总目录

亿万：围剿华尔街大白鲨

华尔街之战：贝尔斯登72小时覆灭记

金融怪杰：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

华尔街投行百年史

华尔街潜规则

亿万：围剿华尔街大白鲨

Black Edge

（美）茜拉·科尔哈特卡（Sheelah Kolhatkar）　著

李必龙　冯浜　张旭　译

ISBN：978-7-111-59682-0

Sheelah Kolhatkar. Black Edge.

Copyright © 2017 by Sheelah Kolhatka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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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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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赞誉

译者序

序言　策反

第1部分

第1章　钱、钱、钱

第2章　史蒂维，为所欲为

第3章　杀手阵容

第2部分

第4章　就像瑞克赌场的博弈

第5章　优势的专有信息

第6章　利益冲突

第7章　营造传奇之事

第3部分

第8章　线人

第9章　国王之死

第10章　奥卡姆剃刀

第11章　永不言败

第12章　“鲸鱼”

第13章　因果报应

第14章　救生筏

第4部分

第15章　正义

第16章　判决

后记

人物表

鸣谢

注释和来源

献给塞特

赞誉

本书是一部精心打造的力作、开创性的报道、精彩绝伦的故事。它对联邦政府如何追捕那个身名显赫的目标，进行了揭示性的内幕描述。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对当今华尔街令人不安的运作模式进行了勾画。

——杰弗里·托宾（Jeffrey Toobin），《纽约时报》畅销书American Heiress作者

本书不仅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而且还是一部令人心醉神迷的读物，非常引人入胜！茜拉·科尔哈特卡拉开了一块帷幕，暴露了隐藏于大量对冲基金公司和部分华尔街传奇财富背后的欺诈、腐败和舞弊。这是一本一经拿起就很难放下的书。

——珍·迈尔（Jane Mayer），《纽约时报》畅销书Dark Money作者

本书波诡云谲、节奏明快，具有惊悚片的主要元素。与此同时，它揭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块黑幕，是一部暴露了我们金融体系深度腐朽的作品。它是我们的必读之物。

——戴维·格兰（David Grann），《纽约时报》畅销书The Lost City of Z作者

本书是关于政府试图对传奇交易员史蒂文·科恩，进行内幕交易指控的现实版惊悚片，还包括他躲避这些指控的细节。茜拉·科尔哈特卡采用深度报道和一流的故事叙述方法，在华尔街的一位最不为人所知和最令人眩晕的角色中，发掘出了一些新的视点。

——贝萨尼·麦克林（Bethany McLEAN），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的合著者

如果本书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话，阅读起来就不会那么回味无穷。本书扮演着多重角色：华尔街入门书、故事情节剧、现代版《白鲸》——这里用的是窃听而非鱼叉。作为《纽约客》的在职作家和前对冲基金分析师，科尔哈特卡娴熟地在本书中有机地融合了大量资料，包括法庭文件和数百次自己所做的访谈。

——詹妮弗·西尼尔（Jennifer Senior），《纽约时报》

很多人不信任华尔街。他们认为它就是一部赚钱机器，只为在那儿工作的人牟利，不屑于实现它所声称的目标：把资金引入企业，帮助它们成长，惠泽社会。对于这样的怀疑论者，史蒂文·科恩提供了超级样本。

——约翰·盖博（John Gapper），《金融时报》

一个卓越的报道壮举！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

本书描述的是政府与科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内容丰富、趣味盎然。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纽约时报书评》

本书基于卓越的报道和科尔哈特卡生动的叙述，辅以结构的跌宕和散文式的简洁。

——《环球邮报》

本书妙笔生花，引人入胜，充满了意外。

——乔·诺赛拉（Joe Nocera），彭博社

尽管它涉及的是很专业的金融和法律主题，并以赛克资本内部用于描述“肮脏”信息的术语命名英文的书名Black Edge，但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简明易懂的……本书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巴伦》

科尔哈特卡比《亿万》的编剧或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人，都更深地了解事件双方的内情（联邦政府一方和科恩一方）。更重要的是，本书清晰地揭示了整个对冲基金行业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它是否还能继续合规地运营？科尔哈特卡已经为一个时代书写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开创性的篇章，而且这个时代还没有结束。

——《国家图书评论》

本书是一部重磅之作……更是一个对尖锐社会的批评，它穿透金融术语和官方文章，准确地映射了腐败透顶的美国的对冲基金——它们吮吸了本应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壮大现有和新兴企业、创造就业，以促进社会增长和福祉提高的巨量资金。

——《温尼伯自由新闻》

本书是司法部调查赛克资本的故事，《纽约客》的在职作家茜拉·科尔哈特卡把它写成了扣人心弦的惊悚片。

——《商业内幕》

本书看起来像一部法律惊悚片，但它为我们展现的却是活生生的事实。它捕捉和定义了华尔街的一个时代，这里唯一重要的是：黑色优势。

——CNBC

如果你喜欢《亿万》这部连续剧的话，我告诉你，这本书描述就是这个剧目所依据的那个真实的对冲基金亿万富翁，以及他赚很多钱的阴暗方式。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会告诉你很多关于金融世界的事情。

——theSkimm

本书值得一读，令人爱不释手。

——Investing.com

这本书写得很好，对雄心勃勃的金融玩家及其动机做了尖锐的刻画，极力推荐对金融、犯罪和政治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本书。

——《图书馆杂志》

科尔哈特卡从FBI和SEC工作人员的角度，以一种流畅的叙事风格，呈现了一个十分吸引人的画面，让读者看到科恩如何将他的交易者逼到极限，即“黑色边缘”，以及他是如何将自己与这个潜在的后果隔绝开的。这个快节奏的、真实的惊悚片将给读者带来眉飞色舞和不解之困。

——《书单杂志》

这是我在很长时间里阅读得最愉悦的书籍之一。你可以在东/西海岸的飞行途中读完它。这里既有精巧的节奏，也有巧妙的组合，无行话俚语之困，但有深度报道和适度调研……我希望所有的书都这么好。总之，这是一本物有所值的书！

——奥姆·马利克（Om Malik）

年度最佳公司犯罪书籍之一。

——《公司犯罪报道》

译者序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部趣味性和知识性并驾齐驱的作品。

从趣味的角度看，这部作品有很浓的侦探小说色彩。本书描述了在两组高智商人群间，进行的那种“猫捉老鼠”式的现代社会的管理断面：窃听、威胁、利诱、策反、跟踪、搜查、逮捕；发展内线、获取信息、交易获利、构筑防线、组织律师、庭辩交锋……

从知识的角度看，有几点值得一提。首先，本书在勾勒一组内幕交易众生相的同时，也给我们素描了一个天才交易员的某些特征，如这类人通常都是牌桌上的高手，他们对数字有很强的敏感性——译者身边也出现过类似人物。所以，可能还得在桥牌高手里去发掘和培养顶级交易员。其次，在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必须对信息进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就像本书的信息分类：“白色优势”“灰色优势”和“黑色优势”——防微杜渐。

此外，本书还能让我们大致了解美国对冲基金的运作生态，尤其是在这种高智商人群中进行的“猫捉老鼠”的过程中，它给我们展示了美国相关法治环境的强大和无奈。

本书的第1章和第2章由张旭翻译，第8章和第9章由冯浜翻译，其余各章均由李必龙翻译，并由李必龙做全部译稿的校对和润色。

李必龙

2017年9月25日

序言　策反

2008年7月的一个晚上，联邦调查局特工B.J.康坐在桌旁，俯首前倾，戴着耳机，听着电话。此时，外面很黑，他还没吃晚饭，肚子饿得咕咕叫。

“拉吉，你最好听我说，”一个女人用温柔的声音说，“请不要这样。”

“好的。”一个男声答道。

“它就要guide down了。” [1] 女人说。B.J.康知道，guide down是一个常见的华尔街术语，意指该公司就要宣布其上期收益将低于预期，这绝对是坏消息；“它”是一家价值8亿美元的互联网公司， [2] 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名叫阿卡迈科技（Akamai Technologies）。“我刚刚接到我那哥们儿的电话。我把他摆平了。” [3]

“我还做空啦，你知道的，对吧？”男子说。

“我想要你在上面，”女人柔声说道，“我们需要相互配合。”但她不是在谈论性事，至少这次不是。他们是在谈钱。“我们来玩一把吧！就做空，每天都如此。”

这个女人是谁？B.J.康问自己。她听起来像个卡通里的密谋者。B.J.康边听边做笔记。此时，他正在联邦调查局的“电讯室”。这是一个位于曼哈顿下城曼哈顿联邦广场26号大厦24楼的房间。它没有窗户，但配置了14台老式戴尔计算机和各种各样的办公家具，沿一面墙，还摆放着一排金属架，装满了格兰诺拉麦片棒、金鱼牌饼干和雀巢Kit Kats巧克力——这些食物都是供每天在那里待几个小时，监控实时电话的特工享用的。

通常，听电话被认为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工作，但B.J.康并不这样看。他认为这只是需要耐心而已；如果你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它最终会带来回报。

几个月前的3月7日，一名联邦法官给予B.J.康一份礼物，批准他监听一位名为拉吉·拉贾拉特南的华尔街巨头的手机。自此，B.J.康实际上就住在了电讯室，为一项内幕交易大案收集证据。他现在可不是在证券犯罪科，只是逮捕那些下三滥的小骗子（他过去两年一直在干的事）。他想拿下一个像拉吉这样的大人物——金融界重量级的角色。

加拿大帆船集团（Galleon Group）是一家管理着7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拉吉·拉贾拉特南50岁，是这家基金的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华尔街甚为引人注目的交易员之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那鹤立鸡群的大块头。拉吉肥胖且爱炫耀，胃口惊人。他酷爱饮食，喜欢花钱，曾邀请70名朋友飞往肯尼亚，做生日野生狩猎之行， [4] 并在比斯坎湾的星岛上为一个超级碗派对 [5] 支付了25万美元巨款。

拉吉与B.J.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自律性很强的韩国移民的孩子，黑发寸头映衬着结实的身板。在拉贾拉特南的生活中，除了闲谈就是交易，他不会放弃任何吹嘘他的特殊交易技能的机会；B.J.康则是一个安静、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会说话。所以，即使是局里最亲密的同事，对他也是知之甚少。

在那次电话的六天之后， [6] B.J.康正在监听之时，阿卡迈科技就向全球宣布，它的下季盈利状况将会令人失望。随之，其股价一夜之间由31.25美元狂跌至23.34美元。做空了875000股的拉吉， [7] 前后只用一周时间，就赚了500多万美元。给他情报提示的那个女人——一个叫丹尼尔·基耶西的交易员，也赚了250万美元。 [8]

B.J.康想知道，就阿卡迈科技将要发生的事情，她是如何获得如此宝贵的情报的，所以，他通过法律程序查阅了她的电话记录。在查阅的过程中，他发现，她在把那个信息泄露给拉吉之前，曾与阿卡迈科技的一位资深高管通过电话。

“你做得太漂亮啦！”后来，当拉贾拉特南打电话来感谢她的时候，大肆夸赞基耶西道，“你的关系运作得太好了！”

基耶西慨叹道：“这是爱情征服之果！” [9]

仅就这个录音带之证，拉贾拉特南就被逮了个正着，明显违法：获取阿卡迈科技的机密内幕信息，并借此进行交易、赚取利润。这里没有任何晦涩的代码或暗示，所有的环节都表现得完美无缺，适于进行刑事诉讼：来电发生于7月24日晚；第二天，拉吉做空了138550股， [10] 赌这只股票的行情将下跌，而且，在7月30日消息公布之前，他一直在持续做空。仅根据这个证据，华尔街最成功的交易员之一就可能奔监狱去了！B.J.康越想越兴奋。如果拉吉和基耶西能够如此肆意公开地做内幕交易，那么，应该还会有其他人也做着同样的勾当。

通常，拉贾拉特南的电话在早上是最忙的，主要是在市场开盘前后，B.J.康都会早点进来侦听。拉吉会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和熟人，到处寻找市场缝隙。与他交换信息的人，多是来自沃顿商学院的前同学（他们现在在世界各地经营着技术公司或对冲基金）。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都在他的薪酬名册里。在B.J.康侦听期间，拉吉在大肆收集尚未披露的有关即将发布的盈利公告和收购要约的信息，并借此买卖股票，攫取数百万美元的非法之利。几个月之后，B.J.康也开始监听拉贾拉特南的那些朋友了。 [11]

随即，他和其他的监听特工对其所听到的内容感到震惊！这是华尔街的正常行为吗？内幕信息就这么容易得到吗？他们已经习惯于在金融业发现腐败，但这种相互勾结是如此的明目张胆，是如此的无法无天，而且，似乎正在向各个方面蔓延。每当他们发现一个内幕交易圈时，它通常会与另一个内幕交易圈有交集，他们又得跟踪一组全新的嫌疑人。这里存在的问题要比拉吉的大，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

随着这些特工的监听和相关电话记录及访谈笔记被研究，一家对冲基金频频出现：赛克资本顾问公司（SAC Capital Advisors） [12] 。B.J.康决定对其进行调查。

B.J.康驾驶着租赁来的中型轿车从停车场驶出，向南开往库比蒂诺；大约40分钟后，车停在一条安静街道旁的一间三居室房子前。此时，南旧金山市那个国宾饭店的标志在头顶前方出现。

他和自己的搭档（默默地坐在旁边）前天晚上花了很多时间演练，以应对当到达目的地敲门时，可能发生的不同情景：如果他们找的人不在家，怎么办？如果他叫他们滚蛋，怎么办？如果他有枪，怎么办？这些好像都不太可能，但他们必须为每一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这是2009年4月1日，太阳落山之时。B.J.康和另一位特工，被称为“僚机”的汤姆·祖卡卡斯，从这辆车里出来，大步走向门前通道。敲门后，出来的是一个黑发男子。

“阿里·法尔？” [13] B.J.康问道。那男子点点头，一脸茫然。B.J.康把手伸进夹克，拿出自己的特工徽章，递到他面前。“我叫B.J.康，联邦调查局的。我们来这里是想和你谈谈内幕交易的事。”

他停顿了一两秒，给对方一个反应时间。

B.J.康进一步解释说，阿里·法尔所做的一些事情，使他陷入了麻烦，但可能会有解决办法；他们可以互相帮助。阿里·法尔的妻子、两个女儿、母亲和岳母都蜷缩在后面， [14] 满脸惊恐。“我们知道你曾在帆船集团为拉吉·拉贾拉特南工作过，而且，你还一直在做内幕交易，”B.J.康说道，“我们有你的通话录音。”

通话录音？

B.J.康随后播放了一段录音，其中可以听到阿里·法尔向拉吉·拉贾拉特南提供有关半导体公司的内幕信息。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阿里·法尔默不作声。

2008年，阿里·法尔离开了帆船集团，与朋友C.B.李（众人称之为“C.B.”）开办了自己的对冲基金。C.B.李曾是工作于赛克资本的技术分析师。 [15] B.J.康希望借助于阿里·法尔和C.B.李接近赛克资本，这家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

B.J.康对该基金及其神秘创始人史蒂文·科恩的了解日益增多，而且，从华尔街其他交易员那儿听说，科恩在所有的交易中都“永远站在正确的一边”——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业内人士都不明白科恩怎么能持续地赚这么多钱；他的竞争对手都很嫉妒，而且，也很怀疑。

阿里·法尔和C.B.李利用在帆船集团和赛克资本练就的技能，将自己的基金（Spherix Capital）推销给了潜在投资者。当然，部分原因是他们宣扬自己有接近技术公司高管的通路，并能利用那些关系，获得有价值的信息。B.J.康很清楚这些套路的玩法。

他总爱说，他知道不同对冲基金的区别：“肮脏的重量级对冲基金”“无须为其浪费时间的肮脏的对冲基金”“非重量级对冲基金”。他曾与联邦调查局的同事们争辩道，他们应该将调查推广到拉贾拉特南和帆船集团以外的、更大和更有势力的猎物，如科恩。

B.J.康认为，关系良多，似乎能直接从公司员工那儿获取内幕信息的阿里·法尔和C.B.李只是这个群体的第一梯队，但也值得去追究。但对于B.J.康来说，他们同时也是猎捕他们身后那些大盗的通路。B.J.康所要做的就是说服他们悔过自新。

B.J.康确信，阿里·法尔很适合成为联邦调查局潜在的合作伙伴。他似乎是一个好人，想为自己的家庭尽其所能。

“你真的想让你的孩子经历这种灾难吗？”B.J.康问道。

他告诉阿里·法尔，要认真考虑他的建议，因为这是他能得到的最好结果——肯定比进监狱更好。如果他执迷不悟，下次联邦特工再出现在他房前时，那就是逮捕他了。“别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在离开之前，B.J.康加了一句，“我们会看着你，如果你仍然继续图谋不轨，我们会知道的。”随后，两位特工开车离去。

那天晚上，阿里·法尔很苦恼，无法入睡。尽管B.J.康给了他警告，但阿里·法尔还是打电话给他的合作伙伴 [16] C.B.李。对方应答的是语音信箱。“联邦调查局的人刚刚来我家了。”阿里·法尔说完，立马就挂了电话。

对联邦调查局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调查和窃听的消息绝对不能泄露给对冲基金界。为遏制泄露之险，B.J.康不得不尽快与C.B.李谈。C.B.李和其母亲的住地离阿里·法尔家只有20分钟车程，两天后，B.J.康去拜访了他。C.B.李刚开门，B.J.康就告诉他，自己知道他一直在Spherix Capital做内幕交易。

起初，C.B.李拒绝回答联邦特工的任何问题。但在谈话结束时，B.J.康却很自信，觉得C.B.李会合作。

B.J.康对他说：“我们要互相帮助，我们相信，你会做正确的事情。”

在史蒂文·科恩赛克资本的办公室，电话响了。这是C.B.李的来电。他和科恩有一段时间没有通话了。

“嗨，史蒂文，我们不得不关闭我们的基金。”C.B.李告诉科恩，并试图使自己的声音平静如常。他解释说，他和阿里·法尔没法相处，因为他们无法就利润分享问题达成一致。“我很想再次为你工作。”C.B.李说。

C.B.李设法让科恩回忆起几年前他为其工作时，他们一起所挣到的那些钱。C.B.李建议安排他作为科恩的顾问；如果C.B.李提供了有益的信息，所获利润就平分。他列举了几家相关的技术公司，并夸耀他能获得所有这些公司的内部机密数字。

“我认识一些人，” [17] C.B.李说，“我认识英伟达（Nvidia）销售部和财务部的人，他们能够让我随时了解季度收益情况，而且，我还在台湾半导体业有联系人，他会给我提供有关晶片方面的数据。”

科恩很感兴趣。在2004年离开赛克资本之前，C.B.李曾经一直是他业绩最好的分析师之一，是一个能指望带来赚钱思路的人。C.B.李的研究非常好，以致科恩和他的一个投资组合经理曾经为此发生过冲突。但科恩十分老到，谨小慎微。

“我不想在手机上深谈。”他说。

科恩对此兴趣不小，他让招聘主管叫C.B.李过来，和他谈回赛克资本工作的相关事宜。随后，这两个人谈了好几次。

几周后，科恩向他的一名研究交易员提到他正在考虑重新聘请C.B.李的打算。这位交易员耸了耸肩，但他没说什么。他有一位朋友在帆船集团，为拉贾拉特南的基金工作，他此前刚刚听这位朋友谈到了一些关于C.B.李的八卦，说联邦特工最近拜访了C.B.李和阿里·法尔的对冲基金。“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三天前曼哈顿举行的集体晚餐上，那位帆船集团的交易员说起过，“有点怪怪的！”

第二天早上，这位研究交易员鼓起他所有的勇气，俯身贴近了科恩。他不知道他那反复无常的老板，会对他的所言做出什么反应。他说：“这可能完全没有根据，但是有一个传言说，联邦机构的人去过C.B.李的办公室。你最好仔细了解一下。”

“你是说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科恩说。

“不，”这位交易员回答，“是联邦调查局。”

科恩随即抓起电话，拨了他一个朋友的号码——一名前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与C.B.李的关系很近。“我听说C.B.李可能在和联邦机构合作，”科恩对他说道，“我们听说他携有窃听装置。” [18] 这听起来好像是联邦机构正在调查对冲基金业，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小心。”

这场调查有别于华尔街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它是一场长达10多年的多政府机构着力打击内幕交易的浩大行动，几乎完全集中在对冲基金上。它始于拉吉·拉贾拉特南和帆船集团，并迅速扩大到数十家公司的企业高管、律师、科学家、交易员和分析师。这次行动的最终目标是史蒂文·科恩——赛克资本（可能是该行业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的亿万富翁创始人。

1992年，在科恩开创赛克资本时，一般人几乎不知道对冲基金是什么。大多数像他开办的这种小型的不正规基金，都是由性情古怪的交易员创办的，而且，他们的赚钱野心甚至是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都无法满足的。他们对企业文化没有耐心，没有兴趣每年就他们的奖金进行谈判。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穿着牛仔裤和拖鞋来上班的那类人。他们对大银行和经纪公司的厌恶源自他们的极度傲慢。

对冲基金被认为有如下特点：一项小型的精品金融服务，是富人投资多样化的工具，能产生稳定且适度的收益，并远离股市波动。它们背后的思路很简单：基金经理找出最好的公司并买入其股票，同时，卖空不太可能做得好的公司的股票。

做空是押注股票下跌的预期，这种做法为资深投资者开辟了新的投资机会。这个过程包括借入股票（支付费用），在市场上出售，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再以较低的价格购买这种股票，并用它们偿还原来所借的股票。

在好的市场中，大多数股票上涨时，多头收益可以抵消空头损失；在不好的市场里，空头赚钱，帮助抵消多头亏损。同时，做多某些股票和做空其他一些股票，意味着你的头寸被“对冲”。除股票外，这种做法也可应用于世界任何市场上的其他金融工具，诸如债券、期权和期货等。

如果证券持续上涨，空头头寸的损失可能就是无限的，因此，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一种高风险行为。许多对冲基金使用杠杆或借款运作，外加在全球不同市场上采用不同做法进行交易，导致监管机构规定只有最成熟的投资者才能做这种投资。

对冲基金被允许以几乎任何方式赚钱，并随意收费，当然，前提是只要它们将投资者限制在富人身上，这是因为至少在理论上，这些人有能力承担他们所投资金的损失。

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对冲基金在华尔街是无足轻重的，但到了21世纪前10年中期，它们就已经攀至行业的中心位置。有些对冲基金开始每年赚取巨额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冲基金已经与其名称所示的那种谨慎投资策略没有了任何关系，相反，它们本质上成了一种为所欲为的投资公司。

虽然它们以利用杠杆和敢冒风险而闻名于世，但大多数对冲基金的定义属性是经营它们的人所募集起来的巨额资金：他们的收费极为昂贵，通常是每年按资产额收取2%的“管理费”，每期资金按利润的20%收取“业绩费”。

在为其投资者获得任何利益之前， [19] 一个2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经理，将会为维持这个基金的运转而收取4000万美元的管理费。截至2007年，像保罗·琼斯和肯·格里芬 [20] 这样的对冲基金创始人，都各自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池，为自己建造了2万平方英尺 [1] 宫殿般的住宅，坐着50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旅行！

对某种交易员来说，在对冲基金工作有一种解放之感，它有机会测试一个人博弈市场的技能，并使他在这个过程中变得富有。以致后来，对冲基金的工作成了金融界最令人垂涎的岗位。它们可能带来的巨大财富使华尔街传统的职业 [21] （在贝尔斯登或摩根士丹利等成熟投行的层级攀爬）黯然失色。在2006年，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5400万美元的薪酬，引来了不少愤怒之声，但也是这一年，25名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人 [22] 中，报酬最低的那位的收入是2.4亿美元！前三名每人的年收入都超过了10亿美元。科恩当年是第五名，为9亿美元。

到2015年，对冲基金在全球控制了近3万亿美元的资产， [23] 是21世纪初财富极端不平衡背后的一个驱动力。

这些对冲基金大亨既没修铁路，也没建工厂，更没发明救命药品或技术。他们通过市场投机，赌市场走势，以求胜多败少，甚至有时可以赚取数十亿美元的丰厚回报。他们不仅获得极端的个人财富，而且，在整个社会的政治、教育、艺术、职业运动（他们选择的所需关注力和资源走向）等方面，都获得了可怕的影响力。

他们管理着大量的养老金和捐赠基金，对市场影响很大，以致上市公司的CEO们都不得不看他们的眼色，被迫专注于其股票的短期表现，以便让对冲基金的合伙人高兴。多数对冲基金的交易员并不认为自己是那些被投公司的“所有者”，甚至不认为是它们的长期投资者。他们的兴趣是买入，赚利润，然后售出。

如果要为对冲基金的兴起及其改变华尔街的方式，找一个标志性人物，那就非史蒂文·科恩莫属！他是一个神秘人物，甚至对他自己的行业来说，也是如此！但他20年来保持每年平均30%的收益率，的确是个传奇！

他特别引人关注的是，他的业绩表现并不基于任何众所周知的投资策略（不像其他著名投资人，如乔治·索罗斯或保罗·托多·琼斯），他不以押注全球经济趋势或预测住房市场的衰落而著名。

科恩对市场如何变动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而且，他进入这个行业正逢其时，这个阶段的社会正在大幅地调整自己，好像给予这种超级技能以相应的奖励。史蒂文的典型做法是：快速地买卖股票，一天之内就有数十次交易！

年轻的交易员都渴望为他工作，富有的投资者都极力把钱放在他的手中。到2012年，赛克资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投资基金之一，管理着15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在华尔街，“史蒂文”（这是众人所熟知的科恩的名字），就像一个神！

这种成为富翁的新方式迅速传播开来，成千上万的新对冲基金开业，都雇用了极具侵略性的交易员，到处寻求可以盈利的投资机会。竞争变得日益激烈，需要挣取的金钱激增；为了获得市场优势，在对冲基金交易员的使用上，也开始无所不用其极，招聘科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医生。

对冲基金铺设了靠近证券交易所的电缆，以便自己的交易可以以纳秒的速度更快地执行，并且，雇用工程师和程序员，使它们的计算机和五角大楼的计算机一样强大。它们花钱请“足球妈妈”在沃尔玛购物，向它们汇报销售情况。它们研究停车场的卫星图像，甚至请CEO去赴奢侈的晚宴，极力挖掘所需信息。

它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很清楚，要想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打败市场，是多么的困难！所以，对冲基金总是试图找到交易员称之为“优势”的信息，因为这会使它们具有其他投资者所没有的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优势的不断追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撞线，然后，被迫越线：提前窃取一家公司即将发布的利润数据；尽早得到一个芯片制造商将在下周获得收购要约的消息；早日看到一家公司药物试验的结果。这种专有的、非公开的，但肯定能引起市场变动的信息，在华尔街被称为“黑色优势”，这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通常，基于这种信息的交易也是非法的。 [24]

当一个交易员被问及他是否知道还有没有并未涉及内幕信息的基金时，他会说：“不，没有，否则，它们早就无法生存了。”

在这种情况下，黑色优势就如同精英级的自行车赛车手吸食的兴奋剂，或棒球圈里使用的类固醇。一旦顶尖的自行车运动员和本垒打球手开始这样做，你或者与他们为伍，有样学样，或者提前败北！

就像自行车赛车和棒球运动所经历的一样，对华尔街的清算时刻终于来了！

200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检察署联合宣布，它们将调查“黑色优势”现象，而且，不久之后，它们的调查搜索结果就把它们引向了科恩。无论这个圈里的人折腾到什么程度，但大家都很清楚：他显然是那位贼中之王！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侦探故事，发生于商务别墅的密室和华尔街的交易大厅。它描述了联邦特工，跟踪线索、实施窃听、策反证人、逐层追溯，直至擒到贼王的故事；它描述了一群理想主义的检察官，智斗那些年收入为自己25倍的油嘴滑舌的辩护律师的故事。

它再现了那些年轻交易员，用锤子砸碎硬盘、粉碎文件，设法使其亲密的朋友，免于牢狱之灾的真实景象。与此同时，它还展现了像赛克资本这种对冲基金经过精心组织，让顶级大佬免受底层雇员问题交易影响的剧情。

本书也是有关史蒂文·科恩的故事，讲述了他如何经过眼花缭乱的运作，攀至华尔街的塔尖，以及他为了能够继续待在这个塔尖上，进行的疯狂而徒劳的困兽之斗！

[1] 1平方英尺=0.092903平方米。

第1部分

第1章　钱、钱、钱

在华尔街寻找工作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那些被送到正确的预科学校并考入常春藤盟校的富二代，而且，从他们交易的第一天开始，就似乎注定要在华尔街终其一生。他们的日子过得轻松自如，也知道他们将很快会在公园大道上拥有自己的公寓，在汉普顿拥有自己的度假别墅。这种心态来自高雅的学校教育、儿时的网球课程，以及清楚男人应该何时穿泡泡纱（seersucker）衣服的品味。

第二类会让人想起生存能力和生存斗志这些词。他们可能已经看着父亲为了养家糊口而艰辛奋斗，或在销售或保险领域没日没夜地奔波，或在含辛茹苦地经营着一家小企业，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这些会对他们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类人在孩提时，可能被捉弄过，或在高中时，被女生拒绝过。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怨恨且要证明自己，或是因为他们憋着发财致富的野心，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几乎没有任何靠山，但有不惜一切的决心和意志，包括超越那些自负的富家子弟的渴望。有时，这类人的动力是如此之强烈，几乎就像火山喷薄欲出的岩浆。

史蒂文·科恩就是第二类人。

1978年1月的一天上午，当科恩去工作单位报到之时，他看起来就像即将开始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其他21岁年轻人一样。

他能听到交易厅里不停的吼叫声，数十名年轻人在电话里喋喋不休，试图从另一端的人那哄骗出钱来。办公室里激情飞扬，就像秋日森林中摇晃的参天橡树，金钱之叶似倾盆之雨狂飙。对科恩来说，真有宾至如归之感，他要义无反顾地扎进去。

格兰特尔是一家小型证券经纪公司，位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拐角处，曼哈顿下城阴沉的钢筋水泥的峡谷之中。

自1880年成立以来，格兰特尔经历了麦金利总统遇刺，1929年大萧条，油价飙升和经济衰退，但它幸存了下来。 [1] 它的主要生存手段是收购其他微小的，主要是犹太人的公司，并设法使公司规模保持得足够小，不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格兰特尔办事处的经纪人，极力地向牙医、水暖工和退休人员兜售股票。当科恩到来时，该公司刚刚开始进入了一个更激进的、被称之为自营交易的领域，试图通过投资公司自己的资金来获利。

对于像科恩这样一个来自长岛的渴望成功的犹太孩子，华尔街并没有发出盛情邀请。所以，即使是刚从大名鼎鼎的沃顿商学院出来，但科恩仍然不得不使出浑身的解数，才能勉强挤进去。格兰特尔并不是一家受业界尊重的公司，但科恩并不在意声望。他关心的是钱，他想赚很多钱，暴富于世！

碰巧，科恩的童年朋友罗纳德·艾泽尔最近刚刚得到了负责运营格兰特尔期权部门的岗位，正在到处寻找助手。

艾泽尔比科恩大10岁，数学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他现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投资公司的资金。在科恩报到的第一天，艾泽尔指着一把椅子，告诉他的新雇员坐在那里，让他想清楚自己做什么合适。科恩很快就埋头于科特龙屏幕前，沉醉于数字滴答作响的节奏中。

股票市场精炼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原则，而且还是艾泽尔已经弄清楚如何利用的那个：投资的风险越大，投资的收益就越大。如果有消息可能会引发股票暴跌，那么，投资者为了自己可能遭遇的潜在的损失，会预期更大的收益。预期很确定的事情，像市政债券，通常回报很小。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这是投资的核心特征之一。不过，艾泽尔在这种投资机制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漏洞：有时，两个因素会失去它们之间原有的同步性。这就是当时股票期权在市场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

当时的期权市场交易量要远低于正常股票的交易量，而且在许多方面更有吸引力。实际上，期权是允许一个人在未来的特定日期之前以固定价格买入或卖出股票的合约。“看跌期权”代表出售股票的权利，即如果股价下跌，投资者将会有所收益，因为他能够以协商好的更高的价格出售相关股份。“看涨期权”则相反，它授予持有人在到期日或之前以特定价格购买特定股票的权利；如果股票上涨，该权利所有者将受益，因为期权合约允许他以比公开市场上更低的价格购买相关的股票，产生即时利润。此外，投资者有时也会利用股票期权，作为对冲他们已有股票头寸的手段。

在格兰特尔，艾泽尔已经实施了一个名为“期权套利”的策略或做法。 [2] 这种做法有一个精确的数学关系，确定期权价格应该如何根据相关股票的价格而改变。理论上，在完美的市场里，看跌期权的价格、看涨期权的价格以及股票交易的价格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期权当时是新的金融产品，而且，彼时市场之间的沟通有时相当缓慢，所以，这个方程等式偶尔也会失衡，造成不同价格之间的不匹配或失衡。此时，聪明的交易员就可以通过在一个交易所买卖期权，在另一个交易所买卖相关的股票，吃到相关的差额。

就理论而言，这种交易做法几乎没有什么风险。这里不涉及借贷资金，所需的资金相对较少，大多数头寸都可以在一个交易日结束前就平掉，这意味着你不用担心一夜之间出现的那种使市场暴跌的事件。随着技术的进步，相关的做法可能会过时，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就像在葡萄藤上采摘现金一样容易，格兰特尔的交易员也因此收获了丰富的利润。那时，艾泽尔及其交易员整天都在将股票价格与期权市场的估值之间进行比较，只要发现不一致，就会立即进行套利交易。

“如果在纽约证券交易所，IBM的交易价是100美元，”20世纪80年代早期担任艾泽尔文员的海伦·克拉克说，“在芝加哥交易所，相当于100美元交易价的IBM股票的期权交易价为99美元，那么，你就可以到芝加哥买这种期权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卖出。”如果这个差价存续时间足够长，你累积的价差额就会相当可观。

在没有计算机电子表格的便利时，交易员不得不用大脑来追踪相关的一切。就此艾泽尔建立了一个系统，只需交易员付出一点思考即可。艾泽尔喜欢说，你无须具备精算能力，你只需遵循相关的公式就行。的确，这种做法很乏味，一个训练有素的猴子都能胜任。

在科恩工作的第一天，他看到艾泽尔正与一名交易助理一起，快速搜索基于0.25美元或0.50美元的套利机会——通过其傻瓜期权方案确定的。在他们运作的间歇期间，科恩盯着市场行情屏幕。不一会儿，他大声叫道，他盯上了美国广播公司的股票。他说：“我认为明天它会高开。”即使只是一只刚刚正式踏入这个领域的菜鸟，科恩也对自己作为交易员的能力充满信心。

艾泽尔窃笑起来。“好的，”他说，心中有些好奇，想看看这个有着浓密棕色头发和戴着眼镜的新人的所言是否靠谱，“行啊，那就做一单吧。”

科恩当天下午就赚了4000美元，第二天又赚了4000美元；在1978年，这可是一笔不错的利润！看到价格像正弦波一样上下震荡，择时下注、承担风险、清盘获利，他的身体也随着肾上腺素的激增而澎湃激荡。科恩被迷住了。无须多言，证券交易就是他想做的工作。

艾泽尔惊呆了！一个如此缺乏经验的人，一个甚至连衬衣都懒得熨的人，怎么会这么擅长预测股票的涨跌呢？

“我知道，他会在一周内就出名，”艾泽尔说，“我从没见过具有这种天赋的人才。他只需盯着看行情就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长岛大颈镇的一座四卧室的错层式住宅里，一个小男孩在卧室的窗户旁，等待着轧过沥青路面的轮胎声响起。那辆凯迪拉克一停在屋外，他就飞奔下楼。和往常一样，每当祖父母到达时，科恩总想在其兄弟姐妹之前，最先赶到门口。

沃尔特和玛德琳·迈尔是史蒂文·科恩的外祖父母；他们当时在做遗赠资金的投资组合，这也是他们部分生计的来源。两位老人每月都来看望他们的孙子一次或两次。他们在曼哈顿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那里有高档餐厅和百老汇表演。对史蒂文来说，他们代表着安逸、丰足和兴奋。在史蒂文的成长过程中，他们的来访是他一周里最幸福的时光。他们总是在谈论钱，科恩会仔细聆听，吮吸有益之处：一旦你有钱，银行就会付利息，而且，还可用来投资，使它增值；投资者几乎无须劳作，是人们羡慕和嫉妒的对象。祖父母所享受的自由舒适与科恩父母所过的紧巴和平庸的日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晚，当其父亲下班进门后，科恩就会从他手里抢过当日的《纽约邮报》，然后，就像他外祖父一样，仔细地研读上面的股票价格表。 [3]

科恩出生于1956年的夏天，是杰克和帕特里夏·科恩八个孩子中的老三。大颈镇距离纽约市20英里 [1] ，是一个住满富人的郊区飞地，住户都是有进取心的犹太裔专业人士，都期望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成绩优异，继续深造并最终成为医生和牙医。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于1922年定居于此，该地也成为《伟大的盖茨比》创作的部分灵感之源； [4] 故事的背景场地是位于长岛海峡大颈镇最北端国王角虚构的豪宅“西卵”。许多大颈镇家庭的父亲都独自生活在长岛和曼哈顿，相应地平添了很多次饮酒、长途火车通勤，延长了离家在外的时间。这里有犹太教堂、不错的学校和宏大的庄园。file:///C:/Users/admin/Desktop/11111

在大颈镇，科恩家的财务状况处于这个区域谱系的低端，史蒂文从小就意识到这一点。在曼哈顿的时装区仍然生产服装的时候，科恩的父亲杰克每天早晨乘火车，到他在曼哈顿其中的一个样板间；他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名为“米勒娃时装”的企业，为诸如梅西百货（Macy’s）和杰西-潘尼（JC Penney）等连锁店提供20美元价位的女装。

科恩的母亲帕特里夏是一名个体钢琴老师。她在当地的免费分类广告报纸上登广告，招揽客户（大都是邻里的孩子），只教《你好，多莉》这类流行音乐，不碰贝多芬或勃拉姆斯。她是一个苛刻的、不妥协的女人，主宰着自己的家庭；她有着锋利的幽默感，并定期修理自己的丈夫：“杰基，你应该在他们打你之前，打他们。”

金钱是科恩一家持续不断的压力之源。科恩的父母公开表达他们希望尽快从外祖父母那里得到遗产，他们计划借此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在很小的时候，科恩就显示出自己是一个颇有天赋的运动员——棒球的掷球手、篮球的控卫。但父母没办法帮他充分发掘自己的运动潜力，没有多少钱可用于私人教练课程，也没有太多时间驾车带他去参加比赛。初中时，学校的足球教练会在缅因州的一个湖畔举办夏令营，有几个邻居的孩子去过。科恩参加了1968年的那届，并非常喜欢它。这种营地不仅是一个迷人的世界，还是一个极好的均衡项目：所有的孩子都穿同样的T恤衫，都睡在松木小屋，每个人都平起平坐；周遭没有为账单而争吵的父母，没人告诉孩子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不过，自那个夏天之后，史蒂文的父母再也没有送他去过；他的同学都认为，这都是因为其父母无力支付所需费用。

尽管如此，史蒂文还是得到了宠爱。他祖母将他视为八位兄弟姐妹中最聪明的一位，并将他称为“铅笔盒里最尖锐的那只铅笔”。这使他很有自豪感。他没花费太多时间，就在学校取得了优异成绩。科恩的哥哥加里记得，母亲有次为史蒂文准备了牛排，其余的孩子却只有热狗。“我曾经抱怨，”他回忆说，“但我母亲却说，你弟弟史蒂文有一天会反哺我们。”

在高中时，科恩发现了一个引发他真正激情的课外活动：玩扑克。“我们中的一群人，开始在对方的家里玩纸牌，最初是一整天，然后是一整夜，”科恩回忆说，“随后，就开始赌了，25美分、50美分。最后，我们玩到了一张替换牌，10美元、20美元；若到第10级，你可以在一晚上赢下1000美元！”

所有这些玩牌的经历帮助科恩学到了有关资本的重要一课。有些赚钱方式很辛苦，比如在博海客超市做货架的补货工，一小时赚1.85美元（他在某个夏天做了一个暑假）。同时，也有更容易的赚钱方式，比如在牌桌上打败牌友，这是他觉得很愉悦的方式。

通常，科恩会在一大早，带着大把的现金匆匆地赶回家， [5] 确保能及时把父亲的车钥匙还给他，好让父亲早上开车赶去上班。当时看着自己的父亲每天早上都驱车去上班，科恩心想：这种工作不适合我。

科恩被沃顿商学院录取，父母欣喜若狂。他们从杰克父母那儿继承了一些钱，使他们摆脱了学生贷款的负担，但史蒂文仍要靠打工挣钱，以资买书和外出之用。一到沃顿商学院，他就注意到停车场挤满了同学的宝马和梅赛德斯。科恩在此所处的环境是：周围大多数人都来自比他富裕的家庭，他被最精英的社交圈拒之门外。兄弟会成了他生活的中心。

沃顿商学院的文化 [6] 是受金钱崇拜所驱使的。科恩参加的兄弟会叫泽塔头（或ZBT），是校园里两个犹太兄弟会中较富的一个。它的昵称是“兆亿亿”。科恩大部分时间都在泽塔头的活动室度过；这个活动室被改造成了一个赌窝，通常都是桌子旁围着十几个人，桌子中央坐着科恩，他在烟雾缭绕和啤酒瓶的叮当声中，全神贯注地主导着赌博游戏。他是五六名核心年轻人中的一员，始终主宰着这个赌桌，而那些失败者则轮流使用额外的席位。

1976年的一个晚上，他的一个同班同学坐在他的对面，紧张得汗流浃背。科恩开着玩笑，露着呲牙的笑脸。他俨然成了一名“耍蛇者”，专门让他的同学亏钱。科恩长得不酷，没有女生关注他，但他赢得了学校里那些具有信托基金的孩子的尊重。这些玩法的赌注已经达到了数百美元；一位科恩的对手（偶尔的玩家），发现在这种大学生的游戏里，自己还算是有点儿钱的。结果，科恩的这位同学苦不堪言，屡战屡败。在那个学期，科恩从这位同学那儿赢了几千美元；每当输钱时，这位同学都会发誓不能再输了！

许多兄弟会的兄弟熬夜、吃迷幻药，或喝啤酒，但科恩还会照样早起读《华尔街日报》。他会仔细追踪股市变化情况，认为上学本身是在浪费时间。一天，在统计考试，课堂上的其他人都在设法完成考卷，科恩在自己做完之前，就起身出门，去查看他的股票收盘价。与那些说着同样语言，读过同样书籍的预科学校的孩子相比，他认为自己在学业上没有打败他们的机会。 [7] 智胜是他的出路。

在各课之间，科恩会去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的证券交易所，穿着T恤衫徜徉于它们的交易大厅；有时还会走近交易员，给他们拽一句心烦的话：“嘿，你的价差没了。”他甚至逃课去参观美林证券在费城的办公场地，在那里可以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行情。

“我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看， [8] 耳朵听着纸带嗒嗒的穿孔声，”他说，“你会看到股票的波动，比如说，50……50……50……然后，它可能会冒出一个上升或下降的行情信息。你可以看到交易的发生，眼瞅着它慢慢地发生。不久，我发现我很擅长猜测这些数字的走向。”

在自己的周围，科恩看到的那些人并没有他所具有的天赋。他觉得自己未来成功的钥匙就蕴藏在那行情纸带的嗒嗒声里。

伊莱恩是一家以橡木板作为内饰的餐厅，通常烟雾会弥漫的它，吸引不少上东区的艺术家和戏剧界人物。一天，科恩在这家餐厅的酒吧，悠闲地喝着饮料；不巧，这天是他的生日，但他独自一人。他没有什么朋友。此时，外面的街道正下着的倾盆大雨。

这是1979年6月，在格兰特尔交易厅忙碌了一天的科恩，疲惫不堪。在交易厅里，周边的人整天都在尖叫“史蒂维！”听到这个昵称时，他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实际上，艾泽尔是采用“史蒂维”这个昵称来区分史蒂文·科恩与史蒂文·金斯伯格；后者是肯尼·金斯伯格的哥哥、科恩高中最好的朋友。他刚刚开始与他们合作。艾泽尔的小经营单位成了格兰特尔的重要利润中心；格兰特尔首席执行官 [9] 霍华德·西尔弗曼也给予了他们很多自由，而且，霍华德十分佩服科恩。西尔弗曼喜爱驾驶跑车， [10] 傲慢自大，但喜欢价值观相同人。他看出科恩急于表现自己，他希望周边的人都能像他这样。

在过去一年中，科恩在格兰特尔做的赚钱交易越来越多，但从社交的角度，他仍感不满，失望于自己没被人们认可。他没有什么朋友。一天，伊莱恩餐厅人头攒动，科恩环顾四周，感叹自己已经23岁了，仍然孤身一人！此时，有一个人骤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一个女人这时刚刚走了进来，浑身湿透，身穿一件白色的吊带背心和一条粘在双腿的丝绸裙。科恩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那个女人一边焦急地环顾四周，一边捋顺自己的湿发。她约了一个女友吃饭，但遭遇了曼哈顿的暴雨。此刻，街上很难找到出租车，所以，她的朋友迟到了。她坐在酒吧的高脚椅上，看着门口，尽量把眼光放低，躲避从餐厅各处那些男士扫过来的目光（这是她在纽约市这种地方自然而然地养成的生存之道）。有一瞬，她注意到科恩正盯着自己，她调整了自身角度，面朝另一方向。看了几分钟后，科恩才壮起胆子接近她。

“你好。”他说道，很尴尬地侧着身。他甚至还试着微笑。

“你好。”她说，疑惑地看着他。这个家伙是何方神圣？她内心琢磨着。

她的名字叫帕特里夏·芬克。她一般绝不会与科恩这种一副既保守又呆板的公司做派的人交往。她在曼哈顿的一个艺术家庭中长大，从小就对郊区有一种不屑的心态。若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她完全不会理他。此时，他那皱巴巴的衬衫和俗气的鞋子似乎表明，这小子应该不会有什么恶意，而且，他似乎被她所迷倒。实际上，在女性的眼里，科恩的吸引力可能存在于他那易受伤害的气质里。

首先，为了给帕特里夏留下印象，他叨唠了一些自己的往事：作为一个孩子，他是如何将其成人礼上所得到的红包钱投到股市的；他在格兰特尔的老板是如何对他风险较大的交易感到不满的，以及他工作中的同事是怎样觉得他太自傲了。“他们认为我就是个牛仔。”他说。这段时间，帕特里夏的视线总是从他的肩上掠过，焦急地查看她的朋友到了没有。但最终的结果是，她还是背弃了自己更好的直觉，陷了进来。她和科恩最终竟然谈了好几个小时。 [11]

在那晚离开之前，科恩说服帕特里夏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他花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追求她，每天打三次电话，要求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一直在约会。但帕特里夏的一些朋友不明白，她为何要与科恩这种人在一起；他们视后者为来自长岛的纸醉金迷的浅薄猪头。但帕特里夏是在一个缺钱的家庭长大的，甚至高中都没毕业。她十分清楚，为支付所有生活费用而发愁是什么滋味。她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并在西村租了一个廉价公寓。她的日子过得不幸福。不可否认，科恩对财富的追求是吸引她的原因之一。她对股市一无所知，但这是科恩喋喋不休的话题，他不断地吹嘘他计划要赚多少钱。他说他会照顾她。

对科恩来说，他的生活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他住在一个单卧室的公寓，而且大多数灯泡都被烧坏了。他的多数业余时间都是在孤独中度过。他想要一个妻子。此时，帕特里夏占据了他的情感空间，不久，他开始向她求婚。最终，帕特里夏点头同意了。

他们告诉各自的父母，他们已经私奔了。但事实上，他们在曼哈顿中部一个安静社区，找了一个小型的一神论教堂，举行了一个只有两位客人参加的小型婚礼； [12] 他们一位是帕特里夏的伴娘、一位是科恩的伴郎。不久之后的198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杰西卡·科恩诞生。科恩最终有了自己的家。

“拿起你的手机！”罗恩·艾泽尔大叫。

在格兰特尔的交易厅，这是一个典型的上午场景：艾泽尔的交易员都在敲打着自己的键盘；当一个电话响起之时，每个人通常都会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看看谁会不胜其烦，被迫接起这个电话。

其中一位满桌都是交易单据的助理交易员，正在填写交易单据；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周边没有闲着的电话。“不是我的电话！”他大叫。

电话还在不停地响着！

正在做交易的科恩，不胜其烦，把自己的电话机从墙上猛地拽了下来，摔在了那位助理交易员的桌子上。“你不是没有电话吗？这就是你的电话！”瞬间之内，他们都“嚯”地站了起来，相距咫尺，怒目相对。

“你以为你在做什么？”

“你就是狗屎一个！”

但几分钟后，大家又恢复了平静，再次成了朋友。

几乎天天如此！艾泽尔的工作就是制造和把控紧张气氛，使自己的交易员能保持高效和忙碌的状态。在这个团队里，艾泽尔将道琼斯指数的股票分成两个部分，把波动最大的股票（如IBM、伊士曼柯达和霍尼韦尔）留给自己。其他的分配规则是：如果某只股票无人定期交易，那么，任何交易员都可以拿来做，直到成为他的专做股票为止。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尊重这种分配原则，但科恩例外。

一天，一位交易员来找艾泽尔，抱怨梅萨石油（他经手的股票之一）的问题。梅萨石油是一只不稳定的股票，大幅的波动创造了很多赚钱机会，这意味着其他人也想交易它。交易员抱怨说：“每次我准备交易这只股票时，史蒂文都抢在了我的前面。梅萨石油是我最好的股票，他让我没法做了！”

艾泽尔找科恩谈话。“史蒂文，你赚了这么多钱，这些家伙没挣什么钱，”他说，“你真的需要做梅萨石油吗？”

“洋基队会叫米奇·曼特打第八棒吗？”科恩反击道。艾泽尔耸耸肩，很难继续辩说。科恩是一个赚钱如此之多的家伙，所有的规则对他都不管用！

艾泽尔通过与公司谈判，可保留其团队所赚利润的50%，以致他们每月的利润总额达数百万美元之多。为容纳所有新雇的交易员，他们搬进了一个更大的，靠近格兰特尔交易厅的办公区。他们许多人来自迈克尔·米尔肯的德崇证券（它因培养激进的交易员而闻名业界），但即便是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火爆脾气的人不成比例地搅在一起，还是冲突不断。

不过，对于科恩和艾泽尔的其他员工来说，他们却是在一个绝佳的机会窗口，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对华尔街及其交易员和掠夺者来说，罗纳德·里根的亲商政策就如同给他们绑上了一架喷气式飞机。各种管制放松，公司可以借钱收购竞争对手。股市由此开始了历史上最长的一轮上涨期。此时，并购步伐的提速， [13] 部分原因是德崇证券的米尔肯帝国在烈火烹油，该公司为并购创造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发行高收益债券，即所谓的垃圾债券——因为风险高于其他债券，被评级机构评为“非投资级”。借助这种新融资工具，无法正常借钱的公司突然可以发行垃圾债券，获得所需的财务资源，对竞争对手发动敌意收购。在这段时期，这些杠杆收购的谣言几乎每天都会使相关公司的股价飙升，使买卖这些股票的交易员赚取数百万美元的利润。

在很短的时间里，科恩就因为自己的成功而变得更加自信。他逐渐开始做日盘交易，围绕收购和新股发行等相关事件建立头寸，还将自己对市场行情的本能反应能力应用于行业变迁领域。“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交易员，无人能及，”艾泽尔的文员海伦·克拉克说，“他有能力坚守自己的头寸，不会屈服。有时，在你持有某个头寸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了意外的事件，好像突然间一切都变了。科恩从来就没有因为这种情况而变紧张，匆忙甩掉某个头寸。”

这并不是因为科恩比其他交易员聪明多少，而是他坚信自己的本能并做出快速反应。“他有一种自然的天赋。”西尔弗曼回忆说；这位格兰特尔首席执行官将科恩的技能形容为“自动行情纸带”：他通过无数次观看实际的自动行情纸带所示的刚刚完成的交易数据，获得市场供求变化的直观灵感。“他真的是天资聪慧！”

科恩最终成为格兰特尔的明星交易员，一个无法被解雇的人——无论他践踏了多少次风险底线，还是在违规时，发了多少次脾气。一般情况下，科恩知道自己对特定股票价格走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他放弃了艾泽尔的无风险期权策略， [14] 并停止对冲自己的头寸。当然，这种结果通常就是，风险更大，利润也更大。

科恩很快就能每年赚到500万～1000万美元。 [15] 但奇怪的是，虽然这些钱能在交易厅里激发他的自信，但对他的私人生活却没有什么好处。他往往会在焦躁不安的状态下下班回家，他和帕特里夏也会不时地吵架。同时，他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现在，他们的财富已经允许他们进入他们原来梦想的那种社会环境，但他和妻子都感到无所适从。每天，科恩除了述说他当天做的每一笔交易外，还会不断地向帕特里夏倾诉各种抱怨，认为每个人都在试图占他的便宜：自己如何被交易所的场内特种经纪人做空，或是某经纪人在某只股票上如何骗了他1/4点。

他觉得每个人都想占他的便宜，并非完全出于他的想象；这部分是这个行业的结构所致。在华尔街，像科恩这种小公司的交易员都在与各种银行和经纪公司进行竞争，后者充斥着一群穿着笔挺衬衣的鲨鱼型交易员。那些比格兰特尔大得多的公司的交易员会整天给科恩打电话，试图向他兜售他们设定好价格的股票。这让科恩很抓狂，因为他们希望他能同意做他们提出的任何交易。“我可以告诉你，在通常的情况下，他是怎么想的，”一位前同事说，“高盛会打电话给你，并说：‘我们将以90美元的价格放出10万股某某股票’，而且，他认为你应该在那一头接住它。”他们意思是你应该买一些他们要卖的股票。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与科恩持有相同头寸的买家都知道，逆着高盛的交易方向做，结局会很惨。这就像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投注，赔率总是会有利于赌场一方。科恩不想成为让别人富有的人，但他想知道为什么高盛似乎总是有比他人更好的信息。他不想被高盛和摩根所利用，而是与他们竞争。所以，当高盛他们打来电话时，他总是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做任何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他想要他们给他最好的交易、最好的价格，以及他们为自己保留的那些最有价值的信息。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恩通过交易创造了如此多的佣金，以致高盛和其他大公司别无他法，只能选择与他合作。最终，他开始得到一些尊重。

随着他在华尔街地位日益提高，科恩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远离艾泽尔，自立门户，赚更多的钱。他认为自己注定要比艾泽尔更有出息。1985年，科恩与格兰特尔达成协议，他负责自己的交易小组，使他有权聘请和解雇自己的交易员，直接与公司协商他们的报酬，完全把艾泽尔排除在外了。科恩作为格兰特尔最赚钱交易员的地位，使他能够就他的交易利润要到史无前例的60%的提成比例，再加上年终2%～4%的“意外之喜”——取决于他的表现有多好。这些使他更接近他的梦想： [16] 经营自己的基金，使自己挣的钱都进入自己的口袋。

霍华德·西尔弗曼给了他800万～1000万美元的投资资本，并把他搬到了大楼23层一个更大的办公区；科恩还在此装了一个篮球圈，作为他独立的象征。他最好的朋友，沃顿商学院毕业的杰伊·戈德曼（昵称是“J-Bird”），也来此与他一起工作，而且，他的交易桌就在科恩的旁边。科恩的弟弟唐纳德是一名会计师，被聘请来核查科恩的交易记录，并帮助他管理这个小组行政方面的事宜。科恩的高尔夫球伴也成了自己的文员。此外，还有一名助理专门填写他的交易票据。之前有好几次，由于他拒绝写他自己的交易票据，几乎被公司解雇。当他可以做赚钱交易的时候，为什么非要这样做不可呢？

既然现在是他说了算，他的心情和坏毛病的表现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把房间的温度保持在接近北极的温度，他觉得这能帮助他处在更清醒的状态，而且，他不会为任何人做调整。尽管桌下有一个便携式的加热器，但他聘请来做交易员的妹妹温迪，还是坐在角落里发抖。甚至有一天，科恩莫名地冲进来，把办公室所有的地毯都给拆了，因为他认为它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团队就是一群天才和怪癖的集合体，他们主要是来自沃顿商学院或大颈镇的故人。

在玻璃墙的另一边，艾泽尔的期权小组继续运营了几年，但最后以关闭谢幕。随着市场变得更加成熟，他的无风险交易机会也逐渐消失。艾泽尔不喜欢这种交易业务的变化，所以，他搬到了佛罗里达。科恩就此和这位在华尔街给了他第一份工作的导师没有再说过话。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股市就由并购主导。每天，在华尔街并购传闻的肆虐之下，像康乃馨、联合碳化物和钻石三叶草这样大公司的股价被搅得大幅波动。像大多数其他的股票交易员一样，科恩也被谣言所裹挟。在那段时间里，他被频繁的交易缠得很难脱身。据他以前的一位交易员说，他几乎错过了他儿子罗伯特的诞生，因为当时他正在医院打电话，为斯伦伯格股票的买卖发出交易指令，而帕特里夏则在其身后因生产的阵痛而尖叫不已！

“我们当时的工作就跟玩似的，”一位前交易员说，“你就只管买吧，哥们儿。大家都处在交易狂热症里，而且，每一个谣言都是真实的！”

科恩喜欢在看屏幕的同时，和他人讨论市场情形，和朋友交换有关股票的看法。他还有一个习惯：与他哥哥唐纳德分享交易股票想法，后者还在他迈阿密的办公室里，管理着科恩的账本。

1985年12月的一天早上，科恩打电话给唐纳德，建议他购买NBC电视网母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我听说可能会进行重组，” [17] 科恩说，“这些电视股现在很热。”随后，他又补充说：“如果NBC被拆分的话，它的股票可能会涨20点。”

在周末研究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图表，并浏览了几期《福布斯》杂志后，唐纳德利用自己在富达公司的个人交易账户，买了20份该股3月的看涨期权。这给了他3个月后以50美元买入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的权利；这是针对该股价将会上涨所做的一种积极的下注。科恩已经在自己的账户上进行了类似的投资。帕特里夏后来说，他一直在告诉人们，沃顿商学院的一位同学告诉他， [18] 该公司将会有一个并购要约。

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的走势，看起来就像安第斯山高耸的天际线；收购谣言使投资者不断出手购买，使该股的价格走势形成了一组锯齿形的凸起峰峦。在他与唐纳德谈话的六天后，通用电气宣布以每股66.50美元收购这家广播公司， [19] 该股价又被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科恩在这次交易中赚了2000万美元！ [20]

3个月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个信封被送到了格兰特尔法律顾问的办公室。 [21] 它内装一份传票。该委员会对美国无线电公司被收购前，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启动了调查。该监管机构似乎清楚地看到，市场上有些交易员已提前知道了这笔交易。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科恩出庭作证。 [22]

事实上，该机构还在调查一些其他的股票，包括华纳通讯、通用食品和联合碳化物，它们都是最近收购要约的目标。根据内部人泄露的应该保密的重要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是违反证券法的行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意到，在公告发布推高价格之前，与科恩有联系的一群人已经累积了所有这三只股票，外加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该机构怀疑存在着某种内幕交易的圈子。

唐纳德也收到了传票。他试图保持冷静，并给史蒂文打电话，要求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别担心，” [23] 科恩向他保证，“当时买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人都受到质疑。”

私下里，科恩十分恐慌。前几天，他和他的交易员都惊恐地看着电视报道，德崇证券之前的顶级并购银行家丹尼斯·莱文被逮捕，他被指控通过贿赂律师和银行家，使他们向他泄露关于收购和其他相关的交易信息，策划了庞大的内幕交易。

莱文的逮捕只是迈克尔·米尔肯垃圾债券帝国解体的开端；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系列起诉，将在几个月内成为主宰报纸的头条新闻。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莱文 [24] 累计非法获利1260万美元，并冻结了他的所有资产，甚至使他无法支付自己的律师账单。

1986年6月5日下午6：00前后， [25] 莱文承认了逃税、证券欺诈和伪证罪，并同意向司法部提供证据，证明他人在华尔街的犯罪行为。同一天，科恩穿着自己最好的西装，抵达百老汇沃思街联合广场26号。他将在美国无线电公司案的调查中作证宣誓。格兰特尔为科恩安排的律师是奥托·奥伯迈耶， [26]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原首席辩护律师（此君对昂贵的葡萄酒和莫扎特颇有兴趣）。无论是从才华还是从人脉的角度来看，奥伯迈耶都是业界最佳的辩护律师之一。在此，他将要再一次验证自己的声誉。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和财务分析师（为该机构执法部门做交易数据评估），都正在会议室等待科恩。在尴尬的问候之后，这位专职律师开始正式流程。“这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项调查，题为‘与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交易案相关的问题’，”这位专职律师说，“我们想在这里就此事进行取证，以确定是否有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存在。”

律师要求科恩举起右手。科恩举起右手，做了宣誓。然后，这位律师向科恩介绍自己和他的同事，随后问道：“你看过传票了吗？”

“他看过了。”科恩指着奥伯迈耶的方向说。

这位专职律师看了一眼奥伯迈耶，然后又转向科恩。“你看过传票了吗？”

“我想没有，”奥伯迈耶说，替科恩作答，“没给他看过。”

作为调查的一部分，该机构向科恩发送了一份单独的传票，要求得到相关的交易记录和其他文件。这位律师刚刚又直接提到了这一点，然后，再次看着科恩问：“你还没有出示任何文件。你今天打算出示任何文件吗？”

“不。”奥伯迈耶再次代表科恩回应。他们不打算提供任何帮助，但他也不打算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直说。相反，奥伯迈耶告诉他们，他将根据自己客户的宪法权利“拒绝提交所需的任何文件”。

“这个宪法权利是什么？”这位专职律师问道。

奥伯迈耶回答说：“任何人不得被迫成为指控自己的证人的条款。”

“是指他的‘第五修正案权利’。”这位专职律师说。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相当沮丧，但他仍然坚持一定要科恩自己回答有关这个文件的问题。实际上，在获取证词的过程中，有关双方通常就像是一场智斗。在此，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目标是：设法使证人承认，他在拒绝回答问题时，笔录显示他“第五修正案权利”。 [27] 这可以稍后用来作为他有罪的推论。如果你是无辜的，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把所知的一切都告诉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呢？当然，白领辩护律师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设法抵制，尽量避免让客户说他要“保持沉默”（即使他采取的就是“保持沉默”策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客户不能自己说出来。当然，这是标准的法律操纵行为。

“他必须自己亲自主张‘第五修正案权利’，不出示所需的文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位专职律师进一步说，他试图再做一次尝试。

“我不认为他会这样做，”奥伯迈耶回答，他不想让科恩说一句话，“我是他的律师，可以代为回答。”

这位专职律师和金融分析师相互瞥了一眼。此时，奥伯迈耶认为，他已经察觉到他们让步的征兆。事实上，他们已经败了。

“你的出生日期和地点？”这位专职律师继续问道，看着科恩。

科恩则看着奥伯迈耶。实际上，他们已经就此做过了排练。“根据我们律师的意见，”科恩说，“我得恭敬地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理由是我正在被迫成为一个证明我自己的证人。”

“1985年12月，你是否代表格兰特尔公司，根据拥有的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非公开信息，购买了它的股票？”

“答案依旧。”科恩说。

他们来回拉锯。这位专职律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科恩1985年12月在自己的账户中购买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吗？有没有人在公告之前告诉他，美国无线电公司将会被通用电气并购？科恩在1985年12月建议任何人购买美国无线电公司股票了吗？每次科恩都重复了同样的答案——实际上利用了“第五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但不说自己利用了这种权利。

这位律师问道：“你熟悉一个被称为戈德曼公司的实体吗？”该律师是指科恩的亲密好朋杰伊·戈德曼，又名“J-Bird”，在前年离开格兰特尔后组建的自己的证券交易公司。

科恩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承认的迹象。“答案依旧。”他说。

这次取证在20分钟内就结束了。 [28] 乘坐电梯回到大厅后，奥伯迈耶不敢相信竟会是如此的轻松。他确信，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使得自己的客户免于起诉了。

然而，科恩却受到这次经历的强烈震撼。在执法机关面前拒绝回答任何问题，通常使人听起来是有罪的表现——即使他原本无罪。与此同时，美国无线电公司案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科恩觉得他现在有丧失生计的风险。他白天比平时更烦躁，晚上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当着帕特里夏的面，大骂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个周末，他几乎没下床。他抱怨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迫害，没有天理。就帕特里夏来说，她也很焦虑，但她相信丈夫的保证，他没做错事。

有一天，一封来自电话公司的信送到他们公寓。它通知科恩夫妇，联邦检察署已发出传票，要查看他们的电话记录。这个迹象说明，除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民事调查之外，还有可能进行刑事调查。帕特里夏读完后，吓得尖叫起来。自此，出现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这就与科恩一直告诉她的那些截然不同了。按科恩所说的情况，最糟糕的可能结果也就是他必须支付罚金。刑事诉讼就可能导致监禁的结果。科恩向她保证，他只是间接得到了这些信息，来源不是沃顿商学院的同学，是来自一个中介，这意味着他的交易并非违法。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对整个家庭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每当夜幕降临，听到科恩用钥匙开门时，帕特里夏和孩子们都会吓得哆嗦！ [29]

政府的美国无线电公司案调查是一个持续不安的根源。“我只是一个股票交易员， [30] 我碰巧交易了这些股票，”科恩甚至向高尔夫球场的朋友抱怨道，“对我的调查给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和我的个人生活带来很多问题。”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科恩早8：00上班，比平时早。他有种不好的感觉。尽管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让他分心，但科恩的小组还在继续赚钱，因为数百单并购交易推动着市场不断攀升。不过，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裂缝已经开始出现，部分原因是华盛顿的立法者正在辩论是否应该消除敌对收购贷款所付利息的税收漏洞的问题。如果并购活动突然停止，股价的上涨也会终止。因此投资者都紧张起来。

此外，市场还担心那些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包括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长期战争。在上个星期四（10月15日），伊朗还用导弹轰炸了一艘在科威特附近的美国油轮，引发了关于美国如何应对的辩论。道琼斯指数也因此跌了100点。星期一上午，世界各地的市场都在崩溃。实际上，这似乎是下述事件的综合结果：对中东局势的恐惧、油价的下跌、并购热潮的结束、经济衰退的迹象，以及电脑程序化的股票抛售。当他到达办公桌时，科恩知道了所有这一切；他想看看海外和亚洲市场的表现如何。香港指数下跌，欧洲图表上的所有数字均呈红色。他自己的投资组合中有很多空头头寸， [31] 将会对冲一些可能的损失。他盯着他的屏幕，尝试着计算自己可能会损失多少钱。

当市场在纽约开盘时，他开始尽可能快地出售自己所持股票。但麻烦的是，其他所有的人都在试图做同样的事情，市场上完全没有买家，股价只有下跌！交易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里乱穿，相互冲撞。在交易时间的最后一个小时，由于投资者一想到隔夜持有股票就感到恐惧，所以，抛售加速。历史上的这一天，成就了“黑色星期一”的伟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08点，跌幅达23%，创历史最大单日跌幅！10年间无限制的借贷戛然而止。

格兰特尔和许多其他公司一样，业务实际上已经瘫痪了。科恩的小组失去了近一半的资本。他的七位交易员，每位的资本都损失殆尽！

当金融风险很高时，科恩却表现出几乎超人的能力：保持冷静，做出理性的交易决策。在他身边的混乱还在持续之时，他就已经看到了机会。据他一名前雇员的说法，当天的交易结束后，科恩转向他的交易员们；他们正在揉搓着自己的脸，惊恐地瞪着他们的监视器。“从现在开始，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要做交易，”他告诉他们，“我是唯一的交易员，你们都是我的文员。”说实话，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但他们没有争辩。

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日子，财富丧失，生命泯灭。与他们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两位经纪人，包括涉及德崇证券内幕交易丑闻的基德和皮博迪，从他们办公室的窗口，一跃而下！垃圾债泡沫开始破灭，借了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无力偿还。储蓄和贷款危机日益深重，导致全国1000多家银行倒闭。华尔街处于危机之中！

然而，科恩的业务仍处在掌控之中。在市场崩溃后的那个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内特种经纪人，每天早上都会挣扎着就他们各自的证券开市交易，所以，科恩的“文员们”都会在市场开盘之前给他们打电话，询问他们将要开始交易的某只股票会将会是什么报价。崩盘的恐慌还在继续，而且，没人知道还将发生什么；这段时间，最大的交易机会是在一天的开盘之际。此时，人们的心中都有这个疑问：这可能是一切都归零的那一天吗？科恩会从场内特种经纪人那里得到传递给他的“可能性”，比如“吉列可能会高开2个点”。一旦这只股票开盘，他就会卖出尽可能多的该股（卖出他实际并不拥有的股票，当这只股票再次下跌时，再买回来）。就这样，他一遍又一遍地做了好几个星期，几乎卖空了道琼斯指数的每只股票（杜邦、通用电气和IBM等）；随着这些股票价格的每次走低，他几乎每次都能赚钱。当市场正在挣扎着恢复时，这不是一种爱国的举动，但他的同事们却惊讶于他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力。

格兰特尔和科恩的交易组最终幸存了下来。但科恩的婚姻没有这么幸运。

他和帕特里夏苦斗了好几个月，并且做过好多次夫妻心理咨询。但事情还是发展到如此紧张的程度，以至于1988年6月22日，科恩被迫从他那东尾大道5500平方英尺的公寓搬出来。这也是历时一年半的艰难离婚谈判的开始。在他们试图达成和解分手协议时，科恩的律师建议他搬回公寓，以便给他一个更强的谈判地位，他的确这么做了。 [32] 这套公寓有28个房间，地方很大；科恩认为，他应该能够住在那里，直到正式离婚为止，因为这似乎会花很长的时间。但这一举动却是他们之间新一轮冲突的开始。

这位律师花费了数百小时的收费时间来廓清科恩的资产清单，并试图确定他每年赚了多少钱。他从未与妻子分享过这个信息。他们对这份财产清单进行反复的争论。科恩最终拿出了一份表格，显示他在世界上一切的价值是1690万美元。其中约一半，875万美元， [33] 投到了与他的朋友布雷特·卢里合伙做的房地产交易里。科恩说，这笔交易一直没有挣到钱，而且，整个875万美元都已经没了，所以他把它的价值评估为零。剩下的约800万美元，必须平均分配。科恩提出把这套公寓给帕特里夏，他说它的价值是280万美元， [34] 另加100万美元的现金。他还同意支付杰西卡和罗伯特的抚养费，每月约4000美元（不包括他们的夏令营和私立学校的学费）。就帕特里夏来说，她计划出售这套公寓，搬进小一些的住宅；她还放弃了自己拿配偶赡养费的权利。

虽然科恩在那一年赚了400多万美元， [35] 但他却不愿就此给前妻任何钱。他抱怨她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比如，她在波道夫奢侈店还有8万美元的消费账单。 [36] 在签署离婚协议的第二天，科恩就带着暴躁的情绪出现在工作中，并把它发泄到自己的交易员身上。

“我的财产刚刚被老婆瓜分了，”根据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科恩说，“我要通过削减你的报酬来弥补。”

他的员工不能相信自己所听到的。科恩拿了该小组利润的60%。在这个池子里，他向每个人支付各自交易利润的30%，把他没有参与交易的其余利润的整整一半留给了自己。要知道，许多交易员都是从文员的薪水起步的。科恩竟然想要减少他们5个百分点的收入！

“你不能这样做。”其中一位交易员说。

“去你的，”科恩说，“我是老板。”

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黑色星期一”造成的阴霾就逐渐消失了。股市开始了再次漫长的攀升过程。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内幕交易调查也结束了，它显然没有对任何人提出指控或制裁。刑事案件的调查也是如此。就此，许多其他未来的金融犯罪嫌疑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保持沉默会让所有的证券调查案无疾而终！

[1] 1英里=1.609344千米。

第2章　史蒂维，为所欲为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科恩在1992年向他的交易员宣布说，“我希望我们摆脱格兰特尔的经纪交易商的封地制。他们正在吸吮我们的利润，他们在抑制我们挣钱。”实际上，只要科恩的交易小组是注册经纪人（格兰特尔）的一部分，他们就会受到严格的监管，其行为就会受到限制，如不能购买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这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新利润来源。科恩咧嘴一笑：“我们要做这种投资，就必须摆脱束缚，自己玩。”

到目前为止，格兰特尔仍然是一家无法赢得人们尊重的公司， [1] 并且多次成为监管调查的对象。在华尔街以毫无道德底线和公然违法为特征的时代，格兰特尔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西尔弗曼给予科恩完全的自由，科恩也因此兴旺发达起来。14年来，他从初级交易员蜕变为华尔街明星。他已近36岁，刚刚离婚，羽毛已丰，是单飞的时候了！

科恩以约2300万美元资本和9名员工创建了赛克资本。 [2] 他自己投入了大约1000万美元，他的交易员、朋友和投资者投了其余的资金。他的许多交易者都是20多岁、30多岁，家里都有年幼的孩子。有些员工的妻子反对他们放弃稳定的工作，去科恩新创的公司里冒险。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不会有那家大银行来帮助他们；他们这是置自己的生活安全于不顾。

在他们开始做业务的第一个星期，科恩就意识到他的新员工显得很紧张。因为现在用的是他们自己的钱，他们变得有些怯懦，在下每一个买卖指令时都很犹豫，反复计算当市场不利时，他们可能会损失多少钱。科恩尽力抑制自己，不去斥责和贬低他们，而是设法建立他们的自信。“振作起来，”他告诉自己的交易员，“这和原来没有什么不同！”

他想让那些愿意冒险的人在自己的身边。他喜欢招聘那些有动力、有竞争性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大学里喜好运动的年轻人。 [3] 他的梦想是满屋子都是迷你型的史蒂文·科恩——那些无所畏惧的人。“告诉我你所做过的那些最危险的事情，”科恩总会问他的潜在交易员，“我想要的是那些充满着自信、敢于冒险的人。”

科恩相信，股票市场的赚钱方式就是冒理智的风险。若你有一个很好的投资理念，但你不敢把大量的资本投进去，那你就不可能赚取丰厚的利润。科恩认为，他5%的交易员赚了他公司利润的大部分。若他不把足够的钱放在这些胜者手里，那么，所获利润就会少得多。对科恩来说很自然的事，但对大多数人却是很挣扎的。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遗传变异的结果，在做交易时，他的这种行为能力就像爬行动物，异于容易产生恐惧和自我怀疑的人类。所以，当他面试潜在的新员工时，他会尽可能地测试对方是否会有他的这种品质。

科恩的投资方式与大多数其他对冲基金所用的投资方式不同。他每天都从市场的每个角落吸收大量的信息；当市场上的要价和竞价出现时，他会观察它们的动态，然后，购买几万股甚至几十万股，并在价格上涨后立即出售。就做空头而言，他也会如法炮制，即当股票下跌或继续下跌时，他会及时清盘获利。他是一个异常成功的日盘交易员。实际上，这是一种几乎不可能成功复制的投资风格，但如果科恩的交易流程有一个什么模型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1967年就创建对冲基金“斯塔哈特-费恩-伯克威茨”的迈克尔·斯坦哈特所采取的投资策略。斯坦哈特开始做股票交易 [4] 时，正值养老金开始盛行之时，那些普通人每年在股票市场上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新资金。1950～1970年，有福利退休金保障的美国工人数量增加了两倍，所有这些钱都需要做投资。因此，股票交易也从穿彩色夹克文员所做的行政工作中脱颖而出，成为进军华尔街超级明星的最快的路径。作为当时交易量最大的个人之一，斯坦哈特要求有大量股票需要交易的大型经纪人首先打电话找他，而且，给予他的价格一定要好于普通投资者在公开市场上能够得到的价格。斯坦哈特与银行和经纪商的亲密和有争议的关系，使他具有优于其他投资者的市场地位，为他创造不菲的财富。

多年来，对冲基金一直处于华尔街的主流之外，主要是由那些不愿抛头露面的古怪人群组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投资名人从对冲基金中脱颖而出，包括乔治·索罗斯和保罗·托多·琼斯 [5] ，但大多数人仍然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最终，大家逐渐知道这些聪明而怪异的人悄然间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媒体也开始关注他们了。他们大多购买了类似泰姬陵规模的豪宅，乘直升机前往长岛的海滨别墅，并大肆收集属于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品。他们成为被极度羡慕的对象！

科恩略有不同，他数学不是很棒，也没有研究过全球经济，也没有独特的投资理念。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交易员，但他的这种优秀程度是如此超群，以致传统华尔街的职业生涯不足以满足他。实际上，拥有自己的对冲基金给了他进入一个财富和权力世界的新通道。

随着赛克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用于交易和投资的资金越来越多，老牌的华尔街公司都开始向它投来关注的目光。他们怎么能不呢？三年来，赛克资本的资金规模翻了四倍，达到近1亿美元！ [6] 科恩及其交易员每天都买卖了这么多股票，那些经纪人开始担心，如果他们不与赛克资本做交易，他们会错失大量的收入。但经纪人不得不克服的问题是，许多雇用他们的大公司对整个对冲基金，特别是对科恩，持有不信任的态度。有传言说赛克资本每年的回报率是100%！大公司的交易员相互传话说，科恩肯定作弊了。

J.P.摩根甚至拒绝与他做生意！

与此同时，科恩希望赛克资本保持增长，这需要找到新的投资者，也需要可以帮助赛克资本进入IPO市场的销售人员，或者能够提供他们自己无法想到的投资理念的人。通常，他会出去吃牛排晚餐、玩高尔夫和打壁球。但科恩不喜欢为商业目的而进行社交活动，他不善于建立有助于企业发展的种种关系。他也的确不想成为任何俱乐部的一员。他需要聘请一位专业人员为他做这些事。

他知道一个非常适合这项工作的人。他叫肯尼·利萨克，是科恩在格兰特尔工作的最后几年，曾聘用过的一名蓝眼睛、宽肩膀的股票推销员。利萨克喜欢和经纪人一起出去打高尔夫球和喝酒。他曾与美林、高盛和雷曼兄弟建立了一些关系，科恩一直试图使这些公司的人把自己视为一位重要客户。在许多方面，利萨克与科恩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利萨克在交易方面比科恩更传统。利萨克在美国最大的经纪商之一希尔森-雷曼兄弟公司工作过，了解机构的研究报告会如何影响股票价格：如果美林发表一位分析师批评IBM的分析报告，投资者可能会抛售这只股票，它的价格就会下跌。即使某份报告的实质内容是错误的，但只要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分析师对相关股票的评级进行了升降改动，就会对这只股票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做股票投资时，没有遵循这些基本机制行事，就使科恩少挣了不少钱。

利萨克会见了高盛和第一波士顿的经纪人，并将科恩说成一名严肃的投资者，认为他应该能够接触到最好的研究分析师。作为一种交换，利萨克告诉经纪人，他们将会有巨大的交易佣金。当他不急于去与他人会面时，利萨克也自己交易股票，他与科恩共同管理一个投资组合账户。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是最好的朋友，每周都玩命工作，然后，在周末一起放松身心，在长岛的格伦精英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在阿斯彭滑雪度假。

每天早上，他俩来到办公室，阅读相关的报纸，查看股票价格，决定他们当天将在哪里赚钱。如果有关于某家公司的消息，或有大额的买入或卖出订单进入市场，科恩就会准备利用它们将创造的势头做盘：若是股价上涨，就买入股票；若是下跌，卖出即可。科恩非常擅长此道，而且，其他公司的交易员也开始追随他的所作所为。

通常，科恩和利萨克会花了几个小时对他们的交易进行复盘，试图找出能做得更好的方法。利萨克以简单的方式阐述了他们的核心理念：通过摒弃赔钱方式，增加赚钱方法，提高赚钱概率。他们认为，赚钱的关键在于理智地控制损失。在学术上，这被称为风险管理。

他们的交易通常都是对他们有利的，但并不总是。在他俩关系早期的一天，市场收盘后，科恩和利萨克在上东区的一家冷冻酸奶店坐在一起，那天下午的讨论特别的痛苦！

“到底发生了什么？”科恩愁眉苦脸地说。

他们刚刚在北电股票上遭遇了巨额亏损。该股股价从38美元一路降至31美元，但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误判；在该股逐渐走低之时，科恩和利萨克也在渐次买进。他们总是确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该股票马上就会反弹。这是一种典型的自以为是的愚蠢行为，一直影响着投资者；他们害怕因马上止损而坐实了亏损，且无理性地认为，当你屈服和抛售的那一刻，股票将会突然反弹。那笔交易使他们亏了接近200万美元！当然，这次亏损还不至于使他们关门歇业，但对科恩而言，这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对于自己每天的每一笔交易，科恩都会十分严肃地对待。但没有任何误判是可以原谅的！

科恩说：“我们要打算做什么，去开出租车吗？”

在北方电信的那笔交易之后，科恩在再次遭遇赔钱的盘时，严格遵循了一项铁律：如果某个交易对你不利，立刻设定一个止损线，不管发生任何情况，届时，一定按止损线平仓。决不能再让情绪绊倒！

汉普顿是曼哈顿精英长期以来的避暑胜地，包括沿大西洋从西汉普顿向东到蒙特奥克的几个满是木瓦顶宅院的村庄，距科恩的生长地仅88英里。实际上，在他创立赛克资本之前，科恩就已经有能力在那里潇洒度假了。他和利萨克开始在夏季将他们的交易业务迁移到东汉普顿。他们租了一套具有五个卧室的别墅，外带游泳池和一位管家。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东汉普顿中心的格兰德咖啡厅上面（这里是不少富有女士与其贵宾狗的消遣之地）。这个办公室也就作为他们7月和8月的总部。

科恩每隔一个周末就能分享到杰西卡和罗伯特的监护权，试图用当爸爸的体验来调和自己富裕单生汉的生活。他的前妻帕特里夏认为，当她不在时，科恩并没有用心地照顾孩子。科恩习惯了独自生活，偶尔沉溺于工作时，会扔下孩子不管。有一次，五岁的罗伯特掉进了科恩在东汉普顿别墅的泳池里，科恩不得不和衣跳进去，把他拉出来。

实际上，科恩并不喜欢孤单，但也不喜欢与女人会面的过程。他注册参加了一个约会服务， [7] 他就服务方推荐的20份简历，发出了约会邀请。但只有一个女人回应了他。她叫亚历山德拉·加西亚（昵称亚历克斯），有一袭黑色的长发。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在曼哈顿科恩公寓附近的一家嘈杂的意大利餐厅。他们聊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开始定期看望对方，但亚历克斯清楚地表示，她对那种随意的关系不感兴趣。她想结婚。从表面上看，她与华尔街的一位成功的交易员不太相配。亚历克斯是一位生活窘困的单身母亲，成长于说西班牙语的哈莱姆区，出生于一个波多黎各裔的大家庭。她没有上过大学，有一个儿子。总之，她和科恩几乎没有共同点。

在经历了一次痛苦的离婚后，科恩一直在犹豫是否要再次结婚。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天，科恩在他们夏日别墅附近的比萨店里，对利萨克说。

他解释道，亚历克斯催他订婚，但她不喜欢签署婚前协议。其实，科恩的矛盾心态还有其他原因：他仍然对帕特里夏有些留恋。科恩的朋友把他的前妻比作玛格丽特“辣唇”胡丽汉——电视节目M*A*S*H里的那位军营里的性感护士。他也无法想象，在不采取措施保护他不断增长的个人财富的情况下，再次结婚。

当科恩痛苦于不知如何决策时，帕特里夏和亚历克斯相互之间酿出了激烈的仇恨。每当送孩子去父亲那，或去接孩子时，她们俩不得不发生交集。她们之间的这种紧张气氛偶尔也会当街爆发冲突。

然而，利萨克看得出来他的朋友比较寂寞，亚历克斯似乎能让他开心。“送她一个戒指，”他向科恩建议，“这需要花多少钱，10万美元的3/8？如果最终不成，大不了，也就是3万多美元没了。”

在这几个月，史蒂文和亚历克斯至少分手了四次，每次亚历克斯都怒火冲天并发出威胁。她不停地放言道：要么现在结婚，要么就永远别想。科恩最后接受了利萨克的建议，向她求婚。他们于1992年6月6日结婚，婚礼现场设在广场酒店，一个奢侈的正式场合，300位客人到场。利萨克是科恩的伴郎。

亚力克斯立即开始对丈夫施加影响。科恩很害羞，是一个极力避免成为焦点的人。然而，不知何故，他们结婚八个月后，她说服他做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她代表他俩签了一个合约，合约要求他们出现在一个著名的拉丁语日间电视节目《克里斯蒂娜秀》，一个有关夫妇与前期配偶体验恶劣情感纠缠的特别节目。“可怜的亚历克斯和史蒂文·科恩结婚只有八个月，”克里斯蒂娜（一个拉丁版的金发奥普拉）说，“她觉得自己与丈夫前妻的战斗永无休止。她说，她和他的前妻相互鄙视，只有当我们节目保证不邀请她丈夫那位疯狂的前妻时，她才同意来这里。”随之，克里斯蒂娜向前微微倾斜了一下，做了一个戏剧化的停顿姿势，并说道：“告诉我们，亚历克斯，她疯到那个程度了吗？”

科恩有过思想准备， [8] 想到过可能要谈到抚养过继孩子这个难题，但科恩还是被这次经历弄得很尴尬。尽管如此，他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得到解脱。当克里斯蒂娜提出他和亚历克斯开始约会后，科恩还继续看望前妻这个的事实时，观众们都显得气急败坏。

此时，科恩的脸色苍白。“这种事情主要发生 [9] 在我们建立关系的第一年，我那时还没有向亚历克斯求婚；也许，我只是把看望前妻作为了一个借口使用，”他吐了口气，说，“我刚刚经历了一次非常糟糕的离婚过程，那时，我还没准备好……我们的关系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起伏。当然，这里还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考虑……”

科恩的朋友都被这一事件惊呆了——既为那些尴尬密事的抖落，也为他们谨慎害羞的朋友竟然敢在电视脱口秀节目出镜这个事实。要知道，科恩通常对抛头露面的事极为反感。他在赛克资本的同事把这次事件，视为亚历克斯完全控制他的一个标志。

在东79大街的新公寓，科恩举行了一个圣诞派对，庆祝公司1993年所取得的不俗业绩。大家都热情洋溢，对刚赚到的巨额利润兴奋不已，调酒师为大家狂倒饮料。此时，科恩碰了一下利萨克的肩膀，说：“我能跟你聊会儿吗？”随即，他们进入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

在过去三年，利萨克成了科恩最可靠的合作伙伴；他既是与投资者和华尔街银行进行沟通的主要人物，也是首席交易员、招聘人员、运营管理者，还是同事在遇到问题时都会找的人。根据利萨克的说法，当时科恩说：“你对运行赛克资本的作用非常大，我给你20%的普通合伙人股份。”

利萨克激动异常。他喜欢和科恩一起工作，和他并肩经营基金，整天做交易。成为合作伙伴就有了安全保障，但这也意味着要出更多的钱——数千万美元。他们返回派对后，告诉赛克资本员工利萨克的晋升之事。反应绝对的积极正面。利萨克受到广泛的喜爱和尊重。把他这样的人根植入公司，会使它看起来更加稳定和合法。

沃伦·邓普西是一位在20世纪90年代初加入赛克资本的交易员，主要职责是帮助赛克资本在欧洲寻找投资IPO的机会。“史蒂文是个类似科学家的狂人，肯尼则是位擅长交际的人，”沃伦说，“他们共同经营这个地方，但肯尼在那里拥有真正的权威。至少我在的时候，我认为，如果史蒂文不和肯尼商量，他不可能做出太多事情来。”

两年后，赛克资本的新办公室搬到距离现代艺术博物馆一个街区的麦迪逊大街520号。科恩坐在T形桌的中心，他的交易员坐在他两侧的监视器前。楼下有一家叫圣彼得的意大利餐厅，墙上还装饰着壁画；赛克资本的交易员是其最好的一批顾客。

正当赛克资本蓬勃发展，公司资金规模几乎每12个月翻一番时，科恩却在继续与自己的身体状况苦斗。尽管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经营着自己的公司，但，他仍然振作不起来；此时，他得依靠一位名叫阿里·季耶夫的精神科医生帮助他管理自己的心情。

除了治疗抑郁症，季耶夫的另一个专业领域是成功学， [10] 主要是如何实现它。他曾担任过奥运会篮球运动员和划船运动员的精神科医生和教练；他的职责是努力提高他们的成绩，使他们克服内心对失败的恐惧。季耶夫培养运动员冠军的背景对科恩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在自己进入的每一种交易中，都想极力获得主导地位。随后，他开始要求季耶夫把他的时间整天都花在赛克资本这里，对他的员工进行系统辅导。季耶夫个子很高，有着浓密的胡须和一个将军肚；他常常会默默地出现在交易员的身边，问他的感觉如何。有时，交易员突然看到季耶夫，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科恩要求季耶夫向员工发表激励性的演讲，帮助他们摆脱对亏钱的焦虑。

季耶夫大体上是在那里教他们如何做到冷酷无情。

每周一次，科恩的交易员会聚集在一个会议室，季耶夫领导他们做集体理疗，重点是设法使他们能更从容地应对风险。季耶夫让他们谈他们的交易，试图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做得好，而其他人却不如意。“你真的有动力去尽可能多地赚钱吗？这个家伙会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杀手级交易员。”一个曾持怀疑态度的工作人员记得季耶夫是如何向他们做辅导的。季耶夫给奥运选手的辅导经历使他相信阻止大多数人发挥的因素是内心的恐惧。你可能有两位持有等量资金的投资者：一位准备购买25万股他喜欢的股票，而另一位则不会。为什么？季耶夫认为，这种不情愿是一种害怕的心理所致——它是可以通过适当的理疗来克服的。

季耶夫会要求交易员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做交易并获利了。“聚精会神”和“说实话”是他最喜欢的一些短语。 [11] “你为什么在好的交易里没有投更多的钱呢？你做对了什么？”他问道。“专注于不亏钱会妨碍你挣钱，”他说，“想完全不亏钱去做交易，是不实际的策略。你要通过交易去获利。” [12]

许多交易者都讨厌集体理疗课。有人认为季耶夫辅导是假，欺诈是实。

“阿里非常激进，”有个交易员说，“他喜欢钱。”

科恩的前妻帕特里夏，也怀疑季耶夫的动机，认为他在利用给科恩上辅导课的机会，设法获取做股票的技巧或小道消息。从季耶夫的角度，他发现科恩是一个完美的客户；这位患者拥有无限的资源，可以支付巨额费用，并且，华尔街最佳交易员之一的声誉，可以帮助季耶夫实现成为畅销书作者的愿望。能够说你是华尔街最牛交易员之一的交易教练，无疑是销售书籍和吸引客户的绝佳方法。

一些赛克资本的交易员认为，季耶夫在为科恩提供另一项服务：充当后者的内部间谍。对某些特定员工，他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困扰了他们。做了十几年的治疗师，他擅长让客户感觉良好并获取他们的信任，进而套出他们内心的秘密。但，在赛克资本很少有人对他敞开心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说的一切都会被报告给老板。

对于经营者来说，对冲基金的某些经济属性非常有利，即他们能采用高昂的收费结构。科恩早就决定要竭力利用这一点。如果投资者想要最好的交易员（比如他科恩），那么，他们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赛克资本做得很好，科恩能够收取比几乎任何其他基金更高的费用，在年底留下50%的收益。一般来说，大多数对冲基金收取的利润提成通常是20%。但科恩的投资者并没有因此抱怨。相反，他们还要争先恐后地抢着进来。

与此同时，对于他人没能从他的成功里获得合理利益的说法，科恩一直觉得很冤枉。而且，他向外付出的几乎每一分钱（无论是经纪人的佣金还是合伙人的奖金或是税收的款项），都使他觉得很不爽。最后，他认为纽约市的税收太高，曼哈顿的办公租金太贵。他的公司需要扩展，离开这个城市的成本效益会更好。他告诉员工，他们将把赛克资本迁至康涅狄格。他已经选定了斯坦福德的GE办公园区。这是一种经济的做法。

除了税收之外，他开始觉得自己对几年前谈定的一些利益安排过于慷慨。因此，科恩会解雇那些突然开始赚钱，而且，他认为是不成比例地赚大钱的人，或者拒绝向他们支付他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到的钱。最后，他甚至把这种情绪发泄到他的搭档身上。

科恩在1997年10月的一个晚上，打电话给肯尼·利萨克，说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13] 他的妻子亚历克斯指责利萨克试图勾引她。据利萨克说，亚历克斯对科恩说，他必须在自己的业务伙伴和他的婚姻之间做出抉择。利萨克说，他对这一指控感到震惊！利萨克毫不犹豫地予以否认，并说自己的婚姻很幸福。当时，他刚从一系列疾病的危难中恢复过来，身体虚弱。一年前，他因打篮球而引起了一系列伤害，并进医院做了常规背部手术。不幸的是，他的脊椎还因此感染了大肠杆菌，几乎要了他的性命，使他在医院卧床一个月。他的体重也因此失去了100磅 [1] ！

在利萨克缺席期间，亚历克斯在办公室的里里外外扮演了更为显赫的角色。她向科恩的雇员发备忘录，并在市场收盘后来接她的丈夫。“很明显，她是女王，史蒂文是国王，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位前交易员说，“我不想诅咒她，但这就是我说话的方式。”另一位交易员则把她描述成一个惹是生非的人。有些员工甚至不愿意与她做简单的眼神交流。

她和利萨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几乎就像两个女朋友在竞争科恩的注意力。当然，这是不正常的。

根据利萨克的说法，在指责自己最好的朋友和商业伙伴试图和自己妻子有婚外情后不久，科恩叫他立即离开公司。他几乎没有生气，只是显得很冷淡。利萨克说，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并试图说服科恩，解雇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科恩不为所动。利萨克大惑不解，但只得把自己的东西塞进了一个纸箱子，走出了办公室，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极度的痛苦！科恩从来没有向员工解释过利萨克离开的原因，大家对此感到相当的不安。但人们很快就听说所发生的事情。

之后，利萨克发现自己也被其他华尔街公司拒之门外。原因很清楚，这些公司还想让科恩继续做自己的客户，它们无法与他们俩同时相处。

一位前交易员说：“抛弃肯尼是史蒂文无情性格的一个真实的表露。”

1998年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一群高盛雇员在市场开盘前一个小时召开了部门的周例会。准备向大家讲话的人是高盛证券的推销员，那位负责使公司最重要的交易客户开心的人。他有关于他们最赚钱的账户的紧急信息要分享。

“赛克资本，”他宣布，“现在是为股票部门带来最大佣金的单位。”

这个股票部门负责代表高盛的客户做所有的股票交易；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技术股繁荣期，这些交易为高盛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那时正是比尔·克林顿第二任总统的中期，这个国家正沉浸在一个异常繁荣的股市之中；这股狂热甚至把不少纽约市出租车司机，变成了手握《巴伦投资手册》的日盘交易员。每天都有新的网络公司做大型的IPO，杂志封面频繁出现新涌现出的亿万富翁。老年人也用他们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在股市上下注。CNBC的主持人在热情洋溢地报道说，像高通（Qualcomm）和兰布斯（Rambus）这样的科技公司的股票价格，正在以小时的速度打破新的价格纪录。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变得更加富有！

那时，华尔街的等级制度确定了谁接谁的电话，谁有资格就做完的交易拿到提成。惠灵顿、富达、道富银行等庞大的共同基金，管理着数万亿美元的退休金账户，它们是业界最重要的客户。但它们不做闪电交易，只做期限更长的投资，一起实现价值的逐步增长。它们会建立巨额的股票头寸，持有持续数月或数年，设法使客户的经济利益与公司的经济利益保持一致。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美邦等公司，会指派专门的销售人员做这些大基金经理的工作，如向他们提供由投行分析师编制的股票研究报告；带他们去看纽约洋基队的比赛和吃寿司晚餐等。这都是一些轻松惬意的活动，正如一位前投资分析师所说，这是一些“50岁的白人老头从其他50岁的白人老头那里获得研究报告的过程”。

负责维护赛克资本账户的高盛证券销售员将把这一切都颠倒过来。他向困惑的高盛雇员（有些高盛雇员从未听说过该公司）解释说，赛克资本是一家对冲基金。他们不会买进大量的IBM股票并持有数月，然后，去打高尔夫球和收取红利。他们是做交易的。但他们不是在做富达那类大基金的那种交易。他们是每天交易数以百计的股票种类，一次交易数十万股。他们对公司的长期健康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它所开发的新产品是否将在五年内雇用更多的人。赛克资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能够使它从中获利的股票价格短期走势。

对于高盛代表赛克资本购买或出售的每一种股票，它收取6美分的佣金，无须博士学位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含义。虽然富达基金的规模要大很多，但赛克资本能为高盛带来更多的收入（完全基于交易数）。 [14]

这位销售员说，作为给高盛数百万美元业务的交换，赛克资本希望有一些相应的回报，而且，它应该与公司的重要性相称。赛克资本希望得到优惠待遇，特别是当高盛分析师在做出可能会影响相关公司股价的举动时。这位销售员说：“如果您的股票价格预期将变动一分钱或两分钱，请先打电话告知赛克资本。”如果分析师建议投资者买入或卖出他所分析的公司的股票，或者修改他预期的公司下个季度所赚利润金额，赛克资本也想在他人之前知道。如果高盛的分析师主动提出要与重要投资者“相聚”，以帮助他们解读有关公司的举动时，为什么不先与赛克资本一起做呢？这个要求过分吗？

一位负责科恩账户的竞争对手经纪公司的销售员，以这种方式描述了相关的做法：“若他要和你交易，他想要最好的价格。他愿意支付很多佣金。而且，他之所以愿意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即当你或你的公司有能帮助他赚钱的信息时，他能第一个得到你的告知电话。”

在高盛，在那天早上听到那名销售员演讲的分析师中，至少有一名对这种厚颜无耻的做法感到震惊。虽然准确地说，这里没人提出任何违法的事情。但这种做法使分析师感到不舒服。它使得赛克资本具有很大的市场优势。如果有一个新的“买入”或“卖出”评级的早期信息，赛克资本可以预测其他投资者将会做什么来应对这个消息，可以比任何人提前一秒钟买入或卖出，就能获得相关的差价。虽然这种差价不大，但微薄利润的逐次积累，能够聚沙成塔，积累到可观的总量。就此而言，肮脏这个词可能稍显过头，令人厌恶可能更为恰当。但与此同时，分析师和销售人员都明白，他们的首要任务是为客户服务。投资银行的层次结构非常像军队，每个人都必须向条杠更多的人（收入最多的部门）致敬。

高盛的推销员的指示反映了华尔街的一个重大转变，但这里根深蒂固的玩家却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在金融行业，此时，指挥权力的新方法是创建对冲基金。在正确的时间做这件事，可能会使一个在高盛或摩根士丹利以20年的职业生涯累积数百万美元收入的人，可以在几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对冲基金也因此从华尔街的一种特殊的亚文化形式，走向了行业的中心舞台。它们比业界的富达和道富银行的要求更高和更难满足（它们几乎肯定是由更聪明的一群人组成），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则不得不想方设法，来让它们开心。当然，高盛们最终就此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如果一家能够带来数亿美元收入的对冲基金，想要获得最好的研究报告或第一个告知电话的便利，那么，就给它好了；否则，它们会把其业务转到别处。

1998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科恩和亚历克斯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市驱车数小时，与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一起四处寻房，以便找到一个符合他们不断上升地位的新家。此时，这对夫妇已经住在格林尼治，那是一座经过翻新的6000平方英尺的牧场住宅；这是科恩在1993年以17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的，他们还在那里举行过很多次感恩节晚餐。但，亚历克斯还想要更多的空间。一位当时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声称，她对房产的强烈兴趣部分是夫妇婚前协议中的一个条款所致：如果双方离婚，亚历克斯将得到他们的主要住所，作为他们离婚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至少这就是科恩在他某次开玩笑时所暗示的。“这就是在剜他的肉”，据说，他是这样告诉他的一个同事的，“当她想要摆脱我的时候，这就是她能得到的”。

与此同时，这对夫妇还有一个不断增长的家庭需要庇护，包括亚历克斯在她遇见科恩之前的儿子和她年迈的父母、周末到访的科恩第一次婚姻的两个孩子、科恩和亚历克斯现有的三个女儿（包括一对年幼的双胞胎）。当亚历克斯第一次看到“30冠巷”时，她惊呆了！这是一个占地14个英亩 [2] 的大型殖民地风格的综合体，曾经属于西姆斯服装折扣连锁店的创始人塞·西姆斯。

对他们来说，格林尼治是一个摆谱的居住地。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它就一直是那些钱多得不知如何花的人的住所，一直排在全国最富有的邮政编号之列。它坐落在远离曼哈顿的一个绿树成荫的舒适之地，一度栖息着洛克菲勒和P.J.摩根财富的继承人 [15] ——他们的豪宅隐藏在树篱和石墙之后，长长鹅卵石车道的尽头。最终，随着对冲基金大亨的迁入，老财主开始被新财主替代，每一个都在设法建立自己的白金汉宫。保罗·托多·琼斯是这种大亨第一批中的一个， [16] 也是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之一；1994年，他和他的澳大利亚模特妻子以11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个俯瞰长岛海峡的漂亮豪宅，并将其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豪宅，仅地下车库就可容纳25辆轿车。从海面的方向看，人们常常会误以为这是百丽海文游艇俱乐部。

虽然“30冠巷”已经在待售市场待了近两年，但最近也吸引了另外一位金融人士的兴趣，一位老牌华尔街投行贝尔斯登的合伙人罗伯特·“鲍比”·斯坦伯格。根据与斯坦伯格一起找房的房地产经纪人琴·罗吉耶洛说，这房子没有什么特别的独特之处，但在这个市场上具有这种规模和附带这么多土地的房产极少。斯坦伯格是贝尔斯登风险套利部的负责人。他和妻子苏珊，有一个大家庭，而且，已经决定要为这座房子给出报价。那天晚上，在向卖家经纪人通报了斯坦伯格的报价之后，罗吉耶洛给斯坦伯格打了个电话。

“你会感到意外的，”她说，“还有他人也在为这座房子报价了。”这是一个很异常的情况。在这个市场上，几乎没有这个价位的房子，而且，还竟然出现了为这座1400万美元的房地产进行竞标的情况。这闻所未闻！

斯坦伯格对这种异常情况，心怀疑虑；在没有任何人感兴趣的几个月之后，几乎同时突然出现了另一个报价？即便如此，他还是提高了自己的报价，但另一个投标人也提高了他的报价。罗吉耶洛回过头来把这个消息递给了斯坦伯格，后者说他仍然决心买这座房子。他告诉罗吉耶洛再次打电话给卖家的代理人，就说他将会比任何其他竞标人多付支付25000美元，不管其报价是什么。罗吉耶洛确信这个问题就此解决了。但当她通报新的报价时，卖家代理人就笑了起来；显然，另一投标人已经告诉卖方代理人，他不在乎最终的价格是多少，而且，他会以现金支付。他还明确地说：“我正在斯坦福德，手握支票簿站在这里，马上就可以开立支票成交。”

罗吉耶洛逼着那位代理人告诉了她另一位买家是谁。然后，她电告斯坦伯格。

“这是一位名叫史蒂文·科恩的人。”她说。但斯坦伯格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第二天，斯坦伯格找到负责科恩账户的贝尔斯登的销售员。“你知道一个叫史蒂文·科恩的人吗？”他问。

“是的。”销售员说，但他不知道斯坦伯格问题的背景是什么，所以，他模糊地回答说：“他是客户。”

“你对他有什么了解？”斯坦伯格问。

这位销售员说，科恩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和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他曾参加过科恩在广场酒店举办的婚礼，并且清楚他作为交易员的声誉。此时，斯坦伯格唯一熟知的对冲基金是由伊万·波斯基执掌的那家，但这只套利基金在德崇证券的内幕交易丑闻期间被关闭。作为华尔街最有韧性的投资公司之一的董事会成员，斯坦伯格不甘于一个日盘交易员阻止他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给我他的电话号码。”他说。

斯坦伯格给科恩打电话，做了自我介绍。“听着，”他说，“我知道，你是和我就那座房子与我竞价的家伙。我的妻子非常喜欢这座房子。”

科恩则回答说，如果买不到这座房子，他的妻子会闹翻天的，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会竭尽全力购买它。

“你不会买到它的，”科恩说，“我会。”

当斯坦伯格问为什么时，科恩说：“因为我比你有钱！”

“这就离谱啦，”斯坦伯格说着，就激动起来，“我打算给你100万美元，你走人。”

“我要这100万美元做什么？”科恩说，然后，思忖了一会儿。“我有一个主意，”他笑着说，“让我们来掷硬币吧。”

“什么？”斯坦伯格说。

科恩说：“让我来看看你的运气。”

斯坦伯格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他知道，如果妻子发现自己为买房子而掷硬币，她会感到有些恐惧。这很荒谬！“不。”他说。

科恩挂断了电话。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房地产经纪人，把他的投标价提高到1480万美元，并用现金买下了这座房子。 [17]

不久，挖掘机就开始到达，一个接一个，成群结队。科恩和亚历克斯很快就开始了他们的装修，自然，也开始骚扰他们的新邻居。“30冠巷”位于格林尼治的“后院”，该市北部的一个森林地带；在此，居住着数代财富传承的家庭，都行为谨慎；他们认为，炫耀财富是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的做法。不过，像科恩和他妻子这样的新土豪对这个阶层的传统公约一无所知，也就无所畏惧了。他们立即开始推平地面，建造大量的新建筑。

他们新建了一个侧翼建筑，内含一个室内篮球场和一个游泳池，上面是一个一层半高的玻璃圆顶。在后院，他们建造了一个6000平方英尺的溜冰场，并拥有自己的赞博尼磨冰机，以及停放这台磨冰机的机库。他们添加了按摩室、健身房和带轻击区草地的小型高尔夫球场。他们还在周边建造了一个9英尺 [3] 高的石墙， [18] 并安装了一套先进的安防系统。最终的建筑面积达36000平方英尺，是该地区最大的建筑群之一。为了建设相关的景观，仅仅土方就运进了283车。 [19]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家，” [20] 一位名叫苏珊·胡特的邻居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投诉道，“这是一个大观园。它应该出现在布朗克斯植物园。”

在每年培训新的房地产经纪人时，在格林尼治卖了39年房地产的经纪人罗吉耶洛，都会引用科恩的那桩交易。她试图用这个例子说明两种不同的财富的拥有者，即他们在高端房地产中所要寻找的买家。“非常奇怪的是，”她告诉他们（指第一种富人），“即使你面前有人要买300万美元、400万美元，甚至600万美元的房子，他似乎很富裕，但他毕竟是一个打工者，还要担心薪水问题。”

然而，还有第二类富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钱。他们通常会随手拿出支票簿，毫不犹豫地支付任何费用。那些人才是房地产业真正的财神。她告诉其他房地产经纪人，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在和他们竞标，那么，你最好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如果你立马就能拿出1000万美元、2000万美元，那么，你就不必担心薪水问题，”罗吉耶洛说，“史蒂文·科恩没有薪水问题，所以，史蒂维可以为所欲为！”

[1] 1磅=0.453592千克。

[2] 1英亩=4046.8564224平方米。

[3] 1英尺=0.3048米。

第3章　杀手阵容

1998～1999年，赛克资本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指标：年资产超过10亿美元，这是经过5年时间，几乎每年翻番的结果。然而，随着赛克资本的成长，科恩越来越无法忽视他那野性十足的投资方式所含的隐患！他有数亿美元要投资，而且，其基金所持头寸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科恩的交易方式仍是一种日间交易，只适用于较小的资金盘子——投资人可以建立更加温和，但相当数量的仓位，并在日内快速平仓。

每天都有开张的新对冲基金，竞争对手频频杀入科恩曾经声称的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由于众多交易员采用同样的做法，获取收益的难度越来越大。 [1] 当其他公司的交易员发现科恩正在购买某只股票时，他们就照单跟进，迅速推高价格，使曾经轻易获得的利润悄无踪影。面对自己基金日益庞大的规模，他不得不开始对其交易员提出新的要求。当他环顾赛克资本的交易大厅时，所见之人令其极其沮丧：整个大厅充满了长岛或新泽西口音的人；如果他要尝试着开一个像样的分析师会议，就几乎无法在他们当中找到合适的人。这些交易员每天都在买卖芯片制造商和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但对这些公司实际上在做什么并不清楚。他们甚至连刻板的华尔街“投机者”都不是，他们纯粹就是赌徒，而且，是那种乳臭未干的赌徒！

科恩嗅到这个行业正在发生变化，他必须与时俱进！他的内心也进行过自我斗争。他想成为一个业界公认的杰出投资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商”——这个头衔并没有受人尊崇的内涵。他的新目标是让赛克资本成为一家备受尊敬的公司，一家能把他造就为传奇基金经理的公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和他的员工需要学习，以更复杂的方式来分析他们的投资，了解在一段更长的时间里，企业的业绩会如何表现，而不是盲目地依据市场动能进行交易。为了做到这一点，他需要雇用他以前避讳的那些人——知道他们正在购买的股票的内涵的专家。他们能直接从公司和其他来源获得制胜之力，而不是依靠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公司的研究报告。随即，科恩在市场闭市后的一个下午宣布：“我们将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

他告诉他的高级助手，从现在开始，他只想雇用那些拥有“制胜优势”的交易员，即在某一特定行业拥有深厚专业知识或人脉的人。他在赛克资本的交易区走来走去，一个一个地把他的雇员分别定位为医疗保健交易员、消费类股票专家、能源股交易员。任何不能调整自己，并变成专家的人都将被解雇。赛克资本的反智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这一转变在公司为一类新人敞开大门：聪明且人脉广泛，毕业于常春藤名校的专业人士。为了重塑公司，科恩开始四处猎聘这种新新人类。

他雇用了一位技术股的交易员，一位富有投资经理的儿子（这位父亲曾在投资银行“唐纳森-勒夫金-詹雷特”主管风险套利部）。他聘请了来自摩根士丹利的另一位名叫拉里·萨班斯基的交易员，他作为一位杰出的石油天然气投资者而声名卓著。科恩让新交易员坐在他的近处，以便他能看到他们都在做什么。交易厅的那部分被称为“杀手阵容”——这个词曾用来描述20世纪20年代末纽约洋基队的阵容，像贝比·鲁斯和卢·格理克这些优异的球员，使球队成为棒球历史上最好的球队。设法过渡到新风格的赛克资本老员工之一，是一名前大学篮球运动员，名叫理查德·格罗丁（他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为科恩工作）。当科恩问他想要聚焦于哪个行业时，格罗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技术公司——具体来说，就是半导体制造商。对格罗丁来说，技术意味着增长、新产品和交易机会。他认为，他可以分析处在供应链中的半导体芯片行业，以及为计算机和手机制造组件的那些公司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你发现一家公司做得不好，你就可以推断出其他公司的情况。不过，要想得到这类信息，并非易事，而且，大多数这类公司都在亚洲，美国的投资者很难接近。

在工作之外，格罗丁是一个喜欢赌博的家伙，有人缘、大大咧咧、爱笑。但很多在市场交易时间与他打交道的人，却有些怕他。他“绝对是你遇见过的最唯利是图的人”，一位同事说，“他可以为了赚5美分，把他奶奶给卖了！”

格罗丁芯片股的投资策略相当奏效。他负责的资金量相对较小，通常为3000万～4000万美元，但他的回报率达到了30%甚至更高——是调整风险后公司中最高的。不过，这个人却让科恩沮丧不已！在实践中，格罗丁只花很少的钱就得到了自己所需的信息；科恩认为，如果格罗丁的交易量更大，他可能会赚更多的钱。他正是“基辅博士”——可以帮助的那种人，当然，前提是格罗丁愿意。麻烦的是，格罗丁缺乏那种特定的基因条件，让科恩能够坦然地为他背负巨大的风险，尽管格罗丁是那种痛恨亏钱的人。

科恩让格罗丁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以便自己能看到他所做的一切。但格罗丁习惯于小声地向他的交易商下指令，科恩无法听清他们说什么。格罗丁知道，如果他试图购买5万股某只股票，科恩可能会试图抢在他前面发出投入10万股的指令；在自己买到之前，科恩就已经把该股的价格推高了。实际上，格罗丁的那些交易员也很难听清他在说什么；当他们要求他重复一遍时，他总会大声尖叫道：“你是聋子吗？真是白痴！”

就格罗丁来说，如果没有他那位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他的分析师C.B.李，他就一事无成。

C.B.李是一个寡言少语、不修边幅的家伙，他有黑色的眼睛、宽扁的鼻子和略微隆起的腹部。外表看起来，他并不像是一个有经验，能使周围的人在股票市场赚数百万美元的专业人士。但在与亚洲技术公司的关系方面，没人比他更好。C.B.李从不闲着，在全球各地旅行，拜访芯片制造商，收集有价值的细节。的确，他收集的信息很有价值！

因此，C.B.李在赛克资本的办公室非常受欢迎。每个人，特别是科恩，都希望得到他的研究报告；但格罗丁不喜欢与他们分享。格罗丁从一家名叫约翰·汉考克证券的经纪公司招聘到C.B.李（从杜克大学获得工程学士学位后，C.B.李在该证券公司做分析师）， [2] 并在赛克资本栽培了他。格罗丁会利用C.B.李的“数据点”（这是他给它们的称谓），有条不紊地制订具体的交易方案，迅速锁定利润，但通常量都不是很大。科恩喜欢采用更具侵略性的方式；如果有好的交易机会，科恩认为应该尽可能多地下注。

他俩在获取C.B.李的研究报告上，会定期爆发冲突，而且，频率越来越高。在分享到这份信息之前，如何捕捉到格罗丁依据C.B.李的信息将要进行的交易，就使科恩到了一种几乎抓狂的程度。他下令公司的内部程序员设计一个系统，使得赛克资本内任何人所输入的交易指令在执行之前，都得让他知晓，而且，如果科恩愿意的话，还得把他的交易指令置于所有人之前。这个新软件被称为“天空之眼”。

在科恩每天变态的监视下，格罗丁忍受了几个月的折磨；然后，他想出了一个远离他的方案。此时，赛克资本以西格玛资本管理公司的名义，在曼哈顿还有一个附属办公室，其位于麦迪逊大道一座塔楼的两层楼中。格罗丁要求把他的交易团队转移到那里，理由是他就要结婚了，不想坐那么远的车上班。最终，科恩还是勉强同意了。

搬了地方后，格罗丁自由度大了一点，但新的状况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一年后的2004年1月，科恩向格罗丁发了一个即时短信：“里奇，顺便说一下，我今年想要C.B.李正式上交他的研究报告，否则，就不给资金了。”实际上，直到此时，C.B.李都以非正式的方式把他的市场研究信息直接交给格罗丁，而且，大部分都以电话或简短电子邮件的方式。现在科恩要求得到一个更正式的信息表述，一份他可以自己阅读并转给他人的报告。为了确保他的交易员能在他人之前向他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这可能是科恩能够想出的唯一办法。

格罗丁对这个想法很反感。“如果这样做，那整个公司就可以把这种报告满大街传播吗？”他回应道。

“那就辞职，”在他那著名且错字百出的公函中，科恩如此写道，“规则适于每个人。你若不喜欢，那就挪屁股。为什么他人能得到C.B.李的信息，而不能是我？这是错误的，需要纠正。我的想法是不可动摇的，即使不高兴，生活也如常继续。”

格罗丁试图谈判，问为什么合作这么些年后，科恩会突然变得如此不通情理。他写道：“C.B.李不会基于其数据点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它们有意义，我会把它们放在你能看到的地方。”

“这还不够，”科恩回应道，“我很生气，公司的人没尽应有的义务，让我能接触到最新的信息。我竟然不得不瞎猜，这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做法！”

“行吧！”格罗丁回信道。第二天，他就提交了辞呈。

在赛克资本，雇用新交易员和分析师的需求成为一个持续的、几乎无法逾越的挑战！科恩就像一个交易员，什么事都做，和他的雇员没有什么不同。多年来，科恩已经陆续解雇了几十个人，多半是因为他们没能实现他想要的回报。

但还有一些像格罗丁这样的人，觉得很难受，忍无可忍，一走了之。对交易员来说，在赛克资本工作，就像是把安全销从手榴弹中拔了出来：这不是一个会否爆炸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爆炸的问题。这个地方成就了一些人的职业生涯，但毁掉了更多！

尽管面临着如此这般的高压环境，但仍不乏热切进入“围城”的候选人。彼时，几乎每个人都想去对冲基金工作，尤其是去赛克资本。在此可以赚到的钱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甚至在赛克资本这样动荡不安的是非之地，你也可以为自己舒适的余生，攒足够的钱！在赛克资本，寻找新候选人的责任，落在了该公司业务发展总监所罗门·库明领导的部门，一个极具进取精神的团队。库明是个天生的推销员。他曾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长曲棍球运动员，对加州风格的马球衫情有独钟，个人魅力超强，与比尔·克林顿有一拼。对他遇到的每个人，他都称之为“挚友”；他过着奢华的生活，不时地坐着自己的私人飞机四处游玩，大量下注自己钟爱的体育项目。他的昵称是“米达斯之王”。

库明的工作是搜寻华尔街最好的交易员；有时，他在跟踪他们数年之后才接近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涌现的对冲基金越来越多，对人才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由肯·格里芬在芝加哥创立的城堡投资集团和由以色列“伊慈”英格伦德在纽约经营的千禧管理基金，经常试图雇用与赛克资本相同的交易员。这两个基金都效仿赛克资本的模式，都有数百个交易员在做短期交易（这种做法通常易于受到某种事件的影响）。

在新的交易员中，赛克资本寻找的东西之一是他们与在上市公司工作的人的个人关系 [3] （他们可能会带来有价值的情报）。例如，如果一个潜在雇员在汉普顿与一家互联网公司高管共租了度夏的房屋，则该聘用文件就会得到批准。在获得信息的时机到来时，朋友、兄弟、岳父和妻子都会有价值。

2004年年底，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雇员向科恩提出了一个运作思路：是否应该在赛克资本组建一个独特的新单位，一个以深度研究驱动的交易团队？这个概念指的是组织专注于行业专业知识的交易员，效仿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他通过那家极其成功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购买一些公司的大量股票，并持有数十年之久。如果采取这种投资策略，那么，每当公司宣布季度盈利状况时，就不用担心那些微小的股价波动，而且，公司在做这类交易时，对科恩及其直觉的依赖程度将会降低。这些新的交易员和分析师将会成为他们所研究公司的权威。在一系列会议上，这位名叫马修·格罗斯曼的20多岁的经理，向科恩阐述了他的运作模式。他把它称为赛克资本的“扛鼎之器”。格罗斯曼解释说，新团队的部分目的是管理科恩自己的投资组合账户——这个组合账户应该由公司最好的人才来打理。他们要聘请一批新的分析师和交易员进入这个新团队，而且，它将成为公司的“海豹突击队”。

对此，科恩心醉神迷，正是他试图所做之事的繁衍。这个概念正应了他的虚荣心，使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远见卓识的人，而不只是一个牟利者。即使是那些不喜欢华尔街的人，也普遍钦佩沃伦·巴菲特（他会不时接到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寻求建议的电话）。当然，这个研究团队也有商业意义。此时，赛克资本正管理着数十亿美元；一个更加专注、长期的方略才是明智之举。科恩喜欢格罗斯曼，他极具天赋且少年老成。格罗斯曼曾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精英寄宿学校——德菲尔德中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本科，然后，作为第一位大学实习生，在朱利安·罗伯逊创建的对冲基金“老虎管理基金”得到了一份工作。自2002年以来，格罗斯曼一直在赛克资本工作。

在老板变得过于激动之前，格罗斯曼告诉科恩，他得满足自己三个条件，然后，才会同意帮助建立新的团队：如果新单位最终没有成功，他能得到一个投资组合经理的位置；他能按一个百分比的比例得到新单位整体业绩的提成；他将与科恩在赛克资本具有相同的权威级别——具体地说，赛克资本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知道，格罗斯曼的指示与科恩本人的一样重要。

令很多赛克资本的人感到惊讶的是，科恩首肯了格罗斯曼的条件，而且，格罗斯曼的同事惊讶地发现，科恩真的接受了来自这位年轻新星的指令。对于赛克资本的员工来说，这可是闻所未闻之事！虽然科恩似乎着迷于格罗斯曼，但，赛克资本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他。

他在办公室里的绰号是“米尔豪斯”——借用了巴特·辛普森在《辛普森一家》中表现得有点书生气的那位助手的名字。但这位米尔豪斯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员工的微小错误或错失机会，他会像科恩那样，无情地嘲讽他们。格罗斯曼知道自己不招人待见，这使他有些烦恼沮丧。他告诉几位与他相处融洽的同事，他之所以“缺乏人际交往能力”，多半是因为他在中学时被欺负，并受到了父母痛苦离婚的影响。不过，无论他如何努力，似乎也无法改变他对待手下的方式。每当格罗斯曼走进一个房间，满屋的人就会立即陷入沉默。他甚至在30岁之前，就可以每年赚1000多万美元的收入。他搬到格林尼治，买了一辆蓝色的阿斯顿·马丁——一款26.8万美元的新版英国跑车，曾在詹姆斯·邦德的电影《金手指》里出现过。有时，他会主动地让赛克资本想要雇用的交易员坐自己的跑车兜风，诱使他们加入“杀手阵容”。

在科恩恩准了他的想法之后，格罗斯曼从办公室消失了一整天，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哪里。当他重新出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新部门的商业计划。这个商业计划书被格罗斯曼称为“CR的本质”。这里的“CR”代表“累计收益率”。

艺术品市场提供了一种将财富转化为一种诱人影响力和权力的方式。 [4]

“作为一个亿万富翁并不是什么很酷的事， [5] 因为这个群体已经有了200多人了，”克里斯蒂纽约的当代艺术专家鲁瓦克·古泽如是说，“但如果某人买了一幅画，这就会突然把他置于一个不同的圈子……他们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态闭环。你将会遇见艺术家，你得与懂艺术的人打交道。这是在国际上扬名的最快方式。”科恩目睹了他的一些员工，通过收集奢侈艺术品改变了他们的名声，因为对博物馆的每一项捐赠，都会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页面。

他的交易员戴维·甘内克从大学时期就开始收藏艺术品；自那时起，他和他的妻子就开始参观一些小画廊和那些不知名艺术家的工作室。在2000年技术股市场崩盘后，甘内克发了一笔横财：他的投资组合几乎都是空头；他把自己大部分新赚的钱都投向了不同等级的艺术品。在成为科恩最成功的交易员之一之前，甘内克似乎将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诸如杰夫·昆斯和辛迪·雪曼这类世界知名艺术家的当代作品竞买上。如果他很忙，他的秘书就会出现在克里斯蒂拍卖会他的位置上，手持电话，代他出价。

“这个作品的出价不要花超过75万美元。”在隐身去做交易之前，甘内克会如此吩咐她。

科恩对此印象深刻，十分嫉妒。大家都很钦佩甘内克的艺术品位。虽然科恩多年来也收购了少量的绘画，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收藏家”。他知道，一个精明的交易商不仅可以通过买卖艺术品来提高自己的声誉，而且，还能赚大钱。

纽约的艺术品经销商和画廊都是按照自己的限制性规范运作的，他们从不会和任何人直接打交道，无论他多有钱。你不能简单地走进一个画廊，就为莫奈的一个作品开出一张支票，然后，就把它挂在你家的阁楼墙上。艺术界的看门人很清楚，他们产品的排他性在于，不允许格林尼治的那些土豪级对冲基金经理，购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歧视，但也是简单的市场经济学：为了创造需求，你需要控制供给。作为应对，华尔街的收藏家需要雇用合适的人引路，这样才能使他们走到队伍的最前列。

对于科恩来说，那个人就是桑迪·海勒——迈克尔·斯坦伯格的童年朋友（迈克尔是为科恩工作时间很长的交易员之一）。许多艺术界的人私底下认为海勒有点机会主义色彩，但他们无法否认，他能接触到那些最有实力的艺术品买家。桑迪专门与科恩这类不了解艺术界复杂性的土豪级客户合作。开始时，他陪科恩参观画廊，向他提出了一套聚集收藏品的系统方法，耐心地将他发展成一位有品位的鉴赏家。他对这个世界心醉神迷！当他在一件作品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例如，为达米恩·赫斯特的一只悬停于4360加仑 [1] 甲醛 [6] 中的鲨鱼，他就花了800万美元 [7] ），就会成为媒体的新闻。但，这并不只是虚荣。科恩也对他买的许多作品产生了真挚的爱。他为只买最好的高质量作品而自豪。

在2006年秋天，当毕加索的《雷神之梦》在拍卖市场出现时，科恩面临着一次把其收藏带到一个全新水平的机会。科恩一看到《雷神之梦》，就极其渴望拥有它。这是毕加索50岁时的画作，是有关其年轻情妇玛丽的一幅非常情色的肖像：她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睡着的媚态，弥漫着一种宝石色调的软性色情。在2001年，赌场大亨斯蒂芬·永利从另一位收藏家那里买下了它 [8] ，那位收藏家在1997年为此支付了4840万美元。5年后，永利决定将之出售。科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马上叫一名艺术顾问飞赴加利福尼亚，去评估一下它的现状。

科恩的顾问仔细检查了这幅画，并写了一份报告，证实状况良好。交易很快达成，科恩同意为该幅油画支付1.39亿美元。接下来的周末，永利为此举行了一个庆祝鸡尾酒会。永利和他的妻子伊莱恩，有一群到访的纽约名流朋友，其中包括诺拉·艾芙隆、尼古拉斯·皮莱吉、芭芭拉·沃尔特斯和能源律师夫妇戴维·博伊斯和玛丽·博伊斯。永利忍不住吹嘘他刚刚与科恩达成的创纪录交易。永利对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价格最高的绘画作品。” [9] 韦恩告诉他们，这次的交易额超过了罗纳尔多·劳德，为古斯塔夫·克林姆特所绘的《阿黛尔·布洛赫·鲍尔肖像》所支付的1.35亿美元的原纪录。

在毕加索的这幅作品永远隐身于科恩在格林尼治的豪宅之前，永利邀请他的朋友去他的办公室观摩。在他的办公室，该作品与马蒂斯和雷诺阿的作品都被挂在同一面墙上。永利开始招待客人，解读《雷神之梦》的色情表征，即玛丽的头部实际上是如何构成阴茎形状的，以及这件作品曾经属于收藏家维克多和萨利·甘兹 [10]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在曼哈顿公寓收藏了一些著名的艺术品）。当永利正讲着时，他突然倒了回去，用肘部挤破了该画的画布；随即，有一个“可怕的”撕裂的声音， [11] 艾芙隆后来回忆道。房间骤然变得鸦雀无声。

“我不敢相信，我怎么会这样做！”当他的客人惊恐地看着这一切时，永利如是说。“混蛋！”

永利试图摆脱窘境。“嗯，我很高兴是我做的，而不是你们，”他向他的朋友说，“这只是一幅画，这是我的画，我们会把它修好的。这不是什么生老病死的大事。这只是一幅画，毕加索花了五个小时完成的一幅画。”

第二天，他打电话给纽约的艺术经纪人威廉·阿奎维拉，他的反应几乎就像被告知他所钟爱的人已经被谋杀了一样。“不不不！”他悲伤地哭了起来。不久，永利的妻子伊莱恩就带着破损的油画，坐上了飞往纽约的私人飞机。一辆装甲车在机场接到他们，将他们运送到阿奎维拉的画廊——位于东70街的联排别墅。科恩在那里见到他们，他想亲自看看该画的坏损情况。永利希望可以恢复原样，但他俩就此达成了新的协议：交易暂停。 [12]

科恩非常失望；《雷神之梦》还须等待！

寻找在“累计收益率本质”（赛克资本的新部门）工作的人，是所罗门·库明此时的工作重心。新交易员不能仅有相关的工作履历，他们还必须才华横溢、行业知识深厚，但这种人才极难寻觅！

他听说有一位投资经理很不错；彼时，他是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小型对冲基金（西里奥斯资本管理公司）的生物技术专家。当今的生物技术产业正蓬勃发展，数十家企业竞相生产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新药。不过，真正理解它们所做的一切并非易事！这个年轻人通常的表情是一副严肃且不可思议的书生气，好像他是外科医生或医学研究者，不像是医疗公司的投资者。他最近刚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该研究生院是美国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他叫马修·马特莫。

“你愿意来赛克资本工作吗？”库明问他。

马特莫有些犹豫。像行业里的每个人一样，他听说过赛克资本的故事，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适应那种沉重的文化氛围。他文静且知书达理，不是那种能够轻松处理公开冲突的人。不过，这项工作有一个十分诱人之处——钱！

库明解释了相关的工作细节。马特莫将会有一笔约4亿美元的资金，可用于进行组合投资； [13] 在公司里的相对规模处在中间位置。库明还保证，他不仅可以把他投资组合所获利润的17%拿走，而且，还能把科恩根据他的投资建议所赚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他的奖励。

如果他在年底的收益率只有15%，那么，他也会赚1000多万美元！几乎没有其他对冲基金会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慷慨的激励方式。此外，他还将成为赛克资本新研究团队的一部分，与公司中最有才华的人共事！

当晚于家中，马特莫与妻子罗斯玛丽一起讨论了这个工作机会。妻子是一名医生，参与了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他们的最终结论是，鉴于这份可观的报酬和这家著名基金在行业中的声望，这是一份值得追求的工作。2006年6月2日，赛克资本向他发送了一份正式的工作邀约；它包括20万美元的基本工资和200万美元的签约奖金。 [14] 库明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马特莫在生物技术领域拥有丰富的信息源，包括“该领域”的医生网络。马特莫签署了这份邀约并将其发给了赛克资本。如果他能够胜任在这项工作的话，他的家人就不必再工作了。

马特莫是印度移民的儿子，第一代美国人，生长于一个尊重和害怕父母的家庭。这种家庭的追求，就是通过名牌大学的优异学业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同时，他们也有这样的信念：作为美国的后来者，他们必须比其他美国人更加努力，才能在经济上得到保障。他们有这样一种文化：对自己的成就和资历会做冗长的概述，包括他们在学校所获的各种奖励数量，甚至会回溯到小学二年级。当然，在赛克资本工作，除了让他富有外，还将为他闪闪发光的简历增添另一抹亮色。

那个夏天，马特莫和他的家人搬到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一套公寓，开始适应竞争激烈的新工作环境。此时，罗斯玛丽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但决定放弃做儿科医生，全身心投入母亲和马特莫伴侣的角色中。像她丈夫一样，她是一个能力超强的人，她把他的工作像她自己的一样认真对待，不断地给他建议。马特莫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做。他符合格罗斯曼所设想的那种完美的赛克资本新形象。 [15] 他是一个思想者，不是一个空喊家，拥有所有应该拥有的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马特莫在他的新公司再现了他童年时的追求：那时，他极力让他要求很高的父亲满意；现在，他极力让科恩和格罗斯曼高兴。他又回到了高中时所养成的习惯：那时，他力图拿到班级的最高分；现在，他凌晨4：00就开始工作，先专注欧洲股市，而且，一直到美国市场关闭后才回家；然后，他帮助罗斯玛丽给孩子们洗澡，哄孩子睡觉；再然后，他还会熬夜，阅读研究报告 [16] （此时妻子已经酣睡于他的身旁）。他工作很有紧迫感，他急于找到一个赚钱的交易。

在股票市场，医疗保健是最激动人心、最难以预测的，但有时也是最赚钱的板块之一（在遭受严格监管的行业里，这些公司都在试图创造和销售能挽救人们生命的产品）。通常，一项药物开发和其他医疗保健研究会耗费数十亿美元的资源。每次新药试验都是一场赌博，会使相关公司的股票产生波动。这是科恩最喜欢的板块之一。

在赛克资本工作之前，马特莫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两家公司——宜兰公司和惠氏公司。彼时，它们正在测试一种新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其被称为bapineuzumab，或简称“bapi”。由于药物开发成本非常昂贵，所以，两家公司合作支付了多年的研究和药物试验费用。阿尔茨海默病是马特莫长期感兴趣的病症，这可追溯到他当时在杜克大学本科学习期间；当时，他在大学医疗中心的阿尔茨海默病分部做志愿者。 [17] 他认为这种特殊药物（bapi）潜力相当大。用最简单的术语说，bapi的设计功效是改善阿尔茨海默病的前导药物AN-1792（它被证明会使患者出严重的脑肿胀，必须从测试中撤出）。bapi的结构没有那么复杂， [18] 在动物的测试研究上，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效果。马特莫预感它可能会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他想学习一切关于它背后的科学原理和试验进展。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计划利用他能接触到的每一种资源；在赛克资本，这些资源包括几项昂贵的研究服务。其中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格理集团（Gerson Lehrman Group），一家“专家网络”或做“配对”的公司。 [19] 这家公司为下述两类人做需求配对：马特莫这种华尔街投资者；数百家不同上市公司内部的工作人员，如负责订购新卡车配件或零售连锁买家的工作人员——他们能提供一些有关他们行业、竞争对手，甚至是自己公司的真知灼见。

投资者向格理集团支付费用，后者会把付款者和相关公司的雇员联系起来；通过与投资者交谈，这些雇员能得到很高的报酬——有时甚至高达每小时1000美元以上。当然，这类公司雇员应该只分享公开的信息，不能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至少，这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到20世纪20年代，经过多年的监管和重罚，大多数交易员对敏感的并购信息变得更加谨慎。迈克尔·米尔肯案已经教会了交易员，在一项收购公布之前，避免买入该公司股票；收购前股价的大幅上涨，经常会引起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关注。然而，投资者极为渴望获取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优势的信息，因此，他们会倾注很多的精力来获取这类信息。对冲基金分析师会监控购物中心的停车场，甚至会派人到中国去细查卡车进出工厂装卸港湾的情况，以求找到对公司经营情况的独特见解。大家都知道，已经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如公司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或收益公告），对于短期交易而言，基本上毫无价值。

在麦尔肯案之后的几年中，短期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季度盈利公告，特别是对科技板块的公司来说，它们的股票在业绩公布后会大幅波动。在这个阶段，基于对公司盈利公告的预期，设计合适的交易策略成了有利可图的做法；但只有你在公布业绩公布前，获得了可信的收益信息，这种做法才能奏效。

因此，获得盈利情报就是对冲基金交易员所关注的焦点。他们纠缠企业高管，以图获得即将公布信息的相关暗示。今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将会令人失望吗？这次会是关于明年增长计划的一个重要公告吗？交易员会利用他们从一些相关信源（从首席财务官的“身体语言”到投资者关系部人员提供的明确细节）收集到的那些碎片信息，买进和卖出股票。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此类花招对市场不公，遂通过了一项名为“监管公平披露”的规则，通常称为“监管FD”。它禁止上市公司只向部分投资者提供有关经营的重要信息。规则通过后，公司必须通过公告和新闻稿同时告知大家所有相关事项。这使信息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了，但它也使得这些信息不那么有用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它。交易员要想在市场上获得优势，就必须找到其他方式。

格理等公司站了出来，提供了这种服务，即提供了解公司经营细节的渠道。对冲基金交易员把这种专家网络公司当作填补信息缺口的一种方式。“我们认为，对冲基金有时很可笑， [20] 在肯定要为所得信息支付费用时，竟然还要通过求人帮忙，才获得这些信息的——‘请问你能给我15分钟的时间吗’，”格理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格尔森，在创办公司后不久表示，“我们只是觉得应该有个办法让这两个群体正常地联系起来。”

当然，格理公司告诉这些公司的雇员，已经签署的相关的顾问协议不允许他们与华尔街的客户分享非公开的重要信息。但这些雇员往往对相关的底线很模糊。另外，对冲基金投资者确切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会尽其所能去设法得到它。赛克资本的交易员喜欢这项服务，每年的订阅费就高达120万美元。 [21] 这项服务使他们能与医疗保健、电信、能源和无数其他行业的公司的各级员工进行沟通对话，而这些人又是他们自己根本找不到的，或找到了，却无法说服他们来与自己交谈。赛克资本是格理公司最好的客户之一。

2006年8月30日，马特莫向格理公司发了一份他想见面谈谈的22名医学专家名单（他们都参与了bapineuzumab的临床试验）。“你的数据库中是否有这些医生？” [22] 他写道，“我想就阿尔茨海默病和AAB-001的相关情况，咨询这些医生。对于那些还不在你名单之列的医生，我们可以招募吗？”

格理公司网络中的一名医生回应了马特莫。

“我是这次临床试验的安全监察委员会主席，” [23] 这位医生针对马特莫的要求写道，“我知道的相关情况仅是公开的那些，因我签了一个保密协议，所以，我只会分享那些公开的信息。”

这位医生70来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经科医师、阿尔茨海默病研究领域的领先专家、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讲席教授，他叫西德尼·吉尔曼。

[1] 1加仑=3.7854118升。

第2部分

第4章　就像瑞克赌场的博弈

联邦广场26号大厦是位于曼哈顿下城安全路障所环绕的一座生硬的矩形塔楼，靠近法院和市政厅。当迈克尔·鲍威穿过旋转门，把包放在安全传送带时，深吸了一口气；他告诉警卫他是来拜访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随后，他穿过朝向电梯的全身安全探测仪。

作为一位专门从事商业诉讼律师事务所（卡索维茨-本森-托雷斯-弗里德曼）的合伙人，迈克尔·鲍威以处理金融诈骗案的专长而闻名于业界。他是一个宽肩的爱尔兰人，拥有红润的皮肤、明亮的蓝眼；他的模样像一个曾参与过酒吧打群架的年轻人，但此后他又逐渐滋生出对休闲鞋和羊毛衫的喜好。这是2006年11月，迈克尔·鲍威正忙于两个棘手的诉讼案，代表几家公司起诉赛克资本和其他几家对冲基金涉嫌操纵其股价事宜。事情已经变得如此丑陋，每一方都翻出了对方的烂事，进行指控。 [1] 迈克尔·鲍威已经花了两年时间，调查赛克资本及其创始人。

迈克尔·鲍威正在代理的一个案子是由加拿大药物制造商拜维尔（Biovail）公司 [2] 发起的。由于市场上有传言称，该公司有某种会计欺诈行为；随之，其股价就一直在不断地下跌。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一组对冲基金的卖空者沆瀣一气，勾结股票研究分析师，发表有关某些公司（包括拜维尔公司）的负面报道，以压低它们的股价。

通常，卖空者在市场上名声不佳，就像那些为别人的不幸而欣喜的巨魔。他们的生计取决于相关股票的下跌，这使其成为大多数投资者的天敌。实际上，做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股票持续上涨，卖空者就可能会遭受无限的亏损，所以，通常只有最老练的投资者，如对冲基金，才会参与其中。当然，大多数企业高管都认为，就他们想要讲述的美妙故事而言，这些做空者就是他们天敌（这些公司高管往往都是自吹自擂者）。因此，卖空者在市场上实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唯一一群有动机寻找上市公司所藏污垢（比如会计造假，这是一种可以掩盖多年的问题）的人。别忘了，卖空者可是最先指出安然问题的人。

但这种做法也充满了被滥用的可能。

当迈克尔·鲍威在两年前第一次与拜维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3] 尤金·梅尔尼克进行访谈时，他对于梅尔尼克的争辩表示怀疑；后者认为其公司正被一批打压其股价的卖空者盯上了。但由于他是按小时计费的，所以，他得耐心听完梅尔尼克的所言。梅尔尼克认为赛克资本正在市场上传播关于拜维尔公司的消极信息，他希望迈克尔·鲍威能够调查该基金的运作情况。此时，这位律师并不知道赛克资本为何方神圣。但他很清楚对冲基金行业正在蓬勃发展，只是对赛克资本的声誉或操作方式的了解接近于零。尤其是对私人投资基金可以恐吓一位亿万富翁级的CEO，他感到十分惊讶！

只需做一点初步调研，就可以找到2003年《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篇名为“华尔街最强悍的交易员”的文章， [4] 这也是曾见诸报刊的有关赛克资本和史蒂文·科恩的唯一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这篇文章将科恩描述为一个激进的日盘交易商，经营着一个40亿美元的基金；他每年支付超过1.5亿美元与交易相关的佣金，目的就是在别人之前获得信息。赛克资本似乎卷入了华尔街几乎所有极富争议的事件；作为证据，文章报道说，在英克隆系统公司（ImClone Systems）申请的癌症药被拒的第二天，也就是在消息公布之前的24小时内，这家生物技术公司董事长山姆·沃克赛尔就接到了赛克资本交易员的电话，称已经注意到该股的动向，但这还没有被他人盯上。就在赛克资本电话进来之前几分钟， [5] 玛莎·斯图尔特试图找到沃克赛尔，这导致了她那声名狼藉的内幕交易和伪证案，但没有人给赛克资本回过电话。文章接着说，就交易佣金而言，科恩可是华尔街的十大客户之一，援引他人的说法，他“几乎就像霍华德·休斯一般神秘”。

“这个叫科恩的家伙到底是谁？”

迈克尔·鲍威很好奇；被激起兴趣的他及其律师事务所的调查员，开始研究梅尔尼克的阴谋论。当迈克尔·鲍威向华尔街的人询问谁是对冲基金业最重要的玩家时，赛克资本的名字频频出现。它们的商业模式被描述为：花钱购买一手情报。

迈克尔·鲍威开始监视科恩：派人在他上班的路上跟踪，看他与谁一起吃午餐……他的调查人员注意到科恩似乎总是在保镖的严密保护之下。

2006年2月23日，拜维尔公司向赛克资本提起诉讼， [6] 点了科恩及其几个雇员的名，指责他们操纵拜维尔公司的股票。被告名单同时也包括了格理集团。该诉讼指控赛克资本的交易员上下其手，极力打压拜维尔公司的股价，使其从接近50加元跌至18加元。 [7] 这些指控都基于这样一个看法：科恩如此强悍，赛克资本在市场上有如此的力量，他们甚至能够要求每天与赛克资本做交易的大银行，提前给予他们相关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应该是同时向大家发布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赛克资本的巨大市场影响力，”投诉书写道，“在史蒂文·科恩的指导下，赛克资本对其交易员、经理、员工和代理，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8] 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达成目标！”

赛克资本和其他被告都极力否认相关指责，认为拜维尔公司股价的下跌，实际上就是其企业存在的相关问题所致，这是不容置疑的。不过，这次的相关努力还是有不小的收获，美国联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9] 此时，从卡索沃茨·本森的角度来看，随之而来的媒体曝光的作用要比迈克尔·鲍威所能做的更有价值：在拜维尔公司的诉讼提交之后的一个月，《60分钟》节目播出了一个与这次诉讼相关的节目， [10] 名为“堕落的赌注”；它深入分析了拜维尔公司的案例，也对赛克资本的做法持深度的怀疑态度。

当时，股市每天都在创新高，房地产膨胀得更快。随着前几代人退休金逐步耗尽，正在工作的美国人正在将自己的毕生储蓄投入股市，希望能够最终为他们退休提供更多的保障。此时，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成为整个国家心醉神迷的乐事！

《60分钟》节目清楚地表明，尽管许多投资者普遍存在着一种富裕感，但还是感觉到什么地方存在着威胁似的。不过，它不是房地产市场正在发酵的危险泡沫，而来自对冲基金的卖空者。该节目把科恩刻画成一名强悍的矗立于大多数美国人尚不知晓的庞大金融网络之巅的基金经理。与此同时，科恩又是如此隐秘低调，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甚至找不到他可用的照片；无奈，他们只得播放一段模糊的视频——卡索维茨-本森律师事务所的调查员偷偷拍摄的是科恩在拉斯维加斯参加混合武术搏斗之后，走向自己轿车的情形。这个节目包括对尤金·梅尔尼克所做的一个泛泛的访谈。“当你看到一个浪潮来袭时， [11] 负面宣传扑面而来，混乱的信息到处弥漫，而且，坊间疯传：大猩猩正向我们袭来，很多人都逃亡避难，”他说，“我们很幸运，幸存了下来。”

在《60分钟》那档节目播出的那晚，距离CBS电视台几英里远处，一名女子呆若木鸡地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着，一边一根一根地吸着香烟。当她看到史蒂文·科恩及其对冲基金的曝光内容时，帕特里夏·科恩的呼吸急促了起来；她不敢相信她前任丈夫被描述的模样。

自从和科恩在1990年最终离婚以来，她一直对这个离婚协议耿耿于怀，她得到的是100万美元的现金、他们曼哈顿的公寓和孩子的抚养费（她认为这不够她们过日子）。这绝对不公平，因为她认为其丈夫当时每年要赚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当离婚协议签署后，房地产市场几乎立即崩溃，帕特里夏无法按计划出售房屋，结果自然不太好。在钱用完后，她接着向科恩要，而且希望每周10万美元。这无疑是一场战争，但对某些人来说，交战的理由似乎有些荒谬，帕特里夏的律师向法庭提交的呈文写道：她和他们当时10岁和6岁的孩子“正面临流浪街头的危险，因为（科恩的）妻子……实际上已经身无分文了”。科恩勉强将孩子抚养费增加到每月5200美元，然后再增加到10400美元，但当他们最小的孩子罗伯特去布朗读大学时，又降了下来。科恩抱怨说，他的前妻“一直在设法毒害我与孩子的关系”， [12] 并指责她把他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视作“仇敌”。当帕特里夏又说没钱时，科恩叫她去找份工作。

在《60分钟》节目结束之后，帕特里夏开始怀疑：她的前夫可能真是一个不诚实的人；离婚时，他隐匿了钱或是骗了她。他们处在结婚状态时，她很少注意他生意上的细节。如果他要她签有关保单或支票账户的相关文件，她就毫不犹豫地就签了，她那一代做妻子的都是如此。现在，15年后，她对他的财富情况还是不清楚，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些的。

她去到她的电脑，将科恩的名字输入搜索引擎。此时，她从未看到的一篇文章跳了出来，2003年《财富》杂志的一篇长文，标题是“华尔街的卑劣”；这写的是他们结婚时，有关科恩曾工作过的经纪公司格兰特尔的事情。这篇文章把该公司描述成一个藏污纳垢之地。 [13] 该文列举了格兰特尔经纪公司的某些劣迹：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公司被指控从事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它还支付了75万美元解决性骚扰诉讼；公司的一组雇员被指控在10年的时间里，挪用了死亡客户休眠账户的1400万美元。实际上，这还仅仅只是该公司劣迹表单的一部分。但这给予帕特里夏一个很强的环境感，即她前夫在步入构建对冲基金帝国的道路时，所处的工作环境是如此之糟。她还记得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调查的情形：1986年，该机构质问他是否根据内幕信息交易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史蒂文忐忑不安，每晚上都在她肩上哭泣。

第二天，帕特里夏拿起电话，拨了卡索维茨-本森律师事务所的号码。

当手机响起时，迈克尔·鲍威正悠闲地坐着、双脚搁在桌子上。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一场大风刚刚光顾过一样：棒球衫挂在椅子上，儿子的象棋奖杯堆满房间角落，杯子、纸张和文件夹散落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空当。

“我叫帕特里夏，是史蒂文·科恩的前妻，”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有一些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

迈克尔·鲍威立马从桌子上放下脚，坐直了。

“我怎么能帮到你？”他说。

她告诉迈克尔·鲍威，她需要咨询建议。她觉得她的离婚协议不公平，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钱用完了，住在中央公园西的一套三卧室的公寓，房屋产权却在科恩名下，所以，她随时可能被赶到街上。现在，科恩的妻子亚历克斯每月开支票交物业费。她还认为她有迈克尔·鲍威应该知道的关于科恩的信息——她多年来一直保密的信息。她从来没有痛快地把它讲出来，因为之前与她交谈的每一个人都害怕科恩。但迈克尔·鲍威似乎并不怕他。

她在办公室里见到了迈克尔·鲍威，告诉他自己与前夫的关系，以及他在格兰特尔经纪公司的事情。在她与科恩的私下谈话中，他承认自己事先得到过通用电气20世纪80年代收购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信息。当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对他进行调查时，他感到恐慌，担心自己会被关进监狱。她说，调查结束后没有任何指控；此后，科恩对他的交易非常小心，几乎到了偏执程度。他变得喜怒无常、脾气暴躁。随后，他对自己办公室的人员数量进行了压缩，裁掉了不称职的。此外，她认为他们的孩子都怕他。

迈克尔·鲍威不知道该怎么办，婚姻法不是他的专长。显然，帕特里夏相当偏颇。但迈克尔·鲍威还是对他所听到的感到恶心！这让他想起了科恩在公司交易大厅里的不佳名声：他在那里会想方设法虐待别人，贬低他们。他眼前就是一个受伤害的女性，正遭受情感和财务之困。迈克尔·鲍威不敢相信，当年赚了接近10亿美元的科恩， [15] 却不愿意拿出一些钱来解决他与前妻的问题。相反，他却雇用了一个律师团队，就每笔费用与她博弈，而且，他第二任妻子也在定期审查这个女人的每张干洗账单。

迈克尔·鲍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卡索维茨-本森律师事务所离婚小组的一个律师介绍给了帕特里夏。当时，帕特里夏还问迈克尔·鲍威，他是否认为她应该去联邦调查局。

“不。”迈克尔·鲍威答道。他知道自己这样做的部分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让她成为自己案件的独享信源。他说：“我知道这让人觉得很有力量，但你必须知道与联邦政府的对话会有什么结果。这就像把你的脖子放在一个嗡嗡作响的电锯上！”

几个月过去了，迈克尔·鲍威没有帕特里夏的任何消息。一天下午，她给他打了个电话，这让他大吃一惊。“我刚刚和联邦调查局特工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她告诉他。

迈克尔·鲍威试图装作不太有兴趣，但却表现出好奇。“哦，是吗？”他说，“谁？”

“他叫B.J.康。”

在《60分钟》节目播出的几周后，迈克尔·鲍威还收到了另外一个奇怪的电话。它来自加拿大一家保险公司（名为费尔法克斯金融控股）的一名高管。这位高管一直密切关注拜维尔公司案，主要因为拜维尔公司的指控听起来很熟悉。这位费尔法克斯的高管说，他们也是一群对冲基金做空的对象；这些对冲基金四处收集公司的负面材料，甚至骚扰费尔法克斯的高管。不同之处在于，拜维尔公司案主要涉及已经发生的事，但费尔法克斯的事仍在蔓延之中。

此时，互联网聊天室每天都在谈论费尔法克斯将会如何崩溃。一天，迈克尔·鲍威看到费尔法克斯的股票狂跌，因为互联网的留言板正充斥的传闻说，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已经逃离了该国，公司办公室遭到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突击搜查。

费尔法克斯由普雷姆·瓦特萨创立，这人是常被媒体称为“加拿大沃伦·巴菲特”的亿万富翁。瓦特萨称，位于孟菲斯的一位分析师（属一家被称为摩根基冈的独立研究交易机构），正在与少数对冲基金合作，传播有关费尔法克斯的虚假信息。事实证明，其中一家基金就是赛克资本。通过调查，迈克尔·鲍威发现的相关邮件表明，摩根基冈分析师在发布其研究报告之前，就已经向赛克资本和其他基金发送了这份报告的草稿电邮。在此，迈克尔·鲍威希望能够证明，对冲基金所做的是内幕交易，依据的是它们帮助制作了相关公司的研究报告。

此时，人们创建了一些匿名网站，将费尔法克斯与安然进行比较，而且，费尔法克斯的员工在半夜会接到恶意电话。“费尔法克斯是一家欺诈行骗的公司”，一个声音会这么说，“多多保重！” [16] 与此同时，做空股票的交易员游说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希望它们能启动调查该公司可能存在的会计欺诈行为。就此，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也展开了调查。的确，费尔法克斯公司有着难以置信的复杂结构，这种设计很容易用来掩盖会计问题。此时，很多对冲基金交易员都争先恐后地做空这只股票； [17] 该股的价格每次下跌时，他们都能赚到钱，该股从150美元一直跌至110美元以下。

2006年7月26日，迈克尔·鲍威在新泽西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赛克资本和一批其他基金在市场上散布关于费尔法克斯的虚假传言。这起诉讼指控对冲基金违反了《反有组织犯罪及腐败组织法》，即RICO，一项旨在打击黑手党的刑事法规，核心是让犯罪集团的领导人为其下级雇员的行为负责。费尔法克斯要求赔偿50亿美元。赛克资本和其他被告否认了这一指控。 [1]

在费尔法克斯提交案件后的几小时内，迈克尔·鲍威接到了美国检察署驻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的电话。来电的是一个名叫海伦·坎特维尔的证券科检察官。

“你能来这里一趟吗？”她问道，听起来很恼怒，“我们要和你谈谈。”这段时间，她在与联邦调查局那位叫B.J.康的特工合作，正对费尔法克斯公司进行刑事调查。政府正在研究费尔法克斯可能的欺诈行为，而不是对冲基金的问题——基本上与迈克尔·鲍威案件的诉求相反。费尔法克斯的投诉内容基本上都是各种政府不可接受的说法，在主管机构的眼里，它们完全是错的。美国检察署的坎特维尔和其他人似乎都很恼火。他们要迈克尔·鲍威第二天到他们那儿去。

第二天早上，迈克尔·鲍威信步走进曼哈顿市中心的圣安德鲁广场1号会议室。B.J.康在桌子的一端，另一端坐着一名来自联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调查员，坎特维尔在中间。她指着一个椅子，示意迈克尔·鲍威坐下来。大家看起来都不高兴。

“你想知道什么？”他问。

坎特维尔说，美国检察署正在调查费尔法克斯可能的欺诈行为。她说，费尔法克斯和迈克尔·鲍威应该等待他们的刑事调查结束后，再提交费尔法克斯的诉讼。刚刚提交的诉讼对他们的案件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政府是应该在费尔法克斯股票案上继续寻找可能的欺诈指控，还是应该调查对冲基金做空费尔法克斯股票的那些卖空者的犯罪嫌疑？坎特维尔想要迈克尔·鲍威详尽解释费尔法克斯160页的投诉内容。

迈克尔·鲍威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阐述了这些指控及其背后的证据，告诉他们费尔法克斯认为，赛克资本和其他对冲基金针对它的虚假谣言和恶意电话，以及该公司对卖空和内幕交易的指控。他说的时候，B.J.康做了笔记。

此时，气氛很沉闷，但坎特维尔说，他们会调查费尔法克斯对对冲基金的指控。在道别时，她还是感谢了他。

就迈克尔·鲍威来说，他的生长环境决定了他不是一个回避冲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是一个找事的人。他生长于珍珠河畔一个离曼哈顿以北一小时车程的小镇，那里挤满了爱尔兰酒吧和小商店。他在这里了解了人生的大多数的事情。在课间休息时，800名纽约市警察和消防员的孩子，会从镇里的天主教小学喷涌而出，挤进一座沥青地面的校园；在此，孩子们轮流地相互捉弄，玩耍着残酷的游戏，而老师则若无其事地看着相反的方向。

放学后，他们成群结队地在街上游荡，打架斗殴，而且，还要设法把对方打得鬼哭狼嚎。在这个环境里，迈克尔·鲍威逐渐获得了一些关键的技能：如何与那些对你有帮助的人相处；在某种情况下，是应该挺身而出做大哥，还是应该认怂做小弟以及如何克服逆境。迈克尔·鲍威的父亲是曼哈顿北部英伍德云梯36的消防员，直到他在火灾中被严重烧伤并随后退休。当被邻居孩子打哭回家后，他娇小的爱尔兰裔美国妈妈会将她的小儿子举到厨房柜台上。“迈克尔，”她会说，“你要学会照顾自己。”他没像曼哈顿美国检察署的大部分联邦检察官那样，拿到一个常春藤联盟大学的学位。迈克尔·鲍威是福特汉姆和纽约法学院的骄傲；他从不怵冲突。

在他们初次见面的4个月后，在B.J.康再次打电话给他，跟进他们对对冲基金的指控之前，迈克尔·鲍威已经成为有关赛克资本的最权威的专家了。

B.J.康说：“是否可以请你过来一趟，给我们详细讲讲你所了解的赛克资本、其他的对冲基金，以及相关的内幕交易情况。”他特别想知道迈克尔·鲍威所说的，也是许多对冲基金采用的“内幕交易商业模式”。迈克尔·鲍威会让联邦调查局特工问他两小时的问题吗？

“行，”迈克尔·鲍威说，“很高兴能帮上忙。”

B.J.康在联邦调查局的证券诈骗处仍然是新人。在那以前，他所经手的一些案件只涉及那些小经纪公司——很多都位于纽约城外的购物中心；在那里，销售人员把毫无价值的便士股卖给那些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人——他们不知道不应该通过电话接受陌生人推荐的股票。这些公司的涉案金额都微不足道，每次联邦调查局关闭一个，就会冒出另一个。B.J.康的老板，帕特·卡罗尔，有一种感觉，应该有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应该跟踪量级更大的诈骗案。他最近把B.J.康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无论是非法传销的案子，还是哄抬股价的案子，都要查，”卡罗尔动员道，“但我们需要着手看看对冲基金了。这个行业不是很透明，我们以前没有真正查过它们。”

B.J.康点点头，但不太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听明白了。

卡罗尔解释说：“如果你跟随资金查吧，很多案子都是通向对冲基金的。”他并不是说所有的对冲基金都违法，但他担心的是联邦调查局并不了解，这些基金在做什么，以及如何赚到这么多的钱。每天都有新对冲基金开业，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者资金流入。“我们需要开始想大问题。”卡罗尔说。

自他还是一个在马里兰郊区玩警察和强盗游戏的孩子时起，B.J.康就已经想要做执法的工作。他已经把这种对好人和坏人游戏的痴迷，与其父母渗透到其成长过程的一些做法，融为一体，这促使他比他人更加努力，直至成功。如果旁边办公桌旁的那个家伙是上午7：00出现的，B.J.康就会在6：00到位；如果那位同事6：00就到位，B.J.康就会在5：30出现。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时，他就申请了一个纽约分局的岗位，因为这里是最重要案件的发生地。

在卡罗尔的谈话后，B.J.康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让自己了解对冲基金行业。他因此熟悉了那些最著名的基金经理及其所挣的那些难以置信量级的钱。他对帆船集团和拉贾拉特南的基金（该行业业绩表现最好的基金之一）有了一点模糊的感觉。但这远远不够！

在拜访金融界的知情人士和证人期间，B.J.康总是提出了一些同样的问题：谁是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交易员？他们怎么赚钱？人们认为他们干净吗？在这个过程中，一家公司名字反复出现：赛克资本。

根据B.J.康的华尔街信源，赛克资本是华尔街最能赚钱和最激进的对冲基金。其竞争对手无法理解，赛克资本如何能够年复一年地创造30%、40%、50%的收益率，而且，它还似乎没有遭受过一次亏损。这似乎好得让人无法相信了！B.J.康想深入了解。

在这次会面的大部分时间里，B.J.康和迈克尔·鲍威是在那个会议室里度过的，而且，都是迈克尔·鲍威在阐述他如何看待对冲基金业的运作情况。

迈克尔·鲍威看到，华尔街在过去五六年间，经历了巨大的转变，而治理和监管的人却没有充分的感知。资本市场是一个系统，它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把资金配置到人们需要投资的业务中；建设更大的工厂，开发更新的产品，雇用更多的员工。这个系统可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在银行放贷的同时，投资银行通过促进股票和债券交易、IPO的实施以及兼并收购，来实现这个引擎的运作。直到2000年前后，主宰这个市场的是少数几家大公司，如高盛、摩根士丹利以及管理退休金账户的共同基金。与此同时，所有这些机构的运作框架，就是一组几乎存在了70年的规则和条例。当然，这些金融机构也有违规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但它们主要是以定义清晰和可预测的方式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大银行了解什么是合规的，什么是违法的，并有合规部门确保自己不触犯法律法规。同时，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在监控这些机构时，也知道应该怎么做。

然而，在过去10年中，很多资金已经从严格监管的大型银行转移到对冲基金，因为这些激进的投资载体有可能获得巨额收益。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仅受到轻微监管，多数都在神秘的面纱背后运作。“你看看针对大银行所提的监管行为的性质（我不是说相关行为不坏），”迈克尔·鲍威恩告诉B.J.康，“但是很多情况涉及的东西和对冲基金的所为相距甚远。”

迈克尔·鲍威说，从用人的角度来看，许多在这些基金工作的人都有非常规的背景：他们的主要任职资格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是基金经理的好友。这类人如果想在高盛这类投行找一份工作的话，那肯定没门儿。这些对冲基金没有受到系统的监管，它们并不都有真正的合规部门，而且，它们的用人哲学就是雇用任何可以赚钱的人，而不管他们怎样做。联邦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有关它们的信息很少。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那么，B.J.康认为将会发生什么呢？

在办理拜维尔公司和费尔法克斯公司的案子时，迈克尔·鲍威对这个行业进行了调查；在这个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对冲基金正在孵化一种新的病毒型腐败形式。与此同时，这种极为复杂的金融交易正在发明一系列近乎难以理解的新金融产品和工具，包括各种担保抵押和其他债务，以及它们的证券化；交易员正在寻找新的欺骗手段。当涉及金融犯罪创新时，对冲基金就像硅谷！

在此，政府的干预使事情更糟；这里有一个后果意外的经典例子。2000年，纽约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启动了一项针对华尔街投行研究部门的调查； [18] 三年后，最终指控它们操控股票买卖的评级（市场上许多投资者在评估各家公司的健康状况，并使用这种评级作为他们的投资指南）。斯皮策指控这些银行把其分析师的分析报告作为销售工具，为自己创造投行业务。当时，承包首次公开发行和就兼并收购提供咨询意见，是这些投行利润的大部分来源。通常，承诺为一家公司编制积极正面的分析报告，是为获取更多交易咨询费做铺垫的有效途径。这里的经典案例是美林公司星级互联网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 [19] 他在1998年说，他认为亚马逊的股票价值为每股400美元。在其公司正在寻求像Pets.com和eToys.com这类公司的业务时，他竟然一面公开吹捧它们，一面却在给同事的私人电邮表示，他真的认为自己对这些公司是过于夸赞了，并把Excite@Home公司称为“垃圾”，称其他网络公司为“狗屁”。

在2002年年底，总检察长办公室揭露了这些利益冲突，并与美林、高盛、雷曼兄弟、J.P.摩根和其他六家顶级华尔街公司达成和解，不仅罚没了这些大投行数十亿美元，而且，还要它们承诺遵守一套更严格的规范。这些规范要求投行业务和研究部门必须彼此完全分开；分析师的薪酬不能再与他们为公司创造多少银行业务挂钩。几乎一夜之间，作为摩根士丹利或高盛技术分析师的工作，就从金融业中最理想的职位之一，变成了一位荣耀的图书管理员。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发展，对冲基金对大银行的交易量越来越重要。前者支付的佣金成为后者利润的主要来源。对冲基金为自己所要求的服务， [20] 支付了数亿美元的费用；大投行开始尽其所能来保证它们高兴。最激进的对冲基金想在任何他人之前知道，分析师是否会降级或升级某只股票。一位资深交易员（甚至非资深交易员）可以将该信息转化为即时利润。

同时，在回应斯皮策和其他人对股票研究的独立性要求时，小型研究公司开始出现了；它们承诺会对投资者买卖某公司股票提供公正的意见。起初，这看起来似乎是个好主意。但这些小研究机构没有像样的合规部门——在很大程度上，这都只是一种保护声誉的摆设。与此同时，一些小研究机构雇用的分析师几乎是没有资格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且，还有什么能够阻止那些财大气粗的对冲基金，购买这类小公司的研究报告，然后，告诉它们自己想读哪些公司的分析报告，甚至还要求这种研究报告说什么？

迈克尔·鲍威认为，对冲基金可以很容易地操纵市场，花钱让他人做出对那些股票已经做空的公司具有负面性质的研究报告，然后，在负面研究报告压低股价的同时，迅速获利！

最后，迈克尔·鲍威告诉B.J.康，还有像格理集团这样的专家网络公司，专门帮助投资者与上市公司高管牵线配对。数百名参与药物研究的医生和技术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都在为这些专家网络公司提供兼职服务，拿着钱为对冲基金交易员提供“咨询”。这种顾问服务不应该披露机密信息，但没有什么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对冲基金向这些顾问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费用。他们会为任何人都能得到的信息而这样做吗？迈克尔·鲍威感到这是一种很容易被滥用的做法。

他们谈了四个小时。对于B.J.康来说，就像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他一边在标准便签上潦草地写着，一边打断迈克尔·鲍威以进行提问，说：“坚持”“加油”“你能重复一遍吗”。

B.J.康对于这个行业的不道德程度而感到震惊！

迈克尔·鲍威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有很多钱可以用来铤而走险、挣大钱，而又没有人监管，那么，你就会发现不轨行为就会如影随形。”在华尔街，他认为，你可能会发现一系列的不端之为：有一些即将要触碰底线了；有些甚至已经越线了；还有一些已经把底线远远抛在后面了。迈克尔·鲍威相信这种糟糕的情形正发生于对冲基金业中。

“你不必相信我，你只需去看看，和相关的人交谈就行，”他说，“这就像瑞克赌场的博弈。 [21] 只要你搬起那些石块，看着它们下面的所掩之物，特别是赛克资本，你会发现那些所藏的污垢。”

[1] 该案被驳回，赛克资本和其他对冲基金赢了。法院认定，赛克资本在这个事件中没有经济利益。费尔法克斯于2013年上诉。

第5章　优势的专有信息

虽然在华尔街那些最令人羡慕的公司（就像曾经的赛克资本）工作，有许多好处，但它的员工往往觉得他们就是某个实验品的一部分，要顶着长期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在这些公司里，计算机终端、排座表以及伴随的等级结构，会经历不断的排序争夺和推倒重组，这意味着没人有安全感。出现葬送职业生涯的那种亏损的可能性，始终漂浮在投资组合经理的头顶。定期拜访这些办公室的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整个交易厅或部门已经荡然无存。但与此同时，所有这些变化也会创造出相应的机会；迈克尔·斯坦伯格就打算利用这种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斯坦伯格1996年开始在赛克资本工作，担任科恩珍宝级技术股交易员理查德·格罗丁的手下。斯坦伯格不仅高大、膀阔腰圆，还带有大学长曲棍球手的范儿。他通常会躬身坐在交易桌旁，写下格罗丁的交易代码；如果交易出现问题，就得赶紧通过电话与经纪人交涉；一般都会设法做好领导吩咐的任何事情——不管大小。

斯坦伯格在大学主修哲学专业 [1] 时，他的父母很担心，觉得太不切实际。他决心向他们表明，自己可以在能够带来财务安全的事情上取得成功。渐渐，他在赛克资本得到了晋升；到2004年，他和格罗丁肩并肩地做起了投资组合。当格罗丁因与科恩就分享C.B.李的研究报告的矛盾辞职后，斯坦伯格就独自负责那个投资组合账户了。 [2]

此时，他需要寻找合适的人来合作。作为投资组合经理，斯坦伯格要负责组建自己的分析师和交易员团队，他需要他们协助自己管理他所分配到的资本池。

2006年9月，36岁的分析师乔恩·霍瓦特加入了他的团队，主要负责研究诸如戴尔、苹果、英特尔、微软和IBM这类与计算机相关的股票。这个招聘过程持续了6个月，并与10个不同的人进行了至少十几次面试。霍瓦特韧性十足地一路走了过来；他知道，如果他能得到这份工作，他就只需工作几年，然后，就可以在滑雪休闲中，度过余生。

通常，在一半的时间里，霍瓦特看起来呆若木鸡；实际上，他是一个勤奋的人。他的工作是向斯坦伯格提出交易思路，但肯定不能是随意的交易想法。他很快就清楚，赛克资本的方法就是找到相关的投资机会——像收益公告这种能使股价上涨或下跌的特定事件。这里的诀窍是弄清楚这个事件是什么，以及如何设计一个长期或短期的头寸，以求从中获利。通常，霍瓦特会精心制作自己的电子表格并设计相关的盈利模式。他在硅谷附近的旧金山有一套公寓，经常往返于纽约和西海岸，参加世界各地的投资会议，以及拜访那些相关的技术公司，试图了解与其相关的一切事宜。

2007年年初，当霍瓦特在赛克资本只待了几个月时，经济就出现了一些麻烦。全国各地的房地产价值开始下降，抵押贷款的拖欠金额也在不断攀升；这令银行和其他投资者陷入危险境地；它们购买了大量的抵押贷款债券，原以为房价只会上涨。不过，大多数投资者此时选择忽略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迹象。相反，只有那些并没有因快速积累的财富而变得忘乎所以的人，才意识到它的到来。5月，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大量投资了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现在开始急剧贬值。每个原来价值都超200亿美元， [3] 但就在几个星期内，市场就视它们拥有的抵押证券为弃履。贝尔斯登管理层试图帮这些基金顶住，但这些证券的价值继续下坠。7月18日，贝尔斯登宣布，这些对冲基金实质上已无价值可言，并将其关闭掉，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都弄不清楚这些基金的崩盘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只是市场的一个小小的挫折，还是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前兆？霍瓦特希望是前者。他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好像一切都如常，继续把自己做盘的思路呈给斯坦伯格。在8月初，当网络设备公司（霍瓦特一直研究的一家数据存储企业）宣布下季盈利将不及预期时，其股价大跌了5美元。霍瓦特非常喜欢这家公司，认为它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催促斯坦伯格出手购买。斯坦伯格根据霍瓦特的建议，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随后，该股收复了少许失地，但当该公司在当月晚些时候公布收益时，其股价再次下跌，造成了他们投资组合账户200万美元的损失。斯坦伯格异常愤怒！

几天后，在办公室无他人之时，斯坦伯格把霍瓦特叫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我可以就这些股票做些日盘，自己就能赚钱，因此，这方面我不需要你的帮助，”斯坦伯格告诉他说，“我需要你做的是走出去，就这些股票能找到一些锋利的专有信息，让我们能挣到钱。”斯坦伯格停顿了一下。“你需要通过你的关系、相关的公司、银行家、顾问以及你的同行网络来获取这些信息。”他紧盯着霍瓦特，似乎要确保他能听懂。

对霍瓦特来说，他很清楚老板想让他做什么 [4] ：获取内幕信息——那些一定能保证赚钱的东西！

925公园大道坐落在曼哈顿最昂贵的邮政编码区，距离中央公园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两个街区。这是一个战前的石灰石联合体。该建筑的公寓具有皇冠造型、燃木的壁炉和俯视街道的朱丽叶式阳台。2007年6月的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戴维·马科尔 [5] 穿过这栋大楼那充满艺术装饰的大厅，走进电梯，上到九楼。他走到9A号公寓，敲了敲房门。此时，马科尔希望那个开门的人，能够帮他扳倒一名华尔街巨头。

前一年，马科尔一直在调查一个内部交易圈，与正在进行的拉吉·拉贾拉特南案不相干。此时，对冲基金切尔西资本的一位分析师，涉嫌从一位在瑞银（UBS）投资审查委员会工作的朋友那里得到内幕消息。通常，在瑞银分析师公布其股票和债券评级变动之前，这位朋友就把相关信息透露给了这家基金的这位分析师。马科尔认为，这位分析师利用这种信息做了相关股票的交易；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他。此时，该分析师倒戈，并同意给出他在华尔街所认识的同样违法的其他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他来自切尔西资本的同事，还有一个是名叫戴维·斯莱恩的前帆船集团交易员。

当斯莱恩开门后，马科尔拿出了他的特工徽章。“我来这里想聊聊内幕交易的事。”他说。马科尔简述了联邦调查局对他的指控，并发出了长期监禁的威胁。“如果你不合作，你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你的女儿了。”他厉声告诉斯莱恩。后者已婚并有一个孩子。在马科尔说完之前，斯莱恩就已经恐惧不已。在咨询了几位律师后，他同意合作。 [6]

这个合作包括数十次与马科尔的面谈。他花了数小时询问斯莱恩，了解与他共过事的每个人，以及他可能知道的任何犯罪活动。为了避免起诉，斯莱恩不得不向马科尔证明他没有隐瞒任何东西。在斯莱恩这里，没人能幸免，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

斯莱恩似乎被从事内幕信息交易的人包围。他的内幕信息，有些是从公司律师那里获得的，有些是来自其他交易员。就联邦调查局而言，它想要追捕所有的人。斯莱恩同意录下他们的谈话， [7] 并按马科尔的指示，逐个给他华尔街的朋友和相关信源打电话。即使他如此这般的努力，但这种证据只具有传闻性质，对刑事案件来说还显不足，还需要扩大调查范围。联邦调查局特工和与其合作的检察官需要确凿的证据，以便在法庭上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他们怎么才能得到它呢？在与自己的主管戴维·查韦斯和对斯莱恩案起领导作用的检察官里德·布罗斯基的会商中，马科尔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我们需要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才行。”布罗斯基说。

布罗斯基去找他的老板，雷蒙德·洛伊尔，他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证券部门负责人。他抱怨说，他们在推进这些案子方面遭遇了困境。

“你有没有想过起用窃听器？”洛伊尔问。“你需要找个人来‘挠’这种电话，要沾上腥味。但你需要有相关的新信息，才能得到这种许可。”

为了说服法官授权窃听，检察官不能只是继续凭预感或有依据的猜测。他们必须有实质性的东西证明，在特定的电话线上正在讨论犯罪活动，即所谓的“肮脏之谋”。

此前，窃听这种手段从未用于内幕交易案，但内幕交易的团伙行为在许多方面都与有组织的犯罪类似。像对待犯罪集团一样，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的许多对冲基金的相关行为都是秘密的，组织上也是等级分层的：下层工作人员具体从事有问题的行为，而顶层老板则保持着有意的无知，并最终获得了大部分的收益。联邦调查局认为，它需要用与调查组织犯罪相同的工具。马科尔帮助斯莱恩录了他与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名叫慈维·戈夫的帆船集团交易员）的电话谈话；他们讨论了非法信息。以此为证据，政府获得了窃听戈夫电话的许可。随之，联邦调查局的电讯室也很快面世了。

尽管2007年的股市表现不佳，但赛克资本当年还是盈利的。即使在网络设备公司的股票上亏损，但迈克尔·斯坦伯格的团队还是获得了超过2700万美元的收益。斯坦伯格的提成 [8] （他可以留下的收益）是31%。他有责任根据自己对团队成员贡献大小的判断，从这笔提成中支付分析师和交易员的奖金。钱是一个人在赛克资本的价值表现。斯坦伯格给霍瓦特的奖金是相当温和的416084美元；实际上，这等于发出了一个十分强烈的信号 [9] ，因为斯坦伯格给另一位分析师的奖金是150万美元。霍瓦特能意识到自己有被解雇的危险。他在新年承诺，要做得更好。

他从记忆里找出了他所知道的每个人，试图甄别出谁能帮他获得赛克资本老板想要的那种信息。各种各样的关系可能都是有用的——父母、朋友的父母、邻居、医生、滑雪伴侣，他接触过的任何人都可能接触到有价值的企业信息，即使他们此时自己并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信息可能来自一个显而易见的地方，比如另一个对冲基金的分析师（他自己也正在寻找能赚钱的信息）。霍瓦特的一个朋友，一位名叫杰西·托尔托拉的分析师，似乎正急于要做这种分享。

托尔托拉与霍瓦特相反，他圆滑、自信、人脉广，至少他外在的表现如此。他在对冲基金领域走了一条常规的路径。在获得了工程学位后，他在英特尔工作了三年；后来，他成为保诚证券的技术分析师。从那时起，他就利用以前的英特尔同事，作为半导体行业的信息源；然后，将信息转给一些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的分析师，包括作为保诚客户的帆船集团和赛克资本。当保诚关闭其股票研究部时，托尔托拉就失去了这份分析师的工作。他迁往东海岸， [10] 并通过面试，在一家名为响尾蛇资本的对冲基金获得了又一个分析师的职位。无疑，他在科技公司的人脉使他脱颖而出。

托尔托拉本能地感觉到，你需要内幕信息才能在对冲基金里赚钱。不过，好的信息不容易得到：与大公司内部员工建立信任和关系，一般需要数月的时间。托尔托拉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关系，但他一直在寻找更多这种关系。他认为，他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得到的情报；如果他们彼此分享的话，那就形成了一种内幕信息分享的“搏击俱乐部”。他向霍瓦特提出这个想法，他欣然同意。然后，托尔托拉邀请了一些人加入。 [11] 在他认识和信任的人中，包括山姆·艾当达奇斯，一位来自“全球一流投资者”对冲基金的分析师（他在保诚证券工作时合作过）；另一位是在保诚证券工作时的客户，赛克资本的分析师罗恩·丹尼斯。丹尼斯虽然同意，但有一个条件：他告诉托尔托拉不要给他发电子邮件， [12] 他只想通过电话沟通。

丹尼斯就电子邮件的使用所表达的谨慎态度，应该使托尔托拉有理由冷静下来，质疑他自己习惯的做法，但他没有。相反，他还是我行我素，把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书面上。“关于电邮名单的重要规则，” [13] 在托尔托拉为霍瓦特·艾当达奇斯和另外三个人，做相互介绍时，写道，“就是没有电邮名单（引自《搏击俱乐部》）。”然后，他补充说：“偷着乐吧！你们的业绩将会上涨100%……你们的老板会爱死你们的！”

经济在2008年年初正式陷入衰退，全国房地产价格正在崩盘。跌幅最大的是拉斯维加斯和迈阿密这样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市场以投机者为主，但全国其他地区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自2000年以来第一次，美国10个主要城市的住宅房价 [14] 跌幅比1987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所有拥有这些房屋贷款的银行都陷入了困境。1月11日，美国银行宣布收购全国金融公司，使这家庞大的抵押贷款公司免于破产。这还仅仅是一系列对金融机构拯救和救助大戏的序幕；它们的破产将会威胁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赛克资本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拥有近1200名员工和近170亿美元的资产， [15] 一半资产属于科恩和他的员工。自1992年成立以来，该公司经历了几次改造升级：首先是由科恩的大学朋友组成的做日盘交易的小店；其次是一个由有常春藤联盟大学背景的专才构成的更专业运作的机构；最后则是由专门从事不同行业研究的分析师组成的一部研究和情报收集的机器。它的最后扩张最为雄心勃勃，科恩把公司推向了市场的每个角落：在亚洲和欧洲开设了办事处；成立了私募股权部门，收购非上市公司的股份；创办了一个债券交易小组——这个领域他知之甚少，但现在占据了他基金规模的1/4。赛克资本在过去18年中的平均收益率为30%； [16]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高水平，比市场平均收益率高出数倍！科恩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身价近100亿美元。但科恩和他的交易员都没怎么想去掩饰自己不菲的财富。

要想找到该公司成功的证据，只需看看斯坦福德赛克资本的停车场就够了。一名投资组合经理的座驾是一辆具有鸥翼门的梅赛德斯，另一位则是一辆玛莎拉蒂，还有一名不久前以实习生起步的家伙，则开了一辆棕色宾利的大陆款。该公司总裁汤姆·康内尼，则驾驶着杜卡迪摩托车上班，有时还会把他的烟艇放在停车场显摆。此外，众所周知的是，赛克资本的交易员周末都是乘直升机去玩高尔夫。

一天，在公司拜访后试图离开的一位顾问，在停车场意外地弄错了档位，车尾撞上了一辆价值15万美元的奔驰、一辆7系宝马，以及一位赛克资本交易员的法拉利。这位顾问惊呆了，立马开始道歉，他感觉麻烦大了，意识到自己很可能会被解雇或是有更糟的结果。虽然那位宝马的女性主人厉声斥责他，但那昂贵玩具受损的男人们却保持冷静。那辆受损法拉利的交易员只是耸耸肩，说：“我只能开另一辆法拉利了。”由此可见，即使是按华尔街的财迷标准，赛克资本的奢侈程度也令人咋舌！

2006～2008年，赛克资本的规模翻了一番， [17] 而且，该公司的顶级交易员和分析师也被宠坏了。公司有三位专职按摩师在松弛他们紧张的肌肉。“水晶”是他们的最爱；她是一名泰式按摩师，会在交易员的背上行走，还能用脚后跟按摩交易员的髂胫带。科恩个人收藏的那些艺术杰作，当时的价值就是10亿美元，装饰着公司办公室的墙壁。在其办公室里，科恩展示了一个名为《自我》的古怪作品，它由概念艺术家马克·奎因所作。这是一个时常会在其办公室周围引来阵阵窃笑的怪作。那是一尊艺术家自己头颅的塑像，用他自己的8品脱 [1] 血液制成，即把这些血液倒入模具冷冻而成。科恩为此安装了一套定制的制冷系统，以保持塑像所必需的温度。他在2005年从查尔斯·萨奇那里花了280万美元购买了这个作品。 [18] 几个月后，他又花了800万美元购买了萨奇收藏的另一个华而不实的作品：悬浮于甲醛中的赫斯特鲨鱼， [19] 号称《活人心目中物理死亡的不可能性》。人们取笑这条鲨鱼，把它视为一首献给科恩这个最终猎食者的、具有讽刺意味的颂歌。

的确，在一天的24小时里，科恩几乎没有时间不是被用于赚钱的目的的；他把赛克资本的成功大多归功于这种职业道德。通常，科恩早上起床很早；他会先在家里研究市场情况，然后，在上午8：00，由一名保镖开着灰色迈巴赫赶到办公室。在他到达时，已经有一碗包裹在玻璃纸里的热燕麦片粥，在他的桌上静候。他在交易大厅中央的办公区就像一个飞行器驾驶舱，有12个监视器摆在他的正前方。因为科恩的时间是如此宝贵，大部分的活动（从理发到会议）都必须安排好了，以免让他在上午9：30到下午4：00之间从屏幕上分心。“所有事情都在他办公桌上进行，”一位在他附近坐了多年的交易员说，“所有的事情。”

为了确保自己能够接触到所有可用信息，科恩聘请了专职研究交易员，负责过滤他要看的信息，确保他读到的都是重要信息。每次他去拉斯维加斯看望父母，或是去布朗大学（科恩是校董会成员），或是每年暑期与亚历克斯一起去度假，一个先遣队都会在他动身之前，把相关事宜安排好。他会在自己将要待的任何地方，租用一个额外的房间，作为一个临时区域；其工作人员会非常精心地重建他的交易区，以致他几乎分辨不出自己是否离开了办公室。

此外，每个星期天的中午前后，科恩都会坐在家中办公室的办公桌旁，手持黄色的记事本。他的投资组合经理会被一个接一个地叫进来，阐述他们下周的最佳交易思路。这被称为“周日创意会”，也是赛克资本员工持续的焦虑之源。每次谈话通常持续5分钟，科恩的研究型交易员也加入其中，还得做笔记。每位投资组合经理坐下来时，就应该已经有了一个赚钱的思路，外加一个相应的“信念评级”——一种表达他们对这种投资思路的回报有多大自信的方式。

直接为科恩工作的交易员以他的户头具体执行这些交易，因此，被称为“执行交易员”。他们非常像实际操刀的刽子手，按命令行事，不会向科恩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在华尔街被看作科恩的“狗腿子”，代表他们的老板，干着吃力讨人嫌的事：每天在市场上让他人痛苦无比；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努力与那些痛苦之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每天能够获得相关的交易信息。这真是一份尴尬的工作！

就一个“狗腿子”而言，他上午的工作，通常是在下述环境中，按下述方式重复的：在科恩吃完了麦片粥且于市场开盘后，他会关闭“Steve-cam”（播放其指令和与交易厅他人对话的音视频反馈系统），接个电话。几分钟后，他会挂断电话。此时，他处在“私人”模式，他的工作人员只能猜测他在说什么。然后，他可能给其中一个执行交易员，下一个指令，“做空50万股斯泰尔股票”。

这名交易员会向负责股票借贷的人求助，后者的部门负责从另一家公司借入股票，如此这般，赛克资本才能卖空这些股票，“给我借50万股斯泰尔股”。

然后，这位交易员会打电话给贝尔斯登经纪公司（举例），表示要做空该股票：“我卖空50万股斯泰尔股。”

贝尔斯登的经纪人知道这个命令来自科恩。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他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它背后的动机，然后再做出回应。“怎么啦？”贝尔斯登的人可能会问。

“你知道它来自哪里。”科恩的交易者可能会回应。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史蒂文正在做空，这就是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随后，这位贝尔斯登经纪人要做一个决策：要么，从科恩手中拿走这50万股股票，并尽快处理掉，他很清楚华尔街最伟大的交易员史蒂文·科恩做空是有原因的，要么拒绝这结局肯定糟糕的交易，并与科恩相向而行，做反盘，但可能会得罪公司最有价值之一的客户。

此时，贝尔斯登很可能会买入股票；然后，科恩的交易员会向他的老板报告：“卖出了50万股斯泰尔股。”

“你拿到的是最好的价格吗？”科恩会问。“是的。”这位交易员会说，他拿到了最好的价格。“太好了！”科恩会说，“现在还要卖空50万股。”

此时，科恩的交易员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你再打电话给贝尔斯登？”一个熟悉这种做法的对手基金的交易员说，“不行，因为他们会问你到底是在做什么。所以，你最好的选择是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

所以，科恩的交易员会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说：“我要卖50万股斯泰尔股票，一定要近点儿的。”意思就是要尽可能好的价格。

摩根士丹利给出的买入价可能是21.75美元，但这位交易员会说，不行，我要22美元。在像贝尔斯登一样做完精算后，摩根士丹利交易员接受这些股票，然后转身，试图在公开市场上卖出；如此这般，就会把这个股票的价格压得更低。

此时，刚从赛克资本购买了50万股，并只卖出了20万股的贝尔斯登，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位赛克资本的交易员也很茫然，他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只是个按令行事的交易员，做自己的日常工作：执行。然后，这位赛克资本的交易员不得不去找其他经纪商，继续销售斯泰尔的股票，做更多的卖空，直到科恩停下为止。

市场收盘后，斯泰尔公司可能会预告其负面业绩，警告华尔街它下季度的利润可能令人失望。该股票会应声跳水3美元。科恩会赚300万美元，而那位贝尔斯登交易员则亏损90万美元，摩根士丹利则亏损150万美元。这位科恩的交易员则会承诺将以未来的佣金回报他们。

就这样，每天几乎都是“我今天让你亏钱，但以后会给你补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科恩的员工都会惊讶地目睹这种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股票和不同的场景下，反复上演。与史蒂文·科恩做交易，没人能占到便宜！

随着金融危机内力的聚集，世上有些最富有的人开始担心自己财富的安全。通常，不会有恐慌感的科恩也开始警告他的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不要在市场上有太多的风险敞口。多年来，华尔街从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令人费解的抵押品和衍生品中，赚了数十亿美元。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确信他们的住宅价值只会上涨，肆意借钱购买房屋，而其中的每一步都得到金融界的帮助和怂恿。仅2000～2007年， [20] 华尔街就从次级抵押贷款中衍生制造了超过1.8万亿美元的证券。此时，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有问题。

及至2009年，三大力量开始在赛克资本身上聚合！首先，这时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经济症候，而且，看起来越来越难以预测，使交易员愈加渴望找到一种确定的赚钱方式。其次，科恩自己的野心，一如既往的强烈，但在性质上逐渐变形。他作为一个野路子投资人的日子结束了；他希望有更多实质性的投资理念，但这里的研究深度和所需人脉，可不是那些不成熟的小竞争对手所能模仿的。最后一种力量就是政府：华尔街的监管者开始明白，如果它们想给金融业带来秩序，必须予以像赛克资本这样的基金更严格的审查监管。

此时，在赛克资本“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新的医疗保健投资组合经理马修·马特莫，正跌跌撞撞地进入了这个动荡的环境。马特莫想要证明自己。2008年6月25日，他指示他的交易员蒂莫西·扬多维茨开始积累制药公司宜兰和惠氏的股份。虽然此时正是大萧条以来股票市场所见过的最糟糕的六月天， [21] 大多数交易员都不敢持有股票，但马特莫却是信心满满！

“我想在一天内购买75万～100万股的宜兰股。” [22] 在市场开盘前一个小时，马特莫告诉扬多维茨。可怕的是，这时的市场才刚刚开始下跌！

[1] 1品脱=0.473升。

第6章　利益冲突

在美国，大约有500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它会对人的大脑进行渐进性侵袭，造成记忆丧失和行为变异。家庭成员会痛苦地看到自己的亲人变得越来越糊涂，无法开支票，无法开车，甚至无法刷牙，而且，他们的心智状况甚至会恶化到不能认出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来，这种疾病已被证明是横亘在科学家面前的一个特别顽固的对手。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药物可以阻止这个顽疾的肆虐，但科学家们希望新药bapineuzumab能改变这种现状。总部位于爱尔兰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宜兰公司，和费城的中型药物公司惠氏合作开发了一种称为AAB-001的bapi。它们合作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分摊把一种新药治疗法推向市场的巨额成本。如果这两家公司能够度过药物试验和监管许可的流程，并拿出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它们就能赚取数十亿美元！

在这件事情上，减轻痛苦的初衷早已超出马修·马特莫这类华尔街投资者的追求，后者紧盯的是bapi通过监管批准程序的长途之旅。每周，科恩的投资组合经理都要给他写各自关注的市场投资想法及其更新内容，并为交易提供建议。为了便于这项工作的管理，赛克资本的合规部为这种工作文本专设了一个特殊的电子邮件地址，“steveideas@sac.com”。马特莫用它来极力推动bapi项目。

这篇关于做盘想法的文章的行文有规定的格式：股票名称在顶部，其次是“目标价”（投资组合经理认为股票可能会到的价位），以及就相关交易所建议的时机。这份备忘录最重要的部分是“信心”级别，其数字是1～10的范围，传达了投资组合经理对其建议的确定性程度。

在2008年6月29日，马特莫向科恩发送的这种交易备忘录，建议宜兰的目标价为40～50美元，交易价在26美元的范围内。那么，根据迄今为止他所做的研究，他预测的增幅是非常之大了！就“催化剂”（预计将会推高股价的事件）而言，马特莫写道，在7月底的ICAD（该行业大会）上，会有第二阶段阿尔茨海默病药的临床试验介绍会。对于“信心”等级，他给了“9”；对惠氏的做盘想法，他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备忘录， [1] 给出的“信心”级别也是“9”。

就这个10级的“信心”指数而言，那可是意味着“绝对的确定性”，一个传统研究方法似乎不可能实现的高度。一个人如何能把将来的某个事件，以100%的把握予以确定呢，更不用说是股票行情这种事了？这种评级是交易员如何将他们信息的价值传递给科恩，而又不让他了解他们知道的细节的一种方法。科恩依靠它来决定是否为自己的账户购买相关股票。这种评级体系是合规部门一直寻求的保护科恩的一种方式，这使他不会明确收到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这就像是围绕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所构建的护城河。

作为赛克资本的主要医疗保健股的交易员，蒂姆·扬多维茨负责购买马特莫推荐的宜兰和惠氏的股票。扬多维茨非常适合这份工作，他的大脑可以在几秒内完成复杂运算。在多数早上，扬多维茨会在7：00前到达公司，开始每天的例行工作；从数十份华尔街公司的研究纪要中筛选精华，确保转发与马特莫相关的研究纪要。通常，他和马特莫会在上午市场开市前的9：15前后，聚在一起讨论当日的交易策略。通过密切监控市场并适时入市购买，他帮助马特莫在两家药品公司（宜兰和惠氏）上，建立了越来越大的头寸；与此同时，马特莫也推着科恩做同样的事情。“我跟史蒂文谈过这事。” [2] 马特莫在给扬多维茨另一份购买指令后说。他想说清楚的是，这事他们的老板批准了。

扬多维茨想知道，若一位投资组合经理要为某只股票贴上10级的标签（表明对他们推荐的股票有100%的信心），那么，需要用什么做底。对此，他几乎不记得以前是否见过9级的“信心”指数了。他总觉得这不太正常，但，这不是他所要担心的事。

马特莫已经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了解了有关bapi的一切。他曾与数百名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进行过交谈，他对bapi的成功感到乐观。而且，他希望自己能借此赚到大钱。

马特莫在bapi上的巨大信心部分来自他开发的特殊信源。如果您想要了解与阿尔茨海默病药相关的专业知识，西德尼·吉尔曼博士是最佳人选。他隶属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与妻子住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吉尔曼被认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及其治疗领域的领先专家。帮助找到有效治疗这种疾病的方法是他的毕生使命。

他的众多成就掩盖了他坎坷的经历。吉尔曼在东洛杉矶的贫困环境里长大，是一个苦苦挣扎的俄罗斯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为生计只能做些零工，并在吉尔曼10岁时离开了家庭，让他母亲独自养育了3个男孩。尽管如此，吉尔曼却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杰出学生；随后，他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院教书。1977年，他和第一任妻子琳达 [3] 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搬到安阿伯，负责密歇根大学神经病学系的工作。当他们的大儿子杰夫透露自己是同性恋时，吉尔曼难以接受；随即，两人变得疏远了。杰夫从小就与抑郁症相搏，在搬出家门和辍学后，于1983年自杀。这好像是吉尔曼母亲遭遇的轮回：这位老太太在67岁时，也以自杀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4]

失去儿子后，吉尔曼和琳达的婚姻恶化，最终以离婚结束。1984年，吉尔曼再婚，对方是一位名叫卡罗尔·巴伯的心理分析师。他和巴伯没有自己的孩子，吉尔曼和他活着的儿子托德的关系也不好。托德向父亲透露，他和兄长一样，也是同性恋者。从此，他和父亲不再说话了。 [5] 此后，吉尔曼几乎将他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他的研究上，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的时间。“这个男人忙到了发狂的程度。” [6] 他在密歇根的弟子之一，麻省总医院神经病学研究所的最终负责人，安妮·杨如是说。的确，吉尔曼每周七天都埋头于他的实验室里。

在教学和研究之外，吉尔曼的许多工作都是名誉性的，没有报酬。他曾在国家咨询小组工作，并撰写了数百篇学术文章，都是有关痴呆和影响大脑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他领导了由300万美元赠款所资助的研究项目， [7] 撰写或编辑了9本书——所有这些都使他在自己的领域声誉卓著。

他原来几乎不知道对冲基金是什么， [8] 但当格理集团的一名经理在2001年与吉尔曼接洽，想他成为一名顾问时，他很感兴趣。他想，他能挤出时间，而且，报酬也不错。 [9] 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每年都会有数百次相关的对话，对象都是那些他平时不愿接触的人，如那些对医疗保健各个方面感兴趣的狡猾的交易员和分析师，话题则是从帕金森病到多发性系统萎缩，再到阿尔茨海默病。他们彬彬有礼，见多识广；他们所问的问题都是对吉尔曼自尊的恭维，都是对他那专业知识深度的赞赏。他们恳求他详细阐述蛋白质反应，或变动剂量的晦涩细节——都是些大多数宴会宾客唯恐避之不及的问题。

格理集团自称“知识经纪人”，这个描述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实际上，它是向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资深投资者提供优质信息的公司。不过，吉尔曼并没有发现他在这个小市场上扮演的不公正角色，有何不快之感。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与我每天所面对的学生具有完全不同视野的人谈话的机会，”吉尔曼如此评述这项工作，“收入不错，还是一种消遣，是一种愉悦之为。”实际上，他不需要这个钱；大学一年给他31万美元，这在节俭的中西部可过上一个奢华的生活。但看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余额每月都在增长，这不是什么坏事。通常，与一位对冲基金交易员30分钟的电话交谈， [10] 格理集团就会向他支付1000美元，这是顶级公司律师收费的2倍，而面对面的交谈，每次收费为2000美元。

借此，吉尔曼每年很快就能赚取数十万美元的咨询费， [11] 而且，只是谈论他所钟爱的工作！但他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就像一位前学生所言：“他不是那种沉迷于昂贵玩具的浮华之人。” [12] 他只是开始允许自己享用一些奢侈品， [13] 比如头等舱和电话叫车服务。

他在这种对冲基金的工作上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科学界同人的视界之外进行的。吉尔曼越来越多地过着一种秘密的生活。

因为担心潜在的利益冲突，所以，他决定不投资药剂股。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将这种咨询工作优先于他以前所做的其他事情，比如在咨询小组的工作，撰写报酬很少甚至没有报酬的文章。当然，他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也是如此。事实上，医疗行业正在被华尔街渗透， [14] 因为越来越多的医生被吸引到这种复杂的金融网络中，成为资金管理人员的付费信源。2005年，《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发现美国近10%的医生与华尔街投资者有这种付费关系，自1996年以来增长了750%。非官方数字可能会高得多。根据这篇文章的说法，医学界的这种迅速被人笼络，“在专业-专业关系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

开发新药的过程漫长而昂贵，制药公司越来越多地回避它，更钟爱对已经入市药物的营销或再利用。当他们真的选择启动这个昂贵的旅程时，它的顶峰就是人体测试阶段，这是一种新药在获得FDA批准并销售给消费者前的最后一哆嗦。测试从第一阶段开始；这是第一次在一小部分人体试验药物。如果这种药物证明对较少的第一组志愿者来说是安全有效的，那么，它就会转入第二阶段，在200名左右患者的较大组中进行测试。如果药物被再次证明是安全有效的，则进入第三阶段。在那里，将进行两项独立研究，以确认以前观察到的结果，即它的安全性、它的有效性。2004年，吉尔曼被宜兰聘请担任bapi安全性监测委员会主席； [15] 该委员会由一组独立的临床医师组成，负责跟踪研究的进展，以确保没有任何患者遭受严重的不良影响。

参与bapi试验的每个人都被要求签署一份包含项目各相关事宜的保密协议。 [16] “直到最终的分析和试验结果公布给公众之前，你和你的员工应该避免就临床试验或AAB-001，对第三方发表任何评论。”该公司发给参与者的一项指令如是说。“分析师、对冲基金员工、 [17] 投资者、新闻记者，甚至其他制药公司的代表，都可能与你联系，寻求与试验相关的信息，或你对临床试验结果的看法，”该文的另一处警告道，“根据州和联邦交易法，在拥有非公开的重要信息的情况下，交易宜兰或惠氏股票， [18] 将会使你个人负有民事或刑事责任。”

起初，吉尔曼尽力遵守规则。他知道自己的声誉系于这种规范。

就在试验开始后，bapi安全性监测委员会开始收到令人担忧的副作用报告。它被称为血管原性水肿；这是大脑后部的一种肿胀，是通过正常的脑部扫描发现的。吉尔曼感到担心。他在以前的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AN-1792的试验中，也曾经观察到脑部肿胀。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患者中严重的脑炎病例（表明药物有毒），药物公司不得不在2002年停止了这种试验。这一次似乎可能会有所不同。 [19] 研究人员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是由“黏性蛋白质”或称为“β淀粉样蛋白”的斑块形成的，这种物质会干扰神经细胞间的交流。研制bapi的目的就是攻击这种斑块。所以，吉尔曼希望患者大脑的肿胀是一个信号，表明bapi实际上是在起作用，即通过渗入患者的血管清除斑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吉尔曼和马特莫经常在电话里谈到bapi，有时候是几个小时。他们还会在医疗会议期间一起喝咖啡；此时，罗斯玛丽和孩子们通常会和马特莫一起旅行。罗斯玛丽继续深度涉入他工作的各个方面。“马修不仅仅是自己在做这份工作，”她后来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份一周七天一天24小时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们会详细讨论他的分析研究和投资思路，并争辩他应该投资多少资金。她把自己家庭和孩子的事情全部包了下来，让他毫不分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bapi的相关话题也成为这个家庭的生鲜戏语。她和马特莫还创造了一个新的惊叹语：“Bapsolutely”， [20] 来为他们的对话增添情趣！

尽管吉尔曼还与其他数十家对冲基金交易员进行过交谈，但马特莫是他的顶级咨询客户。在他们的谈话中，马特莫吐露了他的心声，分享他和妻子关系的细节，以及与孩子们保持如此亲近关系的不易。尽管吉尔曼最初抵制了马特莫想成为朋友的努力，因为这看起来就不合适，但他对马特莫的幸福生活感到真心的或许是难以言表的羡慕。吉尔曼真心地希望他能够成功；的确，他为这个成功投入了很大的心血。

事实上，马特莫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大儿子杰夫； [21] 反过来，马特莫则把吉尔曼视为一个父亲的化身。渐渐，他们的关系变得如此亲密，吉尔曼几乎没有意识到，马特莫开始将他推向被明确禁止的话题区。马特莫逐渐开始询问更直接的问题。他似乎特别关注吉尔曼在服用bapi的患者中观察到的副作用，这是否表明药物有问题。“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吗？”马特莫不断地追问。因为通过他详尽的研究，马特莫了解到，血管性水肿或脑肿胀是一种可能的副作用，因此，他极力逼着吉尔曼就此能给出更多的信息。他清楚，这种副作用极有可能导致该药核准的夭折！

有一天，在马特莫的咄咄逼问下，吉尔曼变得不安起来。他尝试着用理论术语作答，保持他回应的含糊，远离实际发生的事情。“例如，”吉尔曼告诉他，“在有大量抗体的疾病中，如狼疮、类风湿关节炎，你会感到疼痛，如头疼、后背痛、关节痛……”

“有意思，”马特莫说，他沉默了一会儿，试图将话题拉回到bapi临床试验，“您到底看到了什么？”

吉尔曼知道马特莫正在询问他被禁止分享的细节。“我不能告诉你。”

他说。

马特莫继续纠缠，想知道在bapi临床上他们到底观察到了什么。

吉尔曼说：“使用多种抗体，人们通常会看到一些非特异性的影响，主要是在关节上，所以，这样可能会导致腰痛、头痛，或关节痛，或其他类型的风湿病后果。”

“它们发生了吗？”马特莫问。

“是的，发生了！”吉尔曼博士终于说出来！他的心感到一阵不安。安全性监测委员会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对患者血管性水肿情况写过多次报告。虽然这是一个秘密，但在某种程度上，马特莫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一直设法予以确认，而吉尔曼刚刚给出了这个确认！

做临床试验的医生仍在辩论，这个副作用到底是潜在毒性的征兆，还是bapi有效性的标志，或是两者兼有的表征。此时，吉尔曼知道自己已经越线，把禁言透露给了马特莫。但他实在是感到自己无力拒绝。

随后，他定期与马特莫分享bapi研究的秘密细节。他告诉马特莫：脑肿胀可能是药物正在起作用的迹象；不同剂量如何影响患者；阿尔茨海默病的特定基因携带者的反应如何。马特莫得到了一切，但他还想要更多。他对显示副作用的患者数量特别感兴趣，越具体越好。吉尔曼试图不去想马特莫将会用他给的信息做什么。

在赛克资本的交易大厅，大声辩论的情形并不罕见。科恩喜欢把不同观点的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放在一起，观察他们试图捍卫各自观点的情景。在这种环境下，宜兰和惠氏的交易也免不了会有争议。尽管马特莫的资历尚浅，但他还是说服了科恩在这两只股票上建立了巨大的头寸。公司多数交易员都对这种做法的依据，都感到困惑不解；人们开始提出质疑。

另一组由贾森、卡普领导的医疗保健股交易员，也在研究bapi的临床试验，而且，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个药物的临床试验将会以失败收场。卡普在公司的部分工作是教授其他分析师如何建立模型，评估不同股票的价值。他在他的同事中很受欢迎，尽管他只是30岁出头，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导师。他喜欢向他人提供咨询建议。不仅如此，他还知道如何驾驭办公室政治。

卡普和他的两名分析师戴维·蒙诺和本杰明·斯莱特，刚刚连续三年收获了丰厚的收益，被认为是公司最好的医疗股投资团队。他们三人没人喜欢马特莫。三人都非常吃惊地看到，惠氏股票竟然出现在赛克资本的投资账户上；他们开始四处打听缘由。

“为什么公司在惠氏上下注10亿美元？”卡普问科恩。

“这是韦恩的头寸。”科恩告诉他。这应该就是卡普能得到的所有答复。

仅这个名字就足以让赛克资本交易大厅的人感到敬畏。韦恩·霍尔曼是前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毕业于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医学院，在来赛克资本工作前，曾在美林证券担任制药分析师。科恩曾多次试图雇用他，最终还是丰厚的薪酬把他争取了过来。韦恩一进入赛克资本，他开始赚的钱很快就比几乎其他任何人都多。马特莫把霍尔曼称为“医疗股之神”！ [22]

2006年，当霍尔曼离开赛克资本开始自己的对冲基金“脊背资本管理公司”时，科恩也提供了8亿美元的入伙资金， [23] 条件也比他通常给予前交易员创建的新企业更灵活。在没有霍尔曼介入的情况下，科恩对公司投资医疗保健股的前景很不踏实，他请霍尔曼继续给他提供咨询建议。霍尔曼签署了一份咨询协议， [24] 其中规定，尽管他不再为赛克资本工作，但他愿意与科恩谈论惠氏的事宜。作为交换，赛克资本同意向霍尔曼支付“顾问费”，金额占相关投资回报的20%～30%。科恩通常是不会做这种交易的，但霍尔曼却是物有所值。

霍尔曼认为，更合理押注bapi的方式，应该是投资惠氏，因为和宜兰相比惠氏不仅规模更大且产品更多，这意味着如果bapi没有奏效，它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会小一些；另外，宜兰将其未来与阿尔茨海默病的药效临床结果绑在了一起。此外，宜兰处在研发中的有希望的药，只有一个，即Tysabri，其设计功效是治疗多发性硬化症。但是，Tysabri已被证明也有问题，它导致一些患者的脑部感染。霍尔曼预测，如果bapi最终没能奏效，宜兰股将会崩盘！考虑到这些，科恩的做法是一个赤裸裸的风险投资！即使霍尔曼是所谓的医疗股之神，但科恩在宜兰股的问题上，似乎也不在乎他的看法，并告诉大家，马特莫是可信之人。在科恩账户的这个头寸上，标注的名称是马特莫；这意味着马特莫要对宜兰股的投资负责，并将分享其可能产生的利润。马特莫的名字也被标示在科恩的惠氏股头寸上。 [25]

蒙诺和斯莱特无法理解科恩为什么要在这两家不稳定的制药公司上冒这么大的风险！赛克资本的投资风格一直都比较激进，但科恩对自己的风险管理技能感到自豪。仔细评估交易账户所赚的钱是否能抵消潜在的损失，对对冲基金的生存至关重要。就单一药品的临床结果下如此大的赌注，以致它可能会抹掉这家基金全年的利润，显然是不明智的。蒙诺和斯莱特几次找到马特莫，问他是否愿意公开讨论，他对这两只股票和bapi临床结果的看法。

“让我们分享一下研究笔记吧。”蒙诺说。

“没关系。”马特莫回复十分不满的蒙诺，后者觉得赛克资本根本不应该投资宜兰。

为了解惑，蒙诺和斯莱特试图找出马特莫信心的可能出处，试图回溯其研究过程的那些可能步骤。他们确信，由于自己在该领域的专业知识（蒙诺拥有神经学博士学位），他们可以复制马特莫所做的导致他结论的任何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更加确信马特莫肯定错了。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背后有什么黑幕在起作用。他们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卡普。

“你能弄清楚这个家伙到底在做什么吗？”他们问。

卡普真的开始担心了。在他看来，蒙诺和斯莱特是该公司最聪明的医疗股分析师。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头寸内含一个灾难性的风险，那么，他就要挺身而出、保护公司。否则，他的奖金也会泡汤。但当他找科恩谈论马特莫时，没有任何效果！

“随他去吧，”科恩说，“别跟他谈，他毕竟不是你的员工，不要穷追不舍了。”

“你觉得他们是知道什么，还是有某种很强烈的感觉？”蒙诺问道，这里“他们”指的是马特莫和霍尔曼。

“很难说，”科恩说，“我认为马特莫最接近它。” [26]

几天后，斯莱特再次问科恩同样的问题。“好像马特莫在这方面有很多不错的关系。”科恩模糊地说，并示意他赶紧走开。他指责蒙诺和斯莱特在用他们的负能量，在胡搅蛮缠。他开始有些恼火了！

如果我们考虑到市场上所有的超级激进的对冲基金交易员，那么，要想在股票投资上获得成功，其难度要远远胜于扑克牌的玩法了。在此，你不仅必须知道其他玩家手里有什么牌，而且，你还得知道他们对这些牌的看法。有时，公司宣布了正面消息，但股票却下跌了，因为交易员已经消化了这个预期。此时，猜测他人的预期与了解公司的产品一样重要。鉴于此，蒙诺开始试图绘制一个路线图，看看bapi临床结果需要好到什么程度，所有投注该药试验的投资者才会有正收益。

与此同时，蒙诺、斯莱特和卡普还是反复地纠缠着科恩问：马特莫想到过会是什么结果吗，或者他知道吗？科恩拒绝回答。

赛克资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对冲基金之一，但它最有才华员工的行为已经沦落到像那些少年一样，互相争吵，相间密谋。

虽然马特莫表面上很强硬，但他内心却越来越脆弱。他开始感到蒙诺正试图毁掉他的职业生涯；他在背地里活动，在科恩那里强行播洒怀疑他的种子。因此，他努力对来自吉尔曼的那些信息进行核对：通过另一名专家网络公司“华尔街通路”，找到另一位从事相同临床试验的医生进行了确认。继而在4月，马特莫请求吉尔曼（他珍贵的线人），与蒙诺和斯莱特面晤，以使他们稍稍冷静一点。

辩论还在赛克资本的办公室内继续进行，但科恩并没有改变他的立场。最后他告诉蒙诺和斯莱特，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他不想再听到他们关于宜兰的任何话题。

作为初级交易员顾问角色的一部分，贾森·卡普研发了一种系统，把他教授给所有分析师的信息进行分类，以了解什么是安全的，什么可能会是非法的。

这里有“白色优势”类信息。显而易见，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在研究报告或公开文件中找到的信息。坦白地说，这类信息不太值钱，但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然后，就是“灰色优势”类，这是比较棘手的一类信息。倾心投入的那些分析师随时都会遇到这种信息。例如，一家公司的投资者关系部的人员可能会说：“是的，事情的发展趋势比我们想象的要差一些……”这种资料是非公开信息吗？唯一可以确认的方式就是与赛克资本的法律顾问彼得·努斯鲍姆沟通；他自2000年以来一直为科恩工作。努斯鲍姆不是一个强势人物，但在他的办公室外墙，却挂着一副一只鲨鱼斜刺越出水面的画作；有员工把其解读为他的一种艺术指向，旨在使自己看起来很唬人。

如果努斯鲍姆认为一些特定信息可能会使赛克资本惹麻烦，那么，这只股票就会被列入限制性的列表，而且不能交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在实在无奈之时，交易员才会去找他。在赛克资本，努斯鲍姆行使着相当于公司内务部的职能。

卡普的第三类信息是“黑色优势”，显然是非法的那类。如果交易员拥有这种信息，相关股票应该立即受到限制——至少理论上如此。在工作的过程中，分析师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这种类型的信息，如一家公司正式公布前的具体利润数据，或知道该公司即将获得大量投资的情报。但绝大多数交易员利用的都是“灰色优势”类的信息。卡普发现这种以颜色为代码的委婉术语，对于为他工作的那些家伙有帮助；它使他们能更公开地谈论他们在做什么。“一失足，就会掉到监狱里去，你的一生就毁了！”卡普告诫他们，“没有任何交易值得我们这样做。”

实际上，他们都是在玩游戏，都在试图获得最有价值的信息，都不希望陷入麻烦之中。这种优势是水，他们游在其中；科恩以聘用最坚定的泳者为傲。

卡普认为，马特莫在评估其信息的质量和合法性上，无视了最简单的规则。与此同时，卡普的脑子闪过这种可能：马特莫大概是在虚张声势。他以前曾遇到过这种情形：有的投资组合经理虚构信心指数等级，促使科恩建巨仓。这基本上是一场赌博，但如果幸运之神青睐的话，他们将获得巨额奖金。或者，也许幕后有一些非法勾当。

当蒙诺给自己的同事写另一封电邮时，也怀有类似的疑虑。他抱怨科恩只听马特莫的，无视他们的意见。“从开始涉入这件事时起，我们就是白痴，”他写道，“上上下下都愚蠢之极。”当马特莫告诉他们，他有“黑色优势”信息时，蒙诺立马就说，他们输定了！

第7章　营造传奇之事

政府的内幕交易调查终于开始蓄势，原因有二：赛克资本的交易员想方设法使自己在整个春季不赔钱；金融危机的加深。2008年年初，在政府主导的紧急抢救谈判中，贝尔斯登被出售给了摩根大通。从那时起，投资者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恶劣环境中；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不奏效。即使交易员能收集到有价值的信息，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对交易毫无裨益。公司会公布比预期更好的收益，但它们的股票也会下跌。市场似乎认准了一个方向：向下。

就在市场恶化之际，一个窃听拉贾拉特南手机的申请被秘密提交给了联邦法院， [1] 并附上了B.J.康签署的一份宣誓函。允许政府在私人电话上窃听，不是法庭可以轻易给予的特权。该申请首先由华盛顿特区司法部门审查，然后提交给发生犯罪嫌疑地区有管辖权的法院。对于被授予的请求，联邦调查局必须出示相关的证据证明，在其感兴趣的特定电话线上正在进行犯罪活动，而且，其他调查方法（如审查文件和寻找合作伙伴）已经用尽或无法奏效。联邦调查局必须表明，被称为“标题Ⅲ”的窃听， [2] 是政府制止犯罪活动的唯一途径。

2008年3月7日，经过12个月的挖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南区检察官，说服法官杰拉德·林奇授权对拉贾拉特南进行31天的监听。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这几乎是第一次窃听华尔街专业人士的活动file:///C:/Users/admin/Desktop/11111。

与此同时，科恩对经济增长越来越悲观，并向其员工发出了自己的看法，称他看到了市场崩盘之危正在袭来。“除非油价大幅下跌， [3] 否则，我看不出市场能如何保持这些价位水平，”他在一封公司范围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会用逢高卖出。”

奇怪的是，这种悲观情绪并没有蔓延至赛克资本在宜兰和惠氏的巨额未对冲头寸；这个头寸规模甚至大到违反了公司的风险管理协议的要求。2008年6月4日，当马特莫在科恩格林尼治的豪宅，为他和一位贵客安排了一场私人晚宴时， [4] 希望能巩固科恩对自己在bapi上的看法；宴请的宾客是宜兰的时任首席执行官、美林前投资银行家凯利·马丁。大多数投资者永远不会有机会与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交谈，更不要说晚餐了，但科恩与其他投资者不同。如果他愿意的话，他甚至能够买下这家公司，所以，只要他提出要求，大多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可能会同意给他一些私人时间。

马特莫希望这次与马丁的聚会能就他们的投资给老板额外的信心，尤其是在戴维·蒙诺和本·斯莱特持续游说科恩抛售该股的压力下。宜兰历史上有令人担忧的会计问题，科恩认为，鉴于他拥有这么多的宜兰股票，面对面的互动沟通，会有助于缓解他的压力。就对人的判断直觉而言，科恩总是感觉很自信，何况，他想对马丁有更多的了解，以便获得一些亲身的感觉。

为了尽可能多地诱出有关药物试验的相关暗示，马特莫和科恩都提前做了相关的策略设计。马特莫精心设计了他想要了解的问题列表。除了马丁的口中所言之外，该计划打算密切关注他的肢体语言，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寻找非言语类的暗示。“最近，在您的各种沟通谈话中，对AAB-001的强调不断增强，”这是马特莫计划提出的第一个话题点，“要想在这一领域建立领先地位和明显优势，AAB阶段Ⅱ临床试验的成功到底有多重要？”

席间，科恩观察着马丁的言谈。马丁给他的最深刻印象是压抑，几乎是沮丧，没有那种十分专注和充沛的底气，而这是一个能够解决世界最大医学难题之一的公司领导应该具备的。科恩的直觉告诉，bapi没戏！

马丁离开后，科恩转向马特莫。“他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刚刚解决了老年痴呆症问题的人。”他说。

两周后，好消息传来：2008年6月17日，宜兰和惠氏公司公布 [5] “来自第二阶段临床试验令人鼓舞的顶级成果”。虽然这只是表明事情进展的初步迹象，但充满希望。两家公司都公开重申他们决定启动第三阶段研究。马特莫兴高采烈。在市场开盘前，他给科恩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呀呼，”科恩回复道，“做得不错！”

蒙诺是办公室里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他感到很沮丧。他仍然相信宜兰股内含的风险远比它的价值大。当他就此向科恩表达自己的观点时，科恩却乐不可支。

“第二轮又来了，”科恩说，“这一轮是马特莫之功。”

当市场开盘时，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都上涨了几美元。就这两只股票来说，科恩和马特莫各买入了数十万股。到那个月底，“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拥有价值2.33亿美元的宜兰股和8000万美元的惠氏股。科恩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也有很大的头寸， [6] 而且，他还在这两只股票上追投了4亿美元——总计超过7亿美元。

蒙诺和斯莱特在与马特莫的较劲中花费了很多时间，他俩的老板贾森·卡普感到有些恼火，因此责备了他们。“现在，他看起来很明智，你们看起来很蠢，”他说，“现在，我看起来也很蠢，让你们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证明他是错的。别管它了！”

与此同时，马特莫追加购买了这两只股票。当这两个头寸规模激增时，科恩的私人助理（几乎倾听了她老板每天通过“Steve-cam”的所有谈话），向赛克资本的高级管理层申请开设个人交易账户。她想买的只有两只股票：宜兰和惠氏。

2008年7月28日，这两家制药公司将在芝加哥举行的年度阿尔茨海默病国际会议上宣布bapi试验的最终结果。这是近年来最热门的医学研究报告之一。以科学界的标准来看，这次会议是一场炫目的盛会，将在凯悦酒店举办5天。数百名华尔街分析师将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起参加会议。

在会议前三周，宜兰通知吉尔曼，大家推选他来介绍bapi研究的最终数据。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吉尔曼通常会极力抓住这种机会，但他目前的健康状况却是每况愈下。他刚刚被诊断出患有淋巴瘤，正在接受化疗。“我的头发几乎都要掉光了，” [7] 他绝望地向宜兰公司的医学总监写道，“以我现在的样子，我可以在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中扮演一个邪恶的科学家角色。为此，我正在为我的衬衫找一枚钻石扣，这样我看起来就像沃巴克老爹了。”

不过，这两家制药公司的高管请他放心，他就是他们想要的数据报告人，秃不秃头无所谓。只是他的身体状况能够承受这种活动吗？吉尔曼说，可以。按常理来说，他的这种角色应该是秘密，但他转身就告诉了马特莫！作为会议的主旨演讲人，吉尔曼将是首批有机会获得全面无盲点的bapi测试结果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宜兰公司和惠氏公司通力合作，以确保不会发生任何提前泄露的情况。

当吉尔曼准备向世界展示该药物临床试验结果时，股市仍在继续崩盘。7月1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项紧急禁令，禁止卖空金融类股票，意在安抚市场；实际上，这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措施，只会让投资者更加恐慌！

看着赛克资本的投资组合每天都在赔钱，这对科恩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很难受。对政府干预或其他方式来控制局势的做法，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给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说还会有进一步的金融灾难。“我确信，任何反弹都将是一个1～2个月的事件，接着就是新的疲软，”他写道，“让我重申一下，股指未来几周可能会出现新低。”

7月15日，吉尔曼乘包机飞往宜兰位于旧金山的医疗设施， [8] 在那里他和负责第二阶段试验的团队会合。还有一组协助医生解读数据的统计学家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这是寻求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方法的关键时刻。这是此次试验数据“没有盲点”的时候，即所有被保密的部分将首次全部披露出来。在他们开始工作之前，在宜兰领导bapi研究的艾莉森·休姆博士，再次提醒吉尔曼，他必须对他将要看到的一切予以保密。 [9]

粗略看完整个数据后，吉尔曼感到一阵兴奋。乍一看，似乎这种药物确实对那些没有基因缺陷的患者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即使是在有基因缺陷的群体，它也显示出了积极的趋势。他不由自主地感受到潜在结果的鼓舞。但当他仔细地审阅数据时，一个问题跳了出来：它缺乏剂量反应；这意味着该疾病的症状没有对该药物剂量的增加做出相关的反应。吉尔曼喜欢用一个头痛的人，在用药时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现象。他通常会说：“如果你感觉头痛，你吃一片阿司匹林，就会得到一点缓解。”如果你吃两片阿司匹林，你就会得到更大的缓解；吃三片阿司匹林，你就会得到进一步的缓解。然而，在bapi的临床试验结果中，他没有看到任何类似的证据。如果药物的效果没有随着剂量的增加而增强，就谈不上有效的治疗。

他试图把重点放在更积极的方面；这些表明已经开始的第三阶段试验值得继续。bapi似乎也对患者来说还是安全的，这很重要。有一些轻微的副作用和一个主要的副作用：血管性水肿、脑肿胀。这可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这项研究似乎表明，医生可以通过降低药物剂量直到症状消失；一旦症状消退，他们就能再次提高剂量。

若要将大量的数据编辑到12分钟的PPT幻灯片上，就得很好地捕捉到相关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件需要吉尔曼和宜兰团队成员认真对待才能完成的任务。第二天，吉尔曼飞回东部。第二天，宜兰的休姆博士给他发了一份供修改润色的草稿。“ICAD演示稿-机密。 [10] 不要外传。”邮件的主题行写道。这个演示稿是作为有密码保护的附件发送的。“我将通过单独的电子邮件发送密码。”休姆写道。

一个小时后，他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亲爱的希德，” [11] 它写道，“密码是‘nuggets’。”

那天晚上回家后， [12] 吉尔曼通看了一遍介绍文稿，试图从表格和图表得出相关的结论。这就是他生命所求的科学探究时刻，充满了新的发现和规律揭示的兴奋感。他迫不及待地要与他人分享这些信息。

此时，他的电话响了，是马特莫。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试验的结果。

“我对这些结果感到非常兴奋，”吉尔曼告诉他，“但我确实有些担心该药对对照组症状下降的情况，以及它缺乏剂量效应的问题。”他解释道：与那些携带该病基因的患者相比，bapi对那些没有携带该基因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更强的作用。尽管如此，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药物的作用方式（用一种蛋白质攻击大脑中斑块积聚）是有效的。

他们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仔细地把这些幻灯片过了一遍。在询问几十个问题时，马特莫几乎没有什么情绪表现。吉尔曼还在东扯西拉：“这肯定会保证还有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我非常，非常乐观！”

此时，马特莫喉咙里发出了一种不愉快的声音，意在改变一下话题。

“希德，”马特莫说，“我叔叔几个月前去世了，当时我太忙，不能去参加葬礼。我一直有愧疚之感。”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马特莫接着说，他叔叔住在安阿伯，他打算去看望他的家人。“我计划星期六去。你会在吗？我想顺便来拜访你。”

吉尔曼想了片刻。“是的，当然，你可以顺便来看我。”他说。就像他记忆里的几乎每个星期六一样，他将会在他的办公室埋头于自己的工作。

两天后，吉尔曼开车到校园，把车停在北英格尔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就在上午10：00之后， [13] 他刷了自己的门禁卡，穿过车库，进入了废弃的建筑群，去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很快就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下午2：00前后，他的电话铃响了。马特莫已经在外面了。

吉尔曼领着马特莫走下大堂，去到了他的办公室。“你吃过午饭了吗？”他问道，“我们可以出去买点东西。”

“不用，谢谢。”马特莫说。

“那我们就坐下来聊吧。”吉尔曼说道。

然后，（根据吉尔曼后来回忆），马特莫开门见山地说：“我想看看ICAD的幻灯片。”

吉尔曼犹豫了一下。然后，他走到自己的计算机旁，调出了最新版本的介绍文稿，并后撤一步，好让马特莫滚动翻看文稿。当马特莫眯着眼浏览图表和图像时，吉尔曼给他做相关的阐释。在显示剂量对药物疗效反应的幻灯片上，吉尔曼的阐述暂停了下来。

“你对结果的看法是什么？”马特莫问道。

吉尔曼仍然对这些数据抱有希望的心态，也许还带有些许的防御性；他重申了自己对缺乏剂量反应和对照组症状缓解的担忧。但他并不认为这两种情况都否定了bapi的明显效果。“这些都是相对的问题，而不是什么大问题。这至少是在第二阶段研究中，第一次表明治疗是有效的，或似乎是有效的成果，”他说着说着，就变得活跃起来，这是他在谈论神经科学时的常态，“我认为这些肯定是值得进行第三阶段（一个更大的临床试验）的成果，我很兴奋。”

尽管吉尔曼热情很高，但当马特莫在翻阅幻灯片时，他心里很清楚，从投资者的角度看，这个结果非常令人失望。bapi已经证明只是对一小部分亚患者有效；但根据试验所用的方法来说，这也是不确定的，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临床试验。

此时，市场对bapi的期望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程度。虽然这一结果将在未来9天后公布，但马特莫已经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市场将会如何解读这些结果；一旦这个消息传播出去，宜兰和惠氏的股价就会崩盘！

当他们看完幻灯片后，马特莫要求用一下吉尔曼的手机。他给那个早上在底特律机场接他的出租车司机打了个电话；此时，他就在附近等着。吉尔曼送他出去，相互握手告别。马特莫爬上等待的出租车，返回机场，登上下午4：00的达美航空班机， [14] 飞回肯尼迪机场。

吉尔曼则回到他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到傍晚。那天晚上，他与妻子以及朋友玛克辛和罗尼，一起出去吃的晚饭；这位博士尽最大的努力去忘掉下午发生的事情。

“今天早上有时间见面吗？”马特莫在邮件的主题栏中就直接键入，“这很重要。”

周末的早晨，大多数人通常都把时间打发在咖啡和报纸上，但在2008年7月20日那个周日的早上，也就是他从密歇根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马特莫还是像往常一样的清醒警觉。他需要马上和史蒂文·科恩谈谈。

科恩用电子邮件回复了他家的电话号码。

在早上9：45，马特莫打电话给科恩。他们谈了20分钟。 [15] 挂了电话， [16] 马特莫又给科恩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列出了他们在宜兰和惠氏股票上所持的头寸状况；目前，它们的价值总额已经超过10亿美元。科恩转身就向他的首席交易员菲利普·维尔豪尔发出了一个信息。他想尽快开始出售他们的宜兰股票，而且，他想要悄无声息地做。

科恩随后给他的医疗股大神韦恩·霍尔曼写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写道：“我今天早些时候开车回来了。”他解释说，由于恶劣的天气将会使他不能像往常那样乘坐直升机，所以，他比预期提前返回。“我们需要谈谈‘eln和wye’。”他写道。他这里用的是宜兰和惠氏的速记词。

第二天一早，维尔豪尔就提前来到办公室，准备执行科恩的指令。科恩指示他找一些公司其他部门无法看到的账户行事，避免有人看到宜兰和惠氏股票的销售情况。就出售头寸来说，这种做法可不寻常；在维尔豪尔12年赛克资本的工作生涯中，这也是闻所未闻的。不过，科恩想要在没人注意和不影响股价的情况下大肆出售宜兰股，并非易事。

像科恩的其他交易员一样，过往的经历告诉维尔豪尔，不要打探与自己不直接相关的事情。这一天，这些股票的销售行为很有可能引起关注。在公司的头寸里，宜兰和惠氏所占比例是最大之列，所以，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和外部公司的经纪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的变动。赛克资本有超过400个经纪账户，其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引发问题。

他向相关操作人员进行了查询，后者告诉他，有两个备用账户，可用于“低能见度”销售，他应该在那里执行这次交易。然后，维尔豪尔告诉助理执行交易员道格·希夫，他会有其他事情，由希夫来实施这项交易。他提醒希夫与科恩保持密切的沟通。

宜兰的股票有三个账户：科恩的、马特莫的，还有一个“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的总账户。在当天的交易过程中，维尔豪尔与希夫一直保持着联系。

市场收盘后，维尔豪尔向马特莫发送了一个更新备忘：他们卖出了大约150万股， [17] 平均价格是35美元。

“很明显，除了我、你和史蒂文，没有人知道。”维尔豪尔写道。

第二天早上，科恩要求他再卖出150万股。

“400k、价位34.97，都是暗池。” [18] 这是上午8：50，维尔豪尔通过即时短信向科恩发送的信息；这里的“暗池”指的是以匿名方式做交易的非公开证券交易场所。此时，正规的股市还没开盘。

然后，在上午9：11，维尔豪尔给出的信息是，“550k，价位34.93”，表示他又卖出了15万股。

然后是，“660k，价位34.91”。

“继续卖。”科恩用文字回复说。

在接下来的9天里，科恩的交易员一共卖出了1050万股的宜兰股票。另一位交易员对赛克资本的惠氏股头寸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市场上没人注意到赛克资本的抛售行为。

在做完这些头寸的清盘之后，科恩也没歇着。抛售工作刚刚做完，科恩就做空了450万股宜兰股票， [19] 价值9.6亿美元。也就是说，仅仅在一周多的时间里，他就完全改变了对这只股票的赌注方向！

就在维尔豪尔开始出售公司宜兰股的同一天，一个叫哈维·皮特的人来到了位于斯坦福德的赛克资本办公室。 [20] 这是一个傍晚时分，股市刚刚收盘。在2003年辞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后，皮特创立了一家名为Kalorama Partners的咨询公司，以合规和监管问题专家的身份，向私人部门出售相关的服务。赛克资本聘请他向员工做有关内幕交易的报告；这是皮特很熟悉的主题。在他的私人执业生涯中，他曾在“弗里德-弗兰克-哈里斯-施理福&雅各布森律师行”做过律师；他在迈克尔·米尔肯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担任伊凡·博斯基的私人辩护律师，并为这位声名狼藉的套利者谈下了认罪协议。

皮特对科恩和他的公司并不十分熟悉。他所知道的是，赛克资本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型对冲基金。如果历史真有任何指导性作用的话，那么，在这家公司做内幕交易培训，可能已经是姗姗来迟了！

皮特注意到，尤其是华尔街的年轻交易员，没有经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股市的相关丑闻，所以，需要不断地提醒他们什么是合法的，什么违法的；否则，过往的教训注定会重演。在此，他计划做一个已经做过多次的演讲，温习现行证券法和重要的非公开信息的定义，并教授一些常识性策略，以避免麻烦。赛克资本的高管明确表示，公司的每个人都必须出席，无一例外。赛克资本的一名合规官员， [21] 甚至亲自去交易员的办公桌催他们，几乎是把他们拽到自助餐厅的。

皮特被带进了挤满人的餐厅；这里还安装了摄像机，以便向赛克资本的分支机构播放即将开始的演讲。皮特的说话声低沉有力，带着天然的权威性。在他开始演讲时，他环顾了一下这个大厅，立刻注意到科恩不在其中。皮特首先提醒在场的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内幕交易在美国的每个州都是非法的，在其有业务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他表示：“内幕交易是监管机构监察的重点事项。”他阐释道，仅在去年一年，对冲基金卷入的内幕交易案就超过了100起！

他指出，新闻界也热衷于发表涉嫌违法的交易员的故事，没有哪个恶棍能够遁迹。他警告说：“如果你不想被媒体曝光或者被监管机构知道，那么，就请勿写或勿发送任何电子邮件或其他电子通信文字，或留下任何语音信箱的信息。”科恩的缺席让他感到有些奇怪。在通常情况下，皮特演讲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要确保自己坐在听众的前排。“我已经在很多金融机构做过这种演讲，通常公司的每个人都会参加，”皮特后来回忆说，“特别是CEO，因为他们都想做个表率。”

但皮特没有让科恩的缺席影响他的演讲。“在交易之前停下来想想，” [22] 他对听众说，“如果某项交易结果看起来好得不可思议，那就有可能不是合规的交易，就得小心谨慎啦！”

当前证交会主席开始论述使用外部专家网络顾问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可能无意中泄露机密信息）时，在赛克资本办公楼的其他地方正上演了一出小剧。在下午5：00之前，一则公司公告出现的电传新闻上：一家位于硅谷的数据网络公司“织锦通信系统”声称，它正在收购一家名为“铸造网络”的公司——一家为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生产交换机和路由器的企业。赛克资本的“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拥有12万股的铸造网络股票；一项由分析师丹尼斯推荐的投资（丹尼斯是乔恩·霍瓦特和杰西·托尔托拉“搏击俱乐部”信息共享的成员。丹尼斯在三天前从一个加州对冲基金的朋友那里获悉了铸造网络的收购事宜； [23] 后者是从铸造网络公司的首席信息官那里得知此事的。

“什么时候信息处在‘非公开状态’？”在皮特正向赛克资本员工展示的幻灯片中，有一张如是说道，“没有得到广泛传播，或不是按预期收到的信息，都属保密之列。”根据皮特或任何其他人的定义，尚未公布的合并消息显然都是内幕信息。丹尼斯得到那个小道消息后，就告诉了他赛克资本的投资组合经理，而且，他购买的这只股票的数量还不少。当这项收购公布后，铸造网络的股票上涨了32%， [24] 赛克资本因此赚了55万美元。 [1]

皮特的演讲结束之后，被告知，华尔街最厉害的交易员想要见见前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他被领到科恩的办公室，两人握了握手。

“谢谢您的到来。”科恩客气地说道。然后，他就转身回到他的交易区；随即，皮特就被公司的工作人员领了出去。

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凯悦酒店是一个俯瞰密歇根湖（一个很受欢迎的大型工业聚集地）的庞大而平淡的塔楼。7月28日下午，乔尔·罗斯正漫步于该酒店广场大堂；此时，该酒店正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这是阿尔茨海默病国际会议的第一天，吉尔曼对bapi成果的介绍定于次日下午进行。罗斯是一位老年病专家，在新泽西州行医，业务做得很火；他已经治疗了25名参加这项研究的患者。就此时罗斯的个人形象而言，他颇具舞台范儿：浓密的胡子配着抢眼的领带。

当晚，参加bapi研究的所有医生，都被邀请到酒店的一间小型会议室，参加私人晚餐；在那里，他们将提前听到第二阶段试验结果的介绍。和众人一样，当罗斯坐下时，也签署了一份保密提示函。来自宜兰的艾莉森·休姆站上讲台，阐释了bapi的工作原理以及这项研究希望达到的目的。她重申了试验的设计以及参与患者的人员结构和特征。之后，就是罗斯一直期待的幻灯片之一：“后期功效分析”。

在此，他盯着屏幕上的相关数字，意识到它没有剂量反应，顿生沮丧之感。罗斯倾身凑近另一位医生（一位来自哈佛医学院的著名阿尔茨海默病研究员）。“对不起，”他说，“我没有统计学的意识，这组数字到底说明了什么？是否意味着此药失败了，它不起作用？”

这位医生沉痛地点了点头。“这个药物没有作用！”她说，“它失败了！”

随即，罗斯疾步走向酒店大堂。他提前安排了与马修·马特莫的面晤；后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马特莫在该药的临床试验期间与罗斯有过联系（两人都是通过与罗斯合作的专家网络公司构建的咨询关系）。

此时，马特莫正在俯瞰酒店中庭的玻璃墙前等他。“怎么了？”他问。

“结果是负面的，”罗斯说，“这种药没有表现出有效性。”罗斯此时有种遗憾的感觉：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用于bapi研究，数十名抱希望的患者及其家属参加了试验，但这一切都归零了！他个人有很强的沮丧气馁之感！但他确信，他的一些患者已经从这个药物中获益，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服用。他告诉马特莫，尽管有这些负面的结果，但他仍然希望bapi能够表现出预期的疗效，因为他已经观察到自己那些服用此药的患者有所改善。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的和统计学证据的指向相悖。”马特莫说。他引用了一些精确的p值（表明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字），还包括了一些调查员介绍的其他具体数据。但这些结果还未公开发布啊！

罗斯顿时被惊得目瞪口呆！马特莫是如何知道这些细节的啊？这就如同马特莫已经看到他刚刚看到的演示文稿一样。他觉得这不可能！

“剂量效应如何？”马特莫说，“当你看看剂量效应时，你怎么能感觉这么好呢？”

“我不在乎剂量效应，”罗斯说，听起来他有些恼火，“我只是知道我的患者。”此时，他突然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么可能和一个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漠不关心的人混在一起。难道马特莫不关心那些在医院病房里不幸死亡的老人吗？他们需要bapi的功效！不满的罗斯说了声再见， [25] 转身回到他酒店的房间。

第二天下午，酒店的舞厅挤满了准备听正式报告的人。所有的1700个座位都被坐满，还有不少人在通道和后墙前的过道上站着。这个场地将会成为（或不会成为）医学史上其中一个巨大突破的发布圣地。

吉尔曼感觉不太舒服。他本周进行了一系列化疗， [26] 已经精疲力竭。他强行走上舞台，调整了一下眼镜，双手抓住讲台。会场安静了下来。吉尔曼开始阐述他那22张幻灯片中 [27] 的第一张：“令人鼓舞的阿尔茨海默病被动免疫治疗的临床数据”，这是他的演讲题目。他阐释了第二阶段研究的目标及其设计；然后，进入了药物安全特征部分。

第六张幻灯片讲的是药物功效分析，用的是一系列蓝色和绿色条形图，表明患者认知能力改善与剂量强度之间并没有太大关系。当吉尔曼开始论述该张幻灯片时，会场开始像有人在来回搬动开关，噼噼啪啪作响。尽管此时股市已经收盘，但华尔街的分析师们还是在拼命地敲打着黑莓手机，向他们的基金发送信息，让他们尽快出售宜兰股和惠氏股。

“我还记得众人的喘气声。” [28] 听众中的一位分析师说。与此同时，他也发出了自己的红色代码！

演讲结束后，为马特莫工作的赛克资本分析师凯蒂·林登立马离开座位，赶回酒店房间。她一整天都没看到马特莫了。通常，当他们都参加这样的行业活动时，都会有各自的日程安排，以最大限度地增加他们可以观看到的演示文稿数量；稍后，相互交换笔记。此时，为了急于看到他们的投资组合发生了什么变化。她迅速登录了赛克资本的内部软件系统“Panorama”，看看它头寸的变化踪迹。她确信，第二天市场开盘时，宜兰股和惠氏股将会被众投资人围堵猎杀。唯一的问题是它们将会被杀到什么价位！

当她盯着“Panorama”时，她惊吓得连大气也喘不过来。资金已经在不同投资组合账户里进进出出了，比她先前想象的速度都要快。她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午夜后不久，马特莫给她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你对数据的印象如何？”他写道，“晚饭期间有什么新闻吗？”

“我认为这些数据还行，但不如我希望的那么好，不过，也不至于使市场空方去尽情狂欢。”她回答道。她急切地想知道他们头寸的现状如何。“我看到了你昨天在惠氏股上的动作，” [29] 她继续说，“我很想听到你对这些数据的看法。”

当天晚上，在赛克资本的办公室，蒂姆·扬多维茨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看到宣布bapi结果的新闻爬过他的彭博监视器。

“这看起来很不妙。”他一边双击着这个标题，一边思忖着。

市场收盘了，但这两只股票在股市后的交易中，还是出现了大幅下滑。扬多维茨也盯着“Panorama”，希望有人能降低赛克资本的相关头寸，至少能做一些对冲。但他没有看到任何宜兰股或惠氏股的销售记录。他确信，他们至少损失了1亿美元。这是一场灾难！

与此同时，随着相关消息从ICAD会场逐渐渗透出来，本·斯莱特和戴维·蒙诺开始愤怒地给贾森·卡普发邮件。“那个药失败了。”他们写道。

此时，卡普感到了万箭穿心之痛！

斯莱特和蒙诺不会幸灾乐祸。毕竟，就他们所知，赛克资本应该刚刚失去了一笔足以毁灭他们公司的资金，让人怀疑公司是否还有未来。当然，蒙诺真的感到自己的无辜；马特莫一直都是错的！

尽管他养成了每周在纽约办公室工作几天的习惯，但扬多维茨还是在第二天早上去赛克资本在斯坦福德的主办公室报到。他肯定马特莫会被开除；他也可能被解雇。他不记得自己曾经目睹过这种灾难性的损失；它数倍于他曾卷入过的任何亏损。有一刹那，他想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还能做什么，是否还有一家公司会聘用一位与如此规模的亏损相关联的人。

当他走到桌旁，再次查看“Panorama”时，已经没有宜兰和惠氏头寸的踪影了，但市场尚未开盘。他想肯定出了什么问题。不久，他终于通过手机找到了马特莫。“我们的宜兰股怎么啦？”扬多维茨问。

“我们手里已经没有这只股了。”马特莫坦言道。

扬多维茨那颗奔突的心终于静了下来。也许，他还能拥有这份工作。

就在股市开盘交易之前，扬多维茨收到了一位自5岁时就认识的朋友（摩根大通的推销员）的即时信息。

他的朋友写道：“告诉我，马特莫如何逃离了宜兰！”

“我们需要细聊，”扬多维茨回信说，“对我们来说，周三和整个本周真的是太精彩了！”

“羡慕……羡慕……我太羡慕啦……这事太精彩啦，哥们儿，这事太精彩啦！”他的朋友回应道。

“这是营造传奇之事。”扬多维茨回答。他想象的是：出售公司所有的宜兰股票，然后，在灾难性的试验结果公告之前，又卖空它的这种决策，终有一天会列入华尔街历史上最著名的交易之列。“我们找个时间，喝喝啤酒，叙叙旧， [30] 我会给你祥说此事。”

其实，扬多维茨对他们如何能够避免宜兰-惠氏灾难，仍然感到困惑。他想起马特莫一直是力推这两只股票的，并给了这个交易想法9分的信心评级。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导致马特莫和科恩突然改变主意，而且，这一定是秘密发生的！

在ICAD的那个演讲之前，宜兰股只是以略低于33美元的价格收盘的。看过bapi结果的科学家对这些数据的含义是有分歧的。有些人认为该药仍然具有潜力，而其他人则将数据解释为完全的负面。阿尔茨海默病研究人员也认为这些试验结果令人困惑。不过，华尔街的态度十分清楚：那天早上宜兰股的开盘价为21.74美元，两天内就跌至10美元以下。惠氏股的表现稍好一点。但两家股票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已经成为华尔街投资者的话题；交易员想知道谁可能会因此而破产，谁因做反盘而赚得盆满钵满。任何在最近几周购买了这两只股票，而且，一直持有却无法知道秘密试验结果的人，都亏大发了！

就在股市对bapi的消息做出反应的那天，马特莫到芝加哥半岛酒店的上海阳台，与吉尔曼共进了午餐。这里被认为是该市品尝北京烤鸭的最佳之处，而且，这里的女服务员都身着旗袍。“你听说过宜兰股票后来的遭遇吗？”他们刚一坐下，马特莫就问吉尔曼。

吉尔曼对这个问题很反感。“不，”他说，“那不是我导致的。”

“哎，它的价格就像岩石跌落一样。”马特莫告诉他。实际上，当时该股跌幅超过30%。

吉尔曼很惊讶！他认为bapi仍然有希望，而且，它的商业潜力可能会出现在Ⅲ期临床试验中。“我在演讲中做错了什么吗？”

“市场不喜欢只能帮助少数人的药物。”马特莫说。

几天后，当马特莫回到斯坦福德时，他把扬多维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此时，扬多维茨仍然感到愤怒，自己竟然没能参与有关宜兰交易的决策。

马特莫为已发生的事情做了道歉。“史蒂文告诉我不要告诉你我们出售该股的决定。”马特莫说。

“为什么？”扬多维茨说。他被激怒了。毕竟，他是医疗保健股的交易员，而且，过去几个月，这个头寸都是他逐渐建立起来的。为什么他突然被排除在外了？

马特莫说：“史蒂夫告诉我把这件事保持在我和威尔豪尔之间。”接着，他补充说：在几个月的自信之后，他改变了自己对该药物临床试验的看法，而且，他得就此感谢上帝的眷顾！“我审阅了我过去几个星期的笔记，只是感到自己对该股不再有信心了。”

在那个夏季，吉尔曼慢慢从淋巴瘤治疗中恢复过来。虽然他仍然很弱，但他的头发开始长回来了。

他等了几个星期，想听到马特莫的电话，但什么也没等到。他很是惊讶！因为他得的是癌症，再加上过去他的付出，所以，他不敢相信，他的朋友怎么会不过来看看他——在过去，马特莫总是表现出他对吉尔曼及其健康状况的格外关注。最后，9月，吉尔曼打破了沉默，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嗨，有段时间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希望你的一切都好，”他写道，试图听起来很开心，“我希望巨大的市场动荡，尤其是宜兰股令人失望的惨跌，没有给你们造成太大的损失。”看到股市日复一日的下滑，看到每天银行亟待拯救和金融恐慌的头条，吉尔曼一直担心他的朋友和他的年轻家庭。“不过，”他补充说，“没必要给我打电话， [31] 我一切如故。我只是想知道你的近况如何诚挚的问候，西德尼。”

通过格理集团，马特莫预约几个月后与吉尔曼在西雅图的一个医疗会议期间会面，但马特莫最终还是取消了这次会面。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对方。

看来，那个夏天注定要上演的戏剧还有很多。在宜兰股票价格由于药物临床试验结果而继续下降之时，赛克资本技术股分析师乔恩·霍瓦特，得到了一个肯定会让他及其上司迈克尔·斯坦伯格赚大钱的信息。杰西·托尔托拉是霍瓦特的朋友，同时，还是那个股票信息分享圈的领头人。他了解到戴尔即将公布的盈利状况将会令人失望。托尔托拉的一个关系，一位名叫桑迪普·戈雅尔的前同事，有一位在戴尔工作的朋友。此时，托尔托拉供职的对冲基金（响尾蛇资本），正在向戈雅尔支付报酬（每年向戈雅尔的妻子汇款75000美元），以获取戴尔的内幕信息， [32] 因为戈雅尔供职的公司不让他做外部咨询。与戴尔股票当时强劲的市场表现来说，它的毛利率看起来要低于人们的预期水平。 [2]

通常，托尔托拉将这种信息首先发送给他在响尾蛇资本的老板托德·纽曼；他就像一只猫，首要的工作就是将死老鼠先送给为自己支付奖金的人。然后，托尔托拉再转发给霍瓦特、山姆·艾当达奇斯（在水平国际的朋友），以及电子邮件组中的其他人。“戴尔受挫，” [33] 在戴尔公开宣布其盈利状况前三个星期的8月5日，托尔托拉在邮件里写道，“总经理给出的是17.5%，而华尔街的预期是18.3%。这听起来不太妙，但仍然是非常初步的数据，可能会变。”要想在股市上投注正确的话，弄清市场上其他人的预期是关键。霍瓦特认为，17.5%的毛利率数字（它说明与成本相比的公司销售额的力度），可能会使该股价下调。斯坦伯格预计该公司会在本月底公布其盈利公告，所以，他开始做空戴尔股票。

一直以来，霍瓦特极力向斯坦伯格和科恩证明自己的价值。除挖掘内幕信息外，他还针对自己负责的那些计算机公司进行合规的研究，制作相关的电子表格，培养与投资者关系负责人的感情，并向他们索要信息。同时，他还向斯坦伯格提供他从托尔托拉获得的最新信息。通常情况下，在每个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戴尔宣布盈利前，托尔托拉会向霍瓦特发送一些有关这家公司即将发布信息的细节。但他从来没有具体说明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些信息的，很明显，这个信源应该是这家公司内部相当资深的人。

2008年8月18日，霍瓦特踏上了他的卡波桑-卢卡斯之旅，这是他很久以前就计划好的。他在那里的海滩附近租了一套公寓。在此，他还是就戴尔头寸与相关的人保持着联系。托尔托拉此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的最新信息证实了过去几个月的担忧：该公司的盈利不仅会令人失望，而且相当可怕。“对这些数字一定要格外小心！”托尔托拉叮嘱他。

霍瓦特立即给斯坦伯格打电话，转达了托尔托拉向他传递的消息。他挂电话后，担心自己还没有向斯坦伯格清楚地说明不要到处张扬这件事，所以，他跟着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请一定要把戴尔的信息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他写道，“因为JT特别要求我对这个信息要特别小心，所以，顺便再提醒一下。”

截至8月25日，在盈利公布日的前三天，斯坦伯格在戴尔上的空头仓位超过300万美元。那天，霍瓦特收到科恩“史蒂文想法”邮箱的电子邮件。“科恩板块头寸预警，”该邮件的主题栏写道，“请就科恩的下述账户头寸回复你的意见或相关的最新信息。”随附的图表显示，在其赛克资本的交易账户上，科恩的戴尔仓位是多头。看到这些，霍瓦特的心一阵阵发紧。他和斯坦伯格正在押注戴尔股价会下降，科恩正在押注它会上涨！

“史蒂文不喜欢亏钱，”霍瓦特稍后表示（当然，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如果你真的让他亏了钱，你就等着秋后算账吧！”

霍瓦特将那封电子邮件转发给了斯坦伯格，附注为“史蒂文多头戴尔……”

在汉普顿周末的别墅里， [34] 斯坦伯格还是感到不安。如果霍瓦特错了怎么办？此时，他们已经有戴尔近1000万美元的空头仓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头寸。通常情况下，空头仓位特别危险。如果事情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那押注者的损失就会很惨重。“这里的问题是 [35] ……我还没有向科恩提及这件事，”斯坦伯格答道，“我想向他阐述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需要适当地权衡一下这样做的r.r.（风险/回报）。在这件事上，你的信心指数是多少，从1～10，10是最高的指数值？”

他们花了随后的24小时，讨论如何告诉科恩，告诉他什么。他们还与另一名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加布里埃尔·普洛特金（在戴尔股票上有6000万美元的多头）来回发送电子邮件，试图弄清楚这个信息的可信度。

在赛克资本的明星谱系中，普洛特金正处在上升的通道之中。他开发了一个学习信用卡数据和购物中心流量的公式，声称这能帮助他赢得消费类股票的交易。不管怎么说，他的努力似乎正显成效：他赚了很多钱。像科恩一样，他可以有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敞口，但仍能回家酣然大睡。而且，科恩也越来越听他的话了。普洛特金是首先说服科恩买戴尔的人。

第二天，8月26日，斯坦伯格给普洛特金和霍瓦特发了电子邮件，请他们分享各自对戴尔的想法，因为他们的观点似乎是对立的。“加布里埃尔，”斯坦伯格在12：37写道，“我们认为它这个季度的毛利率不佳。”接着，他又补充道，按股票市场的行话说，他认为戴尔投资者期望的那些数字比实际上的要好。“对这个或相关的问题，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的确认为这里有很大的风险。”普洛特金答道。不过，他比霍瓦特显然更加乐观。他列举了他认为会影响该公司毛利率数字的一些因素。“你在哪里为戴尔的毛利率建模？你有什么高见？”

普洛特金随后给科恩打了电话。他们交流了几分钟。

霍瓦特一直不太愿意就戴尔的利润数字，给出他的信心指数。但在13：09，他又从墨西哥的度假地写了另一封电子邮件。他只是进一步强调，他觉得自己的信息是多么的可靠。

霍瓦特写道：“我有来自这家公司的‘二手信息’，而且，这是我第三个季度从他们那里得到这种信息了，过去两个季度的结果都很好。”他补充说，他的消息来源预测这次的毛利润和盈利将低于大多数戴尔股票分析师所做的预估值。写完，他按了发送按钮。

普洛特金花了几分钟时间消化吸收霍瓦特所说内容。“嗯，如果你的提示是正确的，那么，这次肯定是一个负面的结果，”普洛特金答道，“不过，我要说的是，似乎最近（更多的是消费品领域）每次有人告知我负面消息时，最终都走样了……所以，我们还得看看。”

斯坦伯格叫普洛特金不要外传霍瓦特刚刚分享的信息。

“好的。”普洛斯金答道。

普洛特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霍瓦特的提示。不过，他转发了这份“二手”电子邮件给安东尼·卡瓦里诺，赛克资本负责让科恩了解戴尔最新情况的交易员。然后，普洛特金从他的投资组合中出售了30万股戴尔股票，还是留下了210万股多头，仍然有一个很大的敞口。

卡瓦里诺的正式工作岗位是“研究交易员”，负责监督所有交易零售和消费类股票的投资组合经理的所作所为，并确保科恩知道相关情况。科恩私下里把卡瓦里诺视作他的“耳目”。科恩知道他的投资组合经理有时会误导他，会大谈他们是如何看好某只股票，然后，却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中出售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想不让科恩提前抛售他那通常大得多的交易量，干扰他们的交易。他有五名研究交易员，他要求他们像鹰一样监视赛克资本内的交易活动。哪怕有人做了一股与他所持头寸相悖的交易，科恩都想立即知道。“要看他们做什么，而不是听他们说什么。”科恩不止一次地告诉卡瓦里诺。

卡瓦里诺立即将那份“二手”电子邮件转发给在东汉普顿别墅中工作的科恩。然后，他还给科恩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科恩开始出售戴尔股票。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他抛售了他全部50万股戴尔的多头仓位。

就在48小时后，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争辩和焦急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戴尔在市场关闭之后的下午4：00，公告了它的收益情况。数字几乎与托尔托拉预测的一样糟，毛利率下降了17%。第二天，戴尔股价从25.21美元下跌至21.73美元， [36] 跌幅13.8%，出现了8年来该股最大的抛售潮。科恩通过及时出售他的股票，避免了150万美元的亏损。

“及时的提示和完美的工作。”在有机会更仔细地审视了这些相关数字之后，斯坦伯格给霍瓦特如是写道。

霍瓦特也让自己享受了几分钟的成功喜悦。的确，他这次做了一件具有逆转意义的事情。他给托尔托拉发了一个短信：“好哥们儿！！！你说得真准！！！”

霍瓦特当时并不知道，在戴尔公告第二季度盈利时，他就不是赛克资本唯一的精灵了。托尔托拉和罗恩·丹尼斯（赛克资本的另一位分析师，也是托尔托拉信息分享小组的成员）也在8月28日下午通过话；托尔托拉也与他分享了有关戴尔利润和毛利率的相同信息。在谈完话的一小时内，丹尼斯所在的“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的投资组合经理也开始卖空戴尔。戴尔的利润状况发布后，托尔托拉给丹尼斯发了一则即时短信，“你好哇。”他写道。

“你这个大男人！”丹尼斯随即回道，“万分感谢！”他的老板平了他的空头， [37] 就此赚了80万美元的利润。

通常情况下，在有效信息带来了丰厚回报之后，成功的快感几乎立即就被如何再现辉煌的焦虑所压抑。每次内幕信息奏效之后，它就提高了对下一季度的预期，以及再下一季度和再下下季度的预期。找到更多优势信息的压力会大了很多。这就像对毒品的需求。

那天深夜，科恩向斯坦伯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戴尔的事做得不错！”他写道。

“谢谢！”斯坦伯格回复道，“开心的狗狗依然在四处捕食！”

[1] 2014年，丹尼斯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解了民事内幕交易指控，并被禁止从事证券行业的相关工作，且在不承认或否认指控的情况下，支付了20万美元的罚款。

[2] 雅戈尔的妻子从未因犯罪而被指控。

第3部分

第8章　线人

2009年1月，一个寒冷夜晚，一个30岁出头、胡子拉碴的宽肩男人，为抵御严寒而蜷缩着肩膀，刚在位于纽约翠贝卡的“春分”健身房健完身，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大约是晚上8：30，乔纳森·霍兰德刚刚完成一共90分钟的锻炼——主要是举重和循环训练。浑身汗潮和饥饿的他，想点个外卖，赶紧回家，再处理点工作上的事。就在他走在默里大街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霍兰德先生！”

听起来，这声音所带的语气并不友好。他转过身去，看到一个身穿深色外套的男人，其外套并未系扣，有意无意地露出了腰带上的手枪。还有一个体型稍大的男人，穿着同样的衣服，站在这个男人身后。

“你要去哪里啊？”后面的那个男人问道，“我们需要和你聊聊。”

前面那个男人拿出自己的徽章，举到霍兰德的眼前。他举得很近，确保霍兰德可以看到上面的内容。“我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戴维·马科尔，”他说，“我们需要和你聊聊内幕交易的事，你看，去哪里比较方便？”

霍兰德不知所措。他血糖低，正饥饿难当。此时，随着心跳的加速，他看到的世界有点恍惚，有梦境之感。他告诉联邦特工他现在需要吃点东西。他们在怪异的沉默中走过了两个街区，进入了街角的一家灯光明亮的全食超市。马科尔和他的搭档站在一旁，看着霍兰德在沙拉柜前装满了一硬纸盒沙拉。“需要我给你们买点什么吗？”霍兰德问这两位特工。他俩谢绝了他的好意。

随后，霍兰德走到收银台前，排在一个身着时髦瑜伽健身衣女人的背后。

交完钱后，他们上楼到了休息区，坐在了角落的那张桌子旁。就在霍兰德一边吃，大脑一边飞速运转的时候，马科尔特工开始了他的说辞。

“我们知道你在赛克资本公司任职期间做过内幕交易，”马科尔说着，“我们知道你是有罪的，但你可以自救！”

此时，霍兰德极力保持冷静。他知道在类似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在赛克资本时，他参与过一项叫作“战术性行为评估”的培训， [1] 这是一种技能性培训，教人如何解读透过肢体语言所传达出来的撒谎信号。为此，科恩请来了一组中央情报局前特工，给他的交易员和分析师训练相关的技能，他认为，这能够帮助他们分辨出哪些公司高管所说的预期利润和会计方法属实。这里关键的是要表现得很淡定。霍兰德记得，蠕动身体，拽衣服线头，或者摆弄眼镜的行为，都可能表明你的不安和撒谎。他也试着不去说一些像“真诚的”“坦白来说”这样的词，因为它们都是不诚实的通用信号。

在赛克资本时，霍兰德曾经是该公司精英研究部门“累计收益率本质”的初级分析师。霍兰德与公司的顶层领导几乎没什么联系。在做交易的时候，霍兰德得通过他的上司贾森·卡普。虽然霍兰德的判断力有时会出错，但，办公室的人都很喜欢他。霍兰德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工作之余，他自愿担任哈林区贫困儿童的棒球教练。他在曼哈顿中心一家时髦的墨西哥餐厅拥有股权。吊诡的是，这哥儿们还经常在运动锻炼时弄伤自己，不是韧带撕裂，就是肩膀错位。据说，有一次在酒吧，霍兰德的女友被人欺负；他就和那人打了起来，但当他击打对方的脸部时，却把自己的手给弄折了！赛克资本的高管对此感到很不爽，所以，卡普和他的其他同事告诉所有人说，霍兰德是在打垒球时受的伤。

马科尔似乎很清楚，霍兰德几周前就离开了“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2008年，在赛克资本的净值下降了28%之后，有数十人遭到了解雇。这是该基金开业16年来，基金净值首次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在取消了昂贵的送花服务、全职按摩师服务和免费的高端果汁饮料之后，科恩又开始了基金成立以来最猛烈的裁员。“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被直接关掉了。霍兰德也因此丢掉了工作。但这也使霍兰德成为一个潜在的理想合作对象。

事实上，对霍兰德在赛克资本的所作所为，马科尔似乎知道很多。马科尔说，联邦调查局了解到，霍兰德买卖过艾伯森超市的股票（一个涉及该公司收购案件的一位朋友提前就这个信息泄露给了霍兰德）。“我们已经抓了拉米什。”马科尔继续说道，指的是霍兰德的那位在黑石集团伦敦分公司工作的朋友； [2] 此时，他刚刚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联邦调查局拦截。“你的另外两个朋友就要进监狱了。如果你自己不帮助自己的话，你就只有进监狱的份了。”

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挣扎了，马科尔说。再有钱的华尔街巨头在纽约陪审团面前也不会有任何机会的！

此时，霍兰德有点生气了。对他而言，这些特工好像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是的，他承认，自己的确买卖过艾伯森的股票，但那是因为这家公司一直是传闻的收购目标，他买进该股到卖出该股，中间有6个月的时间啊。在赛克资本做这项投资决定之前，他就已经做了一揽子的财务分析；结果显示，就该公司的股票价格来说，这家公司所持的不动产价值的确是被低估了。零售业是霍兰德很熟悉的领域。2003年，他在斯坦福大学拿下MBA后，就和他爸爸一起在马里兰州找到了“三重净租赁”的机会。他们买下了一些连锁商店或餐厅的不动产，像澳美客牛排店或沃尔格林药店，然后，再把这些不动产回租给这些连锁店的所有者。作为支付物业税和物业费的补偿，租客付的租金要比普通租金低；与此同时，还给享有廉价融资的房东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利润空间。通常，在投资人非常了解相关物业的邻里及其市场情况时，这个做法的效果就会最佳。

霍兰德极力解释说，这个经历就是赛克资本聘用他的原因。赛克资本只是想要利用他在不动产金融领域的专长。艾伯森公司股票的买卖就是他运用这种专长的教科书式的案例。在霍兰德的眼里，这个投资案例根本没有任何违法的地方。

看起来，这些特工根本就没有被说服。马科尔又提到了一些霍兰德在不同公司任职的朋友的名字；这些人恐怕最后都要进监狱。然后，他从自己的口袋拿出一张纸，很快地把它铺展开来。这是一张脸谱关系图，一种类似霍兰德曾在警匪片里看到的那种脸谱关系图：那些图片通常是被钉在墙上，然后，用五颜六色的线连接起来，构成一幅犯罪关系图。帆船集团的联合创始人，拉吉·拉贾拉特南就在这张脸谱图上，还有至少其他20个组合投资经理和交易员，有些曾经和霍兰德一起工作过，有些则不是。

他认得出中间的那张脸，那是史蒂文·科恩。

“你其实根本不了解史蒂文。”马科尔指着科恩的脸说。他涉嫌霍兰德可能根本意识不到的各种阴暗的事情，即各种欺骗性的证券业务。马科尔说起科恩的语气，就像在说一个流氓。 [3] “你需要防范他的报复，但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此时，霍兰德完全不知道他说的这些究竟是真是假，或者是夸张了多少，但他很焦虑！

“我们已经和三名赛克资本内部员工牵上线了，他们目前在为我们工作。”马科尔说。“你现在还在这儿呢。”他继续说道，指着这张纸上一个偏僻的角落，好像是他脸谱图的西伯利亚。“你现在还根本不在这上面，我们也不想你最后也跑到这上面来。但你必须通过帮助我们来帮助你自己。”他们想要霍兰德成为他们的线人。

霍兰德说，他需要想一想。

这俩特工最终还是让他离开了。霍兰德仍然穿着健身短裤和T恤，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公寓。他的室友前不久刚搬走，所以，他现在一个人住。在房间里，他拿出了所有关于艾伯森公司的文档，开始翻阅相关的内容。在联邦调查局所说之事发生的前一年，即2005年的时候，他给“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的同事做过一个演讲，一共25页的PPT文稿。这个演讲通过详细的财务分析及其模型，显示出该公司可以通过卖出不同资产所能赚到的钱。为了得到关于艾伯森的运作思路，他那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给一个曾经和他出去过几次的女人打了个电话，她是“舒尔特-罗斯-扎贝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霍兰德问她是否能找个律师来帮助他。

不到半小时，在晚上10：30前后，他家的电话响了。来电的是赛克资本的法律顾问彼得·努斯鲍姆。

“我们听说联邦调查局找你了。”努斯鲍姆说。

霍兰德大吃一惊！努斯鲍姆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什么大事，”努斯鲍姆说，“我们不信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别担心，我们会为你辩护，替你支付律师费，给你所需的所有帮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特工B.J.康大步走过下百老汇街一座联邦大厦的大堂，左转进入杜安街，顶着迎面而来的疾风，走向佛利广场。这是早春三月一个寒冷的早上，他的西装外套在阵风中被吹打着一开一合；他喜欢穿棱角方正的西服，便于隐藏他总是别在腰间的手枪。此时，B.J.康手里拿着一包光盘，正赶去见他在联邦检察署的同事。

一年多来，B.J.康一直被耗在拉吉·拉贾拉特南的调查案里。当然，这项调查已经远超拉吉一人，卷入了华尔街的十几个交易员和对冲基金经理。就在上几个月，这个调查工作终于进入了一个让人满意的节奏。联邦调查局策反了一个合作者，利用他来收集另一交易员的新证据，然后，申请对那个新交易员进行监听。每多增加一个监听对象，联邦调查局就能积累更多的记录，再然后，B.J.康和其他的特工就可以策反更多的证人。这个名字列表变得越来越长。这段时间，B.J.康心无旁骛，脑子里总是在组合着相关的拼图，计划下一步他应该做什么。

及至此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和这起案件的检察官都很清楚，拉贾拉特南将被定罪。但问题是，他们能把多少人和拉贾拉特南一起绳之以法。鉴于这些监听工作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他们得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他们拥有着惊人数量的证据来指证拉贾拉特南和他的朋友，这些证据的数量可能比他们需要的还要多。与此同时，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新的记录和新的人名，卷入内幕交易的其他基金的其他交易员，又滋生出大量新的调查。每一个案子都需要消耗很多资源和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确定自己捕获了足够多的鱼，可以收网上船呢？如果还不抓人，联邦调查局特工就会面临一个风险：拉贾拉特南他们很有可能会意识到自己会被抓捕，然后，他们会毁灭证据或者出逃境外。联邦调查局特工、曼哈顿联邦检察署办公室的检察官，及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行，讨论了下述决策的合理性：继续调查，不做任何抓捕，看看还能卷进多少人。他们知道，一旦抓了拉贾拉特南，整个华尔街都会知道联邦调查局在监听他们的电话。

更重要的是，政府主管部门知道，如果抓了拉贾拉特南，它们的最终目标史蒂文·科恩和他数百个基金经理与交易员，就会得到一个警示：他们可能是下一个拉贾拉特南。

实际上，他们此时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案子的两名联邦调查局的优秀特工，B.J.康和戴维·马科尔已经陷入一场苦涩的地盘争夺战。像B.J.康一样，马科尔也是一位出色进取的特工。每当通过监听或合作者获得有希望的新线索，他们就比赛着抢先进行调查。因为这种内幕交易的关系网非常复杂，涉及十几家有联系的对冲基金、律师事务所和企业高管，他们的调查工作经常彼此交织；通常一个特工跟踪的证人，会突然出现在另一特工的案子里。马科尔会花数周时间，每天工作16个小时去收集证据，可最终发现B.J.康早就着手调查了。

尽管他们之间是竞争关系，但两个特工在各自的领域做得都很好。和他俩一起合作的曼哈顿联邦检察署办公室的检察官打趣地说，如果他们可以融为一体，就会变成一个无人能敌的超级特工，证券罪犯将会被从地球上连根拔起！

当B.J.康到达圣安德鲁广场一号，乘电梯去见证券股负责人时，他试图把这种竞争所带来的不快从脑海中撵走。B.J.康来这里与马科尔和两名做这个案子的检察官（里德·布罗斯基和安德鲁·迈克尔森），进行头脑风暴，讨论他们应该如何继续推进调查。尽管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有很大分歧，但他们在一件事情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所拥有的证据已经超越了起诉拉贾拉特南和他最亲近圈子的范围，甚至可以对对冲基金行业发起更大范围的攻击。他们十分渴望继续推进手头的案件。迈克尔森和布罗斯基互相看了看。这的确是一个诱人的想法。支持的理由显而易见：终结一个主要在黑暗中运营的强大行业的腐败行为；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指控将成为各家媒体的头条新闻；给坚称司法总是设法避开华尔街的批评人士以有力的反击。但他们的上司雷·洛耶问道：“继续激进前行的风险是什么？”

联邦调查局特工说，他们追踪的人越多，可能策反的证人就越多，某人开始开口说话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在整个调查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事情，主要都是这个房间里的特工和检察官。如果他们想要追捕最大的目标，他们就需要更多的合作者，这自然会增加泄密的风险。洛耶和检察官同意，作为第一步，联邦调查局应该采用一些他们监听到的新证据，接近一些新的交易员——阿里·法尔，一位加州对冲基金经理，曾经为拉贾拉特南工作过；他的搭档，C.B.李，之前曾在赛克资本做过；卡尔·莫迪，现在经营着自己的投资研究公司，也在加州；还有一位在波士顿的基金经理史蒂夫·福尔图娜。要试着策反他们，看看结果如何。同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这是危险的一步。如果任何一个潜在的证人拒绝他们，然后，转身就去警告他的朋友说，联邦调查局正在监听他们的手机，那么，整个调查工作可能就会瞬间分崩离析。

两组联邦调查局特工选择了4月1日来启动这项任务。B.J.康特工先去接近法尔；马科尔特工将约谈莫迪；另一个特工会尝试策反福尔图娜。他们都制订了应急计划，以防事情没按照他们想象的方向发展。他们希望在第二季盈利财报季开始之前，新的线人和监听器都能准备到位。因为届时内幕交易量肯定会激增。B.J.康随即就开始计划他的行程，提前预订机票和旅馆房间。

之前的调查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似乎有些新的事件可能会改变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不知怎的，这次好像这种感觉更加明显特别。随着4月1日的到来，布罗斯基、迈克尔森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其他人在这种等待中的焦急感越发浓烈。他们想听听这些新的接触进展如何；一年的紧张艰辛的努力，会不会在一天内就前功尽弃？他们急于想知道他们的案子是不是做得很扎实。

两周后的2009年4月16日，B.J.康的新合作证人抵达曼哈顿中心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虽然阿里·法尔和C.B.李是最要好的朋友，还一直一起经营着一家对冲基金，但此时，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对方也在这座大楼里。

B.J.康在加利福尼亚分别接触了他们。他们都同意成为线人（至少从理论上应该可这么说）。就联邦调查局所知，自从B.J.康第一次分别出现在他们的家门口，和他们谈过之后，他们两人之间就没有再互相交流过了。

一名特工在大厅接到了阿里·法尔，并把他带到六层的会议室。在确保电梯没人之后，安德鲁·迈克尔森接到了阿里的搭档，C.B.李，并将他带到了五层。迈克尔森和另一名检察官，约什·克莱恩，在这两个房间来回串，同时，又要尽量不被他们俩看出来。目的就是让他们彼此揭发、泄密，然后，迫使他们死心塌地地完全合作，同时，还要确保不让他们产生反感。自然，这种情形非常微妙。

“向联邦特工撒谎是另一种罪行。”克莱恩提醒C.B.李。如果他在调查中说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他们可以控告他作伪证。

起初，C.B.李和阿里·法尔都不愿意承认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这是合作必须迈出的第一步。鉴于此，检察官又说了一遍这两人之前从B.J.康那里听过的那个诱惑：和我们合作是避免被起诉的唯一途径。争取他们策略的第一步是给他们听一小段被监听的录音电话，让他们相信政府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同时，不能向他们透露联邦调查局是怎么得到这些证据的。与此同时，C.B.李和阿里·法尔的律师叫他们不要说太多或承认任何事情，直到他们确认了政府不是在无凭无据地吓唬他们。

“我什么也没做，”C.B.李说，“我去亚洲去见了一些公司的人，但我并没有拿到任何有关收入的数据。”

“真的吗？”B.J.康问，“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收入的数据？”

B.J.康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播放了一个音频文件，这是C.B.李在获取英伟达公司（一家半导体制造商）收益数据的通话。政府有证据表明C.B.李曾每季度向几位亚洲的咨询师汇去2000美元， [4] 后者会收集那些半导体公司的内幕信息，然后，把它交给C.B.李。

“好了，”B.J.康说，“别废话了！”

此时，C.B.李和阿里·法尔都在为该怎么做而苦恼。可能被指控严重罪责的人通常都会处于一种极度烦躁的情绪之中。他们有时睡不好觉，会诉诸毒品，经受各种危机，遭遇金钱问题，迁怒于众人，患有焦虑性疾病等。相比较而言，C.B.李好像有较强的定力。他似乎比他的合作伙伴阿里更善于分析，情绪也不会那么激动。而在另一方，似乎阿里的精神状态会随时崩溃。当然，他们都不只是想保护他们自己，他们还想保住他们的公司。

有一次，C.B.李的律师把迈克尔森拉到一边。“我想帮助我的委托人，我也想帮助你，但你得让我看明白这件事，”他说，“你掌握了我客户的什么证据？和我分享一点，这样我才会知道合作是不是有意义。”随后，B.J.康又给他播放了更多的录音。

“这是你的一个机会，” [5] 克莱恩对C.B.李说，“如果你不合作的话，我们会起诉你，给你定罪，送你进监狱。”

虽然整个过程有点慢，但C.B.李和阿里·法尔都开始放弃抵抗。

他们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他们的基金，以防引起华尔街朋友的过分怀疑。一旦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他们将无法继续为其投资者做交易了。他俩的基金表现相对较好， [6] 仅去年就上涨了10%，所以，不给个解释就突然关闭，一定会引起质疑。他们需要编一个故事。

在联邦调查局相关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同意对公众说，因为在如何分配利润的问题上，他们俩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无法调和，所以，决定清盘歇业。当C.B.李成为自由人的消息传到纽约时，其他众多对冲基金给他发出的工作邀请函，就扑面而来。

现在，作为B.J.康正式的个人助手，C.B.李和阿里被要求在任何时间，完成任何任务，从回答问题到给以前的同事打电话并录音，而且，还要在与他们会晤时，带上监听器。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还要出卖自己最好的朋友。

虽然拉贾拉特南经营的是一家大型对冲基金，但对政府主管机构来说，赛克资本这样的公司倒像是个太阳，大家都在绕着这个太阳转。联邦调查局特工从众多消息来源得知，科恩是让拉贾拉特南觉得最有竞争威胁的一个基金经理。如果拉吉雇用了那些曾在赛克资本工作过的交易员，甚至是科恩开除的人，拉吉都会感到特别骄傲。史蒂文·科恩是个传奇人物，华尔街的人都在说，他是业界最佳的交易员。尽管如此，对联邦调查局特工来说，科恩的公司此时仍处在云山雾罩之中。他们决心要找出更多的线索。1999～2004年，C.B.李一直是赛克资本的半导体分析师。联邦调查局特工感兴趣的是，他能够告诉他们科恩的基金是如何运作的。

C.B.李向B.J.康介绍了赛克资本的运行模式。在那以前，他曾在其他投资公司工作过，但他一旦到了科恩的基金，他的雇主就迫使他变得更加激进。C.B.李觉得，当时让科恩满意的唯一途径， [7] 就是搞到内幕消息。当大部分科技公司的生产从美国移到亚洲的时候，C.B.李正在赛克资本工作。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认识一些中国人。大多数的亚洲公司，不在意美国的监管法规，不介意与李分享内幕信息是否会违反这些规则。C.B.李非常聪明，一旦得到了这类信息，他就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们。渐渐，C.B.李就对半导体制造业产生了一种直觉，他可以利用它来促成利润丰厚的交易。

C.B.李还描述了赛克资本的内部情形，以及它不同寻常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架构就像一个自行车的车轮，辐条由约100位投资组合经理及其分析师团队和交易员构成。科恩是枢纽，坐镇所有一切的中心位置。在此，信息驱动一切。每个团队都专攻一个行业，包括了30多种的股票（如科技型的、医疗保健型的和消费型的企业，像塔吉特和通用电气等）。每个团队都在与其他团队较量，看看哪个团队能琢磨出最赚钱的交易想法。

这些团队很少相互之间分享想法，只和科恩分享——他把大家最好的想法拿过来，然后，用于自己的交易。这种模式和其他大部分对冲基金都不同（在其他对冲基金里，大家都倾向于做同一种投资组合，而不是彼此竞争）。科恩可以知道周围每一个团队在做什么，而这些团队都不知道彼此在做什么。

如果科恩发现有人先斩后奏，在给他汇报想法之前就做了交易，那么，他就会非常的愤怒。如果为他工作的员工因为一个愚蠢的原因，而做亏了交易，就算仅仅只是发生了一次，他也会愤怒得难以形容！C.B.李说，如果一个交易员在赛克资本做得很好，他的薪水就会像一个专业运动员那么高。但，如果他做得不好，他就会像一笔糟糕的投资一样，被迅速抛弃。赛克资本并不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工作场所。

正如C.B.李所理解的那样，他工作的部分职责就是为科恩做交易提供内幕信息。“我的工作就是给相关的公司打电话，设法拿到相关的经营数据。”他告诉B.J.康。C.B.李还说，他认为赛克资本是一个“肮脏”之地。

那就是B.J.康想要听到的。

C.B.李还解释了赛克资本的组织形式是如何让科恩能避免受到低层级交易员和分析师行为的影响的。所有关于交易的想法都得通过基金组合经理的层层筛选；在这些想法到达老板之前，得用指定代码或数字来表示这些交易想法有多么优秀——一个“高信心值”的想法可能会交给科恩，而不解释为什么分析师对它会这么肯定。科恩想要的是那些一定能赚钱的想法。在设计整个信息传递系统时，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让科恩无须知道其交易员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些想法的背后依据。

因为C.B.李早在5年前就离开了赛克资本，所以，他所提供的具体交易信息过了法律追溯时效，无法起诉。但他提供了了解科恩世界的窗口。

起初，B.J.康并不确定如何利用C.B.李告诉他的这些信息。这是一家利润丰厚的对冲基金，似乎它所做的每笔投资都是正确的，好像它可以预测未来。该基金年复一年地赚取巨额利润，显然，没有其他基金都经历过的跌宕起伏的那种业绩轨迹。这里的分析师和交易员承受着巨大的创收压力；若能创收就能得到丰厚的报酬。

“好吧，那又怎样呢？”B.J.康想。压榨自己的员工并不违法。如果不那样的话，一半的华尔街公司都得关门大吉。

但是之后，B.J.康开始把C.B.李告诉他的与他从华尔街其他渠道听到的进行了对比。

他询问过的一个其他基金公司的交易员，那人反复不停地对他说：“你觉得我们基金公司很脏吗？你应该查查赛克资本在做什么！”B.J.康听说，赛克资本有个潜规则：交易员应该竭尽全力去获取内幕信息，甚至要试图通过散布虚假信息来操纵股价。

“这肯定只是冰山一角。”B.J.康说。

对于那些相关的人来说，内幕交易调查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必须面对困难的问题和可能的取舍。所有的这些努力，几个月的监听，发展线人，加班加点，以及所有的证据，就仅仅是为了控告拉贾拉特南和他的几个朋友吗？还是把这个案子做大，起诉浸淫了整个华尔街的贪婪和腐败，以及不择手段的赚钱文化？

他们有两个显而易见的新途径可以进一步扩大调查，但这两个路径都要求他们要有更加勃勃的雄心。

其中一个路径是切入专家网络公司那个迷宫般的世界——投资者向这些公司付费，使自己能够和上市公司的员工取得联系，咨询相关的事宜。对冲基金领域广泛地使用这些专家网络公司。实际上，只要有少数基金开始使用，很快每家都必须这样做，以防被竞争对手甩下。对调查人员来说，这类专家网络公司显然为内幕信息的交换提供了一个掩体。交易员用这些信息赚钱，代价是牺牲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个路径就是设法收集足够的证据来抓捕科恩。关闭赛克资本公司可以对这个行业的其他公司，起到一个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

要想走专家网络的路径，下一个步骤非常的简单直接：他们要做更多的监听。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根据B.J.康和其他特工在录音带上听到的几个电话内容，“首选环球调研公司”（Primary Global Research），或者说PGR，就是最恶劣的罪犯之一。 [8] C.B.李通过冒充对冲基金投资者，与PGR的顾问进行的联系，揭示了专家网络电话的内容具体是什么。

对于B.J.康来说，专家网络公司商业模式的整个概念听起来都很腐败。他了解到有些专家顾问被雇用了一次又一次，就是因为在对冲基金行业里，有消息说他们是多么的“好”；在B.J.康看来，他们提供的信息很可能是非法的。如果这些信息在其他地方是公开的，为什么对冲基金那些人精需要支付数千美元从这些顾问那里获得信息。一些在这些专家网络公司购买过信息的基金团队，怀疑“首选环球调研公司”把最优质的信息都留给了交费最高的客户。它们都是谁呢？2009年，“首选环球调研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就是赛克资本， [9] 后者给了前者52万美元。

两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戴维·马科尔和詹姆斯·欣克尔，开始收集证据来申请监听“首选环球调研公司”的电话线路。 [10] 他们确信那里暗藏着很多内幕交易。

就在这个时点上，B.J.康特工和马科尔特工之间常年聚集的紧张关系突然爆发了！在调查内幕交易的过程中，两个特工各自领导一个联邦调查局小队：B.J.康领导C-1小队，马科尔领导C-35小队；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像狼一样徘徊在彼此的领地周边。每当他们其中一个想要发展一个新的合作者时，另一个就必须带其小队人员再检查一次，以确保它不会打乱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每个小队都不情愿透露它的行动，迫使调查进展放缓；当出现了进展时，双方则奋力争功。

当马科尔在专家网络的案子里获得先手时，B.J.康感到很沮丧，他争辩说，在监听C.B.李和阿里的电话时，他是第一个发现“首选环球调研公司”的人。证券股的负责人洛耶，有一种特殊的外交天赋，花了不少时间让双方和平相处。但最终，他那无限的耐心也到了极限。B.J.康和马科尔的冲突已经成为办公室的笑谈。在经过“首选环球调研公司”的厮斗后，洛耶非常愤怒，他命令B.J.康和马科尔两个人去他的办公室。

洛耶说：“你们两个需要谈谈了。”然后，他斩钉截铁地告诉B.J.康和马科尔，在他们和好之前，他们不要出这个房间；然后，他就走出房间，让他们俩独处。这两名特工勉强答应，尝试平心静气地相处。

不久，本着合作精神，从事内幕交易调查的检察官和联邦工再次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以期拿下他们的其他目标：史蒂文·科恩。为了坐实一个能起诉他的案例，他们只有两种选择：发展一个他身边的线人，戴上无线监听器，收集他根据非法信息做交易的证据，或者申请获得监听科恩电话的许可。

如果他们打算监听，为了申请许可之需，他们得使用一个现有的线人，给科恩打一个引诱的电话。如果他们想发展一个与科恩关系密切的新线人，他们得有证据来强迫那人合作。线人的选择非常困难！他必须是一个和科恩关系很亲密的人，才有可能拿出他依违法信息进行交易的犯罪证据，但又不能太亲密，以致会告诉科恩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他。

毫不意外，在决定是要监听，还是发展一个新线人的问题上，马科尔和B.J.康又是意见相左。B.J.康表示，C.B.李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他曾经为科恩工作，可以很容易地让他接电话，相关的录音就可以当作证据，申请对科恩的监听。

与此同时，马科尔已经确定了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一个在赛克资本工作的投资组合经理，正为该基金管理着一个5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而且，似乎是科恩所信任的人。马科尔很有信心，认为这个基金经理是可以被策反的。他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为此做准备。

但检方不确定他们是否能等那么久。让马科尔难受的是，洛耶和组里的其他人都倾向于使用在科恩的电话上进行监听的方案，而不是去设法策反那位投资组合经理。B.J.康开始训练C.B.李，准备给科恩打电话，试着得到他们所需的证据。B.J.康提出了一项计谋，让C.B.李给科恩打电话，问他是否能重新为他工作。他可以谈谈他握有的“优势信息”，并通过列举他具有的那些有价值的关系网来吸引他的老上司。如果科恩上钩，他们就能把监听和间谍都打入赛克资本的内部。

联邦调查局了解到科恩在每个周日都有一个想法交流会；在这个会上，他的投资组合经理都会给他打电话，谈论他们一周之内的交易理念。特工们决定先监听这些电话。不过，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科恩通常是在哪里接这些电话。他们必须为申请监听而选择一条线路，这里的可选线路一共有四条：他在斯坦福德的办公室、在格林尼治的家、在东汉普顿的房子或他的手机。最后，他们决定监听他在格林尼治家里的那条线。为此，B.J.康和迈克尔森准备递交三级监听申请，要求允许监听科恩的家庭电话30天，7月1号开始。这段时间正好是第三季度收益季报公告的前后时间。

然而，这里有一个重要且相当明显的问题是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没有考虑到的：夏季的几个月，纽约的湿度经常会达到热带雨林的级别；在金融行业，此时所有重要的人物都会逃到汉普顿（美国的度假胜地）。一般到了这个时候，华尔街高管的妻子们会带着孩子和家佣搬到那里，而男人们则往返于两地之间。在7月和8月，载着亿万富翁的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就像无人机一样在长岛的天空嗡嗡作响。科恩经常是其中的一员。在政府对科恩监听的第一个月里，他几乎就没有在格林尼治那里待过。尽管如此，还是有几次对话在他的电话线路上被监听到了；于是，检察官又利用这些被监听到的信息，申请到了延长监听科恩电话30天的许可。

B.J.康每天打电话给迈克尔森，沟通监听到的新内容。但是科恩是一个比拉吉·拉贾拉特南更加谨慎的人。通常，科恩的基金经理会给他打电话，在分享一些数据和数字之前，会说一些模糊的词语，像“我和我的人聊过了”。能在法庭上对他形成强有力指控的证据，至今还没有出现。聊天里说的“我的人”，可以说的是任何人：公司内部的人或公司外部顾问，甚至是另一位基金经理。有时，赛克资本的投资组合经理还会通过代码传送信息。

其中一个电话让调查人员兴奋不已：科恩从一名分析师那里得到了一些听起来可疑的数据，分析师说这个是“渠道核实”报告的数字。通常，这种报告主要是看一家公司供应链中不同的节点，它能说明该公司有多少业务。尽管如此，这个电话内容还是不够具体。

在监听了科恩的电话之后，检察官对科恩所形成的印象是：他会频繁与人交谈，并且他们在交流内幕信息时，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进行的，以致要想证明他们之间正在发生某种不恰当的或不规范的事情，非常困难！他们推测，他与他人的交流似乎是基于预先了解的正在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和信息来源是哪里的这些要素。相反，拉吉的行为则是傲慢且随意，一有机会就会和别人说他有多少人脉，而科恩却小心翼翼，精于防范。看来，除了这些电话外，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起诉科恩。

监听科恩电话的第二个周期结束了；这一次，那位法官就不愿意再延长了。

在2009年8月16日下午晚些时候，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纽约办事处的一部手机电话铃响了。一个叫桑杰·瓦德瓦的执法律师，转身离开他办公桌上那山一般的文件，望着窗外对面高盛公司的健身房：那些投资银行家穿着紧身短裤或是在练举重，或是在跑步机上跑步。华尔街上最赚钱的投资银行刚刚在隔壁建立了自己的环球总部——距世贸中心北面有两个街区之遥。瓦德瓦还可以直接看到对面那家银行的屋顶花园；在10层的屋顶上，那一系列草坪风景所需的相关费用，可能比大多数政府律师一年薪俸的5倍还要多！

瓦德瓦试着不去想得太多。

通常，有两个要素支配着一个典型证券交易委员会雇员的想法：他能在大型律师事务所赚多少钱？他因为放弃在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机会，而选择打击华尔街违规犯法行为的工作，所能获得的名誉又是多少？这时正是进入8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在2008年秋天，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倒闭了，不少银行正在破产倒闭的过程之中，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眼看着他们的退休金价值，随着股票市场的暴跌而急剧下降！房价的暴跌，则揭露了投资银行内部的腐败机制，使得那些低质的次级抵押贷款改头换面，卖给了全世界的投资者。伯纳德·麦道夫2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也露出了真相。与这些相伴的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多年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忽略了一些明显的警告信号。此时的市场情绪从未如此低落！

在1934年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是华尔街上一个令人敬畏和尊敬的机构，旗下的律师们为自己独特的决断权和政治独立性，感到欣慰自豪。不过，在过去的几年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能已经植根于这个机构的机体之中。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人员被公开劝阻不要去追逐那些雄心勃勃的案子，而且，要想获准发出传票需要四个不同管理层的批准， [11] 通常要数周时间。这部分是时任领导之故。那时该机构的主席是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一位来自加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由小布什总统在2005年任命。考克斯不太情愿当一个监管者，他从不掩饰自己坚定的自由市场和亲商的观点。他觉得监管机构本来就不应该去试图告诉华尔街的大银行和主要投资者应该如何做，金融行业自身就可以监控自己的不良行为。

瓦德瓦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氛围感到沮丧，但他却没有就此认输。尽管环境如此，但他还是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之前已经悄悄地花了两年的时间，帮助逐渐坐实了拉吉·拉贾拉特南的案子；到目前为止，这是他职业生涯里的重大突破。在2006年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个案件只是一桩常规的投诉，但现在已经发展成该机构有史以来最重要的项目之一。调查这个案子是他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经历之一！

瓦德瓦出生在印度，19岁时移民到了美国，但他仍然深受他祖国左倾政治的影响。他父亲曾是加尔各答一家公司的高级主管，那是一家为英国消费品集团生产纸质包装产品的企业，母亲是一名教师。在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里，他们算是相对富裕的家庭。20世纪80年代，瓦德瓦的父母决定与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移民到佛罗里达。在印度，当时受政治和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可选择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此外，由于这个国家的法律限制移民携带资产出境，搬家时，他们失去了一切。瓦德瓦的父亲在来爱德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瓦德瓦也与父亲为伍，帮助供养家庭。从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得州法学院毕业后，他去了纽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随后，他在一家与华尔街业务紧密的大律师事务所，度过了几年不愉快的日子。2003年，瓦德瓦申请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从加入伊始，他就开始关注内幕交易案。

在整个2009年夏天，他都在与联邦调查局密切合作，调查拉贾拉特南案以及从该案件衍生出来的其他对冲基金的案子；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参与调查内幕交易案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有时一天会通几次电话。

话说此时，瓦德瓦的手机电话铃响了，但来电显示屏并未显示来电号码，这意味着有要事。瓦德瓦赶紧拿起电话。

这是B.J.康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现在还不知道相关的细节，但我有理由相信去年夏天在赛克资本发生了重大的事情，出现了巨额的交易、巨额的利润。这件事在公司内部引起了各种各样说法。”

当然，瓦德瓦也听说过赛克资本，以及它那神秘的创始人。在拉吉的案子里，科恩的名字就已经多次出现。他知道赛克资本在华尔街有着强大的诱惑力。科恩以一种应该无法长期持续的方式（在市场上就股票的涨跌，大量押注），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他不是那种具有下述特征的投资者：买下企业的大量股份，并持有多年；沉浸于企业的运作，懂得经济的杠杆作用。总之，科恩是反沃伦·巴菲特的那类投资者。

在与瓦德瓦的电话中，B.J.康没有详细说明什么是“重大的事情”。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但按照法律要求，在B.J.康获得的信息中，有些是无法与民事执法部门的人分享的，这也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特别是与监听有关的相关事情。

“你知道是哪个板块的吗？”瓦德瓦问道。

“制药。”

瓦德瓦的办公室堆满了各种文件。那里有整箱整箱的银行家备案文件、成堆成堆的投诉文档、证词证据和传票，有的就像污渍在那张粗笨沙发上蠕动（在理论上，这应该是他的可以打盹之地，但他从未享用过）。窗台上都是泛黄的《华尔街日报》复印件。要知道，这还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最乱的办公室，但却与瓦德瓦本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干净整洁，穿西装打领带。

此时，这个国家报告和追踪股票市场可疑活动的机制是极其可悲的滞后过时的。这个时期的金融监管者就像可怜落伍的老图书馆员工，还在使用传统的纸质卡片目录进行审查监管，而世界其他地方都已经进入了数字化的监管时代。不过，这些图书馆员还是要负责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而这个市场每天都有数万亿美元的交易额。按要求，当银行雇员或投资者发现异常活动时（如在收购决定正式宣告的前一天，某公司的期权交易量陡增），他应该向金融行业监管局报告。金融监管局（FINRA）随后会发出一封举报转发函，指出已经有一笔可疑的交易发生，但它并不提供太多细节或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然后，这些举报转发函会被发送给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应该对这类事件进行调查的监管机构。

问题是，这里几乎没人去设法把所有的证据拼接在一起。通常，金融监管局的举报转发函，应该是处理这些证券欺诈案的重要种子，它们被转发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然后，这些信息被输入到一个独立数据库。从此，它们就在静静地躺在那里了。

在和B.J.康特工通了电话之后，瓦德瓦给市场监管部的头打了个电话。

“去年夏天，我们是不是收到了来自金融监管局的一封举报转发函，涉及一家名为赛克资本的对冲基金所做的大交易？”瓦德瓦说，“这肯定是基于某种特别事件公告的交易。”他知道，那些产生巨额利润的交易，都发生于推动股票大涨或大跌的消息公布之前。

“你提起的这件事还真有趣，”该部门负责人笑着说，“是的，我这里有一封举报转发函。前几天我还翻了翻，它是刚被退回来的。”他的意思是，由于没有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愿意调查此事，所以，这封举报转发函就被退还给了他。

“真的吗？”瓦德瓦问道，“那到底是什么内容？”

“哦，就像你知道的，只是一封举报转发函，”该部门的负责人说，但没谈细节，“总金额很大。”

瓦德瓦问这封信函已经在这里待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头儿说。

这个回答让瓦德瓦感到有点畏缩。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他一直在执行部门“四处兜售它”，试图找到一个人来调查看看具体情况。他曾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里向不同的主管们介绍过，但没有人对此表示过兴趣。

为了坐实一个内幕交易的案子，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证明其背后存在一个非法的内幕消息，而且，相关交易员能够与一个可从公司内部获取信息的人进行沟通。然而，在证交会工作的他，在能够通过传票获得令人麻木的大量数据之前，必须先获得全体委员的正式许可，然后，才能发出传票和索要文件。至少，那些共和党的委员们肯定会问很多问题。

听起来，这种举报转发函并没有起到那种在制度上应该鼓励快速“启动”案件的作用。

“你为什么不把它发给我呢？”瓦德瓦说。

第二天，瓦德瓦收到了一封来自市场监督办公室的电子邮件，并附上了那封举报转发函。“哦，天哪，”他边看边想，“这一定是B.J.康所说的那件事。”

“在2008年7月29日下午5：00，来自宜兰和惠氏的科学家在芝加哥的阿尔茨海默病国际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他们正在开发的阿尔茨海默病药物的第二阶段试验数据，”这封信写道，时间是2008年9月5日，“很多媒体、研究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参加了这次活动。”这封举报转发函接着说，在这个消息公布的前两天，对冲基金赛克资本在15个账户上进行了明显的套利交易。它估算了这些交易的利润额，以及它们所避免的损失额：1.82亿美元。“这些交易的巨大规模和潜在净利益，”这封信函写道，“促使我们提交这份转发函。”显然，一家名为RBC资本市场的经纪公司的交易员注意到了这些交易，并提出了投诉。

看到这些后，瓦德瓦忍不住想知道，赛克资本还做了些什么。此外，他还想知道谁能接下这样一个新案子。他认为，这个案子要比拉吉的案子要大得多！

纽约办事处有一个新来的分部负责人，阿米莉娅·科特雷尔；她的团队里有一个新来不久的律师，查尔斯·黎里，他手上还没有满负荷的案子。

瓦德瓦给黎里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你好，查尔斯，你能过来一会儿吗？”

当黎里收到瓦德瓦的邮件时，他刚刚度完暑假回来。作为一个渴望成功和几乎不受拘束的年轻人，黎里来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一年了，但还没有提交过一个案子。他很沮丧。

他急促地穿过他办公室与瓦德瓦办公室之间的走廊，来到了会议桌旁，与瓦德瓦和科特雷尔坐到了一起。“我想请你们看一份资料。”瓦德瓦说。他把有关宜兰股的举报转发函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他俩立刻好奇地看了起来。

就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所关注的案子的情况来说，这封举报转发函所涉及的资金数额是相当的惊人！近三年里，瓦德瓦用了几乎睡眠之外的所有时间思考拉吉的案子，但它也只是在可以证明的11个不同的交易中，发现了5500万美元的非法利润，可这已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内幕交易案之一。和赛克资本那“幸运”的药品股票交易相比，这都不值一提。在现实中，任何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若想在这类不确定的事情上做如此大的赌注，相关的胜率都是微乎其微的。

瓦德瓦说，赛克资本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曾经出现过。此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份举报转发函中的信息是否正确？从他们的经验来看，一只基金在一两只股票上下如此大的押注，实为罕见！合理地管理风险是交易员成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投资业务上的风险管理一旦失败，就可能毁掉整个公司，所以，若一家公司的风险管理很随意，它根本不可能坚持很长时间。也许，会是那里出错了，或者这项交易涉及好几个人。

此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知道的相关信息太少，没有太多可说的；若要深入下去，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得深入了解赛克资本——这家华尔街名声最差的基金之一。黎里感到内心的兴奋感逐渐高涨起来。也许，这就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

在2009年的夏秋，当他在把有关赛克资本和科恩的碎片信息设法拼在一起的时候，B.J.康还在用一种叫作笔式记录器的特殊电子录音工具监控拉贾拉特南的电话，谨防出现他打算离开这个国家的任何迹象。每次拉吉拨出一个电话或接到一个电话，B.J.康都会核查相关的电话号码。现在，他已经很了解拉吉的通信模式以及可能与之交谈的人。

10月15日的凌晨，B.J.康智能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的声音惊醒了他。拉吉的电话线有动静。一开始，他真不想费劲爬起来去查看，那可是半夜时分，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看看。B.J.康看到拉吉正在给女儿打电话。现在可是凌晨3：00。 [12] 此时给任何人打电话，都不正常！几乎是下意识，B.J.康开始穿衣服了；他确信这一天即将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他联系了海关和边防局（监控边境人员来往交通）。B.J.康被告知拉吉刚刚购买了一张机票，将于10月16日飞往伦敦。这触发了五级警报。B.J.康立即打电话给他的主管，通知他这个紧急情况。与此同时，他们一起设法唤醒了整个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办公室的其他人。

B.J.康从他的房子里冲出来，赶往办公室。他几乎是飞一般地掠过新泽西高速公路，下车后飞跑到办公室。聚齐的同事们一致认为，不能让拉吉坐上那架飞往伦敦的飞机。联邦调查局决定立即逮捕他及其几个同伙，不能冒让他们离开这个国家的风险——那将意味着他们得经历持续多年的引渡程序。联邦调查局急忙组织团队，执行逮捕行动。

早上6：00， [13] 联邦调查局对东53街的部分区域进行了封锁警戒，一队特工直扑拉吉位于萨顿广场的那套复式公寓。几分钟后，B.J.康押着双手被铐的拉吉走了出来。

第9章　国王之死

圣安德鲁广场一号位于曼哈顿下城的联邦法院的后面，是一座厚重的混凝土低层建筑，在街道上看不到它，但这也许是好事。在这座大厦里，保安看起来很冷漠，地毯也太薄，几乎呈半透明状，而且，最好不要细看它的卫生间地板。但办公室的这种物理环境与在那里工作的人所拥有的权力形成的明显反差，可能是这种现状的部分原因所在。美国南部地区的检察官太重要了，也因此太傲慢了，以致他们不在意这些琐事。他们从事的是高层级的工作，拿到的工资却只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一个零头。这种破旧的办公场所好像成了他们的骄傲之源！file:///C:/Users/admin/Desktop/11111

在巴拉拉8月宣誓就职典礼后的八周，拉吉·拉贾拉特南就被捕了。这天下午，普利特·巴拉拉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眺望着窗外的东河，欣慰地感到自己终于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成为美国南部地区的新检察官。南部地区检察署办公室可以说是司法部最具声望和最有影响力的分支机构，负责起诉下述区域的联邦案件：曼哈顿、布朗克斯区和纽约州的其他地方，包括威斯切斯特县。由于地理位置之故，它平时办理的都是全国最大的案子，包括恐怖活动案、贩卖毒品案、有组织犯罪案以及最重大的金融犯罪案。当巴拉拉被突然卷入舆论的关注中心时，他还在努力让自己熟悉由该办公室200多名助理检察官起诉的几十个案件，如一名劫持一艘美国货船的索马里海盗的起诉案，还有一个曾被关押在关塔纳摩湾监狱的被拘者的案子。但此时，金融案件才是公众最关注的焦点。拉吉案已经引起了媒体的轰动！

此时，全国人民都在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后遗症而苦苦挣扎，公众对华尔街的抵触情绪变得异常强烈。当被政府救助的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公司的交易员再次将8位数的奖金收入囊中之时，许多美国家庭正被赶出他们的家门。尽管内幕交易与金融危机没有直接联系，但这类案件还是居于巴拉拉所有优先事项之首。在拉吉被捕之前，内幕交易调查一直在悄悄向前推进，主要是由几名不知道姓名的政府雇员在推动。随着巴拉拉的任命，这些调查终于有了一个公开的面孔，一个不仅有政治野心，还是媒体宠儿的人，想把华尔街犯罪作为自己职业生涯打击的重点。他有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人们有时把普利特·巴拉拉与鲁迪·朱利安尼相比。鲁迪·朱安尼是前曼哈顿联邦检察官。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指控迈克尔·米尔肯和伊凡·博斯基的案件中，为自己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当然，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被新的美国检察官忘记。

在还是一个蹒跚学步孩子的时候，普利特·巴拉拉的父母就把他从印度带到了美国，在新泽西州的蒙茅县定居。就像之前的其他许多移民（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瓦德瓦）一样，他父母的此举也是为了摆脱印度国内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巴拉拉看着自己的父亲通过努力，在美国获得行医资格，并在阿斯伯里公园开设了一家儿科诊所。他父母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孩子的未来中去了。巴拉拉和他的兄弟，维尼特，被一所精英预科学校录取。巴拉拉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模范生。“如果你得了98分，” [1] 巴拉拉谈起他的父亲说，“他想知道为什么你没有得到100分。”他父亲的计划是让兄弟俩成为医生，维尼特称他们的父亲是一个严厉的律己主义者。“学校、学习、成绩，” [2] 他说，“这意味着异常激烈的竞争！”

高中毕业时，普利特被推荐为毕业典礼的演讲者，这是最优生的待遇。之后他去了哈佛大学（1986级），专修政府和政治理论。一些同学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只在学习上花了那么一点时间，但学习成绩却是那么的好！他大部分的周末都在做两件事：和女朋友在一起（他女友是卫斯理学院的学生）；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进行由酒精刺激的政治辩论。从哈佛毕业后，他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那里他修过审判实践课，该课是由地区法院法官迈克尔·穆凯西 [3] 亲授的——迈克尔后来成为乔治·布什总统的总检察长；就是这门课进一步激励巴拉拉成为一名检察官。 [4] 2000年，他担任美国南方区的助理检察官，直到2005年转任参议员查尔斯·舒默的首席法律顾问。在此，他协助领导了针对布什总统解雇全国各地8名美国检察官事件的调查；巴拉拉参与揭露了这场政治清洗行动，最终导致2007年布什的总检察长阿尔伯特·冈萨雷斯的辞职。当奥巴马总统任命他领导南部地区时，巴拉拉正在担任舒默的首席法律顾问。巴拉拉宣誓就职的那天，《纽约时报》的头条是：“舒默的助手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检察官。” [5] 他不打算长期担任任何个人的“助手”。

当巴拉拉接手时，美国检察署办公室内外的律师们都感受到了氛围的变化。他有一种经常能释放出讽刺意味的酸性幽默，能引起媒体的持续关注。在巴拉拉的那些最近前任的领导下，过时的媒体运作方式几乎无法引起人们对检察署办公室的任何关注——这也是多年来那些前任们想要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和他们起诉的案件就足以说明。

巴拉拉采用了不同的方式。他聘请了一个专业媒体公关团队，负责宣传他的成就。而且，他时常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演讲。突然之间，媒体将会怎么评说某些具体案件，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开始慢慢进入到办公室内部的讨论之中。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巴拉拉都很明确，他正在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

在拉吉被逮捕几小时后，巴拉拉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电视台的摄影师在圣安德鲁广场一号一层门厅的后墙排满了一行，成排的折叠椅上坐满了在记事本上做记录的记者。很少看到这么多摄像机的巴拉拉，站在一个印有司法部印章的讲台上，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内幕交易案，涉及管理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和一些向其泄密的公司内部人士。

“今天，我们对华尔街的欺诈行为采取了果断的行动。”巴拉拉说道，绿色的眼睛闪烁着内心的自信。他概述了对拉吉和其他五人提出的相关指控。“这些被告狼狈为奸，相互利用，”他停顿了一秒后说，“贪婪有时害人害己！” [6]

此时，迈克尔·斯坦伯格正坐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办公室的交易室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屏幕上阅读的内容。拉吉经营着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作为投资者和慈善家，他得到了广泛的尊重。2003年，拉吉的兄弟仁根甚至还在赛克资本工作过， [7] 但后来被科恩解雇。很难相信，联邦调查局会毫无预兆地出现在拉吉的家门口，愣是把他给铐走了！

此时，看到霍瓦特正走过他的办公室，斯坦伯格示意他进来。

“有什么事吗？”霍瓦特问，明显，他对这震惊整个城市股票交易界的新闻一无所知。

“今天早上拉吉被捕了。”斯坦伯格说。

霍瓦特试图保持面部的冷静，但内心却开始翻江倒海。

当他找到了退出的机会时，霍瓦特立即跑回了自己的办公桌，开始快速浏览有关逮捕的新闻报道。他必须马上和杰西·托尔托拉聊聊。如果有一个庞大的拉网正在搜猎的话，那么，他们“搏击俱乐部”的电子邮件肯定引起了一些监管机构的注意。此刻，赛克资本的办公室里频繁传播着很多说法，议论着为何联邦调查局突然对内幕交易变得咄咄逼人。显然，证券交易委员会肯定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调查范围的细节披露，人们只能猜测 [8] 谁在与政府合作。在那次被捕发生的几天后，霍瓦特、托尔托拉和山姆·艾当达奇斯在曼哈顿中城举行了一次紧急午餐会。他们决定停止使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改用电话会议方式。

此时，斯坦伯格似乎对霍瓦特变得越来越多疑了。“不要和那些你不真正相信的投资者交谈，”他对霍瓦特说，“有些电话通话已经被录音了，不少人正戴着窃听器到处跑。”

和往常一样，这时办公室外面的街道仍然充满了中心区来往车辆的嘈杂声，迈克尔·鲍威在摸出手机，回复一个来电。

“是谁？”他有点儿担心地回应道。

对于这位43岁的卡索维茨-本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说，这几个月的日子很难过。拜维尔公司对赛克资本的诉讼已被驳回， [9] 这是令人羞辱的事情。两年里，这一案件已经耗费了鲍威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但更令人难堪的是，拜维尔公司自身就因会计问题而受到了严格的审计。

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该公司去年有欺诈行为， [10] 指责该公司向投资者隐瞒了亏损。拜维尔公司同意支付1000万美元来了结此案。就此，鲍威因为接了这个案子，遭受了很多的谴责。现在看来，对冲基金对该公司的一些说法是正确的：它存在着欺诈行为。鲍威担心，在自己余下的职业生涯里，这个案子的阴影将挥之不去！

此时，鲍威正在接的电话来自帕特里夏·科恩（史蒂文·科恩的前妻）。鲍威已经几个月里没有和她通过话了。他很疑惑她会有什么事找他。

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有大事啦！”她对他说，“将会有一个指控史蒂文的组织诈骗案。”

自从三年前他们第一次通话以来，帕特里夏一直忙于对她前夫的活动进行调查，这与联邦调查局的做法出奇地一致。显然，她的目的是让科恩付出代价。

帕特里夏的那些孩子都已经长大，这个项目给她注入了一种新的使命感。2006年，她向美国证交会提交了一份依据《信息自由法》的申请，要求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通用电气公司收购无线电公司案相关的内幕交易调查档案。她拿到了一份科恩的证词文档。在此，史蒂文采取了美国宪法第五项修正案的主张，拒绝回答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任何问题。她不知道该委员会的调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她还打电话给科恩在格兰特尔的几位前同事，设法更清楚地了解他在他们婚姻存续期赚了多少钱，以及他拿这些钱做了些什么。

在阅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科恩的档案时， [11] 她偶然发现文中提及法庭从数据库中检索出的一个1987年的旧案文件。这可能是另一个线索。

帕特里夏不知道的是，科恩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人合伙做过一笔房地产交易，就此，他起诉过他以前的朋友兼房地产律师布列特·卢里。在他们离婚时，科恩声称与卢里一起做的房地产投资已经不具有任何价值了，从而大大减少了他给帕特里夏的钱。很明显，在结案之前，科恩和卢里之间经历过一场漫长而激烈的诉讼。最后，卢里破产，成了一文不名的人。 [12]

帕特里夏对她所读的东西感到惊讶。在她看来，史蒂文显然是背着她隐藏了资产。与此同时，她对他对待卢里的方式感到震惊，因为卢里可是他以前的朋友。此外，帕特里夏还发现了一系列她原来不知道的其他账户和抵押贷款的清单。

在她打电话给鲍威的几周后，帕特里夏起诉了科恩、赛克资本和科恩的兄弟唐纳德，指控他们违反了《反欺诈及受贿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在许多年里合伙同谋欺骗了她。她把她发现的所有东西都放到了她的诉状里，包括她对科恩以前格兰特尔同事的访谈记录、卢里的那笔糟糕的房地产交易，还有她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获得的相关文件副本。她声称，她前夫曾经承认，他关于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那笔交易是基于内幕信息做的，消息来自他在沃顿商学院时的好友布鲁斯·纽伯格，后者曾在德崇证券为迈克尔·米尔肯做交易员，直到他被指控证券欺诈为止。她声称，纽伯格是从另一位叫丹尼斯·莱文的德崇证券高管那里得到的这个信息；这名高管后来也被判有罪。《反欺诈及受贿组织法》是一项1970年通过的联邦法案，专门针对有组织的犯罪。帕特里夏用它来指控婚姻欺诈。在她的诉讼中，她要求被告赔偿3亿美元。 [13] 这可是一颗重磅炸弹！科恩极力否认这些指控。

鲍威一边读着这份诉状，一边摇头。他仍然不敢相信，科恩宁可选择和前妻缠斗，而不愿意给她支付一些钱了事。

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bapi药物试验的人，总共有几十人，包括制药公司的高管、董事会成员、律师、银行家、做投资者关系的公关人员和医生。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内部人士，他们是宜兰公司和其他公司的员工，可以接触到严格保密的非公开信息，如有关这个产品研发进展的各种细节。

查尔斯·黎里打算追查他们。他不在乎这会花多长时间。为此，他需要先弄清楚都有谁可能向赛克资本的谁泄露了试验结果。

2009年年底，黎里开始申请传票，查阅每一位内部人士的电话记录。然后，他仔细地审阅这些记录，试图找出谁与投资界的人有联系。在尼尔·亨德曼（一位专门分析电话数据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人员）的帮助下，他制作了一份相关的Excel清单，相关内容很快就膨胀到了几十页。

黎里的童年生活经历，就为他现在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是一名护士和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儿子 [14] （他爸爸曾在越南开C-130运输机），而且，他在北达科他的成长经历，就像一部电视电影片。在黎里六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丧生；他母亲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引导他们信奉天主教，教育他们要努力工作和自我约束。黎里在去密西根法学院之前，曾在耶鲁大学练过田径，并在艾金-阿甘律师事务所担任过律师助理。他哥哥上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他弟弟追寻父亲的足迹，做了一名飞行员；黎里觉得他有很多的目标要去实现。自2008年加入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来，他就以努力工作和坚持原则而闻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哪怕是非常小的任务，黎里都严格按照要求做。

此刻，当黎里眯着眼看他计算机屏幕的名单时，有两个名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且，他们两人都是医生。其中一个是西德尼·吉尔曼——2008年7月那次医疗会议，宜兰股和惠氏股暴跌信息的介绍人。另一个是乔尔·罗斯，参与那次临床试验的临床调研员之一。从罗斯的电话记录来看，黎里和亨德曼发现，他与一个拥有赛克资本电话号的人，进行了大量的通话。不过，这些记录并没有表明电话另一端讲话的是赛克资本的哪一位投资组合经理或交易员。黎里开始把这个来自赛克资本的神秘号码与证券交易委员会数据库里赛克资本其他雇员的电话号进行交叉核对。他还通过谷歌不停地搜索，然后，再把搜到的相关电话号码通过这个电话列表进行比较核对。这可是好多个小时单调乏味的工作。

这个交易员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黎里。但肯定有一种方法能找出答案。

当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收集更多关于宜兰股和惠氏股交易的细节时，马修·马特莫正在赛克资本努力重复他那惊人的业绩。他对阿尔茨海默病药品押注的运作，绝对是那种一生一遇的大作。随后，自然就是如影随形的严重业绩焦虑症。虽然马特莫那年获得了938万美元的巨额奖金， [15] 但要想再次找到这种规模的成功机会，并非易事。

科恩急切地想知道他的bapi交易能否复制。马特莫有可能成为该公司最具价值的投资组合经理之一，可升至每年能为科恩提供交易想法的那些人的行列。感受到同事热切期望的马特莫，提出了一个能与bapi同样具有丰厚利润的投资想法。

2010年，他找到了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创业公司英特缪恩（InterMune），但它当时在市场上一个产品也没有。该公司此时的确有一种正在研发的药物，叫作Esbriet。它是用来治疗肺部纤维化的，这种疾病在美国正折磨着大约10万人。

对英特缪恩的投资几乎完全是押注Esbriet，看它是否能获得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的上市批准。 [16] 虽然当时该药还处在临床试验阶段，但相关的市场炒作已是铺天盖地了。分析人士纷纷预测，如果药物有效，该药的年销售额将达到10亿美元。

此时，马特莫积极地向科恩推荐英特缪恩公司的股票。截至4月底，赛克资本和科恩已经积累了近450万股 [17] 英特缪恩的股份。在5月4日，药品管理局宣布Esbriet没有通过核准，它的影响不仅是立竿见影的，而且，是毁灭性的！

在前一天晚上，该股的价格还是以45美元收盘，但由于对冲基金的恐慌抛售，该股价格在消息公布后的第二天早上暴跌至每股9美元。此刻，科恩拥有该公司8%以上的股份。这可是一场能终结任何一个交易员职业生涯的灾难！

在把所有损失累加之后，科恩与他的高级副手会面，讨论如何处理马特莫。马特莫这次触及了“止损线”，即他管理的投资组合能够承受的最大损失（一旦触碰，系统就会自动终止该交易员的交易资格）。

马特莫有良好的商誉储备，因为他在2008年给公司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利润。那年若不是他的贡献，那会是赛克资本的大灾之年。

赛克资本的首席风险官戴维·阿特拉斯认为他们应该立即解雇他；汤姆·康尼内和所罗门·库明（他招募的马特莫），认为他们应该让他留下来，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们最终说服了阿特拉斯。科恩同意再给马特莫一次机会。但他说得很清楚，下不为例。

马特莫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随即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邮件给科恩。“我想再次感谢您上周的决定，”信的开头写道，“我意识到，对我的处理结果本应不是这样的。显然，要恢复您对我的方法、业绩和风险管理的信心，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将尽我所能迅速恢复您对我的信心。”

他接着解释说，就那个敏感的问题，他事后“盘问过”英特缪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后者解释说，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决定是在最后一刻才向“负面的方向”倾斜的，这是一名高级官员进行的某种不寻常干预的结果。

“赛克资本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马特莫继续写道，“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曾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读过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建立和出售了我自己的医疗保健公司；有过各种各样的经历，做过联邦政府资助的最大的科学研究项目的主任。换言之，在进入赛克资本之前，我就有很多各种的经历。所有这些使我明白，赛克资本就是一个适合我的地方……我希望公司以外的人也能够意识到这个地方是多么的鼓舞人心。”他接着说：“本周发生的事件让我非常失望，但我相信，这只是我在前进路上的一个挫折。我还能为公司做出许多贡献，我很感激您给了我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此致敬礼，马特莫。”

他那些小心的奉承之举并没有什么作用。他很快了解到，赛克资本的制度设计是怎样惩罚那些为公司带来损失的投资组合经理的：公司减少了他可以投资的资本，这使得他更难以弥补自己所造成的损失了；这就好像形成了一个恶性的漩涡，几乎不可能挣脱出来。很快，马特莫再次触及了他可以损失的极限金额！

最终，在2010年5月，阿特拉斯再次建议解雇马特莫。这一次，康尼内总裁同意了。康尼内辩解道，马特莫是一个“一次性消耗品”。赛克资本也有很多其他的投资组合经理，他们也在做马特莫所做的事情，只是他们发挥得更稳定，没有带来任何大的损失。

康尼内还指出，除了bapi交易，马特莫几乎在他的四年里，没有提出过任何其他有盈利的想法。在一封写给科恩的电子邮件中，康尼内形容道：“宜兰之后，他真是黔驴技穷了！”

2010年11月19日周五，晚上10：00过后，《华尔街日报》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早上就会出现在报纸上），标题写道“美国政府正在侦查庞大的内幕交易”。这读起来好像内容会充满警匪惊悚片的剧情。

“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当局已经悄悄进行了一项为期3年的调查， [18] 正在全国范围设法诱捕相关顾问、投资银行家、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交易员和分析师，目前正准备进行有关内幕交易的指控，”文章的开头写道，“联邦当局表示，如果这些调查见效，就有可能揭露美国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内幕交易文化，包括特定行业或公司的相关专家，将非公开信息泄露到交易员手里的内幕交易案件。”

在这篇文章中，有一些令人震惊的关于联邦调查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做事情的细节（直到文章发布的前一刻，这些信息还都是完全保密的）。它将专家网络公司第一环球研究公司（PGR）确定为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它还提到了一些政府正在关注的药品公司。文章报道称，理查德·格罗丁，C.B.李在赛克资本的前上司，已经收到了传票。

对政府主管部门来说，这不啻是一场毁灭性的泄密事件，将改变整个调查的进程。华尔街现在已经惊愕地注意到，司法部正在开展一场比任何人的预想都要大得多的战役。拉吉·拉贾拉特南的那个案子仅仅是开始。

一位名叫唐纳德·朗奎伊尔的前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对这个事件做出了特别警觉的反应。今年4月，他因表现不佳而被赛克资本解雇，目前，正在设法寻找另一份高薪的对冲基金工作。而且，此时离他的婚礼只有三周的时间。但无论如何，现在他必须处理这件事了。

朗奎伊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竞争意识，他把这种心态带入到他的工作中。他身材瘦高，剃着光头，大部分自由时间都花在自行车比赛里。他还是个冬季运动爱好者，在美国东北大学毕业后，他还曾试图加入2002年的美国奥运短道速滑队。2008年，他加入赛克资本，成为一名技术类股票的投资组合经理。在那期间，他与波士顿的另一个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诺阿·弗里曼成朋友。 [19] 后者是哈佛大学毕业生，他们相识于一场海湾州际速滑俱乐部的比赛。两人都刚30出头，都痴迷于赢得各种相关赛事。弗里曼想赢的愿望格外强烈， [20] 甚至置运动员的职业道德于不顾，曾被一个叫作“团队精神”的铁人三项小组踢了出去。

与未婚妻在曼哈顿中城的家中，他又读了一遍这篇文章。就好像这篇文章讲述的就是关于他和他对冲基金朋友的那些事情。此时，他看着他的未婚妻，怀疑自己的生活是否即将崩溃。而且，时至今日，他还是不敢相信这么优秀的女孩即将嫁给他。

除了金发碧眼和几乎完美的面容之外，她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生物学学位、沃顿商学院的MBA学位（还曾是那里的一个有竞争力的赛艇运动员）。现在，她在波士顿咨询公司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此外，弗里曼将会是朗奎伊尔的新婚伴郎。

在华尔街的8年里，朗奎伊尔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信息源网络，包括苹果公司和德州仪器公司的信源。他引诱他们的手段是吃昂贵的晚餐和玩高尔夫，以及偶尔的脱衣舞俱乐部之夜。接着，这些信源就会向他提供他在赛克资本交易所需的各种内幕信息。

因拥有如此之多的信源，他被迫成为一个勤奋地记笔记的人。他会记下每一次谈话的细节，以便随时间的推移有效地判断信息的质量。他和弗里曼共同分享这些信息并据此做交易，同时，还有另一个分享者——他们共同的朋友萨米尔·巴瑞，一个小型对冲基金的经理。

不过，尽管有了这些额外的帮助，但朗奎伊尔在赛克资本的境况还是很艰难。他曾经抱怨说，即使有了那些欺骗行为相助，但你仍然不能赚到那么多钱，市场竞争太激烈了。结果，他还是被科恩解雇了。

此时，朗奎伊尔瞪着他卧室桌子上的USB硬盘。他和弗里曼给它的昵称是“航海日志”。 [21] 硬盘内含的都是他的那些信源记录。此时，它似乎是在嘲弄他，说：“你完蛋了！”

朗奎伊尔拿起了USB硬盘和其他两个外接硬盘（用来储存他与弗里曼和巴瑞交流信息的笔记）。一直以来，他都非常小心翼翼，从来没在他赛克资本的计算机上保存任何非法信息，也从来没有在他的工作邮件中写任何可能入罪的事情。

他所有问题交易的往来信息都是通过他笔记本电脑上的一个Gmail代号账户 [22] 进行的，所有的笔记都保存在了外接硬盘上。他的大部分即时聊天都是通过Skype来完成的， [23] 他确信这是一种无法被窃听的通信工具。

他在自己的公寓四处翻找，最后找到一把老虎钳。他用这把钳子把USB硬盘和外设硬盘拆开，并把它们分解成小块。然后，他把这些零碎分别装进四个拉链袋。随后，他把这些袋子塞进他的北面牌夹克的口袋里，并走向他的未婚妻。

“我们出去走走吧。”他说。

在11月20日周六凌晨1：52，视频监控录像捕捉到了他们匆忙穿过公寓大楼的大厅，通过门卫，走过一条两侧排列着竹子的优雅的石板人行道。随即，他们拐过隔壁的华人餐馆，然后，又游走了一个街区。此时，实际上，朗奎伊尔是在寻找绕街行驶的垃圾车。当他看到一个垃圾车的时候，就把其中一个袋子扔进垃圾车的后备箱。在30分钟的时间里，他就把这些袋子分别扔到四辆不同的垃圾车上。每当他扔一个硬盘碎片袋时，他就想知道如果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它们，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把它们扔到东河会更好？但有一点他很确定：它们被损坏了，即使出现了某种神奇的情况，联邦调查局拿到了它们，也无法读取其中的数据。 [1]

他们直到凌晨2：30才回到家中。 [24] 一切有关他犯罪的东西都消失了，他感觉轻松了很多！

就在当晚，萨米尔·巴瑞，朗奎伊尔的朋友和巴瑞资本的创始人，也读了《华尔街日报》的同一篇文章，也产生了类似的恐慌。在39岁的时候，巴瑞在华尔街凭借其纯粹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他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在他年轻时，没人认为他将来会有多大出息。无论是在纽约大学，还是在哈佛商学院，他都是坐在前排，靠读教授的唇语，拿下了那些学位。

在他的小型对冲基金中，他一直在大量地从事基于内幕信息的交易；任何为他工作的人都会很快会发现这一点，因为他要求他们也能得到内幕消息。巴瑞和朗奎伊尔已经发展出了一段亲密且有点下流的友谊， [25] 他们会在弗里曼的背后说他的俏皮话；每当想到他和各种提供内幕信息的女性性爱的场景，就大笑不止，甚至开玩笑地说他是“犹太人”。（与此同时，巴瑞的绰号是“印度教徒”，而朗奎伊尔则是“天主教徒”。）

的确，政府对第一环球研究公司调查的消息是在他处境最糟糕的时候出现的。此时的巴瑞已经被他正在进行的、越来越丑恶的离婚案 [26] 弄得心烦意乱，同时，他还是一个第一环球研究公司的忠实用户，也是该公司首席财务官的亲密朋友。通常，巴瑞从各种各样的奇怪人物那里获取信息。一位名为“道格·芒罗”的顾问（绰号“10k”）经营着一家名为“全球市场研究”的公司。芒罗有一个雅虎的电子邮件账户，名称是JUICYLUCY_XXX@yahoo.com，在这个邮箱里，芒罗把他撰写的包含思科和其他公司内幕信息的电子邮件，放在“草稿”文件夹中。按理说，这样就不会留下邮件来往的痕迹。巴瑞每月付给他大约8000美元，而弗里曼也给他钱；作为回报，这两者都有那个电子邮件账户的密码。每当有新东西出现时，芒罗就给巴瑞他们发一封电子邮件：“露西来性情了！”然后，这些男人就会登录并阅读里面的内容。

对大多数信源，巴瑞、弗里曼和朗奎伊尔都会给他们起个宠物名字。“cha-ching”是他们在英特尔的伙伴；“Saigon”是他们获取国家半导体内幕信息的顾问。他们最好的信源是温尼弗雷德·嘉钰，她的绰号是“Winnie the Pooh”和“Poohster”。这是一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女人。

嘉钰有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学位，曾在台积电工作，在整个硅谷都有朋友，但她的“朋友”定义很宽泛。通过专家网络公司第一环球研究公司的特殊安排，可以获得与Poohster的沟通机会，该公司向她支付每月1万美元的固定费用，她负责通过一个私密网络与一群精选的客户交流。

嘉钰一直缠着第一环球研究公司谈她的报酬问题，表现出很决绝和偏执，仿佛她永远不会得到下一张支票一样。她把公司内部的内线称为“厨师”，经常威胁巴瑞和弗里曼说，他们要罢工了。“没有甜头的话，厨师们就不会理我了！”她有时会歇斯底里地尖叫道。在一次特别有价值的会议之后，她又向一家奶酪蛋糕工厂索要了500美元的礼券——巴瑞和弗里曼每月都会给她现金。另一次，在嘉钰的要求下，弗里曼叫他的秘书把12只活龙虾快递给这个喜怒无常的信源。但这些龙虾却最终死在了位于加州的联邦快递办公室，因为她懒得费力去取。

嘉钰能这么大牌的原因是，她是一个很好的信源。她的信息是他们所有信源里最有价值的。巴瑞、弗里曼和朗奎伊尔都喜欢交易美满科技和英伟达的股票，因为这两家半导体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波动性很大。她能够提供它们的收入、毛利率、利润等数字，而且，能精确到小数点。总之，她给他们提供了他们生存所需之物。

由于巴瑞的听力问题，他让他的研究分析师，38岁的贾森·普弗劳姆，秘密地分听并记录他所有的通话。普弗劳姆对嘉钰是谁，知之甚少。 [27] 但是他会即时分听她的电话，并向他的老板发送即时信息，转述她说的是什么，以便巴瑞可以跟上与她的谈话。普弗劳姆还做了大量的笔记，这样巴瑞随后可以回头查看这些信息，因为他此前会错过了很多细节。

“你的信源是谁？”有一次，巴瑞难以置信地向嘉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28] 嘉钰坚定地回复说。

读着《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巴瑞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假设场景和关于他应该如何将自己从刑事被告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问题。

他给普弗劳姆发了一条即时消息：“你看到《华尔街日报》关于第一环球研究公司的文章了吗？”巴瑞引用了该报道的一段话：“调查的关键部分是在最后阶段……联邦陪审团已经聆听了相关证据。”他说：“这篇文章他已经读了10次。”

“嗨，这是另一篇路透社的文章，”几分钟后，他在看了一篇后续贴出的新闻报道之后，又写道，“据说，这个领域都在聚焦于所谓的专家网络公司的使用……多年来，市场担心的是一些专家可能会把未公开的信息泄露给交易员。至此，第一环球研究公司是唯一被点名的专家网络公司！”

然后，过了一分钟，又写道：“真糟糟糟糕！” [29]

他的下一个行动是命令普弗劳姆删除他黑莓手机上的所有信息。

第二天早上，普弗劳姆给巴瑞发了一条信息。“是的。已经都删了。昨晚没睡好。你认为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我不知道，”巴瑞写道，“我想我们应该没啥大问题了。我想你就径直去办公室，尽可能地把所有相关的纸质文档都给粉碎掉。将所有的电子数据文件转到一个加密的硬盘里。”他告诉普弗劳姆，要把他所有与第一环球研究公司高管来往的电子邮件都删除掉。实际上，巴瑞并没有等着普弗劳姆去销毁那些证据，而是自己立即冲到第三大道第46街的办公室，把他能拿到的一切相关文件都粉碎了。然后，他才驱车回家。

当巴瑞在恐慌中四处奔走之时，他开始想到一种在这场灾难中存活下来的方式。也许他们找不到控告他的任何证据，是的，他曾与他人交谈过，但，这并不违法。他会聘请律师，出最高的价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屈服。政府官员必须证明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了交易——这并非易事！他告诉自己，他用的投资依据是“马赛克理论”。这是一种分析股票的方法，需要收集公司运营的各种不同的公开信息，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构建一个有关公司的“马赛克”。实际上，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抗辩论点，交易员常常用它来驳斥检方认定的内幕交易。巴瑞告诉自己，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没什么错。

为了安全起见，他指示普弗劳姆在周日晚上把他的笔记本电脑放在他的门卫那里，这样巴瑞就可以把它拿过来，做一个“防御性删除”——一种无法恢复的硬盘删除。在巴瑞拿到了那台电脑之后，把它带到其未婚妻的公寓。在那里，他把所有的笔记都复制到他刚刚购买的U盘里，然后，他打算把那台计算机的内容清零。他花了整个晚上从网上下载应该能帮他永久性抹去一切文件的软件，但他始终无法使这款软件运行起来！

周六早上，当人们从上东区大厦的门垫上捡起这份报纸的印刷版时，普弗劳姆在他公寓附近的街道上见到了B.J.康。普弗劳姆已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一个月了。他向B.J.康展示了其黑莓手机前一天晚上与巴瑞来往的信息。这位联邦特工拍下了所有来往信息的照片， [30] 包括要他销毁文件和删除电子邮件的指令。

当这位特工读到巴瑞前晚的那条“真糟糟糟糕！”信息时，他也有同样的急火攻心之感。华尔街的那些人很可能都在摧毁他们的硬盘。联邦调查局必须得赶紧做点什么！

[1] 朗奎伊尔的未婚妻没有受到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

第10章　奥卡姆剃刀

2010年11月22日，星期一的清晨，《华尔街日报》引爆了周末那个疯狂的证据销毁浪潮的两天后，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中心的1号地标广场（一栋办公楼）外，停下来一串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这些车里坐着十几名联邦特工。

此时，特工戴维·马科尔在一个街区之外。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在办公楼里，一个电话铃响了。

“你好！”一个男人回应道。

马科尔介绍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知道你已经参与了内幕交易，”他说，“以后还有很多事情会被抖落出来，这会影响你和你的家人。你的生活将会从此变得异样。”

马科尔继续说，他们的调查集中于专家网络，他们希望这个男士能够与其合作。当这个人想得到更多信息时，马科尔说他不能更具体了。“我们就在麦当劳的隔壁，”他说，“如果你想下来跟我们聊聊，那就太好了！”

那个男士不知道该怎么办，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告诉马科尔他需要考虑一下。

马科尔说他们没有太多时间等待。

该名男士叫托德·纽曼，45岁，对冲基金“响尾蛇资本”的投资组合经理。他挂断电话，跑过一个楼层，到了“响尾蛇”的法律总顾问室。他将整个对话过程向公司的法律顾问及首席运营官约翰·哈格蒂做了转述。

“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哈格蒂盯着纽曼的眼睛，问道。哈格蒂只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个月。有那么一刹那，哈格蒂怀疑纽曼是否携有窃听器之类的东西，因为这种情况真的是太突然、太奇怪了！此时的纽曼一脸的惊恐！

不，纽曼说，他什么也没做。“我会过去和他们谈谈。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真想这样做。”哈格蒂说。

“我想我需要一个律师。”纽曼说。公司的法律顾问立刻给出了他知道的几个律师名字；纽曼决定去处在街头那位的办公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街区布满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情况下，他竟然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走出了建筑物的前门！

当纽曼沿着街道疾走时，其办公楼的电梯门在14层，“响尾蛇基金”接待处外面打开了，一群联邦调查局穿着防弹背心的特工分散冲了出来。

这个时刻好像是在电影拍摄场地，应该有一个拿着扩音器的男人跳出来，大喊一声“停”，然后，一切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换言之，这些特工似乎应该冲入一个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而不是一个充满敲打键盘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生的办公室。

“联邦调查局的！”他们喊道，亮了一下他们的徽章。

吓呆了的接待员和交易员都坐在各自的椅子上，不知如何是好！特工们站在一排排办公桌之间，命令人们离开他们各自的计算机。哈格蒂目瞪口呆地看着特工们从那些计算机中取出了文档和硬盘。哈格蒂的父亲曾经在纽约市做了27年的警察，他的兄弟也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曾经协助逮捕了约翰·戈蒂。他在金融界工作了15年以上，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受雇于一家会受联邦特工袭击的公司。他要求这些特工出示搜查令的副本。

实际上，政府追查赛克资本的谣言一直在对冲基金界流传；哈格蒂知道响尾蛇资本和赛克资本联系密切。

响尾蛇资本的创始人拉里·萨班斯基和理查德·席默尔，在2005年出来创建自己的基金之前，曾是史蒂文·科恩的两位最成功的交易员。当他们告诉科恩，他们将离开赛克资本创建自己的基金时，科恩威胁要摧毁他们的基金。在科恩眼里，他们当初为自己工作时，一文不值，现在竟敢做他的生意对手？更糟糕的是，席默尔已经娶了科恩的妹妹温迪，这就使得这个成人礼和这个婚姻显得相当的尴尬。此外，还有一些“响尾蛇”的其他关键员工也来自赛克资本。所以，如果你想要一个科恩公司的化身，“响尾蛇资本”就是最佳之选。

在调查的这个阶段，突袭搜查对冲基金并非联邦调查局的本意。这都是极端的措施，但马科尔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在“响尾蛇资本”的硬盘正被联邦特工拿出大门之时，戴维·甘内克正开车进入卡内基音乐厅街对面的“水平国际”的办公室（这是他离开赛克资本后创立的对冲基金）。 [1] 当他快到时，发现他的五名员工在街上徘徊。他们有的吸烟，还有的不吸烟，但看起来都很紧张！

“发生了什么事？”甘内克问。

“我们遭到了突袭搜查，”有人说，“联邦调查局的人在楼上。”

“什么？”甘内克机械地回应道。此时，他脑海里闪过一部他最近看过的关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遭困的电影：当伊朗暴徒在极力砸开大门之际，使馆工作人员则在疯狂地粉碎各种文档。当他想到这个“突袭”一词时，闪现于大脑的就是这种情形。

他打电话给他的总法律顾问，后者劝他不要进去。律师说，办公室里挤满了联邦特工，他们持有一份在周末获得的由法官签署的搜查令。 [2]

甘内克周末阅读了《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他是曼哈顿社交场合定期露脸的人，住在公园大道一套价值1900万美元顶层公寓，而且，还是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受托人。那个星期六晚上， [3] 他参加了一位华尔街著名人物孩子的成人礼；到场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调查事件。就在36小时后，他的办公室就进了十几名联邦特工，收缴手机、笔记本式计算机和记事本，并复制了公司服务器的内容， [4] 用于后续分析。

这就像一场噩梦。就在几个月前的3月底，他还达成了一项交易， [5] 向高盛出售其40亿美元基金的15%股权。“水平国际”是他毕生之作啊！

看着他的员工在人行道上徘徊等候，甘内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后，他只得调头离去。

12月初，在“响尾蛇”和“水平国际”遇袭后的几周内，唐纳德·朗奎伊尔仍然感到不安全。在弄碎硬盘之后，他希望自己已经销毁了任何可能证明他违法交易的证据。不过，他告诉他的朋友诺阿·弗里曼，他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只通过Skype进行沟通。

自从去年1月被赛克资本除名以来，弗里曼试图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6] 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女儿，正试图成为一个亲力亲为、随叫随到的父亲。他在波士顿的温莎（私立女子）学院开始教授经济学。他会怀念过往那些日子所能挣到的钱，但现在的感觉更好！

一天下午，当他正在穿越绿树成荫的校园时，弗里曼注意到一名男子正在自己的车旁等他。“我想和你谈谈。”B.J.康说。后者邀请弗里曼进入他的车里，进行私密交谈。当弗里曼爬进车时，B.J.康已经准备好投出他的手榴弹。弗里曼尴尬地坐在那里，他的脊柱就像木板一样僵硬；B.J.康播放了一个电话录音片段，听起来像是弗里曼通过电话与他的专家网络顾问维尼·嘉钰交谈。B.J.康让这个电话录音来做开场白。随后，他建议弗里曼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这样能帮到他自己。当弗里曼在赛克资本管理3亿美元的资金时，他是PGR专家的高频用户。此时，他知道自己陷入了麻烦。

B.J.康告诉他：“最好是成为第一个合作者。”

几天后的12月16日，弗里曼与两名律师抵达圣安德鲁广场1号。他们和B.J.康及两个检察官阿维·威茨曼与戴维·雷博维茨坐了下来。弗里曼同意与他们谈话，但这俩检察官还不知道将会得到什么。B.J.康首先询问了弗里曼的个人背景情况，记下了弗里曼的妻子和他在几个不同工作中所共事的不同分析师的名字。然后，弗里曼开始披露他在一些公司的信源（如在思科系统公司、飞兆半导体公司和博通公司等），从每家公司所得到的信息和他如何小心翼翼地将其安全地保存起来。在他牵扯到他最好的朋友朗奎伊尔之前，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弗里曼讲述了他和朗奎伊尔（弗里曼昵称为“Long Dong”的人）在赛克资本时，如何联手获得非公开信息，并彼此分享的事。弗里曼说，朗奎伊尔曾经利用内部信息为自己的个人账户和工作账户进行交易。弗里曼与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协议，要求他报告他所知道的有关自己或任何其他人犯下的任何罪行的信息，即使它们与证券欺诈无关。弗里曼对B.J.康说，他偶尔也抽大麻，并给出了向他销售大麻者的名字。弗里曼还透露自己在铁人三项赛中作弊，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红血球生成素（EPO）。 [7]

威茨曼有三年起诉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工作经验。最为戏剧性的是一起阿尔巴尼亚族暴徒的谋杀案：在错误地断定自己最好的朋友正在行线人之事后，两名兄弟杀害了他，然后，将枪扔在维拉泽诺桥下的海湾中。尽管参与这类案件的人常常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如谋杀、敲诈和对弱势群体进行盗窃等），但威茨曼观察到，他们的基本行为规范是不能背叛自己的朋友和家人。这种忠诚的纽带极其坚韧。

相比之下，在华尔街的案子里，人们在几乎没有压力之时，就相互背叛。根本就没有任何规矩可言，只有共享赚钱的欲望。无疑，弗里曼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尽管是朗奎伊尔婚礼的伴郎，但弗里曼在出卖朗奎伊尔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B.J.康开始向弗里曼询问赛克资本的工作环境。弗里曼说，在赛克资本，有四种方式与科恩进行沟通：面晤、电话、电子邮件和每周五的有关投资组合内容的书面汇报。弗里曼还回忆了，与其他赛克资本投资组合经理，分享内幕信息的情况。他还想起了有一次，科恩（他从自己的办公桌可以看到科恩的办公桌）在接一个电话时变得兴奋起来。在挂断这个电话后，他宣布要做金融股的多头，也就是购买银行股。鉴于当时正处于金融危机的中段，弗里曼认为这似乎是一个无知无畏，甚至可能是自杀的举动。接下来的星期六，房利美和房地美都被国有化了！此时，弗里曼不得不认为，科恩应该是事先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与许多其他B.J.康听到的故事一样，这个也非常吸引人，但还不足以坐实一个案子。

B.J.康在桌子上俯过身去，盯着他。

“史蒂文想要你做什么？”他问。

“我们应该做的是向史蒂文提供最好的交易想法，”弗里曼毫不犹豫地说，“我明白，这涉及给他内幕信息。” [8] 弗里曼确信，这并非他一个人的理解。

弗里曼离开后，检察官跑到老板的办公室，汇报最新情况。他们说，赛克资本内部肯定有内幕交易，现在终于有证人作证了！有了弗里曼的见证，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确凿的证据来直接向赛克资本提起诉讼。曼哈顿美国检察署的证券负责人在其文件夹上写下“调查对象：赛克资本”。

赛克资本自身终于正式成为调查对象了！

威茨曼要B.J.康把所有提到科恩或赛克资本的访谈笔记发送给他。这些笔记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撰写的与证人谈话的记录，但这些特工的文字能力是无法恭维的。几个小时之后，两个4英寸 [1] 厚装满相关笔记的文件夹，就放在了威茨曼的办公桌上。他急不可待地读了起来。

他立即惊讶于有这么多采访对象说，他们看到科恩正在做内幕交易，或者赛克资本的工作人员在科恩知情之下也在做内幕交易。但与此同时，几乎又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够支持他们的这种指控。这家公司的内幕交易显然是一种文化，而且，对正在发生的这种事情，该公司还有强大的保护机制罩住了科恩。下属向科恩的投资组合提供内幕消息的方式，是通过使用数字化的“信心评级”，来表达他们对所提供内幕消息的价值的肯定程度。这意味着科恩是绝缘的！

几天之后，当B.J.康给弗里曼身上安了一个隐匿的录音器时，诺阿·弗里曼极力设法不要紧张颤抖。即便弗里曼此前没有背叛他的朋友，他现在也得这样做了。他去到朗奎伊尔所在的东59街的公寓；走进电梯之前，在门卫那儿做了一下相关的确认核实，随即，坐电梯上到10楼。除了面对面的沟通外，这时的朗奎伊尔对任何其他沟通方式都心存疑虑；此时，他已经备好了一些他想谈论的东西。

虽然弗里曼脊梁冒汗且肚子难受，但他还是试图把自己的朋友诓进来；这听起来像个小学六年级的男生，想要邀请一个女生跳舞的感觉：胆怯、刺激。他提到了上个月《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及其造成的所有戏剧性的反应。“你觉得最坏的情况会怎样，他们会使我们陷入麻烦吗？”他问朗奎伊尔。随后，谈话瞬间就转到了他们所做的最麻烦的事情：从PGR顾问维尼·嘉钰那儿获取的“美满电子”的内部信息。

“我是从维尼得到的信息。我把信息与你做了分享，所以，我们两个……我想情况就是这样，”弗里曼说，他的声音逐渐变小，“你是否基于维尼透露的利润信息做过交易？我们都做过，不是吗？”

“是的。”朗奎伊尔回答。

“维尼给的信息，详细，的确是很详细，”弗里曼继续说，“我把那个信息分享给你了。”

“那是2008年，”朗奎伊尔说，已经被带到了沟里了，“那是2008年上半年。”

“所以，我基于这个信息做了交易，”弗里曼说，“你，你说过你也基于那个信息做了交易。山姆肯定也是如此。”

在随后的谈话中，弗里曼问他的朋友，他是否担心嘉钰会与政府合作。

“我猜可能，”朗奎伊尔说，“但他们有证据表明她把信息给我们了吗？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告诉你，无论是你是否想听。我可以撒谎，随便说什么。当时，是的，我们和维尼谈过。但这是‘无人知晓的耳语’。”

“所以，如果是她说的，我会给他们EPS号码，然后，我们说……”

“证据在哪里？”朗奎伊尔回应道，“我记得的并非如此。”

弗里曼问他关于“日志”的事。它在哪里？如果联邦调查局掌握了它，那可就是毁灭性的！

是的，朗奎伊尔承认，这个“日志”是致命的。它内含一个列表，上面有他们在不同公司所有信源的名单。但朗奎伊尔在这个问题上一直都很小心。“在《华尔街日报》那篇文章出笼的那个晚上，我就按了删除键，所有的东西都随风而去了。”他说道。

“那个日志没了？”弗里曼问道。

“毁了。”朗奎伊尔说，“一切都过去了。” [9]

“你是怎么做到的？”他问道。

“我把它剁碎了，”朗奎伊尔说，“一切都成了碎末。”

“我不明白你到底是如何把这讨厌的东西给处理掉的。”

“哦，这很简单，”朗奎伊尔说，“你只需要两把钳子，把它给掰折了。”他说，他还有两个外置的硬盘，上面有晶片编码，他把它们给拆了，放入不同的袋子了。“凌晨2：00，我出了公寓，绕着这个城市走了大概20个街区，把这个垃圾扔到过往的垃圾车的后筐了。”

“我想联邦机构会想方设法找到它们的。”弗里曼说。

“嗯，他们可以找到它，但它们都被分尸了，”朗奎伊尔答道，“一切都已经消失了。”

晚上，坐火车返回泽西城，帮助妻子把四个孩子哄上床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查尔斯·黎里熬夜梳理数据，寻找其间的关联。及至2011年年初，他的这个新案子启动一年多以后，他仍然不知道赛克资本的宜兰股交易员是谁。这使他有些抓狂！

直到2011年5月，拉吉·拉贾拉特南被判14项阴谋和证券欺诈罪的那个月，黎里终于取得了突破。在几个月前，他已经为查看西德尼·吉尔曼的电话记录发了一个传票，但等了很长的时间才有回应。当他终于得到这个电话记录时，他识别出了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它属于一个名叫马修·马特莫的赛克资本的投资组合经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数据库中有他的名字。豁然之间，一切无厘头都有序地衔接在了一起。这位医生和这位交易员通过几十次电话。黎里终于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交易员！

他去告诉他的老板桑杰·瓦德瓦，他们终于找到了嫌犯。随后，瓦德瓦给美国检察署的证券处处长拨了个电话。

坦白地说，瓦德瓦还是感到相当沮丧。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宜兰案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其间，他们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通过他们所能获得的有限电话记录进行的分析，找出能够大致拼凑出一个大型金融欺诈案的的几个基本元素。现在，多亏了黎里的工作，他们有了两名嫌疑人——马特莫和吉尔曼。而且，这个案子也似乎把科恩裹入其中，这是一条他们在过去几年一直追逐的大鲸。尽管如此，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仍然没有为这一案件指派检察官，因为此时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明确意见，仍然认为这不是一个要案。瓦德瓦已经两度敦促他们就宜兰案指派一名检察官，但没有任何效果！

通常，参与联邦证券调查的三个相互关联的部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联邦检察官）形成一种不稳定但相互依赖的三位一体结构。虽然他们经常密切合作，而且联邦调查局在组织上是司法部的附属机构，但它们每个彼此都相互反感；每个小组的成员都认为他们在这个案子投入的力量最大，却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联邦调查局很自豪，认为他们是一群从事危险工作的硬汉——策反证人和窃听嫌犯。当人们说逮捕某人都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所为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会恨得咬牙切齿，他们会以疯狂的频率来纠正这种误解。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不是没有理由），它是大多数证券案件幕后起作用的大脑，即它是唯一真正理解复杂证券法的那些人。许多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有时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检察官们（主要是来自那些常春藤联盟一流法学院的研究生）往往认为，在他们涉案并做好审判准备之前，所有的案件都不重要。在新闻发布会上，普利特·巴拉拉对新指控所做的宣布方式，等于是给这种怨恨火上浇油：他通常会向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伙伴们”表示感谢；明眼人立刻明白，他们才是把华尔街罪犯绳之以法的人。

“你们在哪儿？”当瓦德瓦与巴拉拉办公室的证券处处长及其副手接通电话时，他通常会这样问他们，“这里有一个要案，我们需要你们的介入。”

实际上，瓦德瓦以及整个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承受的可不是一般的压力。

此时，来自艾奥瓦州极具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就已经开始公开地大声抱怨说，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对股市做好它的监管工作。上个月，有人提醒格拉斯利办公室，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应该调查一个名为赛克资本的流氓对冲基金。

一直以来，格拉斯利都在直言不讳地批评奥巴马政府对金融危机所做的反应；他在受访时或在和新闻发布会上都一再声称，总统金融改革的力度不够。赛克资本的案子似乎是他得的一次天赐良机，他再次批评监管机构没能逮住第二个麦道夫。有讽刺意味的是，格拉斯利在2008年于赛克资本办公室参加了一次筹款活动，但他现在仍然不知道该基金的所作所为。2011年4月，当拉吉·拉贾拉特南审判进入一个月的时候，格拉斯利的一名工作人员要金融业监管局（它监察股票市场活动）将赛克资本涉及可疑交易的每一份揭发材料转发过来。在格拉斯利的眼里，科恩和他的公司看起来就像是用来抽打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那根完美的大头棒。通常，如果得到了什么重大线索，但监管机构却没有就此取得任何成果，那么格拉斯利就有理由进行大声公开的声讨活动，抽打这些监管机构！

几天后，一个内含涉及20个不同可疑股票交易的一堆揭发材料的文件夹，到达了格拉斯利国会办公室。那个打开它的年轻助手虽然不是对冲基金的专家，但看过这些材料后肯定有一种很糟的感觉。

有一份2007年5月9日的揭发材料，说的是赛克资本的“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在名为康内蒂克斯公司（Connetics Corporation）股票上的可疑交易；另外一份是2007年10月26日的揭发材料，质疑赛克资本在富达银行（Fidelity Bank）股上所做的交易。2007年12月14日的另一份揭发材料则说：相关调查及时甄别出，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的两家对冲基金购买了英格尔（INGR）的股份，而且这两家基金在2006年6月26日至2006年8月31日期间，都与英格尔公司发生过联系。这两家基金是赛克资本的组成部分，而且都是在英格尔的杠杆收购公布之前，出现了这些购买活动。这个列表还在绵延伸展，发生问题交易的股票还有联合疗法（United Therapeutics）、赛特里斯制药（Sirtris Pharmaceuticals）、第三波技术（Third Wave Technologies）、美洲狮生物技术（Cougar Biotechnology）、圣元国际（Synutra International）。最近期的这类交易就发生在2010年。在这个系列里还包括2008年9月5日揭发的关于宜兰股和惠氏股的问题，以及赛克资本在这个药物试验公告前一周大量销售这两家股票的情况。

格拉斯利要求知道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对这些揭发材料做了任何相关的事情。他向媒体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概述了他对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能力的担忧。他说，看看赛克资本可疑活动的迹象是多么猖獗，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就是另一个无用的政府机构！

看到这位参议员的这些行为，科恩越来越感到忐忑不安。每当有人在赛克资本提出一些不当建议时，他倒有了几分防守意识。他命令高管对华盛顿的抨击做些事情。就在参议员信函公布的几天后的2011年5月10日，赛克资本从康涅狄格州派出了一批高管到格拉斯利办公室，试图平息局面。

科恩的顾问似乎相信他们可以“魅惑”参议员的工作人员，使其放下对赛克资本的担忧和不满。赛克资本总裁汤姆·康内尼、总法律顾问彼得·努斯鲍姆和赛克资本华盛顿的执行官迈克尔·沙利文，来到格拉斯利的办公室。沙利文曾是另一位强大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前顾问， [10] 一个全力在华盛顿运作关系的人；科恩聘请他专门处理这种问题。沙利文向参议员的调查人员辩称， [11] 公司一直在严肃对待自身的合规事宜，他们不应该紧追不放。

“史蒂文是非常有公德心的人，”沙利文告诉格拉斯利的工作人员，“他正在考虑入股纽约大都会队。”

这些工作人员盯着他，不明白他们听到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噢，我是大都会队的球迷，因此，他就一定是个好人。”格拉斯利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内心自我嘲讽道。

会面尴尬地结束，从科恩的角度来看，这次努力毫无效果。5月24日，格拉斯利再次向媒体发出一封公开信， [12] 指责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未能调查赛克资本，并要求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会面。格拉斯利写道：“我对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在正确地维护和监管我们的证券市场有着由来已久的兴趣。”他解释说，他最近从金融业监管局获得了有关赛克资本的20起可疑交易的揭发材料，要求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出如何解决每项问题交易的书面解释。

当瓦德瓦接到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席执法官打来电话之前，格拉斯利的活动声势正威胁要升格到引发一场全面丑闻的地步。“我们必须跑到前面他的前面去，”瓦德瓦的老板告诉他，“你能仔细调查调查吗？”

在听取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吉尔曼-马特莫与宜兰案的关系汇报后，美国检察署证券处处长认为，现在是时候再看看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找到的那些线索了。随后，两位刑事检察官，阿维·威茨曼（正在处理诺阿·弗里曼和唐纳德·朗奎伊尔案），阿罗·德夫林-布朗（正在处理引人注目的涉嫌非法互联网赌博网站的案件），走进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办公室。B.J.康也来了。

查尔斯·黎里仍然不十分清楚宜兰股所发生的事情，但他有自己的大概看法。他试图尽可能清楚地描述这个犯罪阴谋。他说：我们认为，吉尔曼或其他医生最有可能给马特莫提供了小道消息。虽然仅凭间接证据来坐实内部交易案很困难，但是每一个新发现都支持正在形成的犯罪叙述链。黎里骨子里觉得这将是一个大案！

对于房间里的每个人来说，这里的关联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有一个会导致股票暴跌的重大药品公告；这个公告是由提前好多天获取该信息的医生做出的；那位医生已经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报酬（通过为赛克资本的一名交易员提供咨询），而这名交易员也得到了科恩支付的一笔可观的报酬；科恩在相关新闻发布前的一周内，因交易这只股票，赚了数百万美元。这就像奥卡姆剃刀或简约定律：在竞争假设中，最简单的那个通常是正确的。任何其他解释都违背常识。

“伙计们，”瓦德瓦对检察官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如果你不动手的话，我们就得自己做了。”他补充说，就个体而言，他不会忽略马特莫，但这里要抓的大鱼是科恩。

“你说得对，”证券处处长说，“我们要推进这个案子。”

B.J.康不得不提早离开会议；就宜兰案来说，他所听到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说得好听一点，他对华尔街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持怀疑的眼光。无论是从合作者那儿听到的，还是从消息来源那儿得到的，他的总体感觉就是：华尔街就是一个作弊猖獗之地！当激励的量级如此巨大，而且有如此多的基金相互死拼（都有同样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的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同样先进的技术系统、同样的专家网络的顾问、同样的贪婪和毅力），你怎么就能凌驾他人之上，年复一年地打败市场？在帆船集团案中，他们已经对拉吉·拉贾拉特南和其他几个人进行了11项交易的指控，涉及的非法盈利据称是6400万美元。就宜兰和惠氏的案子来说，涉案利润则是它的4倍！

此时，联邦调查局终于有了一个活的线索，吉尔曼——他们准备质问之人。

当B.J.康回到办公室时，他将马特莫的社会保障号码输入到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结果显示，马修·马特莫具有“联邦调查局已知人士”的特殊地位。这里的信息说明，在2000年，作为一桩独立欺诈调查的潜在证人，联邦调查局特工询问过他。

此外，数据库相关信息还披露出了一些其他的事情：马特莫不是他的真名。在其生涯的早期，他的名字是阿扎·托马斯；这是出现在联邦调查局以前案子笔录上的名字。对于这些，B.J.康有些猝不及防！但在马特莫的质询笔录中，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参考资料：马特莫曾突然中断学业，离开了哈佛法学院。B.J.康马立即与检察官德夫林和威茨曼分享了这个信息。他们俩也都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而且还与马特莫是同期的校友。检察官做了相关的笔记，打算做进一步调查。

B.J.康的首选对象是吉尔曼博士；他似乎是一位通过与政府合作能获得不少好处的人。B.J.康选择了劳动节前一周去找他。看起来，吉尔曼像一个容易拿下的目标：一个声名显赫的老绅士，从未想过要失去自己的工作，更没想过要将自己生命的余光洒在监狱里。

2011年8月31日下午5：00前后，B.J.康和搭档开车到吉尔曼的住宅，其位于距密歇根大学不远的安阿伯住宅小区。他们把车停在街边，向前敲门。前来开门的是吉尔曼的妻子。在特工亮明身份后，她解释说，她的丈夫在医院做他的研究工作。“晚上应该回来。”她说。她看起来很紧张。这俩特工等了大约一个小时，然后离去。

第二天早上，联邦特工回到吉尔曼家的附近，一直等到他离开自己的住宅。他们跟在他的车后去了医院，把车停在了吉尔曼车的旁边。B.J.康快速下车，敲打吉尔曼的车窗。

“吉尔曼博士，我们可以跟你谈谈吗？”他说。

“可以，当然可以。”吉尔曼回答。B.J.康建议他们进楼里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我们来这里是想跟你谈内幕交易的事情，”他们刚一坐下，B.J.康就开门见山地说，“你向马修·马特莫披露了机密信息吗？”

面对有备而来的联邦特工，吉尔曼并非第一个陷入恐慌，且开始行为失序的人。虽然他上次与马特莫联系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很多细节已经忘了，但吉尔曼心里明白，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实际上，自上次与马特莫接触以来，他花了相当一段时间，极力忘掉整个宜兰事件。他也知道向特工撒谎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不过，这也是联邦调查局想要发生的：一旦有人说谎，联邦调查局就有了一个指控他们作伪证的楔子。

此时，吉尔曼把理智抛在脑后，不顾一切，开始撒谎。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对B.J.康说。

“我们有你给马特莫内幕信息的录音带。”B.J.康说，两眼紧盯着吉尔曼。他有几秒钟一言不发，直到沉默变得让人难堪。B.J.康也说了一些不实的话，说他们没有窃听。但B.J.康的理念是“为达目的，不计一切”。

吉尔曼不停地摇头。

“我们知道你告诉了马特莫，关于bapineuzumab试验的结果，”B.J.康说，“我们录音带上有一切相关的证据。”他持续说道：“抵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样，你失去的就会太多了——你的声誉、你的教授职位、你的研究资助。”

吉尔曼一直否认，否认，直到最后他说：“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泄露了机密信息，并且录制了我的电话，那么，可能我是这样做了，但我不是有意的。”他停了一会儿：“我不记得我到底告诉了他什么。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B.J.康继续用他那老套的方法进行说服；他告诉吉尔曼，拒绝帮助他们就是拒绝帮助他自己，进而置自己的事业于不顾，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特别是在这整个阴谋里，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棋子。

然后，B.J.康双眼盯着他。“吉尔曼博士，你只是一粒沙子，” [2] 他说，“马特莫也是如此。我们真正想要的人是史蒂文·科恩。”

飞塘是位于缅因州奥古斯塔北部的一个绿树环绕的湖泊；查尔斯·黎里在8月的最后一周正在那里度假。此时，这位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正弯腰系他的鞋带，准备出去穿树林长跑。他这时又开始想象（已是当天的第20次了），自己听到了手机微弱的震颤声。不过，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大案子即将进入新的关键期时，黎里却仍然不敢向妻子建议终止这次旅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心不在焉。为了核查其语音信箱是否有吉尔曼的最新信息，他花了该周大部分时间设法找到有手机信号的地方。此时，他非常渴望知道吉尔曼是否已被策反。最终，黎里还是接到了那个电话。

“很顺利。”B.J.康告诉他，试图把最积极的一面展现出来。基于以往的经验，他们都知道，人们很少会在第一次见面时，就道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所以吉尔曼这次拒绝回答问题不一定是真正的拒绝。还有希望。吉尔曼说过“可能”犯法了，B.J.康重复道。实际上，策反一个人就像长跑训练。你必须一步一步地来。

既然现在已经开始质问吉尔曼了，相关调查已经不再是秘密了，所以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可以为获得下述与他个人和专业相关的信息发出传票：他相关的日程安排、他的密西根大学的档案、他笔记本电脑上的一切。这些信息能够帮助他们更详尽地梳理有关宜兰股案件的相关细节，甚至包括吉尔曼在bapi试验中所扮角色的任何内容。他们可以从电话记录中看到，在那段时间里，马特莫和吉尔曼通常每次都要谈一个多小时。

“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想过我会与他人有过这么长时间的谈话，”有一次，B.J.康对黎里说，“你能想象坐着煲一个小时20分钟电话粥的情形吗？”

在与B.J.康接触之后，吉尔曼至少原则上同意合作，但还不清楚他是否真心愿意继续合作。说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肯定不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可能给政府提供帮助。

在拖拉讨论了几个月，并考虑了客户忙碌的会议时间表后，吉尔曼的律师终于同意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检察官交谈，看看他能如何帮到他们。即便如此，律师也明确表示，他不会让政府轻易得手。大家都清楚，他客户握有这个重大案件的关键点。他有足够的筹码来做一桩好的交易。

吉尔曼聘请了马克·穆凯西来代理他的相关事情。这个穆凯西曾是联邦检察署南部地区证券股的前检察官，在那之前，做过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现在是布雷塞韦尔-朱利安尼律师行的合伙人。他也是前联邦法官和乔治·布什总统的总检察长迈克尔·穆凯西的儿子；每当机会出现时，迈克尔·穆凯西儿子这个关系都在提醒人们“虎父无犬子”。在此，穆凯西很快就显示出自己是个难对付的角儿。他采用了全面防御手段，偶尔还会大喊大叫。他还用吉尔曼的年龄为借口。“我的客户想做好事，但他是一个患病且非常忙碌的老人，”每当检察官打算安排会面时，穆凯西会说，“我要和他商量，才能给你回话。”

当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仍在试图与吉尔曼确定会面时间时，黎里在查看一批电话记录中，有了惊人的发现：马特莫竟然在2008年7月20日的星期日上午9：45，打过科恩的家庭电话，与后者进行了20分钟的交谈。就工作谈话而言，这是一个奇怪的时间点。第二天早上（周一），赛克资本的交易记录显示，它开始清盘出售其持有的宜兰股和惠氏股，近10亿美元的投资。因为马特莫此时不得不告诉科恩，他们为什么应该卖掉他们所持的这两只股票，进而做空，做反盘。

“天啦！”黎里思忖着这个新发现的含义时，不禁感叹。现在看来，他们也可能有了一个指控史蒂文·科恩的案子了。

在被大家视为是一个“只有一技之长的小马驹”，并被赛克资本解雇后，马修·马特莫与妻子和孩子一起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表面上，这是为了更接近他们的父母。但佛罗里达州也有慷慨的税收庇护法，允许居民的主要住宅和其他资产免于破产和其他判决所带来的灾难。

在波卡拉顿的皇家棕榈游艇和乡村俱乐部，马特莫购买了一座有五卧室，价格190万美元的住宅。 [14] 这是一座华丽的西班牙风格的豪宅，内设电梯，大理石的外立面和数英里长的厚重帷幔。屋后还有一个三叶草形状的游泳池。马特莫及其妻子都没有出去工作，他们都在做那种有竞争性的家教工作：管理着年幼的约书亚、阿瓦和戴维的高尔夫球课程，教他们拼写单词，辅导普通话；私立学校的那些教育也是他们的全职工作。他们还钟情慈善工作，建立了一个100万美元的马修-罗斯玛丽-马特莫基金， [15] 这为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税收抵扣好处。

2011年11月8日晚，马特莫和他的妻子回家时，看到B.J.康及其搭档马修·卡拉汉已经在家门前等候了。

B.J.康说：“我是联邦调查局特工B.J.康。”他向他们介绍了卡拉汉。然后，他说：“你以前的业务伙伴史蒂芬·陈即将出狱。” [16] 马特莫的脸上闪过一丝认可之状。“我想和你谈谈一些相关的事情。”

B.J.康仔细考虑过自己要说的第一句话。他希望马特莫借此知道他做了有关他的背景调研，因此，他知道关于马特莫及其一切相关的事情，甚至他妻子不知道的事情。就这种沟通而言，开场白相当重要，毕竟他们不只是去那里看看能找到什么，然后就打道回府。

此时，罗斯玛丽的眼睛睁得像月亮一样。她想到他们的孩子还在家里，可能会对这发生的一切感到不解。她说她会马上回来，然后就进屋打理孩子的事去了。

她刚一走，B.J.康就转向马特莫。

“听着，”他说，“我们来这里，不是想谈有关陈的事。我们来这里是要谈谈你在赛克资本时的内幕交易问题。”他停下来，看着马特莫的脸色逐渐苍白起来：“我们想谈谈宜兰股和2008年7月的事。”

就在自家的车道上，马特莫顿感头晕目眩。 [17]

[1] 1英寸＝0.0254米。

[2] 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莎佩罗的信，来自查尔斯·格拉斯里，资深委员，司法委员会，2011年5月24日。

第11章　永不言败

像许多从遥远的地方移民到美国的人一样，马修·马特莫的父母希冀他们的孩子最终可以在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对自己的长子有特别高的期望，他们给他起的名字叫阿扎·马修·玛哈米尼丹尼·托马斯。

在1974年马特莫出生时，母亲利兹·托马斯是密歇根州一位26岁的医务人员。她和马特莫的父亲鲍比·马特莫是位于印度热带南部的喀拉拉邦的基督徒。鲍比在1964年19岁时移民，在美国学习机械工程；在霍华德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密歇根州的福特汽车公司担任工程师。当马特莫还是小孩时，家人就搬到了佛罗里达。

鲍比幻想着他的一个孩子有一天可以上哈佛。在珊瑚泉，一家人经常参加教堂活动，鲍比每天都会为这个哈佛梦祈祷。他儿子在学校的成绩一直是他们极为关注的话题。马特莫就读于基督教小学的天才班；在佛罗里达罗克莱奇的梅里特岛高中，他荣幸地成为班里毕业典礼的两名致辞者之一。不过，马修的表现还不足以让他进哈佛，父亲对此极为不满。他极度的情绪驱使他做了一件极为残酷的行为。在马修18岁生日的几个星期后，他给儿子赠送了一块匾， [1] 上面写着：“儿子打碎了父亲的梦想！”

马特莫最后去了杜克大学，在那里主修生物学，并把空闲时间花在了丰富简历的课外活动上。为此，他自愿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一起，住在社区服务型宿舍里。此时他用的名字是阿扎·马修·托马斯，人们都称他为“马特”。

他的学业生涯的每一步，都证明马特莫是一个培养良师益友的高手，特别是针对那些作为父亲化身的男性导师。在杜克大学，布鲁斯·佩恩教授（教道德与政策制定课程）回忆说，马特莫是一个充满热情和不懈努力的人；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他的穿着比其他学生更正式，就好像他随时都可能被召去参加工作面试一样。“马特莫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比大多数学生对伦理学更感兴趣，”佩恩回忆道，“马特莫很快就能掌握这门课的要点，理解了我正寻找和希望使用的分析方法。”在学期初，马特莫竞选了该课的主任助教，佩恩同意了。

马特莫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立卫生研究院毕业后， [2] 在国家基因组计划项目工作了一年。“他雄心勃勃， [3] 想要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所成就，”在此辅导了他一年的达特茅斯大学教授罗纳德·格林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马修是我的一个养子。”

当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时，马特莫申请了法学院。当一封来自哈佛法学院的厚厚信封内含他被录取的消息时，马特莫的父亲欣喜若狂。1997年秋天，鲍比开着U型牵引车，带着马修从佛罗里达来到马萨诸塞，搬进了哈佛法学院。在许多方面，马特莫是一个典型的哈佛法学院学生，也就是说，他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他把时间都花在那些能丰富其履历的活动上。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与同学共同创办了一个名为“法律与伦理学会”的校园组织，并担任了一份校园法律杂志的编辑。

然而，在第二年的时候，马特莫开始拼命地钻研功课了。部分原因是父亲警告他课外活动过多，他的成绩开始下降。在深秋时节，他的同学开始申请著名的夏季见习工作，这是最具雄心的那些学生的共同仪式，但马特莫的成绩并不如愿。他知道，那些成绩都是A的学生将会占据所有令人垂涎的空缺。

无论如何，他决心得到一个见习职位；这导致他做出了一个攸关命运的决定。马特莫的学业表现不够好，所以，他要把它做得足够好！在那个12月，他花了一个下午，把成绩单上的民事诉讼、合同和刑法课的成绩，做了修改，将它们从实际得到的B，B+和B，都改为A。然后，他向23名法官发出了申请。

在随后的1月，他被邀请到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接受三名法官面试。在地位上，巡回上诉法院仅次于最高法院，在制定联邦政府范围内的立法和裁决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法官收到他的成绩单，印象深刻。当然，他们还被马特莫帅气的外表、他的谦恭，以及他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记录所打动。三人中有两人将他评为“优秀”候选人。1999年2月2日晚，其中一位叫马特莫的法官为他提供了见习一职。当时，天色已晚，声音游离的马特莫接起了电话。他似乎心不在焉，法官建议马特莫第二天给他回电话。当马特莫没回电话后，法官的文员试图联系他，并留下一条信息，要求马特莫给法官回电话。2月4日，文员又试了一次， [4] 留下了另一条信息。

这位法官不知道，在面试与这些电话之间的这几天，支撑马特莫世界的基础已经开始崩溃。

为其中一名法官工作的文员注意到马特莫成绩单有可疑之处，并给学校打了电话。2月2日下午，马特莫被叫去见学生注册管理员史蒂芬·凯恩。

当他走到校园边缘的凯恩办公室时，马特莫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被召来见凯恩，但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前一年，凯恩已经驱逐了一位哈佛法学院的学生： [5] 为了得到一份工作，那位学生提供了一份伪造的成绩单。今天，他也准备对马特莫做同样的事情。凯恩没有废话，直接问马特莫，他是否篡改了他的成绩单。

马特莫立刻感到五雷轰顶！他的未来、父亲的骄傲、多年的牺牲和辛勤的努力，他觉得这一切都随风而去。他竭尽全力解释，坚持认为他的申请只是一个玩笑，他并不打算真心去做见习工作。

“我已经向法官递交了撤销函。”他竟不可思议地给出了这种解说。凯恩给他的神色好像在说，你一定是在逗我玩吧！

马特莫离开凯恩时，决心要挽回这个重大失误；应该有解决办法。的确，他想出了一个方法，但显然不是一个好注意。

那天晚上，马特莫坐在计算机旁，试图做出一个电子文档的痕迹，以支持他向凯恩提出的辩护，即他申请见习文书的做法不是他的真意所在，而且申请函已经被撤回了。

“请不要为我发送任何推荐函，因为我不再寻找见习文员的工作。”他写信给一位为其写推荐函的教授的秘书。马特莫向他申请的所有法官发信，试图撤销其见习文员的申请。这些信件使用的寄出日期都是在1月31日， [6] 但它们的实际邮戳都是2月3日，即凯恩就他的成绩单问题与他对质的第二天。

凯恩和教导主任都肯定马特莫在撒谎，但在哈佛，驱逐学生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类似于核选项。所以，他们暂且信其所言，花时间去做调查。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凯恩对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彻底的解剖。他打了不少电话，核查了相关文件。法学院的行政委员会发起了正式调查，收集了相关电子邮件的记录。4月和5月，委员会举行了四天的听证会，其间，马特莫、他的父母和他的弟弟都出面作证。

马特莫总在讲述同一个荒诞的故事：做这个假成绩单的明确目的就是给父母看，后者希望他能拿到近乎完美的成绩。不过，他告诉委员会，几天后，他意识到他的行为是错误的；随后，他给了父母他没有修改过的真实成绩单。在这个忙乱的过程中，他把给父母的成绩单放在父母家中的桌子上，然后，跑到加利福尼亚去参加“即兴”的工作面试了。当他离开时，他请他的兄弟帮他完成他的见习文员申请工作。他宣称，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其兄弟把这份篡改过的成绩单，放进了申请资料中，装进马特莫已经准备好的信封里。然后，他母亲在没有细看的情况下，邮了出去。

大多数委员会成员很难相信这个故事。他们感到整个编造使极其荒唐。其中，每个元素都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底色：修改成绩给他父母留下好印象；自发地决定清理这种不当之为；把这个篡改过的成绩单随意放置，同时委托弟弟把申请资料放入信封。这完全是一个“狗嚼碎了我家庭作业”的小儿科伎俩！

马特莫还就他撤回见习文员申请的电子邮件和信件的时间，进行了坚定不移的辩解。他始终认为，在凯恩和他对质的前一天，即2月1日，他就写好了给教授秘书的电子邮件，撤回了他的申请，但邮件莫名其妙地直到第二天晚上（凯恩和他对质之后）才被发出去！即使收件人的电子邮件表明他们是在第二天才收到的，但他向委员们提供的却是较早日期的电子邮件。一位原计划代表马特莫露面的计算机取证专家未能如约而至，他表示：“他并不觉得自己能够验证马修这些事件版本的真实性。”

在整个过程中，委员会成员发现马特莫要么是回避事实，要么就是爱答不理。他们认为，他的行为表明他是内疚的。

有些董事会成员很矛盾，作为一名学生，马特莫已经表现出了很好的发展潜质。他的学业成绩不错，并参与了法学院社区的很多活动。但行政委员会的最终结论是：马特莫编造了一系列的谎言来企图掩盖他原来的欺骗行为。在1999年5月12日，他们投票驱逐了他。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 [7] （使用了马特莫的原名）指出：“托马斯先生显然处于父母的极度压力之下，想在学业上获得出类拔萃的成绩。”

驱逐并没有终结马特莫的哈佛经历。他离开了校园，但开始策划自己的回归之路。通过分析，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于那些电子邮件的时间点。如果他可以说服法学院行政委员会，他被抓住之前就已经撤销了他的见习申请，那么，他将能重新入学并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此时，他脑海中蹦出了一个点子：创建一家公司来证实电子邮件中有争议的日期。

这个计划似乎很酷。这既可以开脱他在哈佛的罪名，还能播下一颗新创公司的种子，最终还会使他变得富有。换言之，他将在两条战线上都获得收益。

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父母，他们同意帮他。父亲把他们的住宅拿出做了第二笔抵押贷款， [8] 借给他100万美元成立公司。马特莫自己不是计算机专家，他得找一个有专业技术的人来帮他。他很快就找到了完美的候选人，一个叫作史蒂芬·陈的极具天赋的年轻程序员。 [9]

史蒂芬·陈有一个很酷的简历。他比马特莫年长两岁，1993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随后去IBM工作。他和马特莫一拍即合。两人在学校都很出色；他们的移民双亲对他们都有很高的期望。但两者都有践踏规则的倾向——一种使他们陷入严重困境的习惯做法。

1999年6月30日，马特莫和史蒂芬·陈的新公司（名为“计算机数据取证”），发布了一份四页充满技术腔的报告，说它验证了马特莫向哈佛行政委员会提交的关于见习邮件有争议的日期。该报告说，“我们的结论是：计算机数据取证的证据证实了托马斯先生的说法，即他在1999年1月31日创建了撤回信函，并在1999年2月1日（星期一）晚上10：20，发送了这个主题的电子邮件……”

这个报告由三名“案例分析师”签名， [10] 公证和盖章，并邮寄到地处剑桥的哈佛法学院行政委员会。当然，它没有提及是马特莫自己的公司进行了这个验证分析的事实。马特莫也做了测谎仪测试， [11] 据称他通过了这个测试。他也把这个结果发给了哈佛，并等待回信。

他热切地期待着他的平反昭雪，但始终不见踪影。很明显，法学院拒绝恢复他的学业。

马特莫很快重新定位了他的雄心，决心要使他和陈的新公司取得成功。他搬进了史蒂芬·陈所住的公寓大楼。他们一起工作，一周还进行5～6天的武术训练，并在当地的亚瑟·默里舞蹈工作室上舞厅课——意在吸引女性。9月份，马特莫要求史蒂芬·陈与该公司签订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并承诺向他支付25000美元。此外，他还在纽约聘请了四名全职员工：一名项目经理、一名工程师、一名质量控制专员和一名行政管理人员。这些员工都相信马特莫是一位名叫“杰伊·黑尔”（Jay Hale）的律师。

这些工作人员开始为即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贸易展准备摊位，但随着10月的来去，史蒂芬·陈开始怀疑他搭档的背景。马特莫一直在隐瞒自己过往的细节，并有躲避问题的习惯。史蒂芬·陈开始怀疑，他想知道马特莫是否隐藏着某些东西。他自己到处打探，最后与马特莫对质他离开哈佛的缘由，以及他在各种公司申请和租赁事宜上使用假名的不轨做法。马特莫崩溃了，向他道歉，答应永远不再欺骗史蒂芬·陈。他承认他篡改过他的哈佛成绩单， [12] 并试图用谎言掩盖这个事实。

在史蒂芬·陈和马特莫争吵之际，他们的员工在办公室的里里外外闲着： [13] 上网冲浪，出去吃午饭。“我们就像在玩租朋友游戏。” [14] 公司的“案例分析师和项目经理”查克·克拉克后来说，他和其他员工认为“黑尔”和陈是富家的孩子，没有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该公司挥霍了马特莫父亲提供的百万美元的大部分。着急的鲍比飞来纽约与史蒂芬·陈和马特莫会面，详谈了公司业务问题。他们向他要更多的钱，请他继续经营下去，但马特莫的父亲已经看出来，公司根本就没有上路。他怒火攻心，告诉儿子说，他是一个“只会花钱的主”！

12月中旬，应该是他在法学院第二年的一半时，马特莫登上飞机，飞回佛罗里达州的父母家。他的雇员被锁在了办公室外，他们的薪水遭到了拒付。愤愤不平的员工联手致信马特莫的父母。 [15] “他的失踪是很不专业和离奇的行为，”他们写道，“他家庭藏匿他的做法也是不可理喻和可耻的。公司欠我们的费用、公司欠我们的股票、公司欠我们的奖金、公司欠我们的佣金。”他们威胁，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就会诉诸法律。“你们使我们遭遇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圣诞，”他们最后说道，“如果这是你们的待人方式，我们打算予以百倍的回报！”

在他们的员工反叛之时，马特莫与史蒂芬·陈的关系继续恶化，而且在2000年1月3日，马特莫对史蒂芬·陈申请了限制令。 [16] 他说，他们激烈的争论已经演变成了暴力！据说，史蒂芬·陈称马特莫是一个“娘炮”，而“不是一个男人”。马特莫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受虐待的配偶，并表示其父母在察看了他身体上的瘀伤之后， [17] 介入“解除了被告与原告的关系”。史蒂芬·陈驳斥了这些指控，但限制令还是得到了批准。

有趣的是，比起与马特莫的分手来说，史蒂芬·陈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在他们相遇的几个月前，史蒂芬·陈和六名合伙人被指控犯有欺诈罪； [18] 据称，他们设立了一家假冒的数据存储公司，从几家银行窃走数百万美元。在史蒂芬·陈承认犯有一项阴谋和一起诈骗罪之前， [19] 马特莫开始涉足新的生活了。他有了一个将自己塑造为金融家的计划。

2000年，斯坦福大学的MBA课程在与哈佛大学竞争该国顶尖商学院的排名（这两所学校都是华尔街银行、咨询公司和硅谷新兴技术巨头最喜欢的招聘场所）。马特莫决定进入金融业，而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由于显而易见的缘故，哈佛对马特莫肯定是没戏了，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了斯坦福大学。该校这个课程的录取率仅为7%！

马特莫开始与过往的导师和大学教授联系，请求他们写推荐信。他写信给他杜克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布鲁斯·佩恩，问他是否还愿意给他写推荐信。佩恩一直很喜欢马特莫，感到他是自己过往学生中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他很乐意提供帮助。

佩恩已经为马特莫写过两次推荐信了。第一次是1995年，即马特莫从杜克大学毕业，申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遗传学研究员职位时。在那封信中，佩恩称赞了马特莫的学识以及对伦理学的热情，并表示：“就任何与其天赋和兴趣适配的课程来说，马修都是一个可造之才。”几个月后的9月份，马特莫又开口要了另一封推荐信，这次是为了申请哈佛法学院。佩恩找出第一封信，只是改了几处细节。他一直以为马特莫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生，而且，他也是这么说的。从那以后，佩恩就没有什么马特莫的消息了。他认为他应该已经完成了法学院的学业，并在某个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因此，当2000年秋天他提出要申请商学院的推荐信时，佩恩感到相当的困惑。他请马特莫告诉他自五年前申请法学院以来一直在做什么，以便他可以刷新这封信的内容。与此同时，有那么一瞬，佩恩奇怪为什么马特莫会请他帮忙，而不是他在哈佛法学院的那些教授，但他还是没问这个问题。

马特莫做了他自然而然的事情：编造了一个故事。他说，自己离开国立卫生研究院后，在纽约创建了自己的企业，为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企业网络基础设施和3D计算机建模软件。

在互联网繁荣之时，每天都有学生辍学，开办创业公司，所以，这听起来并不是那么离奇的说法。马特莫告诉佩恩，他的情况一直不错，但他不得不把自己的企业暂时搁置起来，回到佛罗里达州，帮助他的一个亲戚处理病危事宜。他没有提哈佛法学院。

佩恩相信了他的所言，更新了这封信，写下了关于马特莫如何无私地将自己的职业目标放在一边，回家支持他的家庭，以及他一直是一个如何严肃认真的学生。

第二年秋天，马特莫抵达旧金山以南的斯坦福大学校区，准备开始商学院的学习。就在几天前，他还合法地将他的名字从阿扎·马修·玛哈米尼丹尼·托马斯改成了马修·马特莫。 [20] 他完成了改头换面。哈佛、史蒂芬·陈，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在他五年后抵达史蒂文·科恩办公室之前，他就已经明白了，只要他有决心，永不言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问题。

2011年11月，在马特莫博卡拉顿的住宅外，此时的B.J.康正弯下腰来，看看倒下的马特莫是否安然无恙。他想起了过去有那么几次，当他质问嫌疑人的时候，也发生过这种晕倒的情况。此时，他内心告诉他：在听到内幕交易后，一个无辜的人是不会晕过去的。

就在那时，罗斯玛丽从房子里了冲出来，黑发在其头后飞扬。当看到丈夫躺在地上时，她尖叫起来！

“你要我们叫救护车吗？”B.J.康问。

“不！”罗斯玛丽啜泣道，“我是医生。”她蹲下来。

几分钟后，还不太清醒的马特莫勉强地从地上站了起来。B.J.康继续说他必须说的话，“我们知道2008年的那桩交易。”他说。

马特莫和罗斯玛丽相互看着对方。他们马上明白了B.J.康指的是什么：宜兰股——改变了他们生活的那只股票。

B.J.康继续说道：“你的整个生活将会被彻底颠覆。”他说，他知道马特莫参与了内幕交易，但他最好通过合作，在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做正确的事情。此外，B.J.康表示，他们真正要法办的还不是马特莫。他们知道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我们想要的是史蒂文·科恩，” [21] B.J.康说，“你的处境很麻烦，但我会尽全力帮助你挣脱出来。我们要一起合作。我们是一个团队的。”

B.J.康质问嫌犯的次数比他记得的要多，而且大多数都是成功的。他理解这种情形下的心理学：它将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如何把他有的每一点安全感都置于疑虑之中。康把每一位合作者都视为合作伙伴；在他们帮助联邦调查局时，他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这些人：调理他们的心理健康，应对严峻的挑战。

此时，罗斯玛丽在发抖。马特莫则说，他希望他能帮到忙，但他需要咨询律师。B.J.康离开时，信心满满，认为他们会合作。

大约是晚上10：00，B.J.康的搭档马修·卡拉汉给查尔斯·黎里打电话，后者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待消息。

“你不会相信的，”卡拉汉说，“那家伙竟然晕倒了！”

截至2011年年底，经过5年的发放传票、策反合作者和对交易员的窃听，司法部对对冲基金行业进行的调查，终于有了一些切实的胜果。 [22] 拉吉·拉贾拉特南被判了11年的联邦监禁。数十名其他的交易员和高管已被定罪或认罪。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联邦检察官仍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没能接近科恩。

对于乔纳森·霍兰德（“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分析师）的案件，戴维·马科尔于2009年1月试图在曼哈顿全食超市里进行策反，但没能奏效，马科尔很郁闷。

霍兰德做事很聪明。他没有接受赛克资本帮他付费请律师的恩惠，因为这蕴含着很麻烦的利益冲突。相反，他聘请了扎克曼·斯伯德律师行的艾坦·格尔曼，他是业内最好的白领辩护律师之一。当应对联邦调查局时，霍兰德想要的是一个十分清楚自己是为谁工作的人。

当时，霍兰德肯定有一种印象，即各种不当之事正在赛克资本内进行。对他来说，科恩使用内幕信息是显而易见的，但他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不知道具体情况。他见了马科尔和检察官里德·布罗斯基，告诉他们他所知道的几个似乎有疑问的交易。当然，宜兰股是一个。赛克资本内的传言是科恩“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该公司的宜兰股头寸就从大量的多头转为大量的空头，赚了数亿美元！随后，交易区的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除此之外，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霍兰德在赛克资本的职业生涯结束得并非光彩夺目。在2008年夏天结束时，贾森·卡普在长岛东部一个冲浪小镇蒙托克，带着整个团队度了一个周末。他们一起住在汽车旅馆，并玩了深海捕鱼。卡普分享了他在赛克资本下一阶段的职业生涯计划。一年前，卡普就告诉他们，科恩已经答应把卡普小组分拆出来，给相应的资金和独立的办公室。作为赛克资本高压环境下的一分子，卡普已经完成了历练，预计在新的安排下，将有近乎全面的自主权。他的热情鼓舞人心，霍兰德也对这个想法感到兴奋。不过，不到三个月，受金融危机之压，科恩背弃了他所做出的一切承诺。霍兰德和卡普也被赶了出来。

尽管霍兰德对其所遭所遇感到愤怒，而且对科恩或卡普或赛克资本的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忠诚感，但面对马科尔，他就像他做股票交易时一样，斟酌了相关的风险和回报，他认为政府部门好像没有足够的证据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情。那么，为何要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呢？ [23]

在霍兰德的案子失败之时，导向科恩的其他调查似乎也在失去势头。曾经摧毁了计算机硬盘，并把它们撒在纽约市垃圾车后备箱上的前赛克资本交易员唐纳德·朗奎伊尔 [24] 与他的朋友萨米尔·巴莱一起承认了证券欺诈行为（后者是下令分析师摧毁公司所有档案的基金经理）。在推进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方面，他们都没有太多有用的信息。对在联邦调查局2010年突袭搜查的对冲基金的两名交易员， [25] 联邦检察署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进行内幕交易的指控：一位是安东尼·基亚桑，水平国际的投资组合经理；一位是响尾蛇资本的托德·纽曼。即便这两家基金充满了前赛克资本的员工，但还是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能把科恩卷进来，而且基亚桑和纽曼也没有表现出合作的迹象。恰恰相反，他们聘请了一些国内顶级的辩护律师，正在积极地进行反抗。

不过，在调查基亚桑和纽曼的过程中，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是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翻阅过200万页的电子邮件内容后，调查人员注意到，在“响尾蛇”为托德·纽曼工作的分析师杰西·托尔托拉，把几家公司的利润情况，电邮给了赛克资本一位名为乔恩·霍瓦特的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员约瑟夫·桑索内、丹尼尔·马克斯和马修·沃特金斯发出了要求查阅霍瓦特电子邮件的传票。从他们得到的数百封电子邮件中，有一封脱颖而出。这是一封关于戴尔股票的邮件。

“我从该公司的某人那里得到了一份二手资料， [26] 我从中看到第三季度的相关数据；过去两个季度的结果一直很好。他们表示，由于糟糕的组合和业务支出增加之故，戴尔（毛利率）下滑了50～80基点，而略增的收入减去较大的费用增幅，使得每股利润也未达预期。”这份邮件继续说：“因为这些信息尚未公开，请莫外传。”

2008年8月26日下午1：00前后，霍瓦特把这份电子邮件发给他在赛克资本的上司迈克尔·斯坦伯格和另一名赛克资本的投资组合经理加布里埃尔·普洛特金。内容文字是华尔街分析师用来描述公司财务业绩的术语。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无法理解的。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它传递的是关于戴尔公司处在保密中的详细利润信息。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很感兴趣。他们开始怀疑赛克资本的其他交易员也可能收到了这些信息。

在戴尔公布其三季度盈利状况的前两天，霍瓦特发出了这个消息，似乎斯坦伯格随后逆转了自己的做法，在收益公布之前，做空了150000股戴尔股票，赚了100万美元。 [27] 因此，政府部门需要的是策反霍瓦特，此外，他们还会对斯坦伯格提出指控。而针对斯坦伯格的指控将使他们进一步逼近科恩。

经过三年的努力之后，这大概可以把他们引入科恩公司的内圈。此前，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的，在赛克资本内部，还有一个名叫乔恩·霍瓦特的、头发蓬乱的低职员工，将会使他们奄奄一息的案件重拾希望！

第12章　“鲸鱼”

在曼哈顿下城的世界金融中心大厅，西德尼·吉尔曼在安检桌旁俯下身来， [1] 将口袋里的物品掏出，放入一个塑料盘，通过一台X光机进行安检。随后，他的律师带他通过转门，进入电梯，直到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地区总部的四楼会议室。经过几个月的推迟后，吉尔曼终于满足了政府律师的要求，第一次出现在质询会上。 [2]

在整个秋天，查尔斯·黎里耐心地构建了一份赛克资本在宜兰股和惠氏股交易前后所有相关事件的详细时间序列表。每次获得一个新信息时，他就会把它放入这个时间序列表，然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参与调查的所有人。这些累积的信息本身就讲述了一个前后逻辑的故事。不过，即使黎里和他的同事日益确信，他们清楚了导致赛克资本出售宜兰股和惠氏股的那些事因，这些政府律师还是渴望能亲耳听到吉尔曼自己的讲述。除了马特莫和科恩外，这是他们第一次讯问唯一知道2008年7月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

几个月前，吉尔曼的律师曾说，他的客户几近80岁，身体不好，无法作证。因此，证交会的律师以为，从门口蹒跚而入的，将是一个骨瘦如柴的病态身影。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眼前的吉尔曼看起来很精神，西装革履，脸颊粉红，明眸皓齿。他轻松自如地坐在背着窗户的座位，背部挺直。

首先，黎里讯问了吉尔曼有关那个药品的工作以及他是如何认识马特莫的。然后，黎里开始将相关的文档（一份份邮件、日历记载事项和与药品公司的协议副本）逐个通过桌面推送给吉尔曼，并向吉尔曼讯问每份文件的相关事宜。如果吉尔曼声称记不起来了，黎里会从他的文件夹抽出来一份文件，让他过目，看看是否能唤醒他的记忆。

几乎从一开始，吉尔曼就似乎在极力躲闪回避。

“这个日历记载的事项是什么？”黎里问，指着吉尔曼电子日历2008年7月13日的预约项，它的所言是，“马特莫会打电话给我，谈论有关‘SAE in bap’”。 [3] 黎里从电话记录中得知，吉尔曼和马特莫那晚谈了近两个小时。

“什么是‘SAE in bap’？”黎里问。

吉尔曼就此进入他的慈祥教授模式，详细解释了阿尔茨海默病及寻求有效治疗的挑战与前景。当他描述到他对bapi有可能摧毁大脑中β淀粉样蛋白（他认为这是认知变性的主要原因）的乐观态度时，他立刻喜形于色。最后，他终于抽出时间来回答了律师的问题。SAE是“Serious Adverse Events”的首字母缩写，即“严重不良事件”，是指在bapi试验期间观察到的副作用的技术短语。

“你为什么要和马特莫说这个话题？”黎里问，“关于‘严重不良事件’的细节难道不是非公开信息吗？”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吉尔曼喃喃自语，脸色突然变暗。

“看，”他的律师插话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当要吉尔曼解释一个科学概念或他的医学研究目的时，他会很活跃。他的记忆非常好甚至能够根据要求宣讲不同药物化学的复杂细节。但，如果有人提到马特莫的名字或询问吉尔曼与他的关系，他就突然变身为一个困惑的老人，好像都不知如何才能系好自己的鞋带了。

一位在座的检察官艾维·威茨曼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情形。吉尔曼的表现很不一致，他不记得他曾经对马修·马特莫说过的任何事情，即使在他面前有文件证明他已经与他分享了关于bapi的内幕信息。吉尔曼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他研究的内容，却不记得他与马特莫所做的任何事情？

此时，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在上升。他们在同样的几个文件上来回拉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和检察官重复着同样的问题，吉尔曼总是说他不知道或不记得。这种情形持续了两个小时。为了能够讯问吉尔曼，政府部门已经等待了5个月之久，并且还有这么多需要他帮忙解读的盲点。结果是事与愿违，在他们看来，吉尔曼正在浪费时间。黎里都要气炸了！

他再次质问吉尔曼2008年7月13日与马特莫的谈话内容，黎里确信他们讨论了bapi。“那次会面谈了什么？”他问。

“哦，我们在说帕金森病的事。”吉尔曼说。

黎里叹了口气。他要求暂时休会，将他的同事召集到走廊。“看看，”他跟他们说，“竟然扯到帕金森病上去了，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的？”威茨曼问。

黎里立刻翻找他的文件，拉出了吉尔曼的一个日历记载事项，即他们讯问的那次具体的咨询事件。它写着，“马特莫将打电话给我谈有关bapi的严重不良事件”，然后，黎里拿出了马特莫和格理集团（安排这次咨询服务的那个专家网络公司）之间的一封电子邮件。在这份邮件里，马特莫说，他和吉尔曼会谈的主题将是帕金森病。格理集团自己的规定禁止吉尔曼向这家公司客户谈论bapi试验的情况，因为它可能违反相关的保密规则。由此可见，就他们计划谈论的事情，吉尔曼和马特莫显然误导了格理集团。

对黎里的严谨缜密，威茨曼心中生出一股感激之情。他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位有点僵硬的对手，刚刚拿出了他们可用来证明吉尔曼在说谎的武器。他们会和他对质，他必败无疑。威茨曼抓住日历记载事项和电子邮件文档，重新进入房间。

“看，吉尔曼博士，”威茨曼倚在桌边说道，“我们知道你没有说实话。如果你仍然坚持讲这个故事，你将有牢狱之灾。”

当吉尔曼还在不断摇头之时，威茨曼把那两份文档推过桌面，其中一份是吉尔曼的记事日程表，另一份则是马特莫与格理集团的沟通邮件。

吉尔曼的律师马克·穆凯西很快就认识到将会发生什么，立刻插话。“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他问。

这几位政府律师只得再次离开了房间，让穆凯西可以私下与客户沟通。威茨曼确信这一下击到要害了：吉尔曼即将承认一切。

几分钟后，穆凯西来到走廊，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脸上露出轻微的缴械的表情。“对不起，”他说，“欢迎你继续讯问刚才那个问题。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觉得事情很麻烦。但这里的问题只是他的记忆和这些文件所述内容有出入。”

“马克，这无法让人相信。”威茨曼说。

“你可以继续讯问。我保证继续做他的工作，”穆凯西说，“但他坚持说，他所记得的与邮件所述相异。”

讯问又持续了两个小时。其间，吉尔曼没有丝毫的松动，反复说，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坚持认为政府机构弄错了。这是威茨曼曾经参与过的最令人沮丧的讯问之一。当他回到美国检察署后，威茨曼确信，宜兰股案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查尔斯·黎里和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同事，却没有多少时间去经历吉尔曼的糟糕结果所带来的不良感觉，因为第二天早上马特莫就要过来提供证词。他们不得不把对吉尔曼的感觉先放在一边，去做相关的准备工作。

就像吉尔曼的律师，马特莫的辩护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也处于困境之地。他正在试图揣测刑事检察机关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意图，并设法使自己与这两家机构的谈判地位最优化。斯蒂尔曼的重点是，提防马特莫会遭受刑事指控，并导致牢狱之灾的可能。斯蒂尔曼特别想知道政府是否有窃听。若他们这样做了，那就麻烦大了！若马特莫担心的只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那么，罚款就是最坏的结果，他们的支付能力还能帮上一点忙。就斯蒂尔曼而言，他是一个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业界的历练已经很久了。他对自己应对这种情况的能力还是很自信的。

此时，斯蒂尔曼试图从检察官那里找出一些蛛丝马迹，以便知道案情的严重程度。不过，艾维·威茨曼告诉他，如果马特莫不尽快同意合作，那么，要想获得一份较好的认罪协议的机会就会更小。实际上，这是马特莫与吉尔曼之间的比赛：谁先到达，谁将为自己获得最好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斯蒂尔曼没有表明马特莫愿意坦白认罪。

与此同时，检察官们并不真的认为，马特莫为了保护科恩，自己会甘愿悄无声息地去监狱。这种刑事罪有可能被判10年徒刑。现实中，没人会为别人担责而去承担这种徒刑的煎熬，特别是对那个对待自己不好的人。当判罚能够降得更低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看到过无数的家伙供出了他们最好的朋友。当然，如果马特莫坚持拒绝招供的时间越来越长，那么，参与调查的人就会开始怀疑，科恩是否正在以某种方式引诱他一直保持沉默。

事实上，是赛克资本在背后支付马特莫的法律费用，而且，在赛克资本，这种费用的支出无须请示批准。公司的政策是：员工在公司雇用期间所做的任何事情一旦受到相关调查，相关的法律费用一律由公司支付。尽管如此，检察官感到奇怪和不公的是：向马特莫提供咨询，是否应与政府合作调查科恩的人的费用，也是由科恩支付的。而且，赛克资本也明确地说，不在乎辩护律师费用得多。通常，有些公司不会在没有分项收据的情况下支付法律费用，但斯蒂尔曼的事务所每月只是给赛克资本发送一个费用数字。而且，他们的费用从来没有被这么快支付过。

在2012年2月3日上午10：00之前，黎里就前往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四楼大厅，去接马特莫并将他带到会议室。此时，马特莫正在接待台等待，随行的是纳撒尼尔·马默，查尔斯·斯蒂尔曼的搭档。黎里立即注意到，马特莫并没有像大多数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见面的人那样，西装革履。他穿着卡其色裤子和一件宽松的外套，没有领带，就像他要前往一个鸡尾酒会。

讯问开始之后，在第一个问题还没问完之时，马特莫就宣读了他律师为他准备的一个声明：“根据律师的意见，我将根据美国宪法不做自证有罪见证人权利的规定，恭敬地拒绝回答相关的问题。”他在主张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沉默权！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对采取这种策略的人见得多了，但被告的相关反应却有所不同。通常，华尔街的嫌犯在主张修正案第五条的沉默权时，他们的表现都充满了敌意和愤怒，好像他们被传唤过去本身受到了冒犯。但，马特莫不同。他平静得奇怪，脸上没有任何情感的流露。

随后，每当回应讯问时，他都会重复这个主张，反复了数十次之多。其间，黎里和他的同事借机近距离地研究了他。他们发现他是滴水不漏。但他们认为，如果马特莫是无辜的，那他就会借此机会做自我澄清。显然，他心里有鬼！

虽然他们最有希望的所有线索都陷入了泥潭，但还有一个人手握政府想要的答案。看来，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坚持传唤史蒂文·科恩，设法使他来回答相关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传唤讯问亿万富豪可不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常举。事实上，不久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还被公开劝阻， [4] 不要纠缠华尔街的重要人物。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领导层曾经常暗示工作人员，不要打扰金融界最富有、最成功的那些人物。这是前任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网开一面”监管方法的一部分。

但在2012年，伯纳德·麦道夫事件之后，该机构正处于转型之中。这一次，再也没人质疑宜兰股团队将传唤科恩取证的要求。事实上，新的执法总监正在试图让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能够更顺利地实现自己的计划。

3月12日，黎里发出了一个传票，要求科恩过来作证。他们都知道，科恩不太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帮助，这可能会是他们曾经遭遇过的最精心排练和最受律师操控的讯问之一。但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试试运气。

对科恩来说，日益强化的调查也不是没有任何压力。多年来，他一直有兴趣购买一支职业体育球队，试图成为一支大联盟棒球队的主人。这是他儿时的梦想。他刚刚花了2000万美元购买了纽约大都会球队4%的股份， [5] 这是迈向全面所有权收购的第一步。但，他必须向这支棒球对的治理团队证明，他有足够的责任感和信誉。

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从赛克资本的经营中腾出手来，为购买洛杉矶道奇队准备标书， [6] 这是一支被名叫弗兰克·麦考特的停车场大亨弄得破产的球队的专营权。但是，随着科恩的名字与内幕交易调查连在一起，并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报纸上，科恩不得不想方设法增强棒球大联盟的信心，以改善它的竞价机会。为了向这个城市推销自己，他还加入了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理事会，与当地一位企业家合作，共同准备这个报价。他认为在他身边有一个洛杉矶的商人，会有助于这个项目的运作。但科恩并不想成为一个傻瓜，像他之前其他华尔街大佬一样，只是花费高昂的价格来购买运动队。他决心把道奇队的经营当作生意来做。为此，他提交了一个16亿美元的报价。

2012年3月27日，在泄露给媒体的信息中，他已经进入了最终的入围名单。不过，他是这组竞标人中，唯一不需要借钱购买的人，这加强了他的地位。科恩觉得自己势在必得。

第二天，棒球大联盟宣布了它的决定。它已经接受了来自古根海姆合伙基金20亿美元的标书。 [7] 古根海姆是一家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公司，它与前湖人队的魔术师约翰逊（洛杉矶一位受人爱戴的人物）携手提交的标书。古根海姆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是迈克尔·米尔肯。 [8] 通常，科恩对他的投资都不会有感情化的色彩，但这次，他感到非常失望！ [9]

在证交会证词室，查尔斯·黎里坐在一张椅子上，盯着史蒂文·科恩即将走过的那扇门。他的文件夹和文件都有条不紊地放在他旁边的椅子上。他再三检查过，一切都准确无误。他深知科恩的圆滑老道。一年前，他在费尔法克斯案中所做的取证记录表明，科恩能很自然地回应问题，而非真正回答问题。黎里清楚，最好的情况是，他能够抓住科恩的一些小问题或发掘出一些相关的细节，用来给马特莫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是黎里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他深吸了一口气。

“就这样了，”黎里想，“我准备好了。”

科恩在决定是否作证或是采取沉默主张回应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时，犹豫不决。但，科恩法律团队的盘算很简单：刑事检察机关的传票威胁太大，所以科恩应该告诉他们一些“炊沙做饭”之事，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追究的不是刑责，所以与之合作是更明智的选择。科恩可以在市中心花费一天的时间，作施以援手之状，以示坦荡之心。他必须极力避免撒谎，如果他这样做，他会伤害到自己，会被用来指控他。如此这般，至少他可以告诉他的投资者，他正在和证券监管机构合作，在日益增加的新闻压力之下，使投资者感到放心。

对冲基金的投资者（科恩有天赋能使其资金翻倍的那些人），是一个行为可预测且自私自利的团体。其中许多，包括大学捐赠基金和管理公立学校教师和警务人员退休账户的养老基金，巴不得就对冲基金的可疑之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只要它们能赚钱就行。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养老基金经理对退休人员有庞大的支付义务，但赚取所需回报的途径很少。科恩多年来为这些投资者赚了这么多钱，以致要迫使他们离开都很困难。如果伯纳德·麦道夫案说明了一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即使成熟的投资者也易于落入高回报的陷阱。

当政府对赛克资本的调查达到某种炽热的阶段时，情况才开始出现了变化。科恩开始接到焦急的投资者的电话，要求他解释为什么每隔几天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报纸上。难道这还不闹心吗？他想做些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他总算有了某种积极的东西，可以告诉他们：他正在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解决问题。

几分钟后，当科恩推门进来时， 16 黎里才从冥想中回过神来。科恩的律师马丁·克洛茨与他一起，此外，还有科恩扩大的法律团队成员丹尼尔·克拉默，他来自全美一家顶尖的公司律师事务所“保罗-维斯”。与马丁·克洛茨打过交道的大多数律师都喜欢他。作为威尔基-法尔-加拉赫律师事务所的高级法律顾问，克洛茨为科恩和赛克资本提供外部法律顾问服务已经有10多年了。克洛茨具有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担任过检察官。他的优雅风度和低调性格为他在辩护法庭赢得了不错的声誉。他威尔基的同事把他视为他们中的翩翩君子；若你想要一个人给你推荐大都会最好的歌剧，他就是最佳人选。

另外，有些人认为克洛茨就像《教父》里的那位军师，是一位不值得信赖的人。正如许多律师几乎完全依赖一个收入来源一样，对利润丰厚的客户，克洛茨会谨小慎微。害怕自己做出任何可能伤害他的事情。

此时，科恩勉强挤出他的微笑，在法庭记录员旁边坐下。他的律师自行坐在他身边。通常，黎里的老板桑杰·瓦德瓦不会出现在这种取证现场，但这次取证是该项调查的重要时刻，他决定一定要到场。

起诉白领犯罪的挑战之一是双方资源的不匹配性，而且这会在会议桌上全面展示出来。在科恩方面，坐着两名满头银发的专业人士，他们每人都拥有业界30多年的历练，还有炫目的见习经历和常春藤联盟院校的学位。他们更有经验，更讥诮老练；重要的是，为几乎没有资金底线的客户做事，能赚更多的钱。在另一方，查尔斯·黎里和阿米莉娅·科特雷尔更年轻、聪明、勤奋，也都是一流学院的产物。如果他们现在没有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工作，他们可能也是克洛茨和克拉默公司的合伙人。

黎里决心不能怯场。他会像对待任何其他证人那样对待科恩。

在他还未启动讯问之前，科恩就问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做完。“我今晚要去看尼克斯队的比赛。”他说，他不想迟到。

随即，他举起右手。

“你发誓要说实话，完完全全的实话，而且，绝不掺假吗？”黎里问。

“是的。”科恩说。他靠在椅子上，一双黑眼睛在克洛茨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之间来回游动。

“科恩先生，”黎里说，“你明白你是在宣誓吗？”

“我知道。”他应道。

随后，黎里开始提问，从赛克资本和科恩在公司的角色开始。科恩确认他是赛克资本的所有者，他也在公司管理着一个投资组合账户。他回答了赛克资本有多少雇员以及如何支付薪水等问题。他解释说，投资组合经理通常会在其投资组合中留一定比例的交易利润。他还介绍了汤姆·康尼内、彼得·努斯鲍姆、所罗门·库明、史蒂夫·凯斯勒和管理团队的其他几个成员。

不过，一旦讯问转到关于马特莫的问题时，科恩就不记得任何细节了。他表示，他在招聘马特莫时没起任何作用，也不记得他何时在赛克资本上班的。

“我想谈谈宜兰股和惠氏股与bapineuzumab的情况。”黎里说。

“我们可以称之为‘bap’吗？”科恩问。

“当然。”黎里说。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来回说的事都是有关bap，韦恩·霍尔曼、马特莫、科恩为何在2008年投资宜兰和惠氏，相关的头寸有多大，以及他最看重谁的意见。科恩承认，这些交易主要是基于马特莫的研究。但当谈到具体情况时，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交易员，能同时跟踪80种不同证券价格走势的人，竟然声称不记得了。他说了65次“我不记得了”。

黎里原本预期的就是这种玩法，但他仍然觉得很沮丧。科恩的表现好像他不明白这些问题的含义，而黎里很确定，科恩的这种“困惑”是假的。不过，科恩再次证实，他做宜兰股的投资决策，依据的是马特莫的建议，但他不能或不会谈论那个建议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个建议能给他足够的信心，以致他不顾赛克资本内其他与马特莫建议相悖的专家的立场。

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中，没人相信科恩会只是听马特莫的话，就交易宜兰股票，更别说头寸如此之大，风险如此之高的交易。他之所以不理会他的那些更资深的医疗股分析师，一定是有其很好的理由。但当黎里开始探讨此处时，科恩变得敏感起来。此外，还有一系列问题是与科恩的其他医疗股分析师戴维·蒙诺和本·斯莱特相关的，他们曾恳求科恩不要在宜兰股和惠氏股上投资太多。对于这些相关的争议，科恩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忆。

在下午1：00前后，他们暂停讯问，开始吃午饭。

此时，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都回到瓦德瓦的办公室，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分享他们的相关印象。他们一致认为科恩正在极力回避；他不得不说谎。但认为他什么也记不起来，则是荒唐可笑的。

“我们必须继续给他施加压力。”瓦德瓦说，但他可以感觉到他们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失望之感已经开始显露。

一小时后，取证流程再次启动。经过再次反复谈论蒙诺和斯莱特后，黎里讯问了一个关键的日子：2008年7月20日星期日。这是在科恩下令卖出所有的宜兰股和惠氏股之前，马特莫和科恩通电话的那一天。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所有在场人员都十分渴望知道这个谈话内容。在他决定出售赛克资本的这些头寸之前，马特莫到底告诉了科恩什么？

科恩开始看起来显得很累。克洛茨请一位同事给他倒了一杯咖啡。

然后，黎里把马特莫那个周日上午发给科恩的电子邮件副本放在桌面上：“怎么这么赶巧是那天上午？它一定很重要。”

“你还记得从马特莫那里收到的这这份邮件吗？”黎里问。

随之是一段很长的寂静。“我想是的。”科恩回答说，随即就转过身去。

“你和他说什么了吗？”

“是的，那天早上他给我打了电话，”科恩说，“我记得他说，他觉得宜兰股头寸有些怪怪的。”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名律师问为什么。

科恩说：“我一定是问过他怎么会这样，因为他总是在反复对我说，‘我觉得宜兰股头寸有些怪怪的’。”

“他有什么理由吗？”黎里问。

“他可能有，”科恩回答，“我只是不记得了。”

他们反复拉锯，科恩坚持认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面对内部巨大的反对声，还要顽固捍卫那10亿美元投资，但突然之间，又被一个交易员说服，立刻决定放弃这些头寸。黎里的上司之一，阿米莉娅·科特雷尔，看着这个讯问的流程，不信任感也油然而生。

“当马特莫先生说他觉得这些头寸有些怪怪的时候，你不记得你是否向他问了‘为什么？’”她插话道。

科恩说，他相信他的确是问过他。

“你不记得他是否给过你任何实质性的回应？”

“我只是不记得了。”科恩说。

黎里试图提醒自己，这都是他们预料之中的。史蒂文·科恩绝不会走进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词室，承认他收到了马修·马特莫的内幕信息。让他进入这个房间就是一场胜利！可以说，他们尝试过了。不过，他们还是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取证在下午6：00整结束。在两队争球之前，科恩就已经坐在尼克斯队的赛场边了。

第13章　因果报应

辩护律师的金戒指，说的是一个被称为非起诉协议的东西。它保证你的委托人不会被指控重罪，甚至包括轻罪，但与之交换的必须是履行某些义务，包括为政府作证。这几乎是被告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交易，但这种交易也不是可以随意从普利特·巴拉拉办公室申请到的。马克·穆凯西打算为西德尼·吉尔曼申请一个这种金戒指。他相信他能做到，因为在指控马特莫的案子里，吉尔曼非常重要。

有了这一目标后，穆凯西通过电话告诉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吉尔曼有重要的话要说。这是2012年8月，他建议会面的日子是星期五下午6：00。黎里和他的同事不禁笑了起来。他们怀疑这又是一个拖延策略；穆凯西则以为他们不想在夏季周末前的周五晚上见面。

“太好啦！”黎里回应道。

吉尔曼刚一进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马上就意识到：此君态度已变。他坐在会议桌旁，声称此行就是为了披露实情。然后，他承认他向马特莫泄露了有关bapi的内幕信息。不仅如此，他还是反复向马特莫提供了内幕信息。他知道他犯了大错！

房间里的证交会调查员和检察官有一个紧急的问题有关于那份幻灯片，即吉尔曼在ICAD会议前两周从宜兰公司得到的那份幻灯片。这是整个案件至关重要的核心物证，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这份文件包含了马特莫的交易所依据的所有机密信息。找到并展示能说明马特莫如何获取它的电子证据，对说服陪审团至关重要。其中一位检察官阿罗·德夫林·布朗问吉尔曼：他是否向马特莫发送过这个幻灯片？如果是，怎么做的？

“是的。”吉尔曼说，他确信他发过。麻烦的是，他无法完整地记起那次对话了。他有一个模糊的记忆，即他还通过电话与马特莫一起过了一遍这个幻灯片的内容。

德夫林-布朗重新表述了自己的那个问题，希望吉尔曼能记起一些相关的细节。最后，吉尔曼说，他认为自己记得，在马特莫提出要一份这个文档之后，他就把它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了他。就此，政府终于有了锁定马特莫案件所需的要件。此时，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显示吉尔曼已将那份幻灯片发送给马特莫的电子邮件，但它一定是存在于某个服务器上。黎里已经在考虑他如何追踪到这份电子文档了。

面对这样无可辩驳的证据，马特莫的唯一出路可能就是供出科恩。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计划逮捕马特莫。

三个月后，联邦调查局特工又在博卡拉顿马特莫的住宅外停下车。这一次，他们不是去那里谈话沟通的。特工马修·卡拉汉走到门前，使劲敲打着房门。

马特莫开门后，露出了一脸的惊恐！

“你想到过还会见我了吗？”卡拉汉问。

“老实说，没有。”马特莫说。

此时，卡拉汉心中有一个计划。如果马特莫这时表示可以考虑合作，那么正式指控他的想法将被暂时搁置。可是，当卡拉汉问他是否愿意合作时，马特莫立马摇头拒绝。卡拉汉二话不说，随即用手铐铐上了马特莫。

此时，正赶上感恩节那一周，罗斯玛丽的父母正和他们一起度假。他们愤怒地看着马特莫被特工带走，被推进那辆黑色轿车的后座。而且，马特莫的三个孩子也在一旁看着，满脸的惊恐和困惑。

到了中午，各家重要的新闻机构都报道了马特莫被逮捕的消息。 [1] 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则在首页上讲了一个故事： [2] “在过去的6年中，联邦当局结案了数十起对冲基金交易员的内幕交易指控。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不屈不挠地试图坐实一个针对华尔街最有影响力之一的某个玩家的指控。”它写道：“他就是股票玩家亿万富翁史蒂文·科恩。”马特莫的前同事都陆续看到了这个消息，开始把相关的往事碎片拼在一起：宜兰股和惠氏股巨大的危险头寸；围绕它们的争论和回避；科恩几乎完全依马特莫意见行事的怪异行为；一位同事关于马特莫如何具有“黑色优势”信息的解读。马特莫在赛克资本的前交易员蒂姆·扬多维茨离开了华尔街，现住芝加哥。他如今在芝加哥开了一家很酷的三明治店， [3] 一家以他开发的一种特殊华夫面包为主打食品的店。他希望它将成为下一个流行的“Chipotle”。

当他看到关于马特莫被捕的头条新闻时，扬多维茨惊呆了！在通读了这篇新闻报道，详细了解了马特莫向一名药品研究员支付费用，获取了内幕消息的指控后，所有围绕着2008年宜兰股和惠氏股交易的怪异和神秘，都真相大白了！

他给一个朋友发了一封包含如下内容的电子邮件：“因果报应，世事轮回！” [4]

现在，吉尔曼开始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一起高效地合作了，所以，政府当局对马特莫的指控颇有信心。

就诉讼的方式而言，检察官做出了不寻常的举动：不是通过一份刑事起诉书对马特莫进行指控的，即不是通过联邦大陪审团听取了有关被告的证据之后，所进行的正式刑事指控，而是巴拉拉办公室只用一纸诉状就对马特莫进行指控。当然，一纸诉状是起诉的第一步。通常，刑事起诉书意味着大陪审团已经看到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将要起诉的可能缘由。检察机关也可能直接颁布起诉书，但它希望推迟这一步骤，以便将其作为一个有效的施压策略。这就像给马特莫一个警告，让他知道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你确定你想要这样的结果吗？这里还有其他的路径哦。

不过，他们没有直接要求他与自己合作指控科恩。他们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急不可待。

“如果马特莫自己没有这样做，我们倒想听听相关的缘由，”阿罗·德夫林-布朗告诉马特莫的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他不会觉得他需要有100%具体的东西……”

在一个大型的新闻发布会上，普利特·巴拉拉宣布已经逮捕了马特莫。他是一个天生的仪式主持大师，通常在圣安德鲁广场的一楼举行这些胜利而严肃的发布会。为了给这种活动做预热准备，他通常把自己办公室的空调调到北极的温度，并把音响播放的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声开到震耳欲聋的音效。

当巴拉拉穿着黑色西装和红领带，站在演讲台上，述说着指控内容时，他保持着一种忧郁的神情，但有时会突变为一种会心的假笑。“今天披露的指控内容……阐述了随之而来的蒙骗……并持续不断，”他说，“具体来说，这项内幕交易首先是多头，然后，转为空头，相关的规模可真是史无前例的。”他把马特莫的宜兰-惠氏股交易说成历史上最赚钱的内幕交易。“据说，给那家对冲基金带来的非法利润高达2.5亿美元，”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那可是数亿美元的量级啊！”

其他几个人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讲话。奇怪的是，没人提及赛克资本这个名字，只是把它称之为马特莫工作的“那家对冲基金”。史蒂文·科恩在背景之中，每个人都很清楚，但也是没有人提及。

实际上，巴拉拉将科恩涉入该案的披露工作交给了参加发布会的那几十位记者。发布完毕后，这些记者立即冲了出去，赶紧去做相关信息的媒体发布。对马特莫的指控、他在赛克资本的所为，以及案件与科恩本人的关联消息，被众多媒体做了广泛地报道。

就在几个月前，巴拉拉还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5] 一个他脸部的特写，附加的说明文字是，“这个男人正在设法撬开华尔街”。现在似乎预言将会成真了。

2013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曼哈顿被包围在早春的冰层之中。3月8日上午，桑杰·瓦德瓦刚把儿子送到托儿所，感觉好像又要迟到了。在紧赶慢赶的上班路上，他一不小心就滑倒在人行道上，头部撞到了路面。没有出现任何血迹，他呻吟着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走到办公室。这时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冰袋。那天，他计划要和科恩的律师打个重要的电话。他们将最终敲定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与赛克资本的和解协议，这应该是历史上最大的金钱和解协议之一。

“你确定还要做这件事吗？”他的同事问道。

“我没事，”瓦德瓦说，“我们来把它结束了吧！”

马丁·克洛茨已经在几周前联系了瓦德瓦，说科恩想“解决”涉及马修·马特莫和迈克尔·斯坦伯格的交易案。他想就此了结这件事，不用担心将来会出现对他的指控。从科恩的观点来看，在事情变得更糟糕（比如，马特莫被策反）之前，解决这个案子是明智的。当然，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策反会发生。

克洛茨已经制定的交易只会解决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赛克资本公司的指控，解决的是非法交易的企业责任。科恩本人和其他相关个人仍然可能就此事受到指控。尽管如此，科恩还是想继续推进目前这份和解协议的实现。

瓦德瓦一手拿着冰袋敷头，一手拿起手机。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就宜兰-惠氏股交易案确定了6.017亿美元的罚款；戴尔案的罚款则为1390万美元。这些罚款部分取决于证券交易委员会所确定的各案的非法利润金额，其中宜兰-惠氏案为2.75亿美元，戴尔案为640万美元。总的来说，这将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和解协议罚没的最大金额之一， [6] 几乎是拉吉·拉贾拉特南支付罚金的4倍。作为赛克资本的唯一所有者，实际上是科恩自己来支付这些罚款。

在瓦德瓦概述了他们提出的处罚之后，克洛茨说，他的委托人没有异议。在审阅过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后，他知道，其他处罚方式的结果可能会更惨。瓦德瓦挂断电话，开始准备相关的法律文件。

两年来，科恩一直生活在媒体泄密和新闻报道的敲打声中，暗示他是政府内幕交易案法办的真正目标。这个问题的核心推测是：他本人是否会受到刑事指控。现在，他想通过开立一张支票来免除他的法律问题。他相信他终于可以把这个噩梦甩到身后。正当他开始制订如何恢复赛克资本的声誉，使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计划时，针对他的另一起案件的势头又开始浮现。

另一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团队正在疾速寻找，乔恩·霍瓦特给予迈克尔·斯坦伯格的，关于戴尔利润信息的“二手转发”的电子邮件的相关事宜。戴尔交易案有可能仍然会导致对交易该股的个人进行指控。根据他们收集的证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越来越肯定，他们将能够以内幕交易罪指控斯坦伯格。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意味着另一个渗透到距离科恩最近的那层人的机会。

在去年12月，联邦调查局突击搜查的那家对冲基金的两名交易员安东尼·基亚桑和托德·纽曼被判定有内幕交易罪。 [7] 乔恩·霍瓦特已被策反，并正在帮助政府立案指控斯坦伯格。虽然此时他还没被指控，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戴尔案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从交易记录中看到，2008年8月，在戴尔的盈利公告前，科恩与斯坦伯格同时交易了该公司的股票。看起来斯坦伯格的交易动机就是霍瓦特告诉他的信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是内幕信息）。问题是，科恩为什么交易了戴尔？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在科恩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签署有关宜兰案6亿美元和解协议的前两天，瓦德瓦正坐在办公桌前，考虑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天他一直忙到凌晨1：00，十分疲惫。即将完成的赛克资本的这桩交易将创造历史，预计会引起广泛的关注。重要的是，终于有了一次，美国检察署与此毫无关系！没人会偷走他们的荣耀。此时，他的手机响了。

来电的是马丁·克洛茨。“你好，桑杰！”克洛茨说，“我们一直在继续挖掘您所要的最新文件，如果我们发现了想要的东西，会尽快通知您……”克洛茨指的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一批传票所涉内容。他的声音渐渐停了下来。随后，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沉默。“我们发现那份有关戴尔的电子邮件，实际上已经转给了史蒂文。”

此时，瓦德瓦非常清醒。几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与克洛茨交涉，以期获得赛克资本的旧电子邮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在询要2008年8月26日的“二手转发”的电子邮件，试图确定公司内部到底是谁收到了这份邮件。根据赛克资本的交易记录，在霍瓦特发出了警告斯坦伯格和其他人的那份消息（戴尔的盈利情况将会令人失望）之后，看起来有多个交易员都进出了戴尔的股票。

赛克资本给出了各种借口，以解释为什么它找不到那些电子邮件。作为一项公司的政策，该基金直到2008年9月才开始在其服务器上保留电子邮件的副本。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一直觉得很奇怪：像赛克资本的规模和每天有如此庞大交易量的公司，却不保存所有的相关记录，以防万一之需。在这段时间，克洛茨不断发现不同批次电子邮件的备份磁带。每次似乎都有一个不同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它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就2008年的交易指控来说，政府主管部门定的时间底线日益临近。克洛茨很清楚，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克洛茨竭尽全力地辩解，为什么那份戴尔内幕信息的电子邮件转给了科恩并不重要。这几乎就像他知道了瓦德瓦的脑子正在想什么一样！

“我认为史蒂文可能没有看到这份邮件，原因有很多，”克洛茨说，“当时，正是仲夏之时，他正在汉普顿……”

瓦德瓦气得都要大声喊出来了！他想，赛克资本一定是把他们当作白痴了，竟然采用这种伎俩来蒙他们，而且在距签署巨额和解协议只有两个晚上的时候，才透露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这太令人愤怒了！他告诉克洛茨，他需要和同事讨论这个问题，随即挂断电话。

如何以及何时披露这种重要信息很棘手。如果他从未提及，而科恩签署了6.1亿美元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解协议，那么证交会的工作人员很有可能会在后来自行找到这份电子邮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很生气，也不可能再相信他了。这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问题，而且为了达成这份和解协议，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就等合适的时机，以某种方式披露了。如果此时把这个问题告诉他们，克洛茨能够获得一些信任感，但同时，又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做出反应，迫使他们可能只会选择继续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克洛茨的目标仍然是使科恩获得最好的结果。

那天晚上，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都在争论，是否应该在知晓新信息的情况下，还继续前述已有的和解协议。看起来，克洛茨似乎在试图摆脱某些东西。

当然也有可能，直到公司将要签署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证券欺诈之一的和解协议的前一天，赛克资本的确刚刚在其备份的服务器上，发现了给科恩的那封有关戴尔业绩数据的内幕信息，而且此前一直没人看到过。果真如此，那将是个难以置信的巧合，但这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这份和解协议并没有排除对赛克资本个人进行指控的可能性，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整个谈判中从未就此动摇过。这份和解协议解决的将是赛克资本对宜兰-惠氏股和戴尔交易案的公司责任。该协议并没有点涉案的具体人名，只是指出了相关公司的名称。这是一个奇怪的遗漏，因为科恩直接拥有这家基金公司，并做出了所有的重大决定。实际上，就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而言，这只是第一步。他们决定要继续追查，以便能够最终结案。

星期四，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律师，戴尔小组的主要成员，马修·沃特金斯花了大部分时间，检查这所有的10份协议，并做了最后的修改。第二天早上，2013年3月15日，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稿：“赛克资本的‘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同意支付超过6亿美元罚款——史无前例的最大内幕交易和解案！”

瓦德瓦和他的同事花了一天时间，回答来自其他同事和对冲基金业朋友的祝贺电邮和电话，感谢他们终于制裁了长期以来业界许多人怀疑违规作弊的那家公司。但参入办案的每个人都知道，现在还不是歇息的时候，仍然需要争分夺秒。他们现在有一封将科恩与内幕信息直接联系起来的电子邮件。虽然他们从他身上罚没了巨款，但他们的目标却是要能够直接指控科恩本人，并使他永远从这个行业消失。最初，他们计划在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发布后，立刻出去举办一个庆祝午餐。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小组成员只是坐电梯下到克拉克在底层的办公楼，快速地喝了一些啤酒，以示庆祝，然后，赶回了各自的办公桌。他们还有工作要做。

那晚7：33，发给科恩的那份“二手转发”的电子邮件进入了华盛顿证交会中央处理部。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想知道的第一件事是：科恩收到的电子邮件与其戴尔股份的销售，在时间上是否吻合。显然，若他在收到电子邮件之前就卖掉了它们，那整个事情就没有问题了。

根据电子邮件的元数据，赛克资本分析师乔恩·霍瓦特于2008年8月26日下午1：09，把这份邮件发送给了迈克尔·斯坦伯格和加布里埃尔·普洛特金。

贾斯汀·史密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注意到这份电子邮件链上的一个新名字：安东尼·卡瓦里诺。显然，普洛特金在下午1：13之后，将电子邮件转发给卡瓦里诺，即在霍瓦特发送后4分钟。史密斯兴奋地向同事发了一个消息，提醒他们注意这个新的情况。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安东尼·卡瓦里诺不熟悉。他们熟悉普洛特金的名字——一个明星级投资组合经理，科恩寻求交易想法的人，特别是有关大型消费类公司的股票交易。卡瓦里诺在赛克资本员工名单上被定义为“研究交易员”。他直接为科恩工作。在下午1：29，卡瓦里诺将有关戴尔的电子邮件转发给了科恩的个人电子邮箱和办公室的电子邮件。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快拿到了卡瓦里诺的电话记录。果然，在下午1：37，有一个卡瓦里诺打给科恩手机的电话。它持续不到1分钟。2分钟后，科恩出售了20万股戴尔股票。在随后的这天下午，他还不断地继续出售；在这个交易日结束之前，就已经出清他的全部50万股戴尔股票。两天后，戴尔公布了令人失望的利润数据（就像霍瓦特预测的那样）。

此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是根据电话账单得出了结论，所以，当卡瓦里诺在下午1：37来电时，科恩是否真的接了电话仍不确定。按推测，卡瓦里诺会告诉科恩戴尔那份电子邮件的内容，确保他知道了此事。该账单显示这个电话发生过，但48秒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科恩可以很容易地说他接起了电话，但没听。经过几天向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恳求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了一封信函，确认该公司仅针对已被回复的电话客户计费的政策。该公司还发送了一个Excel电子表格，列示了所有相关的电话，最短的只有一秒钟。

此外，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有更多的问题。其他人有可能下令销售戴尔股份吗？科恩有可能在下午1：29之前下单吗？下指令和执行指令之间是否有延迟？就此，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假设一个可能的场景： [8] 霍瓦特发现了来自杰西·托尔托拉的有关戴尔收益的重要信息。然后，霍瓦特通过电子邮件，把这个消息发送到斯坦伯格和普洛特金。然后，普洛特金告诉卡瓦里诺，后者则依次告诉了科恩。然后，科恩在坏消息公开前，卖掉了他所有的戴尔股票。任何其他的解释都会涉及更复杂的假设。这再次适用奥卡姆剃刀原理。

他们对科恩的所有了解都表明，他对股票有一股痴迷和狂热。他已经将赛克资本建成了金融业最先进和最强大的信息收集机构。他不仅记忆超群，而且，还对可能推动其交易的新情报怀有极度的贪欲。如果其投资组合经理有相关的动作而没有先告诉他，他会记恨。事实上，人们知道他会斥责交易大厅里任何这样做的人。因此，他们的推理是：他清楚其投资组合经理，如斯坦伯格等，所做的任何事情，包括他们戴尔头寸的处理情况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

不过，克洛茨却认为，科恩并不一定看到了“二手转发”的那份电子邮件。显然，克洛茨还在竭尽全力从事那些能够推延和分散他们精力的事情，借以浪费他们的时间。

此时，史蒂文·科恩并没有隐藏起来。他急于要表现自己的自信，向投资者保证赛克资本还有未来。在2013年最初的几个月，他使自己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1月，他在达沃斯参加了世界经济论坛， [9] 而且，罕见地出现在棕榈滩对冲基金的会议上，目的都是向世界表明，他科恩并没有因为刚刚同意向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巨额罚款，而感到萎缩气馁！

3月底，他收到了艺术品经纪人威廉·阿奎维拉的电话。赌场老板和艺术品收藏大亨史蒂芬·永利，准备再次出售毕加索的作品《雷神之梦》。

由于永利那昂贵且愚笨的肘击，科恩与永利不得不取消当初的那次交易。时光荏苒，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在这段时间里，永利花了大量资源来恢复这幅绘画。但科恩仍然有兴趣购买吗？就在第二天早上，科恩和他的艺术顾问赶到阿奎维拉的画廊。

科恩的艺术品收藏是世界闻名的。2005年，他做了几次重要的艺术品收购， [10] 包括一幅梵高的画、一幅高更的画（据称购买价是1.1亿美元）。2006年，他收购了一幅价格1.375亿美元的德库宁的作品。2012年，他为亨利·马蒂斯的四件青铜雕塑付了1.2亿美元。此外，他还拥有数十件其他杰作，包括波洛克、莫奈和马奈的油画。画廊老板都喜欢他，因为只要是最好的艺术品，他从不还价。在其生活的其他领域，科恩通常也是随心所欲地购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及至此时，毕加索的《雷神之梦》还没有到手。

那次事故发生后，永利将《雷神之梦》送到了泰伦斯·马宏的手里。这是一位被视为美国仅有的两名能够修复这幅画，而不会削弱其价值的艺术品修复大师之一。在公园大道南的工作室，马宏设法重新调整了画布上的线程，使用针灸针的接口将它们缝合在一起。然后，他还能把颜料轻轻地涂抹在新缝合的线程上。

“幸运的是，一旦把撕裂部分重新弥合后，就没有什么损伤了，”马宏说，“油料只受到轻微的损害。它不像画布上出现了一个洞或空隙所带来的损害。实际上，我不得不填加油料的空间只有铅笔尖的宽度。” [11]

做这种工作需要一双珠宝商的眼睛和血管外科医生的稳健之手。马宏于2006年12月11日完成了任务，总费用为90493.12美元。然后，这幅画开始了其著名的自证重生之旅，在威廉·阿奎维拉的东79街的画廊展出。时至今日，阿奎维拉才给科恩打电话。

“3分钟后，我们就达成协议，”科恩的艺术顾问说，“这是一幅让史蒂文魂牵梦萦了近10年的油画。” [12]

“当你站在它面前时，你有心醉神迷之感。” [13] 科恩如此评说这幅作品。

当1.55亿美元的购买天价传出时， [14] 这笔交易立即引起了检察机关，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的关注（他们通过多年调查仍在试图组织对科恩的指控材料）。在进行刑事调查的当口，什么辩护律师会允许他的客户做如此排场和规模的购买举动？这好像科恩在试图有意对抗政府一样。

在购买毕加索的作品之后，理查德·扎贝尔（普利特·巴拉拉的副手）开始就科恩办公室的艺术收藏品开玩笑。“我想要他的那条腌鲨鱼，”他说，指科恩花800万美元买的达米恩·赫斯特的那套装饰作品，“我想把他的那条鲨鱼放在办公室里。”

虽然科恩的表现就像一个胜利者在庆祝狂欢，但政府部门的相关调查却远没有结束。科恩似乎在向世人说，他支付给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那6.16亿美元只是小菜一碟，他可以在他迈巴赫车的坐垫里随意找到这个数目的钱！

第14章　救生筏

清晨，当太阳照耀到曼哈顿之前，从宽敞的石灰石建筑的大厅中溢出的灯光，洒向上东区的人行道。就在2013年3月29日上午6：00之前，在东78街和公园大道的拐角处，一群联邦调查局执法人员正聚集在一个大厦的入口附近。

在该大厦八层的一套股东公寓里，迈克尔·斯坦伯格正双手搁于膝，坐在沙发上。通常，联邦调查局要逮捕拘留某人时，特工们喜欢让对象感到措手不及，但斯坦伯格的律师巴里·伯克提前知道其客户当天将会被捕。斯坦伯格把家人留在了度假的佛罗里达（此前，他们趁春假去那里拜访妻子的亲戚），他自己飞往纽约，应对此事。

在清晨5：00，除伯克外，克莱默-莱文-纳夫特拉斯-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诉讼部门负责人，也来到斯坦伯格的公寓，和他在一起。他们想尽可能使逮捕不节外生枝，顺利进行。斯坦伯格穿着卡其色裤子和一件海军V领毛衣，没系皮带或鞋带（潜在的自杀手段），伯克告诉他这些在联邦拘留期间是不允许有的。此时，斯坦伯格打开了前门的门锁，静候他们的到来。

在清晨6：30，传来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敲门声。

斯坦伯格站在门边，看着一群特工进入他的公寓，开始搜索每个房间。在迅速确定家里没有他人后，特工给斯坦伯格戴上手铐，把他带出了大厦，进入灰色福特车的后座。此时，外面仍被笼罩在黑暗之中。就斯坦伯格而言，那天早上唯一的意外是，有一个《华尔街日报》记者站在街边，用她的手机记录了整个过程。看来，提前得到消息的不仅是斯坦伯格一人。

几周以来，斯坦伯格的律师一直在为他的主动就范谈条件。他们推测他被捕的概率很大，所以，他们主动说服他自愿接受这个结果，但联邦调查局坚持认为斯坦伯格的处理方式必须像任何其他被告一样。当然，斯坦伯格想避免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发生逮捕的场景，使他们的心灵遭受羞辱和创伤。伯克曾打电话给戴尔案的首席检察官安东尼奥·艾普斯，告诉她，他的委托人打算在每天清晨的5：00入住一家酒店，等在那里直到上午7：00（这通常是联邦调查局逮人的时间窗口），他们可以来这里带人。“如果从明天开始，你或你的同事想要找迈克·斯坦伯格，我会给你酒店名称和房间号码。”伯克告诉她说。

“谢谢，”艾普斯说，“但我本周不需要这个信息。”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下周打电话给我。”

这样持续了六周，伯克持续打电话问是否“他们需要麦克的酒店信息”，也就是说，他是否会在这周被捕。然后，在3月底，艾普斯打电话给他。“他需要在星期五到这里。”她说完，就快速挂断电话。此时，斯坦伯格和伯克都在度假，但他们放下一切，快速返回纽约。

从纯经济角度看，斯坦伯格的案子微不足道。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可能甚至不会去费时费力指控他。据称，他的非法交易只赚了140万美元，相比于非法盈利2.76亿美元的马特莫案，这是小菜一碟。但这个逮捕事件却能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因为这是和科恩亲近的人第一次从家里被铐走，而且与此前被指控的其他人不同，斯坦伯格就像是科恩的儿子。

“我们抓了你的伙计，”普利特·巴拉拉似乎要对科恩说，“接下来我们要来逮捕你！”

斯坦伯格被从市中心带到联邦广场26号大厦走程序，留下了他的指纹，接受了预审部的讯问。此时，起诉书已经开封，指控他进行串谋和证券诈骗。他放弃了他的护照，获得保释——保释金是300万美元（他通过将其公寓作为抵押物获得）。几乎立即，合作的压力开始显现了。相关指控刚一提出，艾普斯就给伯克打来电话。

“我们认为，斯坦伯格应该跟我们谈谈了，”她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他得谈谈他赛克资本上司的事。”

对于伯克来说，很明显，她指的是科恩。每个人都知道美国检察署极其渴望能够对他进行指控。但从伯克的角度来看，这种合作不是他们的选项。斯坦伯格也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而这种合作是需要认罪的。

实际上，伯克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长大的。 [1] 他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首先是杜克，后来是哈佛法学院。伯克成长于费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那时，经过一系列当时他还不懂的税务审查后，伯克眼看着父亲失去了他的小亚麻供应公司，觉得很不公平。这个家庭也因此几乎失去了一切；这个经历使他对政府持有深深的厌恶感。从此，在与政府的拼争中，伯克总能找到相当的自豪感。

“他不能做这种交易，”伯克告诉艾普斯，“他没有做错什么！”

在斯坦伯格的被捕之日，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戴尔团队回到圣安德鲁广场1号，与联邦检察署的同行会面。涉及戴尔案件的所有人，检察官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员，被召集在一起，开一个紧急会议。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代理负责人乔治·卡内洛斯，在纽约只有半天的停留时间。显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会议的安排是为了适应他的日程。

会议目的是讨论政府如何根据对科恩收到的关于戴尔的“二手转发”电子邮件的新信息进行调查。证券欺诈行为有5年的法律时效制约。宜兰交易案发生于2008年7月，戴尔交易案发生于同年8月。因此，要想以这些案子的罪行指控科恩或任何其他相关人，他们分别只有3～4个月的时间。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在此，卡内洛斯扮演白领辩护律师的角色，指出了他们案子的软肋。他喜欢这样做，扮演逆向的角色。作为执法者，卡内洛斯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外赢得了不错的声誉，都是因为他有点过于同情被告，有时不愿意提出过激的指控。不过，他的同事发现他的辩论风格还是颇有帮助的。因为最糟糕的情况是当你开始了和解的过程或进入法庭流程时，却发现对手使出了你没有想到的抗辩招数。在此，人们总是可以指望乔治能够随时向他的同行同事，指出对手辩护律师可能聚焦的方向。卡内洛斯指出，只是因为有人给科恩发了那封电子邮件，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读了它，更不用说他就一定会据此行事了。那么，“二手转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阅读的可能性很大，的确，收到霍瓦特电子邮件的任何人，都明白它指的是什么。但这里涉及的都是关于语境的问题。孤立地来看，这句话可以会有多种解读，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科恩的律师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点。

随后，他们列出了他们想要约谈的每个人：赛克资本每个与戴尔电子邮件有联系的人，以及赛克资本高管层和合规部人员。他们所剩时间很少，需要确定想要了解的优先事项。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公司的工作运转情况，如谁有权为交易开绿灯，谁确保科恩知晓重要的股票消息。他们讨论了向各位高管发送传票的好处，而不是请他们屈尊面谈。此外，他们还检查了证实一个在审案件所需的所有证据。

对于刑事检察官来说，这种辩论是一种内含挫败感的演习。尽管有大量证据把赛克资本与内幕交易关联起来，但他们担心，如果没有更具体的证据（理想情况下，是可以证明科恩所做之事的证人），就不可能成功地指控科恩。普利特·巴拉拉以及全国各地的其他高层检察官，对做失大案的可能性越来越敏感，特别是吸引了大量新闻媒体的那种大案。来自常春藤联盟法学院的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检察官，都不想与名扬天下的挫败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当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事业和声誉时。巴拉拉曾经眼瞅着东部地区的检察官，在几年前（2009年）曾败于一桩媒体密切关注的、针对两名贝尔斯登对冲基金交易员的欺诈案。同样，那可是一个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必赢无疑的案子。它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浮现的两个重大刑事案之一，但那两名基金经理人在六个小时后就被无罪释放了。就此，政府主管部门在两个方面遭到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这个案子的选择上，其次在案子的处理方式上。这是一场灾难，它向司法部发出了一个信息：在华尔街追究犯罪行为时，将那些要件接近确定的案件提起诉讼是更保险的做法， [2] 不要去冒那种大型审判失败的风险。巴拉拉的检察官认为，要把对科恩的刑事指控做成在法庭上铁定的案子，他们需要一个见证人或窃听的信息。这样才能将他明确地与戴尔案或者宜兰案联系起来，即有清晰且无可辩驳的人证或物证表明，科恩知道他是在基于内幕信息做交易的。简言之，他们需要策反斯坦伯格或马特莫。

他们等待并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同时，他们也在考虑向赛克资本提起企业欺诈指控。就此，检察官手里有该对冲基金的两名高级职员（斯坦伯格和马特莫），以及他们收集的所有其他证据。他们可以借此争辩说，赛克资本的整个文化都烂透了！

不过，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思辨基础截然不同。该机构证实民事诉讼的标准较低，所以，他们有可行的论据指控科恩。他们想把他撵出这个行业。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知道，科恩在出售戴尔股票时，在他的收件箱内有那份“二手转发”的电子邮件。实际上，这个物证就足够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明确规定禁止某人在拥有某股票的内部信息时，交易该股票。

一旦把整个故事放在一起，瓦德瓦觉得他们肯定能说服陪审团。“我们一定能惩罚他。”他想。

迄今为止，已有4年的时间，史蒂文·科恩的律师成天忙于传票处理、文件索要，以及备忘录和策略会议等。在早春时节，他们启动了一个紧急的新项目——把他们打算提交给联邦检察署的辩护演示稿汇总在一起。他们把大约130页长的演示文稿装进一个黑色的活页夹。他们想借此建造一只救生筏。

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上午，穿着黑色套装的男女开始向圣安德鲁广场1号8楼的大型会议室聚集。众人就该桌靠近核心的位置纷纷落座，反映出参会人员的等级。普利特·巴拉拉的副手理查德·扎贝尔坐在长桌“政府”一边的中心位置。他的两边坐的分别是检察官、证券股股长、资产没收股负责人、检察署刑事部门负责人，还有几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以及正在处理戴尔-宜兰案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此外，还来了很多政府相关部门的律师，共17位，他们不得不从下面的大厅搬一些椅子来。

就在两星期前，考虑到这次会议的需要，巴拉拉要求他的检察官准备一份详细的备忘录，概述政府指控科恩的所有证据。这份备忘录需要包括有关科恩在戴尔和宜兰案上的所有证据，以及其他可能针对他案件的任何证据。为此，安东尼奥·艾普斯和阿罗·德夫林-布朗在办公室闭门干了一个星期，把相关的材料组织在一起。除了戴尔和宜兰案的证据之外，该备忘录还包括科恩收到的来自其交易员和分析师的内幕信息的种种资料，但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确定这些信息真实性。显然，检察官觉得，科恩的员工觉得给他内幕信息是很正常的事情。有些员工告诉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检察官发现，科恩也从来没有将任何一名雇员的可疑交易案提交给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

当备忘录完成后，它被交给了巴拉拉，他做了仔细审查。然后，他和扎贝尔花了几小时与艾普斯和德夫林-布朗一起，又把它过了一遍。他们梳理了可能的抗辩理由，并询问这些检察官，他们对这些抗辩理由的反驳是什么。每个人都认为，有一大堆证据可以用来对科恩提起诉讼，但想在审判中胜出还不够。他们的获胜机会可能还不到五五开。证据都太间接了。

另外，针对赛克资本的刑事指控是他们很容易赢得的一个案子。他们在开始组织这个案子的同时，等待马特莫的觉悟及其愿意合作的决定。马特莫面临的选择是：年轻家庭的天伦之乐，或未来长期的监禁。随着他审判日期的临近，他们希望他与政府合作的好处变得更加清晰，他会给他们提供指控科恩所需的证据。

下一步是要求与科恩的律师会面。这里重要的是，听听他们的观点，给他们一个机会，说服政府不要再往前走。同时，这也是政府机构预览科恩辩词是什么的机会。这也是马丁·克洛茨和科恩其他每小时10000美元的法律团队，证明他们是多么聪明的时刻。

像往常一样，克洛茨看起来略显不修边幅。他在韦尔奇-法马-盖乐戈律师事务所的搭档迈克尔·沙赫特坐在他的旁边。保罗-韦斯律师事务所的所有合伙人丹尼尔·克拉默、迈克尔·格茨曼和马克·波美坦茨坐在他们的旁边。保罗-韦斯的明星审判律师泰德·威尔斯也出席了会议。虽然他没有说话，但这个信息却是很清楚的：如果这个案子真到了法庭阶段，那么，这个以在自己的结案陈述中慷慨陈词而闻名的威尔斯，就是他们的对手。

克洛茨最先做演讲。他的使命很简单，就是不让史蒂文·科恩进监狱。他对这项任务的认真程度，就如同科恩是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

1988年，迈克尔·米尔肯的律师面对同样严峻的法律压力时， [3] 采取了自傲自大的态度，认为米尔肯是一个美国英雄，他的垃圾债券帝国为美国经济提供了燃料。他们将米尔肯描述为“国宝”“天才”和“国家资源”，并公开辩称，米尔肯创建垃圾债券市场的工作为全国各地的公司和社区创造了价值。实际上，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米尔肯为想要借钱的公司，特别是为规模太小或风险过大而无法获得传统贷款的公司，引入了获取发展资金的新方法；他的创新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当今对冲基金所无法做到的。当时，米尔肯还发起了公关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很友善的采访机会。在许多方面，科恩是米尔肯的化身，来自中产阶级底层，并上升为他那个时代华尔街代表的金融家之一（部分是通过监管机构怀疑的非法手段）。但在米尔肯的案子里，他的抗辩策略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败笔，那傲慢表现只是加强了检察官要拿下他的决心。

科恩的律师非常聪明，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并不认为科恩是一个圣人或一个创造就业机会的人，或者他以某种方式改善了他美国同胞的处境。相反，他们把重点集中放在了政府的软肋：惧怕在另一个大案中再次败北！克洛茨想做的是创造疑问。他和他的同事很精明，知道政府最终算计的是风险评估和虚荣。克洛茨设法让检察官着力去想，在审判中遭受羞辱性失败的感受。果真如此，报纸有关普利特·巴拉拉的头条，将从“这个男人正在设法撬开华尔街”变成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表述了。

一位威尔奇律师事务所的助理将他们准备好的那个黑色活页夹分发给房间里在座的各位。这里面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普洛特金”“科恩”和“宜兰”。克洛茨抬起头，看着各位的脸。“谢谢大家今天能给我们时间和你谈谈。”他用他那沙哑的声音说。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演说，持续了差不多四个小时。他对交易记录和电子邮件一页一页地解读。在场的政府官员可从来没有忍受过这样的事情。

克洛茨所做的关于戴尔案的辩护含有三个要件：科恩不太可能看到“二手转发”的戴尔电子邮件；无论他是否阅读过，都无关紧要；最后，即使科恩已经阅读了那份电子邮件并根据其内容进行了交易，这也远不足以说明它就构成了内幕交易，因为科恩几乎不知道这个小道消息的最初来源。

表面看来，克洛茨所做的辩解似乎很简单。他没有提出相应的理由证明，科恩卖出戴尔份额有自己非常明智的依据；相反，科恩自己的律师都说，这位他那代人中最成功的交易员每天都做即兴表演。也许他读了一封关键邮件，也许他没有。谁知道？科恩深陷于信息的沼泽之中，绝对没有办法证明他读了某一封电子邮件，更不用说据此行事了。他做决策依据的是自己的直觉，甚至独立于自己高薪聘请的分析师和专家。他做事基本上没有具体的方法；他的行为都是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的。

“没有证据表明史蒂文读了那份‘二手转发’的电子邮件，或者他向任何人讲了这封电子邮件的内容，”克洛茨继续说，“没有一个能证明自己和史蒂文讨论了这封电子邮件的证人。”他补充说：“史蒂文只读了占其电子邮件的一个很小的百分比的内容。”

他翻到科恩的电子邮件收件箱屏幕截图的打印页。科恩有垃圾邮件过滤器，从他巨量的通信邮件中，把垃圾邮件直接移除，即便如此，他每月还至少收到2万封电子邮件，或者每个工作日收到近1000封电子邮件。实际上，他只看了其中的10%。克洛茨补充说，对于将“二手转发”电子邮件转发给科恩的、他的研究交易员安东尼·卡瓦里诺发来的邮件，科恩也只读了约21%。克洛茨还展示了科恩微软邮箱中的电子邮件收件框的一个例子：来自韦恩·霍尔曼的一则消息，介绍了高尔夫球和晚餐的安排，以及各证券经纪公司关于油价和美联储会议记录的研究报告。

在这个列表的中段，来自卡瓦里诺的那则邮件信息清晰可见，“转发：戴尔”，以粗体显示。

当政府律师注意到，那份戴尔电子邮件的正上方的邮件是亚马逊的“折扣多达60%的艺术杂志”的营销信息时，他们都设法不要大声笑出来。显然，科恩用的那种垃圾邮件过滤器并不总是那么奏效。

克洛茨指出，科恩也每天收到类似数量的即时消息。科恩的桌子上有七台显示器。他的微软邮箱的消息出现在最左边的那个；这个屏幕摆在其他多个屏幕之后，进一步增加了他从未看到戴尔邮件的可能性。他不得不“转到他的七个屏幕的最左边的那个，最小化一个或两个计算机程序，向下滚动他的电子邮件，双击打开那份‘二手转发’电子邮件；然后，他还要再向下移动三个转发链文字，才能阅读到那份‘二手转发’电子邮件的内容；之后，再发出出售戴尔股份的指令”。根据克洛茨所示流程，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对房间里的大多数调查员来说，科恩以这种随意的风格经营其业务的看法，似乎并不可信。他们已经研究科恩6年了，清楚他是一个信息的贪婪消费者。他们认为，赛克资本的组织结构确保科恩能获得其投资组合经理及其激进团队所收集的每一个交易数据。就此，他实施了严格的控制和要求，加之，科恩研究交易员的唯一职责就是提醒他关注那些关键的市场信息，所以，认为他忽视这些人发来的80%的信息，显然使在座的政府雇员感到十分的荒唐。

但是，从为科恩辩护理由的潜台词看，它的确是强大的。

克洛茨提醒房间里的所有人，在“二手转发”电子邮件发送到科恩之前，它已经经历的十分复杂的旅程。“史蒂文不记得他是否曾经看过这份电子邮件，”克洛茨说，“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过。”

然后，克洛茨重新审视了这份电子邮件传送的背景情况： [4] 2008年8月26日，在戴尔公布盈利公布的前两天，科恩拥有50万股该公司的股票。另外，斯坦伯格是做空戴尔股票的。一旦斯坦伯格知道科恩持有戴尔股的多头，他和霍瓦特就开始辩论是否以及如何告诉科恩，他们有着相反的赌注头寸。斯坦伯格与科恩就那只股票的对立观点进行了交谈，时间是离戴尔盈利公告发布还有两天的那天上午。加布里埃尔·普洛特金也持有多头的戴尔股票，斯坦伯格催他通过电子邮件与霍瓦特讨论自己的研究结果。中午12：54，普洛特金和科恩在电话里谈了7分钟。不久之后，霍瓦特就发送了那份“二手转发”电子邮件，随即普洛特金就转发给了卡瓦里诺，然后，后者又将其发送给了科恩。

紧接着，卡瓦里诺打电话给科恩，就是那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的电话。下午1：39，就在科恩挂断那个电话后，他就开始了出售这只股票的过程。截至当天下午，在市场关闭之前，科恩清售了他持有的所有50万股的戴尔股票。

8月28日下午4：00后不久，戴尔公布了它的盈利状况。这只股票应声下跌。科恩避免了150万美元的损失。

然后，克洛茨开始攻击该案的法律依据。他认为史蒂文收到“二手转发”邮件后所做的交易是否构成内幕交易，还远不明朗。该戴尔信息的传递链是：从戴尔投资者关系部员工传给一位名为桑迪普·戈雅尔的交易员，然后又从杰西·托尔托拉到霍瓦特，再到斯坦伯格，再到普洛特金，再到卡瓦里诺，最后才到科恩。克洛茨及其辩护方的同事相信，科恩离原始信息源太远，也不了解情况，无法对证券欺诈负有任何刑事责任。

克洛茨说：“我谈过的很多人，他们都说这不是内幕交易的合法延伸。”

“这些人中有没有联邦法官？”里奇·扎贝尔问道（他是此次会议中司法领域的最高官员），“不要糊弄我了！”

扎贝尔，有着一撮山羊胡子，看起来有点狼的模样，生长于对冲基金行业的背景之下。他是律师事务所舒尔特-罗斯-扎贝尔创始人威廉·扎贝尔的儿子，该律师事务所拥有大量对冲基金的客户。他清楚经营对冲基金的人是有多么富有，也不害怕表达自己对他们行为动机的不屑。但是，当他直率的发问和嘲讽引起哄堂大笑之后，随之而来的只有一片尴尬的沉默。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政府的检察官们都知道，科恩与戴尔泄密之间的距离，的确是刑事指控的一个严重的软肋。

然后，克洛茨说起了一个关于他女婿的虚构故事：他是电子产品连锁店百思买的雇员。“你可以问他，‘平板电视卖得怎么样？’他会告诉你他们的销售情况如何，”克洛茨说，“这就是从‘那家公司内部的某个人那里得到的二手转发’，而且，那是完全合法的。那份戴尔电子邮件的内容和我从我女婿交谈中得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克洛茨瞥了一眼他周围那些政府律师的面孔。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不过，那些检察官心里都很清楚他说到了点子上。仅仅基于那份电子邮件，很难判定科恩有罪！

经过了三小时漫谈之后，克洛茨终于把话题转到了宜兰股——这个活页夹中占比最小的部分；这清楚地反映了科恩的律师在这项交易上感受到的威胁程度，当然，它的前提是马特莫不与政府合作。克洛茨的论点核心在于科恩出售宜兰股票有多重理由，没有一个与马特莫可能获得的任何内幕信息有关。他展示了宜兰股票价格走势图，从3月的19美元上升到7月的30多美元。他说，仅凭这一点，卖掉它就是个明智的做法。就在那个月，一些分析人士曾发表报告指出，该股价格已经到顶，是出手的时候了。赛克资本在这只股票上握有8000万美元的账面利润。接着，克洛茨说，科恩接到了来自马特莫的电话，后者说他觉得继续持有该股“不再合适了”。唯一谨慎的做法就是卖掉它。

当克洛茨讲完后，扎贝尔只是摇头。“对不起，没有说服我。”他说，这也反映了这个房间里许多人的想法。

通常，辩护律师会在这样的会面中提出类似强有力的论据，但对扎贝尔来说，这听起来还是很弱。克洛茨的论点很抽象，不是建立在任何事情的实际确认上的。科恩可能没有阅读那份电子邮件。他可能没有时间对此做出反应。扎贝尔认为，这有点像是说：“我可能在银行，我可能戴着面具，我可能有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抢了银行。”

不过，克洛茨所言（也就是他将会在陪审团面前的所言），对这些检察官来说，的确是一剂现实的苦药。经过多年艰苦的工作，他们感觉自己并没有能使科恩定罪的证据。无论如何，以刑事案来定科恩的罪，已经没有可能性了。近十来年，联邦调查局，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找出了一众定罪的销子，刚刚都被克洛茨给拔了出来。现在，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斯坦伯格或马特莫的合作了。

克洛茨收拾起他的材料，站了起来。无疑，那晚，他将会睡得很香！

“非常感谢你们给我们的这次机会。”他说。

扎贝尔则赶到巴拉拉的办公室，告诉他刚刚发生的事。

离开会议的两组人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的印象。科恩的律师认为，他们已经做出了强有力的抗辩，反对针对其客户的刑事指控。他们的信心并未错位。在会议结束之前，出席会议的刑事检察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他们没有指控科恩证券欺诈所需的证据。因此，他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他们的计划B——指控科恩的公司，而不是科恩本人。在法律上，任何在其工作范围内行事的雇员犯罪时，该罪行可归咎于他所工作的公司。 [5] 就赛克资本的这种罪行而施加的那些罚款，不是最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检察官仅可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们仍有策反马特莫的可能，给他们随后指控科恩留有希望。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经常受到批评，说它不对涉嫌诈骗的华尔街公司施加惩罚，而巴拉拉可以拿对赛克资本的指控对此做出回应。同时，这种结果也向马特莫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留给他改变立场的时间不多了。几天后，艾普斯和德夫林-布朗开始发出大陪审团传票。一张是给科恩的，其他是给赛克资本的高层管理人员的。这些并不是那种悄悄调查的迹象。相反，这一案件已经聚集起了势头，进入了一个更为严肃的新阶段。检察官希望他们最后有两个历史性的案例，一个是针对科恩的，另一个是针对其公司的。

克洛茨给联邦检察署南方区证券股负责人打电话表示， [6] 针对科恩的这张传票，科恩将采用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沉默权。看来，一场法律战不可避免了！由于报纸报道大陪审团传讯的消息，多年无视相关迹象的赛克资本的投资者，终于开始撤资了，资金的洪流冲出了赛克资本的大门。自今年年初以来，该基金管理的大约60亿美元资金中，有近20亿美元不属于科恩及其员工的资金已被赎回。 [7] 赛克资本最大的外部投资者是黑石集团，这是由亿万富翁史蒂芬·施瓦茨曼经营的巨型私募股权基金。黑石有5.5亿美元投在了赛克资本。随着政府调查的启动和发展，该公司的高管一直在观察和争论， [8] 设法找到应对事态的最佳方法。施瓦茨曼对政府有强烈的看法。他觉得奥巴马政府正在诋毁华尔街，做得有些出格； [9] 起初，他不想只是因政府正在找科恩的麻烦，就放弃他， [10] 但这次科恩准备与司法部进行厮斗的新迹象，促使黑石集团提交资金赎回通知。现在，他们的钱被卷入诉讼的风险太高了，无法忽视。

这就好像该国最大的投资者、富裕人士、主要养老基金和教育捐赠基金，已经开始恢复了知觉。他们承认，赛克资本那年复一年的巨大回报好得太过分了，不可能是真的！

在证交会内部，执法部门的专职律师及其老板正在辩论自己的案件应该怎么做。该机构著名的执法部门由两个人共同主管，一位是安德鲁·塞雷斯尼（他是德普律师事务所的前合伙人、该岗位的新人），还有一位是长期做执法工作的官员乔治·卡内洛斯。克洛茨和科恩法务团队的其他人，带着他们的那份活页夹来了，为他们两人做在美国检察署做过的同样的演讲，辩称该机构不应该做那些相关的指控。

过去三年调查戴尔案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认为，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对科恩提出内幕交易指控。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做的举证责任要低于刑事检察机关，因为刑事检察机关必须在合理的怀疑之外，证明嫌犯有罪。对于民事诉讼，证券交易委员会只需要以证据优势来证明事实。换言之，它只需说明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可能性。他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要说服他们的老板卡内洛斯和塞雷斯尼，他们应该向前推进。如果这两位同意的话，那么，工作人员还得去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五人委员会，说服他们中的多数他们应该继续把这个案子往前推。

塞雷斯尼的直觉是他们应该提起诉讼。卡内洛斯则更加谨慎，认为他们没有证据可以赢得诉讼。此时，塞雷斯尼像一只兴奋的小狗，而卡内洛斯则像一只小心的狐狸，担心指控世界上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可能会遭遇尴尬的失利，从而损害该机构的名声。如果真的要把案件提交到法庭的话，将要在法庭陈述该案的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两名审判律师指出了，他们已有证据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间接证据。他们说科恩的律师肯定会抗辩称，事件的时间顺序（“二手转发”的戴尔电子邮件的转发，科恩和他研究交易员之间的电话），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出售那些股票所需的步骤。

在此，克洛茨和他的搭档沙赫特重复了他们向美国检察署提出的相同观点：科恩不一定阅读过这封电子邮件。如果真要上法庭的话，科恩一定会迎战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会有任何证人出庭反驳科恩的主张。沙赫特还质疑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持的AT&T电话记录的合法性（它表明科恩在出售戴尔股之前与卡瓦里诺通过电话交谈过）；他坚持认为，无法证明科恩已经实际接听了电话。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花了数月的时间咨询电话公司的专家，证明他已经接听了那个电话，但是沙赫特仍然设法消耗了宝贵的数小时，诱使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花了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的时间，与监督人员就如何推进案件进行了紧张的辩论。桑杰·瓦德瓦与妻子和三岁的儿子一起驾车去了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马特·沃特金斯在西弗吉尼亚州拜访他的亲戚。贾斯汀·史密斯在马萨诸塞度过了漫长的周末。但他们都在电话上花了很长的时间，或试图找到上司想要看到的证据。长长的电子邮件来回驰骋，伴随的是漫长的电话沟通。

随后，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慢慢地开始察觉到，塞雷斯尼的观点开始转变。他开始动摇了。

虽然没有人愿意承认，但科恩的律师在过去几个星期所提出的论据似乎正在起作用。在纪念日周末结束时，塞雷斯尼突然不再觉得他们有强大的指控优势了。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那个自负的执法部门的负责人，已经从对案件有坚定的信心，转向了后撤的状态。

就不会对科恩提出任何指控的可能性，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专职律师感到十分绝望。他们不敢相信，在自己做了这么多工作之后，他们的老板现在竟然准备放弃对科恩的指控。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他们开始尝试研究是否可以使科恩得到惩罚的其他方式。他们相信科恩的公司是腐败的，他们得设法把他赶出这个市场。除了内幕交易之外，科恩还有其他类型的违规行为，可能是疏忽或鲁莽地管理他的员工而造成的。总之，必须找到某种关闭赛克资本的方法或途径。

一辆接一辆，黑色的SUV轿车在曼哈顿下城的中心街道停了下来，把赛克资本的高级管理人员放在联邦检察署办公室的大门前。其中有6位是来接受阿罗·德夫林-布朗和安东尼奥·艾普斯讯问的，回答有关该公司是如何运作的详细问题。检察官送了传票的人都按要求进行了约谈。每个人，除了科恩。

即使没有他，这个过程也很有帮助。检察官已经了解到在各种情况下，发生在赛克资本的可疑交易。在一个例子里，一位交易员被推荐到赛克资本工作，就是因为他与一家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合租了一栋避暑别墅，而且，他擅长预测该公司的季度收益。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投资组合经理了解到一家名为美第奇的制药公司即将发布一份内容消极的研究报告，他就在报告出来之前，做空了该公司的股票。检察机关发现了一个独无仅有的情况：若赛克资本自己的合规部门认定某人进行了内幕交易，它就会实施制裁，不过，内部的制裁处罚就是罚款。 [11]

当讯问了赛克资本合规部负责人史蒂文·凯斯勒之后，检察官们对有关赛克资本运营的所有情况，就有了一个完整的感觉。实际上，对冲基金的合规部门至关重要，因为它的职责是强制执行相关的规则。与所罗门·库明、汤姆·康尼内和他们遇到过的其他赛克资本高管不同，凯斯勒似乎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是最后进来接受讯问的人之一。当他进来之后，他就开始按一个书面稿介绍赛克资本的合规部门，夸耀它的强大有力。他吹嘘赛克资本已经启动了一个试点计划，通过搜索公司电子邮件的某些关键词，捕捉不当的交易行为，但直只到政府开始关注那些问题交易的四年后，他们才开始这样做。一旦凯斯勒开始回答问题，他就没有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了。

“那么，你有多少次曾经就赛克资本内幕交易的可疑活动向执法机构报告过？”德夫林-布朗问道。

“零。”凯斯勒回答。

总之，这种交互沟通揭示了科恩运营公司所选择的方式。凯斯勒（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赛克资本的法律总顾问彼得·努斯鲍姆），都是那种低声下气的、低能量的家伙，他们的声音很容易在这种公司里被淹没掉。

另外，该公司的总裁、首席招聘官和交易主管，都是大块头、目光炯炯、十分自信，是科恩可能希望的那类酷人。对检察官来说，科恩就像小时候常被人捉弄的那种人。当然，现在他非常富有，他可以欺负别人。如检察官所见，他最有可能想要摆布的人就是合规部和法务部的那些人。

此时，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戴尔案和宜兰案的团队坐在了一起，看看他们是否可以将在这两个调查中收集到的证据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对赛克资本的指控。这两个案件之间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在科恩的直接监督下进行的。这里有一点很明确：科恩根本不在乎他从其交易员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否可能有非法嫌疑。

瓦德瓦去找塞雷斯尼和卡内洛斯，和他们分享一个思路：他们为什么不放弃内幕交易的想法，而指控科恩“未尽监督之责”，即他忽视了对其交易员进行适当的监控？这个指控比内幕交易弱，但如果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把科恩从证券行业中踢出去，这个指控可能就够了。瓦德瓦的工作人员认为，相关证据肯定足以支持这项指控。此外，它没有审判败北的风险。他们可以将案件提交到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内部法庭，这里的风险会低很多。在这点上，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领导层倾向于根本不用立案，定性为监管失职比让科恩逍遥法外更好。

当塞雷斯尼和卡内洛斯对此表示赞成时，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瓦德瓦打电话给克洛茨，通知他他们计划提起的这种诉讼时，克洛茨好像也松了一口气。

“行，好的。”他说。他只要求给科恩一天的时间，提前通知他的员工。科恩不想让他的交易员在彭博的终端上读到这条消息。

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负责人给联邦副检察官里奇·扎贝尔打了电话，通报了他们的最新计划。但是，扎贝尔不仅没有祝贺他们，还感到十分的恼火。他生气的是，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只顾推进自己的案子，而不等待他们；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不满。实际上，一旦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此立案，科恩的律师就有机会开始获取有关政府的证据信息。巴拉拉仍计划通过内幕交易罪指控赛克资本公司。他的检察官正在努力准备与之相关的文件。虽然科恩还在那里逍遥自在，但还存在着马特莫被策反的可能性。过去，刑事检察机关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总是设法协调它们立案的时间，以避免可能产生的冲突。他们保持的这种统一战线非常重要。现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不仅违反了相互协作的君子协定，还放弃了内幕交易指控，以一个孱弱的监督失职指控冲到前面去了！

“我不明白，”扎贝尔不满地说，“我们以往一直在目标一致地行动。你们这次为何要这样做？”

证交会执法负责人为自己辩护的说法是，他们担心的是宜兰案的法律追溯有效期只有几天了。所以，他们还是独自前行，指控科恩没有履行监督其员工的职责。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一个新闻稿，公布了这项指控。这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

6天后，7月25日上午，联邦检察署办公室向新闻媒体发出号外，“下午1：00，将举行有关证券欺诈案件的新闻发布会”。在准备好了所有这种重大司法活动所要求的排场和舞台后，巴拉拉就要公布他对赛克资本的刑事起诉了。在午餐时间前后，摄影人员就开始在圣安德鲁广场1号底座的中庭后墙摆放三脚架。此时，这个房间已经变得非常拥挤，有人不得不站在走道上。在中午12：59，普利特·巴拉拉从一黑色幕布后面走出来，站在他熟悉的讲台后方的位置。他说：“今天，我们宣布与赛克对冲基金有关的三项执法行动。” [12] 巴拉拉概述了他办公室对科恩公司的三项指控：内幕交易和电话欺诈指控；对与非法交易有关资产进行罚没的民事指控；赛克资本一个名叫理查德·李（不是理查德C.B.李）的投资组合经理的认罪（这是目前为止第八名被指控内幕交易的赛克资本员工）。

“当一个对冲基金有这么多人从事内幕交易时，那就不是巧合了。相反，它成了一种可预测的行为，该公司出现了普遍的大规模机制失灵现象，”巴拉拉强调说，“赛克资本从事非法交易的规模，在对冲基金历史上，没有任何已知的先例。”

起诉书把科恩及其公司描述成相当可怕可憎的模样。巴拉拉还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来描述了赛克资本非法交易的严重性：它们跨越10多年，涉及至少20种不同行业的证券，非法盈利“至少”数亿美元之巨！

不过，关键问题还没有解决：如何指控科恩？对于巴拉拉来说，起诉赛克资本已经说明了一个相当重要观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马特莫的合作。事到如今，这是允许他们能把这个负有所有罪责的人绳之以法的唯一筹码。

当他完成了准备好的演讲之后，巴拉拉说，他会回答在场几十位记者提出的若干问题。“你打算刑事起诉史蒂文·科恩吗？”一个女性记者喊道。

巴拉拉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爽。他当然知道，媒体会盯住没有对科恩进行指控的缺憾，而不会专注于他对赛克资本的指控。新闻界熟悉的故事情节往往是关于捕捉“大鱼”之类的东西，而且，记者会急于将对赛克资本的指控视为政府主管机构的败笔。巴拉拉打算明确表示这件事不会就此画上句号。史蒂文·科恩仍然是追查的目标，他们计划继续调查，并最终把他绳之以法。“今天，我们要做我们前面阐述过的那种指控，”巴拉拉说，他希望已经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我不会说明天可能或不可能做什么指控。”

然后，第二位记者实际上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巴拉拉回答道：“有时候，当你立一个案子时，这就为以后立其他的案子敞开了大门。你需要有耐心。”

随着巴拉拉在CNBC上直播的新闻发布会的结束，赛克资本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盯着科恩，而后者则试图假装今天仍然只是另一个正常的交易日。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史蒂文马上就要走了，” [13] 一个在场的人说，“助理们都在问，他们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物品装箱，走人。”

科恩通过公司的广播系统发表了一项声明。“我们会好起来的，”他说，试图听起来让人放心，“我们会挺过去的！”

私下里，科恩还是感到了惊吓。在那个周末，他撤到了东汉普顿，相伴的是亚历克斯和他们四个最小的孩子，其中最年长的是从大学回家度假的。在这次调查的大部分时间，亚历克斯都在试图避免让孩子遭受新闻报道的影响，并禁止在家中谈任何相关的话题。科恩对孩子们会如何对新闻界将其卡通化的描绘做出反应非常害怕，并避免与他们谈论此事。但现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署办公室在向全世界电视直播时，把他们父亲描述为金融界的坏蛋“阿尔·卡朋”，他无法再隐瞒了。

在东汉普顿，他们住的是具有七间卧室的房子，科恩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他二楼的办公室，盯着他交易中心的屏幕。此时，他的女儿们爬了上来，要跟他说话。

科恩对她们说，你们将会读到和听到很多关于我的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此时，科恩不知说什么好，挺挣扎的；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很痛苦。他的朋友开始开玩笑说，他“穿条纹装会很好看”， [14] 但这种玩笑显然对他有些残酷。 [1]

“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科恩对他的女儿说，“有些是不真实的。”

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女孩子感到很焦虑。她们的父亲会有麻烦吗？他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吗？

“公司里的人做错了事情，他们要对自己的所为要付出代价，”科恩告诉她们，“我没有做错什么！”

[1] 条纹装即囚服。——译者注

第4部分

第15章　正义

在这个夏天余下的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史蒂文·科恩会坐进他那黑色迈巴赫车的后座，花大约23分钟的时间，从他格林尼治的家行驶到斯坦福德赛克资本的办公室。他通常的习惯做法是，确保在上午8：00之前到达办公室。 [1] 随后，他会像往常一样，坐在屏幕的后方，做着他唯一知道如何做的事情：证券交易。尽管他的公司被打上了有罪企业的烙印，而且，科恩本人还面临着刑事起诉的风险，但他还能继续做他的交易。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因为像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高盛这样的主要投资银行（在过去10多年里从科恩那里获得了数亿美元的佣金）， [2] 拒绝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放弃他。这在金融业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这个时刻，华尔街的这些主流公司看了一眼在其领域里代表法律、秩序和道德的那家机构，又看了一眼他们曾经共过事并最有利可图的那个交易对手，然后，指着科恩说：“我们选择你啦！”

虽然位于纽约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宣布赛克资本为市场的大骗子，并表示该公司一直在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 [3] 而且，其规模在对冲基金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但几天后，高盛的总裁加里·科恩表示：“他们是我们的重要客户 [4]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交易对手。”

在起诉赛克资本之前，与科恩律师进行沟通时，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明确表示，为了解决此案，科恩必须关闭其对冲基金。不过，科恩仍有近100亿美元的自有资金，他将被允许以私募家族理财机构的名义，继续进行交易和投资。的确，政府无法阻止他用自己的钱做交易。在他被定罪之前，科恩和他的那群交易员仍然享有华尔街主流投资银行的尊重，并获得了最好的IPO配股待遇。对科恩来说，那100亿美元的数字很重要。它告诉世界，我科恩一切如常，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然后，在9月的第二个星期，科恩的律师接到了美国检察署证券股联席负责人安健·萨尼的电话。萨尼和他的同事想谈谈赛克资本案子的和解事宜。实际上，在起诉书之后的8月，没有发生太多的事情。不过，检察官注意到，赛克资本的业务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异常。市场也没有出现可见的危机，没有发生裁员或追加保证金的要求。好像是在几乎没有任何冲击的情况下，华尔街就已经消化了世界上名列最大之一的这家对冲基金遭受刑事指控的事件！

结案是唯一有意义的决断；走审判流程对双方都有风险。对政府而言，赛克资本案子的挫败将会给它带来耻辱，对检察署的士气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马修·马特莫的审判也即将到来，联邦调查局仍希望他最终能选择合作；如果真如此的话，检察官们将需要集中所有的资源来应对那个案子。

对于科恩来说，耗费几个月的时间去应对调查，站在法庭宣誓并回答有关自己交易活动的相关问题，那显然是一个可笑的选择。他是一个无畏的交易员，但他却无法承受这里内含的风险：一场冗长乏味的法庭之战，可能会暴露他所有的秘密。另外，如果科恩最后会受到指控的话，他需要保留所有的合法火力来保护自己。当然，对于科恩而言，最后无论如何拨打这个算盘，指控赛克资本的这个案子，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需要他开出一张多大的支票才能了结的问题。

科恩的律师给出的开盘价是1亿～1.5亿美元。巴拉拉根本就没把它当真，因为这和他心目中的数字相差甚远。证券股的联席负责人提醒克洛茨和科恩的其他律师，有两件非常相关的审判即将到来：11月开始的迈克尔·斯坦伯格案和1月的马特莫案。如果科恩拖延谈判，直到这两个审判都以定罪结束的话，那么，和解的费用只会增加。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萨尼不用提及但显而易见的情况：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决定在和解之前与政府合作的话，那么，政府的要价地位就会更加强大。

两个月后的11月4日，巴拉拉宣布他们达成了协议。这个和解协议的条款不仅金额大而且影响大，它向人们提供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华尔街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21世纪，当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经济之时，赛克资本的案例应该证明，华尔街的过分之举是有代价的，即使是与最强大的违法者较量，法律也能战胜他！赛克资本同意认罪并支付18亿美元，但该公司设法为已经承诺支付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6.1亿美元谈到了减免，实际上，新的罚款为12亿美元。和解方案还将包括赛克资本的认罪：在法庭上承认该公司犯了政府所指控的一切罪行！

与迈克尔·米尔肯（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科恩的先行者）进行比较好像比较合适。1989年，米尔肯的德崇证券公司承认犯有证券欺诈罪，同意支付6.5亿美元的罚款。与之相比，赛克资本的处理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由于还没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罪行负责，所以，还有很多美国人仍然对此感到困惑和沮丧。但对科恩公司指控的最终落地则有所不同，这里表现出的是公平正义的力量所取得的无可辩驳的胜利！

至少，那就是意义所在。

剩下的工作就是赛克资本在几天后向联邦法官认罪。当电视网络将和解的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交易场所之时，科恩正愁眉苦脸地坐在斯坦福德的办公桌前。他对此相当的沮丧，但他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他有一个激进的危机公关公司，准备在巴拉拉宣布后，立刻进入反击模式。赛克资本的公共关系处理人员在巴拉拉宣布后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极少数不法分子 [5] 并不代表过去21年里曾在该公司工作的3000名诚实男女。该声明的最后一行甚至说，‘赛克资本从未鼓励6促进或容忍内幕交易’。”

当巴拉拉阅读该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赛克资本刚刚签署了认罪书，承认这种罪行事实上是建立在内幕交易的企业文化之上的。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科恩也承认，他的公司已经在过往的10多年来，培育了证券欺诈文化。巴拉拉的证券股股长给科恩的律师打电话，命令他们撤回他们所做的声明。然后，他们发布了一个新声明，说：“对于发生的这种事情，我们感到非常遗憾！”

11月8日，该国最昂贵的辩护律师团队之一，正在登记进入曼哈顿下城珍珠街500号的法庭，他们身穿最好的细条纹服装并带有闪亮的袖扣。旁听席就像火车车厢里的情形，长椅子上挤满了记者、检察官、证券交易委员会律师、联邦调查局特工、法律专业的学生和猎奇者。此外，小报的摄影师都在外面潜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恩自己没有出庭。要知道，他得用自己的资金支付那18亿美元的罚款，但他好像不在意自己的这笔钱已经没了。

法官劳拉·泰勒·斯温将一只不锈钢咖啡杯放在她面前的桌面上，向下盯着那群汇集的律师团队。房间随之沉静了下来。

“努斯鲍姆先生，我看，你今天得一直坐在这里了。”她透过眼镜，眨了眨眼说。

200来号人都转过头来，看着赛克资本的律师彼得·努斯鲍姆，他坐在辩护席上，显得有些不太自在。

“是的，尊敬的法官，这是我的偏好。”努斯鲍姆说道，好像有点畏缩。他在三周前刚做了紧急阑尾切除手术；目前的这种极度压力，无疑加剧了他的疼痛感。他是弓着腰站着宣的誓，然后，做了他来这里所要做的事：代表科恩认罪。

法官问道：“你清楚与赛克资本认罪相关的指控吗？”

“是的。”

“你是不是受到什么药物或酒精的影响？”

“根据我的病情，我已经用了一些抗生素。”他说。

“你要我大声朗读起诉书吗？”斯温问道，拿起一份40页的文件。

“不要，谢谢您，尊敬的法官。”努斯鲍姆说。

此时，笑声在旁听席荡漾。实际上，也就在这一瞬间，斯温的问话似乎为整个仪式带来了一丝诡异的内涵：一个没有死尸的葬礼。

实际上，努斯鲍姆都能把这些指控背下来了。他13岁的雇主 [1] 即将承认，在过往的10多年里，它就像一直在经营着一家犯罪帝国，攫取了数亿美元的非法利润，使其创始人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法官斯温概述了双方就此案件达成的处罚内容：9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和9亿美元的民事罚款，以及5年缓刑期，在这个阶段，将用司法部审批的合规监督措施来监督该基金的活动。该对冲基金将被关闭。

努斯鲍姆叹了口气，抬头看着法官。他表示：“我代表赛克资本，首先要我们对赛克资本所雇的每个违法者的不当行为表示深切的悔意。这种事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我们要对这种不当行为负责。”

“我们已经付出了，而且正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努斯鲍姆继续说道，“我们正经受这种经历的折磨，但是我们决心从中汲取教训，涅槃重生，成为一家更好的公司。”

法官一直盯着努斯鲍姆。他的额头渗出了几滴汗水。

“赛克资本如何认识自己的行为？”她问道。

努斯鲍姆离开自己的椅子，弯腰站起来。

“有罪。”他说道。

“被告认罪是因为他们有罪吗？”这位法官问道。

“是的，尊敬的法官。”

斯温法官轻击法槌，说：“休庭。”

法庭上的约200人花了不少时间从后面唯一的那扇门，挤了出去。随后，在外面的路边，赛克资本的辩护律师小组找不到载他们离去的黑色凯迪拉克，正焦急地等待着。此时，一群摄影师和电视记者像一群蚊子围着他们，试图逼他们说话；他们则四处躲避，狼狈不堪。

最后，律师发现了他们的车，跑了过去。他们爬进车里，关上门，疾驰而去。

一个正要离开大楼的背包客看着这群记者，迷惑不解。“他们追的是什么骗子？”

差不多两个星期后，11月20日，迈克尔·斯坦伯格的审判开始了。至此，检察官认为他是绝对不会选择合作了：一方面，他对科恩的忠诚感很强；另一方面，他的交易量很小，政府指控他的筹码很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有一种荣誉感或公民意识，或许是他妻子的恳求，可能让他最终改变立场。

不过，在审判的第一天，当安东尼奥·艾普斯进入庭审室，就座于检察官席位之时，这种预期显然不会实现了。事到如今，检察官所能做的，就是使斯坦伯格得到应有的惩罚。此时，艾普斯转向坐在陪审团席位的12名男女。

“陪审团成员们，”她开始说道，“迈克尔·斯坦伯格得到窃取的商业信息，然后，利用这些信息通过股票交易，赚取了大笔的钱。”此时，坐在辩护席上的斯坦伯格及其律师，脸上露出了沉痛的模样。“他从相关公司内部人那里获取了尚未向公众公布的秘密财务信息。他借此获得了非法的市场优势，使得遵纪守法的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迈克尔·斯坦伯格利用这些非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触犯了法律。”

艾普斯是这样一类人：当面临是与同事出去喝酒，还是为庭审准备至深夜时，几乎总是选择后者。她身材高大健美，曾是一名前国家花样滑冰冠军，放弃了顶级商业律师事务所收入丰厚的合伙人地位，来到美国检察署专门起诉证券欺诈案。她更愿意站在伸张正义的位置上。

她的工作就是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案子，变成一个最简单的故事：迈克尔·斯坦伯格就是一个靠行骗起家的华尔街富人。“他想为自己和他所工作的对冲基金赚大钱，”艾普斯说，“女士们、先生们，那就是所谓的内幕交易；这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在一个普遍人群对华尔街没有明确靶标，仅有激烈愤怒的环境中，斯坦伯格就是一个上佳的目标。他幸运、傲慢，生活在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的星球上。虽然他不是史蒂文·科恩，但他与其十分接近。

将斯坦伯格从这种形象中拯救出来的工作，落到了他辩护律师巴里·伯克身上。就个人风格来说，艾普斯更愿意做庭前的精心演练，但伯克却更钟爱即兴发挥，像国会议员那样凭借魅力施加影响。自进入哈佛法学院起，伯克就一直想成为一名辩护律师；在学生时代，在为一个错误定罪的案件辩护之后，他就在法庭门前的阶梯上，撞进了电视新闻摄像机炫目的光芒之中。

他特别享受聚光灯下的那一刻。他说：“这最好不是我所有案子里能吸引聚光灯的最后一个案子。”

伯克抚平他的领带，抓住讲台的两边缘，转向陪审团。实际上，为了验证自己的论点，伯克曾经进行了两次模拟庭审，并录下了整个流程，以便和搭档一起分析他们的表现。他还研究过该案的每个陪审员，搜寻了他们在社会媒体上的言迹，了解他们对华尔街或政府的看法。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该案的情况。如马特莫案一样，赛克资本也正支付着这里律师的账单。

伯克给陪审员闪了一个笑脸，随即开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旨在表述斯坦伯格抗辩的核心之意：斯坦伯格的前部下霍瓦特，为了拯救自己，指控斯坦伯格。可惜，并不是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理解他设法用那个寓言故事（它说的是一个落井农夫），所要说明的观点。但伯克不管这些，还是继续着他的抗辩演讲。“他需要把手指指向某人才能达成和解协议，”伯克说（意指霍瓦特），“所以，他把手指指向了迈克尔·斯坦伯格。”

伯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诋毁霍瓦特，把他描绘成一个不诚实的人，只为自己解脱。他的第二个任务更加微妙，而且，鉴于此时的政治大环境，难度要大很多。他不得不将斯坦伯格人性化。他必须向陪审团表明，斯坦伯格是个慷慨温馨的家庭男，而不是对冲基金在东汉普顿度夏的另一个贪婪的百万富翁，但这并非易事。

伯克试图以最简单的语言解释，斯坦伯格为生计而做的是什么。“赛克资本是一家基金，”他以谄媚的声调说，“它就像一家共同基金……”

房间里出现了一阵窃笑。将赛克资本描述为共同基金的同类，就像将纽约洋基队描述为一群打棒球的孩子一样。

“他努力地成为一位投资组合经理，”伯克继续说，“他是那种被称为成功的、稳定的……他是那种可靠之人，当然，他还因此得到了不菲的报酬。”

此外，斯坦伯格的妻子伊丽莎白还自己动手，对丈夫的不公处境进行反击。她组织了一群支持者参加审判，而且，他们几乎占据了整个法庭左边的席位。她甚至指示他们如何穿戴，以便不会对其丈夫产生负面影响。“着装要保守，” [6] 她给小组成员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要求女性不要戴首饰或穿毛皮，不要戴名贵围巾，不要拿名贵手袋等。”

伊丽莎白自己穿着黑色毛衣、黑色休闲裤和平底鞋，像一个意大利寡妇，坐在前排斯坦伯格父母和自己父母之间。在他们身后，还有几排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女，分别是叔叔、阿姨、表兄弟，还有十几个朋友，其中几个还是曼哈顿社区网页的常客。出席庭审的还有科恩的艺术顾问和斯坦伯格童年的朋友桑迪·海勒，以及他的孪生兄弟安迪（他自己也经营着一家对冲基金）。实际上，内幕交易案件中的其他被告也在做同样的装扮，意在向陪审团表明，他们不是一些不道德的贪婪交易员，而是一个给慈善捐款，并受到爱戴和信任的好邻居。

斯坦伯格可能不满于自己被拘在这里，而科恩却可以自由地做他喜欢的事情，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来。他拒绝了政府多次提出的合作要求。艾普斯已经明确表示，政府对他要说的任何话都感兴趣，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但斯坦伯格都予以了拒绝。根据他与该国一些顶级刑事辩护律师的谈话，他认为自己有机会被判无罪。

“我知道今天世人对华尔街有强烈的看法，”伯克对陪审团说，随即准备结束他的开场抗辩，“正如你们所知，也不必我告诉你们，这里要做的不是针对华尔街的公民投票。实际上，这个案件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的问题，也就是有关迈克尔·斯坦伯格的个人问题。”他恳求他们能意识到斯坦伯格与所有的指控无关。然后，伯克就瘫倒在椅子上了。

三天后，当霍瓦特被带到法庭时， [7] 他看起来与人们的想象有些格格不入，就像是一个穿着父亲西装的小男孩。他有着深褐色的皮肤，他前额的头发掠过了他的双眼，就像一撮玉米穗。当他走过斯坦伯格妻子的旁边时，她两眼恨恨地瞪着他。

至此，斯坦伯格已经受到了一些负面影响。在庭审的第二天，艾普斯讲解了一些幻灯片，显示了斯坦伯格在2007年和2008年赚了多少钱 [8] ——当时他的奖金已经达到数百万美元！对陪审员来说，这肯定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他们当中有一名前邮政工人 [9] 、一位汽车旅馆的会计和一名网球场的服务员。然后，杰西·托尔托拉，霍瓦特那个戴尔消息的信息源，花费了两天时间就下述事项作证：他是如何从曾在戴尔工作的朋友那里获得内部信息的，又是如何将其交给了霍瓦特的，后者又是如何与斯坦伯格分享的。

艾普斯以一种冷酷超然的语气，问霍瓦特，他通过同意指证迈克尔·斯坦伯格犯罪，希望得到什么。

“我希望避免坐牢。”霍瓦特说。

在审判的第八天，接近下午3：00，伯克一直等待的时刻到来了：他有机会盘问霍瓦特。私下里，他把这称为“告密者的十字架”。

到目前为止，艾普斯的方略是有效的。霍瓦特虽然远不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但他听起来就像他正在尽全力，根据自己记忆描述相关的事件。的确，他是一个狡猾之人，但他是一个可信的黄鼠狼。

就斯坦伯格一方来说，一大队律师、同事和助理帮助伯克做了不少的准备：私人侦探调查了霍瓦特的朋友及其家人的情况；他们还查阅了他以前的工作档案；伯克的律师事务所甚至聘请了一名法院电脑专家，从赛克资本拿到了霍瓦特的笔记本电脑，重新找回了他在该机所做的谷歌搜索历史目录，例如在被捕前，霍瓦特搜索了一些文件粉碎公司的信息。此时，伯克手里握有600页的论据和证据，以反驳霍瓦特可能提出的所有的借口或辩解。

伯克站起来，走向讲台。他很快就把重点放在霍瓦特的说法：斯坦伯格给他的要求是，他在赛克资本的工作是获取内部信息。

“根据你的证词，他告诉你，他要你去获取‘优势的专有信息’，”伯克说道，他的语气显然是敌对的，“这是你的证词吗？”

“是的。”霍瓦特答道。

“你当时说了什么？”伯克问道，“你当时说了什么？”

霍瓦特说，他认为自己没有直接回应斯坦伯格。

他们就此来回拉扯，伯克给他施压，问他是否对斯坦伯格的指示做出了回应。他似乎试图让霍瓦特承认，他并不清楚斯坦伯格当时要的东西是什么。这种做法的风险比较大，因为斯坦伯格无法自己来作证。也就是说，只有霍瓦特的可信度本身，才能决定斯坦伯格的未来。

伯克一共盘问了他五天。在盘问的第二天，有一次，他想唆使霍瓦特说斯坦伯格“没有明确地告诉我出去做违法的事情”。对此，连斯坦伯格也笑了起来，这可是他审判开始以来的第一次给出的笑脸！

伯克说：“是真的吗？你正在捏造谎言，进行虚假指控？”

霍瓦特头也没抬，摇着头说，没有！

当伯克完成盘问之时，霍瓦特作为证人的地位被严重削弱。但当重塑机会到来之时，艾普斯还是能够做一些修补。她通过这个案件的核心事实重新扶起霍瓦特：斯坦伯格曾经告诉他要设法得到非法的信息；斯坦伯格知道霍瓦特给他的信息来自戴尔的一个内部人员；他们在收益公布前卖空了戴尔股票；霍瓦特从来没有向斯坦伯格隐瞒该信息来源。

12月13日，政府的检察官得以歇息，暂时放下案子。

几天后，陪审团开始审议，伯克感到斯坦伯格的机会不错！他认为，这是他经历过的最强大的审判之一。要想对检方的案子釜底抽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证明其关键证人是不可信赖之人；他觉得他在几个方面做到了这一点。在审判之初，斯坦伯格无罪释放的想法看起来很可笑，但现在突然变得非常真实了！

此时，法庭都清空了，只剩下斯坦伯格以及他的妻子、他们的父母和两方的律师们。对于伯克和他的团队来说，令人兴奋的是，这可能是推翻普利特·巴拉拉内幕交易定罪案76∶0完胜纪录的第一个案子。

对于判决而言，此时站在一旁的这些律师、家庭成员和新闻记者所不了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争吵过于激烈的陪审室内，陪审员的审议已经陷入僵局！在第二天审议过半的时候，两名陪审员仍不相信斯坦伯格明确地知道霍瓦特已经给了他有关戴尔的内幕信息。在整个审讯期间（5个星期和13位证人），陪审员们设法了解了所有财务术语，如“优势”的内涵、“渠道核查”和毛利率等。有几位认为霍瓦特不诚实，用一个陪审员的话来说，他是那种不惜一切“自保”的人。陪审团女班长，一名来自曼哈顿的按摩治疗师戴莉莉思·戈登说了28次：她觉得霍瓦特在说谎。就像她后来所言，她“不相信任何他说的话”。

尽管如此，有10名陪审员与戈登争辩，而另一名则坚定地说，霍瓦特不诚实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斯坦伯格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

戈登在整个审讯中都做了笔记。她以自己具有法官的特质而自豪。此时，她是反对投票定罪的人之一。她只是不相信斯坦伯格有罪。

经过一小时的毫无成果的反复交锋后，其中一位陪审员突发说服戈登的灵感。为了说明问题，这位陪审员要求戈登起身走过陪审室的那扇门。戈登照做了。然后，那位陪审员说：“我叫你通过那扇门，但我没有明确告诉你，如何通过那扇门。”

这个效果就如同两条电线被连接在了一起。在没有被告知如何做的情况下，戈登知道如何走过那扇门。换言之，被命令去获取“优势”信息也是一样的。在没有细说名述的情况下，霍瓦特心里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名坚持己见者，一位71岁的女子，也被这个演示所打动。她感到震惊的是：当斯坦伯格收到“二手转发”电子邮件后，他给霍瓦特的指示。当时他告诉他的下属，把那个信息以“特别低调”的方式保管起来。这似乎表明，当事人非常清楚这些信息是非法的。这两个要件放在一起似乎说明斯坦伯格有罪！

在2013年12月18日下午2：59，陪审团进行了投票表决。 [10] 他们一致投票决定斯坦伯格有罪！

庭审书记员告诉法官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突然间，法庭里闲散的人们变得紧张起来。各方律师开始发送电子邮件，让人们知道判决迫在眉睫。人们涌入庭审室，填满了空座。斯坦伯格的兄弟冲进来，在前排抢到了位置。他的妻子坐在她父母之间，紧握着他们的手。

伯克感觉不妙！判决下得相对较快，这通常是坏消息！

下午3：15，陪审团成员依次进入庭审室，重新坐在了陪审团的座位上。就在此时，不知何处，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众人很快看到，斯坦伯格的头向前耷拉着，身子窝在了椅子上，不省人事。

放声尖叫的正是斯坦伯格的妻子伊丽莎白；她把手伸过分隔旁听席与应讯席的那厚重的橡木屏栏，想去搀扶自己的丈夫。伊丽莎白在哭泣，斯坦伯格的母亲也开始哭泣。此时的伯克正双手抱住斯坦伯格，摇着他的头，试图使他苏醒过来。

法官理查德·沙利文从椅子上跳了出来，说道：“这样，让我们请陪审团先出去。”

陪审团被带出了庭审室。不过，他们已经把包含他们裁决的信封交给了沙利文的书记员。那些检察官看起来也被吓住了。对于政府而言，这次审判进行得并不顺利，而且，尴尬的挫败前景好像正在逼近。与此同时，斯坦伯格的朋友和亲戚似乎都在祈祷。他的母亲和岳母在第一排相互依偎，来回轻摆。

在这几分钟的沉默之中，法庭护士给予了斯坦伯格一些救护，最终使他能够在被告席上坐了起来。随即，陪审团回到庭审室，眼睛却是盯着他们前面的地板。

看起来似乎斯坦伯格已经有了预感。陪审团认为，他的罪行确凿无疑！ [11]

[1] 即赛克资本。——译者注

第16章　判决

对于阿罗·德夫林-布朗而言，圣诞节假期并不轻松。他整天都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庭审展示材料，审核证人名单。直到晚上10：00，他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上西区的家，与妻子和两个孩子相聚。他正忙于为马修·马特莫的审判做深度准备，这是新年开始之后就开始的工作。他知道，政府在这个案子上有很足的底气，但他不想过度自信。

美国检察署的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是这样的结果：马特莫宁愿进入审判流程，也不愿与政府合作。不过，有些检察官还是怀揣希望，突然面临长时间公开法庭诉讼的马特莫，最终屈服于由此带来的压力，决定反水帮助他们指控科恩。

2013年12月底，斯坦伯格被定罪的几天后，德夫林-布朗的手机响了。这是马特莫的律师理查德·斯特拉斯堡的来电。 [1] 斯特拉斯堡是要给出一个和解的提案，希望检察官能认真考虑。此刻，德夫林-布朗屏住了呼吸。也许就是它，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电话。也许，马特莫准备开口说话了。

“我不能说马修已经同意这样做了，”斯特拉斯堡开门见山地说道，“你是否对5年期上限的371认罪感兴趣？”

混蛋！德夫林-布朗在心里骂道。

马特莫并不打算合作！“371”是《刑法典》中的阴谋法规的提法。斯特拉斯堡想看看美国检察署是否会同意让马特莫以犯有串谋诈骗认罪；这样他所面对的最低罪责，最多是5年徒刑。显然，这不是一个马特莫可能会帮助他们的建议，只有他想通过认罪来为自己减刑。

斯特拉斯堡非常渴望庭审这个案子，但他知道审判对马特莫的家庭来说将会异常痛苦，如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亲人在公众场合惨遭水刑，而且审判的结果也可能对他们不利。能够获得最后时刻的交易，可以使他们免除几个星期的压抑和屈辱。

德夫林-布朗看不出这个提议有多么严肃，特别是在斯特拉斯堡说，马特莫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无论怎么说，巴拉拉都不大可能接受它。同样，对马特莫律师的最后提议，检察署办公室的每个人都感到极其失望！且不说这压根不是巴拉拉所希望的东西，联邦检察署也不愿意在审判前夕，与被告达成对其有利的交易。这看起来很糟，法官也不喜欢它。而在个人层面上，德夫林-布朗对此也感到很恼怒。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和同事都每周工作七天，来准备那个预期是今年最受关注的审判之一的审判。为什么斯特拉斯堡没有早点就这个提议找他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同意和检察署的上级官员讨论这个提议。那天下午，他和证券股负责人就此进行了讨论。

第二天，德夫林-布朗给斯特拉斯堡回了电话。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会有什么交易了。他们要走审判流程。

2014年1月7日，马修·马特莫和罗斯玛丽·马特莫乘坐司机驾驶的SUV到达法院。一场暴风雪已经在街上留下了厚厚的积雪，下车后，罗斯玛丽却是脚蹬4英寸的高跟鞋，在很滑的人行道上艰难地挪步。

这个审讯预计会持续数周，所以他们已经把孩子们从学校接了出来，在时代广场附近的洲际酒店订了一个套房，使得家人在这段时间可以在一起。马修和罗斯玛丽到达法院的时刻，被一大堆新闻摄影师和电视摄像机记录了下来。两天后，就在他们预期要发表开庭公告的前夜，斯特拉斯堡在古温波特律所的合伙人罗伯特·布拉克拉斯站在面对法官的辩护席的后面，极力压抑着自己的怒火。他颤抖的手拿着当日《纽约时报》的商务版。首页的头条标题是： [2] “前赛克资本交易员曾被哈佛法学院驱逐！”

几个星期以来，两套律师班子一直在幕后进行着激烈的博弈。现在，激烈的战火已经开始飞溅于报纸之上了！

当天早上，政府主管机构就向法官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准许在审判期间接受马特莫在哈佛法学院被驱逐的证据。当然，这不仅是驱逐本身，还包括整个卑鄙的故事：马特莫如何篡改自己的成绩单，如何试图极力掩盖它，然后，又如何捏造一家公司，试图让自己重新入学。表面上看，哈佛大学的故事无关于这个案件的核心问题：马特莫是否向一位博士支付报酬，获得了非公开的药物试验结果，然后，根据这个信息交易了股票。实际上，在检方案件的准备中，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哈佛的故事正好提供了他们想要储备的弹药，以做补偿。例如，联邦调查局仍然无法恢复那份丢失的电子邮件，即包含吉尔曼所说的他已经发送给马特莫的有关那次药物试验结果的幻灯片。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它能证明马特莫在正式发布bapi试验结果的前一周，就已经得到了这些实验数据。德夫林-布朗认为，马特莫可能已经做了手脚，使该电子邮件完全消失了。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试图做电子邮件篡改的经历表明，他可能已经具有把这类信息处理掉的技术专长和秉性，或至少有试着这样做的可能。

当斯特拉斯堡和布拉克拉斯了解到，德夫林-布朗正在寻求引入这个哈佛背景故事的许可时，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反对动议。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项单独的动议，要求将整个辩论置于封闭状态，在非公开庭审的场合下进行。他们知道，披露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故事对马特莫的案子将会是毁灭性的。当地区法官保罗·加德佩裁定这个哈佛故事可以被公开时，马特莫就已经遭受了重大挫折。马特莫不仅会因此而被公开羞辱，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他律师的抗辩效果。斯特拉斯堡也不得不承认，把这份哈佛证据植入案情之中，是检察官的一个极为聪明的战术举动。如果他极力想把吉尔曼将那份PPT文档发送给马特莫的说法视为谎言的话，陪审团就会听到有关哈佛欺诈事件的一切相关细节。这就等于他们已经提前被手铐给铐上了。

“尊敬的法官，”布拉克拉斯说，“正如我们预期的那样，电视和报纸上都有一些故事……”他指着自己桌上的那一堆其他的文件，包括《纽约邮报》那轰动性的标题。布拉克拉斯想要加德佩问问陪审员，他们是否读过那个有关哈佛事件的相关报道。

布拉克拉斯也来自古温波特律师事务所波士顿办公室，是斯特拉斯堡经验丰富的合作伙伴。他身体健壮、体质好，有着一种使人臣服的自我贬低风格。当他提出他的观点时，马特莫的妻子和父母正坐在法庭前两排，耷拉着脑袋。他们最黑暗的家庭秘密及其最大的耻辱，现在正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对于马特莫来说，这比被控内幕交易罪更加痛苦。 [3]

加德佩表示同情，但拒绝询问陪审员是否阅读过那个哈佛的故事。他们已经奉命不看关于此案的任何相关新闻。他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不要上网。自2008年以来，他就一直是联邦法官，他认为陪审团制度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

在庭审中，开庭辩论是德夫林-布朗最喜欢的部分。像这样的案子，开庭辩论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就此，美国检察官署提炼出了一个行为程式，一个经过几代检察官传承下来的规制。它始于他们称为的“抓住”：一个快速两分钟的案情摘要，旨在捕捉陪审团的注意力。这种“抓住”有两种开始的方式。第一种是一种大主题的做法，如“这是一个关于贪婪的案子”。德夫林-布朗更喜欢他所说的“这是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这种开场白使得陪审员们一下就掉入戏剧化的场景。就像置身于电影之中。

这一天，他的版本始于“这是2008年7月的一天”。他以温柔平和的声音说道：“被告马修·马特莫，是大约1000位参会者的一员，挤在芝加哥的一个拥挤的会议厅，等待阿尔茨海默病专家走上讲台。”他解释说，在这次国际阿尔茨海默病会议上，西德尼·吉尔曼即将公布一个市场急切盼望的药物试验结果。这个试验结果可能预示着一项重大的医疗突破，以及该药品生产企业的巨大利润。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急切地等待这位博士的公告，除了马特莫！“要知道，马修·马特莫，已经知道吉尔曼博士将会说什么，”德夫林-布朗说，“他利用金钱和虚假的友谊，腐蚀了吉尔曼博士；后者已经提前和他分享了这个演讲稿。”在吉尔曼做完试验结果的介绍之后，宜兰公司的股价下跌了40%。“很多人亏了钱，但马修·马特莫没有。马修·马特莫为他效力的对冲基金赚了很多钱！”

德夫林-布朗是一位天生的表演者，前百老汇女演员的儿子。他本科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并像自己的许多同事一样，接着又上了哈佛法学院，在此，他抓住一切机会，在众人面前说话，从辩论会到模拟法庭，再到法学院无伴奏小组的演唱。德夫林-布朗家族有一个笑话：为了避免加入马戏团，他离家出走，一不小心，最终成为一名律师！

他说：“这个案情将会包含一些科学的内容，但它不是一个科学测验。”他告诉陪审团：“这里还会涉及一个狡诈的对冲基金，但这个案情并不是有关金融专业的相关事宜。这个案情是关于作弊的肮脏和卑鄙的！”

当他在勾画政府眼中的案情时，罗斯玛丽俯身于座位上，反复将其眼镜在其脸上滑上滑下，心里在揣摩这位检察官对手。她丈夫则僵硬地坐在5英尺远的被告席上，脸色苍白。好像整个场面对他都是痛苦不堪的，其灵魂已经离开了躯体，仅留下一个空虚的外壳，包裹在一件紧身衣里。

当斯特拉斯堡开始抗辩的时候，他很清楚，他很难改变德夫林-布朗所描绘的景象。他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是主要证人吉尔曼。除非有什么不可辩驳的证据，否则，怎么能让陪审团不信任一个81岁的医生，一位大学医疗系的前主任呢？所以，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介绍马特莫这边的故事。

“大约在10多年前，百老汇有一个轰动一时的歌剧：《赦免》，讲的是一个被判有可怕罪行的人。”斯特拉斯堡一边说，一边开始踱步。他梳着大背头、油光锃亮，穿着一件定制的灰色西装，辅以粉色领带，外加脚下锃光瓦亮的皮鞋。“在每一起案件中，检察官都是错的！”他继续说道，“他们把无辜的男女置于死牢，直到确凿的证据赦免他们。”当他热完身后，他开始在空中来回挥手：“我站在你们面前，不是在戏剧之中，而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那个控方想匆忙做出判决，而且在匆忙中做出了判决，他们指控了一名无辜的人！”

德夫林-布朗略带困惑地听着他的演讲。将马特莫比作一个误判的死囚？这似乎有点太过了吧！但鉴于他们雄厚的资源实力，马特莫的律师很可能已经用高价评审顾问，对这个抗辩思路进行了测试，并得出了有效的结论。

斯特拉斯堡继续说道，陪审团不会听到任何有关窃听的事，但会关注那位极力想得到豁免的老医生极端矛盾的说法。“这位吉尔曼医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被迫讲述了一个检察官想听的故事。”他说道。

然后，他转而对自己客户诚信遭到不公正的诽谤进行了辩护。“在很多方面，马修就是美国成功的典范，”斯特拉斯堡说，“他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印度移民家庭，成长于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影响之下，在那里他是少数族裔基督徒社区的一员。”“他从公立高中毕业，进入杜克大学。当他在就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遇到了罗斯玛丽，”斯特拉斯堡说着，愉悦地看了罗斯玛丽一眼，此时，她对着陪审团绽开了笑容，“他们在2003年结婚，并在不长的时间里，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三个孩子，约书亚、阿瓦和戴维，都不足9岁。”

“这里暗藏着很多阴谋，”他说着，走在法庭的尽头，在空中挥舞着双手，“这个案子根本就没有道理！那些东西根本就讲不通！重要的是你们，陪审团，不要急于下判决。你们会发现马修根本就没有触犯他们的任何指控。他完全是被诬告的！”

两个开场白都很强。但是，似乎斯特拉斯堡已经做得有些过头了。他使自己进入了推销员模式，试图向陪审团兜售一个有悖常理的故事。但无论怎么说，为马特莫的抗辩将会是斯特拉斯堡职业生涯的巅峰之战。

在开庭辩论五天后，陪审员首次瞥见了西德尼·吉尔曼博士。当他在中午11：45前后被带到时，法庭陷入一片寂静。马特莫的家人按照传统的做法，招募了一些朋友参加庭审。出席庭审的有马特莫的父母、罗斯玛丽的父母、几个表兄弟和婶婶，他们都把自己包在毛衣里，看起来好像会被冻僵一样。罗斯玛丽每天出现在法庭上时，都穿着不同的引人注目的衣服。显然，这群支持者比斯坦伯格背后的那群差得太多。那群人看起来健硕结实，马特莫背后的小队伍看起来几乎可用悲惨来形容。

吉尔曼有着一双黑色明亮的眼睛，配之以一对凸显的眼袋，他的头发雪白，每缕条析理清，茁于发根。吉尔曼身穿深灰色西装，看起来很虚弱，好像会一触即碎。当他从她身边蹒跚而过，罗斯玛丽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说实话，吉尔曼远非完美证人。首先，他的记忆总是摇摆不定。德夫林-布朗听说，马特莫的辩护律师彻底调查过吉尔曼，试图找到他们可以用来诋毁他的资料。他们甚至派了一名私家调查员到安阿伯拜访吉尔曼的裁缝，但这位裁缝拒绝与他们谈话，还引用了“裁缝特权”的主张。有人还找到了在康涅狄格州与吉尔曼疏远的儿子。德夫林-布朗的希望是，在审判放入流程中，把吉尔曼置于相对较晚的时候出场，此时，陪审员的大脑对所发生事情的基本情况已经相当清楚了。因此，吉尔曼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确认他们已经知道的情况。

吉尔曼双耳戴着助听器，眼神显得有点游离不定，给人一种困惑之感。当德夫林-布朗要求他在法庭上辨认马特莫时，有一个较长的等待期：此时，吉尔曼拿出眼镜，颤颤巍巍地戴上，盯着眼前的那群律师看。

“他穿着黑色的西装，系着灰色的领带。”吉尔曼说，眯着眼看着马特莫的方向。

房间里有些笑声。这个描述几乎可以指房间里的任何一个男人。

虽然吉尔曼身体看起来很脆弱且不稳定，但他的头脑却像锋利的刀刃。他阐述了在马特莫被指控之后的2012年11月，他自己决定从密歇根大学“下野”，而不是等待由于违背职业道德准则被校方解雇。他说：“我已经为这所大学做了很多贡献，但突然间我很耻辱地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该大学从其网站和建筑物中清除了任何与他相关的内容。他的许多同事都鄙弃了他。他现在正在做的唯一工作是在安阿伯的一家免费医疗诊所给患者看病。密歇根大学校园曾是他终身的学术家园，但现在却禁止他入内！此时，斯特拉斯堡从房间的他这一侧，研究了一下这位医生。看来，这将比他想象的更难对付。

2014年1月21日，对于即将到来的暴风雪，纽约市官员都处在紧急应对状态。预计有7～10英寸厚的降雪量，这个消息在人们心里引发了一种围城之感，学校和火车都提前关闭或取消。加德佩法官宣布，法庭将于下午2：00提前休庭，以便人们能安全回家。德夫林-布朗则赶紧阐述马特莫为查看那份药物试验结果所做的密歇根之旅。

他将吉尔曼电子信箱的一个日历条目的副本投影到头顶的屏幕上。“吉尔曼博士，你能不能读一下2008年7月19日星期六中午12：30～下午1：30的那个条目？”德夫林-布朗问。

吉尔曼读了他面前其中一张纸上的内容。“马特莫会来我的办公室拜访我。”他说。

“在办公室与马特莫先生会面的计划是如何产生的？”德夫林-布朗问。

吉尔曼说，马特莫告诉他：他的叔叔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他将去拜访在安拉伯附近的一些亲戚。当时，马特莫问他：当他在城里的时候，是否可以顺便来拜访他？德夫林-布朗请他描述一下这次会面的情况。

“我不记得所有的细节。”吉尔曼说。但他记得接到过一个马特莫从机场到他办公室路上打来的电话。他还记得当马特莫到达时为他开门，并在中午向他提供了午餐。他还记得在自己的计算机上，为马特莫演示了有关bapi的幻灯片。

“你是否清楚你的做法是违法的？”德夫林-布朗问道。

“我的理解是，我披露了内幕信息，这违反了法律，”吉尔曼说，“我明白我在犯罪。”

这个案件的主要谜底之一是，为什么像吉尔曼这样会失去很多东西的人，竟然会卷进马特莫的这种阴谋。这也是对检方的一个挑战。在此，他们需要陪审团关注马特莫的行为，而不是吉尔曼的做法。他们的策略是证明吉尔曼是受害者。德夫林-布朗引导这位医生过了一遍他与马特莫关系的深化过程：相关的电话、会面、对马特莫的某种迷恋和一种感情的表述。随之，呈现在陪审团面前的就是一幅精神诱惑的画面：一个孤独的老年男子陷入了一个有魅力的年轻交易员的摆布之中——吉尔曼是一个与自己儿子疏远的工作狂；他很孤独，与周遭的世界隔绝。此时，马特莫成了自己孩子的替身。 [4]

当吉尔曼作证的最后一天时，德夫林-布朗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所需的一切。此时，吉尔曼已经作为一个被同情的人物出现；这是一个失去了一切，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说谎的老人。政府提供的证据也证实了检察官的说法。但这对马特莫却是毁灭性的。

当这位现今的医生在证人席上只有最后几分钟时，德夫林-布朗再次问他，为什么他与马特莫的关系超越了底线，却能与他交谈的许多其他投资者理智相待？

吉尔曼叹了口气。“他很可爱，”他说，“不幸的是，他让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个儿子。他有很强的好奇心，他聪明伶俐。我的第一个儿子也很聪明。”随后，他停顿了很久：“但，他自杀了！”

如果说马特莫的律师在进入审判阶段时就处于严重劣势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处在双重的不利之境。这位明星证人的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检察官的预期。吉尔曼是一位天生的老师，他用自己的表现迷住了观众。至此，斯特拉斯堡已经陷入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爬出的深坑之中。在随后的盘问中，如果要想欺辱一名儿子自杀且成就卓著的老年医生，不太可能让他或他的委托人，能受到陪审团的任何青睐。

尽管吉尔曼外表显得虚弱，但他却透出了一种固执，而且，这时他的这种品质表现在他回视斯特拉斯堡的那坚定的眼神里。他好像在挑战他，让他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

“下午好，吉尔曼医生。”斯特拉斯堡说。

“下午好，先生。”吉尔曼冷冷地答道。

“我叫里奇·斯特拉斯堡，我代表马特莫先生。我们以前从未谋面，吉尔曼医生，是吗？”随后，有一个短暂的沉默。斯特拉斯堡向前微微倾了倾身子。“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吉尔曼大声说道：“如果你用麦克风说话，我会听得更清楚。”

“你是否知道我们曾向你的律师提出要和你见面，但我们被拒绝了，你知道吗？”斯特拉斯堡问道。

“我听不见你在开场白中说了我什么，先生。”

盘问刚刚进行了6秒，斯特拉斯堡就感到愤怒了。吉尔曼似乎不会懂得他要说的每一件事情，会不时地打断他的问话。斯特拉斯堡只得再次开始。他把嘴放在麦克风附近，用他的高调门，好像在和一个2岁的孩子说话。“吉尔曼医生，今天下午我会问你一些问题，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您告诉我，”他压抑着怒火说道，“好吗？”

斯特拉斯堡的策略是向陪审团表明，吉尔曼是一个年迈糊涂的老人，被政府逼着撒谎。但他低估了自己所面对的那个人。可以看出，吉尔曼决心要与他厮斗一番。结果是，他不仅远没被斯特拉斯堡的策略所诱，还把这个久经沙场的庭审律师打得乱了方寸。每当斯特拉斯堡张嘴之时，吉尔曼都会打起精神。

在斯特拉斯堡要求了无数次，想知道吉尔曼是否能听到他所说的话后，这位医生呛了他一句：“你连话都说不清楚！”

斯特拉斯堡试图稳住自己，不偏离他的主题：医生老了，健忘。他演示了一个列表，上面有十几个主席身份的活动、相关的咨询、日历事件记录、电子邮件交流等，并在这个过程中问吉尔曼，他是否能想起这个细节或那个细节，他是否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说过什么，或在某个具体会议中，讨论过什么。他沿着那个时间轴来回跳跃，极力寻找话题。对斯特拉斯堡在屏幕上呈现的许多事情，吉尔曼都说从未见过。“我不记得了，先生。”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你知道吗，吉尔曼医生，就这个日志所反映的内容，你为超过300个客户进行了400多次的咨询服务？”斯特拉斯堡有一次问道。

“这是可能的。”吉尔曼说。

在此，斯特拉斯堡极力暗示，吉尔曼纯粹是被金钱利益所诱，在为华尔街客户提供咨询时，他赚取了巨额收入：2006年为34万美元，2007年为42万美元，2008年为42.5万美元。这种收入就使他密歇根大学的工资相形见绌。这意味着吉尔曼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华尔街而非科学研究上。在与马特莫分享bapi信息的问题上，辩护律师指责吉尔曼是在撒谎。不过，面对斯特拉斯堡连续三天的严厉盘问，吉尔曼在自己的说法上，守住了那些关键的要点。

在这种影响很大的案件中，庭审律师必须要有超人的耐力。在斯特拉斯堡座席前，堆满了内含各种展示材料和证据文档的厚厚的黑散页夹，而且，好像这些东西还在不断地增加，并从桌面一直铺到地板。疲惫不堪的斯特拉斯堡最终转向了与B.J.康相关的话题，这位联邦调查局特工在2011年找到吉尔曼，试图策反他。斯特拉斯堡问吉尔曼，当联邦调查局第一次找到他时，他说过什么，是否说了实话。

“吉尔曼医生，您在这次会面中，告诉特工你想就调查与他们进行合作，”斯特拉斯堡说，“你还记得吗？”

“是的。”吉尔曼说。

“可以说，在联邦调查局特工对你的整个讯问中，除了马特莫之外，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过你的任何其他客户，对吗？”

“我想，是的。”吉尔曼回答。

当斯特拉斯堡转而问他的下一个问题时，吉尔曼开始在座位上显得有些慌乱了。他还有些话没说完。他问法官是否可以回到上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回答完。

“不行，吉尔曼医生，”斯特拉斯堡厉声说道，“尊敬的法官，我要吉尔曼医生回答我正在问的问题。”

但是，加德佩法官很感兴趣。他告诉吉尔曼，他可以再次回答。医生深吸了一口气。

“这位特工还说，我只是一粒沙子，马特莫也是如此，”此时，吉尔曼字斟句酌地说，“他们真正要追查的是一个名叫史蒂文·科恩的人。”

法庭上出现了急促的喘气声。检察官、身着长袍的法官、陪审席上的公共汽车司机和精算师，好像他们都在起诉马特莫的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但这里真正的用意却是冲着科恩去的。他才是联邦调查局想要的目标；他才是马特莫为解脱自己所应该作证指控的人！实际上，该案的律师和法官都极为小心地将科恩的名字置于诉讼内容之外，但是吉尔曼太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所以，根本不在乎这些。他在瞬间之中，无意之下，骤然拉开了那扇窗帘，向大家展示了那里实际是在做的事情。

虽然科恩在马特莫罪行中的共谋性从未在审判中直接说过，但他的名字却反复出现。当科恩的研究交易员和“右手人”（马里奥特的律师用词）的钱德勒·博克拉格为辩方出庭作证时，他说：“我个人认为史蒂文是史上最伟大的交易员。”每当科恩的名字被提及时，德夫林-布朗就会变得很恼火。至少目前，他的目标是给马特莫定罪。在这个背景中出现一个恶棍，会搅乱他们的案情控辩。

由于同样的理由，加德佩法官曾经多次告诫两家律师团队，不要提及科恩的名字。但这个亿万富翁的大部分钱财都是在赛克资本赚的，还是那里的决策者，并为马特莫的庭审辩护支付费用。在此，法官的要求好像有些奇怪，但为了马特莫的审判，他有责任尽量消除那些分心之事。“我认为，类似史蒂文·科恩如何进行交易这种一般性问题非常危险，”在陪审团听不到的一次庭前讨论中，加德佩如此说过，“这些问题意味的风险是，打开了泛泛地考证史蒂文·科恩如何做生意的大门。我想我们都会认为这不是我们现在想要走的路。” [5]

在结束庭辩时，与德夫林-布朗搭档的检察官尤金·因戈利亚再次梳理了一遍该案事件的时间表：从马特莫到赛克资本工作，到他培养吉尔曼作为信息源，最后到访吉尔曼在密歇根大学的办公室，并看到大型ICAD会议的介绍幻灯片。因戈利亚说：“史蒂文·科恩和马修·马特莫星期天在电话里说了20分钟。我们怎么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紧接这个电话之后，马特莫通过电子邮件给科恩列出每个账户中相关股票的数量。第二天开始，他们用四天多的时间，秘密卖掉了所有的相关股票。”

然后，轮到斯特拉斯堡了。他站起来，看着陪审团。“史蒂文·科恩不在审判中，”他说，“史蒂文·科恩甚至根本没有被指控为共谋犯。马修不是史蒂文·科恩。史蒂文·科恩不在这里。科恩的事是科恩的事。”

当然，这些话没错。但是从科恩付费的律师嘴里说出来，这就可疑了！马特莫已经向一位科恩付费的律师咨询过，是否应该与政府合作，做指控科恩的证人。检察官认为，科恩之所以没有受到审判，主要是因为马特莫拒绝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允许存在这样一种付费制度本身似乎就是腐败。

斯特拉斯堡的结束演讲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大约在开始45分钟后，看着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了同样的观点，陪审员们就开始显得很不耐烦了。在结束演讲之时，他深吸了一口气。“马修的希望、他家人的希望，将会因这里发生的事情而永远改变，”他说道，“这对马修、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和他的父母来说，就像是地狱。他不是一粒沙子，他不是指控史蒂文·科恩的棋子。”当他夸夸其谈之时，眼泪顺着罗斯玛丽的脸颊流了下来。

在审议的第三天下午1：51，陪审员返回法庭，递交他们的裁决结果。他们想要表达的是显而易见的。此时，没人向法庭马特莫所在的那个方向望去。当陪审团团长宣布，针对马特莫的所有三项指控都有罪时，罗斯玛丽抽泣了！

马特莫的父母拖拽着疲惫的身躯，走出后门，进入外面寒冷的世界时，脸上看上去是惊呆的表情！对于马特莫的父亲来说，在听到三项指控都有罪这句话时，他觉得好像有三颗子弹穿心而过！ [6]

当第二天这些故事出现在各家媒体的版面之时，读者的感觉是，控制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对冲基金之一的那个非常有钱的人，似乎只是被分走了小部分财富，并且最终挣脱了个人的罪责。史蒂文·科恩将继续交易股票和购买艺术品。剩下来检察官可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拿马特莫的案子说事，声称他们取得了胜利，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达到自己的最终目标。

对于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来说，马特莫案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马特莫有充分的机会指证他的前老板，为自己换取较轻的刑期，但他拒绝了。相反，他经历了极其羞辱性的审判，现在面临十多年的监禁期。为什么？这是一个三年来一直围绕着他案子的问题。近十年来，一直在追查史蒂文·科恩的联邦检察官确信，马特莫手握能使科恩认罪的确凿证据。通常，像马特莫这样受到指控，面临长期刑罚的人几乎都被策反了。为什么马特莫就没有一起玩呢？

当然，他没有关于科恩定罪信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即使如此，无论他为政府做些什么，都可能使他获得减刑的优待。令人困惑的是，他甚至试都没试过。就此，有三种相关的说法是人们最常议论的。

第一个是荣誉。也许马特莫根本就不能接受成为一个告密者的想法。在白领的案子里，这样一种原则立场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例外，尤其是对于有马特莫这种历史记录的人来说，似乎是特别不可信的。难道这就是他突然选择正义之路的那一拐点时刻吗？

第二个是恐惧。也许马特莫相信，如果他出卖了科恩，他将会面临某种报复。但这也是很难接受的。马特莫已经离开了金融业，而且，尽管科恩作为一个商人是相当无情的，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史蒂文曾经的确雇用过黑社会流氓，对背叛者进行报复。

另一个假设，也是那些参与办这个案件的人最经常提到的那个假设：物质利益，或者说，马特莫抱有一个决绝的希望——科恩会奖赏他的忠诚。虽然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个理论，但它比其他的假设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为最终驱动华尔街大多数人的就是金钱！这一案件让马特莫的财务状况毁于一旦。 [7] 政府下令没收了他家的下述资产：他和罗斯玛丽在博卡拉顿的别墅、以马特莫名义在美国运通银行账户存的320万美元、以罗斯玛丽的名义在网络银行账户存放的24.5万美元和马修-罗斯玛丽-马特莫基金会的名义剩下的934897美元。这个基金是他们在2010年建立的一个非营利组织， [8] 并在该账户存入100万美元。在大谈特谈致力于慈善事业之后，马特莫因这笔捐赠而获得了税收优惠，但随后它却几乎没有为慈善事业贡献自己的资金。同年，他们还从基金会报销了22826美元的差旅费和其他费用。现在，账户中留下的所有钱都将转交给政府了。

面对此情此景，罗斯玛丽争辩道，她和孩子们最终都有流浪街头的风险。他们的家族都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她通过提交各种法律文件，向法官提出了相关请求。

至少可以这么说，科恩向马特莫输送资源的路径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也是非法的、最公然的收买证人罪。）政府会计师将迅速找到任何神秘的收入来源。即使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但该案子的观察者也不得不猜测一定发生了什么。尽管她曾以痛苦的法律术语说过：“现在没有，从来没有， [9] 将来也不会有史蒂文·科恩照顾我们的任何可能。”但罗斯玛丽无法完全平息这种坊间传言。此外，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某个律师教给她的。不管怎么说，时至今日，马特莫的动机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量刑听审会的前几个星期，马特莫家族就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境地。他们的噩梦终于成真。此外，他们还遭受了另一个十分痛苦的打击：斯坦福商学院寄来了一封信，剥夺了马特莫的MBA学位， [10] 因为他在入学申请中撒了谎。

尽管如此，罗斯玛丽还是没有放弃。她请求朋友、同事和亲戚，向判决马修刑期的法官寄出对马特莫表示支持信函。此时，马修也把自己的傲慢放在一边，再次向他在杜克大学的前伦理学教授布鲁斯·佩恩发出了请求。如今，佩恩对他这位以前曾视为朋友的学生感觉很不好。他知道了，马特莫在请他向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写推荐信时，没有透露他在哈佛法学院发生的事情，从而欺骗了他。这种行为着实太过分！佩恩告诉马特莫他不可能再这样做了。

不过，很大程度上由于罗斯玛丽的努力，还是有很多人给法官发了这种信函，大约有几十个表兄弟、叔叔和婶婶，其中许多是医生，还有一些来自遥远的印度。他们的信件有几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马修的监禁将会不公平地惩罚他的三个孩子；罗斯玛丽是一个脆弱的人，马修被逮捕入狱，对她将是致命的一击；她将无力独立抚养自己的孩子；还有人认为，马特莫遭受的苦难已经足够多了。还有的说，罗斯玛丽正遭受一种幻觉之苦，这使她身心极其虚弱。这听起来是维多利亚之幻，但并不符合如此深度地参与马特莫抗辩的那种强悍人格。那些检察官们在读到它时，都不屑一顾。正如德夫林-布朗后来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医生或精神科专家给出的任何确诊的函件。

马特莫的父亲鲍比写了一封13页内含激情的信函，其中附有一些马特莫儿时的照片，其中他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领带，满脸微笑。他描述了在马特莫没能上哈佛大学本科后，作为父辈极度失望的心情，鲍勃写道：“几乎是到了22年后的今天，我才觉得，也许是我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才把他推到如此困窘的境地。我们逼他出人头地，直到他越过了底线！”

罗斯玛丽知道丈夫命运多舛。斯特拉斯堡和布拉克拉斯一直在设法使她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事情。适用于内幕交易案的判刑条款往往很重。例如，拉贾拉特南被判处11年，一位名叫兹维·嘉福的帆船集团交易员也被判了10年。不过，她仍然坚信马修可以幸免。她每天都祈祷。

在2014年9月8日下午3：30，马特莫再次站在加德佩法官面前，等待聆听将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根据公开的判刑指南，他将面临19年半的监禁。

在此，法官复述了那些确凿的案情：2008年7月17日，吉尔曼和马特莫一边进行着手机通话，一边翻阅那份幻灯片；马特莫飞往底特律，在吉尔曼办公室与后者会晤；第二天又与科恩进行了20分钟的手机通话；随后一周，赛克资本秘密卖掉了所有宜兰股和惠氏股。虽然政府没有提及科恩的名字，显然，他位于马特莫犯罪活动的核心位置。

“鉴于这一系列事件，” [11] 加德佩表示，“科恩的确从马特莫那里得到了非公开的重要信息。”但为了量刑之目的，马特莫要为其所有的行为负责。

“马特莫先生已经被这起诉讼给毁了。”法官说。不过，他补充说，为了利用他的案子震慑他人，“我觉得有必要判处重刑”。

此时，罗斯玛丽垂着头。加德佩也停顿了一会儿。他似乎真的对他要做的事感到悲伤。“我决定判他9年的刑期！”

这时众人花了片刻时间进行消化。9年。随后，罗斯玛丽开始哭泣。

法官离开后，有一段较长时间的静寂。然后，罗斯玛丽牵着马修的手，一起走出法庭。

马特莫的父母已经沉默了好几个月。他们每天都要在进出法院的路上，勇敢地推开一群又一群摄影师，但从不说一句话。然而，在宣判结束之后，他们蹒跚地走进明媚的阳光之中，再也无法压抑的怒火，瞬间爆发！

“他被诬陷了！”马特莫的母亲丽兹·托马斯在法院大楼外阶梯的基座上喊道。她的眼睛灼热难当，她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是他的父亲，”鲍比·马特莫站在他妻子旁边说，“检方是否知道，三年前两名特工就在博卡拉顿找到他；如果他们知道马修有罪，那他们为什么告诉他，他们想招募他当告密者？原因是什么？”鲍比接着说：“如果他有罪，他们应该说，‘你有罪，我们要按法律程序办这个案子！’相反，他们说，‘我们想招募你做告密者’……”

“他被诬陷了，”鲍比继续说，“谁赚钱了？有人赚了2.75亿美元，但把所有的责任归咎于马修！今天，那位法官把全部罪责都搁在了马修的身上。那个法官，那个法官根本不代表正义！这种审判只是一种嘲弄。这就是美国的制度！”

“谁赚了钱？”丽兹插话道，“我的儿子从中赚了930万美元，其中的300万美元缴了税款。”

那么，有人会问：为何马修没有和检察官合作，帮助自己呢？为什么他不帮他们法办那个赚了大钱的人，史蒂文·科恩呢？

“你要我告诉你们吗？”鲍比回答道，用正义的愤怒在空中猛戳手指，“因为他相信第九诫。你知道第九诫是什么？你不要对你的邻居作假证！”

“赚钱的人在游艇上。”丽兹说，明显是在指科恩的妻子晒在网上的夏季希腊航行之旅的照片，“而我的儿子却要去监狱！”

“这不是正义！”鲍比说。

后记

2015年5月11日，马修·马特莫被判刑8个月后，佳士得在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总部举办了一场世界顶级艺术品收藏家的专题拍卖晚会。这场拍卖会被称之为“展望过去”。它的核心是一组精心挑选的20世纪杰作，混合了当代和稍早的作品。若在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它们可能就已经待在那些大型博物馆里了。当晚的耀眼之星是毕加索的绘画《阿尔及尔的女人》，预计售价为1.4亿美元。总的来看，这个夜晚预计将会有一个创纪录的销售额！对于此期主要由华尔街的金钱和亚洲的财富助推起来的艺术品收藏盛宴，这场拍卖就像是一场结束曲。在这场拍卖中，有一幅作品是来自科恩的收藏品， [1] 让·杜布菲的《巴黎的波尔卡》，估价为2500万美元。

虽然他的前雇员马特莫正在就他的判决进行上诉，并准备在监狱的新生活，但科恩并未因此而蛰伏。鉴于他的法律团队保证说对于他的刑事指控威胁已经全部消失，科恩又开始积极向世界展示，他的强大还是一如既往。因此，他去了达沃斯，并坐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球场边，充分享受着电视摄像机的关照。在11月10日，马特莫应该开始服刑的日子，科恩又制造了一则新闻：在苏富比花费了1.01亿美元购买了名为《战车》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雕塑。

“史蒂文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精明的收藏家，” [2] 科恩的艺术品代理商之一，威廉·阿奎斯拉告诉《纽约时报》，“他还有一些恰如其分的直觉，那些从阅读艺术史书中无法得到的东西。”

同时，科恩一直在努力净化自己在华尔街的声誉，设法使自己远离司法丑闻。根据他公司刑事和解方案的要求，科恩已经关闭了赛克资本，并将其变成一个私人理财机构，只投资自己的资金（接近100亿美元）。对他来说，重要的是100亿美元这个数字。

2014年4月，在马特莫被定罪的3个月之后，科恩将自己的公司名称从赛克资本顾问公司更改为“尖端72资产管理公司”，这里的尖端72是指公司的地址：斯坦福德的卡明斯尖端路72号。此外，他还清除了那些帮他摆脱了法律麻烦的顶层助手和顾问。赛克资本的总裁汤姆·康尼内离开了，赛克资本合规部负责人史蒂文·凯斯勒也离开了。科恩的业务发展总监所罗门·库明曾参与招聘了许多后来陷入内幕交易的交易员，也离开了科恩并创建了自己的对冲基金。 [3] 科恩为合规部寻找了新负责人，招聘人员就此联系了几名曾涉入赛克资本调查的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

最终，科恩聘请了一位前康涅狄格州的联邦检察官担任“尖端72”的总法律顾问，并宣布计划设立一个6人“顾问委员会” [4] （都由知名企业领导组成），负责就公司管理和道德问题为公司提供咨询意见。

颇具黑色喜剧色彩的是，史蒂文·科恩还为大学生开设了一个名为“尖端72学院”的课程。这是一个“高度精选且要求严格的12个月培训计划”，旨在向寻求金融职业的年轻人教授投资策略。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科恩没有对马特莫和斯坦伯格进行有效监督的指控仍未得到解决。该机构希望能够使他终身禁入证券行业，但科恩正在与之抗争。他聘请了著名辩护律师戴维·博伊斯加入抗辩证券交易委员会案件的法律团队。

他告诉朋友，他预计不久的将来会经营另一个对冲基金，但如果证券交易委员会胜诉，那将成为泡影。在此期间，科恩的“家族理财机构” [5] 每年为他赚取了数亿美元。他的交易额仍达到数十亿美元，他还在买艺术品——8年来，政府针对他的各种努力，都无法阻止他。在我为写本书做报道的3年中，我和科恩的办公室进行了断断续续的联络，试图得到对他采访的机会。我打电话给他，写信给他，并与他的代表会面。我仅得到了一些暗示，他最终可能会找我聊，但他从来没有。我决心要跟他面谈。我知道那晚他将出现在佳士得2015之春拍卖会，所以，我去那儿找他。

在拍卖之夜，佳士得的拍卖场地充斥着各国浓妆艳抹的贵妇和一些看起来极其富有的男人，他们根本不在意希腊的金融危机（它此时正是国际新闻的头条主角）。这里到处弥漫着狂热的气氛。一场刺激无比的赛事即将登场，那些胜者将支付巨额的资金。

当天晚上6：30前后，科恩的前交易员戴维·甘内克轻快地穿过大厅；他看起来好像刚刚从游艇上下来，衬衫的纽扣敞至胸部。随后不久，在晚上7：00拍卖会开始前的几分钟，史蒂文·科恩走了进去。

他身材矮小，呈梨形，着灰色拉链毛衣和卡其色裤子，似乎是独自一人来的。他的脸颊呈粉红色。当他进入人群时，他给出了他那标志性的咧嘴微笑。此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刚刚进入一家大型玩具店的孩子。在预定开始时间5分钟前，才刚刚到达本季最火的艺术品拍卖会之一，这通常是终极买家的举动。科恩知道，如果他不出现，拍卖会是不会开锤的！

当他进入通向放置投标人的拍卖牌的桌子的走廊时，我走到他的前面。“嗨。”我和他打了个招呼，顺便介绍了自己。到目前为止，我和他的前同事、员工和密友，进行了数百次访谈。我觉得我对他的了解，不比其他人少。

“哦，是你呀！”科恩回应道。他愣住了。

“我正想和您聊聊。”我说道，同时抓住他的手，握了握。

“我知道你想和我聊，我知道你想聊聊。”他说道，同时，开始环顾四周，想找到一种逃逸的方式。

“你赢了！”我说，“你有很多辉煌的故事要告诉世人。”

“我不想和你聊，”他说道，并迅速走开，“没什么可说的……”

当他正要溜进人群之时，我赶紧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您今晚是打算买，还是打算卖？”

“哦，卖，”他答道，“卖。”

他走过楼梯，到了挤满买家的画廊，拍卖即将开始。在拍卖会接近结束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另一尊青铜雕塑《指示者》上台拍卖。它被业界广泛认为是该艺术家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6]

对于刚刚经历了极端挑战期的科恩来说，雕塑是他自己未来的一个标志。他确信自己能在法律的幽灵之下，几年后再放异彩。按理说，政府已经尽了全力，设法把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绳之以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他还是依然故我。科恩是一个幸存者，是一个比他自己想要承认的更加另类的他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即便此刻，他还可以在没有任何恐惧之下，购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经过几轮的积极投标，他最终以1.413亿美元的价格赢得了贾科梅蒂的作品。这可是拍卖史上为一尊雕塑所付出的最高价格！ [7]

在普利特·巴拉拉领导了对对冲基金的调查，并使他成为全美知名人物后，美国的法律体系对此发出惊人的责备。2014年12月，上诉法院分别推翻了对托德·纽曼（响尾蛇资本）和安东尼·基亚桑（水平国际基金）的定罪，而这两家基金与赛克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位法官申斥巴拉拉办公室太过激进，对从朋友或雇员那里（而非公司内部人士）间接获得内幕信息的交易员也进行了指控。在将会被称为《纽曼裁决》 [8] 的内容里，法院表示，要起诉因重大非公开信息交易的交易员，他必须清楚内幕信息原始泄密者收到的好处。在许多内幕交易圈里，交易员从其他交易员那里获得利润或收入数字，知道这些信息来自公司内部人，但其他的基本上一概不知。法院还裁定，泄密者分享这种信息所得到的好处必须是有形的，类似于货币等。出于友谊或获利交易自身，不足以获罪。

“昨天的裁决 [9] 如同一辆18轮卡车，直接碾压了内幕交易法。”负责拉吉·拉贾拉特南审判的联邦法官理查德·霍尔维尔说，“它大行倒行逆施之道，使得昨天还被大多数华尔街从业者认为错误行为，得到了漂白！”

巴拉拉被这个裁决激怒了。他认为这并没有反映华尔街的真实运作方式，因为非公开的重要信息在这里可以像现金那样有价值，能在朋友和同事之间进行分享，以换取商誉和未来礼物的承诺。他把《纽曼裁决》上诉到最高法院。当最高法院拒绝受理此案时，巴拉拉被迫解除对相关七人的起诉，包括迈克尔·斯坦伯格，在其生活遭到颠覆之后，他又自由了。除了斯坦伯格，他的前分析师乔恩·霍瓦特、霍瓦特在响尾蛇资本的朋友杰西·托尔托拉，以及该案的其他主要证人都撤销了他们的认罪。 [10] 对科恩来说，这就是对其行为的另一种辩护方式，基本上使赛克资本“莫问莫说”的信息采集模式合法化。巴拉拉说，这个裁决只会影响他办公室大约10%的起诉案，但他认为，一大批内幕交易现在将不会受到惩罚，而这个先例将会给富人和有良好关系能获得宝贵信息的人又一种优势。只要你不太了解它的来源，你基本上就可以合法地利用那些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

“这为无良行为绘制了一个明确的路线图，” [11] 巴拉拉说，“我认为人们不得不问自己，这是否对市场有益，这是否有利于市场的诚信。”（在《纽曼裁决》公布两年后，最高法院在一个与内幕交易无关的案子中，一致裁定：《纽曼裁决》太过了，向朋友或亲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应该作为一种不当之举被追究。这使司法部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脱。）

2015年2月，戴维·甘内克起诉巴拉拉和联邦调查局，指控他们侵犯了他的宪法权利，非法突袭搜查了他的水平国际基金（由于司法审查而关闭）。甘内克认为，在政府追查科恩的过程中，许多人的生活和业务受到不公正的损害，包括他自己在内。在调查的压力下，他的水平国际基金和托德·纽曼供职的响尾蛇资本都被迫关闭。纽曼上诉获胜后，两家公司与司法部（响尾蛇的案子）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和解协议都被撤销，并且返还了已经支付的相关罚金。甘内克的案件于2017年10月被撤销。这“对于那些雄心万丈且正在寻找众人眼光的检察官而言，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因为即便他们在撒谎和泄密之时，也会获得安全无忧之感”，甘内克说道。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13年对科恩提出的指控（指责他未能有效地监管斯坦伯格和马特莫），在2016年1月也悄然解决。上诉法庭对纽曼和基亚桑案件的裁定，削弱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权力；在处理该案时，该机构只对科恩提出了一项重大制裁：禁止他两年内不得管理外部投资者的钱。这项制裁使他得以在2018年重返对冲基金业务。

一位对冲基金的投资者，埃及克罗夫特合伙基金的唐·斯坦布鲁格表示：“如果科恩在开盘当天获得25亿美元外部资金，我并不会感到惊讶。”阿尔法资本管理公司的布莱德·阿尔福德曾在赛克资本投过钱，他说：

“人们将会在门外排起队购买份额。 [13] 科恩募集资金就像篮下直接得分那样容易。”

2006年，拜维尔公司指控赛克资本和其他对冲基金股票操纵案也同样被驳回。相反，拜维尔公司被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诈骗。后来该公司为了处理无理诉讼索赔，还向赛克资本支付了1000万美元。另外，费尔法克斯对赛克资本和其他对冲基金提起的诉讼在2013年也被驳回。它目前还在上诉之中。科恩前妻帕特里夏对他提出的诉讼于2016年5月被驳回；地方法官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史蒂文在离婚时对帕特里夏隐藏了任何资产”。2017年年末，马修·马特莫的上诉被驳回。目前，他正在佛罗里达履行他9年的刑期。

与此同时，涉及指控科恩和赛克资本案件的检察官和监管者，则纷纷转向回报更丰厚的职业生涯。负责谈下赛克资本18亿美元罚款的巴拉拉刑事部门负责人洛琳·赖斯纳成为保罗-韦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就是那家为科恩提供法律辩护团队的律师事务所）。负责斯坦伯格案的检察官安东尼奥·艾普斯离开了政府机构，成了另一家公司法事务所（米尔班克-特威德-哈德雷-麦克罗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从事白领辩护工作。巴拉拉的副手理查德·扎贝尔则宣布，他正在一家名为艾略特管理的对冲基金担任总法律顾问，这是一家由杰出的亿万富翁和政治捐款人保罗·辛格所管理的基金。在联邦调查局尽职25年之后，B.J.康的前主管帕特里克·卡罗尔加入高盛，担任其合规部的副总裁。领导马特莫起诉案的阿罗·德夫林-布朗成为卡文顿-博林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不过，最令人吃惊的举动可能来自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监督该机构调查马特莫的高级执法检察官阿米利娅·科特雷尔。2015年6月底，她用自己的去向震惊了她的同事：她正在加盟威尔基-法尔律师事务所，即科恩的长期辩护律师马丁·克洛茨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事实证明，领导政府对科恩进行的最强有力的指控案，成为她做法律顾问的最好的试镜表演。

如今，金融业发展演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该行业的大部分行为几乎完全超出了监管机构和执法机构所能触及的范围。通常，华尔街最成功的公司不断地把监管的前沿向前推进；每当法律看起来像要追赶上来时，它们却又移师远去。有一种观点认为，迈克尔·米尔肯时代以后，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缺乏意愿或专业知识，起诉那些顶级运作的企业罪犯几乎是不可能的。对经过长期昂贵的审判之后遭受尴尬失利的惧怕，导致了执法行为的某种瘫痪。2008年以前，就席卷金融系统的广泛诈骗行为，司法部无法或不愿将华尔街任何资深人物置于刑事指控之下。相反，它从那些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罚没了数十亿美元的款项。2015年，针对缺乏追究个人诉讼的批评，司法部宣布了针对金融犯罪的积极的新政策，侧重追究个人责任。但直到我撰写本书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

对冲基金行业为新一代华尔街投资者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其主要创新是在股市中寻找更积极的投注方式。作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科恩之所以创建了他的交易帝国，主要由于他战胜了不太成熟的投资者。几年之后，在金融犯罪史上惨遭最大罚款（并看到自己的十几名员工卷入了内幕交易）后，科恩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从那场把他公司卷入漩涡的危机中走了出来。最后，政府花了近十年时间收集的针对他的证据，从未被提交给陪审团。剩下的就是科恩为此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代价，换得了他可以重新归来的门票。

2016年11月8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誓言要引入一个放松管制的新时代。在新旧政府过渡的动荡期，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任命科恩私人投资公司“尖端72”的总法律顾问 [14] 负责招聘新的司法部门候选人。不久，特朗普就解雇了作为美国纽约南区检察官的普利特·巴拉拉。在重要的经济政策岗位上，特朗普很快任命了来自高盛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和银行家，而且，司法部也开始不强调对企业犯罪的起诉了。在这种环境下，未来的史蒂文·科恩们很可能又会火爆起来。

在本书付梓之时，科恩正在准备于2018年推出一个新的对冲基金。据新闻报道，被科恩聘用的营销人员预计，他可以筹集到100亿美元的资金。

人物表

赛克资本顾问公司，斯坦福德，康涅狄格州

高层管理人员

史蒂文·科恩（Steven A.Cohen），创始人和所有者

彼得·努斯鲍姆（Peter Nussbaum），法律总顾问

所罗门·库明（Solomon Kumin），首席运营官

汤姆·康尼内（Tom Conheeney），总裁

史蒂文·凯斯勒（Steven Kessler），首席合规官

“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赛克资本以研究为驱动力的精英部门

马修·格罗斯曼（Matthew Grossman），“累计收益率本质”部门的负责人

马修·马特莫（Matthew Martoma），投资组合经理

贾森·卡普（Jason Karp），研究主任

戴维·蒙诺（David Munno），投资组合经理

本杰明·斯莱特（Benjamin Slate），投资组合经理

乔纳森·霍兰德（Jonathan Hollander），分析师

蒂莫西·扬多维茨（Timothy Jandovitz），医疗保健股交易员

西格玛资本，赛克资本位于曼哈顿的部门

迈克尔·斯坦伯格（Michael Steinberg），投资组合经理

乔恩·霍瓦特（Jon Horvath），服务于迈克尔·斯坦伯格的分析师

加布里埃尔·普洛特金（Gabriel Plotkin），投资组合经理

理查德·格罗丁（Richard Grodin），投资组合经理；斯特提克斯资产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

C.B.李（Richard Choo-Beng Lee），服务于格罗丁的技术股分析师；西菲利克斯资本的联合创始人

赛克资本的其他人物

韦恩·霍尔曼（Wayne Holman），医疗保健股投资组合经理；脊背资本管理公司创始人

菲利普·维尔豪尔（Phillipp Villhauer），首席交易员

戴维·甘内克（David Ganek），投资组合经理；水平国际投资者基金联合创始人

理查德·西默尔（Richard Schimel），金融股交易员；响尾蛇资本联合创始人；娶了史蒂文·科恩的妹妹温迪

拉里·萨潘斯基（Larry Sapanski），能源股交易员；响尾蛇资本联合创始人

唐纳德·朗奎伊尔（Donald Longueuil），投资组合经理

诺阿·弗里曼（Noah Freeman），投资组合经理

肯·利萨克（Ken Lissak），早期高管；独立交易员

阿里·基辅博士（Dr.Ari Kiev），心理专家和“交易教练”

戴尔交易案

托德·纽曼（Todd Newman），响尾蛇资本投资组合经理

安东尼·基亚桑（Anthony Chiasson），与戴维·甘内克共为水平国际投资者基金的联合创始人

杰西·托尔托拉（Jesse Tortora），纽曼手下的分析师（响尾蛇资本）

山姆·艾当达奇斯（Sam Adondakis），基亚桑手下的分析师（水平国际投资者基金）

桑迪普·戈雅尔（Sandeep Goyal），分析师，纽伯格-博曼基金

单德·迪普（Chandradip“Rob”Ray），“罗博”·雷，戴尔公司雇员

格兰特尔公司，纽约

唐纳德·艾泽尔（Ronald Aizer），期权部门负责人

杰·戈德曼（Jay Goldman），史蒂文·科恩的朋友、杰·戈德曼公司的创始人

马修·马特莫的律师

斯蒂尔曼-弗里德曼律师事务所，纽约

查尔斯·斯蒂尔曼（Charles Stillman），合伙人

纳撒尼尔·马默（Nathaniel Marmur），合伙人

古温波特律师事务所，纽约

理查德·斯特拉斯堡（Richard Strassberg），合伙人和证券诉讼与白领辩护部联席主任

罗伯特·布拉克拉斯（Roberto Braceras），合伙人

迈克尔·斯坦伯格的律师

克拉默-莱文-纳夫塔里斯-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纽约

巴里·伯克（Barry Berke），合伙人和诉讼部联席主任

史蒂文·科恩的律师

威尔基-法尔-加拉格尔律师事务所，纽约

马丁·克洛茨（Martin Klotz），诉讼部资深律师

迈克尔·斯瓦科特（Michael Schachter），合伙人

保罗-韦斯-里夫金德-加里森律师事务所，纽约

小希尔多·威尔斯（Theodore V.Wells Jr.），合伙人和诉讼部联席主任

迈克尔·格茨曼（Michael Gertzman），合伙人和诉讼部联席主任

丹尼尔·克拉默（Daniel Kramer），合伙人和证券诉讼及执法组联席主任

马克·波美坦茨（Mark Pomerantz），律师

博伊斯-席勒-弗列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纽约

戴维·博伊斯（David Boies），主任

费尔法克斯和拜维尔的案子

科索维茨-本森-托里斯-弗里德曼律师事务所，纽约

迈克尔·鲍威（Michael Bowe），合伙人

联邦调查局，纽约外勤办公室

白领犯罪股

帕特里克·卡罗尔（Patrick Carroll），B.J.康的上司

戴维·查韦斯（David Chaves），戴维·马科尔的上司

B.J.康（B.J.Kang），特工，C-1小组

戴维·马科尔（David Makol），特工，C-35小组

马修·卡拉汉（Matthew Callahan），特工

詹姆斯·欣克尔（James Hinkle），特工

汤姆·祖卡卡斯（Tom Zukauskas），特工

证券交易委员会

总部，华盛顿特区

玛丽·夏碧诺（Mary Schapiro），主席，2009～2012年

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主席，2013～2017年

安德鲁·赛瑞斯纳（Andrew Ceresney），执法部主任，2012～2016年

乔治·卡内洛斯（George Canellos），执法部副主任，2012～2013年；执法部联席主任，2013～2014年

纽约地区办公室

桑杰·瓦德瓦（Sanjay Wadhwa），区域执法助理主任

阿米莉娅·科特雷尔（Amelia Cottrell），分支机构主管

查尔斯·黎里（Charles Riely），专职律师

马修·沃特金斯（Matthew Watkins），专职律师

约瑟夫·桑索内（Joseph Sansone），证券交易委员会市场违规股负责人

丹尼尔·马克斯（Daniel Marcus），专职律师

贾斯汀·史密斯（Justin Smith），专职律师

内尔·亨德尔曼（Neil Hendelman），分析师

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专职律师

迈克尔·霍兰德（Michael Holland），专职律师

美国检察署纽约南区办公室

普利特·巴拉拉（Preet Bharara），联邦检察官

理查德·扎贝尔（Richard Zabel），联邦副检察官

洛林·赖斯纳（Lorin Reisner），纽约南区犯罪股负责人

安东尼奥·艾普斯（Antonia Apps），联邦助理检察官

阿罗·德夫林-布朗（Arlo Devlin-Brown），联邦助理检察官

艾维·威茨曼（Avi Weitzman），联邦助理检察官

安德鲁·迈克尔森（AndrewMichaelson），联邦特别助理检察官，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贷款问题

约书亚·克莱恩（Joshua Klein），联邦助理检察官

雷蒙德·洛伊尔（Raymond Lohier），商品和证券欺诈特别小组负责人

里德·布罗德斯基（Reed Brodsky），联邦助理检察官

尤因·因格里奥（Eugene Ingoglia），联邦助理检察官

哈利·切夫（Harry Chernoff），联邦助理检察官

克里斯托弗·加西亚（Christopher Garcia），商品和证券欺诈特别小组负责人

马克·伯格（Marc Berger），商品和证券欺诈特别小组负责人

安健·萨尼（Anjan Sahni），商品和证券欺诈特别小组副负责人

鸣谢

如果没有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施助者众多，从研究人员到编辑，从雇主到同事，从事实核查员到朋友，不一而足。我深切感谢，在过往的10年里，那些与我分享时间和睿见的众多信源和主体，使我能尽量多地从几个对冲基金了解内幕交易调查的内容，并努力重建相关事件的过程。

在做有关本案的大部分新闻报道时，我做新闻工作的东家是《彭博商业周刊》，那时正好是本书描述的许多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段。本书的故事则发端于我在这本周刊所领受的一份杂志专题报道的任务。《彭博商业周刊》编辑约什·泰然吉尔总是有很高的标准，但让人觉得有动力去实现。他和他的副手及继任者艾伦·波洛克，既宽容我表现出的那种长期的焦虑感，又慷慨允许我为这本杂志写出雄心勃勃的故事。《彭博商业周刊》专题编辑兼朋友布莱恩特·乌尔斯塔特，首先敦促我把赛克资本案作为写作的主题。同时，我也很感谢那段时间的许多其他朋友和同事，包括我的编辑布莱德·维纳以及《彭博新媒体》的那些伙计们。

自从离开《彭博商业周刊》以来，我有幸在《纽约客》做专业写手，为戴维·瑞姆尼克工作，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我还有幸有了下述各位作为我的编辑和同事：亨利·芬德、维拉·蒂坦尼克、苏珊·莫里森、尼克·汤普森等许多其他各位。

我的书落在了安迪·沃尔德手中，这是行业中最有耐心和最严格的编辑之一。从我进入Penguin Random House，与苏珊·卡米尔和汤姆·佩里会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正在和那些理解和欣赏这个故事重要性的出版人合作（他们在第一次交谈中就提到了《总统班底》）。莎莉·马文和伦敦·金在本书的宣传指导中散发出了别样的智慧和活力，而凯拉·迈尔斯、梅利莎·桑福德、埃文·坎菲尔德和约瑟夫·佩雷斯也非常有帮助。

我的经纪人，盖尔·罗斯，一直是一位孜孜不倦的支持者和顾问；她的搭档，霍华德·尹，是编辑咨询的关键人物。雨果·林格伦是一位难得的编辑、顾问和朋友。在不同阶段，希尔多理科·梅尔和娜丁·萨白都是非常棒的研究助理，安迪·杨则扮演了事实核实的重要角色。

我很幸运有许多朋友和同事愿意阅读书稿，提供书写的建议，倾听和/或提供自己报道里的案例，其中包括卡特里娜·布鲁克、史蒂夫·菲斯曼、戴维·格罗文、苏西·汉森，亚历山德拉·雅各布、帕特里克·罗登·启赋、凯特·凯利、彼得·拉特曼、德文·伦纳德、达夫·麦克唐纳、伯大尼·麦克林、米兰达·普尔维斯、安妮塔·拉格万、安德鲁·莱斯、玛丽亚·罗素、加布里尔·谢尔曼、珍妮弗·斯塔尔、尼克·沃比斯基、戴维·沃里克斯和其他人。本书的部分也是献给彼得·卡普兰，他教我如何成为一位记者。

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包括我的父母——弗兰克和罗恩娜；我妹妹阿曼达；我的姻亲，包括卡洛塔和帕特西；最重要的是，与我共在一个屋檐下，我挚爱的和包容了我一切的人——塞特、怀亚特和洛拉。

纽约市，2016年11月

注释和来源

2012年11月20日，马修·马特莫被捕的那天，我就开始报道这个故事了，而且，这个报道一直持续到今天。本书的素材基于对200多人数百次的访谈，以及大量的法庭笔录，证物、证词、证券交易委员会讯问笔录、联邦特工讯问证人的笔录（简称为302s）、日记、信函和其他文件。此外，相关素材还有许多被记者和下述媒体详细报道的案件和人物：《纽约时报》、路透社、《彭博新闻》《华尔街日报》《机构投资者》《财富》《名利场》、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和《纽约客》；还有一些相关书籍，其中包括安妮塔·拉格万的《亿万富翁的学徒》，这是拉吉·拉贾拉特南案件的真实复述。詹姆斯·斯图尔特的《盗贼之穴》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它是对迈克尔·米尔肯时代困扰华尔街的内幕交易的精要描述。

我那时撰写的许多人，要么是我所描述事件的目击者（在我做访谈时可能正面临刑事起诉或监管制裁的可能性），要么是与雇主签署了保密协议（这是金融行业的标准做法），或者是被禁止公开谈论其工作的政府部门的人。由于这些原因以及主题的敏感性，绝大多数的访谈结果是：我可以使用人物的观点和对话信息，但我不能指名道姓地说明这个信息的来源。当我反映一个人物的观点或对话或任何其他事实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是相关的信息来源；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段落的内涵来自相关的文件、笔录、证词或亲历者的交代。为了写其中的一些段落，我有时被迫依赖对已经过去多年事件的回忆。为了证实不同人、多个来源和不同文件所传达的事件真相和版本，我都会竭尽全力。为了确保所述情节尽可能准确和完整，我们费尽心血，或是通过现场报道，或是通过严格的事实核查。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案件有时也会呈现戏剧性的曲折和意外：有些被定罪或认罪的人，后来却被逆转了；有些看起来可能会被指控的人，却从来没有听到过法槌的声响。

本书提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史蒂文·科恩没有合作，虽然在三年时间里我提出了多次请求，其中一次还是在佳士得拍卖会面对面的相遇。此外，科恩还试图阻止他最亲密圈子的人与我说话，甚至为科恩工作的新闻发言人还威胁要让人跟踪我。在华尔街内外，科恩（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不少人对他还有些害怕。

尽管有如此多的障碍，但还是有数十人选择与我交谈。这可能是下述两个因素的结果：自己的不懈努力；这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和历史意义的事件。总之，如果不是这些合作者的慷慨贡献，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

序言：策反

1 .David Glovin，Patricia Hurtado，and Bob Van Voris，“Chiesi Told Rajaratnam She‘Played’Friend Like‘Piano，’”Bloomberg News，April 4，2011.

2 .“Akamai Reports Fourth Quarter 2008 and Full Year 2008 Financial Results，”company press release，February 4，2008.

3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编号：09-Cr-1184（RJH），政府物证（以下简称“GX”）532T，2008年7月24日，拉贾拉特南和吉耶西之间的通话记录。

4 .Anita Raghavan，“Power and Pleasure，”Forbes，September 23，2010.

5 .Robert A.Guth and Justin Scheck，“The Man Who Wired Silicon Valley，”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30，2009.

6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GX 44，“帆船科技从阿卡迈科技股的交易种获得利润——始于2008年7月25日。”

7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政府物证GX 42，“帆船科技在阿卡迈股票的当日收盘头寸”，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7月30日。

8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GX 45，“新堡基金从阿卡迈股票的交易中所获利润”，始于2008年7月25日。

9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GX 543T，拉吉·拉贾拉特南和丹尼尔·吉耶西于2008年7月30日的电话记录。

10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GX 42。

11 .David Glovin and Patricia Hurtado，“Chiesi Swaps Cell for Halfway House，”Bloomberg News，May 18，2013.

12 .从此，会更多地用“赛克资本”或“赛克”指科恩的公司：赛克资本顾问公司。

13 .美国政府诉阿里·法尔案，编号：09-Cr-1009（RPP），阿里·法尔量刑备忘录。阿里是通过培训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的。他1978年出生于伊朗。在伊朗革命时期，少年的他移民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毕业后，他曾在一家硅谷公司Plantronics工作（该公司的产品之一是计算机化的手机耳机）。与此同时，他通过夜间学习获得了硕士学位。后来，他又成为培基证券的半导体板块分析师。他给帆船集团雇用他的拉贾拉特南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在那里的职业生涯却是起起伏伏，并在2008年，离开了帆船集团。

14 .美国政府诉阿里·法尔案，阿里·法尔量刑备忘录、阿里·法尔母亲恩斯迈特·艾克文的来信。

15 .美国政府诉理查德C.B.李等人，第09 Cr.0972（PKC），理查德C.B.李量刑备忘录，2015年11月18日。在成为赛克资本分析师之前，C.B.李工作于硅谷的芯片公司Monolithic Memories（最终改成“先行微设备公司”，在太阳微系统的旗下）。

16 .美国政府诉C.B.李等人，理查德C.B.李量刑备忘录。

17 .美国政府诉赛克资本等，编号：13-Cr-541（LTS），未解密的起诉书，2013年7月25日；C.B.李与科恩电话内容的一些细节。

18 .费尔法克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克拉姆-福斯特控股公司诉赛克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MRS-L-2032-06；新泽西州高级法院，有关史蒂文·科恩的录像证词，2011年2月22日。更多细节Matthew Goldstein，“Cohen Said to Have Warned Friend About Possible Federal Investigation，”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3，2013。

19 .Nina Munk，“Greenwich’s Outrageous Fortunes，”Vanity Fair，July 2006.

20 .托多·琼斯创立了托多投资公司。格里芬创立了城堡投资集团。参阅Sebastian Mallaby，More Money Than God（Penguin，2010）.

21 .对冲基金业务诱人的一个方面是，对冲基金经理可以轻松地将其年度奖金从每年数百万美元增加到数千万美元，甚至只需引入更多投资者的钱，使基金规模更大即可——往往几乎无须其他额外的工作。除了在年底收取所创利润的20%之外，大多数对冲基金会按资产总额的2%收取管理费用，用于支付经营费用和薪金。那么，管理3亿美元他人资金的基金就会收取600万美元的管理费，外加20%的利润提成。如果资金增加到30亿美元，管理费将跳到6000万美元。如果这一规模的基金当年只有6%的回报，那么，它将产生1.8亿美元的利润，其中3600万美元是基金经理是可以留为己有的。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由少数员工完成。

22 .Mallaby，More Money Than God，p.3.See also“The Top 25 Moneymakers：The New Tycoons，”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lpha，April 24，2007.

23 .“HFR Global Hedge Fund Industry Report：Year End 2015，”Hedge Fund Research.

24 .最近的法院裁决放宽了非法内幕交易的定义；更多信息请参见Jon Eisenberg，“How United States v.Newman Changes the Law，”K&L Gates LLP，May 3，2015.

第1章　钱、钱、钱

1 .Richard Behar，“The Shabby Side of the Street，”Fortune，March 3，2003.

2 .格兰特尔的期权部门是由卡尔·伊坎于1964年启动的。伊坎、艾泽以及科恩有很多共同之处。虽然伊坎比艾泽大几岁，但在他们的孩提时代，他们在市外小镇度过了羡慕曼哈顿天际线的青葱时光，并竭力为从中产阶级阵营脱颖而出而奋斗。当时，如果有人想交易股票期权的话，他们就不得不打电话给格兰特尔或其他几家公司的经纪人，解释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赌注以及在什么时间范围内运作，基本上都会接受对方提出的任何价格。到1968年，伊坎在格兰特尔的部门就能为公司赚取150万美元的佣金，是该公司盈利能力最强的部门之一。那年，伊坎离开了格兰特尔，创建了自己的公司。见Connie Bruck，The Predators’Ball（Penguin，1989），p.151.

3 .Jack D.Schwager，Stock Market Wizards（HarperCollins，2001），p.269.

4 .Judith S.Goldstein，The Great Gatsby：Inventing Great Neck：Jewish Ident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6），p.3.

5 .Bryan Burrough，“What’s Eating Steve Cohen？”Vanity Fair，July 2010.

6 .在那个年代，沃顿商学院的几位毕业生陆续被起诉（参见“Wharton Producing Its Share of Criminals on Wall Street，”Boca Raton News，September 26，1988），最有名的是布鲁斯·纽伯格（科恩的同学），1979年获得学士学位，1980年获得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纽伯格曾是德崇证券迈克尔·米尔肯的明星交易员，作为1989年垃圾债帝国的一部分，被以勒索和证券欺诈罪而起诉。米尔肯自己也获得了沃顿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7 .“一到宾州大学，我就觉得此路不通，”科恩说，“所有这些预科学校过来的孩子，他们早已准备就绪，他们已经读了所有的相关书籍。对于我来说，这真是一场无望的挣扎。”见Burrough，“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8 .Burrough，“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9 .1974～1995年，霍华德·西尔弗曼经营着格兰特尔。

10 .Lawrence Van Gelder，“Long Islanders：Driving Hard on Wall Street，”The New York Times，May 3，1987.

11 .Some details about Cohen and Patricia’s first meeting from Steve Fishman，“Divorced，Never Separated，”New York，March 28，2010.

12 .帕特里夏·科恩诉史蒂文·科恩等人案，基于《反欺诈和反腐败组织法案》的起诉书，编号：09-Civ-10230（WHP），2009年12月9日，婚姻日期是1979年12月7日；另一个离婚文档的婚姻日期是1979年12月12日。

13 .1981～1988年，超过1500家上市的美国公司被收购。Mallaby，More Money Than God，p.113.

14 .“在我看来，我对股价方向判断上的正确概率大于错误概率，”科恩后来说，“所以我想，为什么要对冲它们呢？为什么不直接买股票呢？”Burrough，“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15 .Burrough，“What’s Eating Steve Cohen？”

16 .帕特里夏·科恩诉史蒂文·科恩等人案，“事实陈述”，2009年。

17 .有关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的交易事项，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号HO-1793。

18 .帕特里夏·科恩诉史蒂文·科恩等人案件，“事实陈述”，2009年。

19 .“General Electric Will Buy RCA for$6.28 Billion，”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12，1985.

20 .帕特里夏·科恩诉史蒂文·科恩等人案，“第一次修改的起诉书”，编号：09-Civ--10230（WHP）。

21 .传票日期是1986年4月23日，根据是科恩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词，事项是有关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的交易。

22 .有关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的交易事项。

23 .有关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的交易事项。

24 .James B.Stewart，Den of Thieves（Simon & Schuster，1991），p.294.

25 .“Investment Banker Pleads Guilty to Insider Trading，”Associated Press，June 5，1986.

26 .在1989年代理科恩后，奥贝梅耶被总统乔治·布什任命为纽约南区的美国检察官，取代鲁迪·朱利安尼。奥贝梅耶担任该职位，直到1993年。“Otto Obermaier Is No Rudy Giuliani，”BusinessWeek，July 27，1992.

27 .宪法第五修正案，也被称为反对自证有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不得被迫作为自己的证人。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中，有关采用第五修正案主张的相关影响，请参阅Tom Hanusik，“Averse to Adverse Inferences？Rethinking the Scop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ons in SEC Proceedings，”Securities Regulation & Law Report，41 SRLR 574，The 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March 30，2009.

28 .科恩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词，有关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的交易事项。

29 .“他曾经十分沮丧地回到家中，极不耐烦，但又束手无策，”帕特里夏说，“他会显得苛刻，吹毛求疵和歇斯底里。”Fishman，“Divorced，Never Separated.”

30 .布莱特·卢里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证词，有关美国无线电公司证券的交易事项。

31 .Peter Lattman，“SAC Capital’s Cohen Opens Up，”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5，2011.

32 .史蒂文·科恩诉帕特里夏·科恩，编号：11-Civ-1390，提交于1991年3月21日；依据是阐述儿童抚养费上调修改缘由的法令，公寓位于东区大街120号10A。

33 .史蒂文·科恩和赛克资本交易公司诉布莱特·卢里和“转换交易公司案，编号：9891/87，布莱特·卢里的宣誓书，1987年5月12日。”

34 .史蒂文·科恩先生和夫人1988年7月1日的财务状况表。

35 .史蒂文·科恩诉帕特里夏·科恩案，科恩1989年的收入是430万美元（根据1989年的1040表），作为抗辩函于1991年8月9日提交的一份物证；根据帕特里夏的离婚档案内容，她认为，科恩1989年赚了2000万美元，1988年为1200万美元。科恩对此表示异议。

36 .史蒂文·科恩诉帕特里夏·科恩案，“抗辩函”提交于1991年8月9日。

第2章　史蒂维，为所欲为

1 .虽然该公司1974～1995年都由霍华德·西尔弗曼经营，但与此同时，西尔弗曼的两个儿子经营着一家公司，清算所有格兰特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这是一个合法的安排，但至少有利益冲突。另外，该公司另一位副总裁的儿子爱德华·鲍尔，清算该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交易。Richard Behar，“The Shabby Side of the Street，”Fortune，March 3，2003.

2 .一些公开阐述引用的数字是2500万美元；我交谈过的前雇员都说是2300万美元或2400万美元。

3 .Jack D.Schwager，Stock Market Wizards（HarperCollins，2001），p.274.

4 .虽然迈克尔·斯坦哈特是在布鲁克林一个粗俗社区，由一位单身母亲养大的，但他有着很好的投资意识和率性的脾气，这些都激发了他赚钱的欲望。他曾经说过：“我每天获胜的需求压倒一切。如果我没有获胜，我就像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悲剧那样的痛苦。”Sebastian Mallaby，More Money Than God（Penguin，2010），pp.55-56.

5 .这个行业主要由少数几个在华尔街成名的男人所控。朱利安·罗伯逊经营着老虎基金，以培育新对冲基金经理而闻名。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乔治·索罗斯与他的合伙人斯坦利·德鲁肯米勒一起，经营着量子基金，它针对广泛的经济体而下注。孟菲斯的棉花交易员保罗·托多·琼斯，1983年开始创建托多投资公司；据报，在1988年，他33岁时，他成为华尔街薪酬最高的个人，收入为8000万～1亿美元。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赚钱策略，通常是建立于一种很强的投资的理念。Alison Leigh Cowan，“Where the Money Is：Wall St.’s Best-Paid People，”The New York Times，June 4，1988.

6 .赛克资本营销演示稿，2012年5月1日。

7 .Bryan Burrough，“What’s Eating Steven Cohen？”Vanity Fair，July 2010.

8 .史蒂文·科恩诉帕特里夏·科恩案，索引号62593/90，抗辩函，1995年11月9日。

9 .Alex and Steven Cohen appearance on The Cristina Show，July 29，1992.

10 .季耶夫是一位布朗克斯犹太教祭司的儿子，哈佛毕业，写了几本关于抑郁症的书籍，一直处在抗抑郁药研究的前沿，从事着百忧解和舍曲林的临床试验。William Grimes，“Ari Kiev，Psychiatrist to Traders，Dies，”The New York Times，Nov.30，2009.

11 .Ari Kiev，M.D.，Trading to Win（John Wiley & Sons，1998）.

12 .Schwager，Stock Market Wizards.

13 .利萨克被解雇的故事来自利萨克本人，并被当时也在那里供职的其他几个人所证实。

14 .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是由Gary Sernovitz，“Edge and the Art Collector，”n+1，January 16，2013.

15 .Nina Munk，“Greenwich’s Outrageous Fortunes，”Vanity Fair，July 2006.

16 .Munk，“Greenwich’s Outrageous Fortunes.”

17 回顾那个事件，斯坦伯格在接受访谈时说：“那个物业十分了得，这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我认为那是一种自然天成的完美，但他把它给肢解了。”斯坦伯格最终花了1500万美元购买了格林尼治另一座以前由唐纳德·特朗普所拥有的豪宅。

18 .Marcia Vickers，“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BusinessWeek，July 20，2003.

19 .Matthew Purdy，“Our Towns：In Greenwich，More Is Just Too Much，”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5，1999.

20 .Purdy，“Our Towns：In Greenwich，More Is Just Too Much.”

第3章　杀手阵容

1 .“很难找到没被用过的点子，更难获得真正的回报，使你与众不同，”科恩表示，“回报丰厚的日子已经过去了。”Susan Pulliam，“The Hedge-Fund King Is Getting Nervous，”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16，2006.

2 .美国政府诉C.B.李等案。

3 .James Sterngold and Jenny Strasburg，“For SAC，a Shift in Investing Strategy Later Led to Suspicion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4，2013.See also U.S.v.SAC Capital Advisors，No.13 Cr.541，filed July 25，2013，另见美国政府诉赛克资本，编号：13-Cri-541，提交日期为2013年7月25日，未解密的起诉书。

4 .这种观念的一个版本是Jonathan Jones，“Art and Money：The Sharks Behind the Showpieces，”The Guardian，October 12，2011.

5 .Rebecca Mead，“The Daredevil of the Auction World，”The New Yorker，July 4，2016.

6 .Carol Vogel，“Swimming with Famous Dead Shark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2006.

7 .Roberta Smith，“Just When You Thought It Was Safe，”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2007.

8 .Account of Wynn cocktail party：Nick Paumgarten，“The$40-Million Elbow，”The New Yorker，October 23，2006.

9 .“Steve Wynn to Keep Picasso He Damaged，”Associated Press，October 18，2006.

10 .Geraldine Norman，“Life with Picasso，”The Independent，September 27，1997.

11 .Nora Ephron，“My Weekend in Vegas，”The Huffington Post，October 16，2006.

12 .Paumgarten，“The$40-Million Elbow”；some details from Stephen and Elaine Wynn v.Lloyd’s of London，No.07 Civ.00202，filed January 10，2007.

13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2014年1月20日，蒂莫西·扬多维茨的证词。

14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570，于2014年1月13日采用，马修·马特莫赛克资本工作聘用函，起始日期是2006年6月2日。

15 .戴维·卡普兰等诉赛克资本等。编号：12-Civ-9350（VM）（KNF），提交于2014年9月3日，宜兰股东第二次修订的起诉函。

16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马修·马特莫量刑备忘录，物证1，来自罗斯玛丽·马特莫的信。

17 .Patrick Radden Keefe，“The Empire of Edge，”The New Yorker，October 13，2014.

18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2014年1月17日，西德尼·吉尔曼博士的证词。

19 .Laurie P.Cohen，“Seeking an Edge，Big Investors Turn to Network of Informants，”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7，2006.

20 .Steve Bodow，“Investing；It’s Not What They Know，but Whom，”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3，2001.

2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格理和赛克资本认购协议，GX 630，提交于2014年1月16日。

2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262，2006年8月30日发送的电子邮件；还有戴维·卡普兰等人诉赛克资本等的案件，宜兰股东第二修正的起诉函，提交于2013年9月3日。

23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660，2014年1月16日；吉尔曼给卢波·巴特莎的电子邮件，2006年8月23日。

第4章　就像瑞克赌场的博弈

1 .garbage：Michael Orey，“Corporate Snoops，”BusinessWeek，October 9，2006.

2 .该公司专门从事把成熟药物（如商业上成功的抗抑郁药Wellbutrin）进行深加工，即获得相关许可，以新的形式生产这些药物，它的诀窍在于用它自己开发出来的逐步释放的机制，使药物的使用效果更好。

3 .有关更多详情，请参阅Leonard Zehr，“Biovail and the Analyst’s Secret Account，”The Globe and Mail，June 22，2002.

4 .Marcia Vickers，“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BusinessWeek，July 20，2003.

5 .赛克资本交易员从来没有就英克隆（ImClone）的不法行为受到指控。Vickers，“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

6 .拜维尔公司诉赛克资本等案，编号：06-Civ-01413，提交于2006年2月23日。

7 .Jenny Anderson，“Claiming Stock Manipulation，Biovail Sues Hedge Fund，”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23，2006.

8 .拜维尔公司诉赛克资本等的案件。

9 .令人惊讶的是，在2009年，一位新泽西法官驳回了拜维尔针对赛克资本的诉讼。2010年2月，赛克资本起诉由瓦伦特制药公司收购的拜维尔，指控其无理取闹的诉讼。2010年11月，瓦伦特和赛克资本达成了和解，瓦伦特同意向赛克资本支付1000万美元，以弥补其法律费用。2008年3月24日，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梅尔尼克和拜维尔提起诉讼，指控公司从事会计欺诈。就此，该公司支付了1000万美元进行和庭外和解，另外还支付了1.28亿美元，用于解决股东提出的集体诉讼。“Biovail Settles with SAC Capital，”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4，2010.

10 .Leslie Stahl，“Betting on a Fall：On One Company’s Lawsuit Against a Hedge Fund，”60 Minutes，CBS News，March 24，2006.

11 .Stahl，“Betting on a Fall.”

12 .史蒂文·科恩诉帕特里夏·科恩案，索引号62593，抗辩函和确认函，1995年11月9日。

13 .Richard Behar，“The Shabby Side of the Street，”Fortune，March 3，2003.

14.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1.2 Billion Fine for Hedge Fund SAC Capital in Insider Case，”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4，2013.

15 .费尔法克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克拉姆-福斯特控股公司诉赛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费尔法克斯上诉简报。

16 .Bethany McLean，“A Wall Street Battle Royal，”Fortune，March 6，2007.

17 .费尔法克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克拉姆-福斯特控股公司诉赛克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2012年，新泽西法官驳回了费尔法克斯对赛克资本和其他基金的诉讼案。费尔法克斯在2013年重新提交了案件。参见David Voreacos，“SAC Dismissal from New Jersey Lawsuit Appealed by Fairfax，”by Bloomberg News，June 4，2013.

18 .“SEC Fact Sheet on Global Analyst Research Settlement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April 28，2003.

19 .“SEC Sues Goldman Sachs for Research Analyst Conflicts of Interest，”SEC press release，April 28，2003.

20 .银行提供的许多服务可以作为所谓的“软美元”支付——基本上是以交易佣金形式偿付的IOU。

21 .这个短语来自卡萨布兰卡电影中的场景，当雷诺船长（瑞克·布莱恩夜总会、赌场和瑞克咖啡馆的常客），必须找到一个借口来关闭这个地方时，他说：“我很震惊，很震惊，发现这里正在进行赌博。”

第5章　优势的专有信息

1 .美国政府诉迈克尔·斯坦伯格案，编号：12-Cr-121（RJS），提交于2014年5月2日，迈克尔·斯坦伯格量刑备忘录，瑞贝卡和肯尼斯·罗班的来信。

2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2013年11月21日，赛克资本首席财务官丹.伯克维茨的证词。

3 .Kate Kelly，Serena Ng，and David Reilly，“Two Big Funds at Bear Stearns Face Shutdown，”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20，2007.

4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乔恩·霍瓦特的证词。在审判期间，斯坦伯格的辩护律师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由于上诉法庭的裁决，对斯坦伯格的指控后因无相关性而被驳回。

5 .马科尔是一位叉车司机的儿子，成长于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他有沉溺于工作的习惯，在大多数日子都是凌晨5：00就进入办公室。马科尔的第一个大案是玛莎·斯图尔特的调查；根据指控，她从英克隆公司创始人山姆·沃克赛尔（一位社交朋友）处得到内幕消息，于2001年悄悄出售了4000股英克隆的股票。自那以后，马科尔就转到了锐步-阿迪达斯的案子：一位年轻的高盛分析师提前获悉阿迪达斯要收购锐步之后，交易了锐步的期权。他通过他的婶婶（克罗地亚的一名63岁退休裁缝）的账户进行的交易。更多内容，请参阅Susan Pulliam，Michael Rothfeld，and Jenny Strasberg，“The FBI Agent Who‘Flips’Insider-Trading Witness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20，2012.

6 .Susan Pulliam，“Wired on Wall Street：Trader Betrays a Friend，”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6，2010；also David Glovin and David Voreacos，“Dream Insider Informant Led FBI from Galleon to SAC，”Bloomberg News，December 2，2012.

7 .美国政府诉戴维·斯莱恩，编号：09-Cri-1222（RJS），2012年1月9日，政府的量刑备忘录；斯莱恩的证据导致对帆船交易员茨维·高佛和克莱格·德里摩尔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起诉。美国政府诉戈夫尔案，编号：11-Cri-3591（2d Cir.2013）。

8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GX 2004，西格玛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终利润提成计算额。

9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GX 2064，乔恩·霍瓦特2007年的业绩评估。

10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杰西·托尔托拉的证词。

11 .包括他的朋友山姆·艾当达奇斯——戴维·甘内克的基金（水平国际）分析师。

12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托尔托拉的证词。

13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GX 327，托尔托拉的证词。

14 .Ben Rooney，“Home Prices：Down Rec-ord 11%，”CNN Money，March 25，2008.

15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编号：12-Cri-0973（PGG），丹·伯克维茨的证词。

16 .Katherine Burton and Anthony Effinger，“How Hedge Fund Manager Steve Cohen Averaged 30%Returns for 18 Years，”Bloomberg Markets，April 25，2010.

1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伯克维茨的证词。

18 .Colin Gleadell，“Saatchi Sells Another Key Work in His Collection，”ArtNews，May 10，2005.

19 .Carol Vogel，“Swimming with Famous Dead Sharks，”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2006.

20 .Kelly，Ng，and Reilly，“Two Big Funds at Bear Stearns Face Shutdown.”

21 .Alexandra Twin，“Stocks：Mixed Day，Brutal June，”CNN Money，June 30，2008.

2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302。

第6章　利益冲突

1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案，编号：12-Cri-0973（PGG），GX 305。

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302。

3 .Michael Betzold，“The Corruption of Sid Gilman，”Ann Arbor Observer，January 2013.

4 .According to“Not My Father’s Keeper：Unveiling the Skeletons in Dr.Sid Gilman’s Closet，”a book proposal by Todd Gilman that was submitted to publishers in 2014.

5 .Gilman，“Not My Father’s Keeper.”

6 .Patrick Radden Keefe，“The Empire of Edge，”The New Yorker，October 13，2014.

7 .Betzold，“The Corruption of Sid Gilman.”

8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西德尼·吉尔曼博士的证词和对他的盘问。

9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吉尔曼的证词。

10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对吉尔曼进行的盘问。

1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2014年1月23日，对吉尔曼进行的盘问。“外部咨询”带来的收入：2006年是34万美元，2007年为42万美元，2008年是42.5万美元；早些时候，在直接质证中，吉尔曼说是20万美元。另见Jenny Strasburg，“Doctor’s Alleged Role Highlights Ties Between Investors and Medical Field，”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2012.

12 .蒂姆·格林阿米尔，吉尔曼的前学生，管理着匹兹堡神经衰退性疾病研究所；他来自凯富的《边缘帝国》。

13 .Nathaniel Popper and Bill Vlasic，“Quiet Doctor，Lavish Insider：A Parallel Lif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5，2012.

14 .Eric Topol and David Blumenthal，“Physicians and the Investment Indust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June 1，2005.

15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20，外加吉尔曼证词。在2005年，吉尔曼在bapi的前身AN-1792测试期间，担任安全监督委员会的主席。在看到这种药物的灾难性副作用（导致大脑出现危险的肿胀）后，吉尔曼担心新一组患者的安全。吉尔曼收取的费用是每小时350美元，最高可达25000美元。

16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2014年1月13日，艾伦·霍尔姆（宜兰公司）证词，吉尔曼的证词。来自全国各地的234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参加了bapineuzumab的Ⅱ期试验。20名医生在该研究中被委任为调查员，向其患者提供药物并密切监测其反应。

1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霍尔姆的证词、吉尔曼的证词。

18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7，还有霍尔姆和吉尔曼的证词。

19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103，吉尔曼的证词、宜兰公司恩琪·刘的备忘录。

20 .Keefe，“The Empire of Edge.”

2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吉尔曼的证词。

2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辩护物证269，马特莫给钱德勒·博克拉格的电子邮件，在钱德勒·博克拉格提供证词期间介绍的。

23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赛克资本总顾问彼得·努斯鲍姆的证词。

24 .史蒂文·科恩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证词，有关宜兰公司的事宜，档案编号.NY-8152，2012年5月3日。

25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297，科恩部分头寸警示的电子邮件，在凯蒂·林登的证词中介绍的。

26 .戴维·卡普兰等人诉赛克资本等。编号：12-Civ-9530（VM）（KNF），2008年3月28日庭上交锋所言，并在2008年4月6日，于宜兰股东第二修正的起诉书予以引用。

第7章　营造传奇之事

1 .美国政府诉拉贾拉特南案，编号：09-Cri-1184（RJH），2010年10月6日，弗兰克斯听证会，联邦特工B.J.康的证词。

2 .标题18，美国法典2518，（1）（c），关于窃听的法规。

3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编号：12-Cri-0973（PGG）；辩护物证505，日期2008年7月7日，见于蒂莫西·扬多维茨证词。

4 .戴维·卡普兰等诉赛克资本等，编号：12-Civ-9350（VM）（KNF），宜兰股东第二次修改的起诉书，第80～81页。

5 .宜兰和惠氏宣布：“宜兰和惠氏宣布了鼓励人心的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Bapineuzumab第二阶段临床试验的概要结果”，2008年6月17日的新闻稿。

6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298、299.

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GX 53，吉尔曼的证词。

8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9。

9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艾莉森·霍尔姆的证词。

10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11。

1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12。

1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710，吉尔曼的证词。

13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密歇根大学纳森·布朗的校内访问控制系统的证词。

14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1307，在达美的马克·曼汉作证期间采用。

15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459.

16 .戴维·卡普兰等人诉赛克资本等，编号：12-Civ-9350（VM）（KNF），宜兰股东第二次修改的起诉书，第86页。在2008年7月21日的市场开盘之前，该投资组合持有1060万股宜兰股的存托凭证，价值3.66亿美元，以及1900万股惠氏股，价值约9亿美元。

1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431，采自菲利普·维尔豪尔的证词。

18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432，采自维尔豪尔的证词。

19 .宜兰股东第二次修改的起诉书，第86页；另见证券交易委员会诉CR Intrinsic投资者、马修·马特莫：西德尼·吉尔曼博士，以及赛克资本，编号：12-Civ-8466（VM），增补的起诉书，2013年3月15日。

20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595，采自赛克资本合规官约翰·凯西的证词。

2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有些细节来自律师2014年1月16日坐堂讨论内容；其他来自凯西的证词。

2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595，哈维·皮特谈到的电子邮件邀请，以及GX 591，皮特幻灯片演示文稿、凯西证词。

23 .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马修·帝伯乐、戴维·黎里和约翰·约翰逊的起诉函，纽约南区美国地方法院，2013年3月26日。

24 .证券交易委员会诉罗纳德·丹尼斯案，编号：14-Civ-1746，2014年3月13日。

25 .这个表述很大程度上来自罗斯的庭审证词，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

26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在吉尔曼的盘问期间引出了化疗治疗方案。

2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19，采自霍尔姆的证词。

28 .Nathaniel Popper and Bill Vlasic，“Quiet Doctor，Lavish Insider：A Parallel Life，”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5，2012.

29 .这是惠氏公司的股票符号。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294，马特莫—林登间的电子邮件，采自凯蒂·林登的证词。

30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辩护物证（以下简称“DX”）328/GX 313，扬多维茨的证词。

3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235，电子邮件日期：2008年9月28日，采自吉尔曼的证词。

32 .美国政府诉迈克尔·斯坦伯格案，编号：12-Civ-121（RJS），杰西·托尔托拉的证词。事实证明，戈雅尔的消息来源于戴尔的投资者关系部门。在2015年，在纽曼和基亚桑的定罪逆转之后，对戈雅尔的指控也被驳回。

33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GX 214。

34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GX 631。

35 .美国政府诉斯坦伯格案，GX 631。

36 .Laurie J.Flynn，“Dell’s Profit Drop Surprises Investors，”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8，2008.

37 .证券交易委员会诉丹尼斯案；Patricia Hurtado，“Former Level Global Analyst Says Two SAC Friends Got Inside Tips，”Bloomberg News，November 29，2012.

第8章　线人

1 .Eamon Javers，Broker，Trader，Lawyer，Spy：The Secret World of Corporate Espionage（HarperBusiness，2010）.

2 .Michael J.de la Merced，“Blackstone Executive Is Charged with Insider Trading，”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2009.

3 .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How Pursuit of Billionaire Hit One Dead End，”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4，2013.

4 .美国政府诉理查德C.B.李等人，编号：09-Cri-0972（PKC），提交于2009年10月13日，也可参见政府提交的量刑建议函。

5 .Anita Raghavan，The Billionaire’s Apprentice（Business Plus，2013），p.302.

6 .Susan Pulliam，“How Associates Helped Build Case，”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0，2009.

7 .美国政府诉C.B.李案，量刑建议函。

8 .有关在美国的申请授权截听某些电讯通信的事宜，编号：11-Cri-00032（JSR），提交于2011年7月12日。首选环球调研公司监听申请函，第20～25页。B.J.康的怀疑被卡尔·莫蒂所印证——后者正在与联邦调查局特工戴维·马科尔和詹姆斯·欣克尔合作。

莫蒂已婚，是三位孩子的父亲；他是一名顾问，在不同的对冲基金有五名投资组合经理客户；每年为获得他对技术行业的见解（他传递的某些信息也是内幕信息），他们总共向他支付50万美元。当莫蒂被问及是否有任何他在金融行业观察到的东西让他感到阴暗，但他并不一定自己参与其中的问题时，他回答说：“专家网络。”美国政府诉莫蒂案，编号：10-Cri-1249。

9 .Patricia Hurtado，“SAC Trial Seen by Probe Convict as Latest Abusive Tactic，”Bloomberg News，January 7，2014.

10 .首选环球调研公司监听申请函。

11 .Devin Leonard，“The SEC：Outmanned，Outgunned，and on a Roll，”Bloomberg Businessweek，April 19，2012.

12 .美国政府诉拉吉·拉贾拉特南案，拉吉夫·格尔和安妮儿·库马尔，编号：09-Mag-155，2009年10月15日。

13 .新城基金交易员安妮儿·切尔西、切尔西的老板马克·柯兰德、IBM高级副总裁罗伯特·莫法特；和拉吉的朋友拉吉夫·格尔、英特尔高管，以及麦肯锡的安妮儿·库马尔。据说，和切尔西有婚外情的是柯兰德和莫法特（她迫使莫法特泄露IBM内幕信息）。Michael J.de la Merced，“Hedge Fund Chief Is Charged with Fraud，”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6，2009.

第9章　国王之死

1 .Ed Beeson，“When U.S.Attorney Preet Bharara Speaks，Wall Street and the World Listens，”The Star-Ledger，August 19，2012.

2 .Carrie Johnson，“Family Ties，”Columbia Law School Magazine，Fall 2011.

3 .也是西德尼·吉尔曼博士的辩护律师马克·穆凯西的父亲。

4 .Benjamin Weiser，“For Manhattan’s Next U.S.Attorney，Politics and Prosecution Don’t Mix，”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9，2009.普利特不是巴拉拉家族有超级基因的唯一的儿子。巴拉拉的弟弟维尼也是上的哥伦比亚法学院，比哥哥晚三年。他与他人共同创立了一家互联网零售公司，销售尿布；在2010年，以5.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亚马逊。另见Johnson，“Family Ties.”。

5 .Benjamin Weiser，“Schumer Aide Is Confirmed as United States Attorney，”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8，2009.

6 .美国政府诉拉吉·拉贾拉特南等人，编号：09-Mag-2306，2009年10月16日；为联邦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在宣布该指控的新闻发布会准备的发言稿。

7 .拉加仁根·拉贾拉特南在证交会的证词，有关矮行星资本管理公司事宜，档案编号：NY-7665。

8 .在拉吉被捕后三天，《华尔街日报》网站的文章首次公开指明C.B.李和阿里·法尔是政府合作者。这对调查造成了巨大的破坏。Susan Pulliam，“How Associates Helped Build Case，”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0，2009.

9 .瓦伦特制药最终收购了拜维尔公司，并于2010年与赛克资本和解，解决了后者针对无理诉讼的索赔要求，同意支付赛克资本1000万美元。Shira Ovide，“SAC Capital，Biovail Finally Bury the Hatchet，”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4，2010.

10 .Judith Burns，“SEC Charges Biovail Officers with Fraud，”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5，2008.

11 .帕特里夏·科恩诉史蒂文·科恩等人，第一次修改的起诉函，编号：09-Civ-10230（WHP），2010年4月7日。

12 .史蒂文·科恩和赛克资本交易公司诉布莱特·卢里和换位交易公司，编号：8981/87，陈述原因令之支持宣誓书，纽约州最高法院，1987年5月12日。另见Douglas Montero，“Slippery Scammer an Elusive Daddy，Too，”New York Post，October 26，2004，and“Agents Catch Up with U.S.Citizen on the Run，”A.M.Costa Rica，Vol.5，No.224，November 11，2005.

13 .Patricia Cohen v.Steven A.Cohen，et al.，December 16，2009.

14 .Story of the Riely family：Virginia Grantier，“Four Boys Thank Her for Courage After Husband’s Death，”Bismarck Tribune，May 11，2002.

15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案，编号：12-Cr-0973（PGG），GX 555，丹·伯克维茨证词。

16 .Andrew Pollack，“FDA Rejects InterMune’s Drug for Fatal Lung Disease，”The New York Times，May 4，2010.

17 .Suzy Kenly Waite，“Hedge Funds Hemorrhage on InterMune，”Institutional Investor，August 31，2010.

18 .Susan Pulliam，Michael Rothfeld，Jenny Strasburg，and Gregory Zuckerman，“U.S.in Vast Insider Trading Probe，”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2010；Ernest Scheyder and Matthew Goldstein，“U.S.to Lift Lid on‘Pervasive Insider Trading’：Report，”Reuters，November 20，2010.

19 .Steve Eder，Michael Rothfeld，and Jenny Strasburg，“They Were Best of Friends，Until the Feds Showed Up，”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17，2011.

20 .Eder，Rothfeld，Strasburg，“They Were Best of Friends，Until the Feds Showed Up.”

21 .FBI讯问诺阿·弗里曼的笔录，以后简称弗里曼302s。

22 .朗奎伊尔的Gmail账户的详细信息；弗里曼302s。

23 .朗奎伊尔Skype的使用记录；联邦调查局讯问萨米尔·巴莱的笔录，以后的简称是巴莱302s。

24 .美国政府诉萨米尔·巴莱和唐纳德·朗奎伊尔，编号：11-Mag-332，2011年2月7日；指视频监控，出公寓大楼和回公寓大楼的时间，来自联邦调查局特工B.J.康提交的誓函。另见Eder，Rothfeld，Strasburg，“They Were Best of Friends，Until the Feds Showed Up.”注意：朗奎伊尔的未婚妻从没因任何不法行为被指控。

25 .在每个季度利润公布前的一周，他们三人会相聚于圣克拉拉·希尔顿酒店，把他们非法获取的信息拢在一起；他们在电子邮件里按计划称之为“三人行”或“唐·山姆·诺亚——性”；巴莱302s。

26 .Bree Sposato，“One Enchanted Evening：Bhavana Pothuri & Samir Barai，”New York，April 15，2006；Barai 302s.巴莱302s。

27 .巴莱302s。此外，联邦调查局讯问贾森·普夫劳姆的笔录，以下简称普夫劳姆302s。

28 .巴莱302s。

29 .美国政府诉巴莱等人。

30 .普夫劳姆302s。

第10章　奥卡姆剃刀

1 .水平国际的地址，第七大道888号；水平国际搜查和缉拿许可证，2010年11月21日。

2 .这种许可证授权他们搜查下列人员的办公室：甘内克，他的合伙人安东尼·基亚桑和两位分析师山姆·艾当达奇斯和格雷格·布里纳。水平国际搜查许可证。

3 .甘内克计划在周末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莎佩罗（研究生毕业于富兰克林马歇尔学院）一起出现于一个小组研讨会。Peter Lattman，“In Insider Case，the Odd Couple Won’t Meet，”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3，2010.

4 .水平国际搜查许可证。另见戴维·甘内克诉戴维-莱博维茨、里德·布罗斯基、戴维·马科尔等人，编号：15-Civ-1746，2015年2月26日。

5 .Katherine Burton，“Goldman Sachs Fund Buys Stake in Ganek’s$4 Billion Hedge Fund，”Bloomberg News，April 2，2010.

6 .美国政府诉诺阿·弗里曼案，编号：11-Cr.-116（JSR），诺阿·弗里曼的量刑建议书，提交于2015年1月28日，来自西拉斯·鲍尔的信。

7 .弗里曼302s。

8 .弗里曼302s。

9 .这些往来的信息复述于美国政府诉萨米尔·巴莱和唐纳德·朗奎伊尔案，编号：11-Mag-332，2011年2月7日。

10 .Tory Newmyer and Kate Ackley，“Sullivan’s Hiring Hedge Bets on Sully，”Roll Call，April 18，2007.

11 .Some details in Jenny Strasburg and Michael Siconolfi，“Senator Probes Trades at SAC，”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21，2011.

12 .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玛丽·莎佩罗的信，来自查尔斯·格拉斯里，资深委员，司法委员会，2011年5月24日。

13.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编号：12-Cr-0973（PGG）；来自对西德尼·吉尔曼的盘问。

14 .根据佛罗里达不动产记录显示，马特莫花了190万美元购买这座别墅。

15 .据记录，该基金会于2010年12月10日以100万美元注册在佛罗里达州；根据其990表格，该基金会在2011年为少数当地慈善机构捐赠了几百美元，金额分别是50美元或100美元，但夫妇俩却在该基金会报销了超过20000美元的费用。他们在以后几年都没有再提交过990表格。

16 .Bob Van Voris and Saijel Kishan，“SAC’s Martoma Harvard Expulsion Revealed as Trial Starts，”Bloomberg News，January 10，2014.

17 .这个描述是源自对直接熟悉具体事件的人的访谈，但与罗斯玛丽·马特莫向《纽约客》提供的版本相冲突。Patrick Radden Keefe，“The Empire of Edge，”October 13，2014.在该版本中，她说B.J.康和卡拉汉找到他们时，康叫她“进屋里去”，但她拒绝了。她说，B.J.康然后转向马特莫，并说：“你是想自己叫她进去，还是让我来呢？”马特莫告诉B.J.康：“如果你能够的话，你可以叫她进去。”根据罗斯玛丽的说法，B.J.康对马特莫说：“我们知道你在哈佛做了什么。”然后，马特莫晕倒了。根据我的报道，当他们见面后，马特莫晕倒之时，罗斯玛丽并不在场，没有听到B.J.康在马特莫失去知觉之前所说的话。

第11章　永不言败

1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案，编号：12-Cr-0973（PGG），GX 65，马修·马特莫量刑备忘，存档于2014年5月28日；来自鲍比·马特莫的信。

2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GX 106，马特莫量刑备忘；曼珠·瓦基斯的来信。

3 .Patrick Radden Keefe，“The Empire of Edge，”The New Yorker，October 13，2014.

4 .2月4日，那位文员再次尝试：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2014年1月9日，指控阿扎·马修·托马斯的惩戒听证会，行政委员会有关事实和决策的调查结果，1999年5月12日，作为政府请求法院接受有关被告从哈佛法学院开除的证据（以应对潜在抗辩）的庭前动议物证归档。

5 .Jal D.Mehta，“Law Student Expelled for Forging Transcript，”The Harvard Crimson，January 30，1997.

6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政府请求法庭接受哈佛证据的动议物证。

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政府请求法庭接受哈佛证据的动议物证，惩戒听证会。

8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马修·马特莫的“支持其动议排除与指控犯罪不相关事件和马特莫先生在赛克资本工作之前的证据的法律备忘录”，密封归档，2014年1月9日。

9 .阿扎·马修·托马斯诉史蒂芬·陈，MIC-2000-0010，1999年6月2日，马修·马特莫提交的宣誓书；计算机数据取证的一些细节。

10 .计算机数据取证报告是作为政府请求接受哈佛证据动议的物证归档的。

11 .马特莫排除证据动议。

12 .托马斯诉陈案，史蒂芬·陈的宣誓书，2000年1月20日。

13 .Bob Van Voris，“SAC Capital’s Martoma Defense May Be Hurt by Partnership，”Bloomberg News，January 28，2014；还可参阅托马斯诉陈案，罗伯特·欧文的宣誓函。

14 .Van Voris，“SAC Capital’s Martoma Defense May Be Hurt by Partnership.”

15 .托马斯诉陈案，员工小组的信，日期为1999年12月26日。

16 .托马斯诉陈案，持续强制限制的非正审令。

17 .托马斯诉陈案所提交的起诉函。

18 .美国政府诉陈等人，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美国地方法院，1998年8月12日，刑事案编号：98-102977-GAO，1998年8月12日。这家假冒公司为商业目的签订了数百万美元的租赁协议，为不存在的企业购买电脑设备和办公用品。

19 .Van Voris，“SAC Capital’s Martoma Defense May Be Hurt by Partnership.”

20 .根据佛罗里达州布雷瓦德县巡回法院文员的说法，这次更名发生于2001年8月29日。

21 .与FBI那次遭遇的一些细节来自罗斯玛丽·马特莫在凯富《边缘帝国》给出的描述。

22 .拉加特·朱博塔，前麦肯锡咨询公司负责人和前高盛董事会成员，被捕并被控将高盛的有关信息泄露给拉贾拉特南。首选环球专家网络公司已关闭。诺亚·弗里曼还在与检察官合作。萨米尔·巴莱已经认罪，开始合作。唐纳德·朗奎伊尔也认罪，并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Longueuil Pleads Guilty to Conspiracy，Securities Fraud，”Bloomberg News，April 28，2011；Patricia Hurtado，“Ex-SAC Manager Longueuil Sentenced to 30 Months in Prison，”Bloomberg News，July 29，2011.

23 .证券交易委员会诉乔纳森·霍兰德案，编号：11-Civ-2885，纽约南区，2011年4月28日。在2011年4月，霍兰德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解了下述民事指控：他根据内幕信息在其个人账户购买了5600股艾伯森股票。他同意支付192000美元的罚款，同时，禁入证券业三年。

24 .Hurtado，“Ex-SAC Manager Longueuil Sentenced to 30 Months in Prison.”

25 .马科尔有两名合作者，杰西·托尔托拉和山姆·艾当达奇斯，响尾蛇资本和水平国际基金的前分析师。根据马科尔从他们那里得到的信息，检察官正在准备以内幕交易罪指控托德·纽曼和安东尼·基亚桑——托尔托拉和艾当达奇斯各自的老板。

有关戴尔利润的内部信息据称是由戴尔投资者关系部员工传给前戴尔员工，再传给托尔托拉，再由托尔托拉传给他的老板，托德·纽曼，并由托尔托拉传给他的朋友艾当达奇斯。艾当达奇斯又将其传递给了水平国际的老板安东尼·基亚桑。纽曼和基亚桑都与赛克资本有联系。另见Patricia Hurtado，“Newman Calls FBI Inside-Trading Agent as Last Witness，”Bloomberg News，December 11，2012.

26 .美国政府诉迈克尔·斯坦伯格，编号：12-Cr-121（RJS），GX 634，见于乔恩.霍瓦特证词。电子邮件的全文：“我有来自那家公司某人那里得到的二手信息，这是我第三季度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过去两个季度的结果一直很好。他们表示，由于是产品组合不佳，在线运营费用问题，公司毛利率下滑了50～80个基点，虽然收入有点上涨，但净的影响是每股盈利不及预期。即使他们在运营支出/其他收益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来抵消不足的毛利率，报告的每股利润与预期的一致，甚至上涨一美分，但我认为该股会下降（我知道他们说上个季度下降的费用本季又回弹了）。请莫外传，该信息还未公开。”

27 .美国政府诉托德·纽曼、安东尼·基亚桑、乔恩·霍瓦特和丹尼·郭，编号：12-Mag-0124，未解封的起诉函，2012年1月17日。

第12章　“鲸鱼”

1 .仅两周前，2012年1月18日，来自响尾蛇资本的托德·纽曼在波士顿被捕，乔恩·霍瓦特在纽约被捕。安东尼·基亚桑（戴维·甘内克在水平国际的合伙人），发现他的被捕迫在眉睫，住进了一家酒店。联邦调查局的六名特工突击搜查了他上东区的公寓楼，发现他不在家。他那天临近中午时自首了。

普利特·巴拉拉宣布了对他们指控，声称他们在戴尔和伟创力的内幕信息交易中赚了6800万美元的非法利润，其中5300万美元来自水平国际的基亚桑做空戴尔股票的一笔交易。Jenny Strasburg，Michael Rothfeld，and Susan Pulliam，“FBI Sweep Targets Big Funds，”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9，2012.

2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编号-12Cr-0973（PGG），GX 741，会晤的日期见西德尼·吉尔曼博士的证词。

3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GX 751。

4 .See Gretchen Morgenson，“SEC Settles with a Former Lawyer，”The New York Times，June 29，2010.

5 .Svea Herbst-Bayliss，“SAC’s Cohen Buys Small Stake in New York Mets，”Reuters，February 23，2012.

6 .Bill Shaikin，“Billionaire Aims to Own Dodgers，”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28，2011.See also David Ng，“Dodger Suitor on Museum Board，”Los Angeles Times，January 14，2012；Ronald Blum，“MLB Approves Dodgers’Finalists，”Associated Press，March 27，2012.

7 .Ronald Blum，“Dodgers Reach Deal with Magic Johnson Group，”Associated Press，March 28，2012.

8 .Leslie Scism and Craig Karmin，“Guggenheim Gets SEC Scrutiny on Milken Ti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27，2013.

9 .Steve Fishman，“The Taming of the Trading Monster，”New York，June 3，2014.

10.日期是2012年5月3日。

11.有关宜兰公司的相关内容，证券交易委员会档案编号：NY-8152，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编号：12-Cr-0973，政府根据科恩证交会证词的动议。

第13章　因果报应

1 .Michael Rothfeld，Chad Bray，and Susan Pulliam，“Trading Charges Reach SAC，”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20，2012.

2 .Peter Lattman，“Insider Inquiry Inching Closer to a Billionaire，”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20，2012.

3 .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案，编号：12-Cr-0973（PGG），蒂姆·扬多维茨的证词，2014年1月10日。

4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由阿罗·德夫林-布朗在当庭辩论中言及。

5 .Massimo Calabresi，“U.S.Attorney Preet Bharara Is Taking Down Wall Street，”Time，February 13，2012.

6 .有关“累计收益率本质”/宜兰案和解的细节：“‘累计收益率本质’在史上最大内幕交易案的和解中同意支付的金额超过6亿美元”，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新闻稿，2013年3月15日。关于西格玛/戴尔案的和解协议的详细信息：“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对冲基金公司西格玛资本内幕交易罪”，证券交易委员会新闻稿，2013年3月15日。

7 .这个案子是如此的复杂（两名投资组合经理在关于戴尔收益的一连串的电子邮件问题上，一直都是主张沉默权的人），以致看起来几乎无法推进了。辩护律师认为，政府正在挑战什么是内幕交易的边界极限。基亚桑和纽曼自称不知道戴尔的信息来自哪里，并大力反击对他们的指控。尽管案子很复杂且有时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证据，但陪审团在两天后还是将他们定罪。在准备把乔恩·霍瓦特与他们一起进行审判的六个星期之前，他就被策反了，并开始与政府合作。Patricia Hurtado，“Ex-SAC Analyst Horvath Pleads Guilty in U.S.Insider Case，”Bloomberg News，September 28，2012.在2014年12月，基亚桑和纽曼的定罪在上诉法庭被推翻。

8 .应该注意的是。普洛特金和卡瓦里诺从未被指控犯有任何不法行为。

9 .Katherine Burton，“Cohen Travels to Davos for Lesson in‘Resilient Dynamism，’”Bloomberg News，January 23，2013.

10 .Carol Vogel and Peter Lattman，“$616 Million Poorer，Hedge Fund Owner Still Buys Art，”The New York Times，March 26，2013.

11 .Kelly Magee，“Wynn’s$troke of Luck，”New York Post，October 15，2008.

12 .Peter Lattman and Carol Vogel，“Suit by Ex-Wife of SAC’s Cohen Revived on Appeal，”The New York Times，April 3，2013.

13 .Lattman and Vogel，“Suit by Ex-Wife of SAC’s Cohen Revived on Appeal.”

14 .实际上，在几个月前，在2012年11月初，也就是马特莫被捕的前三周，科恩可能就购买了《雷神之梦》。他的顾问试图消除彼时放出这个消息的负面影响，“时机不好。”赫勒说，指关于购买毕加索作品的新闻报道，并澄清了科恩支付的价格实际上是1.5亿美元。“我们正在纠正事件发生的时间。”Lattman and Vogel，“Suit by Ex-Wife of SAC’s Cohen Revived on Appeal.”

第14章　救生筏

1 .伯克在斯坦伯格被捕后的声明中表示：“迈克尔·斯坦伯格完全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他的交易决策都是基于详细的分析，而且，他对市场的理解依据是机构投资者每天所依赖的那些类型的渠道所获的信息。”

2 .更多关于司法部寒蝉效应的得失问题，请参见Jesse Eisinger，“Why Only One Top Banker Went to Jail for the Financial Crisis，”ProPublica and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April 30，2014.

3 .James B.Stewart，Den of Thieves（Simon & Schuster，1991），p.441.

4 .参见有关史蒂文·科恩的相关事项，行政诉讼文件第3-15382号，2013年7月19日归档的法庭指令。

5 .“9-28.000-商业组织的联邦起诉原则，”联邦检察官手册，“第9部分：刑事。”

6 .Ben Protess and Peter Lattman，“Cohen Declines to Testify in SAC Insider Case，”The New York Times，June 28，2013.

7 .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SAC Starts to Balk over Insider Trading Inquiry，”The New York Times，May 17，2013.

8 .Matthew Goldstein，“Blackstone Notifies Cohen’s SAC It Intends to Pull Money，”Reuters，May 25，2013.

9 .Jonathan Alter，“Schwarzman：‘It’s a War’Between Obama，Wall St.，”Newsweek，August 15，2010.

10 .Peter Lattman，“Blackstone Keeps Most of Its Money with SAC，”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2013.

11 .美国政府诉赛克资本顾问公司等，编号：13-Cr-541（LTS），未解密的起诉书，2013年7月25日。

12 .Preet Bharara press conference，July 25，2013.

13 .Fishman，“The Taming of the Trading Monster.”

14 .Michael Rothfeld，Jenny Strasburg，and Susan Pulliam，“Prosecutors Pursue Big SAC Settlement，”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4，2013.

第15章　正义

1 .Michael Rothfeld，Jenny Strasburg，and Susan Pulliam，“Prosecutors Pursue Big SAC Settlement，”The 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4，2013.

2 .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和高盛继续与赛克资本做业务；德意志银行在起诉后确实从赛克资本那里收回了一笔信贷额度。Jenny Strasburg and Rob Copeland，“SAC Reconsiders Industry Relationships—and Its Name，”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12，2013.

3 .普利特·巴拉拉准备的讲稿，2013年7月25日。另见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SAC Capital Is Indicted，and Called a Magnet for Cheating，”The New York Times，July 25，2013.

4 .Gary Cohn interview with Kate Kelly，CNBC，July 31，2013.

5 .Peter Lattman and Ben Protess，“$1.2 Billion Fine for Hedge Fund SAC Capital in Insider Case，”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4，2013.

6 .Kaja Whitehouse and Michelle Celarier，“Steinberg Wife to Pals：No Wearing Bling Near Jury，”New York Post，December 16，2013.

7 .霍瓦特出生于瑞典，在多伦多长大，毕业于皇后大学的商学学士专业。美国政府诉迈克尔·斯坦伯格案，编号：12-Cr-121（RJS）。

8 .美国政府诉迈克尔·斯坦伯格案，XG 2004，2005和2006，在丹尼尔·伯克维茨作证期间引入，2006年11月21日。

9 .Christopher M.Matthews，“SAC’s Steinberg Convicted in Insider-Trading Case，”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18，2013.

10 .Alexandra Stevenson and Rachel Abrams，“Insider Jury-Room Demonstration Persuaded Holdouts in Ex-Trader’s Trial，”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19，2013.

11 .2015年10月，上诉法院裁决之后，对斯坦伯格的指控被驳回。见Matthew Goldstein，“U.S.Prosecutor to Drop Insider Trading Cases Against Seve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2015.

第16章　判决

1 .马特莫于2013年把查尔斯·斯蒂尔曼换为他的辩护律师。Peter Lattman，“Martoma，Former SAC Employee，Changes Lawyers in Insider Case，”The New York Times，April 4，2013.

2 .Matthew Goldstein and Alexandra Stevenson，“Ex-SAC Trader Was Expelled from Harvard Law School，”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9，2014.

3 .马特莫说他被毁了。美国政府诉马修·马特莫案，编号：12-Cr-0973（PGG），马修·马特莫量刑备忘录，GX 101，来自詹姆斯·蒂尔妮的信。

4 .对为什么吉尔曼变得如此不可救药地沉溺于英俊年轻的马特莫，托德有他自己的理论。随着庭审的展开，自1991年以来就没有和父亲说过话的托德，开始写有关他父亲的书的提案。托德已经断绝了与吉尔曼博士的关系。他觉得自己和哥哥杰夫一样，因为同性恋之故，父亲不理睬他了。该出书提案表明，吉尔曼博士“非常不安，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同性恋”，托德说。这个事实与吉尔曼博士下述决定形成鲜明对比：置其声望和一生钟爱的工作于不顾，极力加深他与马特莫的关系。“不是父亲的守护者：揭开西德尼·吉尔曼博士内心的秘密”——托德·吉尔曼博士所写的出书提案，2014年10月6日。

5 .More on Judge Gardephe’s mindset：“From the Trenches：High Profile Trials 2014，”Practicing Law Institute，September 2014.

6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马特莫量刑备忘录，GX 65。

7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没收请求函，GX A。

8 .马修-罗斯玛丽-马特莫基金会，2011年的990表格；该基金会没有提供2012年和2013年的990表格。

9 .Patrick Radden Keefe，“The Empire of Edge，”The New Yorker，October 13，2014.

10 .Melissa Korn，“Stanford B-School Strips Diploma of SAC Capital’s Martoma，”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5，2014.

11 .美国政府诉马特莫案，备忘意见和规制函，2014年9月8日。

后记

1 .Katya Kazakina，“Billionaire Cohen Said to Sell$25 Million Dubuffet‘Paris，’”Bloomberg News，April 7，2015.

2 .Carol Vogel，“Steven A.Cohen Was Buyer of Giacometti’s‘Chariot，’for$101 Million，”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0，2014.

3 .Saijel Kishan，“Ex-SAC’s Kumin Said to Gather$1 Billion for Hedge Fund Startup，”Bloomberg News，January 14，2015.

4 .Juliet Chung and Jenny Strasburg，“Steven A.Cohen’s Point72 Asset Management to Create Advisory Board，”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16，2014.

5 .Matthew Goldstein，“Profit at Point72，Cohen’s New Firm，Outshines Many a Hedge Fund’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5，2015.

6 .“Giacometti’s iconic L’Homme au doigt（Pointing Man），”Impressionist & Modern Art Auction Preview，Christie’s，April 16，2015.

7 .Eileen Kinsella，“Billionaire Steve Cohen Goes on a$240 Million Giacometti Buying Spree，”Artnet News，June 8，2015；Kelly Crow，“Steven A.Cohen Was Mystery Buyer of$141 Million Sculpture，”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8，2015.

8 .参阅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庭提出的复审令，针对美国政府诉托德·纽曼和安东尼·基亚桑案的托德·纽曼上诉函，编号：15-137，由谢尔曼-斯特灵律师事务所的斯蒂芬·费雪宾、约翰·内桑森和布莱恩·卡兰德拉提交。

9 .Interview with Richard Holwell，Bloomberg Television，December 11，2014.

10 .除斯坦伯格和霍瓦特外，巴拉拉还取消了另外五名合作证人的认罪结果，他们是杰西·托尔托拉、思百里丹·艾当达奇斯，桑迪普·戈雅尔、丹尼·郭和林恒。Matthew Goldstein，“U.S.Prosecutor to Drop Insider Trading Cases Against Seven，”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22，2015.

11 .Gina Chon，“Preet Bharara Warns of Insider Trading‘Bonanza，’”The Financial Times，October 5，2015.

12.戴维·甘内克诉戴维·莱博维茨等人，编号：15-cv-1446，备忘和指令，03/10/16。

13 .Aruna Viswanatha and Juliet Chung，“Deal Ends SEC’s Pursuit of Steven Cohen，”The 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8，2016.

14 .Simone Foxman and Tom Schoenberg，“Steve Cohen’s General Counsel is Part of Trump Transition Team，”Bloomberg News，November 14，2016.See also Neil Vigdor，“Connecticut’s Former Top Prosecutor Off Trump Transition Team，”Connecticut Post，November 16，2016.

华尔街之战：贝尔斯登72小时覆灭记

Street Fighters：The Last 72 Hours of Bear Stearns，the Toughest Firm on Wall Street

（美）凯特·凯利（Kate Kelly）　著

史雷　译

ISBN：978-7-111-56347-1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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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傍晚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些时候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晚些时候

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

后记

谨以此书献给贝尔斯登的14000名员工

贝尔斯登：

艾伦·施瓦茨，首席执行官

萨姆·莫利纳罗，财务总监

鲍勃·厄普顿，财务主管

汤姆·马拉诺，抵押贷款业务负责人

保罗·弗里德曼，固定收益部门首席营运官

吉米·凯恩，董事长

“王牌”艾伦·格林伯格，前任首席执行官

文森特·泰塞，首席董事

里奇·梅特里克，投资银行家

卡尔·格里克曼，董事

蒂姆·格林，固定收益基金部门联席主管

史蒂夫·迈耶，股票销售交易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

帕特·刘易斯，副财务主管

杰夫·迈耶，固定收益部门联席主管

大卫·金，内部律师

史蒂夫·贝格雷特，公司战略部门主管

摩根大通公司：

杰米·迪蒙，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布莱克，投资银行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

比尔·温特斯，投资银行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

马特·萨姆斯，外汇和利率产品交易部门主管

史蒂夫·卡特勒，法律总顾问

道格·布劳恩施泰因，企业融资部门主管

美联储：

蒂姆·盖特纳，纽约联储银行行长

本·伯南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凯文·沃尔什，美联储理事

美国财政部：

亨利·保尔森，财政部部长

鲍勃·斯蒂尔，财政部副部长

贝尔斯登的顾问团队：

盖瑞·帕尔，瑞德集团副董事长

罗杰·科恩，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董事长

丹尼斯·布洛克，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

J.C.Flowers公司：

克里斯·弗洛尔斯，创始人

雅各布·戈德菲尔德，法律顾问

约翰·欧若斯，总经理

第三方机构：

劳埃德·贝兰克梵，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盖瑞·科恩，高盛总裁兼联席首席运营官

约瑟夫·阿克曼，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

约翰·马克，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

前言

本书是我在2008年《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关于贝尔斯登走向破产的三部曲当中的一部分，出版于贝尔斯登陷入混乱之后的两个半月。书中详细介绍了贝尔斯登内部在公司逐渐走向衰落的这段时间里，与陷入恐慌的债权人、犹豫不决的交易对手方，以及对贝尔斯登完全失去信心的投资者之间的博弈过程。

我所撰写的贝尔斯登三部曲在《华尔街日报》的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共鸣。本书出版以后，我收到了上百封电子邮件和读者的电话，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部作品给予了肯定。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位曾经在贝尔斯登股票部门工作过的，已经是两个孩子父亲的读者带给我的反馈。他在信中告诉我，当他的孩子长大以后，他会把我写的这些文章念给他们听，并且让他的孩子们知道自己的爸爸在职业生涯中都遭遇了哪些事情。这位读者在信中重点强调了贝尔斯登的破产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影响。此次信贷危机席卷了整个美国经济。

在《华尔街之战》这本书中，我节选了贝尔斯登在破产前最有代表性的三天作为主要内容，并且以每小时为单位进行叙述——从3月13日晚贝尔斯登的高管们意识到公司的现金几近枯竭，到3月16日晚J.P.摩根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我希望借此让广大读者能够切身感受到麦迪逊大街383号内部在这3天的时间里所经历的煎熬。

我对有大约100人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感到非常荣幸。大多数受访者都是匿名接受采访的，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叙述不会因为名字、职位和雇主而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书中的场景来源于直接引用或者通过对受访者本人采访的再次加工，这一点确实很难做到。此外，采访对象还包括那些与受访者的言语和思想极为相近的人。我一直试图将这些叙述、思想和环境与相关的当事人进行匹配。然而，有些受访者对其他人提供的信息提出了质疑，或者拒绝通过其他的方式对现有的内容进行评论，这些内容我将会在书中以脚注的形式标注。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同事和顾问的大力支持。我要在此感谢《华尔街日报》的主编罗伯特·汤姆森、执行主编尼克·德欧古恩、货币银行版面的编辑肯·布朗对我工作的帮助。我还要感谢迈克·斯科诺尔菲、迈克·威廉姆斯，以及阿莱克斯·马丁三位编辑让我的书稿更贴近于生活本身。此外，我要对作为良师益友的迈克·斯科诺尔菲再次表示感谢，感谢他长期以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我要在这里对格里克·艾普、莎拉·艾里森、布鲁斯·奥威尔、赛斯·穆诺金和迈克尔·刘易斯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不知疲倦地解答我的问题以及对本书所充满的热情。我还要对负责这本书的编辑阿德里安·舒尔茨和发行人阿德里安·扎克海姆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这些信息进行的收集整理工作。感谢鲍勃·巴内特、汤姆·亨特夫和博尼·南森对我在法律及其他方面提供的建议。感谢斯科特·怀特和布莱恩·兰斯提供的技术指导。最后，我还要感谢雅纳·科林斯·莱曼、菲利斯·特伯、梅根·希基，以及其他在帕克斯卢普的核心成员。

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凯勒·波普，我的父母帕特和乔·凯利，过继的女儿兰妮·波普，以及我可爱的儿子博加特对我的耐心和支持。

凯特·凯利

2009年2月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下午5点30分

早在3月13日星期四的傍晚，贝尔斯登的财务总监萨姆·莫利纳罗就给公司的CEO艾伦·施瓦茨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道：“我们这回可遇到大麻烦了。”

在位于42层的办公室里，施瓦茨整个下午听到的都是关于公司的负面消息。而贝尔斯登的交易商们在试图和公司的竞争对手进行交易的同时，还对公司是否能够履行其债务职责提出了质疑，各大对冲基金也纷纷从贝尔斯登的账户中撤走资金。截至施瓦茨接到莫利纳罗的电话时，公司的现金供给已经接近枯竭。

“这回可真遇到大麻烦了，我现在必须下趟楼。”施瓦茨自言自语道。

当施瓦茨坐电梯来到6层时，公司的高管们已经陆陆续续聚集在莫利纳罗位于拐角的办公室门外。尽管没有人给在场的人发送电子邮件，但是此时这些公司高管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6点钟开会。

然而，与以往莫利纳罗主持的会议如出一辙的是，这次会议虽然非常紧急，但是每个人都清楚必须要耐心等待。这位贝尔斯登的财务总监简直散漫到了极点，他总是有办法把那些重要人物晾在他的办公室门外，而他自己却专心致志地打着电话，或者召开某些重要会议。会议被推迟几个小时已经成为常态。公司的固定收益部门首席营运官保罗·弗里德曼对莫利纳罗混乱的日程安排颇有微词，他总是以略带嘲讽的口气开着玩笑说：“我们6点钟的会议到底什么时候开？”

此时的莫利纳罗正在办公室里和他的前任秘书，现任公司业务部门的总经理商量如何处置贝尔斯登全球不动产的事情。而门外的公司高管们此刻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和莫利纳罗办公室紧邻的黑莓系统终端。

莫利纳罗终于走了进来，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施瓦茨，这位身材高大的57岁男人，就像他以前作为棒球明星时那样，穿着笔挺的西装，坐在靠近门口的桌子首席的位置，跷着二郎腿，安静地靠在椅子背上。从他三个月前被任命为公司CEO的那天起，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过会有今天。

施瓦茨现在被一群老谋深算的公司高管团团围住，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些人互相支持过、竞争过，也曾经冲着彼此的职位和收入虎视眈眈。贪婪和复杂的内部政治让贝尔斯登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病态当中。贝尔斯登的基层和中层员工占公司14000名雇员中的大多数，而高层则是由700多位高级常务董事（SMD）组成的，他们拿着丰厚的奖金，不仅享受着私人餐厅用餐的特殊待遇，而且拥有订餐和飞机升舱的专用资金账户，以及会见重要客户和公众人物的特权。为了证明公司高层的支出是正当合法的，管理层要求这些高级常务董事从年薪中象征性地支出一小部分用于慈善事业，从而通过报税单证明他们是在照章办事（“信任，但也要验证”是慈善事业所遵循的座右铭。尽管贝尔斯登的大多数高管都具有公德心，但是具体的操作也要符合规程）。

然而，贝尔斯登的大部分高级常务董事都以自我满足为己任，而对公司内部的工作置若罔闻。对于大多数投资银行来说，公司的控制权基本上都掌握在诸如固定收益、股票和经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手中，他们主要负责处理交易，以及向贝尔斯登大部分重要的对冲基金客户发放贷款。而风险管理部门和运营部门通常被认为是远离公司权力核心的，因此，公司很多重要的决策自然不会考虑其感受。

今天晚上的会议，公司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一场固执与自负的大碰撞在所难免。几个月以来，贝尔斯登一直在剧烈波动的股票市场中苦苦挣扎，随着房价的暴跌，作为公司生命线的贷款人和重要客户也都纷纷离去。事态的恶化也进一步加深了贝尔斯登那些咄咄逼人的高管们之间的裂痕。交易住房抵押贷款的交易商差点儿和股票交易部门的负责人发生冲突，而前者摔的一跤是否意味着在这糟糕的一年过去以后，包括按揭部门在内的固定收益部门连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奖金都拿不到呢？贝尔斯登的财务主管曾经建议公司以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现金，但是，他的建议最终转变成了与坚决维持现状的股票部门主管的激烈争吵。贝尔斯登的一些顶级交易员和高管也要求抵押贷款团队马上剥离那些摇摇欲坠的投资组合，然而这一切只是徒劳。现在，这颗长期隐藏于公司的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

坐在施瓦茨左边的是里奇·梅特里克。作为施瓦茨多年的好友及其投资银行业务的左膀右臂，他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站在了施瓦茨这边。身为投资银行家的里奇·梅特里克今年60多岁，个子不高且脾气火爆，他的衬衫总是敞着袖口，而且弄得很脏。在同事的眼中，他这个人的精力好像特别旺盛，总是愿意和持不同意见的人理论一番。然而，他的儿子安德鲁·梅特里克却和他的性格完全相反——这位耶鲁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非常理性，口碑极佳。他是20年前加入贝尔斯登的，但是当天晚上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被称作“施瓦茨第二”。

紧挨着梅特里克的是51岁的盖瑞·帕尔，一位受人尊敬的金融服务业银行家。作为摩根士丹利并购部门的联席主管和精品公司瓦塞尔施泰因-佩雷拉集团的联席主席，盖瑞·帕尔一直关注着公司的股票交易情况。他曾在多家濒临倒闭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工作。

这间会议室已经成为最近几个月公司内斗的固定场所，在这里举行的很多次会议都让人感到疲惫不堪。贝尔斯登的办公大楼是一座45层高的石头塔建筑，四周被八边形的玻璃照明装置覆盖，到了晚上就会发出耀眼的灯光，以象征着公司宏伟的愿景。这座大楼由著名的建筑师大卫·柴尔斯设计，位于麦迪逊大街383号，于2001年落成，贝尔斯登几乎包下了这座大楼的每一层。大楼的每个方向都有一个地面光滑、以黑色为主色调的公共空间，这感觉就像步入了纽约的中央车站一样。3层是配有锻炼和沐浴设施的健身房。会议室和私人餐厅位于第12层，在这里你可以享受私人厨师准备的饭菜。交易部门位于下面的楼层，而投资银行部则位于更高的楼层。其他的诸如法律、基金和研究部门则位于中间的各个楼层。

贝尔斯登的办公新址将其自身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去年，公司接待了几位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其中包括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虽受邀前往，但最终因故未能成行）。私人餐厅用于招待客户、华尔街关注贝尔斯登股票的分析师，以及其他重要人物。董事长吉米·凯恩的办公室内有一间私人会客室，里面放了一辆中国客户赠送的最新款的摩托车，而这位中国客户的公司也已经在贝尔斯登的运作下成功上市，桌子下面贮藏着进口的高级雪茄，这间会客室简直就是一幅别致的画卷。

除了这些装饰品以外，贝尔斯登大楼的内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即使是在莫利纳罗、凯恩、多位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云集的6层，也都是由一个个的小隔间组成的——贝尔斯登周围的大多数高层建筑也是如此。卡尔·格里克曼——贝尔斯登供职时间最长的董事之一，为他的办公室购置了价值数千美元的考究家具，莫利纳罗给自己添置了躺椅和几把漂亮的椅子。然而，公司其他高管的桌子上主要以家庭合影为主。贝尔斯登给员工提供的办公桌椅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莫利纳罗会议室里摆放着一张拼凑起来的木质会议桌，桌子两边的墙上挂着两幅让人心情愉悦的画。其中的一幅版画描绘的是1999年3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10000点之后的那期《华尔街日报》的封面。标题是：如果说这是个泡沫的话，它会那么容易破裂吗？实际上，这个透明的泡沫正在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低点的历史纪录无限放大。而对面墙上的画框中是一份2004年的《巴伦周刊》，该刊为贝尔斯登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封面故事。在摘要“尽管市场跌跌不休，但贝尔斯登的业绩却令其同行望尘莫及”的下面是一幅卡通画，一只棕熊一边把爪子伸进蜜罐，一边流着口水。这幅卡通画的内在含义是说，贝尔斯登就是证券经纪行业的罗德尼·丹泽菲尔德，公司股价的上涨最终让贝尔斯登名利双收。当时，贝尔斯登的股价是每股84美元。

现在，公司的股价已经从2007年1月房地产泡沫期间最高的172美元暴跌到57美元。全美新房屋抵押贷款的创纪录发行和房价的飙涨，已经开始让美国不堪重负了。次级贷款的借款人主要是那些个人收入不能支付高额抵押贷款利息的人群，在大多数情况下，违约就是他们的唯一选择。违约的大量出现让银行开始大规模叫停借款人的抵押品赎回权，此举不仅迫使这些家庭露宿街头，而且严重影响了其邻居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房屋的价值。而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等经济快速增长的州则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为了应对因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造成的灾难性的放贷后果，银行决定只向富人和最稳定的消费人群提供贷款，而其他潜在的购房者则被排除在外。此外，美国国内最为活跃的抵押贷款供应商OwnIt Mortgage Solutions和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相继破产，这对于那些本就无力偿还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现在，很多持有与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的第三方机构，也因为这些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安全的”或者与新投资捆绑在一起的债券，而蒙受了巨额的损失。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影响下，那些手中还持有现金发放抵押贷款的贷款人，随着其自身与其他投资者的贷款进行风险对冲的能力的下降，已经对发行新的贷款非常谨慎了，而整个市场的节奏也趋于放缓。对于集新抵押贷款发行者、交易商和抵押支持证券持有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贝尔斯登来说，房地产行业的剧烈波动已经让其深陷泥潭（就在过去几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前）。

此时会议室里的气氛非常糟糕。在过去的几年里，贝尔斯登的元老们目睹了众多竞争对手的起起落落，如今，他们自己的公司也将以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倒下去，从而成为华尔街中的又一个牺牲品。固定收益部门首席营运官保罗·弗里德曼和其他几个高管，自从去年夏天开始就对贝尔斯登糟糕的财务状况感到担忧。他们曾经建议要么将贝尔斯登出售，要么自己想办法筹集资金，但是他们的提议并没有被采纳。现在，公司不得不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几个月以来，施瓦茨、莫利纳罗和其他人不断地向其客户和股东游说，希望此举能够让贝尔斯登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的亏损实现扭亏为盈，但是今天发生的一切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一直试图对市场中关于贝尔斯登的负面消息做出澄清，但结果却收效甚微。如今，这家曾经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公司已经站在了破产的边缘。

此时，坐在离施瓦茨不远的莫利纳罗对在座的人说：“我们现在还有哪些抵押品可以回购？”

他指的是回购协议，也称为“回购贷款”。这是一种隔夜的短期融资协议，既可以在两家位于华尔街内的公司之间进行交易，也可以在机构与投资者之间进行交易，整体上与对冲基金非常类似。作为借款人，贝尔斯登必须向其交易对手方——其他银行，提供一定规模的证券以换取现金。然后，贝尔斯登再利用这些现金为接下来的24小时交易注入运营资金。最后，贝尔斯登向其交易对手方返还这些现金，从而将出借的证券赎回。

华尔街的大多数公司都以“回购贷款”的形式为其日常的交易融资，而贝尔斯登却比其竞争对手们更加依赖于这些短期的贷款。通过杠杆交易，或者说是30比1的债务——现金比——贝尔斯登实际所持有的每1美元现金，等同于从其他机构借入30美元——贝尔斯登成为华尔街负债最重的公司之一。一旦这些回购贷款的贷款人面临信任危机，贝尔斯登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

为了简化每天的借贷程序，贝尔斯登在固定收益和股票部门设立了融资平台，这里的职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每夜、每周和每个月到期的贷款进行循环贷款，或者进行展期。我们现在再把目光转向负责贝尔斯登固定收益融资平台的两位主管之一的蒂姆·格林。这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对公司忠心耿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4年，他不仅负责债券部门回购平台的工作，而且可以在任何时点动用公司大约1600亿美元的资金——这个数额相当于贝尔斯登的半个资产负债表。格林就是在这里结识了现在的妻子玛丽安，他很热爱这份工作。

格林的抗压能力非常强。他每天早上7点从位于康涅狄格郊区的家来到公司，等到把当天所有的融资安排全部完成离开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他每天就是在这样紧张的状态下更新公司的贷款，并且保证现金流顺畅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工作压力的不断加大，格林正在试图逐渐改变他每天摄入1100卡路里的不良饮食习惯，并且还成功地减了30磅 [1] 体重。

到目前为止，贝尔斯登每天借入100亿～200亿美元的资金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然而，星期五似乎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天，公司需要140亿美元的资金来维持其正常的运转。此外，贝尔斯登还必须对超过1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展期，或者循环贷款。

格林现在就坐在莫利纳罗的对面，他正试图缓解大家对公司现状的悲观情绪。他和不少贷款人的私交不错，而且他也不相信这些人会在一夜之间就将贝尔斯登拒之门外。他跟大家说道：“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你有什么办法？”莫利纳罗问道。

格林说：“我可以利用一种时下流行的计算机驱动借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交易各方可以在不公开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匿名交易。这样，我就可以悄悄地完成交易。”

坐在格林身边的是他的上司，52岁的弗里德曼，他对此提出了质疑。自从去年8月以来，已经有两家国内有名的对冲基金倒闭了——这也就意味着贝尔斯登长期以来一直吹嘘的其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就是一句空话——此时的弗里德曼已经感觉到天快塌了。弗里德曼曾经和他的员工们开着玩笑说，“我整天待在7层的抵押贷款证券交易中心的屋子里，要么躲在桌子底下，要么对着垃圾桶吐个不停。”他不愿意看到贝尔斯登就这样没有尊严地倒下，然后成为镁光灯下的焦点。

现在，弗里德曼向与会的高管们透露了一个消息，为了能够让公司星期五的交易顺利进行，目前至少有将近一半的回购贷款需要展期。与任何一家交易商一样，贝尔斯登每天都要为客户和自己买卖证券，手里必须要随时准备大量的现金。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盈利的，但是当有要求的时候，公司就必须准备偿还贷款，或者提供额外的抵押品。眼下整个华尔街都在谣传贝尔斯登的现金流已经枯竭，弗里德曼担心公司的那些固定贷款人会因为贝尔斯登无法偿还贷款而拒绝继续放贷。

弗里德曼建议格林尽快筹集140亿美元，或者将手中持有的两房债券出手（房地美和房利美发行的住房抵押债券，因其是国家发起成立的房屋中介，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其发行的债券要比其他机构发行的打包贷款更安全）。由于这些债券都是可以在电脑中交易的，因此，没有人知道幕后的操盘手是贝尔斯登。

莫利纳罗把目光转向了坐在他对面紧挨着弗里德曼的财务主管鲍勃·厄普顿。“我们怎样才能搞到现金？”他问道。

厄普顿正在他眼前的便签纸上匆匆统计着贝尔斯登各类账户中信用和借贷状况的最乐观的结果。

平时不苟言笑的厄普顿也感到大事不妙。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厄普顿曾经在证券公司和富达投资集团的国际银行做过几年分析师，也曾经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在华尔街的大公司管理规模庞大的资金。自从2006年4月被任命为贝尔斯登的财务主管以来，他一直在超负荷地工作着。他那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变成了白发。尽管厄普顿很注重外表，从不饮酒，饮食也很有规律，但是现在的他看起来要比47岁的实际年龄苍老很多。

与格林、弗里德曼等人的团队一样，厄普顿的团队也受到了对冲基金倒闭造成的冲击，融资越来越难了。在过去的几年中，厄普顿凌晨5点钟就从他位于郊区的家来到公司，直到晚上10点才离去。很长时间以来，他每天晚上的睡眠只有短短的4个小时。他经常认为自己简直就是在自杀，显然，厄普顿已经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了。

在这个星期中，公司的麻烦事接踵而来。星期一，贝尔斯登自己打包出售的一大批房屋贷款被一家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发现存在严重的风险，这也就意味着那些保守的投资者将会毫不犹豫地出售手中持有的以这些贷款为支持的债券。很多市场观察家据此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下调贝尔斯登信用评级的依据，从而也暗示了贝尔斯登很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而此时贝尔斯登在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价维持在65美元/股上下。

就在一夜之间，贝尔斯登在美国和海外的一些贷款人（每天放贷几十亿美元给贝尔斯登做展期业务的机构）已经开始收紧银根了。荷兰银行集团拒绝恢复贝尔斯登的信贷，其他机构也纷纷效仿。贝尔斯登的重要客户马上得知了这一消息：贝尔斯登已经不安全了。作为贝尔斯登顶级客户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Corp.），已经开始降低其交易杠杆，以防万一。如果贝尔斯登真的出事的话，他们的资金就会随着这艘沉船一起消失。尽管莫利纳罗和其他人公开否认事态正在进一步恶化，但是仍然无法挽回贝尔斯登的股价持续下跌的颓势。

三天之前，星期一

艾伦·施瓦茨整个周末都待在棕榈滩。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席贝尔斯登的长期合作伙伴——弗莱森电讯公司的董事会晚宴，并计划参加几天之后的投资洽谈会。他出发之前，贝尔斯登表面上看起来还是非常平静，而莫利纳罗在与他的数次通话中也一再表示公司目前一切正常。

然而，这一切随着星期一公布的下调贝尔斯登信用评级的消息彻底改变了。更糟糕的是，这条敏感的头条新闻让市场陷入了极度恐慌——巨大的抛压让贝尔斯登的股价直线跳水。作为公司的标志性事件，这对于包括媒体投资者、分析师和公司高管参加的贝尔斯登年度会议来说无疑是个不祥之兆。

下午，施瓦茨见到了华特·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鲍勃·伊格尔，后者正在就明天召开的一场主题会议接受采访，但是他的这场预备会议很快就被从纽约赶来的施瓦茨中断了，这位贝尔斯登的高管正在为如何缓解市场的狂躁情绪而发愁。下午4点收盘后，施瓦茨发布了一则声明，坚决否认贝尔斯登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但是市场对此的反应相当冷淡。

伊格尔本人对这种事情简直太熟悉了。四年前，当他担任公司总裁的时候，就曾经面对过来自费城有线电视巨擘康卡斯特电信公司的恶意收购威胁，双方围绕着迪士尼的未来控股权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施瓦茨作为一位与迪士尼长期合作的银行家，凭借着其冷静的头脑和过人的胆略，帮助公司在这场战斗中笑到了最后。现在，对于当年在危难之中为公司出谋划策的施瓦茨来说，此时的他对于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有着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安。

他们在高档的弗拉格勒牛排餐馆用过晚餐后，一起穿过了位于明天会议所在地的那条街。伊格尔在路上给施瓦茨提了一个建议：“别让那些家伙看出你现在非常焦虑。”他又补充道，“不论你做什么，你一定要让公众和你的投资人知道公司的一切还在你的掌控之中。”

星期二

施瓦茨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解决危机的撒手锏——即将在下个星期公布的季度盈利报告。从目前的估算来看，贝尔斯登上季度每股收益超过1美元，而这一点现在只有施瓦茨本人知道。如果到时公布这一消息，肯定能给市场的焦虑情绪降降温。

他现在已经毫不犹豫地将希望寄托在这份盈利报告上，并幻想着市场能够从中判断出贝尔斯登仍然运转正常。然而，他现在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因为贝尔斯登的股价在星期二继续下跌，最终报收于63美元/股。

星期三

施瓦茨周三早上在接受美国财经新闻频道CNBC采访时，对有关贝尔斯登即将倒闭的谣言予以坚决的否认。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他试图用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陈述自己的观点。他说：“虽然市场已经明显走弱，但是贝尔斯登的流动资金量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依然很健康。”然而，这次采访却被一则突发新闻所中断：纽约州州长艾略特·斯皮策因涉嫌与某非法卖淫集团有牵连，预计将会马上辞去所有职务。此时，施瓦茨的表情仍然显得非常平静，但是他的大脑却在快速地思考。“该死！”他琢磨着，“看来在采访结束之前我是什么消息也不会得到了。”

过了一会儿，节目的主持人大卫·法柏请施瓦茨就高盛拒绝与贝尔斯登的交易这件事情发表一下看法。施瓦茨似乎是想收回之前说过的话，说道：“我并不是十分在意这件事，贝尔斯登将和所有主要的竞争对手直接交易，我们之间的交易非常活跃。”然而，观众们却发现他的解释如此苍白无力。

施瓦茨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就坐飞机回到了纽约。现在，贝尔斯登面临着20亿美元的现金缺口，而公司实际的偿还能力只有8亿美元。施瓦茨对莫利纳罗说：“把这个消息放出去吧。”其实，他根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贝尔斯登缺钱的现状，而贝尔斯登的股价当天已经收于62美元以下了。 [2]

伴随着更多的退出申请的提出，各路对冲基金开始竞相逃离贝尔斯登，同时撤走的还有数十亿美元。施瓦茨在董事会上的每一次指示及其导致的争论都在朝着有利于其竞争对手的方向发展，现在的贝尔斯登已经没有资金去填补支出留下的窟窿了。当天夜里，施瓦茨把莫利纳罗、厄普顿、公司战略部门的主管史蒂夫·贝格雷特和大批交易员聚集起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帕尔则是在他去布鲁克林观看演出《麦克白》的幕间休息时被叫了回来。

在座的各位都希望能够借助贝尔斯登的期权快速地筹集资金，但是收效不大。于是，他们列出了一份有可能对贝尔斯登感兴趣，或者有收购意向的公司名单。名单中位列榜首的是J.P.摩根（贝尔斯登在J.P.摩根有自己的公司账户），其次是专门从事收购金融公司业务的J.C.Flowers&Co.。虽然大家都认为还不到实施并购的最后时刻，但是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星期四早上

贝尔斯登在周四的早上再遭打击：一篇刊登于《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指出了贝尔斯登遇到的问题。但是早上的几个小时却是风平浪静。对冲基金撤离贝尔斯登的速度趋于缓和，公司与其他机构的交易也恢复了正常。这种情景总算让那些不知道今天是福还是祸的交易员和公司高管们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有关贝尔斯登的负面报道引起了华盛顿的警惕。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鲍勃·斯蒂尔当天早上就与曾经在这两家公司都供过职的，著名的证券律师罗金·“罗杰”·科恩交换了意见。两个人按照日程表上的安排在早餐前一起进入了位于财政部二层的餐厅，科恩提醒斯蒂尔贝尔斯登的现金流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为此已经想尽了办法。他们谈话的时间还不到1个小时，斯蒂尔的手机就响了，他接了个电话后便匆匆下楼去参加10点钟的会议去了。斯蒂尔的秘书此时马上接通了施瓦茨的电话。

施瓦茨说道：“嗨，鲍勃，我们的流动性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愿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必须提醒你。”

斯蒂尔挂断电话后马上将此事告诉了他的上司——此时正在楼下的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他安排保尔森分别与科恩和施瓦茨通话。斯蒂尔说道：“希望贝尔斯登能在今天下午2点或3点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关注他们的最新动向。”

星期四中午

根据日程安排，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在中午的时候聚集到12层的会议室参加由总统顾问委员会主持召开的会议，该委员会由40人组成，主要以公司高管为主，任务是为贝尔斯登的公司事务与战略提供建议。会议内容包括由负责商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交易商发言等。此外，为了能够在解决公司困境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施瓦茨将在会议的最后时刻发言。

现在，在场的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施瓦茨身上。尽管贝尔斯登遭遇了银行的疯狂挤兑，但是这位CEO现在却靠在椅背上，显得出奇镇静，因为他已经把所有关于公司现金头寸的质疑全部打消了。施瓦茨认为，现在的贝尔斯登与多年以前的通用公司一样，都被类似的谣言所困扰，但是这些所谓的“谣言”终将被证明是“噪音”。他告诉在场的人，贝尔斯登很快就会重整旗鼓，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证公司每天的交易顺利进行。

然而，他的发言却被负责经纪业务的经理迈克·米尼克斯打断了，“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办法？”米尼克斯生气地问道，“我们的客户正在撤走现金，公司的交易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在场的人无不吃惊地等待着施瓦茨的回答，而施瓦茨本人则试图回避这个问题。几分钟后，会议室里的气氛才有所缓和，这次会议也因此而草草收场。贝尔斯登经纪和股权融资部门的负责人此时分别回到自己的部门处理客户退款事宜，而其他的人则待在原地不知所措。

2个小时以后，莫利纳罗、厄普顿、帕特·刘易斯、财政部的二号人物，以及其他内部财务经理与纽约梅隆银行（BONY）举行了会谈。纽约梅隆银行的总经理表示，他们非常愿意给贝尔斯登发放贷款，只是希望以资产支持贷款这种比较稳妥的方式进行。厄普顿当时就感到事情不妙。由于贝尔斯登的抵押支持债券还在不断贬值，因此，其他的债权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贷款要求，而贝尔斯登手上可用的优质资产已经不多了。

“一会儿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莫利纳罗冲着厄普顿使了个眼色。

“鲍勃，我们这回真的不行了。”莫利纳罗说道。

厄普顿大吃一惊，说道：“你可别拿这种事和我开玩笑。”他们刚刚还在一起讨论寻找新合作伙伴的事，难道现在又要面对公司倒闭的现实吗？这个下午发生的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莫利纳罗现在一脸严肃。在和纽约梅隆银行举行会谈之前，他就收到了来自大卫·所罗门的电话。作为他的校友和高盛投资银行的联席首席执行官，所罗门已经亲耳听到了不少贝尔斯登的负面消息。当大量处于恐慌之中的对冲基金询问高盛是否需要转移资产时，他便在第一时间大举出逃贝尔斯登的经纪业务。

所罗门给莫利纳罗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他高盛准备伸出援手了，他还特别强调这是高盛高层的意思，他之所以打这个电话，完全是出于他本人和贝尔斯登的私交。

所罗门随后便直奔主题，他问莫利纳罗是否愿意让高盛的团队去麦迪逊大街的贝尔斯登总部核对账目。也许这样能够帮助贝尔斯登在一夜之间筹集到足够的现金。

这个要求让莫利纳罗感到非常难受。他对厄普顿说，当高盛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大好时机，可是现在贝尔斯登还没有走到最后一步，高盛的做法让他感到贝尔斯登已经在劫难逃了。

和纽约梅隆银行的会谈结束之后，莫利纳罗还从弗里德曼那里得知了固定收益回购市场的最新动态。虽然今天市场整体上还算平稳，但是有些债权人则表示将不会为贝尔斯登星期五的交易提供资金。莫利纳罗告诉厄普顿，好像每一个人都在观望，贝尔斯登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厄普顿回到他楼下的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雪茄，然后把头扭向了电梯的方向。

他心里琢磨着，公司将有上千人面临着失业，而处在倒闭边缘的公司现在却想不出任何解决办法。

厄普顿出了贝尔斯登的办公大楼，走到第47街的拐角和范德比尔特大街，然后朝着对面J.P.摩根大楼那带有屋顶的通道走了过去。他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我已经在贝尔斯登干了六七年了，他心里想着，而现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几分钟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自己锁在屋里哭了起来。当他回到家后，厄普顿告诉自己的妻子他已经没有办法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厄普顿，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也许只有妻子的声音才是最好的止痛剂。

晚上7点，会议室

厄普顿在会上把自己的担忧传达给了在场的所有人。贝尔斯登需要120亿美元来维持第二天的正常运转，但是截至星期三的晚上，他们总共才筹集了80多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贝尔斯登还有35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或者说，贝尔斯登在明天早上偿还了自身的债务之后，还要面临着其大宗经纪业务客户撤出资金的风险。然而，贝尔斯登在星期四不仅要应对新客户提出的收回资金的要求，还要向为其提供大量资金的交易对手方提供相应的抵押品，这样一来，公司的资金就只剩下大约50亿美元了。此外，贝尔斯登还要偿还花旗集团近24亿美元的债务，至此，公司能够用于正常运转的资金已经不足30亿美元了。

莫利纳罗笔直地坐在那儿，叹了口气说道：“好吧，我们还能从什么地方筹集到资金？我们手上的抵押品还有吗？”

厄普顿想出了一份他认为还可以出售的证券名单，然后开始评估这些想法。他想到出售台湾指数套利账户，但是他马上否决了这一点。将美国退税套利账户缩水呢？那也不行，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买家。或者把固定收益部门手中持有的公司债券卖掉呢？对，这么做既容易出手，又可以解决流动性问题，他这样想到。

坐在桌子远端的抵押贷款业务负责人汤姆·马拉诺的脸色非常难看。他说：“从出售债券到最后的结算（卖方实际拿到现金）通常需要三天的时间，这种做法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赶紧筹集现金，而不是浪费时间。”

一个星期以来，马拉诺也听到了一些流言蜚语，有人传言高盛、大本营投资集团等以“掠夺财富”著称的华尔街机构正在对贝尔斯登虎视眈眈。而且他还听说德意志银行正在做空贝尔斯登——他们打赌贝尔斯登的股票会下跌——原因是交易商们认为公司的资金链已经断裂了。此时，再对这些谣言进行回击已经太晚了。马拉诺此时想到的只有贝尔斯登的高层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面。和莫利纳罗一样，他现在开始对施瓦茨如何拯救这艘沉船的能力产生了质疑。

厄普顿抬头瞥了一眼帕特·刘易斯，问道：“我们现在还有什么？”

一向严肃的刘易斯正笔直地靠着窗户，这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财务主管已经受够了贝尔斯登内部的尔虞我诈。现在，公司里那些刻薄的交易商和冷漠的高管试图寻找一条稳妥的融资渠道的做法已经于事无补。他和厄普顿一直为了从欧洲和亚洲的银行融资而明争暗斗，而现在糟糕的市场环境更是让他们举步维艰。很多思想保守的美国公司，从一开始就对与贝尔斯登的合作持谨慎的态度。然而，经过不懈的努力，厄普顿和刘易斯还是成功打入了这些市场。也就是说，在去年夏天两大对冲基金倒闭，以及让投资者损失16亿美元的灾难性后果发生之前，贝尔斯登还享有“信用卓著的借款人”这一美誉。

“我很快就要一无所有了。”刘易斯说道。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还有哪些资产可以让贝尔斯登在国际融资市场中马上变现了。

施瓦茨倒是在整个会议期间显得相对平静，他没有跷着腿，只是坐在那里用手捂着前额，看起来不太舒服。厄普顿的秘书指了指自己的头，意在提醒他晚上7点半要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官员通电话。

莫利纳罗现在正用手托着腮帮子。今天无疑是他工作22年来最糟糕的一天。“我们已经完蛋了。”他自己嘟囔着。贝尔斯登要么卖给J.P.摩根，要么被其他财力雄厚的银行收购，从明天起，贝尔斯登将不复存在了。

“各位，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想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莫利纳罗终于说话了。

会议室里的人全都大吃一惊。施瓦茨突然站起来走了出去。站在他身边的股票部门负责人认为他可能身体不适要去卫生间，而施瓦茨本人也是这么考虑的。

[1] 1磅= 0.453 592 4千克。

[2] 实际上，高盛并没有打算在3月11日星期二的晚上与贝尔斯登进行交易，而这一消息，法柏在第一时间已获悉。然而，高盛已经通过了的正常审批程序，在第二天早上被推翻了，交易还需要讨论。CNBC的节目中也曾报道过高盛想以更便宜的价格做成这笔交易的行为很可能就是让贝尔斯登退出交易的原因，这就让此事越来越棘手了。另一方面，高盛则坚决否认这项指控，其发言人指出：“我们是在竭尽全力帮助贝尔斯登。”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傍晚

贝尔斯登成立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是它对投资机会的把握却眼光独到。公司不仅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而且对利润的追求使尽浑身解数，让众多声名赫赫的华尔街公司颜面扫地更是贝尔斯登的拿手好戏。

公司的高管们在进行交易和投资银行业务时，通常不按常规出牌，他们的做法往往与其竞争对手背道而驰。在1929年股市崩盘以及接下来的大萧条时期，贝尔斯登非但没有进行裁员，反而不断地吸收新员工。公司的交易员通过引入一些没有经过安全测试的，或者被华尔街同行所不屑的业务而让贝尔斯登迅速走红。甚至公司那套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编码处理的SMDs系统，也让其竞争对手羡慕不已。

贝尔斯登似乎并不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在20世纪90年代，它曾经非常高调地宣布雇用那些在公司内斗中失败或者因为违反监管规定而被其竞争对手扫地出门的员工。对于贝尔斯登负责招聘的人来说，交易员的名誉是和他如何处理电话、电脑终端，以及钞票三者之间关系的天赋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1998年，当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濒临破产时，贝尔斯登就曾经拒绝和华尔街的其他公司一起向其提供紧急救助。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公司的雇员都担心那些债权人和竞争对手会因为公司当年的自私行为而联手将贝尔斯登推向破产的深渊。

贝尔斯登的高管们简直太草率了。施瓦茨虽然头顶“投资银行家”的光环，但他本人却绝对是个例外。贝尔斯登的债券交易员始终在公司扮演着摇滚明星的角色，根本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基本上就是鲁莽、傲慢的代名词。他们现在的负责人是前抵押担保证券交易员沃伦·斯佩克特，这位略带书生气、思维敏捷、戴着眼镜、一头黑发的高管一向以铁腕管理著称，经常强迫公司的CEO听从他的意见，这也为他手下员工的行为处事定下了基调。前交易员、现任股票销售交易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迈耶，也属于这种类型。他的火爆脾气随时都有可能在会议上发作，他通常站起来以恐吓的口吻“吼”出他的观点。然而，作为债券和股票部门的前交易员，他近几年来的业绩有目共睹，因此，公司的人对他是既尊重又敬畏。

贝尔斯登推崇的是一种男人至上的企业文化，而这种落后的针对女性的行为则让女员工鲜有出头之日。早在20世纪90年代，公司就曾雇用了一批衣着暴露的模特儿全程陪同来访者；在公司内部，这些模特儿被称为“艺伎”。在施瓦茨接任公司CEO以前，吉米·凯恩习惯于在他从纽约女性金融俱乐部里拿回来的烟灰缸里弹烟灰。当女性访客与他一起共进午餐时，他总是在背后议论一番。

然而，贝尔斯登这种看似固执的做法让公司度过了很多的危急时刻。成立于1923年的贝尔斯登，经历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衰退，以及1987年的股市崩盘和高科技泡沫破裂等时期。贝尔斯登使用计算机技术构建风险控制模型，用于测试在各种不同动荡的时期中市场交易的表现情况——从结果上看，贝尔斯登通常都能够远离风险，即使其当时的处境非常不妙。只有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才会让其系统崩溃。

贝尔斯登最初成立的时候仅仅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小型股票交易商，只有7名员工和不到100万美元的资本。然而，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让公司存活了下来。1933年，贝尔斯登在没有进行裁员的情况下，不仅成功地顶住了股市崩盘产生的冲击波，而且迅速发展，将一家位于芝加哥的竞争对手收入囊中，并在当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当贝尔斯登开始涉足蓬勃发展的债券业务时，公司在整个行业中的地位已经大幅攀升至第75位。

20世纪30年代末，绰号“CY”的顶级债券交易员萨利姆·路易斯入主贝尔斯登。路易斯身高6英尺 [1] 4英寸 [2] ，曾经是一名美式足球运动员，在加入贝尔斯登前供职于所罗门兄弟公司，他那无拘无束的行事风格就是挑选未来加入公司的高管们的标准。路易斯热衷于投资诸如铁路和公用事业等陷入困境的准上市公司的股票，然后等到这些公司的业绩好转之后从中大赚一笔。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率先推出了大宗股票交易方法，也就是说，在单笔交易申报中可以大批量买卖股票。

路易斯是“买入并持有”策略的忠实信徒，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也坚决不肯卖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绰号“王牌”的艾伦·格林伯格这个年轻人的质疑。艾伦·格林伯格是俄克拉何马城服装大亨的儿子，他于1949年以职员的身份加入贝尔斯登，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股票交易员。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所坚守的信条：永远不要把库存看得那么重要，因为如果说这些库存今天还有那么一点价值的话，那么它明天的价值将会比今天还要低。格林伯格不仅多次试图说服他的上司接受这个观点，而且把自己逐渐培养成为一名理智的风险经理。1978年，路易斯在纽约城的协和俱乐部（Harmonie Club）为自己举办了一场退休晚宴，但是他却因为中风而一病不起。贝尔斯登赠送给路易斯一块手表以感谢他40年来对公司所做的巨大贡献。路易斯去世时年仅51岁，格林伯格随即全面接手贝尔斯登。

格林伯格于1993年离任，接任他的是CEO吉米·凯恩。在格林伯格的任期内，贝尔斯登的业务蒸蒸日上。1985年，贝尔斯登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IPO，而公司的股价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持续飙升。贝尔斯登的股票上市之后，外部股东纷纷加入其中，但是贝尔斯登向来实行一种与世隔绝的合伙人文化，正是因为公司内部的激烈竞争才让他们走向了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公司在斯佩克特的建议下开始进军抵押担保证券市场，显然，这种唯利是图的做法超出了贝尔斯登的底线。公司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在华尔街可谓首屈一指，而其更是以作为对冲基金和其他大交易商之间的服务人而名声大噪。

贝尔斯登在其他金融机构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国内外资产管理业务方面还比较落后。尽管施瓦茨所在的投资银行部门努力工作，但是与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同行相比，贝尔斯登的市场份额还是太小了。然而，在21世纪头10年的房地产市场繁荣期间，这些事情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今天的贝尔斯登已然成为行业翘楚，财务报表上面记录着巨额的利润，公司的股票如日中天，公司元老们享受着高薪待遇。贝尔斯登已经成为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

晚上7点45分

鲍勃·厄普顿回到楼下的办公室之后开始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交易与市场部的高级职员马特·艾希纳。

“我必须告诉你我们现在的真实情况，”厄普顿说，“根据贝尔斯登最有学者范儿的首席风险官路易斯和迈克·阿历克斯提供的消息，我们觉得今天将是最艰难的一天。”

艾希纳对贝尔斯登高管们的这套言辞已经非常习惯了。自从上一年夏天贝尔斯登第一次遇到现金流问题开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对贝尔斯登加强了监管。委员会的官员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每天或者每周和厄普顿及其团队在5点钟召开电话会议。在会议期间，厄普顿会向艾希纳汇报当天收盘后贝尔斯登的现金状况，并对营业期间进出公司的每一笔款项做出说明。

在2月到3月的这段时间里，贝尔斯登每天都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报告公司的现金出现了哪些主要变化。上个星期一，外界都在谣传贝尔斯登的经纪业务客户大举离场，而且交易量也在大幅下降，艾希纳对此更是提高了警惕。他在给厄普顿的电子邮件中说他知道公司的财务主管非常忙，但是他想多花一些时间来审核这些数字。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天一直和贝尔斯登保持联系，从4点开始，事情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阿历克斯眼下正在试图向委员会解释这一切。他宣布固定收入型回购基本上已经停止了。换句话说，贝尔斯登已经提前从为自己的债券部门提供贷款的债权人那里得知，贝尔斯登已经不能够为上午的交易提供补充贷款了。“我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是多少。”阿历克斯补充道。

随后，他又对经纪业务客户的离场情况进行了描述：“很多客户都把资金撤走了。”

厄普顿谈到了星期五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局面能够得到控制的话，也许贝尔斯登还能挺过去。”现在，他和他的团队又拼凑了一份能够出售的资产名单，希望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坚持到周末。

艾希纳还告诉厄普顿，委员会可能会根据15c3-3条款解除对贝尔斯登48小时的监管，前提是贝尔斯登可以在两天的时间内筹集到现金。

与华尔街其他的公司一样，贝尔斯登手中持有的现金、股票和债券都属于其旗下的对冲基金和其他客户。为了保护客户的资产，这些资金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并且存放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位于海外的隔离账户中，这就15c3-3基金。

现在，贝尔斯登手中以客户的名义持有的资金每天都在变化，但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这部分资金只是每周进行一次统计。如果贝尔斯登在一周的时间内能够从客户手中筹集到额外的现金或者证券，那么就可以把总的资金量加上去，要是这期间公司损失了现金或者证券的话，资金就会出现短缺。然而，资金进出账户需要两天的持有期，因此，贝尔斯登有时候将不得不提前支付这部分资金，然后在48小时之后等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退回这笔钱。

贝尔斯登的团队认为现在放弃等待也许还有机会。但是，在公司更好地处理期权以筹集现金之前，也只能这么办了。双方约定继续保持联络后就中断了通话。

过了一会儿，莫利纳罗走了进来。“你确定他们真的清楚我们现在的处境吗？”他问道。

“我觉得他们应该明白了。”阿历克斯的回答有点迟疑。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莫利纳罗说道。

阿历克斯走回办公室通知艾希纳，他的表现也同样让他的上司非常为难。阿历克斯对在座的人说：“我只是想确认你们是否真的明白了，如果你们之前还没有感觉到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我们现在甚至都不能保证贝尔斯登明天能够顺利地开门营业。”

监管层的人表示他们已经明白了。但是他们随后补充道，这件事需要知会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贝尔斯登与蒂姆·盖特纳取得了联系，阿历克斯向监管层保证他们会随时通告最新情况。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贝尔斯登明天申请破产保护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会议结束后，盖瑞·帕尔和施瓦茨、里奇·梅特里克私下里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了商讨。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决定马上和贝尔斯登的潜在收购人取得联系。看着6层一大片空荡荡的办公室，帕尔走进了自己的屋子，拿起了电话。

帕尔在已经过去的很多次危机中都曾考虑过银行、基金经理和保险公司。但是在他过往的人生经历中，这简直就是让人震惊的一天。他昨天晚上在麦迪逊大街工作到很晚，星期四早上还没有回到自己在瑞德集团的办公室，就被贝尔斯登叫回去参加另一个重要的战略会议。他和施瓦茨以及其他高管密切关注着公司全天的情况，希望能够从其他的渠道筹集现金实现收支平衡。相对于他们星期四所处的困境，公司星期三的集体讨论会似乎更像是一场茶话会。

实际上，帕尔从来没有想过要取消在当晚和瑞德集团的同事一起和“南太平洋”的人见面的计划。他用黑莓手机给那个同事发了电子邮件：“我正在工作，不能去了。”当客户问题被摆上桌面的时候，即使和他关系紧密的人，他的表态也是非常明确的。

施瓦茨和帕尔决定首先给J.P.摩根的CEO杰米·迪蒙打电话。作为贝尔斯登的托管人，或者说当交易和贷款发生时，最终负责贝尔斯登账户进出现金的大银行来说，J.P.摩根是非常熟悉贝尔斯登及其现在的处境的。施瓦茨和帕尔仔细分析了J.P.摩根的资产负债表，相信通过收购，并且在J.P.摩根没有经纪业务的情况下，能够让这家大银行对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业务和贷款部门产生兴趣，从而提供充足的现金。最终，精明、刻薄、高效，且在职业生涯中做成多笔交易的迪蒙进入了贝尔斯登的视线。

帕尔是打这个电话的最佳人选。他曾经在2000年左右经营过芝加哥的第一银行，并且在2004年建议迪蒙将这家银行以580亿美元出售给J.P.摩根。而这笔交易也成为迪蒙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进而成就了他今天的地位。

迪蒙的办公室位于公园大道270号，与贝尔斯登隔街相望。当他的电话响起的时候，迪蒙正在附近的一家希腊餐馆和他的妻子、父母以及一个女儿（他有三个女儿）庆祝他52岁的生日。

“杰米，”帕尔说道，“很抱歉在这个时候打扰你，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必须告诉你。”

迪蒙的声音听起来和平时一样。即使在一般的场合，他也不喜欢别人拨打这部电话，因为这部电话主要是为他的孩子们准备的。然而，此时的他断定，一定是出大事了。

帕尔说道：“我想和你的团队谈谈有关贝尔斯登的事。我们现在的情况糟透了，需要大量的现金。”他问迪蒙能否在今晚为贝尔斯登提供一笔贷款。

迪蒙的大脑此时正在飞快地运转，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能够在12个小时内收购贝尔斯登这种级别的公司。或许，这件事真的值得一试。迪蒙随即询问了贝尔斯登是否已经和亨利·保尔森以及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取得了联系。

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贝尔斯登整天都在和这两个部门保持联系。帕尔告诉迪蒙，他们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电子邮件报告目前的进展情况。紧接着，他又向迪蒙强调了一句：“虽然让他今天晚上做出决定有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先想想办法。”与此同时，帕尔还询问迪蒙是否愿意和施瓦茨通电话。

“我非常愿意和艾伦通电话，我的团队可以现在就接手此事。”迪蒙说道。迪蒙现在已经出了餐馆，朝着东48街走去，因为他在这里说话更方便。此时的他已经拨通了副手的电话。

盖特纳对于贝尔斯登昨晚传出的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他和鲍勃·斯蒂尔一样，都在早上接到了施瓦茨的电话，施瓦茨表示公司的现金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

盖特纳星期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他的智囊团以及其他监管层官员讨论贝尔斯登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试图估算出贝尔斯登距离崩盘还有多少时间。然而，贝尔斯登在早上开业时只持有不到100亿美元的消息并没有让这些人感到一丝欣慰，而这一点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态度截然相反。盖特纳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贝尔斯登手上持有多少现金，而是这些现金能够在这样恶劣的市场环境下维持多久。“时间不多了。”他心里想着。

盖特纳在晚间早些时候给施瓦茨的电话中就得知了贝尔斯登向J.P.摩根寻求贷款的事情。然而，在他得到最新消息之前，所有的美联储官员只能坐在那里等待。当施瓦茨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正在自己位于郊区的家里陪妻子和孩子吃晚餐。

“我们只有不到40亿美元的现金了，看来我们只有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一条路了。”施瓦茨说道。

盖特纳突然意识到，施瓦茨及其团队此时夸大问题严重性的做法意在获得政府的紧急救助。不管怎么说，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已经非常糟糕了。一旦贝尔斯登按照联邦破产法第11章执行破产保护，那一切就真的全完了。如果贝尔斯登接受美联储的现金注入，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这样做会大大增加政府高层对是否救助贝尔斯登的质疑。

施瓦茨告诉盖特纳，贝尔斯登仍然计算着自己的现金头寸，并且和潜在的买家进行接触。盖特纳此时没有获得任何消息，只能继续等待。他对施瓦茨的做法表示感谢，并告诉他今天晚上随时联系。眼下的这种处境会对市场和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盖特纳要做的就是接着收拾这些乱摊子。

盖特纳马上召集所有重要的监管层官员召开电话会议，因为他不希望事情进一步恶化。

在位于华盛顿国家大教堂附近的家中，保尔森一直在压抑着内心的怒火。他和盖特纳几个月来都在商讨着贝尔斯登每况愈下的处境，而贝尔斯登这个倒霉蛋儿现在的处境简直让人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保尔森在就任美国财政部部长之前，曾一直担任高盛的CEO，他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他曾经从事的行业如今所面临的困境。他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一个由监管机构联盟、央行行长和内阁成员组成的工作小组，想办法对新的按揭贷款、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将住房贷款打包成新证券销售的证券化产品进行更好的监管。此外，他还在星期三为总统乔治W.布什即将于星期五在纽约举行的一场关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演讲做着准备。对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市场来说，总统的讲话无疑是稳定市场的强心剂。

在准备演讲期间，保尔森和布什就美国政府实施救助计划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布什向保尔森暗示他将在演讲中明确表态美国政府将会对出现危机的证券公司提供紧急救助。而保尔森则认为布什不应当对此急于表态。

“先不要着急表态。”他对布什说道。

“为什么？”布什问，“难道我们不应当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吗？”

保尔森仍旧坚持己见。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希望在政府对任何一家银行提供救助的可能性问题上含糊其辞。然而，他知道在这个反复无常的市场中，当暴跌的股价和大规模的银行挤兑将企业推向破产的边缘时，他不希望政府因为其无法承受的压力而食言。保尔森对布什说：“我们现在还不到提供紧急援助的时候，也许在将来情况非常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会采取这一行动。” [3]

当保尔森晚上回到家以后，他的心里非常焦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今天晚上8点他还要和监管层的官员进行电话会议，在获得最新消息之前，他还有时间放松一下。他上楼来到自己的卧室，发现床上放着一本最新出版的《体育画报》。于是，他坐下来开始翻阅篮球版面的内容。

8点钟刚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就从华盛顿特区打来电话，盖特纳和他的幕僚们开始在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陆续接入电话。此时的美联储理事凯文·沃尔什正驾驶着他的牧马人吉普车赶往国会山，因此他只能把车停靠在路边参加这个会议。斯蒂尔现在的情况与沃尔什差不多，他当天晚上从华盛顿飞到纽约，想给自己小女儿的21岁生日晚宴制造一个惊喜。然而，自从飞机6点钟左右降落在机场，他就一直待在机场的会议室里打电话，自然也就无法和他的妻子及女儿共进晚餐了。

盖特纳向与会者透露，他已经从施瓦茨那里得到了贝尔斯登处于破产边缘的消息。与J.P.摩根和花旗集团这类受到美联储监管的储蓄银行不同的是，贝尔斯登的监管机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而盖特纳推测委员会一直在密切关注贝尔斯登的现金持有情况。他目前想确认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同意施瓦茨所说的贝尔斯登已经濒临破产的说法。“这是你们的判断吗？”盖特纳问道。

“是的。”埃里克·斯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和市场主管，前金融学教授）答道。

那些几天来一直对贝尔斯登的处境产生怀疑的美联储官员对此并没有表示惊讶。但是，此时委员会给出的说法彻底改变了他们之前的观点。几个星期之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还对贝尔斯登的处境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表示公司的资本金要求比以往都要好，而且情况也非常稳定。然而，像盖特纳和沃尔什这种级别的官员并没有受到委员会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一切的影响。

此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们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作为全美投资银行的主要监管机构，对贝尔斯登及其现金头寸进行监管是该委员会的职责所在。但是他们现在却对这种情况拿不出半点主意。显然，贝尔斯登现在的杠杆率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但是委员会无力对此做出任何改变。在2006～2007年市场繁荣期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否应该提醒贝尔斯登降低操作杠杆？但是他们也肯定知道贝尔斯登一定会告诉委员会让他们少管闲事儿。毕竟，贝尔斯登也自愿参加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投资银行的监管计划，这种监管形式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得多。

“好吧，”盖特纳说，“我现在就和我的团队回去想想解决这件事的办法。”

“我们明天早上继续吧。”委员会的一位官员说道，“我们要休息了，如果有什么需要，请告诉我们。”他们觉得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如果美联储决定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实际上，也只有美国政府才有权力这样做——政府自然也不会将这件事告诉委员会。

去年夏天

美联储早在2007年8月就盯上了贝尔斯登。贝尔斯登和高盛、雷曼兄弟、摩根士丹利一样，都属于纯粹的投资银行，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是它们的监管机构；此外，J.P.摩根和花旗集团等商业银行，其监管机构是美联储。然而，当2007年的次贷危机逐渐发酵的时候，贝尔斯登已经身陷其中不能自拔，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当时的处境也不比贝尔斯登强多少。盖特纳及其团队相信，他们介入此事只是时间问题。

凭借着年底公布的利润表，贝尔斯登平稳度过了2007年的前两个季度。由于公司经营着规模庞大的房屋抵押贷款业务，因而房价的上涨并没有暴露公司的问题。果不其然，贝尔斯登的信用分析师们依旧看好房地产行业，即使在人们开始对次级贷款的安全性产生怀疑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当年春天，贝尔斯登就和他的一位重要客户卷入了一场官司。一位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起诉公司涉嫌在某些证券的交易上采取了欺诈行为。保尔森本人并不看好次贷市场，一旦次贷证券的价值走低，那么他已经买入的信用违约互换（CDS）或者保险单就会通过对冲补偿他的损失。贝尔斯登现在出售的就是这种CDS，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了保尔森。然而，自从贝尔斯登将那些在保尔森看来必定下跌的次级证券打包并出售以来，保尔森就试图通过对住房贷款的重新议价来抵销有可能出现的违约风险——只要出现违约，就势必会导致证券价值的下跌。

约翰·保尔森在其职业生涯早期曾供职于贝尔斯登，可以说他对公司非常了解。此外，随着大量CDS的买入，他已经成为贝尔斯登经纪业务部门最大的客户。在保尔森管理的大约120亿美元资产中，大部分都存在他在贝尔斯登开设的账户中。他知道，贝尔斯登是不会轻易得罪他这位大客户的。

此外，他还非常清楚贝尔斯登的雇员做事极具冒险精神。在拉斯维加斯年初举行的一次行业会议上，贝尔斯登的一位顶级房屋抵押贷款交易员就曾经发表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这位交易员在酒后向保尔森的一位朋友吹嘘道：“他们将利用贝尔斯登作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服务商的特权，帮助那些资质欠佳的购房者避免违约，从而保证贷款支持证券的价值不会下跌，并且避免那些持有CDS的客户支出大笔费用。”而这一切也正是保尔森所担忧的。

保尔森已经受够了这一切。早在今年春夏之交的时候，他就和贝尔斯登在这件事情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由于对贝尔斯登的答复不满意，保尔森便向国际互换和衍生协会以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了投诉，并且将此事公之于众。贝尔斯登位于布鲁克林的后勤部门马上进行了危机公关，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立即对此事展开调查。与此同时，驻布鲁克林美国律师事务所的联邦检察官也随即介入调查。

然而，贝尔斯登的麻烦事远远没有结束。贝尔斯登自有资产管理部门旗下的一只对冲基金——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已经麻烦缠身了。从年初至今，该对冲基金的业绩下滑了23%，其客户纷纷要求撤回资金。但是基金经理明白其现在已经资不抵债了，他们根本拿不出现金来应对客户的挤兑。

早在2007年6月，贝尔斯登的执行委员会就已经讨论过此事。公司的期权交易已经被禁止了。除非贝尔斯登自己向陷入困境的基金注入资金，否则公司将不得不停止投资者的挤兑行为。此举也向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发出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们只有自己筹集更多的现金了。委员会决定让客户们自行解决问题，并且认为事情至此结束了。

在此期间，基金经理拉尔夫·科菲及马修·塔宁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个糟糕的结果感到震惊。他们投资的产品主要是被评级机构给予AAA评级的优质资产。当然，他们手中也持有部分结构复杂的次级抵押贷款，例如，债务抵押贷款（CDO）和债务抵押债券。但是，他们的风险模型显示这些投资品是安全的，而且几年之后还会产生不菲的正收益率。实际上，这些基金经理到现在为止，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下跌带来的冲击。

作为贝尔斯登的元老和四个孩子的父亲，科菲深受公司上下的尊敬。他在抵押贷款销售方面非常努力，一直希望公司能够成立一只由他自己掌控的基金，在经过了6个月的努力并取得让人惊讶的收益率后，贝尔斯登最终同意了他的要求。2003年秋，高级结构性信贷策略基金成立了，投资者基本上都是贝尔斯登最优质的客户。该基金的收益率在最初的三年非常抢眼，而此时科菲又成立了另外一只风险性更大的同类型基金——高级结构性信贷策略加杠杆基金。正如它的名字，这只基金通过提高其资本杠杆比率，从其持有的每一个美元现金和抵押品中能够借到大约10美元，从而达到增加收益率的效果。其杠杆比率比华尔街其他公司所采用的杠杆比率要低，但是却远远大于那些管理良好的对冲基金。

这只高风险基金的债权人都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它们现在已经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了。在这些债权人中，J.P.摩根和其他几家公司向科菲的基金提出了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也就是说，当科菲的基金不能及时追加保证金的时候，这些公司就造成了该基金违约，然后再通过出售基金的某些资产获得现金收益。如此一来，科菲和塔宁开始降价出售手中持有的债券，在5月到6月期间，该基金减持了大约80亿美元的债券。然而，这些都不能够让其满足投资者和债权人的要求。反观房地产市场，购房者的逾期和违约事件正在大量地出现，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房价还在不断下跌，投资者们已经开始对AAA评级债券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了。

到了6月底，科菲的加杠杠基金败局已定，投资的失败和客户对现金的要求，让这艘千疮百孔的船彻底沉没了。然而，对于原始基金来说似乎还有能够借到资金的希望。贝尔斯登马上向该基金实施紧急援助并注入32亿美元的流动性。科菲和他的上司减少了自己每天的工作量，而比其他高管都要熟悉抵押贷款证券事务的汤姆·马拉诺，已经被告知进行分流工作。

但是，此时的马拉诺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快速下跌的资产价格和巨额的债务负担，已经让基金无力偿还债权人的欠款了。7月底，马拉诺无奈地宣布两只基金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进入8月份，市场环境继续恶化。仅仅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就有大批依靠复杂的数学模型预测进行交易的对冲基金遭受了高达两位数百分比的损失。而证券公司的股票也遭受了同样的冲击。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从春季的高点下跌超过50美元，而其竞争对手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更是相继倒闭。

8月3日，星期五，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贝尔斯登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为负面，宣称贝尔斯登由于旗下的基金受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并使公司存在被那些遭受亏损的投资者起诉的潜在风险，因而让公司的名誉受损。这份声明让此前对贝尔斯登状况将信将疑的投资者及竞争对手恍然大悟。贝尔斯登方面则对此进行了回击，他们说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稳定和健康的，没有任何问题。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贝尔斯登的股票在当天创下12个月以来新低的结果。此外，通过买入CDS对冲贝尔斯登违约的成本已经创下了年内的新高。

贝尔斯登的高管们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如何重新安抚投资者的情绪。事实上，他们的选择完全错了。凯恩抛下一句“市场环境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之后就走出了房间，再也没有回来，而投资者等待他回答的那个问题也自然没有了下文。莫利纳说道：“在我22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在固定收益市场中所见到的最糟糕的一天。”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时刻势必会让他以后后悔终身。厄普顿提出的将短期资金一分为二的办法自从年初以来就没发挥过什么作用。就在他们开会的同时，道琼斯指数已经暴跌了280点，即超过2%的跌幅，并创出当日新低。

贝尔斯登本来是想缓解大众的情绪，但是他们接下来采取的做法则让投资者更加情绪低落。贝尔斯登解除了凯恩的继任者——沃伦·斯佩克特的职务。斯佩克特是一个独断专行且极难相处的人，在公司内部树敌无数。然而，这位49岁的前交易员是贝尔斯登最有能力的管理者，而他又对贝尔斯登的固定收益部门十分了解。公司里很多人都不喜欢斯佩克特这个人，特别是对他有钱后长期待在位于马撒葡萄园岛的豪宅的做法非常不满。尽管如此，斯佩克特仍然是贝尔斯登高管团队中最有抗压能力，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的人之一。如果他不在的话，那么就没有人知道贝尔斯登接下来会做什么了。

斯佩克特被解职的消息在周五晚些时候就已经从内部泄露出来了，贝尔斯登不得不在周日临时紧急召开董事会会议。而此时的凯恩和他的团队早已经离开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在时刻关注着贝尔斯登的动向，并且对贝尔斯登每天的运转进行长期的跟踪。

晚上9点

在麦迪逊大街383号内，盖瑞·帕尔仍然在为筹集现金的事打电话。在他那份长长的名单中，下一个就是克里斯·弗洛尔斯，专门从事收购业务的亿万富翁。弗洛尔斯今年50岁，他曾经是高盛金融机构投资银行集团的一把手，并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98年，当他离开高盛的时候，人们曾对此展开激烈的争论。从那时起，他便因为在亚洲和美国成功投资金融服务公司而名声大振，而快速、精明的交易也成为弗洛尔斯的代名词。

弗洛尔斯去年8月就已经开始关注贝尔斯登了。面对贝尔斯登节节下跌的股票，他派出自己的团队和贝尔斯登固定收益部门的高管商量投资事宜。但是贝尔斯登的代表却主动关闭了谈判的大门。他们认为弗洛尔斯的动机不纯，他肯定希望贝尔斯登处于一种更加不利的处境时再做出投资决定。

帕尔知道，迪蒙、弗洛尔斯这些人有能力进行一笔快速的交易。但是他又有着自己的打算：我可以让一个受人尊敬的私人投资者加入进来。也许弗洛尔斯的介入能够让贝尔斯登的客户和债权人增加一些信心。

弗洛尔斯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登上自己的私人飞机，飞往加拿大了。“克里斯，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而且事情正在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帕尔对他说道，“我现在开始和贝尔斯登合作了。”

帕尔把情况简单地叙述了一下，然后说：“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马上投资，或者说是做一笔只赚不赔的买卖。”

“你想要有多快？还需要多少资金？”弗洛尔斯问道。

帕尔说他正在考虑用更低的价码搞定这件事。“随着贝尔斯登股价持续下跌，贝尔斯登的市值现在是120亿美元，”帕尔说，“我们只需要注入30亿～50亿美元就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而且J.P.摩根也加入了我们。”

弗洛尔斯答应帕尔考虑一下。他被这个计划深深地吸引了，但是他又对J.P.摩根的出现产生了一些疑虑。如果大型银行也对此感兴趣的话，那么自己就没有任何胜算了。因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人力资源都无法与那些竞争对手相比。然而，如果J.P.摩根持观望态度的话，自己还是有机会的。弗洛尔斯认为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迎难而上。

弗洛尔斯马上接通了迪蒙的电话，迪蒙此时已经离开了自己的生日晚宴，回到了他位于上东城的家。负责收购的高管向他介绍了情况。他对迪蒙说，他晚上已经接到了贝尔斯登的电话，而且他能够想到迪蒙也同样接到了对方的电话。“这件事确实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J.P.摩根一个买家吗？”迪蒙问。

“这件事就交给你全权处理了。”迪蒙对弗洛尔斯说道。虽然J.P.摩根对这笔交易很感兴趣，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弗洛尔斯思考了片刻，说：“好吧，这件事确实值得我们花些时间。”然后，他便开始对自己的私募股权团队进行筛选，看看谁更适合明天的尽职调查工作。

与此同时，迪蒙已经和施瓦茨通上了电话。

“让我们开始吧。”贝尔斯登的CEO说道。施瓦茨知道要在一个晚上将贝尔斯登全部出售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不能在今晚筹集到更多的现金，那么贝尔斯登就不能在周五开门营业了。他询问迪蒙是否能够为贝尔斯登提供250亿美元的信用额度。迪蒙当即表示可以考虑一下。

迪蒙挂断电话之后开始到处寻找他的得力助手，史蒂夫·布莱克。布莱克全家此时正在安圭拉岛度假。作为J.P.摩根投资银行部的联席首席执行官，以及迪蒙在花旗集团的同事，布莱克在和妻子出去吃晚餐的时候把手机落在了饭店。迪蒙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他去哪儿吃饭了，并且找到那家饭店的电话。

在等待J.P.摩根团队到来时，莫利纳罗开始变得急躁不安起来。这简直就是灾难，他到现在也不相信这种危机会降临在贝尔斯登的头上。好在他已经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发送了电子邮件，现在的莫利纳罗正十指交叉琢磨着投资和并购的事。如果没有消息又会怎么样呢？

他不敢确定是否真要实施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如果贝尔斯登不能在明天开业之前筹集到足够的现金怎么办？具体需要多少资金呢？贝尔斯登还能继续开下去吗？贝尔斯登和其他公司以及客户之间的交易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贝尔斯登的现金头寸真的出现了问题，那么公司的名誉是否会受到损害呢？

莫利纳罗待在他那间位于角落的办公室里，给施瓦茨和梅特里克打了电话，这两个人此时正在大厦的42层询问有关聘请打破产官司律师的情况。莫利纳罗现在就想见到他们，而不是继续等上几个小时。他们三人一直在讨论由谁出面雇用律师。“我现在就需要打破产官司的律师！”莫利纳罗冲着梅特里克吼道。

贝尔斯登聘请的外部法律顾问——性情火爆的丹尼斯·布洛克，急匆匆地从他位于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赶了过来，而在此之前他刚刚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由于预感到事情十分紧急，他马山给破产诉讼部的合伙人布鲁斯·齐林斯基打了电话，要求他也一起出席这次会议。当他们等待齐林斯基的时候，布洛克与施瓦茨和梅特里克谈论了其他几项方案。贝尔斯登几个月以来一直宣称美联储会为投资银行打开贴现窗口，但是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会采取行动，而贝尔斯登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尽可能地获得资金注入。

他们已经讨论了包括J.P.摩根和沃伦·巴菲特在内的好几种方案的可行性。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投资所罗门兄弟的惨痛教训之后，来自奥马哈的亿万富翁巴菲特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向任何投资银行注资了。然而，他在贝尔斯登还有一些朋友，相信他一定会考虑公司破产的风险会为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这件事也正是盖特纳和保尔森当天晚上最担忧的。他们清楚贝尔斯登不能就这样倒下去。如果贝尔斯登真的倒了，那么债权人和客户的信心危机将会波及下一个同样脆弱的公司——雷曼兄弟或者美林证券。这两家公司已经充分暴露在房地产危机之下，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商业不动产资产组合以及抵押创立和打包业务，而美林证券投资的CDO已经严重缩水了。如果那些心中存有疑虑的投资者与受到惊吓的消费者和债权人真的把贝尔斯登置于死地的话，那么接下来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华尔街中大部分公司都会受到冲击。

保尔森正在设想贝尔斯登破产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即道琼斯指数出现1000～2000点的暴跌——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将导致数十亿美元的财富瞬间蒸发。在他们与其助理商讨此事的过程中，他和盖特纳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我们不能因为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在跑道上面喷洒太多的泡沫。

贝尔斯登的崩盘是不可能对其他金融服务公司起到限制作用的。它的倒闭势必会让更多的问题证券流入市场，例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公司借款和信用违约互换（CDS）之类的衍生产品。其中，抵押贷款价值的走低和贷款的收紧，会让很多这种类型的证券价格下跌。如果少数几个卖家将大量的存货推向市场，只会加剧价格的进一步下跌，进而波及那些同样希望出售此类证券的银行和基金。

齐林斯基终于赶到了，他此时也意识到亚洲市场已经开盘了。他们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贝尔斯登遇到流动性问题的消息。如果贝尔斯登星期五不能正常营业，怎么办？莫利纳罗自己想出的答案是：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如果贝尔斯登不能为其雇员支付工资的话，那么公司就不能正常营业，到时将采取强制措施。

莫利纳罗坐在办公室时给他住在康涅狄格新迦南的妻子丽萨打了一个电话，此时丽萨正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在一起。他们最年长的孩子丹尼尔正在波士顿上学。“我们这次是真遇到大麻烦了。”莫利纳罗说道。他随后告诉妻子，他还在要公司多待一会儿。

此时的贝尔斯登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对于公司旗下500多家子公司而言，有些公司是适用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有些则不属于这一范畴。齐林斯基和12名法务专员很快就加入了进来。莫利纳罗的会议室、法律图书馆和其他大开间的办公室在6层呈扇形排列，而法律团队的人正忙着评估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公司破产需要获得破产保护融资——通过这一时期的情况来判断公司适用于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章中的哪一条款——即以现金还是资产的形式。现在的问题是很难搞清楚贝尔斯登需要多少亿美元来满足可能或者即将出现的经纪业务客户对现金的需求。此外，贝尔斯登很多有价值的资产都掌握在其交易对手方的手中，而这些客户手中又持有着作为抵押品的债券和其他证券。律师对如何让这些资产重回贝尔斯登名下非常担忧。难道贝尔斯登能够在法庭上胜诉并迫使其他公司交出这些抵押品吗？

莫利纳罗的会议室里摆满了比萨和中国食品，其他楼层的雇员陆续进来取走自己的那份食物，而公司里大量破产诉讼律师的出现更让他们感到不安。

对于贝尔斯登迟迟未能解决的现金头寸问题，厄普顿正在一张便笺纸上计算着最新的确切数字，并且将这些数字发送给参加6点钟会议的各位重要人物。现在，贝尔斯登的问题已经彻底暴露了出来。本周一，贝尔斯登手中持有的现金只有181亿美元，但是支出的费用就占去了大部分。固定收益融资需要25亿美元，大约9亿美元的商业票据贷款已经没有了下文，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进行展期。公司的对冲基金和其他经纪业务客户也相继撤走了139亿美元的资金。

然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贝尔斯登已经从银行获得了19亿美元的贷款。其在外汇交易方面获得的应收账款大约为9亿美元。此外，贝尔斯登在15c3-3账户中的5.55亿美元也已经解除了限制，并于周五回到了公司的账户之中。现在，贝尔斯登手中持有的现金共计56.55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被厄普顿反复书写了多次，并在上面画了很多个圆圈——实际上，贝尔斯登还欠花旗集团24亿美元的债务，他们手中真正持有的现金至多不过30亿美元。

坐在楼上办公室里的施瓦茨此时意识到，他需要马上召开董事会会议。自从上次的董事会会议之后，贝尔斯登已经更换了其中的多位董事，而施瓦茨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们知道公司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施瓦茨让他的团队告诉各位董事晚些时候会有一个集体会议。但是，大部分董事并不住在纽约，因此这个会议只能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

文森特·泰塞是贝尔斯登一位重要的独立董事，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他正和同为公司董事的好友弗雷德·萨勒诺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朱庇特市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餐。当他低下头看到来电显示的号码是莫利纳罗时，才想起来莫利纳罗说过要在下午2点半以后给他打电话。

“肯定不是什么好消息。”泰塞一边起身一边说道。

他走到餐厅外面接电话，身为财务总监的莫利纳罗向他说明了贝尔斯登近来的状况，泰塞随后摇着头回到了餐桌。“我们马上要召开董事会电话会议。”他对萨勒诺说道。他们两个人赶紧吃完了晚餐，然后返回各自的家中。

泰塞回到他位于棕榈滩的公寓之后便陷入了沉思。整个星期他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在两天前他还和莫利纳罗通了电话。“萨姆，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他问道。最近一段时间，他注意到CNBC开始大肆报道关于贝尔斯登麻烦缠身的新闻，而贝尔斯登面临现金危机的消息更是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莫利纳罗告诉泰塞他并不知道这些事，而且贝尔斯登的流动资金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根据泰塞对公司现状的了解，他认为莫利纳罗的话还是靠得住的。贝尔斯登的风控部门在业内拥有良好的口碑，他们的电脑模型显示公司现在承担的风险仍然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保罗·弗里德曼来到大厅的时候正好赶上夜幕降临，而大厦的人造灯光也在这一时刻开启。他把破产诉讼律师称为“敢死队”，这十几个律师都是贝尔斯登及其子公司非常熟悉的，现在这个烂摊子只能交给这些人来处理了。

弗里德曼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有些秃顶，看上去非常慈善，对公司的感情让他现在的心情非常焦虑。他当年是在大厅里和贝尔斯登的运营总监见面之后被公司录用的，而今天的他已经对加入公司之前从事的会计工作没有任何印象了。在为贝尔斯登工作的26年里，弗里德曼见证了公司的辉煌时刻，而他本人也逐渐具备了在纽约的斯卡斯代尔购买大房子的能力。他酷爱高尔夫球运动，并且经常和妻子一起到欧洲度假。弗里德曼对贝尔斯登无视业内游戏规则，特别是缺少公司内部层次结构的企业文化非常认同。如果你认为自己具备推行某项计划的能力，那么该项计划就很有可能由你来负责实施。弗里德曼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们并不把头衔看得那么重要。

为了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弗里德曼来到了他位于大厦7层的办公室，而这里正是贝尔斯登长期进行按揭证券交易这一核心业务的场所。坐在桌子旁边的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其好友，同时也是贝尔斯登运营总监布鲁斯·盖斯马尔的电子邮件。现在的时间是8点35分。邮件的标题是：现在的情况到底有多糟？

“非常糟糕，简直就是世界末日。”弗里德曼几分钟后把这句话发送了过去。

“你在哪儿？回购额度被限制了吗？”盖斯马尔回复道。其实他自己也刚回家不久。

“在办公室，回购的事没有问题，全是无条件信贷，短期融资和银行信用额度也没问题。”弗里德曼写道。现在的问题是，客户已经从贝尔斯登撤走了大量现金，而商业票据和银行贷款简直就是两颗可能随时引爆的炸弹。

大约1小时之后，弗里德曼给住在威彻斯特的妻子苏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还在办公室。”

市中心第8街区，盖特纳正在位于纽约自由大道的美联储办公室和他的智囊们在一起。他们此时正在为接受贝尔斯登的破产做着准备，并且希望在这之前想清楚可能会出现的结果。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盖特纳给施瓦茨打了个电话。施瓦茨告诉监管机构的人贝尔斯登正在联系潜在的买家，而盖特纳则想知道最新的情况。他问：“J.P.摩根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哦，目前还没有任何消息。”施瓦茨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打个电话问问呢？”盖特纳问道。

实际上，施瓦茨已经向J.P.摩根表达了此类想法。

施瓦茨随后把刚才的情况告诉了迪蒙，而迪蒙在稍后和盖特纳的通话中表示，J.P.摩根没有能力在一夜之间买下整个贝尔斯登。

“我们可以先试试，然后再视情况而定。”盖特纳说。有些事情必须马上搞定，因为他迫切地想知道J.P.摩根现在的态度。

J.P.摩根的投资银行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布莱克，已经为他难得一次的假期做足了准备。由于去年春季出现的信贷紧缩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布莱克的很多假期要么被迫取消，要么因为业务而被中断，而这次的假期他希望彻底地放松一下。

布莱克现在正和他的妻子黛比在安圭拉岛的一家餐厅吃饭，而这时从厨房里出来一个人直奔他而来。当这个人快走到桌子旁边的时候，布莱克嘟囔了一句：“真倒霉！”

“请问您是布莱克先生吗？”这个人问道。布莱克点了点头。“迪蒙先生现在想和您通电话。”这个人在说话的同时朝厨房的方向指了指。

布莱克转过身向厨房走去，厨房里面的厨师们正在忙着为客人准备食物。其中的一位厨师手里正拿着电话。“我想就是这部电话了。”他自言自语地说着。

在电话另一头等着的正是迪蒙。在此之前他已经接到了来自施瓦茨和帕尔的电话，他告诉布莱克，如果贝尔斯登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就只有破产这一条路了。而且他现在需要一个团队去检查贝尔斯登的账目。迪蒙要求布莱克最迟明天早上出现在他的面前。

布莱克挂上电话后直接回到了酒店的房间，然后开始给他的首席风险执行官约翰·霍根以及其他助手打电话。当他准备给身在伦敦的投资银行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拨电话时，他意识到对方可能已经睡觉了，于是他决定过几个小时再联系温特斯。

马特·萨姆斯是外汇和按揭贷款等部门的负责人，他和温特斯的情况差不多，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在他位于新泽西北部的家里睡着了。霍根告诉他必须过来，因为贝尔斯登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而且银行也正在考虑随时介入这笔投资。

晚上10点30分

由于6层的会议室已经被律师占用，莫利纳罗和施瓦茨只能在位于大厦21层的一间餐厅召开董事会会议，而公司的高管们则聚集在私人会议室里等候。格林伯格已经从他的晚宴会议返回了公司。公司的另外一位董事，绰号“狙击手”的弗兰克·尼克目前经营着一家小型的经纪公司Kelso&Company，他此次是以私人身份参加麦迪逊大街383号的会议的。

泰塞和萨勒诺从佛罗里达打来了电话，凯恩则通过底特律的临时线路加入进来，而公司的其他重要人物也分别在各自的家中加入了这次电话会议。当莫利纳罗给在酒店客房里的凯恩打电话并要提醒他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凯恩正在底特律参加全国桥牌巡回赛。接电话的是凯恩的妻子帕特丽夏，她告诉莫利纳罗，凯恩正在楼下打比赛。莫利纳罗要求凯恩必须放下手头的事，因为他和施瓦茨一致认为只有董事长出席，这次会议才能顺利进行。

施瓦茨和莫利纳罗向与会者说明自从CNBC开始报道贝尔斯登濒临破产的消息以来，公司这两天的情况。根据CNBC的报道，贝尔斯登的现金几近枯竭，选择破产是唯一正确的出路。此外，J.P.摩根已经介入此事，而来自银行的团队也在等待出手的机会。

施瓦茨对大家说：“现在只是流动性出了问题，不是资本出了问题。”

“贝尔斯登和银行家帕尔正在尽力通过杠杆做成每一笔交易。”施瓦茨说道。但是，私营部门的解决办法还没有最终确定。他接着说：“如果贝尔斯登不能履行其义务，那么我们明天就不能正常开门营业。除非我们现在能够获得来自美联储的担保，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实际上，来自世达律师事务所的破产问题专家已经得到了消息，尽管贝尔斯登还寄希望于达成某些协议，但是其执行破产程序的速度正在加快。

和其他的董事一样，凯恩对此的反应非常平静。现在的情况糟透了，除了马上达成协议或者得到紧急救助之外，别无他法。如果没有救助的话，破产将是不可避免的。此时此刻已经失去了投票的意义，在场的所有董事会成员能做的只有等待和祈祷。

施瓦茨介绍了他向J.P.摩根寻求的援助：贝尔斯登从J.P.摩根获得250亿美元的信贷限额以解燃眉之急。随后他又补充道：贝尔斯登无论如何也要做成这笔交易，决不能按照联邦破产法第11章执行破产保护程序。

泰塞回到他位于棕榈滩的公寓之后才获悉贝尔斯登遇到了大麻烦。但是他的直觉告诉他，贝尔斯登很快就会获得紧急救助。他曾经在纽约的几家银行担任过多年的主管职务，也曾经目睹了多家银行处于破产的边缘。监管机构并不希望金融机构就这样倒下去。他认为有些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

晚上11点

曾经给格林的购回债券部门出谋划策的高级律师马拉·格林伯格走进了马拉诺的办公室。

马拉诺——这位昔日身材魁梧的抵押贷款交易员，如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在他身后的那面墙上，悬挂着他收藏的很多把吉他，它们大多来自诸如奥尔曼兄弟、空中铁匠和数乌鸦等著名乐队。此外，马拉诺还喜欢用文身来表达他的兴趣。1995年，感恩而死乐队（Grateful Dead）的主音吉他手杰瑞·加西亚去世，马拉诺将乐队的专辑Steal Your Face的封面——一个被闪电劈为两半的骷髅头文在了自己的右肩上。当别人谈论起这个文身的时候，他总是开着玩笑说：“我连酒都不喝了。”

马拉诺特别喜欢诸如奥尔曼兄弟和感恩而死这类具有“即兴”风格的乐队，这件事在贝尔斯登可以说是众人皆知。他经常和同事们在演唱会上享受这短暂的美妙时光。他和另外一位交易员每年都要组织大批贝尔斯登的员工和客户为奥尔曼兄弟乐队在第74街的灯塔剧院举行的春季演唱会现场助兴。在喧闹的演出现场，空气中到处弥漫着大麻烟的味道——这种景象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了一种想回家举办朋友聚会的冲动。

截至2007年，贝尔斯登的大部分抵押贷款团队相继加入马拉诺组织的活动中来，除了员工之外，再加上客户和其他亲朋好友，贝尔斯登的助威团队总共有大约1000人——这一数字超过了灯塔剧院可容纳座席的三分之一。此次演唱会前，乐队在中央公园的绿苑酒廊举办了一个大型的聚会，演唱会结束后又在当地的一家酒吧举办了另一场聚会。奥尔曼兄弟乐队计划今年5月再次举办演唱会，然而仅仅贝尔斯登一家就购买了超过1000张门票，于是乐队决定再加演数场。

然而，在3月13日的晚上，当格林伯格站在走廊里面无表情地看着马拉诺的时候，马拉诺已经明白参加奥尔曼兄弟的演唱会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了。格林伯格最后说道：“情况不太妙，不是吗？”

“嗯，我想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回答道。

从1983年加入贝尔斯登开始，胡子拉碴、身材矮胖，同时又是三个孩子父亲的马拉诺就已经成为头脑发热、说话直来直去的代名词。多少年以来，每当人们听说强大的固定收益部门又实现了业绩的增长时，总是第一时间想到马拉诺这个名字，而这一业绩的实现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贝尔斯登庞大的抵押贷款部门。马拉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他在新泽西的麦迪逊拥有一处大房子，以及一座装满上等葡萄酒的酒窖。他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公司里收入最高的几个人之一。然而，股票市场近来低迷的表现，让马拉诺手中持有的产品净值几乎蒸发了一半。

这时，格林伯格冲着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的破产诉讼律师们说：“瞧，我又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是啊，看起来他们是来接管我们的。”马拉诺又补充了一句。

晚上11点30分

马特·萨姆斯也算是贝尔斯登的元老级人物了。1994年冬天，刚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他加入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任职期间，他亲眼见证了那些短视的公司高管在有效控制风险方面的无能。1998年9月，巨额亏损的LTCM迫使美联储在纽约召开了紧急会议，来自华尔街的精英们聚集在一起，并在最后一刻向LTCM提供了紧急救助资金，从而希望能够借此避免金融体系受到更大的附带伤害。至于后来的雷曼兄弟，也曾经深受唯利是图的债权人对公司资金状况负面评价的影响，即便如此，其仍然能够从其他公司筹集到1亿美元的资金——实际筹集到的资金不到3亿美元，但是也有一些公司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现在的贝尔斯登又是什么情况呢？很显然，无人问津。

萨姆斯到达市中心后便驱车直奔位于公园大街的J.P.摩根大楼。他之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司机看见他走进贝尔斯登的大门，是因为他不想让J.P.摩根与贝尔斯登之间的任何对话泄露到市场中去。

当他来到6层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了，而他的团队正在一间会议室里和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开会。萨姆斯询问了贝尔斯登手上现在还有多少现金和抵押品。

厄普顿和弗里德曼对此进行了说明：贝尔斯登目前的可支配现金是30亿美元，而且他们手中还有为明天筹集营业资金所需的抵押品，其中包括优质的欧洲公司债券、各种类型的股票，以及一些低质的按揭债券。根据厄普顿的估算，这些抵押品加在一起至少能够凑到70亿美元，如果运气好的话，100亿美元也是有可能的。

厄普顿手里拿着抵押证券的清单，希望再做更加详细的说明。他想知道J.P.摩根是否对自己手中的这些抵押品感兴趣，而且这些抵押品都有CUSIP编码（美国证券统一编码委员会为证券编制的号，号标在证券的表面）。

萨姆斯摇了摇头，说道：“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一切全都完了。贝尔斯登已经撑不下去了，还是让高层来处理这件事吧。美联储现在在干什么？”

萨姆斯和他的一个副手找了一间没人的办公室，给他们在美联储的联系人打电话。萨姆斯告诉美联储的官员，贝尔斯登现在的情况和他当初在LTCM遇到的情况非常相似。如果不能马上筹集到资金的话，贝尔斯登就无法在星期五正常营业。美联储那边的回复是再等等，看看贝尔斯登还有什么其他办法。通话结束后，他让他的团队回到自己在J.P.摩根的办公室继续讨论接下来的行动。

马拉诺在午夜之后回到了位于新泽西的家，一进门就径直向酒窖走去。他站在储藏着20世纪80年代产的葡萄酒酒架前，想找一瓶1983年产的玛歌庄园葡萄酒——1983年是他开始在贝尔斯登正式工作的年份。然而，他并没有找到，于是他拿了一瓶1982年的。

喝了几杯酒之后，他准备回屋睡觉了。但是他不想吵醒已经入睡的妻子艾米。为了不让自己的坏心情影响艾米，马拉诺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就告诉她不要向他打听有关贝尔斯登的任何消息。他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切都在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

[1] 1英尺= 0.3048米。

[2] 1英寸= 0.0254米。

[3] 白宫发言人托尼·弗拉托说，总统的谈话是严格保密的。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凌晨2点

麦迪逊大街383号，一切仍在继续。

贝尔斯登的财务主管厄普顿打了大半宿的电话，他分别向美联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及各路记者通告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以及公司认为可以作为抵押品的资产的最新情况。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J.P.摩根是否愿意向贝尔斯登提供资金。然而，隔街相望的J.P.摩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莫利纳罗此时就守候在离他那间位于拐角的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并且盼望着接到一个振奋人心的电话。

身为财务副主管的帕特·刘易斯，现在已经到了神经崩溃的地步，他利用这个空隙回家躺了一会儿，顺便换了一身衣服。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已经让他身心疲惫，而他的头也开始疼了起来。让刘易斯始料不及的是，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就在躺下的同时，他给远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市的父亲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说：“这个夜晚太疯狂了。”刘易斯的父亲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小企业主，而在刘易斯的眼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了解企业并能让刘易斯吐露心声的人之一。由于刘易斯在公司非常敏感的部门工作，而且掌握着很多内部消息，因此，作为副财务主管的他只能自己保守这些秘密了。然而，刘易斯的片刻宁静很快就被打断了。他回到家还不到2个小时，就接到了同事的紧急电话，让他马上返回麦迪逊大街383号。当他赶回贝尔斯登的时候正好凌晨3点。

弗里德曼整晚都穿梭于6层和7层的办公室之间，处理着那些让人感到忧虑的电子邮件。他的朋友，同时也是贝尔斯登固定收益部门联席主管的杰夫·迈耶凌晨2点给他发了一封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有结果，马上通知我，我早上6点30分过来。”“没问题。”弗里德曼心里想着，他随即回了一封邮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凌晨3点30分，J.P.摩根的团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大楼。风控部门的负责人约翰·霍根此时也从郊区的家里赶了过来。在他的办公室里，马特·萨姆斯和一位资深交易员，以及另外一位同事把贝尔斯登糟糕的情况告诉了他。

迪蒙现在仍然在自己的公寓里通过电话控制着局势。身在安圭拉岛的布莱克正在等着商务班机返回公司总部。在向和自己关系最近的几个同事说明现在需要他们帮助自己啃下贝尔斯登这块硬骨头之后，迪蒙赶紧打电话把住在市区的公共关系主管克里斯汀·莱姆考从睡梦中叫了起来。他在电话里说：“贝尔斯登的倒闭对于我们来说可是个难得的机会，J.P.摩根正在寻找最佳方案，你明天得早点赶过来。”凌晨4点15分，霍根又给她打了一个电话：“你到了吗？我们需要你写一篇新闻公告。”此时的莱姆考正在用干毛巾擦着她的湿头发，她挂上电话后穿好衣服就出门了。当她赶到公司的时候，霍根、马特·萨姆斯，以及公司的法律顾问史蒂夫·库特勒已经等候她多时了。

几乎就在同时，弗里德曼给他的妻子苏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看来我们是指望不上J.P.摩根了，他们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决定是否伸出援手，而在我看来这个概率只有50%。如果他们同意出手相助，我会马上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至少我们能熬过这个周末了，但是这也就意味着贝尔斯登将会出售给J.P.摩根。”

他又补充道：“如果他们袖手旁观的话，那么贝尔斯登就只能宣布破产，而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

在位于华盛顿时尚都市区乔治城地区的家里，美联储董事凯文·沃尔什可谓是睡意全无。他和盖特纳的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凌晨2点以后，而他现在正和施瓦茨讨论着解决方案。

在2002年进入政府任职之前，37岁的沃尔什是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家，而他的行事作风也和施瓦茨颇为相似。这位年轻的美联储董事和施瓦茨最近几年一直相处得不错，他非常钦佩施瓦茨在资本市场方面渊博的学识。施瓦茨总是能够客观地考虑问题，并且从众多的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的一个。正是因为这一点，沃尔什曾经不止一次向施瓦茨讨教。

沃尔什几个月之前曾经直接打断过施瓦茨和盖特纳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本·伯南克在刚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还不太熟悉自己的工作，因此他决定亲自走访每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并且与当地的官员和银行家进行交谈（有一次在亚特兰大市，沃尔什曾经临时接替了伯南克的工作，而他也因为要处理海外业务被迫取消了自己的假期）。虽然伯南克因为开会来过几次纽约，但是他和施瓦茨一样并未出席这些会议。

考虑到施瓦茨目前正在有效地运营一个以买卖股票和债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而这些业务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投资银行领域——大多数官员认为贝尔斯登的CEO是一个精明且心胸开阔的人。他的前任凯恩对学术讨论和政府公关没什么兴趣，但是施瓦茨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政商两界，而且他在并购业务以外的诸多领域更是可以用学识渊博来形容。

在美联储官员的眼中，沃尔什就是清瘦和时尚的代名词。沃尔什从小就生活在纽约州北部，曾就读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并与世界著名的化妆品大亨雅诗兰黛的孙女简·兰黛结为夫妻。他们二人经常出现在纽约和华盛顿各大报刊的社会版新闻中，而他的妻子兰黛，现在经营着雅诗兰黛旗下的一个天然产品的化妆品品牌，并且成为时尚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摩根士丹利任职期间，沃尔什是投资银行部并购业务的执行董事。2002年，他前往华盛顿担任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在此期间，他加入了主管美国金融市场的总统工作组，并且开始频繁地与监管机构打交道。

由于美联储中大多数员工都有至少10年的工作经验，而且有些时候是通过上层任命的，因此，沃尔什的年龄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美联储中的另类了。然而，沃尔什平易近人的性格以及他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让他在处理有关证券公司的问题上面很快成了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美联储的两位巨头本·伯南克和唐·科恩并没有相关的行业经验。

沃尔什在自己家中的办公室里喝了一罐无糖可乐，然后开始思考他与施瓦茨的最后一次对话。他自己非常清楚施瓦茨现在焦虑的心情。他们在电话中讨论了贝尔斯登可能会面临的几种结果：破产、实施紧急救助，或者是第三方注资。施瓦茨现在更关心的是贝尔斯登的所有员工和股东，他不希望看到公司14000多名员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失业的结局。然而，这一切还不是施瓦茨最担心的，那些在贝尔斯登投入大量资金的实力雄厚的基金经理和公司高管，以及很多持有公司股票的基层员工更是让他愁眉不展。对于那些从事文秘岗位且收入相对较低的员工和为贝尔斯登奉献一生即将退休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手中持有的公司股票一文不值的话，那么失业对于他们的打击无疑将是毁灭性的。

沃尔什当然明白这一切。但是作为美联储的官员，他之所以不能在贝尔斯登及其团队的担忧方面陷得太深，是因为美国经济目前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房地产市场更是每况愈下，而金融公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不断地收紧对企业发放的信贷额度。沃尔什和他的同事们现在必须平衡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而不是在一家规模相对较小的投资银行出现暂时困难的事情上分散更多的精力。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避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

现在的盖特纳只是众多彻夜未眠的政府官员中的一个。在他的团队花费了数小时得出贝尔斯登的破产将会产生巨大影响的结论之后，盖特纳在凌晨1点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来到附近一家宾馆，希望在下一次集体会议召开之前休息片刻。2个小时之后，他的一位幕僚从办公室打来了电话，并且对他说：“事情的结果可能很快就要公之于众了。”

作为曾经供职于美国财政部且熟悉印度、日本和东非事务的公务员，现年46岁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盖特纳对于自己目前表现出来的理智感到非常欣慰。盖特纳是一个工作勤奋、喜爱社交、性格直率的人。鉴于贝尔斯登现在的这种情况，恐怕只有盖特纳本人才能安抚住公司员工和高管的情绪了。他的顾问团队包括亨利·基辛格和前高盛主席、后担任比尔·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而他在纽约美联储的顾问委员会则云集了迪蒙和美林证券CEO约翰·塞恩这样的显赫人物。

盖特纳的手中还掌握了一份包括多位基金经理和其他高管在内的秘密名单，他在营业时间内和这些人保持电话联系，并从中获悉市场的最新动向和最新事件。李·萨克斯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以前是贝尔斯登的交易员，现在拥有一只名为Mariner Investments的对冲基金。他和盖特纳，还有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几年多次到佛罗里达州中部的布雷登顿旅行，并且在久负盛名的尼克·波利泰尼网球学院学习网球课程。

盖特纳在处理危机时崇尚实用主义：在充分考虑多种解决方法之后，需要尽可能地保持冷静的头脑，然后决定最终的方案。基于这一原则，盖特纳要求所有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精力集中到最现实的解决方案上来——而不是任由他们在那些根本得不到实证支持且充满幻想的方案上浪费时间。在美联储的同事当中，盖特纳由于经常在重要的场合抛出他的熊市言论而得罪了不少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市场将会走坏，而是……”这句话几乎成了他描述市场表现糟糕时惯用的开场白。他的另外一句名言是：“再差劲的办法也总比没有办法强。”有人曾经借此调侃过盖特纳，说他有一种把事情往最坏的结果上想的倾向，即使是在谈论天气的时候，他也会表达出这种悲观的情绪。

他自己心里也明白，当他和证券行业的这些高管们打交道时，要想将双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中来，真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像施瓦茨和雷曼兄弟的CEO迪克·富尔德，已经分别在各自的事业中奋斗了32年和39年——他们已经把公司视为自己个人身份的一部分了。也就是说，自我的意识形态有时会阻碍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他们满怀着一颗要将公司发展壮大的雄心。

当盖特纳今晚和他的幕僚讨论贝尔斯登执行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后果时，他不由得又心生疑虑。首先是担保贷款市场，银行和经纪商彼此间发放的贷款是以诸如房地产、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长期国库券或者现金为支持的。如果贝尔斯登宣布破产的话，那么大批的债权人就将被迫接受数十亿美元未付款票据的现实，从而严重影响其他借款人的正常贷款问题。这也就意味着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将会步贝尔斯登的后尘。

此外，他还担忧贝尔斯登的倒下会波及衍生品市场，因为这个市场是由在股票和债券等标的资产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其他类型的证券构成的。衍生品是一种概括性的说法，泛指股票期权和诸如黄金、猪肉等大宗商品期货在内的证券。它主要以合约的形式在交易双方之间进行。然而，衍生品市场在过去的几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市场，这种衍生产品主要指当债券的主体无法进行偿付时，CDS的购买者将有权将债券以面值递送给CDS的出售者。

互换（swap）存在各种违约风险，从贝尔斯登和摩根士丹利这类大公司发行的债券到由具体的抵押贷款商发放的与住房贷款有关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都有发生违约的风险。这些债券的价格每时每刻都在波动着，而保护性购入是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完成的。如果债券的主体在5年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出现1000万美元的债务违约，那么交易的顺序则是先买入再卖出。然而，有些互换产品的偿还期限甚至更长，比如期限为30年的抵押贷款。由于这种债券的时限相对较长，因此，互换的买方和卖方都要尽可能地知道交易对手方在未来的几年内何时进行交易。

盖特纳担心如果贝尔斯登确定最终的计划，也就是进行清算的话，那么还需要处理大量的抛盘才能完成最后的交易。贝尔斯登的破产无疑会把数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推向市场。当房地产和债券的价格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时，那些针对其他公司违约而设计的保险单，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各类证券将会在同一时间涌入公开市场。

盖特纳也拿不定主意了。现在到了让政府的精英们制定解决方案的时候了。

凌晨4点45分

美联储的官员、保尔森和斯蒂尔在既定会议之前的45分钟召开了另一次电话会议。

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之一就是随时随地出现在需要他的地方，他的手机必须处于24小时开机的状态，以便随时接听从不同线路转接进来的电话。伯南克坐在位于国会山家中的餐厅里正在拨着电话，而对方在输入密码并确认身份之后，通过电话网加入电话会议。

伯南克整个早晨都在试图用苏格拉底问答法的方式解决各种问题。“我们现在都掌握哪些情况？”“我们认为自己都知道什么？”“我们有哪些解决办法？”“私营部门都是怎么讨论问题的？”他向与会的人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盖特纳和沃尔什整个晚上都与迪蒙和施瓦茨保持着联系，并且不断地向他们的上司报告最新的情况。在经历了几天惨不忍睹的市场表现之后，贝尔斯登手中的现金只有大约30亿美元了，而这点可怜的资本已经让贝尔斯登连获得每天必需的融资的信心都没有了。

“我们还能对贝尔斯登抱多大的希望？”伯南克问道。

“至少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乐观。”其中的几位官员说。如果过去的一周出现什么征兆的话，贝尔斯登势必会陷入另一个泥潭而无法自拔。这些官员们还指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保尔森此时也加入到了会议中来。他认为金融危机并没有过去，至少在几家你希望倒闭的机构和最少一家你最不希望倒闭的机构破产之前是不会结束的。而且现在的贝尔斯登不仅缺少跨国经营业务，而且太过倚重抵押贷款业务，这就使得公司自身的脆弱性显露无遗。然而，更让他感到头疼的是美国的金融行业已经站在了新一轮动荡的起跑线上。总之，政府已经被迫在周末开始接触贝尔斯登了。

从私人角度来说，保尔森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明确的态度。他非常清楚贝尔斯登几个月来一直麻烦不断，而那些对贝尔斯登感兴趣的买家完全有机会以低廉的价格将其收购。要不是有牵头的人站出来的话，他们也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

我们现在把焦点转移到买家的身上。一个好消息是J.P.摩根有意收购贝尔斯登，但是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在完成周末的尽职调查之前是不可能达成这笔隔夜交易的。

与此同时，贝尔斯登正在期盼着获得现金注入。他们对没能从美联储获得直接贷款的结果感到非常失望，而公司的高管们也在不断地要求开放贴现窗口以及获得其他形式的救助。现在，他们最后的希望就是让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破一次例。

伯南克又一次提到了破产二字。“如果贝尔斯登执行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话，他们还能继续开门营业吗？”他问。

他得到的答复是：在纽约州不行。

贝尔斯登倒闭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对于此时的美联储主席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根据证券法，必须保证充足的资本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银行挤兑。也就是说，即使联邦监管机构认为贝尔斯登具备这个能力，也不能改变它一夜之间走向破产的命运。

作为一位对大萧条颇有研究的学者，伯南克此时想到了一家在1931年倒闭的奥地利银行-——安斯塔特信用社（Credit-Anstalt）。希望通过增强银行客户的信心来实现稳定本国摇摇欲坠的经济的目的，奥地利中央银行对存入安斯塔特信用社的所有存款进行了担保——他们向公众保证即使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政府也不会让储户的存款受到半点损失。中央银行的这一举动导致了奥地利货币的大幅波动，并且让这种恐慌的情绪随着危机的蔓延扩散到整个欧洲。

伯南克在回忆的时候说，安斯塔特信用社事件的一个弊端在于，他们当时不应该吸收太多在经济衰退早期就已经垮掉了的规模小、底子薄的银行。虽然它在开始阶段的规模很大且安全性很强，但是安斯塔特信用社并没有能力承担其他所有未经受打击的银行的全部债务。

这个带有警示意义的故事似乎让伯南克明白了什么。假设贝尔斯登能够挺过这个周末，那么它最终的买家就成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伯南克并不希望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贝尔斯登被一家规模较大且资质尚可的金融机构收购，因为他不想看到这家机构被贝尔斯登的有毒资产吞噬。

盖特纳提出了好几种方案。其中风险系数最大的方案当数让贝尔斯登执行联邦破产法第11章，从而让政府可以向其他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充足的现金以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另外一种备选方案是在周末向贝尔斯登提供一笔过渡性贷款，即短期贷款。如果美联储选择了第二种方案，那么美联储的官员就必须在支持贝尔斯登这个问题上是否需要发表声明达成一致——此举有助于稳定处于恐慌中的公开市场的紧张情绪。

美联储的官员们担心一旦开了先例，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向那些每况愈下的银行提供紧急救助。然而，贝尔斯登的破产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美联储的研究员们最近花了大量时间对规模超过2万亿美元的三方回购市场进行了研究，并且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三方回购市场是隔夜贷款市场的正式名称，同时也是诸如贝尔斯登和其他投资银行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贝尔斯登等投资银行每天都要从富达投资集团这样的基金手中获得短期现金的支持。

连接富达投资集团和贝尔斯登之间关系的机构是实际持有抵押品的保管银行，或者清算公司。纽约梅隆银行和J.P.摩根这两家最大的中间商，减轻了负责处理贷款人和借款人每日交易的行政负担。然而，它们也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例如，如果贝尔斯登不能在当天交易结束的时候偿还从富达投资集团借入的贷款，那么J.P.摩根就会因为这些债务陷入困境，而其手中持有的抵押品也会随之贬值，进而造成亏损。另外，如果J.P.摩根和纽约梅隆银行实在无法忍受这些不断让它们亏损的交易，它们就会拒绝履行中间商的义务，从而让这个三方贷款程序停止运转，并且让这种影响迅速波及华尔街中依靠此交易系统的大多数经纪商。

“我们需要在这个周末做点什么了。”伯南克说。与会的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我们确实应该出手援助了。”保尔森说道。

凌晨5点30分

整个事态在星期五黎明之前显得出奇平静。帕尔此时已经回到了家，而其他人也希望能够早点离开这里。斯蒂尔频繁地穿梭于大厦6层的各间办公室，布洛克和齐林斯基的法律团队依然在不停地忙碌着。布洛克担心贝尔斯登的破产保护申请会在市场中引起轩然大波。

6层的紧张气氛已经越来越浓了。凌晨5点钟刚过，人们就得到了一个消息。贝尔斯登的法律顾问收到了一封来自J.P.摩根的史蒂夫·库特勒的电子邮件，邮件中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的最新进展。

“这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保罗·弗里德曼在给固定收益部门联席主管杰夫·迈耶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迈耶此时正在从他新泽西的家赶往公司的路上。

由于弗里德曼不是贝尔斯登健身房的会员，因此，他在大约凌晨5点30分的时候来到曼哈顿运动俱乐部，并准备在这里冲个澡。当他手里拿着一条浴巾走出浴室的时候，仍然是一脸睡眼惺忪的样子，但是他注意到一位慈善界的熟人也在这里。“嗨，保罗，最近还好吗？”这个人向他打着招呼。弗里德曼整个晚上都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眼前的这个人是谁了。“呃，还行吧。”他嘟囔着，随后便匆匆走到一边去穿衣服了。其实，弗里德曼并不介意在这种场合和别人寒暄上几句，但是现在任何简短的交谈都有可能让公司的内部消息泄露出去。

贝尔斯登的公共关系团队现在已经到达了公司的6层。他们派其中的一名实习生到附近的Dunkin’Donuts（全球最大的咖啡和甜甜圈烘焙连锁店）去买咖啡和甜点。莫利纳罗、厄普顿和其他人此时围坐在一起。在经历了一个让人精疲力竭的夜晚后，贝尔斯登的管理团队现在总算能缓一口气了，有人还来了一把黑色幽默：“我们已经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过了，但是拯救我们的人还没有出现。”现场顿时笑声一片。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

早上6点

美联储的电话会议仍在继续，他们正在就另一个议题——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紧急救助，进行简短的讨论。贝尔斯登的同行们能否在这个时候筹集一大笔资金帮助贝尔斯登渡过难关呢？鉴于时间紧迫以及恐惧和担忧的情绪已经笼罩华尔街的事实，这个办法的可行性几乎为零。华尔街的公司现在都力求自保，而且让它们在市场开始波动之前的这段有限的时间内以经纪人的身份组织大规模的捐款也是不现实的。

早上6点，电话的铃声就把参加会议的官员们召集在了一起。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和市场部主管埃里克·斯瑞和他的副手鲍勃·科尔比加入了进来，但是他们的上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并没有现身。由于他的副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电话会议会这么早召开，因此，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会议开始之前通知考克斯。

美联储的官员们阐述了他们的想法：首先，通过提供金融储备的方式帮助贝尔斯登暂且扛过周五，而美联储会竭尽全力保证市场不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其次，通过J.P.摩根向贝尔斯登注入资金，而美国央行也将根据联邦储备条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向陷入困境的金融公司提供最后的担保。这也是70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直接向投资银行提供贷款，而贝尔斯登这家投资银行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自己解决各种问题。

此外，美联储提供的贷款属于无追索权的那种，也就是说，当美联储对贝尔斯登提供的抵押品提供担保之后，美国政府就要承担这些资产贬值带来的风险。换句话说，如果贝尔斯登不能按时偿还这些贷款，美联储就会冻结这部分资产——主要是债券——来偿还贷款。然而，如果这些资产的卖出价格不能够和美联储持有的贝尔斯登的债务持平的话，那么美联储就只有亏损这一条路了。

官方目前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贝尔斯登能够挺过周五的交易日，然后利用周末的时间和投资者达成收购意向，或者在保证没有更多的对冲基金撤离以及债权人上门讨债的前提下，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官方认为，只要能够在周末完成这笔交易，那么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降到最低。

这次电话会议又持续了1个多小时，讨论的主要内容是后续的影响等。7点钟刚过，伯南克的私人安保小队的人打断了他的会议，因为按照日程表伯南克要在早上7点30分和保尔森共进早餐。他们两个人几乎每个周五的早上都要在一起吃早餐，地点要么在美联储的办公室，要么在紧邻白宫的财政部大楼。“我现在正和保尔森一起开会，恐怕今天早上的碰面要取消了。”伯南克说。

盖特纳在最后时刻终于摊牌了。他说：“市场7点30分就要开盘了，我们必须在这儿商量出对策。” [1]

与会人员此时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伯南克随后表态：“我们开始行动吧。” [2]

早上7点

蒂姆·格林在6点30分的时候到达了位于7层的交易部。固定收益基金部门19人团队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他们正在为贝尔斯登今天所需要的140亿美元资金而发愁。

格林进来后不久，就被负责处理团队和贷款人关系的前抵押贷款推销员洛德·穆雷拉出了办公室。他把格林带到了隔壁的弗里德曼的办公室。“我想和你谈谈。”穆雷对格林说，“我们得向客户借钱熬过这个周末了，而且贝尔斯登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我们难道不应该接受救助吗？”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在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之前什么也不能做。”格林说。由于回购市场在7点30分左右还不是非常活跃，因此格林明白他们还有时间。

几分钟后，疲惫不堪的弗里德曼走进了交易室，竖起大拇指说道：“我们有救了，很快就会发布消息了。”他把J.P.摩根准备出手的新闻通讯稿又描述了一遍。

此时，和格林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同事也走了进来。他们一边听弗里德曼讲着，一边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们的上司。对于他们来说，这可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贝尔斯登什么时候沦落到向美联储乞讨的地步了，公司这么做又会让他们的同行和债权人怎么想呢？

格林和他们的想法是一样的。“这简直就是灾难。”他说道。对于格林来说，这场游戏其实已经结束了。当他得知贝尔斯登所发生的一切后，他就说过没有人会出手相助的，而此时的贝尔斯登，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弗里德曼现在正在气头上。他整个晚上都在注视着这一切，而贝尔斯登的高层却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表现得如此草率；这帮家伙只知道舒舒服服地躺在家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他对在场的人简单说了说过去12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并且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贷款便利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你们会明白的。”他说。美联储提供的资金可以打消市场的疑虑。弗里德曼在说这些话的同时，心里同样没有底。也许从事回购交易的人天生就是比较乐观的吧。

保尔森在楼上的书房给正在前往纽约的布什总统打了个电话，因为布什要在这里举行一场关于经济方面的演讲，而这篇演讲稿则是保尔森一手准备的。

他向总统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以及美联储为稳定市场而采取的方案。他再次表示了对“不救助警告”的担忧。

“您应当把紧急救助这部分内容做上标记，因为这正是我们马上要做的。”他对布什说。

布什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非常平静。他现在想知道贝尔斯登的情况到底有多危险，这种情况对政府又有哪些影响。布什对当天计划的具体细节进行了询问。

保尔森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但是布什总统在如此严重的危机面前表现出来的镇定着实让保尔森深感意外。他告诉布什，鲍勃·斯蒂尔正巧在纽约，并且准备在飞机降落后与布什见面。当他们来到举行演讲的饭店时，斯蒂尔开始就布什在演讲期间可能会遇到的由陪审团成员和听众提出的各种针对此次危机的刁钻提问进行详细的解释。此外，布什总统还要会见包括鲁伯特·默多克在内的多位《华尔街日报》的高层。

保尔森的直言不讳是出了名的。他在高盛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半，他的同事们都笑称他是个“直肠子”，说话直来直去，从不顾及后果。也许意识到了自己这种无拘无束的性格，保尔森更倾向于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电话来沟通，而他那种无时无刻都带有命令式的语音邮件更成了办公室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如果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保尔森能够滔滔不绝地聊上几个小时。反之，他就会以总结的形式草草结束这次对话。

保尔森的背景在华尔街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他出生在芝加哥市郊区巴灵顿的一个农场小镇，在一个家教严格的科学派基督徒家庭长大，保尔森不喝酒，喜欢早睡，通常情况下，他最晚工作到晚上8点45分。他和妻子温迪已经结婚30多年了，当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担任高盛芝加哥分部主管的时候，每天都要花1个多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巴灵顿和芝加哥之间。他一向保持着一种简单的生活模式——尽管他的生活比较富裕。

与在华尔街工作的大部分情侣都热衷于网球和高尔夫球不同的是，保尔森夫妇对在野外观察鸟类有着极大的兴趣。自从1994年保尔森来到纽约工作开始，温迪就开始和朋友们一起在她位于上西区公寓附近的中央公园组织名为“清晨观鸟之旅”的活动。在她们向南或者向北的行程中，经常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鸟类，她们每次都能够在这里取得重大发现。当她们在这片绿洲中下车时，有时会赶上这些鸟儿飞过头顶的混凝土建筑。汉克已经习惯了每天清晨的安排，每年的4～5月是莺最活跃的季节，他总是可以在清晨6点去往高盛的路上享受半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而他的汽车和司机则成了街道边上的摆设。穿过这里，保尔森继续前往布罗德大街85号的高盛总部。

保尔森夫妇非常热衷于向游隼基金会这类旨在保护濒危猛禽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捐款，而且保尔森本人还是大自然保护协会的董事会成员。鉴于保尔森的慷慨解囊（他还经常介绍新的捐赠者），该组织每年都要派一名驯鹰者带着一只猛禽去高盛的总部。在办公室里，当这只猛禽振动双翅、用犀利的眼神环顾四周，甚至将粪便排在桌子上的时候，保尔森和他的同事们总是表现出一种敬畏的神态。不管在场的人怎么想，保尔森此时肯定是心情大悦。

身为一名作风硬朗的前橄榄球运动员，保尔森在公司属于那种既让人敬畏又受人尊重的人。即使是在高盛的肉食主义企业文化面前，他也是敢站出来说不的那个人。在1998年的圣诞节假期期间，保尔森解除了公司的联席首席执行官乔恩·科尔辛的职务，从而出现了只有单一CEO的局面。保尔森的这一举动让他在接下来的过渡时期内受到了不少质疑，而科尔辛也只能躲在高盛总部外面的林肯汽车里，等着保尔森的秘书把文件从楼上拿下来，或者顺着窗户扔下来。

在保尔森的带领下，高盛于1999年春成功IPO，这其中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功于科尔辛，正是他的游说才让大批的投资者和公司雇员相信这是一个好主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科尔辛逐渐步入政坛，并先后成为参议员和新泽西州州长，与此同时，高盛也在保尔森的领导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业绩增长。2006年，保尔森在布什总统第二任期的后期入主美国财政部，随后便任命生性傲慢且绝顶聪明的前推销员劳埃德·贝兰克梵全面接手高盛。不久，保尔森夫妇便举家迁往华盛顿特区，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保尔森并没有忘记自己以前在投资银行的工作经历。这个星期五，他已经处于了完全的交易模式。保尔森正在自己家二层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已经被盖特纳、布什以及他自己的团队成员的电话搞得焦头烂额了，甚至连洗澡的时间都没有。保尔森现在的精神高度紧张，他盼望着政府能够尽快在出售贝尔斯登这件事上达成共识，从而避免任何主要市场出现更大的损失以及大规模的银行倒闭。

此时的保尔森正在气头上。他不明白贝尔斯登的高管们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肯定是某些环节比自己预想的结果还要糟糕。凌晨时分，几近失眠的保尔森打开了电视机，想看看亚洲市场那边有没有坏消息传来。今天海外市场的头版消息似乎并没有受到贝尔斯登事件的影响，因为贝尔斯登目前还没有披露最新的信息。

作为高盛的前CEO，保尔森经常为金融末日的到来做着准备。但是，高盛却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94年，也就是高盛进行IPO的前5年，一系列的亏损让公司一度陷入关门歇业和公司内部的政治内讧的死循环当中。由于当时的高盛并不是上市公司，它所操作的资金也全部是合伙人的资本，因此公司的高管不能眼看着自己的资金蒸发而坐视不理。好几位合伙人都选择了离开，而首席合伙人斯蒂芬·弗里德曼的不辞而别对高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此时的保尔森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公司的副主席，他连夜从巴灵顿返回纽约主持大局。

在高盛成为上市公司之后，保尔森决定继续增加公司的现金储备。高盛在纽约银行开设的保险箱中存入了一笔保证金，这笔钱从未被动用过，即使是在证券市场风险很低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高盛的债权人拒绝为公司提供展期信贷，那么高盛就可以在不考虑手中持有的证券的流动性或者等待从其交易对手方那里获得资金的前提下直接动用这笔资金以解燃眉之急。

几年下来，保尔森不断向保险箱加大追加保证金的举动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不论当时的市场环境有多么恶劣，保尔森总是会向高盛的CFO大卫·维尼亚提出增加保证金的建议。保尔森通常会说：“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需要更多的保证金。”对于一向遇事悲观的维尼亚来说，他当然明白流动性对于公司的重要性。他知道，人不可能做到处处小心谨慎。

随着高盛在科技繁荣期间业务的不断扩张以及公司将业务重心转向自营业务并获得不菲收益，继续向银行的保险箱里增加保证金的做法势必显得有些多余。但是保尔森仍然一如既往地增加公司的现金储备。在他2006年卸任前往美国财政部就职的时候，高盛在银行存储的保证金已经高达600亿美元。最近一段时间，其继任者贝兰克梵已经将这一数字增加到近1000亿美元。

新的一天注定是不平静的，想到这儿，保尔森拨通了盖特纳的电话。当保尔森想到贝尔斯登的风控模型的时候，他心中又有了新的疑虑：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现在就像一只受到车灯惊吓的鹿。

“我担心施瓦茨是否真的清楚他正在干什么。贝尔斯登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现金，而他好像已经抓到了救命稻草。”保尔森对电话那边的盖特纳说。然而，施瓦茨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他将因此失去对贝尔斯登的自主权。保尔森接着说：“政府现在也是左右为难，实际上，贝尔斯登已经掌握在政府的手里了。”也就是说，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认为贝尔斯登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切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盖特纳也同意保尔森的观点。他早上刚刚和施瓦茨进行了单独谈话，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美联储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是有附带条件的。“我会试着向施瓦茨解释这一切，但是你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呢？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可比我在行。”盖特纳对保尔森说。

当保尔森的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施瓦茨正在开会。此时的施瓦茨看起来非常焦躁不安。保尔森向他解释了这个方案：“贝尔斯登马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美联储会介入并提供展期信贷。”而且他还告诉施瓦茨：“你要明白现在的贝尔斯登是不可能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进行正常的运转的。”

实际上，施瓦茨在听到保尔森的这番话之后就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表示完全明白保尔森的意思。“我就知道你给我打电话肯定有新情况。”他说。

保尔森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向施瓦茨解释清楚了这个方案，但是有一点他是肯定的，即施瓦茨将失去对贝尔斯登的控制权。他随后说道：“也许这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但是政府毕竟介入了进来。”

“蒂姆已经向我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施瓦茨说。

上午8点30分

大厦6层依旧一片混乱。对于那些乐观的人来说，美联储实施援助的消息可以缓解之前因为媒体的报道而造成的恐慌情绪。实际上，贝尔斯登也希望政府的措辞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让公司能够继续正常营业。此外，他们还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事情没有预想的那样顺利，J.P.摩根仍然对收购贝尔斯登感兴趣。然而，公司现在最大的分歧在于如何面对接下来和其他机构的谈判。

至于大家关注的其他焦点，主要集中在美联储提供的资金能够维持多久这个问题上。美联储和J.P.摩根建议用28天的时间帮助贝尔斯登渡过眼下的难关，并且向公众传达贝尔斯登目前是安全的这一信息。然而，贝尔斯登的律师团队则希望在时间问题上获得最大的灵活性。他们认为28天的时间还不足以让贝尔斯登做出最后的决定，这是他们的底线。但是，贝尔斯登得到的最终答复是最多28天。

在辩论期间，厄普顿不停地在贝尔斯登的律师顾问迈克尔·索兰德、莫利纳罗、施瓦茨和梅特里克之间穿梭，这些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当他从这些上司那里得到消息后，就通过电子邮件将最新情况发送给J.P.摩根，厄普顿就是这样从位于一角的索兰德的办公室，再跑到另一个角落的莫利纳罗的办公室，然后在来往的途中将最新的信息记录下来。在如此折腾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突然停下来对梅特里克说：“我们终于搞定了！可以向市场宣布了。”

然而，贝尔斯登的管理层还没有最终决定使用哪个版本的方案。厄普顿快速地扫了一遍眼前的各种方案，然后拿起一份他认为是最合适的草稿跑去复印。此时的梅特里克正在莫利纳罗的办公室外面歇斯底里地大叫，而施瓦茨和莫利纳罗则正在办公室里面等待。梅特里克冲着厄普顿大声说道：“马上把那份该死的文件给我！我现在就让这些倒霉事彻底结束！”厄普顿马上回头冲着负责复印的抄写员喊了几声，让他把文件快点拿过来。

大约过了15钟，J.P.摩根在上午9点13分正式向美国商业新闻社发表官方声明：摩根大通和纽约联储董事会正式向贝尔斯登提供资金支援。消息一出，迅速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以及各地的电脑新闻推送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公告中还说，摩根大通和美国政府将共同向贝尔斯登提供“有担保贷款”，即有抵押物作为担保的借款，且贷款期限不超过28天。公告中的最后一句话颇为耐人寻味：摩根大通正在与贝尔斯登就“有担保的永久性融资”或其他可行性方案进行密切合作。

9点21分，贝尔斯登发布了内容几乎相同的公告。这份公告中还包括了一份施瓦茨的免责声明：“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头寸在过去的24小时中已经几近枯竭。我们做出这一重大决策的目的旨在恢复我们在市场中的自信心，从而增加公司的流动性以渡过难关。”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篇新闻稿报道过来自美联储的支持的声明，因为美联储的全体董事会成员并没有官方确认向贝尔斯登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

就在从第一份公告发布开始到美国股票市场正式开盘的这17分钟时间里，贝尔斯登的股票已经大涨了9%，其股价也超过了62美元/股。此时，位于大厦7层的抵押贷款交易员们已经被这一景象所震惊。当弗里德曼从他办公室里的债券交易部走出来的时候，他得到了在场员工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有人大叫着：“我们得救了！”贝尔斯登为了防止债务违约而购买保险的成本已经降到了当天的最低点，而那些寄希望于从贝尔斯登股价的下跌当中大赚一笔的所谓的“空头”，则因此损失惨重。至此，针对贝尔斯登的这种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贝尔斯登的员工们互相击掌庆祝，他们坚信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史蒂夫·布莱克在得到CNBC关于股票市场交易情况的报道时，正在安圭拉岛收拾自己的行李。J.P.摩根已经在迈阿密安排好了一架商务飞机，并且在那里等候布莱克全家和公司的其他高管，然后一起飞回纽约。布莱克一边摇着头一边对他的妻子说：“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我敢保证当我们回去的时候，贝尔斯登的股价至少要跌50%。”

几分钟后，纽约股票交易所正式开盘。那些在市场开盘之前交易清淡期间买入贝尔斯登股票的交易者，现在突然受到大量抛盘的打压。贝尔斯登的股票在此之前的涨幅瞬间化为乌有，随后便开始了快速下跌。

保尔森正在华盛顿和内业的一些高管召开电话会议。他现在最担忧的就是对方在政府提供紧急救助问题上的反馈。因为这次行动将是史无前例的，而且问题的关键是谁也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让贝尔斯登重新走上正轨还是让它变成一个危险的定时炸弹。

在早上前往办公室的路上，保尔森并没有认真考虑他要在电话会议中使用“正确的”语言。坐在汽车的后座上，他在一张便签纸上拟了一份简短的草稿。保尔森其实并不想把话说得过于苛刻。他决定用一种比较礼貌的口吻让贝尔斯登自己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希望你们能够自己解决此事。也许是幸运的缘故，华尔街在此次贝尔斯登的危机中体现了其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事件中所表现出的绅士风度。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技术故障，有些与会人员的发言无法听到。施瓦茨的那部手机总是断断续续，迪蒙在会议开始15～20分钟之后才接入了进来，而富尔德、塞恩和摩根士丹利的CEO约翰·马克只能耐心等待线路恢复正常。高盛总裁盖瑞·科恩对这种无序的等待感到非常不解。

当事情最终尘埃落定的时候，保尔森首先发言：“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交易对手方妥善处理贝尔斯登的危机。我知道，大家在经营公司的时候，肯定会时时刻刻想着如何自保，但是现在的情况非常特殊。”保尔森还希望各方不要向贝尔斯登提出无理的抵押品要求，尽量用自己的诚信帮助那些陷入危机的公司渡过难关。

施瓦茨和迪蒙后来才接通了电话，他们只是在官方公告的基础上简单地对会议内容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参加此次电话会议的大部分人都对美联储提供贷款背后的真实目的感到不解。有些人担忧政府想没想过要为此承担多大的风险。鉴于美国央行拿着政府的钱去给投资银行提供担保的事实，与会的这些人觉得他们正在开发一片未知的土地。然而，政府并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现在，每个人都想看看这一天将如何结束。

与此同时，贝尔斯登并不是股票市场中唯一的受害者。在开盘后的1个小时里，主要追踪蓝筹股表现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已经下跌了300多点，30只成分股中有29只处于下跌状态。包括J.P.摩根在内的其他金融股无一幸免，纷纷暴跌。

布莱克到达机场后找了一台电视机，他简直无法相信股票市场会跌得如此惨不忍睹。根据他的预测，贝尔斯登的股票应该是当他落地之后的4～5个小时才会下跌——而不是在开盘之后45分钟就开始崩盘。

对于广大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刚刚从贝尔斯登的信任危机中恢复不久。Hinsdale Associates公司投资部经理保罗·诺尔特向道琼斯新闻通讯社表示：“贝尔斯登前几天刚刚表示公司现在一切正常，可是为什么仅仅两天后他们就需要从美联储和J.P.摩根获得资金注入呢？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么，美林证券和桑恩柏格房贷公司的事又如何解释呢？”

此时，美联储理事会已经在位于华盛顿雾谷（雾谷是指美国国务院等政府机构所在地，通常用来讽刺其官方发言及政策声明的含糊不清）的总部大楼开会，批准对贝尔斯登的紧急贷款。伯南克及其同僚对政府出资救助银行的做法非常反感，但是他们也明白，在这个时候拉贝尔斯登一把总比让它破产强得多。会议一致通过对贝尔斯登提供紧急贷款。

[1] 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场的官方交易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30分，三方回购市场和其他固定收益市场的开盘时间是早上7点30分。

[2] 在2008年4月3日提交给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证词中，代表美联储出席的盖特纳，把央行早上的决定归纳为：此次行动的目的旨在保证让我们能够在周末从两个方面推进工作。第一，贝尔斯登继续向其他金融机构寻求资金注入，以避免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第二，如果私营部门没有找到任何可行性方案，决策者应该在周四工作的基础上尽力阻止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些时候

上午10点

电话不断地打进贝尔斯登的投资者关系和财务部门。此时待在大厦6层办公室里的莫利纳罗，已经被手机屏幕上眼花缭乱的各种信息搞得焦头烂额。贝尔斯登的投资者现在将矛头指向了莫利纳罗，他们担忧美联储的贷款措施是否会波及贝尔斯登的股票。有些人因为早上的利好消息重拾信心，有些人则担心这会对其手中的股票造成长期的影响。

然而，最令人心痛的电话却来自莫利纳罗的女儿丹妮尔。在波士顿学院念大学二年级的丹妮尔是家里年龄最大的孩子，当她看到CNBC在早晨播出美联储向贝尔斯登提供紧急救助的报道后，她非常担心这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在这则新闻播出后不久，丹妮尔打通了莫利纳罗的电话，然后哭了起来。

莫利纳罗试图安慰自己的女儿。“已经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离世界末日还远着呢。”他在说话时，尽量避免让丹妮尔察觉到自己紧张的情绪。但是他并不确定这样做是否能让她消除疑虑。

实际上，莫利纳罗已经知道贝尔斯登彻底垮了。整个公司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而现在的情况是贝尔斯登这艘船已经开始下沉了。莫利纳罗在贝尔斯登已经工作了20多年，他根本没有想过告别时刻居然会在今天。自己在这里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已然成为过去。

莫利纳罗对经济拮据的生活并不陌生。他生活在纽约郊区的安德维尔小镇，这座寂静的小镇距离宾厄姆顿只有几英里的路。他的父亲老萨姆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只念到了7年级就不得不辍学自谋生路。他和妻子约瑟芬为了躲避经济危机，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家卡本代尔来到了安德维尔。

他的父亲在宾厄姆顿主干道的米勒·道奇汽车销售公司做销售员。当老萨姆4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同事和顾客中小有名气了。他工作刻苦，很有绅士风度——也许这一点足以让他在那个小镇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狂妄自大。当地人都很信任他，并把他视为小镇的骄傲。

小萨姆并不喜欢交际。他与二哥吉姆相差12岁，因此他也是兄弟几人当中唯一一个常年待在家里的孩子。在缅因州安德维尔公立学校系统读高中时，他家和学校只相距不到1英里 [1] ，因此他既没有参加学校的社团，也没有加入任何校队。

莫利纳罗高中毕业以后考入纽约西部的天主教大学——圣文德大学，主修会计专业。毕业之后，莫利纳罗在锡拉丘兹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几年。后来，他在圣文德遇到了来自纽约的丽莎·梅利洛，并且在她的劝说下决定到更大的舞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1983年，也就是在莫利纳罗刚来到曼哈顿不久，他就和丽莎结婚了。他们起初住在纽约的皇后区，后来逐渐搬到康涅狄格州的郊区，在这期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

莫利纳罗是在1986年加入贝尔斯登的。随着他在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他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6年，莫利纳罗在马萨诸塞州哈维奇的科德角镇买下了一间度假屋。当他们的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需要全天陪护的时候，莫利纳罗便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的燃烧树乡村俱乐部的高尔夫球场上。他一度将自己的差点（差点是衡量高尔夫球员在标准难度球场打球时潜在打球能力的指数）降到了14。

2003年，莫利纳罗在康涅狄格州的新迦南以5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栋面积更大，并且装有门控的豪宅。这栋豪宅要比他在安德维尔的那间老房子好上不知多少倍。对于身为贝尔斯登CFO的莫利纳罗来说，他每年的年薪就高达几百万美元。2006年可以说是贝尔斯登成立以来业绩最为辉煌的一年，莫利纳罗当年分得的奖金将近1.3亿美元——这让他成为公司收入最高的几位高管之一。而凯恩、施瓦茨和斯佩克特的收入则超过了1.6亿美元。至于此时已经卸任并接手执行委员会事务的前董事长格林伯格，也拿到了900万美元的奖金。

莫利纳罗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每天总是早来晚走。公司的同事们对他执行公司决策的工作能力印象深刻，但是又对他那种无序的工作作风颇有微词。莫利纳罗非常注重个人形象，总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他的头发黑白相间，喜欢留个背头，而他衬衫的两个袖口总是配上几颗整齐雅致的纽扣。与凯恩和斯佩克特不同的是，莫利纳罗不仅倾向于将事情做到极致，而且敢于接受各种批评——有时候确实如此。

贝尔斯登的员工都很喜欢莫利纳罗。然而，他在贝尔斯登高层的处境却十分尴尬。他深知公司形象的重要性，对各项费用的支出也非常谨慎，但是这一切很难让贝尔斯登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他与凯恩之间的对话几乎等同于争吵，而且是徒劳的。施瓦茨由于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客户问题而无暇顾及贝尔斯登的日常事务。斯佩克特虽然具有很强的工作能力，但是他那种骄傲自大的态度以及和凯恩之间日益增大的隔阂经常会让公司的高层会议气氛紧张。

凯恩和斯佩克特之间的关系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在对1987年年底的薪酬数据进行常规检查之后，凯恩主动找到了斯佩克特。当时的斯佩克特是贝尔斯登新成立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部门的一名年轻交易员，但是他为公司贡献的巨额利润使人不敢相信他初级交易员的身份。凯恩对斯佩克特的印象非常深刻，当他知道斯佩克特还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念高中时，就已经享有“桥牌之王”的美誉（世界青年桥牌选手获得的巨大荣誉），更对斯佩克特刮目相看，两人很快便成为好朋友。1990年，斯佩克特已经获得了董事会的提名。在此之后不久，斯佩克特出任贝尔斯登内部最具争议性且分量最重的职位——固定收益部门的主管。

在随后的几年里，斯佩克特和施瓦茨相继升职，而且根据对贝尔斯登核心业务的熟悉程度，斯佩克特一直都被视为CEO的最佳人选。2001年，斯佩克特不仅全权负责公司股票与债券的销售与交易部门，而且控制着贝尔斯登的整个资产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施瓦茨只是成为投资银行部门的负责人。至于私人客户服务以及个人经纪业务部门，则完全处于凯恩的掌控之下。

凯恩认为斯佩克特的崛起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凯恩在过完自己70岁的生日之后并没有退休的打算，而他也曾经在私下里对外界表达过自己希望成为贝尔斯登最后一位CEO的意愿。而曾经一度成为凯恩夫妇家庭晚宴座上宾的斯佩克特，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接到过凯恩的邀请。

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身为民主党坚定支持者的斯佩克特曾经为参议员约翰·凯利代言。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布什政府正在实施的是一种短命且狭隘的政策。而作为共和党支持者的凯恩对此大为光火。凯恩认为贝尔斯登的高管不应当公开支持某一位候选人，他觉得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图会让公司蒙羞。

凯恩要求斯佩克特就其言行向贝尔斯登的全体员工致歉，但是被斯佩克特拒绝了。几个星期之后，凯恩自己通过一封内部邮件发表了一份声明：“如果斯佩克特的言行激怒或者冒犯了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请接受我和斯佩克特的道歉。”当然，斯佩克特也收到了这封邮件。凯恩随后又补充道：“在没有得到公司管理层允许的情况下，贝尔斯登的每一位高管要避免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此时的莫利纳罗只能眼看着公司的内部矛盾逐渐公开化。

数月之后，当莫利纳罗对补偿预算进行检查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出大麻烦了：应该支付给斯佩克特的长期应付款已经累计到了数亿美元，这无疑会让贝尔斯登的资本以惊人的速度缩水。

现在的问题是，斯佩克特仍然有权行使这份权利。根据若干年前制订的资本积累计划（CAP），贝尔斯登的高管有权在退休之前延迟领取自己的薪水。这笔钱将以可转换为股票的交易单位形式存在，而这些交易单位每年支付的红利要比从股票中获得的红利高得多。随着资金总额的不断增加，贝尔斯登的支出费用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斯佩克特的“递延薪酬”规模已经非常大了，而莫利纳罗也知道这个数字会越来越大。每当他想起这件事的时候都会不寒而栗。资本积累计划不仅是一个非常短视的金融计划，而且会对贝尔斯登的公众形象产生严重的影响。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CEO迪克·格拉索就曾因为1.875亿美元的巨额“递延薪酬”被迫黯然辞职。然而，董事会成员——由华尔街和包括亨利·保尔森及凯恩在内的其他独立董事组成——实际上是同意这笔支出的，但是当实际的数字被捅了出去之后，公众一片哗然。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让一个在非营利机构任职的人拿那么多的钱，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桩蓄谋已久的在交易所大厅进行的老鼠仓交易丑闻只能让公众对你的看法变得更糟。机构投资者开始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任职近40年的格拉索发难，司法部部长艾略特·斯皮策最终决定以格拉索的“递延薪酬”是否恰当为由介入调查。2004年，斯皮策对格拉索提起诉讼，并认定向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支付如此高昂的薪酬是不恰当的。然而，2008年7月，一场技术性的胜利让格拉索反败为胜。此次的裁决同意格拉索保留其已经拿到手的薪酬。此后，司法部部长斯皮策的继任者安德鲁·科莫则拒绝继续追查此事。

2004年，莫利纳罗在私下里接触了斯佩克特。他告诉这位贝尔斯登的联席主席，当你的递延薪酬问题被摆上桌面的时候，公司的CEO就是你的了。“是个好主意，但是你还是把这件事忘了吧。”斯佩克特拒绝了他的提议。

莫利纳罗无奈之下将此事告诉了凯恩。他说自己没有成功说服斯佩克特，而公司必须对此有所行动了。凯恩对莫利纳罗的建议表示赞成，决定把这笔钱支付给斯佩克特。

斯佩克特听说之后非常生气。他虽然拿到了足够的钱，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凯恩会以这种方式对待自己。他对董事会成员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且坚称凯恩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这场争论的胜利是属于凯恩的。斯佩克特最终同意接受大约2亿美元的分配方案。为了避免后续可能出现的各种麻烦，CAP计划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除了《华尔街日报》的“Bids&Offers”专栏，贝尔斯登总是设法在公司内部解决自己的家务事。贝尔斯登的新闻通讯处素以谨慎小心著称，他们经常对记者的来电采取回避的态度。即使媒体获悉贝尔斯登内部斗争的一些小道消息，贝尔斯登的对外通信联络官也会非常镇静地宣称他们并不知道此事。与此同时，贝尔斯登的高管则尽量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

贝尔斯登的大部分管理人员普遍认为这套体制堪称完美。他们不太愿意与他人交往，而外人则对贝尔斯登的这种排外文化倍感好奇。实际上，贝尔斯登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企业文化——如果你能够在公司内部为自己找到一个待遇丰厚的职位，那么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贝尔斯登的这种企业文化恰恰与高盛相反，高盛所追求的是一种“特权”至上的企业文化，相对于个人而言，公司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而这种企业文化正是贝尔斯登的员工所推崇的。

贝尔斯登的新雇员往往受到这种与世隔绝的管理思路的影响。例如，在针对固定收益部门暑期实习生举办的年度专题讲座上，保罗·弗里德曼就特别喜欢在被他自己称为“C-1风险”的话题上面多说几句。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主要是指贝尔斯登的资本受到来自市场回旋振荡或者其竞争对手是否运转良好的威胁，而C-1风险是指那些在《华尔街日报》的“Money&Investing”版面最新刊登的有关贝尔斯登的评论文章所产生的风险。要知道，如果你的公司有幸登上这个版面，那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投资者会毫不留情地抛售手中的股票，至少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是这么认为的。当然，在每次的讲座上，弗里德曼都会非常自豪地向实习生们宣布，想在这个版面中看到贝尔斯登的名字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当贝尔斯登打算取悦那些为投资者提供买卖公司股票信息的金融分析师的时候，公司所奉行的保密传统往往就会发挥负面作用。莫利纳罗和他的投资者关系部门的同事多年来一直都在为了能够让分析师对贝尔斯登做出正面报道而大伤脑筋。

虽然贝尔斯登的债券销售业务红红火火，并且在剧烈波动的市场中从新的抵押贷款及其相关证券的交易中获得了不菲的收益，但是贝尔斯登在其他领域的收获却寥寥无几。在整个华尔街上，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不论规模还是资历可以说都是最强的，而且在施瓦茨的管理之下，贝尔斯登的投资银行部门拥有了一大批忠实的客户。然而，贝尔斯登并没有像高盛那样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在欧洲和亚洲市场快速扩张，因此，公司在海外业务上所占的市场份额几乎少得可怜。到目前为止，贝尔斯登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是华尔街中最小的。在贝尔斯登旗下的对冲基金于2007年崩盘之前，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将近600亿美元的资产——但是，这个数字对于其直接的竞争对手雷曼兄弟管理的2630亿美元资产来说，简直不具可比性。

莫利纳罗和他的团队十分清楚贝尔斯登的海外业务规模非常有限。不过，他们却认为可以将这件事作为指责公司高层不作为的依据。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凯恩身上。你根本不可能指望凯恩靠他那直来直去的性子去赢得分析师们的好感。你更不可能指望他在公众场合通过和外界更多的互动来为贝尔斯登增加印象分。而凯恩通常会让人产生误解的讲话倒可能会使人记忆深刻。

在贝尔斯登召集的一次公司全体分析师会议上，高盛经纪公司的分析师比尔·塔诺纳在会议开始之后几分钟来到了会议大厅。当他注意到发言顺序表上第一个人是凯恩，而现在站在台上的却是管理层的其他人时，他马上侧身对一位他认识的对冲基金分析师说：“贝尔斯登的CEO怎么没发言？”“他已经说完了。”塔诺纳对这个回答感到非常诧异。

还有一次，也就是在贝尔斯登的股票飙涨的那段时间，在贝尔斯登举行的一次投资日活动的互动环节中，一位经纪公司的分析师无意间询问凯恩是否有意回购贝尔斯登的股票——一种向股东返还资本，旨在减少在外发行的股票数量，增加每股收益率的操作策略。

“我为什么要买股价超过其账面价值的股票？”凯恩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贝尔斯登现在的股价已经超出了凯恩能够接受的合理价位。

有些在场的分析师听了凯恩的这番话之后大吃一惊。他们纷纷将目光转向了旁边的莫利纳罗，而莫利纳罗现在的表情更是无比尴尬。莫利纳罗心想，你既然想让这帮家伙说服他们的客户买入贝尔斯登的股票，为什么还非得说自己公司的股票贵呢？最后，莫利纳罗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他告诉在场的人凯恩只是一时口误，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后来，莫利纳罗和投资者关系部的主管伊丽莎白·文图拉曾尝试着通过一些私人聚会，让凯恩能够用简洁、顺耳的谈话为他那可怜的个人魅力加点分。这种方法在有些时候能够起到不错的效果。让人吃惊的是，凯恩不仅可以在这种场合很放松地和公司的CEO边喝边聊，而且可以在规模更小的晚宴上侃侃而谈，即使是在他的团队不希望他发表言论的场合。比如2007年春天，当抵押信贷市场开始崩盘的时候，凯恩最关心的还是贝尔斯登那摇摇欲坠的股价。他的团队当然明白凯恩的这些话并不代表官方的正式态度，而且也不可能出现在日后发表的研究报告上面。

面对着这样一位言词刻薄的上司，莫利纳罗不得不经常独自面对公众投资者。当然，他也不可能亲自处理所有的来电，而贝尔斯登在大众眼中的形象也注定好不到哪儿去。由于贝尔斯登几乎不允许分析师和公司的高管进行单独的会面，因此，外界也就无法对贝尔斯登的公司战略和决策做进一步的分析。记者们也面临着相同的问题，当他们想对贝尔斯登进行报道的时候，手边可用的材料总是寥寥无几，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对凯恩参加的桥牌比赛和前“王牌”艾伦·格林伯格在20世纪80年代被扫地出门的消息老调重弹。莫利纳罗对贝尔斯登的现状非常不满，但是他对此无能为力。

贝尔斯登财务部门的同事对莫利纳罗一味忍让凯恩的做法感到不解。贝尔斯登这些年来对商业票据等短期融资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严重，而股票交易员和财务部在贝尔斯登处理客户资金的方法是否会在危机期间面临更大的风险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面对这种局面，莫利纳罗似乎并不想充当恶人的角色。他的策略就是不断地召集双方开会讨论而不做出偏袒任何一方的决定。

在3月14日这个注定不平静的早晨，莫利纳罗和雷曼兄弟旗下规模最大的机构投资者Neuberger Berman公司的一位金融行业分析师取得了联系。

早上10点25分，美联储自行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新闻通讯：“美联储将密切关注市场走势，并在必要时提供流动性以保证金融体系的有序运行。”此外，美联储董事会一致投票通过在当天早晨对贝尔斯登提供紧急救助。

然而，Neuberger Berman的分析师却被早上的这则新闻搞得一头雾水，他们要求莫利纳罗就美联储提供贷款会对贝尔斯登产生哪些影响给出一个更确切的解释，从而能够抑制到目前为止出现的大规模下跌。“看起来这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应当高兴才对。”分析师对莫利纳罗说，“为什么市场的反应会如此负面呢？”

莫利纳罗意识到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想要消除投资者的疑虑，他就必须将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公之于众。贝尔斯登目前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好在公司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认为：对于完成一笔交易或者寻求其他解决方法来说，28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丹尼斯·布洛克整个晚上都待在贝尔斯登的总部大楼，由于现在开车回到他在长岛的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决定直接去办公室，而就在他刚刚返回凯威莱德位于市区的办公室时就接到了莫利纳罗打来的电话。莫利纳罗说他不仅被有关贝尔斯登的资金安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对如何向公众解释即将发布的新闻也没有把握。布洛克告诉莫利纳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市场知道贝尔斯登出问题了。

莫利纳罗又给施瓦茨打了电话，并建议他和投资者进行一次电话会议。施瓦茨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随后，莫利纳罗和投资者关系部门的主管进行了沟通，并由后者着手准备中午的电话会议。

此时的莫利纳罗身心疲惫。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再去面对那些既愤怒又惊恐的投资者了。“让该死的媒体见鬼去吧，我现在谁都不想见，我只想休息。”想到这儿，莫利纳罗坐电梯来到了一层大厅。

这个季节的曼哈顿市中心秋高气爽。走在麦迪逊大街上，莫利纳罗和那些来去匆匆的上班族擦肩而过，他非常羡慕这些人没有被卷入发生在383号的这场生死攸关的战斗中。他想，要是现在能够换上一身新衣服，自己也可以从容地加入这些人的行列中就好了。

在大街上走了几分钟以后，莫利纳罗发现街上的男装店都还没有开门营业，因此他转身走进了一家星巴克咖啡店，点了一杯冰咖啡。随后，他走到贝尔斯登的健身馆冲了个澡，又穿着那身旧衣服返回了公司。

大约10点15分，保罗·弗里德曼的一位在巴克莱银行供职的交易员朋友发来了电子邮件。“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这位朋友问。

“我整个晚上都在和J.P.摩根的人打交道，”弗里德曼回复道，“我们现在已经无计可施了，我总觉得那边的反应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我的直觉告诉我，J.P.摩根在对你们进行一番精挑细选之后会把BSC（他对贝尔斯登的缩写）剩下的‘垃圾’全部甩掉。”巴克莱的交易员补充道，“这事看起来有点不对劲，但是有人可能会在市场上大赚一笔。”

“而且这还只是保守估计。”

“为什么是J.P.摩根？他们好像已经向你打开了窗口。”交易员写道。他所说的“窗口”是指美联储向无法从其他债权人那里借入资金的银行提供贷款的行为。

“没有时间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纽约找到能够提供大量资金，而且自己又没有麻烦缠身的机构。我们已经排除了花旗集团。J.P.摩根已经为贝尔斯登承受了太大的风险，而且损失也是最大的。我们根本就没指望他们会通过高压手段把美联储也拖下水后，再向贝尔斯登提供紧急救助。”

“现在必须有人出面稳定股价，否则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

“我同意你的说法。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一幕出现，但是我又不得不这么想。但愿将来有人在写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可以说一句‘当时我在场’。”弗里德曼回复道。

在这次交换意见之后，弗里德曼从贝尔斯登的同事中间隐隐感觉到了一丝紧张的气息。波士顿当地的一家大型共同基金Fidelity Investments正在为和贝尔斯登进行的两笔交易愁眉不展：一笔是今天早上达成的70亿美元的回购贷款，另一笔是前不久已经安排好的价值1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由于他们直到当天早上才得知贝尔斯登糟糕的处境，因此，他们希望现在就把这两个烫手的山芋出手。

上午的晚些时候，厄普顿到17层找弗里德曼和迈耶商讨此事。厄普顿的想法很简单：让Fidelity退出70亿美元的回购贷款交易——用美国长期国库券作为抵押品这种做法也是其他债权人所认可的——但是要尽量减少贝尔斯登的交易。毕竟，这些事情都一直都处于准备阶段，而且在距离4月份到期日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国库券的价格还不至于下跌。

迈耶认为这个办法还是可行的，随后，厄普顿和弗里德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和Fidelity取得了联系。对方接到电话后马上对贝尔斯登缺乏诚信的所作所为大加指责，并说贝尔斯登将他们往火坑里推的行为太不负责任。厄普顿回应说：“既然你们对今天早上和美国财政部进行的交易不满意，那我们就将它终止好了。但是，对于抵押贷款的交易，可是我们双方事先说好的，并不属于隔夜交易的范畴，我们没有义务为此埋单。”然而，Fidelity那边坚决要求退出。厄普顿冲着电话大声嚷道：“能让你们退出和财政部的交易，你们就知足吧。”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

厄普顿现在时刻关注着信用评级机构的动向，他害怕在今天早上看到贝尔斯登被下调信用评级的新闻。他刚刚做的那些决定，即使在市场认为贝尔斯登有能力兑现其债务的情况下，也很有可能因为对公司股票的质疑而为贝尔斯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债权人对贝尔斯登偿还债务的能力继续表示担忧的话，那么公司获取更多短期贷款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厄普顿深知和信用评级机构搞好关系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在这件事上，他已经不能像平时那样让评级机构关照一下即将官方发布的消息了。因为消息已经传开了。

厄普顿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分别给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以及加拿大的DBRS等评级机构打电话，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回一些损失。他在电话中说：“你们已经看到今天早上的新闻了，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在过去的几天里几近枯竭。”他接着又强调了一句，“我认为美联储贷款的影响是积极的，因为这笔（有担保贷款）的有效期是一个月。”

他现在已经不再期盼什么了，至少他可以保证评级机构不会下调贝尔斯登的信用评级。他说，如果这些机构需要他进一步解答有关美联储贷款的问题，他就在这里等候。想到这儿，厄普顿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至于结果，他半点把握也没有。

厄普顿现在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投资者发来的电子邮件上面。PIMCO、T.Rowe Price、Dreyfus，他嘴里一边念着这些名字，一边给他们回邮件。

与此同时，经纪业务部门的客户仍然在陆续撤资。不论美联储贷款与否，各大对冲基金都感到把资金放在贝尔斯登已经不安全了，它们的这一举动又让贝尔斯登损失了几十亿美元。

另一方面，贝尔斯登还在用传统的方式处理着银行挤兑。除了门外排起长队要求销户并将存款提现的个人投资者以外，那些坐拥几十亿甚至上千亿美元资产的机构投资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公众现在已经对贝尔斯登失去了信心。一个星期以来，有关贝尔斯登的流言漫天飞舞，其股票也出现了巨幅波动，而它的竞争对手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精明的投资者也都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心腹事。眼下，虽然美联储承诺向贝尔斯登提供无追索权的贷款保证其流动性，但是投资者对贝尔斯登的评价除了倒闭还是倒闭，那些机构投资者更是不想让自己的钱跟随贝尔斯登一起人间蒸发。

蒂姆·格林的办公桌现在仍旧一片混乱。他和他的团队又为贝尔斯登筹集了将近140亿美元的资金。贝尔斯登目前正在和J.P.摩根进行艰苦的谈判。公司的债权人和律师都不知道贝尔斯登发布的消息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非常谨慎。他们最想看到的词是AAA评级、抵押品，这也就意味着债券和其他证券是非常安全的，而他们也可以在谈每一笔贷款的时候要求更多的折扣——也就是说，J.P.摩根每提供1美元，其就可以获得0.20美元现金。但是贝尔斯登现在可做不到这一点。

汤姆·马拉诺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也被电话和电子邮件包围了。当他的朋友们在邮件中说他们正在为他和贝尔斯登祈祷时，马拉诺都会用一种乐观的语气说：“不用为我担心”或者“我现在好着呢”。

他现在注视着那些被他称为掠夺成性的贝尔斯登的交易对手的一举一动。在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他以为华尔街主要的大公司都会以担忧贝尔斯登倒闭或者不能偿还债务为由放弃和他们的交易。然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媒体注意到CNBC周三早上对施瓦茨进行的那次算不上成功的专访，似乎对于羞辱那些与贝尔斯登再次进行交易的公司起到了更加积极的影响。

然而，市场中的流言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马拉诺手下的一名抵押贷款交易员发出的电子邮件又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他爆料称，加拿大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Canada，RBC）在与其交易对手方贝尔斯登的合作中可能遇到了“大麻烦”。这位交易员随即要求施瓦茨和莫利纳罗就此事联系RBC的高层并寻求解决方法。“这可真是个大麻烦。”他在邮件中这样写道。 [2]

马拉诺在午餐时间接到了肯·格里芬的电话。格里芬是一家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对冲基金城堡基金（Citadel）的CEO，而马拉诺则一直认为此人和故意做空贝尔斯登股票的交易有关联。他们这个星期曾经就其他的一些问题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过交流，但是现在，格里芬又“一本正经”地打来电话表示自己愿意为垂死的贝尔斯登出一份力。

“我能做些什么吗？”格里芬问。他在昨天早上已经向施瓦茨问过相同的问题了，但是他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复。

马拉诺早就听闻城堡基金在做空贝尔斯登的股票，虽然他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但是他必须对格里芬格外小心。“我听说你们正在做空贝尔斯登的股票，但是我现在可没有工夫去你那里。”马拉诺说。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格里芬说道，“如果贝尔斯登的高层怀疑我刚才说的话，他们可以现在就到芝加哥来检查城堡基金的交易头寸。”

格里芬现在的心情非常沮丧。他看到现在的贝尔斯登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他也迫切地希望能够借机受邀前往一探虚实。实际上，格里芬的公司并不属于对冲基金，尽管他的竞争对手们一直都这么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城堡基金的团队在专注于审核那些处于困境的公司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投资机会。去年夏天，他们收购了麻烦缠身的对冲基金Sowood Capital。几个月前，另一家陷入困境的经纪商E*TRADE也被他们收入囊中。然而，贝尔斯登的施瓦茨和莫利纳罗却同时将其拒之门外。

上午11点45分

曼哈顿闹市区大名鼎鼎的苏利文&克伦威尔（Sullivan&Cromwell）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兼银行事务专家罗杰·科恩此时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他要搭乘中午从华盛顿特区起飞的航班回家。就在这个时候，泰塞和萨勒诺从佛罗里达打来了电话。

“我们有一些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两位董事说。科恩现在已经走到了停在里根国家机场里的全美航空公司航班的机翼边上。

“我知道了。”这位身材瘦小，非常注重仪表的证券法律专家说。作为其他客户的代表，他整个早上都在和美联储及财政部的官员们开会，而这些官员似乎被有关贝尔斯登的消息搞得心烦意乱了。在科恩看来，这些人已经在贝尔斯登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政府不希望提供更多的援助。

几个月来，科恩一直都在和施瓦茨商讨如何帮助贝尔斯登渡过信贷危机的难关。他本人与美联储的关系还算不错，而且对银行和美国央行的各项事务非常在行——特别是在投资银行这方面，可以说是无人能比。自从上次的下跌开始，科恩就建议贝尔斯登和其他公司敦促美联储考虑开放贴现窗口，从而在出现现金危机的时候，这些投资银行能够像任何一家商业银行那样获得来自政府的援助。然而，政府方面坚决不肯开这个先例。

泰塞和萨勒诺现在想知道科恩的态度是否可以代表自己和贝尔斯登的其他独立董事。

“我一直在和艾伦讨论这件事，我想他不会反对的。”科恩说。

他们说施瓦茨已经同意了。

现在只和来自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存在分歧了，在开展任何一项新业务之前，律师们肯定会对此提出问题。“我现在必须保证办成这件事，稍后我会给你打电话。”科恩说道。

下午12点30分

12点30分左右，贝尔斯登召开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与会的分析师和投资者约有数千人。莫利纳罗首先做了简短的致辞，然后宣布截至下周一，贝尔斯登第一季度的财报实现了增长。随后，施瓦茨接过了话筒。

“在过去的一周里出现了很多针对贝尔斯登的流言蜚语，我们的流动性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且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其消费者、债权人以及竞争对手的大举撤资，已经让贝尔斯登的资金状况到了被迫“做出选择”的境地。他又补充道：“瑞德集团的银行家们已经答应在这个危急时刻伸出援手了。”然而，施瓦茨并没有就何时出售贝尔斯登透露半点消息。

确实，盖瑞·帕尔整个早上都守候在麦迪逊大街383号（贝尔斯登总部）的电话旁边，详细评估着每一个潜在的投资者。J.P.摩根已经派人过来了，而弗洛尔斯也带着自己的分析师团队严阵以待。但是，帕尔现在的工作就是继续扩大寻找买家的范围。贝尔斯登希望这次收购能够吸引大量的资金，并且迫切地想将自己的抵押贷款业务快速出手——贝尔斯登的目的很简单，此次交易只求能够重塑市场信心并带来更多的流动性。

帕尔分别联系了纽约梅隆银行的CEO和德意志银行美国分公司的一位高级官员。纽约梅隆银行似乎对这桩买卖没有多大兴趣，而德意志银行则表示需要考虑一下。当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最终的结果还要看德国总部的那些大佬们的态度。

施瓦茨的电话会议已经进入提问环节。美林证券公司的分析师盖伊·莫什科夫斯基（Guy Moszkowski）是首先发言的几个人之一。他给予贝尔斯登的股票“买入”评级，并将目标价定为100美元/股。盖伊想知道贝尔斯登的“账面价值”是多少，根据他自己对贝尔斯登资产的估值——大约每股80美元左右——还可以继续持有。莫利纳罗并未对此做出评价。

人们对抵押贷款部门的客户正在撤走资金一事提出了质疑：今天资金出逃的速度是不是又加快了？

莫利纳罗愣了一下，然后说道：“我认为，确实有一些资金在撤出——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撤资的规模是大还是小——这种情况和我们这个星期所遇到的问题没有明显的不同。”他的回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瑞银集团（UBS AG）的证券分析师格伦·肖尔问了两个关于美联储提供贷款的时间框架方面的问题：“贷款的期限是多长时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施瓦茨绕开了有关贷款时间的问题。他说：“现在的关键是处理日常业务。”他把贷款看作是永久性解决问题的暂时性过渡，而且这种方法可以让贝尔斯登和自己的客户继续交易，并且将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提问环节到此结束。

下午2点

对于大卫·金来说，这个星期简直就是灾难，他所在的法律部门一直在处理有关衍生品交易的文件。由于穆迪在周一下调了贝尔斯登的评级，大批贝尔斯登的交易对手方纷纷抽走资金。金和他的同事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将公司的抵押协议处理妥当，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护了贝尔斯登的利益——他们希望这些举措可以让华尔街的同行们满意。

在金位于35层的办公室里，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公司的雇员们通过内部网络，在各自的电脑屏幕前紧盯着贝尔斯登的股票走势图。这行情就好像灾难马上来临一般，特别是当贝尔斯登的股价又创新低的时候，这种情绪就更加凝重。员工们已经被繁重的工作和不可预知的未来搞得精疲力竭，来自各方的抱怨之声已经不绝于耳。

星期五，金告诉自己的妻子他很累，想一个人待一天。刚吃过午饭，他的上司就把电话打到了他在新泽西的家里。她告诉金，来自上级监管部门的律师刚刚给她发了一份紧急的命令，要求他们放下手中正在处理的所有事情，停止和那些可能产生违约的同行签订合同。她要求包括金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做好准备。

金挂上电话对他的妻子杰西卡说：“我现在必须出门，赶火车已经来不及了，你必须开车送我一趟。”金现在的心情很焦急，他知道现在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他在火车站等车了。

金和妻子把他们的两个孩子塞进汽车后就出发了。金根本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会如此之快。“我希望我们不会走到破产那一步。”他告诉杰西卡，“我可能会晚点回来，你先睡吧，不用等我了。”

当金来到法律部时，这里已经乱作了一团。打印机里塞满了打印纸，而打印纸也用完了。律师们正在抢着阅读几千页的有关其他同行对贝尔斯登交易的每一种衍生品所签订的协议——其中包括期货、掉期、期权，甚至气候衍生品。他们现在需要确认这些协议的“评级触发条款”，也就是说，在下调贝尔斯登评级的条件下，公司的交易对手方有权对应该支付给贝尔斯登的资金或者证券实现违约。金和他的团队成员翻看着这些资料，试图通过争取宽限期或者重新谈判的方式占得先机。金在日后的回忆中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给了我们致命一击。”

鲍勃·厄普顿正在看着一份中午传真过来的新闻稿，上面是有关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贝尔斯登信用评级的消息。贝尔斯登现在的评级是“垃圾债券”，这意味着公司不再是投资级别的借款人。穆迪方面将贝尔斯登的长期债务评级下调至Baa1，仅比“垃圾”级别高三个档次，标准普尔则将贝尔斯登的评级下调至仅比“垃圾债券”高一级的BBB。这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对于正在寻求资金的贝尔斯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厄普顿给在财务部和自己共事多年的约翰·斯塔科尼打了一个电话。在大厦23层的办公室里，斯塔科尼正在为筹集现金忙得不可开交。当天需要偿付给对冲基金的资金缺口非常大，而贝尔斯登的现金又几近枯竭。贝尔斯登当天应当支出的资金已经超过了11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凑齐所需的资金。J.P.摩根本来可以提供资金，但是其手中持有的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此时并不能够收回，因此贝尔斯登已经没有额外的抵押品去融资了。也就是说，在贝尔斯登获得新的资金以前，这些抵押品是不可能赎回的。

斯塔科尼此时说话的口吻就好像他要犯心脏病一样。“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停止对外付款。”他说。厄普顿挂断电话后直接跑到莫利纳罗在楼下的办公室。

他的出现打断了莫利纳罗和梅特里克的谈话。“这简直就是灾难，”厄普顿说，“我们必须停止所有的支付活动。我们不能再往外面汇一分钱了。”

“约翰那边已经发飙了，”厄普顿继续说道，“到处都是抵押品，我们能够筹集110亿美元、120亿美元，而对冲基金那边的抵押品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们现在还需要大量的现金。”

终止对外支付的想法简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贝尔斯登做出了这一重要决定，而且美联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那边对此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莫利纳罗冷静地说：“做你必须做的事情。”

下午4点

几个小时之后，盖特纳联系上了亨利·保尔森。在参加了贝尔斯登与投资者之间的电话会议之后，盖特纳又和施瓦茨进行了沟通，他的直觉告诉他现在的贝尔斯登肯定出了大问题。随着客户持续不断地撤资以及贝尔斯登融资时所面临的各种新的限制，他感到贝尔斯登已经没有办法熬过这个周末了。

施瓦茨此前向投资者表示，美联储的资金注入会持续28天。“我想艾伦可能还没搞明白这里面的事，”盖特纳对保尔森说，“他现在肯定是不愿接受这一事实。”

保尔森对盖特纳的说法表示赞同。在当前的环境下，施瓦茨最好不要幻想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寻找愿意出高价收购贝尔斯登的人；他现在要么盼望着哪位救星在这个周末拉他一把，要么宣布破产。监管层现在应该已经把情况和施瓦茨说清楚了。

晚上7点

莫利纳罗整个下午都在扮演着救火队员的角色，除了回答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外，他还要尽力解释有关美联储提供的融资便利方面的问题。贝尔斯登的股价仍然在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跌，并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报收——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的表现，今天的股价下跌了将近50%。一切看起来都晚了，贝尔斯登打算重塑市场信心的愿望落空了。

傍晚时分，莫利纳罗也快累得支撑不住了。虽然现在距离市场收盘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但是他在星期六的早上还要回公司等待着J.P.摩根尽职调查团队的入驻。莫利纳罗拖着疲倦的身体发动了汽车，开始了周五晚上从纽约返回新迦南的漫长之旅。也许现在回家不能与妻子和孩子们共进晚餐，但是至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放松一下，再睡上一觉。

施瓦茨找了一名司机，同样踏上了前往康涅狄格州的公路。

作为一个自封的调解人，施瓦茨在过去几天所经历的事情可以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曾经面对过难缠的客户，也曾经在面对恶意收购的情况下为公司的CEO提出建议，并且告诉他们如何处理与那些刻薄的股东之间的关系。此外，施瓦茨还有着以超低的价格完成交易，然后以不正当的手段将那些失意的高管们赶出公司的经历。然而，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的公司有一天也会处于金融风暴的中心。

当然，施瓦茨本人也不认为贝尔斯登是坚不可摧的。他知道在这样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中，自己的上级和其他同行相比，总是显得精神旺盛且一成不变。其他的同行一直都对像施瓦茨这样一位昔日的明星球员待在这样一个又普通又毫无竞争力的投资银行的行为感到不解。贝尔斯登的竞争者们有时会这样评价施瓦茨：“艾伦就是贝尔斯登这家大型购物中心里的精品店。”很多人认为，像施瓦茨这样的精英应该到摩根士丹利和高盛这样的大平台发展，在这里，作为顶级交易员的他肯定会受到大客户的青睐，而且公司也会根据那些财大气粗的客户的需求，向他们提供融资与借贷服务。然而，这些公司却目睹了贝尔斯登的投资银行部门在施瓦茨的带领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而施瓦茨本人也对他将这家小的投资银行变为受人尊敬的对手非常满意。

施瓦茨对贝尔斯登和自己的团队非常满意，这种感觉让他很舒服。他对参加银行业的“游说”大赛感到骄傲，在该项赛事中，每家投资银行派出一支银行家代表队去游说一位潜在的客户，施瓦茨意识到自己是所有参赛队中最为出色的高管。他与多家公司的CEO和CFO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其中包括迪士尼的CEO鲍勃·伊格尔（Bob Iger）、弗莱森电讯的CEO伊万·塞登伯格（Ivan Seidenberg）、时代华纳的CEO迪克·帕尔森（Dick Parsons），以及有线电视集团的杜兰家族（Dolan family）。今年，施瓦茨还因为在微软收购雅虎的过程中向微软提供了建议而获得赞誉。也许正是因为施瓦茨，他和贝尔斯登才成为这个动荡的市场中的焦点。

与贝尔斯登的很多重量级人物一样，施瓦茨也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施瓦茨出生在布鲁克林的湾脊区，父母都没有上过大学，家庭条件也很一般。他在家中排行第二，正是这样一个角色让他明白与其他两个兄弟相处的重要性。

就在施瓦茨蹒跚学步的时候，他们全家从布鲁克林搬到了纽约郊区的莱维敦。施瓦茨在这个位于长滩岛南部的地方长大，他平时和邻居家的小孩子们一起在大街上玩儿，后来在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施瓦茨对体育运动非常着迷，尤其在棒球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出色的投手打下了基础。

施瓦茨的父亲沃尔特是一名旅游推销员，后来曾尝试着开了一家金融公司，但是一直也没有什么起色。他的母亲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偶尔也会通过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补贴家用，其中一份工作是在当地的一家保龄球馆当簿记员。

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高中读书期间，施瓦茨获得了杜克大学颁发的棒球奖学金。虽然计划着参加职业棒球比赛，但是施瓦茨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学业上。

1968年，施瓦茨搬到了达勒姆。他为了能够入选杜克大学校队而刻苦读书，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校期间，施瓦茨加入了Pi Kappa Alpha兄弟会，而他在棒球方面的天赋再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施瓦茨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被辛辛那提红人队选中，但是他肘部的伤病让他与职业联赛失之交臂。

施瓦茨毕业之后，于1976年加入了贝尔斯登在达拉斯的营业部，担任机构销售经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不仅为共同基金和其他的大客户制定投资策略，还做了一阵子的投资研究工作。之后不久，施瓦茨就来到了纽约，并且头顶投资银行家的光环。

20世纪80年代初，施瓦茨迎娶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凯西。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出世。

1985年，施瓦茨已经成为贝尔斯登投资银行部门的负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瓦茨又成功地开发了另外一套策略：从潜在客户的CFO那里打探消息。对于大多数CEO来说，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更为广泛的战略问题上面，而公司的CFO才是真正关心哪家投资银行进行了股票定价发行或者哪家又增加了债务的高管。因此，施瓦茨确信他们与各CFO之间的关系是确定自己部门盈亏底线的关键。他的这一策略非常成功，而其他公司纷纷采取对策，告诉公司的银行家们一定要知道自己客户的CFO是谁，而其老板是谁并不重要。

施瓦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完全得益于他得当的处世策略。来自高盛的传媒银行家基恩·塞克斯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位向施瓦茨伸出友谊之手的人，当时两个人分别代表各自的制药公司参加一场谈判。虽然在谈判桌上两个人各为其主，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好感，但是塞克斯和施瓦茨却因此成了朋友。

施瓦茨深知公司在公众面前露脸的重要性，他极力地为贝尔斯登在他所看好的行业布局：制药公司、房地产，以及传媒等防御型行业。

为了向外界展示公司的客户群体并且在研究界和投资者领域打开新局面，施瓦茨在20世纪80年代末创建了每年举办一次的传媒行业研讨会。在最初的几年中，与会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投资银行家，他们在会上听取业内权威人士对各自公司的情况分析。这次研讨会无疑是人们与各公司CEO之间直接对话的好机会。在其他主要的投资银行中，只有普惠（Paine Webber）举行过类似的会议。

然而，贝尔斯登自己并没有专业的主流媒体分析师。1994年，贝尔斯登聘请了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television）的制片人雷·卡茨（Ray Katz）对大型传媒和娱乐公司进行采访报道，并寄希望贝尔斯登能够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从而成为在该领域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而施瓦茨和他的团队则为卡茨提供相关的银行业务。

没过多久，卡茨就让这项业务走上了正轨，并且将每年的会议确定在10月份举行。然而，卡茨随后注意到，那些来自共同基金和其他专业投资机构的分析师在这个时间段通常要关注自己所追踪公司的三季度盈余报告，他们为了参加这次会议，不得不对自己的行程表做出调整。因此，卡茨决定将会议安排在春季以缓解对方的压力。同时，他还将会议永久性地安排在佛罗里达举行（之前是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三地轮流举办），从而避免了分析师们在市场开盘前必须在凌晨4点15分起床和他们远在美国东海岸的客户进行沟通的麻烦。在卡茨的安排下，报名参加会议的人数很快超过了600人。

毫无疑问，这一会议已经成了贝尔斯登的金字招牌。在投资银行界，贝尔斯登已经可以与那些大型的、从事多元化经营的公司一争高下了。因此，施瓦茨和卡茨决定继续延续这种模式，进而发现引人注目的新机会。在21世纪初期，他们和传媒行业的CEO们举办了一系列的“炉边谈话”。在前几期活动中，施瓦茨和传媒界的大佬——当时掌管着美国电视网（USA network）的巴里·迪勒（Barry Diller）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谈话形式，很快，这档“对话”节目就引起了轰动。

施瓦茨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有一年，当他们在美国西海岸主持节目的时候，他和卡茨告诉与会的嘉宾，他们已经安排了一位重要的贵宾在当天的晚宴上发表演讲。至于具体的细节，他们严格保密。施瓦茨雇用了一批演员装扮成戴着耳机的美国特情处的特工，然后在宴会大厅外面安装了一台金属探测仪。此次活动的安检非常严格，维康公司（Viacom）的董事长萨默·雷德斯通因为没有佩戴显示其身份的徽章而被拒绝入内。当晚宴即将开始的时候，施瓦茨将一枚总统印章放在了讲台上，然后开始介绍威廉·杰斐逊·克林顿——这时，一位专业模仿名人的演员以克林顿的身份登上了讲台。施瓦茨这次算是彻底幽默了一回。

与贝尔斯登其他高管一样，施瓦茨在其2000年前后掌管贝尔斯登期间赚了不少钱。仅在2006年，他的奖金就已经达到了1600万美元，从而成为继凯恩之后贝尔斯登最大的个人股东之一。

2000年，施瓦茨以将近300万美元的价格在纽约买下了一处包括6间卧室，并且可以一览长岛海湾美景的房产。3年后，他在格林威治又置下了一处占地7英亩 [3] ，房子面积达到11000平方英尺 [4] 的豪宅。据说他这次花了1000多万美元。

2002年，也就是施瓦茨和前任妻子凯西离婚一年后，他又结婚了。他的现任妻子南希·西曼比他年轻几岁，是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南希是依靠实干致富的企业家，目前是劳伦斯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在韦斯特切特的富人区以及曼哈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有自己的不动产。

虽然深爱着贝尔斯登，但是施瓦茨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成为公司的CEO。这些年来，他和斯佩克特保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身为贝尔斯登联席总裁和CEO的斯佩克特，将自己手中掌管的资本市场运作业务全部交给施瓦茨打理。斯佩克特虽然比施瓦茨年轻10岁，但是他的志向远大。特别是当斯佩克特的儿子亚当身患癌症的时候，施瓦茨愈发地感觉到工作与生活之间平衡的重要性。亚当的康复让他明白了家庭的健康和睦是第一位的，不要把工作上的事太放在心上。有一段时间，施瓦茨曾集中精力处理自己的工作，确切地说，他是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很多事情同时发生时做出最优选择。

去年8月，凯恩撤销了斯佩克特的一切职务，当时施瓦茨还因为此事而大为光火。他对凯恩表示，斯佩克特完全有能力让贝尔斯登做得更好，他是公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凯恩对此却无动于衷。直到斯佩克特愤怒地离开贝尔斯登之后，施瓦茨才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多么紧张的局面，以及数不清的曾经因为斯佩克特的尖锐作风而苦不堪言的员工。凯恩仍旧在重要时刻继续着自己的高尔夫球事业，而斯佩克特也在周四的晚上乘坐私人飞机去了一趟马撒葡萄园岛，但是这决不能够成为斯佩克特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借口。两位高管在这个时刻的表现完全背离了格林伯格制定的职业操守。

施瓦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试图抹去斯佩克特时期留下的阴影。为了具体改善贝尔斯登固定收益业务的处境，施瓦茨不断地与房屋抵押贷款和其他证券产品的交易员会面，询问他们的持仓情况和交易策略。他现在依旧在斯佩克特位于7层的那间空荡荡的办公室办公。在召开风险管理会议期间，施瓦茨试图调解交易员马拉诺和鹰派“王牌”格林伯格以及迈耶之间的矛盾。马拉诺对于降低自己投资组合规模的提议并不“感冒”，而格林伯格和迈耶则希望去库存的销售能够马上启动。“我们必须降低资产规模！”格林伯格大声说道，而马拉诺则在一旁不停地嘟囔着什么。现场的气氛可不怎么友好。

施瓦茨认为贝尔斯登没有必要贱卖自己最有价值的资产。但是，在问题频出的房地产市场中，已经几乎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买这些资产了。因此，他把目光转向了贝尔斯登的战略合作伙伴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公司（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以及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这两家公司和施瓦茨的团队在8月和9月曾经商讨过此事，但是目前还没有达成任何一笔交易。此外，贝尔斯登还把目光投向了来自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中信证券。后来，贝尔斯登还雇用盖瑞·帕尔联系过类似的业务。

这个时候距离贝尔斯登出现现金枯竭还有7个月的时间，而此时公司对未来的预期还是相当看好的。在9月底到10月初的时候，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出现回暖的迹象，此后甚至一度走出了直线飙升的行情。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掩饰贝尔斯登内部的混乱不堪。凯恩在当年秋天因为严重的前列腺感染而住进了医院，而且他的恢复情况也远远低于预期，进而让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公司的日常业务。投资者们开始注意到了这一情况，更糟糕的是，媒体记者们也一起过来凑热闹。

11月1日，《华尔街日报》以“贝尔斯登的CEO在处理危机时出了问题”为题刊登了一篇令人震惊的封面文章。文章说凯恩已经无心管理贝尔斯登，并且提到当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崩盘之后，凯恩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就已经很少露面。该文章还爆料说，凯恩在7月份的21个工作日中，至少有10天没有出现在贝尔斯登的办公室里，而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其两只基金最终崩盘的时间。实际上，凯恩当时大部分时间都在田纳西州的首府纳什维尔参加一场桥牌巡回赛，而且他还养成了每周五到新泽西州的迪尔打高尔夫球的习惯——他通常不带手机或者黑莓。

更糟糕的事情还不止这些，文章中还涉及了凯恩吸食大麻的消息。报道指出，在2004年孟菲斯举办的另一场桥牌巡回赛中，凯恩曾经邀请一位女士和另外一位与会者到双树酒店大厅的男洗手间吸食大麻。凯恩对此事予以否认，但是文章却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凯恩在撒谎。

对于大多数贝尔斯登的交易员来说，《华尔街日报》通过向公众曝光公司丑闻的方式，来完成对公司最后的，也是无法让他们接受的致命一击。试想在华尔街的施压之下，人们会怎么对待这位瘾君子CEO呢？当然是愤怒、无法容忍。特别对于贝尔斯登大多数收入不高或者全年没有拿到一分钱奖金的员工来说更是如此。更加令人震惊的是，公司第四季度的业绩有可能面临着亏损。公司的员工已经对这位优柔寡断的73岁CEO失去了最后的信心。

年底召开的管理层会议已经变成了各方发泄心中怒火的舞台。马拉诺和迈耶就偿还债务这一问题公开翻脸，而其他人也在不断地询问凯恩究竟什么时候下台。保罗·弗里德曼和他的几个搭档也表示，如果公司不能尽快将凯恩扫地出门，他们就要在施瓦茨位于42层的办公室里举行静坐示威。在走廊里，施瓦茨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围住，而他此刻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一切。

公司内部的这种悲观情绪在新的一年里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施瓦茨在凯恩的办公室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进屋对凯恩说：“我想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了。”

“什么？”凯恩说。

“我希望你马上辞职。”施瓦茨回复道。

凯恩听完之后一下子就靠在了椅背上，半晌无语。当他意识到施瓦茨还在等着他的回答时，他向贝尔斯登的独立董事们表示，他将在12月份的董事会会议结束之后辞职。虽然凯恩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但是现在的环境迫使他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我很高兴是你来向我宣布这个决定。”凯恩最后说道。

贝尔斯登随后紧急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1月8日，施瓦茨被正式任命为公司的CEO。

凯恩的下台暂时缓解了内部员工对贝尔斯登管理层的不满，但是这些都无法打消人们对贝尔斯登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头寸的担忧。1月底，施瓦茨在大厦12层与固定收益部门的几名高管进行的早餐会议上表示，他已经为贝尔斯登的未来制定了新的发展蓝图。由于贝尔斯登的执行管理委员会长期由个别核心人物占据，因此，他决定聘请麦肯锡咨询公司对贝尔斯登的管理层进行改组。施瓦茨也寄希望这次改组能够为自己开个好头。

鉴于贝尔斯登目前的情况可能会增加外部投资者的疑虑并导致其将交易业务转向其他的交易对手方，施瓦茨要求他的团队必须将所有的期权暂时搁置。然而，他并不愿意草率行事。如果贝尔斯登将来的处境比今天还要糟糕的话，到那时候他就可以更仔细地决定执行哪笔交易。

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中，素有强硬派之称的59岁的外汇交易部门主管——大卫·舍恩塔尔首先发问。大卫是呼吁通过静坐示威将凯恩免职的发起人之一，他目前非常关心贝尔斯登的现金头寸。“艾伦，你刚才说的话非常吸引人，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本呢？”他问道。

“先生们，我们现在根本不需要更多的资本。”施瓦茨笔直地站在那里回答。他随后又补充道，就在几个月前，当贝尔斯登的资本超过130亿美元的时候，有些分析师就指出贝尔斯登的现金杠杆过高，因为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而言，贝尔斯登当时在股权投资上面获得的收益率并不算很高（这是衡量一家投资银行好坏的重要指标）。但是现在，施瓦茨对贝尔斯登持有的大约118亿美元的资本水平相当满意。

然而，贝尔斯登手中相当规模的抵押贷款证券投资组合确实出了问题。施瓦茨对当时在场的交易员们说：“我们是时候清理这些东西了。”贝尔斯登持有大约46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以及相关的证券，其中包括大量的抵押支持证券，或者与由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担保的住房贷款相关的证券。但问题是，贝尔斯登还持有不少次优级（Alt-A）抵押贷款，而这些产品的评级仅仅比次级贷款（subprime）高一个等级。除此之外，贝尔斯登还持有少量的商业抵押证券（CMBS），以及一部分已经开始贬值的原始商业抵押整体贷款（whole loans）。

每当谈到改善贝尔斯登的管理结构这个问题时，施瓦茨首先想到的就是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2007年年底，施瓦茨聘请了奥纬咨询公司（Oliver Wyman），希望在其技术和实时监督数据更新的基础上提高贝尔斯登的风险管理效率。

那年冬天，贝尔斯登的重要客户和交易伙伴——来自加州纽波特比奇的基金公司——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向贝尔斯登的固定收益部门的负责人发出了增加现金储备的警告。在这份警告当中，PIMCO提出要终止和贝尔斯登之间的大部分业务。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开始有点坐不住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想办法自救了。

1月，日本住友集团（Sumitomo）的高管与施瓦茨和莫利纳罗在纽约见面。他们此前一再对贝尔斯登伦敦办公室的主管迈克尔·佩雷蒂表示，住友集团对投资贝尔斯登非常感兴趣。

住友集团靓丽的资产负债表正好符合贝尔斯登加快扩张亚洲市场的计划。但是，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个让贝尔斯登很难接受的条件：他们要求施瓦茨必须终止和中信集团（CITIC）此前的所有业务往来，而中信集团即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向贝尔斯登注资10亿美元。

1月10日，贝尔斯登的高管团队开始认真考察住友集团提出的投资方案。住友集团希望持有贝尔斯登10%～30%的股权，而这个提议对于那些紧张的交易员来说也许是个好消息。然而，施瓦茨目前还在处理中信集团那边的事情，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这笔交易。“别再自欺欺人了，这些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投资计划书收了起来。施瓦茨认为可以和住友集团先进行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交易，而不用考虑两家公司能否就后续的合作事宜达成一致。

2月，日本野村证券（Nomura Holdings，Inc.）也发来一份内容类似的投资计划书，但是贝尔斯登仍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此后，贝尔斯登还断断续续地与全球第一家上市的对冲基金公司——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商讨收购贝尔斯登的相关事宜。此时的施瓦茨在公司是否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这一问题上仍旧犹豫不决，而堡垒投资集团提出的在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拥有经营权的计划也被贝尔斯登否决了。

3月初，贝尔斯登公布了第一季度财报。从报表上的数据来看，虽然贝尔斯登及其竞争对手持有的抵押贷款证券出现了大幅的贬值，但是公司的每股收益却达到了1.23美元，这似乎预示着贝尔斯登的经营状况出现了一丝好转。施瓦茨对此的解释是，贝尔斯登的杠杆融资债务比例非常低，也就是说，公司在通过向企业客户发放贷款来帮助其完成全部交易方面的比例是最低的。此外，在所有主要的投资银行当中，贝尔斯登没有受到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抵押担保证券（CDO）的影响。这是因为对于贝尔斯登持有的金融资产而言，这些衍生品简直就是有毒资产。

施瓦茨随后将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改组公司管理层的计划中，而他打算在3月25日召开的公司内部会议上宣布这项计划。在第一季度业绩向好的鼓励下，施瓦茨开始全力准备于本月10日在佛罗里达棕榈滩豪华的浪花酒店（Breakers hotel）举行的本年度的媒体见面会。

就在贝尔斯登倒下的前一周，各种令人不安的消息接踵而来。几天前，伦敦的有限合伙制对冲基金Peloton Partners由于无法从贷款人那里获得充足的现金和抵押品以满足追加押金通知的条件而宣布破产。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全球最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公司设立在伦敦的凯雷资本（Carlyle Capital Corporation）似乎遇到了同样的麻烦。此外，一向拥有良好信用评级的贷款公司——桑恩柏格房贷公司（Thornburg Mortgage）也受到了冲击。作为贷款人以及抵押贷款的持有者，贝尔斯登这个能够将触角伸到整个金融体系每个角落的巨无霸，看来注定要因为这三家公司而损失惨重了。

威讯公司（Verizon）的塞登伯格此前曾邀请施瓦茨在3月6日晚上于棕榈滩举办的董事会晚宴上发表演讲。施瓦茨当时正在考虑如何离开这个小镇，但是他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因此便接受了对方的邀请。

在星期五到星期日的这三天里，施瓦茨接到了无数个来自浪花酒店的电话。其间，他分别与沃尔什和盖特纳进行了通话。那些专门为防止贝尔斯登出现债务违约而设计的保单的价格纷纷暴涨——这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

3月10日是贝尔斯登举办媒体见面会的第一天，施瓦茨直到现在才意识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美联储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便利，希望通过购买包括住房贷款等资产的形式，为那些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充足的现金保障。与此同时，一大批由贝尔斯登打包成证券销售的次优级（Alt-A）抵押贷款被一家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下调了评级，理由是这些产品对于保守的投资者而言风险过大。这些消息无疑对贝尔斯登的股价产生了负面影响；投资者们将美联储的一系列行动理解为政府要对贝尔斯登实施紧急救助，而证券评级的下调也几乎等同于下调了贝尔斯登的信用评级。从这个星期开始，贝尔斯登的处境注定会越来越艰难。

施瓦茨目前正处于其职业生涯最糟糕时期的末端，当保尔森和盖特纳毫无征兆地打来电话时，这位贝尔斯登的CEO正在格林威治南部的某个地方。根据官方的说法，人们在理解美联储提供贷款的时间框架这个问题上似乎出现了一些偏差。正如之前发布的新闻公告所暗示的那样，这笔基金只在纽约时间的周六晚上，也就是在亚洲市场开盘之前有效——而不是人们普遍认为的一个月。这一点印证了保尔森说的那句话：“你必须在周六晚上做出决定。”

保尔森已经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闻到了血腥味儿。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就是债权人的信心将会随着明天早上的官方宣布降到冰点，而且评级机构对贝尔斯登的降级决定势必会让市场承受更大的压力。他希望自己和盖特纳能够说服评级机构谨慎行事，但是这一切已经太晚了。保尔森还意识到，美联储的贷款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他们很可能会在星期一让贝尔斯登寿终正寝。在度过了这个没有任何收购消息的周末之后，道指在周一开盘的时候毫无悬念地大幅低开，伴随着指数的狂泻，不仅仅是贝尔斯登，诸如雷曼兄弟、美林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等纷纷暴露抵押贷款风险敞口和风控问题的投资银行无一幸免。今天的市场表现已经无法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了。

施瓦茨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已经麻木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实际上留给他的只有两天。然而，施瓦茨的心中仍然存有一丝幻想。毕竟联邦政府还没有抛弃他们，但是其拍着胸脯承诺支援贝尔斯登的几十亿美元到现在也没有着落。施瓦茨对话筒那头的官员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就挂断了电话。

当莫利纳罗接到施瓦茨打来的电话时，他正在梅里特林荫大道的加油站喝着咖啡。然而，他等来的却是坏消息。

“你他妈的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他们是不是决定停止援助了？”莫利纳罗说道。

施瓦茨把刚才和保尔森的对话简要叙述了一遍。他告诉莫利纳罗，保尔森已经决定让这一切快点儿结束。此时的莫利纳罗已经为贝尔斯登的事情忙活了一宿，但是他已经无力再坚持哪怕一分钟了。莫利纳罗回想起早上与施瓦茨的那次谈话，他当时告诉施瓦茨，如果他确实想接受来自政府的注资，就不要再指望重掌贝尔斯登的大权了。他记得施瓦茨当时给出了肯定的答复。现在，保尔森再次证实了这一点，所有的一切都将在这个周末结束。

身心疲惫的莫利纳罗还是不肯相信眼前的现实。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了，贝尔斯登没有像其他公司那样做到大而不倒，他心想。莫利纳罗随后回到了车上，向自己家的方向驶去。

晚上8点

在与盖特纳和施瓦茨失望的谈话之后，亨利·保尔森驱车前往位于市中心M大街的国家地理学会。他和妻子都曾经为该学会慷慨解囊，而且保尔森还答应妻子出席Lord God Bird（一部讲述象牙喙啄木鸟的影片）的放映仪式。

坐在剧场里的保尔森认为美国财政部将为其做出的决定感到后悔。他不停地问自己：“我这是在干什么？”在放映仪式之后的社交环节里，心事重重的保尔森已经没有了和其他捐赠者互动的心情。温迪有些生气地说：“你还没和他们打招呼呢。”

自从去年8月贝尔斯登发生现金危机以来，保罗·弗里德曼就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精神的高度紧张让他很容易打瞌睡，但是这一觉最多睡到凌晨一两点。如果实在睡不着的话，弗里德曼要么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要么漫无目的地翻着杂志，直到再次入睡为止。此外，弗里德曼还经常泡在网上，靠寻找和观看一些有趣的YouTube视频打发时间。

星期日的晚上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由于担心贝尔斯登会在周一发生不测，弗里德曼打心里希望这个周末能够过得慢点儿。如果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个时刻，那么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他在斯卡斯代尔镇家里的卧室里看了大半宿的电影，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去睡觉。在经历了又一个让人不安的夜晚之后，负责贝尔斯登公司战略部门的史蒂夫·贝格雷特“习惯性”地用电话铃充当了一回弗里德曼的闹钟。“贝尔斯登卖了没有？”这句话已经成为弗里德曼的口头禅。尽管一个星期以来有意收购贝尔斯登的买家不在少数，但是依旧没有人愿意接手贝尔斯登。

星期五，弗里德曼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了家，他知道自己必须好好睡上一觉才能有精力接待J.P.摩根和弗洛尔斯的团队。弗里德曼拿出了一瓶为自己乘坐长途航班而准备的安必恩（美国产的一种安眠药），晚上不到8点就上床睡觉了。

一个小时以后，苏西不得不把弗里德曼叫了起来。这次是蒂姆·格林的电话，他说有紧急的事情找弗里德曼商量。

弗里德曼接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喂”，而格林现在的状态比弗里德曼好不到哪儿去。格林告诉他，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为一笔70亿美元的贷款和J.P.摩根讨价还价。而银行那边也已经正式通知贝尔斯登的高管，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便利的有效期并不是他们所理解的28天，而是截止到这个周末。格林说他并不想就此放弃，可是如果他不接受J.P.摩根开出的条件，贝尔斯登连一分钱都别想拿到。“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格林问道。

由于安眠药的药劲儿还没有过去，弗里德曼现在根本无法清醒地思考。他只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身为贝尔斯登清算代理人的J.P.摩根，不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该履行其最后贷款人的义务。“这帮混蛋只想着往自己的口袋里捞钱，难怪他们会如此刁难你。”弗里德曼若有所思地说。最后，弗里德曼告诉格林，马上给美联储打电话。

格林说他刚刚和贝尔斯登的一位合规律师与盖特纳的办公室主任通了电话，对方要求贝尔斯登答应J.P.摩根提出的任何要求。

“这件事可不是拿我这点工资的人能够说了算的。”弗里德曼回复道，“给我接通艾伦的电话——等等，还有迈克·索兰德的。”这一次，该轮到贝尔斯登的法律总顾问出场了。

“我们已经打过了。”格林说。他告诉弗里德曼，索兰德说他晚上吃了安眠药，太困了，根本接不了电话；而就在他们之前通话的过程中，格林听到话筒那边传来了清晰的鼾声。

弗里德曼并没有挂断电话，而是让格林马上接通施瓦茨家里的电话。贝尔斯登的债券交易员介绍了目前的最新情况：首先，贷款便利期限的变更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其次，如果贝尔斯登不在协议上签字，J.P.摩根就将拒绝为贝尔斯登提供贷款。至于盖特纳的态度，他似乎已经决定置身事外了。施瓦茨被彻底地激怒了。“这些事情现在都不重要了，你马上把那份该死的协议签了。”施瓦茨向格林下达了指示。

弗里德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又问了施瓦茨一遍：“你确定吗？”

“是的，我确定。”

虽然三个人保持了片刻的沉默，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弗里德曼最后说道：“就这样吧，蒂米，我想你已经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了。”说完，三个人同时挂断了电话。

当天夜里，泰塞告诉萨姆·莫利纳罗，他认为除了施瓦茨之外，董事会里恐怕没有人知道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有多糟糕。随着美联储制定的最后期限的临近，莫利纳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他想让泰塞和萨勒诺先和自己碰个头，然后明天早上再亲自与施瓦茨商讨对策。他们还有时间制定拯救贝尔斯登的方案，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将成为贝尔斯登历史上最快达成的一笔交易。

[1] 1英里= 1609.344米。

[2] 加拿大皇家银行的一位女发言人否认了该行从贝尔斯登撤资的传闻，并称自从3月份发生危机以来，RBC向贝尔斯登提供的短期借款总额一直有增无减。

[3] 1英亩= 4046.856 422 4平方米。

[4] 1平方英尺= 0.092 903平方米。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午夜

就在贝尔斯登的两位高管相继进入由药物导致的睡眠之际，公司的其他人则密切关注着贝尔斯登愈加恶化的处境。

公司固定收益部门交易室的负责人彼德·拜恩拉尔迪在星期六中午12点26分的时候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的内容正是贝尔斯登大多数高级交易员和管理人员所关心的。

这封标题为“重要事件——请务必阅读——贝尔斯登救助方案”的邮件是从拜恩拉尔迪在曼哈顿市中心的公寓里通过笔记本电脑发出的，收件人包括施瓦茨、马拉诺，以及其他坚守在固定收益部门的顶级交易员。这封长达数页的电子邮件针对现在已经寸步难行，必须要有所行动的贝尔斯登发出了肺腑之言：

“我们现在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妙了——我从没有想过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从某种程度上讲，贝尔斯登的倒下恰好符合了那些大型商业银行的利益。”

拜恩拉尔迪和其他很多人都听说了关于空头及公司的竞争者将贝尔斯登作为攻击目标的阴谋论，而且这些负面传闻已然成为对方嘴里的谈资。有些公司想通过下注的方式赌贝尔斯登的股票下跌，并且希望借此从中大赚一笔；而另外一些公司则想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廉价收购贝尔斯登。从理论上讲，如果贝尔斯登真的倒了，J.P.摩根（规模更大的投资银行）和花旗集团（拥有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相对分散的风险等优势的大型商业银行）势必不会放过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至于中信集团，他们已经被自己的巨额亏损和庞大的成本结构搞得焦头烂额，因此，现在只有J.P.摩根可以从贝尔斯登的破产中受益了。

拜恩拉尔迪还指出，J.P.摩根在这件事情上似乎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他们很有可能在这个周末乘虚而入，从而以低廉的价格将贝尔斯登全盘收购，或者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门占为己有。毋庸置疑，J.P.摩根花小钱办大事的行为肯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美联储这么做简直毫无道理！他们只关心大型商业银行的利益。”拜恩拉尔迪写道。但是他随后又意识到，美联储只负责监管拥有储户存款的商业银行，而像贝尔斯登这样的投资银行则属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范畴。在美联储看来，为了稳定美国的经济体系，他们肯定会保证商业银行的利益，而杠杆化严重的投资银行向来入不了他们的法眼。

星期五早上，虽然美联储如期地将贷款通过J.P.摩根发放了下来，但这一切非但没有起到稳定股东、客户和债权人紧张情绪的作用，反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就连贝尔斯登的管理层都没搞明白美联储此举的动机何在。当然，相对于个别银行的前途命运而言，中央银行肯定会把精力放在控制本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上来。然而，人们现在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美联储在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上有任何的偏袒之处，而随之而来的临时性信用贷款却让事态彻底失控了。实际上，美联储提供的紧急融资措施引起了部分贝尔斯登债权人的质疑。如果这些债权人认为他们的客户已经失去了偿还债务的能力，那么他们将有权收回或者拒绝对其债务人恢复信贷。

在发出紧急求救邮件的同时，拜恩拉尔迪提醒所有的收件人注意贝尔斯登所处的困境。贝尔斯登现在遇到了大麻烦，它已经沦为不计后果的贪婪的捕食者手中的牺牲品。在这场毫无胜算的、只针对一方的清仓大甩卖中，贝尔斯登急需找到应对的办法。此时的拜恩拉尔迪还不知道贝尔斯登距离寿终正寝只有两天的时间，而不是之前预想的28天。

早上7点

6个半小时以后，闹铃的声音从弗里德曼在斯卡斯代尔镇家的卧室里传了出来。即使昨天晚上服用了一定剂量的安必恩，弗里德曼还是被格林的电话打断了睡眠，现在的他仍然有些神志不清。然而，他现在必须打起精神来。弗里德曼晃晃悠悠地来到楼下冲了个澡。

洗完澡后，弗里德曼连早餐都没顾上吃就跑到家里能够容纳两辆汽车的车库，一头钻进了他的灰色奥迪轿车。从弗里德曼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贝尔斯登开始，他就和苏西梦想着在一处安静的、枝叶茂盛的小巷中拥有一套住所。此时的他正回想着自己在1991年被晋升为贝尔斯登高级董事时的情景。为了出席在纽约市中心的洛克菲勒中心65层的彩虹厅举行的庆祝晚宴，苏西在她的母亲的劝说下，花了200多美元买了一套礼服。

然而，贝尔斯登并没有兑现应当属于弗里德曼夫妇的那笔钱。早在去年夏天，弗里德曼夫妇就曾认真讨论过此事。如果贝尔斯登倒闭的话，那么保罗的奖金和持有的股票就将成为一张空头支票。为了保险起见，弗里德曼在汇丰银行（HSBC）开立了账户，并将一部分资产转移到了海外。从那时起，弗里德曼便开始对手中持有的贝尔斯登的股票更加留意起来。当他获悉贝尔斯登陷入困境的时候，他马上就把这些问题与内幕交易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弗里德曼驱车从哈琴森河公园大道赶往曼哈顿的路上，他莫名地感到一丝宽慰。他内心最担心的恐惧终于成为现实——贝尔斯登终于坚持不住了，而且公司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拿出应对的办法。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他至少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忧心忡忡地度过了9个月之后，弗里德曼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他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贝尔斯登的生死将会在未来的36个小时之内尘埃落定。

星期六早上的工作安排十分简要：到会议室集合，然后准备答复J.P.摩根提出的疑问；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公司现在的处境，因为贝尔斯登必须在这个周末达成这笔交易，而J.P.摩根则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上午8点左右，弗里德曼把车停在了贝尔斯登员工平时不太注意的第46号大街，然后径直走进了大厦。

与此同时，施瓦茨给正在佛罗里达度假的两位独立董事文森特·泰塞和弗雷德·萨勒诺打了电话，并向这两个人介绍了昨天晚上发生在自己这里的最新情况。施瓦茨告诉他们美联储只留给他们48个小时的时间，贝尔斯登要么在这个周末找到买家，要么宣布破产。

泰塞和萨勒诺对施瓦茨的这番话并不感到吃惊。对于律师出身的泰塞而言，他在私人和公共部门都有过任职的经历。他曾经在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务局担任过副主席的职务。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泰塞在担任纽约州银行总监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他看来，美联储的官员并不是政治游戏的玩家，他们只在乎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否安全。一旦美联储认为某家银行“伤势过重”，他们肯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至于财政部，泰塞认为那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财政部的官员不参与政治。如果亨利·保尔森将这件事提上议事日程的话，那么他是绝对不会觉得意外的。

泰塞回想起了自己在1985年的那段经历，当时身为银行业监管人员的他目睹了纽约鲍里储蓄银行（Bowery Savings Bank）的破产，而日后成为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此时正是该银行的董事会成员。

深陷泥潭的鲍里储蓄银行不得不向政府求援。由于不确定的未来，泰塞自己得出了结论：要么关门歇业，要么将银行出售。因为市场无法承担由于鲍里储蓄银行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后果，因此，这家银行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售给了一家由私人投资者组成的财团。泰塞发现眼前发生的一切与当年的情景几乎如出一辙。

在从纽约的欧文顿市进城的途中，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银行业专家罗杰·科恩正坐在自己的汽车里打着电话。过去的两个早晨他一直在和华盛顿的官员们开会讨论此事，他之前已经隐约听到贝尔斯登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的传闻。美联储的官员已经在星期五明确告知科恩他们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贝尔斯登的问题——这肯定不是一出拖沓的、没有明确结局的戏剧。财政部的人在相同的时间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美联储和财政部做出的不会考虑政府救助的表态似乎旨在提前给整个金融界打预防针。

上午8点30分

上午8点30分，贝尔斯登的高层已经聚集在了麦迪逊大街383号12层的会议室，准备着和J.P.摩根的谈判。会议室内摆满了百吉饼、羊角面包、果汁和咖啡，与会的各方人员各取所需，往来其中，还不时驻足小议一番。由于星期六的缘故，不少人都穿着卡其裤和运动夹克衫。

和星期五的情况不同的是，当震惊和愤怒的情绪占据上风的时候，全场的人好像都不太情愿接受这一事实。贝尔斯登那些曾经斗志旺盛的员工已经明白他们的公司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而他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期盼着贝尔斯登尽快找到下家。如果真是J.P.摩根最终胜出的话，那也算是众望所归吧，毕竟谁也不愿意失去工作，让手中的股票变成废纸。

贝尔斯登的头面人物悉数到场：施瓦茨、莫利纳罗、厄普顿、马拉诺、弗里德曼、史蒂夫·迈耶、布鲁斯·里斯曼——贝尔斯登股票交易部门的两位主管之一，以及经纪业务部门的负责人。除了贝尔斯登的高层以外，还有一些从大学直招进来的年轻员工在会场做辅助性质的工作，比如电脑数据的运行，或者传送文件。

施瓦茨已经召集了五六十人，然后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现在的他看上去既冷静又专注。

“我想对今天到场的各位表示感谢，”施瓦茨说道，“我们每个人在过去的几天里都倍受煎熬，但是我们即将在这个周末将所有的一切搞定。没错，这个周末是我们的最后期限。”施瓦茨并没有提到贝尔斯登只剩下两天的时间，其实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凡是在周五上班的员工都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

随后，一部分员工来到了事先指定的12层和13层办公区，准备配合在那里进行的尽职调查会议。这注定又是漫长的一天。

上午9点

莫利纳罗、施瓦茨、梅特里克，以及贝尔斯登的法律总顾问索兰德（现在已经完全清醒），来到12层的餐厅准备与J.P.摩根的高管们会面。J.P.摩根方面的代表包括：史蒂夫·布莱克、道格·布劳恩施泰因、首席交易员、法律总顾问史蒂夫·卡特勒（曾供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执法部门）。原本计划周六返回的J.P.摩根投资银行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也从伦敦通过电话加入了此次会议。

一阵寒暄之后，莫利纳罗言归正传，开始介绍贝尔斯登的情况。他谈到了贝尔斯登的收支概况，并根据到2月29日为止统计的第一季度的初步数据做了简单概述。虽然经历了2007年第四季度令人尴尬的亏损——这在贝尔斯登85年盈利的历史中可谓算是头一遭——但是这份数据却预示着贝尔斯登在新财年的前三个月的每股收益超过了1美元 [1] 。

莫利纳罗详细介绍着贝尔斯登的核心业务以及每块业务的具体情况。今天的会议和他平时向投资者和分析师做报告的情景并无区别，只不过他手中掌握的是一份尚未公布的业绩报告。

作为J.P.摩根方面的主要发言人，布莱克的真诚让贝尔斯登的团队印象深刻。他们认为布莱克能够认可贝尔斯登方面提供的信息，并且有兴趣完成这笔交易。想到这儿，贝尔斯登的高管们似乎有些放心了。虽然要想在今天就把所有的事情搞定并不现实，但是J.P.摩根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对方应该知道这次的赌注有多大，莫利纳罗心里不停地在想。

会议结束之后，莫利纳罗和施瓦茨把布莱克拉到一间小会议室里面继续商讨相关的事宜。两位高管开始向布莱克详细介绍贝尔斯登的高层，他们说这些人现在最担忧的就是贝尔斯登的业务情况。接下来，几个人又谈到了两天的时间期限问题。与周五不同的是，当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之时，贝尔斯登现在迫切地希望能够在周六晚上和J.P.摩根达成协议，而这个结果也正是美国政府想看到的。

布莱克对两位高管表示了感谢，并且承诺尽力促成这笔交易。莫利纳罗和施瓦茨分别回到各自的办公室准备材料，然后开始打电话。

与此同时，贝尔斯登的一些管理层人员正在13层的会议中心与J.P.摩根的团队开会，他们在会上与那些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同事的J.P.摩根员工讨论着贝尔斯登各个部门的具体情况。汤姆·马拉诺和他的抵押贷款团队与J.P.摩根的抵押贷款交易员坐在同一间会议室里，而厄普顿和他的团队则与J.P.摩根的财务人员在一起。在其他的会议室里，贝尔斯登股票交易部门的核心成员面对的是负责J.P.摩根股票交易部门的CFO艾米莉·伯特尼。由于她的上司卡洛斯·赫尔南德斯现在正在埃及旅游，因此今天的会议暂时由她代替主持。

伯特尼首先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又询问了一些主要业务的情况。史蒂夫·迈耶和他的妻子及孩子刚刚结束了未能成行的太浩湖（Lake Tahoe）假期回来。大约三个小时之后，迈耶和他的团队与J.P.摩根的工作人员办理了交接手续，并且公布了贝尔斯登目前持有的现金数量以及抵押品的情况，以及一些其他主要的财务状况。如果遇到某些棘手的问题，有些人就会离开会议室在走廊上讨论一番。

伯特尼和她的同事对贝尔斯登员工表现出来的友好、亲切的态度非常感动。但是，他们提出的有关风险和客户的疑问却让迈耶和他的团队十分反感。虽然J.P.摩根对某些问题标注了“未公布”或者“机密”的字样，但是协议上仍未公开这些谈话的细节。贝尔斯登股票交易部门的负责人不愿意向其竞争对手透露任何大客户的信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私下的谈话内容会泄露，从而让J.P.摩根掌握更多贝尔斯登重要客户的信息。因此，有一些单方面的谈话就需要在大厦的走廊里面进行，但是贝尔斯登的人却对这些问题避重就轻，他们声称自己对很多事情也是毫不知情。

蒂姆·盖特纳这个早晨也在思考着这件事。他发现自己的个人经验已经无法应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了。他决定向大名鼎鼎的，且已退休多年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寻求帮助。保罗·沃尔克今年已经81岁高龄，曾经掌舵美联储将近20年。

在沃尔克位于曼哈顿的家中，盖特纳把自己对这件事的悲观看法全盘托出：贝尔斯登很有可能在没有成功出售的情况下宣布破产，而目前愿意接盘的最佳选择只有J.P.摩根。“我认为我们可以做一笔大买卖。”纽约联储银行行长解释道。实际上他们已经谈过此事了。“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沃尔克说。

上午11点

保尔森也在周六的早上着手处理贝尔斯登的事情。他把家里的事安排妥当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电话会议之旅。他和盖特纳决定对关联各方采取逐个击破的战术：盖特纳负责与贝尔斯登和J.P.摩根全天的联系工作，保尔森则尽可能地为贝尔斯登寻找新买家。至于政府官员，他们需要及时地向盖特纳和保尔森汇报最新的情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伯南克也拉进来。

早上刚过，盖特纳和保尔森就和施瓦茨、科恩，以及贝尔斯登的投资银行家盖瑞·帕尔通了电话。他们在电话中就潜在的买家和事情的未来走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德意志银行首先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盖特纳此前已经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约瑟夫·阿克曼进行了沟通，对方似乎对这笔交易很感兴趣。保尔森在阿克曼供职高盛期间就与其相识，因此，他以个人的名义给阿克曼打了电话。

然而，帕尔并不确信德意志银行会加入其中。他在昨天和德意志银行美国分行的一位高级人员的谈话中得知，德意志银行的高层对这笔交易还在犹豫当中。虽然德意志银行相信贝尔斯登确实拥有一些优质资产，但是他们不可能只用一个周末的时间就评估完全部的风险。德意志银行希望和监督员团队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不能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帕尔在本周五的时候分别向纽约梅隆银行和加拿大皇家银行的高层提及过此事，两家银行都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然而，它们在周六的早晨却突然改变了态度。两家银行的反馈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对收购整个贝尔斯登的交易不感兴趣。第二，它们只愿意将贝尔斯登的部分业务划归到自己公司的名下。现在，整个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可以说，这两家银行都不愿意冒险在短短的48小时内和一家谣言四起并且深陷困境的公司做交易。

帕尔感到非常失望，但是他又不能指责这两家银行的不作为。他在反复筛选市场中可能出现的买家时，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保持克制。

此前，已经有一些潜在的买家退出了竞争。由于接到了肯·格里芬的电话，帕尔和施瓦茨知道城堡基金（Citadel）有意这笔快速收购。看起来格里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从芝加哥派自己的团队来核查贝尔斯登的账目了。然而，贝尔斯登方面却在质疑城堡基金是否有能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对贝尔斯登这种级别的公司的收购。在城堡基金之前的投资案例中，股票交易商E*TRADE的规模就不是很大。此外，39岁的格里芬不仅完全掌握着城堡基金的控制权，而且有传闻说他正在做空贝尔斯登的股票——打赌贝尔斯登的股票会下跌，并从中谋利。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已经无暇顾及城堡基金是否会从贝尔斯登暴跌的股票中赚取利润了。带着这些疑问，贝尔斯登方面认为城堡基金缺少大型并购方所具备的认证标准，而这些东西正是贝尔斯登在这个周末所急需的。

除了城堡基金，J.C.Flowers公司也加入了这场争夺战。克里斯·弗洛尔斯周四晚上一回到纽约，就派出了他的团队到麦迪逊大街383号的贝尔斯登总部进行尽职调查，这些人于周六的早晨返回J.C.Flowers后又做了进一步的讨论。J.P.摩根的团队在楼上的餐厅和会议中心忙碌的时候，弗洛尔斯就待在下面的行政楼层，只不过他面对的是凯恩那空荡荡的办公室。

周六早上，弗洛尔斯和帕尔分别整理了一份有可能联系上的投资者名单，并且希望他们和这些买家的私人关系在这个时候能够派上用场。如果弗洛尔斯想做成这笔交易，那么他们必须投资大约30亿美元以换取贝尔斯登的大部分股权。除此之外，为了保证贝尔斯登的合作伙伴能在日后顺利地进行交易，弗洛尔斯还需要额外出资200亿美元来承担贝尔斯登的相关费用以及各种潜在的交易损失。想到这儿，弗洛尔斯马上集中精力草拟了一份出资人的名单。

这份名单上包括多家主权基金，或者由多家外国政府管理的联合投资组织：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沃伦·巴菲特，以及他过去在扩张亚洲市场时打过交道的日本财团。

帕尔在对其昨天拜访的客户进行后续的跟踪工作的同时，又联系了几位新客户。他现在已经把选择的范围扩展到了最大。与其说帕尔只是像周四晚上那样简单地询问对方是否有意收购贝尔斯登，倒不如说他在听取各方的报价，比如说有人只愿意收购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或者其他某几项重要的资产。

帕尔非常感谢弗洛尔斯的帮助，至少现在有另外一家公司愿意和J.P.摩根一争高下了。参与竞争的买家越多，其给出的竞标价格就越高。

然而，保尔森在早上晚些时候的电话会议中已经表达了对弗洛尔斯参与竞争的担忧。他希望在自己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之前知道在弗洛尔斯出价的背后是否得到了哪家或者多家银行的资本支持。在收购贝尔斯登这笔交易上，只有一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承担贝尔斯登庞大的债务，保尔森的理由很充分——仅凭一家小型的私募股权公司是无法筹集到上百亿美元资金的。但是，保尔森并不想将弗洛尔斯从名单上删除，因为现在的贝尔斯登需要任何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案。

保尔森的想法非常符合逻辑，但是他和弗洛尔斯之间却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恩怨史。作为曾在高盛供职20年的投资银行家，大名鼎鼎的弗洛尔斯成功地将高盛打造成为一家声名显赫的金融集团，它主要为银行、经纪人和保险公司提供有关并购、IPO、收购等业务的咨询服务，并且在业内有着极佳的口碑。在弗洛尔斯的带领下，高盛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完成了几个大手笔的收购项目，并从中赚取了数千万美元的佣金。其中，国民银行（NationsBank）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价值616亿美元的合并计划，以及西北银行（Norwest）斥资344亿美元收购富国银行（Wells Fargo）的决定都出自高盛之手。

弗洛尔斯身体精瘦结实，戴着眼镜，是个典型的波士顿人。他一直以来都在想办法将高盛上市的计划提上日程，尽管他的这个想法受到了其190个合作伙伴中大部分人的质疑。弗洛尔斯密切关注着公司的账目和过往的业绩，希望借此为公司的流通股上市打下坚实的基础，进而吸引更多新鲜资本的注入。此外，他还为公司的收购业务筹集了大笔资金，并且将高盛扩大到11400人的规模。此后，弗洛尔斯的努力终于为高盛的上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其上市的提案也在1999年春顺利投票通过。

然而，在弗洛尔斯是否升职这个问题上，保尔森和科赛都没有站在弗洛尔斯这边，而这两个人日后则成了掌舵高盛的核心人物。在距离高盛IPO之前的几个月里，弗洛尔斯没能出任公司三大核心部门之一的投资银行部运营办公室联席主管的职位。而且，他还失去了加入高盛管理委员会的机会。因此，弗洛尔斯在40岁的时候决定向高盛的执行委员会提出辞职。他在宣布离开高盛两个月前的一次谈话中说道：“我已经为高盛付出了太多，而我却根本看不到任何希望。”

在随后的一年里，弗洛尔斯决定自立门户。2000年，他和另外一位私募股权投资人成功说服了日本政府，并以12亿美元的价格将一家濒临破产的亚洲金融服务公司——日本长期信用银行（Long-Term Credit Bank）收入囊中，从而避免了其破产的命运。收购完成之后，他们便马上着手削减公司的开支，对其进行重组，并制定了新的经营战略。在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更名为新生银行（Shinsei Bank），并通过2004年的IPO为其投资者带来了数亿美元的利润。

直到这时，弗洛尔斯才以自己的名字将他的私募股权公司命名为J.C.Flowers&Co.，随后，又有一批高盛的前合伙人慕名而来加入他的公司。弗洛尔斯继续着他大手笔的收购传统。他先以8.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保险业巨头康赛可（Conseco）的一个部门，随后又以未公开的价格收购了小型投资银行Fox-Pitt Kelton。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2005年，弗洛尔斯希望以7.68亿美元的价格成为已经破产的期货公司瑞富（Refco）的期货交易业务的主要投资者的努力就以失败而告终。2007年，弗洛尔斯在收购学生贷款市场协会（Sallie Mae）的过程中，因为与其竞争对手在法庭上就收购价格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而没能最终成行。同年8月，弗洛尔斯又将目光转向了贝尔斯登，就在艾伦·斯佩克特被扫地出门之后，弗洛尔斯马上让他的团队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贝尔斯登的高层见面。但是，贝尔斯登方面却让弗洛尔斯一行吃了闭门羹，因为他们认为弗洛尔斯的目的旨在低价收购贝尔斯登，并不是真心实意地伸出援助之手。

弗洛尔斯当天早上就来到了贝尔斯登，然后在凯恩位于六层的办公室按照自己的思路草拟了一份投资者的清单。尽管弗洛尔斯非常富有，但是他总是一身休闲装的打扮，常年戴着一块运动型的电子表，即使是在气候比较温和的季节里，他也只是套上一件巴伯式夹克衫。倒是他那心直口快的性格与贝尔斯登的企业文化十分吻合。

他准备向贝尔斯登注入30亿美元的资金，或者是以每股2～3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然而，弗洛尔斯感觉自己的这个决定似乎有些草率，因为如果没有重要的金融机构在背后支持，这笔交易是很难成交的。

凯恩直到上午11点才加入董事会的电话会议，而贝尔斯登的“王牌”格林伯格对此非常不满。当凯恩上线的时候，格林伯格就问他是否因为打桥牌而耽误了时间。凯恩则对此坚决予以否认。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两个人就凯恩是否应当返回纽约参加为期两天的磋商活动，还是待在原地继续召开电话会议发生了争执。凯恩的本意是原地待命。“这恐怕有些难办。”他告诉与会的各位董事。“我有回来的必要吗？我可以通过电话搞定这一切。” [2]

“如果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因为打桥牌而耽误了正事，我们可承担不起这个严重的后果。”格林伯格打断了凯恩的讲话。实际上，《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的一篇博文不仅把凯恩周四和周五在底特律参加桥牌比赛的消息捅了出来，而且把凯恩在桥牌桌上的战绩与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做了一番比较。现在，《华尔街日报》正在密切关注着凯恩能否及时回来参加周末的会议。

格林伯格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强硬。作为贝尔斯登的前CEO，他和凯恩之间的敌对情绪一直没有在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和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表现出来，但是现在，这座火山终于爆发了。

现在轮到施瓦茨发言了。他说：“我们要在两天的时间内尽一切可能将贝尔斯登出售。”他此前已经被美国政府的出尔反尔“吓坏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必要为此再争论了。眼下，他们不得不与J.P.摩根、弗洛尔斯以及其他对贝尔斯登有意的投资者打交道。

贝尔斯登的一位董事还在现场询问了在政府最后通牒的问题上做文章的可能性。

话音刚落，罗杰·科恩就在他市中心的办公室里冲着话筒大声说道：“我们不可能和政府对着干。”根据他的经验，贝尔斯登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他们除了配合尽职调查程序并祈求最好的结果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贝尔斯登目前的危险处境让罗杰·科恩回想起了1984年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发生的银行挤兑事件。伊利诺伊大陆国民银行从其他已经倒闭的银行买入了大量的不良贷款，而储户们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银行抽走了100亿美元的资金。发生在5月的这次挤兑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让这家银行走到了破产的边缘。

此次挤兑事件引起了政府监管部门的注意。由于对“大而不倒”的深信不疑，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动用了45亿美元才稳定了局面。股东们则因为公司股价的暴跌而血本无归，但是那些持有债券的人却得到了保护，国民银行最终起死回生。

作为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负负责银行业务的合伙人，科恩与这家被救助的银行的总裁戴夫·泰勒共事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从此次危机中吸取的经验是，只有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才能够抵挡住严重的流动性危机。科恩还指出，一旦监管部门接手，银行原来的管理结构势必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王牌”艾伦·格林伯格说话向来直言快语。 [3] 格林伯格身材不高，有些发福，只在耳朵后面有几绺白头发。虽然他今年已80岁高龄，但是从他的外表和行为举止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位华尔街大腕级别的人物。他平时喜欢打桥牌、变魔术、玩溜溜球以及养狗。在工作上，格林伯格奉行民主的管理制度，包括股票交易员在内的任何人，不论职位高低，都可以到他的办公室里将问题和抱怨一吐为快。此外，他还经常到交易部门亲自处理棘手的问题，例如，严厉批评那些工作粗心的员工，或者将那些违背职业操守的人扫地出门。在格林伯格看来，公司内部的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认真对待，特别是影响到贝尔斯登盈利规模和公司形象的问题更是如此。

在1978～1993年掌舵贝尔斯登的这段时间里，格林伯格一再向员工灌输“抓紧时间”的工作理念。在同事眼中他总是不满足现状。虽然他会在24小时以内回复电话，但是只允许对方提1～2个问题，而且挂断电话之前从来不说再见（贝尔斯登内部也经常拿这些事调侃格林伯格，他们说格林伯格只有缩短通话时间才能增加自己的工作时间）。20世纪80年代，当时还只是一名股票经纪人的凯恩每天早晨都要开车送格林伯格上班。两个人除了顶头上司相同外，其他方面很难找到共同语言，因此，他们这一路上注定要忍受尴尬的沉默。

格林伯格对有可能出现的潜在损失历来非常谨慎。他每个周一下午4点10分主持的市场风险会议虽然只有简短的20分钟，但是人们都将它称为“冷汗”会议。会上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会由一个被公司内部称为“雪貂”的风险评估团队进行解决，该风险评估团队在对交易平台进行为期一周的跟踪之后，对交易员的资金是否存在风险做逐一的检查。由于这项制度的目的是在交易员动用贝尔斯登的资金之前寻找其中的不诚实行为和问题交易，因此，该风险评估团队的成员都有各自特殊的代号：“私家侦探”“鹰”和“鼬鼠”等。

如果格林伯格在会议期间发现个人交易者账户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头寸问题，他通常会要求对方做出合理的解释。例如，格林伯格有段时间一直在追查一笔在贝尔斯登账面上逾期90多天的持仓。他认为像这种“过时”的头寸应当尽快从公司的账目中移除出去。在199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格林伯格就曾经向《华尔街日报》吹嘘过他在风险控制方面简直做到了天衣无缝。他认为一个优秀的交易员应该是能够承担亏损的，而不称职的交易员则在想方设法掩盖亏损的事实。格林伯格还写道，一旦有人被自己当场抓了现行，他就会马上告诉对方：“你可以离开了，你已经被解雇了。”

努力工作、履行承诺，以及赚大钱等词语已经成了格林伯格平日里的口头禅。他在公司招聘员工这件事情上有着自己的一套用人哲学，在格林伯格看来，加入贝尔斯登的员工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虽然出身贫穷，但是勤奋好学，渴望追逐财富。

格林伯格从1978年年底开始向股东们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如何做生意的简报。这些看似走过场的信件实际上就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一份清晰的工作日程表。他在1980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现在操作的资金量越来越庞大，如果我们每个月不以打破纪录的劲头工作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还不够勤奋。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在我看来，现在必须全力以赴地处理那些错误账户。”他随后又补充道：“现在是我们大家抓住时机，向自满、自负和狂妄发起进攻的时候了。”

在贝尔斯登，凡是那些离开自己办公室超过10分钟，且没有通知秘书自己去向的雇员，都会受到格林伯格的严厉批评。格林伯格在1983年6月向全公司发出了一则警告：“我已经和圣路易斯动物园的马林·珀金斯联系好了，下一个违反规定的人将会得到我们为其准备好的无线电项圈作为礼物。请大家谨记公司的规章制度。另外提醒一句，我们的项圈粗糙笨重，希望不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贝尔斯登的费用支出是另外一个工作的重点。1985年，就在贝尔斯登准备IPO之前不久，格林伯格的头衔一下子由顶级合伙人变成了贝尔斯登的CEO。而他在公司内部发出的那份不得人心的严厉警告也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为了节省开支，公司决定停止购买曲别针。他希望员工们能够循环使用手中现有的曲别针，而且只有在他们接到当天新发送的文件的情况下才能领到新的曲别针。不久之后，格林伯格又把各办公室使用的信封加入了这份清单，并且还附上了一份使用说明：工作人员只允许使用信封左侧的胶条，如果信封两边开胶了，那么就把另外一侧的胶条粘上，这样就能增加信封反复使用的次数。后来，橡皮筋也成了节省开支的目标（如果橡皮筋断了，就用打结的方法将它重新连接上，以备不时之需）。

为了让贝尔斯登的员工理解他的工作理念，格林伯格虚拟了一个名叫Haimchinkel Malintz Anaynikal的商业哲学家，这个人的观点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格林伯格发布的内部简报当中。1984年1月，格林伯格又在另一份致合伙人的备忘录上提出了几条提高自我的重要原则：

1.专心做自己的事。

2.时刻警惕你的交易。

3.及时止损。

4.像老鹰那样关注每一笔支出。

5.保持谦逊。

6.处理新账户时，要了解你的客户，并且清楚他们的资金正在增加。

性情古怪又兼具学者风范的格林伯格在整个华尔街上备受尊重。贝尔斯登的迅速崛起有目共睹，而它的企业文化又将公司自上而下联系在了一起。贝尔斯登为年轻人、渴望在证券市场大显身手，以及希望从中赚大钱的人提供了施展的舞台。在这里，只要你具备足够的能力，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贝尔斯登甚至还雇用过那些曾经因为走上歧途而被其他竞争对手扫地出门的业内精英。例如，1987年，霍华德·鲁宾就是在造成3.77亿美元的亏损而被美林证券解雇之后加入贝尔斯登的。1993年，鲁宾的抵押债券团队为贝尔斯登贡献了1.5亿美元的净利润，而他本人也获得了高达650万美元的奖金。

格林伯格虽然铁石心肠，但是却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1993年，一位名叫丹尼斯·霍姆的雇员因车祸去世，格林伯格不但在贝尔斯登内部发起了募捐活动，还替这位雇员偿还了181000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此外，他还鼓励人们参加由自己亲自主持的，或者由美国童子军（11～14岁的男性青少年组织）和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JA）等组织举办的慈善抽奖活动。贝尔斯登还是华尔街上唯一一家每年进行义务慈善福利回馈的投资银行，其为青壮年猝死综合征（SMD）组织的慈善活动则成为另一段佳话。格林伯格还说他的竞争对手似乎都很欣赏他的经营理念，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一个人采纳过他的这些建议。

1993年，在经过了与凯恩长期的内部斗争之后，格林伯格决定不再担任贝尔斯登CEO的职务。然而，他在公司里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影响。格林伯格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一职，并且成功入主了由6位高管组成的对贝尔斯登所有重要决策拥有表决权的执行委员会。他那针对所有股票交易员的“冷汗”会议依旧定期召开。此外，格林伯格在每天和身为公司董事的好友格利克曼保持联系的同时，继续为唐纳德·特朗普和芭芭拉·沃尔特斯（两人曾在20世纪80年代交往过）这样的大客户提供投资建议。

格林伯格对公司日常开支的限制以及对风险的严格管控为贝尔斯登在资金管理方面赢得了广泛赞誉。然而，贝尔斯登在利用监管规则的漏洞为自己谋利方面却有着独特的优势。贝尔斯登不仅雇用那些被其他竞争对手视为害群之马的交易员，而且对多年以来在交易中存在的不当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其目的是与那些指责贝尔斯登的监管层唱对台戏。

199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法律诉讼程序之后，法院最终裁决贝尔斯登败诉，并且向投资者支付高达3500万美元的罚款（这笔钱在当时可称得上是巨款）。事情的起因是贝尔斯登忽视了一家已经被自己列入黑名单的非法证券交易所发出的诈骗信息。这家名为A.R.Baron&CO.的证券公司被指控从投资者手中诈骗7500万美元用于操纵股价和其他市场欺诈行为。当地检察院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显示，贝尔斯登的某些高层不仅对这种不法行为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态度，而且在其他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该证券公司进行清算交易。最后，贝尔斯登对清算部门的负责人理查德·哈里顿做出了开除并罚款的处理决定。

与华尔街其他著名的投资银行一样，贝尔斯登也卷入了21世纪初的一系列监管调查案件当中。当时，为了取悦那些通过对上市公司提供咨询建议获取佣金的银行家们，华尔街的各大投资银行纷纷对一些摇摇欲坠的上市公司发布形势喜人的研究报告。2002年，作为与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略特·斯皮策达成全面和解的一部分，这些投资银行同意支付14亿美元了结此事。监管层随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然而几年以后，贝尔斯登因为涉嫌通过钻法律的漏洞帮助那些臭名昭著的客户公司欺诈投资者而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这起案件中，贝尔斯登被指控为其交易客户在“把握市场时机”上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这种交易手法是指一种短期的交易行为，其目的旨在通过伤害长期共同基金投资者的利益为自己谋取利润）。凯恩对这一指控非常愤怒，他发誓要在这件事情上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死磕到底。然而，贝尔斯登的抗议却收效甚微。2006年，贝尔斯登只得以2.5亿美元的代价息事宁人。

[1] 这个数据只是初步计算的。实际上，监管部门后来公布的数据显示，贝尔斯登第一季度的盈利是每股0.89美元。

[2] 凯恩的一位发言人说，凯恩是主动要求回来的，并没有受到格林伯格的指责。

[3] “王牌”格林伯格拒绝对贝尔斯登授予他终身职位的细节发表评论。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晚些时候

在贝尔斯登供职近30年的吉米·凯恩一向以精力充沛、讲话强硬和知识渊博（不折不扣的素材库）著称。

凯恩出生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北部郊区的埃文斯顿。他的父亲是一位专门做知识产权诉讼的专利律师。当凯恩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他那一头整齐干净的黑头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就读于距离埃文斯顿东部150英里的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城的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凯恩在大学期间以预备会员的身份加入了西格玛·阿尔法·缪兄弟会（Sigma Alpha Mu fraternity）的唱诗班，并参加了美国空军的训练小组以及一个校园犹太人组织。1954年，也就是离凯恩大学毕业还有一个学期的时候，他突然退学并选择了参军。在2008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时候，凯恩说自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我这个人喜欢从别人的谈话中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凯恩说。这一点与他那习惯于从书本中汲取营养的父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里，凯恩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后来到了纽约，开始了他白手起家的打拼生活。凯恩在芝加哥的时候曾经开过一阵子出租车，后来又在他岳父的公司干过铁屑销售员；在曼哈顿，凯恩为了筹集桥牌比赛的参赛费用，不得不多打几份零工以解燃眉之急。1971年，凯恩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而他的妻子帕特丽夏·登纳正是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结识的。

登纳建议凯恩辞去出租车司机和销售复印机的工作，专心找一份更加稳定的工作。于是，凯恩以初级证券经纪人的身份加入了贝尔斯登，此时距离他和登纳结婚还有两年的时间。凯恩利用自己打桥牌比赛的时候建立的人脉关系联系了不少客户，而后来成为CBS电视网老板的媒体大亨劳伦斯·蒂希则成为他签下的第一单大客户。

凯恩在为大客户进行金融咨询方面非常擅长。他似乎在扯家常和以幽默的言语拉近与富豪之间的关系上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在赛伊·路易斯那套近乎苛刻的规章制度下工作的最后几年中，凯恩已经开始享受和周围同事在一起的美好时光了，他要么讲个笑话活跃一下办公室的气氛，要么把发生在战场或者生意场上的某些重要事件拿来评论一番。很快，凯恩的底薪就超过了7万美元。

在工作方面，凯恩很有创新意识。在1975年的纽约城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客户都因为无法抛售手中的市政债券而一筹莫展，而凯恩则在这个时候建议贝尔斯登将这些债券全部收购，然后再到公开市场中转卖——为城市债券的交易建立一个新的二级市场。然而，这个建议被思想保守的格林伯格否决了。因此，在评估完预期风险之后，凯恩转而将自己的想法直接汇报给了路易斯。作为贝尔斯登最大合伙人的路易斯最终同意了凯恩的建议，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了这的确是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

在日后接受《财富》杂志采访的时候，凯恩曾爆料称格林伯格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都缺少“胆量”。除了赚钱以外，桥牌成了凯恩和格林伯格之间另外一个共同的爱好。虽然凯恩依旧每天早上开车送格林伯格去上班，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却只能用话不投机来形容，而这种尴尬的感觉也注定无法让两人的私交再进一步。

蒂希和其他重要的客户给予了凯恩“稳重的经纪人”的评价，而凯恩也凭借着自己娴熟的政治手腕逐渐进入了贝尔斯登的核心管理层。在这期间，凯恩掌握了一套在贝尔斯登各级员工中挖掘人才的方法，像沃伦·斯佩克特、后来成为固定收益部门联席主管的杰夫·迈耶，以及出生于中国，日后为贝尔斯登与中信证券的联姻牵线搭桥的唐伟都是凯恩一手提拔起来的。

1985年，凯恩被任命为贝尔斯登的董事长，并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和薪酬委员会的工作。现在的他，与之前那个从经纪人起步，依靠可怜的五位数工资追求女友的凯恩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1992年，也就是凯恩出任贝尔斯登CEO的前一年，他的薪水已经大幅增加到1470万美元——只比格林伯格薪水少了100万美元。实际上，贝尔斯登管理层的高工资已不再是什么秘密，而这也促使公司在管理的时候主要围绕着高管的奖金制定相关的制度。身为上市公司CEO的凯恩只用了7年的时间就因为向贝尔斯登的高管支付高工资而名声大噪。这对于一家当时在华尔街规模最小的投资银行来说真可谓是一大壮举。

1993年，凯恩对格林伯格长期以来的那种老套的行事风格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认为自己现在已经到了取代格林伯格并对贝尔斯登进行变革的时候了。

两个人的个性和处世哲学注定让他们在如何经营贝尔斯登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成为奢望。不仅如此，他们在某些琐碎的小事上面也把这种对抗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例如，凯恩对公司上下对格林伯格“王牌” [1] 的称呼就不屑一顾。出于这个原因，和凯恩关系比较近的人都不会当着凯恩的面称呼格林伯格“王牌”，而只是以“艾伦”代之。此外，凯恩长期以来还在贝尔斯登内部和其他人做了这样的赌注：凡是任何说出“王牌”这个词的人都欠凯恩100美元。

幸运的是，贝尔斯登大多数的管理层成员在这个时候都站在了凯恩这边。凯恩在2008年对《财富》杂志表示：“我认为格林伯格现在已经无力回天了。他在贝尔斯登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执行委员会和董事会现在完全站在了我这边。”另外，根据凯恩自己的估计，他和那些在自己管理之下的人将会贡献贝尔斯登三分之二的利润。

凯恩随后成立了一个由多位董事组成，意在排挤格林伯格的内部联盟。作为格林伯格最亲密的朋友，从1985年贝尔斯登准备IPO时就是董事会成员的大佬卡尔·格里克曼，对凯恩的这一做法非常震惊。“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凯恩）的时候，他还是个穷光蛋。”格里克曼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说道，“凯恩是个伟大的推销员，同时也是‘王牌’的得力助手，他现在已经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

然而，格林伯格凭借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巧妙地化解了这次危机。他继续担任贝尔斯登的董事长，只不过将每天的工作重点转向了为他自己的客户进行交易上面。对于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他们一直都认为格林伯格和凯恩是好朋友。有些人甚至把他们两个人比喻成一对上了年纪的老夫妻，虽然两个人之间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共生。

接下来的10年时间对于贝尔斯登和凯恩来说无疑是黄金的10年。随着新兴市场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企业在并购交易上对债务融资的倚重，以及原油等大宗商品交易的一片繁荣，全球的债券市场呈现出一派火爆的景象。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也一扫多年的颓势，其销售情况更是不断地刷新历史数据，而将房屋贷款打包后再以新证券的形式出售则形成了另外一个追逐利润的庞大市场。贝尔斯登的抵押贷款发起、打包和交易业务也在这期间急剧增长，其投资银行部门更是由于为企业客户提供咨询以及帮助它们为实现交易而提高借入资本等业务而产生了高额的费用。

在凯恩的任期内，贝尔斯登的员工总数翻了一番，达到了14000人的规模，其业务也扩张到了伦敦和亚洲地区。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甚至不可思议地暴涨了600%。由于利润的增长，凯恩计划将贝尔斯登的净资产收益率——衡量一家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收益水平的重要指标——稳定在15%的水平上。2003年，贝尔斯登的利润首次突破10亿美元。2006年是贝尔斯登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其当年的利润超过了20亿美元。

凯恩确实实现了员工的工资与公司不断积累的财富之间的同步增长。仅在2006财年，他在股票、期权、工资和奖金上的收入就达到了3400万美元（施瓦茨和斯佩克特的收入排在凯恩之后，每人各拿到3200万美元）。凯恩手中持有的占贝尔斯登发行的全部流通股5%以上的股票，同样让他获利颇丰。当贝尔斯登的股票在2006年春天创下140美元新高的时候，凯恩价值10.2亿美元的账面财富足以让他笑傲整个华尔街，他也因此成为华尔街最富有的CEO。在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现任或者前任掌门人当中，只有坐拥9.99亿美元财富的前花旗集团CEO兼董事长桑福德·威尔（Sanford Weill）能够与凯恩相提并论。其实，有着华尔街中最急功近利的公司皇帝之称的凯恩，只不过是个纸面上的亿万富翁。

身为贝尔斯登的CEO，凯恩平时除了将精力集中到公司的一些重要事情上面，还要处理贝尔斯登复杂的内部斗争。他通过对董事会精心的掌控和培植亲信等手段牢牢地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凯恩利用午餐时间和在办公室一对一面谈的方式获取他需要的信息，他通常会对员工的工作状态做一番考察，然后再询问他们与上级和同事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一旦凯恩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他便自行决定接下来的行动。

凯恩对自己的工作非常尽职，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法则。其中一条就是除了必须自己亲自出席的活动外，他尽量不离开办公室——即便是前往市中心的商业区。由于凯恩不喜欢看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行情牌，所以他对从麦迪逊大街到华尔街的这段路程非常反感。凯恩还曾经在同事之间发表过经典的言论，他说自己绝对不会去找布什总统讨论经济问题，除非布什亲自到贝尔斯登的办公室向他讨教。

然而，如果有幸到凯恩的办公室参观的话，你肯定会不虚此行。当客人受邀进入凯恩那间既布置得井然有序又灯光昏暗的套间后，凯恩便会拿出上等的雪茄，然后在一种非常轻松的环境下和对方就当下的各种政治活动（凯恩是一名狂热的共和党人，对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素无好感），甚至国际市场对废金属需求的增长（凯恩曾经卖过这种商品，是这方面的行家）等话题高谈阔论一番。一般情况下，凯恩经常通过一组可以滑动到他右侧的隔断向负责安排他日常行程和电话业务的两位助手夏洛特和苏泽特传达工作指令。在很多客户眼中，凯恩的人格魅力和社交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觉得凯恩不管出现在哪里，都能马上和周围的人侃侃而谈。

在贝尔斯登的私人餐厅吃午餐同样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凯恩坐在桌子上首的位置，手中挥舞着要在餐后享用的雪茄烟，然后询问周围的客人是否介意他在这儿抽上两口。由于在饮食上十分挑剔，凯恩经常会向自己的好友——纽约市警察局局长雷·凯利讲一些这方面的趣事，比如说，他在吃了某种新款早餐麦片之后起了满脸皮疹。在一份用皮革包裹的菜单上面，客人可以选择各种海鲜、三明治和意大利面，而旁边身穿盛装的侍者将会献上最优质的服务。

凯恩一直将自己视为贝尔斯登无可争论的掌门人。他偶尔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将是贝尔斯登的最后一任CEO。”而他的这番话经常让其他同事搞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有些人猜测凯恩是不是要在卸任CEO之前将贝尔斯登卖掉。此外，凯恩还经常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因为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出现了非常大的溢价。

在贝尔斯登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零售经纪业务部门工作的很多顾问，从事的都是私人客户服务业务。尽管他们顶着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是凯恩却亲自负责这个他曾经工作过的部门，并且不时地为他们介绍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人物。和凯恩关系最亲密的科特·布顿霍夫是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名经纪人，他手中拥有着像巴哈马亿万富翁约瑟夫·刘易斯这样的大客户。2007年夏末，刘易斯开始大量吃进贝尔斯登的股票，并且一度成为贝尔斯登最大的个人股东。虽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记录显示刘易斯是因为一笔期权交易而被迫大量买入贝尔斯登的股票，但是由于凯恩与这位神秘的投资者私交不错，他仍然让刘易斯借此机会加入了贝尔斯登的董事会。

然而，凯恩在私人客户服务和股票交易业务以外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天赋。2001年，凯恩升任贝尔斯登的董事长后，便主要倚重斯佩克特和已经被任命为联席总裁的施瓦茨两个人负责公司的日常运作。对于斯佩克特来说，他要自己独立面对贝尔斯登的大小事宜：日常事务、股票和债券的销售与交易，以及资产管理方面的业务都要汇报给他本人处理。施瓦茨主要负责号称拥有超过1000名员工的投资银行部门。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约见老客户和不停地参加有关为股票定价而举办的咨询活动。

每当斯佩克特认为开拓新市场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候，凯恩都会以各种理由对此提出质疑。例如，当贝尔斯登的竞争对手高盛和瑞士信贷集团在中国大举扩张业务时，贝尔斯登除了在东京和中国香港安排了少量的工作人员之外，其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业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就连贝尔斯登在伦敦的业务扩张以及在资产管理领域的试水，在最初的时候也遭到了凯恩的反对。共同基金的世界里向来不缺少待售的优质资产，但是凯恩却拒绝收购资质颇佳的纽伯格伯曼资产管理公司（Neuberger Berman），此举着实让雷曼兄弟公司捡了个大便宜。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贝尔斯登的两只内部对冲基金崩盘之后，凯恩居然雇用了前纽伯格伯曼资产管理公司的杰夫·莱恩来接替贝尔斯登资产管理部门的资金经理。

那些希望从凯恩那里获得更多贝尔斯登内部消息帮助的人通常情况下都会比较失望。早在2000年的时候，帕特·刘易斯（后来升任贝尔斯登内部财务部门中层）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制定了一份基于风险的资本配置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贝尔斯登内部各部门的收益情况所对应的风险，来评估各个部门的财务状况是否达标。换句话说，就是评估每个部门经过风险调整之后的收益率。三年以来，刘易斯和他的上司对贝尔斯登内部几个重点部门的收益情况进行了跟踪，并且根据其评估工作的需要建立了技术模型。公司的CFO莫利纳罗非常支持这个计划，他认为在保证个人业务部门良好运转的基础上对贝尔斯登的现金使用情况做出决策是一个明智之举。然而，这一切都必须经过凯恩的点头才能付诸实施。

刘易斯和他的上司非常清楚这项计划免不了要在凯恩的面前进行一番解释，因此他们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为他们称作“杰米文件”的计划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进而希望凯恩相信这项基于风险的资本配置计划能够顺利实施。虽然这份计划最终呈现在了凯恩的面前，但是结果注定让他们两个人失望而归。凯恩在这些事情上的看法完全取决于斯佩克特的意思，而他本人则根本搞不明白这项计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他也不愿意在这种复杂的事情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刘易斯等人三年的努力就这样在董事会上被否决了。

自从2001年出任贝尔斯登的董事长以来，凯恩便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董事会上面。最近几年，贝尔斯登的董事会中逐渐出现了很多产业大亨的身影。比如说美国籍的德国企业家约翰·克鲁格，就是在20世纪60～80年代红极一时的电视、广播和广告产业巨头Metromedia公司（最终被鲁伯特·默多克收购）的创始人，还有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总裁弗雷德·威尔彭都是贝尔斯登董事会的成员。此外，董事会中还包括了一些公司的合伙人和客户，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投资银行和交易领域只有少得可怜的经验，但是他们凭借着与贝尔斯登内部权威人士的私交也在董事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1926年生人的卡尔·格里克曼就是董事会中的一员，身为房地产投资人的他在业内声名赫赫，目前拥有一家小型企业，平日里往来于他的家乡克利夫兰和纽约之间，并且在纽约的一些豪华饭店拥有数套公寓。格里克曼本人没有股票经纪人或者交易员的从业经验，但是他在经营企业人脉关系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他和很多企业的高层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格林伯格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格里克曼和格林伯格是在20世纪60年代期间经人介绍认识的，此后两个人便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格林伯格经常向他的个人客户主动提供股票操作方面的建议，在此期间，他还帮助格里克曼进行了几笔投资，后来，每天打电话互相问候便成了两个人日程表中的固定安排。格里克曼的妻子和孩子居住在克利夫兰的郊区，每当格里克曼来到纽约的时候，他总会花上半天的工作时间去拜访格林伯格。鉴于此，人们逐渐地把格里克曼视为贝尔斯登的一名非正式员工，每次来到贝尔斯登的时候，他就在格林伯格的会议室外办公，有时甚至还代替格林伯格的秘书接听电话并处理相关事宜（当格里克曼返回俄亥俄州的时候，秘书就会把打入贝尔斯登办公室的电话接通到格里克曼位于克利夫兰市中心苏必利尔大道的办公室）。

格里克曼不仅在投资方面有格林伯格这样的顾问，而且把自己在贝尔斯登的人脉扩展到其他中西部的企业中去，每当这些地区的公司计划上市的时候，格里克曼就会把这些企业界的朋友介绍给贝尔斯登的投资银行家们。格里克曼平时的工作就是在他的房地产公司和其他公司之间游走。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一度是16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当格林伯格决定在1985年将贝尔斯登上市的时候，他的好友和生意伙伴在董事会中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

格里克曼毫不掩饰他对贝尔斯登的忠诚。“我之所以会在这儿，完全是因为格林伯格。”格里克曼如是说。正是出于他和格林伯格之间的这层关系，凯恩在2001年出任贝尔斯登董事长之后马上做出了给格林伯格降职的决定，格里克曼不久之后也表达了辞职的意愿。他告诉格林伯格：“如果你不在贝尔斯登，我会马上离开。”

然而，格林伯格却坚定地选择留下来。他舍不得自己的那些老客户，并且决定要在贝尔斯登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除了担任贝尔斯登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以外，还负责风险管理部门的运营工作。“我不会选择离开，我希望你能够留下来。”他对格里克曼说。后者最终勉强同意了他的挽留。

贝尔斯登此后发生的一切注定要和从前大不一样了。公司的董事会会议就是把事先打印好的稿子念上一遍，而董事们需要做的就是阅读已经做好结论的那段话。“吉米又在发号施令了。”格里克曼说道。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说：“现在的贝尔斯登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司，简直成了凯恩一个人的独裁政权。” [2]

凯恩就任董事长之后不久，就免去了此前一直担任贝尔斯登审计委员会主席的格里克曼的职务。两年以后，凯恩对公司的管理层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改革使得很多公司的合伙人有机会将他们的外部董事会成员直接升为“首席”独立董事的职位，进而希望这些董事们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一天，格里克曼在抽了几支雪茄之后，决定去和凯恩摊牌。而凯恩此时为了让雪茄抽起来更有味道，正在用一把格里克曼曾经使用过的特制剪刀剪着雪茄烟。显然，他现在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面。“我要在这些人当中选一个。”凯恩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已经提名了一位首席董事候选人。”格里克曼说道。和其他大多数高管一样，格里克曼灵敏的嗅觉已经让他闻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面临的动荡局面。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迪克·格拉索因为将他的好友安排进公司的董事会，以及在得到经纪业务大佬们的同意后拿到了将近2亿美元的赔偿金这些事，正在受到公司管理层精英的谴责。

“是的。”凯恩回答。

“我认为我可以胜任这份工作。”格里克曼说。

“可是我已经选择了泰塞。”凯恩说道。

凯恩是1993年出任贝尔斯登CEO的，而泰塞在第二年就加入了贝尔斯登的董事会。格里克曼对这个结果虽感失望，但并不觉得意外。不久以后，为了表示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而生气，格里克曼送给了凯恩一份礼物：一个雪茄开孔器。然而，凯恩什么也没说就把这个小玩意儿退了回来。

美国西北大学的校长亨利·比恩纳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绅士，他已经充分领教过了凯恩那种过于自负的行事作风。2004年，比恩纳以外部董事的身份进入了贝尔斯登的董事会。由于他此前从来没有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任职的经历，再加上缺少财务方面的专业背景，比恩纳在开始的时候确实为贝尔斯登的诚意所打动。作为进入董事会审批程序的一部分，比恩纳曾经和提名委员会的负责人弗雷德·萨勒诺在自己位于长滩岛的住所附近共进晚餐，其间，他和对方就自己即将就任的新职位进行了一番探讨。比恩纳在当年秋天进入贝尔斯登董事会之后，还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专门和斯佩克特讨论过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业务。

比恩纳自己也对凯恩在董事会会议上的那套例行公事的作风颇有微词。因此在进入董事会一年左右的时候，他决定在凯恩面前把这个问题挑明。就在他准备一年一度的关于贝尔斯登董事会会议效率的调查问卷的过程中，董事会似乎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例如，贝尔斯登审计委员会会议通常要持续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在比恩纳看来，全体董事会会议仍然只是走走过场，任何有关公司战略的重大问题都得不到正视。

在比恩纳的印象当中，所有的调查问卷都是匿名的——至少在贝尔斯登的高管当中是这样。然而，当他把自己的调查报告上交以后，便被凯恩请进了办公室进行了一次长谈。日后和朋友们提及此事时，比恩纳把这次谈话称为“厕所会议”。

“我想你还是不太了解贝尔斯登。”凯恩说。他的这句话大大出乎了比恩纳的意料。“贝尔斯登内部彼此间需要一定的约束，而我们又必须在交易和其他的一些事物上做出瞬间的决策。此外，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些冗长的所谓战略问题摆上董事会的桌面。相反，我们当下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将更多的业界精英招致麾下，并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做出敏锐的反应。”凯恩接着说道。这次谈话让比恩纳意识到，贝尔斯登不欢迎反对意见。此后，比恩纳不再抛头露面，甚至在来年向泰塞汇报的调查问卷中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身为贝尔斯登高管的凯恩很少在公司露面。他在距离新泽西海岸不远的地方给自己盖了一间度假屋，并且养成了在夏季的每周四早上离开公司到这里享受周末的习惯。由于凯恩是好莱坞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因此为了能够在日落前参加在当地举行的高尔夫课程，凯恩预约了一架直升机把他从曼哈顿送到位于新泽西州的迪尔。

周四晚上的活动通常会持续到周五的早晨。在高尔夫球场上，凯恩的球友包括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毛里·波维奇和身为贝尔斯登客户的对冲基金经理约翰·安吉洛，凯恩在打球的时候从来不带手机或者黑莓。如果贝尔斯登在早餐和午餐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公司的高管就会给高尔夫俱乐部打电话，然后期待着对方能够在靠近18洞球场的地方临时搭一根电话线。

凯恩通常会和他的大家庭在迪尔度过周末，这些人中包括他的女儿和女婿，艾莉森和杰克·施奈德，以及他的孙子和孙女们。凯恩在周六和周日的早上还要再各打一场高尔夫，然后回家在网络上打桥牌和扑克。他直到周一的早上才会返回公司。

凯恩在每年的3月、7月和11月至少要参加3次（有时会更多）由北美定约桥牌协会（ACBL）举办的北美桥牌冠军赛。该项巡回赛事分别由美国国内不同的城市轮流主办，通常在一家中等规模的饭店进行，赛期为10天，凯恩和他的妻子特别热衷于参加该项赛事。每次的比赛都会从下午持续到晚上，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处理公司的业务。在美国冬季假期期间，凯恩还要前往佛罗里达放松上个把星期，然后敲响教堂的钟声迎接新年的到来。

莫利纳罗、施瓦茨和斯佩克特不但已经习惯了凯恩不在公司的情况，而且也知道他对具体的工作不感兴趣。实际上，斯佩克特的行事风格相对于凯恩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96年，斯佩克特在马撒葡萄园岛的奇尔马克购买了一处度假屋，他和妻子玛格丽特·惠顿在夏季的每个周四或者周五离开公司，前往这个度假胜地享受周末时光。他和凯恩一样也要定期参加相同的桥牌巡回赛。莫利纳罗、施瓦茨和斯佩克特这个三人组认为，只要凯恩坐镇，贝尔斯登的业绩肯定会非常出色——而且不是一般的出色。他们当中没有人想过要取代凯恩的位置。即使他们做好了准备也很难成功，因为董事会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凯恩的手中。

然而，凯恩喜欢吸食大麻的嗜好却给贝尔斯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公司上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凯恩关系比较密切的合伙人见到过他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里抽过大麻。凯恩的行为也引起了桥牌圈内一些牌友的注意，他们知道凯恩在打完一天的比赛之后就会返回房间，然后抽上几口大麻放松精神。

根据贝尔斯登的一位客户——期权交易员罗伊·韦兰，以及其他一些经常参加巡回赛的选手的回忆，凯恩曾因为在1999年11月举办的波士顿冠军赛期间吸食大麻而被警方拘留。韦兰回忆道，当天晚上他和家人到达饭店的时候，由于房间还没有收拾好，因此他们就住进了总统套房里的一间卧室，而预订这间套房的客人还没有到。

第二天早上，当韦兰两岁大的双胞胎儿子还在熟睡的时候，饭店的人就打来电话说预订总统套房的贵宾已经到了，他们要求韦兰一家马上收拾东西。然而，韦兰预订的房间还在准备当中，而且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夜航以后，他并不想吵醒正在熟睡的孩子。但是，饭店方面拒绝了他的要求，保安也跑上来按响了门铃。

就在韦兰和饭店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涉的时候，他和妻子注意到从他们房间的门缝底下飘进了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是大麻的味道。韦兰不仅被饭店方面的无理要求搞得心烦意乱，而且隔壁邻居非法吸食毒品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他的一对双胞胎，因此韦兰决定向波士顿警方报警，而对方也马上派警员过来向他了解详细的情况。后来，当韦兰一家搬到他们之前预订的房间的时候，他发现凯恩的一位牌友正穿着睡衣站在饭店的大厅里，周围放了一大堆大麻烟，而在不远的房间里则清晰地传出了吉米和帕特丽夏的声音。凯恩的发言人对此事坚决予以否认。波士顿警察局的记录显示，警员在接到韦兰从威斯汀酒店打来的电话后就赶到了事发地点，但是他们并没有看到凯恩或大麻烟，而酒店的经理则拒绝对此发表任何评论。

五年以后，凯恩的另外一位牌友在孟菲斯逸林酒店也发现了凯恩吸食大麻的行为。据他回忆，在结束了当天的桥牌比赛之后，凯恩邀请了一位选手和一位女士在大厅的男洗手间共同吸食大麻。事后，这位选手否认了这一事实，但是在他之后进入洗手间的那位女士却和凯恩一起抽上了大麻，他们就站在洗手间内侧的水池旁边，而这一切正好被一位刚刚方便之后的客人撞了个正着。2007年11月，《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凯恩在孟菲斯吸食大麻的新闻，但是凯恩本人对此极力否认。凯恩后来在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绝对不可能。”然而，当被问及他平时是否使用过大麻时，凯恩则拒绝对此做出回应，他只是表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多年以来，由于贝尔斯登和凯恩在业内既让人畏惧又让人钦佩的缘故，这个负面新闻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开，直到房地产市场首次出现萎靡的迹象。

2007年1月，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创下了172美元/股的历史新高，而新发行的房屋抵押贷款则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赚钱效应更加突显。与此同时，贝尔斯登准备在之前很少涉足的资产管理业务领域有所作为——贝尔斯登发展该项业务的时间确实比其他竞争对手要晚。公司现在需要招募大批的业内精英，然后投身于蒸蒸日上的能源交易业务，并且在伦敦的金丝雀码头成立新的欧洲区总部。贝尔斯登的信贷分析师仍然看好房地产行业，这一切似乎预示着贝尔斯登又将迎来一个丰收之年。

但是好景不长，房屋抵押贷款市场在几周之内便经历了第一波短暂的下跌。之前面向次级借款人或者具有不良信贷记录者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开始出现了不良反应。几个月前还在飙涨的全美房地产价格现在开始下跌了。结果导致了诸如贝尔斯登和高盛这样的投行将房屋抵押贷款打包成新证券发行速度的放缓，而它们也被迫取消了几个月来制订的新产品的发行计划，它们的预期收益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不久，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相继破产。6月，当投资者要求撤资的新闻出现在商业类杂志上的时候，贝尔斯登的高级结构性信贷策略基金和高级结构性信贷策略加杠杆基金垮台的消息便纷纷登上了《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以及其他财经媒体的版面。

6月下旬，凯恩就贝尔斯登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我对此感到非常气愤。”凯恩一边抽着雪茄一边说道，“当你身边聚集着优秀的分析师、审计师和评估师的时候，这些报道简直和醉话没有区别，你肯定会感觉很不舒服。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不过，这对贝尔斯登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

现在发生的一切足以让凯恩老老实实地待在办公室里。当两只基金从其母公司贝尔斯登那里获得了16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之后（并没有使用全部的32亿美元），马拉诺就暂时放下7层办公室的日常工作，转而前往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BASM）去收拾烂摊子，而凯恩则继续着他的高尔夫球事业，并计划着长期参加在纳什维尔举办的桥牌巡回赛。至于那两只垂死的基金，很快便进入了申请破产保护程序。

贝尔斯登在凯恩回来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混乱之中。债权人已经察觉到了给贝尔斯登提供融资所面临的风险，他们要求在贷款合同上加入更加苛刻的条款。贝尔斯登的股票开始暴跌，而监管机构和潜在的收购方又各自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8月1日，星期三，凯恩把斯佩克特叫进了办公室。

凯恩坐在桌子后面，斯佩克特习惯性地坐在了他的对面。他不知道凯恩叫自己过来到底有什么事，但是他自己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妙。自打结束桥牌巡回赛返回贝尔斯登以后，凯恩对他这位爱徒的态度一直非常冷淡。

“我想我们之间的合作到此为止了。”凯恩最后说道。

斯佩克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真地谈一谈。”他说。

“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件事。”凯恩面带愁容地说道，“贝尔斯登现在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说了算，我已经决定了。我不可能再和你继续合作了，你必须马上离开。” [3]

斯佩克特听完凯恩的话之后拿起一张纸和一支钢笔，开始在上面写着什么。凯恩对他的举动感到有些不快。“你在干什么呢？”凯恩冲着斯佩克特说道。

“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留有遗憾，我要把这些都记下来。”斯佩克特说。

凯恩此时选择了沉默。

斯佩克特试图和凯恩理论一番。他告诉凯恩，自己的离开是贝尔斯登的重要损失。贝尔斯登此前已经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如今又陷入了旗下对冲基金破产导致的危机当中。然而，凯恩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这次，他只用了五分钟就结束了谈话。

实际上，凯恩对他的下属在处理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这个烂摊子上所讲的那些陈词滥调非常反感。他对斯佩克特在那两只基金即将垮台的时候擅自决定向其注资2500万美元的做法非常气愤。贝尔斯登现在有大约4500万美元的投资打了水漂儿，而不是最开始的2000万美元，而斯佩克特的所作所为又将使贝尔斯登雪上加霜。

凯恩的这番议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贝尔斯登。莫利纳罗和施瓦茨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警告凯恩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谨慎。他们认为斯佩克特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在处理贝尔斯登的重要业务方面的确具有很强的能力。特别是在房屋抵押贷款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公司非常需要斯佩克特这样的人才。现在做出开除斯佩克特的决定显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但是，凯恩仍然坚持己见。他觉得斯佩克特在这件事情上让贝尔斯登蒙羞，他必须对此负责。

几天以后，斯佩克特和妻子惠顿离开了贝尔斯登，起身前往马撒葡萄园岛的度假屋。斯佩克特已经做好了退出的打算。而他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周一的例行董事会会议上宣布这个决定。

8月3日，星期五，贝尔斯登的股票再遭重创。尽管厄普顿和莫利纳罗极力向投资者保证贝尔斯登的资金状况非常安全，但是贝尔斯登的股票还是以不到107美元/股的收盘价创下了近12个月以来的新低。斯佩克特被扫地出门的消息在周五市场交易结束之后传了出来，这个消息更加剧了投资者对贝尔斯登未来的担忧。这个周末，贝尔斯登的高管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和来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人员打交道。与此同时，来自KKR集团（Kohlberg Kravis Roberts&Co.）的尽职调查团队也突然加入了进来。

凯恩把讨论斯佩克特辞职的董事会会议推迟到周六进行，目的是希望在周一股票市场开盘之前再把官方的消息公布出去。斯佩克特的退出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当天晚上，凯恩和泰塞邀请与凯恩私交甚好的CNBC记者查理·加斯帕里诺共同到一家中餐馆庆祝了一番。席间，凯恩对贝尔斯登的未来非常乐观，他告诉加斯帕里诺他计划在明天和来自贝尔斯登最大的债权人——花旗集团的高管商讨融资事宜。第二天早上，加斯帕里诺就对这个消息进行了报道。

凯恩与花旗集团的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贝尔斯登的高层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为了资金问题而四处奔波。为了应对眼下资金紧张的局面，贝尔斯登公开发行了价值22.5亿美元的债券，并且为此支付了高昂的费用。然而，贝尔斯登的高管们仍然不敢确定此举是否能够挽回投资者对公司的长期信心。施瓦茨已经说服KKR集团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入主贝尔斯登，并期望着贝尔斯登能够借此一扫之前的颓势，进而引起其他求购公司的兴趣。不久，一支来自J.C.Flowers公司的团队在这个月的晚些时候道访贝尔斯登；此外，贝尔斯登还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进行了接触。实际上，凯恩和施瓦茨最希望看到的是贝尔斯登能够和来自中国的投资银行中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为中信集团不仅可以帮助贝尔斯登在亚洲地区站稳脚跟，而且承诺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里向贝尔斯登注资10亿美元。在度过了美国劳工节（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这个周末后，凯恩破天荒地来了一次海外商务旅行，他此行的目的是到北京和中信集团商讨投资事宜。10月底，贝尔斯登和中信集团已经就原则性问题达成了一致。

这次与中信集团的谈判也许是凯恩作为贝尔斯登CEO完成的最后一项重要工作。整个9月，凯恩都在医院与危及生命的血液感染疾病做着斗争，并且一度处于病危状态。在经过浑身插满导管的治疗和几周的休息之后，凯恩重新回到了办公室，只不过此时的他看上去脸色苍白。凯恩那一头后掠式的白发与他棕褐色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而且在当了一年的素食主义者之后，他的体重几乎掉了20磅。现在，一脸病态又身形消瘦的凯恩看上去如同幽灵一般。

11月1日，《华尔街日报》对凯恩吸食大麻的报道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贝尔斯登的员工们突然发现一向行为古怪的凯恩已经很少面带笑容了。贝尔斯登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季度亏损，而一切的矛头似乎全部指向了公司的CEO凯恩。

12月底，贝尔斯登的大股东们呼吁将凯恩从董事会中除名。凯恩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鉴于现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凯恩向贝尔斯登的外部董事透露了他有意退休的想法，随后，他便前往博卡拉顿（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度假去了。

1月8日，当凯恩被任命为贝尔斯登的非执行董事长之后，不仅他的名字从公司的工资单中消失了，甚至连之前享受的医疗福利待遇都被取消了。凯恩后来曾对泰塞谦虚地说：“我不应该享有这些待遇。”这些遭遇对于一个曾经非常强势的CEO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

身为CEO的凯恩很少在办公室处理公司的业务，反而在自己的家中进行远程监控。他和帕特丽夏在位于中央公园南面的前广场酒店（Plaza Hotel）购置了一套价值2600万美元的公寓，并且在这里恢复了健康。

然而，贝尔斯登董事会的运作已然被深深地打上了凯恩的烙印，亨利·比恩纳很快成为第一个被踢出董事会的人。施瓦茨在出任贝尔斯登CEO的当天宣布，作为贝尔斯登董事的比恩纳，在经过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将会被允许就个人角色的转变这个问题接受几家媒体的简短采访。虽然对施瓦茨和贝尔斯登表示了敬意，但是比恩纳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仍然提到了他与凯恩就其在对冲基金出现危机期间擅离职守的行为发生争执的一幕。“你知道，特别是在信贷市场处于失控状态的时候，身为CEO在这个危机时刻选择逃避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你在这个时候留下来比什么都重要。”比恩纳说道。

在此次专访结束之后不久，同为董事会成员的萨勒诺告诉比恩纳，他很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无法以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在4月份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贝尔斯登董事会改选会议。根据萨勒诺的说法，因为贝尔斯登的董事会中已经拥有了一位来自圣约翰大学的人称唐纳德·哈灵顿神父的教育家，因此公司希望从证券行业中挑选一名合适的人选进入贝尔斯登的董事会。虽然比恩纳在贝尔斯登的董事会中任期不长，但是他现在只能选择退出。作为贝尔斯登的合伙人，比恩纳真想知道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对他触碰了贝尔斯登董事会的底线而进行的报复。

下午1点

董事会的全体成员在周六下午1点左右接到电话后又重新聚集在了一起。泰塞和萨勒诺正乘坐出租车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赶往麦迪逊大街383号的路上。泰塞在成功推荐罗杰·科恩成为贝尔斯登的非执行董事之后长出了一口气。他也希望在每一次的全体董事会会议上分化非执行董事成员，从而确保每个人的利益得到均衡。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传出任何消息。施瓦茨把截至当天的最新情况向在座的各位进行了通报，然后告诉那些还没有得知贝尔斯登只剩下两天时间做出最后决定的人，贝尔斯登并不像他们之前所听到的那样还有28天的时间。在得到来自J.P.摩根或者其他机构的报价之前，贝尔斯登董事会暂时还没有获得更多的消息。

主管衍生品工具合约的律师大卫·金已经在周五晚上熬了个通宵，他回到家参加此次会议时已是午夜时分。周六，他的上司又打来电话询问他能否现在过去一趟。他说家里有客人脱不开身，但是他可以在家进行工作。

他抱着笔记本电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然后整个下午都在和他的同事通电话。这可真是个冗长乏味的工作。他那四岁和两岁大的孩子莱恩和梅根也想加入他的谈话。“爸爸现在不能和你们说话。”金不断地对两个孩子说，他对自己把妻子和客人晾在一边的行为感到内疚。在卧室外面，金的朋友们正在烧烤架上烤着牛肉。

下午2点

不好的消息不断地从麦迪逊大街383号传了出来。下午2点零9分，一封突如其来的电子邮件出现在了7层房屋抵押贷款交易员们的邮箱中。

这封邮件是通过房屋抵押贷款机构第一富兰克林（First Franklin）的内部人士转发出来的。其源头来自于南加州的大型房贷提供商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作为全美最大的住房贷款提供商，该机构宣称他们的房屋抵押贷款规模在美国房地产最为繁荣的时候占到了整个市场份额的16%。此外，该公司还被指控在没有对借款人进行尽职调查的情况下违规操作，从而导致了债务市场中房屋抵押贷款持有人的违约数量激增。

这封邮件的标题是“关于贝尔斯登交易的声明”。这种开门见山的表述注定这不是一封普通的邮件，它要表达的可能是一个具有毁灭性的事实：

“从现在开始，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不再接受来自贝尔斯登的交易。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公司联系。谢谢！”这是一封没有发件人姓名的匿名邮件。

当汤姆·马拉诺读过这封电子邮件之后，他的情绪显得有些激动：“我非得把发送这封邮件的家伙揪出来不可。”他现在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做出停止和贝尔斯登进行交易的决定。 [4] 当其他的金融机构获悉它们的同行拒绝与贝尔斯登进行交易的消息后，这种类型的公函势必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也许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内，贝尔斯登就会面临业内大量的竞争对手拒绝和其进行任何交易的局面，进而将贝尔斯登慢慢地拖垮。

在大厦的4层，股票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正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在史蒂夫·迈耶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迈耶和该部门的联席主管利斯曼、杰里米·希尔正在处理自己部门的融资问题，而其他在座的人则谈论着市场当天发生的各类事件。虽然和J.P.摩根的人取得了联系，但是他们仍然担心这是否就是贝尔斯登最后的结局。他们希望此时能够出现另外一个收购者将此次交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竞购，因为他们也不想成为J.P.摩根这个唯一买家手中的抵押筹码。

然而，和许多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同事一样，股票交易员们现在的心情不是震惊，而是焦虑。自从去年8月份的资金危机以及接下来发生的对冲基金崩盘事件以来，迈耶和利斯曼就预感到贝尔斯登可能会再次爆发更大的危机。他们知道贝尔斯登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如果说真有什么问题的话，美联储在周五提供的贷款应该会加速客户撤资的速度，而不是现在的局面。如果周一开盘之后贝尔斯登找不到交易对手方的话，那肯定是其他机构联手的结果。

他们几个人整个下午都在查看《彭博资讯》，而麦迪逊大街383号外面也是谣言四起。贝尔斯登的股票团队也听到了一些时下正在流传的谣言：英国的汇丰银行有意贝尔斯登；而它的竞争对手之一，巴克莱银行希望把水搅浑。迈耶等人在今天的早些时候曾接到通知，要求他们在当天下午的晚些时候配合另外一家不愿透露身份的第三方机构的尽职调查工作。他们在等待更多消息传来的同时，一边啃着三明治一边担心着自己的投资组合。

2点56分传来了最新消息。史蒂夫·贝格雷特在电子邮件中写道：“各位，非常抱歉，我们此前联系的另外一家机构刚刚表示不会参与这次竞购。”

下午3点

7层的弗里德曼收到了他在巴克莱银行的一位好友发送的邮件。“还在忙吗？”对方问道。

“我在留给J.P.摩根的办公室里。”弗里德曼在3点20分给对方回了邮件。

“我希望美联储能够为你们提供帮助。”对方说，“听说巴克莱银行也加入了这场争夺战，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

“美联储早就放弃我们了——他们现在对贝尔斯登是既担忧又无计可施。”弗里德曼写道，“我们两边的CEO之前已经联系过了，不过我不认为你那边会对贝尔斯登感兴趣。”

过了一会儿，他接到了苏西从斯卡斯代尔的家中打来的电话：“彭博那边报道说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对收购贝尔斯登很有兴趣，它旗下的格林威治资本集团有意进军房屋抵押贷款交易领域。”

“你搞错了，”弗里德曼回答道，“是加拿大皇家银行（RBC），不是苏格兰皇家银行（RBS）。他们虽然对贝尔斯登有收购意向，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而且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保尔森联系到德意志银行的董事长约瑟夫·阿克曼之前的几个小时，美国财政部的秘书曾直截了当地问阿克曼是否认真考虑过收购贝尔斯登的提议。

阿克曼告诉他：“不是我们不认真对待这件事，问题是如果贝尔斯登倒下的话，我们可没有兴趣和美国的任何一家银行做交易。”阿克曼通过他的一位发言人向保尔森表达了他愿意收购贝尔斯登的部分业务，而不是全盘拿下的意愿。同时，他还建议保尔森慎重考虑这笔交易背后的“法律风险”。

从国外规模最大的一家银行及其政府最高经济长官那里得到的答复几乎丝毫不差，都是些危言耸听的声明。保尔森对此感到非常震惊。“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找到解决的方法。”他说。此外，阿克曼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也不是十分积极。

保尔森最后把德意志银行从有意收购者的名单中删除了。

在贝尔斯登的总部，盖瑞·帕尔正在密切注视着全局的走势。如果没有买家愿意全盘收购贝尔斯登的话，他们就只能把贝尔斯登的某些核心资产廉价出售了。此举至少可以筹集部分资金并且保留一定数量的工作岗位，从而尽可能地延缓贝尔斯登走向破产的时间。

他心里清楚，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是整个公司的核心。自从去年年底以来，帕尔就频繁地前往中东地区，试图说服这一地区的投资者成为贝尔斯登不断扩张的对冲基金客户。主权财富基金在这些富有的产油国里迅速发展壮大，但是贝尔斯登却还没有从中分到属于自己的那杯羹；贝尔斯登通过战略合作的策略，可以将国外投资者的资金引入到他们的交易业务中来，这对于当时的贝尔斯登来说无疑是个明智之举。然而，眼下的局面让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帕尔给身为资深投资银行家的摩根士丹利的CEO约翰·马克打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说明了自己现在的处境，并且询问对方是否有意收购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

“你最好慎重考虑一下，因为我也不想在这件事上浪费你的时间，但是事态已经非常紧急了。”帕尔说道。

马克说他需要认真考虑一下。他告诉帕尔，自己整个周末都在和公司的高管们开会，他会借机先从他们那里探探口风。如果我这边没有问题的话，摩根士丹利会立刻派出自己的团队去麦迪逊大街383号审核贝尔斯登的账目。

鲍勃·厄普顿几乎整个下午都待在自己6层的办公室里准备着贝尔斯登这个月的资金使用明细。他现在已经被这些事情搞得精疲力竭了。厄普顿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在办公室穿正装系领带的习惯，但是今天他只穿了一条休闲裤和一件带有衣领的衬衫。这一切让人感觉到他好像是在有意而为之。厄普顿平时总是强调，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举足轻重的高管，你就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着装。然而，在过去的几天里，一直处于焦虑状态中的厄普顿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再和他谈论穿衣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贝尔斯登还剩下两天时间的消息目前还没有被广泛传开，厄普顿现在还幻想着贝尔斯登在48小时之后仍然能够以一家独立的公司屹立在华尔街，而这个念想也成了他继续工作的唯一动力。鉴于此，他需要将贝尔斯登下个星期到期的债务全部统计出来。

作为厄普顿的副手，同时也是他的好朋友的帕特·刘易斯随后也加入了进来，但是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处理这些事情了。就连一向专门搞数字工作的刘易斯也对贝尔斯登的混乱不堪感到无计可施了。实际上，他已经准备前往瑞士的大型投资银行——瑞银集团任职了。贝尔斯登在这个周末急转直下的状况更加坚定了刘易斯在结束这段艰难的日子之后跳槽的决心。

贝尔斯登的财务状况一度达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由于周一将从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中解冻几十亿美元，贝尔斯登的股票部门目前还算相对稳定。至于固定收益部门所需要的资金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因为下周一用于周转的资金数量庞大，即使按照最坏的打算，贝尔斯登也至少需要筹集到500亿美元才行。

厄普顿和刘易斯现在想知道贝尔斯登和J.P.摩根之间到底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他们会为贝尔斯登下个星期的正常交易提供担保吗？换句话说，他们是否会告诉债权人和客户即使贝尔斯登出现了现金枯竭，J.P.摩根也会站在贝尔斯登这边？对于两位财务主管来说，只有获得这样的担保，贝尔斯登才能够在下周一继续正常营业。

下午5点30分

克里斯·弗洛尔斯已经打了一天的电话。他和自己的团队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待在凯恩宽敞的套房里。这一切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不妨想一想，作为潜在的收购方，谁又能够在被收购公司的董事长还在任的情况下在他的办公室里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呢？然而，凯恩已经不会再露面了。现在，来自各方的律师、交易员、银行家和买家已经挤满了贝尔斯登6层、12层、13层和42层的每一间会议室。

在和投资者交谈的过程中，弗洛尔斯发表了一场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很明显，贝尔斯登确实遇到了困难，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筹集更多的资金。”他说，“此外，J.C.Flowers公司也非常愿意和来自各界的投资者组成财团助贝尔斯登一臂之力。”

随后，弗洛尔斯又分别和来自通用电气资本市场部门、多伦多道明银行金融集团（TD Bank Financial Group）、高盛，以及哈佛大学基金会的高层谈了一会儿。各方代表在今天早些时候与帕尔沟通时纷纷表示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收购一家情况复杂又麻烦缠身的公司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至少需要在36个小时的尽职调查之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在这些公司当中，只有通用电气表示愿意以担保投资的方式出资几十亿美元。弗洛尔斯的团队对此表示赞同。在投资银行界，通用电气素以投资单调和优柔寡断著称，但是他们这次的表现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弗洛尔斯在下午5点30分左右打出了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电话，他在做了一组深呼吸之后，接通了沃伦·巴菲特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办公室的电话。

弗洛尔斯并不确定沃伦·巴菲特是否会对此做出回应。自从对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投资失败并将其交易部门转给花旗集团以后，这位来自奥马哈的投资人便从此远离了对交易部门和投资银行的投资，转而在报纸、甜品和保险业寻找目标。在这些行业中的布局让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5]

1987年，在成功抵挡了来自有“公司掠夺者”之称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的恶意收购之后，巴菲特获得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控股权。然而，事实证明即使像巴菲特这样精明老练的投资者也会对这家公司束手无策。作为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其他固定收益产品交易方面的顶级交易商，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一些享受良好待遇且又难以驾驭的交易员竟然在交易平台上从事高风险的扑克牌游戏和其他诈骗活动。由此造成的损失即使是在公司业绩不错的时候也很难承担。然而，就在一些精英交易员离开公司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之后，其留下的亏空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此外，所罗门兄弟公司试图成立顶级投资银行和高盛以及摩根士丹利一争高下的愿望也以失败而告终。1991年，所罗门兄弟公司在美国长期国库券的竞拍中爆出的造假丑闻让公司彻底颜面扫地。1997年，巴菲特将所罗门兄弟公司这个烫手山芋转给了花旗集团的桑福德·威尔。

从此以后，巴菲特以多家金融机构的客户和多位高管私人朋友的身份，与华尔街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他的朋友当中，贝尔斯登的格林伯格就是其中一位。巴菲特要比格林伯格年长3岁，他们全部来自美国的中西部，两个人不仅酷爱桥牌运动，而且说话都很幽默。 [6] 1996年，格林伯格在其出版的《总裁备忘录》（Memos from the Chairman）一书中收录了他的《合伙人备忘录》。巴菲特以一种赞赏而又嘲讽的语气对格林伯格和贝尔斯登进行了如下描述：

“王牌格林伯格在桥牌、魔术、驯狗、套利方面都要比我略胜一筹——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在这些爱好上已经达到了大师的级别，这很有可能会让他在贝尔斯登的同事产生严重的自卑感。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认为的话，只能说明你太不了解他身边的人了。”

出乎弗洛尔斯意料的是，正坐在奥马哈办公室里的巴菲特接听了电话。“我想和您谈谈贝尔斯登的事。”弗洛尔斯说道，“我可以继续吗？”

巴菲特差点儿笑出声来。他觉得弗洛尔斯现在就像一个站在自己面前脱去一半衣服，而且还在问要不要再继续下去的女人。正如希望眼前的这个女人完成余下的工作那样，巴菲特现在非常想知道已经四面楚歌的贝尔斯登在这个周末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请弗洛尔斯继续说下去。

巴菲特也在认真思考这个事情。“听起来，你好像把做成这笔交易看得比拯救全世界还要重要。”巴菲特对他说。弗洛尔斯当然明白对方的意思。对于那些在过去两天还在以30美元/股和60美元/股买进贝尔斯登股票的股东来说，每股2～3美元的价格收购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为了让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他们必须让一切看起来像所有的买家都在想方设法逃离金融末日一般，进而让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和机构也加入这一行列当中。

然而，巴菲特本人对此并不十分感兴趣。“我对这个行业不太感兴趣。”他实际上指的是房屋抵押贷款业务。“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惨痛教训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巴菲特说。

弗洛尔斯停顿了几秒，然后用一种嘲讽的口气问道：“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如果王牌格林伯格把自己的钱放进来的话，我会马上再重复一遍他的做法。”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随后，弗洛尔斯和他的团队在名单中划掉了巴菲特的名字。

盖瑞·帕尔现在非常担心施瓦茨的状态。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自从结束了在棕榈滩举行的与客户和投资者的公关活动返回公司后就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尽管57岁的施瓦茨现在看上去依旧充满激情，但是一个星期以来的紧张工作已经让他尽显疲态。

帕尔不仅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历过不少类似的交易，而且还自创了一种拇指法则与他团队中的年轻银行家们分享：这个法则在睡觉、饮食和使用浴室时都可以派上用场。但是你尽量不要在等待电话、会议和晕倒的时候使用，因为你在这个时候是处于饥饿状态的。他认为交易双方达成协议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所以帕尔并不希望看到贝尔斯登在中途掉队。

傍晚，帕尔在6层的走廊里找到了施瓦茨，然后把他拉到了一边。“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帕尔说道，“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必须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贝尔斯登的员工正在为有意收购的买家准备尽职调查所需要的资料，施瓦茨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休息一会儿。

施瓦茨拒绝了帕尔的建议。“这里需要我，我必须留在这儿，公司的每位员工都在努力工作，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在休息。”施瓦茨说。

下午6点

当史蒂夫·布莱克下午打来电话的时候，萨姆·莫利纳罗和施瓦茨就一直待在他的办公室里。布莱克告诉他们，在当天核查完贝尔斯登的账目之后，J.P.摩根的高层认为这笔交易值得一试。

这绝对算得上是个好消息。但坏消息是贝尔斯登认为对方开出的收购价格区间实在是太低了。J.P.摩根认为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每股8～12美元之间。布莱克对此的解释是，由于J.P.摩根还没有对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进行最后的审计，这个报价只是暂时性的。另外，布莱克还要求贝尔斯登提供额外的关于公司资金头寸的文件和信息，而J.P.摩根方面则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对它们进行审核，一切的结果将在明天早上通知贝尔斯登。

贝尔斯登的高层现在显得非常激动。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对这个结果感到非常吃惊。特别是莫利纳罗，他简直不敢相信贝尔斯登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施瓦茨意识到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和对方谈判了，而且他也没有告诉J.P.摩根，贝尔斯登还能利用有限的杠杆虚报低价——至少从纸面上看，他们在周五还有三分之一的股票可以交易。这个消息对于J.P.摩根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莫利纳罗和施瓦茨又仔细地讨论了一番。“我们能不能拒绝J.P.摩根的报价呢？”莫利纳罗问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贝尔斯登的股票价值都要在每股8美元以上。就在昨天，施瓦茨和莫利纳罗还在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向分析师表示，贝尔斯登的账面价值——每一普通股反映的资产价值——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仍然超过80美元/股。即使在这个数字的基础上打个折扣，贝尔斯登的股票也至少值50～60美元/股——难道我们说的有错吗？

抛开这些数字不谈，现在最让人关心的事莫过于J.P.摩根将如何让一家人员严重不整的公司重新走上正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收购之后将有大批贝尔斯登的员工失业，而那些既掌握着专业技能又拿着高薪的高管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如果他们手中持有的股票因为此次廉价的收购而变得一文不值的话，也许这些人完全会因为赌气而辞职——也就是说，在他们忍耐了这么长时间以后，对此次收购投下了反对票。

逐渐冷静下来的莫利纳罗意识到，他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现在的贝尔斯登已经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贝尔斯登要么接受对方无理的要求，要么选择破产。如果选择破产的话，那么愤怒的管理层将会成为争论的新焦点。如此一来，贝尔斯登就将关门大吉，各位的薪水和福利待遇将会就此终结，贝尔斯登的很多资产将会被冻结。他和施瓦茨只有在和J.P.摩根合作的这条路上坚持到底。

施瓦茨开始穿梭于贝尔斯登内部的各个区域，他要让那些还留在这里的人知道他们现在的态度。当施瓦茨把头伸进马拉诺的办公室时，他正在和贝尔斯登固定收益部门的两位主管杰夫·迈耶和克雷格·欧韦兰德开会。

“我认为J.P.摩根会把收购价格定在每股8～12美元之间。”施瓦茨说道，这语气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马拉诺似乎对这些已经不再关心了。“好的，继续努力，我觉得还有提高价格的空间。”他回复道。

保罗·弗里德曼在施瓦茨路过的时候正在莫利纳罗的会议室里。他和贝格雷特，还有其他几个职员正在这里寻找有没有能吃的剩饭。这里除了发硬的比萨就是别人吃剩下的中餐，旁边还横七竖八地放着苏打水瓶和咖啡杯。屋子里到处都是餐巾纸和废弃的塑料餐盒。这里的垃圾已经两天没有人清理了，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过期的油腻食物的味道。眼前的一切让人一点吃饭的欲望都没有了。

施瓦茨告诉他们，J.P.摩根的布莱克已经打过电话了。“那边已经打算向我们报价了，价格大概在每股8～12美元之间。他们将在周六早上的董事会上讨论此事。”他说道。

尽管J.P.摩根的报价非常低，但是弗里德曼等人总算能够长出一口气了。看来贝尔斯登这回又从破产的边缘捡回了一条命。这一切对于那些手中持有着还没有暴跌的贝尔斯登股票的股东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下午6点30分

吉米·凯恩在将近7点的时候来到了公司，他把施瓦茨、莫利纳罗、泰塞，以及他的牌友兼董事，目前经营着一家名为Kelso&Company的小型抵押贷款公司的尼克·尼克尔叫到了莫利纳罗的会议室，商讨J.P.摩根报价的事情。会议室的气氛非常严肃。凯恩问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施瓦茨向凯恩简单叙述了布莱克在电话里说的内容，以及J.P.摩根那带有侮辱性的每股8～12美元的报价。凯恩听完之后差点背过气去。“我知道了，每股8～12美元其实意味着他们不可能把报价提高到每股12美元，他们最多出8美元。”凯恩说，“即使我们现在处境艰难，但是贝尔斯登的股价在周五仍然保持在30美元/股的水平，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们每股8美元的报价呢？如果我们选择破产的话，贝尔斯登的价值都要比这个高。”

在座的几个人纷纷表示反对，并且试图向凯恩解释如果贝尔斯登选择破产保护申请的话，整个公司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凯恩仍然有些犹豫不决。

过了一会儿，施瓦茨召开了一次董事会电话会议，并且向那些未能出席的董事通告了贝尔斯登有可能和J.P.摩根之间达成协议的信息。“他们的尽职调查工作仍在继续，”施瓦茨说道，“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些担保，但是J.P.摩根很有可能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施瓦茨所说的“大做文章”是指贝尔斯登的资产质量可能成为J.P.摩根打压收购价格的筹码。J.P.摩根那边一直在用他们自己的风险模型模拟贝尔斯登的头寸，而且只有在银行开具贝尔斯登的头寸相对比较安全的证明之后，他们才不用继续提供担保。

施瓦茨又补充说道：“J.C.Flowers公司也加入了这场争夺战，但是他们对这件事的前景并不太乐观。”对于弗洛尔斯这种私募股权公司来说，如果他们想在收购贝尔斯登这笔交易上获得一家甚至多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支持，只能祈祷美联储那边出现奇迹了。然而，贝尔斯登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鼓励弗洛尔斯不要放弃，毕竟由两家公司参加的竞购要远远强于一家独大的局面。

施瓦茨又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与会的董事们希望知道J.P.摩根在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情上到底有多大的把握。他和莫利纳罗很自信地告诉他们，如果不考虑收购价格的因素，他们会在当天晚上得到J.P.摩根的初步报价。但是他们又不能保证能够和J.P.摩根到时候达成共识。迪蒙需要在很多细节上征得董事会的同意。

贝尔斯登的律师们今天几乎踏破了施瓦茨办公室的门槛，而且整个晚上都在等待着从J.P.摩根发过来的交易合同。莫利纳罗和厄普顿利用下午的时间将贝尔斯登用以维持下个月正常运转所需资金的会计资料准备了出来。

晚上8点

弗洛尔斯在晚餐时间将自己的投资意向书准备妥当。他的公司现在还有将近2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但是他已经准备好自己投资30亿美元，而由通用电气支付余下的部分。此外，弗洛尔斯还为妥善解决贝尔斯登的具有很高风险的抵押贷款资产想出了一个精妙的主意。他建议将那些不良贷款和租约打包成一款新的证券产品，然后吸引那些对投资问题债务感兴趣的投资者——如此一来，现在看起来很便宜的抵押贷款就会逐渐升值。

这两天对于弗洛尔斯的团队来说如此漫长，有些人在周五的早上刚刚回来就又被派了出去。留在弗洛尔斯身边的只有几个他在高盛任职期间的同事，其中包括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物理系，后担任高盛风险委员会主席的资深衍生品交易员雅各布·戈德菲尔德，曾经和自己在高盛共过事的金融机构银行家约翰·奥罗斯，担任高盛固定收益部门负责人的马克·温克尔曼，以及负责高盛大宗商品交易子公司J.Aron&Co.，并在日后升任高盛CEO的劳埃德·贝兰克梵。然而，他们这些人在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上一直有些貌合神离。当弗洛尔斯看到凯恩这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在贝尔斯登露面，然后急匆匆钻进办公室，在他的咖啡桌上挑选着中意的收购方时，他的心中不免有些失落。

“我去下屋里的洗手间。”凯恩向在座的各位说道。“请自便，”其中一个人回答，“我们这个星期一直在使用你的洗手间。”凯恩的脸上露出了些许不快。

弗洛尔斯花了几乎一天的时间试图说服施瓦茨把高盛加入这次交易当中。无论他对自己的老东家有什么样的感情，弗洛尔斯的团队始终相信高盛会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一笔划算的买卖。由于大量的客户纷纷撤资离场，贝尔斯登现在必须让它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恢复正常运转，而高盛则对收购这个部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施瓦茨为什么不给那边打个电话试试呢？

和贝尔斯登其他的高管一样，施瓦茨现在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高盛作为贝尔斯登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其高层在和麻烦缠身的目标公司进行谈判时向来以傲慢和苛刻闻名华尔街。施瓦茨并不确信高盛真的有意收购整个贝尔斯登，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是贝尔斯登的大宗商品部门，施瓦茨可不希望将公司的核心资产在这个时候廉价出售。此时，贝尔斯登的管理人员已经被J.P.摩根和弗洛尔斯的尽职调查搞得晕头转向。施瓦茨担心如果高盛这个时候再来趟这个浑水的话，贝尔斯登肯定难以招架，而且很有可能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

鉴于J.P.摩根有可能在周六晚上对收购事宜提供初步报价，施瓦茨得以在这期间暂时放松一下。他告诉弗洛尔斯，自己可以和高盛谈一谈。

过了一会儿，已经离开贝尔斯登去参加晚宴的戈德菲尔德，收到了贝兰克梵发来的邮件。高盛的高层非常关心贝尔斯登现在的情况，而且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其中的细节。戈德菲尔德用温克尔曼的号码回复了一封邮件，说他还在这里。

弗洛尔斯对贝尔斯登的出价得到了来自美联储的鼎力支持。从盖特纳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弗洛尔斯就制订了一份通过商业银行和贴现窗口借款的详细计划。他的行为对于投资银行和收购公司来说都可谓是历史上头一次。贝尔斯登只有在获得大量资金注入保证其继续运转的情况下才能够重拾市场信心。为了让新推出的证券得到评级机构出具的投资质量评估报告，弗洛尔斯还建议缩短这批新打包的问题债务证券的宽限期。如此一来，这批经过评级的证券即使在那些经验丰富的投资者看来，也颇具吸引力。

J.C.Flowers公司的投资意向书只有简单的几页内容，而且显得太不正式。在把意向书交给了科恩和帕尔以后，弗洛尔斯还巧妙地就投标中的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解答。然而，贝尔斯登的顾问团队在对他表示了感谢并随便应付了几句以后就离开了。

晚上9点

保尔森整个早上都在华盛顿参加一系列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他目前很想知道在自己参加专访之前是否已经掌握了最新消息。他让盖特纳在晚上9点钟之前通报最新的情况。

保尔森很想知道迪蒙现在是什么态度。他是否认为买下债务缠身的贝尔斯登是个明智的选择呢？

盖特纳对此表现得很乐观。“尽管迪蒙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一直含糊其辞，但是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得到了来自董事会的支持。”纽约联储银行行长说道。

保尔森告诉盖特纳，如果事情有什么变化，必须马上通知他。

施瓦茨在晚上回家之前以个人的名义给杰米·迪蒙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表示已经听说了J.P.摩根每股8～12美元的报价，但是他现在想通过迪蒙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可靠。“这就是你们最终的决定，是吗？”

迪蒙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事我得和董事会商量一下。”他说。

施瓦茨对迪蒙到现在还没有从J.P.摩根的董事会中得到半点儿消息感到不可思议。“杰米，即使是非正式的消息也行。”施瓦茨说，“我不相信一个CEO在提交议案之前，不和董事会的重要成员提前打声招呼。”

迪蒙停顿了片刻，说：“我知道他们想尽快敲定这笔交易，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不侵害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1] “王牌”是格林伯格的绰号。他在一次接受查理·罗斯的电视采访时说，这个绰号并不是因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而是来自他在密苏里大学求学期间。当时，他认为艾伦·格林伯格这个名字无法获得女孩子的好感，因此，他的一位朋友建议他改用“艾斯·盖恩斯伯勒”（Ace Gainsborough）这个名字。虽然后来他把名字后面的盖恩斯伯勒去掉了，但是仍然保留了“王牌”（Ace）。

[2] 泰塞并不同意格里克曼对凯恩的行为所做的评价。他的观点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尽管提出来，吉米通常会和董事会的每位成员说上几句。这就是贝尔斯登的企业文化。

[3] 根据凯恩的一位发言人回忆，两个人在8月1日的谈话是在凯恩将此事拿到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上讨论之前进行的，而董事会则一致同意解除斯佩克特的职务。

[4] 作为美洲银行国民信托储蓄会的一个单位，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发言人表示现在不对此发表评论。

[5] 2008年秋天，巴菲特史无前例地向高盛注资50亿美元，以期在挽回市场信心的同时遏制其暴跌的股票。

[6]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巴菲特和格林伯格在一支极具竞争力、绰号“CASH”的桥牌队里搭档。这支队伍的成员在大部分时间里由凯恩、出版业巨头马尔科姆·福布斯、Cravath Swaine & Moore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乔治·吉莱斯皮，以及慈善家米尔顿·皮特里组成。1990年2月，“CASH”组织的最后一场比赛在福布斯位于英国的住所举行，几天之后，福布斯去世。

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

凌晨2点

在周日清晨返回欧文顿的家中以后，睡眼惺忪的罗杰·科恩迅速翻阅了手中的交易文件。来自Wachtell，Lipton，Rosen&Katz律师事务所，以及J.P.摩根法律部的律师已经在凌晨1点30分的时候通过邮件发来了投资意向书，科恩现在必须对这份文件做最后的审查。

由于最终的收购价格还未确定，因此这份文件上有几行内容是空白的，而这也正是科恩所希望看到的。他知道J.P.摩根还在考虑最终的报价区间，而贝尔斯登则会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得知这份报价——也就是亚洲市场在美国时间晚上6点开盘之前。

科恩现在非常清楚一件事：J.P.摩根需要贝尔斯登提供担保。为了能够让这桩充满风险而又突如其来的交易如期成交，同时又不会让自己的时间和努力付诸东流，J.P.摩根希望贝尔斯登提供相应的担保。在收购这个问题上，J.P.摩根绝不愿意看到贝尔斯登就收购价格货比三家的情况出现；他们会尽全力将贝尔斯登留在和自己的交易环节当中。因此，在面对贝尔斯登无法履行保险合同的情况下，如果此次收购计划不能成行的话，J.P.摩根势必要寻求能够对冲自己损失的抵押品——即使在市场如此萧条的情况下，贝尔斯登位于麦迪逊大街的总部大楼也至少价值10亿美元。

作为保护协议的一种形式，这也算是一个积极的举动。在科恩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还从来没有在并购过程中看到过“皇冠条款”这样的术语。“皇冠条款”是指在收购一家“失败的公司”时，被收购公司需要将其最有价值的资产移交出来的做法，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是非常普遍的。然而，在很多美国公司总部所在的特拉华州，该州法院却一直对这一条款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该条款对于承担过重义务的目标公司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所以有关“皇冠条款”的内容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最近几年，对那些已经从交易中全身而退的“失败公司”征收高昂的“分手费”成为业内通行的标准，从而让目标公司陷入严重的停顿。但是在当下的这桩交易中，贝尔斯登的现金几近枯竭，而考虑到对方有可能在最终交易时因为无法支付足够的现金而导致交易中止的情况发生，J.P.摩根势必会将贝尔斯登手中的优质资产拿来变现。

J.P.摩根的这个计划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了确保让贝尔斯登的竞争对手们继续留在此次交易当中，J.P.摩根提出承担贝尔斯登的全部债务，其中包括贝尔斯登在抵押证券组合中遭受的损失、其在应对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旗下倒闭的对冲基金时产生的诉讼费用，以及日常交易中造成的交易亏损。

就在厄普顿为几天后即将到期的债务愁眉不展的时候，J.P.摩根的承诺让厄普顿看到了一丝曙光，而这也正是他所希望的。科恩对J.P.摩根在这个时候主动巩固市场信心的举动颇感意外，但是他又为自己的客户由此得到了保护而欣喜不已。他知道J.P.摩根距离这笔交易的成功越来越近了。然而，面对当前的情形，光靠努力是不够的。

科恩知道，贝尔斯登也面临着关门歇业的客观事实。施瓦茨和他的团队不希望在经历了这个周末痛苦的谈判之后看到交易破裂的局面。不论收购价格和收购条款最终如何，这些都将成为贝尔斯登股东必须吞下的苦果。想到这儿，科恩又开始为注定漫长的明天做起了准备。

早上7点

汤姆·马拉诺今天很早就来到了曼哈顿，并且对一些个人业务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在他的律师部门，贝尔斯登的管理层正在讨论如何让双方在收购谈判上面达成一致。大家似乎对于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胸有成竹，而且他们的抵押证券组合也成了收购价格谈判的核心内容。马拉诺想借此确认他不用为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承担任何责任。此外，他不想因为不合时宜的讲话以及在错误的时间抛售手中的股票落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在喝了几杯咖啡之后，马拉诺的律师开始听他讲述在过去的这个周末所发生的一切。律师建议他将每一次与J.P.摩根高层的谈话内容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这位律师又接着说道，在每一次会面中，马拉诺要把与会人员的姓名以及他们每个人在会上对各种事情的反馈信息也都记录下来，而且马拉诺还要在会后将整理完毕的会议记录转交给律师一份。此外，他还要求马拉诺准备一个私人邮箱和一部私人电话，用以记录除了贝尔斯登和J.P.摩根之外的信息。这一切看上去与马拉诺的办公室电话和公司邮箱的功能没有任何区别。

早上7点14分，所有参加了周末与J.P.摩根谈判的贝尔斯登高管都收到了一封来自史蒂夫·贝格雷特的邮件。邮件通知他们早上8点半左右到大厦12层的会议室集合，艾伦·施瓦茨届时将向大家通报此次收购的最新情况。

早上7点30分

截至文森特·泰塞离开麦迪逊大街383号的时候，整个收购工作已经进入相对比较平稳的阶段。在得知J.P.摩根给出的每股8～12美元的初始报价之后，贝尔斯登的高管和董事们希望能够将收购价格控制在每股10美元的水平，但是他们心里也很清楚，J.P.摩根的最终报价也许会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贝尔斯登的大部分董事会成员已经准备接受这个糟糕的事实了。然而，凯恩此时几乎陷入了疯狂，他大喊着贝尔斯登应该按照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想法申请破产保护，而不是忍受这个带有侮辱性质的廉价交易。

身为在董事会当中与凯恩关系最为紧密的人，泰塞对凯恩的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了。自从周日早上在电话中领教了凯恩激动的情绪之后，泰塞决定是时候站出来说话了。为了避免频繁地往返于贝尔斯登和位于长滩岛的家，他和萨勒诺一直待在自己在纽约东部（贫民区）的住所，并且在前往杰克逊霍尔的途中顺便捎上住在公园大道公寓的凯恩。他们几个人在麦迪逊大道第91街的一家汉堡连锁店里随便吃了点东西。

这家连锁店的餐厅非常宽敞明亮，里面布满了过时的可口可乐广告和一些经典电影的宣传海报。当他们相互交谈的时候，开往麦迪逊的出租车从窗外呼啸而过。在吃了一些培根和几个鸡蛋之后，泰塞试图向凯恩解释破产申请保护会让贝尔斯登的处境更加糟糕。他告诉凯恩，破产申请保护不仅会让贝尔斯登的员工失业，而且他们连一分钱的补偿都得不到。此外，贝尔斯登的资产也会因此而被冻结。股东们在这些风险面前将会毫无还手之力，而债券持有者也将血本无归。破产申请保护对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造成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8美元总比一无所有强，有人报价总比无人问津好得多。”泰塞说。

凯恩虽然还在继续争辩着，但是在泰塞看来，他的反驳是那么苍白无力。泰塞现在相信无论今天会出现什么结果，都源自于凯恩的好意。

早餐过后，泰塞和萨勒诺开车把凯恩送回了他的公寓，然后赶往贝尔斯登的办公室，因为凯恩将在晚些时候过来与他们会合。此时，他们还不知道这笔交易的价格已经被大幅削减了。

艾伦·施瓦茨已经到达了市中心，然后在位于公园大道第48街的星巴克咖啡（曼哈顿生意最火爆的一家）边喝咖啡边等待着。这家星巴克的收银台前排起了很长的队伍，而厄普顿就站在队伍最后的位置，离他前面不远的是贝尔斯登的一位资深交易员。但是，提前进来的施瓦茨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同事们的到来。

其实，就在身穿西装的施瓦茨站在咖啡机旁边排队的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了一幅黯然神伤的样子。尽管他在这个周末竭尽全力地和J.P.摩根讨价还价，但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施瓦茨从来没有想过贝尔斯登会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把公司的员工团结在一起渡过难关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厄普顿的情绪可谓低落到了极点。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来掩饰周六的糟糕心情，但是他的脸上却始终表露出这种负面情绪。他一直都认为在贝尔斯登这样的大公司里面，话语权应该全部掌握在公司高层的手中。即使在局面更加严峻的情况下，施瓦茨和莫利纳罗也要在公众面前尽力维护公司的良好形象。然而，这种痛苦的感觉已经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个人时间，甚至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目前的情况不仅没有让贝尔斯登的高层发挥更加人性化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厄普顿本来就很沮丧的心情。

厄普顿在收银台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当施瓦茨注意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往杯子里放糖。“嘿，鲍勃，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怎么样？”施瓦茨对他说。他们在出去的路上找到了那个交易员，三个人一起走出了星巴克。

当他们朝着贝尔斯登大楼的方向走过两个街区以后，施瓦茨似乎又恢复了平日的沉着冷静。他告诉厄普顿和那个交易员，J.P.摩根的团队对和他们打过交道的贝尔斯登高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于在这个周末和对方达成协议持乐观的态度。

上午8点30分

施瓦茨在12层的会议室里被上百名贝尔斯登的员工团团围住。“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他告诉在场的人，“但是这个结果也许并不是你们希望看到的。”

他接着谈到了贝尔斯登和J.P.摩根此次合并的价值。他认为贝尔斯登这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而且两家公司的企业文化也将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得到进一步的融合。随后，施瓦茨又把这番话告诉了厄普顿和那位交易员：J.P.摩根的管理层和弗洛尔斯的团队非常钦佩贝尔斯登的员工所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而这些赞美之词的背后也隐藏着更深的含义。出于对J.P.摩根之前试图以低价收购贝尔斯登的做法的不满，在场的很多人对施瓦茨现在的做法感到非常惊讶。

施瓦茨在现场回答问题的同时，隐约感觉到了员工大批辞职将是不可避免的。他表示自己对股票和债券部门的同仁就如何答复J.P.摩根提出的问题上的犹豫态度十分关心。“我想我们现在必须如实地披露所有的信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施瓦茨说道，“而且对于这笔即将达成的交易来说，贝尔斯登必须尽可能地与J.P.摩根合作。”

会议结束之后，在场的员工心情沉重地返回了各自的办公室和会议室，继续为将要马上开始的新一轮“拷问”做着准备。J.P.摩根的人已经来了，而弗洛尔斯方面也计划着能够重新参与进来。他们两家对收购贝尔斯登似乎越来越感兴趣了。只要J.P.摩根准备出手，那么将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抗衡。

在华盛顿大教堂附近，保尔森正准备和《早间新闻》派来的工作人员一起出发。他之前曾经告诉过盖特纳，如果J.P.摩根在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情上出现什么意外，必须马上通知他。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保尔森在离开的时候自言自语道。

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档名为《这一周》（This Week）的栏目并没有在周日早上播出这方面的新闻，保尔森仍然照例在8点15分的时候进行了访谈前的预演。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里，保尔森就被美联储在周五提出的紧急援助法案震惊了。

“我们为什么不把贝尔斯登的事拿来说说呢？”主持人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问道。“这些家伙就是这个弱肉强食世界里典型的代表，我们非常强大，时刻准备着战斗。在这个时间讨论这件事简直再适合不过了……而且你说过你非常在乎道德危机，但在我看来你似乎是在创造新的道德标准。”

“嗯，我认为具体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保尔森说道，“我们不得不对今天所面临的局面做出回应。而且我希望政府在努力摆脱这种局面的同时，不会对美国的整体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毕竟，保证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

“如果贝尔斯登没有获得这笔贷款的话，情况会怎么样？”斯特凡诺普洛斯突然打断保尔森的讲话。

“乔治，我无法对这种情况进行假设。”保尔森回答说。此时的他必须为美联储的决定进行辩护。保尔森现在能够想象得到的，就是如果明天有更多的紧急救助资金被批准的话，那些业界的权威人士将会如何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我认为现在大多数人在思想上的主要问题，就是想知道目前还有没有其他和贝尔斯登处境一样的银行。”斯特凡诺普洛斯接着问，“这是否仅仅只是个开始呢？”

“可以这样说，美国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以及投资银行的情况还是非常好的。”保尔森说，“我认为它们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强大实力摆脱现在的困境。我们的市场会适应这种情况，并且迅速恢复平静。我对政府努力摆脱这种局面充满了信心。”

在对贝尔斯登这个问题进行了简单的讨论之后，斯特凡诺普洛斯把话题转向了房地产危机。

参加这种电视节目对于保尔森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煎熬。在节目中同时采访他的还有来自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和CNN的沃尔夫·布利策，他们希望保尔森能够就美联储的贷款和目前银行业的整体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一份《华尔街日报》针对大批经济学家发起的民意测验中，很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他们还指出，按照贝尔斯登现在这种岌岌可危的形势来看，整个华尔街的业务模式几乎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谁将是下一个贝尔斯登呢？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布利策此前曾经一度在这个问题上和保尔森唱着反调。“告诉那些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的纳税人，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决定采取紧急救助，实际上，作为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的贝尔斯登，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走到了濒临崩溃的悬崖边上，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投资了——房屋抵押贷款，他们把投资变成了一场灾难。”

“哦，退一步说，我对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还是充满信心的。”保尔森在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之后又接着说，“我们暂时已经经受住了资本市场上的动荡。”

“为什么还要向贝尔斯登提供紧急救助？”布利策继续问。

这个问题打了保尔森一个措手不及。“我们正在就此事做进一步的协商，上周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和各方进行沟通。”保尔森说完以后就停了下来，显然他已经没有再继续说下去的心思了。他此时想起了之前获得的信息。其实保尔森已经知道贝尔斯登会以什么样的局面收场了，只不过他没有在这次电视访谈中透露一点儿风声。

“我不想在这个时间对接下来将会出现哪种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保尔森最后说道。

在后面的互动环节中，布利策突然问道：“如果贝尔斯登没有得到政府的紧急救助，会发生什么呢？”

“沃尔夫，我已经说过不再对非事实的情况进行假设了。”保尔森说，“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可能地保证市场的稳定，并且减少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

“部长先生，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祝你好运！”布利策对保尔森说道。

上午9点

公园大道270号也同样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迪蒙和J.P.摩根的很多高管在这个晚上分别从自己的住处或者其他地方赶往公司的行政楼层，并且就公司的各个团队对贝尔斯登进行的尽职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J.P.摩根对贝尔斯登健康情况出具的最初几份调查报告基本上没有问题，但是当晚上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调查结果出炉以后，J.P.摩根的高层有点坐不住了。

一方面，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里面几乎全是些摇摇欲坠的垃圾资产。J.P.摩根方面马上给马拉诺及其团队打电话询问他们到底持有的都是什么资产，但是对方迟迟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J.P.摩根的银行家们认为这部分资产集中了贝尔斯登的大部分债务，所以他们才没有得到对方的直接答复。

周日早晨，J.P.摩根的高层还在继续忙碌着，有些人要么一宿没睡，要么只是打了个盹儿，而他们的办公室早已乱成了一团。另外一些人则在8层那间放有沙发的屋子里凑合了一宿，至于能不能恢复精力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由于J.P.摩根昨晚预定了晚餐，因此早上的会议室里到处堆满了比萨盒和空荡荡的红酒瓶。这情景简直就是一片狼藉。因为J.P.摩根的行政楼层在设计上呈不规则形状，因此要想在里面找人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人们只能在这迷宫般的办公区域里不断穿梭，直到找到目标为止。

当仔细研究了从贝尔斯登带回来的相关资料之后，布莱克的疑虑很快便涌上了心头。他和同为J.P.摩根投资银行部门联席首席执行官的比尔·温特斯一样，要对从贝尔斯登获得的任何一笔业务负责。虽然目标公司麻烦缠身，但是低廉的收购价格又让人不忍心放弃。布莱克现在的心情确实非常矛盾。

然而，当天的《纽约时报》已经把布莱克的想法公之于众了。曾经以调查记者的身份将A.R.Baron和斯特拉顿·奥克蒙特公司的丑闻曝光的格雷琴·摩根森，在今天的专栏里撰文，他认为政府提供的紧急救助与公众的利益之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冲突。此外，他还将美联储的行为称为贝尔斯登发出的“救救我们”的呼喊，意在提醒读者关注贝尔斯登之前发生的丑闻，以及其在和华尔街其他公司做交易时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的傲慢态度。特别是在提到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崩盘的时候，他还把当年贝尔斯登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华尔街同行寻求紧急援助时将自己置身事外的做法抖了出来。

《纽约时报》还指出，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中记录着460亿美元的抵押资产，而一旦贝尔斯登走向破产的话，这部分资产势必会流入本已没有多少流动性的市场中，进而对其他投资者和银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文章又补充道，目前还不清楚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中是否包括这些资产。根据马拉诺及其团队的判断，贝尔斯登手上持有的资产至少价值170亿美元，而不是通过其资产的市场价格基准进行衡量的。 [1] 现在摆在J.P.摩根面前的难题是如何确定这些资产的真正价值，而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在高压的市场环境下变得一文不值。粗算下来，除了这些资产之外，能够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余下资产大约是300亿美元，但是不排除在房地产市场持续恶化的条件下，它们的价值会继续下跌。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几乎道出了布莱克心中最大的担忧——如果自己这边出现什么闪失的话，公众的注意力会马上转移到自己这里。

9点钟刚过，布莱克给迪蒙、卡特勒和其他高管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各位，我现在非常担心，其他人也向我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引用了《纽约时报》上的报道，并且对其内容深有同感。 [2]

迪蒙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我们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做这笔交易。”

现年52岁的杰米·迪蒙还从来没有在否决一件事情上犹豫过。生性叛逆的迪蒙来自纽约的皇后区，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成年之后，得到了大名鼎鼎的经纪人桑福德·威尔的言传身教，而后者就是有着“金融超级市场”之称的花旗集团的创始人。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刚刚入学两个星期的迪蒙就因为和他的同学证明了一个专业的分析误差而初露锋芒。而与他同一年级，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朱迪，则被他的镇静与从容深深吸引住了。他们是在波士顿地区的一间酒吧里相遇的。朱迪在日后回忆时说道：“当晚这个酒吧里聚集了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都穿着浅色的鳄鱼牌衬衫，面带笑容，并试图赢得身边每一个人的好感。但是迪蒙却表现得与众不同，沉着冷静的他总是显得和其他人格格不入。”

迪蒙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在金融界里摸爬滚打了。他的父亲西奥多·“泰德”·迪蒙是历史悠久的希尔森-汉密尔公司的一名经纪人，而泰德的父亲帕诺斯——来自希腊的移民，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当这家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被威尔的海登斯通公司收购的时候，泰德·迪蒙就已经和他的新老板相处得非常融洽了。

作为一名年轻人，杰米每个夏天都要泡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耳濡目染着周围的人和事。在大学期间，迪蒙写了一篇关于威尔收购希尔森的论文；威尔看过文章之后对迪蒙赞赏有加，而迪蒙也因此赢得了该公司的一纸合约。当年夏天，迪蒙以普通员工的身份进入了这家公司的预算部门。几年以后，以威尔私人助理身份供职于美国运通公司（此时已经买下了希尔森）的迪蒙拒绝了来自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雷曼兄弟公司抛出的橄榄枝。

迪蒙很快就成了威尔的左膀右臂。1986年，威尔在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失败之后被美国运通公司扫地出门。此后，迪蒙便追随威尔以新的角色加盟了一家正在苦苦挣扎的消费信贷公司——商业信贷（Commercial Credit）。这家总部位于巴尔的摩的公司虽然拥有广泛的客户群体以及每年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但是目前却陷入了停滞不前的境地。迪蒙和威尔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

商业信贷公司的起死回生为威尔和迪蒙成功回归纽约的计划提奠定了基础。1988年，商业信贷公司收购了普瑞玛瑞卡（Primerica）。普瑞玛瑞卡的前身是美国罐头公司，该公司在进军金融界之后收购了声名显赫的零售经纪商史密斯·巴尼（Smith Barney）以及其他众多资产。此后不久，威尔买下了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因为陷入丑闻漩涡而走向没落的主营经纪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部分股份。

当迪蒙跟随威尔于20世纪90年代回到纽约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响彻了整个华尔街。此时的威尔已经从美国运通公司手中重新买回了希尔森公司，并且接管了麻烦不断的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而这个名字也是威尔为自己的母公司亲自选定的。1997年，威尔还收购了名不副实的素有债券交易市场翘楚之称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母公司——所罗门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威尔的巅峰之作是在1998年斥资830亿美元并购了旅行者集团以及从事庞大的银行和信用卡业务的花旗集团。此次交易的资产规模达到了7000亿美元之巨，而且员工的数量也暴增至161000人。另外，这次被威尔并购的两家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金融服务项目——保险、商业银行、股票交易等。这就使得威尔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大萧条以来实行的分业经营的联邦政府条例。

特别是在这次极难把握的并购交易中，迪蒙终于向世人展现了他在企业管理和数字运算方面的天赋，并且让以红色雨伞为标志的花旗集团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然而，就在这次收购结束之后一个月，迪蒙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威尔和目前共同掌管花旗集团的那位刻薄的CEO约翰·里德一起，希望将迪蒙赶出公司。

尽管心里非常气愤，但迪蒙还是以一种非常优雅的姿态离开了花旗集团，他在行将离开的时候还鼓励花旗集团的员工继续努力工作。甚至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还忍受着人们对他人格分裂的指责。但是，迪蒙的离去并没有让公司其他的管理层成员高枕无忧。史蒂夫·布莱克，作为所罗门美邦的副董事长和花旗集团的骨干，在一次与威尔的争吵以后便通过辞职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当迪蒙离职那天回到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交易大厅收拾东西的时候，在场的人全部起立为他献上了长时间的掌声。此后，公司又有100多名高级雇员在附近的餐馆为迪蒙送上了最后的祝福。

现在的迪蒙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他们全家住在公园大道的豪华公寓里，三个女儿就读于曼哈顿一所只面向富人阶层开放的女子学校。对于迪蒙的离职，花旗集团向他支付了3000万美元的补偿金。对于迪蒙来说，他现在可以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时光似乎又回到了他和威尔在美国运通公司和商业信贷公司一起共事的那种状态：花费很长的时间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迪蒙在西格拉姆大厦租了一间办公室，这座位于繁华的东区的摩天大楼内设一家四季餐厅，当他和威尔从美国运通公司离开的时候，正是在这座大厦里继续着他们的事业。迪蒙现在除了开始进行拳击训练之外，还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列了一个清单，比如做全职的投资者、教师、作家，甚至是全职奶爸。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在自己所擅长的金融服务领域继续打拼。

2000年，美国中西部规模最大的银行——芝加哥第一银行任命迪蒙为新一任CEO。作为全美第三大信用卡发行机构，第一银行就像一个懒散而又疏于管理的庞然大物，而迪蒙入主董事会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这个裹足不前的巨无霸制定新的企业战略。他把全家重新安置在芝加哥一处拥有26间房间的豪宅当中，然后准备上任。迪蒙在日后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我在很多地方都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你要知道，当那些大银行计划在未来的3～4年里更换CEO的时候，又有谁有勇气聘请一个外人呢？”

芝加哥第一银行的现状只能用混乱不堪来形容。当银行注意到有一笔或者两笔逾期付款出现时，它就会在一夜之间将利率提高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进而通过高风险贷款获得高额的收益。然而，这种做法产生的利润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就在迪蒙刚刚上任的2000年，第一银行的亏损额就达到了5.11亿美元。

迪蒙随后便开始削减费用，并对银行的产品模型进行评估，进而让公司的业务更有效率。他不仅让公司的管理层以更高的职业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而且以身作则主动加班加点。另外，他还会在上班的路上给公司的高级职员打电话，以确认他们没有擅离职守。改进公司的计算机技术也是迪蒙的工作重点之一，他认为良好的计算机体系会有利于公司进行策略型交易。在对第一银行全国的分支机构进行寻访时，他问员工如何看待公司的优势，如何在此基础之上寻找更加可行的改进方法。在2002年举行的一次集会中，他问公司的中层管理者：“你们知道我对公司的竞争对手是怎么看的吗？我恨透他们了，我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到2003年，芝加哥第一银行实现了35亿美元的盈利。

2004年年初，迪蒙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点：由于摩根和芝加哥第一银行在双方价值58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中达成了共识，他即将成为J.P.摩根的新任CEO。此外，迪蒙还被告知纽约商业银行的CEO威廉·哈里森已经到了临近退休的年纪，如果自己能够再坚持两年时间的话，那么他将在2006年接替哈里森的位置，届时迪蒙刚好47岁。

两家银行合并之后的资产总额达到了1.1万亿美元，距离1.2万亿美元资产的花旗集团仅一步之遥。然而现在的J.P.摩根与迪蒙当初来到芝加哥第一银行时的情况差不多，都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在2000年与大通曼哈顿银行合并之后的四年时间里，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于一身的J.P.摩根一直饱受风险投资失败、不良贷款的折磨，而且其与声名狼藉的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更是将公司推上了风口浪尖。

2004年夏天，迪蒙在摩根和芝加哥第一银行的并购交易接近尾声的时候被任命为J.P.摩根的董事长和CEO。同年秋天，惨淡的债券市场让J.P.摩根的业绩较上一年出现了大幅下滑，迪蒙在向投资者解释时甚至用了“非常糟糕”这个词来描述当时的情况。外界开始怀疑迪蒙这位未来的CEO是否已经为日后的权力斗争做好了准备。

在两家大公司里都扮演着似曾相识的角色的迪蒙，已经准备开始新一轮的精简动作了（或者说是抑制浪费的削减开支）。例如，员工的电话费和日常纸张费用由个人承担，只有和工作有关的电话费才能报销。他还将之前实行的每周工作35个小时的规定调整为每周工作44个小时。此外，员工还将享受到更好的医疗补偿服务，而此前的一些慈善捐款也在公司的日程表上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J.P.摩根又在安然和世通公司事件中与原告达成了和解，希望以此摆脱这件事情造成的影响。到了年底的时候，J.P.摩根的利润实现了增长，但是交易部门业绩的不稳定性却拖了整个公司的后腿。2006年1月1日，也就是迪蒙按照原计划出任公司CEO之前的6个月，他正式成为J.P.摩根的新任CEO。由于迪蒙在去年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2200万美元的奖金。

此后两年中，J.P.摩根在迪蒙的带领下成功抵御了信贷危机的冲击，而华尔街的其他同行们的表现却大相径庭。考虑到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债务抵押债券（CDO）偏低的收益率，迪蒙与时任J.P.摩根投资部门主管的比尔·温特斯和好友史蒂夫·布莱克决定让公司放弃持有这些高风险的资产。就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异常火爆的时候，J.P.摩根只向为数不多的具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借款者发放了少量贷款，从而确保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在将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亏损（然而，J.P.摩根却向这些信用不佳的借款人发放了大量的信用卡）。除此之外，J.P.摩根还在全美境内积极扩展其零售银行业务，以此实现与美国银行这种级别的竞争对手相抗衡的目标。实际上，迪蒙的目标简单而又直接：增加利润，避免重蹈覆辙。他在担任CEO后不久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让我们忘记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J.P.摩根要在销售员、交易员、银行家的培养，以及市场营销、创新和新产品的推广方面迈上新的台阶。”他又补充道。

到2007年年初，J.P.摩根的业绩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们去年的利润实现了创纪录的144亿美元，而迪蒙也拿到了2700万美元的奖金。鉴于J.P.摩根在投资银行界内取得了创纪录的成绩，且在新财年的第一季度期间实现了净收入的大幅上涨，人们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到了第三季度，J.P.摩根的利润实现了轻微的上涨，而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花旗集团的利润却回落了57%。到2008年年初，J.P.摩根的利润又创下了1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与在花旗集团任职时不同的是，迪蒙的个性似乎让J.P.摩根的企业文化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不仅具备J.P.摩根的银行家们“遗留”下来的保守做派，而且融合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商业银行家们的特质。迪蒙在召开内部会议的时候一向以时间短和直奔主题著称，而且不给那些做出错误决策的同事留任何情面。即使是面对公司高管的时候，他也会不时地冒出“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事情”这样的话。例如，迪蒙有一次对J.P.摩根的内部审计师说：“我的一位女同事用她的手指计算出的审计数据比你们加在一起掌握的资料还要多。”也许迪蒙过于自负的性格终将成为公司走向失败的导火索。“正如罗马帝国那样，J.P.摩根这样的大公司目前正在因为自己的傲慢和狂妄自大而逐渐失去前进的方向。”迪蒙在2006年接受《财富》杂志专访时说道。至于应对方法，迪蒙决定实行奖励制度，并且对个别的管理层成员及其过往经手的业务进行定期的严格审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一家大公司里，人们很容易套你的话。你要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公司工作了几十年（当迪蒙刚刚入主芝加哥第一银行时，他就对这种现象产生了警惕）。然而最糟糕的是，在我第一天上任的时候，很多管理层成员居然在我的办公室门口说我的坏话。”迪蒙在接受专访时补充道。

有关对迪蒙的调侃仍然不时地从公司的各个办公室里传出来。“迪蒙总是在他需要一本正经的场合表现得非常粗鲁。”朱迪·迪蒙在一次谈话中将这段话告诉了一位记者。1998年，就在迪蒙被花旗集团扫地出门前不久，花旗集团因为在社交场合发生的不光彩一幕导致了内部的混乱。当时，史蒂夫·布莱克出于礼节，邀请花旗集团的另外一位高管德里克·莫恩的妻子跳舞，而他本人则与这位高管相处得并不十分和睦。然而，本应礼节性回请的莫恩却在现场拒绝和布莱克的妻子黛比跳舞。暴怒的布莱克为此和莫恩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这一幕正好被刚刚进来的迪蒙撞了个正着。迪蒙一边抓住莫恩一边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打算怠慢布莱克的妻子呢？是还是不是？”莫恩试图从迪蒙的手中挣脱出来，但是迪蒙在让他转过身去的同时，拽掉了对方衬衫上的一个纽扣。“你不要在我讲话的时候让我看到你的后背！”莫恩吼道，同时示意他的妻子说些什么。“这个男人打了我的丈夫！”迪蒙后来向莫恩表示了歉意，但是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了。 [3]

当迪蒙周日早上打来电话的时候，盖特纳正坐在美联储大楼13层的办公室里。“我们已经打算放弃了。”迪蒙说道，“贝尔斯登的问题比我们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我们简直没有办法了。”

“贝尔斯登的风险资产比我们最初预想的还要多。”迪蒙解释道。而且在经过了仅仅一个周末的尽职调查之后，他已经不能在接手贝尔斯登这个烫手山芋的问题上找到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了。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以及那些无法估值的资产已经成为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通过数学来解释现在的一切了，而且我也不可能为了这笔交易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他又接着说。

盖特纳试图和迪蒙做进一步的沟通，但是J.P.摩根的CEO仍然坚持己见。从私人角度来说，盖特纳对迪蒙的反应出乎意料。他在这个周末已经在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上和迪蒙谈了很长时间，并且和他讨论了不同的收购提案和面临的各种风险，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迪蒙会表现得如此消极。

结束了与迪蒙的通话之后，盖特纳给华盛顿的伯南克和保尔森打了电话。他向两个人转述了迪蒙的意思。“杰米已经明确表态不会再介入此事了。”盖特纳对他们说。

保尔森听完马上做出了回应。“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他说道。

盖特纳表示赞同。他此时也在琢磨着或许还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但是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儿，”他接着说，“J.P.摩根无意接收贝尔斯登大约300亿美元的资产。”盖特纳随后把这部分抵押证券组合及其包括的资产情况做了一番描述。

三个人继续讨论着有关收购的事。盖特纳现在担忧的是，如果J.P.摩根拒绝承担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的话，那么美联储是否会介入其中以打消JP.摩根方面的疑虑呢？早在周五的时候，为了让贝尔斯登以其潜在的风险资产作为抵押品，从而获得美联储计划通过J.P.摩根发放的贷款，美联储已经开始寻求联邦储备条例中某个很少使用的条款的帮助了。这个条款只适用于“异常紧急”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在一家公司无法从其他银行机构获得贷款的情况下，美联储将会授权向储备银行贷款，从而履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考虑到这种情况，盖特纳建议美联储可以对贝尔斯登那300亿美元的抵押证券组合做出某种程度上的担保，进而保证这笔交易能够继续下去。

伯南克则对此表示怀疑。两天前，他所行使的权力范围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中任何一位美联储主席，而现在的他已经被再次要求行使同样的职责。此外，斯特凡诺普洛斯也在前一天向保尔森表达了不满。伯南克现在感到自己受到的束缚越来越多了。更重要的是，最接近收购贝尔斯登的买家也准备中止此次交易了。如果说现在的情况还不算极端情况的话，那么还有什么符合这个标准呢？

上午9点30分

史蒂夫·布莱克在电话中告诉施瓦茨，在他们看到满意的收购合同之前最好静观其变。

“我们是老相识了，我这次可是认真的。”布莱克说道。

对于坐在42层办公室里的施瓦茨来说，布莱克的语气听起来非常严肃。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等着他去处理。J.C.Flowers公司的投资财团已经基本上退出了竞争，而摩根和高盛甚至还没有开始对贝尔斯登的经纪业务进行尽职调查。与此同时，他办公室里的时钟正在滴答滴答地走过每一秒。此时距离亚洲市场开盘只剩下9个小时的时间了，也就是说，贝尔斯登已经步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布莱克接着解释道，在经过了一夜的慎重考虑之后，JP.摩根已经决定收回最初每股8～12美元的报价了。他们接下来的动作也会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布莱克还建议施瓦茨最好能够从其他的途径寻求帮助。“你现在不能再指望我们了。”布莱克说。

施瓦茨虽然对布莱克的这番话感到震惊，但他在电话中仍然表现出了应有的绅士风度。他随后把科恩和帕尔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靠在椅子背上的施瓦茨把刚才的电话内容向两个人重复了一遍。“我们这回真的遇到大麻烦了。”施瓦茨说，“布莱克告诉我，从他们的模型模拟结果来看，贝尔斯登的亏损太大了，而且他们也不敢保证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完成和我们的交易。”

帕尔现在显得有些犹豫。“你认为J.P.摩根现在是和我们谈判吗？”他问道。

“也许吧。”施瓦茨说，“我想他们肯定会非常慎重的。尽管我不清楚J.P.摩根到底想干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们会在这件事上把握分寸的。”

科恩问施瓦茨是否已经把这一突发情况通知了美国政府。

“还没有。”施瓦茨回答说，“我觉得还是先和你们两个人商量一下比较稳妥。”

“我敢肯定政府已经从J.P.摩根那边得知了这一消息。”科恩说，“我倒是不希望政府站在J.P.摩根一边。”换句话说，美联储不想说服J.P.摩根参与到这桩交易中来。

科恩说完便走到另外一间办公室给他在政府的熟人打电话去了。他告诉对方贝尔斯登的客户对J.P.摩根表面上的突然退出感到非常恐慌。

“政府是不会告诉J.P.摩根该如何去做的。”美联储的官员争辩道。

“可是我们的交易马上就要达成了啊！”科恩说。

对方最后明确地告诉科恩：“贝尔斯登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寻找愿意接手的买家，即使对方把收购价格压得很低。即便如此，美联储也不会鼓励J.P.摩根趁火打劫的。”

在过去的这72个小时的时间里，贝尔斯登已经第二次站在了破产的悬崖边上。这一次，贝尔斯登恐怕会真的寻求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保护了。

凯威莱德律师事务所的丹尼斯·布洛克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像现在这样昼夜不停地工作了。他在凌晨2点的时候就离开了贝尔斯登。他和科恩也是在前一天晚上的这个时间一起开车返回了长岛的住处，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回家后连洗澡、刮胡子，甚至睡觉都没顾上就踏上了返程的路。布洛克已经让他手下负责破产官司的法律团队前往纽约世界金融中心的办公室待命。他担心律师履行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举动会对有希望在收购谈判中起死回生的贝尔斯登产生负面影响。

中午

就在高盛投资银行部门的联席主管大卫·所罗门给莫利纳罗打电话提出援助建议的3天之后，一支来自高盛的调查团队最终在弗洛尔斯的带领下进驻了麦迪逊大街383号。然而，就在当天早上的晚些时候，雅各布·戈德菲尔德从该团队中的一位来自私募股权公司的成员那里得到了一些消息，这位成员表示高盛的团队介入此事无疑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人脉广泛且曾经身为高盛明星交易员的戈德菲尔德，在第一时间给住在上东区的高盛CEO劳埃德·贝兰克梵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中表示，高盛的团队入驻贝尔斯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贝兰克梵用自己的电话回复了戈德菲尔德，并告诉他一切都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的团队根本进不去贝尔斯登的总部大楼，而且已经在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了。”他说道。贝兰克梵听完非常愤怒，他认为高盛在这件事上受到了侮辱，现在必须得想出个解决办法。戈德菲尔德这边则一再向他保证高盛的团队是很受欢迎的。

没过多长时间，高盛的团队就被请进了贝尔斯登的大楼。戈德菲尔德和约翰·欧若斯，以及其他的几个同事整个周末都和弗洛尔斯的团队一起工作，最后，他们和弗洛尔斯的人在大厦12层的会议室碰面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高盛的总裁盖瑞·科恩、信贷业务部门的负责人唐·马伦，以及其他同僚。在相互寒暄了一阵之后，科恩首先切入正题。

“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希望我们签下一份保密协议。”他说。

戈德菲尔德和欧若斯对科恩的表态感到非常意外。签署一份保密的，或者说是不对外进行披露的协议，仅仅是这笔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小环节。而此举的目的在于，如果该公司披露了有关收入、支出，或者现金头寸等非公开信息，那么这些数据仍然能够在日后处于保密的状态。由于弗洛尔斯已经和贝尔斯登签署了一份保密协议，因此，如果高盛能够像弗洛尔斯这样有备而来的话，那么其也应该签下一份同样的保密协议。

弗洛尔斯的团队告诉科恩，如果高盛真的打算介入此桩交易的话，他们应该早就把保密协议签好了。

“哦，我们可不打算签什么保密协议。”科恩说道，“对于即将被收购的贝尔斯登来说，高盛是不会在保证以不正当手段从对方挖人这种事情上将自己与任何条款捆绑在一起的。此外，高盛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经和高盛想要接触的关键人物进行了对话。”

戈德菲尔德和欧若斯在说明他们已经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同时表示，如果高盛不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的话，弗洛尔斯这边是不会让高盛参与收购贝尔斯登的，高盛之前制订的所有计划也将因此而无法得到进一步的实施。然而，科恩的态度仍然非常坚决。

在相互争论了几分钟之后，戈德菲尔德和欧若斯最终选择了放弃，两个人告诉科恩，他们会将科恩的态度传达给弗洛尔斯的其他同事，然后再确定接下来的行动。由于双方无法在收购的事情上达成共识，弗洛尔斯团队的人认为没有和高盛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 [4]

就在他的团队成员上楼和高盛讨论签署保密协议的时候，克里斯·弗洛尔斯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这场收购战中被淘汰出局了。在贝尔斯登的办公室度过的这个周末，弗洛尔斯一度相信J.P.摩根会改变主意。如果J.P.摩根真的放弃收购的话，他就可以花费很少的代价买下整个贝尔斯登，进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持贝尔斯登在组织和管理上的稳定，到那时，他将成为这笔交易中的最大赢家。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弗洛尔斯和他的团队一整天都在凯恩那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只是偶尔扫一眼之前收集到的有关贝尔斯登资产和负债的信息记录。帕尔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过来转一圈，问问他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尽管弗洛尔斯对自己的计划非常满意，但现在的一切对于他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与此同时，大厦里面其他地方进行的消防演习仍然在继续着，可弗洛尔斯的团队并没有受到这一切的影响。他们制订的收购计划已经在昨天晚上的时候递交了上去，而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耐心地等待。

当高盛的团队与戈德菲尔德和欧若斯之间的碰面结束后不久，莫利纳罗来到了凯恩的办公室，而这间办公室现在已经成为弗洛尔斯团队暂时的落脚点。高盛那边不仅没有撤退的意思，反而正在收集有关贝尔斯登抵押证券组合的相关信息，而莫利纳罗也在为这件事忙碌着。毕竟，现在的高盛和弗洛尔斯都是有备而来，而且都对此次收购胸有成竹。

“高盛那边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莫利纳罗对在场的人解释道，“我想先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

莫利纳罗对高盛方面的突然造访感到有些不安，而且对他们那种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对他提问的行为很是不满。在莫利纳罗眼里，唐·马伦在2001年离职之前只不过是贝尔斯登固定收益部门的一名高级交易员。想不到几年之后，他和所罗门居然以对手的身份回到了贝尔斯登，并且扮演着救世主一般的角色，这对于莫利纳罗来说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弗洛尔斯的人对莫利纳罗的这番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此前已经就这个问题向高盛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而且也向对方公布了一些大宗经纪资产的情况。看着双方彼此迷惑的神情，弗洛尔斯团队的一位成员最后告诉莫利纳罗，弗洛尔斯方面其实并不在意高盛是不是对收购整个贝尔斯登感兴趣，而且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给莫利纳罗提供建议。也许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高盛直接和贝尔斯登商议收购的事情。

此时还待在楼上的科恩简直不敢相信事态到了如此混乱的地步。高盛整个周末都在收集有关贝尔斯登的各种信息。实际上，他们一直在觊觎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业务部门。但问题是，现在要出售的是整个贝尔斯登而不是某个单独的部门，高盛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科恩当然知道抵押证券组合对贝尔斯登的重要性，因此他马上召集了一些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员对这些资产进行快速的评估。这些交易员在纽约的广场大厦集合，等待接收有关的数据。从另一方面讲，高盛也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些数据。

下午1点

马拉诺一整天都在关注着此次交易的动向。现在，他已经把注意力从贝尔斯登本身转向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的团队成员都希望在新东家J.P.摩根找到合适的位置，而这场折磨人的收购大戏将很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

他在午休的时候来到大厦一层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商店，给自己买了一部只用于私人业务的苹果手机。同时，他还建议他的朋友们也这么做。

贝尔斯登的董事会在这个下午注定是不平静的。为了抓住任何一根可能的救命稻草，贝尔斯登的董事和高管们都在通过他们在政府和华尔街的人脉关系打探消息或者寻求帮助。施瓦茨和已经回到华盛顿的鲍勃·斯蒂尔以及凯文·沃尔什一直保持着联系。科恩也在积极联系着盖特纳。任何一方都在不顾一切地为贝尔斯登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然而，J.P.摩根仍然在收购贝尔斯登这件事情上持观望的态度。在收回了最初的报价之后，迪蒙和他的团队认为如果J.P.摩根继续参与此次交易的话，他们必须把报价压得更低。

当迪蒙把他的想法告诉纽约联储银行行长盖特纳之后，对方就没让他再消停过一分钟。中午时分，盖特纳给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打电话汇报交易的最新进展情况。他说：“在征得美联储免于让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破产的承诺之后，J.P.摩根对这桩交易的前景还是非常乐观的。但是收购价格肯定要比周六晚上确定的那个低很多。股东们能够获得的补偿为每股3～5美元。”实际上，每股4美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这怎么可能呢？”保尔森问道。对于一家身陷困境的公司而言，这个价格显然太高了。 [5] 他在早上的电视访谈节目中提到的道德危机风险还历历在目：让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对一家因为管理不善而破产的公司提供紧急救助，会对纳税人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盖特纳说他已经试图向迪蒙表达了这个观点。此外，他建议保尔森最好直接找J.P.摩根的CEO好好谈谈。

迪蒙在电话里解答了保尔森的疑虑。“当政府和J.P.摩根介入进来的时候，贝尔斯登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至于对投资者的补偿，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贝尔斯登坠入深渊似乎有些说不过去。”迪蒙这次算是真正说到点子上了。

“这些家伙简直太贪婪了。”保尔森有些生气地说，“别跟我搞这些形式上的东西，我认为每股1～2美元才是比较合理的。”

下午2点

摩根士丹利财务部门的高管汤姆·威夫，在接到其上司的电话时，正在他位于布鲁克林公园斜坡区家中的电脑旁忙碌着。他的上司告诉他，贝尔斯登邀请摩根士丹利参与对其大宗经纪业务的评估工作，并希望借此促成一笔潜在的收购。他要求威夫在1个小时之内成立一个工作组，然后准时到达麦迪逊大街383号。

威夫计划3点的时候在地铁里和6名摩根士丹利财务部门的同事碰面，然后前往贝尔斯登大厦的6层。届时，莫利纳罗和贝尔斯登大宗经纪业务部门的团队将会现场解答有关其对冲基金客户服务业务的问题。摩根士丹利的团队还了解到，高盛的科恩此时在另外一间会议室里召开着类似的会议。对于这些曾经参与过多次竞争交易谈判的人来说，这次的行动着实让他们感到意外。

贝尔斯登的团队对公司现在的处境表现得非常坦诚。他们表示，在过去的一周里，贝尔斯登的重要客户纷纷撤资离场，而且他们也知道，除非投资者能够在这个时候得到某种程度上的保障，否则资金大举出逃的现状将得不到任何改观。另外，他们还向威夫的团队提供了一份清单。的确，贝尔斯登现在的情况实在是太糟糕了。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是，贝尔斯登的很多竞争对手已经停止向公司借出股票了——此举让贝尔斯登在“做空”，或者赌注某些股票会下跌的时候，没有办法向其客户提供他们需要借入的股票份额。

摩根的团队对贝尔斯登的管理层顿时产生了一丝怜悯之情。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确实不妙，再加上客户在过去一周里的大量流失，无疑会让贝尔斯登在下周一的时候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威夫认为，如果那些重要的客户选择放弃贝尔斯登的话，那么这笔交易将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仍然对贝尔斯登不断寻求任何可能的做法表示赞赏。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双方的会谈顺利地结束了。贝尔斯登方面由于还要接待其他的求购公司先行离开了，摩根的团队也认为这里没有什么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了。

贝尔斯登的董事会成员已经在大厦43层的一间会议室里集合了。从克利夫兰赶过来的卡尔·格里克曼由于中风还没有康复，只能坐在轮椅上，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芭布斯和一位男护士。马拉诺已经从佛罗里达返回了贝尔斯登，格林伯格、尼克尔、泰塞和前玩具反斗城公司的董事长迈克尔·戈尔茨坦也都在场。至于其他还没有到场的人，贝尔斯登正在以定期电话会议的方式设法和对方取得联系。

就在J.P.摩根突然宣布退出和贝尔斯登的谈判之后，科恩一直和他在政府里面的熟人保持着联系，他认为J.P.摩根对这桩买卖还是很感兴趣的。此外，迪蒙那边也表示愿意再重新考虑考虑，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对贝尔斯登的那些抵押资产提供担保。科恩还从政府的熟人那里获悉，美联储同意为贝尔斯登的抵押证券组合提供担保，而且这件事正在紧张的筹划当中。

贝尔斯登的顾问团队建议公司的董事们马上为最后时刻的报价做好准备，因为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科恩和来自Skadden，Arps，Slate，Meagher&Flom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彼得·阿特金斯立刻开始了准备工作。阿特金斯曾经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杠杆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RJR Nabisco）这笔交易上向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的董事会提出过建议。施瓦茨由于对他过往的工作经历非常欣赏，因此这次特意请阿特金斯过来帮忙，并且让他在贝尔斯登董事会做出决策的时候提供帮助。

一般说来，董事会在做出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要以公司股东们的利益为前提。然而，贝尔斯登现在每况愈下的处境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常复杂。虽然贝尔斯登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但是其距离关门歇业已经越来越近了。从目前的资产负债表和纸面上的现金状况来看，贝尔斯登似乎还能够再维持一段时间。然而，如果从偿还债务的角度来看，贝尔斯登能否在其债务到期时顺利偿付还是个未知数，也许到那个时候它就已经破产了。实际上，即使贝尔斯登在下周一拿到500亿美元的短期贷款，也不会让它的情况得到任何的改观。也就是说，无论J.P.摩根那边出价多少，对方都要考虑到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因为对于持有贝尔斯登公司债的J.P.摩根来说，其同样也是贝尔斯登的股东。

然而，当马拉诺得知贝尔斯登现在糟糕的处境时，他绝对不相信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已经尝试了所有的解决方案。他们考虑过管理层收购（MBO，是指公司的管理层向董事会提出收购公司股权的建议）这个方案吗？如果他们知道政府不想让贝尔斯登破产的话，还会申请破产保护吗？贝尔斯登是否考虑过向欧洲的同行提出援助申请并促成一笔跨洲交易呢？

带着这些疑问，马拉诺、迈耶和其他几个固定收益部门的交易员下楼去找施瓦茨和梅特里克。

在会议室里，交易员们就实施管理层收购以及联邦破产法第11章的前景等问题表达了看法。就在他们刚开始讨论没几分钟的时候，施瓦茨突然对着这些交易员大声喊了起来。

“你们这群傻瓜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什么了？”施瓦茨问道，“我们当然考虑过这些方案！”其实，这些交易员根本就不知道施瓦茨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否决了这些方案，而贝尔斯登现在只能在收购这件事上任凭J.P.摩根压低价码。

交易员们试图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他们此前已经对J.P.摩根极力打压收购价格的做法有所耳闻，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贝尔斯登的股票价格远不止这区区的几美元。“如果申请破产保护的话，你的情况会比现在好得多。”马拉诺说道。

施瓦茨没有理会马拉诺的建议。15分钟之后，施瓦茨突然终止了此次对话，他让交易员们耐心等待结果。

马拉诺和他的同事们对施瓦茨的这种粗鲁的做法非常气愤。离开办公室之后，马拉诺把梅特里克拽到了一旁。

马拉诺告诉身边的这位投资银行家，他对施瓦茨寄予了厚望。“我只是想让你告诉施瓦茨，不要再对任何人大声叫嚷了。”马拉诺说，“你要知道，过去24小时发生的事情已经让他没有资格再对任何人发号施令了。”

下午4点

凯恩在午餐时间来到贝尔斯登，仍然对公司的事务指手画脚。“让我们玩一把公司破产的游戏吧。”他不断地向贝尔斯登董事会的其他成员重复着。作为贝尔斯登内部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得到凯恩欣赏的人之一，布洛克把凯恩拉到一边明确地告诉他，破产不是贝尔斯登唯一的选择，他希望凯恩现在最好脑子清醒一点。

凯恩坚信贝尔斯登的内在价值绝对不止每股10美元这么便宜。但是布洛克刚才的一番话让他的内心产生了动摇。凯恩虽然对泰塞信任有加，但是他现在需要从第三方那里听到反对申请破产的声音。从表面上看，凯恩对那些在证券交易领域摸爬滚打几十年的律师们还是非常尊敬的。

凯恩和65岁的布洛克可以说是老相识了。1987年，贝尔斯登因香港投资银行怡和策略控股有限公司拒绝履行持有贝尔斯登20%股份的行为而将对方告上了法庭。双方虽然是在1987年10月份之前签署的合同，但是还没有最终完成交易。由于股票市场在当年10月份突然崩盘，贝尔斯登的股票也随着其他蓝筹股大幅下跌，怡和集团由此认为贝尔斯登的要价与双方之前谈好的价格存在较大的出入。

当时贝尔斯登的御用律师是大名鼎鼎的亚瑟·利曼，他认为这笔交易实际上已经告吹了。然而，那时还没有成为贝尔斯登掌门人的凯恩则坚持要和对方死磕到底。由于布洛克认为贝尔斯登在这场官司上胜算很大，因此，凯恩决定聘请布洛克负责与怡和集团相关的法律事务。四年以后，就在法庭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的几周之前，怡和集团宣布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并且向贝尔斯登支付了6000万美元的赔偿金。

在会议室里，贝尔斯登的董事们正在讨论着即将开盘的亚洲市场。在场的人都明白，几个小时之后开盘的亚洲市场关系着贝尔斯登的生死存亡，而他们现在连收购方的影子还没有见到。

帕尔在周末的这两天时间里将他联系到的潜在买家以及对方的反馈态度向贝尔斯登的董事会进行了汇报。除了依靠J.P.摩根和宣布破产这两条路以外，贝尔斯登能够选择的其他办法实在是不多了。贝尔斯登其实对弗洛尔斯的收购方案非常感兴趣，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对此次交易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如果这家私募公司不能够得到由多家银行组成的财团的支持，那么这个方案将不具有可行性。

四点钟左右，帕尔接到了J.P.摩根首席交易官道格·布劳恩斯坦的电话。对方向他通报了J.P.摩根的最新报价。现在，贝尔斯登和J.P.摩根又重新回到了谈判桌前，只是J.P.摩根的报价比之前低了很多。

帕尔回到办公室后对在座的各位董事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一笔三方交易，J.P.摩根那边已经得到了美联储的担保，双方的交易可以继续了。”

“但是，收购价格不是之前的8～12美元，而是每股4美元。”帕尔接着说道。

贝尔斯登的董事们听完之后面面相觑，悄然无语。“J.P.摩根为什么把价格压到4美元？”其中的几位董事问道。

“也许J.P.摩根认为这笔交易的风险要比想象中的大，所以他们不想出太多的钱。”帕尔说。有几位董事对他的话表示质疑。J.P.摩根此前认为以每股8美元收购贝尔斯登是笔划算的买卖，但是他们现在又把价格砍掉了一半。“这就是政治。”泰塞心想。他怀疑是保尔森在背后指使J.P.摩根把价格压了下来，而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同。

没过多长时间，帕尔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他随即起身走出了会议室。

又是布劳恩斯坦打来的。“现在的价格是每股2美元。”话筒那面说道。

此时的帕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们难道真的要这么做吗？”帕尔问。布劳恩斯坦这次的态度非常坚决。

帕尔挂断电话回到会议室，把最新的报价告诉了在场的人。在场的董事被这个价格惊呆了。凯恩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他继续表达着自己的不满。

科恩也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他马上走到过道里给他在美联储里的熟人打电话。

“这简直太不像话了。”科恩对美联储的官员说，他的话明显针对这份经过修订的报价。“我们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现在只能按照美联储确定的每股2美元的价格对外公布这一消息。”他接着说。此外，贝尔斯登还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由股东签署的委托书，或者资料性文件，并向投资者说明此次贝尔斯登和J.P.摩根交易的相关问题。科恩最后又从对方那里确认了一下是美联储授意J.P.摩根将此次交易的价格压低的。

泰塞对在场的人说：“我虽然不想接受这个价格，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其他的退路了。”从个人角度来讲，他不清楚贝尔斯登的股东们是否会投票通过每股2美元的报价。当然，他们距离这一步还有一段时间。

“2美元总比一分钱没有强。”施瓦茨对泰塞的话表示赞同。他认为董事会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他们希望由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进而确保整个市场不会因此受到巨大的冲击。此时此刻，破产的景象充满了施瓦茨的大脑：紧锁的办公室、等待薪水的员工，等等。他知道，有些事情远远不是维护股东利益这么简单。

施瓦茨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向董事会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贝尔斯登现需要的是促成一桩稳定的交易，而不是去面对由破产引发的各种风险。演讲结束之后，施瓦茨开始让董事会成员投票。

“大家都赞成这个提议吗？”他问道。

底下的人纷纷表示同意。

“还有没有人反对？”施瓦茨接着说。

办公室里一片沉默。

晚上7点

7点零5分的时候，双方签约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

“摩根大通宣布收购贝尔斯登。”两家公司同时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双方的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此次交易。

公告指出，作为此次交易的一部分，J.P.摩根将对贝尔斯登及其子公司的“交易债务”实行担保，并且履行对其业务进行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另外，美联储还将提供多达300亿美元的“特别融资”，以应对贝尔斯登那些“流动性较差的资产”。

该公告还包括了来自迪蒙的声明，迪蒙表示J.P.摩根将是贝尔斯登坚强的后盾，而施瓦茨也认为贝尔斯登在经过了无数次的艰难时刻之后，这个结果对于交易对各方来说都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在公告第二段的最后刊登的消息却让所有人感到震惊：“此次收购的价格大约是每股2美元。”

贝尔斯登，这家曾经坐拥250亿美元市值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现在的价值只有区区的2.36亿美元——这个数字连它总部大楼价格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华尔街一些资深的业内人士对这则公告感到无比惊诧。位于百老汇1585号旁边的摩根士丹利此时正在为下周将要公布的一季度财报做着准备，当约翰·马克和CFO科尔曼·凯勒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甚至认为每股2每元的报价是不是登错了。对于正在召开运营委员会会议的花旗集团的高管们来说，他们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有着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收购价格最少也得是每股20美元，也许是某人忘了在数字2后面加上一个0。花旗集团负责财富管理业务的主管萨莉·克罗契克的丈夫曾经在贝尔斯登供职，而且持有一定数量的股份。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给她的丈夫打了电话，并且用一种能够让旁人听得到的语调问道：“你把持有的贝尔斯登股票抛了没有？”对方点了点头。瑞银集团的证券分析师格伦·肖尔正与儿子一起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球馆观看纽约尼克斯队的比赛，当他接到同事的电话时一度以为对方在和他开玩笑。就在他重新把电话贴近耳朵的时候，他让对方再把刚才的数字说一遍。

在麦迪逊大街383号4层的股票交易部门，帕特·刘易斯和杰里米·希尔正待在办公室里。他们两个人这个周末一直在刷新着彭博终端的界面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希尔让一个初级职员去当地的一家酒馆买了些酒回来。他们一边嚼着薯片，一边喝着廉价的红酒。当他们得知最终的收购价是2美元的时候，希尔感到非常震惊。而已经辞职的刘易斯，这时已经一只脚迈出了办公室的门口。

在大厦的7层，杰夫·迈耶决定向在场的人发表演讲。他站上了交易柜台，大声地宣布此次收购的最终价格是每股2美元。他虽然对这个价格感到非常不满，但是仍然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已经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大家现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你们都留下来。”由于抵押贷款证券部门的天花板距离地面不是很高，因此迈耶的头几乎碰到了上面的照明设备，这让本已使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收购案更平添了几分离奇的色彩。

弗里德曼办公室里的人把过去几年中客户赠送的威士忌拿了出来，并将酒瓶上的灰尘拭去，然后倒在纸杯中喝了起来。有些酒瓶上面刻着他们用来庆祝这个时刻的日期——现在看来，这笔交易似乎已经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

与共事多年的同事坐在一起的弗里德曼，正在浏览着这个周末从朋友们那里收到的表示关心的电子邮件。最后，他把自己的思路整理了一下，给他的一位牌友回复了邮件：“我们现在正围坐在办公室里畅饮着所有能够找到的威士忌。”弗里德曼写道，“我们现在就像在给逝去的人们守夜一样，27年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我在贝尔斯登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而且公司节俭的传统成就了我们的现在。不然的话，那些在这里工作的人将要面临更加残酷的现实。”

蒂姆·格林在收购消息公布的时候也在弗里德曼的办公室里，他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给他的10人团队成员打电话，并要求他们马上宣布这个消息。“很抱歉，贝尔斯登已经被J.P.摩根收购了，收购价格是每股2美元。”格林在打给每位成员的电话中这样说道。他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才通知完所有的人。之后，眼含热泪的格林便驱车返回了康涅狄格州的住所。

正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市家中的大卫·金接到了他的上司打来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电话。“一切都结束了，J.P.摩根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把贝尔斯登收购了。”他告诉金。

金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现在的感觉如同在一场考试中突然听到老师说：“时间到，停止答题。”在大卫·金看来，贝尔斯登的风控能力在业内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我们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存活了下来，但是这一次我们没有躲过信贷危机的冲击。

受到收购消息的影响，贝尔斯登内部一度出现了混乱的迹象，厄普顿也径直回到了他在6层的办公室。史蒂夫·迈耶把莫利纳罗拉进了贝尔斯登财务部的办公室，并顺势带上了身后的门。站在屋外的厄普顿虽然看到迈耶冲着莫利纳罗大声地叫嚷，但是也只能隐约地听到两个人的谈话。“你怎么能把贝尔斯登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卖给J.P.摩根呢？”站在莫利纳罗对面的迈耶边说边比划着。此刻的莫利纳罗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事实，他平静地面对着迈耶的愤怒。

厄普顿在门外耐心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儿，办公室的门开了，迈耶气冲冲地走了出来。里面的莫利纳罗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地看着厄普顿。

“我们也许还有机会。”他对厄普顿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些年一直顺风顺水的，但是贝尔斯登以今天这种方式结束简直就是耻辱。”

厄普顿选择了沉默。

晚上8点30分

施瓦茨在12层的一间餐厅里召开了管理与薪酬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他们除了向全体人员通告此次交易的相关事宜之外，还通知员工明天照常上班，只不过公司的名称变成了J.P.摩根。这里一切的事情似乎都要赶在纽约市场周一开盘之前全部解决。施瓦茨现在需要诸如迈耶、梅特里克、莫利纳罗和杰夫·迈耶等一批骨干将后续的事情处理妥当。

还没等施瓦茨把话说完，迈耶就开始发飙了。

“每股2美元？”迈耶问道。“你简直疯了！”他一边说一边冷冷地盯着施瓦茨。“我们早就应该把手中的抵押贷款头寸处理掉，而且我已经提前估计到了现在这种结果。”迈耶这次又提高了说话的声调。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迈耶和另外一位高级股票交易员文迪·德蒙查克斯一直要求马拉诺缩小手中投资组合的规模。他们认为抵押贷款资产的市场波动越来越大，而格林伯格长期灌输给贝尔斯登人的投资哲学正适合现在的行情：在它变得一文不值之前将其卖出。施瓦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但是这些资产在如今动荡的市场中几乎失去了所有价值，这样做确实让施瓦茨有些心有不甘。后来，马拉诺虽然在迈耶的催促之下卖出了一部分，但是贝尔斯登仍然有上百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资产没有出手。

此前一直试图保持克制的施瓦茨也开始逐渐失去了理智，他对迈耶那无休止的抱怨声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史蒂夫，你有没有考虑过那些彻夜工作的人现在的心情，难道他们不想将事情尽快地解决吗？”施瓦茨冲着迈耶大声喊道，“你到底想让我们怎么办？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

迈耶没有理会施瓦茨，继续咆哮着：“你们几个月前就应该把这些有毒的资产全部处理掉。”施瓦茨虽然并不认同迈耶的观点，但是他似乎有些坐不住了。

“你要知道现在指责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们接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请你不要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施瓦茨说。

迈耶这回被彻底地激怒了。“我不管了，我还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他回复道。

“那好，请你离开，就是现在！我还要和在座的其他人商量重要的事情。”

施瓦茨和迈耶两个人互相盯着对方不下几分钟的时间，而且谁也不说话。迈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施瓦茨这边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最后，迈耶示弱了，他轻声地说：“好吧，就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马拉诺在此次交易行将结束的时候仍然对J.P.摩根的报价心存不满。他和迈耶几个月来一直都对贝尔斯登所采取的战略方向表示质疑——当然，这里指的不是马拉诺所持有的抵押贷款资产。多少年来，贝尔斯登一直是一个能够让交易员在相互争执中逐渐成为朋友的地方。但是对于贝尔斯登现在的处境来说，任何争论都没有意义了。作为抵押贷款业务的负责人，马拉诺找了一把椅子坐在桌子旁边耐心地听着施瓦茨的讲话，而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走过。

J.P.摩根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的消息并不是当天晚上的重大新闻。晚上7点16分，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听到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在经过了几个月持续的游说之后，美联储终于允许投资银行从自己这里直接申请贷款，而不再对美联储提供的贷款便利进行限制。也就是说，美联储彻底打开了原来只面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这一规定的实施彻底颠覆了美联储几十年来所奉行的政策——这迟到两个小时的宣布对于贝尔斯登来说已经于事无补了。

当美联储就此事进行最后的讨论时，施瓦茨和迪蒙、盖特纳、保尔森，以及华尔街多位声名显赫的高管正在出席本行业召开的一次电话会议。听着即将在下周一开始实施的贷款便利的相关消息，施瓦茨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感觉到本来应该避免遭受灭顶之灾的贝尔斯登一下子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牺牲品。然而，他也明白如果没有人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的话（美联储即将行使这一权利），他们的竞争对手雷曼兄弟恐怕连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挺不过去。

过了一会儿，帕尔在走廊里遇到了施瓦茨。两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隐隐的泪水。

“艾伦，”帕尔轻声地说，“你应该对自己在处理这件事情时的表现感到满意，你所做的一切简直无可挑剔。”

施瓦茨摇了摇头，然后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的心情实在是糟透了。”施瓦茨最后说道。

[1] 这种估值方法在固定收益市场中非常普遍，有时候则只适用于“流动性较差”或者不频繁的交易，以及其他资产。由于这些资产平时很少易手，因此也很难在某一时间观察到它们的价格，唯一的方法就是靠那些经验丰富的交易者们发挥自己过人的想象力。

[2] 贝尔斯登的抵押贷款业务负责人汤姆·马拉诺表示，他最初听到J.P.摩根对自己估值的质疑声是在接下来的一周的周中，而不是这个周末。当时，J.P.摩根的尽职调查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3] 3月16日，迪蒙在与业内的其他高管的电话会议上，就贝尔斯登这件事与其他人发生了争执。当花旗集团的CEO维克拉姆·潘迪特向他提出质疑的时候，迪蒙非常生硬地说：“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4] 科恩通过他的发言人表示，他和高盛的同事们在当天进入贝尔斯登大楼的时候并没有受到阻拦，而且也没有印象被对方要求签署任何保密条款。

[5] 几天之后，保尔森在和迪蒙谈及此次交易时说，当J.P.摩根提出每股10美元的收购价时，我简直快要吐了。

后记

贝尔斯登的结局只是众多遭受致命打击的金融公司的缩影。在收入损失和不断失去的市场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大量的经纪公司和债权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纷纷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截至2008年9月，也就是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6个月之后，华尔街中的大部分投资银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即使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业内人士来说，他们也没有明显感觉到次贷危机所产生的影响。贝尔斯登与J.P.摩根在5月底进行的这笔收购交易，也只是处于此次危机相对平静的时期。美联储对投资银行敞开贴现窗口的行为让市场重拾了信心。此外，贝尔斯登在从事包括对冲基金以及风险管理在内的高风险投资基金业务方面的良好声誉，也让其他规模较大且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健康的公司对此放松了警惕。

随着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JIA）在2008年5月短暂触及13000点的高点，大盘蓝筹股在当年的春季实际上是处于上升通道当中的。华尔街其他金融机构的高管对市场的前景依然持谨慎乐观的态度。高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贝兰克梵在4月初的时候对投资者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全部4节比赛中的第3节。此后不久，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马克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然而，事情并没有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同年6月，拥有150年历史，且在规模和经营范围上都可以和贝尔斯登一争高下的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布了其自1994年上市以来的第一份亏损报告。与此同时，全美最大的经纪公司美林证券，也被手中持有的价值550亿美元的有毒抵押资产压垮了。虽然两家公司都在努力地筹集资本，但是投资者已经不再对它们的未来抱有任何幻想了。

由次级贷款引发的危机迅速蔓延开来。7月初，全美第七大抵押贷款发行商，同时也是南加州规模最大的储蓄贷款公司——印地麦克银行（IndyMac Federal Bank），因为持有的高风险住房贷款出现了持续的巨额亏损而宣布破产。没过多久，拥有或者担保全美几乎一半住房抵押贷款的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也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巨大压力。在市场对两家公司缺少足够现金的担忧之下，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票分别创下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低。

监管机构很快采取了干预措施。7月末，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议案，批准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增加对两房的监管力度，其中包括向房利美和房地美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以及在必要的时候将其实行国有化等内容。尽管该议案受到了来自国会议员的强烈抵制，亨利·保尔森仍然在9月初的时候将这些问题公司列入了政府的“接管名单”。《华尔街日报》将政府的这次行动视为“本年度最具戏剧性的市场干预行为”，财政部在向每家公司注资10亿美元的同时将其现任CEO免职，并且承诺当房利美和房地美因为住房贷款导致进一步亏损时，向其提供高达2000亿美元的追加援助。

市场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比较正面的。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房地产市场将会因此而重拾信心，而且抵押贷款利率也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下跌。然而，当危机重新在投资银行领域迅速蔓延的时候，政府暂时的救助措施注定是难以奏效的。

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此时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雷曼兄弟公司虽然从次贷危机开始的时候就在想方设法自救，但是它持有的大量的商业抵押贷款投资组合所造成的巨额亏损已经让其无力回天了。雷曼兄弟发布预警称，公司在第三季度的减记资产价值为40亿美元，但是公司仍在想办法筹集更多的资金。那些在这个时候还愿意为雷曼兄弟提供资金的债权人，纷纷要求其追加数十亿美元的抵押品，而信用评级机构也表示要下调雷曼兄弟的信用评级。这样一来，雷曼兄弟寻求信贷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了。

美林证券为了重拾市场信心，虽然已经处理掉了部分高风险的抵押贷款资产，但是其资产负债表依旧惨不忍睹。美林证券现在面临的局面和当初的贝尔斯登一样，其客户纷纷撤资离场，而美林证券的股票价格更是一落千丈。

然而，美国政府此时却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在纽约联储银行连续召开了三天的紧急会议之后，保尔森已经拒绝了其他投资银行提出的紧急救助申请，而蒂姆·盖特纳则催促华尔街的其他公司先行制订自己的紧急救助计划。这个办法显然不是万全之策。9月14日周日晚些时候，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存款银行——美国银行将已经混乱不堪的美林证券收入旗下。第二天一大早，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的监管机构认为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对投资银行和现有金融市场的一种警告——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中为了应对道德风险而对那些摇摇欲坠的公司进行政府干预之后。目前普遍流行的说法是雷曼兄弟公司的CEO迪克·富尔德及其董事会在几个月之前一方面开始筹集资金，一方面在为公司寻找合适的买家，但是他们无序的管理在直接导致公司走向破产的同时，也将25000名员工送上了街头。

雷曼兄弟的破产对其自身和其他同业竞争者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9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向现金头寸几近枯竭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美元的担保。AIG因此成为又一家因为无力经营而被收归国有的公司。第二天，以华尔街中仅存的两家投资银行之一的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金融股的股票成为众矢之的。与贝尔斯登情况类似的是，除了跌跌不休的股票之外，摩根士丹利的对冲基金客户出于对公司经营状况以及资金安全的担忧，接连将资金撤出了公司的账户。

周末，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CEO展开了自救行动。市场中的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的信心历来要好于投资银行，他们的投资倾向也更偏向于由美联储负责监管的低风险的商业银行，而不是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的投资银行。因此，为了避免贝尔斯登的情况重演，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家银行在9月21日宣布以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替代之前的投资银行运营模式。也就是说，它们将彻底摆脱以前的投资银行身份。

实际上，整个华尔街现在的生存状态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失业和财富的流失成为新的常态。自从2008年3月份那个周四的晚上在莫利纳罗的办公室召开的第一次高管紧急会议开始，道琼斯指数已经下跌了三分之一——上万亿美元的投资者财富瞬间化为了乌有。当我在2009年1月撰写这部书稿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政府官方宣布经济陷入衰退以来，即自从2007年年底以来，已经有360万人失去了工作。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这一趋势将至少持续到2009年年底，工作岗位也将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减少200万个。

经济衰退的影响将呈现出多米诺骨牌效应。今年的假日购物季也将随着消费者支出的大幅减少而异常惨淡，进而导致零售业出现持续的倒闭潮。位于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美国制造业支柱的繁荣景象，也都在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曾经一度让贝尔斯登和其他债权人以及银行青睐有加的房地产，其价格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住房贷款市场不断出现的违约和逾期行为，让很多美国家庭居住在用木板包围起来的房子里，而公共服务的减少也导致了新一轮犯罪潮的涌现。

大批失业的居民不得不面对着成堆的账单，以及缺失的医疗服务。福利的减少也让有些人铤而走险。俄亥俄州的一家饼干工厂在提出破产申请之后，一名在那里上班的孕妇请求她的助产医生进行引产，以求在她的医疗保险没有被中断之前将孩子生下来。然而，她的孩子并没有及时降生，这次剖腹产手术反而要让她支付2000美元的医药费。

各个州和社区也在应对当地居民生活上的需求时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圣路易斯、密苏里州计划中断当地的运输服务，而此举将导致数百名通勤者丢掉工作。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预算赤字高达400亿美元，为了减少工资开支，该州政府不得不让20万名政府工作人员每个月在家休息两天。纽约州的在线失业保险系统，在1月初的时候曾接到过上千份申请报告，该系统也因此在两天的时间里就处于了瘫痪的状态。

贝尔斯登崩盘之后不久，外界的普遍观点认为贝尔斯登持有的大约300亿美元的高风险抵押证券组合是其破产的罪魁祸首——有迹象表明，债权人的撤资离场以及交易员做空贝尔斯登的股票也是重要的因素。实际上，这些资产的质量要比正常人所理解的好得多，而人们听到的也只不过是贝尔斯登崩盘事件中的冰山一角。

2008年的次贷危机几乎让从事抵押贷款业务的公司无一幸免，这些缺乏前瞻性的公司因为投资的单一性使其无法对冲因为不良贷款造成的损失，而贝尔斯登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因素不仅直接导致了雷曼兄弟的倒闭，而且间接地让房利美和房地美、AIG和美林证券走上了不归路——这一切直到政府、私人企业出手才有所好转。

作为昔日全美第五大投资银行的贝尔斯登，其脆弱性在此次危机当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格林伯格曾经的那种节省的工作风格——在交易上及时止损、在纸夹和信封等办公用品上的节俭，以及对待外在风险的严谨态度，在这些年中已经被现任掌门人凯恩的那种目空一切的态度所取代。凯恩丰厚的薪酬和对公司具体事务的漠不关心，让他以一种非常狭隘的思想继承着前任格林伯格的管理哲学。他对贝尔斯登的每一笔开支都斤斤计较，但是自己却雇用直升机往来于各个目的地之间。此外，他还极力反对公司众多底层员工所挂的“头衔通胀”。凯恩只坚持公司既有的业务模式，而对公司二把手提倡的业务创新和市场扩张建议视而不见。如此一来，凯恩把多种业务混合在了一起，而贝尔斯登的风险管理能力也随之越来越差。凯恩对贝尔斯登对冲业务的微观处理缺少耐心，因此他把这些工作全部交给了本已工作繁忙的沃伦·斯佩克特、年迈的格林伯格，以及数不清的技术模型。

2007年，到处暴露的管理问题在贝尔斯登旗下两只高等级对冲基金的崩盘上尤为明显。

发生在2007年年初的次贷危机让拉尔夫·科菲负责的基金的业绩出现了直线下滑。

投资者信心的丧失引起了债权人的警觉。包括J.P.摩根在内的多家机构把科菲的基金视为违约的代名词。被贝尔斯登解雇的斯佩克特后来告诉J.P.摩根的高管，他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在进行什么交易。科菲在6月份和债权人举行的几次会议上苍白无力的抗辩，让他一度成为业内的笑柄。贝尔斯登还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陷入困境的时候拒绝对其进行紧急救助，贝尔斯登的CEO不但拒绝出席对方召开的会议，甚至还要和对方在火鸡三明治上斤斤计较，更不用说和对方谈什么贷款利率问题了。现在，贝尔斯登的一位资金经理证实科菲是无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债权人此时对科菲请求他们放宽对抵押品或者追加保证金宽限期的要求感到非常可笑。

科恩的基金事件刚刚落下帷幕，大家又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斯佩克特、贝尔斯登的盈利能力和凯恩身上。2008年8～9月期间，“王牌”艾伦·格林伯格和史蒂夫·迈耶曾就抵押证券组合问题与汤姆·马拉诺产生激烈的争执。他们对马拉诺采取的所谓“噪声交易”的套期保值行为（比如做空诸如富国银行和美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要求马拉诺立刻停止这项交易，并且抽回10亿美元的资金。然而，马拉诺手中持有的这些资产仍然保持原样未动。

艾伦·施瓦茨是在2008年1月被任命为贝尔斯登的新任CEO的，他也一度被视为贝尔斯登的关键先生。作为从业30多年的投资银行家，施瓦茨的任务是将这个时好时坏的公司脱离困境并增加业绩。对于施瓦茨来说，筹集资金和做交易是他的拿手好戏。

然而，和贝尔斯登的大多数员工一样，施瓦茨对贝尔斯登面对的困境坚决予以否认。对于他来说，第四季度的亏损注定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转折点，但是他相信来年第一季度的盈利将会使贝尔斯登一扫之前的颓势。施瓦茨对管理层进行了重组，并且致力于风险的降低，可以说，施瓦茨对这两项改革是充满了希望的，他相信贝尔斯登是完全配得上这些赞誉的。

但是，施瓦茨错过了1月和2月的融资机会。贝尔斯登的很多个投资项目接连失败，施瓦茨本人感觉到这些机会正在与自己擦肩而过。另外，施瓦茨并不希望人们错过即将公布的好消息。现在看来，他在3月6日离开棕榈滩的行为有些让人不可思议，即便如此，贝尔斯登已经处于了崩溃的边缘。

就在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之后不久，很多贝尔斯登的中高级管理人员被施瓦茨盲目处理贝尔斯登目前困难的做法激怒了。当野村证券和住友集团将注资的资金送到贝尔斯登家门口的时候，贝尔斯登的CEO居然傲慢地拒绝了。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区区几十亿美元对于当时的贝尔斯登来说已经于事无补了。现在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寻求一些实力雄厚买家的收购，但是当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

4月3日，施瓦茨在与迪蒙和盖特纳共同出席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听证会上陈述了有关贝尔斯登倒闭的观点。他表示自己对投资银行无法得到美联储贴现窗口帮助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切会发生得如此之快。”他说。

“即便站在今天回过头看，我也不认为当初我们能够获得不同的结果。”施瓦茨接着说道。

有些投资者也许会认为最初让一个投资银行家来掌管一家主营证券交易业务的公司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也许，就施瓦茨自身有限的权限来讲，他根本不可能预测到贝尔斯登之前的坏名声会让自己自食恶果。在3月10日所在的那一周，贝尔斯登的股价在漫天的流言蜚语中不断下跌，而贝尔斯登在10年前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紧急救助的请求断然拒绝的一幕如今又将再次上演。一位交易员开玩笑说：“依我看，干脆让J.P.摩根以2.5亿美元的价格把贝尔斯登收购算了。”这个不着边际的报价建议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对于这位交易员所说的收购价格，有人认为贝尔斯登的倒台并非来自于其债权人和客户的合理担忧，而是来自那些豪赌贝尔斯登将会破产的掠夺成性的交易员的阴谋。根据一个被称为“早餐俱乐部”的由多家对冲基金组成的集团所奉行的阴谋理论，它们声称如果贝尔斯登在3月初破产的话，它们就将履行一个大笔吃进信用违约互换（CDS）和保险公司保单的承诺。当日后这些交易对手方终止和贝尔斯登的长期交易之后，它们不仅开始散布关于贝尔斯登的负面新闻，而且一起做空贝尔斯登的股票。尽管这个阴谋论在华尔街中不时地被一些证券公司提起，但是没有人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就是事实。

监管层虽然对事件的真相并不知情，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市场对一家公司失去信心，这家公司就彻底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可能。贝尔斯登在本周持有的现金头寸达到了创纪录的180亿美元，但是3天之后，受到有关贝尔斯登负面新闻、暴跌的股价、债权人的集体沉默，以及客户大举逃离贝尔斯登的账户的影响，贝尔斯登的资本水平几乎下降了一半。8个小时之后，公司的现金已经到了几近枯竭的地步。

J.P.摩根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收购贝尔斯登并不意味着事情至此结束。在周日晚上匆忙进行的这次交易中，贝尔斯登的股东们对这个价格采取了抵制行动。第二天早上，身心交瘁的施瓦茨在贝尔斯登的健身馆里被愤怒的交易员艾伦·明茨挡住了去路：“你让贝尔斯登的14000名员工如何看待这一切？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事实的真相！”3天之后，在市政厅举行的一次由J.P.摩根发起的旨在显示其信心的会议期间，杰米·迪蒙也遇到了相同的“礼遇”，愤怒的贝尔斯登交易员将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的行为视为“强奸”。

在意识到双方私下签署的收购协议有可能遇到困难之后，J.P.摩根为了让此次收购得以顺利进行，开始就持有贝尔斯登大量股份的问题与对方展开谈判。然而，施瓦茨在为贝尔斯登争取更高的收购价格上面坚决不肯让步。

这笔交易注定要让这个复活节的周末变得与众不同。J.P.摩根威胁说，如果双方不能够在下周一之前签署一份新的且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协议，那么J.P.摩根将不再对贝尔斯登的债务进行担保。贝尔斯登考虑到如果对方起诉的话，那么贝尔斯登将会被强制执行双方最初签订的协议。监管层也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警告，而贝尔斯登的董事会不得不在周末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只是这次会议的地点选在了罗杰·科恩在市中心的办公室。相对于联邦破产法第11章中所包含的可以让公司重组的内容，贝尔斯登现在面对的是美国破产法第7章的内容——对公司进行彻底的清算。这样一来，贝尔斯登的收购价格很有可能比现在的每股2美元还要低，而公司的处境也会较之前更加艰难。

3月24日周一早上，J.P.摩根公布了其最后的报价：每股10美元——或者说，J.P.摩根以12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贝尔斯登将近40%的流通股，这个价格使双方的交易距离成功越来越近。为了让这桩交易得到美国政府的认可，J.P.摩根决定先行承担之前由政府担保的贝尔斯登高达10亿美元的抵押证券投资组合债务，从而将美国央行的风险敞口控制在290亿美元的水平。贝尔斯登的董事会则对这个令人略感欣慰的价格表示接受，双方随即签订了新的协议。

从理论上来讲，董事们所做的任何决策都应该以公司的利益为前提，但是同时作为股东的他们，此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在新协议生效之后的次日，杰米和帕特里夏·凯恩将手中持有的570万股贝尔斯登股票（约合6130万美元的利润）尽数出售。一周以后，贝尔斯登的另外一位独立董事保罗·诺维利也将手中的股份全部卖出。至于那些在J.P.摩根收购贝尔斯登之前持有公司大约30%流通股的内部人士，对这次收购引发的财富缩水感到非常震惊。两个月后，也就是J.P.摩根完成此次收购后于5月29日召开的股东会议上，凯恩宣布对贝尔斯登的破产负责。“我以个人的名义向大家道歉。”他一边摆弄着麦克风一边对在场的人说，“我想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此次交易得到了84%的贝尔斯登投资者的认可。

对于贝尔斯登14000名员工来说，接下来的几周时间简直就是灾难。他们焦急地等待着最终去留的名单，以及哪些人可以作为两家公司整合期间的“过渡”人选。J.P.摩根方面也深知这一环节的重要性。迪蒙向包括通用电气在内的多家重要客户询问是否可以从贝尔斯登的人才库中选择适合留下的员工，此外，他们还为那些被解雇的员工提供大量的职业介绍服务，以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新的工作机会。

最终，有6500名原贝尔斯登的员工被J.P.摩根留用。在贝尔斯登的同事间流传着一些关于两家企业文化截然不同的公司的黑色幽默。他们笑称J.P.摩根的企业文化要比贝尔斯登更有人情味儿，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靠“缘分”走到一起的。很多在此次交易中最终留下的员工表示，他们被J.P.摩根的同事表现出来的友好和真挚所感动。还有些人表示，J.P.摩根在支付解雇补偿金的时候，主要是以该员工在贝尔斯登的任职期限作为标准的，而这一点正是贝尔斯登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J.P.摩根的举动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有些在贝尔斯登高层任职的高管的反应就不是那么积极。5月底，也就是此次收购即将完成的前几天，在贝尔斯登研究部门任职的高管巴里·福克斯在得知自己不会在新公司董事会中留任的消息之后选择了自杀。据他的朋友介绍，福克斯认为失业和自己糟糕的身体条件让他根本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此时，他的账户中只剩下11股贝尔斯登的股票。

贝尔斯登的高管们在公司解散之后便各奔东西了。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继续留在了J.P.摩根的董事会中。

施瓦茨在双方签署协议之后选择了留下来。他表示将视J.P.摩根对待贝尔斯登员工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接受迪蒙为其提供的高级职位。在对J.P.摩根的做法表示认可的同时，施瓦茨也将自己的办公地点由原来的麦迪逊大街383号搬到了J.P.摩根的总部大楼，并且代表J.P.摩根为他以前的老客户提供了几个月的咨询活动。施瓦茨在劳工节那天选择了离开，然后和他长期的搭档里奇·梅特里克在英国的投资银行罗斯柴尔德重新开始了职业生涯。

自从贝尔斯登被收购以后，施瓦茨一直保持着比较低调的姿态，他不仅谢绝了媒体的采访，而且对此次收购的细节三缄其口。让施瓦茨感到最为遗憾的是，贝尔斯登没有坚持到贴现窗口开放的那一天。他本人坚信，如果贴现窗口早一点开放的话，贝尔斯登是完全可以绝处逢生的。

出于好友克里斯托福·劳伦斯是罗斯柴尔德的副董事长的缘故，施瓦茨在来到这里后相继把诸如微软、迪士尼和有线电视（Cablevision）等老客户也带了过来。尽管收到了来自提供紧急救助的公司和其他银行的邀请，但施瓦茨对自己在贝尔斯登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并且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迷茫。在他32年的贝尔斯登职业生涯以这样一种悲剧的形式收场之后，施瓦茨还没有下定在其他的大型金融机构重新开始工作的决心。作为母校杜克大学的理事会成员，施瓦茨近日被任命为旨在消除纽约城贫困的罗宾汉基金会主席。

萨姆·莫利纳罗目前没有找到心仪的工作。与施瓦茨一样，莫利纳罗在协助J.P.摩根进行收尾工作的同时，也在寻找合适的就业机会。年近50且精力依旧充沛的莫利纳罗在和朋友聊天时表示，他绝对不允许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刻上破产的投资银行CFO这样的字眼。

2008年年底，莫利纳罗以顾问的身份与昔日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客户兼竞争对手——对冲基金巨头保尔森公司（Paulson&Co.）签订了一纸合约。但是他此时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全职工作。

在为投资咨询公司普瑞玛瑞卡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鲍勃·厄普顿在2009年1月出任经纪公司坎特·菲茨杰拉德的财务主管。厄普顿告诉其同事，与保守的贝尔斯登相比，在经历了职业生涯中非常艰难的时期以后，他对自己的这份新工作十分满意，并且打算从此干出一番事业。

贝尔斯登和J.P.摩根的结合并没有让汤姆·马拉诺看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他发现J.P.摩根在交易管理方面十分混乱，而且在风险控制上没有任何创新。在度过了3月和4月这个多事之秋以后，他离开了贝尔斯登，并且在通用旗下的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GMAC）的住宅资本（Residential Capital）担任董事长和CEO。

作为新工作的一部分，马拉诺必须在新泽西州的麦迪逊和费城郊区的办公室之间通勤。他在新公司遇到的问题几乎和以前在贝尔斯登碰到的一模一样。由于住宅资本持续亏损，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不得不与上千名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保罗·弗里德曼现在供职于总部位于纽约州韦斯切斯特的对冲基金水手投资集团（Mariner Investment Group）。该基金现在由前贝尔斯登高管李·萨奇斯和比尔·麦克切克负责运营，公司的同事亲切地把它称为“北方的贝尔斯登”。 [1] 弗里德曼告诉周围的同事，他从斯卡斯代尔的家到公司只需要短短的五分钟车程，而且他非常想念以前从曼哈顿坐火车回家途中打盹的那段时光。由于牛市的遥遥无期，弗里德曼继续担忧着形势不断恶化的金融市场。

吉米·凯恩仍旧处于退休状态。他有时会去打几杆高尔夫球，有时到位于泽西海岸的家去享受美好时光。最近，凯恩又前往度假胜地博卡拉顿开启了另一段假日之旅。此外，凯恩还在参加国际桥牌巡回赛，并且在2008年11月的北美桥牌巡回赛期间造访了波士顿。他打算继续从事自己的桥牌事业，并计划于2009年2月前往澳大利亚参赛。

“王牌”艾伦·格林伯格一直以名誉副主席的身份在J.P.摩根任职。他目前正在撰写自己在贝尔斯登的回忆录。81岁高龄的格林伯格现在仍然坚持每天上班，和他的那些老客户们一起并肩工作。

[1] 2009年年初，萨奇斯离开水手投资集团前往华盛顿，希望在他老朋友盖特纳手下谋得一份差事。

华章经典·金融投资

金融怪杰：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

Market Wizards：Interviews With Top Traders

（美）施瓦格（Schwager,J.D.）　著

戴维　译

ISBN：978-7-111-49716-5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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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译者序

平装版序言

前言

致谢

序幕

我自己的故事

第一部分 期货和外汇方面的交易者

第一章 期货市场揭秘

第二章 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定义

第三章 迈克尔·马库斯：绝不重蹈覆辙

第四章 布鲁斯·科夫纳：驰骋全球的交易者

第五章 理查德·丹尼斯：退隐的传奇交易员

第六章 保罗·都铎·琼斯：积极交易的艺术

第七章 盖瑞·贝弗德：皮奥里亚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

第八章 艾迪·塞柯塔：人人都能如愿以偿

第九章 拉里·海特：重视风险

第二部分 以股票为主的交易者

第十章 迈克尔·斯坦哈特：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方法

第十一章 威廉·欧奈尔：选股的艺术

第十二章 大卫·瑞安：投资股票如同探寻宝藏

第十三章 马丁·舒华兹：交易比赛的冠军

第三部分 所有品种都有涉足的交易者

第十四章 吉姆·罗杰斯：具有价值时买，市场狂热时卖

第十五章 马克·温斯坦：高胜算交易者

第四部分 来自场内交易员的观点

第十六章 布莱恩·吉尔伯：从经纪人到交易者

第十七章 汤姆·鲍德温：无所畏惧的场内交易员

第十八章 托尼·萨利巴：“一手”制胜

第五部分 交易心理

第十九章 范K.撒普博士：交易心理学

第二十章 个人的一段交易经历

第二十一章 后记：梦与交易

最后的话

22年后的观点

附录A 程序化交易和投资组合保险

附录B 期权基础

术语表

节录 爱德华·索普：革新者

谨将此书献给

我的妻子乔·安和我的三个孩子丹尼尔、扎卡里和萨曼莎

感谢她们给予我的爱，

更为重要的是，

我要把爱献给她们。

在你学会振翅高飞前，必须先学会折翼坠落。

——保罗·西蒙（Paul Simon）

某个人的巅峰水平，或许只是另一人的起步水准。

——保罗·西蒙（Paul Simon）

如果我想成为流浪汉，我会尽力找到最成功的流浪汉，请他为我指点江山。如果我想成为失败者，我会请那些从未成功过的人为我出谋划策。如果我想成为大赢家，我会找出我周围的成功者，让他们作为我行动的榜样和楷模。

——约瑟夫·马歇尔·韦德（Joseph Marshall Wade）

以上引自哈利D.舒尔兹（Harry D.Schultz）和萨姆森·科斯洛（Samson Coslow）主编的《华尔街智慧宝库》。

译者序

《专业投机原理》的作者维克多·斯波朗迪 [1] 拥有1200多本交易方面的书，但他认为其中只有2%的书才称得上是真正杰出的作品，我想杰克·施瓦格的《金融怪杰》一定是属于这2%的，对于这一点，华尔街的职业交易者恐怕不会有异议。就连睿智博学、眼高于顶的塔勒布 [2] 对此书也赞不绝口。该书一经问世，就成为交易老手常读的案头书，交易新手入门的必读书。此次翻译的是该书最新的修订版（John Wiley & Sons2012年的平装版），与最初的版本相比，修订版增加了本书作者22年后对交易之道的总结以及平装本的序言、术语表等内容。下面我分别从读者和译者的角度，将本书最具特色的地方略谈一下。

该书对华尔街17位顶尖的交易高手（不包括节录部分的爱德华·索普）进行了访谈，其中有些人早已为我们耳熟能详，比如理查德·丹尼斯、保罗·都铎·琼斯、威廉·欧奈尔、马丁·舒华兹、迈克尔·斯坦哈特、吉姆·罗杰斯以及范K.撒普博士等；还有一些访谈者虽然不为我们熟知，但也是非常厉害的人物，比如美国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上能与主流机构匹敌的大玩家盖瑞·贝弗德，纵横全球金融市场的布鲁斯·科夫纳，为人低调但业绩非凡、极具思想的艾迪·塞柯塔以及场内交易的牛人汤姆·鲍德温等。通过对这些交易高手的访谈，将交易的真谛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仅如实记录了他们辉煌的交易业绩，而且也让他们亲口道出了交易生涯中的失败教训和惨痛经历。遭受巨亏后有人曾想远离交易，有人甚至萌生轻生的念头，但他们最终都走出了失败的阴影，并且取得了交易的成功，其中转败为胜的关键和个人的心路历程对于普通交易者也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并且揭示了职业交易之路的凶险、坎坷以及背离交易准则的严重危害。另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成功案例和制胜之道阐释了交易最基本的法则和理念，比如“止损持盈”“进行资金管理”“制订交易计划”“具有交易纪律”“不要摊平亏损”“连续亏损后减少交易或离场观望”“独立思考但又要具有灵活性”“正确的操作比交易的结果重要”以及“每天都要做好交易的功课”等。虽然这些成功交易的要素在其他交易书籍中也有谈及，属于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本书通过访谈的形式，让老手行家现身说法，使人读后能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虽然在具体操作上，这些交易高手存在差异（有做长线的，也有做超短线的；有纯技术派，也有完全采用基本面分析的），但正如作者最新总结中所言，要想取得交易的成功并不能简单复制他人的操作方法，而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这才是取得交易成功的不二法门。当然这是一本“授人以渔”的书，侧重于“道”而非“术”（当然具体交易方法此书也有涉及，比如止损位的设置、假突破的应对、最佳的做空形态、长线短做等），因此只要人性亘古不变，“华尔街就不会有新鲜的事”，交易的基本理念就不会改变。不管此书问世已有20年还是已有200年，这样的经典之作一定是常读常新、永不过时的。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许多有趣的地方：比如金融怪杰的趣事轶闻、个性癖好，这些内容让访谈对象更为栩栩如生、更为生动传神；对于“程序化交易”是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的元凶还是替罪羊，这些高手有不同的观点，对于“技术分析的作用”，这些高手又有迥异的看法，前后对照阅读能让人有所收获。但对于有些问题，比如技术分析与基本面分析的高下，“与趋势为友”还是逆向交易，其实并无标准答案，还是那句话，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当然兼听则明，了解各种方法的优劣得失肯定是正确选择的必经过程。另外书中一些交易者对于当时（20世纪80年代）美国宏观经济的评判和预言，今天回过头来看，也非常有意思，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他们观点的对错，而是他们分析的逻辑和思路。而对于交易圈同行间的倾轧，研究报告的弊病以及财经媒体、市场大众的错觉，访谈中也有涉及，老手读后将会心一笑，新手读后如醍醐灌顶。

诚如本书作者在序言结尾部分所说，这些金融怪杰具有的某些天赋，非一般交易者能企及，要想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功和财富并非易事，但阅读本书的作用和意义就像棋力一般的棋手看超一流棋手的棋书、棋谱一样（另外不管你棋力如何，你都要看顶尖高手的妙招或是漏招，因为下棋和交易一样，都是少数赢家通吃的游戏，只有赢家才是值得关注的），对于提高个人的交易水平能起到“得门而入，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交易成功之路如煮海为盐，漫长崎岖，需要始终如履薄冰，如有此书相伴，好比良师诤友相随，可以随时得到指引和教诲，可以警诫自己不要偏离交易的正道。当然交易之道知易行难，重在实践，阅读好书仅是良好的开头，但是通过阅读了解他人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从而管中窥豹、掌握真谛；鉴往知今，少走歪路，不失为聪明交易者的做法。

能承担本书的翻译任务，我感到非常荣幸。历时三个半月完成了本书的翻译。此书虽是访谈，但涉及许多期货、外汇、期权的交易案例及相关术语，加之是口头叙述，又没有配套的价格走势图，所以为使翻译清楚、连贯，就必须添加一些注释。此外对于访谈中涉及的人名、术语、典故和隐喻等，为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我也酌情添加了注释。我力求在专业方面用词规范、标准，而在非专业部分，力求通俗易懂，尽可能口语化。同时我对于访谈中的俗言俚语，尽力做到理解准确，不望文生义。由于是对话体，口语中的思维跳跃有时会很快，有时又有语焉不详的地方，我会尽力联系上下文，依据相关线索，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另外，对于原书所有内容未做任何删节以完整展现原书全貌。当然由于时间及水平有限，翻译中或有瑕疵、错失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海涵，敬请业内方家赐教、指正。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施琳琳老师、策划编辑王颖老师以及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所有工作人员，没有她们的支持和鼓励，此译本恐难问世，在此我向她们致以言轻意重的感谢。

戴维

2014年11月写于上海

[1] 维克多·斯波朗迪，职业操盘手，基金管理人，华尔街的风云人物。

[2]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前衍生品交易员，《随机致富的傻瓜》《黑天鹅》《反脆弱》等书的作者。

平装版序言

投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市场中的各类参与者能否战胜市场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给出了清楚明白的答案：除非你具有好运，能够成为幸运者，否则你无法战胜市场。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效市场假说是“市场”和“投资”领域诸多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该理论阐释了市场价格是如何确定的以及价格确定过程所具有的含义。该理论实际上是投资学每个重要领域的理论基础，这些领域具体包括：风险衡量（risk measurement）、投资组合优化（portfolio optimization）、指数化投资（index investing）以及期权定价（option pricing）。“有效市场假说”的具体内容可归纳如下。

·资产的交易价格已完全反映所有已知的信息。

·对于新的信息，相关资产价格会立刻做出反应。

·所以得出以下两点：

·市场价格包含、反映所有信息，完美无缺。

·利用任何市场上已知的信息是不可能一直跑赢大盘的（即无法做到长期超越市场整体收益）。

“有效市场假说”基本可分为三种。

1.弱式有效市场假说： 这种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参与者无法利用过去的市场价格信息（market price data）来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换而言之，要获取超额收益，采用技术分析是在浪费时间，在这种假说下基本面分析是有用的。

2.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说 （“半强式”一词大概源于某位政治人物）：这种有效市场假说声称市场参与者无法利用任何公开、有效的信息来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换而言之，要获取超额收益，采用基本面分析也是在浪费时间。

3.强式有效市场假说： 这种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参与者即便利用非公开信息也无法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换而言之，内部知情人士（insider）想通过内幕信息来战胜市场也是徒劳无功的。

由上述有效市场假说可得出的推论是：本书的读者是在痴心妄想（即妄想战胜市场，获取超额收益）。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因为每个市场参与者获取的信息是一样的，所以市场是无法战胜的。这个理由从理论上来讲就是错误的。即便市场参与者具有完全相同的信息，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对于合理、恰当的市场价格能达成共识，做出相同的交易决策（因此他们最终的交易绩效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国际象棋锦标赛上，所有的棋手都遵守相同的比赛规则和棋规，他们都读过相同的棋书和打过历届冠军棋手的棋谱，但只有极少部分棋手能脱颖而出，傲视群雄。认为所有棋手使用相同的信息（棋规、棋书、棋谱）就能取得相同的成效（即达到相同的棋力，取得一样的战绩）显然是说不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上的交易是比国际象棋更为繁复的博弈（行情更为变幻莫测，规则也总是在变化），所以为什么市场交易与国际象棋比赛会有差异呢？两者其实是相同的。

在国际象棋锦标赛中，棋力超群的少数棋手会抓住和利用棋力较弱选手的错招赢得大多数的比赛。交易与下棋非常相似。看起来，我们所能做出的唯一合乎情理的预判就是：面对同样信息（假定所有参与者获得的信息是完全相同的），少数交易技能出众的市场参与者所做出的解读与大多数市场交易者的解读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对于市场可能的动向能得出与众不同的、更胜一筹的结论。这就好比国际象棋高手对棋盘上最新局面的解读与大多数普通棋手的解读是有天壤之别的。大多数交易技能匮乏或交易技能平平的市场参与者在交易中所犯下的错误能促使市场价格达到错误的价格水平（即市场价格偏离不为人知的供需平衡价格，偏离资产的内在价值），这就为富有交易技能的交易者创造了良机。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支持者声称的“市场是极难战胜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其论据却是错误的。难以在市场上获得超额收益，战胜市场的原因并非在于市场价格已包含、反映了所有已知的信息，并且会对新的信息做出即时的反应，而是在于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巨大，并且这种影响几乎完全无法精确估量。某一时期市场参与者的情绪（乐观狂热）会使交易价格向上大幅偏离资产的合理估值，导致价格的严重高估，我们称此时期为“市场的泡沫期”。而在另一时期，市场参与者悲观、恐慌的情绪会使交易价格向下大幅偏离资产的合理估值，导致价格的严重低估，我们称此时期为“市场的恐慌期”。最后，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交易者的情绪对价格的扭曲作用可能是有限的，市场环境会近似“有效市场假说”所做的理性假设。所以，要么市场价格不会显著偏离资产的合理估值（市场情绪对价格的影响较轻），要么我们会面对“确定价格偏离合理估值会有多远”的困难任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要想战胜市场，获得超额利润都是很有难度的。

虽然通常情况下，市场参与者或许能准确判定市场何时陷入了乐观狂热状态或是悲观恐慌状态，但是市场参与者难以准确确定市场的泡沫或恐慌会持续多久，正因为如此，战胜市场才有如此之难。比如某位市场参与者对某项交易资产的合理估值评估完全正确，但由于建仓过早，最后还是遭受巨亏。举一个例子，假定某个交易员在1999年的后期认为科技股累积涨幅已大，已经超买，于是当纳斯达克指数（NASDAQ index）冲上3000点大关时，他毅然做空纳指期货。虽然这位交易员的评估绝对正确，因为此时距离这波“科技股泡沫”的产生已有十年，纳指已从1100点涨到2900点，科技股价格确实已高，但我们这位精明的交易员还是会破产，因为其后纳指继续上涨了68%，直到2000年的3月才见顶5048点，直到那时泡沫才破裂。这位交易员对纳指见顶的判断基本正确，不过比纳指十余年的牛市见顶早了仅仅四个月，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过早做空纳指的交易酿成了大祸。我们肯定无须借助“完美市场的假设”来解释“为什么成为市场赢家是困难的”。

承认市场参与者的情绪能对市场价格产生强大甚至支配性的影响和作用，这点意义深远重大。从市场行为的角度来看，市场依然是难以战胜的（因为作为市场要素之一的参与者情绪，其变幻无常、不可预测），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与有效市场假说不同的一点）是：市场并非不可能战胜。实际上，市场参与者的情绪导致资产的价格大幅偏离资产自身真正价值的情况本身就创造了投资和交易的绝好机会，即价格高估，可以做空；价格低估，则可做多。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支持者面对反驳该理论的有力证据，依然不愿放弃该理论。原因在于：“有效市场假说”理论为主要金融应用领域广泛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这些金融应用领域包括：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优化投资组合配置（optimal portfolio allocation）以及期权定价等。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应用领域所用的基本假设（由有效市场假说做出的）是错误的，所以必然导致结论的错误。此外，当市场处于泡沫期或恐慌期，这种错误的结论会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支持者就像一位丢失车钥匙的车主，他只待在停车场的路灯下寻找钥匙，因为只有那里有光可以看得见（但遗失钥匙的地方可能并不是停车场的路灯下）。

“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谬误不仅严重，而且众多，具体归纳如下。

·如果“有效市场假说”能够成立，那么有许多事情就不可能发生，甚至多次发生。例如，1987年10月19日，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的期货合约（标普500期指）一日暴跌29%，令人瞠目结舌，难以置信！如果“有效市场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像这种一日暴跌事件，其发生的概率约是10-160，概率非常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致等于在宇宙中随机选出一个具体的原子（atom），然后在宇宙中再次随机选出同一个原子（这一计算是根据宇宙中原子的数量大约是1080，具体数据资料来源于www.wolframalpha.com ）。

·如果“有效市场假说”能够成立，那么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某些市场参与者（包括本书中的一些访谈对象）所取得的、有案可查的交易业绩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效市场假说”假设市场价格会向正确价格水平（即符合公允、合理的估值）进行调整和回归，但建立该假设的前提有误。因为掌握信息、知识并且保持理性的交易者与缺乏信息、知识、不理性的交易者（或者并非仅仅为盈利而进行交易的群体，比如套期保值的交易者、政府方面的交易者，比如平准基金等）相比，在短期内，前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会暂时小于后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市场价格与交易资产看似合理、可信的估值完全背离、全然不符，这是常见的事（可能是资产估值有误，也可能是交易者的情绪、心理使交易价格出错，出现价格高估或低估）。

·市场价格通常在基本面消息广为人知后才做出明显反应，发生显著变动，即价格并不是包含、反映所有的信息。

·即便每个市场参与者得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但这并不意味利用相同的信息就能取得相等的成效。

·“有效市场假说”没有考虑和涵盖交易者情绪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因此也就遗漏了金融市场历史中某一时期（即市场泡沫期及市场崩盘期）基本面要素中对市场价格具有主导作用和重大影响的要素，即交易者的心理和情绪。

对我们而言，“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是个坏消息：除了靠运气，该理论排除了所有战胜市场的可能，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有效市场假说”在理论和实证上都具有严重的缺陷。所以本序言开头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虽然路途坎坷，困难重重，但战胜市场还是能够做到的。

常常有人问我，要成为交易高手、金融怪杰式的人物，是靠天生禀赋还是靠刻苦努力？我用马拉松赛跑来类比交易，以此作为回答此问题的标准答案。虽然马拉松赛跑在大多数身体条件较差的人看来是一项令人生畏的运动，但只要经过充分的训练以及自身的专注投入，大多数人还是能跑马拉松的。但只有少数身体素质过人、天生适合这项运动的人才能跑出2小时15分（男子马拉松）或2小时30分（女子马拉松）的优异成绩，而先天条件一般或较差的人，不管怎样刻苦努力，这种出类拔萃的成绩是跑不到的。拿交易进行类比的话，其与马拉松赛跑相似：刻苦努力可以达到“熟能生巧”的效果，但要想登峰造极，达到第一流的水准则需几许天分。许多金融怪杰的成功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能仅仅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天生的才能或天生的洞察力，使他们能超乎寻常地感知未来市场的动向。我并不看重某人怎样全身心地投身交易或是愿意花多少个小时注视行情报价的屏幕；现实情况就是，金融怪杰具有的某些天赋、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庞大财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难以企及的。

前言

本书中有一些令人称奇的经历。

·某位交易者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历经数次输光离场，最终将3万美元的账户做到了8000万美元。

·某位基金经理取得了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业绩：其管理的基金连续5年的收益率都达到三位数（百分数的三位，即收益率在100%~999%）。

·一位来自美国某小镇的交易者，以微薄的资金开始交易，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之一。

·某位交易者，曾经做过证券分析师，在过去7年中主要交易股指期货，其平均月收益率达到25%，其年化收益率超过1400%。

·某位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专业毕业的交易者，历经16年使其交易账户的收益率高达250000%（即2500倍），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上述这些只是本书所有访谈中的部分例子。本书访谈的每一位交易者都凭借各自的交易方法取得了不可思议的巨大成功。

是什么让这些交易者能脱颖而出呢？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市场上的赢家一定是找到了制胜、交易的圣杯。但事实的真相却是：我访谈的这些交易者，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与其说是与“交易方法”有关，不如说是与“交易态度”有关。一些交易者只使用基本面分析的方法，而另一些交易者只采用技术分析的方法，还有一些交易者则是结合使用这两种分析方法。一些交易者按照小时或者分钟进行交易操作（即不断建仓、平仓的短线客、日内交易者），而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交易者建仓后通常是持仓不动，打算持有数月乃至数年（即中长线的交易者、投资者）。虽然这些交易者的交易方法差异巨大，但接下来的访谈会揭示成功交易者在交易态度和交易原则方面具有的重要共性。

“交易”是当前我们在改变自身经济状况方面最大、最新和最后的一个机会。个人以相对较少的资金起步，并最终成为千万富豪的途径极少，而其中有一条途径就是“交易”。当然只有少数人（例如本书中的访谈对象）才能通过“交易”来成功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但至少“交易”为你提供了改变的机会。

我并不期望本书所有的读者都能重塑自身，从而成为杰出的交易者。世间的成败规律并非如此，交易的游戏规则并非如此，成功者永远是少数。但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严肃认真、头脑开阔、虚心好学的读者而言，书中这些发人深省的访谈一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交易绩效。对于某些资质非凡的读者，这些访谈甚至能帮助他们成为杰出的交易者。

杰克D.施瓦格（Jack D.Schwager）

1989年5月写于纽约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史蒂芬·乔纳威兹（Stephen Chronowitz），他详读了本书各章，并且提出大量有用的建议，对本书进行了编辑和修改。史蒂芬为本书费时耗力，贡献良多，对此我深表感激。我确信无论本书具备何种优点，都与他的贡献密不可分。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乔·安（Jo Ann）。在我写书的9个月里，她独守空房，因为我忙于写书而成为“寡妇”，而且在写书的过程中，她是对我作用最大的反馈者和评判者。她对我新书所提出的批评，坦诚真实但又不留情面。例如，她会说：“这是你写得最糟糕的部分！”（不用说，我写得最糟的部分已从书中删除，然后重新写过。）乔·安具有丰富、健全的常识，通常情况下，我总是毫无异议地接受她的意见和建议。

当然，我要向所有答应接受我访谈的交易者致谢，如果他们不接受访问，那么压根不会有这本书。大体而言，这些接受访谈的交易者既不需要，也不寻求公众的关注，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账户或是为自己管理的账户进行交易。许多访谈者参加访谈的动机是无私利人的。比如，正如其中某位交易者所言：“当我交易刚起步时，我发现成功交易者的传记和访谈对我帮助巨大，现在我愿意扮演同样的角色，通过访谈帮助那些交易新手。”

我向伊莲·克罗克（Elaine Crocker）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正是她凭借自己和一些交易者的交情，对他们进行劝说，使他们同意接受采访，才使本书相关的章节得以产生。我还要感谢考特尼·史密斯（Courtney Smith）、诺姆·扎德（Norm Zadeh）、苏珊·艾伯特（Susan Abbott）、布鲁斯·巴布科克（Bruce Babcock）、马丁·普雷斯勒（Martin Presler）、查克·卡尔森（Chuck Carlson）、李·斯蒂文斯（Leigh Stevens）、布莱恩·吉尔伯（Brian Gelber）、迈克尔·马库斯（Michael Marcus）以及威廉·拉夫特（William Rafter），感谢他们提供的建议、指引和其他各类帮助。最后我要感谢三位交易者，他们分别是欧文·凯斯勒（Irv Kessler）、道格·雷德蒙（Doug Redmond）和马丁·普雷斯勒，他们非常慷慨，接受我耗时漫长的采访，但他们的访谈内容没有收入本书。因为回顾访谈内容时，我认为对前两位（即凯斯勒和雷德蒙）所提的问题过于专业，技术极强，受众面较窄，不宜公开，而对后一位（即普雷斯勒）的访谈，因为出版时限的缘故，我没有时间做追踪访谈以及对访谈内容进行编辑，所以他们的访谈都没有收入本书。

序幕

有一本叫《大型显示屏》（The Big Board）的书，讲的是一个普通的地球男子和一个普通女子被外星人劫持的故事。劫持后这两人被解往一颗名叫锆石-212（Zircon-212）的星球，投入该星球的一家动物园中，作为展示的“动物”。

小说中虚构的这两个地球人在动物园关押他们的地方有一块大型显示屏。显示屏安装在他们住处的墙上，用以显示股票市场的所有报价以及各类商品期货的价格。在他们的住处，另外还有新闻自动收报机（news ticker）以及用来和地球上的经纪公司（为客户进行代理买卖的公司）进行联系的电话。锆石-212星球上的外星人告诉这两个地球人，要想重返地球，就必须通过交易、管理好锆石-212星球所投资的100万美元（这笔资金是该星球的外星人投于地球的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交由这两个被劫地球人进行交易、管理）。只有通过这笔钱进行交易达到极其富有的程度，才能放他俩重回地球。

当然，上述电话、用以报价的大型显示屏以及新闻自动收报机都是假货赝品。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激发这两个地球人为来动物园的大众游客（锆石-212星球上的外星人）表演而设——让这两个地球人在进行所谓交易时，随着交易行情的变化，时而上蹦下蹿，时而欢呼雀跃，或是洋洋自得，或是闷闷不乐，或是火冒三丈，心急如焚，或是惊恐失色，魂飞魄散，又或是怡然自得，宛如母亲怀中的婴儿。

这两个地球人在名义上交易得非常出色（实际上由于报价的屏幕都是假的，交易数据都是虚构的，交易并不真实存在）。当然成功交易有部分要归功于各种设备，并且宗教的作用也混杂其中。比如说，新闻自动收报机提醒这两个地球人，美国总统宣布了全国祷告周（National Prayer Week），在该周每个美国公民都应该进行祷告。正好在此前的一周，两个地球人在市场上交易糟糕，在橄榄油期货上遭受小的亏损。所以他们试着进行祷告，后来果然奏效，橄榄油期货的价格如他们所愿涨了起来（因为他们是做多的）。

——摘自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

如果随机漫步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地球上所有的交易者和基尔戈·特劳特（Kilgore Trout）所写《大型显示屏》中被囚禁在动物园里的两个地球人一样，都遭受了欺骗，并且两者看到的都是幻觉。“锆石-212”星球上被囚禁的地球人认为他们的交易决策是基于真实的报价，实际上这些报价都是虚假的，而现实生活中的交易者认为凭借他们的聪明或技能可以战胜市场。如果在每一个时间段里，市场确实都是有效和随机的，那么这些交易者将自身的技能或缺陷视为他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那显然就是错误的，实际上此时（即市场是完全有效和随机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全都和运气有关。

通过本书中的采访，我已无法相信“随机漫步”的世界观（即交易观）。许多人都有一个深信不疑的看法，那就是“参与交易的人是如此众多，某些交易者要想多年都交易成功，持续保持赢利，那是绝不可能办到的事”，读完此书后你就可以摒弃这个看法了。当然，如果简单按照概率的法则，只要统计样本足够大，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肯定会有一些交易者脱颖而出，取得杰出非凡的成绩。但对于本书中采访的那些持久、大幅赢利的交易者，我把他们脱颖而出的概率交给数学家来计算吧（即他们脱颖而出的概率是非常低的，由此可见，成为长期的交易大赢家和概率的法则无关，只和个人因素有关）。顺便提一句，本书访谈的交易者都毫无异议地认为：从长期来看，你是交易赢家还是交易输家取决于个人的技能，而并非一时的运气。对此我也深有同感。

我自己的故事

刚毕业踏出校门，我就找到了一份商品期货研究、分析的工作。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凭借经济分析和统计分析，准确地预测了许多主要商品期货品种的价格走势。自打那以后，我就萌生了自己进行交易的念头。唯一的问题在于我所在的部门一般不允许分析人员直接参与交易（此项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让分析、研究人员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当然也有其弊端）。我对此颇感沮丧，并向迈克尔·马库斯（即本书中的第一位访谈对象）谈及此事。我面试后得到的分析员职位正是马库斯跳槽离职后留下的空位，我们在初次见面后就成了朋友。迈克尔·马库斯听罢为我献策，“跳槽前我在这家公司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你可以按我的方法去做——去其他公司开立一个交易账户”。他把我介绍给其跳槽后所在新公司的一位经纪人，该经纪人愿意为我开立交易账户。

那时候我挣的工资比所在部门的秘书还要少，所以确实没有许多可用于交易的风险资本。我鼓动我哥哥去开立了一个2000美元的交易账户，我作为其交易顾问和指导。因为该交易账户必须要保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我在做交易，所以我不能通过我办公桌上的电话来下达交易订单。每次想建仓或清仓时，我不得不乘坐电梯，到办公楼的地下室去打公用电话（迈克尔·马库斯对相同问题的解决在对其的访谈中有论述）。最糟糕的情形并非仅是交易订单下达的延误（这通常不会有大碍），而是我不得不对离开办公桌、去打公用电话下单的次数审慎考虑，小心控制。有时我会把当日要下的交易订单推迟到下一个交易日，以免一天内离开办公桌次数过多而令人起疑。

对于最初一些交易的细节，我已不记得了。所有我能回想起来的就是：最初的那些交易基本上是盈亏平衡，在支付交易佣金后略有小赚。在这些已记不清细节的交易后，迎来了第一次对我印象至深、永难忘怀的交易。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时期的棉花市场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和研究。研究发现：由于政府对棉花市场推出各种扶持项目、政策，棉花市场自1953年后，一年中只有两个季度能真正被称为“自由市场”，在自由市场上价格是由供需双方（无形的手）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调控、管制、扶持（有形的手）来决定。由此我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在（一年中的）这两个季度，才能通过价格预测来进行交易。可惜的是，已有棉花市场的数据不足以用来做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市场分析，因此我无法做出意义更加重大深远的研判和结论。通过比较（一年中称得上“自由市场”的）这两个季度和其他季度的市场数据，我对棉花价格得出如下推论：棉花当前价格为每磅 [1] 25美分，其价格将会上涨，大概会在32~33美分见顶（指棉花期货的价格）。

棉花价格在其后一个月的时间里缓步上行，证明了我前半部分预测（即“每磅25美分的棉花，其价格将会上涨”）的正确。接着开始加速上涨，仅用了一周，棉花期货的价格就从每磅28美分飙升到每磅31美分。棉花价格最后的再度上扬要归功于几条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的消息。我认为已十分接近我预测的目标价格（即32~33美分），于是决定做空棉花期货。其后棉花价格略做上涨就快速掉头向下，跌回每磅29美分一线。在我看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市场走势符合我之前的分析（即棉花价格已见顶），然而我做空所赚的账面利润和由此产生的得意之情是短暂的，棉花期货的价格不久就开始反弹，并且创出新高，展开凌厉的上攻：32美分、33美分、34美分、35美分。到最后，我无力追加保证金，被强行平仓。还好那时我没有许多钱，这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因为棉花价格最终飞涨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每磅99美分，这一价格是20世纪棉花前一个价格高点的两倍多！

上述的那次交易让我破产出局，在一段时间内离开了市场。接下来又过了几年，我又重新着手交易，尝试做了几笔。每次交易，我初始投入的资金不会超过2000美元，最终都因单笔交易中的大亏而把账户中所有的钱输光。我唯一值得宽慰的是，输掉的金额相对较小。

学会两件事后终使我摆脱了过去失败交易的模式。第一件事，我遇到了史蒂芬·乔纳威兹（Steve Chronowitz）。当时我是H&W公司商品期货的研究主管，我聘任史蒂芬·乔纳威兹为金属期货的分析师，以填补其前任离职后留下的空缺。史蒂夫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我们很快成了好友。当时我采用纯粹的基本面分析，与我相对应的是，史蒂夫采用严格的技术分析来研判市场（基本面分析采用经济数据来预测价格走势，而技术分析采用市场本身的各类数据来预测价格走势，比如采用成交价格、成交量以及市场情绪等）。

在遇到史蒂芬·乔纳威兹前，我一直对技术分析抱有极大的怀疑，看技术图表是那么简单的事，能有什么价值呢？在我看来技术分析毫无价值可言。然而当我和史蒂夫并肩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发生了转变，开始确信自己对技术分析最初的评价是错误的。我意识到，至少对我来讲，光靠基本面分析（即纯粹采用基本面分析）是无法在交易中取得成功的（在之前棉花期货交易中，我就是纯粹采用基本面分析）；我也需要吸收、采用技术分析的方法，用来确定交易的时机。

掌握第二个关键要素后（即我学会的第二件事），我终于跻身交易赢家之列，该关键要素就是：风险控制绝对是交易制胜的关键。深谙此道后，无论我对自己的观点与研判多么深信不疑、自信满满，也坚决不会在单笔交易中孤注一掷，以免万一出错而将资金亏个精光。

有一笔颇具讽刺性的交易，我曾视该笔交易为我的转折点，我的最佳交易之一，但到头来这笔交易却以亏损告终。那时德国马克经过长期下跌后开始显现极大的做多空间。基于对外汇市场所做的分析，我认为德国马克正在形成重要的价格转折点，即将转跌为升。于是我在一个稳妥的价位进场做多，并同时下达了撤销前有效的止损订单（good-till-cancelled stop Order）。止损价设在德国马克近期低点下面。我的分析推断是：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做多德国马克是正确的，那德国马克就不可能再创新低，即不会跌破近期的低点。几天后，德国马克开始下跌，并跌破我的止损价（即跌破近期低点），于是我止损清仓，只遭受点小损失。在我止损出场后，就出大事了，德国马克开始垂直下跌，犹如从高处坠落的石头。倘若在过去，像这种情况的交易将使我亏得精光，但那时我仅遭受点小损失（因为那时我已掌握成功交易的两大要素）。

其后不久，我开始做多日元，从技术走势上看，日元强势盘整（consolidation）后有望走牛。在建仓的同时，我在具有意义（比如支撑位、阻力位、跳空缺口等都是技术分析中具有意义的价位）并且靠近建仓价位的地方设置防御性止损（protective stop）。通常我只建仓一张外汇期货合约，这次我决定建仓三张合约，每张合约承担的最大风险为15个刻度（tick，即最小价格变动单位），现在我很难相信自己能依据如此接近建仓价的止损价位，这么小的止损幅度来斩仓止损。市场走势如我研判，一切都很顺利。虽然其中两张日元期货的合约清仓太早，但我坚定持有的另外一张合约，拿得足够久，赚得足够多——让我小资金的账户翻了3倍。那是我交易取得成功的开始。在此后几年里，我结合使用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加上良好的风险控制，使我微薄的本金大幅增长，账户净资产最终超过了10万美元。

接着我账户资金的快速增长因故终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我过多的冲动交易，没有恪守已学到的交易法则。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已变得盲目自信、狂妄自大。大豆期货上的一笔亏损交易，我记得格外清楚。当大豆期货的价格向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时，我非但没有止损出局，反而确信这种下跌不过是多头市场中的价格回撤（价格回撤后会继续上涨），故而我大幅加仓做多。就在此时政府发布了一份重要的农作物报告，此报告的出台使我逆市加仓做多的举动错得更为严重，原因在于这是一份产生利空作用的报告。我账户的净资产随着大豆期货价格的下跌而大幅缩水。几天之内，该笔交易导致的亏损就达我历年累积利润的1/4以上。

我从账户中提现买房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写书 [2] ，我的储蓄基本消耗殆尽，没钱投入交易，所以在推迟将近5年后才重返交易。刚开始重新交易，我用自己惯用的方法，即一开始只投入少量的资金8000美元。在一年内，8000美元大部分都亏掉了。我又向交易账户中投入了8000美元，在经过几次非常无关痛痒的交易挫折后，最终取得一些交易的大胜。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我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再次超过10万美元。接着我（又一次）陷入泥潭，停滞不前，就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账户的净资产始终在峰值（即10万美元）处徘徊不前，上下波动。

虽然客观地讲，我的交易可以算是成功的；就个人情感角度来讲，面对自己的交易业绩，我常常怀有些许挫败感。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以我在市场方面的知识和经历，理应交易得更好。“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呢？”我扪心自问道，“我能两次通过交易使不到1万美元的账户翻上10倍（即达到10万美元），然而不考虑增长幅度的要求，我已无法再让账户的净资产有丝毫增长，超越10万美元的峰值，这是为什么呢？”

希望找到某些问题的答案是我进行访谈、写作本书的动机之一。我想向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交易者请教如下问题：你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你在市场上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交易？你恪守的交易准则是什么？谈谈你的早期交易经历？对于其他交易者，你有何建议？

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有我个人所图：想通过这些答案来清除我在交易之路上存在的阻碍。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我视自己为每一个（普通）交易者的化身，替他们去提问，问那些他们想问却没有机会去问的问题。

[1] 1磅≈453.592克。——译者注

[2] Jack D. Schwager,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Futures Markets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NY, 1984).

第一部分　期货和外汇方面的交易者

第一章　期货市场揭秘

在本书所探讨的所有金融市场中，期货市场或许是最不为大多数投资者了解的一个市场。该市场也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交易市场。在过去20年中，期货市场的交易金额翻了超过20倍。到1988年，美国期货市场所交易的所有期货合约以美元计价的价值超过了10万亿美元 [1] 。显然，在期货市场上交易的不只是猪腩期货 [2] 。

如今期货市场已涵盖关联全球所有主要的交易市场：利率（例如期限在10年以上的长期债券）、股票价格指数（例如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外汇（例如日元）、贵金属（例如黄金）、能源（例如原油）以及农产品（例如玉米）。虽然期货市场最初源于农产品，农产品期货是期货市场最初的品种，但当前农产品期货的交易额仅占期货市场交易总金额的1/5左右。在过去的10年里，金融衍生品（外汇期货、利率期货、股指期货）被引入期货市场，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这些金融期货的交易额占期货市场交易总金额的60%左右（能源和金属期货的交易额占期货市场交易总金额余下40%中的一半，即约20%）。因此“商品”一词经常用来指称期货市场上的各交易品种，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变得越来越多。期货市场上交易大多数最积极的交易者（例如那些交易金融期货的交易者）交易的并不是真正的“商品”，而与此同时，许多商品的现货市场并没有对应的期货市场（“商品”一词实际上应指现货市场上的各交易品种，而金融期货的交易对象无法冠以“商品”一词，许多农产品、金属等现货市场上的交易品种也没有对应的期货产品）。

“期货市场”的实质顾名思义就是：交易的对象是“商品”的标准化合约，这里的商品是指黄金、金融工具（例如期限在10年以上的长期债券），期货合约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标的物，而不是在合约买卖当时就进行实物交割。例如，如果某个汽车制造商需要用于当前生产的铜，它会直接向原材料供应商购买铜。同样是这个汽车制造商担心6个月后铜价会大幅上涨，那么它会在当前通过买入铜的期货合约，从而将铜的购入价格基本固定在当前价格，从而避免成本上升造成的损失。6个月后，如果铜价在此期间确实上涨，那么6个月后实际购入铜时，因铜价上涨导致成本提高所造成的损失，可以用现时买入的期货合约的盈利加以对冲，盈利大体可以抵消损失。当然，如果铜价在此期间不涨反跌，那么利用期货合约来对冲就会导致期货上的亏损，但该汽车制造商在6个月后，可以按比现价（即通过期货合约固定的当前价格）更低的价格购入铜。

套期保值者（hedger），比如前面例子中的汽车制造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来降低（现货）价格向不利于自身方向运动所带来的风险（损失）。与此同时，期货市场上的交易者（即投机者）力图通过研判期市价格的波动来赚取利润。投机者参加期货交易的目的与套期保值者相反，它们愿意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其目的是希望以少量的资金来博取较多的利润。实际上，相较对应的现货交易，许多交易者更愿选择期货交易，其中诸多的原因如下所示。

1.标准化合约 ——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合约（每张合约都有标准的数量和质量），所以期货市场上的交易者不必寻找具体、特定的买家或卖家来建仓或清仓。

2.流动性 ——所有主要期货市场的流动性都很充裕。

3.做空便利 ——在期货市场上做多（long）和做空（short）同样便利。例如，在股票市场上的做空卖家（即借入股票卖空，然后再购回股票归还的卖家，而不是抛售自己股票的卖家）必须等股价上涨，然后借入股票才能卖空，期货市场上无此限制，可以直接建立空头头寸。

4.杠杆（leverage） ——期货市场为交易者提供了巨大的杠杆。大致说来，初始保证金（initial margin）通常是期货合约总额的5%~10%。期货市场上的“保证金”一词常会和股票市场上的“保证金”概念相混淆。在期货市场上的保证金不作为支付价款的一部分，因为在合约到期日进行交割前并未发生实际的交易，没有实物的交割，保证金只是确保履约并承担价格变动风险的资金。虽然期货市场为交易者提供了巨大的交易杠杆，能够以小博大，但应当强调的是杠杆交易是一把双刃剑。缺乏自律和专业技能、随意进行杠杆交易是大多数交易者在期货市场上亏损甚至血本无归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原因。总体而言，期货价格的波动比相关现货（underlying cash price）的价格的波动要大，也比许多股票价格的波动大。期货市场之所以具有“高风险市场”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杠杆因素。

5.交易成本低 ——期货的交易成本很低。例如，股票投资组合的管理者（基金经理）想通过减仓来降低持仓风险，那么做空股指期货的交易成本与卖出相等金额股票（计价单位都是美元）的交易成本相比，沽空期指合约的交易成本要比卖出股票的交易成本便宜得多。

6.易于冲销 ——只要没有涨跌幅限制，期货市场上的持仓头寸能在任何交易时间冲销（有些期货品种规定了每日价格变动的最大范围。如果“在不受人为干预、自由市场中多空达到的平衡价格”高于涨停价或低于跌停价，那么此时这类期货品种的市场价格会直冲涨停板或跌停板，从而停止交易）。

7.交易有担保 ——期货交易者不用担心交易对家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定、可靠。商品结算所为所有期货交易（期货合约的履行）提供担保。

鉴于衍生产品的结构特点，期货品种与对应现货品种联系紧密，套利行为的存在能确保两者价格的偏离幅度相对较小，偏离时间相对短暂。期货价格的变化与对应现货价格的变化是相似、匹配的。如今期货交易主要都集中在金融期货交易，许多期货交易者在做金融期货交易（股指期货、国债期货、外汇期货等），实际上他就是在做股票、债券和外汇的现货交易，这点请要牢记。因此期货交易者在本部分（即全书第一部分）接下来的访谈中所发表的观点、看法与只做过股票、债券而从未在期货上投机冒险过的读者也有直接的联系。

[1] 这一粗略且保守的估计是基于共有2.46亿张期货合约在交易中，假定平均每张合约的价值远超4万美元，不包括短期利率期货，比如欧洲美元定期存款期货，单张合约价值的范围从白糖期货合约的1.1万美元到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的15万美元，其中白糖期货合约中1磅等于10美分；标普500指数期货合约中1个指数点价值300美元（这里所用的数据都是原书写作时的数据，现在已有所改变，读者如感兴趣，可自行搜索最新的数据）。

[2] 即冷冻猪腩期货（Frozen Pork Bellies Futures），1961年9月由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

第二章　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定义

银行间货币市场（the interbank currency market）的交易场所遍布全球，各自的交易时间依次相连，从美国的银行中心开始，到澳大利亚，到远东（Far East），再到欧洲，最后重新回到美国，24小时全天候交易，堪称“日不落”的交易市场。例如，假如日本的某家电子制造商向美国出口销售其生产的音响设备，双方约定以美元结算，6个月内结清货款。在未收到货款前，这位制造商容易遭受因美元对日元贬值而造成的汇兑损失。如果该制造商设法将美元对日元（本币）的汇率固定，就能确保利润不变，免受汇兑损失。他可以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即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上卖出与货款金额相等的美元（兑换成日元），将来实际交割的日期就是该制造商预计收到美元货款的日期，交割时所用的汇率就是银行现在报出的汇率（也就是该制造商为防美元贬值，想固定的汇率）。

银行间货币市场上的投机者通过预判汇率的波动来赚取利润。例如，某个投机者预计英镑对美元将贬值，那么他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上就可简单地卖出英镑的远期合约（银行间货币市场的所有交易都以美元计价）。又比如，某位投机者预计英镑对日元将贬值，那么他将买入一定金额的日元，并卖出等额的英镑（即所买日元和所卖英镑都以美元计价，两者换算后的美元金额相等）。

第三章　迈克尔·马库斯：绝不重蹈覆辙

迈克尔·马库斯的职业生涯是从担任一家大型经纪行的商品（期货）研究、分析师开始的。因为交易对他有着近乎无法抵抗的吸引力，令其痴迷其中，所以他辞去了稳赚工资的分析师职务，转而全天候投身于交易的工作。马库斯在做了一段短暂、发展空间有限，几乎有点滑稽可笑的场内交易员工作后，正逢一家商品期货公司招募专职交易员，负责该公司自营盘的交易，于是他转而为这家公司工作。马库斯成为这家商品期货公司最成功的交易员之一。多年来，马库斯所做交易赚取的盈利要超过该公司其他所有交易员赚取盈利的总和。马库斯负责操盘的公司交易账户历时十年就翻了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倍！

我初次见到马库斯是在我进入雷诺证券公司（Reynolds Securities）担任期货研究、分析员的那天。那时马库斯正离开雷诺证券，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担任与我相近的职务，我接手担任的职位就是他离职后留下的空缺。此后在我们俩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我们定期碰面。虽然当我们有意见分歧时，我通常认为我对自己观点的分析更具说服力，但马库斯对于市场方向的观点到最后证明是正确的。最终他担任了交易员的工作，干得非常成功，并且迁居到了西海岸。在我最初构想本书的访谈时，马库斯是我首先想到的访谈对象之一。马库斯起初答应了我的采访请求，但口气并不坚决肯定。数周后，他又回绝了我的采访请求，因为他不想广为人知，天性喜欢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交易）保持默默无闻的努力状态（马库斯本人认识并且推崇许多本书中我所采访的交易者）。对于马库斯的拒绝，我倍感失望，因为他是我有幸认识的、最好的交易员之一。所幸的是，在我俩共同朋友的劝说斡旋下，他最终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我的访谈。

当我采访马库斯时，距离我俩最后一次相见已有七年。访谈在马库斯的家中进行，他家是一套复合式建筑物，由两间大房子联体而成，位于峭壁之上，可以俯瞰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私人海滩。当你进屋时，你会看到一扇厚重而且庞大的大门（他手下引领我进屋的助手把这扇门称为“神奇的大门”），如果用这扇门来抵御一个装甲师的进攻，防守成功的可能性很高。

初次访谈，刚寒暄时马库斯显得沉默寡言，几近冷淡。马库斯曾经尝试成为场内交易员（floor trader），当谈到这段短暂的经历时，他沉静内敛的个性使他的讲述令我印象格外深刻。当他谈到交易经历时，立刻变得充满生机和活力，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我们访谈的重点放在他早年“过山车”式的经历，他认为这段经历是其交易生涯中最有意思的一段。

你最初是怎样对期货交易产生兴趣的？

我是一个略带学者气质的人。1969年，我几乎是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从琼斯·霍布金斯大学毕业，是联谊会（Phi Beta Kappa）成员。我得到了攻读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奖学金，完全有望走上学者之路，过起当教授的日子。你我有个共同的朋友，他就是约翰。他对我宣称，他可以让我的资金每两周就翻一倍，绝对精准无误（马库斯不由笑道）。我认为甚至不必去问约翰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因为这个计划太吸引人了，我不想去找寻大量事实证据来判定约翰说法的真伪，以免错失良机而坏事。那时我唯恐自己太胆小怕事，过于谨慎小心。

难道你没有怀疑？他（约翰）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像一位二手车推销员说的话吗？

没有怀疑，当时我没有投资过任何东西，很傻很天真。我雇用了约翰，这个我所在学校的大三学生，担任我商品期货交易的顾问，每周工资30美元。此外我给他提供了免费的薯片和碳酸饮料。约翰的理论是：人靠吃这两样东西，就能活下去。

那就是你付给他的所有报酬？难道没有奖金激励，比如干得好再多给点薯片？

是全部报酬。没有别的了。

那时你投入多少钱进行交易？

大约1000美元，那是我存下的钱。

那接下来怎么样？

我第一次去经纪行的时候，非常非常兴奋。那天我穿上唯一的套装，穿戴整齐后和约翰一同赶往雷诺证券位于巴尔的摩的营业大厅。该营业厅宽大而且华丽，使人联想到世代相传的财富。营业大厅装潢的基调以肃穆、恭敬为主。所有这些都令人印象深刻。

整个营业大厅的焦点是位于大厅前面显示商品期货行情的大屏幕，其行情跳动的方式是老式的那种，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这种咔嚓声会令人亢奋不已。交易者可以站在营业厅的走廊上看报价的大屏幕。但距离太远，我们只能用双筒望远镜来看大屏幕上显示的价格。这很像在看赛马，因此也同样令人兴奋。

当扩音器发出声音，推荐做多豆粕期货时，我不知可否，于是看着约翰，希望从他的表情里得到信心和肯定。但他反而看着我并且笑着问道：“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做？”我顿时意识到事情有点可怕，约翰根本一无所知，他也是个新手。

我记得豆粕期货的价格在78.30和78.40之间反复拉锯，交易风平浪静。我们下好交易订单，就在确认成交的同时，豆粕期货的价格近乎神奇地开跌了。市场一知道我进场，就马上把这作为开跌的信号。我猜想自己还是有良好的直觉，因为此时我立刻对约翰说：“我们干得不太好，清仓离场吧！”在那笔交易中，我们亏损了大约100美元。

接下来我们又交易了玉米期货，情况与第一次相同。交易前约翰问我是否该进行交易。我回答说：“好吧，让我们试一下玉米期货。”这次交易的结果也和第一次交易一样，以亏损告终。

那时你对所进行的交易有所了解吗？你读过任何与商品期货或交易有关的书吗？

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懵然不懂。

那时你知道每张商品期货合约的规模吗？

我们那时并不知道。

那时你是否知道每个价格刻度代表的盈亏？

这个我们知道的。

很明显，那是你唯一清楚的事。

对哦。我们接着交易小麦期货，也是失利告终。在那以后，我们重新交易玉米期货，这次操作得稍好，历时三天才输光我们的钱。那时我们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亏光钱所用的天数。

你总是在亏损100美元后止损离场吗？

是这样的，虽然有一笔交易是在亏损约200美元后才止损离场的。当我的资金亏到大约500美元时（亏损近半），约翰跑到我面前，向我出“可保不败”的主意。他建议做多（冷冻）猪腩期货八月合约，并同时做空猪腩期货二月合约（两者数量相等），因为两者价差（spread）会扩大，由此所得的利润会大于交割的相关费用（八月合约和二月合约的运杂费和商品保管费）。他说如此一来我们的交易就能永保不败了。

我含糊、粗略地理解这个主意，并且同意这样去交易。那次交易是我们第一次决定外出用餐，因为过去所有的午餐时间我们都要忙于看盘，但我们认为这笔交易是“不可能亏钱”的交易，所以我们可以安心离开报价屏，笃笃定定地外出用餐。等我们吃完饭回来，我已大体亏光。我依然记得那一时刻的震惊、失望和难以置信。

对于约翰的形象，我始终难忘。他是一个非常胖的人，带着厚厚的墨镜，记得那天他跑到报价屏前，对着报价屏，用拳头砸，用手摇，并且大叫道：“难道确定能赚到的利润，竟然没人想赚！”后来我才搞懂，八月猪腩期货合约交割买入、得到的猪腩实物无法用于二月合约的交割（即卖出、提交猪腩实物）。这笔交易的逻辑一上来就是错的。

之前约翰是否有交易的经历？

没有。

约翰为什么要说通过交易使你的资金每两周翻一倍的谎话？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但经过那次交易（即前述猪腩期货的交易）后，我输得精光，所以我对约翰讲，鉴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认为对于交易我和他都是一无所知，半斤八两，所以我打算解雇他。他将不会再有薯片，也不会再有碳酸饮料。我永远忘不了当时他的回复。他对我说：“解雇我是你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我问他被解雇后打算做什么，他对我说：“我打算到百慕大去洗盘子，积累交易的本金。然后我会通过交易成为百万富翁，接着就退休。”他没有说“我打算到百慕大去找份工作，积累交易的本金”，而是非常具体地说靠洗盘子来积累交易的本金，这不禁把我逗乐了。

约翰最后怎么样了？

至今杳无音讯。就我所知，他可能居住在百慕大，靠洗盘子成了百万富翁。

在解雇约翰后，我又设法弄来了500美元，投入白银期货的交易。我再次输光了本金。至此我最初的八次交易，其中五次是和约翰共同操作，三次是我独自操作，都以失败告终。

那时你是否萌生过“交易也许并不适合我”的念头？

没有。我在学校时就一向表现出色，我认为当时交易失利是因为尚未摸清交易的门道，没有掌握交易的技巧，并非我不适合交易。我父亲在我15岁那年去世，留下3000美元的人寿保险金，我决定全部提现用来交易，尽管我母亲那时反对我这么做。

但我明白在再次投入交易前，我真的需要学习一些东西。我读了切斯特·凯尔特纳（Chester Keltner）关于小麦期货和大豆期货的书，并且我也订阅了他所写的市场通讯，其中有他所做的交易建议。我所遵循的首次操作建议就是做多小麦期货，那次交易取得了成功。我在该笔交易中每蒲式耳 [1] 赚了4美分，一张小麦期货合约是5000蒲式耳，所以我做多一张合约共赚得200美元。

接着在凯尔特纳市场通讯各期的间隔时段，合约的市场价格又跌回我之前建仓做多的价位，所以我再次入场做多，建立多头头寸，靠我自己（此时没有市场通讯的操作建议可遵循）再次盈利。我觉得自己对交易开始有了感觉，即使在最初开始交易的时候，其实我也喜欢自己独立交易的感觉。接着，1970年夏天，我基于凯尔特纳的操作建议，建立三张玉米期货十二月合约的多头头寸，那年夏天恰逢玉米遭受枯萎病的灾害，所以说这次交易纯粹是好运相助。

那是你初次大赚吗？

是的，在那次交易中我在玉米、小麦和大豆上建立了大量的多头头寸，一则是因为遵从凯尔特纳市场通讯上的操作建议，另一方面是出于我自己的交易直觉。在那个辉煌夏季结束的时候，我累积盈利3万美元，大赚了一笔，对于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盈利的时候你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在上涨途中我会兑现部分利润；当市场开始掉头向下时（如果做多的话），我会兑现另一部分利润。总的来说，我在利润兑现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恰在那个时候你能凭直觉来做正确的事？

是的。那年秋天我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念研究生，但发现对所读的专业全无兴趣。我常常溜到潘恩·韦伯证券经纪公司（Paine Webber）在伍斯特市的营业大厅，在那里进行交易。

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时我赚了点钱，虽然不是很多。念研究生期间，我惊奇地发现过去那个在琼斯·霍布金斯大学专心致志、从不缺课的好学生已变得旷课频频。我意识到这不是个好兆头，于是在1970年冬天中途退学，搬往纽约。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待了一段时间。当人们问起我过去是做什么的，我相当自负、傲气地告诉他们，自己是个做交易的投机者。这个职业听上去还不错吧。

1971年春天，谷物（包括玉米、小麦等）市场又变得有意思起来。有一种猜测开始四处传播，那就是枯萎病的病毒都安然过冬，也就是说这些病毒可以活过冬天并将再次侵犯玉米作物。我决定为枯萎病这个做多理由真正建一次仓。

这是凯尔特纳的猜测吗？或仅是市场的谣传？

我认为凯尔特纳也相信这种猜测。我向我母亲借了2万美元，加上我自己的3万美元，全部用于交易，我把所有一切都押在枯萎病上了。我所有5万美元（含向母亲借来的2万美元）全部充作保证金，做多玉米期货和小麦期货，两者的期货合约能进多少就进多少，全仓做多。起初，市场还保持稳定，因为对枯萎病的恐惧促使期货价格保持走高。我建仓后没有赚钱，但也没有亏钱。接着某一天，这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场内交易里的枯萎病比中西部玉米地里的枯萎病还要严重》的文章（此时马库斯笑了起来），该文指出市场所传的枯萎病再度袭来言过其实，纯粹是多头炒作的借口。当天玉米期货市场大幅低开，并且以相当快的速度直奔跌停板而去。

市场价格崩溃下跌时，你亲眼看见了吗？

是的，当时我正在经纪人的办公室，看着显示屏上的价格往下跳。

在市场价格封死跌停前，还处下跌途中的时候，你考虑过清仓离场吗？

当时我认为我应当清仓离场，但我只是看着价格下跌。那时我人已完全瘫掉了，希望市场能有转机，价格能够反身向上。我就是目不转睛地看啊，看啊，当价格封死跌停后，我已无法离场。当天我苦思冥想了一整夜，但确实已无计可施，我没有更多的钱可以追加保证金，不得不清仓离场。第二天早上一开盘，我在开盘价处清空了全部头寸。

你全部清仓的那天，市场没有大幅低开吗？

没有，低开但跌幅不大，只低开了大约2美分。

当全部清仓时，你在该笔交易中损失了多少？

我自己的3万美元全部亏光，另外我母亲借我的2万美元则亏掉了1.2万美元。“交易时不要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从这次交易中得到的教训。

接下来你做了些什么？

当时我确实伤心欲绝。我觉得我不得不去工作。那时正处经济衰退时期，我认为可能得不到确实很好的工作，只能退而求其次。但我发现即使我去面试自己明显能很好胜任的职位，也不能得到任何工作。我最终认识到，我不能得到那些工作是因为我确实不想得到它们。

后来我发现一个极好的工作机会，那就是雷诺证券公司商品期货研究、分析员的职位。我发现得到该职位易如反掌，因为我感到这份工作确实是我想得到的。我由此认识到：如果你确立的目标是你真正想要得到的，那么该目标非常可能达到，因为你真想得到的东西，你才会全力以赴，全心投入。

在雷诺证券公司，我的办公室和经纪人坐的主办公室间有一堵玻璃隔墙。那时我对交易依然痴迷，透过玻璃隔墙看着经纪人交易并且欢呼雀跃，我太痛苦了。

那时你只是做研究工作吗？

是的，因为当时公司严禁分析师从事交易，但我认为我不能被这个规定阻止。我再次向我母亲借钱，而且向我的兄弟、女朋友借钱，并在另一个公司开立了交易账户。我设计出一套复杂的代码系统，通过该系统和我的经纪人联系，下达交易指令，这样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就不会知道我违反了公司的禁令。比如，如果我对我的经纪人说“太阳出来啦”，这句话其实暗含某种意思（是叫他进行某种交易操作）。而如果我对他说“今天是阴天”，那又暗含另一种意思（叫他进行另一种交易操作）。

当我撰写市场研究报告时，我一直透过玻璃隔墙，眯眼注视主办公室里大型交易显示屏上的报价。当我盈利之时，我竭力掩饰我的得意洋洋，而当我亏损之时，我不得不努力做到不露声色。我认为没人能理解，我那时其实是处于躁狂抑郁的状态。我倍感煎熬，我想自由自在、正大光明地交易，而不是靠复杂的代码、像猜字谜一般偷偷摸摸地交易。

在那一时期你是赚还是亏？

我是亏钱的。还是一样的老套路，不断借钱，不断亏钱；亏了再借，借了再亏。

那你知道错在哪吗？亏钱的原因是什么？

很好的问题。主要在于，我没有真正掌握交易的准则，所以做一笔（交易）就亏一笔。一做就错，屡战屡败。到了1971年10月，在我经纪人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助我成功的一个人。

那人是谁？

他就是艾迪·塞柯塔。他是一个天才和极为成功的杰出交易者。我初见艾迪·塞柯塔时，他刚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并且通过电脑编程研发了最早的一套可用于测试和交易的技术分析系统。我仍然不明白，塞柯塔怎么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积累了那么广博的交易知识。

塞柯塔对我说：“我认为你应该来我这儿工作。我们建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你来的话，可以用你自己的账户交易。”当时听上去确实很好，很合我心愿，但后来唯一的问题在于，塞柯塔所在公司研究部门的主管拒绝聘用我。

他为什么不聘用你呢？

因为我既有很好的理论知识，研究报道写得好，又具有实战经验，所以我找不出被拒之门外的原因。后来我找到他，逼着他告诉我理由，他对我说：“我不聘用你是因为你已经懂得太多，而我想招个新手进行培养。”我听后对他说：“我做任何事都会遵照你的意愿和想法。”最后我说服了他，他聘用了我。

这确实太棒了，因为从此以后我能和艾迪·塞柯塔共事，向他学习讨教，而他那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交易者了。艾迪·塞柯塔基本上是趋势跟踪者，采用经典的交易准则。他教我怎样止损，也教我懂得“让利润奔跑”的重要性。

艾迪·塞柯塔是极好的模仿榜样。比如，有一次他做空白银期货，而白银期货的价格只是保持勉强下行，今天跌个半美分，明天跌个一美分。其他每一个人似乎都看多白银期货，都在谈论“因为白银期货价格太便宜，所以其价格必将上涨”，但只有塞柯塔继续看空、做空。塞柯塔说：“白银期货趋势是向下的，所以我要继续做空直到趋势改变。”我从他的这个例子中学到了一点：追随趋势必须具有耐心。

塞柯塔的例子是否让你转变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

一开始并没有。即便和艾迪·塞柯塔共事，我还是继续在亏损。

那时你仍然在犯什么错呢，你是否还记得？

我认为，那时我缺乏足够的耐心，操之过急，没等事态明确、清晰就动手行动。

因为塞柯塔是如此成功，所以只要跟随他交易即可盈利，对此你怎么看？

我不这么认为，我自己也不想这么去做。

那时你是否想过放弃交易？

我有时会想，持续亏损实在是太痛苦了，或许我该放弃交易。电影《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中有一个镜头，影片中的主角抬头望天，对上帝诉说。那时我也是这样抬头望天，对上帝说道，“我真是那么愚蠢？”接着我似乎听到一个清楚的回答，“不，你并不愚蠢，只要你继续下去。”所以我就这么做了，没有放弃交易，而是坚持交易下去。

那时，希尔森公司（Shearson）有一个处于半退休状态的经纪人，名叫阿莫斯·霍斯泰特（Amos Hostetter），他对我像朋友一般，十分和蔼可亲。他喜欢我写的研究报告，我们过去常见面交谈。艾迪·塞柯塔教给我的许多东西，通过阿莫斯得到了强化。我从不同的两个人身上，学到了相同的交易准则。

那时你是否为所在公司提供操作建议？

是的。

你提出的操作建议实行的效果怎样？

效果较好，因为那时我已更具耐心。尽管当时我已身无分文，也没人愿意借钱给我，但是对于通过采用正确的方法把钱再次赚回来，我仍然具有坚定的信心。当时我每年只赚1.25万美元，除去日常必要的开支，我设法省下700美元。但700美元不足以开立交易账户，于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投入了700美元，和我一起开立了联合账户。

这个联合账户的交易是完全由你来决定的吗？

是的。和我一起开立联合账户的这位朋友对市场交易一无所知。到了1972年7月，那时我们正处于物价管制之中，因此期货市场也必定处于物价管制之中。

是指尼克松的物价管制吗？

是的。据我回忆，胶合板的价格理论上被冻结在每1000平方英尺 [2] 110美元上（即胶合板期货单张合约的价格）。我替公司分析、研究的市场中就有胶合板期货。当其期货价格缓步升至110美元时，我发表了看空的市场通讯，在文中我认为即使供给紧张，但由于价格不能超过110美元，所以在110美元做空不会遭受任何损失。

政府怎样使价格保持在设定的界限之下？有什么能阻止供求双方创出高过规定界限的价格？

依靠法律、法规来阻止价格进一步走高。

你的意思是说，生产商不能要价更高？

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是，尽管价格一直被人为压低，但经济学原理表明人为压低的价格会造成供应的短缺。所以胶合板现货市场出现了供应短缺，这注定会传导到期货市场，胶合板的期货价格也会随现货价格的上涨而上涨。然而没人能确信这种情况，这属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终于有一天胶合板期货的价格冲上了110美元，接着涨到110.10美元，接下来又涨到110.20美元，那时我正看着报价屏。换句话说，此时胶合板期货的价格比法定的最高价格高出了20%。所以我开始四处拜访，想弄清接下来会怎样，但似乎无人知道。

胶合板期货是唯一冲破管制价格的市场吗？

是的，此前其他市场并未发生过。我认为，那天胶合板期货的收盘价要是能略超110美元，那么下一个交易日的开盘价大概会在110.80美元。我依据的理由如下：如果多空双方今天能在110美元上方成交，那么以后就能在任何价位成交。所以我做多一张胶合板期货的合约。最终胶合板期货的价格涨到了200美元。在我做多第一张期货合约后，价格就一直上涨，于是我就用“金字塔式的建仓方法”和持盈的策略进行操作。

这次交易是你在玉米期货市场赔光离场后的首次、金额真正较大的交易吗？

是的。

那么当时胶合板现货市场上的价格还保持在110美元或以下吗？

那些在现货市场上找不到供给方的买家，他们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期货市场来充当供给方。

基本上来说，它形成了双重价格体系的市场，是一种合法的黑市，是这样吗？

是的。现货市场上那些急需进货的需求方，因为供应的短缺，加之没有和生产商建立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所以只能“忍饥受冻”，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现在这些人可以在期货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得到他们想买的胶合板。现货市场上的胶合板生产商对于必须在法定管制价格下出售胶合板气得火冒三丈。

为什么胶合板生产商非要在现货市场以管制价格出售胶合板，而不到期货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然后等到期货合约到期进行实物交割？

一些比较精明的生产商是知道这么去做的，但当时胶合板期货交易还处在起步阶段，大多数生产商并不精于此道。某些生产商认为这样做可能是违法的。即使想这样去做，他们的私人律师也会正告他们，“或许有人能在期货市场上以任何超过管制价格的价格买到胶合板，但我们还是不要去期货市场出售、运货和交割，不要以高过法定管制价格的定价出售胶合板。”问题太多了。

当时政府有没有对期货市场出手干预？

政府根本没有出手，但我出手了。仅仅几个月，我通过交易胶合板期货，把交易账户中的700美元本金做到了1.2万美元。

这是你当时所做的唯一交易吗？

是的。接着我又产生了一个好点子，胶合板供应短缺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木材上面。我又开始孤注一掷，就像之前交易玉米期货、小麦期货时那样。我预期木材期货的价格也会冲破管制价格一路向上。

这次木材期货的交易怎样？

颗粒无收，无功而返。我看着胶合板期货的价格从110美元一路涨到200美元，因为木材和胶合板同为木制品，木材也存在供应短缺。我由此推断木材期货的价格也能，而且应该能一飞冲天。然而，我在大约130美元建立木材期货多头头寸后，政府终于如梦初醒，意识到胶合板期货已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他们决定不让同样的事发生在木材期货上。

在我做多木材期货后的某一天，一些政府官员出面宣布，对于打算推高木材期货价格的投机客，政府将严厉打击。此消息一出，木材期货价格应声下跌。我已临近又一次亏光出场的时刻。有两周的时间，政府不断发布类似声明。此间木材期货的价格一直盘整在能让我亏光出场的价格上面一点，我剩下的钱追加保证金刚好还够，使我可以继续持仓。

你建仓时木材期货的价格是130美元，那么到你快亏光出场时木材期货的价格又是多少？

大约是117美元。

所以即使木材期货价格的跌幅要远小于胶合板期货价格的涨幅，但你在前者输的钱和你在后者赚的钱差不多是一样的，因为你在木材期货上建立的头寸规模要远大于你在胶合板期货上建立的头寸规模。

说得很对。在政府不断发布声明的两周里，我不断处于亏光出场的边缘。这两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刻，我每天来到办公室几乎都是为放弃离场在做准备。

放弃离场就是止损，这样做是为了了断痛苦还是为了至少能留下一点资金？

两种原因都有吧。当时我心烦意乱，双手不停颤抖但却无法自控。

当时你距离再次亏光离场有多近呢？

我账户里的1.2万美元已缩水到4000美元以下。

当时你是否对自己说，“我不相信我会再次亏光出场”？

是的。（自那以后）我永远不会再亏光出场了，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孤注一掷。

那次交易最后怎么样？

我追加保证金，设法做到持仓不动，并且市场最终反转。木材供应确实存在供应短缺，政府似乎已无力干涉期货市场，无法阻止木材期货价格的上升。

你持仓不动的意志力是来自你的洞察力，还是来自你的勇气？

虽然当时技术图上有一个支撑位，市场价格看起来并不会跌破这个支撑，但主要原因是我身处绝境，只能豁出去玩命，所以就死扛不动了。我的700美元本金，曾跳升到1.2万美元，也曾跌落到4000美元之下，到那年年底达到了2.4万美元。在这次提心吊胆的经历后，我才真正做到：永远不孤注一掷，交易头寸的规模永远不能太大。

到了接下来的一年，即1973年，政府开始提高管制价格，因为价格管制造成供应方面大量的人为短缺。当管制价格提高之时，许多商品的价格都出现大幅、急剧的上涨。几乎所有的价格都在上行。许多期货商品的价格都翻了倍，并且我能利用低保证金带来的巨大的杠杆。我从艾迪·塞柯塔那里学到的“追随市场主要趋势”开始让我真正赚到了钱，得到了回报。1973年，我的交易账户从2.4万美元增长到6.4万美元。

那时我们发现有些情况都是全新的、从未经历过的。那时市场的具体情况，我都还记得。当时市场价格哪怕只涨了“最终涨幅的10%”，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涨幅已是非常巨大。当时是什么让你认为价格还能涨得更高？

那时我在政治上属于右翼人士，强烈反对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高度警惕。我那时认为政府让货币经常贬值的做法是有害的，但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为商品期货市场提供了极佳的交易机会，做多商品期货的前景一片光明。

这是在恰当的时点运用了恰当的理论。

是的。当时的市场充满了交易的机会，非常适合交易。在那样的市场，即便我犯下许多交易错误，但最终仍能取得较好的交易业绩。

在那时要完全做多？

是的。每一样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中。虽然我交易得很好，但还是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在大豆期货的超级牛市中，当其期货价格从3.25美元涨到近12美元时，我一时冲动，清仓兑现了利润，于是失去宝贵的多头头寸（相当于失去了一切）。我没有追随趋势坚定持仓，而是用自己的想象和主观臆测取而代之。所以当我清仓离场时，艾迪·塞柯塔仍旧持有多头头寸待在场内。接着大豆期货的价格连续12个交易日达到涨停，看得我痛不欲生。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每天我来到办公室，得知塞柯塔依然持仓不动，待在场内，不由想起我的清仓离场。我害怕去那上班，因为我知道大豆期货的价格又会涨停，而我再无重新建仓的机会。

没有在飞奔上涨的市场中让自己的利润随之奔跑，这样的经历和实际输钱的经历是否一样令人恼火？

是的，甚至是更为恼火。甚至严重到，有一天我认为自己再也受不了，我需要用镇静剂来平复内心的烦恼和苦痛。当镇静剂无效时，有人对我说，“为什么不注射盐酸氯丙嗪呢？其药效更强。”

我记得那时在家注射完盐酸氯丙嗪，接着乘坐地铁去上班。地铁车门开始关闭之时，我正好准备上车，我立马跌倒在地。起初我没有想到这是注射盐酸氯丙嗪所致。但是我漫步回家，在家门口再次跌倒，才想到这是由于注射盐酸氯丙嗪所致。那天该药的强大药力把我击倒，让我耽误了工作。那时是我交易生涯中的低谷。

你是从不认输的，你想再回去做大豆期货的交易吗？

不想，我害怕亏损。

尽管你犯下种种错误，但如你之前所讲，到1973年年底，你交易账户的资金已达到6.4万美元。在那一年接下来又发生了哪些事呢？

大概就在那时，我常常必须去棉花交易所，当听到场内交易员的呼喊和尖叫，我有一种兴奋和冲动。那里似乎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但我知道我需要有10万美元的净资产才能有进场交易的资格。由于我在商品期货账户外实际身无分文，我无法达到进场交易的资格。于是我继续在市场通过交易赚钱，几个月后，我账户中的资金超过了10万美元。与此同时，艾迪·塞柯塔建议我去做多咖啡豆期货。所以我按他的话去做了，但我在建仓价下方，距离很近的地方设置了止损点，以防价格下跌。接着市场价格发生转向，由涨转跌，跌破止损位后，我很快止损离场。因为艾迪·塞柯塔是市场主要趋势的跟踪者，捕捉市场价格大级别的趋势运动，所以没有设置止损（没有防止小级别的价格回撤），最终遭受咖啡豆期货价格连续数日的跌停。

每个交易日，塞柯塔亏损的多头头寸因价格的连续跌停而被牢牢锁住，无法离场，而此时我止损后已待在场外。这与之前大豆期货交易的情况正好截然相反，那时他始终持有盈利的头寸，享受连续涨停的快乐，我是过早了结利润而待在场外。我对他这次的遭遇无能为力，却对自己及早止损离场感到一丝欣喜。我问自己，“世上还有哪种地方像交易市场这样，某人内心最大的快乐竟然是建立在别人遭殃、倒霉所遭受的痛苦之上？”就在那一刻，我认识到交易的竞争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并且我决定去纽约棉花交易所，做一个场内交易员。

听起来场内交易的竞争好像更加激烈啊？

感觉上或许是，但实际上并不是。

对于做场内交易员，你有过担忧吗，比如你交易的领域和机会会减少，你只能在一个市场中进行交易？

我稍有担心，其后的事实表明，我应该是十分担心，然而在场内进行交易的想法令我非常兴奋。事实是，当我非常善于交易抉择的时候，对于交易指令执行部分的东西，诸如叫价等完全一窍不通，无法得心应手。我非常害羞，非常胆怯，以致我在交易所内喊单的声音小到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最后我把手上的交易订单转给另一个场内交易员，他是我的朋友，由他来帮我叫价。这种情况持续了数月，直到我完全认识和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

即使你已在场内进行交易，你采用的交易方法是否还是以前做场外交易、做长线交易者时采用的方法？

是的，只是场外交易时我不会羞怯。

所以我猜想你有许多日子是不进行交易的。

说得不错。

在场内进行交易有何优势？

没有，对我来说没有，但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许多东西，并且我向任何想成为优秀交易者的人推荐，通过场内交易一定能获益良多。我运用从场内交易学到的东西已有多年。

你学到那种类型的东西？

通过场内交易你能形成良好的市场感觉和市场感知的潜意识。你能通过交易大厅内声音的大小高低来估计市场价格的运动方向。例如，当市场活跃，价格具有明显运动时，交易大厅内却变得安静起来，这通常是一个信号：预示价格将不能走得（上涨或下跌）更远，趋势将尽。另外，有时交易大厅响声适度，突然变得人声鼎沸、喧哗异常，这并不是你认为的“市场准备一飞冲天、大幅飙升”的信号，它实际表明市场正遇到更多的阻力，上涨的压力增大。

但当你在场外时，你是怎样运用这类信息的？你前面说过，场内所学的东西对你后来在场外的交易有所帮助。

对于日内走势图上重要的价位（比如之前的日内高点），我通过场内交易学到许多。当价格达到日内走势图上的关键价位时，我可以以超出平常的承受能力，建立很大的头寸，如果建仓后我的交易策略并未即刻奏效，价格未如我愿做出相应的变动，我会迅速清仓离场。例如，当价格达到日内的某一关键价位时，我会建立20张合约的头寸，而不是平常我所能承受的3~5张合约，并且同时设置距离建仓价极近的止损价。此后要么市场价格如我所愿启动、喷发，我就持仓不动；要么市场价格未如我所料，我交易判断错误，那我就清仓离场。因为场内交易时，我对于市场价格达到那些日内关键价位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早已了然于胸、一清二楚，所以有时我能赚到300点、400点或更多，并且与此同时我所承担的风险只有10点。进行交易的时候，我有点像冲浪运动员。我力图踏准波浪的节奏，捕捉恰当的时机以冲上浪尖。但是如果我的交易判断出现错误，我就会清仓离场。我能一下子赚几百个点，与此同时却几乎不用承担风险（可能只有10点的风险）。我后来进行场外交易的时候，同样采用场内交易所用的“冲浪技巧”。虽然这种方法确实很好、很管用，但我认为，这一方法对于当前的市场已不再那么有效。

这一方法在当今市场不再有效是因为市场已变得更加突变急动、走势反复吗？

是的。在过去的那段日子里，如果市场价格到达日内图表中的关键点，价格会突破该点，接着开始继续前行，而突破后不会发生价格的回拉。而今天突破后通常会产生价格的回拉（有时会是假突破）。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秘诀在于减少交易的次数。最好的交易应该是以下三方面的情况都对你有利，也就是基本面、技术面以及市场的情况、基调。首先在基本面上，供给和需求应处于不平衡状态，这样才会导致市场价格的显著波动。其次，技术图表上所示市场价格的运动方向要与基本面所指示的价格运动方向一致。最后，当有消息、新闻传出时，市场价格所做出的反应要与该市况下的市场心理一致。例如，在牛市中会忽略利空的消息，而对利多的消息反应会非常强烈。如果你能精挑细选，只做全部符合这三方面要求的交易，那你在任何环境下、任何市场中赚钱都是肯定的。

你最终采用的交易方法是否更为严格？

并不是这样的。我想更多享受交易游戏的乐趣。我明白，全部符合这三方面的交易才是合适的交易，我应该只做这些交易，但交易对我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释放和个人的爱好。在我生命里，交易取代了其他许多东西。我把交易操作的乐趣放在我自己交易操作标准的前面。但挽救我的一点是，当交易全部符合我的三方面要求时，我进场建立头寸，所建头寸规模是其他交易所建头寸规模的5~6倍。所以并不是视交易为儿戏，纯粹为了乐趣和爱好，而是通过所建头寸规模的大小加以控制。

你所有的交易盈利都是来自完全符合你三方面要求的交易？

是的。

那其他类型的交易会基本打平吗？

其他那些交易会基本打平，并使我始终趣味盎然。

对于其他类型的交易，你会进行跟踪记录吗？这样你就能知道这类交易接下去的发展和结果会是怎样。

只是心理上的跟踪和记忆。对于其他类型的交易，我的目标就是打平即可。我知道我将靠那些完全符合我三方面标准的交易来赚大钱。完全符合我标准的交易总会有的，但数量稀少，所以必须极具耐心。

为什么完全符合你标准的交易会如此稀少？是市场变得复杂、成熟的缘故吗？

是的。和我交易的早期相比，现在的职业交易人要多许多。在过去那段日子里，艾迪·塞柯塔和阿莫斯·霍斯泰特教给我的观点和方法就足以让我在市场中具有优势，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交易准则。你交易的屋子里到处都是聪明人和电脑设备。

在过去那段日子里，你看着报价的显示屏，当价格涨过技术图表上的关键价位时，你就可以做多玉米期货。你进场一小时后，谷仓操作员的经纪人会打电话给他，叫他建仓做多。到了第二天，经纪行会建议客户做多，市场价格会被进一步推高。到了第三天，一些空头开始认错出场，建立多头头寸冲销空头头寸，还有一些新的多头进场建仓，这些新多头是一群牙医，他们是最后知道“现在是做多最佳时机”的人。因为我是玩交易游戏的少数职业交易者之一，所以我能先知先觉，最早建仓做多，在第三天，我就清空多头仓位，让晚我几天入场的牙医来接盘。

你谈的是短期交易，你也捕捉价格主要运动，做长线交易吗 ？

我也做一些捕捉价格主要运动的长线交易，但许多时候我是做两三天就能赚取利润的那种交易（即短线交易）。

在短线交易中，你出场后何时再重新进场？

牙医无法坚定持仓，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候做多。所以当市场价格回落时，我会重新进场交易。如今，所有交易者都能感知和察觉市场价格突破技术图表上关键价位的时刻。

后知后觉的跟风交易在现在的市场中已经不再存在了吗？

对哦，谷仓操作员都已经会自己下注了。因为牙医的交易资金量在如今的市场中已微不足道，影响甚微，因此可以忽略他们的存在。

他们现在把自己的钱都投入基金，而不是自己亲自进行交易，这也是个原因吗？

是的，不过即便牙医和某些后知后觉的跟风者仍然在做交易，他们的交易量也就是1张合约，而与此同时基金经理一次的交易量可能就是1000张合约。现在你必须学会逆向思考。你必须要问，“我的那些同行，即那些职业交易者是否真的已全部进场，还有谁留在场外等着进场建仓？”你以前是不必担心这些东西的，因为那时总有后知后觉者留在场外等着进场建仓，这些人要么得到的信息晚，要么得到信息后做出的反应慢。现在，每个人都信息畅通、行动果断而迅速。

现在的市场更容易发生假突破？

是的，假突破现在非常多。

趋势跟踪交易系统注定会走向平庸吗？

我认为会的。我认为除非出现例外的情况，即市场出现压倒其他一切的、特别严重的失衡状态，否则“趋势跟踪”时代的终结就会延续下去。 [3] 还有一种例外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进入严重通胀或严重通缩的环境，到那时“趋势跟踪”的时代也会再度重启。

换句话说，除非有某种极其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压倒其他所有一切，打破现有的平衡，才能使“趋势跟踪”奏效。

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5~10年里市场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这是因为现在期货市场的投机交易中职业资金管理人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而与此相对的是，小投机客可能会犯所有的错，是这样吗？

市场已发生了改变，理查德·丹尼斯就是最好的例子。多年来丹尼斯一直交易得很好，然而在他管理的最后一年，即1988年却亏损近50%。趋势跟踪交易系统的方法不再有效。问题出在一旦你确定趋势并进场建仓，其他人同样也能做到这样，没人是后来的买单者，你可以先知先觉，别人也不会后知后觉。一旦市场左右摇摆，上下震荡，你就会出场。

我们不会再有许多良好的价格趋势，其中另一个原因是，各国中央银行为防止资金外流而采取“逆趋势”的方法进行干预。

各国央行总是这么干吗？

我认为不总是这样，是最近这几年才这么干的。如果你看一下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的图表，你会发现在最近几年里外国央行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大幅地上升。外国央行似乎从他们自己国家的个人投资者手中不断购入美国的国债。

就交易而言，你认为市场的改变意味着什么？你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交易方法和交易风格吗？

我曾经在外汇市场上进行频繁、大量的交易。例如，在里根首次当选总统的那年，美元走势异常强劲。我自己的交易账户和公司的交易账户加起来共持有6亿德国马克，按那时的汇率折算，相当于3亿美元。这是相当大的金额。全世界较大的外汇交易者（包括银行在内），我可能是其中之一。

因为外汇交易市场是24小时的市场，所以会令交易者筋疲力尽。当我睡觉的时候，我几乎每两个小时就会醒过来，爬起来查看市场的即时行情。只要澳大利亚、中国香港、苏黎世、伦敦等主要交易市场开盘，我就能接收到即时行情。做外汇交易毁了我的婚姻。如今我尽量避免做外汇交易，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与各国政治局势有关，你必须确定各国央行下一步的行动。

当你积极进行外汇交易时，因为担心在美国交易市场开盘前，汇价向不利于你的方向大幅运动，使你深陷其中，遭受损失，所以你整个晚上都要不断起床查看行情，是这样吗？

是的，确实如此。

你总是那样进行外汇交易吗？或者说没有以这种方式交易外汇使你遭受多次损失，所以你才开始全天候地进行外汇交易？

没有全天候地进行外汇交易曾使我遭受多次损失，所以我要全天候地投入外汇交易，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保持警觉和机敏。

如果价格产生巨大的缺口，你能通过海外市场的交易加以回避吗？

可以的。例如，我记得1978年的一次交易，那时美元连遭重击，每天都下跌并且迭创新低。这段时期我和布鲁斯·科夫纳一起合作，共同交易。我们每天都会聊上几小时。有一天，我们发现美元开始神秘走强，这种价格的剧烈波动无法用已知的信息加以解释。我们快速在海外交易市场上清空了我们做多货币的头寸。到了周末，卡特总统公布了支持美元的计划（这就是美元突然走强的原因）。如果我们等到下一美国交易时段开始，再清空某外币的多头头寸，那恐怕我们早就损失殆尽，尸骨无存了。

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所坚信的一条准则，即市场上的大玩家，包括政府在内，总会有摊牌的一天，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如果我们看到价格向不利于我们的方向突然运动，而且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搞不清楚，通常就清仓离场，等到以后再探寻其中的原因。

我清楚记得那时的外汇期货市场，在那项计划（卡特总统公布了支持美元的计划）发布后，你持有的那种外币连续几天跌停。你是在该外币接近顶部的时候清仓离场的吧？

在那笔交易中，我们的离场非常及时和出色。我的观点是：我们（指美国）将要进行的重大改变，出于好意，我们会事先知会欧洲央行，所以欧洲市场上的价格会先于美国方面的政策发布做出反应。即便有些事是我们这里率先引发的（比如美国方面发布相关政策、声明），但市场价格却最早在欧洲市场上做出反应。如果有些事是欧洲方面率先引发的，那么肯定是欧洲市场上的价格最早做出反应。我认为，欧洲市场的交易时间是最好的交易时段。如果我打算住在某个地方，心无旁骛、全身心地进行交易，那么我想这个地方将会是欧洲。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补全你的交易历史。你决定不做场内交易员后又去哪里了？

我接到阿莫斯·霍斯泰特的一个电话，他是希尔森公司的，对我就像朋友一样。那时他也为一家商品期货公司进行交易，阿莫斯告诉我，他会力荐我加入商品期货公司，担任交易员的职务。

那时，该公司的理论是他们打算雇用所有杰出的经济学家来做交易员。他们的董事会里有保罗·萨缪尔森。在一次会面中，他们提出了雇用我的想法。他们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何大作发表，哪家日报刊发了文章”？我具有文科方面的学士学位，而这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最为搞笑的地方是，他们每个人都视我为“只会做交易的人”。

但是，难道他们开商品期货公司，从事交易不是为了赚钱？

他们认为除非你是博士，否则你不可能真正赚钱。但阿莫斯·霍斯泰特说服了他们，同意给我一个机会。我相信我是他们雇用的第一个非博士交易员。他们把一个3万美元的账户交给我管理，我从1974年8月开始交易。大约10年后，该账户的资金达到8000万美元。那几年都是非常好（赚钱）的年份。

你从初始的3万美元做到8000万美元的期间，是仅靠公司的初始本金还是公司有新增资金投入？

最初几年过去后，他们又给了我10万美元进行交易。自那以后他们总是从我的交易账户中提走资金。在那些年，公司正处扩张阶段，急需用钱，因此公司每年要从每个交易员账户抽取账户资金总额的30%，用以支付公司的各项费用。

所以你每年不得不赚30%，这样才能维持账户的资金规模。你的交易账户面对不断抽走资金的不利情况还能取得如此高的增长，你一定有收益高得惊人的年份吧。

多年以来，我每年至少取得100%的收益率。

其中收益率最高的是哪一年？

1979年是我收益率最高的一年，这是令人称奇的一年，黄金冲过800美元的那波行情被我把握住了。

你抓住整波行情了吗？

我不停地买进卖出，但我吃到整波行情中最丰厚的一段时间，那时黄金还在每盎司 [4] 100美元。那真是个狂热的时代。在那时，我能在澳大利亚的市场买入黄金，然后中国香港市场上金价会被推高10美元，接着到伦敦市场上金价又会上升10美元，等到纽约市场开盘，我就能卖出，每盎司能获利30美元。

听起来，和在美国市场买入黄金相比，在海外市场买入黄金更具有极大的优势。

那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具有的一项优势就是：当我纽约的同事还在呼呼大睡时，我已起床，看着中国香港市场上的报价进行交易了。我记得，当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我打电话去香港，看那里是否有人知道这个消息，但香港那边还无人知晓，因此香港市场上的金价还未做出反应，于是我在无人知晓最新要闻前，在香港市场建立20万盎司黄金的多头头寸。

那可是2000张黄金期货合约啊！在香港市场建立如此大的头寸规模，不会遭遇流动性的问题吗？

不会，他们会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但是这么做，果然令他们如坐针毡，恼火不已。在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他们告知我不要去香港的黄金交易所。一些人仍然记得这件事，对我还是耿耿于怀。

你在香港市场建仓做多黄金时，他们知道交易的一方是你吗？

是的，他们知道的。

他们是否认为你事先已知道什么消息？

不会这么认为。他们或许认为我已疯狂，想进场买走所有黄金。大约5~10分钟后，他们也知道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新闻，每个人都开始争抢做多。顷刻间，每盎司黄金我就赚到10美元，我共有20万盎司黄金。

你能通过电视新闻来做交易，这点令人难以置信。

我明白。之前我从未这么做过。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但我确实是这么做了。

独特的黄金期货市场在近乎垂直的上涨后，又开始近乎垂直的下跌，你及时离场了吗？

是的，在黄金期货价格的上升途中，我在大约750美元清仓离场。当我看到黄金期货价格不断上冲，几近900美元时，我极为沮丧和苦闷。但后来价格又回跌到400美元，此时我感觉非常良好。

最为重要的是，你出场做得非常好。是什么东西向你发出警示，让你感觉价格已接近顶部（或底部）？

在当时，许多市场都非常疯狂。我的一条交易法则就是：当市场波动性变得很大，走势变得极为疯狂时，那就是我清仓离场的时候。我衡量时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涨跌停板的天数。在那时候，我们会碰到许多价格连续数日涨停的情况（当时是商品期货市场的大牛市）。当连续第三个涨停时，我会开始变得非常非常谨慎。我几乎总是在第四个涨停板清仓离场，并且如果在第四个涨停板，我还留下少许多头头寸，没有全部清仓的话，我在第五个涨停板时一定会全部了结，这是我的强制规定，一定要做到。面对波动性如此大的市场，我会强制自己离场。

你从一个失败的交易者到一个极其成功的交易者，其间伴有20世纪70年代中期商品期货的大牛市。你早年的成功有多少是归功于交易者应具有的交易技能，又有多少是源于市场大势的相助？

老实说，我认为当时市场大势非常好，你只要做多并持有，那就不会亏。那时有许多交易成功的故事。我的财富就此获得。

但是有许多人并没有守住赚来的财富？

确实如此。但我非常幸运，在市况再度变得艰难时，我已成为好的交易者，在那以前，我已掌握适合自己的交易技巧和方法，并且那时我在某个市场上具有知识和市场研判上的优势，这个市场就是可可期货市场。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除了可可期货，我几乎不交易别的品种，因为在可可期货上我能得到来自赫尔穆特·威马（Helmut Weymar）的信息和帮助。在可可期货上，赫尔穆特是可以信赖的专家。他写过一本书，极为深奥，对我而言犹如天书。此外，他在业内有各种朋友。拥有来自赫尔穆特及其朋友的知识和信息，我对可可期货市场的了解和掌握非以前那些市场可比。

你几乎只做可可期货的时期显然已结束，发生什么事了吗？

赫尔穆特退出可可期货交易了。

我猜想，赫尔穆特并不是一位像你这样的成功交易者。

这么说吧，我如果具有赫尔穆特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我会交易得比他好。

除了早期交易亏损的经历，还有哪笔交易让你格外受伤？

我绝不让自己有陷入可怕灾难的可能。最让我受伤的交易发生在我重仓交易外汇的时候。那时我交易得不错，因此敢于重仓持有。那次我在德国马克上持有的多头头寸确实很大，而就在这时德国央行开始介入市场，决定打击投机德国马克的交易者。当这一消息传出，我在大约五分钟内就亏掉了250万美元。我得知所有消息后决定止损离场，因为我担心250万美元的亏损会逐步扩大，直到最终变成1000万美元的亏损。但是其后价格却收复了全部跌幅，而此刻我已清仓离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价格上涨，这是令人备受煎熬的时刻。

在你离场后多久价格开始由跌转涨？

大约半个小时。

你又重新进场了吗？

没有，这番折腾下来，我已精疲力竭，无心再战。

回过头看这段交易，你认为当时清仓离场是正确的吗？

离场还是正确的，虽然事后看会有点心痛、郁闷，因为如果我置之不理，持仓不动照样可以安然无恙（因为后来价格收复了全部跌幅），而不是止损亏掉250万美元。

你交易赚来的钱会取出进行投资吗，还是留在你的交易账户中，重新投入交易？

我做过一些糟糕的投资。我交易赚来的钱，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在这些投资中亏掉。当我交易规模很大的时候，我想继续交易下去总要有个理由吧，因此我花钱如流水，投资如撒钱。曾几何时，我拥有十处房产，但所有的房产最终都亏本售出。我卖出的房子中，有些我只住过一个晚上。我曾投资飞机包机的服务，在这上面亏掉了许多钱。在当时某个时刻，我计算得出我交易所赚的钱中，其中30%通过纳税等交给了政府，30%用来支撑飞机包机服务上的投资，还有20%用于从事不动产交易，所以我最终决定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全部做个了结。

看来你作为交易者时精明智慧，而作为投资者时却幼稚天真。

说得不错，我投资时，稚嫩的程度令人无法相信。在为数众多的不动产交易中，我除了有一次交易是赚钱的，其他都以输钱告终。在不动产交易领域，在所有健在的人中，这样糟糕的业绩，可能唯我独有。

为什么你在投资方面做得如此糟糕？

我凡事都感情用事，没有研究、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在重犯早年交易经历中的错误：介入你自己也一无所知的领域，接着就是输钱。难道你内心的“警钟”没有敲响吗？听起来好像你具有自毁的本能，能把交易赚来的钱在其他地方亏掉。

是的，千真万确。我交易赚来的钱可能亏掉过半。

当你做所有这些蠢事时，难道没人抓住你的肩膀对你说，“你是否意识到你正在做什么”？

有的，但在任何时候，我的员工胆敢这么做的话，我都会解雇他们。有一个时期，我雇用了六七十个人，外加我一堆亏钱的生意，仅是支付工资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坦白地讲，我交易赚来的许多钱都因此付之东流。

你的投资亏损是否对你产生感情上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你交易的亏损？我这么问的原因是，你在谈论投资亏损时看上去非常失望沮丧。

是的，会有影响，它使我痛心地认识到自己曾是一个傻瓜，但我也从中意识到人不应成为物质的附庸。我将其作为人生的一堂课。通过这堂课我懂得，我无须在全世界每一个美丽的地方都拥有房子；我能住在宾馆，然后沿海滩漫步或踏小径登山。如果我真想对自己好一点，我可以包下一架飞机，而不必买回一架飞机。

你的话确实很有道理，但我的感觉和猜测是，如果你在交易中亏掉的钱和投资中亏掉的钱一样多，那么交易亏损的经历会更令你铭心刻骨、肝肠寸断，因为其他商业冒险本来就不适合你，你压根不是做投资的料，我这么说对吗？

你说得很对。我相信事实确实如此。我总是觉得，我至少在一件事上做到了精明、智慧。交易才是我真正擅长做的事。如果没有交易的存在，我做不了交易，可能我终其一身都要靠擦鞋谋生呢。

成为杰出的交易者是靠与生俱来的才能吗？不知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认为，想要成为第一流的、顶尖成功的交易者，需要具有与生俱来的才能，也就是所谓的天赋。这就像第一流的小提琴家是需要艺术天赋的。如果只想成为合格称职的、能够赚钱的交易者，你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掌握所需的技能。

你从最初的失败到现在的非常成功，你的交易经历丰富而且完整，对于那些交易新手或是失败的交易者，你有什么基本的建议？

首先我想说的是，在你任何一个交易想法（计划）上投入的钱不要超过你总资金的5%。这样你就能错上20多次，能拉长你输光钱的时间。我必须再强调一遍，一个交易想法（计划）只能投入总资金的5%。如果你在两个不同但却正相关的谷物期货品种上都建立多头头寸，那仍旧算一个交易想法。

其次我想建议的是，要一直使用止损点。我的意思是，事先要设置实际的止损价位，而不是采用“心理止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你在一定的价位止损离场。

你总是在进场交易前就选定将来离场的价格？

是的，我总是这么做的。你不得不这么做。

我想以你的情况，实际上你无法一下子止损，因为你交易订单的规模实在太大了。

是的，然而我的场内经纪人可以帮我完成止损的操作。

当你下达进场建仓的交易订单时，一定伴有清仓离场的交易订单？

是这样的。另外，如果你刚建仓的头寸看上去并不妙，此时不要认为改变看法、观点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要马上改变看法，清仓离场。

所以，如果你建好仓，五分钟后你认为建仓有误，看上去不妙，此时不要心中暗想，“如果我这么快清仓离场，我的经纪人会认为我是一个白痴”。

是的，正如你所言。如果你对持有的头寸开始不再确信，有所怀疑，不知该如何操作，那就清仓离场。你总会有再次进场建仓的机会。当你疑虑重重时，那就清仓离场，睡个好觉。你在这笔头寸上已耗时太多，待到明日，所有一切都会一目了然，即疑虑时先离场观望，待局势明了再进行操作。

有时你会在清仓离场后又重新进场建仓吗？

会的，但重新进场通常不是在离场当天，至少是在离场以后的下一个交易日。

对于交易新手，你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最重要的交易法则也许就是持盈和止损。这两者同样重要。如果你不能坚定持有盈利的头寸，那么你总的盈利将无法弥补止损形成的总亏损。

你也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是才华出众的交易员，所以我要经常提醒自己：如果我试图采用他们的方法或观点进行交易，那么我终将遭受亏损。每个交易者都有所长，也皆有所短。有些交易者善于持盈，但同时会死扛亏损；另一些交易者会很快兑现利润，但也会很快止损。只要你坚持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成败都源于自己的方法，利弊得失都会有。只要所用方法是符合交易基本原理的，而且适合自身特点，那么利会大于弊，得会大于失。但是如果你试图兼收他人的风格和方法，通常的结局是，你可能会集各种方法的缺点、劣势于一身。扬长避短只是美好的愿望，实际上各种方法、风格可能无法兼容。

采用他人的方法进行交易，或是跟从他人进行交易，所面临的问题是，你对这些交易会信心不足，而采用自己的方法，自行决策的交易，你才会信心十足，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在进行最终分析的时候，你需要有持仓的勇气，需要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如果到时候你的持仓底气和依据是“我持有某某头寸是因为布鲁斯·科夫纳也持有它”，那么你将不会有坚定持仓的勇气，你最好一开始就不要持有该头寸。

我想我们谈到的“他人”都是极具才华的交易者，但这依然毫无影响，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方法和风格。如果交易所采用的并不是你自己的主意，那该笔交易会搞砸吗？

会的。你应该清楚，这个世界是极其复杂的，你要始终问自己：“还有多少交易者尚未采用、正在等着采用这个特别的主意？”你必须考虑市场上的交易者是否已提前知晓了这个主意，从而使你这个（来自他人的）主意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对于“市场上的交易者是否已提前知晓”，你怎么可能评估呢？

通过采用经典的动量指标（momentum-type indicators）以及观察市场的市况和基调来评估。市场连续上涨有几天，连续下跌又有几天？对于市场的人气指标（sentiment indexes）该做怎样的诠释和解读？通过这些就能做出评估。

你能否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用它来说明你通过观察市场的市况和基调来获知交易的信号？

我能想到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大豆期货牛市中的一次交易。那时，大豆供应极度短缺。每周政府报告中增加的出口承诺和旺盛的销售情况也是推动大豆价格进一步上涨的力量之一。我那时重仓持有大豆期货的多头头寸。某天一位来自商品期货公司的人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也有一个坏消息。”我听后说：“好吧，好消息是什么呢？”他回答我说：“好消息是，出口承诺的数字非常好，坏消息是你没有达到最大持仓量 [5] 。”他们都期待市场价格在接下来的三天会达到涨停。

对于没有达到最大的持仓量，我确实有点沮丧。接到电话后的第二天，我下单在开盘价处建立更多的多头头寸（以达到最大持仓量），万一市场价格没有开出来就涨停，那我就能建到仓。我舒服地坐着，靠在椅背上，看着好戏上演。市场价格不出众人所料，以涨停开出。开盘后不久，我注意到在涨停价位上有大量成交，换手踊跃。接着涨停板被打开，我的经纪人打来电话，告知我下的交易订单已经成交。接着市场价格开始下跌，我自言自语道，“大豆期货的价格本该连着三天涨停，但现在连第一天上午都封不住涨停”。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发疯似的告诉他：“立刻做空，做空，做空！”

你全部清仓了吗？

我不仅全部清了仓，而且还因错得福：做空冲销多头头寸时，我意外犯错，做空大豆期货的合约数量超过了我原来多头头寸的合约数量，这样等于我反向建立了空头头寸，当价格下跌40~50美分后，我又建立大豆期货的多头头寸以冲销手中的空头头寸，从而获利。交易操作失误，我却反而赚到了大钱，这是唯一的一次。

我记得有一个与这次大豆期货交易相类似的例子。那是在棉花期货的牛市中，市场价格达到了每磅 [6] 1美元。时至今日，我还是能想起当时的情况。我是做多棉花期货的，并且一周的出口数据显示，有50万包的大豆将出口到中国。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为利多棉花期货的出口数据。但消息出来的第二天，市场并没有以涨停板开盘，只是跳高了大约150点开盘，接着价格就开始掉头向下。事后表明当天的开盘价就是当天的最高价。

我还记得另一个有趣的例子。那时我们正处在极为严重的通胀时期，当时商品期货所有品种的价格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和幅度展开波动。在某个特别强势的交易日，几乎所有商品期货市场都冲向涨停，但在那天，棉花期货的价格是以涨停开盘，接着就打开涨停，开始回落，最终收盘时价格较前一交易日仅略有上涨。那天就是棉花期货市场的见顶之日。其他所有品种都牢牢封死涨停，唯有棉花期货自当天以后就永远难见上涨的曙光。

如果你已发现各市场或品种共有的价格行为，那么“一旦某上涨滞后的市场或品种率先开始下跌，你就做空该市场或品种”，这是否是必然的交易法则？

只要某个市场或品种的价格运动和其他所有相关市场或品种的价格运动出现背离，你完全能在该市场或品种上下注交易。当利多消息出台，某市场或品种的价格却无法上涨，那你一定要做空。

人们对市场的哪一种错误想法会使他们在交易中遇到麻烦？

我认为，导致人们交易亏损、财富缩水的首要原因在于，他们错误地认为市场上的专家可以依赖，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如果你知道并认识真正的市场专家，这样做也未尝不可。比如，你正好是保罗·都铎·琼斯（他也是本书的访谈对象，请参见本书的相关访谈）的理发师，那么亲耳聆听他对市场的高论，或许并不是个坏主意。然而通常所谓的“专家”并不是交易者。你那中游水平的经纪人不是久经沙场、百里挑一的交易者。与其他方法相比，听经纪人的话进行交易会输掉更多的钱。交易是绝对私人的事，你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必须独立分析和判断，这也是我对市场参与者的建议。

大众对于交易市场还有哪些错误的想法？

有一种愚蠢的想法，那就是“阴谋论”，即认为市场可以人为操控，某些价格波动的背后隐藏着阴谋。我认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交易者，因此我能断言：在99%的时间里，市场自身的力量要大过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外力，市场迟早会向它该去的地方进发，市场自身形成的运动方向没人能够改变。有时或有例外，但这种例外不会持续太久。

你把自己大部分的成功都归功于艾迪·塞柯塔和阿莫斯·霍斯泰特，是他俩把交易的准则传授于你。现在轮到你传授了，你教其他交易者吗？

是的，此人就是布鲁斯·科夫纳，他与我并肩工作，同时也是我的密友。他已成为最好的交易者，就这点而言，我最好的教学成果就是他了。

布鲁斯·科夫纳的成功有多少是源于你的培训，又有多少是源于他自身的天分？

我初见布鲁斯·科夫纳时，他是一位作家和教授，在业余时间做点交易。对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积累那么广博的交易知识，我深感震惊。我记得初次见到布鲁斯·科夫纳的那天，我试图用复杂的交易方法和概念让他对我肃然起敬。虽然我是一个职业交易者，那时每天花15个小时在交易和分析市场上，但我所提出的任何与交易有关的东西，他无所不知、无所不通。对于他所具有的天分，初次见面我就很快确认了。

这些都和他智力有关，但他身上还具有哪些东西，让你知道他将成为杰出的交易者？

当然有的，那就是他的客观理性。一个优秀的交易者不能僵化刻板。如果你发现某人确实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任何事情，那此人是做交易的好料，有成为杰出交易者的潜质。初次见到他时，我就知道他将成为杰出的交易者。我力图把艾迪·塞柯塔和阿莫斯·霍斯泰特教给我的交易准则以及我要求掌握的一些交易技能都传授给科夫纳。我和他并肩交易的时候，是我交易最好的时期，我们在一些交易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那些年我的年收益率达到100%，而他达到了1000%。他具有极高的交易天分。

作为一名交易者，你是否感到过失意和挫败？

绝对感到过。大概在1983年，我开始逐渐减少交易。那时我觉得自己需要再度充电，学习新的东西，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直觉在交易中有多重要？

直觉非常重要。据我所知，任何出色的职业交易者都具有交易直觉。作为一名成功的交易者，你也需要勇气，去尝试的勇气、接受失败的勇气、获取成功的勇气，即便路途艰险，也要继续前行的勇气。

此刻除了交易外，你还有哪些目标？

我练习空手道已有多年，目前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我想更上一层楼，取得空手道的黑带。另外我对静坐冥想、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等也有学习，我想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一步地学习和研究。

听起来非常深奥玄虚。你想往玄虚方面发展吗？

这个确实很难用言语来阐述，让我想想到底该怎样表达。爱因斯坦曾说过，“人类是否友善互助，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由衷感到“人类是友善互助”的，达到这一点对每一个人而言都很重要。

现在你达到这一点了吗？

我已非常接近。

但那并不是你最初的感受？

不是我最初的感受。我最初感到人世间是一个充满敌意，没有友善互助可言的地方。

今后十年或二十年，你还会继续从事交易吗？

是的，交易充满乐趣，让我难以割舍。我并不想赚更多的钱，赚来的钱可能被我在不动产投资上再次亏掉。

你每天如果能交易13个小时，那就是交易的乐趣所在吗？

肯定不是啊。如果交易是你生活的全部，那么其所来的刺激兴奋是折磨人的，是会令人痛苦的。但如果你能让个人生活和交易保持平衡，那交易就是一种乐趣。据我所知，所有在交易这行长久发展的、成功的交易者迟早都会做到这一点。成功交易者的生活和交易会保持平衡，他们在交易以外也有别的生活乐趣。你如果没有别的乐趣，没有别的关注和兴趣，那交易是撑不下去的，日子是没法过的。最终你不是因为无事可干而陷入过度交易，就是为短暂的失败苦恼不已、寝食难安。

当你遭受连续亏损时，你会如何应对？

在过去，有时我会试图回击，在我初遭亏损后甚至会加大交易规模，但通常都是徒劳无效的。后来我学会很快地砍仓止损，如果交易的情况越来越糟，屡战屡败，我会全部清仓离场，停止交易。这样，情况就不会更糟了。

你有时会继续战斗下去，设法改变屡败屡败的局面，是这样吗？

有时候是的，但大多数时候我只要停止交易，情况会更好些。因为我是天生的斗士，具有不服输、抵抗到底的性格，所以有时会自惹麻烦，最典型的方式就是遭受亏损，拼命回击，再遭亏损，接着就减仓，或者有时就止损，停止交易，如此反复折腾，直到我踏上交易制胜的正道，才不会这么做。

遭受连续亏损后，你停止交易的时间会有多久？

通常是三四周。

当你遭受连续亏损，是因为你交易的步调和市场的步调不一致吗？你能用更好、更易理解的方式加以陈述吗？

我认为，“连续亏损”就是亏损生亏损的过程，就是前面的亏损导致后面的亏损。当你开始遭遇亏损时，就会触发你的负面情绪和消极心理，并终将导致整个人的悲观和消极，从而影响接下来的交易。

极少有交易者像你这样成功，你认为是什么让你与众不同、出类拔萃？

我思想极为开明，能虚心接纳各种新事物、新观点。有些信息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很难接受，但如果我确认其是真实的、可信的，我就会欣然接受。例如，我看见某些人赚钱速度比我快得多，但却一下子输光所有的一切，因为这些人在刚开始亏损的时候不愿止损离场。当我持有一笔糟糕、正处亏损中的头寸时，我能够对自己说，“你不能再交易了，要离场”。当市场价格的运动方向与我的预期相反时，我总能对自己说，“我希望能在这笔头寸上赚很多钱，但事与愿违，我预期有误，我要立刻离场”。

你是否逐日记录净资产的情况？你确实对你的资产进行规划安排吗？

这方面的事，我过去做的很多。

这样做有帮助吗？交易者对他们自己的净资产进行规划安排，你认为是个好点子吗？

我认为有帮助，是个好点子。如果你净资产的变动趋势是往下的，这是让你降低交易规模和重新评估交易决策的信号。如果你输钱比赢钱多，输钱的速度快于赢钱的速度，那是对你的一个警告。

你关注的市场顾问有哪些？

从可读性、创造性和知识性角度而言，“加利福尼亚股票技术分析的市场通讯”是我喜爱的市场通讯。我也喜欢马丁·茨威格（Martin Zweig）发布的“茨威格市场通讯”“茨威格预测”以及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发布的“道氏理论的市场通讯”。

在我采访的交易者中，马丁·茨威格可能是被提及最多的人。

从茨威格那儿，你总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非常厉害。

从你前面提到的市场通讯来看，我猜你也是交易股票的。你做股票有多久了？

交易股票大概就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吧。

你交易股票和交易期货有何不同？

交易股票时，我更为耐心。

做股票时，你进行交易选择的过程会有所不同吗？

没有不同，我通过技术图表、基本面和市场行为来确认我的交易选择。我认为，你在全球各地交易任何品种都能用这个方法。

哪种类型的股票是你关注的重点？

我从不交易道指的成分股，我偏爱小盘股，因为那些资金庞大的职业投资者（比如共同基金等）不会进入小盘股，这些大机构会像大鲨鱼一样互相残杀，中小投资者往往会无辜遭殃。我有一个基本原则，交易澳元胜过交易德国马克，交易小盘的场外交易（OTC）股票优于交易大盘的道指成分股。

你寻找的股票要具有哪些基本面特征？

我喜欢采用《投资者日报》上的一些指标来选股，比如每股收益排名 [7] 。我将每股收益和我自己对公司产品可能具有的市场占有率结合在一起分析。如果某公司没有市场占有率极高的领域，即该公司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都不高，那么对我来说，每股收益的高低已不再重要，即使它每股收益很高，我也不会选择它。但是如果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确实不高，但每股收益却在不断增长，而且其产品所处的市场尚未达到饱和，发展空间较大，还有许多市场份额等待抢占，这样的股票对我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

我也喜欢将市盈率和每股收益结合在一起使用。换句话说，我喜欢的股票是，每股收益不断增长，而其市盈率又处在合理区间，即股价相较每股收益还处在合理的水平。

所以你喜欢寻找每股收益高同时市盈率低的股票，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能兼而有之是最好的。我相信有办法通过电脑开发出一套极其良好的交易系统，利用该系统可以选出每股收益高，同时市盈率低的股票。

相对强弱指数怎么样？这可是《投资者日报》上另一关键指标。 [8]

我认为该指标作用不大。“相对强弱指数”只是告诉你股价曾经的表现怎样，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找到并买进了一只“相对强弱指数”高的股票，但买进后发现，该股继续上涨的动力早已消耗殆尽，“股价表现强势”只是过去的事（如此一来你反而会买在高点）。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在于供给和需求。油轮费率像商品价格一样，具有周期性。当油轮费率涨高时，相关行业的每个人就能赚许多钱，因此这些人会造更多的油轮，于是油轮费率（随供给增加而）走跌。最终过剩的油轮会变成废铜烂铁，油轮费率又会重新上涨（供给减少所致）。多年来，我们的油轮费率都很低，每年都有许多油轮被废弃。所以我们将步入油轮费率重新上涨的周期。

当交易账户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交易的难度是否会随之提高？

会的，因为交易账户规模变大后，你可交易的市场会越来越少，会迫使你进入这些市场和其他资金庞大的职业交易者同场角逐。

在各种不同的交易市场，价格行为有没有共同之处？例如，你能否用交易债券的方法来交易玉米期货？

我确实认为，如果你能在某个市场进行交易，那么你就能在所有的市场进行交易。交易的原理、准则是相通的。交易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察觉别人的情绪。交易要洞察大众贪婪和恐惧的心。无论在哪个市场，这些都是完全相同的。

***

大多数伟大交易者的早年失利多源于交易规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意外造成的失手。尽管迈克尔·马库斯长期的交易业绩记录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在其交易生涯的起步阶段也曾遭受一连串的交易亏损，而且他不止一次输得精光、血本无归。由此可得出一句至理名言：早期交易的失败不过是交易者犯错的记录而已，据此并不足以判定交易者最终成败的可能性。

我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尽管马库斯在交易中历经许多惨痛的损失，但实际上最令他感到撕心裂肺的经历却是“他在一笔盈利的交易中离场过早，没有做到持盈，从而错失大赚的机会”。懂得“让利润奔跑”的持盈之道，把握可以大赚的交易不仅对交易员保持良好的交易心态很重要，而且这也是交易制胜的关键。在访谈中，马库斯强调：“让利润奔跑”和“截断亏损”同样重要。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如果你不能在可以大赚的交易上持盈，那么你就无法弥补止损累积起来的亏损”。

马库斯深知在一笔交易上下重注的危害。有一个例证（那是在玉米没有发生枯萎病的年度，进行的还是谷物期货交易），马库斯开立的一个交易账户从极少的本金一直做到3万美元，然后在某一笔交易中他全仓出击，最后全军覆没，全部亏光。在木材期货上马库斯再次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最终虎口脱险之前，他已面临灭顶之灾。上述这些交易经历对马库斯的交易理念影响至深。当别人请他给普通交易者提点建议时，不出意外的话，他所述的头条交易法则就是：在单笔交易中投入的资金不要超过交易账户资金总额的5%。

除了不要在单笔交易中下重注外，马库斯还强调对每笔交易要预设离场价位（止盈及止损）并且严格遵循和执行，这点非常重要。他认为设置保护型止损点（protective stops）格外重要，因为它能迫使交易者及时止损，严格控制交易风险。马库斯也建议：当交易者处在亏损状态并且对自己的交易决策感到困惑怀疑之时，最好先清空头寸、离场观望。

另外马库斯也强调：交易者必须保持独立，具有主见，不人云亦云。他认为交易者要是听从他人的意见，哪怕是交易高手的意见，通常都会产生问题，起到负面作用，因为这样非但不能如虎添翼，反而会集自己和他人的缺点、劣势于一身。

尽管马库斯是积极主动型的交易者，但他还是坚定地认为交易者必须严格选择交易品种。他建议交易者要等待交易品种的主要分析要素（基本面、技术面、交易心理等）都达到一致的结论时才进行交易。只有这样，交易者才能大幅提高每笔交易的胜算。在交易胜算看起来极低的情况下还要进行大量交易，这不是在交易赚钱，而是在烧钱自娱。

[1] 1国际谷物蒲式耳≈ 27.216 千克。——译者注

[2] 1平方英尺≈ 0.093 平方米。——译者注

[3] 本次访谈后不久，1988 年爆发的粮食种植带的干旱就是马库斯所述例外情况的极好例证，这次干旱导致粮食的供需严重失衡，即需求远大于供给，从而使“趋势跟踪”的时代重新开启。

[4] 1盎司≈ 28.350 克。——译者注

[5] 最大持仓量是指交易所允许投机交易者持有的、最大的头寸规模。

[6] 1磅≈453.592克。——译者注

[7] 对某股票每股收益的增长进行评估，评估所得的值再和其他股票的该项值进行比较，从而得出该股票的每股收益排名，更多的细节请参见威廉·欧奈尔和大卫·瑞安的访谈部分。

[8] 这里的“相对强弱指数”是指参照其他所有股票的价格表现来衡量某一股票价格表现好坏的指标（不要和技术分析里的“相对强弱指标RSI”相混淆，具体参见对欧奈尔采访的部分）。

第四章　布鲁斯·科夫纳：驰骋全球的交易者

布鲁斯·科夫纳或许是当今世界银行间货币市场以及期货市场上最大的交易者。仅1987年这一年，科夫纳就为他个人以及其基金的投资人盈利超过3亿美元。在过去的十年里，科夫纳的年均复合收益率达到了87%，非同凡响。打个比方，如果1978年初交给科夫纳2000美元进行投资、交易，那么十年后这笔本金将增长为100万美元。

尽管科夫纳的业绩记录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其交易规模也非常巨大，但他却力图保持低调，这种深藏不露令人吃惊。他坚持拒绝所有采访请求，以此来用心维护个人的隐私。“你也许想知道为什么我会破例接受你的采访。”他对我说道。实际上我确实想知道此中原因，只是不想提出这个问题而已。我猜想他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才会接受我的采访。七年前，我俩略有交集，有所往来，那时我们都在商品期货公司工作，他是公司主要的交易员之一，而我是公司的分析师。

科夫纳接着对我说，“看上去我无法回避公众宣传，而且我的经历总是被歪曲和神化。我认为你对我的这次采访至少能留下一份准确无误的记载”。

仅凭直觉，科夫纳并不符合手握价值数十亿美元头寸的交易员所具有的典型形象。他的敏锐、睿智以及闲散的做派常使陌生人会误以为他是一位教授，而不是一位纵横外汇、期货市场的从事高杠杆交易且交易金额巨大的交易者。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科夫纳分别在哈佛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政治科学的课程。虽然他喜欢教书育人，但对象牙塔里的生活提不起兴趣，无法燃起内心的热情。正如他所说的，“我不喜欢在早晨总是面对空白的稿纸，然后苦思冥想，挖空心思去写出一些东西”。

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最终参与政治竞选、谋得公职，科夫纳投身许多政治运动。但因缺乏资金的援助、支持，或是因为想先在委员会工作，然后再通过提升晋级来登上政治舞台，他放弃了政治之路。在此期间，科夫纳也在许多州和联邦机构里担任顾问的职务。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依然在寻找职业方向的科夫纳将目光转向了金融市场。他具有经济学和政治科学的双重教育背景，因此他认为合适的教育背景可让他在金融市场如虎添翼，而且他认为通过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从而做出交易的研判，对他来说，是件引人入胜的事情。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科夫纳全身心地分析和研究市场，沉浸在与之相关的经济理论中。他遍览所有能够得到的相关书籍和资料。

科夫纳潜心研究利率方面的理论。正如他所说的：“我已爱上收益率曲线。”科夫纳在对利率市场进行研究的同时，参与了利率期货市场的早年交易。当时利率期货市场相对简单，还不成熟，并且会产生持续时间很长的价格扭曲现象。当时这种价格扭曲现象要是放到现在的话，会很快被套利交易消除。当时的利率期货市场正如科夫纳所阐述的，“这个市场对花旗银行或所罗门兄弟来说，还是无足轻重的，但对我已足够重要”。

科夫纳发现市场有一个与价差有关的异常现象，价差就是期货不同交割月份合约间的价格差异。某一期货品种会有不同交割月份的期货合约（比如三月、六月、九月以及十二月，交易所一般根据商品供求的特点来确定交割月份）。考虑当时所处的经济周期，根据利率的相关理论，可以做出如下预测：交割月份距今较近的合约价格（比如三月合约的交易价格）应高于其后相邻合约的价格（比如六月合约的交易价格），因为前者的收益率要低于后者的收益率，所以前者的交易价格要高于后者的交易价格。虽然交割月份邻近的两个合约，两者的合约价格确实可能反映出这种关系，但科夫纳发现交割月份距今较远的两个相邻合约，开始交易时的价差接近于零。他初次交易就是做多距今较远的某一月份的利率期货合约，同时做空距今更远的利率期货合约，因为可以预期这两个合约经过一段时间后，其交割时间距离现在的时间会变近，而两者之间的价差会逐步变大。

科夫纳的首次交易完全按照教科书上的理论，并且科夫纳对当一个交易者开始着迷。科夫纳的第二次交易也是“市场内价差”交易 [1] 。在第二次交易中，科夫纳做多近期的铜期货合约，并同时做空较远期的铜期货合约，因为他预期供应紧张会使近期合约的价格上涨幅度将会相对大于远期合约的价格上涨幅度。虽然他的判断、想法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但他建仓太早，导致第二次交易以输钱告终。经过这两次交易，科夫纳账面上还是盈利的，他3000美元的初始本金已增长为4000美元。

科夫纳的第三次交易让他真正入行，大展身手。1977年早期，大豆市场上的供应出现明显的短缺。这是需求力量驱动的市场。大豆每周的压榨数量都远高于预期，数量之大无人敢信。 [2] 我观察大豆期货七月合约和大豆期货九月合约间的价差 [3] 由于看起来我们将面临大豆的短缺，大豆将会上涨，大豆期货属于多头市场，所以我认为先交割的七月合约较后交割的九月合约的溢价将进一步扩大。当时两合约的价差在一窄幅盘整区间，七月合约较九月合约溢价近60美分。我认为我可以简单地把止损点设在这一盘整区间的下面一点，止损点大概就在七月合约较九月合约溢价45美分的位置。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价差是如何易于波动和变化。我开始进行价差交易，即在做多大豆期货七月合约的同时，做空大豆期货九月合约。我建仓时，两合约的价差是近60美分。接着两者的价差开始扩大到70美分，于是我又进行了一次价差交易，再次在两合约上同时建仓，一多一空（但因为采用“金字塔式的建仓方法”，所以建仓规模要小于第一次价差交易的建仓规模）。随着价差的扩大，我继续采用“金字塔式的建仓方法”来建仓。

你当时建立的头寸规模有多大？

改换经纪公司后，我最终所建的最大头寸规模大约是15张合约。刚开始的时候，我在一家小型经纪人公司进行交易。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位老手场内交易员，他每天仔细察看当天发生的交易，并且能辨认出我正在做的交易。我当时建立的头寸规模最高达到10或15张合约。只做单边投机的，每张期货合约的保证金是2000美元，而做套利交易的，每张期货合约的保证金只有400美元。

老板对我说，“你进行套利交易建立的头寸和单向做多建立的头寸所面临的风险是一样的。我打算将你套利交易的保证金，从每张合约400美元提高到每张合约2000美元”（套利交易的保证金要低于单纯投机，单向做多或单向做空交易的保证金，这是基于以下假设而做出的：单纯做多的头寸或单纯做空的头寸和套利交易的头寸相比，投机交易的波动性和风险都要大很多。原因在于，套利交易中持有的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至少部分风险可以互相冲抵。然而在现货紧缺的情况下，不同农产品期货合约间的套利，比如做多大豆期货七月合约，并同时做空大豆期货十一月合约。经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套利交易的波动性和风险几乎等同于单纯做多或单纯做空的投机交易）。

他显然是对你持有头寸所面临的风险十分担心？

是的。他担心我进行的是套利交易，每张期货合约的保证金只有400美元，但我交易操作却像单纯做多的投机交易。

实际上，他并不是杞人忧天、信口胡说。

他的话是对的，但当时我听后却勃然大怒。因此我把交易账户转到另一家期货经纪公司，这家公司的名字就先不提了，原因你以后会明白的。

你当时发火是因为你觉得他做事不公，还是出于别的原因？

我相信我并没有认为他做事不公，但当时我认定他是我达成目标的阻碍。我把交易账户转到一家大型经纪人公司，那里为我提供了一位经纪人，此人能力极差，非常不称职。但是市场持续上涨，我持续加仓，我在2月25日进行了（转移账户后的）首次套利交易，截至4月12日我交易账户的资金已达3.5万美元。

只要市场上涨，你就会加仓，还是你事先就有某些交易计划？

我有交易计划的，我等到市场上涨到一定高度，然后价格发生回撤，当回撤幅度达到某一具体金额，我就会加仓。我的“金字塔式的建仓方法”不会出问题的。

市场开始进入连续涨停阶段。4月13日，市场价格创下历史新高。市场顿时人声鼎沸，狂热躁动。我的经纪人在家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说，“大豆期货的价格将会一飞冲天。大豆期货七月合约看起来还会涨停下去，那么十一月合约肯定会跟上来的。你这个傻瓜，手里还持有十一月合约的空头头寸，让我替你清空十一月合约的空头头寸吧，当市场接下来几天继续涨停，你就能多赚点钱”。我听后表示同意，于是我们清空了十一月合约的空头头寸。

十一月合约的空头头寸全部清光光了？

全部清光光了（说到这他放声大笑）。

这是一时冲动的交易决定吗？

不是一时冲动，是我那时愚蠢至极。清仓后过了15分钟，我的那位经纪人打电话给我，从声音听上去，他已发狂失态，他对我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但市场要跌停了！我不知道是否能帮你清仓出场”。我听后极度震惊。我对他吼道：“帮我清仓离场！”市场价格直奔跌停而去，我在比跌停价略高一点的地方清仓离场。

你是在跌停板全部清仓离场的吗？

跌停板与其上方略高一点的价位所形成的价格区间就是我清仓离场的价格区域。我可以告诉你这次交易损失的大小。当我清光十一月合约的空头头寸，手里只留下七月合约的多头头寸时，此时我账户市值是4.5万美元。到我全部清仓的那一天，我账户只剩下2.2万美元。我陷入极度的震惊。我不能想象我竟然是如此愚蠢，尽管对市场的研究、分析已有多年，但我对市场的认识和理解还是那样的糟糕。一连几天我茶饭不香、寝食难安。当时我想到了转行，不想再把交易作为我的职业。

但你的交易账户上还有2.2万美元啊，要是和你最初3000美元的本金相比，凡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仍然是相当出色的。

一点不错，我还是出色的，但是……

是这愚蠢的错误还是你得而复失的资金使你在感情上遭受如此伤痛？

这和金钱上的损失完全无关。我想是我认识到市场真是个“大火坑“，里面充满风险。自那以后，我又把3000美元的本金做回了4.5万美元，在此期间没有再遭受感情上的伤痛，没有重蹈覆辙。

在你账户资金回升的途中，你是否会认为“这很简单嘛”？

这是很简单的。

你当时可曾想过，市场最终可能与你的想法、判断背道而驰？

没有想过。但很清楚的是，当时我在仓皇之间决定清空套利交易中所建立的空头头寸（即十一月合约的空单）是完全漠视风险的表现。我认为最让我揪心、困扰的是，我意识到自己丧失了自认为具有的理性。在那一刻，我认识到市场拿走你钱的速度和它给你钱的速度真的是一样快。那次交易让我印象深刻。实际上，我还是很幸运的，当我在跌停板附近清空七月合约的多头头寸后账户至少还有2.2万美元。

我认为，你那天迅速的行动可能使你免遭彻底的灭顶之灾。

确实如此。那天以后，市场更是直线下跌，下跌的速度和此前上涨的速度一样快。如果此前我没有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那么在市场下跌途中我可能同样会犯错。

这次套利交易最后的市况怎样？

大豆期货七月合约的价格彻底崩溃，一路跌到我最初建立多头头寸的价格下面。

尽管这不是灾难性的交易决策，它毕竟没让你彻底破产出局，但由于你在七月合约见顶下跌、接近跌停的时候清仓离场，你还是回吐了部分利润。

说的对，但对我而言，这次交易称得上是“走向破产”的交易。这次交易让我几近破产，并且从心理角度而言，我觉得这次交易已让我破产，破产时的心理感受，我已充分体会。

这是你最痛不欲生的一次交易吗？

是的，这点毋庸置疑。

即使你在清仓离场时实际上还是赚到钱的，你也觉得这是最痛苦的一次交易？

这次交易结束时，我赚了近6倍（相对最初的本金3000美元而言）。当然那时我是极为愚蠢地进行杠杆交易，根本不懂持仓头寸所面临的风险。

当你的经纪人打电话告诉你市场要跌停了，你决定清空七月合约所有的多头头寸，这是出于恐慌还是出于风险控制的直觉和本能？

究竟出于何种原因，我无法确定。对于交易纪律，我自认为懂得很多，在那一刻，“交易纪律”的许多内容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决定全部清仓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直到今天，当某事使我的情绪失衡，让我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出现迷茫和困惑时，我会清空与此事相关的所有头寸。

你有最近发生的例子吗？

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盘。我在10月19日和20日清空了所有头寸，因为我觉得世界上发生了某些我所不能理解的事。交易的首要法则可能有许多，我认为的首要法则就是，不要莫名其妙地亏大钱，当你感到搞不懂、弄不清的时候，那就离场，不懂就不做。

现在让我们回到你进行大豆期货交易以后的那段时期。你再次开始交易是在什么时候？

大约一个月以后吧。此后经过几个月的交易，我账户上的资金又重新回到4万美元左右。大概就在那时，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是商品期货公司招聘交易助理，于是我前去应聘。迈克尔·马库斯以其惯有的独特风格对我进行了面试。几周后，马库斯让我到公司来，他对我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但也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我们不会聘你为交易助理；好消息就是我们聘你为交易员。”

这家商品期货公司给你多少钱用于交易？

3.5万美元。

在交易中，你同时也投入自己的钱吗？

是的，这是令我高兴的一件事。这家商品期货公司的政策允许你在交易公司账户的同时，交易自己的私人账户，并且马库斯和我都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交易者，交易很活跃、频繁。

你受到马库斯的影响吗？

是的，影响重大。马库斯教会我一件事，此事异常重要（此时访谈暂停）。

（访谈又继续进行）刚才你说的话是很棒的开场白，接下来重点、实质部分是什么呢？

他教导我说，“你能够赚到100万美元”。他对我悉心指导，告诉我：只要尽己所能，一切远大的目标皆可实现。你真正能做的事往往最容易被错过、被忽视。如果你持有头寸并且恪守交易纪律，你就真的能赚到100万美元。

听起来好像他是在给你信心？

是的。他也教给我另一绝对关键的要点：必须乐于经常犯错。犯错其实并不可怕，并不是一种错。做出你最佳的判断，如果错了，再做下一次最佳的判断，如果再错了，那就做出第三次最佳的判断，这样做的话，你的资金就能翻倍了。

你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交易者之一，只有极少数的交易者才能与你相提并论，是什么令你与众不同、出类拔萃？

对于某些交易者能够做到而其他交易者做不到的原因，我不相信有人能够确定。对我自己而言，之所以能有今天，我能想到两大要素。首先，我能预见世界发生的变化，洞察有别于当前的格局和形势，并且真的相信未来如我所测。我能预判到大豆期货的价格能翻倍，美元会跌到1美元兑换100日元。其次，在压力下我能保持理性，并且恪守交易纪律。

交易技能是能教会的吗？

只是有限的一部分能够教会。多年来，我尝试培训了近30个人，但其中只有四五个人成了优秀的交易者。

那你培训的另外25个人怎么样了？

他们离开交易行业了，其中的原因和个人的智力水平无关。

将那些成功的受训者和大多数失败的受训者进行比较，你发现两者在个性特征上有何不同？

成功的受训者意志坚强、性格独立，懂得物极必反，在其他人不愿持仓的时候，他们能够持仓。他们都懂得自律和约束，所以持仓头寸的规模适当。一个贪婪的交易者持有头寸的规模通常会太大，我认识的某些极具灵气才干的交易者，他们从不设法留存所赚的钱，全部用来建仓。一位商品期货公司的交易员，我不想提他的名字，在我印象中此人是极具才华的交易员。他产生的交易想法精妙绝伦，其选择的交易市场通常准确无误。从智力上而言，他对市场的认识要超过我对市场的认识，然而我留住了钱，而他却没有留住。

他在哪里犯了错？

头寸规模上。他交易头寸的规模太大了。我每交易一张期货合约，与此同时他是交易十张期货合约。每年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他投入的资金都会翻倍，但最终取得的结果依然平平。

在进行交易决策时，你一直采用基本面分析吗？

我几乎总是从市场角度进行交易，我不会简单按照技术分析所提供的信息来交易。我大量使用技术分析，并且技术分析确实很棒，但除非我搞懂市场价格变动的原因，否则我不会建仓、持有。

那就说，实际上你建立、持有的每笔头寸背后都有基本面作为支持？

我认为你的说法很公允。但我会加入技术分析，因为技术分析通常能使基本面的情况变得更明晰透彻。我给你举个例子。在过去六个月中，对于加元对美元汇率的上升，我有充足的论据，能很好地论证；对于加元对美元汇率的下跌，我也有充足的论据，也能很好地论证。我搞不清楚哪一方的论据和论证是正确的。如果你用枪顶住我的脑袋，逼我选出该汇率变动的方向，我可能会说“下跌”。

然而接下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发布了，这将改变整个基本面。实际上，在该协议协商并签订完成前的几天，市场就向上突破了。此刻，我可以完全气定神闲地说，“评估加元对美元汇率的一项重要因素发生了改变，市场已经做出投票”。

在美加贸易协议签署、发布前，我认为加元对美元汇率已在山顶，但我不能确定汇率是将继续上涨还是将下跌。当市场发生变动时，我已做好跟进的准备，因为我们将两大重要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以能及时跟进，这两大重要因素就是基本面的重要改变（虽然基本面的改变将使市场走向何方，是利多还是利空，以我的才智，并不足以完全知晓）和技术分析中价格的向上突破。

你的意思是说，当美加贸易协议签署、发布时，以你的才智，并不清楚该协议将使市场走向何方吗？因为美加贸易协议所增加的贸易中，加拿大的贸易要多于美国的贸易，由此推断这项协议将利多加元对美元的汇率，难道这不符合逻辑吗？

当时我不是这么推断的。我只是简单地认为，因为贸易协议的签订消除了贸易壁垒，允许从美国进口，这将使加拿大降息，从而造成加元贬值。有一些分析师仍旧坚持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有许多博学多识、消息灵通的交易者，他们知道的远比我多。我不过是把各种分析要素融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他们知道市场会往哪走，他们会做多加元对美元的汇率，他们会在市场上投票。

归纳这一例子的启示，那就是基本面发生重要变动时，市场一开始选择的方向通常是长期趋势开启的良好征兆，是这样吗？

正如你所言。因为市场上有人比你知道得多（知道得早），会先你一步，所以市场价格通常会提前做出反应。苏联有一帮人就是很好的交易者。

苏联这些成功的交易者分布在哪些市场上？

外汇期货市场，部分谷物期货市场。

怎样知道这些苏联人正在做什么？

因为这些苏联人通过商业银行和交易商来进行交易，并且你在别的地方也能有所耳闻。

一个连本国经济都搞不好的国家还能盛产出色的交易者，这在我看来是相当矛盾的一件事。

是有点说不通。但你向交易圈里的人打听后就会发现，这些苏联交易者确实很出色。

这些苏联人为什么能成为出色的交易者或者说他们是怎样成为出色的交易者的？

说句玩笑话，他们可能偷读了我们的一些邮件。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政府）时不时会提前得到信息。为什么他们能提前得到呢？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设有一流的情报部门。苏联（及其他有些国家）的情报部门具有窃听商业通讯、获取商业机密的能力，这点人尽皆知。这就是为什么大型商品期货交易公司在进行极为机密的电话联系时，都要使用扰频器的原因。

我的观点是，有上千种难以理解、不为人知的市场机制、因素在主导市场，在新闻、消息正式公布之前，在坐在办公桌旁的小交易员收到消息前，这些机制、因素已对市场发挥了作用，产生了影响。能对市场产生直接冲击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巨额的买单或巨额的卖单。

难道技术分析全无理性可言，一切都是凭资金说话吗？

我认为，技术分析有许多地方是正确的，但也有许多地方近乎妖魔。

这是很有趣的论述。请问技术分析中哪些是正道，哪些是妖术？

有一些技术分析师，他们宣称运用技术分析可以预知未来的价格走势，这些人对技术分析夸大其词、肆意渲染。技术分析可以追溯过去，但无法预知未来。在采用技术分析得出结论时，你不得不投入和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一些交易员过去的交易活动来假设另一些交易员未来的交易活动。

对我来说，技术分析就像体温表。那些使用基本面分析，从不打算关注技术图表的人，就像一位不打算给病人量体温的医生。这种做法当然是极其愚蠢的。如果你是市场中一位负责的参与者，你总是想知道市场处在哪个阶段，市场是热火朝天、兴奋激昂，还是冷冷清清、一片萧条。你想知道你所能知道的关于市场的一切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提升自己的交易优势。

技术分析反映了全部市场参与者的投票情况，即所有人的选择、意向与决定，而且能捕捉不同寻常的价格行为。由技术分析的自身特点可知，任何新的图表模式背后必有不同寻常的东西。对我而言，研究价格运动的细节至关重要，它可以帮我弄清自己是否能遍察市场中每一个参与者是怎样投票的。我通过研究、分析技术图表，能对市场中存在的不均衡状态以及潜在的变化有所警觉，所以研读技术图表绝对关键。

有时你看到技术图表后会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道，“我以前也看到过这种价格形态，这是价格上涨的前兆”。此时即便在基本面上没有任何看涨的理由，你也会根据技术图表进行交易吗？

是的，我有时会这么做的。我只想补充一点：价格如果突破原来的盘整区间，许多人会困惑不解、感到意外，我作为一个在许多市场进行交易、身经百战的交易者，对此不会感到吃惊，早就习以为常了。

这是暗指你通常在价格发生突破后才作跟进？

是的，确实如此。

但市场通常容易发生假突破，对此你要多说一点。

价格在突破前，盘整时间越久，盘整区域越稳固，当价格突破时，就越没人能够理解其中缘由，此时跟进交易通常风险报酬比良好。

《华尔街日报》某天刊登的文章提供了炒作的题材，即所谓的“故事”，所以促成价格在当天突破，这样的突破怎么样？

两者关联非常少。物理学上的海森堡的原理（即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用来类比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上，某些东西越是被密切注视，其原来的输赢概率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是会改变。如果《华尔街日报》某天刊载文章说“棉花供应有潜在的短缺”，而棉花期货的价格在长久盘整后在当天发生突破，这种突破所得到的支持是非常薄弱的，突破成功的概率非常小。反之，如果某天棉花期货的价格在毫无消息的情况下发生突破，之前也经过长期盘整，每个人都认为该价格没有突破的理由，并且突破发生得很突然，那么价格突破的背后非常可能暗藏重要的原因，突破成功的概率很高。

你的意思是，市场中对价格运动的解释越少，价格运动的有效性、可信度越高？

对，我是这么认为的。某种价格运动模式、价格形态越是被投机客关注，那么其发出的价格运动的信号越可能是虚假的。一个市场越是不被投机客关注，投机活动越少，那么技术分析中价格突破信号的有效性、可信度越高。

如今计算机化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其使用率大幅提高，这是否会提高技术分析中虚假信号产生的频率？

我认为会的。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市场上有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采用计算机化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而这些系统所采用的移动平均线或其他简单的趋势确认方法有助于大量虚假信号的产生。我自己就研发出一套类似的交易系统，因此我能确定其他交易系统在什么时候会发出交易行动的信号。如果拿“价格的运动是因为数十亿美元使用交易系统的大资金入场”与“价格的突破是因为苏联人在买入”做个比较，后者的因果联系和可信度要远高于前者，后者更值得关注。

你会在价格脱离盘整向上突破时进场做多，要是其后价格朝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即价格回落），重回之前的盘整区间，你怎样知道你该清仓离场？这只是价格的小幅回撤，还是你错误判断造成的糟糕交易，你如何进行区分？

无论我在何时进场建仓，我都会有事先设好的止损价。这是我可以高枕无忧的唯一方法。在进场前，我就知道我该在哪里离场。交易头寸的规模由止损设置来决定，而止损的设置以技术分析为基础。例如，如果市场价格正处于盘整区间，你把止损位设在盘整区间内，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很可能因为价格的上下震荡而被震出场。我总是把我的止损位设在某些技术关卡的外面，即设在盘整区间外（如果做空，把止损位设在盘整区间的上方，即高过阻力位的地方；如果做多，把止损位设在盘整区间的下方，即低于支撑位的地方）。

其他许多人可能使用同样的止损位，这样市场价格会被牵引、拉向这个止损点，你难道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我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通过技术分析来研判市场，在这方面我研究已久，据我所知，如果你的交易判断是正确的，技术分析中的一些关卡位置是不会被触及的。我不会把止损价设在场内交易员能够轻易、方便进出的地方。有时我会把止损点放在明显的、技术分析中人所尽知的关键价位上，但前提是我认为该价位离现价足够远或很难被轻易触及。

举一个实例，最近某个周五的下午，债券价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向下突破了延伸型的盘整区间（比一般价格盘整区间更为宽阔）。据我所知，这一突破完全出人意料，令市场人士吃惊，所以我可以从容笃定地做空债券，并把止损价设在之前盘整区间的顶部，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前提假设：如果我的做空交易是正确的，债券的价格就不可能重新涨回到盘整区间的顶部。如果价格重新上涨，并穿越原来的盘整区间，达到盘整区间的顶部（即我的止损位），那就是我做空的判断出错，我就止损出场。这样设置止损，可以让我拿着所建的空头头寸安然入睡。

谈到止损，我猜想，因为你交易头寸庞大的原因，你的止损总是心理止损，或是说不必等真的等到跌破技术止损位再止损？

我们这么说吧：如果我的止损设置得很好，我就能生活得有条不紊、井然有序、高枕无忧。我设置的止损位永远不会和场内交易员的止损位一样，但并不是“心理止损”，而是设置具体的止损价位。。

是什么最终让你知道你主要头寸的交易是错误的？你的止损点会限制你开始时的损失，但如果你仍然坚信支持你做出交易决定的基本面分析是正确的，我猜想你会再做尝试，不肯止损离场。如果你是在市场价格运动的大方向上判断出错，难道你将坚持下去，接受一系列的损失？到什么价位、到什么时候你会承认原来的交易决定是错误的，并且认输离场？

首先，亏钱本身就会让我放慢脚步，所以我会降低交易的头寸，进行减仓。其次，在你所描述的情况下，技术走势图上的变化会让我再做思考，三思而行。比如，如果我看空美元，但在技术走势上，价格已向上突破重要的中期高点，我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和评估自己原来的观点。

前面你曾谈到，你已研发出自己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根据该系统发出的指示，你可以知道采用这种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大资金在哪里出没，何时准备对市场产生影响。你管理的资金中有多大比例是用你自己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的？

我管理的资金中大约有5%是用我自己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

你对你交易系统的信心只有这么一点？我猜那5%的资金是亏钱的吧，所以所占的比例才这么少。

总体而言，我的交易系统是赚钱的，但我的交易系统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这个问题事关风险控制，所以我不喜欢用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但系统交易能让我的交易更为多样化，此非人力可及，所以我还是使用系统交易的，但只是少量。

你认为，研发出像优秀交易者一样的交易系统是否可能？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像优秀交易者一样的交易系统”必须具有高度发达的学习功能和特性，只有在信息具有清晰明确的层次结构和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电脑才是善于“学习”的。例如，医疗诊断的电脑专家系统应用良好，因为诊断和医治的法则是非常明确清晰的。在交易中要形成一套电脑专家系统所面临的问题是，交易游戏和投资游戏的“规则”是不断改变的。我曾与电脑专家系统的研发者并肩工作过一段时间，最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运用电脑专家系统的方法，交易是糟糕的候选对象，是不合适的应用领域，因为交易决策包含太多学科的知识，而用以阐释信息的规则又是不断变化的。

和你早年的交易规模相比，现在你的交易规模已非常大，你交易起来会越来越困难吗？

适合我的交易规模、具有充足流动性的市场实在太少了。

你当前总共管理多少资金？

超过6.5亿美元。

我猜想，其中的一半是来自于资产的增值？

说得很对，仅去年的盈利就已达3亿美元左右。

在哪些市场，由于流动性不足，你的交易确实遇到了麻烦？

比如铜的期货市场，我很喜欢，但那里的流动性通常很差。在铜的期货市场，我的交易规模非常庞大，就像百兽中的大象一样。

哪种交易规模能够在市场上进退自如，不会遇到问题？以铜的期货市场为例。

我认为，一天里你能进退自如地交易500~800张的期货合约，如果稍比这多的话，就会不太方便了。但铜的期货市场上，当前每天的成交量也仅有7000~10000张的期货合约，并且其中许多是进行实物交割的套期保值交易或者是价差交易。与此相反，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上，你交易进出5000张期货合约不会碰到任何问题；你在银行间货币市场同样能交易进出很大的头寸规模（这两个市场的流动性非常充裕）。

你是否能在不具有充裕流动性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比如咖啡豆期货，在这种市场上有时能形成巨大的趋势？

是的，我去年就在咖啡豆期货市场上进行交易，并且赚了数百万美元。现在，如果我管理着6亿美元，我现在从利润里拿出200万美元，准备投入咖啡豆期货的交易，这真的是小菜一碟、不足挂齿的事。但实际上会对我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我在咖啡豆期货上势必要投入时间、花费精力，这样会分散我对外汇市场的关注，那里才是我交易的重中之重。

好像你的交易规模已达到阻碍你交易绩效的程度。因为你自己就非常富有，你是否曾经考虑过，只用你的自有资金进行交易，这样就能避免资金管理上的头疼问题？

是的，我考虑过，但我不能只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这有许多原因。虽然我已把大量的个人资金投入我所管理的基金，但是“管理客户的资金”就好比“买入看涨期权” [4] ，因为我在客户（即基金的投资人）中名声、口碑的好坏对我而言极为重要，所以我不会信口开河地去拉客户。然而必须承认，买入看涨期权比建立输赢对等的头寸要好很多。

在实际操作中，你管理的资金是否存在最高限额？

在大多数商品期货市场进行交易时，肯定是有的。然而在外汇市场、利率期货市场以及少数商品期货市场上，虽有最高限额的存在，但这一最高限额是非常高的。对于我所管理的基金，今后其资金规模的增长，我会进行非常仔细的规划。

当你在流动性不是非常充裕的市场下单委托，换句话说，不是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或主要的外汇市场下单委托，你发现你规模庞大的委托订单会引发市场波动吗？

会的，但我绝不会刻意用大单来操控市场的。

谈到这点，我不由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听闻大资金试图推高市场或者打压市场的说法，这种做法可行吗？

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行。这种做法可以在短期内奏效，利用庞大的资金来主导市场价格，但最终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为这种做法通常会令人狂妄自大，从而使交易者完全脱离市场的基本面和技术面来进行炒作。据我所知，那些对自身能力过分高估而又企图利用自己庞大的资金在市场上呼风唤雨、横行霸道的交易员，最终都会犯“交易频繁过度、重仓孤注一掷”的错误，并由此走向失败。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不必透露具体名字。

最近的例子就是英国某交易机构试图通过垄断来操控原油市场，最后招来大麻烦，亏损累累。起初，他们进行操控还是成功的，但其后就无法控制市场了，原油价格一下跌了4美元。

最终他们的结局怎样？

他们输掉了大约4000万美元，整个机构因此陷入了泥潭。

如今，你所管理的资金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交易者管理的资金都要多。在你遭受亏损打击的时候，你如何平复自己的情绪，保持轻松的心情？

情绪对交易的影响和造成的重压是巨大的，我在某一天就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如果你整个人都陷于这些亏损中而不能自拔，那你就无法交易了。

如此说来，交易亏损已完全不再影响你的情绪，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干扰？

现在唯一能令我心烦意乱的事就是糟糕的资金管理。有时我遭受的亏损会异常巨大，但是只要运用的交易技术是正确的、出色的，即便最终交易结果是亏损的，我对输钱的过程也不会难以忍受，不会耿耿于怀。前面和你讲过起的，做多大豆期货七月合约，同时做空大豆期货十一月合约的套利交易中，我愚蠢地清光了空头头寸，只留下多头头寸，这才是令我胆战心惊的事，我从那次交易中学到风险控制的许多东西。但交易的过程本就是有赚有亏，每天有进有出，遭受亏损当属家常便饭，不会使我心烦意乱的。

你有交易亏损的年份吗？

有的，1981年我亏损了16%。

1981年的亏损是由于你的犯错，还是市场本身原因所致？

两者兼而有之。我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是我所经历的第一个商品期货的大熊市，大熊市的特性和牛市的特性截然不同。

是由于市场此前一直是牛市，处于长期上涨趋势，所以令人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你犯错是这个原因吗？

并不是这个原因。问题在于熊市的主要特征就是在急速猛烈的下跌后会出现快速的反弹，而我总是做空太晚（即在建立空头头寸后，价格却止跌快速反弹，继而出现盘整走势），接着我会被迫止损出场，其后证明我止损出场的位置处于价格宽幅盘整区间内。身处熊市，你不得不利用快速的价格反弹，利用价格短暂的逆趋势运动来建仓。

你在1981年还犯了哪些错误？

这一年我的资金管理很糟糕。我做了太多彼此正相关的交易。

1981年你的信心完全动摇了吗？你又要重新来过了吗？

我重起炉灶并设计了多套风险管理系统。我密切关注我所有持仓头寸的相关性。从那刻起，我每天都要衡量所有持仓头寸在市场中面临的全部风险。

你做外汇交易时，是在银行间货币市场还是在外汇期货市场？

除了通过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 [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Market，IMM）进行套利交易，我只在银行间货币市场进行外汇交易。银行间货币市场流动性异常良好，而交易成本非常低，而且又是24小时全天交易，我们真的是一天24小时都要交易，所以该市场对我们很重要。

你在外汇交易上投入多少比例的资金？

平均下来，我们持仓组合中大约50%~60%的头寸来自外汇交易。

我猜想，除了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当前活跃交易的五大币种，你也交易其他货币吗？

我们交易任何流动性好的货币。实际上，我们交易所有的欧洲货币（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国家，如挪威、瑞典、丹麦、冰岛等国），所有亚洲的主要货币以及中东国家的货币。“交叉盘”可能是最重要的交易工具，你在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不能进行，而我们在银行间货币市场可以进行。 [6] 因为在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交易的外汇期货合约有固定的合约规模，所以在那里不能进行交叉盘交易。

但是你在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上，可以通过调整两种外汇期货合约的数量比率，使这两种外汇期货头寸的美元值达到相等，这样就能做交叉盘了。

但是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作交叉盘更为精确和直接。比如，在银行间货币市场，德国马克/英镑以及德国马克/日元的交叉盘都是高度活跃、热门的交易品种。

我猜想，当你做德国马克/日元的交叉盘时，两种货币都是采用美元标价的，而不是用这两种货币中的任意一种来进行标价。

说得很对。你可以简单地说成：买入值1亿美元的德国马克，并且卖出值1亿美元的日元。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世界上所有货币的汇率全部以美元来标价。

有意外消息传出或经济统计数据发布，但都与市场预期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外汇市场上的汇价做出快速反应，银行间货币市场与外汇期货市场相比，其价格反应是否更为平和、舒缓，还是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使这两个市场的价格反应紧密联系、保持一致？

能在这两个市场间很好地进行套利，但套利的机会转瞬即逝，套利交易的速度要非常快，才能赚到些钱。这两个市场的价格反应会稍有不符，但差别不大。

是否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上，价格对于这类事件很少做出激烈、极端的反应？

是的，因为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发生这类事件会导致期货市场上的自营交易商撤退离场，从而引发止损盘。银行间货币市场上撤退离场的是套利交易者，他们的对手盘是银行。

银行在银行间货币市场上从事商业活动或对冲，面对面投机交易的比例各是多少？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做过研究，但我手上并没有数据，不过银行间货币市场基本上是对冲交易的市场。银行和少数像我一样的玩家，都是以投机交易为主。

外汇期货市场无法涵盖世界上大部分货币的交易，是否有一定原因？

外汇期货市场在许多重要方面所有限制，无能为力。首先在外汇期货市场进行对冲有具体美元金额和日期的要求。例如我4月12日需要对冲360万美元，银行间货币市场上可以马上办到，但在外汇期货市场上有具体交割日期和固定的合约规模，所以无法精确对冲。

所以实际上，外汇交易市场绝对无法与银行间货币市场竞争，因为银行间货币市场可以为任何客户提供对冲？

确实如此。另外，银行间货币市场上的对冲交易是基于各家普通商业银行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对冲交易者常常会表明和告知他用以锁定利润的银行利息收入，并据此（向各家商业银行）进行借款。

你进行基本面分析所用的一套方法，可否谈一下？对于合理、正确的市场价格应该是多少，你是如何确定的？

我假定市场上任意某一天的价格就是正确的价格，然后我尝试找出什么将使该价格发生改变。

杰出交易员的工作之一就是构建出可供选择的、预期会发生的各种设想。我力图在内心构建多种不同的情景，这些情景展现了世界将会是怎样，并等着它们中的一个能得到确认，变为现实。保持每次只对一个情景进行测试、验证。经验证，这些情景中的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该情景中只有一些要素能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最终你会出乎意料地找到某一情景，其十个要素中有九个都是正确、有效的。该情景于是就变为你对现实世界的如实描绘。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后的周五，那天晚上我难以入睡，这对我来说很不正常。但我确信那晚并非我一个交易者难以入眠，许多交易者都醒着呢。股市崩盘那周发生的所有一切将对美元走势产生何种影响，对此我苦苦思索了整整一周。我预想了今后世界局势各种不同的情景，并逐一验证，其中有一种情景是令人不寒而栗、充满苦痛的，那就是金融世界即将走向末日，全球经济行将崩溃。

如果是那种情景的话，从全球政治角度而言，美元将成为全球资金最为安全的避风港，因此美元必将大幅升值。实际上，在股市崩盘那周的星期四，因为大量资金从别的地方回流，美元已大幅走高。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令人极为困惑不解——美元开始徘徊震荡，不再上涨，到该周交易结束时，美元已开始再次下跌。

这时（周五晚）我把所有一切都拼合在脑中。对我来说，此时一切变得一目了然、豁然开朗：由于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各方都需要有刺激经济的行动，但日本央行和德国联邦银行不愿采取强有力的通胀手段来刺激经济，因为一来会扩大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以对美国财政部长贝克而言，只有开闸放水，放任美元贬值这一条路可走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刺激全球经济的角色必须有人来扮演，而那个扮演者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结果，美元开始下跌，进行抵抗、捍卫美元的强势有损其他央行的利益。我绝对确信，这是财政部长贝克当时唯一能做的事。

等你意识到美元要跌的时候，已是周五晚上，这时再采取行动是否为时已晚？

是的，晚了点。那周周末，我神经高度紧绷，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下周美元会大幅低开。我只能苦等周日晚上远东市场的开盘。

你在“非美国”交易时段里也进行大量交易吗？

是的。首先，无论我走到哪里，不管是在我家，还是在我乡间别墅，我都会监控市场的行情。其次，我有一名员工，他全天24小时在岗。

万一市场有重大事件发生，你授权该员工向你即刻通报吗？

确实是这样。首先我们交易的每一种货币都有电话通报的授权范围和等级。比如，某一货币如果突破我们事先确定的价格区间，我的员工就会根据授权进行电话通报。

你在深更半夜接到这类电话的频率是怎样的？

我有一位助理交易员，我允许他每年可以打两次电话到我家，把我弄醒进行通报，这是在说笑，但是真的不需要太频繁。无论市场在何时热闹鼎沸、交易火爆，我始终知道市场的走向和动态。我家里装满了显示交易行情的显示器和直拨电话。另外，我助理的工作就是接听和回复电话，他一晚可能接到三四个电话。

你是说你把夜晚交易的决策都授权委托给下属了？

我们对于交易的每一种货币都会构建预期会发生的各种设想，每周至少进行一次。我们确定每种货币预期的价格波动区间以及价格如果突破该区间，我们该怎么做。

所以你的助手知道如果货币X达到135……（问题还没讲完，科夫纳就抢着回答）

那时他应该知道买入还是卖出。这些交易决策事先早已准备好了。但是如果某国总理辞职或是有重大的、意料之外的、引发币值重新评估的因素产生，又或是一些使我们当前所作设想无效的事情发生，我会授命我的助理，让他们立刻打电话告知我。

有在深夜结束一天的交易吗？

有的，而且许多时候都是这样。

你显然不能一天24小时都交易吧。你怎样安排你的时间，如何平衡你的工作和你的私人生活？

我通常力图把我的交易时间限制在上午8点和下午6点或7点之间。远东交易市场非常重要，如果外汇市场非常活跃的话，我将在远东市场（远东指东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易。那里晚上8点开盘，东京市场上午时段的交易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2点。如果市场处于巨幅波动期，我将会上床睡上几个小时，起床后赶上下一次市场的开盘。这非常有趣和刺激。

看价格如波涛起伏，从一个国家的市场延续到另一个国家的市场，令你感到有趣和刺激吗？

绝对是哦。当你真正置身其中，报价的屏幕能将你牢牢吸引，令你目不转睛。报价的市场在不断的转换，一个市场收盘后，另一个市场就开盘了，你所看的交易市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遍布全球各地的每一个外汇市场，我都可以进行远程交易，通过报价的屏幕来了解即时的外汇行情。这是非常有趣和刺激的游戏。所有时间段里都有交易盈利的机会。暂且把“交易”搁一边，我从事外汇交易除了交易盈利的目的，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事件进行分析，令人格外着迷，特别引人入胜。

你的描述方式使整个交易过程听上去就像持续不断的一场游戏，而不是一种工作。你真是这么看待交易的？

我觉得交易不是工作，除了亏损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工作（此时他笑了起来）。对我而言，对市场进行分析就像面对一张巨大的、多维的棋盘进行思考，其中的乐趣全都来自于智力上的挑战。例如，尝试列出新西兰财政部长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他可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人觉得听上去有点荒谬可笑、不可思议，但对于我而言，这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这里有个人（即新西兰财政部长）正管理着一个小国，并且确实面临一堆问题。他不得不考虑怎样应对澳大利亚、美国以及令他抓狂的工会。我的工作就是帮他答疑解惑，出谋划策，帮他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做，以及预判他的行动会产生哪些出乎他本人或市场意料的结果。对我来说，这一过程本身就其乐无穷。

对遍布全球所有不同的交易市场进行跟踪，我想你一定阅读了大量经济方面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你会关注市场顾问的各类文章吗？

我每天都会读“权威报告”（guru report）。

哪些人能跻身“权威”之列？

有大量读者、粉丝的市场通讯作者都能名列其中。大众喜欢的有普莱切特（Prechter）、茨威格（Zweig）、戴维斯（Davis）以及埃力亚德斯（Eliades）等。

你会把这些权威报告的观点当作市场的反向指标吗？

当市场趋势明显、价格做大幅方向性运动时，我不想当太聪明的人，此时我会顺势而为，我的看法不会与市场普遍看法背道而驰，一部分权威报告的观点也包含在市场普遍看法中，当然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我真正寻找的是市场尚未达成共识、还未形成一致看法的时点（即市场趋势不明的时候），此时如果有许多人将会犯错，这是我喜闻乐见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看到权威名单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看多的，而此时市场却不涨，而你又有看空的基本面理由，你会觉得此时进行做空交易的胜算很高吗？

是的，胜算会非常高。

你认为人们仅靠追随权威进行交易，能够盈利吗？

或许能吧，但是以我的印象，要想赚钱，你必须满怀信心地持有头寸。当你追随其他人进行交易，持仓的时候很难具有信心。然而，确实有一些很好的权威。比如，在股票市场上，我喜欢马丁·茨威格，他的风险控制非常出色。他不像其他权威，他不认为自己能预测未来；他只是观察市场发生的一切，并且理性客观地下注交易。

你同时谈到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和持仓信心的必要性，那么你在交易中通常承担的风险有多大？

首先，在单笔交易中，我努力做到风险不超过我持仓组合市值的1%。其次，我会分析各笔交易的相关性，从而降低持仓的风险。我们每天都采用计算机来分析各持仓头寸间的相关性。通过亏损、苦涩的交易经历，我已明白持仓头寸间错误的相关性是交易出现严重问题的根源。如果你有八个彼此高度正相关的头寸，那么就相当于你只交易其中的一个头寸，但该头寸的规模要扩大8倍，因为这八个头寸彼此高度正相关，所以无法通过分散来抵冲风险，八个形同一个。

这就是说，如果你同时看多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你喜欢哪个，就在哪个上面建立全部的多头头寸，是这样吗？

是的，绝对正确。但更为重要的交易理念是，如果你在一个市场上建立多头头寸，则要在另一个正相关的市场上建立空头头寸。例如，虽然我净空美元（即美元的空头头寸多过美元的多头头寸），我还是立刻做多日元和做空德国马克，在我所有的交易中，如果我做多某些品种，一定同时做空另一些品种。

像德国马克/日元这样的交叉汇率与单个货币的基本汇率相比，前者的变动速度慢吗？

并不一定。新近的一个例子是，英镑/德国马克的交叉汇率整整一年在大约2.96~3.00的价格区间反复盘整，终于在一个月前产生突破。在突破当天，汇价挑战盘整区间的顶部（3.00一线）约20次。英格兰银行一直在3.00一线严防死守，不断沽压，但最终投降放弃。当交叉汇率上穿3.01，整个市场竟不再有成交。实际上，直到交叉汇率达到3.0350，此前一直没有成交。实际上，突破后汇价上涨足有1%（即3.0350减去3.00后再除以3.00），但却空无一笔成交。

对于银行间货币市场，这是很罕见、不寻常的事吗？

非常罕见，极为不同寻常，它表明每一个人都盯着3.00一线。一旦每个人都意识到英格兰银行已放弃对3.00一线的防守，不再介入市场，那么没有人愿意充当卖家。

这一类型的突破，既猛烈又迅速，是否比通常类型的突破更可靠、更可信？

是的，要可靠、可信得多。

虽然你内心对这种突破充满疑虑和困惑，你也觉得其可靠性高？

当时我对这种突破极其疑虑和困惑。但你要知道，你内心越是感到疑虑和困惑，感觉并不好的时候，此时却是较好的交易机会。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汇价在3.04和3.02之间来回震荡，交易了几小时以后，便一飞冲天，直接冲上3.11。

交叉汇率与基本汇率相比，也就是交叉盘与直盘（用美元来做多或做空其他货币）相比，其为外汇市场提供更好的交易机会，你是否这样认为？

是这样的，因为很少有人关注交叉汇率。一般的规律是，越不为人关注的地方，越有好的交易机会。

你的交易方式综合了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但是，如果我对你说，布鲁斯，我们打算将你放到一间小屋，要么给你全部所需的基本面信息，要么给你想要的技术图表和所需的技术分析工具，只能二选一，你会选哪一个？

这就像问一个医生，你替病人治病时，是靠主观诊断来监控病情，还是通过记录表格来监控病情，其实这两样医生都需要的，缺一不可。但硬要做比较的话，基本面分析现在更为重要。20世纪70年代，只用技术分析也能赚到钱，那时技术分析中的“假突破”非常少。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图表分析专家，有数目庞大的技术交易系统。正是这些改变使通过技术分析赚钱变得越发困难了。

你认为趋势跟踪交易系统会因数量的庞大以及大多数系统所用方法的相似而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吗？

我认为会的。唯有处在高通胀时期才能够挽救这些技术交易系统，只有在那时简单的趋势跟踪方法才能依然奏效，然而是否我们要保持稳定、温和的通胀率，这点在我看来已毫无疑问，各种技术交易系统将自相残杀，走向灭亡。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到股票市场。你认为，股指期货市场上的价格表现与其他市场的价格表现会有所不同吗？如果有所不同，是怎样的不同？

股指期货的价格有更多短期逆势的运动。市场在走高后，总想回下来。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价格会受到现货供需关系的影响；如果现货真出现短缺，则对应的期货价格将会保持上涨趋势。

如果股指期货市场的价格走势含有许多小级别的价格回撤，而且又会急动突变，那有什么技术分析的方法可以奏效？

或许有吧，但市场始终在变化。我发现超长期的决策系统可以捕捉期指市场较大级别的价格运动，但你需要把止损设得非常宽。

所以你在股指期货市场上不得不把交易周期拉得很长以过滤市场噪音？

我比大多数交易者的交易周期要长得多，因为我的交易策略中包含安全度过价格大幅回撤的时期。我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我所认识的一位交易者，他在股指期货市场交易得很好，他采用的方法就是看股市把大多数交易者伤害得怎样。对他来说，这招看上去很管用。

对于这个方法，他是如何量化的呢？

他看市场上悲伤者的人数有多少，但主要还是凭内心的感觉。

有些评论家把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归咎于程序化交易，对此你的个人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这里含有两大不同的因素。首先，当时过度高企的股价使股票市场易于下跌，而升息及其他基本面的原因扣动了下跌的扳机。其次，养老基金采用所谓的“投资组合保险”（参见附录A）策略，这一策略加大了市场抛售，从而使股市下跌得到了强化。

我们所谈的“投资组合保险”和套利型的程序化交易难道是截然相反的两样东西？

是的，两者并不相同。如果没有“套利型程序化交易”的存在，也就无法实行“投资组合保险”的策略，所以可以这么说，“套利型程序化交易”是“投资组合保险”相关问题的根源，而非加剧相关问题的推手。

所以套利型程序化交易对股市下跌所应承担的责任，其所犯的罪责只在于它让“投资组合保险”的实施变为可能，是这样吗？

是的。如果你看过布雷迪（Brady）的报告，你就会明白，“投资组合保险”的执行人在几小时内的抛售金额就达数十亿美元，市场实在无力承接。“投资组合保险”是一种可怕的想法，它的所谓“保险”只是徒有其表，空有其名。实际上，它金额巨大的止损订单，市场上无人可比。如果没有“投资组合保险”的抛售，股票市场仍然会急剧下跌，但这种下跌不会像我们所经历的500点暴跌（即1987年的股市崩盘，“投资组合保险”参与抛售的）那样严重。

你是否认为杰出的交易者具有某种特殊的天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如此。因为交易是少数赢家通吃的“零和游戏”，由于这一特点，注定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成为优秀的交易者。

要想取得交易的成功，天生禀赋和后天的刻苦努力哪个更重要？

如果你不刻苦努力的话，那就绝对不会成功，肯定成不了杰出的交易者。

交易者凭借天生的直觉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这种情况有没有？

有的话，也只是一时的成功。在交易中，有许多“一年的奇迹”，短暂的辉煌，昙花一现式的成功。某个人强烈感觉到白糖期货的价格会到达40美分，或者感觉铜期货各合约间的价差会显著扩大，以及某个人的直觉、想法得到了验证，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例如，最近我听说某交易员在过去一年里通过铜期货的价差交易赚到了2700万美元，但接着就全部亏光了。

对于交易新手，你有何建议？

第一，我想提出的就是风险管理，这点是很好理解的。降低交易规模、降低头寸规模、降低持仓规模是我的第二条建议。无论你认为你的持仓头寸该是多少，至少要砍去一半。就我和交易新手打交道的经验来说，新手的交易规模是其合理交易规模的3~5倍，实在是太大了。他们在单笔交易中承担的风险应该是账户净资产的1%~2%，而他们实际承担的风险却是5%~10%。

交易新手除了交易规模太大的毛病，还会犯哪些典型的错误？

他们把市场给拟人化了。最常见的错误是把市场视为自己强硬的对手、仇人。市场当然是完全客观、不具感情的，不会在乎交易者是赚还是亏。无论何时，当某位交易者说“我希望”或“我期待”时，此时他已陷入有害的思维模式，因为他已不关注“诊断”市场的过程，而是沉浸在主观臆断和一厢情愿中。

***

在与科夫纳的交谈中，我被他广博且精深的分析能力所震撼。我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挤出时间来追踪和分析那么多国家、错综复杂的经济面，而且以一己之力将各种不同的分析整合在一起，形成自己总的分析体系。显然，科夫纳将“世界范围的基本面分析”和“技术分析”融为一体的综合能力是独一无二的，是普通交易者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在科夫纳的交易方法中，有些关键要素与普通交易者有直接的联系，能让普通的交易者也获益匪浅。

科夫纳把风险管理列为成功交易的关键，他在下单交易前总是先设好离场点。他也强调：必须基于整体组合来评估风险，而不是仅仅考虑单笔交易的风险。如果某位交易者持仓的各品种彼此高度正相关，那么上述这点就绝对至关重要了，因为该交易者全部持仓品种（整体组合）实际所面临的风险一定比他自己意识到的风险要大很多。这位交易者只考虑单个持仓品种的风险，没有考虑整体组合的风险，各持仓品种间高度正相关只会叠加风险，而无法分散风险。

科夫纳对设置止损点的论述令我印象异常深刻，“我设置的止损点离现价足够远或很难被轻易触及”。采用这种方式设置止损，如果交易决策证明是正确的，科夫纳有实现盈利最大化的可能，不会因为轻易止损而错失其后的盈利机会，与此同时他也恪守严格的资金管理纪律。这一方法背后的交易理念是：当设置较宽的止损，最好将事先确定的、你所能承担的单笔交易最大风险（具体的美元金额）分摊到该笔交易中的每张期货合约上，而该笔交易的期货合约数量应当相应减少（即如果止损加宽，单张期货合约承担的风险随之增大，可以减少交易的期货合约数量，从而使该笔交易的风险保持不变）。这恰好与普通交易者所采用的止损方法截然相反。普通交易者试图限制单张期货合约遭受的损失，但单笔交易的期货合约数量却尽可能地多，这种方法通常会导致的结果是，许多本来能够盈利的交易在价格按预期方向运动前就止损离场了，从而错失其后的盈利机会。正确、合理的止损方法是，把你的止损点设在某一价位，如果交易价格触及或跌破该价位，那就理所当然地表明该笔交易的决策是错误的，你就必须马上止损出场，而不是按照你在单张期货合约上最多愿意亏多少钱来设置止损点。如果设置“在技术分析中具有指示意义的、在操作上具有指导意义的”止损点使单张期货合约承担的风险变得令你难以欣然接受（因为该笔交易可能遭受的损失和承担的风险也会随之变大），那么可以交易较少的合约数量。即单张合约承担的风险增大，可以减少该笔交易的合约数量，使该笔交易承担的风险保持不变。

科夫纳最严重的交易错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走向破产的交易”，这类错误都源于一时冲动的交易决策。凭我自己多年的交易经验，深知对于任何一个级别的交易者，“冲动交易”都是致命伤，都是交易亏损的最大祸首。无论采用何种交易方法，一旦选定交易策略，交易者就应当恪守他的交易计划，要避免做出冲动的交易决策（例如，因为听从朋友的操作建议而进行无计划的交易；又比如，价格朝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运动，但尚未跌破止损位，就因一时的冲动而急于止损清仓）。

最后要说的是，科夫纳眼中的交易高手按照他的说法，应当是“内心强大、思想独立，当市场处于极端的时候（比如极度狂热或极度恐惧的时候）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此外恪守交易纪律，不怕犯错并且乐于认错，这些都是交易赢家所共有的重要特征。

[1] 在同一期货市场，即同一期货品种做多某月的合约，并同时做空另一个月的合约（也称为合约内价差、商品内价差或跨月套利）。

[2] “压榨”是对一定数量大豆进行加工的过程，然后再用于豆粕和豆油的制作。

[3] 即先交割的、距现在时间近的七月合约和后交割的、距现在时间远的九月合约，两者市场价格间的差异。

[4] 买入看涨期权，在价格上升时，潜在收益无限，当价格下跌时，承担的风险有限，期权到期时，如果标的物市场价格低于看涨期权的履约价格，那么买入看涨期权者可以放弃行使权利，其损失的就是买入期权时所支付的期权费（期权的市场价格），所以其损失是有限的。这里是用来类比“管理客户的资金”。

[5] 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一个分支，是世界上最早的外汇期货市场。

[6] 交叉盘是指包含两种外币的交易。例如买入英镑，同时卖出德国马克，两者都以美元计价且换算后的美元金额相等，这就是交叉盘交易。

第五章　理查德·丹尼斯：退隐的传奇交易员

20世纪60年代后期，理查德·丹尼斯开始痴迷于商品期货交易，而那时他还是交易所中一个领着最低工资的跑腿经纪人（主要负责把买卖委托递交给场内经纪人）。1970年夏天，他怀揣从家里借来的1600美元，买下中美洲商品交易所（Mid America Exchange，Mid Am）的一个交易席位，开始力图为自己交易，靠交易来谋生。

中美洲商品交易所是所谓的二流的、从属地位的交易所，因为其交易的商品期货合约是各主要交易所交易期货合约的迷你版。中美洲商品交易所倾向于招揽资金量较小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机客，一张通常规模的（非迷你版的）期货合约金额的头寸规模对这些小资金者而言，实在是太大了。基于上述原因，选择中美洲商品交易所对于当时还是菜鸟交易人的丹尼斯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另外丹尼斯当时也只买得起该交易所的交易席位。

这个交易席位花了丹尼斯1200美元，剩下将近400美元可供其进行交易。虽然看起来好像无法让人相信，但丹尼斯确实通过交易将微不足道的本金转变成为巨大的财富（据某些人估计将近2亿美元）。据报道，丹尼斯的父亲曾说，“我们只能这么说，丹尼斯不过是相当出色地运用了当初的400美元”，此言堪称有史以来最为轻描淡写、最为谦逊低调的话语之一。

虽然丹尼斯长期以来都异常成功，但他也曾承受为数不多的几次重大挫折。在我们进行访谈时，他正处于受挫、低谷状态。1987年年末~1988年年初，丹尼斯管理的几只公共基金亏损严重，亏损幅度触及停止交易的止损点（即亏损50%），而丹尼斯的个人账户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正如他在致其管理的基金投资人的一封信中所言，“基金业绩的巨大亏损和我个人交易账户的亏损不相上下，半斤八两”。

作为一名交易者，丹尼斯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身处逆境能不受情绪所扰，坦然面对，平稳度过。很明显，他已学会坦然接受偶尔发生的巨大亏损，将这种亏损作为交易游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遭受巨大亏损的艰难时刻，他的信心不曾动摇，因为他坚信，只要自始至终忠实于自己的基本交易策略，终能东山再起。如果我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仅凭访谈时他的情绪和信心来判断，我会立马猜想他是不是恰好小赚了一笔，而不是亏损了一把。

无论是哪一种亿万富翁的典型形象，丹尼斯都无法与之对上号。他的“低消费”、节俭的生活方式具有传奇色彩。实际上，他唯一且真正挥金土的地方是在政治捐款和慈善捐款上。他的政治观点也许与一般富豪的观点格格不入。丹尼斯是罗斯福中心（Roosevelt Center）的创建者，该中心从事美国政治的研究，是自由党的智库。丹尼斯力主对美国的富人征更高的税。近些年来，他在政治领域逐渐发挥积极的作用，支持形形色色的自由党候选人。与交易不同的是，丹尼斯在政治方面的输赢比例是令人失望的：输多赢少。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丹尼斯是巴比特（Babbitt）阵营的全国副主席。

开列本书访谈对象的名单时，丹尼斯是不可或缺的访谈对象。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最重要、最出色的交易者。本书中的其他访谈者对他有这样的论述——“我无法与他（丹尼斯）相提并论”。

为了对丹尼斯进行访问，我与他的一位助手进行了接洽。我向这位助手阐述了访谈计划，他听后答应去转告丹尼斯并会给我回复，大约一周后，我接到了回复的电话，告知我要见丹尼斯需提前大约一个月预约，访谈的全部时间只能给一个小时。我在电话中阐明来到芝加哥的主要目的就是采访丹尼斯，并且一个小时的访谈时间难以充分涵盖交易所有的基本话题。听完我的话，所得到的回复基本上就是，丹尼斯所有的时间都已排好、排满。回复中隐含的意思就是，你要是同意，那就到时访谈；你要是不同意，那就不必采访了。我同意了对方的要求，希望如果访谈进展得顺利，我能因此得到更多的一些时间来进行访谈。

在访谈当日，我比约定时间提早大约五分钟抵达，被引领进入一间宽大但绝对朴实无华的办公室。丹尼斯准点来到。我和他礼貌地握手寒暄，然后在其办公桌前落座。丹尼斯为他在访谈中要偶尔扫看一下报价的屏幕预先向我道了个歉，并表明在看报价的同时可以继续接受访谈，如果碰到要下任何委托单的话，他会向我表明。因为我自己也有交易的经历（尽管交易量极小），所以我对丹尼斯这种做法表示可以理解。

访谈刚开始时，我们双方都略感不自在，稍显紧张、拘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我这方面而言——我感到时间有限，唯恐来不及完成当前的访谈内容；就丹尼斯方面而言，我认为与他害羞腼腆的性格有关，无论如何这只是我们的初次会谈。访谈进行了5~10分钟后，这种紧张拘谨的气氛就荡然无存了，交谈的氛围变得轻松融洽，访谈进展得很顺利。

访谈进行了45分钟后，我萌生了“一切进展良好，让丹尼斯在预定时间（一个小时）到点后再继续谈下去”的想法。就在离一个小时访谈结束前的10分钟，我的幻想破灭了。就在那时丹尼斯对我说：“我只能再谈10分钟，如果你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想问，那就快问吧。”我听后像洗牌一样地迅速翻看我提问用的检索卡片，试图快速确定还有哪些关键问题尚未提及。在访谈时间正好到点的那一刻，丹尼斯对我说：“时间到了，我接受访谈的时间都用完了，谢谢你的采访。”

有一方面的问题我没有在访谈中提出，那就是丹尼斯在政治方面的经历。这些话题中包括国会议员召开的一次听证会，声称丹尼斯、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以及丹尼斯所认识的各类政治人物操纵大豆期货市场。虽然这些话题肯定非常有趣、丰富多彩，但与本书的主旨无关。访谈时可能会涉及一些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所以为确保重点，我事先就选出与交易有关的问题，记录在检索卡片上，按照选出的问题来提问。

在访谈结束之际，我提出最后一个请求，“我甚至还没来得及问任何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呢”。“大众对我政治方面的东西丝毫不感兴趣的。”丹尼斯回答道，并且与我礼貌道别，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大约六个星期后，我提出与丹尼斯进行后续访谈并且得到了同意。有关财政预算赤字的问题以及那时丹尼斯管理的公共基金遭受的重大亏损都是第二次访谈的内容。

我们最后一次会谈（即第二次访谈）才结束一个月，丹尼斯宣布金盆洗手，退出交易领域，全身心投入政界。丹尼斯将不再交易了？也许是吧，但谁也不能打包票。

你是怎样初涉商品期货交易的？

高中毕业后，我得到一份暑期工，充当交易所的场内跑腿，负责将买卖委托传递给场内经纪人，由此开始初涉交易。当时我领的是最低的工资，每周工资是40美元，而进行交易时可能在一小时内就输光我一周的工资。当时我对交易一无所知，值得庆幸的是，我只用少量资金投入交易。我想说的是，相较当时我所学到的东西，我所付出的“学费”还是便宜的。

我听说你在21岁前，你父亲站在交易所内进行交易，而你站在场边的分界线上，通过做手势、打信号来指挥他交易，有这回事吗？

那是在1968年和1969年，我父亲是交易所的会员，但他对交易知之甚少。因为我还未成年，无法取得会员资格，而我又想进行交易，所以他同意那么做，当我年满21岁时，这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此时他可以对我说：“老爸我厌恶交易。我做交易时脑中一片空白。交易是你的天地！”

你父亲根据你发出的信号下交易订单，这样在交易中会身处劣势吧？

那肯定是的。那时我们总是亏损。

但你不会亏很多钱吧，因为你投入交易的资金很少。

那段时期，我可能总共亏了几千美元吧。

你是否认为那段时期还是弥足珍贵的，因为毕竟你在交易方面学到许多东西？

确实如此，回顾过往，我想对交易新手说，在你交易起步时，要做好失败的打算，不要一心只想着成功。

也是因为在那段时期你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大？

是的。只要没有亏大钱，真搞砸了，也就不应过于惊慌。

有些交易者早期的成功最后却被他们化为乌有，对此你是否知道？

我注意到过这种变化，有许多人，他们对万物的印象、认知就和鸭子一样。鸭子只要足够年幼，你就可以教会它们把军舰当成自己的妈妈。对于许多交易者而言，他们不太在意自己的第一笔大交易是成功还是失败，而是关注让自己大赚的第一笔交易是做多还是做空。这些交易者可能因此成为长期的“死多头”或“死空头”（如果第一次巨大盈利源自做多，就会变成死多头；反之，就成死空头），这是非常糟糕的事。做多和做空两者都可盈利。在交易中，任何东西在心理上给你的满足感，绝对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有盈亏之分），如果存在高下之分的话，你的交易就会走向歧途。

我认为1973年大豆期货疯狂牛市中的许多人正是如此。即便这些人本身并未在牛市中做多赚到钱，但他们亲眼看见市场的疯狂火爆以及少数人大把赚钱，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形成多头情结。

你是说，由于这段疯狂牛市的经历让这些人形成其后的多头情节，变成了死多头？

我就是这意思。

你以如此少的本金在中美洲商品交易所开始交易，你的信心和底气来自何方？毕竟只要犯一个交易错误就会让你亏光出场。

不会亏光出场的。中美洲商品交易所的一大优点是，他们那里交易的是迷你合约。我会犯一些错，这些错误中的大多数我都已犯过，当然没有全部都犯，因为交易迷你合约所需投入的资金少，所以我能如此犯错而不会亏光出场。我认为那时自己并没有任何信心，那时的我和大多数初涉交易的人并无不同：都想力图取得成功，都急于取得成功。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投身交易这类高风险而又不确定的行当，在你取得成功之前，在一切变为现实之前，你要做好失败的打算，不要尽打如意算盘，不要一心只想着成功。这点是确信无疑的。

大多数交易者一开始交易的时候都是不成功的，而你是怎样做到一上来就成功的？

我做了许多正确的事，这些正确的事，数量足够多，完成有难度，更何况当时我投入交易的资金少，即便犯错，也不会亏光出场。1970年玉米枯萎病爆发前，左思右想、摇摆不定后，我最终选择的建仓方向是正确的，这次交易我足够的幸运。

那次交易的成功是靠一时的运气还是靠个人的远见？

我认为这次交易的成功更多是靠我的远见。当时我对市场交易的理念、法则和应有的交易态度都很模糊、知之甚少。但是我已学到的一些东西是正确、有用的，比如追随趋势，顺势而为。

在某个周五，谷物期货市场的所有品种都以全年最高价收盘。我认为，而且我始终认为，你必须追随趋势，而且价格趋势越强越好。我记得，我在那个星期五以收盘价分别在玉米期货、小麦期货和大豆期货上建立了几张迷你合约的多头头寸。等到下一个星期一开盘，因为玉米枯萎病消息的影响，这些品种全部以涨停板开盘。

当然这不是必定发生的事（指周五强势收盘，周一继续高开上涨），如果走势并未如我所料，那么我就会遭受一定的亏损。但是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你一路持有，最终大概能赚到2000美元，与可能遭受的400美元亏损相比，2000美元的盈利才是真正的大钱。做交易不像我扔飞镖，无须考虑该往哪里投，该做些什么，你只需身处价格的长期运动趋势中，追随趋势，持仓不动即可。

这一价格运动的特别模式，即周五非常强势的收盘价可以表明市场所具有的特征，那么这能否作为预测下周走势的有用指标呢？

是的，至少来说，周五如果以当日最高价报收，你就不要持有亏损的空头头寸过周末；反之周五如果收在当日最低价，你就不要持有亏损的多头头寸过周末。这点至关重要。

你一开始交易就取得了成功，后来你怎么会去读研究生？对此我有点好奇。

我是在1970年夏季以前申请读研的，当时我正处于交易的低谷期。我打算在那年夏天结束交易生涯，但后来我在三个月里赚到了3000美元的利润，此事深深触动了我，使我回心转意，决定继续交易下去。我来到位于新奥尔良的图莱恩大学，在那里待了大约一周。我把本该投入自助洗衣店投币洗衣机的二角五分硬币全都用于投币电话机，打电话去芝加哥进行交易委托。结果我打电话用完了所有的硬币，而我在交易中却颗粒无收，输得精光，只剩下一堆没洗的脏衣服，我无路可走，别无选择，只有重新返回芝加哥。

从那时起，你就成为全职的商品期货交易员了？

是的。

最富戏剧性或最令你刻骨铭心的交易经历，你能想到的是哪一次交易？

那是在我放弃攻读研究生转而做交易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做了一笔特别糟糕的交易，亏损将近300美元。因为当时我进行交易的资金只有3000美元，所以300美元也是很大的一笔亏损，而且这笔损失具有扩散效应、不稳定因素，导致我急于翻本。接着我又重复犯错，我反向建仓后又一次遭受亏损。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我之后再次反向建仓，遭受第三次亏损。到那天交易结束时，我已亏损1000美元，即我交易资金总额的1/3。

从那以后，我学会了一点：当交易中遭受具有扩散效应、不稳定因素的亏损时，我就清仓离场，回家睡觉，干点别的事，在这次糟糕的交易和下一次交易决策间腾出一小段时间。当你遭受亏损几近完蛋的时候，你要赶快离场，不要深陷其中。回看这笔交易，如果在交易亏损时，我能有自己的交易法则，那么我就不会有如此惨痛的经历。

要我说来，回顾过往，这笔交易称得上是你交易生涯中最好的一笔交易，因为正是这次亏损的经历让你印象至深，使你以后不会再犯如此巨大的错误，你会这么说吗？

我绝对会这么说。通过这次交易，使我学会：要避免急于翻本的心理，不要为尽快扭亏而投入资金甚至投入加倍的资金来进行交易。我也认识到，损失达到一定金额就会影响你接下来的判断，所以你在发生损失和下一次交易间要腾出一段休息时间，这样就可以平复心情，恢复冷静。

我猜想，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如果事情出错，既不要推一把，也不要拉一把，要置身事外。

是的，归根结底，你必须把风险降到最小，要把资金保留到为数不多的、能短期赚大钱的时候再用。把资金投入次优的交易，你是承担不起的。如果你这么做，等到短期赚大钱的时机到来，你早已筋疲力尽，资金耗尽了。即便到时你还有钱可以投入交易，因为之前在其他交易中的损耗、亏损，此时投入的资金金额也就相对较少了，好钢一定要用在刀刃上。

1973年的大豆期货市场是你赚到大钱、做大的地方？

我在那儿赚到了足够我到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的钱。我赚钱并不是仅仅靠一路做多大豆期货，我那时是场内交易员，主要通过反复建仓、平仓来博取差价。大豆期货市场非常好，因为那里的交易跑道很畅通。我做场内交易的时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所以你所进行的交易，更多的是成功的“剥头皮交易”，而不是捕捉价格趋势的交易。

此外有许多人为了及时兑现，拿走利润而做令人称奇的糟糕交易。即便在市场价格封死涨停，第二天价格几乎肯定会继续上涨的情况下，他们会在涨停价了结出场。他们无法忍受利润留在账面，他们急于兑现盈利的头寸。当他们了结出场的时候，我尝试进场建仓。

这样操作听上去轻而易举？

这样做也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如果你建仓的方向与市场趋势的方向保持一致，并且市场趋势非常强劲，那么你所说的就很对，这样操作的胜算会很高。

这样看来，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日，你就有很大可能在更高的价格卖出当日涨停板买进的货，这样你就占得了先机？

你该记得有些市场曾出现过价格连续上涨，报价栏中连续十天涨停的情况，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即使四五个连续涨停都是不可能的。

在市场价格涨停、涨停、再涨停以后，也许到某一价位会转涨为跌，开始跌停。你怎样确认或者感知何时不应再在涨停板追高买入？

交易就是概率的游戏。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你觉得此时追高买入，其后的胜算会很高，你就可以在涨停板买入做多。

在你的交易生涯中，有没有真正交易很糟糕的年份？有没有一两个特定的市场对你而言注定犯错，并由此招致交易糟糕的年份？

我们交易糟糕的年份绝不是某一个市场的交易导致的。在交易糟糕的年份，几乎所有我们进行交易的市场都是横向整理并且产生大量的假突破。如果所有我们交易的市场中有一个表现尚可的话，通常就足以避免交易糟糕年份的出现。

交易糟糕的年份中尤以哪一年最为突出显眼？

1978年不是交易的好年份。我在那年反复遭受不必要的交易损失，因为当时我从场内交易员转为场外交易员，正处在适应过渡期，对场内交易与场外交易的差异一无所知。

你是从1978年开始在办公室进行场外交易吗？

我在1977年主要是场内交易者，到了1978年我全面转向场外交易，完全从事场外交易。

这一转变使你以后更多做长线？

最终我通过1978年交易明白了一点，那就是作为场外交易者，你必须做长线交易。我是场内交易员的话，如果大豆期货的价格看上去将要突破3美分，我就会做空，如果它并没有突破，我就了结空头头寸。我要是场外交易员的话，我就无法做到了，因为在委托下单上已失去了优势（必须通知场内经纪人进行委托交易）。此外在场外看着显示屏上的价格做交易决策没有场内交易时好。在交易所内，进行场内交易时，你通过潜意识可以察觉一些指示信号，比如“当市场转折时那三个家伙永远会出错”，如果这三个人在同一个时刻做同一件事、持同一个观点，恰逢市场可能发生转折，那么指示信号就此发出，市场可能真要转折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些有用的信号工具，但这些东西将不再有效。

那你为什么要做改变呢？你的场内交易确实做得很好，为什么要转做场外，要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进行交易呢？

1970年我开始做交易，当时还没有外汇期货、利率期货和黄金期货的市场。截至1978年这些市场在期货交易所已生根发芽，发展前景良好。其中外汇期货市场始建于1974年，但历经多年才有足够的交易量。

你想在许多市场中进行交易，而做场内交易的话，你分身无术，只能在一个市场进行实地交易，所以才促使你转向场外交易，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并且要是再往前推五年的话，那时还没有转做场外交易的机会呢。

据我所知，你发起了一个培训交易员的项目，该项目是哪一年开始的？

1984年年初我们招募了一批受训者，1985年年初我们招募了另一批受训者。

做这个培训项目的动机是什么？

我有一个合伙人，我们自高中起就是朋友。我们对每一件事都会有思想上的分歧。我和他的争论之一就是：我认为成功交易者所具有的技能可以浓缩、归结为一套交易法则，而他则认为成功交易者的养成要靠一种无法言喻、近乎神秘、主观或直觉上的东西，不是光靠交易法则就行的。这场旷日已久的争论使我对这种毫无依据的推测、无谓的论争感到厌烦、泄气。最后，我对他说：“有一个办法肯定能解决、终结我们这个争论。我们去招募一批人，对他们进行培训，看看是否能培养出成功的交易者。”他听后表示同意。

这是一场理性的实验。我们尽自己所能对受训者进行培训，这是正确进行这场实验的方法。我力图把我对市场所知的一切都加以整理，然后倾囊相授。我们逐步教给他们概率、资金管理以及交易的具体操作。实验结果表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说这话并不是自夸，但我对培训的效果确实感到吃惊。这次培训的成效好得惊人。

你们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你认为你能把任何具有适当、一般智力水平的人培养为成功的交易者？

不是这意思，我们也会对对象进行检查，选出我们认为合适的人进行培训。我们收到1000多份申请，经过筛选减少到40个人，然后对这40个人进行面试，接着选出10个人进行培训。

哪种人才是你们寻找的合适人选，需要具备何种个人素质？

这个问题我不想展开，因为如果我就告诉你其中的一点，我们要寻找国际象棋棋手，当我们以后再进行招募的时候，由于你访谈的透露，到时候棋手的个人简历、申请表格会如雪片一般飞来，让我们应接不暇。

智力水平是甄选受训者的要素之一吗？

智力水平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但不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为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们挑选受训者的范围是从智力平平者到智力超常者。我们挑选某位智力超常者参加培训，仅是因为他符合我们的挑选标准，是我们的合适人选。

难道你为了这场实验情愿泄露交易的秘诀？

当然不情愿，但我认为某项交易策略不会因为广为人知，被大多数交易者相信就趋于失效。即便人们对某一交易策略大都知道，只要你执行策略得当，照样能取得成效。我总是说，你就是把交易法则都登在报纸上，这些法则也没人会遵从的。关键在于始终如一地执行交易策略以及遵守交易纪律，严格执行交易策略。几乎任何一个人都能很好地列出我们所传授交易法则的80%。人们无法做到的是，即便交易中身处逆境，遭受亏损，照样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些交易法则。

培训的时间有多长？

时间短得令人吃惊。第一年的培训时间是两周，两周培训后我们让受训者进行一个月的交易，并留下交易日志，表明每笔交易操作的理由。我们由此可以知道他们是否始终按照我们所教的东西来进行交易。到了第二年，我们更为驾轻就熟，培训时间只需一周即可。

接受培训的人一共有多少？

总共有23个人。

最终的培训结果如何？

我们淘汰了三个表现不好的受训者，而其余20个人每年的平均盈利大约在100%。

当你对受训者进行培训，你告诉他们在市场进行交易的基本方法，你不怕有克隆20个理查德·丹尼斯出来的风险吗？这些受训者的交易业绩和他们的交易操作密切相关吗？

我不会被克隆复制的，此中有巨大差异存在。在培训课上，我们对受训者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会尽我们对市场的所知来教你们，但我们认为要想成为成功的交易者，要加上你们自己在交易方面的天资、感受或判断”。

这些交易员交易时投入的资金有多大？

投入的本金随着他们不断赚钱逐年递增。我只能说平均每个人投入大约200万美元吧。

他们开始时的本金是多少？

每个人10万美元。

我听说这批交易员被称为“海龟”。我觉得“海龟”一词十分有趣，这个名称源自哪里？

决定开展交易员培训项目时，我刚从远东旅行归来。此时我对某个人说起这个培训项目，“我们打算像他们在新加坡养育海龟那样培养交易员。”在此前的远东游中，我参观了新加坡的一个农场，在那我看见一只巨大的水缸，里面有成千只正在蠕动的小海龟。我把他们想象为成长中的交易员。

在交易中，“运气”扮演怎样的角色？

从长期来看，“运气”对交易不起作用，是绝对毫无作用哦。在交易这一行，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能凭交易开始阶段的运气而始终赚到钱。

但在单笔交易中，“运气”所扮演的角色明显有所不同？

这就是使人产生困惑的地方。从单笔交易来看，交易成败几乎全部取决于运气，这其实和统计学有关。如果你做一件有53%成功率的事情，那么单做一次的成功率就是53%，但从长期来看，你反复做这件事情，成功率就趋近100%。如果要我评判两个不同交易者的交易业绩，如果所看交易业绩的时间跨度少于一年，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在你判断两个交易者的交易业绩谁好谁差前，你要看他们几年来的交易业绩。

有少数既是自主交易者（即主观交易者），又是系统交易者的人，你就是其中之一。你如何比较主观交易和系统交易这两种方法？

职业交易者可以做出某些非常聪明的事，但他们对所从事的事情可能不会做系统的思考。例如，当交易顺利，取得盈利之时，大多数交易者都会停止思考，不会去想我为什么能盈利。我这次在这个市场进行的交易操作放到另一个市场、另一时间能行得通吗？他们对交易的过程缺乏深思熟虑；与此相反，我一直在对交易进行分析，甚至在研究机械交易系统前就开始分析、思考了。

相反的另一极端是那些学院派人士，他们在从未进行交易前就对交易开始研究，他们缺乏形成良好交易系统所必需的交易直觉和交易经验。幸亏我是做交易在先，我们所做的研究能更多地应用于现实世界。

由于缺乏现实世界中的实践经验，从而对理论研究造成损害的例子，你能为我试举一例吗？

举个例子，假设我研发了一套机械交易系统，从理论上来讲，通常会把止损价设在我所认为的其他人最可能设置止损的位置，即设在多数交易者公认的止损位置（比如技术上的阻力位、支撑位、整数关口等）。但在现实世界里，你要把止损价设在其他每一个人都会设置止损的地方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另外你所设计的交易系统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高于平均程度的滑点。如果你不懂这一点，不对交易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你研发出来的交易系统在理论上是完美无缺的，但在现实世界中，该交易系统的绩效总是比较糟糕的。

你前面讲过，在你研发机械交易系统前，你密切关注交易的过程，你会通过交易日志来记下所犯的交易错误和所做的正确操作吗？还是通过大脑来记忆？

我会通过交易日志，用笔写下我对每笔交易操作的观测和思考。对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我都会考虑周全、分析透彻。

为提高交易水平，其他交易者有哪些事需要去做，比如“将所做的正确操作和所犯的交易错误都记录下来”，你可否提供建议？

要想提高交易水平，当然有一些事需要去做。交易是非常紧张激烈的，所以当一天交易结束后，人们不想再去思考市场、不愿回顾所做的交易，确实是人的天性使然。当交易顺利、成功时，我就是这副样子；但当交易不成功的时候，那就会促使我反思已做过的交易以及思考“我如何才能把交易做得更好”。当交易犯错、情况变得糟糕的时候，交易者不应逃避现实，不能拒绝认错，不要像鸵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堆，幻想一切会变好，而要反思过错，及时止损。

你所说的意思是，当交易犯错、遭受亏损的时候，交易者非常可能逃避现实，拒绝认错和反思，将市场和交易完全抛到脑后，不做任何思考。其实犯错、失败的时候正是思考市场和交易、反思所犯过错的时候，而且思考的东西应该是最多的。

你说得很对。因为我对交易和市场十分着迷，交易犯错、亏损会促使我反思过去和思考将来，所以在这方面我不会有任何问题。

作为一名交易者，当交易直觉告诉你，你该去进行某项交易操作，但你的交易系统所指示的交易方向却与该项交易操作的方向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

如果两者截然相反，那就什么都别做，直到这一矛盾能够解决。

你大多数的交易系统，其类型都属于以市场趋势为导向，通过趋势跟踪来交易的吧？

确实如此。

所以顾名思义，当市场发生转向的时刻，你的交易系统所指示的交易方向将永远是错的，不会立即做出反应。然而你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交易者，也许能在交易系统发出转向信号前就感觉到市场有发生转折的倾向。比如当你作为一名交易老手感到此时可以进场做多，此时你的交易系统发出的交易信号还是做空，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进场做多吗？

我可能是保持观望吧，因为我倾向于在交易中综合考虑技术面、趋势跟踪、心理面以及交易理念等各方面的因素，并且加以权衡后再做出决策。

所以你想在你进场交易前看到更多的市场转向信号？

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定持有与市场趋势保持一致的头寸，并且在市场转向之际，凭借我的交易直觉，在交易系统发出转向信号前就决定快于系统的指示清空持仓头寸。但此时并不建立与市场当前趋势方向相反的头寸（市场趋势根据交易系统的信号来判定），而是保持观望。

那么在市场转向之际，在交易系统发出转向信号前就建立与市场当前趋势相反的头寸（逆势建仓）又会怎样呢？

在市场转向之际，在交易系统发出转向信号前就逆势建仓。我肯定这样做过，然而这只是一条经验法则，我认为你不应该这样做。

这种类型的交易操作会比其他交易做得糟糕吗？

总体而言是这样的。虽然偶尔会有成功的经历，比如当白糖期货价格达到60美分时，我进行的做空就让我大赚了一笔（白糖期货的价格从1974年11月的66美分的高点开始直线下落，仅用了七个月就跌到12美分以下的相对低点。白糖期货合约价格中的1美分对应每份合约的金额为1120美元。像丹尼斯这样的大户，其交易的期货合约数通常是以数千来计的）。像这样赚大钱的成功经历，我曾有过十次，但我不得不十分诚实地告诉你，像我所做的这类交易，我认为并不有利，并不是正确的交易操作，充满风险。

做空白糖期货的交易是很好的例子，因为该市场已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火山喷发似的上涨，使你能有巨大的勇气在60美分充当做空者。但是其后就走向了事物的反面，白糖期货进入了真正的熊市，并且跌到了5美分；此刻世界上每一套趋势跟踪交易系统都是发出做空的信号。然而，如果此时白糖的基本面正在转变中（趋向利多），并且此时白糖期货的价格仅比装糖袋子的成本价格略高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破例吗，你会在交易系统发出做多信号前就转空为多？

实际上，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亏掉许多钱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所有的市场上，市场价格必定会下行，哪怕下跌只要超过1美分，你就可能亏光，就可能爆仓出场。白糖期货价格达到60美元时做空，我大赚了一笔，但当其跌到6美分时做多却令我亏损累累。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进场做多了，因为你以为价格已跌到地板价，已到“底线”，跌无可跌，你会死扛，期待安全度过，还是最终认输出场？

如果你身处这样的情况，你应该认输出场，因为你怎么可能预知未来的价格呢？你怎么知道不会再跌呢？也许白糖期货价格会跌到2美分，也许会跌到1美分。

我猜想最大的忧患在于，在上面的例子中，你会时常出手做多，放弃看空的观点，即放弃“交割月份越是远的合约，其交易价格的溢价越高”的观点。 [1]

确实如此，我会在3美分被迫止损出场，等涨到5美分时转为看多，重新进场做多，接着价格又重新跌回到3美分，来回挨耳光。

否则交易就不会有那么大风险了。

是的。有一种错觉会令人心存侥幸，那就是“市场脱离其他一切东西、条件，一定还能照转不误”，如果这不是错觉而是实情的话，那市场早就不复存在了。1973年有许多人在4美元做空大豆期货，这些人做空的理由和前面所讲的在4美分做多白糖期货的人是如出一辙的：4美分做多白糖期货的人认为价格已跌无可跌，而4美元做空大豆期货的人认为价格已无法再涨。最终大豆期货的价格不仅继续上涨，而且在四五个月里涨到了12.97美元的价格高点。我认为另一个关键要点是，对于交易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领域，你可以预期到的就是“你无法预期”；你可以预期市场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但你无法预测市场波动的极限，即你无法预测最高价和最低价在哪里。我在交易这行已有近20年，在这20年里我得到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在交易这行，你无法预期到的事和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都会发生。

所以由这个例子可知，对当前交易进行研判时，不要过于依赖和参照历史上的交易情况？

说得很对。

然而你所有的交易法则都是建立在历史交易数据之上。这样和你所说的岂不相互矛盾？

两者并不矛盾。因为一套好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将使你紧跟市场趋势，只要没有证据表明市场趋势发生改变，你就可以待在场内，一路持仓不动。如果你1972年的时候做大豆期货交易，你对该市场的历史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任何时候，大豆期货上涨了50美分后，你最好了结多头头寸，清仓离场，因为根据历史经验，大豆期货的价格最多上涨50美分或是最多下跌50美分，从未显著超过50美分的幅度。显然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大豆期货的价格又上涨了8美元。然而一套好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将使你紧跟大部分的趋势运动，在此期间始终待在场内，一路持有多头头寸。

所以你不会根据历史交易数据来为当前的市场价格行为设定界限，说最高能涨到哪，最低会跌到哪？

说得很对。正确的说法是：这个市况意味着上涨，这个市况意味着不再涨，而永远不要说这个市况意味着最多涨到这个价位，然后就不能再涨了。

当你采用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时，你是用过去交易数据进行测试，然后选用测试结果最好的交易系统，还是有其他需要考量的因素？

是用基于过去数据得出的最佳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还是用基于其他一些前提条件建立起来的交易系统开始进行交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你认为将来与过去在某些具体的方面有所不同，因此你可以谨慎小心地使用“最佳参数组” [2] 以外的参数组，即使用其他“次优交易系统”。顾名思义，其他任何参数组的过去交易绩效要劣于“最佳参数组”的过去交易绩效。但是，如果两者过去绩效的差异只有10%，只要你相信基于过去交易数据测出的“次优参数组”能很好地用于将来的交易，那么这10%的落后差距还是值的，即你可以选择过去绩效差10%的“次优参数组”。

你从交易资金非常小的交易者发展成为交易资金极为庞大的交易者，特别是现在，你还管理着外来的资金（即代客理财的资金）。你是否发现交易订单的规模过大已成为一种阻碍？当你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时，要想保持交易的成功，实质上也就越来越难？

当交易资金达到一定规模后将会形成阻碍。我认为我们的交易资金规模还没有达到极限水平，虽然距离极限水平可能已不是非常遥远。我认为我们现在管理的资金翻3倍就差不多达到极限了，当前我们管理的客户资金大约是1.2亿美元。

换句话说，目前你们还没有达到极限？

还没有达到。

那是因为你采用多种不同的交易方法，所以你所有的交易订单不会在某一时点同时下达？

是的。你必须考虑多元化、分散化。如果你只用一种交易方法或是只有一个人来做所有决策，交易订单的金额如此巨大，你就无法应对。但是倘若你采用不同的交易策略，并且交易的决策者各有不同，你就能顺利处理几百万美元的交易订单（顺利下达、顺利成交），而不会碰到大问题。

你开展交易培训项目，潜意识里的原因和动机就是这个吗？就是试图培养更多的交易员，以实现交易决策过程的多元化、分散化？

我们开展交易培训时真的没往这方面想。但无意间，我们的培训项目却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优势。事实上，我们正打算派我们培训出来的交易员进入市场，用客户委托的资金进行交易。

滑点 [3] 会成为你交易中的问题吗？

不会成为问题。我们力图以严格、切实、客观的态度在计算机化的交易系统中设置好交易成本。另外，我们通过自己的经纪人进行交易，可以显著降低交易成本。

当你持有比较大的头寸时，到什么时点、什么价格你会知道自己的交易判断是错的？是什么让你知道要清仓离场？

如果某笔持仓头寸建仓后一周或两周后账面还是亏损的，很清楚，你的这笔交易做错了。即便某笔持仓头寸账面大致保本，但是如果距离你建仓已过去许多时间，你的这笔交易也可能做错了。

你在交易中如何确定所能承担的最大风险？

你应始终做好最坏的打算。唯一的选择是，认识到犯错后，要尽快清仓离场。

在交易方面，你大部分是靠自学所得，还是靠其他交易者传授你有价值的东西？

我想说，我是自学成才的。交易书籍出版得非常少，这确实是很有意思、值得玩味的一件事。

对于对交易满怀兴趣的人，你有什么书籍可作推荐？

我认为埃德温·李费佛（Edwin Lefèvre）所著的《股票作手回忆录》 [4]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非常有趣，并且很好地捕捉了交易时的感觉和心理，但此书成书较早，写于65年前。

不用透露任何交易秘密，你能否谈一些关键的交易策略？

我们最终进场交易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价格处于趋势运动中。这是相当简单易懂的交易理念。确信你所有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并且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点要比你用特殊的方法、手段来确定市场趋势来得重要。无论你采用哪种交易方法入场交易，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如果存在价格运动的主要趋势，你所用的交易方法应确保你与市场主导趋势保持一致，捕捉、追随该趋势。

用简易的交易系统就能简单确定市场的趋势。你是否寻找某些特别的东西，用其来确定趋势？

没有。如果我发现价格趋势形成，我明白最终必将进场，追随趋势。问题在于我是早进场还是晚进场。进场早晚这个问题，我是看市场对新闻消息做出的反应而定。如果市场价格在利多消息发布，在应当上涨的时候上涨，我可以早点进场做多（即早入场）。如果市场价格在利多消息发布，在应当上涨的时候却下跌，我会等到趋势更为确定时才进场做多（即晚入场）。

各市场上的价格行为是否具有共同性？大豆期货的价格形态和债券期货的价格形态是否相似，还是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个性？

我进行交易，不必知道交易市场的名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各个不同市场上的价格运动形态是极为相似的，具有共性？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某一交易系统能够同时用于债券期货的交易和大豆期货的交易，那就可以在这两个市场同时使用该套系统，没有关系。

你认为股票市场会是个例外吗？也就说，股票市场上的价格行为是否也与其他市场上的价格行为相同，或者说股票市场是否有其自有的价格行为模式？

你说的对，我认为股票市场要与其他市场分开看，是个例外。

为什么你认为我说的是对的？

我对单个股票的研究表明，与商品期货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相比，个股价格的波动更近乎随机。商品期货的价格运动具有明确的趋势性，而股票价格的运动可能是随机的。

你对此现象有何解释？

我认为，每只股票的基本面信息是不够多的，不足以使股价形成充分、显著的趋势性运动，不足以使股价运动摆脱随机特性。商品期货品种的数量哪有股票数量那么多。

换句话说，商品期货市场与股市在信息流动、分配上截然不同？

商品期货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信息，没有足够多的基本面信息，好像什么动态信息都没有。

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技术面的信息基本集中在价格、成交量和未平仓合约量（open interest）。而分析股指的技术面信息更多，比如涨跌比（advance/decline ratios，ADR，又称腾落比率）、各种分类指数、不同板块间的关系等，那么普通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因为在商品期货市场上没有足够多的技术面信息可用，会不会一上来就处于极大的劣势？

我不相信那是一种劣势。我认为，由于个股的价格运动大多数是随机的，所以导致股指的运动也近乎随机，从而股指无法形成足够显著、明晰的趋势运动，我认为这才是劣势。

最近对于程序化交易的指责、抨击，你怎么看？

这些指责、抨击的人是在自取其辱。

你是指那些在金融圈混的人？

正是这帮人。他们的批评、指责都是愚蠢浅薄、空洞无聊的，以他们的资历、经验和理解能力，他们应该心里有数。

你认为程序化交易是股市下跌最易找到的替罪羊吗？

程序化交易肯定是股市下跌最好的替罪羊啊。它是那些亏钱者为其无效工作、低下能力找到的最好借口，可以搪塞敷衍他们的客户，可以用来自欺欺人。他们宣称程序交易者从股市投资者的口袋里抢走了钱。这真是个弥天大谎。程序化交易可以使股市运作速度加快，市场更为活跃，但不会对市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如果程序化交易使股价涨得过高或使股价跌得太低，那是股市中价值投资者（value investor）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当然对于那些名为价值投资者，实为交易投机者的人来说，程序化交易确实不好，会抢走他们赚钱的机会。

你怎样处理发生亏损的头寸？

降低持仓，如果真的犯错，情况糟糕的话，立刻止损出场。

你有时需要离开市场，休息几天吗？

一般说来，只需离开一两天，无须一段时间停止交易。这很像棒球比赛中投手（pitcher）投球前不得不停顿至少一秒钟，然后再投球，而不是像投球前做的假动作（balking）。我所尝试做到的与此相仿，就是在下一次进场前至少停顿片刻，离开市场休息上一天。

公众对于市场行为存在的最大谬误是什么？

他们认为市场一定是正确的，一定是讲道理的。

公众对于技术分析存在何种谬误？

他们相信技术面因素不如基本面因素重要。

哪位市场分析师的工作，你最为看重？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值得我关注。例如茨威格，他就很出色。

你会考虑把这些外部分析师的工作成果引入你所进行的交易中吗？

不会。我们在培训交易员时，我会有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定你所知道的、关于市场的每一件事都指示你要“做多”，然后你电话告知场内经纪人，而他却对你说，我正打算做空。你该怎么办？做多、做空还是什么都不做，观望？因为交易者必须依靠自己的决策来进行交易，所以如果接受培训的学员最终无法理解做多才是正确的，那么他就不适合我们的培训项目，不会成为成功的交易员。

你为什么要管理其他人的钱，从事代客理财？你自己不是做得很好吗？

这样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管理别人的资金能够提高潜在的收益，并且不用承担风险。十年来，人们不断地问我，是否我对所有的风险已心生厌恶，是否我认为自己已激情不再，是否我已打算收山不干。一直以来，我无法理解他们所问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我懂得降低自身风险的价值所在。如果客户将资金投入，我自己投入的资金就可以很少，我自己的钱获取的收益少，但承担的风险也少。我可以用客户的资金作为补充，来提高盈利能力，而我自有资金所承担的风险仍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样做是相当划算的。

***

在其后的访谈中，丹尼斯在这一话题上的想法有所改变，他管理的公共基金遭受重大亏损，并且情况进一步恶化，他可能是受此影响才改变想法。丹尼斯决定逐步脱离资金管理行业，他说：“我认为管理别人的钱付出要超过所得，招致的麻烦实在不值，这种付出的成本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接下来的内容来自第二次访谈。

我想这不会是你喜欢的话题，但我还是想问你。你所管理的公共基金在1988年4月停止了交易，那是因为它们亏损达到了50%，从而触发了自动熔断点吗？

实际上，我们停止交易时，基金的亏损低于49%，还没触及自动熔断点，我们就清空了所有仓位，并再次恳求基金投资人同意降低熔断点。

因为这一特殊的经历，你今后的交易操作会与以前有所不同吗？

今后我减仓的速度会比以前更快一点，但交易操作的准则还是相同的。某人对我说：“你断定市况不好，那是因为你做反了，如果你反过来做，逆市场趋势建仓就能赚许多钱了，市况是真的不好吗？”我告诉那人，在那些交易中逆势建仓有违我的交易准则，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因为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操作是会亏大钱的。

1987年10月你在利率期货市场上做空，导致你最严重的亏损。这次交易是哪里出了错？

这次大亏很大部分是由于市场以跳空的方式跌破我所设置的止损价，使我持有的空头头寸失去保护。例如，10月20日，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在价格上涨40~50点时再平掉持有的欧洲美元（Eurodollar）定期存款期货的空头头寸，但那天市场跳高240点开盘，直接跌破止损位，所以只能马上清仓出局，但190点的损失（即240点减去50点）肯定无法避免。

如果此时市场只是一时的异常，纯属例外，你还会立刻清仓吗？

肯定立刻清仓。如果你在那种情况下对止损清仓有所怀疑，心存幻想和侥幸，那你真要惹来大麻烦了。

你所遭受的如此大幅的亏损（直至管理的基金停止交易）是由于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那就很难说了。我唯一能够客观判定的因素就是市场上价格的“假突破”可能越来越多了。

在过去的5~10年里，计算机化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发展迅猛，使用者渐多，你觉得目前“假突破”的蔓延流行与这有关吗？有太多的人在做同一件事，所以互相造成阻碍？

是的，这点毫无疑问。技术分析以一种错误不当、自毁前程的方式完胜基本面分析。我说“错误不当、自毁前程”是因为，虽然趋势跟踪交易系统使技术分析完胜基本面分析，但因为它导致大量“假突破”的出现，所以与此同时它也降低了技术分析的使用价值。

你认为我们可以看到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失效、完蛋的那一天吗？

只要人们能够轻松构想，并且易于生成趋势跟踪交易系统，那么这种系统失效、完蛋的日子就将到来。形成一套优良的交易系统只会越来越难。

考虑到这一点，你以前使用的交易方法现在依然有效吗？

实际上我相信，如果你能正确地看待问题，你能明白市场中其他许多趋势跟踪者的操作都是对你有利的。这个问题我不能说得太具体，因为如果我们是正确的，那我所说的会是相当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不能轻易透露。要想成功，你必须始终先人一步。

1987年后期，业绩出现问题前，你已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了，听上去好像是这样的。是这样吗？

在过去十年里，使用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已成为一种潮流，使追求时尚的人们趋之若鹜。我们对这个问题思索已久。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正确的交易方法，并且使其概念化，这只是一半的工作。在交易系统方面，我们想出应该问的、恰当有效的问题就用了好几年。

你最终在什么时候找到你认为满意的解决方法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概就在我们基金清盘的时候，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法，但为时已晚。

我知道你不能说得太具体，但你解决“假突破”的方法是否包括更为关注短线，以短期操作为导向，这样你就能对“假突破”更为迅速地做出反应？

交易的秘诀在于以你所能承受的持仓时间来决定做短线还是做长线，这取决于交易方式和交易风格。绝大多数的趋势跟踪者都选择做中线。最好的交易策略要尽量避免左右摇摆、忽长忽短的折中做法。

当你谈到管理的资金远超1亿美元以及其后亏掉近50%的时候，面对如此巨大的个人亏损，你言辞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丝毫的感情流露，你真能如此平静理智地面对和处置？是否背后也藏有动容动情的一面？

我力图做到没有任何个人情感夹杂其中。把全部注意力、精力都集中在结果上，无论成败得失，产生的全部是负面作用。进行交易决策要尽可能不动个人感情，保持客观理智。

说的是，但你是怎样做到的？

你必须坚定保持自己的观点、看法和远见，不为情所惑，不为情所动。这更多与人生有关，而不仅与交易有关。此外，对我来说，为情所困意味着我对自己所做的事缺乏信心。因为我总是认为，被自己的情感牵着鼻子走，必定会被误导——交易会过于关注短期业绩的好坏，所以我竭力避免在交易决策时夹杂个人的情感。

所以说你能避免情感的陷阱？

是的，在遭受亏损时我能做到这一点，反之当一切顺利、交易盈利的时候，我也不会得意洋洋，从而陷入情感的陷阱。如果一切顺利的时候，你会感觉特别良好，那么当一切不顺利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特别糟糕。我不要求自己在做3年交易后就能认识到“胜不喜、败不馁”，但在做了20年交易后，要么你还是为胜败而狂喜狂悲，要么你已学会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时的成败。

经过20年的交易，避免情感的陷阱应该变得更容易了吧？

这并不一定哦（此时他哈哈大笑），但更易于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一时的成败，不过每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能平复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的情感。当一名交易者就好比当一名拳击手，市场时常会给你头部一记重拳。经过20年的不时重击，你会有点“眩晕”（punch-drunk）。

对于处在交易亏损期的其他交易者，你有什么好建议，可让他们保持情绪上的稳定，不会陷入情感的陷阱？

这有点像打高尔夫球，击出糟糕的一杆后，你可以把球杆随手往地上一扔，但当你要击打下一杆时，你就要低下头，双目紧盯着地上的球。

进行交易决策时，你会参考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走势的长期预期吗？

我头脑里对这些东西有一定的印象，但我在进行交易时，不会尝试采用这些东西作为交易的依据。因为我知道在市场交易中该如何运用统计、概率的知识，所以交易对我来说，就像掷骰子，每次掷出的结果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你要在胜率略微占优的情况下才能下注。对经济的长期预期是对还是错，今后一定能见分晓，但即使所做的长期预期是正确的，而且对各种不同因素进行了权衡，我也依然坚信，长期预期的对错不会对任何单笔交易产生影响或作用。

即使你认为美元将走向崩溃，但对你基本的交易模式还是不会有影响？

我想说不会有影响的，并且我不认为会有影响，但在过去可能会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你所能做的最坏的事不过是失去一次盈利的机会（假定你能完全恪守“截断亏损”的交易纪律），并且如果你仔细想一下，僵化刻板的长期观点极有可能对你产生误导。例如，如果我坚信（长期来看）美元一定会走弱，并且因为这一长期观点而忽视了其他货币发出的做空信号，我会承担“错失大利润”的风险。如果我的长期观点是正确的，我所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呢？我所得到的回报是“避免小损失”。所以这样去做交易，风险回报比是完全错误的。

如果这样的警示（美元将走向崩溃）确认属实，作为长时间的市场观察者，你认为未来一年里会形成什么重要趋势？

依我看，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年底之前，会打破美国历史上的最高纪录。 [5]

什么将是通货膨胀背后的推动力？

试图避免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将推高通胀。当投资者为购买债务要求越来越高的实际利率时，财政预算赤字将导致经济陷入衰退。政府通过刺激经济来避免经济衰退，这招基本无效。

换句话说，害怕经济陷入衰退将会导致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由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接着又会导致通货膨胀？

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不幸的是，这正是执政的共和党的馊主意。不管你喜不喜欢，金融市场掌握在保守派手中。把钱借给政府和企业的人是不会用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不会以这样的代价（撒钱的代价）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

你是否暗示，财政赤字问题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最终将摧垮整个经济？

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可能认为财政赤字并不是什么问题，不足为患，但并不表示财政赤字将来不会酿成大灾。可以预期，我们的生命是不会发生中断的，但是经济，当然还有金融市场，其不连续性要多于连续性，会因崩盘、垮掉而中断。

你的意思是，人们年复一年地面对财政赤字，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赤字问题不可能太糟糕，经济面是这么的好”。直到有一天，问题爆发，每个人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这就像你住宅地基里的白蚁，平时你不会去注意，直到有一天，白蚁咬掉一大块，导致房屋倒塌时你才会发现和重视。我认为任何人都应居安思危，见微知著，不因表面的风光太平而放松懈怠。

假定你是总统，并且有能力进行改变，你将首先改变财政赤字吗？

那是一定的。我认为，尤为重要的一点是，首先举起“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 [6] 大旗的民主党人要承认，凯恩斯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在现实世界里可能是无效的。

我认为凯恩斯并不主张在经济表现强劲的时候采用赤字支出。

说的对，凯恩斯并不这样主张。他主张“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都一定要逆经济周期而用。在经济良好的时期，采用“财政盈余”；在经济糟糕的时候，采用“财政赤字”。问题出在我们偏废了其中的一项，即在经济良好的时期，缺乏建立“财政盈余”的政治意愿。所以我们确实应当承认，“凯恩斯经济学”不过是多印钞票、过度支出、过度消费的借口。我们应当承认政府已举债成瘾，“赤字支出”的整个理念在实际运用中已支离破碎、千疮百孔了。

“凯恩斯主义”在实际运用中已不是凯恩斯本人在经济学上的观点和主张了，你是这意思吗？

理论是完美的，但在现实世界里是无效的。所以我们不应采用这样的理论。此外，“凯恩斯经济学”是用来解决“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的，它可以尽其所能让我们摆脱“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阴影。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截然相反，我们面临的是“低储蓄”和“过度消费”。即使凯恩斯主义在政治上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恰好相反，我们仍然需要与之不同的解决方法。

你认为当前哪一种经济理论是切合时宜并且正确的？

我们必须要消除“赤字支出”。我们需要让财政赤字回归到正常、有序，联邦政府应当像州政府那样平衡预算。此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主张的货币供应量按照固定增长率进行调节，这可能是个好主意。

你对交易新手有什么最为重要的建议？

投入交易的资金要少，因为此时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从你所犯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不要被交易账户净值的逐日波动所左右、误导。要关注你正在进行的交易操作是否正确，而不是关注任意单笔交易结果所具有的随机性质。

***

在丹尼斯宣布退出交易，全力投身政治后，我通过电话进行追踪，问了一些问题。接电话的是丹尼斯的助手，他把我的问题记录下来。几天后，他给我回电，捎来了丹尼斯的答复。这些问题及答复如下所示。

假设在你担任基金经理的最后一年，客户将其个人资金投入你的基金，当年你们的交易遭受巨亏（亏损近50%），因此客户当年的收益一定是糟糕的。如果某一客户，在你担任基金经理的第一年就开始投入资金，并且中途不取出资金，那么截至你担任基金经理的最后一天，该客户的收益是怎样的？

当基金关闭账户，停止交易之时（清盘），最初每1000美元的投入将会增值到3833美元（计算时采用的复合年收益率约为25%，如果再早一年算收益的话，当时基金净值正处于峰值，那么增值后的金额将比现在的3833美元翻上一倍还要多）。

据说你在最后一年的交易中损失惨重，你净资产的一大部分都亏掉了。这说法属实吗，还是有所夸大？

我把在市场赚到的钱亏掉了大约10%。当然，如果从损失占我净资产的百分比角度衡量，这是很大的一个数字，因为我多年来都要进行慈善和政治捐款。

过去一年糟糕的交易业绩是促使你改变职业的原因吗？

两者毫无关联。

你确实完全不做交易了，还是仍旧做少量交易？

我现在完全不做交易了。

***

理查德·丹尼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传奇色彩的商品期货交易员之一。对于他这样的交易者，你完全可以想象“他能在接近市场底部的位置建立大量多头头寸，在接近市场顶部的位置建立大量空头头寸”。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丹尼斯对于试图寻找重大转折点（即寻找市场底部和头部）的操作持否定看法，并不看重。据他所称，实际上这类试图寻底或寻顶的操作，如果有的话，其数量也很少，对其交易的成功几乎没有贡献。

丹尼斯认为，“错失巨大的盈利机会”是交易者所犯最严重的错误。根据他自己的估算，他交易盈利中的95%来自5%的交易。如果错失“数量虽少，盈利机会却巨大”的交易，会对交易业绩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由此可以做出如下推导：在金融市场上，你不能固守某一观点，不能死抱某一看法，要戒除故步自封和刻板僵化，因为你固守死抱的观点和看法可能会让你错过重大的趋势行情，会令你错失巨大的盈利机会。

丹尼斯还提供了一条特别有用的建议，那就是：当交易犯错、遭受亏损的时候，交易者非常可能逃避现实，拒绝认错和反思，将市场和交易完全抛到脑后，不做任何思考。其实犯错、失利的时候正是全力思考市场和交易的时候，正是彻底反思过错的时候。

[1] 在熊市中，交割月份越是远的合约，其交易价格的溢价可能越高。比如白糖期货五月合约的交易价格是6美分，七月合约的交易价格是6.5美分。而十月合约的交易价格是7美分。即便白糖现货的价格保持稳定不变，十月合约较五月合约还是会有1美分的溢价。

[2] 用过去交易数据进行测试，所得出的交易绩效最佳的交易系统，其所具有的一组系统参数就是“最佳参数组”。

[3] 这里的“滑点”是指由计算机程序假定的理论执行价格和交易时实际执行价格间的差异。

[4] 这部经典名作是以股票及期货交易的传奇人物杰西·利弗莫尔为原型，以小说形式写成的人物传记（书中主人公并未用利弗莫尔的真名，而是用拉利·李文斯顿这个假名）。

[5] 这次访谈是在1988年中期进行的。

[6] 凯恩斯主义的一项主张就是政府要设法提高就业。

第六章　保罗·都铎·琼斯：积极交易的艺术

1987年10月是一个令大多数投资者震惊心碎的月份，全球股市经历了堪比1929年的崩盘。然而同样在这个月，保罗·都铎·琼斯管理的都铎期货基金取得的收益率是62%，如此出色的业绩记录令人难以置信。琼斯一直以来始终是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的交易者。他的交易系统独一无二，其交易业绩对于其他资产管理者而言，无人可以匹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琼斯做到了大多数人认为绝无可能实现的事：连续五年的年投资收益率百分比数都达到三位数，并且在此期间同时保持基金净资产回撤幅度极小。（在这我的陈述略有失实，保罗·都铎·琼斯管理的基金在1986年的收益率只有99.2%！）

琼斯在其主要从事的每个领域都干得很成功。起初他从事经纪业务，在做经纪人的第二个年头就赚得100万美元的佣金收入。1980年秋天，琼斯进入纽约棉花交易所（New York Cotton Exchange），成为独立场内交易员。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赚取了几百万美金，再次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可是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并非是他的盈利巨大，而是其业绩能保持连贯一致：他作为场内交易员历时三年半，其间仅有一个月遭受亏损。

1984年，琼斯又开始转行，一部分原因是他对经纪人这行已心生厌烦，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怕最终嗓子失声——这是场内经纪人易患的职业病。琼斯结束了成功的经纪人生涯，开始新的冒险历程，担任资金管理人（基金经理）。他在1984年9月成立了“都铎期货基金”，该基金管理的资金达150万美元。截至1988年10月底，该基金最初每份1000美元的投资（委托理财的资金）已增长为17482美元，琼斯基金管理资金的总额已增长到3.3亿美元。实际上，该基金管理的资金还可以更多，但琼斯从1987年10月开始，停止接受新的委托资金，并且从那时起开始退还投资本金和收益。

如果你像琼斯一样，相信凡事都有盛衰循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那么琼斯再一次改变职业，急流勇退似乎是必然的事。你很难想象琼斯在某项事业达到巅峰后会一直干下去。

琼斯是个矛盾体，集截然相反的两种性格于一身。在私人的交谈中，他放松随意，但在作为交易者喊单的时候，俨然一位教官，强悍霸气。他在公众中的形象是一位傲慢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交易者，但在一对一的私下场合，他随和从容、谦逊低调。新闻媒体通常刻意渲染他生活方式中奢华的成分，比如他在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豪宅，3000英亩 [1] 的私人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相伴的美女和名下的高级餐厅。但同时他也把帮助穷人作为副业。

琼斯效法纽约商人尤金·郎（Eugene Lang）建立了慈善基金，资助85位小学毕业生，他们都来自布鲁克林（Brooklyn）的贫民区贝德福德-史岱文森（Bedford-Stuyvesant），直到他们完成日后的大学教育。不仅在金钱上予以援助，琼斯还每周亲自会见他所资助的学生。最近，琼斯建立了罗宾汉（Robin Hood）慈善基金，该基金的捐款已达500万美元。该基金诚如其名，把从富人那里募来的钱交到援助穷人的私人团体以及个人手中，从而援助了大量穷人。

琼斯把我们的访谈安排到下午3：15，此时除了股指期货市场还在交易，其他期货市场都已收盘。即便只有一个市场在交易，我在访谈开始时也有点担心，因为标普指数的期货合约是琼斯的主要交易品种。实际上，当我到达琼斯的办公室时，他正在交易标普期指。

琼斯通过免提电话下达交易订单，直到他下单结束，我才开始和他交谈。我向他解释，因为我不想打断他的交易，所以一直没有说话，并且我提出建议，“或许我们可以把访谈延后，等到股指期货收盘再开始”。琼斯听后回答道，“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事实上，琼斯在访谈的那个下午，不仅仅在交易标普期指，而且还参与了股市上的大型突破行情，并建立了重仓。琼斯下单时的紧张程度令人联想到网球选手回击凌空球的样子。（“即使300了也要做多！快！快！快！我们建好仓了吗？快告诉我！”）然而琼斯能够在交易和我们的访谈间轻松切换。

琼斯在谈到交易方面他的第一位老师以利·特里斯时，言语中充满赞美崇敬之情。以利·特里斯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棉花期货交易者。他令琼斯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特点就是：极强的情绪控制能力，能做到铁石心肠，不为个人心绪所左右。琼斯向我回忆起以利·特里斯是如何一边和来访者彬彬有礼，轻松随意地攀谈，一边做着交易，而当以利的持仓头寸遭受巨大亏损时，他是怎样在来访者面前不露声色，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琼斯一边随意地会见来访者，和他的员工说话以及参加访谈，与此同时又在重仓参与标普期指的交易，这一特点和以利·特里斯的特点完全相同。访谈那天，标普期指的价格在交易最后几分钟发生了反弹，琼斯是做空期指的，因此其持仓头寸亏损超过100万美元。然而他镇定自若、旁若无事，使我当时毫无察觉，直到那天晚些时候，我查看了期指的收盘价，才知道他那天在期指上亏损超过100万美元。

第一次访谈时，安排的时间完全不够用，所以两周后我再度拜访，进行了第二次访谈。第二次访谈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在我们第一次访谈时，琼斯强烈看空股市，并且重仓做空期指，然而在两次访谈的间隔期，他对股市的短期观点却转为看多。因为股市价格未能持续下跌，而且下跌的时间长度也出乎琼斯所料，所以琼斯确信股市在短期内将走高。

第二次访谈时，琼斯强调说：“市场已经超卖，抛售已到尽头。”在很短的时间内观点能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这充分表明琼斯在交易上极具灵活性，在观点上保持充分的弹性，这点也是琼斯交易成功的基础和关键。他不仅能迅速放弃自己最初的观点和立场，而且只要有证据显示他最初的预测和观点是错误的，他甚至愿意加入最初反对方的阵营。他转变观点，改变看法的时点恰到好处，非常及时。

第二次访谈中值得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琼斯突然采用极为谨慎小心的语调和我谈起他对股市和经济的预测。他担心股市第二波重大抛售的到来，因为那会导致金融上的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即“为压制反对意见而采取的不公正的调查或指控手段”。实际上，这种担忧是有历史先例可循的：20世纪30年代举行的国会议员听证会，听证委员会的成员急于找出1929年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于是他们把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股市崩盘中，在价格下跌时买进做多、持有多头头寸的官员统统牵扯进来，将他们作为股市崩盘的元凶（理由是他们可以趁崩盘下跌时买进股票，其实这是“莫须有”的指控）。

琼斯作为著名的投机客和经济趋势的预测者，他害怕自己容易沦为将来政府搞政治迫害、消除异己、寻找替罪羊的目标。当政府要员打电话给他询问他的交易时，琼斯会感到特别的惊恐。他向我解释惊恐的原因，“你绝对无法相信，打电话给我的人有多么位高权重”。他向我解释时的语调和声音略带疑虑，唯恐言语间泄露任何具体的东西。

虽然第二次访谈时琼斯依然保持友好的态度，但初次访谈时的率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预先准备好的答复。例如，某个交易策略的回答会涉及抢先交易（front-running）。“抢先交易”是一种不合法的交易行为，是指经纪人把他自己的交易订单置于客户的大额交易订单前。琼斯的回答几近无聊乏味，因为他说他自己从不经手客户的交易订单，这种回答十分荒谬。这就好像一位橄榄球迷在自己的办公室下注赌球，当有人问他时，他却“否认自己收受了贿赂，没有让球队故意输球”，这种回答和琼斯那种回答都是答非所问，刻意回避。听上去好像琼斯把我们这次访谈作为发表个人正式声明的媒介，将来如果有人对琼斯的交易行为进行指控时，访谈的内容也可作为国会听证会上的呈堂证供。我认为琼斯过于谨慎小心，如果他不是多疑症患者的话。但你再深思一下或更换一下思考方式，你会觉得“真正的经济危机会让所有的坏消息、不利的信息都销声匿迹、荡然无存”虽然还只是预期，但这种预期或许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可能已触手可得。

你是何时对交易产生兴趣的？

记得我在大学时读到一篇关于理查德·丹尼斯的文章，该文令我印象深刻、感触颇深。我认为丹尼斯拥有这世上最伟大的工作（即从事交易）。那时我对交易已有一定的理解，因为我舅舅比利·达利文（Billy Dunavant）是一位极其成功的棉花交易员。1976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跑到舅舅那儿，问他是否可以帮助我成为一名交易员。他送我去见以利·特里斯。以利是一位著名的棉花交易者，居住在新奥尔良。“据我所知，以利是最出色的棉花交易者”，舅舅告诉我。我去拜见了以利·特里斯，他提供给我一份在纽约棉花交易所工作的职位。

你为什么不替你舅舅工作，反而替以利·特里斯工作呢？

因为我舅舅主要从事现金交易，从事棉花现货的买卖。我的兴趣是立马成为一名交易员。

你在纽约棉花交易所工作有多久？你在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我是交易所里的一名小职员，每个人的起步阶段都是如此。但我也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包括观察市场以探寻市场运作背后的力量。我在纽约棉花交易所做了大约六个月的小职员，接着就返回新奥尔良，为以利·特里斯工作。

你从以利·特里斯那儿学到交易的许多东西吗？

那是当然。和以利·特里斯并肩工作让我感觉十分愉快。当整个市场的未平仓合约数量是3万份时，以利交易的头寸规模就将达到3000份合约。而他在场外的交易量比其他任何一个棉花交易者都要多。以利·特里斯是市场中真正值得关注和景仰的人物。

以利·特里斯进行期货交易是为了进行对冲还是仅是投机？

他是纯粹的投机者。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他通过场内经纪人执行交易订单，因此每个人对他持有何种头寸总是了如指掌。他的操作极易被他人追随和跟从。对此，以利·特里斯的态度是——“跟就跟吧，我会遥遥领先的，我会战胜他们的。”

如此说来，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持仓情况？

这是肯定的。

但是这样难道不会对他造成损害？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啊。

不会造成损害。

这种情况却不会造成损害是个特例吗？对你持有头寸的情况，你是否会力图保密？

我会力图保密的。但现实情况是，在交易池中待上五年或十年的人都会知道哪笔交易是我做的。他们中的每个人对我何时交易都了然于胸。我从以利·特里斯那里学到的一条就是，市场价格最终会向原来预定的方向运动，不会因为某人的持仓情况被他人知晓而改变原来的运动方向。

所以你认为对持有头寸的情况进行保密并不重要？

我认为，力图做到持仓保密是重要的。比如，我的交易订单过去特别容易被人识别，因为我每张订单总是300份期货合约，不管做多还是做空。现在我把订单拆分，我给一个经纪人下一张116份合约的交易订单，再给另一个经纪人下一张184份合约的交易订单，这样下单者就不会被人认出。我在每一个交易所都至少有四个经纪人。

你从以利·特里斯那儿还学到哪些东西？

他的母亲是一个母夜叉，泼辣专横，他是她所有儿子中意志最为坚强、性格最为彪悍的一个。他教导我说，交易中的竞争异常激烈残酷，你必须要会抗压、抗击打，知道挨揍时该如何处理。无论你怎样砍仓止损，都会使你心潮起伏，难以平静。

这听起来像是一般性格塑造方面的教导，具体的有关交易是什么？

特里斯教会我“分步成交、逐步离场（进场）”的交易方法。当你持仓头寸的规模非常大时，你想清仓离场的话，必须在市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并不是你想离场就能离场的。特里斯教导我，如果你建仓或清仓的头寸规模很大，不要等到市场价格创出新高或新低时再动手交易，因为如果所创的新高或新低是市场的转折点，那么这里的成交量会非常稀少，你找不到足够的对手盘来建仓或清仓。

我当场内交易员时懂得的一件事就是，如果市场过去的高点是56.80美元，那么空头在56.85美元处会有大量的止损单。如果市场上买入价是56.70美元，卖出价是56.75美元，此时整个交易所内是易于买入做多的，因为此时市场上卖出做空者众多，对手盘充裕，买入做多畅通、便利，此时买入做多者并不多。直到价格继续上涨，突破56.85美元等止损位，导致空头大量的止损盘涌出，此时就会有许多人买入做多（包括空头止损的、突破买入的）了，这是交易所内常见的交易现象。做场外交易员后，我把场内交易学到的东西和特里斯教我的“分步成交”结合起来。比如在上面这个例子中，我是做空的，我想清空空头头寸，那么在56.75美元处我会清掉一半仓位，这样我不用担心在止损点（56.85美元）被触及后是否能全部清仓，因为我已清掉了一半仓位。我总是在价格到达新高或新低前（尚未触及止损位）就清掉一半头寸，还有一半仓位留待止损位突破后再清。

你从特里斯那儿还学到哪些东西？

通过观察以利·特里斯的交易操作，我学到的一点是，即便市场看上去很好，屡创新高，但此时通常是做空的最佳时机。他灌输给我的思想是，在某种程度上，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者，你必须做个逆向交易者，与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相反。

你做了成千上万笔交易，其中哪一笔交易最引人注目，最令你难忘？

是的，我做了大量的交易。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1979年棉花期货上的那笔交易。人们可以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从失败中（而不是成功中）学会许多东西。那时我又重新做回了经纪人，我们有许多在期货市场进行投机交易的账户，我们有400张棉花期货七月合约的多头头寸。当时该合约的市场价格在82美分（指82.82美元）到86美分（指82.86美元）之间反复震荡。每当价格接近震荡区间下沿时，我就建立多头头寸。

有一天，该合约的价格向下突破震荡区间下沿，创出新低，跌破我所设置的止损价，接着又反弹了三四十个点。我认为市场价格走势如此疲弱的原因在于价格接近一些众所周知的止损位（即重要的支撑位，比如震荡箱体的下沿，往往是众所周知的止损位），容易受到这些止损位的暗示，形成上有压力、下有支撑的盘整走势。既然众所周知的止损位现在已跌破，我认为不破不立，市场已做好反弹的准备。

那时我站在场外，我告诉我的场内经纪人在82.90美元处建立100张棉花期货七月合约的多头头寸，这在那时算是金额非常大的交易订单，确实是一种冒险行为。我的这位经纪人喊出82.90美元买入100张棉花期货七月合约，就在这时瑞富公司（Refco）的经纪人横穿交易大厅，跑到我的经纪人面前，大喊一声“卖出！”瑞富公司那时拥有大多数可用于实物交割的棉花 [2]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他们建立七月合约的空头头寸是想在合约到期时进行实物交割，当时棉花期货七月合约比十月合约有4美分的溢价。这时我也突然明白了，七月合约在82美分（指82.82美元）和86美分（指82.86美元）之间形成的盘整区域是为价格下台阶整理作准备，确定了下一盘整区间的范围（即价格向下突破82.82美元，进入新的盘整区间，新盘整区间的范围也是4美分，从82.78美元到82.82美元）。

所以你立刻知道你错了？

我立刻看到市场价格直线下跌到78美分，那都是我的血汗钱啊，全部都将化为泡影。我持有400张棉花期货七月合约的多头头寸，并且另有100张该合约的多头头寸用以进行日内交易（day trade），这最后建仓的100张多单，看似很有男子汉的魄力，实则是莽撞之举，是不该建仓的。

因此你马上意识到你要了结多头头寸，离场观望。

不是，我马上意识到我要建立空头头寸。

你做出那样反应的速度有多快？

几乎是同时。当瑞富公司的经纪人大喊一声“卖出”时，交易所里的每一个人都转身看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力图买进的。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对我说，“如果你想去厕所，那你现在就去吧”。他说我当时的脸色看起来一阵红、一阵青、一阵白，十分难看。我清楚记得，当时我转过身跑了出去，喝了一口水，接着告诉我的经纪人，尽最大可能将刚才购入的合约卖出。该合约价格在60秒内就达到了跌停板，我只卖出220张合约。

你何时清空了余下的头寸？

第二天早晨，该合约价格低开100点，我自开市铃响就开始抛售（对冲持有的多头头寸）。在价格再度封死跌停前，我只卖出大约150张合约。等到后来全部清仓完毕时，我发现最后卖出的合约，其价格比我发现出错时的价格要低足足4美分。

即使你反应相当迅速，仍旧遭受了重创。回顾过往，你觉得当时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市场上不要意气用事，不要对市场耍男子汉气概。其次，永远不要过度交易。我那时所犯的最大错误并不在于市场价格下跌，因我建仓的价格过高而导致亏损，而是在于当时我持有的合约数量相较我交易账户的净资产而言，仓位过重。单是这笔交易的损失就达到我交易账户净资产的60%~70%。

就交易风险方面而言，就是棉花期货上的那次交易使你完全改变了交易方式和交易风格？

的确是这样。那次交易使我彻底沮丧，信心全无。我对自己说，“我要离开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无法长久干下去”。我绝望透顶，几乎就要转行不干了。

那时你在这个行当干了多少年？

大约只有三年半。

从那以后你就一直很成功吗？

只能说相对成功吧。我大部分的客户都赚到了钱（琼斯所从事的就是代客理财），而我成了我自己公司的顶梁柱和“印钞机”。

如果某人给你1万美元，由你进行交易，期限三年，那么结果会怎样？

可能翻上3倍左右吧。

所以每个长期与你同在，交由你理财的人都始终会是交易游戏的赢家？

是的，但在我交易生涯中也有严重的低谷时期，遭受过失败。那次棉花期货的交易对我来说几乎就是致命一击，当时我对自己说：“你这个大傻瓜，为什么要在一笔交易上孤注一掷，承担所有的风险呢？为什么你要过自寻痛苦的生活，而不去过追寻快乐的生活呢？”

自从那次交易后，你的交易方式和风格发生根本改变了吗？

是的。现在我做交易、过日子会尽我所能做到开心和放松。如果持仓头寸的价格向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那么我就会止损出场；如果持仓头寸的价格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运动，那么我会始终持仓不动。

我猜交易开始时你不仅交易的头寸规模较小，而且交易进出的速度也较快。

交易进出的速度较快并且极具防御性，十分小心谨慎。在交易时，我总是想到亏钱的可能，而不是想着赚钱的可能。回想那笔棉花期货的交易，我预计棉花期货七月合约会涨到89美分，那么我持有的400张棉花期货七月合约的多头头寸就能赚钱，当时我想到的全部是赚钱的可能，而从未考虑我可能遭受亏损的情况。

你是否总在进场建仓前就已确定其后离场的价位？

我会在脑中设置好止损（及止盈）价，如果市场价格触及止损（或止盈）价格，我无论怎样都会清仓离场。

在单笔交易中，你愿承担的最大风险是多少？

我不会从单笔交易的角度考虑风险。我所做的全部交易都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我根据每天早晨我账户的净资产来审视和评判风险。我的目标是：每天交易结束时，账户的净资产要高于当日开始交易时的净资产。我不会在第二天的早晨跑进来说，“我在264点做空标普期指，而昨天标普期指收盘价是257点，所以我可以高枕无忧，承受期指价格的反弹”。我总是根据前一晚的收盘价来考虑和评判风险的，而不是从我建仓价的角度来考虑风险。

风险控制是交易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比如，截至当前，本月我的账户净资产已下跌6.5%，那么在本月剩下的日子里我会把“账户净资产下跌3.5%”作为我的止损点。我想确保任何一个月的亏损不会达到两位数（百分数的两位，即介于10%~99%，该月已亏6.5%，再设置3.5%的止损，则该月亏损不会超过10%）。

你的交易方式中有逆向交易的一面，力图在价格转折点进行逆向的做多和做空。也就是说，你会在市场价格创下新高时试图寻找市场的顶部，并且在你认为的顶部处做空，做空的同时设置距离建仓价较近的止损点。如果寻顶失败，价格不跌反涨，涨过止损价，你就止损离场。从单笔交易角度而言，你尝试寻找价格转折点要失败多少次才会最终放弃？

基本上要等我改变最初的想法才会放弃（即与交易的失利并无关系）。除此以外，当交易遭遇亏损时，我会持续减仓。当我交易糟糕时，我也会持续降低头寸规模。用这样的方法可以做到在我交易最糟糕的时候，交易的头寸规模将是最小的。

你赖以生存的交易法则是什么？

不要摊平亏损。交易糟糕、亏损的时候，减少交易量；交易顺手、盈利的时候增加交易量。在你心中无底、缺乏方向的时候，永远不要交易。比如，我不会在重要报告发布前就在交易中投入大量资金，因为这样做的话，不是在交易，而是在赌博。

如果你持有的头寸发生了亏损，令你忧心忡忡、心神不安，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斩仓离场，因为只要你有资金，总有重新进场交易的机会。重新开始新的一笔交易比其他所有一切都要好。

对建仓价格不用太关注、不必太忧虑。唯一具有意义、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你所建的是多头头寸还是空头头寸，你是做多还是做空。要总把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当作你进场建仓的价格。我总能通过对方的提问来识别提问者是否是交易新手，原因在于，交易新手一般会先问我“你是空头还是多头？”我是多头还是空头与提问者是做多还是做空、看多还是看空其实毫无关系、绝无影响（此问纯属多余）。（假定我回答他，我是多头）接下来交易新手通常会问：“你从什么价位开始建仓做多？”市场上没有人会关心我是在哪个价位做多的，这与我建仓做多时的市场是处于多头市场还是处于空头市场没有丝毫联系，这个问题也与我建立多头头寸时风险与回报间的关系没有关联。

最重要的交易准则是，交易制胜的关键在于第一流的出色防守，而非第一流的出色进攻。对于持有的每一个头寸，我每天都会假设其是错误的，知道控制风险的止损点将设在哪里。据此操作，我就能确定自己所能承担的最大风险，可能遭受的最大损失。还好幸运的是，我持有的头寸大都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运动，我可以在一天中其他的时间里享受盈利带来的喜悦。如果我持有的有些头寸向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我会按照交易计划止损出局。

在交易中，不要做英雄，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不要过于自负，要能达到“无我”之境。总能自我反省，叩问自己，审视自己所具有的能力。不要觉得老子天下第一。要明白，交易市场中，你慢人一步，输人一筹，你就死定了。

杰西·利弗摩尔，这位独步古今的伟大投机者，据报道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从长期来看，你无法通过交易战胜市场。这句话对所有初入交易行业的人，比如当时的我，都是当头棒喝，犹如当头一盆凉水，浇灭所有交易新手的痴心妄想。你无法战胜市场的看法，其展示的前景是多么令人生畏，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交易指导理念是“交易成功是靠第一流的出色防守”。如果你取得一笔交易的成功，不要由此认为自己具有某些神奇的预见能力，不要就此把自己当先知。要始终怀有信心，但不要妄自尊大，要不断反躬自省，审视自己。

但是多年来你一直很成功，因此你现在是否比从前更具有信心？

我现在要比开始交易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都要谨慎小心、诚惶诚恐，因为我已认识到交易这行的成功是多么的短暂，转瞬即逝。我深知要想在这行取得成功，你就必须战战兢兢，始终如履薄冰。在我交易大胜之后，开始自以为是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便是当头一棒，通常我会遭受个人交易历史上最大的亏损。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你常常能在接近市场转折点的地方采取行动。有时你的精准程度令人称奇。什么样的决策过程能使你如此精准地把握市场价格的转折点？

我对所有市场的长期趋势都了然于胸，但对市场超短期的走势判断却会让我痛苦。因此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某个市场在数周内持续走低时，我对该市场的长期趋势是看多的，所以我会进场反复做多，不断试错。

你是否就是不断尝试直到最终捕捉到市场的转折点？

确实如此。我基本上把自己视为市场中的“机会主义者”。这就是说，我面对市场会萌发某个交易想法，在风险极低的情况下我会不断尝试、实践这个交易想法，直到这一交易想法被市场反复证明是错误的或者直到我自己改变这个交易想法。

换句话讲，说“保罗·琼斯在高于最低价两个刻度（最小交易单位）的地方做多长期国债期货”要比说“保罗·琼斯在他第五次尝试做多的时候，在高于最低价两个刻度（最小交易单位）的地方做多长期国债期货”更具故事性，更具传奇色彩和吸引力。

我认为，这只是全部事实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我一直是波段交易者（swing trader），这就表示，我相信最好赚钱的时刻就是在市场价格发生转折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试图寻顶炒底的人会完蛋，你要抓住价格趋势运动的中段来赚所有的钱，即所谓“吃鱼要吃中段”。12年来，我通常会错过中段的肉，但我捕捉到许多底部和顶部，靠这个我赚到了钱，吃到了肉。

如果你是进行趋势跟踪的交易者，试图抓到价格趋势运动中间一段的利润，那么你进场建仓后所设置的止损点距离你建仓价的距离必须远点，这样才不会轻易止损出局。这种设置止损的做法，我会感到不舒服，并不是我喜欢的（所以琼斯尝试在价格转折点进场建仓，并设置距离建仓价较近的止损点，即采用窄止损）。另外市场价格仅在15%的时间里呈现趋势运动，其余时间里，市场价格做无趋势运动，来回震荡，不具明显的方向性。

公众对交易市场所产生的最大错觉是什么？

公众产生的最大错觉就是，市场能够被操纵。他们认为华尔街有一些集团可以操控市场上的价格运动。我能够跑到任何一个交易市场，人为制造点价格波动，这种人为制造的价格波动能持续一两天，或许达到一周。比如我跑到市场吹点暖风，放点利多的消息，如果恰逢其时，此时市场正好开始上涨，那我就能创建牛市的幻影，人为推高市场价格，但是如果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强势，并非牛市的开启，其次我又不能持续不断地买入以推高价格，那么市场价格就无法持续上涨，将会步入下跌。打个比方，你把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夏季男装部开到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除非有人想在常年冰天雪地的地方买夏装，否则你必将破产。

大众对于交易市场还有哪些错觉和误解？

人们以为华尔街的人手眼通天，对市场了如指掌，对华尔街的观点迷信盲从。我母亲就是典型的例子。她收看《华尔街一周》（一档华尔街人士参与的电视节目），把华尔街人士说的每句话每个字都牢记在心，言听计从，有着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狂热。我敢打赌，你或许就比《华尔街一周》中的那些人强，可以令他们失色。

据我所知，你和来自各主要市场的交易者几乎每天都有交流。如果你们在观点和意见上出现分歧，站在别人的对立面，你会觉得忧虑不安吗？

我会忧虑不安的。有谁希望和赢家对赌，和高手对战呢？因为我总是和交易成绩最好的交易者进行交流和沟通，所以我希望能和他们达成共识、保持一致，否则我会有所不安。

别人所有的观点都可能干扰你自己的观点，你是如何避免的？也就是说，你看空某个市场，但与你交流的人中，有75%的人对该市场都是看多的，此时你会怎么做？

我会等待。我给你举一个极好的例子。直到上周三，我对原油期货一直是看空的，而与此同时原油期货的价格却在上涨中，一直涨了2美元。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原油期货交易员在此期间一直看多原油期货。因为他是看多的，所以我绝不做空。接着原油期货市场停止了上涨的步伐，如果其后某天这位交易员说，“我认为原油期货价格在这里将要进行盘整”。我知道做空的机会来了，特别是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利多消息恰在此时兑现，此时做空原油期货的风险很低。于是我全力做空原油期货，结果证明这是一笔出色、成功的伟大交易。

有你关注的市场顾问吗？

马丁·茨威格和爱德华·戴维斯（Ned Davis，Ned是爱德华的昵称）都很好。鲍勃·普莱切特（Bob Prechter）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因为他是市场上最大、最好的“机会主义者”。

你所说的“机会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普莱切特成功的原因在于，他成功运用艾略特波浪理论（Elliott wave theory）来捕捉风险/收益比极为有利的交易机会（此即“机会主义者”称号的由来），其成功率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基于同样的原因，我的成功交易有许多也要归功于艾略特波浪理论的方法。

你觉得哪位市场顾问被低估了？

我认为是爱德华·戴维斯。我见到过的顾问中，对股市研究最出色的非他莫属。虽然他并不广为人知。我认为他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和赞许，目前他是被低估的。

你认为哪位市场顾问被高估了？

这个我不便于评判。除非你位列其中，我可以评判你。

极少有交易者能取得像你这样高的成就，是什么让你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

我认为自己的强项之一就是能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我对三秒钟以前在市场中所犯的交易错误真的不会介意，但如果下次我犯了同样的交易错误，我会耿耿于怀。我力图避免将任何感情与市场交易相联系，交易时绝对不会感情用事。我已对市场做出的有记录可查的文字或声音评论不会影响我之后在交易上的观点和决策。

“对持有的头寸不要忠心耿耿”，这是你重要的交易准则吧？

这点很重要，因为它能让你以宽阔的视野、多种视角来理解和研判什么是客观真相，市场上真正发生的事是什么。你对市场未来动向进行预测的时候，做到这点，你就能保持完全的清醒和公正，从而做出正确的预测。

当你管理的资金大幅增长，要想保持盈利能力的始终不变，是不是很困难的事？

是的，会变得极其困难。

如果你管理、交易资金的规模再小点的话，你取得的收益率将会更高吗？

那是当然，这点毫无疑问。

一方面管理资金的规模增长会对交易绩效有所损害，另一方面管理资金、交易盈利后你可以提取管理费，两者对你而言，孰轻孰重？你是否问过这么一个问题？

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答案。等你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看看情况的发展，到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这会很有趣。

你是否已经停止接受新的委托你进行管理、交易的资金？

是的，早就停了。

你同时做过经纪人和资金管理者（基金经理），这两种职业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是什么呢，你能否比较一下？

我不干经纪人这个行当是因为，做经纪人会面临很大的利益冲突。当你赚取客户的佣金，而客户在亏损输钱时，此时你不会守责。我进入资金管理业、从事代客理财，那是因为如果我输钱了，我能说我不会忘记转亏为盈。实际上，我肩上的负担可能相当重，维持基金日常运作的费用能超过布朗克斯区动物园（Bronx Zoo）的日常费用。我永远不用向任何人致歉，因为如果我交易不赚钱的话，我也就不能提成。

你是否把你自己的钱也投入你所管理的基金？

我把个人净资产的50%投入我自己管理的基金，主要是因为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为安全的资金存放处。我确信自己可以做到谨慎小心、安全稳妥，我所投入的自有资金可以安全取回并可增值。

1987年10月的股市大崩盘中你表现得异常出色，而对其他许多交易者来说，那个月却是大难临头。你可否详述当时的一些细节？

1987年10月那场历时一周的股市崩盘是我一生中最为振奋鼓舞的时刻。

从1986年中期我们就已预见主要股票市场（纽交所及纳斯达克市场）将发生崩溃，另外由于对当时的金融危机有所预见，我们又制定了临时应急的规划。当1987年10月19日（周一）到来之际，我们知道市场就将崩盘。

是什么让你确信股市将会崩盘？

因为股市崩盘（1987年10月19日周一）前的周五（即1987年10月16日）成交量发生了萎缩。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29年的股市崩盘中，1929年股市崩盘前的两天成交量也发生了同样的萎缩。我们根据1929年崩盘的情况建立了模拟模型（analog model），该模型能够很好地把握股市崩盘的情况（保罗·琼斯的这套模拟模型是由他的研究部主任彼得·鲍里什研发的，该模型将20世纪80年代的股市和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相互叠加，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具有很显著的相关性，极为类似。该模型是琼斯在1987年进行股指期货交易时的重要工具）。财政部长贝克在崩盘前的那个周末发表了声明，表示因为与西德方面发生争论、产生分歧，所以美国将不再支持美元走强，这对股市而言是致命的一击。

你在什么时候了结空头头寸？

我们在崩盘当天（1987年10月19日）收盘的时候了结所建的空头头寸，并且建立了稍许多头头寸。

你在1987年10月所赚的大部分利润都是来自股指期货上的做空吗？

并非如此。我们在国债期货上获利极多，大部分的利润都是来自那里。股市崩盘那天我们在国债期货上持有的头寸规模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10月19日国债期货市场表现得并不强，并未显露多头市场的端倪。那天，我非常牵挂股市崩盘中客户资产以及我们自己资产的安全问题。我们在华尔街有数家经纪公司，我认为那些机构在股市崩盘中遭受了损失，这对我而言，是无法忍受的事。

那时我一直在想，美联储会如何应对当前的情况呢？我认为美联储不得不立刻释放大量的流动性，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然而由于国债期货市场价格一整天的表现并不好，价格并未走强，所以我不敢扣动扳机，打响做多国债期货的第一枪。当国债期货的交易进入最后半小时时，价格突然开始转身向上，价格表现与我“认为美联储将要采取行动，从而促使国债期货价格大幅飙升”的想法完全相符。当看到国债期货的价格表现与我所料相符，我欣喜若狂，立刻建仓做多。

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是其后许多糟糕时期的预警信号吗？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认为，金融领域（特别是华尔街）在10月19日的股市崩盘中受到致命一击，而他们虽然深感震惊，但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峻。记得有一次我被一艘船撞到，我的背部被轮船的螺旋推进器弄得血肉横飞。我首先想到的是，“哎，我要去缝合伤口了，礼拜天下午的休息时间要报废了”。因为当时我处于震惊之中，没有意识到背部切开的伤口有多么的严重，直到看到我身边几位朋友的脸色，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任何东西毁灭一百次的速度要快于建成一次的速度。十年建成的东西能在一日内灰飞烟灭。如果经济的起步、发展要靠财政赤字、扩大信贷以及种种杠杆来支持（即指当时的美国经济），那么这样的经济会迅速衰退、恶化，其瓦解速度之快远超人们的预想。我不愿相信我们的经济就是这样的，但凭我的直觉，我的想法将变为现实，这样的经济将走向崩溃。

我研究历史后发现，信贷最终将扼杀良好的社会。我们出门基本都带美国运通（信用）卡（American Express Card）并认为我们将拥有美好时光。里根总统向我们做出保证，在其任内通过借贷手段能使经济走向繁荣。我们因借贷而透支了未来，因此不久之后我们必将还债，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你把当前的糟糕情况都归咎于“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吗？

我认为，从国家角度而言，里根总统让我们每一个美国公民感觉良好，深感自豪，这点非常好。但从经济角度而言，他是我们遇到的最大的灾星。我认为，他根本在欺骗我们，他答应削减赤字，但接着就创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近乎疯狂的支出数字。我认为即便民主党上台执政也无法摆脱这种局面，因为财政赤字已高达1500亿~1800亿美元，每一个人对此都应非常警觉。

在我们陷入深度衰退或是萧条前，能解决当前问题的良方，你是否能找到？

当前的经济形势确实令我惊恐万分，我找不到解决当前困境的良方。或许有一种宏观经济的力量正在发挥作用，把我们推向经济衰退，这种力量是超级、大型经济周期的一部分，我们无力加以调控。或许我们所面对的这种经济周期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当时大多数的先进文明国家也深陷其中，深受其害，比如罗马帝国、16世纪的西班牙人、18世纪的法国人或19世纪的英国人。我认为，我们将步入一个充满痛苦的时期。我们将重新学习金融法则、金融规律的全部内容。

你完全采用系统交易？

我们测试世上每一种交易系统，惊喜激动地找到了一套实际运行良好的交易系统。这是非常棒的一套交易系统，但对于这套系统，我不能向你透露过多，其中原因不言自明，大家都懂的（这是属于商业机密，是交易中最为核心、保密的部分）。

该交易系统可归于哪种类型，逆向交易，还是趋势跟踪？

属于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能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市场价格大幅运动时，交易系统能及时发出指示信号。如果市场在窄幅波动后突然扩大价格波动的范围，朝某一方向大幅运动，如果不采用交易系统，只凭交易者的主观判断，以人的天性，可能会忽视、错过这样的价格异动。如果你采用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当市场价格开始大幅运动时，交易系统就会向你发出非常明确、清晰的指示信号，让你知道市场价格已准备向大幅运动的方向做趋势性运动。

你的基金现在是部分采用该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吗？

我们大约在六个月前刚启用该交易系统，迄今为止使用良好，效果相当不错。

你认为出色的交易系统能否匹敌出色的交易者？

因为好的交易系统具有无尽、强大的计算能力，有计算机作为后盾，所以相较出色的交易者，优良的交易系统能在更多的交易市场上有效运作。毕竟每一个交易决策就是人类或非人工计算机解决问题的“产物”。然而由于确定市场中各要素相互作用和改变市场研究模型具有的复杂性，出色的交易者通常能够比出色的交易系统做得更好。

但是出色的交易系统有助交易的分散化、多样化？

这点是明确无疑的。一套出色的交易系统能捕捉到价格的运动，其捕捉到的数量是我所能捕捉数量的10倍。市场价格有15%的时间是处于趋势运动的主要阶段，此时价格运动的趋势性显著。

***

初次访谈结束后，过了两周我们又进行了第二次访谈，具体内容如下。在两次访谈的间歇期，琼斯改变了对股市看空的倾向，由空翻多。

两周前你还是大空头，对股市非常看空，是什么让你发生改变，由空转多的？

《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该文章向世人宣告我做空2000份标普期指的合约，你说我看空不是指这篇文章吧，是指初次访谈时我的看法吧？那次访谈后，市场并未如我所料展开下跌。我首先要做的就是聆听市场自身的声音，即仔细观察和分析市场的价格走势。我总是认为，价格会先于基本面做出反应。

如果你的判断是正确的，市场价格就应该下跌，而实际上市场价格并未下跌，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从特里斯那儿学到的一点就是，交易中时间因素很重要。在交易时，我不仅使用价格止损，也使用时间止损。如果我认为市场价格将会突破，但到了时间止损的期限价格并未突破，那么即便亏损，我通常也会平仓出场。根据模拟1929年股市崩盘所设计出来的分析模型，当前市场应该下跌，但实际上市场却并未下跌。这是过去三年来我们的分析模型首次出现的严重偏差。我认为经济的好转、强势将延缓市场的下跌。

我认为我们的分析模型出现判断偏差的一个原因在于，现在与1929年相比，获得信贷更为容易。买一辆沃尔沃汽车可以获得120个月的购车贷款。谁能拥有一辆汽车长达10年？购车贷款、分期付款的期限就能长达10年！想一想就明白了！12年前，车贷的平均期限是24个月，而现在车贷的平均期限是55个月。我认为，虽然易于取得的信贷延缓了股市下跌的节奏（相对以现金支付为主的20世纪20年代），但今天股市的结局和20世纪20年代股市的结局是殊途同归的。

在今天访谈前你最初的一些评论听起来好像成功让你变得有点谨慎多疑。

如果不幸、悲惨的情况在我们这个国家进一步加深，那么将会形成这样一种错误的感觉：因为我们作为交易公司具有某些特别的知识，所以我们能交易得好，而我们交易得好，其他人就要受到伤害。我们交易得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别人所不具有的某些知识，而是因为我们能做好自己的交易功课。人们只是不愿相信“任何人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做到出类拔萃”。

和我采访的其他交易者相类似，你也招收了一批学员，力图将他们培训成交易员，你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在我21岁的时候，有个人曾对我照顾有加，悉心培育，这件事对我影响巨大。我觉得我有义务去做同样的事，去栽培、扶持他人。

你怎样寻找培训对象？

通过无数次的面试。申请培训者络绎不绝，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通过培训后，有多少人成了交易员，并被你们公司录用？

大约35个人。

他们后来都很成功吗？

其中一些人干得很好，但总体来看，成败参半。

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的原因是在于成功的交易者需要天分，对于这种说法，你认同吗？

过去我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但现在我开始相信了。我的弱点之一就是为人可能过于乐观，特别对他人获得成功的能力会过于乐观而有所高估。

你是否有“承诺资助贫困地区孩子接受教育”的梦想计划，这个梦想可能是受《60分钟》节目中尤金·郎（Eugene Lang）那期节目的启迪和激发？

确实受到他节目的启迪和激发。收看那期节目后，过了一周时间，我跑去见尤金·郎，通过交谈，我们决定在三个月内建立自己的援助项目。我对“杠杆”的效应深信不疑。这件事最令我兴奋不已的就是它具有扩散、传递的效应，如同动用杠杆能够以小博大一样。通过援助一个孩子，你对他的家庭和其他孩子都会产生影响、发生作用。

最近我们又建立了一个新项目，该项目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其名字叫“罗宾汉慈善基金会”（Robin Hood Foundation）。我们寻找那些工作在第一线，为贫困人群提供食品和收容场所的人，我们寻找那些过去一直从事慈善事业，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专款的人，我们为上述这些人提供资金，而不是为相关行政机构提供资金，因为这些机构都是官僚作风，通常不能有效地运用慈善资金。

进行慈善援助已成为你生活的重要部分？

要我说的话，确实如此。交易市场对我如此恩宠有加，使我觉得应该投桃报李，做点事情予以回报。我不能说“我做得比别人好，因此我取得了成功”，我只能说蒙上帝的恩赐和庇护，我生逢其时，生逢其地，我觉得分享我的成功是一项巨大的责任和义务，我责无旁贷。

盈利的喜悦和亏损的痛苦是否同样强烈？

没有什么事比糟糕的交易更坏的了。糟糕的交易会令你情绪低落、垂头丧气。但是如果我知道因为我至少一息尚存，将来同样也有机会收获盈利的喜悦，我就会把交易成功和失败的两个时刻混为一体，视一时的胜败为交易的常事。交易能让你对人生和生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体会与感悟。从情绪角度来说，交易让你永远活在两个极端：不是大喜，就是大悲。

对于普通交易者，你有什么重要建议吗？

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赚他人钱上，而要专注于保护自己的钱。

你仍然会沿着交易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继续走上10年或15年？

我别无选择，只有沿着交易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

保罗·都铎·琼斯自其交易生涯起步以来就一直是赢家，但他早年的业绩不够稳定，起伏很大。一次惨痛的交易经历令他将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永远铭记于心。自从历经1979年那场令人肝肠寸断、痛不欲生的棉花期货交易后，琼斯始终设法做到在保持出色净盈利水平的同时，力图控制和降低交易所面临的风险。

如今，风险控制是琼斯交易方法和成功交易的关键要素。他从不考虑某笔交易可能赚多少，而只是考虑该笔交易他可能亏多少。在他脑海中总是以市价计算其持有头寸的规模。无论某笔头寸的账面盈利有多么巨大，在琼斯心中，该笔头寸的进场价格就是该品种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即逐日评估自己持有头寸的市场表现）。由于这种逐日跟踪的方法可以确保交易时不会出现懈怠和放松，琼斯从不会对他持有的任何头寸感到沾沾自喜从而疏于关注。他不仅关注每笔持仓头寸的风险，而且密切监控整个持仓组合的实时表现。如果在某一交易时期，他交易账户的净资产总值下跌了1~2个百分点，他会立刻清空所有的持仓头寸，做到完全空仓从而截断风险。“清仓后重新进场建仓总要比清仓离场更容易”，琼斯如是说。

如果琼斯的交易状况开始变糟，他就会不断降低持仓头寸的规模和交易的规模，直到交易状态恢复，重返交易的正道。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资金、仓位的管理，琼斯交易状况最糟糕的时候，必定是他交易规模最小的时候。在任何一个交易净亏损的月份，琼斯会自动降低持仓头寸的风险暴露（即降低持仓头寸的规模从而降低承担的风险），这样就能确保不会在单个月份遭受两位数（指百分数的两位）的亏损。在大赚之后，琼斯异常警醒，避免过分自信、骄傲自大的产生。

简而言之，琼斯保持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对风险进行控制。正如他所言，最重要的交易法则在于：“成功交易的关键在于第一流的出色防守，而不在于第一流的出色进攻。”

[1] 1英亩≈6亩。——译者注

[2] 这种类型的棉花可以用于期货合约的实物交割，即交割标准品。

第七章　盖瑞·贝弗德：皮奥里亚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

BLH被视为期货市场，特别是世界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美国长期国债期货交易市场里最大的玩家之一，我闻其大名已久。我以为BLH作为大型的交易商，不过是搜寻、网罗了举国的交易高手，但后来我发现BLH基本上就只有一个人在进行交易，此人就是盖瑞·贝弗德。

谁是盖瑞·贝弗德？他哪来的资金，可以让他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上成为呼风唤雨的主力，能以一己之力匹敌华尔街的主要金融机构？25年前，贝弗德怀揣仅有的1000美元，开始了交易生涯。起初，他的交易本金相当有限，所以只能交易单张的玉米期货合约。当时农产品处于不景气时期，价格较低，所以玉米期货合约是所需交易金额最少的品种之一。贝弗德最终通过交易将账户上的金额从极少变为多得惊人。

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贝弗德不相信分散交易的做法。他的交易哲学就是，你要选定并专攻某一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在贝弗德交易生涯中大多数时间都是集中精力，重点关注大豆以及相关谷物市场的品种。

虽然一开始贝弗德就想做全职交易者，但当时他本金甚少，使其只能在业余时间从事交易。在早年的那段日子里，贝弗德通过经营一家小型的经纪人事务所来谋生。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独立资金的交易者，如何才能赚到足够多的本金，从而成为一名职业交易者？想使交易本金迅速飞跃的强烈愿望促使贝弗德敢于在交易中冒很大的风险，但绝不是那种不理智的、轻率鲁莽的冒险。

截至1965年，贝弗德历经千辛万苦，通过交易将最初1000美元的本金做到了10000美元。根据他对大豆市场所做的基本面评估，加之托马斯·希罗尼穆斯（Thomas Hieronymus）与他一致的看法，贝弗德强烈认为大豆期货的价格将会走高。希罗尼穆斯是贝弗德以前学校里的农业经济学教授。在这场孤注一掷的交易中，贝弗德买进十二张大豆期货合约，他10000美元的账户全部投入杠杆极高的交易。只要大豆期货合约的价格下跌10美分，他就可能爆仓。这种杠杆极高的交易，相当小的价格下跌就足以让你因为无力追缴保证金而被强制平仓。价格起初是走低的，让贝弗德非常接近“无力追缴保证金而被强制平仓”的危险境地。但贝弗德坚持住了，大豆期货的价格最终反身向上。到他清仓了结的时候，在这一单笔交易中他的账户净资产就已翻倍。这次大豆期货交易的成功，使贝弗德离梦寐以求的职业交易者目标又近了一步。

贝弗德不断发展壮大他的账户规模，在交易中他始终保持正确无误。截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贝弗德在大豆期货上的持仓规模已达政府规定的投机交易持仓规模的上限，另外谷物期货市场也开始有了持仓规模的限制，从而产生了交易障碍。此外，1983年贝弗德在大豆期货市场上有一笔特别糟糕的交易，在这笔失败交易的推波助澜下，促使贝弗德开始把交易的重心转向长期国债期货市场，在那里没有持仓规模的限制。 [1]

1983年大豆期货的亏损由坏事变好事，并且成为贝弗德最好的一件事，因为这次亏损使贝弗德把交易的重心转向了长期国债期货，与此同时长期国债期货市场正在形成大底。贝弗德在长期国债期货上非常看多，并在恰当的时候建立了巨大的多头头寸。当长期国债期货的价格在1984年中期到1986年早期向上井喷的时候，贝弗德持有的多头头寸完美攫取和积累了巨大的利润。他重仓追随价格长期趋势的能力使他能够在完美择时的交易上再运用交易杠杆，正因为这样，与初始持仓规模相同的其他大多数职业交易者相比，贝弗德赚取的利润要多得多。在长期国债期货上做多是贝弗德最出色的交易，通过该交易贝弗德的资金规模迅速再上一个台阶。简而言之，这段经历就是，一个只能交易“一手”的玉米期货交易者是怎样逐步变成能与一流机构相提并论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的。

贝弗德是一个交易规模巨大并在交易中使用高杠杆的期货交易者，这一公众形象根深蒂固，令人始终牢记。几乎不会有人期望在皮奥里亚（Peoria，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偏西北的一城市）这样的小城市能找到世界上最大的国债期货交易者。贝弗德深深依恋他的家乡，以致他拒绝成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场内交易员，因为他不愿离开家乡皮奥里亚以及放弃他所钟爱的生活方式。他是典型的美国小城镇居民：诚实、勤奋，热爱家庭和社会。贝弗德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将其交易所得的一部分投入有助于家乡发展的项目，以此回馈家乡。

我在贝弗德宽大、布置舒适的办公室中对他进行了访谈。巨大、环绕式办公桌的两侧摆放着十台用来看报价的显示屏。尽管有着一大列的电子设备（显示屏），贝弗德对于看报价还是很有节制的。我在其办公室的那个下午，他很少看显示屏上的报价。尽管那时看报价用的显示屏环列两侧，我也难以看到他有紧盯屏幕、狂热交易的时候。

贝弗德是一个说话轻声细语而又沉默少言的人。他也非常谦逊，谈到他个人成就时，他始终犹豫不决，支支吾吾，唯恐别人听后觉得他是在自吹自擂。他极为传统保守的天性使他刻意回避掉许多似乎并无危害的话题。例如，在回答某年遭受交易净亏损的原因前，他要求我把录音机关掉，回答的内容竟然需要如此谨慎小心、预防外泄，他会说些什么，我难以预料。结果表明，这段不做录音的答复毫不令人惊讶，非常普通，他那年的交易亏损主要是由于他在交易以外的事情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比如他是芝加哥交易委员会董事局的主席，担任这一职务需要他经常赶往芝加哥。他显然不想把交易失利归咎于他在其他方面所承担的职责，他认为自己应对交易的失利负全责，因为他视交易为其天职之一，所以对交易失利的外因不愿多谈。

贝弗德说话言简意赅，惜字如金，为人谦逊，生性传统保守，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令我对他的访谈困难重重。实际上，按平均长度来算，这是唯一一次我提问长度超过被访者回答长度的访谈。我曾想把这次访谈从本书中删除，因为当时我有了新的访谈对象，得到了新的访谈内容。然而我认为贝弗德的经历令人信服，引人入胜，其性格独立、鲜明强势，以致我不愿删除这篇访谈，用新的访谈替代。我采用折中的做法，增加了本章叙述、介绍部分的内容，压缩访谈部分的内容，以摘录的形式使访谈的答多于问。

你分析市场、进行交易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通常，我力图主要依仗基本面分析来进行交易。然而由于我发现很难正确把握基本面分析所有的要素——通常你能正确把握基本面要素的80%，已经是很出色的分析了——我认为如果我的基本面分析有误，需要有某些东西对此做出反馈，对我进行提示，这点至关重要。

我猜想你是把技术分析作为基本面分析的补充。

你说对了。我形成了自己的趋势跟踪系统（trend-following system），用来进行交易。

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采用这一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吗？

我基本采用这一交易系统来支持交易，由它来告知我何时应该清仓离场。

你能否想到一个运用的实例？

1988年年初，我主要做多债券市场，主要出于对经济走弱的研判。一切看来尽在我的掌握中，直到3月初债券市场风云突变，转涨为跌。等到价格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时，你不得不承认你已经犯错。在此例中，我的交易系统发出信号让我及时清空亏损的头寸，为止损离场提供了信号和依据。

那笔交易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主要错误在于，经济比我预想的要强得多。当时我认为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所产生的恐慌会后患无穷，可积极情况比我认为的要好。

你对趋势跟踪系统的看法和观点是什么？

任何刚开始从事交易的人最值得去做的事就是学习、理解趋势跟踪系统的运作机制和原理。采用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交易，只需一会儿就能令交易新手掌握“止住亏损，滚动利润”的交易法则。如果你采用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交易后能掌握止损持盈的交易法则，即便是暂时的掌握，你成为成功交易者的可能性都会由此而提高。

你对公开出售的交易系统（特指趋势跟踪系统）有何看法和观点？

几年前，我看过一些公开出售的交易系统。我认为总体而言采用这些交易系统后，交易者进行的交易太多了。如果采用某套交易系统后，交易者要过于频繁地进行交易，那么交易成本将会极高，这一因素（交易成本大幅上升）会显著降低交易系统的盈利能力。我认为趋势跟踪系统必须设计用于中长线交易的系统，这才是可行的做法。许多过于灵敏的交易系统会频繁发出买入或卖出的信号，交易者依据系统信号频繁交易，从而产生大量的交易佣金。

趋势跟踪系统除了用来训练交易者养成良好的交易习惯外，你认为它能否为交易者提供有效的交易方法？

我建议任何人建立、形成趋势跟踪系统时应当结合他们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讲，他们应该把资金一分为二，一半采用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交易，而另一半采用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进行交易。如果交易系统出现问题、无法正常使用，这样做就能以防万一。

那是你的交易方法吗？

过去我要比现在更注重采用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现在我主要注重我自己的判断。

那是因为你自己的判断更可靠，还是因为交易系统已不像过去那样有效、管用？

因为使用者过多，交易系统已不像过去那样有效、管用。无论什么时候，太多的人做同一件事，持有一致的观点，市场就将迎来一段调整期。

对长期国债期货市场做基本评估时，你所关注的关键评估要素是什么？

经济肯定是唯一最重要的评估要素。其他四个重要评估要素是通货膨胀预期、美元走势、贸易收支以及财政预算赤字。

你从事交易已超过25年，比其他大多数交易者的交易时间都要长得多。在此期间，哪一笔交易最令你难忘，最令人瞩目？

有相当多的交易都令我难忘、印象深刻，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83年和1984年尝试抄底债券市场的交易。

你在什么时候、什么价格开始尝试购入债券，抄底债市的？

当债券交易价格在63点到66点区域时，我开始尝试抄底购入。

开始交易时，你所能承受的风险有多大？

一般来讲，价格从任何价位向不利于我的方向移动0.5~1.5点，超出此风险承受范围，我就止损出场（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中，1点相当于32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价格变动1点，对应的每张期货合约变动1000美元）。

所以如果你选择在某个看起来不错的价位入场建仓，但其后价格却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你会马上清仓离场，然后等待另一合适价位出现再重新进场建仓吗？

是的，你说得不错。

由于债券价格最后跌到了50多点，我猜想，在你于正确的价位建立多头头寸以前，你一定遭受了一些打击，曾经几次止损离场，是这样吗？

是的。在那段时间里，因为止损离场，确实遭受了好几笔亏损。

最终你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多头头寸没有因为其后价格的下跌而导致你被迫止损离场，你还记得吗？

那是在1984年5月，我在那时真正转为做多。那时五年期国债拍卖时的收益率是13.93%。我自1974年就涉足银行的相关业务，那时对于利率在13%的三年期贷款，任何具有贷款资格的借款人都不会参与的，你是无法找到的。然而政府发行的五年期国债的收益率是13.93%，几乎完全超过三年贷款的收益，足见当时国债价格已非常之低。此外，当时皮奥里亚市的经济高度不景气，失业率接近20%，农业危机愈演愈烈。我认为利率经过大幅上涨后可能已涨到了头。从那时起直到1986年的4月，我重仓做多长期国债期货。毫无疑问，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交易，并且这次长期国债期货价格上涨的趋势是最为持久的。

成功交易的要素是什么？

在交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坚定持有盈利的交易品种，迅速清空亏损的交易品种，也就是要“持盈止损”。

你是怎样做到坚定“持盈”，从而充分把握一段长期趋势，赚足利润的？你又是怎样抵制过早兑现利润的诱惑的？

据我所知最好的方法是，在你急于获利了结前，整个交易过程中，你都必须始终知道和牢记“纪律”和“耐心”的重要性。面对各种不同的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你需要形成自己的交易策略和交易计划。只有这样，当每一个利多或利空的新闻消息出来，导致市场价格上涨或下跌时，你才能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而陷入摇摆不定的状态，能够按照交易策略和计划始终坚定持仓。此外，这也非常有助于交易长期目标的形成，并且只有你真正做好自己的功课才能确立这种长期的目标。你可以将长期目标和保护性止损点结合使用，当价格顺着你的建仓方向运动时，你可以随之移动保护性止损点。反之当价格逆着你的建仓方向运动时，你可以根据趋势交易系统发出的离场信号来止损离场。建立自己的交易目标，并且在市场趋势万一改变时具有离场的交易策略，这样你做到“持盈”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

为什么大多数交易者会亏损？

那是因为他们过度交易。“过度交易”意味着交易者必须做对许多次，只有那样才能刚好弥补高昂的交易成本。

成功交易者的特质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恪守交易纪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对你这么说；第二点，想成为成功的交易者，你必须要耐心，如果你持有赚钱的好品种，必须耐心、坚定地持有；第三点，你需要有入场交易的勇气，这种勇气来自于充足的交易资金；第四点，你必须乐于认错止损，坦然接受亏损，这也与充足的交易资金有关；第五点，你需要有强烈的求胜欲望。

你所说的这些特质都相当明白易懂，除了乐于认错止损这条。你能否对这条特质详细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当交易发生亏损，需要认错止损时，你不要疑虑重重，应当毫不犹豫，迅速坦然地认错止损，然后重新开始，进行下一笔交易。你不能让交易发生的亏损影响你的交易情绪。

对你前面所讲的“入场交易的勇气”，能否再多谈一点？

如果一个体重260磅的进攻后卫（fullback）突破对方的防线，那么对方体重只有175磅的中后卫（linebacker）必须要有勇气扑上去，拦截他。交易者也要有类似这样的勇气去进场交易。如果市场上每一个人都看多美元，极度看空日元，造成日元低估，你就要有勇气力排众议，大胆入场做多日元。

你是怎样判断成败的？

大多数人根据他们在其专业领域做得是否出色来判断自己的成败。老师根据学生在校时的成绩表现以及踏上社会后的表现来判断学生的成败。判断交易者的成败可能就是看他在市场中盈利还是亏损。

从个人角度来讲，你怎么判断自己的成败？

我根据自己通过交易积累的财富来判断我的成败。我和我妻子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通过捐助各种慈善项目，让社会来分享我们部分的成功果实。

这个慈善基金是你一个人独自运作，还是你全家都参与运营？

我和我的家庭成员都直接参与各种不同慈善项目的评估，并决定在哪些项目上予以捐助。

你是在什么时候建立该慈善基金的？

1985年，但我早已有建立慈善基金的念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就总是计划在将来成功以后建立一个慈善基金，用它来帮助和回报社会。

你认为这个长期目标是促使你成为成功交易者的重要动力吗？

是的，我认为很有帮助，具有推动作用。

你对交易新手有何建议？

当你处于交易起步阶段，切记不要一下子亏太多，因为这样你会很难扳回，难以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大多数交易者有在起步阶段冒太大风险的倾向。他们对何时应当冒险没有做充分的选择，而是盲目冒险。在交易起步阶段要注意控制风险，避免盲目冒险，可用少量资金试水。

***

就在这时，贝弗德要求我先关掉采访用的录音机，然后再和我谈玩扑克的策略与交易策略的关联以及如何在交易中运用玩牌的策略。他之所以不让我对此录音的理由是，有人把交易错当为赌博的一种形式，他不想加深这种错觉。我认为贝弗德对交易和扑克的类比恰如其分，最终他在我的劝说下同意对这段谈话进行录音（即下面这段访谈）。

你可否详细类比交易和扑克？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玩扑克。我父亲教给我按概率玩牌的理念：你们每一把牌都玩，也不能每一把牌都一跟到底，因为如果你这么玩的话，输钱的概率会很大。你应当在手捏好牌的时候玩下去，跟注或加注，而手拿差牌时应该弃牌，输掉已下的赌注。当发牌已经过了几轮，桌上的明牌已多，此时你如果手持好牌，换句话说，你觉得此时胜率极高，可以在这手牌上加注，并且玩到最后开牌。

如果你将上述玩扑克策略的原理运用到交易中，那将显著提高你盈利的概率。我始终牢记“耐心”二字，耐心等待合适的交易机会正如耐心等到胜率极高的好牌。如果你进行的交易看上去不妙，那就必须认错、止损出场，只遭受小的损失，这正如在玩扑克时拿到差牌，你必须弃牌，输掉之前已下的赌注。另一方面，当交易的胜算极高，你应当更为积极，并可以尝试杠杆交易，这就如你在玩扑克时拿到一手好牌就应加码（甚至全押）一样。

***

贝弗德的经历可以鼓舞人心，启迪他人，一方面他在交易中具有相当的耐心，另一方面他又具有积极主动的交易风格。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以微不足道的本金，既不受助于他人（没有打下手的员工），也不依仗尖端的科技产品，最终凭一己之力，靠独自奋斗成为当今世界最成功的交易员之一。而且由于他具有长远的目标，并且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因此他最终的成功具有正能量，对整个社会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对盖瑞·贝弗德的访谈中最具洞察力的论述当属他对扑克和交易进行的类比。将贝弗德这一类比中的要点和吉姆·罗杰斯的类似观点做一个比较，这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两者的共同点是：交易者要伺机而动，耐心等待交易良机的到来。

[1] 虽然最终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也有了持仓规模的限制，对交易也产生了阻碍，但其最大持仓规模为10000张期货合约，而大豆期货市场的最大持仓规模为600张期货合约，两者相比的话，真是小巫见大巫，长期国债期货市场的阻碍和限制要小很多。

第八章　艾迪·塞柯塔：人人都能如愿以偿

虽然对于公众和金融圈中的大多数人而言，艾迪·塞柯塔是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无名之辈，但他的交易业绩绝对能让他跻身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交易员之列。20世纪70年代早期，塞柯塔受雇于一家大型经纪公司。他在期货市场上构建、研发了第一套商品期货自动化交易系统，用该交易系统对客户的资金进行管理。经实践证明，塞柯塔的这套交易系统极具盈利能力，但由于经纪公司的管理层对使用该系交易统所能产生的绩效只具有后见之明（second-guessing），在使用该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时进行干涉，没有严格按照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所以对该系统的交易绩效造成了严重阻碍。这段经历促使塞柯塔决定离开该公司，放手单干。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塞柯塔在少数客户的交易账户以及其个人账户上运用了他的系统交易方法。在那段时间，塞柯塔管理的账户取得了绝对惊人的高收益率。例如，他管理的某一客户账户，该账户于1972年投入5000美元本金，截至1988年中期，按市值折现计算后的金额是初始本金的2500倍（如果剔除其间从该账户中提取资金的因素，初始本金的理论增幅高达数万倍）。据我所知，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其他交易员的业绩记录无法企及塞柯塔所取得的业绩，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在开始写作本书时，我素未听闻塞柯塔的大名。在我对迈克尔·马库斯的访谈中，马库斯曾几次提到塞柯塔的名字，他认为自己能成为成功的交易者，塞柯塔的作用和影响是最为巨大的。在那次对马库斯的访谈后，马库斯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你真的应该去采访塞柯塔，他不仅是伟大的交易者，而且是一个极具才智和思想的人。”

马库斯通过电话将我引荐给塞柯塔，接着我在电话中向塞柯塔简要概述了本书的设想和规划。因为我已在美国西部，在返回纽约途中会经过里诺（Reno），所以趁此机会对塞柯塔进行访问可谓非常便捷。塞柯塔同意我的拜访，接受访谈的请求，但对我是否能够在两小时内（这两小时是我为联系航班而预留的）完成访谈的所有内容有所怀疑。我向他保证，虽然访谈时间有点紧，但我曾在同样的时间里对其他交易员做过访谈，可以完成访谈。“只要我们的访谈保持话题集中、紧凑，两个小时还是可行、够用的”，我进一步解释道。

由于我忘了根据行程的变更来改签机票，所以我赶到机场时，飞往里诺的飞机就快起飞了，时间非常紧张。我与票务员发生了大声争执，那位票务员坚持认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赶上我的航班，要我改乘其后的航班，她与我争执几乎是为了满足自我的实现和内心的宣泄。我不听她的，在争吵之后，我快跑横穿整个机场，当我到达机舱门口时，离飞机正式起飞还剩下几秒钟的时间。当我抵达里诺的时候，几乎错过航班的紧张感才逐渐消散。驱车前往塞柯塔的家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实在太远，所以我租了一辆汽车。当时正是凌晨，公路绕山而上，我往下面望去，好一片壮美的远景。收音机里，音乐电台正在播放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此景此乐于此刻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

塞柯塔在家中的办公室交易、工作，他的家毗邻塔霍湖（Lake Tahoe）。开始访谈前，我们在其屋后的湖滩上小作漫步。那是一个寒冷且空气清新的早晨，那里有着田园诗般的景致。对比他的工作场所和我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华尔街那里是高耸入云的办公楼，这些建筑物很难看，几乎无法令人印象深刻、心旷神怡。不好意思，我承认那时我是有点嫉妒了。

与我实地采访过的其他所有交易者相反，塞柯塔办公桌的侧面没有摆满显示报价的屏幕，确切地说，并非空空如也，其实只有一个显示报价的屏幕。塞柯塔的交易大部分是这样完成的：打开电脑，花上几分钟，查看交易品种的技术走势，获取下一交易日技术面的交易信号。

在我与塞柯塔的交谈中，他兼具睿智与敏锐，这点令我印象深刻、深深折服（在我看来一个人兼具这两种特质是很罕见的）。他能以很独特并且占据制高点的视角来看问题。在谈及交易分析技巧时，他在电脑屏幕上向我展示用三维图表来进行分析。他编制了许多电脑程序，并用其中的某一程序开发出这种三维图表的分析，在那一刻塞柯塔完全俨然是一位科学家（他是从麻省理工学院电机专业毕业的），然而当话题转到交易心理方面时，在那一时刻他会展现出对“人类行为”的高度敏锐和深刻洞察。

实际上，塞柯塔近些年在心理学方面逐步深入，不断学习研究。在我看来，心理学及其应用有助于人们解决自身的问题，在塞柯塔的生活中，心理学已变得比市场分析及交易更为重要了。我揣测，对我所做的这种比较，塞柯塔也许认为有太多人为的因素，大可不必。对他而言，交易和心理学已合二为一，其实是同一件事，彼此不分伯仲。

我们的访谈没有如我期望、计划的那样话题集中、保持紧凑。实际上，我们的访谈涉及许多领域，以致访谈预定的两个小时用尽之际，我们在许多方面只能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时间到点后，我继续延长访谈，以为我可以赶上晚一点的航班。结果访谈结束后，我已无法赶上从里诺到纽约的最后一班直航。

塞柯塔后来告诉我，在我们首次电话交谈的时候，他就知道我会在那待上一天。他对人的观察极为敏锐，能见微知著。例如，在我们交谈的某一刻，塞柯塔问我：“你把你的手表拨快了几分钟？”在我们短暂的相聚时光里，我对这个问题印象格外深刻。他能察觉、捕捉到我的一项基本性格特征。鉴于访谈那天早上我差点错过到里诺的航班，所以这个问题问得也格外及时。

塞柯塔并不仅仅是在交易上取得成功，在我看来，他成功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并且过着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你是怎样初涉交易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认为如果美国财政部决定停止出售白银，那么白银价格必定上涨。为了充分利用我的分析洞察能力来盈利，我开立了商品期货交易的保证金账户（如果研判准确，与交易白银现货相比，利用期货的杠杆特性可以使盈利倍增，当然判断失误的话，损失也将放大）。在我等待做多白银期货之际，我的经纪人说服我去做空铜的期货。不久我在期铜上就止损出场，亏掉了点钱，可谓初尝败绩。于是我重回白银期货市场，等待预期中的白银期货大牛市的开启。这一天（指财政部决定停售白银）最终来到了，我进场做多白银期货，但白银期货价格竟然开始下跌，令我大惊失色，损失惨重。

起初我认为在应该看多（因为财政部决定停售白银，供给减少势必推高白银价格）的情况下，白银期货的价格根本不可能下跌。然而价格却下跌了，这才是事实。不久价格触及我的止损价，导致我止损离场。这次交易是“市场透支新闻消息，提前做出反应，令消息效应大打折扣”的绝好例证、极佳教材。此后我对市场的运行规律开始越来越着迷了。

大概就在那时，我读到理查德·唐奇安（Richard Donchian）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认为采用纯粹的、机械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可以战胜市场。对我而言，这一说法太不可思议了，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为了检测唐奇安的这种理论，我编写了计算机程序，那个时候还是使用穿孔卡的。令我诧异的是，经过检测，这一理论是真实可信的。时至今日，我还无法确定我是否已搞懂其中的原因或是我是否真的需要去弄懂其中的原因。无论怎样，与那时我拥有的其他职业机会相比，“研究、分析市场，把钱投入实际交易，以此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见解”才是最令我着迷神往的事，于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开始了全职交易，从此以交易为生。

你第一份与交易有关的工作是什么？

20世纪70年代早期，我在华尔街得到了第一份与交易有关的工作，在一家大型经纪人事务所做分析师。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分析鸡蛋期货市场和小鸡肉期货市场（这里的小鸡是指开膛剖净后重量在2.5磅以下的幼鸡，后来这两个期货市场因为现货市场的原因而导致交易萎缩，最终被取消）。有意思的是，像我这样一个尚处入门阶段的人竟然立刻就能承担提供交易建议的职责。在市场通讯中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建议交易者要暂时停止交易，离开市场一会儿。我的这段建议被公司管理层从市场通讯中删除了，未能公开发表，可能因为这段劝人离场休息的建议不利于激活更多的交易，会影响公司的佣金收入。

我想利用计算机对市场进行分析。我清楚记得，那时候计算机仍然还是使用穿孔卡。公司计算机部门的负责人将我视为可能抢走他饭碗、威胁他职位的人，所以对我百般阻挠，不断把我赶出他的地盘。那项工作用计算机进行分析约一个月后，我宣布我要辞职不干了。我所在部门的领导打电话问我原因，这是该领导第一次有兴趣和我说话。

于是我跳槽到另一家经纪人事务所工作。因为该事务所正忙于企业重组，许多地方无暇顾及，没有许多监管、限制，所以我利用监管的缺失，在周末利用企业的计算机来测试交易系统。它们有一台IBM360型的计算机，放在很大的空调房间里。我历时大约半年，用十个商品期货品种约十年的交易数据，对四种简易交易系统（都是趋势跟踪系统）的近百种变化进行了测试。放到今天的话，同样这点工作，用个人电脑大约一天就能完成（IBM360型的运算速度无法和后来的个人电脑相比，但体积却很庞大）。不管怎么说，虽然速度慢，我还是得到了测试结果。管理层也确信采用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交易有赚到钱的可能。

我想，用计算机对交易系统进行测试并不是你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因为你是在周末进行测试的。你受雇实际从事的工作有哪些呢？

在每周平时的上班时间，我干着克拉克·肯特 [1] 似的工作，具体工作就是，传输路透社（Reuters）新闻的机器，当其上面的纸已露出粉红色的边缘，表明纸已用完时，我负责装上新的纸。我也负责把从机器上撕下的一条条载有新闻的纸贴到机器后的墙壁上。撕纸的技巧是，你要沿着换行的地方撕，这样撕下的纸，其边缘会显得光滑、不毛糙。一件有趣的事是，几乎没有人会读贴在墙上的新闻，因为这面墙就在新闻传输机后面，而他们按规定不能靠近机器，这样距离就会太远，使他们根本看不清墙上贴着的新闻。所以我就先读完这些新闻，然后亲自把相关新闻消息转达给交易经纪人。这种传达工作的一大好处是，我可以借机观察到许多交易经纪人的交易方法。

你在办公室的职位听起来就像变相的办公室小弟。你为什么要接受如此卑微的工作？

因为我清楚我自己想在那行立足，所以我不介意做什么工作或是能拿多少工资。

为什么你不待在最初的那家经纪人事务所？在那里你至少是个分析师。

因为那里的工作环境会使人渐成脑残，日趋无能。当我认为没有交易机会，建议交易者离场休息时，该公司的管理层对我施加压力，删除、封杀我的交易建议，对此我深恶痛绝，坚决反对，而且得到计算机部门授权，然后用公司的计算机来测试交易系统，对我而言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

到新的工作地方后，你能够使用新公司的计算机，对于这点你事先知道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因为我的新东家正好经历重大的重组，管理层大多数成员都遭到解雇，我估计公司的监管会很松，使用公司的计算机不会碰到太多的行政干预和管制。

你在机械（电子计算机化）交易系统方面的工作后来进展如何？

最终新公司管理层开始有意将我的研究成果用于资金管理。我研发了第一套大规模、商用、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系统。

“大规模”是什么意思？

公司数百个交易代理人在市场交易中使用这套交易程序。用该交易程序进行交易的账户，其账户净资产总和高达数百万美元。“数百万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可是很大的金额。

该公司管理层如此支持你研发的交易系统，这是怎么做到的？

该公司的管理层和理查德·唐奇安熟识，唐奇安是趋势跟踪交易系统研发领域的先驱元老，虽然那时他自己已不用计算机了，凡事都靠手工。受他的影响，公司管理层对于将交易系统用于资金管理的想法早已赞同，而那时计算机也是新兴事物，“计算机交易系统”是非常时髦的词（对公司管理层和客户都很有吸引力）。

你研发的交易系统实战中的表现怎样？

该交易系统表现优异，但问题在于，公司管理层无法戒除凭借主观猜测进行交易的行为，不遵循交易系统发出的信号进行交易并对系统交易进行人为干预。举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该交易系统在白糖期货上发出做多的信号，此时白糖期货的合约价格大约在5美分。公司管理层认为白糖期货的价格已经超买（overbought），即将见顶，于是决定不遵循系统发出的做多信号。此后白糖期货价格持续走高，于是管理层自行提出建仓法则：白糖期货的价格一旦回调20个点就进场做多，建立多头头寸。但这样的价格回调并未形成，于是他们对建仓法则进行修改，改为“白糖期货的价格一旦回调30个点就进场做多，建立多头头寸”。

当白糖期货的价格继续走高，并且没有发生可供建仓做多的价格回调时，他们又修改建仓法则，改成价格一旦回调50个点就建仓做多，最终又变为价格一旦回调100个点就建仓做多。最终，白糖期货的价格达到大约9美分，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是白糖期货的牛市，在价格涨得越来越高之前，他们就应该建仓做多。后面的事你能够猜得出，白糖期货的价格不久后见顶，管理层又无视交易系统发出的做空信号，在该信号发出后进场做空也是能赚取暴利的，管理层凭主观猜测进行交易，犯下双重错误，错失两次机会。

这两次错误的后果就是，因为管理层不遵从交易系统发出的信号，对交易进行人为干预，该年度最有利可图的交易（白糖期货）最终以亏钱告终，在该交易中不仅两次错失机会，而且其后还发生了亏损。本来该年度的理论收益率能达到60%，后来的结果却是相当多的由该公司负责管理的交易账户出现了亏损。管理层对系统交易如此瞎管乱弄是我最终辞职（并没有离开公司，只是离开了研究部门）的主因之一。

你辞职离开还有别的原因吗？

公司管理层要我修改交易系统，让系统能发出更多的交易信号（建仓、加仓、清仓），这样客户交易越多，公司赚到的佣金收入也就越多。我向管理层解释道，做这样的修改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这么做会对交易系统的绩效产生严重阻碍，但他们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听而不闻。

你辞职离开公司后，做了些什么？

我只是离开公司的研究部门，人还待在公司，担任交易经纪人，管理交易账户，代理交易。大概两年后，我彻底离开了经纪人事务所，并成为资金的管理者。这一转变使我不再靠赚取客户的佣金来过日子，我认为对于交易而言，赚取客户佣金的交易动机是有负面效果的。自此以后我的交易动机转变为纯粹的交易盈利以及向委托理财的客户收取相应的管理费。

你彻底离开公司后，继续采用前面讲到的你所研发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吗？

是的，虽然多年来我不断对交易系统进行修改，但还是我最初研发的那套系统。

你的交易业绩记录可否透露？

除了我的“示范账户”可以透露业绩，其他账户的业绩不对外公布。“示范账户”是真实账户，里面是客户的真金白银，1972年投入的初始本金是5000美元，如今账户中的资金已超1500万美元。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在此期间该客户没有从账户中撤出资金的话，那么如今账户资金较初始本金所翻的倍数还要多，远不止1500万美元。

你拥有如此出色的交易业绩，但请你管理资金的口头委托请求为什么没有纷至沓来，络绎不绝呢？

我收到许多口头委托理财的请求，但我基本不接新的客户。如果我要接受新客户的请求，必须经过充分全面的面谈和筛选，确定委托人的动机、目标和态度后才会做出接受与否的决定。我认为客户就是我的合伙人，他们对我的交易绩效有隐约微妙且极其重要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他们能够长期支持我，支持我所用的交易方法，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帮助我、理解我，对于我的交易有利有助。然而，如果客户过于关注自己账户短期的涨跌起伏，那么他们会成为我交易的阻碍。

你最初的时候有多少客户呢？

退回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那时大概有六个客户吧。

这些最初客户中还有多少人依旧与你同在呢？

有四个。最初的六个客户中，有一个客户在赚到大约1500万美元后，决定撤回资金，自行管理；另有一个客户在所赚超过1000万美元时，决定取出账户资金买一栋海滩边的房子，并就此收手，不再委托交易。

在设计最初的交易系统前，你学习过哪些东西？

《股票作手回忆录》以及唐奇安的交易系统（5天移动平均线与10天移动平均线交叉以及周交易规则），这些对我都影响巨大，令我深受启发。我视理查德·唐奇安为系统交易、技术分析方面的指路明灯。

你初始的交易系统是怎样的？

我最初的交易系统是脱胎于唐奇安的移动平均线交易系统，在其基础上进行改变。我采用指数（平滑移动）平均（exponential average）的方法，这种方法易于计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计算中的偏差会被消除。这在当时属于一种全新的方法，当时人们口口相传称它为“暂时适用的交易系统”。

你称其为“最初的交易系统”，是否表明最后你改换了交易系统？对于什么时候交易系统需要改换，你是怎么知道的？

交易系统无须改换。对交易者而言，使用交易系统的诀窍在于，对原来适合自身的交易系统进行修改、发展（以保持交易系统的适用性）。

你最初的交易系统不适合你了吗？

我最初的交易系统相当简单，具有严格清晰的交易规则，不允许丝毫违反，不得越雷池半步。当我漠视自己的情感和这套交易系统待在一起的时候，按其发出的交易信号进行交易确实是种煎熬。通常在系统出错的时候，我会暴跳如雷，上蹦下蹿。在那个时刻我认为自己比交易系统懂的还多，确实不相信用趋势跟踪交易系统可以盈利。有大量的文字记载可以“证明”用交易系统来交易赚不了钱。另外让我坐在那里，不去判断分析市场，只是按照交易系统的信号进行交易，对其俯首听命，好像是对我聪明才智以及在麻省理工所受教育的浪费。最终，我对采用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交易越来越相信，而且对新闻消息更能做到无视，不受其干扰，不做主观臆测。我与系统交易间的关系更为融洽，相互适应。此外，我不断吸收更多的“杰出交易者的交易法则”，融入自己的交易系统，我的交易系统与我交易方式、交易风格间的关系变得更为融洽相符。

你的交易方式、交易风格是什么呢？

我最基本的交易方式就是追随市场趋势，顺势而为，并且具有确定趋势的具体模式，掌握资金管理中的算法规则。

你的交易系统能够显著跑赢一般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这是怎样做到的？不必透露交易秘密，请你谈一下。

在市场中长期生存、获取财富的关键是，将资金管理的技巧融入交易系统中，这与“在市场中长期生存、持久盈利”关系密切。有交易老手，有大胆无畏（近乎莽撞、无知）的交易者，但罕有大胆无畏的交易老手。

这番话真是智者之言，充满真知灼见。但我的问题还没得到解答，那我就换一种问法：有那么多具有资金管理规则的趋势跟踪交易系统，为什么你的交易系统比它们表现得更好？

我好像具有一点天赋吧。我认为这与我整体的交易哲学有关，我的交易哲学就是“热爱交易，并且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此外，在我不断交易和学习的同时，我的交易系统（就是我用计算机研发出来的机械交易系统）也在不断更新发展。我把自己的思考所得也添加到交易系统中，顾名思义就是在我始终遵循的交易系统中加入我个人怎样交易操作的内容，这样交易系统就会更合拍、更切合、更具个性化。有时我的交易会完全脱离交易系统中机械交易的部分（经过添加更新后的交易系统，其中大部分还是机械交易的元素，但也加入了个人主观的元素），有时我会因个人强烈的感觉而无视、违背交易系统发出的信号，而有时我的交易会背弃全部的交易系统（既有机械交易的部分，也有添加的个人主观的元素）。而在上述这些时刻，我的交易业绩就会原地打转，可能在保本和略亏间上下波动。然而，如果我不给自己发挥创造力的自由，这样做又会有另一些纰漏瑕疵出现，可见任何事都有利有弊。因此游走于“完全遵循”和“稍有违背”间，尽力维持良好的“生态”平衡，保持交易的弹性，这样就能延长交易的寿命，这是交易成功的关键之一。

与自主交易（discretionary trading，即主观交易）相比，系统交易相对的优点和缺点各是什么？

系统交易就其根本而言，就是一种主观交易（因为交易系统是由人开发出来的）。由交易系统的使用者（开发、管理者）决定能承受多少风险，在哪个市场交易以及怎样根据账户净资产的变动迅速加大或减少交易头寸。这些决定都相当重要，通常情况下，比交易中的“择时”还要重要。

你所进行的交易中，基于交易系统来操作的比例有多大？这一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交易越来越依靠交易系统，交易越来越机械化，原因在于：①对于趋势交易系统，我已越来越相信；②我的机械交易系统已融入越来越多的“交易窍门”。自认为“能超越交易系统，靠自己主观交易能胜过系统交易”的时期，我也曾有过，但其后亏钱的经历会让我进行自我纠正，结束对交易系统的短暂偏离，重归系统交易。

趋势跟踪交易系统的现状和未来的前景如何？这种交易系统的使用日益广泛，你认为日益广泛的使用将最终导致系统的失效吗？

不会的。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交易者都是用某一种交易系统来完成所有的交易。大多数优良的交易系统都是以“趋势跟踪”为基础。生命本身就是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到了冬天，候鸟就会一路南飞。企业紧跟社会时尚、消费者的趋势，对其产品做相应的调整，优胜劣汰。微小的原生动物根据化学物质及光照强度的改变而顺势移动。

趋势交易系统盈利能力的起伏似乎具有周期性。当趋势交易系统交易胜率很高的时候，必然导致使用者增多，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市场价格会从趋势性运动转为无方向性的运动（即非趋势性运动）。这样一来，趋势交易系统的盈利能力会下降，操作性变差，因此使用趋势跟踪系统但缺乏经验的交易者会被清洗出局。此时使用人数随之下降，市场价格又逐步恢复趋势性运动，交易系统的盈利能力也随之重新上升，此后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在交易市场中，活得够长是成功的关键，不是比一时的好坏，而是比谁活得更久。

对于在交易中加入基本面分析，你的看法是什么 ？

你所读到的基本面信息是典型的无用之物，因为市场对此信息已提前反应，使信息的效用大打折扣，我戏称这类基本面信息为“搞笑之物”。然而如果你能在别人知晓信息前或确认信息的效用前就先行介入，那你得到的信息就是有价值的“惊喜之物”。

你的回答很幽默。是否表明你只使用技术分析？

我基本上是一个趋势交易者，并且近20年的交易经验赋予我敏锐的交易直觉。对我而言，交易中最为重要的东西按重要性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①长期趋势；②当前技术图表上的价格形态；③挑选好的价位做多或沽空。这是我交易体系的三大基本组成要素。接下去第四条才是基本面因素，第四条的重要性要远低于前三条，放上该条因素非常像是一种平衡，以免全部是技术面的因素。到目前为止，使用基本面分析让我交易亏损。

选择合适的价位进场做多，是否意味你会事先确定“价格回撤到哪个价位才进场做多”？如果你是这样做的，有时可能会错失价格的大幅上涨行情（即价格在上涨途中发生回撤，但并没有回落到事先设定的进场点就再度大幅上扬），你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不是这样做的。如果决定做多，我会采用追涨的策略，即不会等到价格发生回撤再做介入，会以比现价高的价格追涨建仓。我力图在市场上涨动能或下跌动能最为充沛的时候建仓做多或建仓做空，此时建仓能降低我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不会试图抄底或寻顶。

这是否表明，如果你是看涨的多头，你总将等到价格短期发力上扬前再建仓做多，或者有时要等到价格回撤时再建仓做多？

如果我是多头，我不会等到价格回撤再建仓做多，也不会等到短期发力前再建仓做多；我在此之前就会建立多头头寸，并一路持有。当我做多时，设置的止损点如被击穿，我立马就会了结多头头寸，进行止损，否则就将一路持有，直到价格突破我的止盈点，才了结出场。看涨而不做多，是多头却没有多头头寸，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你在交易中是否采用“相反理论”来辅助交易决策？

有时候会采用。例如，最近支持金本位制的人士（goldbug，指支持金本位制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或政客）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几乎每一个发言者都是看跌的空头，我听闻后自言自语道，“金价可能接近底部了。”在那次会议后，金价确实止跌回升了。

你是否会根据相反理论，当众人看空时，你就进场做多呢（像上例中那样）？

哦，这当然不会。市场价格的趋势依然是下跌的，仍处空头市场。但“众人皆看空”的信号会让我仔细审视持有的空头头寸，做好了结离场的准备，等到市场趋势真正反转时，我才会着手做多。

可否谈谈你最富戏剧性或最为动情的交易经历？

富有戏剧性和令人动情的交易经历可能都是有负面作用的，都是糟糕的交易，骄傲和期盼、恐惧以及贪婪一样，都是会让人跌倒栽跟头的绊脚石（如同路上的“香蕉皮”）。当我在交易头寸上付诸个人的情感时，交易上最大的错误、疏忽就随之产生。

交易中真实的“战争经历”是怎样的？

我不喜欢活在过去。我尽可能将糟糕的交易从记忆中删除，将它们忘记，并去捕捉新的机会。在我将过去的交易埋葬后，不想把过去的交易细节重新挖出来，至少不要刊印成文，公之于众。或许在塔霍湖寒冬的某个夜晚，晚饭之后，你我围坐在炉火边私聊，那时我会向你娓娓道来……

能让你汲取教训的交易错误，你能否描述一下？

多年来我对白银期货交易中所犯的错误一直耿耿于怀，心头好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白银期货的交易亏损是我最早的亏损之一，而且其中多笔亏损也是我最严重的亏损。这些交易亏损和错误好像已融入我的血液，深入我的骨髓，使我交易白银期货时犹如梦游，好像被人催眠一样。在白银期货交易中做多的时候，当价格下破保护性止损点时，我为防止遭受更大的下跌损失就止损出场，但在我离场后价格就开始上涨，使我受骗上当。当然价格的这种上涨也只是暂时的，其后又会下跌更多。我深受白银期货之害，多次被它的走势玩死，以致我开始认为自己是狼人（werewolf）的一种，通过自我麻醉使自己保持正面形象（即人的形象）。我也避免在满月之夜外出行走，以免现出狼形。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旧没有改变。

你怎样挑选交易品种和交易时机？

大多数时候是依靠我的交易系统来进行选择。虽然偶尔我会因为一时的冲动，无视并绕过交易系统自行选择。幸好，我一时冲动、自作主张所建立的仓位通常都不重，不会对我的持仓组合造成持久的损害。

成功交易的要素是什么？

成功交易的要素是：①止损；②还是止损；③依然是止损。如果你能遵循这三条法则，你就有交易成功的机会。

当遭受一系列亏损时，你会如何处置？

面对一系列交易亏损，我会减少交易操作。我只在场外休息等待。试图在屡遭亏损的时期进行交易，此时的交易情绪是极具毁灭性的，“急于翻本”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因为你基本上是系统交易者，那么在交易亏损时期，你还遵循交易系统吗？如果继续遵循交易系统的话，不是表明你不改变已导致亏损的交易操作吗？

我在自己的电脑程序中融入了一些交易原则和方法，比如交易系统会根据市场情况、价格走势来调节交易操作。重大的交易决策仍然不能依靠机械交易系统来做出，必须由交易者自己来做出决策。比如随着账户的不断增长，持仓量越来越大，某些品种的持仓规模已达交易所规定的持仓上限，这时就要进行分散交易，把资金分散到其他品种，或者判断市场何时会太轻淡，诸如此类的重大交易决策不能交由交易系统来决定。

从交易心理角度而言，我会依据交易业绩来调整交易操作。在交易盈利后，我会加大仓位、积极操作；在交易亏损后，我会降低仓位、保守操作。这样的操作手法应该是正确、有效的。反之，如果你在遭受亏损后反而加大仓位，急于翻本，这样的情绪化操作会让你输得更多，会让你付出高昂的代价。

你是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交易者，还是由其他交易者教给你有价值的东西？

我属于自学成才、无师自通的交易者，并且持续不断地自学，持续不断地向其他交易者学习。

你确定离场点是否要先于进场点的确定？

在进场交易的同时，我会设置保护性止损点（protective stops）。通常，我会在价格趋势延续的同时移动所设置的保护性止损点。有时当市场变得疯狂时，我会在尚未跌破止损点的时候就先行了结利润或止损，这种先行离场的做法并不比跌破止损点再离场的做法好，但先行离场可以让我不用心惊肉跳，保持镇静淡定。头寸上的“少赚”或“多亏”固然令人恼火，但是如果你不先行离场，而其后又陷入惊恐之中，这样会导致你的毁灭。

在单笔交易中，你所愿承担的最大风险是多少，也就是说亏损达到交易账户净资产的多少你就必须止损离场了？

考虑到止损执行时可能出现的糟糕情况（比如当时没有足够的承接盘），我愿承担的最大风险是，单笔交易中的亏损不超过交易账户净资产的5%。在成交低迷清淡的市场（thin market）偶尔会出现重大消息，从而导致市场价格以跳空的方式一下子突破我的止损位，这样我遭受的损失会超过交易账户净资产的5%。

在“成交低迷清淡的市场”中，你遭受的最大单笔亏损是多少？

我急于清掉亏损、糟糕的头寸时，所有的市场对我而言都是成交低迷清淡的，这种个人感受源于急于离场的心理。有时因为突发重大的新闻，大多数市场的价格都会出现快速运动和成交清淡、承接盘稀少的情况，不仅是成交低迷清淡的市场。一旦此类新闻被市场消化，那么成交又会恢复活跃，承接盘又会踊跃，价格运动又会恢复正常。在白糖期货的大牛市中，当市场价格从10美分涨到40美分时，我手持数千张白糖期货合约（空头头寸），当我止损离场时，离场价格必须比当时的市价低几美分，这种损失是迫不得已的，否则那么大的持仓量根本无法清空。 [2]

极少有交易者能像你这样，在投机交易上能享受成功的巨大喜悦。是什么令你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

我觉得我的成功来源于对交易市场的挚爱。我不是临时、非正式的交易者。交易就是我的生命。我对交易充满热情。交易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个人爱好或职业选择。毫无疑问，交易肯定是我生活的全部。

你赖以生存的交易法则有哪些？

（1）截断亏损（止损）。

（2）让利润奔跑（持盈）。

（3）不下重注。

（4）坚定不移地遵循交易法则。

（5）知道何时该打破交易法则。

你最后两条法则很玄妙，透着机灵，因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严肃认真地讲，你相信哪条，“遵循交易法则”还是“知道何时该打破交易法则”？

我对这两条都相信。我大部分时间是遵循交易法则。因为我对市场不断研究，并且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有时我会发现新的交易法则，该新法则可以打破和取代过去旧的交易法则。有时我会产生“个人的断点”，即脑子发生短路，无法遵循和执行交易法则，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会完全退出市场，出去度个假，直到我认为已经做好重新遵循、执行交易法则的准备，才会重返市场。也许今后的某一天，我对“打破交易法则”这条会有更详尽清楚的阐释。

我不认为交易者可以非常长期地遵循某一交易法则，除非该交易法则已能完全反映交易者的交易方式和交易风格。打破原有交易法则的时刻最终会到来。届时交易者不得不放弃或改变原来的交易法则，或是又找到了一套新的、自己能够遵循的交易法则。这似乎是交易者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和必由之路。

改变下注规模的大小对交易的成功有多重要？

改变下注规模是一个好的交易思想，但这个交易思想的好坏最终取决于你改变下注规模的理由，即你进行改变的理由是否正确和恰当。你已经有或者如果有成功调整下注规模的方针，比如说你的下注规模已从“小”（S）调整为“中”（M），那么你在交易时最好就下“中等规模”的注。

交易中的直觉有多重要？

交易中直觉是重要的。如果忽视直觉，你的逻辑思维、思考方法会以某种不可思议、难以捉摸的方式出现偏差，受到歪曲。你可以通过静心冥想和凝神细想来确定直觉背后的含义。如果持之以恒，那么对于某些玄妙难测的信息，你会潜意识做出极具价值的分析。但与“直觉”不同的是，内心通过交易获得刺激和兴奋的欲望得到提升，并且不去思考市场的实际情况而陷入痴心妄想，这些都是危险、有害的。对于“直觉”和“空想”间的微妙差别，你必须细心体察，保持敏感，不要混淆。

哪一年是你交易最糟糕的时候？是什么出了错？

1980年是我交易最糟糕的年份之一。牛市已经结束，但我继续持有多头头寸，并在价格下跌后再度加仓多头头寸。市场不断崩溃似地下跌，此前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熊市。所以我把这一年的交易视为使我深受教育的一段经验。

那么在1980年，你交易系统中的资金管理法则出什么状况了吗？你无视、违背了资金管理的法则吗？

即便我的交易系统因为市场的剧烈波动已大部分失效，但我还在继续交易。试图在我认为已经严重超买（overbought）的市场中逃顶，在我认为已经严重超卖（oversold）的市场中抄底，而市场只是按着自身规律继续运行，因此我亏损累累。最终我明白自己的交易方法是无效的，不断试图逃顶抄底是徒劳无功的，并且短暂离开了市场。

你给普通交易者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普通交易者首先应当认识到，杰出的交易者进行交易只是为了自己，因为他们真正热爱交易。其次，普通交易者要找出自己真正爱做的事，如果自己真正热爱交易，那就继续做下去；如果不是，那就不可能成为杰出的交易者。

你认为分析技术图表对成功交易有用吗？

我认为趋势跟踪就是包含在图表交易中的。解读技术走势图有点像冲浪。你要踏准浪，完全不需要对潮水、共振、流体力学等物理知识知道很多。你只要能感知何时浪起、何时浪落，并且在恰当的时候具有做出正确动作的本能和冲劲。

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发生崩盘），你的个人经历是怎样的？

我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盘中赚到了钱，不仅整个10月盈利，而且全年都是盈利的。股市崩盘后，因为在利率期货市场上做空，我反而遭受到亏损。大多数趋势交易者在股市崩盘时，要么离场观望，要么做空个股或做空期指。

目前有许多资金量相当庞大的机构在职业人士的管理下相继入市，因此现在的市场与5~10年前的市场相比，是否有所不同？

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市场与5~10年前的市场完全一样，两者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随着你交易规模的增长，交易是否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大规模的头寸变动很难不引起市场价格的波动，所以交易确实会变得困难。但另一方面，现在相较过去也变得简单了，因为你能通过更多的途径找来各种具有能力的人，让他们给予你支持。

你所说的“支持”是指哪种类型的支持？

我是指富有经验、具有专业精神的经纪人团队，这是一种支持；具有经验的交易员，与你同享喜悦、共担悲伤，就是很大的一种支持；交易老手，那些老员工能够嗅到价格大幅运动（主要趋势性运动）的开始和终结，也是一种支持；我也得到朋友、客户以及家人的支持，这种支持很重要。

你是否接受外部投资顾问、咨询人士所提供的服务？

我会持续跟踪许多外部投资顾问的观点和看法，主要通过阅读商业报刊或是通过我的经纪人来了解。来自外部的咨询服务通常优劣各半，所以总体效果一般，而当这些外部投资顾问志得意满、自我陶醉之时，他们注定将碰到麻烦，会把客户带进沟里。

你怎么看市场通讯及类似市场点评文章？

市场通讯会滞后于市场，因为这类文章是对近期市场已经发生的情况、相关消息进行点评，不具前瞻性。虽然肯定也有例外，但撰写市场通讯类的文章是该行业中最初级的工作，这类文章一般由交易新手或不做交易的外行来撰写。优秀的交易者只做交易，出色的写手去写市场通讯。

你在进行交易决策时，是否借鉴其他交易者的观点，还是完全单枪匹马地交易？

我通常忽略其他交易者的意见，对于那些自以为完全正确，把“这是肯定的事”挂嘴上的交易者，我格外无视他们的意见。而交易老手会说“某某事也许有可能发生”，这些交易老手的话通常是正确和及时的。

不同市场中价格运动的形态有多相似？

价格运动形态的相似性不会因市场而异。例如，债券价格的走势和蟑螂在墙壁上爬上爬下所留下的印迹有许多相同处，两者非常相似。可惜的是，追踪、捕杀蟑螂者的身旁通常没有债券交易者，否则借用价格走势图就能逮杀蟑螂了。

股票市场的价格表现和其他市场的价格表现是否有所不同？

在价格表现方面，股票市场和其他所有市场都截然不同，而且就股票市场本身而言，价格表现也都不同，会发生改变（这句话的具体解释见下一个问题）。如果想理解、搞懂其中的原因，这是困难的，因为试图理解、搞懂市场本来就有点徒劳。我认为，力争听懂、理解乐曲所具有的意义要比弄清搞懂股市的意义大。大多数失败的交易者花大把时间去弄懂、理解市场（即沉迷于空洞、教条的分析理论，近乎理论家，但在交易上却徒劳无功），而不是到市场上通过交易来赚钱。

你所说的“就股票市场本身而言，价格表现也都不同”是什么意思 ？

这句话的意思是，股票市场上没有能简单确认的将来一定会重复发生的价格表现模式，没有规律可循，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你对通货膨胀、美元以及黄金的长期看法、未来展望是什么？

通胀是社会破除旧秩序的一部分。不管你愿不愿意，所有货币终将贬值。不妨计算一下，在耶稣基督的年代，投资1美分，每年的复利是3%，不断利滚利，到今天，无论哪个地方的人都无法企及复利计算后的终值。

黄金会被挖出、加工，接着再被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黄金的储备总量是逐步递减的。有许多黄金被储存在金库。我预测世界黄金的存储会呈现由分散到集中的趋势。

优秀的交易者在交易方面是否具有特殊的才能？

优秀的交易者和杰出的音乐家、出色的运动员一样，在各自领域都具有特殊才能。优秀的交易者并不是获得、拥有特殊的交易才能，这种交易才能是与生俱来、如影随形的。

对于取得交易的成功，天生禀赋和后天努力哪个更重要？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

我认为这两者并不是有你没我、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

“运气”在成功交易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运气”对于取得交易成功非常重要，属于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些人运气够好，天生敏捷聪慧，而另一些人可能生来更为敏捷聪慧，并且天生好运，吉人天相，一生能逢凶化吉。

你说笑了，请问严肃点的回答是什么呢？

“运气”“聪慧”或者“天赋”，这些词都是用来描述某一领域中大师、高手的特质和天性。某个人能在其专业领域、从事的行当中干得很好。我认为大多数优秀交易者在交易方面都有胜人一筹的潜质和潜能。有些人是天生的音乐家或是天生的画家，或是天生的售货员，又或天生的分析师。我认为交易的天分难以靠后天的努力来获得。然而如果你具有先天的交易潜质，你可以对其进行挖掘和发展。

交易对你的私人生活有何影响？

我的私人生活和我的交易生活已合二为一，不分彼此。

交易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是否同样强烈？

凡事皆执正反两端，有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必定伴有胜利的痛楚（比如埋下骄傲自大的祸种）和失败的欣喜（比如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可以这样认为，交易根本不应有悲喜，胜不足喜，败不必悲。如果你致力于成为杰出的交易者，这些个人情感越是强烈、丰富，你离自己设定的目标也就越来越远。

当你赚到最初的几百万美元时，你有没有取出一部分钱来锁定利润，以免重蹈杰西·利弗莫尔的覆辙？

我觉得利弗莫尔最终破产的原因与交易心理有关，而与资金管理无关，实际上，我记得曾读到过杰西·利弗莫尔过去一直从赚到的钱中取出一部分，并锁起来，待到要用的时候，再找来钥匙打开锁，取出钱。所以锁定盈利、取出部分利润是该向他学习的地方，并不能因他最终的失败而弃之不学，这是他的成功之道，而非最终败因。此外，当你热情高涨、激动亢奋并且急于“翻本”的时候，你会陷入过度交易，并最终亏光。“出演”狂热的赌徒、反败为胜的勇士，也许令人兴奋、过瘾，然而因此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此时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法，即在发生亏损、账户净资产不断下跌的时候，保持下小注，这样就能持续、有计划地降低风险。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你的交易资金趋于安全，而你的财务状况和交易情绪也可以做到安稳无忧。

我发现，你的办公桌上并没有看报价的机器。

在办公桌上放一台看报价的机器，就好比放一台老虎机，你会一整天都围着它转，为之兴奋、痴迷上瘾，从而不断决策，频繁交易。我到每天收盘后再看当天的交易报价。

在交易市场上，为何会有如此之多的交易者遭受失败？

这就像幼龟不可能全部成活长大一样：参与者众多，脱颖而出者极少。社会上的一些行业会吸引许多人来投入，这些投身其中的人会被挑选，只有优秀的人会被留下，而被淘汰者只能另谋出路，不断找寻，直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领域。包括交易在内的所有竞争性行业都是如此，物竞天择、赢家通吃。

失败的交易者如何才能重塑自我，转变为成功的交易者？

失败的交易者在“重塑自我，向成功交易者转变”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失败的交易者并不打算重塑自身。“重塑自我”，那是成功交易者才会做的事。

对于取得交易的成功，相比而言，交易心理和市场分析哪个更重要？

交易心理能提高分析的质量，使所做的市场分析能运用于实战。打个比方，交易心理好比是开车的司机，市场分析好比是开车的地图。

你在心理学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专注已久。你能不能通过和某个人交谈就能辨别出此人将来可能是成功的交易者或失败的交易者？

我可以做到。成功的交易者通常无论身处哪个行业，致力哪个领域，历时多年以后总是成功的。

你认为成功的交易者具有何种性格特征？

（1）热爱交易。

（2）想要盈利。

难道不是所有的交易者都想盈利？

盈利还是亏损，每个人都从市场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有一些人似乎喜欢亏损，他们通过金钱上的亏损来换得其他方面的盈利。

我认识一位交易员，他几乎能够捕捉每一次价格大幅上涨的启动点，基本相差无几，由此他在短短数月里将1万美元的账户做到了25万美元。接着他的性格、作风发生了改变，把赢来的一切又全部输了回去。这一由盈到亏的过程非常像钟表的循环往复。我曾和他一起做交易，当他的性格、作风发生改变时我们已经分开。在他发生改变后，当我资金翻倍时，他却一如既往地全部亏光。我把我的交易做法告诉他，甚至愿意把钱交给他管理，支付他管理费，希望他能重回交易盈利之路。但没有人能帮得了他，除了他自己。我认为他已无法改变导致亏损的交易方法，因为他并不想改变。他想在交易中获得极大的刺激和兴奋，他想当交易中的烈士，他想因交易亏损得到朋友们的同情，他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另外，只要可能的话，他非常喜欢在个人财务方面与他人发生联系（诸如借钱之类），对此他会感到很舒服。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我认为，如果人们更深入地审视自己的交易模式，如果能做到平心而论的话，他们会发现，即便他们对其想要得到的东西并不理解或不想承认，但他们确实已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包括他们所有的目标）。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癌症患者利用她生病的情况来得到他人的关注，一般来说，就是要求身边的人关注她，她能够支配身边的人。医院和她的家人事先达成约定，对她进行一个心理测试。这个测试是这样的，医生假装告诉她有一种新研制的针剂将可以治愈她的病症。结果她不断地寻找借口逃避这种针剂的注射，到后来还完全拒绝注射。因为生病能让她享有支配他人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对她而言也许比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人们的交易业绩可能更能反映交易盈利在他们心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这远比他们口头声称的“优先和重视”要来得可信。

我认为大多数浮夸和搞笑的交易者，他们交易不仅是为了盈利，也是为了刺激和兴奋。提高交易盈利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建立明确、可视的交易盈利目标，这样就能使你的意识（conscious）和潜意识（subconscious）里都具有交易盈利的目标，能够彼此保持一致，不会心口不一。我曾和许多交易者待在一起交易，为了检验和探知交易盈利在交易者心中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我结合采用了催眠、呼吸吐纳、冥想静心、形象化、格式塔（gestalt）、按摩等方法。结果表明，这些交易者可以分为两类。

（1）把交易盈利、把当一名交易员放在首位，交易得非常成功。

（2）确实没把当一名交易员放在首位，交易盈利对其而言并不重要和优先（他们的交易肯定是不成功的）。

当然，有些人的失败是因为技能的缺乏，即便他们真的很想成功。

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心真正强烈的渴望是天赐之福。满足这种渴望所需的方法和手段，上天也会赐予我们。那些想要成功却又缺乏技能的人可以让具有技能的人来帮助他们，通过向别人学习来获得技能。

我有时会做与“市场价格即将选择的运动方向”有关的梦。虽然这些梦很少做，但神奇的是，每次做必定会应验。你是否有类似的经历？

我认识几个宣称在梦中获得市场感悟和洞见的人。我想“梦”所具有的一个功能就是对大脑意识里认为难以解决、非常棘手的信息和感觉加以解决和调和。例如，我曾对我的许多朋友说，我预计白银将持续上涨。当白银实际开始下跌时，我会忽略下跌的信号，并对我自己说，下跌是对价格上涨的短暂休整。我固执己见，不仅丢了面子，而且输了钱。我不愿承认自己犯错。大概就在同时，我经常梦见自己在一架大型、闪光的银色飞机上，飞机遭到气流冲击而开始失控下落，并不可避免地坠毁了。类似的梦做了不止一次，后来我终于清空白银期货上的多头头寸，甚至转为做空，这样的噩梦就此不再做了。

你怎样评判成功？

我不评判成功，我只庆祝成功。我认为，成功与否和你能否找到并且遵循自己内心的召唤有关（即能否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而与你能否获得财富无关。

***

切莫被塞柯塔谈话中的风趣幽默给“糊弄”了，在他含蓄的回答中都暗藏机锋，富含智慧。就我个人而言，令我感触最深的一段话就是：“每个人都能从交易市场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塞柯塔初出此言时，我想他不过是抖机灵，说这种很讨巧、招人爱的话。但我很快领悟到他说这话是很认真严肃、富有深意的。刚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本能反应是，塞柯塔这种假设是不可信的，他认为每个交易输家都是自己想输的，而所有并未设立具体目标的交易赢家（比如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在不经意间实现内心与生俱来的强烈渴望，能够出类拔萃，挤进通向交易成功的狭窄大门。他所说的这些话确实有点晦涩难懂，虽然具有缜密逻辑思维的我通常会排斥、否定这样的观点，但塞柯塔在金融市场方面以及人类心理方面的博学多识令我非常佩服和敬重，这促使我仔细考虑他这段话可能蕴含的真谛，“每个人都能从交易市场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和探讨空间的想法。

[1] 影视作品中的超人。——译者注

[2] 白糖期货的市场价格每上涨或下跌1美分，对应的每张白糖期货合约的价值就上涨或下跌1120美元。

第九章　拉里·海特：重视风险

大学时所学的课程激发了拉里·海特对金融市场的兴趣，但他通往华尔街的路途堪比摩西前往以色列（迦南）的行程。他刚成年时的表现并未彰显出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追求巨大成功的小伙子。他学业生涯不顺，因此他做过一系列的零工散活（odd jobs），每段工作都无法持续很久。最后他做了演员以及电影编剧。虽然没有记载显示他在这行取得的重大成功，但他很喜欢这份工作。他写的某个电影剧本，一直无法实际投拍，但经常被作为备选的剧本（剧本的编剧也能收到一点钱），他开始将此作为稳定收入的来源。

某天海特听到H.L.亨特（H.L.Hunt）在电台讲述他通过全力买入廉价的石油期权，以最小的风险发了偶尔才能有的横财，赚得了暴利。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在一次聚会上他碰到了甲壳虫乐队（即披头士乐队）的经纪人布莱恩·爱波斯坦（Brian Epstein），两人做了简短的交谈。其后海特脑中同时产生了两个职业转换的念头（第一个来自亨特，第二个来自爱波斯坦），他暗自思忖，“推广摇滚乐、做音乐经纪人也不错，能以较少的投入，赚得较多的钱”。虽然他当上音乐经纪人，和他属下的一些歌手签订了不少唱片合约，但无人成为真正的大牌明星。虽然他再一次成就有限，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功，但他至少能以自雇、单干的模式赚到还算令人满意的收入，可以维持生计。

但当时海特真正的兴趣还是在金融市场。“你经常会听说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后来变成了电影编剧，而我也许是唯一一个转行为华尔街打工的演员和编剧。”他对我开玩笑道。海特在1968年最终决定追求他最主要的兴趣，投身金融市场。当海特被期货市场深深吸引之时，他对如何在该领域立足还知之甚少，所以他从股票经纪人开始干起。数年后，他成为专职的商品期货经纪人。

又过了十多年，海特确信他已掌握取得成功交易绩效并且长期保持所需具备的一切，于是迈出了自己干的第一步，最终组建了明特投资管理公司（Mint Investment Management Company）。他意识到，他的交易思想需要经受严格的科学测试。他招募来统计学博士彼得·马修斯（Peter Matthews），给予他公司合伙人的身份，但并没有付给他即刻可到手的工资（由于公司处于起步阶段）。一年后，他又聘用了迈克尔·德尔曼（Michael Delman），德尔曼以前是一家制造电子防御系统公司的电脑系统设计师。马修斯和德尔曼都为公司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为海特的交易思想提供了数学上的检验和证据，证明其交易思想能真正经得起统计学上的检测。海特强调，没有马修斯和德尔曼，明特投资管理公司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获得高比例的回报绝不是明特投资管理公司的唯一目标。明特公司的投资哲学是，在严格进行风险控制的同时，持续实现业绩最好的增长。对于“风险”和“回报”间关系的洞察力和见地，海特确实是光彩照人、无人可比。在最初的1981年4月到1988年中期的交易中，明特公司取得的平均年复合收益率超过30%。而他们盈利的持续性令人印象最为深刻：年收益率从最坏时的13%多到最好时的60%多。他们在持仓时间是6个月的交易中，最多的亏损仅有15%，而持仓时间是12个月的交易中，亏损低于1%。

明特投资管理公司的一流业绩使其管理下的资产净值快速、惊人地增长，这是意料中的事，不足为奇。1981年4月，他们开始交易时的资金是200万美元；时至今日，他们管理的资产超过8亿美元。尤为重要的是，没有证据显示其所管理资金的急剧增长会对投资绩效产生有害影响。海特认为明特投资管理公司最终能够管理20亿美元，对从事期货交易的基金而言，可谓是天文数字了。

我对海特的访谈在共进午餐时展开，那顿午餐是在堪称世界最高的纽约世贸中心顶楼吃的，我们倚窗而坐，窗外就是蓝天白云。我们达成默契，决定最后离开餐厅（可以尽情地谈），然后再去海特的办公室完成余下的访谈。

你怎么会对交易市场产生兴趣的？

我还在大学念书时，某门商业课的老师是一位极富幽默感的教授。给你举个例子，这位教授在授课的同时还担任银行的审查主任。某天查账结束后，离开银行前，他突然转向银行总裁，开玩笑似地说：“我抓到你的小辫子啦！”总裁听闻后当场心脏病发作。后来，通过另一次查账、审计，发现这位银行总裁果然擅自挪用了75000美元。某天这位教授在课堂上对所有金融工具一一点评，包括股票、债券等。点评完股票和债券，他接着说：“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商品期货市场，是所有市场中最为疯狂的。商品期货市场中的交易者，其交易保证金的比例只有5%，并且许多人的钱还是借来的。”全班同学听完后都哈哈大笑，只有我例外。出于某些原因的考虑，能以5%的保证金比例进行高杠杆交易，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你何时涉足金融市场的？

涉足金融市场是许多年以后（时间是从大学读书算起）的事了。当时我在从事摇滚乐的推广工作。某个周末在一个俱乐部分别有三部片子开拍，我管理的小组正好也在那儿工作。就在那时我认为改变职业的时机到了，我想追求自己真正的兴趣——金融市场。虽然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期货交易，但对于如何找期货领域的工作一无所知、茫然无措，所以我决定从股票经纪人做起。

我初次面试的是一家极为保守、守旧的华尔街公司，那里的办公室让你肃然起敬，使你感觉在那里应当用肃穆、沉稳的语调来说话。面试官的语调傲慢，谈吐优雅，说的每一个字好像都是从牙缝中蹦出来的。此人住在康涅狄格州。他告诉我，“本公司只为我们的客户买进蓝筹（blue chips）。”

我没有金融学、会计学的专业背景，不了解“蓝筹”的意思，但是在一家严肃、庄严的投资公司里听到“蓝筹”一词，还是感觉有点怪怪的。所以面试之后，我查找了“蓝筹”一词的起源。我发现这个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赌场筹码的颜色，原来在蒙特卡洛（Monte Carlo）的赌场里，最贵的筹码就是蓝色的。我不禁自言自语道：“啊哈，现在我知道了，交易游戏完全就是赌博呀。”我把本杰明·格雷厄姆与大卫·多德合著的《证券分析》一把扔掉，该书被许多人奉为股票市场（基本面）分析的“圣经”，并且买了本《战胜庄家》（Beat the Dealer）。我后来一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成功投资其实与概率有关，如果你能计算出成败的概率，那你就能找到战胜市场的方法，并且要对该方法进行交易测试。

是什么使你确信，你可以形成、掌握一套胜率占优的交易方法？

我认为还没有全部掌握和形成这样的交易方法，但是通过多年交易，我逐步认识到市场是无效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位经济学家。他总是像教导小孩子那样，试图解释给我听，为什么我试图做的事情（即找到战胜市场的交易方法）是徒劳无功的，他的理由是“市场是有效的”。我注意到，每个对我说“市场是有效的”人都是经济拮据的。他的论据是：如果我能够形成一套战胜市场、能够盈利的交易系统，市场上的其他交易者同样也能做到，并且我们的交易系统彼此之间会互相抵消。

那么他的论据错在哪里呢？

交易者能形成交易系统，但同时交易者都会犯错，原因就在于此。由于每个人都会有亏损的时候，因此有些交易者会改变他们的交易系统或是从一个交易系统跳到另一个交易系统。另有一些交易者，他们会忍不住对交易信号去做主观的预测和猜想。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参加资金管理方面的研讨会，会后晚上一帮与会者坐在一起，把酒言欢时，我总会听到相同的经历：“我的交易系统运作良好，但这次交易良机却被我错失了，否则我将赚到最大的一笔盈利。”

这里蕴含真知灼见：人无法改变，人性亘古不变。这就是交易游戏能够一直玩下去的原因所在。1637年，荷兰郁金香从5500荷兰盾崩盘后一直跌到50荷兰盾，跌幅高达99%。或许你会说：“现在的交易已与那时不同，已焕然一新，那时的人们原始愚昧，那时资本主义尚处萌芽时期。今天我们已非常成熟、理智。”那好吧，请看1929年发生的股灾，那时空气减压阀公司的股价从233美元的高点下跌，一落千丈，一直跌到31美元，跌去87%。或许你又会说：“兴盛的20世纪20年代是疯狂的时代，但现在一切都已截然不同。”那就前进到1961年，有一家叫得州仪器的公司，其股价从207美元开跌，最终跌到49美元，跌幅高达77%。如果你认为我们遗忘了成熟理智的20世纪80年代，那你必须要做的事就是看一下80年代白银价格的走势，白银价格从50美元的高峰下跌，最终跌到5美元，跌幅达到90%。

关键原因在于，无论古今中外，人都是一样的，人性都是亘古不变的。如果你能用相当严格的方法来避免后见之明，你就能够对交易系统进行测试，看其过去的表现是否良好，并能对该交易系统未来的运行做出相当出色的规划。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市场不可能发生改变吗？今天的期货市场与过去相比会有巨大不同吗？

市场或许会改变，但人不会变，人性不会改变。当我们仍处在交易系统的测试期，那时还没有真正开始管理资金，我的合作伙伴迈克尔·德尔曼想出一个办法，即采用持仓的时间来测试交易系统的绩效。仅按日历上的完整年度（即从1月到12月）来评估交易系统是非常武断和主观的。你真正想知道的是任意持有时间长度的获利概率。经过我们的模拟测试，彼得·马修斯确认：对于我们的交易系统，所有持仓时间是六个月的交易有90%的胜率；持仓时间是十二个月的交易有97%的胜率；持仓时间是十八个月的交易有100%的胜率。经过七年的实际交易，上述胜率实际上分别为90%、99%以及100%。

接着我要告诉你，对于评估交易系统的过程在其后的有效性，我是怎样的充满信心。有一个为我们工作的人，他以前是英国军队的上校，那时他专职拆弹，工作范围遍布全球。我问他：“你是怎么拆弹的？”他回答我说：“拆弹并不困难。有不同种类的炸弹，马来西亚的炸弹与中东的炸弹肯定不一样。你跑过去看一下这是哪种类型的炸弹，然后就开始拆掉炸弹。”我听后对他说：“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偶然碰到一颗你不知道的炸弹，你会怎么办？”他注视着我的双眼说道：“你可以记下对这颗陌生炸弹的第一印象和相关描述，并且希望这不是你最后一次碰到这种类型的炸弹。”

有一天，当我走进办公室，发现这位前拆弹专家、有着钢铁般意志的人都快要落泪了，我问他怎么了。原来美联储突然改变政策，戏剧性地扭转了许多主要市场的趋势。我们基金（明特投资管理公司发行的）的单位净值从最初的10美元上升到将近15美元，经过这突发的政策改变，一夜之间从15美元跌到了12美元以下。那时这位前拆弹专家正好接了一个新客户——瑞士某大银行（这位新客户也因此遭受这次损失），我对他说：“请他们（瑞士的新客户）听电话。”“什么？”这位前拆弹专家听后不解地问道。我又重说了一遍（说得更慢，更加突出强调）：“请—他—们—听—电—话。”

我还在做经纪人的时候，那时我的老板教导我：当你的客户亏钱时，如果你不打电话通知他，别人就会去打。说实话，我当经纪人时，碰到过与此相似的事。现在当我把亏钱的情况通过电话告知客户时，他们便会抱怨自己的经纪人，我听后会说：“哦，他怎么会这样交易，对不起，让你亏损输钱了。”

于是我通过电话和那位瑞士新客户取得了联系，在电话里我向他解释：经过我们的模拟测试表明，这种“政策突然改变导致市场趋势逆转”的事件极少发生，并且我有信心在九个月内让我们的基金净值再创新高。我对这位新客户说：“实际上，我刚把借来的钱作为我自己的投资份额投入公司的基金中。”“你真的这么做了？”那位新客户将信将疑地问我，我向他保证，我确实是这么做的。

接着一切进展顺利，该客户的投资本金翻倍，我们基金的净值也一飞冲天。今天该客户已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我是靠什么做到自信满满、淡定自若的呢？因为我对所用的交易系统了如指掌、充满信心。你也许无法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一切，但你对长期将要发生哪些事却能有很好的洞见和预判，这就是交易这行奇妙无比、令人惊异的地方。

保险业务是很好的类比对象。对于一个60岁的老人一年后的生存概率，你绝对无法预判。然而如果面对10万个60岁老人，一年后有多少人仍将健在，你能做出很好的估计。我们进行交易，同样也是如此：让“大数法则”为我们所用。在某种意义上，交易者如同精算师。

我有一位因交易期货而导致破产的朋友。对于我严格遵照机械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他无法理解。某天我们在一起打网球时，他问我：“拉里，你用那种方式（即遵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进行交易，不觉得枯燥乏味吗？”我告诉他：“我不是为了刺激、兴奋而交易；我交易是为了赚钱盈利。”也许听上去有点粗俗，但却是金玉良言。我与其他交易者在一块儿的时候，当别人开始交流在各类不同交易中厮杀拼抢的经历时，我却默然无语、一言不发。对我而言，我们公司所从事的所有交易都是一样的，没有类型之分。

有许多资金管理者采用趋势跟踪交易系统，但也有许多资金管理者并不采用交易系统来预判市场。明特投资管理公司与它们相比有何不同？你是怎样取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回报风险率的？

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知道自己的无知。无论你拥有怎样的信息优势，无论你是做什么的，你都可能犯错。我有一个朋友，他通过交易积聚的财富已超过1亿美元。他把两条基本的交易经验教授给我：首先，用于生活开支的钱永远不可投入交易，从交易的角度来看，你最多交易亏光，但不会影响你的日常生活，情况不会进一步变糟。其次，如果你知道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那你在抉择和行动时就会有极大的自由。如果你无法对“回报”进行定量分析，那你可以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你可以确定“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什么”，这绝对是真理。

我给你举个例子，看看这一建议有多重要。位列世界最大咖啡期货交易者之一的某位交易者邀请我去他位于伦敦的家。当我走进他的书房时，感觉仿佛走进了图书馆。他那儿几乎什么书都有，甚至有权力方面的书。他带我到一家餐馆吃晚饭，我曾经去过该餐馆，这是我所认为最好的餐馆之一。共进晚餐之时，他问我：“拉里，你对咖啡豆的了解怎么才能超过我？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咖啡豆交易者（指咖啡期货交易）。我知道货船开到了哪里，我认识相关部门的部长。”我回答说：“你说得很对，对于咖啡豆，我一无所知。实际上，我压根儿不喝咖啡。”“那你怎么进行咖啡期货的交易？”他问我。我告诉他，“我只盯住交易风险”。这顿盛大的晚宴吃了将近几小时，席间他五次问我做什么、怎么做，我五次都回答他：我进行风险管理。

三个月后，我听说他在咖啡期货市场上爆仓，亏损达1亿美元。他显然没有领悟我上次席间回答他的话（即“我进行风险管理”）。你想知道我话中的含义吗？那就是，对于咖啡豆，他肯定比我懂得多，但是他轻视交易风险，疏于风险管理。

所以明特投资管理公司第一条也是最首要的交易生存法则就是，任何一笔交易中，所冒风险不要超过交易账户净资产的1%。对任何一笔交易，我都一视同仁，只冒1%的风险。将你所冒的风险控制在很小范围里并保持稳定，这点绝对至关重要。例如，我所认识的基金经理，其交易本金的一半因价格的回撤而亏掉。此时他非但没有砍掉一半的持仓以控制风险，反而继续交易，加仓买入，加仓数量与原来持仓数量相同。到头来，剩下的50%本金亏到只剩10%。交易时所承担的风险绝非儿戏，不可等闲视之，不能轻易犯错。如果你不进行风险管理，最终风险会让你吃尽苦头。

明特投资管理公司第二条交易法则就是，我们总是追随市场价格的趋势，顺势而为，并且绝不背离我们所用的交易方法。实际上，我们公司订有书面协定：没有人能够撤销我们交易系统的指令，违背交易系统发出的信号。所有交易依据交易系统进行，都遵循这一协定。这就是我们明特公司从没有糟糕交易的原因所在。其实交易或下注可分为四种：好的交易、糟糕的交易、赢钱的交易以及亏钱的交易。大多数人认为，糟糕的交易就是亏钱的交易。这是绝对错误的。在好的交易中，你同样可能亏钱。如果下注后的盈亏概率是对半开，即50%对50%，而可能获得的回报是2美元，可能承担的风险是1美元，那么即便这笔交易最终你亏钱了，还是一笔好的交易，是可以进行的交易。这里的要点在于，你的交易次数必须足够多、下注次数必须足够多（即统计样本必须足够大），这样只要交易的期望值为正，你就能最终盈利。

明特投资管理公司第三条交易法则就是，通过分散交易来降低风险。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来进行分散交易。第一种方法，相比其他资金管理者，我们尽可能在全球各种市场中进行交易，交易范围极广。第二种方法，我们使用的最佳交易系统不止一套。为保持平衡，我们使用多种不同的交易系统，从短期交易系统到长期交易系统。某些交易系统就其本身而言或许称不上最优，但我们对此真的不介意，我们不仅要看该系统单独使用时的绩效如何，也要看该交易系统和其他所选系统间是否缺乏关联（即选择与其他所选系统关联性小并且单独使用时交易绩效优异的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通过分散交易来降低风险的作用）。

明特投资管理公司第四条交易法则就是，通过跟踪波动率来进行风险管理。当某个市场的波动率变得很大，以致对预期的回报风险比产生不利的影响时，我们就将停止该市场上的交易。

我们的交易方法中有确定交易信号可信度的指示灯，指示灯（如同交通信号灯一样）有三种颜色。指示灯显示为绿色时，我们按照交易系统发出的所有信号进行交易，此时系统运行一切良好。指示灯显示为黄色时，表示交易系统存在一定问题，我们根据系统发出的清仓信号清空“该清仓信号所指示的持仓头寸”，但不会建立新的头寸，从而降低仓位。指示灯显示为红色时，表示交易系统发出的信号可信度极低，交易系统存在严重问题，我们不仅自动清空所有持仓头寸，而且不会建立任何新的头寸，不开新仓，做到完全空仓。

例如，1986年咖啡期货合约从1.30美元涨到2.80美元，然后回落到1.00美元，我们在价格回升到1.70美元时清空所建的多头头寸，出场后就没有再进场交易，其后价格的继续攀升以及最终的崩溃都与我们无关。现在看来，也许我们可以再多赚一点利润（即不要在1.70美元根据交易信号清仓出场，而是等价格继续涨高一点再了结多头头寸，这样就能多赚一点），但是根据交易信号清仓出场，正是我们严格控制交易风险的方法之一。

所以你与其他使用趋势跟踪交易系统的资金管理者相比，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你已形成了确定何时停止交易的方法？

在任何情况下或在任何交易游戏中，你都能确定任何一个玩家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便是最弱的玩家。在期货交易中，你可以把玩家分为三种：做商品贸易的人、生产经营者（这些人以套期保值为主）、场内交易员以及一般的投机者。做商品贸易的人和生产经营者对期货市场上商品本身具有丰富全面的知识，在清仓离场方面占据优势，并有好的方法。比如，他们在期货市场上建立了一笔糟糕的头寸，遭受亏损，能够通过相关现货市场上的操作来对冲风险、降低损失。场内交易员具有速度的优势，你无法比他们快。一般投机者既不具有商品本身的知识，又没有速度上的优势，但他们具有“不必非要进行交易”的优势。一般投机者能够做到“只在胜率较高的情况下才下注，才进行交易”。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而且得天独厚的优势。

你之前讲过，你把市场不断升高的波动率作为停止交易的信号。你是采用过去多少个交易日的数据来确定波动率的？

选择的天数介于10天和100天之间。

你说10天和100天之间，你是故意含糊其辞还是表明你在10~100天的内有多个不同的时间框架，有多个不同的波动率？

我们在10~100天内选择多个天数，以此设定不同的时间框架，据此计算各个波动率。

我完全理解你所用1%止损法则的原理和思路。然而我有一个疑问：如果你根据1%的止损法则止损出场，但此时你的交易系统并没有发出离场的信号（并未转换交易模式） [1] ，而此后价格运动又重回原来的对你有利的方向（之前因为价格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才会达到1%的止损幅度），那么你又是根据什么重新进场建仓呢？当价格发生适度、合理的回撤，因为达到你的止损标准，导致你清仓离场，此后价格运动又重回原来的方向，你却因过早止损而错失其后的巨大利润，是否有这种可能呢？

如果市场价格创下新高或新低，我们重新进场做多或做空。

如果市场价格在某一宽幅区间反复上下震荡，反复触及止损并反复发出重新进场的信号，你不是要反复持续地止损离场以及反复持续地重新进场吗？

会发生那种情况，不过这不足为患，只要我严格按照止损法则和重新进场的信号来操作。

你对“风险”怀有超乎寻常的强烈敬畏。在你交易生涯中，有什么亲身经历令你对风险会产生如此根深蒂固的敬畏态度？

当我初涉商品期货交易时，我注意到如果做多9月的猪腩期货，然后在7月之前做空对冲，平仓后几乎总能盈利。所以我和一帮朋友成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开始猪腩期货的交易。这一交易策略果然奏效，投入的资金翻倍。我感觉自己是个天才。

就在那时，我有一个做玉米期货的朋友。对于玉米期货，我一无所知，我只懂猪腩期货。他叫我做多交割时间靠后的玉米期货合约，同时做空交割时间靠前的玉米期货合约。因为这是相对安全的交易方式，我的多头头寸（交割时间靠后的某月合约）和空头头寸（交割时间靠前的某月合约）可以相互对冲。我真的重仓出击了。不久以后，政府发布了令人吃惊的农作物收成预测，市场对此的回应就是：我做多的玉米期货（交割时间靠后的）某月合约下落到跌停，而我做空的玉米期货（交割时间靠前的）某月合约上冲至涨停。

对此我绝望透顶了。我至今记得，那时我走出屋子，来到楼梯旁，跪倒在地，大声喊道：“上帝啊，我并不介意输多少钱，只是请你保佑我，不要让我的账户出现倒欠，不要让我债台高筑。”那时我正为一家成熟的跨国公司打工，当我在楼梯旁祈求上帝保佑时，天遂人愿，一位瑞士银行家正好从楼梯上走下来。直至今日，我仍然想知道这位银行家当时究竟在想什么，究竟为什么会帮助我。

你还有其他因为没有注重市场风险，而在交易中遭受到的创伤吗？

不仅是我个人因为轻视风险而在交易中遭受创伤，我在整个交易生涯中也不断目睹、见证了其他我所知道的人因为不敬畏“风险”而遭受重创。如果你不密切注视风险，那么“风险”就会让你好好见识见识，让你吃点苦头。

我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得到了生平第一辆摩托车。我有一个老友，此人总爱和人掐架。他告诉我：“拉里，你骑摩托车的时候，绝不能与开车的人争强斗狠、互抢车道。那是鸡蛋碰石头，你注定要输的。”这番教导也可运用于交易：如果你和市场抗衡，逆市而为，你就会失败。

亨特兄弟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曾有人问我：“亨特兄弟怎么会失败？他哥俩的身家有数十亿美元，称得上富可敌国啊。”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有10亿美元，但却买入价值200亿美元的白银期货合约（这里具体的金额只是为了举例说明，并非确切的数字）。如果某人只有1000美元，却买入价值20000美元的白银期货合约，那么他所建头寸面临的风险与亨特兄弟所建头寸面临的风险其实是一样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以微薄的本金起步，他父亲是环卫工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进行期权套利。他极为擅长期权交易，并且赚取了大量财富。我记得曾经还参观过他在英格兰购置的豪宅。

然而他或许是个出色的套利者，但最终却沦为糟糕的交易者，以失败告终。他形成了自己的交易系统，并用其交易赚钱。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在黄金期货上没有得到交易系统发出的做空信号，我看上去不对啊。另外，至少差不多有50%的交易信号是错误的。”他不仅没有等交易系统发出做空信号后去做空，反而在黄金期货上做多，这令他忧心如焚。果然不出意外，黄金期货市场的价格是下跌的。我告诉他“清仓离场”！但他坚持认为“市场价格会重新上涨的”。

他没有止损离场，最终连房子和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输掉了。现在他租住在某条小街的一间小屋里，租金很便宜，只要100多美元，但房屋很破旧。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过去拥有庄园的名字“贝弗利”（Beverly）。他仍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痛失如此巨大的一栋豪宅令我感受至深、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一次交易，那栋曾经拥有的豪宅却最终失去。颇具讽刺性的是，如果在那次交易中，他遵循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即在系统发出做空信号后进场做空），那么他就能大赚一笔。

我再讲另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我有一个表弟，他在期权市场上从5000美元做到了10万美元。有一天我问他：“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回答说：“这太简单了。我买入期权，如果它上涨，我就持有，但如果下跌，我要等到账面持平保本再清仓出场。”我告诉他：“你看着我，我是以交易为生的，我可以告诉你，从长期来看，你的交易策略无法奏效。”他听后说道：“拉里，不要担心，这一交易策略，我不会长期使用的，我赚到100万美元后就不用啦。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就是永不止损。”我听后只能说：“那好吧……”

在我表弟接下来的交易中，他买入美林银行的期权，只有这次，他买入之后，期权价格是下跌、下跌、再下跌。大约一个月后，我才和他见面交谈。他告诉我他欠了1万美元。我听后不由问道：“等一下。你共有10万美元，买入期权花了9万美元。即便买入的期权到期后，你放弃权利的行使，期权全部失效作废，你应该还剩下1万美元。你怎么会倒欠1万美元的？”他回答我说：“我最初在4.75美元（一张的价格）的价格买入美林银行的期权，共用9万美元，后来当价格跌到1美元，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我另外用2万美元以1美元一张的价格再买入美林银行的期权，则价格只要涨回2美元，我账面即可持平保本。所以我跑到银行，向银行借了1万美元。”

“敬畏风险”不仅事关交易，而且各类商业决策中也要加以考虑。我曾在某公司工作，该公司的总裁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聘用了一位期权交易员，此人绝顶聪明，但不够可靠稳定。一天这位期权交易员消失了，他在公司账户的持仓内留下了一笔亏损的头寸。这位公司总裁并不是交易员出身，他征询我对这笔头寸的处理意见：“拉里，你认为我该怎么做？”我告诉他：“清仓即可。”然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持有这笔亏损的头寸。这笔头寸的账面亏损开始稍有变大，但随后市场价格开始回到原来的运动方向，最终这位总裁在略有小赚的时候清空了这笔头寸。

在这一事件后，我找到我的一位朋友，他也在这家公司工作，他叫鲍勃。我对他说：“鲍勃，我们打算跳槽走人了。”“为什么呢？”鲍勃问道。我回答他说：“（打个比方）我们这位公司总裁发现自己身处雷区之中，他接着所做的事就是紧闭双眼，凭运气一路往前走，而且他认为无论何时，你身处雷区之中，正确的对策就是闭上眼睛往前走。我们就是替这样的人在打工哦。”过了一年不到的时间，这位公司总裁不得不清空在期权市场上利用delta中性交易策略建立起来的大量头寸（delta neutral spread position）。他不是一下子全部止损清仓，而是逐步止损清仓。等他全部清仓完毕，该公司的资产也已损失殆尽了。

除了风险控制上的错误，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在交易中亏钱？

有时，人们不是采用统计学的方法，而是基于自己的偏见来进行交易，从而导致交易的失败。例如，《华尔街一周》（Wall Street Week）的节目中辩论小组里有一位成员，年纪大约是65岁或70岁。在某天的节目里，他说起从他父亲那儿学到的经验，那就是“债券是你投资组合中的基石”。想想这番话吧！从他初次进入金融市场算起，他每隔八年才看到利率下跌一次（利率下跌时债券价格上涨）。很明显，“债券”这个交易品种对他来说，具有的意义远超现实中的赚钱盈利（含有他对他父亲教诲的言听计从以及个人的某种偏见）。

你们交易的范围很广，交易的品种很多。在所有交易中，你是否采用同一种交易方法？

我们交易只是为了盈利赚钱，而不是为了涉足许多交易市场和交易品种。我们公司销售部总监米奇·昆廷顿（Mickey Quenington）曾把我引荐给我们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官E.F.曼恩（海特给其明特投资管理公司50%的股权，以换得财政上的支持）。公司这位前首席执行官是为人强悍、意志坚强的爱尔兰人，他问我：“你怎么区分你所（期货）交易的黄金和可可呢？”我回答说：“两者我都投入1%的资金，所以在我看来，两者是一样的。”他听后勃然大怒，真的对我咆哮道：“你的意思是你看不出黄金和可可之间的区别？”我想要不是当时他和米奇关系不错，不是看在米奇的情面上，他真会把我扔出他的办公室。

我娶了一个蛮般配的英国女人，她家里人认为我有点愚钝、粗俗，对此她一直有点担心。（认为我愚钝的原因是）我曾接受《伦敦时报》（London Times）记者的采访，那位记者问我伦敦可可期货市场将来的走势，我对他说：“坦白地说，我看不清市场未来的走向；我只能看到风险、回报和资金。”我是那篇采访文章中最后一位被采访的人，那位记者在那篇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海特先生不关心可可市场，他所关心的一切就是金钱。”我妻子读完这篇文章后对我说：“太棒了，现在我算是永远没法回娘家了，这篇文章恰好证明我家人对你的看法自始至终是正确的。”

我认为如果你在所有的市场用同一种方法交易，你可能并不相信交易系统的“最优化”。

你说得很对。我们公司有这么一句话：“你的交易系统虽然不完美，但你还是赚到那么多的钱，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不去寻找交易系统最优化的方法，不求交易系统的尽善尽美，我们要寻找最切实可靠、最持久适用、最严密确定的交易系统。其实任何人都能坐下来，依据过去的交易数据，设计出所谓“完美”的交易系统。但是这种“完美”只是针对过去的交易而言，将来用此交易系统未必能取得最佳绩效，而明特公司的交易系统并不追求过去交易数据上体现出来的完美无缺。

你认为有哪些技术指标被高估了？

超买/超卖指标。它们好像无法通过交易测试。

你认为哪种类型的指标、信号特别有指示作用？

我想到两种很有用的指标、信号，虽然我并未真正将其运用于交易。第一种信号是，如果市场并未对重要新闻做出应有的反应，那就是告诉你其中定有重大隐情，是重要的信号。例如，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爆发的消息刚在网上出现后，黄金价格仅能上涨1美元。我自言自语道：“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归属于中东战争）刚爆发，金价竭尽所能也只能上涨1美元，这应该是重大的看空信号。”其后金价果然大幅下跌。 [2] 第二种信号则是艾迪·塞柯塔教会我的。当市场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这就是告诉你背后定有原因。无论有多少人对你说市场价格没有理由涨得那么高或是价格创下新高的背后并没有基本面的实质改变，但唯一的事实就是价格创下了新高，这就是告诉你一定有什么发生了改变，新高的背后必有原因（而当价格创下历史新低时，也同样如此）。

你从艾迪·塞柯塔那还学到一些什么？

有一天塞柯塔向我阐释他的交易哲学，这可是真的哦，他说：“你能用1%的资金去冒险，你能用5%的资金去冒险，你也能用10%的资金去冒险，但你要很好地意识到，你所冒的风险越大，交易绩效的上下波动也就越大。”这句话绝对正确。

我知道你的合作伙伴是你开发交易系统时不可或缺的帮手，除此之外，你是否从其他交易者那里学到有用的东西？

当然有啦。杰克·博伊德（Jack Boyd）就是其中一位，是他把我招聘进公司，担任他公司的经纪人及分析师。我读到汉迪（Handy）和哈曼（Harman）在他们年度报告中的一段话，即“白银的总储量不是30亿盎司就是70亿盎司”，于是我在关于白银市场的报告中批评道：“按照汉迪和哈曼报告的说法，有些人认为的白银总储量（30亿盎司）会比另一些人认为的白银总储量（70亿盎司）少掉一半以上。”杰克非常赏识我的这篇报告，他把我招进公司，让我得到了工作。

杰克多年来一直都为他的公司提供交易建议。我认为如果你能遵从他所提出的所有建议，那么你每年都能赚钱。我终于开口问杰克他是怎么做到如此精准的。你必须想象一下，杰克是1.95米的高个儿。杰克对我说：“拉里，如果你想知道市场何去何从，所有你必须做到的事就是……”此时他停了下来，把技术图表往地上一扔，人往办公桌上一跳，接着对我说道，“看地上这东西，它将告诉你！”

根据他跳上桌子的言行，我猜想他的意思是，必须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面的规划。

你猜对了，因为据我所知，每笔交易只赚蝇头小利而能积聚大量财富的人不会很多。和杰克·博伊德共同工作，对我来说极为重要。从遇到他的那刻起，我就知道他的交易方法是交易的正道。换句话说，我知道，当看着报价屏幕进行交易时，要控制风险，追随趋势，这些都是必须做到的。我对这些交易准则的理解和感悟绝对清晰透彻。

最后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有两条交易制胜的基本法则，这两条法则也是成功人生的法则：①如果你不敢进场下注，那你就不可能赢，因为你根本没有赢的机会；②如果你的筹码全部都输光了，你就不能再下注。

***

海特的交易哲学有两大基本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海特与大多数学院派人士的观点不同，他坚信市场是无效的。他对市场的这一看法意味着交易者只要发展、形成一套有利于提高交易胜率的交易方法（而且并不要求交易胜率必须很高）就能够最终盈利。

第二个要素是，要想交易制胜，必须拥有有效的交易方法，但光有交易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在市场交易中存活下来，成为最终的赢家，你必须重视市场上存在的风险，懂得风险控制之道。如果你不懂风险控制，那么蕴含的交易风险迟早会让你遭殃。海特按照如下四条基本准则来严格控制风险。

1.海特的交易系统绝不会进行逆势交易，一定顺应市场趋势进行交易。海特始终遵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绝不会有例外。

2.每笔交易所承担的最大风险为交易账户净资产的1%，如果损失超过这一百分比就进行止损，从而控制风险。

3.明特投资管理公司充分运用分散交易。首先，他们的交易系统真正融合汇聚了多种不同的交易系统。对交易系统进行选择时，不仅要看交易系统单独使用时绩效的好坏，也要看该交易系统和其他所选系统间“缺乏关联性的程度”，即选择与其他所选系统关联性小并且单独使用时交易绩效高的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分散交易的作用（如果各交易系统高度关联，则形同于一个交易系统）。其次，明特公司交易的范围、品种极广，遍布全球（总共将近有60个交易市场），穿梭于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的交易所，从事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外汇期货、工业品期货以及农产品期货等多种交易。

4.持续跟踪各个市场的波动率，当风险回报比已低于明确规定的水平时，他们所跟踪的市场波动率会向他们发出清仓或暂停交易的信号。

最后一点评论：拉里·海特从事过多种薪资低微的职业（例如电影编剧、演员、摇滚乐推广），最终全力投入他最具热情、最感兴趣的行当，成为基金经理，取得引人注目的巨大成功。我认为他的个人经历是艾迪·塞柯塔如下评论的极好例证：“我们与生俱来的、内心真正强烈的渴望是天赐之福。满足这种渴望所需的方法和手段，上天也会赐予我们。”

[1] 比如你持有多头头寸，根据资金管理的法则，达到1% 的跌幅就止损离场，但当你止损离场时，交易系统并没有发出卖出做空的信号，此时交易系统依然处于多头模式。当市场价格在下跌后又重新上涨，此时无论价格涨到多高，系统也不会发出买入做多的信号，因为系统直到此时依然处在多头模式，不会重复发出买入做多的信号。如果在你止损离场时，系统也同时发出了离场信号并转入空头模式，那么待到价格重新上涨时，系统就会发出买入做多的信号，并转入多头模式，你就可以据此进场做多。

[2] 因为黄金具有保值作用，爆发战争，金价理应看涨，但该涨不涨，其中必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因素。

第二部分　以股票为主的交易者

第十章　迈克尔·斯坦哈特：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方法

迈克尔·斯坦哈特对股票市场的兴趣可以追溯到受戒礼（bar mitzvah）时他父亲送他200股股票作为礼物。斯坦哈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学生，他以快于常人的速度（跳级）完成了自己的学业。1960年，他19岁时就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毕业后斯坦哈特直接投向华尔街，他在华尔街落脚谋得的第一份工作是助理研究员。在接下来的几年，他担任过财经记者和研究员、分析师。1967年，已建立天才分析师口碑和声望的斯坦哈特和另两位合伙人建立了投资公司，该公司属于斯坦哈特、范恩（Fine）和伯科维茨（Berkowitz）共有，是斯坦哈特投资公司的前身（范恩和伯科维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离开了公司）。

在成立后的21年里，斯坦哈特的公司取得了真正令人瞩目的出色业绩。在这段时间里，斯坦哈特公司的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30%，剔除其中20%由利润提成费促成的增长，其复合年均增长率略低于25%。而与此相对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期的复合年均增长率只有8.9%（分红也计算在内）。如果在1967年斯坦哈特公司成立的时候投入1000美元，那么截至1988年春天，这笔本金扣除利润提成费后将增长到93000美元。如果在同一时间投入1000美元，买入一篮子标准普尔指数的成分股（即参考标普指数的年均收益率来模拟计算，1000美元当然无法涵盖标普指数所有的成分股，但可通过买入标普指数的ETF来实现），那么到1988年春天，这笔本金只能增长到6400美元。斯坦哈特的业绩也具有令人羡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这21年里，斯坦哈特业绩发生亏损的年度只有两年，而且在计算、调整利润提成费以及向客户收取的管理费前，两年的净亏损比例都低于2%。

斯坦哈特的出色业绩源于他综合采用的多种交易方法。他既是长期投资者，又是短期交易者；他卖空股票像买入股票一样熟练自如、得心应手。如果斯坦哈特认为是绝佳的投资时机，他会将公司大量的资金投向（股票、期货外的）其他投资工具，例如财政部发行的有价证券，在这方面他能做到不拘一格。

可以肯定的是，斯坦哈特投资公司的出色业绩绝非他一人之功，除了当初共同创建公司的合伙人，多年来公司雇用了大量的交易员和分析师，这些人都功不可没。然而斯坦哈特显然是最大的功臣，一切以他为主导，这点毋庸置疑。斯坦哈特每天都要数次复核查阅公司的投资组合、持仓品种。虽然斯坦哈特赋予公司交易员自主交易的自由，但是一旦他对某笔持仓头寸感到疑虑不安时，就会严格要求建立该笔头寸的交易员对该笔头寸进行仓位调整（降低仓位）。如果斯坦哈特对某笔持仓头寸的疑虑和担忧非常强烈，他会绕过建立该笔头寸的交易员，直接执行清仓。

斯坦哈特对公司投资组合的监督和控制极为严格，对公司员工要求极严，由此他被外界视为非常苛刻的老板。多年来有许多交易员因为他的要求太多，过于严苛而跳槽走人。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斯坦哈特的环绕型办公桌是做成船头的形状，难怪有一位写人物述评的记者送给斯坦哈特一个绰号，叫作“阿哈布船长”（Captain Ahab）。然而斯坦哈特强硬的一面和他的工作角色有关，要管理公司那帮交易员，严厉强硬是一个优点，在这点上和橄榄球队的教练非常像。

我从未见过斯坦哈特严厉的一面。访谈中的他，为人随和，轻声细语，耐心细致，极其幽默（当然我对他的访谈都是在开盘前或收盘后的非交易时间进行的）。斯坦哈特极具幽默感。他众所周知的轶事有：冒充国内税务所的审计员给他的朋友打电话；在市场收盘前故意含糊其辞，向某经纪人透露并不存在的委托订单；当有分析师或记者打电话给他时，他会用“博士”欧文·科里（Dr.Irwin Corey）似的方式故弄玄虚，开他们的玩笑。斯坦哈特的谈话也随处洋溢着意第绪语（Yiddishism）的语言特色。比如，对于最新出现的基金产品，他用“低劣的理财产品”（proprietary dreck）来指称，这就很具有意第绪语的用语特色。

哪些是你交易哲学的要素？

“交易”一词并非我考虑买卖的出发点。我买卖的频率相对较高，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可能是个交易者，但我的买卖该用“投资”一词，即使不比“交易”多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多。在我心中，“交易”表示要对卖出的时点做出预期。比如，我今晚做多股指期货，因为我预期明天出台的贸易数据会利多股市，我计划明天在股指走高时清空空头头寸，获利了结，这就是“交易”。我大量的操作是，更长期地持有以及买卖的理由更为复杂多样。例如，我1981年在债券市场上做多，持有多头头寸长达两年半。

好吧，不过为符合本书的写作目的和书名，我仍旧称你为交易者，是做交易的。

那你是怎么来区别“交易”和“投资”的？（斯坦哈特反问道）

我对“交易”和“投资”做两点主要的区分。首先，交易者乐意做空，就像乐意做多一样。与此相对应的是，共同基金的经理，作为投资者中的典型，他总是做多股票。如果对市场走势不确定，他可以保持70%的投资仓位，但他始终是多头。其次，交易者主要关注市场价格的走向，关注整个大市或个股是上涨还是下跌；投资者更多关注的是，选出好的上市公司，买进其股票进行投资。对于“交易者”和“投资者”的区分并不含有价值判断的成分，两者无好坏、高低之分，只与保持本书主题的集中有关，因此不管你是做交易还是在做投资，两种情况下我都把你归为“交易者”。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你怎样定义你的交易哲学？

我的方法、风格有点特别，与大多数人都有所不同。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保持与众不同的观点。我力图形成我确信的，并且与市场普遍看法有所不同的观点。这些与众不同的观点，我会一直持有，直到这些观点不再与众不同。

你具有与众不同的观点，能否举当前市场上的一个例子加以展示？

我们持续做空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已有一年半。有一段为时几个月的时期，我们在该空头头寸上亏损了许多钱。但我仍持有该空头头寸，并持续做空，因为我对该公司生产的名为TPA的药（该药能够静脉注射，用于抗血栓），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在今后的一年或两年里，一些更为有效的生产成本也相当低的药将会替代TPA，将其排挤出市场，TPA将因此沦为二流的药。整个基因技术公司的核心、重点都基于TPA这种药。如果我们的观点和看法是正确的，该公司股票的每股收益将是20美分或30美分，对应的股价将低于10美元。该股从65美元的高位下跌，目前股价已跌到27美元（1988年6月）。 [1] 但我认为市场普遍的观点是，基因技术公司是第一流的生物技术公司，它能研制出许多产品，这些产品将使整个产业产生变革。只要我的观点、看法与市场普遍观点不同，我将继续做空下去。

这是个完美的例子，但有一个问题，比如，你因为某个与众不同的观点而做空某只股票，但该股的股价却上涨，即朝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如果该股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那么它上涨越多，对空方的吸引力似乎就越大，更可以做空。然而从资金管理的角度来看，当到达某个价位（止损位）时，这笔空头头寸必须清仓了结。两种基本的交易准则在这里似乎发生了冲撞，产生了矛盾。

在交易的世界里存在某些陈词滥调，或许是正确的，或许又是不正确的，我不会遵循这些东西。例如，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你应当在股价已经见顶并开始下跌时才做空股票，因为此时导致股价下跌的问题已大白于天下，此时做空具有很高的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能理解这种观点。或许这种做空股票的方法极为安全，采用这种方法做空你可安然入睡。然而我做空从不采用这种方法。我的看法是，要想在市场中赚钱，你不得不承担风险，必须要冒险。我总是在市场大众对该股喜爱有加，众多机构对该股热情高涨、趋之若鹜的时候做空该股。一般来说，我可能会做空太早，所以通常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空头头寸会产生亏损。如果我做空某股，但该股股价却大幅上涨，那么可以减一点仓，从而降低风险，但只要该股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我的观点没有发生改变，那我将继续做空。如果我错了，那就是我犯的错，错了就错了。

你是说，只要你认为你所理解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无论股价上涨多少，你都将坚定持有空头头寸？

说得好。当然，如果股价涨得确实令人有点害怕，令我压力巨大，那么我可能对该空头头寸做些交易以降低点压力。我会说：“好吧，股价涨得好可怕，我一眼望去都是多方的人。我何不加入多方的阵营，看看是否能赚些钱。”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自己一分为二：在我内心，我确信自己具有的基本面观点；但在市场短期的热情和火爆面前，我会分身投入。所以即使在股价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我是做空的，但我可以暂时投身多方，做个阶段性的多头。

你在做阶段性多头的时候，是净多还是在全空和不多不空间来回变动？

我极少采用不多不空的方法，因为这种阶段性的做多是基于非常短期的观点。这部分多头头寸的仓位是20%或30%，又或者是40%。

如果你对某只股票的看法极为负面，并且做空该股，但该股所属的行业却并不必看空，有时你会做多该行业中的另一只股票，从而对冲该股的空头头寸吗？

我有时会做这样的尝试，但结果通常是不成功的。这样做可能反而让我从面对一个问题变为面对两个问题（本来只要考虑一只股票的操作，如果要做对冲，就要考虑两只股票的操作）。通常你对第二只用来对冲的股票了解会相对较少，因为你不过是用来对冲的，所以不会充分全面地了解该股。如果你觉得第一只股票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以致你要通过第二只股票来对冲风险，那不如直接解决第一只股票的问题，或清仓或减仓，何必还要分出一部分仓位来搞对冲呢？也就是说，你做空某只纸业股，但造纸板块的整体走势却是活跃强劲的，你是看多的，所以你做多另一只纸业股，想以此对冲。或许你做空的那只上涨了一点，你遭受了损失，而你做多的那只也上涨了一点，你获得了盈利，从而对冲了风险，可是这样的走势又有谁能预先知晓呢？有谁能打保票呢？如果你在对冲中犯错，那么两只股票都会发生亏损，所以处理一个错误即可，不要犯两个错误，不要来回吃两个耳光。

除了具有与众不同的观点，你的交易哲学里还有其他哪些要素？

没有什么特别的了。我不使用止损订单（stop-loss order）或诸如此类的交易订单；我不采用买弱或买强的任何准则；我不看价格的向上突破或向下突破；我不用技术图表。

你完全不用技术图表？

技术图表对我而言完全没用（他是采用杰克·梅森的说话方式来说这句话的）。我看的是股票。股票的技术图表是异想天开、虚幻怪诞的东西。技术图表的基本内容就像这样：如果股价再多上涨一点，哦（这里的“哦”用来表示惊奇或厌恶），真正的突破就产生啦，技术图表所表明的都是废话、空话和一派胡言。技术图表所有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毫无用处。

但是从获取信息的角度而言，使用技术图表难道不是了解一只股票过去多年交易的便捷方法吗？

像我这样密切观察股票的人，对股价水平、上升趋势、股价波动范围以及股价所有的一切都会有一定的感觉。

那就是说，你知道某只股票从10美元涨到了40美元，但它是怎么从10美元涨到40美元的？对你而言无关紧要，是这样吗？

它是怎么涨上来的和我没有关系。

你有任何确定的交易规则吗？

你给我举一个“交易规则”的例子吧（在斯坦哈特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确定的交易规则）。

关于交易规则，一个常见的例子可能是，在我进场建仓前，我要确切知道今后出场的位置（止损及止盈的价位）。这一交易规则可能是（但并非必须是）风险控制的规则。

我没有任何有关止损或目标价位的规则。我完全不从这些角度来考虑问题。

***

就在这时免提电话的铃声响起。打来电话的人告知斯坦哈特一个刚新鲜出炉的消息，此消息是关于一场不利于烟草行业的诉讼判决。来电者说：“判决下来了，判处利格特集团（Liggett group）支付40万美元的罚金，但不承担刑事责任，其他所有人都安然无恙。”斯坦哈特回答说：“这基本属于轻判，对被告有利。”

斯坦哈特接着对我说，“我大约一个月前做空烟草股，我的理由是，如果原告胜诉，烟草股会大幅下跌；但如果原告败诉，烟草股也不会涨很多，因为烟草公司基本上从不打输官司，又赢一场真算不上新闻。这就是我与众不同的观点。看看我将会亏损多少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因为我最初的观点和理论就是我不会亏很多。看这儿的新闻标题《利格特集团将对吸烟者的死亡承担责任》（此时他读到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新闻标题），你知道吗，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亏钱了，像这样的标题用语将会使某些人惊慌失措的。”

回到我们的讨论，假如基于你的基本面分析，你做空某只股票，但股价却上涨，朝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因为你会忽略一些未曾知晓的重要因素，所以你的分析可能会出错。你到何时才能知道你的分析出错，你怎么才能知道你的分析有误？

你说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做多或做空某只股票后，股价的运行非你所愿。我每天都要仔细核查我的投资组合，一天要查上六遍。组合中许多股票的交易并不是我直接负责的。例如，我手下的某位员工做空时代公司（Time，Inc.）的股票，做空的原因是杂志行业的糟糕以及这个或那个原因。但该股的走势真的很强劲，从我们做空的价位算起，已上涨了10%。那么我会找到负责该股全程操作的员工，并且问他几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将在何时得到能震惊世人的消息？人们认为某公司已做好被收购的准备，消除人们这种看法的消息和事件何时会产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对投资组合的缺失进行批评的监督者。如果投资组合存在问题，我对组合的核查频率会很高。因为只有当事情弄糟或股票走势不尽如人意时我才会找具体负责的员工进行谈话，我由此成为公司中极难相处的人物。

如果股价运动与你所做的基本面分析相背离，那么这种价格运动会使你改变想法吗？

我尝试假定交易的对家知道、掌握的东西至少和我一样多。比如我在52美元买入德士古公司（Texaco）的股票，接着股价突然跌到了50美元。无论谁在52美元卖出德士古公司的股票，他具有的观点都和我截然不同。我有必要查明和弄清他的观点。

如果你对交易对家的观点查不明、弄不清，无法做出解释怎么办？

所做出的解释可能是流于表面的，也可能是深刻透彻的，但通常你能有所收获。

我们还是用前面烟草公司的例子。股市收盘后出来的消息是利空的，但如果第二天该烟草公司的股价仅适度下跌后就翻身向上，那么你会了结持有的空头头寸吗？

我无论如何都会了结的。我在新闻出来的时候就会了结。

所以一旦相关新闻、消息兑现，就是你了结离场，交易游戏结束的时候。

说得对，这条新闻尚未兑现是我做空的唯一理由。

哦，这个回答未免太简单了吧。假定你做空烟草股，并且建立长期的空头头寸，而市场无视今天发布的利空消息，第二天的收盘价还高过今天的收盘价。你会了结长期的空头头寸吗？

这取决于我做空的理由。如果我长期做空烟草股的原因在于，烟草今后的消费量会下降，且下降的幅度会远超当前市场的预期，那么第二天股价反弹高收就与我毫无关系，我会继续持仓不动，甚至趁此机会再加点空头头寸。

只要你认为做空的主要理由依然存在，即便股价不对新闻做出相应的反应，你也不会介意，会继续持有空头头寸？

是这样的，但如果利空新闻重大可怕，但股票价格却是上涨的，那么我会力图找出并且弄懂其中的原因。有时通过发现与基本面背离的价格运动，你确实可以发现更多的基本面信息。

但你的基本面分析有没有完全出错的时候？

肯定会有完全出错的时候。

并且你会在将来某一时刻意识到你的基本面分析完全出错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但不一定很快意识到。

***

就在这时，斯坦哈特接到个电话，他在电话交谈时前言不搭后语，而且故意含糊其辞、言语不清。事后他向我解释，这是他偶尔搞恶作剧的习惯，和来电者开玩笑。

斯坦哈特接着对我说：“比如，我接到一个经纪人的电话，我们已很久没有联系。我放上一堆纸，迅速翻动，发出哗哗哗的翻纸声，然后对他说‘买入3万股ZCU的股票（此时故意含糊不清，吐词模糊，加上哗哗的声音，不让这位经纪人听清）’。你能理解我所说的吗？”

我笑着答道：“我无法理解。”

斯坦哈特解释给我听，这样做不仅正确，而且看上去合情、合理又合法，难道不是吗？那个经纪人再打电话给我，我让我的秘书告诉他，我正在厕所里，无法接听电话。他会再次打过来，这次他显得有点发狂，因为离收盘还剩五分钟了。这次我依然不在，无法接听。待到3：58，我会打回给他，然后说：“你难道没有下单委托？出什么问题了？照做就是啦！”当然他会说：“你说的股票名称，我刚才压根儿没听清楚。”所以我把股票名称告诉了他（他咕哝着说了另一句话），在他能说别的话之前，我就把电话一把挂断了。

你管理的基金常被贴上“对冲基金”的标签，因为和典型的共同基金相比，你们的交易操作有着很大的差别。你能详细阐述“对冲基金”的意思吗？

琼斯集团（A.W.Jones Group）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只对冲基金。最初“对冲”一词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基本定义如下：我们身处管理资金、代人理财的世界，但却没有能力预测股市的趋势，因为趋势的变化涉及的变量众多，个人不具备持续准确预期的能力。但我们作为资金的管理者，能够通过仔细的研究、分析，准确判断出哪些是运作良好的公司，哪些是运作不佳的公司。所以我们在预期相对良好的股票上建立多头头寸，在预期较差的股票上建立空头头寸，这样加以平衡后，我们面临的市场风险将全部消除。例如，你看好福特汽车公司，看空通用汽车公司，那么你可以做多福特汽车，并同时做空通用汽车，多空头寸的规模相等。你可能会在空头头寸上发生亏损，但如果你的最初判断是正确、出色的，即多头头寸上的盈利能够超过空头头寸上的亏损，那么你仍将获得盈利。所以初始的“对冲”概念是完全着重、强调选股能力的。

现在还有人那么交易吗？

没有人这样交易了。现在“对冲基金”一词已有些名不符实了。现在的对冲基金都是有限合伙制的，一般合伙人通常根据基金的业绩得到回报，而不是像传统的资金管理者是按照资产管理情况来得到回报，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在交易操作上，通常对冲基金的管理人比传统的基金管理者更具弹性和灵活性，这是对冲基金真正的关键要素。这种操作的弹性和灵活性体现在：对冲基金能像做多股票那样做空股票，可以参与期权、期货等市场的交易。这就是说，现在“对冲基金”一词只是大体上的概称，实际上它涵盖、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其包含的内容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

初始的“对冲基金”概念怎么会发生变化的，发生了哪些事情？

20世纪60年代，对冲基金在公司结构的灵活性方面吸引了大量年轻而又进取的企业家，因为对冲基金的形式能让这些创业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创建属于自己的企业，当时其他企业形式是无法提供这种机会的。那时产生了许多有题材、有故事可讲的大牛股，同时也有许多高速成长的股票。

这些进入对冲基金领域的人，不是对冲理论的实践者，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可以自己当老板，自己替自己打工，另外在买入做多股票方面也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虽然他们在做空股票方面也有灵活性，但他们不会正儿八经地做空股票。“对冲”一词在英语里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不能望文生义。在大多数、像这种类型的对冲基金里，你可以严肃认真地问一下：“你们的对冲交易在哪里？”

所以这些对冲基金只是徒有其名，已名不符实了？

完全正确，甚至他们也不把自己称为对冲基金。因为徒有其名，所以他们对这个名字感到尴尬。“对冲”一词含有做空的意思，但进行做空交易会被扣上“反美”的帽子，好像你全力支持灾祸，可以从中做空获利。所以这些对冲基金用“私人合伙公司”一词来自称（斯坦哈特是用极具嘲讽的语调说这句话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已没有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顺畅无阻、持续长久的市场趋势，对于纯粹的对冲交易的方法，现在与其运用初期相比，应该更有用武之地、更具意义。为什么纯粹的对冲交易方法现在无人采用？

因为纯粹的对冲交易的方法是限制极多的一种方法。建立一定美元的多头头寸，并同时建立与之相关的空头头寸，两者头寸规模相等，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动用大量的资金，而因为进行对冲，其中很大部分的投入资金是无效的。福特汽车公司的股票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会有什么不同呢？两者同属汽车业，影响两家公司的微观经济因素是相同的。如果你要做多某项美元资产（即以美元计价的有价证券等），并同时做空另一项美元资产，两者头寸规模相同，假定你的对冲操作和研判是正确的，那么在一年里，你所建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的价格差异能够幸运地达到10%，即你通过对冲能实现10%的盈利。

有一家和我们有所联系、位于西海岸的集团，他们对于做空股票格外精通。于是有一种想法被提了出来：因为他们在选择做空目标方面别具一格，所以他们可以在做空个股的同时，在股指期货上建立多头头寸，两者的头寸规模相等，这样就能达到多空对冲、抵消风险的目的。这是我最近听说的、最接近纯粹对冲交易的想法，不过这家集团实际并未这样操作。

你自己的基金是否符合对冲基金的初始、纯粹的概念，具体交易情况是怎样的？

我管理的基金在做空方面很积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基金符合对冲基金的概念。我们总持有一些空头头寸。我也花大量时间考虑净持仓的风险和整个市场的风险，并且根据市场情况对持仓头寸进行规划和调整。在过去21年里，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的总体仓位平均在40%左右。

你是指40%的净多头寸？

是的。与此对应的是，大多数保守的、典型的共同基金在过去20年里平均仓位低于80%，对此我深表怀疑。

从平均值角度来讲，你是大约40%的净多头寸。你实际仓位变化涵盖的范围有多大？

我记得，某个时候我持有15%或20%的净空头寸，而在另一个时候我持有的净多头寸超过100%。

所以你在交易操作上具有灵活性，既可以持有净多头寸，也可以持有净空头寸？

是的，我要强调一件事：我们的交易方法就是灵活地调整仓位和建仓方向，这是我们投资交易管理“工具库”中具有非凡意义的方法，有时其意义可能非常大。

你怎样确定市场的总体方向？这显然是你交易方法中最为关键的要素。

难以真正确定，我只能说市场的总体方向作为“因变量”，涉及的变量非常多，有时某些变量会比另一些变量重要，但所有变量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在确定市场总体方向时，我只要有51%的准确率，而不是50%的准确率，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是否意味着你主要的盈利能力来自于选择股票的能力，而不是来自“通过预测市场总体方向的变化，进而相应调整持仓净头寸”的能力？

不是你说的这样，我喜欢开点玩笑。我盈利能力上的优势只胜出别人1%，这不是巨大的优势，巨大的优势是指长期保持80%的准确率或其他与此相近、类似的优势。

对于你总体出色的业绩，正确判断市场方向和正确选股，相对而言哪个更重要？

回看我过去21年的交易历程，并不存在固定的盈利模式。在某些年份，我们通过良好的选股能力取得特别好的业绩，而在另一些年份，我们因为正确把握市场的方向而做得格外好。例如在1973~1974年，股市大幅下跌，而我们的业绩大幅、显著提高，因为我们那时持有的是净空头寸，通过做空而获利，而有一个时期我们在债券市场上大把赚钱。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事实：这个市场没有真正固定不变的盈利模式，任何人如果认为他能将成功交易的方法公式化，从此在交易这行一劳永逸，一招制胜，那只是欺骗自己而已，因为一切都在快速变化中。只要交易成功的公式在任意长度的时期内取得成效，那么你在使用该公式取得成功的同时，你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该公式日后的失败、无效是不可避免的。

1973~1974年，是什么使你在股价相对较低的时候能够信心十足地做空，坚定持有净空头寸？

是我对经济衰退的预期。

你是基于什么才会做出这样的预期？

我认为，那一时期通胀膨胀率处于高位，这势必导致加息，而高利率又会减缓经济的增长。

你对股市1982年见底前的市场是否也持有这种负面的看法？

这次不像1973~1974年时那么强烈。我利用杠杆交易在中期国债期货上大赚了一笔。虽然人们无法预测利率上升的终点会在何时产生，但显而易见的是，除非利率下降，否则其他领域相对都无吸引力而言。当你能在长期国债上获得14%的固定收益时，如果股息保持不变的话，那时的股价还要下跌许多才会具有吸引力，否则股票不值得关注，除非你打算在股票上做空。所以利率的转向，由涨转跌是不可避免的，是唯一该发生的事，只有这样其他东西才会有价值可言。选择利率转向的时点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和历史上其他大多数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有一个明确的单向指示信号：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固定收益证券的市场价格从历史角度来看，此时已极具价值。

任何具有逆向交易头脑的人都会把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利率视为潜在的、巨大的逆向交易良机。因为你知道，一旦经济开始遇到麻烦，联邦储备委员会就不得不想法阻止利率的上涨。另外当时我们已经看到，通货膨胀率重要的头部也已形成。

所以利率何时转向的谜底已部分明了。

是的，当谜底全部揭开时，一切都不出所料，不过等到利率真正转向时再做交易，会为时过晚。

你刚才提到了逆向交易的头脑，但经过证明，进行逆向交易时，在判断市场头部上的准确率相当低。

你说的一点不错。人们认为成为逆向交易者就意味着成功。何谓逆向交易者？逆向交易者就是与大众保持对立的人。常言道“大多数人总是错误的”，所以站在大众对立面的人（即逆向交易者）一定总是正确的。但是现实生活并不是这样演绎的。当利率首次到达8%，接着到达9%、10%，有许多人充当逆向交易者一路不断买入债券，结果在债券收益率持续走高并创下历史新高的情况下，他们因为逆向买入做多而亏损累累。

做一个理论上的逆向交易者和进行实际的逆向交易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作为一个成功的逆向交易者，你需要准确选择进场时机并且你所建头寸的规模要恰到好处。如果建仓规模太小，这样毫无意义；如果建仓规模太大，只要你在选择进场时机上稍有差池，就会亏光出场。进行逆向交易要求具有勇气，能够担当以及了解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

我猜在这次国债交易中，价格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了好长一阵子。

是的，确实如你所言。这段日子我极其痛苦，因为大多数的基金投资人对我的这次逆向交易都很担心，而我又是个股权投资者，他们不由得会问，你对债券知道多少？亨利·考夫曼告诉全世界利率将会一飞冲天，而你是什么人物，竟敢否定权威，认为利率会下跌？我这次交易不仅和以前的交易有所不同，没有激发基金投资人（特别是那些具有机构心态的投资人）的交易直觉，而且这次我建仓的头寸非常大。

你采用杠杆交易，使你的仓位超过了100%？

是的，在当时某个时候我持有的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其头寸规模是我公司资产的3~4倍。你在股市进行融资融券交易时，保证金的缴纳要求会告诉你，你进行投机交易最多能投入多少资金，它会监督和限制你，但在国债期货市场上，初始保证金仅占合约总值的2%，即你的融资比例是98%，除了到期交割日的限制，几乎没有真正的限制。

从你开始做多国债期货到国债期货价格见底相距多长时间？

我从1981年春天开始做多。我认为国债期货的价格是在1981年9月30日见底的。

在你做多后的最初半年里市场利率上涨了多少？

我想不起来了，但利率绝对涨得我肝肠寸断，尤其考虑到我是重仓做多国债期货。

直到那次国债期货交易，之前你主要是股票交易者。那是你首次重拳出击国债期货，而你一上来就遭受重大亏损，在此期间你会有自我怀疑、丧失信心的时候吗？

整个亏损时期我都是自我怀疑的。1981年夏天是我交易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一些投资我们基金的、具有思想的聪明投资者对我这次逆向交易也真的不满了，而我对自己确实产生了怀疑。

你曾说过类似于“我可能错了”的话吗，说完后接着就去清仓或至少去减仓？

没有，从没这么干过。

你的基本交易准则之一似乎就是，只要你确信自己所做的基本面分析是正确的，你就会坚定持有头寸。但是是否会有例外，也就是说，市场走势并不能改变你基本面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你的账面亏损变得很大，从而使你不再坚定持仓？

在某些情况下，当我做空时，我完全没有满仓持有空头头寸的充足勇气。特别是1972年在高位做空“漂亮50”（Nifty-Fifty）的时候。除了1987年10月股市崩盘的那次，1972年做空“漂亮50”是我投资生涯中最糟糕的时刻。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只要公司能显著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长期增长，无论其股价涨得有多高，你都可以买入，因为股价会一直涨下去。许多成长股的估值乘数高得惊人，几近疯狂。当宝丽来公司（Polaroid）的股价达到60倍市盈率的时候，我们认为该股股价已严重高估，非常不合理，于是做空宝丽来。然而宝丽来的股价接下来又继续上涨，达到了70倍市盈率的水平。此时的股市已完全疯狂，脱离公司的现实情况，成为完全的虚拟交易，我们忍不住问自己：“40倍的市盈率和80倍的市盈率又有什么区别呢？”那时人们是这样想的：公司长期的增长率是一个预估的数字，所以可以采用不同的长期增长率来调节各种估值乘数，可以人为调节股票的相对估值。所以只要股价能涨，能赚钱，估值高低是无所谓的。

所以你会在那时选择清仓撤退？

有时因为亏损在不断变大，大到无法承受，所以只能这么做。

你清仓撤退后，股价最终会大幅上涨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证明你的撤退是正确的。还是事后显示，如果你坚决持有到底会有更好的结果？

从事后来看，对几乎所有的交易而言，如果我顶住压力，排除万难，坚定持仓到底的话，会有更好的结果。当然这属于后见之明。

你曾说过，1987年10月是你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经历之一，显然有很多人与你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与你为伴。但是令我吃惊的是，你是一位逆向交易者，你竟然会在狂热欢腾、举世看多的牛市尾声中重仓做多，这很出乎我的意料。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1987年春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基金的投资人，信中陈述了我对市场保持警觉并且大幅减仓股票的原因。为阐明原因，我一直在思考市场为何能涨得那么高，并且涨幅已超过历史上的标准。我得到如下结论：当时美国股市同时发生了一些典型现象，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即股票发行量的持续大幅减少，同时对于信贷采取慷慨大方、自由放任的态度。只要银行手头有钱，乐意借贷，垃圾债市场就会表现良好，并且公司的管理者把从二级市场购买自家公司的股票视为理应该做的事，我认为这是他们的显著偏见，他们认为股价能不断上涨。这就是我认为1987年大多数时候（股市直到1987年10月才发生崩盘）股票能被持续高估、继续上涨的唯一并且最为重要的原因。

因此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将能改变这种情况？问题的答案就是“经济的衰退”。无论经济衰退在何时发生，其影响力将是可怕的、致命的，因为政府不具有灵活应对的能力，这是由于他们在经济扩张时期早已抛弃了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但在1987年秋天，经济不但没有走弱，反而表现更为强劲，其强劲程度促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我没有料到的是，一些不起眼的事件在发生过程中却对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联储的货币紧缩真的很重要？紧缩的货币政策大概能让股市跌100或跌200点，但绝不会是跌500点。回看历史，当时的财政部长贝克对德国的批评会有严重影响吗？（不会的）那不过是汇率合理评估方面的意见分歧，而且仅仅是孤立的事件，不会有连锁反应。回头看，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后现实世界里又发生了什么呢？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得不把股市崩盘的问题归结到股市自身的问题，即股票市场内部的问题；股市发生崩盘并不是因为市场参与者预测到金融崩溃或经济大衰退即将到来。

那你怎样解释10月19日股价会如此极端的下跌，其原因究竟何在？

导致10月19日股市崩溃的原因在于，股市外部世界相对适中的改变，加上股市内部参与机构、参与群体的改变令当时股市的运作系统无法应对。股市参与机构、参与群体的改变大多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股市稳定要素的个人投资者和专营经纪人系统，他们在市场中的重要性自80年代以来已大幅降低。

你认为“投资组合保险”会加剧股市当时的下跌吗？

“投资组合保险”是新事物。一方面，市场稳定的要素降低了（即个人投资者和专营经纪人的重要性降低）；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又创造出许多新事物，诸如投资组合保险、程序化交易以及全球资产配置等，这些新事物可能会对市场施加单一方向的影响。我的意思是，采用这些策略的市场参与者可能同时是多头和空头。当时股市的运作体系还没做好应对这些新事物的准备。

10月19日到来之时，你的持仓方向是什么，仓位有多重？

那天到来之时，我重仓做多，持有大量的多头头寸，仓位80%~90%，而且就在10月19日当天，我还加仓做多。

为什么要加仓做多？你到那时仍然看多？

我加仓做多，因为这完全就是逆向交易的做法。逆向交易者认为当市场大幅波动（大幅上涨或大幅下跌）时，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认为这种大幅波动是大量情绪化交易、极端化操作所致，而此时正是逆向交易的时机。如果你能避免情绪化的交易（比如恐慌性的杀跌），并且反其道而行之，你可能会取得盈利。所以那天跌300点、跌400点、跌500点的时候，作为逆向交易者，我都应加仓做多。

此后你一直持有多头头寸吗？

没有，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减仓了。市场的巨幅下跌以及由此引起的非同一般的、信心上的改变，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认为这时最好离场休息一下，并且对形势重新思考一下，在那时持有现金观望要胜过持仓死扛到底。

在减仓时，你认为你做多的基本前提假设已不再有效？

我认为，对于当时破坏市场稳定性的力量，我有所低估。

1987年10月你的亏损比例有多大？

那个月我亏损超过20%。

回看1987年10月的交易经历，你认为从当时所犯的错误中是否有所收获，吸取了教训？

有一位非常出色的投资者，我经常与他交谈。他常说：“我在股市28年，我在市场上所做的一切就是不停地犯错和纠错，避免今后再犯错。”他说的是实话，对此我深信不疑。当你在市场上犯错时，你会在潜意识里形成“尽量不要再犯同样错误”的想法。我的交易方式有一大优点，那就是我同时身兼数种身份：长期投资者、短期交易者、个股挑选者、市场择时交易者、行业板块分析者。正因为这样，我要做大量的交易决策，并会犯大量的错误。与我同时入市的人和我相比的话，我更加智慧、更加精明，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我通过所犯的大量错误汲取了智慧，吸取了教训。

典型的共同基金都坚持“买入并持有”的方法。你认为这一交易策略基本上是错误的吗？

基本上是错误的。虽然“错误”一词我使用的并不多。我认为该策略限制太多。如果想分享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看好美国股市的长期发展，愿意承受股价某些时候的下跌，这个当然很好，但是如果只要买进股票就一路持有，市场上那么多有能力的职业资金管理者不是要无事可干，白白浪费了吗？“买入并持有”是一个不完整、有缺陷的交易策略。

然而绝大多数基金所采用的交易策略都可归类于“买入并持有”啊。

我猜是这样的，但比过去要少。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市场时机的选择，这不是因为在市场择时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胜任，能做到极好，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真正认识“买入并持有”策略的缺陷。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最常见的操作建议就是买入股票，然后藏进地下室，忘记买进这回事，长期持有下去。现在你不再听到这种建议和类似方法了。我们对“长期持有”已没有了信心。

你认为共同基金行业将发生哪些改变？

共同基金行业会对投资大众一时兴起的念头、想法十分敏感，会开发新的基金产品以迎合、满足投资大众当前的需求。

身处交易亏损的时期，你是如何应对的？

在交易这行，许多问题真的没有标准答案或是统一公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且足以引导其他人向着某个确定的方向往前走。

换句话说，某个亏损时期和另一亏损时期，两者情况完全不同，因此即便对你本人而言，也没有普遍适用的真知灼见和应对方法。

完全正确。

你是怎样成为基金交易者的？

我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进入基金行业的，当时我只有分析师的职业背景。我是勒布·罗兹公司（Loeb Rhoades）农业设备和周期性商品行业的分析师。我的两位合伙人也是分析师出身，我们共同建立了投资公司（即斯坦哈特投资公司的前身）。随着公司业务的不断发展，交易变得更加重要，于是我开始变为交易员，为公司进行交易，那时我几乎没有交易的经验和职业背景。

如果你几乎没有什么经验，你为什么能成为交易员？

和两位合伙人相比，当分析师他们比我好，当交易员我比他们强。

即使在你交易的早年，你也是一位极其出色的交易员，但是你并没有交易经验，无法从经验中获益。你认为你是怎样做到如此出色的？

我父亲当了一辈子的赌徒。我认为交易中也有赌博的成分，虽然对此我无法精确论证。也许我的交易天赋来自我的父亲。

你在股市交易已超过20年，在此期间，你发现股市有哪些显著的变化？

现在的股市和20年前的股市相比，现在有更多的聪明交易者，而那时聪明玩家的数量相对较少。20年前的机构交易者，通常都是一帮来自布鲁克林区、乳臭未干的小子，语无伦次、收入卑微、莽撞冒失。那时我初涉股海，开始交易，赚钱如探囊取物，易如反掌。

我记得，有一次某位交易者需要抛售70万股宾夕法尼亚州中央运输公司（Penn Central）的股票。那时该公司的情况已适用《破产法》第11章。该股最近一次的交易价格是7美元，这位交易者也不核对屏幕上的报价，因为他怕麻烦，就以比最近一次交易价格低1美元不到的价格将70万股股票全部抛出，抛完后如释重负，而我以6.125美元全部买进。我买入后，该股股价返身向上，我在6.875美元将70万股全部抛出，在6.875美元上的买盘够我抛出3倍的量。在该笔交易我赚了约50万美元，而我交易花费的时间总共才12秒。

那样的市场环境持续了多长时间？

这样的市场环境一直持续到1975年发生兼并潮的时候。现在股市里有许多更为聪明的交易者，有大量不可小觑的竞争对手。另外一个变化是，小散户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人数骤减。股市已经机构化，个人通过共同基金来购买股票。而经纪公司不再向客户兜售大量的股票，转而销售大量令人生厌的共同基金以及所谓的“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风险极大，令人生畏。

最为重要的变化可能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注重短期的表现，偏重短期导向。过去各类投资者现在摇身一变都成了交易者。机构现在把他们自己定义为企业，企业的目标自然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而过去机构把他们自己定义为长期投资者。对于自己预测长期趋势的能力，人们的信心开始大幅降低。1967年，通常能看到经纪公司发布的对麦当劳每股收益的预测报告，其预测的时间可以达到2000年。因为人们那时认为公司能以稳定并且可预见的方式成长，所以他们能够预测公司长期的收益，人们相信美国，相信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现在，人们不再采用那种预测长期的报告和分析长期的方法来研究股票了。

分析长期增长趋势的方法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很少有人采用，主要是因为投机交易盛行，大多数人都注重短期的收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的英雄楷模是长期投资者，而现在，英雄是那些善于短期投机的聪明人。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会谈起“我为固特异公司（Goodyear）做了哪些事”，他为固特异公司做了些什么呢？他在那待了七个月，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在实行“绿票讹诈”（greenmail）后离开了公司管理层。他谈自己为固特异公司做了哪些事，是因为他内疚不安，并且想以这种方式把他自己和“资本家”的称号挂上钩。他和他的同类还要吐槽、抱怨公司的管理层，但自己对公司的经营不管不顾、狗屁不通。随着某部法律的废除，过去一些不允许做的事，现在可以做了。

你指的是哪部法律？

司法部对收购法重新做出了解释。对于什么是垄断、什么不是垄断，通过收购法的重新解释做出了界定。

对于交易的外行，你有什么最为重要的建议？

交易这行的诱惑之一就是，有时最一无所知的人也能交易得很好，也能赚到大钱。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它使你产生这样的印象，即你无须具有专门的知识和技术，不必具有职业的精神也能做好交易，这是一个巨大的圈套和误区。我给任何人的重要建议就是，要认识到交易是竞争异常激烈的行当，当你决定买入或卖出股票时，你的竞争对手、你的交易对家也正在全力以赴，和你做着同样的努力。在许多情况下，你交易的对家就是那些职业交易者，权衡各种不同因素后，你一般不是他们的对手，将被他们击败。

你是不是在暗示，在大多数时候，交易新手最好把他们的钱交给职业交易者、基金管理者打理呢？

“职业交易者”“职业资金管理人”这些词意味着荣誉，代表着专业，我不能把这些词用在业内水平一般的职业人士身上。我的看法是，你应该有很好的理由来确认你自己能在股票投资上获得显著的优异回报。如果你通过投资长期国债能获得9%或10%的收益，通过投资中期国债能获得7%或8%的收益，如果你投资股票的收益也是这些的话，那你用什么来抵消股市增加的风险呢？也许你投资别的东西收益会更高。你必须确定将来的目标收益率有多高以及你是否有可能实现目标收益率。

不要低估交易游戏的难度。

你说的对。而且要忘掉那些陈词滥调，诸如“股市里是高风险高收益”。这不是句真话。股市风险肯定是较高的，所以你不得不相信你将获得较高的收益，只有这样你才有进入股市的目的和理由，才会参与交易的游戏，但实际上你未必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千万不要认为把钱投入某些共同基金就能获得较高的收益。

你说的难道是真的？从历史数据来看，股市的平均回报率难道不比银行利息的平均收益率高？

从表面看是对的，股市的平均回报率确实高于储蓄的平均收益率，但其中暗含统计的陷阱。平均收益率的计算和计算期的选择即起始日期的选择关系密切。例如，如果你以1968年或1972年作为计算期的起点，那么计算得出的股市平均回报率就会逊色许多，不再那么令人心动了。

成功交易的要素是什么？

既要坚信自己的看法，又要保持弹性，承认自己在何时犯过错，这两者要达到一种特定的平衡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你需要坚信某些东西，但与此同时，你犯错的次数将会相当多。以过去丰富的交易经历及所犯的错误为师，很好地学习，就能既保持自信，又心怀谦卑。你应当注重交易的对家，要总是问自己：对方为什么想卖？对方知道哪些我所不知道的东西？最后，你对你自己和别人都必须诚实，即用智慧的眼光如实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根据我的判断，所有杰出的交易者都是真理的探索者。

***

斯坦哈特交易哲学中的“保持与众不同的观点”基本上属于逆向交易的方法。但你们要成为成功的逆向交易者，仅仅依靠调研市场情绪所得到的数据或是其他度量一致看多（或一致看空）者人数的方法，那是肯定不行的。要想在金融市场中成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虽然市场情绪总是在顶部极度看多，在底部极度看空，但不幸的是，“市场参与者极度看多”和“市场参与者极度看空”也可以解读为“市场趋势延伸的特征”。交易的诀窍在于，不要一直当逆向交易者，而要在恰当的时候当逆向交易者。判断当逆向交易者的合适时机不能基于简单的公式。成功的逆向交易者需要能披沙拣金，甄选和把握真正的交易良机。斯坦哈特对基本面信息的敏锐，在市场择时上的精准，正是集这两点于一身，才使他能够选出并抓住真正的交易机会。

斯坦哈特的投资业绩在回报风险比方面具有高回报、低风险的特点，实现如此优异的成绩的另一关键要素就是交易的灵活性。他交易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他做空或做多能够同样的从容自如，当他根据自己的基本面分析，认为股市以外的其他市场有交易获利的机会时，他也愿意在股市以外的市场进行交易。“在交易上你能玩的品种越多，你的交易处境越好，做空、对冲、债券市场、期货市场以及其他交易种类和市场，只要有利可图，时机得当，力所能及，你都可以做。”斯坦哈特如是说。

我发现许多杰出的交易者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当他们觉察到胜算很大的交易机会时，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下重注，敢于重仓出击。在正确的时候，是否具有下重注的胆量和所需的技能，能否抓住大行情的机会加快盈利的步伐，这是区分交易者属于一流还是超一流的方法之一。斯坦哈特在1981年和1982年重仓做多国债期货就是这一特点的绝佳例证。

具有信念对于任何一个交易者而言都是一项重要的品质，但对于逆向交易者而言，具有信念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斯坦哈特只要确信自己依然正确，就敢重仓持有，挺过困难期，直到最终取得盈利，这样的经历他遭遇过无数次，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当然也有撤退清仓的时候，可参见前面访谈部分）。1981年，利率在最终达到顶部前仍然继续上涨六个月，在此期间，斯坦哈特始终持有中期国债期货的多头头寸，足见他的坚定信念。他不仅不受市场价格下跌的不利影响，而且面对基金持有人（斯坦哈特公司下属基金的投资者）对他的责难和质疑（质疑他作为一个股票交易者，为何突然转做国债期货），斯坦哈特同样坦然面对，不为所动。面对所有这一切，斯坦哈特始终持仓不动，甚至还加仓，因为他依然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如果斯坦哈特没有这种强烈的信念，也许他就不能取得如此优异的业绩，可能如今的世人也就不会知道他的大名。

另外斯坦哈特还强调，在交易这行，取得成功没有绝对的公式或固定的模式。市场一直都在改变中，成功的交易者需要适应这些改变，以变应变。斯坦哈特的观点是，试图寻找固定方法或固定模式的交易者迟早将会失败，这是注定的事。

[1] 到1988年11月，基因技术公司的股价已跌到15美元以下，斯坦哈特仍然在做空

第十一章　威廉·欧奈尔：选股的艺术

对于美国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威廉·欧奈尔是绝对的乐天派和热情的拥趸。“在美国每年都会有巨大的机会，你要做好准备，抓住机会，并且全力以赴。你会发现小小的橡树果实能够长成参天的橡树。只要坚持不懈、勤勉刻苦，万事皆有可能做到。你自己的求胜决心是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欧奈尔如是说。

欧奈尔本人的经历就是他上述所言的最好明证，堪称美国式成功的典范。欧奈尔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然后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功——成为赚大钱的投资者（交易者）和非常成功的商人。

1958年欧奈尔进入Hayden.Stone公司，担任股票经纪人，从此开启了金融生涯。在那里他首次开始股市的研究，他投资策略中的关键要素（比如其中的“CANSLIM”选股模式）就是通过这些研究得来的。实践证明，欧奈尔的交易理念和方法非常有效。1962~1963年，在三次连续的、非同一般的交易中，即做空考维特（Korvette）、做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Chrysler）和做多兴泰克药厂（Syntex），欧奈尔采用利滚利的方法，通过一系列多空交易将初始本金5000美元做到了20万美元。

1964年，欧奈尔用其盈利所得购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席位，并且创建了威廉·欧奈尔公司，该公司集研究机构和经纪公司于一体。他的公司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利用计算机进行处理的股市信息，是该领域里的佼佼者。时至今日，该公司是美国国内最受推崇的证券研究公司之一。威廉·欧奈尔公司服务的主要机构客户已超过500家，并且还有28000名个人用户订阅公司的服务产品，即“每日技术图表”。公司数据库中的数据涵盖7500只有价证券，每一证券品种都有120种不同的统计数值。

1983年欧奈尔创办了《投资者日报》（Investor’s Daily），这是他最为大胆的尝试和努力，因为这意味着他将与《华尔街日报》展开竞争。他办报所用的资金都是他的自有资金，他也知道通过办报的盈利来收回投入的本金需要许多年。1984年报纸创办初期的发行量低于3万，与《华尔街日报》200万的发行量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对欧奈尔的办报之举持怀疑态度。到了1988年的中期，《投资者日报》的订户数已扩大到11万户以上，并且发行量的上升速度处在加速之中。如果订户数达到20万户，该报就能达到盈亏平衡点，即可以通过办报的盈利将投入的本金全部收回，估计这一天已为时不远。欧奈尔相信《投资者日报》最终的读者人数能达到80万（包括订阅和零售）。他始终不懈的信心是源于《投资者日报》的财经栏目拥有其他报刊没有的统计信息和数据，诸如每股收益（EPS）排名、相对强弱指数以及成交量变化的百分比，这些衡量指标在访谈中都有谈及。

欧奈尔的著作《笑傲股市》 [1] （How to Make Money in Stock）在1988年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欧奈尔的交易方法和理念。欧奈尔在书中为读者提供了清晰、简要、出色并且极为具体的交易建议。此书是该年度最畅销的投资类书籍。

欧奈尔作为股票投资方面的行家里手，他股票交易的业绩并未受到办报以及其他商业领域尝试的妨碍。在过去十年里，在股票投资方面，欧奈尔的年均收益率超过40%。他捕捉到的一些超级大牛股有：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石油公司（Canadian Oils）和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的Pic'n'Save and Price公司。也许欧奈尔最负盛名的市场预言就是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两整版的广告，在广告中欧奈尔预言大牛市即将到来。两次预言发布的时机恰到好处，准确预言了1978年3月开始的牛市以及1982年2月开始的牛市。

威廉·欧奈尔和他的公司都是朴实无华、不加修饰的。我极少看到像威廉·欧奈尔公司这样拥挤的办公环境。欧奈尔本人在公司也不享有任何特权，作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和另两名同事共用一个办公室。欧奈尔给我的印象是擅长言谈、充满自信、富有主见，并且极为看好美国的发展和未来。

平心而论，我认为你投资股票的方法完全称得上是个人原创的方法，你最初是在哪里形成了你的交易理念？

那要回溯到1959年，当时我对股市中做得较好的人都一一进行了研究。那时德雷福斯基金（Dreyfus Fund）还是规模很小的基金，最初只管理着1500万美元。在基金管理人杰克·德雷福斯的领导下，该基金所取得的收益率是其竞争对手收益率的两倍。所以我找来该基金创立说明书以及基金季度业绩报表的副本，在个股的技术走势图上准确标明该基金买入每一只股票的位置。该基金买入的股票超过100只，当我遍览这些个股的走势图后，我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发现：该基金买入的每一只个股都是在创下股价新高时买入的。

所以我在怎样取得出色业绩方面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在股价接近低点的时候买入股票。当股价脱离宽阔的底部整理区域，并且开始创出相对之前底部区域而言的新高，此刻才是买入股票的时候。要尝试发现并捕捉股价大幅显著运动（趋势性运动）开始的时刻，这样你就不会在股价盘整筑底、上下震荡，做无方向运动（非趋势运动）时过早介入，从而也就不会浪费6个月或9个月的时间来坐等该股大幅上涨。

我对过去几年的大牛股进行了研究并试图找出这些股票在大幅上涨之前的共性。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一些预设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里，比如市盈率（P/E）等。我是基于股市现实情况、真实表现，通过检验大量变量，从而形成我的选股模式。

你能否详述这一挑选牛股的模式？

所有时候的牛股在其股价巨大涨升前的发展早期都具有七大主要特征，我取各特征的头一个字母组成“首字母缩拼词”（acronym），即“CANSLIM”，以此来命名该模式，可便于记忆。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C”代表当前每股收益，表现最佳的个股在其股价开始主升段上涨前，当季每股收益较上一年度同期的平均增幅为70%。有如此之多的个人投资者，甚至是养老基金的管理者买入当前季度每股收益（相较上年同期）原地踏步或有所下降的普通股，我对此一直感到诧异。如果某只股票当前收益是糟糕的，其股价绝无上涨的理由。我们所做的研究表明——表现最佳的股票在其股价快速飙升前，其公司盈利会大幅提升，那么如果有人退而求其次，勉为其难地选择买入盈利平平公司的股票，那又是为什么呢？因此择股的第一条基本法则就是当前季度每股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至少要有20%~50%的增长。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A”代表年度每股收益。经过我们的研究，表现卓越的股票在其浮现显露的早期，其公司前五年每股收益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4%。每年的每股收益都比上一年度的每股收益有所增长是最为理想的。

第一流的好股票会同时兼具当前收益出色和每股收益年均增长速度快。《投资者日报》上登载的“每股收益排名”（EPS rank）是将每只股票过去两个季度的每股收益增长百分比和其过去五年的每股收益年均增长百分比相结合，然后再将结合评估所得的数值与包含在评估范围内的每一只股票的该项数值进行比较。例如某公司股票的每股收益排名值是95，则意味该公司当前每股收益及近五年的历史每股收益要超过其他95%的公司。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N”代表新生事物。新生事物可能是新产品、新服务，产业的变革，或者是管理的创新。通过研究发现，95%伟大成功的企业都具有上述新生事物中的一项或数项。股价创下新高也可视为一种“新”。在我们的交流讨论会上发现：98%的投资者不愿买入已创新高的股票。然而这是股票市场最大的悖论之一：看似股价已太高的股票通常会涨得更高，而看似股价还极低的股票常常会跌得更低。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S”代表已发行流通的股份。我们研究范围内表现最佳的股票，其中95%的股票在其股价表现优异的时候，流通盘都小于2500万。这些股票流通盘的平均值为1180万，中位数仅为460万。许多机构投资人在股票购买方面做出限制，只购买大型公司的股票，这是在作茧自缚，这种购买限制会令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错失买入一些成长性极好公司的股票。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L”代表领涨的龙头股或是滞胀的弱势股。1953~1985年，表现最佳的500只股票的股价在真正展开主升段前，其相对强弱指数的均值为87 [2] 。所以择股的另一基本法则就是挑选领涨的龙头股，即相对强弱指数高的股票，回避滞涨的弱势股。我倾向限定自己只买入相对强弱指数高于80的股票。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I”代表机构的认可程度。股票需求的最大源泉显然是来自于机构买家。领涨的龙头股通常会得到机构资金的支持，会被机构投资者大量买入。股票虽然需要得到一些机构的认可，但并不需要机构认可度过高，因为一旦公司出现重大问题或是市场整体走坏，就会引发机构持有者的大肆抛售。这就是被大量机构广泛持有的个股走势糟糕的原因所在。当公司优异的业绩已大白于天下，以致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已持有该股，此时再去买入该股可能为时已晚。

该模式名称中的字母“M”代表整体市场。3/4的股票将会与市场平均价格指数的主要、明显的运动方向保持一致。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学习如何按日解读股价和成交量以洞察大盘见顶的前兆。

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内，整个股市中符合“CANSLIM”这一模式的个股不会超过2%。因为你仅想选出最最好的股票，所以这一选股模式的选股要求和限制就要严谨审慎。如果你招募参加棒球比赛的选手，你会只选打击率为两成（0.200）的击球手组成一队，还是力图找到尽可能多的、打击率达到三成（0.300）的击球手来组成一队呢？

由于你有如此严格的选股过程，因此你交易成功的概率很高，是这样吗？

我估计这些年我所购入的股票中，2/3的个股都是以获利告终的。然而我发现其中表现确实突出的，特别牛气冲天的个股，每十年大概只有一两只。

你的“CANSLIM”选股模式中的大多数指标，比如其中的每股收益指标，能否在股价创新高之前就帮你选出个股？为什么不在股票正在筑底的时候买入，而非要等到股价去创新高的时候再买？

因为只有股价永远不能向上突破时，你才会对股价从底部向上突破不做期望，不做等待。意思就是，如果股价将能向上突破，你必然会期望突破时刻的到来，必然不会在筑底的时候买入，一定会等到突破后再买。如果你在股价筑底阶段买，不是买的太早，就是买的太迟。如果股价脱离筑底阶段，创出阶段性的新高（相对之前筑底阶段而言的新高，并非该股历史上的新高），这时买入才恰到好处。如果你在股价筑底阶段买入，那时股价通常会在10%或15%的区间内频繁震荡，反复拉锯，你极易被清洗出场。但是如果我买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即股价脱离底部，创出相对高点的时候），股价通常不会跌破我所设置的止损点（即买入后承担的最大损失为7%，超过就止损离场）。

你前面说过，股票的相对强弱指数高，位于80或80以上，则该股股价表现会优异。虽然相对强弱指数高是一件好事，但是否会因为太高而适得其反、物极必反呢？换句话说，某只股票的相对强弱指数高达99，那么该股是否已涨过了头，股价是否极易发生大幅、快速的向下调整，以此来修正超买的股价？

你必须看着技术图表来做决断。关键不在于相对强弱指数是如何的高，是否高过了头，而在于股价距离最近底部的涨幅已有多大。如果股价刚开始爆发，才脱离充分筑底的阶段，而该股的相对强弱指数又是高的，那么就可买入该股。然而，如果某股的价格相较之前筑底阶段的价格已上涨了10%以上，一般说来，我就不会再买入该股。

由于几乎没有一只个股能够抗衡总体的熊市，能够独善其身，因此你的“CANSLIM”选股模式中的“M”很有道理，然而这条法则知易行难。对于牛市见顶和牛市中正常的回调，你将如何区分，毕竟这才是难点和关键所在。

市场平均价格指数构筑顶部有以下两种方式，两者必居其一。第一种构筑顶部的方式是：市场平均价格指数去创新高，但市场总的成交量却未放出，仍处低位。这就是告诉你，当前市场对股票的需求依然不旺，当前股价的上涨非常脆弱，并不牢固。如果是下跌以后的回升，即便能创新高，也只是反弹而已。第二种构筑顶部的方式是：市场总的成交量在几天里突然增加，但市场平均价格指数的涨幅（以每日收盘价计算）却非常小，放量而滞胀。在后一种方式中，当市场平均价格指数开始构筑头部时，成交量可能已不能加速放大，因为成交量在价格上涨的途中已消耗殆尽，此时市场平均价格指数已无继续上涨的动力。

另有一种确定总体市场方向的方法，那就是关注市场领涨品种的表现。如果牛市中的领头羊开始转涨为跌，这是市场见顶的重要信号。另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因素就是美联储的贴现率。通常，美联储提高贴现率两三次，市场就会开始有麻烦了，可能会转涨为跌。

有时每天的腾落指数（advance/decline line，即涨跌趋势线）也是观测和研判交易方法、市场顶部（或底部）的有用指标。 [3] 腾落指数的变动通常滞后于平均价格指数的变动，当平均价格指数创出新高，而腾落指数却无法冲过之前的最高点，两者产生背离时，表明参与市场上涨的股票数量开始减少，预示市场顶部可能会到来。

如果你认为总体市场已开始进入熊市，你会建议做空吗？还是仅仅清空持有的股票？

我一般不建议别人做空，除非他是职业交易者。做空需要极高的技巧，需要慎重对待，好比刀口舔血。我在过去的九次熊市中，仅有两次熊市通过做空获得了显著的收益。

不能因为股价看上去很高就去做空。做空成功的要点并不是在股价的顶部去做空，而是在正确的时候去做空。只有当总体市场发出见顶信号才能考虑做空个股。股价向上对第三个或第四个整理区域（即股价在上升途中构建的盘整区间，也就是阶段性底部）的上沿进行突破，但以失败告终，此时是最佳的做空形态，是做空最好的时机。向上突破失败后股价会放量跌破之前价格整理区域的低点（即盘整区间的下沿）。在股价首次跌到该整理区域的下方，通常会引发股价的几次向上反抽。而跌破的整理区间，原来是上升途中的阶段性底部，但当股价向上反抽时，原来的支撑位变成了阻力位，在该整理区域会引发大量的抛盘，因为原来在此整理区域买入股票的投资者，都已套牢亏损，一旦股价反抽该区域，许多套牢者急于解套离场，只要保本打平即可，造成该区域的解套盘极多。股价的反抽可能以失败告终，而反抽失败的时候也是抛售做空的良机。

沽空后将会承担无限的风险，这是做空所独有的问题吗？

不是这样的，我从不会承担无限的风险。如果建立空头头寸后股价上涨，朝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当账面损失首次达到6%或7%后，我将止损清仓。在你做空任何个股之前，你要设定好止损价，即当损失产生时，你将在哪个价位清仓离场。

除了对你选股至关重要的“CANSLIM”选股模式，“风险控制”在你整个交易策略中显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风险控制”这一交易要素请你多谈一点。

我的交易哲学是，所有的股票都是坏的（充满风险）。除非股价能够上涨，否则就不是好股票。如果股价下跌，你必须尽快止损。在股市制胜的秘密不在于“你在所有的时候都要正确”。实际上，即使你只在一半的时间里保持正确，你也能取得成功，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你在出错的时候要尽可能少输钱”。我所买进的任何股票，即便发生亏损，我也绝不让最大亏损超过7%，这是我订立的交易规则。如果股票购入后，股价下跌超过买入价的7%。我会自觉抛出止损，决不猜测，决不犹豫。

某些买入被套的人会说：“因为我被套亏损，所以不能卖出股票。”如果股价已低于买入价，此时你割肉卖出股票后的亏损就是卖出价低于你买进价的亏损，而不会再遭受新增的亏损，而死扛不放，股价继续下跌，从而“让亏损奔跑”，这是市场大多数交易者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市场大众没有真正理解快速止损的理念。如果你没有“亏损7%就止损”的交易规则，如果碰到像1973~1974年那样的熊市，你持仓金额的70%或80%都会亏掉。我曾亲眼看见有人在那样的熊市里因不懂止损而走向破产。如果你不愿“截断亏损”，那你就不应购买股票。你会驾驶没有刹车的汽车吗？

弗雷德·凯利（Fred C.Kelly）在他所写的《成败之因》中讲过一个故事，在我的书中也引用过这个故事。投资者在做卖出决定时最典型的犹豫拖延，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故事是我所知道的最佳例证。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为诱捕火鸡，临时搭建了一个屋子，该屋子有一扇铰链门，门上拴一根绳子，那人就能躲在远处，通过拉动绳子来使门关上。要诱使火鸡进屋，就把门打开，从屋外到屋内沿路撒下谷物，这样火鸡沿着一路上的谷物就会跑进屋内，到时拉动绳子，把门关上，就能把火鸡一网打尽。然而一旦把屋门拉上，要再次打开屋门的话，人就必须跑到门前，推开屋门，这样就会吓跑潜藏在屋外的火鸡，因此门关上后就不宜再次打开。

有一天，屋子里已跑进了12只火鸡。接着有一只火鸡跑了出去，屋里只剩下11只火鸡。此人躲在远处，看到后心中暗想，“如果我等一等，跑出去的这只火鸡会重新跑回来，我应该等到屋里有12只火鸡的时候再拉绳子”。他在等待第12只火鸡重新跑回屋的时候，又有一只火鸡跑了出去。此时他想，“如果有一只火鸡跑回屋，我就拉绳子，抓到11只火鸡，我也心满意足了”。就在他等待之际，第三只火鸡跑出屋去，最终他一无所获，空手而归。此人错就错在他死抱“最初跑出的火鸡将会跑回屋”的想法而不肯改变。股票套住而不肯割肉止损的投资者，其典型的态度正与此相仿。这样的投资者始终期望跌下去的股价会重新涨回来，这样他就能解套甚至盈利了。这个故事的启示是，在股市要通过止损来降低风险，不要看着股价下跌而坐视不管，就好比你还在计算屋内火鸡数，等着火鸡跑回来的时候，屋里的火鸡会一只一只地往外跑。

好吧，你采用“CANSLIM”的一套方法进行选股，如果犯了错，你就遵循最多亏7%的法则止损出场。那么对于手里盈利的股票何时获利了结。你是如何决定的呢？

首先，如果持有的股票表现良好，如你所料，你就应该尽可能持有不放。杰西·利弗摩尔说过，“大钱从来不是靠你思考得来的，而是靠你坐着得来的”。其次，你必须认识到，你永远无法精准逃顶，所以当你卖出股票后，股价却进一步走高，你为此而自责，这是荒谬可笑的。做股票的目的就是通过股票来赚取丰厚的利润，如果股价在你清仓离场后持续走高，不必烦恼难过。

对于许多人都认为很重要的指标和因素，包括市盈率、分红、分散投资以及超买/超卖指标，你在你的著作里都不屑一顾，不以为然。在这些方面，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究竟错在哪里，你能否阐述一下？就从市盈率开始吧。

因为股票的市盈率低，就说它低估，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股票低市盈率和股价表现良好间的关联度非常之低。我们研究的股票中，有些股票开始大幅上涨时的市盈率是10倍，而另有一些股票开始大幅上涨时的市盈率却是50倍。在我们调查研究的33年里（1953~1985年），其中表现最佳的股票在其股价爆发初期的市盈率是20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此期间道指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是15倍。这些表现最佳的股票在其股价延伸上涨的末端，其平均市盈率接近45倍。这就意味着，如果你在过去不愿意买入市盈率高于大盘平均市盈率的股票，你在无意间就排除、错失了大多数表现极佳的牛股。

许多投资者的通病是，仅仅因为市盈率低，股价看上去便宜，就去买入股票。市盈率低，自有其低的理由。许多年前，我刚开始研究股市，那时我在诺思罗普公司（Northrop）股票市盈率为4倍时买进该股，眼睁睁地看着该股股价最终跌到2倍市盈率的水平，当时令我难以置信。

许多投资者的另一通病是，卖出（或做空）市盈率高企的股票。我依然记得1962年发生的一件事，那时有个投资者闯进我朋友的经纪公司，大声说道：“施乐公司（Xerox）的股价已涨得太高，已经高估了，它已经达到50倍市盈率了。”此人在施乐公司股价达到（股票拆分后的）88美元时做空，但该股股价最终涨到（股票拆分前的）1300美元。

对于分红，你是怎么看的？

分红和股价表现间没有联系。实际上，公司分红越多，其状况可能越差，因为公司把盈余的钱分给个人投资者，然后在需要资金时，就必须向银行去借，从而支付很高的贷款利息。因为即将分红而去持有股价正在下跌的股票，这种做法很幼稚。如果你在分红上获利4%，而与此同时股价却下跌了25%，那么你将净亏21%。

对于超买/超卖指标，你又怎么看？

我极少关注超买/超卖指标。我曾经雇用了一位精通这些技术指标并且在这方面很有知名度的专家。1969年股市下跌时，我力图说服投资组合的管理者清空股票，全部换成现金，这一建议恰逢其时，但这位技术指标专家却对他们说：“现在卖出股票已经太晚，不能卖出了，我的技术指标告诉我，市场已经‘极度超卖’了。”而当他的技术指标从“极度超卖”变为“超卖”时，市场却在此期间真正展开了加速下跌。

我最后要问你的就是“分散投资”，这项内容是最为人们普遍认同的。

“分散投资”不过是“无知”的托词和掩饰。我认为你最好集中持有一些股票，并且充分了解和弄懂它们。通过对个股的精挑细选，你在股市取得优异战绩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另外，对于你持有的这些股票，你要非常密切、仔细地观察，对于风险控制而言，这点十分重要。

对于典型的投资者而言，同时持有多少只股票为宜？请你给个建议。

我的建议如下：资金量在5000美元的投资者，同时持有一两只股票；资金量在10000美元的投资者，同时持有三四只股票；资金量在25000美元的投资者，同时持有四五只股票；资金量在50000美元的投资者，同时持有五六只股票；资金量在100000美元或100000美元以上的投资者，同时持有六七只股票。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内容，市场大众对于股市还有哪些重大的错觉和误解？

大多数投资者认为技术图表是魔术戏法、咒语巫术一样的东西，神乎其神，却虚幻无用。只有大约5%~10%的投资者能搞懂技术图表，甚至许多职业玩家对于技术图表也一无所知。一个医生如果不用X光和心电图来诊断病情，那么他是愚蠢无知的。与此类似，投资者如果不采用技术图表，同样也是愚蠢无知的。技术图表能够提供具有价值的信息，使你充分了解当前市况，并可据此预测将来走势，这些信息通过其他途径和方法是无法轻易获得的。通过使用技术图表，你可以有条不紊地、系统全面地追踪大量不同的股票。

之前你曾谈到过，把市场总成交量作为发现市场平均价格指数见顶的线索。那么在交易个股时，你也采用个股的成交量指标吗？

个股的成交量能用来衡量个股供需双方的力量。当股价开始奔向近期新高，准备上一台阶的时候，此时的成交量应比最近几个月来的日平均成交量放大至少50%以上。在关键价位的放量是极具价值的提示，它预示该股已做好创新高、上台阶、继续涨的准备。

个股成交量的放大具有提示作用，反之，成交量的缩小也具有提示作用。当股价在上涨一段后步入盘整，成交量应该快速大幅萎缩。换句话讲，股价步入盘整后，市场的抛售应该变得极轻。在盘整期间，萎缩的成交量通常代表股价的整固，能为再一次上涨打好基础。

面对一系列的亏损，你会怎样应对？

如果你遭受一系列的亏损，并且不是因为你交易犯错造成的，那就表明这是整个市况不佳所致。如果你在交易中连续亏损五六次，你需要从市场中撤退出来，看看此时是否应该开始持币。

“CANSLIM”选股模式中的字母“M”强调的是，当市场处于大熊市阶段，最好置身场外，至少不应做多股票。由于大多共同基金受自身体制的限制，无论牛市还是熊市，他们股票投资的仓位始终很重，这是否表明把钱投资于基金是一项糟糕的投资，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你这种说法会让我感到吃惊的，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基金是绝对优良的投资标的。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住宅，自己的不动产投资，个人的股票账户或买入的共同基金。你只有通过这些才能获得比你工资收入还要高的丰厚收益。虽然我认为个人投资的最佳对象就是共同基金，但问题出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怎样进行基金投资。通过基金投资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买入基金，置于一旁，坐等赚钱，不要多想”。当你买入基金，你需要持有15年或更长的时间，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赚大钱。但要做到这样，你需要具有持有不动的勇气，这样才能熬过这15年中三个、四个或五个熊市。典型的、多元投资的成长型股票基金在牛市中的仓位最高达75%~100%，但到了熊市，其仓位会降到20%~30%。

所以你对待基金和个股是完全不同的？

非常非常的不同。对于个股，你绝对必须设好止损点，因为你不知道股价会下跌到哪里。我记得，有一次我买入一只100美元的股票，最终该股跌到了1美元。我绝没想到它会跌那么深，跌幅会如此巨大，如果我不设止损，死扛不放，会有怎样的后果啊？如果犯下这样的错误，你就万劫不复、永难翻身了。

与此相反，对于共同基金，你应一路持有，熬过熊市。因为大多数共同基金采取分散投资的方法，持有100只或更多的股票，这些股票基本涵盖各个行业，能反映美国经济的状况。当熊市结束、股市开始复苏，这些共同基金的业绩也会随之复苏，这是必需的。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熊市中由于恐惧而决定转向，抛出手中的基金，破坏了长期持有的规划。实际上，当表现优异、分散投资的成长型基金大幅下跌的时候，正是你大买特买的机会。

平心而论，一般投资大众可能把股票的交易方法用在了基金交易上，而把基金的交易方法用在了股票交易上，这样说确切吗？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股票交易中可能会始终持有套牢亏损的个股，但在基金交易中，当基金价格大幅下跌时他们却会迅速割肉清仓。

是的，正如你所言。因为情绪的因素，导致人们在股市中的操作大多数都是错的，都是情绪化交易。

顺着这一思路，请你谈谈投资者普遍会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是什么？

在我的书（即《笑傲股市》）里，有一章就是专讲投资者常犯的18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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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列投资者常犯的错误摘自欧奈尔的著作《笑傲股市》，该书1988年由McGraw-Hill公司出版发行。

1.大多数投资者连门都永远入不了，因为他们不会使用良好的选股标准，他们不知道好股必须符合哪些标准和条件，所以他们买进的只是四流的、平淡无奇的股票。他们购进的这类股票，在市场中不会有特别良好的表现，不会是真正的领涨股。

2.确保结局悲惨、自寻死路的良方就是“买入下跌途中的股票”。下跌途中的股票看上去确实很便宜，因为此时的股价与几个月前的股价相比已跌去很多。例如，我的某位熟人，他在1981年3月以每股19美元的价格买入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的股票，当时买入的理由是，该股股价已大幅下跌，看上去非常便宜。这是他的首次投资，他犯了新手典型的错误。他是在接近全年最低价的时候买入该股（即在该股下跌途中买入该股），后来证实，股价的下跌是由于公司当时陷入一系列的麻烦，并且有走向破产的可能。

3.一个更糟糕的交易习惯就是在股价下跌途中，不断买进以摊低成本，而不是在股价上升途中加码买进。如果你在40美元买入某只股票，然后当该股股价跌到30美元时，你买入更多的股票，你买入该股的平均成本变为35美元。你不断持有并加码亏损的股票，把可以购入上涨股票的钱不断买入持续下跌的股票，这是错误的做法。这种外行的交易策略能让你亏损累累，沮丧不已，成为交易的大输家。

4.大众爱买便宜的股票，即每股成交价格低的股票。他们错误地认为买进股票的股数越多越好，越多越明智，一般买低价股大约可买入100手或1000手，买进股数越多，他们的感觉就越良好，他们认为买进股数多很重要。你应该最好买入30股或50股的高价股，这些都是绩优公司的股票。你必须这么来思考，你是根据自己投入的美元金额来买股票，而不是根据你能买多少股数来买股票。要买价格虽高但质地最好的股票，不要买价格虽低但质地最差的股票。2元股、5元股或10元股的吸引力看上去充满诱惑，令人难以抗拒。但大多数10元股或10元以下的个股，其售价低廉的原因是所代表的公司过去的业绩差，现在的问题大，目前在某些方面出了差错，低有低的道理。股票就像其他所有的商品一样，你无法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最质优的商品。

买低价股的交易佣金等较高，如果在股价已有一定涨幅后才买入的话，则面临的风险也较大，因为同样跌15%~20%，低价股的跌速要比大多数高价股的低速快。职业交易者和机构投资者通常不买5~10元的股票，所以你追随和支持那些价低质差的股票，绝非明智之举，当属下下之策。正如以前讨论过的，机构的认可程度是有助和推动股价走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5.初次进行交易的投机者都想在市场上赚大钱，赚快钱。他们想快速赚大钱，但却没有进行必要的学习，没有做好交易的准备——没有掌握交易基本的方法和技巧。他们寻找快速致富的捷径，但却不投入任何时间、精力去真正学习他们所从事的行当——交易。

6.主流的美国人喜欢根据内幕消息、市场传闻、题材“故事”以及市场顾问、咨询机构的推荐来购买股票。换句话说，他们根据别人说的话，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来冒险，而不是在自己确定的能力范围内进行交易。大多数传闻都是假的。利多的内幕消息即便是真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股价会不涨反跌。

7.投资者依据分红或低市盈率来买股票，就会买入那些二流的股票。分红不像每股收益那么重要；实际上，公司分红越多，其状况可能越差，因为公司把盈余的钱以红利的形式分给投资者，然后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就必须向银行去借，从而支付很高的贷款利息。一两天的股价波动就能让投资者把分到的红利全部亏光。对于低市盈率，低有低的道理，可能因为公司过去业绩中暗含不利、较差的因素。

8.人们喜欢买进名字耳熟能详的股票。不要因为你过去替通用汽车打过工，就把通用汽车视为非买不可的好股票。大多数表现最佳的股票，它们的名字你并不熟知，但你清楚你是否有能力对这些名字有点陌生的好股票做一点分析和研究，是否可以做到从不熟到很熟。这才是你应该做的事。

9.大多数的投资者无法发现、辨别和确认有用的信息和用益的建议。如果他们得到一个良好的建议，大多数人无法辨别建议的好坏或者即便知道是好建议，也不会照着去做。水平一般的朋友、股票经纪人或市场咨询顾问所提供的建议只能让你遭受亏损。这些人只有他们自己先在市场中取得足够大的成功，他们所提出的建议才值得你参考，不过符合这一条件的人，通常是凤毛麟角。杰出的股票经纪人和市场咨询顾问不会多过杰出的医生、律师或棒球运动员。九个棒球运动员中只有一个球员才能签下棒球联合总会的职业合约。当然大多数从高校毕业出来的棒球手还不够签约的资格，因为他们的水平尚不够格。

10.超过98%的投资者不敢买正开始奔向新高的股票，对他们而言，股价看起来似乎太高了。个人的感觉和看法远不如市场来的正确，市场才是对的。

11.大多数缺乏交易技巧的投资者在亏损尚小，在合理、可控范围的时候，仍固执地持有亏钱的股票。本来他们能以较小的代价清仓离场，但他们对持有的股票投入过多的感情，太具有人情味，他们保持等待，希望股价反弹，直到亏损变得越来越大，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12.大多数投资者相同的一点是，一涨就抛，爱赚蝇头小利，对于套牢亏损的品种却死抱不放。这种战术与正确的做法恰好截然相反。投资者会错误地先抛出盈利的股票，而后才抛出亏损的股票。

13.个人投资者过于担心交易税费和交易佣金。投资者的主要目标首先应该是赚取净利。过于担心交易税费使你在投资时希望能够避税，通常这会导致糟糕的投资，因小失大。在过去某段时间，投资者为了得到免征长期资本利得，持有股票时间过长，从而丢失大好利润。

与“在最初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等更为重要的方面相比，买卖股票交易佣金的多少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你如果能从经纪人那得到打折后的佣金率，那佣金成本就会更低，更加微不足道了）。和不动产交易相比，股票交易的佣金要低很多，并且股票的变现能力和流通性也要高于不动产。因此利用股票交易的这些特点，当情况不妙时，你能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快速止损离场，从而保护自己或是当有利可图的、持续延伸中的价格趋势展现在眼前时，你能及时参与把握。

14.大多数人在期权上的投机太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当买入看涨期权时，他们把全部资金都投入短期、低价的期权，这样做是错误的。和长期期权相比，短期、低价的期权波动性更大、风险更高。短期期权的到期时间近，所以对该类期权的持有者是不利的。有许多期权投机者玩起了“裸期权”（naked option），这种玩法承担风险高，潜在收益低，所以是相对较差的交易操作。

15.投资新手喜欢采用限价的委托订单来买卖股票，即下单委托时把买入价或卖出价固定在他们设定的价格上。他们很少采用市价委托。这种限价委托的方法是糟糕的，因为这样做，投资者会为几美分的钱、小数点上的数字劳神费心、锱铢必较，但对更为要紧的价格总体运行趋势却疏于关注，因小失大。限价委托最终导致下单者完全忽视市场的动向，一心只算小钱，结果对于手中应该及时止损以避免更大损失的股票却没有及时清仓离场，从而亏了大钱。

16.一些投资者在进行买入或卖出决策时会碰到麻烦。换句话说，他们会左右摇摆、犹豫不决，从而无法决断。因为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一无所知，所以交易决策时就缺乏自信。他们没有用以指导交易的交易计划和交易准则或法则，所以无法确定他们接着该做什么。

17.大多数投资者无法客观地看待股票。他们总是怀有期望和持有偏好，并且他们依靠自己的期望和个人观点来分析股票，而不关注市场的观点，而市场的观点很多时候都是正确的。

18.投资者通常会受一些无关紧要、并不真正重要（甚至适得其反）的事情影响，诸如股票拆分、红利提高、新闻报道以及经纪公司或投资顾问的建议。

你对华尔街发布的研究报告是怎么看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可是终其一生在研究股票和美国经济啊？

《金融世界周刊》（Financial World）上有一篇文章认为，顶尖的分析师通常也跑不赢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收益。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华尔街那些经纪公司的研究报告，其研究的公司中有80%是压根不用去研究的，是错误的分析对象。每个行业分析师不得不承担分配给他的研究任务，去完成撰写研究报告的工作任务，即便在每一轮行情中仅有一些行业板块能成为领头羊，他们也要对所有板块进行研究，撰写报告。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来筛选和确定哪些研究报告是确实应该写的。华尔街研究报告的另一主要问题是，这些报告很少提出卖出或做空的建议。

作为交易时间超过25年的股票投资者，你始终能保持成功，考虑到这点，对于随机漫步理论，我想你不会非常认同。

股票市场既不有效，也不随机。股市不是有效的，因为股市中存在太多错误、糟糕的观点和看法；股市也不是随机的，因为投资者强烈的情绪力量会促成价格运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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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最普遍的意义而言，要取得交易的成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有效的交易选择过程、风险控制以及确保做到前两项的交易纪律。威廉·欧奈尔是成功交易者的完美典范。他建立了选股的具体策略（即“CANSLIM”选股模式），具有严格控制风险的交易法则，并且恪守交易纪律，从而确保交易中不会偏离、违背选股的模式和风险控制的策略。本章除了阐述欧奈尔具体选股的细节，在访谈结尾处还列举了投资者常犯的错误，这部分内容对于交易者和投资者都特别有用。

[1] 该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某股的相对强弱指数用以衡量该股在过去12个月内相较其他所有股票的股价表现。例如某股的相对强弱指数是80，则表明该股在过去一年中的走势要胜过其他80%股票的走势。

[3] 腾落指数揭示了在纽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中，每天上涨数量和每天下跌数量之差。

第十二章　大卫·瑞安：投资股票如同探寻宝藏

大卫·瑞安不购买低价股，但并非一直如此，他也曾买过低价股。遥想13岁那年，他清楚记得在快速翻看《华尔街日报》时找到一只股价为1美元的股票。他攥着报纸跑到他父亲面前，指着报上的这只1美元股票问：“如果搜遍我房间后，能凑足1美元，我能买上一股吗？”他父亲告诉他，这样做不好。“你必须在投资股票前先研究一下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他父亲接着向他解释。

几天后，当再次浏览《华尔街日报》时，瑞安看到一篇关于沃德食品公司（Ward Foods）的文章，该公司生产、销售的是块状糖果等食品。因为瑞安很喜欢吃糖果，而且吃得很多，所以该公司看起来是很好的投资标的。瑞安的父亲替他开立了交易账户，他购买10股该公司的股票。购买股票后他动员他所有的朋友都来买沃德食品公司生产的糖果，这样该公司就能赚更多的钱，他买入的股票也就能上涨，至今他还能想起当时的情景。瑞安的股票投资者生涯自此正式开启。

瑞安对股票市场的兴趣与日俱增。在16岁那年，他订购了每周的技术图表服务，并且参加了威廉·欧奈尔和其他市场分析人士主办的投资培训班。进入大学后，瑞安又遍览所有能够找到的股票书籍。

威廉·欧奈尔是瑞安的偶像。1982年瑞安从大学毕业后，他试图在欧奈尔的公司里谋一份工作。他告诉欧奈尔公司的接待人员，他对在欧奈尔这儿工作很感兴趣，他愿意在这里干任何工作，无论职位有多么卑微，只要能让他进入公司工作即可，他甚至愿意在那里免费打工。最终瑞安得到了聘用。进入公司后的四年里，瑞安凭借显赫骄人的投资业绩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副总裁，并且担任欧奈尔在为机构客户挑选股票方面的直接助手。

瑞安在1985年参加了全美投资锦标赛，并在那年以161%的收益率夺得股票类投资的冠军，他也由此赢得了一定的声名。这一赛事是由前斯坦福大学教授诺姆·扎德（Norm Zadeh）策划举办的。瑞安在1986年再次参加该项赛事，似乎他为了证明1985年的夺冠并非一时的侥幸，不是靠一年的运气。最终在1986年的比赛中，瑞安几乎复制了前一年的业绩，以160%的收益率第二次摘得桂冠。1987年瑞安第三次参赛，他再次以三位数（是指百分数三位，即年收益率超过100%）的年收益率夺得冠军。如果把这三年放在一起计算的话，瑞安的复合收益率高达惊人的1379%。

虽然我所采访的大多数交易者对交易都非常挚爱，但无人能像瑞安那样对交易有着难以自控的狂热和痴迷。对瑞安而言，选择股票的整个过程就好比一场非常棒的游戏——他称其为探宝的游戏，而且他依然无法相信他能一边拿着工资报酬一边来玩这种探宝的游戏。

我访谈过的这些交易员，他们的办公室可谓形形色色，从朴实无华到奢华考究，很明显，瑞安的办公室属于最为低端的。令我吃惊的是，这里既不宽大，也不像办公室，而是一间面积极小且充满嘈杂之声的房间。瑞安对于没有舒适优雅的办公环境看起来毫不介意。我猜想，只要给他价格走势图和看报价、下交易订单用的电脑，就是让他蜷缩在门厅的壁橱里进行交易，他可能也会心满意足的。

你最初在威廉·欧奈尔公司的工作包含市场分析吗？

不包括，但我曾经参与过，那是我才起步的阶段，我需要不断地学习。

我猜，你是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学习吧？

是的，每个晚上和周末我会把一些材料带回家学习。

当时你在学习哪些东西？

我会查看技术走势图，研究公司过去的个股推荐和操作建议。我研究大牛股的历史走势，分析其价格运动的模式，这样我就能牢记股票在启动大行情前的特征和迹象。我尽可能照着欧奈尔的做法去做每一件事，亦步亦趋。欧奈尔就是我效法的榜样。

你在那时进行交易吗？

是的，我在公司工作后不久，就开立了交易账户，初始本金是20000美元。

你那时交易得怎样？

最初交易得不错，截至1983年6月，我把交易账户做到了52000美元，但接着我又全部输了回去，不仅是赚来的钱，还包括我初始本金的一部分。到1984年中期，我交易账户的资金跌到了16000美元。

你知道你错在哪里吗？

对于1983年6月~1984年中期我所犯的每一笔交易错误，我都坐下来仔细研究过。我最大的交易错误就是，即便在一个相当熊的市场里，道指从1296点跌到1078点，但我采用的还是1982年8月~1983年6月牛市中的交易手法，仍然积极主动地进行交易，结果越做越亏。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买入已大幅上涨的股票。我的意思是，我买入股票时，该股股价距离其价格底部已上涨了15%~20%。你应该在某股股价较其底部上涨很少的时候买入该股。倘若追高买入的话，风险会极大。

通过分析我所犯的所有交易错误，我又使交易账户的资金由跌转升。1984年后期，我把我名下的一项不动产售出，把出售所得的钱款全部投入股票账户。

尽管1983年中期~1984年中期你的业绩糟糕，但因为当时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所以你还是充满信心的，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我非常努力地学习，并且下决心恪守我所制定的交易纪律，所以我认为自己定会交易得很好。1985年，我参加了全美投资锦标赛，并在那年以161%的收益率夺得股票类投资的冠军，在接下来的1986年和1987年我又两度参赛，又以远超100%的收益率两度夺冠。我将正确的事一次次地重复做。当某只股票具有我所喜欢的全部特征，我就会买进该股。

你今年交易得怎样（指1988年5月）？

截至现在，我今年的交易不利，交易账户里的资金是减少的。我们在几个不同类型的市场中交易，股票市场的价格变动不像过去三年里那样快速。今年我在股市交易中投入的金额很少，因为我认为赚大钱的可能性很小，交易盈利的机会非常有限。

你之前曾说过，有一阵子你几乎读遍了你所能找到的关于交易和金融市场的每一本书，对于那些尚处起步阶段，但非常虔诚地想成为成功股票交易者的新手，你给他们的推荐阅读书单是什么？

威廉·欧奈尔的书是必读的，他的《笑傲股市》位于我推荐阅读书单的榜首。尼古拉斯·达瓦斯（Nicolas Darvas）的《我如何在股市赚了200万》 [1] （How I Made$2000000 in the Stock Market）是另一本必读之书，许多人会嘲笑这个书名，但此书读来确实趣味盎然、令人获益无穷。我还要推荐一本书，那就是埃德温·李费佛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书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杰西·利弗莫尔。杰西·利弗莫尔自己也写过一本书，书名是《股票大作手操盘术》（How to Trade in Stocks），该书很薄但极好。

其他还有哪些书籍可作推荐？

在挑选个股方面有一本好书，那就是理查德·勒夫（Richard Love）的《超级强势股》（Super Performance Stock）。该书对一些持续强势的超级大牛股做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分析。在择股方面另外还有一本好书，那就是克米特·齐格（Kermit Zieg）和苏珊娜H齐格（Susannah H.Zieg）合著的《成长股概貌》（Profile of a Growth Stock）。我还要推荐马丁·茨威格的《赢在华尔街》（Winning on Wall Street）和史丹·温斯坦（Stan Weinstein）的《多空操作秘笈》（Stan Weinstein’s Secrets For Profiting in Bull and Bear Markets），后一本书中包含做空交易的部分，这部分内容相当好。最后，我想推荐艾略特波浪理论方面的书籍，我认为弗罗斯特（Frost）和普莱切特（Prechter，即小罗伯特R.普莱切特）合著的《艾略特波浪理论》 [2] （Elliott Wave Principle）以及英国人贝克曼（Beckman）写的《超强择时交易》（Super Timing）是这方面正确、有效的书籍。

上述所有的书都非常好，能让你获益匪浅，但你从市场本身能学到最多的东西。我每买入一只股票，都会写下买入的理由（这时他抽出一个活页夹，里面夹着更新后的技术图表），这样做能帮助我牢记牛股的特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一旦交易失败，之前写下的买入理由能帮助我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让我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

通过坚持做交易日志，你学到哪些东西？

我学到如下这些东西：不要买入涨幅已大的股票，要采用欧奈尔的择股标准，尽可能恪守交易纪律；你建立和遵守的交易纪律越多；在市场中将会做得越好；你听到、收到的内幕消息、市场传言越多，输掉的钱可能也会越多。

坚持做交易日志是你成功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吗？

一点不错，绝对是的。

对于你的选股过程，你能否做一个阐述？

我首先会查看股价走势图，然后选出、记下技术上走势强劲的个股。换句话讲，对于我想进一步密切关注的股票，我都会选出、记下。

你们公司追踪近7000只股票，但你不可能定期查看7000张价格走势图啊 。

我不会通览7000只股票的价格走势图，但我可能在一周的时间里浏览近4000只股票的走势图。所以，对于大部分股票的价格走势、数据信息，我都是了然于胸的，心里都有数。对于交易价格在10美元以下的1500~2000只股票，我压根儿不会看，这条准则我始终牢记不忘。

“避免买入股价在10美元以下的股票”是择股的好准则吗？

是的，因为股价始终那么低，一定有低的原因。

这么一来，大量场外交易（OTC）的股票就要被剔除在外了，因为它们的股价大都低于10美元，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许多盘子较小的场外交易股会被剔除在外，因为这些股的股价都在10美元以下。

但是有的时候，对于某些股票而言，其无人关注之际正是买入它们的绝好良机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时确实如此。但是大多数无人关注的股票会年复一年地趟底不动。等它们涨至15~20美元时，我才会去关注，这时才可证明这些冷门股已由弱转强，由冷转热。

你通过查看价格走势图选出、记下你所感兴趣的股票，那么其后你又是根据什么来做进一步筛选的？

我会看公司过去五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以及最近两个季度的每股收益，并且将最近两个季度的每股收益与上一年度的每股收益进行比较。用季度的每股收益去比较，可以使你及时察觉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是否有加速的迹象。例如，公司过去五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是30%，这看上去非常不错，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最近两个季度它的每股收益增长率仅有10%和15%，这就是警示你的一个信号，表明该公司高速、强劲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当然，过去五年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和最近两个季度的每股收益，这两个指标都已结合在“每股收益排名”里。

对于每股收益的排名值，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尽可能要高，至少在80以上，最好在90以上。实际上，我所购买的许多股票，其每股收益的排名值都是99。

就我的经验而言，市场的作用常会介入其中。我对每股收益及每股收益排名等感到惊奇的一件事就是，比如某股的每股收益开始逐步增长，往极好的方向发展，但在此之前，该股的股价已经大幅上涨，即市场的作用已介入其中，股价已提前作出反应。

你所说的是许多人所想的。许多人会说：“现在买入该股已经太晚啦，该股每股收益之好已人尽皆知啦（股价已充分作出了反应）。”然而通过分析数百只超级大牛股，我们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许多牛股的每股收益之好确实已众所周知，其股价可能也已经有所反应，但其股价还会继续上涨一段时间（甚至会上涨很长的一段时间，只要其每股收益能够保持优良、保持持续增长），不会马上“见光死”。

尽管某股的每股收益非常好，但在何种情况下该股的股价会不做出上涨的反应，始终横走不涨？

当整个市场疲弱、走熊的时候，即使某股的每股收益再好，其股价也会受大盘拖累，无法上涨，会走平甚至下跌。但股市一旦走牛、趋强，大盘对个股上涨的压力就会逐步消除，这些每股收益良好的个股就会大幅上涨，迭创新高，其股价就会作出正确的反应。

如果整个股市是走牛的、良好的，那么这些每股收益良好的个股会怎样表现？在这样的大市里，有什么因素能使这类个股停止上涨？

在大盘走牛的情况下，人们预期的改变会使每股收益良好的个股停止上涨，即人们认为这类股票的每股收益将不会像过去那样持续、强劲地增长。当人们有如此预期时，这类每股收益良好的个股在大市良好的情况下也会停止上涨。

除了把每股收益和收益增长遇阻、放缓作为评判股票的标准，你还采用什么方法来筛选股票？

相对强弱指数是非常重要的择股指标。

对于相对强弱指数，你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相对强弱指数至少要高于80，最好是在90以上。

凭我的直觉，我差不多会认为……

相对强弱指数已经太高了，无法进一步走高了。

是你说的这样，当然不是必定如此。不过就我看来，每一只股票在其股价见顶之时，其相对强弱指数一定是高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那么如果你只挑选、买入相对强弱指数高的股票，有时你就会买在股价的高位，买入后可能会被套，你是怎样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通常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我选股的第一步就是通过技术走势图来进行筛选：相较底部价格，涨幅已经巨大的股票，我通常会排除，以免买在高位。相对强弱指数最高（或接近最高）的股票经常会在几个月内继续跑赢大盘。例如微软公司的股价在50美元时，其相对强弱指数已达97，已接近最高，但其股价最终还是涨到了161美元。

你的意思是，相对强弱指数越高越好？

是的，相对强弱指数是99的股票和相对强弱指数是95的股票，我会选前者而非后者。然而某股的相对强弱指数一旦从高处开始回落，我通常会抛掉该股。

由此可见，你不仅关注相对强弱指数本身数值的高低，而且也关注相对强弱指数变动的趋势。

你说得很对。如果相对强弱指数开始跌破上升趋势，即使此时相对强弱指数仍在80以上（从数值上看，还算良好），对此我仍会异常警惕，保持高度的警觉。

参照技术走势图初选股票后，你是先根据每股收益排名，然后根据相对强弱指数来做进一步筛选，我这样排序对吗？

我可能把相对强弱指数排在每股收益排名之前。因为在某股的财报公布前，在投资者知道其每股收益良好以前，该股的股价会提前作出表现，从而使相对强弱指数率先上涨，所以我也要先根据相对强弱指数进行筛选。

筛选股票时，你也采用“行业/板块的相对强弱指数”吗？

是的，我用的。《投资者日报》上会列出各行业/板块的相对强弱指数，其数值从0到200。我通常会选排名在前50名的行业/板块。

在经过个股相对强弱指数、每股收益排名和行业/板块相对强弱指数的三重筛选后，你的选股过程还将继续吗？你下一个筛选步骤是什么？

我会查看已选出股票的流通盘大小，接着我会选流通盘小于3000万股的个股，最好流通盘是在500万~1000万股。流通盘在3000万股以上的股票，其股价运动的速度会变得缓慢、艰难，犹如年老体弱者的步伐，而这类股票经过多次拆分，导致流通盘变得很大。股市中供需关系的法则是，流通盘越大，股票供应越多，那么就需要用更多的钱来推高股价。

选股时，你还会参看哪些东西？

我会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情况，因为机构投资者所拥有的资金是推高股价的真正力量，但我不会选机构认可度过高的股票，不会选被机构大量持有的股票（具体原因可参见第十一章）。如果某股流通盘的1%~20%在共同基金的手中，这是合我心意的理想情况。

在选股过程中，还有其他重要的参考因素吗？

有的。那就是所选出的股票，其代表的上市公司要有吸引大众的新东西。例如，锐步公司（Reebok）热门畅销的鞋子，康柏公司（Compaq）奇妙的便携式电脑，微软公司推出的能引领整个软件行业的产品（比如Windows操作系统、Office软件等）。

按你这种做法，在一段时间里，大多数拿不出新东西的公司不都要剔除出去了吗？

是的。最好不要买通用电气的股票，因为通常它们不会有真正炙手可热的产品或继续推出新的品牌。偶尔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对于通用汽车的股票，你就可以买入，虽然该公司在过去五年里确实是在原地踏步，但有迹象显示，该公司正在尝试改变他们的处境，估计会有新的面貌。

对于通用汽车而言的“新”，你是指他们当前的产品正在向高档、奢华转变吗？

是这样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将会在属于新兴行业的成长型公司中找到新的东西。

我猜想，如果你遍览7000只股票，会有相当多的股票符合你的选股标准。

因为选出的股票必须严格满足我所有的选股条件，所以平均来算的话，可能只有70只股票能符合我的选股标准。接着我会对选出的70只股票再做淘汰，最终砍到7只股票。

从70只股票砍到7只股票？

我最终选定的7只股票，不仅完全符合我的选股标准，具有我想要的特征，而且它们在我买入之前都具有非常完美的底部形态。我也会参看股价过去的表现情况。例如，某股在我买入之前是否已经翻倍？许多我买入的股票，在我买入之前股价已经翻了两三倍。

实际上，你喜欢在股价已经翻倍时买入，而不是在股价位于漫长底部区域的时候买入，我说的对吗？

你说的很对，因为股价的翻倍表明股票背后一定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如果是利多的东西，那么股价的翻倍只不过是股价上涨的起步阶段，股价可能会继续翻倍。总而言之，我会寻找在市场中最最强势的股票，这种“强势”同时体现在每股收益和技术图表上。

因为你的选股过程极为严格，所以你选中牛股的概率一定很高吧？

选中牛股的概率并不高，只是五五开吧，错对各一半，因为我止损速度非常快。我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是7%。通常我清空亏损股票的速度非常快。我通过少数在一年内股价翻两三倍的股票来赚钱，在这些股票上赚的大钱能完全弥补所有止损的小亏，而且补亏后还能有赚。

你持有股票的时间通常有多久？

大牛股的话，通常我大约会持有6~12个月；如果不像大牛股那样强势的股票，我大约持有3个月；让我亏损的股票，我持有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周。

对于买入的股票，你会设定获利了结的目标价吗？

我不会设定目标价。在股价上升的途中，我会一路持有，直到股价停止上涨，开始构筑上升途中的整理平台（盘整区间），当股价无力向上突破反而向下突破整理平台，此时就是我清仓卖出的时候。

你认为人们只应使用市价委托吗？

在股价走势平缓、沉闷的市场，股价会来回拉锯，此时你也可以使用限价委托。但是如果你确实认为股票的大行情要来了，而且这是你开始买入股票的唯一理由，那就不要为八分之一个点讨价还价、左思右想了，不要采用限价委托，而要用市价委托，立刻买入股票。同样，在股价即将大幅下跌时，你也要用市价委托，赶紧卖出股票逃命。

我在使用市价委托上是有经验教训的。1982年，那时我想买入Textone公司的股票，在我下单买入的时候，该股的市价是15美元，我采用限价委托的方式，报14.75美元的买入价（如果采用市价委托的话，就马上能以15美元的市价成交），结果当天没有成交。第二天，该股涨到16.5美元，我不想以16.5美元的价格买入，因为我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它比前一交易日的15美元要高出1.5个点，当时我要是采用市价委托的话，就能以15美元买入了。后来我就没有买入该股，而该股最终涨到了45美元。

“在股价创新高时买入”是你交易所用方法之一。如果某股符合你基本面筛选的条件，你在该股股价创新高前买入岂不更好，买入价岂不更低？

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如你所言。但我会在股票最具赚钱机会的时候买入，在股价创新高时买入，盈利的可能性最大。如果你想在上升途中的整理平台（盘整区间），所谓阶段性底部买入，还出现这样的问题：当股价离开整理平台的下沿，重新向整理平台的上沿进发，意图突破，但先前在整理平台上沿买入股票的人，已套住几个月，正等着解套，当股价涨到整理平台上沿，他们中的一些人乐于打平出场、解套走人，于是在整理平台的上沿会遭到解套盘的大肆抛压，股价在上涨途中会遭受重重阻力。在股价创新高时买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股价创出新高时，该股上涨的空间就会被打开，其上涨的空间最为广阔，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因为你在某股股价创出新高后再买入，在你买入以前无人是亏损、套牢的，没有人一逮到机会就想解套出场。场内没有解套盘，都是盈利盘，该股的持有者都是盈利的，都是开心的，持股心态非常稳定、良好。

但股价创新高后买入的做法也有不利的一面：如果你等股价突破创出新高时再买入，许多时候市场价格在突破创新高后会出现回拉，价格会重回突破前的整理区域。这样的来回拉锯（whipsaw）会使股价突破时买入而回拉时又止损卖出的交易者吃正反耳光，遭受双重损失，你怎样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

我通过成交量的分析来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如果在股价创新高的那天成交量成倍放大，就表明有许多人对该股感兴趣并且在买入，这样带量突破创新高往往不会出现价格回拉，价格不会反复拉锯，这种突破创新高是有效的。

所以你通过成交量的分析可以让自己不会陷入价格的来回拉锯中，分析成交量是你过滤虚假突破信号的重要过程。

是这样的。如果股价直奔新高，而与此同时，成交量只放大了10%，那么我会保持谨慎、警戒的。

你是在股价突破创新高的首日就买入，还是等股价创新高后进入盘整阶段，待其整固几天后你再买入？

股价一创新高，我就马上跟进买入。

如果你在股价突破创新高时买入，而其后股价又回拉到突破前的盘整区域，当股价回落到哪个位置，你能确定之前的价格突破是假突破？比如，假定某股突破创新高前的盘整区域是16~20美元，然后股价向上突破该区域并创下21美元的新高，你在创新高时买入。如果两天后股价又跌回19美元，你会怎么做？

如果股价在突破创新高后又重回之前的盘整区域，我会减去至少50%的仓位，这是我的交易法则。

你的意思是股价一旦低于“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上沿”，你就马上减仓，还是股价要跌破“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上沿”并至少要达到一定的幅度，然后你再减仓？如何判断股价是否一定会重回盘整区域？（也许价格会跌到或略微跌破“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上沿”，然后又返身向上，这样的话不算重回盘整区域吧？）

只要价格重新进入突破前的盘整区域，只要跌破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上沿，那就算重回突破前的盘整区域。在某些情况下，价格回拉到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上沿，其后价格并不跌破，而是返身向上，就算不上“重新进入突破前的盘整区域”，这种情况是很好的，我会继续持股不动。但是另一种情况就有所不同，用你前面的那个例子，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上沿是20美元，如果价格重新跌回到19美元，我会减去至少50%的仓位，因为有迹象表明，该股已无法继续上涨。如果股价重新进入突破前盘整区域，其后价格常常会一路跌到突破前盘整区域的下沿。还是用你前面的那个例子，如果股价创出21美元的新高后，又跌回19美元，通常价格会继续下跌，会一路跌到盘整区域的下沿16美元。所以你止损要迅速，在19美元就要砍去一半仓位。

从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价格重回突破前的盘整区域是看空的信号、指标吗？

这是看空的信号、指标。此外，买入某只股票的第一天你就应该获利。实际上，你买入某只股票的第一天就能获利是一个最好的信号、指标，表明你将在这笔交易中赚钱。

《投资者日报》上列有相较“过去50个交易日的平均成交量”，成交量增幅最为巨大的（量比最大的）股票，对于这一信息，你是否加以利用？

我是利用的。这些信息有助于辨认、识别即将启动的股票，对我很有用。

对于你已经挑选出来的股票，你会采用这些信息加以验证吗？

会的。对于选出的我有兴趣买入的股票，我每周都会进行检查，检查以后，我有时会等到这些股票跻身《投资者日报》所列“成交量大幅放大的股票”后再进行买入。我把这些信息作为择时买入的依据。

你把成交量分析作为交易的工具，对此你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当某只股票从上涨开始转入盘整，这时我希望看到它的成交量也随之缩减，此时成交量呈现递减趋势是应该的。此后当它的成交量开始再度放出，这通常意味着该股即将结束盘整，大幅上涨的准备已经做好。

所以当股票处于盘整阶段，其成交量减少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股票处于高位盘整阶段，其成交量仍然很大，未见缩减，股价是否有构筑头部的可能，此时你会产生这种想法吗？

我会产生这种想法，因为某股处于高位盘整阶段，其成交量依然很大，表明有许多人正在卖出该股。当股价突破时，我希望看到成交量的放大，但当股票处于盘整阶段，股价在进行整固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成交量的减少。

还有哪些成交量的信号可作为交易的参考？

当大盘或个股在筑底的时候，股指或股价拒绝做进一步的下跌，出现止跌迹象，同时伴有成交量的放大，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例如，当道指从2200点跌到2100点时，其后的一个交易日盘中曾跌到过2085点的低点，但当天收盘却是高收（高于前一交易的收盘价2100点），同时当天的成交量也放大，这说明大盘下档支撑强劲，筑底即将完成，因为这一市场现象表明，有许多买家在进场抄底。

听完你的讲述，我觉得你在选股时所用的筛选方法基本就是欧奈尔的“CANSLIM”选股法。你是以他的方法为基础，然后再加入你自己的元素，是这样吗？

是你说的这样，我确实加入了自己的东西，比如我认为，大多数超级大牛股最初买入的价格水平最好在30倍市盈率以下，但欧奈尔认为市盈率无关紧要。我的观点是，如果你买入低市盈率的股票（同时符合其他选股条件，将来可能成为大牛股的），你成功盈利的概率将会高很多。

但是我猜想，你不会买入市盈率太低的股票，是这样吗？

我所说的低市盈率股票，其市盈率高低是有一定范围的，其下限就是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即该指数所有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而其上限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市盈率的两倍。所以如果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是15倍，那么我所称的低市盈率股票，即你应该买的股票，其市盈率应该是15~30倍。一旦你所买股票的市盈率开始远远高过“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市盈率的两倍”，那么买入时机的选择必须更为精准，因为买入市盈率较高的股票，你将犯的错误必定会多一些，承担的风险会更大一些。

所以你会避免买入高市盈率的股票？

是的，我多数时候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你能找到一只每股收益具有强劲增长趋势，而其市盈率又和整体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可选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平均市盈率）基本吻合相符的个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最终盈利的可能性将是最高的。

如果你避免买入高市盈率的股票，那么就会使你错过生物医药板块的整体上涨（因为生物医药股的市盈率都是很高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你所说的和我前面所讲的略有不同，因为你所说的是“整个行业/板块的市盈率”高，而我前面所讲的是“个股的市盈率”高。

你的意思是，对于新兴行业（比如生物医药行业）中的个股，其市盈率高可作为特例处理？

是的，对于新兴行业中的个股，不必严格、完全地遵循低市盈率买入的法则，对于其市盈率的高低不必过于纠结。

20世纪60~80年代的市场，其基本的市场行为都是相同的吧，没有发生变化吧？

是的，都是一样的。同样类型的股价行为多次重演，所有一切都未改变。从20世纪60年代的超级大牛股中任选一只出来，再从80年代表现最好的股票中任选一只出来，将两者并列比较，你会发现，它们几乎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

对于做空个股，你有什么看法？

在做空个股方面，我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还须积累更多的经验。然而，我认为如果你要挑选做空的对象，只要和我们之前所谈的选股条件、择股标准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之即可，比如你选做空对象时，不要选各项条件良好的个股，你应该寻找近五年里每股收益增长糟糕的、近两个季度每股收益增速放缓的个股，并且所选股票的相对强弱指数低、其股价已跌破上升趋势并且开始直奔新低。

如果我们步入一个漫长的熊市，想要在熊市里取得出色的业绩，做空就会变得至关重要了，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是的，做空对于在熊市里取得优异业绩确实很有帮助。但威廉·欧奈尔会告诉你，卖出做空个股要比买入做多个股难上3倍。欧奈尔曾言，他在过去的九次熊市里，只有两次熊市是靠做空个股而显著盈利的。他认为，身处熊市，你所能做的就是离场观望，守住现金。

怎样才能及时确认熊市的到来，而不会为时过晚，你是怎样做的？

通过观察我手中个股的表现来确认熊市。如果牛市里的领头羊，龙头股开始倒下，由涨转跌，这是熊市将要形成的信号。如果我持有的股票中，有五六只股票相继下跌并导致我止损离场，那么对我而言，熊市的警告标志已经显现。

你还通过哪些信号来确认熊市将至？

我通过道指和腾落指数发生的背离来确认熊市即将到来（腾落指数揭示了在纽交所上市交易的股票中，每天上涨数量和每天下跌数量之差），涨跌比率见顶的时间要比道指见顶的时间早几个月。

1987年股市崩盘时也有你所说的这种现象吗？

有的。涨跌比率在1987年第一季度就已构筑头部，而股票市场（以道指为风向标）在1987年的8月冲上巅峰，开始筑顶（直到当年10月开始崩盘下跌）。这种背离表明市场的指数开始虚涨，大多数股票没有跟随指数上涨，所以是大盘开始走弱的征兆。

你在1987年发现、确认市场顶部就是因为这种背离现象吗？

并不是根据这一点，因为发生背离现象时许多个股的表现仍然非常良好。确认市场确实见顶的最大依据是：道指从2746点的高点下跌，其后产生的反弹非常微弱，反弹时的成交量非常小，而反弹结束后市场又遭重挫，又重归跌势，下跌了90点。就在那一刻，我认为清仓离场的时刻已到。

你决定清仓离场是因为反弹成交量小的缘故？

是的，当时参与反弹的个股非常稀少，而在那次反弹中，涨跌趋势线没有像以前几次反弹时那样走高。另外，在1987年8月后期，美联储三年以来首次提高贴现率，对股市造成利空。我认为那次反弹的微弱表现挫伤了市场的信心。

你在交易这行的时间不算长，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日子，要做到年年成功盈利，你有信心吗？

我有信心做到。因为我已建立一套明确、清晰的交易准则，这是我以后各年交易成功的基础。另外，“永远不会停止学习”也是我人生规划的一部分，它是我继续保持交易成功的关键。

你比一般的股票投资者要成功得多，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能发现其中的魅力。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后，回到家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分析、研究市场。每周六我都会收到大量的技术图表，周日我会花上三四个小时来浏览这些图表。我认为，如果你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将来取得的成功将会更大。

许多股票投资者把自己空余的时间都用来研究、分析市场，但收效甚微、成绩平平，甚至出现亏损。原因何在呢？

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没有建立规则严明的选股系统。他们读完某篇荐股文章后可能会说，“这看上去像只好股票，我要买进”。或者他们会听从股票经纪人的建议而买进某只股票。

对于交易新手，你有何建议？

我能给任何人提供的唯一至关重要的建议就是，从你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这是成为成功交易者的唯一途径。

还有什么要总结的？

寻找下一只大牛股，即“根据大牛股所应具备的所有特征，力图找到将会产生大行情的股票”，这是趣味盎然、乐趣无穷的事，也是股市中最为主要的事。我现在感受的乐趣和我过去只能交易500股时的乐趣毫无差别。你能在个股启动大行情前就把它挖掘出来，那种满足感从来就是一样的，哪怕当年的钱只够买500股。

你的这番话使股票交易听起来就像一场游戏。

就是一场游戏啊。对我而言，股票交易如同探寻宝藏（此时他拍拍放在旁边的每周股票走势图册），宝藏就在这些图册中，这里面会有大牛股，我将试图把它们找出来。

***

关于“如何在股市赚钱”的传统智慧就是低买高卖，这个建议有点滑稽可笑（此话有时会沦为陈词滥调，变成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对于这种说法，大卫·瑞安并不同意。他的交易哲学可以归纳为：买得虽高，但能卖得更高。实际上，瑞安通常不会考虑买入股价低于10美元的股票。

瑞安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交易中使用正确的交易方法和准则，严格恪守交易纪律。正如瑞安清楚表明的，仅凭交易方法并不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瑞安绝大多数的交易方法是直接学自威廉·欧奈尔的著作及其相关培训，对此他毫不讳言，欣然承认。但是如果没有全面深入、勤奋刻苦的学习，瑞安也无法非常有效地运用欧奈尔的交易理念和方法。

如果交易者违反了自己的交易准则，势必导致交易的亏损，瑞安也不会例外。1983年中期~1984年中期，那是瑞安交易业绩极为糟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被之前的交易成功冲昏了头脑，屡次违反自己主要的交易准则，即绝不买入短期涨幅过大的股票（这里的“涨幅过大”是指买入时的股价已远高于距离最为接近的价格底部，即股价短期涨幅已非常大）。1983~1984年的交易经历令瑞安印象深刻，永世难忘，他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不会再次违反自己的交易准则。

坚持做交易日志是瑞安交易方法中的基本要素。每次买入股票，瑞安都会对交易日志进行更新，写下建仓的理由。此后无论在何时减仓或加仓，他都会写下新的交易日志，注明减仓或加仓的理由以及对该笔交易的最新评述。这种方法能帮助瑞安牢记能够盈利的牛股具有哪些主要特征。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回顾过往的交易操作，瑞安可以鉴往知今，避免重蹈覆辙。

瑞安基本的交易方法与威廉·欧奈尔相似，都是买入具有价值的、基本面良好并且走势强劲的股票。瑞安认为应该集中关注最好的股票，应该集中交易这些股票，而不要通过所谓投资组合来进行过于分散的交易（虽然有“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说法，但交易的品种不宜过多，否则无暇、无力全部顾及，反而不利于分散风险）。瑞安有一个重要的发现，该发现对其他许多交易者或有启发和帮助，那就是瑞安做得最好的、赚大钱的交易都是建仓后的初期就能验证交易研判、决策的正确（这些交易在建仓后不会触及、跌破止损价）。所以瑞安在需要止损的时候，绝不会优柔寡断，一定是当机立断。任何一笔交易他所能承受的最大风险是，当前市价较买入建仓的价格下跌7%，一旦超过，立刻止损。“严格止损”是许多成功交易者所用交易方法中所共有的基本要素。

[1] 该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该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第十三章　马丁·舒华兹：交易比赛的冠军

交易收盘后，我在马丁·舒华兹的办公室里和他进行了访谈。我发现他在谈论交易话题时非常坚持己见，情绪反应强烈。如果交谈中的话题触及他的痛处（例如谈到程序化交易的时候），这种强烈的情绪反应有时会演变成愤怒。实际上，舒华兹认为这种愤怒在交易时是有用的，可以化愤怒为力量，对此他毫不讳言。因为这种愤怒中含有舒华兹的交易哲学，他认为交易市场就是竞技场，其他交易者都是自己的敌手，所以不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舒华兹对每日交易相关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也令我印象深刻。我到达他办公室时，他正在进行市场分析，而在访谈的时候，他依然在做着计算、分析。那晚访谈结束，我离开的时候他的分析工作仍未结束。虽然他看上去已十分疲惫，但他一定会在那晚完成当天所有的分析工作，对此我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九年里，舒华兹会严格遵循日常交易工作的标准流程，能做到九年如一日。

在跻身极为成功的职业交易者行列之前，舒华兹在交易上曾有十年输钱的历史。在其早年，他是一位收入颇丰的证券分析师，但正如他自己所言，因为在交易中的亏损，他总是会遭遇（或接近）破产。最终他逐步改变了交易的方法，在改变交易方法的过程中，他从屡败屡战的交易者变为令人称奇的常胜将军。自1979年他转行成为全职交易者以来，他不仅每年的收益百分比非常高，而且用每月月底的账户净资产进行比较，账户净资产的下降幅度不会超过3%。

舒华兹在家里的办公室进行独立交易。他没有一个员工，对此他十分自豪。这种独自一人的交易有一个坏处，那就是无论你有多么成功，公众对你还是一无所知，你始终还是无名之辈。然而，舒华兹通过屡次在全美投资锦标赛上夺冠赢得了声名。这一赛事是由前斯坦福大学教授诺姆·扎德策划举办的。舒华兹在这项比赛中的出色成绩简直令人称奇。他参加了10次交易时间为4个月的比赛（初始本金为40万美元），九次夺冠，他一人在比赛中赚到的钱比其他竞争对手的盈利总和还要多。他在九次夺冠的比赛中，其非年化的平均收益率是210%，还有剩下的一次交易时间为4个月的比赛，他基本打平。他只参加过一次交易时间为一年的比赛，在这次比赛中的收益率是781%。舒华兹以反复参赛夺冠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他是最好的交易者。就风险收益比而言，他可能确实是最好的交易者，做到了高收益、低风险。

请你从早年岁月开始讲起吧。

你希望我从多早开始讲起呢？

只要你觉得合适、有必要，无论从哪里讲起都可以。

好吧，坦白地说，很有必要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起。我可以躺在沙发上讲吗？我成长于纽黑文（New Haven），家境一般。我工作非常努力。当我七八岁时，我出门时带了一把雪铲，回家时带回卖出雪铲所得的10美元，在一场暴风雪后，我把雪铲给卖了。

即使到现在，我仍然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我不工作就难受，这就是为什么你坐在这儿，我还在不停做事的原因。我要计算大量的数字比率和摆动指标，我自己制作走势图。我的交易态度是，我总是要比我的竞争对手准备得更好、更充分。我的准备就是通过每晚的工作来完成的。

当我逐渐长大以后，我认识到接受教育是我实现人生目标的手段，可能因为我的家庭对教育也非常看重。我学习努力，念高中时我就是一个高材生。

接着我被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录取，那是我一生中最棒、印象最深刻的时光之一。在进行新生介绍时，校方对我们说：“环顾左右，你们要意识到，你们中的一半将会拔尖，而剩下的另一半将会垫底。”能被该校录取的学生，高中时班里的成绩排名都在前5%，都是尖子生。我第一次艰难地意识到，在那里念书我将无法一枝独秀，有许多人可能会超过我。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奋斗，甚至因为弄不懂“微积分”中的概念，我不得不去请家庭教师。但当我最终搞懂“微积分”概念的时候，一切都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大学念书时，我真正体验到学习的乐趣，在那里我读书非常刻苦。在那以前，学习只是我实现人生目标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而在大学念书时，我认为学习本身就是乐趣无穷的。阿姆赫斯特学院对我一生影响深远。

1967年从该学院毕业后，我被哥伦比亚商学院录取，去那里读研究生。就在那时，政府终止了研究生兵役的缓征。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过得并不开心，而对越南战争我又毫无兴趣，正好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招后备部队的预备役军官，我就此加入。

对于海军陆战队，你会情不自禁地有些痴迷，那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组织。海军陆战队会把每个人推向转折点，让你别无选择，然后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将每个人重塑。然而我对该组织充满巨大的敬意，因为回看海军陆战队的历史，他们的训练过程始终如一、坚持不变。作为预备役少尉，我要管46个人，所以我必须具有很好的管理技能和军人素养。在海军陆战队你会感到压力巨大。如果你不符合条件，达不到标准，那你就要走人，就要被淘汰。我认为海军陆战队成员的淘汰率接近50%。

那时我是匡恩提科（Quantico，美国弗吉尼亚西北一城市）候补军官学校中唯一的预备役军官。那里有199名正规部队的士兵，都被派往了越南战场。当征募我去越南战场的时候，我决定退伍回家。我也是该军官学校唯一的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不是特别友好。有一次，副排长把“大卫之星”（the star of David）画在我的前额，作为我的标记。我很想把他打得屁滚尿流，我估计他确实不知道“大卫之星”所具有的历史含义，即纳粹曾强迫犹太人带黄色的大卫之星徽章，这个标记有“殉教”的含义。我知道他只是开开玩笑，想让我释放点压力。洗尽我额头的“大卫之星”标记确实是必须而且很费劲的事，这很麻烦（此时他不禁笑道）。总而言之，在那段时间我面对困难，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并且最终成功克服困难。我认为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这种自豪感、满足感与日俱增，它会使你忘掉当时经历的苦痛和悲伤。

海军陆战队严格的训练铸就我强大的自信心，我相信自己可以实现比之前预期更高的目标。正如阿姆赫斯特学院使我的头脑得到强化，海军陆战队使我的体格变得强壮。这两段经历使我确信：只要足够努力，我几乎能做成任何事。这种确信也是我成功交易的基础。这并不是说马上就能看到成效，因为这不是即刻显效的事，这是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事。

离开海军陆战队后，我回到哥伦比亚商学院继续读研究生。拿到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后，我做过一些枯燥乏味的兼职工作。我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的证券分析师。我主要负责分析医疗保健业和零售业，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我发现，在华尔街，跳槽是提高工资收入的最好途径。想招你过去的公司，他们所开出的工资水平是你现在工作的公司永远不想上达到的工资水平。

1972年我跳槽去了XYZ公司，我想隐去公司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其中原因到后面你就会逐步清楚的。这是我人生和职业生涯中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XYZ公司共有30位分析师，通常被分为三组。因为研究部主管并不想参与具体的研究工作，因此每个组都由一名高级分析师负责，由他审核组内分析师的工作。XYZ公司的政策是，公司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在公开发布前，必须经过该分析师所属小组其他成员的传阅和指正。

那时我撰写了一份医疗行业的分析报告，看空医疗行业的股票，认为该行业目前的高收益率不能持久，终将回归到公用事业类的收益率。作为工作惯例的一部分，我这份研究报告的草稿被组内其他分析师传阅，组内有一位分析师某晚从加利福尼亚坐飞机回家，他在机上喝得酩酊大醉，并把我的研究报告透露给某位客户，他甚至把研究报告的副本也寄给那个客户，而此时我这份研究报告还未公开发布，是仅供公司内部人员传阅的。他有什么权力擅自与人分享我的工作成果？在这份报告发布前，医疗行业的股票已开始直线下跌，因为那位提前看到报告的客户早已在市场上散布这份负面、看空报告的内容，弄得人人皆知（而他可以做空该类股票获利）。

这是一段苦涩的经历。我必须向纽约证券交易所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没有提前泄露消息，这一过程耗时6个小时，XYZ公司的律师对我说：“我们会作为你的代表力挺你的，但一旦公司的利益和你的个人利益产生分歧，我们会通知你的。”

在那时，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哪些事吗？

我并不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但我认为，对于我所做的一切，我只要如实相告，一切就会安然无恙。最后我被证明完全无罪，交易所的结论使我恢复了清白，挺起了腰杆。因为交易所的官员综合各种证词、证物，已充分掌握了犯罪证据，那位泄露我研究报告的分析师最终只能坦白认罪。对我而言，这是一段糟糕、苦涩的经历，我非常失望、不快。我关上办公室的门，停止一切工作。在那一刻，我获得成功的欲望、动力和潜能都丧失殆尽了。

你在那个时候做了些什么？

我还是写分析报告，但只是应付工作，心思已不在其中了。前面所讲的那段令人消沉丧气的经历只是我无心写报告的原因之一，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原因。1973年早期，那时我对技术分析的兴趣开始越来越浓。我认为市场正在构筑顶部，因为涨跌趋势线在多个月以前就形成了大顶，即先于大盘见顶。我认为大盘和我所持有的股票将会下跌，然而那时候的人们仍然想知道他们持有的公司股票以多少售价卖出了多少产品，哪怕这些产品都是些没有名气的小商品，而对于大盘和个股即将见顶下跌却视而不见。我没有精神和兴趣去写些看多的分析报告，因为大盘和个股一旦开跌，“公司以多少售价卖出了多少产品”又有谁会来关注？关注了又有何用？当时我持有的都是成长股，当时的股价已达40倍或50倍市盈率。这样高的价格其实都是荒谬可笑的！

你对撰写看空的分析报告也灰心丧气了吗？另外，那次你看空医疗行业的分析报告被提前泄露后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在华尔街没有人撰写看空的分析报告。我被允许写看空医疗行业的分析报告，但我认为公司并不打算发布。当我看空医疗行业的分析报告被提前泄露时，公司方面不得不冲到印刷工人那里，企图追回已印好但尚未发出的分析报告，从而保全自己的利益。

在那以后你最终怎样了？

在后来的熊市里我失去了工作，并且失业近四个月。那段时期很有意思，因为我在逆境中学到的东西反而是最多的。那时我有2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我打算用来交易。此时我发现一个真正的狂人（其实是个蠢人），他编写用于商品期货交易的电脑程序。当时他必须去租借早期的计算机来运行程序，因为早期的计算机都是庞然大物，个人无法购置。搁到今天，你可以在任意个人电脑上运行程序，更为便捷迅速。他使用不同的移动平均线以及诸如此类的指标。我把部分钱交由他管理，最后委托他管理的钱亏得所剩无几，与此同时我通过他赚钱的黄粱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丧失部分资产后，我认为我必须重新去工作，但应聘的遭遇令我十分震惊。虽然我是诚实、坦白的，但我的名声因此前的分析报告泄露事件而遭败坏，面试官常会问我：“难道你就是撰写那份报告的人？”虽然我完全恪守职业操守，并且纽交所也认定我是完全清白的，但这都无济于事。招聘者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不想招进过去有所争议的人，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即使那次报告泄漏事件压根儿不是我的错。

我的一位朋友帮我谋得了爱德华兹&汉利公司（Edwards&Hanly）的一份工作，让我担任该公司的证券分析师，虽然该公司服务的对象基本都是散户，但它拥有一群真正的明星分析师。我在那里遇到了鲍勃·佐伊尔诺（Bob Zoellner），他是该公司的经营合伙人。他是极为杰出的交易员。1974年当公司在运营方面出现亏损时，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凭一己之力，通过做空股票来让公司资本账户达到盈利，从而使公司渡过难关，顺利运转。他在1976年建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并且继续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功。

作为一个证券分析师，我对人情世故、世间百态都嗅觉灵敏，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好处。当我注意到，过去从不外出就餐的研究部主管开始经常外出用餐时，我就做好跳槽的准备，开始面试新的工作。所以当爱德华兹&汉利公司在1975年秋天走向破产时，我紧接着就得到了Loeb Rhoades公司的新工作，因为这份新工作早在我安排之中。

1976年，我遇到了我的未婚妻，她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她使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不是一场彩排，而是正式的演出，不可儿戏，我应该鼓舞振作，不能演砸。虽然我当时的收入稳定而且丰厚，但我仍然会接近破产的境地，因为我在交易市场上始终亏钱。

我们在1978年3月结婚，那时我在赫顿公司（E.F.Hutton）工作。结婚后，因公出差对我而言变得越来越艰难。当你25岁时，因公出差可以借机跑遍全国各个城市，拜访大学时的故友，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但当你三十几岁时，同样这些事，你会感到索然无味、乏善可陈了。当我为公务必须出差时，我妻子真的会很生气，会把我推出门。

这种因公出差，拜会客户，我称其为“跳踢踏舞”，对此我深恶痛绝，它让我感觉自己就像行尸走肉。我到各地去拜访基金经理，我会把我对股票的观点提供给基金经理，他们得到这些观点后会付给我们公司咨询费。最典型的因公出差，你会在休斯敦会见五个客户，然后飞往圣安东尼奥，在那儿吃好晚饭，其后在当天晚上飞去达拉斯，准备在达拉斯吃第二天的早餐。对于这样的因公出差，我已非常反感厌倦。

我一方面想组建自己的家庭，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的财力无力承担家庭的开销。我一直拒绝结婚，因为我担心结婚以及婚后的家庭生活会用光我的钱。但在那时，我不知道我对“失败”是否有种“自我实现”的倾向。人们总想知道如何应对失败，因为失败是由他们亲手酿成的。但这却演变成负面、消极的因果循环，通过亲手制造失败，然后去着手处理失败，沉湎于一次次的失败而不能自拔，似乎乐在其中，那就是当时的我。

1978年中期，我做证券分析师已有八年，这一职业已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我想我必须做出一点改变。我总是想为自己工作，不要有什么客户，无须回答任何人的问题。对我而言，那就是我的终极目标，对这一目标我已思考酝酿多年，我不禁自问：“我已做好成功的准备，那么我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呢？”那时我认为，我获取成功的时刻已经到来。

当经纪公司想聘用你的时候，他们会满足你所有的条件，会给你一切。一旦你进入了公司，他们对你就不管不顾、视若无睹了。所以当赫顿公司非常需要我加入的时候，我就开出条件，要求在我的办公室里放一台看报价的机器。在赫顿公司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开始关上自己办公室的门，这样我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尽情查看市场行情。那时我每天都要和鲍勃·佐伊尔诺通上几次话，他教我分析市场动向的方法。例如，当利好消息出台，市场不涨反跌，表明市场非常脆弱，市况欠佳，而当利空消息出台，市场不跌反涨，表明市场非常强劲，市况良好。

在那一年，我开始连续订阅各种不同的市场通讯。我视自己为博采众家之长的合成者。我不需要创建全新的交易方法，但我的交易方法中会融入别人各不相同的交易方法和模式。

那时我发现了泰瑞·劳德瑞（Terry Laundry），他住在楠塔基特（Nantucket），他拥有一套非正统的技术分析方法，其称之为“神奇的T理论”（又称魔术T预测）。他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工程专业毕业的，具有数学方面的知识背景，这点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的基本理论就是，市场上涨和下跌所用的时间是相等的，两者在时间上是对称的，只是涨幅和跌幅并不相等。

就我的经验而言，市场下跌要比上涨快很多，这样两者的时间就会不同，这和“神奇的T理论”岂不矛盾？

并不矛盾。市场在其下跌前会有一个构筑顶部的过程，我称其为“测顶阶段”（M-top）。在“神奇的T理论”中，并不是从价格见顶的时候开始计算下跌时间，而是从震荡指标（oscillator）见顶的时候开始算（震荡指标一般先于价格见顶，而一般我们都是从价格见顶的时候开始计算下跌时间），实际上这一区别就是他理论和方法的基石。这一理论蕴含多种不同的宝藏，我学习之后，获益极多。

为便于我查考和记住这一理论，请告诉我，劳德瑞所写的书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写任何书。他只是通过各种市场通讯、文章来宣扬他的理论。另外他还有几本小册子，都是与他理论相关的。我在《巴伦周刊》（Barron）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了劳德瑞、“神奇的T理论”以及他的小册子，此后有许多人来问他要小册子。他这个人有点古怪，他对索要小册子的人说：“我的小册子没有可送人的副本。”他应该把他的小册子印刷出版，然后售出赚钱。

我形成和综合了许多指标，通过使用这些指标来确定市场中低风险的进场点。我注重数理统计和确定概率。虽然有时市场要在三种（而非两种）标准背离发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转向，但只要两种标准背离发生，市场发生转向的可能性有98%，我就会在一周的任何一天进场交易，而且如果我错了，我就会进行风险控制，在损失达到X美元时止损离场，风险控制是最为重要的。

总之，我在那时订阅了所有的市场通讯，集百家之长，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交易方法，并且拼命交易。截至1979年中期，我将5000美元的账户一路做到了14万美元，所用时间仅为两年。

你从输家变为赢家，是在什么时候？

当我能将交易盈利和自我需求（比如自我期许、自我肯定等需求）完全分开，对自己犯的错能够承认的时候，我就从输家变为了赢家。在转变之前，对我来说，承认犯错比交易输钱更令我不快。转变之前，我总是试图做到心想事成，一切都如我所料。这个交易决策是我思考后作出的，所以就不可能出错，这就是我转变之前的思路。当我转变之后，成为了赢家，这时我会这么说：“这个交易决策是我思考后作出的，但是如果我错了，那我就尽快离场，因为我要保住老本，以进行下一笔交易。”凭借这样的生存哲学，研判正确的话，盈利总是唾手可得；研判错误的话，止损认错、遭受小亏也毫不痛苦，因为交易时认错出场对我而言是很正常的事，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你过去曾采用基本面分析，现在你已完全转用技术分析了吗？

一点不错，是这样的。有些人说，“我从未见过富有的、采用技术分析的交易者”。我一直觉得这些人非常可笑。他们这种说法，我喜欢哦！这些人对于技术分析的看法是多么傲慢自负而且荒谬愚蠢。我使用基本面分析近九年，所赚到的财富和采用技术分析的交易者赚到的财富是一样多的。

但那时你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仍然是要做基本面分析的，是这样吗？

是的，但只是为拿工资。那时我妻子对我说：“走你自己的路，到外面去闯一闯。你已经34岁了，你不是一直都想为自己打工吗？万一失败，最坏的结果不过是重返职场，再当分析师，重走过去的老路。”

我总是把自己想象得很勇敢、很大胆和很强悍，但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会变得胆小如鼠。那时我有14万美元，其中3万美元用于交纳税费，其中9.25万美元用于购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席位，取得会员的资格。当我作为市场上的“庄家”开始进行场内交易的时候，扣除以上两项支出，还剩下大约2万美元。于是我向我的岳父、岳母借了5万美元，这样我就有7万美元可用于交易。

进行场内交易的头两天，我是亏损的。因为我对佐伊尔诺极为推崇，所以遵从他的意见，买入梅萨石油公司（Mesa Petroleum）的看涨期权，虽然当时价格已明显低估，但我建仓后的头两天价格还是下跌的。在第二天的时候，我曾从交易所内打电话给佐伊尔诺，我问他：“你确信你的看法是正确的吗？”我当时总共持有10份期权，两天下来我亏了1800美元，快把我跌死了。按理说，1800美元并不是大数目，但当时我如此大惊小怪的原因是，我没把从岳父、岳母借来的钱算入我的资金总额，所以这样一来，我误以为亏损已近10%，因此大惊失色。到了第三天，梅萨石油公司的期权价格开始转跌为涨，并且自此以后，我一直保持盈利，交易非常成功。

过了四个月后，我赚了10万美元。到了第二年，我赚了60万美元。自1981年以后，我所赚的钱从没有低于七位数。我清楚记得，我在1979年曾对一位好朋友说：“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通过期权交易在一个月内赚4万美元。”但是现在，我在一天内就能通过期权交易赚4万美元，我做到这一点绝不成问题。

场内交易你做得如此成功，为什么你后来会离开场内，转做场外交易？

那些年中午时间非常漫长，我习惯去场外的办公室吃午饭。当我在桌旁边吃三明治的时候，我同时能制作技术图表，并且能寻求不同的看法。我逐渐意识到，与待在场内交易期权相比，坐在场外的办公桌旁，看着报价的机器，我能获知更多的东西，场外的世界比场内更精彩、丰富。在场内，那些专营经纪人对于他们想持续使用的报价机器会做上记号，因为他们是付过租金的。而我在场内不是付了租金的专营经纪人，所以我必须满场跑，找到我想用的报价机，看我想看的报价。我觉得场外交易就要舒服许多。

大约一年半以后，我已赚了许多钱，对我而言，场内交易的规模不够大。有交易规模更大的领域，那就是场外交易。我转到场外交易，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1981年税法做出一个改变，这一改变使期货的交易税金比股票和期权的交易税金要划算、有利许多。于是我转到场外交易，并做起了期货。

我进行期货交易时，不会试图“这一年做两个品种，下一年做四个品种，再下一年做八个品种……”我在1987年期货交易的所赚没有大幅超过我在1982年期货交易的所赚，原因在于，我用盈余资金投资不动产和提高生活品质，投入期货交易的资金因此减少。

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破产过一次，我永远不想再次破产。我的交易哲学是，如果你每个月都能赚钱，那么一切都将安然无恙，万事大吉。所以，你不用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你都绝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不是世界首富又有什么要紧的？对我毫无影响。我对期货交易的业绩非常自豪，因为我从4万美元起步，一路做到了2000万美元。与此同时，按每月月底账户净资产计算，我账户净资产的下降幅度从没有超过3%。

在你交易期货的时期，你还继续交易股票吗？

我还继续交易股票的，但交易股票时的心态已有所不同。我交易股票时，交易周期与期货相比会更长一点。我持有10万股股票时的压力和我持有100张标普指数期指合约的压力相比，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要远大于前者。

你是否觉得做空个股也像做多个股那样容易？

我不觉得，我发现做空个股更为困难。

导致做空困难的原因是“证券提价交易规则”吗？

对我而言并不是这个原因，我觉得做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指期货更为舒服，因为做空期指成功后回报更大，更为划算。另外，我对专营经纪人系统制度深恶痛绝，专营经纪人总是彻头彻尾地骗人。我对专营经纪人的看法可以讲给你听：我一生中从未见这样的人，缺乏才能，并且就其具有的技能而言，他们赚到的薪资明显过高，不相匹配。人们觉得写专营经纪人的书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非同凡响的有利资源。在一般的市场上，专营经纪人似乎总能精准地确定他们的风险。如果专家知道某股的买入价应在比2万美元低1/8美元的地方，他们能在那个价位精准买进股票，而且他们也知道在比某价位低1/8美元的地方他们可以顺利清仓出局。这帮专营经纪人似乎神机妙算，无所不知，所以他们在市场上是最安全的，一切都在其掌握中。我总是对我的朋友们说，“把你们的女儿嫁给专营经纪人的儿子吧”。

对于大多数现有的机构，我无法忍受。我和他们格格不入，对他们怀有逆反的心理。我认为，只要交易时保持独立主见，坚持自己的远见卓识并且恪守资金管理的纪律，那么对机构怀有这样的心理和态度，对我成为更好的、更具进取精神的交易者是有帮助作用的。

1987年10月19日股市发生崩盘，在崩盘那周你有怎样的经历？

在崩盘之前，我已进场做多。我想，如果时光倒转，从头再来，我还是会做同样的事，我并不后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10月16日，市场下跌了108点，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我认为这已是沽售的高潮、下跌的终极，此时反而是买入做多的机会。唯一存在的问题是，10月16日是周五，通常周五下跌的话，下周一会跟着跌（至少开盘时会续跌），但我还是在周五建仓做多了。

如果在那个周末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没有口头恫吓、指责德国政府的利率政策，我想10月19日周一股市虽然会续跌，但不会跌得惨不忍睹，跌幅不会如此巨大。贝克是如此强硬好斗，一旦我在新闻里听到贝克的名字，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完蛋。

所以在那个周末你就知道自己遇上了麻烦，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另外，我的朋友马丁·茨威格在10月16日周五晚上参加了《华尔街一周》的电视节目，谈到可能发生的经济萧条。我在第二天（周六）打电话给马丁·茨威格，在电话交谈中，他认为股市还有再跌500点的风险。他果然言中了，当然他没料到这500点是在一天内（10月19日）跌完的。

那时马丁·茨威格如此看空股市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他使用的货币指标发出了十分负面、利空的信号。我记得，债券价格在那个时候发生快速的下跌。

那么到了周一又发生哪些事？你在何时止损离场的？

在周一那天，标普指数股指期货的最高价是269，我在267.5清空持有的多头头寸。对此我颇感自豪，因为对亏损头寸痛下杀手，止损离场并非易事。我全部清仓，一了百了。那天开盘前我共持有40张标普期指的多单，全部止损离场后共计亏损315000美元。

在交易中，在发生亏损的头寸上继续不断加码是自寻死路、自我毁灭的最佳途径之一。如果10月19日我那样做了，我在当天会输掉500万美元。虽然止损我也会痛苦，也会流血，但我遵守了风险控制的纪律，能够忍辱负重，痛下杀手，当止损位跌破后就清仓离场，对此我还是感到无比光荣的。

这是我在海军陆战队所受培训对交易有所帮助的又一例证。在海军陆战队时，他们教导我，在我受到攻击的时候，永远不要坐着等死，不要不作为。海军陆战队军官指南中所列军事战术和策略，其中有一条就是要么前进，要么后撤。如果你被人暴打，不要坐着等着挨揍。即使打不过，撤退逃跑也是进攻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不吃眼前亏，保存实力以待卷土重来。交易同样也是如此。交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保存足够的实力，等待反扑的时机。我在1987年10月19日止损离场，其后的交易，我做得确实很好，做到了反败为胜。实际上，1987年是我盈利最为丰厚的一年。

你在10月19日极为出色地清空了多头头寸。你在那天考虑过清仓后反手做空吗？

我考虑过做空，但我对自己说，“此刻不是担心自己能否赚钱的时候，此刻是担心自己赚到手的钱能否保住的时候”。无论何时，每当身处艰难岁月、危机时刻，我总是力图防守、防守、再防守。要保住已赚到的钱，要守住已拥有的财富，对于这点，我深信不疑。

股市崩盘那天，我清空大部分的头寸，并且着手保护属于我家庭的财产。那天下午1：30，当时道指下跌了275点，我来到某家银行，打开我的贵重物品保险箱，取出我所存放的黄金。半小时以后，我又去了另一家银行开始填单提现。我开始买入国库券，准备迎接最坏的时刻。那时我对所发生的一切都看不清、搞不懂。

你如此忧心忡忡，是担心银行会破产？

没有理由不担心啊。其后，我曾听负责银行运营的人士透露，“当时如果所有发生的事都让公众知道，公众的心脏会因惊吓而停止跳动的。银行向经纪公司提出的任何催付要求都不能实现。在崩盘那周的周四，我们处于全面崩溃之中”。由此可见，我当时的谨慎小心、防患于未然对其他人而言还是值得借鉴的，是很好的做法。

我对经济萧条的恐惧源自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1929年大学毕业的（正赶上股市崩盘和其后的经济大萧条）。如果你和那时毕业的大学生交谈，你会觉得大萧条的十年对他们而言就是人生中的蹉跎岁月。在那一时期，整个美国一无所获，停滞不前。我父亲在大萧条时期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因为我对大萧条时的境况感到非常害怕。我从不试图让我的盈利按几何级数增长，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对经济萧条的恐惧”，我希望及时兑现利润、落袋为安，不愿冒更大的风险。如果有一天，经济崩溃，陷入萧条，当我看着还睡在儿童床上的儿子，我认为，我不希望我儿子来问我：“爸爸，你以前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为什么你现在都做不到了？”

10月19日止损离场后，你何时再次进场交易？

就在那周的周三（即10月21日）我重新进场交易。这次交易非常有趣，因为那天刚开始交易的时候，我只做空了一两张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指期货的合约。每张标普期指合约的价值为500美元乘以当时标普期指的点数，即标普期指的1点在期指合约中价值500美元，期指价格变动的最小单位是0.05点（相当于25美元，即0.05点乘以500美元），期指合约的价值完全随期指点数而动。我建仓规模小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将会有怎样的阻碍。凭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这一时期存在某种交易机会，但历史的交易规律经常会被改写，所以我不敢下大注来捕捉机会。我的看法是，不要用你的全部身家来冒险，冒险不能危及家庭的财产安全。在那时我不需要赚更多的钱，我要守住已赚的钱，然后再稳当赚钱。周三的时候，标普期指的价格涨到（只是崩盘后的反弹）了我认为应该做空的位置。周三收盘后，我共做空12张标普期指的合约，这对我而言是很小的头寸规模。

周三晚上，拥趸众多的波浪理论大师鲍勃·普莱切特在其热线中推出看空市场的观点，对市场持负面看法。周四早上，期指市场的上行似乎受到很巨大的压力，普莱切特的看空评论只是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某基金经理试图清空持有的多头头寸，该基金是规模最大的基金之一，其持有多头头寸的规模非常庞大。据称该基金在这一时期清空多头头寸后亏损了8亿美元。

周四（10月22日）早上我打电话到交易标普期指的交易池，这时刚好快开盘，我的场内经纪人在电话里对我说：“十二月合约开盘了，报价是230、220、210，现在正好到200。”我在电话里对他喊道：“给我冲销平仓！”就这样，我做空12张期指合约就赚了25万美元！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交易。

你怎么看程序化交易（参见附录A中的定义）？它们是1987年股市崩盘的元凶吗？

我痛恨这种交易。市场本来有自身的规律，会自然地潮涨潮落、阴晴圆缺，但程序化交易将这种自然规律破坏。采用程序化交易的公司（具有代客理财性质的公司）具有推动或打压市场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非同一般，而用自己账户交易的人完全成为帮凶，元凶就是程序化交易者。我这不是多疑，不是胡乱揣测或私人恩怨，因为我能调整自身，适应程序化交易的冲击，并且我交易也取得了成功，1987年我可是盈利的，但我对程序化交易还是深恶痛绝。

有些人认为，对程序化交易的所有批评都是胡说八道、一堆废话。

嗯，说这种话的人都是白痴。

不是哦，他们中的某些人可是绝顶聪明的人啊。

你说的不对，他们都是白痴。你从这些白痴中随意挑一个出来，我都能证实给他看，程序化交易就是股市崩盘的罪魁祸首。

你怎么来证实？

有一些事，我希望市场监管者要进行调查：现在的市场，其当天收盘价会接近当天最高价或最低价，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比过去要高得多。以过去两年为例，当天收盘价与当天最高价或最低价的距离在2%以内的情况，其发生的概率高达20%。从数学角度来讲，以这样的时间长度（2年），以这样的偏离程度（2%），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不可能达到20%。

你谈起程序化交易时，好像这种交易是不道德的。与用在期货交易相比，在股市运用程序化交易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

因为采用程序化交易的交易员涉嫌内幕交易，在背后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你一定听说过“中国墙”（Chinese Wall），即投资银行的“职能分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投资银行的套利交易员不能和其他部门的职员在同一楼层工作，以防彼此交谈时泄露相关信息。所以我希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给我解释一下，他们怎么能允许“采用程序化交易”的交易员与交易自家公司账户的自营交易员并肩而坐，一起交易。

你这个例子是“泄露消息、提前行动”的情况，你把基本的问题给弄混了。我换一种更直接的问法，我想得到解答的问题是：我买进股票，同时做空股指期货或者我做空股票，同时做多股指期货，因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的价格水平出现差异，这有什么不道德的？

在你所说的这种情况中，我认为进行这种操作的交易员提前一天知道他们公司要在股票和债券之间进行切换，即卖出股票、买入债券或买进股票、卖出债券。我举一个例子，新泽西州的一家投资公司打算卖出20亿美元的股票，然后将卖出所得的钱款买进债券，该公司交易员提前一天知道这个信息。由于交易员知道他们的公司第二天要抛售价值20亿美元的股票，金额巨大，势必造成股市的下跌，所以他们就提前一天，在下午的4：00~4：15做空数千张股指期货合约。这种做法极为低劣，简直臭不可闻。

你给出的这个例子其实有三种可能：①这是一起内幕交易；②这是“泄露消息、提前行动”的情况；③这是光明正大的交易，并没有消息的泄露。但这三种可能都与程序化交易无关。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某家采用程序化交易的交易公司，当股价水平较股指期货的价格水平已过高或过低时，他们所用的计算机程序会发出信号，接着他们同时交易股票和期指，并且不用客户委托的资金，不涉及代客理财业务，只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

还是让我先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如果这些经纪公司要从委托客户身上抽走八成，那么他们用自有资金交易所赚的50%也应该被别人抽走。这些公司具有各种优势，并且因为他们交易成本低，比如他们交易时不用付交易佣金给他们自己，所以他们的交易业绩能领先于客户自行交易的业绩。

我想继续试图厘清这个问题。打个比方，有某家投资公司，它不存在泄露消息和提前行动的情况，它也没有代客理财的业务，只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这家公司想通过套利来盈利，如果这就是它的交易方法，为什么这种方法就比你的方法差？

因为交易是无声的游戏，一切都不言自明。任何人如果想卖出一篮子股票。从而获得比国库券收益高80个基点的收益，那此人就是个白痴！当初我不做证券分析师，就是为了远离与此相同的白痴。有谁会想赚比国库券收益高80个基点的收益？经纪公司却以获取这种超高收益为幌子，因为要获取这个超高收益，需要进行大量的交易，这样就可以制造更大的交易量，经纪公司便可趁机谋利。在当前的华尔街，采用这种做法的公司在增加，其产生的影响力已变得极为巨大。

即便某些公司并不用客户委托的资金来交易，只要它采用程序化交易的方法就是错误的，你所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可是证券分析师出身，研究分析股票，然后买入有价值的股票，这些都是我的本行。买卖股票的同时再做多做空股指期货，进进出出，这样有何价值？没有达到任何有用的目的。

他们在买进卖出，你不也在买进卖出？你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我在交易中不采用期现对冲的手法，不进行套利，力图赚到无限的利润。

凭什么说你的交易方法就比套利的交易方法好？

我认为采用程序化交易进行套利是法律赋予这些机构的权利，他们也具有相应的能力，可以进行这类交易。但是我却因此遭到了辱骂，骂得很难听，令人难以置信。面对一帮在经纪公司工作的小屁孩，我大声叫道：“你们这帮狗娘养的，不正直，没道德可言！你们知道像你们这样交易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吗？你们将毁掉整个交易市场，会终止交易的游戏。”之前他们爆粗口骂我，当他们不能再进行机构专享的程序化交易，他们跑来对我说：“你开心了吧？你称心如意了吧！”我对他们说：“不，我还没有称心如意，一切尚未结束，后面的苦日子够你们受的。”我不会把我的推论告诉他们，即后面的苦日子究竟是怎样的。我可以告诉你，这帮人不再是年薪30万美元以上，他们会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价；他们会四处碰壁，连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都无法找到。这就叫打回原形，从辉煌灿烂的终点重回一无所有的起点。

谈到了打回原形、盛衰循环，我们似乎转到了另一个话题，那就继续下去吧。你最富戏剧性、最激动人心的交易是哪一次？

1982年11月是最令我悲伤难过、肝肠寸断的。在我赚了许多笔小钱后，于一天之内亏掉了60万美元。

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是选举日，共和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出人意料的好成绩。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指期货市场上涨了43点，这是历史上最大单日上涨点数之一。那时我却持有空头头寸，我就像一个傻瓜、弱智。市场价格上涨到500点，封住涨停板，我在交易时间还剩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在涨停板处加仓做空标普期指。

我妻子那时和我一起交易，那天她正好外出。第二天，她加入了交易，每隔十分钟，她就会喊：“减仓，减仓。”我在加仓做空后持续遭到亏损，最后只能止损清仓。

无论何时，当你遭受亏损打击时，从感情上来说，你总是难过痛苦的。大多数交易者试图立刻翻本，他们会试图加码，想更快翻本。无论何时，当你试图立刻翻本，通常你将注定失败。投资、交易、赌博都是如此。我曾到拉斯维加斯玩掷骰子，从输钱的经历领悟到，自己口袋里总要留一点钱，不要压上全部身家去翻本，并且绝不要向任何人借钱，因为你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在亏钱、失利的赌局中继续投钱。如果你能完全摒弃“输钱后加码翻本”的前提，那么你就能从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赌局或交易的进展，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遭受具有毁灭性的亏损后，我总是降低交易规模，力图不要将亏损扩大，账面不要继续出现赤字。巨亏以后，不是考虑能赚多少钱的时候，而是要找回操作的节奏和交易的信心。遭受亏损后，我会把总的头寸规模缩减到正常头寸规模的1/5或1/10。这样做很有效。我在1982年11月4日虽然亏损了60万美元，但整个1982年11月我只亏损了5.7万美元。

对于1982年选举日（11月4日）遭受的亏损，你认为还有什么交易错误是罪魁祸首，你能把它找出来吗？

当标普期指的价格已到达涨停，因为我是做空的，所以对我是不利的，但我在此时还在涨停板逆市加仓做空，这显然是错误的，并且此时现货市场（即标准普尔500指数）的点位要比标普期指高出近200点（现货市场的价格对期货市场的价格有牵引作用），所以此时加仓做空，愚蠢至极。

当你回看这段往事，你是否会问：“我为什么会这么干？”

我会犯下这么大的交易错误，原因在于之前几个月我交易得很好，盈利颇丰，俨然已是交易的高手、巨人。我在大胜之后总会遭遇大败。大胜之后，我疏忽大意，有点轻飘飘了。

现在你在交易上是否仍然会犯错？我所说的错，是指违背你认为行之有效的交易准则的交易，而不是指发生亏损的交易。

交易总是会犯错的。就在最近，我就犯了一个错，一个相当大的错。我做空标普期指的同时，也做空长期国债期货。那时我对国债期货的交易感到忧虑，因为长期国债期货的价格已位于其移动平均线之上，但国库券期货的价格却没有跟上，还位于其移动平均线之下。我有一条交易准则，那就是当长期国债期货和国库券期货在“价格和移动平均线的关系”方面产生差异，即两者中有一个品种的价格高于其移动平均线，而与此同时另一品种的价格低于其移动平均线，这时就不要建仓，要等两者保持一致时再建仓，因为两者保持一致时，表示两者的价格运动可以相互确认，而只有在此时利率才会产生极快的变动，才会有盈利的良机。按照我这条交易准则，那时我应清空长期国债期货上的空头头寸，转为空仓，但实际上我违反了交易准则，我清空长期国债期货上的空头头寸后，另外建立了多头头寸，为这个错误，我付出昂贵的代价，损失惨重。我长期国债期货最初的空头头寸，止损离场后的损失只有2万美元，但我其后建立的多头头寸，到建仓后的下一个交易日，已使我的亏损达到了六位数，这是年度最大的亏损。

作为交易员，最大的好处是，你总能做出大量出色的交易，取得无数次的盈利。但是无论你有多么成功，无论盈利的次数有多少，你总会遭遇许多次的亏损，犯下许多次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你必须清楚。在大多数行业中，大多数人总是忙于掩饰自己的错误，但作为交易者，你必须直面你的错误，你无法掩饰，因为你交易业绩的数字不会撒谎，你的交易错误都体现在其中。

在刚才的访谈中，你时不时会间接提到你的交易准则，你能把这些交易准则列出来吗？

（此时舒华兹拿起一张清单，照纸宣读并作即兴发挥）我总是先查看我的技术图表，看其中的移动平均线，然后再建仓。我会看价格是在移动平均线之上还是在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一交易工具的研判效果比我其他任何工具的研判效果都要好。我不会逆移动平均线而动，如果逆移动平均线而动，那就是自己找死，自我毁灭。

当大盘已跌破最近的低点（指大盘指数的低点），持有股票的股价是否还高于该股最近的最低价？如果大盘已创新低，而该股还未创新低，则表明该股远强于大盘，其走势比大盘走势要良好。这类背离现象是我交易时始终寻找的，这里面有交易的良机。

我在建仓前总会问自己：“我确实想建仓吗，确实想持有该头寸吗？”

在交易获利成功后，我会休息一天，以此犒劳、奖励自己。我在某一时期发现，我维持交易连续大胜的时间很难超过两周。曾经有一个阶段，我能在12天里连续交易盈利，但最终筋疲力尽，对交易感到疲惫不堪。因此，在一轮大幅盈利后，我会力图把交易规模降低，而不是“赢后加码”。就我的交易而言，大赚之后必会遭遇大亏。

下一条交易准则对我而言是个难题，因为我总会试图违反。这条交易准则就是，在价格下跌后试图逢低抄底，这种行为是最大的赌博，一旦失利，将付出昂贵的代价。当然在有些时候，只要你抄底的理由充分，暂时违反这条准则也是可以的。例如，就在今天，当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股指期货大幅下跌时，我就进场做多。在两周以前，我就已记下“248.45”这个价位，作为进场做多标普期指的最佳建仓点。今天的最低价是248.50，所以我在今天最低价附近进场做多，待到收盘时已大赚了一笔。因为我两周前已有交易计划，机会出现时，我能执行计划，所以能够成功盈利，取得成效。但这种做法未必一直有效，这是很冒险的做法，但我采用“金字塔式的建仓方法”，并且总体建仓规模不会很大，并且我知道自己该冒多大的险，一旦超出承受范围，就会止损离场。

我的下一条交易准则就是，在建仓前，你总要知道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最多愿意亏多少钱。一定要知道“认输离场的点”，并且要遵循、恪守。我有承受亏损痛苦的临界点，一旦亏损让我产生的痛苦达到了临界点，即亏损超过我愿意承担的范围，我会马上止损离场。

当长期国债期货和国库券期货在“价格和移动平均线的关系”方面产生差异，即两者中有一个品种的价格高于其移动平均线，而与此同时另一品种的价格低于其移动平均线时，这时不要建仓，要等两者保持一致时再建仓。

最后我要说的，也就是我交易准则清单上的最后一行，那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这张交易准则的清单还能增加哪些内容？

交易中最为重要的事就是资金管理、资金管理、资金管理。任何成功的交易者都会对你这样说。

在“让利润奔跑（持盈）”方面我不断进行改进和提高，在这方面我还无法做好，所以在“持盈”上我一直在下工夫。也许到我临终时，在“持盈”方面，我仍然无法做好，还在继续做着努力。

在“持盈”方面你无法做好，是在哪里出了错？

因为我喜欢及早兑现利润，提取现金。一边听音乐，一边听收银机的数钱声，这样的感觉很爽。但是我会冒着下跌400点的风险，在1000点的上升行情中赚了200点就获利了结，这种做法太具讽刺性了，我怎能这样交易？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

在风险方面，你有止损的方法，有事先的计划。但在盈利方面，你是否有类似的交易纪律和交易准则，你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吗？

是的，我尝试过，但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我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我最大的弊病还是在“持盈”方面，我的努力尚未成功。

为什么你在这方面会有困难？

我害怕灾难性的巨变，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我和费尔兹（W.C.Fields）一样，我有几个银行账户，有几个贵重物品保险箱，我在分散保管方面做得非常好。我的思路就是“狡兔三窟”，如果一个银行出现问题，提现遇到麻烦，那么其他银行账户中的钱还能顺利提现。

你认为还有其他的交易准则吗？

还有的。如果你对某笔持仓头寸整夜都感到焦虑不安，特别是周末的时候，并且在市场交易中，该笔头寸能够清仓离场的价格要好于你的预想，通常你最好继续持有该笔头寸，不要因为焦虑不安而急于离场。例如，另有一天，我做空标普期指，其后我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当时债券市场在当晚交易时段表现非常强劲。到了第二天早上，期指市场却完全没有反应，没有任何变化，并未随之上涨，我如释重负，因为我能打平离场，清仓后没有遭受任何损失。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当天晚些时候，标普期指的价格出现大幅下跌。我原来持有的是空头头寸，本可大赚一笔。当你最害怕的事并没有发生，此时你或许应该加仓，而不是清仓或减仓。

你账户净资产的最大下降幅度是多少？

我从资金管理的角度来评估账户净资产的跌幅。从我成为全职交易者的那天算起，按照每月底的账户净资产进行比较，我账户净资产的最大下降幅度是3%，这就是我最糟糕的记录。在我两个小孩分别出生时，我因为担心在心理助产的辅导课上能否应答正确和表现良好，因而有所分心，从而导致两个月的最差纪录。

我的交易哲学是，每一个月度都要力图做到盈利，我甚至想每一个交易日都力图做到盈利。在这方面，我有非同一般的表现，在我交易的所有月份中，超过90%的月份都是盈利的。我特别引以为豪的一点是，在每年的4月份以前，我几乎没有发生亏损的月份。我目前所赚的钱还没达到我能力的上限，正是因为账户资金会存在峰谷间的落差，不是一路向上，但我更为关注的是如何控制账户资金回落所产生的落差，如何控制交易的风险。

你每年都是先清空上一年的交易成绩，然后从零开始计算的吗？

是的，这是我的交易哲学。每年的1月1日，我是一无所有的，一切由零开始，逐步往上做。

你在每年1月份的交易规模相对较小吗？

这个不一定。但每年1月份我最为全神贯注。

你在每年1月份止损会更快吗？

不是这么说的，我止损一向很快。止损快或许是我交易成功的关键。你总会有机会把止损造成的亏损弥补回来，但如果你想打平离场，你对交易的想法就会不同了，你会死抱不放甚至亏后加码，这是错误的想法。

止损离场后，你再看市场行情会更为透彻清晰吗？

止损后再看市场行情会非常透彻清晰。因为当你持有亏损的头寸，你所感到的压力会使你陷入精神紧张，所以此时你是无法看清行情的。

回到管理他人资金、代客理财的话题。我想知道你管理他人资金、进行代客理财的原因和动机，因为你多年来通过自有资金进行交易已经赚到很多钱，再这样做不是自找麻烦吗？

对于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我有点厌倦了，没有新鲜感了，而代客理财是全新的挑战。另外，1987年10月股市崩盘后，我意识到市场下跌的风险是无法充分估量的，而借助外来的资金，即吸纳客户委托理财的资金，使我能取得杠杆交易的效果，但风险又不会同步放大，可谓一举两得，以此获得的高收益可以抗衡市场日后下跌所产生的巨大风险。

你打算管理多少资金？

我不想有具体的金额限定，但我只想开一两个资金大池子。如果我公开发行，并由机构承销的话，一定可以募到大量的钱。但我不会那样做，我不希望委托理财的客户太多，不想与太多的投资人发生业务关系。

做代客理财牵涉的人越多，将来令你头痛的事可能也就越多。例如，我遇到一位大型基金的经理，他问我：“你有多少员工？”我告诉他“一个都没有”。他告诉我，他有70个员工。当他想清盘走人的时候，将会困难重重，因为有那么多员工的生计都掌握在他手中，都要靠他提供的工作来谋生。这样大的压力，我不想有。

你在这里一个人交易，看起来非常孤立无援，你喜欢一个人独自交易？

历经多年，我对一个人独自交易已完全能接受，完全能适应。我过去经常去位于闹市的办公室进行交易，因为我许多朋友都在那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那些朋友几乎都不在那儿了，所以那里对我的吸引力也显著降低了，我没兴趣再去了。现在，我每天会和六个朋友通电话，我会把我的交易方法通过电话教给他们中的一些人，而他们都有自己的交易方法。

把一些人培训成交易员，然后让他们为你工作，这样的尝试你曾经做过吗？

我曾雇用过四个人，但没人能坚持做下去。交易让他们感到害怕，令他们战战兢兢。我试图在他们身上复制我自己的成功，但徒劳无功。我能把自己全部的交易方法都传授给他们，但是仅仅学习交易知识是不够的，这只是成功要素中的一部分。他们通过学习可以掌握交易的知识，但交易中所要具有的勇气和精神是永远教不会的，也是永远学不来的。

为什么大多数交易者最终会输钱？

因为他们宁可输钱，也不愿意认错。作为一个交易者，持有的头寸发生亏损，最为合理的做法是什么？这些最终失败的交易者会说“等到保本打平的时候，我会清仓离场”。为什么打平离场对他们而言是如此重要？因为打平保本就不算犯错，这样就能捍卫自尊，保住颜面。“让自尊心见鬼去吧，赚钱才是最重要的”，我能说出这种话的时刻就是我成为成功交易者的时刻。

对于向你寻求建议的人，你有什么想说的？

对于这些人，我总是鼓励那些为自己进行交易、以交易为生的人。我会对他们说：“你们将会取得的成功将远超你们原来的预期和梦想，因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样的成功，我已取得。”这种全职交易、以交易为生的好处是，我有我想要的自由，这种自由既是财务上的自由，又是身心上的自由。我能在任何时候出去度假。去西安普敦的海滩玩上半年，再在纽约住上半年。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我喜欢。我所有的孩子都会认为，他们的父亲是在家里工作的。

如果一个普通人，资质平平，但他想要成为较好的交易者，你会给出的最佳建议是什么？

要学会接受亏损。要想赚钱，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让亏损扩大并失控。另外，直到你的资金规模扩大两三倍，你才能加大交易头寸的规模。大多数人所犯的错误是，只要开始赚钱就立刻加大下注的规模。这种错误的做法是输光离场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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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舒华兹的经历可以鼓舞和激励那些刚开始尝试交易就遭受失败的人。马丁·舒华兹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成功，尽管他那时的工资一直很高，但交易始终亏损，使他几度在破产的边缘挣扎。然而，舒华兹最终能扭转乾坤、转败为胜，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交易者之一。

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呢？有两大关键因素。第一，他找到了适合自己，能为己所用的一套交易方法。在交易失败的岁月中，舒华兹一直使用基本面分析来指导他的交易。直到他专注于技术分析，完全采用技术分析来进行交易，他才开始走向成功。说这些的目的并不是说技术分析要优于基本面分析，而是表明技术分析是适合马丁·舒华兹的方法。本书中访问的某些交易者，例如吉姆·罗杰斯，他就是非常成功地运用基本面分析来进行交易的，并且罗杰斯完全排斥技术分析。由此得出的重要启示是，每个交易者必须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最佳方法。

舒华兹取得交易成功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交易态度的改变。正如他自己所述，当“通过交易来盈利”的渴望超过“通过交易来证明自己观点正确”的渴望，他的交易才开始走向成功。

风险控制是舒华兹交易方法的基本要素之一，其账户净资产的下降幅度之低让人难以置信，如此优异的表现也是他出色的风控能力的证明。在任何一笔交易中，他都知道自己最多愿意亏多少，一定知道自己“认输离场的点”。毫无疑问，在遭受较大亏损之后，以他这种交易方法，必定会快速降低持仓和交易头寸规模。然而持续盈利一段时间后，他同样也要快速降低持仓和交易头寸规模，这种大亏或连赢后的做法，对他取得交易成功至关重要。当遭受大亏，有可能产生连锁效应时，快速降低持仓和交易头寸规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一系列盈利之后也要采取同样的操作就有一些费解，值得进一步详细阐述。正如舒华兹自己所解释的那样，他在大赢之后必定迎来大亏，我猜大多数交易者可能都是这样。一系列的盈利会令交易者得意忘形、沾沾自喜，而志得意满就会使交易者在交易时疏忽大意，从而乐极生悲，交易失利。

大多数交易者所述交易成功的法则基本相似，而他们所述交易成功的原因也大同小异。所以如果有顶尖交易者能够提供独一无二且充满真知灼见的交易法则，对广大交易者而言，总是一件乐事和福音。舒华兹在访谈中就提供了。我对舒华兹提出的一条交易准则、操作建议颇为着迷，很感兴趣，那就是，当你对持有的头寸感到焦虑不安，因为基本面上的最新进展不利于该笔头寸或技术上价格发生突破，但突破方向与该笔头寸的建仓方向相反，即不利于该笔头寸，你的害怕完全是有理由的。然而，令你害怕的事却没有发生，市场轻易地放过了你，此时你不应如释重负，趁机清仓逃命，因为这种市场现象暗藏深意，即此时市场上有一股潜藏的力量，这股力量的建仓方向与你这笔头寸的建仓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此时你不应清仓或减仓，应该持仓不动或是加仓。

第三部分　所有品种都有涉足的交易者

第十四章　吉姆·罗杰斯：具有价值时买，市场狂热时卖

1968年吉姆·罗杰斯怀揣微不足道的600美元进入股市，开始了股票交易。1973年他和索罗斯合伙组建了量子基金（Quantum Fund）。量子基金是世界上业绩最好的对冲基金之一。1980年，罗杰斯宣布退休，当时他积累的财富并不多。罗杰斯所称的“退休”，是指他从此以后只管理自己的个人账户和投资组合，管理好自己的投资组合必须进行不断的研究，也要做大量的分析工作。另外退休后，他还回哥伦比亚商学院的研究生部（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投资学的课程。

因为罗杰斯是当代最精明、机敏的投资人之一，他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另外他对电视上的财经访谈节目以及财经报纸、杂志进行评论时，似乎特别强调“常识”的重要性，其头脑和观点异常清醒，基于这两个原因，我极想采访罗杰斯。因为我并不认识罗杰斯，所以我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提出了采访的请求，并且阐明我采访的都是杰出的交易者，采访后会结集成书。另外我把自己以前所写的期货方面的一本书也随信送给他，并在书上题写了伏尔泰的名言：“常识其实并不寻常。”我对这句话十分欣赏。我想罗杰斯对这句话肯定会赞赏的。

几天后罗杰斯打电话给我，感谢我送给他的书，而且表示他愿意参加访谈活动，但接着他提醒我说：“然而我可能不是你想采访的那类人。我通常持有头寸的时间会长达数年。另外，我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交易者之一。在完全正确的时间进场交易，我永远做不到，在交易中我无法精确择时。”我在给他的信中曾提到过“我感兴趣的要采访的是杰出的交易者，而不是杰出的投资者”，他的那番话就是针对“交易者”和“投资者”的区别来说的。

我所用的“交易者”一词是指“主要关注股市走向、市场涨跌的人”，而“投资者”一词所指的人“关注择股，希望凭借个股来提高跑赢整个大市的概率”。换一种说法，投资者总是买进做多股票，而交易者可能会做多，也可能会做空。我把自己对这两个词的用法解释给罗杰斯，并且向他强调，他确实是我希望采访的类型。

我来到罗杰斯家里进行访谈，他的家外表富丽堂皇，内设朴实无华，属于联体住宅型的装饰装潢，对豪华的外表进行折中。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但给人的感觉却好似秋季，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使人仿佛置身英国的庄园，而不是在纽约的家宅。如果我只去过纽约一次，而且就是“午后与罗杰斯在他布满古董的起居室中促膝长谈，共赏哈得孙河美景”的那一次，我会错下定论，会误将纽约视为非常宁静、祥和的居住场所。和我打过招呼后，罗杰斯立刻说：“我仍然认为你找错人了。”他再一次强调，“我认为我并不是交易者”。在正式访谈开始前，他说了以下这段话，这段话可作为“罗杰斯认为他自己不是交易者”的注解和例证。

正如我在电话里和你讲的那样，我从不把自己当作交易者。记得1982年我打算买入德国股票时，我对德国的股票经纪人说：“你替我买入股票X、Y和Z。”我不认识这位经纪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他听后问我：“买进后接着怎样操作？”我说：“你买好股票，然后和我确认一下就可以了。”他又问：“你要我寄相关的研究报告吗？”我说：“不用寄了。”他接着问：“你要我寄相关报道吗？上面有对这些股票的看法和观点。”我说：“也不用寄了，甚至你连这些股票的价格都不要讲给我听，因为你讲了，我就知道这些股票已经翻了两三倍，这样就会诱使我卖出。这些德国股票，我打算至少持有三年，因为你们德国股市将迎来最大的牛市，从你算起，将有两三代人能享受这场牛市的盛宴。”不用说，这位股票经纪人听了我的话，顿时呆若木鸡；他认为我是一个疯子，我在痴人说梦。

我认为，当时买进德国股票的行为不属于“交易”，不是交易者的行为，因为我预期德国股市将爆发大行情，所以才建仓德国股票。顺便说一句，那次买进德国股票，我做对了。我在1982年年底买进这些德国股票，在1985年后期及1986年早期将这些股票悉数抛出。

1982年你如此看多德国股市，是凭什么？

德国这轮牛市其实在1982年8月已经启动。更为重要的是，1982年距离1961年德国股市创出历史高点已有21年，在此期间德国股市再无像样的大牛市。德国股市自1962年发生崩盘后一直在低位做横向整理，而在此期间，德国经济却欣欣向荣。所以那时德国股市的投资价值是明摆着的。

无论我何时买入或何时卖出某些东西（比如股票），我总是力图做到首先要确保我不会亏钱。如果买卖的这样东西确实有极好的价值，那么即便我判断出错，我由此输掉的钱可能也不会太多。

那么基于你这种理论，你提前十年买入德国股票也是可以的啊，为什么到1982年再买？

完全可以依据同样的理由在1971年就买入德国股票，然后看着德国股市原地踏步，盘整近十年，而与此同时美国股市却正处在大牛市中，所以1971年虽然具有同样的买入理由，但不是买入的良机，因为1982年的时候才有牛市的“催化剂”存在，促使牛市的产生。你总是需要“催化剂”来促成大行情的产生，大事件的爆发。1982年就有“催化剂”的存在，那就是当时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当时我认为德国社会党（Socialists）会在这次大选中落败，而当时的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将会在选举中获胜，而该党具有推动、刺激投资的纲领和规划，上台后必将促使股市上涨。

我当时最根本的观点是，如果在野多年，偏向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获胜，重新上台执政，他们必将进行重大的变革。另外据我所知，在1982年大选前许多德国公司已缩减和收回资本设备、固定资产设备、基础设备等的投资，停止进一步的资本扩张，以等待保守力量的胜利，也就是等待基督教民主党的上台执政。所以一旦代表保守力量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那么一直压抑着的投资意向和力量就会真正爆发出来，从而促成股市的真正大涨。

当时德国大选时，两党获胜的可能性是否都是50%，彼此难分伯仲？

我不记得了。

我的意思是，就选票方面而言，两党最终的得票数估计差不多。

我猜是你说的这样，因为代表保守力量的基督教民主党取得大选胜利的那天，股市才开始爆发上涨行情，两者发生在同一天，股市并未提前反应。

如果基督教民主党在那次大选中落败，那又会怎样？

即便他们落败，我认为我不会输很多钱，理由前面我已讲过，即德国股市当时已有极好的投资价值，即使我判断和预期出错，我也不会亏很多。当时我全部的预期就是，大行情即将到来，这轮牛市将持续两年、三年或四年。

听完你这番话，感觉你在交易时信心十足。

是这样的，交易时我总是充满自信；交易时我没有迷惑困扰。任何人都能学会的一条投资法则，这也是最好的投资法则之一，那就是投资时要学会无所事事，绝对的无所事事，直到确实该做某些事的时候再动手去做。大多数人总是不断地买进卖出，博取短线差价，赚取蝇头小利，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比他们要高，并不是贬低他们；这些人总是要做点事，总是要忙进忙出。当这些人通过买进卖出赚到一笔大钱，他们会说：“小子，我够聪明吧，我账户的资金已经翻了3倍。”接着他们会把盈利的股票抛出，用抛出所得的钱再次冲锋陷阵，买进别的股票。他们无法做到持仓不动，坐看手中盈利的股票开始新一轮的上涨，他们做不到持盈，只会反复不断地交易。

你会等到万事皆备，所有一切都对你有利的时候再动手交易吗？“我认为市场或许将要上涨，所以我要动手买入”，你会说这样的话吗，这类话你曾说过吗？

你所讲的这类话是通往救济院最快的捷径，是亏钱最好的方法。我会等到钱已放在墙角，然后再走过，俯身拾起，与此同时，此前此后，我什么都不用做。在市场中亏了钱的人会说：“我刚输了钱，我必须有所作为，通过交易来翻本。”错啦，不应该这样做。亏钱后，你应该静等交易机会的出现，不要急于翻本。

尽可能少交易，不要忙进忙出。

是的，这就是我从不把自己当作交易者的原因。我认为，我是等待机会出现的人，我所等待的机会，用俗话来说，就是“瓮中捉鳖”（shooting fish in a barrel）的时机。

你所有的交易决策都是根据基本面分析作出的吗？

基本上是的。但有时商品研究局（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CRB）发布的价格走势图会让我发现行情的“催化剂”。有时，价格走势图上显示的价格高点或价格低点的图形会令人难以置信，你从技术图表上可以察觉市场的疯狂。当我发现市场已陷入疯狂，或狂热或恐惧，我总会好好看一看、想一想，看看我是否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即“在众人贪婪时恐慌，在众人恐慌时贪婪”。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任何你能想到的例子。

可以。两年前，当大豆期货价格直线上涨到9.60美元后，我开始做空大豆期货。对于做空的原因，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在我做空大豆期货的当晚，我和一群交易员共进晚餐，席间一位交易员大谈他做多大豆期货的所有理由。我听后对他说，“看多大豆期货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我确实无法告诉你；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大豆期货市场的上涨已进入疯狂状态，我因为市场的狂热而做空。”

你会与市场的狂热（或恐惧）背道而驰，那么具体进场的时间，你是怎样选择的？

等到市场价格开始出现跳空缺口，我再进场。

在等待期间，你会等价格运动终止并反转的信号吗，比如技术分析中的“反转日”？

不会等其他信号，有关“反转日”的东西，我一无所知。

我想起另一个市场疯狂的经典案例。1979年后期~1980年早期，黄金期货市场经历了加速上涨，涨幅迅猛令人难以置信。那时你做空黄金期货了吧？

是的，我在黄金期货价格达到675美元时开始做空。

这时做空太早了啊，差了近200美元？

我早和你说过，我不是一个好的交易者，我不善于精准择时。我几乎总是建仓过早，但那次做空黄金期货比价格见顶只早了四天左右。

我不是说你在进场时间上有太大的偏离，而是建仓价格上的问题，过早做空，其后价格继续上涨会令人心惊肉跳的。当你碰到类似的情况，即你进场建仓过早，其后你是否会重新思考最初的决策，是否会对自己的操作进行反思？

会的，当黄金期货价格涨到676美元时，我就开始反思了。（此时他不禁大笑起来）

但是反思后，你还是会继续持有所建的头寸，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在做空黄金期货的例子中，当时价格已疯狂上涨，市场已陷入狂热混乱的状态。这种疯狂上涨，这种混乱状态都是无法持续的。黄金期货市场的下跌即将到来，最后一段的上涨（指675美元涨到875美元）只是回光返照，见顶的日子已为时不远。

是市场价格最后快速冲顶所留下的“指纹”让你察觉市场即将下跌的蛛丝马迹，还是“黄金期货的价格本就上涨过头，严重高估”让你做出市场即将下跌的判断？

两者兼而有之。当时黄金期货的价格已经高估，上涨过头，但更为主要的是市场价格最后快速冲顶所留下的“指纹”让我察觉市场的疯狂，你用的“指纹”一词，我很喜欢，它代表独有的特征。每次你与市场的狂热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之，只要你能坚持到底，你将会是正确的，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你。

所以当你看到市场陷入极度的恐慌，你也会自动反其道而行之，是这样吗？

市场悲伤恐慌或欣喜狂热的现象都是提醒我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的“催化剂”，但这并不是说，我看到这种现象后就马上要去做什么，只是加强我的观察而已。比如，对于1980年早期的黄金期货市场，我是持看空观点的。沃尔克（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才几个月，他就表示美联储将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对他所说的话我深信不疑，并且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那时我也看空原油期货，我知道，如果原油期货价格下跌，黄金期货价格也会下跌。

原油期货价格和黄金期货价格的同时下跌，是因为两者价格确实存在联动，还是因为两者价格的联动是全世界的普遍共识？

在那个时候（1980年早期），原油期货和黄金期货的价格联动是世人的普遍共识。

但是，对于两者价格的联动关系，你相信吗？是确实存在的吗？

我认为两者价格并不存在联动关系。

但是我在那时一直觉得原油期货价格和黄金期货价格是相互一致、彼此联动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当时的感觉并没有错，当时是一个极端看空、全面看空的时期，每一个品种的价格都会下跌，原油期货价格和黄金期货价格当然会一起下跌。

你的意思是，有时候你做交易所依据的某种价格关系，你自己也吃不透，也不是真正明白，只是由于世人的普遍共识才让你相信该种价格关系的存在，是这样吗？

因世人共识而使我相信的情况极少。我总是喜欢通过独立思考来得出事实、真相，不会人云亦云。当时我做空黄金期货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当时的讲话表明，他就任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治理、抑制通胀，所以利空金价。原油期货的即将开跌只是黄金期货下跌的“催化剂”而已，并非主要原因。

实际上，当美联储在1979年10月将其政策从“控制利率”转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这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一步。因为1979年10月以后黄金期货的价格又上涨几个月，显然当时黄金期货市场还没意识到或不相信美联储会采取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像这样的情况，是否表明当时的市场已极度疯狂，以致根本没有注意基本面情况的变化？

说得一点不错。有时一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市场却视而不见，依然我行我素，这确实令我很吃惊。如今我经历这类情况多了，使我认识到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我理解和预见的东西，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和预见。许多人不断买入或不断卖出的唯一原因就是，市场上其他的人都在买入或卖出，所以追随他人买入或卖出就成了他们该做的一件事。

市场对某些重要的新闻、消息没有做出反应，不能仅凭这点就断言这些新闻、消息毫不重要。

市场没有反应反而更好。如果市场在重要消息出台后依然我行我素，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特别是在市场疯狂迸发的时候，此时你赚钱的机会即将出现，你要进场逆市场疯狂而行，等到市场自我纠偏时就可赚钱。

你能想到更近一点的例子吗？

可以的，那就是1987年10月股市发生的崩盘。顺便说一句，10月19日，也就是股市崩盘的那天，正巧是我的生日。1986年年底和1987年年初，我曾做出预测：股市还会有一次大的上涨，但这是最后一波上涨，其后我们将迎来大熊市，而这次熊市是1937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但对于我生日那天会发生股市崩盘，我却并未料到。这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让我惊喜万分。

10月19日股市的下跌会如此巨大、迅猛，你料到了吗？

1987年1月约翰·特雷恩（John Train）曾采访过我，我告诉他：“在将来的某一天股市（道指）将会在一天内下跌300点，目前正在形成过程中。”他听完后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我是精神病患者。我预期道指大概会涨到3000点，跌300点也仅是10%的跌幅，而道指在1929年曾在一天内跌去12%。如果和1929年一天跌12%相比，一天跌10%并不是很大的跌幅。此前市场已发生过一天内跌3%、一天内跌4%以及一天内跌5%的情况。所以我对特雷恩说：“为什么道指不能在一天内跌去300点？”但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10月19日那天，道指一天就跌去了508点。

你预测股市将会崩盘时，为何选1937年的股市来做参照，来做对比？

因为在1937年，道指在六个月中下跌了49%。而我试图表明的是，我预测的股市崩盘将是巨大的、快速的、可怕的，可以和1937年的股市大跌相提并论，而不能拿1973年到1974年的股市下跌来类比，因为那次股市跌去了50%，但用了两年的时间，下跌不够快速和可怕。

那你为什么不用1929~1930年的股市大跌来类比，而要用1937年股市的大跌来类比呢？

因为1929~1930年的股市大跌后迎来了经济大萧条，而我们这次将要迎来的熊市（1987年）源于金融市场的崩溃，而不是整个经济的崩溃，我确信这次我们不会迎来经济大萧条。我对金融市场的崩溃与整个经济的崩溃有所区分。

为什么你预期金融市场会发生崩溃？

这是大势所趋。当时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各个股票市场都处于历史高位。当时股市一夜暴富的故事到处流传，比如“踏出校门三年都不到的小子，一年就赚了50万美元”。不过这些故事都是假的。无论在什么时候，当市场中纷传暴富的故事，似乎人人都能赚大钱，此时股市离见顶也就不远了。当时的股市正是如此，所以我在1987年夏天就进场建仓，迎接即将到来的股市崩溃。

你是做空股票还是买入看跌期权？

我是做空股票以及卖出看涨期权，而不会买入看跌期权。买入期权是通往救济院的又一捷径，是亏钱的又一良方。有些人曾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过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所有期权合约中有90%的合约过期后都是没有履约价值的，即买入期权者不会行使权利，买入时所支付的期权费会白白亏掉。我认为，买入期权者中有90%是亏钱的，那就意味着卖出期权者中有90%是赚钱的。如果我想利用期权来做空，那么我会卖出看涨期权。

你是在什么时候清空头寸、获利了结的？

就在10月19日所在的那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时每一个人都认为，美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完蛋。

当时市场的疯狂是否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从上涨时的极度狂热转为下跌时的极度悲观，而这是你快速清仓的原因吗？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快速清仓了结。10月19日那周的股市可以载入教科书，作为市场疯狂表现的典型案例，既有狂热看涨，又有悲观恐惧。在这种市场情形下，如果你还有可供交易的资金，你必须进场，并且与市场的疯狂背道而驰。或许那时会是世界末日，整个金融市场彻底毁灭，多头空头一起消灭，我当时也可能输光出场。但是如果市场的疯狂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其中95%的时候你可以进场逆向操作并且终将赚钱。

1987年10月~1988年1月，我没有持有任何空头头寸。没有任何空头头寸是我一生中很少发生的情况。无论看多还是看空，我总是力图同时持有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但两者比重有所不同，万一我出错，这样可以对冲部分风险。即便在市况最好的时候，也总会有人犯错弄糟，而在市况最差的时候，也总会有人做得很好。

你这话的意思是，在股市崩盘后你已找不到可以做空的股票了？

我认为，如果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并且世界末日也不会来临，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将上涨，包括那些已完全崩盘的股票。在1988年1月后，我开始重新持有一些空头头寸，即便其中的一笔做空交易遭受了亏损。因为此时我所建的空头头寸是有充分建仓理由的，是有保障的，胜算较大，建完仓我感觉非常轻松，所以我乐于在此时重新做空。

许多人将1987年股市的崩盘归咎于程序化交易，你认为这是在寻找替罪羊，推卸自身责任吗？

这些人绝对是在寻找替罪羊，把股市崩盘归咎于程序化交易的人根本不懂股市。政客和那些亏钱的人总是在寻找替罪羊，借此来推卸自身的责任。在1929年的时候，他们将那时的股市崩盘归咎于做空和应付的保证金。他们对于股市下跌总能找出一大堆很好的理由。但这帮人应该关注的是，为什么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当天，一眼望去，市场上全是卖出、做空的人，而买入做多的人几乎一个也看不到。

在10月19日（周一）之前的那个周末我变得非常看空，其中的原因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之前的一周宣称贸易差额的情况变得非常好，所有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他刚说完这话才过了两天，贸易差额的数据就公布了，这是全球历史上最糟糕的数据。看到这数据，我立刻脱口而出，“格林斯潘要么是个傻子，要么就是个撒谎者。他对将来的动向一无所知，毫无主见”。接着，到了10月19日（周一）之前的那个周末，财政部长贝克向全世界宣称，因为德国方面不愿按照贝克的要求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美国将通过放任美元贬值来让德国付出高昂的代价。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似乎又要重演。

预感危机即将到来的恐慌情绪已将我笼罩，但幸好此时我已经持有空头头寸！因为新加坡市场早于我们开盘，所以我在周日（10月18日）晚上打电话去新加坡，通知经纪人开盘后就在相关品种上加仓做空。所以到了10月19日，几乎所有的人都纷涌抛售，抛售、做空的理由非常非常充分，买入做多者几乎是踪迹难寻。当时几乎没有人愿意买入，因为根本找不到买入的理由。即便是多头，在那时也吓得魂飞魄散，在周一那天也是看空的，不敢进场做多。

你是说，股市的崩盘是由格林斯潘和贝克造成的？

股市崩盘有许多原因：格林斯潘、贝克、流动性趋紧、贸易差额持续恶化，并且就在六周之前，股市就曾突然飙升到2700点，显露冲顶迹象。回看之前的情况你会发现，1987年，当标准普尔指数和道琼斯指数都在上涨的时候，其他市场（比如纳斯达克指数等）都有一定的跌幅。1986年12月，我开始做空金融股，整个1987年我都继续做空金融股。即便在标普指数和道指上涨创新高的时候（指10月19日崩盘之前），我做空金融股都没遭受过亏损。

对于市场的疯狂出现错误的判断，以假当真，从而导亏损，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

遇过。在我交易的早年，有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它让我对熊市有了真正的认识。那是在1970年1月，那时我在期权上还是进行买入操作的。当时我看跌市场，所以我把我所有的钱都用来买进看跌期权，虽然当时我的钱并不是很多。1970年5月，市场筑顶完成开始下跌，在市场触底的那天我卖出持有的看跌期权，获利了结。我投入交易的资金翻了足足3倍。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并且自言自语道：“我将是下一个伯纳德·巴鲁克” [1] 。

在这次盈利后，我的交易计划是，等市场反弹到一定的高位，我就通过股指期货来做空，而不采用买进看跌期权的方式来做空，因为做空期指的赚钱速度较快。当确信市场的反弹已经到位，我就孤注一掷，倾囊而出，全力做空期指。两个月后我全部亏光出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对自己正在进行的操作并不清楚，懵懂无知。

我曾做空过不少个股，曼姆莱克斯公司（Memorex）的股票是其中之一。当其股价在48美元时，我进场做空。在那时我无力做到持仓不动，心理方面、情绪方面的因素只是次要原因，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具备持仓不动的财力。当该股股价上涨到72美元，我已无力追加保证金，只能清仓离场。曼姆莱克斯公司的股票最终涨到了96美元左右，其后直线下跌，一路跌到了2美元。

从该股最终跌到2美元来看，我在48美元做空该股是完全正确的，是一点不错的，是准确无误的。但我最终全部亏光出场。你交易预测的正确，市场是不会管的，市场是现实冷酷的，也是疯狂、不可理喻的。这次交易经历使我对市场的疯狂有所了解。

你从这两次特别的交易中学到了什么？

我从中懂得了市场会涨过头，其上涨的高度能出乎你的意料；市场也会跌过头，其下跌的深度也会超出你的预想。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知道某个信息，那么所有的人都能知道这一信息。我通过读报来获取信息，我没有任何内幕消息。我现在知道的就是，我所了解和掌握的东西，别人可能会无法了解和掌握。因为大多数人目光短浅，不具有看六个月、看一年或者看两年的远见卓识。做空曼姆莱克斯的交易经历告诉我，股市是疯狂的、不可理喻的，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因为市场上有许多对市场动向、运行一无所知、一窍不通的人，就是他们造成市场的疯狂和无理性。

你预期会有一个非常显著、前所未有的熊市，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我预期股市最终会向下击穿1987年10月创下的低点。

严重的经济衰退也会出现，这是你的预期吗？

就当前而言（1988年4月），我依然认为，迎来的将是金融市场的崩溃，而不是整个经济的崩溃。然而一旦政客把事情弄糟，火上浇油，就可能演变为整个经济的崩溃。

金融市场发生崩溃，而整体经济居然没有陷入严重衰退，我们有过这种经历吗？

当然有过，而且有过许多次。1937年那次就是如此，之前我用1937年股市重挫来类比这次下跌也正是这个原因。我预期整个经济不会崩溃，主要是因为正如我之前的预测，美元正持续走弱，因此美国许多行业可以由此获益，比如钢铁、农业、纺织以及采矿业，这样就会对美国整体经济有所帮助。

所以即便股市向下击穿1987年10月创下的低点，经济仍会保持良好，不会陷入衰退，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一点不错，除非政客把事情弄糟。

政客会怎样把事情弄糟？

他们会提高税收，提高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会坏事的。这帮政客还能干出许多糟糕的事情。他们将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一贯如此。目前我预期我们将迎来金融机构的崩溃。但是如果这帮政客雪上加霜，把事情弄得更糟，我们也会迎来经济的崩溃。

什么将会触发金融机构的崩溃？

贸易差额的数据开始再次恶化，这终将促成又一次的“美元危机”，从而导致金融机构的崩溃。

依你看，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基本上是财政预算赤字造成了贸易逆差。除非你率先消除财政预算赤字，否则你将无法消除贸易逆差。

鉴于赤字问题的严重性，此时能够采取哪些措施？

当今世界最基本的问题是，美国人的消费支出要大于其储蓄结余。政府需要尽其所能鼓励储蓄和投资，要免征储蓄方面的税，免征资本利得税，对股利避免双重征税；对个人退休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IRAs）、基奥计划（Keogh plan）以及401K计划恢复更具吸引力的激励措施。与此同时，政府需要尽其所能抑制消费支出，要改变税制结构，以充分利用增值税的功用，税制改变后，要让消费方面所征的税多于储蓄和投资方面所征的税；大幅削减政府支出，要做到这一点，有许多不会严重损害经济的方法可供采用。我们存在许多问题，但当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强给自己的，属于自找的，那么这些问题的危害性基本上就不那么严重。如果我们不能忍辱负重，挺过难关，那么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经济的崩溃就会向我们走来。

你在回答中说，有许多相对不会造成很大痛苦、不会严重损害经济的方法可以用来“大幅”削减政府支出。你能够提供具体方法的例子吗？

我就给你举两个例子，其实我能给你举一打例子出来。美国政府每年支出50亿美元来支撑国内的糖价，所以在美国，糖的批发价是每磅22美分，而在国际市场，糖的批发价是每磅8美分。每年50亿美元啊！如果政府对每一个糖类生产者、加工者说：“只要你们退出糖类生产、加工领域，在你们今后的日子里，我们每年给你10万美元，并且给你们一间（产权为居住者自有的）公寓房和一辆保时捷汽车。”这样做会很好，我们每年能省下数十亿美元，并且对全体美国人也很好，我们可以更便宜地买到糖。

如果确实想节省更大的政府支出，我们每年的贸易逆差是多少，你知道吗？每年1500亿美元。你知道驻扎在欧洲的美军，每年的开支是多少吗？也是1500亿美元。我们是在43年前作出向欧洲派遣驻军的决定，43年前哦！今天驻欧美军中的大多数人当时还没出生呢。这帮驻欧的美军士兵，成天无所事事，干坐着，喝啤酒，长肥膘，泡美女。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GAO）的报告里说，我们驻欧美军所拥有的子弹甚至打不了30天的仗，压根不够用。然而为让这帮士兵驻扎在欧洲，我们每年要花费1500亿美元。我认为，如果我们每年不再投入1500亿美元的军费，把驻欧美军全部召回，欧洲能够自己保护自己（驻欧美军少得可怜的子弹又能保护谁啊？），并且这样做还会自动刺激军火出口。你知道欧洲军队的枪是从哪里买的吗？是从我们这里买的，因为欧洲的国防军工行业不是很强。

但你说的这些做法是绝不可能实行的，甚至没有一个政客会谈到你所说的这些解决方法。

这个我懂。只要当前华盛顿的那帮蠢人还在掌权，我前面所说的方法就不可能实行。这些政客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对于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们不会去做。得到更多的选票并且赢得下一次选举才是他们唯一关心的事。这种糟糕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直至火烧眉毛，政府才会迫于压力，开始着手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这将是场灾祸和不幸。

如果政客坐视不管，无所作为，我们最终将面临极高的通货膨胀或是严重的经济衰退，是否两者必选其一呢？

是会这么极端的，两种恶果我们必尝其一。我猜想的情况将会发生，当然我只是预测，我不必在此时就做决策，我猜想的情况是，将来的某一天经济衰退将会爆发，目前正在形成过程中。起初政客将会说：“我们忍辱负重，一定能咬牙挺过难关。经济衰退对我们其实是好事，可以帮助我们清理金融体系和经济系统。”人们听后会在短时间内接受经济衰退的现实，认可政客的说法。接着对经济和公众的伤害就会开始，政客们将会放弃原来的做法，将会通过通货膨胀来摆脱经济困境。而通过通货膨胀来摆脱经济困境的做法，在那时只有一种方法可用，那就是开动印钞机，大量地印钞票。

按照你这种预期，我们一开始面对的是经济衰退，而最终将面临极高的通货膨胀？

是的，但我们也能先面对极高的通货膨胀，然后再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另外确实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最终将采取外汇管制。所幸的是，我不必立马做出今后两三年的投资决策，我可以静观事态的变化。

你是指哪种类型的外汇管制？

我所指的外汇管制是指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如果你想到欧洲去，你最多带1000美元。如果得不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超过规定部分的钱你就无法带出国门。

如果实行外汇管制，会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产生哪些影响？

美元会彻底崩溃，外汇管制会让美元越来越弱。这帮政客会实行十分严格的外汇管制，这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

你所说的“彻底崩溃”，是指美元会变得像阿根廷比索那样？

美元为什么不会变得像阿根廷比索那样？美元彻底崩溃为什么不会发生呢？是有可能发生的，记得南北战争时有一种说法：“对我而言，绿油油的美钞一文不值。”

你谈到美元崩溃时，似乎这是必然发生的事。

1983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到了1985年，我们变成了债务国，这是自1914年以来的第一次。到了1987年年底，我们的外债总额要超过格兰德河（Rio Grande）以南所有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及其他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的外债总额。

我用自己的话把你所讲的一系列关联事件改述如下：政客将不会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措施来改变预算赤字的情况，持续的预算赤字必定会让贸易逆差的情况一直保持下去或是越变越差，接下来必定会轮到美元，美元迟早会受到巨大的压力。我这么说，可以吗？

确实如此。我不做多美元，正是这个原因。

按照这样的预想，债券市场将会怎样？

当美元贬值达到某一程度时，海外资金会因美元的持续走弱而不再流入美国，那就意味着到时我们只能向美国公众举债了。但我们的储蓄利率只有3%~4%，要向美国公众举债，利率必须很高。如果美联储试图通过印更多的钱来避免高利率，那么美元将彻底崩溃，美联储将完全丧失控制局势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将面临恶性通货膨胀以及25%~30%的利率。无论是向公众举债，还是多印钞票，我们都将面临高利率。如果政客决定以经济衰退为代价，忍辱负重，闯过难关，那么利率开始的时候会是较低的。但这些政客最终会放弃原来的做法，会开始印钱，所以利率会逐步由低走高。

因为高利率在所难免，所以债券市场迟早会崩溃式下跌。

一点不错。迟早，我们会步英国的后尘，再现长期债券市场的崩溃。但“迟早”的确切时间我并不知道，可能是三年后，也可能是十年后。

你所说英国长期债券市场的崩溃，其下跌幅度是多少？

大约70%

在你对未来的设想和预期中，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哪个会率先出现？

货币供应、财政预算赤字、贸易逆差、通胀数据、金融市场以及政府政策，我分析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就是通过上述这些内容。分析这些内容就像是玩大型的、三维的拼图游戏。如果你玩立体拼图游戏的话，你最终要把所有拼板都拼合在一起，拼出游戏要求的图案才算取得游戏的成功。但“投资分析时的拼图游戏”不是你把所有拼板摊在大桌上，然后一块块拼合起来的那种拼图游戏。在投资分析中，要求你拼出来的图案总是不断在变，每天都有一些拼板会被拿走，另外又有一些拼板会被加入。

我们谈到了设想和预期的话题，那就请你谈谈你对黄金的长期观点？

1934年，黄金价格是每盎司35美元，而且在1935~1980年，黄金产量每年递减。黄金产量持续递减的原因是勘探和开采黄金缺乏动机、缺少激励。而在这45年里，黄金的消耗量却持续走高，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进行电子化革命的时候，黄金消耗量更是大增。黄金需求越来越旺，而与此同时，黄金供应却在下降。所以无论怎样，在70年代金价都会大涨，黄金市场会出现超级大牛市。因为供求关系的原因即使那时的通货膨胀率为零，黄金在70年代也会有大牛市。

到了80年代，情况完全发生了改变。黄金已从当初的35美元涨到了875美元，价格的疯涨是最大的推动力，促使人们争相涌入黄金行业。黄金产量自80年代以来年年上升。根据已公布的矿产勘探和开采的项目，预计黄金产量将每年上升，并且这种上升状态至少会保持到1995年。与此同时，在黄金提炼方面的技术有了重大的进步。简而言之，现在可供使用的黄金比过去要多得多，这种趋势会至少延续到90年代中期。

我一直拥有一些黄金，将其作为一种保险、稳健的投资手段，但我认为黄金在70年代具有巨大的抗通胀优势，可以对冲通货膨胀，但到了90年代，因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改变，所以黄金抗通胀的优势不会像70年代那么巨大。然而我并不知道黄金在20世纪90年代抗通胀的优势会有多大，幸亏我不必现在就作投资判断。

从你所述黄金目前的供求关系来看，显然供大于求，对金价上涨而言是负面的。如果把当前黄金的情况和另一种情况放在一起，另一种情况就是你所说的“美元将彻底崩溃”，两者叠加是否会改变黄金自身的供求关系，也就是说美元崩溃会对金价产生影响吗？

肯定会有影响，黄金将持续保持自身的购买力。金价或许会涨，或许会跌，当黄金市场将不会是最好的交易市场，即黄金将不会是最好的投资标的。

换句话说，黄金抗通胀的优势已是昨日往事，过眼云烟了。

将军总会有军人生涯的最后一仗，基金经理总会有投资生涯中最后一次牛市投资。有人认为黄金总是具有巨大的保值能力，这种想法是荒谬可笑的。从历史上来看，黄金曾多次丧失购买力，有时购买力丧失的时间会长达数十年。

关于黄金，我还要补充一件事，记得我前面曾讲过，在投资分析的立体拼图游戏中，每天都有一些拼板会被拿走，另外又有一些拼板会被加入，所以不要忘记南非局势的变化，它也是拼图游戏中不断变化的一块拼板。南非局势的变化致使金价的走势更为复杂。我认为南非政府已把自己逼到死角，所以南非问题最终会大爆发。如果明天南非就爆发革命，南非黑人接管了政权，那么南非的白人将会大肆抛售他们持有的全部黄金，金价因此就会大幅下跌。

如果南非真爆发革命的话，我认为金价将会急剧上涨，因为那里金矿的生产会因革命爆发而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导致黄金产量的减少，并因此引发恐慌。

当南非的革命在进行的时候，金价确实会上涨，但其后金价就会下跌。这种下跌会让所有人都彻底困惑。他们会问，“为什么金价会下跌”？因为革命成功后的陶醉喜悦也会带来混乱和动荡，会乐极生悲，所以要等金价回跌下来后再买，不要追高买入。

对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黄金市场的长期看法你都已谈过，那么对于石油市场的长期走势，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有考虑过。当经济衰退来临之时，我确信会有这么一天的，石油价格将会下跌。你可以把我现在所说的话都记在纸上，说这些话时我毫无顾虑，诚实坦荡。油价肯定会跌到12美元以下。油价将跌到11美元还是将跌到7美元，或将跌到3美元，这个我不知道。 [2]

鉴于你所谈的大体设想和预期，即股市会下跌，美元会走弱，其他市场也不会好，那么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什么能使自身的资产不会遭受损失呢？

买入欧洲及远东国家的货币，买进国库券，买入农用土地。

你最初是怎样对交易产生兴趣的？

是对“投资”产生兴趣。我初入华尔街纯属误打误撞。1964年，我刚修完大学的学业，接着就去读研究生。我碰到一个熟人，他正好在华尔街的一家公司工作，我通过他得到了一份在华尔街的暑期工。当时我对华尔街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股票和债券的差别，我甚至不知道股票和债券还会有差别。当时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华尔街是纽约某个地方，在1929年有过悲惨往事。

那个暑期过后，我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时间是1964~1966年。据我所知，所有在牛津的美国人都对政治感兴趣，而我对阅读《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更感兴趣。

在牛津念书时，你进行交易吗？

非常少，那时我是一个散户，我用于投资的钱都来自我在牛津大学得到的奖学金。只要我有资格拿到奖学金的话，我会在年初得到奖学金的钱，然后就把这笔钱用于投资。

奖学金不是你全部的资金来源吧。

（罗杰斯听后哈哈大笑）如果读研究生的两年里，有任意一年亏掉许多钱……

这么说来你一上来马上就赚到了钱？

是的，一开始我就马上赚钱了。1964~1965年股市正值牛市。我在1966年夏天结束学业离开牛津，而熊市在那时已经开启，但我已经了结离场。我非常幸运。如果我于1965~1967年在牛津念书，那就会碰上这场熊市，我可能会输光出场。

离开牛津后，你又去了哪里，又发生哪些事？

其后我在军队待了几年，由于那时我没钱，所以不能到市场进行投资。我在1968年离开了军队，然后去华尔街工作。那时我尽我所能，投资每一样我能够投资的东西。我的首任妻子那时一直对我说，“我们需要一台电视机”。我回答她说，“我们要电视机干嘛？把买电视机的钱投入市场，进行投资，以后投资赚到的钱能买十台电视机”。她又说，“我们需要一套沙发”。我又回答她说，“如果我们把买沙发的钱投入市场，进行投资，只要一会儿时间，赚到的钱能够我们买十套沙发”。

那时你在华尔街找到什么工作？

初级证券分析师。

你分析哪些行业的股票？

机床行业和广告代理行业的股票。

你分析范围内的股票，你自己投资吗？

我什么都投资的，包括我分析范围内的股票。

那时的投资成功吗？

我是在1968年8月1日进场投资的，那时市场正处在头部阶段。但我遭受亏损后仍然剩了一点钱，到了1970年1月，我判断市场将进入熊市。我不清楚我是怎样判断出的。正如我之前和你谈到过的，我用我当时所有的钱买进了看跌期权。到了1970年5月，我投进去的钱翻了3倍。到了当年7月，我开始做空股票，到了9月我亏光离场。这最初的两年意义非同一般，在这两年里，我经历了从天才到傻瓜的过程。

所以到1970年9月，你的账户已输光归零。接着又发生哪些事？

我极尽勤俭节约之能事，把省下的每一分钱都重新投入市场。有没有电视机或沙发，对我而言都无所谓。我妻子离我而去。那时我已具有企业家一样的精神。正如哪些创办大型连锁零售店的人那样，他们会把所赚的钱全部再投入连锁店，我也会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回市场，用于投资。

那时你只是交易股票吗？

债券、股票、外汇、商品期货，我什么都做。

这些不同的市场，你是何时开始介入的？

所有这些市场，几乎都是在我最早交易的时候涉足的，进入债市和股市是最早的，进入外汇市场也相当早。当我在牛津念书时，我尽可能把英镑都换成美元，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英镑相较美元而言，将会贬值。我认为英镑贬值的那天终将到来。我离开牛津后，又过了一年，英镑贬值的那天确实到来了。不过我做出判断的时间、进场的时间又一次过早了。即便如此，我在外汇方面的意识还是非常强的。

20世纪60年代晚期，我开始买入黄金现货，就此涉足商品市场的交易。在我职业生涯的早年，记得我去面试一份工作。那位面试官问我：“你读《华尔街日报》的哪些内容？”我回答说：“我首先阅读的是大宗商品的版面。”面试官听后显得很吃惊，因为他的阅读顺序和我完全一样。那时我做的商品交易还是现货交易，其后做的商品交易才是商品期货交易。于是他同意录用我，当我拒绝这份工作时，他气得差点把我掐死。这次面试发生在1970年，当时我已在商品市场交易了。

回看1970年9月你账户输光归零，你从中汲取了哪些对你最终成功有所帮助的东西？

我早期的失利教会我许多东西。自那以后，我几乎不再犯错，虽然这样的话我并不想说，显得有点自夸。因为我从失利中懂得了，除非你对你所做的事非常了解，否则就不要去做；不要盲目进场建仓，要耐心等待交易的机会出现，到那时你的建仓理念是正确的，建仓的价格也是合适的，那么即便你判断出错，你也不会亏许多钱，也不会对你形成很大的伤害。

自那以后你有过亏损的年份吗？

没有过。

量子基金是怎样建立的？

乔治·索罗斯是基金的主要合伙人，而我是一般合伙人，比他要低一级。基金建立时就是三个人，我、索罗斯，还有一个秘书。

你是怎么认识乔治·索罗斯的？

我在爱霍德·布雷彻尔公司（Arnhold and S.Bleichroeder）是索罗斯的下属，是为他工作的。因为新出台的“经纪公司条例”禁止我们从交易盈利中提成，所以我们在1973年离开了这家公司。当时我们可以继续留下去，但我们将不能管理客户的资金，所以我们不得不离开。幸运的是，我们离开后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公司。

量子基金从事哪些交易？据我所知，量子基金和通常的基金在交易运作上有所不同。

我们投资股票、债券、外汇、商品期货以及所有投资标的，不但做多，而且做空，交易的市场遍布全球。

在做交易决策时，你和索罗斯都是各自独立进行的？

不是的，我们在做交易决策时进行分工合作，他当交易员，我做分析师。

也就是说，由你分析得出一个交易想法，比如做空美元，然后再由索罗斯来选择具体交易操作的时间，是这样吗？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

如果你俩对于市场行情的研判出现了分歧，那怎么办？

如果我俩的观点产生了分歧，通常我们就不进行相关的交易。

所以只有你们观点一致时，才会进行相关的交易，是这样吗？

这并没有硬性的规定。有时我们观点并不一致，但由于我们中的一人强烈坚持，相关交易还是会做的。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我们的看法通常是一致的，并且当“我们观点有分歧但仍然进行”的交易产生问题，遭受亏损时，那么很清楚，该笔交易的决策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不是他错，就是我错。当我们思考该笔交易并得出对错的判断，我们就会达成一致。因为在投资上追求与他人一致会酿成大祸，所以我不喜欢用“一致”这个词，但最终，我和索罗斯几乎总能在观点上达成一致。

当你交易杠杆产品时，比如商品期货，外汇期货，你是怎样确定持仓的配置？

我们会将杠杆运用到极致，直到没钱追加保证金为止。当我们想买进某个交易品种，但账户中的钱都已用尽，我们会查看持仓组合，任何在那时表现最弱，对我们吸引力最小的持仓品种都会被清空，然后用清仓后得到的钱买入想买的品种。例如，如果你想做多玉米期货，你账上的钱都用完了，你要么放弃做多玉米期货，要么清空另一持仓品种。这一过程很像变形虫（amoeba）的生长过程。你知道变形虫是怎么生长的吧？它们从细胞表面的任意一个地方摄入食物，接着造成细胞内压力增大，它们就会从细胞表面的任意一个地方进行排泄。持仓组合的进出、调整和变形虫的摄入和排泄如出一辙，大同小异。

你绝对不会从单一持仓品种的角度来衡量整个交易的风险，是这样吗？所以如果在某个市场上，你持有的某个品种发生亏损，不得不降低持仓组合的总仓位，你很可能在另一个市场上，对另一持仓品种进行减仓？

说得对。发生这种情况时，我们总是对持仓组合中当时表现最弱、对我们吸引力最小的持仓品种进行减仓。

即使在当前，量子基金听上去还是非同寻常的，不是传统意义的基金。我猜想，当时量子基金所采用的投资策略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当时采用的投资策略肯定是独此一家。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在所有的市场上进行交易。所谓“所有的市场”，我是指遍布全世界的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债券市场以及股票市场，在所有这些市场上我们既做多，也做空。我现在退休了，但所有这些市场我依然都交易。人们不禁问我：“你是退休了吗？我们有大量的员工，尚且不能在所有的市场进行交易，而你一个人却能做到，你所谓的退休究竟是何意啊？你能做空全世界的股票！”

在你说退休的时候，我认为太滑稽搞笑了，这点我必须承认。

现在我虽然退休了，但在投资方面，我比任何人都要积极主动，在所有的交易品种中寻找机会，我比过去要更忙，因此有人问我：“你怎样跟踪所有的交易品种？”

对此我有同样的疑问。

我认为，不懂马来西亚棕榈油的行情动向，你就不能投资美国的钢铁业。正如我之前所讲的，投资分析就像玩“大型的、三维的拼图游戏”，而且要求你拼出来的图案总是不断在变，每天都有一些拼板会被拿走，另外又有一些拼板会被加入，而“马来西亚棕榈油的行情动向”和“投资美国钢铁业”就是所有拼板中的两块，两者看似不相关，实则有联系（牵涉美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关系）。每一块拼板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怎么能挤出这么多的时间来关注所有这些市场？仅是看行情、查资料就是非常费力劳神的苦差事。

在这方面，我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积极主动。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花费大量的时间，把所有市场的交易资料、数据都记在我脑子里。我对许多市场都做过大量的分析和研判。当我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书时，我对许多市场的交易历史都谙熟于心，因此在课堂上能如数家珍，我的学生对此总是感到十分吃惊。对于商品期货、债券以及股票方面的大量书籍，我都反复仔细研读，因此我才能知晓许多市场过去的情况。举一个例子，我知道棉花期货市场在1861年爆发过大牛市，当时棉花期货的价格从1美分涨到了1.05美元。

市场属于何种市况，是多头市场、空头市场还是盘整市道，你是怎样察觉和确定的？

首先我通过长期的价格走势图找出历史上价格变化异常的年份。比如当我看着1961年棉花期货大牛市的走势图，我会问我自己：“是什么导致价格的上涨？为什么会产生大牛市？”接着我就会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并找出问题的答案。通过这一过程，你会学到大量的东西，受益非凡。

我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给研究生上的一门课被学生称之为“牛市和熊市”，这门课要求每一位学生了解和弄懂历史上的市场大行情，不管是哪个市场，也不管是上涨行情还是下跌行情。我给学生上这门课时，要求他们告诉我，知道哪些东西后可以预见大行情的到来，即大行情的启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当橡胶期货的价格还躺在2美分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问：“橡胶期货的价格怎样才会上涨？”然而最终橡胶期货的价格不但上涨，而且翻了12倍。某些学生能够事先看出它的上涨。我总是会问这些人：“当时你看到了什么，使你预见橡胶期货大幅上涨的到来？”我会彻底了解他们看涨的原因。他们会说：“因为可能爆发战争，所以我认为橡胶期货的价格将会走高。”但我会紧追不放，让这些学生告诉我，他们根据什么作出即将开战的判断。我上的这门课能让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市场，涉及的市场种类也更为广泛，并且教他们怎样做市场分析。

我历经且研究过数百次，甚至可能是上千次的牛市和熊市。在所有交易品种的牛市中，无论是IBM的股价，还是燕麦的价格，多头总能找到价格继续上涨、不断上涨的理由。我记得在牛市中我听到这样的话能有数百次之多，比如“供应将会不足”“这次将有所不同”“石油的售价将达到每桶100美元”“石油不是商品”（说到这罗杰斯不禁发笑），以及“黄金与其他所有商品都有所不同”。最后一种说法真是活见鬼了，就是放上5000年，黄金和其他所有商品也没有什么区别。从历史走势来看，黄金价格在某段时期会牛气冲天，非常强势，而在其他时期里可能会跌上数年。金价的走势并无神秘可言。当然黄金具有保值功能，但小麦、玉米、铜以及所有商品都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只不过某些商品的价值和保值能力比另一些商品的价值和保值能力更高，但它们全都是商品。这些商品过去始终存在，将来仍会一直存在。

“这次将有所不同”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我认为其最近的例子就是1987年的股市。

说得对，1987年的股市又要出现所谓的“股票紧缺”。1968年，华尔街某家大型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学术论著，在这本书中解释了股票紧缺形成的原因以及牛市必将持续数年的原因，但此书出版之际正是股市见顶之时。到了1987年，又能到处听到类似的论调：“因为所有的股票都有人在买入，所有的人都在买入股票，所以股票会紧缺，股价将上涨。”（这时罗杰斯开始发笑，并且笑声持续变大，大笑不止）我向你保证，将来到了熊市末端，市场上会有这样的论调：“市场资金紧缺，股票会大量过剩。”所以每一次牛市和熊市都不会有所不同。

***

当我编辑本章内容的时候，正好读到《时代周刊》（Times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1988年8月8日出版，第29页），内容是关于日本股市令人难以置信的超级大牛市。访谈中正好谈到“这次将会有所不同”的话题，而日本股市那时出现的情况正是这一话题最好的事例，也许有人难以找到这一话题最新、最好的例证，所以我就把这篇文章的相关内容进行概括、转述，具体内容如下。

当时日本股市的爆发式上涨令西方的财经专家十分忧虑，这些专家担心日本股市的泡沫终将破灭。一旦日本股市泡沫破灭，投资日本股市的投资者就会遭受严重亏损，而亏损的投资者因资金上的需求会被迫从其他国家的股市撤回资金，从而造成连锁反应，导致其他股市的重挫。当时日本股市的股价水平相较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而言，已是非常之高，至少按照美国的估值标准已是高得出奇，堪称天文数字。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全部交易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大约是15倍，而东京证券交易所全部交易股票的平均市盈率总是前者的4倍。当时日本电信电话公司（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NTT）的股价水平是158倍市盈率。那时量子基金掌门人乔治·索罗斯发出警告：“日本当局已允许投机泡沫的扩大，在过去任何时候，像这样巨大的市场泡沫都无法有序消减，泡沫终将以破灭告终。”

在东京股票市场中，对股市泡沫的忧虑被视为无稽之谈，饱受非议。日本方面将高市盈率的原因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的原因是，日本的会计准则允许上市公司做低盈利，从而可以合理避税，所以上市公司财报显示的每股收益比实际的收益水平要低。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的“交叉持股”推高了股价，因为许多日本的上市公司都大量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而这部分股票和按惯例进行交易的股票有所不同，它们通常会被锁定，极少进行交易，这样就会减少所持有股票的流通量，股票供应减少，股价因此上涨。

多次不同的市场疯狂彼此之间是否有很大的相似处？

是的，其发展循环的过程是一样的。当市场处于很低的位置时，发展到某一时刻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买家进场，因为此时的市场价格是低估的。于是在这些买家的推动下，市场开始上涨，有更多的人基于基本面的利多因素或走势图上的看涨形态而进场买入。接着上涨又进入下一阶段，此时人们买入是因为追随市场的趋势，“买入”变成当时市场参与者应当要做的一件事。在这个阶段，我的母亲会打电话给我，她会对我说：“给我买入XYZ股票。”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呢？”她回答说：“这只股票已经翻3倍啦。”最终市场进入最不可思议的阶段，因为人们认为市场将会永远涨下去，所以大家都疯狂买入，此时的市场价格已毫无任何理性可言，已远远高于内在价值，彻底违背经济学上的逻辑。

市场下跌时的整个过程与此相仿。市场涨过了头，达到非常高的位置，价格已严重高估，接着就开始下跌。更多的人会根据基本面的利空因素或走势图上的看跌形态陆续加入抛售的大军。当经济出现恶化，越来越多的人会进行抛售。到了下一阶段，人们卖出是因为追随市场的趋势，“卖出”变成当时市场参与者应当要做的一件事。当每一个人都认为市场将一直跌下去，直到跌光为止，此时市场就进入了疯狂阶段，市场陷入极度的悲观恐慌，此时市场价格会跌过头，会被严重低估。待到此时你可以动手买入。但此时买入，你要作为一笔长期投资，赚大钱通常要等上几年，要让市场在大跌后有个逐步筑底的过程。

谈到非常极端的牛市，我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澳大利亚政府将其25年前在东京购买的1.5英亩土地售出，售后所得是4.5亿美元，而当时买入时只花25万美元。日本出现的情况就是今日的“郁金香狂热”吗？ [3]

我敢保证，日本股市终将出现大幅下跌，可能在今后一两年里。在接下来美国股市的熊市中我们许多的股票将会下跌80%~90%。在日本即将到来的熊市中，下跌80%~90%的股票数量将远远多过我们。

对于普通的美国交易者，用什么方法可以借机获利？

做空日本的股票，做空日经指数的股指期货，做空看涨期权，做多看跌期权。在美国股市，也有许多日本的上市公司，你可以做空它们的股票。在新加坡市场和大阪市场上有日经指数的期指品种，你可以做空日经指数的股指期货，大多数美国的股票经纪人可以为你代劳。至少有五家日本大型公司的期权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挂牌交易，你可以在那进行期权交易。虽然我认为日本股市的崩溃即将到来，但是做空日本股市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日本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过去你所用的交易规则。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1980~1981年的科威特股市。在科威特股市，你可以采用远期支票（postdated check）来购买他们的股票。你可以用一张远期支票买入价值1000万美元的科威特股票，你也可以采用远期支票的方式买入价值1亿美元的科威特股票。这些都不成问题，每个人都能办到。到最后，有一位办理过境通行证的职员能拥有价值100亿美元的科威特股票！他是怎么做到的，全部是靠远期支票来做到的。

虽然那时科威特股市是市场狂热看涨非常明确、清晰的例子，但我并没有做空该股市。我考虑了很久（这时他猛咬了一下手指头）。我不做空科威特股市的原因是，当该国股市崩溃后，科威特人会通过建立新的交易规则让你无法拿钱走人。果然，科威特股市最终崩溃。如果我做空该国股市的话，科威特人会责备我，会把股市崩溃的责任推到我身上，会把下跌的原因归咎于我的做空。去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后我就饱受指责，人们说我之前所做的市场预测（即预测大熊市将会到来）导致了股市的崩盘。因为我说过石油价格将会下跌，所以某些人就把油价大幅下跌的责任也推到我身上。我希望我对价格真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或有决定的权力，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回到日本股市，我做空日本股市的一些股票，将来还会做空更多的股票。但无论我在日本股市上进行何种操作，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我都不会等到价格运动接近末端时再动手交易，我会提前一步，因为日本人将会采取保护自身利益的措施，而且无论日本人怎样进行自我保护，对我吉姆·罗杰斯而言，总会是好事，我能够转祸为福。对于这一点，我敢打保票。

如果日本人采取措施，修改相关规则，你可能无法取出钱，无法拿钱走人，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日本人能冻结外汇。他们能把外汇分成不同的三级，采取不同的结算规则和管制措施。他们会怎么做，只有天知道了。

难道你通过美国市场，比如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来做空日本股市也不安全，也不会受到保护？

假如他们在交易中设置两种结算货币，那么交易的另一方就会无法履行义务。

清算机构、结算银行要对此负责。

是的。但是他们这样做，我很高兴。从长期看，这是我最好的消息，对我是有利的。然而，无论我做什么，我都将谨慎小心。如果日本股市从30000点跌到24000点或20000点，那很好，一切如我所料，但是如果日本股市最终会跌到12000点，那么你在最后一跌前最好考虑先行离场。如果你持仓时间已很长，你可以获利了结，但其后将会很痛苦。

你后来离开量子基金，是因为什么？

在我余生，我不想一直干同样的事。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我总是希望多姿多彩，而不要单一重复。1968年我来到纽约的时候，我是一个来自亚拉巴马州的穷小子。到了1979年，那时在我看来，全世界所有的钱似乎都跑进我口袋里了。另外我们基金的规模变得很大。基金创建时，我们只有3个人，到了1979年我们的基金已有15个人。这些员工想知道他们何时能度假、何时能加薪以及想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这样的事都不感兴趣，不想过问，我只对投资有兴趣。我不希望基金规模变得更大。

到了1979年9月，我认为1979年将是我在量子基金的最后一年。但是到了那年10月，当时股市出现大跌，在这次股市重挫中我们却安然无恙、一帆风顺。这令我非常开心，所以我决定在量子基金再多待一年。后来我是在1980年离开的。

1980年是你“退休”生涯的开始？

是的，1980年我怀揣现钞开始退休。

你从退休那刻起变成了独立的个人交易者，是这样吗？

相较“独立的个人交易者”，实际上我喜欢被称为“不受雇用的人”。

好吧，但你在哥伦比亚商学院教书啊。

这份工作不是正式受聘的工作。我在1983年开始教书，那是一份属于兼职的工作，只有去那教书，我才能有机会学打壁球。

我认为，你去教书是因为你喜欢。

对于教书，我是后来才逐渐变得十分喜欢。但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想去教书，我只想去学打壁球。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去教书难道是为了打壁球？

说这话，我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人到我这来，他们的院长一直缠住我，请我去那教书。我对院长说：“我认为人们不应去商学院念书。”我一直认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去商学院念书就是在浪费时间。至今我仍然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退休后想去学的一件事就是学打壁球。所以我和商学院的院长做了“一笔交易”，我每学期免费教授一门课程，作为回报，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体育馆终生对我开放。院长听后一口答应了。当时我认为自己做了笔好买卖，占得了便宜，但现在看来，院长要比我更精明，因为时至今日，我仍然在那儿教书。

你仍然还在教书，之所以这样，我认为，对于教书，你确实是乐在其中。

哦，是的，教书确实是其乐无穷。另外哥伦比亚商学院确实是非常棒的地方。

你教授哪些课程？

证券分析、投资分析以及我们之前所谈到过的“牛市和熊市”的那门课。

你的交易经历非常丰富，其中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交易有哪些？

这样的交易有许多。此前我和你谈过的1987年10月19日我生日当天股市发生崩盘，这是我的生日礼物，也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还有一次是1982年8月。整个1981年和1982年，我把自己净资产的极大部分都投入了债券市场。1982年8月债券市场开始暴涨。

这些都是盈利的交易经历，有没有亏钱并且印象极深的交易经历？

1971年8月是非常刺激且令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当时我们做多日本股市，做空美国股市，而尼克松总统在周日晚上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制（the gold standard）。发生这事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那时我正骑着我的摩托车在外游历，并且在尼克松宣布后的周一，我早上并没有看报纸，所以对这事一无所知。在尼克松宣布后的那周，日本股市下跌了20%，而美国股市是上涨的。我们同时在两个市场亏损累累。

那时你必须立刻清仓吗？

在那种情况下，你无法清仓。在日本股市你能把股票卖给谁呢？在美国股市又有谁会把股票卖给你呢？如果你补进空头头寸，只会火上浇油，把事情弄得更糟。在那种情况下，对于你最初的交易判断是对还是错，你必须要弄清楚。如果基本面已发生了根本、重大的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所产生的作用是永久的，并非一时的，那表明你最初的基本面研判已经不再正确，此时“最初产生的亏损就是最好、最小的亏损”，对于最初产生的亏损必须立刻止损。但是如果基本面发生非根本、非重大的改变，其产生的作用是一时的或可逆的，你最初的基本面研判还是正确的，那你就什么都不要做，只要持仓不动，坐看市场疯狂，等待市场的疯狂发生转向，从不利于你到有利于你。

你那时是保持持仓不动吗？

是的，我持仓不动。

所以面对当时巨大的账面亏损，你能紧咬牙关，坚持持仓，渡过难关，是这样吗？

对我而言，没有“账面亏损”一说。“账面亏损”就是实实在在的亏损，但只要我最初的交易判断依然正确，我就能咬牙挺过。

请问你做过怎样的分析才使你持仓不动时具有如此之强的信心？

当时我们的分析是，这不会是世界末日，我们不会彻底完蛋。美国这一动作只是短期的行动步骤，将无法解决我们国家长期面临的问题，后续还会有措施出台，好戏还在后面。

到最后，你坚定持有的头寸安然无恙吗？结果是盈还是亏？

最后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尼克松宣布美元脱离金本位制，只是“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解体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并且美元会由此贬值。其后美国股市的上涨只是当时熊市中的反弹而已，所以我最初做空美国股市是完全正确的，我持有的空头头寸最终获利。

所以，你认为其后美国股市的上涨只是表面现象，缺乏根基，只是熊市中的反弹，并不改下跌的趋势，因此你持有空头头寸不动。

说得很对。

我认为，有一条一般准则：当政府实行阻碍市场趋势的措施，比如原来市场趋势是下跌的，政府采取阻止下跌的措施，你应当在政府行动后，价格反弹时卖出或做空，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投资总要逆央行措施而行”，这条应该写下来，作为一条公理。比如当央行出手支持某种货币，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公众对于交易市场的价格行为，最错误的认识是什么？

他们最大的错误在于，认为市场总是对的。实际上，市场几乎总是错的。我所说的是正确、属实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公众的认识还有其他谬误吗？

他们喜欢遵循传统的智慧、普遍的看法。永远不要遵循市场中传统的智慧和普遍的看法。你必须学会与市场背道而驰，不要随波逐流；你必须学会独立思考，保持主见；你要能够看到“皇帝其实什么衣服都没穿”，绝不人云亦云。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些。大多数人想追随趋势。有“与趋势为友”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传统智慧和普遍看法。这句话可能对于芝加哥期货、期权交易所里的交易者会有几分钟的成效。但是对于其他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极少的人能采用“随大流，跟趋势”的方法来致富。你采用追随趋势的方法可以做到一时盈利，但要做到持续不断地盈利，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实际上，你整个的交易方法就包含“追随趋势，持仓数年”的做法，这和你前面所讲的“不要追随趋势，不要与趋势为友”岂不相互矛盾？

并不矛盾。此趋势非彼趋势，两者截然不同。“追随趋势，持仓数年”中的“趋势”，是指经济趋势（即基本面上的趋势），对于这种趋势，你必须及早发现供求关系的改变，在改变之初就尽早买入（或卖出），而且只有在改变后的经济趋势能够持续数年的情况下才能买入（或卖出）。而“趋势跟踪”中“趋势”的含义是，因为股价能涨，所以我买进或者因为股价要跌，所以我卖出或做空，也就是价格走势上的涨跌趋势（即技术分析中所讲的趋势）。

你交易时遵循的交易准则有哪些？

我要寻找市场疯狂的时刻，找到后看看此时自己是否应该进场，反其道而行之。我不会等到万事皆备、所有一切都对我有利的时候再动手交易，再逆势而为，那时为时已晚。另外要牢记，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对于所发生的变化要洞若观火、一清二楚，在发生变化时买入或卖出。你要乐于买入或卖出的任何交易品种，只要能盈利，你就应该不拘一格。许多人会说，“我永远不会买那种股票”“我绝不买公用事业类的股票”或“我永远不做商品期货”，这些都是错误的。你应该保持弹性，具有灵活性，对任何投资品种的动向都保持关注和警觉，一旦有机会就要把握。

如果让你给普通投资者提出忠告，你会说些什么？

我会对普通投资者说：对于你不了解的事，一定要等了解后才能去做。如果你连续两年盈利50%，而在第三年却亏掉了50%，这种情况比你把钱一直放在货币市场基金里还要糟糕。你可以把钱先放入货币市场基金，然后耐心等待交易时机的出现，你知道只有在这样的时机进场，才具有高胜算，才是正确的交易，接着当交易机会出现时，你从货币市场基金中取出钱，进场交易，在交易获利后，你把钱放回货币市场基金，然后再次等待新的交易机会。如果你采用这种交易方法，在所有市场参与者中，你将能脱颖而出、遥遥领先。

你在持仓的主要头寸上是否会犯错？也就是说，在你几乎百发百中的投资中是否也失过手、犯过错，还是你所有的投资都经过精挑细选，因此一定会成功，不知是前者还是后者？

我不想我的话说起来好像我不会犯错，不知道输钱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对亏损这档事比大多数人都要了解，因为我也曾犯过错，输过钱，但是我已很长时间没有犯大错了。你应该还记得，我不经常交易。我好像不是一个月做三次交易决策，我是一年做三次或五次交易决策，即一年只交易三次或五次，建仓以后我会一直持仓不动（罗杰斯所说的一次交易是指做一个交易决策，从最初建仓到最后全部清仓就算做一次交易，其间围绕最初建仓头寸所进行的加仓或减仓并不计入交易的次数）。

你一般多久做一次交易？

进行一次买入或卖出和做一次交易是有区别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在1981年买进债券，其后我对买入的该笔债券不断买进卖出，加仓减仓，但我始终持有该笔头寸，所以虽然其间有多次买卖，但只能算作一次交易。再举一个例子，1984年年底我做空美元。自1984年年底至今，我对于该笔空头头寸曾多次加仓和减仓，但至今我仍然持有该笔空头头寸，所以只能算作一次交易，并且在该次交易中有许多次的加仓和减仓。

能像你这样长期成功的投资者或交易者极为稀少，你是凭借什么做到出类拔萃的？

我不以游戏的心态进行投资或交易，仅此而已。

我能懂你的意思。但是你所能搜集的基本面信息，你所能做的基本面分析，很少有人能效法，而且你对投资中所有变量所做的评估能始终保持正确，这一点也很有人能同样做到。

直到你自认已经正确理解和掌握相关的一切东西，已做好全部的准备，胜券在握时才能行动，否则就什么事都别做。例如直到你看到美国农产品价格达到低点，你才动手买进，因为此时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你的买入决策都不会出错，除非全世界人民都不吃东西了。因为你知道当前美国的农业竞争激烈，许多勉强维持、能力不强的农民都被淘汰，整个行业极具竞争力，农产品价格必将上涨，所以当你看到美国农产品价格在下跌、下跌、再下跌，那么你就买进。你也许买早了或是买迟了。以我为例的话，我总是会过早买入。但是那又怎么样？买入过早就是整笔交易中最糟糕的一笔，其后价格必将涨上去，终将获利，到那时谁会介意买入的早晚呢？

有哪些交易品种、投资对象是在你选择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被你排除在外的？

对于交易品种、投资对象的选择，我不设界线，兼容并包。我在投资时极具灵活性。对于所有的交易品种和投资对象，我能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并能介入参与。投机新加坡元或是做空马来西亚棕榈油和买入通用汽车的股票，三者对我而言是一样的，我不会因“投机”或“做空”而感到内疚自责。

如果你对外汇市场有一个设想，对股票市场有一个设想，对债券市场也有一个设想，但这三种设想无法融为一体，相互冲突，你会怎么做？

那我就什么都不做。这是常有的事。直到所有的设想互不矛盾，融为一体，我才会进行相关投资。

对于技术图表的解读，你的观点是什么？

采用技术分析并且十分富有的交易者，我从没遇到过。当然，通过“提供技术分析服务”来赚钱的人不包括在内，这些人是能致富的。

你自己采用技术图表吗？

采用，我每周都会看技术图表。我通过这些图表来了解行情的动态，知道市场的情况。通过查看各种走势图，我可以对世界各交易市场的行情动态有全面、大量的了解。

看着价格走势图，然后说：“这种价格形态，我过去曾经看到过，它表明市场正在筑顶。”但是像这种话，你不会说的吧？

我看技术图表，只是了解过去的价格表现，不做任何预测。

你看技术图表不是为了知道将来的事？

我看技术图表是为了知道已发生的事。如果你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那么将来发生的事，你又何以知晓？技术图表会告诉我，这是一个失控的牛市，价格的上涨如同脱缰的野马。图表会提供给我事实，也就是价格走势的形态，但仅此而已，只是了解市场已经发生的情况。你之前用过一个词，是“反转”吧？这种词我不会说，我不会说“这里发生了反转”，我甚至不知道何为“反转”。

“反转”不过就是……

你不用告诉我什么是“反转”，这样会让我头脑混乱。对于“反转”之类的东西，我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

如今以市场趋势为导向的交易者所管理的资金日益庞大，所以现在市场的价格行为相较过去已有所不同了吧？

并没有什么不同。以市场趋势为导向并不一定要使用电脑，但总要采用一套交易系统。我可以向你保证：在过去一百年里，你随便挑十年出来，任意十年里都会有某种交易系统的产生，都有用于交易的新公式（除了没有使用电脑，但不使用电脑照样能使用交易系统和新的公式）。

所以当前的市场和20世纪70年代的市场、60年代的市场以及50年代的市场基本都是相同的。

是的，而且和19世纪的市场也是一样的。推动市场上涨与下跌的力量和因素始终都是一样的。市场供求关系的规律从未发生改变。

你当前还有什么目标吗？

我想寻找新的冒险（就像骑着摩托周游世界）。我想越来越远离交易市场，彻底终止投资。但要做到这一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投资是极好的消遣娱乐，我难以割舍。在我22岁的时候，投资已成为我无法放弃的消遣娱乐。我总是想读到和知道所有市场的动态，并对未来发展作出研判。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终止投资，我账户里的资金怎么办？如果我委托XYZ公司那位友善的经纪人来管理我的资金，那么不出五年，我就将破产，等到那时我又要重操旧业，再次开始投资赚钱。

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良好的投资确实只和常识有关。但令人诧异的是，具有常识的人是如此之少。大多数人的设想预期完全相同，决策所据的事实依据也完全相同，但他们对于市场的情况和动态却视若无睹，缺乏相关的常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些人中，有90%的人会同时关注同一件事，但是用你的话来讲，优秀的投资者或优秀的交易者却能看到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东西。那种摒弃传统智慧、超越普遍看法的能力并不是很常见，要想具有这种能力绝非轻而易举的事。

***

吉姆·罗杰斯这套独特的方法很难完全模仿并超越，但他的许多交易准则是适用于所有交易者的，和所有交易者都有很大的关联。他的基本方法和理念如下所示。

1.在资产价格（比如股票价格）具有价值时买入。 如果你在资产价格具有价值时买入，那么即便你买入的时机有误，你也不会输很多钱。

2.等待行情“催化剂”的出现。 正在筑底中的市场，其筑底的时间会非常漫长，可能长期在底部徘徊。要避免在市场筑底盘整的时期买入股票，要避免向死气沉沉的萧条市场投入资金，一定要等行情“催化剂”出现，在其改变市场方向、催发行情后再进场建仓。

3.在市场疯狂时卖出。 这条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应用绝非易事。我用自己的语句把罗杰斯所用方法的大意阐述如下：等待市场出现疯狂，待到市场狂热看多或悲观恐惧时，看看市场是否是错误的，如果你做的基本面分析是有效的，你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你就可以与市场的疯狂反向而行，即市场狂热看多时，你做空；市场悲观恐惧时，你做多。另外，你进场建仓后要坚定持有。最棘手、最要注意的就是后面两点，即“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和“建仓后坚定持有”。来自世界各交易市场的统计数据、行情信息、报告资料，数量庞大，分析费力，做分析犹如在玩“立体的拼图游戏”，但罗杰斯具有高超的分析技巧和直觉、远见，并且能做出准确的长期预测，其精准度之高令人称奇。但极少有交易者能做到像罗杰斯这样。如果不具备准确分析、判断和预测的能力，那么“坚定持仓”的长处反而会变成致命的缺点。另外，即便你能非常精准地预测长期的经济趋势，但要做到坚定持仓不动仍然会有问题，特别当市场非常疯狂的时候，在你建仓之后，市场价格的运动方向依然未变，即与你建仓的方向相反，此时你会遭受亏损，如果要做到持仓不动，经济上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心理上需要有强大的承受力。

例如访谈中所讲到的例子，罗杰斯在675美元做空黄金期货，然后在价格飙涨到875美元的四天里仍然持有空头头寸不动，其后黄金期货展开长期下跌，罗杰斯在此期间依然持仓不动，不为小钱所动，最终清仓后他赚到了很大的利润。我认为许多交易者是做不到的，无法像罗杰斯这样坚定持仓。即使你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这种意志足以复制罗杰斯这样的战绩，但是在高杠杆并且有保证金要求的期货市场，你可能并不具备不断追加保证金，逆市持仓而不被爆仓的资金实力，又或者你选择做空的精准程度还达不到罗杰斯的水准，因此仅有钢铁般的持仓意志是远远不够的。或许这一特殊方法应该贴上“小心，危险！”的警示标签。缺乏交易技能的市场参与者如果尝试用上述这种方法进行交易，都会酿成大祸，导致大亏。

4.对于交易品种和交易时机要精挑细选，严格甄选。 要等待适合交易的机会出现，捕捉正确的交易时机，找到适合的交易品种，绝不要为交易而交易。要学会持币等待，等到交易胜算确实很高的时候，再进场建仓。

5.保持弹性，具有灵活性。 对某一交易市场或某种交易类型怀有偏见，会对你形成限制，使你失去交易盈利的机会。某位交易者说“我绝不去做空”，那么这位交易者和既愿意做多又愿意做空的交易者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因为他会丧失做空盈利的机会。一位具有开放心态的交易者，他愿意审视及涉足更为广阔的交易领域，参与多种市场的交易，那么该交易者和某些只愿在一个市场进行交易的人相比，他的优势很明显，因为他交易盈利的机会会更多。

6.绝不要遵循传统的智慧和普遍的看法。 这条一定要牢记在心。当道指已经从1000点涨到了2600点，市场上每个人都确信“股票供不应求，股价还会再涨”，此时你千万不要遵循普遍的看法，千万不要再买进股票了。

7.对于发生亏损的头寸，要知道何时应当清仓离场，何时应当持有到底。 如果市场价格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而你认为你最初的分析、判断出现了错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罗杰斯所讲的，“最初产生的亏损就是最好、最小的亏损”，对于最初产生的亏损必须立刻止损。然而如果市场价格向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但你确信你最初的分析、判断是正确无误的，是市场出了错，那么你就继续持仓不动，坐看市场的疯狂，等待市场的转向。对于后一种情况，即遭受亏损继续持仓不动的情况，要做一个提醒：只有完全知晓、理解交易所含风险的市场参与者才能采用这种做法。

[1] 伯纳德·巴鲁克是美国金融家、投机大师，曾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顾问。——编者注

[2] 在做这次访谈的时候，油价大约是16美元。

[3] 1634~1636 年，郁金香的投机狂潮席卷整个荷兰，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在大幅上涨后最终崩溃，这一事件至今仍广为人知，是市场疯狂的经典案例。

第十五章　马克·温斯坦：高胜算交易者

马克·温斯坦做过短期的房产经纪人，自那以后他就成了全职交易者。他刚开始交易时非常幼稚天真，几乎是在往外撒钱，输得一塌糊涂。历经早期的失败后，温斯坦从市场退出，开始研究市场、学习交易，其后他又赚到了一笔交易本金。自那以后，除了有一次损失惨重的交易经历，温斯坦已变为成功的交易者。他重点交易的品种非常广泛，包括股票、股票期权、股指期货、外汇以及商品期货。虽然温斯坦不愿透露具体的交易细节，但显而易见的是，他在上述所有交易领域的盈利都相当可观。

我和温斯坦共同的朋友为我们的见面、访谈牵线搭桥。虽然温斯坦对这个访谈项目很感兴趣，但是他不愿对无数不知名的读者讲述他个人的历史。他曾在某一天打电话跟我说：“好吧，我愿意接受访谈，我们安排访谈的时间吧。”然而第二天他就又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里说：“我改变主意了。我的情况不想公之于众，我不想弄得人尽皆知。”这种答应又反悔的模式重复了好几次，每次作出决定前都要经过漫长、详尽的电话交谈，而交谈的内容就是“进行访谈的优点和缺点”。最后我恼羞成怒，在电话里对他说：“马克，我们在电话里谈论访谈优缺点的这些时间已够我们进行三次访谈了。”这是关于访谈事宜，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电话交谈。两个月后，受到某些极具才华的交易者也同意参与访谈的影响，温斯坦决定接受我的采访。

一个夏天的晚上，温斯坦在我的办公室与我相见，接受我的采访。由于我办公室所在的写字楼傍晚5：00就把中央空调给关了，所以我俩只好跑到楼层拐角处的休息厅，那里虽然也有点热，但空气较畅通，不会令人发闷。我们边吃晚餐边做访谈，晚餐是三明治和汽水。在之前的电话交流中，我已知道温斯坦在任何交谈中都喜欢天马行空，会从一个话题引出其他许多话题，其实他大脑思考问题时就是这样，会从一个主题发散到其他五个主题，这些主题间存在各种不同的联系。我担心这么一来，将来编辑本书的工作量将会异常庞大，所以我向温斯坦强调，回答具体问题时需要保持集中，不要离题太远。我可以说，访谈时温斯坦已格外注意我提出的建议，尽量保持回答的切题、集中。尽管如此，本次访谈还是持续了五小时，访谈的文字记录长达200页。

你最初为什么会涉足交易？

那还要从1972年说起，当时我是房产经纪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商品期货经纪人。过去我和他一块去上学。

是你这位朋友让你对交易市场产生了兴趣？

要我对市场产生兴趣并不用费很大的劲，因为我父亲的爱好就是赌博，他精于赌术，对于输赢概率的计算非常擅长，我过去常看他在赌桌上玩掷骰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能成为交易员是有先天遗传的因素。此外，交易让我着迷的原因还有，我在大学进修了数学和其他理工科的知识，以及我的这位朋友是商品期货经纪人，并且他对运用电脑开发交易策略很感兴趣。

对于第一次交易，你是否还记得？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开立了商品期货的交易账户，初始本金是8400美元。经纪公司谷物期货的分析师建议我做多玉米期货，我听从他的建议开始了第一次交易。三天后我输掉了7800美元。

你这位当经纪人的朋友建议你听从分析师的推荐？是这样吗？

是的，而且他也听从了。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做多玉米期货时，市场已上涨了一段时间，已陷入超买状态。这并不是最坏的价格回撤，我只是进场建仓的时间太晚。我无力追加保证金，所以价格回撤时，我无法继续持仓下去。另外，那时我内心正在自责，不想在交易上投入更多的钱。

你那位朋友让你听从分析师的建议来建仓，在我看来，他让你完全违反了资金管理的原则，这点很清楚。

这是企图快速致富，轻松走捷径的一种表现。

那时你对期货市场了解吗？

绝对一无所知。如果我快速翻看技术图表的书籍，在我看来，书里的那些图表就像电视信号测试图的大汇总。

那时你知道交易所蕴含的风险吗？

当时我知道自己交易盈利的机会很小，因为那时我对交易一无所知。

难道在开始交易以前，你不应先学习一点东西？

我没有学，当时我急于改变现状，学习交易已来不及了。我不喜欢当房产经纪人，所以铤而走险，投身交易。

那时你投入交易的钱是你储蓄的绝大部分吗？

当时我把所有的钱都投入了交易。

在第一次交易几乎亏光后，你何时才有足够钱重返交易市场？

为能重新交易，我大概用了六七个月才攒好足够的钱。我一周工作七天，作为房产经纪人，我把我手头的公寓房尽可能租出去，也卖出了一些部分公寓房。那时我存下的钱达到了24000美元左右。我留下4000美元作为生活费，把余下的20000美元投入交易，重新开立了交易账户。

在重返交易前的过渡期，你是否尽力学习了一些东西？

在那段时间我进行了学习。我研究黄金市场，学习怎样绘制技术图表，逐步熟知超买、超卖的概念。我通过学习得出结论：如果我在极为超卖的市场中做多，并且留有足够多的钱来追缴两次保证金，那么除非经济方面发生巨变，否则我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我的交易方法。

但是，如果你在趋势市场中采用这种方法，你可能会完蛋的。

在趋势市场中，我这种方法在那时候还是有效的。我猜其中原因可能是“一无所知有时也是福”。

你重新交易后的业绩如何？

重返交易市场后的几年，我交易的业绩很好，赚了一小笔钱。但那时的成功主要还是靠运气。

不可能全靠运气吧，那时你靠做对哪些事才取得交易盈利的？

根据我现在对交易的了解，那时我在交易方面做对的事非常少。当时能够盈利是因为我碰上了好的市场，市场大势帮了我的忙。与现在相比，那时候商品期货的交易更为遵循技术图表上的价格形态。那时懂技术分析的人又很少，所以市场更加有条理，更加有章可循。当时技术分析非常有效，而我恰在那时尽我所能学习技术分析的有关知识，所以我时来运转，这也是我那时做对的一件事。

你有控制交易风险的方法吗？

没有，直到今天我仍然没有。靠我的神经系统和本能反应来控制风险。如果我感觉某笔持仓头寸出了错，对该笔头寸，我就会清仓。有时建仓两天后就会清仓，有时建仓两小时后就会清仓。

那时你整天都在交易吗？

是的，那时我交易起来没日没夜。我身边的朋友都一个个离我而去，不再联系。我一人独坐在公寓套间内，屋内所有的墙上都贴着价格走势图。在离我而去的朋友看来，我可能就像一个疯子。

所以这确实是全天候的努力。

这何止是努力，简直是痴迷！我与“交易”共眠，做梦还会想到“交易”，有时我通宵达旦，一整晚就是在想下一个交易日我该如何交易。如果我可以不用睡眠的话，我愿一天24小时都花在交易上。那时我如此痴迷的动机并不是赚钱，我是被交易的游戏牢牢吸引，这种游戏的吸引力就在于，对市场参与者而言，力图弄清、搞懂市场就是一种挑战。

你做梦都会想到交易，那么有时你一觉醒来的时候，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比如感觉黄金市场将会进一步走高，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感觉？

不会有这种感觉，我醒来时产生的感觉不会与市场的走向有关，这种感觉只是我白天交易工作的延续，白天我在有意识的状态下，进行交易方面的工作，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我会带入梦境，然后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交易的探索工作。

交易起步时，你是否订有盈利目标？

有一句话叫作“最大的美国梦就是赚到100万美元”，特别是在那个时候，这句话尤为正确。不过在去欧洲度假和旅游前，我确实从未有过金钱、物质上的梦想和目标。

你何时去欧洲度假、旅游的？那时距离你开始交易有几年了？

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欧洲旅游、度假的。那时我从事交易已有三四年了。

你因欧洲之行订下了“赚到100万美元”的盈利目标？

是的，那时我意识到，因为我已赚到足够多的钱，所以我才能消遣娱乐，旅游度假，考虑自己想买的东西。对于用交易盈利来进行这些消费，那时我是充满信心的。我认为接下来理所当然的一步就是让我所赚到的钱进一步增值。那时我在法国南部看到一座城堡，是我想要的那种。那座城堡四周有护城河，对此我印象格外深刻。“在城堡中生活”的想法对我很有吸引力。这座城堡当时的市场售价只有350000美元，我估计每年将花费大约50000美元进行维护保养。

听上去，买下这座城堡以及后续支出所要花的钱并不多啊。

这座城堡现在可能值500万美元。当我回到美国时，我立刻想通过交易盈利来买下这座城堡。这是天大的一个错误。

这我就不懂了。当时你是有钱买下城堡的，你不必通过交易赚钱再来买啊。

虽然那时我有买下城堡的钱，但我仍然会考虑花费多不多、支出值不值的问题。据我所知，在交易这行，有些人交易账户中有1700万美元，但是他们不会去买新车。

所以你没有从账户中取出已有的钱来买下城堡。

我没有取出已有的钱，并且决定赚到买城堡的钱将是我的交易目标。

换句话说，你打算盈利350000美元，然后买下城堡。

正如你所言。

接下来怎样？

在接下来的交易中，我重仓做多大豆期货。在交易的第一天，收盘后我账面盈利25%。我计划在该周末清仓离场。此时我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为离场设定了具体目标（设定止赢点本没有错，错在设定的依据）。

离场目标不是分析市场后得出的，而是根据你想在这次交易中赚到350000美元来确定的。因为你力图实现具体的赚钱目标，所以你交易起来会有所不同，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为实现具体的赚钱目标，我会忽视风险，并且仓位过重。我在交易时会放弃任何理性的分析和判断。我被物质上的欲望支配和驱使。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即第二个交易日），起初大豆期货的价格再次上涨，但在稍后的时间里，价格突然暴跌，并封死跌停。

价格跌停时，你持有的多头头寸是否已无法离场？

是的，我已无法离场。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即第三个交易日），我来到经纪公司的办公室，市场一开盘就封死跌停。我等了整整一天，希望跌停板能够打开，但最终没有打开跌停。

我认为，如果跌停打开，你能够离场的话，你一定会清仓离场的。

如果跌停板能打开，市场能恢复交易，我愿以任意成交价全部清仓。

那时的情绪和感受，你还记得吗？

当时我陷入震惊之中，六神无主，已毫无决策能力。我夜不能寐，祈求市场在下一个交易日跌停板能稍微打开一会儿，能让我清仓离场，那时我几乎已到了这种地步。到了建仓后的第三个交易日（即第四个交易日，建仓是第一个交易日），我在开盘前的一个半小时打电话去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那的人告诉我：“今天看来没有任何希望，还会继续封死跌停。”我无法面对经纪公司办公室里的人，这样一来，我就不必为去办公室而烦恼了，因为又是全天跌停的话，我就不必去办公室了。我可以肯定，对于我那时的情况，办公室里的人一定欢欣鼓舞、兴奋不已。

他们为什么会欢欣鼓舞、兴奋不已？

因为办公室里有这样一帮职业交易者，当我过去交易赚钱的时候，他们在同样的交易中却永远赚不到钱。当我这次遭遇困境的时候，他们无法赚钱的痛苦减轻了，因为这似乎表明，在过去那些年里，他们交易持仓与我截然不同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过去一直是正确的、赚钱的，但我会有失利的一天，他们似乎早就料到。这些人都是毫无同情心的。当时真正难过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经纪人。坦白地讲，他可能怕我输光销户，令他丢失客户，所以才会难过。

那帮交易者取笑你了吗？

他们当面安慰我，背后取笑我。我走进办公室，看到行情，然后精神崩溃，这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这就是我不去办公室的原因。

你陷入困境，那帮交易者十分喜欢，欢欣鼓舞，因为你的失利可以掩盖他们作为交易者的无能和不够格，是这个原因吗？

还不止这个原因。我认为，在交易这行，有许多人喜欢幸灾乐祸，喜欢看别人输钱。

你不去办公室的话，那你白天干什么呢？

我向其他经纪公司进行了查询，试图得到行情报价。

为何不给你的经纪人打电话？他可以告诉行情啊！

我有点不好意思，感到难堪，并且不想被人嘲笑。

你自己的经纪人也取笑你了？

我想他不会嘲笑我，他不是那种人。但那时我对所有人都变得多疑和充满敌意，因为我那时面对这样的行情无能为力、无事可干。我跑到另一家经纪公司，该公司是我开户所在经纪公司的竞争对手，我对他们的谷物分析师说：“我想找人拉我一把，助我一臂之力。”这位分析师向我伸出了援手，他告诉我说：“你会没事的，因为大豆的基本面仍然良好，需求旺盛，如果市场继续下跌的话，会有巨大的需求力量显现，做多力量会变得很强。”当然，我建仓后的第四个交易日（即第五个交易日，建仓是第一个交易日），市场还是封死跌停的。

这样天天跌停，你每天要亏掉多少钱？

每天要亏12.5万美元。那时美国人年平均工资只有15000美元。我并非出身豪门，因此对于这方面的亏损我没法不想。

你能结合你交易账户的规模来看每日损失的大小吗？

在那次交易前，我交易账户中有接近150万美元，所以那次交易每天的亏损就相当于该次交易前的账户净资产每天亏损近10%。

我深受打击。我感觉自己就像战壕中的伤兵，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流血不止而死。市场连续第五天（即在第六个交易日）跌停，我的亏损已超过60万美元。我记得，在建仓后的第五天（即第六个交易日），我和偶然结识的一位女孩坐在公园的椅子上，我拉住她的手，头靠在她膝盖上，大声哭叫起来。那时我确实已陷入精神错乱的状态，我考虑完全退出交易这行。之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我那些年所赚到的钱全部是靠运气，以前我不信，但到那时，我开始相信了。我担心如果我继续从事交易，我会全部亏光，然后就要被迫重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经济上巨大的损失和你感觉从成功变为失败，哪个对你打击较大？

输掉的钱、封死跌停的情况以及我无能为力的现实，这些对我打击最大。我当时确切的想法是，我一直认为“非美国人”才会去做空，只有“非美国人”才会无法清仓离场，而我是一个美国人啊。

当时你无法清仓离场，所以你感觉被欺骗了？

我确实感觉被骗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限制价格运动、设置涨跌板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

你的意思是，设立价格涨跌幅限制的初衷是保护公众，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它使人们无法清空亏损的头寸离场，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我认为市场应该完全自由交易，任由价格自由波动，不必设任何涨跌幅的限制。

有一种说法，在股市设置涨跌停板可以减少大幅波动。难道在股市设置涨跌停板是“免小难、遭大祸”的措施？

说得很对，设置涨跌停板就是因小失大的做法。现在，普通投资者会误认为，如果他想离场，他至少可以在某个价位清仓。想象一下，如果某人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然后发现他甚至连清仓离场都不可以，这是怎样的景象啊。

换句话说，对中小投资者而言，那些主张设置涨跌停板并且对设置的合理性加以解释的人，他们会把事情越弄越糟，反而会伤害中小投资者。

设置涨跌停板是极为愚蠢的做法。提议制定的法规总是保护老牌机构投资者的利益，而不会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由你之前的讲述可知，在那次做多大豆期货前，你在市场上总是做多的，一直是多头，我说的对吗？

是的。在那次交易前我从不做空的。我认为做空不是美国人做的事。那次做多大豆期货后，我意识到，交易这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的产物，一切只与钱有关，你在市场上做多和做空是没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对于那次交易，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就是，有人通过做空赚到了钱，而我做多却输掉了钱。和美国人该不该做空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那次交易对你情绪上的影响持续了多长时间？

影响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里我不想再交易商品期货。我把贴在我公寓墙上的技术图表全部撕下，把屋子里凡是与商品期货有关的东西统统销毁。

你再次开始交易是在何时？

是在几个月以后。我开始交易在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股票，但我认为股票盈利的速度慢得惊人。我怀念商品期货市场的杠杆交易，我认为股票交易的盈利速度太慢，我无法持续做下去。

就在那个时候，我偶遇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期权交易者。我把自己的交易经历告诉了他，他建议我和他一起交易。我去他办公室的第一周，他叫我在期权到期日前买进特利丹公司（Teledyne）的看涨期权，因为他相信其价格还将上涨。我听从他的建议，但其后该看涨期权的价格开始大幅下跌。

那么你亏损了多少？

大约亏损了40000美元。我对我这位朋友简直恨之入骨，但是他对于交易结果从未向我做出承诺，所以我只好把愤恨藏在心里，不想表露出来。我非常难过，所以离开他的交易办公室，此后两天都没有再去。在我没去的两天里，他试图与我联系，但是他来的电话，我都拒绝接听。

给你出了个馊点子，他感到难过吗？

两天后，我重新回到他的交易办公室，他告诉我，他用另一个交易账户建立了相反的头寸，即卖出特利丹公司的看涨期权，而该账户才是属于我的，而买进该看涨期权的账户并不是我的。所以我实际上并没有输钱。

这听起来像一个恶作剧，而且非常出人意料。

这并不是一个恶作剧。他这样做的意图是，让我懂得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人，即便是他说的话，也不能盲从。他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懂得，对于一个成功的交易者而言，独立思考、保持自立是非常重要的。

自那以后，你交易得怎样？

我交易得非常好。我这位朋友是杰出、非凡的期权交易者。他对交易市场无所不知，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东西。

你交易期权是用他教授你的方法？

是的，但结合我自己的技术分析。

你这位朋友难道不用技术分析？

他不用的。他不相信技术分析。他是分析即时盘面、紧跟行情的交易者。

你是百分之百采用技术分析的交易者，而且你已经取得非凡的成功，你那位朋友会因你的成功而改变对技术分析的看法吗？

对于技术分析的看法，他根本不会改变。他认为技术分析仅是对我有用，并且我赚钱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靠技术分析，而是靠我交易的经验。在我们分开数年以后，有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看我进行交易。他和我拥抱时就像一位父亲，他对我说“你终于成功了”。我告诉他，我不仅积累了大量的交易经验，而且对于技术分析无所不知、掌握全面，并且自己创建技术指标和技术分析的方法，我认为这些是我取得成功的原因。他听完对我说：“技术分析，你永远不会放弃吗？你的成功和技术分析无关。你积累的交易经验是你取得交易成功的原因。”

你和你这位做期权交易的朋友之前曾经一起合作交易，后来为什么会分道扬镳？

我们的交易方法、风格存在矛盾，相互冲突。他是一位愿意偶尔遭受巨大亏损的交易者，有时愿意冒较大的风险，因为他认为自己能以巨大的盈利来弥补遭受的巨亏，从长期来看，赢亏相抵后他还能处在遥遥领先的地位。然而，我对他这种交易方式感到不舒服，感到忧虑。我喜欢交易的方式是，交易赚取的盈利小，但与此同时力图没有亏损的交易。我在交易中不喜欢承担高风险，这点也与他不同。另外我使用的是纯粹的技术分析方法，而他是分析即时盘面、紧跟行情的交易者。我在1980年和他分开，开始自己单干，几年后我们又聚在一起，合作交易。

据我所知，你曾经参加过期权交易的比赛，能否为我讲讲？

两位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场内交易员是该项比赛最初的组织者。共有47位交易者参赛，比赛采用“赢家通吃”的方式，即每人要缴纳5000美元作为最后奖金的来源，最终的赢家拿走所有的奖金。每个参赛的交易者要在大赛指定的一家清算公司开立初始本金为10万美元的交易账户。

比赛的时间有多长？

为时三个月。

你比赛的成绩如何？

我把10万美元的本金做到90万美元以上，没有用盈利进行连续投机（pyramiding） [1] 。

那是相当优异、非凡的比赛成绩啊。

是的，不过比赛期间整个市场很好，这也是取得非凡成绩的原因之一。

你在1980年自己跑出来单干，其后你做过哪些交易？

所有的交易品种我都做。我持续交易股票期权。当股指期货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出，股指期货市场就开始成为我的主战场。我也交易商品期货。实际上，在近两年，我的交易重心又发生改变，重新转回商品期货市场，商品期货交易几乎占我全部交易的90%。

20世纪70年代你在大豆期货上遭受重挫，几近崩溃，自此以后，你的首次大豆期货交易，你还记得吗？

自那次以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做大豆期货交易。但当我发现自己交易商品期货时已能轻而易举地盈利，我内心深处就下了决心，打算赢回当年在大豆期货上输掉的钱。对于那次亏损、重挫，我永世难忘。

听起来，你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

是的，确实如此。每次我看商品期货技术图表的书籍，当翻到有大豆期货图表的那页，我的目光仅在大豆期货价格走势图的边缘一扫，不愿正视，就快速将这一页翻过。在做任何交易以前，我都会在场外对相关市场进行多年的观察和分析。对于大豆期货也是如此。当大豆期货的价格跌到4.75美元，根据我的多年观察，我认为价格已接近低点，但我还不想做多，我会等到自己确信必胜无疑、不会亏损的时候再动手做多。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会像西西里人那样，老婆十年前被害，并不马上动手报仇，为等报仇良机，可以等上十年。当我通过技术分析的方法确定市场真的已经见底，我便会快速进场做多。

你在什么价位做多大豆期货？

大约在6.18美元（大豆期货价格是在1988年快到的时候涨到6.18美元，那时发生的旱灾导致大豆期货价格暴涨。）

你是在什么价位清仓离场的？

我在7.25美元清掉部分仓位，在9.92美元将余下的仓位全部清掉（大豆期货后来最高涨到10.46美元）。

这次交易，你赚了多少钱？

这么说吧，我把以前交易大豆期货亏掉的钱补回来很多。

听你说这话的语气和方式，这次交易对你而言是极大的安慰。

是这样的，它使我压抑不快的心情完全得到宣泄，不良消极的情绪全部得以净化。通过这次交易，对于我交易之初遭受亏损的原因，我也认识到了。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缺乏交易经验。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运气差而亏光离场，一定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因为交易时出现错误，或是因为没有交易经验。交易的失败总是包含各种主观原因，客观因素并非主因。

之前你曾讲过，你和前任交易搭档分开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在交易中喜欢承担极小的风险，而你自己的交易方法正好与之相符，你那位交易搭档则恰好相反。那么自1980年以来，你账户净资产的最大跌幅是多少，最多跌百分之几？

我很少发生亏损，所以这方面的数字我确实没有跟踪记录。

好吧，那就这么来问吧：在你交易最糟糕的月份，其交易业绩是怎样的？

没有一个月是亏损的，我月月盈利。

自1980年以来，你每个月都能赚钱！

是的，当然是这样。如果我不是非常谨慎小心，不想冒更大的风险，我还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而去冒很大的风险并不是我的交易方式。

你亏损最严重的一周，你还记得吗？

在这段时间里（自1980年以来），没有一周是亏损的，我周周盈利，但其中有一些交易日是亏损的。

你的回答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你为何能确定周周盈利，发生过的“周亏损”你不会完全遗忘掉吗？

我如此确定的原因是，发生过的亏损我全都记得。比如，在过去两年里，我有三个交易日是亏损的。自1980年以来，我所做的数千笔交易中，只有17笔交易是亏损的。报价机器在我清仓离场时出现障碍导致了其中9笔亏损。

大多数交易者如果能有50%的胜率，他们已经很开心了，胜率如果达到75%，那就很出色了，而根据你所说的话，你的胜率已接近99%，这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你可以向李·斯蒂文斯（Leigh Stevens）求证、核实。在过去几年里，我的数百笔交易都告诉过他（李·斯蒂文斯是我和温斯坦的共同朋友，就是他把我介绍给温斯坦的）。

***

好吧，读者们，我知道你们一定会说，温斯坦所言“没有一周是亏损的，我周周盈利，但其中有一些交易日是亏损的”是在胡说。坦白地讲，我承认温斯坦的话听上去确实有违常理，有点不可信。查他账户的交易记录可以验证他所言的真伪，但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温斯坦的合伙人要求对合伙公司的所有交易活动都严格保密，该合伙公司属于私人交易公司，交易活动可以不对外公开。实际上，该公司的一些合伙人对于这次访谈坚决反对，力劝温斯坦不要参加，并且他们的劝阻差点成功。温斯坦愿意或者能够公开交易记录的账户只有一个，就是他参加期权交易大赛所开立的账户，该账户可以不受合伙人要求保密的限制。我看了该账户的交易记录，证实温斯坦此前所说完全属实，他在这次比赛中，用三个月的时间，通过交易使10万美元的本金翻了9倍多，在此期间他交易的胜率是100%，没有一笔交易是亏损的。

看了这个账户的交易记录，我仍然不满足，继而向李·斯蒂文斯打听。斯蒂文斯认识温斯坦多年，并且有很多时间是看着温斯坦进行交易的。我认识斯蒂文斯已有三年，他是一个诚实、低调、头脑冷静的人，这样描述他，我很有把握。斯蒂文斯亲眼看见的交易大约有100笔，还有几百笔交易是温斯坦在建仓后即刻通过电话告诉他的，对于这些交易，斯蒂文斯都可以证实，他记得这些交易中只有一笔交易是亏损的。即使温斯坦和斯蒂文斯的记忆都有误（我只是照直说，并不是出于婉转，也不是有所欺瞒），也就是说，即使温斯坦的实际胜率低于他自己所说的，但我仍然相信，他交易的赢输之比仍然高得惊人。

温斯坦是怎样做到交易高胜率的呢？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转述如下：如果能恰如其分地看待这些观点，我认为其中某些深层次的阐述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温斯坦使用他自己研发的电脑交易系统，该系统所采用的技术和方法都是最新和最尖端的，而且是符合他自身要求和特点的。该交易系统通过不断监控系统所设计的技术指标来度量市场上涨或下跌动能的变化。对于这些技术指标，温斯坦不采用标准的、常用的指标参数，而是采用他自己设定的参数，并且常常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指标参数的设置。他结合使用透彻的实时盘面分析和全面的技术图表分析，他所用技术分析的方法包罗万象，包括市场循环周期、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列的回撤位置以及艾略特波浪理论的分析等。最后，再加入最具决定性的关键要素：他在选择交易时机时具有一种神奇的直觉。只有当万事皆备，所有因素都对自己有利，感觉确实万无一失、机不可失的时候他才会进场交易。有许多交易，他认为胜算是很高，但根据直觉，他对这些交易缺乏绝对的信心，那么他会放弃这些交易。因为温斯坦一生都致力于市场的研究和即时盘面的透彻分析，加上天生的市场直觉、交易时机的严格选择，所以温斯坦确实能做到所有交易建仓二十分钟后，所建头寸至少账面能盈利，哪怕只是微薄的盈利。温斯坦要确保每笔交易保本或盈利（即没有亏损的交易），以上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温斯坦通常会很快获利了结，他喜欢赚快钱，在几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就会获利清仓。对于这一做法，前面所讲的内容可帮助你理解。即使做中长线交易，温斯坦通常了结一些获利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这样做是为确保某笔交易结果的净盈利。他也转换交易的市场，从一个市场获利后，他可能会迅速转到另一个市场，捕捉新的获利机会。他总是寻找有可能获利，并且所担风险最小的交易。最后，温斯坦得到交易所内部通讯网络的支持，这经常使他在买卖竞价中能处于有利的位置。

温斯坦的谈话从书面记录来看，像是在自吹自擂，但文字给人的感觉和语气给人的感觉是完全相反的，他谈话、讲述时的语气更多的是天真率直，而非自我吹嘘。当温斯坦谈起交易时，他的言谈中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市场显然在进一步下跌”“这个市场供过于求，所以价格如此疲软”。由这些只言片语可知，交易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有多么困难，温斯坦显然全无概念，一无所知。

你在交易中具有长期取得高胜率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你能否详细阐述一下？

我之所以具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我是真的敬畏市场。我认为越是杰出的交易者，对市场越是敬畏。我对市场的敬畏促使我在交易时机的选择上精益求精，力求精准。当我适时、精准地进行交易时，我对交易时机的把握就像台球选手把球准确打进网袋一样。如果我的直觉告诉我，此时并非交易良机，那我就不会交易。我依靠个人的交易经验和我的神经系统来选择交易的时机。如果我的头脑里萌生清仓离场的想法，那么这个想法一定是我根据我的交易知识和以往的交易经验，对市场当前表现进行研判后才产生的。也就是说神经系统所产生的信号是和交易经验、知识有关的，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因为我会耐心等待合适、准确的交易时机，所以我发生亏损的交易很少。大多数人不愿等待市场发出的交易信号，不愿适时而动。当天仍然漆黑一片的时候，他们还会走进森林，而我则会等到天亮，然后再走进森林。虽然猎豹是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动物，以这样的速度，它们能够捕获平原上任何一种动物。但是猎豹还是会等待捕食的时机，只有到绝对万无一失的时候，它们才会出击，它们可以在灌木丛中潜伏上一周，等待合适的捕食时机。猎豹会等待幼小羚羊的出现，仅仅是幼小还不够，最好外加有病或是腿瘸。只有当万无一失、必胜无疑的时候，猎豹才会出击。也就是说，当有病或腿瘸的幼小羚羊出现时，这才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此时的胜算最高。在我看来，能够耐心等待交易良机，在胜算高的情况下才交易，这些是交易达到职业水准的象征。

当我在家交易时，我常会看我家花园里的麻雀。我用面包来喂它们，把面包放在花园的地上。这些麻雀不断飞过来飞过去，但每次只叼一小块面包，叼好就马上飞走。麻雀叼一百次所能得到的面包量，鸽子只要一次就能完成，但这就是鸽子之所以为鸽子的原因。你很难用枪猎杀麻雀，因为麻雀叼食的速度太快了，你刚一举枪，它就叼好飞走了。这就是我做日内交易的方式。例如，我在一个交易日中会有几次确定标普期指将产生日内的上升波段，我会做几波日内行情。我不会试图抄底，即不会试图在最低点做多，而且我会在价格见顶之前就获利了结，即不会在最高点做空。我只赚取当中一段的利润，因为当中一段的上涨动能最足。就我而言，交易就如麻雀叼食。

猎豹是你用来类比长线交易者的，而麻雀是你用来类比日内交易者的，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这两种动物都会等待万无一失、必胜无疑的时机，我这样转述你的话，不知是否正确？

完全正确。

你怎样选择交易的时机？

我采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分析方法：价格走势图、艾略特波浪理论、江恩理论、斐波那契数列、市场循环周期、市场情绪指标、移动平均线以及各种摆动指标。我通过这些工具来选择交易的时机。人们认为技术分析不可信，那是因为他们可能只选择个人喜欢的，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某一种技术分析方法，可问题在于，某一种技术分析方法不可能永远有效。对于何时应该采用另一种技术分析方法，你必须要清楚。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候，要适时采用不同的技术分析方法。不能仅凭个人喜好，只采用一种技术分析方法。

那么你具体是怎样做的？

靠我的交易经验和交易直觉。我采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分析方法，然后根据我的直觉对技术分析的结果进行解读。对于采用相同交易方法的机械交易系统，我并不相信。我本人就是“交易系统”，我会适时、不断改变“输入”，从而得到相同的“输出”，也就是相同的交易盈利！

在决定进场交易时，要考虑许多因素，你觉得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总是寻找动能正在丧失的市场，然后反向而行，即上涨动能正在逐步丧失的市场，我就做空；下跌动能正在逐步丧失的市场，我就做多。

你同时交易股票和商品期货，你认为两者是否不同？

绝对有所不同。相较商品期货市场而言，股票市场极少出现幅度巨大、特征明显、对参与者极具意义的趋势行情。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股票市场上的机构和专营经纪人想卖出股票时，不会卖在某一价格水平，他们会在市场上涨时逐步卖出；同样，当他们想买进股票时，会在市场下跌时逐步买进。这就导致股价的变动如同波浪，起伏不定，来回震荡。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商品期货的交易高手每次进入股市而遭受亏损的原因。

你是商品期货的交易高手，但你在股市也能始终盈利，你在股市的操作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在市场价格变动前，我不会试图猜测价格的走向；我要让市场告诉我，它将往哪里走，是上涨还是下跌。市场价格的表现将会告诉我一切。另外，在股市有许多技术分析的方法和指标，比如背离、涨跌比率、市场情绪指标、看跌期权/看涨期权比等。在股票市场将要有所动作前，你几乎总能通过技术指标提前得到相应的信号。

你在股市所采用的技术分析方法和你在期市所采用的技术分析方法，两者有所不同吗？

我在股市紧盯的是个股，每一只股票都有各自的性格特征。比如，在市场主要底部形成前，IBM和通用汽车的股价会率先见底反弹，而在市场主要头部形成前，IBM和通用汽车的反弹行情会率先结束，重新步入下跌。还有一个例子，真正良好的股价回升要由公用事业类股来领涨市场，例外的情况我从未见过。因为预期降息，所以公用事业类股会显著上涨，而利率一旦下调，就会利多股市，基金经理就会快速进场。我在股指期货上也交易得极好，因为在交易股指期货前，我股票和期权方面的交易经验极为丰富，这对交易期指很有帮助。

你认为公众对于交易市场最错误的想法是什么？

把交易当赌博，把市场当赌场，这是公众对于市场最错误的想法。据我所知，一些场内交易员能够20年持续盈利，你不能把这叫作赌博。

公众另一个十分错误的想法就是，希望市场对新闻、消息作出相应的反应。例如，当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股市获知消息后，起初快速、大幅下挫，但接着就快速反弹，并且创出新高。这种市场表现令许多人疑惑不解。那些听到总统遇刺消息就卖出股票的投资者责备机构将股市推高，令他们遭受损失。但是这些人没能认识到，从当时的基本面和技术面来看，股市早已做好上涨的准备，处于上涨的趋势。一条新闻，哪怕是重大的新闻（比如总统遇刺身亡），都不会改变股市原有的运行方向，不会让股市转涨为跌的。

新闻媒体为市场下跌寻找理由的报道，我认为其中也含有对市场错误的看法。这些报道常说，投资者的获利了结导致市场的下跌，我认为，如果每个投资者总能获利了结，那就太好啦。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多数人在市场中总是输钱的，市场下跌是因为他们的亏损离场，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获利了结。据我所知，有些受过教育的投资者，总喜欢看电视新闻，当市场下跌时，看报道说“投资者的获利了结导致市场的下跌”，别人都在盈利，而自己却在输钱，所以他们想知道自己输钱的原因。新闻媒体归结市场下跌原因的报道，应把“少数人获利了结”和“许多人亏损离场”同时列入。

交易时，你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1.永远要做好自己的交易功课。

2.不要骄傲自大。当你骄傲自大时，你会抛弃对风险的控制。最优秀的交易者一定是最谦逊的。

3.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明白自己的局限所在。每一个人总有自己的能力圈，即便是最好的交易者，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4.要做自己的主人。保持独立思考，要与乌合之众的想法相反，因为这帮人一定是市场上的输家。要耐心等待交易良机的出现，在机会出现前不要动手交易。知道何时离场与知道何时进场同样重要。

5.交易策略必须具有弹性，根据市场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要灵活机动、以变应变。大多数人所犯的错误是，他们始终采用同一种交易策略，不懂审时度势，不会顺应时势，不能适时而变。这些人失利后会说，“市场的表现又出乎我的意料”。为何会这样呢？市场和人生其实是一样的，都在不断变化中，所以我们要审时度势，以变应变。

6.在盈利的时候，不要过于沾沾自喜。世上最难的事就是保持持续盈利。因为一旦你初尝胜果，实现了第一个目标，那么你订立的第二个目标通常总是和第一个目标相同，那就是赚更多的钱。结果，获取第二个目标对许多人而言，有害而无益。究竟要从交易中得到什么，交易结果和交易过程哪个更重要，他们对此开始产生疑问，并逐步偏离交易的正道，把赚钱的目标置于正确的交易操作之上，一切只看交易的结果，从而忽视正确的交易操作和交易过程，由此走上自我毁灭之路，最终会以亏损收场。

对于交易新手，你最后还有什么忠告？

你必须学会怎么面对失败，这比学会怎样取得胜利更为重要。如果你始终以未来赢家自居，那么一旦遭遇亏损，你就会对市场产生恨意，不去自我反思，不去寻找亏损的原因，反而会去责怪市场或是寻找其他客观因素。

止损一定要快。我用自己的话转述《股票作手回忆录》里的一段话，大多数交易者持有亏损头寸的时间过长，因为他们希望亏损不会变大而会变小，甚至能保本。而他们持有盈利头寸的时间过短，因为他们害怕赚到手的利润会跑掉。正确的做法正好与之相反：交易者要害怕亏损的变大，要希望盈利的变大，要做到止损和持盈。

***

物质上的目标对温斯坦的交易产生干扰的那段时期就是他交易受挫最严重的时候。在其他人的访谈中也曾涉及这一话题，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通过具体的物质目标来考虑一笔交易可能的盈利或可能的亏损，而不是通过分析市场来考虑，那一定会出错。

温斯坦交易方法的核心、基础就是，耐心等待交易良机的出现，要等到万事皆备，所有因素都对自己有利，交易胜算看上去极高的时候再进场交易。虽然温斯坦对于所选交易时机的信心以及交易时机选择的精准，我们大多数人都望尘莫及，不敢奢望，但是“等待交易良机的出现，在自己最具信心、最具把握的时候才进行交易”的理念，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合理、有用的交易建议。本书访谈的一些交易者在这点上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一直都认为，虽然市场从长期来看不是随机的，但市场超短期的波动大部分是随机的。但温斯坦的交易表现动摇了我的看法。

[1] 这里的“pyramiding”是指将交易盈利继续投入交易，充当保证金，提高交易的杠杆，而不是指金字塔式的建仓方法。

第四部分　来自场内交易员的观点

第十六章　布莱恩·吉尔伯：从经纪人到交易者

布莱恩·吉尔伯最初的职业是交易经纪人，他在芝加哥商品期货所内进行场内交易，负责公司金融期货上的交易操作。在给机构客户提供操作建议并获得成功以后，他开始交易自己的账户。在早期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中，吉尔伯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都非常杰出、优秀：一方面他是场内最卓越、最知名的经纪人之一，另一方面他是最大的、以交易自己账户为主的交易者。

1986年1月，吉尔伯开始直接管理客户的交易账户，其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展。除了自己进行交易，在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的现货及期货市场以及其他市场，吉尔伯还亲自管理和指导一群交易员。他是吉尔伯集团的总裁，是吉尔伯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也是吉尔伯证券公司的总裁。这些公司都涉及清算业务、经纪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

吉尔伯轻松随和的个性似乎和他的职业并不相称。吉尔伯不仅自己交易，而且管理、指导他人交易，其交易和管理的资金是数百万美元，作为这样的人物，他不但没有我想象中高度紧张的神情，而且谈论工作、交易时，他好像在讲述愉快的假期生活。

虽然我们的访谈安排在交易时间，但吉尔伯对国债期货的行情似乎没有特别关注。我们的访谈是在他的私人办公室进行的，虽然离开了交易的办公桌，但他确实显得十分轻松。访谈时他曾这样评论：“待在这里，我可能会交易得更好。”这番话显然表明，吉尔伯察觉到市场此时缺乏交易机会。

在回答某个问题时，我们涉及另一位交易者，他就是托尼·萨利巴，他也是我的访谈对象。我提到最近一期的《成功杂志》将萨利巴作为封面人物。吉尔伯问我手头可有该期杂志。我从手提公文包中取出该期杂志，然后交给了吉尔伯。该期杂志有一条醒目的标题，叫作《胜利！在72小时内，他赚到了400万美元》，该标题具体要讲的是1987年10月19日股市发生崩盘，萨利巴在崩盘那周的交易经历和战绩。读到这条标题，吉尔伯不禁发笑，他开玩笑似地说：“我在那天用20分钟就赚到了400万美元，我怎么没有上杂志封面？”这并不是自我吹嘘。通过上述例子可以归纳得出：许多杰出的交易者都保持相对的低调，因此他们几乎不为公众所知。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你在这行是怎样起步的？

1976年大学毕业后，我背着包徒步游遍全国。在盐湖城，我看到招聘商品期货经纪人的广告，当时我对这个职业一无所知，我认为它与股票经纪人有几分相似。后来我获得了商品期货经纪人的执业资格证书，而那时我正在为某人打工。通过高强度的电话推销来招揽客户，从事不合规或非法的证券交易、证券经纪业务，这就是那人所干的事。

你起步的时候确实入错行，走上歧路了。

在我第一次去那里的时候，看到那人坐在办公室后端，买卖高度投机的低价垃圾股（penny stock），这类股票通常是在场外柜台交易的。他成天通过打电话来招揽客户，自称有一套技术图表交易系统，可以靠它投机盈利，鼓动客户交给他5000美元或10000美元，由他代为理财。他的电话推销是完全不可信的，是缺德的行径。

那时我为他记录和更新技术图表。我不断对自己说，“这人基本上就是一个骗子”。所以当我拿到商品期货经纪人的执业资格证书，我就离开了那里。接着我闲荡了几个月，为付房租做过一些临时工。

你做过哪些临时工？

货运火车车厢的装卸工。接着有一天我来到汤姆森-麦金农公司（Thomson Mckinnon）的办公室，对他们说：“你好，我有经纪人的执业资格。”那里的人录用了我，每月给我的工资是800美元。800美元对那时的我而言，也是一笔大钱。我所做的全部工作就是跑到公司，然后进行电话营销，招揽客户。所有拉到的客户、开立的交易账户都由我代理交易。

但是那时你对市场几乎一无所知啊。

此前我读过几本相关的书。因为我曾为第一个老板记录、更新过技术图表，所以对于技术图表，我懂得一点。

你读过哪些书？那时这方面的书并不很多啊。

罗伯特D.爱德华（Robert D.Edwards）和约翰·迈吉（John Magee）的《股市趋势技术分析》 [1] （Technical Analysis of Stock Trends），此书让我获益良多。

其他还有哪些书可向我们推荐？

我们让交易员读的第一本书就是埃德温·李费佛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书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杰西·利弗莫尔（20世纪初最伟大的投机者），此书我至少读过12遍。

我才开始在汤姆森-麦金农公司工作，就在此前不久，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GNMA，也称Ginnie Mae，音译为吉利美，以下简称“吉利美”）的抵押凭证期货诞生了。汤姆森-麦金农公司抽调人手建立专门的交易部门，从事吉利美抵押凭证期货的操作。我告诉公司管理层，我对吉利美抵押凭证期货很感兴趣，想在那方面多学一点东西。

为什么那个市场会吸引你？

因为那是一个全新的市场，和传统的金融产品相比，犹如一张白纸，更好操作，更有用武之地。我认为，如果我专注于这个市场，我的事业会稳步推进。另外，我在抵押凭证期货上进行过一些交易，首次交易是盈利的，其后各次交易都是亏损的。

抵押凭证期货太有吸引力了，我认为自己能在那里赚钱，但屡战屡败，持续亏损，但越是那样，我就越想学习相关的知识。

听起来，你在这方面的努力追求大多是自觉自愿的，被迫的成分很少。

是的，因为我在这个市场是亏钱的，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愿的，不是为赚钱或别的所迫。不管怎么说，在吉利美抵押凭证期货的交易经历让我学到一些东西，并且我跑遍盐湖城的每一个抵押银行，他们几乎都成了我的客户，在我这里开了户。

吉利美的抵押凭证期货，那时你自己懂吗？

最初让人开户时，我在这方面也一无所知。

那你怎么进行推销的，如何让人来开户？

我最初只能像滚雪球一般发展客户，我倾听客户问我的问题，并且通过这些问题来学习相关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客户所提的问题，我迷惑不解；我向他们推销的金融产品，他们同样也搞不懂。

抵押凭证期货也是期货的一种，那时你至少懂得“期货”吧？

我懂期货，而且虽然对抵押凭证期货所知有限，但最初会见客户时也很少结结巴巴或语无伦次。其后我在这方面确实做得相当好。

客户所开的账户是套期保值型账户吗？

是的，全都是套期保值型账户。到1977年5月，我每月赚取的佣金有2000美元。对那时的我而言，这笔佣金收入的金额是巨大的。

你的佣金收入全部来自吉利美抵押凭证期货市场？

在那个时点，是这样的，我的佣金收入全部来自抵押凭证期货市场。在那以前，我在其他商品期货市场也开展过经纪业务，也有佣金收入，比如小麦期货、活猪期货和猪腩期货。

你为哪些人代理交易？

我通过电话营销的方式，把一些人拉过来开户，我作为他们的经纪，代理交易。这些人认为他们不会遭受亏损，所以一旦遭受亏损，他们总是心烦意乱、非常难过。

你给他们提供交易建议吗？

我提供的交易建议相当多。

你采用图表分析吗？

不管你信不信，我是这样认为的：首先要远离汤姆森-麦金农公司的分析师，其次要远离自己的技术图表。刚出道不久的经纪人肯定会信赖、依靠本公司的分析师，只有这些新人才会这样。

你的这些客户是因为研究报告出错而遭受亏损吗？

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得到的研究报告是正确的，但都是放眼长期的，而他们的交易操作大多数是短线的，其眼光是盯着每日的行情变化，所以才会导致亏损。

基于长期的研究报告和短线的交易操作不相匹配了，所以导致亏损，是这样吗？

说得很对。这是大多数经纪人和其客户产生摩擦的症结所在。要求“经纪人得到新的市场信息后迅速传递给客户，让客户能及时采取行动”，这样的迅速和及时，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

你的意思是，即使经纪人确实具有在短期击败市场的交易能力或交易信息，他也来不及传给客户。

让客户同步受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市场信息的变化极快，转瞬即逝，要两个人来扣动扳机，即经纪人知道信息后告诉客户，由客户下达交易订单，再由经纪人执行交易订单，肯定是来不及的，是无法及时捕捉机会的。

交易时要有远见，要有更长期的规划和观点，你会给投机者这样的建议吗？

这样的建议我会给，因为这是必需的。

现在让我们谈谈场内交易吧。据我所知，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上，你曾经既是场内交易经纪人，同时自己也交易长期国债期货。我想许多人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收到一张客户下达的、金额较大的做空交易订单，而与此同时你想平掉持有的多头头寸，通过做空来冲销，此时你会如何来处理？

我从不以权谋私，绝不会为个人利益而损害客户利益，而且客户金额较大的做空交易订单最多使市场价格朝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两三个刻度，对我毫无影响。此外我还有许多客户的交易订单，这些订单常常使市场价格朝有利于我的方向运动，比如你这个例子中，我也会有客户做多的交易订单。

好吧，上面的例子比较简单，容易处理。但如果市场上有重大消息发布，你所有客户闻讯后所下的交易订单都是使市场价格朝不利于你的方向运动，让你的持仓头寸因此遭受损失，那你怎么办？因为你必须先执行所有客户的交易订单，所以你的持仓头寸就无法及时离场，而最终市场价格发生的变动会令你遭受损失并深陷其中，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

这些年来，我遇到过五六次这样的情况，由此遭受的亏损总共约50万美元。但与我赚到的钱相比，这点亏损不会让我完蛋，只是受点皮外小伤。

这就是“既做经纪人，又同时交易自己账户”的代价，是吗？

是的。

知道自己应该及时离场，但必须先执行客户的交易订单，因此无法立刻执行自己的交易订单，这种情况一定令人痛苦难受、郁闷烦恼。

通常，作为经纪人，你是非常忙碌的，当你心里想：“我必须做空1000手来冲销持有的多头头寸，我怎样处理才能做到最好？”接着你就去忙着执行客户的交易订单，然后等你忙到一半，你又会自言自语道：“哎，我的多头头寸还没平掉，我还是多头啊，我该做的事却还没做，而且不能去做，因为我要先执行客户的交易订单。”

这就是场内交易者同时又是经纪人的固有劣势，这一劣势无法避免，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对我雇用的员工，我是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当经纪人，你就不要做交易者；如果你想当交易者，你就不要做经纪人。”

但你那时既是经纪人又是交易者啊。

今时不同往日，那时我精力充沛旺盛。那时我在同一个市场上，既是最大的交易者，又是最大的经纪人。那时我每天工作的时间极长，当我回到家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接着第二天起床后我又重复前一天的繁忙工作。这样日夜辛劳的情况持续了三年，这是我辉煌的人生经历，但我确实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既是出色的经纪人，同时又是杰出的交易者，这是无法做到的。虽然我做到了，但为此我可能要少活好几年。

对于场内资金量较大的交易者，大多数是只当自营交易者，还是既当自营交易者又当经纪人？

现在他们要么是经纪人，要么是自营交易者，没有既当自营交易者又当经纪人的情况。只有一条路可走，对此毋庸置疑。

鉴于目前日益提升的监管，那些在双重交易 [2] 中违反诚信和职业操守的人是否可能被抓？

在公开叫价（open outcry）的市场中，通过事后审计来追索发现双重交易中的违规证据是极其困难的。

举个例子吧，长期国债期货的成交价是95.00，市场突然遭受某些利空消息的打击，某经纪人要执行客户金额庞大的交易订单，并且同时要交易自己的账户。市场价格从95.00直线跌到94.00。他自己的交易订单所列报价是94.31、94.30、94.29，所有客户的交易订单所列报价是94.27或更低（长期国债期货的报价中，最小变动价位为1点的1/32）。显然他是在违规操作。对于这样的报价情况，他将怎样辩解或者怎么去做，才能逃脱在双重交易中违规操作的责任？

他可以把他的交易订单或者客户的交易订单交给另一个经纪人执行，或者他可以执行自己的交易订单和客户的交易订单，但在自己的交易订单上标注其他经纪人的号码，而不用他本人的号码，这样他就能逃脱违规操作的责任。

双重交易的诱惑是否特别巨大，是否特别吸引人？

我不这么认为。做过双重交易后，我认为，双重交易对于提高市场效率是有好处的，但对个人而言，是很沉重的负担。

能否修改法规，从而禁止双重交易？

这是一个难题。市场的效率和个人的诚信哪个更重要？双重交易使市场的流动性得到大幅提高，对此我深信不疑，而在双重交易中违规操作，进行欺诈的交易者比例较小。两者相比，市场效率的提高显然更为重要，双重交易是利大于弊。此外，即使双重交易被禁，鸡鸣狗盗之辈、以权谋私之徒总能找到应对之策。对于在交易这行怎样伺机捞钱，这帮人眼光敏锐而且诡计多端。

你开始涉足长期国债期货市场是在什么时候？

1977年9月，我来到芝加哥，成为长期国债期货市场的场内经纪人。那时我只有25岁，我非常幸运。1977年11月我去纽约拜会八家知名的公司。最后，其中的七家成为我的客户，在我那开了户。那时我占尽天时地利。

你在场内何时开始交易自己的账户？

1979年。

为了专注自己账户的交易，不当场内经纪人的打算你是否有过？

实际情况与你说的正好相反。我一上来就是当经纪人的，招揽客户并为客户提供各类服务，并且1979~1981年，我建立的客户群已非常庞大，成为那时市场中的强大力量。成为自营交易者可能是我所做的事中最为可悲的一件。我在二十几岁就已成为出色的经纪人，如果我专注于此，充分发挥已有的优势，只要做上十年，就可以不必经历所有的交易伤痛，现在同样可以功成名就。我认为交易是得不偿失、单调枯燥的游戏。

你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你在交易上所获得的成功已远超大多数交易者。

我认为，如果只当经纪人的话，我现在取得的成就会更上一层楼，我刚才的话所要强调的就是这一点。做经纪人，我确实很擅长，而且和我的个性相符。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会自己做交易？

那时我的一些客户问我：“你对市场如此精通，为什么你自己不做交易？”这就是我涉足交易的原因。对于交易自己的账户，起初我还有所抗拒，但抗拒的态度只坚持了六个月，其后我还是决定开始交易。自那以后，我的交易生涯就逐步展开了。

对于首次交易，你是否还记得？

我的首次交易是做多的，在长期国债期货上持有多头头寸。接着我进行合约间的价差交易：做多长期国债期货，同时做空吉利美的抵押凭证期货。国债期货市场的下跌超出预想，使套利失败，我之前所赚的钱全部亏光，损失超过50000美元。当时我做经纪人，一个月能赚50000美元，因此，我对这笔亏损的态度和看法是，我基本算是白干一个月的活，并无大碍。但遭受亏损时的感觉，我一点也不喜欢。因此我降低持仓头寸的规模，并且比之前交易更积极、主动了一点。这次亏损的交易发生在1979年，当时长期国债期货处于空头市场，主要问题出在，我在市场下跌途中一路看多。

当时你为何如此看多？

我的客户一直告诉我，利率不会大幅走高。比如我在执行花旗银行（Citi-Bank）和花旗集团（Citicorp）的交易订单时发现，他们在长期国债期货下跌途中一路做多。这些有名望的客户不仅表明了看多的观点，并且用做多的实际行动支持了自己的观点。 [3]

同样的情况搁到现在，你会怎么做？

现在我深知各种不同机构的特点。就以花旗银行为例，当时因为花旗银行做多，所以我就做多。搁到现在，如果花旗银行做多，我可以断定他们只是在调整资产配置或是改变持仓品种的持有时间。如今对于投资组合经理（比如基金经理等）的观点，我几乎很少关注，因为他们的观点比我的观点要更为长期。搁到那时，对于这一点，我并不懂。

所以如今你不再过多关注这类观点，是这样吗？

对于这类观点，我只是顺便、凑巧听听，不会刻意关注。《巴伦周刊》上对投资组合经理的访谈文章，如今我也不再阅读。这类访谈文章对我作用不大，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交易者而言，这类文章的作用都是不大的。

换句话说，你那次交易之所以遭受亏损，问题不是出在“听从别人的观点”，而是出在“听观点时听错了人”。

对于“听对了人”或“听错了人”，我不知道如何确定，也就是说，我不知道谁是我该听的人。我就是一个天真单纯的小孩，我只会这么说：“这里有个资金规模很大的账户，它会建立大量的多头头寸，所以市场应会上涨。”

你确实没有交易策略，没有交易计划，也没有交易系统。你只是快速直接地做出交易决策，而不会多加思索。

说得不错。自那次亏损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懂得如何赚钱。“我有一个观点，我想在市场上发表”，这样的话，我不会说。与此相对的是，我开始问这样的话：“怎样才能把我全部的观点都转化成钱？”

你由此懂得了哪些东西？

对市场具有一个观点并不很重要，聆听市场的声音、观察市场的动态才更为重要。我已变成“对市场变化随时出反应和调整”的交易者，而不是“死抱观点、固守己见”的交易者。

1980年，所罗门兄弟公司（Solomon Brothers）是我的客户之一。那时他们做空长期国债期货，但当他们做空时，市场价格却从65涨到了80。如果我听了这位大客户的话，跟着他们做空，那么就会和1979年跟从花旗银行操作一样，我所有的钱可能会再次输光。

不要听从这些客户的观点，不要跟从他们操作，你是通过什么明白的？

是1979年输钱的经历让我明白的。那次亏钱的根本原因就是盲从他人的观点，跟从他人的操作。虽然提出做多观点的人绝顶聪明，这些观点也看似完美、可信，但实际上，这些观点都是绝对错误的。市场才是正确的。

你靠什么取得交易的成功？

我懂得怎样解读盘面以及具有良好的交易直觉。那时我们是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上的大玩家，资金实力雄厚，“我们”一词是指我的客户和我自己。那时我们选定的操作价位确实能令市场价格运动受阻，即我们能自行建立支撑位和阻力位。当时我们无须做很多事就能达到这一点。那时我曾连续数月盈利，几乎没有亏损的日子。

如果没有客户账户的加入，仅交易你自己的账户，你还能做到如此成功吗？

如果没有客户账户的加入，我希望自己还是能做到。这并不是顺其自然、不假人力就能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能够实现，那很好，至于是否能够实现，我无法预知。

连续的盈利到何时终止？

从交易业绩角度来看，虽然在1985年，那时正值长期国债期货空头市场的中期，我曾苦苦挣扎，但自1986年以来，我就没有交易亏损的年份。

你交易取得成功是和解读盘面的能力有关？

是的，我仔细留心盘面的变化，并且具有良好的交易直觉。

你的回答有点模棱两可，听上去的意思好像是，你既是天生的交易好手，又并非天生的交易好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确实如此。我认为，交易天赋并非必须具有，但如果具有，将对交易有所帮助。

这和交易时的第六感有关吗？

是的。要去做什么，你的直觉会告诉你。

对于那些不具有天生交易直觉，不具备交易天赋的人，交易是否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是在白费工夫？或者说，即便没有天赋，只要足够努力，几乎任何人都能取得交易的成功，是这样吗？

是否勤奋努力与能否取得交易成功并无关联。大约两周前，一位为我工作并且极其聪明的人说：“交易就是令人泄气、沮丧的行业。我有多么努力并不重要，与我是否赚钱没有关系。”你必须要有自知之明，并且要把这种“自知”带入市场交易中。

“要有自知之明”听起来像老生常谈，你所说的“自知之明”有何含义？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自认为是一个好的交易者，但有一个为我工作的人，他在交易方面比我更好。我要么跑出去，绞尽脑汁，力图在交易上超过他，或者我只要做我自己。在交易上，让他尽其所能，而我则尽我所能，大家各展所长。

对于交易者一年的生活，我是这么看的，一年十二个月中，你有四个月的交易是成功的。你因此开心不已，兴奋得难以入眠。希望第二天马上到来，你能继续投入交易。此时你正处上升势头，好运当头。一年中你有两个月的交易是失利的，在这两个月里，你情绪低落、心情糟糕，你夜不能寐，不知下一次交易良机将在何时出现，为此忧心忡忡。一年中还有六个月，你有赚有赔，赚了赔，赔了赚。这时晚上你也睡不着觉，因为对于怎样能赚到钱，你会日思夜想，想到废寝忘食。

因为你对交易不断劳神操心、思虑过多，所以一年下来你会永远无法安睡。这会耗尽你的精力，所以你需要有自知之明，这样才能舒缓、平和你的情绪。如果你不具有自知之明，那么在大胜之后，你会变得飘飘然，感觉高高在上，就如天上的风筝。而对于近在眼前的风险会浑然不知，毫无防备，于是市场会突然把你打回原形，让你从天上跌回地面。或者与此相反，在持续亏损后，你不具有自知之明，因此无法平复自己的情绪，最终可能会跳出窗外，自寻短见。我为什么不做场内交易者？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需要、喜欢与人打交道，而在场内交易的时候，这一点是做不到的。

场内交易听上去每天都非常紧张，是否让你在身体上备受折磨，体力严重透支？

确实如此。在年长的场内交易员身上，你能明显察觉。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面对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你的抗压能力是非常好的，当你变老后，你的抗压能力会大不如以前，而且为了保持良好的业绩，你不得不竭尽所能，拼命苦干。

听上去，场内交易就像职业运动，场内交易员就像职业运动员。无论你过去有多么优秀，到了一定的年龄……

是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退出。场内交易员和职业运动员确实很像。

做场内交易员的，在五年内至少能赚100万美元的，每100个人中能有几个？

可能有5个或者更少。

做场内交易员的，最终输光本金的，每100个人中会有几个？

至少一半。

你比大多数的交易者都要成功，你交易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自始至终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出色的倾听者。每天我大概和25个交易者进行交谈。大多数交易者不会听我的观点，他们只想把自己的观点告诉我。而我则与他们不同，我真诚地倾听他们的所言，并且注意他们的说话方式。例如，当市场反弹时，某个大型自营商连续三天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对当前市场的看法，我就能知道，该自营商已在反弹时做空，而且他对所建的空头头寸并不确信，所以才会不断征询我的看法。

你从中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如果其他每天和我交谈的交易者和这位自营商的想法、做法是一致的，那么这就告诉我，市场可能会进一步走高。

也就是说，你每天交谈的25个交易者，如果其中20个交易者对市场进一步的上涨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做空，此时你觉得你应该做多吗？市场会进一步走高吗？

是的，我应该做多，市场将会进一步走高。在交易这行，我认识许多人，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会倾听他们的观点，我会追随成功的交易者。当然，我会有自己的观点，并不会盲从，别人的观点不能决定我的交易行为。有时，我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就会始终坚持。我对赚钱采用何种方式并不挑剔。我观点的对或错并不重要。我能否赚到钱才是重要的。

你每天交谈的25个交易者，如果其中15个交易者是看多的，另外10个交易者是看空的，此时你难道不会陷入困惑？

有时我会陷入困惑，但自1976年以来，我一直采用这种做法。即使没人认为我在倾听和留意，我总能暗中仔细观察每一个人，很好解读和看透他们的行为和内心。例如，我这儿有一个交易员，近来交易连遭失利，一败涂地。我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听他诉说。昨晚他告诉我，他想去做空。于是我知道我将去做多。

只要他是失败的交易者，你就和他采取相反的行动？

是的。这位失败的交易者也曾成功、辉煌过一次。但当你交易失利的时候，你就是失败的交易者。你无法对一个交易者说：“你交易失利了，你是失败的交易者，你不能再交易了。”你只能顺其自然，由他们自己去了。

对其他交易者的行为和内心进行解读，是你当前个人交易的关键环节吗？

是的，我具有弹性，适应能力强。我认识和熟知这些交易者，知道如何解读他们的行为和内心。我不想听杰克·施瓦格怎么说，因为我和他不熟。我只想和我熟知的人交谈。

你能取得交易的成功，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吗？

我领悟到当你不忧虑牵挂、不急于求成时，你反而能交易好；当你特别在意、特别投入时，反而交易不好。

你所说的“特别在意、特别投入”，是指没有交易机会的时候也急切想要交易，是这个意思吗？

为什么我能在交易时间和你坐在这里长谈，原因之一就是目前市场没有很好的交易机会，不要急切想要交易，不要特别投入。这几周市况不好，不利于交易，但我们没有输掉很多钱，对此我还是颇感自豪的。

当市场没有交易机会的时候，你就潜伏等待，静候机会的到来？

不要误解我的话。对于静候交易机会方面，我并不擅长，随着我年龄的增长，经验的积累，我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好。在过去数年里，我在这方面汲取了许多教训。理查德·丹尼斯离开交易所，不做场内交易员后，他曾说：“退出场内交易后的第一年是我最为痛苦、艰难的一年，那一年是我付出学费最多的一年。”对此，我深有同感。

你场内交易做得很成功，那么你离开交易所，不做场内交易的动机是什么？

我认为这一行的发展已使我经纪人的技能不再有用武之地，经纪人所能提供的服务，人们已不再需要。所有人都想知道“下一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是涨还是跌？”“我将怎样变动仓位？”如果我作为一个经纪人具有回答这些问题的特殊技能，那么我做经纪人的工资就太低了。

你是指做场内经纪人，为客户代理交易时碰到这种情况？

做场内经纪人和场内自营商都碰到这种情况。市场的体量越来越庞大，以致我所用的波段交易（swing trading）的方法不再管用，不再具有价值。现在对价格变动的解读要求变得越来越短线，我对价格的解读已不是接下来的8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而是接下来的1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

你现在进行交易为什么不能像过去那样？

现在市场的成交量已非常大，参与资金的规模也日益庞大。我在场内交易时已无法对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解读。

因为现在市场的参与者已非常众多，是这个原因吗？

说得不错。长期国债期货交易的早期，市场体量小，池子的水浅，你能觉察市场何时已陷入超买或何时已陷入超卖。对于这点，现在你已无法再做到。

你的交易业绩开始滑坡了吗？你看到不详预兆了吗？

1985年，我的交易盈利首次低于100万美元，并且我知道在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我交易业绩一直非常稳定、一致，每年都会赚更多的钱。查看1985年的交易业绩时，我发现成功的交易盈利较少，只有三四个百分点，而失败的交易又亏损较多。我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在场内交易时要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此后我发现，我持有头寸的规模因此变得过大，而风险/回报比也高得惊人，近乎疯狂。此时我开始确信，我必须做出改变，即不再从事场内交易。

但在那一时期，你确实没有在个别交易中遭受重创，只是因为运气好吗？

实际上，我那时也有亏损相当大的交易，但同时有一些盈利较好的交易，所以能相互冲抵，最终未遭重创。那时我倍加努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力争交易不要出错，不要偏离正轨。我不想在交易上如此艰辛，此时的场内交易已令我身心俱疲、心力交瘁。

如果你做场内交易能像早年那样，你会一直留在场内吗？

如果那样的话，我会一直做场内交易的。场内的交易环境非常刺激，令人兴奋。进行场外交易时，每天你不得不自我激励，自己去寻找刺激。所以从场内交易转为场外交易是非常艰难的转变。

场外交易更困难吗？

最终并不困难。我1987年和1988年场外交易的盈利都相当好。

你之前说过，场外交易的第一年是你交易最艰难的一年。主要问题是否在于，你仍然试图用场内交易的方法来做场外交易？

是的，这是首要原因。次要原因是，我从场内交易转为场外交易是在1986年，那时长期国债期货正处在疯狂失控的多头市场，因为我的交易方法不是以追随趋势为基础，所以在那年我势必亏损。

你现在所用的交易方法是否依然如故？

不是，已发生了改变，我已做了改进。逆趋势的交易，我仍然能做得很好，但是我认为，通过追随趋势也能赚到许多钱，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追随趋势进行交易。

你是否采用交易系统？

不用。我们是“主观交易者”。我们只把技术指标和交易系统作为交易的一种工具，最终还是通过主观判断来做出交易决策。我们基于突发事件和市场波动性之间的关系研发出一套交易系统，这套系统特别有意思。我们认为，要判定市场趋势的动向，市场波动性的变化可以提供线索。通过对系统进行回测（backtest），我们发现这套系统十分有效。但我们交易时不会盲目遵循这套系统，还是根据主观判断进行交易。

交易时采用自动化的、计算机化的交易系统，就平均年收益率而言，你认为最好的交易业绩是什么？

平均年收益率大概在40%~50%，并且与此同时账户净资产的回落不超过10%。这就是我认为的最好业绩。

但采用交易系统进行交易，账户净资产的最大回落会超过10%。

我们的交易操作不会直接根据交易系统，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交易系统只是我们的工具，最终的交易决策还是靠我们的主观判断。

能和优秀交易者竞争、抗衡的交易系统有吗？

虽然在某处可能会有，但我本人一套都没见到过。

有些具有技能的交易者无法取得交易的成功。是什么因素阻碍他们取得成功？

大多数失败的交易者自尊心太强，自我意识太强，不愿认错。即使有些交易者在其交易生涯早期愿意认错，但到后来都无法做到认错，所以还是以失败告终。此外，一些交易者因为对亏损过于忧虑而导致失败。

换句话说，成功的交易是力图避免亏损，但并不害怕亏损。

这种说法很好，很贴切。我不害怕亏损。当你开始害怕亏损，你就输定了，你就完蛋了。

“具有承受亏损的能力”是成功交易者的一个特征，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汤姆·鲍德温（即本书下一位访谈者）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只根据市场的情况进行交易，交易时不考虑交易规模或账户净值。我这话的意思是，他不会对他自己说：“我的多头头寸有2000份期货合约。天哪，仓位太重了，我必须做空冲销一点。”他绝不会这样看待交易。只有当他认为市场已上涨过头或者做多是错误的，不应该持有多头头寸，这时他才会做空，冲销持有的多头头寸。

在你的交易经历中，有没有令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格外具有戏剧性的交易？

1986年，日本人在长期债券市场（现货市场）上进行大量囤积，搞起了垄断，长期国债期货市场在周一早上发生了市场情绪催发的大反弹。当市场价格达到90.00时，我就认为市场已涨得太多，已涨过了头，而最新的市场价格已超过91.00，所以我在91.00上方做空1100份合约。市场价格开始回跌，我在91.00处成交了1000手。就在我认为这笔交易稳操胜券之时，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市场价格就发生转向，由跌转涨，一路高涨到92.00。

我损失了100万美元，市场价格上涨到离涨停板仅有几个刻度的地方。这次输钱如此之多并且如此之快，对我而言，绝无仅有。因为我这次交易操作和我平常的交易操作有所不同，所以才导致这样的亏损。

这次交易操作和你平常的交易操作有哪些具体的不同？

通常，我在年初的交易规模不会如此之大。一上来，我喜欢逐步加大仓位，稳步赚钱，接着会用赚到的钱进行交易。

听起来，你每年的交易都是独立的，各年间彼此各不相关，是这样吗？这是你资金管理理念的一部分吗？

是的。我在价格高点（即92.00）的上方又加了点空头头寸，自那以后我只关心冲销平仓的问题，耐心等待离场机会。此后市场价格开始回落，于是我就止损清仓，止损离场当天，账面最终亏损400000美元，鉴于之前账面曾亏损100万美元，所以这样的结果还不算太坏，但这次交易对我的情绪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市场这样的表现，我目瞪口呆。市场的出人意料，在此之前也曾有过，但那时我已遗忘。自己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我简直不能相信。

你之前所说“日本人在市场搞起了垄断”是什么意思？

如果日本人想买某种东西，那么他们最想得的其实是“这种东西的市场份额”。在长期债券上，美国人第一次很好地见识和熟悉了日本人买有价证券的方式，他们的买入方式就是全部买下。

日本人这样的做法推动我们长期国债期货的价格达到高点？

确实如此。

可是长期债券的收益非常低，而且也蕴含各种风险，这点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买家对此就不担心？

我认为，日本人不是冲着债券收益率去的。他们不考虑债券收益率的高低，他们只考虑债券价格能否上涨，如果债券价格能上涨，他们就买进。每当他们买进，价格都会因此上涨，而价格上涨后，他们又会再次买进。

接着债券市场（现货和期货）又再次大幅下跌，日本人及时清仓了吗？

肯定及时清仓了。你知道在高位谁买的最多吗？那些绝望的美国交易者，因为他们在上涨的途中一路做空，而到了高位他们需要做多冲销持有的空头头寸。

那么日本人是精明的交易者？

不是，他们只是有一套方法。他们是“炮弹一样”的交易者。当他们选定所走的路，所有的日本人都会保持一致，沿同一条路前进。我有一位朋友，他在日本的一家商店工作，他告诉我一件事。一位日本交易员买了行情显示屏上所有的长期债券品种。买入后过了大约15分钟，这位交易员打电话来问我的朋友，他幼稚地问道：“基差为什么会减小？”因为这位日本的交易员发现，长期国债的现货价格已上涨，而长期国债的期货价格没有上涨很多，导致两者基差变小。我的这位朋友告诉他：“你刚才买了所有可买的长期债券，导致现货价格迅速上涨，当然会导致基差的变小。”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他们交易的影响力确实并不清楚。

1987年，日本人在美国股市又做了非常相似的事，和1986年在债市所做的事（即囤积长期债券）如出一辙：他们通过垄断几乎控制整个市场，因为价格能够走高，所以就买进。

对于1987年我没有做多股票，没有做空长期国债期货，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这应该是1987年最好的交易机会，可惜我错过了。

长期国债期货已经涨高，股市仍然未涨，这是你1987年打算做多股票、做空长期国债期货的理由吗？那时你认为两个市场在价值方面已出现背离，即两者的价格关系已经不合理了，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另外，那时我们知道日本人正在买进美国股市大市值的股票。我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美国债市上的买入方法，所以他们在美国股市上的买入方法也就可以预见了。综上所述，当时做多美国股市是非常明显的交易机会。

那你1987年时为什么没有实际行动？

一张标准普尔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和一张长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价值，两者价差的范围一般在19000~25000美元。那时我正在享受四天的休假，而仅仅在几天的时间里，由于日本人在股市大举买入，推高了股指，使两者的价差达到了30000美元。

既然你当时已有交易的计划和想法，为何不在休假前就做多期指、做空长期国债期货，进行合约间价差交易呢？

我想等两者的价差突破之前的价差范围，然后再进场交易。当两者价差超过26000美元时，我就会做多期指、做空长期国债期货。在我休假前，两者的价差没有超过26000美元。但当两者价差达到30000美元时，我又在休假，无法采取行动。

你所遵循的重要交易准则是什么？

在亏损的头寸上绝对不要加码。

普通交易者会犯哪些错误？

过度交易和祈求得到内幕消息。

交易连续发生亏损，你会如何应对？

出于本能，我会降低交易的规模，有时我会中止交易，暂作休整。我会忘记过去所有的不好，一切重新开始，从此越做越好。我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

当你交易遭受连续亏损，整个交易状况变差，但你仍然有账面盈利的头寸时，如果决定暂停交易，这些头寸你也会清掉吗？

这部分头寸绝对会清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账面盈利的头寸必将由好变坏，转盈为亏。

***

我认为，在我与布莱恩·吉尔伯的访谈中，“双重交易”以及“日本对美国长期国债期货的影响”是最有意思的两个部分，然而这两个话题并没有提供交易技能上的真知灼见。访谈中还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更为实用，那就是吉尔伯提出的主要告诫之一是，不要错用经纪公司的研究报告。吉尔伯发现，经纪人及其客户都可能把经纪公司长期的研究报告用于他们短线的交易。即便研究报告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对信息的误用也会导致交易的亏损。

显然，吉尔伯取得交易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在交易中具有灵活性，抑制太强的自尊心和过强的自我意识，能够坦然认错。谈到成功交易者的观点，他这么说：“我会追随成功的交易者。当然，我会有自己的观点，并不会盲从，别人的观点不能决定我的交易行为。有时，我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就会始终坚持。我对赚钱采用何种方式并不挑剔。我观点的对错并不重要，能否赚到钱才是重要的。”

最后，吉尔伯对于交易遭受连续亏损的应对方法是被许多交易者借鉴、引用的。他建议“忘记过去所有的不好，一切重新开始，从此越做越好”。全部清仓能让交易者头脑更为清楚。如果清掉的头寸对交易者仍然具有吸引力，那么当交易者恢复信心后，总有再次进场建仓的机会。

[1] 该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2] 双重交易（dual trading）是指既当经纪人，执行客户的交易订单，又同时做自营交易者，交易自己的账户。

[3] 当利率走高时，债券价格会下跌。对于新手而言，这一基本概念有时会搞不清。利率升高，债券价格下跌的原因解释如下：如果利率升高，那就意味着所有收益率较低的金融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会降低。对于票面利率较低的附息债券和按面值出售、票面利率较高的附息债券，要使两者的到期收益率相等，前者的价格就必须下跌到一定的水平，也只有这样，投资者才会去购买票面利率较低的附息债券。

第十七章　汤姆·鲍德温：无所畏惧的场内交易员

对于活跃的期货品种，其交易池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许多场内交易者喊单时声嘶力竭、争先恐后。执行交易订单的过程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运转过程高效，出现如此混乱的景象，令初来乍到、没有经验的人感到不可思议。长期国债期货的交易池，堪称疯狂的世界，这里的交易者超过500人，这些人都是出类拔萃、毋庸置疑的交易高手。这里交易的场地非常宽大，以致站在交易池一边的人，对交易池另一边正在发生的事，通常会一无所知。

众所周知，汤姆·鲍德温是长期国债期货场内交易中最大的个人交易者。凭他的交易规模，他可以和场内主要的机构玩家平起平坐。单笔交易量达到2000张合约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单张长期国债期货合约的价值是100000美元，那么2000张合约的总价值就是2亿美元，而他一天的交易量普遍超过20000张合约，这些合约的总价值就是20亿美元。在鲍德温30岁出头的时候，他交易长期国债期货已将近六年。

当初鲍德温进入场内交易的世界听上去更像自寻死路，而非自找出路。在1982年，鲍德温辞去他在肉类包装公司产品经理的职务，并租下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的一个席位，开始了场内交易生涯，在此之前他毫无交易经验。那时他的本金只有25000美元。他租借交易所席位每月还要支付2000美元的租金，另外每月至少要留1000美元用于生活开支，这些都要从他微薄的家底中扣除。好像这些费用支出还不够，因为那时他妻子正在怀孕。

显然，鲍德温不是谨小慎微的交易者，他积极主动、敢于冒险的交易作风是其交易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他在场内交易的起步阶段就已盈利。场内交易的第一年还未过去，他通过交易就变成了百万富翁，而且自此以后持续保持交易的成功。虽然对于自己交易盈利的内容、细节，鲍德温拒绝谈论，但我保守估计，他交易盈利大概是3000万美元。实际上，他交易盈利的真实数字可能要远高于3000万美元。

长期国债期货市场是全球最大的期货市场，鲍德温显然是该市场上最为成功的场内交易者，因此我认为鲍德温是我这个访谈项目重要的访谈对象，不可缺少。然而鲍德温对访谈并不热衷。虽然他过去也接受过采访，但再次接受访谈，他明显已不乐意。还好布莱恩·吉尔伯和他是好朋友，两人都仰慕对方的交易能力，彼此惺惺相惜。由于吉尔伯的慷慨相助，使鲍德温同意接受访谈，否则这次访谈将会遥遥无期，难以达成。

吉尔伯提醒我，鲍德温待人不是生硬粗暴，就是和蔼亲切，吉尔伯要我对前者做好心理准备。吉尔伯告诉我一个例子，如果有人问鲍德温：“最初你是怎样涉足交易的？”他生硬、简略的回答是：“我来到交易所内，接着就开始交易了。”这种语句基本体现了鲍德温回答问题时的特点。

访谈那天我来到鲍德温的办公室，此时距离交易收盘才过了几分钟。又过了几分钟，鲍德温来到了办公室。由于他刚搬到新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家具、摆设还未运到，所以我俩只能坐到窗台上，然后展开我们的访谈。

访谈时，鲍德温的态度既不生硬粗暴，也不和蔼亲切，也许“疏远冷淡”是形容他的最好词汇。我明显感觉到，在我提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有所迟疑，鲍德温可能就会转身离去。访谈那天正是圣帕特里克节（St.Patrick’s Day），对此我印象很深，因为每当有人要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都会告诉鲍德温，他会在当地酒吧等鲍德温过来相聚，共庆节日。我感觉鲍德温急于参加酒吧的聚会，所以我决定访谈的提问完全即兴发挥，这样就能加快速度。他上一个问题刚回答完，我下一个问题就如连珠炮一样提了出来，以防我提问时的迟疑会使他离去。他对问题的回答通常相当简短。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摄影师，正在追拍一只珍禽，可能错过一步，这只鸟就会飞走。

我知道，紧接下来的问题，我可能无法马上找到。当访谈进行了大约40分钟，此时我快速翻看提问用的检索卡片，寻找主要的问题。不巧的是，我目光停留到一个我已提过的问题，虽然我力图改变提问的角度，以免重复发问，但为时已晚。鲍德温听后起身致歉，说他有事必须要走，访谈就此结束。

你最初为什么会对交易产生兴趣？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念过商品期货方面的课程。当时我就想从事交易，但我没钱买下场内的席位，无法取得交易所会员的资格。1982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能够租到一个席位，我的场内交易生涯就此开始。

作为场内的自营交易者，相较其他类型的交易者，你会总想进行交易吗？

会的。

你是怎样学会交易的？

学交易时，我每次只交易一手。那时我整天站在交易所内观察行情动态，并对市场行情形成自己的观点。即使有时我并未实际进行交易，只是在心中形成自己的观点，但只要我的观点正确，我就会备受鼓舞、信心大增。接着当我实际交易时，我知道自己每天在交易所站六个小时，日复一日，在大多数时候自己的交易观点都是正确的。而我过去所观察到的市场模式、交易规律会在我交易时再度出现，丝毫未变。我把过去观察、学习所得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交易，把过去只在心中形成的观点付诸实践。

你是指市场模式或交易规律会始终不变、不断重现？

两者都是这样。市场模式会一次又一次重现，而同样的一件事，市场参与者会不断重做。

不知场内交易最初几个月的情况怎样？你一上来就盈利了？

我想那时我最大的亏损不过19个刻度，所以我差不多一开始就是盈利的。

要想在市场上保持正确，要有足够的个人优势，而你做场内交易，此前却毫无背景和经验，不知你的个人优势来自哪里？

刻苦努力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每天要在交易所站六个小时，观察市场行情。我会努力工作一整天，而且天天如此。

但是你没有实践经验可以依靠。

做场内交易，你不需要什么经验。你根本不需要接受任何教育。人越聪明，在交易中就越愚笨；知道得越多，对你的交易越是不利。

你做的是“剥头皮”（scalp）的交易，当你做这类交易的时候，你的盈利目标是什么？

尽我所能去盈利。在一笔交易中，我可以赚到整整一个点或只赚到一个刻度。对于能赚多少，你永远无法事先预知。你必须观察市场，熟悉市场，如果你持有的头寸是正确的，是能盈利的，那就一路持有。

话虽如此，平均而言，你交易总能净赚几个刻度吧？

是的，我重仓的品种可能平均能赚4个刻度。

我猜想，你持仓的时间可能非常非常短。

我力图做到持仓短暂。

你持仓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吗？

是的，或者可以用“秒钟”来计算。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持仓时间越短，承受的风险也就越小。“风险最小化”始终是交易要实现的目标。

你始终是“剥头皮”型的交易者？

我过去是纯粹“剥头皮”型的交易者，现在我已发展变化，既是“剥头皮”型的交易者，又是投机交易者，身兼双重身份。

就目前来说，除了“剥头皮”交易的头寸，你其他投机交易的头寸比例有多高？

投机交易的头寸比例很小，低于10%。

那么大体而言，目前你交易所用的基本方法和你起步阶段所用的交易方法是一样的，因为你仍然以“剥头皮”交易为主。

是这样的。

你是做短线的，所以你用日内的技术图表？

我不用。我用涵盖过去六个月走势的棒状图（bar chart）。

如果你看了走势图，然后说“我基本看多”。那么你在“剥头皮”交易时也会做多？

未必如此。看了走势图，我开始有了一个观点（即看多市场的观点），但此后如果我发现有些东西能让我最初的想法、观点发生改变，那么我会做出调整。

技术图表一开始会影响你交易的倾向，即技术图表起初会发挥一定的作用，请问这是你交易盈利的关键要素吗？

是的。

你有交易失利的时期吗？或者说你能保持稳定盈利吗？

我能稳定盈利。

难道你没有亏损的月份？

有的，我有一两个月是亏损的。

亏损的两个月不是连在一起的吧？

不是连在一起的，绝不会这样。

那些刚开始场内交易的人，起步五年后，其中没有输光本金，没有黯然离去，能依然留在场内，能在交易中存活下来的人，其比例有多高？

不超过20%。这只是一条经验法则（the rule of thumb）。上限20%，我可能还说高了。

那些刚开始场内交易的人，其中能通过交易至少赚到几百万美元并且能始终拥有的人，其比例有多高？

1%吧。

换句话说，只有极小部分交易者能做到。

是的。这和其他行业是一样的。有多少人能当上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呢？想当的人成千上万，能当上的人只有一个。

这1%的人凭借什么脱颖而出，他们和另外99%的人有何区别？对此你可有高见？

有点个人的看法。这1%的人非常刻苦努力，而且百折不挠、坚持不懈。他们热爱交易。热爱交易，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这是必须的。另外，在交易这行，你必须完全漠视金钱，不能把钱看得太重。把钱看得太重会导致交易操作出错，你不能为钱而交易。

你的意思是，只要你认为持有的头寸是正确的，是你喜欢的，你就会坚定持有，是这样吗？你不会这么去想“这笔交易我输了100万美元，这笔输掉的钱够我买一间大房子的”。即你不会把盈亏的数字转换为有形的实物。

确实如此。大多数人会把盈亏的数字转换为有形的实物，这样做是错误的。

换一种说法，对于交易的盈亏，你必须无所畏惧。

完全正确。

交易赢家的特点是，对于交易的盈亏，他们比交易的输家更加无所畏惧，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对于场内交易的新人，你能否预先对他进行评判，通过观察来预知其将来的成败？

我能做到。

某位新人将是个交易输家，你从何而知，凭什么来判定？

最为重要的判定依据是，输家在交易方面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够。参与市场交易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任何一笔交易的胜率都是50%，成败的可能是五五开。他们不知道有些东西可以提高交易的胜率。他们没有全力以赴，没有全神贯注。他们没有仔细观察“影响市场的因素”。你从输家的眼中可以看到，一座高墙似乎已矗立在他们的面前，使他们无法逾越前行，而这座墙是他们自己建立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你前面所说“影响市场的因素”，是指市场的基本面吗？

不是。要留意其他市场的动向，比如道指或黄金的动向。要观察场内交易池里的交易者。

留意其他市场的模式、形态？

是的。

换句话说，交易输家没有全神贯注，对于市场和其他交易者关注不够。他们站在场内就是试图不断地交易，但对于市场所有一切的动向却知之甚少。

确实如此，另外他们的交易费用通常会很高。他们不愿花足够长的时间站在场内观察和学习，从而掌握交易的技能。这和任何工作是一样的，如果你观察和学习的时间足够长，你就会掌握相关的技能。问题就在于，在你动手交易前，你愿花多长的时间来观察和学习，愿付出多少时间来掌握交易的技能。

对你这番话，你确实深信不疑吗？

是的，对于一个普通的人，他或许当不了赚取百万美元的交易者，但如果他能在场内站上五年，不断观察和学习，他就会有所收获，掌握交易的技能。这就像工作一样，你从事一份新工作，最初的六个月你不用承担任何正式的工作，只是观察和学习，掌握相关工作的技能，那么你感觉会舒服、轻松。

你就是这样做的？

是的，但我开始的时候还是边观察、学习，边做交易的，我是只交易“一手”的交易者。我那时确实不轻松、不舒服，但为了赚钱养家，我只好边学边做。当时我名下的资产仅有25000美元。

你是在哪个时点确信你将成功？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在交易中快速输光离场的可能总会存在，所以在交易这行绝没有什么确信可言。我的交易观是，拿剑之人将会死于剑下。因为偶然的突发事件，市场价格朝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并且达到涨跌幅限制，而我又是重仓持有，在交易中，这种可能永远存在。另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交易市场，我都能参与其中并且赚钱盈利，对此我深信不疑。

你发生亏损的交易日，其比例是多少？

十天中会有一天。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比例会改变吗？

这个比例就是通过长期数据而得出的，所以没有改变一说。

以你看来，普通交易者，也就是大多数公众交易者，他们在交易上所犯的错误是什么？

他们所犯的错误是交易过于频繁，对于交易时机没有精挑细选。市场价格一有波动，他们就想动手交易。所以他们不会耐心等待交易良机，而是最终染上交易的强迫症。大多数人缺乏耐心，而“具有耐心”是成功交易者的重要特征。

要等待合适的交易时机，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我敢打赌，大多数人做完最初五笔交易后，相较他人的业绩，其业绩是领先的、是盈利的。这时他们会想“这太好了，市场就是我的提款机”。但接着他们忘记了自己最初赚钱的原因。他们一开始能够赚钱是因为他们能够长时间的等待，能够耐心等待交易良机的到来。最初交易的时候，他们会说“我确信这是做多的良机，因为市场过去许多次都是这样的，这种看多的形态是我观察总结出来的”，因此他们赚到了钱。但很快，他们开始每天都进行交易，不再耐心等待交易的良机。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他们在一些交易中发生了亏损，而且应该如何应对亏损，他们一定不知道。在这些交易中，他们一上来是赚钱的，等他们知道不对时，账面已经打平。此时他们开始犹豫：“我要在什么价位离场呢？”就在他们犹豫之际，市场让他们的亏损继续扩大。当他们账面亏损的时候，他们会说“如果我在这里做空离场，我将亏损1000美元”。如果他们每周的薪资是500美元，那么他们就不想亏损1000美元，不愿就此止损离场。之前频繁交易的时候他们从不考虑金钱的得失，而此时他们对于金钱的得失又很快考虑起来。

一旦你在交易中考虑金钱的得失，你就死定了。

是的，一般公众通常就是这样走向失败的。

面对发生亏损的头寸，你是如何处理的？是很快止损离场吗？

如果我能很快离场的话，我会很快离场。我止损方法的要点是，我很有耐心，我会等待离场良机的出现。如果我认为这是一笔失败、亏损的交易，我会等到最佳的离场时机再平仓止损。离场良机一旦来临，我就力图冲销平仓。

所以，如果你认为某笔交易是失败的，所建头寸是亏损的，继续持有非你所愿，你就会平仓离场，但你会选择离场的时机，是这样吗？

说得对，但我终会离场。

比方说，当市场是单向运行的，你因此面对止损离场的问题，那么你到什么时候会被迫止损离场，而无法继续等待离场良机？

这取决于市场价格向不利于我的方向运动了多远，即我账面的亏损已有多大。当账面亏损达到一定的程度，我就会放弃等待，止损离场。这种情况一年中会有三四次。一旦发生，我就马上平仓离场。

在这种情况下，你对于何时应该放弃等待、马上止损离场通常会有一种感觉吗？

会有一种感觉，因为类似情况以前也发生过。

但一般说来，较好的做法是，如果你做多，当市场价格下跌，使你遭受一点亏损，你应力图在价格反弹一点的时候再做空冲销，止损离场；如果你做空，当市场价格上涨，使你遭受一点亏损，你应力图在价格回跌一点的时候再做多冲销，止损离场。即在这两种情况中，你不应立刻止损，不应匆忙离场，要等待离场良机的到来。

完全正确。

这种止损手法是你交易方法中的关键要素吗？

是的。在交易中不要轻易放弃，即不要一遭亏损，就立刻快速止损。一般认为，交易者要遵循“快速止损”的交易准则，许多交易者深受这样的教育，所以只要持仓头寸一出现亏损，他们就立刻止损离场，这样快速止损当然有好的地方：这些快速止损的交易者在市场上永远能够活下去，不会输光离场。但是，如果他们能有一些耐心，应该会这么说，“是的，这将是一笔失败、亏损的交易，但如果我能忍耐几分钟，我或许能在10美元做空冲销多头头寸，止损离场。如果我现在马上止损的话，当前的离场价格只有7美元”。

持有亏损头寸的痛苦会因止损离场而终止，这也是快速止损的一个目的吧？如果这些快速止损的交易者忍受这种痛苦的时间能再长一点，那么他们止损造成的损失会更小一点，情况会更好一些。这么说是否公允？

是的，这些快速止损的交易者在交易时放弃太快。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不快速放弃，不立刻匆忙止损，你能让止损造成的损失由大变小。打个比方，你能让“五码的损失”缩减为“两码的损失”。

自你初涉交易以来，你的交易规模显然已大幅增长，这样会使交易变得更困难吗？

会的，但你必须适应。因为市场正以微妙的方式持续发生改变，所以你需要改变自己的交易方法。

自你进入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以来，你发现该市场有哪些改变？

交易的规模变得更大了。现在每个刻度通常能成交数百张合约。交易规模的变大不会使市场价格的变动同样变大，即大额做多或做空的交易订单不会使市场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动，因为市场容量和承接力都同时变大了。

那么1000手的交易订单会使市场价格发生很大的变动吗？

这取决于下单时市场的流动性。如果你想平仓1000手，在许多时候你是能够平仓离场的。你想大幅平仓时，市场的流动性竟会如此充裕，确实令人惊奇。

平均而言，如果你平仓1000手，会使市场价格变动几个价位？

这取决于具体的市况和市场当时的流通性，也许是一两个刻度吧。

市场价格压根变动不多？

变动不多。

如果市场的流动性良好，那么交易规模变大究竟是否会成为交易操作的阻碍？

会的，交易规模变大会使交易操作变得更难。通常，当你建立金额较大的头寸，其他场内交易者都会知道，因为他们站在场内，对于你的交易操作都看在眼里。至少他们认为，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其他场内交易者都会出手跟风，如果他们认为你是错的，他们就会袖手旁观。交易者变得多疑、猜忌是很自然的事。

我几乎这么认为，因为你是长期的交易赢家，所以其他场内交易者往往是跟随你的交易操作。

很多次交易都是这样的，但这样会使建仓和平仓变得更困难。如果我做多，他们也全部做多；如果我做空，他们也全部做空。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如何应对？

我会选好交易的时机，必须等到对手盘的大额交易订单出现，然后再出手下单。

这是否就像下棋，要会声东击西，有时你明明做多，但你会设法让场内其他的交易者都误认为你在做空，是这样吗？

有时是这样的。但一般来说，如果声东击西的话，你交易的规模不能大，否则就无法做到。

所以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如果你是多头，想平掉持有的多头头寸，你会等到市场上做多订单出现，然后你再做空冲销持有的多头头寸，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在技术图表上，你关注哪些东西？

关注关键的价位，比如一周中的价格高点和价格低点，50%的回调位置以及价格盘整区间。

你通过使用技术图表来形成短期或长期的观点吗？

形成短期的观点。

你所说的“短期”是指多短？

尽可能的短。通过交易来赚钱，操作要尽可能快速，这样能使交易风险最小化。时间越长，变数越多。

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上，我发现一个现象：价格会突破一两周的价格高点或价格低点，突破幅度达到几个刻度，但接着价格就会回拉。对于价格突破时才进场的交易者而言，这样的“突破后回拉”看上去就像陷阱。这是该市场价格运行的模式吗？

是的。总是如此。

基本面分析，你采用吗？

无论在什么时候，当重要的基本面数据出台时，我都会加以利用。

基本面分析，你是间接使用吧，也就是说，你主要观察市场对最新基本面信息的反应，是这样吗？

是的。另外还有一点，你要成为利用最新信息进行交易的第一人。如果最新的基本面信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出，我知道我将怎么做。此外，我通常有机会率先利用最新的信息进行交易。

你想抢占先机，在众人行动前就利用最新基本面信息进行交易。通常情况下，你在这类交易中的操作是正确的吗？

是正确的。

你已经做了成千上万笔交易，你对哪一笔交易最具特别的感情？

第一笔100手的交易。这笔交易是我交易生涯的里程碑。

你交易的规模是怎样跳跃发展的？怎样从1手发展到100手的？

我从1手做起，接着可能做5手，然后从5手跳到10手，再从10手跳到20手，接着又从20手跳到50手。

所以，你可能从50手再跳到100手？那么第一笔100手的交易，具体细节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这笔交易的风险非常大。当时长期国债期货的价格是64.25，某位经纪人要在64.25做多100手，但是他忘了报做多合约的数量，只报了64.25的做多价格。所以我在不知交易规模的情况下说“我做空”。该经纪人认为我的做法有点奇怪，于是对我说“你要搞清楚，我做多100手哦”。因为他知道我的交易规模以前从未达到过100手，所以才会觉得奇怪。于是我说“好吧，我就做空100手，你的100手，我来接”。我做空100手后市场价格立刻跌到了64.24。

你的首笔100手交易听上去就像一场挑衅，是那位经纪人挑动你出手的，是这样吗？

基本上是这样。那时我还不是很好的交易者。在做空后，我立刻获利了结，先做多10手来冲销，接着又做多10手来冲销。我试图在64.23做多冲销，但市场价格跌到了64.22。因为那时我不知道100手的空头头寸该怎样平仓，所以我共分10次平仓，每次做多冲销10手。

但是这笔交易对你作用巨大、意义深远，是这样吗？

是的。当时我作为一个小交易者，可以自豪地宣布自己已经做了第一笔100手的交易。所以我在收盘后跑到楼上的办公室，把这笔交易告诉清算公司的人。

这次交易从建仓到全部平仓历时多久？

六个月。

这次交易发生的时间相当早，我估计，以你当时的资金量完全不足以交易100手，这样说对吗？

说得对。我在那次交易以前可能赚了10万美元，或许连10万美元也不到。

即便有10万美元，如果你遭受亏损，用这点资金充当保证金，你也撑不了几个价位。

是的，只够撑1个点 [1] 。我对其他人说：“当时我只考虑到，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好交易，没考虑它的风险，交易规模这样大的交易，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做。”

你再次做单笔100手的交易距离你说这话的时候有多久？

只隔了两天。

这类交易的风险，你就不再考虑？

我不考虑了。就像那次交易中，那位经纪人在64.25做多100手，如果我觉得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好交易，我就会喊“我做空100手”。

作为交易者，你心态中是否具有这样一种要素，即交易时最好始终谨慎小心？

这种心态后来才有，来得较晚。

你是否总能谨慎小心，自我控制？是否会有大意、失控的时候？

我也有失控、大意的时候。

有比较突出的失控时期吗？

有一些。不得不说，任何输掉几百万美元的日子都是失控严重的时期。

在那些输掉几百万美元的日子里，市场价格都是单向运动的吗？

是的，市场价格朝一个方向运动，趋势性很强。因为我是市场上的庄家，所以我会与市场趋势反向而行。所以，如果市场价格已朝某一方向运动了50个刻度，而我是反向操作的，那么此时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的操作已经出错，并且这笔交易可能终将亏损。

1987年10月，当长期国债期货价格达到最低点时，你持有多头头寸还是空头头寸？

那时我是多头，持有多头头寸。

你何时开始做多？

市场价格比最低价高五个点的时候，我进场做多。

整整五个点！你是指81点？

是的，那天市场价格最低跌到77以下，我在81的时候就已进场做多，所建多头头寸达到数千张合约。另有一些交易者也是重仓做多。

就在那天，市场价格跳空大幅下跌。谁是做空者？

商业机构在不断做空。

那么对于你最初的做多决定，你有没有再次考虑？

我重新考虑过。

如果市场价格跌到76点，或许就会跌到70点，这种可能性，你考虑过吗？

我没有考虑过。那时我认为市场跌势已尽，下跌已经结束。

为什么呢？

我根据技术分析和经验做出的判断。

即使你最初的交易操作是错误的，你仍然会耐心等待离场良机，而不会马上止损，这笔交易就是一个例子，是这样吗？

确实如此。

交易系统，你使用过吗？

没有用过。如果交易系统正确无误的话，那么它们就不会存在。

采用交易系统是徒劳无用的，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当然这样认为。交易系统为什么能存在？

“交易系统为什么能存在”，你来告诉我啊。

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交易能力没有信心。如果出售交易系统的人确实有好的交易系统，能用它赚几百万美元，那为什么要以29.95美元的价格来出售这套交易系统呢？

运气和交易有关吗？

交易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你刻苦努力，付出时间和精力，你的运气自然就来了。我在首笔100手交易中非常幸运地成为赢家，但我为什么会有好运呢？因为之前我能一整天站在交易所内，不断观察学习，六个多月天天如此，从而形成和提升了我的市场感觉。机会一旦来临，我就不会迟疑，能立刻把握。机会和运气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必须先付出，然后才能得到相应的好运。

说得对。

场内交易者中，有些人并非良好的交易者，但因为在几笔大交易中碰巧选对了方向，凭借运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而使其交易业绩处于领先的地位，这种情况是否存在？任何人都能仅凭运气来取得交易业绩的领先吗？

不能，从长期来看，是无法做到的。有一条经验法则，那就是如果你能持续一年保持领先，那你就能真正做到领先，但仅凭运气，你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运气都是一时的。

由于推崇某些交易者的操作，从而使你在交易中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样的交易者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出现？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些交易者都是我的指路明灯。

所以借鉴他人的确是你交易方法的一部分。举个例子，交易者X是一位出色的交易者，并且持续取得成功，好运连连，如果你想做空的时候，他也是做空的，那么你知道做空是正确的。但如果你想做空的时候，他却正在做多，你会怎么办？

我会犹豫、停顿，或许会放弃做空。

有些交易者因为自我意识过强，从而故步自封，不能借鉴他人的观点，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无法成功，这样的情况有吗？

有的。

不能总是我行我素，不能唯我独尊，这是否也是取得交易成功的要素之一？

是的。当你成功时，你必须调整自己的状态，以适应成功的状态。如果你赚到很多钱，你会很快开始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绝不会出错。你能操作正确、取得成功是因为你能遵循过去观察、学习所得的点点滴滴，而当你自以为是后，你会忘记这个原因。一旦你认为“老子将是天下第一”，你就会遭受重挫。

是你自己的交易想法，还是其他人的交易想法，这完全不重要。唯一重要的事就是交易盈利或是亏损。交易想法来自哪里不重要吗？

你说得对。交易想法来自哪里不重要。

成为杰出的交易者，是否需要有点自大？

实际上，最好的交易者没有自我意识。要成为杰出的交易者，只有在树立自信心的时候才需要有足够强烈的自我意识，才要有点“自大”。自我意识对交易形成阻碍，那是输家所为，你要力图避免，你必须戒除自傲，消除强烈的自我意识。

当你在交易中已赚到一定的盈利，因此可能诱使你产生这样的想法：“赚这点钱就够了，能否赚更多的钱，已无所谓，也许我应该兑现利润了。”你是否会有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我绝不会有。在我交易起步的阶段，那时我需要赚钱养家，但我从来没有具体的赚钱目标，好比说“我要赚100万美元”。我只会说“这是笔有利可图的好交易，或许我能赚10万美元”。

看来你在很久以前就能克服这种阻碍。你在交易中没有具体的赚钱目标，那么你还有其他目标吗？

没有。

因为你喜欢这么做，认为这是笔有利可图的好交易，所以你就做了。

是的，并且我希望永远如此。

***

鲍德温的交易业绩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他是本次访谈理想的候选人，然而对于他访谈中的评述是否和我或者其他场外交易者有所关联，我确实不抱太大的期望。毕竟，一个持仓时间用“分钟”或“秒钟”计量的场内交易者，他所说的内容和持仓时间在数周或数月的交易者能有什么关联呢？

令我惊奇的是，通过这次访谈，我很有收获，并且收获的真知灼见都与场外交易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鲍德温强调“不要从金钱角度去考虑交易”。对他来说，金钱只是交易业绩的计分工具。而与鲍德温做法相反的是，大多数交易者会先把盈亏的数字转换为有形的实物，然后再去考虑交易的盈亏和操作，此时这些交易者的错误心态是他们做出正确交易决策的唯一阻碍。

例如，假定你最初的交易计划是，在一笔交易中你能承担的最大风险是5000美元，即最多能亏5000美元，超过就止损。接着在某笔交易中你账面上很快亏掉了2000美元。如果此时你从金钱的角度来考虑这笔交易（比如“另外的3000美元够我去度一次假”），你就会平仓止损。即便你依然相信“这笔交易的操作是正确，最初的判断是无误的”，并且此时也并未达到止损点，但是由于错误的心态，你还是会平仓止损。因为判断失误导致头寸亏损，你不想继续持有从而平仓止损，这是一码事；因为你把交易承担的风险转换为有形的东西（比如可能亏掉的钱能用来度假），从而导致心态变差，完全出于冲动而去平仓，那是另一码事。两者天差地别，截然不同。

鲍德温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有违传统、不同寻常的止损方式：他认为止损不要过快，不要过于仓促，而应耐心等待离场的良机，对离场的时点要进行选择。这一止损的操作建议和大多数交易者的止损主张相悖。难道“快速止损”不是取得交易成功的基本原则之一吗？然而我认为，鲍德温这一阐述与“快速止损”的准则并无矛盾。我认为他所说的意思是，当市场价格朝不利于你的方向大幅、快速运动时，此时并非止损离场的良机，通常是离场的最坏时点。鲍德温的观点是，此时不要急于离场，要忍受账面亏损带来的痛苦，只要稍作忍受和等待，就能找到更为有利的平仓离场时机。当然，只有训练有素、具有纪律的交易者才能应用鲍德温的止损理念和方法，因为这些交易者具有风险控制的策略和能力。

[1] 在长期国债期货市场中，1个点等于32个最小价格变动单位，即32个刻度。

第十八章　托尼·萨利巴：“一手”制胜 [1]

1978年托尼·萨利巴进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做了半年职员后，萨利巴开始自己交易，成为场内交易者。在那儿他碰到一个交易者，萨利巴曾是那个人的球童。那个人贷给萨巴利50000美元。萨巴利用这笔钱开始了交易。在交易之初，萨巴利一帆风顺，其后便遭受重挫，几近自毁。他通过交易技巧的改变把自己从彻底失败的边缘拉了回来，并且自此之后一直保持交易的成功。

萨利巴采用的交易方法是，当捕捉到罕有的、重大的交易良机时，他就不再满足于每天为蝇头小利买进卖出，而是一路持仓，赚足行情。他充分利用仅有的几次交易良机，建立了大部分的财富。这次访谈将会讨论其中的两次交易良机，那就是特利丹公司（Teledyne）股价的暴涨和1987年股市的崩盘。

萨利巴的交易业绩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并非他交易生涯中所取得的几次暴利，而是他取得这些巨大利润所采用的交易方法，举例来说，他严格控制风险的方法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超乎想象。实际上，在某个时期，萨利巴实现了70个月的连续盈利，并且每月的盈利都超过10万美元。把握几次大的盈利机会，从而赚到数百万美元，相当多的交易者可以做到，但其后能够守住财富，不让盈利回吐的交易者，其人数会大幅减少。只有极少数的交易者（比如萨利巴）能够做到既能赚到偶尔才会有的暴利，又能始终稳定盈利，守住赚到手的财富。

要保持交易的成功，要求萨利巴完成的研究、分析工作，量大面广，虽然如此，他还是设法涉足多个商业、投资领域，包括投资不动产，开办软件公司和连锁餐厅。总的来说，萨利巴业余开展的商业行动和投资项目所取得的盈利只能算是中等，但这些业余活动使萨利巴的个人喜好和追求更为多样化。

在进行这次访谈的时候，萨利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商业活动：和法国银行进行谈判，要求他们给予自己数百万美元的贷款，以此可以创建大型的交易公司。萨利巴此举的目的是，发现并且培养新一代成功的交易员。

萨利巴是一个可爱的人，他和你刚见面五分钟，就能让你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使你觉得自己是他的一位至交。萨利巴对他人的喜爱是真诚的，是溢于言表的。

在预定访谈日之前的那个晚上，萨利巴遭遇小的意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大楼里有家健身俱乐部，萨利巴就在那里的大理石地板上不慎滑倒。当我在预定的访谈时间赶到时，萨利巴的助手告诉我，由于意外滑倒，即原定在那天上午的访谈，萨利巴无法按时赶来。我留了一个口信，让这位助手转达给萨利巴。那天稍晚一点的时候，萨利巴打给我电话，他说将在几小时后和我相见，这样就能避免我的麻烦。把访谈重新安排在几小时后，我就不会错过当晚预定的航班或者因为访谈取消而要再次赶到芝加哥。

我们的访谈在拉萨尔俱乐部的酒吧进行，那里的人非常少，不会让我们有所分心。起初，我全神贯注于访谈，以致没有注意酒吧前端的电影大屏幕。然而，后来当我放松下来，萨利巴在回答某个问题的时候，我扫了眼大屏幕，立刻发现原来放的电影是《乖仔也疯狂》（Risky Business，又名“冒险事业”），这时正放到瑞贝卡·德·莫妮（Rebecca De Mornay）扮演的角色正在引诱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扮演的主人公。

我有一个坏习惯，那就是我会把访谈安排得非常紧凑，每天要进行多场访谈。对萨利巴的采访是那天第三场访谈，所以访谈时我开始感到十分劳累。当时的我第一个念头是，“眼睛不要去看电影屏幕，现在集中精神进行访谈也已非常困难”。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不全神贯注于访谈，对托尼·萨利巴是相当无礼的，尤其他在摔伤后还坚持蹒跚而来，其目的就是为我创造便利，免得我重新安排访谈，所以我就更不能失礼”。我的第三个念头是，“感谢上帝，我是那个面向电影屏幕的人”。

你是怎样成为交易者的？

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些谷物期货交易者的球童（指高尔夫球童）。上大学时，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想当经纪人。当时我认为，经纪人所做的事和球童所做的事大同小异。所以我说：“好的。太棒了！是在哪里当经纪人？”他回答我说：“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我问他：“哪家交易所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回答说：“那里没有交易所，但你可以通过电话来为客户服务。”对此我是有概念的，就像这样子：“你好，纽约，做多；芝加哥，做空。”当我做了经纪人后，我发现自己就是个推销员。

做了几个月后，我问办公室里的人：“在交易这行，是谁赚走了所有的钱，谁是大赢家？”他们告诉我，要赚大钱必须去做场内交易。于是我决定去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在交易所内，我遇到一位交易者，多年以前我是他的球童，并且他贷给我50000美元。

给曾经的球童50000美元，这太不寻常了，难道不是吗？

我的猜想是，他非常富有，并且因为高血压的缘故想离开场内，他拥有交易所的一个席位，买下这个席位只花了10000美元。因为他自己不再做场内交易，所以他需要借用客户账户由他人来代理交易，而我将帮他做到这一点，贷给我的50000美元就是代他交易的本金。

他凭什么认为你能胜任交易？

当时我是交易所极有才干的职员，对于我的声名，他有所耳闻，所以就在我身上试一试了。

你交易得怎样？

在最初的两周内，我把50000美元的本金做到了75000美元，我做的是波动率价差交易 [2] ，而且此后账户资金不断增长。

此时你是否会想“小子，交易是那么简单、轻松”？

那时我想：“我是神机妙算，一切如我所料！”我的意思是，当时我以为自己是天才。那时当其他经纪人清仓离场时，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清掉头寸，我就反而建仓，让他们获利离场吧，让我留在场内继续持仓，承受一切风险、得失。因为1978年市场的波动率极大，所以1979年春天市场的隐含波动率（implied volatilities）非常高。接着市场就不涨不跌，波动减小了，波动率和期权价格（option premiums，又称期权费）都大幅下跌。我在六个星期里几乎输光了一切。最初的50000美元亏到只有15000美元。那时我想自杀。1979年5月，DC10大型飞机坠毁，机上所有的人无一生还，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而那时正是我最糟糕的时候。

你当时的心情可以用坠机时的感受来比喻吗？

可以。那时我希望坠机时自己就在机上，愿意和机上任何一个人对换。当时我心情极糟。我想，“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我自毁一生”。

因为你亏掉了别人的钱，所以你会感到内疚，是这样吗？

是的，我会内疚，而且我感觉自己是失败者。

你交易开始阶段具有信心吗？

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有信心，因为在自己做交易以前，我为一个经纪人当助理，做了近四个月，我从他那里讨教到许多有用的东西。

交易失败后，当时你认为自己的交易生涯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1979年6月，我决定最好还是另谋一份职业。我找到了里维兄弟，他们拥有一系列的零售店，而我父亲过去曾为他们打工，为他们零售店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们对我说：“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你想来工作，我们都会让你管理一家零售店。”所以我说：“请你们暂且等待，再过一个月，我会给你们答复。”

因为有了后路，所以你感觉会好点？

是的。这时我会说：“我账户里仍然还有15000美元，这还不错啊。”

这是你人生的停顿时期，可以这么说吗？

确实如此。这是我交易生涯的停顿期。所以休整之后，我决定重回场内，重新投入交易，再做一次尝试。

你亏损多少？那个贷给你50000美元，由你代为交易的人知道吗？他有说什么吗？

杰克，这是个好问题。那人每晚都打电话给我。自那以后，我也曾经贷钱给许多人，让其进行交易。他们中有三四个人，每人遭受的亏损超过了50000美元。贷钱给我的那位是个千万富翁，他知道我亏损后的表现就好像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账户中剩下的钱，那人有没有向你收回？

没有，他只是唉声叹气，痛心疾首。他的财富来自财产继承和其他商业盈利，而不是来自交易。他对期权交易确实知道不多。他买下交易所的席位只是找点事做做，与交易盈利无关。他告诉我：“如果你再亏5000美元，我们的借贷关系、代理交易关系就立刻终止。”所以我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不断减仓，直至全部清仓。

在那段时间，我向场内富有交易经验的经纪人请教，寻求操作建议，学习交易经验。他们说：“你必须具有交易纪律，你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如果这两件事你能够做到，那么你就能通过交易赚钱。你也许无法通过交易致富，但你能每天赚300美元，那么到了年底你就能赚到75000美元。交易盈利，你必须这样来看。”这番话犹如指路明灯，令我茅塞顿开。我认为这种每天赚一些，逐步蚕食的盈利方法是我应当采用的，采用这种方法，我不会面临大的风险，并且可以积小胜为大胜，从而积聚大量的财富。

那时我交易特利丹公司的股票期权，该品种的价格波动极大。所以我转做波音公司的股票期权，该品种的价格走势属于非常窄幅的震荡整理。我在那里进行套利兼“剥头皮”的交易，力图在单笔交易中获利1/4个点或1/8个点。

那时我力图平均每天盈利300美元，并且严格遵循这一目标，在交易中取得了成效。通过这一时期的交易，使我学会严格控制自己以及恪守交易的纪律。

时至今日，“刻苦努力”“做好自己的功课”以及“恪守交易纪律”仍是我赖以生存的信条。

与此同时，在清仓的过程中，我仍然剩有大量用以套利的特利丹公司期权。当市场上涨时，这部分头寸就会发生亏损。在我交易波音公司股票期权大约五个星期后的一天，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的价格开始猛烈上涨，我不愿重蹈之前大亏的覆辙，于是冲进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的交易池以清空持有的头寸。我仿佛听到那些指点我的场内经纪人带着他们的教导走了进来，并且我发现他们的教导很快就对我发生了作用。我用交易波音公司股票期权时学到的交易技巧来交易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但有所不同的是，我这次“剥头皮”交易每笔交易赚到的不是1/8个点或1/4个点，而是每笔交易赚50美分（1/2个点）或1美元（1个点）。

那时你交易的规模有多大？

一次我只交易一手。某些人不喜欢我，因为我坏了他们的规矩，碍了他们的事。他们希望交易订单都是10手或是20手。

换句话说，这些人视你为讨厌鬼？

确实如此。

你的“一手”交易订单怎样才能成交？

在期权交易所，经纪人执行客户交易订单时遵循“时间优先”原则，即谁先下单，就先执行谁的订单。如果你要做空100手，而某人只做多1手，但他下单正好比你早，所以经纪人对于你俩的交易订单，要先执行那人做空1手的订单，将其与你做多订单中的1手匹配成交，然后再执行你订单中余下的99手。如果经纪人想忽略1手的订单，他是能够做到的，但这样一来他就违反相关规定了。

你的“一手”交易订单被经纪人忽略过吗？

经纪人从未这样做过，但场内做市商这样干过。

经纪人，你是指代理客户交易，在场内执行客户订单的人吗？

是的。场内经纪人是客户交易订单的执行者，而做市商是自营商，是为自己交易的。在期权交易所，两者是分开的，彼此泾渭分明。

你是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交易中唯一的“一手交易者”？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的。

你是否因此遭到许多人的嘲笑？

哎，有许多人嘲笑我！这些嘲笑我的人叫我“一手交易者”的时间最久。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最令我烦忧和恼怒。此人赚了数百万美元，是场内最好的一个交易员，他几乎是他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他从一开始就给我很大的压力，对我冷嘲热讽。他令我的生活痛苦不堪。

这些非常成功的交易者对你的责骂、抱怨，是否令你的自尊心很受伤？

哎，是的，而且这种情况持续将近一年，一年里天天如此。

面对众人的嘲笑，你可能因此把交易规模加大一点吗？

我会加大交易规模，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那位资助者，就是贷给我50000美元的人，他在我遭受亏损、身处低谷时也曾让我烦忧和恼怒，但他却是促使我加大交易规模的人。虽然他对交易知道并不多，但是有一条极为有用的交易建议，就是他给我的。一旦我交易业绩开始好转，他就叫我加大交易规模。他说：“托尼，银行家给出第一笔贷款后，如果他感觉这次贷款的对象是正确的，将来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其后的贷款金额就会逐步变大。交易同样是如此，你交易情况良好，就需要加大交易规模。”

你所谈到的场内令你苦恼、烦忧的情况最终在何时结束？

1980年6月，他们开始交易看跌期权，而那位最令我烦忧和恼怒的场内头号交易员却不喜欢看跌期权，认为这些都是有害的东西，他不想交易这些东西。我抓住这次机会，真正学习看跌期权的作用、意义和交易方法，并且成为最早交易看跌期权的做市商之一。

实际上，交易看跌期权后，能开启许多全新的期权交易策略。

是这样的，这些新策略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虽然在场内只交易了几年，但都有自己的一套交易策略，他们固执刻板、墨守成规。比你想象的要快，那位场内头号交易员发生了转变，他像朋友一样对待我，并且建议我俩携手合作，共同交易。我们开始研发最新的期权交易策略，我们所取得的成果都是真正原创的，并且都是复杂抽象的。

你们研制这些交易策略是通过电脑吗？

不是，所有工作我们都是手工完成的。我们列出所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采用新策略后，你仍然需要正确预测价格运动的方向和波动率变动的方向吗？

我们只要正确判断波动率即可。我们不必盯住和预测市场价格运动的方向，因为我们采用套利的交易策略，这一策略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某一期权的市场价格可能被高估，因为它受到交易所会员公司的追捧。

最后，我认为在研发交易策略方面，我做了许多工作，而与此同时，那位场内头号交易员却指望靠他自己的能力来推动和战胜市场。交易时他会偏离我们制订的交易策略甚至做出损害我的事。当他自行其道的时候，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只回答说：“我改变了交易的想法。”

最后，我只好对他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拆伙吧，我自己单干。”此后我的交易规模开始变大。1981年和1982年早期，利率开始飙升，我交易策略的效果非常好，我开始赚到大钱。接着在1982年的多头市场上，有一段日子，我每天能赚20万美元。我所属清算公司的人，面对我的结算清单，简直都无法相信，这些单据数量众多，堆积如山。

你所做的是哪种类型的交易？

所有类型的交易，我都做。我视自己为“模型交易者”。只要报价屏上的交易品种，与其他品种间存在联系、彼此影响，我就会寻找交易的机会。在期权上，我主要的交易策略是多头蝶式套利（buying butterflies）。（蝶式套利是指买进或卖出一份履约价格较低的期权和一份履约价格较高的期权，同时反向操作两份履约价格介于上述两者间的期权。例如做多一份履约价格为135美元的IBM看涨期权，同时做空两份履约价格为140美元的IBM看涨期权，再同时做多一份履约价格为145美元的IBM看涨期权，这就是用看涨期权操作的多头蝶式套利。）

所谓“多头蝶式套利”，你是指做多中间履约价格的两张期权合约，还是做多履约价格较高和履约价格较低的两张期权合约（在盈亏状况显示图中，较高履约价格和较低履约价格位于“蝴蝶”的翅膀）？

做多履约价格较高和履约价格较低的两张期权合约。采用这样的交易策略，你承担的风险是有限的，如果市场不是大幅波动，期权剩余有效时间的减少对你是有利的（除非期权市场价格的运动有利于期权时间价值的提高或者标的物波动率增大提高期权时间价值，期权的时间价值会随剩余有效时间的减少而逐步降低。在价格相对平稳的市场，采取多头蝶式套利，当期权到期时，如标的物的市场价格等于中间履约价格，则交易者可以获得最大利润）。当然，我尽可能在标的物市场价格便宜的时候进行多头蝶式套利。如果我能把各种有利因素串连在一起，那么我所赚的利润将相当可观。接着我会在更远的月份建立“爆发式头寸”。

你所说“爆发式头寸”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自创的词汇。“爆发式头寸”是一种风险有限、获利潜力无限的期权头寸，它利用价格的大幅运动或波动率的提高来盈利。例如，某一个“爆发式头寸”的组成是这样的：做多虚值（out-of-the-money）看涨期权，同时做多虚值看跌期权。

听上去，“爆发式头寸”共有的基本特点是，当市场价格运动时，delta的增加将会对你持有的头寸有利。所以，你实际上是靠波动率来盈利的（“delta”是指如果标的物价格变动一个单位，那么对应期权的价格预期将变动多少）。

确实如此。

实际上，“爆发式头寸”和你的“多头蝶式套利”是彼此相对的，可以相互补充。

是的，我在靠前的月份进行“多头蝶式套利”，这时期权剩余有效时间的减少对我是有利的；在中间及靠后的月份建立“爆发式头寸”。随着期权剩余有效时间的减少，“爆发式头寸”的时间价值也会降低，所以我会通过“剥头皮交易”的盈利来弥补。

换句话说，如果市场价格大幅运动，你的“爆发式头寸”就能盈利，而与此同时，你“剥头皮交易”的盈利可以作为补充，即弥补“爆发式头寸”时间价值的降低。

确实如此。

你是否总用一个头寸来抵消另一个头寸？换句话说，你是否总用delta中性交易策略来构建头寸？（当价格小幅上涨或小幅下跌时，用delta中性交易策略构建的头寸，其总体净值能大体保持不变。）

通常都是如此。但偶尔，我也会建立明显净多或净空的头寸。

你所做的第一笔真正的大交易是什么？

是1984年交易特利丹公司的股票期权。当时特利丹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我买入十月到期的虚值看涨期权。接着该股股价开始小步回升，但一帮来自太平洋交易所（Pacific Coast Exchange）的人也在交易特利丹公司的股票期权，他们与我的建仓方向正好相反，所以他们对我的多头头寸构成压力。他们在每晚的收盘时刻做空，向下猛砸市场价格。我没有害怕、逃避，反而迎头回击，全力做多。“你们想在1.25美元做空，我就在1.25美元买入50份期权合约。”这种情况持续了十多个交易日。

那帮来自太平洋交易所的人为什么要做空特利丹公司的看涨期权？

当时特利丹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60美元跌到138美元，接着又缓步回升到150美元。我猜测，那帮来自太平洋交易所的人认为该股股价已不会再涨，所以做空特利丹公司的看涨期权。5月9日的9：20他们停止特利丹公司期权上的交易，因为有新闻即将公布。新闻通过电传打字机传来：“特利丹公司宣布股票回购计划，将以每股200美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票。”

购回自家公司的股票？

是的。当特利丹公司的股价在155美元的时候，我做多看涨期权、看涨期权的履约价格是180美元。该股股价最终涨到300美元，我一夜之间赚到数百万美元。对我而言，回购新闻发布后的四五个月，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在30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并且从此退休”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通过这次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的交易，我在25岁以前就当上了百万富翁。当时我决定在30岁的时候退休。1985年5月5日是我30岁的生日，就在那天我离开了交易所，告别了场内交易，我向那里的每一个人告别，并且自此以后不会重返场内。

那时你盈利最多达到多少？

大约800万~900万美元。

那么接下来将做什么，当时你清楚吗？

那时我确实不知道。不过当时我想，我仍然会以某种方式进行交易，但肯定是做场外交易，不会重做场内交易。

你这段退休持续了多久？

大约四个月。

你对退休后的生活感到乏味、厌倦了？

是的。我怀念市场，怀念交易时的兴奋和刺激。

所以，在你交易起步阶段，赚钱就是交易的首要目标，但一旦你实现了这个目标，金钱就变得……

一旦我赚到了钱，赚钱就成为交易的次要目标。那时退休后，如果我有妻子和小孩，或者遇到对我一生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也许我就不会重返市场。但交易就是我的生活，交易使我具有成就感，交易让我找到生命存在的理由。所以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交易。

据我所知，1987年10月股市崩盘那周是你交易业绩最好的时期之一，请给我讲讲吧。

我预期价格将发生大幅运动，但我不知道是大幅上涨还是大幅下跌，只要价格发生大幅运动就是我进场交易的良机。所以当股市大幅下跌时，我开始建仓，所建头寸类型、所用交易策略和之前交易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时的头寸类型、交易策略相同。

就是“多头蝶式套利”加“爆发式头寸”。

是的。

在这次交易中，你的“爆发式头寸”是什么？

在这次交易中，我的“爆发式头寸”是，买入靠前月份的虚值看跌期权，同时买入靠后月份的虚值看涨期权。为对“爆发式头寸”进行平衡，我在该头寸之前的月份进行“多头蝶式套利”，随着期权剩余有效时间的减少，这种蝶式套利将能获利。

市场价格将要发生大幅运动，你从何而知？

1987年9月下旬，指数已经不断在做上下往复运动，涨跌循环更替不止，你从这一现象中就能察觉市场价格将要发生大幅单向运动，市场变盘在即。

那时你预计市场将会大幅下跌吗？

实际上，那时我认为市场将会大幅上涨。指数首先将再度向上攻击原先的高点。

你在何时改变原来看涨的想法？

在股市崩盘（1987年10月19日，周一）前的那周，该周周三（10月14日）市场开始破位下跌。该周周四（10月15日）市场并未反弹，只是剧烈震荡。如果该周周五市场发生反弹，那么我还会迷惑不解，不会改变原来的想法。但该周周五（10月16日），市场开始快速下跌，就在那刻，我原来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确信市场价格将大幅下跌。

因为一周中最后一个交易日下跌，所以你才改变原来看涨的想法？

是的。周五的市场表现和接下来周一的市场表现高度相关，至少与下周一开盘时的市场表现高度相关。

接下来的周一（10月19日）市场即将迎来大幅下跌，你对于如此大的跌幅事先是否有所察觉？

你认为我完全知道周一市场将发生些什么？当时我只是认为，周一市场会顺势低开，然后大幅走低，接着产生反弹，到收盘时基本收复当天失地，与上周五收盘大体持平。我在上一个周五（10月16日）还买入虚值看涨期权以备不测，防止市场不跌反涨。

你刚才说你在周五已认为市场将要大幅下跌，那么你为何还要买入虚值看涨期权？

只是防止市场不跌反涨，作为一种保险的措施。有一位交易员曾经对我说：“萨利巴，棒球比赛盗二垒（steal second）的时候，直到你的一名选手到达二垒，你的另一名选手才能离开一垒。”我交易的方法正是如此，我总有保护性的措施，以防风险，以备不测。

尽管如此，你对周一（10月19日）早上市场会发生大幅下跌还是非常确信的。1988年4月的《成功杂志》把你作为封面人物，根据封面故事里所讲，你好像早知道市场将会崩盘。该文说你在周一故意不去交易所，而是去自己的办公室，为避免下跌时交易所混乱的局面对你产生错误、负面的影响。你在交易日不去交易所，而去办公室，这确实很不寻常啊，难道不是吗？

是和平常不同，如果我交易的话，一般我是去交易所的，但那篇文章完全是在误导。他们那样写是为了杂志的销量。按他们的说法，好像我早有计划，早知道市场会崩盘，所以在周一故意不去交易所。这并非事实的真相。那天我对我清算公司持有的头寸还是很忧虑的。特别是我公司里有一个人的仓位非常重，他并没有及时平仓，我在打电话上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我人不在交易所，但还是通过电话来处理交易事宜。我上面所说的事和杂志所写的文章相比，显然缺乏戏剧性和传奇色彩，但确实是发生过的事，而该杂志故意避而不谈。

你在周一那天也出售交易席位了，难道不是吗？你对市场的下跌肯定很确定，所以才会出售交易席位。

我在那天开盘前就开始出售了。我认为，如果我不卖的话，也有其他人会卖。无论怎样，我毕竟有七个交易席位，我只不过卖掉其中的一个。

那天你卖出交易席位，是你第一次买卖交易席位吗？我认为，买卖交易席位的市场不具有很好的流动性。

以“一天内完成整个交易过程”的方式来买卖交易席位，那是第一次，但之前我买卖过交易席位。根据我对市场的印象和感觉来买卖交易席位。但总的来看，我还是希望做多交易席位，因为对我们这一行业，我还是充满信心的。

但是以那时的情况来看，卖出交易席位似乎是笔好买卖，不是吗？

那时我想：“我拥有许多交易席位，这些席位面临的风险可能高达几百万美元，我最好采取防范措施，以防席位价格的下跌。”周一早上我卖出一个交易席位，得到452000美元，在第二天下午我又花了275000美元买回一个交易席位。

你在那个周一一共赚了多少钱？

回答这个问题会给我招来许多麻烦，我宁可不说。

显然，你通过做多虚值看跌期权赚了大钱。到周一收盘时，你该类头寸的持仓比例有多高？

大约95%。

你大部分头寸都是它！但那时你账面的利润已非常大，难道没有诱使你获利了结？

我没有平仓的理由是，我认为我做多的虚值看跌期权的价格还没有涨够。它们全部从虚值看跌期权变成平价看跌期权。到了周一这些虚值看跌期权又变成实值（in-the-money）为30点的看跌期权，而这时该看跌期权的市场价格就是30美元。换句话说，该看跌期权此时的市场价格几乎全部由期权的内在价值组成，基本不含任何时间价值。鉴于市场的波动率如此巨大，我认为市场已经丧失理智，陷入疯狂。

所以，你认为你会持仓到下一个交易日（周二），然后就平仓？

是的，另外我会对自己的持仓头寸进行对冲，这点你知道的吧？我在周一收盘的时候进行对冲，通过做多冲销我持有的“看涨期权的空头头寸”，一共平掉数百张做空看涨期权的合约。通过对冲手段，防止过度做空，以防市场转跌为涨。

基本上，你在波动率增大的时候买入期权。

这是我所做最正确的事。到了第二天，市场陷入迷茫，人们不知道自己更想做什么：一半人想买入看跌期权，而另一半人想买入看涨期权。

但每个人都想要波动率啊。

只有点钞机真正响起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这点，他们不会未雨绸缪、事先防范。举个例子，假如某天太阳离地球的距离变得最近，那时每个人都需要氧化锌软膏（zinc ointment）来治疗皮肤的晒伤，可是所有人都没有事先预留，我是唯一事先预留、提前防范的人，所以到时候只有我才有氧化锌软膏。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些在1987年10月股市崩盘中葬身的交易者，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会导致失败？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周一将是很普通的交易日。他们开始做多，他们认为市场之前的下跌不过是上涨途中的修正，并且市场的反弹即将到来。于是他们在市场下跌途中不断买入做多；市场每跌一波，他们都会买入。

有些交易者，只是因为被崩盘吓呆了，从而导致交易的失败，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有，有些交易者确实吓闷了。我有一个朋友，名叫杰克，他每年能赚百万美元。在崩盘那周的周四，我跑去找他，并对他说：“杰克，你在想什么呢？今天你打算进场建仓吗？”但他听而不闻，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他对我一言不发。市场的暴跌把他吓坏了。他不停地翻看交易清单，只是想找点事干干，但该做些什么，他确实不知道。因此所有的交易机会都被他错失了。

与你这位朋友相比，你对市场暴跌的反应为何迥然不同？

持仓头寸面临的风险，我这位朋友没有想到。自己将会面临的风险，我总是事先确定，所以我可以不必忧虑，一切都早有准备。每天我步入交易池的时候，所有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从头来过，所以我能充分了解市场动态，全力捕捉交易机会。

你刚才所说的“重新开始”，听起来好像你的持仓头寸每天都会平掉，但显然你是持仓过夜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持仓过夜的，我所说的“重新开始”是指我对持仓头寸总会进行对冲，事先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所以即使持仓过夜，我也犹如空仓一样。

对于持仓头寸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你总是清楚的吗？对于最糟糕的情况，你总能事先知晓吗？

是的，我可以做到。现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市场是横着不动，还是爆发上涨，或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我都会事先预判。但无论市场将会怎样，我对最糟糕的情况都会事先知晓，会做好最坏的打算，会提前进行预防。所以我交易遭受的亏损总是可控、有限的。

许多场内交易者为何最终会输到一无所有？

这类场内交易者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自己要大过市场，将自己凌驾于市场之上。他们不会敬畏市场，并且他们还忘记自己的交易纪律和“必须刻苦努力”的行为准则。这样的交易者无法在市场生存，终将亏光离场。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数场内交易者确实都很努力。

对于交易市场，公众最错误的想法是什么？

他们最错误的想法是，市场必须上涨，这样我才能赚钱。正确的想法应该是，如果采用正确的交易策略，就能在任何一种市场上赚钱。在期货、期权以及对应现货市场上，无论在何种市况下，要建立相应的交易计划，都有足够多的交易工具可供我们采用。

换句话说，公众有太强的看多倾向、牛市情结，是这样吗？

是的，这就是美国人的思路和作风：市场必须上涨。当我们处于三年牛市的时候，政府对于程序化交易视而不见、不置可否。一旦市场开始下跌，程序化交易很快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并且他们建立了大量调查委员会，用以查明市场下跌的元凶是否为程序化交易。

对普通人而言，比如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最错误的想法在于，他们认为当市场上涨时能赚钱，市场下跌时会亏钱。人们需要用更中立、客观的立场来看待市场，并且要能这么说：“在这个品种上，我将略微做多；在那个品种上，我将做空，但因为做空的风险是无限的，所以在做空方面我要限制风险。”

在交易遭受亏损的时候，你会怎样处理？

为什么会输钱？要么日内交易做得糟，要么持仓过夜的头寸遭受亏损。如果某笔亏损头寸的交易操作是有问题的，那么你应当止损离场。

你所做的就是止损离场？

是的。因为以后你总有再度进场、重新盈利的机会，所以当你遭受亏损时，要么清仓离场，要么采取中立的交易策略，对发生亏损的头寸进行对冲。当你所坐的船出现裂缝，水已渗入时，你不能为了排水而在船身上再挖一个洞。这就好比交易遭受亏损后，你不能在亏损的头寸上继续加码或死抱不放。

假如你交易决策的错误导致交易发生亏损，那么你会怎么做？

那就暂停交易，休息一天。如果我已清仓完毕，停止交易，我想舒展四肢，平躺在阳光下，晒一会儿太阳，把所有费神劳心的东西都抛到九霄云外。

取得交易成功的要素是什么？

交易成功的要素就是“头脑清楚，思路清晰，全神贯注，纪律严明”。交易纪律是排在首位的：采用某种理论、方法进行交易，并且始终坚持、恪守，这就是交易纪律。但同时你必须心胸开阔，灵活机动，虚怀若谷。只有做到这样，一旦你的理论、方法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你才能及时调整和改变。你必须能讲这样的话：“我的交易方法对这种类型的市场是有效、适用的，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市场并不是这种类型的市场。”

你赖以生存的交易准则是什么？

我会逐步加仓和逐步减仓，这样就能分散风险。对我而言，下清一色的大额交易订单并非头等大事，并不重要。

还有其他的吗？

要始终敬畏市场，永远不要想当然，做好自己的功课。回顾一天的交易，找出自己做对和做错的地方，这也是功课的一部分。功课的另一部分就是对未来进行预测。我希望明天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发生的情况与我所愿正好相反，我该怎么做？如果明天我希望出现的情况没有发生，我又该怎么做？考虑所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要预期未来的情况并做出相应的规划，而不是对已发生的情况做出回应。仅对当前的市况做出回应，是远远不够的。

当你赚到最初的几百万美元时，为降低最坏情况出现的可能，你是否想把部分盈利存入银行？

没有想过。赚到最初的几百万美元后，我的交易策略不断发展、增加，而实行新的交易策略，我需要加入新的资金。接着我赚到更多的钱，我开始把钱投入其他投资领域：不动产、商铺、交易席位以及诸如此类的投资品种。接着当股市在1987年10月19日崩盘时——其实我不喜欢用“崩盘”这个词——我认为任何地方都没有赚大钱的投资机会，所以我就从盈利中取出几百万美元，然后买入国库券，几周后，我又用这笔钱买了一份年金保险。

因为你的交易方法注重的是控制风险、降低损失，所以当市场似乎大难临头，而你却能安然无恙、置身事外，这使你初次感到在交易中采取“安全措施”是必需的。我猜得对吗？

确实如此，如果你交易账户中有1000万美元，如果金融市场崩溃，当局停止所有的交易，你能怎么办？

你是怎样设定目标的？

我一直都是从金钱层面来设定目标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最初我想在30岁前成为百万富翁。这个目标，我在25岁前就实现了。接着我想一年里赚许多，并且我也做到了。最初的目标都是具体的金额数字，但如今这些数字已不再重要，现在我所做的一些事，不仅为了盈利，而且出于个人的兴趣，对我而言，都是很有意思和乐趣的事。例如，我最近打算建立一个交易公司和一个软件公司。我也想做一些与组建家庭有关的事。

对于成功与否，你如何来评判？

我的评判标准是，如果你是你所在行业里最好的那一个，那你就是成功的，就好比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是摇滚乐方面最好的歌手，那他就是成功的。在我们交易这行，是否是最好的那一个，过去我认为必须用赚到的美元来衡量。现在我认为，更多的是要用生活质量来衡量。许多人认为我是成功者，但我觉得自己不是成功者，我确实没有取得成功。我感觉自己已赚到很多钱，在交易领域也有所成就，而且帮助贫困人群，但我没有组建自己的家庭，在个人生活方面存在缺失。怎样评判成功与否？我不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钱也未必能买到真正的成功。成功与否，金钱并不是评判标准。

你曾经认为金钱就是评判成功与否的标准。

是的，我曾经这么认为。但老实说，钱确实很重要，因为金钱是具有影响力的。站在那里的那个人，你看到了吗？我完全不认识他。现在假定他跑过来和我们说话。如果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很差，那我对他就不会很恭敬。但假如接下来你告诉我，此人有5000万美元的资产，而且都是他自己赚来的，那么我对他的看法和印象将完全改观，将由差变好，这种做法也许并不公正、客观，但确实是人之常情。这就是金钱具有的力量。

交易怎样影响你的私人生活？

从商业角度而言，我能把交易做得很好，但从社会、生活角度而言，我因为交易而屡次受挫。因为忙于交易，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女人、朋友。有时人们喜欢坐在一起，谈天说地，除非谈话的内容与商业、交易有关（就像你我现在的访谈），否则我是不会参加的。

你总是惜时如金，是这样吗？

是的，大多数人不是这样。他们会说：“难道你都没时间坐在家里看电视？”

坐在家里看电视，你有时间吗？

我会把电视打开，但我脑子里想的始终是交易。昨晚我晚餐约会后，回到家中已是午夜，我非常劳累，想立刻上床睡觉。但直到凌晨2点我还未睡下，我一直在想交易。交易已令我上瘾，我过去的情况比这还要厉害。因为我在约会时还在做与交易相关的工作，所以我的前任女友们都非常不满地批评我。现在我约会时不会再这样做，但我脑子里还是一直想着交易。

是什么让你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

我能做任何事，我愿付出一切，我不惧任何艰辛劳苦，能够努力刻苦，我认为这就是原因所在。例如，最近我在和法国银行谈判，希望携手组建一家交易公司。我不会等到新公司成立才着手行动，我已经和这帮年轻人开始并肩交易了，我要把他们培训成交易员。我不知道法国银行将会贷给我多少钱，但我需要数百万美元来建立和运作这个交易公司。对于这种类型的挑战，我非常喜爱。

***

成为我的访谈对象，并且收入本书的杰出交易者，他们多数不是一夜间取得成功的，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就都非一蹴而就，认识到这点很重要。萨利巴最初交易时，曾遭受惨重损失，几乎令他产生自杀的念头。然而这些杰出交易者共同具有的特点是，具备超强的自信和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尽管在交易生涯的早期遭受失败，但上述两个特点足以使他们取得最终的成功。此外，萨利巴的坚持不懈除了让他走出早期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而且在其交易生涯的其他阶段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萨利巴在交易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时，因为每次只交易一手，所以经常遭到场内其他交易者的嘲笑，要是换作其他人，可能会因此放弃自己的交易策略，以免遭受耻笑，但萨利巴依然故我，坚持了下来。

同样是交易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的例子，这个例子也揭示了杰出交易者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保持严格的风险控制，即便实行时遇到困难，也一定要做到。当萨利巴在交易特利丹公司股票期权时，他被场内其他交易者叫作“一手交易者”，此时他非常可能加大交易头寸的规模，不再每次交易一手以免遭别人耻笑。但萨利巴面对众人的嘲笑，仍然坚持自己的交易纪律和交易策略，严格控制交易的风险，继续保持小的交易规模。直到他交易账户的资金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他能够加大交易头寸的规模，他才遵循风险控制的原则逐步加大交易头寸的规模。

刻苦努力地工作以及对许多不同预想、假设进行细查，使萨利巴能对所有意外情况都有所准备，能够未雨绸缪，这也是萨利巴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当1987年10月19日股市发生崩盘时，萨利巴通过列出和考虑所有“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使他不仅没有被吓坏惊呆，反而加以利用，捕捉其中的交易机会。许多人把杰出的交易者想象为“能够凭借自己超人的敏捷或近乎第六感觉的东西，不断进出市场，快速赚到大钱的人”。然而杰出交易者的现实情况没有那么富有魅力，没有如此神奇。大多数杰出的交易者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努力刻苦地工作”和“做好所有的准备”。实际上，许多非常成功的交易者像萨利巴一样，每晚都会做好自己的“功课”，因此他们每晚没有闲暇的时间或者不会让别的事情来干扰他们做每日的市场分析。如果他们偏离了自律，没有做好“功课”和交易的准备，通常会令他们付出高昂的代价。据萨利巴自己说，由于自己因公出差，从而没有及时下单交易，因此导致最近某次交易的失利，他说：“这笔交易我亏了1万美元，虽然金额不大，但所有1万美元的小额损失累加在一起，那就是很大的亏损了。”

[1] 对期权不熟悉的读者请先阅读附录B，这样就能理解本章期权交易的相关内容。

[2] 这里的“波动率价差交易”是指市场波动率如果变大，则萨利巴持有的期权头寸就将获利的交易。

第五部分　交易心理

第十九章　范K.撒普博士：交易心理学

范K.撒普博士是研究心理学的专家。1975年他在俄克拉何马大学健康科学中心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其职业研究的方向是“压力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他对成功心理学，特别是将成功心理学应用于交易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1982年，撒普博士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心理数据库”，他通过测试调查的方式来评估投资中的优势和劣势，来确定赢家和输家的特质。数千名投资者和投机者（包括我在内）都参加了这种测试，这种测试调查包括书面回复的评估和十分钟的电话诊察。在成功投资、成功交易方面，撒普博士共写了五本书，他投资课程的核心内容都通过这些著作提供给读者。他是《股票技术分析和期货技术分析》杂志的特约编辑，而且他也为其他财经杂志、报刊撰写了大量文章。撒普博士也是电视及广播财经节目的常客，在许多投资研讨会上也能听到他的高论。

现在撒普博士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格伦代尔市的办公室工作，他投入全部时间为交易者进行心理咨询以及继续“成功交易”的研究和调查。通过采访和研究顶尖交易者，从而建立“成功交易”的模型。撒普基本的教学理论是：传授顶尖交易者具有的赢家特质，而不是传授具体的交易方法。通过这种方式，撒普能让尚未成功或者不怎么成功的交易者和投资者的绩效得到显著提高。最近他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力图把他最成功的客户转变为“超级交易者”，这一项目会把教学的时间延长。通常教学的时间是由两个学期组成（两个学期间有间断），每个学期为时两天，而为了新项目的成功，教学时间延长为不间断的半年。

在我采访撒普博士后，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的录音采访。他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会收录这次录音访谈的内容。我认为这样的录音访谈将有助于提高我自己的交易绩效，于是便欣然同意，而且非常期待。他对我的采访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撒普博士的提问方式是刨根问底型的，许多问题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在我最初回答一个问题后，他会继续问：“别的还有吗？”并且在我补充回答后，这种问法会重复多次。当需要补充的回答，我不再能想到的时候，撒普会让我转移目光注视的方向，以便我想到需要补充回答但被我遗漏的地方。后来他向我解释，让我转移目光注视的方向是为了激活我大脑的不同部分，帮我想起遗忘的东西。我认为这次采访产生了许多个人的真知灼见（“自我实现”中的某项内容将在下一章中简要论述）。

撒普博士交易方面的基本课程含有他的五本著作和四盒磁带，对于这些课程，我想谈谈个人的印象和看法。然而，虽然为了获得本章涉及的背景知识，我粗略地看了一下书，听了一下磁带，但由于我同时要兼顾全职的工作和本书的写作，并且还要规划今后某项个人事务，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或精力来认真研究这些课程，而了解这些课程是需要你高度关注、全力投入的，不是我简单浏览就可以发表看法的。然而我能为以下事实作证：有一位交易者，他是本书访谈的对象，同时他做过撒普博士“成功交易”模型的研究对象。撒普博士所具有的睿智以及他对成功交易发表的真知灼见令这位交易者印象相当深刻。

对于心理学和交易的联系，最早你是怎样产生兴趣的？

读完硕士后，我主要的研究兴趣是在“各类毒品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在我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我花了大约八年时间进行相当规范的心理学研究。例如，当前全国警察仍然采用的“现场清醒度测试”（现场的酒驾测试），我协助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标准化。当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我也明白了我期权交易输钱的原因。实际上，当时我输钱速度快并且始终输钱，以致当我最终亏光离场时，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是天生的输家，亏损是我命中注定的。就在那个时候，我在本地一家“宗教科学派”（Religious Science）的教堂报名参加了成功学方面的课程。这门课上所教授的原理、准则之一就是：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性格、习惯、态度和思维方式的反映。在此之前我已经阅读了大量交易心理学的东西，并且我认为这些知识就是我“虚幻的信仰”，我想对这些知识进行验证。我决定通过调查测试的方式来收集数据，从而建立“投资心理数据库”。我设计了一个调查测试，通过这一测试来评估投资中的优势和劣势。我想把这一具有原创性的测试在我所在的班级进行，可是班上没人愿意参加，所以我就写信把这一调查测试的计划告诉了R.E.麦克马斯特（R.E.McMaster），他是一位时事通讯的编辑，我是该通讯的订阅者。麦克马斯特收到信后，把我的调查测试推向他的订户。在他的帮助下我总共收到近1000份回复，并且我对交易心理学的兴趣被全面激发，决定以此为今后的职业。

通过分析测试的回复，你知晓哪些东西？是否有很令你吃惊的回复？

在这次测试中，我把成功按不同的程度进行划分，所以我能把所有回复按照“成功程度”进行分级。投资学的著作通常提出有10个不同的方面对于投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我在每个方面都设计了测试的问题，从而可以对这10个方面进行评估。我对回复所提供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并且发现这10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和投资的成功密切相关。另外我认为，这10个方面可以分为三大类，这三大类，我分别称之为心理方面的因素、自我管理和自律方面的因素以及决策方面的因素。虽然其后我曾对测试的内容进行精简，但我仍然使用这三大类，虽然各类中的内容有所改变。另外，除了仍然使用最初的10个方面进行评估，我又额外增加了一个方面，那就是“直觉”。

你评估的11个方面都是哪些方面？

“心理方面的因素”含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个人生活周全、均衡；具备积极的态度；怀有赚钱的动机；没有人格冲突；对投资（或交易）结果负责。赚钱的动机与成功的关联并不是很显著，但我仍然将它作为测试中评估的一个方面，因为缺乏赚钱的动机与人格严重的冲突会对成功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

“决策方面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牢固掌握市场交易中使用的技术分析方法；能够不存普遍的偏见，保持客观理性，从而制定正确合理的决策；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顺便说一句，基于测试评估后的得分，掌握技术分析的方法、知识和成功的关联极小，几近没有。

另外，“自我管理和自律方面的因素”包含三个方面，它们分别是风险控制的能力、保持耐心的能力以及我后来加入此类的“直觉”。虽然直觉和交易成功间的任何关系，我都尚未发现，但我还是把“直觉”作为测试评估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对这一内容很感兴趣。

根据这11个方面的评估，你觉得交易输家的特征是什么？

失败交易者的大体特征综合了以下各方面：失败的交易者，他们内心的压力巨大，而且不具有抗压的能力，对人生的看法消极、悲观，总是预期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对于交易输家，在他的人格上存在严重冲突，当出错时总是责怪他人。这样的人没有指导自己行为的一套准则，而且更可能沦为随波逐流者，成为乌合之众中的一个。另外，交易输家没有规划，做事杂乱无章，并且在交易中缺乏耐心。他们总想立刻就交易，现在就交易。大多数交易输家并不是具有上述所有的特征，没有糟糕到极点。他们只是具有交易输家的部分特征。

目前你为许多交易者提供心理咨询，你是怎么涉足这一领域的？

自从那次调查测试后，我开始经常进行调查测试。此后人们便开始向我询问他们特有的问题。由于“投资心理”是相当独特的研究领域，知者甚少，问者众多，使我无暇、无力回复如此之多的询问。因此我决定，对于测试评估的10个方面，我在每一个方面都写一本小册子，这样做既为了自己学习总结，又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帮助。后来我把第一本小册子制作成书，公开出版。就在那刻，我决定把这些内容编为五本课本，从而开展投资/交易心理方面的培训。在我编好第二本课本后，我开始接受“神经语言程序学”（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NLP）方面的培训。学习这门科学可以懂得怎样复制别人的成功，我把这门学科中的一些技巧融入我“投资/交易心理”的培训课程。鉴于我的培训课程、项目不断发展壮大，其后我就开始为个人提供咨询服务，这一转变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你早期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其后是否发生过改变？

当初我设计测试的内容，通过测试的回复，可以预言哪个回复者是能成功的，而哪个回复者无法成功。这是我最初的想法。现在我相信，任何人只要为交易的成功能全力以赴、全情投入，那么他就能取得成功。学习怎样取得成功才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

有太多的人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与这些人正好相反，我的看法和方法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因为我是从实用角度，根据实效来评估我的看法和方法，我认为这是我能不断改变自己已有看法和已用方法的原因所在。例如，过去我认为“某些人即便全力以赴，也无法取得交易的成功”，但现在，我认为“任何人只要全力以赴，都能取得成功”，改变后的想法对我最为有用，最具实用性。持有这种新看法后，我在通过心理咨询帮助他人成为交易赢家时更具有成效。

通过咨询取得成功或者仍未成功的具体案例，你能否提供一些？

有一位来我这儿的交易者，他已经一年多无法交易了。他希望在全面咨询前，让我先帮他重新投入交易。因此我让他在一天早晨顺路来我这里，先谈个45分钟。通过面谈，我收集了一些信息，并且基于我的个人判断和相关知识，我推测他的问题是在于人格冲突。接着他接受了为时十分钟的心理训练，其后又用了两周时间来整合、巩固此前心理训练的成果，然而仅花了这点功夫，他已能重新交易。在此之前，此人为解决心理上的问题曾花了大把的钱，做了许多事，但都徒劳无功。然而我用了十分钟的心理训练和两周的成果整固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他的难题。

另外有一个人，我也尝试了同样的方法，但那种简单类型的心理训练对他已不奏效，而他无力支付更多的咨询费用。我认为，他存在的问题影响的不是他的投资。虽然他已40多岁，并且年近半百，他的行为处事仍然像一个小男孩，不能承担成年人理应担当的责任。他仍然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在他母亲的照料和支持下，其整个生活方式和小孩子的生活方式无异。他想进行交易的唯一理由就是能够继续维持这种小孩子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他不愿放弃的，如果对于这种生活方式，他不能做出改变的承诺，我认为我帮不了他，他的问题，我无能为力。

另外还有一个客户，他在咨询后的两天已小有改观，因此他不愿接受后续的服务，他认为后续的服务可能已属多余，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接受后续的服务。于是我又花了两天时间来听他倾诉，接着我们一起完成了简单的心理训练。在训练结束的时候，他已脱胎换骨，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他可能要用一周的时间来整固训练的成效）。两个月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咨询后他在交易中赚到的钱已超过65万美元。

如果某位交易者采用“非量化”的交易方法（比如，该交易员会这么说：“无论何时，我看到这种技术图表形态，对于市场接下来的运动方向就会有所感知，我就会根据这种感觉买入或卖出。”），当此人交易失败时，是交易技能缺乏导致交易失败，还是心理问题对交易成功形成阻碍，你将如何来区分？

在接收新客户前，我需要知道他们所用的并且自认为有效的交易方法。他们认为方法有效的具体依据，我也需要确定。例如，他们所用方法是有效的，他们能使我确信吗？对于这种方法的有效性，他们自己检验过吗？他们的检验是完全的事后评估、后见之明，还是根据实际遵循的交易信号来评估交易绩效，从而对交易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另外我确信，要通过日内交易或短线交易赚钱，非常困难，所以不管是谁，如果想取得日内交易的成功而来找我帮忙，那么他们交易的失败，我会怀疑与心理并无关系，而是由于日内交易本身难以成功。

与此同时，我认为交易技能的匮乏，其本身就是交易心理障碍的一种。由于判断力低下、目标不明、内心的冲突等原因，才会造成某些人（交易输家）没有形成系统的交易方法或形成了方法却并未加以检验。所以这些人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就是克服内心的阻力和障碍，从而形成系统的交易方法。如果有人跑来告诉我，由于内心的冲突无法形成系统的交易方法，所以想寻求我的帮助，那么接纳他们为我的客户，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完全没有问题。

主要有哪些心理上的阻碍使大多数人无法成为成功的交易者？面对这些心理上的问题，应该如何应对？

最典型的情况是，大多数人总是带着他们自身的问题进入市场。金融市场如同大自然，它只会让参与者显现暴露自身的问题，而不会去解决这些问题。大多数人以认输离场告终，但其中只有一些人认为“他们需要用一套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只有这样才能使交易更具成效”。那些采用交易系统的交易者，最终通常能把问题从“应对金融市场”转变为“应对自己的交易系统”。

大多数交易者的第一个主要问题是“应对风险”方面的。例如，投机交易的两条基本成功法则就是“截断亏损”和“让利润奔跑”。然而这两条法则，大多数人却无法做到。例如对你而言，赚钱不亏是最重要的（就和大多数人在玩“投资游戏”时一样），那么你在及时止损、接受小的亏损方面就可能难以做到。因此你遭受的小亏损会演变为中等的亏损，这种中等的亏损你更难承受，更难截断。最终，中等的亏损发展成为巨大的亏损，此时你已无力支撑，你会被迫承受，被迫止损。这一大亏的恶果都源于不能承受小的亏损，不能及时止损。同样，当人们账面获利时，他们总想立刻兑现利润。他们会这么想，“我最好在盈利溜走前就马上兑现”。账面盈利变得越大，兑现利润的诱惑也就越大，而他们也就越难抗拒这种诱惑。一个普遍的事实是：在账面获利时，大多数人变成了“风险厌恶者”，宁可兑现小的利润，马上将蝇头小利确定，而不愿持盈，不愿为更大的利润明智地去冒险。然而在账面遭受亏损时，大多数人又变成“风险偏好者”，不愿及时止损，他们一厢情愿地希望亏损会变小，宁可为了必将扩大的亏损，不明智地去冒险。因此大多数人与交易成功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是“截断盈利，让亏损奔跑”。

如果你视交易为一种游戏，那么“止损”和“持盈”就是游戏的规则，玩游戏而不遵循游戏规则，那就是错误的。你要是这样去想，遵循“止损”和“持盈”这两条法则就会变得很容易。在一天交易开始时，你要重温你的交易法则；在一天交易结束时，你要回顾当天的交易。如果在当天交易中你遵循了交易法则，那么即便交易亏钱，你还是要自我表扬，表扬自己遵循了交易法则。如果在当天交易中你没有遵循交易法则，那么你要在内心回顾和检讨自己的交易行为，在心中做好准备，力争在将来的交易中能做出更多正确的抉择。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应对压力”方面的。压力有两种表现形式：忧虑和生理上的应激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脑中满是忧虑，大脑中进行决策的容量空间都被忧虑的事所侵占，那么你就无法有效决策。

应激反应有两方面的影响，其中一方面是它会使人们的视野和关注焦点变窄。人们会重回其早期运用良好的反应方式。例如，当人们身处压力之中时，他们连普通的决策都不想做，他们会套用自己过去还是新手时的做法，他们会按照经纪人的建议去做。简而言之，身处压力之中，对于所有事，他们都想简化处理。可是简单的解决方法极少有正确的。当人们感受压力时，他们也可能成为随波逐流者。其他人的行为、做法就是追随、效法的样本，如此依葫芦画瓢确实很简单。随波逐流者无须自己做出决策，但随波逐流必将导致交易的亏损。

应激反应的第二个重要影响就是，它使人们耗费更多的精力。面对具有压力的事件，人们在一些自己能够考虑到的选择方案上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会秉承一贯的做法和固有的思路来应对这些具有压力的事件，只是他们应对得很艰难。按这种做法，你在交易决策上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没法帮你赚到更多的钱。适得其反的是，你可能会做出草率、非理性的交易选择，而你多余的精力也会由此耗尽。比如，你可能在发生亏损的头寸上投入大量的精力，积极抵抗，拒绝止损离场。结果你会遭受更大的亏损，所有投入的精力都付之东流。总而言之，应激反应会窄化你的选择范围，让你把更多的精力集中耗费在自己固有的并且一成不变的选择方案上，从而使你的绩效下降。

要成功应对压力须从源头做起，要形成抗压的能力。我建议，在抗压方面存在问题的人可以采用压力管理方面的措施。另外，你要明白，具有压力的事件，其产生压力的大小和有无都取决于你看待这类事件的角度和理解这类事件的方式，这才是压力的源头，明白这一点，至关重要。改变自己看问题的角度和理解问题的方式，你将能改变问题和事件的本身，从源头来消除压力。例如，交易赢家和交易输家最典型的差异就体现在对待亏损的态度上。大多数交易输家对亏损感到焦虑不安，然而成功的投机客懂得坦然面对交易的亏损是取得交易成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胜败乃兵家常事。由于大多数人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认为“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大多数投资者必须改变对亏损的看法，对亏损不再忧心忡忡，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

第三个主要问题是“应对冲突”方面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多面性，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目的、积极的意向。例如，某人可能有“赚钱盈利的一面”，有“防止失败的一面”，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一面”，也有“顾家养家的一面”，等等。现在，如果你也想建立这些方面，你通常在潜意识里会允许这些方面发挥作用，各行其道。接下来这些方面按照各自的目的会使你持续做出各种新的行为。有时，这些新产生的行为会导致重大的冲突。这种我提出的冲突模型，是我最为有用的看法之一。我不是说人们肯定有这些方面的存在，但是如果我相信这些方面是存在的，那么对于我帮助人们解决交易方面的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必须让客户意识到他们具有的各个方面，然后引导这些方面协调一致，权衡各方面的得失利弊，尽量让每个方面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彼此之间不会产生冲突。如果可能办到的话，我也希望能对各个方面进行整合，使它们融为一体。

“人们具有各种不同的方面，各个方面彼此会产生冲突”的说法，我认为比较难以理解，无法形成概念，你能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吗？

我为某位场内交易员提供过心理咨询，他的父亲在交易上相当成功，但他父亲并不是他的好榜样，因为他父亲是个酒鬼。于是在这位交易员的内心就形成了“阻止像父亲一样”的机制，他身上的“一个方面”就此形成。他每年通过交易能赚75000美元，但如果他想赚得更多，他身上的这个方面就会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以确保他不能变得太成功，即不能像他父亲那样成功。我为他做了心理咨询，使他身上的各个方面协调一致，彼此毫无冲突，其后他通过交易，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赚到65万美元。

有些人在潜意识里确实想输钱或不赚钱，因为这样可以实现其他方面的积极意向，你是这个意思吗？这种情况有多普遍？

我服务过的交易者，其中有一半的人存在这一问题，属于这一类型。我认为这种情况很普遍。

到目前为止，你列举了“对待风险糟糕的态度”“压力”和“冲突”这三个阻碍交易成功的障碍。就交易心理而言，人们在交易中还有其他主要的问题吗？

第四个主要问题是，许多人是情绪化交易，即让他们的情绪来驾驭他们的交易。实际上，大多数交易问题的解决似乎都包含某种方式的情绪控制。可以帮助人们控制情绪、稳定心理状态的方法，我所知道的至少有10种。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人们可以马上采用，那就是调控身体的姿势、调节呼吸的节奏以及舒缓肌肉的紧张。你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改变相关的要素，你或许会发现，你的情绪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最后一个主要问题是“决策制定”方面的。虽然交易决策的制定有许多方法、多种视角，但大多数人在交易决策时会采用通常的决策方法。比如你打算买一辆新车，想一想，在此之前你会仔细研究哪些因素。你必须考虑车型、制造商、交易价格、销售服务、相关成本以及车子的配件等。你可能会花上一周或更长的时间来评估这些因素，然后再做出购买与否的决策。大多数人会用这样的方法和方式来做交易决策，这显然是无效、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费时太多，而交易决策是有时效性的。所以正确的解决方法是，采用交易系统，依照系统发出的信号进行交易。但大多数拥有交易系统的人，在交易系统发出信号时，他们会继续采用通常的决策方法，而不是按照交易系统的信号进行交易决策，所以他们的交易决策当然不会正确、有效。对于“决策制定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我已发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这种方法通过“锚定”的过程来实现快速、有效的决策。这一过程有点复杂，所以不便在此展开。

如果大多数人懂得情绪控制，学会消除负面情绪的方法，他们是否就能成为成功的交易者？你是怎么看的？

假如负面情绪就是所有交易问题产生的根源，那么确实如你所言，消除负面情绪就可取得交易的成功。但我认为，产生负面情绪的症状只是基础、起步阶段的问题。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帮助客户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消除负面的情绪，并不能让他们取得交易的成功。我必须教会他们使用有效的交易方法，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取得交易的成功。然而这一教授过程需要了解交易想法背后的原因和具体的思考方式，而大多数交易者对此并不重视。

现在我把自己当作“行家模型”的制造者。我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某些人在交易的某一方面做得很好，我能够弄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然后把他们的方法技巧总结出来（相当于制造“行家模型”），接着再传授给其他人。我集中制造“成功交易的模型”和“出色投资的模型”。因为我有这些模型，所以我相信，一心想当成功交易者的人，不管是谁，我都能教授他。在我的教导下，他能成为最好的交易者之一。

出众的交易者，能在交易业绩上胜过他人，是凭借更高超的分析能力，还是凭借更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

是凭借更良好的情绪控制能力，但我认为两者都要特别强调，都要重点关注。

要复制他人成功的交易，需要做到哪些事？

复制成功需要复制三大基本要素，即信念、心理状态以及心理策略。最好的交易者在每次交易中都具有的信念、心理状态和心理策略，如果你都能学习、效法，并且最终拥有的话，那么他们的业绩、他们的成功，你就能复制。举一个与交易无关的例子，大多数武术（martial art）行家认为要做到徒手劈板的话，不练上几年是不行。但我用了大约15分钟，仔细观察那些成功徒手劈板者的动作，接着我就能徒手劈开两块0.5英寸 [1] 厚的松木板。我甚至演示给我儿子看（那时我儿子才10岁），教他怎样去劈。这就是“成功模型”背后的力量，掌握模型的要素，就能取得成功。

大多数行家的情况是，他们不用刻意学习什么模型，就能不知不觉地具有某种能力。他们在某一方面做得很好，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所做的事都是自动自觉的，无须借助外力。例如，大多数人学习驾车时，能不知不觉地掌握驾车技术，所做的一切也都是自动自觉的，所以他们不用学习什么成功模式或借助什么外力。当你学习驾车时，甚至不用多想，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当那些“能不知不觉地具有某种能力”的人向其他人阐释他们所做的事，传授成功之道时，许多重要的东西会被遗漏。因此，我关注的重点就是那些遗漏的部分，我会帮学习的人们补上遗漏的部分，让他们真正掌握成功之道。

我们从第一因素“信念”谈起吧。为什么信念对取得交易成功如此重要？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来自其他建模项目。美国军方根据全美步枪技术最好的两名神枪手的情况建立可供学习的模型。接着他们在美军新招募的士兵中开设射击培训班，通过引入成功者的模型，可以将培训时间从四天缩减到两天，而考评的合格率能从80%提高到100%。此外，军方用建立模型所得的知识，既能培训新兵，又能同时帮助顶尖射手提高自身的技能。军方搜集的“射击方面的信念”特别能揭示内情。例如有两名顶尖射手，他们射击时的信念是：

·要在战场上存活下来，射击精准至关重要。

·射击、捕猎很有乐趣。

·心理上的演练和准备对于射击成功非常重要。

·如果我射偏，一定和我的操作执行有关系。

这两名顶尖射手经常比试高低，其中一人总是获胜。你可以根据他们各自的信念来辨别两人的优劣差异。比如两人中的胜者相信，在比赛的前一晚要演练整个1000环的比赛，实际演练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演练。然而两人中的输家认为只有心理上的演练才是重要的，实际演练并不重要。另外，两人中的胜者认为，每发射中靶心的中央很重要（即便不会因此得到额外的点数）；然而两人中的输家认为，射中靶心才是唯一重要的，是不是射在靶心的中央并无所谓。仅仅因为两人信念的差异，导致其中一人的成绩要好于另一人的成绩，其中的道理你懂了吗？

现在将顶尖射手的信念和那些刚进军营、尚未受训的新兵的信念进行对比，新兵射击时的信念是：

·枪支是罪恶的工具；它们能杀死人。

·如果用枪射击过多，射手的耳朵就可能会震聋。

·如果射失目标，那不是射手的错，而是枪的错，是枪没有对准目标。

我认为，仅仅比较两者的信念，顶尖射手要远胜未经培训新兵的原因，你就能开始明白。

我工作中和一些顶尖交易者打过交道，现在我对其间的某些发现做一个阐述。你或许会发现，其中讲到的一些信念，在你这本书的其他访谈中能够得到证实和确认。一般来说，我发现顶尖交易者所具有的信念是：

·钱并不重要（正确的交易操作才是重要的）。

·能够坦然接受交易的亏损。

·交易就是一场游戏。

·要取得交易的成功，心理上的演练和准备很重要。

·交易尚未开始，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早已胜券在握。

虽然远远不止这五大信念，但我认为这五项信念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从事交易就是为了赚大把的钱，但这正是他们输钱的主要原因。因为过于看重钱，他们就很难做到“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无法接受小的亏损，做到及时止损，同时又急于兑现利润，怕到手的盈利飞掉。与此相反，如果你把交易当作游戏，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而“止损”和“持盈”就是交易游戏的规则，这样去想的话，遵循“止损”和“持盈”这两条金科玉律就会变得很容易。

此外，因为事先经过心理上的演练，做过广泛的规划，顶尖交易者在开始交易之前就在脑海中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过演练，对交易的策略做过检验，对可能出现的错误早已了然于心。因此顶尖交易者对于保持长期的盈利早就胸有成竹、胜券在握，对于今后可能遭受的小挫折，也能轻松应对。

你前面说交易赢家具有“交易尚未开始，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早已胜券在握”的信念。对于已经是交易赢家的人而言，这样的信心是有益的，这点我很容易理解，但是对于交易新手而言，这种信念的影响和作用是否会适得其反？例如，你初次接触滑雪橇，在上手的第一周，你就自信自己有能力从专家级的斜坡上滑下，但实际上你并不具有这样强大的能力。对于交易新手菜鸟而言，怎样来区分恰如其分的信心和不恰当的、盲目自大的信心？

我工作中打过交道的顶尖交易者，他们在交易生涯的起步阶段就对交易市场做过广泛的研究。他们形成了“怎样进行交易”的模型，并且不断改进和深化这个模型。在他们确信自己胜券在握之前，他们会不断进行心理上的演练和准备，对于他们想要做的事都统统盘算清楚。经过这些步骤，此时他们不但具有信心，而且具有相应的能力，能够对获得成功做出必要的承诺，而不是盲目自大。此外，我前面讲过的五大信念，这些顶尖交易者都能同时集于一身。因此我认为恰如其分的信心和不恰当的、盲目自大的信心有三大区别。首先，集各种正确的交易信念于一身，比如我前面所讲的那些信念，才能产生恰如其分的信心。如果一个交易者除了信心，其他一无所有，那么他可能会倒大霉。其次，广泛检验、测试各种交易模型后才能产生恰如其分的信心，如果对于你的交易模型，你没有做过正确、恰当的测试，那么你的所谓信心可能就是失当的，属于无本之木。最后，为了成为成功的交易者，你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只有全力以赴，你才能产生恰如其分的信心。大多数想做交易者的人，他们并未全力以赴，他们只是自认为已经尽心尽力。苏格兰喜马拉雅山探险队有一首诗，作者是的W.N.默里（W.N.Murray），其中有一句诗：“人若全力以赴，天将遂人心愿。”

如果你确实全身心地投入交易，那么不仅能确保你不会偏离交易的正道，而且会发生一些有助于你的事，这些事似乎是冥冥中注定的。如果你为了成为成功的交易者确实做到了全力以赴，那么我现在所说的话，你可能会有几分明白，甚至我说“巨大的亏损其实对你也是有助的”，你可能也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反之，如果你在交易上没有全力以赴，那么你可能会说：“撒普正在说的东西，我一点儿都听不懂。在交易上，我已尽心尽力，但那些有助于我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啊。”因为你并不明白，那些看似不利的事，其实对你也有帮助，可以转祸为福。

你之前说过，“心理状态”是复制成功的第二个关键要素，你能够详述你的意思吗？

如果你要求别人列举他们交易或投资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根据回复将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没有问题可列的人，另一类人在心理状态的控制上存在问题。那些没有问题可列的人，并不是他们没有遇到问题，而是他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向别人。当这类人自己出错时，他们会责怪市场，会责怪场内交易者或自营交易商，会责怪内幕交易，会责怪自己的经纪人，或是责怪自己的交易系统。我们具有推卸责任的天性，当出错时不是自责反省，而是责怪他人。对于这种作风，我们的社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近来媒体对于程序化交易大肆报道，实际上是想把人们在股市中输钱的原因归结为程序化交易的存在，而不是输家自身缺陷所致。然而，如果出错时，你责怪他人，推卸责任，不做自责反省的话，你就会重犯错误，因为别人都是外因，外因是你无法控制的。

当出错时，投资者应该采取的上上策是确定出错的原因。我这里说的“查明为什么会出错”倒不是要你为了已犯的错误进行自责，而是要你及时总结这次犯错的经验教训，一旦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你就能正确选择，不会重蹈覆辙。你现在及时牢记出错的原因，想象将来可能遇到的类似情况，那么以后一旦遇到类似情况，你就能轻松、正确地应对。

当人们能找出自身的问题时，他们会发现，这些问题通常和某种心理状态有关，常见的例子有：

·我交易时太没有耐心了。

·我在交易时会生气发火。

·我在不该恐惧的时候恐惧。

·我对市场将要发生的事过于乐观。

以上只是一小部分与心理状态有关的问题。一旦你能确定你在心理状态上存在的问题，你就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心理状态的问题属于内因，内因是你能够控制的。通过调节身体的姿势、调整呼吸的节奏以及肌肉的紧张程度能够控制自身的心理状态，这点我之前已经谈过。下面这个方法，你不妨一试：你可以去步行街，观察其他人走路的姿势；然后你要模仿六种左右的走路姿势，你每模仿一种，每走一次，都要留意你的心理状态是怎样随之改变的。

我并不是说“控制心理状态”就是取得交易成功的灵丹妙药，这只是获取成功的一个步骤、一个方面。当你承认获取交易的成功主要靠自己，主要靠内因时，其实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只是刚刚起步。你必须认识到，你要对自己取得的业绩、成果负责，具备这种认识对于取得投资或交易的成功至关重要。交易赢家知道自己要对自己的交易业绩负责，而交易输家认为自己不必对自己的交易业绩负责。

怎样才能控制心理状态，你能否举一个实例？

“控制自己的心理状态”被大多数人称为“自律”。我把步骤最简易的方法传授给别人，这样他们就能马上应用。例如有一种方法：假定你坐在桌边，然后你开始意识到，你当前的心理状态需要做出改变，改成你想要的心理状态。那么你就站起来，离开椅子，走到距离椅子四英尺 [2] 远的地方，然后望着椅子，回想你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回想时要留意之前的坐姿、呼吸方式和面部表情。接着你开始想象：在你想要的心理状态下，你会是什么样子，你的坐姿、呼吸方式和面部表情将是怎样的。当你想清楚后，你就重新坐回椅子，并且按照刚才想象中的样子去做。这个方法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奏效，因为该方法包含几个重要的原理：改变身体的姿势；从更客观的角度回想、审视自己；想象理想的状态，以此摆脱现实的困境。

之前你说过，“心理策略”是复制成功的第三大要素，现在请你详细阐述一下。你能同时举一些例子吗？

要了解策略，你必须先要了解人们是怎样思考的。人们在思考过程中都要用到视觉、听觉、触觉，对某些人而言，还会用到味觉和嗅觉，用到这五种感觉是人们思考时共有的特征。这五种感觉对于心理策略而言，犹如伟大小说作品中的每个字母，又如经典交响曲中的每个音符，它们虽然不是基本要素，但基本要素正是通过它们而形成。实际上，心理策略是你思考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要详细阐述这个复杂的话题，我认为已超出本次访谈的范围，显然不妥，所以作为替代，我给你举两个例子，通过例子来加以说明。首先想象你有一套交易系统，该系统会发出具体的交易信号。由于大多数信号都是可视的，比如特殊的价格走势形态或是你电脑中交易系统的某个信号。接着展开想象，你的交易系统正向你发出可视的交易信号。现在尝试如下的策略：

·看到交易信号。

·确认这一信号是知道、熟悉的。

·你会告诉你自己，如果遵循这一信号进行交易，可能会犯错。

·对这一信号产生坏的感觉。

如果采用上述策略，你能正确、有效地交易吗？你会采纳交易信号，遵循交易系统进行交易吗？可能不会！如果你采用下面这套策略，又会怎样？

·看到交易信号。

·确认这一信号是知道、熟悉的。

·对这一信号产生良好的感觉。

如果采用上面这套策略，你会按照交易信号进行交易吗？可能会。所以即便上述两种策略从字面上看相当类似，但从交易角度看，两者导致的结果截然不同。如果你想根据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你采用的基本策略必须像后一种策略那样，只有这样，你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系统交易。

你研究“复制成功”的时候，有两位顶尖交易者成了你的研究对象，但他们采用截然不同的交易方法。一个人基本上是机械交易者（系统交易者），而另一人更多的是采用直觉交易的方法，属于主观交易者。对于他们的异同，你能加以比较吗？

首先，我要讲述他们的相同点，因为两人的相似处要大于不同处。这两个杰出的交易者看似完全不同，但实际上你能找到很多的相似处。你可以把这些相似处看作取得交易成功的必备要素。例如，首先，他们都建立了“反映市场是怎样运行”的模型，并且通过广泛的研究来验证他们的模型。虽然两人建立这种模型的思想、侧重点完全不同，但建立和验证这种模型的步骤两个人都有，我认为这点很重要。其次，我之前所述“成功交易者普遍具有的信念”，这两个人也同样具有。最后，这两个交易者对于他们生活的目标以及作为交易者应有的目标都非常清楚。他们相信，自己只是市场众多参与者中的一员，是“金融市场巨大版图”中的一部分，因此要顺应市场的趋势。

下面来讲两个人的不同点。机械交易者各方面的逻辑性都非常强。通过他的设想，在他的大脑中构建了形象的模型。他的语言和思路都非常精确严谨。他对“怎样成功交易”会有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他对“经济怎样运行”也会有自己的设想和看法，他会把上述想法和设想都融入主观的模型，并且可能是这种模型的重点所在。但他认为，这样的模型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他必须将其转变为计算机的算法，而且计算机化的模型要与他的思路、他的主观模型匹配相符，只到这时才算满足他的要求。基于这种看法，他将他的主观模型计算机化，并且他会不断修改主观建立的模型和计算机所产生的模型，直到两者完全匹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直到他们看上去都正确、恰当”。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和艰辛，我认为在此期间会对他的日常交易决策造成妨碍，我想他可能会赞同我这种看法，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漫长艰辛的过程对他有益，会有帮助。当他的主观模型和计算机化的模型完全匹配后，他就几乎可以从交易决策中脱身，因为那时所有的交易决策都可以让电脑来代劳，即完全依据计算机化的交易系统进行交易。此时交易决策对他而言，就轻松简单了。

直觉交易者正好与此相反。市场是怎样运行的，直觉交易者有自己的想法，他根据这一想法建立主观的模型，他不是根据“怎样成功交易”来构建这一模型。另外，他认为市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与“建立计算机的算法，将模型计算机化，从而对主观模型进行检测”相比，跟上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市场将会怎样，他会有所预期，他根据自己的预期进行交易。这种预期就是可视的交易信号，我认为，他可能将这种可视的交易信号转化为交易的感觉。这种交易的感觉实际上就是思考问题的一种模型，但是这种模型难以计算机化或者难以向外界表达，无法形成交流。因此直觉交易者认为，将交易系统计算机化是在浪费时间。请记住，直觉交易者重点关注的是，对“市场是怎样运行的”进行解读，而不是“怎样进行交易”，并且他认为市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他到底是怎样交易的，他很难向别人讲清。他只是用“直觉”一词来概括自己的交易方法。同时，他做日常的交易决策很简单，只要凭自己的交易直觉即可。截然不同的是，机械交易者一定要把自己主观的东西计算机化，通过电脑里的交易系统进行验证，然后才不会担心。

你在心理咨询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只有两大问题很难解决。第一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对交易的投入没有达到全力以赴、尽心尽力的程度。除非人们为成为优秀的交易者，愿意付出一切，竭尽所能，否则我提出的建议，要他们去做的事，他们是不会去做的。没有全力以赴的交易者，我一般不会提供服务，所以这样的人，我不会碰到许多。但偶尔也会碰到，比如在免费的公益服务中或是降低服务门槛的咨询中，我也会碰到具有这类问题的客户。之前我讲过的，那个想始终做小男孩的中年男人就是其中一例，那人进行交易就是为了力图保持小男孩的生活方式，这是很经典的例子。去见这种没有尽心尽力的交易者，为他们提供服务，对我而言就是一种错误，这类错误，我不会犯得过于频繁。

第二种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交易出错，交易者找不出自身的问题。这样的人会继续重复犯错，因为他们永远找不到出错的根源，不会从内因去总结错误教训。和前面那种人一样，这样的人，我通常不会去见，不会提供咨询服务。如果人们跑来找我，他们一定是意识到自己身上有毛病和问题。虽然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推卸责任、把问题归咎于外因的毛病，即便我的客户也不例外，但是如果你认为交易出错，自己没有任何责任和问题，那就不必来找我了。

在所有跑来找我咨询的人当中，最难治好的就是冲动型的赌徒。他们通常是渴望乞求市场的表现能如他们所愿。不到亏损累累、债台高筑的地步，他们一定不想得到我的帮助。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去找我也不知姓名的赌场高人或到当地某些机构寻求帮助。然而，在我的客户中有一位冲动型的交易者，现在他已加入我的“超级交易员”项目。在我的引导下，他交易时的冲动全部转化为自我提升的动力。

我相信，纠正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一定能取得交易的成功。例如，教一个班级的人学习交易，有一种教法是在第一个学期教基本的交易准则，在第二个学期传授简单的交易系统，在剩下的学期里，你可以帮他们解决系统交易中所存在的问题。这个班的教学效果可能会很好。而同样是这个班级，你换另一种教法：先教他们基本的交易准则，接着教系统交易所需的信念、心理状态和心理策略，最后你再传授交易系统。第二种教法比第一种教法要更为有效，对此我愿意打赌。至少我是以第二种教法来指导我的教学。

请你谈谈“超级交易员”项目的起源、所用方法和发展的方向。

这个项目的开始可以追溯到某一年的圣诞夜，那天晚上某位交易者打电话告诉我，由于我为他进行了交易心理的咨询和训练，使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赚了65万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我为他提供的咨询和训练才刚刚起步。我对这事想得越多，浮现出来的问题也就越多，比如“如果我们把心理训练继续下去，进行到底，直至极限，那么这位交易员将会怎样？以他的能力能实现多大的成就？”所以建立“超级交易员”项目的想法就此产生。我马上给这位交易者打电话，提出了我的想法。他听后当然是举双手赞成。

我的客户中，现在大概有四个人已成功晋级，具备加入“超级交易员”项目的资格。我为他们继续提供心理训练和开展相关培训，培训的时间通常是半年。这一项目的宗旨是要让他们的交易绩效达到极限，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许多人对此还未做好准备，还无法加入这个项目，但我的许多客户都已做好准备，具有相应的资质，所以有足够的人来参加这个项目。估计在今后三四年里，大约会有50个顶尖交易者参与这个项目，我会与他们并肩合作，持续合作！那时究竟会有多少人参加，现在谁也不知道。顺便提一句，我发现我最好的一些客户，现在也建立了出色的模型，用以研究、学习顶尖交易者。

有时我做的梦与市场即将选择的方向有关。虽然这类梦很少做，但其准确率却高。这种情况非同寻常吗？

我想这是寻常的现象，因为一直有人告诉我类似情况，特别是顶尖交易员。例如，之前我们谈到过两位顶级交易者，一位是机械交易者，另一位是直觉交易者，他们都梦到过市场的走向，而且这些梦准确得惊人。但大多数交易者会说，这类梦发生的频率不够高，要想经常根据梦中所得来进行交易是做不到的。其实这种现象发生的频率要高于一般人所想的频率，它会以象征的形式出现，而一般人没有解析梦境的能力，所以没把这些梦也算进去。但大多数人怕麻烦，不愿解析自己的梦，所以他们会错失梦中象征性事物的预示。然而我必须承认，虽然对这方面的内容很感兴趣，但我没有做过非常广泛的调查和研究。

据我所知，有许多天才式的人物，他们的创造力和灵感就是来自梦中。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宣称自己并不会写歌，他写的歌都是梦中得来，自发而成。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说Yesterday这首歌在诞生之前，他在梦中就已听过。实质上，相对论是爱因斯坦梦中所得。这类有名的例子，我认为可能还有许多。归根结底，这一现象完全与“直觉”有关。别叫我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我仍然搞不清楚。

你不再从事交易的原因，我猜想是，当你为客户进行交易心理的咨询，如果你同时做交易的话，你怕影响咨询工作的客观性。然而，假如在过去五年里，你通过研究已经掌握成功交易的所有法则，我猜想，这会对你形成诱惑，使你想再次尝试交易。对于再次交易可能引发的矛盾，你会如何应对？你长期的打算和设想是什么？

我不做交易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正如你所言，在为客户服务时我必须保持客观，所以自己不宜同时做交易。如果我同时做交易的话，假设我帮助的某位交易者，他持有的头寸和我持有的头寸正好相反，那么我在为他提供服务时可能不会非常客观，会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同样重要，这个原因就是，我对现在所做的事已全身心地投入，无暇再做交易。我爱帮助他人，我爱著书立说，我爱大发议论，等等。我现在所做的事，我都乐在其中。我现在每周工作60个小时。如果我想重新投身交易，我在交易上必须投入的时间和我现在工作所用的时间几乎不相上下，至少在重新交易的起步阶段是这样的，显然两者不可兼得。我爱做什么事，我自己已经知道，为什么我要选择重做交易，而放弃我自己爱做的事？从大多数运动项目的历史来看，既当教练又兼做运动员的人，往往既当不好教练，又当不好运动员。

你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对做交易也是全情投入”，只有这样才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实际上我发现，帮助他人成功的事我做得越多，投入越深，我对自己做交易的兴趣越淡。现在我是在投资我自己以及投资我的企业和生意。我不断努力付出以此来提高自身的技能和知识，这方面的付出是有回报的。我为何要让这方面的付出因我重做交易而减少？或许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我会决定，一切我能够做的事，我都要做。或者到那时，我现在所做的事会发生改变，我可能会改做别的事，或者到那时我想暂时休息一下。从现在算起三到四年间，我希望能有50名或更多的顶尖交易者与我并肩同行，加入我的“超级交易员”项目。如果届时能如我所愿，我也会重新投身交易。但就不久的将来（比三四年要短很多）而言，这一目标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因此在此期间我也不会重做交易。

[1] 1英寸≈0.025米。——译者注

[2] 1英尺≈0.305米。——译者注

第二十章　个人的一段交易经历

当书中采访进行的过程中，我开始认识到，我在整个访谈项目上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寻求自我发现”。虽然多年来，我都是盈利的交易者（分别两次将很小的初始本金做到很大），但对于我自己的交易，我怀有一定的挫败感。我对于市场和交易有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而且我也多次正确把握和参与了大行情，就以上两点而言，我认为目前我所取得的成功，其高度还远未达到我应该达到的高度。

有一次我为本书的采访而旅行在外。某天晚上我接受了范·撒普博士的采访，这次采访是范·撒普博士提出的，他问我答。其间我们详尽谈及了我的交易。而恰在接下来的一个晚上，我又和敏锐过人的艾迪·塞柯塔进行了交谈，其间我俩对于我的交易也做了深入探讨。这前后相连的两次交谈，使我认识并关注我在交易上存在的缺点，正是由于这些缺点，使我无法真正发挥我自认为具有的交易潜能，使我无法达到应有的成功高度。

通过自我反省，我逐步认识到，我最大的交易错误之一就是，我可以正确把握和参与大行情，但我无法充分利用行情，无法赚足行情。每次我一开始的建仓规模相较我所认为的大行情而言，建仓规模实在太小，能赚大钱的大行情却没有下重注。错上加错的是，我会很快地了结利润，赚了一点就走。通常，行情才起步，价格才动了一点，我就获利了结，希望在价格发生回撤时再次进场建仓，但问题是，其后的价格回撤并未达到我预设的再次进场建仓的价位，所以我错过再次建仓的机会，眼睁睁地看着行情轰轰烈烈地继续展开，而我只能在场外空仓观望。我发誓这种情况绝不会在我身上再度发生，我会全力以赴，紧跟市场，尽量赚足行情，实现交易利润的最大化。

发挥我交易潜能、赚足行情的机会不必等很久。两周后（从与艾迪·塞柯塔交谈的那晚算起），我乘飞机去芝加哥，打算做其他一些访谈。在飞机上，我回想前一晚查看的价格走势图。我回想起看完走势图时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贵金属期货的价格即将上涨，虽然外汇市场已显露进一步下跌的形态。就在那一刻，我对此时我应该进行怎样的交易已了然于胸、一清二楚。根据我的预期，我可以同时进行两种交易，即做多某种贵金属期货和做空某种外汇期货，这种交易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因为贵金属期货市场的价格和外汇期货市场的价格通常是同方向运行的，建立一多一空的头寸和完全在贵金属期货上建立多头头寸相比，前者的风险较小，可以相互对冲。于是在机上我一有空就抓紧思考，在脑中记下和产生了这次交易将要用到的走势图。

第二天早上，我已下了飞机，找来报价用的机器，它可以生成价格走势图。我坐下来看着走势图，仔细评估不同交易品种间的价格关系。首先，我看的是三种贵金属期货，即白银期货、黄金期货和铂金期货的价格关系，通过比较分析，我决定把白银期货作为我做多贵金属期货的首选，因为它的走势最强，最适合做多。接着我分析各币种间的价格关系，我觉得瑞士法郎的走势看起来最弱，是做空外汇期货的首选。做出这两个决定后，我把白银期货的价格走势图和瑞士法郎的价格走势图放在一起，比较两者在不同时间段里的价格比率。我所选时间段的范围，最长是十年，最短是一个月。

通过上述分析让我得出如下结论：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的价格比率可能即将上升，并且上升可能将持续数年。虽然那时我并不打算立刻进行这笔交易，因为当时我正在旅途之中，使我无法关注市场的走势，但这次交易机会对我的吸引力十分巨大，可谓机不可失，所以我至少要建立底仓。为正确操作，这种根据两个交易品种的价格比率进行的交易，要求所建两个头寸的美元金额相等，两者建仓方向相反。我按照当时的市场报价迅速进行计算，计算后得出：做多三张白银期货合约所用的美元金额和做空一张瑞士法郎期货合约所用的美元金额大致相等。

接着我查看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价格比率的短期走势图，令我失望的是，从我选定交易品种的那个早上算起，两者的价格比率已朝我预期的方向大幅运动。在我选定交易品种的那个早上，如果在那天开盘时就进场建仓，当时的建仓价格对我非常非常的有利。其后在我力图决定该如何动手交易的时候，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的价格比率继续不断地走高，这意味着我再进场建仓会有一定的风险。我考虑后决定立刻进场建仓，以防错失交易良机的可能。我立刻打电话，下达交易订单，建立了规模最小的头寸，即做多三张白银期货合约以及做空一张瑞士法郎期货合约。在我下达交易订单后不久，两者的价格比率似乎已经见顶，并且开始转升为降。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的价格比率进一步下降。这样的结果表明：从我最初产生交易想法算起，我进场建仓的时点可能是最糟糕的建仓时机。然而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的价格比率很快恢复了上升，数天以后，我账面盈利已经颇丰。

就在那时，我想到了我最近才意识到的问题，即我在历次大行情中都无法赚足利润。所以我决定持仓不动，做到持盈，并且在两者价格比率发生回撤时，选择合适的位置进场加仓，将持有的头寸规模翻倍。大约一周后，这种上升途中的修正、回撤到来了，于是我按照我的交易计划进场加仓。事后表明，我这次加仓的择时非常精准，我加仓后，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的价格比率又重新上升，该笔交易又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而此时我的持仓规模已是我最初建仓规模的两倍。那时我已持有六张白银期货合约的多单以及两张瑞士法郎期货合约的空单，鉴于我账户的资金规模（那时我交易账户的资金大约有70000美元），这个持仓量已是我通常持仓量的两倍。我纠正前述交易弊病（即无法做到持盈等）的努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在接下来的两周里，这笔交易继续朝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在建仓的当月，我交易账户的盈利就超过了30%。

现在（指账面盈利超过30%后）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我新近取得的认识提示我，叫我长期持有，赚足行情；另一方面，我旧有的交易法则中有一条，那就是“如果你运气够好，在短期内迅速赚得暴利，那么你就要兑现利润，因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你兑现离场后会有再度进场的良机，再度进场的价位对你会相当有利”。当白银期货/瑞士法郎期货的价格比率开始下降的时候，第二条交易法则，也就是我原有的那条交易法则就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

我粗略看了一下价格走势图，根据价格形态的提示，我至少要兑现部分利润，这才是审慎稳妥的做法。我应该做更多的分析、研究，然后再做出交易的决策。然而当时我承担了新的工作，同时又要写作本书，使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其他方面的事（包括交易在内）。在交易决策前没有做必要的分析、研究，我就匆忙做出继续持仓不动的决断。

其后该笔交易迅速朝不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我快速回吐利润，之前的账面盈利大部分都被擦去。

虽然一周以前，我经过理性思考，认为即便发生利润的回吐，以我那时账面丰厚的盈利足以让我高枕无忧，但现在利润真的回吐了，盈利真被擦去了，我发现我理性思考所得出的判断是错误的，我无法承受利润的回吐，而且感到不安和忧虑。我突然担心我所有的账面盈利都会被擦掉，担忧这笔交易可能就此由盈转亏。到底是清仓离场还是按照最初的计划继续持有，那时我已全无主张。

就在我无法决断、左右为难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与我的一位朋友在梦中交谈。我这位朋友是软件的研发者，专门开发期货和期权的行情分析软件，但他不是一个交易者，自己并不做交易。但在我的梦里，他已做起了交易。在梦里，我们畅谈各类交易问题，同时也谈到我在白银期货和瑞士法郎期货上已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在梦中，我这位朋友对我的困境发出这样的评论：“每个人都能从交易市场中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听后回应道：“你这话好像是艾迪·塞柯塔说的。”他讲出那句话令我感到有点奇怪，因为据我所知，他根本不认识塞柯塔。更令我惊奇的是，他听后回答我说：“我已经和艾迪·塞柯塔交谈过片刻了，谈过之后我就一直交易盈利。”

在他面前放着一张表格，其中有一列是记载、显示每月月底交易账户净资产的。我粗略看了一下表格，惊奇地看到该列最后一个数字超过了1800万美元。我不由大声叫道：“伯特（这位朋友的名字），你在交易市场已经赚到1800万美元了！我希望你能做规划，取出几百万美元，放到银行或其他安全的地方。”他回答我说：“不，我要把所有的钱都用于交易。”我接着说：“但是你这样做未免太疯狂了，应该取出300万或400万美元，这样无论发生什么不测，你都能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处于领先的地位。”他回答我说：“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只要我每天在交易方面做好自己的功课，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他的回答不仅含蓄，而且相当一针见血：在交易方面，我确实没有每天都勤勉地做好自己的功课。他的观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十分清楚：如果在交易方面，我每天都能做好自己的功课，那么对于他不从账户盈利中取出几百万美元的做法，我就能明白，不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因为如果我像他一样，每天做好交易方面的功课，那么我就能相信他不会回吐全部利润，无须取出部分盈利。

接着他对我说：“你说每天做交易方面的分析、研究，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你忙于新的工作和写作你的新书，从而无暇顾及交易及其他方面的事，那么我这里给你算一笔账。”接着他开始估算我所写新书的印数、销量，以及每卖出一本书我可以得到的版税以及稿费收入，接着又算出我写作此书总共花费的时间。他把黄色的便条本作为草稿纸，在上面快速进行各种计算。他用我写书所得的总收入除以我写书总共花费的时间，最后得出我写书每小时的收入是18.50美元。接着他对我说：“看吧，这就是你写书能赚到的钱。”他的话外之音是我太愚蠢了，为了区区这点写书的收入，而占用交易方面的时间，损害价值数万美元的交易（实际上，估算所得的每小时18.50美元的写书收入可能也是严重高估的，但你们要记得，这是梦里发生的事，所以和实际当然会有偏差）。

在做这个梦之前，我正好在编辑马丁·舒华兹访谈中他每天勤奋做好交易功课的部分，这绝非巧合。通过这个梦，我意识到，在交易上没有捷径可走。如果你想成为优秀的交易者，你每天必须做好交易方面的功课。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做交易方面的功课，那么你必须设法挤出时间来。如果偏离每天做好交易功课的正道，不能自觉做到每天研究、分析市场，那么后果将极为严重，不仅盈利的机会可能丧失，而且还可能遭受交易的亏损。我潜意识所传达的信息，即我所梦到的事，似乎是对我的当头棒喝：如果你打算严肃、认真地对待交易，那么你必须重新安排你的时间，在交易方面要优先分配时间。

第二十一章　后记：梦与交易

梦与交易的关系，这是引人入胜、令人着迷的课题。各位读者可以查看塞柯塔和撒普在访谈中的相关评述。还有一次访谈，也明显谈及梦与交易的关系。后来受访的那位交易者收回原来准许使用访谈内容的许可，不允许本书收录该次访谈。对他的决定，我有些迷惑不解，因为原来对他访谈的那章充满溢美赞颂之词。我问他：“你发现书中有什么冒犯、不妥的地方，从而让你彻底取消原来的使用许可？”他回答说：“绝对没有什么冒犯、不妥的内容，实际上你的访谈内容让人们觉得我几乎是一个大好人。”我后来才知道，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其中有涉及该交易者的内容，他由此惹来麻烦，受到打扰，所以这位交易者下定决心，坚决反对自己再次出现在任何书中（我这本书也不例外）。即便我提出以匿名的方式收录访谈内容，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然而对于该次访谈涉及“梦与交易”的部分，我设法让他同意我使用，最终我得到了他的许可（相关的访谈内容如下，其中涉及的人名已做更改）。

那是在1980年，当时玉米期货的价格已达到历史高点，我当时持有的多头头寸已达到持仓限额。接下来我在某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自言自语，我问自己：“杰瑞，玉米期货市场将涨到哪里？”接着我自己回答道：“会涨到4.15美元。”我又问：“现在玉米期货的价格是多少？”我回答说：“4.07美元。”最后我又问自己：“为了剩下的8美分，你竟然达到最大持仓量，去承担所有的风险？你发疯了吗？”就在那一刻我醒了过来，立刻清醒了起来。我知道第二天一开盘，对于我玉米期货上的头寸，必须尽快全部清仓。

第二天早上，市场略微高开，于是我开始做空，冲销持有的多头头寸。市场每上涨一点，我就将做空的力度加大一点。接着市场又涨得更多。当时有那么一刻（我产生了后悔的心理），我认为我的场内经纪人不会或延迟执行我的交易订单，但实际上我的场内经纪人已经全部并且及时执行了我的交易订单。

总之，几分钟后，我已全部清光了仓位。此时电话铃响了起来，打来电话的是我的朋友卡尔，他也是一位优秀的交易者，并且他也在做多玉米期货。他在电话里问：“杰瑞，你全面做空玉米期货了？”我告诉他：“是的，我的多头头寸刚才全部平仓了。”他听后大吼道：“你要干什么啊？”我问他：“卡尔，玉米期货能涨到哪里？”他回答说：“大概会涨到4.15~4.20美元。”我接着问他：“现在玉米期货的价格是多少？”我刚问完就立刻听到挂断电话的嘟嘟声。卡尔听完我的话已猛然醒悟，不想浪费时间来说再见，就立刻挂断电话，赶紧清仓离场去了。

那你清仓的价位是玉米期货市场的头部吗？

我清仓后价格又上涨了一些，在其后的某日才见顶，但我清仓的价格与其后的最高价基本接近。一旦价格开始下跌，我就不用急着减仓了，因为我已先行空仓了。

这位交易者对于他梦境的陈述，我认为特别使我着迷，因为我偶尔也有类似的经历。通常情况下，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发现当你对交易（比如进场或出场）想得太多、感想太深时，你晚上就可能会做与交易有关的梦，而梦中得到的信息应该要留意，可以加以分析和利用。当然，和其他方法、策略一样，这种方法并不是一直有效，但我认为，如果能正确、合理地运用这种方法，那么将能提高你的赢面。

按照我的解释，梦是潜意识的表现形式，有时我们对于真实、正确的市场分析会无法接受，刻意回避，会产生心理上的障碍，而通过梦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这种心理障碍。例如我看多市场，但尚未进场做多，此时我应该理性地考虑到，等到价格回撤时再进场建仓比马上追高建仓要审慎、安全，即使对市场进行切实评估后，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价格回撤并不太可能发生，价格会继续上涨”，也要保持理性的思考，而不能追高建仓。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价格已处高位，我才想到进场建仓，这表明我的表现是不合格的，因为我并没有及早做多，抢占先机。承认这一点是令我郁闷、堵心的，这时我会产生心理上的障碍，不愿进行理性的思考，从而导致冲动追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能梦到市场将转涨为跌，那么这就是潜意识在发挥作用，它通过梦的形式让我破除心理上的障碍，从而能够理性地思考，不会盲目追高做多。

最后的话

交易制胜并不存在所谓的“圣杯”（Holy Grail）。本书中的“金融怪杰”所采用的方法包罗万象，既有纯技术分析的方法，也有纯基本面分析的方法，另外还有介乎两者之间的所有方法。他们持仓的时间短到数分钟，长到几年。虽然这些交易者的交易风格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但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具体如下所示。

1.所有受访者都有成为成功交易者的强烈欲望和内在驱动力。他们中的许多人为实现这一目标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

2.对于长期持续地盈利，这些受访者都充满自信。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自己的交易作为自有资金最好和最安全的投资方式。

3.每一个受访的交易者都找到了适用于自己的一套方法，并且能坚持使用。“纪律”是他们提及频率最高的词，这个词对他们而言最为重要。

4.这些顶尖交易者对待交易极为认真、严肃。除去睡眠时间，大多数顶尖交易者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分析市场和制定交易策略。

5.“严格的风险控制”是所有受访者的交易策略中最关键的要素。

6.采用的交易方法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数受访者都强调耐心等待交易机会的重要性。

7.交易时必须保持独立，不随波逐流，这也是受访者常常强调的一点。

8.所有顶尖交易者都懂得“损失就是交易游戏的一部分”。

9.所有受访者都热爱他们所从事的交易事业。

22年后的观点

时光飞逝，距离《金融怪杰》一书的首次出版已过去了22年。在此期间我对金融市场和交易的观点有何改变？或者说我当初的观点是否已全然改变？碰巧此书重版的时候，我正在采访新的一组金融怪杰，并把采访的内容编成新的一本书。我刻意避免采用“新一代金融怪杰”的字样，因为我当初在做《金融怪杰》的采访时，新的一组金融怪杰中有些人在读研究生，而另一些人的年龄要比本书中任何采访对象的年龄都要大。

我正在写作一本新书（即《对冲基金奇才》），新书草稿中有一章是对采访内容的小结，我汇集这些内容，改写之后作为我的交易观点放入本章。本章是再版时新增的一章。本章中的内容都是我深思熟虑后的产物，代表我对市场真谛和成功交易的最新观点。我建议读者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将本章所总结的经验、观点和本书其他各章的内容做一个比较，你们会发现：虽然22年间科学技术、全球经济、政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总结得出的观点却几乎没变，如出一辙。为避免先入为主，为让我当前的观点不受过去观点的影响，在写本章内容时，我刻意不去重读最初写的《金融怪杰》一书。对于我分属不同时期、同属某一交易课题的观点，是否能够一致相符，我猜想应该是能够的，之所以这样猜想不是因为我是非常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人，虽然我可能是这样的人（“你所说的可能，是什么意思啊？”我听到我妻子说），而是因为市场的真谛是永恒的，是没有时限的。交易市场是人性的反映。我相信，因为人性和人的情绪反应是亘古不变的，所以当初《金融怪杰》出版时适用的交易准则也能适用于22年后的今天。这些交易准则一个世纪前就像今天这样，从今天算起，一个世纪后这些交易准则依然如此，不会改变。

1.好的交易和坏的交易 [1]

交易者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即根据交易的结果来判定交易决策的对错。如果我和你打赌，掷硬币猜正反，我愿意一赔二，如果你下注参与，可能会输掉，但对你而言，下注的决策仍然是正确的，因为从长期平均来看，你不断下注，反复参与，这样的赌局对你而言是极为有利的。同样的道理，一笔亏损的交易，其交易决策可能是正确的。一笔亏损的交易，如果其交易决策是正确的，遵循的是有利可图的交易策略，那么该笔交易虽然亏损，但对你而言，仍然是一笔好的交易，因为依照该笔交易的决策，反复操作，从长期的平均结果来看，你将是盈利的。对于单笔交易而言，不管盈亏的概率是多少，风险回报比是多少，交易者都无法事先预知盈亏的结果。有一部分好的交易是会亏钱的，交易者对此必须接受，必须坚持正确的决策，坚持做这样的交易，因为从长期的平均结果来看将会盈利。只要有利可图的交易策略按计划长期执行，单笔交易的亏损并不意味交易决策的错误。

另一方面，一笔盈利的交易，其交易决策可能是错误的、糟糕的。例如，某人如果在2000年1月初做多网络股，然后在2000年2月末清仓，从其交易结果而言，这是一笔盈利的、辉煌的交易。但是在类似情况下，反复不断地做与此相同的交易决策，从长期看必将亏损，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笔交易是坏的交易，是可怕的交易。当时市场刚好是在2000年3月初见顶，但是当时市场提前到1月初见顶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便某笔特定的交易是盈利的，如果该笔交易所依据的交易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在类似情况下，反复不断地采用这一交易决策，最终盈亏相抵后的交易结果必将是极其糟糕的。

交易是与概率有关的博弈。任何一种交易策略，无论其有效性怎样，在一部分时间里总会出错，总会导致交易的亏损，不会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盈利或亏损的交易”和“好的或坏的交易”，交易者通常会混淆两者的概念。好的交易，即交易决策正确的交易，也可能亏钱：而坏的交易，即交易决策错误的交易，也可能赚钱。好的交易，其过程和其遵循的交易决策是能够盈利的（在某一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虽然在任意单笔交易中可能亏钱，但重复不断操作，终将盈利；坏的交易，其过程和其遵循的交易决策是会亏钱的，虽然在任意单笔交易中可能盈利，但重复不断操作，终将亏损。比如，你玩老虎机，即便赢了一次，但这仍是坏的赌局、是对你不利的赌局，如果你不断玩下去，输钱的概率会很高。

2.执行和决策同样重要

在交易中正确研判市场的方向，这只是成功交易的一部分，正确的执行才是关键。我最近采访了一位金融怪杰，他认为“如何执行交易观点”比“交易观点本身”还要重要。他执行交易观点时所采用的方法是，寻找回报风险比最佳的时点动手交易，如果交易时点判断出错，就进行止损。例如，当纳斯达克指数在2000年3月见顶并向下突破后，这位金融怪杰完全确信市场泡沫已经破裂。然而他并未考虑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建立空头头寸，即便他认为市场已构筑重要的顶部，市场泡沫在这个顶部也开始破裂。他不做空的原因是，他准确认识到，在当时市场上做空是不可靠的，是充满危险的，而事实确实如他所料。虽然纳斯达克市场最终继续大幅下跌，但在2000年的夏天，纳斯达克指数的反弹幅度接近40%。这一反弹幅度足以让市场上的做空者止损平仓，认输离场。这位交易者又做出如下的推断：纳斯达克指数见顶，市场泡沫破裂意味着大多数资产的价格相较过去泡沫膨胀时期的价格水平会出现缩水，从而引发经济的下行，经济下行会促发降息，利率下降则债券价格上涨。因此同样是看空纳斯达克市场的观点，做多债券要比直接在纳斯达克市场做空更为合适、更为安全。其后债券市场果然相当平稳、顺畅地上涨，很适合做多。而与此相对的是，纳斯达克市场的下跌非常曲折多变，可谓一波三折，做空非常不易。

3.你对市场的研判虽然正确，但未必能赚到钱

我最近采访的一位交易者，他谈话中有一点看法极具远见卓识，那就是许多交易者亏损累累并非由于他们交易时对市场的研判有误，而是由于他们对市场的研判虽然正确，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出现了错误，没有把交易做好。交易者对市场的研判正确，但却在建仓、加仓、清仓等具体操作环节出错，导致整个交易的失败，从而无法通过正确的市场研判来盈利，这是交易者中相当常见的情况。要想取得交易的成功，光是研判的正确是不够的，你必须确保在研判正确的情况下能通过正确的操作来赚到钱。正确的操作常常令你感觉不佳，不合心意。例如，你想做多，当市场价格在上涨途中发生回撤后，你再进场做多，总是更令你称心满意，但有时市场的走势非常强劲，价格一路上涨，那么你就绝对不会有价格回调时再做多的机会。有一个具体的例子，2009年股市见底后回升，有些交易者想等市场显著回调，明显回拉时再进场买入股票，结果市场没有显著回调，这些人将由此错过接下来两年里完整的一轮牛市。

当交易者对市场的研判正确，他们怎样操作才能确保赚钱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具体情况，或许正确的答案不止一个。举一个例子，假定你看多市场，但是在市场回调时做多才能合你心意，追涨做多你会感觉不适。那么想等价格回撤，在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位置进场做多，就会承担踏空整个上涨行情的风险，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先不等回调，以当前市场价格建立部分头寸。如果其后市场确实发生回调，那么再在低于当前市场价格的位置逐步加仓，直到加到满仓为止；如果其后市场继续一路上扬，没有发生回调，那么至少你已建立的部分头寸可以获利。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是，你可以在价格盘整区间进场做多，并且同时使用保护性止损点，将该止损点设在盘整区域下方具有意义的价位。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这里的要点是，当交易者对市场研判正确时，可能因为交易操作有误而错失盈利的机会，要降低这种错失的可能，交易者需要事先规划进场和出场的策略。

4.有时候你需要离场观望

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曾说过，“音符间的空白造就了音乐”。与此相类似，投资或交易时也要有休息、观望的时候，这点对于投资或交易的成功至关重要。我最近采访过一位基金经理，他基本上是以做多为主的股票投资者。在大盘指数基本原地踏步的12年里，该基金经理的累积总收益率（cumulative gross returns）超过800%。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当然，超强的选股能力是他取得优异业绩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只是一部分的答案。另一部分的答案是，当市场环境不利于做多，处于熊市的时候，他就不投资股票，基本以持币为主。这位基金经理不在错误的时刻参与市场的交易，即不在空头市场买入和持有股票，因此12年里两次大熊市的巨大跌幅，大部分他都成功避开了。有时候，要取得投资或交易的成功，置身场外、离场观望和留在场内进行投资或交易一样的重要。有一条至关重要的经验：如果市场没有合适的交易机会，就不要参与市场的交易，要在场外等待观望，这点很重要。

由此可以做出如下推导：这种置身场外、保持观望的能力对于投资或交易的成功至关重要，具有这种能力需要的是耐心，所以耐心对于投资或交易的成功至关重要。如果市场的情况对于你的交易方法不利或者交易机会匮乏、不够理想，此时你需要置身场外，耐心等待。

5.风险控制是理所当然的事

许多金融怪杰都认为，风险控制甚至比交易方法还要重要。我最近采访的一位基金经理在风险控制上做到了极致：在每笔交易中，如果相较进场建仓的成本，亏损达到0.1%，他就立刻采取控制风险的措施，进行止损。一旦某笔交易账面是盈利的，他会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相应放宽止损的标准，允许承担较大的风险。采用这种方法基本可以确保每笔新建仓的头寸可能遭受的亏损相当有限。当持仓头寸已账面盈利，并且继续持仓能赚取更为巨大的利润时，他才愿冒月度业绩遭遇严重亏损的风险，放宽止损的标准。虽然对于大多数交易者而言，采用0.1%的止损标准可能过于极端（甚至并不可取），但是这种“对于新建仓的头寸在离建仓价位较近的地方设置止损点，而当账面盈利后逐步放宽止损标准”的方法，总体而言是一种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对于许多交易者都是有效和适用的。

你打算控制风险，进行止损，但有时你刚清空亏损头寸，市场就发生转向，价格开始朝有利于原有头寸的方向运动。对于这种情况，你必须习以为常。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形是进行有效风险管理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要保持账户净资产不会遭受巨大亏损，最多适度下滑，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有时你刚清空亏损的头寸，市场就马上戏剧性地反转，价格开始朝有利于原有头寸的方向运动。

6.交易规模比进场点更为重要

交易者基本上只关注进场建仓的位置。实际上，进场建仓的规模通常比建仓的价位更为重要。其中的原因在于，如果交易者建仓规模过大，一旦市场价格向不利于建仓头寸的方向运动，即便这种价格运动并不具有指导意义（可能是受市场情绪影响，并不表明交易者的研判有误），但由于仓位过重，交易者很可能无力承受，从而止损出场，放弃决策正确的好交易。交易者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任由自己的贪婪影响自己的决策，建仓的头寸规模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他们会这么想，为什么建仓的头寸规模只占总仓位的5%，如果扩大到总仓位的10%，那么我赚到的利润就能翻倍。但问题在于，你也有亏损的可能，你建仓的头寸规模越大，其后你的交易决策就越容易受恐惧的驱使，使你不再基于交易研判和交易经验来做决策。仓位越重，产生这种错误和危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为使你的交易决策免受内心恐惧的影响，你必须保持足够小的交易规模。

交易规模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好的交易会因糟糕的运气而产生差错，从而导致亏损。有时不可预见的事情能够毁掉好的交易。顾名思义，不可预见的事情是无法事先回避的，所以不可预见的事情所导致的交易亏损是交易者无法回避的。但是交易者所能做到的是，对于出乎意料、不可预见的不利事件对交易造成的损害，可以通过头寸规模的管理来加以控制，即降低头寸规模，可以减少这种损害。

上面所讲集中在交易规模过大的危害，但交易规模也可能过小，过小也是有害处的。这些金融怪杰有一个特点：当他们察觉有很好的交易机会时（比如交易的胜算高，相较承担的风险，该交易可能得到的回报高，即交易的回报/风险比高），此时他们敢于重仓出击，其建立的头寸规模会大于通常所建的头寸规模。

7.不力求百分之百的正确

市场价格朝不利于持仓头寸的方向运动，是交易者经常遇到的困境。你深知不控制风险，不及时止损的风险，但你对自己的持仓头寸和交易研判也充满信心，担心止损认输后，市场马上发生转向。此时你进退维谷，难以抉择。你应当认识到，你不必做非有即无、全进全出的交易决策，你可以清掉部分头寸，不必全留，也不必全清。对部分头寸进行止损要比全部清仓止损容易，它让交易者对风险采取行动，而不是坐等拖延。如果部分清仓后，市场价格继续朝不利于持仓头寸的方向运动，那么你重复同样的操作，继续逐步清仓。

为什么许多交易者抗拒“部分清仓”的方法？因为这些交易者认为“部分清仓”的做法使自己陷入必错无疑的境地：如果市场发生反转，则自己清掉部分头寸的做法就是错的，而如果市场继续保持原来的方向，则自己还留下部分头寸的做法就是错的。许多交易者想一直保持完全的正确，所以他们排斥、拒绝“部分清仓”的方法。是立刻止损离场，清空亏损头寸，还是咬紧牙关，继续持仓，挺过难关，当你下次面对这样的两难选择时，切记你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部分清仓”。

8.围绕持仓头寸反复进行加、减仓交易

许多金融怪杰对于单笔交易建仓后采取动态调整的方法，而不是采取静止不动的方法，即不是采用“一次性建仓，然后保持不变，直到一次性全部清仓”。他们会根据市场的动态来调整所建头寸的规模，比如当价格运动有利于持仓头寸时，他们会了结部分头寸，兑现部分账面利润，然后等价格回调时，他们再回补清掉的头寸。围绕持仓头寸反复进行加仓和减仓，可以提高交易的绩效，并且更加容易做到持盈。有个简单的例子，假定你在50美元做多某只股票，对于该股，你的长期目标位是76美元，预计近期在62美元附近存在压力。基于这些推测和假设，你可以在股价上涨到61~63美元的区域对多头头寸进行减磅，等到股价回调时再回补清掉的头寸，重新加回到最初的仓位。这种方法可能存在的缺陷是，价格没有回调或价格回调没有达到再次进场回补的价位，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部分踏空，最终盈利头寸的规模就会小一点，所赚的利润也就会少一点。但这种方法积极有利的一面是，如果能够再次进场回补，那么清掉的头寸就能以更有利的价格回补，那么该笔交易的总体盈利就会提高（这部分清掉的头寸相当于做了一次差价），可能更为重要的是，总体盈利的提高相当于持仓成本的降低，所以坚定持有盈利头寸的能力也会得到提高。围绕持仓头寸反复进行交易，这种方法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完全因人而异，取决于交易者个人。这种操作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交易者。那些适于采用这种方法的交易者认为，这种操作方法对他们非常有用。

9.赢家具有灵活性的特征

具有灵活性、保持弹性是成功交易的基本要素，是交易赢家的特征之一。不要固守想法、切勿死抱观点，如果市场价格的走势与你所做的交易假设和预想并不一致，一定要主动认错离场，这点很重要。我最近采访的一位基金经理，他对此有这样的阐述：“真正优秀的交易者也具有瞬间改变想法的能力。他们坚守自己的观点，不随波逐流，而一旦出错或形势有变，他们又能立即改变原有的观点。他们最初会说：“这个市场将继续走高。市场一定能上涨。”改变后他们又会说：“不对哦，这个市场一定会下跌。”如果你做不到这样，那么一旦你持仓头寸被套亏损，你肯定死抱不放，不愿认错离场，最终会亏个精光。

如果研判有误或形势有变，必须改变原有观点，杰出的交易者都具有彻底改变自己观点的灵活性。他们不奢望自己总是正确的；他们能重新评估一切，从而了解原有观点为什么可能是错的。这种灵活改变的能力不仅对交易的操作层面极为重要，而且对整套交易方法也至关重要。

10.遭遇连续亏损后最佳的补救方法

几乎所有的交易者都曾遭遇过连续亏损，在那段时期他们无法踏准市场的节拍，屡战屡败。当你遭遇连续亏损时，你绝不能倍加努力试图挽回败局、扭转形势。当你交易越做越糟时，最好的解决方法通常是全部清仓（或者通过设置止损来保护持仓头寸，设置止损位后就无须进行交易决策，一切按止损位的得失操作），然后停止交易，休息几天或休息更长的时间。清空头寸能使你重新保持客观。如果此时你留在市场，继续交易的话，你将无法保持客观。因为每一次亏损都让你的自信心进一步瓦解，所以连续的亏损能让你产生负面的情绪、消沉的意志和萎靡的精神，此时通过身体上的休息能够消除所有负面、消极的影响。当你经过休息，重新开始交易的时候，你要保持较小的交易规模；直到你重拾信心，你再扩大交易的规模。

11.波动性和风险不是一码事

投资大众将波动性和风险等同起来，混为一谈，这是他们最大的误解之一。这种误解根深蒂固，其错误的原因有多种。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最重要的、最严重的风险不会显示在过去的业绩记录中，因此无法通过波动率来反映风险。例如，某持仓组合是由流动性很差的头寸组成，当市场处于“风险偏好期”时，你持仓组合的波动性低，但一旦市场情绪转变，市场进入“风险厌恶期”，那么该持仓组合的风险会非常巨大。另一方面，有时因为获得快速、巨大的收益，从而使波动性变高，但这种投资或交易的理论风险是有限的。一些金融怪杰寻求高度不对称的策略，即交易中最大的风险是能很好确定和限制的，而且与此同时收益可能的上升空间是非常大的。例如买入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的策略，期权购买者潜在的损失是有限的（仅限于所支付的期权费），而潜在的利润是无限的。有利的不对称交易策略（收益大于风险）实行得越成功，由于获得的盈利大幅增加，从而使波动性也变大，大多数投资者不会把这种高波动性的特征和风险联系在一起或者不会厌恶、排斥这种高波动性的特征。

12.直觉，并无神秘可言

直觉就像罗德尼·丹泽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的交易技能，不用奉若神明，并无神秘可言。通常，人们会把“直觉”和“凭运气猜测”混为一谈。然而事实是，直觉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并且对于许多交易者而言，直觉正是他们交易成功的核心要素。直觉并没有魔幻般的力量，它完全是基于过往经验的、潜意识里的活动。一个具有强烈看多或看空感觉、观点的交易者，他不用知道看多或看空的具体理由，就会在潜意识里把当前市场和过去多头或空头市场的相似处联系起来，形成自己看多或看空的交易直觉。如果你发现自己的直觉正确的时候要多于错误的时候，那么请相信你的直觉。

13.当交易一帆风顺、凡事称心如意时，你要小心谨慎

当你交易一帆风顺，一切都称你心意，符合你的乐观预期时，此时最严重的亏损就会突然接踵而至。为什么最严重的亏损可能尾随最好的交易业绩而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凡事顺心如意、交易得心应手时，交易者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被一时的成功蒙蔽双眼，从而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此时自鸣得意的交易者极有可能认为自己不会犯错，以为交易不会出错，更加不会做好最坏的打算。另一个相关因素是，当你交易业绩最佳时，交易操作顺利的时期，可能也是你敢于重仓持有，敢冒高风险的时候，所以一旦交易出错，亏损势必严重。有这么一条交易格言：无论何时，当你持仓头寸的净值创出新高并保持在新高水平，同时你也按照交易计划在进行交易，但此刻你仍然要防止和戒除骄傲自满，应当如履薄冰，格外谨慎小心。

14.一个推论：当你与整个市场同时陷入恐慌时，此时要考虑离场观望

当市场做抛物线运动，已进入加速下跌阶段时，你与整个市场都陷入恐慌。此时兑现部分利润或全部利润，不失为明智之举，而不要坐等市场反转，因为当市场陷入极度恐慌，此时市场既毫无理性，又表现极端，所以市场的反转会遥遥无期。简而言之，如果市场大幅下跌时，你正持有多头头寸，你会被市场的抛售吓呆，此时可以先落袋为安、离场观望，减仓或全部清仓是个不错的主意。

15.对于你在什么价位进场交易，市场并无所谓，不会因你而改变自身的运行

不要依据自己做多或做空股票及期货合约的价位来做交易的决策。你在什么价位建立头寸，市场并无所谓，市场不会因你而改变自身的运行。具有意义的、你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建仓，仍然置身场外，你会怎样研判市场，你会采取怎样的交易操作？交易者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某笔交易上的研判有误，该笔交易终将以失败离场告终，但仍然心存侥幸，想等市场价格重新回到进场建仓时的价位，然后再清仓离场，也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等到打平保本的时候，我就会清仓离场。”微小的亏损最终酿成巨大的亏损，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把清仓离场和进场价位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打平保本离场那么重要？这和交易者的自尊心有关。如果你能打平保本离场，你就能说：“我没有错。我没有犯错。”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想做到“没有错”正是大多数人在市场中亏钱的原因所在。

16.为何设定每年的盈利目标可能适得其反，有害无益

要避免设定每年的回报目标。交易每年的盈利目标应该根据交易机会的大小来确定，而不是由交易者人为来设定。设定每年的盈利目标、回报预期的害处是，当交易盈利机会特别大的时候，交易者根据预设的盈利目标来交易，其交易的规模就显得太小，面对良机而不愿重拳出击；当交易盈利机会匮乏时，交易者根据预设的盈利目标来交易，其交易的规模又显得太大，为完成盈利目标而盲目、勉强地交易。当盈利机会巨大的时候，预设盈利目标使你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从而扼杀交易赚钱的欲望，丧失重仓交易的良机。而当盈利机会匮乏时，为达到预设盈利目标的底线，你会鼓起勇气勉强去做胜率很低的交易，这样的交易你本不应该去做。如此一来，很容易导致交易的亏损，让你离预设的盈利目标越来越远。

17.通往交易成功之路

通往交易成功之路不止一条，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些金融怪杰所用的交易方法互不相同，各有特色。交易方法不仅是存在差异，而且在我尚在撰写的书中，有一位被访的交易者，他所用的交易方法与其他交易者所用的交易方法相比，除了相同的地方，还有一小部分几近截然相反。渴望成功的交易者必须明白：我们并非寻找破解交易成功之谜的方法，而是要寻找适合自己个性、特点的方法。所有金融怪杰的交易方法对他们自己而言，都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方法都是适合他们个性和特点的。某人之佳肴，或是他人之毒药。任意一个交易者的交易方法，对于其他交易风格迥异、个性特点不同的交易者而言，可能会是极其糟糕的交易方法。

多年以来，我收到许多询问的信件，来信者会问如下这样的问题。

尊敬的施瓦格先生：

我想打听一下，您所认识的金融怪杰中是否有人想招收学徒。我愿意当他的学徒，长时间地为他无偿打工，这样我就能从某位金融怪杰身上学到东西。

这类问题反映出询问者在寻求交易成功的路上已出现方向性的错误。你无法通过复制他人的成功方法来取得交易的成功，因为他人的方法不适合你的个性、特点，想以此来取得交易的成功，成功的机会将非常渺茫。“如何取得交易成功”的答案不在于复制他人的方法，而在于找到你自己的方法。

[1] 本章下面部分改编自《对冲基金奇才》，该书是本书作者当时正在撰写中的著作。

附录A　程序化交易和投资组合保险

程序化交易是这些年来在公众中广为流传的一个话题。这种少有人懂的交易方法遭受如此之多的批评和指责，在金融市场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敢大胆猜测，那些反对程序化交易的人，10个人中都不会有一个人知道“程序化交易”的定义。造成“程序化交易”定义、概念混乱的根源是，许多人把“程序化交易”一词作为一个通用的词汇，这个词不仅用于初始的、真正的程序化交易，而且把各种由电脑支持的交易策略（比如“投资组合保险”）统统包含在“程序化交易”下。

程序化交易是典型的套利交易：在一个市场上做多，同时在另一个密切相关的市场上做空，两者建仓方向相反，但建仓头寸的金额相等，由于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关系出现短暂的扭曲，产生套利的空间，通过套利交易来实现低风险或几近零风险的收益。采用“程序化交易”的交易者，当他们察觉股票现货市场的价格水平（股指）与对应股指期货的价格水平出现升水或贴水的情况时，他们就会买入或卖出一篮子股票，同时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建立方向相反的头寸，两者建仓头寸的规模（美元金额）相等。实际上，程序化交易能使股票现货价格水平和股指期货的价格水平趋于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每笔与程序化交易有关的股票现货卖出都可以通过股指期货上的买入来冲抵。因为做空个股的要求较高，所以大多数采用“程序化交易”的交易者开始时都是做多股票，并同时做空股指期货。认为程序化交易要对股市下跌负责的观点是非常站不住脚的。此外，因为大量经济上的数据、事实表明“相关市场间的套利活动能降低市场的波动性”（比如股票市场和期指市场间的套利交易，能使股票市场和期指市场的波动性都降低），所以市场波动性的增大和程序化交易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种怀疑。

“投资组合保险”是指当股价下跌时，在持有股票投资组合的同时，有计划地做空股指期货，这样可以冲抵投资组合价值的缩水，从而减低投资组合持有的风险。而一旦风险得到降低，相关股指转跌为升时，则增加净多头寸。随着股指的回升，多头头寸可以逐步增加，直到加到满仓，而期指上的空头头寸也随之逐步减仓，直至清空。“投资组合保险”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市场的价格是平稳、顺畅地运行”。当市场价格出现突然的大幅波动，呈直线式上涨或下跌时，“投资组合保险”的实际成效就会严重偏离理论上的成效，即无法有效降低风险。这种情况在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时就曾发生过，当时市场大幅跳空下行，直接跌破“投资组合保险”所设定的自动卖出价格，从而引发排山倒海般的抛单，而这些抛单的实际成交价格要远低于理论上的成交价格。虽然“投资组合保险”可能使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的速度加快，但我们应该理性看到，在过去更长的时间里，那时“投资组合保险”并未产生，但市场最根本的力量、最基本的因素还是导致了类似的股价暴跌。“投资组合保险”究竟是不是股市崩盘的元凶，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永无定论（按照上述定义的“程序化交易”在1987年10月19日股市崩盘的那周里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确实无法判定，具体理由是，当时个股开盘会使程序化交易产生严重的滞后，当时市场的实时价格波动会给程序化交易造成巨大的混乱，另外交易上的限制也会对程序化交易所采用的自动下单系统造成严重的阻碍）。

附录B　期权基础 [1]

期权有两种，即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买入看涨期权者享有在期权有效期内的任意时间以事先确定的价格买进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权利，同时不承担义务，即买入期权者可以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也可以放弃权利的行使。买入看跌期权者享有在期权有效期内的任意时间以履约价格卖出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权利，同时也不用承担义务（注意：所以买入看跌期权是做空的交易，而卖出看跌期权是做多的交易）。期权的市场价格称为期权费。下面有一个例子，如果买入一张IBM公司履约价格为130美元、四月份到期的看涨期权合约，那么买入者在该期权的有效期内，有权以每股130美元的价格买进100股IBM公司的股票[此书分 享微 信wsyy5437]。

买入看涨期权的人希望标的物的价格上涨，这样期权到期后就能按事先确定的履约价格来买入标的物，从而获利。买入看涨期权者，其可能遭受的最大亏损就是其买入看涨期权所支付的费用，即期权费。假定期权持有到期，如果期权的履约价格高于期权到期时标的物的市场价格，那么他可以放弃拥有的权利，此时他遭受的最大损失就是他买入看涨期权所支付的期权费。例如，当IBM公司履约价为130美元的看涨期权到期时，IBM公司的股票价格为125美元，那么对于期权买入者而言，此期权毫无价值，所以他就会放弃拥有的权利。如果看涨期权到期时，标的物的市场价格高于期权的履约价格，那么看涨期权就具有一定价值，因此该期权就会被执行。然而，如果看涨期权到期时，“标的物市场价格超过期权履约价格”的金额小于购入看涨期权所支付的期权费，那么该笔期权交易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亏损的。买入看涨期权的人要想实现净收益，期权到期时“标的物市场价格超过期权履约价格”的金额必须大于购入看涨期权所支付的期权费（佣金费用已调整计入）。看涨期权到期时，标的物的市场价格越高，买入看涨期权者获得的利润也将越大。

买入看跌期权的人希望标的物的价格下跌，这样期权到期后就能按事先确定的履约价格来卖出标的物，从而获利。和买入看涨期权的人一样，买入看跌期权者，其可能遭受的最大亏损就是其买入看跌期权所支付的费用，即期权费的市场价格。持有看跌期权到期时，如果“期权履约价格超过标的物市场价格”的金额大于购入看跌期权时支付的期权费（佣金费用已调整计入），那么该笔期权交易的最终结果将是盈利的。

买入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的人具有有限的风险和可能无限的收益，而卖出看涨期权或看跌期权的人正好与之相反。卖出期权者，通常也称期权签发者（writer），他们在收取期权购买者支付的期权费后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即如果在期权的有效期内期权购买者要求行使自身的权利（指美式期权），那么卖出期权者必须按照履约价格履行期权合约所规定的义务。例如，看涨期权的购买者要求执行期权合约，则看涨期权的卖出者必须在标的物市场按履约价格做空标的物（而看涨期权的买入者在标的物市场按履约价格做多相应的标的物）。

卖出看涨期权的人希望标的物市场能保持温和的下跌状态，这样他才能从中获利。只有在这样的市场中，通过卖出看涨期权赚取期权费才是最具吸引力的交易机会。然而如果交易者预期标的物市场的价格会大幅下跌，那么通常情况下，他最好是在标的物市场直接做空或者买入看跌期权，因为买入看跌期权的风险有限，而可能获得的收益无限。与此类似，卖出看跌期权的人希望标的物市场能保持温和的上涨状态，这样他才能从中获利。

既然根据市场情况买入看涨或看跌期权收益可能无限，同时风险有限，那么为何交易者并不总是买入期权，也会根据市场情况选择卖出看涨或看跌期权（期权的卖出即为期权的签发，与实物的卖出完全不同），对于这一点，一些交易新手会难以理解。产生这种困惑表明这些新手没有考虑到概率。虽然卖出期权者的风险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但现实中他们实现净收益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即根据标的物市场价格和期权履约价格的关系，期权的买入者常常自动放弃拥有的权利，从而使期权出售者未履行任何义务就收取了一笔期权费。粗略地讲，买入期权者遭受小损失的概率大，他以此来谋取概率小的大收益。而与其相反的是，卖出期权者遭受大损失的概率小，他以此来谋取概率大的小收益。在一个有效市场上，从长期来看，始终买入期权的人和始终卖出期权的人，两者相比都不会具有显著优势。

期权费由两部分组成：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和时间价值（time value）。看涨期权的内在价值就是标的物当前市场价格高过期权履约价格的金额，看跌期权的内在价值就是标的物当前市场价格低于期权履约价格的金额。如果期权购买者按期权履约价格执行期权合约后，根据执行时标的物的市场价格计算，他所能实现的收益实际上就是期权费中内在价值的部分。内在价值可以作为期权的底线价格，即期权费必定大于或等于内在价值。原因何在呢？因为如果某期权的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那么交易者可以买入期权并马上要求执行期权合约，即按期权履约价格建立头寸，然后又立刻按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冲销所建的头寸，其所得收益就是内在价值，而内在价值扣除购买期权所支付的期权费和基本的交易成本（假定内在价值扣除期权费后大于基本的交易成本），那么余下的就是期权购买者实现的净收益，上述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期权的市场价格必定大于或等于期权的内在价值。

如果看涨期权的履约价格低于标的物市场价格或看跌期权的履约价格高于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则期权的内在价值为正；反之，期权的内在价值为负。内在价值为正的期权称为实值（in-the-money）期权，内在价值为负的期权称为虚值（out-the-money）期权。如果期权的履约价格基本接近标的物的市场价格，此时期权的内在价值为零，这样的期权称为平价（at-the-money）期权。

虚值期权，顾名思义，其不具有内在价值，但是在期权到期之前，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可能涨到看涨期权的履约价格之上或者可能跌到看跌期权的履约价格之下。因为在实权期权上建立头寸优于在标的物市场建立头寸，所以实值期权具有的价值要大于其内在价值。为什么在实值期权上建仓更具优势？因为如果标的物的市场价格向有利于交易者的方向运动，那么在标的物市场建仓和在对应的期权市场建仓，两者的获利程度是同等的，但买入看涨或看跌期权的最大损失是有限的，所以在实值期权上建仓更具优势。期权费中超过内在价值的部分称为时间价值。

影响期权时间价值的有三大重要因素，它们分别是：

（1）期权履约价格和标的物市场价格间的关系。 极度虚值期权的时间价值趋近于零，原因是极度虚值期权在期权到期前，标的物市场价格接近或超过履约价格的可能性很小（即变为实值期权的可能性极小）。极度实值期权的时间价值也趋近于零，因为除去标的物价格发生对交易者极为不利的运动，在极度实值期权上建立头寸和直接在标的物市场建立头寸非常相似，在这两个市场建仓交易的盈亏程度是相等的。换而言之，如果买入极度实值期权，买入期权具有的“风险有限”的优势已不是非常大，因为此时履约价格已远离标的物当前市价（除非价格发生对交易者极为不利的运动，否则此时风险本就非常的小，所以风险有限的优势就不是很大了）。当期权处于平价时，其时间价值达到最大。

（2）距离期权到期日的剩余有效时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的有效时间越长，期权的时间价值越大。因为距离期权到期日的剩余有效时间越长，期权内在价值提高一定金额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所以期权的时间价值也就越大。

（3）波动率的大小。 期权时间价值的变动和期权到期日前标的物市场的预计波动率（volatility）有直接关系（波动率是度量价格变化情况的一种指标和方法）。波动率越大，期权内在价值在期权到期日前提高一定金额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所以期权的时间价值也就越大。正是这个原因形成了“波动率越大，期权时间价值越大；波动率越小，期权时间价值越小”的关系。换句话说，标的物市场的波动率越大，标的物价格的波动范围也就越大。

虽然标的物价格的波动率是确定期权时间价值极为重要的因素，但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市场未来的波动率，我们绝对无法事先就精准预知（与此相对的是，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确切地知道期权剩余的有效时间，期权履约价格和标的物当前价格的关系）。所以我们通常可以根据标的物过去价格波动的数据来估计未来波动率，这样得出的波动率叫作“历史波动率”（historical volatility）。还有一种叫“隐含波动率”（implied volatility），它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历史波动率，它隐含于期权费（期权的市场价格）中，通过将已知数据代入期权定价模型，从而推算得出，它是估计未来波动率的另一种方法。

[1] 该附录改写自杰克·施瓦格《期货市场完全指南》（A Complete Guide to the Futures Markets”），该书由纽约的John Wiley & Sons公司在1984年出版。

术语表

advance/decline line　腾落指数　 腾落指数揭示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上市交易的股票中，每天上涨的总家数和每天下跌的总家数。当腾落指数和市场平均股价（比如道琼斯工业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DJIA”）产生背离，有时可视为市场见顶或见底的信号。例如，道指在下跌后反弹，而且反弹创出了新高，但腾落指数却并未创出新高，这反映出市场内部的疲弱，即指数是在虚涨，可能是权重股的带动，而大部分个股并未同步跟进，此时大盘指数的创新高并不可靠，未必是上涨趋势的延续，上涨已显疲态。

arbitrage　套利 　两个密切相关的市场，当两者的价格关系出现暂时的扭曲，出现套利的空间，在一个市场建立多头头寸，而在另一个市场建立空头头寸，多空头寸的资金规模相等，当两者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开始矫正，套利者便能从中获利。

arbitrageurs　套利交易者 　专门从事套利交易的人。两个密切相关的市场，当两者的价格关系出现暂时的扭曲，这就是套利交易者所寻找的交易机会，通过套利交易可以赚到几乎无风险的小额盈利。套利交易者不是靠正确预测价格涨跌方向来盈利的（而投机者是靠此来盈利的）。

averaging losers（averaging down） 　摊平亏损　 价格向不利于持仓头寸的方向运动，导致持仓头寸出现亏损，在亏损头寸上继续加仓，想摊低持仓成本的做法。

bear　空头　 认为市场价格会下跌的人。

bear market　熊市 　价格处于下跌趋势中的市场。

boiler room operation　采用高强度的电话推销、开展非正规或非法的金融活动　 采用非法的或近乎合法的电话推销手段，通过高强度的推销攻势，向缺乏经验的投资者兜售高于正常交易价格的金融期货或商品期货的合约或者是开展经纪业务，收取高额的佣金。例如，他们所售贵金属期货（或贵金属期权）合约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正规交易所的最新市价。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推销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其兜售的期货或期权合约是完全伪造的。

breakout　突破 　市场价格涨过之前的高点（跌破之前的低点），或者价格涨过或跌破之前价格盘整区域的上下沿。

bull　多头 　认为市场价格会上涨的人。

bull market　牛市　 价格处于上涨趋势中的市场。

call option　看涨期权　 这种期权合约赋予买入期权者权利，即买入看涨期权者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即期权有效期，这里指美式期权）以事先约定的具体价格（履约价格）买入金融商品现货或金融期货合约的权利，同时不承担任何义务，可以放弃所享有的权利。

chart　价格走势图 　用于描述某一市场价格运动的图。价格走势图最常见的类型是日棒状线图（daily bar chart）。单根日棒状线上标明某一交易品种每日的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

chart analysis　图表分析 　通过分析价格走势图从而确定过去价格涨跌前的形态和运行模式。如果当前市场形成的价格形态和运行模式与过去某一时刻的价格形态和运行模式相似，则表明当前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向可能与过去那一时刻的价格走向相同。采用图表分析的人，通常被称为图表分析者（chartist）或技术派（technicians）。

congestion　盘整 　上下震荡、横向延伸的价格运动形态。

consolidation　价格整固　 请参见“盘整”。

contract　期货合约　 在期货市场上标准化的交易合约，明确规定了标的商品（或金融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在将来具体的某一天进行实物交割或现金结算。更详尽的解释请参见本书“期货市场揭秘”一章。

contrarian　逆向交易者 　采用“相反理论”进行交易的人（参见下一条“相反理论”）。

contrary opinion　相反理论　 这一理论是指交易时与大多数交易者背道而驰，以此来盈利。其基本理念是，如果大多数交易者是看多的，这意味着市场上大多数参与者认为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并且都已进场做多，那么后续的做多力量就会匮乏，因此无法持续上涨，市场会转涨为跌。当市场上大多数交易者看空时，市场将会转跌为涨，理由同前。采用相反理论的人通过各类金融市场的服务（比如交易者观点的调查、市场通讯、交易顾问的服务）来获知市场参与者所持有的观点，从而反其道而行之。

cover　冲销平仓 　指清掉持有的头寸（即如果持有多头头寸，那么就做空冲销；如果持有空头头寸，那么就做多冲销）。

day trade　日内交易　 日内交易就是当日建仓，当日就清仓，不持仓过夜。

discretionary trader　全权委托交易者或自主交易者 　该词一般是指“全权委托交易者”，即该类交易者代理客户交易，对客户账户拥有自主执行交易的权力，在交易前无须得到客户的批准。然而在具体运用时，该词通常是指“自主交易者”，即该类交易者根据自己对市场的解读和研判来做交易决策，而不是根据计算机里的交易系统所发出的信号来做交易决策，即“主观交易者”。

divergence　背离 　当相关市场或指标创出新高或新低，某市场或某指标并为随之创出新高或新低，我们就说该市场或该指标产生了背离。一些技术分析者通过寻找背离现象来发现市场即将见顶或即将见底的信号。

diversification　分散化（交易） 　同时在不同市场进行交易，以此来降低交易的风险。

downtrend　下降趋势　 市场价格基本上呈下跌状态，总体趋势向下。

drawdown　下降幅度 　指交易账户净资产的减少幅度。交易账户净资产的最大下降幅度是指账户净资产最大值和其后账户净资产最小值间的降幅。交易账户净资产的下降幅度小是交易者或交易系统所追求的绩效目标。

earning per share（EPS） 　每股收益 　公司税后利润除以该公司发行的普通股股数，所得结果就是每股收益。

Elliot wave analysis　艾略特波浪理论的分析方法 　这一分析方法基于拉尔夫·纳尔逊·艾略特（Ralph Nelson Elliott）所创的理论。虽然该理论相对复杂，但其基本的理论主要基于如下概念、理念：市场价格呈现波浪式运动，一个完整价格循环是由八个浪组成，多头市场的一个完整价格循环中前五浪是上涨的（一般用第1浪、第2浪、第3浪、第4浪、第5浪来表示，其中第1、3、5浪是上升浪，第2、4浪是调整浪），后三浪是下跌的（通常用A浪、B浪、C浪表示，其中A浪和C浪是下跌浪，B浪是反弹浪），而空头市场的完整价格循环则正好相反。另一方面，这八浪中的每一浪都可划分为三个或五个子浪，每一个子浪都是所在浪的组成部分。

equity　（交易账户）净资产 　这里指交易账户的美元净值（即交易账户中的自有资产减去借入的资金）

fade　逆市交易 　与市场发出的信号或普遍的分析、看法反向而行。例如，价格向上突破之前的盘整区域，大多数采用技术分析的交易者会解读为进场做多或继续持有多头头寸的信号，但采用“逆市交易”的交易者会在价格向上突破后做空。

false breakout　假突破　 价格突破之前高点或之前低点，但为时短暂，其后价格就发生转向，出现显著回拉，跌回盘整区域，甚至向相反方向进行突破。例如，某股股价在18~20美元来回震荡达六个月，此后突破20美元的高点，并涨到21美元，但很快就转涨为跌，甚至跌到18美元的下方。那么“股价突破20美元，涨到21美元”就是一次假突破。

Federal Reserve Board（Fed）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 　美联储是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

Fibonacci retracements　斐波那契折返　 当价格向某一方向做趋势运动，其间会发生与原趋势方向相反的折返运动。通常，在一段上升行情中，我们可以在此前价格高点和价格低点之间根据0.382和0.618的比率找到价格回调的支撑位（在此可以再次做多），而在一段下跌行情中，也可以据此找到价格反弹的压力位（在此可以再次做空）。0.382和0.618这两个比率来自斐波那契数列（请参见下一条“斐波那契数列”）。

Fibonacci sequence　斐波那契数列 　斐波那契数列是这样一个数列，该数列从1开始，趋向无穷，该数列从第3项（即2）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因此该数列开始的一些数字分别是1，1，2，3，5，8，13，21，34，55，89，等等。随着该数列项数的增加，数列中前一项与后一项（即其后第一个数，例如21除以34）的比率会越来越趋近于0.618。而随着数列项数的增加，数列中的前一项除以其后第二个数（例如21除以55）所得的比率会越来越趋近于0.382。0.618和0.382这两个比率常用于预测价格在之前价格波动区内（即之前价格高点和价格低点间）发生折返运动可能抵达的位置。

floor trader　场内交易员 　具有交易所会员资格，可以在场内进行自营交易的人。

front running　事先泄露、提前行动　 一种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是违法的），即经纪人在执行客户交易订单前，先执行他自己的交易订单或是经纪人从公司的分析部门提前得到消息，在客户得到消息前就抢在客户前面交易。

fundamental analysis　基本面分析　 利用经济数据来预测市场价格。例如，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基本面分析，着重分析相关的通货膨胀率、利率、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因素等，以此来预测汇价走势。

futures　期货　 参见本书“期货市场揭秘”一章。

Gann analysis　江恩理论的分析方法　 这一分析市场的方法基于威廉·江恩（William Gann）所创建的各种技术分析方法。江恩是20世纪上半叶著名的股票及期货的交易者。

gap　缺口　 没有交易发生的价格区域。例如市场前一日的最高价是20美元，接下来的交易日以22美元开盘，开盘后就逐步走高，在20~22美元没有成交，从而形成向上跳空的缺口。

hedge　套期保值　 在期货市场上持有或建立一定的头寸来冲抵现货存物面临的风险或将来买入（或卖出）现货的风险，期货头寸和现货头寸建仓方向相反，头寸的资金规模相等，这种做法就是套期保值。比如一个种植玉米的农场主，他在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在玉米增产的季节，他可以在期货市场上先行做空玉米期货，期货合约的交割日期就是他预计玉米收割的时候。在这个例子中，通过套期保值交易可以有效锁定玉米将来的售价，从而控制其后玉米售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hedger　套期保值者　 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交易的人，即在期货市场上建立一定的头寸来冲抵现货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与其相对的是期货市场上的投机者。投机者利用价格的波动来盈利，同时愿意承担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implied volatility　隐含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隐含于期权的市场价格（期权费），通过将已知数据代入期权定价模型，从而推算得出，据此估计未来的波动率。

interbank market　银行间货币市场 　参见本书“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定义”一章。

leverage　杠杆 　交易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时，交易的金额可以大于交易者实际投入的金额，这种以小博大的方式就是杠杆。杠杆是一把双刃剑，所建头寸动用的杠杆越高，其可能的盈利也就越大，同时其可能遭受的亏损也就越大。

limit position　持仓头寸限制　 有许多期货品种，对于投机者的最大持仓量（即持有的期货合约数量），政府相关部门都有具体的规定。

limit price move　价格变动限制 　有许多期货品种，对于其单日价格变动的最大幅度，交易所都有具体规定。价格单日的涨幅限制就是涨停板，价格单日的跌幅限制就是跌停板。假如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市场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在自身多空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多空达到平衡，但多空达到平衡的价格低于当日的跌停价或高于当日的涨停价，那么市场就会直接奔向涨停板或跌停板并封死涨跌停板，从而停止交易。对于上涨的市场，出现这种情况（即多空平衡的价格高于涨停价），就会封死、锁定涨停板（limit-up）或当日最高买入价（limit-bid）；对于下跌的市场，出现这种情况（即多空平衡的价格低于跌停价），就会封死、锁定跌停板（limit-down）或当日最低卖出价（limit-offered）。

liquid markets　具有流动性的市场　 这样的市场每天都有充足、大量的交易，所以大多数规模适当地做多订单和做空订单无须价格的大幅变动就能执行和成交。换句话说，在具有流动性的市场，交易者的进场和出场都相对便利。

liquidity　流动性 　衡量市场资金流动情况、充裕程度的指标。

long　多头头寸　 交易者下达做多订单建立的头寸，通过市场价格的上涨来获利。这个词也能指“多头”，即持有多头头寸的个人交易者或组织。

lot　一手　 在期货市场，对于一张期货合约的别称。

mark to the market　以市值计价 　以当前市场价格对未平仓头寸进行估值。换而言之，如果持仓头寸以市值计价，则现时账面的亏损（或账面的盈利）等同于现时已发生的亏损或盈利（即假如以现价了结后所产生的实际亏损或盈利）。

mechanical system　机械交易系统　 能够产生买卖信号（做多、做空信号）的交易系统，通常都是通过计算机建立和运行的。采用机械交易系统的交易者遵循系统发出的信号进行交易，在交易时不对市场做个人的评判。

money management　资金管理 　在交易中采用的各种风险控制方法，这些方法与管理、分配交易账户资金有关。

moving average　移动平均　 一种对价格进行平滑的方法，交易者采用这种方法更易察觉、辨明市场趋势的动向。其中简单移动平均的方法就是将最近某一固定天数的价格（一般取各日的收盘价）加以移动平均。价格和某一条移动平均线的关系或两条不同移动平均线的交叉（crossover）现象都可以作为简易趋势跟踪系统的买卖信号。

naked option　裸期权 　该类期权是指做空期权者（比如卖出看涨期权者）本身并未持有期权对应的标的物。

open interest　未平仓合约量 　在期货市场上，未平仓合约的多头头寸和空头头寸总是相等的。未平仓合约的总数（只计多头头寸或只计空头头寸，而不是多空双方的合计）就是未平仓合约量。顾名思义，当某月的期货合约刚开始交易，其未平仓合约量是零，随着多空双方的建仓，未平仓合约量逐步增加并达到顶峰，随着多空双方的冲销平仓，未平仓合约量随之下降。合约到期时，未平仓合约量代表尚未冲销平仓，需要进行实物交割的期货合约数量。

options　期权 　参见本书附录B。

overbought/oversold indicator　超买超卖指标 　技术分析的一类指标，用以界定市场价格在何时上涨（或下跌）幅度已过大，上涨（或下跌）速度已过快，因此根据指标的提示，可以采取反向的交易行动（即价格超买时，做空；价格超卖时，做多）。“超买超卖指标”通常可以和相反理论结合使用，这样就能知道市场上绝大多数交易者都已看多或都已看空的时刻，从而反其道而行之。

outright position　单纯头寸（无对冲的头寸）　 单纯做多交易或单纯做空交易所建立的头寸（与此相对应的是价差交易、套利交易建立的头寸。在套利交易、价差交易中，在某个市场、某个品种上建立头寸后，同时会在相关的市场、相关的品种上建立方向相反的头寸，从而进行对冲和平衡）。

pattern recognition　价格形态确认　 价格预测的一种方法，通过类比价格走势图上当前的价格形态和历史上的价格形态，从而对未来的价格走势做出预测。

pit　交易池 　交易所内买卖期货（或期权）合约的地方，在那里公开喊价交易。有时也叫做交易圈（ring）。

portfolio insurance　投资组合保险　 参见本书附录A。

position limit　即“持仓头寸限制” 　参见“持仓头寸限制”（limit position）。

price/earnings（P/E）ratio　市盈率 　公司股价除以公司年度每股收益。

program trading　程序化交易 　参见本书附录A。

put option　看跌期权 　这种期权合约赋予买入期权者权利，即买入看跌期权者具有在一定时期内（即期权有效期，这里指美国式期权）以事先约定的具体价格卖出金融商品现货或金融期货合约的权利，同时不承担任何义务，可以放弃所享有的权利。

put/call ration　看跌期权/看涨期权比 　即用看跌期权的成交量除以看涨期权的成交量。“看跌期权/看涨期权比”是相反理论或超买/超卖类指标运用的实例。其基本方法是：当该值高的时候，说明买入看跌期权的人要多于买入看涨期权的人，表明市场上有太多的交易者在看空、做空，因此反而要考虑看多、做多。与此类似，当该值低的时候，说明买入看跌期权的人要少于买入看涨期权的人，表明市场上有太多的交易者在看多、做多，因此反而应该考虑看空、做空。

pyramiding　用盈利连续投机 　不取出持仓头寸的盈利，而是将盈利继续投入交易，充当保证金（margin），从而提高建仓头寸的规模。这种将盈利不断投入交易的“连续投机”，提高了交易的杠杆，使可能获得的盈利增加，但承担的风险也同时放大。

reaction　回撤 　价格发生与主要趋势方向相反的运动，即上涨趋势中的回调，下跌趋势中的反弹。

relative strength　相对强弱　 在股票市场上，参照、对比大盘指数的走势，来评判个股价格走势的强弱。这个词通常更多是指一种超买/超卖类的指标（即相对强弱指标RSI）。

resistance　压力位 　在技术分析中，预计正在上升的市场价格涨到某价格区域后，其受到的抛压会增大，价格的上涨会因此受阻或逆转，该价格区域就是压力位。

retracement　折返 　价格发生与之前趋势方向相反的运动。例如，之前市场处于上升趋势，当前价格折返的幅度已达60%，表明价格下跌的幅度已达之前涨幅的60%。

reversal day　反转日 　市场在某一交易日的盘中创出新高（或新低），接着就发生反转，该日的收盘价低于（或高于）之前一个或数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那么该交易日就是反转日。如果反转日伴有大的成交量以及价格波动范围巨大，那么该反转日可以视为更为重要和关键的反转信号，价格反转的可信度更加高。

ring　交易圈　 交易池（pit）的同义词。

risk control　风险控制 　使用止损的交易规则限制亏损的扩大。

risk/reward ratio　风险/回报比 　用一笔交易可能遭受的风险除以可能获得的收益，得出的比值即是“风险/回报比”。虽然从理论上说，可以根据概率来计算盈亏的期望值，但该比值常常是根据估计的盈亏来计算的。

scalper　剥头皮交易者 　场内自营交易者利用极小的价格波动，在极短时间内、通过下单速度上的优势把握买卖间的价差，赚取极小的利润，这类追求高盈利率的超短线交易就是“剥头皮交易”，这类交易也能为市场提供一定的流动性。

seat　交易所席位　 交易所的会员资格（席位是会员资格的形象说法。）

sentiment indicator　人气指标（市场情绪指标） 　衡量市场上多空观点孰强孰弱的指标。采用相反理论的交易者可以利用人气指标，进行逆向交易。“看跌期权/看涨期权比”（put/call ration）就是人气指标的一种。

short　空头头寸 　交易者下达做空订单建立的头寸，通过市场价格的下跌来获利。这个词也能指“空头”，即持有空头头寸的个人交易者或组织。

skid　滑点　 交易时理论上的成交价格（比如估计开盘价的范围，然后取其中值）和实际成交价格间的差距。

speculator　投机者　 交易金融期货或商品期货时，通过预测价格走势来盈利，并且愿意承担相应风险的交易者。

spike　价格大幅突变 　价格突然向上大幅飙升，突破之前的高点，在创出新高后开始回落或者价格突然大幅重挫，跌破之前的低点，在创出新低后开始回升。这种价格的大幅突变至少代表做多或做空力量已充分宣泄，暂时已达到了顶点，所以其后价格会有回调或反弹。而有时会就此产生重要的顶部或底部，即这种飙升或重挫其实是见顶前的最后一涨或见底前的最后一跌。

spread　价差交易　 在某一期货（或期权）品种上做多，同时在相关的期货（或期权）品种上做空，可以是同品种的不同月份、同一市场的不同品种或者不同市场的品种，但两者都具有关联性。有如下这些例子：做多长期国债期货六月合约，同时做空长期国债期货九月合约；做多德国马克的期货合约，同时做空瑞士法郎的期货合约；做多履约价格为130美元的IBM看涨期权，同时做空履约价格为140美元的IBM看涨期权。

stop order　停止限价订单 　客户下达该类交易订单，要求价格上涨到指定价格才执行交易订单，以指定价格做多；或者要求价格下跌到指定价格才执行交易订单，以指定价格做空。换句话说，当市场价格到达客户具体指定的价格，此时该类订单就相当于市价订单（market order），因为此时市场价格与指定价格相等。虽然停止限价订单有时用来建立新的头寸，但在大多数的时候，该类交易订单常常用来止损。用于止损时，该类交易订单常常被叫作止损订单（stop-loss orders）。

support　支撑位　 在技术分析中，预计正在下跌的市场价格跌到某价格区域后，做多支撑的力量会增强，价格的下跌会因此受阻或逆转，该价格区域就是支撑位。

system　交易系统　 在既定的某一个市场或某一类市场，用一套具体的交易规则来产生做多和做空的信号。

systems trader　系统交易者 　采用交易系统（而不是个人对市场情况的评判）来确定买卖时间的交易者。

tape reader　解读盘面者 　这类交易者通过密切监测盘面的即时报价和对应的成交量，从而预测市场接下来的走向。

trading range　交易区间 　指市场价格在某一时期进行横向整理的区间，在这一时期，所有交易的成交价都位于交易区间内。价格在交易区间内做上下波动，表明市场不具有方向性，价格在做无趋势运动。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　 一种预测价格走势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对价格运动本身的分析（有时结合成交量和未平仓合约量的分析）来预测价格走势，而不是分析市场的基本面要素（比如经济面）来预测价格走势。通常与技术分析相对的就是基本面分析。

tick　刻度 　市场价格变动（上涨或下跌）的最小单位。

trend　趋势 　价格朝着既定的总体方向（上涨或下跌）继续运动的趋向。

trend-following system　趋势跟踪系统 　这种交易系统完全遵循最近确定的趋势方向来产生做多和做空的信号，该种交易系统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趋势一旦形成，就可能延续下去。

uptick rule　证券提价交易规则 　证券提价交易规则是美国证券法中的规定，即做空某证券的建仓价格必须高于做空之前该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否则该证券不能被做空。

uptrend　上升趋势　 市场价格基本上呈上涨状态，总体趋势向上。

volatility　波动率 　度量价格变动情况的指标。波动率高的市场，其价格波动剧烈。

volume　成交量　 在某段时间内成交的股票手数或期货合约张数。

whipsaw　价格反复拉锯（或反复亏损、双重亏损） 　这种价格形态的特点是：价格的趋势反复变化、突然改变、呈来回拉锯状。这个词通常还有另一个意思，即在不断来回起伏、突变急转市场或不具趋势的盘整市道中使用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交易，从而导致“反复亏损、双重亏损”（whipsaw），即根据系统信号买入后价格就转涨为跌，而根据系统信号止损离场后价格又转跌为涨，如此循环往复。在上述这样的市场，趋势跟踪系统在下跌趋势反转前可能就会发出买入（做多）的信号；而在上涨趋势反转前可能就会发出卖出（做空）的信号。

节录　爱德华·索普：革新者

以下内容节选自杰克·施瓦格“金融怪杰”系列的最新作品。

爱德华·索普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数学家，同时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准物理学家。在赌场取得成功后，他开始涉足金融市场，他的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赌博”，而是运用概率统计的知识来战胜赌场。通常来说，赌场所有项目的赢率都是对玩家不利的，所谓“久赌必输”就是这个原因。这种从长期来看玩家收益率将会是负的赌博，反而是索普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索普是极端的风险厌恶者，因为他成长于“大萧条时代”，厌恶风险的态度就是那段经历的产物。索普的目标是，以“非赌博的方式”来进行赌博，并且能够战胜赌场。他探索并设计出一套策略，采用这套策略，使他在赌博中能取得赢率上的优势，这一在赌博中取得赢率优势的任务通常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令人称奇的是，索普成功研发出赌博制胜的策略，在轮盘赌（roulette）、21点（blackjack）、百家乐（baccarat）、幸运大转盘（Wheel of Fortune）等众多赌博项目上取得了相当的优势。一般认为制定这些策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对于赌场玩家而言，想长期在赌场保持正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实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策略的制定要比策略的执行容易。在赌场取得成功是有关实际操作和实践执行的问题，光是制定和懂得策略与方法是不够的，知易而行难。在赌场中，赢钱的成功玩家会被赌场的人注意。对于赢钱不仅仅是靠运气，而是靠其他技巧的玩家（比如运用概率进行算牌），赌场很难容忍，会采取禁入、报复等各种压制手段。

索普认为金融市场是应用其研究成果更好的地方，在这里不会受到像赌场那样的压制。金融交易其实就像最大的赌博，市场就如最大的赌场，正因为这样，如果索普想出持续盈利的方法和策略，没人能把他赶走、逼跑。所以索普把研究的重点转到了股市。通过研究股市，索普发现一个问题，即权证（从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长期的期权）的市场定价出现偏差。于是索普着手研究权证和期权如何定价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索普经人介绍认识了希恩·卡索夫（Sheen Kassouf），后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院的教授，并且正在研究的课题与索普研究的课题不谋而合。索普和卡索夫合作了一段时间，1967年他们合著的《战胜市场》（Beat the Market）一书问世，该书汇集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该书成果的延续，索普最终研究出权证和期权的定价公式，该公式堪称是著名的布莱克-斯克尔斯（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的前身。这个公式比《战胜市场》中公开的研究成果要更为强大，索普没有把这个公式公之于众，而是作为他个人使用的工具。多年以来索普用自有资金进行交易以及替一些同事管理资金、代理交易，都取得极大的成功。1969年索普和来自东海岸的经纪人詹姆斯·里根（James Regan）合作，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只量化对冲基金（也是第一只实行市场中性策略的对冲基金），其成立公司的名字叫作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Princeton-Newport Partners）。

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顾名思义，公司由两个办公区域组成，索普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纽波特海滩，负责研究、编程以及交易指令的发布，而索普的搭档，詹姆斯·里根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负责执行交易订单、企业管理、服从整个公司安排、灵活性的工作以及市场营销。索普将公司这样划分使他能专注于自己喜爱的事，全力进行研究工作，而不用承担公司商业运作方面的职责。公司这种一分为二的结构使公司在19年里运营始终非常良好，但也最终导致公司的消亡。

1987年12月，50名联邦探员突然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位于普林斯顿的办公室，目的是为了搜集与证券违法交易有关的文件和磁带。美国联邦检察官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以交易欺诈罪起诉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这是《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RICO）首次施用于证券公司。1988年8月，里根和普林斯顿办公室的其他四名成员被控与64宗证券违法案件有关，具体罪名可归为以下两项：在与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进行股票交易时，存在暗箱操作（将持有的股票转移到另一方，从而隐藏实际持有的股票数量）和操纵股价。[根据索普回忆，被控“股票暗箱操作”的具体细节如下：索普事后被告知，德崇证券有一名交易员，他的名字叫作布鲁斯·纽伯格（Bruce Newberg），他也是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诉讼案中的被告之一，德崇证券授予他2500万美元的交易额度。但那时有更多的交易机会，为能充分把握交易机会，他将部分股票头寸卖给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但该交易员同时承诺每年会购回所售股票，购回的价格比当初出售的价格要“高”20%（年化后的值）。这位交易员用卖出股票所得到的钱就能把握更多的交易良机。从交易法规角度来看，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暗箱操作隐匿了真实的持仓量，即在这样的股票交易中，股票的所有权其实并未转移，属于虚假交易。]虽然这些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员工最初被判有罪，但最终成功翻案，无人遭受牢狱之灾。负责报道此案的新闻记者几乎一致认为，朱利安尼动用《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来起诉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刑罚过于严厉而起诉的罪名不符，显然过大，其真实意图是迫使里根和其他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员工提供可用于起诉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和德崇证券的证据。

索普对于普林斯顿办公室涉嫌违法的事一无所知，只是在联邦探员突然搜查普林斯顿办公室时才发现出了问题。那些普林斯顿办公室的被告不愿透露相关的信息，所以索普更多的是从报纸、电视、广播的报道中获知有关消息，而不是从合伙人里根那里来获知情况。索普没有被起诉，相反他在这件案子中甚至都没被约谈过。然而他的公司却受到损害，而且造成的损害无法弥补。诉讼终结后，又过了几个月，索普决定解散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由普林斯顿办公室代理交易和负责商业方面的运作，这种一分为二的公司结构给索普带来极大的便利，但最终摧毁了索普的对冲基金，虽然该基金在交易业绩上无可争议地拥有业内最好的并且独一无二的“回报风险比”记录。

在你成长的过程中，对于人生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有过设想吗？

没有。因为我们吃过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的苦，所以我父亲对商业活动、金融交易非常反感。他是一个保安，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工作。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战士，他应征加入美国远征军。在战争中，炮弹的碎片让他多处负伤。虽然他得到了紫心勋章（Purple Heart）、银星奖章（Silver Star）和铜星奖章（Bronze Star），但是他参战归来后，基于他在战场上所看到的一切，他对战争深恶痛绝。

你认为大萧条的经历对你其后看待市场和风险的方式是否有影响？

我认为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你努力工作，自然会有好的收获。我希望成为大学教理工科的教授。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也许是日后我转做交易的先兆。比如，在我八岁那年，工程项目管理署（Work Projects Administration，WPA）的两位工作人员站在我家门前，那时正是20世纪30年代。那是个炎热的夏天，那两个人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我跑去商店，花5美分买了一箱冰镇饮料，然后从中取出六瓶，卖给那两个人，每瓶售价是1美分（总共收取了6美分）。实际上，1美分在那时是很值钱的，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到了冬天，我替人铲雪，最初我要价5美分，但是我发现需求旺盛，所以我提价到10美分，接着又涨到15美分。干这事的第一年，我才只有8岁，我赚到几美元，但到了第二年其他孩子开始加入，供给开始增加，市场发生了改变。

你作为一名数学教授，为什么会去研发“21点”的算牌，下注系统？

1958年，那是我去麻省理工学院（MIT）教书前的一年，当时我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书。那年12月，我和我妻子去拉斯维加斯度假，是那种花费很少的度假。我不想去那赌博，我认为赌博是不明智的，因为赌博的赢率对你不利，而对赌场有利。数学系的一位教授，他是我当时的同事，听说我要去拉斯维加斯，于是跑来对我说：“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的期刊上有一篇新的文章，这篇文章会告诉你，在玩21点的时候，怎样玩才能做到基本保本。”我想，如果玩21点能够做到基本保本，那也不错，这样既能享受赌博的乐趣，而且我又不会输很多钱，最多小亏一点。当然，我认为这种想法并非无懈可击，这种玩法并非十拿九稳，因为这篇文章所说的“基本保本，不输很多”是指长期平均收益率而言，也就是说要玩上许多次，从长期来看的平均结果。而我去拉斯维加斯只是短暂的度假，只能玩上几把，是无法考量长期平均收益率的，所以去玩的结果（即短期收益率）只能是围绕预期赢率做随机波动，可能赢钱，可能亏钱，而预期赢率是比较不利于我的（低于50%）。我读了那篇文章，该文认为只要按照其所说的策略去玩，玩家在21点游戏中的赢率要比赌场的赢率高出0.62%，即收益率可以达到0.62%，虽然仅高出0.62%，但要比拉斯维加斯其他赌博项目要好很多了。

我制定了玩21点的策略表，然后走进拉斯维加的赌场。我怀揣10美元的本金在赌桌旁坐下，接着便玩了起来。庄家一路运气确实极好，与我同桌的玩家都输得一败涂地，而我的策略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我刚在桌旁坐下时，同桌其他的玩家还嘲笑我的策略表，但正是靠它才让我保住本金，打平离场。

在你所写的《打败庄家》（Beat the Dealer）一书中，你把你所用21点算牌、下注的系统都公之于众，此书出版后，极为畅销，如此一来，赌场不要开始亏钱了？

此书出版后所发生的情况实际是这样的：真正出色的玩家，人数可能在1000位左右吧，他们读后能在赌场中通过玩21点赚钱。此外有更多的玩家，通过使用我书中的基本策略，他们在玩21点时能玩得长一点，不会很快输光，不会输掉许多。最后还有更多的玩家认为读完此书就可以战胜庄家，打败赌场，可他们本身是糟糕的玩家，有一些都是赌场的新手（要长期、正确地采用索普的算牌方法，并不是容易的事，有时甚至要多人分工合作才能做到，因为人脑毕竟不是电脑）。结果这些低手新人看完书蜂拥入场，加入21点的游戏，21点由此变成赌场最受欢迎，最为流行的赌博项目。此时在赌场中，有大约1000个“21点”高手一年能赚走10万美元或20万美元，也许还有一万个水平中等的“21点”玩家，他们不会亏掉很多。但另一方面，赌场里会有100万个“21点”新人低手，这些人自认为能够赢钱，但是他们不具备赢钱的能力，并且他们会输得更多，因为他们在玩“21点”时会玩得很久，玩得越久则输得越多。结果赌场真正得利了，但赌场还是认为我的书对他们不利，于是他们开始对算牌者（card counter）宣战。他们禁止算牌者进场，并且运用各种手段对算牌者展开痛击。

你为何从“轮盘赌”、21点转到了金融市场，为何不找赌博的赢率，转而寻找交易的胜率？

人们错误地认为“玩家无法在赌博中取胜，赌场是不可战胜的”，我知道到这点后就开始静心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能在轮盘赌中获胜，如果能在21点中获胜，还能在哪些项目中获胜呢？我看中的下一个赌博项目就是百家乐。经过验证，我发现押当中的“和”（Tie），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而押旁边的“闲”（Play）和“庄”（Bank）则会有获胜的可能。就在那时，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去往新墨西哥州州立大学，同行的还有数学系的主任、大学的领导以及各自的妻子。在旅途中我们打算去赌场，检验我们用于百家乐的决策系统。

我力图不要引人注目，但是当我们坐在百家乐赌桌旁的第一晚，我就被我的一位读者一眼认出，那位读者认出我后大声喊道：“快来看啊，那就是写《战胜庄家》的人。”赌场方面的人无意中听到，其中有一人跑出去打电话，向楼上赌场的管理者请求指示。接着此人又跑回赌桌，一边笑一边对赌桌老板（pit boss，赌场中负责监管赌桌的人，并非赌场老板）说：“让他们玩，这个写书的白痴认为在21点上能赢，在百家乐上也就能赢。我们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我设定赌注的规模，这样按照我的下注策略，我们一小时大约能赚100美元，因为我知道如果超过这个盈利金额，赌场是无法容忍的。我只想证明，我们的百家乐决策系统是有效的，我们在百家乐上是能够盈利的。结果第一天晚上我每小时赢到大约100美元，并且连续盈利六个小时。赌场对我那晚的盈利并未起疑，态度依然友好，他们认为我能盈利不过是运气好而已。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度光临这个赌场，再次做到每小时赚大约100美元，并且一直玩到赌场结束当天营业。这晚赌场的人开始变得不友好了，他们在我左右安插耳目，观察我的一举一动。他们怀疑我出老千。赌桌老板和其他一些人仔细验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因为我确实没有舞弊行为。

第三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到这个赌场。赌场的人又变得很友好，并且他们问我是否想来一杯咖啡，我表示接受。喝完咖啡后，我发现玩牌时我已无法跟踪算牌。我脑子确实感到有点不舒服。我站起身，离开赌桌，让我的同事代我玩。我一个同事的妻子是位护士，她告诉我，说我的曈孔已经放大，看情形就像刚吸食毒品的人。我的同事不断问我关于这杯咖啡的事，他们怀疑其中有问题，并且几个小时里不断跑过来照顾我，让我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下一晚，我们又重回这个赌场，赌场的人再次为我提供咖啡。

你们为什么要重复去一家赌场呢？别家赌场，不能去吗？

我们当时路过的这个镇，只有两家赌场有百家乐。当这家赌场的人再次要为我提供咖啡时，我拒绝了咖啡，只是向他们要了一杯白开水，作为咖啡的替代。

你为什么要白开水，而不要其他饮品？你直接说口渴就可以了，为什么你不这么说？

我认为，无论他们下什么药，投入白开水的话，我将能辨别出来。他们把一杯白开水给我，我往我的舌头上倒了一滴，那味道就好像有人把一盒小苏打全都融入这滴水，这一滴就足以让我再次失去知觉。于是我离开了赌场，赌场的人警告我的同事，该赌场不希望我的同事或我再去玩。这时我们还剩下一天的时间，其后我们就要回去了。所以我们在起身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去了另一家有百家乐的赌场。由于是最后一天，所以我对同事说：“今天我们不妨大干一场，玩把大的，每小时赚它个1000美元。”我们在另一家赌场玩了两个半小时，赚了2500美元。

当我们赚到2500美元时，赌场的老板带着一名保安人员向我们走来，这位保安是我见过的最为人高马大的一个，赌场老板对我说：“我们希望你不要再在这里玩了。”

我听后问他：“为什么不让我玩？”

他答道：“不让就是不让，没有什么理由。我们只是不希望在这里看到你。”

所以我们只能离开。

第二天，在我们返家途中，当我们驱车下山时，汽车的加速装置出现了故障，而且汽车无法停驶。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汽车的时速高达80公里。

这听起来完全像是电影里的情节。

确实如此（此时索普笑了起来）。当时我头脑冷静，尽一切可能调低汽车的速档，拔出车钥匙，踩刹车，采取手刹车。最后我把车停了下来。我们在车上插了一面旗子，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心人知道我们的车出了故障，于是就过来帮助我们。他打开引擎盖，仔细查看后对我们说：“像这样的油门拉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汽车被人动了手脚，某些装置因此失效，并且导致油门拉杆失灵。那个热心人帮我们把车暂时修好，所以我们才能驾车回家。

我刚才问你的问题是，你为什么会从赌场转到金融交易市场？

我在21点、百家乐等赌场品种取得成功后，另外我还研发了幸运大转盘的决策系统，接着我从全局上对赌博游戏进行思考，我考虑后认为，华尔街的金融交易其实就是赌博的一种，而且是最大的赌博项目。我为何不去看看并了解一下呢？

***

访问www.wiley.com/go/jackschwager 可以获得采访爱德华·索普、杰米·麦、迈克尔·普拉特、乔尔·格林布拉特、科尔姆·奥谢以及其他交易者的部分内容，并且可以了解杰克·施瓦格最新作品的信息。

华尔街投行百年史

The Last Partnerships: Inside the Great Wall Street Money Dynasties

[美]查尔斯 R.盖斯特（Charles R. Geisst）　著

寇彻　任晨晨　译

ISBN：978-7-111-41639-5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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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致谢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扬基银行　克拉克-道奇公司和杰·库克公司

财富之轮

挽救联邦

金融界的拿破仑

宏大的事业

魔鬼的合约

第2章　犹太兄弟　塞利格曼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

雷曼的崛起之路

雅各布·希夫和库恩-勒布

新时代

守旧派的消亡

改变潮流

第3章　白马投行　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

从亚麻经销商到投资银行家

魔鬼的演讲

铁路传奇

走向合并

浮华的银行家

最后的阴谋

第4章　消亡兼并　基德-皮伯第公司和狄龙-瑞德公司

新纪元

重新启程

不祥之兆

狄龙-瑞德的崛起

大交易

避其锋芒

寻找买家

第5章　时代变幻　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

建立人脉

独立打拼

拯救美国（第一部分）

拯救美国（第二部分）

延续辉煌

交易时代

诉说一切

继承传统

丧失优势

第6章　走向大众　美林公司和E.F.赫顿公司

查尔斯·美林的崛起

滑入深渊

后院失火

E.F.赫顿的崛起

空头支票

第7章　贪婪无度　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德崇公司

稳步发展

犹太佬——杰·库克

青云直上

华尔街之巅

滑落谷底

德崇证券的二度崛起

兜售垃圾债

坏公司

气数已尽

第8章　坚守阵地　高盛公司和拉扎德公司

腾飞之路

拉扎德公司的浴火重生

继往开来，续创辉煌

变革或止步不前

总回顾

注释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参考书目

大事表

献给

玛格丽特＆梅格

致谢

在此，我谨向以下各位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写作素材——这些通常是无法拿到的。他们分别是纽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的维克多·格雷、纽约金融史博物馆的梅格·温特路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档案员史蒂夫·怀特，以及乔治敦大学图书馆特殊收藏室的各位员工。

麦格劳-希尔的凯利·克里斯蒂安森对本书投入颇多，一直关注着本书的进展，她的催稿加快了本书的写作进度。在写作期间，最感谢的是我太太——玛格丽特，她付出了非凡的耐心。

译者序

翻译这本书时，国内证券行业正面临巨变。原有的业务模式逐渐失效，新的业务模式尚未形成，证券行业在双重压力下苦苦挣扎。证券市场一直以来的两大顽疾，让市场发展面临重重障碍。重融资轻回报，让股市沦为单向受益，竭泽而渔的最后结果是双输——融资量连创新低；政府的监管，让券商的创新能力也受到钳制——同质化现象严重。

经纪业务方面，零售经纪业务和机构经纪业务逐年萎缩；承销业务方面，IPO和再融资数额连年下降；资产管理业务方面，证券业被信托和银行抛到身后；投资业务方面，靠天吃饭现象未改，连年亏损；私募业务则更是惨不忍睹，无法与同行竞争。[此书分 享微 信wsyy5437]

在这些挑战中，有些是共性问题。佣金率下滑，也曾在华尔街出现。固定佣金转变为协议佣金后，华尔街证券公司也遭遇了佣金战，最后通过客户分级、服务分类来实现稳定。投行客户从大企业转变为中小企业后，同行竞争和专业水平就成为券商面临的两大挑战。在这种挑战下，高盛借服务中小企业跻身行业顶端，德崇则凭借垃圾债业务快速崛起。这段历史在当下无疑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国有大型企业已基本上市完毕。所罗门在抵押支持债券上的风生水起，源于政府制定的住房政策——实现民有所居的目标。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之中，住房压力极大——这与美国当时的背景何其相似！在成为世界工厂多年之后，我国众多行业也开始兼并收购，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那么摩根和拉扎德的并购业务能否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呢？

当然，中美情况不同，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差异。美国券商从市场中崛起，而中国券商则受政府管控。华尔街投行的崛起，大都是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了客户需求。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的融资需求，成就了杰·库克公司；由战后对国外资金的需求，让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扶摇直上；世界工厂时期产能过剩，让摩根公司的并购交易如火如荼；小投资人的大规模涌入，让美林成为时代宠儿；中小型企业的债权融资，让德崇公司快速崛起；投行客户从大公司转变为小公司，则让高盛乘风直上。不过政府的存在，也改变了不少企业的发展轨迹，美国内战的结束使得杰·库克公司走向沉寂；也是政府的反对，让摩根公司最终拆分。而20世纪末，又是政府的默许，使美国金融业重现混业经营。

对我国国内券商来说，政府的影响更为深远，政府对行业的定位为证券行业划定了范围，这决定了证券行业的发展空间和利益分配。各家公司能做的则是在其中选取自己那块空间带着镣铐来跳舞。

专业化、差异化是企业发展的关键。谈起美林，大家就会想起它的经纪业务；谈起高盛，大家就会想起它的投资业务；谈起摩根士丹利，大家就会想起它的财富管理业务。但这背后，是各公司上百年的历史积累。纵观历史，无论是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还是资产管理或私募业务，都可以涌现出行业巨头。这对国内券商来说也是一大启示。在变革的时代，券商的发展战略也急需确定，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是确保未来成功的关键。大而全、大而美是很多公司的梦想，但这是否是聪明的选择呢？在社会扁平化、透明化和标准化的发展大势下，专业化、差异化是企业发展的唯一道路。

纵观华尔街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制度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合伙制早期对行业发展的推动，以及后期对业务发展的障碍，都让我们思考制度的利弊得失。目前，国内券商都在纷纷上市，上市给券商带来了资金，也给券商带来了名义上的公众监督，但企业制度能否跟上社会发展呢？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才能确保券商未来的发展呢？这也许是各家券商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近一年来，证监会出台的种种政策都在为券商松绑，这意味着创新空间被打开，券商的业务开拓也受到了鼓励。但这是否意味着各家公司能坐享制度红利呢？我想可能不会，对行业的放松和鼓励同业竞争，最后要求券商更加市场化，那么优胜劣汰就成为必然，未来券商更需要苦练内功。

最后，我们要记住：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脱离了这一基础，金融行业就成了无本之木。未来，我们可以看到垃圾债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衍生品业务在国内的跨越式发展。从欧美的经验来看，这些产品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给社会带来了大麻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何在发展的同时控制风险是我们思考的关键。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百舸争流；这也是一个糟糕的时代——万马齐喑。面对未来，无论是整个国家还是整个行业，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企业经营和投资，最关键的是把握确定性。那如何来做呢？多读历史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此，要感谢华章公司策划本书出版。了解了历史，我们也就明白了兴衰更替。毕竟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能读多久，就能了解多远！

翻译期间时间仓促，自己也力有不逮。若有不足，还请读者见谅。在此一并感谢给予帮助的各位朋友，谢谢你们！

寇彻

CIIA

2012年年末于郑州

前言

150年来，投行合伙人都是华尔街的代名词。在各种传说、嫉恨故事、政治中伤，以及臭名昭著的权财交换的故事中，他们都是主角。今天，他们已不再家喻户晓，但在19世纪，他们却被酒吧歌谣和流行民谣争相传唱。在体育明星和流行歌手占据新闻头条之前，他们一直矗立在那儿——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第一批名人。

他们，就是华尔街投行背后的合伙人！其中有些非常知名，而其他一些则在幕后闷头发财，不愿招致大众关注。投行合伙人的鼎盛时期从181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结束。在这期间，大部分投行都以合伙制模式运营。合伙人的名字排列起来，就像是纽约的名人录。没有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就不会有美国诸多文化机构的卓越发展。大都会歌剧院、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多年来都从他们的慷慨解囊中受益。很多大学的校园建筑也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特别是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前的著名人物。

华尔街投行时代的崛起，就是19世纪“白手起家时代主题”的代表。有这么一位典范：一位来自北欧的年轻移民，起初靠挨家挨户兜售杂物起家。最初，他在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发展。几年后，他转向做干货销售，并在多个州设立连锁商店。此后，他又带着全家搬至纽约进军金融业，做起了票据融资和股票债券交易业务。二三十年的工夫，他就将公司打造成华尔街备受尊重的一家机构。其家族成员既是社交名人，又是纽约精英俱乐部的会员，对艺术贡献不菲。他们不仅给渴求资本的美国提供资金，还给那些急需资金来发展的非营利性机构提供数百万美元的财务支持。

银行家的名人身份，遮盖了二战前华尔街公司在美国社会中起的作用。“金融王朝”不仅是各种传说的主角，也是各种传奇故事的写作对象。19世纪，金融业和美国并肩发展，金融业的核心人物也成为美国的时代英雄。当时，很多父母为出生的小孩取名为“杰”，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杰·库克，一位帮助美国政府发行战时债筹措了大量资金的传奇人物。由于有很多民众认购，所以杰·库克这个名字在当时变得家喻户晓，一夜之间成为美国最知名的银行家。若没有塞利格曼家族的资助，玛丽·托德·林肯不可能在德国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林肯总统被暗杀之后，其最终流落德国）。在国会延迟发放总统遗孀养老金时，塞利格曼家族给予她资助。此外，华尔街的克莱伦斯·狄龙如此出名，以至于他的绰号——“华尔街之狼”也成为19世纪20年代末一部电影的片名。目前，法国的一个葡萄园依然在沿用他的名字。

这些故事，既出现在霍雷肖·阿尔杰儿童小说的传奇里，也体现在华尔街诸多大投行的历史中。事实上，美国内战后，阿尔杰曾是约瑟夫·塞利格曼孩子的导师。在此期间，他也从这家19世纪最受尊重的投行——J.＆W.塞利格曼公司的创始人那里学到了成为合伙人的必备知识。阿尔杰之所以能白手起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其作为塞利格曼家族家庭教师的经历——亲耳聆听塞利格曼兄弟如何来到美国并起步。事实上，塞利格曼家的传奇并不是个例。布朗兄弟和哈利曼合伙公司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布朗、高盛公司的创始人马库斯·高盛、雷曼兄弟公司的创始人亨利·雷曼，都有类似的奋斗经历。本书前几章介绍的公司都有非常相似的开端。那为什么此类公司都有类似经历呢？原因在于它们都掌握了19世纪美国金融业的成功之道。他们的成功被口口相传，以至在20世纪时，很多外来移民依然沿此路追寻他们的美国梦。

有时，华尔街的投行合伙人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生活在世纪之交的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在他那广为流传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就用挥金如土的贝尔蒙父子作为范例，创造了“炫耀性消费”一词。他们不仅缔造了现代经济，还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高效动力——用其自身的消费需求推动社会前进。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牛市中，华尔街的奢华无度广为人知。为了满足他们的铺张消费喜好，不少杂志应运而生。但一个世纪前，贝尔蒙无疑是这些杂志最痴迷的读者。南北战争前，仅葡萄酒一项，他的年消费就超过2万美元。虽然贝尔蒙相当富有，但在他儿子小奥古斯特去世后，贝尔蒙的遗产也被变卖出售——以偿还债务。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华尔街投行，已成为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一部分。布朗兄弟公司，为首次横跨大西洋的汽轮航行（美国和英国之间）提供了资助。后来，它旗下的“北极号”邮轮失事沉没，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航运灾难——更为严重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在60年后才出现。在这次事故中，布朗家族损失惨重，丧失了数位亲人。

历史上，美国卷入的所有战争，投行几乎都置身其中——负责筹资。南北战争中，如果不是杰·库克在国债销售中的卓越表现，合众国版图将会被改写。而这次国债销售，也成为美国金融史上的一次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中，协约国军队的军需供应和财政支持，也依赖着华尔街。一战后，J.P.摩根公司筹划了德国的战后赔款事宜，最后却加剧了政治和经济动荡，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个教训。鉴于此，在二战中，罗斯福和他的库务局局长对华尔街实施了严格控制，以筹措对抗轴心国的资金。

投行经常被阴谋论笼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银行家奥古斯特·贝尔蒙（外国移民），因卷入数起阴谋事件，让其日后的生意受到严重影响。其中一件是私拿客户存款，并且客户钱财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些阴谋故事中，国外谣传最厉害的当属“美联储成立之事”，大概的说法是：在美国国会决议成立美联储之前，纽约银行家曾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创设央行的利弊得失。阴谋论者，从未忘记佐治亚州的杰克里岛会议——就是在这些会议后美联储得以诞生。他们以此为由，认为美联储应该进行改革。有人认为美联储应澄清各种传闻，破除其秘密色彩，有人则要求取消美联储。但不管如何，华尔街的影响力都极为深远，在其影响力消退之前，仍将对经济政策施加影响。

撰写华尔街投行史，有助于洗去泼在它们身上的脏水，也有助于纠正对它们历史影响和历史地位的错误描述——这些已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这些投行中，大半合伙人都有犹太血统——J.＆W.塞利格曼、高盛、雷曼兄弟、奥古斯特·贝尔蒙、库恩-勒布、拉扎德、所罗门兄弟，甚至狄龙-瑞德公司都如此。当时，作为成功人士的代表，他们和美国本土银行家一样，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不过不幸的是，他们一直是各种阴谋论的主角——从暗中控制美联储到发挥无形的巨大政治影响力。对历史的回顾，可以让这种观点彻底破灭。

阴谋论总是扭曲事实，特别是针对贝尔蒙的一系列谣传。19世纪社会动荡，但银行家却享有很大权力，这一点与当时的时代极不合宜。不过犹太银行家享受的特权并不比同行多。与美国本土银行家（比如布朗兄弟、J.P.摩根、基德-皮伯第、克拉克-道奇等）相比，他们的特权更少。

后来，阴谋论不仅波及犹太裔银行家，还波及J.P.摩根——美国最著名的本土银行家。在美国金融史上，J.P.摩根地位独特。正是他对银行业的巨大影响，让国会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证券、银行法案以限制其权利。但摩根本人的历史角色和重要性却常被历史研究者误读——阴谋论者总是希望在每块石头下都翻出阴谋。在美国金融史上，J.P.摩根的角色不只是行业巨头，更是一代主宰。他的儿子杰克，也是继他之后的重要人物。若没有J.P.摩根，美国政府在几次重要历史关头遭受的挫折会更大——会不止一次出现债务违约。正是看到摩根本人的巨大影响力，国会才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限制银行家的权力。不过即使之前没有任何管制，也没几人能像摩根这样……

投行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助推华尔街的发展，二是指出美国银行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存在的弊端。

投行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最佳代表。自1812年战前亚历山大·布朗在巴尔的摩创建公司开始，为美国政府筹措战争资金和为企业筹措经营资金就成为投行的主要业务。多年来，它们采用各种方式募资、筹措了巨额资金。没有它们，墨西哥战争、南北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军参战）都会失败。同时，在筹资活动中，由于没有政府监督，很多投行违背竞争原则相互勾结、联手牟利。在1915年的战争筹资中，这些投行就曾串谋。30年后，这成为政府出台反垄断法律的根据。在所有针对华尔街的指控中，都有一项共同罪名——假公济私。虽然不是全部如此，但有些是真实存在的。

在回顾合伙制投行历史时，我们会发现证券业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大部分合伙制投行，特别是起步于19世纪的那些，缺乏正常的公司管理机制——为争取和维持业务的安排大都是临时起意。合伙制模式下的投行以简单的劳工关系为基础，辅以合伙人监督指导核心业务。在合伙人顺风顺水时，公司业务源源不断。但当他们过世或者离开公司时，没有相应机制可以保留业务。多年来，成功的合伙制投行要么是由家族传承，要么是被熟悉公司运营的员工接管。在管理方面，华尔街公司做得普遍不佳，无论大小均是如此。

不过在合伙制投行中，最常出现的是资本问题。不管是承销股票还是债券，在售出之前，投行都需要承担承销风险。承销中，虽能从商业银行获得部分资金支持，但投行自身仍需要相当多的资本才可获得这一短期贷款。投行的资本要么来自股东的股本投入，要么来自合伙人的资金投入。如果资本规模变小，在日后的大宗承销中，投行遇到的困难就会变大。二战后，发行规模日益庞大，无法跟随时代提高自身资本实力的投行就江河日下。最后，即使是最高贵的华尔街投行，也面临上市筹资压力。这段时期的显著特点就是投行与时代压力之间的冲撞。

一个多世纪以来，合伙制一直是华尔街投行的主流经营模式。也正是在这一模式下，美国成长为超级经济大国。只要经济不高速增长，合伙制就能长期存在。但若承销规模变大，投行就需要有更多的资金。无法应对这一挑战的投行，要么垮台、要么被收购。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很多金融机构开始上市，以筹集资金拓展业务——变身为公众公司。不过有些老牌投行则抵制这种趋势，拒绝从众。多年以来形成的强烈独立意识，让它们无法接受上市的想法，接受公众监督更是它们未曾考虑过的问题。但到90年代，几乎所有的华尔街公司都已上市。最终，它们都融入了历史潮流。

多年以来，资本问题一直困扰着华尔街公司。资本的短期性，让华尔街投行的发展难以持续。合伙人去世或退休后，他们投入公司的资本将会被抽走。出现这种问题时，很多证券公司都难以为继。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小证券公司。摩根大通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遇到此类问题并被迫上市，屈从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内在压力。

合伙制投行时代，华尔街金融圈和华盛顿政治圈的关系开始明朗化。工业革命伊始，华盛顿就开始依赖华尔街。虽然前者是机构化体制，后者是私人化运作，两者之间的合作并没受到影响。塞利格曼家族攀附上格兰特，在战前大肆招商。库克则利用财政部长西蒙·契思的授权，赢得南北战争期间国债承销的巨额生意。而库恩-勒布和雷曼兄弟，则在1908~1912年间，在设立美联储问题上立了头功。与借助政府关系谋利不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银行家投身公职。战后，克莱伦斯·狄龙合伙公司的狄龙、所罗门兄弟合伙公司的威廉·西蒙、高盛公司的罗伯特·鲁宾，都曾进入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彼得森在加入雷曼兄弟公司前也曾担任政府的商务部长。最近的范例则是拉扎德公司的菲力克斯·罗哈廷出任美国驻法大使。由于政府举债需要借助华尔街，双方的合作就显得特别重要。

不过，华尔街银行家获得的盛誉并没能让他们躲过1929年的股灾，也没能让他们在罗斯福新政中免受打击。股灾之后，喜剧演员兼投资人埃迪康托对投行大加嘲讽，曾编了一个3795位妇女被高盛诱骗而买入证券的故事。投资噩梦散去后，不曾有任何喜悦，很多华尔街家族的魅力和声誉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其中相当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败落。

20世纪20年代的股市萧条，也将贝尔蒙公司以及李·希金森公司拉下马来，后者是19世纪最著名的投行和私人银行。塞利格曼家族也很快放弃了投行业务，而集中精力于基金管理业务。而J.P.摩根的帝国也被议会解散，化归尘土。同样，高盛和库恩也在30年代受到了影响。

随着艾森豪威尔时代牛市的兴起，合伙制投行从大萧条和二战中恢复过来，并继续引领着华尔街。但在“消费时代”遇到的业务压力，让合伙制投行意识到自身业务结构的严重过时。最终，大部分合伙制投行走上了上市道路，或者被华尔街的新势力——零售经纪商兼并。零售经纪商中的大部分也进入了传统业务领域，比如说并购业务和承销业务。这些零售经纪商很少脱胎于上流投行，它们中大部分将市场营销作为成功突破口，这是老牌投行不屑做的。

现在，尽管华尔街出现变化，综合服务占据主流，但那些历史悠久的合伙制投行仍居尊高位。新时代中，猛犸巨兽般的巨型金融机构大都使用没有历史底蕴的名字，但传统投行却保持着自己的风采，依然在新金融环境中保持着自己的光环。即使大型金融机构采用竞争手段打败传统投行，也无法改变这一点。

第1章　扬基银行　克拉克-道奇公司和杰·库克公司

19世纪初，证券业崛起于低层。目前知名的投行，当时有些是流动商贩，在美国东部和南部贩卖货物；有些则是边贸商人，做边境贸易。早期的银行家中，不少人怀着成为美国的罗斯柴尔德或巴林的梦想，但却没有一位拥有这样的资源和背景，这让他们无法效仿欧洲银行家。巴林的重要性，黎塞留公爵在拿破仑战役后曾表述得很清楚：欧洲地区有六大力量，分别是英国、法国、俄国、奥匈帝国、普鲁士，以及巴林！当时，美国银行家希望抓住一切机会展现自己，并从丰厚的利润中分一杯羹。在1812年战争和南北战争期间，商机不断。但要抓住这些机会，合伙人不仅得勤恳工作，还得富有远见。如果不能洞悉未来，想在瞬息万变的美国商业中存活下来几乎不可能。

两次战争期间，美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期间，美国从农业社会和重商社会转变为工业化社会——规模之大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英国独立后不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位美国财政部部长，就意识到需要推动美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让这个国家变得更为富足。当时，由于外部障碍，美国无法与很多欧洲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外贸受限也严重制约了美国的生产潜能。在《制造业报告》中，汉密尔顿写道：“外贸受限，让我们不得不扩大国内贸易。”而解决之道则是大力发展制造业，以减少对欧洲贸易的依赖。

最初，汉密尔顿对造船业、装备制造业和商品制造业寄予厚望。不过他没预见到蒸汽机、铁路和汽轮这些工业发明。当时他曾希望生产出一批农用工业设备，以促进农产品出口。当时，美国最主要的出口物是农产品。轧棉机发明者——艾利·惠特尼就很能体现他的想法。18世纪90年代，仅改进轧棉机一项，就让美国棉花出口增长了近50倍。碰到资金问题后，他又将业务扩展到来复枪生产上，并革新了兵器制造业。与海军准将科尼留思·范德比尔特一样，惠特尼能很好地把握时代变化，顺应时代不断前进，而不是拘泥于某一个行业。但纵观他的一生，资金问题总是他事业上的拦路虎。美国人从不缺乏聪明才智，但却总是缺乏将灵感创新转化为现实的资金支持。和欧洲不同，美国既没有老牌银行提供贷款，也没有股市或债市可供筹资，因为国内没有足够的富人为股市或债市提供资金。资金需求方面，私人资金满足不了，政府也同样无能为力：从居民那里征收的赋税也相当有限。当时，银行家的资金来自于国外，而不是政府，他们可以用这些资金进行投资，并从中大赚一笔。建国初期，联邦政府的资金实力相当薄弱，汉密尔顿那种用政府投资弥补私人投资的想法纯属空想。

正常情况下，银行应先取得民众信任以获取资金，之后再为新兴行业提供资金支持。但事实却是，它们通过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筹资而在行业立足，这是汉密尔顿没有预料到的，这跟他设想的那种公共政策有很大不同。

美国当时还不是一个富裕国家，联邦政府需要资金时就会发行国债，因为没有其他融资渠道。税收时续时断，而所得税更是不存在。不过在这期间，有一种筹资方式非常流行，那就是出售彩票。当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通过出售彩票来进行筹资。看到这一点后，来自纽约上城的两兄弟加入其中。不久之后，他们就成为美国内战前首批本土银行家。

财富之轮

1808年，所罗门·艾伦和摩西·艾伦在纽约的阿尔巴尼成立了S.M.艾伦公司。两兄弟出身卑微，父亲是一位云游四海，寻觅皈依者的传教士。他们一家最后在纽约定居。1812年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分水岭，对当时很多有雄心壮志的银行家来说也是如此。战争爆发时，联邦财政入不敷出，而出售彩票则是一个很好的融资手段。民众很快就迷上了彩票，疯狂购买。于是，地方政府和私营机构也纷纷加入这股狂潮。1810年，纽约的辛尼塔迪学院，也就是艾伦家族的根据地，出售了10万美元的彩票。而艾伦公司地理位置极佳。他们很好地利用了这股狂潮，在美国东海岸开了20多家分公司，一直向南延伸到阿拉巴马州。不过销售彩票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利润有限。为了生存和发展，公司有必要进入其他领域。

在艾伦公司的彩票业务如火如荼之际，纽约证券交易所在曼哈顿正式成立。艾伦家族，特别是所罗门·艾伦很快就意识到出售金融产品比出售彩票更有利可图。很快，他就将经营重心转至证券业务。到19世纪20年代时，艾伦公司已完全从彩票业务上抽身。遍布各地的分公司成了艾伦公司的无价之宝，毕竟投资者遍布东海岸，而不仅仅在纽约。但新成立的证券市场也陷阱重重，这是彩票业务不曾有的。

S.＆M.艾伦公司成了证券交易所首批会员。之后，证券交易所从原来的华尔街露天市场搬至室内，在这期间交易所的规模和地位都不断提高。但艾伦家族很快就发现股市充满风险。股票投资者的情绪比彩票购买者更加反复无常，对负面经济信息的反应远比彩票购买者激烈——他们甚至会从市场抽走资金。艾伦家族的商业网络在彩票销售上如虎添翼，但在证券市场上却无法体现出优势。很快他们就发现：对投资者来说，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投资风险。遍布各地的商业网点在20世纪是一大优势，但在19世纪却并非如此。对艾伦家族来说，他们过于“先进”，太过于超前。而美国银行体系的结构问题也影响到了彩票销售。

19世纪30年代时，华尔街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由第二联邦公司的倒闭所引起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对这家联邦特许银行及其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的反对，导致该银行不得不关门停业。之后，美国银行的地方色彩变得更加突出。这却让美国极度依赖的外国投资者——特别是英国投资者，忧心忡忡。其后，纽约股市暴跌，经济危机也由此引发，最后导致东海岸的一系列银行倒闭。这次危机吞噬了股市，艾伦家族在此次暴跌中受到重创。1836年时，公司不得不宣布倒闭，成为此次经济危机的首个主要牺牲者。这次危机涉及范围极广，全国各地都受到影响。但他们的教训并没被后辈遗忘，一位合伙人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来探索新的业务，以避免重蹈覆辙。这一年成为华尔街历史上的里程碑，但其意义在数十年之后才被人们理解。

这次崩盘就是所谓的“1837年大恐慌”。很多银行倒闭，不少银行家也因此破产。其中损失最大的是J.L.＆S.约瑟夫家族，一家犹太经纪公司。他们的崛起得益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扶持。约瑟夫家族最初是在里士满发展，之后北上，在19世纪30年代以2万美元的本金建立起自己的证券公司。很快，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这是因为他们担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投资通道。生意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决定在华尔街和汉诺威街的十字路口——也就是曼哈顿的正南方，建立一座花岗岩大厦作为自己的总部。但随后，正在建设的建筑坍塌了。

新建筑的坍塌也是股市未来命运的前兆。1837年3月，在最后封顶时，由于粗制滥造，建筑出现坍塌。三天之后，股市就开始狂跌。19世纪30年代那种借钱炒股的投机狂潮戛然而止。在1837年路易斯安那的棉花行业崩溃后，约瑟夫家族关闭了公司，留给投资人数百万一文不值的废纸。而他们曾经一度拥有500万美元资金的公司，也就此破产。在这次危机中，有600多家公司和经纪商破产，其中一半都是在恐慌初期倒闭，这导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不过艾伦家族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艾伦家族的一位远房亲戚——伊诺克·克拉克，在S.＆M.艾伦公司破产前曾担任公司合伙人。此后，在其姐夫爱德华·道奇的资助下，他在费城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新公司虽历经了风风雨雨，但最后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合伙制投行之一。当时，被约瑟夫家族搞得焦头烂额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从德国派了一名代表前往美国处理业务，他们不愿再将生意全部交由美国人打理。派来的特使是奥古斯特·肖恩伯格。当这位特使到达美国后，他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奥古斯特·贝尔蒙，以取悦自己的美国客户和商业伙伴。

凭借着1.5万美元，克拉克和道奇在费城开设了自己的公司，主营股票和兑换业务。克拉克生于1802年，并在马萨诸塞州的东坦普顿长大。之后，他加入了艾伦公司在费城的办事处。数年之后，在能全权代表艾伦公司后，他被派往罗德岛的普罗维登斯筹建分部。当时，20出头的年轻人在银行和证券界挑大梁非常普遍。在分公司业务走上正轨后，他用自己的钱在波士顿股市投机，不幸的是，在此过程中全部身家就此付诸东流。艾伦公司倒闭后，他重返费城，以自己名字开了一家公司，这家新公司在之后数个世纪都屹立不倒。在早期生涯中，克拉克就意识到为客户提供服务比在市场投机更为稳固，也更有利可图。

19世纪20年代同期创立的还有纽约的普莱姆-瓦德-金公司，波士顿的塔尔公司，也就是后来的基德-皮伯第公司，以及巴尔的摩的阿历克斯·布朗公司。除了经营股票、债券、商业票据以及部分商品业务外，克拉克-道奇之类的早期交易商还为客户提供营运资金和投资资金。在这些业务中，货币兑换和黄金交易的利润最为丰厚。当时，对客户来说货币兑换极有价值，因为当时有多种纸币并存。而对克拉克的公司来讲，识别不同货币价值是其专长。这项才能是克拉克在艾伦公司工作时学得的。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将信用分析、伪钞识别，以及商业常识结合起来。当然，这项业务的利润也极为丰厚。杰·库克，他们的一位年轻职员就曾写道：“公司经常顾客盈门，并且业务量极大。我们每天的业务量都在5万美元左右，而我们收取的佣金率则在1/8~1/4，你可以想象利润有多高？” 1

大部分知名私人银行在经营货币和票据业务的同时，还经营黄金业务。知名公司的票据可以被当做货币使用，所以它们也需要维持一定量黄金以备兑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黄金交易变得和证券交易一样重要。

生意很快就兴隆起来，克拉克和道奇开始向其他城市扩张。其他地区也需要他们的此类服务，特别是在美国联邦银行关闭之后。两年之内，他们就在圣路易斯、新奥尔良、纽约、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伯灵顿和爱荷华州开设了分支机构。在中西部地区，他们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他们的汇票被当做主要货币使用。

在“1837年恐慌”后，投资人和生意人都更青睐那些有硬通货（如黄金、白银）支持的货币。而克拉克和道奇则向公众承诺他们的汇票可以随时足额兑现。这让公众对他们的信心日增，他们的业务量也迅速提高。很短时间内，他们就成了金融界的翘楚。

为接近金融界核心，他们在华尔街设立了代表处。持续不断的商业成功让他们开始考虑迁徙总部。8月11日，他们在纽约报纸刊登公告，告知公众公司的波士顿分公司和费城分公司将合并为纽约分公司，同时纽约分公司将成为公司未来经营的旗舰店。在1845年搬至自建总部之前，他们和安泰保险公司一起办公，在华尔街合租了办公楼。当时的年租金5万美元——即使按照当时的行情，这个租金水平也不算高。那时，纽约的几家主要商业银行控制着市场，其中前24家的资本量就有2000万美元。这让克拉克-道奇之类的私人银行显得微不足道。但大公司在经营上不如小公司灵活。而克拉克-道奇公司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遍布全美的分支机构后来成了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大恐慌之后，繁荣如期而至，商业信心也有所恢复。唯一的担忧来自美国吞并得克萨斯，与墨西哥战争也是一触即发。战争爆发时，克拉克-道奇公司站在了为战争融资的前线。在18世纪90年代和1812年战争时期，金融家就曾帮美国政府筹募资金。之前，这些金融家们早已声名远扬，而美墨战争让克拉克-道奇公司的私人银行地位更加稳固。

尽管在和平时期，克拉克-道奇公司就取得了成功，但美墨战争让其名载史册。虽然战争只持续了不到两年，但政府还是急需从私营部门筹措资金。在这次筹资中，华盛顿的著名公司——科克伦-里克斯公司和克拉克-道奇公司，是主要的参与者。

当时，政府以6%的利率，向公众发售了6000万美元债券。其中大部分由科克伦-里克斯公司发售，剩下的则由克拉克-道奇公司负责。在此过程中，不同地区的分支机构间有大量的浮存申购金，这让克拉克-道奇公司大发其财。从这上面挣的钱远超出发售债券所获得的佣金。之后很长时间，公众都指责他们从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中谋取私利。

克拉克和道奇生性慷慨，经常在周末为年轻职员举办派对，且常带他们到费城戏院和秀场观看表演。在节假日，更会举办奢华宴会。他们的一位年轻雇员——杰·库克，就曾深情地回忆到：“他们不仅慷慨大方，而且品行高尚。在他们一生中，始终对我们关爱有加、充满信心。” 2

克拉克-道奇公司在华尔街正式设立总部之前，公司的合伙人只有两位——克拉克和道奇这两位创始合伙人。年轻职员被派往小的地区分部。那里的职业前景和升迁道路更为通畅。1848年，托马斯·汉庭顿加入公司，之后约瑟夫W.克拉克和卢瑟·克拉克在1849年加入，杰·库克也在当年加入。

在为艾伦公司工作时，伊诺克·克拉克就意识到多地布局的巨大优势，特别是在处理和清算资金时这种优势表现得更加突出。分公司间流动的浮存金为公司提供了急需的现金，而不只是简单的资金传递。按照当时法律要求，美国财政部需将出售债券所得的资金，存入不同地区指定的财政账户。这些财政账户在联邦银行关闭之后设立，为的是避免财政资金过于集中。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就曾警告说，如果财政资金过于集中，就可能落入一小撮银行家之手。当时，克拉克-道奇公司的圣路易斯分公司接收存款，并将其上交纽约总部，上交过程中产生的利息归公司所有（这主要是当时采用邮递方式运输，交通不发达，时间较长）。之后这些资金还需返回圣路易斯，但当地并没有财政指定账户。因此，克拉克-道奇公司给财政部开了一批汇票，并以自身全部信用做担保，对此，财政部乐见其成。

交易结束后，克拉克-道奇公司挣得的利润是债券销售佣金的2倍多。这主要是因为它利用了自身优势，从后来众所周知的“浮存金”上获利。所有这一切都合法合规，这是美国财政部部门设置不合理的后果之一。在此运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杰·库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公司的圣路易斯分公司接收申购资金并签发汇票，费城和纽约分公司则予以兑换，并收取相当高的费用（大约2~3个百分点）。汇票从圣路易斯到纽约一般需要10~15天时间，期间没有利息支付。通常，我们在汇票上的收益要远高于利息。” 3

对财政部来说，这不是最佳安排。但它比过去几家私人银行垄断债券发行、坐收10%佣金，而无尺寸之功来说要好得多。况且，之前这些银行还常常延迟支付财政款。

克拉克和道奇，都意识到与政府达成友好关系的益处。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意准则。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沿用此准则已久。这家著名的德国犹太公司依靠和众多欧洲国家结盟，稳固了地位，最后名满天下。

美国的不少银行家也希望沿袭此路。但结盟方式上的不同注定了美国银行家和美国政府关系的短暂性。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个人关系，和欧洲各国首相、财政部长以及皇室建立联系。但美国政府机构的权力掌控欲望较弱。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美国第二联邦银行总裁尼古拉斯·比德尔之间的冲突，就很好地说明了政府希望在私营部门和银行家中保持独立。华尔街多次要求取消“硬通货法案”（该法案规定黄金作为唯一支付手段），希望只用纸币兑现，而不是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但无论是杰克逊总统还是他的继任者，对此都屡屡拒绝。华尔街声称正是杰克逊总统的行动导致了“1837年大恐慌”，一个重要依据是当时杰克逊总统没有批准美国联邦银行的经营展期——这让私营部门缺乏营运资金，导致了现金紧张和信用危机。

这种区别，使美国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关系达不到欧洲那样的合作高度。欧洲银行家和政府首脑之间的亲密合作让欧洲享有更高的金融稳定性，这是美国在南北战争前不曾达到的。由于没有中央银行，美国并没有法定货币，当然更没办法维持货币币值。和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相比，当时美国经济十分原始，在缺失央行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私人银行引导其发展。

把艾伦公司、克拉克-道奇公司与它们的欧洲同行区分开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的本土化。这两家公司只经营国内业务，并不招揽欧洲客户。而欧洲投资人，比如说法国、荷兰以及一些德国犹太人，其实是美国的主要资金提供方。在美国投资时，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代理机构进行投资。

伦敦的巴林银行在美国投资甚多，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是如此。但这两家都没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18世纪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替代巴林银行成为美国财政部在伦敦的业务代表，并通过自己在美国的代理机构在美国进行投资。不少人借此过上了体面生活，约瑟夫就是其中一员（在公司倒闭之前）。 4 但美国本土银行并没有渠道招徕欧洲银行家，所以它们遍地组网，形成国内的商业网络。如果新生的美国私人银行想与财政部做生意，并借此追上欧洲同行，它们必须提供某些特殊服务。在战争期间为国家筹资肯定是其中之一。除了货币鉴别和证券交易业务外，克拉克和道奇还为财政部筹资。但其他一些活动也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为铁路融资，这是19世纪40年代的技术创新，并革新了旅游业和金融业。

和任何新生行业一样，铁路行业利润丰厚，但同时也隐藏着巨大风险——这一点主要是因为铁路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当时美国社会资金短缺。早期的很多铁路公司，都是由克拉克和道奇负责发债筹资，其中就包括洛克岛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北方中央铁路、费城铁路和伊利铁路。19世纪50年代，美国铁路建设蓬勃发展。其中，仅1856年的铁路建设里程数，就超过了过去10年的建设总和。铁路债券和铁路股票都成为投资者的最爱，因此证券公司一拥而上，希望尽可能趁早发售。但地平线上的乌云再次出现，银行业再度面临麻烦！中西部地区的一些银行，相互之间运作不畅，一些银行家开始对某些银行的安全表示担心。伊诺克·克拉克，当时已退休，在欧洲养老，在1854年初曾给杰·库克写信，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金融业的担忧：“公司业务现在不顺。但我并不灰心，更不寄希望现在就能脱困。但我希望你能谨慎做事，并保持清醒。不要去做什么大生意！” 5

伊诺克·克拉克在危机来临前的1856年夏天去世，正好在铁路繁荣开始扭头向下之时。这次恐慌比20年前那次更为严重，金融界在此次恐慌中损失惨重，很多华尔街公司也就此倒闭。这次，克拉克-道奇公司未能延续之前的幸运。

表面上看，1857年的这次恐慌和20年前那次很像，土地投机、证券投机和黄金投机，都非常猖獗。当年8月，俄亥俄州人保信托公司倒闭。这件事涉及了很多公司，破坏力极大。该公司当时还经营银行业务，因此它的倒闭使众多商户和银行连带受损，最后有很多银行和公司倒闭。其股价曾一度高达100美元/股，并支付10%的股息。因此，它的倒闭对储户和投资人来说都是一大灾难。市场上黄金匮乏，银行也无法兑现，只能依靠加利福尼亚的运金船来解燃眉之急。但雪上加霜的是一艘载有200万美元黄金，名为“中美洲”的运金船在从加利福尼亚驶往东部的航道上沉没。于是，很多银行不得不延迟黄金支付，这导致了更大的倒闭潮。

历史轶事

1857年股市崩盘的惨烈程度不逊于之前的任何一次。当时，曾有投资人赶着成群的马匹在百老汇街上叫卖，以期能筹措现金。

但最不可思议的则是塞缪尔·汤普森。他之前从伊诺克·克拉克的一本书中获得灵感，将其中一篇扩展开来发行了一本期刊，名为《银行券研究》。读者能从中了解到哪些银行券信誉良好，以及哪些有瑕疵——当时存在的普遍问题。但大恐慌时，汤普森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并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根据《纽约先驱报》的报道，一位银行家在离华尔街不远的一栋破败建筑里，发现了他。当时他穿着劳工服，在一个阁楼里做蜡烛。他被指控利用期刊非法从订户那里募资，并将资金投入市场，这导致了他的迅速覆灭！

公众开始恐慌起来。数以千计的商人和民众涌往曼哈顿下城，希望能找到银行，用银行券兑付黄金。这时，情况已很明显：流通的货币远比支持币值的黄金要多，而且一旦银行券无法兑付成黄金，就一文不值。认识到这一点后，人们疯狂兑现。在1857年10月13日股市崩盘后，一共有18家银行倒闭，不过主要的商业银行，如纽约银行仍得以幸存。但一些大型黄金交易行在此期间垮台。

之前，纸币被所有银行接受，但化学银行结束了这一切——它不再接受纸币，并拒绝用硬通货兑付。之后，股市立马下跌，并在随后几年内元气大伤，萎靡不振。

到1858年夏季，恐慌开始平息，全国也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华尔街在大恐慌中付出的代价非常高昂。E.W.克拉克-道奇公司被迫关闭在纽约、波士顿、圣路易斯、伯灵顿以及斯普林菲尔德的分公司。但费城分公司仍继续经营。硬通货兑付重启之后，公司在1858年2月以克拉克-道奇公司的名字重新开张，并将原名中的E.W.去掉。2月18日，6位合伙人签订了新合伙协议。其中有一位合伙人缺席，那就是杰·库克。由于个人原因，杰·库克从这家他服务了20多年的公司中退出。尽管经历了众多考验，也遭受了诸多磨砺，但对克拉克-道奇公司来说，库克的辞职是它19世纪最大的损失。库克在接下来4年中一直处于退休状态，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后来他曾写道：“我经常想，正是这段闲暇和商业退出，让我愉快地接受有史以来最艰巨的金融重任。这或许是一种命中注定。”

他这么说是对的。南北战争的筹资额是美墨战争的50倍，当时财政部每天的开支高达100万美元。在此次融资活动中，克拉克-道奇公司和杰·库克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

杰·库克和他的新合伙人威廉姆E.C.穆尔黑德一起成立了新公司。杰·库克占2/3股份，穆尔黑德则占1/3。但在经营中，两人关系并不和睦，经常在公司政策上争执不下，特别是在南北战争期间。但杰·库克通常是最终拍板人，这能让公司发出强有力的一致声音。

穆尔黑德“不管不问式”的管理方式在战时运作良好，但在战后却不大理想。战后，库克的兄弟亨利和皮特也加入了公司。此后，库克更看重自家兄弟的建议，而非穆尔黑德的。在决策拍板上，库克也始终牢牢控制着公司。H.C.法尼斯托克，在日后也加入公司成为公司华盛顿分公司的合伙人，并成为库克最重要的助手。 6 另一位合伙人爱德华·道奇则是纽交所会员，并在其中拥有交易席位，他从1870年开始为库克服务。

挽救联邦

杰·库克是19世纪银行界的突出代表，他的巨大贡献也是爱国主义的最佳体现（通常，银行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不会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伴随爱国主义而来的，是巨大的付出。内战期间为联邦政府融资，是19世纪最艰巨的任务，大部分人遇到这个难题时都会退缩。

1821年8月10日，库克在俄亥俄州的桑塔斯基出生，父母亲分别是伊鲁瑟洛斯·库克，和玛莎·卡斯维尔。1638年，库克家族的先辈从英国移民至美国，并在马萨诸塞州定居。

后期，库克曾回忆为何他父亲为他取名为“杰”——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杰的名字。这其中确实有一个特别原因，杰的父亲认为正是他那过长的名字让他输掉了俄亥俄州立法会的选举，因为选民没法在选票上正确拼写他的名字。为避免厄运再次降临，在为孩子取名时，他都采用那种短小精悍的历史人名：给杰的哥哥取名皮特，给他的弟弟取名亨利。而夫妇二人的其他孩子小伊鲁瑟洛斯和凯瑟琳，则在早年夭折。起初，老伊鲁瑟洛斯原本想以当时英国的著名政治家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名字给亨利取名（福克斯），但玛莎对此相当恼火。最后，老伊鲁瑟洛斯态度软化，取名为亨利，以彰显家族强烈的美国独立意识。

卡斯维尔一家也有类似历史。玛莎·卡斯维尔的父亲在1812年战争中，被英军俘虏，并被关押在加拿大。因此，她对母国——英国的热爱受挫。 7 之后，伊鲁瑟洛斯·库克成为俄亥俄州立法院的一员，并最终进入了众议院。杰克逊总统解散第二联邦银行时，他正在众议院任职。

1839年，经朋友介绍，杰·库克进入克拉克-道奇公司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因工作出色成为公司最看重的员工，并被授予“鉴伪专家”的称号。像之前的克拉克一样，他很快就成为鉴别伪币的专家。他的眼力从一开始就让其成为克拉克-道奇公司的无价之宝。

同时，他还兼职做了一份记者工作。费城《每日记事》报纸的主编邀请他主持每天的货币市场专栏，对此，他欣然接受，写的内容主要是东海岸地区汇兑市场的债市状况。尽管这份工作让库克在金融市场上声名远扬，但他最终还是辞掉了这份工作，因为太耗费时间。不过这个经历让他成为第一批展现文笔的金融人士，这成为战后众多从业人士的时髦追求。

在伊诺克·克拉克过世之后，库克从公司退休。退休初期，库克一边为铁路融资，一边照料自己的生意。为继续跟银行业保持联系，他在原公司保留了一张办公桌。

19世纪50年代后期是铁路扩张的最后时机，美国南北战争马上就要来临，绝大多数工程都会被无限期搁置。在南加州脱离联邦后，库克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并返回他最熟悉的领域——为政府发债筹资。成立杰·库克公司时，他年仅39岁。尽管库克曾在克拉克-道奇公司工作，并且自家公司也是华尔街著名银行，但在整个事业生涯中他始终都以费城银行家自居。 8 在时局越来越艰难时，他的强烈爱国主义让其挺身而出，发挥自己的金融才能为国家筹资。战争爆发后，很多外国投资人从美国撤资。这让库克意识到他的筹资目标应是美国国内投资人。

战争爆发后，宾夕法尼亚州就开始筹措资金。机会就这样来了，但对库克和其他人来说，这项任务并不轻松。1837年，第二联邦银行的关闭引发了市场恐慌，宾州的市政债券也出现违约，并重创了市场。虽然事情过去多年，但宾州的信誉仍未恢复。在南北战争之前，一位英国作家曾不无挖苦地写道：“在打仗这件事上，美国人的天赋众所周知，也不曾有人怀疑他们的勇敢无畏。但我脑海中却闪现着这样一幅画面：在宾州广阔的平原上，地方军队做好了排兵布阵。在写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军旗下，宾州资不抵债的轻步兵、负债累累的重骑兵、拒付国债的战斗营以及破产保护的整装旅整装待发迎风前进！” 9

显然，英国不会支持北方联邦政府。数年前，某些英国报纸就认为南方联盟有权从联邦政府退出，认为这和之前美国13个殖民地从英联邦退出一样。但杰·库克依靠自身的才华，圆满完成了筹资任务。这给“扬基银行家”这一称呼赋予了更深一层含义。

宾夕法尼亚委托杰·库克发售300万美元债券，但当时的州债务已高达4000万美元，所以任务并不轻松。宾州需要这笔资金去抵御南方的侵袭。

德崇公司（费城的一家著名银行，在之后一个世纪中，这家银行誉满美国，特别是在年轻的J.P.摩根参股之后）和杰·库克一道负责整个事宜。虽然库克在克拉克-道奇公司时已有盛名，但库克公司却是金融界新人。让其作为联席承销商，在很长时间内都让同行不以为然。承销中，库克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营销活动。债券被超额认购，并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债券营销中，库克还顺带做了一些自我推销——广告宣传对库克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将申购者名单寄给了国内几家主流报纸。甚至还将该名单寄给了身在里士满的南方联盟的杰斐逊·戴维斯总统——以展示北方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支持。申购者名单上包含了宾州主要银行、德崇和库克本人、还包括F.A.小米伦柏格——美国众议院首任议长之子。库克发现爱国主义在宾州很有市场。宾州的这次承销，为库克日后参与联邦政府承销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时，萨尔蒙·契斯是林肯政府的财政部长，负责为战争筹款。库克专程赶到华盛顿，希望能加入到筹资活动中来。他弟弟亨利答应为其引荐。之前，亨利曾是《俄亥俄州州报》在哥伦布市的主编，认识不少名人。库克抓住这个机会认识了财政部部长。

1861年，他开始涉足国债承销业务：过程并不顺利，但最终都成功售出。这为进一步深度合作打下了基础——当然成功之路不会自动铺好。库克主动为国债招揽顾客，并将他们转交给萨尔蒙·契斯。在此过程中，萨尔蒙·契斯看到了这位费城银行家在招揽客户方面的才华。期间，库克抓住每一次机会向萨尔蒙·契斯表明心志，并告知其自己并未从中抽取佣金。当然，在之后的国债承销中，库克就要求有所回报了。契斯高度认可库克的才干，将其列入未来国债承销的名单中。

契斯曾为库克提供财政部副部长一职，但经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库克拒绝了这番好意。他认为自己为国服务的最好方式是为国家承销尽可能多的国债，而不是成为华盛顿体制内的官员。

即便如此，库克继续为契斯招徕投资人。国债的脆弱性和库克的重要性，在布尔伦河战役后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当时布尔伦河战役的厮杀声可以清楚地传到华盛顿，但让首都百姓更惶恐的是联邦军队溃不成军、丢盔弃甲的传闻。由于担心华盛顿州会被南方联盟攻占，库克开始更卖命地筹款，希望这能帮联邦政府打败南方叛军。听到联邦军队溃败的消息后，库克在华盛顿设立了分公司，轮番游说当地银行，以争取更多资金。在保卫联邦这件事上，他的爱国主义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毅力坚强、行动果断。当然，他的金融才干也展露无遗。银行家披肝沥血地为国家筹资，国家自然也须给予相应回报。

库克在南北战争（后多称为内战）中的表现，为后来的银行家们树立了榜样。之后，这些银行家也以自己的方式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其中有一位就是J.P.摩根。在国债承销上，库克和萨尔蒙·契斯紧密合作，恪尽职守、废寝忘食，这让他赢得各界的一致赞誉。J.P.摩根也看在眼里。1865年之后，J.P.摩根曾想从库克手中抢走国债承销业务。 10 但要成为契斯心腹，并接近财政部钱包，却并不容易。契斯生性保守，并坚持金本位制度，除非受人胁迫否则绝无改变的可能。

布尔伦河战役改变了林肯政府，也成为库克个人财富变化的转折点。当时，契斯动身前往纽约，负责一笔5000万美元的国债发售，这次发售的国债绰号5-20s（早期发行的一种可赎回债券）。由于数额巨大，在跟华尔街银行打交道时，他需要有人协助，因此，他请求库克能与他同行。库克答应了他，并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筹款。参与这次承销的还有克拉克-道奇公司、菲斯克-哈奇公司、利弗莫尔-克鲁斯公司和狄龙-瑞德公司的前身维米利公司。在这次承销中，库克和契斯组成了一个联合体，这让未来的筹资更加顺畅。

库克销售5-20s债券时，要求公众用硬通货或有担保的银行券支付。但当时，硬通货短缺。之后不久，财政部也不再以硬通货兑付，并发行绿钞——战时最具争议的金融票据。绿钞不与黄金挂钩，成为数年后金本位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萨尔蒙·契斯本身并不喜欢绿钞，但他心里却很清楚：如果不改变货币发行方式，联邦政府将输掉这场战争。1862年，联邦财政已是空壳，只有学界对发行绿钞有不同意见。

绿钞发行后，商业信用有所恢复，公众和商界也都接受了这一安排，没有任何质疑。绿钞的发行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改变了发行承销的压价习惯。之前，由于黄金短缺，克拉克-道奇之类的银行在承销国债时，都会进行压价，要求政府以折扣价卖给承销商。但在销售给公众时，则以面值出售，这给银行留足了利润空间。当然，这样做之后，承销商交给政府的资金也就减少了。现在，绿钞的出现改变了现金不足的局面，国债发售时再不需要以折扣价出售了，这带来了一种未曾预料到的利好。之后，尽管不再有大额折扣，库克在国债承销中依然获利丰厚。当时的销售佣金是两个点（2%），巨额发行带来的回报也相当可观。

后期，当库克被指定为国债独家承销商时，所有的佣金收入都落入了他的口袋。

不过，库克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战争初期，他弟弟亨利帮助成立了华盛顿首个电车公司——华盛顿-乔治敦公司。该公司发行股票时，库克公司和其他为战争融资的主要银行都参与了申购，并成为公司股东。公司经营顺利，被公认为是商业成功的典范。但萨尔蒙·契斯对公司采取种族隔离措施表示反对。当时，该公司拒绝为有色人种提供服务，即使是在联邦军队服役的人也不行。确切地说，它的服务对象只限定为白人。契斯饱含感情地给公司高管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将黑人列入服务名单。但公司董事会拒绝了这一要求。随后，库克公司将自己手中的持股抛出，并返身债券承销业务，将电车公司这个棘手问题和种族歧视问题留给他人。

1862年，战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库克公司也受到了牵连。由于未按时递解款项，财政部对库克公司进行了调查。之后，财政部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库克公司拖延资金交付，并利用在途资金牟利（这是在之前美墨战争中曾发生过的情况）。库克对此表示抗议，不过他马上就将精力投入其他事务之中。当时，他的主要精力都在铁路融资事务上，这是战前数年他就经营过的老业务。但由于政府对电报信息的审查，使铁路交易变得很难做。为解决该问题，库克公司设计了一套密码系统，在分支机构中运行，无须担心政府窥探。这套系统用银行术语和银行家名字来代替政治和军事词汇，汇报各地战况，虽然这是政府不允许的，但电文看起来就像标准的银行文件。 11 和华盛顿合作，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对私营部门指手画脚！

金融界的拿破仑

1862年，杰·库克倒了霉运，但下半年名利双收。尽管当时预期乐观，但还是看不到战争结束的迹象。第二次布尔伦河战役让华盛顿再度兵临城下，军事上需要更多物资支持。因此，萨尔蒙·契斯再度将库克召至身边负责政府筹资事宜。此前，库克和契斯间关于资金调拨的争执只是一个小插曲。契斯非常依赖库克，不久就为他安排了一笔新国债承销业务。

对库克的指责最早是针对5-20s债券，之后则是针对他的巨额财富。5-20s国债的实际利率是6%，20年期，但可以在5年后被赎回。发售初期，销售并不顺利，之后财政部指定库克公司作为唯一的发售机构。库克入局之后，情况立马改观。他利用多种手段进行促销，如多地发售、雇佣经纪人以及安排记者撰文鼓励民众投资国债等。

这些文章极其有效，不但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也起到了教育意义。不仅拿到了所需的资金，还指出为国出资的道德意义。文章也凸显了政府战时急需帮助，只有公民可以依赖的紧迫性！这些手段最终起了作用。申购资金从全国蜂拥而至。库克当时有1500家机构负责筹资，只要有人愿意掏出10美元，就可以从其手中购买国债。和以往发售不同，这次的债券面额很小，普通民众都能认购。记者们撰写了很多报道，内容多样，从申购分析到花边新闻。1863年4月《费城调查报》的一篇文章曾如此报道：“如果看到市内国债发售机构工作上的投入热情，爱国人士一定会欢欣鼓舞。在5-20s国债上，民众用存款和资金踊跃认购，这给了政府急需的帮助和莫大的鼓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库克在这上面没有私利。5-20s国债的发售，政府给予他1%的佣金回报，这个比例比过去要低，但考虑到它巨大的规模，总金额也相当庞大。早期时，5-20s每天的发售额只有200万。但发售结束时，总额达到了5个亿。这意味着350万美元的佣金总额（减去费用后）。但库克本人则声称自己只挣了20万美元，不过大家对此持怀疑态度。1863年，《纽约世界报》就很直白地评论道：“即使只给他们一半佣金，他们也会有很大动力销售这笔债券。” 12

该报导并没给出具体数字，但数额确实极高——5亿美元的1%的一半，也将给库克带来250万美元。尽管肯定有费用支出，但这也足以让民怨沸腾。报纸同时写道：“我们的民众似乎乐于被欺骗。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政府的虚假胜利报道，也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财政部的债务违约，更是不带丝毫怀疑地拥抱了金融欺诈。财富被如此剥夺，就如同无罪而被判入狱、无端而被卷入战争或者无故而被征税。”

参议院对库克也有此类指控。批评者声称他是以财政部的损失为代价，捞取了数百万美元。萨尔蒙·契斯行事公正，对这些指责深感不安。回顾过往，他认为库克的行动大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于是他挺身而出为库克辩护，平息了关于5-20s国债的这场风波。客观来讲，库克有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为国尽忠的国家英雄，另一重身份则是凭自身才华赚取巨额财富的商人。后来，又有人指责库克，这次的指责对象则是库克准备在战后修建的豪宅，一座花费100多万美元的宏大建筑。当时，为政府筹资并未结束，不少债券承销活动仍在继续。

库克承销的下一只债券是7-30s（年息7%，3年后到期）。契斯则在之后离开了财政部，现在库克需要和新任财政部长威廉姆·皮特·森登打交道。新任的财政部长很快就认可了库克的服务，并让其继续参与债券发售。森登没有契斯的才干，他主持的债券发售并不顺利。库克没参与的那些大都滞销。森登向库克说明了困难，并寻求指点。在库克的回忆录中他曾这么记录双方的谈话。“你想要什么价？”库克直接问道。“我想以面值出售，你的佣金则是国债发售前的累积利息。”新部长回答道。“那我全包，”库克以他特有的方式回答道，“我将一次性购买300万，但你要给我1000万国债的承销选择权，在拜访纽约之后我将做出最后决定。” 13

这次合作之后，两人就成了亲密的合作伙伴。在一次回信中，森登曾如此评价库克：“我原以为契斯先生是你的保护人，现在才知道你其实是他的保护人！”

库克成了7-30s国债的唯一承销商，在这次发售中，他与之前发售5-20s国债一样卖命。这次发售量更大，最终销售额达到了8.3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筹资活动。

库克筹措的资金是南方联盟解体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也间接伤害到了他本人。大额承销，并在短期内完成让库克产生了一种商业错觉，他认为商业成功会一直如此（如跟森登合作的7-30s国债发售一样）。战争结束后，筹措巨款已无可能，民众生活也回归正常状态。7-30s国债和5-30s国债规模庞大，两者加总后，杰·库克就成为首位筹措超过10亿美元巨款的金融家，这也成为金融界评判事业成功的新标准。

只要战争继续，联邦政府的生存就系于库克一身。但潜在危险已浮出水面。战时，发生了多次黄金恐慌，其中一些已影响到财政部的偿付能力。批评者将矛头指向华尔街的犹太集团，这通常是不点名批评杰·古尔德。但不少人这么做，仅是因为可以通过投机轻松赚钱，而无须承担法律后果。1863年，年轻的J.皮尔庞特·摩根在纽约市场对黄金进行逼空。这使得黄金价格上涨，而国债价格下跌。因此，5-20s国债和7-30s国债的发售变得相当困难。逼空的具体原因无人可知。当时，黄金投机是华尔街的主要游戏之一，很多公司都有黄金交易室，为顾客和其他银行提供黄金买卖服务。不过，对国债进行投机，貌似是一种叛国之举，这会让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并让人对黄金价值产生怀疑，而这会驱离投资人。黄金投机严重影响了杰·库克公司的信誉。出于对黄金投机的担心，每当有大额债券销售时，库克都会到纽约驻守。华尔街不仅有潜在的国债申购者，也有筹资活动的潜在敌人。

繁重的筹资活动并未随着南方联盟在里士满的投降而结束，也没有随着林肯的被暗杀而告终。7-30s国债发售中，库克不停地和新任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森登的继任者）在承销佣金上讨价还价。最后，财政部给了他0.75%的佣金率，库克坚持认为只有这个数才能覆盖承销活动的相关费用。7-30s国债发售更为火爆。这也使得库克成为了美国最知名的金融家。对此，库克也乐于接受。

战争筹资结束后，其他商业融资再度浮现。私营领域再度成为融资重心。战后，美国的主要投资都在铁路建设项目上。西部在召唤库克，但库克却在此遇到滑铁卢。

战争后期，库克公司与当初跟萨尔蒙·契斯合作时并无二致。当时，它承销证券、经营汇票和黄金业务，同时吸纳公众存款。存款业务后来成为公司的致命伤，对19世纪的其他商业银行来说也是如此。吸纳存款并从事证券交易会让储户不安。当储户挤兑时，银行就会因缺乏现金而停业经营。虽然这是个老问题，但却一再出现。

宏大的事业

战争末期，库克开始在家乡修建豪宅，并取名“奥冈兹”（以一位印第安首领的名字为名）。这栋建筑的最终花费超过了100万美元，这给批评他奢侈无度的抨击者提供了口实。纵观库克一生，都因一掷千金而闻名，他经常举办豪华晚宴，并给宾客提供皇室般的待遇。战后，他曾在该豪宅多次招待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他最尊贵的客人之一。国债承销带给他的荣耀让他无法停下脚步。很快，他就参与到另一项铁路融资活动中。融资对象是北太平洋铁路，这条铁路计划将美国中西部和太平洋西北部连接起来。之前，这条铁路曾被迫停工，因此这次其实是项目重启。库克决意让这次重启获得成功。但他的合伙人对此并不热心，仅给予口头支持。不过更不幸的是他让威廉姆·穆尔黑德负责此次融资，具体负责与国外投资人之间的谈判，但穆尔黑德内心却并不支持该项目。

库克认识到若想落实该计划，就得寻求外国投资者的帮助。这对库克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他派穆尔黑德去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谈判。如果他们支持，项目就有很大可能取得成功。库克想让他们购买该公司债券（该项目的财务杠杆非常之高），但最后未能成功。除了奥古斯特·贝尔蒙外，罗斯柴尔德家族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他们在美国的投资都依赖奥古斯特·贝尔蒙。当时贝尔蒙已建立自己的银行，并经营了长达30年的时间。但只要需要，他就会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后，尽管穆尔黑德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打动罗斯柴尔德家族。

当时，到欧洲寻找资金的企业家很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中东地区的也不在少数，而修建新铁路的想法也并不新颖。除此之外，那些记性稍好的伦敦投资人都还记得19世纪40年代美债违约的先例。那次债务违约让欧洲投资人（其中大部分是英国投资人）损失惨重，连本带息一共损失了数百万美元。所以，这次即使有库克这样的著名人物出场，也无法改变当时的金融环境——不适宜发售铁路债券。

最初，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库克的提议颇有兴趣，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美国的铁路建设项目成本不一，但库克的这条铁路成本最高。 14 过去的经验表明，成本越高，需要的借款就越多。这带来的另一重风险就是股票面值低于每股净值，也就是俗称的“股票掺水”。国外投资者拒绝参与，对迫切需要资金的库克来说是个打击。这让他不得不转向国内寻找资金。最后，他找到一位政治家，并将铁路公司股票卖给对方。这位在俄亥俄州成长起来的政治家，不论在家乡还是在华盛顿都享有盛名，对这次承销非常上心。这条铁路将从五大湖地区延伸到西北太平洋地区，并环绕普吉湾——他对这个地区极为看好，称其为美国环境最优美的地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表达了对这个地区的热爱，并鼓励大家去没有嫉恨、没有3K党，也没有外来政客（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诸州官员不少是由北部派遣）的大西北去，这是对正进行战后重建的南部地区的反讽。

之后，库克及其支持者对政府进行了多轮游说，国会最终通过法案，批准了横穿大西北的北太平洋铁路工程。同时还授予铁路公司大片土地（铁路沿线的土地），其面积甚至比几个州还大。但库克期望的资金支持并没有兑现，因此，他不得不采取另一方案。铁路建设耗资甚多，资金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于是，库克再度向欧洲投资人伸出了募资之手。

1870年，他将目标锁定在德国，虽然德国的资金不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充裕，但却一直对美国铁路建设抱着积极态度。在交易即将完成，以美元向德国投资人发售债券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普法战争在此时爆发。于是，这次发售被无限期搁置。期间，施工一直在持续，费用也不断攀升。

在库克身陷北太平洋铁路困局时，还有其他国债发售还需要他安排。现在，5-20s国债可以被赎回，财政部希望以5%的利率发售一批新债，以赎回这批6%利率的5-20s国债。当时，很多国债都在欧洲投资人手中，从原美国投资人手中购得。因此，库克需要组织欧洲银行参与国外的国债置换，同时由国内银行负责国内置换。由于北太平洋筹资挤占其大部分时间，这次，他未能组织足够资源参与国债置换。

在债券置换上，财政部还邀请了其他银行。这样一来，库克就无法独断置换条款和置换条件。“辛迪加”这个词也由此而生（这个词起源于法语syndicat），该词用来形容集体行动，意指其他银行也能参与交易并设计部分条款。美国报纸很快就学会了这个词，并拿这点开库克玩笑。《纽约论坛报》，特意在某个重要日子，刊载了一首小诗：“天啊，这个辛迪加集团要做什么？又该如何面对国内外的质疑！这么说，它是一个逼空集团吗？库克和他的同伙又能从中大赚一笔吗？” 15

虽然有其他银行参与，但还是流言四起，不断有人质疑库克按自己利益设计了交易，或取得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为回击该质疑，库克以很时髦的形式，在报纸上公布了参与此次债券置换的大西洋两岸银行名字。这种做法打破了常规。参与承销的美国银行，除了库克公司外，还有维米利银行、亨利·克鲁斯银行、克拉克-道奇公司，以及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这次承销中，大西洋两岸都只有2500万美元业务。但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布承销商名单。之后，还有更大规模的债券发售。辛迪加也成为一种证券发售通行方式，当某家银行无力独自承揽时，就会采用这种方式。

库克在1872年时参与了其他几宗债券置换业务。其中一例是和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费城的德崇·摩根银行一起合作。这是库克和摩根之间为数不多的一次合作。当时，库克就认为摩根是他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此次国债置换工作结束后，北太平洋铁路再度成为库克心中的头等大事。这条铁路横穿美国北部诸州，从明尼苏达州一直延伸到蒙大拿州。普法战争让它首次融资受挫。现在的国内危机则给它敲响了丧钟。库克公司沦为1873年市场恐慌的牺牲品。

之前，1869年的那次恐慌已让华尔街和整个美国陷入动荡。这次的恐慌则是由古尔德和其他空头操纵黄金市场引发。南北战争初期，黄金和绿钞之间的比率关系，已成为投机者和市场庄家眼中的攻击目标。黄金短缺会造成证券价格下跌。因为这意味着货币供应不足以及债券偿付性不足，这会造成市场抛售。绿钞发行后，局面也很清楚，新货币也会影响证券价格。借助短期内对绿钞的囤积，市场会出现信用紧缩，之后证券价格就会走低，这是市场空头的绝杀机会，也成为很多著名投机者的市场策略。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姆·菲斯克和杰·古尔德，后者被媒体刻画成恶魔的化身。

华尔街不欢迎古尔德——他常让市场感到畏惧。与他有关的故事都与做空有关。当时曾有一位名叫山姆·利奥波德的经纪人，他和古尔德在相貌上惊人相似。古尔德的对手曾出价20000美元，让他假扮满脸是血的古尔德。按照要求，他需要在华尔街的拐角处打滚，并假装受伤。之后他将被救护车运至当地医院。在那儿，他将被隐藏起来，无人可以联系到他。他们希望这能成为打击古尔德持股的利空，造成股价下跌。经纪人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他害怕事情如果泄露，其他经纪人会对他嗤之以鼻。当然，古尔德本人的报复也是他担心的主要原因。

对黄金进行逼空的“恶魔计划”非常高明，但这和19世纪之前的逼空并无二致，只是规模更大些罢了。古尔德囤积了很多黄金，并将价格抬高到前所未有的160%（当时黄金以基准价格的百分比报价，即价格上涨到基准价格的160%）。这让纽约市场的众多空头不得不进行空头回补，这进一步抬高了价格。当时，有传言说格兰特总统接受多头的游说，决定不对市场进行干涉，国库中的黄金将不会在市场上抛售。这则消息让金价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高位盘整。当时阿贝尔·科宾是古尔德阵营中的一员，而他是格兰特总统的女婿。市场普遍认为正是他让总统陷入两难。

而最后当格兰特总统出手干涉时，古尔德早已得到消息并做好了万全准备。国库黄金抛售后，金价开始下跌，但古尔德早已获利了结，并从中赚取100多万美元。留下的则是空头在那儿舔伤。据说库克就是空头中的一员。当时他试图卖空黄金打压金价，以使国债价格走高，这会减轻他的资金压力（当时，他手中尚有大量国债，价格走高会让债券畅销，并提高他的收益）。迷雾散去后，古尔德大获其利，而华尔街却浑然不知。之后的一连串失误，直接导致了恐慌。古尔德成为美国社会最讨厌的人。库克公司和克拉克-道奇公司的商业地位也严重受损。这对库克来说是个坏征兆，当时北太平洋铁路对资金的渴求正越来越大。

古尔德的黄金逼空操作，成为了19世纪金融传奇的一部分。之后不久，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和他弟弟亨利就在《伊利铁路和其他轶事》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该书主要是揭露古尔德和菲斯克的种种阴谋诡计，以及纽约伊利铁路那臭名昭著的运营商。

之后不久，国会就对银行展开了流动性检查。调查的最终结果给国会议员和铁路融资方投下了重重阴影。这让北太平洋铁路融资变得更加困难。1873年时，库克已无钱给工人发工资，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北太平洋铁路能否继续推进将成为问题。与国会调查展现的一样，两家银行的资金实力比怀疑的还要糟糕。

1873年年底，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库克公司倒闭了，或者说被迫歇业——证券交易所如此对外发布。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库克对纽约分公司的关闭居然毫不知情。库克说这不是他的决定。这点让人无法接受，因从公司创立以来，他就是唯一的掌舵人。

之后，克拉克-道奇公司也关门歇业，这无疑是另一个晴天霹雳。听闻此事之后，公众立马涌向纽约、华盛顿以及费城，新一轮恐慌就此爆发。报纸开始报道库克的失败，不过大部分都肯定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但《费城调查报》则一针见血地将其问题归咎于北太平洋铁路项目：“不管之前人们怎么讲，将这次灾难归咎于黄金投机或股票投机都不对。这家银行倒闭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老板——杰·库克，在庞大的北太平洋铁路项目上试图愚公移山。” 16

南北战争结束后的政治发展，最终造成了无法跨越的障碍。之前在承销上，和库克联手合作的不少机构都倒闭了，其中包括利弗莫尔-克鲁斯银行和菲斯克-海奇银行。库克的分公司遭受了挤兑之苦，并很快出现流动性不足。主要的金融机构当时都出现了挤兑。财政部发行绿钞来应对，但却为时过晚。1873年的这次大恐慌很出人意料，之后花费数年时间，金融体系才恢复元气。4年之内发生两次恐慌，这让它成为美国当时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魔鬼的合约

库克公司于1873年的解体，是美国金融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之一。库克和合伙人之间的裂痕显然要比投资人之前预想的大。倒闭之后，针对公司和合伙人的破产程序立即展开。但那些初级合伙人居然在这次倒闭中毫发无损，这显然是他们早已预料到这个结果并早做了安排。法院清算了公司和库克的私人财产。之后库克隐姓埋名过起了退休生活。由于豪宅被充公，他搬到一个小别墅中生活。

随后，杰·库克的儿子小杰克，和他姐夫查尔斯D.邦尼重组了库克公司。后者成为主要合伙人，并将公司改名为查尔斯D.邦尼公司。老库克则淡出商界，并离开费城和华尔街。不过他的商业兴趣并没有随公司的倒闭而消失。

之后，他的一个朋友邀请他参与了犹他州的一项银矿投机生意。该生意只需花3000美元就可以控股，于是他亲自前往西部调研。银矿状况良好，但若想获利，就得修一条通往外部的铁路。由于之前对铁路业务的深度参与，库克对此相当熟悉。于是他开始寻找合作方。期间，他曾拜访犹他州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经理，向他说明自己的需求。

历史轶事

杰·库克公司倒闭后，库克的女婿——查尔斯D.邦尼接管了公司，并继承了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多年之后，邦尼公司也成为华尔街的主流金融机构。1937年当其碰到财务困难亟须资金支持时，它与1892年成立的爱德华B.史密斯银行进行了合并。

1844年出生的邦尼，一生之中经历了多次华尔街的变迁。自1906年从公司退休后，他就忙于企业指导和照顾家庭。93岁时，他的老朋友约翰D.洛克菲勒过世。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对自己的医生说：“让我得活得比他更长些吧！”他是如此长寿，以至于人们都忘了他是华尔街最资深的银行家之一。1945年他以101岁高龄去世。之后他的银行卷入了著名的“华尔街17杰”调查，该调查由司法部负责。

1993年公司被运通收购，并于1997年与所罗门兄弟公司合并。如今，所罗门-史密斯-邦尼公司则是花旗集团的证券子公司。

谈过之后，这位经理就直接安排他与杰·古尔德会面，当时古尔德正好也在犹他州访问。库克此次拜访时，古尔德正好就在这位经理的办公室里。古尔德当时是联合太平洋铁路的总裁，两人就修建新铁路一事达成了共识。尽管古尔德恶名在外，库克仍提议无需为此签订书面合约。古尔德接受了库克的提议，同意修建铁路，并在其中参股。

数年之后，谜底揭晓，库克从这项投资中挣得了100万美元。之后岁月中，库克可能是唯一一个为古尔德说好话的人，估计也是唯一一个敢与他达成口头协议的人。与“魔鬼”的合作最终顺利完成。

这笔资金让库克有钱买回自己的奥冈兹，并作为自己在俄亥俄州的第二个家。当时由于奥冈兹年久失修，饰品和家具都已斑驳。晚年时，库克成为一名兴趣广泛的投资家。对他而言，最大的讽刺则是大恐慌数年之后，北太平洋铁路最终完工，并开始给股东分发红利。正是这条铁路毁了他的事业。当时北太平洋铁路由亨利·韦拉德经营，但仅经营数年就被J.P.摩根在财务上将其整垮。在铁路行业，北太平洋铁路一直是业界焦点。20世纪初时，它还成为摩根和哈里曼股票大战中的争夺标的。

1905年，库克过世。不过他的儿孙都活跃在金融界，这让库克家族绵延不息，他们都在查尔斯D.邦尼银行工作。之后这个曾拯救联邦政府的家族跟华尔街之间再无瓜葛。

而库克早期效力的克拉克-道奇公司则一直经营到二战之后。和其他老牌银行一样，它也进入了资产管理业务，并在咨询业务上投入颇多。数年之后，该银行走了下坡路。二战之后它已不在金融巨头之列，但人们还能记得它，要归功于它那世代相传的传奇故事。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克拉克-道奇公司被基德-皮伯第公司收购，它的业务部门被并入基德银行的投资部。与艾伦家族和库克家族相比，克拉克-道奇家族算得上是华尔街有史以来第一个金融王朝。这三家银行的经历证明了一个真理：当创始人坚守主业时，事业就飞黄腾达；当偏离原轨道时，事业就遭受挫折。

第2章　犹太兄弟　塞利格曼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

克拉克-道奇公司虽不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银行，却是自艾伦银行成立以来幸存的少数几家机构之一。在家族时代，艾伦和库克本可以牢牢控制公司经营，但最终却败北覆灭。克拉克-道奇家族在这一点上更为成功，但其后人却没有在创始人过世后，继续延续家族的辉煌。而同时代的其他家族，却有一些可以连续数代在金融界屹立不倒——这个差距相当明显。

和杰·库克不同，美国内战中成立的犹太银行倾向于待在幕后。这明显跟犹太人是少数民族有关。但这和他们的欧洲传统也有密切关系：大部分野心勃勃的犹太银行家都以罗斯柴尔德家族为榜样，而这个家族又以谨小慎微而闻名。与库克和克拉克-道奇对业务大肆宣传不同，犹太银行几乎从不公开宣传，这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做法一致。大部分德裔银行家都参考他们的行事标准，并尽可能与其保持一致。

19世纪还没有一席之地的德裔银行家给美国金融注入了新血液。当时，传统的资金供应国是英国和荷兰（其中荷兰资金量较小）。不管其中哪个国家从美国撤资，就像1812年战争期间英国所为，对美国的影响都非常明显。如果没有资金流入，新项目就会停滞，经济发展也会迟滞不前。而当资金回流后，一切都恢复正常。美国内战期间，英国支持南方联盟，这让美国清楚地看到自己任由外国资本摆布的窘境。而和犹太银行家密切合作的德国金融家对废奴事业普遍报以同情态度，这让联邦政府受益良多，也减少了对英国资本的依赖。

19世纪开设的大部分银行都是快速成长起来的。塞利格曼公司就是这样一个范例。遍布各地的网点成为他们成功的法宝。在为财政部筹资和黄金交易中，杰·库克公司和克拉克-道奇公司曾用它们的分支机构传递资金。而犹太银行则利用它们的分支机构帮助商户和支持商品贸易，而最早的艾伦银行则用其销售彩票。当时，由于没有公共金融服务网络，联邦政府和客户都用这个网络交易票据。内战前，政府在设立联邦银行上争执不断，所以私人银行就成为政府的主要资金提供方。

受库克成功的启发，其他人也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中就有一位德国移民，而且他还很好地利用了自己与母国的关系。约瑟夫·塞利格曼出生于1819年11月22日，是家里11个孩子中的老大。读完埃朗根大学后，他就离开了巴伐利亚。塞利格曼家族住在巴伐利亚州拜尔斯多夫市一个名为裘登加斯（Judengasse）的街道上，裘登加斯的字面意思就是犹太街。罗斯柴尔德家族最初也住在法兰克福一个有着类似名字的街上。当时，德国犹太人被限定区域居住。

塞利格曼家族期望能逃出该区。在掌握数门外语之后，约瑟夫离开德国远赴美国。在长达一个月的太平洋航行后，他在1837年大恐慌期间来到费城，为一家家族企业工作，服务对象是阿萨·派克先生。当时，派克的公司主营平底船建造业务。派克先生曾修建过利哈伊铁路，并创建了利哈伊大学。1837年时，平底船还是一项新发明，是运输业新宠。当时，公司处于发展初期，年轻的塞利格曼受雇于此，年薪高达400美元。但即使这样他也没能留住这位博学的年轻助理。很短时间内，约瑟夫就攒够了200美元，并借此做起了杂货生意。一年之内，他就挣够了钱，还了母亲借给他的出国费用100美元，并让家里其他两兄弟来此发展。尽管起步不顺，但塞利格曼王朝已初具雏形。

在他的兄弟威廉姆和詹姆斯加入之后，约瑟夫在费城的兰开斯特开了一家百货店。塞利格曼公司正式成立。不久之后，他们将经营重心搬到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这是因为南方有更大的发展机会。直到于1846年在华尔街开设曼哈顿分店后，他们从阿拉巴马搬走。家中其他成员也不断前来投靠，并在合伙公司任职。之后他们在纽约的沃特镇又开设了一家商店，该店由他的另一兄弟杰西经营。经常到访的顾客中有一位年轻中士尤利西斯S.格兰特。两人成了好友，且这段友谊维持多年。格兰特成为总统后，这层关系对塞利格曼家族助益良多。

美国内战前数年，他们在旧金山开设了另一家商店。当时，塞利格曼家族主要经营干货生意，但正谋求转变。纽约和旧金山的分公司和军队签约，为其提供军用服饰。战争爆发时，国家财政已摇摇欲坠，之后不久，军队开始拖欠供货商货款项，这将他们拖入相当不利的境地。约瑟夫·塞利格曼给自己驻华盛顿的代理商写信，要求催还欠款，信中这么写道：“财务极度紧张，迫不得已我只能允许你用7-30s国债支付这笔40万美元的欠款。如果这笔欠款无法及时收回，我将别无选择，只能暂停经营。而这会拖垮其他20多家公司，并让400多位员工处于失业之境。” 1

代理商接过此信后立马用7-30s国债支付了欠款。之后，塞利格曼发现了7-30s国债的种种优点，并积极向国债业务靠拢。杰·库克在国债业务上的经营也对他们影响很大。

约瑟夫·塞利格曼曾自告奋勇充当政府在欧洲的国债承销商，但最初却遭到了萨尔蒙·契斯的拒绝。之后在杰·库克的竞争对手——财政部部长助理约翰·思科的帮助下，他拿到了7-30s国债的分销权。但销售佣金却比库克低得多，只有区区千分之二。虽然如此，对塞利格曼家族来说，该业务也意义非凡，因为这将改变他们的经营重心并开启证券承销新业务。他们的想法是利用自己的关系在德国销售债券，当时德国对北方联邦（而不是南方联盟）予以支持。

之后约瑟夫就动身前往欧洲进行国债销售，期间还一并销售了库克独揽的5-20s债券。过去，在开拓新市场和设立分店时，塞利格曼兄弟相当富有冒险精神。但证券业务对他们来说还是陌生领域，且跟干货生意相比，金额之大让人咂舌。与库克不同，他们不会承诺包销。所以，只能作为库克庞大销售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最后却完成了1亿美元的销售额，这引起了财政部的特别关注。

业务上的成功让约瑟夫坚定了变身为银行家的信心。对华尔街来说，南北战争考验重重，稍有不慎即会陷入危机。谨慎起见，在投身银行业务时，他们还继续经营自己的干货生意。J.＆W.塞利格曼公司在1864年5月1日正式成立，并在纽约交易所设立了办事处。詹姆斯·塞利格曼在纽交所国债部开放个人会员时，加入其中成为一名债券会员。之后，他还成为纽交所的股票交易会员，之前从来没有合伙人在纽交所出现过。和之前的艾伦家族不同，塞利格曼兄弟认为匆忙转换经营业务会是一个巨大错误。因此，在投身新业务时，他们还继续经营过去的干货生意。

战争末期，塞利格曼家族和休·麦卡洛克——林肯政府的最后一届财政部长，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和模仿对象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他们很早就认识到政治人脉给他们带来的商业利益。

当时，库克的商业行动是对此的最佳诠释。塞利格曼则利用麦卡洛克与脾气不好的萨尔蒙·契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从中受益。但他们进军金融业和华尔街的步伐却很缓慢。最初，他们将自己的经营范围限定在金融交易、票据贴现和黄金交易上。在这些业务上，他们的旧金山分公司格外在行。在证券业务上，他们涉足较慢。两次恐慌的阴霾，让这个决定显得格外英明。同时，在人脉方面，他们有相当大的投入。

战后不久，他们就在新奥尔良和巴黎开设了分公司。尽管在争取政府指定存款行资格上，他们跟财政部有冲突，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正常。当时生意兴隆，特别是在南方，当地棉花行业的融资需求极大。尤利西斯S.格兰特的当选让塞利格曼家族得以跻身竞争激烈的银行业。除了一些美国本土银行外，一些犹太银行也相当活跃。

和塞利格曼公司一样，高盛、拉扎德和雷曼都看到了这个机会，积极投身其中。由于国土辽阔，美国各地商品价格相差极大。在批发业务上有生意天赋的人很快就发达起来，而敏锐的商业直觉和与高层之间的人脉则有助于长期成功。格兰特总统将会为他们提供人脉圈。但实际效果则因格兰特政府的贪腐之名而无法评判。

在林肯总统被暗杀后，其遗孀玛丽·托德·林肯得到了塞利格曼家族的主动资助。由于行为不检点，林肯夫人恶名在外。当时，政府尚未给总统遗孀设立养老金，为了自己和儿子的生活，玛丽试图拍卖部分私人物品。由于在纽约报纸上大肆刊登拍卖事宜，她的行为惹怒了不少人。这些举动被塞利格曼家族看在眼里。之后，塞利格曼家族请求格兰特总统为她申请养老金。但国会最初并没批准此事。玛丽在某些方面挥霍无度，不过塞利格曼家族还是资助她前往德国，并负责她在那儿的生活开支。

这种善举得到了美国民众的注意。之后，玛丽很快就从公众视野中离开，而美国政府也避免了目睹她穷困潦倒的窘境。但讽刺的是，林肯总统去世前其实给她留下了大约10万美元的遗产。国会最后也批准给予她每年3000美元的抚恤金。塞利格曼家族的慷慨之举被大家公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证明他们对新祖国的衷心爱戴。对他们的公司来说，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公共宣传。

战后不久，塞利格曼家族就发起另外一场公关战，他们邀请格兰特总统和联邦总司令P.G.包瑞德将军到家赴宴。在这次宴会上，塞利格曼家盛情款待了两位。据说两位将军在宴会上纵情享乐，并且格兰特总统喝得酩酊大醉。人脉拓展对刚创立的银行来说意义非凡。而且这种人脉对其后期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在公司进入证券业务时，人脉关系就起了特殊作用。对当时的证券经营来说，政治人脉和企业人脉都决定着生意成败。

19世纪60年代末，塞利格曼家族开始承销证券。他们的首单发行业务是纽约市政煤气照明公司——首批为纽约供气和供电的公司。早期的企业债承销费率要比国债高，得益于此，纽约分公司的生意迅速增长。偶尔，塞利格曼家族也涉足铁路债券承销业务，但约瑟夫不看好这个生意，所以参与度极为有限。

而飞涨的承销利润让他们在政治上更加踊跃，并全心全意辅佐格兰特总统连任。同时，高额的利润也让公司对未来做好了更充足的准备。1873年的恐慌并没影响他们的财力，他们毫发无损地在危机中生存下来。恐慌达到顶峰时，约瑟夫给伦敦的分公司写信，信中这么说道：“这次恐慌涉及的范围很大，很多公司都在危机中倒闭，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结束迹象。杰·库克公司昨天下午关门歇业……而我们则没有丝毫损失，让我们感谢上帝吧！” 2

从恐慌中幸存下来，让塞利格曼公司得到了更多机会。不久之后，它就参与到国债置换业务中来。当时库克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分别在大西洋两岸负责此事。格兰特和财政部之间的关系有点紧张，但最终，他们还是参与到新国债（5%年利率）的分销事务中来。最初，罗斯柴尔德的伦敦分公司不愿接纳塞利格曼公司。他们希望能和成立已久的老牌银行合作。但约瑟夫在此事上相当坚持，最终拿到了部分业务。之后约瑟夫曾说：“这次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给我们带来了大笔优质业务。未来，也会召来更多生意……” 3

德崇-摩根公司的摩根对此相当嫉妒。当时摩根在金融界大量树敌，不少后来成为债券辛迪加成员的同行都受过他的排挤。摩根总是希望将他们挤到二流位置。1877年的一次债券承销业务中，摩根就试图挤掉罗斯柴尔德家族。这惹怒了纳塔尼尔·罗斯柴尔德。后者当时曾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将不再参与任何辛迪加承销，且不会听由他人摆布。只有将主导权交由我们，并由我们组织辛迪加（由其自由选择承销成员），我们才会参与！” 4

但当时塞利格曼家族和格兰特总统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J.P.摩根的一位合伙人曾说：“考虑到格兰特和塞利格曼家族的关系，只要他一天不从总统职位上离开，在国债业务和公债筹资上，任何人想要加入辛迪加，塞利格曼家族都会分一杯羹。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得接受这一现实，并与塞利格曼家族合作。” 5 在摩根崛起之前，他们是19世纪合作时间最长的政治家和银行家联盟。

但格兰特总统的友谊对塞利格曼公司的声誉毁誉参半。特别是塞利格曼几兄弟还与杰·古尔德家族交好。1868年，当古尔德因伊利铁路案锒铛入狱时，就是塞利格曼家族将其保释出狱。在1869年的黄金逼空中，金价曾达到基准价160%的高位。之后财政部介入，金价回落。而高位之后的第一笔卖盘就来自约瑟夫·塞利格曼。

之后金价就开始回落。尽管当时华盛顿还未向市场投放黄金，但闻风之后古尔德立马反手为空，黄金价格开始暴跌。后来，他曾如此回忆：“我只能说某些决定来自于直觉，这些决定确实很正确。但如果你想搞清楚做出这些决定的背后因素，那可能什么都找不到。” 6

古尔德所说，可能只有一半是真。在抛售前，约瑟夫曾前往新杰西的长岛，拜访了在那儿避暑的格兰特总统。当时格兰特要求约瑟夫向他汇报金市状况。约瑟夫很快就推断出了总统的意图——他将向市场投放黄金，并将这个消息告知了阿贝尔·戈宾（古尔德的同伙），让其抛售黄金。

公众对此的推断是，在政府干涉前，要么是约瑟夫，要么是阿贝尔·戈宾，或者是两者都告知了古尔德这个消息。 7 但对那些眼中都是犹太阴谋的人来说，他们认为就是塞利格曼给古尔德透信儿，让他得以在金价大跌前赚得盆满钵满。

历史轶事

杰·古尔德连累了他的后人。二战末期，他家族的一位成员曾卷入了战争纠纷。

杰·古尔德的小儿子弗兰克·杰·古尔德的妻子弗洛伦斯·拉凯兹，当时曾向公众透露了一个惊天丑闻。她披露说自己曾向蒙塔卡罗的银行支付大笔赎金，以避免丈夫被纳粹绑架。当时德国人曾造访他们位于利夫黎的家，但并没骚扰他们。很明显，德国人认为他们是法国人，而非美国人。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已在法国生活30余年。

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之后也在华盛顿披露了这一事件。声称一位匿名美国人士及其夫人正因涉嫌与纳粹勾结，受到法国调查。这一指控主要是因为当时支付赎金的银行是纳粹所属。之后，摩根索承认他指的正是古尔德家族。并说明：这一案件事实清楚，他们的行动都在法国政府掌控之中。当时美国军队正横扫法国，而法国政府也正在恢复国内统治。

据古尔德夫人后来披露，二战期间，为避免丈夫被送到纳粹集中营，她曾向纳粹支付赎金；之后，为了让丈夫远离纳粹，她策划了让丈夫主动被捕事件。她希望这能确保丈夫的人身安全。她指出：在支付赎金之后，自己仍无法相信纳粹的承诺。因此策划了丈夫被法国军队绑架一事。此后，她又透露说在二战期间为避免让家传收藏落入赫尔曼·格林之手，她曾将家中收藏的两条珍贵挂毯捐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杰·古尔德的财富对后人来说，可谓是不祥的沉重负担！

当时，约瑟夫的业内影响力不断扩大，这让很多人心生嫉妒。与此同时，反犹太主义开始抬头。尽管犹太民族在美国比例很小，但这种现象却相当普遍。过世之前，约瑟夫及其家人曾去著名的萨拉托加温泉度假，那儿是纽约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但途中休憩时，他们被一度钟爱的一家旅店拒之门外，原因则是他们的犹太身份。这个情况被广为宣传，大部分银行，包括摩根银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以及纽约第一银行都加入了抗议之列。萨拉托加当地甚至因此事爆发骚乱。但奇怪的是，公愤还未平息，阿迪朗达克斯的很多旅店就公然拒绝犹太人入住。

在为美国效力40年后，约瑟夫的爱国之举得到了社会认可，并获得了大量好评。但被旅店拒之门外一事让他晚年心绪承压。1880年4月11日过世后，他受到各界称赞，并被公认为美国顶级的银行家和慈善家。而他一手创建的塞利格曼公司也让他获得了“美国的罗斯柴尔德”称号。

历史轶事

霍雷肖·阿尔杰，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当时在约瑟夫·塞利格曼家中担任家庭教师。早年，他就树立梦想，立志成为一名作家。美国内战后期，他到塞利格曼家中工作。得益于此，他可以近距离观察约瑟夫，看他如何变得名利双收，同时他也看到了塞利格曼家族身上的那种奋斗精神。成功之后，塞利格曼家族希望能永葆财富，将致富之道传至后代。在跟J.P.摩根公司竞争时，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众所周知，摩根是继承家族的银行产业，并将其发扬光大的。

在霍雷肖·阿尔杰从私人教师转行为儿童小说家后，他已有了白手起家故事的主角原型。他那本关于年轻人艰苦奋斗并赚取功名的《穷困小子——迪克》，和其他著作一道让他成为19世纪最知名的作家之一。

约瑟夫的权财之路和其家族白手起家的故事，为阿尔杰提供了完美素材。而约瑟夫登顶顶级银行家的传奇经历，则很好诠释了美国19世纪的成功之路。但遗憾的是，塞利格曼公司在约瑟夫手中已经达到了顶峰，之后在世纪之交，它开始面临其他犹太银行的激烈竞争。雷曼、高盛以及拉扎德在业务上已经有所雷同，并开始像塞利格曼公司一样寻求自己的多元发展之路。行业内，犹太兄弟——犹太银行，正变得越来越多。

雷曼的崛起之路

和杰·库克公司、塞利格曼公司不同，雷曼公司早期在梅森-迪克线做边境贸易（美国内战期间的南北分界线），并在那儿经营了很久。不过，它与塞利格曼家族非常相似，边境贸易一直经营到21世纪初。雷曼公司的创始人——亨利·雷曼1821年在德国出生。之后他移民到阿拉巴马州，并于1845年在当地的蒙哥马利市开设了一家百货商店。和塞利格曼家族一样，雷曼早期在经营商品的同时还经营棉花生意。自己发达之后，他将自己的两兄弟——伊曼纽尔和迈耶也叫到美国。

美国内战爆发前，年仅33岁的亨利·雷曼死于黄热病。之后，其他两兄弟继承了他的事业。那时，雷曼家族已相当成功，是南方的大奴隶主。 8 认识到棉花的大部分国际贸易都在纽约交易，伊曼纽尔在那儿设立了办事处。

内战爆发后，北方对南方的贸易封锁影响了雷曼生意。但他们在帮助南方冲破封锁上立了大功，这让他们在南部声名鹊起。而迈耶则和理查德政府的很多官员攀上了关系，并成为南方政府的一名贸易顾问，这对一位刚移民的人来说通常是不可能的。当时，北方的塞利格曼家族则在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拉交情。在阿拉巴马州州长的授意下，迈耶·雷曼启程北上执行营救任务。之后，他就带着杰斐逊·戴维斯总统的亲笔信前往北方，希望能说服格兰特，让他慰问南方战俘。当时，阿拉巴马州州长还另写一信，将他描述成“品行端正的商人和南方爱国人士”。 9 但迈耶到北方后，却未能会晤格兰特总统，使命也未能达成。他的声誉和外交手腕当时还远不能和约瑟夫·塞利格曼相比。不过，雷曼公司的声誉却在战后重建中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中断3年之后，伊曼纽尔重启了公司在纽约的业务。得益于南方棉业迅速恢复，公司很快欣欣向荣起来。此后15年，公司一直经营商品贸易。1880年，迈耶·雷曼——亨利的大儿子，加入公司并成为初级合伙人。西格蒙·雷曼——迈耶的大儿子，也于同期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加入公司。第二代的加入让公司连续性得以延续，并为公司未来的成功打下基础。之后，在第二代的努力下，公司继续维持繁荣稳定。

世纪之交时，雷曼公司还是一家商品交易商。它是纽约很多期货交易所的创始会员，其中就包括纽约棉花交易所以及咖啡交易所。之后在1887年，它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不做商品交易和融资服务时，它就做南方棉业的银行贷款业务，以及矿业和地产投资业务。和当时众多商业银行一样，它当时也参与了不少铁路投资。银行业吸引了雷曼家族的注意，他们在纽约及其周边扶持了不少银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成立于1899年的美国信托公司。

第二代家族成员进入公司后，商品业务在公司的占比越来越小，南方的分公司也逐步关闭。在工业革命逐步推进之际，铁路投资仍在继续，但新产业也不断涌现，特别是交通业、制造业和能源业。这些新业务给银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证券承销和股权投资提供了空间。这些行业的增长率显著高于传统行业，第二代家族成员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机会。

在家族财富不断成长和社会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他们也逐步与纽约其他犹太家族联姻。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族内通婚，以确保公司处于家族控制之下。当然，他们也采取措施和犹太业务伙伴交好。菲利普·雷曼和亨利·高盛就特别要好，后者正是高盛创始人之子。一战前，雷曼和高盛在不少投资银行业务上都紧密合作。其中最著名的案例要数西尔斯·罗巴克公司的原始股销售。当时两家公司共同为60家公司提供投行服务，之后在散伙时划分了名单。其中，高盛得了大头。分道扬镳初始，双方约定互不竞争。这种联盟对雷曼早期投行业务的成功和后期的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

假以时日，雷曼家族对公司的掌控将更加严密。1924年，公司还没有外部合伙人，而雷曼家族的10位成员则全都是合伙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哈尔伯特·雷曼，他在1908年加入公司并于1928年从公司退休，之后投身政府出任公职。经过多年奋斗，他被选为纽约州长，以及美国参议院议员。

在他政治生涯晚期，他最知名的杰作，当数与另一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共产主义对美国政府的影响”进行激烈交锋。在这场听证会上，他成功地让人们认定麦卡锡提案（关于公职人员叛国的认定）只是虚张声势。1953年，麦卡锡向雷曼发起了挑战，质疑其办公室滥用特权，认为办公室在某些公共讨论和对某些法律条款上有不当行为。在这场攻辩决斗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雷曼的强烈反击。不接受任何威胁和绝不后退的态度让人印象深刻。他牢牢地守着自己在参议院的阵地，这样一来，麦卡锡就没有机会对他进行恶毒攻击。这位前投资银行家对细节、映射和夸大其词的敏锐观察，都展现了他良好的职业素养。这场挑战中，雷曼轻松获胜。

在1900年后，雷曼公司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至投资银行业务。其实在19世纪，投资银行这个词还未被广泛运用，也没被深刻理解。像杰·库克和克拉克-道奇这些公司经营的银行业务，其实是商业银行业务、证券交易以及风险投资的结合。这种服务与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提供的一样。

菲利普·雷曼，也就是伊曼纽尔·雷曼的儿子，将投行业务引入公司。他们领导的首批承销项目中，就有1897年上市的电车公司。雷曼联手约翰·杰卡布·阿斯托、P.温德娜协助公司成立，让其发展新型汽车制造技术。他们还参与了几家橡胶公司的成立，为新型车厢制造轮胎，其中就有橡胶轮胎公司和联合橡胶轮胎公司。

世纪之交，辛迪加已成为证券承销的通行模式。自杰·库克发明辛迪加承销模式以来，这项技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已成为IPO承销的成熟模式。雷曼银行与基德、克拉克-道奇、J.P.摩根、高盛以及库恩·勒布一起，参与了很多重要的辛迪加承销。考虑到雷曼是商品交易出身，在很短时间内达到这个成绩相当不易。在这个圈内，能赢得如此尊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商品交易市场上的卓越声誉。

从美国内战前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在选择辛迪加成员时，主要考虑的是银行声誉和历史。不幸的是，这却被外人视作垄断之举。1912年，国会就“资本托拉斯”问题举行听证会时，曾询问几家主要银行辛迪加的组成方式。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曾就如何邀请其他银行参与辛迪加承销进行说明：“在选择辛迪加伙伴时，我们主要考虑兄弟银行，而不是其他新人。”而库恩-勒布的雅各布·希夫则很技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视情况选择辛迪加成员，”他说，“并没有固定成员。” 10 承销中，在争揽业务方面，犹太裔银行比其他非犹太裔银行更积极。双方互不参与对方主导的辛迪加。

雷曼兄弟历来守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业务保守。在不少行业的早期阶段，菲利普·雷曼都曾发现商机，这是其他投资银行没能做到或者不愿了解的。公司曾为昂德伍德公司、思都得贝尔公司和F.W.伍尔沃斯公司承担发行工作。所有这些公司都处在新兴行业，J.P.摩根之类的传统投行都拒绝为它们提供承销服务。摩根对一战前汽车行业兴起的漠视，导致数百万美元的业务流失。

而雷曼则借助于此，获得了眼光远大、睿智精明的称赞。伍尔沃斯是连锁扩张新趋势的最佳范例。也正因为此，雷曼看到了在全美各地开设分公司的潜力，这正是他们父辈在上一代中所做的。只是当时规模比现在要小。

塞利格曼家族在19世纪后期的经历跟雷曼家族极为相似。他们与格兰特总统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他离任。当格兰特总统蒙难时，他们也不离不弃。

1884年，格兰特任合伙人的一家华尔街公司破产，这让他损失了25万美元。公司合伙人费迪南·沃德从公司挪用200多万美元，致使其倒闭。这件事严重影响了华尔街，市场也闻声下跌。在格兰特总统晚年，他已资不抵债，家族声誉也蒙上了阴影。杰西·塞利格曼向格兰特伸出了援助之手，却被拒绝。和总统任职期间一样，格兰特总是对身边人信任有加，在碰到财务问题时更是如此。但沃德却是个江湖骗子，他的不齿行径让格兰特总统一家贫困潦倒，导致格兰特总统身体严重恶化，并致其早亡。

内战后，雷曼既享受了顺境，也遭遇到了挫折。1880年，巴黎的分公司让纽约分公司与一家法国公司一道参与风险投资——修建巴拿马运河。这家法国公司当时由费迪南德·马里·德列席普斯领导。很快，塞利格曼家族就组建了一个辛迪加，其成员包括德崇·摩根银行和温斯洛·兰尼尔银行，最终筹措了1亿多美元。

不幸的是，这项工程在1889年停滞，没能完工，并且远超预算。10年之后，这项工程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又重新开工。但这次参与的是另外一批银行。之后又花费了12年，巴拿马运河才最终完工。开通之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它为海上运输提供了巨大便利。运河开通后，巴拿马宣布从哥伦比亚独立出来，因此，运河也纯粹变成了美国事务。不过，塞利格曼家族对运河事务的参与力度逐渐变小——这也是时代对它影响的一种体现。

在杰西·塞利格曼晚年，反犹主义再次抬头。他的儿子西奥多·塞利格曼，在申请“纽约联合协会”资格时被拒之门外。由于杰西曾长期担任这家俱乐部副主席，儿子申请会员本是水到渠成之事。之后，塞利格曼家族不再与这家显赫的俱乐部发生任何接触。与之前的约瑟夫一样，西奥多对此看得极重，在其过世（1914年）之前，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

尽管反犹主义日盛，但投行业务仍继续推进，证券市场也迎来很多新公司。公司参与了布法罗煤气公司的承销，并和J.P.摩根一道参与了美国钢铁公司的重组。美国钢铁公司前身是卡内基钢铁公司，1900年摩根从安德鲁·卡内基手中将其买下，并动用了创纪录的5亿美元。多年来，塞利格曼公司不仅和其他犹太公司紧密合作，还和J.P.摩根以及奥格斯特·贝尔蒙这类公司有良好的合作。

20世纪的头十年，这些公司已成为纽约投行界的翘楚，成为小圈子中的一员。在后来美国国会对金融集中度的调查中，它们被国会议员们称为“资本托拉斯”。托拉斯时代，人们对投行有诸多怀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存在着一个“资本托拉斯”，这个托拉斯垄断着美国银行业，离开它，借债、发债或是发行股票都不可行。事实上，这个托拉斯只是一种寡头垄断，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分享式垄断”。

十家左右的纽约私人银行控制了资本投资的资金来源，塞利格曼公司正是其中之一。在银行界，能被划入其中是一种荣耀，这也是塞利格曼可以骄傲的资本，这意味着它站到了行业顶端。

雅各布·希夫和库恩-勒布

在塞利格曼家族和雷曼家族建立自己家族王朝的时候，其他银行家也在努力。库恩-勒布公司通往纽约之路，与塞利格曼家族和雷曼家族大不相同。在辛辛那提市纺织业和服装业发了一笔小财后，亚伯拉罕·库恩和所罗门·勒布才在纽约成立公司。而最终移居纽约，还要归功于勒布的第二任太太。当时，她已无法忍受辛辛那提，除了纽约哪儿都不想去。

所罗门·勒布于1849年从莱茵地区的沃尔姆斯移民美国。他母亲当时给他定了到辛辛那提的船票，因为他们家在那儿有一位远房亲戚。亚伯拉罕·库恩当时已在那儿定居，并拥有一家制裤厂。之后，两人联手，在纽约的纳素街开了一家干货店，以抢占东海岸重要的出口基地。后来，勒布成为纽约分公司的合伙人，而库恩则继续在辛辛那提经营制造业。不久后，勒布娶了库恩的妹妹，而库恩则娶了勒布的妹妹，两家结成姻亲。这也宣告一家新的家族王朝的诞生。

不幸的是，勒布的妻子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去世。勒布出身于德裔犹太氏族，种族信仰让他返身德国寻觅第二任太太。他的第二任夫人贝蒂，在婚后不久就随他返回辛辛那提。但很快，她就开始厌烦辛辛那提的两大支柱产业——纺织业和猪肉业。

几年之后，合伙人从公司退休。贝蒂·勒布发现自己丈夫资产居然多达50万美元，这是其20多年来的积累。意识到自己如此富有之后，她建议全家搬到纽约。勒布同意了这个提议，并将这部分资产作为库恩-勒布公司1867年成立时的启动资金。之后，亚伯罕姆·沃尔夫和路易斯·赫尔申莫也作为合伙人加入了公司。

不久后，亚伯罕姆·库恩从公司退休，并返回德国。银行业不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他也心系祖国德国。期间，亚伯罕姆曾邂逅一位年轻银行家——雅各布·希夫。他被这位年轻人的才华打动，于是建议希夫给在纽约的勒布去信，寻觅高枝。在勒布为其提供工作后，希夫立即动身前往纽约，抵达纽约时是1873年，他年仅26岁。当时，这家公司成立不到6年，并急需一位掌舵人。

在希夫的领导下，在19世纪之末时，库恩-勒布公司就已成为雷曼兄弟公司和塞利格曼公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希夫也成为继J.P.摩根之后，纽约最著名的银行家，而造就他荣耀的是铁路融资。和大众印象不同的是，库恩-勒布从未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它和这家传奇色彩的欧洲银行只有非常少的业务往来。 11 其实，它的财富都是在纽约赚得，骨子里仍是一家美国本土银行。

希夫到库恩-勒布工作的过程和勒布本人的事业一样曲折迂回。和塞利格曼家族与雷曼家族不同，希夫1847年出生于一个富有的法兰克福上流家庭，家族中不仅有银行家、经纪人还有大学学者。并与罗斯柴尔德一家在优登加斯共用一栋别墅。

十几岁时的雅各布身材瘦小，只有5.2英尺高。在他16岁时，他的父亲是一位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经纪人，准备让儿子子承父业，与自己一起工作。但年轻的雅各布另有想法。之后，他逃脱家族控制，并跑到纽约。在那儿他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并准备成立自己的经纪公司。但不幸的是，他还未到法定年龄。这对他和他潜在的合伙人来说无疑是个坏消息。于是，他返回德国，并谋得一份为商业银行工作的差事，但很快就对此感到厌烦，并期待有朝一日重返美国。就是在这之后，他遇到了亚伯罕姆·库恩。库恩给他提了建议，让他去找勒布。

如果有德裔移民配得上“美国的罗斯柴尔德”称号，那一定是希夫。因为只有希夫的社会关系和才华才可以与罗斯柴尔德匹敌。参与项目的规模，要求他必须具备超人的才华。

在20世纪前，希夫在库恩-勒布参与的项目主要是为联邦太平洋铁路融资。这条铁路自内战后就频频遇挫，特别是在杰·古尔德控制下，最终不得不停工搁置。和当时大部分铁路工程一样，联邦太平洋铁路也需要大量融资，它不仅需要数以百万的资金支持，还需要征用大量土地及政府资助。之后，雅各布为它筹措了6000多万美元，其中公众认购了50万，剩下的靠联邦政府发债弥补。

和前辈杰·库克及塞利格曼一样，希夫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为政府服务和为自己赚取佣金的绝佳机会。

在1893年的恐慌缓解之后，威廉·麦金利被选为总统，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期。期间，并购热潮如火如荼，数百家公司通过合并形成了托拉斯。除了美国钢铁公司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公司在此期间成立，例如通用电气、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及西屋电气制造公司等。

当时，出现了现代投行的雏形，银行家们不仅从证券承销中收取佣金，还通过入股新公司股权赚取资本回报。由于业务范围扩大，库恩-勒布的合伙人也不断增多。公司在1897~1903年吸纳了很多知名人士作为合伙人，其中就包括菲利克斯·沃尔伯格、奥托·卡恩、摩尔提莫·希夫以及保罗·沃尔伯格。他们要么是所罗门·勒布或亚伯罕姆·勒布的直系亲属，要么是姻亲。 12 家族背景确保了公司经营的连续性，也更有利于希夫经营。

自青年时代，希夫就对那种令人乏味、日复一日的工作厌恶至极，而铁路融资业务则让他如痴如醉。

1887年，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后，纽约的几大银行在铁路融资业务上争得头破血流。J.P.摩根曾设想通过合并收购将全国铁路组合起来形成托拉斯，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妄想。

库恩-勒布则得益于其在融资安排上的精巧设计，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屹立不倒。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南太平洋、荷兰皇家石油、和壳牌运输贸易公司上的大手笔，让库恩-勒布的崇高声誉一直保持到20世纪。承销时，这些债券不仅面向国内，还面向国外投资人——这给公司带来了国际化美誉。公司在国内市场成功非凡，不过合伙人对国际业务也没有掉以轻心。

后来，希夫还成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当时，美国的金融体系中没有央行，对此很多人都极为担忧。没有央行，货币供应将失去弹性，这意味着货币供应将主要取决于市场。

金融恐慌时，这极为要命，1907年那次恐慌就特别严重。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加速了银行倒闭。当时，是J.P.摩根安排资金对银行体系进行注资，期间国库资金也注入其中。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操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一些批评者声称华尔街是恐慌的制造者，说它们通过后期的资金援助来牟利。

这些批评之声，让希夫认为成立央行时机还不成熟，只能策略性推进。特别是当时反犹活动暗潮汹涌。因此，库恩-勒布公司和其他犹太银行都不希望就建立央行一事进行公开表态。

保罗·沃尔伯格是雅各布·希夫的姐夫，当时刚刚从德国移民美国，操着英国口音，是一战前支持成立央行的少数几位犹太银行家之一。1910年，应罗德岛州参议员尼尔森·奥德里奇之邀，他到佐治亚海岸的基克岛参加秘密会谈，就成立央行一事进行讨论。当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1911年他才加入美国国籍。

对设立联邦储备机构一事，沃尔伯格持欢迎态度。随后，他被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名，成为美联储的董事。由于仍是公司合伙人，雅各布·希夫告诫他要谨言慎行。希夫反对成立央行，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而不是经济方面。

沃尔伯格曾就设立央行问题写了一篇论文，并将文件副本发给威廉姆·斯提尔曼，后者当时是纽约花旗银行主席。此后不久，他就在他办公室遇到了斯提尔曼。对方问道：“难道你不认为花旗银行运作良好，不需要成立央行吗？”但沃尔伯格的回答则是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恐慌。他说：“贵银行规模庞大，且执行业牛耳，下次恐慌来临时，如果有中央银行，那你们承担的责任将减小。” 13

对花旗银行而言，他的回答颇有先见之明。此时距1929年的崩盘仍有20多年。在那场金融危机中，花旗银行成了最大受害者，总裁自杀，并失去了利润丰厚的投行子公司。

与斯提尔曼和花旗银行一样，大部分纽约私人银行都反对成立央行。之前没有央行时，他们挣得了大笔利润。当财政部发售国债为战争或赈灾筹资时，私人银行都很乐意效劳。当然，这都是有回报的。而成立央行则意味着在货币供应和资本市场上，他们要丧失部分控制权。

这只是美国银行家的担心，他们的欧洲同行在与央行相处上更有经验，对它并不畏惧。美国民众还记得在安德鲁·杰克逊任内第二联邦银行所带来的种种纷扰，因此希望能避免重蹈覆辙。在建立更富效率的银行业问题上，希夫持支持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公开支持“资本托拉斯”。

尽管身为银行业顶端小圈子的一员，希夫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妥协。1915年，J.P.摩根安排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融资，为英国和法国承销债券。这次战争融资是为对付德国。所有的大型银行都受邀参与，库恩-勒布公司也身在其中。但希夫拒绝了这一邀请。他希望能得到保证——资金不会落入俄国之手。而当时的俄国曾有反犹太人的历史。自然，他不会得到这种承诺，于是库恩-勒布公司没有参与此次承销。但他的合伙人却以个人名义认购了大笔债券。

犹太人对过去的不公待遇记忆犹新，在投行业务上，生意准则被肆意干涉的情况很少出现，而这件事却是一个例外。但公众却并不认同这个准则——“不为反犹国家筹资”。一家报纸就曾以“德国公司——库恩-勒布拒绝为盟军服务”为题进行了报道。更不利的是，德国在这个问题上也对其大肆贬斥，认为它的合伙人不应申购这批债券。为挽回公司的公众形象，希夫之后为比利时承销了一笔债券，不过合伙人却对此相当担心，认为资金最后会落入德国之手。 14

美国内战之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段岁月，对投行来说，风险极大，但回报也非常丰厚。从1869、1873、1884、1893、1903、1907年的历次大恐慌，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纽交所关门歇业中幸存下来的投行，在之后的泡沫经济中都大发其财。

经济不断增长，市场也逐步扩大，因此投行需要不断扩张，以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和人手支持。尽管1914年美国出台了《克莱顿法案》，不少投行仍纷纷将合伙人安排到各家公司。J.P.摩根在这方面最为成功，它曾将合伙人安排到数百家公司担任高管。但“犹太兄弟”（犹太银行）也不差，尽管合伙人数量少于摩根，但塞利格曼、雷曼、库恩-勒布以及希夫公司的合伙人都曾在不少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以获取更多商机。国会虽有调查，但“资本托拉斯”在罗斯福、塔夫脱以及威尔逊总统时代都幸存下来，并得到了长足发展。

新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苦日子过去之后，20世纪20年代成了众多评论家口中的“新时代”。消费者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工业也能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以供消费。收音机、汽车以及新房供应都打破了历史纪录。1920~1921年间短暂的经济萧条，也只是暂缓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繁荣。大部分投行都积极参与其中，并依靠传统业务和零售经纪业务赚取大笔利润。而其他一些投行则在经营上举棋不定，不知是否应面向公众发售股票。

三家主要的犹太银行中，塞利格曼公司在开拓新业务和经营传统业务上保持了平衡。一战前，它们曾和李·希金森公司、库恩-勒布公司一道为通用汽车融资。就是在这段时期，通用汽车的创始人威廉姆C.杜兰特，第一次丧失了对公司的控制。而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他再次失去对公司的控制，并最终彻底丧失控制权。

塞利格曼银行则和成立已久的布朗兄弟公司（一家纽约银行），一道作为尼加拉瓜政府的金融顾问，继续经营自己的顾问咨询业务。但新时代也带来了新挑战，公司开始采取各种手段进行革新以适应变化。20世纪20年代初，几位老员工开始退休，公司迫切需要补充新生力量。阿尔伯特·施特劳斯当时是公司唯一在职的资深合伙人，也继续在联储董事会任职。当时，塞利格曼银行即将迎来公司史上最繁忙的一段岁月，它急需新合伙人加入。于是公司安排法律顾问纽约的凯威和亨德森负责招募事宜。

新合伙人的加入逐步推动了塞利格曼的转型。从成立伊始，塞利格曼就主做债券承销，偶尔参与几个股票承销。但保守投资并不是新时代的特色，当时，华尔街出现了革命性变化，之前在银行存款的人开始进入华尔街。投资新手们，在大繁荣的诱惑下，纷纷跳入了证券投资领域。

塞利格曼公司认识到这个趋势，并开始承销更多股票。1924年，它承销了战后首只股票——布里格斯制造公司。之后项目不断，道奇兄弟公司、古纳德蒸汽公司、联合艺术影院、舒伯特剧院都陆续上市。之后，一位零售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加盟公司，在这位合伙人的推动下，公司零售经纪部门在1927年正式成立。为了开拓零售业务，公司在阿尔伯尼、芝加哥、费城、匹兹堡、旧金山、华盛顿和纽约等地都设立了分公司。 15

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塞利格曼公司已发展了10位合伙人，其中亨利·塞利格曼服务年限最长。弗雷德里克·施特劳斯虽然没他那么资深，但也相当老练，是公司的掌舵人，在他的同伴和朋友中，有很多企业家和政治人物。有一天，公司接待部一位新人向他报告：“有一位自称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刺头，他非要见你，你看怎么办？”在听到这个报告后，施特劳斯立马起身将洛克菲勒迎入办公室。

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的几年中，塞利格曼公司的承销项目都非常顺利。其中最知名的是明尼阿波利斯市——霍尼韦尔校准器公司，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霍尼韦尔公司——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之后，在1925年，另外一位合伙人弗朗西斯·伦道夫，提议成立一家投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共同基金）。这个提议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不过数年之后，这个计划才得以实施。期间，华尔街已成立了数百家基金，并且这个趋势仍在继续。塞利格曼基金的目标客户是那些富有但没有投资经验的有钱人，而不是小额投资人。

基金公司被命名为“三大洲公司”，它的投资范围不局限于美国本土，而是遍及三大洲。塞利格曼公司聘请了全职管理人员和分析师对其进行投资管理，而不是简单地将基金推销出去。第一只基金很快就销售完毕，因此第二只基金也立马设立。不幸的是，第二只基金的设立日期是1929年8月15日，距10月大崩盘只有两个月时间。夏天时，市场仍很强劲，乐观气氛也仍在继续。而讽刺的是基金的首笔买单居然是美国钢铁公司。该股在之后的市场下跌中股价急挫。股灾发生时，J.P.摩根公司曾想支撑美国钢铁公司股价，曾让纽交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帮其下单买进。

这次股灾让传统的小型犹太银行痛苦不已。道琼斯工业指数90%的跌幅，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股灾。这意味着美国市场结构需要改革，也意味着一个政治新时代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股灾并不是过去那种纯粹意义上的恐慌。它是美国社会即将剧烈变革的标志。虽然合伙制投行仍将存续数十年，但这次股灾让它们冷静下来，过去对投资人和股票市场狂妄自大的态度消失殆尽。

1929年时，塞利格曼公司仍是富有贵族气质的银行之一。市场狂跌时，也就是当年的10月28日，杰弗逊·塞利格曼拜访了纽交所，参观了那儿的交易大厅。公司指派他为交易所会员，但他之前从未在交易所现身。事实上，在塞利格曼公司，还从未有哪位合伙人造访过纽交所的交易大厅，尽管公司很早之前就拥有交易席位。《福布斯》杂志曾对此发表评论，称他只是去看看市场崩盘是什么样子。尽管当时市场一片混乱，但他却显得镇静自若，穿着细纹西裤和礼服，并在上衣翻领上系着一朵鲜花——这是他的一贯装束。 16 后来，曾有报纸称他的出现让市场恢复了平静，但有点牵强附会，与事实根本不符。银行巨头的到访未能阻止市场下跌，即使是J.P.摩根的买单也未能阻止。

市场下跌当天，公众看法和华尔街态度就发生了转变。某种意义上说，合伙制银行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尽管它还会再存续50余年。

塞利格曼公司在此次崩盘中受损，但并不严重。合伙人决意采取长期策略，希望市场能够探底回升。期间公司曾解雇不少职员，但随后就将他们再度召回。那些做股票投资的公司，在随后的1929年年末和1930年被市场重击。高盛销售的信托投资产品，在这次下跌中损失惨重，但这并不是孤例。

一战后的繁荣也给雷曼公司带来了机遇，但它采取了一种更激进的策略。雷曼的承销业务在1906年之后进展神速，但其人手匮乏的问题和塞利格曼公司一模一样。一战结束后，雷曼只有五位合伙人，其中包括菲利普、赫伯特和亚瑟。在1924年，公司接纳了首位非家族合伙人约翰M.汉考克。另外一位家族外合伙人保罗·马泽，之后也加入了雷曼。之后的岁月中，保罗·马泽在行业内声名鹊起，这主要归功于他在零售经纪业务方面的著述。雷曼的承销工作为他提供了写作素材。

之前和高盛非正式结盟时，雷曼曾为某些公司筹资，在一战后它也继续经营此项业务，这是菲利普·雷曼的决定。得益于此，雷曼的经营业务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在为汽车公司和食品公司承销时，雷曼逐步进入零售业务。塞利格曼公司更喜欢承销债券，而雷曼则主要承销普通股和优先股。事实上，雷曼直到1922年才成立债券部。在20世纪20年代的市场繁荣中，债券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当时大部分承销项目都是债券，而不是股票。但承销股票能带来更多收入，这正是雷曼擅长的领域。随着利润的增长，它也在威廉姆街上有了自己的独立办公大楼，里面有自己的娱乐和餐饮设施——据说是华尔街最豪华的。

库恩-勒布公司在战后受到了重创——它的指路人希夫在1920年去世，享年73岁。他的过世对纽约影响很大，当时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曾刊登了他的死讯。葬礼那天，送葬大街上挤满了来自纽约下东区的犹太人（他们无法参加希夫的葬礼）。州长阿尔·史密斯和纽约市长都参加了葬礼。希夫过世后留下了大概3500万美元遗产，还不到J.P.摩根遗产的一半——摩根在数年之前去世。 17

希夫去世后，库恩-勒布公司只剩下四位合伙人。和塞利格曼公司一样，库恩-勒布公司在承销方面的业绩也同样骄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债券承销而非股票发行。库恩-勒布公司并不计较单个年度的业务量，更不拿此与同行比较。它们比较的是10年来或20年来的业绩总和。继希夫之后公司最著名的合伙人奥托·卡恩曾如此总结：“我们的策略是得到客户，而不是追逐客户；是靠声誉吸引，而不是靠上门推销。” 18

从这方面讲，它的经营哲学与塞利格曼确有所不同，但两家公司的相同点是：都以J.P.摩根为榜样。1912年，在接受国会针对银行业的调查时，摩根曾声称如果他不信任借款人品格，他就不会借给他一分钱。在争取业务方面，投资银行家之间不会公开竞争，这或许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让社会也这么认为。事实上，在争取生意方面，他们都相当积极，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和其他金融家一样，库恩-勒布公司的奥托·卡恩对20世纪20年代不断膨胀的股市非常担忧。伯纳德·巴鲁克、约瑟夫P.肯尼迪，和查尔斯·美林都准确预见了股市的崩盘，并采取了防御措施，在之后的股灾中，他们的基金和公司都幸存下来。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罗杰·巴伯森当时也大声疾呼牛市即将终结。对此，卡恩非常认可，但却没有公开表态。公司的前合伙人，也是之前美联储理事和卡恩在伦敦求学时的室友——保罗·沃尔伯格，也频频向他示警，让他关注市场风险。卡恩很认真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20世纪20年代末期，库恩-勒布公司在投资上非常保守，也借此躲过了市场大跌。但卡恩对市场的公开评论却是标准的华尔街风格。在1928年时，他还声称“股市趋势仍在向上，并将持续很多年”。对巴伯森的观点，他则做出如此回应：“和其他那些只关注数据的统计学家一样，巴伯森得出了错误结论……商业基本面并没出现任何问题，除了经济繁荣仍将持续外我们得不出任何其他结论。” 19

对在股市谋生的人来说，不愿直言牛市终结是很自然的事。但这一点在之后国会调查股市大崩盘时则显得过于自私。

尽管雷曼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都严格践行自己的商业哲学，但在与企业客户的合作中都尽量保持轻松愉快的合作氛围。在承销电影制片公司上，两家公司都相当积极。他们的一些合伙人甚至还与电影制作人有私交。库恩-勒布公司的卡恩就曾为好莱坞神魂颠倒。

卡恩有很强的职业道德，在移民美国之前曾考虑到国会工作。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从电影业获得愉悦感。1928年，他曾对派拉蒙的高管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称电影业给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了浪漫、美观、新颖和刺激。能吸引到正统金融家，好莱坞无疑很高兴。因为这能带来世俗社会对好莱坞的尊重。之后，卡恩前往西部调研，伴随他的是艾维·李，也就是后来公共关系学的创始人，他还当过约翰D.洛克菲勒的私人顾问。卡恩想到西部亲眼看看他视为己出的电影业。在那儿，他与当时很多知名演员结成好友，其中就包括查理·卓别林。在答应资助一些女演员前往欧洲学习之后，不少女孩子委身于他。《赫斯特报业》很快就将这个信息登上报纸，但卡恩对此坚决否认。不过卡恩很难对此完全撇清，因为就在启程之前，他还曾致电派拉蒙的高管，要求他们举办一场欢迎晚宴，并要求有相当多的女性在场。“尽管我不要求她们全都是百分之百的金发美女，但却一定要各有风情。” 20 从此之后，华尔街就与派拉蒙和好莱坞之间纠缠不清，这种关系持续了数十年。

卡恩同时也是纽约大都会剧院的赞助人，自剧院成立之初（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就是其大股东。在做股东的30年中，他向公司注入了数百万美元，确保它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剧院之一。与此同时，他还拥有另一家制片公司。这家制片公司与其他制片公司有很大不同——它只拍摄严肃的艺术片，而不拍好莱坞式的流行片。和其他犹太银行的合伙人一样，他对艺术的投入将纽约的艺术层次提升到与巴黎和伦敦一样的水平上。与之前的杰·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相比，他的贡献更大。前两位对艺术的投入只是在伊利铁路周边援建一座歌剧院。菲斯克与这家歌剧院的一位女演员纠缠不清，这让女演员的男友大为恼火，并开枪射杀了菲斯克，这成为当时纽约的一大丑闻。现在艺术已得到纽约人的尊重，并成为纽约的骄傲，远不是早年富有的金融家展现梦想的道具。

守旧派的消亡

尽管三大投行在1929年股灾中幸存下来，但之后四年发生的事却改变了它们的经营理念，它们的未来发展也有巨大改变。1932年年末，赫伯特·胡佛总统对股市进行调查，这一调查让证券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调查组最初还茫无头绪，但在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即将就职时，他们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开始和官员以及投资银行家进行面谈，以调查股灾起因。

这些行动后来被称为皮克拉听证会，以调查组的首席法律顾问费迪南德·皮克拉的名字命名。很多参与者都应召到听证会参加质询，其中就包括杰克·摩根和当时其他资深的投资银行家。这次听证会的重心和之前那次极为相似。都是关于纽约投资银行家是否垄断了华尔街，以及是否垄断承销证券并收取固定费用。皮克拉是位精力充沛的纽约律师，崇尚进步，更喜欢投资银行家在承销时彼此竞价，而不是按通常那样收取协定费率。他的这些听证会，发生在罗斯福政府应对大萧条金融危机之时，因此效果非常轰动。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推动了《1933年证券法案》和《1933年银行法案》的通过。后者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历史轶事

库恩-勒布公司的奥托·卡恩曾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主要资助人。多年以来，他都一直担任总裁。在任期内，他进行了大胆改革，引入了当时不被接受的时尚艺术作品。1929年，他资助了一部德国歌剧《Jonny Spielt Auf》。这部歌剧与传统歌剧有很大不同，它是爵士风格，并含有一个车祸剧情。歌剧院的票友对此大为恼怒，特别是歌剧院还要在乐队中引入萨克斯，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异类，并不被传统乐队接受。20世纪20年代末，卡恩还曾设想在曼哈顿中城区修建一个新歌剧院，并借助建筑风格的设计和内部席位的排布来反映平民化时代精神。

剧院内的富人包厢将会减少，代替它们的将是更多的散座。这一做法让很多老主顾愤怒，其中就包括小J.P.摩根。反对声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最终不得不放弃该计划。对早期的电影院和演艺人员，卡恩也多有支持。曾有一部电影将他和克莱伦斯·狄龙搬上荧幕。片中，将狄龙命名为“华尔街之狼”。在范尼·布莱斯的首部有声电影《我的男人》中，她曾特意为卡恩献唱一曲：

“这是与奥托·卡恩有关呢？”

“还是与我有关呢？”

“我曾给他送了便条，告诉他我想成为明星”

“但他却将便条送了回来，并说他不该打开”

在布莱斯的演艺生涯中，卡恩始终是她的粉丝。这首歌也让卡恩声名远扬。

举证方面，皮克拉没有丝毫困难，能很容易找到投资银行家的不负责任之举，他们将自身利益置于客户利益之上。其中一例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投行发行的极为畅销的信托产品。在股市大跌之后，其中一些变得一文不值。高盛基金当时的表现极差，被皮克拉单独点名，说它是欺诈销售——出售在熊市里毫无价值的玩意儿！塞利格曼基金表现稍好，没有受到公开指责。但库恩-勒布公司却因基金业绩受到批评，它的合伙人对此苦闷异常，当时他们还没习惯接受外界批评。

1929年，就在股灾发生前数月，库恩-勒布公司成立了宾州交通公司，这是一家专门成立的控股公司。在听证会上，皮克拉对这家公司的组织形式和融资方式进行了重点披露。名义上，这家公司是为宾州铁路公司收购扩张而设立。但实际上，它是用来对抗阿里范尼公司的工具。后者是J.P.摩根收购其他铁路资产的并购主体。宾州铁路公司股东将股票委托给公司高管管理，这也是宾州交通公司的持股来源。这些股票的锁定期长达十年，期间原宾州铁路公司的股东对宾州交通公司没有任何投票权。皮克拉抓住了问题要害，宾州铁路公司剥夺了原股东权利，并向库恩-勒布公司的朋友和贵宾客户配售新股。库恩-勒布公司一手设计了该公司组织结构，并负责公司的融资计划。公司在这个项目上获得100多万美元的承销利润，并通过期权配售挣了另外300多万——这些都归入库恩-勒布公司一家囊中。这一切发生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期。在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崩溃的背景下，这些投行利润看起来尤为肮脏可憎。

奥托·卡恩承认在宾州交通公司成立的四年中，他曾对公司结构进行变更。认识到股东处于不利境地后，他声称公司结构是由“魔鬼”所设计。这是隐指杰·古尔德，尽管杰作为宾州铁路的融资人，已过世40多年。但在皮克拉眼中，卡恩还有其他问题。调查人员指出卡恩在1930~1932年间逃税，并涉嫌自买自卖，低价将股票卖给女儿，以造成“账面亏损”。卡恩用他抑扬顿挫的英国口音，否认了这些指控，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声称这些都是由自己的会计打理。他希望借指责卖空行径和委员会走到同一阵营。当时，赫伯特·胡佛和皮克拉将卖空行径比做市场的自我毁灭之举。

在委员会将调查重点转至“股市交易行为”后，他向皮克拉宣称：“操纵股市，造成他人财产剧烈缩水或膨胀，在我看来就是犯罪。”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表态“正确”无疑。 21 不过这也表明了私人银行家希望与混乱的市场保持距离。

最后，卡恩和库恩-勒布公司都避开了皮克拉的锋芒。不过之后的岁月却让这些老派银行家痛苦不堪，他们的工作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社会尊重，还得接受各界监督，这是20年前无法想象的事情。

皮克拉听证会也透过卡恩揭示出了库恩-勒布公司的经营重心。20世纪20年代末，几家老牌投行的经营范围已各不相同。塞利格曼公司主营投资信托，雷曼负责为中小企业承销，而库恩-勒布公司则主做大企业咨询，这也是后来大家所说的“关系银行业务”。在被询问公司如何经营时，卡恩这样回答：“我们长期以来的策略是吸引客户，而不是追逐客户。我们不会自我吹嘘，而会通过建立长期声誉，让客户在遇到金融问题时主动想起我们，认为我们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人选。” 22

这番话的内在含义和J.P.摩根在听证会上的发言相同，和20年前皮尔朋特·摩根在普约听证会上的证词也一致。“白马银行”意味着公司声誉超凡脱俗，不用像普通银行那样去追逐业务。

摩根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是这个理念的最佳践行者。不过基德-皮伯第和狄龙-瑞德公司也这样认为，他们觉得公司业务主要是因为客户认可自己的声誉。“关系银行业务”之后持续了40多年，直到遇到剧烈的竞争压力后才逐步消逝。20世纪30年代时，“资本托拉斯”仍然存在。在证券业务中，它们视“关系”胜过“价格竞争”。但正如卡恩坦白的那样，当时能成为“资本托拉斯”的一员会让其他银行相当嫉妒。不过对老牌银行而言，皮克拉听证会对它们的改变并不大。

国会之后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案》，又在一个月后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证券法案》让投资银行家头疼不已，因为它要求发售证券的企业到政府机构进行登记（一年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接管了这项工作），并进行充分的财务披露。

投资银行家没有人喜欢这一法律，很多人甚至联合起来反对它。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后，他们更是怒火中烧。这部法律要求银行在12个月内做出选择——继续从事银行业的哪部分业务。他们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也可以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但不能两者兼营。而且这部法律还有特别条款，要求商业银行在证券交易中的赢利不能超过银行总赢利的10%。在这两项银行业务中，国会竖起了一道隔离墙。留给银行的就是如何选择的问题。

对雷曼和库恩-勒布公司来说，这个选择相对容易。它们两家本质上都是投资银行，只是兼营存款业务而已。因此，在面临抉择时，存款业务显然没有证券业务重要。两家公司很快就认识到即使不做存款业务，公司也可以顺利发展。

国会的这个想法是希望让存款免受证券市场影响，但理论设想和现实结果有巨大差距。大部分做承销业务的银行都在1929年股灾中存活下来，储户的存款也没有受严重影响。不过，投资银行从此失去了对贷款的控制。对过去而言，这部法律是一个分界线。1934年后，私人银行家的概念开始消失。商业银行开始吸纳存款并发放贷款，而证券公司则做承销和分销业务。银行业的这两个分支直到20世纪末才再次走到一起。但对银行的命运来说，这是巨变的开始，它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受到严格监管。

塞利格曼公司开始以一种不同方式进行转变。三大洲基金，让公司合伙人确信自己的未来在投资管理业务方面。他们将公司的证券业务剥离给新成立的联合证券公司。之后塞利格曼公司彻底转型为基金管理公司。弗朗西斯·伦道夫——三大洲基金的总裁，曾对此做出了简明扼要的解释：“突然之间，政府在河道上投掷了一块巨石——将水道分开。起初，大家想将巨石搬开，但不久后我们就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不是去抗议，而是去寻找各自未来的发展之路。” 23

从那时起，塞利格曼公司就不再是华尔街“卖方阵营”中的一员。他们现在已彻底变身为市场的“买方”。联合证券公司则一直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直到1956年和伊士曼·狄龙公司合并为“伊士曼-狄龙-联合证券公司”。

传统的私人银行中唯一转型为商业银行的是J.P.摩根和哈里曼·布朗兄弟公司。摩根从公司中拆分出摩根士丹利，形成一家新投行，并交由自己儿子和银行的前职员打理。德崇公司，长期以来作为摩根银行的附属公司，也被分拆出来成为一家独立投行。很明显，摩根认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罗斯福的任期会很短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国民正确看清这个问题之后，最终还会走上混业经营之路。

不幸的是，他的设想没能实现。这是自他父亲和前合伙人未能正确看待汽车行业的兴起以来最严重的失误。罗斯福新政是自1837年大恐慌以来，对华尔街影响最为深远的变革。它深刻地改变了证券公司的组织架构。数年之内，华尔街的阵痛就表露无遗。这是20世纪对华尔街影响最大的一场革命。

改变潮流

对华尔街来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都相当平静。大萧条没能带来机遇，也没能创造丰厚收益，之后的战争岁月也同样平淡。战时，大部分的筹资活动都是为了发售国债，当时需要为东西两条战线筹募巨款。华尔街在其中助益良多，但承销利润都很微不足道，投行都是出于爱国热情而参与。

华尔街的政治人物都还清楚记得杰·库克的传奇，以及他在内战中的筹资功劳。部分政治家甚至还亲自参与了投行为一战的募资。内战时的募资给投行带来了很多批评之声。相比过去，这次针对德国和日本的募资没有受到丝毫指责。

战争一结束，繁荣就紧随而来，和它一同到来的还有华尔街的财运。但当时的新现象已经孕育出了合伙制消亡的种子，尽管还需要一代人才能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小额投资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规模涌入华尔街，20年代的人数与此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不断增长的工资和战争期间压抑的消费需求，让消费者对各种消费品和证券胃口大增。消费者对证券的需求，将零售经纪业务带入了证券行业的聚光灯之下。与通用汽车、通用电气和美国无线公司的产品一样，希尔斯·罗巴克、菲尔德百货和派拉蒙电影的产品都异常畅销。不过之前就经营零售经纪业务的券商则没这么幸运，当时华尔街零售业务还没成形。这些面向公众出售证券的公司让老牌投行感到担忧。但作为一个整体，华尔街还需要抓住美国社会发展的脉搏。

与那些老牌券商相比，后来才进入投行业的犹太公司更能适应形势变化。勒布-若迪斯公司成立于1931年，当时的华尔街前景还很不明朗。从美国金属公司总裁位上退下来的卡尔·勒布创建了这家公司，他的儿子约翰娶了亚瑟·雷曼的女儿为妻，后者负责公司经营。

之后，这家公司吸收合并了一家老牌券商——若迪斯证券，跻身于中型券商之列，并拥有一个较为庞大的零售业务部门。在约翰·勒布的短暂一生中，他经营公司的手法与雅各布·希夫和J.P.摩根一致，控制着勒布-若迪斯的经营。对员工父爱般的关怀，和对钟情事业的慷慨解囊都让他颇具传奇色彩。但清楚无疑的是约翰·勒布是一位老派投行家。对那些改变华尔街之举，他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他反对纽交所将固定佣金转变为协议佣金。同时，他也反对投行进行股份化改革和IPO上市，而这正是唐纳德证券、鲁夫金·杰瑞特证券和美林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改革。公司做派更类似于20年代的投行，而不是60年代末及70年代初的投行。不过公司在投行业务和经纪业务上利润丰厚。这使得他可以招来萨尔瓦多·达利为自己画像，并将其悬挂在位于维彻斯特的家中。 24

尽管勒布-若迪斯投行承销了很多企业，但经纪业务仍是公司的一大收入来源。这是因为他认为对公司的企业客户来说，向其销售自己承销的产品也是一项重要的服务。如果公司能独立存活下来，它的声誉无疑将更高。即使与塞利格曼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相比，它也毫不逊色，因为无论是其零售客户还是机构客户，都来自于上流社会的富有阶层。在勒布的指引下，公司在70年代初达到了商业顶点，但从那之后就走上了下坡路。勒布本人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荣誉国民”（honorary WASP,WASP——wih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指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这个称号足以让之前的塞利格曼家族忌妒。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公司之后消亡的主要原因也是60年代的牛市以及新进入市场的投资者。60年代，不断膨胀的股票买卖让众多经纪公司后台疲于应付，无力进行交割。

后来问题发展得如此严重，以至于证券交易所和会员公司在工作日暂停交易以进行清算。但这也不太成功，很多公司不堪压力，无力接收客户下单，最后被迫关门或与其他那些后台强大的公司合并。勒布-若迪斯证券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这主要是因为管理层之前对此类问题缺乏关注。这也导致了它的利润损失。为解决这一问题，1977年，它和另一家中型券商——维恩布劳尔-威克斯-诺伊斯-特拉斯克合并。但之后处境更糟，维恩布劳尔公司的后台也同样糟糕。

情况一直持续到1979年，直到公司被希尔森-海登-斯通收购，变身为希尔森-勒布-若迪斯公司。这次合并由桑福德·威尔主导。数年前，刚从康纳尔大学毕业的威尔到贝尔斯登公司工作，最初只是作为打杂的跑腿工。和其他华尔街从业人员一样，在找第一份工作时，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之后才栖身贝尔斯登学习华尔街的运作方法。

这次收购对希尔森帮助极大，却是勒布-若迪斯的滑铁卢，后者一直将自己定义为早期那种传统高贵投行的化身。这是一连串收购的一例，之后那些传统投行就纷纷从华尔街顶端跌落下来。

对这些传统投行而言，最大的讽刺不是众人怀疑它们在业务上的开疆拓土能力，而是资金实力不足。它们从事的一些业务，比如说并购咨询和收购咨询，都需要很强的市场敏感度和人脉关系，而不需要太多自有资本。库恩-勒布和雷曼公司在并购咨询方面都很擅长，因此很自然就将业务延伸到并购领域。当时的背景是：美国各行各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商业并购。但在承销和交易业务上，则需要很多自有资本，合伙制模式开始成为这些业务的绊脚石。投行需要账面上有足够的资金，以支持投资银行家进行交易。资金需求正在逐步提高。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股票和债券的筹资额不断创新高。在公司收入增加的同时，合伙人也迫切需要将回报适时兑现。而传统上，合伙制投行只允许合伙人在退休时抽离资本，或者只偶尔从公司资金池中提取现金，不过雷曼在战后停止了这一做法，要求合伙人在退休后才能撤资，而且之后也只能定期取现。现在情况变得很明显，在一个承销额不断创新高的年代，合伙制模式明显成为公司发展的绊脚石。投行现在需要永久性经营资金。

战后，库恩-勒布比其他那些更大的投行更早经历风雨变化。尽管是华尔街最富声望的投行之一，它的业务领域却比其他犹太投行更窄。

库恩-勒布从不直接向公众发售证券，更喜欢将它们分配给其他代销机构——那些没有能力承销或不参与承销的投行。当时，能参与企业承销业务的投行还是一个小圈子，其中包括摩根士丹利、库恩-勒布、雷曼兄弟和基德-皮伯第。而证券公司则作为它们的分销商。和杰·库克时代一样，分销商得到的利润远比承销商要低。但对分销商来说，有饼干渣儿总比没有强！

但在华尔街食物链中，从食物链中端开始的变革，逐步向食物链顶端推进。那些有着强大销售能力的投行开始得到更多尊重，在承销中不断得到其他投行邀请，这得益于它们面向公众的发售能力。那些无力做到这些的投行发现自己被同行孤立，不得不寻找机会与其他投行合并。

最后，在1977年，无法避免的事情最终发生，库恩-勒布公司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与雷曼兄弟合并。库恩-勒布的运营资本如此之低，以至于不得不通过收缩业务来维持生存。雷曼的总裁皮特·彼得森策划了整个交易。当时，桑福德·威尔治下的希尔森投行在合并勒布-若迪斯之后，还希望将库恩-勒布纳入囊中。但库恩-勒布的合伙人更倾向于被一家犹太投行收购，对作风激进的威尔和他的希尔森公司不太感冒，认为希尔森与雷曼相比更类似于一家零售经纪商。但威尔并没有在这场收购中退身：雷曼本身就是他收购名单中的下一个目标。

雷曼在菲利普·雷曼的儿子罗伯特·博比·雷曼的领导下经营了40多年。20世纪雷曼的架构主要由他搭建。1928年，在股灾之前，和塞利格曼家族一样，雷曼家族将公司的基金管理业务划归到新成立的分公司。

新公司尽管和母公司分离，但基金管理业务主要还依赖于母公司介绍。在博比的治理下，雷曼兄弟的运营类似于诸侯分治。雷曼的合伙人都各有所长，并只负责各自的业务领域。团结公司内部员工的唯一信念就是对利润的追逐。博比则负责公司运营和年终奖的发放。曾有一个合伙人评论博比，说他做事就像是一位黑手党教父，他的专长就是让人互相钳制。

作为一家老牌犹太投行，直到二战后多年雷曼才摆脱这种管理哲学。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管理不善和对业务缺乏敏锐把握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70年代初，雷曼因后台清算缓慢而受到指责，正是这个问题影响了库恩-勒布并让众多投行另觅方向。博比在1969年去世之后，雷曼进入了一个迷茫期。其他合伙人没有他那样的权威，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浮出水面。

二战期间加入公司的弗雷德里克L.厄尔曼接任了主席一职。期间，他曾尝试建立内部指引和组织纪律，最终却不了了之。四年争斗之后，厄尔曼被乔治·保尔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赶下台。乔治之前是肯尼迪政府的副国务卿和驻联合国大使。但保尔却没能夺得主席宝座。主席职位留给了皮特G.彼得森——前任商务部长，他在这场“政变”前数月才加入公司。

彼得森出生于一个希腊移民家庭。在其先辈于20世纪初移民美国之后，全家就在内布拉斯加州定居。年少的彼得森曾亲眼目睹3K党成员在父母开的餐馆外抗议——抗议他们这些外国人的到来。 25 小彼得森在内布拉斯加没待多久，就考入了麻省理工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到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商学课程。在供职于贝尔·霍威尔公司之后，他加入尼克松政府担任总统助理，负责国内经济事宜。之后，在与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多次争执后，被任命为商务部长。不久以后，厄尔曼跟他电话沟通，将他聘入雷曼担任合伙人。两个月之后，厄尔曼就被赶出局，而毫无投行经验的彼得森则被任命为公司主席。对此，雷曼的很多资深合伙人都相当不满。但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就像拉扎德公司的菲利克斯·罗哈廷所说：“他接管了公司，并在很短时间内就干出了漂亮活儿。” 26

尽管彼得森拥有在贝尔·霍威尔公司（当时作为这家公司的CEO）磨炼出来的管理技能，但在这家组织混乱的投行里他还是受到了重重挑战。虽然他工作出色，但不久之后，雷曼就被打包出售。

雷曼公司和其他那些老牌投行遇到的问题一样。金融环境发生变化后，它们已无法适应新环境，只能在其中苦苦挣扎。公司的交易部成立较晚，商业票据部门则在70年代后期成立，该部门为公司赢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交易员出身的刘易斯·格鲁克斯曼，在雷曼兄弟内部独树一帜，领导着这个部门。刘易斯也是彼得森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脾气火爆、粗鲁直爽是他的特点，而这种性格正是雷曼的投资银行家避免在公众场合展现出来的。该部门的赢利，相对于分配给它的人员数量和该部门在公司合伙人大会中占的比例来说，要高得多。带来的后果就是合伙人和员工之间更为激烈的争斗和嫉恨。交易员和投资银行家之间的文化冲突在雷曼身上充分显现。这让公司无法做出正确的长期规划。

在彼得森任内，雷曼已开始显露疲态——明显无法独立经营。之后，在1983年，格鲁克斯曼逼迫彼得森提前退休，并接替他成为公司CEO。由于在分发奖金和薪酬激励时，过于偏向交易员，格鲁克斯曼惹怒了公司投行部的合伙人，在公司内部引发了更多的不满和抵触情绪。谣言开始流传，说雷曼将会与A.G.贝克尔、S.G.沃尔伯格、保德信或其他投行合并。另外一个谣传则说雷曼将与一个农产品公司康格拉公司合并。雷曼确实与康格拉公司进行了多番会晤，但最后，雷曼的合伙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选择。

最后，他们在1984年与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进行磋商。这家大型投行是1981年一桩兼并收购的产物，由希尔森-勒布、若迪斯和美国运通构成，整个收购则是由桑福德·威尔一手推动。雷曼公司的产品线很好地弥补了希尔森的弱项，在经过多番讨论后，交易最终达成。新公司取名为希尔森-雷曼-美国运通公司。一经成立，公司就成为华尔街第二大证券公司。希尔森在收购雷曼上的花费超过3.5亿美元。雷曼的合伙人分了其中90%。平均下来，每位合伙人可拿到400万~1000万美元。希尔森高昂的报价无疑是合伙人接受合并的主要原因。这项交易也算是格鲁克斯曼的一大贡献，因为这都是在彼得森离职后进行的。内部的争斗威胁到了公司生存，也推动了公司的打包出售。

雷曼的合伙制模式最终不敌经济压力，当然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其无力应对市场变化。当时的市场是由交易驱动，而不再是依赖和客户之间的私人关系。70年代末，公司开始帮助那些没有信用评级的公司发行垃圾债，其中就包括LTV公司、富夸工业和扎帕塔公司，这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债券品种。不过之后不久，它就放弃了这项业务，将其拱手送给德崇公司。后者成为垃圾债业务的主要玩家。尽管格鲁克斯曼支持这项业务，但其他雷曼合伙人却认为垃圾债不是一个可靠的业务收入。很清楚，这些合伙人认为垃圾债毫无价值，不想与这项业务扯上任何关系。

缺乏对新生事物的热情让雷曼丧失了数亿承销收入，并将它们毫无保留的送给了当时正在急切需找新业务的德崇公司。雷曼的一位员工曾有如此评价：“老牌公司在进入这个领域时都行动迟缓，因为它们想继续维持和蓝筹企业的合作关系。而德崇公司则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27

合并之后，雷曼成为这家“金融超市”皇冠上的明珠。这种“金融超市”模式则在80年代成为行业主流——在一家公司中提供尽可能多的投行服务和经纪服务。当时法律障碍还未破除，但这一天已经不远。不过，雷曼和希尔森-美国运通之间的合并并不成功。和新经纪行之间的文化冲突再次暴露，这让母公司左右为难。

10年之后，也就是1994年，美国运通在遭受财务损失之后，开始重组。此前一年，它就开始解散“金融超市”将零售经纪部卖给史密斯·巴尔尼。之后，又将雷曼从公司剥离出去。现在，雷曼兄弟公司恢复了原名，但这次则是一家上市公司，远非之前的合伙制投行。

新的雷曼公司所经营的业务和数十年前经营的一样。合并收购咨询服务和零售经纪仍是公司的业务重心。华尔街的抢座游戏将雷曼带入了21世纪，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纷争和融合。

第3章　白马投行　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

J.P.摩根是19世纪最著名的银行家，但在1890年之前，他还不是纽约最受尊重的人物。这份荣誉归于另外两位在19世纪初前往美国的银行家。在接下来的100年间，这两位银行家的后代中，涌现出了各色杰出人物，其中包括外交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银行家和其他一些公益事业的捐助者。这将他们的社会地位推高至阿斯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位置。他们的子女也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家族传统。和其他那些知名金融家不同，这两个家族成员都洁身自好，躲开了社会的流言蜚语。当时，华尔街名人成为抹黑的靶子，特别是在美国内战之后。

奥古斯特·肖恩伯格，也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奥古斯特·贝尔蒙，在1837年被罗斯柴尔德家族派至纽约充当他们的代理人。而亚历山大·布朗则是一位年轻的亚麻商人，在19世纪末从北爱尔兰移民美国后，他在巴尔的摩做起了纺织生意。两人很快就在当地发展起来，并实现了名利双收。之后，他们将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

布朗兄弟是华尔街首批私人银行。之后，尽管在大萧条期间和哈里曼公司合并，但其仍是迄今为止存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合伙制投行之一。贝尔蒙这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言人，也因对纽约社交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在沙皇被推翻前做的几笔秘密交易而被大家所熟知。他们的公司持续经营了近100年，直到在20世纪时迫于经营压力才被迫改变。

美国内战后，在华尔街最需要抚慰时，两家银行给银行界带来了强力支持。杰·古尔德的诡计和格兰特总统家族的悲剧，让人们觉得华尔街充满了恶意操纵。操纵中，一方是操纵价格上涨的买空方，另一方则是豪赌公司会出现悲剧的卖空方。成功的华尔街交易员可以迅速致富，却仍被社会认为是暴发户。

贝尔蒙深刻理解这一点，在短期积累一笔财富后，很快就打入纽约上流社会，这点让其他犹太移民嫉妒有加。而对布朗家族来说，虽然期间经历过多次磨难，但成为纽约横跨三个世纪最成功的银行家族，尽管他们从未涉足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立法摧毁了很多私人银行，但布朗公司毫发未损，仍保持着典型的私人银行业务。讽刺的是，尽管布朗公司和贝尔蒙公司是华尔街最知名的银行，但两者却都不是传统的华尔街投行——没有一家是股票承销商。

从亚麻经销商到投资银行家

布朗公司建立起的“典型的19世纪经营模式”，后来被雷曼家族、塞利格曼家族、库恩家族和勒布家族效仿。亚历山大·布朗于1764年出生于爱尔兰巴利米纳地区的安特里姆，移民前是贝尔法斯特亚麻市场的拍卖师。1800年，继他的哥哥斯图尔特移民美国之后，他也踏上了移民之路。最初，他在巴尔的摩开设了一家纺织品店。五年之内，布朗就将生意扩展到烟草和其他农产品经营上，外汇兑换也是业务之一。他的儿子们则不断帮他开拓版图，在费城和纽约开设了分支机构。布朗公司的雏形在1818年于费城形成，取名为约翰A.布朗公司，它以亚历山大一个儿子的名字命名。此后，亚历山大的另一儿子詹姆斯，在纽约创建了布朗兄弟公司，该公司主要负责与家族在利物浦子公司之间的贸易。

多年以后，布朗兄弟的不同分支机构被逐渐合并到纽约子公司之中。创业根据地——在巴尔的摩的公司亚历克斯-布朗公司，则作为一家地区性投资银行和股票经纪商，独立经营，继续保留它的证券业务，而其他那些布朗公司则被逐步合并。在众多儿子的辅佐下，亚历山大·布朗亲眼目睹了公司从一个在巴尔的摩创业的小公司，发展成一家国际性交易银行。1810年，公司只有12万美元的资本。而20年后，它的总资产则高达300万美元，比同期很多美国本土银行都高。

亚历山大·布朗于1834年过世，此时公司已成为美国卓越的国际银行。 1 亚历山大更喜欢在巴尔的摩做业务，不愿远离家庭，他在巴尔的摩的举动也成为日后其他仿效人士学习的榜样。

尽管只是一位商人，他还是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为首批涉足经济学的商人。只要时间许可，他都会学习经济学知识。在英国市场销售马里兰州债券时，他工作努力。在巴尔的摩遇到金融危机时，他也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信心支持。1834年，在他过世前一个月，马里兰州银行的倒闭在州内造成了恐慌。该银行的倒闭发生在美国第二联邦银行关门之后，后者的关门则是因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拒绝延长其经营期限。马里兰银行的一些职员被发现挪用公款，而且银行的现金投资不甚合理。布朗动用自身资金填补了亏空，以支持当地商业。“巴尔的摩的任何商户，只要具备清偿能力，都决不允许破产。” 2 他如此宣布。危机很快就退去了，而布朗则被认为是整座城市的救星。在他死讯传来之后，巴尔的摩港的所有船只都降半旗，以示哀悼！布朗成为后辈银行家的楷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J.P.摩根，在之后的20世纪他将展示他的平民外交手段。

不过，几年之后危机再度降临。1837年的大恐慌在华尔街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考验，对布朗兄弟来说也是如此，他们的命运也是生死未卜。当时并不是投机影响公司生存，而是伴随大恐慌而来的商业快速恶化造成这一困局。在之后的经济衰退中，公司贸易严重缩水，布朗家族所做的代理业务（与美国国内及与英国商人之间的业务）也遇到困难。

恐慌袭来后，约瑟夫·西普利迅速接手利物浦公司的经营。西普利是特拉华州的一位银行家，数年前已成为公司在利物浦公司的合伙人。西普利写道：“我们不是因为参与投机而受困。一直以来，我们都不曾参与这类活动。给我们造成困难的是借款方的轻率和不幸。” 3 利物浦公司当时急需注入流动性。如果无法得到现金注资，布朗公司在大西洋两岸的分公司都将土崩瓦解。

由于美国联邦银行无法为银行提供短期资金援助。布朗公司被迫向“穿线街的老太太”（英格兰银行的绰号）求助。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英格兰银行决定为布朗公司利物浦公司提供短期资金，以解决它的负债问题。另外一家英美联合银行皮伯第银行，则负责为这笔资金提供担保。这件事最后得到顺利解决，不过却揭示出美国银行业在面临金融危机时缺失最后贷款人的窘境。

这次恐慌平息之后，布朗公司在纽约的分公司开始帮公司寻找新总部。讽刺的是，J.L.＆S.约瑟夫修建的大楼，也就是在华尔街和汉诺威街拐角处的那栋大楼，成为了他们的候选对象。恐慌爆发前，这座大楼就已坍塌，之后约瑟夫将它卖给开发商。而开发商之后进行了重建。最后，在1841年年末，布朗家族将其买下。很明显，布朗家族并不迷信，很快他们就将这栋楼变为自己的新家。恐慌结束后，布朗家族的另外两兄弟约翰和乔治，将他们在公司的持股卖给威廉姆和詹姆斯。最后，詹姆斯最后成了公司美国分部的决策者。

当时，其他银行家都参与证券业务，但布朗公司的众多分支机构却忙于贸易和运输业务。巴尔的摩的亚历山大-布朗分公司在船运业投资颇多，这些船只当时在美国东海岸和英国之间运输货物，其他的布朗分公司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来。布朗家族当时经营三项业务：航运业务、银行业务和商品交易业务。三者当时都给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收益。

在1857年大恐慌爆发时，他们的金融实力已蔚为可观。当时，美国的一些合伙人给约瑟夫·西普利写信，告诉他纽约不断恶化的商业环境。尽管已退休多年，西普利准备再度代表布朗公司向英国央行求助，这和他20年前所做的一样。这次的恐慌给英国和美国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

1857年10月14日，纽约银行业暂停黄金兑换。群众开始涌上街头，很多华尔街的银行办事处都被包围，布朗家族也身在其中。伴随这次恐慌的还有街头暴力。但在这次恐慌中，布朗公司毫发无损。既没有求助其他美国银行，也没有求助英国央行。在此期间，布朗-西普利公司（也就是利物浦分公司）甚至还在伦敦开了一家新银行。他们还向英国的乔治·皮伯第银行发放了一笔预付款，以维持该公司在当地的运营。这一行动是为了报答皮伯第银行在1837年大恐慌时对布朗公司的援助。在这次救援行动中，英国央行给皮伯第银行发放了100多万美元贷款，巴林兄弟公司也贡献良多。皮伯第银行当时的执行合伙人是朱里厄斯·斯宾塞·摩根——纽约最著名的银行家族的创始人。在这个家族史上，曾出现过众多传奇银行家。在私人银行业，知恩图报的品德一直被后人铭记。布朗家族在1857年的大恐慌中幸存下来，只蒙受了很小一部分损失。之后就和往常一样继续投身于商业经营之中。

这次恐慌之后，另一位知名银行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之旅。美国内战之后，亨利·克鲁斯和他的亨利-克鲁斯公司已成为华尔街的代名词，它的名声主要来自其创始人。在到华尔街创业之前，亨利·克鲁斯曾是一名干货经销商。早期，他在纽交所花100美元买下一个交易席位，并开了一家名为利维摩尔-克鲁斯的公司。后来这家公司改名为亨利-克鲁斯公司。

克鲁斯早期兼营银行业务和证券经纪业务，不过之后随着时代发展，经纪业务成了公司经营重心。尽管公司历史悠久，但运营资本却相当有限。即使如此，公司也一直经营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新的银行业法案和证券法案开始生效）。对华尔街历史和各种其他事情的评论，让克鲁斯被后人熟知。同时，他也是资本主义最不遗余力的支持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和社会评论。

美国内战爆发后，布朗公司不同分公司选择了各自归属的阵营，南北对峙的情况也在公司内部出现。纽约分公司支持北方联邦政府，而英国分公司和南方分公司则支持南方联盟。当时，除了巴尔的摩公司外，布朗公司还在萨凡纳、莫贝尔和新奥尔良设有分公司。战争让棉花和其他商品贸易受到干扰，并加剧了商业伙伴之间的紧张气氛。

为了回击敌对行动，公司关闭了南方的分公司，直到战争结束才恢复经营。尽管当时富人可以雇人代替自己服役，不少布朗家族的成员还是主动入伍，为联邦政府作战。战时，布朗公司压缩了银行业务，以免贷款受客户影响，确保公司的回款底线。对外贸易和业务代理是他们当时的两大主线，同时这两项业务也能让他们免受政治攻击。和其他那些本土银行不同，他们并没有参与战时的国债发售。事实上，公司很早就将自己的国债投资变现出售，以免被别人误认为支持林肯政府。那时，美国北部对“英裔银行”有颇多猜疑，特别是那些被怀疑支持南方联盟的银行。皮伯第银行的朱尼厄斯·摩根就受到了这种指责。而布朗公司的谨言慎行让他们免受攻击。不过这种做法也让他们后来在拓展新业务时受到了束缚。

魔鬼的演讲

后来，他们发现谨言慎行和声誉卓著并不能让他们免受攻击，特别是在战后的岁月中。

和当时的其他银行一样，他们也涉足了19世纪后半叶的铁路融资业务。不过他们的经营重心还是在航运业。当时，布朗公司参股了经营北冰洋航线的公司。该公司拥有经营北大西洋邮递业务的特许权，由于性质特殊，美国政府也会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同样，经营该航线的英国的古纳德公司也从英国政府那里接受财政补贴。此后，布朗公司又参股了太平洋游轮公司，这家公司当时经营加利福尼亚与中国之间的特许邮递业务。不过取得政府资助的同时，也得接受政府的监管，布朗公司之前任何时候都未受到如此多的监管。太平洋航线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最后太平洋游轮公司却落入杰·古尔德之手，这不禁让各界议论纷纷。

《革命报》关注了该事，分析了布朗家族和这两家航运公司的联系，并做了专题报道。这家报纸当时为苏珊B.安东尼所有，而报纸编辑则是伊丽莎白·凯迪斯·斯坦顿和派克·皮尔斯·博瑞。该报1868年的一期报道，曾指控布朗公司涉嫌掏空公司和损毁价值。当时的语调相当富有政治色彩。该报声称布朗兄弟在这两家航运公司上存在管理失误，致使北大西洋航线拱手让给古纳德公司。

“若英国的古纳德公司或其他欧洲公司想清除美国在大西洋航运上的势力，贿赂布朗公司将是最佳选择，借它之手对两家公司施加影响。还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这番评论让詹姆斯相当生气。因为此前在伤亡惨重的“北极号”海难中，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子都不幸罹难。而这次海难的船只正归北大西洋航线所有。根据报纸报导，正是布朗家族对这两家公司的不当管理让美国丧失了在北太平洋上的影响力，而且这种损失再难弥补。当时人们还对布朗家族是否应拥有太平洋邮轮公司的所有权提出质疑。在对这家公司进行财务分析之后，报纸总结道：“经营太平洋航运业务的企业，比如说科林斯公司，在同一位医生手中，也就是著名的布朗公司，已处于解散边缘。” 4 事实上，这是在指控布朗公司掏空两公司，并将它们置于混乱境地。考虑到布朗家族的声誉，指控对象并没有直接点出。不过报道的内容却都是事实，特别是北太平洋游轮的糟糕财务状况。1870年，布朗家族从中退出。之后，在1873年杰·古尔德将其接管。

实际上，事实比报道的更复杂。当时，政府的补贴是每年40万美元，这正是股东的真正兴趣所在。后来有一位喜欢刨根问底儿的记者再度发声，声称当时布朗家族拥有为这两家航线提供锅炉和钢铁的工厂，这也是它的另一种牟利方式。这件事让布朗公司受到质疑，最后法院也对其实施了调查。不过在布朗家族退出之后，补贴额再度提高，这让它成为其他人的收购目标，其中就有罗素·赛奇，他是后来古尔德控制该航线时的总裁。航运业务是古尔德和赛奇收购该公司的表面原因，而背后原因则是政府对该公司的补贴，正是补贴的存在才让该业务有利可图。没有政府补贴，这项业务早已难以为继。 5

历史轶事

1854年，布朗家族在北大西洋航线上遭受重创。9月，北极号游轮也就是那条洲际游轮，在纽芬兰沉没。这是泰坦尼克号1912年沉没前最大的一次航运灾难。这次海难中，詹姆斯丧失了6位直系亲属，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威廉姆B.詹姆斯，他刚晋升为公司合伙人。当时，詹姆斯心情悲痛，生不如死。

因撞击冰山而导致的海难还成为一桩丑闻：超过半数的官员和船员获救，却只有15%左右的乘客逃生，且妇孺无一生还！之后，在报道该海难时，人们直接以《丢妻弃子：致死不顾》为题。和60年后的泰坦尼克号悲剧一样，这次海难给纽约和华尔街带来了沉重打击！

詹姆斯·布朗还因另一事名扬四海，在古尔德、菲斯克逼空黄金的关键时刻抛出大量空单。这场轧空发生在1869年。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曾如此评论：“最后，空头们都被吓坏了，争相跑到史密斯-古尔德-马丁公司。杰·古尔德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通过这家公司结算数百万的合约。但当时的外国银行巨头都和布朗兄弟公司、邓肯-谢尔曼公司、塞利格曼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站在同一阵营。” 6

当金价涨至古尔德的预期价格时，布朗以黄金基准价162%的价格抛出100万美元黄金。这笔空单和其他卖单打破了黄金供不应求的僵局，也将金价拉回合理水平。参议院的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加菲尔德，在1870年的报告中写道：“当时，正常业务急需大批黄金，在布朗公司的带领下，大批银行加入到反击投机活动的序列中。它们的抛售打破了逼空者的阴谋，也让金价开始回归。” 7

布朗家族作为华尔街中流砥柱的声誉也因此得到加强，此后华尔街对轧空不再那么宽容。

私人银行家中的一些铁腕人物也被布朗家族的乐善好施所感动，多年来布朗家族给纽约协和神学院捐赠了大量金钱，同时也投入了相当多时间。

1870年后，布朗家族开始大规模涉足铁路融资业务，这和当时很多华尔街银行家所做的一样。其实，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布朗公司的纽约分公司就开始零星从事铁路债券承销业务。这让公司的英国分公司相当不满，他们希望公司能将主要资源投入到英美贸易和航运业务中来。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债券是他们投资的首批债券。之后，在1887年，布朗家族应邀到J.P.摩根的办公室参加了一次会议，那次会议在历史上意义非凡。当时纽约的主要银行家都应邀到会，以解决当时的铁路困局。而那些喜欢探听丑闻的狗仔队，每逢华尔街历史关头，都会嗅到“勾结”气味。

美国内战之后，铁路建设快速推进，很快就铺满了全美各地。但它们的财务状况却不容乐观，很多铁路公司都严重亏损，或资不抵债。而更糟糕的是，国会在1887年成立了一个州际商务委员会，来监管铁路公司收费事宜。成立联邦监管委员会让很多铁路公司大股东和银行家感到震惊。过去，在自身经营中，他们从未受过如此多的政府干涉。对此，他们极不适应。

之后，J.P.摩根又在纽约家中召开了数次秘密会议。最后，他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组建由铁路主和金融家组成的卡特尔，并设定全国的固定费率。这样一来，州际商务委员会就没有了介入口实。但是，在当时“反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组建这种利益集团会给华尔街和铁路公司招来更多批评。

当时应邀参会的都是铁路和金融界的巨头。铁路公司的参会代表有来自密苏里-太平洋铁路的杰·古尔德，还有宾夕法尼亚铁路、芝加哥铁路、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芝加哥——圣保罗——堪萨斯铁路以及联合太平洋铁路的代表。代表银行界参会的则有德崇·摩根、基德·皮伯第和布朗兄弟银行。虽然与基德·皮伯第和德崇·摩根相比，布朗兄弟对铁路业务兴趣稍弱，但由于他们在纽约银行界的实力，摩根还是向他们发出了与会邀请。

为讨论这一问题，摩根随后又举行了数次会议，却无法让不同利益集团就实质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在1890年12月，他是如此急于达成协议，以至于主动给一家报纸爆料，这和他的一贯作风极不相符。“想想吧，”他说，“芝加哥和圣路易斯以西的铁路可都在30个人手里，这样的局面下他们还互相杀价！”这则评论引起了社会关注。很快，《纽约先驱报》就刊登了一篇名为“铁路巨头组成托拉斯王国” 8 的报道。事实上，这个托拉斯从未形成，他们也没有达成任何计划和实施措施。因此，报道的内容过于超前，不过它确实抓住了这次会议的实质目的。金融家和铁路大亨这次占到了同一阵线，布朗家族也身在其中。

这个统一阵线的小圈子在20世纪早期也被称为“资本托拉斯”，能参与其中是一种荣耀。不过，投资银行业务也就是证券承销，并不是布朗公司的业务重心。布朗公司20世纪的很多合伙人都来自于布朗家族，不过这些家族人士在参与公司经营时都较为保守，并尽可能回避证券业务。多年经营之后，他们的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有所成就，但却并不突出，也没能成为公司业务重心。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布朗公司仍是家族企业，合伙人中大半都是家族成员，他们更喜欢经营传统业务。不过时代正在改变，社会也在前进，公司也被潮流拖入了20世纪。

铁路传奇

铁路业务在布朗兄弟的未来经营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没人知道它会如何改变布朗公司。就在他们成为美国贸易融资巨头之后，一位来自纽约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也开始了自己的事业。和其他铁路大亨一样，他依靠买卖铁路来建立自己的王国。最后，他成为最大的铁路巨头，并建立起自己的家族王朝。这个家族繁衍不息，出现了很多金融家、政治家、外交官和社会活动家。但在1880年铁路向西扩张中，E.H.哈里曼这个名字还不被大家熟知。

评论家指出布朗公司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但公司合伙人则认为自己只应做最熟悉的传统业务。在卡内基以5亿美元将卡内基钢铁公司出售给J.P.摩根前，曾有传言说卡内基曾与布朗公司的执行合伙人约翰·克罗斯比·布朗接触，希望与他完成整笔交易。这笔交易需要通过发售新股或举债完成，布朗对此不太感兴趣，他认为卡内基之前的借债已稍显过度，再进行一笔新交易并不合适。于是，卡内基转身投向摩根的怀抱，达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并购案。1901年，交易达成，摩根以卡内基钢铁公司为主体，组成了美国钢铁公司。

事实也的确如此。直到约翰·克罗斯比·布朗于1909年去世前，公司的经营都相当保守，一直停留在熟悉的传统业务上。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感受到了20世纪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公司的国际贸易业务逐渐下滑，贸易操作也变得更加复杂。尽管之前布朗公司资金充足，但在新世纪资金需求增大的金融环境下，合伙人的共有资本显得捉襟见肘。于是，布朗公司引入了五位新合伙人以吸纳资金，这五位合伙人都是非家族成员。但最后的实际效果却相当有限。一些年轻的家族成员开始寻找收购方。当一战后的经济繁荣来临时，这一渴求变得更加急切。最后，在1930年，布朗公司和哈里曼公司达成了合并协议。

自19世纪80年代早期，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做成首笔铁路收购业务后（收购纽约下城的搜德斯南方铁路，一个小型铁路公司），铁路对哈里曼的吸引力就呈几何倍数递增。他的出身和其他铁路大亨极为相似。早期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中有一位叫詹姆斯·里维斯顿，他是来自纽约最古老家族的后裔。之后不久，哈里曼就买断了里维斯顿的股份，独立经营公司。在为杰·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这些权贵做了数笔股票交易后，他与玛丽·艾薇儿结婚，她的父亲当时是铁路公司高管（也经营了纽约之外的一条小铁路，并帮哈里曼收购了搜德斯铁路）。不久之后，哈里曼又纠集一群华尔街好友收购了纽约上城的铁路公司——南安大略湖铁路公司，并将它重新翻修，其性能和安全性都再度提升。此后，这条铁路被转售给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而哈里曼则从中得到了大笔资金。

借着这笔资金，哈里曼继续进行风险投资。在购买了大笔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的债券后，他受到该公司老股东司徒尾桑·菲西的关注。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时，他已成为铁路行业的公认老大。当时有不少政治漫画家称他是杰·古尔德重大交易的幕后人物。“铁路大亨”的美誉当时已经名扬全美。

19世纪末，他又参与了不少著名交易。后来，他趁杰·古尔德疏于管理联合太平洋铁路，打通了横贯全美的铁路大动脉。这样，他就得到了美国内战后梦寐以求的霸主地位，垄断了东西部交通运输业务。之后，他开始与华尔街金融家交锋，并不断取胜。其中，为控制联合太平洋铁路而发起的交锋最为引人注目。

1895年，摇摇欲坠的联合太平洋铁路期望进行债务重组，但它的提议被J.P.摩根拒绝。美国财政部希望能拿回战后为它发放的贷款。于是一场关于谁才能将铁路拉回正途的交锋正式展开。与哈里曼论剑的是来自库恩-勒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他有一套自己的重组方案。但哈里曼则提出了另一套方案，这套方案的筹款利率比希夫能提供的更低。库恩-勒布公司在这场交锋中认输，并根据哈里曼的方案进行了修改。哈里曼则当上了联合太平洋铁路的董事会主席，之后又兼任了公司总裁一职。

1901年，当北太平洋铁路挑起事端时，一场新的利益之争再度挑起。自从杰·库克投资该铁路以来，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就经历了多次管理层变更，公司发展也极为困难，直到如今关对它控制权的争斗再度展开。哈里曼开始购入该公司股票，准备与大股东詹姆斯J.希尔一决高下。希尔当时是摩根公司的客户。依靠库恩-勒布公司的融资支持，在引起摩根和希尔注意之前，哈里曼成功购得大量股票。这次偷袭在华尔街引起轩然大波。双方都投入大量财力抢购股票，以至于最后双方的持股总数竟比发行总额还高，这迫使股价暴涨，一周之内股价暴涨900多美元，最高涨至1000多美元/股。随后，空头被迫回补股票，以协议价清算亏空头寸。这次逼空使得市场大乱。《纽约时报》在报道这次逼仓时，赋予它很多戏剧色彩：“华尔街有史以来波及范围最广的市场恐慌在昨天发生，导致的后果就是，很多人花费数年时间积累的财富在一瞬间被洗劫一空。” 9

事实上，这次恐慌时间很短，股市也很快恢复了元气。不过这场对决却凸显了铁路和金融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显示出了商界大亨在推动股价上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这场对垒最后以组建持股公司告终，双方合资成立了“北方证券公司”，这正是自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以来摩根一直筹划的合作模式。不过反垄断人士很快就注意到了这家公司，并将它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联邦政府随后对这家公司提起诉讼，认为它是一家铁路垄断机构。最高法院采纳了联邦政府的意见，认定“北方证券公司”是一个意欲阻碍贸易的非法结合体，对它进行了打击。

不过勇敢无畏的哈里曼并没有气馁，继续扩展自己的铁路版图。在经过详细筹划后，他希望在美国之外组建一个铁路帝国，从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中国东北。不过随着他在1909年过世，这个宏大计划被迫中断。

这位美国铁路大亨最终也没能亲眼目睹自己的国际合作计划步入实施。不过幸运的是，他的儿子们都继承了家族传统，各自独立打拼，并成为了美国金融界的实力派人物。

走向合并

和19世纪的其他金融家族一样，哈里曼家族人才辈出。“哈里曼”这个名字也因此流传至今。不过尽管哈里曼在19世纪就声名大噪，但其家族在银行业的地位直到20世纪才得以确立。他的大儿子威廉姆·阿维利尔·哈里曼在1919年成立了W.A.哈里曼公司。在随后的1920年，他和他的弟弟E.罗兰·哈里曼又共同出资成立了哈里曼兄弟银行。这两家银行都是投资银行，积极参与了老哈里曼生前参与的各种交易。

20世纪20年代的大繁荣产生了很多上市公司，不断增多的上市公司业务也迫使投资银行进行增资。如果还想在新环境下逐鹿市场，投行就必须吸纳更多资本。在这一背景下，布朗公司急需寻找到合并对象。大崩盘之前，纽约的主要银行都增加了承销业务。这些业务大都是通过证券子公司完成的。当时，对这些银行来说，股票承销没有债券承销走俏。因此，大部分银行，在大崩盘来临时账上都有一堆没有售出的债券，这其中就包括布朗公司。一旦经济萎缩，这些债券就再难售出，而这会给合伙人的资本带来很大压力。 10

当时，布朗公司手上砸着一堆南美债券，都是极难出手的垃圾货！合伙人意识到他们遇到了大麻烦。数年前，伦敦的巴林银行就曾因南美债券暴跌而陷入困局（不过最后受到了救助）。意识到这次情况和之前的不同后，布朗公司认为需要和哈里曼公司合并，以改变困局。

布朗家族和哈里曼家族有数十年交情，一些家族成员还曾一起在耶鲁读书。这次合并是由布朗公司的执行合伙人撒切尔·布朗和哈里曼公司的E.罗兰·哈里曼共同宣布。这桩联姻有两个好处，一是得到了布朗家族长期以来保守经营的银行业务，二是得到了哈里曼公司的资本注入。不过讽刺的是，合并当天（1930年12月1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银行纽约分公司的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商业银行破产案。该银行涉嫌欺诈和贪污，给储户带来了3亿美元的损失。如果布朗公司和哈里曼公司没有合并，那它们的命运也未可知，因为当时很多银行家和经纪人都在这次崩盘中受到重创。新公司中有一位来自哈里曼兄弟银行的合伙人考特·布什，也就是后来乔治H.布什总统的父亲。

很清楚，得到哈里曼家族的资本注入是这场并购的原动力。合并发生前，哈里曼公司虽然进步巨大，但还不是华尔街的主要角色。但这次并购迅速让它跻身华尔街巨头之列，和库恩-勒布公司和J.P.摩根银行一道成为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投资银行。但在罗斯福总统当政的前100天新政中，议会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初尝巨头滋味的它就面临夭亡。根据这项法案，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将被分开。各家银行都有一年时间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布朗兄弟银行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这一决定很容易理解，他们要回归家族19世纪以来就从事的传统业务，而证券业务则需按照法案规定剥离出来。

公司不少合伙人加入剥离出来的新公司布朗-哈里曼证券公司。这家公司承接了原公司的证券业务。花旗银行的证券子公司国民城市公司，也并入了这家新公司。之后，在意识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罗斯福总统的任期将长期化以及金融改革将永久化后，新公司又收购了一家小经纪行约瑟夫P.里普利公司，并将公司名字改为哈里曼-里普利证券。布朗-哈里曼公司则重新回归商业银行之列，继续按合伙制模式经营。公司在纽交所的席位得以保留，因为它只是公司机构业务的通道，为客户服务，而交易主体并不是自己。这是商业银行的唯一例外，其他私人银行都选择投资银行业务。在法案将商业银行业务逐出投行之外时，商业银行也得剥离自己的证券业务。这次，华尔街改革得相当彻底。布朗兄弟公司也恢复成19世纪原样，不过这次有新资本注入。

历史决定未来——在华尔街遇到重大变革时，这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后，这种情况就有了突出体现。国会在制定银行法案和证券法案（1933年、1934年通过了两部证券法案），并确定新法案的力度和影响时，总会查看私人银行和证券公司的历史记录。

银行的历史表现决定了关键时刻它们会受到什么处理，是被重责，还是放它们一马？在国会制定限制名单时，得益于自己的卓越声誉和低调的融资行为，布朗兄弟公司被排在后列。而J.P.摩根则排在名单首位，立法机构，特别是格拉斯·斯蒂格尔将他列为华尔街头号受限目标。

某种意义上来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是一部反托拉斯法，不过当时人们并没这么认为。 11 20世纪之初就受进步人士非议的“资本托拉斯”在这次立法后土崩瓦解。不过由于历史清白，布朗兄弟公司并没受到公众指责。

二战之后，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在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同时，还向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在资产管理业务上，它们和脱离私人银行业务的塞利格曼家族一样，还提供证券市场的“买方研究服务”。时光变幻，但它们仍保持着私人银行身份。它们留给市场的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私人银行，一家被自己有限资本所束缚的私人银行。因此，它们也成为华尔街最保守的机构之一。2000年时，它宣布不再为客户提供经纪服务，这是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才开始提供的服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意识到其他那些规模巨大的综合性投行能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是一个世纪前亚历山大和詹姆斯·布朗早就预料到的结果。

浮华的银行家

虽然布朗家族偏爱身居幕后从事传统的融资业务，但19世纪的其他银行家则行为张扬——引起了公众关注。那个年代的银行家中，最知名的社交活动家是奥古斯特·贝尔蒙，一位在很短时间内就从默默无闻之辈崛起的年轻人。不过贝尔蒙却不是霍雷肖·阿尔杰描述的那种角色。他的快速崛起来自于他在政界和社交界的良好人脉和交际手腕。

“奥古斯特·贝尔蒙”是他原德国名字的法语版，字面意思在德语和法语中都是“美丽的山峰”。之所以将名字改为法语，是一种政治权宜之计。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他的家乡是一个德国小镇，被拿破仑军队所占领。

1813年，贝尔蒙出生于莱茵河畔的阿尔蔡小村。他的祖辈是在3个世纪前因宗教迫害流亡德国的西班牙裔犹太人。不过他们一家却拥有宝贵的人脉资源。在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的父母就让自己在法兰克福的朋友罗斯柴尔德家族，雇他做银行学徒。1828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银行界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声誉，所以这份学徒工的机会对贝尔蒙来说极为珍贵。数年之后，他在公司的地位日益上升，并于1832年担任合伙人的秘书一职。之后，他开始不断出访，特别是意大利和梵蒂冈，并掌握了意大利语。贝尔蒙博学多才，通晓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这份秘书工作帮他打开了世界大门，对他的职业发展也极有帮助。

1837年，伊比利亚半岛内战爆发，罗斯柴尔德家族需要派人到哈瓦那照料家族在古巴地区的生意，最后他们选择贝尔蒙担负此任。去古巴时，贝尔蒙需先到纽约，之后再转道去哈瓦那。不过哈瓦那之旅最后未能成行。抵达纽约时，正值1837年大恐慌爆发之际，贝尔蒙被美国所吸引，对大恐慌造成的商业混乱也极为关注。他推迟了哈瓦那之旅，并开始在纽约寻找商机，以建立自己的银行。很快，他就决定开设一家自己的经纪行，并取名为“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从一开始，他就向社会宣明自己的身份——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纽约的代理人，这个身份在极度对渴求资本的年代意义非凡。和数年之后的雅各布·希夫不同，在之后的岁月中，贝尔蒙再未回到德国。

自立门户和继续为前雇主提供服务并不冲突，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在纽约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欧洲地区——在欧洲本土开设众多分公司。这个家族的能力在于可以和各国国王及首相达成私人融资协议。自19世纪初将生意从德国本土拓展至欧洲大陆后，他们在业务上很少碰到竞争对手。但他们在纽约却并没有分支机构，这主要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要求新开立的机构必须由家族成员经营（但家族内部却人手有限）。

贝尔蒙被派往哈瓦那也只是去搜集情报并向法兰克福总部汇报，远非接管当地业务。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一位当时负责公司运营的合伙人，曾想抓住纽约恐慌产生的机会，但后来却认为这超出了贝尔蒙的能力范围。 12 这一判断相当失误，在所有人得出准确评估之前，贝尔蒙就建立起了自己的事业。这次的工作是为自己。在公司合伙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他就造成了既定事实，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没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在场，也就没人能提出抗议。不久之后，贝尔蒙的这一举动就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认可。

在之后的岁月中，这层关系对贝尔蒙帮助极大。他开始清理J.L.＆S.约瑟夫倒闭后留下的烂摊子，之后就进入了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外汇兑换、吸纳存款和商业票据兑换业务。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伦敦的巴林家族是当时美国外资的主要来源，客户们很快就认识到与贝尔蒙做业务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因此，贝尔蒙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

不过，贝尔蒙却在其他方面惹怒了罗斯柴尔德家族。1841年，为争夺一位女士的欢心，他和别人进行了一场决斗，并在决斗中伤了小腿，这次负伤造成终生残疾，并困扰其一生。当罗斯柴尔德家族获悉这一事件后，他们深感惊恐，并考虑取消他的代理人资格。不过凭借着纽约精英阶层对他的支持，贝尔蒙安抚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并继续赢得他们的信任。 13 这次事故之后，他开始在纽约定居，并成为纽约社交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社交传奇同步于他的商业传奇，不过跛脚一事却成为美中不足。

和其他同行一样，贝尔蒙充分利用了墨西哥战争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和克拉克-道奇一道，成为了财政部发行墨西哥战争国债的承销商。但和其他美国本土银行家不同的是，由于其罗斯柴尔德家族代理人身份，他受到了排挤。

为了支付认购的1500万美元财政部发行的国债，贝尔蒙动用了公司大量资金。这批资金是用来补偿墨西哥向美国割让领土的损失。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这些举动超出了他们对贝尔蒙的授权，并派一位年轻的家族成员到纽约处理此事。但抵达纽约后，这位家族成员被贝尔蒙在纽约金融界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功所打动。在向伦敦总部汇报时，他将贝尔蒙定义为“集独立与合作为一体，行代理人和耳目之职为一身”的角色。贝尔蒙最大的优势则来自于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一位成员愿意移居纽约。因此，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未来可期！ 14

但是，贝尔蒙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如此。

贝尔蒙当时充当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的代理人。州债券和地方政府债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最爱。他们的资本也受各界欢迎，特别是州政府的欢迎。不过政治风险和种族风险总是如影随形。在1837年大恐慌之后，不少州政府开始在市政债券上违约，这是历史首次，贝尔蒙在这上面掌握了一手资料。没有第二联邦银行为州政府提供资金，各州发现它们缺乏流动性支持，开始在利息支付上违约。而且这很快还成了一种爱国行为。密西西比州州长就曾宣布该州拒付利息，理由是不让州居民受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奴役。当时，给国内投资者支付利息与给国外投资者明显不同，带有典型的情绪化特征。在后来的金融危机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身份，让贝尔蒙和他的继承人小奥古斯特遇到了更多此类问题。

不过，其他活动很快就吸引了贝尔蒙的注意。在墨西哥战争前，奥匈帝国邀请他出任纽约总领事。这让他在纽约更为出名，并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代理人身份之外又增添了一重国际身份。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1850年，期间，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政治上，这一消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精力。同时，纽约的社交活动也占用了他部分时间。对他来说，社交活动和政治应酬比银行业务更有乐趣。而银行业务则不过是供他恣意消遣的挣钱手段而已。在担任奥匈帝国领事期间，他还深度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并积极支持詹姆斯K.波克参加1844年的总统竞选。也是在1844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并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这些并没有妨碍贝尔蒙的银行经营，不过很清楚的是，在此期间他做了不少错误决策。墨西哥战争结束后，财政部授予了他一项特权，作为代理机构，将美国的赔偿款支付给墨西哥政府。他决定在这笔业务中免收费用。这个策略之后在内战早期融资中也被杰·库克采用。不过带来的效果却事与愿违，之后联邦政府在发行另一笔债券时，贝尔蒙参加了投标，希望能得到全部交易，并从中收取丰厚收益，作为他鞍前马后的回报。但最后却发现财政部给了克拉克·道奇同等的合同数额，而且付费只有自己预想的一半。

借助在某些交易中免收费用，以赢得财政部业务，是当时的银行界众所周知的一个生意策略，但结果却并不如人所愿。太多人采用这一策略的结果就是该项策略最终失效。

1849年，贝尔蒙娶了佩里准将的女儿。佩里准将是墨西哥战争中的战争英雄和美国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尽管贝尔蒙是犹太人，但宗教信仰并不是主要问题。他们在纽约的圣公会教堂举办了婚礼。当时，一家纽约报纸曾估测他的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对一个刚踏入美国社会12年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数字蔚为可观。

他加入了纽约的联合协会——纽约最富威望的上流俱乐部，并在纽约社交界扎下了根。从10年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不够聪明也不够老练的小职员，不够格为他们开设纽约分公司的低层员工，转变为今天的金融界新贵，对一个移民来说变化可谓不小。同时，这也反映了另一重转变：贝尔蒙从一个小小的犹太裔银行家转变为一名备受纽约社交界尊重的新成员。而众所周知的是，纽约社交界向来不欢迎新人和外来者。数年之后，社交界对他的犹太身份避而不谈，不过这个身份并不会被大家遗忘。对其他那些犹太家族来说，他们在寻找配偶时，主要都是在同种族内通婚，而贝尔蒙则是与非犹太人结婚，这一点意义非凡。

当时，其他移民银行家主要靠商业智慧和家族关系来建立业务，而贝尔蒙则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大无畏精神以及社交关系打拼出自己的事业。

在美国内战前一夜暴富的银行家中，贝尔蒙的商业智慧最为贫乏。他是依靠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脉关系来挣钱，不过这一点对他来说却很有用。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划定的范围内行事，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双方的关系。在参与铁路融资和其他新兴行业融资中，他的公司错过了重大发展机遇。在贸易业务中，也是如此。而同期，杰·库克则在内战中声名鹊起。不过内战也给他了一次展示对新祖国效忠的机会，贝尔蒙劝阻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南方联盟的合作。

战争初期，南方联盟的国会授权发行一笔5000万美元的债券，为战争筹资。贝尔蒙则大声疾呼，反对金融界承销此债券，将它比作是法国大革命期间一文不值的垃圾债。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类比，因为只有这类债券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避免投资的。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认购了联邦政府国债，而不是做骑墙派两头讨好。罗斯柴尔德家族拒绝了承销要求，将这笔业务留给了支持南方联盟的银行。 15 之后，如何帮萨尔蒙·契斯为北方联邦筹资就成为唯一选择。

起初，贝尔蒙与杰·库克一样，都向契斯咨询了国债筹资事宜。“在战争结束前，我们需要募集5000万到6000万美元。”在华盛顿造访契斯商谈筹款事宜时，贝尔蒙告诉契斯他的这个预估。他的承销方案很普通，那就是“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认购点，认购金额可以低至100美元，甚至50美元也可以认购”。之后，此类小额债就被出售。但他认为这么大的筹资金额仅凭国内无法完成。“很难说英国和欧洲的投资者会如何看待这次举债。很明显，欧洲各国普遍相信如果不给我们提供援助，他们就可以借此逼迫我们与南方诸州达成协议。” 16 探明欧洲意图的唯一办法就是遍访欧洲各国政府，贝尔蒙自荐担当此任。

但这次机会很快就消失殆尽。贝尔蒙访问了欧洲，期望探听各国对联邦政府的态度，以及销售国债的可能性。他当时没有官方职务，但有契斯的认可，后者认为他在欧洲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如果市场不欢迎某种债券，那最好的做法是在发行前了解市场喜好，而不是让它因缺乏足够的认购而走向流产。

他造访了伦敦、巴黎以及法兰克福等地，并与当地的资深银行家和政治家进行了会晤。最后他发现各国对它的支持力度很小，发行不可能取得成功。罗斯柴尔德家族也没有参与早期募集。不过缺乏欧洲认购者一事却给杰·库克打开了另一扇门。库克以那种极具侵略性的销售方式向美国各阶层兜售国债，从机构投资者到蓝领工人，大家都踊跃认购，这填补了欧洲投资人留下的空白。

看到库克在承销中的成功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尔蒙才决定加入其中，并组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辛迪加承销集团”，为美国财政部在战后募资服务。

但在库克、克拉克·道奇以及塞利格曼家族为战争筹资时，贝尔蒙将兴趣转至其他领域。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言人，他还身负社交职责。在这一点上，他不负使命。人生得意须尽欢是他的一大信条，很快他就在纽约社交界以物质享受而出名。他经常为宾客举办奢华晚宴，自己则极尽享乐之事。当时他的白酒消费账单高达20000美元/年。同时，他也将不少社交礼仪和习惯引入纽约社交界。通常，他的社交活动都带着一丝傲慢和浮华。他雇自己的老岳丈佩里准将做自己的酒童，经常在宾客面前对他呼来喝去。宾客们很难想象给他们斟酒的居然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战斗英雄。

约瑟夫·塞利格曼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白手起家故事的原型，而贝尔蒙则是凡伯仑笔下镀金时代的“炫耀性消费”的代表。19世纪，大笔花钱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情况很常见，贝尔蒙则是实施该策略的最好典范。

贝尔蒙那规模超过200人的奢华晚宴和化装晚会，为纽约社交界树立了新标杆。在一次化装晚会上，他曾身着一副花费超过10000美元的镀金盔甲。同时，他也很喜欢化装成拿破仑，当时拿破仑是华尔街的偶像，多年来有不止一位交易员被人们称为“金融界的拿破仑”。不过他花费最多的还属他的住所，一栋位于第五大道的豪宅，这也成为纽约其他人物效仿的榜样。此前，曾有谣传，说阿斯特家族曾有数次在他们位于格林尼治村的豪宅举办奢华晚宴时，没有邀请贝尔蒙。作为报复，贝尔蒙则在第五大道修建了自己的豪宅，以示自己不容怠慢。尽管无法得到纽约所有社交圈的认可，但他绝对是一位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

对贝尔蒙来说，在政界交际的时间要超过经营银行。美国内战前，他曾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起工作。自成为美国公民后，在历次大选中他都将选票投向民主党。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要归功于他太太的叔父——约翰·斯莱德尔，路易斯安那州的前国会议员。

1851年，在詹姆斯·布坎南参加总统选举时，他担任布坎南在纽约地区的负责人。之后，他的政治生涯才真正开始。之后，布坎南在提名中输给了富兰克林·皮尔斯。而他则立马掉转枪头，全心全意辅佐皮尔斯竞选。之后，他发现有些人，特别是纽约地区的反对派，一旦有需要，就扯出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言人的身份。《纽约时报》更是公然攻击贝尔蒙，说他筹集国外的“犹太黄金”来支持皮尔斯。之后，该报又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奥地利皇帝都期待皮尔斯当选，皮尔斯当选后政府将放松政策，允许犹太集团进行垄断”。同时，人们也没忘记他的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当时名义上的奥匈帝国驻纽约总领事。《纽约论坛报》将他的这种行为定义为“双面忠诚” 17 。经过这些打击之后，贝尔蒙发现名利之路并不如想象地那般顺利。

不过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参与民主党政治之前，他才刚到美国14年，他对政治的涉足是如此之快。他的这种社交明显夹杂着商业意图。通过形成政治联盟来达到商业目的，正是数十年前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所做的。好的政治关系总比敌对的要好，贝尔蒙实践着罗斯柴尔德家族故事的美国版，并且进展神速。

在政治上，他很快就取得了突破。1852年，皮尔斯打败了温菲尔德成为美国总统。人们授予贝尔蒙“人脉广泛的竞选组织家”称号，而皮尔斯则给了他实实在在的好处，任命他为美国驻荷兰大使。对此，他立马接受。之后他在事业上更是一往无前。十年之内，充当两个不同国家的大使，给他带来了极大荣耀。

在海牙担任大使的20世纪50年代，他发现自己在纽约的生意正掉头直下。公司发生了数起贪污渎职事件。在一个案件中，公司被盗14000美元，贝尔蒙的首席出纳悬赏缉贼。但之后却发现正是这名出纳偷走了这笔钱。出纳希望能归还这笔钱，以保住他在公司的工作。但贝尔蒙则有不同意见，最终将他投入大牢。之后不久，他的仓库被大火烧毁。这个仓库是贝尔蒙和他太太去海牙生活时，寄存财产的地方。在任期结束后，他意识到必须马上返回美国。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银行生意和个人生活。

之后，詹姆斯·布坎南取代皮尔斯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贝尔蒙在民主党的地位也迅速提高。1860年，民主党举荐史蒂芬A.道格拉斯与林肯对决，贝尔蒙则被任命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在之后担任了委员会主席。尽管该职位当时并不重要，但他在该职位上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当然，他的财富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不久他就发现全国各地的代表团都希望他能资助地方选取。贝尔蒙曾不止一次给地方代表团签发支票，以取得他们对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不过，在认识到这群人只是看中他的财富，而不是他的组织管理能力后，他很快就愤怒起来。

1872年，他结束了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任职，选择退出。而民主党在内战期间的衰落也让他的主席生涯蒙污。不过在他的努力下，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为了全职工作，改变了过去由政治爱好者兼职的局面。也正是贝尔蒙的努力，该职位才成为高级领导职位。

不过，对贝尔蒙来说，政治显然不如赛马重要。他喜欢马匹，并善于收藏，返回美国之后，他就修建了自己的专用马厩。这个爱好后来也被他的儿子小奥古斯特继承。1853年，小奥古斯特在纽约出生，1874年从哈佛毕业后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综观小奥古斯特一生，他似乎更在乎自己的运动员身份，而不是金融家身份。在哈佛读书期间，他就是校队的一名短跑健将。意识到运动员在煤灰跑道上需要更好的抓地力后，他将钉鞋引入美国。之后，其他运动员也采用了这种运动装备。在老奥古斯特于1890年去世后，他继承了家族在银行业务上的领导权，并延续传统，继续作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理人。

在后人眼中，老奥古斯特的奢华消费比他的金融实力更让人印象深刻。对马匹的热爱后来让他在纽约兴建了著名的贝尔蒙公园，这也是他持续一生的爱好。同时，他还对纽约地铁筹资和建设做了很多辅助工作，最后，地铁在1904年得以开通。科德角运河的修建工作也得到他的资助，该运河完工于1914年。这条运河当时是为波士顿到纽约的航线修建，打通科德角运河，将缩短两地的运输时间。贝尔蒙家族拥有这条运河的部分股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曾频繁使用该运河。

尽管与父亲比起来，小奥古斯特对政治并不是那么热衷，但广泛的人脉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公共工程。不过在涉及有争议的筹资活动时，媒体对他们父子二人并不作区分，而是将他们视作一体。在碰到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关的事情时，揭发丑闻的媒体记者对他和对他父亲一样，并无二致。

在老奥古斯特政治生涯晚期，他卷入了1876年的总统大选。当时，卢瑟福B.海耶斯，击败了民主党对手萨缪尔J.狄尔登。尽管贝尔蒙对民主党取胜很有信心，但他的家庭背景和社交关系再度成为竞选话题之一。报纸上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说罗斯柴尔德家族捐资200万美元以确保狄尔登当选，期望在他成功当选后控制美国政府。

尽管贝尔蒙对此并不在意，但在一个民主党地方集会上，贝尔蒙还是以一种很独特的方式对这个谣言进行回击。他说道：“我有读共和党报纸的习惯，上面说我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将在大选之后买下美国，不过到现在为止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未给我写信讨论这个话题……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山姆大叔可不会被我出卖！” 18 他的这番回击引来了哄堂大笑，其目的已经达到。

在该事件逐步平息时，另一个谣言开始流传，并传了很多年。这个谣言说：一个以国际银行家为背景的犹太集团密谋推翻政府，或者取得美国大型机构的主导权，并且在这个集团中，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尔蒙家族处于核心位置。另一个传闻也在当时传开，并具有更大破坏性。

美国内战后，一个名为“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革命组织在贝尔蒙的纽约分公司存了2.5万美元，这笔存款困扰了贝尔蒙多年。

历史轶事 [1]

招致爱尔兰人愤怒的是，在老贝尔蒙和该革命组织做业务的20世纪60年代，居然还有一匹名为“芬妮亚”（爱尔兰反英运动）的赛马。这匹赛马和那笔争议资金之间是什么关系，一直受纽约爱尔兰团体的追问。托马斯·米汉，《纽约时报》的一名爱尔兰裔美国编辑，曾给贝尔蒙写信，要求他解释这笔资金和这匹赛马的关系。贝尔蒙则给他回复了一张便条，上面这样写道：“我的赛马和爱尔兰革命组织资金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被准确解释，如果你今天上午方便，可以随时造访，我将给出仔细解释，将事情真相全盘托出。我的口述将比信件回复更加生动。我身体不适无法出门，所以还请您光临寒舍。”但两者之间的谈话却并没有任何记录。之后的二度起诉，说明贝尔蒙给米汉的解释并没能平息爱尔兰人的怒火。不过，这匹“芬妮亚”赛马的表现明显要比那些讨债的爱尔兰人幸运。当时，它取得了以他主人名字为名的1869年“贝尔蒙锦标赛”（当时美国最著名的赛马比赛）的冠军。

当贝尔蒙应该组织要求，将资金从大西洋运至都柏林时，英国政府截获了这笔款项。于是，这批“菲尼亚”，在法院起诉了贝尔蒙，要求他归还这笔款项。但法庭起诉并没有打破谣言，当时盛传贝尔蒙藏匿了这笔钱，并拒绝支付。不过“菲尼亚”自身的信誉也很值得怀疑。1866年，纽约当局揭露了一个大骗局，当时这批“菲尼亚”向大批收入微薄的爱尔兰裔移民出售空头支票，而满怀爱国热情的爱尔兰人则误以为自己是在帮助母国。丢失的那批钱就是他们诈骗所得。贝尔蒙为他们汇往爱尔兰的那笔钱就是他们的赃款之一。

20年后，当贝尔蒙认为案件已经了结时，《爱尔兰报》还在肆意传播“菲尼亚”资金谣言。这让他怒不可遏，决意在法院起诉该报的发行人。这时，这桩旧案又被翻了出来。该案背后有政治动机，当时他儿子佩里被谣传将成为民主党纽约州的州长候选人，于是反对派则开始挖空心思抹黑贝尔蒙家族名声。

因此，当案件受审时，大选中那种“反贝尔蒙”情绪再度高涨。意识到贝尔蒙家族存在历史旧账后，该报的辩护律师很快就开始进行反击。该律师在攻击贝尔蒙的信誉前，首先与他进行了一番对话。“你在哪儿出生？”该律师问道。法院法官驳回了律师的这个问题，但该律师则回击称“我们需要确定原告的名字并不是贝尔蒙，或者说他曾用过其他名字。” 19 听到这个之后，贝尔蒙变得异常愤怒，法庭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之后，贝尔蒙提出抗议。他用另一番话来回应，并未直接回答该问题。“伯格”这个姓氏从未被提起，他也未承认自己出生时用过这个名字。从字面意义上看，该名字只是贝尔蒙名字的另一种说法。

暴风雨般的庭审过后，法院宣判，判决结果对贝尔蒙有利。发行人被判有罪，入狱60天以作为诋毁贝尔蒙的惩罚。但这一做法也刺激了贝尔蒙的敏感神经。在举止得体的上流社交圈中，贝尔蒙的背景从不会被提起，但在政治圈内，反对派却从未忘记这一点。

老奥古斯特的葬礼则是对他一生在政界和金融界叱咤风云的最好明证。为他举办葬礼的教堂也是当年为他举办婚礼的地方。为他扶灵的是J.P.摩根和前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 20

多年以来，贝尔蒙和摩根之间一直保持着亲密合作。小奥古斯特之子和摩根家族之间的通婚，生出了一位家族继承人——摩根·贝尔蒙。在20世纪20年代小奥古斯特去世之后，摩根·贝尔蒙终止了公司经营。两家银行在很多融资活动中都曾并肩战斗，参与了美国财政部在过去25年中一系列颇有争议的筹资活动。其中一例发生在老奥古斯特晚年，另一例则发生在他去世之后。在媒体看来，贝尔蒙家族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代表，这也是他们关心的全部。

19世纪70年代后期，财政部需要再度融资——这与内战期间和内战之后的情况一样。但由于缺乏像萨尔蒙·契斯这样的财政部部长，财政部的筹资能力很受怀疑。杰·库克已经转向铁路融资活动中去，留给财政部的只是一张华尔街投行名录。当时，财政部只能靠这些投行来筹集资金。和过去一样，名单上的投行要价高昂。

1877年，联邦政府需筹资2.5亿美元，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启用了一个以J.P.摩根为首的辛迪加集团参与承销。成员有摩根集团的德崇-摩根公司、J.＆W.塞利格曼公司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债券最后成功售出，但佣金却相当高，佣金率远超一般债券承销水平。辛迪加收取了财政部4%的费用，并通过“双重利息”获得了更多好处。

这是内战前银行家在承销国债时玩的老把戏的翻版。除了债券的应付利息，银行家们还收取了另外一笔费用，以补偿他们前期发行债券时付出的成本。两年后，国会对这次承销进行了全面调查，但银行家的利润仍全部落入他们腰包。

贝尔蒙的加入，让批评家们有了口实，这一次他们公开提及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事实上，罗斯柴尔德家族只是以市场通行方式从贝尔蒙那里进行申购。《伦敦世界报》则较为公正，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一边，暗示应该接受审查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美国代理人。该报评论说：“我们相当怀疑罗斯柴尔德家族会以这种不光彩行径进行交易，在他们的诚信问题上，批评者没有任何指责空间。” 21 通过在辛迪加中放入犹太银行，摩根成功激起了美国人对外国势力的排斥。当然，向外国投资人兜售国债可能是更重要的考虑因素，毕竟德崇-摩根公司当时是代表伦敦的J.S.摩根银行行事的，后者正是他父亲在英国设立的银行。

1877年的国债销售，引起一些民粹人士的愤怒，但却不像1893年黄金储备危机爆发时那样，引发了财政部干涉。1890年，不堪重压的英国巴林兄弟银行倒闭后，之后欧洲陷入危机之中，而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数量也降至低位——这已危及当时的货币体系安全。为应对危机，美国将白银与黄金一道列为硬通货储备。但当时投资者对这一做法相当担忧，认为这是迫于西部诸州的政治压力。

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外国投资者开始撤离，而他们的资金对美国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于是市场出现了剧烈动荡。对投资者来说，白银并不是黄金的等价交换品。很多铁路公司在这场危机中破产，数以千计的公司也走向衰亡，范围波及全美。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黄金储备严重不足，这个情况吓坏了外国投资人。小奥古斯特认为这场恐慌的源头主要由两个，一是当时恶劣的信用状况，二是投资者担心用白银大规模替代黄金作为货币储备会让美元贬值。

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一向低调，但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还是对此次恐慌做了一番评论。在问及《谢尔曼白银法案》是否会被废除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丝毫怀疑。国会将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谢尔曼白银法案》很快就会被取消。” 22 随后，他谈了商人在情况好转前的应对之策，以避免流动性匮乏或破产。

克利夫兰政府的财政部希望摩根能提供帮助。摩根答应了这个请求，并和贝尔蒙一道发行了一批国债，主要销售目标是外国投资者。这使得黄金得以回流美国，危机也逐渐平息，联邦政府也得以避免因债务违约出现的尴尬。但这场援助也付出了相应代价：摩根和贝尔蒙被指控发国难财。

辛迪加的评判者说银行家从这笔交易中收取了5%~10%的佣金回报，对这样一场旨在恢复黄金储备的承销行动来说，数额过于惊人。媒体则指责贝尔蒙和摩根只向外国人发售债券。但当时除了从国外吸引黄金回流外，还有其他办法吗？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媒体歪曲事实。

约瑟夫·普利策经营的《纽约世界报》就曾将他们赤裸裸地比作“犹太和外国吸血鬼”。亨利·亚当斯则写道：“一旦遇到白银贬值，那群伦巴第街的犹太人就会威胁抽离资本。” 23 这里，他暗指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居住的那条著名金融街。摩根当时也被归入这个集团，因为J.S.摩根当时还是一家英国银行，而身处德崇地区的J.P.摩根银行也只是替它行事。这一事件再度凸显了外国资本对美国的重要性。没有它，这个国家将会缺少投资资金，奥古斯特·贝尔蒙也将失业。

[1] August Belmont to Thomas Meehan,October 21 note,no year.Thomas Meehan Papers,drawer 1 file 1,Georgetown University Special Collections.

最后的阴谋

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的命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转变。公司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依赖依旧，但美国对外国投资者的依赖却在逐步减弱。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的很多重要客户都忙于自身重建，根本没有实力向国外输出资本。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国际金融界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资本输出国，并随着国内投资者的剧增，对国外资本的依赖逐步降低。20世纪20年代的大繁荣吸引了数百万投资者进入市场。不过这跟20世纪末相比，显得很微不足道。巨额的社会资金涌向华尔街，而充当它们投资通道的则是类似于查尔斯·美林这类经纪机构。当时，贝尔蒙和其他那些依赖外国资本的银行都走向下坡路。它们要么跟随新趋势，要么自甘灭亡。贝尔蒙则是后者的代表。

在1924年小奥古斯特去世之后，这个家族公司就被解散了。战后，该公司的业务就开始缩水。当公司宣布清算时，其实早已名存实亡。随着小奥古斯特的离世，公司在纽交所的交易席位也一并丧失，业务也都终止了。当奥古斯特过世时，家族财富已丧失殆尽。科德角运河的持股是他们的主要财产。

关停公司的工作留给了摩根·贝尔蒙，他是在其哥哥奥古斯特三世于1919年去世后，接任公司主席一职的。后来，他们将科德角运河的股份卖给了美国政府。而家族在长岛地区的豪宅也卖给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作为他送给妻子的礼物。摩根曾想将该公司卖给奥古斯特四世——与他祖父一样，他也是从哈佛毕业。但这位年轻人拒绝了这一提议，独自在华尔街打拼，并成为另一家银行的员工。在罗斯福总统的首任任期内，该公司又陷入一个诉讼之中。

当时，公司曾面临在资金监管上存在渎职的指控。1918年之前，俄罗斯的勒金金属公司在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存入一笔资金。这笔资金以何种方式存入，以及它的准确存入时间都是一个谜。 24 沙皇时代结束后，美国一直未承认苏联政府，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继任才有所改观。1933年，在双方签署了《罗斯福-李维诺夫协议》后，俄罗斯在美国的全部财富，都划归美国联邦政府，以偿还俄罗斯的早期债务。不过贝尔蒙的继承人拒绝向政府偿还这笔欠款，而且一个低级法院居然对此予以支持。最后，这个案件被递交到高等法院。高等法院驳回了低级法院的裁决，要求贝尔蒙偿还这笔欠款。当时，这笔欠款的数额只有25438.25美元。 25 不过却有很多此类案件，毕竟苏联在美国的存款超过了800万美元。一旦政府在高等法院取胜，这笔巨款都将归政府所有。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力消退之后，贝尔蒙家族的银行王朝也走向衰亡。这和100年前，它跟随罗斯柴尔德家族崛起一样如出一辙。不过它自身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老奥古斯特时代，如何评价都不为过。19世纪，美国经济严重依赖国外投资，而贝尔蒙则作为通道向美国国内输送了大笔资金。没有他，这些资金也会寻找其他通道，但不会有人比他做得更出色，更不会有人不计代价地放弃原国籍加入美国成为一名美国公民。

第4章　消亡兼并　基德-皮伯第公司和狄龙-瑞德公司

19世纪时，在华尔街立足的犹太银行都想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搭上关系。但奥古斯特·贝尔蒙是唯一一个成功者。尽管他的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衰亡，但这层关系还是确保了他早期的成功。在与外国银行的合作上，美国本土银行取得的唯一成功就是攀上了英国最尊贵的巴林兄弟银行。其实在很多方面，这种关系都更难搭建，因为巴林银行地位更高。尽管罗斯柴尔德家族财力庞大，但巴林银行则是英国王室的御用银行，这也是后来发生金融危机时产生争议的原因。但有一家美国本土银行和它建立了联系，并从中受益良多。另一家美国本土银行也和它达成了密切联系，却为时过晚。

奥古斯特·贝尔蒙的发展说明，只要美国在资金方面能自给自足，与国外投资者的渠道关系就不那么重要。

20世纪20年代末时，美国的投资银行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在美国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已越来越微不足道。因此，那些与英国银行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投行也面临着重大变化。它们需要迅速适应，以继续生存。

美国内战前就在华尔街扎根的那些私人银行，以自己的悠久历史和卓越声誉而出名。它们的名字也成为传奇，基德-皮伯第和狄龙-瑞德也不例外。基德银行早期就因保守投资而出名，这一点吸引了强大的巴林银行的注意。这种投资风格也在华尔街给它带来了可以信赖的名声。狄龙-瑞德的做法也差不多，和其他那些权势熏天的犹太裔美国银行一样，它将很多合伙人送入华盛顿政治圈，以进一步扩大公司声誉。虽然多年以来，这两家公司都以投资保守著称，但讽刺的是，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却都被流氓交易员重创，基德银行一蹶不振，而狄龙-瑞德则需要寻找新的合伙人。

基德-皮伯第银行早期和克拉克-道奇公司及布朗兄弟公司并无二致，很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公司于1865年在波士顿成立，创始人分别是亨利·基德、弗朗西斯·皮伯第以及奥利弗·皮伯第。这个皮伯第家族，和当时已成功在伦敦创建银行的乔治·皮伯第并无联系。

公司的前身是著名的泰勒公司，三位合伙人接手之后改为现公司。泰勒公司是约翰·艾洛特·泰勒1824年在波士顿成立的一家广受尊敬的私人银行。创始人过世前的30年里，泰勒公司和李·希金森公司是波士顿金融圈内最著名的私人银行，这种地位一直维持到20世纪初。1834年，泰勒帮助成立了波士顿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首家真正的全国性市场。之前，这个交易所规模很小，融资能力也很受限制，且大部分是为新英格兰地区服务。不过，泰勒公司的自身组织也很单薄。早期的两位原始合伙人是泰勒和他的兄弟纳塞尼尔。

在纳塞尼尔成为公司合伙人后，公司更名为J.E.泰勒＆兄弟公司。之后，纳塞尼尔将公司业务引入铁路融资之中。亨利·基德则在1858年成为公司合伙人。与其他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结盟，让这家公司更多地成为一家投资银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经纪商。这一点也让它躲过了1857年的大恐慌，并得以幸存。

纳塞尼尔没有子嗣，因此也无人继承他的事业。在他退休之后（在美国内战期间退休），公司的两位前员工，奥利弗和弗朗西斯·皮伯第，与基德一道，取得了公司的管理权，并将公司更名为基德-皮伯第银行。他们继承的这家公司地位不凡，在新英格兰和全美都拥有广泛的业务合作渠道。而在泰勒银行的20年工作经验，也确保了他们对公司业务了如指掌。这和外行人从创始人手中接管公司有质的不同。成功之后如何延续辉煌这个问题，泰勒银行和克拉克-道奇公司的做法很相似。后者也正是采取这种措施才得以确保自身的延续。但如果基德-皮伯第银行想在战后继续扩张，它就需要面对越来越大的资本需求压力，为解决这一难题，它需要和其他银行进行合作。

在19世纪60年代，基德-皮伯第的业务和克拉克-道奇公司及布朗兄弟公司极为相似。不但经营贷款业务、证券承销业务、信用证业务，还经营外汇兑换业务。美国内战期间，它在国债业务上并不积极，但杰·库克在国债承销上的成功并没有逃过公司合伙人的法眼。19世纪70年代初，基德银行开始积极投身战争再融资事宜。

在参与再融资事宜之外，基德银行还给出口商做信用证业务，正是后者推动伦敦的巴林银行与其合作。十年时间不到，基德银行就成为巴林银行在美国地区的唯一代理机构。这一关系让其他银行垂涎三尺，也给它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

1885年，之前在巴林银行利物浦分公司工作的托马斯·巴林，成为基德银行在纽约地区的合伙人，并从中抽取20%的利润回报。他的加入对基德银行有不可估量的帮助。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和德崇公司及布朗兄弟银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他那在基德银行工作的侄子曾写到：“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帮助基德-皮伯第银行和它的对手建立合作关系……过去，这些对手之间常常相互攻击，但现在它们的合伙人已经能够坐下来共进晚餐……贝尔蒙那条‘犹太狗’已经变得彬彬有礼了，这很符合汤姆大叔的胃口，这是他评价别人时的最高恭维。” 1

很短一段时间内，泰勒公司就取得了与纽约地区的贝尔蒙公司一样的成就。跟贝尔蒙公司一样，得益于它与巴林银行的合作，泰勒银行也成为美国国内金融界的翘楚。不过基德-皮伯第银行合伙人的行事风格与贝尔蒙差异极大。早期的三位合伙人不喜欢社交，更不愿意频繁暴露在公众视野中。除了偶尔几次政治联谊外，他们一直身居幕后。亨利·基德一直是公司的执行合伙人，直到1886年去世。

美国内战后，基德公司的合伙人担任了埃奇森公司、托皮卡公司以及圣塔菲铁路的首席银行家，并将这种关系一直保持下来。由于基德银行的总部设在波士顿，所以波士顿交易所交易的埃奇森股票要远比纽交所多，也正因为如此，波士顿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交易席位曾被戏称为“埃奇森席位”。

巴林银行也因为基德银行的劝说，在铁路业务中投入巨资，和基德银行一道成为某条铁路的大股东。这条铁路就是后来著名的圣塔菲铁路，基德则作为它的主办银行方，在董事会中占据数席席位。随着合伙人的增加，基德银行也将更多合伙人送入该铁路公司董事会，直到他们完全控制了该公司执行委员会。

对圣塔菲铁路的控制是基德银行在19世纪的主要工作。从中收取的费用，也确保了它在投行界的主流角色。这项工作也给基德银行带来了另一项身份，那就是重组顾问。在基德银行进入前，圣塔菲铁路财务状况极差，而基德银行的介入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时，基德银行的参与也保护了这条铁路免受杰·古尔德的攻击，后者当时曾对它流露出极大兴趣。但不幸的是，圣塔菲铁路的命运并没有什么改变，它还是在1893年的恐慌中破产了。在那场恐慌中，有数十家铁路公司倒闭。不过基德银行的声名已经确立，并没受什么影响。J.P.摩根在州际商务委员会成立之后召集的铁路大亨和银行界代表的著名会议上，基德银行和布朗兄弟公司是仅有的两家银行。其他那些银行，比如库恩-勒布公司和克拉克-道奇公司，尽管也参与了铁路融资，但却没能获得摩根的邀请，只有那些非常成功的本土银行家才能得到摩根的垂青。

基德银行保守的业务运作，使它轻松避开了19世纪的经济危机。1873年那场恐慌都没有伤及其皮毛，但1893年的那场危机则差点让它伤筋动骨，当时超过25%的全国性铁路公司都受到了重创。尽管圣塔菲铁路在这次恐慌中破产，但基德银行仍毫发无损地幸存下来。在政治领域，遇到关乎公司发展的问题时，基德银行就展现出了自己的谨慎。和其他大部分银行一样，基德银行也反对《谢尔曼白银法案》。合伙人认为用白银替代黄金，将会阻碍外国资金流入美国。弗朗西斯·皮伯第曾给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写信，声称财政部对白银的支持，是对社会的一种不必要伤害。 2 他呼吁取消该法案。其后，这一法案在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上任后很快被取消。

在摩根和贝尔蒙联手运作提高财政部黄金储备后，经济开始反弹，繁荣也如期而至，这也让基德银行受益匪浅。在共和党威廉姆·麦金利总统任期内，并购热潮如火如荼，与当时很多投资银行一样，基德银行也积极投身其中。

这场即将爆发的并购狂潮，被最高法院推波助澜。当时联邦政府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为由起诉E.C.骑士集团，指控它涉嫌垄断，但最高法院则驳回了政府的请求。随后，各行各业的并购纷至沓来。直到随后最高法院的另一判决，这股潮流才得以遏制。在北方证券公司起诉摩根和铁路大亨这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做出了相反裁定。在这两起案件之间的5年时间里，投资银行帮助成立了数百家新的大公司，基德-皮伯第银行在这股潮流中获利颇丰。合并收购也成为它数十年来的经营专长。

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基德银行成为了一家主流银行，并成为众多公司的金融顾问。它的客户名单中，最知名的是美国制糖公司、P.拉德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美国制糖公司的创始人是查尔斯·海文梅尔，他在将众多小公司收购并控制了全美90%以上的制糖产能后，成立了该公司。同时，它也因资本掺水（虚增资产）而饱受批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批评者是列宁。列宁曾写道：“海文梅尔兼并了15家小公司后，成立了美国制糖公司。之前这15家公司的资本总额只有650万美元，但由于资本掺水，这个公司向外宣称的资本总额居然多达5000万美元。” 3

换句话说，新公司的资本总额居然比各分公司资本总和还高。达成这种资本结构，要归功基德银行的高超技巧！当然基德银行从中收取的佣金也不菲。这让美国进入历史上第一个并购狂潮。

在基德-皮伯第银行的融资史中，没有一家公司比AT＆T公司更重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型电话公司背负巨债，财务状况非常严峻。不过，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是在爱迪生的特许授权下才得以经营，将它们整合为一家公司，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基德银行与AT＆T公司的首次业务合作是为其发行债券。身处波士顿让基德银行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19世纪时，波士顿证券交易所是工业股票和债券的主要交易场所。纽约则是金融公司股票和铁路公司股票的主要交易场所。尽管多年来基德银行一直在向纽约拓展，但工业类公司还是它的专长，AT＆T公司也自然将它作为融资的首选合作伙伴。

凭借着与巴林银行的关系，基德银行成为AT＆T公司在波士顿的主办银行，而J.P.摩根银行和库恩-勒布公司则是该公司在华尔街的主办银行。其中，库恩-勒布公司的参与程度比J.P.摩根银行要浅。这种合作关系一直维持到1907年，之后摩根取代基德银行，得到了在波士顿地区的主办资格。罗伯特·温泽意识到在波士顿地区融资的局限性，要求摩根银行和库恩-勒布公司在华盛顿地区为AT＆T融资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基德银行早在1868年就在纽约设立了办事处，但直到20世纪末它还是一家区域性银行。之前，公司在筹集资金时，并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售，在这种背景下，基德银行一直被视作一家区域性投行。

对那些资产负债表能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优质债券，外国投资者需求很大。因此，很多债券都在国外发售，与巴林银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基德银行的一笔无价之宝。

在19世纪大部分时候，基德-皮伯第银行都实行合伙制。合伙人总数从未超过12人，直到1872年公司才接纳第四名合伙人。第四位合伙人是乔治·马谷恩，之后伦敦巴林银行的托马斯·巴林于1886年加盟公司。创始人建立的保守政策在19世纪后半叶都得到了严格执行。在伦敦的巴林银行因南美证券糟糕的市场表现而破产后，基德银行也于1891年进行了重组。巴林银行当时手上压着一堆无法售出的南美国债，公司现金流面临枯竭。之后英格兰银行伸出了援手，公司也在随后进行了重组。它在波士顿的分支机构仍属于基德-皮伯第银行，而在纽约的分支机构则划归巴林家族和马谷恩所有。

1891年时，基德-皮伯第银行的资本只有500万美元，和华尔街的其他主要银行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4 不过华尔街并不关心基德-皮伯第银行的净资产状况，关心的是它与巴林银行的关系，以及巴林银行能提供的国外资金数额。基德作为一家美国本土基督徒银行家，在华尔街，当时获得的地位已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相当。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普遍存在排外情绪和反犹太教主义，不过这一点并没有公开宣传。

作为一家小型合伙制企业，基德-皮伯第银行的大部分商业经营都是由合伙人磋商达成。合伙人的角色和大家每年的收益情况从未见诸纸端，只有一个非正式的记录。这种安排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都运作良好，但到20世纪20年代，当华尔街规模越来越大，新业务不断增长以及公司急需扩张的背景下，这种非正式的运作模式开始面临重重压力。

和当时很多传统银行一样，基德银行当时并没有力行风险管理。当时公司的经营哲学是依靠一种保守的经营策略来扩张业务并穿越牛熊市。只要公司和巴林银行以及后期的摩根银行保持良好合作，就没有任何理由值得担心。但当与巴林银行之间的关系动摇时，比如像1890~1891年那样时，公司就需要进行重组以避免灾难。在当时那种背景下，公司在拓展新业务时，严重依赖J.P.摩根的协助。除了AT＆T公司，摩根还邀请基德参与了1901年美国钢铁重组案，这一项目后来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在1907年摩根正式重组AT＆T公司后，很多电话公司也紧跟着进行了重组。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基德银行成为华尔街顶级承销商和投资银行。

公司在一战之前业务极度繁忙，得益于此，公司也登上了华尔街排行榜，并与摩根、库恩-勒布、李·希金森一道成为“资本托拉斯”的一员。当时，能成为资本托拉斯成员的都是那些能为巨型托拉斯企业筹款的银行。当时进步人士称巨型工业企业的联盟为“工业托拉斯”，在发现银行与它们类似后，就将“资本托拉斯”的称号授予了银行界。他们认为能参与其中的要么是摩根银行的同盟，要么是J.P.摩根的好友，当然还得符合摩根的商业信条——保守经营和稳健管理。基德银行则是这两项标准的楷模。

基德银行的最后一位创始人——弗朗西斯·皮伯第于1905年逝世。之后，公司经营权传至年轻人之手。弗兰克·韦伯斯特和罗伯特·温莎共同管理该银行。韦伯斯特较为年长，且在美国内战期间就加入公司，而温莎则是在1890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司。公司在投行业务上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在存款业务上投入的精力却越来越少。1907年，得益于巴林银行的相助，基德银行得到了意大利政府1000万美元的存款业务。当时，很多政府和公司在欧洲之外地区存放大笔存款，这和彼得格勒金属公司在贝尔蒙公司存款一样。不幸的是，这笔意大利存款后来成为基德-皮伯第银行多年后的灾难，并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前（1933年）给公司的合伙制造成了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路易斯安那州的阿森尼·普约参议员发起了针对“资本托拉斯”的听证会。该听证会的主要调查对象是当时控制美国信用体系的纽约银行。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委员会如此写到：“根据证词，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通过投行业务来控制资本和信用的银行中，最活跃的参与者是J.P.摩根银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纽约花旗银行、李·希金森银行、基德-皮伯第银行和库恩-勒布银行。” 5

根据普约委员会的调查，这六大机构控制了美国公司的融资渠道。即使不是串通一气，也是紧密合作，以确保能按他们要求的条件和价格来筹集资金。“资本托拉斯”不仅包括这六家已曝光的银行，还包括未被披露的那些。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是纽约最大的两家商业银行，被纳入其中是因为它们金融实力雄厚。乔治·贝克领导下的第一国民银行是纽约地区仅次于摩根银行的第二大机构。詹姆斯·斯迪尔曼领导下的花旗银行和雅各布·希夫领导下的库恩-勒布公司，则都是各自领域中的翘楚。不过基德银行和李·希金森银行则有些不同。

李·希金森银行创立于1848年，创始人约翰·李和乔治·希金森都来自波士顿。公司规模很小，当时只是一个股票经纪商，并做商品期货业务，这和同时代的其他公司相似。创始人非常努力，但公司并未发展壮大。直到内战后家族的下一代进入公司，情况才有所改观。

他们业务上的一大突破是在1853年，当时他们在巴林兄弟银行开设了银行账户，并与巴林银行做起了外汇和应收票据生意，而且数额庞大。不过想和巴林家族建立关系并不容易，达成合作更是难上加难。1848年，李·希金森提出希望充当巴林银行在波士顿地区证券销售和外币兑换的代理行，但被拒绝。巴林银行认为李·希金森银行的资本太低。 6 不过，即使在1853年两者正式建立合作关系之时，李·希金森银行的资本也只有25万美元。这个数额太小，无法保证在为这家传奇的伦敦银行充当代理人时能有效履职。但即使如此，早期的合作也给两者带来了长期友谊，这一点也确保了李-希金森银行的后期成功，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远不能与巴林银行和基德银行相比。

公司最著名的合伙人要数亨利·李·希金森，从哈佛毕业以及在军队服役后，他才进入公司。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亨利并不急于找工作。他父亲和哥哥都在李·希金森银行工作。对此，他并不忌讳，曾宣称：“我之所以能在1868年进入公司，是别人对我的照顾，以让我摆脱贫困。之前，我参加过内战，也在南方种过棉花，但不幸的是我失去了一切。” 7 不过他的好友兼大学同学亨利·亚当斯，则称他是在经历了剧烈的心理斗争后，被迫进入银行业。

加入公司后，他的命运发生很大变化。之前，他曾欠15000美元旧账。但在加入公司后的很短时间内，他就挣够了钱，偿还了债务。之后，他被派往波士顿证券交易所。在那儿，他成为一名场内交易员，交易本地公司和区域类铁路公司证券。之后不久，他动身前往伦敦，从巴林银行那儿筹措急需的资金。也是在那儿，他纵情于艺术，并投身其中。

靠着这笔钱，公司度过了1873年的恐慌，毫发无损地生存了下来。到1881年，也就是他加入公司13年后，他协助建立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期间，他在艺术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亨利的事业在很多方面都与奥古斯特·贝尔蒙相似，都在事业起步早期阶段就涉足其他消遣。

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一样，李·希金森银行本可以持续经营到20世纪20年代末，但后来发生的一场丑闻迫使它收缩业务，并逐渐衰败。不过在普约听证会举行时，它还是一家与巴林兄弟银行有密切联系的重要的波士顿私人银行。官方宣布的“资本托拉斯”，尽管囊括了主要的纽约银行巨头，却没有涵盖全部。未在名单之列却名著一时的还有塞利格曼公司、布朗兄弟公司和高盛公司。

这些托拉斯成员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与摩根私交甚笃，二是与海外投资机构保持密切联系。亨利·李·希金森是J.P.摩根的私人好友。没有这层关系，以及与巴林银行的结盟，能否被纳入“资本托拉斯”就是个未知数了。

与摩根银行的合作，让李·希金森银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获得长足发展。早期，它投资了矿业股，并收益颇丰。这笔财富为后来公司业务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而在承销方面，摩根也受过它的帮助。早期的成功案例中，有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贝尔电话公司，而后者是AT＆T公司的前身。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它就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一道为纽约地铁公司和哈德逊河下的荷兰隧道公司提供承销支持。之所以能参加这两个项目，是因为李·希金森的高级合伙人加德纳·雷恩和小奥古斯特·贝尔蒙之间的私人友谊。

李·希金森银行在20世纪20年代末进行公司改制，不过在它与瑞士金融家伊瓦尔·克鲁格结盟后，公司命运就急转直下。克鲁格在1932年的神秘死亡和他依靠高杠杆建立起来的国际帝国的崩塌，成为李·希金森银行自始至终无法解决的难题。尽管公司一直经营到20世纪60年代，但却再未恢复它往日在华尔街和当地的风采。

19世纪私人银行家们名利双收，取得了巨大成功。不过毋庸置疑J.P.摩根才是纽约银行界的主宰。“资本托拉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摩根组织的一个银行小集团，它们控制了长期资本的筹募和投向。这不是仅有金融实力就可以做到的。

那些名列“资本托拉斯”名单之列的私人投行，如基德-皮伯第银行、李·希金森银行、库恩-勒布公司，与其他那些大型货币中心银行相比，并没有太多资本，但它们的影响力毋庸置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基德银行的资本也不足700万美元。当时，这些银行的合伙人在很多公司董事会任职，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和职员也在其中。互兼董事意味着筹资是在一个小圈子中进行，在这个小圈子中大家彼此熟知。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怀疑公司在与投行做业务时，会向他们的好友支付过于慷慨的佣金，而不顾实际所需的费用。在投资上，储户和企业并没有发言权，投行合伙人就是靠牺牲他们的利益来填饱自己和朋友的私囊。就像路易斯·布兰迪斯在普约听证会后写的那本著名著述中所说：“银行家就是用别人的钱来发财的。”

银行家们对此表示认同，但并不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在回应普约委员会的首席律师塞缪尔·昂特缪尔的质询时，乔治·贝克很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只要资本是在合适的人手中，权力过于集中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昂特缪尔继续追问：“如果这种金融权力过于集中，超出了合适范围，又该怎么办？”贝克则回答说：“如果是在好人手中，那就没有危害；不过如果在坏人手中，情况就……不过我不认为它会落入坏人之手。” 8

他的这种乐观是有理由的。摩根和贝克不会让权力落入坏人之手。他们控制着顶级投资银行家的圈子，并只对那些奉行摩根信条的银行家开放。这个“资本托拉斯”在挑选成员时，标准非常简单：①银行家要言行谨慎；②在债券发行和股票承销上具备市场影响力；③跟提供资金的国外投资机构有密切合作。

尽管有一两个犹太银行家符合这个标准，但摩根并未让他们加入其中，只是在他认为合适时才与他们进行合作。在摩根晚年，他对那些与他生意对手（比如标准石油公司的约翰D.洛克菲勒）结盟的老朋友也丧失了信任。当时，第一国民银行是洛克菲勒的主办行。1904年，摩根计划与巴林兄弟合并，之所以如此，是认为自己在纽约银行界过于曲高和寡。巴林银行的一位合伙人曾回忆说：“摩根曾对犹太裔银行家和洛克菲勒集团不断膨胀的权力进行抨击，并不止一次说只有巴林银行和摩根银行才是纯粹的白人银行。” 9

摩根对这些暴发户银行的非议，间接表明了这些银行于19世纪在美国金融界的突出地位。不过基德-皮伯第银行则较为幸运，它地处波士顿且与巴林银行交好，并轻松挤入了“资本托拉斯”之列。和接下来的国会调查和法院诉讼一样，普约听证会帮基德银行在民众心中树立了强大形象。这场听证会全面展现了基德银行的商业影响力。

1905年后，基德银行承销了一百多家企业，总额达到了10亿美元。当时，波士顿的五位合伙人在新英格兰地区九家银行中都有董事席位，并在其他很多非金融公司董事会中任职。和其他银行也有金融合作。在国会报告中，曾这样总结：基德银行和其他“资本托拉斯”成员一样，认为自己就是国家财富的自然受托人。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年对美国商业和金融业来说，是一道分水岭。除了普约听证会外，最高法院还对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进行了分拆。美联储也是在这个阶段由美国国会批准成立。这场听证会迫使华尔街投行首次形成自己的行业协会。投行协会在1912年成立，它的作用是将200多家投行结成一个统一整体，以应对社会批评，以及制定行业未来的发展规划。

当早期那种松散管理和专业结构变得越来越规范之后，华尔街大银行的影响力就开始逐渐式微。不过即使如此，也没人怀疑J.P.摩根仍是行业主宰。不过战争和20年代的新繁荣给基德-皮伯第带来了根本性改变，这也部分来自于巴林银行的衰落。

新纪元

尽管被普约听证会曝光，投资银行还是再次投身于战争融资。财政部在“自由公债”发售上频频成功，通常是通过投资银行吸引公众，并借助邮递完成交易。投资银行当时不仅忙于不时发售的内债，还为国外债券提供支持。“资本托拉斯”再度发力，成为了社会焦点，不过在战时没人对它们的筹资活动指手画脚。

AT＆T公司在战时发售了大笔债券，基德-皮伯第银行很自然地又参加了摩根组织的辛迪加。温切斯特军火公司当时也在筹资，启用基德作为它的投资银行。就是在这笔业务中，基德银行参与了对盟军和俄国的贷款，而雅各布·希夫则拒绝提供支持。在战时环境下，这笔债券的发行与其他那些常规筹资并无二致。 11

战争期间，基德银行的规模并没有明显变化，跟其他那些同时代公司一样，既没有招募新合伙人，也没大幅扩充规模。20世纪20年代初，在消费驱动型社会压力下，它需要不断扩张以紧跟时代前进。但这种扩张并没有得到公司内部的真心认同。在新时代到来时，基德银行并未制定出自己的发展规划。

与其他那些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公司不同，基德当时的领路人过于守旧，适合之前的战争岁月，而不适应当时的新时代。20年代来临时，罗伯特·温莎仍领导着基德银行，当时他已是61岁高龄。他对“州街”的热爱显而易见，并且每周都要去纽约旅行，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的基德银行驻纽约办事处视察一番。不过他对权益类证券或股票抱有戒心，因此，基德银行的主要业务还是债券承销。AT＆T债券的承销费用是公司当时的主要利润来源。

对权益类证券的忽视，让基德银行失去很多客户。当时正值美国公众投资人首次将注意力转移至股市之际。不过AT＆T公司的股票发行让基德银行破了先例，也成为它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资本。在AT＆T公司总裁的请求下，基德银行推动了这一项目。在这个股票发行上，行内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给AT＆T公司的总裁哈利B.泰勒写信，称基德银行的参与对这次发行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股票承销让两家历史悠久的波士顿公司走到了一起，这已实属难得。不过温莎力主推动的债券承销能否让基德银行渡过难关则是另外一回事。

20年代时，基德-皮伯第银行的主营业务还是19世纪末那些混合业务。承销业务在飞速发展，但将业务重心放在债券承销（而非股票承销）上则让公司利润率大打折扣。不过基德银行新增了零售业务，以接近不断增加的小投资者。

它当时提供一项特殊服务——为贵宾客户提供电报服务。客户在出国旅行时，还能与基德的国内机构保持联系。后来，基德银行和巴林银行共同推出了1923年版电码，这次的电码数目更多，客户可以与两家银行中的任何一个分支联系。不过可笑的是，在这个电码薄上，基德银行纽约分公司的代码居然是MULCTED（罚金），而巴林银行的则是MULATTO（混血儿）。

零售业务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成为公司的一个分支，并成为基德银行的组成部分。公司在马萨诸塞州和纽约设立了零售分支机构。甚至还在内部成立了“销售学院”，培训经纪人的销售技巧。不过公司的产品数量却相当单薄。大部分销售人员都只向客户推销AT＆T公司股票，而没有帮客户提高保证金，即帮助客户理财，以达到资产增值。不过也是这一点，让它在1929年的大崩盘中幸存下来。但不幸的是，公司传统的私人银行业务在这次危机中出了麻烦。股市崩盘并没有重挫基德-皮伯第银行，公司毫发无损地从危机中生存下来。但之后1930年发生的事，则让它关门——在公司历史上是最低谷。合伙人制度让公司备受煎熬，当资深合伙人退休时，他们就会将资本从公司抽走。而当新合伙人进入公司时，公司并不要求他们注入资本。

股灾发生时，基德-皮伯第银行还得忍受合伙人撤资之苦。合伙人一旦撤资，事情就会流传开来，储户就会到银行进行挤兑。这种情况造成的结局和70年前杰·库克遭受的一样。而最大的打击则来自意大利政府，当时它要从基德银行提取存款。为了生存，基德银行开始四处求援。基德-皮伯第银行也成为1929年危机中，华尔街最著名的牺牲品。而留下的问题则是，谁来收拾残局，以帮助它重新开张。

在之前的历次危机中，都是摩根银行对基德-皮伯第银行伸出援手。在遇到金融危机时，那些规模庞大、流动性充足的银行一般都会向小银行提供帮助，1930年的这次也不例外。

早期的援助需要1500万美元。基德向摩根求助，后者同意救助自己的银行界老朋友。磋商持续了数月。之后，摩根组织了一个救援团，其中包括纽约和波士顿的银行，以及一些私人投资者，其中就有库恩-勒布公司的莫泰摩·希夫。他们答应提供1000万美元，不过基德需筹措另外500万美元，这对基德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但就在情况开始好转之际，基德银行再度陷入泥潭。它们发现1500万美元的救助款并不够。若想避免倒闭，还需进一步注资。而基德银行遇到的麻烦不仅是资金问题，还有人才问题，急需从外部吸收人才，两者缺一不可。

之后公司引入了三位天才人物，他们分别是钱德勒·霍维、阿尔伯特·戈登和埃德温·韦伯斯特。虽然他们在年龄上相差了20多岁，但三者过去与基德-皮伯第银行要么有直接联系，要么有家族关系。韦伯斯特的父亲是斯通-韦伯斯特公司（一家工程公司）的创始人，在19世纪创立自己的公司前曾为基德银行工作。来自波士顿某个古老家族的霍维，则是韦伯斯特的姐夫。而戈登是韦伯斯特的哈佛同学。三者重组了基德-皮伯第银行，并保留了公司原名。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毕竟原基德-皮伯第银行的招牌和渠道关系是它最宝贵的财富。不过老合伙人都未能进入新公司。

1931年3月，新公司正式开张，注册资本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由韦伯斯特父亲提供，戈登和霍维只出资50万美元。 12 纽交所和波士顿证券交易所的席位得以保留，之后公司重返商界。不过注册资本只有一个世纪前的克拉克-道奇公司那么大。

讽刺的是，在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前，基德银行就进行了重组。当时，它已不再提供综合银行服务，而将经营重心转至投资银行业务，专注于证券生意。1931年，它吸收了另一家小投行，纽约的吉赛尔-金尼卡特银行，并将对方机构合并，同时也接纳了该公司的数位合伙人。但不幸的是，这场重组是在大萧条最黑暗的时候进行。若非如此，基德银行本能崭露头角。不过实力所限，也不可能有什么出众的赢利表现。

重新启程

20世纪30年代困顿不断，但基德-皮伯第银行还是生存了下来，不过也面临重重问题。资金不足成为华尔街战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基德-皮伯第就经常遇到。

只要能将证券发售出去，不管是销售给零售客户还是机构投资人，资金充足与否都无关紧要，但如果没有足够客户，资金多少就成了问题。巴林银行原来是基德银行证券承销的接盘方，但当这层关系削弱后，公司就需要自力更生去寻找客户。新公司无法享受这等殊荣，很快就被甩入华尔街的残酷竞争之中。股灾爆发后，投资银行家备受各界质疑。除此之外，新公司还需遵守各项规则。1935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就位，并对市场进行监管。

这些都是新公司成功路上的绊脚石。不过，基德银行还是克服种种困难，在30年代存活下来。

业务处于低谷，寻找生存之道就更为艰难。1933年通过的《证券法案》，要求投行在承销证券时到1934年新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这惹怒了华尔街机构，不少投资银行开始寻找办法规避新法案。在承销时，特别是债券承销中，它们会以私募方式发行。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私募业务，如果运作得当，就可以规避新法案带来的严格监管。不过新项目较少，私募业务也无法给投资银行带来大笔收入。萧条的市场需要新的利润增长点。

国会在1934年通过的《证券交易法案》让行业雪上加霜。在该法案授权下，证券交易委员会得以成立，并给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严格的交易规则，并要求它严格执行。之后，股票交易过程——从客户下单到在证券交易所大厅成交，都处于监管之下。规则对卖空、自买自卖及其他那些过去被滥用的交易手段行进行了规范，这也对经纪人产生了约束。证券交易委员会现在成了二级市场的监管者。场内交易员对这些新规则普遍持怀疑态度，但除了严格执行并无他法。

乱局之中，基德银行开始尝试创新。这些创新让它顺利渡过了30年代，是创新而非资本实力让它存活了下来！

三位创始人中，戈登在应对30年代的困局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为基德银行制定了新战略。新公司无法继承原有客户，更不用提大名鼎鼎的AT＆T公司。J.P.摩根银行的合伙人乔治·惠特尼就曾告诉戈登，基德银行能否参与AT＆T的辛迪加承销，将主要取决于新公司的现有实力，而非老基德银行的历史渊源。因此，戈登决定去开拓新的投行客户。

追逐大企业并不现实，毕竟它们早就与其他投行建立了业务往来。但小公司当时却被华尔街忽略。在从雷曼兄弟那里拿到一批客户名单后，他就开始开拓那些还没与投行建立合作的小公司。争取它们的唯一方式是让基德银行成为证券定价专家。后来，戈登成为公司金融方面最著名的定价专家之一（在公司愿意出售价格和投资人愿意买入价格之间达成某种平衡），并以此在华尔街建立了自己的声誉。 13

他发展的另一项业务是在场外进行大额交易——进行大手笔买卖。这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大宗交易。客户可以将他们的大笔订单交给基德银行，而不是场内交易员，这样客户所付的佣金会更低且价格会更有利。

当时，这项业务很有市场，因为在30年代那种经济环境下，交易所在进行大笔交易时相当受限。1929年股市崩盘后，指数曾有所回升，但随后的另一场萧条将它再次打入低位（1937年那次经济萧条）。对不在意宏观经济低迷，仍然交易活跃的客户来讲，利用投资银行找到对手盘，并暗中完成交易是一项极佳的服务。

直到20世纪50年代，华尔街都还未能恢复繁荣。二战时，主要的筹资活动是大规模的国债发行，企业证券发行被暂时搁置。不过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市场便重整旗鼓。资本投资开始增多，消费活动也呈现出30年来未曾有过的火爆场景。这是企业扩张的黄金年代，戈登在20年前就开始关注的中型企业更是如此。得益于此，在企业急剧扩张的50年代和60年代，基德银行在戈登的带领下，再度成为华尔街投行的领头人。除了这些常规活动外，基德银行还成为公共事业公司和市政债券方面的承销专家，它在共同基金打包发行和分销方面也颇为在行。

不过，在这个扩张期中，资本问题再次出现，毕竟债券和股票承销规模都越来越大。随后，这个问题导致公司再次重组。

1964年，基德银行被迫进行了重组。如果继续作为一家传统合伙制企业，它肩负的潜在责任就会越来越大。公司的40位合伙人转变成公司股东，而戈登则继续作为公司舵手。不过这次改制并不是公开上市。基德银行本质上仍是一家合伙人掌控的公司，不过公司化保护了股东，在随后那些不可预见的灾难中，他们无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华尔街发生的一些灾难，证明了基德改制的明智：后台危机中，基德银行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尽管资本并不充裕，但它却避开了华尔街发生的很多灾难，并在1974年依靠自身力量进行了一场收购——收购克拉克-道奇公司。两家华尔街最悠久的银行走到了一起。20世纪70年代时，克拉克-道奇公司的引人之处在于它广泛的客户基础和20多家营业部，而不是在华尔街排行榜上的地位。

二战后，基德-皮伯第银行之所以能将自己打造成华尔街主流投行，主要得益于两位领导人的努力，他们分别是前期的戈登和后期的拉尔夫·德钮因佐。1953年，德钮因佐从普林斯顿毕业，之后就加入基德银行，一直工作到1969年被提升为公司执行董事。这个时期，金融动荡。期间，他还曾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日子都阳光灿烂，基德银行曾和罗伯特·威斯克密切合作。当时，罗伯特身披金融家的光环，但随后就被法院指控，指控他和尼克松政府的某些成员相互勾结，当时尼克松政府已臭名昭著，经常爆出以权谋私的丑闻。不过在80年代初时，基德银行已再度崛起，在市场上呼风唤雨，虽然资本规模并不大。

不祥之兆

在华尔街打拼50年后，基德-皮伯第银行再次被资本问题困扰。1985年基德银行已无法满足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交所的资金要求。当时，它的大笔资金被困于市政债券上，且无法从中脱身。德钮因佐意识到公司需从外部进行筹资。

1985年最后一天，公司出现现金不足，之后它从银行和投资人组成的辛迪加那里进行贷款。在1930年，这较为普遍，但到1986年这却只能算是权宜之计。新的利润增长点，比如衍生品交易；以及公司传统强项，如企业证券承销等，都是资本密集型业务。基德无法筹集足够资金，以适应不断成长的金融市场。这种借款对基德银行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很多资深高管都对公司前途感到担忧。

1985年春，华尔街已风传基德银行准备募资，之后，它将80%的股权（由公司合伙人掌握的）出售给通用电气（GE）。确切地说，是出售给通用电气的财务子公司。这笔交易，让公司的资本提高了3亿美元。当时，德钮因佐持有公司7%股权，戈登则持有6%。之后，公司的资本又得到补充，增加了1.5亿美元。这让基德银行在资本实力上可以比肩华尔街顶级投行。期间，摩根士丹利公开上市。但基德银行拒绝接受这一做法，认为自己的上市理由并不充分。不过在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80年代，合伙制企业正在迅速减少。

收购后不久，通用电气就宣布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改组，以确保母公司对基德银行的控制。德因钮佐的首席执行官一职被通用电气的一位董事斯拉斯·卡斯卡特取代，不过保留了他董事会主席一职。这释放出了明确信息：GE要严格控制公司的业务运作。过去几年，通用电气这家老牌电气公司已进行拆分，按不同业务组建子公司，但投资银行对它们来说还是一项新业务。通用电气是道琼斯指数的原始成分股，由J.P.摩根建立。19世纪，J.P.摩根从托马斯·爱迪生手中买下控股权，之后成立了该公司。到20世纪80年代时，它已成为大型多元化集团，旗下不仅有制造业、传播业，还有金融服务业。

合并后，基德-皮伯第享受了10多年的繁荣，随后就土崩瓦解。虽然它成功地应对了各种金融挑战，但这家历史悠久的投资银行最终还是未能幸免。碰巧的是，基德银行的衰亡和它的长期盟友——巴林兄弟银行居然同时发生，时间间隔极短。但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它居然毁于流氓交易员之手——在国债市场采取下三滥的交易手段。不过事后他则声称公司自早就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并对其保持理解——只要这种操作能为公司带来利润。

1995年，潘恩·韦伯从通用电气手中买下基德银行，并将其改名，这家存活了一个多世纪的公司就此消失。潘恩·韦伯向通用电气公司支付了6.7亿美元。这次收购让公司的资本增加了14%，总量超过4亿美元，尽管不是最大的证券公司，但资本已比之前要高出很多。

通用电气和它的CEO杰克·韦尔奇，当时很讨厌基德身上的投行文化。但主动将其剥离，主要是基德在国债市场上爆出的丑闻。几年前，基德聘请约瑟夫·杰特作为公司国债部交易员。他被分配到零息债券组。这是一种除非利率大幅波动，否则不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业务。几年来，杰特都相当平静，直到在1992年和1993年制造了那件骇人听闻的丑闻。该部门在1993年报出巨额利润，他也因此拿走了900万美元的花红。很清楚，当时他已成为基德银行的宠儿。不过，很快利润就凭空蒸发。公司发现他们操纵内部财务，赢利是伪造的结果。之后，杰特被公司解雇，并起诉要求他偿还公司损失。这个案子在法院那儿拖了数年，对基德银行造成致命一击。

此外，通用电气还有两点考虑，一是基德银行无法融入GE文化，二是基德银行对GE贡献甚小，却浪费GE巨大精力。之后，韦尔奇瞅准机会，将基德银行悄无声息地转售出去。除了利润微薄外，“杰特事件”也与GE公司一贯推行的权责匹配文化背道而驰，这一点让韦尔奇愤怒不已。在被问及“杰特事件”时，韦尔奇如此回应：

“这件事违背了GE长期以来奉行的价值观和信仰，将我们数十年如一日奉行的‘无一例外’原则打破，将我们所有人逼疯！” 14

这件事上，GE最后向法院缴纳了6亿美元罚款。之后，它就将基德银行转售出去，价格只比10年前的买入价高12%。无法应对的金融挑战，和与母公司文化格格不入的投行文化，让这家华尔街最古老也最受敬仰的投行就此消失。

狄龙-瑞德的崛起

美国内战后，华尔街有很多银行从事经纪业务。大部分都是一些雇员较少且客户规模较小的小公司。这些银行在危机中常常受挫，因为它们的客户在遇到金融危机时常会拔腿开溜。能够生存下来的大多都由生性保守的强势领导人领导，就像布朗兄弟公司和塞利格曼公司一样。当时另一家在内战前成立的美国本土银行也是如此，之前它一直在积蓄力量拓展业务。不过进展不大，直到一位强人加入其中，并为公司发展指明方向。

维米利银行历史悠久，创始于1832年。不过在正式公告中，它的正式名字是卡朋特-维米利银行，由乔治·卡朋特和华盛顿·维米利两位创始合伙人联合创立。在他们两位中，维米利更富影响力，且家族势力更为雄厚。早期公司从事股票、彩票和商业票据业务。总的来说，只要能带来丰厚利润，公司都会参与。不过即使如此，公司也不过是华尔街艰难维持生计的小公司之一。虽然躲过了1837年和1857年的大恐慌，但在内战前它仍是一家规模较小、毫无特色的家族企业。之后，好运降临，公司的命运就此改变。华尔街当时忙于为巨额国债筹资，杰·库克需要寻找一些机构帮他分销债券。

华盛顿·维米利是联邦政府的坚定支持者。没有丝毫犹豫，他的公司立马就投入到筹资活动。由于国外投资人对美国国债青睐不足，库克需要国内机构帮他进行分销，于是借助私人关系找到了一些小公司。维米利公司并不是库克的竞争对手，但却能帮他销售债券，这对库克来说无疑是最佳选择。借助于库克在国债承销上的成功，维米利也在华尔街上扬名立万，尽管当时公司业务仍很保守。

同时，它也涉足了内战后的黄金交易业务，该业务只要杰·古尔德参与，就充满了风险。不过由于公司保守的经营风格，维米利银行从未在这项业务中蒙受重大损失。它为很多交易充当代理机构，但却从未担当主办机构，这让它免受很多重大损失。当时有很多承销商就是因为这些破产出局。 15

战后，维米利也同样参与了杰·库克组织的国债再融资。在19世纪70年代初，它就因在国债业务上的保守而闻名，这让它避开很多风险，即使这意味着未能拿到更丰厚的利润回报。公司的这种经营哲学一直持续到华盛顿·维米利1876年的去世。其后，公司另一位合伙人——他的弟弟威廉姆也过世。之后，公司就陷入了没有家族成员继承的窘境。公司管理落到了威廉姆·马凯肩上。

马凯在公司经营中加入了一些风险业务。银行业务就是其中之一，同时还涉足了铁路融资业务，这是维米利生前竭力避开的。公司业务相当强劲，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纳新合伙人。其中之一，威廉姆A.瑞德在1886年加入公司。在为公司工作数年后，瑞德对公司了如指掌，清楚地知晓公司的强项和不足。债券业务是公司强项，不过公司的保守作风却是其发展的绊脚石。因此，他展开了一系列策划，利用各种技巧来提升公司声誉，依靠智慧而非金融实力来做交易。尽管公司知名度不断提高，但它的资本却远远落后于其他竞争对手。

之后，由于合伙人之间的争斗，公司在1905年解体。瑞德和马凯在合伙人利润分配上无法达成一致，两人之间爆发了冲突，最终两人也走上了不同道路。瑞德创立了威廉姆·瑞德公司，而马凯则和他的朋友成立了马凯银行。

在债券承销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维米利银行（特别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则从此消失。维米利银行本可以在瑞德的带领下进入承销辛迪加，并拿到不少不错的交易。而现在，两家银行则陷入了互相争夺老客户的境地。

在这场争夺战中，瑞德占据上风。他的公司继续从客户那里拿到订单，并收取承销费用。当然，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债券承销。瑞德对权益类证券不感兴趣，当公司那位在纽交所拥有席位的合伙人去世后，他甚至不愿麻烦去买个新席位。当时威廉姆·瑞德公司主要是依靠判断力和时机把握来进行债券交易，但并不涉足股票市场。这一策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效显著，在欧洲爆发战争而导致纽交所关门数月期间更是如此。

之后，瑞德的成功一个接一个，他的公司也在债券业务中建立了自己的声誉。不过即使如此，他还是未能进入华尔街领导人之列。为控制公司费用支出，他从来都是逐步扩充人手。新人中，有一个叫做威廉姆·菲利普斯，是一名从哈佛毕业的新英格兰人。之后，在1913年的一天，当菲利普斯与他的旧日同窗克莱伦斯·狄龙在纽约相遇时，两人之间碰撞出了火花。

当时，狄龙正在密尔沃基工作，不过并不顺心，菲利普斯建议他加入瑞德公司，并承诺可以作为引荐人将他引荐给瑞德。最初，狄龙对这份邀请并不感兴趣，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一试，毕竟他对密尔沃基过于讨厌。之后，瑞德给狄龙提供了一个在芝加哥分部工作的机会。对此，狄龙欣然接受。之后，他们之间开始了一段长期合作，这种合作将瑞德的公司推入华尔街最受尊重的银行之列。

如果说狄龙的名字和家族背景有任何暗示的话，那狄龙命中注定要在华尔街工作。他的原名是克莱伦斯·拉波维斯基，父亲是塞缪尔·拉波维斯基——一位波兰裔犹太人，和他哥哥在1868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之后，这对兄弟移居圣安东尼奥，在那儿做起了干货生意。就是在那儿，塞缪尔与一位瑞典移民的女儿结婚，并于1882年生下了克莱伦斯。

家族生意很快就发达起来，并在得克萨斯市开设分公司。不过拉波维斯基一家在众人眼中仍是犹太人，老拉波维斯基也没忘这一点可能给儿子带来的麻烦。于是在1901年，他安排克莱伦斯继承了他祖母家的姓氏。之后，克莱伦斯的名字变成了克莱伦斯·拉波维斯基·狄龙。在哈佛入学注册时，他使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在狄龙-瑞德公司工作期间，克莱伦斯·狄龙创造的传奇可以与他的对手——J.P.摩根、奥托·卡恩和菲利普·雷曼媲美。在为威廉姆·瑞德公司工作数年后，狄龙靠着一件又一件的成功交易享誉业内。为瑞德工作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幸事。他在密尔沃基工作时，曾发生了一起事故，且差点夺去他性命。

1907年，他去未婚妻家求婚，在度过一个短暂假期后他乘火车返回密尔沃基。当他在站台等车时，一头圣伯纳德犬蹿到火车轨上，并被机车排障器打飞。小狗的尸体飞过站台，打到了狄龙和他未来的岳母身上。狄龙的头盖骨被打破，岳母大人的髋骨被打伤。不过幸运的是，两人都康复了。但其间狄龙昏迷了7天时间，在苏醒之后未婚妻就与他结为伉俪。之后，铁路公司向他赔偿了一笔资金，而他则拿着这笔资金和妻子去欧洲旅游了一圈。

在芝加哥做了多年的债券销售后，狄龙移师纽约。他早期的专长是债券分销和团队管理。在对瑞德的销售人员进行详细分工后，公司的销售更富效率，利润率也得到了提高。同时，他还以销售额为基础制定了一套绩效考核办法，这在当时的华尔街还是一种创新。 16 这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让其成为一家更具竞争力的投资银行。不过债券销售很快就不再成为他关注的焦点。未来，还有更大的交易等待他来完成。

考虑到他1913年才加入投资银行，他的成长速度相当惊人。6年之后，他成了伯纳德·德鲁克的密友，与杰克·摩根旗鼓相当的对手。

大交易

一战后，狄龙做成了他的首笔大交易。当时一家颇负盛名的美国公司——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在1920年的经济衰退中陷入困境，急需资金援助。大家估算的救助资金多达9000万美元，这可是相当大一笔数额。即使是固特异公司的合作投行——高盛公司，也认为公司即将破产。1920年的衰退让很多乐观的投资人也心生犹疑，对那些财务状况不佳的公司态度谨慎。之后，得益于固特异公司律师的推荐，狄龙入局。

在经过详细审核后，狄龙提出了一揽子金融解决方案来破解公司困局，不过这也在之后数年引起很大争议。这个方案包括高收益债、信用债（无担保债券，一般认为是由威廉姆·瑞德发明）和优先股。而对狄龙来说，他则拿到了一类特殊股份，如果这次救援能够成功他会有所收益。除此之外，固特异公司还与一家咨询公司签署了一份协议。这家咨询公司为它提供管理服务，除了每年25万美元的年费外还有额外报酬。让固特异公司通过这个一揽子计划并不容易，但最后狄龙取得了胜利，他既筹措到了资金，也让固特异公司存活了下来。

之后针对狄龙的诉讼就开始了。股东就救助条款和狄龙的酬金问题起诉了固特异公司。与指定的咨询管理公司签署协议是救助固特异公司的前提条件。而在调查这家咨询公司时，人们发现狄龙居然是它的股东，这让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7

几年之后，案件得到解决，而狄龙则赚取了丰厚回报，即使在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之后。案件裁决之后，狄龙在华尔街的名声急剧提高。他被称为华尔街最聪明的人，不过也被业内人士称为“行业流氓”。一位同行曾这样描述整个交易：“这笔交易规模巨大，且未从J.P.摩根或其他行业大腕那儿获得援助和咨询。从这两方面看，它确实是前无古人。” 18

在下一笔交易中，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也是他获得众人铭记的原因所在。

一战期间，狄龙在伯纳德·巴鲁克领导的战时工业委员会担任助理，这使他以行业专家自居。该委员会是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成立的，目的是为盟军提供及时可靠的物资供应。战争结束后，狄龙陪巴鲁克参加了凡尔赛和平会议，在那儿他看到了条约的各项条款。一回到华尔街，他就开始寻找类似于固特异公司这样的机会——这种机会为他树立了“华尔街怪杰”的名声。

1920年，公司的名字被正式改为“狄龙-瑞德公司”，以反映狄龙对公司做出的贡献。不过有传言说狄龙没有征询其他合伙人同意就自作主张在公司名字上加上了自己的姓名，并对其他合伙人施加威胁。不过狄龙当时的脾气，确实比他被圣·伯纳德犬打伤脑壳前更加暴躁。事实上，狄龙并没有召集任何合伙人商谈改名之事，只是将自己名字加了上去，然后看其他合伙人是否敢提出反对意见。不过没有一位合伙人提出异议，所以公司的名字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更为“狄龙-瑞德公司”。

之后，狄龙也等到了那笔被人津津乐道的交易。约翰·道奇和霍雷思·道奇两兄弟是道奇兄弟公司（当时美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商）的领导人。当时他们以生产结实耐用的商品著称，这一策略也为他们赢得了众多回头客。声名在外也让他们频频上报。他们的商业头脑和工作之外的私生活也常被媒体炒作。

1920年，道奇两兄弟到纽约出差，参加在那里举办的汽车行业年度展会。在那儿，这对行为怪异的兄弟，违背了当时的禁酒令，私自订了一大桶酒。在他们居住的旅馆里，彻夜纵酒狂欢。不过在禁酒期间，酒品质量控制措施很不到位，两人都酒精中毒。约翰很快就离开了人世，霍雷思则在病床上挣扎了一年之后撒手西去。之后，遗留给家族的是一个蓬勃发展但却错综复杂的大公司，不过家族成员对继续经营公司没有丝毫兴趣。为维持公司经营，道奇家族急需为公司寻找一个新东家。

这个任务被安排给纽约的一名经纪人。这位经纪人跑到伯纳德·巴鲁克那里寻找可能的买方。巴鲁克则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前助手，他认为狄龙是一个合适的融资中介。于是经纪人找到了狄龙，狄龙也开始暗中寻找合适买家。不过这宗交易并不是狄龙可以独揽的。其他投资银行家，比如杰克·摩根也对这宗交易很感兴趣，并且由于摩根银行与那些大企业有密切往来，很有可能做成一笔好生意。摩根和通用汽车关系密切。不过经纪人则与狄龙签订了一份协议，如果狄龙能成功完成交易，则根据交易金额给予其一定比例的辛苦费。该协议的签订意味着狄龙已入局，不过这离他成为交易的最终赢家还有一段距离。

当摩根获知狄龙参与了这项交易后，他派出私人代表警告狄龙，称狄龙这位年轻的新贵正闯入自己领地。摩根的潜台词很清楚，他想让狄龙靠边站，那样的话他可以为他的朋友——通用汽车公司，做成这笔交易。当时通用汽车正在寻找潜在的收购目标。不过接下来剧情的发展则很好地说明了战后金融界的风云变化。狄龙则回应称，相关各方可以分别投标，最后的结果则由道奇家族定夺。摩根同意了他的提案，但并未意识到他已陷入了狄龙设计的圈套之中。

如果说摩根认为这个交易是他的囊中之物，那情有可原。自从他父亲J.P.摩根买下安德鲁·卡内基钢铁公司并将其重组为美国钢铁公司后，摩根家族就成为华尔街在并购重组方面的“王者”，自然不需要惧怕狄龙这个“金融界新贵”。不过摩根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策。在投标时，他出价1.5亿美元，其中6500万美元是现金支付，其他则是证券支付。而狄龙则出价1.46亿，全都是现金支付，没有证券支付或其他条件。道奇家族很快就接受了狄龙的出价，认为这是更优厚的方案。

整个华尔街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认为狄龙出价过高，特别是与摩根的出价相比更是如此。狄龙报价的计算方式当时还是一项创新之举，不过很符合情理。他没有用公司的账面资产作为出价依据，而是计算了公司未来收入的折现值。他将公司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并以现金流折现值作为出价依据。 19 所以他计算出的数字跟摩根的数字有很大不同。不过这种计算却是对公司价值的一种准确体现。摩根别无他法，只能认输，在自己的领地内被一个更精明的竞争对手打败。

这笔业务的交易额超过了摩根在1901年的卡内基钢铁公司收购案——当时最大的收购案，当时4.8亿的出价主要是以债券和普通股支付，而非现金。正是这一点让狄龙的出价显得与众不同。在大学时代，他就被称为“男爵”。现在他则有了新称号“华尔街之狼”。这个称号如此流行，以至于它还成为乔治·班克罗夫特主演的一部电影的片名。此后，“华尔街之狼”还成为一部小说书名。不过该书的主人公是一位纽交所交易所大厅的场内交易员，而非投资银行家。电影的宣传材料曾这么说：“爱情有市场报价吗？如果有，那一定是华尔街巨头开出了高价！”很清楚，这里的潜台词是指狄龙。

狄龙组织了一个由350多家银行组成的辛迪加来进行分销，以完成交易。和固特异那笔交易类似，这次他也掌握着一部分股票，以掌握公司的控股权。这笔交易和固特异那笔交易间的差异，日后都被他充分利用。现在，他不仅是整个交易的融资方，还是道奇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他也成为金融界的怪杰。唯一未能解答的问题则是，他是否还要掌握公司的实际运营。买下一个公司和运营一家公司有质的不同，对一个资金密集型的汽车制造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狄龙很快就发现自己的长项是做交易，而非生产汽车。

当时，狄龙还参与了风靡一时的投资信托业务。投资信托，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共同基金，而是投资者将资金托付给投资管理人，期望投资管理人能理性投资的载体。

当时，华尔街的主要投行都发行了自己的信托。狄龙-瑞德公司缺乏零售客户，意味着它们信托的主要投资人将不是小客户。投资信托是由资金管理人员管理，他们用这些资金参与杠杆收购业务，之后收购企业将由他们控制。投资信托中，投资人购买的一般是没有投票权的投资份额，投票权则由信托经理掌握，这让他们能通过一小笔前期投资掌握被投资企业的股权。

这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流行，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都用这种方式来用别人的钱实现自己的投资计划——路易斯·布兰迪斯就曾这么说过。当然，如果信托亏损，那所有人都会蒙受损失；但如果资金能够增值，那信托经理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之后，那些最知名的投行，比如摩根、高盛和J.＆W.塞利格曼都曾运用过这个工具。

狄龙-瑞德则在1924年开始打包出售信托投资产品。克莱伦斯·狄龙不断提高的声誉，让这些信托产品极易出售。根据公司的宣传，投资者购买这些信托产品后，将可以利用克莱伦斯·狄龙的聪明大脑和敏锐的商业嗅觉发财。

公司发行了两期封闭型信托，一个是在1924年，另一个则是在1928年。第一个信托产品，名叫“美外证券信托”（美国和外国的证券，U.S.＆F.S.）由于狄龙本人的名气，这期信托计划很受市场欢迎，很快就销售一空。第二只产品也是如此，“美国和国际证券信托”（U.S.＆I.S.）。通过这两期信托发行，公司筹集了9000万美元资金。狄龙-瑞德不仅通过信托打包销售获得了佣金收入，还控制着资金的管理权。这两个信托产品在1929年之后的市场表现，为克莱伦斯·狄龙在1933年的皮克拉听证会上带来了“殊荣”。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37年的报告中，曾如此总结：“美国和国际证券信托计划”的发行，让狄龙-瑞德公司以区区510万美元的自有资金，控制了超过1亿美元的资产（截至1928年10月31日）。简单地说，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了一个财富加速增长通道。子公司中1美元产生的80美分收益将会归于母公司，其中只有60美分分配给投资人。 20

这里面没有任何非法勾当，但对华尔街的公众印象来说，却是毁灭性打击。投资银行在这类信托计划中，充当了不光彩的篡权者角色，而提供资金的投资人则被剥夺股东身份，只是充当被动的资金供应方。

避其锋芒

狄龙的成功未能扩展到对道奇公司的管理上。在买下道奇公司之后，狄龙向道奇公司派出了自己的高管团队，以加强公司的生产能力和销售力量。不过这种做法却成为一种灾难，狄龙很快就认识到道奇公司正在变成一头大笨象。如果无法为它寻找到下家，那这笔“世纪收购”将很快变成“世纪兜售”。

20世纪20年代时，消费者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购买汽车。亨利·福特的成功激发很多制造商进入汽车行业。截至1923年，全美登记在册的汽车数量已达1300多万辆，制造商们也向客户提供各式各样的汽车产品。这些汽车厂商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毕竟市场竞争激烈，到20年代中期时，市场已经过度饱和。不过道奇公司提供各种排量和类型的汽车，是客户值得信赖的汽车厂商，同时也在市场占有率上排在首位。收购发生时，道奇公司的生产状态和受欢迎程度都得到了保持。不过之后，由于公司在汽车设计上的变更让自己的受欢迎程度降低，市场份额也随之下降。

在新管理层领导下，为适应购买者偏好，道奇汽车改变了汽车设计。而为弥补设计支出，公司提高了汽车售价，这让道奇汽车变得更加昂贵也更不耐用。鉴于此，狄龙开始为道奇汽车寻找下家。但这一次，他无法找那些大汽车厂商，只能找那些规模稍逊一些的公司。不过那些小汽车厂商肯定无法吞下全美排名第三的道奇公司，而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也肯定不会给狄龙一个合适报价可以让狄龙获得可观收益。他的选择极为有限。

一个潜在的购买者是威廉姆·克拉伯·杜兰特——通用汽车的创始人，时任杜兰特汽车公司的总裁。在汽车行业发展初期，杜兰特曾有一段绚丽多彩的职业生涯。在组建通用汽车之后，杜兰特对通用汽车的控制权曾两度易手给摩根银行。20世纪20年代，他仍是通用汽车的当家人，但他却在纽交所投入大笔资金来进行投机，而其中大部分在1929年损失殆尽。杜兰特素有投机客之名，同时也以拉皮条著称——诱导他人从事投机。J.P.摩根的合伙人对他极不信任，狄龙也深有同感。不过幸运的是，对这些参与方来说，杜兰特并没有成为道奇公司的竞争者。狄龙急需一个合适的买家。

浮现在狄龙面前的一个明确目标是克莱斯勒公司，由沃尔特·克莱斯勒领导的全美第五大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当时刚引进了一种新车型，克莱斯勒6号，并立刻成为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看到这款车型受到踊跃购买后，克莱斯勒需要增加生产线来扩充产能。狄龙手头掌控的道奇公司无疑可以为他提供生产线，但克莱斯勒也意识到这起收购的费用会极其高昂。于是在狄龙向他兜售道奇公司初期，沃尔特一直犹豫不决。

在经过长期的艰难谈判之后，狄龙和克莱斯勒最终就各项交易条款达成了一致。克莱斯勒以股票形式向狄龙支付了1.7亿美元。为了完成交易，狄龙设计了更为复杂的套利方案，以向克莱斯勒转移更多公司股权。借助这个套利方案，最后他成功拿到了更多道奇公司股权。交易完成后，狄龙从这笔买卖中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收益。 21 而他设计的那个套利方案，更是让狄龙-瑞德公司在市场上声誉大增。同之前的其他交易一样，这次狄龙再次从一笔大家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交易中全身而退，并变得更加富有。

历史轶事

1905年，沃尔特·克莱斯勒买下了自己的首部汽车。开回家之后，他就将车子的零部件拆开，之后又将这些零部件组装起来。反复几次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汽车，于是他进入了汽车行业。而20年后，当他从狄龙·克莱伦斯手中买下道奇公司时，整个汽车行业生产的车型已不可胜数，同时也饱尝生产过剩之苦。当时，他以伍尔沃斯为学习楷模，于是立志建造全世界最高的建筑，以此来宣传自己以及给公司产品做广告。尽管他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想法，但却并未知晓帝国大厦的建造计划——该大厦后来超越了前者成为全球最高建筑。

在道奇公司出售完成后，给狄龙和道奇公司牵线搭桥的A.查尔斯·施瓦兹举办了一场奢华宴会，来庆祝自己在这笔交易中的收获——他拿到的中介费高达数百万美元之多。狄龙-瑞德公司的新合伙人费迪南德·艾伯斯塔特作为公司的代表，参加了这场宴会。晚宴由身着制服的男仆进行服务，提供了众多宴品——且一道比一道丰盛。晚会本该极度成功，但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宴会正在进行时，一位中国厨师，挥舞着一把切肉刀，冲向宴会大厅追砍一名服务生。这一幕让与会嘉宾惊恐不已。不过骚乱并没影响艾伯斯塔特先生的雅兴。他本人对生活品质追求极高，为庆祝公司完成首笔交易，他在长岛修建了自己的豪宅。

除了美国国内业务，狄龙-瑞德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还做了不少颇具影响力的国际业务。其中很多都是一战后急于重建的德国公司。之前与巴鲁克一起工作的经历，让狄龙获利良多，公司接了一个又一个类似业务。20年代初，狄龙雇了一位名叫费迪南德·艾伯斯塔特的年轻律师。费迪南德毕业于普林斯顿，父母都是德裔犹太移民。他的主要职责是利用他在犹太银行家中的深厚关系，帮狄龙完成公司在德国和欧洲的交易。

艾伯斯塔特的大表哥是库恩·勒布公司的奥拓·卡恩，当时华尔街的第二号人物。不过艾伯斯塔特并没为狄龙效力很长时间，之后不久他就辞职，并在1931年于纽约创办了自己的投资银行。

20世纪20年代时，和其他传统投行一样，狄龙-瑞德公司在自己的机构业务部门之外也增添了一个零售业务部门。不过在大萧条发生之后，这个零售业务部门就被解散。之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狄龙居然从公司抽身，将公司日常经营交给另外两位合伙人——詹姆斯·弗里斯托尔和威廉·菲利普斯管理。不过他仍将大部分资金放在公司，只是觉得是时候追求其他生活乐趣，特别是那些可以与他华尔街声誉相符的活动。他抽出大量时间来旅行，在法国买下了一个葡萄园，并搜集各类艺术品和纪念品。除此之外，他还抽出大量时间与家人相伴。考虑到当时他还不到48岁，这让人相当侧目。

不过在那段艰难岁月中，从华尔街抽身而退的不止狄龙一人。美林公司的查尔斯·美林也退出了江湖，而杰克·摩根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也刻意与华尔街保持距离。股市崩盘后，社会各界对华尔街和银行家的批评不绝于耳。所以很多老牌公司的资深合伙人在萧条初期都没担任领导职务。很多人认为经济下滑只是暂时现象，觉得华尔街还会像原来一样自我恢复。

1933年通过的《证券法案》和一年之后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让华尔街有更多抱怨之词，而不是对经济提出建设性意见。不过这也是华尔街的一贯作风。和道奇收购案一样，投资银行家在交易方面极为擅长，但在随之而来的企业经营上却乏善可陈。大萧条期间，在政策讨论方面，华尔街对如何让经济走上正轨也未贡献良策。

狄龙就是他们其中一员。1933年，和其他华尔街资深人士一样，他对公共事宜也没有任何建言。和摩根及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歇尔一样，狄龙也极不适应皮克拉听证会中那种公众瞩目。在听证会上，他和公司其他成员一道，提供了详尽的证词，但他的证词并没引起大家期待的那种火花。

狄龙-瑞德公司的合伙人在听证会上安分守理，这得益于他们聘请了约翰D.洛克菲勒的前公关顾问艾维·李。谈论负面影响的交易肯定不是这些投资银行家所愿。到底是狄龙看到了华尔街的凶兆，还是意识到政府将对华尔街施加严厉干涉，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他的合伙人保罗·尼兹回忆说，在股市崩盘之后，狄龙曾向他袒露心声，认为华盛顿将做出某些重要决定，使华尔街无法继续主宰自己的未来命运。 22

费迪南德·皮克拉的出现，给华尔街投下了一道阴影。这位意大利移民的儿子，通过在夜校学习，取得了自己的法律学位，和坐在他面前的银行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与衣着光鲜的银行家不同，皮克拉看起来既瘦小又蜷缩。不过和波士顿的亚当斯家族一样，皮克拉也是那些美国古老家族的代表，他们对这些美国新移民相当排斥。皮克拉抱负远大，但在东海岸没什么人脉，因此他并不关心能否巴结到什么银行大腕儿，他更关心的是那些投资银行家对公众利益的践踏。在他看来，这些投资银行家只顾为自己做交易，而全然不顾交易结果对社会的影响。

在狄龙从公司的日常经营退出之后，公司又招募了新合伙人。其中一个是奥古斯特·贝尔蒙四世。当时（20世纪30年代），他决定不再恢复摇摇欲坠的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这个家族事业，而转投华尔街的一家小型银行——本布莱特银行。他当时是公共事业公司的融资专家。1935年，《公共事业持股公司法案》得到通过，该法案对公共事业公司和它们与投资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做了严格规范。此后，他多次参与了这类公司的融资。二战后，狄龙-瑞德公司的新任主席道格拉斯·狄龙（克莱伦斯·狄龙的儿子）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公共事业公司融资都成为狄龙-瑞德公司的金字招牌——贝尔蒙的专长在这方面很符合公司要求。

从20世纪20年代起，北美公司就是狄龙-瑞德公司的著名客户，该公司由哈里森·威廉姆斯领导。北美公司是一家巨型公共事业持股公司，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并购狂潮之中。当时，萨缪尔·尹苏尔和纽约的J.P.摩根都各自创建了不同的企业巨兽。

狄龙-瑞德公司在公共事业公司上完成了很多承销，并收取了合理的佣金回报。不过之后国会通过的新法案却要求投资银行家和这些公司保持距离。公共事业公司的很多融资活动，都要求承销方以密封竞标形式，报出自己的最低报价。佣金最低的那家则获得证券发行的代理权。这有别于之前华尔街的传统业务模式，不过那些想继续在公共事业公司融资中发挥专长的公司都需要适应这一变化。公共事业融资专家帮狄龙-瑞德公司度过了这一阶段，贝尔蒙在这一时期加入公司自然也是正当其时。现在，两个著名家族走到一起，联手为战后新经济扩张期中的公司进行融资帮助。

狄龙和贝尔蒙并不陌生。他们在哈佛读书期间就是同窗，也是上一代家族传奇人物退休后接任家族投行事业的继任者。出生于1909年的道格拉斯·狄龙注定要接管家族公司。克伦莱斯·狄龙很早就意识到自己这家规模较小、业务范围狭窄的投行，保持事业连续的必要性，尽管公司有很强的商业人脉。不过在道格拉斯·狄龙的早期经营中，大家就对他在投行业务中的兴趣持怀疑态度，而他最终也未能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强势领导人。不过克莱伦斯·狄龙仍在幕后对公司进行控制，道格拉斯进入公司并成为首席执行官只不过是作为他父亲在公司的代言人。克莱伦斯提前退休的原因无人知晓，但多年来，他一直在离狄龙-瑞德公司一步之遥的办公室里对公司进行遥控。

和其他那些规模较小但富有市场影响力的投行一样，狄龙-瑞德公司陷入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困境之中。二战后，市场对新证券的需求大增，但公司的资本却未能同步增长，于是公司就被那些规模较大的综合服务类公司甩在了后面，比如美林和希尔森-勒布-罗德斯这样的银行。与所罗门兄弟银行和高盛不同，狄龙-瑞德在市场上并没有自己的利基（护城河），因此无法确保自身的生存。于是，公司也从曾经的华尔街精英投行中滑落下来。此后，尽管像基德-皮伯第银行那样对公司也进行了改制，但它依然未能吸引到新资金。虽然承销业务依旧，但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就开始走下坡路。

狄龙-瑞德作为一家华尔街实力派投行，最后的一番作为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它从公共事业公司融资这个相对平静的市场中赚取了不少佣金。40年代，在承销排行榜上，狄龙-瑞德还保持在第三名到第五名。不过，到50年代初，它就被哈尔斯-斯图尔特和美林这样的公司取代，与库恩-勒布和哈里曼-里普利一道滑落到十几名的位置。而同期，由于积极抓住中型企业业务，基德-皮伯第银行还维持在行业前十位置。

狄龙-瑞德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否则注定是要像克拉克-道奇与奥古斯特·贝尔蒙那样从历史长河中消失。

1947年，汤姆·克拉克领导下的司法部对华尔街17家投行提出指控，指控它们违反《反托拉斯法案》。狄龙-瑞德也被列为被告之一。司法部声称这些投资银行从1915年开始操纵承销费率，并按自己的喜好组成辛迪加以避免潜在竞争。政府声称这些操纵始于1915年摩根和其他人安排的英法战争贷款，且这种操纵一直持续至今。

但经过数年取证之后，哈罗德·米迪纳法官驳回了政府的诉讼请求，裁定政府证据不足。

在道格拉斯·狄龙的领导下，狄龙-瑞德公司生意兴隆。虽然如此，他却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行动，以成为华尔街的主要投行。当时，他集商业经营和政府公职于一身，投资银行业务只是他间或涉足的一部分。二战之前，他曾在纽交所买下一个交易席位，并在交易大厅担任数年经纪人，之后才重回家族公司。在公司内部，他负责“美国和外国证券信托”这一产品，并在欧洲战争爆发后做了几笔著名的投行业务。之后，詹姆斯·弗里斯托尔在1940年成为了海军次长，跟随他前往华盛顿赴任的还有狄龙和贝尔蒙，就是在那儿狄龙第一次尝到了作为公职人员的滋味。当时他作为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地区服役，荣归故里时，大家都将他视为战争英雄。之后，他一直在家族公司任职，直到1953年政府邀请他出任另外一项公职，这次的委任和上次稍有不同，这次他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为驻法大使。

狄龙和弗里斯托尔在政府担任公职，让人们对狄龙-瑞德公司的印象更好。不过狄龙的公职生涯并未止步，此后，他还出任了负责经济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常务副国务卿。最后还在约翰F.肯尼迪政府中担任了财政部长一职。财政部长一职让狄龙广受关注，并让他成为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借助家族势力，独立打拼并取得了卓越成绩。在经合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总部位于巴黎）和美洲开发银行（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设立上，他都起了关键作用。

这是数十年来，华尔街第一次向华盛顿输出人才，这要归功于他们的金融专长和政策制定能力。大萧条期间，华尔街在皮克拉听证会上备受指责，现在，针对华尔街17杰的审判早已结束，经济也显露出复苏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不会再将投资银行家归于欺诈之列。

在狄龙-瑞德公司，狄龙和弗里斯托尔并不是出任公职的仅有两位，很多合伙人都曾在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中任职。其他三位合伙人也出任过高级职位，他们分别是保罗·尼兹、彼得·弗兰纳根和威廉·德拉帕。不过最著名的一位则是20世纪80年代加入政府的尼古拉斯·布兰迪。尽管这对狄龙-瑞德公司的形象帮助极大，但对公司的持续经营却并无实质帮助。狄龙-瑞德公司开始落后于时代，并在不久之后陷入困境。

在道格拉斯·狄龙应肯尼迪政府之邀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就将公司管理大权交由费雷德里克·布兰迪和奥古斯特·贝尔蒙。这两人代表了华尔街上的新旧两股力量。

布兰迪是一位德国移民，早期在德国学习会计，从20年代末开始为狄龙-瑞德公司工作。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职位不断提升，最后被提升为公司合伙人。和贝尔蒙一样，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也亲眼目睹了20世纪中期那些对合伙制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同时，他对公司过去的经营之道也极为熟悉。狄龙-瑞德公司执行的是英国那套银行经营模式，遵循很多烦琐礼节，而且对外宣传的口号是：言出必行。

不过不幸的是，这种银行经营模式已经成为华尔街古董，人脉和社交正让位给金融分析。在承接新的证券发行时，投资银行需要进行激烈竞争，这时，金融分析比人脉和社交更为管用，一个适当的定价比什么都管用！尽管这种趋势在60年代越来越明显，但狄龙-瑞德公司却丢掉了威廉·瑞德的遗风，利用自己在债券市场中的独创性和创造性赢得客户。狄龙-瑞德公司在战后没有雇用任何分析师，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权益和债券部门都聘用了大量分析师、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当布兰迪和贝尔蒙退休时，公司的经营已举步维艰。谁来做他们的继任者呢？而且这位继任者能恢复公司的实力吗？

寻找买家

在克莱伦斯·狄龙经营公司时，他被认为是公司最大的财富。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二战期间，他仍持有公司大部分股权，于是也继续指导着公司运营，不过他并未直接参与管理，而是通过他在华尔街的办公室遥控指挥。不过随着时代发展，他那专横的工作作风开始成为公司发展的障碍。在布兰迪和贝尔蒙掌控公司时，他们两人与狄龙的风格并未出现明显差异，公司也依然保持着他20年代创立时的模样。

狄龙-瑞德公司表现得就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传统投行，为一小群客户提供金融咨询服务，而不参与任何交易，既不从事交易，也不做销售（或者说不向客户销售任何证券）。简单来说，它不愿弄脏自己的双手。唯一的例外是公司在60年代末设立市政债券交易柜台，为客户提供交易服务。不过华尔街的客户开始让位给越来越多的工薪阶层。新设立的更有竞争力的投行开始认识到满足客户需求，即意味着提供任何客户所需的服务，而非投行自愿提供的那些服务。

这种新颖的商业模式和狄龙的事业生涯大相径庭。60年代末期，一些新行业，如环保业、电信业和娱乐业中的新概念公司开始上市。不过狄龙-瑞德公司对此却无能为力，依然走着自己延续已久、陈旧不堪的老路，和之前建立业务往来的客户做业务。 23 很明显，公司忽略了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置自己的未来发展于危险之中。在公司寻找新领导人时，实用起见，保守哲学再次占据上风。

1971年，公司决定让尼古拉斯·布兰迪作为公司的新任CEO。布兰迪和他的前任可谓是一个模子。受教于私立预科，之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商学院，他是东海岸名人的代表，这正是狄龙-瑞德公司极力寻找的那类年轻人。虽然是一位传统人士，但布兰迪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公司收入的源泉，这得益于他将自己家族人脉用到了极致。在很多方面，布兰迪都是克莱伦斯·狄龙欣赏的那类投资银行家。在51岁之际，布兰迪取得了公司的控制权，不过他也认识到，由于缺乏在新业务中的进取性，公司正面临困境。带着这种想法，他说服了道格拉斯·狄龙，这位长期不在公司执行委员会任职的合伙人，重返公司。

道格拉斯对此欣然同意，但却提了一个前提条件：克莱伦斯·狄龙要放弃对公司的所有控制权。克莱伦斯·狄龙这位年长的领袖，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公司也在50多年来第一次走出克莱伦斯的直接控制。公司未来能否存续，关键在于能否快步赶上时代以及能否改变公司的保守作风。

克莱伦斯·狄龙于1979年逝世。这家传统银行现在呈现出一幅新面貌，不过却仍然保留着他早期给公司灌输的各种古老传统。和前任一样，布兰迪也为公司带来了新业务，同时还通过公关活动提高了公司形象。尽管公司在华尔街的地位日益式微，但承接的新业务还是让公司保持了繁荣。除市政债券业务外，公司还引进了企业债发行中的债券交易业务和代理销售业务。不过让布兰迪名垂青史的是公司之外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被任命为总统委员会成员去调查1987年股灾的原因，并为之后的发展提出建议。这个委员会被大家称为“布兰迪委员会”。 24 他提出的一项建议让大家熟知。那就是设立“熔断器”机制，当股票指数在某个交易日大幅下挫后，该机制将会自动启用，借助暂停交易让市场恢复正常秩序。这个机制被纽交所采用。

不过，在80年代后期的国际债务危机末期，他因“布兰迪债券”在华尔街以外名声大振。在布兰迪总统委员会任职结束后，他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这是狄龙-瑞德的CEO再度出任此职。任职之初，他曾设计一个方案，将商业银行持有的第三世界坏账置换为债券。华尔街银行，特别是J.P.摩根银行在这项活动中出力甚多，但这些债券还被人们戏称为“布兰迪债券”，以纪念这位财政部长。这批债券是以美国财政部债券作担保，所以潜在的投资人无须担心偿债事宜。之后，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类债券成为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的标准形式。

历史轶事

1979年，狄龙-瑞德公司的族长克莱伦斯·狄龙，以96岁高龄辞世。他是如此长寿，以至于即使是华尔街圈内人士，也早已忘记他的存在。提到“狄龙”这个名字时，大部分人都认为是道格拉斯，觉得克莱伦斯早已过世（如果他们还认得克莱伦斯·狄龙的话）。不过克莱伦斯留下的一笔遗产却流传至今。

20世纪30年代，在从公司退出之后，他在法国买下了一个葡萄酒庄——波尔多附近的奥比昂堡酒庄。因为喜欢这个酒庄酿出来的酒，他在1935年花费了200多万法郎将其买下。之后，在他的管理之下，这家酒庄和它附属的城堡都恢复了往日的荣光。这家酒庄现在仍归狄龙家族所有，出产的各种产品都以克莱伦斯·狄龙命名。

20世纪80年代，布兰迪已透露出为狄龙-瑞德公司寻找买家的愿望。公司作风保守，在新的金融环境下无法顺利运作，且在这个交易驱动的世界中自有资金过少。华尔街变化日新月异，如果还想在这儿经营下去，就必然要吸纳更多资金。 25 不过最终的买家却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外来投资客——贝切尔集团，一家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私人控股建筑公司。

在和几家大型投资银行磋商未果后，狄龙和布兰迪决定将他们在公司的持股作价2500万美元出售给贝切尔集团，这也是贝切尔取得公司控股权的对价。这个价格，和之前基德-皮伯第银行的早期售价比，确实过低，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狄龙-瑞德公司从早年荣耀中滑落的现状，当年，它可是华尔街上的主要承销商和大投行的有力竞争者！这宗交易并没有准确反映狄龙-瑞德的商业价值，它是以账面价值来计算，而非以市场价格计价。不过，这项交易给狄龙-瑞德公司带来了急需的资本，也让它可以缓一口气来筹划公司的未来发展。

而后在1981年，公司重新任命了领导人。约翰·博克隆德被任命为公司CEO，负责公司的投资咨询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之前，他曾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分支机构担任联合创始人，负责为新兴企业筹募风险投资。这也是狄龙-瑞德公司极力争取的一个业务。此后，布兰迪从公司挂职而到华盛顿填补一个参议员的空缺。当时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森·威廉姆斯因一项丑闻被迫离职。公司此刻正处于反弹之际。

在博克隆德领导下，公司在交易、风险投资、商业银行、合并收购方面都顺风顺水，虽然规模不大，但利润却相当可观。不过布兰迪的离开，也让公司与贝切尔集团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这家建筑公司现在开始重新评估狄龙-瑞德公司在自己集团中的位置。之后，贝切尔集团将自己的控股权回售给狄龙-瑞德公司的合伙人，于是公司又恢复成合伙制企业。

在布兰迪离开公司加入里根政府后，公司被卖给旅行者保险公司，售价1.58亿美元。尽管在狄龙和布兰迪带领下，公司在80年代初奋力追赶，但公司在华尔街的排名还是不断下滑。而且资本增长缓慢，这让它无法和华尔街的新生代投行进行竞争。

不过五年之后，旅行者集团又将它卖给了公司管理层，蒙受了3700万美元损失。1987年，旅行者集团遭受了股市大跌，之后又遭遇了90年代初的垃圾债危机。现在，它已无法再为狄龙-瑞德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了。

在旅行者集团退出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巴林兄弟银行买下了处于困境之中的狄龙-瑞德公司40%股份。但一向保守的合伙人仍持有公司大部分股权，并拥有从巴林银行手中买回股份的权力。事实证明，巴林银行也无法提供狄龙-瑞德走向繁荣所需的管理层和资金。对狄龙-瑞德公司来说，这一选择权是无价之宝，即使是这家历史悠久的英国银行也无法为狄龙-瑞德提供一个稳固的港湾。

之后不久，巴林银行就成为流氓交易员的牺牲品。巴林新加坡分公司一位毫无经验的年轻交易员，当时使用公司资金，在衍生品市场大肆投机，在1994年和1995年两年中制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亏损。由于没有任何监管，他建立的头寸让公司损失惨重。在英格兰银行拒绝救援之后，巴林银行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之后不久，两家公司又被合并到荷银银行。而狄龙-瑞德的合伙人则从巴林银行手中买回股份，对价是1.17亿美元。

狄龙-瑞德公司再次成为一家独立投行，但持续时间不长。90年的并购潮，部分就是由大型银行收购其他金融服务机构而起。狄龙-瑞德这样规模较小，但生气勃勃的机构，无疑是它们的最佳目标，且它们可以将狄龙-瑞德融入公司文化。最后，狄龙-瑞德公司被瑞士银行以6亿美元买下，这个数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高。之后，狄龙-瑞德和瑞士银行的投行部门（位于伦敦的S.G.华宝证券）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改名为华宝-狄龙-瑞德。当时，狄龙-瑞德一共有52位合伙人，他们掌握着公司75%的股权。这次收购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溢。荷银-巴林银行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无法和瑞士银行进行竞争，主动退出了商业竞标——据说这是因为双方（狄龙-瑞德和荷银-巴林的投行部）无法在合并后的公司架构上达成一致。 26

最后，这家历经150年风雨的合伙制企业，在历经数次失败合并之后，与SBC华宝结为一体，成为这家大型国际投行的分支机构。维米利家族建立起来的这家保守银行，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独立身份：做自己最擅长的事，但却未能赶上华尔街的脚步。和基德-皮伯第银行一样，在它历史后期，它也承受了自己无法控制之痛。

克莱伦斯·狄龙可能要为狄龙-瑞德公司最后的归宿庆祝，或许他会举起一杯奥比昂堡产的葡萄酒，庆祝这家投行不管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之中，都能保持自己的原始保守作风。

第5章　时代变幻　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

19世纪时，美国还需从欧洲募资。当时最成功的银行，都和英国或欧洲银行有某种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为美国带来资金。19世纪最成功的银行J.P.摩根银行，就起步于英国，带着美国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和人脉，之后才转移至美国。

摩根家族在金融界的崛起，不像奥古斯特·贝尔蒙那般绚丽多彩，但他们更善于计算，也更善于把握机会。在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继承皮伯第银行在伦敦的分支机构后，他的儿子约翰·皮尔朋特·摩根同时也在美国开拓自己的事业。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皮尔朋特就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尊重，同时也成为人们最为敬畏的银行家。

摩根家族在如此短时间内达到权力巅峰，让塞利格曼家族和高盛家族相形见绌。毋庸赘言，皮尔朋特在起步阶段就比别人更有优势，不需要白手起家。但他获得的权力，以及传给儿子杰克的权力，都让人惊叹不已。和竞争对手一样，皮尔朋特非常善于发现机会，极端注意细节。他的政治直觉让他与众不同。不过也正是这种政治直觉，让他儿子杰克和公司其他合伙人在20世纪遭受了惨败。

摩根银行的崛起和19世纪其他银行不同。这个王朝的奠基人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开创自己的事业时，既不是从国外移民而来的外来者，也不是家境清贫的穷苦小子。1813年，约瑟夫·摩根和萨拉·斯潘塞·摩根生下了朱尼厄斯。朱尼厄斯早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康奈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西部度过的。约瑟夫·摩根的商业兴趣广泛，不仅拥有酒馆、咖啡厅、旅馆，还曾创建哈特福德安泰保险公司。

16岁时，朱尼厄斯没去大学读书，而是到波士顿做学徒。之后不久，约瑟夫就买下纽约一家私人银行的股份，并为儿子谋得合伙人地位。这家银行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摩根-科特西姆银行。不过朱尼厄斯早年并不希望成为银行家。一年半之后，他就离开公司返回哈特福德，和当地一家公司联手做起了干货生意。之后不久，他迎娶朱丽叶·皮尔朋特，并定居下来成为当地商会的领导。看起来，他的事业生涯好像要固定在当地商圈，并终其一生都将在新英格兰地区。

在接下来的15年中，朱尼厄斯一直待在哈特福德，并成为当地商业圈的著名人物。他的公司豪维·马瑟公司，是哈特福德生意最好的公司之一，得益于此，摩根本人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在1837年的恐慌中，很多华尔街公司都饱受摧残，当时他到南方与有业务往来的公司洽谈，确保这些公司能如期归还豪维·马瑟公司的欠款。之后，他在哈特福德逐步扩展自己的事业，并受邀成为哈特福德火灾保险公司、新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的董事。朱尼厄斯能进入董事会，要归功于他父亲约瑟夫·摩根，后者当时是这两家公司的大股东。 1

在朱尼厄斯事业发展之初，约瑟夫就为家族商业立下基调。“生意中，要照顾老客户；并且家族成员要承担起传承家业的重任。”和其他犹太家族不同，摩根家族并没有太多成员。因此，子承父业就成为传承家业的唯一方式。

约瑟夫·摩根将毕生所学的经商之道都传给了朱尼厄斯。在哈特福德生活的那些年里，朱尼厄斯和他妻子一共生了五个孩子，其中最大的那个是在“1837年恐慌”前出生。这个孩子，就是约翰皮尔朋特·摩根，之后朱尼厄斯又将自己的全部知识和人脉传给了他。约瑟夫在1847年夏去世，留下超过100万美元的遗产，其中大部分都由他妻儿继承。

经营上，朱尼厄斯不断获得成功，他为之效劳的那家公司也将名字改为“马瑟·摩根公司”。但朱尼厄斯渴望更多。于是，他开始借助国际渠道寻找商机。1850年，朱尼厄斯开始向外地扩张——他与詹姆斯M.毕比合作进军波士顿的干货生意。该公司的部分业务是从欧洲进口，于是朱尼厄斯经常到伦敦进行商业公干。

在一次公干中，他遇到了乔治·皮伯第。皮伯第的公司是伦敦最著名的银行之一。他早年以商业起家，但之后发现银行业利润更为丰厚。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尽管是一名美国人，他的英国后辈也将他奉为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将他视为商业楷模。一位传记作家曾如此写到：“在经营商品贸易时，他就兼营银行业务，之后不久他发现自己不仅在商品经营上成绩卓著，而且在银行经营上也颇为在行。最后，银行业务超过商品贸易成为他的主要业务。而他也变身为银行家。” 2 由于终身未娶，所以皮伯第没有子嗣继承事业，于是，他开始寻找美国合伙人，期待能和他一起分享成功。

在伦敦与朱尼厄斯·摩根多次接触后，皮伯第邀请摩根出任银行合伙人。合伙协议的生效时间是1854年，这样一来，摩根就可以做好波士顿的善后工作，并可以在伦敦找到安家之所。这份协议奠定了摩根银行的起步。

和皮伯第签署的合伙协议对摩根极为有利，因为分享的利润比例比他投入的股本比例要高。19世纪50年代中期，商业经营很是艰难，欧洲爆发了战争，印度则爆发了军队叛乱，而美国也爆发了1857年大恐慌。这一切，对皮伯第这样一家国际交易商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

公司当时的主要业务是交易美国铁路和市政证券，因此，美国证券市场爆发的恐慌对它影响最大。当时，皮伯第还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商品交易、交易融资、信用证和外汇业务。不过它最大的业务还是在证券市场，毕竟它是英国投资者投资美国证券的通道。皮伯第银行在纽约的代理机构邓肯-舍曼银行，也面临这种危机。1857年大恐慌爆发前，该银行为朱尼厄斯的长子皮尔朋特提供了一个见习职位，于是皮尔朋特得以在年轻时就亲身经历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也给皮伯第银行增添了困扰，公司资金压力大增。很快，它就认识到若想生存下来就得进行短期注资。皮伯第和摩根计算出所需的资金，一共是80万美元。伦敦的竞争对手显然不会伸出援手，于是皮伯第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求助。

“老小姐”（英格兰银行的别名）同意救助，不过条件是其他英国银行也得提供相应资金。救援小组很快就筹备起来，皮伯第银行得到了救助。后来，年轻的皮尔朋特·摩根从救助者名单中看到了布朗·施普莱银行——这家银行承担的救助份额让皮尔朋特感到愤怒（皮伯第银行曾在1837年大恐慌中对它慷慨解囊，得益于此它才渡过难关）。皮尔朋特后来给父亲写信说道：“这反映出某些人不懂知恩图报，同时也显露出他们的狭隘吝啬。1837年皮伯第先生对他们倾力相助，但他们这次的表现却着实让人愤怒。” 3

显然，摩根和皮伯第希望布朗公司提供更多帮助。此时，年轻的皮尔朋特尽管只是邓肯·舍尔曼的实习生，但已可以插手公司经营。之后，邓肯·舍尔曼在历经多次磨难之后，开始摇摇欲坠。

1859年，朱尼厄斯·摩根已全面掌控皮伯第银行，而年轻的皮尔朋特则在邓肯·舍尔曼实习后，开始在纽约独自打拼。皮尔朋特·摩根曾担任皮伯第的秘书——虽然时间较短，但他借此熟悉了父亲和皮伯第之间的生意。之后，他就接管了皮伯第银行在纽约的分公司。在动身离开纽约前，皮尔朋特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一个学期的语言，得益于此，他的法语和德语相当流利。在他21岁之际，他就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公司——J.P.摩根银行，并负责皮伯第银行的纽约业务，这是他父亲深思熟虑之后交给他的。不过不久两人之间就发生了摩擦。皮尔朋特的一些做法让老摩根感到不满。

内战爆发前后，皮尔朋特的一些商业活动引发了民众批评。晚年时，乔治·皮伯第成了一名慈善家，对美国很多大学进行巨额捐赠，不过这却招来非议。信仰社会主义、专门揭露丑闻的作家加斯塔瓦斯·梅耶斯就曾做过如下评论：“很明显，正是皮伯第先生的大笔捐款，让人们猜测他的财富来源。” 4

美国内战爆发后，皮伯第银行成为北方联邦在伦敦的代理机构。不过这种代理机构身份和它自身的商业利益相互冲突——皮伯第银行当时的很多业务都在南方各州，特别是在货物融资上。内战期间，皮伯第银行资产大增，这引起一些报纸的报道。人们指责它损害政府利益，并暗发国难财。

在这些指责中，有些暗示它有叛国行为。当时，为给战争筹资，皮伯第银行曾以大额折扣在欧洲出售国债。这打压了市场，也让未来的国债发售更难进行——杰·库克后来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

不过更让人愤怒的是——皮伯第银行违背财政部意愿，恣意划拨资金。当时，它一方面拖欠欧洲投资人利息，一方面对账上现金坐收回报。这也是后来在墨西哥战争中，克拉克-道奇公司所做的事。《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报》曾如此评价皮伯第银行：“皮伯第银行，正处心积虑地破坏英国对我们的信心。事实上它是为南方联盟效劳，而不是替北方联邦说话。它还大肆抛售美国国债，打压其价格，破坏外国投资人对北方联邦的金融信心——也使得承销商无法从中获利。” 5

不过皮伯第银行投资的另一项目——1954年建立的大西洋电缆公司，利润丰厚，也没有招致任何批评之词。该公司是由塞拉斯·菲尔德所有。当时，该公司准备在北美和伦敦之间铺设线路，使两地可以互通电报。不过技术难题让这项投资看起来前途未卜。皮伯第银行在项目中投入了自有资金。由于在铺设线路上存在技术难题（从纽约铺设到伦敦，中间要穿越纽芬兰、爱尔兰），私人投资对此不感兴趣。

皮尔朋特·摩根的其他活动引发了批评。朱尼厄斯是保守经营的典范，但皮尔朋特（至少在他早年）则更喜欢投机——这为家族声誉蒙上一层阴影。内战期间，他进行了首次投机，并被指控发战争财。当时，皮尔朋特借钱给西蒙·史蒂文森，帮他购买步枪，之后再将步枪售给约翰C.福利蒙特将军。由于年久失修，这批步枪被认为是军用废品。起初，一位名叫阿瑟·伊斯特曼的商人以3.5美元/条的价格从军队手中将它们购买下来，之后他将它们售给了史蒂文森——后者以11.5美元/条的价格购入。之后，史蒂文森又以22美元/条的价格将这批步枪售给福利蒙特将军。几番倒腾下来，皮尔朋特赚取了数千美元。之后，政府就开始对军队弹药采购进行调查。这件事则成为引发调查的导火索。尽管皮尔朋特只是资金方，不是交易主角，但他还是被指控非法牟利。最后，步枪事件草草收场，不过在之后的日子里，批评人士一直紧咬这个话题不放。

针对他的另一指控，是黄金投机。人们指控他在黄金投机中损害政府利益，并牟取暴利。当时，他只是为客户购买黄金，不过却背上了逼空黄金的骂名。这和10年之后的杰·古尔德有相似之处。

战争期间，皮尔朋特作为代理人在市场上购买黄金，以满足客户外贸业务的黄金需求。在与伦敦进行贸易时，客户需要一定的黄金储备。其中一次，皮尔朋特曾为科特西姆公司购买黄金，并通过航运将黄金运至英国。科特西姆的全名是莫瑞斯·科特西姆，是早年朱尼厄斯·摩根在摩根·科特西姆公司的合伙伙伴。他儿子名叫爱德华，皮尔朋特与他也有业务往来。皮尔朋特的买单推高了黄金价格，之后他将自己账户内事先购买的黄金抛售出去，净赚了10万美元。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这件事，但最后总结说它对股市没有影响，认为公司不过是一家与大西洋彼岸有密切联系的年轻公司而已，但这却凸显了黄金投机的重要性。 6

当时，黄金交易都在黄金交易室完成，交易室位于纽交所拐角处。在那儿，黄金交易是一切的主题。当联邦政府在战场取胜时，交易员就会高唱“约翰·布朗的尸首”（南北战争期间北方联邦的军歌和送葬曲），而当南方联盟取胜时，交易员们则转唱《迪克西》（南方联盟的军歌）。这种骑墙派的做法惹怒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亚伯拉罕·林肯总统。林肯总统曾问自己的同僚：“在国家危亡之际，你对那帮华尔街赌徒有何看法？我可真希望这帮该死的家伙头上挨枪子儿。” 7

内战期间的黄金投机，对联邦政府意义重大。战争期间，杰·库克和其他人销售的国债都以黄金定价。如果黄金价格发生变动（事实上确实发生过几次），国债价格就会受到影响。之后，价格变动将会传至英国，战争融资就会受到间接破坏。当黄金操纵一事公之于众后，摩根决定金盆洗手，不再参与任何投机交易。之后，黄金价格不再大幅变动，杰·库克也在1863年春成功发售了5-20s国债，该债券年利率6%。

此后，爱德华·科特西姆被铺入狱。他盗窃了他父亲价值300多万的证券，并伪造了100多万美元的黄金券（其中有些还伪造了皮尔朋特的签名）。之后，两家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摩根家族被这事吓坏了，爱德华也被判入狱，在辛辛那提监狱服刑。 8

而朱尼厄斯和皮伯第之间的合伙人关系也走到了尽头。70岁高龄的皮伯第决意从公司退出，并撤下自己在公司中的名字。之后，公司改名为J.S.摩根银行。当时，公司在伦敦以美国证券专家自居。当朱尼厄斯·摩根独力打拼时，公司只有数名雇员，资本也只有35万美元，还比不上布朗兄弟公司，后者当时是55万美元。 9

资金问题也成为伦敦金融业讨论的焦点。这也体现出19世纪银行的特殊性。当时国与国的交易都由银行完成。不过银行自身的资金实力却相当有限，经常是以公司承诺和个人保证来确保交易成功。摩根银行也是如此。不过在战时，资金单薄就相当危险。除邓肯·舍尔曼银行外，朱尼厄斯还需在美国另找一位资金雄厚的合作伙伴。当时，公司在美国的业务是由皮尔朋特打理。而皮尔朋特也很快在美国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他被公认为人脉广泛的实力派银行家。人脉和实力，是取得国内和国际金融交易成功的必备条件。

在评价皮尔朋特时，加斯塔瓦斯·梅耶斯认为他不同于那些白手起家的美国本土银行家：“摩根并不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华尔街巨头。”尽管如此，他仍是所有银行家学习的榜样，尽管大家起步条件各不相同。

建立人脉

当大西洋两岸的摩根银行都欣欣向荣之际，朱尼厄斯·摩根决定和另一家美国银行合作。这次，他选择了德崇公司，德崇公司曾和克拉克-道奇公司一道为财政部承销墨西哥债券，并因此举世闻名。当时，J.S.摩根银行曾为外国政府发售国债，其中包括智利政府和法国政府。但它的核心业务还是为美国服务。当安东尼·德崇到伦敦对老摩根进行礼节性拜访时，和之前皮伯第对老摩根一样，老摩根向安东尼·德崇伸出了橄榄枝。

安东尼·德崇这位德崇公司的资深合伙人，接受了老摩根的邀请，答应了双方的合作计划，并在1871年将皮尔朋特引入公司作为合伙人。公司在华尔街的机构更名为德崇-摩根银行。这家新公司是美国最杰出的私人银行之一。它为朱尼厄斯位于伦敦的J.S.摩根银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这正是朱尼厄斯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尽管两家银行仍独立经营，但在外人眼中，位于伦敦的J.S.摩根银行和位于美国的德崇-摩根银行，是一个整体，都是母公司摩根银行的分支机构。和罗斯柴尔德银行与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一样，它们都被认为是同一家公司。

但新成立的联盟，实力并不足够强大，不足以吸引客户主动上门。它们还得积极争取各种业务。当财政部决定以5%的年息债券置换6%的年息债券时，美国国内的私人银行都竭力争取。最后，杰·库克赢得了这宗承销。朱尼厄斯·摩根被激怒了。尽管杰·库克比朱尼厄斯更年长，并在墨西哥战争前就和克拉克-道奇公司一道在金融界打拼，但朱尼厄斯·摩根还是将他视为闯入自己领地的入侵者。朱尼厄斯拒绝加入任何由库克领导的辛迪加。他曾给德崇写信说：“在是否加入辛迪加这个问题上，我相当犹豫。在我看来，除了承销利润外，杰·库克无疑还有其他目的。若发行成功，他们的行业声誉将更加稳固，并将成为行业主导者。” 10

很少有银行家如此直白地评价他人。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巴林家族一样，摩根家族也反对一些债券置换条款，但让摩根最无法忍受的是杰·库克的入围。当时，朱尼厄斯认为摩根银行是财政部的御用银行，觉得其他银行不该抢它的生意。所以杰·库克入围并拿到订单让他耿耿于怀。数年之后，在库克公司遇到困难时，他也没有丝毫同情。

1873年大恐慌的主要牺牲品是杰·库克公司。库克在北太平洋铁路的投资并不成功，他的银行也暂停经营，于是美国第一家全国性债券分销商就此灭亡，不管过去的历史有多么辉煌（不过持续时间却比较短）。美国当时没有中央银行，所以即使是杰·库克这类银行停业，也无法得到政府救助。

与此相反，摩根家族当时在大西洋两岸的分支机构都运转良好，财务状况也相当优良，没受恐慌影响。当时，他们曾给老客户中的一些小经纪商提供短期援助，但却没有对杰·库克公司施救。

在纽约分公司技术性破产后，杰·库克公司一落千丈。当时纽约分公司不希望烦劳库克，直到事情完全暴露才告诉他详情，不过为时已晚。

在库克公司倒闭中，摩根扮演的角色备受争议。但在摩根银行的发展中，这不是对手第一次在关键时刻陷入困境。

当时，虽然生活在朱尼厄斯成功的阴影下，皮尔朋特已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成为他日后的特色。当时，他已相当专横，举手投足间总有一种超越同行的风范，这一点让他闻名于世。不过他的专横却让他受益良多。

德崇-摩根银行当时的业务主要有两块：给政府贷款和给铁路融资。除了后来还曾参与的财政再融资外，J.S.摩根银行还曾参与了一系列对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政府贷款。这让摩根家族与众多政府高官建起联系，而这些政府高官也被他表现出的权威和霸气震撼。在铁路融资中，这种气场更是一项无价之宝。当时的铁路大亨都很强硬，只有更强硬的人才可以让他们驯服，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与之交流。在首次铁路融资中，皮尔朋特就表现出了这种“霸王”风范。

在帮威廉姆·亨利·范德比尔特销售纽约中央铁路股份时，他就树立了在铁路投资上的声誉。纽约中央铁路是威廉姆之父——铁路大王尼留斯·范德比尔特，创办的企业。在这次承销中，皮尔朋特奠定了他在铁路行业中的威名。在尼留斯·范德比尔特去世后，亨利继承了这条铁路。范德比尔特生前恶名昭彰，去世后，人们对他的批评也不绝于耳。考虑到此，他决定脱手部分持股。当时纽约的立法机构对铁路公司态度严苛——特别是对那些家族控制的铁路公司，因此，范德比尔特家族认为是时候脱手铁路业务了。但由于持股量巨大，根本无法在市场售出。于是他找到皮尔朋特，希望后者能通过私募方式出售部分股权——这样出手会更为从容。

皮尔朋特与范德比尔特家族达成合作协议，以120美元/股的价格认购15万股，同时还取得10万股的销售期权，如果前期发售成功的话。1880年1月，摩根开始向市场发售，发售价格是131美元/股。但不幸的是，纽交所当时面临很大的抛售压力，纽约中央铁路的股价开始下跌。不过皮尔朋特并没受什么影响。“一开始，我们就没期待市场能有多大转变。”皮尔朋特告诉他父亲朱尼厄斯，“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任何理由灰心丧气。”他的这番判断事后证明极其正确。大西洋两岸的摩根银行都从这笔配售中拿到12美元/股的利润，这让J.S.摩根银行净赚了50万美元， 11 而范德比尔特家族则从首次发售中拿回了2000万美元。

在摩根家族的奋斗史上，金钱并不是唯一动力。铁路重组后，纽约中央铁路的董事会增加了席位，皮尔朋特加入其中。当时，为能使交易顺利推进，也不得不照顾杰·古尔德的利益，将两个董事会席位让给了杰·古尔德的朋友。在伊利铁路的控制上，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曾发生过殊死搏斗。对纽约中央铁路的重组必须征得古尔德本人同意，只有在他的利益受到照顾后他才不会出手干涉。

这宗铁路重组，对美国的铁路发展来说是一个利好。不过之后不久，铁路大亨间的相互争斗就再次展开。皮尔朋特在这次交易中进入了公司董事会，不过这却引起后人议论，认为他在其事业发展中曾借助铁路大亨的帮助。在承销范德比尔特家族持股后，他就卷入了铁路行业。而一旦卷入，就很难退出。这个经验对于其他行业来说，也是如此。

通过协商进入企业董事会的银行家中，摩根最为知名，不过他不是唯一的一位，也有其他私人银行家。但摩根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也是借此建立自己庞大帝国唯一的一位。

19世纪后期，银行家之间的竞争还不明显，所以在某公司担任董事，一般来说也意味着该银行成为该公司的主办行。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就很难破坏（或者说不可能破坏）。争夺客户的事儿，直到二战后才出现，之前从未发生。二战后，华尔街的生意模式才有所转变。摩根在业内的影响力，在他去世前一年召开的普约听证会上得到彰显。在他进入纽约中央铁路董事会后的30年中，很多合伙人也都进入了大公司董事会。

独立打拼

19世纪80年代时，摩根银行在美国的主要业务集中在铁路融资。当时，铁路巨头陷入行业性混乱，急需进行融资。纽约中央铁路的交易让摩根在铁路融资方面声名鹊起，被公认为是最佳合作对象，整个铁路行业都急需他的帮助。朱尼厄斯·摩根在世时，纽约分公司和伦敦分公司之间的关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贝尔蒙家族类似。纽约分公司承揽的交易经常会利用伦敦分公司作为海外发售方，这层关系给德崇-摩根银行带来了巨大利益，当时大部分投资者都想当然地认为海外资金都在伦敦的老摩根掌控之下。那时，老摩根已是国际银行家中的顶尖人物。

之后，北太平洋铁路成为皮尔朋特19世纪80年代的又一杰作，这也是他和亨利·威拉德争斗中的首次胜利。当时，北太平洋铁路已从杰·库克早期投资失败阴影中恢复过来，不过还需新的融资才能以维持经营。在此之前，公司曾有几次融资。不过多年耽搁之后，铁路仍未能完工。于是公司高管找到了德崇-摩根银行，商量发售债券，以完成从苏必利尔湖到普吉特松之间的线路铺设。这个项目若能顺利完工，北太平洋地区的铁路格局将会重新改写。摩根答应了这个请求，和奥古斯特·贝尔蒙一道为它融资4000万美元。但之后不久，摩根就遇到当地一位企业主的激烈反对。

这位企业主名叫海因里希·希尔嘉德，是一位德国移民，在移民前将名字改为英文名“威拉德”。之后他抵达科罗拉多，在西部寻找自己的功名之路。最初，他收购了一家轮船公司，借助于巧妙的股本掺水，他筹到了足够资本，并借此开拓其他事业。1880年时，他已是当地最著名的企业家，不过北太平洋铁路对他产生了威胁——新铁路的建成将给该地区引入其他投资，这会威胁到他的生意。

为免受竞争，威拉德决定收购北太平洋铁路——以免受竞争之苦。于是，他对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实施了突然袭击。在这场袭击中，他取得了胜利，并成为该铁路的大股东，这让他继续保持对该地区的控制权。不过此后，他却被自己的对手打败（在实施股票偷袭中产生的对手）。1883年，朱尼厄斯·摩根加入北太平洋铁路的董事会——当时，这是投资银行家在承销大型证券融资时的标准做法。

自然，为威拉德提供铁路融资服务的投资银行站到了威拉德一边，成为摩根在这场交锋中的对手。现在，情况很明显：德崇-摩根遇到的情况相当不妙。不过之后不久，在纽交所交易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大幅下挫。这是由查尔斯·沃利史沃夫——一位专业卖空人士或者说做空者所为，手法与杰·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如出一辙。他和威拉德之间的恩怨要从之前对北太平洋铁路的偷袭说起，当时查尔斯也参与了逼空，但后来却因成交迟缓被威拉德训斥。于是，为了报复，他对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展开阻击。

在这宗做空中，查尔斯不惜一切——赌上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以及行业声誉。股价重挫后，威拉德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不得不出售私人财产，而且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查尔斯借此重振了行业声誉。不过大家普遍认为他只是摩根的棋子，用来将威拉德赶出北太平洋公司罢了。虽然摩根策划了整个事件，但前台执行者却是查尔斯。之后，摩根劝威拉德从公司辞职，并将其大部分持股卖给摩根——当然摩根也对威拉德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数年之后，两人又在核心竞争领域的另一项目上交锋。不过这次的结果，对威拉德来说仍是相当不幸，他再次遭到挫败。

皮尔朋特19世纪80年代插手的交易，让整个行业快速集中，最后形成垄断。当时，很多行业正进行快速整合，行业内的合并收购也急需融资支持。对银行家来说，行业并购意味着机会：他们可以参与并购，并在并购公司中争取董事会席位。不过摩根更进一步，在铁路并购中，不仅充当着金融家角色，还成为并购主角。他的首个动作就是试图将相互竞争的铁路大亨联合起来。在纽约中央铁路和北太平洋铁路交易后，铁路大亨之间争斗不断。

1869年，他帮阿尔巴尼·苏曲哈纳铁路筹资，以抵御杰·古尔德和吉姆·菲斯克的恶意收购。当时，他目睹了铁路大亨间的相互争斗，这让他看到散沙式的铁路公司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于是，他准备将他们联合到一起，并要抢在州际商业委员会成立之前。1887年，国会为解决铁路问题，专门成立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对铁路费率和行业组织实施指导。价格竞争将会把铁路公司带入毁灭之路，于是摩根提议设定固定费率，这将减少铁路之间的竞争，并给大家带来稳定的业务收入。

该想法从一开始就带着“共谋”色彩，也必然将铁路行业带入行业卡特尔。不过该想法很快就破灭，但摩根意识到它可能会在其他行业适用。铁路公司和运输公司之间频繁的价格争斗，让铁路行业饱受非议。因此，组建铁路行业卡特尔并不可取，考虑其他行业才是该想法的用武之地。

1892年，摩根首次实施该策略，对象则是通用电气公司这家大型工业巨头。这是摩根和托马斯·爱迪生长期合作的产物。爱迪生早期在曼哈顿下城珍珠街上创建的首个发电厂，就是由摩根资助的，两人在之后的岁月中形成了一种伙伴关系。但直到威拉德在欧洲休整并重出江湖后，也即北太平洋铁路交易之后，摩根才展开行动，组建了GE公司（通用电气公司）。

威拉德返回美国后，期望能在新兴的发电领域创建垄断集团，于是爱迪生公司就成为他眼中创建帝国的理想标的。最初，威拉德和摩根联手买下了爱迪生电力公司。此后，爱迪生本人从自己创建的企业中离开，威拉德成为公司总裁。之后不久，威拉德脑中就萌生了并购的念头，建议新公司收购规模更大的托普森·休斯敦电力公司——当时美国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一旦这个交易完成，新的通用电气将成为美国电力供应方面的最大企业。鉴于此，摩根密谋将威拉德从公司逐出，10年之内第二次对这位德裔银行家进行偷袭。

在他父亲朱尼厄斯·摩根去世时，皮尔朋特已被公认为是美国的顶级银行家。朱尼厄斯·摩根在意大利度长假时，乘坐的马车遭遇了车祸——马匹脱缰。老摩根头部受创，几天之后就撒手而去。之后，他被下葬在哈特福德。葬礼上，有数百位银行家和政治家出席，他也被誉为美国的美第奇（意大利的著名银行家）或罗斯柴尔德。

此后，皮尔朋特全面掌管两家银行，地位陡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一举奠定他美国最伟大的银行家身份。伦敦的摩根银行拥有大概1000万美元的资本，大概是朱尼厄斯财富的80%。对朱尼厄斯的财富总额，人们估计的数字其实更高。 12 不过资本多少并不能充分反映朱尼厄斯·摩根的影响力。当时，伦敦的摩根银行是众多欧洲首相和国王的金融顾问，并为很多拉美公司提供融资服务。皮尔朋特·摩根参与的很多交易将他引入美国的诸多行业之中。接连不断的成功，也将摩根推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或者巴林家族曾经拥有的位置。当时，后两者在欧洲的影响力正在衰退。

美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权力中心，而摩根则是这个权力中心中最知名的银行家，这种有利条件在接下来的20年中被摩根充分利用。不过有意思的是，1890年，在他父亲朱尼厄斯·摩根去世时，皮尔朋特也有意退居二线，他对行业内的游戏已感到厌烦。当时他的声誉主要是在银行圈内，其在行业的地位坚不可摧。不过，他作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拯救者身份还未被确立。

拯救美国（第一部分）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时，摩根和德崇公司的业务都不断增长，但公司人手相当不足，在此压力下，摩根为自己在纽约和费城的机构招募了新合伙人。其中，有J.胡德·莱特、埃吉斯托·布发里、查尔斯·戈登福雷、詹姆斯W.保罗、乔治C.托马斯和爱德华·斯托兹伯里。数年之后，乔治·博多因和查尔斯·克斯特也加入了公司。克斯特在华尔街素以天才著称，在1900年去世前，他一直被认为是摩根重组计划的幕后策划人。约翰·穆迪称他为：“摩根的左膀右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 13

纽约和费城的机构很少招募合伙人，在挑选未来的合作伙伴上，摩根和安东尼·德崇非常挑剔。合伙人不是根据他们能否带来资金而定。19世纪后半叶，公司接纳的合伙人大多都是富有经验的银行家，并且有从商经历。尽管作为摩根银行的合伙人是华尔街银行家梦寐以求的荣耀，但摩根银行也素以工作辛苦、工作时间过长和缺乏内部支持著称。

不过，在摩根银行工作的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滚滚财富，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份物有所值的工作。一旦成为合伙人，他们年薪中的一部分就需要留在公司。 14 这是确保摩根银行不断获得成功的关键。摩根家族的合伙人都充当着各个分支机构的首席执行官。而合伙人则根据他们的能力和前途来挑选。因此，摩根银行既不需要与其他银行合并，也不需要资金注资。在他们的游戏中，家族联姻也没有必要。不过19世纪90年代时，摩根家族和贝尔蒙家族却着实有过一次家族通婚。

在90年代初的那段恐慌中，摩根银行进行了重组，这奠定了它在20世纪美国头号银行的地位。在安东尼·德崇于1893年去世后，皮尔朋特改组了公司，宣布成立J.P.摩根银行。在新银行中，费城和纽约的分公司都没有受到影响，但德崇家族则从公司管理中退出。德崇家族保留了在公司中的位置，但已不再进行主动管理——皮尔朋特则成为所有机构的资深执行合伙人（包括伦敦分公司）。不过，伦敦分公司保留了自己的实体地位。新银行的资本一共是710万美元，其中摩根本人占了460万。考虑到摩根银行在美国金融界的中心地位，这个数额并不算高。不过皮尔朋特现在掌控着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银行。但资本过少这个问题，很快也让他的影响力受到挑战。

在J.P.摩根银行正式成立时，皮尔朋特遇到了他的首次危机，不过这场危机让他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人。此后，他的影响力就开始带有传奇色彩。自从第二联邦银行倒闭后，美国就再无中央银行。尽管各银行对此心有不满，但却不得不适应这种状况。

在银行需要注资时，唯一的渠道就是寻求其他银行帮助。这一点让各银行之间都努力保持一种友好关系，但同时也将大银行推入一种极有利的地位——其他银行不敢触怒大银行。当摩根明确自己的意图后，其他银行就不得不亦步亦趋。不过更苦恼的是，华盛顿也陷入了此类境地，当时美国对国外资本还极为依赖。任何可以拿到国外资金的人都可以对财政部颐指气使。

1893~1894年爆发恐慌后，美国对国外资金更加依赖。在美国商讨以白银作为硬通货储备后，国外投资人开始对美国投资丧失信心，他们将黄金视为唯一兑换品，于是争相抛售股票和债券以兑换黄金。此后，美国黄金储备开始下降，降至5000万美元左右，这只有公认的必需储备的一半。之后，储备量继续下降，如果财政部不想破产，就必须采取强力措施。

但国会阻碍了财政部的进一步行动，国会不愿授权发行债券以吸引黄金回流。而进行小规模发行则只会强化国会权力。国内投资者在购买债券时，并不会使用黄金，而只会用其他债券置换，当然财政部支付的利息也不是以黄金兑付的。格罗夫·克利夫兰总统对此很着急，急需在财政资金散尽前找到办法。情况变得很明显，如果财政部不想债务违约，就必须求助外国投资者。

皮尔朋特在美国内战期间的首次黄金操作，受到各界的一致指责，但这次的解决方案却相当灵巧。一大批银行家被召集到华盛顿，给克利夫兰总统出谋划策，其中就包括摩根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当时，他们与某些政府官员关系密切。摩根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该方案极具创意。考虑到国会不会批准发行新债——以提升黄金储备，摩根建议偷梁换柱，用已发行的国债来置换黄金。这个策略在内战时曾为萨尔蒙·契思所用。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不需国会批准，只需几个银行家就可以搞定，无需任何外援帮助。

很快，交易就完成了。摩根和贝尔蒙领导的辛迪加集团向政府出售了6500万美元金币，换回的则是年息4%的30年期国债。不久之后，这批债券就以8%的溢价向公众出售，并很快就销售一空。 15 这笔交易的欧洲业务由J.S.摩根银行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完成。最后，财政部不仅避免了债务违约，还将美国的信用度提高到更高水平。这一方案悄无声息地得到执行，但成绩斐然，且避开了国会批准，满足了各方需求。这让克利夫兰政府颇为满意，因为黄金是从国外筹集而来，而非美国国内。

黄金（而非白银）在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也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体现：除了西部诸州喜欢白银外，几乎没人支持将白银作为美元的硬通货储备。将白银提升到与黄金同等地位的《舍尔曼白银法案》，在1893年废除。不过这在政治领域却并不叫好，激起了白银支持者和揭丑媒体的强烈抨击。

这宗交易中，批评人士将矛头指向两类人，他们认为正是这两类人在欺骗美国。这是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不点名批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反对这场交易，是因为它取消了白银的银本位地位。不过《纽约世界报》——约瑟夫·普利策的这份报纸更为过分，直接将辛迪加集团比作是“犹太和外国吸血鬼”。由于普利策本身就是犹太人，这个比喻相当尖锐。 16

如果说需要什么来提醒美国，让其认识到中央银行的重要性，那这宗交易就很适合。之前，英国支持的银行充当了最后借款人的角色，也正是它们充当了财政部的最后借款人角色。不过糟糕的是，这些银行在发挥政府职能的同时，还借机从中牟利。

在拥有足够的商业并购经验后，摩根将注意力转移至钢铁行业。19世纪末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实施大型并购。在威廉姆·麦金利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商业并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狂飙——尽管《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1890年通过。并购狂潮的出现得益于当时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这对早期反托拉斯人士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

在联邦政府起诉E.C.骑士公司一案中，法院裁定《谢尔曼法案》并不适用州内饱受竞争之苦的行业。当时很多并购都是在州内进行，不过这也清楚地表明，在《谢尔曼法案》通过时，反托拉斯力量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大。而麦金利总统则一向以同情大企业而闻名。伦敦的《经济学人》杂志曾写到：“众所周知，麦金利先生是被那些托拉斯集团扶上总统宝座的……在他的任期内，这些托拉斯集团的权力和财富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据说它们现在掌握着美国90%的生产力。” 17

在他任期内，巨额交易很容易得到通过。不过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继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1901年，摩根计划从安德鲁·卡内基手中买下卡内基钢铁公司，并计划合并诸多小型钢厂，组成美国钢铁公司。卡内基和摩根家族很早就有历史渊源，早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内战之后。卡内基早期从事钢铁生产时，朱尼厄斯·摩根曾在伦敦为他筹资。4亿美元的收购案，让这项交易轻松登顶，成为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收购案。这个数字也将卡内基送上了世界首富的位置。不过支付方式并不是现金，而是用股票和债券充抵。之后，卡内基曾对摩根说，他其实应要得更多，比如说再多要至少1亿美元。对此，摩根认为他这样想是正确的。

最初，卡内基认为在这桩交易中，自己占了摩根便宜，不过后来的事实却证明美国钢铁公司利润极其丰厚，它是美国经济的最佳代表。讽刺的是，在完成此次出售后，卡内基就开始公然抨击当时正在进行的合并潮。美国民众对财富大亨和他们的巨额财富又爱又恨，对此，卡内基非常了解。为规避自身风险，这位狡猾的苏格兰工业家在出售公司之后，立马就加入美国人民党和进步人士阵营，反对摩根和其他人组建的行业巨头。

虽然皮尔朋特受各界尊重，但他有时也无法按自己意愿左右事情发展。让人大伤脑筋的北太平洋铁路就是其中之一。对这条铁路的控股权之争是铁路历史上最后一场大搏斗。当时摩根和希尔是一方，哈里曼则是另一方，但在争斗之后，双方进行了合并，新公司控制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铁路干线。罗斯福就任总统后，新政府指控该公司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罗斯福曾如此描述当时情况：“在骑士案中，政府的职能受到了限制，之后一小撮银行家借此牟利，事实上控制了美国的整个铁路系统。” 18

在听取案情汇报后，最高法院采纳了政府的意见，裁定新公司损害美国利益，认定这是一桩非法合并。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持这种态度。《纽约时报》就认为这条铁路对其沿线各州的经济发展有益，它在的一篇社论中称：“在兼并后的铁路（由北方证券推动的）沿线的那些州和城市，现在都变得更加富饶和生气勃勃。” 19 不过新铁路的解体已在眼前。罗斯福政府中的反托拉斯人士赢得了这场诉讼。不过摩根继续以更大的热情推动其他行业的兼并收购，与政府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

拯救美国（第二部分）

1895年皮尔朋特·摩根参与的财政部筹资活动（增加黄金储备），受到了人们非议，之后，20世纪初的挽救证券交易所之举也让批评人士找到更多口实。当时，摩根正不断推动行业整合。在设立美联储这个问题上，摩根的影响力是政府最重要的考虑。1895年，摩根银行的资本只有700万美元，仅为财政部储备的7%。这么少的资金，摩根如何救援其他美国机构呢？这又给阴谋论者提供了弹药，他们以此为由说摩根领导的一小群银行家正掌握着美国的经济命脉。

20世纪头十年，股市恐慌和19世纪发生的并无两样。期间，首次股灾发生在北太平洋铁路逼空案之后。当时摩根和哈里曼联手在股市买入北太平洋铁路股票，买入数量比公司股本总额还高，借助这种操作，他们将在股市投机的卖空者赶出市场。卖空者离场后，市场恢复了活力。当时，纽约加勒庭国民银行的弗雷德里克·塔朋领导的辛迪加，提供了1500万美元，用以稳定股市，之后市场信心得到恢复。不过，在下一次恐慌发生时，摩根挺身而出，而且不经意间走到了战斗前线。

1907年，纽约的一家著名金融机构尼克伯克信托银行，遭到储户挤兑，之后关门停业。之后，人们发现银行总裁查尔斯T.巴尔尼，居然还在西部铜矿上进行投机，这个消息让储户大为惊恐，争相从银行抽离资金。该银行的一位董事曾公开声称：“尼克伯克信托公司绝无可能重新开张。”之后该事件在纽约迅速传开。人们对银行的信心立刻瓦解，股市崩盘也迅即爆发。在该董事发表声明后不久，巴尔尼开枪自尽。他的几位储户也自杀身亡。整件事情，虽然很悲壮，但和19世纪的其他恐慌相比，并无区别。

但摩根，这位美国最有权势的银行家，却拒绝对尼克伯克信托进行施救。开始时，他暗示可能会介入，但后来多次放弃救助机会，声称他不愿对该银行之前的糟糕管理负责。虽然他之前救助过很多银行，特别是信托银行。

之后不久，被称为“资本托拉斯”的小集团拼凑了2500万美元的救援款，其中大部分由罗斯福政府提供。这些钱被存放在纽约的大银行里，一旦有银行出问题，就会向该银行注入流动性。摩根、库恩-勒布公司的雅各布·希夫、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尔，以及国民花旗银行的詹姆斯·斯迪尔曼，都曾对罗斯福总统进行劝说，认为有必要以这种方式保持银行体系的完整性，也可以间接维护股市的稳定。这种操作非常成功，银行业危机得以平息。

在1907年的恐慌中，纽交所总裁向摩根求助，寻求帮助以确保纽交所还能开门经营。摩根对此迅速做出回应，筹集了2500万美元，使纽交所存活下来，人们对纽交所的信心也得到恢复。之后，摩根被各界称为金融体系的拯救者，不过针对他的批评也相当强烈，批评者声称整件事就是由这些银行家一手炮制，以获得优势地位，并从中牟利。

在美联储成立之后，这种批评也依然不绝于耳。由于没有中央银行，各银行只能指望私人银行家和自己的朋友作为“最后贷款人”，不过没人对此感到满意。当时，在财政部、银行和市场之间，除了权势熏天的私人银行家外，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充当桥梁。这场恐慌结束后，对私人银行家相互勾结的指控得到了各界的一致响应。若事实果真如此，那美国就确实受到了华尔街银行家的要挟。

历史轶事

人们在回忆1907年的大恐慌时，想起的主要是摩根对市场的救助。不过，当时还有其他救助者，只是没被公开宣传罢了。海蒂·格林——这位素有“华尔街巫婆”之称的女士，曾回忆过恐慌期间的一些事。格林是华尔街首批女投资人。当时她初涉社交圈，是一位华尔街知名操盘手的妻子。曾有报道说，她曾跟随当时的股市大亨，参与了逼空和之后的卖空交易，从中挣了大概1亿美元的财富。不过社会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她曾回忆说在股市下跌时，范德比尔特家族曾向她申请贷款。在拜访她时，他们还随身带来了一箱家传珠宝，作为担保品。不过，格林声称自己对钻石和首饰并不了解，没有接受这些担保品，也拒绝了他们的贷款请求。范德比尔特家族读到这一报道后，他们迅即宣称报道不实，并要求报社公开刊登他们的否认声明。没人能确保故事的真实性，毕竟格林在回忆该事时已是70高龄，记忆力已开始下降。

在她丈夫去世之后，格林变得更加古怪，她自己一人租住在新泽西州霍博肯市的公寓中。她认为丈夫是被别人毒杀的，之后就在床头绑了一把手枪，一旦有人在她睡觉时打开卧室门，她就准备开火。

对摩根批评声音最强的是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拉福利特，他是一位对美国金融体系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进步人士。他声称这件事就是由摩根一手炮制，早期承诺对尼克伯克信托银行进行援助，之后却收回承诺。借此，摩根让另一家信托银行纽约信托公司遭受挤兑，这直接导致恐慌爆发和其他挤兑行为。不过这家信托公司的结局却有所不同。财政部长乔治·科特里欧和主要的银行家在曼哈顿会面后，拼凑出一笔救助资金。在进行了密集磋商后，纽约清算委员会的主席出面，向各界宣称：“我认为现在已很安全，可以说即使是最小的金融机构，现在也不会在遭受尼克伯克信托公司那样的遭遇，这是自恐慌以来我首次感到乐观。” 20

当时，整个银行体系都准备进行救援，这些银行家说服了科特里欧，让他相信如果他能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就可以为整个体系提供稳定性。不过除非附属条款得到满足，否则他们不会进行救助。这群银行家之后到华盛顿拜访财政部长时，谈及的条款中就有摩根的要求。摩根要求买下田纳西州的煤矿、铁矿和铁路公司股权。这些股票当时是由摩尔·施莱银行持有，当时这家著名的华尔街证券公司正处于破产边缘，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公司就会破产。摩根建议从它手中买下这些股票，这也能救它于危亡之际。由于交易可能涉及反垄断条款，到华盛顿游说就很有必要。田纳西煤矿可以为美国钢铁公司提供大量富有价值的资源，不过摩根却担心来自政府的反垄断报复。摩根的代表说服了科特里欧，认为交易并无特别之处，而且还可以稳定市场。罗斯福总统当时并没参与这次会谈，不过之后写道：“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对这宗交易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很快就改变了想法。

在这场恐慌中，摩根作为交换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不过，这宗交易为那些揭黑者和对华尔街持批评态度的人提供了抨击素材。提供中央银行的服务是一回事，进一步巩固钢铁托拉斯并从中牟利则是另一回事。从证券公司购买田纳西州煤矿的对价是4500万美元。不过对它的市场评估价则高达10亿美元。 21 这宗交易无疑十分划算，不过它的后遗症很快也开始折磨摩根。罗斯福总统随后下令对美国钢铁公司展开反托拉斯调查，而且该调查持续了数年之久。

同时，国会的另一个调查组抛出的证据，也对摩根不利。这个调查组，就这宗交易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佳吉·阿尔伯特·加里，进行了仔细询问。对他的质询最后归结于一点：如果这桩交易如加里所说，对摩根毫无益处，那是否有其他人从中受损？对田纳西州煤矿的救助是摩根独自承担的。加里的回答，采用了标准的“摩根救国论”：“摩根先生是这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挺身而出，拿自己的钱挽救其他银行或证券交易所，或者其他机构，以制止恐慌和阻止混乱，他将用自身信誉帮助那些深陷危机的金融机构。” 22

在恐慌中倒下的第二家大信托银行，是纽约信托公司。它当时也是田纳西煤矿的大股东之一。如果想自救，就只能出售田纳西煤矿股权。在最终报告中，委员会对摩根在这场恐慌中的作用做了如下结论：乔治·帕金斯作为摩根的合伙人，一手策划了信托银行的挤兑事件，这导致它们不得不将手中的持股售出。这个结论和拉福利特之前做出的结论相符。随后，在1911年，司法部起诉了美国钢铁公司，指控它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它该如何判决在十年之内都没有定论。

将美国从结构性缺陷中挽救出来，对摩根来说，既有利也有损。不过兼并收购仍是他的专长。在缔造了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后，他将注意力转至通信领域。

电话行业是革命性创新的典范，它是由发明家而非商人创造。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1884年成立公司，当时主要提供长途电话服务。由于缺乏资金，贝尔无法扩展业务，只能授权其他小公司做自己的特许经营商。

从1907年开始，摩根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尔就联手吸纳贝尔公司股票，以取得其股权。之后，他们取代了基德银行，成为贝尔公司的主办行。不过即使如此，基德银行也仍参加了数年之后为AT＆T公司发售证券的辛迪加。这些银行家对AT＆T的一大改变就是将西奥多·威尔塞入董事会，并在之后让他成为公司总裁。威尔是一位冷酷无情、精力充沛的高管，在接下来5年中将公司产能翻番，让AT＆T成为通信领域的实际垄断者，并让公司的运营实力更为雄厚。

基德-皮伯第公司当时位于波士顿，首席合伙人罗伯特·温莎意识到自家公司无法满足AT＆T的扩张计划后，就主动让贤，此后摩根银行就成了AT＆T的主办银行。罗伯特找到摩根银行和库恩-勒布公司，希望两家公司能利用自己的纽约银行身份为AT＆T公司融资，当时，他已意识到这将让他丧失该公司首席银行家的身份。

摩根银行和AT＆T公司的合作，是20世纪投行史中的一段佳话。J.P.摩根公司在1934年成立自己的继任公司摩根士丹利后，AT＆T也成了新公司的主要客户，直到1984年该公司的行业垄断被打破。尽管这不是摩根的主要成就，但它却成为公司最长久的大客户。

为维持J.P.摩根银行的成功，公司需要不断寻找新合伙人。1910年，摩根邀请托马斯·拉蒙特作为公司的合伙人，这成了他最英明的选择。拉蒙特是一位卫斯理公会牧师的儿子，1892年从哈佛毕业后，他到纽约做了一名记者。之后，在金融界的诱惑下，他离开了记者行业，到“银行家信托公司”工作，这是由纽约几家主要银行组成的信托银行——当时这些“私人银行”认为“信托银行”正在抢他们的客户。作为银行的秘书和司库，拉蒙特学到了很多宝贵经验，并亲眼目睹了信托类银行给私人银行带来的竞争。

工作数年之后，拉蒙特转投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该银行当时是由乔治F.贝克尔领导。不久之后，他被银行指派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他在银行内的前途也一片光明。不过1910年，J.P.摩根邀请他出任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如果拉蒙特接受邀请，他将成为摩根银行最年轻的合伙人，当时他才刚刚40岁。摩根之所以向他发出邀请，主要是因为乔治·帕金斯因操纵田纳西煤矿交易而受社会各界严厉批评，他不得不从公司辞职另谋出路。拉蒙特将成为摩根银行在未来数十年中最宝贵的财富。在皮尔朋特的儿子和继承人杰克领导下，他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皮尔朋特的晚年充满了跌宕和戏剧色彩，这种情况是摩根家族在数十年来的银行经营中不曾遇到的。不过并不是所有事件都未曾预料到。一些重要的政治发展趋势正在酝酿，这将挑战摩根银行多年来对美国银行业的控制。在1907年的恐慌事件发生之后，对是否成立新的中央银行就有一些非正式讨论。这些会议是在佐治亚州杰基尔岛的一个私人领地上进行，这个小岛素以接待百万富翁出名。当时支持成立中央银行的力量逐渐变大，不过如果银行家们不参与的话，那成立中央银行的计划就不大可能取得成功。

在中央银行的形式和功能上，杰基尔岛上的讨论有很大分歧，不过当时在华尔街惹起最大争议的是，1912年国会对“资本托拉斯”举行的听证会。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查尔斯·林德伯格挑起了这一系列听证会，不过听证会最后却被大家称为“普约听证会”，以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阿森尼·普约名字命名。在州和联邦两级政府举行的反垄断立法会上，国会最后将目光聚焦到大型行业巨头背后的金融家身上。林德伯格将这些金融家称为“资本托拉斯”。这个名字也成为摩根、国民花旗银行的乔治·贝克尔、第一国民银行的詹姆斯·斯迪尔曼、库恩-勒布的雅各布·希夫、李·希金森银行的亨利·李·希金森、基德-皮伯第银行的弗兰克·韦伯斯特和罗伯特·温莎的代称。

如果是在平时，获得这个称谓是银行家的骄傲。而在当时那个充斥着强烈进步思潮的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调配信用资源的卡特尔，将会招来政治麻烦。不过林德伯格和普约在这场调查中都没充当主角。这一角色留给了纽约的萨缪尔·昂特米尔，委员会的法律顾问。

委员会质询了纽约和芝加哥的很多银行巨头。大部分人对政治的关注都不太适应，更不用提这种政治困境了。他们代表的是私人银行，所以对在公开场合谈论银行业务和业务关系颇不自在。当轮到摩根接受质询时，参议院走廊上挤满了人。普约很快就对摩根展开了攻势，提出了很多质询，不过摩根也迅速做出了回复，虽然他的回答并非都详尽。昂特米尔，留着一撮胡子并在翻领上系着一朵鲜花，既仪容威仪又显得相当高贵。他向75岁的摩根抛出了大量问题，主要是摩根实际参与过的各种各样商业合并，从保险公司到铁路公司再到银行业本身。在这场质询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是：摩根显然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他却拒绝承认这一点。摩根和普约在听证会上展开了暗中较量，只要时间允许。

在询问是否存在资本托拉斯时，摩根予以了否认——虽然确实存在。昂特米尔则用摩根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控制来引出讨论。 23

问：假定你是银行业和信托公司的老板，或者说你控制着它们，现在如果有人想涉足钢铁行业，你明白它将与美国钢铁公司进行竞争。那你有义务确保美国钢铁公司不陷入破坏性竞争吗？

答：不，先生。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问：那你的意思是欢迎竞争？

答：我欢迎任何挑战。

问：竞争越多越好吗？

答：是的。

问：你的意思是当一个人拥有巨大权力时就会欢迎竞争。比如你，你承认你曾拥有，对吗？

答：我不认为自己拥有这种权力。

问：你一点也没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权力？

答：是的，我没有感受到丝毫权力。

这种方式的问答没有为昂特米尔提供任何信息，他也没找到任何可以指责资本托拉斯的凭证。实际上对资本托拉斯的指证，并不是这些银行家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而是摆在委员会面前和在听证过程中宣读的统计数据和事实依据。资本托拉斯不是人们的虚构之物，它是由一小撮银行家组成的小集体。这个小集体在货币和信用创造上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摩根的进一步证词中，他曾做了一个声明，不过这个声明却让经济学家和诸多银行家深表怀疑。在昂特米尔问及贷款如何发放时，他如此发问： 24

问：贷款多少是否根据举债人的资产实力来决定？

答：不是这样，先生。

问：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答：是的，先生，没有丝毫关系。

问：这么说纽约银行业将拥有同样的标准。如果你控制这些银行，你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决定它们的贷款，那之后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你口袋中的钱，对吗？

答：我认识不少人，其中有一部分商人，他们的信用毫无瑕疵，可以从我这里借出任何数额的贷款。

问：你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觉得他们背后的财力足以支持他们借款吗？

答：不，先生。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的人品！

“金钱不会创造信用，信用也不会创造金钱”是19世纪一个离奇的银行观念。在这个观念支配下，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将个人声誉置于信用之上。摩根对金钱和信用之间关系的否定，虽然并不完全可信，但却削弱了19世纪和20世纪银行观念间的联系。摩根进一步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个人的人品，那他即使是拿基督教契约也不会从我这儿借到一分钱。”

这番言论除了成为听证会上的谈资外，没有产生其他影响。当时，美联储即将设立，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控制货币和信用供应。

普约听证会是皮尔朋特·摩根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数月之后，他在意大利旅行的途中逝世。这场听证会看起来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他的死因并没有公布，不过他当时的身体机能失调可能是主要诱因。皮尔朋特多年来一直在长胖，不过他却拒绝调整饮食或参加体育锻炼。当他儿子杰克开始进行长期的壁球锻炼时，他曾说道：“如果我是他，我才不这么干！” 25 在罗马旅行期间，他在睡梦中过世，之后他的遗体被运回美国安葬。为了纪念他，纽约、伦敦、罗马和巴黎等地同时举行了他的追悼会。罗马教皇在听到摩根的死讯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哀悼之情。在他下葬那天，纽交所闭市一天以示哀悼。

摩根生前一直否认的权力在这时得到了全面展示。在公布遗产时，大家发现他的财产有68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他多年来一直收藏的各类艺术珍品。安德鲁·卡内基在得知这个数字时，曾评论说：摩根其实并不是特别有钱。不过皮尔朋特·摩根的权杖交到了他儿子杰克手中。之后，在杰克的管理下，家族生意又延续了30年。

普约听证会和摩根的去世在时间上有某种巧合，这让托马斯·拉蒙特相信正是这场听证会导致了摩根的去世。他曾在之后写到：“昂特米尔律师，现在扮演着地区检察官的角色，将摩根先生当做指桑骂槐、肆意指控的攻击对象。这位律师置清楚的证词于不顾，只为自己的主观论断搜寻证据，而从不发掘事实真相……在他的报告中，都是他的主观论述。” 26 普约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资本托拉斯”确实存在，不过它只是一个非正式团体，而非由一群蓄意控制金融体系的阴谋家组成。资本托拉斯虽是非正式机构，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跟正式机构并无区别。在这位最具权势的银行家去世后，美联储正式设立，以控制国家的货币供应和金融信用。

延续辉煌

杰克·摩根是摩根家族的法定继承人。出生于1867年的杰克，在哈佛大学受教，毕业于1889年。和盛气凌人的父亲相比，他更温和，也更善于谋划。不过皮尔朋特却认为儿子过于软弱，无法应对商场上的残酷竞争。

大学毕业之后，他到欧洲旅行了6个月，之后他返回美国加入了家族银行，在波士顿地区作为J.S.摩根银行的地方代表。一年之后，他料理了个人婚事后，搬到纽约直接为他父亲工作。和其他人一样，杰克也有点怕他父亲，皮尔朋特很容易发怒且有躁郁症。尽管生活在父亲阴影下，他还是很快就熟悉了家族生意。

在25岁时，他就已成为摩根银行所有机构的合伙人，之后他被父亲派往伦敦学习业务运营中的国际事务。从那时起，他逐渐掌握了皮尔朋特的所有交易。他是家族毫无争议的继承人，和他父亲一样，在度过一段学徒生涯之后，就接手了家族生意。由于摩根家族数代单传，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须继承家族事业。不过，杰克的脾气比他父亲温和。他不会像父亲那样为自己私人游艇为“海盗号”，皮尔朋特曾如此称呼自己曾在上面实施数次秘密交易的游轮。在处理生意时，杰克就是摩根家族的代言人，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他将自己名字中的“小”（Jr.）去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针对“资本托拉斯”的批评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路易斯·布兰迪斯、艾达·塔贝尔和其他人纷纷出书针砭银行，批评银行对金融业的控制和与大公司之间的相互勾结。普约听证会揭露了纽约几大银行合伙人互兼董事的情况。摩根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合伙人在100多家公司中任职，并取得了多达340多个董事职位，控制的公司资产高达220亿美元。 27 这只是纽约三大银行的情况，还不包括其他资本托拉斯成员。

显然，美国的金融体系当时正由一小群人垄断。这群人之间是否有勾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确实实行了垄断。不过普约听证会并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证券法案或银行法案。不过却产生了一步反托拉斯法案，也就是1914年通过的《克雷顿法案》，该法案是为了限制互兼董事等现象。不过讽刺的是，正是这群揭黑者（特别是布兰迪斯）的喧闹导致了他们20世纪20年代初在最高法院的挫败。

战争期间，对银行卡特尔的抗议暂时平息。1911年，美国烟草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缔造的垄断机构被下令肢解，之后美联储设立，《克雷顿法案》也得到了通过。不过揭黑者继续发表自己的攻击性言论。伍德罗·威尔逊在1912年被选为总统，他上任之初就宣称自己将继续前任的反垄断大战。

摩根银行在战争期间最著名的行动是为英法两国打包发行5亿美元债券，也就是所谓的“英法战时贷款”。不过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指控美国钢铁公司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这让摩根银行得到了额外关注。这个案子在法院争执不下，它最终的判决却对摩根帝国来说是生死攸关。

1920年，最高法院对美国钢铁案进行了最后裁决。政府声称自皮尔朋特20年前买下卡内基钢铁公司后，该公司就成了行业寡头。不过最高法院的裁决却不支持这个论断。自提起诉讼以来，政府任命的两位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麦克雷诺兹和路易斯·布兰迪斯，都因利益冲突回避这件案子。麦克雷诺兹作为司法部的总监察官，提起了多起诉讼，而布兰迪斯也在摩根运营的企业空谈了15年之久。

最终的结果对美国钢铁公司有利，法院以4:3的票决，裁定美国钢铁公司并没有达到政府声称的那种垄断，而且它的行业影响力正在减弱而非加强。这意味着法院认为它是一个好托拉斯，而非坏托拉斯，意即虽然违反了托拉斯法，但它带来的益处却远超危害。在垄断指控上，美国钢铁公司和摩根都得到了昭雪。

布兰迪斯在得知这个裁定后相当不快，抱怨说这个裁定将允许资本家控制美国50%的钢铁行业，并通过它的广泛资源控制行业贸易。 28 摩根对此大肆庆祝，而布兰迪斯和其他进步人士则不得不等待时日，静候另一场判决。

历史轶事

一战开始时，英国驻美大使拜访了摩根，进行紧急磋商。虽然还不知道英国在这次战争中需要多少资金支持，但大使仍需要明确一件事：杰克·摩根是否愿意全力支持英国？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要求，毕竟他父亲曾是英国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特别是在巴林银行于1890年倒闭之后。摩根的回答相当简洁：“全力支持！”

摩根给予了口头承诺，而没有签署任何书面文件。英国政府接受了他的承诺，他的银行也开始为英联邦筹措战争款项。1915年，杰克还安排了数额巨大的“英法战争贷款”。这件事极大提高了他的声誉。记者克林顿·吉尔伯特曾写道：“由于缺乏他父亲皮尔朋特·摩根的卓越才能和英雄气概，很多人视杰克如无物，认为他只是依仗家族名气罢了，并且认为J.P.摩根银行已经不再拥有早前的地位。在皮克拉听证会披露此事后，人们的这种看法改变了。”

交易时代

20世纪20年代时，J.P.摩根又重新回到政治聚光灯下。新合伙人负责公司各项业务的运营，并在各个领域展示摩根银行的存在。乔治·惠特尼作为合伙人加入公司，并于30年代成为公司首席执行官。托马斯则在起草德国战后赔款的金融和经济条款方面起了很大帮助。爱德华·斯特汀纽斯是戴梦得麦琪公司前总裁，也在战时加入公司并负责公司的外贸业务。鲁塞尔·列芬威尔，公司的法律顾问和前财政部副部长，则作为一名国际金融专家在1923年加入公司。

当时，公司运营更多是依赖合伙人，而非公司。不管是合伙人个人还是合伙人集体都对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众多华尔街人士来说，这段时期短暂而又富有成果，特别是摩根银行的合伙人，还参与了德国战后赔款的讨论，进入到严肃的外交政策制定中。拉蒙特借此与法国首相和英国首相熟稔，同时也结交了其他政府人士。[此书分 享微 信wsyy5437]

当时，J.P.摩根银行挑出一些稳重保守的金融人士，给外国政府充当顾问。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参与什么债券承销或黄金操作。在这几年里，华尔街大腕还能享受战后政策制定和金融咨询服务的阳光。但不幸的是，这种蜜月期并没持续很长时间。这种关系一旦消退，就只能在数十年后才能重现。

20世纪20年代时，摩根银行又开始在其他行业进行并购整合，规模甚至可以匹敌当年的美国钢铁公司。对那些反垄断人士来说，美国钢铁公司的判决无疑是一大打击，但对那些期望进一步进行行业整合的人来说它则是一则福音。在1921年经济衰退之后，经济再度繁荣，市场资金充裕，可以支持很多新行业进行整合。由于摩根银行在这方面的实力，其他银行在该领域中与它的竞争微不足道。在雷曼和其他新公司建立零售业务时，摩根进入了美国资本最为密集的电力行业。20年代末时，摩根银行已成为美国电力供应的垄断者。

涉足电力行业对摩根银行来说再自然不过，毕竟数十年之前正是他们一手创建了通用电力公司。20年代是巨型公司不断诞生的十年，也因此被后人铭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展示了社会对电力的迅猛需求，很多企业家开始成立控股公司，收购那些规模较小的电力公司。

随后，他们形成了跨越州界和地区的电力供应巨头。其中最大一个是中西部电力公司，是由纽约地区托马斯·爱迪生的门徒萨缪尔·因苏尔在芝加哥创建。而在美国南部，詹姆斯B.杜克创建了南方电力公司（这是在他的美国烟草公司被司法部起诉后创建的公司）。当时，摩根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在那儿，他将爱迪生公司、新泽西公共事业公司和尼亚加拉莫霍克公司纳入旗下。这几家公司在1929年组成了美国联合电力公司。表面上看，这貌似是回到了皮尔朋特·摩根的那个时代：整合资本密集型行业，并从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和控股公司产生的投行收费中获利。

联合电力公司的总部并没有设在位于华尔街23号的摩根银行总部。1927年后，银行可以承销股票，这是之前不允许做的。1927~1929年间，摩根银行只有少数几笔权益类承销，而联合电力公司则是其中之一。对摩根银行来说，权益类证券承销是一个新领域，不过摩根银行并没有采用传统的行业运作方式。在发售该股票时，公司并不是针对普通客户，而是从客户中挑出优先名单（大都是他们的朋友和伙伴）来定向发售。股票的销售成本很高，而且摩根银行没有向客户收取交易佣金。当时，股票市价较发售价格高出很多，客户可以套现获得一个相当不错的收益。而J.P.摩根则从原始发售中获利，向联合电力公司旗下的公司收取承销费用。

总的来说，发电行业是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它们拥有足够资本来进行行业整合。联邦贸易委员会曾报告说因苏尔的公司、摩根的公司以及电力债券和股份公司，控制了美国超过50%的电力供应。如果1929年大萧条不发生，对电力托拉斯的指控会来得更早。在20年代的繁荣期内，美国电力联合公司并不是摩根参与的唯一大型交易。他曾整合了数家食品公司组成“标准食品公司”，也帮忙创建了阿里芬尼公司。这家公司出自于克利夫兰地区范·斯瓦林根兄弟的智慧之手。俩兄弟举止怪异，但最后说服摩根银行的合伙人为他们的“现代铁路王国”融资，不过该公司负债过度，在俩兄弟过世之后就土崩瓦解。这件事是对当年皮尔朋特控制美国铁路行业故事的翻版，不过俩兄弟在20年代这么做看起来就过时了。

阿里芬尼公司作为金融风险范例，在皮克拉听证会上，被单独挑出，给摩根带来了诸多指责，其实这项交易本该在大萧条初期完成。不过美国联合电力公司一事则向大家充分说明了：即使在杰克和新合伙人领导期间，皮尔朋特构建帝国的传统思维也没有完全过时。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新闻报道中，电力问题只能屈居次席，当时社会的主要焦点在股市的涨跌、禁酒令和有组织犯罪上面。不过在平静的表象下，一场金融家、监管者和美国电力供应大亨之间的战争正在逐步升级。摩根公司在这件事上起的作用值得特别关注。从早年开始，通用电力公司就和摩根公司交好，并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只要有融资需要，就会交由摩根银行打理。不过山姆·因苏尔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恶名，尽管他的企业效率极高，赢利极佳。他的帝国在股灾中瓦解，由于皮尔朋特参与其中，所以瓦解原因就不难理解了，他的帝国在短期内土崩瓦解和数十年前亨利·威拉德的故事极为相似。如果是和杰克·摩根做业务，那可能就不会如此了。

为防止收购，因苏尔对他持股的公司进行金字塔式的控制，以使自己控股的公司能控制这些公共事业公司。为完成这种控制，他从银行借了大批贷款，最后他的控股公司杠杆率如此之高以至于有可能孤帆灭枭。

股灾发生后，他的帝国开始分崩离析。因苏尔决定向银行求援。当大陆伊利诺伊银行邀请摩根和其他纽约银行一道加入救援团时，因苏尔貌似可以拯救他的帝国。不过这些银行家要求因苏尔将他控股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担保。这个要求一旦被满足，因苏尔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公司在纽交所交易的公司股票在1932年暴跌，债权人纷纷抛售股票以求资金安全。因苏尔逃亡希腊，以躲避各界对他的指控，并在国外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他返回美国时，已经没人再指责他的过失了，不过他的控股公司也早已成昨日黄花。他的帝国已然不在，被掌控在借款人手中。而且，他的所作所为让他成为美国人眼中最邪恶的人，尽管罪行并不是特别突出。

股灾爆发时，J.P.摩根银行貌似又回到了“海盗年代”。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其他银行都建立起了强大的证券部门，特别是纽约花旗银行，但摩根银行仍是美国金融界毫无争议的领袖。该银行的客户名单就是美国主要公司的花名册，而且它的合伙人也是各领域华尔街上的头面人物。在杰克·摩根上任20年后，他终于被大家认同，公认他是皮尔朋特的合格接班人，尽管他对公司的控制没有他父亲那般独裁专制。当股灾发生时，人们对摩根银行领导的救援团将会伸出援手，就像它在1907年做的那样，没有丝毫怀疑。

1929年秋，最初股市下跌时，人们最初认为这是高价股的必然结局。不过当股价在10月第三个星期继续下跌时，恐慌就开始了。10月24日这个黑色星期四来临时，股市在一天之内狂跌了7%。当天中午，纽约银行家开始会面，商讨如何阻止市场的狂跌。参加会面的有摩根银行的托马斯·拉蒙特、大通银行的阿尔伯特·魏琴、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歇尔，以及第一国民银行的小乔治F.贝克尔。他们的对策和当年相同：他们将拿出1.3亿美元以稳定市场。这批资金将用来购买部分股票以防进一步下跌，这将阻止股市的整体下挫。不过他们低估了市场崩溃的程度。这将是一场股灾，而非平常的市场回调。

历史轶事

1929年10月，J.P.摩根银行决意托市的行动在纽交所大厅得到了热烈欢迎。股灾之后，这已成为安抚市场的行之有效措施。以歌曲《狂欢》而闻名的歌舞杂耍喜剧演员艾迪·坎特在股灾中损失惨重，但他却能客观看待整个事件。在股灾之后发行的一本名为《头寸短缺：哭泣的华尔街》的小册子中，他曾回忆在市场逐渐明朗后和朋友的一次谈话：

当我听到市场反弹的消息后，我对一个著名的词作家说：“好了，杰克，我们现在安全了。情况正在好转。洛克菲勒们正在买进，银行家们也开始支持市场。”

“老天慈悲”，他叹息着说，“昨天我已经死去，不过今天他们让我回魂转世。”

他提到的这位词作家是欧文·柏林。欧文当时是在大西洋航线的库纳德航轮上，他从一位自由经纪人那里买入股票并进行交易。和其他名流一样，他俩都在这次股灾中损失惨重。

为稳定市场，第一笔公开买单是买入美国钢铁公司。该指令是由纽交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在交易所大厅亲自下达。他是摩根银行的合伙人乔治·惠特尼的兄弟。其他的购买标的还有阿纳孔达铜矿公司、通用电气公司、AT＆T公司，以及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这些都是摩根银行的关联公司。最初，行动貌似很成功：市场平静了几天。不过之后，市场就继续螺旋式下跌，这种不断增大的压力也迫使很多保证金账户平仓，在此过程中血洗了数以千计的投资人。市场在之后的几个月中下跌了50%，大萧条也随之而来。

J.P.摩根银行也无法再进行任何救助。经济总量变得如此之大，市场中的投资人也如此众多，以至于仅靠某个银行集团的精巧操作已经无力回天。摩根银行强大的外壳上出现了裂纹，不过更大的麻烦还在后头。

诉说一切

1933年发生的事对杰克·摩根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首先面临的是皮科拉听证会，这是针对股灾原因的调查。不过这个听证会和随后的立法相比时间很短。在罗斯福上任的最初几个月内，立法程序迅速启动并快速通过。摩根银行开始面临历史抉择，而这种抉择将改变公司合伙制性质，并会改变摩根银行的形象。

普约听证会之后的20年对摩根来说，是一段极度繁荣的时光。经济强劲，反托拉斯情绪也开始减弱，之后，美国各行各业都开始进行行业整合，以形成各个行业的寡头。投行业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不过在1930年后就开始明显减少。股灾让少数传统银行，比如J.＆W.塞利格曼银行开始反思自己的商业策略。不过对大部分华尔街银行来说，都没有丝毫改变。当时，社会上充斥着一种看法：股灾是猖獗投机和华尔街根深蒂固的贪婪所致。

短短四年中，民众对华尔街的态度就发生了明显转变。1928年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离任时，还曾说当时是购买股票的好时机。但在1932年，企业发行股票就被认为是公然欺诈，即使对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来说也是如此。社会的强烈批评导致了对银行业和证券业的激进立法，将两者彻底分开，于是“华尔街银行家”就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称呼，银行家们在证券业占主流的华尔街只能做银行业务，那还能称之为“华尔街银行家”吗？。

在罗斯福政府炮制《证券法案》和《银行法案》时，皮克拉听证会也在同时进行。《银行法案》或者说更为出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震惊了整个华尔街，之前实施的任何法案都没能像它这样对整个行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国家经济危机之时通过的这部法案，在打破资本托拉斯方面远比之前任何一部反托拉斯法案更有效。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针对的是整个银行业，但摩根对银行体系的控制无疑是它背后的源动力。这部法案让很多私人银行家的地位受到撼动，不少银行家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银行经营策略。这其中的一些条款让它成为银行业最富争议的法案。除了为银行客户提供存款保险外，批评者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该法案还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法案明确规定，任何商业银行都不能参与证券业务。矛头直指私人银行家，在他们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证券承销和为企业客户提供咨询服务而得。如果他们想经营证券业务，那就必须放弃商业银行业务，反之亦然。银行家们可以任选其一，但不能两者兼营。

华尔街将发生重大变化。银行家们确信在这部法案中看到了路易斯·布兰迪斯的影子，这部法案无疑烙上了他20年前所写理论的烙印。当时，他宣称银行家们使用其他人的钱来承销证券，并借此进入各公司的董事会。尽管新法案受到了某些质疑，但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楚，这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将不容忽视，即使是那些最有权势的银行家也无法幸免。杰克·摩根对这部法案相当愤怒。罗斯福家族就是摩根家族的祸星。杰克·摩根曾不止一次抱怨说：“该死的罗斯福家族！” 29 20年前，他父亲曾被这些事搞得狼狈不堪，愤怒不已。如今，他对罗斯福新政也毫无应对之策。杰克·摩根有一年时间来考虑如何应对。他未来的事业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呢？

除了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外，其他私人银行都关闭了公司的证券部。塞利格曼则将投资管理作为自己的最佳选择，其他那些货币中心行如国民花旗银行、第一国民银行和大通银行则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他们剥离了公司的证券部，而这些被剥离的机构则成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后的第一批投资银行。

而摩根银行，则出乎众人意料，选择了商业银行业务。显然，他们认为罗斯福新政将是短期行为，他们将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划归到新成立的摩根士丹利公司。这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一旦法案废弃，摩根士丹利将立即恢复J.P.摩根银行称号。摩根银行的合伙人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而且它的资本也是由J.P.摩根银行提供。很明显，他们期望能等到罗斯福新政气数耗尽。不过这却被证明是对政治气候的明显误判，也让摩根银行未来走上了下坡路。

摩根士丹利是由哈罗德·士丹利，一位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和杰克·摩根的儿子亨利·摩根共同领导。公司其他三位合伙人也是前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当时，没人怀疑新公司是J.P.摩根银行合法规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产物。摩根士丹利很快就承接了原摩根银行投行部门的客户，在1935年开始经营，就像这些法案从未推出一样。这个事情和20年前最高法院下令肢解标准石油公司一样，尘埃落定之后，标准石油仍是石油行业的寡头，而约翰D.洛克菲勒比之前更为富有。没人怀疑现在会发生同样的事，不管新法案如何要求。

讽刺的是，摩根士丹利正式成立之日，所有合伙人都走到一起拍了一张合照，但杰克·摩根和亨利S.摩根则没有出席，两人当时都去打松鸡去了。他们显然认为这不是一个重要日子，不值得打扰他们的娱乐活动。 30

第二部立法通过时，整个行业更是被伤口上撒盐。表面上看，《证券法案》相当温和，不过是要求那些首次发售证券的公司到政府机构进行登记，当时的登记部门是联邦交易委员会。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是对华尔街投行行规的颠覆。在股票和债券承销方面，多年来行业沿用皮尔朋特·摩根的思维：私人关系是投行业务的基石。要求企业到政府注册是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私人领地的侵犯。同时，政府还要求他们采用标准会计准则来做财务报告。而过去，由上市公司做简单的财务分析报告已足够。如果银行家信任企业，那为什么还要如此繁文缛节地麻烦呢？

皮克拉听证会上不断披露出来的事例提供了答案：企业高管和投资银行家都不值得信任。听证会曝光了很多企业高管和银行家忽视最基本的尽职调查的案例。简单地说，他们未能负责任地检查客户的财务状况。

萨缪尔·因苏尔那个高杠杆的公共事业帝国就是一例。李·希金森银行对它最大的客户之一瑞典的瓦伊·克鲁格公司的财务状况视若无睹，最终导致该公司覆灭，并对美欧投资人产生重大打击，就是一个极其恶劣的案例。《证券法案》根本性改变了美国投行业的公信度。企业财务报告现在需要接受公众审查，或者说是投资人的审查，华尔街需要接受时代的变化。之前那些只对某些企业和银行家公开的信息现在有了更高的透明度。

皮克拉听证会对摩根银行并不手软，对其20年代的私人银行业务进行了大量披露。鉴于摩根的行业地位，皮克拉在会晤私人银行家时，首先面谈了杰克·摩根。而摩根和其他银行家的披露，向大家展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国家利益因他们受损，但银行家们却毫无愧疚。

皮克拉详细查看了优先投资人客户名单，发现这些客户在阿里芬妮和联合公司发售时，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从摩根那里买到了承销股票。同时，摩根还向其他纽约银行大佬提供私人贷款，这说明摩根试图控制这些资深人士，手段则是根据个人好恶来授予贷款。不过披露更多的则是J.P.摩根银行并未披露自己和企业的财务报告，而且也从未打算这么去做。在贷款上，他们维持皮尔朋特最初的做法：如果企业家信誉良好，那他的自述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进行核实。同时被披露出来的还有摩根银行合伙人在过去数年逃税的事。

皮克拉听证会让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头疼不已，对杰克·摩根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折磨让他们觉得抛弃证券业务而转从商业银行业务是明智之举。当时，他们还未完全理解该决定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行业快速变化之时。当时，距国会随后通过《证券法案》只有一年的时间。这部法案对华尔街的影响，比之前两部法律更大，因为它对股票交易设定了一系列监管细则。尽管这些股票交易细则对摩根银行和摩根士丹利都没有产生任何不利影响，但随后却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却是罗斯福试图控制市场的具体表现。现在不仅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有新的监管细则，并且还有潜在的监管者监督。之后，在华尔街挣钱变得比之前任何人想象的都难。

继承传统

摩根士丹利捡起了J.P.摩根留下的业务，开始为公司传统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新公司和原公司在很多方面都如出一辙。摩根士丹利既不向客户提供研究服务，也不向公众出售证券。事实上，它做的唯一业务就是给其他机构分配证券，让这些机构再做零售分销。整个运作是经典的投行批发业务，并不需要很多人手，但对商业人脉和社会人脉要求极高。摩根士丹利早期成立时的700万美元资本确实较少，和摩根40年前进行黄金投机时动用的资金一样多。

皮尔朋特·摩根曾声称在他那种银行业务中个人人脉是首要考虑。20年后，摩根士丹利也沿用这种思维开始自己的初期事业。当然，没人会说摩根士丹利资本充裕……不过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公司也一如往常，照常经营。

在1933年《证券法案》通过后，很多华尔街承销商进行了罢工，拒绝按照新指引规定承销证券。相反，他们帮助客户进行私募发行，这些债券无需登记注册，因为他们是私下里出售给客户的。

历史轶事

1936年，J.P.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再次站到了证人席上。当时美国曾有一本极为畅销的新书，名为《通向战争之路》。民主党国会议员举行了听证会，就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由进行调查。根据这本书的说法，也就是作者沃尔特·米里斯的观点：美国当时被拖入战争是因为银行家的利益。摩根当时充当了英国政府在美国的采购代理，负责为它提供战争物资供应。1915年给英国和法国的贷款就是帮助这两个国家偿还购买的物资，以及银行家的利润。正如米里斯所写：“物资源源不断流出，带来的则是国内的繁荣，美国因此被绑上了协约国的战车——协约国的胜利就是美国的胜利。”这个追查参战缘由的委员会名为“奈委员会”，以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P.奈命名。在听证会中，曾有一次，杰克·摩根就坐在他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身旁。当时，后者正准备回答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摩根则显得有些懒散，且有些精神恍惚。而当拉蒙特指出，金钱是罪恶之源时，摩根打断了他，并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不是说金钱是罪恶之源，而是说对金钱的热爱才是罪恶之源。”

听证会并未能证实米里斯的这个观点，之后就黯然收场。

这种反抗没什么意义，因为在大萧条期间新证券的发行本来就处于低谷。而且这会招致政府的敌意，虽然司法部门不得不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清算投行业的旧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J.P.摩根银行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公开上市，变身为公众公司。这结束了该朱尼厄斯·摩根和乔治·皮伯第之前设立的合伙制模式。促使公司做出这个历史性决定的是它对资本的渴求。公司的三位资深合伙人杰克·摩根、托马斯·拉蒙特和查尔斯·斯蒂尔，都逐渐老去，而他们去世后，银行的资本将会被抽走。除此之外，公司资产也因税务因素从1.19亿缩水到3900万美元，摩根银行意识到自己无法再保持合伙制，也无法恢复到从前那种局面。 31

在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证券法案》抱怨数年之后，合伙人一致同意进行前所未有的变革。公司准备上市，并由史密斯·巴尔尼投行负责承销，之后公司在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了发行登记，并向公众出售自己的股票。最后，在多年的讳莫如深后，公司根据法律要求公开自己的财务报告，成为了一家公众持股的公司。和布朗兄弟银行不同，在合伙人的安排下，公司卖掉了自己在纽交所的交易席位，断绝了和华尔街的任何联系，全心全意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存在。这一事件成为美国银行业的里程碑。

三年之后，在佛罗里达度假时，杰克·摩根不幸中风，享年75岁。各界授予他的哀荣和当年给予他父亲的一样。证券交易所休市一天，以示对他的纪念。尽管杰克·摩根未能将华尔街从1929年股灾中解救出来，但股市休市之举也是对他华尔街地位的肯定。他留下的摩根银行和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下来的已大不相同。在很多方面，现在的摩根银行只是它前身的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司法部发起了针对华尔街17家公司的诉讼，指控它们组成秘密辛迪加集团，以回避投行业务中的竞争。该案件被称为“联邦政府和亨利·摩根等人的对决”。政府的指控对象都是华尔街顶级承销商。

和摩根士丹利一道列为被告的还有库恩-勒布、史密斯·巴尔尼、雷曼兄弟、格罗尔·福根、基德-皮伯第、高盛、怀特-维尔德、伊斯特曼-狄龙、哈里曼-里普利、德崇、第一波士顿、狄龙-瑞德-布莱什、联合证券、斯通-韦伯斯特证券，以及哈里斯-霍尔。这次的指控对象不是资本托拉斯，而是华尔街顶级承销商。美国政府认为它们自1915年起，就密谋形成顶级承销商组成的承销团。并且司法部明确宣称摩根早就进入了它的视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不过负责主审此案的哈罗德·麦迪那，并不认可该指控。在查看了数千页证词和文件后，麦迪那数年后裁定政府缺乏证据。针对华尔街17家投行的这宗诉讼也予以撤销。之后事情的发展也支持他的裁定，不少被告很快就从证券发行排行榜中跌落。

摩根士丹利则在公司证券发行方面，继续保持自己华尔街领头人的角色，并成为AT＆T、美国钢铁公司、通用汽车以及国际收割机公司这类大企业的投资银行。事实上，它拥有的财富100强企业客户比其他任何一家都多。它也继续以原公司旗号经营一直以来就从事的投行批发业务——承销、并购和财务咨询服务。

这起指控凸显了摩根在承销业务的老大地位。1938~1947年间，摩根士丹利在企业证券承销方面一直名列榜首，紧跟其后的是第一波士顿、狄龙-瑞德和库恩-勒布。但它没料到50年代，公司的头把交椅居然被哈尔赛-斯图尔特公司夺走。该公司主席，哈罗德·斯图尔特，在政府起诉华尔街17家大投行案件中，充当了梅第法官调查华尔街运作方式的咨询顾问。诉讼期间，该公司暂时领先。

随后，摩根士丹利在50年代又重夺宝座，并在此后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直到它被那些资本实力更为雄厚、销售力量更为强大的新贵们超越。50年代末，承销领域已经出现竞争，但之后又花费了10年时间，美林、所罗门兄弟这样的公司才对摩根士丹利的证券承销业务产生实质性威胁。

丧失优势

二战后，摩根士丹利仍然是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牛市，为企业提供了大量融资机会，摩根士丹利的很多老客户都在发行新证券，以追赶繁荣发展的经济。当时，公司仍是华尔街老大，所以它要求客户将自己列为提供服务的唯一投行，也就是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导致了它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衰落。

期间，那些交易驱动型投行，比如所罗门兄弟公司、高盛公司以及美林公司则在承销业务上大举入侵。过去，这些公司在债券交易和零售方面就有所成就。现在，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全球市场更加紧密，而客户在外汇交易、欧债交易和贸易融资这类全球服务上的要求，也给它们提供了挑战摩根士丹利和狄龙-瑞德这类原有大牌的机会。

给企业提供的其他服务，也包括证券承销。而企业的财务主管很快就意识到多面手投行的价值所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华尔街零售券商在传统企业上获得了丰厚收益，这让摩根士丹利感受到了压力。直到70年代，摩根士丹利都未提供资产管理、证券研究和国债交易服务，之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当时，它仍靠承销和并购来获取业务。

摩根士丹利在承销业务上的能力在1969年为AT＆T公司发售巨额债券时得到了体现。当时，AT＆T公司为进行扩张，和摩根士丹利商谈发行一笔数十亿美元的证券。不过，由于公司是政府眼中的垄断企业，发行需要有所妥协，不能显得对认购者过于慷慨。

摩根士丹利的解决之道则颇为新颖。在债券发售的同时还提供了认股权证，认购人有权在未来将认股权证转换为普通股。这宗交易由摩根士丹利的罗伯特·鲍德温完成，项目完成后，仅债券筹资就达到了16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债券发售。这件事让业内津津乐道了一整年（1969年）。而当时正是华尔街的多事之秋——华尔街正处于后院失火状态，后台拥堵正折磨着证券公司，并导致很多公司关门了事。之后，摩根士丹利继续进行其他大型证券承销，为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发售证券，这两家都是老摩根银行长期以来的客户。

在这宗交易结束后，鲍德温就成为了摩根士丹利公司的CEO。鲍德温，这位普林斯顿的高材生，在70年代将摩根士丹利引入了行业主流。期间，他曾离开公司到林登·约翰逊政府出任海军部副部长，之后又带着经营摩根士丹利的雄心壮志返回公司。在他的领导下，摩根士丹利成立了很多之前缺失的部门。也正是在他力推下，公司从华尔街迁址洛克菲勒中心，将这家长期以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办公的公司迁至新的城市中心。他的作风和很多老合伙人不同，虽然当时他们有些还活跃在公司中。

70年代时，哈里·摩根的身份已变为有限合伙人，不过他对公司决策仍有最后发言权。但他当时已经日暮西山，影响力也开始削弱。当摩根士丹利发展自己的资产管理业务时，国际工人联合会找上门来，并带来了一笔很有吸引力的业务。联合会希望摩根士丹利替自己打理地产组合业务，这是美国最大的地产投资之一。这宗业务带来的管理费就足够诱人，不过最后合作告吹。哈里·摩根对其他合伙人说：“只要我还在世，公司就不会和联合会做生意。” 32 联合会就这样被摩根士丹利拒之门外，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尽管公司在1970年进行了改制，哈里·摩根的角色也受到了限制，但他在公司仍是一言九鼎。

公司制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确保那些老合伙人在退休时不会从公司撤资。而作为交换，公司创设了执行董事。在公司决意扩张前，摩根士丹利的执行董事已经多达20位。

70年代时，承销业务的竞争开始升温，摩根士丹利对此有了明显感受。IBM是摩根士丹利当时最为看重的大客户之一，也是它的蓝筹客户之一。1979年，IBM计划发行一笔大型债券，希望摩根士丹利将所罗门兄弟公司纳入承销团，作为联合承销商。如果摩根士丹利答应这个要求，那么在交易完成时，报纸上刊登的招股说明书顶端将出现所罗门的名字。而招股说明书顶端的位置是投资银行家们悉心维护的，绝不会在竞争中轻易放弃。摩根士丹利拒绝了IBM的要求，声称只有自己可以作为主承销人出现在招股说明书顶端。IBM不肯让步，于是将这宗交易授予了所罗门兄弟公司，而后者则邀请美林作为联合承销商。

对于老客户的背叛——使用其他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大为震惊。不过米已成粥，无法改变。那些依靠销售和交易建立行业声誉的新兴华尔街投行，现在开始公开抢夺老牌投行的客户。对摩根士丹利来说，客户的这种背叛未来更为普遍。为了避免重蹈库恩-勒布和狄龙-瑞德公司的覆辙，摩根士丹利开始进行全方位改革。

二战后的20年中，摩根士丹利仍保持着J.P.摩根时代的模样：不设任何销售机构。在承销证券时，公司总是通过辛迪加将证券分给其他公司进行销售，这也避免了直接销售带来的各项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讲，摩根士丹利仍是一家不折不扣的批发类券商，跟J.P.摩根的商业银行极为相似。

不过这种局面在70年代开始改变。起初，公司增加了机构销售部，之后又设立了一只小规模的零售队伍。1975年纽交所引入的“协议佣金”，让很多证券公司开始思考自己长期以来的经营策略。机构投资者提出了削减佣金的要求并得到了满足，新的体系迫使摩根士丹利放弃长期以来的分销做法，并首次进入销售领域。不过10年不到，它就发生了另一变化，这个变化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虽然业务变革推进较慢，但摩根士丹利在1974年进行的一宗交易被很多人认为是投行历史上的分水岭。它参与了历史上首个事先没有任何示警的敌意收购。公司建议国际镍铬公司收购ESB——一家电池制造商。由于承诺在这场收购中提供资金支持，摩根士丹利打破了投行界长期以来的做法，在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且未得到收购对象同意时，投行应置身事外。摩根士丹利建议国际镍铬公司以28美元/股的价格进行收购。不过ESB找到了高盛，让其充当白衣骑士，最后股票价格涨至41美元/股，并按照这个价格完成收购。这场对决也为未来十年的并购设定了交易主角。摩根士丹利在其中充当收购方的投资银行，而高盛则充当被收购方的投资银行。

20世纪80年代带来了更大变化，虽然当时发生的变化不像30年代立法那般广为人知，但这些变化却相当深刻，改变了投资银行一直以来的承销业务模式。

从世纪之交开始，股票和债券承销都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甚至《证券法案》也专门在发行程序中规定了这些要求。当企业发行证券时，它需要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并在最终上市前保持三周静默期。在此期间，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搜集各方面信息，以决定是否允许承销商推进该项目，同时主承销商也将在此阶段组织一个由其他银行组成的辛迪加，进行证券认购。证券最终正式发售时，承销商已为这宗交易建好了发行册，因为它在此期间已组织好了买家。通常，当静默期结束时，证券已发售完毕。

这种处理方式让投资银行大获其利，因为它们在承销结束之前不须投入任何自有资金，静默期结束前，它们给发行企业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由于大部分买家都已找好，它们只需要接过客户的钱，扣除自己的佣金后，将资金转交给发行方就好。数十年来，这种承销模式都未发生变化，资本贫乏的投行也可以在承销中大显身手，因为它们无需投入自有资金，更无须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静默期的存在，让很多公司不需要具备大量资本，这对很多承销商来说都颇为合意，其中就包括摩根士丹利、基德-皮伯第以及狄龙-瑞德公司。不过如果发行模式发生变化，证券公司也需要随之改变。

1982年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的《415条例》改变了发行模式。该条例被华尔街称为“上架登记条例”，它允许证券公司在发行前到证券交易委员会进行预登记。如果进行了预登记，企业随后就可以自由选择上市时机（只需更新部分材料即可）。静默期被取消，企业现在可以更快上市。《415条例》在破除旧体制上有重大突破，但却给承销商制造了巨大混乱，它们发现原来的承销模式正被直接打破。

与过去三个星期后再给企业交付资金不同，承销商发现它们现在需要在登记时就为企业提供资金，之后才能组织辛迪加认购。在包销证券时，主承销商受到了约束，只能使用自有资金，而无法从其他辛迪加成员那里得到资金支持，承销风险有了实质性改变。现在，证券公司需要增加自有资本，这样才能在新规则下继续经营。实际上，它们得先进行全额包销，之后再将它们售出。于是，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内的很多投行都需进行资本注资。和美林这类在十年前就公开上市的竞争对手相比，摩根士丹利等投行面临的形势相当不妙。

《415条例》对摩根士丹利影响很大，在随后几年中，大部分发行都无法得到辛迪加集团的帮助。现在证券发行都是买断交易，承销商从企业那里买断所有发行的证券，之后再将它们发售给投资人。正如《机构投资者》所说：“对那些资金充沛，且与机构投资者关系紧密的承销商来说，后辛迪加时代正成为它们的承销黄金期。”

数十年来，摩根士丹利第一次从华尔街头号承销商宝座中跌落下来。该条例引入一年后，公司在华尔街排行榜中的位置就被所罗门兄弟公司取代。美林则爬上了排行榜次席，摩根士丹利则跌落至第六的位置。雷曼兄弟、库恩-勒布，则由于进行了合并得到大笔资金注入，在排行榜上的地位有所上升，这是因为它们和其他那些历史关系紧密的投行进行了合并，可以进行买断承销。 33

摩根士丹利公司的声誉一如往昔，但它也清楚看到自己在华尔街老大的地位正被诸如所罗门兄弟和美林这类交易驱动型公司取代。买断承销会通过华尔街那些交易驱动型公司发售，而其他传统发售则仍通过人脉深厚的投行进行。社会正在快速变化，摩根士丹利要么改变自己以保持其在行业的地位，要么步狄龙-瑞德的后尘。

最后，在1986年，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摩根士丹利向公众发售了自己20%的股份。公司对资本的补充极为迫切，这一行动也结束了公司历史以来的合伙制模式。

此次发售为公司募集了2.92亿美元。当时，它拥有144位执行董事，大部分在此次证券承销上都获得高额回报。公司前4位高管的持股就高达5500万美元。发行前，执行董事和其他人在公司的持股是14亿美元。这次公开上市则将公司的资本提高至17.5亿美元。

当时的公司总裁，理查德B.费雪称这笔资金将全部用来发展公司业务，以提供新的服务和改进原有业务。当时摩根士丹利是其他公司的潜在收购目标，但对公司股权的安排，让潜在购买方无法通过“恶意收购”收购公司。当时，内部员工的持股，只有得到集体同意后，才会卖给收购方。如果他们不同意，收购方就无计可施。

在数十年的独立之后，很多人认为摩根士丹利将和J.P.摩根银行重新结合，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摩根士丹利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身份。同时，股东协议也确保公司不会被其他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吞并。

之后，摩根士丹利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身份，直到1997年和添惠公司进行合并。合并之后，两家公司形成了一个提供大型综合服务的华尔街投行，添惠公司的大型零售网络弥补了摩根士丹利传统投行批发业务的不足。这次合并，在很多人看来都非同寻常。它意味着传统投行已无法在华尔街独立生存，如果它们还想继续留住自己的老客户。即使上市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至少对摩根士丹利来说是如此。

市场和过去一样仍看重公司名声，但公司现在的名声需要靠财力来支撑。这意味着摩根士丹利需要和大型零售券商合并，如果让皮尔朋特和杰克·摩根看到这番情景，他们一定会气得浑身发抖。

第6章　走向大众　美林公司和E.F.赫顿公司

20世纪，给华尔街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投行带来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业务模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起步的合伙制银行，与19世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前辈有很大不同。之前那种从成功的商业银行变身为私人银行，之后再转变成证券承销商的模式不再有效。现在在企业发行证券时，要么是投行用自有资金进行买断，要么是面向公众直接出售，所以证券公司的业务更多是零售业务，而非过去的批发业务。

19世纪时，华尔街还不受普通民众影响，两者常常向相反方向发展。到1920年时，华尔街的迎合对象都还是企业和富翁。期间，普通民众对华尔街没有丝毫影响。当时，普通民众对华尔街已相知甚久，但即使如此也未能改变这种局面。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证券交易所在他们心中都是这样一种形象：它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圈子，而且圈子成员在交易上相互对垒。而普通民众，则根本不参与其中，他们将大部分储蓄都存在小银行，和华尔街没有丝毫联系。收入微薄的普通民众对交易所知之甚少，如果他们确实有所了解，那也绝不是什么美好回忆。

不过当20世纪20年代来临时，情况开始有所转变。1922年大牛市来临前的那几年，市场弥漫着乐观气氛。当时，市场涌现出很多新产品，如汽车、收音机、家庭用品等。消费者在大肆购买此类产品的同时，也涌入了股票市场，不过聪明点儿的都只投入部分闲钱。交易所仍是掠夺场，内部消息泛滥成灾。为获取热门股的内幕消息，投资者还会向“内幕人士”支付报酬。通常，这些信息都会诱导投资者买入。这种方式可能会赚钱，但也可能赔钱。当时的华尔街还不善于对投资者进行教育。有些投资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些则压根儿不清楚。“自负盈亏”是30年代之前的通行说法。

20年代通常被民众称为“爵士时代”“禁酒时代”或“柯立芝繁荣时代”，但在华尔街人士眼中，20年代则是“销售员时代”。

证券销售技巧在当时得到很大提高，并运用到其他销售之中。标语和口号变得很流行，从香烟到漱口水都有引人眼球的广告语，以招揽客户。不过更深层次原因则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而非销售技巧。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认为引燃购买狂潮的两个因素是分期付款和股市投机。他曾回忆说：“如果说这两者是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主要推动因素，那销售员和广告商至少是它的代理人和传教士。” 1

20年代是布鲁斯·巴顿和评论家艾维·李的时代。当时股市也有自己的“传教士”——有人会为区区几美元回报，就向民众大肆宣扬股市的暴富机会。

尽管陷阱重重，但在繁荣的市场影响下，个人投资者积极入市。当时华尔街上还有诸多小券商，在那儿小额投资人可以放几个美元赌上一把，以期快速致富。不过当时的大型投行和经纪商则在尽力将那些更具实力的主流投资人士带入市场，入市理由很诱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给战争融资，财政部发行了大量自由公债。在20世纪20年代，这笔巨款将会兑付给投资人。那么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繁荣期内，民众将有大笔资金。

于是，经纪商争相将其中的富裕人士带入市场。纽约国民花旗银行的经纪部在各大报纸上刊登证券营销广告，鼓吹“聪明投资”的益处。在公司主席查尔斯·米歇尔的激进领导下，它缔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纪网。营业部通过私人电信或电报与总部和证券交易所进行联系。这也创造了“电报行”这个词，意思是指拥有众多营业网点，并靠电报或者电话联系的经纪商。

不过，迎合民众并不是华尔街的主流想法。当时老牌私人银行仍把持着华尔街，证券承销主要还是靠批发完成，由承销商直接或间接出售给机构投资者。不过行业内涌现出的新现象让人无法轻视。虽然个人投资者数目众多，但他们的购买力却依然较小，因此，对期望能在20年代的繁荣期内套现的企业来说，销售能力强的投行是它们的最佳选择，这样才能创造交易活跃的高换手率。当然，“零售驱动型”投行的首席执行官也需要是名优秀的推销员，这样才能激励下面的员工。

如果没有这批推销员，那20年代的股市繁荣就不会发生。国民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歇尔是他们当中最好的范例，大学毕业后，他曾做过数份销售工作。进入证券行业后，他就开始用其他行业的激励方式激励自己的销售团队。公司销售的证券来自于自己的“承销车间”，最初该车间忙于债券发行，不过在1927年之后则转向股票发行。

米歇尔声称在20年代，他的银行是在“生产证券”——因为当时它在设计新证券方面非常擅长。他的这番努力，也让国民花旗银行夺得20年代零售经纪业务第一名，其上升之路也非常清晰。但其他证券承销商却不愿采取实际措施，以迎合小投资人——尽管部分设立了自己的小型零售部门。

股灾之后，随着大萧条的出现，零售概念开始消退。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通过后，国民花旗银行这样的大银行就开始剥离零售部门，正是它们让自己声名狼藉。根据听证会的披露，大家发现国民花旗银行承销的很多债券在遇到问题后会变得一文不值，如果企业违约的话。当时，承销商在发行证券时不会做什么尽职调查，而且有时还会无视企业和外国政府的信用（有些外国政府还在美国发售了大笔债券）。得知这一情况后，投资者觉得承销商就是在公然欺诈。

听证会上，J.P.摩根曾着重强调个人信用在贷款中的重要作用，但其他银行家和经纪商却提供了相反的证词，他们并不关注发行对象的信用状况。股灾发生后，零售业务就消亡了，而皮克拉听证会则为它撰写了墓志铭。当然，题词并不光彩。

不过“零售概念”并未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再度发展，零售业务也重新崛起，不过这时的“零售概念”已改头换面，被称为“资本平民化”。大萧条和一战后，证券行业一直在垂死挣扎，不过行业的声誉还在。过去那些华尔街银行家创造的传奇故事和积累下的巨额财富，都让人们津津乐道。而J.P.摩根的历史影响力和财富故事也在二战前出生的那代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50年代繁荣来袭时，投资再度成为流行时尚，不过行业仍需追逐普通投资人的“每一张钞票”，当时购房买车仍是首选，只有收入较高的人才会进行投资。

查尔斯·美林的崛起

查尔斯·美林将“电报行”引入华尔街，他的企业也在日后成为全球最大的证券公司。美林的崛起和二战前的著名投行有很大不同。

当时，美国人口不断增长，但老牌私人银行却无法应对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于是行业格局被打破。投资银行的服务对象不止是大型企业（依靠关系进行合作的这类），还有其他企业。同时，证券销售对象也变得复杂起来，而不只是保险公司、养老基金、信托公司这些。在华尔街历史上，未做过大型企业的承销，也没像克莱伦斯·狄龙及菲利普·雷曼那样做过大项目，却成为行业传奇的草莽英雄，只有查尔斯·美林。

不过美林的起步方式却很传统。1885年，查尔斯·美林出生于佛罗里达，少年时他到美国北部就读预科班和大学。在阿姆赫斯特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分别待了两年和一年后，他跑到华尔街寻找工作。20世纪20年代时，阿姆赫斯特大学出了不少知名银行家和政治人物。除查尔斯·美林外，国民花旗银行的查尔斯·米歇尔，以及卡尔文·柯立芝总统都曾在密歇根大学就读。

离开密歇根大学后，查尔斯·美林前往华尔街，最后在乔治H.布尔公司落脚。这是一家为小企业提供存货融资的金融公司。公司让他负责风险投资业务，为小企业客户发行低等级公司债。风险投资当时还很新颖，在销售这些债券时，查尔斯·美林运用了一些华尔街当时还不常用的营销手段。他通过直接邮寄和营销广告来做推销，以吸引小投资人。同时，他还雇了一位伙伴——埃德蒙德·林奇，一位前冷柜设备销售员，做公司的推销员。在之后的岁月中，两人的合作让数百万投资人熟知。不过起初业务进展并不顺利，发行后不久，就有企业出现债务违约。为此，美林不得不跟众多投资人为糟糕的投资写信致歉。不过他从中学到了宝贵的一课——公开透明的健康财务的价值，这一点让他后期生涯获益良多。

在布尔公司期间，美林还帮助S.S.克雷斯基公司发行股票，这是密歇根本地的零售连锁商。在这次发售中，他自己也认购了一笔股票，之后就和零售公司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点也为他带来了滚滚财富。零售业的首次革命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的很多零售连锁公司，比如西尔斯、蒙哥马利·沃德公司都在全美进行扩张。虽然布尔公司的承销实力不如雷曼兄弟公司，但查尔斯·美林却正确预料到零售行业未来的扩张潮。期间，只有战争打乱过它的扩张。

一战爆发前，美林离开布尔公司，到伊斯特曼·狄龙工作，该公司当时是一家行业领先的零售经纪商。带着对金钱和职位的双重渴求，他来到该公司，认为它会帮他建立行业声誉。不过这次跳槽并不成功。于是，美林决定独自创业。

1914年早些时候，美林正式成立查尔斯E.美林公司。新公司只做两项业务：推销股票和证券承销。在他参与的各类股票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零售业股票。很快，他就邀请爱德华·林奇担任公司合伙人。在两人的联手努力下，公司组建起了自己的销售队伍。在参与股票承销时，有时他们还会动用个人账户或公司账户进行申购，充分利用零售连锁行业的火爆。他们最看好的零售业股票在发行后大多表现良好。

参与承销可以给他们带来佣金收入，也可以提高他们的行业声誉，但最核心的业务还是向投资者销售新股。1916年，美林给公司销售团队阐述了自己的销售哲学。他说：“我最反对的就是诱导客户从投资转变为投机……请记住你现在所做的每一笔销售都会影响客户对我们的信任——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2

美林的投资银行之路和之前的传统投行有很大不同。证券在美林眼中只是一个代销产品，并不代表着与发行企业间的长期合作，尽管成功的发售可以为未来的承销打开大门。这种哲学在之后的50年，成了华尔街安身立命之本。不过在1916年，它还是一个新颖的提法。

20世纪初时，美林并不是唯一的零售经纪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些经纪商已建立起自己的零售队伍，而且规模比美林更大，也更知名。在繁荣的20年代时，它们也持续扩张。N.W.哈赛公司和N.W.哈里斯公司，当时都有庞大的销售队伍向公众发售证券。尽管每年可以销出数目繁多的债券和股票（后者数量较少一些），但平均销售额却很小，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 3 连锁企业的零售手段它们也经常运用。如果业务需要，推销员还会上门拜访，带着那些宣称证券投资对客户有益的宣传材料。之后，哈赛公司被国民花旗银行收购，它的零售部成为花旗银行20年代进军证券零售市场的主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林承销了一些零售商，其中包括麦克罗里商店、克雷吉斯和艾克茶业公司。战争后期，由于参军报国，他中断了自己的事业，但并未被派往海外。短期服役后，他们返回公司。当时的时机极为有利，因为20年代即将来临，且投资“自由公债”的资金正在寻找进入市场的通道。和其他时代的繁荣不同，20年代不仅拥有引发股市上涨的资金，还有确保市场持续上涨的经纪机制。

似乎，美林正成为华尔街的明星，这一地位将会持续数十年之久。不过股灾的出现，和不愿继续成为经纪商的想法，让他的上升道路暂时止步。

滑入深渊

20年代时，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是美林公司的两大支柱。认识到数百万客户将涌入市场后，美林就像是一头无所畏惧的公牛那样闯进自己的黄金十年。一些新连锁超市被它纳入客户名单，其中就有J.C.潘尼公司。1920~1921年的衰退过后，连锁超市的股票再度受到市场欢迎。

公司的经纪营业部也在不断扩张，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亚设立了分支机构。在佣金收入不断提高的同时，公司也吸纳了12位资深合伙人。对美林公司以及查尔斯·美林和林奇来说，他们是非常幸运的，当时外部投资者也在寻找机会加入公司，所以美林不需要完全依靠经纪业务和承销业务来维持经营。

1921年，美林开始参与法国电影生产商百代电影公司在纽约的上市发行。在无声电影时代，百代电影公司是最著名的电影生产商。数年之内，美林和林奇就控制了该公司，并成为电影大亨。

当时，电影行业正发生巨变，不少电影制片厂正在建立院线，以控制发行渠道。1927年，第一部有声电影出现——《爵士歌手》，由艾尔·乔森主演。此后，公众对有声电影需求大增，期待有更多影片问世，于是电影行业开始采用更昂贵的制作技术来拍摄电影。同时，它也尝试控制电影发行，以提高价格弥补开支。

美林和林奇清晰地预测并分析了这个趋势，如果他们还想留在电影行业，那就必须想办法解决成本问题。最后，他们将自己的持股卖给了由约瑟夫P.肯尼迪和塞西尔B.狄米勒领导的一个集团。之后，公司改名为RKO公司（雷电华电影公司）。这笔投资给他们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利润，也增强了他们的资金实力。

20年代时，公司发展了很多零售投行客户，其中包括纽波利公司、沃尔格林药业公司、西部汽车公司和赛弗威百货公司。尽管在零售行业业务方面，美林没有雷曼兄弟那般出名，但它仍在不断前进，在华尔街的地位也不断稳固。

不过查尔斯·美林对股市前景开始感到不安，当时股市正屡创新高。市场上投机气氛让他心有戚戚，市场的狂热和其基本的商业哲学背道而驰。当市场下跌时，承销商特别容易亏损，因为它们无法及时售出包销的证券，手中砸着大笔证券存货，而且证券的价格会滑落到发行价之下，这时承销商就会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从1928年开始，在查尔斯·美林的坚持下，公司开始削减持股，以减少风险暴露。

查尔斯·美林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曾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们希望以一种安全、高品质的方式经营业务，”他写到，“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都给予客户最大程度的保护。”当时，美林给客户发送了一封信，催促他们减少投机头寸的风险暴露，以及降低保证金使用。最后的结果让他大受鼓舞。客户的保证金水平从之前的25%，提高到近40%，这意味着他的预警取得成功。 4 客户对公司的负债也开始减少，同时公司的持股也在削减。

一年后股市面临重压时，他的这一举动显得很有先见之明：很多公司的客户保证金率只有10%，这些证券公司借给客户的资金高达证券市值的90%。当股市下跌时，很多客户不得不追加保证金，而这在1929年10月和11月的恐慌中给客户带来了巨大痛苦。查尔斯·美林的公司则相当安全，因为他当时避免给客户高杠杆融资。

但是，查尔斯·美林对市场的担心并没有减轻。在1928年夏，他再度命令公司相关人员减少持仓。初期，曾有不少内部阻力，但最后他的战略得到了完全执行。他和伯纳德·德鲁克、约瑟夫P.肯尼迪，以及其他华尔街名流一样，准确预见到了之后的股灾。客户和员工也因此对他感激涕零，感谢他的保守做法。公司也因此储备了大笔现金，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不过查尔斯·美林对零售经纪业务的看法却有了改变。他不再将其视之为富有增长潜力的业务，这也是他再度准确预见行业发展潮流。于是，在1930年，他和合伙人将经纪业务转移至E.A.皮尔斯公司，后者当时是一家成功的经纪商，在这行成功经营了20多年。他们两人掏出数百万美元以支持皮尔斯本人，但却都没有具体负责公司的运营事宜。 5 实际上，查尔斯·美林和林奇已经从证券业务中退出。

不过美林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投资事业。他在西夫维百货中持有相当大一部分的股份。这家百货公司是他最钟爱的零售商之一，他曾在20年代将其收购。到1930年时，他已成为该公司控股股东。30年代时，他在该公司身上花费了大量心血，通过合并收购不断扩张公司版图。数年之内，西夫维公司就成为美国第三大连锁超市，并成为行业内最赚钱的连锁超市之一。它收购了很多小型连锁公司，在之后的大萧条中通过薄利多销生存下来。不过当时连锁超市行业正面临其他麻烦。很多小商人在抵抗行业整合。当时，这种整合迫使很多夫妻店关门，毕竟人们更喜欢那些能提供更多可选物的大型连锁超市。

这项活动，在德州参议员赖特·帕特曼的支持下在参议院取得了胜利，早在20年代时，赖特参议员就采纳了这个主张。1936年，他在众议院提出了《罗宾逊-帕特曼法案》，众议院通过了该法案，且只有区区几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后，这项法案又在参议院得到了一致通过。这项法案针对大型连锁超市的价格歧视提出了反垄断措施。同时，它也禁止进行跨州商业连锁经营。如果该法案得到实施，连锁超市就必须采用其他法人组织结构，那这些条款将严重损害它们的赢利能力。

查尔斯·美林，清楚地预测到连锁超市将会遇到的法律麻烦，此时他确信是时候寻找其他机会了。这是十年来他第二次准确预见政府干涉对他经营行业的负面影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证明他当年离开投资银行和经纪行的正确，现在《罗宾逊-帕特曼法案》则证明他离开零售业的必要性。这次，法案通过时，他还未从零售业经营中抽身，不过在接下来的20年中，这部法案让各类连锁超市经营者都苦恼不已。 6 查尔斯·美林并没有主动寻找其他投资机会，但证券行业涌现出来的机会再度出现在他眼前时，这让他无法拒绝。

20世纪30年代末时，美林还在皮尔斯公司持有一定股份，当时公司财务状况极差。30年代糟糕的投资环境将E.A.皮尔斯公司逼到了关门破产的境地。个人投资者都从市场离开，而且市场指数在十年中都没什么反弹。1937年的衰退延缓了经济从大萧条恢复的进程，但皮尔斯公司对未来的挑战却没什么应对之举。美林和皮尔斯在1930年签订的合伙协议将在1939年年底到期，皮尔斯公司若想继续生存，就必须吸收更多的管理人才和资本以予支持。

起初，证券行业的前景并没有吸引查尔斯·美林。那时他已经54岁，且娶了三任太太。况且战争阴云正弥漫在欧洲上空。从这些方面看，他很有可能继续留在零售业务中，并对证券行业冷眼旁观，毕竟该行业已跌入泥潭长达10年之久。

尽管困难重重，查尔斯·美林还是和皮尔斯签署了新协议，并成为美林-皮尔斯公司的常务董事。新公司在1940年之后开始运营，不过它的运营模式跟华尔街其他投行截然不同。 7 查尔斯·美林推行了一套新的商业运作模式，这让整个华尔街都感到不安。经纪人现在有了一份基本固定工资，而非像过去一样只靠交易佣金为生。这个做法是为了表明公司经纪人是将客户的利益摆在首位，而非为了交易佣金而诱导客户进行高频换手。同时，公司还引进了一套全国性的广告预算模式。当时，管理层还对公司的客户账户进行调查，以发现哪些区域的经纪业务能做到旱涝保收。当查尔斯·美林实施这些举措后，公司业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0年，皮尔斯公司亏掉了美林和林奇在公司的绝大部分投资。查尔斯发誓决不让这种情况在未来重演。现在的唯一问题，就是查尔斯能否像赛弗威公司那样保持经纪业务的效率和利润。

同时，查尔斯·美林还给华尔街带来新的变化。1940年，他公布了公司的年报，成为这么做的仅有几家公司之一。当时，只有那些上市公司才会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下，公布公司财务报告。他认为，新公司需要迎合各类投资人，从个人投资人到大型机构投资者都是公司的客户。

20世纪40年代，股票经纪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说服客户将部分资产投资到股市上。公司的广告宣传以一种新形式着重强调了“言而有信”的承诺，这是早期的银行家向客户表明自己诚实守信的口号。现在“信守诺言”成为美林的业务口号，也成为公司的商业哲学。客户信任他们的股票经纪人，而经纪人则为客户提供良好的经纪服务以及投资研究咨询。研究业务当时成为美林的强项，为客户发现投资机会，而不只是兜售自己承销的证券。

美林宣称自己将会为潜在客户的投资组合提供免费研究，以判断投资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在向个人投资者推销资产配置概念的券商中，美林是第一家。40年代，华尔街承销的证券屈指可数，所以投资研究确如其言。这些研究不是为了兜售那些未被公司售出的证券存货。它针对投资人，为其配置合适的投资标的，并让客户在此过程中感到更为满意。在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华尔街的基本业务还很不完整，因此，美林的业务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还为客户提供了一个急需的服务。

1941年，美林公司和费那-宾尼公司合并，形成一家更为庞大的经纪行。费那-宾尼是一家期货经纪商。合并也给公司带来了其他业务。和其他经纪行一样，该公司在30年代损失惨重，特别是在大萧条期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时。期货经纪商在30年代初期和中期声名狼藉，其中很多经纪商都公开对商品期货进行做空，这加速了大宗商品价格的跌落，造成了之后的农业危机。

新公司更名为美林-皮尔斯-宾尼。现在美林成为了一家提供综合服务的经纪商——允许客户利用美林的资源进行各种资本投资和衍生品投资。二战结束后，期货业务对公司来说更为珍贵，当时期货合约的投机相当频繁。由于这项业务的特质，期货投机可以为公司带来大笔佣金收入。期货交易会带来高周转率，将弥补股票交易不足的缺陷。

在公司重生和合并之后，查尔斯·美林在公司的主动管理就逐渐减少，他在公司的角色也开始一天天消退，这主要是因为他身体状况不佳。尽管当时他仍是公司主要合伙人，但公司的实际运营则是由他的长期副手温索普·史密斯、罗伯特·马格文（美林的女婿）以及迈克尔·麦卡锡负责。美林公司的商业哲学和基本架构都由查尔斯·美林奠定，但50年代和之后的运营则由其他人负责，当时，美林正在逐步进入和投行业务相关的各个领域。

20世纪40年代，在查尔斯·美林的指导下，美林公司全力推进公司在投资银行业务方面的进展。它从其他老牌投行那里挖来不少投资银行家，开始在承销领域开拓天地。到1950年，美林公司已经坐上华尔街投行的第四把交椅，排在它前面的是基德-皮伯第银行、雷曼兄弟以及狄龙-瑞德。但是这个排名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美林之所以能参与众多公司的承销，是因为它在证券销售方面的能力，而非像基德-皮伯第或狄龙-瑞德那样与这些公司有长期人脉关系。但即使如此，在数年之内，它也一跃成为前十大承销商之一，并一直保持至今。在50年代的牛市前，美林银行已达到很高的行业地位，这也为它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战后，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决定投行能否赢得承销主办权的将是其证券销售能力，而非它与发行方的关系。同时，过去那种确认老合伙人业绩贡献大小的标准也走向了没落。

为了肯定温索普·史密斯在公司中的贡献，公司在名字中添加了“史密斯”，并去掉了“宾尼”。不过这一变动导致公司内部产生积怨。1957年，史密斯决定任命公司副手，他个人倾向于迈克尔·麦卡锡——一位美林公司的老员工。而阿尔菲斯·宾尼，老宾尼的儿子，则反对此项任命，认为自己是更合适的人选。当董事会选择了麦卡锡之后，宾尼决定将自己的资本和名字从美林撤出。此后，史密斯的名字正式加进公司名。

公司在70年代的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里根，回忆这件事时曾说：“‘宾尼’的故事，本身并不突出，但指出了合伙制企业的一些荒诞之处。” 8 合伙人通常都认为自己是特权人物，经常想独立运营某项业务或者负责某个部门，这纯粹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所致。而美林的运作则更像是一家股份公司，这能给公司带来更富效率的解决方案。很快，众人就感受到华尔街的新模式。

当50年代牛市起步时，美林扩大了自己的销售团队，以适应它所服务的消费驱动型社会。股票经纪人当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和30年代时大不相同，当时他们的声誉被严重玷污。现在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医生和律师看齐。美林的股票经纪人甚至被重新定名为“账户管理人”。

当时，美林公司发起华尔街首个职业教育，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职业培训，培训他们成为经纪人。那时，对经纪人的教育要求很低，经纪人参加的职业资格考试也没什么挑战性。这项培训成为美林的特色，也成为日后确保美林在零售业务方面持续成功的关键。

在首批参训的学员中，有一位叫唐纳德·里根。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完成军队服役后，于1946年加入公司。最后，他成为美林公司的CEO，并成为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内阁成员之一。他所加入的公司将成为零售业务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当牛市启动时，美林有100多家营业部，以及超过4000名雇员。公司的交易量占到了纽交所总量的12%，对客户的融资贷款也占到了15%。 9 考虑到公司在投资银行业务上的进步，美林可以说是在短短15年时间内（从它重生的1940年开始算起）就成了华尔街的主要玩家。所有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为公司零售业务贡献良多，并在数年之后给华尔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1956年查尔斯·美林与世长辞。之后，公司在1959年停止了合伙制运作模式，转变为公司制。这是为了应对不断成长的市场，以及自己不断增长的资本需求。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进入市场后，美林带来的行业变革开始发酵。

60年代的牛市将很多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技术的新型公司带入市场，从国防公司到制药公司，再到电子公司。新股发行市场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活跃。在对经纪服务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投资银行业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依赖资金。50年代时，纽交所的股票交易量不断增长，从1950年的每天200万股，增长到1955年的每天250万股，再到50年代末的每天300万股。1960年时，纽交所的年交易量已达到10亿股（和2000年的日交易量相当）。参与股市交易的人数也在增加，不过综合来看，主流投资人仍是40岁左右的中产阶级白人。投资者人数剧增时，美林和其他零售经纪商发起的行业革命开始显现。

在60年代早期，美林和所罗门兄弟、雷曼兄弟以及布里什公司一道，组成了“无所畏惧的四人组”，成功地获取了行业地位。当时，这几家公司联合起来挑战那些老牌投行，在公共事业持股公司证券发行上进行竞争。当时这些公司要求潜在的承销人在争揽业务时进行密封投标。当这些行业新贵们采用极具侵略性的竞标方式并不断获取主承销商资格后，那些原来的华尔街大佬被气得吹胡瞪眼，却没有应对之道，毕竟它们没有销售部门进行证券分销。仅仅一年之后，美林和所罗门就跻身华尔街排行榜，成为前十大承销商。

交易驱动型投行，现在得到了华尔街的认可。而那些传统投行能做的，只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位置被新人侵占。

后院失火

在计算机时代到来前，证券交易清算只能通过手工完成。当时买单和卖单结算只能通过人工进行，无法利用电子数据传输或其他方式。1968年，华尔街达到每天2000万股交易量时，很多公司已无法处理交易带来的天量文书处理工作。1929年的股市恐慌，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证券公司的后台危机，当时清算人员已无力处理高达2000万股的日交易量。带有讽刺意味的是，40年后，市场繁荣再度给华尔街带来了资本匮乏问题，并且差点毁了这个行业。

60年代末期，所有的华尔街公司都是合伙制企业或者有限责任公司。美林的资本最为雄厚，其他公司的资本仅够它的零头。当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325条例》要求证券承销商的资本必须达到总负债的5%。换句话说，就是负债和资本比例不得高于20:1。

历史轶事

1929年股灾中，华尔街很多小经纪行就在这上面遭受了损失，手中大批未被售出的证券成为它们倒闭的主要原因。当时这些证券的需求已消失，公司账上留着大批价格虚高无人问津的待发售证券。

赫尔佐格公司，这家由奥匈帝国移民于1915年创立的小型经纪和交易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扩张速度极快，1926年时，已为业界熟知，名字改为了赫尔佐格-查德威克公司。之后，股灾爆发，公司账上压着大笔未被售出的证券，不过该公司和银行间的长期良好合作让它得以幸存。但公司合伙人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之后，公司在30年代逐渐恢复，到70年代时，公司已成为场外交易（即后来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主要做市商。当时公司改名为“赫尔佐格-海因-吉大尔德”。到2000年时，它已成为纳斯达克的第二大做市商，之后，被美林以9亿多美元收购，对价则是美林的350万股股票。

除了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现金出资外，其他形式的资本投入，都不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纽交所认可。 10 多年以来，资本问题依然存在。承销则仍是以传统方式进行，新证券上市之前有三周的静默期；二级市场的交易量也仍在合理范围之内。因此，当时的资本要求并不高，但华尔街的公司最后还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当交易量暴涨、证券以前所未有的换手率交易时，它们就遇到了麻烦。

不过问题不止于此。一夜之间，后台清算部门就走上了舞台中央。事实很清楚：清算员工应为这场危机负责。不过后台人员的待遇很差，工作环境也极为恶劣。而且除了薪酬较低外，大部分后台人员都没受过清算方面的良好培训。当时，社会盛传后台人员存在组织性犯罪，据说经常出现数百万证券不翼而飞的情况。由于当时交易大多是凭票支付，所以消失的证券可能还是出售给了国内或欧洲投资人。

多年以来，合伙制投行一直忽视自己的后台建设，现在这将成为危机之源，它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资本短缺变得更加严重，超过100多家投行因此而停止经营。纽交所随后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以解决该问题，不过这个基金在1969年也经受了严重考验。当是，几家小经纪行破产，而信托基金为它们买单的结果则是带来了更多的破产。危机恶化时，有些合伙人决定在自家公司倒闭前从公司撤出资金，这些行动加重了危机。

巴奇公司，另一家大型零售机构，在1969年报告损失了800万美元，这是经纪行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这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由于信托基金的资本只有2500万美元，所以它的运营也极度危险。于是纽交所决定成立一个特别监督委员会来处理此事。基德-皮伯第银行的拉尔夫·德纽因佐和拉扎德公司的菲利克斯·哈罗庭加入了委员会，后者后来成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特别监督委员会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海登-斯通公司留下来的烂摊子，该公司之前一直是华尔街备受尊敬的投行，尽管它多次陷入困境，但最后还是从破产清算中幸存下来。

随后，纽交所指责很多公司弄丢客户资金。随后，在1970年，另外一家主要的纽交所成员古德博迪公司，也濒临破产边缘。古德博迪公司创建于19世纪后期，由道琼斯指数之父查尔斯·道创建。如果该公司倒闭，那华尔街的声誉、历史和它的未来都将化为烟云。该公司明显不符合资本要求，而且后台一团糟，如果没有外部援助，几乎不可能恢复。唐纳德·里根则将古德博迪公司的失败归咎于它对“自动化清算的过度自信……陷入变革困局之中：期待自动化清算的成功，并将人工处理弃之一边，而最后的结果则是自动化清算失败”。 11

监督委员会最后找到美林，劝说其兼并古德博迪，并吸纳它的客户，将其从破产中拯救出来，以恢复华尔街的平静。里根同意了委员会的请求，对该公司进行了施救。在这笔交易中，美林投入了1500万美元，不过事后却证明它捡了一个大便宜。它得到了古德博迪的全部资产，也得到了它20万个客户。其他成员公司则提供了储备金，以覆盖该公司的损失。

这次救援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清楚地反映了华尔街的变化。60年前，救行业于倒悬的是J.P.摩根——私人投资银行家中最高贵的人。正是摩根拒绝对尼克伯克信托施以援手，才造成当时市场的全面恐慌。不过时代正在变化，在1969~1970年的动荡中，美林才是最大的零售经纪商，它在自身安全无虞的前提下，提供了援助以免华尔街崩盘。美林不是什么贵族阶层，但它却提供了救助，当然也从这次救助中吸纳了合并对象的经纪账户。但即使如此，它的资本也不足以应对日后的挑战。

后台清算危机清楚地说明华尔街合伙制的日子已经来日无多。随着交易量的增多和证券发行规模的扩大，现有的资本已无法应对。如果华尔街期望能应对未来挑战，那各公司都必须进行全面增资。而合伙制结构明显不会给公司账户提供足够资金。

合伙制公司自身的存续也存在问题。当合伙人退休时，他们就会将自己的资金抽走，而这将损伤公司的财务实力。这个问题曾发生在F.I.杜朋特公司，该公司后来由罗斯·皮罗特出面救助。当时，考虑到自己的公司EDS能通过向其他华尔街券商出售数据服务获得收益，皮罗特向杜朋特公司注入了现金。

1969年，W.H.唐纳森，华尔街首家上市券商帝杰证券的创始人，曾公开声称当时华尔街90%的资金都是由那些年过60的人提供。 12 很明显，华尔街将陷入很脆弱的境地。麻烦已经显露出来，唯一的问题则是那些传统的合伙制企业能在新金融环境下撑多久。

后台危机爆发后，华尔街和很多国会议员都认识到，如果不想办法解决该问题，华尔街在资金募集和为公众提供交易服务上都会遇到大麻烦。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某些国会议员都曾出面协调该问题，危机还是爆发了。而遇到麻烦的投资者则将罪责归咎于它们两者身上。

1971年，国会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为证券账户提供存款保险。从此之后，投资人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证券账户将不会再出现挪用丢失的现象。为此里根曾写到：“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华尔街的所有暗角都应被清理干净；同时，证券交易会员会、国会、监管部门，以及被监管者都应欢迎这场变革。” 13

现在变革确实做到了。合伙制和有限公司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资金需求。里根曾回忆合伙制形式是多么的笨拙：“我可以回想起美林当年有117位合伙人的状况。那是一个庞大而又笨拙的组织形式……每年，新协议的起草、研究和签署都需要每一位合伙人的签字。当需要资本注资时，管理合伙人就得逐个拜访合伙人，为美林不断增长的业务募集资金。” 14

当时，这家华尔街最大的证券公司正遭受着合伙制模式僵化带来的痛苦。最后，在1971年，美林步帝杰证券的后尘，走上了上市之路。上市之路并不轻松，对帝杰证券的唐纳森·拉夫金来说更为如此。该公司的上市曾触犯纽交所的潜规则。纽交所公开反对会员上市，对此，帝杰证券的主席理查德·詹雷特曾如此评论：“两百年来，纽交所一直都是美国自由公司体系的基石，但纽交所会员却缺少获得永久性资本的通道，这将让纽交所作为美国交易中心的地位受损”。 15

之后，美林成为纽交所首批上市的证券公司。它的公开上市，宣告了华尔街寿命最短但也最为成功的合伙制企业的结束。当时，个人投资者给华尔街带来的压力清晰可见。投资者人数在1962~1970年翻了一番，从1650万增长到近3100万。他们的平均账户金额不足25000美元，但却贡献了纽交所79%的换手率，之后在70年代由于共同基金的兴起，这个比例降至65%。 16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时，美林已经成为华尔街老大，而且之后一直保持着这个地位。它的资本高达5亿美元，是第二名所罗门兄弟公司的数倍。同时，在承销业务上，无论是作为主承销商还是辅承销商，它都排在华尔街首位。当时，美林一共拥有250家营业部、50万个证券账户，以及大约20000名在职员工，在这三方面它都远超华尔街其他券商。而培基、E.F.哈顿和添惠公司这类零售经纪商，在华尔街的排名也比较靠前。

美林并购的费那-宾尼公司则让其在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衍生品市场上大展身手。1973年危机后，场内期权合约被引入，而商品期货的交易也迅速增长。期货业务的突出表现，在佣金因市场萧条而不断下滑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对公司业绩帮助极大。

1975年当纽交所引入协议佣金时，证券公司在佣金收入上面临更大的压力，之前的佣金水平一直都固定不变。不过美林在期货方面的收入为公司提供了营收下滑的缓冲垫。 17 最后，在认识到公司未来面临的挑战后，唐纳德·里根认同了公司的新业务架构。查尔斯·美林之前确定的公司蓝图无论是对现在，还是对以后都依然适用。同时，经纪人要取得客户信任的基本准则也得到了保持。

历史轶事

对投资者和电视观众来说，美林因为两个原因而被人们熟知。第一个是它的绰号“群兽争鸣”，第二个则是它的口号“看多美国”。第二个口号展示的是向上的牛市，也是其绰号“群兽争鸣”暗含的意境。起初，这个绰号和公司没有任何联系，是指公司自1940年以来启用的长名字“美林·皮尔斯·费那·宾尼”。记者之所以给它起这个绰号，纯粹是因为它是华尔街最长的名字。

在80年代早期，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美林旧金山营业部一位经纪人涉嫌欺诈客户的调查中，调查人员查看了该经纪人直接上司的内部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这位上司描述了经纪人在客户亏损后的态度。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他说，他摆脱了这位客户，因为他现在对美林没有丝毫价值了，客户现在没钱了！对美林的经纪人来说，这是绝不应该的，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行为！” 18

很明显，美林的早期经营哲学仍然健在，并得到了良好执行，尽管不是不折不扣地百分之百遵守。

美林达到这种行业地位，一方面得益于它没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这是投资银行经常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在大家忽略的市场——快速增长的经纪服务需求上，取得了自己的优势地位。60年代，美林在纽约中央车站的醒目位置设立了一家营业部，以方便投资人在上班途中查看行情以及进行股票交易。70年代时，美林给客户提供的一款产品让银行监管者碰到巨大挑战。当时客户对相关产品的需求打破了银行的原有业态。

在唐纳德·里根任美林总裁期间，经纪业务和银行业务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通常，银行给客户提供银行服务，而券商则给客户提供股票账户管理服务。但当利率升高时，券商发现它们可以给客户提供与银行类似的服务，这让监管机构头疼不已。投资者很快就跑到券商那里，这让银行受到了严重影响。

美林从1977年开始提供现金管理账户。投资人可在券商这里存放一定现金，既可以投资于证券市场，还可以投资于货币市场，以获得比银行利率高得多的收益回报。而银行则因为美联储利率上限的规定无法提供更高利息。同时，在券商这里，投资人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息回报，还可以通过现金管理账户签发部分支票，以充分利用券商和银行提供的服务。

美林的这个做法很快也被同行效仿。其他券商担心客户会流向美林，也很快开设了同类账户。通过零售网络开立现金管理账户这一服务，美林在业内取得了突破。

不过这却给监管机构带来了麻烦，美林不是商业银行，但也没违反任何银行业法律。不过这类账户却提供了一把不断蚕食商业银行领地的凿子。几年之后，券商提供的商业银行服务就变得更多，而商业银行则以提供经纪服务予以回击。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中，现金管理账户成为券商和商业银行早期竞争的阵地之一。

E.F.赫顿的崛起

美林并不是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并在零售经纪领域取得领头地位的唯一零售券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老牌券商根基稳固，所以19世纪那种通往华尔街之巅的传统道路已经被封上了。不过经纪业务却没有进入障碍，在20世纪早期的恐慌平息后，很多新人进入这个领域。其中很多也和美林一样成功，尽管它们的奋斗动机和经营哲学与美林有很大不同。

其中一个新进者就是E.F.赫顿公司。该公司是由一名纽约本地人士爱德华·赫顿于1903年创立，不过在之后的1904年4月1日它才正式开门迎客。1903年的短期恐慌造成了一些骚乱，不过赫顿公司还能继续经营。之前赫顿曾做过股票经纪人，其中一度还是美国联合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得益于此，他拿到了不少小客户。当时，它是一家主做零股交易（低于100股）的小型机构。

很快E.F.赫顿公司就在西海岸开设了分支机构。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时，公司还很年轻。地震爆发后，旧金山受到了严重破坏，通过电信传输交易信息也不再可行。但营业部经理却只身穿越海湾来到奥克兰岛，从那儿将委托指令传至纽约。这样一来，客户的交易就不会中断。这种奉献精神让赫顿很快就取得了商业成功。

通过一系列的家族联姻，赫顿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事业。起初，他娶了一位纽交所会员的女儿。在这位太太去世后，他又娶了一位前谷物大王的女儿。《时代》杂志曾称他是一位“积极进取、玲珑八面的聪明人”。 19

他确实很精明。他在当时很多时尚的水景地带，如棕榈滩、迈阿密、萨拉托加和加利福尼亚一些地方开设了营业部，用自己和夫人的家族关系，招徕那些富裕客户。能成功经营的营业部大部分都位于西海岸，所以，赫顿公司并不是纽约的经纪机构。除了不得已而在华尔街设立代表处，以靠近纽交所为自己的交易进行清算外，赫顿公司一直竭力避开纽约股市。

和美林不同，赫顿热衷于追逐市场热点，这让它最后变身为蓝筹股经纪商。在50多年的经营中，它从未进入投行业务，因为他对自己开设分支机构为富裕客户服务的做法感到满意。在大萧条和战争期间，赫顿都没受严重影响，因为它的客户都是来自社会上层，他们并没受经济下滑影响。

二战结束后，华尔街又像之前那样继续经营，直到牛市带来巨大变革。不过，美林和赫顿公司并不能代表华尔街的全部零售券商。当时，其他著名的零售经纪商还包括潘恩-韦伯公司、杰克逊-柯蒂斯公司、格罗尔-福冈公司、添惠公司、贝尔-斯蒂尔斯公司、史密斯-巴尔尼公司、A.G.贝克尔公司，以及行业新人——F.I.杜朋特公司。这些公司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股票承销，毕竟当时的传统投行还需要零售经纪商替它们出售证券。但这些公司都未对摩根士丹利、基德-皮伯第、第一波士顿以及狄龙-瑞德公司造成重大影响，直到牛市给这些公司带来资金问题时，它们才难以忍受现状。但赫顿在二战和二战后都依然远离证券承销业务。它在零售业务顶端截取的那部分为它带来了丰厚收益。

这一策略直到60年代才有所改变。牛市时，零售经纪商发现自己不仅可以拿到股票分销佣金，还可以获得承销费。之后，投资银行业务立马火爆。艾伦公司的赫伯特·艾伦（与第1章中提到的纽约上郡的艾伦家族没有任何联系）通过辛来科公司上市暴富的故事，大部分华尔街人士都很清楚。辛来科公司是一家位于墨西哥的小型避孕药生产商，后来被艾伦发掘并帮其在美国上市。赫顿决定聘用约翰·沙德来领导自己的投行部门，以进入该领域。

在这方面，赫顿没有犯60年代很多行业新手犯的错误，沙德并没有在摩根士丹利和美林的长项上同它们进行正面竞争，而是通过帮助小企业上市来获得自己的地位。这个领域更加开放，很多企业都在寻求公开上市，以提高自己的行业地位。

沙德，这位南加州大学和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决定实施一项新战略，帮助那些信用程度较低的公司上市！在赫顿的投行客户名单中，有恺撒的世界、老杰·古尔德钟爱的西部联盟以及华美达旅馆。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是财富500强，那些资深银行家也不会对它们正眼相看，但它们却帮赫顿奠定了在该领域中的投行地位。

在后台危机中，赫顿表现较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对它的后台进行了一次简单检查。但这次危机却暴露了它对资本的渴求。于是，在公司新任总裁罗伯特·佛蒙的主持下，公司在1972年进行了公开上市，结束了公司75年的合伙制历史。

佛蒙在从南加州大学毕业后，曾到美林和添惠公司求职，但却被拒绝——无法成为这两家公司的经纪人。之后他才加入赫顿公司，并一直在赫顿公司发展。赫顿在他治下经营了16年，在这16年中，公司经历了风云变化，公司最后的消亡（1987年）他也应负主要责任。当时，赫顿所做的和其他华尔街公司并无二致：收拾残局，并从中谋利。从早期的股票经纪人发展到目前的行业巨子，赫顿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公开上市后，公司曾披露自己的实力：82家营业部、1400位经纪人，以及超过30万个客户。

这次公开上市给它带来了3000万美元的新增资本，它也借此一举成为纽交所第八大会员。 20 在华尔街早期的“零售驱动型”券商中，赫顿的规模和行业声誉都仅次于美林。之后，它还多次挑战美林的老大地位。

1974年，由罗斯·皮罗特拯救的杜朋特公司再度陷入麻烦，急需外部救援以度过危机。杜朋特公司当时拥有比赫顿更多的营业部，佛蒙认识到这是对美林发起挑战的绝佳机会。当初，美林之所以能快速崛起就是因为它收购了古德博迪，认识到这一点后，佛蒙决定从皮罗特手中买下部分杜朋特的营业部。交易完成后，赫顿就成为华尔街的一股主要力量，不仅能挽救那些陷入麻烦的机构，还能增加自己的营业部数量。

零售经纪业务仍然是赫顿的强项，该业务一直是由乔治L.波尔负责。在波尔的激进领导下，公司进入争议领域，比如为大客户提供避税服务等。在大部分领域，赫顿都是仅次于美林的第二大投行。1975年5月1日引入协议佣金后，两者都历经了剧烈变化。

协议佣金让华尔街陷入短期混乱，迫使经纪商降低机构客户的佣金率，有些降幅甚至高达60%。对于新佣金率会降至何处，当时有很多夸张预言，不过最后都未实现。证券业协会总裁称这次削减佣金就像是一个“俄罗斯轮盘赌，迫使经纪机构不得不争相第一个冲到悬崖边”。 21 佣金收入下滑后，行业急需其他产品来提高收入。

空头支票

纽交所会员公司于1975年实施的新佣金制，使折扣券商的数量大为增加，并导致“零售驱动型”券商的竞争更为激烈。当时的主要压力来自机构客户，它们威胁说若不下调佣金它们就自己在纽交所购买席位，自己直接做交易。协议佣金给赫顿公司带来很大麻烦，并导致最后被其他公司收购，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业内的激烈竞争，二是高企的银行利率。

1975年之后的数年中，股市表现相当强劲，不过利率也在逐步提高。和其他经纪行一样，赫顿需要寻找新的收入方式，以弥补不断下滑的佣金收入。此前，有一个做法相当有效，不过客户现在的反应却不甚积极。赫顿当时引入一种免佣账户，只收取一个固定费用（账户金额的3%），而不再根据交易量进行收取。到1980年时，公司已开设2000个此类账户，保证金达到1亿美元，但却只占公司总保证金的很小一部分。很明显，赫顿需要找到其他收入来源，特别是在股市不断下挫之时。

在佛蒙的领导下，赫顿的另一应对举措，是在营业部和对应的开户行之间实施一系列现金转移。通过保持资金处于在途状态，公司可以签发超过自身资产实力的更多支票。本质上讲，它是以损伤银行利益为代价给自己发放无息贷款。但当它签发过多支票时，它就是在发放所谓的“空头支票”，即签发的支票没有足额资金支持。到1980年时，公司签发空头支票获得的收益已比其他任何业务都多。尽管受到了开户行和审计师的不断警告，赫顿仍肆无忌惮。没有人会阻止自己的鹅生金蛋，特别是在这项举动不为外界所知，只有银行偶尔抱怨的情况下。

赫顿的问题其实就是流动资金管理问题（其中包括发放空头支票），这一直是银行家和监管者的热门话题。1980年，国会通过了一个银行业监管条例，以缩短资金清算时间，于是赫顿的这一做法就违反了规定。

流动资金管理——试图延缓清算时间，在资金汇入接收方账户前获得额外几天的资金利息，一直被现金管理人称为是管理艺术。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早期利率高企时，很多证券公司使用州外银行作为开户行，并使用州外银行签发支票，这样一来就可以在客户清算前得到额外利息收入。美林曾因这样的做法而受罚。但操作的复杂性，使得签发空头支票无法得到完全遏制。其实，赫顿银行的做法和克拉克-道奇公司在墨西哥战争中所做的一样，不过后者占用的是政府的财政资金罢了。不过当问题暴露时，赫顿就没有克拉克-道奇那样幸运了。

最后，在1981年，纽约上城的两家小银行在发现赫顿的营业部利用它们签发空头支票后，向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此后，州监管部门和联邦监部门都参与了调查。一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检察人员在备忘录中，曾这样描述赫顿公司的行为：“表面上看它们只是在玩在途资金的把戏……但更深一步的调查则发现它们是在赤裸裸地签发空头支票——而且采用的正是教科书上的标准模式。” 22

调查结果公布后，赫顿的命运就宣判了。所有涉及的监管机构都参与了此项调查。1985年，佛蒙承认公司在超过2000万美元的邮汇和电汇上有欺诈行为，并同意为此支付200万美元罚款。

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损伤了赫顿在华尔街的地位。1984年的经纪行排名中，美林还排在首位，紧跟其后的是希尔森-雷曼兄弟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和添惠公司，之后才是赫顿公司。 23 赫顿已经将自己的次席位置让给了希尔森公司和添惠公司，不过虽然声名受累但业务方面仍然经营得不错。缺乏强有力的产品部，对赫顿营销客户是一种不足。投行业务可以给客户带来新发售的证券，且可以不时为客户设计新产品。

历史轶事

多年以来，E.F.赫顿公司一直都在电视上做广告，“当E.F.赫顿宣讲时，人们会洗耳倾听。”这则广告描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人们一边参加马球或划船运动，一边讨论自己的投资事宜。这些运动正是赫顿公司乐于描述的客户追求。当时，这则广告是由纽约的本顿-鲍尔斯广告公司一手策划。不过1980年时，赫顿公司断绝了和该公司的合作。其中原因则是CEO 20多岁的女友。这位女友不断给CEO吹枕边风。之后，她还成为赫顿公司广告部的领导，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广告宣传战戛然而止。80年代后期，公司处于破产边缘时，赫顿公司再度启用该广告——“E.F.赫顿宣讲时，人们会洗耳倾听。”不过为时已晚，公司已回天乏力。

从公司1984年的利润分解，可以很清楚看到“签发空头支票获取利息收益”对赫顿来说是多么重要。当时，投行业务利润占公司总利润的9%，佣金利润占19.5%，利息收入则作为最大头，占了33%。 24 赫顿从银行那里盘剥的利息收入远比自身核心业务收入要高。

在签发空头支票行径曝光后，应纽约市的要求，赫顿被承销纽约市政债券的辛迪加赶了出来。之后，又发生了一连串此类事件。不过内部争斗和历史问题才是侵蚀赫顿外在形象和行业地位的关键。

1982年，约翰·沙德挂冠而去，出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一职。他的任职是赫顿的公关成果，但却没对赫顿产生重大帮助，公司在承销方面并未取得重大进展。同时，70年代末期出售的避税产品开始折磨赫顿，因为这些产品在长期看来可能不值一文，并受到美国国税局的特别关注。同时，为特殊客户召妓，并将开支纳入业务费用一事在华尔街大肆流传。尽管这在华尔街并不少见，但当这种故事传至媒体后，赫顿蓝筹股经纪商的形象就开始坍塌。佛蒙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但他仍牢牢地控制着公司。

在“空头支票”事件后，佛蒙仍厚颜无耻地宣称：“我们的历史一贯良好。”不过媒体可不怎么客气，特别是在4200万美元罚款一事上。《纽约时报》的威廉姆·萨菲尔称“这笔罚金就像是给一个肇事逃逸的汽车贴上乱停车的罚单……肇事逃逸者没有丝毫羞耻，也没有牢狱之灾，甚至连适当的惩罚都没有”。 25

为应对这起丑闻，佛蒙聘请前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来决定谁应为此事负责。佛蒙一直声称自己对此没有直接责任。不过更严重的是公司出现了其他问题。公司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乔治·波尔，后者跳槽至培基公司——一家大型零售经纪商。同时，华尔街也开始迎接自身的并购狂潮，很多经纪机构和投资银行都卷入其中。

1982年股市从熊市中恢复过来，美国的商业并购也正如火如荼——创造着历史记录——之后只在1987年股市短暂下跌中有所中断。而站在这股并购潮前沿的是华尔街自身。尽管在80年代早期和中期，很多公司都是业内重要角色，但依然经受不住时间考验，被其他公司收购。

这股并购潮起于1981年。美国运通收购了希尔森-勒布-罗德斯公司；菲利普兄弟公司——商品期货交易公司，收购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零售巨头西尔斯公司则收购了添惠公司。但买家中，却没有传统投行和证券公司的身影，好像华尔街正被外部的金融公司打包收购。当时，赫顿公司仍在各种困难的羁绊中，靠过去的声誉苟延残喘，早已无力打拼市场。佛蒙一度曾想收购狄龙-瑞德公司，不过却被这家投行一口回绝。对狄龙-瑞德这家有着光辉历史和行业声誉的公司来说，被他人收购无疑是自掉身价。

现在，赫顿的问题就变成了自己还能独立存活多久。考虑到赫顿本身的种种问题，它能长期维持下去确实出乎很多人预料。大伤脑筋的“空头支票问题”困扰了它三年，而投资组合和资本问题也让买方退避三舍，怕买到有潜在债务的公司。更严重的是，司法部门在“空头支票问题”上态度强硬，威胁将赫顿公司作为白领犯罪的典型予以严厉审判。

不过让赫顿公司不断走向衰退的，还是其英雄主义式领导方式，这种领导方式将个人凌驾于管理体制之上。美林是以团队管理公司，而赫顿则是依赖个人——和之前华尔街的松散管理方式相同。赫顿公司的领导人从未能把握住时代节奏，更未采用新技术更有效率地运营公司。尽管是上市公司，赫顿却仍以合伙制运营公司——公司各项制度也经常被个人破坏。所以，可以想象，赫顿的管理层一定会被收购方集体清退，他们在华尔街早已臭名远扬。

这时，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出现了，这是一个相当合适的买方。这家公司当时由皮特·科恩领导，是美国运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之前曾收购雷曼兄弟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时，该公司的领导人是桑福德·威尔，在和雷曼兄弟合并后将公司卖给了美国运通。赫顿散布各地的营业部是它的主要收购目标。不过此轮谈判却相当曲折。最初，赫顿向希尔森开价50美元/股，这个出价科恩认为过高。

交易陷入停滞时，赫顿内部的部分高管认为有必要对公司高层进行人事变动。佛蒙的位置被罗伯特·利特里瑟取代。罗伯特之前曾是美林的高管，1985年进入赫顿。不过由于多年管理不善以及放任自流，赫顿此时的变革已为时过晚。

一年之后，即1987年10月，股市遭遇了多年以来最糟糕的情况，道琼斯指数狂跌20%。这种糟糕表现套牢了很多辛迪加，不少承销商都蒙受巨亏。拟议的并购也受到很大影响。赫顿的股价跌到了15美元/股，距之前的开价有相当大距离。赫顿意识到自己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这样才能挽救自己，即使股价稍低也必须采取快速行动。当时纽约的评级机构即将下调它的债券评级。一旦它们这么做，那赫顿公司就真的技术破产了。因为一旦自己的债券降级，就再无法从货币市场筹措营运资金。

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后，赫顿再度发出求购声明，要求潜在收购方在一周半时间内提出收购要约。美林和添惠公司，以及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加入了收购行列。不过最后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却选择了帝杰证券。希尔森公司再度浮出水面，提出一篮子收购方案，总价稍低于10亿美元，比之前的收购价低了5亿美元。这个出价被赫顿公司接受了，当时它已别无选择。

收购价格被双方接受，每股价格是29美元/股。该交易的对价是8.21亿现金和1.4亿债券。当时，很多人都说赫顿不值这个价，但希尔森则清楚地看到了熊市之后的好日子。科恩曾评论说：“我们这个行业正变得越来越像个寡头垄断市场——生意的固定成本非常之高！” 26 他的评价很准确。整个行业正朝着那种能提供全面投行服务和经纪服务的大型综合金融机构前进。

收购完成后，希尔森公司的资本高达37.5亿美元，拥有超过600家营业部和12000名经纪人，在行业内只有美林的规模能超过它。合并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为增加资本很多公司都选择了合并，并同时削减后台开支。

回首赫顿公司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历史，貌似它从未从1968~1970年的后台危机中恢复过来。贸然进军投行业务最后被证明是公司的巨大灾难，而且自己的零售业务在80年代也日落西山。如今，它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其规模庞大的营业部和经纪人资源，虽然管理不佳，却仍是一只规模可观的销售队伍。希尔森出手收购赫顿，是华尔街最近的一次业内互救。如果希尔森没有出手，赫顿必将破产，那将在1987年的股灾中给华尔街带来负面影响——这是所有人都竭力避免的。正如美林和赫顿之前所做的一样，希尔森现在充当了白衣骑士的角色，之后不久它将挽救另一家公司。

华尔街欣赏这种收购，但私下里更希望被收购公司的管理层能尽职工作，以从根本上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第7章　贪婪无度　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德崇公司

20世纪初，小公司进入华尔街的突破口不止是投行业务和零售经纪业务。除了投行业务和零售经纪业务外，还有其他业务可以拓展，不过这些业务的收益率没有前两者那么高。但只有在这些不起眼的领域中取得成功的公司才能在华尔街立足。一旦它们决意突破，就会快速发掘此类机会，并成为投资银行的一员。之后，这些公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并重构了20世纪后半叶的金融格局。

所罗门就是其中之一，该公司出身很差，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却可以与美林在承销业务上一较高下。乍看一下，所罗门证券是一家典型的19世纪公司，不过它很快就摆脱了过去，适应了新环境。

另一个例子则是德崇证券，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实施前，它是一家与J.P.摩根关系密切的上流投行。在多年衰落之后，它也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并借此跻身华尔街顶级承销商之列。不过德崇证券的第二春来得相当晚，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来到。它的主打产品——垃圾债券，是20年代银行家非常熟悉的品种（两者有惊人相似），却成为华尔街畅销不衰的产品之一。

稳步发展

所罗门证券和德崇证券的成长方式非常相似：都利用那些广为人知，但却没充分开发的产品或服务，跻身华尔街排行榜。所罗门公司早期是一家资金短拆行，在银行和经纪商充当中介。它的业务，和一个世纪前伦敦的资金短拆行没有区别。之后，它利用自己在该领域的良好声誉，进军债券业务，并在这上面挣到第一桶金。德崇证券，作为一家备受尊重的机构，在1933年与J.P.摩根分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直到70年代借垃圾债的兴起才再度崛起。垃圾债这种融资方式，用的是摩根和其他前辈的承销模式。华尔街早期最受欢迎、同时利润也最为丰厚的债券承销，就是这种操作。

80年代后期，两家公司都出现了了严重的管理失误，贪婪无度的员工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这也改变了两家公司的命运。所罗门公司卷入了操纵国债申购一事，之后公司历经多次转售，最终被花旗集团收购。德崇证券则更为严重——在迈克尔·米尔肯俯首认罪，承认参与内幕交易后，公司就关门停业了。

20世纪80年代，两家公司都以奢侈无度著称。所罗门高管的奢华生活人所共知。而米尔肯则在自己的贝弗利山举办著名的“狩猎舞会”，为投资人和债券发行商提供美酒佳肴和娱乐活动。不过，这些都发生在两家公司被收购前。

在80年代，两家公司各有特色，不过都是典型的华尔街合伙制公司。德崇证券当时还是摩根银行的附属子公司，因拥有大企业客户而备受尊重。所罗门当时则是一家刚进入华尔街的新人——一家犹太公司。早期，为了生存，它不得不成为机会主义者，任何一家大银行不屑做的业务它都会尽力争取。

犹太佬——杰·库克

1910年，费迪南德·所罗门在纽约成立了自己的资金短拆行。当时，他师从其父——他父亲19世纪时曾在德国西部从事此类生意。孩提之年，他就和家人一道移民美国，最后在离华尔街不远处成立了公司。

和华尔街其他犹太人不同，费迪南德并未从事股票业务或债券业务，而是专注于资金短拆业务。当时，他有四个儿子，其中阿瑟、帕西和赫尔伯特，在成年后加入公司，经营这个不温不火的生意。不过不到一年，父子间就爆发了冲突。之后，三个儿子离开公司独自闯荡。最后，他们在百老汇80号成立了所罗门兄弟公司，投入的资本只有5000美元。他们的业务和原来一样：只做资金业务，充当银行家和经纪人的中介，给经纪人提供短期资金融通，并从交易撮合中赚取少量佣金。对华尔街来说，他们的业务无足轻重，毕竟他们从事的只是中介业务，而且没什么名气。

当时，短拆行每天都要拜访客户，并按天为客户服务。这是一项奇特但却有效的服务方式，他们可以借此会晤知名客户，特别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私人银行家。拜访银行和证券经纪商是伦敦城（英国金融区）的传统，持续了100多年，是英国货币市场的特色。和其他欧洲央行一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对货币经纪商也有自己的要求，要求它们必须在自己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一英里范围内经营。这样，央行就可以对它们实施有效监管。费迪南德·所罗门的儿子们捡起这个传统，并将其践行在纽约的服务中。

阿瑟·所罗门是公司的领头人，也正是他逐日造访大型银行，比如摩根银行、国民花旗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他那整洁的仪表、干净的着装和漂亮的胡子，都让他成为造访金融界巨擘的理想人物。其他两兄弟则负责公司其他业务，办公事宜则交给了本·莱维——费迪南德的前职员。在父子矛盾爆发后，他离开原公司，加入三兄弟成立的新公司。

当时，公司实力薄弱，短拆业务回报也不高。在他们经营的第一个月，公司做了41笔业务，总额高达700多万美元，却只拿到2800美元的佣金回报。 1 如果想赚更多，他们就得扩大业务量。不过，他们的业务主要是靠大机构的施舍。

资金中介业务相当受限。很快，他们就意识到需要扩大业务范围。债券业务是不错的选择，他们的大部分客户也是债券投资人。债券经纪和货币经纪非常相似——只是为客户代买债券，之后将其转交给客户，而无须承担交易风险。

债券业务扩大了公司的经营范围，但三兄弟很快又瞄上了证券交易所的股票生意。不过，纽交所席位相当昂贵，不是他们财力所能承受的。阿瑟决定寻找一位拥有席位的合伙人，让其负责所罗门在交易所的交易。最后，他选择了莫顿·胡茨勒。胡茨勒当时拥有一个交易席位，且是一名“两美元经纪人”。他在纽交所交易大厅执行委托指令，并收取固定的2美元佣金。阿瑟上门拜访后，胡茨勒接受了邀请，并签署了合伙协议，此后公司改名为所罗门兄弟＆胡茨勒公司。也正是在1910年，公司开始不断扩张，从原来范围有限的业务中拓展开来。

尽管在纽交所有部分业务，所罗门公司的主要精力仍在货币市场，给投资人和借贷方提供票据贴现服务，并成为其二级市场的活跃参与者。为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他们甚至将公司改名为略显夸张的“所罗门＆胡茨勒贴现行”。当时他们的主营业务是在货币市场，纽交所业务只是经营的配角，不是公司主要精力所在。

公司的债券业务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13年，公司招募查尔斯·贝尔内姆作为合伙人，让其照看债券生意。不过债券业务也阻碍了公司的发展，毕竟证券业务才是当时的行业主流。那时，除了华尔街从业人员外，其他人都不太了解所罗门公司。只要J.P.摩根和库恩-勒布仍垄断债券承销，所罗门就不太可能参与其中。如果无法加入，那所罗门只能是一家经纪商。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阿瑟选择绕过它，和50年前杰·库克所做的一样。

不过，之后美联储的成立（1913年）和一战的爆发，改变了证券市场格局。现在，债券承销商需要到政府那里进行登记，以销售国债。战争期间，政府发售了一批国债（绰号为“自由公债”）。当时，这批国债非常畅销，在投资人那里极受欢迎。1917年首批“自由公债”发售后，所罗门看到了机会，到政府那里登记成为国债承销商。这是意义非凡的战略性行动，所罗门最后几乎独吞了这个领域。而那些传统老牌银行，要么是将目标锁定为外国政府，为它们发行国债；要么是锁定为企业，帮它们发行企业债。当时，华尔街认为“自由公债”是短期产品，将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期间，所罗门公司为这批“自由公债”创造了二级市场，并从债券交易上学到很多，比和平时期多多了。而本·莱维则通过发售战时国债，在公司内部声名鹊起。作为回报，公司在1918年将他提升为合伙人。从1913年开始，他就跟着阿瑟一道对纽约的美联储银行进行礼节性拜访。

当时，所罗门公司践行着英式贴现行的传统，积极寻找充当央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桥梁的机会。在此过程中，它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行业声誉。

战争结束后，它的远见卓识和对二级市场的积极参与，得到了回报。大银行的一些承销也会邀请所罗门参加，不过参与份额通常较小。但阿瑟·所罗门从不挑肥拣瘦，不管份额有多小都积极参与。他明白，加入承销俱乐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公司也得为此卑躬屈膝。但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当时，他和J.P.摩根的合伙人一样勤恳工作，很少脱手公司经营。

慢慢的，公司开始依赖他的领导才能和远见卓识。他采取的一系列创新帮公司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些创新，却和华尔街的行规有很大不同。它们从未登上报纸头条，因为大部分都用于内部运营。和零售经纪业务的创新被大家熟知不同，机构业务的创新还都是秘密。

所罗门的客户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所以销售员和交易员的职责有很大重叠。通常，销售员销售债券，而交易员则为债券定价，并用公司自营账户进行交易，从而创造一个活跃的二级市场。不过当机构客户买卖债券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销售员比交易员更清楚在哪儿可以找到合适的对手盘。所罗门的交易员经常像个销售员，而销售员则经常像个交易员。换句话说，销售员有权不经交易员同意买进或卖出部分头寸。正是这一点，确立了所罗门在债券市场的牢固地位，它可以为客户提供快速服务。这个体系也加快了证券换手，由于佣金微薄，高换手是必需的。

当时，传统投行只为客户提供债券认购服务，客户只能购买证券，而无法进行交易。所罗门看到了商机，并创建了债券二级市场，为已售出的债券提供交易服务，投资人可以在这儿买卖债券。很快，这个策略就得到了回报。

1924年，所罗门公司进行了首笔债券互换。今天的机构投资者对此都不陌生。但在当时，考虑到所罗门的规模，这还是一个惊人之举。这笔互换具体如下：首先，所罗门从机构投资人那里借来2.2亿美元的自由公债和财政部中期票据；之后，用它们交换了一批新发行国债；最后，再将这批国债售给投资者。 2

这次互换，提高了所罗门在华尔街的声誉，而且也显示出公司雄厚的客户基础。如果客户基础不足，或是没有精干的销售队伍，它将不得不自己吞下这批债券，这将让公司资金陷入风险之中。

此后，互换成了所罗门的主打业务，并为它带来很多忠诚客户，没有它，在交易冷清的二级市场出售大笔头寸将遇到巨大困难。

20年代末，所罗门和其他华尔街公司都迎来大繁荣。但公司从未介入零售业务，更未以任何方式参与证券热潮。债券业务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公司也在这方面投入主要精力。阿瑟·所罗门，和同时代其他知名金融家一样，早在1927年就已预见到股市的落幕。与伯纳德·德鲁克，以及查尔斯·美林这些金融名流一样，他得确保公司稳固。在1927年政府允许银行参与证券承销后，他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之后，他禁止所罗门发放保证金贷款，担心客户持仓会遭到股市打击。

他的担心，一方面来自于股市迭创新高，一方面则来自于保证金贷款的高利率。借款人以4%的利率从货币市场借入资金，之后就以12%的利率将其借给经纪人。而不少投机人在购入股票时，保证金比例只有10%，其他90%都是向经纪人借得——这部分成本高达12%，所以他对此相当担心。最后，股市崩盘，贷款机构和投机者被扫地出门。

阿瑟·所罗门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股灾前就从股市全身而退。这一决定拯救了公司，并为它赢得了另一声誉：交易上积极进取，管理上稳妥保守。

阿瑟·所罗门在48岁时英年早逝。之后，公司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阿瑟死于胆囊手术引起的并发症。此后，在世的7位合伙人，包括胡茨勒、帕西和赫尔伯特·所罗门，在他这位最知名也最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去世后，都茫然失措、六神无主。1929年，胡茨勒卖掉了自己在纽交所的席位，并从公司退休。不过他的名字一直保留在公司名字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

尽管在20年代四处出击，但到30年代时，所罗门还是华尔街的小角色。而且30年代也不是华尔街公司扬名立万的时候。1933年《证券法案》通过后，证券公司的日子更加难熬，华尔街进行了行业罢工，拒绝按新法律规定让客户进行财务披露。不少传统承销商都公然藐视法律，以私募方式进行承销，而非通过公开上市。在《证券法案》《银行法案》和罗斯福新政面前，所罗门是跟随其他传统投行，还是走出一条自己的独立之路呢？

当全行业罢工如火如荼时，所罗门在赫尔伯特的领导下，赢得了自己第一个主承销项目——快捷公司（一家食品加工商）。这宗承销让所罗门陷入矛盾之中。当时，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很多华尔街公司都拒绝遵守，但这宗4300万美元的承销却公开发售。

这次承销，严格按照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在1935年3月正式发售，成为股灾以来最大的一笔债券承销。很明显，所罗门的自身实力不足以承销该项目，如果违反行业共识而遭到联合抵制的话更是如此。但所罗门借助其他安排躲过了该难题。它与快捷公司达成协议，只要尽自身最大努力销售即可。承销费按实际发售量计算，如果需求不足，所罗门不负任何责任。在这次承销中，所罗门没有担任投资银行，只是作为代销机构进行销售。由于无须对未售出债券承担责任，公司资本没有任何风险。 3 最后，这起发售大获成功，所罗门也借此建立起投资银行的美誉。

快捷公司的债券发售，打破了行业罢工坚冰，其他企业也争相进行证券发售。资本罢工到此结束，而所罗门公司则成为行业罢工的破坏者。公司的行为没能赢得同行赞许，不过考虑到大萧条期间市场冷清，倒也没什么同行报复。在华尔街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短暂斗争中，所罗门公司在恰当的时候表现出自己的机会主义作风。在这次行动中，它表现出的大胆无畏，在此后数年对它助益颇多，如果它希望自己能成为华尔街的主要角色，那这种大无畏精神就成为必须。

40年代时，阿瑟·所罗门成为政府债券承销商的决策，再度被证明是睿智之举。战争期间，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发售了大批国债，对投资者和银行进行大肆兜售。财政部鼓励银行进行购买，如果按照要求来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将会得到放松。因此，国债成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最大一块资产，甚至超过了贷款。投资者也被鼓励尽可能多地购买。一度，连学童都成了营销目标。当时媒体曾开玩笑，说摩根索在抢学童们口袋中的冰激凌钱。

这场营销非常成功，为战争募集了数十亿美元。不过在这次筹资中，投资银行发挥的作用，不如1915~1918年那样有力。现存的国债需要二级市场，所罗门很快就填补上这个角色——为交易活跃的债券进行报价，并从机构投资人那里接受买卖下单。所罗门在30年代是资本罢工的破坏者，但在二战之后，却赢得了“华尔街最机敏也最善于把握机会的债券做市商”称号。

青云直上

赫尔伯特于1951年去世。之后，鲁道夫·斯姆特尼成为公司的执行合伙人，他是公司的一位老员工。赫尔伯特的统治不像阿瑟那样，在他作为公司领导期间，从未制定过任何必须推行的政策。很多重要决策都由公司资深合伙人组成的委员会做出。帕西作为赫尔伯特的自然继任者，多年以来都以有其他生意及身体不佳为由淡出公司管理。于是，斯姆特尼就成了合适人选。50年代，对所罗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10年，因为专业投资机构——它们的主要机构客户，开始对股票产生兴趣，而债券投资则降至次席。

斯特姆尼统治期间，是所罗门公司40年来最具争议的阶段。他公然违反公司不成文的规定，在数家公司担任董事，这是之前合伙人们竭力避免的。他决策投资的几家企业也给公司带来严重损失。除此之外，斯特姆尼还染上了传统投行奢侈无度的恶习——开支巨大，并利用执行合伙人地位获得各种好处。1957年，合伙人决定将他撤下。于是斯特姆尼决定辞职并从公司带走资金。接任的执行合伙人，将不得不面对华尔街由来已久的资本问题，这个问题困扰着包括所罗门在内的很多公司。合伙人的离开也意味着他投入公司资金的离开。

1963年时，这个空缺被填补，帕西的儿子威廉姆·比尔·所罗门出任了公司最高领导。比尔当时43岁。和其他犹太裔第三代继承人不同，他没读过大学，19岁就加入了公司。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对人友善但智力一般。斯姆特尼离开后，他希望接任执行合伙人职位，但其他合伙人不同意。在一家“零售驱动型”公司中，他是理想人选，毕竟他的性格极为合群。但在一个以机构客户为主的公司中，他必须凭借自己的才华赢得客户，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客户的高度认可。不过讽刺的是，不被众人一致认可的他，却通过解决公司资本问题——困扰所罗门数十年的问题，走上执行合伙人的位子。

和其他合伙制公司一样，所罗门公司的资本也随合伙人的来去而变动。50年代初，公司的资本达到1100万美元，但随后就开始下降。当合伙人退休时，他们的资金将会被带走——这将减少公司的资本。某些情况下，资本缩减程度会很严重。在斯姆特尼离开并带走400万美元资本后，比尔说服了其他资深合伙人，出台政策稳定局面：现在，合伙人不仅将得到资本分红（投入资本的分红），还将得到年薪和相关补助，但前提是他们不能从公司撤资。多数情况下，年薪和津贴将达到10万美元/年。 4 有些合伙人抱怨说这不够生活开支，但规则运行良好。所罗门的资本开始稳固下来，公司也能更好应对50年代和60年代的挑战。在经历短期管理不善和开支无度后，公司开始稳定下来，迎接前所未有的大牛市。

在比尔1963年成为执行合伙人前，公司是由本·列维、爱德华·霍尔斯顿和比尔组成的执行委员会领导。霍尔斯顿是晋升为公司合伙人的仅有的几位大学生之一。他常乐此不疲地告诉同事他的本科论文是关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并这将本书奉为交易宝典。但不幸的是，他的同事对此不甚了解，毕竟公司很多人连高中都没毕业。后来，一个同事曾坦承，当他听霍尔斯顿说这个故事时，他以为“君主”是指阿瑟·所罗门。 5 当时，交易员不需要很高学历，只要他们有很好的短期记忆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即可。50年代末时，在人员组成和交易设施方面，所罗门仍是一家20年代的公司。不过在60年代时，这个情况将会得到改变。

所罗门和那些久负盛名的华尔街公司之间有很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颇具传奇色彩。其他公司的合伙人都喜欢独立办公室，但所罗门的合伙人则都在交易室办公。在这儿，他们和底层职员一道，在让人血脉迸张的环境中，长时间进行债券和短期票据交易。不过交易室设备相当陈旧，有些更是破乱不堪。只有合伙人的餐厅可以和其他大公司相比。

比尔接管公司后，所罗门对公司硬件进行了急需的翻修。新设施补充到位，公司形象也焕然一新，于是公司在华尔街之外的认知度也大幅提高。同时，公司也引入了一批新雇员，其中很多成为华尔街日后响当当的人物，其中就包括约翰·古德菲瑞德和亨利·考夫曼。这次翻修，改善了所罗门的形象，并让所罗门在数十年的默默无闻后一举跳到聚光灯之下。

多年以来，所罗门公司都是靠其他公司施舍获得承销份额。60年代初期，它改变策略，开始大举进攻。所罗门公司、美林公司、布莱恩公司，以及雷曼兄弟公司一道，组成了“无所畏惧的四人团”，抢夺其他老牌投行的主承销商资格。雷曼加入其中，是因为它已从早年的华尔街顶级承销商中滑落下来，它希望能再创辉煌。

它们开始竞标公共事业公司的证券承销。现在，要获得主承销商资格就得报出有竞争力的价格——这既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也是法律的明文规定。 6 四巨头如此实施，并拿到很多主承销项目。在此过程中，它们让华尔街老牌投行头疼不已。它们采取的激进措施也得到了回报。1960年，所罗门还在华尔街前15大承销商排名之外。但1964年，它已跃居行业第6位。同时晋级的还有美林——另外一家进入排行榜的新人。

更关键的是，四巨头机会主义的做法打破了承销行业不成文的规定：不互挖墙脚，不抢夺其他投行的客户。尽管竞价投标法已出台20多年，但华尔街承销商间井水不犯河水的行规，直到如今才被打破。承销排行榜上的新晋力量，改变了投行做生意的方式。但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时很少有人能充分认识到。

20世纪60年代，华尔街的形势已相当明朗。若想继续在华尔街立足，就必须涉足股票业务，以满足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的需求，对所有公司来说都是如此。具体到所罗门身上，就是机构投资者的股票业务。当时，所罗门本质上仍是一家债券做市商——除非采用恰当策略，否则将业务转向股票并非易事。考虑到实际情况，所罗门决定为客户提供股票大宗交易服务，这和它40年来一直做的债券业务非常相似。

这就是后来大家熟知的“大宗交易”。尽管有风险，但它却让公司争取到股票投资经理这类客户，如果只靠债券业务将无法获得。

大宗交易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大额交易，并且在交易所之外完成。70年代初，交易佣金率是固定的，所以交易额越大，券商拿到的佣金也就越多。虽然利润丰厚，但大宗交易的风险也很大，对券商的资金要求很高。券商不只是充当代理买家或卖家，还经常从卖方那里用自有资金买下证券，之后再出售给潜在的买方。在此过程中，它将自己持有头寸。尽管缺乏这方面经验，比尔·所罗门还是认为这是进入股票市场的较好办法。

60年代时，公司的资金实力已相当雄厚，可以开拓其他业务。秉承公司一往无前的作风，这次它也毫不犹豫地进入到新业务之中。约翰·古德菲瑞德曾说：“我们既没有为公司融资的能力，也没有研究能力，那我们如何能进入一个机构林立的市场呢？你只能依靠‘大宗交易’来展露实力。” 7 这是另外一例“交易驱动型”公司利用自身实力赢得机构客户，并在10年内进入华尔街上游的实例。

但交易本身并不能给所罗门带来光明前景。公司不断招募新人。现在20位合伙人背后，有一支500多位雇员组成的团队。所罗门原来那群只有高中文凭的老式交易员，被一群MBA取代。公司研究部当时是由亨利·考夫曼和西德尼·霍默领导，尽管主业还在债券上，但也加入了股票研究和企业融资研究。当时华尔街皇冠上的明珠还是承销业务，所以约翰·古德菲瑞德将其视为当务之急。比尔·所罗门则将约翰视为自己的继承人，在1978年将公司领导权交给了他，让他成为公司的执行合伙人。和E.F.赫顿一样，所罗门也意识到若不能在承销方面有所作为，就不可能成为华尔街顶级投行。考虑到此，公司从华尔街之外聘请了丹尼尔·萨金特，让他来负责此项业务。很快，这个安排就有了回报。作为承销业务的新人，所罗门和其他公司一样，采取了极为激进的策略来争夺项目。大部分时候，它都会和客户就各种条款进行协商，这是其他主流承销商不屑做的。协商完毕后，它再将证券出售出去。

开始时，公司的主要成就来自于债券承销，回报也相当可观。70年代末，公司已成为华尔街的顶级承销商。到1980年时，财富500强中的近100家公司已经和所罗门建立了业务往来，当时发行企业和传统合作投行的关系已微不足道。那时，所罗门公司的一大成就是从摩根士丹利手中抢到IBM，为其1979年的首笔债券发行提供投行服务。

这笔1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是华尔街时代变迁的标志。它除了是IBM首次债券发行外，还是当时最大一笔承销业务。由于未能成为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愤懑不已，拒绝与所罗门和美林一道作为联合承销商。于是，两家行业新贵分享了整个蛋糕。

这宗承销还从另一方面提高了所罗门的声誉：这笔债券是在新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实施新的货币政策从而迫使利率上浮前发行的。当时，所罗门组织了一个由225家投行组成的辛迪加，来承销IBM债券。利率上涨时，发行的债券都还砸在辛迪加手中。于是，辛迪加成员在这个项目上遭受了损失，但有谣言说所罗门的头寸早已售出，这意味着它没遭受任何损失。 8 考虑到所罗门在债券交易方面的实力，以及亨利·考夫曼在利率方面的研究，业内传言所罗门早已知道利率将会上涨。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投资者对所罗门的狡诈肯定相当不悦。不过所罗门在债券承销方面的实力却得到了认可。公司现在已经在华尔街站稳了脚跟，毕竟只有那些大投行才会流传出此类谣言。

华尔街之巅

IBM项目提示人们：所罗门不仅跨进了华尔街排行榜，还成为了顶级投行（在20世纪70年代末）。现在，销售能力取代了投行和客户的关系，成为发行时的主要考虑。摩根士丹利被所罗门和美林排挤到一边。当时，摩根士丹利还在华尔街排行榜前十名，但已明显感受到投行新人的威胁，它们的做法相当激进。不过所罗门的上升之路并非仅靠蛮力。一战以来，所罗门利用债券市场的专长，发展起自己的债券业务——20世纪发展最快的一块业务。90年代初，所罗门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最后就是凭这方面实力存活了下来。

1980年，所罗门公司进入了华尔街承销排行榜。不过它对华尔街和美国金融最大的贡献，却是在70年代初完成。多年经营中，所罗门积累了很多小客户，都是像储贷协会和储蓄银行这类小机构。这些小型地区性银行，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在50年代和60年代，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多。但抵押贷款市场并未成立，房主在贷款时还是需到银行进行申请。之后，银行向房主发放贷款，并将这些抵押贷款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直到房主将借款还清。随后，联邦机构——联邦抵押贷款协会成立，从银行手中购买部分抵押贷款，其他那些则没有市场可供银行托收。

1968年，《住房和城市发展法案》通过。之后，政府成立了联邦抵押贷款机构。而所罗门则在70年代初进入这个市场。所罗门公司国债交易的负责人威廉姆·西蒙，开拓了抵押债券交易。但是另一位合伙人罗伯特，让所罗门成为联邦抵押贷款协会的主承销商。当时，联邦抵押贷款协会的业务正在快速增长。

70年代初，有三家抵押贷款机构在政府或明或暗的担保下，从银行那里购买抵押贷款。所罗门的交易员负责处理这些贷款，让它们以表外融资的形式出现，也就是以抵押支持贷款形式出现，而非以财政部债务形式出现。作为华尔街的顶级债券承销商，所罗门将这些业务纳入囊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新的投资工具相当复杂，要求投资者对它们非常了解。抵押贷款市场成立后，债券交易就成了所罗门的主要利润来源。正如亨利·考夫曼所说：“这项业务异常复杂，公司不得不增加人手，但所罗门也借此进入了利润丰厚的新领域。开始时，竞争对手相对较少。” 9

所罗门是第一家利用传统交易技术创设新证券的公司。这些新证券，就是大家后来熟知的抵押贷款证券。 10 拉涅利成为所罗门抵押贷款证券业务的明星，这项业务需要交易才能和企业财务知识两方面的结合。在70年代时，抵押贷款证券改变了债券市场，很多房主也进入其中，若非这样，情况会有很大不同。在这项业务中，所罗门公司不仅发了大财，还提高了自己的市场声誉。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讲，证券化这种老式货币市场技术的聪明利用，使得机构可以大幅举债，而无须担心信用评级被降级。对抵押贷款行业来说，这个市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而所罗门则处于这个市场的顶端，罕逢对手。

在1975年对纽约市的财政救援上，所罗门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纽约市已濒临破产，市长亚伯拉罕·比姆向州政府求援，要求州政府出面。随后，州长工作组成立，由拉扎德公司的菲利克斯·罗哈廷领导。州长工作组建议成立一家机构，以出面借款，并筹集救援款项。于是，市政救援公司成立，并发行债券为市政府筹资。而华尔街则成立了两个辛迪加来承销这笔债券。

这笔债券总值高达10亿美元。两个辛迪加中，一个由摩根信托领导，一个由所罗门公司领导。在它们的帮助下，市政救援公司的债券顺利发售，纽约市也开始逐步恢复自身的财务健康——虽然相当痛苦。和E.F.赫顿和美林一样，在救助私人企业或公共部门时，所罗门公司也会受到大家期待。上一次对纽约市的救援，是1907年的大恐慌，当时是由J.P.摩根出面，所罗门公司那时还未成立。

所罗门在承销方面进展神速，1980年时还被评为最灵活、最具进取心的证券公司。到80年代初，它的资本已超过3亿美元，仅次于美林。尽管行业地位让人羡慕不已，它也急需补充资本，当时这已经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它对资本的渴求也非常急迫。70年代和80年代初时，利率高企、股市惨淡，但期货公司却在此期间赚取大量利润，这得益于当时的通货膨胀，业务量暴增。此时，最成功的期货公司，也在积极寻求进入其他金融领域的机会。非常幸运的是，并购伙伴适时出现。

80年代时，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的合并还不多。其中一个例外是费步罗公司，之前名为菲利普兄弟的期货公司。1980年，正寻求并购伙伴的费步罗公司高管大卫·滕德勒和哈尔·柏里茨，拜访了所罗门的资深合伙人亨利·考夫曼。费步罗公司急切希望能使公司业务多元化，而不是局限在期货交易方面。之前，它曾花费一年时间来寻觅并购伙伴，却未能成行，不过，所罗门和费步罗的结合则明显对双方都颇为有利。

资本问题是所罗门当时的主要考虑。公司执行合伙人威廉姆·沃特意识到市场正变得比以往更加资本密集，他曾说：“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对国债高涨的需求，需要大笔资金。而我们的资本却只有3亿美元，这明显不足以让我们在未来的21世纪大展拳脚。” 11 同时，还有合伙人退休带来的问题。考夫曼曾说“近来合伙人退休时，根据合伙协议规定带走的资金，也让公司难以维持一个长期稳定的资本基础”。 12 不过对费步罗来说，资金并不是问题，在7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时期，公司赚取了超乎寻常的利润。

两家公司的合并实际上是费步罗对所罗门的收购。费步罗为收购所罗门付出了5.5亿美元，这样一来，所罗门的合伙人就可以从公司抽走自己的那份资金。新公司变名为费步罗-所罗门公司，保留了两家公司的原名。现在，新公司成了一家上市公司，正式结束了长达75年之久的合伙制历史。公司的那些老合伙人，在当时的公司经营上已没有影响力。比尔·所罗门，直到交易结束后才得到消息。在得知所罗门被收购后，他们情绪相当低落。新公司有两位联席主席，分别是所罗门的古德·费瑞德和费步罗的大卫·滕德勒。资本总额则高达17亿美元，所罗门公司和费步罗公司各占一半。

尽管两家公司都是交易公司，但它们的结合却并不成功。很快，两家公司就紧张起来，这暗示它们的文化不如设想得那样容易融合。不过，所罗门从这宗交易中受益颇多，它现在可以接下更大的交易，特别是在国债方面，在80年代初时，国债非常受客户欢迎。之后，费步罗的期货业务开始走下坡路，收入锐减，而所罗门则攫取了公司的主导权。最后，费步罗的名字也从公司名中撤下。

在短暂的合并后，情况发生了逆转，古德·菲瑞德实施了反向收购。四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商业周刊》在封面中刊登了他的照片，并授予他“华尔街之王”的称号，原因是他逆转了整个交易并将费步罗踢出局。当时，公司的资产总额高达650亿美元，除了经营承销业务、抵押贷款证券业务、衍生品交易、合并收购业务以及大宗交易业务外，它还成为美国国债业务的垄断者。

利用补充的资金进行业务扩张后，所罗门变得高度杠杆化，交易头寸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大。现在，它的主要策略是利用高换手率来赚取微薄的佣金收入。这种发展趋势让亨利·考夫曼极为担心，他在1988年从公司退休。他曾写到：“所罗门对资金的需求永无止境。只要市场继续以现有速度快速证券化和全球化，所罗门对资金的需求就不会止步……这一点困扰着我，最终也让我从服务了26年之久的所罗门离开。” 13

所罗门的合伙制在费步罗收购它之后结束，不过合伙制期间公司塑造的良好形象却在90年代初挽救了公司。当公司在80年代扩张时，它的声誉已经和自己的历史形象有所区别，之前，它的首要目标是代客户进行买卖，其次才是寻找交易机会，现在它却将交易置于首位。

古德·菲瑞德对所罗门实行了严格管控，不过他的管理手段却常让人难以捉摸。后期，他则以举办奢华宴会和一掷千金而闻名。业内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他妻子在纽约公寓居住时，曾从邻居家窗户吊进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这棵树太大而无法从大堂抬上去。1989年迈克尔·刘易斯出版的《说谎者的扑克牌》一书，披露了更多内部秘密。在这本书中，这位所罗门的前高级交易员将所罗门描述为赌徒天堂，在这儿，交易极具投机色彩，人身攻击也很常见。古德·菲瑞德和拉涅利也常同其他交易员就交易结果进行豪赌，有时赌注甚至高达100万美元。尽管该书将所罗门描述成一个典型的华尔街男孩俱乐部，但也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游戏本身比为客户服务更重要。《商业周刊》在授予古德·菲瑞德“华尔街之王”的那篇文章中，也曾提到古德·菲瑞德高度紧张的善变性格急需改变。 14 一年之后，《商业周刊》的这一总结就得到了确认——所罗门遭遇了1910年创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滑落谷底

讽刺的是，所罗门公司最大的危机来自于国债市场——这也是它多年以来引以为荣的骄傲资本。1991年，所罗门触犯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的规定，制造了20世纪最严重的一起国债丑闻。所罗门国债柜台的交易员在认购国债时，进行了逼空。此事产生的后果让所罗门从国债市场的头把交椅上跌落，并了走下坡路。

当时，申购国债的标准做法是由30多位一级交易商（由美联储确定）提交报价，之后再根据报价结果进行分配。作为一级交易商的一员，所罗门自然要代表自己和客户提交报价。当时，法律禁止单个申购者申购超过35%的份额。为拿到更多国债，所罗门进行了暗箱操作，以客户名义进行申购——通过编制一份虚假客户名单来进行申购。这样做之后，客户申购到的国债就落入所罗门公司之手。如果客户真实存在，这个过程就合法合规。认购结束后，所罗门就开始逼空该国债。而那些没能竞得国债的申购者，比如需要国债来保护对冲头寸的对冲基金，则由于申购不到国债而被挤兑出局，而且还在需要购买的国债头寸上损失了大笔金钱。

多年以来，国债发行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内战期间，杰·库克参与的市场要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简陋得多，并历经了其中的风云变幻。自1812年战争以来，国债发售一直都是争论焦点。即使在美联储设立之后，这类争议也从未平息。最后，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政府证券法案》，将国债承销商置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之下。当时，一级交易商有两个监管部门。

在国债认购上竞购不到的情况变得非常明显之后，对冲基金开始向美联储抱怨，之后，美联储就对所罗门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司捏造了申购者名单，这是美联储要求在竞标时披露的。当时，所罗门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当局要将它作为典型，那它只能关门了事。

这时一位白衣骑士出现。沃伦·巴菲特，这位所罗门公司最大的外部持股者，通过自己控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所罗门大批股票。这起丑闻导致所罗门股价下挫。为保护自己的头寸，他决定亲自前往纽约以免进一步受损。而罗纳德·皮里耳曼这样的“企业猎手”，当时也对所罗门产生了兴趣。

在巴菲特和公司高管会晤之后，所罗门很快就实施了结构性改革。约翰·古德·菲瑞德被解除CEO一职，直接实施国债竞价的交易员也被开除。为保护公司，交易员声称申购内容真实，只是期间管理松懈没受到正确监管罢了。所罗门对自己不当行径的辩解则是：交易员私自操作，高层管理人员对此（操纵申购为公司牟利之事）一无所知。有意思的是，几年之后潘恩·韦伯公司的国债交易员损失数亿美元后，也采用了这个借口。

证券交易委员会没有接受这种辩解。所罗门被处以2.9亿美元的罚款，并对它实施制裁，制裁时间长达数年之久。不过美联储的处罚倒并不是很严厉。公司的一级交易商资格并未丧失，不过在未来的申购中它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但英格兰银行对所罗门的看法却比较负面，拒绝让它加入英国电讯公司股票发行的辛迪加。当时，英国电讯公司正通过发行新股来进行私有化。

最后，所罗门公司幸存了下来。不过在投资者的质疑日益强烈时，它的声誉也遭到了怀疑，特别是在80年代末德崇证券爆出内幕交易丑闻并破产倒闭之后。不过所罗门则靠着自己之前在国债市场和抵押贷款证券市场上长期积累下来的信誉存活下来，避免了类似德崇证券的破产命运。

历史轶事

在国债竞价丑闻爆发后，所罗门又继续经营了数年，之后就成为大型金融集团的并购目标。

1997年，已经收购了史密斯·巴尼公司的旅行者集团，出资90多亿美元收购所罗门公司，并将所罗门公司和史密斯·巴尼公司合并，合并之后的新公司改名为所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一年之后，由桑福德·威尔领导的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合并，形成了新的花旗集团，此后，所罗门·史密斯·巴尼公司就成为新公司的一部分，而花旗集团的成立也于1999年得到《金融现代化法案》的批准。

在这宗合并中，20世纪最著名的国债做市商和19世纪最著名的承销商走到了一起，但当时人们都没想起这一点。史密斯·巴尼公司是原杰·库克公司的继承者。查尔斯·巴尼是杰·库克的女婿，在杰·库克因铁路投资失败而被迫出局后，继承了该公司并将公司改名为史密斯·巴尼公司。尽管历经多次收购，但公司还是忠实地执行着杰·库克的商业计划蓝图。90年代末期，它还保留着一只规模庞大的零售队伍。

所罗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不幸，主要要归因于它当时日进斗金，忘了对内部实施严格管控。而内控是保护公司声誉不受个人影响的重要举措。当个别人违反证券法和联储的规定时，公司的辩解是：这只是流氓交易员的个人行为。这种辩解倒没有太大水分，毕竟大家都知道华尔街一向在管理方面都乏善可陈。一旦公司声誉遭到质疑，资本问题就再度出现。诉讼和处罚都会伤及公司资本实力，并危机公司生存。

从这次危机中幸存下来后，所罗门在业务方面就很谨慎。不过资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公司在债券市场上仍动作频频，但若想赶上美林或其他市场领先者，就急需补充大量资金以恢复自身的财务实力。国债申购丑闻让公司股价受到打压，用股票发行筹资明显不是理想选项。最后，它成了其他公司眼中的收购目标。监管条例放松后，也就是监管层允许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并后，它在1997年被旅行者集团收购，并和其旗下的史密斯·巴尼公司合并。当时旅行者集团是一家保险及金融综合服务公司。

德崇证券的二度崛起

虽然华尔街在20世纪30年代问题重重，但所罗门仍赚取了丰厚利润，不过其他公司在新的监管制度下却业务萧条。1933年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私人银行分拆，对费城的德崇证券破坏很大。之后，在失去摩根银行的支持后，这家来自费城的公司就走上了下坡路。没有强势家族领袖领导和华尔街权贵的支持，公司在华尔街的尊贵地位很快就丧失了。1929年时，德崇公司和J.P.摩根公司同邦布莱特公司一道辅助成立了大型公共事业公司——联合公司。之后，它和摩根银行分手，并在费城立足，作为一家地区性券商存在，不过也不时在纽约利用自己原有地位争取业务。

1940年，德崇证券成为了关注焦点，被司法部列入反托拉斯诉讼的华尔街17家公司名单。德崇证券在1933~1934年很少参与证券发行，更未涉及政府提起诉讼的发行活动，所以它被纳入诉讼名单出乎很多人意料。

根据反托拉斯部门提交的文件，华尔街在1938~1947年的首席承销商是摩根士丹利，总承销额高达33亿美元，第一波士顿以26亿美元总额屈居次席。而德崇证券的总承销额在17家券商中数额最低，只有9000万美元。当时，其他公司，比如美林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比这个数额要高，但它们却未被列入其中。或许，这是因为它过去与摩根银行的紧密关系，而非现在的行业影响力。哈里曼·里普利公司（1966年与德崇证券合并那家公司）的承销金额是6亿美元，也因与资本托拉斯的密切联系而被司法部纳入诉讼名单。 15

和克拉克-道奇公司一样，德崇证券通过挽留部分老客户成功渡过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难关，不过也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行业地位不断滑落。不过在此期间，它也发展起了自己的货币管理业务，到60年代末时，公司旗下管理的资金已高达10亿美元。如果德崇证券还想进入承销排行榜，就需要找一个理想的并购伙伴。对其他公司来说，它的吸引力在于让人垂涎三尺的资产管理部门。

1966年时，它找到了心目中的联姻伙伴哈里曼·里普利公司，这是一家1938年从布朗兄弟公司分离出来的投行。当时，哈里曼公司拥有一批声誉卓著的企业客户。看起来与德崇证券很是般配。在外人看来，新的德崇-哈里曼-里普利公司就像是天作之合。这两家上流投行合并时，其他华尔街老牌机构正饱受竞争之苦，受到零售经纪行和做市商这类“草根公司”的攻击。但双方的联姻并没达到预定目标。资本匮乏问题仍未能解决。

历史轶事

华尔街家族王朝中，很少出现宗教领袖。但凯瑟琳·德崇是一个例外。1858年，凯瑟琳出生。她父亲安东尼·德崇，是J.P.摩根在德崇·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不过在她还是婴儿时，她的母亲就已去世，之后她就被送到叔父家生活。

早年，她就对慈善事业产生兴趣，之后结识了教皇列奥十三世，并在他的建议下成为一名传教士。借助父亲建立起的信托基金，当时总额为2000万美元，她很早就开始研究有哪些事业急需帮助，以决定应帮助哪些人。1889年，她成为一名修女。两年后，她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圣女姐妹会。之后，她在圣菲地区为印第安村民成立学校，并为印第安人和非裔美国人设立慈善机构和教育机构。在她一生中，共设立了16个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奥尔良地区的泽维尔大学。1955年，她以97岁的高龄去世。2000年时，她被梵蒂冈册封为圣人。

四年后，合伙人开始退休并从德崇撤资。于是，公司在后台危机后，又开始面临资本流失问题。保守投资人正从华尔街撤离，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合伙制企业的资本不稳定性。不过德崇证券从一条特殊渠道中找到了资金来源——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这是它的一个企业客户。费尔斯通公司给公司注入了600万美元，公司也改名为德崇-费尔斯通公司。日子维持了下来，但却未能持久。之后，新公司又出现高级企业财务专家快速流失的现象。公司再度面临人才和资本双重流失的不利局面。现在，德崇证券急需找到另一个合作伙伴。

此时，另一家公司也在寻找合作伙伴。粗看一下，两家公司没有任何相似之处。1935年，I.W.伯纳姆从祖父那里借了10万美元，创建了伯纳姆公司。他祖父是一位成功商人，曾创建生产I.W.哈勃波旁酒的酿酒厂。塔比·伯纳姆证券公司的主要员工是犹太人，和所罗门的情况非常相像，不过规模较小，实力稍显不足。当时，它的主要业务是经纪业务和做市商服务。它既不是纽约的精英一族，也非费城的主要券商，这一点倒和德崇证券颇为相似。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后台危机，引发了资本问题，这也给它带来了压力。虽然两家公司背景各异，但却视对方为理想的合并伙伴。1971年，两家公司合并，伯纳姆公司收购了德崇-费尔斯通公司。新公司（德崇-伯纳姆公司）的资本是4000万美元，旗下管理的资金高达10亿美元。

在外人眼中，两家公司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对合并的最高恭维也只是说它是一宗“联姻”。果不其然，两家公司合并后就出现了问题：交易员和投资银行家之间出现矛盾。德崇的合伙人是传统的投资银行家，而伯纳姆的交易员则是缺乏教育的犹太佬，在德崇公司看来，伯纳姆公司的交易员显然低俗不堪。

新公司在取名时，将德崇这个名字排在前面。如果将伯纳姆的名字列在首位，那公司立马就会被划为二等公民，这是因为伯纳姆公司在华尔街籍籍无名，如果有幸被列入承销商名单的话，那也一定会被排在最后一位。新名字也暗示在公司里投行业务被排在首位，其次才是交易和销售。

合并后，塔比·伯纳姆就开始查看德崇公司，看它有多少位犹太商投资银行家。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其他人对此也深表理解。他得到的答案是：在德崇证券的250多位雇员中，只有区区几位犹太人。德崇证券的总裁阿奇博尔德·奥尔布赖特告诉他：“这几位都很聪明，其中一位更是出类拔萃。但我想他已烦透了这儿，可能会到沃顿商学院教书。如果你想留下他，我建议你亲自同他谈谈”。 16

之后，伯纳姆就同他进行了私人谈话。这个年轻人名叫迈克尔·米尔肯，已在德崇-费尔斯通公司工作数年，对公司的不思进取相当不满。会谈中，米尔肯要求伯纳姆给他分配部分资金，以交易他所擅长的高收益债，也就是后来的垃圾债。伯纳姆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米尔肯也留了下来。

1970年，米尔肯从费城的沃顿商学院毕业后，就加入德崇证券。米尔肯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加利福尼亚人，曾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种经历，让他很自然地和华尔街保持着距离，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上都是如此。在他从沃顿商学院拿到MBA学位后，德崇-费尔斯通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于是他穿过特拉华河来到东部。但他没有直接搬到纽约，而是在新泽西州的樱桃山定居下来，这儿是费城的郊区。此后，他每天花费四个小时，往来于华尔街。早班乘客对他非常熟悉。他经常戴矿工帽，在太阳出来前他用帽子上的矿灯看书。在事业成功后，他就将垃圾债业务小组搬到洛杉矶，方便自己与家人住在一起。

进入行业之初，米尔肯就是华尔街圈外人，华尔街能记住的只是他的名字和声誉。而他也竭力避免与华尔街人士打交道。

不过，在伯纳姆资助下取得成功的年轻投资银行家中，米尔肯不是唯一的一个。1958年，伯纳姆又向另一位苦苦挣扎的年轻经纪人桑福德·威尔，伸出援手，在自己的公司里给他提供一份工作。之后，威尔马上就飞黄腾达起来，不久就和朋友一道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卡特-伯纳德-珀马-威尔公司。起步之初，他们在伯纳姆那里租赁办公室，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

乐善好施是塔比·伯纳姆的一贯风格。多年以来，他都是华尔街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虽然在70年代初他的公司只是华尔街的二等公民，但他慷慨大方的性格却给他建立了好名声。收购德崇证券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之举，但在这桩收购中他却因慧眼识人并留下了米尔肯而备受称赞。

米尔肯的长项——高收益债券，技术难度极高，华尔街能操作的人很少。业内评价也不高。但在15年之内，德崇证券就凭借米尔肯的这项专长跻身于华尔街10大投行之列，而米尔肯也继杰·古尔德之后成为美国最讨厌的人。在所罗门公司的古德·菲瑞德成为“华尔街之王”前，他就已取得该称号，不过正式的称号则是“垃圾债之王”。因为不管是从感情上还是工作上，他都与华尔街及百老汇保持着距离。不过在70年代初时，他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年轻交易员罢了。当时，他的主要想法就是希望公司能理解自己——看到高收益债的光辉未来。

不幸的是，德崇证券和伯纳姆的联姻并不顺利。两家公司未能合为一体，仍是各自为政。其实就是明为一体，实为两家。德崇证券的一位投资银行家曾如此形容新公司：“德崇证券的投资银行家们坐在客厅里，静待福特公司登门；而伯纳姆公司的员工则流窜在17大街，竭力争揽业务，不放过任何一家想发售证券的公司。” 17

为改变这种状况，德崇证券聘请了弗雷德·约瑟夫来负责公司的企业融资部。当时，他虽刚从哈佛商学院毕业6年，但对投行经营已非常熟悉。他的首份工作是在华尔街的E.F.赫顿公司，担任约翰·沙德的第一助手。但当沙德与罗伯特·佛蒙竞争公司主席一职失利后，约瑟夫就从公司离职，转投希尔森证券。当希尔森与海登斯通公司合并后，他很快又晋升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后，他又离职去了一家更能发挥他聪明才干的小公司，而现在他则发现德崇-伯纳姆公司是他的理想选择。在重新调整了企业融资部后，该部门变得更有战斗力，他和米尔肯也相互熟悉起来，当时米尔肯所在的垃圾债部门是公司的重要赢利点。

高收益债自二战后就开始在华尔街上市。70年代前，它们被称为“堕落天使”。原来，债券市场只允许投资级别的债券进行发售。达不到投资级别的债券则被认为风险过大，这种公司只能依靠银行贷款来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堕落天使”是那些原来属于投资级别，但碰到不利情况后评级遭到下调的债券。这类债券有很强的投机色彩，若能恢复投资评级则会有丰厚回报。债券的市价也会从之前的大幅折价迅速跳升。

米尔肯在沃顿商学院读MBA时，就对此类债券有深入研究，并成为这个市场的热情支持者。当时，他已认识到尽管某些堕落天使会走向违约，但其他一些则能恢复评级，而从这些恢复评级的债券上赚到的收益，足以弥补那些走向破产的债券上的损失。看清这个事实的投资者，可以从此类债券的投资组合上赚取良好收益。但问题是，这类债券的投资组合并不是唾手可得。若能建立一个批量生产此类“堕落天使”的一级市场，也可达到同样效果。现在，米尔肯需要同时发展此类债券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这样才能带来投资人对这个市场的关注。不过这时，公司的资本问题再度出现，德崇证券需要找到另一个合作方。

德崇-伯纳姆公司在1976年再度进行了合并，这次它们收购了威廉姆D.维特公司，这是一家以研究见长的公司。不过对维特公司来说，这是它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联姻，之前它曾和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兰伯特公司合并。现在德崇证券变身为德崇·伯纳姆·兰伯特公司，新公司的资本达到了7000万美元。比利时的兰伯特公司拥有新公司35%的股权。

此后，公司拥有了足够的资金来进军米尔肯孜孜以求的垃圾债市场。从70年代中期，德崇证券已经将米尔肯和他经营的业务作为核心。不过米尔肯和公司的关系类似于公国和公国内独立的王国。在垃圾债市场的早期交易中，他从未表现出对公司股权的兴趣，更注重通过发行垃圾债来赚取承销收入。最后，大家说服他持有了公司一部分股权。此后，他一路增持，到80年代末公司触怒监管部门时，他已经成为德崇证券最大的单一股东。

兜售垃圾债

德崇证券和伯纳姆公司的奇怪联姻，对垃圾债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些成立已久的老牌公司，是不会像这家公司一样在70年代接受米尔肯和他的奇思怪想。合并后的新公司急需人才和资金。垃圾债市场虽然未经证明，但看起来却着实有利可图。

起初，米尔肯交易的是不动产投资信托，也就是REITS，并从中挣到了可观利润。这证明高收益债券确实是一个前途广阔的大市场。之后，在1977年，雷曼兄弟公司又给市场带来了四个垃圾债品种，发行企业都是那些声名卓著但遇到问题的公司。垃圾债市场诞生了，但雷曼却只是一个接生婆，此后再未从事过此类发行，将这个领域留给了米尔肯，而米尔肯则急忙抓住这个机会。

得克萨斯国际公司是德崇证券主导的首笔垃圾债项目的发行人。这是一家小型石油天然气公司，当时急需进行注资。由于投资者对这家公司并不熟悉，米尔肯还为这笔债券设计了息票，这样一来，很快就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该笔债券的年息是11.5%，原始发售额是3000万美元，但随后由于认购较多，涨到了5000万美元。 18 这宗承销是由6家公司组成的辛迪加负责，其中德崇证券自身承担了750万美元的发售任务。最后，公司从这宗承销中拿到了90万美元。按照米尔肯和公司的约定，他的团队可以拿到其中35%的分成。

1977年，德崇证券又接下了另外6宗承销，承销费则从发售额的3%到4%不等。仅此一项，公司当年就拿到了大概400万美元，对一家在业内苦苦挣扎的公司来说，这种表现相当不俗。

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其他华尔街公司都未进入这个领域来和德崇证券竞争。那些老牌投行在雷曼退出之后也未涉足这个领域。当时，垃圾债承销业务的规模还很小，那些老牌投行和新兴势力公司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去做，而不是将这类公认的低劣品带入市场吧！

德崇公司则没有这种困扰。新产品在市场上受到热烈追捧，这让米尔肯明白现在可以尽情创设此类垃圾债产品，而无须有任何担心。事实上，生意如此之好，以至于不需要再通过辛迪加来进行承销。市场需求如此之强，德崇证券完全可以独力发行，这样一来分销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都可以落入自己囊中。

70年代末，市场对垃圾债的需求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而且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80年代。之后米尔肯在市场中引入了仅投资高收益债的共同基金，这类基金可以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投资风险，并可以获得比投资级债券更高的收益。这个概念随后被其他基金经理接受，这些基金经理很快就意识到通过分散投资所能获得的潜在收益。而米尔肯现在则可以通过设计、销售、交易以及为垃圾债投资基金募集资金来控制市场，这为德崇证券和他自己那个部门赚取了高额回报。

80年代时，德崇证券是少有的几家继续保持自己独立地位，并能跻身前10大承销商的公司。公司曾转型为股份公司，但股东仍是自己的合伙人和员工。米尔肯则在公司内部成立了自己的小组，小组的核心成员可以分享其中的高收益。同时这个小组独立于其他部门。几乎从一开始，德崇证券的全部利润都依靠他所在的部门，因此，对受邀进入这个小组的员工来说，这几乎是天上掉馅饼。几个人组成的小团队就拿到了公司35%的利润，剩下的65%则归公司其他部门所有。

对此，米尔肯并不满足。在他的坚持下，自己团队得到的那部分又投资于他们正在承销和交易的垃圾债。由于掌握了这类低评级债券的承销和交易诀窍，利润再投资给他带来了更多财富。现在，垃圾债小组成了德崇证券的摇钱树，也成为华尔街的标杆。

通过高收益债，德崇证券给客户引入一种新的融资模式，而这是那些传统投行所忽略的。批评人士说米尔肯饥不择食，不加选择地为任何客户进行承销；而支持者则说米尔肯发现了那些其他人忽视的机会。但不管怎么说，那些之前没资格聘请投资银行家来进行证券发行的公司，现在都成了德崇证券的客户，并为此付费。E.F.赫顿公司当时也在做同类事情，不过不如德崇证券这般有名。

弗雷德·约瑟夫声称，德崇证券现在做的，只是回到之前和摩根联手合作的光荣岁月，再度为那些强盗式大亨们融资罢了。这次，演员有所不同，但角色却非常相似。如果这批客户能取得成功，那它们将对德崇证券保持忠诚，这将让德崇证券在华尔街上重整旗鼓。

利昂·布莱克这位米尔肯的亲密助手，曾更为直率地声称德崇的目标就是发掘未来的强盗式大亨，并为其融资。不过如果此类企业经营失败，将会给德崇证券带来负面影响。不幸的是，在后期，德崇证券确实在这上面马失前蹄。

到80年代初期时，德崇证券的命运已经和米尔肯那个加利福尼亚团队紧密相连。他的客户中有很多知名企业，但却不是传统投资银行家愿意接触的那类。他的客户名单里没有财富500强公司，有的则是一些赌博公司、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其他周期性公司。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德崇证券和所罗门公司有很多相似之处，正是这些相似之处在之后数年让他们独领风骚几多年。

与所罗门在抵押支持证券方面取得成功一样，德崇证券力推的垃圾债风潮点燃了所谓的“债券革命”。债券融资成了企业融资的首选，特别是在股市低迷不振时。美国股市于1983年触底反弹后，并购热潮再度卷起，而垃圾债融资则成为这股风潮的核心，对那些高杠杆的企业猎手来说更是如此。而这些企业猎手的所作所为为80年代带来了一个绰号——贪婪的年代。

坏公司

米尔肯在德崇证券发迹后，他就有一批痴迷于垃圾债的追随者，这些人欣赏他对垃圾债的狂热。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但却与主要投行没有业务合作的企业家。他们一直生活在华尔街的边缘地带，但这些实业家和企业家都受益于米尔肯发展起来的垃圾债市场。这一点也给米尔肯和德崇证券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80年代末时，华尔街的集体司法犯罪已经比长期存在的投行辛迪加更加严重。

垃圾债的爆发式增长，让垃圾债市场摇身变为多年来华尔街最火爆的市场。1983年当年发行的垃圾债，就占到了市场已发行债券的50%，而该市场的市值更是达到了400亿美元。当时，市场上有两宗大型发售，其一是MGM/UA娱乐公司，另外则是MCI电讯公司，后者当时正和AT＆T公司就长途电话服务权展开最后争夺。德崇证券在这两宗发行上都大获成功，于是公司作为华尔街新兴实力派投行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当时，数十亿规模的发行还是个新现象，而能成功承销的也都是那些声誉卓著的投行，如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公司这类行业巨头。

德崇证券在承销排行榜上的排名反映了它的承销实力，跻身其中也是实至名归。1983年时，它已成为华尔街第六大承销商，年利润达到1.5亿美元。而四年前它的年利润只有区区600万美元。它的一夜成名也成为华尔街有史以来的最大的奇观之一。

德崇证券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当时的经济环境，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自1979年利率提高后，企业债的发行量就一路下滑，很多公司决定放弃债券发行计划，直到利率降低后再考虑发行。于是，很多公司决定发行短期债作为备选，这让华尔街那批认为只有长期投资才有利于美国，而短期投资将让美国丧失国际竞争优势的人沮丧不已。不过这并没有困扰住垃圾债承销商，它们看到的则是一幅欢欣鼓舞的画面。此后，它们就迫不及待地跳入这个市场。垃圾债在债券市场上的比重开始上升，而德崇证券的比例自然也水涨船高。

1982年，国会通过了一部新法案，这部法案给了德崇证券及米尔肯最大的推动力。如果没有这部法案，垃圾债市场能否发展到80年代中期的第二阶段还很让人怀疑。《存款机构法案》也就是《高恩·圣杰曼法案》，允许储蓄机构购买企业债，以提高它们的资产回报，当时它们的回报率极低。

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颁布以来，任何银行机构都不允许购买企业债。现在，新出台的这部法案则成为行业发展上的里程碑。当时，很多观察人士都说这部法案的颁布，将会让自1981年以来就连年亏损、差点资不抵债的银行业，恢复元气。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宣布此项法案通过时，财政部长唐·里根就站在他身旁，俩人声称这部旨在放松监管的法律将改变行业现状。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五年后，这部本来旨在挽救整个行业的法案几乎将全行业摧毁殆尽。

在垃圾债发展过程中，除了米尔肯，《高恩·圣杰曼法案》就是最主要的推动力。现在，这些储蓄机构可以在企业债上配置部分资金，而米尔肯的销售员则很快跑过去，告诉它们垃圾债的种种好处。当时，尽管投资类债券的收益已很可观，但垃圾债的收益却非常诱人，收益不仅远超高等级债券，还超过了抵押支持证券——储蓄机构中经常配置的一类资产。于是储蓄机构对垃圾债的胃口大增。

不久之后，垃圾债和普通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显露出来。由于它们评级很低，经济活动的任何减速都会对它们产生重大打击，并让它们成为经济衰退的牺牲品。但当时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减速迹象，到80年代中期时，股市和债市都还在继续上扬。

米尔肯的首个也是最大一个客户，是由托马斯·斯皮格尔领导的哥伦比亚储贷机构，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机构。新法案允许储蓄机构购买垃圾债后，它就迫不及待地买入大笔垃圾债，并在数年内将公司翻箱倒柜了一遍。他从储户那里吸纳存款，之后用这些存款购买垃圾债，垃圾债给予的回报要比他付给储户的利息高得多。他的这种操作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道德风险。他用以投资的存款都有政府保险，但投资的垃圾债却没有，而且属于高风险投资。如果垃圾债违约，政府将不得不对储户进行救援。现在，斯皮格尔是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用储户的钱冒险。而且，他对自己购买的债券也没有做足功课，对米尔肯言听计从。

一位前员工曾说：“斯皮格尔对垃圾债市场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都是米尔肯的馊主意，在哥伦比亚的公司既没有任何研究人员，也没有资料档案，所有的资料只是两个文件柜。” 19 哥伦比亚陷入困境的原因，也是之后10年将整个行业带入毁灭困境的主因：他们从米尔肯那里购买债券，而自己没有做任何的独立调查，只是受到高收益率的吸引。同时，这些储蓄机构认为德崇证券将继续为垃圾债提供二级市场，这个想当然的想法在80年代末带来很大问题。

米尔肯在1983年设立了德崇高收益共同基金，并向投资者发售。这只基金取名为HITS，买入的产品大多是他参与承销但却滞销的债券。投资垃圾债的共同基金当时很受市场欢迎，对投资者来说也分散了由于购买单支债券带来的风险。截至目前，米尔肯的历史记录都很清白，债券违约的担心显得毫无必要。而且，基金投资人和储蓄机构一样，认为在它们需要出售时，德崇会把垃圾债买回。

80年代爆发的并购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德崇证券，也改变了它的命运。同时，也创造了自J.P.摩根及克莱伦斯·狄龙以来从未在华尔街出现的现象。米尔肯的很多客户需要筹资参与这次浪潮。通常，投资银行家会给并购方提供资金，而投行的客户则事先选好并购目标。但现在出现了一个小问题：德崇证券无法为80年代的那些企业猎手们提供足够资金。但这并没有困扰到米尔肯，也没有困扰到德崇证券的首席执行官约瑟夫。他们既没有大型的蓝筹企业客户，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玩这个游戏，但他们还是设法参与了！他们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简单来说就是在客户需要并购融资时，给予它们融资承诺，而非现金支持。缺乏大客户并不能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德崇证券准备做无本买卖。为参与并购热潮，它宣布自己将拿出10亿美元来参与合并收购。但它与客户选择的却是一条难走之路——敌意收购。尽管1974年国际镍锌公司在收购ESB公司时曾引入敌意收购这个概念，但这种手段在当时还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当并购方从之前的保守经营类企业转为浮夸的个人后，游戏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原来的做法是宣布并购目标并投入足够资金来买入全部或部分股权，现在的做法则是事先买入目标公司部分股权，之后再宣布进行收购，并且在宣布收购后再寻找并购资金。通常，这些潜在买家在宣布之初就拥有部分股票，宣布收购后，目标公司股价就会上扬。多数情况下，潜在收购者并不是真心想收购公司，而只是想以更高价格将股票卖给公司，这一行径被称为“绿票讹诈”。换句话说，收购方只想拿到回报，之后就一走了之。伊凡·博斯基曾颇为婉转地描述这种操作：“多数时候，管理层都会买下敌意收购方手中的股票，即使没有其他任何竞购方。如果敌意收购方要求的价格高于其成本，这就被称为绿票讹诈。” 20

由于德崇证券承诺为自己客户提供融资帮助，所以它的很多客户都参与到这种活动之中，尽管此项活动存在某种先天缺陷。那个年代中大部分知名与不知名的企业猎手，都是德崇证券的客户，其中包括卡尔·伊坎、T.布恩·皮肯斯、詹姆斯·哥德史密斯、罗纳德·皮尔曼以及维克多·波斯纳。从一开始，德崇证券的胆大妄为就让人震惊。公司宣布为并购方提供资金支持的资金池并不存在，这个资金池也被内部人员戏称为“乌有基金”。事实确实如此，该基金除了热烈的口号外再无一物。德崇证券的一位经理曾如此回忆：“我们曾向世人宣称我们为敌意收购筹集了10亿美元。但这只是威胁之举，我们并没有任何真金白银。这个基金是为我们那些资金并不充裕但却从事恶意收购的客户提供融资承诺，只是为他们虚张声势罢了。” 22 不过虽然开始时肆意妄为胆大包天，但之后的实施却是天才之举。

通过这个“乌有基金”，德崇证券开始涉足那些19世纪的典型投行的并购业务。之后，它自己也跳入其中，从这些交易中分一杯羹。并购交易的融资对象是收购方，所以债券评级很低，通常被评为垃圾债。承销费也反映了这一点。当时收取的承销费大概是承销金额的3.5%，所以一宗5亿美元的承销将为米尔肯团队带来1500万~2000万美元的收入，而收购方付出的成本还有律师费以及其他开支。有时，米尔肯还会在交易中拿到认股权证，并在日后兑现。同时，他还要求向新公司董事会派驻自己的代表，通常是由自己的助手或代表出任。和J.P.摩根以及克莱伦斯·狄龙一样，他则躲在幕后为交易融资，只偶尔象征性地出席一些派对。当交易规模越来越大时，参与此类活动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来自其他公司的企业财务专家以及套利专家，其中就包括丹尼斯·拉文和伊凡·博斯基。

从80年代初，德崇证券就开始在行业内召开一系列年会，每年，它都会将国内外的融资专家和基金经理召集到洛杉矶，举行行业盛会。通常，该年会都会促成一些投资，毕竟参会的不仅有投资银行家、货币基金经理，还有企业领袖和政界人物。在这儿，他们齐聚一堂，畅谈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不过私下里，人们称之为“狩猎舞会”，如此命名，是因为垃圾债业务是为那些企业猎手和杠杆收购专家提供融资支持。除了以舞会上的笙歌艳舞外，该年会还以自身规模、参会人物和与会者的经济实力而著称。企业领袖、投资人士和政治家在宴会上得到了帝王般的待遇，均由职业模特提供服务。而米尔肯，则毫无疑问作为王者出席。即使不是“华尔街之王”，也肯定是“垃圾债之王”。

这个年会成为贪婪年代的象征。那些曾参与杠杆收购、敌意收购或反收购的人，都想在这儿亮相。而记者们则很喜欢拿经济总量做比较：与会者的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和第三世界经济总量之和。即使是参与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的国家，在经济总量上也比不上这场会议的参与者。不过到1986年时，狩猎舞会已走到了尽头，美妙光景戛然而止。垃圾债市场出现缝隙后，会议的风采就开始流逝，而米尔肯此时也触怒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80年代中后期，米尔肯和利昂·布莱克津津乐道的“企业猎手式大亨”成为了现实。德崇证券也主导了这个年代中的数宗著名交易。其中包括科尔伯格·克拉维新·罗伯茨对比阿特里斯食品公司的竞购，以及为默多克的传媒帝国进行融资。这些交易的庞大规模和米尔肯及德崇证券从中挣得的巨额利润，都让公司跻身华尔街顶级投行之列。在短短九年时间里，德崇证券就从一家过去光辉灿烂但未来却暗淡无光的二流投行，变身为华尔街最赚钱的券商。

历史轶事

1980~1986年，洛杉矶每年都会举行“狩猎舞会”。表面上看来，它只是由德崇证券支持并由迈克尔·米尔肯主持的一个债券年会，但实际上它的规模极其庞大。参会者有各界名流，会议主题包罗万象，从债券评级到经济政策无所不包。不仅有像布恩·皮肯斯和卡尔·伊坎这样的企业猎手和交易高手，还有像《达拉斯》电视中的拉里·哈格曼和《豪门恩怨》中的琼·科林斯这样的影视明星。

这些与会明星要么是垃圾债投资者，要么是由德崇证券提供融资支持的影视公司派出的代表。但这一系列会议有一个明确目的，那就是告诉大家垃圾债的种种优点。为了说明这一点，会议甚至还播放了麦当娜影视歌曲《拜金女孩》的片段。不过会议主办方对歌词稍作改动，改动后的歌词变成“我们活在一个高收益的世界里，而我则是一个BB女孩儿”。

崇德表面上是一家有限公司，实际上其股票仍由员工持有。于是很多员工在80年代一夜暴富。公司在华尔街排行榜上的迅速崛起，给德崇证券以及公司员工带来了未曾想到的巨额财富。到1984年年末，德崇证券已经在企业证券承销方面已跃居行业第二名，成为有史以来最快的崛起者。但讽刺的是，一年之后，它就从第二名跌落下来，掉到第五名的位置，行业亚军的宝座则被第一波士顿公司占据。

第一波士顿能抢到这个位置，也是因为主导发行了垃圾债产品，并从米尔肯那里抢到不少生意。德崇证券在垃圾债市场的份额有了些许下降，从68%降至56%。不过即使是56%的比例，也代表着超过80亿美元的年发行额，仅此一项就为德崇证券挣得3亿美元的承销收入。更重要的是，在1986年年初，德崇证券的资本首次超过了10亿美元。而一年之前，它的资本只有5.6亿美元。资本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留存收益。除了垃圾债外，合并收购，以及抵押支持证券也为公司创造了不少赢利。当时，美林证券以26亿美元的资本成为行业老大。

尽管公司好运连连，但德崇证券却并不打算公开上市。不过摩根士丹利却在之后不久走上上市之路。德崇证券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林登曾说：“公开上市是个一次性壮举，但我并不认为这适合德崇。” 22 公司业务发展如此强劲，哪能让其他人分享胜利果实呢？当时，德崇证券并没什么长期战略，只是聚焦于尽可能多地挣钱。

气数已尽

当德崇证券的一位企业融资专家因内幕交易而锒铛入狱后，公司的前途就蒙上了一层阴影。丹尼斯·拉文，这位之前效力于史密斯·巴尼和雷曼兄弟公司的投资银行家，时年33岁。在从纽约州立大学的勃鲁克学院毕业后，他靠着自己在投行界的努力成为一名年薪高达100万美元的公司职员。不过在1986年，约翰·沙德领导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他涉嫌内幕交易。

之后，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信息显示，丹尼斯·拉文曾有一个在巴哈马群岛开立的账户，并通过该账户接收他通过内幕交易挣得的钱财。在为不同雇主工作期间，他都就职于并购部。借这种便利，他将并购信息出售或散布给他人。80年代时，据说他已经攒下1200万美元巨款。

在他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协商后，他供出华尔街另一条大鱼，那就是曾与他串谋合作的著名套利专家伊凡·博斯基。和拉文一样，虽然他并不是来自华尔街世家，也不是商学院精英，但他在80年代的牛市中也成功非凡。

套利专家买卖那些正在实施并购或是潜在并购对象的股票，并从收购价和市价的价差中赚取利润。他们是华尔街最不为公众所知但收入却最为丰厚的一批人，一旦交易按照他们设想的那样进行，他们就会得到丰厚回报。博斯基从自己公司中赚了不少钱，不过他却到处大肆招摇。他曾在并购潮中出版了一本名为《并购狂潮》的书，并不时开着自己那辆粉红色的劳斯莱斯在纽约各种重要场合抛头露面。不过他在某些并购案的时间把握上，显然过于精准。于是，丑闻爆发时，业内传言他将遇到大麻烦，因为他已被监管当局列为嫌疑目标。

德崇证券的另一位员工，马丁·西格尔，当时也在监管当局的内幕交易指控中认罪伏法。西格尔之前是基德-皮伯第银行的雇员，在德崇证券的邀请下到德崇从事并购业务，在该项指控中，西格尔同意缴纳900万美元罚款，并检举了博斯基。从1982年以来，西格尔通过内幕交易在套利交易中为自己挣得了数百万美元。他透露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信息，让博斯基受到了司法指控。

而股市在1987年10月的暴跌也给经济和垃圾债市场带来了巨大压力。德崇证券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发行垃圾债的企业面临的困境，让垃圾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当那些储蓄机构急需卖出时会发现根本没有接盘方。到1988年年末，第一波储贷危机来临：储贷机构纷纷破产，这则给为储户资金提供存款保险的机构带来了巨大压力。危机进一步加深时，很多人都纷纷指责米尔肯和德崇证券，认为正是他们数年前一手发展起来的垃圾债导致了这些问题。公众对米尔肯的不满，改变了米尔肯的命运。

一旦一连串的调查开始启动，对米尔肯提出指控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博斯基最终认罪，缴纳了1亿美元罚金并入狱服刑。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与博斯基从内幕交易中牟取的利益相比，这个处罚太轻。乔治·波尔，这位前E.F.赫顿首席执行官，现任的培基证券首席执行官，曾说：“很可能博斯基向证券交易委员会供出了其他人，否则他的处罚不可能这么轻。” 23

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在华尔街陷入各种丑闻之时，证券交易委员会抛出了最大一颗炸弹。当拉文、西格尔和博斯基都被判有罪之后，一系列调查的最终目标指向了米尔肯。现在，“垃圾债之王”从过去建立垃圾债市场为数百家渴求资金的企业提供融资的神童，现在变成了监管者眼中与企业猎手密切勾结而又贪婪无度的罪人。

1988年9月，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式对米尔肯提起指控，指控他犯下内幕交易和欺诈罪，起诉书多达200多页。同时被指控的还有洛厄尔·米尔肯，他是米尔肯的兄弟也是他在德崇证券的心腹，除此之外，维克多·波斯纳也被列为嫌犯之一。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博斯基的公司是米尔肯非法交易的工具，而他则是幕后主使。套利行为正是米尔肯牟利的主要策略，当他们预期某宗并购将会实施后，就会买下该公司股票并从之后的股价上扬中获利。

最初，米尔肯拒绝认罪，声称历史将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案件牵扯面很广，他和德崇证券都受到了严重影响。除了被指控违反证券法之外，他还被指控违反了RICO法，指控其在州际商业中采取有组织的敲诈勒索，该法对华尔街的公司也同样适用。对德崇证券也有其他指控。之后，德崇证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司法部达成协议，同意支付6.5亿美元来了解该案，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罚款，以避免对它提起RICO指控。不幸的是，由于公司未上市，支付的罚金全部来自公司资本，德崇公司的员工不得不为此买单。

德崇证券很快就支付了罚金，以便公司能继续经营。但纽约南郡的检察官鲁道夫·朱利安尼，则提起新的指控。他发现德崇证券除了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司法部和解的六项指控外，还有其他罪名。考虑到自己的商业利益，德崇证券希望尽可能快地解决该诉讼。最初，米尔肯拒绝承认任何针对他的个人指控，但最终却被证明是枉费心机。

最后，针对米尔肯的指控达到100多项，都是因为违反了RICO法律，法院最后判处他10年刑狱，以及10亿美元罚款。他支付的罚金，部分是他80年代从德崇证券中挣得的利润。从1983到1987年间，他一共从德崇证券挣了11亿美元，其中5.5亿是他1987年的年度收入。这个数字让他成为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无法从媒体那里得到任何同情。之后，米尔肯在狱中服刑三年。此后，他的指控和最终判决被公之于众，他因自己在垃圾债市场中的操纵者身份受罚，也因自己犯下的共谋罪和欺诈罪受罚。1987年股市暴跌后，他成为公众眼中造成这次暴跌的罪魁祸首。

当时曾有一种担心，担心会挑起民众对米尔肯与他的同事以及客户的反犹情绪。米尔肯本人是犹太人，德崇证券也是一家犹太公司，它的客户也大多是犹太人，甚至与米尔肯一同参与内幕交易的共谋者也是犹太人。

《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曾公开声称：“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会将那些由WASPS（美国的正统百人阶层）领导或经营的公司作为并购目标。”华尔街和当时的美国企业界曾怀疑米尔肯的目标是充当救世主，通过让犹太人取代白人掌控华尔街来达到目标。但对华尔街来说，它并不关注宗教差异和种族差异，这也不是它的特点。这篇文章继续写道：“当沃伦·巴菲特从罗纳德·皮尔曼这个企业猎手手中救下所罗门公司时，有些交易员评价说，这是奥马哈圣徒在用圣诞树救犹太佬。” 24

不管人们如何看待，米尔肯在犹太事业上，不论是对国内还是对以色列，都极为慷慨。因此，对他的审判激起了犹太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愤怒。有些人曾错误认为整个储贷危机都是犹太人的阴谋，这和之前人们怀疑“犹太兄弟”制造各种阴谋和金融欺诈一样。不过最终当整个事情都披露在华尔街面前时，各种误解都烟消云散。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幽默故事。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米尔肯是魔鬼化身。纽约非裔美国人主办的《阿姆斯特丹新闻》就支持米尔肯，曾用大标题来表达对他的支持。文章标题就是“对我们的老乡——迈克尔·米尔肯的辩护”。

不过更严重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哥伦比亚储贷公司，也即德崇证券在80年代初期的首批垃圾债客户，对德崇证券提起诉讼，要求德崇赔偿它60亿美元损失，它声称德崇使用欺诈手段诱骗哥伦比亚公司购买垃圾债。而问题的核心则是股市暴跌后新垃圾债上市较少导致流动性不足。同时，该公司高管还声称德崇证券曾承诺在杠杆收购中给予哥伦比亚公司部分好处，但最后好处却给了公司高管，而非公司本身。哥伦比亚公司提起诉讼的不仅有米尔肯，还有他的兄弟，以及德崇公司的前CEO和交易员弗雷德·约瑟夫。针对这些指控，米尔肯的发言人如此回应：“除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问题不算在米尔肯头上外，美国经济遇到的所有问题现在还有哪件不归咎于米尔肯呢！哥伦比亚公司指责米尔肯的伎俩显然是是无视事实以及篡改历史。” 25

一些华尔街人士也在之后为米尔肯辩护。尽管没有直接指出米尔肯的名字，但福斯特曼·里特尔公司的泰德·福斯特曼认为，垃圾债不是储贷危机爆发后引起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他认为美国税法才是真正的元凶。在并购领域，福斯特曼是位老手，他曾在“贪婪的年代”参与过数起金额最高又最为艰难的收购活动。他认为，美国税法，特别是1986年美国国会修改后的税法，对利息征收的税率要比对股票分红征收的税率更轻。这种情况持续后，股权融资将让位于债权融资。“美国税法使得企业无法进行股权融资，而只能通过债券。” 26 他的辩解有些许道理。但两年之后，股票发行就开始进入长期繁荣，这让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不过福斯特曼表达的意思很清楚：米尔肯不是储贷危机的直接原因。

德崇证券未从此次危机中幸存下来，交纳的罚金让公司资本受到严重消耗，垃圾债市场的危机也让公司资本极度紧张。最后，1990年2月，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公司颇具规模的零售部门被卖给了史密斯·巴尼公司，其他部分则被清算出售。之前，公司将资金投资于杠杆收购合伙企业。这些企业现在毫无价值，所以公司职员的养老计划就此破灭。而监管部门也没有伸出援手。德崇证券成为破产倒闭的最大证券公司，而监管者则作壁上观毫无动作。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它进行重组，也没有为它寻找任何潜在买家。现在，塔比·伯纳姆的公司——一家原摩根公司和交易员组成的奇特混合体，同时也是发展最快的暴发户公司，在华尔街舞台中央驰骋10年后，就此覆灭。

在回顾这个贪婪的年代时，《纽约时报》在米尔肯的历史角色上曾有不同评价，既认为他是犯了重罪的犯人，也认为他是一个将高风险债券——垃圾债转变为数百家新兴公司融资渠道的金融天才。它同时警告监管部门，如果政府监管部门不公正评价米尔肯在垃圾债方面的传奇，他们将摧毁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那部分。 27 经济最后也从1987年的股市崩盘和储贷危机中恢复过来，不过，德崇证券已成为昨日黄花。这是“贪婪的年代”最引人注目的陨落。

第8章　坚守阵地　高盛公司和拉扎德公司

20世纪90年代初期，华尔街很多公司都被资本问题折磨得焦头烂额。但却有两家公司矢志不渝地充当最后的坚守者，更愿意保持自己的私营企业身份。这两家公司在经营上非常传统，并决意保持公司的传统文化。1999年高盛公司公开上市，迫于无法回避的资本压力，结束了它130多年的合伙制历史。最后一家合伙制企业则是拉扎德兄弟公司，这是一家在美国内战前由犹太交易员建立，在纽约和巴黎都有分公司的投资银行。

高盛公司和拉扎德公司的起源和雷曼公司、J.＆W.塞利格曼公司以及库恩-勒布公司颇为相似，都是“犹太兄弟”中的一员，遵循的商业准则也相当一致，因此都能长期经营。塞利格曼公司是首家功成名就的公司，并成为行业学习的标杆。库恩-勒布公司紧随其后，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纪之交中抢了塞利格曼公司的头把交椅，并成为“资本托拉斯”的一员——一个由货币中心银行组成的集团，人们常认为是它们控制了美国的金融信用。库恩-勒布公司，在雅各布·希夫的领导下，成为唯一一家享受此殊荣的犹太银行，直到二战结束前，它一直都是犹太银行中的主导力量。高盛和拉扎德公司则代表那些在一战后崛起的犹太银行，但它们的成就并不逊于前辈。

尽管雷曼兄弟、高盛公司和拉扎德这三家公司的成立时间，和J.＆W.塞利格曼及库恩-勒布公司非常相近，但它们的成功却来得相当晚，对华尔街的影响也没有后两者深远。从这方面讲，它们和所罗门兄弟公司更为相似，起步较早但成功较晚。不过它们也有很大不同。高盛公司发展了自己的专长，并一直磨砺，最终借此跻身华尔街投行排行榜前列。很早它就发展起自己的商业票据业务，并紧盯能让它未来取得成功的其他机会。拉扎德是合伙制投行中最不为人知的一家企业，通过建立自己横跨大西洋的业务，成为首家真正的国际投行，不过它的国际业务规模较小。之后，拉扎德还发展起让业内侧目的并购业务。

坚守一项核心业务，稳健经营，并借此在华尔街取得成功，高盛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一战之后，犹太银行家发现自己的成功之路不可能像前辈那么迅速。当时，华尔街的同业竞争日趋激烈，不少犹太公司开始进行战略结盟，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行业声誉，当时华尔街还很看重这点。同时，它们也意识到如果想爬上华尔街排行榜前列，挤下摩根士丹利和狄龙-瑞德这样的传统公司，就必须发展自己的交易业务。不过为进入交易业务而付出代价是值得的，正如马库斯·高盛发现的那样，在华尔街销售金融产品比在马车上兜售杂货要更容易。

马库斯·高盛于1848年从巴伐利亚移民到美国。对很多犹太商人来说，婚姻和生意同样重要，于是，在费城定居后不久他就结婚了。美国内战后，他带着全家移居纽约，并在曼哈顿下城的松树街开了一间办公室。这个地方和华尔街只有一步之遥，他经营的业务也颇为简单：每天造访该区域的商人，以折扣价买下他们的商业本票，之后再将这些本票卖给本地银行，从中收取一部分佣金作为酬劳。若想生意兴隆，他就必须扩大交易量，毕竟他的利润只有佣金一项，通常就是对票据再贴现得到的价差。

尽管这项业务颇为平常，但高盛在经营中采用了传统的欧洲方式，这让他可以快速为商户提供大量短期营运资金。这最早在欧洲被称为“商业汇票”，之后，这种短期流动票据在美国被称为“商业票据”。高盛成了这类业务的专家，而他建立的马库斯·高盛公司，此后也从未在这个领域丧失自己的领头地位。但正如阿瑟·所罗门数年之后发现的那样，在货币经纪业务上，尽管周转极快，但除非能进入其他更有吸引力的领域，这项业务的利润无法让人心潮澎湃。高盛需要扩张，而它也需要新合伙人的加盟。商业票据的佣金是很可观，但跟股票或债券所带来的佣金相比还是要低很多。

1882年，高盛将女婿引入公司，并让其成为合伙人。山姆·萨克斯娶了马库斯的小女儿。当时，马库斯正在找人帮自己打理当时已小有发展的生意。不过萨克斯并没为公司带来资金。当时，公司的资本已超过10万美元。事实上，高盛还需借钱给萨克斯，以帮他买下公司合伙人席位。不过即使如此，公司还是在高盛家族控制之下。之后，马库斯的儿子亨利也加入公司作为合伙人，后来他将萨克斯的三个儿子和自己女婿都引入公司，并在1885年将公司名字改为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Co.）。 1 当时，公司已建立起了确保稳定的组织框架。同时，也拥有充足的资本。在1907年大恐慌爆发前，高盛公司的资本已高达500万美元。

1904年，塞缪尔的儿子阿瑟大学毕业，并作为家族新一代成员进入公司。而马库斯·高盛则在同年离开人世。公司现在雄心勃勃，寻找着除了商业票据外的其他交易业务。而合乎逻辑的选择则是企业债，特别是铁路公司债券，即使不是最佳选择。库恩-勒布公司的希夫就是在铁路公司债券方面建立起自己的行业声誉，但高盛公司则有所不同，它无法找到突破口以进入承销商之列。高盛的策略，和其他那些雄心勃勃的公司不同，它希望借助买下大批铁路公司债券，来展示自己在该领域拥有足够资本，以借此在该领域大展拳脚。但不幸的是，它的首次尝试就与那些资深投行产生了直接冲突。摩根、库恩-勒布辛迪加集团中的一位小角色——斯佩尔公司的詹姆斯·斯佩尔，告诉亨利·高盛，辛迪加成员不接受他在铁路债券上的行动，而且也不欢迎任何新人加入。 2 他提出购买高盛持有的铁路公司债券，但亨利拒绝了他的要求，并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突破口。长时间思考后，高盛决定走另外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最后让高盛收益颇丰，并成功地提升了公司在华尔街的名气。

高盛与菲利普·雷曼领导的雷曼公司达成协议，它们将联手为那些新兴企业提供承销服务。就这样，两家公司达成的口头协议维持了20年之久。在高盛帮助联合雪茄公司发行证券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也希望它帮自己发售证券。两家公司的总裁都是高盛家族的好友，而高盛之前也曾为西尔斯公司发行过商业票据。但高盛无法独力完成这项任务，于是它找到雷曼寻求支持。当时，市场上那些大型知名企业已被摩根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掌握。规模较小的公司则被忽略，两巨头中的投资银行家对它们不屑一顾。对高盛和雷曼来说，进入承销领域是它们长期以来的目标，所以两家联手合作，并从中挣到可观的承销费，同时也建立起长达数十年的合作。

零售业务成了高盛以及雷曼公司的专长。此后，家族经营的零售网点不断在美国扩张，尽管规模大小各异，这样一来对资本的渴求自然也十分急切。摩根和库恩-勒布对经营零售业务的券商颇为轻视，认为不值得为此浪费时间。不过菲利普·雷曼和亨利·高盛则认为这是成为大投行的机会所在，非常愉快地承担了此类承销业务。1920~1927年，反托拉斯活动还不多，监管环境也比较宽松，于是很多零售生意快速扩张，从百货商店到连锁商场，从烟草店到邮政公司，都进行了业内扩张和并购。美国的第二代企业家和投资银行家之间，并不需要深厚的人脉，不过他们都通过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兜售各种商品和服务赚取财富。

西尔斯公司的证券发行，与早期摩根和库恩-勒布承销铁路公司证券颇为相似，其中大部分都是在欧洲出售。这次相当大一部分是高盛在欧洲销售。19世纪末，高盛已和英国商业银行克兰沃特·本森银行建立起业务合作。因此，亨利·高盛可以通过克兰沃特之手，将承销的大部分证券销售给英国投资人。一战爆发前，英国投资人在美国股票上投资积极，于是两家公司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西尔斯公司发行项目成功后，公司还承销了一系列其他知名项目，其中有很大部分在英国发售。雷曼和高盛联手为B.F.伍尔沃斯公司、斯蒂贝克公司、联合打字机公司以及其他公司进行了承销。在它们合作的20年间，两家公司一共向市场推出了超过100家公司。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高盛内讧，产生的裂痕此后再未愈合。

战争爆发后，亨利·高盛站到德国一边，而萨缪尔·萨克斯则支持英法两国。此后，在亨利·高盛的坚持下，公司拒绝参与J.P.摩根领导的为英法两国发行5亿美元战争贷款的承销。对德国的支持让公司十分难堪，以至于萨缪尔和哈里·萨克斯私下告知摩根他们两人将以私人资金认购10万美元债券，以修补关系。不过这没起到作用，也未能修补与伦敦的克兰沃特·本森银行以及英国政府的关系。英国截获了高盛发往大西洋彼岸的电报，电报显示它与德国有外汇业务合作。于是，英国政府下令克兰沃特公司与高盛断绝一切业务往来。战争结束后，高盛和伦敦方面的合作才得以恢复。 3 这起事件让人遗憾，并在高盛家族和萨克斯家族之间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一战结束后多年，两家都不相往来。

亨利·高盛于1917年从公司退休，离开时他已家产万贯。而他也成为高盛家族最后一位在高盛公司效力的人士。他的离开造成的空缺急需填补，公司也急需重振承销业务的市场地位。

之后，高盛从外部招募了一位哈佛高材生瓦尔迪尔·卡钦斯。之前，他曾在J.P.摩根公司担任律师。卡钦斯非常善谈，这一点弥补了其他合伙人的不足。同时，他还是一名作家，在证券和经济方面上出版了几本专著。在书中，他曾阐述自己的主要观点：扩大消费是确保经济增长的关键。尽管这一观点反映了时代主题，但却和高盛公司保守的经营哲学相左。不过合伙人却没注意到这一点，也许他们从未读过他的著作吧！

此后10年，公司对卡钦斯的期望不断落空，卡钦斯做了很多公司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决策。当时，为方便投资者参与20年代不断上涨的牛市，高盛对投资标的进行打包销售。不过这一调整也让公司多年来在承销业务上的努力化为乌有。而当时大家还忽略了一个问题：亨利·高盛的离开同时也宣告了公司与雷曼合作的终结。

腾飞之路

20世纪20年代时，信托也是主要的投资品。除购买股票外，20年代的投资人还可以从早期的共同基金手中购买发行的信托产品。这和共同基金颇为相似，是由一系列股票组成的股票池，并按份额进行发售。其中很多是在牛市末期比如1928年和1929年出售。当时，由于市场对新产品的渴求，这些产品的市场售价较早期的发售价格上涨了很多。和高盛一贯以来的保守作风不同，在卡钦斯领导下，公司发售了几款不同的信托产品。销售极度成功，投资者积极申购。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好心办了坏事。

在狄龙-瑞德公司的启示下，高盛和高盛交易公司（GSTC）联手发行了自己的首款信托产品。1928年公司以100美元/份的价格发行了100万份信托。除了10%自留外，其他90万份都以104美元/份的价格向外发售。投资人认购了全部。信托价格在两个月之内上涨到225美元。不过事情并未到此结束。高盛又发售了其他信托产品。高盛交易公司对信托投资的很多标的也进行了投资，比如谢南多厄公司、泛美联合公司、冷冻食品公司和中部电力公司。于是信托很快形成了大型金字塔控股结构。高盛交易公司之后筹集了一批资金投资于蓝岭公司，之后又将其作为投资参股中部电力公司。每次股票发售，公众都热烈认购，于是引来了越来越多的发售。但是，对金字塔控股结构的批评者认为这些信托产品对实业、金融以及社会没有丝毫帮助。 4 而只要市场持续走强，金字塔结构就能继续维持。不过，潜在的崩盘已出现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市场在1929年10月急跌后，信托产品的崩盘也就不远了。高盛交易公司的股价从300美元跌至1.75美元。而雪上加霜的是，不少投资人之前将自己的持股转换为该公司股票。他们受高盛的诱骗，将自己的私人持股转换成一文不值的信托产品。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诈。喜剧演员艾迪·坎特也是受害者之一，这时他没有了往日的幽默感，起诉高盛要求支付总额为1亿美元的赔偿金。其他投资者也加入到诉讼之列。虽然这些诉讼没有一起获得法院支持，但高盛还是和其中一些人达成和解。显然，高盛的声名已经受到玷污。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那些功败垂成的金字塔计划中，高盛和组织中西部联合帝国的萨缪尔·因苏尔，以及发行信托计划的狄龙-瑞德一道，名列前排。但幸运的是，高盛并不像倚重零售业务的美林证券和E.F.赫顿公司那样，否则它也就此到头了。

之后，高盛就开始收拾残局。卡钦斯在此轮清理中出局，离开公司到加利福尼亚担任电台制作人。这个教训极为深刻，合伙人意识到到从外部招聘合伙人的危害。但公司并没有太大改变，继续执行卡钦斯的一系列计划，它的利润回报让人无法拒绝。公司从“高盛交易公司”的股票发行中获得了大笔收入，同时，交易公司的存在也增强了公司的赢利能力。不过它对自身声誉的伤害也持续了数十年。

清理残局的是高盛的一名老员工，背景和资历与卡钦斯截然相反。卡钦斯受过良好教育，还是一名成功的南方律师，这一切让他可以采取颇为激进的营销策略，而西德尼·温伯格则恰好相反。温伯格出身贫寒，接受的教育也极为有限。

温伯格1891年出生于布鲁克林。八年级之后，他就离开学校到华尔街工作，在这儿他体验到了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在1907年的大恐慌中，很多投资者在信托公司前排队以取回自己的资金，当时，温伯格向排队者收钱帮助排队，当储户想休息时，他就负责代为排队，并收取每次五美元的报酬。之后不久，他就在高盛公司谋得一份门卫工作，之后成为公司收发室的负责人。此后多年，温伯格都在公司内充当仆役角色，直到保罗·萨克斯，萨缪尔的儿子注意到他并鼓励他去夜校进修。此后，温伯格的事业有了明显改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成为票据销售员，之后又进入公司财务部。此后，卡钦斯让他做自己的助手，而他也学会了将新证券引入市场的复杂操作。1927年，他被提升为公司合伙人，成为霍雷肖·阿尔杰笔下麻雀变凤凰的真实故事。从那时起，他就逐步成为华尔街权力圈的核心人物，并成为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期间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像萨克斯家族成员一样，温伯格严格地继承了公司传统。他接掌高盛对公司来说正逢其时，当时，由于GSTC事件，公司很有可能收缩业务。此后，温伯格终止了与雷曼的合作，认为这层关系已不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好处。两家公司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分手，并划分了各自的投行客户。在共有的60家客户中，高盛拿走了41家，其他的则留给了雷曼。同时，双方承诺此后将相互尊重，不挖对方墙角。分手时，高盛的行业影响力已经超过了雷曼。多年来，高盛取得成就比雷曼要大，温伯格认为高盛可以独立行事，而无须雷曼协助。分手之后，菲利普·雷曼就需要独自发掘客户了。但在30年代，承销业务很快就陷入低迷，此后经济需要多年恢复才能让这项业务变得有利可图。期间，投资银行家都在苦苦等待。

尽管温伯格没有接受过全面的正规教育，且拒绝招聘MBA，但他还是成为了华尔街上的一个传奇。在山姆·萨克斯1934年去世之后，他就掌握了公司的运营大权。他的讥讽智慧和靠笑话挽救危局的能力成为华尔街上的一道传奇风景。

在30年代末某个沉闷的日子中，他接到了全国乳业公司主席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对方办公室一趟。当时，他是这家公司的董事，而这家公司也是高盛的优秀顾客之一。该公司主席托马斯·麦克因纳尼告诉他，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亨利S.摩根正在他的办公室，高盛很有可能会失去全国乳业公司主办行的资格。与亨利·摩根一道来到美国乳业公司的还有老杰克·摩根，后者的到来是证明摩根士丹利与摩根银行的传承关系。温伯格一到办公室，就开口说道：“很抱歉，主席先生。我父亲已死去，所以我没办法把他带来。但我在布鲁克林还有一位做裁缝的叔叔，他俩很像。如果你认为这对我们的业务合作有帮助，那我立马把他从布鲁克林请过来！” 5 他的这番话打破了办公室的紧张气氛，而美国乳业公司也继续成为公司的客户。

政治上，温伯格没有走华尔街传统路线，当时华尔街认为罗斯福新政是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恶狼。而温伯格则是罗斯福总统和新政的坚定支持者。当1935年末投资银行家协会成立时，温伯格加入了该协会成为理事之一。该协会是应罗斯福新政号召，行业内进行联合以抵御大萧条的专业组织。证券交易委员会承认券商的行业性质，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投资银行家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专业组织并对国家政策发表意见而无须担心反托拉斯法律。

除温伯格外，早期代表纽约证券公司和私人银行参会的还有J.P.摩根公司的乔治·惠特尼、爱德华B.史密斯公司的约瑟夫·斯旺以及库恩-勒布公司的乔治·波维尼泽。很多纽约之外的公司也加入了该协会。不过很多“纯种”华尔街公司依然拒绝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投资银行家协会（证券业协会前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证券行业组成的行业组织，当时选择独立运作，不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发生任何直接联系。 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杜鲁门执政期间，在当时针对华尔街17杰的诉讼中，高盛被列为被告之一，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因祸得福。当时，人们称这起诉讼为美利坚合众国和亨利S.摩根的对决。司法部的起诉对象是摩根和与他关系密切的其他同盟，而高盛、库恩-勒布和雷曼则是与“犹太兄弟”密切相关的其他三家。在这三家公司中，高盛无疑在承销方面实力最弱。不过，这起诉讼却为高盛做了间接宣传，凸显了公司在投行业务方面的实力。在1938~1947年，高盛承销的新证券总额为2.88亿美元，在17家公司中名列第12位。摩根士丹利则作为无可争议的王者，在此期间承销了27.8亿。当时，并不是所有公司都乐意被列为被告。高盛在诉讼方面支付的账单就高达数十万美元，这对公司资本造成一定压力。但诉讼一结束，当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牛市到来时，这笔钱将被轻松赚回。

和其他华尔街老牌公司一样，高盛在40年代并没拿到什么业务。不过公司内部一些机构得到了扩充。公司新增了一个零售部门，为大客户提供服务，同时还聘请了一位名叫加斯泰法·李维的新交易员，来发展公司的套利业务。和其他华尔街同行一样，高盛在为日后的好日子做准备。

之后，它的前途在50年代再度光明起来。温伯格在50年代的杰作之一是重组福特汽车公司。这宗承销，和之前克莱伦斯·狄龙的克莱斯勒-道奇合并案一样，在证券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温伯格秘密从事了重组事宜，并在1956年成功将福特公司变身为上市公司。

当时，亨利·福特二世决意重组福特公司，并在50年代初招募了一组管理奇才来从事这项活动。参与其中的有查尔斯·桑顿——未来的立顿工业公司设计师，以及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一位前哈佛讲师及日后越南战争中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亨利想向公众出售相当大部分家族持股。温伯格为此操劳了数年，股票发售最终取得了成功。在华尔街历史上，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纪念的交易。700多位承销商参加了这个承销辛迪加，这也让它成为证券发行史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承销团，而发售总额也达到了6.5亿美元。股票发行一年后，福特公司就用募集资金设计出埃德塞尔牌豪华轿车。

历史轶事

在福特汽车的IPO上，西德尼·温伯格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历史印记。

亨利·福特具有强烈的反犹情绪。20世纪20年代时，他经常在自己的密歇根报纸《出身尊贵的自由者》上面贬斥犹太人。通常是指责犹太人和银行家相互勾结，试图颠覆国际权力格局。他早期曾与杰克·摩根合作——一位纯正的白人银行家，但后者对他没有丝毫帮助，不管是对公司来说还是对开发产品来说都是如此。摩根银行的托马斯·拉蒙特曾多次建议他出售股份，他却从未认真考虑。福特对犹太人和银行家极不信任，于是公司一直保持着私营公司地位，直到他1947年离世。

但亨利·福特二世和温伯格的友谊，则明显超越了投资银行家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在公司首次发行股票后，温伯格就进入了福特公司的董事会。当他于1969年去世时，福特二世特意终止休假专程赶来参加他的葬礼。

这宗交易提高了高盛承销业务的声誉，现在它不仅是在商业票据市场上称雄。在高盛的崛起中，温伯格依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工作和天才创意，而非家族人脉和校友关系。与60年代和美林一起加入“无所畏惧的四巨头”的雷曼不同，这四家公司为赢得承销主办商资格不得不联合作战，高盛当时已不需要借助合作力量，可以独力实现该目标。

在西德尼·温伯格带领下，高盛的发展和行业地位不断提高，确保了公司发展的持续性。但和那些依赖强势人物的公司一样，一旦他离去，公司持续性发展就会成为问题。60年代末时，华尔街开始改变。交易驱动型公司开始为企业提供一系列综合投行服务，于是各家公司开始相互争夺客户。在温伯格管理下，高盛还是一家传统投行，不过也在逐步发展自己的其他业务，以补充公司的承销服务。在零售公司（美林和所罗门这类公司）主导行业的格局下，如果它还想继续生存，就必须成为提供综合服务的券商。

1969年，温伯格去世后，公司的领导权交给了高盛公司的首席交易员李维。在很多方面，李维和温伯格都截然相反。温伯格是那种传统的投资银行家，而李维则是在交易室中通过投机赚取利润的交易员。李维，出生于1910年，大学毕业后加入一家小型证券公司，但该公司最后破产倒闭，于是他又到高盛谋得一份工作。最初（1933年），他被聘为交易员。之后不久，他就以脾气火爆和对短线交易的精准把握及敏锐头脑而出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被提升为公司合伙人，并负责公司债券交易部，以及风险套利和大宗交易业务部。授予他如此高职位，是因为他是除温伯格外为公司带来最多利润的合伙人。 7 而这个选择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李维最后也成为华尔街新势力中最引人瞩目的标志性人物。现在，投资银行家得让位给交易员了。

新发行的证券用途有限，除非日后价格能上涨。只有客户对这些证券有需求时，承销商才会做部分持有。现在，华尔街已经不再质疑交易员的角色。而唯一的疑问则是交易员能否管理好一家公司。当时，大家对李维还是报以重重怀疑。

较为不幸的是，当李维接管高盛时，华尔街正经历痛苦变革。后台危机正呈蔓延之势，股市也受到很大影响。之后，公司战略出现严重偏差，差点让它在票据市场上辛苦建立起来的声誉毁于一旦。1970年，宾州中央铁路报出糟糕收益，之后它的商业票据被降级。当时，高盛声称中央铁路只是遇到短期困难，从长期来看并无大碍。当时，李维向投资者出售了大批宾州铁路公司商业票据。当其宣布破产时，高盛的客户非常愤怒，因为公司从未有所提示。

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止于此，投资者发现高盛早已知道宾州铁路的问题，却隐而不报。实际上，当高盛知悉宾州铁路亏损后，就要求它提供担保，并让宾州铁路从自己手中买回1000万美元的发行票据。此后，高盛继续为该公司发行票据。但仅承销客户认购的那部分，而无须进一步承销，这样一来，高盛就无须承担任何交易风险。 8 这种“尽己所能”的债券或票据承销方式在当时很流行。了解到这一点，并知悉高盛没有持有该公司任何票据后，客户异常愤怒，认为自己被一家无耻券商欺骗，诱导购买了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

最后，法院起诉了高盛，罪名是欺诈罪。销售给客户的那批票据，面值超过了高盛的资本总额。如果判决不利，惩罚过严，公司很可能就此倒闭。法院要求高盛赔偿客户损失，但之后宾州中央铁路枯木逢春，高盛从买回的票据中大赚一笔，并躲过了破产之灾。现在，李维的麻烦被他的一系列好运化解于无形。此次事件中，高盛蒙受了损失，同时也明白了一点，与市场涨跌保持一致是维护客户信心的关键。

70年代中后期，投资者对华尔街信心不足。水门事件后，股市再度下跌，而华尔街在经历后台危机和1975年的协议佣金转变后，也正遭受痛苦变革。1976年李维去世后，高盛也受到了严重冲击，蒙上了一层乌云。之前一直由强势人物引领的高盛，现在需要找到新领导人，来维持公司运营。公司领导者有两位竞争人：约翰·怀特黑德和约翰·温伯格，他们要么采取华尔街的典型竞争方式——更强势的那位上岗，或通力合作联手经营。高盛是幸运的，两位合伙人最后选择了联手经营。当高盛顺利进行权力交接时，另一家老牌投行却正经历着变革阵痛。

拉扎德公司的浴火重生

20世纪60年代的合并潮，让不少投行在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留下历史印记。当时，高盛主要充当被收购方的投资银行，而另一家公司则作为收购方的投行在华尔街再度崛起。之前，该公司在华尔街已广为人知，但它却不是“犹太兄弟”中的一员。事实上，它从不属于任何集团，尽管历史悠久但却仍是一个华尔街的外来户。

1848年，拉扎德家族的三兄弟，亚历山大、拉扎尔以及西蒙·拉扎德从法国移民美国。当年，他们就在新奥尔良成立了拉扎德公司，兄弟三人各自投入3000美元做干货生意。1849年，新奥尔良被大火烧毁，他们不得不关闭商店另谋出路。之后，他们将公司转移到旧金山，并在那儿做类似业务。他们到旧金山时非常凑巧，当时，黄金热才刚刚开始。之后，他们马上抛弃干货生意，做起黄金生意。

在移民美国四年之后，他们在巴黎开设了拉扎德分公司。美国内战结束时，他们已羽翼丰满，在黄金交易方面尤为在行。1877年，兄弟三人又在伦敦开设拉扎德兄弟公司。不久，该公司就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认可，这意味着它可以负责交易清算和贸易票据业务（美国的商业票据业务）。此后，兄弟三人聘请了一位亲戚做旧金山公司的会计，并于1880年在华尔街成立了办事处，也就是日后大家熟知的拉扎德公司。短短的40年，拉扎德就成为美欧之间最大的黄金交易商，并得到法兰西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认可。

尽管成绩骄人，且拥有广泛的国际业务渠道，但拉扎德在华尔街还是一家小字号。公司在纽约露脸很有必要，因为它当时拥有一大批国外投资人。在19世纪那个对国外投资人极度依赖的环境下，这是必须之举。在所有华尔街私人银行中，拉扎德是二战前最不为公众熟知的私人银行。它在华尔街无人不晓，但在其他地方则无人知晓。当时，它在巴黎和纽约的名头更为响亮。大家对它的融资顾问角色相当了解，但对它的承销业务却知之甚少。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时，拉扎德承销的证券总额已经达到了1.9亿美元，和所罗门兄弟-胡茨勒公司以及德崇证券规模相当。 9

40年代早期，纽约的拉扎德公司在多年以私人银行身份低调行事后，开始进入媒体的聚光灯下。

公司遍布欧美的网点，让它成为首家真正的国际性投行。但在50年代和60年代时，这却没在华尔街成为卖点，相反却是欧洲的反犹事件让它在业内知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一位投资银行家从巴黎移居纽约——这就是安德烈·迈耶。他的到来，标志着这家私人银行未来命运的改变，也让拉扎德成为50年代到70年代初华尔街合并收购的代名词。他来到纽约后，拉扎德就成为部分企业家的首选合作投行。这些企业家通常理想远大，并期望建立自己的投资帝国。

而迈耶也借此成为战后华尔街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他的行业声誉来自承销项目的规模，自J.P.摩根和克莱伦斯·狄龙之后，都未曾出现。同时，他还是同行和雇员最讨厌的人。概括来讲，他是一个能给朋友和敌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1898年，迈耶出生于巴黎，是一个法国印刷商的儿子。十几岁时，他还未发现自己的个人兴趣，此后他到一家法国银行工作。当时，法国还处于一战期间，很多银行职员都在军队服役，所以迈耶需要完成大量工作，而他也借此熟悉了很多银行业务。很快，他就成为了银行的一名交易员，并以思维敏捷和对商业票据及外汇交易的深刻了解而享誉业内。在一个银行家通常只将知识传授给家族成员的国度，迈耶是一个小小的例外。

1925年，迈耶27岁时，拉扎德公司的大卫·威尔，创始人亚历山大的儿子，邀请迈耶加入公司。迈耶接受了邀请，并在一年之内晋升为公司合伙人。对交易的痴迷，让他在巴黎市场上得到广泛关注。尽管缺乏正规教育，也没有家族关系，但他的事业已小有所成。

不过，迈耶的声誉还未完全建立。他的首个客户是一家法国公司，由安德烈·雪铁龙创建的雪铁龙公司，迈耶在这笔交易中改变了该公司，让拉扎德成为它的大股东。当时，雪铁龙公司正横扫法国市场，进行大规模生产并贷款给买车人购车，这都是从美国汽车公司那儿学到的创新之举。

雪铁龙公司发放贷款的子公司是Societé pour la Vente a Credit d'Automobiles（简称SOVAC）。当时，安德烈·雪铁龙需要大笔资金来实施自己的扩张计划，迈耶认识到这是一次绝好机会。他建议拉扎德买下它的财务子公司，并将业务扩展到其他消费领域，同时继续为雪铁龙提供贷款。简单地说，他是在帮助成立法国首家消费信贷公司。雪铁龙公司答应了他的收购请求。一同参与这项收购的还有其他两家美国公司，它们分别是商业投资信托公司和J.P.摩根公司。对金融投资的永不满足和对金融信息的渴求，让他采用美国式消费金融思维给法国企业贷款。虽然当时他已30岁，但却从未踏足过美国，这一情况很快将得到改变。

20世纪30年代时，迈耶给雪铁龙公司提供了援助，安排了一次收购将公司拖出泥潭。安德烈·雪铁龙在30年代时借了大笔贷款，误判了法国大萧条的程度和其对汽车需求的影响。迈耶安排米其林轮胎公司收购雪铁龙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这减轻了法国政府的财政压力。对他的金融才华，法国政府极为欣赏，之后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但欧洲的政治环境很快就发生了恶化。1939年，他决定将自己的妻儿送到西班牙以躲避纳粹迫害，之后不久德国纳粹就入侵了法国。此后，他立马动身前往纽约的拉扎德公司。在被法国占领期间，法国的拉扎德公司实际已关闭歇业。

在迈耶抵达纽约之际，他已是银行业的风云人物，不久以后，他就掌握了美国拉扎德公司的经营权。从创立伊始，拉扎德公司就是一家家族企业，迈耶抵达纽约时，拉扎德公司在美国的机构是由弗兰克·阿尔特舒尔经营。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拉扎德的纽约分部实际上是一潭死水，和其他机构类似，当时它也在等待好日子的降临。那时，它的零售队伍较小，在全国也没设什么营业部，既没擅长的领域，也没什么有前途的业务。

迈耶决定彻底扭转这个局面。在他抵达纽约后不久，另一位合伙人也来到美国，这让公司论资排辈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大卫·威尔来到纽约后，公司状况看起来很有些头重脚轻。很快，威尔和迈耶就联手将阿尔特舒尔从公司高层的位置上撵下，迫其进入半退休状态。之后，他们两人就可以按自己意愿经营公司。但迈耶独断的个性很快就占了上风，不久之后就成为公司内的头号人物。拉扎德公司未来的发展之路将按他的计划实施。

迈耶的首要工作就是停止公司的零售业务，并将公司拉到巴黎分部的经营业务上来，无须披露自身和客户状况的私人银行业务。此后10年，迈耶很好地利用了这种神秘性，毕竟拉扎德当时在华尔街还属于小角色，急需进行全面提高。借助公司在法国的威名，他决意将拉扎德打造成美国的承销商。当时，这项业务是由美国的顶级投行垄断。为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和顶级投行的那些资深银行家建立联系，一个虽然可能但却非常困难的任务。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犹太兄弟”，当时他和这些公司还有一些往来。

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迈耶和雷曼公司的博比·雷曼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同时也和摩根士丹利公司的佩里·霍尔达成了业务联系。借助这两位投行家，迈耶成功插足了拉扎德之前由于缺乏金融实力和规模过小而无法进入的交易之中。他的个性让博比·雷曼有几分敬畏，于是后者分给他很多承销业务。当时，博比·雷曼将自身超过50%的业务交给了拉扎德，其中原因则无人知晓。迈耶通过和雷曼的一些大客户，比如RCA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建立联系，在华尔街站稳了脚跟。雷曼的一位年轻合伙人曾说，“当拉扎德夺得RCA一半业务后，雷曼几乎就失去这个大客户了。” 10 从20年代开始，雷曼就是RCA的主办投行。对迈耶来说，他无须证明自己的销售能力以及提高公司的资本水平，就能成功插足美国的投行业务。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时，迈耶策略性地引入了一些人员以提高公司声誉。菲利克斯·罗哈廷就是在此时进入公司，他在1948年从米德尔伯里学院毕业后加入了公司。和迈耶一样，他是一名自由人士，于1942年和他父母一道移居美国。罗哈廷出生于维也纳，在移民前曾接受过一部分的中学教育。而他移民美国那年也正是迈耶从法国逃亡之时。1961年他成为公司合伙人。之后，在60年代，和哈罗德·杰宁一道成功完成了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收购项目，这为他赢得了行业声誉。此后，在70年代，他出任华尔街处理后台危机的委员会理事，并在之后担任了市政救援公司的主席，帮助纽约走出财政危机。1997年，在克林顿执政时期，他离开该公司前往法国出任美国驻法大使。不过在1951年时，罗哈廷还不是新聘员工中最知名的那个。这项殊荣要归于大卫·利连索尔，他曾在罗斯福总统任期内出任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局长。作为罗斯福新政的代表性人物，迈耶邀请他加入拉扎德公司。聘请知名公众人物是华尔街的一贯做法，尽管这些人在投行业务方面知之甚少。在一个看重公司声名的生意中，聘请公众知名人物，是提升公司以及项目知名度的一个好方法。

20世纪50年代时，拉扎德公司身上已展现出迈耶的个人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投行业务。拉扎德当时选择的不是成为大型承销机构或交易机构，而是促成交易。当时，它具有典型的商业银行风格，在交易中除了将企业带上市销售给投资者外，它还在交易上投入巨资。在华尔街的权力天平逐步倾斜之际——比如向“零售驱动型投行”（美林这类大型电报行）和“交易驱动型投行”（高盛、所罗门等）倾斜时，拉扎德还继续践行着摩根和克莱伦斯·狄龙在20世纪之初设定的商业蓝图。为了突出这一特色，迈耶甚至还和克莱伦斯·狄龙的交易员建立了合作。

在道奇和克莱斯勒交易完成的25年后，狄龙的前员工裴迪南·艾伯史塔特，和迈耶一道承接了其他项目。于是，在拉扎德的项目中，艾伯史塔特公司开始频繁出现。它们通过并购组建了很多公司，有些在日后成为大型企业。他们曾共同参与阿维斯公司和华纳兰伯特公司的重组和上市。在这些项目中，他们不仅拿到了投行服务费，还从持股中得到可观的资本回报。拉扎德曾持有阿维斯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半股份，之后在1965年，它将其卖给了ITT公司的哈罗德·杰宁。

尽管拉扎德在整合方面实力非凡，可以先并购，之后再将公司出售，但华尔街在60年代时已不适合这种操作。60年代中，拉扎德的资本还不足2000万美元，和高盛及所罗门比起来简直不值得一提。通过承销业务来提高公司资本不再可行，当时的发行规模已越来越大。此后，拉扎德背离了公司战后一直秉持的战略，开始帮其他公司安排并购事宜，而不是自己当主角。并购顾问可收取顾问费，因此，参与的越多，挣的顾问费也就越多。对拉扎德来说，它是幸运的，迈耶非常精准地把握到了趋势变化。60年代成为整合时代，主导此类交易的激进人士，则是大集团的那些领导人。

阿维斯项目是拉扎德为哈罗德·杰宁的ITT公司完成的首个交易。杰宁，是美国最激进的CEO，他热衷于通过并购来扩张业务。当时，他已决意进行多元化、本土化运作。自1959年起，他就一直经营该公司。当时，ITT的经营大都在美国之外。由于AT＆T对美国电话业务的垄断，阿维斯无法在国内拓展市场。因此，他采取整合策略，收购一系列独立公司，并将它们置于同一个集团下。理论上，多元化可免受经济周期影响。一家收益的下滑可被另一家的增长弥补。

实际操作中，杰宁则是饥不择食，以ITT为平台收购了大量公司。

历史轶事

针对大集团疯狂并购的现象，英国国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召开了听证会。拉扎德公司的菲利克斯·罗哈廷应召到国会做证。当时，他是ITT集团收购战略的总设计师。他证实拉扎德的合伙人曾在27家公司董事会中任职（拉扎德当时一共主导了68宗并购），且有些还不止一位。这让人想起摩根银行的合伙人，在1912年的普约听证会和1933年的皮克拉听证会上，他们曾证实在合作公司中滥任董事。

听证会披露的，还有ITT实施的互惠措施，要求员工与内部机构进行合作。换句话说，ITT的员工只能从集团保险子公司那里购买保险，而不能从外部购买。如果从外部购买，就被视作不忠。对集团和关联机构来说，“内部优先”并不新鲜。即使在早期，阿维斯公司高管也会要求证券分析师宣传他们的产品。如果得不到满足，分析师的会谈要求就不会得到满足。正如一位阿维斯高管所说：“每一位证券分析师都必须给我们提供某些好处，否则我们根本不会与他们会谈。我的意思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在推销自己，明白吗？”

收购赢利较佳的公司，并将其纳入财务报表，ITT的每股赢利就会增加。如果华尔街看好这种战略，股价就会而上涨，ITT也可以继续收购。当时，很多收购是以ITT股票来支付，而非现金。理论上讲，只要收购顺利，股价就会继续上涨。

罗哈廷是ITT收购战略的关键人物。60年代时，迈耶虽然是公司的头号人物，但罗哈廷却给公司带来了最多收入。1966~1969年，在拉扎德的帮助下，ITT集团实施了很多收购。南希泰勒秘书学校、大陆饼干公司、威廉姆莱维特父子公司（威廉姆·莱维特是纽约莱维特公司的创建人）以及希尔顿酒店都成为它的收购目标。最终实施的项目很多，这里只能做部分列举。这些公司可以迅速提高ITT集团的赢利。当时的会计政策对它也极为有利，它可以将收购标的的赢利纳入集团财报而无须冲销商誉。拉扎德公司从这些项目中获利不菲，罗哈廷也成了ITT集团的董事会成员。在他负责ITT项目时，迈耶仍掌握着公司运营，并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拉扎德当时还承接了其他项目。他曾为RCA、泛美公司、R.J.雷诺兹公司、大西洋富田公司以及洛思剧院担任并购顾问。现在局面已很清楚，拉扎德在收购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并站在收购方一边。1964~1968年，拉扎德公司的总收入增长了256%，但并购业务收入却增加了584%。 11 风险套利当时也成为拉扎德的主营业务，并有传言说它曾在自己主导的并购项目上实施了套利。这些传言在之后几年水落石出。尽管并购业务利润丰厚，且明显提高了拉扎德的行业声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并购有益。1968年，国会通过了针对并购活动的《威廉姆法案》，要求购买上市公司5%股份的企业到SEC登记。该法案并不是为了保护目标公司（或打击敌意收购），但它的出台确实延缓了收购步伐。当时很多公司都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收购。

当时，其他华尔街公司都在为未来布局，并纷纷争取资本注资，但迈耶带领下的拉扎德还是老样子。和过去一样，他积极结交各种权贵，并将他们发展成私人朋友和公司客户，其中就包括大卫·沙诺夫、纽约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查尔斯·帕西、查尔斯·恩格尔哈德、哈罗德·杰宁，以及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但在70年代，迈耶和拉扎德的声誉并不是很好。公司与ITT的紧密合作受到了国会的追查。

1973年，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被暗杀，而ITT公司涉嫌参与此事。因此，拉扎德也受到牵连。70年代初，ITT卷入很多争议事件。从暗杀阿连德总统到1972年共和党全国党代会，都有它的身影。当时，在它的鼓动下，共和党在圣地亚哥举行了党代会，希尔顿则恰巧是当地最大的酒店（水门事件就在此后发生）。同时，ITT内部也有托拉斯之嫌。 12 当时，负面新闻铺天盖地。拉扎德也在此时——70年代后期，步入衰退。当时，迈耶已重病缠身，无法亲自指导公司运营。拉扎德此时必须找到新领袖，以阻止公司业务全面下滑。

1975年，公司前领导大卫·威尔去世。之后，他儿子米歇尔接管了公司巴黎分部。尽管迈耶在纽约声名卓著，罗哈廷也声名日隆，但拉扎德还是一家家族企业，于是家族成员接任董事会主席也就顺理成章。在掌控巴黎分部后，米歇尔很快就开始着手控制伦敦分部，这样一来他就整合了公司国外的两大部门。1977年，得到迈耶同意后，他又担任了纽约分部的主席。不久之后，他就对纽约分部进行改组，将几位合伙人降级为有限合伙人，并引入一些资深人士。对拉扎德来说，这一调整非常及时。拉扎德在10年（整个70年代）的混沌经营后，开始重返华尔街。

1979年，安德烈·迈耶离世，拉扎德公司经营史上的独裁专制也就此结束。不过迈耶却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金融家之一。去世时，他的个人财富达到2亿美元。但他留下的公司却是一家很不起眼的小企业，被排除在华尔街主流机构之外。但这正是迈耶多年以来设想的，他也从未偏离自己的战略。在他去世前，他的传记作者曾询问他，问他为何不将拉扎德建成高盛或摩根士丹利这类机构。他的答案很有意思：“在我看来，投资银行家是金融工程师，而不是小摊小贩。我讨厌大机构，更讨厌高昂的资本开支……你知道我刚到纽约时，公司有240位员工，现在也只有250~260位。” 13 迈耶对大企业的讨厌根深蒂固。

不过迈耶的坚持，却差点让拉扎德从华尔街消失。讽刺的是，公司的枯木逢春居然是拉扎德家族的出手相救。这反映出即使合伙制企业大规模消失，历经时间考验的合伙制模式也仍有相当强的生命力。

继往开来，续创辉煌

在拉扎德发展投资咨询和风险投资业务时，高盛已将跻身华尔街顶级投行。其他公司在遇到双重领导时，会出现种种问题，但高盛却有所不同，怀特黑德和小温伯格对内配合得极好。他们认识到公司需要的是更稳固的管理制度，而非过去合伙制模式下采用的非正式管理。在被任命为联合管理人后，他们就采取了新措施，确保公司在未来发展上不过于依赖某个人。

两人能联手协作，主要是因为两人毕业于同样的院校。怀特黑德1947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就加入了公司。而小温伯格，也就是西德尼·温伯格的儿子，也在三年之后加入公司，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两人中，小温伯格对公司了解得更多，毕竟他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成长起来的。但对两人的安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权力共享方案。两人也在此后联手合作了20年，共同见证了70年代投行业务的滑落。安德烈·迈耶的战略对他们两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当时，高盛的主要人物也逐步更替。除小温伯格和怀特黑德外，公司的下一代合伙人里还有罗伯特·鲁宾和史蒂芬·弗里德曼，这两人都于1966年加入公司。鲁宾从耶鲁法学院毕业后就加入公司负责法务事宜。在跟随李维学习五年交易业务后，他被提升为公司合伙人。但他的性格和交易风格却和李维截然不同。

在鲁宾的领导下，高盛在交易方面投入了更多资源。这样一来，高盛就可以在承销和收入排名上与所罗门一角高下，并赶上摩根士丹利。1982年，《机构投资者》杂志称鲁宾将和皮特·科恩（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一道成为2000年时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大佬。弗里德曼，这位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毕业生，在短暂的法务工作后也加入了高盛。他参与的业务是兼并收购，70年代赢利最为丰厚的领域之一。

70年代末时，高盛登上了华尔街承销排行榜顶端。1977年，在总承销额上，高盛排名第四，位于摩根士丹利、美林和所罗门兄弟之后。1981年时，它又成为大宗交易第一名，所罗门则排在次席。证券研究方面，它则被养老金基金经理评为第二名，养老金是一个可以为高盛提供大宗交易业务和套利交易机会的领域。

1983年时，高盛已成为顶级私人银行，可以和美林争夺承销业务的头把交椅。当时，它的资本高达7亿多美元，年收入也达到了15亿美元（税前利润高达4亿多美金）。公司一共有98位合伙人，其中75位是普通合伙人，其他则是有限合伙人。 14 一年后，由于德崇证券在垃圾债业务上的崛起，高盛的业内排名出现了下滑。但也正因为此，高盛认识到重拾债券业务的必要性，此前股票业务一直都是高盛的主推业务。

和所罗门一样，高盛在80年代初也进入了期货交易业务。在两年谈判后，高盛1981年出资买下了期货交易商J.阿伦公司。起初，阿伦公司曾接到来自菲利普兄弟公司旗下的恩格尔哈德矿业公司以及费步罗公司的收购邀约，但都被它拒绝。

起初，阿伦公司让高盛帮它寻找并购方。在此过程中，高盛就发现阿伦公司极为符合自己要求，于是迅速将其收购。合并原因则和所罗门收购费步罗相同。当时，美国通胀率极高，期货交易获得的利润可以抹平高盛在债券和股票方面的损失。而阿伦公司的赢利能力也让很多公司侧目，即使高盛不收购它，其他公司也会这么做。合并前一年，阿伦公司在贵金属业务上挣了6000万美元，而总资本才不过1亿美元。相反，高盛作为华尔街赢利能力最强的公司，当年的赢利也只有1.5亿美元，动用的合伙人资本则高达2.75亿美元。显然，阿伦公司当年的赢利能力比高盛还高。尽管双方资本回报率不相上下，但阿伦公司的业务是反周期的，对高盛的经营是一个不错的弥补。最后，高盛出资1.2亿美元收购了阿伦公司（也就是2倍市盈率的价格）。在这次收购中，阿伦公司的6位高级合伙人还进入了高盛的董事会。 15 这是高盛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外收购。此后，在整合过程中，双方出现了激烈争斗，不过阿伦公司的业务，还是让高盛变身为华尔街赢利能力最强的公司。

历史轶事

对那些认为华尔街很大、投行彼此交集不多的人来说，最好考虑下拉扎德公司的安德烈·迈耶所做的交易对所罗门日后的影响。

20年代时，费迪南德·埃伯史塔特从狄龙-瑞德公司离开，成立了F.埃伯施塔特公司。之后，他和迈耶联手成立了矿业＆化学公司。在帮菲利普兄弟（一家期货公司）上市后，他们又将它与矿业＆化学公司合并，形成矿业＆化学＆菲利普公司。此后，他们又找到恩格尔哈德贵金属交易公司的CEO查尔斯·恩格尔哈德，将该公司股权卖给他。查尔斯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参股之后，公司改名为恩格尔哈德矿业＆化学公司。1981年时，菲利普公司被分离出来独自运营。之后，菲利普公司又到处寻找合作伙伴，最后与所罗门走到了一起。

通过这些转手和交易，迈耶和埃伯史塔特一共挣了5000万美元，差不多就是恩格尔哈德投入矿业化学＆菲利普公司的全部资金。交易中最出彩的地方是，他们是靠银行的400万美元贷款启动了这一系列运作。

和所罗门与费步罗的联姻一样，收购阿伦公司没有预料得那么好。为此，高盛解雇了很大一批人。最后留存下来一小部分，这些人则将高盛带入动荡的交易业务之中，这是此前李维领导下的高盛曾涉足过的领域。债券套利也成了业务之一，这让高盛更接近于所罗门（在交易方面）。当时，在固定收益证券交易和承销方面，所罗门公司是无可争议的华尔街领头羊。1984年，约翰·怀特黑德从公司辞职。于是，高盛的管理架构也开始改变。在多年联手经营后，约翰·温伯格成了公司唯一领袖。此后，他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高盛全面进军投行业务。

怀特黑德的公职生涯绚丽多彩。最初，他担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的助理，举办了众多慈善活动。此后，又赴任美联储纽约分公司担任总裁。

在温伯格治下，高盛的固定收益业务得到提升并逐步扩张。公司招募了大批人才，与所罗门和摩根士丹利进行竞争。当时，所罗门和摩根士丹利是固定收益业务的主要对手。在固定收益和交易部上，高盛投入了大量资源，希望将它塑造成行业明珠，和证券部一样。为此，高盛招募了一批数量分析专家，这些人可以利用套利技术设计产品，并完善公司的风险管理技术，这完全是模仿所罗门。之前，所罗门已开始招募数学家和专业人士，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报告，以及为交易员提供评估风险的更好技术。

当时，由于高盛超强的赢利能力，它可以尽情扩张而无须担心资本问题。1986年，它的利润达到了创纪录的7.5亿美元。和其他华尔街公司一样，它就是一台印钞机，特别是在1982年股市反弹后。利润已足以补充公司资本。但在公司走向华尔街顶级投行之际，还发生了其他一些尴尬的事情。它的一位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弗里曼，涉嫌与丹尼斯·拉文、马丁·西格尔和伊万·博斯基一道参与内幕交易。而高盛也和一位1991年在金丝雀岛附近海域莫名溺亡的英国出版商及交易人士罗伯特·马克斯维尔，有投行业务合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马克斯维尔遭到渎职指控而晚节不保。他造成的最大破坏，是掠取了一家养老金资产管理公司，并让其陷入破产，造成英国投保员工老无所依。

在马克斯维尔事件中，投资人指控高盛和马克斯维尔联手欺诈客户。为免除指控，高盛花了3亿美元与各方和解。和解资金来自于留存利润，而非合伙人资本。采用后者会影响公司根基。即使如此，在1994年前的那段艰苦岁月中，这也是值得的，毕竟高盛的利润很高，而且也站在了华尔街顶端。改造后的债券交易部极大提高了公司赢利能力。当时，各个部门的赢利都创出历史纪录。

公司也在逐步接收新投资人。每一次接受投资时，也会有新合伙人加入。显然，公司正在全力前进。曾有几家外部机构给高盛注资。日本的住友信托银行，在1986年入股高盛。夏威夷的卡米哈米哈学校（或称主教不动产）也购买了高盛一部分股份。它们两家在高盛的占股稍低于25%，分享的利润和股权比例相当。1990年，公司管理委员会任命了新的联合主席鲁宾和弗里德曼。他们重塑了公司形象，将公司塑造成国际性全能投行，客户可以通过高盛购买各种市场的各种产品。在管理公司近40年后，约翰·温伯格从公司主席位上退下。不过鲁宾的任期却相当短暂。

新公司更像是交易商，而非投资银行。1989年，投资银行业务给公司贡献了35%的利润，但到1993年时，比例已经下滑到16%。并购业务带来的收入也在下滑，但交易业务，特别是自营业务（公司用自身账户进行的交易）贡献的利润比例则有很大程度提升。合伙人收到的分红，反映了公司的赢利水平：1992年鲁宾和弗里德曼分别拿到2500万美元，对应的是各自2.25%的股权。其他人的分红则根据他们的持股比例和对公司的贡献来确定。 16

为适应市场变化以及反映合伙人贡献，合伙协议每两年便需重签一次。1993年它的合伙人已高达150位，是两年前的两倍。但在1994年之前，从未有合伙人想从公司撤资或到其他公司工作。高盛实在是太有价值了！对有限合伙人来说，尽管他们不能像普通合伙人那样分享利润，但也可以从持股中获得分红，因此大多也继续将资金留在公司。不过，当公司遇到挫折时，流动资本就成了问题，合伙制企业就得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

1992年.罗伯特·鲁宾离开公司，进入克林顿政府担任经济顾问。高盛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继续发展，但公司这时对利率非常敏感，比之前任何时候都高。1994年，高盛遇到了困难。美联储在这年冬天突然提高利率，并在之后的1995年春继续上调。对华尔街来说，这是一个意外。当时，它已习惯了低利率。债券和外汇交易商受到的影响最大（对利率最为敏感）。高盛在这上面有大笔头寸。之后，价格下跌，高盛也开始爆出各种损失。加利福尼亚的如橘县，也受到打击，在衍生品交易上损失惨重，这还成为轰动全美的新闻事件。华尔街现在乌云笼罩，对冲基金和衍生品交易商都被突如其来的利率提高打懵了。

交易损失让公司赢利大幅降低。之后，弗里德曼派专人处理此事。来自固定收益部门的琼·克赛因，和来自投行部门的汉克·鲍尔森，采用温伯格和怀特黑德的管理模式，联手处理了该问题。琼·克赛因和汉克·鲍尔森都是在70年代中期加入公司。后续处理上，他们推行了新的管理构架和业务流程，以尽快恢复公司赢利。

但这时却出现了合伙人撤资问题。1994年的公司赢利是历年最差，不少合伙人也因此离开公司。1994年年底时，超过30%的合伙人从公司辞职。不过之后又有50位新合伙人加入，都急于加入这台赚钱机器。弗里德曼当时也从公司离开，这加速了其他资深合伙人的离开，他们认为在自身投资还未受损前离开是明智之举。他们的离去，让高盛看到了合伙制的弊端：不管公司有多努力，资金的离开都是时间问题。

如果还想维持顶级投行的地位，高盛就必须上市。当时，它是华尔街最优秀的投行，不过却遇到了一些困难。规模扩张伤害了高盛，但它还得继续扩张，只有这样，才能在高速增长的全球市场上发现新机会。对钟情于合伙制模式的人来说，上市是无法接受的。在上市这件事上，高盛内部阻力很大。

变革或止步不前

1996年，克赛因开始推动公司公开上市，但却未能取得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此后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让合伙人无法轻易从公司提取资金。这样一来，资本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根据公司安排，合伙人退休时，他们需要将自己的资金留在公司指定的某个资本账户中，这个资本账户将分三年来归还资金。 17 尽管合伙人的资金是短期资金，但当他们从公司撤资时，这个安排确保了公司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个变通之举在1998年运作良好，当年高盛赚了10亿美元，离职合伙人也很少。但已经有一些不妙势头——高盛的头号劲敌摩根士丹利公司，一家已上市10年的公众公司，与添惠公司合并，以维持华尔街排行榜地位，以及补充资本。尽管当时以任何标准来看，高盛的实力都相当雄厚，但它却成为潜在收购目标，收购对象不是其他同行，而是身怀巨资的那些商业银行。

当时，美联储已放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又在1999年末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将其取代。此前，美联储已允许商业银行收购投资银行，但联储的某些规定让它无法被收购，高盛实力太过雄厚。但1999年年末时，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高盛急需在《金融现代化法案》通过前上市筹资，以确保自己的独立地位。否则，公司将会在新世纪来临前被其他商业银行收购。

最后，克赛因说服了合伙人，准备上市并出售部分股票。但高盛的IPO之路却比设想的坎坷。1998年8月，高盛到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股市暴跌。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股市和债市一片萧条，长期资本对冲基金也因此破产倒闭，此后，美联储插手，阻止势态进一步恶化。克赛因代表高盛出资3亿美元，和美联储组织起来的其他救援机构（既包括商业银行，也包括投资银行）一道，对长期资本对冲基金进行救援。

不过3亿美元的出资在公司内部引起很大争议，很多资深合伙人都认为高盛不应承担这么多义务。除此之外，公司在此番下跌中也损失惨重。1998年9月，公司交易业务的账面损失已超过5亿美元。和前几年发生的情况一样，其他部门开始对交易部横加指责，认为这是在公司上市的关键时刻，着力表现高盛是一家赢利稳定的稳固投行角色时，将公司置身于风险之中。

高盛推迟了IPO计划，直到环境更为适宜时才再度起步。之后，在一场明显的宫廷政变中，克赛因被四位高管联手赶下领导人宝座。此后，亨利·汉克·鲍尔森成为公司CEO。华尔街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交易员和投资银行家的紧张关系再度浮现。之前，高盛和其他公司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事。

1998年，高盛报告的税前利润达到了30亿美元，如果没有交易损失数字会更高。很多公司高层将此归咎于克赛因，他是一名交易员，他领导下的交易部本年不但没产生利润反而出现了亏损。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在IPO之前，公司应由投资银行家来领导。和其他内部争斗不同，这次争斗暴露在了公众面前——由于IPO的缘故。一位高盛的竞争对手曾这么评价：“一直以来，高盛很善于把自己的烂事捂在公司内部，但这次的故事则让它们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 18

最后，当情况好转后，高盛在1999年5月成功上市。尽管公众看到了内部问题，这次发行却异常成功。高盛的发行价达到53美元/股，市场对公司的估值是290亿美元。当时，它是有史以来第二大IPO（首位是大陆石油公司），获得10多倍超额认购，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认可。

之后，克赛因从公司离开，而鲍尔森则继续担任CEO。高盛得到了急需的资金，也结束了华尔街效率最高及赢利最佳的合伙制企业历史。市场给予它的估值，也让它确保了自己的独立运营。这种高估值使得潜在收购方只能望洋兴叹。不过其他那些规模较小的同行却没有采用这种方式。

拉扎德公司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决意继续采用合伙制模式。它的发展速度从未赶上其他竞争对手，而上市出售股权对它的合伙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吸引力。继续选择合伙制，也意味着对公司现状的认可，它将专注于并购业务和金融顾问业务，毕竟交易和大宗承销不是小公司的资本所能承纳的。

1989年米歇尔·大卫·威尔成为旗下三家子公司（彼此相互独立）的首任联合CEO，之后，公司在90年代推出资产管理业务，为客户提供服务。高盛上市之际，拉扎德公司的业务还和它在60年代和70年代时一样。不过他的资产管理业务发展迅猛，旗下管理的资金达到了600亿美元。但并购业务还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从80年代中期兴起的并购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毫无减弱迹象，公司也借此继续排在并购顾问领域前十名。

2000年时，拉扎德公司整合了旗下三家子公司，形成了统一整体，继续保持国际投行身份。在今天这样一个由国际巨头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环境下，旗下拥有三家独立运营的子公司已不合时宜。但它仍保持着合伙制模式，成为行业内最后一个坚守者。能保持多久，则要看它的赢利情况。今天，不少证券公司通过发行上市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借此成为行业巨头并控制着市场。交易业务已成为行业主流，但只要并购潮继续，拉扎德的收入就会增加，它的行业声誉也会继续提高。

总回顾

两个世纪以来，华尔街投行所采用的合伙制不仅是变革的推手，也是变革的阻力。它帮美国企业筹集了巨额资金以供扩张，同时也阻碍了时代的进步。这些投行利用发债或发行股票重构各行业的竞争格局，同时也解决了政府对资金的渴求。但在此过程中，它们却只投入很小一部分资金。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现代企业制度确立以来到华尔街合伙制企业首次发售股票，期间的间隔居然长达100年！在一个以快速变革为特色的世界，合伙制通常是守旧主义者最后的堡垒。

尽管新旧两种制度存在不同，但合伙制模式还是帮助美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融和行业格局。同时，也产生了众多历史传奇人物，有些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角，有些则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不过另一方面，他们也因窃取国库资产、威胁国家利益，以及为一己之私挑起战争而备受指责。但不管是受人羡慕还是憎恨，自19世纪亚历山大·布朗在巴尔的摩建立自己的交易公司以来，他们都在美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合伙制最大的优势在于资本的筹集，但最大的缺陷也在于此。如果公司账上没有足够资金，投行就无法承销大额发行，也无法在华尔街显示实力——它们的声誉和行业地位都会受到质疑。而且即使公司有累积盈余，它们也无法确保未来，一旦合伙人退休从公司撤资，公司的资本就会受损。将资金全部留在公司不会得到合伙人的一致同意。有些可以这么做，有些则拒绝不了变现的诱惑。

期间，很多资深合伙人积累了巨额财富，这也是他们的传奇之处。不过尽管J.P.摩根拥有无可匹敌的行业影响力，去世时留下的财富也只有6800万美元，这让安德鲁·卡内基不得不认为摩根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富裕。20世纪70年时，安德烈·迈耶挣得了2亿美元，但若扣除通胀影响，还没有J.P.摩根当年多。为躲避一直以来对投资银行家的指责——他们收取过多费用，迈耶的这个数字一直被严格保密。1987年，当德崇证券支付给米尔肯5亿美元酬劳时，对米尔肯的赞赏马上就变成了指责，公众质疑是否有人值得得到如此多的金钱回报。

合伙制模式下，不管合伙人资金有多高，都可以在短期内从公司抽走。而这将损伤公司的业务能力，让公司无法从事同样规模的业务，除非有新的资本注入公司。合伙人资金的短期性是很多公司寻求并购的主要原因。到最后，合伙制企业资本问题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公司不得不通过上市解决该问题。

这些证券公司上市后，它们灿烂的历史也随之而去。此后，再未有哪家公司产生过类似J.P.摩根、奥托·科恩或是克莱伦斯·狄龙这样的传奇人物，他们是可以将名字镌刻在华尔街和美国历史上的传奇。他们的个性对公司影响很大，带来的后果也很复杂。19世纪里，大部分历史悠久的合伙制企业，都是由个性强硬、独断专横的家族领袖领导，并形成公司雏形。他们会决定在交易中承担多大风险，以及公司要参与哪类业务。通常，他们的远见让公司受益，但继承他们事业的后辈则无法达到同样的高度。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这样一个资本密集型时代，承销、并购和大宗交易中任何一项的资金都比19世纪美国财政部要高，于是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

不过不同的是，现在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将不会依赖证券公司的某个人，尽管资源错配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华尔街的经营也跟过去大不相同，这让过去那种资本家的故事和自由主义风格看上去更加迷人。二战前，华尔街一直奉行不抢夺客户的行业准则，现在看来这是非常离奇的。当时，企业都有自己的银行家，没人公然越界，告诉其他企业自己可以提供更好的投行服务。虽然现在还有此类故事，但竞争压力已将这种想法基本打碎。

有些情况下，过去的做法现在仍适用，德崇证券和迈克尔·米尔肯的故事就是如此。德崇证券后期曾闯入华尔街排行榜，但很快就陨灭倒下。讽刺的是，这和之前发生的故事一模一样：公司的灭亡是因为对某个人过于依赖。作为一家未公开上市的券商，德崇证券在1990年的关门歇业并不是偶然。它的兴衰证明了合伙制企业和那些私人持股公司，不管曾经在19世纪和20世纪多么辉煌，都有同样的特点——其兴也疾，其亡也速。

从现存的华尔街证券公司身上，人们仍能记住缔造它们的合伙人，这是他们留给现在的印记。没人怀疑今日的摩根士丹利公司身上还有J.P.摩根的印记，也没人怀疑高盛身上还留存着西德尼·温伯格的血液。在那个时代，这些传奇人物依靠自身能力来引领公司发展，并推动公司前进。人们会缅怀过去。各种传闻逸事、神话故事和战争奇事都是他们丰富多彩故事的组成部分。尽管种种传奇都在褪色，但合伙制式的神话现在还在华尔街象征性地延续，现在任何一家上市券商都比过去的巨头实力更强，而华尔街也被上市券商垄断。合伙制券商现在已经绝迹，但当时是多么美好的时代啊！那时，券商可以用老模式挣钱，只需闭上眼睛，从相互竞争变为联手合作，就可以获得丰厚收益！

注释

第1章

1.Quoted in Bray Hammond,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7），p.701.

2.Quoted in Ellis Paxton Oberholtzer,Jay Cooke：Financier of the Civil War,Volume 1（Philadelphia：George W.Jacobs＆Co.，1907），p.61.

3.Ibid.，p.81.

4.See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Money's Prophets 1798-1848（New York：Viking Press，1998），p.370.

5.Oberholtzer,Jay Cooke,p.83.

6.Fahnestock became a member of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fter Jay Cooke＆Co.failed,with H.C.Fahnestock as a special partner and William Fahnestock and Joseph Brown as regular partners.The firm was reorganized several times and still exists under the same name.

7.Oberholtzer,Jay Cooke,p.9.

8.Cooke's family presence on Wall Street was maintained by his brother Henry,whose firm H.D.Cooke＆Co.was established with Henry D.Cooke,Allen Campbell,and Grant Schley as the original partners.

9.Oberholtzer,Jay Cooke,p.104.

10.Jean Strouse,Morgan：American Financier（New York：Random House，1999），p.148.

11.Oberholtzer,Jay Cooke,p.207.

12.May 20，1863.

13.Oberholtzer,Jay Cooke,p.449.

14.On the general subject of railroad costs per mile and the problem of stock water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see Charles R.Geisst,Monopolies in America：Empire Builders and Their Enemies from Jay Gould to Bill Gat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Chapter 2.

15.Oberholtzer,Jay Cooke,Vol.2.，p.275.

16.Ibid.，p.426.

第2章

1.Quoted in Ross Muir and Carl J.White,Over the Long Term：The Story of J.＆W.Seligman＆Co.（New York：privately published，1964），p.27.

2.Ibid.，p.68.

3.Ibid.，p.74.

4.Quoted in Niall Ferguson,The House of Rothschild：The World's Banker 1849-1999（New York：Viking，1999），p.347.

5.Quoted in Vincent Carosso,The Morgans：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1854-191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85.

6.Quoted in Maury Klein,The Life and Legend of Jay Gould（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111.

7.Muir and White,Over the Long Term,p.98.

8.Ken Auletta,Greed and Glory on Wall Street：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ehman（New York：Random House，1986），p.28.

9.Lehman Brothers：A Centennial 1850-1950.（New York：privately published，1950），p.11.

10.Quoted in Vincent 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A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145.

11.See Niall Ferguson,Rothschild：Money's Prophets,p.43.

12.Kuhn Loeb＆Co.Investment Banking Through Four Generations（New York：privately published，1955），pp.7-11.

13.Charles R.Geisst,Wall Street：A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32.

14.Ron Chernow,The Warburgs：The Twentieth Century Odyssey of a Remarkable Jewish Family（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p.168-169.

15.Muir and White,Over the Long Term,p.127.

16.Ibid.，p.137.

17.Chernow,The Warburgs,p.238.

18.Investment Banking Through Four Generations,p.23.

19.Quoted in Mary Jane Matz,The Many Lives of Otto Kahn（New York：Macmillan，1963），p.255.

20.Warren Sloat，1929：America Before the Crash（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79），p.174.

21.Ferdinand Pecora,Wall Street Under Oath：The Story of Our Modern Moneychangers（New York：Simon＆Schuster，1939），p.52.

22.U.S.Senate Subcommittee on Banking＆Currency,Stock Exchange Practices，1934，p.958 ff.

23.Muir and White,Over the Long Term,p.144.

24.Stephen Birmingham，"Our Crowd"：The Great Jewish Families of New York（New York：Harper＆Row，1967），p.379.

25.Auletta,Greed and Glory,p.35.

26.Ibid.，p.40.

27.Quoted in Connie Bruck,The Predators'Ball：The Inside Story of Drexel Burnham and the Rise of the Junk Bond Raiders（New York：Penguin Books，1989），p.48.

第3章

1.Alex.Brown＆Co.remained independent until the 1990s,when it merged with Deutsche Bank of Germany as part of the consolidation phase of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era of bank deregulation.

2.Frank Kent and Louis Azrael,The Story of Alex.Brown＆Sons，1800-1975（Baltimore：privately published，1975），p.94.

3.John A.Kouwenhoven,Partners in Banking：An Historical Portrait of a Great Private Bank,Brown Brothers Harriman＆Co.（New York：Doubleday＆Co.），1968），p.57.

4.The Revolution,January 8，1868，p.366.

5.Gustavus Myers,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New York：Modern Library，1936），p.436.

6.William Worthington Fowler,Ten Years in Wall Street（Hartford：Worthington,Dustin＆Co.，1870），p.524.

7.Kouwenhoven,Partners in Banking,p.138.

8.Ron Chernow,The House of Morgan：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New York：Simon＆Schuster，1990），p.57.

9.New York Times,May 10，1901.

10.Kouwenhoven,Partners in Banking,p.195.

11.Geisst,Monopolies in America,Chapter 4.

12.Ferguson,Rothschild：Money's Prophets,p.371.

13.Irving Katz,August Belmont：A Political Biogra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7.

14.Ferguson,Rothschild：Money's Prophets,p.467.

15.Katz,August Belmont,p.100.

16.David Black,The King of Fifth Avenue：The Fortunes of August Belmont（New York：Dial Press，1981），p.207.

17.Katz,August Belmont,p.19.

18.Ibid.，p.494.

19.Ibid.，p.654.

20.Black,The King of Fifth Avenue,p.724.

21.Ci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3，1877.

22.New York Times,August 6，1893.

23.Geisst,Wall Street,p.112.

24.The source of the deposit with Belmont remains unclear.Apparently,it did not come from the Rothschilds,for there is no record in the Rothschild archives in London of it.I am grateful to Victor Gray of the Rothschild Archive Trust in London for establishing the seeming independence of Belmont from the Rothschilds on this matter.

25.United States v.Belmont，301 U.S.324（1937）.See the New York Times,December 22，1936.

第4章

1.Philip Ziegler,The Sixth Great Power（New York：Knopf，1988），p.222.

2.Vincent Carosso,More Than a Century of Investment Banking：The Kidder Peabody＆Co.Story（New York：McGraw-Hill，1979），p.28.

3.V.I.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in Selected Work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0），p.709.

4.Carosso,More Than a Century of Investment Banking,p.33.

5.Quoted in John Moody,The Masters of Capita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0），p.182.

6.Ralph Hidy,The House of Baring in American Trade and Fina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p.611.

7.Bliss Perry,Life＆Letters of Henry Lee Higginson（Boston：Atlantic Monthly Press，1921），p.271.

8.Ibid.，p.218.

9.Chernow,House of Morgan,p.104.

10.Carosso,More Than a Century of Investment Banking,p.40.

11.Ibid.，p.54.

12.Ibid.，p.68.

13.Ibid.，p.98.

14.Ian Kerr，"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Kidder，"Euromoney,January 1995，p.32.

15.Robert Sobel,The Life＆Times of Dillon Read（New York：Truman Talley Books/Dutton，1991），p.14.

16.Robert C.Perez＆Edward F.Willett,Clarence Dillon：Wall Street Enigma（Lanham,MD：Madison Books，1995），p.24.

17.Ibid.，p.5.

18.Anonymous,The Mirrors of Wall Street（New York：G.P.Putnam's Sons，1933），p.187.The book was written by Clinton Glibert,a well-known Philadelphia journalist who also wrote anonymous books about other aspects of American life.

19.Perez and Willett,Clarence Dillon,p.49.

20.Sobel,Life and Times of Dillon Read,p.90.

21.Perez and Willett,Clarence Dillon,p.86.

22.Ibid.，p.145.

23.Sobel,Life＆Times of Dillon Read,p.281.

24.Technically,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Market Mechanisms.

25.Quoted in Sobel,p.315.

26.The Daily Telegraph,May 15，1997.

第5章

1.Vincent Carosso,The Morgans：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1854-1913（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23-24.

2.H.R.Fox-Bourne,Famous London Merchants（London：James Hogg＆Son，1869），p.78.

3.Carosso,The Morgans,p.67.

4.Gustavus Myers,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merican Fortunes,vol.3（Chicago：Charles H.Kerr＆Co.，1910），pp.150-51.

5.Ibid.

6.Jean Strouse,Morgan,p.111.

7.George Wheeler,Pierpont Morgan＆Friends：The Anatomy of a Myth（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73），p.78.

8.Strouse,Morgan,p.117.

9.Carosso,The Morgans,p.105.

10.Ibid.，p.177.

11.Strouse,Morgan,p.198.

12.Carosso,The Morgans,p.276.

13.John Moody,The Masters of Capital（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0），p.32.

14.Carosso,The Morgans,p.169.

15.Strouse,Morgan,pp.345-46.

16.Geisst,Wall Street,p.112.

17.Alastair Burnet,America 1843-1993：One Hundred Fifty Years of Reporting the American Connection（London：The Economist，1993），p.70.

18.Theodore Roosevelt,An Autobiograph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6），vol.15，p.428.

19.New York Times,March 15，1904.

20.Ibid.，October 23，1907.

21.Chernow,House of Morgan,p.128.

22.William S.Stevens,ed.Industrial Combinations and Trusts（New York：Macmillan，1913），p.285.

23.New York Times,December 20，1912.

24.Ibid.

25.Chernow,House of Morgan,p.158.

26.Edward M.Lamont,The Ambassador from Wall Street（Lanham,MD：Madison Books，1994），p.56.

27.Louis Brandeis,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New York：Fredereick D.Stokes，1914），p.33.

28.Alpheus T.Mason,Brandeis：A Free Man's Life（New York：Viking Press，1946），p.546.

29.Chernow,House of Morgan,p.380.

30.Ibid.，p.387.

31.Ibid.，p.467.

32.Ibid.，p.588.

33.Institutional Investor,March 1984.

34.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4，1986.

第6章

1.Frederick Lewis Allen,Only Yesterday：An Informal History of the 1920s（New York：Harper＆Row，1931），p.128.

2.Edwin J.Perkins,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Charles Merrill and Middle Class Investo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72.

3.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p.102.

4.Perkins,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p.103.

5.Ibid.，p.107.

6.As an antimonopoly law,the Robinson-Patman Act actually ran counter to the intent of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New Deal.Rather than try to stimulate economic activity by encouraging consolidations that would end in lower prices for consumers,the law called for protecting the small merchant,potentially resulting in higher prices that the consumer necessarily would have to pay as a result.For that reason,it has never been considered a broad,effective antitrust tool.

7.Perkins,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p.148ff.

8.Donald Regan,View from the Stree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2），p.128.

9.Perkins,Wall Street to Main Street,p.211.

10.See John Brooks,The Go-Go Years（New York：Weybright＆Talley，1973），p.310ff.The other types of capital included securities owned by investors but held by brokers,accounts receivable,securities as collateral deposited by investors,regardless of their intrinsic value,and subordinated loans made by customers to the brokerage house.

11.Regan,View from the Street,p.105.

12.Brooks,The Go-Go Years,p.316.

13.Regan,View from the Street,p.158.

14.Ibid,p.124.

15.New York Times,May 23，1969.

16.New York Stock Exchange,Fact Book，1984.

17.The introduction of negotiated commissions also gave rise to the discount broker,a bare-bones brokerage operation providing order execution but no research.

18.David A.Vise＆Steve Coll,Eagle on the Stree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p.233.

19.James Sterngold,Burning Down the House（New York：Summit Books，1990），p.32.

20.Ibid.，p.59.

21.New York Times,May 30，1975.

22.Sterngold,Burning Down the House,p.87.

23.Institutional Investor,April 1985.

24.San Francisco Chronicle,May 25，1985.

25.Sterngold,Burning Down the House,p.134.

26.Los Angeles Times,December 4，1987.

第7章

1.Robert Sobel,Salomon Brothers 1910-1985：Advancing to Leadership（New York：privately published，1986），p.8.

2.Ibid.，p.28.

3.Ibid.，p.49.

4.Ibid.，p.76.

5.Martin Mayer,Nightmare on Wall Street：Salomon Brothers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Marketplace（New York：Simon＆Schuster，1993），p.35.

6.Namely,the Public Utility Holding Company Act of 1935 that required competitive bids to be submitted to utility holding company issuers of new securities.The older form of negotiated bid,the traditional way Wall Street did business,was not permitted in these cases.

7.Sobel,Salomon Brothers,p.103.

8.Geisst,Wall Street,pp.319-20.

9.Henry Kaufman,On Markets and Money：A Wall Street Memoir（New York：McGraw-Hill，2000），p.92.

10.Securitized meant that the bonds were collateralized by a pool of residential mortgages that the agency purchased from the original lending banks.

11.Sobel,Salomon Brothers,p.174.

12.Sobel,Salomon Brothers,p.174，and Kaufman,On Money,p.100.

13.Kaufman,On Money,p.105.

14.Business Week,December 9，1985.

15.United States v.Henry S.Morgan et al.，Civil No.43-757.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Copy of Complaint,p.49.

16.Bruck,Predators'Ball,p.31.

17.Ibid.，p.42.

18.Texas International's issue defaulted ten years later when the company declared bankruptcy and the bonds sank to 20 percent of their original issue price.They picked up in price after a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

19.Bruck,Predators'Ball,p.92.

20.Ivan F.Boesky,Merger Mania（New York：Holt,Rinehart＆Winston，1985），p.90.

21.Bruck,Predators'Ball,p.102.

22.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9，1986.

23.Ibid.，December 3，1986.

24.Boston Globe,February 18，1990.

25.Ibid.，December 13，1990.The suit,brought by Thomas Spiegel of Columbia,quietly faded after Drexel's demise.But Spiegel's own problems continued.Columbia was one of hundreds of distressed thrifts whose affairs were being carefully monitored by the Resolution Trust Corp.，the agency charged with cleaning up the crisis.In 1991，the agency began selling artworks that Spiegel accumulated while at the helm of the thrift during the 1980s.In 1994，he was acquitted of misappropriating the bank's funds and a year later made restitution in a civil suit brought by regulators when he returned $275，000 of the $40，000，000 the government originally sought.

26.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13，1990.

27.New York Times,May 1，1990.

第8章

1.Lisa Endlich,Goldman Sachs：The Culture of Success（New York：Alfred A.Knopf，1999），p.34.

2.Ibid.，p.36.

3.Ibid.，p.42.

4.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p.290.

5.Judith Ramsey Ehrlich and Barry J.Rehfeld,The New Crowd：The Changing of the Jewish Guard on Wall Street（New York：HarperPerennial，1989），p.23.

6.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p.389.

7.Endlich,Goldman Sachs,p.63.

8.Michael C.Jensen,The Financiers：The World of the Great Wall Street Investment Banking Houses（New York：Weybright＆Talley，1976），p.201.

9.Carosso,Investment Banking,p.480.

10.Cary Reich,Financier：The Biography of Andre Meyer（New York：William Morrow＆Co.，1983），p.53.

11.Ibid.，p.242.

12.Geisst,Monopolies in America,p.225 ff.

13.Reich,Financier,p.351.

14.Fortune,July 9，1984.

15.Endlich,Goldman Sachs,pp.93-94.

16.Ibid.，p.133.

17.Ibid.，p.238.

18.Business Week,January 2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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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表

1818年　约翰A.布朗公司成立

1832年　维米利公司成立

1836年　S.＆M.艾伦公司倒闭（成立于1808年）

1837年　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成立（于1924年歇业）

1838年　德崇公司成立

1848年　拉扎德公司成立（存活至今）

1858年　雷曼兄弟公司成立

1861年　杰·库克公司成立（杰·库克离开克拉克-道奇公司后创办该公司）

1864年　J.＆W.塞利格曼公司成立

1864年　乔治-皮伯第公司改名J.S.摩根公司

1868年　库恩-勒布公司成立

1869年　高盛公司成立

1871年　德崇公司和J.S.摩根合并成立德崇-摩根公司

1873年　杰·库克公司倒闭

1873年　查尔斯D.巴尔尼公司（杰·库克的女婿成立该公司）

1894年　J.S.摩根公司改名为J.P.摩根公司

1903年　E.F.赫顿公司成立

1905年　维米利公司改名为威廉姆-瑞德公司

1910年　所罗门兄弟公司成立

1914年　美林公司成立

1920年　威廉姆-瑞德公司改名为狄龙-瑞德公司

1930年　布朗兄弟公司与哈里曼公司合并，成立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存活至今）

1934年　德崇-摩根公司改回原名——德崇公司

1934年　J.P.摩根分拆出摩根士丹利公司（J.P.摩根运营至今）

1937年　查尔斯D.巴尔尼收购爱德华B.史密斯公司，成立史密斯-巴尔尼公司

1966年　德崇证券收购哈里曼-里普利公司，成立德崇-哈里曼-里普利公司

1970年　德崇-哈里曼-里普利公司改名德崇-费尔斯通公司

1971年　德崇-费尔斯通公司与本海姆公司合并，成立德崇-本海姆公司

1974年　基德-皮伯第收购克拉克-道奇公司

1976年　德崇-本海姆公司与威廉姆D.怀特合并，更名为德崇-本海姆-兰伯特公司

1981年　所罗门兄弟公司与费步罗公司合并，成立费步罗-所罗门公司（1985年又改回原名——所罗门兄弟公司）

1984年　谢尔逊-美国运通收购雷曼兄弟公司

1987年　谢尔逊公司收购E.F.赫顿公司

1990年　德崇-本海姆-兰伯特公司申请破产

1994年　谢尔逊-美国运通分拆出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得以独立运营（2008年倒闭）

1997年　史密斯-巴尔尼与所罗门兄弟公司合并成立所罗门兄弟-巴尔尼公司（之后被花旗集团收购）

1997年　阿历克斯-布朗公司被信孚集团收购

1997年　狄龙-瑞德被瑞士集团收购

1997年　摩根士丹利与添惠公司合并，成立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

1997年　阿历克斯-布朗被信孚集团收购之后，又被德意志公司收购

1997年　高盛首次公开募股，成为上市公司

华尔街潜规则

Backstage Wall Street：An Insider's Guide to Knowing Who to Trust，Who to Run from，and How to Maximize Your Investments

[美]布朗（Brown，J.M.）　著

陈丽芳　译

ISBN：978-7-111-40614-3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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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证券经纪行业专业术语

前言

第一部分　人在华尔街

第1章　他人钱为我用

第2章　华尔街的前世今生

第3章　经纪公司的潜规则

第4章　经纪人和金融顾问的本质区别

第5章　华尔街蓝领的辛酸

第6章　经纪行业不好混

第7章　让所有客户下单的诀窍

第二部分　投资华尔街

第8章　数字化的经纪行业

第9章　统一创造力量

第10章　情投意合的经销人和经纪人

第11章　喜忧参半的共同基金管理人

第12章　共同基金的个人股东

第13章　70年一遇的伟大金融革新

第14章　万能药

第三部分　兜售华尔街

第15章　形象

第16章　卖方的神话

第17章　荐股是噱头，投行业务才是大头

第18章　全球经纪公司大调解

第19章　华尔街靠讲故事做销售

第20章　直线销售法

第四部分　展望华尔街

第21章　远离华尔街的雷区

第22章　华尔街今时明日

第23章　飞越华尔街

致谢

作者简介

推荐序

嘉年华揽客人语：

各位看官且留步！请擦亮眼睛，看美国金融业最见不得人的秘密如今昭示天下！看梦想之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故事。这里有不起眼儿的电话销售员、开户者，还有形形色色的散户经纪人，管你是打酱油的，还是能为市场推波助澜的，到处都是靠佣金混饭吃的。要是你胆儿小，平常容易做噩梦，劝你还是去别的地方玩。你要是心脏不太好，或者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请赶紧合上本书，越早离场越好。

回顾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历了金融业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20世纪70年代的低迷外，这10年前后都出现了美国盛世空前的牛市。先来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的20年，美国经济迅速扩张、金融市场一片繁荣的景象一直持续到1966年。二战后，遭受重创的欧洲的复兴和日本的重建，为美国金融投资的方兴未艾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高速公路覆盖全国、汽车文化日益繁荣，催生了郊区经济的崛起。当然，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郊区居民追赶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努力拉动了城乡互动式发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太空竞赛之际，美国的军工集团则忙着和苏联及其盟国的实业对峙。冷战的那一端，赫鲁晓夫主义大行其道。我要提醒读者的是，提及这些往事，并不是要开展什么社会经济学的批评。通过回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投资环境，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当年凭借金融投资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亿财富的原因。

经过了20世纪70年代低迷的熊市后，之后的牛市势头更足。伴随着技术领域的兴起，市场见证了移动电话、软件、半导体、仓储、互联网、电信、网络体系和新媒体等类别公司股票的大涨。如果这一局面惨然终止了，会出现什么情况？要是这种趋势延续，等待投资者的就是一场金融盛宴。

如此金融盛宴，是何光景？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金融业也经历了成长的春天。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比金融业高3倍。1980年，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是金融业的两倍。但很快，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风头就盖过了制造业。截至1995年，金融业的利润率超过了制造业。根据凯文·菲利普斯（Kevin Philips）在《金融大崩盘》（Bad Money）中所写的，到了2005年，金融业继续膨胀，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0.6%，远远超过了制造业12%的GDP贡献率。

美国已经完全“金融化”了。从最初作为工业经济的分支，到如今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力，金融服务业的兴起，如同沉睡的巨龙刹那间醒了。一时间“神龙摆尾”，原先占据主导的制造业只能退居二线。

财经专栏的文摘和各类金融评论并不能让投资者主动将手头的闲钱拿去投资。要让美国人自愿购买45万亿美元的债券和25万亿美元的股票，除非众多能言善辩的销售人员铆足了劲儿对着投资人天花乱坠地游说才行。本书的主旨就是揭示这些销售人员兜售各种投资工具的做法，它和你以往阅读的所有投资金融类书籍大不相同。有关一代“投机之王”、众多金融分析大师以及华尔街顶级交易员的生平和传奇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本书的重点却不是这些处在风口浪尖的人物，它描述的是那些最普通的金融从业人员和股票经纪人。这些人吃的是工作餐，主要的任务是让美国人相信从高端金融行业中快速赚钱的法子。这些金融业的“饮食男女”整日辗转于资本市场内，巧舌如簧，让美国人大力投资美国。在你发现他们的伎俩前，他们早已从你的口袋里掏走了大把佣金。

《华尔街潜规则》可以说是两本书的合体。作者乔舒亚·布朗当年是一位年纪轻轻的小伙子，初涉光怪陆离的金融行业，本打算大干一场，却失望地发现华尔街经纪行业的腐败内幕。本书不仅是作者亲历华尔街的奋斗史，也是金融界贪婪和欲望的缩影。如果你悉心阅读，就会和作者一起笑看华尔街这个华丽的竞技场如何险恶多变；同时，你也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在人性和资本的战争中，如何能正确利用投资之道为创建自己的财富帝国扫清障碍。

巴里·里萨兹

Fusion IQ公司首席执行官

译者序

有人说：“对华尔街有好处的东西，必定是对平民大众有利的。”还有人说：“华尔街之痛乃民生街 [1] 之福。”乔舒亚·布朗是著名财经博客撰稿人、金融投资顾问，凭借自身10年股票经纪人的从业经历，以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欲望膨胀、道德沦丧的金钱游戏中，华尔街群魔乱舞的各种怪象。通过阐述最普通的金融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及其和投资大众的关系，首度披露了华尔街的谎言和骗局背后的真相以及当前诸多金融交易不为人知的阴暗本质。

“美国民众在遭遇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各种媒体根本没有正面回应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很多美国人都习惯了把闲钱投向市场，但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投资这类产品，也不清楚将来投资的方向。我从此有了撰写财经博客的想法。”2012年3月，乔舒亚·布朗在接受“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博客网的访问时这样说道。“至于《华尔街潜规则》，绝对是无心插柳的结果。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集团找到我，希望我能写点什么……最终我决定通过彻底、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写一本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的有关华尔街和民生街历史的书。我想本书主要融合了两个故事：华尔街现代金融史和我个人从股票经纪人到金融顾问的成长史。”

本书并不是指导广大投资者生财的秘籍，布朗在书中多次强调这一点。本书的主角不是所谓“投资天才”或者一夜暴富的投机者，重点也不是他们“高人一等”的投资智慧。华尔街从来不缺人才，但是在各大投资机构卖什么投资大众就得买什么的交易怪圈中，信用和责任感早就被透支了。面对华尔街出现的种种问题，诸多从业人员以及各大金融机构都抱着能赚一时是一时的态度，因而更多的金融产品被创造出来，发财也有了更多的故事版本。在经纪人一通通令人信服的电话游说当中，单纯的投资人像着了魔似的，一次次上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钱是怎样被华尔街吃掉的，更不知道那些表面上和你同一战线的经纪人与资产管理人是如何冠冕堂皇地把你口袋里的一分一厘搜刮得干干净净的。《华尔街潜规则》在细说金融市场两百多年演变的同时，为平民投资者抱不平，为华尔街嗜血的本性扼腕痛惜。

普通投资者并不是华尔街这个“大野兽”的唯一受害者。那些希望在金融天地闯出一番名堂的人——确切地说是被割去了声带、安装上了华尔街宣讲喇叭的普通从业人员，《华尔街潜规则》道出了他们强颜欢笑背后的辛酸。在他们西装革履、在高级写字楼办公的表象下，有些人过着良心泯灭的生活，他们成了在钱权欲望旋涡中堕落不可自拔的傀儡；有些人在道德和利益之间徘徊挣扎，苦苦企盼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时刻，他们是孤独的灵魂救赎者。乔舒亚·布朗就属于后者。他的无奈，深刻体现在他调侃的语气中；他曾经的绝望，表露在他对华尔街潜规则犀利的控诉中。

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述了华尔街的概貌和历史、证券经纪行业的演变和潜规则以及形形色色的金融从业人员。第二部分介绍了光怪陆离的投资产品和策略以及华尔街食物链上不同物种在求存逐利的过程中，推进金融行业变革和发展的历程。第三部分道明了推动每一笔交易背后的金融销售本质。作者通过自己的从业经历，为大家系统地介绍了“雷曼手法”屡试不爽的原因以及经纪人群流传了多年的销售策略。第四部分说明了作者从经纪人到金融顾问的转业经历，借众多同行之口道出了华尔街的发展趋势和前景。同时为投资大众揭示了如何避免在华尔街落入圈套、避免在“雷区”被杀，从而保全自身、保障账户增值的建议。

作为一本风靡全球的畅销书，《华尔街潜规则》的撰写历时3个月，但编辑过程却花了10个月之久。正如作者本人所说：“写书并不是最困难的，但编辑的过程却绝对是非常艰苦的，尤其是和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集团这样的大出版商合作。书中众多细节已经超越了字字推敲的地步。很多地方，你得想着如何换种方式来说，否则太有争议。还有些内容干脆只能被删掉。”这大抵是因为作者“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揭露华尔街丑恶真相之故。

作者博学多才、谈吐幽默。文中所涉内容，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大腕，还是默默无闻的后生小辈，无论是环环相扣的金融产品链，还是高风险、高难度的投资策略，经布朗的生花妙笔，瞬间变得栩栩如生，让读者如亲临其境、亲聆其事。我很荣幸承接本书的翻译工作，由于翻译水平有限，翻译过程中难免有淡化作者文采之嫌，在这里只能提前向布朗先生致歉了。对于译稿的瑕疵和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陈丽芳

2012年7月于宁波

[1] 民生街（Main Street）是指普通的市井小巷，该词经常出现在美国主流媒体上，与华尔街相对应。民生街和华尔街两个词还可分别引申为普通民众和专业投资人员。——译者注

证券经纪行业专业术语

本列表旨在帮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本书正文的内容。

锅炉房（不法证券经纪人的电话交易所）（boiler room）：指主要利用电话销售方式、采取高压推销方式兜售投资价值不高或者无把握证券的地方。这些电话交易场所名声欠佳，雇员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职业操守。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锅炉房证券经纪业务达到顶峰，主要操纵证券交易做市，兜售证券的经纪人私底下收取费用。

词语用法举例：

“那家经纪公司就是不折不扣的锅炉房。所有的经纪人在那儿使劲儿兜售他们想要做市出售的股票。”

专业经纪行（boutique）：华尔街有两类专业经纪行。一种是指只为美国最富有的投资者服务的经纪公司；另一种是指提供特种服务的专业经纪公司。例如，托马斯·韦塞尔合伙公司（Thomas Weisel）与汉鼎经纪公司（Hambrecht＆Quist）就是著名的专业经纪行和投资银行，专门为技术行业服务。

词语用法举例：

“ABC石油公司正与一家专业的能源类经纪行合作，寻求兼并的可能性，并努力投资该公司的养老金计划。”

挤油交易（churning）：为了创造更多的佣金收入而过度频繁地对客户的账户进行买卖交易。

词语用法举例：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我在搞挤油交易，难道就是因为我为每种股票都买了看跌期权、卖了看涨期权的原因？”

强行兜售（cold slamming）：向新客户兜售股票。

词语用法举例：

“我昨晚一开始毫无头绪，但我向几家加利福尼亚的公司兜售了一番后，就搞定了一个新客户。”

监察部门（compliance）：经纪公司内负责保证经纪人和经纪公司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的部门。我觉得没有什么比这种部门的设立更加滑稽、更无意义、更不合理了。监察部门的负责人受聘于经纪公司的所有者。这些所有者希望经纪公司的运营盈利，监察部门的负责人负责所有经纪人在执业过程中无违规行为。监察部门的存在保证经纪人的行为能满足经纪公司的期望，同时不至于违反相关的规定。希望监察部门能尽忠职守，管好经纪人！

词语用法举例：

“监察部门这个月以来一直死盯着我的期权交易不放，让我真是不自在。”

邓白氏编码（Dun＆Bradstreet, D and Bs）：邓白氏编码卡上显示了各企业主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这些业主信息可是华尔街各大公司引以为豪的发财信息，因为这些客户个个都是全球知名公司，而且和它们拉上关系比登天都难。

词语用法举例：

“今天的工作真是累死人了，我总算在收盘前确认了3家邓白氏编码公司的客户。”

总佣金（gross或者G）：指总的佣金。G是gross的缩写。

词语用法举例：

“希望这个讨厌的中国绿色能源公司股价本月能够突破，这样我就能赶紧抛出去，赚点佣金了。”

独立经纪公司（independent）：独立经纪公司雇用寻求业务自主和更高报酬的经纪人与顾问的经纪公司，但独立经纪公司与大型经纪公司相比，给旗下经纪人的支持和帮助相对较少一些。加盟独立经纪公司或者自己开设独立经纪公司的行为称为单飞（breakaways）。

词语用法举例：

“加盟独立经纪公司单飞是一个很不错的抉择，但是我的报价系统坏了，我竟然等了3个小时才看到技术人员来帮我修理。”

结算期（pay period）：指结算公司规定的4个星期的期限。经纪公司在每个月的15号支付上一个月的总佣金。每个结算期限的最后一天一般是日历月份最后一个星期五之前的星期二。这个星期二或者星期一，你会发现交易经常扎堆儿发生，因为经纪人据此可以给下一月的佣金单上再添几笔费用。

词语用法举例：

“在结算期到期前，我得赶紧把博通公司的股票清仓，要不然，我就要跟我那辆捷豹车说拜拜了。”

畏首畏尾的人（piker）：指短期经纪人、交易人或者客户。《牛津英语词典》将"piker"定义为“谨慎或者胆小的、只下小注的赌徒，不愿意冒险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人”。该词的词源不太清楚。美国人对该词的理解与过去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有关。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北有很多旅行者想要往西走，试试自己能不能淘到金。由于这些人大部分经过或者来自帕克尔县 [1] ，因此他们去淘金，人称“胆小鬼”。同理，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人就叫作农工（okies）。在这种情况下，piker逐渐演变为代表节俭、谨慎、不乱花钱的群体，尤其是不酗酒、不赌博的人群。

词语用法举例：

“约翰绝对是个畏首畏尾的人。在今天早上的首次公开募股中，他只买了9000股。”

新开账户（popping accounts）：指为新客户开立的账户。该词通常与电话销售有关。经常也称为新立账户（cracking accounts）或者新人账户（popping a new bird）。

词语用法举例：

“如果你一个月不能完成8个新开账户的指标，你就只能为嘉信（Schwab）一类的公司效力，每年拿6万美元的薪水。”

王牌经纪人（producer）：指有能力长期保持最多佣金纪录的经纪人。

词语用法举例：

“谁会关心他的客户利润表是什么样，他可是本公司的王牌经纪人。”

潜在客户（qualies）：指经纪人通过临时电话销售让其产生交易意向的客户。

词语用法举例：

“我已经做好准备按照美国动视（Activision）公司股票的销售计划给客户打电话。潜在客户一箩筐，等着我一一去落实交易细节呢！”

地方经纪公司（regional）：一开始，纽约地区以外的经纪人和交易商一般会在当地和投资者打交道。包括雷蒙·詹姆斯金融服务公司、达因·劳舍尔经纪公司（现在为加拿大皇家银行所有）、爱德华·琼斯金融服务公司和爱德华兹公司（由美联银行收购，现在为美国富国银行集团所有）。随着大型经纪公司的兴起，很多地方经纪公司都加盟了这些公司。只有少数人依然保持原样，试图搭乘注册投资咨询公司（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s, RIAs）的新趋势，走高端服务路线。

词语用法举例：

“有了类似爱德华兹这样的地方经纪公司的分支，不出远门，我就能和自己的经纪人碰面，商讨投资组合的新情况。”

系列7考试（The Seven）：系列7通用证券注册代表认证（The Series 7 General Securities Registered Representative license）。系列7考试要求考生记住大量无用信息，参加为期6小时的考试，完成250道题目的答卷。考卷中大多数计算类题目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使用计算机计算，大部分职业伦理题目的考试答案非常明显。因此系列7考试可谓美国现阶段最无意义的职业入门考试。

词语用法举例：

“哥们儿，我刚刚完成了系列7考试，这可是我从业的黄金证书！”

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wirehouse）：大型经纪公司拥有互相联网的分支和办事处，可以共享信息和数据。这一词起源于这一事实：一开始华尔街是通过电报、电话等通信工具来共享交易市场的价格信息和财经新闻的，即使偏远的经纪行也能获悉华尔街的动态。如今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逐渐发展成为历史悠久的大型经纪公司，如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现存的原始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数目不多，经过了2008~2009年金融危机后大幅度并购风潮的洗礼，规模一般较大。这些经纪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华尔街大投资银行实力集团。由于公司内部的部门数目众多，提供的服务也是五花八门。

词语用法举例：

“我曾在一家大型的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就职，当时看中的就是公司投资产品种类繁多，适合我学习。”

[1] Piker County, piker还有一种意思是胆小鬼。——译者注

前言　我是谁

准确地说，我压根儿不存在。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在这儿写着这些文字，但是从字面上来讲，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隐形人。

我曾是个证券经纪人，现在是投资顾问。我以独立经纪人的身份入行，而其他在金融行业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几乎都是在大型、知名的经纪公司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我从投资行业的后门走进华尔街，一路摸爬滚打，全凭对投资交易的热情、坚忍的意志和自学者强烈的求知欲学习金融交易之道。这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全然不受传统经纪公司“正统做法”的影响。

我自认为天生是一位极富艺术气质的作家，成为金融从业者实属个人选择。在华尔街，我既没有权贵富豪朋友，也没有获得内幕消息的门路，我的衣柜里也没有那种彰显投资银行家气质的白领蓝衬衫。我犯不着只为某一家经纪公司效力，也不用向那些厚此薄彼的传统势力低头。我只凭自己的诚实、智慧和踏踏实实积累起来的业界名声就能大展拳脚。感谢互联网的独特魅力，每天我对市场的评论都能通过博文和全美乃至全球各地的读者分享。我通过博客发布的信息，绝无华尔街传统经纪公司兜售投资产品、操纵行情信息的影子，也没有借任何宣传造势活动的东风。不用顾及公司难以逾越的层级制度，也不用畏惧媒体话语，我写我所见，我论我所思。

在整个金融界，你再也找不到像我这样坦率的人，也不会有第二本书能像你手中拿着的这本这样，没有人会透露我所写的东西。无论是投资咨询业，还是资产管理领域，没有谁愿意开诚布公，也没有人会去揭开交易的幕后真相。太多的人为自己编织了投资发财的美梦，即使到头来发现不过是海市蜃楼，在投资中遍体鳞伤，事后也不会去揭这些偶尔让自己痛痒难当的伤疤。而我从来就和这种海市蜃楼没有关联，这种虚幻的泡影对我也不会有任何吸引力。那些高高在上的金融机构和高端融资的圣殿，我高攀不起。我与那些地方格格不入，一如朋克摇滚与主流交响乐一样水火不相容。但就是这些金融机构，在信贷危机中个个手忙脚乱，如脱圈的纱线一样。

叛逆者未必能在华尔街混得长久，他们几乎与所有显赫的职位无缘。事实上，一般人想不到有我这类人存在，华尔街少的就是乐于把所见所闻表达出来的人。所以，当我告诉读者我其实并不存在时，可以向各位保证：我这样说不是哗众取宠，也没有半点儿夸张。你要说我是华尔街的独角兽，真是低估了我。我何止头上有角，我还会游泳，会说流利的葡萄牙语。

金融服务业这看似光鲜的立面，据说是建立在数学精准的基础上的。人们借此到处游说，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惜重金买这些善于辞令的专业人士口中的服务。这场永无休止的金融造势活动，给世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要投资，要找对路，只有我们知晓其中的门道，让我们帮助你，保你投资无忧。”

在华尔街，所谓“事后测验”，就是我们头脑里勾勒的蓝图，我们只说“什么可行”，并堂而皇之地用数学来证明。

五彩斑斓的数据图形和价格走势就像是大教堂的彩色玻璃，召唤各位走进构筑在精密数学分析基础上的金融大殿，引你走入以概率为福音却冠以“必然”之名的礼拜堂，据说其中有机警敏锐的金融专家大祭司为各位朝圣者把守。

还是面对现实吧！在向投资者不断兜售的每一种投资策略、理财产品和交易方法背后，都是由活生生的人做出的决策，其间难免受七情六欲的影响。力图精准可能是初衷，但是决策者到底还是人，和站在柠檬水饮料摊前涉世不深的销售人员一样，他们通过不遗余力地卖出自己摊位上的产品来求生。区别不过是有些人调配饮料所用的原料更好，更懂得如何取悦人，能吸引更多的顾客，有些人天性谨慎，万事不敢有差池；有些人可能更愿意随机应变，季节更迭不需要冷饮时，就改卖热巧克力。

所以，金融服务业所谓的精准不会比医学、建筑学或者计算机领域的原则更科学。事情总有出错的时候，人们会情绪化，也不是所有人都心怀好意。自从人们签署《梧桐树协议》 [1] 默示证券交易所诞生以来，华尔街发生了成千上万的轰动性事件，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即使世界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全球灾难性金融危机让我们损失惨重后（当然很多人坚信金融危机仍在我们的身边），有关金融服务精准无误的神话仍然充斥着投资管理行业，你在每一个从业者的说辞中总能找到它的影子。而我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一直试图向人们揭示这一虚幻神话的真面目。我之决心，苍天可鉴。

我在自己创建的The Reformed Broker博客网站（www.thereformedbroker.com）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和博文，也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尔街日报》《福布斯》《快捷时报》（The Faster Times）、《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雅虎网站财经专栏及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CNBC）等众多知名媒体撰稿。此外，我也参加各类电视节目、网络视频，做客广播节目。路透社、彭博资讯和《金融时报》以及数家外媒（这些报刊的名称我没有提，就怕我写错了）引述我的文字。《巴伦周刊》（Barrons）说我“蛊惑人心、没事找碴”，《研究杂志》（Research Magazine）称我为“打破旧习的人”，《纽约时报》说我是“蛇鲨贩子”。其实我不过是想表达这样一种思想：“金融投资中根本没有什么体系可循。”不管我们智商多高，也不管我们做事多么严谨认真，也无论我们所用的分析工具多么精准复杂，我们就是很容易犯错。更重要的是， 精准的投资本身就是一种谬论，那些对未来做出肯定预测的人注定要失败。

金融行业中的精准神话

资金管理从业者和他们客户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训练有素，绝不允许后者发现资金管理的任何猫腻，也不能让客户对自己的作为有丝毫怀疑。人们对这种做法心有不安，但在华尔街，这绝对合乎情理；而下海搞金融投资的人对于投资科学精准无误的笃信和努力，却着实让人费解。

“拿起电话，告诉客户，万事OK！”要是华尔街的工作人员自己都不确定万事是否OK，又当如何？允许他们心生疑虑吗？他们的职业能容忍自己（哪怕只有一点儿）不确定和怀疑吗？

“要么对，要么错，但是你首先得有自己的想法。”这是纯粹逻辑的推理，还是只有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 [2] 所著小说中性格奇特的人物一时兴起的胡言乱语？

“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放心。这就是他们雇用我们的理由。”大家会发现，这句话简直就是真理，尤其当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所幸的是，如果我们认定，包括客户本身也认同，我们即将经历坠落悬崖的命运，至少我可以帮助他们。最终的结果表明：在悬崖边上，牢牢抓住山石的边缘比额外的氧气更加重要。我是在教训中逐渐成长的。

“很多投资者就如食客一样，他们买的不是牛排本身，而是做牛排时发出的声音。”我早年的职业生涯就告诉了我这一点。多数在金融服务业这一行讨生活的人，他们似乎就住在牛排餐厅的楼上，既能一日三餐享受客户埋单的牛排，还能解决住宿问题，因为餐厅会帮他们付房租。

“干我们这一行的，靠出售无形资产过日子，打交道的对象不过是纸上的契约而已。我们向客户推销的是盈利的可能性，而不是利润本身。如果你要向某个客户出售理财产品，你怎能保证提供上好的服务时自己完全没有私心？完全按照上好的商誉行事？最起码金融业可没有硬性规定你完全得凭良心办事。”

一般老百姓哪知道这些道理。这背后的态度和考量等影响因素，是经纪人在兜售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绝口不提的。

船上的舵手

成千上万的人现在在各种金融机构中就职，但本书只以特定的对象为关注重点。在本书中，我们将着重讨论直接和客户打交道、负责推销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人——那些整日在工作台前，打着投资管理精准无误的幌子，划动金融服务之船大桨的经纪人。在岸上众多观望者的眼里，他们有条不紊地划桨开船，推动金融服务行业如离岸的船舶在市场的浩瀚海洋中前进。

我要强调的是，大部分从事证券经纪行业的人员都是好人，抱着在职责范围内尽量把事情做好的态度，按照本能的反应行事。你可以说我是专门揭发丑闻的人，或者天性喜欢挖苦人，但我却绝不是无情无义之人。我虽鄙视愤恨这个行业的丑陋，但绝对承认其中大多数仍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关怀博爱、勤勉努力、尽责本分，用正确的态度处理好这两种现象本身就不容易。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些还是我在银行、经纪公司等地结识的良师益友。已故的喜剧表演艺术家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对于人群和人性截然相反但又合情合理的态度和我对金融行业与个人从业者的态度类似。20世纪70年代，卡林曾说：“我爱人类，讨厌大众。人类是聪明的，但是大众往往是愚不可及的。”任何在费城附近有家人朋友从事热门职业、地方政治、职业运动或者类似职业的人，肯定都能理解这句看似矛盾的话的真正意思。

因此，我想说明的是，本书所述的众多我不喜欢的人和事，并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当然我对他们从事的职业和某些机构的厌恶，可能溢于言表。我认为金融行业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其存在的丑态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是卖淫，那么金融咨询行业肯定是第二大传统的职业。只要有钱赚的地方，自然就有对各种资本保值增值、利用资本投机的欲望。资本可以是动物皮毛、粮食，也可以是石器。

报酬奖励的方法可能会变，传授智慧的手法有别，投资工具本身也会不断变化，但是只要是有钱的地方，就会有业务咨询存在的必要。只要有业务咨询，就会有专门提供咨询服务的人。那些在金融之船甲板下方辛勤工作的人员，他们置自己于险境、抵御经济和金融等各种不可避免职业风险的勇气实在可嘉；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他们也是可怕的。如果他们不是彻头彻尾地疯了，又怎么会让自己身陷险境而不悔？

灯光、焦点、金融

华尔街的营销无所不在，好让世人能及时了解华尔街的投资产品和交易手段。根据《商业周刊》的报道，有价证券行业每年要投入150亿美元的广告费对14000多种基金、8000种股票和其他无数种债券及固定收益的金融工具进行宣传。如果单从广告费用这个角度来看，酒精和啤酒行业的广告费每年也只有20亿美元。美国所有电视直播体育赛事的赞助人中都有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经纪公司或银行的广告收入是全国各大报纸的重要财源。大多数人对电视广告直接就会跳过，也不会驻足浏览报纸的广告版。不过如果你看了某家经纪公司的广告，其实你已经对所有经纪公司的广告有了大概的了解，因为它们几乎千篇一律。

所有投资营销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深谙投资市场和交易之道。”

若果真如此，那倒真是人间难得的美事；但很不幸，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市场由买方和卖方构成，两方都认定自己在特定的买卖交易中是正确的。这种判断逻辑上行不通。我们也可以说买方在短线交易上容易出错，但是从长期来看，买方绝对是正确的。话虽如此，但华尔街的广告不会留意这种微小的差别。毕竟所有有关经纪公司的广告传达的信息就是他们不可能判断失误；即使事情出错了，他们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前面说到刘易斯·卡罗尔，他所写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有个红桃皇后，要是她看到了如今华尔街营销的盛况，肯定会对这种无处不在的信息感到满足，得意之间带着她女性特有的自豪感。

告诉大家华尔街繁华背后的真相，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如有冒犯，请多包涵。我听闻了太多经纪人言之凿凿的推销说辞，如今借此机会在书中一并奉上。我当初决定在博客中说人话，就决定了我今天要把华尔街的潜规则一一告诉大家。请原谅我的诚实。

我平日里爱看电影，早年曾经在摄影棚里见证过制片的情景。我曾和导演交流过，也与预告片中的演员私底下有交谈。我甚至知道化妆师每天早晨停车的位置，了解哪个电影剧本修改的地方最多。我知道后勤服务提供的午餐是什么以及哪部电影的续集可以继续拍摄，因为观众们愿意买票进电影院和他们心爱的角色相会，共创新的历史。

华尔街早已使用了最立竿见影的娱乐界宣传技巧来推销自己的业务。你如果曾经想过要看看华尔街幕后的情景，就读一下这本书吧，我要带给大家的绝对是从未披露的景象，而你也会从中得到启示。

欢迎来到真实的华尔街！这里没有虚幻的璀璨，没有自欺欺人的金融科学，更没有在欲望和贪婪中挣扎的盲目自信。在金融服务机构林立的华尔街上，只听得到最完美的谎言，只看得到装腔作势、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人们就凭运气，力图掌控无法驾驭的金融狂潮，继续这场金钱、地位、权力和人性的游戏。

本书就是你玩这个游戏的指南。

[1] 1792年5月17日，在华尔街68号前的一棵梧桐树下，众多股票买卖经纪人讨论了有价证券的交易条件和规则，签署了举世闻名的《梧桐树协议》，构建了日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雏形。——译者注

[2] 刘易斯·卡罗尔真名为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1832—1898），英国数学家、作家，因著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书而闻名世界。——译者注

第一部分　人在华尔街

证券经纪人就是借口投资把你口袋里的钱掏空了的人。

——美国著名电影人伍迪·艾伦

股市教会了我游戏的规则，但我却为此没少挨鞭子！

——股票天才杰西·利弗莫尔

当我的情况没有起色时，我恨不得把所有动着的东西给杀了。

——美国说唱歌手杰斯

第1章　他人钱为我用

小弗雷德·施韦德（Fred Schwed）于1940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客户的游艇在哪里》（Where are the Customers' Yachts？） [1] 在开篇这样写道：

有一句美国老话说得很不客气：“华尔街一头挨着河，另一头却连着坟墓。”这句话很精辟，但却不完整，因为中间还有个幼儿园，而本书所写的就是这个幼儿园的故事。

在《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一书中，小弗雷德从投资客户的角度，详述了华尔街20世纪20年代的疯狂与30年代盛极而衰的循环。小弗雷德一直坚持自己的投资方法，经历了50年代的牛市大好时光，1960年去世。他若能活到今天，看到华尔街这座“幼儿园”如今俨然已经成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主宰力量，肯定会很欣慰。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托马斯·菲利朋教授（Thomas Philippon）的研究表明，自施韦德1940年撰写《客户的游艇在哪里》以来，美国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翻了两倍（见图1-1）。我们花费在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和保险身上的经济资源占总体支出的百分比从之前的2.5%，迅速增加到2006年的8.3%。菲利朋发现，金融业对国家年GDP贡献率的每一次跳跃式增长，都伴随着社会的巨大进步。近100多年的社会巨变包括：18世纪末期的工业经济大幅度增长，20世纪20年代电力和汽车革命，1980年开始的信息技术消费爆炸式增长……但是到了千禧年新旧交替时期，金融业的继续增长却没有与社会经济的明显增长挂钩。金融工程师在不断革新金融产品，推动金融市场自我延续的繁荣时，美国其他领域却没有因此大大受益。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无须现金支付的条件在债券回购中不复存在，淡黄色的悍马车也从本不属于你的房子里被拖走了，在华尔街投资的你几乎一无所有。

图　1-1　金融行业的GDP贡献率

金融业的这种变化，可以从这一现象中初见端倪：银行和房产经纪公司内总有多台计数器在运作。华尔街有超过700万的从业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让你的钱进进出出、来来去去。金融业的膨胀和规模的确令人有些匪夷所思，与此有关的薪酬政策变化更像是一场闹剧。2008年，菲利朋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1980年，金融从业人员所赚的钱比其他领域同等职员的薪水要高10%……到了2005年，前者的薪酬比其他行业同等水平职员的薪酬高出了50%。”难怪，大家除了炒房、炒股，偶尔打打官司外，什么事都不想做。

推动金融行业收入、利润、就业和报酬增长的幕后推手就是遍布全球的经纪销售团队。这个团队的男男女女每天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所能想到的华尔街上的每一种产品和服务找到买家。要是上天能让他们休一个月的假，那天下就会太平多了。但是，这完全不可能，就像你想象摩天大楼倒塌、飞机失事一样少见。

那些为经纪公司效力的人常称工作场所为“店”。因为，和其他店员一样，经纪人的本职工作就是把东西卖给顾客。经纪公司或者经纪中介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进金融产品、交易工具和现在非常流行的理财建议的买卖行为。

有了经纪公司，也不是什么坏事。

很少有人精通数学，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时间或者没兴趣学习投资的基本方法，更不用说错综复杂的华尔街投资之道。

最近，全球青少年数学考试才结束，而后便对他们进行了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虽然美国学生的分数处于全球各地学生成绩的中等水平，但是在问及考生自评的情况时，这些资质与全世界其他小孩并无二致的美国学生对自己答卷的自信表现让人惊讶。这种现象让人欢喜让人忧。庆幸的是，学生们拥有自信让他们显得非常可爱；不幸的是，盲目自信和数学资质平平并不能带领人在投资中走向成功。正因如此，才有了投资顾问专业化和咨询服务行业立足的余地。

平民投资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针对股票和债券的投资，他们入场和离场的时机往往不对。这一现象经过了无数次验证，无论是探讨共同基金的流入和流出，401（k）养老金计划，还是零售经纪公司的保证金，或者建议一般投资者尝试的其他理财投资产品，都表明了投资群体操作的盲目。只要看看类似于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AAII）发布的情绪调查报告，就能清楚地体会这一点。

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每周发布一次情绪调查报告，来追踪市场中交易人员的情绪。该报告显示，这一权威的情绪指数的历史平均值约为39%看涨，30%中立，30%看跌。2002年年底~2003年年初这一时期，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在高于700点的水平上筑底，当时情绪指数显示50%以上的人对市场都持有看跌的态度，如图1-2所示。

图　1-2　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2002~2007年

信贷危机过后，市场筑底过程的形成，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现象的普遍。2009年3月5日这一周，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刚好位于2007年牛市峰值1/2的水平上，而此前15个月，该指数有一半时间都在一路狂跌。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的情绪调查报告显示，那一周内有18%的人看涨、70%的人看跌。这一数据透露的充斥市场的看跌情绪简直是空前绝后的。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4天以后在666点上才出现了真正的底部。在这一情绪报告发布之后数月里，该指数上涨了20%。这种反弹可真是叫人捉摸不透，因为大部分在此之前已经清空了自己的股票头寸。两年后，市场在2009年3月低点的下方，出现了一个双重底。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市场上绝大多数人在一旁观望，完全不相信正在发生的状况。

当那些聪明机警、了解市场的人独立投资大赚一笔后，绝大多数被称为“普通人物”的个体，最好能获得一些专业的帮助。不过，这并不代表只要有人愿意提供建议，他们就得为这些建议付费。

总体而言，专业人员选择市场底部不会比一般人更精确一些。多数情况下，华尔街专业人士的情绪和美国大街上普遍的恐慌情绪大体一致，但是专业人士和普通投资人对于市场上广泛存在的消极情绪反应有所区别。理解这一点格外重要。普通投资民众认为，市场总体情形不适合投资时，往往是那些专业人员有勇气出手，购买股票；而普通人大多短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经纪公司有额外的交易动力——佣金。若投资者拿着手里的现金按兵不动，经纪公司是不能据此收取佣金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继续详述。

2009年春季，我掌管一家经纪公司的分部，手下有30名经纪人。他们为成千上万个散户投资人账户的交易服务。雷曼兄弟的倒台让很多客户对股市望而却步，而经纪人对资本投入也已经风声鹤唳。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鼓励投资人投资，因为行情已经削减了过去15年间各大指数的上涨创造的市值。华尔街上我所认识的最佳经纪人都只能硬着头皮买进，不管他们是否遭遇了出师未捷、股价大幅下挫，也不管这些客户是否已经被吓破了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偷眼看看市场的行情变化。

我不想在此特别说明专业投资者是市场上百发百中的时机预测者这一观点，我想说的是，专业人员不太容易情绪化。这缘于专业人士帮他人打理财务，因此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自己不受情绪的牵绊。另外，他们在每周开市的32.5小时里，置身于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习惯成自然。心理学家不会对自己进行心理分析，若他们自己对外界招架不住，就会紧急召集他们的心理医生来帮忙。有时候，人就需要旁观者清，尤其是牵涉钱财这一最容易让人上火的问题时。

其实，普通美国大众往往只在市场达到峰值的时候，才会真正有意向投资。他们构建了自己的投资知识基础，就在下一波灾难性的熊市开始前蓄足了投资的热情。最近一次的牛市发生在2000年，那个时候，市场投资代替了棒球，成了普遍的消遣。而后房地产热兴起，你要是还在那里谈炒股，人们肯定会笑着把你这个落伍者打出去。2007年，股市上演了一场信誉膨胀、看涨呼声极高的“盛况”，市场见顶后，最终步地产行业的后尘，从高点下挫后，跌势不止，再难反弹。

所幸的是，美国人空闲时间的新宠既不是棒球，也不是股票或者房地产，而是手机上网收发邮件，用沾满奇多脆的手指在触摸屏上来回游走，就好像我们是世界上微型交响乐的指挥家一样享受自在的网络生活。有了这样的爱好，大家倒也能安生一阵儿了。

一开始就提及近来发生的金融热，数落散户投资者在市场见顶的时候入场等着被套，我可不是影射只要投资者听取了经纪公司专家们的意见，他们就能保全自身。事实刚好相反。经纪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迎合头脑发热的投资者。当人们一时兴起打算对给定的投资机会跃跃欲试时，经纪公司就把制图板摆在他们面前，在上面炮制各种投资产品和策略，从而填补人们的投机欲望，满足人们用钱生钱的需求。

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经纪公司不过是再平常不过的商店，主营无形的金融产品。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告诉观众，美国人每天要吃三个苹果，你就不能怪街角的杂货店店主在那里一夜间摆出种类不同的苹果叫卖。

最起码经纪人得要有东西可卖。而代售产品的机制要求经纪人构思一个投资者喜闻乐见的故事，并从中为经纪公司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

这些并不是华尔街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证券经纪行业的行业现状。好莱坞就对这个概念把握得很好，大多数进入制片阶段的电影都是制作团队认为观众愿意进电影院观看的电影。电影续集从来都不是为了继续某个电影情节的艺术追求，纯粹都是商业利益的驱动。这一点本无可厚非。观众有机会可以重返影院，看见自己日思夜想的主角，继续他们乐于幻想的情节。但是续集电影多半不是艺术，不过是商业环境下的生搬硬套和差强人意的狗尾续貂罢了。

每隔一段时日，好莱坞也会出现某些纯粹为了艺术追求而拍摄的电影，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为了提高文艺片的受众范围，还得有像哈维·维恩斯坦这样的重磅影人出面担任发行人才有戏。这种现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艺术和商业价值的论战，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首个希腊剧作家在制作剧本《安提戈涅》（Antigone）时曾抱怨那个陀螺仪商贩在希腊圆形剧场的过道里走来走去，就代表了文艺作品的观赏性叫板艺术性的例子。

好莱坞的电影人们个个都有商业头脑，他们要保证即使某部文艺片遭遇票房惨败，也依然还有盈利的空间。鉴于此，每年都有一些获奖影片，你和周围的人从来都没有看过。电影工作室的人员会说：“我们就冲着提高影片信誉来，今年评个金球奖。至少这样还能有DVD销售，也能在有线电视频道上播出。”

同理，经纪公司也不要求所有的产品都能大卖才保证盈利。即使搞销售折扣、优惠或者推出这些投资理财产品需要花钱，最终还是能为卖家带来利润。某种投资工具是否成功，时间长了，自然就有答案。即使情况最终显示某种投资产品前景不好，投资人也早已支付了佣金。而佣金的计算永远是经纪业务模式的核心。经纪公司的存在从来都只有一个前提：“掷硬币时，正面我赢，反面你输。”承担金融风险的人是客户，经纪人的风险都是名义上的。出售金融产品和无形资产（如特定投资中盈利的可能性）的本质就是投资有钱赚，你花再多的钱都值；而你赔了本，那全都是市场的错。

这种情况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华尔街上重复上演，就是因为美国年年都有新人出生（造人的生产过程永无止境），总有新的投资者走入经纪公司购买他们口中说“好”的产品。

[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第2章　华尔街的前世今生

18世纪末，欧式证交所和交易中心开始在美国波士顿、巴尔的摩和费城等各大城市崭露头角。在纽约城的中南部，交易活动围绕着一道墙悄然兴起。这道防卫墙由彼得·史蒂文森于17世纪建立，用以守护曼哈顿岛（新阿姆斯特丹）。如今它已是人尽皆知的华尔街——世界的金融中心。这条本不起眼的小街发生的故事及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地理位置的局限。因为华尔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全球公认的金融文化的代表。全球各地只要有股票债券交易的地方，就会有华尔街。实际上，无论你身在何地，只要提及华尔街如何如何，所有商界人士都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初涉金融业，就在“华尔街”工作。当然，我的办公地点并不在华尔街林立的某幢楼里。我个人在华尔街的打拼还只是近来的事情。要想理解华尔街何以能成为全球金融业的枢纽和金融文化的代名词，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截至1790年，在美国这片殖民热土上已经有大量的地产投机和债券交易活动，而股票交易还处于起步阶段，初见规模。那时候奔走于华尔街的交易员有两种：为股票定价的拍卖商和倒卖股票的交易商。现代社会流行的交易经纪制度就发源于此。

笃信“历史将不断重复上演”的人们肯定乐于听闻这样的事实：股票拍卖商是幕后推手，不断操控价格，即使是在股票交易蒸蒸日上的时候也不外如是。1792年，股市历史上第一次崩盘，纽约富商威廉·杜尔（William Duer） [1] 就是始作俑者。杜尔为银行股票的投机活动大肆举债，后来他的上司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得不出面解围，为多个借款做多的投机方解套。此事虽已过200多年，但是市场自有其定数，有些事情变不了。

到了19世纪中叶，美国铁路股和海运股在无人管制的市场——华尔街风行一时。没过多久，市场难逃盛极而衰的规律，外加美国内战对股市影响颇大，股市上最先成立的一批证券经纪公司纷纷倒台，许多著名的交易人也未能幸免。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投资公司杰伊·库克公司（Jay Cooke＆Co）、克拉克（Clark）、亨利·克卢斯（Henry Clews）和菲斯科·哈齐公司（Fisk＆Hatch）。

19世纪90年代，查尔斯·道（Charles Dow）的同名指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e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每天在《华尔街日报》上发布。道本人既是《华尔街日报》的主办人，也是该报的编辑。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单独为运输业股票设立的道琼斯运输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Transportation Average, DJTA）的问世，让人们能够及时追踪股市的每日价格走势。自此以后，股票价格不再是内幕交易者的专有信息。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战时公债的大量发行，让美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对投资交易蠢蠢欲动。在之后的20多年里，人们对于市场交易的参与热情日渐高涨，完全不逊色于美国民众在新时代对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热衷。无独有偶，也正是这一时期，美国的银行开始收购股票经纪业务和交易商，力图将股票推销给银行的新主顾——美国大众。过去股票交易是市场交易者、强盗大亨和少数投机钻营人士的营生，而今它已日益成为东海岸平民新贵阶层的最爱。

1916~1917年发行了大量的战时公债，人们对其表现出的热情可谓是日后公司股票大批量交易的导火索。如果说市场交易是让人上瘾的毒品，这一拨公债销售热潮就是当之无愧的入门毒药。事实上，大量的经纪公司不收一分一厘的佣金（或几乎没有任何可见的利润），大力卖出这些债券，本质上就是利用成千上万的投资者，与他们搞好关系，而如此众多的投资者大多是初来乍到的市场新手。一旦经纪公司能把战时公债成功推销，将战时公债的买家变成公司债券的买家，就很有把握了。据华尔街投资银行史学家查尔斯·盖斯特（Charles Geisst）的《华尔街历史》（A History of Wall Street）所述，1917年，债券市场上只有35万个人投资者；到了1919年，个人投资者的数目飙升至1100万。随着公司债券日渐发展成熟，这些交易委托人会不约而同朝着一个方向迈进：那就是无论各大证券经纪公司推出什么类型的证券，他们都会趋之若鹜。

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景象。股票经纪行业已经从华尔街交易所的一角迅速扩展，覆盖了整个国家。当时，美国的通信业一派生机，也为这一繁荣景象出了不少力。投资者们热衷于无线电广播、电话技术、汽车制造和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交易。券商一旦发现其他领域的投资风潮盖过了股市的势头，就得花大力气在股票交易上满足各方的投资欲。

1929年10月，美国经济繁荣的盛况结束，原本为股市交易推波助澜的通信技术变成了对投资者的紧箍咒。过去10年间，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高效地盛传投资和交易的捷报，如今更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为大家传递可怕的股市噩梦和股价大跌不止的信息。人们必须学着习惯各种五雷轰顶的消息，坐看自己黄粱美梦的破灭。1929年股市大动荡中，各大经纪公司都安然度过了这场金融风暴，没有哪一家大型经纪商行倒闭破产或者因形势所逼而清算。在大量委托人下达卖空订单前，经纪公司早已清仓。当时这种行为叫人不齿，如今俨然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抢先交易 [2] 行为。

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和之后的经济大萧条促使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和改革措施，扭转让大半个美国经济瘫痪的华尔街老一套玩家们自由混战的形势。随后券商推出的各项新交易规则，公然反对者很少，因为没人希望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为先前这场旷日持久的投资狂热和接踵而至的大混乱背黑锅。我在这里不得不暂停一下，让大家好好回忆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虽说那个时候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情况不尽相同。但是这种盛衰更迭，你不觉得太巧了吗？我们还是继续回顾华尔街的变迁吧！

大萧条让美国投资者观望了一阵，但投资者不会消停很久。既然公众已经尝到了股票和债券投资的滋味，人们重返股市，对股票重拾信心不过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因为所有重新加入市场的人员都需要证券经纪人的帮助，好让他们顺利完成交易。我们现今耳熟能详的大型券商就在当时把握了这一机会，随时待命，执行客户的交易指令。

查尔斯·梅里尔（Charles Merrill）和埃德蒙·林奇（Edmund Lynch）两人同岁，生于1885年。1907年相识，他们在曼哈顿第23街的基督教青年会共处一室。7年后，梅里尔在华尔街开了一家经纪公司，这位年轻的乐天派为美林公司绘制了大规模扩展证券业务的蓝图。林奇个性谨慎保守，不太愿意冒险，也作为合伙人加入了这家公司。

梅里尔和林奇合伙开的经纪公司一开始注重投资银行业务。在大萧条期间通过资产分拆转型成美林公司日后重新收购的子公司。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的融合，无疑成就了投资领域的“重型装甲机”。与摩根士丹利和其他投资银行公司不同，美林自身有一支强大的股票经纪销售队伍。这意味着美林公司可以承销本公司经纪公司客户的股票，直接与他们一起完成交易。这种联合让美林迅速成为美国最负盛名、影响力最大的证券公司。

埃迪·林奇 [3] 于1938年去世，而查尔斯·梅里尔却比他多活了18年，于1956年去世。同年，美林公司帮助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上市，第一年净赚10亿美元的承销佣金收入。我得跟大家说，在20世纪50年代的10亿美元，那可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全然不止现在每年高盛集团新来的分析师的年薪。总之，1957年美林公司成了全球最大的证券零售商。到20世纪60年代，该公司在全球拥有121个办事处，很多为其效力的员工都是美籍爱尔兰裔证券经纪人，由此为公司赢得了一个不成文的昵称——“天主教券商”。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林公司继续急速增长，发展势头迅猛，其间创新不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很多其他券商开始放弃股票和债券业务，因为市场进入了漫长的熊市时期，经济滞胀的大环境也让人难以看好股票债券投资。但是美林公司却于1971年成功上市。首家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员在证交所上市交易了。如今的美林公司在全球40个国家成功运营，并采用了著名的公牛标志，旁边印着“美林看好美利坚”的字样。随着公司业务的蓬勃发展，为了应对公司的客户现金流过于庞大的问题，美林于1977年设立了现金管理账户（cash management account）——世界首个货币市场基金。在华尔街的沉浮中，来来去去的经纪公司不胜枚举，但是没有哪个能像美林这样巧妙地按照不断增长的客户群体，彻底地把握了行业成熟和变迁的步调。

与此同时，随着美林、摩根和美邦银行业界霸主地位的确立，一种新型的经纪公司也在悄悄酝酿。与以往的经纪公司不同，这类公司并不完全以华尔街为中心。而华尔街上的白鞋公司（white-shoe firms） [4] 主导全体美国投资者及其资金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1943年，律师爱德华·约翰逊二世接管了名为“富达”（Fidelity）的投资基金，并建立了与之相辅相成的“富达管理研究公司”来管理所持的股份。约翰逊是一个典型的研究推崇者，他坚信投资者应该也有能力联合起来预测市场的行为，只要他们肯下功夫研究股票分析的方法。约翰逊掌管公司长达25年时间，所到之处，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约翰逊先生”。富达管理研究公司坚持私有运营、低调运行，而同时代很多同行主张通过首次公开募股集资。约翰逊先生尽量使自己不受短期压力的影响，在定期发生金融风暴面前保持淡定，虽然这些风暴肯定会让市场一片混乱，让公有制公司飘摇不定。1973年，约翰逊的儿子内德接管公司，带领着经过重组的富达管理研究公司继续拓展经纪证券业务。

同样是在1973年，一个名叫查尔斯·施瓦布（Charles Schwab）的另类投资人凭借从叔叔那里借来的10万美元本金，永远地改变了零售商买卖股票的方法。他几乎是凭空创造了全新的折扣交易公司（discount brokerage house）——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 Corporation）。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取消佣金限制时，施瓦布的做法让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交易商大跌眼镜。当其他交易商大肆抬高佣金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几乎将交易的佣金打压到了最低极限。他还在旧金山和萨克拉门托开设办事处，远离美国大陆东部纽约城的证券交易中心。施瓦布有效利用了科技的力量，引发金融行业的结构性变革，大大提高了效率。短短5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建立了23家股票交易分部，并为美国的个人投资者提供24小时全天候股票报价服务。1983年，嘉信理财公司的客户账户数目已逾50万，美洲银行以5700万美元的价格全资将其收购 [5] 。截至1994年，全美的中产阶级个个都成了投资者。婴儿潮一代 [6] 全面进入盈利（和投资）的高峰期，嘉信理财管理的客户资产已达1000亿美元。2002年，这一数据突破一万亿美元。

如今摆在投资者面前的投资选择成千上万，不仅交易品种五花八门，连投资方式和交易商也层出不穷，既是福又是祸！目前市场上有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综合经纪公司，也有诸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顾问以及折扣经纪公司等较专业的投资公司。虽说投资选项不计其数，但是兜售这些投资产品、让投资人买账的方法却千人一面，颇具讽刺意味！经纪公司和投资公司为了推出各自的投资项目，打着不同的旗号，但却有着严重雷同的说辞，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威廉·杜尔（1743—1799）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助理、连襟。出生于伦敦的巨富之家，1766年移民到了纽约。美国独立以后担任大陆国会议员。1792年，因内幕消息投机银行股票，之后无力偿债入狱，最终老死狱中。——译者注

[2] 抢先交易（front-running）：交易商在执行客户买卖委托之前，先替自己的账户买卖的非法操作，通常是因为交易商认为客户的买卖将改变市场的价格，因此抢先买卖以图利。——译者注

[3] 埃德蒙的昵称。——译者注

[4] 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等，通常被称为白鞋公司。——译者注

[5] 4年后，施瓦布又斥巨资从美洲银行购回了嘉信理财的全部股权。这一出售和回购股权的行动，让嘉信借助美洲银行的良好客户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译者注

[6] 指美国1945~1960年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译者注

第3章　经纪公司的潜规则

在我继续往下写之前，我得先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本书中所说的经纪公司（brokerage firm）主要是指传统的经纪商（broker-dealer），规模有大有小，主要靠抽取手续费（佣金），或者按照特定折扣出售证券给客户，因此获得提成。虽然多数业界参与者将很大一部分业务采用基于费用的资产管理或者投资顾问方法，但是仍有成千上万种产品推销给经纪公司的散户，包括股票和债券交易、年金养老金、共同基金、封闭式基金、证券包销或者单位投资信托等。有关投资咨询公司的情况，我们将会在本书用一章的篇幅专门陈述。

关于华尔街的历史，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只要你读过杂志，或者在电视上看体育赛事，你就知道营销是什么意思。但是投资大众不知道现代经纪公司的内幕操作是如何进行的。真相是经纪公司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我写这本书并不想跟整个金融服务行业结下梁子，但我也不会故意美化这个行业，拿本书的内容当作毫无针对意义的维基百科条目。该行业监管的规则、顾客们追求盈利的欲望与多数经纪人开展业务的方向南辕北辙，其区别日渐明显。最终，两者的分歧已经威胁到整个经纪行业，如果经纪公司不尽快想出对策，他们很难继续保持客源。假如多年来投资大众知道现代经纪公司办事多么不利，很有可能整个行业都会遭受重创，从根本上变革现在流行的经营方式。其实在我著书时，美国议会正在讨论这个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广泛实施的《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bill）并没有彻底排除散户投资的金融服务行业。

现在诸多经纪公司运作的方式，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解释。你是否还曾记得理查德·斯凯瑞（Richard Scarry）的儿童读物《忙忙碌碌镇》（What Do People Do All Day）中，配有各种小动物的插画：小猫、小猪和小鸟。它们都住在拥有彩虹的小镇上。这个小镇就在美国，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典型的经纪公司，只不过我们碰到的动物都是海洋生物，如鲨鱼、鲸、鱼、水母，等等。

我用鲨鱼来比喻负责为经纪公司带来收益的注册经纪代表，即经纪人（broker）。对经纪人有利的事物对经纪公司也有利，因此，经纪人可以说是经纪公司的主角。他们负责招揽客户，为客户的经纪账户服务，对业务了如指掌，给经纪公司带来了利润。由于鲨鱼知道自己的重要作用，它们会到处显示自己的能量。这和其他行业的销售员不同。管理者和其他负责人事工作的人员围绕着王牌鲨鱼，悉心呵护它们，好像一不小心，它们就会身涉险境一样。券商想换个会计很容易，但是找一个一年内能带来上百万佣金收入的经纪人却不容易，至少对于一般规模的经纪公司来说更是如此。

后勤职员知道如何不碍着鲨鱼经纪人的事，因为经纪人工作的唯一目的是卖出更多的产品。众所周知，当鲨鱼不游动的时候，就证明它已经死了。而经纪人卖不出东西了，他的业务也做不下去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上月销售额的15%就是本月打给经纪人的佣金。每一个清算期的收益就相当于经纪人全年收入的1/12。必须得给金融产品找个买家！在纽约的经纪文化中，流传着“不买就完蛋”的说法。我敢肯定，圣路易斯城的爱德华·琼斯（Edward Jones）里面的经纪人肯定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佛罗里达州的雷蒙·詹姆斯（Raymond James）里面的经纪人也很认同这种观点。从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度假胜地西棕榈滩到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波卡拉顿再到汉普顿斯，到处可见腰包鼓鼓的退了休的经纪人。一年有12个结算期，把事情做好、拿佣金的人更是随处可见。在经纪公司中担任辅助职位的工作人员知道如何不给经纪人挡道。鲨鱼们知道如何觅食，其他海洋生物也会乖乖地做好它们的分内之事，从来不会打扰鲨鱼们干正事。道理很简单，交易越多，对经纪公司就越好；交易越少，经纪公司就越烦恼。对于经纪人来说，这层关系就更直接了。“有交易，我才有活干，才不会被炒鱿鱼。这样一来，我不仅养活了自己，还可以帮助增加整个经纪公司的资产和收入。”

对于哪些交易能带来更高的佣金这一问题，有好几个答案。但是我们还是要切中主题，一言以蔽之：鲨鱼每天都会饿，它们必须得吃东西，而且它们知道自己好哪一口。一旦它们没了胃口，就很容易被海里的其他大鲨鱼吃掉。所有在水里游着的，都非善类，一不小心，就会把你的业务吃得精光。

当鲨鱼在交易之海中混出了点名堂，他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资产，可以假定他不会再在那每7年出现的金融风暴中盲目冒险。多年的经验和积累，让他明白可以把交易的步伐慢下来。犯不着像以前那样拼了命地交易，现在手头的业务多得做也做不完。每笔业务都意味着手续费，可以让鲨鱼不费吹灰之力把这些金钱食粮吸进他每月的薪酬账户。此时的鲨鱼，鳍已经花白，牙齿也不再锋利。但是只要猎食的时机一到，他仍然知道如何去撕咬。鲨鱼的黄金时代将去，他可以升级为鲸了。人家都说“他是1985年入行的，如今已经成鲸了”，完全可以金盆洗手了。有更大的经纪公司等着他们。他们可谓已经修成正果，如今对周围的一切比较得心应手，客户也比较放心他们。升级成鲸的秘诀是，无论外在的业务条件如何，他们都尽可能为了客户保持自己的稳定性。业界流传着这么一番话：

“要是上周有人叫我帝杰，这周把我们当成了瑞士信贷也没关系。他们把普惠公司错当成了保诚集团，或者混淆了美联银行和富国银行，甚至分不清汉堡王与高盛公司，那又如何？谁知道其中的分别？客户可能是冲着经纪公司的名号来的，但是却因为我打下的关系继续选择用我们经纪公司的服务。他们的账户一直都有动作，我有能力让他们相信我一直在为了他的利益努力，他们在生活中想得到的，我总能帮助他们实现。做到了这一点，谁还管你是否加收了哪家知名公司客户5%的手续费？一切都很不错，我开心，我的客户也喜欢我做事稳妥，能延续他的投资和我们的交易。”

这就是经纪公司中鲸的思想。如果你拥有了经纪公司旗下管理资产的25%，你每天上班路上也肯定会这样想的。也正因为如此，经纪公司里的鲸才能容忍吃软饭的水母。

鲸除了要容忍各类海洋生物外，要格外注意与海豚——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共存。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和海豚有很多共同点，但是最重要的是亲和力及智慧。经理必须要和颜悦色，懂得耍手腕，能和经纪人一起喝啤酒，打成一片，随时准备好棒球赛门票。他还得够聪明，想人之不能想，越过精干的鲨鱼和老成的鲸管理好整个海域。毕竟经纪公司出钱雇用经理，就是为了保障公司的运转有条不紊。经理按期拿薪水，并处于经纪公司的顶层管理，根据经纪公司的总体营业目标办事。经理通常也是经纪人出身，有足够的经验和阅历，懂得如何管理人。在经纪公司里，经理就像个大家长，负责多个团队的成长和壮大。经理的业务素质虽为中等，但悟性极高，能揣测经纪公司上层的意图，并能在每一场业务实战过后，懂得不断增加新的装备。

经理（暂时称他为丹尼）办公室的书架上，放了各种经典的励志书籍。丹尼自称军长，管理着手下整个经纪人军团。孙武的《孙子兵法》可能会放在书架比较显眼的地方。你还能看到在机场常见的励志图书系列《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谈判力》（Getting to Yes）、《邻家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和《思考致富》 [1] ，等等。从这些书装订的地方看，没有任何经常翻阅的痕迹，都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丹尼最后一次读它们，大概是他3年前刚被提拔为助理经理的时候。如今这些书已经搬了新家，换到了这间更宽敞的办公室。

经理丹尼乐观活跃、友善可人，他的工作真不是人干的。我倒不是说他的工作根本不可为，因为全国上下干这一行的人不在少数。我的意思是说，众口难调，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一职，根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2007年12月，我与人合作管理自营的零售经纪公司，在纽约的总部担任经理。当时正值股市空前的顶峰状态。我被提拔为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当时的情形真是有点卡通色彩——就好像我站在人行道上，脚下踩的是用粉笔画的×，头顶上方有一架钢琴用破旧的电线悬在大概30楼层高的地方。没有一点儿真实感。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14000点跌到了6500点。我突然意识到，无论我如何做，都没有人会对我的业绩满意，至少不满意的时间居多。我当时就告诉所有的同事和朋友，要是我以后还愿意在任何一家经纪公司担任管理人员，就让他们用榔头把钉子钉进我的眼睛里，好让我看清楚现实。虽说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一职必不可少，但却绝对是个挺窝囊的岗位。回首过去，我庆幸自己是在70年一遇的市场大跳水的时候，担任了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的职位。没有当时的非常情况，我可能都意识不到我自己有多么讨厌这个岗位。虽然我人不笨，人缘也不差，但是如果四面八方的压力一齐向我涌来，我也无法像海豚那样八面玲珑。

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这个岗位，说得难听点，本身就不是人能干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常感身心疲惫，不断为各种力量所牵制，就好像三个代表队出面进行拔河比赛一样。这种现象让处于各种势力之间的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心力交瘁。

经纪人拉着绳子的一端，奋不顾身地想在拔河比赛中占上风：“薪水再高点好吗？能给客户更多优惠吗？做业务能有更多的自主权吗？能给我更多的客户源吗？能给我指派个给力点的助理吗？……我刚跟你提过加薪的事情了吧！”身为经纪公司的经理，其实和业务员没什么两样，你的工作是取得更好的业绩，为经纪公司效犬马之劳，除非你哪一天干不动了，否则你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你手下的团队会接手具体的工作，偶尔还会骑到你的头上。你的王牌经纪人甚至有时候还会在经纪公司股东面前告你的状。经纪公司可能要炒掉某个经纪人，你还信誓旦旦，以人格为他担保。结果你猜他会如何？请他做点诸如搬桌椅之类的芝麻小事儿，他都不会给你什么好脸色看。其实，要留住专业级别的经纪人，同时对他们的业绩满意，管理好经纪公司，和管理海盗船没什么区别。历史上，无论是最让人闻风丧胆还是最受人敬重的海盗船船长，都有可能死在手下叛党的手中。

除了理解经纪人的需求外，还有一股很有影响力的力量——经纪公司分公司经理所在的地区经理或者经纪公司的所有者。他们往往会追究为什么分公司利润不高，业务规模没有增长。“分公司业务做大了，利润没有增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上个季度你雇的那些经纪人都没有把资产业务的指标完成，这会儿你又说要继续增加人手，说不通嘛！我们推出了新生命周期的基金，你们为什么不卖力点推销？保险公司的转介计划有没有眉目？你看看人家杰克·米切尔的手下在夏洛特市的分公司做了多少人寿健康基金业务……”

经纪公司经理的压力远不止这些。除了经纪人和经纪公司业主外，还有监察部门的监管，用我的话说监察部门就是水母。监察部门主任跟经纪公司经理说话的地方，往往是他们一起准备参加会议的路上。“这个账户的交易，你怎么可能签名批准呢？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家伙的文件？丹尼，你有空的时候，我得跟你谈谈这个情况，时间不多，只要5分钟。亚历克斯有个客户对我们的服务投诉了，我得要求你来查查这件事。我可不管亚历克斯一个月能为整个经纪公司贡献多少佣金，下不为例。我还得和你再花两分钟时间讨论一下我早上收到的电子邮件。你能让我查阅一下前3个月记录我们发出传真的文件吗？完事以后，我还需要和你花1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其他事项。你看了《美国金融业监管机构给成员企业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了吗？我们得为此专门开一次会。我想你出席会议，比单独让监察部门解释《公告》的内容更有说服力。今天中饭前，我们能不能讨论好今天一大早我发给你电子邮件中所述的内容？”

经纪公司分公司的经理像海豚，这其实是件好事。海豚每日都得跳圈，练习表演。经理们跳圈，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涉及任何一家经纪公司典型的日常运营情况。这里所说的“运营”，指整个经纪公司的骨干所做的事情。这些负责日常运营的职员在幕后促使所有投资交易相关业务开展的推手。若他们各司其职，客户几乎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他们就像是深藏在平静的洋面之下的珊瑚礁，维系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

珊瑚礁中有大量的空间让人去做文书作业，整理数据，并让有关人员查阅。在珊瑚丛的隙缝中，时不时会有窥探的眼睛盯着整个看似沉静但却变幻莫测的海底世界，在经纪人抓住施展自己的机会之前，洞悉一切动态。

作为一般的规则，负责运营的人员最不愿意遇到的事情是与销售人员产生个人问题。事实上，他们的态度是“让闲杂人等都远离他们的地盘，好让自己安心做事”。经纪人会发现日常业务中的错误或变化。他们会碰到一些具备不同于一般账户注册需求的潜在客户，也会参加一些业务活动，没法得到所在终端简单的指点和支持。出现这种情况，鲨鱼们就会靠近珊瑚礁。如果信息传达的方式不够委婉客气，难免会发生冲突。有趣的是，运营部门和经纪人之间定期发生的这种冲突，让本不轻松的经纪分公司经理的日子更加难过，常落得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下场。

经纪公司两败俱伤的内讧其实很可悲，因为无论谁输谁赢，结果都不再那么重要。经纪自营商在当前的金融新环境下，正在逐步消亡。根据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ance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FINRA）对经纪人的统计表明，2010年年底，经纪自营商的数目同比减少了101家。金融行业杂志《投资新闻》（Investment News）估计，经纪行业在逐步缩水，如今只有约4600家公司，和2005年相比，减少了9%。金融研究机构“监察部门”预计，在2011年5月前的12个月份里，336家经纪公司关门大吉。该机构认为未来3年内，经纪自营群体的数量将继续下降11%，还将有500家经纪自营商倒闭。2011年管理经纪公司，就好比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重新摆整齐躺椅一样难。任何否认这一点的人，都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

零售经纪公司代表是金融行业中最被人瞧不起、也是受审查最严格的职业。大型证券经纪公司如美林证券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已经取消了它们原来广泛实施的大型新雇销售人员的培训项目。幸运的是，相比那些受雇于大型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的应届生来说，很多人宁愿待业在家，也不愿在经纪行业受苦。

经纪业务商业模型的核心——按照适用原则来选择将特定的产品推销给投资者的方法如今已经受到了质疑。很多金融顾问摒弃了传统经纪业务模式，即便是那些死守着传统不放的人，现在也已在努力杜绝这种过时的方法，甚至在表面上波澜不惊的经纪公司内部挑起了一场反抗传统到底的斗争。英国的主要证券行业监管者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最近宣布了基于佣金模式金融服务公司时代的终结。从本质上来说，不再会有零售经纪业务。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在不久的将来也采取这种方法，你可别大惊失色。

在这一天到来前，所有的鲨鱼都要嗷嗷待哺，而鲸的胃口可能更大。水母要偶尔做出提示，保证所有业务开展有序。海豚得把每个人都伺候开心了，尽管它们每天都有很多枯燥的工作。

当你在盯着貌似平静的海域时，你可能很少想象在洋面出现惊涛骇浪的情况，其实，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规则一直在海洋世界中存在。经纪公司看似光鲜、处变不惊、团结一致的外表下，掩藏着同海底世界一样残酷的斗争、揪心的挣扎和物种艰辛的求存历程。

[1]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第4章　经纪人和金融顾问的本质区别

1998年阳光明媚的下午4:30分，我在纽约花园城金吉姆健身中心，身边是两位高级经纪人——史蒂夫和格雷格。那个夏天，我在他们的公司——位于长岛的地方经纪公司实习。那儿的经纪人只要闭市的铃声一响，就会赶往健身房。他们可盼着下班呢！那会儿的我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身边的人个个都像维京海盗，他们工作卖力，玩儿起来更疯狂。我身边的这两位平日不爱搭理人，块头很大（每个人大约都有142.88千克），正忙着讨论谁当天赚的佣金更多。

格雷格抬起头来，说了半句又突然咽了回去，然后小声地说：“史蒂夫，你认识那边那个人吗？”

“别吵，”史蒂夫忙说道，“这怎么可能！”

“别盯着他看，他过来了……”

他们所说的那个人身上戴着黄色的索尼随身听，手上戴着举重手套，一副气场强大、自命不凡的样子。但是我之前没见过他。他身材中等，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发型做得很讲究，在健身房里比较少见。

“你们好，伙计们！你们也是证券经纪人吗？”也许是眼神或者肢体语言，让他分辨出了我们的职业。

格雷格代表我们说话了。“是的，我们在老乡村路工作，很荣幸认识你。你真是火眼金睛啊！”

让老板们大惊小怪的人名叫艾尔·帕拉加尼亚（Al Palagonia），历史上人称“投机商号之王”。事实上，他是电话承销业务中最有才华的零售经纪人。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一家名为DH-布莱尔的投资公司工作。如今该公司已经成了臭名昭著的锅炉房，专门推销投机性首次公开募股，推行的力度仿佛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一样。据说，他第一年净赚了100万美元，之后每个月都赚100万美元。有人说他的办公室内有个小间，里面有床和淋浴设施。这样，在处理大型证券经纪业务的时候，他就能一天24小时守在电话前。证券经纪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向来具有攻击性，贪得无厌的人也不少，他却让所有的经纪人对他敬畏有加，以致很多人发誓以赶超他为目标。他工作十分努力，为经纪公司赚取佣金无数，客户整日排着长队等着他的意见。当DH-布莱尔投资公司于1997年被金融监管局关闭时，帕拉加尼亚的执照被吊销，被勒令禁止在证券行业工作。

我见到他的时候，刚好是帕拉加尼亚被整个证券行业封杀后的那年。他已经是所有知道他生平的人心中不朽的神话。在零售经纪人眼中，他甚至是万能的上帝。从他口中，我们证实了很多之前耳闻的故事。他经手的股票数目和赚取的佣金起伏不定。他约斯派克·李在麦迪逊广场花园旁边的坐席上观看纽约尼克斯队的球赛，两人的交情全靠帕拉加尼亚的努力。之后，通过这位著名的导演，帕拉加尼亚又认识了乔丹、奥尼尔等篮球巨星以及出演斯派克·李导演电影的诸多演员。如果你曾看过1998年丹泽尔·华盛顿和雷·阿伦主演的电影《单挑》，就会对帕拉加尼亚——昔日的经纪人、如今的电影演员不陌生。他在里面扮演了一位体育经纪人，收藏了各国名贵的汽车。

我去为大家拿毛巾，当时就想：“帕拉加尼亚的事情刺激了我，我就是拼了命，也要出人头地。”他的事迹和谈吐简直对我有洗脑的作用。临走前，我听到帕拉加尼亚对我那两个见过明星后头脑还有点发热的老板们说：

“大家想听我对经纪行业的真实想法吗？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赶紧转行吧！”当时，大家都惊呆了，谁都没眨眼睛，不过史蒂夫却张大嘴巴，下巴似乎要着地了。

“我看你们都是大好人。相信我，整个行业快完了。世间还有很多其他方法让我们成为百万富翁，赢的机会到处都是，很多事业等着我们去做。但是没有人能赢得了证券经纪这场游戏，一切快到头了。赶紧找其他的营生，换个地方工作，你肯定会为此感激我的！”

说着，艾尔收拾好东西朝门口走去，留下我们3个人呆若木鸡，怅然若失。格雷格和史蒂夫回到经纪公司后，没有跟其他经纪人提起这次与明星的偶遇。如今，这些人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艾尔·帕拉加尼亚最终转入私人飞机行业。如今艾尔·帕拉加尼亚已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飞机经纪商，客户包括全球著名的运动员、其他名人。现在帕拉加尼亚专门做这一行。

他对于经纪行业的预言完全正确，大势已去，一切即将终结。我们早该听他的话，洗手不干的。

若对华尔街上销售人员的工种不知情，就谈不上真正理解华尔街的销售策略。投资行业和个人客户之间的绝大多数往来是通过两类“专业人士”完成的。有意思的是，这两种职业有天壤之别，但却往往被人们混为一谈。

本书所写的很多事情其实对我个人具有净化作用。作为零售经纪人，我花了10年的时间学习“哪些事情不能做”。2010年夏天，我放手了所有零售经纪账户，从交易的一线转到了投资咨询行业。针对以前所有客户得有所交代，然后过渡到投资咨询业，这一转变几乎要了我的命。近万张表格要填，传真、联邦快递、电子邮件、电话以及与客户的会面，事情千头万绪，让我累得几近虚脱。我得了胃肠疾病，最后住了院治疗才算了事。

但是，一番折腾非常值得，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

出院8天后，我就感到神清气爽，让我无限开怀。我的人生如有明灯指路，这盏灯告诉我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0年的时间——整整10年！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取悦客户，让老板开心，千方百计地给自己打气，但我却发现客户不满意，老板也没觉得我多卖力，我对自己也更不满意。如今噩梦终于结束。现在我所做的事情，客户的成功就意味着我个人和事业的成功。事业的关系链是互赢、实在和良性循环。

我记得第一天下班回来穿过费城站的时候，我胳膊上依然带有静脉注射的包扎痕迹和瘀青，但轻松和自在的笑容却不觉挂在脸上。我发现自己可能笑得太过火了，不免有些尴尬。我不希望在这熙熙攘攘的长岛铁路中心站上有人和我照面，免得他们认为我疯了。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发展道路上，我都从来没有感到如此开心自由过。虽然我面临着开展新职业的种种挑战，但是我一想到能从过去金融服务行业最糟糕的职业中走出来，就觉得自己何止是幸运。

要让我再去当什么零售经纪人，我宁可在大马路上饿死。

经纪人这个职业最奇怪的地方是，外人对经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一无所知。简言之，经纪人为客户进行买卖股票或者债券的交易，抽取佣金；向客户出售各种金融产品（如基金、首次公开募股、二次发售股、银行交易和私人投资等类别），从中获得提成。在所谓“适用标准”的保护下，经纪人按照每一次交易对客户负责。也就是说：“按照你的目标和承受风险的程度，来选择适合你的股票、基金或者债券。”

相反，投资顾问或者金融顾问按照季度或者年度分发的薪酬，为客户不断提供最新的投资和交易建议。他们通常获得了65或者66系列的执照，由所在地的州监管部门或者美国证交会（SEC）统一管理。他们所在的公司就是人们熟知的注册投资咨询公司，而这些公司的所有雇员都称为投资顾问代表（investment advisor representative）。他们不会，也不能因自己出售某种产品而获利，其唯一的职责是确保你财务状况良好，并时刻从客户的角度出发维护客户的利益。客户和投资顾问之间毫无利益冲突的关系是建立在“守信受托标准”之上的。由于咨询服务的方方面面都遵守这一原则，而不是针对具体的某一笔交易，这比证券经纪人所遵守的“适用标准”显然要有更加严格的规定。

当我们提及双重注册顾问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有些复杂。这类顾问因具体情形而定，既可以作为代表客户的经纪人，在某些情况下赚取佣金，同时针对提供的金融产品进行顾问服务，赚取咨询费用。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在这里列出了我在某次媒体上发言后收到的观众来信，当然我和这位观众素昧平生。

乔希 [1] ：

你好！我之前签订了守信受托书（单纯收费的顾问委托书）。这个顾问向我介绍了很多种产品，第三次会面后，我发现唯一讲得通的方案是年金。我觉得事情不对劲。他不过是个单纯收费的顾问，怎么可以向我推销年金呢？他还用一贯兜售的语气告诉我，如何从深受大家青睐的股权中大把赚钱的方法。而且还可以将这种年金在内部出售，不用缴资本收益税。你觉得如何？

若客户本身对经纪人和顾问混合型职业一知半解，对他们各自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范围不知道如何区分，就很难避免这种不知所云的现象。

我近来帮助一个新的客户弄清了在过去几年里他的前任金融顾问提供的服务和收费的情况。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核对了交易确认信息和季度报表，结果他要对每一笔交易支付佣金费，对每一次A股购买支付共同基金附加费。此外，顾问还向他收取季度费用，计算比例是所有账户按年计算的70基点（即1%的0.7倍）。这位顾问兼经纪人告诉客户，这是一项“战略费用”。这简直是敲人竹杠，同一笔钱既要收经纪业务佣金，还要收取顾问费用。

我曾有一份在知名独立经纪公司工作的机会，这家经纪行开创了经纪人和顾问为一体的业务模式。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不管我能为此净赚多少经纪收入，我都不可能做这种工作。因此，我最终决定了从事纯粹的顾问工作。很多大型的经纪公司都利用这种模棱两可的雇用模式，让客户决定它们到底需要什么服务。对于这种身兼经纪人角色的顾问来说，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实情：“我把这笔共同基金卖给你，我可以从提供基金的公司那里收取一笔提成；同时，我还会根据你的总账户额收取125个基点的顾问服务费用。”这可是金融服务行业最肮脏的秘密，只有极少数纯粹意义的独立顾问才敢道出其中的猫腻。而对于只收取费用的注册投资顾问代表来说，在向新客户解释自己职业范围时揭露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较有说服力的办法。

让人吃惊的是，没有人真正关心证券经纪人和顾问之间是否有区别。我这里说“没有人”，是指没有投资人。即使是那些经纪公司经验丰富的散户，也很难区分两者的区别。

请看ORC集团信息部门开展的一项研究结果：

●美国有2/3的投资者（包括70%的45~54岁中老年人和62%的大学生）错误地认为证券经纪人按照守信受托原则执业。

●76%的投资者错误地认为金融顾问——经纪公司用来描述自己销售人员的词汇，是按照守信受托原则执业的。

●与此对应，75%的投资者认为理财师是按照守信受托原则执业的，而77%的投资者认为投资顾问是按照守信受托原则执业的。

●超过3/5的美国投资者错误地认同证券经纪人就是投资顾问。

美国参众议院正在商讨是否应该按照美国证交会的建议，为金融从业人员制定两套不同的标准。我认为对于经纪人执业的标准应该更加严格，而顾问的守信受托标准不能同等苛刻。最终，这个问题的定论不会太过重要，因为除了零售经纪人以外，还有其他种类的职业濒临灭绝。

投资顾问完全可以利用人们混淆这两种金融从业人员的事实，从而为自己赢取更多来自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实力集团或者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的客户。根据嘉信集团发布的《2010年冬季独立顾问前景调查》（Winter 2010 Independent Advisor Outlook Survey），经过对1100名注册独立顾问公司掌管2520亿美元资产的顾问代表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

86%接受调查的纯粹意义的顾问比全面服务的经纪人顾问有更好的优势，而83%的顾问认为他们按照守信受托标准行事，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生意。

除了那些有志于按照和客户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商业模式执业的金融从业人员外，没有人愿意告知大众经纪人和顾问的工作究竟有什么区别。

在继续之前，我有必要澄清一下：我在华尔街的年头不短，碰到了很多慷慨诚实的经纪人，也遇到无数卑劣可耻的投资顾问。虽然我承认顾问和经纪人两种职业的区别决定了两种从业人员为大多数客户提供的业务模型的区别，但是却不能用黑白分明的标准来界定这两种职业。顾问们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因利用客户的基金来充实自己的营生，制造庞氏骗局而备受媒体指责。事实上，如今正受牢狱之灾的伯纳德·麦道夫（Bernade Madoff）之前明显采用的是经纪人和经销商混合的形式执业。按照投资咨询的操作模式（针对实际存在的对冲基金），导致出现了价值500亿美元的欺诈行为。无论是经纪人，还是投资顾问，两大行业中自有比较卑劣的小人。只不过经纪人几乎没有选择，只能逆着客户的利益行事。

如果你的经纪人不断在为你赚钱，我就得好好恭喜你了。你也许离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的日子不远了。

在探讨经纪人和顾问工作的区别时，我并不是用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描述实情的，我并没有比其他人高尚多少，当然经纪人天生并不是大坏人。我自己也曾是经纪人，这份工作我做了整整10年，因此，我了解这个行业中有不少好人。经纪人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与经纪人的个性、道德无关，是体制和结构问题。这个行业的总体思路颠倒了是非。经纪人获得的薪酬和待遇与客户的最佳利益刚好相反。经纪公司的利益就在这种关系曲线的中部或者更加靠近经纪人利益的方向。这现象看来比较奇怪，但却是几百年传承下来的事实。

即使你周围有很多经济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和商业伦理教授，无论你多么努力，你也不可能从现在遭到不幸的局面中找到出路。我本人虽然属于鲨鱼一类的经纪人，但依然花了10年的时间才弄清楚了行业内幕。因此，可想而知，一般投资者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想通这些问题了，也许他们一辈子也搞不明白。

很多德高望重的证券经纪人，如今只能按照当前的模式来经营经纪业务。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改变这种传统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认为绝大多数经纪人都没有真正实现金融从业者的价值和理想。他们要么变化，要么就被市场中做赔本生意的经纪公司和监管者日益边缘化。

总有一天，经纪人这种职业会消失的。

[1] 乔希是乔舒亚的昵称。——译者注

第5章　华尔街蓝领的辛酸

长岛北岸，上午8点钟。办公室里放着好几排木制办公桌，其对面是落地窗户。房间里没有电视机，只有一块巨型白板，上面写着一句励志标语。地下停车库里，保时捷和宝马都在那里打盹，车主（租车人）们正高谈阔论地走上楼去。

站在我们面前的人约有136千克重，整天满脸都是汗。他简直就是托尼·瑟普拉诺 [1] 再世，不过块头更大，更让人生畏。

他身上到处都是横肉，但是看得出来，他没发福前，还是挺结实的。他面露愠色，手上、脖子和前额的青筋暴起。他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故意要摆出威慑力。他的行为告诉我们他很不满意，我们都要听从他的。

我们暗地里称他为“洗脑先生”，当面是绝不敢这样叫他的。他每天都要给我开个把小时的裁员动员大会，事实上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我们整日在那里聆听经纪公司灌输给我们的指示。这已经是本周第4次、本月第12次会议了。托尼完全可以连做这种类型的宣讲活动一万次，都不会少半分严肃和热情。这就是他天生的能力。

他每次说话，总是眉飞色舞，肢体动作丰富。为了让人们记住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会刻意在结束前停顿两分钟。其实这种停顿，有时候比他所说的话更让人难受。他常站在房间的前面，偶尔会在两列办公桌之间的过道里走来走去，像名操练的士兵。

如果你够聪明，就不会抬眼看他，免得和他对视。盯着他的眼睛看，就有挑衅的意味。在经纪公司，公然挑衅他这样的人，就表明你得卷铺盖走人了。更过分的是，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收拾东西走出门口，你所有的客户和账户就在你眼皮底下被直接交给那些哈巴狗式的经纪人了。你就这样灰溜溜地被扫地出门了。

这位先生就能镇得住我们，他对此心知肚明。托尼总能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彪悍。我们根本不用去想这个人是不是够聪明，他说我们听就够了。

“他在说什么？”我心底里暗想。我大学刚毕业，还不知道这位“洗脑先生”对我的期望是什么。他总是扯着嗓子对我们喊，告诉我们如何把握发大财的机会。我们该有这样的机会的。我们得为他找到这种机会。他常警告我们：“中午吃饭前，我要你们新开10个账户，否则谁也别想吃午饭！”他说这话可不是吓唬我们。

我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刚20岁出头，少不更事，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和他口中所说的完全不同。我竟然忍受了一个智商不及我一半，但腰围却比我多一倍的肥仔的胡话。

看看我的周围：其他经纪人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能在华尔街谋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像我这样的少数人，是因为听了他人的意见才来到这里的，大有成为明星级王牌经纪人的职业前景。但是我的选择大错特错了。这并不是华尔街白领工作的场所，没有体面的午餐、颇具规模的客户会议和像样的资产分配事务；没有美国401（K）养老金，经纪人也没有健康保险；多数人没有成家立业，可以让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美国国税局瞄上了他们，他们要做的就是按时纳税。他们开的是租来的车，穿的是阿玛尼牌西装，口袋里的信用卡也已经刷爆了。他们对金钱的认知甚少。从50米以外的地方看去，他们倒像个金融从业者，实际上却不是，而是华尔街的蓝领。

洗脑先生的高分贝说教依然在房间里继续着。这个家伙可能偶尔会在某个时点上比较沉默，但是却对我们“没有把握好眼前的机会”的事情抓狂！

我已经知道，自己得离开这个落伍的地方，这里卖出股票比推荐畅销的股票更加重要。但是事实并不尽然。我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有关金融从业者的职业操守。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面兽心的人能教会我如何搞定客户。

你是否遇到过某个证券经纪人在无预约的情况下突然打电话给你？所有这类经纪人口中所说的是不是一样？介绍产品风趣诙谐，直接称呼你的名字，给你无限亲切感。所有这些都是做出来给你看的。“你说话的时候注意自己的语气，免得让人觉得你傻兮兮地不想赚钱。你也可以直呼客户名字，这样你和他就可以平起平坐。如果你称他为‘琼斯先生’，他永远都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为什么所有突然来电的股票经纪人说的都是同一套话，因为这就是他们的职业套路，而不是交流沟通的艺术。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尔街和麦迪逊大道的雷曼经纪公司里屡试不爽的方法，这种方法总共持续了30多年。这种突击的推销在世纪之交时逐渐没落，但仍有许多没招可使的经纪人依然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回头再讨论这一点。

马丁·夏佛洛福（Martin Shafiroff）是最早实施这种突击证券销售方式的经纪人。他还为这种做法写了一本书《20世纪90年代成功电话营销方法》（Successful Telephone Selling in the '90s）。在另一本书《赢者的圈子》（The Winner's Circle）中记录了马丁的成功，这本书还描述了另一位伟大的证券经纪人——贝尔斯登的传奇CEO艾斯·格林伯格（Ace Greenberg）。夏佛洛福的做法值得效仿，从华尔街到美国上下，众多投资者学习夏佛洛福的突击营销方式。到了20世纪80年代，夏佛洛福已年届50。他把一个依靠突击销售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厂倾力打造成为位于麦迪逊广场新兼并的希尔盛·雷曼（Shearson Lehman）公司。1991年在《财富》杂志发表的文章揭示了马丁·夏佛洛福在整个华尔街广为流传的做法，人们无限震惊：

麦迪逊广场办公室向电话销售员发出的日常记分卡样本记录了一系列的活动。10月份以前4个工作日中的情况表明，有41个销售员，包括拨号员、取得资格的人员和经纪人，只要几句话就能让18004个人听他讲有关产品的细节，其中有1208个人成为潜在客户。前一天有659次业务陈述带来了潜在的客户，并开设了40个新的账户。有个案例引人深思，一个名叫史蒂文·米切尔的销售员，他的小时工资为5美元，在4天里，联系了1311个人员，98个成了潜在的客户。《财富》杂志想采访米切尔的工作情况，但是他却说太忙，没空接受采访，后来他也一直没有回电话。

夏佛洛福本可以在雷曼公司待上几十年，但刚进入21世纪没几年，夏佛洛福就建立了该国最大的零售经纪业务网，旗下管理着100亿美元资产。马蒂 [2] 最终做出了成绩，缔造了匪夷所思的金融顾问成功传奇。但是大多数效仿他的人，却没能取得像他那样的成绩。

第一天开始拿起听筒，给不认识的人打电话销售产品，夏佛洛福像很多经纪人一样白手起家，在华尔街上既无人脉，也没有经验。在被当时著名的好几家白鞋公司拒绝后，夏佛洛福于1969年进入了雷曼兄弟公司。他依靠电话销售技巧向素昧平生的公司高管推销产品，他热衷于自己倡导的以价值为导向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也在客户身上找到了共鸣。以他的教育背景，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资金管理人、银行家或者分析师，但他却选择做了一名经纪人。2002年，他这样向《注册代表》（Registered Rep）杂志解释：

我决定从事销售，因为我喜欢和人沟通。在沟通中，我感觉可以以更有意义、更亲密的方法应用证券知识。

夏佛洛福的电话销售技巧，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雷曼手法。20世纪80年代末，如果你曾经去过雷曼公司的分部，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一间很大的开放式交易场所，里面的初级经纪人忙着电话交易。他们周围有一圈玻璃办公室，中间这些初级的交易员和玻璃办公室这些高级、盈利的经纪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总是在销售的时候站起身来，来回踱步。他们出售的欲望更加强烈，能让人放心地出售他们手中的股票。这就是他们一手打天下的方式。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保住自己的玻璃办公室。偶尔一松懈，业绩不好，他们就得回到中心初级经纪人一起交易的场所。我也认识在里面工作的一些人。当时市场正处于稳步增长的时期，在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交易员经历了1966~1982年长期的熊市后纷纷进入股市，以试试自己的运气。无预约电话销售方法起作用了。

这揭开了随后市场短暂繁荣的序幕，直到后来金融行业堕落、扭曲，一发不可收拾，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萧条。

一开始，马蒂使用的雷曼手法迅速传开，很多人纷纷效仿。这种方法不错。最终，这种方法因长期瞄准一个目标，即完成交易，而演变成为直线方法（straight line method）。如果你曾收到陌生经纪人的来电，他肯定是以修正的直线销售方法来向你兜售金融工具的。这一点我可以百分百地肯定。

我要强调的是，无预约电话销售并不仅指小型经纪公司使用的方法，大型的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也有很庞大的电话销售人员队伍。如果你是美林证券、摩根、美邦银行、保诚集团、普惠公司、贝尔斯登、格朗太尔（Gruntal）或者奥本海默（Opphenheimer）的经纪人，你可能每天都有半天的时间是在给公司回电。你不必为这样的行为感到羞耻，最重要的是你能开立新账户、获得合格潜在客户。有这样的本事尤其能让他人佩服，让你自己骄傲。

最后，人性的贪婪和罪恶能够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推动股票交易的概念及其重要的金融影响。电话销售人员可以据此把死的股票说成活的。臭名昭著的斯特拉顿·奥可蒙特（Stratton Oakmont）和其他坏名声的锅炉房发生动荡的时候，我刚好通过了系列7考试。很多不合规的锅炉房都遭到了歇业整顿，这无疑为投资者带来了福音，但同时也是一种不可逃脱的诅咒。

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监管者根本无法预计。在监管部门整顿中存活下来的证券经纪人只要保持他们超高效的销售方法，并按照更加合法的商业模式进行调整——将真正的股票、研究和体面的销售交易摆在桌面上。小公司和大公司一样，也在向大众销售合法的股票，只不过受监管的力度弱一些，从而有更多的空间来操纵顾客。这种调整过程让本来在20世纪末就僵死的行业苟延残喘，续存了又一个10年的时间。

在2000~2002年的互联网泡沫期间，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和超级地方经纪公司开始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并对员工进行重新培训。注册代表之间开展了一场系列7和系列65、66认证的论战，这使得注册代表不仅可以成为经纪人，还可以担任金融顾问。这大大减少了客户的投诉，并让顾客的资金相比传统的经纪账户资金更难对付。注册代表获得了人寿和健康认证（Life and Insurance License），这样他们就可以出售保单和年金。同时，他们效力的经纪公司正沐浴在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的春风中。经纪公司与银行兼并，注册代表就在金融超市中就职。

截至2005年，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经纪人自称为专门的金融顾问。2007年，他们自称财富经理。2008年，他们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眼见应该处于他们管理之下的资金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化为灰烬。这个故事，你可能早已有所耳闻或者亲身经历。

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对“证券经纪人”一词的滥用，并没有停止最后一批注定失败的经纪人群体把无预约电话销售的传统带入21世纪的前10年。市场上仍有大批经纪自营商留下来，继续使用直线销售法或者其他修正的方法来销售股票，完成私人配售。他们已经是一个逐渐消亡的物种，虽然少数几个成功的人士并没有预料到这一必然的趋势。

现存的最后一批经纪人在市场上靠给客户打气求存，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10年时间，他们不得不坚持寻找新的客源。他们要抵御网上兴起的在线经纪业务的冲击，在线经纪网站提供全方位经纪服务，但价格却便宜许多。他们经受住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NASD），即现在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针对挤油交易、过度收取佣金现象和适用性多项规定的考验。这3项规定是经纪人把事业做大的最大障碍。

无论投资者变得多么聪明，监管多么严格，在线经纪业务的折扣力度多大，经纪人能否再熬个10年不败？我对此表示怀疑。连经纪公司的资深监管机构（Self-regulatory Organization, SRO）都希望看到小型的经纪自营公司倒台。顾客对于这些机构的投诉比例过大，监管者知道经纪公司不可能给客户带来任何有价值意义的服务。其中有很多经纪公司变相推进了挤油交易的发展，这些经纪公司最终因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征收费用，或者自营不善已被关闭。如果某家经纪公司每年都要更换半数客户群，且旗下的王牌经纪人纷纷被罚款，或者被行业封杀，这种势头不止，经纪人就很难在这一行继续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仍有些小型的经纪公司傲然屹立，按照传统的方式开展业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半锅炉房化的经纪公司竟然是当今华尔街存在的唯一一类经纪公司。所有重大的经纪公司搬迁到曼哈顿的西边（世界金融中心）或者中心地带（也称为北华尔街）。在华尔街和百老汇街上穿行的人们，很多都穿西装。他们衣着光鲜，有着名表的装点，自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证券交易所让他们的寻梦旅程更有真实感。如果某个经纪人告诉你，他在华尔街工作，请赶紧跑，不要相信他！

走入经纪公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你就是走进了一座博物馆，里面详细地展示了经纪业务开展的过程。你可能还会看到某些年轻人（少数女性朋友），她们并不是销售助理或者接待人员，但却殷切地在电话中哄骗着自己的客户，赶紧把事情做好，以免耽误时机。所有受训的人员都要学习利用无预约电话搜索重要的潜在客户。资深一点的经纪人依然会使用直线销售法拉拢客户。他们做事的风格和互联网、手机普及以及美国“9·11”事件发生前的时代没有两样。年轻的雇员仍然谈论着如何通过系列7考试，好像这种考试就像是严格的职业认证或者赚钱的黄金证书。针对某些地区的服务，他们仍然使用电话营销。那儿的人比较淳朴，“不愿意直接挂掉电话”，也“乐于听听纽约来的电话谈谈股票的最新情况”。仍然有一群人员在喝红牛饮料、恭顺地聆听公司讲师的洗脑大会，学不了市场或者投资组合的真本事，但却依然在学着收买人心的销售技巧。

“赶紧回来打电话！”“不管市场情况如何，拿起电话拨就是了。”“你说的研究是什么意思？你只要看着自己拟好的台词，在电话里照着说出来就行了。”

可怜的人啊！他们很多人都要在华尔街谋生，这些都是必须要会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没有涉及任何与资金管理有关的东西，所做的事情不会对任何人有任何意义。在华尔街“打拼”纯属浪费时间。纵使他们最终意识到这一点，也为时已晚。一旦你的执照出了问题，就要跟所有合法的培训项目说拜拜！你在华尔街——完了！

有人问我在华尔街当了多长时间的蓝领，我回答得很实在。我告诉他们，我慢慢懂得了哪些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做。每天，我都亲眼看着很多人在投资决策中犯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通过这种方式，我可谓经历了千锤百炼。其中的艰辛，是现在那些顾问同行们所不能想象的。

不过我的确在华尔街成长了。我变得更强大，也更聪明了。

[1] 美国电视连续剧《黑道家族》的男一号，黑手党老大。电视剧中展示了黑帮世界，同时又以心理学家式特有的敏锐刻画出主角彪悍、脆弱的性格以及在不同处境下展示的复杂人格。——译者注

[2] 马丁·夏佛洛福的昵称。——译者注

第6章　经纪行业不好混

“好了，伙计们，”胖乎乎的销售经理在交易大厅的前面跟大家说，“结算期到今天下班前为止。你们还有一次机会为本月的工作画上完美的句号。这可是你们为15号的工资单上再加一笔收入最后的机会。”他一脸雀斑，稚气未脱。

大家都盯着他看。耳畔除了记录交易时间的旧式时钟分秒不停的滴答声外，一片寂静。

“你们将来发展前途如何？成为经纪人，还是一帮畏首畏尾的废物？”

相比“洗脑先生”，眼前的这个人倒是一点儿都不让人害怕。他更年轻，也没有那么色厉内荏。他常和公司里的小年轻们出去喝酒，这可犯了大忌。一旦让你的经纪人看到你一时得意忘形，你差不多就完了。

但是这个人才不理会这些。他认为亲和力就是他的强项。他能和经纪人打成一片，不管是最牛的王牌经纪人，还是涉世未深的电话销售人员。他是大家的好兄弟，大腕儿级的经纪人，你可以随时找他帮忙。他沉浸在人们对他的阿谀奉承中，这就是他的毒药。我们虽然怕他，但是都尊敬他。这种尊敬就是他乐此不疲、引以为豪的资本。经纪人这个群体，大部分都是20岁出头的男性，羡慕他开着奔驰双门敞篷车，也对他每个月（一个结算期），都能想办法做到超过6位数字的业务备感敬佩。无论行情好坏，他总能赚到佣金。

“你们很多人这样看着我，好像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一样，”他继续说道，“仿佛我不知道股票下跌的光景，不知道客户有多么难缠。”说着，他就开始在大家面前来回踱步。他穿着白领蓝衬衫，戴着黄领结，顶着刺猬头。“但是请相信我，这个房间里没有谁手中下跌的股票会比我的多，也没有谁像我有那么多整天向我发难的客户。不过，我可以向各位保证，今天闭市前佣金要再做15点，这个月就算结束了。”

他肯定能做到，我们都点点头。

“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我和其他人的区别是什么？我要成功！我比这个房间任何人都渴望成功，虽然我赚的钱比这里所有人赚的都多。所以，可能有人觉得我这样拼命也没必要。”他这样说显得有些夸张，因为还有很多王牌经纪人赚的也不少，只是那些王牌经纪人无须在这儿长篇大论。他们安心地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手下的经纪人学徒（像我这样的人），却在交易厅里听大腕儿销售经理的说教。

“吉米，”他背对着我们，对着一个中级经纪人大喊，“我们是做什么生意的？”

吉米像背书一般一字一句回答道：“我们做的是流动的生意。”

大腕儿销售经理还没等吉米把话说完，就插嘴：“听见了吗？我们做的是流动的生意，可不是仓储生意。你手头还有没清的仓吗？赶紧动手吧！今天就办，卖出去才是硬道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用交易记录说话，我可不管你到底用什么手法说服客户！”

他停顿了一会儿，好让我们明白他强调的重点，这一点，他也是从他所读的俗套的销售学教材那里学来的。“很多人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觉得我无法体谅你们的处境，仿佛我不知道你们有多么卖力地向客户推销股票，又是如何努力说服他们这些股票有无限投资前景的。你知道吗？这样想就太糟了。你们是经纪人，你们得做主。客户付你薪水，是因为你们比他们懂。要时刻牢记这一点，按照这种思维把今天剩下的任务搞定！我的话说完了。”

交易所里的装置开始启动，大家很快就忙碌起来了。经纪人们个个穿着制服，心里已经在盘算着编什么样的理由，好让客户下定决心购买，这样就能赚得更多的佣金。

“客户怎么想并不重要，关键得看你怎么说。如果客户开始关注、记录自己持有哪些股票，抛出哪些股票。你就输了。你在自己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中失去了主动权，你要做好准备把这个客户的交易记录撕掉，赶紧去找下一家客户。伙计，这个客户你没戏了。”

今天的日子不好过。大家要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良知刚好相反，只为了增加4月结算期的佣金数目。大家都得做得过分点，高谈阔论各种股票的前景，为了增加交易而交易。这就和有些经纪人过期未付的汽车贷款一样，没有道理，但是你得继续扛下去。

“大家听好了，下去弄杯咖啡或者抽根烟，把你要办的事情赶紧办完。等会儿开市的铃声一响，所有人都拿起电话，该说什么说什么，该做什么做什么。最后一点，刺激大家一下：我们的合伙人已经发话了，本月垫底的经纪人要走人，而排名前3位的经纪人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客户账户簿，有专门的客户群。所以，别说是为公司，就算帮你自己了，别到头来成了那个灰溜溜被炒鱿鱼的衰人。好，现在准备出发，打电话，赚佣金！让金钱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会议结束时，全场掌声如雷。没人敢不拍手，没人敢和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不合群。大家赶紧忙着整理文案，国通报价系统启动起来了。好几个经纪人冲向电梯，赶在开工前猛抽两三根，好让自己挨过整个上午。玛丽亚·巴蒂罗姆在环绕足球场大小的交易所电视屏幕前准备好更新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数据。好几个菜鸟经纪人会后直接奔向办公室开工，这会儿已经拨出好几通电话了。

很快，你就能听到电话那一头人们挂掉电话的声音，整个交易所都在不断地打印着新的交易记录。利好的5种股票已见交易，那些拿下大订单的经纪人赶紧在交易所前面的大题板上写下自己的丰功伟绩，一半是为了鼓励他人赶紧出成果，另一半是将自己的成果昭告天下，让他人无地自容。

这些年轻人如此卖力地工作，只为得到大腕儿销售经理的赏识。他们个个都要养家糊口。家人、朋友、恋人会为他们心爱的这个股票市场从业者感到自豪。而这些本来生性乐观的年轻人在一通通未果的电话中，开始惊慌失措，这一过程足以毁了他们在华尔街的前途。这样的从业经历在营业执照上会留下印记，但是他们却没有学到任何与市场有关的知识。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不断增加的交易记录和佣金。所有客户在他眼里不过是给他的佣金薪资册上加钱的人。因此，他们不断寻找新的客户，开立新的账户，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投资的乐趣。而这场不计后果的赌局中，要么让客户千金散尽，要么让客户的盈利不敌佣金之数。

还是继续说说打电话的情况吧！

虽然，我刚描述的情景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但是今天也仍存在同样的情况。众多大公司都搬到上城区后，很多地处新泽西、长岛或者华尔街下城区的经纪公司继续沿袭了这种模式。只有那些仰仗华尔街这块风水宝地让人觉得自己更可靠的经纪人，才依然保留华尔街的营业地址。

要知道，经纪人突然给你来一通无厘头的电话，他们告诉你的信息，无非是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撒谎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以至于最终忘了什么是真实的东西。给你打电话的人常提醒你：“我上一次给你买的股票是美国奈飞公司股票，6个月过去了，整整涨了100点。”这句话经纪人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连经纪人自己对这个谎言都深信不疑。听着那肯定的语气，看着那一副没问题的样子，这怎么可能有假？“好的，我也买点吧。今天你推荐什么股票？”

诸如美邦银行、美林证券经纪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其电话销售量之大，效果之好，让公司本部根本无力应付所有的客户。经纪人手头的账户过多，只好请电话呼叫中心的人员帮忙处理过多的客流。

就业网站www.GlassDoor.com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了美林证券经纪公司呼叫中心血汗工厂的情形：

不出一年的时间，你就得走人。员工流动率很高，因为大家很快就能知道这种加班强度非常人能忍，而且加班没有薪酬。他们没有提升的空间，不断变化的工作任务指标，让人无法确定到底要完成多少工作量才行。给高层管理人员的建议：员工士气低，因为你朝令夕改，永不满足，员工都不满意。这就是为什么每3个月就要开展招聘新人培训项目的原因。

美林证券经纪公司重新给自己的呼叫中心定了名号——美林优势（Merrill Edge）。与许多大型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一样，美林证券经纪公司的全面经纪业务开始走高端路线。只有10万美金以上的资产才会指派给专门的注册代表，朝着25万美金的“最佳效点”迈进。任何少于10万美金的资产将由统一的美林优势平台处理。如今美国经纪公司采取客户账户数日渐减少，账户金额不断增大的方式，就连名声不大的小型地方经纪公司爱德华·琼斯也宣布采用这种方法。

当今的趋势表明，大型经纪公司的客户数目过多，不得不建立呼叫中心来帮忙处理超量的客户业务。这样一来，无预约电话销售成了发展客户群的备用手段，而从现有客户群中筹措资金也成了惯用的伎俩。

即使小型经纪公司业务在缩水，以电话销售为主的小型经纪公司也依然存在。两年前，我收到明信片，要是初入行的新手肯定会被它给吓坏的。上面有一个光头的CEO，像是得了狂犬病，指着我，摆出一副要求我“学着成为百万富翁经纪人”的样子。这个小插曲，我们可以换个时间说。

市中心还有一家经纪公司，交易所正中间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超大记分牌，上面显示了每个经纪人的总佣金数。要是客户看到了，他们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别担心，大多数客户都在万里以外的地方，不会有幸看到这个牌子的。

有一家经纪公司这样规定，如果发现经纪人工作懈怠，或者推销产品不够卖力，就把他的椅子拿走。该公司的一个职员还告诉我，如果早上经纪人开的新户不够多，他们就不能吃午饭。这些经纪人口中不提客户的名字，只提账户。这种疏远的称呼方式可以让代表更容易从他们身上弄钱，从这些财神身上捞到更多的佣金。历来将军们都是用这种军事方式来麻痹士兵，好让他们杀戮敌人时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用蔑称而不是具体的人名来称呼，士兵就更容易扣扳机射杀敌人。

另一家经纪公司有专用的红牛自动售货机，让从新泽西海岸雇来的“枪手”足不出户就能把自己灌饱。看楼前香烟缭绕，穿着3件套西装的人员挤在一起的场面，就知道这家是经纪公司。你若白天无意间经过，碰对了经纪人，他很有可能直接跟你说系列7考试教材中的话：“哥们！赶紧加入我们，拿起电话赚大钱。我会把你打造成为百万富翁级别的经纪人。”只要你愿意扯谎，说自己的能力能盖过市场风头，你就可以在这里谋得一份差事。没有人会问你教育背景，也不会有人关注你过去是否有案底，经纪公司不会下功夫去调查你。老派公司的做法甚至都不会跟你说需要怎样的心理素质。

现在这种经纪公司几乎要绝迹了，因为3%的佣金率实在低得可笑，不知内情的投资人倒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分别。监管者不可能杜绝许多依靠无约电话销售的经纪公司，包括约瑟夫·史蒂文斯（Joseph Stevens）和甘·艾伦（Gunn Allen），因过激的销售行为违反了净资产化的有关规定。佣金率一低，这些小公司更容易采取极端措施，他们已经被繁重的罚金逐出市场。因会计系统技术违规关掉一间臭名昭著的锅炉房，无异于把黑手党老大卡蓬放去恶魔岛避税，治标不治本，结果还不是一样？少数这类经纪公司依然存在，主要是因为要容纳那些无处可去的经纪人。他们已经进化了，完全能驾驭所谓的监察游戏，无论是实际行动，还是书面手续，都能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来办。当然经纪人照章办事的同时，还不忘搞一些小动作。他们完全清楚非法和不道德之间的界限，每天都在逾越道德界限、不触犯法律的缝隙中开展自己的业务。他们知道如何把握其中的度，除非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所改变，否则这一缝隙永远存在。经纪人需要做的就是习惯它，并适应它。

你能做什么事情，你就该做什么事情，虽然这话听起来有种无法无天的感觉，但是经纪公司却从不管这些。你能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我曾认为我做经纪人的那几年时光是白浪费了，现在回顾，至少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事实表明，我曾接触的形形色色的经纪行业文化，成了我如今管理金融产品和理财投资的一大资产。因为我曾经在恶劣至极的市场环境中得到了历练。多年来，我一直身在最前线，参与这场鲁莽愚蠢的投资游戏。我并没有实现我的理想和价值，但我却年纪轻轻就知道了不该做的那些事情。从意识到这一点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努力利用这种见地去铺砌我的投资顾问之路。

第7章　让所有客户下单的诀窍

在华尔街长达15年的修炼中，我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这种本领让人生畏，但我现在几乎不用了。

我能搞定所有的客户。没错，就是让所有类型的客户即刻下单！

给我3个潜在客户的名称和电话号码，只要他们是有点儿钱的投资人，我就有办法通过一通电话让其中一个下购买股票的指令。

要跟没在经纪公司工作过的人解释这一点，他们肯定觉得我在吹牛，因为他们不了解我。

由雷曼兄弟和其他同时代大型经纪公司创立的直线销售法，我接受过这一方法的强化训练，多年来，我学会了精准、有效得近乎完美的销售方法。我的说辞和销售方法，让无数客户开立了价值不菲的证券经纪账户，业务额高达上亿美元。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的各色股民都曾是我的顾客。我每一个星期工作5天，每天上午8点上班，傍晚7点下班。在入行的头3年，我一般周末至少得有一天会在办公室加班。我逐渐摸透了客户拒绝我的理由和套路，有些细节我在这里不愿意透露，免得大家误以为我的职场经历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我一开始打电话，不仅想好了他们可能会如何拒绝我，而且我能以宽容乐观的态度对待他们的拒绝，进而做出相应的对策。哪怕他们拒绝我多次，也是纯粹浪费唇舌，我会把这些不可能的因素一一排除，最终他们只能答应我的提议。

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形成了我自成一套的销售说辞。除了排除客户描述的可能障碍以外，我还努力利用个人交情说动客户，让客户无论是在星期几的哪个时段（早晨、中午或者下午）都能接受我的提议。渐渐地，我开始变得无所畏惧，这种游戏也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只要有电话，我就能把热门的投资观念卖出去。

但对这些销售技巧，我并不感到光彩，但这是我的工作。我涉世不深就开始了经纪人的工作。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模范”人物，并不是我们该学的。我在错误的职业轨道上徘徊了很久。事实证明，这几年的经历成了对我变相的福祉，不过却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19岁的时候，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读大一，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出色的电话销售员了。当时，我给30位正当壮年的百万富翁打电话，并成功地让其中10名到了回答建立账户的资格问题（包括他们持有的股票、合作的经纪公司、所持投资组合的美元估值、一般准备购买新股票的资金等）的阶段。如果不是因为闭市的时候我把这些信息转交给我夏天实习单位的高级经纪人，这些人都会成为我的客户。当然，我在那家公司的实习也随之结束了。客户的数目并不是我评判自己销售技巧的唯一手段，电话拨号记录表也是铁证。按照客户挂断我们电话的次数，可以评判我们的业绩。被拒绝的次数越多越好。虽然这听起来跟常人的思维不同，但是被挂断电话的次数多意味着我们离下一个认同我们提议的客户不远了。

那个折磨人的夏天，每周5天我都在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的办公室里上班。早上7点我就准时出现在办公楼的走廊上等着开门。在那里等候上班的人有好几十个，因为我们有100个电话销售员，却只有75张办公桌。这说明，在当天实习生的带班经纪人上班前，就有25个迟到的销售员因为没有位子提前回家。如果你有3次被提前差遣回家的记录，在一个小时内就有人立刻替代你，你也就失去了实习的机会。1996年，办公室里的每一张桌子都有成百个应聘者，这可以说是证券经纪人的黄金时代。不过我的目光比较远大，只想在暑假完成实习，秋天一来，我就不干了。

数年以后，我开始了第一份全职的经纪公司工作，我突然意识到当时我学的本领和销售有关，和市场与投资关联不大。当我问及公司里一个资深的员工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废话少说，赶紧拿起电话”。回首往事，我很高兴我当时没有马上气馁，也没有回家要求我的父母出资送我去法学院学习。我当时刚通过了系列7的认证考试，对华尔街充满了好奇，不愿意转行。

既然提到了系列7考试，我就多用几笔描述一下。系列7考试是证券经纪人的主要执照（用金融监管者的行话说通常称为“注册代表”）。只有取得这个执照，才能有资格向公众出售股票。这种考试共有250个考题，但大多对志向高远的年轻经纪人的执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经纪人参加这个考试，不会学到任何知识，也不会对初涉职场的经纪人有任何指导意义。考试中的所有计算题在现实生活中都可以用电脑完成；有关职业操守和伦理的问题傻得离谱；备考时所学的证券法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和当代广泛存在的违规操作毫无关联。这一考试本身无非是花6个小时对人员进行筛选，因而大街上的阿猫阿狗不会有资格卖证券。作为衡量人资质的从业资格考试，系列7考试弱爆了。多年来，我曾看到一些连鞋带都系不好的人也通过了这种考试。

通过系列7考试后，电话销售员或者连线员有了新的头衔——“开户者”。我之前学的销售战术以及对被拒绝免疫的能力在这里有了发挥的空间。开户者的工作就是将合乎条件的潜在客户变成实际的客户账户持有人。我曾对一个客户说：“你好！鲍勃，上一周你跟我的职员谈到了我公司（哈林顿公司，Harrington＆Company）的情况，我们已经给你发出了一些资料和分析报告，希望你能喜欢。今天，我们已经定义了交易所最低估的股票。如果你有空和我细谈，我愿意和你分享。”在电脑前打出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有一种作呕的感觉，虽然这种介绍我已经做了不下10万次了。

传统来看，在大型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工作的经纪人是团队运作的，如普惠公司和美林证券经纪公司。开户者一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之前曾担任电话销售员，然后做销售助理——主要是接电话，直到高级经纪人认为他们可以胜任销售股票（或者债券或基金）的工作。这个时候，开户者（初级经纪人）负责开立20~50个新账户，开户金额为5000~250000美元。若客户的流动资产少于250000美元，则开户者就不能帮助他开户。在大型经纪公司中，这些要求要相应高一些。美林证券经纪公司大多数金额在250000美元以下的客户现在全部交托给统一管理的呼叫中心管理，不像原来有专门的经纪人帮他们打理。

在小型经纪公司中客户账户的最小金额更低。因为这些小型经纪公司本身业务不多，彼此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而很多公司就采用了“能开就开的策略”。现在有些小公司的经纪人甚至愿意以2.5%的佣金率开立7000美元的个人退休金账户，之后佣金随着客户的账龄逐渐上升，一年内可以翻5倍。对这种账户来说，一个季度就能增加几百美金的佣金收入。

尽职尽责、壮志凌云的开户者沉浸在直线销售法中。这就是他笃信的法宝。他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白天打无预约电话开展销售的经验，晚上忙着复习系列7考试。无论是从金融行业还是情感上看，他都非常渴望个人的成功。保持这种热情就是一种幸运，只有最渴望成功的人才能克服障碍，达到思想的新顶峰。

开户者每晚睡觉前总是要温习如何反驳客户的各种疑问。午饭时间，当他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的时候，他得记住如何和客户达成交易的说辞。没有这种反驳和说辞，就不可能带来新客户，完成自己的工作指标，甚至有可能被炒鱿鱼。他无法承担哪怕是一次口误造成的恶果，也不能在电话中露出一点黔驴技穷的马脚。按照这种方法来看，只有当客户出现下面3种情况时，才有理由拒绝开户者的开户提议：

●家族成员死亡。

●破产。

●正在办理离婚。

我们只有碰到上述3种情况，才会对潜在客户死心，继续下一个目标。前两种意味着财产的冻结，毕竟我们不是恶魔（至少大多数人不是恶魔）；第三种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找到让客户下定决心的卖点。我们还得继续和客户开展讨论，继续游说。最终客户要么挂断电话，要么准予交易。有时候，客户不想再继续听你说下去，因为他已经相信这笔交易划算，下定决心交易了。

顺便提一下，大家可能发现，我在描述开户者具体工作流程时，就用“他”“他们”称呼经纪人。这并不是巧合或者我粗心。据我估计有超过90%的经纪人都是男性，且99%接电话、有钱的投资人也是男性。因此，指派男性的开户者是有原因的。从潜在客源、账户持有人和客户，经过这几个阶段的转变，需要销售人员完全理解、迎合男性的心理。经纪人很难向女性客户兜售股票，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投资有安全收益的金融工具，而不吃男人吹牛、扯谎或者赤裸裸的贪心这一套。

我不想继续深入谈论这一点，免得挑起一场性别大战。事实上，男人（包括我自己）对金钱更缺乏安全感，更害怕失去赚钱的机会。几十年直线销售的传统，众多背景不一、个性不同的人群取得了成功，充分挖掘了来自男人的不安全感的心理的价值。但是这一现象很难从女性身上实现，因为女性看待问题往往更加公正。因为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区别，所以大家早早放弃了电话游说女性购买证券的努力，也不会三番五次地去试。这很滑稽，因为金融业存在的这种性别差异现象，让大多数经纪人无法跟一个家庭真正的决策者——女性交谈。过去很多客户常用“回去我跟我老婆商量一下”来回复经纪人的提议。我辅导年轻的顾问、缺乏经验和新入行的金融从业者时，向他们澄清的第一个真相就是这一点。而我自己一般都是和客户的家人，即家庭的女性领导者打好关系，从而建立最佳客户关系。

但愿我没有离题太远。

在即将完成最后新开账户的指标时，初级经纪人面临着抉择：留在初级经纪人的团队（这个团队占整个公司员工人数的大部分）或者自己单干寻求发展。不管如何，这个经纪人都不再是单纯的开户者或者初级经纪人。他现在有权与客户保持关系，纵使他用的是服务老客户的佣金来招揽更多的新账户，以维持生计。

这个时候往往是金融服务业最丑恶的一面影响人们投资前景的时候。就从这一刻开始，经过专业训练的销售人员有权为公众做出投资的决策。原先，经纪人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说服客户、推销金融产品，他们对市场的了解不深。如今注册代表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这就像是动作电影中疾驰的小汽车开出悬崖时的状态，当悲剧不可避免，善良的主角和他精心策划的安排将有怎样的结局，莎士比亚常会给人发人深省的答案。

我这几年认识和碰到的经纪人大部分是非常少有的一流销售人员。和我一样，他们经过了严格的销售技巧训练，走向工作岗位后，常能带来不合常理的收入。但是这种证券销售专家本人并没有能让客户赢得巨额财富的真本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让人信服我们的才能要比发展我们原有的才能更加容易，尤其是涉及投资的问题时更是如此。

回到正题，我刚才已经强调过这个简单、不可避免的事实：经纪人压根就没有为任何人进行投资决策的本事。

在鲍勃·迪伦的歌曲《叩响天堂之门》中，民谣摇滚音乐歌手直白地建议应该取消自由持枪制度，因为枪支弹药没有一点好处。当我交出了经纪人的徽章和枪套后，我很容易把自己联想为鲍勃在这首温婉哀伤的西部挽歌之间扮演的警长角色。

虽然我具备说服每一位客户的能力，而如今却开始逐渐进入尘封状态，但我对此没有丝毫的后悔。我虽还在证券业工作，但现在的身份是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待证券买卖的。我没有必要再去推销任何金融产品了。因此，可以说，我的职业储备有一部分还是不完整的。我具备这种超凡的销售技巧，但是我却不会再去使用这种技巧。学来的东西，就会很容易忘记，这和其他后天获得的才能一样。我并不具备天生销售的能力。事实上，以我这样的性格和品质，学习销售技巧其实要更加艰辛。

总而言之，这几年我唯一的安慰是在许多人生的转折点上，我用自己的才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时至今日，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没有收到客户或者监察官员的投诉。只要我在经纪行业一天，我就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尤其是考虑到经纪行业本不光彩的本质。我从来没有想着靠走捷径来致富，也没有用我让人信服的口才来干坏事。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最终选择离开经纪行业的原因——我不适合干证券经纪这一行。

第二部分　投资华尔街

现有的股票基金行业市值2万亿美元。大家明天都想把这些钱拿回来，那是不可能的。

——指数基金教父约翰·博格

玩积极投资这场游戏唯一合理的理由是你的努力带有很大的娱乐价值。

——投资专家拉里·史维卓

当你意识到自己骑的是一匹死马，最好的法子就是下马。

——苏族印第安谚语

第8章　数字化的经纪行业

既然我们知道了零售经纪人不可告人的秘密，现在来看看自营经纪人的情况。本书前文花了大量的篇幅说服那些抱团投资的大众，单干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当然，这种规律也只适合少数情况。投资大众还有其他什么选择吗？

对自营者来说，幸运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大的自主权来安排自己的业务。由嘉信理财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起的革命在数字化的时代更加如火如荼。经纪公司的经营成本大大下降，运营能力大幅度提高。互联网给零售商店、恋爱、出版和信息收集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它同样催生了新的投资范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利润分成的情况。

传统的折扣经纪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批新的投资团队。原先固定的公司如布朗公司、欧莱德公司、国家折扣经纪公司和宏达理财等都开始重塑自己的在线业务，并推动现有的客户群使用网络平台进行投资交易。

而像DLJ Direct公司、达泰、电子交易和美国交易公司等新贵公司，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从传统的折扣经纪人那里抢业务的，它们只是为了拓展业务，提高自身在投资领域的名望。人脉关系已不再是决定某人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不足以用来界定你是成功的投资者，还是被人遗忘了的迷途投资者。忽然之间，人们得依靠自己的直觉而不是理性来决定如何选股。

1998年年初，显然在线经纪公司不仅得以继续存在、发展，它无疑成了整个投资行业一股强大的力量。1998年的第1季度，网络所有证券的总体成交量比1997年第4季度上升了25.5%。当年第1季度的在线证券成交量达到192000，1997年第4季度的成交量是153000。嘉信理财客户的在线交易占总体交易量的31%，而电子交易客户的在线成交量占总数的12%。

在线证券经纪业务的兴起，不仅是整个经纪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它掀起了证券经纪业的革命。在线经纪业务的佣金非常低，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加入这个行业捞一笔。面对这种情况，传统的经纪公司无异于遭遇了集体大放血的窘境。1997年，十大网络经纪公司的平均佣金大幅下跌了54%，从34.65美元跌到了15.95美元。

不过，最早采用在线交易形式的投资者开始购买其他在线公司的股票。网络公司的股票成了首批在线交易者投资和交易的工具。当时网络公司股票非常畅销，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科技股热。早期网络股票交易开始时，不仅一些职业操守不好的分析师，如亨利·布洛杰特和玛丽·米克尔投身互联网股票让人不齿的估值业务，连循规蹈矩的电子交易证券分析师也开始完全认同这种新的范式，因为连所谓“专家”都纷纷表示“今非昔比，要与时俱进”。

此外，在线经纪公司本身的营销策略也在推动网络交易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如今回想起来，这一时期吹牛皮的广告可谓华尔街营销不负责任的集中体现——其恶劣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传统经纪公司实施的宣传造势活动。实际上，这种营销已经接近病态。

在线经纪业务广告活动很不切实际，它宣称任何傻蛋都能依靠在线证券经纪业务成为亿万富翁，你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就能发大财。这种说法就是广告不靠谱的集中体现。它与亚特兰大城的赌场游说老年人把社会保险金扔进老虎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地点发生在金融业罢了。那个时候的营销策略如此大胆，以至于10年后的今天，我都无法找到扯谎程度能与之相匹配的宣传活动。

我在Youtube [1] 上收集了很多那个年代的商业广告，经常把这些广告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提醒自己和他人，千万不能让媒体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盲目追随投机热中受损。下面我将介绍几则大家耳熟能详的投机热广告实例，读过之后你就知道我没有夸大其词。

大家都记得这样一个广告吧，一个拖吊车司机和一张世外桃源的明信片。当有人问及图片的情况时，他告诉乘客，这不是随随便便拍来的照片。照片里的岛屿归他所有，是他用在线交易的利润买下来的。

那个时代还有很多请运动明星代言的投资广告，这些明星在广告中向人传授投资技巧，还用诸如市盈率的术语来增强可信度，这种滑稽只有在喜剧片里才有。整个广告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大笑话，仿佛不借着这大好时光赚大钱，你就是天下第一大傻瓜。他们在打比赛的间隙也不忘抛头露面，让电视观众觉得，如果不去股市试试运气就是脑子进水了。广告宣传语：要投身股市，非常简单！只要开个经纪账户，就能马上变富。

著名的某NBA教练也曾经做过一个在线经纪商业广告。他坐在轿车的后座上说他打算做一笔大买卖，司机身体向后靠了靠，想打听这桩大买卖是否与他最爱的NBA球队的命运相关。后来司机一听，才发现教练所说的其实是他的在线经纪账户。哈哈！瞧瞧投资是多么随意有趣的事情！你们都不用去安排退休后的计划了，直接委托在线经纪业务搞投资就可以了！

投资的商业广告多少都带有不负责任的成分，那些画面常让人吃惊，甚至有些广告传达的观念和展现的做法简直太违背常理了。某广告中穿尿裤的黑猩猩的滑稽形象和鼓吹人人可以成为沃伦·巴菲特的观点，虽然有些可笑，但都不会有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这则广告这么幼稚，它真有污辱大众智商的嫌疑。某功夫巨星一边和一帮歹徒搏斗，一边还和宏达理财交易。该巨星和这帮黑衣忍者战斗的同时，还不忘在客厅的手提电脑上搜索股票行情信息。显然，他在为所投资的某种股票进行集中的尽职调查。当然他还得飞檐走壁，与懂点拳脚功夫的歹徒们搏斗。他的功夫果然了得，一只手将电脑像玩花式篮球一样在头顶绕几圈，另一只手挥拳击中攻击者的脸，更要命的是，他可以用他的空手道脚趾头在键盘上进行买入交易。

所有广告几乎都是带着戏谑和忽悠人的态度来对待股票投资的。这些商业广告将投资中的“自主”精神发挥到极致，用看似高深的阿尔法和欧米伽来描述投资行业。没过多久，纳斯达克下挫80%，所有相信广告骗术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活该倒霉。虽然电子交易和美国交易挺过了这场危机，但当美国民众对股票交易的热情退去时，许多小型的在线经纪公司难逃被其他大型公司收购的命运。

关于投资产品的商业广告引发的投资热结局如何？看看2000年市场崩盘后的商业广告情况就行。当呼吁所有人成为投资者和交易者的狂躁平息后，在线经纪公司最不愿做的事情就是承担他们的罪责——投资热的出现和消失都不是他们的错。广告中不懂投资的名人和富有的卡车司机如今变成了成熟的人。宏达理财请出明星萨姆·沃特森帮公司打广告，他曾经连续出演好几季《法律和秩序》，扮演尽责、谨慎和可靠的检察官。这位电视剧明星，老年人喜欢他，年轻人敬重他。他绝对是嘉年华小丑撤退后推出的重磅人物。顷刻间，马戏团的氛围为肃穆隆重的葬礼所替代。沃特森穿着浅褐色的西装，大声说：“投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这种架势无非是告诉我们：宏达理财一向走的是高端路线，从来都没拍过一夜暴富的商业广告，和其他经纪公司不是一路人。经纪人，得了吧，谁不知道谁的底细呢！

经过10年的发展，在线经纪业务已经比较成熟。这些经纪公司不是想要从逐渐增长的业务中分得一杯羹，而是奋力从已经成型的行业中攫取利润。行业的交易佣金为个位数中值，市场份额是关键因素。嘉信理财现在有810万个活跃账户，而电子交易有430万个。美国交易的客户资产达到4200亿美元，该公司每天的平均交易数量为373000个。现在经纪行业的增长速度变缓，因为大型公司已经达到了很难继续增长的规模。

经纪公司的营销活动中轻松有趣的成分依然存在（谁不喜欢电子交易宝贝呢？），只是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多数营销策略都转向了更加实用的层面。所有的在线经纪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些或有益、或滑稽的整套工具（前者如内置退休金计算器，后者包括热图显示等）。经纪公司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了行业一定程度的整合，因为大部分新兴的专业经纪公司，比如期权快递公司和思潮漫游公司在一连串的并购潮中已为其他大公司所收购。

随着这股并购潮的发展，很多坚持单飞的经纪公司加大了马力，拓展自己的业务。具体包括资产管理、在线银行，甚至还提供投资顾问的托管业务。我当前从事金融咨询行业，同时效力于嘉信理财和美国交易。这两家公司当初曾把全面服务经纪人的佣金打压到几乎接近0位水平，考虑到我之前经纪人的身份，我算是和我的“宿敌”们和解了。

众多在线交易者被挤出市场，证券经纪行业也实施了股票价格十进位（我们以前用分数值来计数，可以获得较大幅度的利差）。如今的交易几乎不是以佣金来计算的。交易的过程是没有边际利润的业务，像Zecco这一类公司的出售交易，每笔佣金是0美元。

折扣经纪人富达投资（Fidelity）、嘉信理财、电子交易和美国交易大力吸收注册投资顾问，因此没少盈利。想要自营的投资顾问和离开美林证券经纪公司和摩根单飞的经纪人需要某个经纪公司打理其客户的资产，有谁比折扣经纪公司更适合担此重任呢？在这场竞争中，有一点很有意思：当以交易为基础的佣金制度商业化，利润率不断下降的在线经纪人迫使很多全面服务的经纪公司开始了投资咨询业务。而业界的暴发户投资顾问离开了传统的经纪公司开始和他们昔日的竞争者——在线经纪人联合，启动托管资产的业务。在线折扣经纪人发动的佣金率大战一开始让各大公司大出血，但最终还是划算的。

以佣金为基础的经纪行业的毁灭，还有一点要谈谈，这就是经纪行业兴衰带来的后果。

当散户投资者从超低佣金率革命中受益时，我们还得考虑这场变革对整个金融行业乃至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华尔街大投行经纪公司为散户承销股票显然不再是铁板钉钉的增长型业务。由于大多数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为诸多投资银行所有，为了开发更多本公司内部产品，必然导致很多公司决定大力启用现有的经纪销售队伍。

结果，零佣金制最关键的意外结果就出现了：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爆炸式增长，其中包括银行投资大杂烩（smorgasbord of banking deals）、抵押债权（mortgage bond）和其他证券化债券工具（securitized debt instruments）、反向可转债（reverse convertibles）、利率债券（auction rate securities）、可变年金（variable annuities）、保本型基金（principal protection funds）、单位信托基金（unit investment trusts）、内部共同基金（in-house mutual funds）以及其他一夜间冒出来的产品。当经纪公司不可能为一般证券交易收取2%或3%的佣金时，它们只能转向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行业。但是，在此过程中，它们的行为肯定导致了一系列的连带损害。当在线折扣经纪公司让传统盈利的经纪业务危机四伏时，华尔街的各大公司更多地投身于金融衍生产品、房地产、杠杆贷款、抵押贷款承销和证券化业务，有些甚至专门提供逃税服务。

通过减少交易的成本，在线经纪公司无意间促使投资银行重返盈利状态。风水轮流转，这是历史无数次的证明。只是每当华尔街有创意的行为出现时，投资大众就更云里雾里了。

[1] Youtube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总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里诺，网站借由Flash Video来播放由上传者制成的各种各样的影片内容。——译者注

第9章　统一创造力量

本书第2章中提过，战时债券是让每个美国人进入投资状态的入门毒药，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催生近百家经纪公司兴起的力量。地震前兆发生了，以共同基金形式出现的地动山摇迟早会到来。共同基金是美国目前最主流的投资工具。

共同基金的基本结构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发展。最初，它与其远方表亲封闭式基金（closed-end fund）有些相似。历史上记载的首次公开发行、吸引大众的投资基金要追溯到1774年。一位名叫阿德里安·范·凯特维奇（Adrian van Ketwich）的荷兰商人推出了一种名叫“统一创造力量”（unity creates strength）的基金。50年以后，荷兰威廉一世国王利用这一理念提高整个国家海运和商家企业资本化效率，推出了现在大家熟知的封闭式基金，允许大众成为推动工业化经济快速发展的一分子。

19世纪，瑞士、苏格兰、英国和法国都纷纷出现了这种基金。1893年，随着波士顿私人财产信托（Boston Personal Property Trust）的出现，基金这种投资工具理念传到了美国海岸。1907年，费城亚历山大基金（Philadelphia's Alexander Fund）面世。

1928年，就在20年代肆无忌惮的大规模投机活动酿成大萧条的前一年，基金几经发展，开放式基金——共同基金逐步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基金形式。现在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20年代初的情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马上就要出现投资热潮。

时间回到1924年。新发明的涌现和战后通货膨胀，改变了美国人对待自己多余资本的方式。192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4.2%。这个数值即便是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高增长率，而在那个时代，绝对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如图9-1所示。

图　9-1　1919~1930年美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82年美元为基准）　资料来源：Romer，1982.

电力设施逐渐在全国推广。受此影响，相关设备、设施的生产商和零售商的前景一片光明。现代公路和服务站点的设立，推动了汽车和卡车的普及。普通民众看到了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理性的决定促使他们投身其中。

但是民众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很难进入股市。投机商号的林立让人很难有公平的机会在华尔街上交易。大型交易所里的条件同样非常苛刻。服务那些不太富裕的投资者，经纪人所得的利益较少。此外，通用电气公司每一股的售价在1924年达到了232美元——按照美元的现值算，相当于每股2900美元。

由于存在种种障碍，很多普通投资人自20世纪20年代起投资封闭式基金。这一时期，有近700种基金可供投资人选择。

同样也是在1924年，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Massachusetts Investors' Trust）的出现宣告了首个共同基金的诞生。该信托具有日常流动性特征，可以让人进行日常的变现和买入操作，同时还有专业管理和多样化的功能。这些显著的特征让人能明显区别共同基金和封闭式基金。基金还可以定期为股东提供全面的报告，这在当时属于首创。基金还拥有首个内部研究部门。下面是1926年7月16日的《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针对创意新型投资公司的描述：

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于1924年组织成立，为投资者提供购买各种优质普通股票组合的机会，购买金额为5万~2500万美元。现在的成员已达到近1000人。该基金主要投资于136家顶级美国公司的普通股。信托人可以持有普通股，目的是永久性投资，不是暂时性投机。按照目前信托人的选择，我们发现该基金有下列优势：持有的136家公司股票中，有3家公司已经分配了自己的股息、已付杂费、股票收益或者其他发行工具收益。市场波动的结果也比较有利。现在的市场，136家公司股票中，有26家股票售价比成本价低，但是其他110家公司股票的售价较高，整体信托股票价格的平均值比发行价52.5美元高出十几点。

截至1928年，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已经声名显赫。该基金以价值为导向的方式和偏爱蓝筹股胜过高价股票的特征赢得了希望长久在市场上投资，但不愿意承担过高风险大众的青睐（别不信！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也有高价股）。投资者已经吃够了经纪账户的苦头。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是开放式基金，这种模式引得很多人纷纷效仿。1928年，多家公司还推出了免佣基金（no-load fund），包括理查德·斯库德（Richard Scudder）；惠灵顿（Wellington）即将启动一项既包括债券和证券的基金（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平衡基金”）；道富银行（State Street Bank）——基金大鳄将突破单纯托管基金资产的形式，于同年推出一项自己的零售产品。1928年是共同基金行业的大丰收年，引得美国上下的年轻人无限瞩目。

菲利普·卡雷特（Phillip Carret）就是这样的青年才俊，他将成为美国股票市场投资史上最重要的风云人物。卡雷特在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并于1917年加入陆军信号集团（the Army Signal Corp）（原美国空军）。他的飞行训练即将结束时，法国停战。从此，他只身回到美国，开始卖起了债券。他本来要加入《巴伦周刊》担任财经记者，在波士顿为查伦斯·巴伦（Clarence Barron）效力。但有一天，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的创始信托人谢尔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走进了《巴伦周刊》的办公室，开始谈论他最新的共同基金创建计划。

卡雷特从他的亲朋好友那里筹集到了所有的钱（25000美元），推出了富达投资基金（Fidelity Investment Trust），不过这个基金和现在的富达投资集团一点关系都没有。卡雷特后来将这个基金重新命名为先驱者基金（Pioneer Fund）。和谢尔曼的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一样，卡雷特创立的基金主要投资于诸如美国凡世通轮胎公司（Firestone Tire＆Rubber）和美泰格（Maytag）公司一类的股票。菲尔·卡雷特享年101岁，于1998年在髋关节置换手术中死亡。顺便提一件有趣的事情。卡雷特在20世纪40年代拜访住在奥马哈市的证券经纪人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时，两人立即成了好朋友。霍华德·巴菲特正是沃伦·巴菲特的父亲。两人后来常定期聚首，谈论股市的变化和价值。

早年人们称开放式基金为波士顿基金。到了1929年，当市场见顶时，已出现了19个开放式基金。当金融大崩盘席卷全美，成百上千个封闭式基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很多封闭式基金都依靠高度举债经营，因为它们在公开市场上像股票一样交易。最终这些基金被挤出市场的时候，投资者的资本也被洗劫一空。像马萨诸塞投资者信托基金和先驱者基金这一类的共同基金，会受到股市价格崩盘和投资者支付能力的影响。但是由于共同基金并没有依靠高度举债经营，比封闭式基金的约束更多，因此它们挺过了这场危机，并在20世纪30年代恢复了元气，为后来发生的股市大洗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共同基金的数目首次达到了100多种。1954年，股市大幅度超越了1929年的峰值，另外50多个共同基金出现。20世纪60年代，共同基金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又增加了100多种，增加的幅度更快更大。

20世纪70年代，美国富国银行（Wells Fargo）创立了首个指数基金，标志着市值达到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管理行业中再度出现了游戏规则的变化。约翰·博格充分利用了指数基金的概念，将其内部成本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而创建了先锋系列基金（Vanguard）。约翰·博格凭借自身的实力引发了基金行业的革命，成了成本管理和投资者务实做法的楷模。

乔·诺塞拉（Joe Nocera）多年前是《财金》（Money）和《财富》杂志的撰稿人。20世纪90年代，乔量化了基金行业在其黄金时代增长的程度，同时也注意到了婴儿潮一代人高额盈利收入和多年投资的情况。1994年，诺塞拉写道：34%的美国家庭在市场上有投资，而20世纪50年代只有10%的人在金融市场上投资。1995年，美国民众的投资额已经达到了上千亿美元。诺塞拉在描述一次投资公司协会会议时，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行业协会会议，不如说是一次罗马的狂欢（为400人准备了北京烤鸭）。他在1995年6月26日的《财富》杂志中这样写道：

标准问题就有标准答案，但是碰到了耍把戏的情况，就不尽然了。2000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会达到多少？共同基金的行业规模会呈现怎样的情况？消极主义者认为——请注意这是悲观者缺乏信心的看法：世纪之交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将达到5000点，共同基金将继续增长1万亿美元。而乐天派，比如美邦银行的杰西卡·比布里奥威茨（Jessica Bibliowicz）预测道指将达到6500点；而共同基金行业届时将会管理超过5万亿美元的资产。换言之，她认为该行业在未来5年内将翻一番。她为什么这样想？杰西卡·比布里奥威茨女士现在已经35岁了。上一次共同基金市场经历大熊市时，她才14岁。

截至2000年，共同基金行业中的现金量比整个美国银行系统的现金量都多。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市场内的基金比股票的市值更大。有了美国无线网络技术美好发展前景的鼓励和艾伦·格林斯潘利率的慷慨赠予，投资者此刻已经完全昏了头。在接下来两年里，他们将会为纳斯达克指数80%的跌幅和大多数自己投资的基金下挫付出惨重的代价，而这正式拉开了后续一系列诸如安然公司（Enron）和世通公司（WorldCom）的倒台和“9·11”事件等灾难的序幕。

人人都投资了基金，个个却都一败涂地，谁都不能幸免于难。

20世纪末21世纪之初，长达18年的稳固的牛市终结。到了2001年，50%的美国家庭持有401（k）养老基金的共同基金，因此受到了股市波动的影响。2001年，共同基金的总数达到了8305个，标志着共同基金的顶峰已经出现。虽然共同基金此刻依然是美国投资者最主要的投资工具，但是它毫无争议的霸主地位却受到了空前的拷问。我们如今身在熊市已经长达10多年，其间股价的起起落落有目共睹，根本没有太大的涨幅和空间。投资者们也在提出更多让人难以应答的问题。具体有：

●我为什么要为积极的资金管理付费？

●这类资金管理具体是如何计费的？我的投资实际成本有多少？

●找到那些能够实现基准回报率的一小撮管理人的概率有多少？

其实，基金行业本身并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每年出售无数基金给客户、收费不菲的基金经纪人也不知道。

第10章　情投意合的经销人和经纪人

2003年冬季的一个雪天，上午9点15分。我的咖啡还没喝完，或者说我还没喝够，心比较浮躁。我在曼哈顿帕克大道第45街的汉姆斯利大厦上班。这一幢楼已经被定为“地标性建筑”。冬天它如北极临时工作站般严寒，夏季如赤道热带潮湿闷热，对此你可不能抱怨。我坐在这里拨电话，纽约大都会保险公司大厦庞大的影子遮住了我。整个办公楼里的人都在想，要是有一天这幢楼被炸了，那该多好。这会儿突然打进了个电话，区号是617。故事开始了。

“喂，我是乔希·布朗。”

“喂，乔希，你好！我是富达投资集团的比尔·奥肖尼西 [1]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你知道的，才开始呢！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可以吗？”

“乔希，我想跟你说说我们精选的生物技术基金。过去两个季度，晨星全球投资研究平台（Mahningstar [2] ）已经将该基金排名前10位。我觉得这是很值得你客户投资的好基金。”

“嗯，我知道这个基金不错。但是我今天比较忙，马上要开市了，我得……”

“没问题，乔希。这样吧，我的外勤销售代表詹姆斯·麦克道格尔会在3月21日至24日在市中心。你能安排一下，好让他见见你的人吗？”

“见见谁？”

“你和其他经纪人啊！”

“他们都是些老老实实的证券操作人员。他们除了戈登·盖柯 [3] 外，谁都不见。我敢肯定戈登·盖柯也不过是个杜撰的金融人物而已。你们的外勤销售员詹姆斯来了也是浪费时间。”

“我们富达请你们吃午饭如何。你们总要吃饭的吧！”

“既然你提起来了，我们要去那布勒斯45比萨店吃比萨，时间只有2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只能去意大利餐厅吃三明治了。”

“就这么定了，星期三。我们会提前订好位置。”

“好的，谢谢你了，比尔。我现在得……”

“太棒了，你挂电话之前，我刚刚确认了你的电子邮箱、传真号码、通讯地址……”

“好的。这样，我得赶紧给客户回电话……”

“好的，不用担心。我下午给你打个电话。我们可以好好谈谈纽约市政精选基金，我上周已经发给你了……”

“我的天！放心吧，我会买你的基金的，我发誓！现在我真得挂电话了。”

如果经纪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先发制人、最难缠的销售人员，你可以想象负责给经纪人推销东西的那帮家伙。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们会做什么。我这几年来接到过不下几百次的基金销售电话，就跟刚才描述的情况类似。

每一个面向经纪人的基金家族都有一个管理严格、训练有素的销售团队，确保每个地区的经纪人能够听完他们卖的“故事”。在华尔街，经纪人称股票为“故事”，经销人则称呼主题和个人基金为“故事”。其实“点子”才是我所学到的表达这种情况更恰当的用词，我们很快就能说到“点子”上。

经销人和经纪人之间的关系链是这样的。请注意了，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有美国401（k）养老金或者在经纪公司内有个人退休金账户。要解释你当前的基金组合，还要从头说起。

经销人为基金公司效力。他们的工作是和自己负责区域的经纪公司保持经常联系，不得罪任何人（否则任务就是没有完成）。每个地区或者负责的区域内都有内部和外部经销人来负责向经纪人兜售基金。

内部经销人是指那些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发邮件的人。他们在不同基金的发售会上负责分发材料，找出没有顺利把基金卖出去的原因。当投资人来结账时，基金不会支付他们薪水，因此几乎每一家投资公司都有不太光彩的“十佳日期”宣传册。该宣传册宣称“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在过去15年里收益率为300%，但是如果你没能把握市场中的最佳10日，在那10天里没有交易，你的回报率可能只有80%。”我这样说，你可能会觉得我好夸张，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我的搭档巴里·里萨兹甚至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营销谎言进行了数学解构。结果表明，如果你在“最糟糕”的10天里不投资，说不定还比那些恋战的笨蛋投资人获得更好的收益。总之，内部经销人所做的事情，大体就是这样。

经销人还接听他们所在地区的经纪人打来的电话。经销人对自己推销的产品非常了解，这有益于他们工作的开展。在华尔街混久了，我跟贝莱德（Blackrock）、富达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很多人关系都不错。问题是，他们的电话号码都是800后面跟着6位数再加分机号，我想联系他们，却常常会打到这些人所在公司的其他地区分部里。假如某一天你拨通了他们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可能这样说：“你找帕特里克，他现在负责整个特拉华州。我叫玛丽莎。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然后我就会回答：“没什么。我还是希望能请我亲爱的、最贴心的帕特里克帮我做点事情。他的确办事更利索些。”

外勤经销人是内部经销人的搭档。据我所知，外勤经销人薪水更高，因为外勤人员的工作量更大。内部经销人总是为自己的外勤经销人安排时间，替外勤经销人和经纪人安排见面，好让经销人把更多的基金出售给客户。外勤经销人要比内部经销人有更宽阔、更时髦的衣橱，因为外勤经销人整天辗转于各地的银行和经纪公司。外勤经销人要能说会道，这样才能让经纪人在销售证券的各方会议上接受他们兜售的基金。

在外勤经销人和经纪人见面前的一两天，通常经销人会把一大纸板箱的资料和销售材料寄给经纪人。我以前常半开玩笑地警告经纪人，这些经销人来之前，别去看箱子里的内容，否则他们就会把经销人的诅咒套在我们身上。若受了他们的诅咒，接下来7年里我们都会走霉运。这番话说完，经纪人就会盯着我看，那副表情就好像我是个大傻瓜，之后才继续拿起他们的电话做事。不管如何，外勤经销人一来，他们就开始为经纪人上演一场推销金融产品的大讨论。在这种工作餐会上，经纪人问几个问题，纯粹是礼貌需要，有些经纪人干脆戴着太阳镜在会上睡觉。而我通常会把第戎芥末酱挤在领结上。如果他们一两天内不能给经纪人留下价值至少10万美金的基金收据，这事儿就算黄了，白白浪费了时间。不过现实中，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觉得经销人的日子不好过，那我可要提醒你：随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出现，人们逐渐意识到积极的资金管理不过是场闹剧。我这里说的是小型或者地方经纪公司的情况，想要经受大型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严厉苛刻挑选，顺利获得批准，更是难如登天。美邦银行和美林证券经纪公司在曼哈顿市中心分公司里，每天几乎都有七八个这种外勤经销人来访。他们总是坐在休息室里，腿上放着非常精致的公文包，当他们在等待经纪人宝贵的15分钟里（按照整个程序，也只能等这样一段时间），都会假装很认真地在自己的蓝莓手机里收发邮件，感觉还是挺辛苦的。不过如果他们有机会见经纪人，就会兜售成千万上亿的资产管理项目，得到不菲的报酬。而且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比较恋旧。一旦用上什么产品，就不会轻易改变。也就是说，如果经销人拉上关系，把自己的基金变成了某家证券经纪公司的常规产品，那么他们的财源就会滚滚而来。

基金公司的管理是按照1940年通过的《投资公司法案》（Investment Company Act）管理的。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内部研究来管理你的钱财（如杰纳斯公司和普信集团），另一种只负责以他们的名义向你推销基金，然后使用分包商来负责具体的投资（如恒康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人等）。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资产管理就是通用的名字。基金公司通常提供不同股票类型，从而方便不同的经纪人将基金进行转售。这里我向大家简单介绍几种最基本的股权类型及其运作的原理。

A股：提前收取全额佣金，佣金率一开始高达5.75%，之后根据你的投资额逐渐下降（即享受断点折扣）。基金公司当天支付给经纪人佣金。这种股权的缺点是：即使遇到经济困难时，你在买入后当天卖出，也得支付5%的佣金。优点（我用这个词，定义不是很严格）就是你的股份是自由的，可以立即出售，不会征收任何罚金，也没有追踪佣金（trailing commission）不断蚕食你超过基金内部费用比率的回报。

B股：这类股就是赔钱的主儿。向你兜售B股的经纪人，要么跟你有仇，要么就是无耻之徒，要么他真是别无选择了。B股和A股的佣金比率差不多，只不过会在购买当天就从你的本金里扣除掉。基金公司会偷偷地向经纪人支付佣金，这样你一开始就是纯粹用来自于华尔街的钱来投资的。听起来挺划算的，对吗？但是你若没过几年就出售这类股票，你就得一路为支付佣金麻烦不断。另外，你的回报也会大打折扣，基金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所做的营销活动，你还得按照12b-1的费用模式 [4] 为之埋单。6年以后，你所购买的B股才转换为A股，你可以直接出售，无须支付罚金。这里的问题就是6年的期限太长，仿佛谷歌和Facebook之间的核战争不会对美国产生巨大影响，或者美国不会饱受战争蹂躏一样。尽管如此，B股已经妖魔化，以至于经纪公司不再允许经纪人出售这类基金，经纪公司也不再提供这类基金。B股基金的灭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C股：C股基金的模式几乎就是经纪人的存在要拿佣金，客户还得自力更生，安排一切。C股基金问题较多，但是经纪人的报酬和客户的成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挂钩的。经纪人帮助客户买入基金，基金公司支付给经纪人1%的费用。此外客户持有基金每过一年，经纪人还将得到每年1%的追踪佣金。这种安排的确会影响基金的增值（所有的费用都会影响基金），但是经纪人希望客户能长久持有基金，根据基金的成功程度，能够获得更多的费用上涨空间（基金增值越多，1%的追踪佣金就越多）。我在离开经纪行业之前，每当碰到利用开放式共同基金的情况，就会专门做C类股份基金。尽管用我同事的话来说，“C类股份基金给经纪人带来了巨大的佣金收入”，经纪人的角色更像是顾问。无论如何，很多经纪人可能就是这样坐等盈利的。

I大型机构购买者）、T类股份（可以看成是A类和C类股份基金的混合）。由于篇幅所限，我就不再赘述。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经纪人以外，没有人了解他们具体是如何收费的。没有人了解销售人员从每一类基金中到底收取多少费用。客户购买、持有基金的实际成本是多少也不清楚。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仅是经纪人的客户。如果你在某家公司工作，该公司的401（k）养老金计划正由某家经纪公司销售给养老金账户持有人时，你可能会有A类或者C类基金可选。你要向与基金公司有合作关系的经纪人支付项目设定费用。此外你还得按月支付基金选择费，哪怕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和他们照过面。有意思的是，经纪人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可选的投资计划，根本没有后续的投资项目维护和管理服务。但是投资人还得照样支付追踪佣金，一分也不能少。

在我们谈下一个问题前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分析经纪账户和基金类型。基金公司早向经纪人支付了薪水，其目的是为了开展合作，这一点极有可能。在华尔街，最阴险、最不为人知的做法就是签订“收入共享协议”（revenue sharing agreement）。我在这里不会向大家解释这个协议的内容，因为你们可以从更可靠的消息来源中查证这一点。下面这段文字出现在美国最大的经纪公司网站上，其网页具体名称是“收入共享基金”（revenue-sharing fund families）。为保护隐私，我已经隐去了相关的名称。

下列收入共享信息是针对佣金制经纪账户的共同基金购买行为的……

每一种提供的基金类别，××经纪公司将收取共同基金支持费用，又称收入共享费用。收入共享费用是除去销售费用、年内分配和服务费用（简称“12b-1费用”）、适用的回购费和递延销售费用以及在基金招股费率表所列其他杂费以外的费用。

下列是2009年收取收入共享费用的基金类别。这些基金按照2009年针对每一个基金系列收取的收入共享费用的总额大小降序排列……

换句话说，这就是经典的“想玩就必须付费的模式”。“要用我客户的资金，你就得给我点甜头。”公司必须得在什么地方透露这一信息，但是我敢肯定这一信息绝对不会是在“致投资者的欢迎函”中。

经纪人和基金经销人永远是合作的双人舞者，而你的退休资产就是背景音乐。2010年，54%的401（k）和403（b）养老金资产投资于共同基金，所有个人退休金账户中有47%投资于共同基金。我想你肯定想知道其中的原委。

[1] 现实中不存在比尔·奥肖尼西一人。他是根据我多年来认识、结交的多个基金公司职员虚拟的综合体。我没有特意要拿富达投资公司说事儿。我在担任经纪人期间，和富达投资基金职员的合作非常愉快。事实上，我写这一章并没有针对任何一家基金公司的意思。所有基金公司通过经纪人渠道所用的销售策略类似，大多数销售人员工作努力，人也很睿智。

[2] 此处应为Morningstar，原文疑有误。——译者注

[3] 电影《华尔街》中的股市大亨。——译者注

[4] 12b-1为基金营销的费用，转嫁到基金，支付的方式以年费的方式平均分摊于基金的交易日中，反映在基金净值的报价上。12b-1费用是以美国证监会的法条号码命名，反映在基金净值的报价上，属隐含成本，因此会削弱基金净值的成长。——译者注

第11章　喜忧参半的共同基金管理人

我们已经探讨了共同基金掌控了整个投资行业的过程，明白了各类基金与经纪人如何开展合作来招揽投资人购买持有基金。我每天都利用共同基金让客户受到市场方方面面的影响。很多投资战略，我是没有办法以同样多元化或者专业的水准展现给客户。真正的金融顾问知道如何代表客户寻找外部的资金管理者，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要与他人共享管理费用。有些顾问误认为这样做可能会降低自己在客户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其实不然。事实上，这种愿意利用市场上的多类人才帮助客户实现投资目标，还能提高顾问在客户心中的地位，而客户对顾问来说正是最重要的人。

虽然特定种类的共同基金已经成了我职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我并没有对整个基金行业着迷。事实上，我逐渐意识到大多数共同基金根本没有必要在当下存在。有太多更好、成本更低的工具可供投资人选择。截至2010年年底，投资大众依然持有7500种共同基金，资产价值高达11.8万亿美元。这一现象让我费解。

虽然目前各类资产中包含了2.7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但是基金行业对于投资额度的控制远远超过了合理的范围。市场上虽有很多可行的投资方案可选，但是各类基金组合仍然占据了太多的资本，主要原因有4点。

1.惯性。牛顿虽然是杰出的物理学家，但却绝对是一位很差劲的投资人。他的观点“在无外力作用下，静止的物体往往会保持静止的倾向”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典型的基金投资人的情况。很多独立投资人只会在他们需要钱用的时候，才会把基金卖掉。而很多有经纪人帮忙的投资人，一般是在经纪人需要赚得新佣金的时候，才会看到自己的基金账户里有交易操作发生。

2.退休资产。共同基金绝对占据了退休资产的市场，几乎垄断了401（k）退休金计划，估计连维托·柯里昂 [1] 本人也会对之垂涎欲滴。从长远看，存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会逐渐主导退休资产市场的趋势，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还没有能力马上给共同基金造成巨大的威胁。退休计划评级公司Brightscope的研究表明，到2009年年底，国家的401（k）养老金计划有大约270亿美元投放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中。整个固定收益计划的资产总额为4.5万亿美元，与之相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中包含的401（k）养老金计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3.经纪人偏好。若经纪人向客户出售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经纪人就能收取股票交易所赚得的百分比佣金（目前是1%~2%）。经纪人不能收取任何后续的费用，因为人们对挤油账户交易的警觉性提高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也不能随便出售。从经纪人的角度看，产品各有千秋。能向客户卖出共同基金能赚得更多的钱，不管是提前预付费用的A 股产品，还是按照季度收取追踪佣金的其他类基金。在经纪公司蜕变成全面提供咨询服务的模式前，这一点不会改变。

4.营销。共同基金的营销和广告力量，唯有经纪公司在出售没有多大投资前景的金融产品所花的力气能与之匹敌。每年有80%的共同基金的收益率低于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准回报率，但是基金市场依然火爆。我们一定要多向基金的营销团队致敬，有了他们才让遍布美国的基金公司有钱可赚。同志们辛苦了！你们又一次超越了自我！

要仔细理解大家何以如此热爱基金，还得看看最近的牛市及其对投资者产生的财富效应。自1982年起股市走势一片好，已经宠坏了很多美国投资大众。那个时候，每一次小幅下挫就是个很好的买入机会，而每一家知名的美国公司股票都是盈利股。可口可乐、辉瑞、强生、麦当劳和IBM就是那个时代表现最好的。这样一来，投资者就很方便，直接投资他们知道的公司股票就可以了。事实上，“买你知道的股票”成了这一时期的核心方法。人们对之笃信不疑，按照惯例买入持有蓝筹股（大盘股）和绩优的股票基金。

基金行业可能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青睐蓝筹股的最大受益者，当时人们对蓝筹股的热衷，绝不亚于宗教崇拜。1982年，共同基金持有投资者3000亿美元的资产。5年后，共同基金的总额达到7150亿美元。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数值已经翻了10倍，增加到6.84万亿美元。

每一种宗教都有救世主，1982~2000年这一期间人们对股市的狂热也不例外。在牛市期间，有很多举世公认的投资大师，彼得·林奇是那个黄金时代精神的代表，如今依然有人称那个时代为“彼得·林奇时代”。林奇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加盟富达投资集团，担任研究部主任。1977年，林奇掌管富达麦哲伦基金（Fidelity Magellan Fund）。当时这个基金还鲜为人知，管理资产2000万美元。到了1990年，富达麦哲伦基金已经增值到200亿美元，得益于林奇管理模式出神入化的高回报和富达投资集团一流的营销售法。

彼得·林奇的投资理念在目前最伟大的两本投资著作中有所体现。它们分别是1989年出版的《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One Up on Wall Street） [2] 和1993年的《战胜华尔街》（Beating the Street） [3] 。在《选股战略》中，林奇介绍了他的投资方法；在《战胜华尔街》中，林奇详述了利用投资方法进行实战投资的经历。这两本书一经出版，就被抢购一空。两本书飞离书架的速度和市场中涌入美元的速度不相上下。位于波士顿的富达投资集团在那个最繁荣的牛市中利润源源不断，而彼得·林奇在书中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投资大众传达了精辟的信息。事实证明，有了大师的指点，没有人能抵挡投资的魔力。分析一下林奇的核心投资原则，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当年在市场高峰期入场投资的一代人来说，林奇的观点何以能引起诸多共鸣了。《投资百科》（Investopedia）根据林奇2005年的一次访谈中总结了他的八大选股策略：

了解你持有的股票。

预测经济和利率都是徒劳的行为。

你有充分的时间来分辨、认识业绩表现出色的公司。

避免风险大的投资。

好的管理非常重要——要买好公司的股票。

灵活多变、谦虚谨慎——从错误中学习。

购买前，要能解释自己购买的理由。

总有需要你担心的事情。

林奇还宣传买入持有的策略。多年来，投资大众一直受益于此，对这个观点更加推崇。林奇曾说：“20多年来，股市没有给人太多惊奇，比较容易预测。至于未来两三年的情况如何，你最好还是掷硬币来决定吧！”

林奇的核心思想是你自己可以投资。他告诉日益增大的读者群和粉丝团：“如果你处于半警觉状态，你就能在华尔街发觉前，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甚至在自己购物的时候选择可以投机的股票。”只要努力关注趋势和金融产品的趋势，就能找到难得的投资机会。有了这种观点的支持，投资者开始自主玩起了投资的游戏。这一次出现的大众股市投资热潮为各类基金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基金公司的明星经理人加紧了对公众的游说。

林奇“购买知名公司的股票”和“长远考虑”的思想，常被滥用或者误解为“买品牌股就能行得通”，或者“别抛股票”。随着技术行业的兴起，让一些以前不知名的公司迅速崛起，而自营交易者开始慢慢地从投资者手中抢占市场。林奇的箴言也逐渐被戏称为奇怪或者过时的想法。可是林奇作为麦哲伦基金管理人依然是共同基金历史上最闪亮的风云人物，人们对他观点的误解未免有些可惜。在《聪明的投资者》（Intelligent Investor）修订版中，杰森·茨威格（Jason Zweig）告诉了世人林奇的伟大：

共同基金历史上收益率最高的20年里，年回报率高达25.8%，是由传奇人物彼得·林奇掌管的富达麦哲伦基金创下的。这一收益率保持了20年，一直到1994年12月31日为止。20年间，林奇让区区1万美元变成了98.2万美元。

虽然其他基金经理也有大获全胜的时候，但是全都不能望林奇之项背。

不幸的是，对一般投资者来说，共同基金行业不可能让他们获得林奇那样的成功。实际上，像林奇那样的基金经理，绝对是百万里挑一的，当今时代，很有可能只能在高回报率的对冲基金管理队伍中找到。基金管理人才的不足，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人们日渐觉得过去10年间里，基金的回报率基本上都低于基准回报率，让人大失所望。

像彼得·林奇那样的传奇经理在基金行业中再难找到，近来连曾经一统江湖的老资格经理也显示了宝刀已老的态势。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总收益基金，Pimco's Total Return）的经理，他常提到自己对美国国债就这么点收益率的厌恶。他这样说的逻辑无懈可击。现在他是通过卖空操作力主追踪基准的回报率，要是数年前，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现基准回报率的目标。

莱格梅森价值信托基金（Legg Mason Value Trust）的管理人比尔·米勒（Bill Miller）是历史上连续15年保持自己的基金回报高于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基准回报率的第一人。截至2005年，他的基金一路增值，喂饱了持有人。他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让莱格梅森价值信托基金的收益率超过了其他基金，连续3年与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基准利率持平。像比尔·米勒这样伟大的基金管理人，往往身上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在创下连胜纪录的同时，掌管的资金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无论基金经理做什么，总会有遭人诟病的地方。看重业绩表现的投资者会用放大镜去审核基金经理所做的每一次选股活动，这尤其容易让他们成为众矢之的。例如，米勒2011年6月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出售柯达公司股票，10年前，他曾经以每股53美元的价格大量买入柯达股票。这一事件让财经类媒体没少耻笑米勒也有失算的时候。

费尔霍姆基金（Fairholme Fund）管理的资产价值数额不菲，其创始人布鲁斯·伯克维茨（Bruce Berkowitz）也是最有才华的投资人之一。他同样也经历过成功的巅峰。费尔霍姆基金和莱格梅森价值信托基金一样，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基金，头寸数额众多，管理者也是让人崇拜的人物。伯克维茨被提名为1999~2009年期间的共同基金管理人，他的业绩几乎打败天下无敌手。投资者纷纷追随伯克维茨，费尔霍姆基金急速增值至300亿美元。不幸的是，费尔霍姆基金收益率居市场之冠的盛况不再，因为涌入的资金已经达到了最大值。如今伯克维茨身陷公共关系的纷扰之中，投资人和媒体纷纷质疑他在选股方面的策略。很多伯克维茨选择的股票，其公司的基本面分析一塌糊涂，包括花旗集团、美国银行和一家名叫圣乔的佛罗里达地产公司。他的选股策略虽然目前看来是盈利的，但是之前已经连续经历了好几个季度的新股弱势现象，股东们个个对他的选择怨气冲天，焦虑不安。与其他基金一般的业绩相比，费尔霍姆基金的净值在2011年的头10个月已经下降了27%。

不断打败市场是共同基金管理的金科玉律，但是没能击败市场却往往是投资基金的现实。阿尔弗雷德·考利斯（Alfred Cowles）就是最先关注这一矛盾的统计师。考利斯毕业于耶鲁大学，专门研究投资回报率，研究年代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他建立了考利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一家专门致力于揭穿各种基金、金融工具“打败市场”行为的研究机构。如果考利斯本人还活着，他肯定是华尔街黑名单上的头号公敌，也是波士顿金融区域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考利斯于1932年发表了《华尔街的预测者能否预测股市》（Can Stock Market Forecasts Forecast）一文，简直如重磅炸弹。他基于统计数据等证据，对股市走势预测的结果、市场时机进行研究和衡量。考利斯认为，在现实中，只有1/3的分析师能精确地选择收益率长期（至少为5年）高于市场基准回报率的股票。而对于能否打败市场这一问题的解答，文章中只用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评语：“令人怀疑。”

现代金融投资领域中，有关活跃基金相比其他管理消极的基金的劣势，没有谁比先锋的约翰·博格批判的更多。博格反对积极管理的基金行业的声音，很少在喧闹的基金营销声中被人听到。他和先锋所有的员工都希望投资者明白一个用数据说明的现实。在他1998年出版的著作《共同基金必胜法则》（Common Sense in Mutual Funds：New Imperatives for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中写道：我们知道80%的基金管理人连评判我们业绩的基准回报率——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都没有达到，更别说超过这一基准回报率。这一不堪的事实无疑是插入基金行业心脏的一把利刃。要是基金行业误导我们的本事没有那么大就好了。

虽然共同基金的吸引力在过去10年里大大减少，但是基金行业依然活力四射。低成本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s）日益成为指数投资更普及的工具，且能更灵活地利用市场有利可图的形势。如今针对目前普遍的共同基金，先锋、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和其他热衷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大型公司出台了相应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可以说这种态势已经愈加明显。虽说基金行业目前正在经历大幅度转型时期的痛苦和挣扎，但是传统基金仍然在管理资产的数额方面达到了新的顶峰，只不过步调比以前慢了些。

[1] 电影《教父》的主角。——译者注

[2]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3] 此书中文版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第12章　共同基金的个人股东

若大多数共同基金都不可能达到基金营销人员宣称的业绩，为什么大家还要不断地往里面扔钱？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根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的统计，共同基金目前占所有美国家庭金融资产的20%。美国投资公司协会报告，共同基金持有的资产数额从1989年年中的8990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年中的10.5万亿美元。持有共同基金的美国家庭数量从1989年年中的2320万上升到2010年年中的5160万。此外，该协会还声明，就2010年年中的数据来看，43.9%的美国家庭拥有共同基金，构成了9020000万共同基金的个人股东。

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典型的共同基金投资人是中年、有固定工作的已婚人士。他们的年收入为8万美元，所在的小区家庭净值为20万美元。共同基金占他们投资理财产品的一半。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退休金账户，如401（k）、个人退休金账户。401（k）或其他合格的养老金计划通常由基金主导，而持有者是公营公司雇员的情况例外。这些公司雇员持有的公司股票构成了养老金计划的大部分。统计数据表明：

●68%的共同基金持有家庭通过401（k）养老金计划持有基金，但是用退休金账户以外的销售渠道对于基金公司来说也很重要。

●72%的共同基金投资者除了养老金计划以外，还有其他类别的基金。

●58%的共同基金持有家庭是通过经纪人、理财师、保险经纪人、会计或者银行职员来购买基金的。

●36%的共同基金持有人（这一部分比例不高，是少数的投资人）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购买基金的，要么直接通过基金公司，要么通过折扣经纪账户服务购得。

从收入水平来看：

●39%的共同基金持有家庭2010年的收入水平在50000~99000美元之间。

●21%的共同基金持有家庭其他来源的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

●44%的共同基金持有家庭拥有资产超过25万美元。

也就是说，依照共同基金投资者的财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其他投资产品和服务的投资人。

可想而知，共同基金持有家庭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婴儿潮时代出生的。多年来投资基金，他们得到了比较好的服务和可观的回报，至少1982~2000年牛市突然终结这一期间，美国股市长期的繁荣为他们创造了比较好的投资条件。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员占据共同基金持有家庭成员人数的44%，比例紧跟其后的是X一代 [1] ，占24%。现在持有共同基金的一大部分投资者是在1990年之前涉足基金行业的（占38%），另外一大批持有人（约占21%）在1995~1999年的“非理性繁荣时期”首次买入基金。还有26%的基金投资者于2000年之后才进入基金市场，其中有很多人对于自己购买行为没有多少参照，因为过去10年里股票投资的道路比较迂回曲折。

而今，让基金公司大为不安的是投资行业的黄金时代即将告一段落（这对于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来说不算什么，至少他们还有球赛）。

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未来10年内将年届退休，逐步清算自己的股票基金。这一事实对行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58%的共同基金持有家庭的家长年龄在40~64岁之间。这一群人年龄的中值也日益接近64岁。过去30年里，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正是共同基金赖以生存的完美的买入持有者和民生投资者。基金公司学会了如何向他们销售基金，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吸引他们。如今，这些投资人却要离去了。

首批婴儿潮成员出生于1946年，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美国的海军和士兵欢天喜地地从战场返回家乡。到了2011年，这批人都已经65岁，即到了退休的年龄。从2011年1月起，每天都有1万个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年届65岁。婴儿潮成员陆续退休的风潮要一直持续到2030年为止，当然，如果我们人类被机器人统治的时代更早到来，那个时候也就无所谓投资了。

根据先锋集团的约翰·博格向美国众议院提供的统计数据，超过30%的60岁以上的投资者将自己401（k）养老金的80%投放在股票上，大部分都是通过共同基金实现的。基金公司指望这些资产，也不是长久之计，因为最低提款要求可以触发基金的回购，而今的股票熊市就不会有这一点顾虑。固定收益的基金持有资产的能力要比股票基金强，但是收益率较低。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流动也会给基金业诸多方面带来影响。由美国退休者协会开展的针对40%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员调查显示退休前他们会一直坚持工作，但是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有些不同。

除了最佳客户群体老龄化外，共同基金还要面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的竞争，这类产品对市场的反应更加灵敏。不管市场条件如何，这类产品增长极快，投资者愿意为这类产品埋单。随着更多证券经纪人转型，采用顾问服务模式，共同基金销售量将下降，而更多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将会被提上这些顾问日常业务的日程（下文将详细描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的增长）。

无可改变的事实是，若当前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总额没有上升，共同基金的增长空间就非常有限。人口统计学总是会对金融行业筹划最周密的计划产生有趣却不可避免的影响。这种现象没法避免，表明了基金之间将出现你死我活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导致了管理费用的降低。诸多基金公司的整合，共同基金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加快转变，这种昔日曾主宰美国人投资前景长达70年之久的金融产品将经历慢速稳固的衰落过程。

而当共同基金陨落时，共同基金的依然如火如荼的营销活动，让我难以释怀。所有营销活动都是让人钦佩的。翻开任何一份财经杂志，你会马上感觉到置身于“嘉年华”的娱乐场里。有击剑派对、杂耍，还有身强力壮的人为了取悦观众，做出举重的滑稽动作。这里有珍禽异兽，还有各种各样在赛场前发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挑战宣言。

再看看这些基金的名称，“机会”“发现”和“努力”等。这是给基金起名字还是给宇宙飞船命名呢？“我们的使命是为了向投资者提供……”都用“使命”一词了。我喜欢使命！共同基金的名称太多了，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所以我在这里列出了一张表，如表12-1所示，好让读者自行判断这些基金的名称和意义。

现在大家可能在自言自语。“但是乔希，你不是之前说过，你常用某些共同基金帮助客户投资的吗？”对的，我的确这样说过。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本书不是投资指南。这里我有必要说明一下。

有一些基金模式和策略，我希望客户们采用，但以我的表达能力和知识水准，却不能解释得够清楚。作为一家规模较大公司的投资顾问代表，我有能力为客户购买I类共同基金，这一类基金管理费用最低，且不收取任何经纪费用或者佣金。有些情况下，我完全可以引入外部独立管理的账户，但是这一类外部独立管理的账户费用却和资产管理的起步价差不了多少。另外，我已经和诸多家在各类市场的表现均不错的共同基金公司合作，所以只要费用和他们提供的管理方案匹配，我又何苦横在客户和基金之间，阻碍客户的发财之道呢？

我常用的基金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基金类型，涉及的资产类型众多。我的客户不希望我为他们选择亚洲地区的可转换债券，他们也不会对巴西雷亚尔和瑞士法郎之间的外汇操作感兴趣。如果我能够引入行业强大的基金管理团队，并能请他们代表我所服务客户的利益，这对各方都是共赢的安排。

但是，这一类的基金却很少见。在我看来，对绝大多数共同基金来说，能够续存下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目前，有很多共同基金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很多基金经理每一年连最起码的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基准回报率都达不到。我敢保证的是，那些不计其数的产业部门基金的表现不会比基金的基准表现更好。现实中，大多数投资人都不愿接触某个特殊行业的基金，而那些真正愿意投身某个产业投资基金的人，倒不如直接购买更加消极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你如果想要投资黄金矿业基金，就可以直接购买黄金矿商指数。凭我的经验，大多数产业投资基金管理者的业绩能达到行业的基准回报率也算十分幸运了。

有部分产业投资基金的选股比较重要，如生物技术行业。生物技术股票代表了终极的冒险投资——要么是赚个饱，要么赔个光。你可能认为找个整天阅读医学杂志，和医生沟通、了解医学的基金经理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不管这个基金经理的投资技巧和专业知识涉猎如何，拥有近百种不同生物技术股票的基金是不会让你有机会选到行业的龙头股的。你的回报总体上会受到稀释，最多只能达到平均水平。

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一笔交易，针对某个产业投资基金做空或者做多操作，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应该是更有效的选择，而不是基金管理的产业共同基金。我认为这些基金在未来数年里都会逐渐消失。

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专门挑选产业投资基金没有多少投资价值。多数积极管理的国外股票基金也一样没有多少回报率。不要以为某个基金公司在外国有分析师或者办事处，就能让他们在这个国家的股票基金管理上更有优势，长期来看肯定是没有的。如果你希望投资海外股市，请购买低成本的国别基金，或者那些消极的加权指数基金。

每当涉及国外股票基金的时候，我都会寻找平均加权的期权（而不是按照大盘加权的期权）。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最终只有两三种大市值股票控制着平均值。解释这一问题最好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投资者最常用的投资工具不是基金，而是国别I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票面标记为EWZ。这种指数基金的问题在于多数持有的头寸都由国家最大的商品出口商掌控，如国有石油公司和矿产巨头。这样一来，你持有的指数基金极容易受铁矿石和石油价格而不是巴西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我没有投资EWZ，选择了更趋于平均分配的中小型企业的指数基金BRF，该指数基金能更好地体现新兴的巴西中产阶级投资者的情况。至于积极管理的基金表现如何，我没有必要研究。如果我想投资巴西的基金，我就会购买巴西I类开放型指数基金，而不是代表几种巴西公司股票的基金。

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同并采用了我的思维方式后，共同基金公司就会逐渐停止推出积极管理的基金，积极关注市场分析和量化进行股票分类的方式。这表明市场上共同基金的种类总体减少，出现更多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投资成本下降，因为很多投资公司的利润下降，甚至生存面临问题。但是投资者及其顾问的选择会更有目的性、专业化细分更强。我们将在下一章描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1] X一代是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译者注

第13章　70年一遇的伟大金融革新

2002年冬天。我坐在一间空荡荡的经纪公司交易所里，整个大厅没有多少人。过去一年里，投资者从股票基金中抽回了270亿美元。美国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包括互联网泡沫、“9·11”事件以及安然和世通等公司耸人听闻的会计危机，让本不景气的经纪行业雪上加霜。这个行业里，有半数人已经转行。他们有的出去卖保险或者抵押贷款或者其他任何比证券更好卖的产品。连过去那些被人看好的股票，如思科、朗讯科技、太阳微系统、奔迈（Palm）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等，都让投资大众伤透了心。美国人现在对股市十分厌恶。再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能够扭转大家对股票投资的看法了。

美联储几度降息，利率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已经影响了地产行业。我们在股市一败涂地，没有人会在乎我们此刻的想法，事实如此！

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海军蓝色开领短袖衬衫、头戴一顶棒球帽的男子走进了这幢萧条的交易所里。他的帽子和衬衣是配套的，都有蜘蛛图案。他抱了一盒销售材料。经纪公司的合伙人很不情愿给他这次机会，让他来公司一趟给我们士气低落的销售团队做一次有关创新产品的宣讲。据说这些产品可能会改变我们的未来。

“下午好，先生们！”这位男子开口说。其他经纪人几乎没有抬头看他。“我来自美国证券交易所，今天我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为客户资金寻找全新的投资方式这一话题。这种投资方式比你们目前手头在做的所有金融产品的价格更低廉，效率更高。”

“佣金多少？如果没有5%，我想你肯定走错地方了。”一个一听就是来自布鲁克林的人说道。

这个声称来自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人没有理会刚才那个戴着古驰领带发问的人，继续说道：“你们有谁熟悉SPDR，即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ETF？，它可以像股票那样交易。”

话音刚落，几个人举起了手。有个人坐在房间后面，打了个嗝。偶尔还能听得到交易所里有人手指敲击键盘的声音，表明他们对此漠不关心，还要在网上冲浪。

“如果我告诉大家，美国证券交易所打算交易十几种SPDR，允许你们在一笔交易中销售整个指数基金和特定产业投资基金，大家有什么看法？”

键盘的敲击声停止了，有几个人从办公桌前抬起头来。

“只需要单张交易指令，你可以对整个石油或者天然气行业进行做多或者做空交易，不像原来只能对某一种股票操作。我跟大家说这些，你们有兴趣听吗？无须指数期货或者需要植入你客户资金的某一种指数的共同基金，我就能有办法购买整个纳斯达克100指数，大家觉得如何？”

现在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听他讲了。能够自由进出指数，无须将客户的钱投入某个共同基金，这意味着我们能够从交易活跃的账户赚取很多佣金，这意味着可以在无须承受单个股票风险的前提下，为客户建立头寸。这个美国证交所的人看起来不起眼，但是他刚才的那番话，就好比把一辆法拉利跑车开到了我们面前，有人真准备把钥匙交给我们。

“帮自己一个忙，好好看看这上面列出来的目前正在交易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除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ETF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种类。我敢跟大家说，这就是未来的发展趋势。这里有一些美国证券交易所SPDR的棒球帽赠品，希望大家喜欢。各位晚安！”

这件事情过去已经有10年了，那个美国证券交易所的男职员没有开玩笑。幸好当时我们不过是管中窥豹，这种新型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s）将会改变金融投资的一切，让自主投资者欣喜若狂，成为专业人士的首选。很快，它们就将取代自以为天下第一的共同基金，成为投资领域的新宠；很快就会改变资本市场的结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将掀起一场自1924年出现开放型共同基金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变革。

从结构层面来讲，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看起来是封闭式基金，因为它是在交易所内全天随时交易的。但是和封闭式基金不同，封闭式基金是在特定的时间按照折扣或者溢价交易，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交易价格与实际的基金份额净值一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目标是与一揽子证券或者指数的走势一致，尽量没有跟踪误差。通过建立/回购机制，可以实现这一点。至于建立和回购机制的细节，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大部分普通指数和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都非常有效率。

由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价格应该能够精确地反映净资产价值，因此该基金更接近于共同基金。不过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全天流动，可以在毫无罚金的前提下像股票一样随时在交易所内交易，而无任何后果；相反，共同基金投资人必须得等到闭市后，才能下达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交易命令。共同基金可以收取各种与销售有关的后门费用，具体数额要依据你拥有股份的类型及你持有基金的时间长度。结果表明，投资者可以更敏锐、更灵活地投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说到成本优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远远优于其他投资公司。它比共同基金的费率低很多，因为无须投资现金，无须为现金回购的时候出资，或者为了回购而显示现金的储备情况，也无须支付巨额经纪费用。但是共同基金一般要收取1%~3%的费用，大多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费用只有0.1%~1%。一般来讲，有人觉得1%的费用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考虑到长期情况，会对投资组合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政府审计局针对2009年的401（k）养老金计划的研究就表明，每年多支付1%的年费，相当于在20年内会减少16%的累积退休储蓄账户额，如果再加上经纪人出售的共同基金的佣金，成本差别就更加明显。正如沃伦·巴菲特和其他市场专家告诫我们的那样，长期来看，高昂的费用永远是影响投资表现的罪魁祸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就是为解决这一问题量身定制的工具。

尽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有非常明显的结构和成本优势，它却并不是像第一眼看到的那样可爱。事实上，该产品在一开始就经历了早期的动荡，差点儿被扼杀在摇篮里。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故事要追溯到1989年，当时在美国和费城证券交易所首次推出指数参与股（index participation share, IPS）。该产品本来是作为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代用品，但是它有严重的结构错误，最终被勒令停用。加里·加斯蒂诺（Gary Gastineau）在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手册》（The Exchange-Traded Funds Manual）中指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成功地宣告了这种指数参与股本质上是一种期货产品，因此需要在期货交易所里交易，而美国证券交易所不是期货交易所。加里·加斯蒂诺认为由投资组合保险公司LOR公司（Leland, O'Brien, Rubinstein Associates）本想推出的超级大额股份产品（supershares product），由于其莫可名状的结构、高昂的成本以及1987年股市崩盘后不稳定的环境，该产品最终没有取得进展。1993年，美国证交所的执行官们终于找到了窍门，推出了SPDR基金，以低成本、高效率追踪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相比20世纪70年代由先锋的约翰·博格推出的传统指数基金有了很大的进步。1993年1月，内森·莫斯特（Nathan Most）和史蒂芬·布鲁姆（Steven Bloom）推出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ETF。这一基金也成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鼻祖。1995年5月相继出现了多种中型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ETF。

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 Bank）的全球投资者单位于1996年开始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运作，推出了17种基金，主要追踪摩根士丹利国家指数市场。投资者第一次可以在国外市场自由交易，操作简单，只要轻轻点击即可。这虽然在现在看起来非常自然，但是在当时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巴克莱银行推出的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就是著名的I股系列，在当今世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家族中阵容最大。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共同基金的先驱道富银行（State Street）为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9个行业门类引入了行业ETF。之后，市场上陆续出现了追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DIA，人称钻石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另外3Q纳斯达克指数基金（QQQ Nasdaq Index Fund）也面世了，人们称之为“立方”（cubes）基金。

按道理说，先锋投资管理公司应该是最早推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公司，尤其是考虑到其超低的成本结构、被动管理的特点和透明性。但是先锋投资管理公司是在博格退休后，即2005年才开始涉及这类指数基金。博格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反对观点，成了他传奇一生的遗憾。虽然博格最终改口承认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作用，但是这个时候巴克莱银行的I类股产品早已坐稳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资产管理冠军的宝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行业在过去10年里的增长，可谓自战争债券创造了华尔街主要关系网之后的又一大空前绝后的盛事。根据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2011年4月的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第3季度末，全球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行业管理的资产已达1.2万亿美元，85%的普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参照股权指数，这相当于全球5%的共同基金资产，全球股票市值的2%。过去10年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行业的平均增长率为40%。这一增长速度让全球的共同基金和股票市场的增长（约5%）相形见绌。多数普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在美国或者欧洲证券交易所上市，但它们却涉及更加多样化的市场（如全世界2/3的大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追踪现有的市场指数）。

最近的统计表明，美国有916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最原始的SPDR基金依然是重量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管理的资产数额高达890亿美元。根据有关统计表明，SPDR基金拥有整个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市场7.5%的资产。紧跟SPDR基金之后的是它的表亲GLD——SPDR黄金ETF，管理资产额为580亿美元。排名第3的是先锋投资管理公司新兴市场ETF，管理资产额达470亿美元。类似于这些产品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每天交易千万股份，获得几十亿美元的净利润。可以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金融市场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些产品从替代性的金融工具演变成了广为自主投资者和专业基金管理人承认的主流产品，打破了一项又一项的盈利纪录。

第14章　万能药

“喂？”

“您好，请问乔舒亚·布朗先生在吗？”

“我就是。请问哪位？”

“乔希，您好！我是基思 [1] ，我在专业股份公司的销售和营销部门工作。我打电话是想跟您谈谈您在文章中对我们产品描述的情况。”

“基思，我不写文章。我倒有个博客，我会撰写博文或者发发帖子。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是的，您的帖子。您之前说我们的挂牌基金有毒，且专业股份2倍放空金融股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专门为瘾君子’设计的基金。乔希，您可不能说我们的SKF基金是毒品。”

“我听到你刚才说的话了。不过SKF基金的确是瘾君子的基金，专门为瘾君子量身定做，也只有瘾君子会去交易。兄弟，你们建立的杠杆基金，让人承担比银行股票下跌高一倍的风险。你们在现代历史上最严峻的银行业危机时刻推出这一基金。我们还是现实点，哥们！要敢做敢当啊！”

“我觉得网上散布了很多不利信息，对于我们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运作原理、能不能行得通等方面的报道有失实之处。按照日中交易来看，几乎没有任何跟踪的误差。在您的博客中网友吐槽的现象，几乎只发生在长线交易的时候。”

“好的，基思。你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杠杆基金只适合这种人：他们希望交易波动不定，且波动幅度一定是指数日中交易波动幅度的两倍，对吗？”

“对的，乔希。我们的基金在日中交易，甚至更短时间的交易里更加有效。”

“那不就结了，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你们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就只适合瘾君子。我们现在忙于应付打破纪录的波动性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需要SKF和QID或者波动性幅度更大的基金。你说这么高风险他们都愿意尝试，这跟他们吸毒有什么区别？所以，基思，我就是要在博客里讲真话。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电话挂断的声音）

有时候，我都觉得市场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数量比天上的星星都多。据估计，全球市场中有1335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分别由50多家公司发售。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刮起的金融变革之风中，我们现在还处于“淘金热”时期。2011年上半年，推出了156种新型基金。

只要能推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公司，就纷纷出台自己的ETF，囊括了所有的指数、行业指数、资产类型、投资风格和投资类别。因此，投资者的选择很多。如果某小型鞋子零售商CEO的生日是4月，你想投资其中，说不定还真有针对这一项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除了有无数种可选的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外，还有无数固定收益的产品。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在2010年管理1300多亿美元资产，为投资者提供了诸如开放式债券基金一样多样化细分的指数基金，包括公司债券、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新兴市场债券、政府债券，甚至可以对政府债券做空的基金，等等。当投资者继续凭借2009~2011年期间的超低费率努力获得高回报时，无数资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被投放到了这些固定收益的产品上。根据道富环球投资2010年8月的研究报告，我们知道：

固定收益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资产于2009年增长了78%。这种增长依然是2010年上半年的关键趋势。2010年6月30日前的半年里，固定收益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资产增长了212亿美元，增幅达21%，而投资者可用的债券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数量增加到了105种。这一增长表明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行业的快速变化。2006年，6种固定收益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代表了市场大约200亿美元的资产。2010年上半年，60%具备高净现金流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都是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没有什么能比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繁荣更能说明“创立基金、吸引投资者”这一理念的先进性了。各种产品，甚至新指数分类，都是在指数基金公司的想象、创新、创造、营销活动中很快为投资者所采纳。

很多固定收益的专业人员已经公然抨击了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名不副实的内情。创造、管理债券指数基金的最大障碍在于众多构成指数名目不清的债券发行供应量有限，因而指数基金根本不可能购买这类债券。有一些走在前列的公司已经找到了钻空子的方法——用债券指数实际持有的10%债券来建立自己的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这样一来，指数基金只能部分反映指数的情况，在交易中具备一定的可靠性。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担心依然存在。

关于指数基金能否在信用风险方面反映指数的实际情况，人们也有很多疑虑。多数主流债券指数是按照市值加权的，这意味着公司发行的债券越多，该公司债券在指数中的表现越明显。这种现象非常可怕，尤其是基于这种模式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若持有大量由负债累累的公司发行的债券时，就可能出现非常可怕的后果。基本面加权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着力解决这一问题。该指数基金主要根据债券的信誉和不同的债务服务覆盖的范围及特征来选择持有的债券。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一桩有关美国市政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事情，该基金的投资者遍布全国。当看跌的分析师梅瑞狄斯·惠特尼无端声称美国50大城市将会在未来一年里拖欠债务时，该基金的价格大跌。到现在来看，还没有发现哪个城市出现拖欠债务的情况。由于市政债券基金的专业人员明白市政债券市场的微妙和分化程度，当媒体大肆渲染市政债券基金的无望前景时，很少有人退缩。投资者成群结队地竞相抛售债券基金，这自然引起了零售市场的恐慌。由于很多市政债券都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与普通的股票不同），市场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突然出现的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大范围脱手行为产生的抛售现象。当民众的恐慌平息下来以后，指数基金很快恢复，平稳运行。这表明我们目前依然处在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早期发展阶段。这种指数基金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除了股票和债券产品外，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革命引起了很多新的投资类型。近来，反映多种对冲基金形式的积极管理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大幅度兴起，包括对冲交易、转换或者合并套利、不良对冲基金、全球宏观对冲基金和基于事件的对冲基金等。这些对冲基金类别，尚未经过测试确定其效力。若它们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并能反映对冲基金指数的回报率，就可以推出行之有效的营销手段面向投资大众进行宣传。

还有一种变异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叫智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它以智慧树系列产品（Wisdom Tree）为代表，主要追踪收益加权或者平均加权的指数，并不追踪按照传统的市值加权的指数。

投资者现在还可以使用追踪商品的交易所交易债券。使用这些产品可以做空铜，或者做多猪肚和黄豆一类的商品，不用照传统在令人生畏的期货市场行情进行交易。有关交易所交易的债券，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购买这种债券时，并不是指实际持有对应的权益工具，而是持有债务工具（因此这里用了“债券”一词）。这意味着你的投资部分依赖于为你购买基金的特定商品期货指数。此外，你的投资还依赖于产品发售人的清偿能力。例如，很多商品交易所交易的债券是由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或者瑞银集团（UBS）发行的，要依靠这些公司投资产品的商品期货的能力，并将这些收益传递给持有人。除了基于商品期货的产品，还出现了一群货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那些讨厌美元可能不断缩水的风险或者打算对动荡的全球经济发展后果进行投机的人提供了投资机会。

我们是不是为过多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所累？博客的一位访客给我发来了有关全球×渔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情况。该基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全球×渔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是与在除去各种费率后，价格和收益呈正比的Solactive全球渔业指数对应的基金投资工具。Solactive全球渔业指数旨在反映渔业的表现。该基金由选定的多家从事商业捕鱼、养鱼、渔业加工或者鱼类产品营销和销售的全球性公司股票构成。

我给他回复的电子邮件内容如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万能药。”他回答道。这个词我可以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当下的地位进行总结。如今我们无疑是过于热衷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了。最新的统计表明市场上有50多个不同基金的发行人。会议室里围坐着很多人，都在苦思冥想接下来他们会卖给我们什么好东西。很多这种类型的创意产品完全是基于销售人员的一面之词。没有人说过：“你知道我的投资组合缺了什么？我不太懂水产业的情况。”没有人会在大半夜醒过来，担心自己是否能够揣摩铍的价格或者巴西医院的地产等。

只要投资人用钱不断买入这类产品，基金公司就会大大放心，反正能赚到钱。为什么？基金公司按照旗下管理的资产价值收取费用。只要指数基金产品挨过前3年，写下最重要的3年增值记录，盈利就是迟早的事情，这可不是什么开火箭上天或者开刀做手术的高难度事情。

[1] 他的名字可能是基思或者是凯文，我记不清了，但是这通电话是2009年夏天我接到的。

第三部分　兜售华尔街

我不知道2000年我们会卖什么，但不管我们卖什么，都要卖得多才行。

——麦当劳快餐集团的创始人雷·克罗克

证券经纪人侍奉客户的方式，与邦尼和克莱德 [1] 抢劫银行的方法一样。

——威廉·伯恩斯坦

这是专有的策略，我现在不能跟你细说。

——伯纳德·麦道夫，《巴伦周刊》

2001年5月7日

第15章　形象

放眼望去，华尔街上所有公司营销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广告的色彩、主题和证券的形象都是一样的。有时候绿色和棕色代表了富裕和朴实，可以带领养家糊口的男性回到青年时代，回顾他们青春的森林和溪流；红色、白色和蓝色可以召唤爱国情怀和自由；白色的背景代表了单纯；黄色和银色让你意识到，在金融服务宣传册子的内部埋藏着巨大的宝藏和重要的知识财富。[此书分 享微 信wsyy5437]

金融广告的图解永远不会改变。在浩瀚的金融之海中，大型的木质船在深不可测的洋面和变幻莫测的潮汐中前进。这里的消息不会有错：我们都曾经历过暴风雨，要向远方航行。那儿有无数神奇的山峦，白雪皑皑的高峰，等待勇者智者攀登。我们就是向导！像西藏的夏尔巴人一样，我们知道高原的地貌，曾勇闯顶峰，让我们来带领你前行。

请看！在太平洋阳光斑驳的洋面上，鲸的尾巴从水中翘起，这就是宣传册封面的样子。鲸象征强大的力量和磅礴的气势，但是这种动物对待幼鲸却非常温柔，呵护备至。鲸无疑是博大和爱心完美的象征。我们就是巨大金融超市有限公司（Enormous Financial Supermarket Inc.），在美国有3000个办事处，拥有员工10万名。让我们来照顾你，就像鲸照顾他们可爱的鲸宝宝一样。

请看！狮子来了。王者风范！投资丛林的霸主！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在广阔的市场平原上，无限的生机正被孕育着。富豪贵气、来势凶猛，绝对不是吃素的。雄狮的气度尽显其中！你几乎不会在广告中看到任何母狮子的身影（因为母狮在捕获猎物）。

给金融公司打广告用的证券形象代言人，大家肯定都不会陌生，他们和其他用相框装点起来的照片没什么两样。蔚蓝的湖面背景上漂着一只白色的游艇，一位老人推着秋千，坐在上面的孩子一脸幸福。这种情景，其乐融融。

年届古稀之年时，打打高尔夫球，驾着游艇出海，或者去远足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一旦你把资产交给美国第一信托金融（First America Trust Financial）管理，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吃廉价的中国菜，出门也无须坐长途汽车了。这就是你的未来，鹤发童颜，笑容可掬。随意放下网球拍，拿起酷酷的花雨伞牌高尔夫球杆。你肯定很心动了吧？如果你的资产管理安排妥当，你就能过上上等人的生活。

我想当你儿孙满堂的时候，你肯定也希望自己能穿着白色的网球衣，闲着无事的时候，能陪着你的孙儿荡秋千，周围是一片绿色的草坪。或者你下班开着一辆炫目的名车回家，下车后随意靠在车身上，尽享名流生活的气派。我们人生奋斗的目标不过如此，对吗？请拿起电话，赶紧拨通800免费热线，咨询你的金融理财顾问，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中！

多年前在美国消费者和商业频道上多次播放一则商业广告，这个广告肯定在其他频道上也多次播出。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一个脸颊圆鼓鼓、和颜悦色的男子在婚礼中向新人致辞。他心情激动，泪光闪闪。观众猜测他很有可能是新娘的爸爸。结果他却语出惊人：“作为理财顾问，我的讲话完毕，现在有请新娘的父亲说话。”此刻电视屏幕上跳出了摩根士丹利的标识。千万个坐在电视机跟前看到这个广告的人，肯定都吐了。我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朋友，即使参加客户女儿的婚礼，他们也肯定是躲在宴会厅洗手间久久不肯出来的，绝不会在那里很煽情地致祝酒词。这则广告的画面的确很温馨。瞧瞧我们的经纪人多么关心客户！省省吧，大家都知道这看起来有多假！

这种老套的营销手段在社会媒体领域中的应用非常有趣。本来一切的互动关系应该是即兴、双向、不带一点儿矫揉造作的痕迹的。没有人会关注社交网上虚假、无情的公司广告。近来有一些经纪公司宣布自己的大型项目开始实施社交网站LinkedIn和推特（Twitter）等网络社交工具。“太棒了！”推崇互联网的人肯定会发出这样的赞叹：长久以来，由于缺乏某些大型公司齐心协力的营销活动，利用社会媒体为金融工具做广告、开展营销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已经厌倦了等待，我们要获得大型联网证券经纪公司的实时信息。摩根士丹利17000名经纪人代表中，有600名使用推特，上面有很多有关公司业务的评论。换言之，摩根士丹利允许自己的经纪人传播有关公司的研究和产品的最新信息。这些信息经过了监察部门、销售人员、数字媒体、公共关系部门以及所有其他与信息传播链条相关人员的审查。我迫不及待地要看“摩根士丹利真不错！”这样的消息满网络传播的盛况。

这些大型经纪公司的努力，也表现出这种倾向：如果经纪公司对媒体的选择有自己的偏好，其实社会媒体的作用以及利用媒体产生的互动收效甚微。华尔街的很多公司其实不希望社会媒体存在，就像当初它们一开始利用媒体也不过是在投资大众面前惺惺作态一样。只可惜媒体不会自动消失，员工也希望自己能在网上有着平等的待遇及言论自由。因此公司就不得不对社会舆论做出正确回应，并想方设法地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不仅要牵涉到公司操作是否合规的问题，偶尔也得承受员工说错话让公司蒙羞的危险。因此，公司对于是否使用媒体社交工具犹犹豫豫，这并不奇怪。

不过这也没关系，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才资本退潮之势。不断进步的思潮涌向大街，势力强大的外来者也不断影响着华尔街营销的传统模式。社会媒介不过是另外一股不断干扰巨型经纪公司继续膨胀的分裂势力。有了社会媒介，才有了让上万个更小的竞争者创立自己品牌的机会，从而蚕食那些曾经统治金融行业许久的巨头。这同样给夜郎自大的经纪人提供了铁证，警示他们除了传统的高尔夫球锦标赛赞助和诙谐的婚礼广告等老套的营销方式外，还有其他广告的方式。

嘲笑华尔街各大公司宣传册和商业广告中出现的雄狮、鲸、木船、落后的社交伎俩、滑稽的婚礼画面是一回事，我们必须得承认利用这些手段管理着几十万亿资产的公司证明了营销手段的成功。广告的图解不会改变。因为过去曾经有效，现在它们还是有效的，至于将来它们能不能继续保持自己的魅力，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1] 电影《雌雄大盗》的男女主角。——译者注

第16章　卖方的神话

2007年6月12日上午。我和我的业务合伙人保罗坐在纽约城时代广场的纳斯达克交易市场所在地。两人在这里喝着果汁冰沙，等着节庆活动的开始。我们来这里是参加首届酱爆果汁分析师和投资日报告年会。通过特殊目的并购开展借壳上市以来，酱爆果汁打算借此请其高层管理制定公司的战略目标。

保罗和我之间还坐着很多我们公司的其他经纪人。我们为客户和自己做空了500万美元的股票。我的个人账户和管理的个人退休金账户满是酱爆果汁的股票，甚至你都可以用吸管来吸我们的酱爆果汁账户了。针对一个具备大幅度发展潜力又是我所钟爱的产品，交易其对应的股票本身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很卖力地买入纽约城19家酱爆果汁店，我一有空就会去走走。这个夏天，排在酱爆果汁门店外面的队伍可以从联合广场一路延伸到上东城。一天早晨，酱爆果汁的股票交易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每股价格约为11美元。之前我们的买入价是7美元。有很多中端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也购买了这种股票，大多数的预期目标是高位十几元。我们就要发大财了。

纳斯达克交易所的报告厅里挤满了对冲基金管理人、股票持有人、记者、餐饮业人士，当然还有经纪公司经纪公司的分析师。之前曾任汉堡王公司执行总裁的酱爆果汁公司新任CEO保罗·克莱顿（Paul Clayton）做开场发言。他的讲话太差强人意了，个性随意，演讲随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问题是作为酱爆果汁公司的代言人，他应该为公众展示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品牌理念，而不仅仅是推进沙冰业务这么简单。他秃顶，大腹便便，说话断断续续，我都恨不得替他把话说完。我的朋友保罗转过头来对我使眼色，一副“这算什么演讲”的表情，我对他笑了笑，说：“别紧张，负责产品开发的副总马上就会来救场的。好戏在后头！”我和保罗早上刚来的时候是希望今天的报告会能吸引更多的诸如美林证券经纪公司这样的巨头，它们若对酱爆的股票看涨，自然就会拉动股价上升。但是经克莱顿这么一折腾，我们担心连一开始准备买入的人都要改变主意了。

公司的首席财务官作报告后，酱爆果汁公司董事长史蒂夫·伯拉德（Steve Berrard）做精彩点评。趁着点评的机会，我和保罗抽空出来休息。我俩走到窗边，看着纳斯达克总部中心高达5层楼的电子屏幕上显示股票价格：酱爆果汁的股票现在的成交价是10美元，比开盘的时候跌了8%。保罗说他此刻就想去抽11根烟，然后出去拦一辆穿越全城的公车走人。我劝他暂时忍一忍，看看报告会的提问环节再说。

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一个拿着麦克风的姑娘告诉我们，如果有问题就可以举手提问。就在这一刻我恍然大悟，我终于明白（虽然当时我的脑袋沉沉的），相信华尔街的研究报告绝对不会照亮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也不会为客户创造利益。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个大笑话，我于不经意间已经当了华尔街的棋子，每次交易都在无形中帮助公司推崇的产品销售做宣传。

罗奇代尔证券公司（Rockdale Securities）的职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当时他们对酱爆果汁公司股票的预测价格目标最高——每股18美元，我记不清楚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问题大致是这样的：“为什么酱爆果汁的股票前景如此之好？”如果我没记错，他这样说的时候，场上还响起了一小阵掌声。这肯定是在场看涨者的呼声。接下来的问题与新的沙冰口味有关，有些人甚至问新型松饼何时推出。这种废话前前后后大概又耗掉了一个小时。与此同时，股价继续下跌。当我偷眼看了看邻座蓝莓手机的股价时，酱爆果汁股票的成交价已经不足10美元。保罗的脸都发青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大笨蛋。

这个时候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一个姑娘——可以说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女子站起来，提问前先做了自我介绍。她一头金发，充满自信，身边的路易威登包很衬她。在一屋子面无表情的投行中年男职员中，她格外显眼。她名叫妮科尔·米勒·里根，是美国投资银行派杰公司（Piper Jaffray）的分析师。当她开口说话时，全场人员都倾耳聆听。她不仅容貌出众，声音更好听。温柔的声音里充满了权威的严肃感。我们很快就听得入了神，有些人可能早已走神想入非非了。妮科尔向酱爆果汁公司管理层提出的问题非常给力，提供了无限支持。妮科尔还说，她非常期待对该公司的股票进行评级。

根据数据供应商StarMine的评级，妮科尔入行一年，因2005年针对餐饮行业的择股业绩，被评为第一选股者。因为妮科尔凭她以往的成绩，加上派杰公司在股票评级领域当之无愧的首席地位，她的买入建议至关重要。当天听完汇报后，我们回到办公室，强打着精神，尽量不去回想当天酱爆果汁公司管理人员无精打采的样子和股票有气无力的表现。毕竟要是妮科尔都觉得这只股票很有希望，其他人怎么会不同意这一观点呢？

酱爆果汁公司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每况愈下，不知道伤了多少投资人的心。那年下半年，农作物歉收，没有充足的橙子货源。全美蜂蜜短缺（真是祸不单行），威胁到了整个果汁生产供应链。尔后在公司的仓库里出现了丙型肝炎病毒，导致了公司不得不召回大量的产品，有几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消费者饮用了果品后，甚至感染了肝炎，最后住院治疗才算好。克莱顿很快被迫辞职，就像那天在纳斯达克给我们做过汇报的绝大多数公司管理人一样难逃此劫。几乎公司所有的对冲基金股东，包括保罗·都铎·琼斯，都在尽快出手手头上的股份，市场上数百万酱爆果汁公司的股票被无情抛售，更是雪上加霜。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止赎，众多居民失业，让这个地区的经济跌入谷底。而酱爆果汁公司有半数的店面都在加利福尼亚州。之后建立自有商店的不明智战略让公司几乎破产，很多门店不得不以最快的速度转手。

酱爆果汁公司的股票成交价从11美元最终跌到了0.50美元，但是派杰公司却自始至终强烈建议股民购买此股票。后来，派杰公司对该股的买入评级一路下滑，而里根对该股的评论也越来越没有意义。从派杰公司的官方网站来看，妮科尔·米勒·里根目前已经是该公司的总经理和高级研究分析师。我不知道她这几年都是如何向客户提供选股建议的，不过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是她让我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经纪公司分析师的话。

妮科尔，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首先要恭喜你晋升了。另外还要向你表达我诚挚的谢意，是你拯救了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

华尔街有很多可有可无的附属机构，就像人体中某些不能再起作用的器官，但是各大证券经纪公司的卖方研究部门 [1] 却还是神采飞扬。

我们的阑尾和扁桃体若造反的话，它们就成了必须要去除的器官；而经纪公司的研究部门就更像是我们已经退化了的尾骨，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这些人体器官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此类似，经纪公司的分析师几乎是人人厌恶的角色，不仅投资大众不喜欢，连经纪公司也对他们没什么好感。之所以经纪公司还雇用分析师，主要是因为研究可以增强经纪公司的知名度，因为分析师分析评价股票，已经成了提高经纪公司各类业务品牌意识宣传的重要手段。

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失望，让买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专业经纪公司或者公司内部的研究部门，从而放弃了华尔街大投资银行实力集团经纪商分析师的研究。

对外行来说，投资管理行业可以分为两个分支：买方和卖方。买方由管理资金的公司构成，管理对象包括养老金、共同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和对冲基金等。买方分析师就是这些公司雇用的研究人员，主要开展内部研究和投资分析。卖方由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构成，主要向买方提供购买建议，当买方下单购买时，卖方就获得了对应金额的佣金。

根据劳动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的统计，2008年有250600名专职的金融分析师，其中有很多人就职于纽约的金融机构。我敢保证的是：你在扬基体育馆前吃热狗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把芥末洒在某个金融分析师身上。劳动统计局的报告还指出：“47%的金融分析师在金融和保险业就职，包括有价证券和商品经纪人、银行、信贷机构和保险公司。”该机构预计金融分析师行业在2008~2018年期间会再增20%。这意味着在原来300000人分析师大军的基础上将再增加50000人。我认为劳动统计局在做出这一估计的时候神志未必完全清醒，但是他们有能力做出自己想要的统计数据，不知道这是他们天赐的幸运还是这种机构的传统。也许，他们的数字就是正确的。

第11章我们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考利斯委员会，它是一家专门致力揭穿各种基金、金融工具“打败市场”行为的研究机构。根据这家机构的调查，2/3的股市预测者在考利斯研究的5年时间里没法选择具备“击败市场”实力的股票。考利斯没有150亿美元的年度广告预算，因此华尔街的研究和股票评级机制，肯定要比考利斯和他揭示的残酷现实要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考利斯，你可以解脱了。我们总是有股票可卖的，放心！

如此众多的职业股票市场预测者受雇于华尔街的各类公司，这表明营销手段赛过任何的分析技巧。还好有人经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放心：经纪公司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渠道控制，且它们对自己关注的公司已经进行了贴现现金流分析的建模工作。不过这些在市场总体的实践中，意义并不重大。我们得知分析师有地面作战部队，在华尔街上也有自己的眼线，能够及时反馈他们所观察到的现象。但是他们对股票的评级却总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为此，经纪公司分析师总是不断变换身份，从明星级的理论家，到公众眼中被人瞧不起的卑微角色等，完全没有定型的时候。

人们习惯了拿着放大镜去观看华尔街的分析师，嘲笑他们让大家做这个做那个。记者喜欢拿这种事情做报道，读者也喜闻乐见。对研究者来说，对华尔街股市进行预测几乎没有任何价值。能有这种见地，真是难能可贵。如果你在谷歌学术搜索（Google Scholar）中查找有关金融分析师研究的效用，至少能找到500篇论文。学术界似乎不忍心看经纪公司分析师死得很难看，因此，他们热衷于一有机会就会帮阵亡的经纪人收尸，给搞砸事情的经纪人擦屁股。

在卖方研究这盆大杂烩中，还有一些调味品我们没有提及。

华尔街大把大把的专业管理资产（如捐赠基金、退休基金和资金管理账户等）在实践中以血的教训告诉我们：碰到熊市，经纪公司分析师不可能帮他们脱困；在牛市里水涨船高的情况下，经纪公司分析师的评级也不会有多大用途。经过几次尴尬的交手后，买方公司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的预算花费在内部研究和分析上。对投资人来说，从高盛的经纪人那里尽早接到电话，听闻所谓的内幕消息，对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意义。

此外，对冲基金管理者可以说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虽然对冲基金管理人掌管总投资中的资金数量有限（大约1万亿美元），但他们的方法和策略却引起了华尔街买方的强烈妒忌。这里的策略包括选股策略和开展其他类新的投资战略。大多数对冲基金还会在和经纪公司交易的时候向后者支付回扣，每股大约1美分，很多同类型基金向经纪人支付的佣金通常是3~6美分。看来对冲基金对研究报告的成文意义不大，经纪公司希望竭尽全力卖掉这类基金。为什么基金公司还要为交易支付额外的执行价格呢？向券商支付的符合行业标准的佣金率反映了我们在零售经纪行业所经历的革命。要是一群分析师都不听话，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养着这批分析师又有何用呢？

互联网当然也没能让华尔街总体的态势好多少。不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对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颠覆了华尔街分析师的主导地位。随着社会媒介和博客圈的兴起，各个领域自以为是的那些专家，如金融、医疗保健、技术和能源领域的专业人士，针对市场行情做出自己的判断和估计，不会遭遇任何话语的障碍。我有个朋友，名叫利·德罗根，开了一家名为Estimate的社会金融公司。他之所以想自主创业，就是因为市场上有太多的业余分析师和非经纪公司的分析师。这部分分析师的业务应该需要机构帮忙安排，而机构也能从他们轰动的业务中大赚一笔。

由于证券评级过程中有太多猫腻的成分，投资者开始采用另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完全用不着查看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各项指标。随着市场步伐的加快，交易者找到了更加简便的方法，跳过所有费时的分析，直冲行情的核心——价格，而价格是影响他们收益的最直接因素。“只有价格才是最关键的”俨然已经成了口号，因为技术分析已经成了投机者和业余交易者的新宠。

对价格走势图的研究由来已久。早期的商品交易者在理解市场供求关系和买卖方力量的时候，就只凭价格图像的分析。在1923年出版的《股票作手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一书中提到利弗莫尔一直依靠的就是图像和价格记录交易，几乎很少有针对投机交易对象基本面分析的内容。

到了20世纪初，技术分析才真正被专业人士和业余交易者广泛接受。纵使最顽固不化的基本面分析师，他们虽深受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 [2] 学派深度价值选择影响，也开始承认价格图形能够帮助他们很好地预测买卖的时机。

技术分析在华尔街上流行和为投资大众所接受这种方法的风潮，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传统了解公司方式的摒弃。之前人们很注重公司会议内容、经常与公司高管见面，通过这种沟通方式让分析师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经纪公司进而可以获得对自己客户有价值的信息和优势。但是技术分析剥离了这层优势，完全从数学和形态识别的角度上看待价格数据。只要你学会了分析图形，就无须花钱雇用分析师，也无须跟所谓的内幕人员搞好关系套取信息。

大型的经纪公司这几年给自己的技术分析部门投入不少。诸如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路易斯·山田（Louise Yamada）和保诚集团的拉尔夫·阿卡姆波拉（Ralph Acampora）等早期的开拓者，他们甚至为技术分析这一学科从基本面分析的阵营中拉拢了更多的支持者。可惜的是，人们对于技术分析的赞誉没有得到实践活动的支持。即使是知名的经纪公司，其技术分析部门也已经废弃多年没有应用了。

现在华尔街的交易者中，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支持者基本上呈现分庭抗礼的局面。两大阵营人员的对阵，让华尔街的战场有了更加公平竞争的景象，同时淘汰了更多的华尔街技术分析出局。

各大经纪公司开展内部研究，技术分析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气，而交易佣金却一再缩水，几乎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随之经纪公司分析师发现自己危机四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研究不可能作为一种银行业务的工具。这种消息一旦散布开来，华尔街花费在分析和分析师聘用的预算就会大幅度缩减。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经纪公司的研究在民众的可信度降低到极点，且影响力也大不如从前时，经纪公司实际的作用却以很有意义的方式逐渐提升。要是大家注意到这一点就好了。

《巴伦周刊》和扎克斯研究公司（Zacks）针对各大经纪公司的焦点名单每半年进行一次调查，主要评定各公司的选股情况和市场的整体走势。在过去开展的4次调查中，这些经纪公司选择的股票总体表现优于市场的一般表现。更让人欣喜的是，在2010年12月31日前的5年时间里，这些经纪公司选择的股票平均回报率为14.89%，而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回报率为2.29%。只是现在因多种原因，遵循巴伦-扎克斯排名进行选股的个人投资者未必能获得相同的回报。在股票上市前发出的经纪人购买建议，股价一般不会以前一日的收盘价开盘，其开盘价会呈走高趋势。而在开市时购买该股的交易者已经晚了市场一步。但是华尔街的选股者群体好歹能选出些像样的股票来，总比“一千只猴在里面乱打字” [3] 强。

[1] 华尔街的卖方（sell side）：投资银行争取到企业发行股票的服务（承销）后，必须将这批股票分散卖给其他投资机构（如投资公司、避险基金、退休基金等）或投资民众，因此这个时候投资银行等同于卖方。华尔街的买方（buy side）：一家专业的投资机构，不会因为投资银行建议其参与某家公司的股票发行就随便拿钱出来。该机构自然也有专业的研究人员，这些研究员或分析师是站在买方的立场来思考是否值得投资的。——译者注

[2] 人称“华尔街教父”，生于英国，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职业投资家。他首度提出价值投资理论，其金融分析学说和思想在投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影响了三代重要的投资者。如今活跃在华尔街的数十位身家上亿的投资管理人都自称是格雷厄姆的信徒。——译者注

[3] 根据无限猴子理论，若让一只或者无数只猴子在打印机前随机按键，当按键时间达到无穷时，必然能够打出任何给定的文字。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展现了这一幕，若给猴子们无穷的时间，理论上可能完成莎士比亚巨著中的某些词句。——译者注

第17章　荐股是噱头，投行业务才是大头

华尔街的研究是否可靠，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在科技股泡沫发生后，人们对于投资分析和研究可信度的丧失，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这一现象宣告了华尔街将其选股评级兜售给“美国公司”（Corporate America）服务的终结。他们再也不可能因此换取选股、承销股票的费用，也不能赢得其他银行家们的关注了。

2000年3月，高科技的纳斯达克成交价高于5000点，很多意料之外的解释声音浮出了水面。各大经纪公司和小型的网络经纪公司的保证金借款达到了历史上的新低，所以小额的销售可能产生更多的交易量。一天，有一家名为小型战略的软件公司发布了盈利预告，5分钟之内该股票以100点出售。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告诉记者：科技股的价格，包括微软公司股票的估值完全偏高。甚至连一直看涨的高盛公司战略家艾比·约瑟夫·科恩（Abbey Joseph Cohen）也开始收线，撤出投资。

由于数千只强势的买入级股票于2000年秋在残酷的现实中崩盘，数百万曾经相信分析师研究的投资人此刻被踢出了市场，四脚朝天地摔在地上，一蹶不振，如图17-1所示。

图　17-1　纳斯达克100指数

损失的恶臭味瞬间传遍全国，没有人可以躲过这场大出血的劫难。所有人的投资组合都受到了牵连。根据《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报道，2000年3月~2002年10月这一时期的股市崩盘导致了上市公司市值5万亿美元的损失。科技股的崩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史无前例，而各大经纪公司也陷入了美国历史上最空前的“没钱就玩不起”的投资丑闻中。这一事件对各大经纪公司的打击巨大。虽然有多种因素促成了科技股的泡沫，但是投资银行里的交易员难辞其咎，自然成了公众批斗的主要对象。

这种指责现象的出现，宣告了华尔街分析和研究作为一个盈利的重要手段的终结。2003年4月28日开始实施《全球研究分析师法案》（Global Research Analyst Settlement），以解决研究和投资银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为华尔街的银行分析师钉上了棺盖。这个群体的名声已毁，难以修复。

《全球研究分析师法案》的实施说明，分析师不可能再在银行业的潜在客户面前随意发表荐股的意见。也就是说，分析和银行业的分离，使得研究分析师不再有原来的暴利可以获取。

在具体分析这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对华尔街及其形象产生的影响前，需要先看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以前的游戏规则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的银行业务部门办理首次公开募股，我们的经纪分析师会为你提供IPO开市前6个月的绩优股评级和推荐服务。”像美邦银行里负责电信股推荐业务的金牌分析师杰克·格鲁布曼（Jack Grubman）肯定会用他惯用的银行业务推销腔调向潜在的客户保证，只要公司一上市，就能获得“上好的金融管家的服务”。有时候，经纪公司分析师甚至要收取银行业务费、首次公开募股前费用（pre-IPO shares of stock）和削减承销利润。

在很多极端的情况下，银行家直接根据上市公司和委托给他们的上市业务来示意经纪公司分析师荐股。

关键的一点是，在牛市中，人们会对私下进行的肮脏交易视而不见。大家都在赚钱，谁会在乎华尔街的研究过程和结果是否受到了影响。在华尔街这个地方，对各种各样的罪恶，人们总会选择宽容或者熟视无睹的态度。只要音乐未停，人们就能自欺欺人地继续跳舞。投资者已经在这种状态下跳了20多年的舞，而经纪公司也以赢取利润的名义不断降低了研究的公正和完整性。

2000年7月在《沃顿知识在线》（Knowledge @ Wharton）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说明多项研究表明这种研究欠公允的趋势有增无减。消息一出，大家顿觉大势已去。达特茅斯大学的金融学教授肯特L.沃麦克（Kent L.Womack）提出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分析师对他们推荐股票的每一个卖出买权都有大约6个买入建议。但是到了2000年，这一比率迅速上升，每一个卖出买权对应50个买入建议。还有一项研究表明，若分析师能给经纪公司带来承销业务，其报酬要比那些没有承销业务的分析师的报酬高出1~3倍。

2001年7月，美国证交会的执行主席劳拉·昂格尔（Laura Unger）在美国众议院资本市场、保险和政府资助的企业分委员会面前证实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其实应该亲临会场，一睹她的风采，场面非常有趣。但是严肃地说，她报告中陈述的发现也太离谱了，即使不了解金融监管的人也会对其中的不道德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在一般民众的眼中，当今华尔街的行为无异于商界的欺凌弱小。

下列是昂格尔当天在美国国会报告中陈述的内容节选：

研究和投资银行之间的界限的确模糊了。据报告，在接受调查的9家经纪公司中，有7家把投资银行业务纳入分析师的分红中，且在招聘分析师的过程中考虑这一点。在这些经纪公司中，至少有1家其90%的分析师红利根据投资银行业务收入计算。

针对员工的调查发现，投资银行业务并没有对分析师进行正式的监督。然而，分析师通过向客户提供首次公开募股、兼并和收购、参与首次公开募股之前的路演，启动潜在投资银行业务客户的调查等方式推动了投资银行的业务。采访曾经担任分析师的专业人士也表明不允许分析师向投资银行客户谈论负面的观点，这已经成了业界人尽皆知的潜规则。

在接受调查的分析师中，有1/4的人拥有他们推荐股票公司的股份。研究表明，16/57接受调查的分析师对他们最近选择股票的公司进行了39次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是在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进行的。更重要的是，调查者发现其中有3位分析师实际交易的方向与他们在报告中推荐的方法相反。

该报告还发现在接受调查的97个禁售期（lock-up period） [1] 中，有26个禁售期研究分析师完全可以发布强心针式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在禁售期到期或者到期后不久重复强调买入建议。上述情况中，券商承销首次公开募股，或者经纪公司的分析师持有公司的股票。

这些发现是针对当前规模最大的9家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进行现场调查后做出的。报告内容肯定能让投资者和立法者大惊失色。人们大概知道华尔街的研究带有一定的偏见，只是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些研究结果扭曲的程度，如今他们总算知道了。

大胡子弗兰克·奎特隆（Frank Quattrone）——硅谷交易能手，曾效力于瑞士信贷，堪称这种骗术的集大成者。在互联网泡沫期间，奎特隆曾帮助网景（Netscape）和亚马逊网站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赢得业界名声。他借首次公开募股的热潮，第一年就净赚1亿美元。但是在开展“弗兰克之友”首次公募集体项目中，他在电子邮件中指示员工“及时清理那些电子邮箱”，外加一些形迹可疑的诡计，他成了监管者眼里的头号公敌。2003年，他因妨碍司法公正而被审判。整个陪审团都心神不定。庭审过后，法官定了他的罪，并判他入狱20年。这一判决最终由联邦法院的判决推翻，不过奎特隆一生不得再从事证券行业。长话短说，奎特隆将经纪公司的研究变成了贿赂的工具，明目张胆地骗了全体投资大众。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敢于和政府对抗。2006年，纽约的法官最终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控告。

奎特隆的故事警示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就相信投资银行对于股票评级的观点。

还有一件更大的丑闻，足以改变公众对华尔街股票研究的看法，这就是亨利·布罗杰特（Henry Blodget）的故事。布罗杰特是美林证券经纪公司的分析师，在深陷华尔街的金钱旋涡中，他忽然良心发现。布罗杰特曾对网络股票的随意评级提出了保留意见，并写进电子邮件发给了上级。尽管布罗杰特疑虑重重，但他依然想继续在华尔街打拼。邮件内容表明，他的良心显然斗不过他想要保住工作的欲望。谁能怪他！当时他年纪轻轻，胸怀大志，想在金融行业中平步青云。没有任何先例做参照，这让没有经验的他无法提前意识到最终的结果。

纽约州检察官艾略特·斯皮策追踪布罗杰特的电子邮件，并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抨击布罗杰特。从邮件记录中可见，布罗杰特这位脸色姜黄的互联网股票分析神童在纵容美林证券经纪公司的其他互联网分析师随便荐股。虽然当事人于2000年6月默认了此事，并承认自己对于买入持有股票的评级简直就是垃圾。此事公之于众后，舆论一片哗然。

如今华尔街的分析师都在做什么？有个例证可以说明。布罗杰特于2000年9月12日将互联网资本集团（Internet Capital Group, ICGE）股票评为美林十大技术股之一。互联网资本集团是网络公司的孵化器，专门向那些本身没有业务的网络公司分配资本。这些公司成型了以后自然对大家是美事一桩，但是要在公开市场上上市，就得筹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不过纳斯达克指数6个月前就见顶了，任何有点常识的人都会大力出售这种垃圾公司的股票。布罗杰特在将互联网资本集团选为十大技术股票一个月后，有人发邮件问及这个公司的股票如何，布罗杰特这样回复：

针对互联网资本集团的股票，我怕是没有有用的信息。本来就是个灾难，实在是没有交易的空间。

可惜对美林证券经纪公司的零售客户来说，布罗杰特的这一观点从来没有在他向客户提供的研究报告中提及。

美林证券经纪公司和其他十大投资银行都在不自觉地认定银行客户要比零售经纪客户更加有利可图。做成一笔10亿美元的网络公司首次公开募股，10%的费率就能给投资银行带来1亿美元的收入。买卖公司股票的零售经纪业务带来的收入，绝不能望其项背，盈利能力就更不用说了。从本质上来说，经纪公司花费了数百亿美元来宣传标榜自己如何可信，其实它们觉得投资人可以一边儿待着去，自己搞定就成了。当然，我可以说得更客气点，但又有何分别？这根本就是经纪公司对脆弱的投资人赤裸裸的背叛，本希望大赚一笔的投资人成了最大的受害人！

当纳斯达克指数从5100点急转直下，跌势凌厉地降到1000点左右时，还没有回过神来的投资者早就被市场干掉了。诸如电子玩具公司和宠物网站一类的公司，刚从投资大众手里筹得上百亿美元，几个月后就歇业了。经纪人不再回电话了，这些胸怀大志的新手在线交易员搭上了自己的老婆本。一切灰飞烟灭时，不由得万分震怒，他们要找到造成这一切的幕后元凶，一定要血债血偿。华尔街就有这么一个人早早给了他们机会，在成全他们的同时，也造就了自己职业发展的康庄大道，他就是艾略特·斯皮策。

艾略特·斯皮策早在互联网股票一片火热前就已经是华尔街的“黑猫警长”。作为一个文科出身的公诉人和总检察长，他很早就声明自己不是要来影响纽约州银行业的利益的。斯皮策的目标是当州长，最终去白宫工作。对银行业的坏人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就像是往大家的盘中打快球，这球不是普通的球，而是一块肥硕美味多汁的肉球。这样做，他不仅有可能把球打出界，还有可能面对众愤难平的局面。

亨利·布罗杰特的电子邮件终于露出了马脚，加之他近乎名人的社会影响力和在美国最大经纪公司的地位，斯皮策盯上他也是自然。即使有成千上万的银行家和分析师在市场上招摇撞骗，布罗杰特也是整个争论的爆发点。他的邮件成了华尔街一直利用研究兜揽更多投资银行业务的铁证，让人认清他置成千万的经纪公司投资人的利益于不顾，任投资人受尽折磨、自生自灭的面目。

布罗杰特备受指责，站在他的角度来看，难免有些冤枉。但是一旦他成了焦点，事情就无可挽回，他的职业生涯就这样灰溜溜地结束了。他除了接受200万美元的罚款和偿还200万美元的追缴赔款外，还被吊销了证券业的从业资格。数年后，他成了为“商业内幕”博客网撰稿人（我也常为该网撰稿）。他曾戴着裘皮帽出席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满脸堆笑。布罗杰特是个聪明人，他心里知道，结束在华尔街专业研究的工作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漂亮的事。

艾略特·斯皮策对战华尔街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让他稳稳地坐上了纽约州州长的宝座。就在斯皮策被评上全国模范人物后不久，世人发现了他不那么无私的一面。把纽约州警察当成自己的护卫队和个人打探消息的探子调用，这让他早先在金融经纪公司之间大和解过程中赢得的好名声大打折扣。再之后出现的跨州贩卖妓女案，让他引咎辞职，他无力自圆其说，注定了他仕途的毁灭。之后他只能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晚间脱口秀节目《竞技场》（In the Arena）出镜。可惜好景不长，大概是因为观众受不了这位前纽约州州长装可爱的样子，很快他就被踢出了节目组。

艾略特·斯皮策和亨利·布罗杰特在一次互联网视频采访中终于得到了公开和解的机会。这也成了两人在华尔街斗得你死我活后唯一的温馨画面，不过他们的敌对和相互之间的夙怨改变了华尔街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局面，这是不争的事实。

[1] 禁售期是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和其他人员获得上市前的股票。——译者注

第18章　全球经纪公司大调解

“你好，埃德医生，我是乔希。今天早晨的情况如何？”

“你知道，和往常一样。很多病人排着队，够我忙活一天。我的股票看起来怎么样了？”

“盘前交易情况，现在看来还行。分析师荐股新信息一大堆。让我看看……好的。雷曼兄弟对英特尔做出了增持评级……”

“等等，什么评级？”

“增持评级。”

“那是什么意思？”

“还不确定，大概是说英特尔公司股票走强，跌几个点问题不大。”

“你能不能说得明白点。按他们的意思，英特尔股票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啊，现在所有的经纪公司都胆子小，不敢说‘买进’或者‘强烈买进’。现在他们的说法不一，我也觉得乱糟糟的，搞不清楚。”

“好的。那么增持的意思是说这是好股票，对不？”

“是的。他们的意思是说相比指数，英特尔应该是增持的级别，因为它比大多数股票表现要好。我也这样觉得。不过没人敢确定。研究报告里有3页解释这一现象，但那都是瞎扯。我觉得他们都是故意的。整个经纪公司都如惊弓之鸟，一笔10亿美元的大订单悬着他们。我认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状况。”

“好的。我知道这一点就放心了。家得宝 [1] 这只股票怎么样？”

“嗯……不错，还是家得宝给力。我来看一下……保诚集团评级为强势中性股票。”

“好了，乔希，我听够了。他们提出‘买’或‘卖’建议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

全球经纪公司大调解中，最吸引媒体注意的就是“10亿”这一数字。于当时的情况而言，这无疑是天文数字。而今，这不过是个数字上的化整误差而已。如今，政府的国债可以高达14.5万亿美元；全球各地每月抵押贷款坏账可以注销一亿美元的银行不止一家；基金经理一年赚个几十亿美元也不是奇闻。连社交网络Facebook的市值都达到了1000亿美元，而该公司的员工却只有25个左右。这个时代，10亿美元已成了可笑的数字，成了物欲横流年代过时的笑话。

但在那个时候，这的确是桩实实在在的买卖。这个数字表明了靠噱头坑蒙拐骗投资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要对华尔街的研究和投资银行关系的丑闻有个彻底的认识。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即现在的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发布的一篇宣告胜利大结局的新闻稿，其中提出了《研究部门和投资银行利益冲突调解全球一致意见》（以下简称《全球一致意见》）的最终规定。

2003年4月28日，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全国各州证券管理者、纽约州总检察长共同宣布达成《全球一致意见》。

按照各类监管者就声称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股票研究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了调查，并规定了《全球一致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美国十大投资公司同意按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程序，向利益受到侵害的投资者交付3.875亿~14亿美元的赔款和4.875亿美元的罚款。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基金用来支付投资者的教育费用，补助独立研究费用。各大经纪公司还同意对自身的业务模式进行改革，从而避免未来这一类利益冲突事件的发生。

从4年后发生的信贷危机来看，我们知道这种《全球一致意见》根本没有用，也没能预防任何不祥事件的发生。由信贷危机引发的让整个世界陷入混乱的金融市场崩溃涉及了更多毒害整个银行业的危险和可耻的冲突。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全球一致意见》还挺像回事儿的。

华尔街的管理者们甚至表现出了悔过之意，努力洗心革面。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已经改过自新，就像是小朋友下课疯玩过后安静下来的样子。投资银行和证券经纪行业的巨头公司花旗集团甚至赶走了掌门人桑迪·威尔（Sandy Weill），而后请一本正经、行事呆板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主持大局，目的就是要表明与斯皮策交好。

幸运的是，对于市场的主人们来说，下一波债务和债券的狂潮正潜伏在信贷和房地产市场。而银行家和经纪人暂时受到威慑的情况得到了控制。

《全球一致意见》不仅涉及了赔款（细算来，金额达15亿美元），而且牵涉到华尔街经纪公司。这些经纪公司除对每只股票开展研究做出汇报外，还肩负着教育投资者和发布第三方独立研究报告的义务。

我的朋友汤姆·布莱克（Tom Brakke）也是一位著名的财经博客作家，他对《全球一致意见》的规定实施后产生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汤姆是投资咨询公司TJB研究（TJB Research）的总裁，他最近正在为《特许金融分析师杂志》（CFA Magazine）撰文，当谈及有关他在达成《全球一致意见》过程中的经历时这样写道：

《全球研究分析师法案》是金融市场历史上最伟大的监管行为，其起因是利益冲突。12家投资银行为了标榜的15亿美元（包括重要的执行协议费用）签订协议，遵守该法案的规定。它规定了投资银行操作的变化、投资者教育和补偿的资金筹措方式，并要求经纪公司的客户发布第三方独立的研究报告。我作为咨询师，主要的任务是在公正和平等的利益原则基础上开展独立的研究项目。

汤姆认为解释、实施《全球一致意见》的不同法规过程受到了双方对抗性关系的影响。很多经纪公司为了赢得斯皮策的赞誉愿意调解，但却不愿意任人宰割。

千万美元大把地撒在独立研究上，随着这种趋势的兴起，不同的研究机构也纷纷粉墨登场。汤姆的职责就是设定程序，按照满足全球调解一致意见规定的方式来选定研究机构的服务。

至于“教育投资者”的基金如何花费，我全无头绪，也许用于创设某种毛茸茸的吉祥物，如杜威的尽职调查犬，也许是让杜威人在各地的公立学校讲学，教授学生市盈率一类的概念。要问具体细节，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深究，更不必浪费笔墨，因为我敢肯定这笔钱绝对是浪费了，没有人能学到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我还可以告诉你，投资者对现今经纪公司嗤之以鼻的第三方独立研究报告没有多大兴趣。这些报告都是千篇一律，由计算机软件炮制的，全无半点见地，没有真实的观点，更别谈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成百万份报告不过是算法数据或者评定的等级。这些报告，唾手可得，我甚至可以把它们打印出来，寄给有关部门，好让各地的监察部门放心。事实上，我觉得如果第三方独立研究报告真有什么影响，那肯定是对环境的影响。只是现在，每当经纪公司向客户提供一份购买建议时，世界上倒掉的树木的数量要翻倍了。

让我最愤愤不平的是，不管是针对投资者投资对象的研究，还是教育投资者的努力，初衷都很好，只是实际的实施结果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多大好处。

那么经纪公司受到了什么影响？

2002年《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采用新方法对股票评级毫无意义。一位名叫简·布莱克的女记者一改传统对待分析师话题的谨慎风格，在文中以迷惘又略带幽默的笔调来说明。各大经纪公司发明的新措辞，力图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又不希望留下任何话柄，真可谓苦口婆心，颇有“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味道。

有些分析师认为不管采用什么新的评级体制，都只能有两类评级：买入或者卖出。“毕竟你只能对股票进行这两种操作，”有位分析师这样嘲讽道，“与大盘持平只是个传说。”

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一些术语，如“减持”（underweight）和“大盘持平”（market perform）至今还在华尔街上沿用，只是人们不再留意分析师的说法了。这些新词除了能给财经网络的新闻头条加点料外，别无他用。

自《全球一致意见》实施以来，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和研究部门之间的关系和业务就恢复了正常。金融机构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存在着“中国墙”（Chinese Wall） [2] ，但是大家都达成了共识，不可以对大型客户的股票评级过低。

以我的经验来看，只有在出现多次疲软的盈利报告且股价连续下降了几个月后，分析师才会降级股票。事实上，你去问问资深的交易员，他们最喜欢收到卖方的哪一类消息，答案肯定是经纪人看空的时候。价值投资者就更不用说了，对熊市，他们永远翘首以待。

事实证明，市场上涌现出来的大量参与者大大降低了经纪公司分析师观点的效用。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越发忽略了分析师的想法，他们的声音在华尔街喧闹的交易中日渐微弱。

[1] 家得宝（Home Depot）是全球领先的家庭装潢零售商。——译者注

[2] 指投资银行部与销售部或交易人员之间的隔离，以防范敏感消息外泄，从而构成内幕交易。——译者注

第19章　华尔街靠讲故事做销售

世间最有效的销售方式就是讲故事。全球各大宗教的圣典传播信仰的主要方法也是故事，最佳的商业广告、律师的陈词和大学的招生简章都不例外。

“我们的产品会改变你的一生……”

“女士们，先生们，陪审团的各位成员……”

“我们的学生会在这里实现他们最远大的梦想……”

虽然上述的推销手段都算高明，但是和华尔街的销售方法比起来，那就不值一提了。

最初职业投机家总是以保守估计为核心开始，几经演变，华尔街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方法自成一体，堪称艺术。当平民的资金成了华尔街日常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有必要利用设定的情节将这部分金钱引导到最需要资金的地方。正如本书第2章所提到的用美国战时债券抵抗法西斯者来谈投资形式对社会的影响。这本是一个非常直白的故事，只是在故事中加入了爱国主义的色彩，就大大提高了债券的销量。随着投资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金融产品的日渐复杂，销售策略中所用的故事情节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华尔街的销售，不仅是与出售的产品有关，投资策略也得有自己的故事安排。尽管20世纪我们经历了25个周期熊市和两次长期熊市，但“买入持有”是最常见的说辞。如果你曾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买入持有股票，你得等到20世纪50年代才能保本。1966年购买的一篮子股票与1982年同种股票的面值相等，但是16年的持有时间，你的金融资产不能动弹，还得为此支付大量的费用。所以，买入持有是华尔街向美国民众推销金融产品最根深蒂固的策略。这些故事说明“预期市场投资的时机都是徒劳无功的”。多次强调后，投资大众就像接受伊索寓言一样接受了这一观点。足球妈妈 [1] 和小学生会告诉你，别拿了人家东西还挑三拣四，你要不就站在人行道的裂缝上等天上掉馅饼；要不从扶梯的下面钻过去，别畏首畏尾；要不你就去试试预测市场的交易时机，至于预测的准不准，天注定。至于他们的说法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我们不得而知，这也不是重点（大部分应该是随口说说而已）。总之，这种思想已经被多次植入了投资人的大脑中，时间之长，频率之高，俨然已经成了默认的法则。遗憾的是，对这些坚信买入持有的投资者来说，所谓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近来却有每7年发作一次的势头，这该如何是好？

华尔街向美国大众兜售这种三段论式的故事，大家买账吗？你可以想象一下安徒生在篝火旁给他的孙子们讲格林兄弟童话时的情景，就可以知悉华尔街那帮人在讲投资前景时那种游刃有余的样子了。

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说的可不是骗术，而是利用讲故事的方式，切实考虑投资者的最佳利益，从而将投资资金吸引到特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上来。在我短暂的华尔街职业生涯中，我曾看到过成千亿美元的钱财被挥霍一空，只为了追求一个不切实际的故事。如今这种趋势继续，理由很简单：金融机构靠讲好故事生存，故事能带来佣金，以筹集资产。

讲故事需要好的叙事方式，甚至需要使用隐喻，这种做法自人类诞生之时起就存在。在整个西欧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就是远古人类讲故事的悠久传统及其与人类生存本身关系密切的最早例证。壁画描绘了远古人类如何通过狩猎获得的猎物绵延生息，这正是利用故事形式指导人们生存劳作的说明书，证明人类学会了使用最早的书面语言——绘画来记录历史。

人类思维的结构很大程度上是适应故事的，这是我们理解世界、向后代传承知识的主要方式。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引起我们的共鸣，那些故事结构要能够以最原始的方式感染我们。因此，下列7种行为或者故事情节，在全球各处都有流传久远的版本，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

●战胜恶魔。

●白手起家。

●追求。

●航行、返航。

●喜剧。

●悲剧。

●重生或者变形。

这7种情节在古代各国，在没有进行国际间的沟通的情况下，独立发展了主线一致、版本不一的各种故事。这一现象绝不是偶然。

克里斯多夫·布克（Christopher Booker）花费了30年的时间研究这一主题，完成了绝好的作品《最基本的7种情节》（The Seven Basic Plots）。精神分析学家卡尔（Carl）利用这一观点，将这些故事原型称为“成熟自我的发展和集合”。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对此也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点，他对经典英雄神话类型的划分，最终给了美国大导演乔治·卢卡斯灵感，让他完成了《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创制。

你无须多想，就可以知道这些故事原型在投资行业得以改编，然后应用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过程。利用抗通胀的债券、投资组合保险和保本指数基金来战胜恶魔。投资低价股、等待股价以1000%的速度暴涨，或者投资最新种类的热力增长型基金。而在现有的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海洋中航行，经历风浪，几乎成了所有投资组合的必要步骤。企业重组股票和转型的机会在科技股中随处可见。

华尔街通过讲故事销售股票的技术一流。若是没有现成的故事，他们立马会编造出全新的来。有主题的故事能让基金、股票和投资策略卖得更好。他们可以让投资者之间有话可说，这种口碑营销能扩大销售范围。故事的主题无非就是华尔街现有的阿尔发和欧米茄系数。它们是让人把钱投进华尔街最有吸引力的东西，不管人们是满载而归，还是在市场上输个精光。人们早预料到1999年到千禧年转变时，会有大事发生（千年虫计算机病毒），当时追逐千禧年软件股票的投资者，在“9·11”事件后开始转而跟踪诸如电击枪公司泰瑟国际公司（Taser International）的股票。华尔街故事营销的魔力，增加了这些产品与时俱进的色彩。

说到主题投资，创造主题的人才是主题投资的最大赢家。最早进行市场定位，煽风点火引投资者上钩，并不断传播自我创造的投资主题。这就是经纪公司、投资银行的专长，当然基金行业在这方面也不是吃素的。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投资风潮或主题吸引投资者注意或注入资金，如表19-1所示。

表19-1中所列的每一次投资潮流和主题都有对应的股票、基金和投资策略。从批发商、到经纪公司的销售力量，再到传统的铺天盖地式的广告，所有与金融产品营销相关的方面到处都是华尔街及其居民的商机。

故事本身并不是邪恶的。事实上，对于希望拥有长期牛市的投资者来说，理解他们之前没有考虑过的短期繁荣现象也是很有帮助的。自创"BRIC"（金砖四国）一词及其定义，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2001年，高盛投资公司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ll）完成了未来10年里盈利能力最强的单笔交易。在他所在小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66号全球经济论文《打造更好的全球经济金砖》中，奥尼尔自创了术语"BRIC"作为投资主题，BRIC分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缩写。与大多数宏观经济研究的主题一样，在说明为什么这4个国家是值得我们投资的地方这一问题时，主要采用了人口统计学数据来说明。奥尼尔在论文中所用的故事就是，这4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经历爆炸式的增长，资本家认为这4个国家的经济必然会有大幅度发展。

从他的论文中，我们得知：

未来50年里，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即金砖四国，将成为世界经济更强大的力量。利用最新的人口统计数据和资本积累、生产率增长的模型，我们可以描绘出现在至2050年前金砖四国的GDP增长、人均收入和货币发展动态……结果非常惊人。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在未来不到40年的时间里，金砖四国整体将比用美元计算的六国集团（G6） [2] 实力更为强大。到2025年，金砖四国的经济实力将达到G6国家的一半。而现在金砖四国的实力只有G6国家经济实力的15%。对于六国集团，以美元计价，只有美国和日本会位列2050年世界最强国之中。

快速的乡绅化、对于商品和服务内需的突然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会让金砖四国的势头锐不可当。这一故事的消息一旦放出，美国将再创1000种存托凭证（American Depository Receipts, ADRs）和各种类型的基金，从而满足投资者的需求。讲故事的方法奏效了。

这篇论文中所述的改变世界格局的趋势一旦到来，就能创造出数以兆计的财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的股票市场价值翻倍了，这种趋势一直持续。你若早早知道奥尼尔的研究结论，听他讲了这个难得的故事，你在过去10年间所赚的钱要比你做其他事情所赚的钱更多。

锁定了这个概念的投资者在大多数发展完善的市场中，大盘表现平平的时候，发了一笔财，因为他们能够在看似延续较久的大趋势里提早入场，顺势而为。

一旦某个故事奏效，就会有些跟风者在错误的时间入场。有时候市场上某笔交易耗去了投资者太多的钱财，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进场再来购买了。2011年春季，人们对于金属股票的狂热，实际上已经达到沸点的状况。截至2000年，黄金的表现超越其他资产类别已经长达10年。普通投资大众意识到各国中央银行竞相将货币贬值，为了保护自己，数百万民众投身于黄金和金矿基金的投资中。

随着这股“淘金热”的不断升温，人们对诸如银和铂之类的黄色金属表亲们的热衷，大大提升了它们的价格涨幅。华尔街抓住这一机遇，开始大肆推出价格与各种技术期货和矿业发展挂钩的投资产品。对那些拥有“点金神手”和“实物货币”完美名称的基金大肆吹擂，开始讴歌随处可见的硬资产的内在优势。截至2010年年末，银价当年的回报上涨了80%，更有投机意义的钯当年回报上涨了96%（而黄金的回报率只有27%）。家长把自己的储蓄投入银类产品的投资，为孩子的大学筹学费，宣扬这种理念的文章开始出现。2010年12月1日，实体白色金属交易型指数基金（physical white metals basket shares ETF）产品发布会采用了跟随潮流的卡通形式。这种指数基金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让投资者接触银、铂和钯。我曾这样调侃过：“太好了，现在他们都用颜色来分类了。这样肯定能好些。”但是事实证明，情况并没有好转。2011年春季，一旦市场先生确定了所有人都进场了，在达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正常高点（每盎司50美元）后没过多久就突然下跌。好的故事却没有好的结局，太多的信奉者套在赔钱的头寸里，还满怀希望有一天能有好的转机。

我不想一味唱反调，但是各位可一定要记住：其实，华尔街本身对这些动听的故事缺乏免疫力，容易受其蛊惑。网络股票泡沫造成了一大批投资人和交易人的毁灭，伤亡最惨重的包括共同基金行业，还有一大批有着沃顿商学院金融高材生标签的从业人员。银行之间互相买卖害人不浅的抵押贷款债权，也说明了这一点。各家投资银行之间流通着各自发行的票据，这可跟用武器彼此对抗没有区别。花旗集团、雷曼兄弟、美林和贝尔斯登对于彼此发行的债券的狂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金融机构的人员那可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却个个陶醉在自编自导的美梦里。银行不仅竞相鼓吹地产业的价格会不断飞涨，还成了这种谎言最虔诚的信徒和买家。主题投资如今已经成了致命投资了。

有时候故事说得太动听，以至于讲故事的人都忘了其目的是销售了。

[1] 足球妈妈是指非常重视小孩的体育活动、亲自开车接送小孩参加活动的母亲。——译者注

[2] 六国集团是指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译者注

第20章　直线销售法

本书将首次为你披露直线销售法（straight-line pitch），又称雷曼手法（Lehman method）的内情。

大家在这里要读到的内容是华尔街见不得光的东西。这些信息以前从来没有人正儿八经地公开发布过。但是就是这种声名狼藉的方法，却在过去50年里帮助售出了成千上万的股票，说服投资人开立了无数个零售经纪账户。这种方法有数百位始作俑者，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断改良和重塑，到我手里，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了。其核心却没有改变多少，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已经历了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时代的巨大变迁。在无线电话、短信发送、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改变了世界面貌的技术创新百花齐放的时代，这种销售方法依然适用。经纪人说服新的投资者开立账户，其实是一场“数字游戏”。当经纪人使用直线销售法游说投资人时，每10个潜在的客户就有一位开立新账户。因此，即使世界瞬息万变，何苦去改变这种屡试不爽的方法呢？

将这种经纪行业赖以生存的潜规则公之于众，而且还是史无前例的披露，我还是挣扎了一会儿。最终我得出结论：总得有人告诉大家真相，我站出来说话也未尝不可。现在美国有4500家经纪公司，这些经纪公司拥有共163000家各地的办公机构，雇用注册经纪人630000人。除了拥有顾问和经纪人双重资格的人员外，在银行机构就职和服务于机构投资人的经纪人几乎都直接或者变相使用直线销售法来工作，尽管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知道直线销售法的惯用台词：

“这一次一定要和我坚持到最后，我以后再也不会向你提出这种要求了。”

“你会笑得合不拢嘴的。”

“你会一路笑到银行的。”

“这一笔交易将会成为我们20年合作关系的基石。”

“这肯定是你今年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交情还不够深，否则你会出手买更多的。”

“我们让结果说话，证明你已经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让我来帮助你，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你肯定还会让更多的账户在我们这里安家的。”

直线销售法以最积极、最强势的方式开展时，就是冲动销售。多年来通过反复灌输和强调这种观念，冲动销售已经根深蒂固，并发展壮大。自从在华尔街和希尔盛雷曼公司的麦迪逊分部最初应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起，在华尔街无数次交易所会议和经纪公司的培训项目中，人们将直线销售法一遍遍地传授给更多的人。和绝大多数强大的武器一样，直线销售法为人应用，有的是为了推动有益事业的开展，也有的是为了作恶。尽职尽责的经纪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与客户长达几十年的合作关系的。依靠挤油交易为自己赢得更多佣金的经纪人，那些通过内部股票柜面交易操纵价格获得欺诈利润的人员也用这种手段。正如核能可以用来给寒冬里的屋子取暖，也可以炸毁整座城市一样，在直线销售法的普遍应用中，投资者可能碰到正直的经纪人，还有些人就没那么幸运，碰到的都是坏透顶的经纪人。

当全面的以客户为导向的投资顾问经营方式在华尔街普及的时候，一开始依靠出售产品吃饭的人已经摒弃了直线销售法。但相比一大群不断应用直线销售法开立新账户的经纪人来说，这部分群体属于少数群体。近来依靠这种传统的直线销售法能够说服新客户开立账户的个案中，投资客户大多数来自美国的偏远地区。这种现象并不是说农村人要比城里人缺乏常识，或者智商更低，而是他们听过这种销售方法的说辞概率较小，因此更容易轻信。

几乎所有曾经接到过经纪人无预约电话的人都可以半开玩笑地说一段这种销售方法的桥段。最早实施直线销售法进行突击证券销售的经纪人夏佛洛福说：具体的用词、主题和陈述方法可能出自于不同的销售学书籍，但是多年来，根据原始的模板，这些辞令几经改装、修改、删减、润色，已经面目全非。没有人看过这种销售法的全部书面内容，但是直线销售法却在经纪人这一群体中却代代相传。而今情况不同了。让我们对直线销售法进行全面的解读吧！

在我们讨论详细的成交销售策略和反驳直线销售法前，首先要分析一下直线销售法的方法和结构。传统教授这种销售办法的步骤如下：

先想象一下自己在走廊中追着某位客户说话的情景（我知道你肯定没干过这种事情，这不过是教学的套路而已）。走廊很长，两边都是门。这些门都可以看成是客户不买你推销股票的借口——没钱、没空听你说，自己没有研究过因而不可能马上做决定，回家得跟老婆或者生意合伙人商量一下，等等。而走廊的尽头就是你希望他走的那道门——成交门。你的工作就是通过电话，一路追赶着这位客户到达成交门，当客户借口从走廊两边的门逃走时，你得把这些借口门一扇一扇地关闭。

每一次客户寻找他不能购买的借口，使用直线销售法的经纪人就要使用四大反驳利器推翻客户的借口。如果客户更换借口坚持自己不能购买，他其实已经拆了自己的台，露出了他在寻找借口的马脚。这个时候，经纪人就有机会快步追赶客户朝着终点——成交门进发了。

这种方法虽然惹人讨厌，但却有点道理。假设你给朋友打电话，约朋友去看电影。他告诉你他6点钟得去什么地方办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法跟你去。现在你可以告诉他电影时长有87分钟，晚上场次也比较多，他有充分的时间办好事情再来看。如果他这个时候改口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其实是自相矛盾，这就给你提供了让他快步朝向你的安排的机会。这证明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谎言和借口，而你有责任找出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出于同样的原因，当客户说因为他最近手头上的流动资金不够，不能购买某只股票，你反驳了他以后，他又接着说他得先自行研究一番才能决定买什么，其实他在告诉你这两个理由都不是他不买的真正原因。

训练有素的经纪人其实喜欢听到潜在的客户寻找借口，尤其是客户从一个借口跳到另一个借口时。经纪人每关掉一扇借口门，就证明了他离决定到底购买还是放弃某只股票的决定近了一步。经纪人有充分的手段，在客户丧失兴趣或者决定挂掉电话前让其回心转意。在与客户电话攀谈的过程中，整个谈话的重心可能会四处跳跃，但是经纪人接受训练，目的就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引导客户成交，这也是直线销售法的最终目的。

开场白：

“你好，比尔！我是洛基和巴尔克温证券的亚历柯斯·史蒂芬森。最近好吗？很高兴能在电话里跟你谈谈！”

请留意经纪人直呼客户名字的方式，这是为了在电话中建立两人之间的亲切感。通过这种称呼，经纪人也在告诉你，他和你处在一个水平上，可能是你的同行，但却绝不是对你毕恭毕敬的称你为史密斯先生的公司员工。

开场白（续）：

最近我们一位职员联系过你，跟你谈过股票市场的情况。当时我们承诺，只要市场上出现巨大盈利可能性的交易机会，我们就会回电。如果你现在手边有笔，我想跟你说一下股票代号，请你顺便记一些要点。准备好记录的话，跟我说一声。

陷阱已经挖好，钓鱼的钩子上已经放好鱼饵。如果此刻电话那一端的人员表现出抵触的情绪，经纪人就会摆出实例，说明自己上次向投资者推荐的股票价值已经翻了一两倍。要知道，经纪人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非常肯定真诚。乍一听，你根本无法在电话中把这些听起来信心满满、惯于营销的纽约经纪人和真正能够打败市场的投资专家区分开来。

要是客户听着有点心动了，经纪人就会抛出推销他们打算卖出的股票的三段论。我们以极点保龄球公司（Acme Bowling Ball Co.）股票（股票代码：ABC）为例：

销售比较：“根据_______的统计数据，上月同类公司XYZ的成交价从5美元上升到50美元。”

基本面分析：“极点保龄球股票的收益率是_______，市值是现金流的_______倍。”

催化剂：“我刚刚告诉你的信息，职业交易人已经知道，但是你得听听这个。”

当经纪人抛出催化剂时，等于告诉投资者现在就是最好的购买时机，为了让投资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经纪人接下来会问投资者一些事先设定好的问题：

“在市场其他投资者发现前，赶紧购买像极点保龄球公司股这种估值偏低的股票，这是我们投资者赚钱的关键。我们对此都有共识，对吗？”

此时，经纪人会提出第一次成交条件。他会建议潜在投资人购买价值50000美元或者100000美元的股票。“这个数额的股票，只是我们第一单的数额。”经纪人这样说。当然不会奢望就能拿到这么大数额的交易指令。之所以一开口就抛出这么高额的指令提议，就是为未来成交的时候提供下降的空间，同时也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形象，别让投资者觉得自己是畏首畏尾的人。第一次提议交易，经纪人知道投资人可能会拒绝，不过没关系，他能搞定。“投资人每拒绝一次，就离真正的成交又近了一步。”金克拉（Zig Ziglar）书籍中的金科玉律就是这样教我们的。

一旦潜在的投资者对经纪人首次提议的交易说“不”，真正的销售过程便开始了。经纪人接下来就会让潜在的投资人认同，虽然投资人现在因为什么原因还不能同意交易，但是至少他已经认定股票的成交价会更高。一旦客户承认了交易本身能够盈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服投资人，现在就是最好的购买时机。

到了这一阶段，经纪人可以选择应对投资人提出的反对策略，或者继续开展推销，进入“说服成交”阶段。这两个阶段中，经纪人都会再次提议投资者下单；同时针对投资人提出的每一个典型的反对理由（借口），经纪人都会用3~5个反驳的策略驳回。这些借口包括：

●“我回头打给你。”

●“我对现在的市场状况并不看好。”

●“我现在手头的资产流动性不足。”

●“我被其他经纪人蒙过。”

●“你能把这种股票或你们经纪公司的信息发给我吗？”

●“让我先考虑考虑。”

●“我得先和我老婆商量一下。”

经纪人接受过专业训练，知道投资者提出的这些反对意见都是谎话。他们说这些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按照直线销售法来做，投资者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经纪人都必须一一应对，直到投资者提出一个真正反对的理由：他们不认识经纪人，所以不放心让经纪人来管理账户。解决了这一个反对意见，离成功就不远了。

反对意见—驳回反对意见—说服成交，这一顺序不断往复，就构成了典型的直线销售过程，最终投资者要么挂断电话，要么同意成交。经纪人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电话可能持有10分钟或者两个小时。无论投资者在电话中把话题扯多远，功底扎实的经纪人都能利用直线销售法把他们带回到促使投资者决定购买这一正题上来。

场外的投资者形形色色。有些人一听到有点意思的股票就会购买，有些人可能要让经纪人经历一番波折才能下定决心购买。有些投资者比较排斥陌生人，但是经过经纪人15分钟的游说后，会对慢慢熟悉起来的声音产生亲切和信任感。有些投资人不会挑剔经纪人，谁来电，都会试一试。而有些投资人会和经纪人相谈甚欢，但绝不会开立账户购买，因为他们就只喜欢和销售人员聊天。我曾见过很多经纪人在机场候机厅或者某个小孩的生日宴会的空当用手机说服投资人开立账户。投资人最终决定开立账户的理由很多，但一个高手经纪人游说自己购买某只股票，绝对能推动投资人早下决心交易。我们知道顾客到牛排屋里购买的，并不是肉本身，而是做牛排发出的嘶嘶声。现在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经纪人只向男人兜售股票的理由了吧，虽然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家庭都是由女士做理财决策的。

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直线销售法的理念，有必要明确经纪人使用的具体反驳策略和说服成交策略。我首次为大家揭示其中的内情，当然其中已经排除了语法错误（很多经纪人的谈吐实在不敢恭维，简直和文盲没有太大差别）。下述内容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中经纪人代代相传的秘密。

反对理由（借口）：“我回头打给你。”

回电一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我会给你我的800免费电话和传真号。如果你需要，我还可以给你我的手机和住宅电话。但事实情况是你永远都不会回电。”

“你很快就会把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个观点抛诸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因为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脑子里考虑都是其他的麻烦事儿。”

“让我来帮你打理。”

“你曾给你现在雇用的经纪人一次机会，也请给我一次机会表明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回电二：

经纪人的回应：

“要是我们在通话的时候，你的秘书在帮忙做笔记，我不会感到意外。可能电话那边有两个人在接听，或者你办公室外面有人候着。”

“我还可以肯定你现在能否下定决心购买并不能改变你的人生，但是这一决定却能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但是_______，在我们这里与两个股权所有人一起开立账户，我敢肯定这是你在市场上投资所能确立的最佳合作关系了。”

回电三：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你刚刚也认同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我敢肯定等这些即将发布的公告一出来，股价还会上涨。”

“然而，从情感上来看，你现在还不能下定决心，对吗？”

“_______，你觉得人会在什么时候更容易犯错，冷静地进行逻辑思考时还是情绪化时？”

“（情绪化时）”

“对啊！”

“所以我们绝不能情绪化。”

“我们得行事有逻辑。”

回电四：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我知道你希望回头再打电话给我，但让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今天已经知道了这些，明天还有哪些信息你不知道呢？”

“你现在就可以去问一下，我在电话这头等着，你放心了我们才好办事。”

“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大忙人，让你回电很困难。我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你知道，_______目前有个强力购买股，现在他们的机构客户都转到_______，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反对理由（借口）：“我对现在的市场状况并不看好。”

受过训练的经纪人学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只要个股选择没有问题，整个大盘走势就不会有大问题。当然，一旦你开始做研究，就会发现，实际上事实刚好相反，大多数个股的表现会影响整个行业股票乃至整个大盘的情况。

市场一：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我知道你担心整体市场的情况。我也不会投资整个大盘。”

“然而，市场的状况一般都是相对而言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请你购买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基金，对不对？”

“当然没有！”

“我只是请求你小额度试一下投资个股的情况。当前的条件非常成熟，这只个股不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如何，价格都会继续上涨。”

市场二：

经纪人的回应：

“让我来引述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的话：你必须得和大众的做法有所不同，市场上出现最大消极情绪的时候，就是卖出的好时机。因此，找到划算的投资方式就是购买多数人卖出的东西。利润来自我们对价值的关注，而不是观点或者趋势。”

“我们一直在谈论最佳价值，无论是我们购买的股票，还是我们建立的合作关系，皆是如此。”

市场三：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我知道现在你不看好市场，但是恕我冒昧，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好的，你看起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驾轻就熟。你很了解你的行当，对吗？”

“是的，我很了解我的行业。”

“我生在这个行业，我吃睡都在这个行业。我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我还与这个行业最聪明、最有想法的人共事。”

“在我们这里开立账户，你就能得益于我们从事的事业和专业服务，从而获得高投资回报的机会。”

“当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在任何市场条件下所做的事情时，请相信我，我们的确做得很好。”

市场四：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市场的状态都是相对而言的。我也不会投资市场平均值。”

“我们不会投资市场……我们投资的是个股。目前的情况特殊，对比市场的情况，我们必须在这个水平上赶紧买入。”

“__________，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才能赚大钱。市场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我们赚的不多。我不是绝顶聪明的人，华尔街上也没有绝顶聪明的人能够一眼看到市场底部在哪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的情况，市场还远远没有见顶。”

“__________，没人追得上我的时候，我已经战胜他们了。市场走高，情况良好时，大家都在买入。而我就在这个时候把股票卖给他们，当然以比我买入价高出许多的价格卖出。”

市场五：麦当劳的例子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市场的动态机制永远不会变化。百年来，客户一直在对他们的经纪人说‘是’或者‘不’。”

“1966年，麦当劳新发行了股票，面值22美元。当时2万美元的投资，如今价值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

“我们都知道1966年的那一天，有些客户就跟力荐麦当劳的经纪人说：他们那天什么事情都不想做，或者他们从来没有听过麦当劳，或者他们不喜欢当时的市场情况。”

“这个世界由两部分人构成：把握时机的人和碌碌无为的人。”

“大家都是在认清事实的基础上，才会变得像你我这样成功。”

反对理由（借口）：“我现在手头的资产流动性不足。”

经纪人接受培训，学会帮助潜在客户不惜一切代价赚钱，其中包括说服他们购买股票，同时卖出手头已有的资产。

资产流动性不足情况一：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知道，你觉得目前自己资产的流动性不足，我的很多客户都这样说。但是往往在事后我发现，他们其实想说的是当日资产的流动性并非很低，只是没有往常那么高。”

“如果你是我的客户，且时间长达3年，我已经代你管理了大部分资产，如今让你再追加25万美元，这就有点不合情理了。”

“但是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对吗？”

“我要求你做的是拿出__________投资，这几乎连你总资产的百分之一也不到。就请给我一次机会，就像你给其他帮你打理资产的经纪人机会一样，你不会失望的。”

“另外，对你这样的人来说，我敢肯定_________绝不是肯定或者否决，或者你是否有能力做到的问题，而是你开支票时上面用什么账户的问题。”

“我说的对吗？”

资产流动性不足情况二：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理解你刚开过支票交易，不曾预料到我的来电。但是流动性问题是相对而言的。”

“我来解释一下。”

“如果我有一个客户，一般交易的数额是10万美元，但是现在他只有2.5万美元，他就会有流动性不足的感觉。或者我的大客户每种金融产品投资的数额一般为100万美元，而今只有20万美元，这个客户也会感觉流动性不足。”

“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流动性这一问题其实是次要的。我们一开始也只是从小数额交易开始，这个数额跟你以往的交易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资产流动性不足情况三：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知道你非常诚恳，我感谢你能以这种态度来对待我。”

“但是，我对我自己做事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我并不是因为你手头有大笔闲钱，就想从你身上大赚一笔佣金才给你打电话的。但我要是知道某只股票短期内会有大涨的趋势，我肯定会打电话跟你分享这一信息。”

“相比让你了解我们的方法，投资数额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打电话的目的是想让你获得我们在时机上的优势。”

“__________，购买_________可能看起来是个重大的决策，但实际上，我只是请你迈出一小步，后面的事情我们都会做好的。”

资产流动性不足情况四：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如果你此刻身边拿不出5000美元或者1万美元进行投资，没关系。我一般也不全做1万美元的交易的。”

“你最爱的体育运动是什么？”

“想想你是当地___________部门的经理。你刚刚获得了机会来承担_________，但这意味着你必须放手某个表现平平的人员。”

“你会做出改变吗？”

“当然！”

“这就是我要求你做的事情。先看看你手头持有的股票，我知道此刻有些股票正在下跌。”

“重新疏导资产的投资方向，投资到你认为有利可图的地方。”

反对理由（借口）：“我被其他经纪人蒙过。”

我们知道这是投资人排斥经纪人提议的唯一真实理由，也是所有经纪人归结自己不能成功的理由。客户不认识经纪人，这年头外面恐怖的故事有这么多，经纪人要推翻这一理由，在陈述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真诚，这种真诚是他们特意表现出来的。为了避开交易所喧闹的声音，经纪人可能还得爬到桌子底下去打电话。

投资人曾经被其他经纪人蒙过情况一：

经纪人的回应：

“我能理解你以前肯定有过不好的经历，我也知道你对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并不了解。”

“坦白说，我们不会在美国超级杯橄榄球大赛期间做广告。我们全靠口头宣传和过硬的个性化服务赢得了口碑。”

“你需要立马了解到的是，_________是华尔街最大的独立资金管理公司。我们在全国各地都有办事处和分支机构。”

“我的办公地点在曼哈顿的总部，周围都是各大知名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和经纪公司。”

“__________，你肯定熟悉（著名的清算公司名称），对不对？它们其实是我们的清算代理机构。你们的支票是开给他们的，你们账户的保险额高达________美元。”

“在你出手交易前，无论你是我们的第一笔交易，还是第100次交易，你总能获得著名清算公司的标准确认。顺便提一下，这家公司管理着全球投资者近5万亿美元的资产。”

投资人曾经被其他经纪人蒙过情况二：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知道你以前被经纪人蒙过。很遗憾，这种事情偶尔会发生，我可以告诉你原因。”

“人们买东西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购买的东西。”

“如果我现在在电话里对你大吼大叫，谈什么一文不值的投机股票，你知道你该跟我说些什么吗？”

“你肯定会告诉我让我滚蛋！”

“我当然不会这样做。我要请你购买市场上估值最低的股票。收入高达______，并与诸如_____和_____的公司订立合约，我觉得你肯定能看出我和之前让你蒙受损失的经纪人之间的区别。”

“你肯定知道我们的不同。”

投资人曾经被其他经纪人蒙过情况三：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发现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教育！显然，你们不是从事经纪行业的。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有点好奇，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说到业务，我想你知道优质的业务员和低素质业务员的区别，所以，你在决定跟谁一起工作时，决策过程是明朗的。我说的对不对？”

“遗憾的是，在华尔街，有很多年纪很轻却野心勃勃的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也没有多少业务经历。他们加入小型柜台交易公司，打你电话，极力向你推销他们承销的股票。他们讲得天花乱坠，告诉你说你会在1个月内获得1000%的回报率，利用人性的贪婪让你上钩。结果你只能祈祷天上掉馅饼。”

“话说回来，你本身是从事______行业的，你不知道经纪人提供的服务是否靠谱，这情有可原。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有可能出现你信了他们，却因此输得很惨的情况。过去_______年里我最大的问题是并没有让我们的客户赚钱，因为我一直在帮助他们免于在已建立的仓位里赔钱。和你合作，我更是责无旁贷地帮助你避免这种情况。”

“__________，你要明白：具体的交易额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告诉我让你舒适的投资额度，我们就会按照你的要求做，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年终的时候，等你看到了_______的表现，你就知道我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高水准。到时候你肯定说：‘感谢上帝，我最终找到了一个我可以依赖的经纪人’。”

“我所有的客户都说过这一类的话：到时候你会想起今天，就会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个从进入市场交易开始就很英明的决策。”

“__________，我有一次机会，仅有一次向你介绍我们的服务的机会。但是相信我，我已经做足了功课。相信我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投资人曾经被其他经纪人蒙过情况四：

经纪人的回应：

“我知道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你肯定听人家说过因为在电话里轻信独立公司的话而倒大霉的事情。”

“但是________，他们的公司和我们的公司有很大的区别。”

“那些公司会帮你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知名公司（如家得宝或者玩具反斗城）公司内开个账户。”

“然后你就有了5美元首次公开募股的小额购买权，但是你得在二级市场购买10倍数量的股票，价格在12~15美元之间。当天结束，首次公开募股的公司筹集的资金比他们实际获得的收入都要多。股票的开盘价是15美元，但是6个月以后，股价就跌到了每股2美元。你打电话给经纪人，他不接电话，也不会给你回电。”

“我的公司专门承销中小盘股票，一般都是在纳斯达克和纽约证交所上交易的盈利公司股票。我们不承销首次公开募股股票，主要关注为各大公司牵头的投资银行理念。我们没有内部银行家，可以保证你免遭困扰华尔街多时的利益冲突问题。”

“此外，我们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理念是，我们公司不可能成为对应的做市商，股票全部都是零存货，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使用所有交易技巧来为我们的客户在公开市场获得最好的价格。”

反对理由（借口）：“我得先看看你们荐股的情况。”

由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使用互联网，这一反应也日渐强烈。受过训练的经纪人学会了强调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而不是强调股票的最终表现，从而否定了所有荐股交易的好处。

先查看荐股情况一：

经纪人的回应：

“我理解你想要看看我们的荐股情况，你愿意花时间来追踪我们推荐的股票，我无比荣幸。”

“但是，我敢肯定你看过共同基金的商业广告中常说的：‘过去的表现并不能保证将来的结果’。”

“我说的对吗？”

“__________，如果我这个观点行不通，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要接受我下一个观点，对吗？”

“当然你不会！”

“你会根据每一种股票的特征和优势分别来评判我的推荐如何，而不是根据我所推荐的股票的最近走势妄下结论。”

“你自己也说过这个观点有道理，而且也看到了赚钱的机会。”

先查看荐股情况二：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能跟你说件事情吗？”

“从A到Z一一研究股票的走势，这简直是没有意义的学究行为。没人能单纯凭借查看股票走势赚钱。如果我说你看看我推荐的股票，你就能赚钱，我肯定是在撒谎。这不是我的风格。”

“________先生，为我职业发展赢得成绩的办法就是在________股票上让客户获得买入的确认信号，更重要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后获得卖出的确认消息，这一点你我都心知肚明。”

“你不同意吗？”

“当然和我的意见一致。”

先查看荐股情况三：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你说的对，不一定今天就要买入。可以说，你只要在未来3个月中，关注一下《华尔街日报》上的信息，你就会发现这一只股票的价格越来越高，而且涨幅明显。”

“你本可以从5美元的投资额中赚取1万美元，但事实上却没有，你绝不会失声痛哭。但是，如果你与一个真正懂行的经纪人失之交臂，等你意识到这一点时，肯定会万分惋惜。”

“平均规律说明，你得先筛选出100位经纪人后，才能找到能一直帮你盈利的经纪人。”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我是说知根知底的那种，你就会现在大量买入了。”

“但是我理解目前我们还没有彼此深交。我得把我的工作做好，主要有两项任务。①我必须帮你赚钱。这一点还比较容易。②我还得让你对自己的投资感到自在。这一件事相对有点难度。”

“交易的规模并不是最重要的。无论你交易100股或者1万股，当股价从________美元上涨到________美元时，你只要来收钱就可以了。”

“我不是要求你一头扎进来做很多投资，你可以先试试水，看看市场的情况。”

先查看荐股情况四：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你每个星期接到多少个经纪人的电话？”

“这样看来，你每周能听到________个新观点。你认为自己能有恒心追踪那些没有既得利益的股票吗？”

“（有的！）”

“也就是说，你追踪每个经纪人向你推荐的股票，同时还能兼顾自己持有的股票，对吗？这很难做到吧？”

“管理好自己的账户都已经够困难的了，更不用说去关注一个由非持有股票构成的隐性投资组合。”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帮你操这份心。”

“此外，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500股或者1000股不过是个尝试而已，但却能让我们获得你们需要的信息，此外你还能从________，即我们的清算代理获得月度报告。”

先查看荐股情况五：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知道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看看我们的荐股情况。如果推荐的某只股票价格走高，就可以试试下一股。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样做，恰恰是忽略了我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

“让我来解释一下：你曾经因为足球赛或者其他体育赛事跟其他人打过赌吗？没有。你曾经对人生的某件事情打过善意的赌吗？”

（有。）

“我敢肯定，有了赌注，你才能把情况看得更真切些，对吗？”

“现在要你做的事情也是如此。加一点小小的赌注在________上。”

“跟我们建立一个账户。让我们为你提供月度报告，展示一下我们的本领，提供一次让你了解我们专业服务的机会。”

“就试试________。”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反对理由（借口）：“你能把这种股票或你们经纪公司的信息发给我吗？”

投资人的这一借口从原先的“寄给我有关研究报告”转变成了“传真给我、发给我电子邮件”或者“让我自己在网上查找一下相关信息”。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经纪人的反应归结为说明这些书面的资料已经过时了，或者任何可以寄给投资者的资料其实已经体现在了价格的走势中等。

要求发送信息情况一：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理解你想先看看白纸黑字的信息。如果今天有谁打电话向我说明一个新的想法，我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反应。”

“但是让我来告诉你……我这儿有很多有关________的信息。我办公桌上这方面的信息资料堆起来足足有15厘米厚。”

“你知道，________，我们已经就________做了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和我共事的资金管理者和分析师已经与发行该股票的公司全体管理团队会面了。”

“过去几个星期里，我们讨论了每一次电话会议的内容，参加了每一次公司产品的路演，还出席了________公司召开的大会。”

“我们有个研究人员仔细分析了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并对每一个基本面和技术因素进行了分析。”

“区别是我们不是股票超市，我们每年只选择少许的几只股票，这样我就能向投资者保证，带给投资者的信息都是我们一手获得的。”

“正像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公司的公开声明。如果我认为最佳的买入时机是两天后，那么我肯定会再等两天才给你们打电话，而不是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你当前的购买时机。”

要求发送信息情况二：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明白你想看到有关信息的心情，先请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想要看到怎样的情景？”

“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报告？”

“互联网的聊天室？”

“请恕我直言，外面的信息实在太杂乱，我知道你是个睿智的投资者，但是除了有这里推荐的信息外，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在诸多报告中引起注意的信息。”

“如果我很容易在市场上赚钱，那么我就得下岗，并请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比我更富裕的助理来完成日后的工作。”

“我说的对吗？”

“完全正确。”

“我的公司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来研究这一观点。我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主要取决于我公司对于现状的研究报告是否成功、精确。”

要求发送信息情况三：

经纪人的回应：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想要查看新的信息，我能把所有你需要的信息发给你，但是这并不是你能赚钱的方式。”

“你可以看看每股收益。”

“你也可以看看资产情况，资产负债表，所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

“但是这些信息只能说明公司过去的业绩表现。”

“过去我已经帮助一家公司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资产负债表的情况非常不错，我也帮助客户盈利了。”

“由于我预测到了短期内的重大事件，因此为他们赚了一大笔钱。”

“__________，你也认同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发布重大的契约公告、提示购买的荐股信息会推动股价的大幅上涨，对不对？”

“我想你已经等到这一天了。”

要求发送信息情况四：

经纪人的回应：

“我理解你希望先看信息然后再做决定的想法。但是我相信你也知道我给你撰写的几份非常漂亮的报告和来自______的荐股消息并不能确保你肯定就能盈利。”

“我说的对不对？”

“对。”

“唯一能让你赚钱的就是我能预测准确的交易时机，相信我，这是事实。”

“如果你我期待的重大公告在自动售报机的纸带上显示，你我就得出更高的买价才能买入这一股票。”

反对理由（借口）：“让我先考虑考虑。”

这是最难对付的借口，因为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异。训练有素的经纪人会驾轻就熟地强调情况的紧急，不容再拖，从而让客户不可能再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

投资人先考虑一下情况一：

经纪人的回应：

“我能理解你先考虑然后再做决定的心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决策时间是在头脑中有了最新的有用信息后即刻做出的，对吗？”

“我刚向你汇报的情况非常详细，你也同意现在购买这一股票的时机刚刚好，而且股价还会继续上涨。我不在乎第一笔交易的具体数额是多少，但是我的确非常在乎我们交易的时机。”

“我宁可看到你现在就持有______股，而不是等到明天才持有5000股或者1万股，或者下一周股价飚升到更高的时候才买入持有。”

“如果说有关______我还有什么问题不明确，我就不会打电话让你购买这只股票。”

投资人先考虑一下情况二：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你现在的反应和我很多新客户的反应一样。我的意思是，我们得正视这一点：我们追踪______已经有半年之久，而你听到有关该股的信息不过1分钟。”

“早在我们和许多新开账户的客户谈论名为______公司的股票时，他们的反应和你的一样。”

“我们会向公司所有的客户提供这样的建议：这家公司规模巨大，在不到______个星期里，它就会向华尔街放出消息，到时候我们的股价就会从______涨到______美元。”

“我们的客户已经根据我们提供的交易时机小赚了一笔，而那些选择继续考虑的人已经坐失良机。”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两个重大的公告随时就会发布，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最佳时机就不在了。”

投资人先考虑一下情况三：

经纪人的回应：

“我能理解你想先考虑一下的想法，我们也不会草率地做出决定，但是投资股市的价格和时机是非常关键的要素，对吗？”

“当然非常重要。”

“我们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业绩就是华尔街最好的。”

“__________，我们给你的是机会，不是历史。我现在有点担心你的反应，因为我们要给你的建议你不可能验证。”

“而当你在《华尔街日报》的头条上读到了这则消息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投资人先考虑一下情况四：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知道要是我们接下来几天多多考虑有关______的情况，你肯定能感觉更加自在些。但这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你知道吗？也许______只能在未来三四天停留在可以买入的水平。”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让你看到我们的专业水准。”

“我们给你打电话是因为现在有绝佳的股票可以投资，而你则不想再联系我，你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拖延购买的时间了。你得赶紧持有______，同时成为我们的机构客户。”

投资人先考虑一下情况五：

经纪人的回应：

“你知道你为什么说你不想今天做决定吗？因为你不可能想出更好的理由不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了。我说得太动听，整个投资前景非常理想。但尽管如此，你还是不想购买。”

“遗憾的是，最佳的时机往往出现在我们没心情做事的时候。我给客户打电话，不是因为他们的账户数额最高，也不是因为我能从他们身上赚取最高的佣金，更不是因为他们有心情买股票投资，真正的原因是我相信某只股票的价格会在近期大涨。”

“6个月后，你肯定就有心情投资股票了。你手头资产的流动性肯定会比现在强。某家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22岁左右的小伙子照着稿子从电话那端向你鼓吹非常诱人的买股策略，那个时候你就有购买的心情了。但是你知道你会碰到什么情况？你会赔钱。”

“就给我一次机会，这才是你最明智的选择。”

投资人先考虑一下情况六：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你知道吗？你现在所说的情况，是小规模投资人的典型反应。”

“机构投资者的反应却不是这样。”

“我的意思是，要是顶级的基金管理者，若我们双方都同意某个投资观点估值偏低，他绝不可能跟你说，‘等到明年再说，或者等过了这个纳税季节再给我打电话’。”

“顶级的基金经理掌握的投资时机，并不出现在最方便的时候。”

“这就是为什么散户投资人赶不上市场上金融机构的步伐，也不能时刻看出事情的端倪的原因。”

反对理由（借口）：“我得先和我妻子商量一下。”

经纪人一听到投资人说“我得回去跟我妻子商量一下”，就是他们平常很少表现的大男子主义派上用场的时候了。虽然经纪人在劝说投资人的时候用词非常礼貌，但是语气在不太过分的前提下，偶尔也会带着调侃戏谑的腔调。

借口和妻子商量情况一：

经纪人的回应：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和你夫人商量一下，男人尊重他的妻子，这样的人我尤其敬重。这可能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多年来关系一直很好的原因。”

“但是，作为一个商人，我相信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商人，你每天都要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

“这些决定你并不是个个都向你的妻子讨教是否可行，而她也不会因为你不向她说明这些决策的过程就生气，因为她相信你的判断力。”

“如果今天我们谈的是购买一幢大房子，或者是某只股票上百万美元的头寸，那是一码事，但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购买交易数额远远没有这么大，对不对？”

“当然不是那么大的交易。”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是在彼此间建立信任的关系。”

“此外，根据我的经历，有时候需要先斩后奏，妻子终究会原谅我们。而对于投资，她们的态度却往往是全盘否定的。”

借口和妻子商量情况二：

经纪人的回应：

“__________，我知道你想先跟你妻子商量一下，相信我，我也希望你把整个事情做得稳妥顺利些。”

“但是据我所知，你在购买这只股票后，给她看联邦快递递送的书面材料，她可能会更加自在。”

“联邦快递的包裹里包含了______的全部信息，还有我和我们经纪公司的介绍。此外，还有全球最大的清算公司——______公司提供的账户信息，你的股票账户就在那儿开立的，更不用说之后你的账户一路增值。你还会收到年度报告，1万美元的收益，还有最终对你这笔投资划算的确认。这些都比你现在打电话告诉她你想要购买某某公司的股票要好，因为我刚跟你说的这家公司连你自己都不太了解。”

“__________，你如果现在打电话回去跟她说这些，你想想她会不会同意？”

“你说的很有道理！”

借口和妻子商量情况三：

经纪人的回应：

“让我来说明一下，你和妻子之间的谈话是否会顺利。如果你晚上花5分钟谈论这一点，你会告诉她今天有一通纽约打来的电话，要你花5000美元或者1万美元购买某只股票。”

“然后她就会问什么公司的股票。”

“你告诉她是______。”

“她要么用平底锅砸你的头，要么你晚上就得睡沙发。”

“不管什么情况，她都不可能在了解事情原委的基础上做决定。你说过你觉得这只股票还不错，有机会能赚钱。”

“我要说的是，你和你的妻子可以先购买______股。我知道她会尊重你购买小数量股票的决定。然后你回到家里，和她坐坐，你要仔细回顾一下美国联邦快递包裹里的书面资料，争取两人一起把头寸做大。”

“此外，我还得告诉你，以前我说服其他客户购买英特尔或者微软公司的股票时，他们也曾说要和妻子商量好再做决定，但是后来经过我劝说，他们当即下了决心。现在你再看看这些巨头公司股票的表现。”

说服成交

在受过专业训练的经纪人打电话联系潜在投资人推销某些股票之前，他们早有多个说服投资人成交的理由和说法在脑海中成形。在经纪人反驳或者推翻了投资人找借口暂时不买股票的理由后，就可以使用说服成交的台词来邀请投资人即刻下达交易的指令。经纪人的这套本事，我估计连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也得甘拜下风。

说服成交提议一：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与你合作多年，担任你的经纪人时间也不短了，你肯定不会这么犹豫，对吗？”

“不会。”

“你是不是会跟我说，假如我已经帮你建立了________股票的头寸，在不到________的时间里，该股就在________价位上交易，你现在还不会下决心购买吗？”

“你肯定毫不犹豫就买了。”

“我和你是初次合作，我们之间没有过去的交易记录帮助我们树立信心，而今我们可以迈出第一步，建立合作关系。”

“退一步讲，你只知道我的名字________，但你不知道我来自（经纪公司的名称）的顶级团队。我们部门主要分管散户和机构投资人业务。我们的团队还有华尔街上最成功的经纪人和分析师。我们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和声誉，不可能是整日出错、业绩不佳，也不可能每一笔交易数都很小。”

“然而，因为你对这个投资观点还比较感兴趣，同时也是为了让你更加放心，我们这样安排：一开始就谨慎些，可以先购买________股，总共的金额是________美元。”

“这比我们一开始谈论的数额少一些，当股价上升时，你赚的钱也会少一些，但是你的收益率还是一样的。你可以通过小额交易试试我的水平，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买的不够多了。”

“好的，就买股了，对吗？你是否想加大自己的头寸呢？”

说服成交提议二：

“我知道你现在采取比较保守的策略，因为你并不了解我，对吗？我本人也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经纪人。我向你保证，我向你提出购买的建议，肯定早已考虑了下跌的风险。”

“理论上讲，如果我们买入________股，假设股票下跌了________点，你就会损失股。但这样会让你变成穷光蛋吗？当然不会。要不然我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了。”

而如果我的估计正确，那么股票就会如我所料的那样涨到________，那么你就能赚到________美元，你会因此变成个富人吗？

“当然可以！”

“但我不会变得更富。佣金在完成和经纪公司的分割，交完税后，我自己根本赚不了多少，都不知道能否给自己买顿午餐！”

“这次交易就是一个基准，表明我可以引领你在正确的时候入场交易，更重要的是能在适当的时间离场。”

“__________，我们就这样办吧！开立账户买入________股，花费________美元。我们可以先试试购买小额大公司股票。如果接下来的60~90天里你对我的服务水准和预测时机的做法不满意，你大可解雇我，我也不会继续做你的经纪人。届时，我会卖掉这只股票，并把收益送到你手里。我们依然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如果我的估计正确，我就可以将买入________股卖出________股的交易的确认信息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到时候我就会和你商量把交易做得更好更大的方案。”

“我们就先买________股，如果你对我的工作还满意，我们可以在将来做得更大更好，可以吗？”

说服成交提议三：

“让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让你以________美元价格买入________股，而该股却一落千丈，跌到了________美元，你还会听我说话吗？”

“会的！”

“你会听我在电话里讲，但是你不会买。”

“从另一个角度看，假如该股票价格从________美元攀升到了________美元。我觉得你肯定不会这么犹豫，马上就希望听我下一个更好的想法，把交易做大，对吗？”

“是的。”

“这就对了。我要说的是我只有一次机会帮你赚钱。只有一次！我喜欢棒球，但是我不是棒球运动员，我也不会有三振才出局的机会。如果我这次搞砸了，我等于是搞砸了我们可能长期合作的信任关系。”

“就让我试一次。先买入________股，花费________美元。接下来的60~90天里，评判一下我对价格和时机的预测能力，而你到时候唯一遗憾的是怎么当初没能买入更多的股票。”

“这一次信我，我以后再也不需要向你提出信任我这种要求了。”

说服成交提议四：

“__________，我之所以和所有的客户都做得很成功，就是因为我能把事情做大。”

“你担心________股股票若下跌，你要赔掉________美元。而若股票上涨，你赚的就不是仅仅________美元了。你不仅获得了收益，而且还与华尔街上为客户们创造了一笔又一笔财富的著名经纪公司建立了合作的关系。”

“显然，我们说的不只是某种股票数百或者数千股的情况，而是指精挑细选的投资银行业务的机会。仅当下列条件满足时，才会有这类机会：①当我的客户流动性充分时；②更重要的是，当我的业绩能够保证这一点时。”

“现在我们这样办：先买入________股，然后给我60~90天时间，如果你不满意股票的走势或者我的工作，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卖掉股票，我安排给你开一张支票，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但是若股票的表现如我预测的情况一样，你得答应我增加交易的头寸和规模。”

“就先和我做成买入________股的生意，你绝对不会失望的。”

大家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直线销售法的套路，对投资者提出的每一个借口的具体反驳，都能让投资人从举棋不定或者排斥的态度转变成接受经纪人的建议和购买股票，最终成交。为什么经纪人帮投资人赚不了大钱，是因为他们把绝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练习销售、向投资人电话兜售金融产品，或者培训经纪人新手接受直线销售法等活动上了。

虽然有些话听起来比较做作，但也请你一定记住。这就是不断推进开立新账户的有效方法。

第四部分　展望华尔街

在大家嘴上挨揍前，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计划。

——职业拳手迈克·泰森

你知道，我在成为商人前也曾经是个人。

——乔治·索罗斯

在潮流转向的时候，我回来了。

——甘道夫，《指环王》

第21章　远离华尔街的雷区

股市上有很多雷区，谁要是不够聪明，就会踩在上面被炸得体无完肤。

我的朋友蝇者（The Fly）是一位匿名的博主，为人气较旺的交易网站iBankCoin撰稿，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来形容这种情况。他把这种雷区称为“屠杀区”。哪怕莎士比亚自己能活过来，开一个创意写作工作室，看完自己的投资组合后，也找不到一个比这更合适的词。我觉得“屠杀区”这一词是近来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使用后，才算真正火起来的，但它却能真切地描述我们要讨论的投资情况。

除非你在屠杀区尝过弹药的厉害，否则你很难认清其破坏性。下面就是你在未来追求财富的旅途中一定要避开的暗胡同。这些胡同里到处散布着地雷，任何一块地雷都有可能成为你的屠杀区。你可能现在觉得这话不中听，但是到时候吃亏了可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

特别并购上市（SPAC方式）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程师全力工作18个月，也不可能制造出比多家投资银行21世纪初出售给散户投资者产品更差的作品。SPAC是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rporation）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也可以表示空口说白话的销售模式。SPAC的基本前提是：

●由多位拥有商业血统和知名度的人员组成董事会（如某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某某集团的前总裁等）。

●公开上市筹措资金，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投入使用。

●银行机构提供并购对象供我们选择。

●购买公司，并从原先的特殊目的并购公司更名为新公司名称，我们的董事和管理人员在新成立的公司内任职。

●你已经成了我们刚刚购买的新公司的股东，恭喜恭喜！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对吗？事实上，除了投资银行有利可图以外，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好处。

就上市而言，业绩良好、条件无可挑剔的公司可以按照传统常规的首次公开募股形式上市。他们不需要走市场的后门，要借助特别并购上市。只有小型私营公司才需要借此在公开市场上亮相。美国服饰（American Apparel, APP）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的股票可以说是过去10年里跌得最惨的股票。美国服饰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被公众指责造假账。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有许多受人尊敬的公司头领，运气比较好。他们在企业经营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并不是水到渠成的。就说微软的保罗·艾伦（Paul Allen），当他离开了让他变为世界巨富的微软公司后，等不及去烧钱。他所接触的一切都成了废物。这就好比电影《酿酒师的百万横财》里面的情况一样，为了继承500亿美元的财产，你得花掉50亿美元。黑森林小木屋里中彩的人，说不定比他有更好的投资头脑。

特殊并购上市造就了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曾经与乔布斯一起创立苹果公司）等人物。有人可能会想，去购买如捷智半导体一类的经营不善的公司股票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你这样想就错了，会输个精光。当年酱爆果汁公司股票一落千丈，那些购买该公司股票的倒霉蛋就遇到这种情况。这么多年来，还出现了无数特殊并购上市的例子，买股者都逃不掉惨淡的下场。因为没有谁投资了这种公司的股票还能盈利，无论是并购前还是并购后。

此外，对冲基金也常与特殊并购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挂钩。每当股价相比首次筹集的现金流有溢价时，他们就会直接抽走资产，投资者只能两手空空。参与投资的同志们，有钱赚的是他们，不是你！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2007年信贷泡沫高潮出现时，出现了由57个特殊并购上市公司组成的SPAC风潮，筹集资金共达113亿美元。这可是不折不扣的“傻蛋资金”。对这57个公司来说能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当时间耗尽，没有成交量时，就会出现现金返还的情况。事实上，与这些特殊上市并购公司有关的部分对冲基金曾经迫使有关投资人通过实施持股投票权促使公司解散。

最后，我们来看看投资银行多次往自己口袋里装钱的运作机制。首先，他们通过特殊并购上市公司上市，因此获得费用。接着在发生潜在的并购前，为公司提供有关散户投资人的咨询服务，这就形成了另一项银行业务费用。好不容易找到了特殊并购上市过程需要购买的公司。你猜怎么着？这里又有一项费用，而且费用不低。之后漫长的12个月里，特殊目的并购公司寻找股东和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样涉及许多费用。最终，交易结束了。不过特殊目的并购上市过程吸收的资源远远大于自身的吸收能力，于是只好在二级市场公开发售股票或者建立错综复杂的债务关系，或者进行保证提供业务。你看看，这又是一轮费用。特别并购上市的组织，对银行来说无异于自动提款机。投资人做些什么？被杀。大约80%的投资人已经倒下了。如果不完全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只能说投资人没有以痛快的死法阵亡。

还要提醒你的是，搞出这种不纯正的首次公开募股的正是与激进的经纪公司销售量紧密关联的投资银行。谁有能力用如此不靠谱的方法募集1亿美元的资金呢？

单一药品生物技术股票　美国资本市场最有特色的事情是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的上市交易。这类公司除了有个科学家团队整日研究前景良好的蛋白质混合物以外，没有其他优越的条件。主要是测试、证明药品的有效性。虽然生物技术公司的存在证明了美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和深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得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其中，以身试险。股票市场中最容易辨别的股票市场是过早、过久相信生物技术的魔力。毕竟大部分药品测试的结果都不能满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要求，获准的药品只是个别情况，而不是普遍的定律。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2009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26种新药品，其中只有7种是生物技术化合物。2008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25种新药品，其中有4种来自于生物技术领域。对于习惯了投机的人来说，这种概率情况如何？对于投资于400个市值在10亿美元以下的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股票的人员来说，这种概率又意味着多大的回报率？有一条几乎所有投资大师都同意的投资箴言，只有在有利于自己的时候，才进场投资。而针对单一药品的生物技术进行投资，市场的行情往往对投资人不利，不适宜投资。

零售经纪人喜欢扭曲事实，常用前景甚好、投资回报高达4位数字的故事来吸引投资人。遗憾的是，多数生物技术投资产品都不会有这样高的回报率，20只生物技术股票中有19只都不能让投资人盈利。而且跌势一来，持股者不会有机会卖出离场。当投资者意识到该回去好好看看股票的行情和未来4个季度的趋势时，股价开市前不可避免出现跳空缺口，开始之后快速跌停，等你能够出售股票的时候，股价早已跌到历史最低几乎近零的水平。

我就曾见过很多经纪人因为某一种药品无法获得官方批准而致使该股票暴跌毁了很多客户的现象。碰到这种情况，经纪人往往会在亚特兰大城度过周末。他们自己管理账户突然损失几百万美元，希望能借此机从这一巨大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到了星期一，经纪人又会回到办公室继续开展电话营销。“我现在重振旗鼓”，他微笑着告诉他的同桌，然后拨通电话继续下一个动听的故事。一个星期后，他会致电给那些遭受损失的客户，说明情况，并说服他们投资其他产品，好保全自己源源不断的佣金。亚特兰大城C类奔驰轿车服务和酒吧里上等的好酒绝不是免费的。

如果你一定要买入持有自己的生物技术股票，你得购买那些在市面上拥有多种药品、开发能力较强的大型公司。虽然这类股票不会有十几倍的收益率，但是也不会因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否决某种药品而让你的投资组合顷刻间变得一文不值。

私募（private placements）　经纪人向你曾经或者将来兜售的每一种私募计划几乎都是骗局。是的，你没有听错，几乎全部都是。我曾经见证了200种由经纪公司直接销售给“个人合格投资者”（accredited investor）的私募计划，之后杳无音讯，经纪人拒绝回复你的电话，股东也不会给你任何解释。

根据《注册代表》杂志的报道，两类私募（医药资本和公积金）就可以让2010年以来21家著名的证券经纪公司倒闭。当这两类私募产品出事，拖垮了众多经纪公司的客户时，甘恩艾伦金融有限公司（GunnAllen）、QA3、帝国证券（Empire Securities）、杰塞普拉蒙特（Jesup＆Lamont）和美国证券（Securities America）不过是阵亡的几个公司代表而已。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集体诉讼赔款让这些公司的境况雪上加霜，很多员工失业。而这些交易本应该是美国名声最响的交易。

我很幸运，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向他人兜售过任何一份私募产品。我很早就学会了避免涉足屠杀区，这绝对是我的运气。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时我还是经纪公司的实习生。一次，我看到两个男人在长岛附近和曼哈顿地区兜售农场一号（Ranch 1）的私募股票，对应的公司是人气最旺的快餐连锁店。这两个人在尽职调查工作餐试图灌醉经纪人，在董事会的陈述中，也不忘带上酒瓶子。所有的经纪人用他们客户的钱购买了这个公司的私募股票。他俩极力推销着，说：“这就是冉冉升起的第二个麦当劳，你要在公司上市前赶紧以最低价买入！”

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发现这两个兜售农场一号私募的代表真正的身份是这家公司的加盟商。他们和公司的农场一号股票一点关系都没有，其文件和私募备忘录资料全部都是杜撰的。据说，他们卷走了所有筹集的钱，逃到了以色列。这个故事就这样结尾了。这样的不齿行为，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去兜售私募产品，他们的所作所为，足以提醒我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虽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绝大多数私募产品的下场就是这样，最终消失。经纪人收到了佣金，筹到资金的公司也心满意足，其他人没有既得的利益，也不会追究发生了什么。

每当零售经纪人向他们的客户介绍、推销私募产品时，我就知道事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公司迫不及待地向经纪承销商求助获取资金时，也意味着它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它没法从商业银行或者中级市场的引领者手中筹得更多的资金。公司的发起人和当前的股东也已经赔光家当了。设有正规的公司财务部门的大型投资银行业已经拒绝了这种公司。因此公司的经营者只能装好私募资料，穿上笔挺的西装，带着一位银行家或者有关系的投资人，在各大经纪公司做路演。零售经纪人只要把这些私募材料的细节给他们的客户看，就能获得10%的佣金。他们还提供担保，诉说股票期权的前景，前提是公司能够退市（但是实际上，它们绝不会退市的）。给经纪人的高额报酬正是一面巨大的红色旗帜。

布朗的经纪公司的运营效率规律具体如下：

支付给经纪人的佣金或者销售折扣越高，经纪人出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就越糟糕。

使用这一定律，去除了10%的佣金后，经纪公司相当于正在紧紧拉住快速运行的子弹头火车紧急刹车的人。经纪人留意到：将私募观点销售给客户，因此获得了10%的佣金。你还不如让客户自己解决问题来得干脆。

顺便说一下，公司的背景越丰富，私募发行就越危险。2007年，卢·珀尔曼（Lou Pearlman）坐在我的会议室里，向我们推销他最新的项目——新秀营（Talent Rock）。该项目是为美国偶像设立的夏令营活动。如果你觉得卢·珀尔曼的名字并不陌生，那是因为他是首个利用佛罗里达奥兰多迪士尼歌舞团（Disneyfied song-and-dance ghettos）组建了“后街男孩”和“超级男孩”的制作人。他已经筹集了上亿美元，他来是希望我们给客户打电话筹集更多的资金。有个经纪人问他：“你身家已经过亿，而且又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何苦在这里筹集50000美元呢？”珀尔曼回答说他打算买下他合伙人在这笔交易中所占的份额，但合伙人不愿意接受他个人的钱。他的理由太牵强附会了，即使是公司里只懂得销售基本技巧的新人都知道他在扯谎。6个月后，卢·珀尔曼因这次骗局在德国被捕，并被引渡回美国。事后人们才发现他已经利用庞氏骗局骗了好几千万美元，大多数都来自于零售经纪人及其客户。

还有一个名人向我们兜售私募产品，这一次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都已经到了上市的节骨眼上。你要不是亲眼所见，肯定不信。站在Power-Point投影屏幕前，穿着黑西装、衣服领口旁佩戴着玫瑰花的某演艺明星，两边有电视台的记者和网站的执行官。他正在向我们宣传名为“非主流电视”的电视网络。基本的理念是，在开设网络电视和有限电视网，可以转播所有包含了一般电视台节目不会包含的内容，包括访谈类的花絮、电视节目片花等。他告诉我们这将是新生的又一个"HBO" [1] 电视台。经纪人和他合照，有一个销售助理努力想套出来这位巨星下榻在市区的哪一家酒店。路演过后，他给了我们尽职调查资料，我们个个都大笑不已，觉得他们做得太不专业了。他继续在A＆E网络上发布了电视秀，希望将他的家庭变成“奥斯本一家”。这一做法收效甚微，和“非主流电视”这个观点一样没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感谢美国的电视观众，他们的判断力没得说。

近来出现了围绕销售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的大问题，很多大型经纪公司都涉足其中。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一般支付给经纪人的平均佣金是7%。虽然这些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房地产控股和管理能力都不错，但是为什么投资者不选择数目众多（好几百种）的公募的信托基金投资？这一点，我很不能理解。有一个经纪人这样跟我解释，因为私募房地产投资信托不在市场上公开交易，因此“波动性会小一些”。这种说法简直太离谱了。当然发售价格里肯定是包括这7%的佣金的，只不过客户看不到，也感觉不到（在很多情况下，客户压根儿不知道）。

我不能说所有私人的房地产信托投资都与其他私募产品一样，买入就等于走进了屠杀区，但是购买私募产品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公募产品，无论从流动性还是价格，都比私募产品有更多的优势。

除了上述的屠杀区以外，还有一些投资者的陷阱需要大家注意。由于篇幅限制，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述，具体包括：

●石油和天然气有限责任合伙关系（如果有人正在游说你加入这种合作关系，真相是油井肯定是干的）。

●保本基金（通常发生在洗盘后，在市场复苏的时候超过你的上涨收益率）。

●保险经纪人出售资产管理（你的理发师是否也会帮你修补屋顶呢？）。

●证券经纪商销售收益率担保的与股权挂钩的年金（这个结局应该不至于太惨）。

●反向可转换债券和其他结构化产品（他们会给你挖下市场和银行家的双重陷阱——祝你好运！）

●离账户变现只有一天时间的时候，经纪人离开了（他们回电话对你说，我们需要变动一下，给一些业务变换一下位置）。

●带有浓厚纽约地方口音的经纪人给你打来电话，但他却来自博卡拉顿区的电话（《佛罗里达州宅地法》（Florida's Homestead Act）导致了很多来自纽约的一批心怀不轨的人在南佛罗里达州开店，民法法庭根本奈何不得他们的财产）。

●任何自称有“系统”的人（为什么？因为从来就没有系统这种东西，如果有，你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内幕消息）。

●任何自称为金融家的人（他肯定满嘴胡话，可能穿着西装、皮鞋，但是里面没有穿袜子）。

●自己清算或者管理客户账户资金的金融顾问（一定要请其他人管理你的资金，大型公司更好）。

●货币经纪人和外汇网站（没有人懂。里面都是些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当你建仓后，经纪人基本上都是逆着你的方向操作的）。

●管理期货基金（管理费用极高，你的实际收益跟广告里说的差得很远）。

●电影投资（最新出现的电话推销骗人的伎俩，没有哪家值得你投资的电影摄制公司是雇用一群电话销售员给自己的运作筹措资金的）。

●封闭式基金首次公开募股（这些基金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购得，即在首次公开募股90天后。若在90天以内购得，就需要缴纳罚金；90天期限过后，经纪人可以自由卖出股票，获取佣金，而你的价值就会顷刻间少掉15%）。

如今市面上有太多的挤油交易，很多金融产品都不是为了让客户赚钱，而是经纪人为了赢得客户的佣金推销的。面对这种情况，金融顾问就有点像客户的保镖而非顾问了。幸运的是，我穿着黑色的T恤衫也不错，很多客户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产品观点后，会让我来分析一番，然后决定是否购买。我很高兴他们这样做，给他们的答复往往是拒绝这类金融产品的居多。

我也愿意承担自己犯错的责任。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我会根据我的判断说服我的客户远离这些屠杀区。我也已经警告过各位读者了。

[1] HBO电视网（Home Box Office）是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有线电视网络媒体公司。HBO电视网于1972年开播，全天候播出电影、音乐、纪录片、体育赛事等娱乐节目。——译者注

第22章　华尔街今时明日

要找到更好的出路，一定得先彻底认清楚更差的情况是什么。

——托马斯·哈代

本书我想尽量避免的是单纯用华丽的语言给自己或者从事的行业做宣传（说自己完成了什么使命之类的话）。如果你希望读一本有关“投资之道”的书，我可能让你失望了。但我也有预感，可能这类的书你也已经读够了。

华尔街的营销功夫可是了得，但是真相更有说服力。我认为，若有更多的人了解投资行业的内幕，他们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并成为精明的投资者。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普通老百姓中造就打败市场的明星交易员，已经有太多的人把这种梦想推销给投资大众了，而是为了让人明白华尔街与其他地方的主要区别。

如果我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已经大致掌握了美国投资行业的真相，那你就能很好地把握未来投资行业的发展方向，但这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书中所写，植根于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我所遇到的人群的观点的集合。我希望能为大家呈现更多的声音，好让大家对华尔街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有一件事情大家似乎都认同，那就是美国大众和投资行业彼此的关系和运作机制。没有哪一方是完全清白的。投资者为市场注入了恐惧、贪婪、不切实际的期望、思维怠惰和不耐烦。投资专业人士也常碰到自己出错的情况，如商业模式的冲突、激进的营销方法、欺骗性营销和隐含的费用。投资双方存在着对抗性，因此，不利于整体金融市场发展的鸿沟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

我曾经问过很多朋友，我认为他们是当今有资格对华尔街进行评论的最有见识的人为什么投资双方之间的距离会日益加大？

查尔斯·罗特布鲁特（Charles Rotblut）是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的副主席，同时也是该协会学报的编辑。没有哪个组织能像这个组织这样努力教育投资大众，并与投资大众交流观点。罗特布拉特认为，投资行业及其客户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是适用性和实用性之间的区别；投资者和投资行业最大的断点是有关“什么是合适的”与“什么是正确的”之间的分歧。对投资公司来说推销适合特定投资者是最有利可图的做法。而投资者探究“为什么投资公司要推销这些”以及是否有比现在投资组合中更好的观点，才是最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行为。

整个投资行业追求更高额的资产管理项乃至更多的管理费用，罗特布拉特认为这无可厚非。他和我一样认同投资行业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要追求利润。同时罗特布拉特抨击该行业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他警告大家说：“投资公司存在就为一个理由，赚钱。没有人要求投资人一定要帮助它们实现这个目标。”

阿列夫博客的博主大卫·默克尔（David Merkel）在投资行业曾经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投资分析师、人寿保险精算师、首席经济师和主任研究员。他的观点是：“普通人大多天生喜欢储蓄，不善于投资，因此不会真正了解投资。投资对他们来说就是魔术，没法解释收益得来的原因。”

《投资新闻》的在线版主编马克·布鲁诺（Mark Bruno）认为缺乏专业的投资教育是造成普通民众和投资人之间无法沟通的主要原因。“没有对金钱、投资和金融的基本理解，大多数个人很难接受或者信任投资专业人士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有可能。但是前提是我们得丰富自己的金融知识，让整个社会的金融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大多数投资人不知道投资为何物，从而也不能响应市场的投资需求，也不可能相信正确的投资服务。”

个人投资者缺乏投资专业知识，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他们的鲁莽行为中，市场上推出新投资产品的一方甚至鼓励投资人的这种无知和莽撞。卡尔·理查德（Karl Richards）同我一样，也是金融顾问和博客撰稿人。当我们提到新手投资人这样鲁莽的行为时，他就会解释说：要取得长期投资的成功，正确的行为方式比高超的市场分析技巧更加重要。卡尔的网站因其一针见血的评论和幽默的文风深得投资者的青睐。他指出，投资者经常会做出自戕的举动，不断找寻下一个更好的投资方式实际上更费钱。

这种错误的行为曾经席卷整个市场，因为成千万的投资者同一时间竞相追求某一种投资策略或者资产类型。研究难题（Research Puzzle）博客网的博主汤姆·布拉克（Tom Brakke）指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关键是因为我们都有投身于能够即刻赚到钱的投资项目的初衷。他认为，华尔街的营销部门鼓励这种现象，因为它们“只管金融产品是否畅销，往往不管目前促销的产品最佳投资时机是否已经过去”。汤姆是投资公司的咨询师，帮助投资公司制定研究过程的方案，将投资公司的投资观点转达给客户。他解释说，这种持续不断的营销促销活动，“经证明成了求胜心切、容易鲁莽行事的投资者的第二重打击。资金如潮水般从冷门的金融产品涌向热门的投资策略和产品，进一步恶化了整体不理智的投资趋势”。大家对热门金融产品趋之若鹜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客户获得的回报远远低于资金本身该有的回报的局面（这类热门金融产品的投资回报甚至低于那些收费更低、更加容易实现的被动投资门类）”。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虽然不了解投资之道的投资人常常会干出傻事来，但是真正在市场周期中陷入大麻烦的还是那些富有经验的资深投资人。华尔街的传奇财经记者杰森·茨威格几十年来一直报道市场的动态，他认为“富有经验”一词在描述投资人时属于误用。引用乔治·卡林的话，“富有经验的投资人”差不多就像是把“大虾”“军事情报”和“联合国”一类的词在一起混用。成熟的投资人可能一开始有更多的钱投资，但是只有明智的投资者才能在最后保持自己的资产和财富。智慧与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获得了多么高深的学位或者是使用了多少算法来计算投资组合的盈利能力没有关系。

茨威格现在是《华尔街日报·智慧投资者》栏目的专栏作家，曾亲历过无数人成为投资陷阱的牺牲品，不管是因骗局、想发财走捷径的思想还是愚蠢地追赶黄金投资热潮，都曾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出现。但是他认为精于投资之道并不能保全在华尔街投资的人们，要想在这里立足，有三项素质可以保护你免受无谓的伤害。正如本杰明·格雷厄姆指出的，智慧不过是你大脑的一项功能，而非你的个性优势。独立、怀疑精神和情绪的自控能力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富有经验与这些要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绝大多数投资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概率，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几乎和零没有任何区别。

众多投资者没能实现自己的投资目标，个性上的区别并不是唯一的原因。正如本书之前一直提到的，华尔街有关投资产品和服务半真半假、雾里看花的不朽神话对于普通的投资组合来说都是致命的。我的朋友比尔·辛格尔是证券行业最著名的法律专家。他说：“华尔街有个神话，那就是证券行业主要是为了实现投资人的最大利益。通过美化的广告和暧昧的营销手段将这种幻想传达给大众。其实华尔街的生意，是为了实现经纪公司的最佳利润。”

比尔经常在自己的博客“破产和经纪人”以及担任《福布斯》杂志的智慧投资专家时，对经纪公司的监管问题提出过自己的意见。他曾就职于美国证券会，并长期在经纪公司和各大投资公司工作。作为曾是资深的经纪人和投资人双重身份的杰出代表，他对华尔街这些年的变迁有着高人一等的立场和见解。“随着时间的流逝，华尔街给个人投资者、零售客户提供的杰出的客户服务、有竞争力的佣金、已经审核的私募和公募产品、独立研究以及定制的投资顾问服务也越来越不重要。”

虽然投资者开始意识到投资行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他们慢慢懂得了这些冲突的缘由。这可能与华尔街五花八门的从业者自主创业、各自为政有关。《注册代表》杂志的总编克里斯汀·法兰治（Kristen French）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告诉我说：“这里就跟动物园一样。证券经纪人、投资顾问、理财师、财富管理人、寿险规划师、退休基金专家，这些不过是描述华尔街从业人员的部分头衔而已。如今投资专业人士的种类如此之多，他们为客户所做的事情在过去10年里发生的变革之大，以至于没有多少投资人对自己的职业前景和自己对客户承担的责任真正了解。”

《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其中有一条规定了国会研究对所有投资从业人员对待公众适用的单一“守信受托标准”。规定他们当前行为的条件是“适用标准”，没有那么严格，因而这一规定拓展了投资专业人士的职责范围。但是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实施这种统一的标准为时尚早，几乎也不可能。克里斯汀说虽然通过立法实施“守信受托标准”并非可行的手段，但是可以将提升人们的意识作为突破口。“此刻，我们不知道相关的改革何时出台，也不知道如何进行。同时，主流媒体在解释‘守信受托标准’和‘适用标准’在实践中实施的区别时，似乎做出了不少的努力。”

我们这群身在野兽肚子里时间已久的人都知道，华尔街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商业模式，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解决的。斯科特·贝尔（Scott Bell）多年前结束了自己作为传统的经纪人楷模的职业生涯，和我一样，他从来没有想过再回头。他告诉我：“投资者认为他们在华尔街的投资人是按照守信受托标准执业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不是这样的。这是我所见过的，机构银行利益与个人投资建议最大的分歧点。”对掌管GDP财富管理的经理和博客“我心在华尔街”的博主斯科特来说，这种分歧显然是系统性的，尤其在华尔街的大牌公司中更是如此。“除非华尔街分化为专门的经纪行业、投资银行和个人咨询行业，我觉得现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投资人也不会得到真正支持他们的建议。”

华尔街的未来有几种无情的后果需要我们留意。比如，我们之前讨论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大有赶超共同基金管理行业的势头。一旦美国最大的401（k）养老金计划供应商一开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超越共同基金管理就会随时发生。传统的共同基金类型不会坐等这一趋势的到来，它们在传统最流行的开放式基金阵容中推出了好多升级版本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若本书出版或者有好莱坞新版的华尔街电影出现时，证券经纪人作为一种职业的称谓可能就要消亡。

下面是我的同事们对投资行业发表的评论。

汤姆·布莱克同意我对现在出现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变革趋势的观点。“投资领域的老大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将会继续给共同基金和单独的投资账户业务施压，在众多投资公司引起重大的变革。给跟踪指数的基金管理人支付高额度费用是没有道理的，尤其是这些基金并没有上好的表现。最佳的投资公司将会把这一点作为明文规定执行，这将进一步导致投资方法的创新，给这个缺乏生气的投资行业注入新的力量，从而减少对金融工程方法的依赖。”

大卫·默克尔在保险行业从业已久，他告诉我们经销产品将会成为主流。“市面上到处流传着人们对于保险理财产品没能达到预期水平产生的失望和怨恨的传闻，这可能会让理财师和其他金融从业者在介绍未经担保的理财计划时，不得涉及收益的内容。此外，有些保险公司在向客户承诺某些短期年金保险高收益后，却没法兑现收益，而让这些保险经纪公司有权做出承诺的离岸再保险商也难辞其咎。”

斯科特·贝尔认为技术进步将对投资行业产生更深刻的影响。“技术进步对投资行业产生的破坏力，还有待我们深刻感受。我认为在未来10年时间里，当技术发展使原先客户珍视的顾问服务自动化后，投资人将会遭受更多的保证金压力和不断降低的手续费带来的困扰。”

比尔·辛格尔认为技术进步会加速华尔街实体业务的终结。“华尔街作为位于曼哈顿下城全球金融中心的地理概念将会淡化，而更多的市场中心将在亚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兴起。最终，随着证券行业的日益国际化，投资人希望能以更快、更经济的方式进入国外的交易市场交易，这也为进一步加速统一市场的增长，为零售客户进行国际投资清除许多当前存在的障碍。当客户可以坐在自己的电脑前，进入中国、巴西、德国和美国的交易所进行股票买卖，所用的平台统一、产生的佣金费率相同，结算过程一样，那么进入交易所的国籍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重要。”

马克·布鲁诺看到了投资经理和个人共有的机会和前景，他认为我们若不太贪婪的话，对大家都有利。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已经没落了。固定供款计划将把钱直接交付在投资者的手里，替代了原先由金融机构管理的理财产品。社会保险业可以走相同的道路，无数兆美元将被转移到个人控制的账户。个人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权、定价权利和灵活性，可以自主投资积累财富。投资公司和顾问都竞相争取为他们管理财产的权利，个人投资者也有更多的控制权，可以选择理财服务的供应商。

克里斯汀·法兰治预见到，投资者获得了更多选择，随之还有潘多拉魔盒里面错综复杂的投资理念。“金融创新的步伐不会停止，改革的机器已经上了油开始运转，产生了更多的新资产类型和产品，这种趋势锐不可当。接下来的10年，金融产品更将复杂，但暗箱操作也更加频繁，而这些都会在零售市场逐渐蔓延开来。无论是金融顾问还是客户，要理清头绪，妥善管理各项金融产品，实现理财目标将要求更加复杂的分析。”

那么金融监管能否赶得市场上新的金融产品的发展和衍生速度？杰森·茨威格说：“如果只是在法律术语上做文章，肯定不行。我希望最大的变化是不能再由律师来起草金融监管的条文，也不能单纯由法律人员来评判某些拟定的法律条文能否生效，最好得邀请心理学家介入。按规定，经纪人和金融顾问得确定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而他们没有几个人懂得如何确定。虽然科学研究表明详细通报风险情况会促使人们更加愿意承受风险，但证券发行者也只得在招股说明书上说明风险程度。由于金融监管者认为公布冲突会从某种程度上弱化矛盾，因此很多公然的利益冲突都没有经过审慎的检查。基于基本面分析的证券立法规定——透露投资者所需的一切信息，从而帮助决策，在理论上被瓦解了。因此，金融立法需要权衡影响人类做出实际决定过程的因素，必然要求人们转换思维模式，而且越快越好。”

我的同事卡尔·理查德的一席话能为所有针对华尔街未来的讨论画上句号。“我希望传统的金融服务行业能够搞清楚，在金钱的背后，还有活生生的人，他们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有希望，有梦想，他们有血有肉。唯有理解这一点，才能让我们在交易中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卡尔，希望你的想法能尽快成真。

第23章　飞越华尔街

“你说你要离开，是什么意思？”

“我……我不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到那个地方去了。”

“乔希，你这个样子吓坏我了。我们买了房子，塔拉上学了，贾斯汀这个夏天也快满1岁了。你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

“我知道我想做什么。我辞职不干了。我花了10年的时间做这些狗屁不通的事情，再也不想干这一行了。想想都觉得可怕，太糟糕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们靠什么过日子？你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会找到路子的。我答应你一切都会和现在不同。”

“你总是这样说。”

“我向你保证，我知道怎样把事情做好，我知道我需要做些什么，我会证明给你看的。”

“那你的业务怎么办？”

“我没什么业务，只有那些买我推销东西的客户。我干不了这个，根本做不下去了。我饱受煎熬，这种事情让我恶心。”

“但是乔希，你的客户怎么办？”

“他们和我一起跳槽，我不会扔下他们不管的。”

“你不会扔下他们？要是他们不跟你走，你该怎么办？”

“他们会跟我走的，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也需要他们，他们会和我一起离开。”

“我不知道……”

“让你担心，对不起。”

“乔希……”

“很对不起。但是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我会更加努力，我需要你的支持，你要相信我，一定相信我！”

“我一直都很相信你。好的……我们走吧，现在就走！”

时间是2009年12月。9个月前，我们经历了末日般的噩梦。但是世界最终没有终结。几个月后，人们从创伤中慢慢恢复。但是回想起来，我们几乎遭遇了灭顶之灾。一个星期五下午，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刚好跌到了666点，我在博客网上上传了美国R.E.M乐队演唱的《我们知道世界末日来了》。我所管理的最保守的账户，包括债券、黄金和蓝筹股，都下跌了30%，而那些比较活跃的账户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问既然行情这么差，为什么客户不乖乖地把钱存起来，非得要投资华尔街？因为我是可恶的股票经纪人。我能怎么办？难不成让客户把账户变现，然后让我的孩子们去喝西北风？抑或我用客户的转账型个人退休金账户做空市场？

有一天，我和岳父从车站回家的时候，我告诉他，要是有人再对我大吼，或者批评我，我就会立刻起身走人，不干了！他听到我这番话后很吃惊。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到底是随口说说，还是字字当真，我也不清楚了。

我最痛恨的就是看着我的客户受罪。在华尔街70年一遇的大崩盘发生时，我正担任某家经纪公司的分部经理。当时几乎没有人经历过这样的灾难，那些经历过的，也已经作古了。而我这个31岁的人，在那里仍无助地帮人渡过难关。我一如既往地戴着一副勇者的面具，说着一套连自己都不会相信的鼓舞士气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已经下班了，但我仍然坐在路边的汽车里发呆，不敢回家。

我想这种情绪肯定写在了脸上。我的朋友有医药销售代表，也有律师，还有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他们也无法理解报纸上那些耸人听闻的头条新闻对我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情绪明显地在我的声音里表现出来，电话中人们听得出来我垂头丧气的，连电话那一头的客户都在鼓励我振作起来。

美国经济正呈分崩离析之态，我所在的经纪公司也危在旦夕。即使这样，我每天晚上回家，还得笑容可掬地和我的儿女嬉戏，拼拼凑凑支付每个月的各类账单。正当我的生活四处布满了阴云时，一道光照亮了我的前程。霍华德·林德泽（Howard Lindzon）是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家，是我现在主持的博客网证券推特（Stock Twits）的创始人。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他说：“乔希，我们很喜欢你的博文。我希望你能离开华尔街，来圣迭戈帮我来做林德泽盛会。我这个团队有技术人员，还有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你一定得来。”

2010年5月，我从纽约飞到科罗纳多酒店，见到了金融业的偶像——霍华德·林德泽的朋友巴里·里萨兹。他跟我谈了他的公司是如何推进注册投资咨询公司的业务的。我跟他提到了自己开始在注册投资咨询公司谋得一份差事，希望能够永远退出证券经纪行业。里萨兹预料到了房地产的崩溃，并曾公开预计其对全国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影响。巴里在美国房地产崩溃前一年曾经就这一主题撰写了6000多篇博文。这不正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吗？不管怎样，我回到纽约后，就收到了巴里的电子邮件，一周后，我就开始了从华尔街“越狱”的计划。

这一变动并不容易，正如我之前所说，因为我也没有奢望过这个过程会很简单。作为经纪人，我曾见过无数同行离开原先的金融机构，有些是为了更好的待遇，有些是为了更理想的工作环境。他们跳槽的过程无不经历了痛苦的割肉过程。经纪公司不可能允许你带着一大堆的客户或者资产离职，对待离职的经纪人，经纪公司总会给他们的客户打电话，抹黑经纪人的为人，说明这些经纪人如何混不下去了才走人。而打电话的这些人，就是昔日与你一起共进午餐，有说有笑的同事。他们都曾去过你家，见过你的家人。华尔街，真是人心险恶啊！

但我却坦然离开了。因为我没有到别的经纪公司谋生，也没有挖走一大堆经纪人跟我单干，所以公司也没有为难我。至于过程如何，对我来说已不重要了。我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和家人而奋斗，如果有人阻挠我，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扫清我面前的障碍。

如今我很少回想那一段日子。能够摆脱折磨你多年的东西，摆脱了它的影响，我深感幸运。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退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退出华尔街这个战场，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带着责任感冲锋陷阵的。虽然我身上依然带着战时留下的伤疤，但是我没有挥之不去的情感创伤。

我的青春年华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无人性的行业中度过的，虽然我曾穿着体面的白领蓝衬衣。我离开的时候，没有惹上任何监管问题，也没有遭到客户的投诉。我离开了，就像是开着汽车，透过汽车后视镜看到身后X翼战斗机爆炸的情景，我有无限感慨，但却是幸运的。

在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所写的《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尤金·亨利·保罗·高更在成为绘画史上著名的画家之前，曾在巴黎证券交易所担任证券经纪人。他非常痛恨这份工作。1883年，高更回到家里，告诉他的妻子，他已经辞去了在证券交易所的职位，将全心全意从事绘画工作。

之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高更家变得一贫如洗，他们很快无家可归。

高更最终在塔希提岛的海滩上实现了他的职业理想，完成了从股票经纪人到艺术家的华丽转变。塔希提岛里，高更身边围着一大群模特，悠闲地在帆布上作画。虽然我的经历跟高更的经历多少有点相似，但是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塔希提岛。

此刻，我已经沾了华尔街不计其数的污秽和尘垢，你可能在疑惑我现在靠什么为生。我可以这样回答，这些日子里我一直在做我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迫不得已的事情。我的职位是投资顾问代表，我在注册投资咨询公司工作。随着委托人数的增加，我作为顾问的责任也日益重大，我每天都感觉到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虽不能事事如意，市场也让绝大多数人无比沮丧，但总体而言，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的。即使出错，我也能及时弥补。而我的同事大多是具有职业操守的聪明人，不像经纪人只关注自己能卖出多少东西。

我不会因为某些金融产品或者投资组合获得额外的收益，我工作的场合里没有销售折扣、佣金、交易费或者外部动因，或利益冲突或特殊奖金。我只收取客户付给我的服务费用，和他们处于同一阵线。如果有人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做，我就停手。在投资顾问这一行，我只为客户打工。

我逃离华尔街的故事很快传播开来。正如你马上要看到的一样，美国各地有不少的经纪人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幡然醒悟了。接着就是他们计划着怎么离开这个行业。统计的结果让人惊讶，华尔街的职业队伍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

某研究公司于2011年2月公布的研究结果报告中显示：2009年，有8000多个证券联网经纪公司的职员被迫离职。28%的人员选择独立经纪公司，只有23%的人员加入另一家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离开传统经纪公司的这28%的人员差不多占了整体的1/3，而跳槽进入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的顾问中，只有7%的人员在头一年是在独立经纪公司工作的。一年里传统经纪公司和独立经纪公司之间流动成员的差异竟有3倍之大。

富达投资集团是受益于经纪人单飞趋势的托管公司。据2011年6月的调查表明，富达认为单飞的经纪人开设顾问社的景象如火如荼，增速显著。研究发现，虽然经纪人单飞自主经营只持续了11年，而传统经纪公司的黄金时代已经有14年之久。但是就管理资产的数额而言，前者却比后者多。单飞经纪人管理的资产有2.43亿美元，而传统经纪公司管理的资产是2.31亿美元。另外，单飞经纪人发展咨询业务的速度要比传统经纪公司顾问发展业务的速度快很多，前者吸引新客户的数量是后者的一倍，投资组合的价值高达500万美元。

位于马里兰州的威利斯咨询公司（Willis Consulting）将我们公司在全部注册投资咨询公司的排名列为第110000位，而与2005年由美国利普乐金融集团（LPL Financial）评定的38000位相比，本公司的排名下跌了许多。这简直是大灾难。每天我都能看到交易杂志上报道新成立的精英独立投资咨询公司，虽然有很多行业巨头公司用重金收买人马，但是职员脱离母体，自己单飞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受信贷危机的影响，各大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加大力度留任王牌经纪人，提供的锁住人才的待遇几乎破了历史纪录，有些丰厚的待遇甚至达到了过去12个月佣金总额300%的程度。忽然之间，几十年来经纪公司的财富管理者第一次成了头牌，因为投行和交易员已经近乎毁了经纪公司的声誉。华尔街的银行开始褒奖他们稳定的资产管理部门。摩根士丹利的总裁詹姆斯·戈尔曼（James Gorman）在达沃斯投资银行峰会上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的采访时提到他们的金融顾问是公司的亮点。实际上，戈尔曼从业绩不佳的花旗集团手中购得了美邦银行的控股权后，就大肆削减了其顾问的金融咨询业务。

但是，这些慷慨诱人的人才留任待遇和锁住员工的计划现在看来很快就要到期了。还有多少经纪人愿意留在原来的公司里？对那些想要离职的经纪人来说，有一些会跳到另一家通信连线证券经纪公司，希望薪水高一些。业内人士管这种现象叫“换个笼子待着”。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很多经纪人和顾问团队都会产生单干的念头，并对经纪公司给他们提供的薪水说“不”，目的就是为了得到像我这样的人正享受的自主和自由。传统的美林证券经纪公司的众多职员，有多少是真的想下半辈子靠出售银行的抵押贷款或者保险一类的产品过日子的？

经纪公司里面大批的经纪人辞职，转业做了独立顾问，技术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不需要靠着大型的经纪公司来获得最先进的从业工具，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事实上，很多自营的顾问在技术方面比经纪公司的顾问有更多的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愿意尝试新的方法。

大型的经纪公司滥用自身的名声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也是有增无减的单飞态势另一个推动因素。以前，你只要提一下某家大型公司的名称，就足够赢得客户的信任开出支票。如今情况不同了。美林证券经纪公司2008年损失了400亿美元，它还想管理你的资产？有句古老的犹太谚语说得好：“如果邻居修鞋匠家的孩子都是光着脚丫子满大街乱跑的，你还会把你的鞋子送给他去修补吗？”美联银行（如今的富国银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美邦银行、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或者美洲银行也是一样。贝尔和雷曼突然就人间蒸发了，而雷曼的资产管理子公司纽伯格伯曼公司（Neuberger Berman）却躲开了这一场劫难，保持了好名声。至于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名声，我们只能说：如果你的母公司正因为对客户搞区别对待而被参议院批斗，那日子肯定不好过。

有些没落的巨头公司可以在公司形象和品牌建设方面花很多钱，但是民众已经不在意了，也没有人愿意当傻瓜被别人蒙骗。最近的一项针对普通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大型银行的形象排在烟草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后面。

作为一个自营的顾问，我要自己承担风险，接受挑战。办公地点要付费、电脑软件、健康保险、营销、许可、注册、后勤员工、监察部门和研究人员都得花钱。但是只要有了一定金额的资产管理，这些费用都值了。还有一点，我们这些顾问已经玩够了经纪行业的游戏了。

我终于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虽然是晚来入对行，但是重点是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定位，同时还经历过我不愿意经历的事情。这样一来，哪怕我的工作很不容易，我也可以天天高高兴兴地回家，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无愧于心。

我终于飞越了华尔街，把所有的行囊留下，轻装上阵，就像我对自己和妻子承诺的那样：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好起来！

致谢

电影导演伊利亚·卡赞（Elia Kazan）曾提到编剧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时这样说，“《销售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并不是米勒写的，而是字字从他身体中倾泻出来的。剧本早就在他的内心里，写出来了，让米勒如释重负。从这一点就知道这个剧本的分量。”

把本书和《销售员之死》相提并论，希望我没有夜郎自大之嫌。但我的确希望本书——我的处女作，能给读者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在本书成稿的过程中，我对华尔街乃至整个金融行业作了广泛深刻的调查，其中有很多话是我一开始踏入金融职业之门起，就在心底涌现的思想。我首先要感谢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集团让我打开心底的阀门，让这日益积聚在我心底的思潮有了迸发的机会。

著书之时，我的朋友、家人和同事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想我又有何德何能，有他们这番体恤？

我首先要感谢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的爱丽丝·雪丽帮我排除万难，给我发来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电子邮件，为本书的出版牵线搭桥；感谢斯蒂芬妮·弗雷里奇，你的帮助让本书成功完稿；感谢贾尼丝·雷斯对我的无限耐心，以及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集团的所有编辑和职员，感谢你们对我拙劣文笔的宽容。

我还要感谢本和艾琳·阿隆森为本书设计了优雅美丽的封面。谢谢你们。

证券推特的朋友们为本书的撰写和评论提供了广泛的读者群体。感谢菲尔·伯尔曼、霍华德·林德泽和贾斯廷·帕特诺以及所有证券推特网的朋友们，是你们让我有了展现自我、推广本书理念的平台，谢谢你们！感谢整个财经博客圈，你们的关注和评论，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与大家不断分享观点和沟通的动力。每天清晨我登录网络开始上传博文，所有的帖子和文章是因你们而发，也是为你们而发。

我还想感谢在各大主流媒体的编辑、合伙人和朋友们。尤其要感谢《华尔街日报》的托马斯·科伊尔和凯文·诺贝莱特，他们一直鼓励我撰稿，多次给我提点。感谢《福布斯》为我提供专栏。感谢雅虎网站财经专栏的全体员工，让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还要感谢美国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CNBC）的约翰·梅洛伊和凯文·弗林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保罗·拉莫尼卡，真诚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本书所述的一些观点，承蒙多位好友不吝赐教。我要感谢马克·布鲁诺、汤姆·布莱克、大卫·默克尔、克里斯汀·法兰治、比尔·辛格、卡尔·理查德、斯科特·贝尔、查尔斯·罗特布鲁特和杰森·茨威格。和你们悉心攀谈，让我从你们的智慧和见解中受益颇多。

感谢我的偶像和导师巴里·里萨兹。要说谢词，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所做的一切，都以你为榜样，无论是网站、市场交易，还是本书的撰写都不例外。

感谢我的父母、琳达、拉里、苏珊和哈里，我对你们的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感谢你们对我的爱和一贯的支持，无论生活境遇如何，你们从未放弃过对我的信任。

感谢我的妻子沙丽，从高中时代起我们就两小无猜。如今我们已经共度了半生，你知道，“没有你我什么都干不成！”这是我一直想对你说的话。

最后，我还要感谢投资行业，让我知晓了华尔街的内幕，让我能以平常心，笑看市场风云。

作者简介

乔舒亚M.布朗（Joshua M.Brown）是融合分析投资合伙公司（Fusion Analytics Investment Partners）的副总裁，也是超人气博客网站（TheReformedBroker.com）的博主。布朗还是福布斯网站（Forbes.com）的专栏作家、《华尔街日报》和证券推特的特邀撰稿人。此外，布朗的观点和理论常被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道琼斯（Dow Jone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市场广播台（Marketplace Radio）、美国在线、路透社、《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克莱恩商业周刊》（Crain's）、彭博资讯和《财富》等媒体引述评论。

Table of Contents

亿万：围剿华尔街大白鲨

赞誉

译者序

序言 策反

第1部分

第1章 钱、钱、钱

第2章 史蒂维，为所欲为

第3章 杀手阵容

第2部分

第4章 就像瑞克赌场的博弈

第5章 优势的专有信息

第6章 利益冲突

第7章 营造传奇之事

第3部分

第8章 线人

第9章 国王之死

第10章 奥卡姆剃刀

第11章 永不言败

第12章 “鲸鱼”

第13章 因果报应

第14章 救生筏

第4部分

第15章 正义

第16章 判决

后记

人物表

鸣谢

注释和来源

华尔街之战：贝尔斯登72小时覆灭记

前言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傍晚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些时候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晚些时候

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

后记

金融怪杰：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

译者序

平装版序言

前言

致谢

序幕

我自己的故事

第一部分 期货和外汇方面的交易者

第一章 期货市场揭秘

第二章 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定义

第三章 迈克尔·马库斯：绝不重蹈覆辙

第四章 布鲁斯·科夫纳：驰骋全球的交易者

第五章 理查德·丹尼斯：退隐的传奇交易员

第六章 保罗·都铎·琼斯：积极交易的艺术

第七章 盖瑞·贝弗德：皮奥里亚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

第八章 艾迪·塞柯塔：人人都能如愿以偿

第九章 拉里·海特：重视风险

第二部分 以股票为主的交易者

第十章 迈克尔·斯坦哈特：与众不同的理念和方法

第十一章 威廉·欧奈尔：选股的艺术

第十二章 大卫·瑞安：投资股票如同探寻宝藏

第十三章 马丁·舒华兹：交易比赛的冠军

第三部分 所有品种都有涉足的交易者

第十四章 吉姆·罗杰斯：具有价值时买，市场狂热时卖

第十五章 马克·温斯坦：高胜算交易者

第四部分 来自场内交易员的观点

第十六章 布莱恩·吉尔伯：从经纪人到交易者

第十七章 汤姆·鲍德温：无所畏惧的场内交易员

第十八章 托尼·萨利巴：“一手”制胜

第五部分 交易心理

第十九章 范K.撒普博士：交易心理学

第二十章 个人的一段交易经历

第二十一章 后记：梦与交易

最后的话

22年后的观点

附录A 程序化交易和投资组合保险

附录B 期权基础

术语表

节录 爱德华·索普：革新者

华尔街投行百年史

致谢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扬基银行 克拉克-道奇公司和杰·库克公司

财富之轮

挽救联邦

金融界的拿破仑

宏大的事业

魔鬼的合约

第2章 犹太兄弟 塞利格曼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

雷曼的崛起之路

雅各布·希夫和库恩-勒布

新时代

守旧派的消亡

改变潮流

第3章 白马投行 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

从亚麻经销商到投资银行家

魔鬼的演讲

铁路传奇

走向合并

浮华的银行家

最后的阴谋

第4章 消亡兼并 基德-皮伯第公司和狄龙-瑞德公司

新纪元

重新启程

不祥之兆

狄龙-瑞德的崛起

大交易

避其锋芒

寻找买家

第5章 时代变幻 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

建立人脉

独立打拼

拯救美国（第一部分）

拯救美国（第二部分）

延续辉煌

交易时代

诉说一切

继承传统

丧失优势

第6章 走向大众 美林公司和E.F.赫顿公司

查尔斯·美林的崛起

滑入深渊

后院失火

E.F.赫顿的崛起

空头支票

第7章 贪婪无度 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德崇公司

稳步发展

犹太佬—杰·库克

青云直上

华尔街之巅

滑落谷底

德崇证券的二度崛起

兜售垃圾债

坏公司

气数已尽

第8章 坚守阵地 高盛公司和拉扎德公司

腾飞之路

拉扎德公司的浴火重生

继往开来，续创辉煌

变革或止步不前

总回顾

注释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参考书目

大事表

华尔街潜规则

推荐序

译者序

证券经纪行业专业术语

前言 我是谁

金融行业中的精准神话

船上的舵手

灯光、焦点、金融

第一部 分人在华尔街

第1章 他人钱为我用

第2章 华尔街的前世今生

第3章 经纪公司的潜规则

第4章 经纪人和金融顾问的本质区别

第5章 华尔街蓝领的辛酸

第6章 经纪行业不好混

第7章 让所有客户下单的诀窍

第二部分 投资华尔街

第8章 数字化的经纪行业

第9章 统一创造力量

第10章 情投意合的经销人和经纪人

第11章 喜忧参半的共同基金管理人

第12章 共同基金的个人股东

第13章 70年一遇的伟大金融革新

第14章 万能药

第三部分 兜售华尔街

第15章 形象

第16章 卖方的神话

第17章 荐股是噱头，投行业务才是大头

第18章 全球经纪公司大调解

第19章 华尔街靠讲故事做销售

第20章 直线销售法

第四部分 展望华尔街

第21章 远离华尔街的雷区

第22章 华尔街今时明日

第23章 飞越华尔街

致谢

作者简介

Table of Contents

亿万：围剿华尔街大白鲨

赞誉

译者序

序言 策反

第1部分

第1章 钱、钱、钱

第2章 史蒂维，为所欲为

第3章 杀手阵容

第2部分

第4章 就像瑞克赌场的博弈

第5章 优势的专有信息

第6章 利益冲突

第7章 营造传奇之事

第3部分

第8章 线人

第9章 国王之死

第10章 奥卡姆剃刀

第11章 永不言败

第12章 “鲸鱼”

第13章 因果报应

第14章 救生筏

第4部分

第15章 正义

第16章 判决

后记

人物表

鸣谢

注释和来源

华尔街之战：贝尔斯登72小时覆灭记

前言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

2008年3月13日，星期四傍晚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些时候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晚些时候

2008年3月16日，星期日

后记

金融怪杰：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

译者序

平装版序言

前言

致谢

序幕

我自己的故事

第一部分 期货和外汇方面的交易者

第二章 银行间货币市场的定义

第三章 迈克尔·马库斯：绝不重蹈覆辙

第四章 布鲁斯·科夫纳：驰骋全球的交易者

第五章 理查德·丹尼斯：退隐的传奇交易员

第六章 保罗·都铎·琼斯：积极交易的艺术

第七章 盖瑞·贝弗德：皮奥里亚的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者

第八章 艾迪·塞柯塔：人人都能如愿以偿

第九章 拉里·海特：重视风险

第二部分 以股票为主的交易者

第十一章 威廉·欧奈尔：选股的艺术

第十二章 大卫·瑞安：投资股票如同探寻宝藏

第十三章 马丁·舒华兹：交易比赛的冠军

第三部分 所有品种都有涉足的交易者

第十五章 马克·温斯坦：高胜算交易者

第四部分 来自场内交易员的观点

第十七章 汤姆·鲍德温：无所畏惧的场内交易员

第十八章 托尼·萨利巴：“一手”制胜

第五部分 交易心理

第二十章 个人的一段交易经历

第二十一章 后记：梦与交易

最后的话

22年后的观点

附录A 程序化交易和投资组合保险

附录B 期权基础

术语表

节录 爱德华·索普：革新者

华尔街投行百年史

致谢

译者序

前言

第1章 扬基银行 克拉克-道奇公司和杰·库克公司

财富之轮

挽救联邦

金融界的拿破仑

宏大的事业

魔鬼的合约

第2章 犹太兄弟 塞利格曼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库恩-勒布公司

雷曼的崛起之路

雅各布·希夫和库恩-勒布

新时代

守旧派的消亡

改变潮流

第3章 白马投行 布朗兄弟-哈里曼公司和奥古斯特·贝尔蒙公司

从亚麻经销商到投资银行家

魔鬼的演讲

铁路传奇

走向合并

浮华的银行家

最后的阴谋

第4章 消亡兼并 基德-皮伯第公司和狄龙-瑞德公司

新纪元

重新启程

不祥之兆

狄龙-瑞德的崛起

大交易

避其锋芒

寻找买家

第5章 时代变幻 J.P.摩根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公司

建立人脉

独立打拼

拯救美国（第一部分）

拯救美国（第二部分）

延续辉煌

交易时代

诉说一切

继承传统

丧失优势

第6章 走向大众 美林公司和E.F.赫顿公司

查尔斯·美林的崛起

滑入深渊

后院失火

E.F.赫顿的崛起

空头支票

第7章 贪婪无度 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德崇公司

稳步发展

犹太佬—杰·库克

青云直上

华尔街之巅

滑落谷底

德崇证券的二度崛起

兜售垃圾债

坏公司

气数已尽

第8章 坚守阵地 高盛公司和拉扎德公司

腾飞之路

拉扎德公司的浴火重生

继往开来，续创辉煌

变革或止步不前

总回顾

注释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8章

参考书目

大事表

华尔街潜规则

推荐序

译者序

证券经纪行业专业术语

前言 我是谁

金融行业中的精准神话

船上的舵手

灯光、焦点、金融

第一部 分人在华尔街

第1章 他人钱为我用

第2章 华尔街的前世今生

第3章 经纪公司的潜规则

第4章 经纪人和金融顾问的本质区别

第5章 华尔街蓝领的辛酸

第6章 经纪行业不好混

第7章 让所有客户下单的诀窍

第二部分 投资华尔街

第8章 数字化的经纪行业

第9章 统一创造力量

第10章 情投意合的经销人和经纪人

第11章 喜忧参半的共同基金管理人

第12章 共同基金的个人股东

第13章 70年一遇的伟大金融革新

第14章 万能药

第三部分 兜售华尔街

第15章 形象

第16章 卖方的神话

第17章 荐股是噱头，投行业务才是大头

第18章 全球经纪公司大调解

第19章 华尔街靠讲故事做销售

第20章 直线销售法

第四部分 展望华尔街

第21章 远离华尔街的雷区

第22章 华尔街今时明日

第23章 飞越华尔街

致谢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