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为中国和中国台湾一度的执政者，蒋介石在1949年以前统治中国22年，在1949年以后又统治中国台湾26年。他对近代中国历史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影响深远，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他则褒贬不一，特别是有过两次合作而又长期对抗的国共两党，对蒋氏功过有着完全不同的诠释。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学者，很难绕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蒋氏已在1975年故去，成为历史人物，但对其功过得失的评价在两岸仍然存有很大的差异和争论。

自1990年代开始，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台湾政治形势的变化，两岸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蒋氏的历史地位，对蒋氏的历史功过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在台湾，蒋氏形象由高而低，从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神话领袖”，渐渐被还原为功过参半的“普通人”，甚或是应为白色恐怖负责的冷酷无情的“独裁者”；而在大陆，蒋氏在北伐和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渐被肯定，其形象亦从“人民公敌”渐渐被还原为有功有过的政治领袖。可以想见，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也因为蒋介石在历史活动中的诸般复杂表现，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仍有差异，但都渐趋平实可信，渐趋历史的真实。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自1990年代后半期始，台湾档案机构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档案》陆续对外开放，为学界研究蒋氏提供了过往难得一见的丰富史料。自2006年起，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亦将其收藏的《蒋介石日记》原稿陆续对外开放，又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凡此种种，对于蒋介石研究的扩大和深入都是重要的推动因素，本课题研究亦植基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学科，是中国社科院的重点学科，一向致力于扩大民国史研究的层面，推动民国史研究的深入。近几年来，我们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蒋介石研究群”为中心的台湾蒋介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不同的学术场合，有过多次学术交流与讨论。为将蒋介石研究推向深入，两岸学者于2010年1月假台北大板根度假村相聚，以“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为主题，举行学术讨论会，相互切磋，深入研讨。作为政治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以此而构建起纵横上下左右的人际网络世界，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明或暗的重要作用。我们相信，关于蒋介石人际网络世界的研究，对于分析与理解蒋介石执政时期的政治理路与作为将大有裨益。在讨论过程中，我们与台湾学者虽然有时意见相左，彼此争论，但都是为了追求学术的真谛，我们为这样的坦诚讨论而欣慰，而这样的讨论能够实现，也说明了两岸学术研究的共同进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次研讨会的论文集。与其他学术论文集不同的是，我们将与会学者在讨论过程中的发言也一并整理出版，以使读者诸君与我们共同回味当时讨论的现场情景，体验与分享历史研究多样性的乐趣。

收入本书的论文和发言，均经作者和发言者审订，我们也进行了若干技术性的编辑工作，并为编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之处负起责任。本书的出版，得益于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机构以及与会者的多方支持协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我们规划的蒋介石讨论会还将继续举办，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有更多的收获，俾可推动学术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

2011年4月8日

目录

- 第一部 蒋介石的党政人际关系

-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

- 蒋介石：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初期人际网络的建立

- 讨论

- 第二部 蒋介石的军事人脉

- 君臣师友之间

-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

- 讨论

- 第三部 蒋介石的亲缘

- 战时的蒋介石与孔祥熙

- 蒋介石的亲族关怀

- 讨论

- 第四部 蒋介石的爱情

- “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

- 蒋中正的爱与恨

- 讨论

- 第五部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 蒋介石的1932年

-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 讨论

- 第六部 回顾与展望

-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外）

- 讨论

-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大陆）

- 讨论

-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台湾）

- 讨论

- 综合讨论（一）

- 综合讨论（二）

第一部 蒋介石的党政人际关系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个性特质

王奇生[1]

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若是平民百姓，他的性格仅决定他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若是国家元首，他的性格很可能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政治没有走上轨道的国家，国家元首的性格对政治的影响尤其大。

1927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政局，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是蒋介石一人独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政治家，其鲜明的个性特质势必影响到国家政治。但学界很少对蒋介石的个性特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进行学理探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开放，为我们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提供了基本的素材。

每个人个性特质的形成，与其早年成长经历有相当的关系。本文试就蒋介石的早年成长经历与其个性特质的塑造，做一粗略探讨。

一 恨父恋母

蒋介石9岁（本文凡涉年龄，均为虚岁）丧父，15岁初婚，23岁得子，35岁母亲去世。这样的早年经历，在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中，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蒋介石对其早年经历的忆述，却非同寻常。

对于父亲，蒋介石很少提及，除了写过一篇《墓志铭》，数十年间的公开言论和私密日记中均不见提及。直到60岁时，日记中留下简短数字：先考之严厉，“不忍言也”。[2]在蒋的记忆中，“严厉”似乎成为他对父亲的唯一存念。[3]蒋是在回忆其早年塾师任介眉时，兼带提及父亲的。在60岁的蒋介石笔下，任介眉被描述为一个“残忍惨酷”的“毒魔”。由此及彼而联想到父亲，竟是“不忍言”三字，似有一腔怨恨尽在不言中，与对“毒魔”塾师的记忆难分伯仲，以至于晚年仍未能释怀。也由于蒋对其父亲几近失忆般的隐讳，数十年来，外间因不明真相而有各种揣测和谣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之下，蒋对母亲的情感，无论母亲生前，还是母亲死后，依恋之深，感怀之切，且持续数十年形诸笔墨的深情表达，连他本人也自认异乎寻常。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4]中，13岁条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夏月放假归，入门，见王太夫人，未开言，即嚎啕大哭，越时声益凄。自此每遇外出，辄泪眼尽赤，哀动邻舍……远离至一二十里以外，犹暗自哽咽。”[5]情感之丰沛与脆弱，即使同龄女孩也未必如此。1930年12月4日日记中，蒋介石自陈：“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蒋介石结婚虽早，“断乳”甚晚，二十余岁犹如此恋母，实属罕见。对于这一“天性”，蒋也自以为异。甚至与宋美龄结婚后，年逾40的蒋介石仍自感“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婚后三年，蒋自承：“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6]吾人阅读蒋的日记，对其“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一点，感受至深。

据蒋称，他的少年时光，大部分是在母亲和外祖母陪伴下度过的。尤其是父亲去世后，外祖母与他们孤儿寡母“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中正课余假归，侍外王母与先妣于冬日爱堂中，中正读，先妣织，外王母念佛，机声梵音，与书句相间如唱和。”[7]在两位寡妇（外祖母46岁守寡，母亲32岁守寡）抚育、呵护下成长起来的蒋介石，其性格中难免养成某些女性化倾向，如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整洁，爱操劳细事等。[8]

与蒋介石的“恋母情结”比，其母亲的“寡母情结”同样鲜明。女子失去丈夫成为寡母之后，为了弥补生理和精神上的空虚，往往从儿子（尤其是长子）身上寻求替代性的虚拟满足。如果寡母情结过于强烈，一般会有极力支配甚至占有儿子的行为产生。据蒋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回忆，蒋的元配毛福梅曾告诉她，蒋毛初婚之际，感情尚好，但蒋母对小夫妻的私密相处无法容忍。[9]在15岁的蒋介石身边，38岁的寡母与20岁的妻子几乎成为情敌。

蒋介石谈到，在他一生的哭泣史上，有过三次最痛彻、最伤悲之“泣”：一次是前面提到的13岁回家之泣，一次是15岁成婚之泣，还有一次是35岁母丧之泣。蒋回忆说：“余于十五岁成婚之日，俗礼必奉茶于亲属，余母睡眠掩涕不肯起而接茶，微闻母泣之声，余乃情不自禁亦痛哭不置，久之，母乃泣训曰：余自汝父逝世，教养汝至今日成婚，汝不知余有多少伤心事，愿汝成年立业，不忘为母者今日教养汝之苦心也。余闻此痛泣，更难成声。呜呼，寡母伤心事，谁能知之。”[10]儿子新婚大喜，作为寡母，感怀抚孤之苦自属难免，若一味伤感，恐怕潜意识层面难免有儿子即将被别的女人夺去之隐忧。

前后四位妻室中，蒋和前两位的关系均不融洽。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婆媳关系紧张。[11]在孤儿的心中，寡母的地位是至高无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故当母亲与妻外家发生冲突时，蒋总是一味地捍卫母亲，痛责妻外家。

蒋母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蒋母前夫不到36岁就死了，再嫁蒋父作填房时，年仅23岁，小蒋父22岁。对于父母关系，未见蒋有直接的记述。从间接的数据推断，蒋父母关系很可能不融洽。蒋在1923年12月撰写的《慈庵记》中提到，母亲生前一再嘱咐他：“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理由是同穴要开启父墓，担心“重惊尔父之灵”。“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篑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12]夫妻生同衾，死同穴，自古常然。夫妻除非同死，否则后死者总难免“重惊”先死者。蒋母既深知“俗礼”，却又如此坚拒与丈夫同穴，恐怕不是顾虑“重惊尔父之灵”所能解释得通。有学者认为，蒋母不愿与夫合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蒋母在蒋父夫人中排名第三，如与蒋父“同穴”，就得靠边站了。[13]这一说法，也不无勉强。生前既已甘为填房，死后未必那么在意靠边站。另据当年武岭学校校长张明镐回忆，蒋介石曾建议其母亲，将父坟迁葬，单独与母同穴，但其母亲也不愿意。[14]蒋母如此坚拒与夫同穴，合乎情理的推断，应是夫妻生前感情严重不洽。

而蒋终身称颂其母，却闭口不谈其父，甚至对父亲长怀恨意，未必全因父亲“严厉”，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母亲影响。在此不妨拿胡适做一对比。胡适4岁丧父，同样是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但胡适的母亲，为幼年胡适建构了一个“完人”和“圣贤”般的父亲形象。小胡适每天起床时，得先听慈母一顿“晨训”，时常讲父亲生前的“种种好处”，嘱他将来踏上“父亲的脚步”，做一个“完全的人”。[15]胡母固然是“教子义方”，恐怕也是自己情感的补偿。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都难免将这种爱恨传递给子女。蒋母与蒋父感情不洽，难免贬损蒋父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蒋介石不仅失去了父爱，也失去了对父亲、父权的信仰。

二 不孝与至孝

1921年母亲去世后，蒋即自律：“以后无论阴历阳历，凡为母亲忌辰之日不食物荤，不动气，不御色，以为终身自惩自戒，冀减不孝之罪于万一。”并定自己生辰，也照例食素（后改为早餐食素）。[16]不仅如此，每逢母亲的生辰忌日、自己诞辰以及除夕之日等，蒋常有怀母的文字。如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慈母诞辰，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1933年11月2日：“今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即为余四十七岁之诞辰，劬劳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日趋于败亡，将何以慰慈灵，经儿留俄，回家无日，不孝之罪，其何以堪……进念先妣，终日不已，而于三餐，尤为心切，母子之情，至久而益切，有父母在生之时，为子者可不孝乎？如中正者则悔之晚矣。”

每当心情烦闷或遭遇挫折时，蒋也常会思念母亲。1929年1月28日：“上午同三妹（宋美龄——引注）往吴淞游行，闻其不回南京，心甚抑郁沉闷。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1929年1月30日：“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愁闷忧郁为近来所未有。如吾母生在，或不致至此乎？呜呼！”至于触景生情的怀念，蒋日记中常见记载。如1931年4月26日：“夜半闻子规之声，而忆吾母起床喂蚕时，呜呼！不能复见矣。”1931年12月3日：“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

蒋思念母亲，每每以“不孝”自谴。这样一种自我痛愧，粗看似是宋明理学的一套表面文章，细究其语境并联想蒋的早年经历，感觉应是其真情表白。少年蒋介石以顽劣著称。顽劣的孩子难免令父母超常操心。蒋在《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中自诉从小“冥玩不灵”：“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焙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忧。及六岁就学，玩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17]

蒋介石原名瑞元。溪口乡间流传着“瑞元无赖”的种种故事，已难考实。[18]毛思诚所编年谱中，引有数例，意在彰显少年蒋介石的特异非凡，然而字里行间仍可见微知著：4岁时以箸探喉，以致晕绝，经医救治始苏。5岁时，缸中捞冰，不慎倒置缸底，几至冻死。6岁时，溪中野泳，险至淹毙。13岁时，百般戏马，马怒号猛冲，受伤仆地。父亲去世后，没有严父的管教，蒋的顽劣有增无减。蒋母本来期望儿子成家后有所收敛，无奈婚后顽劣未改。16岁时，授业于毛思诚。毛在年谱中这样描述：“其戏嬉也，以讲舍为舞台，以同学为玩物，狂态不可一世。”[19]张狂顽劣，与恋母爱哭，竟共存于少年蒋介石一身。也许正是这种张狂顽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铸就了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

蒋在《王太夫人事略》中声称：“中正年十八蓄志东渡习陆军，人有尼之者，先妣则深为嘉许，筹集资斧，力促就道。”[20]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形有出入。“年十八”是1904年。蒋第一次到日本是1906年4月。但同年底就回国了。除“年十八”的时间有误外，关键的一点是，蒋母对其出洋留学的态度，到底是“深为嘉许”，还是反对？若干年后蒋回忆此事时，说了实话：当时亲友阻力很大，母亲也不同意，“但事即至此，知余之决心难以挽回，亦只有筹凑经费，允余出洋，以成余志也”。[21]也就是说，深知儿子性格的蒋母是在十分无奈的情况下勉强同意儿子出洋的。

蒋赴日数月即返，于翌年夏间赴保定，入陆军速成学堂。此事在乡民的记忆中，完全是违逆母命的行为。母亲上次反对，是不忍儿子远离，这次反对，是不愿儿子学军事。蒋寻思无计，背着母亲离家出走。[22]母亲伤心欲绝。蒋后来常常回忆：“尝忆廿一岁，余首次在保定军校而未能假归度年，家中惟母妻二人，未见其孤子在家，乃号泣悲伤乃至不忍食年夜饭，想见当时，先慈念儿之情景，更不忍为怀矣。”[23]

母亲去世以后，蒋常在日记中反省自己性情“凶暴”，任性使气，说由于自己对母亲“不顺”，气得母亲致病，悔恨莫及。[24]

除了顽劣任性对母亲“不顺”外，在婚姻家庭方面，蒋也自感对母亲“不孝”。蒋介石15岁时，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大自己5岁的毛福梅结婚。蒋母之所以要让蒋“早为完娶”，主要基于蒋氏家族“门祚式微”的考虑。[25]蒋介石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其中一房“断子”，一房“绝孙”。蒋介石祖父一支虽然传承下来，但也人丁不旺。蒋介石有一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还有一同父同母的弟弟蒋瑞青。但哥哥过继给了堂伯父，弟弟4岁就夭折了。蒋介石自称“中正独奉玉表公（祖父）祭祀”。也就是说，蒋介石是其祖父、父亲唯一的香火传人。蒋母让他早为完娶，无疑希望早抱孙子，多抱孙子，使蒋家人丁兴旺。但蒋毛婚后8年才生经国，令盼孙心切的母亲望眼欲穿。蒋称：“幸于二十三岁时经国产生，乃得含饴弄孙，稍宽其怀，余亦略得告慰于慈母矣。”[26]细析蒋的用语，“幸于”、“稍宽”、“略得”三词，在在体现他这一问题上的微妙心态。

更令母亲失望的是，经国之后，毛氏再无生育。1915年纳外家姚冶诚，亦无所出。蒋母十分宠爱小儿蒋瑞青。在小儿子死去21年之后，蒋母不仅为其冥婚，且为之立嗣。蒋母硬逼着蒋介石将唯一的儿子经国过继给死去的弟弟。蒋介石很不情愿，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27]蒋介石收养蒋纬国，也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因为将经国过继给弟弟后，只好收养纬国“以继承我后”。[28]

蒋母去世后，蒋虽再娶陈洁如和宋美龄，仍无生育。据陈洁如回忆，蒋因淋病而丧失了生育能力。[29]蒋介石1918年的日记中，有过治疗淋病的记录。[30]另据蒋介石日记载，宋美龄婚后有过一次小产。[31]笔者曾一度怀疑蒋日记中宋美龄小产记录是否属实。但据陈诚夫妇间私函，宋美龄有过两次小产，并称宋美龄“望子心切”。[32]不管怎样，后来三任夫人均无生育，对蒋而言，愧对妻外家可能还在其次，未能满足其母亲对门祚兴旺的殷切期盼，才是他深怀歉疚的最大心结，想必也是他在日记中一再“悔不孝罪大”的主要缘由。

蒋介石在1934年2月19日日记中写道：“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至今后悔毫已无及矣。”蒋母墓旁有一对联，为蒋介石亲撰。上联为：“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为：“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吊诡的是，蒋介石反复自谴“不孝”，反给人留下“至孝”的印象。

三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

蒋父去世时，蒋母32岁。除9岁长子外，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小儿子。寡母独自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艰难困苦不难想见。蒋介石日记中，屡屡回忆其幼年失怙后，孤儿寡母如何含辛茹苦，如何受人欺压：

时念余九岁丧父……余之一生，可说自九岁起无一日不在孤苦伶仃孤寡无援之中过活。[33]

当胞弟瑞青殇后，家难频作，家产行将被侵，先慈朝晚饮泣长叹。决心上京诉怨控告，毫无难色。呜呼﹗慈母之保家保子，其忧苦至此。回忆往事，不堪设想。[34]

值得注意的是，当蒋介石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试图追溯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而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建构自己革命思想起源的最佳素材：

余少年自先父殁后，即随余先慈受社会劣绅之压迫，贪吏之剥削，以过孤儿寡母之悲境。余忆自亡弟瑞清亡后，余兄介卿受恶讼与劣友之挑拨，思分亡弟之遗产不遂，几至涉讼，而以讼词恫吓先慈。先慈朝夕惕励，忧患备尝，但毫不为其所动，以其已出继于伯父，而且已经分拆产业，授其家室。余当时知胞兄不甘心，而又恐获罪于先慈，乃以私书寄胞兄，属其勿争琐屑，如余长大，必以全产交彼。惟此时勿使母亲多忧也。

以后，吾乡以钱粮不足，须由甲首赔偿，而田亩在十亩以上者，须帮助甲首赔款，其所赔之数，多寡不一，概由胥吏与劣绅串通，随意摊派。是年适族人兴水当甲，而余陪甲，其款数逾常，先慈不能承认。不料兴水听胥吏邬开怀之主使，而又见吾家内不和，胞兄虽有势力，亦毫不帮助，袖手以观余孤儿寡母之涉讼，竟使差役到家勒逼，以牌票传余，以为乡间最污辱之事，是余母子所最痛心而不能忘也。后卒以赔钱了事。

自此，吾母望余读书成业更切，而余则自知非读书立业，亦无以雪此耻辱。此约余十五岁之事也。当时只觉孤寡，备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压迫之苦状，非改革推翻，不能出头，且不能雪此奇耻。而不知吾之革命思想，即基于此。[35]

在蒋介石日后的多次回忆中，个人早年之孤苦，很“自然”地与国族的衰微相衔接，出洋求学也被解读为具有“革命”的动机：“余既痛国事之衰堕，满族之凌夷，复痛家事之孤苦被欺受凌，更欲发奋图强，以为非出洋求学加入革命，再无其它出路。”[36]

去掉“革命”的神圣外衣，更能清晰地见到，蒋介石早年之孤苦，对其个性特质的铸就，以及对其行事风格的影响，是鲜明而深远的。孤儿孤苦的童年，塑造了他孤独孤僻的个性。蒋这样的自我表述其实更合常情：“余自此乃知社会之黑暗与不平，而更恨世态之炎凉与人情之浇薄。”[37]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让少年蒋介石感知社会的黑暗与不平；邻里乡亲的无义与同胞手足的无情让他深切体察到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浇薄。

曾忆十岁之年，父丧未满一年，是年夏初……乡间洪水浸屋三尺，为从来所罕见。此时家中惟寡母与孤儿二人，胞妹幼稚自不知情。透水半日，无人来家援。吾乃闻吾母悲叹曰：如汝父在，近邻铺中人皆早来协助，而你父亦自在家处置一切，决不至如今日之孤苦伶仃矣。[38]

诸如此类的情景，令蒋介石终生难忘，直到晚年仍记忆犹新，耿耿于怀。溪口乡亲不仅对孤儿寡母有困难时未伸以援手，而且对蒋的所作所为，在很长时间里不以为然，甚至多有贬评。在乡民眼中，少年蒋介石是“无赖”，青年时也未见多大出息。直到1918年，蒋日记中仍记有乡人“见余之所为，未有不为之惊骇也”。“吾岂可为乡人之毁誉荣辱，而易我高心乎，所念者惟母在也。”蒋心虽高，无奈此时经济拮据，甚至“梦寐间亦忧贫困”，“为乡愿似是而非者所排斥”。[39]自感“茫茫前途，不知何所底止”。[40]乡人的毁誉，自己虽然无所介怀，只是担心牵累母亲，使母亲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直到母亲去世时，35岁的蒋介石在溪口乡民眼中仍是事业无成。蒋也时常“想念身世与人情之薄，悲叹无已，愁闷不堪”。[41]

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了。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偕宋美龄衣锦还乡。家乡父老为庆祝他“凯旋”，演戏三日，白天开欢迎会，晚上办提灯会。蒋自称“余对欢迎会无不厌弃，而独于乡间此次之欢迎，使余略述余母训及家庭教育之优良，以舒积悃，特加欣快”。“以今日中正略有所成，是不能不认母教严厉。”[42]蒋素有“雪耻”情结，无论国恨家仇，均不忘“雪耻”。191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申言有四大心病未除，其中之一即是“以仇恨耻辱太多，而涤荡湔雪不到也”。[43]对是时的蒋介石而言，“仇恨”恐怕不是国仇，而是家仇；“耻辱”也不是国耻，而是家耻。“舒积悃”三字，充分表露了他的“雪耻”心态。

蒋介卿是介石同父异母的兄长，比介石年长10岁。蒋父去世后，兄弟分家析产，本相安无事。不料4年后，小弟瑞青夭折。蒋介卿要求将亡弟名下的遗产重分。蒋母坚拒。双方反目，几至涉讼。蒋介石后来反复忆述说，自家内不和、兄弟阋墙以后，家难频作。蒋也因此对其胞兄深怀痛恨，日记中提及胞兄，多是贬词：“俗不可耐，鄙陋尤甚”；[44]“有意捣乱，顽固不化”，“不可感化”，“嫌恶已极”，“恶劣狡诈”；[45]“心术不可复问”；等等。[46]

顽劣的孩子，难免厌学。蒋回忆其童年说：“每遇放学，视为大赦，其愉快之情，莫能言喻。”在私塾时代，厌学顽劣的孩子难免受到老师的严加管教。在蒋的童年记忆中，教过他的多位塾师皆“无善足述”，有的甚至成为他切齿痛恨的对象。直到晚年，谈及任介眉、蒋价人等塾师，痛恨之情仍溢于言表。

60岁回忆：“九岁之年追溯塾师任介眉先生之残忍惨酷，跪罚、毒打、痛骂、诅咒几乎非人所能忍受，此非严师，实是毒魔。如任师当年不死，则余命或为其所送矣。”[47]

66岁回忆：“余自六岁上学识字至十六岁之十一年间，除任介眉之凶虐以外，蒋价人（谨藩）间亦任意使气，以学生为囚徒视之。其它对余之教诲皆无善足述。余之少年教育完全由先慈一人之所赐，当十二岁时，蒋师之苛刻虐待后，十三岁吾母乃即辞退蒋而聘姚，其对元培养之苦心可说无微不至矣。”[48]

天地君亲师，父亲既“不忍言”，塾师都“无善足述”，甚至视如“毒魔”，同胞手足反目成仇，邻里乡亲也无情无义。蒋介石于1934年的一次日记中写道：“中正幼年受劣绅污吏之欺凌，亲戚之轻侮。长受满清鞑奴之压迫，学友之嫉视。壮受倭寇苏俄赤匪之胁诱，与倭寇之畏忌与侵略，而成今日之中正。是中正之历史，乃劣污倭俄与赤匪所逼成也。”[49]除了“满清”压迫，劣绅欺凌，更加亲戚轻侮，学友嫉视，父兄无情，乡邻无义，周遭竟没有一个“好人”。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感受，这样的生存境遇，多么阴暗凄惨﹗这样的早年成长经历，又将如何铸造蒋的人生和个性特质？

在蒋的童年记忆中，孤儿寡母，孤苦伶仃，孤立无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的人，其他人都不可信赖。正因为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蒋成年以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蒋介石日记中，经常慨叹、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

除母子之外，天下决无义友仁爱，无事则首聚谈心，似为至交，有事则彼此避匿，一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者，甚至背笑腹骂，幸灾乐祸，今而后，乃知友朋之交，竟止如此而已，抑□吾自不能以诚待友乎。[50]

近日愤激不绝，以友人伪者多，而真者少也。自私自利者多，为公为友者更少也。以此而欲独善我身，断绝一切，自外于世而不可得耳。[51]

吾友除孙先生以外，诚意待我者极少，昔日以为可信之人愈不可信，天下事，惟求自立而已。[52]

直率公道难容世，阴险骗诈反成名。以人人为莫逆，便知处处要留心。人心虚伪，社会陆沉，绝无容身余地；风波险恶，沙漠荒凉，创造渡世津梁。[53]

国中皆荆棘，世上无知音。[54]

人心险诈恶劣，畏我者固为我敌，爱我者亦为我敌，必欲我皆为其利用而后快心，稍拂其意则妒忌交至，怨恨并来。政治社会之卑污毒狠如此，岂我所能堪哉。遁世既不可能，则惟有另辟途径，独善其身，而使若辈自争以还我清白之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55]

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56]

父母妻子之外，皆无诚意已待之人，此乃人情之常。[57]

蒋介石认为：“天下事之难，莫难用人及用于人也。”[58]恰在“用人”和“用于人”方面，蒋表现出特异之个性。一方面，他非常看重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另一方面，又十分疑心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忠诚。蒋介石总是回忆他小时候，孤儿寡母如何受人压迫，受人欺负，受人冷眼。因此既自卑，又自尊。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国民党前辈中，蒋仅服膺陈英士、孙中山等一两人。陈英士是蒋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第一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由于得到陈英士的充分信任和赏识，蒋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辛亥革命后，他挺身暗杀了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蒋自称处世交友：“在乎极端，故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59]1916年陈英士被刺身亡后，蒋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文：“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60]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

陈英士死后，蒋与孙中山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1917～1924），蒋对孙中山一直若即若离，欲迎还拒。对于孙中山交办的任务，并不积极，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有时孙中山函电交催，他却有意延搁。[61]之所以如此，除了正值孙中山事业低谷外，是蒋认为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但蒋上任不久即辞职。辞职的借口是学校经费不济，负责供应经费的禁烟督办杨西岩故意刁难。[62]深层原因其实见诸蒋致孙函：“先生不尝以英士之事先生者，期诸中正乎？今敢还望先生以英士之信中正者，而信之也。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之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测。”并称：“中正与英士共事十载，始终如一，未尝有或合或离之形神”，“乃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今日岂复有真知中正者乎？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63]

不仅渴望孙中山如陈英士那样充分信任他，还要求党内其他同志也像陈英士那样容忍体贴他。他致书胡汉民、汪精卫曰：“如欲弟努力成事，非如先慈之夏楚与教导不可，又非如英士之容忍诱掖亦不可也。”“今弟做事，既无人督责如先慈，又无人体贴如英士，而欲望其有成者，恐转以偾事也。”[64]只有母亲、英士在他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当这两人都死后，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过着一种漫无目标的游荡生活。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65]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次也不到半年，最短的一次只有一天。往复到职、离职，“事近儿戏”。“一言之不合，一事之不如意，乃即念辞职独行。”[66]蒋也自省“赌气即走，是吾之过”。[67]辞职的理由，不外乎上司信任不专，以及同侪疑忌排挤。每次辞职借口，大多是“不见信”、“不见谅”于总座。不能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样一种抗拒权威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当其“用于人”时，他希望上司同侪对他深信不疑，以慈爱至诚待之。当他执掌最高权力以后，却很少有人长久不衰地受到他的信任。蒋介石用人，最重忠诚。然而，对上、对下、对同辈，他又常怀疑忌。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即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68]而亲信如陈立夫，在晚年回忆录中亦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69]同样是拥蒋派系，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三足鼎立。抗战时期成立三青团，又有意使党、团互相制衡。特务系统也是中统、军统双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部下信任不专，有意使部属之间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

翁文灏日记中曾转述美国大使约翰逊对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的观察和评价：胡汉民思想坚决，但教条，窄隘，不易与人合作；汪精卫善于变化，但无甚原则；蒋介石“目光动人，但对人从不信任，各事亲劳”。翁认为约翰逊的观察颇能独到。[70]

在蒋看来：“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则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71]又认为：“无论何人为汝尽力，必欲称功望恩，而实患难死生，除生母之外，任何人不能相共也。”[72]

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四 结语

本文无意全面考察蒋介石的个性特质，仅就其早年的成长经历，与其某些个性特质的形成，作一简略的分析。人的个性特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外在环境、个人地位等因素的变化，个性中的某些方面也可能发生变化。

北伐前后，蒋介石还多少能够听取党内元老和同辈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当他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对手，成为真正的最高领袖以后，自我认知越来越膨胀。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已超越“豪杰”而以“圣贤”自期：“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73]抗战爆发以后，他进一步赢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其自我感觉也更加膨胀：“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乃以圣贤自待，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74]相隔一年，从“以圣贤自期”，到“以圣贤自待”，仅一字之差，感觉已大不同。

1937年9月29日，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余不愿为时势所造也。”不愿为时势所造，自然是要造时势。既“以圣贤自待”，自可乾纲独断，而不必征求别人的意见，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强烈的自恋，势必藐视一切。读三四十年代的蒋介石日记，一个深切的感受，是他对部下和身边人的评价大多是“无能”、“无用”、“愚蠢”、“幼稚”。蒋常叹：“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75]“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76]“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77]“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78]由于对人不信任，做事只好亲力亲为。熊式辉曾当面建议蒋介石“不宜日理万机，陷于事务主义之深坑……事事躬亲，终必俱误”。熊并以“一等人用组织，二等人用人，三等人用手”进谏。蒋则以“中国人才太少，委之事权，类不能达成任务”相辩。[79]

其初不信任人，进而目空一切；其初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信任，进而很少有人能得到他的赏识，对手下人和党内干部，多是责备乃至痛骂，久而久之，手下人也就唯唯诺诺。熊式辉在日记中记述，蒋演讲训话，“禁制有余，发扬不足，消极否定之词太多，必使一般同志气沮胆怯，若更为声色俱厉，责备太严，则人将但求无过，不求有功，而走上敷衍因循之路”。[80]熊对蒋直言：“总裁督责过严，干涉太甚，必毁灭干部的责任心。”熊还引述了甘乃光的看法：“甘乃光夫妇来谈，总裁每次开会常多呵斥之言，似不相宜。伊芳云国家官吏罪过当法办，以家长作风言语呵斥，于法于礼俱为不宜。又言总裁用威太过，昔时有人云，胡可敬，汪可爱，总裁可畏。西安事变后国人皆爱戴，新生活运动发动以后，国人［更］加敬服。但总觉爱与敬俱未足以畏并论，相差甚远。”[81]

在蒋看来，军事将领“无能”，只好自己越级指挥；行政干部“无能”，只好自己兼职数十。党国“无人”，也就只好自己“独裁”了。

[1] 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2] 《蒋介石日记》，1946年10月2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3] 蒋介石的祖父在其父亲去世之前一年去世。在蒋的日记中，称述其祖父对他“钟爱异常”（《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6年前事略）。

[4] 《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实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之原稿。与《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相比，内容基本相同，因保留了蒋介石删改的痕迹（加注了说明），因而更具史料价值，故本文不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而引《蒋介石年谱初稿》。文内提及毛思诚所编年谱，除特别注明者外，即指《蒋介石年谱初稿》。

[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页。

[6] 《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4日。

[7] 《外王父母传》，《蒋介石年谱初稿》，第12页。

[8] 蒋介石日记1937年底“杂录”：一生短处缺点与病源，其中之一，不注重提纲挈领，细事操劳过多。

[9] 毛福梅回忆：“介石每每同我在房内说话或笑出声音来的时候，这就使王太夫人怒不可遏。”以至于毛氏只能整天保持缄默，“渐渐完全避免在房里同他公开直接谈话”。“我毫无办法，只有为我全然无助的苦况，暗中哭泣，以致很长一段时日中，我患了忧郁症。为要逃避那围困着我，使我无可忍的苦痛，我就越来越转求佛爷给我慰藉。”见石一流《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第三夫人陈洁如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第76～77页。

[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4日。

[11] 兹引1920年蒋介石有关姚冶诚的几则日记：6月16日：“母亲来教，言及冶诚举动之凶狠，殊令发指，余若再无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之流也。”6月22日：“母亲谑疾复发，寒热大作，见之心慌，我不孝之罪大矣，为始不慎，置此悍外家，竟致母亲动气担忧，病重如此，可不悔恨乎……母病沉重，外家悍如故，思之痛苦，无有过于此者也。”6月24日：“此次冶诚作孽，痛苦极矣……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忍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外家之罪大矣，悔恨何其有极，冶诚去后，忧愁愤闷，抑郁牢骚，自出世以来，未有如此之甚也，痛苦极矣。”

[12] 蒋介石：《慈庵记》，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台北，财团法人正中文教基金会，1978，第64页。

[13]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第10～11页。

[14] 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1，第110页。

[15] 胡适：《四十自述》，亚东图书馆，1947，第56页。

[16] 《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4日、11月3日。

[17] 蒋介石：《哭母文》、《王太夫人事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41～43页。

[18]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上），第7页。

[1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9页。

[20] 蒋介石：《王太夫人事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43页。

[21] 《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6年前事略。

[22] 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124页。

[23] 《蒋介石日记》，1943年2月5日。

[24] 《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29日。

[2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页。

[26] 《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6年前事略。

[27] 蒋介石：《亡弟瑞青哀状》，引自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团结出版社，2010，第291页。

[28] 《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6年前事略。

[29] 《一个改写民国历史的女人——蒋介石第三夫人陈洁如自传》，第113页。

[30] 《蒋介石日记》，1918年底“杂录”。

[31] 《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25日。

[32] 1932年6月18日陈夫人致陈诚函、1935年8月21日陈诚至夫人函，《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编印，2006，第228、336页。

[33] 《蒋介石日记》，1946年10月22日。

[34]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26日。

[35] 《蒋介石日记》，1929年8月31日“附录”。

[36] 《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6年前事略。

[37] 《蒋介石日记》，中华民国6年前事略。

[38] 《蒋介石日记》，1946年6月13日。

[39] 《蒋介石日记》，1918年1月22、23日。

[40] 《蒋介石日记》，1919年10月22日。

[41] 《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6日。

[42] 《蒋介石日记》，1930年10月27日。

[43] 《蒋介石日记》，1919年8月23日。

[44] 《蒋介石日记》，1918年4月2日。

[45] 《蒋介石日记》，1920年12月2日。

[46] 《蒋介石日记》，1922年6月7日。

[47] 《蒋介石日记》，1946年10月22日。

[48] 《蒋介石日记》，1952年1月2日。

[49] 《蒋介石日记》，1934年底“杂录”。

[50] 《蒋介石日记》，1920年5月28日。

[51] 《蒋介石日记》，1921年6月11日。

[52] 《蒋介石日记》，1923年3月10日。

[53] 《蒋介石日记》，1923年8月8日。

[54] 《蒋介石日记》，1923年8月10日。

[55] 《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9日。

[56] 《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6日。

[57] 《蒋介石日记》，1943年1月26日。

[58] 《蒋介石日记》，1923年4月21日。

[59] 蒋介石致戴季陶函，《蒋介石年谱初稿》，1921年1月20日，第52页。

[60] 蒋介石：《祭陈其美文》，《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22页。

[61]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29～176页。

[62] 胡汉民致蒋介石函，《蒋介石年谱初稿》，1924年2月28日，第159～160页。

[63] 蒋介石：《复上总理书》，《蒋介石年谱初稿》，1924年3月2日，第161、164页。

[64] 蒋介石致胡汉民、汪精卫书，《蒋介石年谱初稿》，1924年3月25日，第171页。

[65] 《蒋介石评传》（上），第60～76页。

[66] 《蒋介石日记》，1918年8月16日。

[67] 《蒋介石日记》，1923年11月5日。

[6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8日。

[69]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456～457页。

[70] 《翁文灏日记》，1936年2月21日，中华书局，2010，第20页。

[71] 《蒋介石日记》，1923年11月11日。

[7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0日。

[73] 《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10日。

[74] 《蒋介石日记》，1937年底“杂录”。

[75] 《蒋介石日记》，1932年9月1日。

[76] 《蒋介石日记》，1933年7月17日。

[77]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日。

[78]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3日。

[79] 《熊式辉日记》，1941年4月4日，Hsiung Shi-hui Collection Portifolio，Manuscript and Rare Books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80] 《熊式辉日记》，1941年4月4日。

[81] 《熊式辉日记》，1941年5月4日。

蒋介石：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初期人际网络的建立

吕芳上[1]

一

蒋介石个人的奋斗史，反映了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面向。以蒋为中心的当权者，必然存在着各方面、形形色色社会阶层与人物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这些人际交往，不单是个人关系，同时深刻反映了蒋个人性格、内心世界、处事方法、治术、谋略、政治需要及文化心理，更构成了波澜起伏、复杂多变的民国史重要内涵。故而蒋的人际世界重要而值得研究，《蒋介石日记》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二

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交往关联的人物层面相当复杂，有当年成长培植他的师长、抛弃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帮人物、达官显贵、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亲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携的黄埔嫡系；还有党内不同派系人士，党外政治对手。蒋对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变动发展历程，层层扩大，从小圈圈到大圈圈，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交往目的或许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变。从日记观察，他早期在上海混日子，同情过下层，不免与地方角头人物交往，有恩有怨；后来跟各地军阀合纵连横，有时称兄道弟，有时以金钱贿赂，拉打结合，封官许愿，又不免在战场上刀光剑影，掀起血雨腥风，然后忽敌忽友，暴露政治的现实。蒋两度与中共合作，但终以兵戎相见，最后失了天下。蒋介石应该可以算是“继承性的创造者”，创业属阳刚，辛苦奋斗才能获得；守成是阴柔，必深处“忧患慎重”之中。蒋一生矢志恪守孙中山主义、规模，但孙创建民国，志业并未开展而溘然长逝。蒋既创业又得守成，矛盾纠结，险象环生，艰苦备尝，终其生未能成其建国方案，乃多慨叹“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

三

由于蒋介石是一位继承性的创业者，他冲出头并不容易，他的辈分比较低，多半的成功是靠谋略与机运。1920年代的北伐及其后的急功近利，对各地军阀采取收编、妥协政策，结果形成一个诸多山头的统一，蒋似乎只成常感无奈的“盟主”。同时当他有权力之后又甚为自负，不太接受挑战。一方面是尊严的问题，一方面是权力意识；一方面是支撑他地位的架构，一方面是财政来源的困难；最后可能涉及家族的网络问题。

蒋在1921年5月23日日记中说：“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矣。”以孙中山为师，以陈其美、陈炯明为楷模，向胡汉民、汪精卫看齐，这是孙仍在世时蒋的想法。蒋与孙中山关系的建立，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首先是1912年出于对光复会人陶成章过去逼死徐锡麟、诋毁孙中山，今又与陈英士敌对，掀起党内风潮的不满，抱着“一片公忠之至诚”刺杀陶，蒋认为孙、陈对此事自有点滴在心头。1915年，死命效孙的陈英士返沪遇刺，蒋挺身收尸，毕见人世冷暖，更使他下决心“愿为大哥之化身”，这是他后来始终效命孙中山的重要起点。1922年陈炯明之变前，他经常到广东协助陈。蒋陈的交往，互珍互惜，粤变之后，蒋即以“中师”之敌为敌，未尝改变。1928年3月，第二期北伐前夕，蒋在日记中说：“以年轻资浅之身，而权位反在老成者之上，总理在日尚难应付，无怪陆荣廷、陈炯明不绝也。吾惟行其正道，不与内争，以待时尚之转而已。”

所谓人际网络的建立，很大部分是能否善用人才。可能受到曾国藩的影响，蒋的日记中透露他有“观人之术”，但不必神准；也很想选贤任能，终不能满意。蒋的核心干部有几个特征，早期他权位未稳，需大佬加持，因此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辈，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二三十年代都与蒋过往甚密。对同辈的革命党人和政治人物，例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叶楚伧、戴季陶、阎锡山、冯玉祥，他自认以谦卑自居。廖早死，叶、戴渐形“老朽”，对汪、胡、阎、冯诸人终因与他有权力上的争执，“武者以兵叛，文者以笔制”，于是有分有合，有些人虽可共事一时，多半后来分道扬镳。后期他掌握的多是军事机构，故绝大多数为军人出身，黄埔军校或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所形成的“黄埔军系”，如朱培德、何应钦、王柏龄、顾祝同、陈诚、熊式辉，以及黄埔毕业生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等所谓“天子门生”。这些人来自不同省籍，多少显示30年代蒋用人已经打破了地域观念，国家干部和党的干部不限于浙江人，虽然侍从室仍有部分乡土的影子。

至于文人部分，他早期比较亲近的是陈冷（景寒），后来重用政学系的杨永泰（畅卿），抗战时期与张季鸾过往密切。在亲信之中，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后来在政治、党务方面有重大影响力。抗战前他重用黄郛，抗战时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担方面任务。这些人有些是结义兄弟，有些是留日同学，也有些是姻亲关系。他在日记中常怨宋、批孔，多半是起因于“金援”不如所愿。他常自叹中国人才不足，因此会向学术文化界“借将”拔擢人才，例如朱家骅、罗家伦、俞大维、翁文灏、钱昌照、何廉、胡适、蒋廷黻、王世杰、陈布雷。有些人出身技术官僚群，例如九一八事变以后，起用北洋外交人才如顾维钧、施肇基、郭泰祺、颜惠庆、王景歧等人。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自由派及“左倾”人士不肯为其所用。

北伐之后，蒋自谓深处在“前有猛虎，后有毒蛇”的险恶环境。日、俄外力的挑衅，内部武人、政客、共产党的阻难，使他备尝政治的艰困。因此在蒋的日记中还显现出他一直希望组织一个智囊团，以协助国政的推动。1932年2月黄埔学生贺衷寒、康泽、桂永清、戴笠、邓文仪、滕杰等人所形成的力行社，宗旨上是“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的组织（1932年2月21日），这一组织多少受到时局的影响，性质上也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力行社之外，在日记中还有所谓青白社、四维社的组建，从某个角度看有文武平衡、地域平衡的意涵。蒋的领袖魅力多少是有军人式的味道，注重威严，但也不愿人家称他是武人，他注重威严，有些霸气，对于核心干部的培育当然有权谋的作用在内。

对于同一时代的权力竞逐者，从北伐以后可以看到蒋所采取的策略，是兼采策反与挞伐的政策。过去很长的时期有不少人知道蒋对不同军系的处理方法，有使用金钱笼络，有使用武力平息。1927年蒋冯（玉祥）徐州会议，逼使武汉政权败北，冯是得到好处才与会的。1928年东北易帜，对张学良的交涉、对阎锡山的笼络，1936年两广事件的平息与桂系的服从中央，在日记中都透露了以说客斡旋、以金钱策反的玄机。

四

引录相关的几则日记：

1919年8月24日

人才难得，盖由于自身精明不足，易为人欺，而不易为我用者半。又由于自身学业不足，易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为我乐助者亦半也。总之，蛮横轻浮者，易为人所弃。恕和宽厚者，必为人所亲，吾自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势，而又不能藏垢纳污，虚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乐为我用也。以后应应事接物之间，以温厚宽恕四字，三注意也。

1931年12月4日

此次失败之原，在于对老奸严拒，所以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倒蒋，此其一。其次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生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季陶虽弱，但能共同奋斗。此外竟无为公为友之人。

1931年12月24日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此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乃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与卖国，而未预知。陈济棠勾结在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知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者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1932年2月21日

晚与贺、康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以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制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

1932年5月24日

畅卿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致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遇事轻裁，用人行事均无审查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需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1932年6月22日

俞大维君来谈，晚会客。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涵、余日章三友可为静友，而不能成为我畏友。其它如朱骝先、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如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也。其它如贺贵岩、陈立夫、葛湛侯皆气小量狭，不足当大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建群、罗志希、段锡朋、方觉慧、齐世英、蒋坚忍、方治、鲁荡平、罗贡华选之，其它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意多得也。

1932年9月1日

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再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而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

[1] 吕芳上，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讨论

李朝津（主持）：今天谢谢大家来到，之前我跟吕老师说我来开会好像没有什么贡献，所以派给我一个主持的工作，诚如刚刚大家所提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畅所欲言。基本上时间一到，我就看大家的情况，尽量把时间控制好，那我们现在就以客为尊，先从王奇生王老师开始。

王奇生（主旨发言）：各位早上好，这个会议有说明是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来展开讨论，我来之前也花了点时间来看《蒋介石日记》，看能不能找到一点感觉。其中在1946年至1947年的时候，蒋介石日记里面有一条记载，当时因为国共两党的问题，他操心得很厉害，有两天忘记写日记，之后想要把它补起来。但他想不起来这两天干了什么事。后来他说：把宋美龄这两天的日记调来看了一下，再把侍从写的起居注调来看了一下，总算回忆起这两天，把这两天给补上了。

这样就让我想到：除了蒋的日记之外，宋美龄的日记在哪里呢？这个我很感兴趣。以后有没有机会，有人把宋美龄的日记找出来给大家看。另外，侍从也有记录蒋生活的日记，侍从给他的生活记录了一个具体的形式，如果我们能将宋美龄日记、侍从的起居注与蒋日记这三者结合，蒋介石研究或许能进一步推进。这样也算是一个新的史料的发现。

这一个题目是我给自己出难题，说实话，“心理分析”是很玄的东西。一般谈心理分析，都很注重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对他后来的性格、人格有很大影响。所以我看蒋日记的时候，常常会注意他对于童年的回忆。蒋经常回忆他童年时期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他谈得比较多的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他9岁父亲去世，对他而言是一个转折点。9岁以前，他的私塾老师太严厉，对他而言是一个痛苦的回忆；而他对父亲谈得很少，他父亲也非常严厉，他对父亲的严厉没有多描述，只用了“不忍言”三个字来形容。可见他父亲以及私塾老师，留给他的少年记忆是非常痛苦的。

到了9岁父亲过世后，他一再在其日记中提到孤儿寡母被歧视压迫、孤立无援的状态。甚至写道：有一年家里被大水淹，因为孤儿寡母，没人来家里帮忙的感受。这对他的成长，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老师和父亲对其严厉的控制，对其成年、中年以后有极大影响，当别人想要控制、驾驭他的时候，他非常敏感，认为这是别人对他的控制、压迫，而会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1918年至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只要有一点点的委屈，他就会甩手不干，打道回府，这就是他非常典型的性格。如果有人想控制、强迫、委屈他，他就会觉得是不能容忍的。后来几次的下野，也跟这种心理状态有关系。对于别人对他的控制、驾驭的强烈抵触情绪，是他重要的一个心理。20年代他对鲍罗廷的仇恨，以及40年代与史迪威的那种关系，都有很强烈的表现。

不仅在个人关系上，在国与国关系的处理上也是如此。蒋在40年代对美英苏等强国的态度，从日记里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不断地痛骂他们如何欺负弱国、欺侮中国，与其孤儿寡母受压迫排挤的幼年状况有极大关系。这是幼年创伤在他的人生情景中的反复投射再现。他的不停强调，甚至我认为他会去建构、夸大。有时事情未必那么严重，但他在日记里面的宣泄会让人觉得事情似乎无法让人忍受。在这种状态之下，使得他对人的信任始终是不太够的。他常在日记中说很多人都不可信，除了宋美龄及儿子以外，没有他可信的人。

我看蒋日记的另一个感受，是蒋在30年代中年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所谓目中无人就是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这也是我非常质疑的一点，国民党为一个执政党，里面这么多的人，应该不是绝大多数无用。蒋介石这么认为，与他对自己强烈的自恋感有关，以自我为中心的高度自尊、自爱、自信、自我。他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长久下来，我觉得确实导致党的无能。因为他不相信手下的人，所以把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过去我们都认为蒋介石独裁，初读日记后，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发现蒋介石的独裁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厉害。过去我认为蒋介石的独裁，是对权力的一种追求、欲望，但最近重新阅读日记后，我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例如军事上，他对任何高级将领都不放心，所以他越级亲自指挥，有时在一场战役中，他直接用电话遥控，他自己说好像亲临战场指挥一样；同时行政上也是如此。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爱兼职。过去我认为他的兼职也是一种权力欲望，但现在我认为他的兼职是出自他的不放心，所以他自己兼任省长、校长、部长等职位。一般来说，他已经是一个元首，最高的首长，如果说他要追求权力欲望，他已经达到巅峰，他没必要由高往下去兼职，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权力欲望，而是他不放心，事必躬亲的缘故。所以我认为他独裁的状态，很大程度是他认为他手下无能无才。这也是他的一种无奈。也因为他的目中无人，党内他除了对总理孙中山、陈英士、吴稚晖比较佩服外，没有什么人长期受到他的敬重和佩服。

其实他这种性格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看他的日记，在20年代以前，他还可以听进周边人的意见，大概到40年代以后，基本上很少听进别人的意见了，只偶尔会听取吴稚晖等极少数人的意见。也因此他在日记里常会强调：我以一人治天下；对日本自称以一人敌一国；对中共以一人抵敌一党。我觉得他在日记中对自己的归纳非常典型，事无巨细都是他一个人在操心，把正式的制度、正式的机构撇在一边，然后重视他非正式的那一套系统。譬如说侍从室，如果看侍从室的机能，几乎就和清代的军机处是一样的。但他也完全要靠情报系统来获得信息、依靠手令来往下贯彻。所以他的一切运行都是靠非正式系统。

我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李朝津：谢谢王老师。从心理分析去看蒋介石的论点比较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把它变成一篇文章？下面是吕老师，他有一个新的提法，叫做“继承性的创业者”。我们很有兴趣，听听吕老师如何对其解释，谢谢吕老师。

吕芳上（主旨发言）：主席，各位朋友大家好。这篇文章是在比较匆忙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有一些想法其实未必成熟，我最近一两篇文章，提法都被人怀疑其正当性如何。譬如说我提蒋是“弹性的国际主义者”，就饱受批评。今天提出这个问题，主席已经提出质疑了。我提两个观念，代表我的看法：第一个是“继承性的创业者”。一般来说，大家都了解开国的人物，都是创业者或创造者，都比较有阳刚之气。这样才能辛苦奋斗，才能打天下。守成者都是比较阴柔，可用忧患慎重来形成他的政治生涯。我会说蒋介石是“继承性的创业者”，是因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国父，有主义，有一些建设的规模。但他要建设的民国，是在内忧外乱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他所有想法都还未能展开就过世；而由蒋继承了孙的棒子。当然，继承的过程非常的繁复，但最后蒋继承了孙，从种种方面来看，孙的志业的确是由蒋继承下来。但蒋继承后有很多的问题、矛盾，险象环生、艰苦备尝，这从他日记中可看出，他从一开始就饱受辛苦。其建国的想象跟规模的展开，其实都是继承孙创业的构想。如果看他的创业想法，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育乐》两篇是他补述之外，其他都是孙先生的东西。我说他是“继承性的创业者”，原因在这个地方。

由“继承性的创业者”所展开的第二个问题，是蒋的人际网络。不管是创业还是守成，都会碰到人际网络的问题。“人际网络”是比较学术性的用法，一般的说法就是“圈子”。政治本身如何营造一个可行性具体的方案，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必须依靠很多圈子的形成来推动。政治的复杂性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圈子不是近代才有，传统中国就有圈子。小人物如果能选好圈子，容易投靠，也容易提升自己的地位；大人物如果建立圈子，形成一股势力，可以形成山头人物，逐渐出头；最高领导者，以蒋为例，就必须平衡这个圈子，也就是说以原有的圈子，加上他创立的圈子，并加以平衡。圈子跟圈子之间，可能有竞争性存在，作为最高领导人，必须平衡各个圈子，才不会受到各个圈子的威胁。

从这几个方向来看，可以看到蒋周边的人际关系，各种圈子是如何形成、发挥作用。当然，圈子本身非常复杂，如果以一个人作为中心来划的话，首先一个圈子就是血缘关系的亲戚圈子，例如孔宋的亲戚圈，在他的政治生涯里面发生重大作用，有正面也有负面的效果。其次就是朋友圈，从浙江到上海都有朋友存在。再次就是同事、同乡、同学圈。如再伸展的话，还有后来的学术圈，蒋会慢慢碰到这个问题。圈子是看你个人地位的高低发展出不同的功能。当官的人一定要利用圈子，也许有时候你自己说没有圈子，但别人就会从旁把圈子标签贴上去，说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从个人角度来看，圈子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本钱，如果要想发展出头，有一句话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可以靠圈子攀缘而上。所以圈子看起来好像很抽象，但其实可以落在实体。国民党党组织是一个大圈子，蒋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不能放弃这个党，虽然他觉得这个党做得并不好，但对这个党，他一定是要极力掌握的。譬如说在这个圈子内有些是跟他志同道合的人。例如有些人是过去考科举出来，有儒家思想、内圣外王思想，真正为国家利益着想；有些人是利益集团的，利益要存在就要眼睛放亮。既要跟对人，也要有人可跟，圈子要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才能形成一个势力。

如果从这个方向入手，也许可以体会蒋的生平。在老师辈、前辈方面，例如孙中山，他常常在日记里面提到“中师”，就是以孙中山为师。我文章里面提到1921年5月23号的日记：“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矣。”这就是他在初期如何突破个人的限制，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的过程。这个圈子里面有些人，是可以供他学习的，可以遵为“师”的。“师”都会提携下一代的人，所以蒋至少是跟对了人，跟对了孙中山。

孙除了言行可让蒋师法，还有陈英士，由于陈英士非常忠于孙中山，所以蒋以陈英士为最好的朋友，在日记里面不止一次提到跟陈英士的关系。陈炯明也是透过孙形成一个圈子。蒋在南方护法，辅佐孙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不太如意的。我后来看到很多数据，发现这跟地方省籍观念很有关系，有些圈子可以打破省籍，有些圈子不容易。譬如蒋在粤军里面，为什么三番两次要逃跑？刚才王教授提到，他在黄埔军校多次辞职，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背景之一是他在广东地区的发展情况，地域观念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刺激。包括广东人讲话，他听不懂，这个也是一个圈子里面的障碍。如果从这个层面出发，可以思考出一些问题。

并非只要加入一个圈子就可以被纳入一个圈子里。在圈子中要形成一个领导，就要求有非常坚韧的毅力，有时候要容忍，有时候要牺牲。从蒋的日记中来看，蒋对圈子里的人有时给高帽子、有时给官位、有时给钱。例如，他跟军阀的关系，要利用军阀的时候，他把送钱当做一种手腕。再例如跟胡汉民的关系，有合作有分裂，汤山事件后，他去跟胡汉民道歉。从日记里面可看出蒋对这个事件是忍气吞声的，心里多少有点不满，但他还是向胡汉民低头，虽然胡汉民后来也没有买账。但在圈子里就是要能屈能伸，有时自己还得付出一些代价，否则不容易建立地位。人际网络的建立、圈子的形成也需要一些计谋、手段。有时必须要笼络人，有时必须要威吓人甚至打击人。从日记里面可以看出很多这种状况。譬如我在第三页里面提到的一些相关问题。

另外，在自己形成一股势力以后，也要自己建立一些小圈子。蒋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小圈子，有些是同乡关系、有些是学生，最明显的就是黄埔弟子，所谓“天子门生”，基本上是一个圈子。在党政关系方面，譬如说CC派、政学系，这些关系都可以看出他另外建立一些小圈圈的想法。有时我们觉得讲小圈圈好像太局限了，但是实际上从事政治工作的人，无法不处理小圈圈的问题。在一些行事的过程上，有时蒋没有办法用自身能力处理，就必须透过跟学术圈建立的管道来处理。跟汪精卫比起来，汪跟学术圈的往来比较多，蒋跟学术圈往来较少，蒋透过朱家骅、俞大维之类的人，开始跟学术圈的人交往，所以有些学术圈的人也开始纳入了蒋整个政治圈子内。

从这几个角度切入，逐步可以看出蒋在政治势力的建立。和国家蓝图的描绘过程中，大概逃不了这些圈子的延长、建立，或者维护、平衡。从这个角度思考，日记里面可能有很多材料可以去体会。我在最后一部分列了一些日记。但在1923年和1924年以后东西我没有去处理，但我想后面资料如果按照刚才的理念继续处理下去，大概也跑不开人际网络的圈子问题。我就提出这个概念，以供大家批评指教，谢谢大家。

李朝津：谢谢两位，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可以讨论。一般人看蒋介石，都倾向于从“失败”的面去看，认为他就是一个失败者。不过今天两位的发言都朝向蒋为什么会成功来探讨。王老师觉得蒋是一个自我很强的人，蒋比较有安全感。我想蒋的安全感除了来自于接班人的确立外，其宗教因素也可以思考。

另外，吕老师提到蒋虽然是胡汉民、汪精卫的后辈，但为什么能够发迹，是因他以孙中山为师作为一个主导的方向，透过相对开放的圈子来达到目的。两位的发言都是试图探讨蒋为什么会成功，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有一样的感觉，现在就开放，请大家发言。我看过杨奎松老师的文章，里面从来都是用“非失败者”来看蒋，是不是请您发表一点意见。

杨奎松：首先要解释的是我和今天的看法刚好完全相反。我觉得刚刚王奇生教授不是从成功的角度来看蒋，而是去讲蒋怎么失败。这个大概是大陆学者普遍的倾向，很容易从成王败寇的面向来看待蒋介石，今天奇生的发言就是代表一种很典型的大陆观点。我今天恰恰觉得奇生的发言有点太过。主要的问题，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泛泛来看蒋介石的日记，虽然1930年代后可以找到很多蒋骂人、说人坏话的情况，但我们研究历史要注重过程；蒋骂人的话在3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尤其40年代以后更多。那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蒋在一二十年代的具体情况不同。例如1924年商团事件发生，孙中山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蒋说了鲍罗廷很多坏话，甚至说了汪精卫、胡汉民的坏话。说他们实际上是反苏，对苏联看法不好的，也说他们革命性不强。但为了成立革命委员会，蒋特别给孙中山上了一个书，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说自己资格不够，而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忠诚的革命者，把他们推崇了一番。当然这种推崇不是虚情假意的，从信上看来是很真诚的情况。

刚才吕芳上老师讲到，蒋在二三十年代任用很多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才，他对这些人才的评价，在日记中其实很多都看不到。他对很多人的评价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在任用的时候，可以发现蒋其实是很放手的。例如被他任用的人如钱昌照、翁文灏，其实对蒋的印象都非常好，而且都还进一步地拉一些人进来为蒋工作。

所以，实际上蒋在用人，包括看人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看蒋要从历史上不同时期看，看蒋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他的性格、他整个对形势的掌控，有怎么样的变化。另外就是他做国家领导人做了太久，到了一定程度后，会不会也影响他的性格。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能泛泛地去谈他的心理、性格，要谈一个历史的过程。

另外，我来参加这次的会议，有一个非常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个两岸的对话。今天这个形式非常好，主席坐在中间，两位发表人一边台湾的一边大陆的，我刚看两边实际上是各讲各话，很少交集。芳上的文章从标题“继承性的创业者”可以看得清楚，有一种正面的肯定。两岸在看蒋日记有非常大的理解鸿沟、隔阂。当然我认为台湾学者的解读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但是大陆以王奇生为代表的学者，绝对是偏颇过多。

张力：奇生的文章谈的是性格、心理分析。蒋在日记中常责骂部属，我跟奎松的想法一样，蒋或许认为周边的人都不如自己。我曾访问过周至柔，蒋对他比较关心。他常挨骂，但官越做越大。蒋骂人和用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值得注意。我们在研究蒋跟部属之间的关系时，要看相互之间的关系、双向的看法。至于唐纵在日记里提到陈布雷的无奈，换个角度看，提建议的人抱怨事情落在自己身上，其实也是常有之事；否则只提意见，不愿承担责任，也说不过去。

除了“非正式系统”的运作外，在一些正式机构，例如在外交、财经部门，因为蒋较不能驾驭，所以是否相对较为稳定。因此正式和非正式系统的运作，可以观察比较。

芳上文章所提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黎安友在《北京政治》一书中，讲了几种同乡、同学、同年、亲戚所形成的一种关系网络。蒋当然有他自己人际网络的建立，我们或许还可以探讨其他各个层面各个关系的建立，怎么跟蒋联系在一起，若是继续做分析比较，或许能清楚看出彼此之间的互动。

黄克武：这两篇文章是利用日记史料来写成的，一个是讲心理分析，一个是讲蒋的人际关系网络的部分。如果两岸学者可以先撇开成王败寇不去评估，先不要去这么鲜明地评估成功或者失败，而先从描写、分析的角度认识，把其心理分析、人际网络的建立弄清楚，再来论成败会比较好。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再来看奇生这篇文章，我想刚刚杨奎松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样不是泛泛地说，而是回到比较具体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历史细节里面来分析。讲心理分析是从陆培涌的书里面开始讲的，这是40年前心理分析刚开始大盛时期的书。陆培涌是从认同危机和整合危机等比较心理性的东西来看。而且我觉得目前能够超越陆培涌的，就是在于陆培涌看不到日记。而日记其实是做心理分析最好的材料，所以我想奇生这个大有可为，所以我希望奇生可以不要只写一篇文章，可以写一大本书出来，因为这里面有可以发挥的很大空间。

也就是说目前心理分析的理论，可能不要借用太多，因为大致上认同危机、整合危机，基本上就是抓到几个很重要的细节，例如一开始提到的两天不写日记，便可以看出蒋的心理情况。刚刚张力讲到的，为什么有人被骂得多反而升官，这就是日记在蒋整个心理平衡的过程里面，所扮演的一个功能性的角色。这也扣到芳上的人际关系网络，日记其实跟人际关系网络是有关的，在日记里面骂得越多，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反而有更多的体谅。我觉得这两个题目都是在日记史料出来后最有发挥空间的题目。

汪朝光：我最近看到奎松一个说法：历史研究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他不同意。我很同意奎松的看法，我越来越认为历史研究基本上是一个主观的学问，几乎没有人可以避免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带来的局限，最关键的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武器是文字，文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你选用什么样的文字，一定代表你的感情，所以这一方面的主观很难避免。

回到刚才奎松说的评价问题，我做得比较多的是内战的研究，尤其是1945年至1949年，我所觉得的可能跟刚才奇生说的有相近之处。若观察1945年至1949年的蒋和毛，是毛要什么有什么，蒋要什么没什么；确实毛就是神人，蒋就是庸人。另外奇生提到蒋认为所有的人都不好，只好自己来，这是蒋的一个特点，如果从这里来观察，毛是否对部下有比较放手的一面？是什么导致毛对部下比较放手？毛通常只决定所谓大计，大计决定后怎么做就是部下的事了。这方面也值得讨论。

在蒋、毛的用人观方面，我最近常常想到徐蚌会战。为什么蒋在徐蚌会战之前，起用刘峙当徐州“剿共”总司令？我看刘峙日记的时候，发现刘峙自己都纳闷，他已经被闲置两年了，怎么又被重新起用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而毛则在徐蚌会战之前，就果断地赋予粟裕更重要的责任，他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联结到刚刚芳上教授写的“继承性的创业者”，我想到蒋在起用刘峙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继承性和创业性的两面呢？那我就不敢说了，始终是一个疑问。

林桶法：我补充两个意见。一个是有关侍从室内部的记录，在南京第二档案馆有部分资料，但都很简单。有些记录蒋每天接见的人，有些是一些简单的费用，如购买茶叶等等，数据不多且可能看不到重要的内容。蒋宋美龄没有日记，只有记事本。记事本我曾经问过宋家的一些人，他们说也没有记什么。所以这两份材料对我们历史研究帮助不大。

另外我要补充蒋心理分析的一个状况。奇生是用所谓“孤儿寡母”来解读他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我觉得影响性格、心理的，还有教育、家庭各方面，这个影响是非常微妙的。譬如他讲到他有一个老师叫任介眉，后来他在酒家找到一个酒女，就叫做介媚，而且和介媚的感情非常好，常常去她家住，还写信说：介媚拒绝我的要求，青楼女子无情寡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种心理状况很难去抓的。所以像奎松讲的，他某一个时期的心理状况，不一定能够涵盖到另外一个时期。譬如我们分析到蒋独裁是因为不信任人的原因，还是他真的要求很高？我们看他很多东西是受到他接受到的教育、日本训练、儒家思想等影响，这些思想与“不信任人”似乎不能完全画等号，因此无法获得完全解读。综合起来，可以看到他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心理状况，而不是说把他某一个心理状态可以去投射到所有时期的作为上，来认为这样一个人的独裁等等。

罗敏：我刚才注意到吕先生在报告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圈子”。我觉得要研究、要整合蒋日记，需要一些概念的介入，一般会用“派系”或自称“派系”这种概念，不知道吕老师为何一直强调“圈子”的用意？

王良卿：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势必涉及许多幽暗意识或者幽微意识。这种幽微意识如果放到历史研究里面来的话，更不容易找，更需要一种方法论。我今天听到两位老师的讲述，觉得这个对我找这个方法论非常有帮助。这个幽微的意识要怎么说？譬如说王奇生这篇提到了辞职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备受忽略的一个国民党官场现象，其实国民党做官的人非常“热衷”于此。奇生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反抗的情绪，但我觉得如果他要辞职的话，必须要冒一个风险，就是自我去权力化，因为他的辞职可能被承认，可能被批准，这样就等于自己将自己的权力给阉割了，万一承认的话怎么办？大家都知道陈诚在任何时间、任何位置都一再辞职，吴国桢也“不遑多让”。我最近看作家王鼎钧的回忆录，他跟随过张道藩，书里也提到张道藩常跟蒋辞职，但是王鼎钧提出理论来，他认为张道藩经常的辞职，是想试探蒋对他支持的底线。换句话说，这样一个辞职的举动，背后有一些理性的思考，理性的动机，我觉得相当有趣。除了这个之外，反抗，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真的是一个幽微意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放大来看。

黄克武：“继承性的创业者”，我对这种说法很感兴趣：第一是用它作为文章的标题，第二是它是文章核心的一个理念。我想问一下芳上兄，到底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名词？这跟上次的“弹性的国际主义者”的确是有一点类似。“继承性的创业者”的问题，因为继承性就不会是创业，创业者就不会有继承性，这个在英文叫Oxymoron，叫做“矛盾修饰法”，譬如“方的圆形”之类的。我在想这种矛盾修饰法当然有一定的张力，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又开创的两个面相。可是如果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的话，可能还是得仔细地想想，用这个词跟不用有什么差别。如果用简单的描述是否比这个有争议性的词要好，不知道能不能请芳上兄再解释一下，让我们更知道他创造此词的根源是什么。

王奇生：我知道这个题目其实是为自己树立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我也一再强调蒋的骂人是很难说的，他的日记经常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所以不能拿来直接解读，这个我完全同意。他在各个时期的变化确实也是存在的，他在早年、中年、晚年各个时段性格变化很大。但我觉得性格虽然有变化，但还是有基本不变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性格，这是我的看法。确实他里面有很多问题，像良卿刚刚讲到辞职的问题，我们都是一些单纯的书生，但是政治权谋、权术、那些老奸巨猾的东西，我们真的不太能够了解。

吕芳上：日记我觉得不能光看短短的一两年，看蒋的资料要看愈长时期愈好，愈能体会蒋的心境，他讲这个话的用意何在，才能从字面里面跳脱出来。不然看到他这几个字骂人会觉得他恨这个人，其实不然。阅读上必须要拉长日记的时间，才能跳脱文字的障碍。我知道我这个词一定会遭到挑战，但我还是很坚持用这个词。

我用这个词主要是因为我体会到蒋一生的志业，他基本上跳脱不出孙中山的框架，然孙没有真正开展他的气象，真正开展他气象的是蒋。当然写文章本来就是语不惊人不能吸引人家看，最近我的倾向就是希望能够惊人一点，当然如何适度地诠释，将来我进一步写的时候会更加留意。

另外，就是关于“圈子”的问题。“圈子”是比较通俗的说法，如果说“派系”，会立刻想到政治面，但“圈子”不限于政治层面，它可以扩展到很多不同的圈子，而且派系较有政治范围的局限，我使用“圈子”这个词的用意在此。

另外，朝光兄提到历史主观/客观的问题，我觉得历史本来就很难完全客观，但相对的客观是存在的。

第二部 蒋介石的军事人脉

君臣师友之间

——“围剿”期间的蒋介石与陈诚

黄道炫[1]

1930年代，蒋介石展开对中共苏维埃区域的数次“围剿”，作为蒋介石信用、提拔的爱将，陈诚在“围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一生，用人无数，有始有终者，首推陈诚。蒋对陈诚的期待、信用和培植，超越常人。1930年代“围剿”期间，蒋、陈之间互动尤多，其间透露出的蒋陈间介乎君臣师友之复杂关系，颇值重视，细加观察，对了解蒋、陈性格，乃至国民党的政治文化，均具一定参考价值。

一 基督和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是透过辛亥革命登上中国政坛，于国民革命中获得迅速发展的革命政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南京政权建立后，虽然这种革命性被迅速消解，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着重大的影响，理论上也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

作为国民革命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的陈诚，其言行颇具指标意义。陈诚，字辞修。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因邓演达援引入黄埔任教官，旋受蒋介石赏识。此后，陈诚在东征、北伐和国民党内部混战中迭建战功。到1931年5月调江西参加“剿共”战争时，任十八军军长，是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之一。蒋介石的日记中对属下吝于称许，但对陈诚则不乏赞誉。1930年陈诚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可圈可点，蒋介石在8月份的日记中写道：“陈辞修由济南来报告，甚慰。此将才也，甚有希望。”第三次“围剿”期间，蒋介石对陈也有赞誉之词：“第十八军今日由黎川向大洋源前进，各部皆愁粮秣缺乏，不能前进，而辞修竟如期进行，可慰也。”抗战初期，蒋介石在感叹党内人才寥落、自身缺少臂助时，提到的仅有两个可以分忧的亲信就有陈诚：“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外交能代谋略者岳军也。”正因对陈期许甚高，蒋介石夫妇不仅为其作伐，介绍谭延三女谭祥为其再婚对象，而且在九一八事变后因顾虑外界观感特电陈诚，告以国难期间不宜结婚，令其取消原定举行的婚礼。

蒋介石对陈诚的重视，从其使用上也处处可以看出。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内反侧渐平，蒋介石应付重点转向已成燎原之势的中共武装，一直杀于党内混战的陈诚，衔命出现于江西“剿共”前线，既体现着蒋介石军事重点的转变，也是蒋为陈诚提供的另一个磨砺舞台。此时，对陈诚这样的国民党将领而言，旧窠臼虽未完全脱去，但毕竟非帝制时期效忠一家一姓之家臣所可比，国民革命思想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围剿”期间，目睹社会黑暗的现实，陈诚在家书中留下不无愤青式的表态：“以现政府及环境关系，纵被赤匪如何烧杀，亦有让他烧杀。盖赤匪烧杀仅限于有产阶级，于穷人实无甚关系。而诸为富不仁者，实不杀何待。尤其贪官污吏之种种苛捐杂税，实在好叫赤匪来杀的一个干干净净。”这样的说法，当时如果公之于众，可能会让当权者瞠目结舌。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话语，如“不拉夫、不勒饷为革命军中最有力量而最普遍的口号。由打陈炯明而至北伐，军队获得民众情感。民众帮助军队，端赖此二口号之实行”，也是针对国民党军纪律每况愈下的状况，表达着自己的无奈和不满。由于陈诚所具有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对蒋介石的信重虽然感戴不已，所谓“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在关键时候会选择站在蒋介石一方；但其对蒋毕竟已非唯唯诺诺、说一不二，蒋陈之间言行上的互动，构成为转型政治背景下的独特关系。

在陈诚这一时期写给谭祥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陈诚对蒋介石的议论，因为是私密的家信，其中所言，刻意掩饰的成分较少，为我们认识蒋陈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1930年，经过长时间的阅读思索，蒋介石宗教观念发生重大变化，这年10月，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次年4月，蒋撰《主义与宗教之关系》一文，提出：“今日世界各派宗教，其比较的近于科学，而具有革命精神，且其人生观念，摩顶放踵，奋斗牺牲，实行其救世主义而最有益于人类者，不能不推耶教为首。”蒋宣称：“当此物质思想与精神冲突，邪说纷纭，礼教破坏无余之时……对于物质方面当力求其科学之昌明，以破除虚伪之迷信，而对于精神方面，当保持其宗教之精神与人格之所在。”蒋在文中谈到的这些观念，在早几天的日记中也有提及。4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基督教乃世界性而不讲国界，故决不为任何一国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共产党指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工具，吾人不测；亦从而和之，是盲从者也。吾人一思基督教与共产教在中国之损益与祸福及其时期之久暂，则敢断言基督教于中国国民有益而无损，不若共产党为祸之大也。”

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并公之于众，对陈诚造成不小的冲击。4月2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蒋先生要发表关于宗教的那篇文章，实在使我对于革命前途起了无限的失望和悲观。”信中他提到，将给蒋介石去信讨论这一问题。两日后，他又在家书中进一步解释其观点：“前日所谈关于耶教问题，每感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实为中国历史所未见。但怎样使这一变动适合民众的需要，使中国社会达到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国人民意志的总汇。目前虽然许多现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变动，一个新的社会政治中所蜕化，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视共产主义为共产教，用耶教克服共产教，实在没有必要。同时共产主义绝不是共产教，用耶教绝对不能打倒共产主义。耶教在中国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坚确，不能以耶教做中心，可以使之坚确。”基督教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向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使者，而且也和革命党人打破迷信的信念相左，虽然蒋介石在文章中对此作了解释，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自圆其说，但并不能左右人们浸润已久的习惯思维，而以宗教代替共产主义作为中国人信仰的想法，更为陈诚所不取。在当时的时代，革命立场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动摇的。

所谓革命立场，就“围剿”时期的陈诚而言，有几点是基本的：民众的立场、平等的立场、民族的立场。在家书中，他曾长篇大论地阐述其对军人的看法，强调：“枪是保护人民的，军人是人民行动的护士，军人的情绪要与人民的情绪打成一片。军人不顾忌要做社会民众的领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会民众的领袖。”对于当时社会不平等的状况，陈诚痛心疾首：“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镖客，保护他们来剥削民众；自己的弟兄连饭也没得吃，衣也没得穿，而且他们这群东西，把三民主义当做民脂民膏民命来吃。”陈诚这样的表态虽然看起来有点离经叛道，但在国民党内并不是绝无仅有，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国民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国民党人的心理，他们和蒋介石的结合更多是出于个人感情和集团利益，以及在长期跟从中培养出的无条件的信任，但蒋在思想上并没有拿出使他们服膺的理论体系，相反其中庸保守的态度还为相当多人所不满。正因如此，和中共以信仰结合的团体相比，国民党的凝聚力远远无法抗衡。

作为尚具革命情怀的青年将领，1930年代前后，陈诚对蒋介石追求无上权力的心态和做法不无察觉，内心也期期以为不可。1933年5月，因第四次“围剿”遭遇挫败，陈诚致函蒋介石请辞，其中不忘提到读“陈独秀攻击吾党刺刀政治之言，不禁有感于中”。而在家书中，他更明确谈道：“今日之社会，没有武力不能确保和平，单纯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独裁政治之危险……我们如果要向社会主义途径上走，应以武力毁灭社会之桎梏与消灭社会上一切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反抗不合于正义的行为，这样以正义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应该说，国民党内有陈诚这样一批人士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蒋介石走向过度集权。

二 公义和私利

陈诚是蒋介石重用的下属，陈效忠于蒋，但其对蒋的效忠，并非一味听从。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陈诚是比较敢于向蒋介石提出不同意见者，而从蒋介石不以为忤看，蒋也并没有因为陈常持不同意见而影响对陈的信任。两人的互动，不乏龃龉和磨合，陈诚到江西后，直接影响两人关系的第一个考验就是邓演达事件。

邓演达是陈诚的老长官，对陈有知遇之恩。1930年邓演达回国，试图组织第三势力反蒋。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对此，陈诚十分关心，曾致电蒋介石请其从宽处理。在家书中，陈诚说：“每忆我与择生，虽因各人主张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实未因此而稍减。前日电总司令，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因总司令对择生兄，不但是政敌，且私人情感亦极恶劣，实择生兄过去有过分之处。此次被捕定祸多吉少。”此时，蒋介石还有劝降邓演达之意，故暂对陈诚抛以顺水人情：“顷接总司令复电，准从宽大办理。”陈诚确实对此也感激涕零：“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在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但是，陈诚很快感觉到形势不妙。9月初，得知将对邓组织军事会审严加审判，陈十分沮丧，致信谭祥倾诉道：“当其被捕时，即电呈总座，请为国惜才，从宽拟处。接总座复电，亦准从宽大办理。深信总座之伟大，决不我欺，并极感总座之恩。为公为私，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惜，惟恐不足图报于万一耳。如报纸所载果确，我实无以慰故人，且连年目睹诸同志之互相仇杀，此心痛苦不可言宣。”

11月底，邓演达被秘密处死。12月19日，宋庆龄为抗议杀害邓演达在《申报》发表宣言，消息传出。同日，陈诚电蒋介石，指称：“八月间择生被逮，曾奉梗亥电请为国惜才，贷其一死，当即蒙复迥参电，准从宽大办理各在案。顷据确讯，择生兄经军法司判处死刑。人亡国瘁，痛彻肺腑，猥以微贱，久承嘘植；而今公不能报国，私未能拯友，泪眼山河，茕茕在疚……职决即日离职赴京待罪。”该电口气激烈，言下甚有指责蒋介石翻云覆雨之意。在蒋介石回电以“不可为私情而忘公义”相责后，次日，陈诚再电蒋介石，一面坚定与蒋关系，缓和蒋的感情，称“职久承嘘植，论私情，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钧座”。同时在不能完全确定邓演达死讯时，继续为邓力争，冀挽救其生命于万一：“于择生处死，独斤斤以为不可，妄附古诤臣之末者，盖一为国家惜才，二为革命者知所自勉，三以成钧座继先总理之宽大也。万祈俯赐采纳，贷择生一死，则职有生之日，即报答钧座之年，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陈诚的努力当然不可能改变邓演达的噩运，在确定邓已被处决后，陈诚在家书中大发感慨，抒发其郁积的愤懑和不平：“择生兄为革命而死，为中华民族而死，为世界弱者而死，死得其所矣﹗又复何憾？惟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能不为革命前途、中华民族前途、世界弱者前途痛哭耳。先总理孙中山先生主张言论自由，而择生兄死于言论攻击政府之黑暗。然则言论实为死由矣，岂非先总理民权史之大污点乎。呜呼死者已矣，每以今后不言革命则已，若言革命如不奉行先总理之主义，而仅挂革命之招牌，而行反革命之事实，我敢其不会成功也。”如此激烈的言辞，句句出自肺腑，又明显针对着蒋介石，两人思想之鸿沟可谓泾渭分明。不过，吊诡的是，当发泄出对蒋的不满后，陈诚笔锋一转，又说道：“追随蒋先生迄已八载，我深信蒋先生足以继先总理之遗志，而完成革命。故自己无时不抱为时代之牺牲者。迩者国仇友恨，伤感交集，神志昏乱，饮泣终生，实无勇气于他也。即蒋先生待我之浓，或只待诸来生图报，只望诸领袖大寐有一觉之机，稍留些元气与后起者以恢复之机，则不禁焚香膜拜矣。”不难看出，陈诚这一大段感慨前后明显相互冲突，正如他自己所说语句之间显出“神志昏乱”；不过，表面的语无伦次并不真的代表陈已失理智，恰恰相反，也许这正是陈之理智清醒的体现，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毕竟进退出处不能纯由个人感情，其间的分寸拿捏，正是宦场学问之所在。因此，不管内心有多少无奈，在发泄完自己的感情后，陈诚仍然不得不冷静地面对站队问题。毕竟，现实利益更能左右政治人物的最终选择。

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尽管陈诚与蒋之间确实存在思想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结合就完全是出于个人私利，当1931年底传出蒋介石下野消息时，刚刚经历了邓演达事件的陈诚在家书中决然表示：“我决与之同去留。”数日后，他为自己的表态作出解释：“在这外患内祸的局面，如蒋先生骤然的摆脱而去，使军事政治失了重心后，我们相信现在所谓国内的任何伟人要人维持不了这破碎的危机。”只要对百年来的中国政治有所了解，就可以知道陈诚这段话曾多次被不同的人提到，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强人的依赖确有其可以追循的理路，虽然可以指责陈诚们思想的糊涂，但很难怀疑他们内心的真实，这就是当年中国许多事很难一言以蔽之的原因所在。

邓演达事件中，无论是否掺杂个人情感，陈诚大体代表着公义的形象，而蒋介石则扮演着不那么光彩的角色。不过，在蒋陈的互动中，这样的位置并非一成不变。1932年6月，陈诚致函谭祥说：“你说你吃饭向为最重要，的确不错。你看哪个不是为吃饭问题而致妻子离散呢。真的为革命吗？我倒不甚相信。”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国民党虽自认革命政党，也不乏理想主义的号召，但其立党原则和终极目标终究偏于现实，即使以秉持革命原则自命的陈诚，其实内心更多关注的还是柴米油盐。因此，蒋陈关系中，利益的纠缠屡见不鲜。

1932年初，因“剿共”战争屡遭挫折，蒋介石十分懊恼，对部下的要求也日渐严厉。5月，陈诚家书载：“接何部长转来蒋先生一电，大意即不准剿匪部队之军官携带眷属，并限电到一礼拜内送走，不然要处罚高级主管。”对此，陈诚相当不满，大加抱怨：“本军官长素少带家者，然有带家者均出诸不得已。蒋先生下此种电令，固有不得已之苦衷，部下亦能体谅一切，但乡下因匪不能住，城市因无钱住不起。此亦人情也。我以为最难者，即我既不能不遵蒋先生之命令，又不能不顾及部下之困难。”固然，处理此一问题容有困难，但陈诚对此满腹牢骚更多可能还是因为自身利益的伤害。当时，陈诚梅开二度，与谭祥喜结连理，新婚燕尔，却因蒋这道命令不得不长期劳燕分飞，陈的不满可以想见。所以，在家书中，这段时间常常可以看到陈对蒋介石的冷嘲热讽：“蒋先生此次下令不准官长眷属随军同住，闻因陈调元部失败，官长眷属亦被匪俘虏者，不知其数。故此次赴汉，想不便带蒋夫人同走。但其在汉勾留当不长久。”直到福建事变期间，陈诚仍然写道：“蒋先生夫妇同赴浦城，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客观而言，无论从年龄、资历、身份、地位来看，陈诚硬要向蒋介石看齐，都有越格之嫌；蒋不准军官携带家属，从严格治军角度说，无可非议，而陈诚以此反责蒋介石，不免有失浓道。利之所在，要把定脚跟，即使对陈诚这样的人而言，也并不是件那么容易的事。

更能体现陈诚逐利心态的，是其对所部权利的争夺。在家书中，经常可以看到陈诚关于部队经费问题的抱怨：“蒋先生对于其它不相关的人或军队，几十万几百万而不惜，对于基本部队却连饭也没得吃，在各将领固可谅蒋先生之苦衷，而部下实多怨言也。”“中央军是不怕多的，不要说发饷，连吃饭都可不管的。”当时经费不足固为事实，但此现象并非陈部所独有，而陈屡以中央军口气抱怨蒋之待遇不公，也未触及问题之要害。蒋介石对某些需要利用、争取的部队确愿给予优浓待遇，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军政目标，陈诚对此并非不知情，以此为依据要求蒋对自己另眼相待，未免不知轻重，引起蒋的恼怒当在情理之中。蒋在日记中曾写道：“见辞修，闻其不明事理之言，训斥之。中央直辖将领明显表示对杂军叛变者优遇，以为奖恶之根……此种倾向甚可虑也。”

三 羊公不舞之鹤

蒋介石一生，极重精神修养，自身修为如此，对其最赏识的下属也不例外。作为蒋最信重的部属之一，蒋指导陈诚，可谓尽心尽力，在修身上极下工夫，期许也非常人可比：“甚望吾弟克自砥砺，准备一切，以为最后定国之用。”由于陈诚拔擢极快，蒋尤其强调韬光养晦、戒慎恐惧。

陈诚少年得志，难免滋长骄气，所谓“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陈诚之骄，在国民党中颇引物议，蒋介石也多所注意，数次致函陈诚，“戒其骄矜”。先是在电文中迂回批评，“十八军声誉鹊起，固为可慰。据一般观察，上下官兵已养成骄矜之气”。把整个十八军作为批评对象，避免直接刺激个人，但其真正所指其实双方都应该十分清楚。对此，陈诚不以为然，回电说：“九一八事件发生，而各官兵敌忾之情，不可终日，言行之间，不无激烈之处。外间不察，谓为骄矜，致劳厪注，心殊不安也。又查一般对于赤匪，无不谈虎变色。此种情态，殊为可虑。职每以赤匪绝非三头六臂为言，期能转移一般人之观感。”这等于间接反驳了蒋介石的指责，澄清蒋所谓骄气其实乃官兵之盛气。接到陈诚回电后，蒋介石不再客气，直接指出其所认为陈诚骄傲之处：“近来与弟相晤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中年之人，如能于韬光养晦之句，时加注重，则犹可及时蓄锐，以收后来发扬光大之效。”

对于蒋介石不留情面的批评，陈诚内心五味杂陈，在家书中他强调的是蒋介石对他的期许，写道：“接蒋先生一长函，大意说我看不起人矫骄，非任大事成大业之道。但其望我之切，无异形于言表。”多报喜、少报忧乃人之常情，何况蒋对陈的期望确属事实，这样的反应并不为过。至于对蒋介石本人，陈诚回电自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面不得不承认蒋的指责，表示：“骄气一节，在他人或系出于猜度，然职追随钧座有年，而职之个性学力，无不在钧座洞察之中。今以是砺职，闻之不胜惶恐。嗣后惟有切实悛改，以期无负钧座知职之明。”同时，他也不甘心就此认错，强调：“职亦不欲为羊公不舞之鹤，重辱教命也。”因为是蒋所言，所以陈不得不概括承受，但陈更要强调自己不是无能的不舞之鹤，潜台词其实不无“能者遭怨”之意。

陈诚口是而心实非的态度，蒋介石自是心知肚明，无奈之余，只有祭起王阳明的旗号，以开导陈诚于万一。王阳明及其王学是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中国传统思想，观诸蒋介石诸多言论，可资证实，勿待多言。这样一个不藏之秘，蒋介石对最信重的陈诚倾囊以授。1933年2月，他致函陈诚，告以：“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并望注重阳明剿匪时之精神与方法。此固当时匪类智识不如今日赤贼之盛，故消灭亦易，然而其精神之修养得奏功效，亦不可不察也。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绝非可即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蒋以自身为鉴戒对象，循循相诱：“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须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敛，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其实，戒慎恐惧功夫，朱熹较之王阳明更多强调，但蒋多有重王轻朱倾向，所以仍以王学为重点。在信的末端，他还不忘问及“阳明集抚州有买否？南昌亦可寄来也”，其苦心孤诣，可见一斑。

对于蒋介石的指导，陈诚似乎并不十分领情，其复函颇堪玩味：“职学殖荒陋，于阳明学说，虽曾研习，然始终不敢自信。何则，以总理之遗教，深入肺腑，其它无论何种理论，皆难有所超越。明知不合治学规范，然僻性难改，亦属莫可如何，此应陈明钧座者也。至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为职生平所服膺，窃愿于义于文，两无所蔽（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陈抬出孙中山来抵制蒋介石对王学的推介，这在国民党的话语中自是无懈可击，但说者听者当然都不会不知道这背后的潜台词。而且，陈诚意犹未尽，就在传统思想的框架里，他也要提醒蒋介石：“朱子蔽于义，阳明蔽于文。”既指出阳明的不足，也提示蒋介石朱子的存在，而蒋介石对朱熹虽囿于儒教的序位，不能不加尊崇，重王轻朱的倾向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

在国民党人中，陈诚代表的是新派的青年军人，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思想对他们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围剿”期间在部队驻地中学演讲时，他曾大讲“中国社会种种的罪恶，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对此，当时他曾在家书中告知妻子：“我讲的话，青年们我相信当然欢迎的，但是党国要人们听到，恐怕要加我反动的头衔呢。不过，我相信我的总司令是十二分相信我，绝对不会有丝毫怀疑。我也管不了许多，要讲还是讲我的。”对于蒋介石张扬传统思想的举动，陈诚内心并不以为然。1932年底，蒋介石告以：“如稍有暇，应将曾胡各全集及王阳明、戚继光诸书再看一遍，则养气断事，必有长进也。”对此，陈诚回复道：“虽读戚王曾胡之书，实际只可供参考资取法而已。若须与往哲精神同游，无论在事实上所不可能，亦可不必。盖勉力学之，终难避画虎不成之讥也。职除受总理遗教之熏陶外，固无一事不以钧座之意旨为意旨也。”1933年初，陈诚所部在第四次“围剿”中遭遇挫败，蒋介石屡电陈诚，一方面以精神修养相戒，另一方面则敦促陈诚研习传统兵书：“近日战况处处陷于被动。弟必烦闷愁虑。望详读孙子，尤须注意其地形篇。并嘱赵、罗、吴等各军长亦注意于此，庶可挽回坠势，再振士气也。”“今日中路军之战况，处置之道，应照孙吴兵略问答中第一篇之散地原则行之。惟此书各篇问答实为我剿匪军唯一之要典，而于进剿军进剿时所遇各种之情形与处置尤应服膺也，望督促各军师旅团长时时勤研。”

对蒋介石的上述指导，最能反映陈诚真实心理的，是其写给妻子的家书。1933年6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道：“下午蒋先生招各将领讲《曾胡治兵语录》。在此百忙之中，蒋先生有此种精神，实可佩服。惟所讲我稍有不同意处，盖战术固有一定原则，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能拘泥也。”这是说得比较客气的。同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他说总座（顾祝同）的话就尖锐得多：“总座给我一部《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江西全省舆图》，而且再三同我讲这两部书，对于现在剿匪的重要。我又感到我们中国的不长进，一切都是复古。或许是我的脑筋过敏吧？但一比较其它的国家来看，我只有惭惧。”其实，就了解江西实情而言，这两部书并非没有价值，或者说比蒋介石所推崇的王学及曾胡等更具价值，陈诚借顾祝同大发感慨，不无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之意，锋芒所指当是此时与他大谈穷理致知的蒋介石。

可以看出，对于传统思想，蒋介石和陈诚间可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蒋有蒋的逻辑，陈有陈的想法，这或许就是蒋陈间当年的代沟。蒋介石的教诲在陈诚这里遭遇的命运显示，虽然蒋介石尚有一言九鼎的威势，但陈诚却未必会三缄其口。王朝已然颠覆，君臣似有若无，不管如何，君既不是那个君，臣也就不会再是那个臣了。

征引书目

《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

《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

《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藏。

[1] 黄道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

刘维开[1]

蒋中正在军事方面的人际关系网络，在日记中并不像党、政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记载，主要原因应该与国民革命军的发展，以及蒋氏与军队的关系有关。

蒋氏早年曾任职粤军，与军事方面原有一定关系，但其日后与军事之网络建立，主要是由于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尔后参与第一次东征，领军第二次东征，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以1926年之中山舰事件为关键，取得政治的资源。北伐期间透过以黄埔军校师生形成外界所谓之“嫡系”，包括何应钦、王柏龄、钱大钧，以及所谓五虎将即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卫立煌等，再向外延伸至其他军系。“嫡系”初期以黄埔军校之教官为主，教官中又以出身保定军校者为多，蒋氏与彼等为同事或长官部属关系，彼等之军中经历、辈分或较蒋氏为高，蒋氏对彼等之态度较为尊重；北伐之后，黄埔前期学生因战功，逐渐升任师、旅长，蒋氏以师生关系扩大影响力；抗战期间，各军、师长由中央军校毕业学生出任者日益增多，至抗战胜利后，中央所能掌控之“嫡系”部队大幅增加，其他军系所占比例相对降低；政府迁台后，经由军队整编，军校毕业生完全掌握国军领导权，蒋氏“国民革命军之父”的地位亦为之确立。

一 从国民革命军说起

蒋中正被军方尊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但是“国民革命军”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军队名称，而是一个类似“联军”的组合，其源于1925年国民政府对所辖军队的整理。

1925年6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杨希闵、刘震寰乱事平定，驻广东地区各军事力量亟须整顿，发布第十一号训令，要求“所有各军应将向来所分割之财政机关、民政机关、交通机关，一律交回政府，以资统筹办理”。[2]次（15）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在大元帅府召集各军将领会议，就前述第十一号训令，讨论统一军民两政问题，议决：“（一）将民政、财政、交通等机关交还政府；（二）改建国军为国民军，所有湘、滇、粤、豫等名义，一律废除，统称国民军某某军。”[3]7月1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3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为蒋氏及汪兆铭、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等八人，以汪为主席。7日，蒋氏向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建议：（一）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二）革除军队积弊；（三）统一财政；（四）整理军队；（五）利用罢工工人建筑道路；（六）统一两广。[4]论者称此计划，在军略之外兼及政略，“他已勾勒出进军北伐的谋略及时序”。[5]其中“整理军队”一项，实为其对如何处理国民政府统辖各部队之意见，认为军事委员会成立，向国人宣示改组军队整理军政之决心，然军队改组，重在统筹全局，确定改编计划，主张统一编制，汰弱留强，对于“附逆已久之部队”，本除恶务尽之旨，一律遣散。[6]而他在26日的军事委员会会议，陈述对于军政问题意见时，表示统一军政，必须取消以省为别的军队名称，另用统一的名称，建议以“国民革命军”最为切合，曰：统一军政必自统一名称始，如旧日湘军、滇军、桂军、粤军等等，以省为别的名称，都应一律取消，另用统一的称号。在军事委员会曾拟有三个名称：（一）国民军，（二）革命军，（三）国民革命军。其要义不外指明我们国民党召集优秀国民所组成的军队，是以革命为宗旨，所以国民革命军乃为最切合的名称。[7]

“国民革命军”一词，即成为国民政府所属各军的统一名称。

当时由国民政府统辖各军，除陆军军官学校校军扩编而成的党军外，另有建国粤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等。1925年8月初，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建国滇军总司令朱培德、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程潜等通电，解除各军总司令职务，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率。[8]经多次协商，至8月底大致确定，以党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中正；湘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滇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分为三个军，即第四至第六军，军长分别为许崇智、李福林、李济深。[9]9月20日，国民政府以许崇智“请假赴沪养痾”为由，将粤军整编工作交由蒋氏负责，[10]许氏所遗军长职，由李济深继任，第四及第六两军合并为第四军。19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将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以程潜为军长，至此广东全境军队的整编工作大致完成。

1925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对盘踞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展开军事行动，是为第二次东征，蒋氏受命为东征军总指挥，开始掌握国民革命军。从组成的过程来看，国民革命军实际上是由各个不同军系组成的联军，蒋氏所能充分掌握者，为其所领导的第一军。1926年1月蒋辞去第一军军长，保举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继任，建立起第一军的传统。其他各军，如第四军由粤军改编而来，蒋氏曾任该军参谋长，并负责许崇智离开后的粤军整编工作，虽然在整编的过程中引起部分粤军的不满，[11]但与该军军、师长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等有相当关系。李济深更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的教练部主任，应是蒋除第一军外，较为熟悉的一军。第六军虽成立于第二次东征后，但军长一职系蒋氏致电军事委员会保荐程潜担任，亦应有一定关系。但他与第二、三、五军军、师长关系类似，多属公事上往来，但不见得有私谊，而必须透过不断的接触，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如他在1925年日记中，多次提及会见朱培德、陈铭枢、程潜、李济深等，有时并会加以品评，如对于朱培德，他记道：“此人诚一血心男子，可与共事也。”[12]

1926年6月，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迅行出师北伐案，并推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国民革命军在原先六个军外，又加入由广西各部改编的第七军，以李宗仁为军长；及湖南第一师唐生智部改编的第八军，以唐为军长，总共八个军，为北伐的基本武力。尔后在北伐的过程中，各军相继扩军，如第一军扩编为第一、第九、第三十二及第四十六等四个军，并陆续收编归顺部队，国民革命军如滚雪球般的扩充。第二期北伐时，分为四个集团军，其中除第一集团军大多为蒋氏所掌控所谓中央军或嫡系部队外，其余第二集团军为冯玉祥西北军系、第三集团军为阎锡山晋绥军系、第四集团军为李宗仁等所辖第七军，即桂系军队等扩编而成，蒋氏仅能透过与冯、阎、李等的关系，名义上节制各军。东北易帜后，蒋氏亦是透过与张学良的关系，名义上掌握东北军队。这些军系领导人一旦与蒋氏发生冲突，即率领军系所辖各部挑战中央或蒋氏的权力，与之为敌。1929年李宗仁、白崇禧等之桂系，冯玉祥之西北军系，以及张发奎率领之粤军、唐生智率领之湘军，1930年阎锡山之晋绥军系，以致演成中原大战，均由此而来。蒋氏则往往以其所拥有政治资源，从次一级分子进行分化或拉拢，如晋绥军之徐永昌、商震，西北军之韩复榘、宋哲元，桂系之黄绍竑，粤系之陈济棠、余汉谋等。另有若干与蒋氏关系良好，衔命游走于各军系间之军事幕僚，如何成浚、蒋伯诚、方本仁、陈调元等，其中何被认为是北伐前后中央负责联络地方部队的主要人物，透过他收编及拉拢的地方部队极多。[13]

抗战期间，在一致对外的情势下，各军系接受中央命令，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部分军系失去了原有的资源，只好依靠中央，亦有助于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加上黄埔军校前期毕业进入各个部队之学生，此时已由中层军官陆续升任为军队之领导阶层，有助于各军系军队中央化。至抗战后期，各主要军系中除桂系仍具有相当规模外，其他各军系，如晋绥军系、西北军系虽仍存在，但已大不如前。部队大多为中央所掌握。从研究者所做抗战期间各派系军队数量变化来看，属于中央军或所谓“嫡系”部队，在抗战期间确实有大幅度扩张，从战前所占军队数量比例的19%到战争末期的44%，而到战后更达到49%，将近一半。[14]随着中央军或所谓“嫡系”部队的增长，蒋氏对于军队的控制力亦较以往有所加强，但是蒋氏真正能完全掌控军队，应该是政府迁台以后的事。政府迁台后，各军系完全失去了它们的资源，蒋氏从军队整建及建立军事首长任期制、建立将领退役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新整顿，建立起一个完全听命于“领袖”的国军部队。

二 保定、士官、黄埔

民国以来，陆军的派系复杂，有以领导者的籍贯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直系、皖系、奉系；亦有以地区命名，如北京政府时期的北洋系，国民政府时期的桂系、晋绥军系、西北军系、东北军系等；亦有以各军事将领毕业的学校命名，如保定系、士官系、黄埔系等。其中以毕业学校命名者，与以领导者籍贯或地区命名者性质不同，属横向区分，其成员包括了各个不同的军系在内。值得注意的是，从蒋中正的军事背景以及经历来看，他与这三个派系都有密切的关系，研究者称蒋氏凭借着与保定系与士官系又培养出庞大的黄埔系，为他的军事发展打下重要的基础。[15]

保定系是对毕业于北京政府时期陆军部所属陆军军官学校之军系成员的泛称，该校位于当时的直隶省保定，通称为保定军校。军校于1912年10月成立，1923年8月停办，前后共11年，为北京政府时期最主要的陆军军官养成学校，亦是民国建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制2年，开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等5科，共毕业9期6574名学生，其中步兵科4017名、骑兵科822名、炮兵科887名、工兵科418名、辎重兵科376名。根据统计，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级将领出身背景，以保定军校毕业者所占比例为高，抗战前（1936）上、中、少将合计388名，占总数的31.11%，仅次于地方军校及行伍出身者（31.52%）；抗战后（1947）上、中将人数增加，少将则大幅减少，三者合计280名，占总数的8.55%，其中上将14名，占上将总数37.84%，居首位。[16]

蒋中正与保定系的关系，源自于他曾经于清末就读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清季的新式陆军教育，始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85年5月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采西式训练的陆军学校，至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校舍遭焚毁停办。李氏于1901年11月7日病逝，继任的袁世凯为实施军事改革，培育新军干部，自1902年8月在直隶总督督署所在的保定设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起，陆续开办一系列武备学堂，包括北洋练官营、北洋参谋学堂、北洋测绘学堂、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直隶陆军小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北洋军械、马医、经理学堂、宪兵学堂、直隶巡警学堂、北洋电信信号学队等，不仅为新军建设解决了军事人才问题，促使北洋六镇迅速编成，而且为正规军事教育的开办奠定了基础。[17]1906年，兵部为培育军事人才，迅速充实编练新军所需之基层干部，并使各省学制、兵制、操战各法统一，奏准于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原址创设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招收各省旗尚未毕业武备学生及良家子弟入学，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一所军事学校。[18]该校于1909年9月奉命停办，并入保定陆军军官学堂速成科，共毕业2期学生。保定陆军军官学堂设立于1906年6月，是一所以授予高等兵学、行军奥义为主的军事学校，学员来自现役军官。依清季由练兵处奏定之《陆军学堂办法》，全国陆军学堂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4等；而“军官学堂”是在各地中学堂、兵官学堂未完全设立的情形下所设置，为大学堂作准备，因此称“不居大学堂之名，而已着大学堂之实”。1911年7月，军官学堂奉命更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民国成立后，陆军预备大学堂迁往北京，更名为陆军大学，继续办理。另一方面，民国政府于1912年6月通令全国，将前清陆军兵官学校改为陆军军官学校，并于7月于原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校址，设立陆军军官学校，通称“保定军校”，其毕业于该校之军事将领即为“保定系”。亦有以广义的认定，将1902年北洋行营将弁学堂起至1923年保定军校停办，20多年间，在保定开办的各个军事学校统称为“保定军校”，所毕业的学生均为“保定系”。

蒋中正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炮科第一期学生，就广义而言，为保定系的成员之一，有称其为保定系中“资格较老的一个”。[19]他在校时间不长，1907年8月入学，是年冬，参加清政府陆军部选派留日学生考试合格，以官费赴日留学。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先入留学生预备班学习，然后同往大连乘船前往神户，换乘火车到东京，进入振武学校。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这批考取留学日本的同学，如黄埔军校筹备时期担任筹备委员、创校初期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及管理部主任林振雄，曾任行政院院长、长期担任蒋氏重要幕僚的张群，曾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原名杨锦章），创办广西陆军模范营、培植新桂系白崇禧、黄绍竑等的马晓军，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张为珊（希骞）等。这批人得到任用应都与曾和蒋一起赴日学习有关，如张群即表示他与蒋氏的结识，是在赴日留学的途中，“一开始便很投契，每每相互畅谈国势，蒋公认为我是可与他兴趣相合的青年”。[20]

蒋氏曾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于北伐完成后，与曾任学堂督办之段祺瑞，建立起师生关系，稳定北方情势，安抚北洋人士。1928年6月北伐军事结束，7月3日蒋氏抵北平后，听闻段祺瑞之安福系有在天津活动之说，思及与段氏有“师生之谊”，乃以学生身份致书段氏，劝其爱惜令名，勿为奸邪宵小所误，首句即称“弟子蒋中正谨致敬于芝泉夫子座前，而问起居”，继谓：“中正与先生别垂二十三年，知先生或忆当年门弟子中有蒋志清其人者。此二十三年中，先生几度秉国大政，备极煊赫；而中正始终追随先总理，奔走革命，致力扑灭奉先生为领袖之北洋军阀，历尽艰苦，而未尝偶一修音问者公也。今燕云收复，北伐即告完成，中正身临旧都，未遑宁处，上书敬候起居者私也。公私之间，截然有鸿沟在。”末尾则称：“中正对于先生已往翊赞共和之勋绩，深致尊重，无敢或忘；并深愿先生爱惜令名，善用勋望，以固革命之基，而奠共和之实，使天下后世皆知先生救国爱民之真诚，而不终为奸邪宵小之所误，是则公私之幸也。语曰：君子爱人以德。辄敢以弟子之私，布其诚悃，惟希鉴察。”[21]段氏如何响应，不得而知，但此举显示出蒋氏的“保定”身份，对于其与北洋领袖之间的往来确有一定帮助。至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华北情势危急，蒋氏恐段祺瑞为日人利用，乃请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作为特使，持其亲笔函赴天津，往见段氏，邀请南下。段氏亦恐遭日人劫持，经思考后决定接受，于21日凌晨离津南下，22日抵达南京，蒋氏亲自于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自记：“上午，段芝泉先生到达京欢迎之，以门人师生关系待之。”[22]并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嘱“加意招待，并为预备行馆，或租或借均可，总以宽敞而温暖者为宜”。[23]次日，蒋氏复陪同段氏往谒中山陵，向孙先生致意，并“与之畅谈辛亥年要求共和通电以前之历史”，谓“此老骨格与精神，求之当世不可多得也”。[24]午夜，送段氏登车赴上海定居。1936年11月2日，段氏病逝于上海，蒋氏于公于私对其后事之办理，均予以极大的关注。先是于段氏逝世次日致电中央，以其“赞成共和与再造之功，殊不可没”，地位“实为元勋”，建议予以“国葬”，并指示军事委员会及军政部派员协助治丧；[25]且亲撰挽联，[26]于审视国民政府褒扬令后，悼念曰：“段氏对于国家确有不没之功，于己之师生关系尤无任哀悼也。”[27]

除段祺瑞外，蒋氏对于赵理泰的后事，亦是以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学生的身份协助办理。赵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曾任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实际负责学堂工作。民国后，曾任保定军校第一任校长，仅2个月，因学生风潮去职，1925年病逝于北京。1930年12月，赵之家人拟将其灵柩运返家乡合肥，因家境萧条，无力负担相关费用。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张钫等以昔日同窗身份致电蒋氏，请念及师生关系，酌给葬费，并令南返所经冀、鲁、苏、皖各省，派人照料，且以赵之长子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建请录用等情。蒋氏当年就读学堂时，得知陆军部将选派一批学生赴日留学，但是规定应考资格为日文班学习日语的学生，蒋氏资格不符，却又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于是越级给赵理泰写了一个报告，表示自己曾经去过日本，懂得日语，因此没有入日文班修习，请允许参加考试。报告送出去一直没有回应，蒋氏以为没有希望，没想到考试前一天晚上接获通知，赵氏同意特准参加考试，结果顺利通过，官费保送进入日本振武学校，乃至于有日后的发展。当时如果赵坚持规定，不同意蒋氏参加考试，他的命运可能不一样。因此赵理泰可以说是蒋氏生命中的贵人，蒋氏对赵亦十分感念，对于张钫等来电，立即指示参谋本部总参谋长朱培德酌给葬费及录用其长子，并复电张钫等说明拨给治丧费一万元，灵柩由平运皖，已指示准备舟车候用，并知照经过各省府，饬属照料；至于赵之长子，亦函请铁道部录用等。[28]赵理泰为段祺瑞之同乡、同学与重要部属，蒋氏对于赵后事之处理，对于段对蒋氏的看法是否有影响，不得而知，但对北洋人士、保定出身者，应能产生一定作用，而有认为蒋氏“能笃故旧重名德”。[29]

士官系是对于军界中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者的统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培养陆军军官的学校。清政府为建设新式陆军，自1898年开始由各省选派学生赴日本学习陆军。1904年3月，清练兵处奏订《陆军学生游学章程》，明文规定选派学生赴日学习的名额、经费等，并依照章程选派第一批学生108名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嗣后每年皆有由中央或地方政府选派学生赴日学习事，总计自1898年至1911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者有553人，共分8期。民国以后，进入士官学校就读者，持续不断。这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回到中国后，大多进入军界服务，随着时势的发展，跻身领导阶层或成为中坚干部，外界将出身士官学校者，视为一个群体，而称为“士官系”。

蒋中正于1908年以官费赴日，入振武学校。按日本学制，进入士官学校需要接受“军官候选人教育”，为了让中国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能进入士官学校，最初是采取由日本陆军省委托一所私立中学成城学校代训的方式，中国留学生先在该校修习军事课程及普通课程，然后接受一年的入伍实习训练，再进入士官学校。之后，清政府与日方协商，决定由日方设立振武学校，作为进入士官学校前的预备学校，负责中国留日学习军事学生教育，1903年正式开办。蒋氏为第十一期学生，学习3年，于1910年毕业，分发至高田陆军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预定至1911年12月1日期满，成绩合格进入士官学校就读。不过在见习期满前，辛亥革命发生，蒋氏偕同学张群、陈星枢等未经请假，于10月30日由长崎登轮返国，参加由陈其美所领导的江浙起义行动。日本政府为避免中国留学生受到革命的影响，命令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全部退学；同时对蒋氏等脱逃回国，予以退队处分。至1913年，日本政府同意因辛亥革命而未能入学之士官候补生，包括因革命而遭处分者在内，可以进入士官学校，但此时蒋氏投入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未继续学业。因此严格来说，蒋氏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不属于“士官系”；但是因振武学校作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他属于广义的“士官系”。

蒋氏的第十一期是振武学校开办以来第一批由清政府直接派遣并统一入学者，[30]同期62位学生中，至少有55位来自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蒋氏就读期间，谨守规章，鲜少参与学生间的活动。如在日留学生为抗议日本“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发动大规模罢课行动，进而演变成集体退学事件，蒋氏即未曾参与；在校外则由陈其美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每逢周日聚集同志密会，筹议革命事务。蒋氏毕业后分发至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见习，同时在该联队见习者有张群、王柏龄、杨锦章（杨杰）、张为珊（希骞）等，前已述及蒋氏日后在军政方面的人事运用，有不少人是留学日本的同学，而这几位从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开始，直到振武学校、炮队见习，一直在一起的几位同学，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学习、生活都在一起，加上都是二十一二岁左右的青年，性格相近，志趣相投，几个人便成为要好朋友”。[31]以张为珊为例，张字希骞，以字行，四川西昌人，因辛亥革命关系，集体退队回国，曾至上海入蒋氏所领导沪军第五团。1914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期，在校期间，蒋氏曾数次至日本，两人多有联系，“友谊相应增进”。[32]张氏毕业后回国，因蒋氏参与讨袁运动，行踪隐秘，两人失去联络，张返回四川，任职川军，入刘文辉部。1926年8月川军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张任参谋长。蒋氏得知其讯息后，于1927年电邀至南京协助，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929年初，国军进行编遣，任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编遣区办事处总务局局长，皆为亲近之幕僚职务。嗣后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典礼局局长、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总务处处长等职。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衔。1937年抗战发生后，蒋氏委其任伤兵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伤兵抚慰安置教养等事务，因染患足疾，行动不便，工作困难，返回成都治疗，于1938年去世。蒋氏于军务繁忙中，闻讯特别指示侍从室以其名义予以吊唁，抚恤其遗属。1945年10月，蒋氏至西昌巡视时，不忘接见张氏在家乡的亲属，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33]

1924年，蒋氏受任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为其一生事业的关键转折点，尤其在军事方面，随着该校在日后成为中国军界军官的主要培育场所，透过该校师生在军中的发展，得以扩大并强化其在军中的人际网络，成为中国军事上的最具权力的领导者。

陆军军官学校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为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军干部的军官学校。1924年1月，孙中山正式委派蒋氏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展开筹备工作。5月3日，孙先生以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名义特任蒋氏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该校位于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以旧有广东陆军学校与广东海军学校旧址为学校校址，通称“黄埔军校”。1926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国民革命军军事教育有统一之必要，决定改组黄埔军校，合并所辖各军原有各军官学校，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直属该会，并以黄埔军校为校舍，任命蒋氏为校长。[34]1927年4月，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校随之迁徙，于1928年3月在南京正式成立，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蒋氏为校长，宗旨在培育陆军初级军官，备充国军干部。抗战期间，该校西迁成都，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1月奉命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成都新政权成立，校务中断，1950年10月，国民党决定以高雄县凤山原第四军官训练班班址为军校校址，陆军军官学校在台复校，迄今已超过一甲子。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5月入学，至1930年9月第七期毕业，奉命停办，总共毕业7期8000余人；第六、七期因迁校关系，分在黄埔、南京两地施教，自第八期起全部在南京接受教育，至第十三期，因抗战发生西迁，于1937年8月自南京出发，经九江、武汉、四川铜梁，于1937年11月到达成都，第十二、十三两期于西迁途中分别毕业于武汉、铜梁，总共南京时期教育学生8期一万余人；成都时期自1938年11月第十四期起至1949年12月第二十三期，共10期3万余人，总计在大陆时期陆军军官学校共毕业23期5万余人，再加上各时期为因应时局需要，设立之分校，计东征时期之潮州分校，北伐至抗战前之南宁、武汉、长沙、广州、南昌、洛阳、昆明、成都等分校，抗战时期之第一至第九分校，以及特别训练班及各期代训兵科等，人数更为可观。这些毕业生进入各部队，逐渐成为国军中坚力量。研究者将陆军将级军官之出身依黄埔、保定、留学、陆大、地方军校及行伍等类区分，据统计出身黄埔者，抗战前有中将17名、少将75名，总共92名，占全部1247名之7.38%，居于各类出身之末；至抗战后则有上将1名、中将76名、少将1073名，总共1150名，占全部3274名之35.13%，仅次于陆大出身者，显见黄埔出身者，历经抗日战争已逐渐出头，成为国军中的主力。以抗战前及抗战末期重要军职人员为例，抗战前出身黄埔者，仅有军长7名，居于地方军校及行伍、保定之后；师长20名，居于地方军校及行伍、不详、保定之后；各路军总司令名额为零。抗战末期的情形则大幅改观，出身黄埔者的高级将领仍然较少，在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仅有1名，居于保定、地方军校及行伍、留学之后；但中、高级将领则明显成长，集团军正副总司令31名、军长40名、师长132名，其中集团军正副总司令仅次于出身保定者，军、师长均居各类出身之首。[35]校级军官方面，以步兵为例，抗战前上、中校中出身黄埔者635名，虽不及出身保定者700名，但相差不大，而在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已超过保定。[36]抗战期间，国军部队有大幅度变动，在扩编、混编及互调的过程中，黄埔毕业生的势力日渐扩大，使黄埔出身者成为国军军官中最主要的力量，外界亦赋予“黄埔系”之名。事实上，除了黄埔毕业的学生外，“黄埔系”还包括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职者在内，如何应钦、陈诚、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周至柔等，这些教职人员多半出身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其中尤以何应钦在“黄埔系”的地位最为特殊。何氏为黄埔军校创办初期的总教官，嗣后奉命筹组教导团，并担任团长。1925年4月，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一旅，何任旅长；8月党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何任第一师师长；1926年1月，何升任第一军军长；其军事生涯几乎随着黄埔力量的扩张而发展，长期追随蒋氏，外界视其为“黄埔系”仅次于蒋氏的第二号人物。

蒋氏作为黄埔军校创校的校长，随着其政治地位的提升，对军校的影响力始终存在，特别是前期学生为其担任校长时接受教育训练，与他关系更为密切。自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军队开始倾向私军化，至20世纪初期，军队的派系性、地方性日益严重。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国军中仍然存在各个不同系统，一般多将黄埔系所领导的部队，视为蒋氏嫡系，与其他各军系如西北军系、晋绥军系、桂军、湘军、川军、粤军、滇军、马家军、东北军并列，并以此作为国军中各个不同系统消长的指针。而在所谓“嫡系”军队中，亦有如党、政系统，有派系之分，一般称为抗战后有“陈、胡、汤”，即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军事集团。

陈诚，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向为蒋氏所倚重，蒋于对日抗战初起时曾谓：“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37]外界以陈曾任第十一师师长及第十八军军长，称其系统为“土木系”。抗战期间，陈曾任多项党、政要职，并任第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远征军司令长官等职；抗战后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等；1949年蒋氏下野前，任命其为台湾省政府主席，稳定东南沿海情势。胡宗南，黄埔第一期毕业，为在黄埔出身将领中升迁速度较快者；1936年出任第一军军长，为黄埔出身第一个升任军长者；1939年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抗战期间黄埔将领第一个出任集团军总司令者；1945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为第一个出任战区司令长官者；1945年10月，中将加陆军上将衔，亦为黄埔第一人。汤恩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深受蒋氏器重；抗战军兴，率所部第十三军与日军血战南口；后升任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台儿庄战役，痛歼日军，缔造台儿庄大捷；嗣后曾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初兼第一兵团司令，率部进攻山东地区共军；1949年蒋氏下野前，任命其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委以守卫上海重任。研究者认为三人所以为蒋氏所重用，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对他绝对忠诚，不会对他的错误和不足发表意见；二是均拥有一批由同乡、校友、同僚等关系发展而成的亲信；三是由这些亲信出任军、师长，从而掌控部队。[38]但是三人均为浙江同乡，或为巧合，但是亦造成外界对于蒋氏在军事方面仍不能免有地域观念的印象。其实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中，湖南籍亦不在少数，如黄杰、廖耀湘、宋希濂、郑洞国等，亦十分受到重用。蒋氏亦培养若干华北籍的黄埔学生，如陕西籍之关麟征、杜聿明；有“山东三李”之称的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等。但是华北方面仍需依靠长期在华北的军系人物，如抗战前西北军系的宋哲元、战后晋绥军系的傅作义等。

以黄埔为主的军事系统，并非限于陆军，海、空军方面，周至柔曾任黄埔教官，桂永清、毛邦初、王叔铭等，均为黄埔毕业学生，亦为蒋氏掌握海、空军之关键人物。此外，情报、政工等方面，蒋氏亦是透过黄埔毕业的学生，如戴笠、唐纵、邓文仪、贺衷寒、袁守谦等进行掌控。

三 结拜盟兄弟

蒋中正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结拜盟兄弟。关于蒋氏结拜兄弟的问题，台湾方面较少提及，大陆方面则有多年前出版的两本专著：一是董长贵、周知民、王国君主编《蒋介石与他的把兄弟》（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一是严如平主编《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年12月）。两书所列蒋氏之结拜兄弟虽略有出入，但是差异不大，两书所共同者，包括陈其美、黄郛、张群、戴季陶、张静江、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杨虎等。董书另有汪兆铭、阎锡山、杜月笙等；严书另有周淡游、王恩溥、何禄山、许崇智、邵元冲、吴忠信等。不过这些所谓蒋氏的“结拜兄弟”或“把兄弟”多是外界的说法，蒋氏本人则少有提及。即以黄郛（膺白）为例，蒋与黄郛、陈英士结盟一事为外界所熟知，黄妻沈亦云于其回忆录中记道：“膺白与陈、蒋两先生换谱在上海打铁浜地方，约言是：‘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语系英士先生所拟，蒋先生赠英士、膺白二人宝剑各一，此二语即镌在其上。”[39]蒋氏在1916年祭陈英士文中，亦以“盟弟”自称，曰：“盟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先生之灵”，[40]致黄郛的私人函电中，也以“二兄”称呼。[41]不过蒋氏在为沈亦云撰《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言，仅称“辛亥以来，英士、膺白二先生，皆与余以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相互勖勉，金石交期，不啻手足”，序末则以“亡友”称呼，谓“惟此足慰亡友膺白于九泉已尔”，[42]并未言及与陈、黄两人为换帖兄弟事，因此如何认定蒋氏之结拜兄弟，实有其困难。自《蒋中正日记》对外公布后，根据日记所记，可以明确得知蒋氏的结拜兄弟除了前述的陈英士、黄郛外，尚有邵元冲、朱培德、李宗仁、冯玉祥，其中除邵元冲系在1923年11月访俄期间“订盟”外，[43]朱、李、冯三人均为蒋氏掌握军权后所结交的军系领导人，或可视为经营军中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朱培德，字益之，云南盐兴人，出身滇军，1917年率部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成为广东方面的主要武力之一。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任军长。北伐期间，曾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全国统一后，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训练总监部训练总监等职；1935年4月，国民政府特任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2月18日，病逝于南京，享年49岁。

蒋氏与朱培德早年虽然同在广东工作，但是并不熟悉，至1925年7月各军改编国民革命军后，方有较密切的往来，并于10月5日换订兰谱，结为兄弟。蒋氏与朱培德结拜一事，未见于任何相关记载，如果不是日记公开，恐怕不会为外界所知。蒋氏并未说明为何与朱培德结拜，但是就时间点来看，应该与处置熊克武一事有关。熊为川军将领，所部驻于北江一带，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党内资历颇深。10月1日，陈炯明派人游说朱培德加入其阵营，并表示陈与熊早有约定，只待朱的同意。朱培德大怒，下令将来人拘捕，并报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得知后，经查证又发现新的证据，觉得事机危迫，于3日将熊克武扣押，是为“熊克武事件”。在此事件中，朱培德的态度实为关键。在此之前，蒋氏对朱即颇有好感，8月14日，蒋氏与朱培德谈话后，记道：“下午朱益之军长来谈。此人诚一血心男子，可与共事也。”而蒋与朱于10月5日结拜，系在熊克武事件后第二日，不能不联想两者的关系，又据所记：“晚……又访朱益之，与之换订兰谱。”此事应为蒋氏主动。

朱培德与蒋氏的关系大致良好，学者认为朱对蒋的服从，“更多的是把蒋当成是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象征”，[44]蒋氏亦颇为信任朱培德，自1932年3月起请其担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至1937年2月病逝，前后长达5年，协助处理会内日常事务，并参与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蒋氏在军事方面十分倚重的幕僚。学者表示“以往观念是，蒋介石只信任和重用嫡系，对于非嫡系，往往加以排斥，但朱培德非蒋的嫡系，却深受蒋的重视”，[45]但是从两人结拜以及朱对蒋氏的服从来看，恐怕不能以“嫡系”或“非嫡系”的观点来说明蒋氏重视朱培德的原因。另一方面，蒋氏对于朱的个性虽然有消极、守成、无勇气等批评，但是却十分肯定他的才能，认为朱是政府官员中的贤才、干才。[46]

1937年2月，朱培德因风寒注射针剂，引发败血症，于17日晨6时入住南京鼓楼医院医治，蒋氏得知讯息后，立即前往探视，嘱其安心住院休养，未料至晚上10时病情急剧恶化，延至11时20分病逝。蒋氏于17日日记记道：“下午甚念益之，此时并未知其有病也。下午六时，闻其病重之报，乃即驱车往视，其神志甚清，觉未如医生所言之剧也，此心尚安。及至十一时后，余正欲移院，因促余妻回来，不欲余前往，恐病中生感，但其并未言益之已于十一时彼回时已死也。及至今晨醒后，妻方告余以益之昨夜之死耗，不胜悲哀之至，所部又弱一个矣。”复感慨记道：“益之逝世，又缺一个智勇精诚之同志。近年来得力于益之无形之补助，殊非浅鲜。益之在军委会苦心孤诣之主持，代余调理一切，今后再无其人矣。”[47]以后数日，18日亲往吊唁；19日赴停灵之仁孝殡仪馆视察治丧相关事务；20日，朱培德遗体大殓，亲临主祭，记道：“下午，益之大殓，观其遗容不胜悲伤，侪辈之丧，以益之为最痛也。”[48]21日，朱氏灵柩移往毘卢寺，亲往迎灵，并主持安灵礼。及至22日日记“注意”项下，仍记有“益之丧仪”等字，相较于其他党国要员，蒋氏对朱培德生前死后之重视程度，是极其少见的，亦可知其对朱培德逝世所承受之悲痛，正如他在当月反省录记道：“益之逝世为今年最大之损失。”[49]是年底，南京遭日军攻陷，政府移驻重庆，12月31日，蒋氏记事忆及朱培德，曰：“去年今日犹在南京与益之、天翼等密商大局也，未知明年今日将如何耶？”[50]翌（1938）年1月16日，蒋氏于上、下午接见将领，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觉智慧学识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阨也”，想起朱培德生前对他的协助，曰：“无骄不败，最缺诤友与谋士，如益之不死，则战祸或可减少也。”[51]或许更可以看出蒋氏对朱培德之态度。

李宗仁，字德邻，为桂系领导人之一。1926年初与白崇禧等率广西部队加入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3月15日通过两广统一案。24日，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李氏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两广统一。蒋氏于1926年8月10日与李宗仁结拜，距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满一个月，正在往长沙途中，抵达衡阳。据当日蒋氏日记：“李德邻军长来谈甚久，乃知孟潇一决心革命，可喜可贺。下午与夏曦谈天，李德邻谈天甚久，德邻为一血心之军人也，与之订盟。休息。”[52]其中“血心”两字与对朱培德之评价相同，或许这即是蒋氏与人结拜的原因，而就蒋氏所记，应是主动寻求“订盟”。

《李宗仁回忆录》中亦记有此事，虽然未注明结拜的时间，地点亦将衡阳误作长沙，不若蒋氏日记精确，但记述较为详细，可以参考。谓：

在长沙时，还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蒋总司令和我“桃园结义”的故事。蒋氏到长沙后，我时常在总司令部出入，有时是有公事接洽，有时却是闲谈。我去见蒋总司令也毋需预先约定。一日，我在蒋先生的办公室内闲话，他坐在他的办公桌椅子上，我却坐在他的桌子旁边一张木椅上。蒋亲切地问我说：“你今年几岁了？”我说：“三十七岁。”蒋说：“我大你四岁，我要和你换帖。”所谓换帖，便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我念头一转，心想蒋先生为什么来这一套封建的玩意儿呢？令我不解。

我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该再讲旧的那一套啊！”

蒋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他说着便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来，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来说：“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坚决不收。蒋先生也站起来说：“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一面回话，一面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兰谱。他抢上两步，硬把他的兰谱塞入我的军服口袋里。并一再叮嘱我也写一份给他，弄得我非常尴尬。

辞出之后，我拿蒋先生所写的兰谱看看。那上面除一般兰谱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类例有的文字之外，还有蒋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词，文曰：

谊属同志 情切同胞 同心一德 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的签名之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看后我便想到，蒋先生搞这一套封建时代的玩意儿，其真正目的只不过是拉拢私人关系，希望我向他个人效忠而已，其动机极不光明。我想当时南北双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结为亲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结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杀，事例之多不胜枚举。反观我们广西的李、黄、白三人，并未金兰结盟，而我们意气相投，大公无私的合作，国内一时无两。相形之下，益觉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结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蒋总司令在当时是炙手可热的领袖，能和蒋氏结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宠若惊。然而我的心里却老大的不高兴，所以除内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间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蒋先生给我兰谱后某日，他又向我说：“你要写个帖子给我啊！”我把他的要求支吾过去。又过些时，他又问我：“帖子写好了没有”？逼得我好难为情。推托不了，我就说我不知道如何写法才好。蒋说，就照他给我的那种方式写罢。我就依样画葫芦，将蒋先生给我的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词，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洁”，送给蒋先生。他笑容可掬，郑重地说，我们从今以后更加上一层亲切的关系，誓必同生共死，为完成国民革命而奋斗。说着，表示非常愉快的模样。[53]

就李宗仁所回忆，结拜一事确实是蒋氏主动，而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才与蒋氏交换兰谱。不过就蒋氏此一时期日记所记，他在此时与李氏互动频繁，印象十分良好，如8月28日与李氏谈话后，记道：“下午李德邻军长来谈，甚乐。”[54]而李氏与蒋谈话时间颇长，蒋在日记中多次有“李德邻来谈甚久”字样，[55]亦可见李宗仁此时对蒋氏亦十分友善，两人关系生变，应与1927年蒋氏下野有关，而回忆录为日后所记，难免与当时情形有所出入。

冯玉祥，字焕章，原属北洋系中的直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倒戈，推倒直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1月在奉、直两系联合进攻下，失败下野，旋赴苏联考察。是年9月，冯氏召集旧部于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全军加入中国国民党，响应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5月，接受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随即于6月分别与武汉国民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会议于郑州、徐州，而在徐州与南京国民政府要员的会议，第一次与蒋氏见面。6月19日，蒋氏亲自在徐州车站迎接冯氏，随即会议。当日，蒋氏于日记记道对冯之印象“老练沉着，心实钦佩，自惭轻浮，时觉惶恐”，“甚想以总司令名义交焕章同志任之，余独负训练之责也”。[56]1928年初，国民政府决定展开第二期北伐，2月16日，蒋氏抵开封与冯玉祥会商第二期北伐计划，17日下午到郑州出席军民欢迎会，随后往郊外考察农村，蒋、冯结拜即在此时。据蒋氏当日日记：“下午到郑州欢迎会，后往郊外参观农村，焕章欲约为兄弟，乃换兰谱，八时由郑州出发。”“焕章欲约兄弟，乃换兰谱。”[57]蒋氏之《事略稿本》记载更为详细，曰：“下午赴郑州，郑州军民开会迎公，公答谢已。又往郊外，考察农村状况，冯玉祥终日随行，勤勤恳恳，请与公为兄弟之盟。公曰：吾人同力一志，为国为民，义同死生，情自兄弟，盟与不盟，其实一也。兄今欲盟，亦无不可，遂与为盟焉，冯氏大喜。晚八时，公去郑返徐，冯氏送至开封乃别。”[58]由蒋氏日记及《事略稿本》来看，结拜一事为冯氏所提出，蒋氏实处于被动。对照冯氏所记，因其1928年2月之日记，缺7日至25日一段，17日结拜一事自无从得知，而由日后所撰《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相关回忆，与蒋氏所记正好相反，为蒋氏欲与其结拜，曰：

一九二七年八月，我的军队在豫东把张宗昌打败了，俘虏了张宗昌的官兵两三万人，得了七列钢甲车。过了不久，蒋介石从南京到郑州来看我，先托马福议和刘天龄来对我说：“蒋要同我换帖作盟兄弟。”我说：“很好。”于是蒋介石亲笔写了帖子，我也写了帖子。我为的是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而与他结盟的，字句当中写的很清楚，他能看得出来；若不实行三民主义，结盟也没用处了。我们两人见了面，互相拜了四拜。所以有人说我两个人是把兄弟，就是这个缘故。[59]

但是不论是蒋氏主动或冯氏主动，两人结拜确是事实，兰谱的照片亦收录于相关书籍，留下了历史资料。蒋氏送给冯玉祥的谱书写道：“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不烂，死生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籍贯：浙江奉化武岭。年岁：四十二，生于丁亥年九月十五日。父讳肇聪，母王氏。”冯玉祥送给蒋氏的谱书写道：“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籍贯：安徽巢县竹柯村。年岁：四十七，生于壬午年九月二十六日。父讳有茂，母氏游。”

四 结语

综合而言，军队本身是一个层级严密的组织，上下关系十分清楚，对于上级的命令要求绝对服从，蒋中正从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军事方面长时期居于领导者的地位，除了与各个不同军系领导者之间需要维持友好关系，以便于运用各军系掌控的部队外，与各个军事将领间，长期处于长官与部属或校长与学生的关系，公谊多于私情，其人际关系实不如党、政方面明显。

[1] 刘维开，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2]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41页。据许师慎编《国民政府建制职名录》，台北，“国史馆”，1984。

[3]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342页。按：据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1925年6月15日条：“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三）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190页）经查与会者谭延闿1925年6月15日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记道：“开军事会议……讨论改国民军、废省号，皆以举手表决，全体一致。”《中华民国大事记》与日记一致，应为正确。

[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第384～392页。

[5] 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2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4，第646页。

[6]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89～390页。

[7]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98页。

[8] 通电时间大多作8月1日。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359页称该日为许崇智通电粤军将领，4日又与谭、朱、程等联名通电，解除职务。

[9] 李济深原为粤军第一师师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两部划出，合许崇智直接掌握部队，分为三个军。参见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14～15页。

[10]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375页。

[11] 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郑义译注《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第81～83页。

[12] 《蒋中正日记》，1925年8月14日。

[13]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114～115页。

[14] 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第173页。

[15] 郑志廷、张秋山等：《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人民出版社，2005，第144页。

[16]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6页。

[17] 郑志廷、张秋山等：《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第86页。

[18] 郭凤鸣：《清末民初陆军学校教育》，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78，第94～98页。

[19] 郑志廷、张秋山等：《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第144页。

[20]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第11～12页。

[2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6“别录”，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第442～444页。

[22] 《蒋中正日记》，1933年1月22日。

[2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8册，第141～142页。本篇所引各册该书为台北“国史馆”2003年以后陆续出版。以下简称《事略稿本》。

[24] 《蒋中正日记》，1933年1月23日。

[25] 《事略稿本》第39册，第146～147页。

[26] 《蒋中正日记》，1937年11月6日。

[27] 《事略稿本》第39册，第161～162页。

[28] 《事略稿本》第9册，第196～197页。

[29] 《事略稿本》第9册，第196～197页。

[30] 黄自进：《蒋中正在日本学习的一段岁月》，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第24页。

[31] 方远整理《张为珊与蒋介石的关系》，《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政协凉山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第73页。

[32] 方远整理《张为珊与蒋介石的关系》，《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75页。

[33] 方远整理《张为珊与蒋介石的关系》，《凉山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76页。

[34] 《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6，第92～93页。

[35]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6～9页。

[36] 张瑞德：《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第27页。

[37] 《蒋中正日记》，1947年8月4日。

[38] 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第181页。

[39]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第228页。

[40]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5“文录”，第56页。

[41] 如“二兄病情，不胜忧惶之至”，见沈亦云《亦云回忆》下册，第562页；“二兄大鉴”，见近代中国出版社编《近代中日关系图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第146页。

[42]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册，“蒋序”。

[43] 《蒋中正日记》，1923年11月16日。

[44] 陈红民等：《朱培德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序言”，第6页。

[45] 肖如平、陈红民：《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3期，第179页。

[46] 参见《蒋中正日记》1932年4月4日：“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骝仙……”1932年6月22日：“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1932年6月24日：“近思旧识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干才，而其消极、懒慢，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

[47] 《蒋中正日记》，1937年2月17日。“德力”应为“得力”，“苦心孤谊”应为“苦心孤诣”。

[48] 《蒋中正日记》，1937年2月20日。

[49] 《蒋中正日记》，1937年2月28日后“本月反省录”。

[50] 《蒋中正日记》，1937年12月31日。按：“密商大局”系指商议西安事变后对西北问题之处置。

[51] 《蒋中正日记》，1938年1月16日。

[52] 《蒋中正日记》，1926年8月10日。“孟潇”为唐生智。

[5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第238～240页。

[54] 《蒋中正日记》，1926年8月28日。

[55] 《蒋中正日记》，1926年8月10、15日，11月12日等记事。

[56] 《蒋中正日记》，1927年6月19日。

[57] 《蒋中正日记》，1928年2月17日。

[58] 《事略稿本》第2册，第430～431页。

[59]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第3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第8页。

讨论

张力（主持）：大家早，经过第一场两位学者的报告以及各位热烈讨论，我们有了好的开始。第二场的题目是蒋介石的人际关系，主题是放在军事方面。其实研究蒋介石，从军事方面切入的好像还不是太多，蒋介石是一个军人，也被称为“国民革命军之父”，所以对其军事方面的研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这场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道炫教授，和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的刘维开教授，两位都是从军事方面来看蒋介石的人际关系。经过大家的反应，就是报告的时间不要太长，多些时间给大家讨论。希望两位了解我们这样的步调，就先请黄教授开始。

黄道炫（主旨发言）：谢谢，首先我要向会议道歉，一直到今天早晨开会，才知道是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作讨论。早先也没有特意去准备发言稿，因此就把一个完成度还不高的研究拿来凑数，这是我要向大家道歉的。所以今天我也不准备讲这个研究，因为首先，这不是一个成形的东西，其次也和会议的内容不相契合。好在我先前做了一些工作，就《蒋介石日记》抄了一些东西，我确实还是把所能看到的，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所以对《蒋介石日记》还是有些了解，从蒋的日记的角度去谈这个问题，起码不会空口说白话，还是有些基础。

大会让我谈军事，其实军事是我研究当中一个很小的方向。我本身不懂军事，从来也没当过兵。当然因为在做蒋介石研究，以及蒋介石对中共的五次“围剿”，那么也会涉及这些问题，对蒋的军事战略关系也有些了解。我感觉蒋介石大概从他年轻的时候，即1920年代给孙中山上书有关军事战略开始，到后来指导抗战，再到三年内战时期重点进攻，蒋好像从日本学了些东西，比较注重钳型攻势及大战略等，对于这些他确实会有比较多的关注，会去设计一个很大的框架，但这种框架能不能或者会不会适合当时战争情势，则是另外一回事，但他确实能设计一个比较大的战略框架。

我自己曾做过几个军事方面的研究，像是福建事变、第一次缅甸战役、淞沪会战等。我记得前两年写过福建事变的文章，当中谈到了蒋介石的用兵，后来我看到《蒋介石日记》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日记对于他一些具体的决策过程，还是有很多可以丰富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当时蒋镇压福建事变的时候，设想了一个战略，就是引诱福建的部队出福州。因为蒋不太愿意打福州，打福州可能会涉及跟日本人的关系，所以想把十九路军引到闽西一带去打。后来蒋得到一些消息，当然这些消息事后证明不可靠，消息说第十九路军准备到闽西跟他决战。我印象很深，当时日记里面说，得到这个消息后，“既喜且惧”，就是又高兴又害怕。本来应该是一心期望引诱十九路军出来打，但当得到十九路军真要在闽西决战的时候，又有“既喜且惧”的心理。当然可能我们会说这是假消息，实际上没什么好害怕。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尤其在做一个关键性决策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就是犹豫、害怕、患得患失，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因为看不到毛泽东的日记，我不知道毛泽东处在这种环境下，会不会就毫无这样的心理。

其实我们在谈蒋介石的军事时，很常提到一个词，前两年张瑞德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也用了这个形容词——“遥制”。尤其是大陆学者的研究，很常说到这个词，包括一些回忆录，都会提到这两个字。其实根据日记和一些材料，我想这种遥制不能说没有发生，这在任何军事统帅、军事指挥者身上都会有，在蒋身上同样会发生。尤其是在三年内战，打到后期的时候，蒋确实曾经有过给团长发指令的情况。但在更早的时期，譬如“围剿”时期、镇压福建事变时期，包括在抗战的时候，这种情况应该不太经常发生。我记得在研究缅甸战役的时候就看到，当时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给蒋发电报，问说应该怎么处理，但蒋一直没有回电。18日发的电报，蒋到29日才回电，回电的意思就说：“前方将领的具体指挥事务由你们决定，或者你们请示远征军指挥部，这样的问题不要向我请示。”这样的情况就我看到的资料而言，其实不是个案。但这种遥制情况的发生，可能会被放大，无论我们怎么说，蒋确实在他最大的一场战役争持中失败了，也就是在1949年失败了，这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由于他的失败，我们会去找原因，后来包括一些将领的回忆录，或者说历史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有可能会被夸大的地方，尤其是在后期蒋确实犯了错误，但我们不能把蒋的某一时段的错误引到他一生里面。

刚才也提到蒋用人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蒋当然有其个性，比较敏感，情感性也重，这是较好的地方；但也有比较多疑的地方，在某些场合上可能表现出这个特点。但我觉得蒋在用人上面，确实表现出用人不疑的态度，其实还蛮明显。我之前看过1929年蒋桂战争时，蒋给陈济棠发的电报，里面明确说：“如果你要信任李汉魂的话，就要用人不疑。”不是说蒋给别人发电报不会如此，但其实在20年代、30年代指挥战争的时候，蒋对将领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包括我这篇文章提到的陈诚。蒋对陈诚的放手及培养，譬如劝诫他学王学与精神修养，蒋可以写几千字的信，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甚至告诉陈诚：“王阳明的集子在抚州是否可以买到，如果买不到我可以在南昌买了给你送过去。”蒋这样的培养确实很用心，而且一旦他信任一个人，包括陈诚、刘峙等，会信任到底。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蒋很多时候会去批评这些人，当然这些批评不一定是因为做得不好，而是希望做得更好。像周至柔在各方面是差一点，蒋对他就很多批评，日记里面最多的大概就是对周至柔的批评，但是很奇怪，蒋还是一直用他。这种用人，我觉得在蒋的性格中确实是有些信重的。以蒋的圈子来说，只要是蒋圈子里面的人，他就必须保持这样的信重，以维持整个圈子对他的忠诚。因为蒋是这么想的，所以在用人上就不能表现出过多的怀疑，也许他心里这样想，但很多时候不能表现出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黄埔将领对蒋会那么忠诚。譬如陈诚在私下的信件就表示，一想到兼职加重，就想到蒋先生对他的信任。

我再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刚才一直谈到对成败的评判。昨天我读到杨奎松老师的发言稿，觉得在大陆的研究者当中，能够这么坦率去面对一些事实，还是令我很感动。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私下，在内心里面，可能会很自然去接受一些东西，但若是在我们的笔下，又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所以昨天看到杨奎松老师的发言稿，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们要更加坦率去表达我们的观点，表达一种更加负责的观点。换句话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我完全赞成；但是说实在的，对历史的评判，无论古今中外的历史，恐怕“成”“败”两个字还是很重要。若要以一串一串的历史事件去解读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有没有他的趋势，这种趋势怎么去讨论怎么去研究，还需要很多工夫，谢谢大家。

刘维开（主旨发言）：主席，在座各位先生。关于在日记里面，若要做人际关系网络的探讨，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党政方面可能比较容易去处理，但如果要从日记里面看蒋在军事方面的人际网络，个人认为是比较困难一点。关于人际网络，前一场吕芳上教授已经对相关情况做了说明。

如果从党政方面来看，大概真的可以从日记中看到，蒋比较亲近的是哪些人，可以看出什么事情会找哪些人商量。譬如蒋有些事情会去找陈布雷、陈景韩商量，这从日记里面都可以看到。到台湾之后，会找王世杰、黄少谷商量。大概这些人，都可以认为这是蒋身边对于其决策可以提供意见的人。但相对来说，就我自己看到的日记内容，蒋比较少在军事方面找哪些人商量。当然在座大部分都看过日记，可以在这方面提供意见。日记中反而更多的是对一些军事人物的批评、不满与指责，但这些指责与不满，其实与蒋整个决策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譬如在东北战役的时候，蒋到东北与卫立煌、廖耀湘讨论军情，这些将领也有自己的意见，蒋在日记上记下自己的想法观点，以及他认为应该怎么样。但这些人也向蒋提了看法，但蒋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就是说前线将领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蒋的意见只是自身的意见。在这个过程比较不容易看到蒋在处理一些问题，特别是处理军事问题的时候，其决策是怎么下的。相对来讲在党政方面，大概比较容易看到蒋找哪些人来商量处理事情。

甚至现在比较不容易处理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在日记里面也比较不容易看到，那就是军事方面的文稿处理。当然蒋的很多文稿，在大陆时期多是陈布雷写的，台湾时期则很多是秦孝仪处理。相对来讲，有一些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稿又是谁处理的？因为这些文稿我相信不太可能是蒋自己处理的，这在日记上比较难看出相关的蛛丝马迹。

我自己从日记来看军事方面的人际网络，认为这个问题从日记上不太容易处理。但相对来讲，如果从《蒋中正总统档案》来看，或许可以看到比较多。诚如刚刚黄道炫教授所说，蒋有很多手令手谕给不同的人，如果把手令手谕整个规划起来，大概可以画出一个图。蒋给陈诚可以写那么多封信，但从日记上很少可以看到说要写给陈诚什么。如果光从日记来看，可能会觉得蒋每天在骂陈诚，说陈诚有神经病，说他精神错乱。但实际上看蒋给陈诚的信，告诉他做人处事的道理，告诉他如何如何，蒋对陈诚期望是很深的。

这又和刚刚黄道炫教授讲的一样，在信任这方面，从蒋的手令或信件上，反而可以得到多一点印象。可是在日记上面，我不太觉得是这样。若从日记上来看，批评何应钦的地方其实很多，但大家都知道，何应钦跟蒋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何担任了15年的军政部长，从抗战前到抗战期间军政的事务大概都由何应钦负责，而且在抗战期间还担任参谋总长。可是在日记里面，蒋对何应钦有很多不满的，但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好，遇到有特别重要情况的时候，还是要何应钦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许从日记可以看出蒋跟某些军事将领间的关系，但比较不容易找寻整体性的脉络。譬如蒋与白崇禧的关系、与何应钦的关系，这在日记上可以寻求蒋在内心层面的部分。蒋对白崇禧有很多不满，但是可以看到在公领域里面，白崇禧还是蒋相当重要的幕僚长，不论是北伐时期的参谋长，或者到抗战时期的副参谋总长，乃至于国防部成立后担任国防部长。在这个部分可以从公与私两个领域来分析，日记可以就蒋与白崇禧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蒋与何应钦、黄埔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或是内心私底下的看法，做一些分析。

我在发言稿内提到，蒋在军事上面最主要的凭借，来自于黄埔。蒋早年在粤军担任参谋长，所以他对参谋长的角色跟参谋业务很在意。其实蒋在这个时候，在军方的人际关系上面，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有特殊的地方。真正人际关系的建立，我觉得还是在两次东征之后。蒋以军事上面的成就来奠定在党内的基础，进入党的核心，成为中央常务委员；有了政治实力之后，再回到军事方面来，这中间的关键大概就是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在北伐的过程中，蒋收编这些军队，也是很难控制。北伐结束后，所谓的“蒋冯阎李”，实际上蒋跟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人是并排的，并没有特别突出，只因为他是第一集团军，其余按照第二、第三、第四这样排。在早期我觉得蒋在军事上的关系脉络，其实基本上还维持在朋友之间，真正能控制的还是自己本身嫡系的系统。到了抗战后期，黄埔学生慢慢升上来了，成为军长或是师长，这时候蒋在军中的网络才逐步建立起来。

蒋在军事上面真正能够控制大局，我认为是到台湾来以后。到台湾来以后，其他的军系都没有了，只剩下蒋的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掌握。所以相对来讲，1950年以后的日记，还比较容易看到蒋认为哪些人如何、如何调兵遣将、参谋总长与陆军总司令的位子又该给谁等等。蒋思考的这些问题，在此之前，至少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蒋与李宗仁光是商量白崇禧当国防部长这个问题，就弄了整整一年，最后还是不得已找个人代理参谋总长。这样的话双方都不得罪，大家面子上也好看一点，白崇禧心里也好过一点。反正就是不要让白做国防部长，但蒋还是不得不采取一些退让的方式。

此外，有一些穿梭在各军系间很关键性的人物，我在发言稿内提到，如蒋伯诚、陈调元、方本仁、何成浚等。这些人游走于各个军系之间，但在蒋日记当中很少提到。但相对来讲，从《蒋中正总统档案》里面可以发现，这些人真的扮演很重要角色，但这些人跟蒋的关系又是如何，其实在日记里面还是很难知道。所以我认为处理这个问题，《蒋中正总统档案》在建构蒋的军事人际关系网络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要比日记来的大。但日记对于蒋的内心，或是理解他对特定军事将领的看法上，确是有其重要性，谢谢。

张力：非常感谢黄教授跟刘教授的发言，他们把握的时间也很好，现在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我想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在开始之前，我想到军事或是军事人物，在民国史上很难和其他领域分割。军事人物往往都跟政治连在一起，可能跑去中央或地方当官，或是抗战后跑去当立法委员、国大代表。因此对军事和军人的研究，可以讨论的空间是蛮大的。

刘维开教授指出，在蒋日记里，关于军事及军事人物的讨论比较少。在其他数据里面，其实碰触到一些实际问题或是事情的发生，相关文电数据就很多。军事上有个特性就是服从，服从显示出上与下的关系。在黄埔体系里面，或者从蒋的出身、东征、北伐、“剿共”、抗战，这一路下来，他是一个军事的领导人物，我猜想他认为自己在军事方面是最强的、最懂的。所谓嫡系的军人，几乎称呼蒋都是叫校长，即使一些私函里面也是如此。对于其他系统的人，还是处于军事体系底下，蒋可以发号施令，但碰到关键性问题，所谓嫡系不嫡系，马上就会显现，这很明显可以看到。另外，日记虽然在军事方面的记载比较少，但对于一些外国的军事顾问倒有一些记载，这也是可以观察的对象。我想现在就开放时间，请大家提出看法。

林桶法：维开学长也提到，在战后蒋介石确实是对军队的控制比较好。1952年蒋的日记中提到解决周至柔与桂永清之后，军事上的安排大致告一段落。一方面显示来台初期有许多仍是大陆时期的延续，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到台湾之后，蒋对军队控制得比较好。基本上到了蒋晚年，对军队的控制力仍然在增强。另外一点，我提供几个军系后代对蒋日记的看法。基本上每一个后代都很在意蒋在日记中对其亲人的评价，有些人认为这是不尽公平。以彭孟缉为例，他的后代敦促并支持蒋日记出版，很大的原因就是日记中很少骂彭。另外一个就是白崇禧，白先勇表示蒋在日记中虽然很常骂白崇禧，但他并未关注于此。如能从各方面来解读日记中的军事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

汪朝光：刚才刘维开教授提到在军事方面，好像蒋的圈子不那么明显。我个人觉得蒋以军事起家，若不从蒋特定征求某个人意见来看，确实蒋越到晚年越是用黄埔系的人。国共全面内战时期，新任命军长以上将领，越来越多是黄埔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是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是他在军事领域的圈子更强，更便于利用。因为黄埔系确实是蒋可以控制的，而在政治方面蒋倒缺少类似的渠道去控制其他派系，如CC系等。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可能与这个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我想请教的是，抗战时期国军和日军作战，牺牲了9个上将，没有一个出身黄埔，牺牲了33个中将，可查到的经历只有8个人出身黄埔。这究竟是因为蒋刻意要把杂牌军放在前面牺牲，或是杂牌军的作战素养确实不够，还是这些杂牌军的将领都更身先士卒？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因为我也没有研究抗战军事。但是我很好奇，这跟蒋的军事运用有没有什么关联。刘维开教授这方面研究比较多，有没有什么观点可以提供。

刘维开：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最初在处理史料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抗战期间牺牲的黄埔将领少，但慢慢地就有一些理解。诚如张力教授所提，黄埔出身的将领，从1926年到1937年抗战发生，这中间不过13年。黄埔系第一个军长胡宗南，是1936年才升的，之后也是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所以说到1936年才有黄埔系出身的第一个军长。换言之，这时候国军绝大多数将领都不是黄埔系出身的，大概到抗战中后期以后，黄埔系出身的才慢慢升到师长这个位置。这也表示，抗战期间仍然多半是各种不同的军系，如我刚刚所讲，国民革命军就是一个联军，真正蒋所领导的只有第一军，其余都是各个不同系统的军系。到后来即使演变成四大集团军，但也只有第一集团军中的某些部分是属于蒋的嫡系。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国民革命军真正属于蒋嫡系部队的非常非常少。

到抗战期间，这些牺牲的将领，看其出身背景，大概还是属于前期，因为这个时候黄埔系还没上去，这些将领牺牲后，黄埔系才有机会升上去。这就如同在机构里面一样，上层不退下层没有机会升上去，是同样道理。因为军队也是科层体系，一定是这样慢慢地升，这也是为什么到国共内战时，黄埔系将领就多了，大概都担任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蒋后来在日记中也提到，被俘虏变节的将领里面，黄埔系出身的其实很少，因为很多黄埔系将领是在长江以南作战，当时长江以北还是属于傅作义的晋绥军系统，里面属于黄埔嫡系，也就是中央系统的不多，石觉等人都撤出来了。

汪朝光：内战的情况似乎稍有差别，内战时很多地方军确实已经不愿意打，中央军损失较多可以理解。在抗战时期，刘维开教授刚才的解释，对于上将部分完全合理。问题是国军的授衔制度很复杂，牺牲的33个中将，实际职位其实并不高，很多都是追授的，实际职位就是个旅长、副师长。在这个层面黄埔系是不是就像您说的比例很少，这在抗战时期，我觉得还可以讨论。

刘维开：这个问题，我觉得还要再做更精细的探讨，因为有研究说，一直到了国共战争期间，所有国军的军长里面有个比例，黄埔系出身的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就是原来的，可是在这之前，大概恰好颠倒。我知道有些军事迷在做这方面的统计，就国民党的一百六十几个军，分析在不同时期军长的出身。我们可以就战前、抗战前期、抗战后期跟战后，就军长的出身来分析。另外还有一些军被打掉了，打掉之后番号并没有撤销，而是换一批人，那换进来的这些人是怎么处理。像这些问题大概都可以再做更精细的探讨。

林桶法：我想就汪朝光教授的问题再请问一下，当时张学良说有所谓“一刀两斧”。就是蒋把这些非中央军摆在前线先解决他们。所以蒋是不是真的有“一刀两斧”的意思，有没有把这些集团军搞掉的想法？

刘维开：如果说张学良讲“一刀两斧”，那是因为张的军队被打掉以后，番号就拿掉了，所以张认为蒋是在消灭他的东北军。对蒋来讲，或许他有自己的考虑。但要说蒋的考虑是什么，就还要另外再去找资料研究了。

汪朝光：我觉得应该做一个“军事素养”的研究，这方面可能很缺乏，看看是否确实有军事素养的关系。换个角度观察，八路军在抗日期间，牺牲100多个团长以上的干部，我看这100多人的名单时发现，这些牺牲的干部中，确实不少是出身于非正统的边缘部队，不说是杂牌军，而是边缘部队，如某某独立旅的旅长，某某军区的地方司令。这些将领的作战素养，确实比起中共正规的八路军老牌部队，有一定的差异，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研究的课题。

李君山：我提供一个观点，就是刚刚汪朝光教授提到的事情。我研究南京保卫战，觉得南京保卫战是很好的案例。第八十八、八十七、三十六师全都被消灭掉，但师长全都生还。孙元良躲了好一阵子回来，王敬久坐船回来，宋希濂也跑掉，包括桂永清，通通都跑了，教导总队也垮了，人也跑了。南京保卫战牺牲了很多军队，当时黄埔一期的学生都是师长，全部都回来。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天子门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去即便军队垮了，也还有别的师的师长可以当。孙元良回来后，先到胡宗南手下当一阵子幕僚之类的职务，后来才接他叔父孙震的军队。

相反的是，当时在南京城里，邓龙光的军队受困城内，邓亲自带着军队突围，若没有这个军队他就完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孙殿英，这个在历史上那么负面的角色，在内战的时候守安徽，守到最后一刻，他跟他的军队一起垮了。换句话说，这些军人没有退路，只能跟自己的军队一起牺牲，就算自己逃出去也没有底牌。所以我认为“天子门生”这种心态，使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产生了非常大的侥幸心理。内战的时候，一个很糟糕的情况是，很多将领被指控准备了老百姓的衣服，等到军队垮掉以后，就穿老百姓的衣服脱逃。很多人是这样的想法，因为只要回到南京，见到校长，应该会有别的位子可以干。我觉得这使得黄埔将领的牺牲精神不如杂牌军的，因为杂牌军没有退路，这是我的想法。

另外如张力老师所说，为什么骂得越凶，官做得越大？因为骂得越凶，表示是私领域的关系越好，因为是亲信所以用最难听的言语骂你，相反的我在公领域上可以提拔你。若是客气，则代表大家公事公办，也就无所谓私领域上面的交情。这就是我在想为什么蒋对周至柔非常不客气，因为我认为从办空军开始，周就一直是蒋很重要的亲信，蒋也把周当成是家人一般的对待，这是我的一点点想法，谢谢。

张力：君山这个讲法就是“爱之深，责之切”，不过蒋在日记中骂那么凶，当面不知道有没有骂人，可以进一步了解。

杨维真：我提出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第一是有关蒋介石战略素养的问题。蒋是日本振武学校毕业，然后入伍实习，到此为止。日后他这些大战略的构想来源为何，可以再作研究。蒋曾经在军校里面对军校生说：“谈战略，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他是在批评杨杰。战略这个东西，蒋是自修还是透过某些管道，还可以再去谈。第二个是中国的军系。从晚清以来，严格来说，士官系与保定系的训练比较严谨。日本士官学校到毕业至少有6年的军事训练；保定系从陆小，陆中，到进保定军官学校，至少也都是6年。但黄埔军校初期只有6个月，6个月里面东征北伐，一直到第八期，德国顾问来了以后，把受训期间延长为2年，引很多高中生进来。所以第八期、第九期的学生素质开始提高了。这对整个战力是有严重影响的。

老一辈的士官系，譬如说蔡锷、唐继尧这些人，指挥作战一般来讲没问题。保定系从北伐到抗战这个阶段，作为高级将领，其实表现也不差。但黄埔系，套句蒋自己的话，“你们这些学生，干营长、团长都还不错，等到当了军长、师长都不行”。为什么？蒋自己解释年纪大了、贪生怕死等等。但是我认为整个在学校的训练，以及后来的延长训练其实是不足的。本来陆军大学可以作为衔接，但是陆大从蒋百里过世后，由万耀煌接手，万耀煌接陆大之后简直一塌糊涂，所以陆大的训练在抗战这个阶段有严重的问题，加上德国顾问又离开。所以综合了这些军事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基础是有关的。

蒋在1949年的失败，我认为很重要一点是没有建立制度。几位老师提到了蒋的关系等等，这当然有，但是我看蒋在1949年的日记，常常提到要建立制度。所以来台湾以后，蒋建立几个重要制度。一个是政工，政工是他认为很重要的。另一个就是军官的轮调，因为久任会出问题。几位老师提到蒋在晚年很有安全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蒋经国的接班态势起来了；另一方面，不可讳言，蒋在台湾做了很多重要的制度建设。台湾的军队之所以不会再像大陆时期一样干政，主官轮调是个关键。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对于蒋的安全感来说，是有重大的影响。这只是军事方面，其他各部门也都是如此。

吕芳上：从日记中可以得到几个印象。一是嫡系非嫡系的问题。在日记中就提到非嫡系就是不行，非用自己的学生不可，这很明显就是嫡系观念。我想蒋在调兵遣将的时候一定是这么想，这个部分很容易去思考。譬如说蒋有一次谈到卫立煌，就认为卫是行伍出身，没有受过正统的军事训练就是不行。所以观念若能串起来，蒋的脑中的确有嫡系非嫡系之分，这后来影响到整个军事行动。另外，刚才杨维真教授也提到，早期的军事训练期间太短，包括蒋自己的大战略思考都不成熟。所以蒋的失败跟早期训练也都有点关系。

第三个问题就是看日记的时候，有些观念不能用现在的观念思考。譬如说军队中的卫生观念，其中的问题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卫生观念去思考那时候的卫生问题。那个时候蒋有卫生的观念，已经算很进步，卫生观念到1930年代在中国才逐渐建立起来。所以蒋有这种感受，很可能是受日本人的影响，有种现代性的思考在里面。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东西要慢慢体会，不能以现在的观念认为蒋大小事都在管。这表面上似乎是小问题，但也代表了那时候观念改变的问题。

再来是对日记或是手稿该怎么看。我举一个例子，张瑞德曾研究蒋批阅公文的笔画，认为特定的笔画有特定的意义，秦孝仪就认为这样的分析或许有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念数据过分细心所致，推敲前人也有过度之嫌。最后是蒋在治国的大方向上，有军事化的倾向，认为社会要治理好，就要往军事化走。如何去看这个问题，并放在蒋一生的政治过程中思考？我觉得军事对蒋的确有影响，在国家治理上也有一些互相影响的地方，值得深入思考，谢谢。

张力：吕芳上教授讲的最后一点军事化，我深有同感，因为黄埔军校后来招生越来越多，毕业生也就越来越多。先父也是抗战时期从黄埔毕业的。那个时候大量的招生，成立几个分校，这些毕业生大概在后来内战时期都是中级军官。关于这个问题，王正华教授有些相关研究，请王教授发言。

王正华：我虽然早期做过国民革命军发展阶段的研究，但后来就没有接触了。不过我一直很有兴趣的是，黄埔系在中国军队里，怎么训练，怎么进入军队并进入到管理阶层，如成为军长、集团军总司令等等，其实黄埔系是做这样的分析与研究的很好对象。有些军事长官的做法是，将领一次表现不好就不用了，但蒋似乎是一直信任黄埔系到底，这是否也代表蒋在军事上用才有其局限性。至于蒋与何应钦的关系也是可以了解的问题，何应钦在军政部这么久，从国民革命军成立开始，何一直接着蒋的位子，蒋一离开第一军军长，就以何应钦接任。后来在蒋第一次下野之后，似乎与何应钦有一些芥蒂存在。因为我看到蒋1971年的日记里面就记到，何应钦从旁边经过，蒋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感觉是一种很不满的口气。蒋何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以再进一步研究。

杨奎松：刚刚听到各位教授的发言，谈到黄埔系、国民党军事训练、军事素养等问题。这在大陆的研究来说，正好是相反的问题。中共里面也有一批早期的黄埔系将领，都是训练比较差的。真从军事作战，包括军事素养，以及最后的结果来看，毫无疑问中共占上风。中共还有一批将领并不是军事训练出身，但在作战中表现出非常强的能力，最简单最典型就是拿毛泽东与蒋介石做个对比。所以在大陆所有从事研究军事的人，对于国民党军官或是军事的训练，那是绝对看不起的，认为是一种很初级的训练，完全脱离军事作战的实际情况。中共的一些将领，无论是黄埔或是非黄埔，多有非常强的创造性，另外再加上中共军队内部关系、指挥关系以及个人发散的能力。“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可以独立地创造根据地、进行作战指挥等等，最终使他们能打败国民党这种仅受过纯粹军事训练的科班将领。所以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怎么去讨论，如果说在国民党的军官训练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好像训练得少素养就会差一些，训练得多素养就越高，这和中共比较起来结果是刚好相反。

汪朝光：回到我们的主题，这跟蒋中正与毛泽东的用人还是有很大关系。我看过内战历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杜聿明和粟裕。粟裕在毛手下得到充分利用，而杜聿明在某种情况下与粟裕相似，但在蒋手下，杜的才干始终没能得到充分发挥。杜在东北受制于熊式辉，在徐蚌受制于刘峙。部队里非常讲究层级，尽管在这两个地方杜都是实际的负责者，但在讲究层级概念的情况下，其作用从来没能得到真正的发挥。而粟裕就如我刚刚所说，毛让粟裕能有放手发挥的机会。所以如果回到这次讨论主题，其实在这方面，如同刚才杨奎松教授所说，跟蒋先生的用人方法和心态等等，还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林桶法：我补充一点，国民革命军唯一评价比较好的时期是北伐，这其中有三个集团军不是蒋的嫡系，但是蒋授权给他们。这跟训练可能没有关系，因为照理说后来训练应该更好，但反而抗战、“剿共”时都未能见到成效，这是蛮奇怪的。

陈群元：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各位老师，我个人对于税警团相当地感兴趣，其实日本在1930年代对税警团这支武力是相当有戒心的，但后来税警团被编入中央军。所以我想请问，不知道在蒋介石的日记或档案里面，能否可以看出蒋对税警团这支武力有什么看法，或是对于税警团的军官是否信任？

李君山：我对税警团有几个印象：第一，这支武力是宋子文的人马，是他用海关的钱办的，据说装备不错，跟当时的教导总团差不多。但后来税警团由黄杰接手，黄杰将税警团改成正规军。我看过蒋的档案提到，蒋对于宋子文要搞自己的禁卫军非常不满，蒋让黄杰去接手，是要把宋子文的力量拔掉。另外就是，胡宗南的参谋长在口述访谈中有谈到，税警总团在当时的评价并不好。

杨维真：我补充一下税警团，税警团主要是财政部缉私所用。当时私枭武力很强，所以要有一支缉私的部队，这是发起的渊源。税警团成员多半是留美学生，最典型的就是孙立人，购买的武器也很精良。以孙立人训练的部队来看起来是非常好，后来徐蚌会战时，孙身负重伤，他的部队还是有很好的表现。黄杰去看孙，还保证说以后一定有位子，但后来没有。不过税警团能不能打，我觉得还大有探讨的余地。

另外再提一点，以日本为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者，可以升到士官长，但士官长以上一定要进陆大。日本是以职业军人起家的，所以蒋介石、何应钦等人认为，跟日本作战，可以非常清楚要打什么战术，因为日本完全按照操典。可是跟中共的作战，则完全超出一般战法，像游击战跟山地战，是国民党向来没有经验的。这种情况下，面对一个全然陌生的敌人，是在不断地尝试过程中修正其战术战略，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譬如在第五次“围剿”中发展出碉堡战术与重武器。杨奎松教授也曾提到过，中央军还是有战力的，中央军的重武器基本上很难克服，这些也在实战过程中不断磨合。我看蒋的事略稿本，其中就提到，国民党部队很大的问题是作战以后不检讨，不论胜负都应该要检讨，共军都有检讨，所以共军作战能力不断精进。总的来说，蒋注意到一些问题，但能不能落实到基层，这牵涉层面又太广了。

管美蓉：刚才杨奎松教授提到，怎么去看训练有没有效，从哪些部分切入等问题。刚好我看事略稿本中有非常多的演讲，蒋非常强调事必躬亲，小至内务检查。这是我们认为的缺点，但也确是蒋所强调要做到的部分。实际上要把庞大的军队训练起来，甚至朝向现代化改变，是相当困难。

黄克武：我不太懂军事，但刚才的讨论让我有疑惑的是，好像看国民党军队的失败，都是从内战这四五年的失败来看的。如果拉长对日抗战这段时间，国军的战斗力似乎在对日抗战时期比较能够发挥。这也如同杨维真教授刚才所说，可能是面对八路军的战法比较陌生。除了时间点或是对象上的不同之外，这些不同的解释是怎么样形成的。我还在想，各位研究军事史的专家是不是可以告诉我，日本人对蒋的肯定是不是因为蒋受过日本军事教育。另外，是不是能够不单纯以军事论军事，而把其他一些如外交、组织等因素合并考虑。因为我看熊式辉日记，感觉内战4年的失败，军事只是一环，其他部分比起军事，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光从军事看军事，或许还是不够清楚。

张力：军事问题其实很复杂，军队或军事就是社会的缩影，很多东西都是纠葛在一起。我们平常可能没有从真正的军事角度去看。郝柏村曾说过，不少国军将领从来没有上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课，如何指挥大兵团作战？以黄埔军校来看，有些学生只受过半年的军事训练，可是蒋有他的考虑，他能在短期间内培养出很多黄埔子弟，但整个军事体制可能都是虚的。

第三部 蒋介石的亲缘

战时的蒋介石与孔祥熙

汪朝光[1]

1927年以后的中国政治，以国民党“党治”为中心，而又受到派系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强烈影响。以练兵打仗起家的蒋介石，以其对军权的掌控，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其权力又由军而政而党，渐渐渗透到国民党统治架构的各个方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因应战时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国民党总裁制度，赋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后决定权，从而完成了蒋介石以党领政治军的个人独裁的权力建构过程，蒋介石真正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权力网络实现其统治权力的运用和伸展。在这个权力网络中，亲缘关系据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亲缘关系的重视，因为个人独裁权力架构对权力运用的特殊需要，因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迟迟不能完成，建基于法治化、民主化制度体系下的权力运作在中国难以达成其任务，从而使人际关系，也包括亲缘关系，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和蒋介石亦不例外。

从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考虑，大致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1）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妻政治与家庭关系。

（2）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亲缘政治与亲族关系。

（3）蒋介石与蒋经国，血缘政治与家庭关系。

（4）蒋介石与宋霭龄，亲缘家庭关系。

（5）蒋介石与其他亲戚，亲缘家庭关系。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亲缘关系在蒋介石权力运用过程中的长处主要在于：

（1）居高临下，控制权力，有利于蒋的个人独裁。

（2）一荣俱荣，形成政治权势集团，并经此掌控国事。

（3）政策运用可以得心应手，进退自如。

（4）经由亲缘关系网络的发散而形成更宽泛意义的网络关系架构，以集合人才，为己所用。

但是，有利必有弊，亲缘关系在蒋介石的权力运用过程中也有其短处，主要表现在：

（1）碍于亲缘关系，政治运作不能随心所欲，如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

（2）一损俱损，受亲缘关系之累，影响政治形象，如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

（3）以亲缘关系私相授受，影响政治的现代化，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关系。

（4）过度依赖亲缘关系，可能导致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个人的进取心受到影响，产生离心倾向。

总体而言，在蒋介石大陆执政期间，对亲缘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依赖，前期较后期为重，有利处亦多，然以形势的不断变化，其亲缘关系网络亦显现更多的弊端，并基本终结于大陆执政期。以下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为例，讨论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在其大陆执政时期的利弊得失。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为年长，不过，他成为国民党阵营的要角，也是在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1927年以后，孔祥熙和宋子文同为蒋所信赖的当家理财之重臣，各有贡献。但是，在蒋介石当政的22年间，孔祥熙当了近2年的行政院长（1938年1月至1939年11月）和9年半的副院长（1933年11月至1937年12月，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总计11年有余，占了蒋主政时间之半，而且由于蒋在抗战期间的兼职太多，无瑕管事，因此，孔在战时虽为副院长，实际却当着行政院的家。反观宋子文，在战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前后计4年（1929年5月至1931年12月，1932年1月至1933年11月，其间两度代理行政院长近一年，1930年9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再从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年6月真除）到1947年3月免职，虽然当院长的时间较孔为长，但在行政院实际任职的时间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孔那么大。解读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蒋、宋、孔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

孔祥熙与宋子文同为留学美国名校（孔先后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号商人之家，与宋出身的传教士之家显然有别。在孔家，留学更多的是镀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诚信教而对西方文化有出自内心的领悟，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孔祥熙所保留的影响显较宋子文大。与宋子文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自信自傲相比较，孔祥熙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谦和敦浓、平易亲近，人际关系自较宋子文为优。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于晋商之家的氛围，深谙商人精明算计、注重利益之道，处理政治亦如经商，圆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进退。孔祥熙曾对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彼自称，彼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结果被文人气息甚浓的陈布雷斥为“怪哉此论也！”[2]然孔以生意经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自然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派系和人际纷争中更易立足。尤其是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领袖之后，孔祥熙认定其主政之道即唯蒋是从，对蒋依顺，更不会在钱财用度方面与蒋难堪，自然得蒋欢心。孔能长期坐稳行政院的头把和二把交椅，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为官之道，而处理与蒋的关系当为首要因素，正因为孔对蒋的唯命是从，蒋对孔亦颇为放手。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行政院副院长之后，孔即对蒋尽心尽力，被蒋认为在“中央散漫无主”之时，“幸庸之不避劳怨，在京主持”。故当孔祥熙“急思尝试”院长时，一向看重独断权力的蒋介石却并无责怪，反认为“此亦一道也”。[3]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卸任行政院长，让孔祥熙过了把院长瘾。然孔接任后，有几件事为蒋所不满：一是孔办事庸碌，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二是孔注重谋取私利，不断为舆论所批，“对外失信”，“舆情太恶”；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与日本谋和，被坚主抵抗的蒋认为是“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事，可叹”。[4]更令蒋“可痛”的是，他本来对孔颇为放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甚而有如宋子文之“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燥急，时用忿怒也”。[5]因对孔有所不满，1939年11月，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长，但即便如此，蒋对孔较对宋的态度仍有明显差别。对宋，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蒋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蒋将孔由行政院长改任副院长，是为了“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对孔不满时则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感觉“庸之言行态度皆令人不满”，当“劝其改正”；即便是对孔祥熙下属贩运鸦片谋利这样明显违法之举，蒋的态度也不过是“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6]总之，在孔祥熙贪污案发前，蒋的日记中甚少记载对孔如同对宋那样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责难。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维护，更明显地表现在对1942年1月反孔学潮的处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紧急派遣飞机去港，接运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当接运专机回渝时，传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几只洋狗的新闻，遂至引起后方多个城市的反孔学潮。[7]蒋介石虽认识到此由于孔祥熙处事不当所致，起初有令孔“辞去”之想法，但又认为“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可胜浩叹哉”。随即又将此归结为“反动派鼓励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劢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矣”；“此乃政客官僚争夺政权之阴谋，可谓丧心极矣”；提出“对各大学共党赤化分子应作肃清之整备，各大学校长对教授应彻底整顿”。[8]对此，不仅是在一线参与处理学潮的国民党人不服，提出“党内有若干足以资人口实之事件，应由党内迅谋适当之处置，以免敌党作为煽动之工具”。[9]而且也为蒋的亲近左右所窃窃私语。蒋的侍从室秘书陈方认为，对学潮“直接压抑，不会有何效果，因为孔之为人莫不痛恨，为孔辩护者，均将遭受责难”。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认为：“报载孔副院长病愈视事，这无异激励青年学生，增加委座之困难。也许孔故意为此，使委座不得不为之解脱，而彼得以一劳永逸也。然天下人无不叹息委座为之受过也。闻为此事，委座与夫人闹意气者多日。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他认为：“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辞职。”蒋的首席秘书陈布雷愤然曰：“孔不但不辞职，而且要登报，表示病愈视事。旋即叹曰，孔氏对朋友对领袖对亲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举。”[10]

虽然蒋介石对孔祥熙可谓维护备至，但孔在国民党内外的形象却在持续下跌，国民党内不少人也期待“总裁能将孔罢免以大快人心否？”[11]事实上，此时再由孔祥熙主政，非但不能为蒋分忧，反而成为蒋的拖累。1944年6月，孔祥熙受命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会议，蒋介石已有意借此让孔逐步淡出国内政治舞台。孔亦知蒋的用意，一面主动作态请辞，一面又与陈布雷“谈其不能不请辞之苦衷”，希望通过陈得蒋之“书面慰留”。引来陈大发感慨：“其实何必！”陈告孔：“退回辞呈较批答慰留更为亲切之意。”[12]据唐纵记载，蒋介石在退回孔之辞呈前，曾“问布雷先生，究外间对孔之舆论如何？布云，普遍的批评，孔做生意……党内的批评，孔不了解党的政策，违背政府政策行事。委座云，现在没有适当的人接替……布公云，委座没有彻底改革决心！”[13]其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中又一次大规模败退，引致国内民怨沸腾，蒋为缓和外界批评，借此机会改组政府，于11月任命俞鸿钧代孔祥熙为财政部长，12月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但仍保留了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长职，可见对孔仍留有余地，而孔在事前特电蒋：“意以为如在美任委座专使，则副院长名义须保留云云。”[14]恋栈之态真是跃然纸上。军委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认为，“此甚不妥。予于午饭后面告蒋先生”。[15]但王的意见并未被蒋接纳，孔仍照旧留任，招致“舆论仍有所不满耳”。[16]直至其后孔之重大贪污案发，引起各方严重关切，蒋亦再无理由任孔自为，继续败坏国民党的形象，方才不得不下决心最终撤孔。

1942年，国民政府曾以美元借款为担保，发行一亿美元公债，但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其后由于通货膨胀，法币币值急跌，美元公债的票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距越来越大，未发行的债券遂有浓利可图，引来发行方中央银行的贪官谋利，而作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对此不仅不闻不问，而且收取好处，成为共谋。自1945年初起，即有知情人举报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债贪污案，其案值之大，情节之劣，使蒋不能不重视。5月间，蒋电召在美国的孔祥熙“速回”，以图查明事实，再作处理。正值此时，孔祥熙在国民党六大执委选举中以最低票勉强当选，原规划之中常委则落选，使蒋惊讶于“其信望堕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至此，蒋已无法再为孔“维持”，引致外界集中攻击国民党的“贪腐”，遂于6月1日决定自己不再兼行政院长，免去孔祥熙的副院长，推出宋子文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任副院长。为此，蒋“亦甚烦恼，但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认为孔“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17]故撤孔是为正当。

但令蒋“烦恼”的还在其后。孔回重庆后，蒋介石在7月中旬连续约见孔祥熙，谈央行贪污案。蒋先“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嘱其好自为之。彼犹不肯全部承认也”；继“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研究处置办法，必须将其全数追缴，全归国库，然后再由余负责解决”。12日晚，蒋约孔谈时，“直将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余再以严正申戒，彼始默认，余仍嘱其设法自全，乃辞去”。但次日上午，孔在见蒋时，仍“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直到14日上午，蒋再约孔谈话时，“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惟其如此，孔祥熙仍不愿痛快承认此事，21日又派其女孔令仪携其函见蒋，“图赖如前”，并通过陈布雷告蒋，“恐此美金公债或落于外人手中”，令蒋感觉“此人无可理喻”，“贪劣不可救药”；“为庸之事不胜苦痛忧惶，未得安睡”；又“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18]

事已至此，蒋介石认为“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在7月25日下令免去孔祥熙的最后一个实权官职——中央银行总裁，由俞鸿钧接任。蒋在日记中自记，“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然此“实为公私兼全与政治经济之成败最大关键也”，“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不过，格于一损俱损之关系，蒋介石最终对孔祥熙的处理也就是撤职了事，而对如此贪污大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19]没有人为如此贪腐大案下狱坐牢。作为孔的顶头上司，信用孔、放任孔当政长达10余年的蒋，似乎也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甚而在他那本骂人无数的日记中，仍然是过在别人，功在自己。也难怪跟蒋多年、谙熟蒋之心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的张治中，“对于蒋先生之作风，曾面致批评，大意以为自负过重，不肯轻易让人”。[20]

论及蒋介石和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之间的亲缘脉络纽带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姐妹，故蒋孔之间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在一向注重家族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此等关系的重要性自无可讳言。而当蒋介石成为握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之后，一方面是他对孔的长期重用，一方面是孔对他的忠心支持，所谓一荣俱荣，盖出于此。蒋对孔长期的重用和信任，无论如何解释，亦难以避免亲缘关系的作用，这在国民党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人对此虽有腹谤，而明面上则无可奈何。

但是，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虽然出于家族亲缘关系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其对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国民党内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蒋用人既如此，孔用人亦然，各有圈子和亲信，其他人再照猫画虎，多以亲缘、地域、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循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从而形成为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与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王子壮认为：“今日所好者，虽组织派别甚多，而莫不以蒋先生为中心，是国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对立，甚至排挤，下层干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标准。”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则感叹：“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此固为一损俱损之谓。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对蒋孔关系的议论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蒋之少数亲信左右，而是扩散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相当范围，蒋对孔的继续信任与重用，负面影响实已多过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仍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再作调整。以至于当孔祥熙出国时，“若干重要会议以前由孔氏代为主席者，现均躬自为之，此盖表示对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21]

不能说蒋介石对孔祥熙的长短之处完全不知，以蒋与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对孔的长短只能是比别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透过蒋日记中骂孔的记载，剥离那些纯属发泄的愤激刻薄话语，我们仍可发现，其间还是反映出相当的历史真相与人性真实。对孔及其亲属贪腐舞弊而引致舆论批评的所作所为，如上所述，蒋也颇为不满甚而是愤怒。但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蒋总是不惮以敌我矛盾的刻板划界以及政治斗争的僵化思维观察外界对孔的批评，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22]加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牵制，所谓“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情，是不得已也”。[23]因此，蒋对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长而不能治其短。著名报人胡政之一针见血地评论为：“蒋先生作风脱不了一私字，即用人不出亲戚及党同志范围……作风已莫可挽救，前途异常可虑。”[24]

比较起来，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明显好过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其间关键因素当在孔深谙蒋之心理，对其基本以服从为首要。如孔的亲近秘书所见，“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孔对蒋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25]其实，孔也有其个人的打算与主意，也未必对蒋那么言听计从，但孔多数情况下是做而不说，至少其不似宋那般，当面不从蒋意，让蒋下不了台。因此，蒋在日记中对孔的态度，除了美元公债案发后格于外界的负面反应而忍无可忍之外，多为“烦闷痛苦”，“抑郁无已”，“令余为难”等表述，似乎是内心痛苦多过愤激，与对宋的态度显有区别。[26]以吴国桢的观察：“蒋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时他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正由于这点，没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周围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取悦于蒋的东西。”“孔祥熙绝对如此”，而宋子文“对蒋的态度不如孔祥熙对蒋那么尊重”。[27]

观察蒋孔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夫人政治的作用。蒋介石自认“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28]如陈布雷所言，“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29]宋美龄则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脚，她有言：“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它皆不可靠也。”[30]故在蒋宋夫妻心目中，国就是家，蒋介石既为“家主”，宋美龄就是“老板娘”，夫妻唱和，宋美龄的意见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蒋之决策，而宋美龄一向与其姐、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关系甚好，也因此而时时袒护孔家。宋霭龄为宋家六兄妹之长，不仅热衷于干政，而且因其家庭关系和历史渊源，也有资本和资源干政，尤其是当她和宋美龄结合，通过各自的方式对蒋施加影响时，自然非任何其他外人所可比。吴国桢认为，孔夫人宋霭龄对蒋“施加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人都多”。[31]王子壮认为，“宋氏门中之权威在宋霭龄，孔之夫人也，乃多方设计，由蒋夫人以支持孔之地位”。[32]

在讨论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时，蒋处在孔之上，既要用孔之长，有时又难免护其短，而蒋自身亦有其长短所在。以抗战时期而论，蒋对抗战的坚持及其大局观和对国际大势之把握，显然较孔更具领袖素质。然蒋对维护其领袖个人独裁威权统治之固持而与孔形成的复杂矛盾关系及不时为家族亲缘关系所累，又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之论题。

[1]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11月16日，群众出版社，1991，第390页。

[3] 《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0日、11月26日。

[4]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9日，1939年7月12、19日及8月26日。

[5]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9、31日。

[6]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11月18日，1941年1月31日、5月26日，1942年12月9日。

[7] 除了运狗不运人的新闻外，当时还讹传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在港或被俘或自杀，“以是一般愈见愤慨”。实际上，上述诸人当时均在重庆，并未遇险，而飞机运狗不运人的新闻经查证亦有不实之处，故反孔学潮的发生虽起于传言，而实有复杂背景，与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不无关系，三青团即在此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三青团团员为争取领导权起见及避免他党讥讽起见，参加者亦多，大部分则为中立分子，为谣言所激动。”（《赵澍致朱家骅》，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号35～3）因此，蒋介石颇为“震怒”，认为“我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之便，而昏昧不悟”。（《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

[8]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9、17、21、23日。

[9] 《赵澍致朱家骅》，1942年1月11日，朱家骅档，档号35～3。

[10]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2年1月27、28日，第252～253页。

[11]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4月25日，第426页。

[12]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4年5月20、21日，台北，东南印务社出版社，无出版年，第696～697页。

[13]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5月21日，第432页。

[14]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4年11月22日，第736页。

[15] 《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4年11月1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1，第448页。

[16] 《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11月2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第469页。

[17] 《蒋介石日记》，1945年5月30、31日，6月1日。

[18]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12、13、14、18、19、21、22、24、25日。

[19]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5、28日，8月17日。

[20] 《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11月15日，第459～460页。

[21] 《王子壮日记》第8册，1943年8月21日，第329页；第9册，1944年5月30日、6月28日，第215、256页。

[22] 《蒋介石日记》，1948年11月11、12日。

[23] 《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7日。

[24] 《张嘉璈日记》，1945年4月23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8，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USA。

[25] 夏晋熊：《在孔祥熙官邸的见闻》，载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30～32页。夏晋熊，曾任孔祥熙秘书、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

[26] 《蒋介石日记》，1945年4月30日、11月27日，1948年11月12日。

[27] 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9、236～240页。

[28]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3日、9月20日、10月9日，1938年12月13日。

[29]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4年8月15日，第451页。

[30] 《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30日。

[31]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36～240页。

[32] 《王子壮日记》第9册，1944年1月8日，第13～14页。

蒋介石的亲族关怀

林桶法[1]

前言

蒋介石（1887～1975），奉化溪口人，溪口位于浙江宁波市区的西南方向，以剡溪得名，镇中有四大姓：蒋、张、任、宋（加上单姓为溪口五大姓），父蒋肃庵（肇聪），母为王采玉。蒋自崛起掌政以来与嫡系及地缘关系的网络常成为学者讨论的重点，[2]由于蒋重用黄埔的嫡系，1949年大陆来台的省籍中以福建、浙江、江苏省籍居多，[3]其侍卫中亦不乏浙江人，[4]因此有重私军、重地缘之嫌，是否如此，亟待更多学术的讨论。[5]

蒋自留日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奋斗，但对奉化故乡有一份深厚的情感，对母亲有深深的爱念，对乡里父老有几分的尊重与情谊，这样的情感，使奉化成为其受挫的避风港，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回奉化还有政治操作的意义在内，三次下野选择回老家，在担任黄埔军校的校长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曾多次还乡，成为衣锦还乡传统士绅的表征。期间，亦不乏对乡里亲族的具体贡献，成立武岭学校，提供名额免费让乡族就学，对族系谱的编订甚为用心，对于家族间的照顾，从经济的支助到政治的照顾，这些是蒋重亲情的表现，还是受传统士大夫（如曾国藩）的影响，值得探讨。

过去对于蒋亲情的描绘，大部分是稗官野史之谈，本文主要从日记与家书等一手资料来了解其亲族关怀，希望藉此探索其内心的真正情怀。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其在奉化的亲族，以蒋对母亲的眷念、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等方面进行探讨，至于蒋的婚姻关系，妻妾有毛福梅（1883～1939）、姚冶诚（1897～1966）、陈洁如（1905～1971）、宋美龄（1899～2003）。儿子有蒋经国（1910～1988）、蒋纬国（1916～1997）。妻舅有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毛懋卿（曾任黄埔军校总务）。妻姊妹有宋霭龄、宋庆龄。连襟有孔祥熙、孙中山。妻舅及连襟方面的互动部分将另文讨论，蒋对经国与纬国及孙子的教养亦将于另文讨论。

一 蒋在奉化重要的亲族网络

由于蒋的父亲肇聪（1842～1895），在蒋9岁时就去世，本文家族中主要探讨蒋的母亲及兄弟姊妹的网络，其他族长之间仅以概述方式处理。蒋兄蒋介卿（1877～1936），曾中过秀才，毕业于四明专科学校法政科，做过台州地方法院推事和广州地方审判厅推事。1921年蒋介卿被广东省公署政务厅长古应芬（湘芹）推荐任琼州（今海南）文昌县知事，后又被举荐担任英德县县长。上任后因处事不佳（与贪污有关），被撤职。1928年5月，担任浙江海关监督，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闲缺。

蒋介卿与元配孙氏生国秉，又名国柄，字空华，毕业于上海中山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少校参谋、中校团副、江西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等职。其在家族安排下与羊头孙氏成婚，不久离婚，又娶萧王庙孙益甫次女薇美（蒋日记常写成薇梅）为妻，生一子四女，子孝伦，女静娟、志伦、环伦、明伦。蒋国柄于1982年3月病死于台湾。

蒋与同父异母蒋介卿之间有着矛盾的感情，基于亲情不得不尊重，但其兄的表现则令蒋感不满，1920年11月23日，谈家事，对胞兄多怨语。曰：“吾兄之品行心地，未能平实光明，无可讳言者。”[6]1920年12月2日，以将赴沪，辞别兄，央请督修屋宇，但其兄推卸祠堂董事，叹曰：“彼顽固性成，一味谬执，致母亲叹恨不已。此人不可以感化，惟有怨命苦耳。濒行时，见母亲怜怜不忍舍之颜色，与胞兄恶劣之情态，几乎使我昏晕。家族之害甚矣，尚何言哉！”[7]

1921年6月14日蒋介石生母王氏去世，他在亲撰的《哭母文》中曾提道：“先考中殂，家难频作……内弥阋墙之祸，外遇横逆之侮。”这段文字刻于蒋母墓庐“慈庵”，隐含对乃兄介卿的指责。[8]此外当其兄任官或在家主事时，要求必须按法律制度办理，不可便宜行事。由于武岭学校兴建校舍，初逢北伐统一，学校董事趁机登广告，蒋甚不乐，于1929年2月3日，电嘱孙余生做主承包，不必登广告提标，并指责不应以蒋主席名号招摇，以后诸事勿登报为要。1933年11月12日，蒋电蒋介卿：现在我当国事更应以身作则，照规纳粮。[9]

但因蒋经常在外，家中许多事务乃由其兄管理，对其兄亦有感情，亦常电报问候或告知一些在外的讯息。1934年3月31日，蒋电蒋介卿：清明节不克回乡扫墓，勿候。1935年12月2日，蒋电蒋介卿已派人送人参至家，请静养。[10]蒋介卿1936年12月27日因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中风去世，蒋在日记中记道：“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之，当可慰其灵矣。”[11]为表示其敬重，1937年4月14日，介卿出殡当天，蒋介石在溪口主持葬仪，许多人藉此机会前来致意，党政要员冠盖云集，签到的有林森、居正、阎锡山、冯玉祥等。溪口街上车水马龙，武岭学校童子军全部出动，上街站岗，维持秩序。[12]

蒋介卿与继室单氏生有一个女儿，名叫华秀，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系，经李宗仁介绍，嫁给了桂系白崇禧的外甥韦永成。韦永成在抗战时曾任安徽省财政厅厅长，国共内战期间随政府来台，蒋的家族聚会常邀华秀一家参与，但因韦永成参加桂系，蒋较少与其往来。

姊蒋瑞春（1874～？），嫁宋周运，宋氏曾任蒋家丰镐房管家，共有三子一女：长子宋涨林，在盐务部门工作；次子宋涨生，在蒋家丰镐房当账房；三子宋祥生，在宁波农业银行当职员；女儿宋林香，务农，嫁给邻村王阿孝为妻。

妹蒋瑞莲（1890～？），嫁竺芝珊，竺氏与蒋介石关系很好，曾任蒋纬国的教习、佛山筹饷委员、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长等职。子竺培风，上海万竹小学毕业，17岁和蒋纬国一道进苏州东吴中学，其后进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学英国伦敦，先读伦敦大学，后转到剑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回国，适逢抗战后期，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蒋委员长特命竺培风参加空军学习飞行，派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威廉机场等地见习，经过初级、中级、高级等阶段的飞行训练，学成后返国，被任为空军二中队少尉飞行员。抗战后期在二中队做B-25中型轰炸机的飞行员，驻扎汉中、梁山等基地。1947年1月8日赴西安，12日由西安飞返徐州，因飞机机件故障，坠落于开封以西20公里的韩庄附近，不幸罹难。蒋在奉化的重要亲族简单列表如下：

蒋中正在奉化重要亲族表

注：虚线为配偶。

二 蒋对母亲的眷念

蒋母王采玉（1863～1921），奉化葛竹人，1886年再嫁给蒋肇聪当侧室，1895年肇聪去世后，蒋家的事业由蒋介卿负责，从小蒋介石与蒋母相依为命，蒋经国曾提到其父亲说过：“先妣之苦节与中正之孤露，有非他人所能想象及之。”[13]蒋对母亲甚为依念，民国之后蒋虽忙碌于革命事业，但在母亲在世时，常回老家探望其母。孙中山也知其孝顺，1916年9月，王太夫人生辰时，赠“教子有方”四字，由朱大符作跋。1913年11月9日，为王太夫人50岁生日，蒋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在外，未能庆祝，1918年55岁时始庆祝，孙中山赠联，当年蒋修宗谱，孙中山题“广慈博爱”，悬于祖祠。[14]1921年5月因母病，大部分时间都在奉化侍奉母亲，为其拍背、喂药、喂食，1921年6月14日其母去世后，蒋在《哭母文》中提道：“环武岭二十里外之桥梁路亭，其十之八九皆为先妣所创建，迄卧病中，尚出巨资捐助方桥之公益医院，倡建百丈沙之慈云亭及武岭茶亭，临终惟命以遗产之半自办义务学校，以教育乡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学者，其对社会事业之尽力，益如是也。”[15]蒋对乡里的情怀，与其母的慈悲及宗教信仰（其母曾皈依佛教，深受佛教布施观念的影响）不无关系。母亲去世后在家中守灵，夜思其母痛哭不已。守灵期间，除亲自督造墓地外，并邀集村里之贤者，筹办丧事。11月21日安葬，陈果夫、戴传贤、居正等皆来会葬，孙中山亲写祭文，并题“蒋母之墓”碑。其后每次回家必往王太夫人墓拜祭。1922年4月27日，回家至王太夫人墓，见四周有许多不平的坑洞有积水现象，即请人整治，并亲自种树。为奉祀祖灵，1923年建慈庵，12月落成，庵之门额由谭延闿书，中堂挂孙中山赠的“慈云普照”匾。蒋每次回家均至慈庵小住，对慈庵亦极为保护。1932年2月9日，电邓锡侯：“孝忠回乡取物，以时局促未及奉函为歉，沪案发生乡间必多谣言，但以弟度之，决无他虞，请家中放心勿念，对慈庵保护须令周密，但不可慌张，免启乡人耳目。”[16]

从以下几处更可看出其对母亲的眷念。

（1）从蒋与毛、姚争执看蒋母的影响。

蒋生性孝顺，凡是妻妾有忤逆之事，蒋都不能接受，有时对妻妾不满，但只要其母亲出面，蒋大都妥协，对于元配毛福梅尤其如此。毛氏的婚姻是王太夫人做主，早年蒋与毛也有过快乐时光，然自民国之后关系渐淡，渐行渐远，1921年5月4日蒋日记记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17]1921年6月3日，“骥母亲之再起，乃顺从舅父劝导，暂弃离婚无上之决心，接毛氏回家侍养，以安母心”。[18]

1921年6月14日，王太夫人过世，11月底蒋与毛福梅离婚，蒋在1921年11月28日日记：“自至老屋向孙氏舅母发脑，方能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力。”[19]

蒋与姚冶诚的问题，主要因为姚好赌，个性较刚毅，虽敬重王太夫人，但并未尽心服伺。1920年6月22日蒋母疟疾复发，寒热大作，自承不孝之罪，并责怪姚氏，23日日记：“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忍（任）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20]

（2）念母与怀母。

自其母去世后有几种情况特别怀念其母亲。

其一是母亲的诞辰及忌日。1931年12月14日日记：“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我先慈之诞辰也，夜梦见母，痛哭二次，醒后自责，曰余更悔不孝罪大，国乱而身孤，致负我先慈，亦但有痛楚而已。”[21]1955年6月14日，逢蒋母逝世34周年忌辰，蒋日记写道：“中午召集经、纬两儿、孙媳与华秀（蒋介卿女）、薇美（蒋国柄妻）等在后草庐祷告，但愿父母亲在天之灵得到安慰也，未知今日故乡庐墓究竟如何矣。”[22]

其二是农历年前夕。1948年2月9日日记：“本日为旧历年大除夕，曾忆二十一岁考入保定军校未能回家过年，因之家中先慈与前妻皆在此夕晚餐时对泣，乃竟不食而眠，想见家中孤苦与慈爱情形，每念及此不胜其不肖忤逆之毁，然已无及矣。”[23]

其三是蒋的生日。1933年11月2日日记：“今日为四十七岁旧历生日，追念先太夫人不已”，曰：“先慈养我教我，而我之事业至今未有成就，何以告慰慈灵，经儿留学俄国，回家无日，不孝之罪，更何以堪。”又曰：“母子之情本于天性，久而弥切，为人子者亲在时可不孝乎，如中正今日追念则悔之晚矣。”[24]1955年10月31日，逢其生日，蒋在日记中记道：“朝课后进膳，以昨为旧历生日，故禁食，以纪念先慈养育之恩。”[25]

蒋在生日当天，为怀母恩，早餐通常不吃饭，以表征其母生子的辛苦。并将思母之情化为精进的力量，使其不致懈怠。

其四是见景生情。1931年11月28日，晚独坐叹曰：“余近来甚为我儿经国忧虑，呜呼经儿为吾母所最疼爱者，余乃弃之于外邦，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究何能安于余心哉。”[26]

1931年12月22日日记：“久不谒墓，时生愧悔，今得告归母灵妥乎。”[27]

1932年1月3日日记：“昨晚晏集族中兄长，因益思念母氏不能成寐。”[28]

1934年12月15日日记：“与甥培风游览小红山浩气楼与阵亡将士公墓，今日为先妣王太夫人七十晋一诞辰，追念母德无时或已，今日尤思亲倍切。正午由京乘机出发，以天阴雾，故飞行甚慢，二时半方抵沪，六时到杭再飞向奉化武岭故乡，夜十时半到家，备礼物虔诚祭祀。”[29]12月16日日记：“下午移驻慈庵，供奉慈灵，听鸟鸣、风声幽静极矣，久未享此清福矣。”[30]

1949年4月25日日记：“谒母墓告别依依不忍舍，似有母灵慰留之象。”[31]

1952年11月2日日记：“本日为旧历九月十五日，实为余六十六岁之初度，每念母氏生育辛劳无以为报，时用愧悔，早餐仍如往年向例禁食。”[32]

（3）读书不忘思母。

1929年4月2日读《菜根谭》曰：“将印送于妻子及同志，以传慈母之教也。”[33]1929年12月21日读《孟子》，写王太夫人家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于蒋母教子图。[34]1931年3月15日读《离骚》，曰：“父母者人之本也，疾痛惨淡未尝不呼负母也，余今看《离骚》而念母，司马迁论屈原之言亦能说其情感。”[35]1931年6月14日读《孝经》，曰：“甚久不读此书，今日为先慈忌辰而读之，益决其尤增人之孝思也。”[36]

蒋经国提道：“我回国以后，父亲又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戒，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37]

三 地缘情怀与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

（一）重用浙江人

虽然蒋自掌军事大权之后，其用人以黄埔军事为主，但绝大多数所用军人，已经打破地缘观念，干部不限于浙江人，如何应钦为贵州、刘峙为江西，顾祝同、王柏龄、钱大钧等为江苏人。[38]但蒋对于奉化人则特别有感情，先后重用过两名葛竹读书的同学，一是其堂表弟王震南。1924年1月24日，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写信邀请王震南去广州帮助筹建工作。王震南毕业于浙江法政学堂，1924年6月16日军校开学，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军监，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少将军法处长，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军政部军法司中将司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三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特种刑事法庭庭长。[39]另一个是王澄莹。1899年，蒋介石入溯源堂读书，王澄莹既是私塾学生，又作姚宗元的助教，与蒋介石有同学、师生之谊。1926年11月，蒋介石率北伐军战胜孙传芳的主力，攻克江西南昌，革命发展需要用人之际，把王澄莹召到北伐军总司令部行辕担任秘书。1927年6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30年12月，蒋介石深感家乡浙江财政工作十分重要，特派王澄莹来杭州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任财政厅长，后又兼任浙赣皖苏四省农民银行董事长。1933年葛竹王氏重修宗谱，王澄莹任修谱总裁，请蒋为新谱作序，蒋慨然允请。蒋介石鉴于西南在抗战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派王澄莹去贵州担任财政厅长，后改任中国农民银行常驻监察人。1949年春，王澄莹随中国农民银行迁往广州，后辗转香港到了台湾。

蒋介石得势后，曾多次到葛村探亲访旧。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于12月22日回到溪口，在家仅停留几天，还抽出两天时间，去葛竹探亲。在葛竹拜谒了外祖父母坟墓，翻阅了王氏谱牒，看望了舅父。1949年农历正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离开家乡之前，特地去葛竹辞行，留宿一夜，依依惜别。

蒋介石对于竺培风照顾有加。1939年，8月16日电柏林谭伯羽先生转纬国：近接培风来函其身心似因悲伤致疾，假期中望即赴英与其伴游以慰之。8月20日又电纬国：培甥为何到法学法语，希约其即日共同回英学习，不可待有事再行。

除了奉化溪口之外，蒋较重用的浙江人列表如下：

续表

上表只是其中之一部分，确实蒋重用浙江人，蒋在步入统治权力核心的过程，浙江籍的各种势力对蒋的支持的确对他迈向权力的高峰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一方面对蒋的支持虽然是一种政治价值取向的认同，但某一部分也有利益互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浙江地区在政局的发展上逐渐重要，重视浙江人士也有强化国民党中心统治的需要。根据王奇生的统计，国民党执政期间的政务系统中，浙江人的优势也明显可见，国府历任内阁阁员籍贯中广东24人，占22.01%，浙江14人，占12.84%，排名第二。[40]蒋统治大陆时期浙江奉化出生的将军就有55人，特务系统中亦不少，奉化江山籍者如三毛一戴（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

分析其原因有三：其一，蒋重乡谊。北伐之前虞洽卿的女婿盛冠中赴广东见蒋，其与蒋面晤后深觉得蒋很讲交情，对浙东乡情看得很重。[41]

其二，浙江自清末以来已逐渐发展，浙江人在西潮的影响下，人才甚多，蒋在当政之前浙江的各类人才本身在范围内还是占有相当的比例，1935年至1936年浙江省国民党员人数均超过当时政治中心所在的江苏省。蒋当政后起用或重用浙江人是有一定社会基础。[42]

其三，互为引介。蒋重用奉化人为干部，这些干部又基于情谊引介许多同乡，甚至有人认为侍从室的用人大部分与俞济时有关。有认为是安全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蒋的口音甚重，侍卫中如为同乡较容易了解蒋的指令。

此外从上表的重要人才而言，虽有乡谊，但这些人的所学经历均符合任用资格，表现亦佳，因此蒋对浙江有很强的地缘认同，但这种认同显然并没有超越蒋的政治理念与治国方略。

（二）关心亲族的具体作为

蒋关心乡里的具体作为甚多，其中有赠亲友年节金、协助建设、战争摧残后的复员、对于亲友的悼念等举措。1942年1月16日，蒋经国电蒋询赣县被炸损失情形及各亲友节金应秘密照送。1940年8月17日，奉化县长俞隐民电蒋16日敌机炸毁武岭学校教室6间，人民无死伤，已派员妥理善后。[43]以下为蒋介石与蒋经国及蒋纬国的往来家书，可以从此看到其对家乡亲友的悼念与照顾之情。

1937年3月28日，蒋与经国的电文：莫斯科蒋大使请转蒋经国兄：闻兄回国在即，家中上下皆甚欢慰，大舅父已于去腊二十七日逝世定下月十五日安葬，望兄能于此期回家。

1938年2月27日，电蒋经国：接阅莲姑逝世甚悲痛，希代我经理其丧事，但战时应格外从俭，切勿奢侈以免外人指摘或暂厝殡待培甥回国再安葬可也。

1939年12月13日，电经国：接张恺电称家中被炸，尔生母恐有不测，希即请假回家料理一切为要。

1939年12月14日，家事至此悲戚已，惟事由天命只可达观处之，当以报国者报家也，家中丧事在此乱时一律从俭从简，不宜张皇登发讣报免敌多一宣传材料，我意世事前途不能预测如能从速安葬更望葬地可在摩诃殿后面大树附近，此地幽静必能安定也，如何望与大姑母商定可也，将生甥伤势如何甚念，代慰其家属。[44]

1939年12月5日，刻接张恺君电悉，将生亦逝去甚悲，姑丈母必更悲恸，奈何，对于将生丧事应由我家出费办理，其他被难遭炸各家，亦可由我家先拨救济费一万元公平分发，并劝各家户现在不可在旧基地建造新屋，以免敌机再来轰炸。[45]

1939年12月6日，将生丧费应全由我家支付安抚恤费待丧事后再定可也。家事处置可暂照前各电办理，其余由儿就近定夺，我对家务向来毫未过问，望与任、宋姑丈大姑等妥商后再定。

1939年12月22日，电纬国：华盛顿郭武官转蒋纬国君：溪口家中与乐亭皆被敌机炸毁，经国生母不幸在屋后单家墙门之侧墙压死，甥亦死，村约毁屋八十间，死人皆在三房与四房之间地区，余皆无恙，家中事已有经儿归家料理，丧事亦已办妥，勿过哀伤，望努力求学以报国家。[46]

1940年12月8日，蒋经国、纬国电蒋：祖母诞辰，儿等在家设祭，因念家事甚决悲痛，今后惟有为家争气，以慰祖母在天之灵，各亲友甚健康。蒋回电：本年各亲友处，年节金照去年例，趁儿等在家时分送，并另送宋氏姑父一千元，以表谢忱。

1941年5月1日，电经国：家乡沦陷后宋姑丈与姑府至今尚无消息，当地军队亦无报告，昨报溪口尚有敌军二千人，未知确否，恒祥等如在赣，可派其密经溪口附近详探，最好能接姑丈、姑母到赣暂住。[47]

1948年1月13日：竺甥培风昨日在上空以发动机发生故障，机坠死亡，殊为悲恸，该甥性行皆非短命之象，不料其如此惨死，妻闻此惊惶不知所措面色惨白来告噩耗，余始不信以为真及经儿来言尸已觅获，乃知已证实无望。[48]

1949年4月8日：上星期反省录：学校饲牛，自余回乡以来屡去视察，其瘦疲病毒，实不堪入目，督其加料改良，约半月来去视察，而牛瘦疲更甚，不胜痛愤，如此小事以余之力尚不能使之积极改革，则其他国家改造事业更难可知，岂我国人劣性使然，抑恶习如此，非严法毅力不能望其自动振作乎。[49]

（三）武岭学校——植基教育与照顾乡党

有见于奉化的文化不兴，蒋在其故里设立武岭学校。1921年6月14日母亲去世，遵母遗训，10月倡办武岭初等小学，谋于里人，蒋将溪口原有武山、溪西、西河三小学并入，不敷经费由蒋独力担任。自任校长，学校有幼儿园、完全小学及初级农部，并兼顾社会事业。校董有：蒋介卿、陈果夫、周祺琴。1933年在葛竹建立武岭分校，蒋介石自兼校长，委王良穆为分校主任，造了校舍，王氏族人可免费入学。

1932年1月9日，蒋电朱孔阳，请周骏彦即汇武岭学校经费一万元，仍交宋周运转付。1934年5月16日，蒋令毛思诚预订古今图书集成两部，分交武岭学校、白鹿洞书院。[50]蒋亦常莅校训示，1934年12月25日，上午到武岭学校训诫学生孝悌力田之道。

（四）奉化的游历与乡绅互动

自民国成立后，蒋忙于革命，但一有空均会回乡探望母亲，并与亲友同游奉化，因此蒋自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忙于国事，除母亲的忌日回乡外，有时在外过年，三次下野回乡，[51]下野时间分别是：1927年8月15日至1928年1月7日、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9日、1949年1月21日至1950年3月1日。其中有许多的场景极为相似，修墓、造桥、阅读、会客、游历成为其例行的工作，甚至联络绎不绝的宾客都有若干的重复。第一次下野与第三次下野的时间相差22年，年龄从41岁到63岁。第一次下野自认为：“此次引退，比较心气和平，毫无怨尤。以心地光明，良知无咎也。”[52]第二次下野，有夫人宋美龄陪行，心境平和，谈道：“然出京回乡，更觉乐趣盎然。”[53]第三次下野也强调：“在故乡游览山水，为平生最乐之事，尤其在战尘弥漫中引退之时，更觉难得，而其乐亦无穷。”[54]第二次由于与蒋宋美龄同行，加上当时蒋身体不适，因此游历地方最少。第三次最多，除旧游溪口附近的名山之外，宁波地区亦是其游历的重点，如天一阁、育王庙、天童寺、金紫庙等都曾经驻足；而最常去省思的地方则是慈庵及古寺；最常陪侍的是蒋经国，此外常带其孙孝文出游。第三次下野自觉“心地安闲，如释重负”，得以好好观赏故乡的好山好水，回故乡后的下午即由蒋经国陪同出游慈庵附近的山上。

蒋下野后与家人共享山林之乐，1949年1月22日，蒋回到老家，闻讯而来的乡亲甚多，随即拜谒王太夫人墓，王太夫人的墓在半山腰，蒋坐软轿至山脚即步行前往，以示对王太夫人的孝意，随即寓居慈庵，也是对王太夫人的感怀。蒋的孝思毋庸置疑，蒋经国提道：“父亲一生，事亲以孝，报国以忠。”[55]或许蒋的威权统治为许多史家或不认同其统治风格者所批评，但对于蒋的孝思，批评者甚少。自父亲去世后，蒋感念母亲的付出，对其意见相当尊重，[56]不论第一次下野还是第三次下野，除到其母墓拜祭外，蒋与母旧游之处，如雪窦寺、千丈岩等都是蒋常出游的重点。

1月23日，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中记道：“上午，天气晴明，侍父游藏山公园，山水幽丽，心旷神怡。复至乐亭旧址，伫立武岭潭畔，白鹭不惊，深得忘机之乐。下午游白岩，顺道往显灵庙，则已成兵栅矣。傍晚回家，余助家人作年糕，父亲颇为欣赏，食芋头亦津津有味，每含笑视孙儿，盖父亲一生最喜过平淡的生活也。”[57]

至于与乡亲及部属的互动，第一次下野时为各方要求接见所苦，甚至于1927年8月27日于《申报》刊登启事拒绝非必要的来访。第一次在扫墓后会客甚久，颇以为苦，曰：“如何使人不来扰我。”[58]然经历许多岁月之后，更加亲近乡族，1949年1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亦记道：“在报本堂请族亲乡谊男女百余人吃过年酒汤一乐也。”[59]1月28日，蒋经国提到全家过年的情形：农历除夕，全家在报本堂（丰镐房）团聚度岁，饮屠苏酒，吃辞年饭，犹有古风。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父亲为国事奔走，国尔忘家。我们能于此良辰佳节，得庆团圆之乐，殊为难得。[60]

2月28日，蒋经国记道：晨起，侍父徒步出游，经上白岩、竹林庵，至名山坑龙潭。潭距龙树庵数百步，崎岖难行。两潭相连，水清见底，惟其瀑布不大，潭形亦不如隐潭与茶溪之奇伟耳，半小时后，上名山坑巅，路陡不易行。约十里许，至龙树庵，庵址狭小，但幽静可居，且瀑布亦甚壮观，可修之区也。复处前进，经名山缺口至中峰村。时已午后一时，即在中峰打尖。父亲与村中老幼攀老人竞言溪口玉泰故事，津津有味，洵足乐出。[61]

第三次下野由于年龄的增长，与乡族的互动更为密切而自然。来台之后也到处游历，每见一些景象与奉化相似者，必有感怀。1951年2月5日：本日已为旧历庚寅岁除夕，除想念幼年在家乡度岁情景之乐趣不复得以外，先想念乡间之亲友，闻家中账房与管山之雇工已被囚，未知葛竹两舅父尚在人世否。……更念大陆同胞被匪残杀者。[62]

蒋对故乡的怀念，可以从其常居住的几个地方见其一二，台北桃园的角板山其瀑布有千丈岩的气势，桃园大溪行馆的地形类似四明山，日月潭则似隐潭。蒋常触景生情，1955年1月8日：“与妻游览阳明（后）公园，欣赏梅花，清香无比，不能闻见此，古色古香者已六年矣，顿起古乡之念，又触旧年度岁之风味矣。”1955年1月12日：“本日放晴，其风光一如古乡过旧历年时之情景，时起灵物不殊乡国异之感想，念庐墓与亲旧不胜慨然，未知何日再得回尝古乡风味矣。”[63]

（五）修谱

中国传统社会，重视族谱，各姓各族大抵30年重修一次，清朝时期，溪口蒋氏共修过8次族谱，分别是1699年（清康熙三十八年）、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37年（乾隆二年）、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1799年（嘉庆四年）、1828年（道光八年）、1858年（咸丰八年）、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最后一次修谱蒋介石才两岁。[64]当时的族谱世系表已将蒋介石列上，肇聪下有周泰（字介卿）、周健（后改为周泰即蒋介石）。民国时期，蒋氏有两次修族谱，第一次是在1918年（民国7年），第二次是在1948年（民国37年）修《武岭蒋氏宗谱》，但因宗谱过于繁乱，蒋在引退溪口期间，几次宴请族中长辈，长辈希望其能找人汇整，因此引退后修谱成为蒋的重要工作。

蒋在繁忙之余阅读宗谱所载王太夫人传，及宗谱的内容，在《事略稿本》中即提到蒋分别于2月3日、2月26日、3月9日、3月11日、3月14日等日阅读有关宗谱的资料，[65]认为应该分成两方面，一是修直系家谱（小族谱），一是仍然重整整个族谱。蒋为此事3个多月期间至少6次接见秘书沙孟海（沙文若）及相关人员（如蒋国彦等），讨论修直系家谱之事。

蒋责成沙孟海组成修谱小组，进行访查与修订，特别是直系的家族，沙又请杨菊庭、朱赞卿等在宁波寻根查据。3月22日蒋与沙孟海讨论编小宗谱格式，终于完成蒋氏家谱的修订工作。经查蒋氏一支，是从宁波分过去的。查清了祖根后，蒋介石于1949年农历正月初一，曾派蒋经国到宁波蒋祠拜祭。是年4月中旬，蒋介石又亲自带了张群、俞济时、蒋经国等，到宁波访谒宗庙，还到宁波柳亭庵旁及天童小盘山祭扫祖宗蒋摩河等坟墓。

蒋引退后几乎都有做早课及撰写日记的习惯，阅读方面除《圣经》外，以曾国藩、王阳明的著作为主，由于修家谱之故，此时期阅读许多家谱的资料，甚至阅读奉化地方志。

（六）思念故乡之情

蒋介石之母王太夫人为其父亲的继室，父亲又早逝，母亲在家族中受冷落与欺压，蒋对于奉化故里有一些微词，如教育过严，1952年8月5日：“想起幼年晨赴私孰诵读早书时之情景，喜从中来。惟一想及当时师傅严厉残酷之教育，则至今犹有余悸，不堪回首。”[66]如对乡民知识贫乏，教育落后亦深为感慨。但对奉化有一份浓厚的情感，故乡的美景，如四明山、飞雪亭、妙高台、望瀑桥（仰止桥）、隐潭、青锁亭、千丈岩等百看不厌，尤其深爱杜鹃花与杜鹃鸟，每每见景生情。蒋1922年1月自冬天出门后无日不思家，28日为旧历年，在厅园凄念母亲已经作古，不能与儿孙团聚过年，自记：“遥忆故乡灯市，感叹无任。”[67]1931年12月22日日记中提道：

早起谓夫人曰：余决今日归乡，故昨夜喜而不寐，惟对党对国未有善后之策，故又辗转忧虑不止也，余今惟愿上帝保佑我继任者成功，使余永生无政治关系，克保父母之后身，无忝所生，而无吾夫妇皆隐林泉，得享闲雅优游之清福则幸矣。[68]

蒋甚为感念奉化地区的山灵水秀，来台后常选择与故里相似之地作为居住的行馆，如宜兰栖兰山、台中的日月潭、桃园的大溪等，在1955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即提道：“午刻独乘肩舆往溪内（桃园大溪），在原亭静观约二十五分，默诵‘气壮魄雄千丈势，有如雪窦泽高深’句，不禁忾然，思乡不已。”[69]11月2日又记道：“本晨起床盥洗后，晓日初升，远望窗外的稻田一片金色，美丽无比，不禁又动思乡之感矣。”[70]11月5日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道：“本年生日在大溪新屋避寿，天气风景皆较往年圆满快乐，尤其是金色稻野与云雾风月之晚景，美丽和畅，更使心神安逸自慰，为时念古乡庐墓不置耳。”[71]可知其来台之后思念故乡之情更甚以往。

结论

在叙述蒋对亲族的关怀之后，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共同省思。其一，领袖人物的公与私的问题。过去中国在专制王权时代，国家的财政与皇室的财政各自分离，但很难做到公私绝对分清的情况。民国成立之后有许多制度已建立，总统及其他文官官员有其一定的俸给，蒋自北伐以来自许不能以公害私，也告诫左右人员不能徇私，蒋个人也不以谋财、积蓄为目的，生活除旅游、阅读、看戏、看电影之外亦无其他较奢华之消遣，然其个人或家族的财务并无完整的资料，缺乏学术论著的探讨，如武岭学校的经费来源、对亲友的年节慰问金等私人开销部分犹待更多的讨论。

其二，蒋对亲族的情谊，是否受到传统文化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蒋喜欢用浙江与湖南人，用浙江人可能受到中国传统士大夫重视乡里与回馈乡里思想的影响。奉化人王正廷，1916年回奉化金溪乡税务场村时，出资在村里建务本小学。当时的《时事公报》就以“注意桑梓公益，具有改进社会之热心”加以报道。这种注意桑梓公益，应是许多传统士大夫的共性。但其对乡里的建设、乡族宗老的互动、重嫡系又与曾国藩颇多类似。重用湖南人可能也与曾国藩及湖南人的忠义特质有关。但蒋也受宋美龄及日本训练的影响，重视卫生、重视形象、重视时间等。

其三，蒋用人及重用亲族的标准为何。蒋氏的重要部下中奉化人士，如曾任外交部长及驻美大使的王正廷，曾任交通部长、粮食部长的俞飞鹏，曾任“行政院长”的俞国华等都表现不错。由于其重要幕僚及侍卫大都是其乡里亲信或嫡系者，其安全也相对受到保障。蒋重上层的领导不善于利用群众，甚至反对群众运动；蒋内向，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保有统治者的权威，是一位传统儒将，既重视领导的权威，也重视正道。蒋虽有陈诚、何应钦等嫡系将领，但决策常流于个人的权威领导。蒋的决策大部来自个人的决断，有时碍于一些派系的坚持才做妥协，蒋常处于自我决心，又碍于现况不断妥协的情境。他的用人除忠与诚之外，用人的逻辑与用人之后的信任问题，都值得再探讨。

其四，蒋与岳母及连襟间的关系有许多可探讨的主题，如蒋对宋子文，倚重又多所责骂，宋美龄夹杂其中，其角色与态度如何，应加讨论。

虽然蒋在日记中提到“既报我国遑顾我家”（1935年12月9日日记），蒋确实许多心思都放在国政上，但也未因此而不顾家乡与家族的照顾，过去评述蒋者多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从人性化及传统士大夫的角度探析蒋与亲族的关系，应更能了解其处世的一些脉络。此外不必用放大镜去解读蒋日记的所有内容。

附图

1.奉化溪口的剡溪

2.武岭学校校徽

3.武岭农职校刊

4.溪口妙高台匾

[1] 林桶法，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2] 王舜祁：《蒋氏幕下奉化人》（《奉化文史资料》第12辑，奉化市政协编印，2001）举其中的奉化人有王正廷（外交部长）、俞鹏飞（交通部长）、俞国华（“行政院长”）、毛高文（“教育部长”）、周宏涛、毛思诚、毛邦初、王震南等，另外较重要幕僚中浙江人有胡宗南（浙江宁波人）、戴笠（浙江江山人）、陈诚（浙江青田人）。

[3] 当时大陆来台者以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山东等五省为最多，人数约53万以上，占迁台人数约60%，这绝大多数与居住在沿海地区据地利之便有关，但有部分则是与政府有计划地撤退有关，如青岛、上海即是其例。见拙著《1949大撤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0，第363页。

[4] 如蒋孝先、俞济时、卓子业、竺培基等。

[5] 台湾方面有张玉法、李国祁、吕芳上等教授针对蒋的用人加以讨论。

[6] 《蒋中正日记》，1920年11月23日。

[7] 《蒋中正日记》，1920年12月2日。

[8] 王舜祈：《青少年时期蒋介石》，《奉化文史资料》第13辑，奉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印，2002，第21～22页。

[9]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台北“国史馆”藏，档号002020200033011。

[10]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档号002080200260023、002010200110048。

[11] 《蒋中正日记》，1936年12月27日。

[12] 王舜祈：《青少年时期蒋介石》，《奉化文史资料》第13辑，第25页。

[13] 蒋经国：《我的父亲》，台北，正中书局，1988，第4页。

[14]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第32～33页。

[1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7～68页。

[16]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3册，第176页。本篇所引各册该书，均为台北“国史馆”2003年以后陆续出版。以下简称《事略稿本》。

[17] 《蒋中正日记》，1921年5月4日。

[18] 《蒋中正日记》，1921年6月3日。

[19] 《蒋中正日记》，1921年11月28日。

[20] 《蒋中正日记》，1920年6月23日。

[21] 《蒋中正日记》，1931年12月14日。

[22] 《蒋中正日记》，1955年6月14日。

[23] 《蒋中正日记》，1948年2月9日。

[24] 《事略稿本》第23册，第353页。

[25] 《蒋中正日记》，1955年10月31日。

[26] 《蒋中正日记》，1931年11月28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422页。

[27] 《蒋中正日记》，1931年12月22日。

[28] 《蒋中正日记》，1932年1月3日。

[29] 《蒋中正日记》，1934年12月15日。

[30] 《事略稿本》第28册，第586～588页。

[31]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25日。

[32] 《蒋中正日记》，1952年11月2日。

[33] 《蒋中正日记》，1929年4月2日。

[34] 《蒋中正日记》，1929年12月21日。

[35] 《蒋中正日记》，1931年3月15日。

[36] 《蒋中正日记》，1931年6月14日。

[37] 蒋经国：《我的父亲》，第103～104页。

[38] 李国祁认为蒋介石结交的友人，分为四个重要阶段，其中第二阶段黄埔建军及东征时期组织核心集团，强调由于蒋掌握军事机构。见李国祁著《中山与蒋中正先生用人风格的比较探讨》，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1994年11月，第12～13页。

[39] 王震南于1948年秋移居香港九龙，1951年到台湾，辞去公职，修身养性，虔诚信佛，直到1963年在台北去世。

[40] 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41] 许念晖：《虞洽卿的一生》，《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第188页。

[42] 袁成毅：《地缘纽带中的蒋介石与浙江——以国民政府建立前后为时段的考察》，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10年4月10日至12日，第218页。

[43]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档号002040200001046、002090200066393。

[44] 《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光盘17卷。

[45] 《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光盘17卷。

[46] 《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光盘17卷。

[47] 《蒋中正总统文物·领袖家书》，光盘17卷。

[48] 《蒋中正日记》，1948年1月13日。

[49] 《蒋中正日记》，1949年4月8日。

[50]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档号00201020006302、002010200114007。

[51] 有关三次下野的比较，见拙著《1949大撤退》，第88～90页。

[52] 《事略稿本》第1册，第680页。

[53] 《事略稿本》第12册，第480页。

[54] 《事略稿本》，1949年1月22日。

[55] 蒋经国：《我的父亲》，第219页。

[56] 1920年1月下旬，王太夫人生病到上海，蒋亲自侍药，一个多月，直至病愈才回奉化。1921年6月14日，王太夫人病逝，蒋亲自撰文告哀，每思及其母的告诫，更加精进。见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1，第37页。

[57]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蒋经国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1949年1月23日。

[58] 《事略稿本》第1册，第702页。

[59] 《蒋中正日记》，1949年1月27日。

[60]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1月28日。

[61]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2月28日。

[62] 《蒋中正日记》，1951年2月5日。

[63] 《蒋中正日记》，1955年1月8、12日。

[64] 王舜祁：《青少年时期的蒋介石》，《奉化文史资料》第13辑，第11页。

[65] 《事略稿本》，1949年2月23、26日，3月9、31日等。

[66] 《蒋中正日记》，1952年8月5日。

[67] 《蒋中正日记》，1922年1月28日。

[68] 《蒋中正日记》，1931年12月22日。

[69] 《蒋中正日记》，1955年10月24日。

[70] 《蒋中正日记》，1955年11月2日。

[71] 《蒋中正日记》，1955年11月5日。

讨论

黄克武（主持）：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下午第一场讨论会。刚刚张力兄说我们这是在“谈情说爱”，第一场是“谈情”，第二场是“说爱”。在场有两位海峡两岸的武林高手为我们谈蒋介石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亲族部分。我想两位应该都不用再介绍，第一位是汪朝光先生，第二位是林桶法先生。我想，我们就从朝光兄开始。

汪朝光（主旨发言）：我有点惭愧，这个提纲非常简略。尽管我还自认是这次会议的最初策划人之一，但是确实没能把这篇稿子写完整一点，整天在想要进行“神仙的谈话”，而被李助教痛加批驳（众人大笑）。我这次想做的题目与蒋介石的亲缘关系有关。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亲缘，包括跟血缘及家族有关的部分。特别在一个政治还没有上轨道的国家，这些因素的影响特别显著。我们观察国民党当政以后，在蒋介石身边确实围绕一个亲缘与政治的关系网络，对民国时期的政治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在这里谈得比较多的，是影响较大的部分，但还有其他像是奉化老乡的部分，未来还可以再谈。另外顾虑到篇幅，我主要是谈1945年到1949年的部分。第一，是蒋与宋美龄的关系。宋是蒋最后一位夫人，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从日记看来，描写最多的却是旅游、游山玩水。还有一点比较令人讶异，他经常在日记里面提到和宋美龄下棋的经过，有输有赢，也反映他的一些心情。第三个部分与宗教有关，特别是一般认为蒋之所以信基督教，与宋美龄有极大的关系。当然，随着日积月累，蒋之信教已有发自真诚的成分，但一开始确实和宋有关。日记里有许许多多描述到“祷告”的文字。第四个部分是亲情的方面，他的一些感想。最后一个方面才牵涉政治。以我看到的这五六年的日记来看，描述亲人的部分涉及政治者，其实不多。有涉及的部分，主要集中在战后马歇尔来华调停内战，和国民党风雨飘摇之时宋飞往美国求援，有一定的篇幅，但整体上并不多。总体而言，蒋和宋美龄的关系，至少就日记表面呈现的，实以“游玩”为中心，以“亲情”为主，至于政治、外交部分比重似乎不大。但若从王奇生老师上午所说，这种关系对蒋有很大的“安慰”作用。因为蒋是政治家，是领袖，这些作用其实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在他遇到棘手事情或者面临困境的时候。再者，我们常提到蒋在日记里面骂人，但我们仍应注意他的考虑。而依我看，他从头到尾没有骂过的亲近人物，似乎只有宋美龄一人，且更加强调夫妻之间恩爱超乎一切等等，对宋美龄有极高的评价。第二，他和蒋经国的关系。他们不仅是亲缘、血缘关系，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种有意培养接班的关系存在。且和宋美龄相较，除了游山玩水外，还有“乡情”的叙述。最重要的，蒋在日记里面常常表露对蒋经国的期待，有浓浓的培养愿望。比如上海金圆券改革期间，蒋介石对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一事，在日记里面常常表达支持和欣慰。但是在蒋经国遇到困难时，蒋也提过一句古训，内容是“食鼠之猫不威”，要多做实事，少发议论，免人指责。这表示老蒋对小蒋的一种发自内心爱护，蒋其实是支持小蒋的，但也要考虑到小蒋未来各种发展的问题。同样的道理，在迁到台湾后，蒋氏父子又提到将来不免有跟“老同志”有关的困难，是国民党发展的障碍。父子之间确实有一种默契，最后国民党元老在台湾多遭投闲置散。所以在1947年老蒋就希望安排小蒋到中央政校，却遭遇到阻碍，然后蒋便非常恼怒，迁怒二陈兄弟。第三，就是蒋孔关系。他对孔祥熙办事很满意，但又很不放心孔，孔在外界的观感很差，让蒋感到无奈。第四，是蒋和宋子文的关系。对宋子文，蒋也有一种依赖关系，但对宋的“跋扈”，蒋更是深恶痛绝。总体而言，蒋对宋批评多过爱护。另外一点，是提纲没提到的部分，就是蒋与宋庆龄的关系。从日记可以看出来，蒋对宋庆龄非常隔膜，也多所不满，特别是宋庆龄与中共、苏联的关系，让蒋感到宋如此不知党国为何，竟只知道跟苏联和中共走。但就像吕芳上老师讲到的，蒋还有“继承性”的问题，所以又不能不对宋庆龄表示尊重。因此，总体上讲，蒋对宋庆龄不满，却仍在日记里面表露一种礼貌性的尊重。总体而言，从亲缘关系上看，这对蒋的政治发展确实有一定长处。第一个，它帮助他居高临下，保持最高领袖的地位，控制国民党的权力，保持独断地位。第二个，它形成一种权势集团，将他个人权力放大成集体权力。第三个，蒋对这种集团比较能自如地控制，遇事可以找孔祥熙、宋子文等等去受过。不过，越到晚期，短处呈现得也就越多。第一个，碍于与宋子文的关系，蒋在很多问题反而不能得心应手，例如中苏谈判。第二个，孔宋形象给国民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第三个，他培养蒋经国一事，固然有必要性和必然性，但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看未必理想。第四个，蒋用来用去就是孔宋家族成员，这样可能降低其他政治派系的政治进取心，这个对国民党的政治凝聚力也会有负面影响。这是我概略的看法，也许以后能进一步发展成更深入或更广泛的研究。所以希望多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林桶法（主旨发言）：很高兴跟朝光兄一起谈这个问题。这是应我们吕老师的指示，一定要以日记为中心讨论蒋的人际网络问题。早上奇生兄提到人际关系跟性格的关联，那毕竟是蒋可以控制的；至于亲缘关系，则不是蒋能够选择。我知道朝光兄的讨论，比较集中在上层结构，也就是上层政治的部分。我要谈的则比较集中在奉化溪口一处，这是“各说各话”。我在写《1949大撤退》前，就在想，到底老蒋是怎样撤退来台的？我就赴溪口实地考察，停留3个礼拜，后来还去那儿开过两次会。我又问蒋方智怡去过几次溪口，她说3次。再问停留多久，回答“一个礼拜”。我就说“我比蒋家更认同奉化溪口”。我给各位看看溪口的一些图片，奉化剡溪，是蒋常下水游玩的地方；蒋氏丰镐房，景色相当优美。图片版权所有人都是我，欢迎各位索取。（众笑）蒋母王太夫人墓，曾出现在很多照片中，例如蒋氏父子最后离开溪口前夕的照片。至于一张蒋氏父子祭蒋瑞春的照片，常被外界弄错，被误会成祭王太夫人。葛竹一地，几十年并没有很大变化。至于地图所显示的，是蒋经常往返的地点、名胜。我接下来要谈的是，以蒋日记及家书为中心的有关蒋对母亲的眷念、关心亲族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很多稗官野史常讲错的内容部分。但更重要的是思考蒋对故乡的情怀与爱念，对浙江人是否特别有感情或特别照顾，是否以私济公，如何选择私情与公理，以及蒋的乡土情怀思想脉络，等等。这几点，我希望和各位学者进行讨论。例如他常常给亲族金钱，但这到底是公款还是私款呢？是来自“国务机要费”吗？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国务机要费”，那有没有报销呢？这虽然是私领域问题，但不一定从私领域问题来研究。再则我想请教克武兄，他这种乡土情怀，是不是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差不多呢？如果曾国藩也是如此，大概也不用过度解释了。另外我从日记中几个比要有趣的地方看，如从蒋与毛、姚争执看蒋母的影响。1921年5月4日，“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以蠲痛苦”。如果吕老师从我旁边走过，我会感到紧张，那一定代表我非常敬重吕芳上。（众笑）但蒋显然没有。毛夫人是“乡下人”，我看“对打”蒋很难占上风。1921年6月3日，“骥母亲之再起，乃顺从舅父劝导，暂弃离婚无上之决心，接毛氏回家侍养，以安母心”。大家是不是看出来，蒋离不离婚，与他母亲有极大关系。所以王夫人一走，毛夫人就知道完蛋。中国传统有所谓“七出”，但毛夫人遇到是“第八出”。蒋自称是为了“革命”，而与毛夫人离婚。再来看，1920年6月23日，“冶诚又来讨气，彼妇凶悍忍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狠，我置妾之罪大矣”。基本上，蒋觉得“置妾”罪很大，但后来还是再娶宋美龄了。再从家庭的纷争看蒋对母的重视，1920年12月2日，“此次回家嫌恶已极，非迁地避恶不可，而母又不肯，吾家终为习俗所害而已，起程时见母亲恋爱不忍之色，与兄之恶劣狡诈之态，几乎使我忍耐不得”，也可以看出蒋与母亲关系密切。其他例子我再摘一条。1931年12月14日，“明日为阴历十一月七日，我先慈之诞辰也，夜梦见母，痛哭二次，醒后自责，曰：余更悔不孝罪大，国乱而身孤，致负我先慈，亦但有痛楚而已”。不过这些心情表现，其实没有很特别，人皆有之。所以很多讨论认为蒋是真的很眷念母亲，其实也未必。不过蒋在生日当天，确实有不吃早餐的习惯。在亲族方面，对哥哥确实有很多矛盾。奉化溪口人多不同情蒋介卿，各位可以看上面的文字数据。至于蒋对亲族关怀的具体作为，像是丧葬协助、照顾族人等等，对照档案来看，可以看到很多情况。但有关武岭学校的部分，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我曾经去查有没有人进行相关研究，但发现很少人注意及此。它的成效、影响，应该还要留心。很多名人都会回乡办学，蒋也不例外。武岭学校对葛竹族人来说，都可免费入学，蒋也奉献了不少经费。其他的，例如1955年1月8日，“与妻游览阳明（后）公园，欣赏梅花，清香无比，不能闻见此古色古香者已六年矣，顿起古乡之念，又触旧年度岁之风味矣”。蒋很常将“故乡”书写成“古乡”。他常常看到好的东西，就会想到溪口老家。我做个简单的结论。第一，领袖人物的公跟私。虽然他本人生活相当清平，似乎不会积蓄财物，但显然经常公私不分。例如他曾交代驻德使馆拨款给蒋纬国，经费来自哪里呢？第二，蒋对亲族的情谊，是否受到曾国藩思想的影响。第三，其与岳母及连襟间的关系在日记上甚多记载。蒋一方面倚重宋子文的财经专长，一方面又多所责骂，让阅读日记者为宋抱不平。私情与公务间，宋美龄的角色如何？至于宋美龄有没有看蒋日记，我猜想是没有。第四，家乡负面印象是否影响其性格。鲁迅是很痛恨浙江绍兴，但其作品常有它的影子。第五，在长时间里和用比较的方法来观察蒋，分析蒋是否多用浙江人的问题。用毛泽东是否有用湖南人士来做比较，两人在此问题上大概也不会差太多。最后，我认为不必用放大镜去解读蒋介石日记所有的每个字，就像那天潘邦正问了一个问题，蒋介石的日记里面写到民国13年日记被偷走一事，到底是真是假。蒋是有提到此事，但真的有吗？我是不相信。我们不必要用放大镜去解读所有内容。

黄克武：非常感谢桶法兄非常精彩的发表。我想大家一定都发现，这两位都是谈蒋的亲情关系，但其实是“各说各话”，交集在一起，便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下面还有一小时的时间，其实相当充裕。奇生教授，请。

王奇生：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读日记的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在1930年代，在他非常得意或者失意之时，他往往会突然回乡。这一点比起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不太回老家。1949年以后，毛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只回去过湖南老家3次。蒋的浙江情怀，大概在1927年时就已经遭到报纸的批判，毛泽东的“湖南意识”没那么强。我看1944年前后唐纵的日记，提及宋美龄“私阅”蒋日记，看到蒋对孔家的批评，一怒之下到孔家公馆住了好几个礼拜。所谓宋美龄不看蒋日记，根据不知道是来自哪里？

林桶法：我们是和郝柏村吃饭时谈到此事，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王奇生：因为我看过1928年至1929年的日记，里面曾有夹一张条子，是宋美龄所写，提醒蒋身为统帅，日记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不能遗失或给别人看到。很多名人用英文写日记是怕老婆看，但蒋显然无法用这招。（众笑）朝光兄提到的蒋和宋家大姐的关系。我觉得尤其在早年，蒋常提到自己对大姊的尊重。且蒋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早年能得到的天伦之乐，基本上都得从孔家的小孩身上得到。蒋宋孔的关系，恐怕还有这类因素影响。谢谢！

罗敏：谢谢林桶法老师的文章，已将我所关心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梳理。而我读日记的感想，也和奇生学长差不多，也就是故乡之情跟蒋处理政治纷争的手段有关。但不见得是处理完重大的事情才回乡放松，反而是越是重要的事要做关键决策时，蒋越是拿回乡做一点拖延缓冲的手段，让对方感到自己不是很积极。所以这跟政治手段也绝对关联，但我还没像林老师那样做这么系统的处理。

李朝津：我有一个问题，若进行比较分析，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比较有无不同呢？共产党人似乎都与故乡相当疏远。国民党人蒋介石、胡汉民等等，则多半与家庭关系密切。这也与两个党的发展有无关系？国民党是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产党则是五四以后成立的，这应该有些影响。

黄克武：谢谢朝津。刚刚各位都提到蒋的省籍、地域情结，朝津又提到了政治文化方面。不知道还有谁有意见？不过，我记得蒋介石用了不少湖南人嘛！（众笑）例如在台湾阶段的不少重要幕僚都是湖南人。这大概也与曾国藩有关，湘军出身者都可以信赖。

吴淑凤：我日记看得较少，但从蒋档案看到了一些样貌不同的东西。例如汪朝光教授提到蒋宋“游山玩水”，但档案里不太多。不过我们即将出版蒋宋信函的史料汇编，也许可以看清楚一点。当然，在对美交涉往还的部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宋美龄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之前在研究史迪威事件时，就看到很多档案上的材料，但未必行之于日记上。至于蒋较常骂宋子文一事，若以宋子文角度思考，宋在一些重要事件常有意见提出，蒋也许就会将这些意见视若干预。另外培养蒋经国接班一事，是否自始至终如此，我对此抱怀疑态度。过去常和杨维真学长讨论此事，我们基本上不认为蒋经国一开始就被培养，也许陈诚更有资格，只不过陈早死，让态势有所变化。最后，蒋氏族人方面，毛庆祥还值得再开发材料。

黄克武：我们应该再请杨维真兄讲话，看看能不能达成共识？

杨维真：其实没有共识可言，我本来是想谈地缘关系，但发现这并不单纯。所以就两位老师所提，提前讨论这一问题。蒋一开始以黄埔学生为基础，1928年到1929年以后的卫队，蒋用了不少奉化（包含附近数县）子弟。比较特殊的是侍从秘书，它分两类：一是机要秘书、一是文稿秘书。机要秘书几乎都是奉化人，例如毛思诚等。至于文稿秘书，几乎没有例外都是湖南人，先是军校出身，再来就是中央政校出身。我认为，这也许像黄克武先生所说，蒋对湖南有一种热爱。至于蒋经国接班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摆荡的情况。如果陈诚不早死，按照整个“宪法”，蒋经国的崛起还有很多窒碍。虽说非正式的权力，蒋经国仍然会掌握不少，但就“制度”上讲问题会不少。特别是蒋介石在台湾很重视重建制度，问题其实不简单。

金以林：我补充两点。我觉得蒋这样用人，跟巩固自己权力有关。他在早期，特别是北伐后、抗战前，他大量起用浙江人。党内有戴季陶、张静江，党外有虞洽卿等，军事上有汤恩伯、陈诚、胡宗南，给他写文稿的陈布雷；甚至包括特务系统的戴笠等，全是浙江人。但随着他政权的稳定性增强，广东人逐渐淡出，他的政权反而日渐开放。说到蒋经国接班问题，我倒觉得蒋一定是想培植蒋经国，只是碍于制度问题而已。怎样克服制度障碍，是他考虑的。至于国共两党对乡情、亲情观念的差异，我认为意识形态关系还是不小的，共产党讲阶级，更看重“阶级成分”。

杨奎松：共产党之所以不重地缘，是以阶级、意识形态为重，可以回答李朝津教授的问题。一般来说，中共人物和家族关系并不亲，这更是意识形态所排斥的。要是没做到，用共产党术语说，就是“没有划清阶级界限”，这显然与国民党差异很大。另外，朝光提到的几点，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蒋和几位妻妾之间的关系。他对毛、姚记述露骨，例如吵架的过程描写巨细靡遗。但对宋则全无痕迹，只有美好的情节。但从侍从人员回忆来看，蒋宋不可能没矛盾，蒋记述常有所选择性。蒋宋之间发生过的冲突，从一些档案、函件可以看到。但对照同时的日记，并不能有所发现。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不会是单一因素。我的理解，至少有两个因素。一是蒋的岁数渐大，已较成熟，不想再离婚了。（众笑）一个人在稍长时，处理这类事情的方式，和年轻时一定有不同。至于林桶法教授所说，宋不看蒋日记，我不相信。这绝对与日记不写相关问题有关。二是一点推测。蒋的前三任妻子，毛、姚、陈皆草根出身。宋恰恰够体面，可以在官场上应对，也能提供不少资源，所以发生吵架时，蒋都会放低姿态。

王奇生：刚刚奎松兄说的蒋和宋美龄的关系，日记也不见得只字不提。有趣的是，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委婉的批评女性书写暗喻，实际上就是在讲宋美龄。这大概是怕宋偷看。至于蒋对母亲的眷念，是不是属于无正常程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非常态的地方。

刘维开：刚刚大家所说，蒋不批评宋美龄，其实不尽然如此。我看日记时，就多次注意到蒋批评宋的地方：例如说她“逾越分寸”；例如中英签订平等新约时，宋曾经擅发电报给丘吉尔，引起一些不快。蒋也多次认为宋做事“太过”，这只是批评程度多少的问题而已。但和蒋毛、姚相比，确实差别不少，也可能像奎松兄所说，这和蒋年纪大有关。姚冶诚后来到台湾，都是由蒋纬国照顾。蒋介石也和她见过面，并非不见面，只是讨厌她“好赌成性”。我倒不觉得是因为防宋美龄的关系，造成写日记口气的差别。日记本来就是蒋抒发心情的工具，1950年左右日记里面提到一个女子令他“念念不忘”，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人是谁。至于他日记到底给不给别人看，倒不见得是“隐秘”地摆放。侍从人员其实有些人都看过了，也制作过抄本，总统府事略室工作就是抄写日记，官邸也有专人抄写日记。侍从人员往往相当清楚日记的相关事情，不同于外界想象。大陆时期，日记也先后由毛思诚、陈布雷保管，陈甚至还会帮忙修补霉烂的地方。大概到蒋经国之后，蒋家人保存日记的方式，变得十分谨慎，与蒋本人态度不同。这是我的理解。

吕芳上：我有小小的问题要请教朝光兄。朝光兄提到蒋宋会下棋，是下什么棋呢？

黄克武：围棋，不，是跳棋。（众人议论纷纷）

吕芳上：他是不是只会下跳棋啰？（众笑）

黄克武：我在蒋行馆看过照片。

李朝津：可能早期是围棋，后来是跳棋。

吕芳上：另外一个问题是，蒋宋之间，到底谁怕谁呢？（众笑）这牵涉后来很多的问题，包括公私问题，下一场应该会提到。再从日记看——例如蒋对姚冶诚、毛夫人的批评——蒋对妇女的看法。他常会带出一些话，像是“中国妇女不应该解放”。（众笑）蒋强调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解放，岂不天下大乱？这应该放在当时知识分子的背景来谈，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日记是否属于“公开”，也应该放到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整体脉络看，也应该看到蒋受到宋明理学家的影响。我看恽代英在互助社亦与朋友交换日记看。大家互看日记后，若发现有过未改，第二天还要罚十文钱，再不改就是二十文钱。他可能将日记视为进德修业的工具，给别人看也许没很大关系。但后来的人总觉得神秘兮兮，好像只与私生活有关。我们应该就此去思考其本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这方面可能克武兄会有更多想法。

黄克武：这确实跟宋明理学有关，但我觉得还牵涉“私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私的主体性是什么，私到什么地步。刚刚维开兄讲到的，侍从人员传抄日记的工作，也许仍旧属于“私”的一面，而非“公”。所以我想蒋虽受到宋明理学影响很深，但他也是五四新青年，两者都有影响。个人自我、主体，也都是蒋思想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桶法兄提到的很有意思，要不要讨论到公与私的关系呢？特别是亲缘、亲情，怎样影响到公角色的扮演？我想这关系到本场讨论的焦点。还没有哪一位有意见？

林桶法：我稍微补充一两句话好了。刚刚提到的接班人问题，蒋介石本人确实有一些接班人的规划，竺培风也是他亲戚，若非早死，就可能变成空军总司令。另外就是日记宋美龄到底看不看？其实我也赞成奇生兄所说，早期的日记确实交由宋保管，所以有一次还提醒他“好好带过来”。至于她看不看，我实在不知道。但日记既然在手中，看不看呢？我想唐纵所说也应该有一定实在的成分。其实他身旁人物的回忆，像翁元等等，我们也实在不必要尽信，还需要对照其他史料。至于游历返乡是不是一种政治操作？我之前和维开学长曾经讨论，觉得蒋的游历确实需要进行研究。他游历有很多目的，像是观察形势，或是政治用意。所以罗敏提到的问题，应该是没问题的。

刘维开：刚刚提到日记是不是“公开”的问题，等一下邵铭煌馆长的文章中还会有史料，就是罗家伦在口述数据中，曾经提到看过蒋氏1924年的日记，当时蒋氏有计划出版，请他看看日记内容，适不适合，不过后来没有出版。但是从严灵峰留下的数据看来，严是蒋经国好友，收有一个铅印本，保存在党史会，题名《蒋总统日记》。我后来对过内容，大概是1946年、1947年一部分日记的抄录，比起后来的《蒋总统秘录》一类数据还要更早，内容也很精确，跟《事略稿本》亦有不少差别。事实上，1952年、1953年日记也提及，要将1943年的全年反省录抄写供军中参考，这时参谋总长是彭孟缉。所以我是觉得，日记有它的“公开”性，只不过后人比较紧张。我们看俞国华的回忆，说到蒋要他们写日记，幸好没写，否则就像唐纵一样日记失落在大陆，因此他自己多年来绝不写日记。我们从此可以看，这之间看法有所不同。

王奇生：碍于时间，我再请教个小问题。蒋宋结婚后，日记提到宋美龄在1928、1929年间曾经流产，但此后为何没再怀孕呢？（众笑）我甚至怀疑流产记录是假造的，好让后世史学家相信蒋仍有生育能力。

汪朝光：这个问题也不见得是八卦问题，但在还没有可靠证据前，我还是姑且相信是真的。至于刚刚提到的蒋宋关系，我相信蒋一定还是吐露过对宋的不满，但问题是蒋日记很少写宋的不是，甚至还会隐忍。这也许像奎松兄说的，是成熟了，老了，爱情转化为亲情了。（众笑）但从另一角度看，假的讲久了，假的也是真的了。特务就是如此，所以往往有双重人格。我们不说蒋先生有双重人格，但也许就像一对夫妻没有很深的爱情，但说了一辈子好话，最后老婆仍然很幸福地含笑而终，这也算是一种爱情啊。（众笑）我们确实需要体认蒋为何不说宋的坏话。我倒觉得奎松兄的另一个理由，很可以讨论，也许蒋真的认为宋是一个高层次的人，自己不免则是武夫，多少有些敬畏。至于黄老师提及的私与公问题，大家还没有做很多发挥。蒋对孔宋多有不满，但看到共产党的抨击，又认为狠毒，不肯调整，到头来还是因私而害公。他还是在相关问题的处理上，有很多局限，认为多半是共产党、民盟等政敌在兴风作浪。再来就是接班人问题，其实各种蛛丝马迹都可以判断，蒋一开始就企图培养蒋经国接班。即便陈诚不早死，至多做到第二个严家淦。当然此岸的人对彼岸的情形不那么了解，我个人的看法可能有点武断。

林桶法：关于流产的问题，其实孔家人证实过，不只1928年那一次。（众人议论纷纷）

刘维开：刚刚几位都提到蒋经国的接班问题，很多人都是用回溯的方式讨论，但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蒋一开始就认定蒋经国是接班人，到了台湾之后，为什么要坚持用《中华民国宪法》，坚持法统呢？此举其实对蒋是比较不利的。在1954年时，还要选择陈诚做副手呢？特别是陈诚并不被外界视为蒋亲近者的优先选项，当时竞逐者还包括何应钦、张群等人，外界声望都不小。日记上可以看到蒋氏还特别告诉蒋经国，选择陈诚为副总统的原因。所以如果说蒋早有意选择蒋经国接班，中间是有不小的矛盾的。而且依据相关材料的说法，感觉有被迫害情结，特别是陈诚周围的人写回忆录时往往夸大特务系统的作用。其实，陈诚当“行政院院长”期间，应该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有实权的院长。再看蒋的日记，也可以发现陈诚的态度并不是很好，我曾经听过某位侍从人员说过，陈诚当着他的面摔总裁的公文，实在“太过了”。但是蒋对陈的态度，基本上是隐忍。我觉得就相关问题而言，还有再讨论的空间，我个人并不是认定谁对谁错，但确实可以继续思考，“制度”问题还是相当重要的。

杨维真：其实蒋经国在台湾并非一帆风顺，除孙立人、吴国桢等因素外，别忘了在刘自然事件中还被冷过，这对于未来接班的态势相当不利，且美国对小蒋一直有疑虑。我们也同时可看到，陈诚透过夫人谭祥，努力地经营与美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刚刚维开学长所谈的，确实还有不少讨论空间。

林桶法：我套用奎松兄的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若从日记看，蒋谈过三个接班人，孙科、陈诚、蒋经国。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接什么班也需要讨论。

汪朝光：我觉得“体制”不是根本问题，对蒋先生这样连任四次总统的人而言，体制从来不是他的妨碍。（众笑）这是第一。第二，副总裁也罢，副总统也罢，在当年的体制中只是辅助角色，而非关键职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但应不至于影响蒋对接班人的看法。

黄克武：好，我们这场“谈情”就此结束，就等下一场“说爱”，谢谢大家。（众笑，鼓掌）

第四部 蒋介石的爱情

“家事难言”：蒋介石笔下之情爱世界（1927～1937）

罗敏[1]

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究竟是政治婚姻，抑或是建立在情爱基础上的福祉婚姻之典范？这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关注、经久不衰的话题。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当我带着这样的疑惑，试图从蒋介石日记中寻找答案时，方感受到民国时期第一家庭的“经”尤为难念。蒋之笔下有关婚姻生活之记述，不仅太过简略，支离破碎，而且在宋美龄缺席作证的情况下，令人有真伪难辨之惑。诚如蒋本人曾在日记中所坦言：“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基于此，本文尝试依据蒋介石笔下的相关记录所拼接的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之情感历程，或许有为蒋之单方证词所误导之处，其中难免亦有作者主观之误读，敬请阅者明察。

一 敬爱之难制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公开发表《我们的今日》一文，高调向世人宣告：“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此时，蒋已年进不惑，曾有过“狭邪自娱，沈迷久之”不堪回首之“昨日”。身边先后有过三位女性：一位是元配夫人毛福梅，蒋唯一亲生之子经国之母；一位为侍外家姚冶诚，蒋之养子纬国之养母；另一位是陪伴身边的女友陈洁如。

蒋与元配毛氏的婚姻，因奉母命成婚，毫无感情基础。蒋对毛氏之憎恨与厌恶，甚至到了闻见其“人影步声，皆足刺激神经”的地步。蒋母病逝后，蒋与毛氏离异。1921年11月28日，蒋于日记中称：“会议离婚事，亲戚意见参差，致无结果，心殊恼恨……后卒解决，然已不知费了多少精神已！”蒋对青楼出身之侍外家姚冶诚，则因姚之嗜赌、无礼而怨恨不堪，懊恼不已。蒋曾考虑与姚氏分手，但考虑到“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蒋痛感“离舍两难，再三踌蹰，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蒋对上海女学生陈洁如则是爱恨交织，“恨之又爱之也，怜之又痛之也”。[2]因陈之年少无知，治家无方，蒋在日记中颇多怨言。1926年6月20日，蒋在日记中称：“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函，“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

直至遇到宋美龄，蒋之感情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因男女之情感受到“人生之乐”。蒋介石笔下与宋美龄之恋情是“情绪绵绵，相怜相爱”，并由衷地感叹“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3]蒋眼中之新娘美龄宛如“云飘霞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令他陶醉不已，有不知“身置何处”之感。[4]新婚燕尔之际，蒋“在家与爱妻并坐拥谈，乃知新婚之蜜，非任何事所可比拟”。[5]

与蒋身边曾经的三位女性相比，宋美龄之家世、才学与品貌显有天壤之别。此时的蒋介石虽已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但地位尚未巩固。1927年8月，他因军事指挥失利，受到内部桂系军事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的攻击而下野。细读这一时期蒋之日记，其笔端对宋美龄之爱慕，除去英雄爱美人之自然情愫外，其内心亦多少流露出攀附之不安，担心为宋氏家人所瞧不起，“为爱所轻”。[6]

1927年6月13日，处于热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述了宋家大姐霭龄对自己的劝诫，谓：“琳姊（宋霭龄）评余欠准备工夫，全凭临时应付，此诚道着矣。”1927年10月，蒋利用下野赴日游历之机，前往拜访在日旅居的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其允许与美龄的婚事。宋太夫人虽面允婚事，但不知为何，却不欲美龄来日，恐蒋、宋在日结婚。蒋对此事“不胜怅望”，但已无可奈何。[7]新婚不久，宋家大姐再次规诫妹婿，以其“游怠为虑，且轻视之”。蒋颇不以为然，为自己辩解：“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8]

因为宋家非同寻常之家世背景，蒋对宋美龄的感情显然多了一分“敬爱”。1928年1月2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三妹怜爱可敬。”当日下午，美龄陪同蒋走访胞妹蒋瑞莲，虽未晤面，但因其家有客打牌，蒋“见之愧怍，为爱所轻也”。1月8日，蒋接到美龄来函，“悲喜交集”，“勉我国事，劝我和蔼，心甚感愧”。蒋当即复信后，美龄却迟迟未回，蒋之内心颇为忐忑，“甚念三妹之不复信，何怪我之深而使我敬爱之难制也”。[9]1月20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三妹时勉我以勤劳国事，心甚自惭。”

宋美龄之规谏与劝诫，对蒋之修身自新，“内助之贤”非同寻常。1928年1月22日，婚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蒋在日记中记道：“三妹劝余不患明日之事，甚有理也。古人谓做一日，算一日，又云今日不知明日之事，此先母尝教余者也。余惟尽其心力，至明日之祸福成败，只有听之而已。”3月4日，记称：“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4月23日，又记曰：“三妹戒我不矜才，不使气，而我对下总不能温和浓爱，使人无亲近余地，而且对学生亦如之，切戒之。”6月8日，蒋在日记中称：“三妹以余性质消极，多懊悔为耻，颇中余之病也。印象颇深，余将何以自勉，存心而已。”6月19日，又谓：“与三妹相谈甚乐，其规谏有理，故感之。决自明日起，按时办事，再不决心堕气，其戒我、嫌我以懊悔，非丈夫气概，亦有理也。”

蒋对宋美龄“敬爱之难制”的背后，其实亦有不自由之苦，曾在日记中抱怨：“彼以作战劳苦而作规矩，是使我太苦。”[10]古人云：“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蒋于1942年3月6日在日记中抄录此段古人之格言，并颇为共鸣，认为“乃有至理也”。蒋落笔之际的心境，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不知是否欲借古人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多年所受压抑之苦？或许出于某种对无拘无束、自由鲜活恋情之向往，蒋于1950年遭遇人生之“滑铁卢”、退守台湾之际，依然对34年前之恋人李子青想念尤切，发出“奈何恋痴若此，惟此一氏使余终身不能忘情耳”之慨叹。[11]

二 有妻而不能同居

蒋介石虽对宋美龄敬爱有加，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幼养成之顽梗、暴戾性情很难尽克。蜜月未过，蒋、宋二人便因个性不和，发生激烈争执。1927年12月29日，蒋一大早到事务所办公后，因宋美龄“外出寂寞，心甚不乐”。谁知美龄得知蒋的不快后，非但没有歉意，却表露出大小姐的“骄矜”，令蒋不计“强梗之失礼”，与其发生激烈争执。美龄一气之下回到娘家，蒋“扶病连夜往访，彼甚以不自由为病，复劝余以进德，心颇许之。夜中以心悸惊跳，不能安眠”。

宋美龄因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起居与饮食习惯都非常西化，很难适应蒋介石军人出身所养成的刻板规律的生活，加之体弱多病，婚后的宋美龄经常住在上海。

蒋一人独居南京，不堪忍受分居之孤寂，二人时生龃龉。1928年1月11日，蒋接到美龄不来之电后，“若有所失”，继续复电，希望美龄能回心转意。13日，得知美龄依然不肯来之后，蒋“抑郁不知所事”。美龄之复电“劝戒并来”，令蒋深感惭惶，“几不成眠”。[12]15日，宋美龄终于屈就前来，蒋赶往下关迎接，“到后知其皮肤病甚剧，精神亦衰弱，心甚不安，悔不该与其顽梗也”。

结婚周年之际，因宋美龄体弱多病，蒋依然为独居所苦。1929年1月28日，蒋上午陪同宋美龄到吴淞游玩后，得知其不想回南京，心情非常抑郁沉闷，不禁在日记中慨叹：“人有母爱其子，兄爱其弟，姐爱其妹，妻爱其夫，而余孑然回京，谁爱谁惜谁知余？呜呼﹗苦莫若于孤儿，恨不孝奉吾母，今悔何及，伴侣既无，万事灰心，吾母不能复生矣，呜呼﹗”当晚，蒋独自一人登车返回南京，意兴萧然，“梦魂不安”。此后一段时期内，蒋备受孤独的煎熬，情绪低落。29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公事疑虑，私事孤立，惟念吾母而已，呜呼﹗”30日，又记曰：“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

2月6日，蒋又在日记中感慨：“有妻而不能同居，而使余家庭降落，中正之罪，不孝莫大也。”2月9日，是除夕之夜，蒋依然独自一人，内心之凄苦可想而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无时得终息，思家兼思妻，我为我母心。今日方知吾母爱子之心也。呜呼！中正之罪，上通于天矣。此以有今日窘境也。自作孽岂可言乎。自吾母死后，几将十年，无如此悲惨痛苦矣。呜呼！”次日，大年初一，蒋一人在家“读诗看书，寂寞已极”，不禁感慨系之，叹曰：“以我之地位而为孤寡之不若，谁其知之。”

1931年2月16日，婚后的第三个除夕之夜，蒋又因“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痛感：“世人可怜未有如今日之我者也。”蒋对独居之苦虽叹惜不止，但亦无可奈何，只得在日记中安慰自己道：“君子之交有如水，其于家人之道亦应如此乎？”[13]

1928年蒋复职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继续北伐统一大业，此后因编遣问题，引发内部反叛不断。连年征战不断，也是造成蒋、宋二人婚后时常分离之客观原因。蒋虽行伍出身，性格坚毅，但其内心亦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蒋曾自述年少时与母亲惜别时情形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遂改。”[14]蒋每当开赴前线，与美龄分别时，都不免因心情沉闷，任性发怒。[15]1928年3月31日，蒋出发督师北伐当天，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此别后想念之切，更应在团聚时和悦也”，更慨叹：“征人无家庭之乐，苦哉！”

蒋、宋婚后头三年中，蒋因戎马倥偬之故，类似之“不愿与妻乐别”之一幕时常发生。1930年12月4日，蒋于日记中称：“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惨恼，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其所以然也。”12月9日，蒋又在日记中反省道：“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余不能与其尽言欢别，拂袖径行，使其不知我心中之痛苦沉闷。（二字不清）为其之故而发，而无处可为我发泄之地，故惟有对至爱之前者泄耳。”

三 “家事难言”

一般说法认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宋霭龄极力促成，而宋子文坚决反对，兄妹几乎决裂，因此蒋对宋“永留一不愉快印象，造成蒋孔接近、蒋宋龃龉的根苗”。[16]蒋之日记中不能直接证明此说之是，当然亦不能据此反驳此说之非。透过日记中前后左右相关之记述，可以看出，蒋与宋、孔两大姻亲矛盾纠葛之内情可能远较一般说法要复杂得多。

蒋早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便对宋子文心怀不满。1926年7月，蒋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兵北伐。宋子文时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负责筹措军费。7月26日，蒋在日记中为战费事，批评“子文吝刻，使人难堪”。12月26日，蒋又在日记中责备“子文狡赖，不肯负责财政，压制不能发展自如，苦痛极矣”。1927年1月初，宋子文以财政无法为由，向蒋提请辞职。蒋认为宋之辞职是一种要挟、压迫，慨叹：“办事困苦莫甚于经济相逼也”，“军事频受其影响，苦痛已极。二年以来，受其财政压迫，非言可喻”。[17]

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10月蒋下野赴日游历期间，与宋子文关系一度由疏转近。10月3日，蒋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有马温泉，拜访宋太夫人，当面请求允许与美龄的婚事。4日下午，蒋返回有马，陪岳母谈天，晚与宋子文谈国事。7日下午，蒋与子文谈时局。10日午后，子文来访，劝蒋出山。加之此时张静江、李石曾等亦来电催回，蒋虽“犹未定，而心欲回国”，“以家国如此衰落，而我独在外逍遥，甚不自安，待机不如奋斗也”。此后，蒋、宋一直往来频繁。[18]10月17日下午，子文来箱根，同蒋谈论时局，并同游芦之湖。18日上午，蒋与子文夫妻同游富士山麓河口湖。晚6时回寓后，子文来谈，当晚9时宋起程回国，蒋前往送行。10月28日，宋子文致电蒋，告知国内政情，谓汪已将蒋之函电在报端发表，借以自重，令蒋对汪之狡伪置恨不已。[19]

透过蒋日记相关记述来看，蒋在与宋美龄交往期间，与宋家大姐宋霭龄的关系尚不十分密切。[20]除了上文所引述的宋霭龄对蒋之两则劝诫外，其对蒋、宋之恋情及家庭生活的影响有限。可能由于此时蒋与宋霭龄及孔家关系尚未十分密切，而宋子文却为蒋之重新出山谋划得力，因此，蒋复职后，1928年1月旋即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1930年1月又提为行政院副院长。但是，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一个花钱，一个管钱，很快又冲突不断。1928年3月间，蒋因宋子文筹款不力，暴烈躁急，两度迁怒于宋美龄，令其忧闷不已。[21]5月28日，蒋又为“子文阴谋擅权”，暴怒难遏，伤及美龄。美龄生气而别后，蒋心中“时觉歉惶，但有黯然销魂而已”。

曾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回忆称：宋家六个孩子分成两派：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子良为一方；宋子文、宋庆龄和宋子安为另一方。[22]证诸蒋之日记，此说当可信。1929年，因中东路问题中苏关系紧张时，宋庆龄发表宣言，痛诋政府与苏绝交。宋子文则在此外交困顿之时，不别而辞，令蒋不胜痛苦。在日记中慨叹：“政府中人有权相争，有责规避，一家如此，一国亦如此，国之不亡，其有日乎？”宋美龄虽屡屡因兄之过，为蒋所迁怒，但始终站在丈夫一边。1930年7月19日，蒋在日记中称：“子文不肯筹发军费，内子苦求不允，乃指子文曰：如你果不发，则先将我房产积蓄尽交你变卖以充军费。若军费无着，战事失败，吾深知介石必殉难前方，决不肯愧立人世，负其素志。如此则我如不尽节同死，有何气节；故宁先变卖私产以充军饷，以冀胜利云。子文闻之心动，乃即发款也。”

蒋介石与宋子文之矛盾终因无法调和而致破裂。1933年10月29日，蒋介石允准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与财政部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蒋如释重负，30日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子文辞职照准，后患豫（预）防乃一关系存亡之事，十年隐患清于一旦，亦可告慰于先人也。”蒋、宋交恶，除去个性方面的差异及政治理念上之不同以外，[23]亦不可忽视其中宋霭龄之刻意经营及其对蒋所施加的影响。吴国桢回忆中提及：“在30年代初期，子文被撤掉财政部长，是孔夫人策划的，并由孔祥熙取而代之。”[24]此说当非凭空杜撰，乃事出有因。

自1929年8月，宋美龄因流产大病一场后，[25]无后之忧便成为蒋、宋婚姻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大姐宋霭龄的刻意经营下，孔之家人逐渐将蒋包围，成为其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长子经国滞俄未归一直是蒋的一块心病。1930年10月31日，宋霭龄携孔令俊、孔令伟来到奉化乡间，与蒋氏夫妇相聚。为排解蒋思子之忧，宋家大姐主动提及营救经国回国的事，令蒋非常感动，在日记中写道：“孔姊与吾妻对经儿之念念不忘，甚可感也。”[26]宋家大姐不仅忧蒋之所忧，还投其所好，对蒋本人不吝溢美之词，深得蒋之欢心。蒋在日记中记曰：“蔼姐以奉化山高土浓、树直水清，而岩险瀑激，包括我个人之性情。余亦以为然也。”[27]

孔家诸甥的陪伴与谈笑欢乐，让蒋感受到家庭生活之愉悦，谓：“大姐诸甥与子良皆甚欢乐，为自生以来所未有。余夫妇当亦甚乐。”[28]喜悦放松之心情，跃然纸上。类似之孔家大姐携诸甥陪同蒋氏夫妇游乐嬉戏的一幕，在1930年代蒋之日记中时常可见。当蒋处于政治斗争旋涡的中心，心情抑郁难解时，孔家大姐及诸甥时常陪伴其旁。[29]蒋氏夫妇生日、节庆日或返乡省亲等亲人团聚时刻，孔氏家人总是紧随其后。[30]由于宋霭龄之刻意经营，或者说因为宋子文缺少与蒋之间的亲情沟通、化解渠道，致使二者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卒至破裂，终由孔祥熙出而代之，亦乃事所必然。不过，后来蒋亦因与孔氏家人关系太过密切，为其家人贪污腐化之负面影响所累，甚而影响到其与宋美龄的关系。此乃后话，因已超越本文所探讨之范围，另待他文详论。

宋美龄会同其大姐与诸甥所精心营造之家庭氛围，“妻甥唱和”，令蒋“聊以自解”，[31]“颇有家庭之乐”。[32]蒋虽亦曾不禁感慨：“仅夫妻二人，虽无子女，亦甚乐也。”[33]但在其内心深处，对亲子之思念时刻萦绕于怀。1931年11、12月间，蒋因遭受内外攻击，准备以退为进，辞职下野。人生失意之时，思儿之切尤难置怀。11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近甚为经儿忧虑，中正不孝之罪，于此为甚，心甚不安。”12月14日，母亲诞辰前夜，蒋内心悲痛难掩，“夜梦昏沉，对母痛哭二次，醒后更悲，悔不孝罪大，国乱人孤，但有痛楚而已”。次日，蒋又记称：“经国赴俄不归，民国扶持未长，皆欲使我一旦弃去，而今日又为慈母六十八岁诞辰，呜呼，于国为不义，于党为不忠，于母为不孝，于子为不慈，能不愧怍？”

1934年8月间，蒋因对日、苏冲突及“剿共”问题思虑过切，辛勤忧劳，以致“体力甚乏，渐觉不支”，“一如伤寒后行将复元之苦痛”。[34]患病之际，蒋对两儿想念更切，“甚望其皆能继余之业也”。[35]同年9月19日，蒋与宋美龄游览江西石钟山时，触景生情，想起苏东坡《游石钟山记》中“独与迈乘小舟”之句，“不禁叹经、纬之不能随游也”。

蒋对子嗣问题忧虑之切，除人之常情外，其背后还有难言之隐，即忧虑经国、纬国二子与继母宋美龄之关系。蒋经国因1925年便赴苏留学，自然未曾与宋美龄谋面。蒋纬国则一直由养母姚冶诚抚养，从蒋的日记来看，亦从未见过宋美龄。出于对家事之担忧，1934年7月5日，蒋介石在离乡回任途中，向宋美龄提及自己死后之家事，以代“遗嘱”：“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蒋经国与蒋纬国二子“认母”之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1936年10月，蒋纬国赴德留学前夕，蒋本欲让纬国与宋美龄见面相认，但因“家中意见不洽”，令蒋“最为苦闷”。[36]最终，纬国“如期出国，不稍留恋”。蒋显然对此事耿耿于怀，在是月反省录中称：“家事难言，因爱生愁，因乐生悲，痛苦多而快乐少也。”[37]11月1日，又在日记中感慨道：“家事烦闷，多爱生苦也。”不过，让蒋感到安慰的是，是月5日，从俄国大使处得知，“经国可以回国，并言前时经国托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事，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

西安事变后，劫后余生的蒋介石终于迎来期待12年之久的父子重逢。1937年4月18日，适值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0周年纪念日，蒋经国由苏联回到杭州。蒋对父子重逢，感慨万千：“十年苦斗奋勉不知费尽多少心血，为国家为人民为祖宗为子孙节操之苦，前有吾母，今有小子，上帝不负苦心人乃如此也，可不勉乎。”但重逢之喜悦很快又为“家事烦恼”所冲淡。4月19日，蒋在杭州见过经国后，次日，“以家事烦恼，不胜抑郁沉闷，强勉由杭来沪，此身几无自由之趣，将以他人之喜怒哀乐为哀乐，可悲之至”。从蒋当年所记杂录来看，“烦恼”之根源在于宋美龄的“虚荣心”与“妒嫉心”。蒋谓：“妇女智慧愈高者，虚荣心愈大，而妒嫉心亦更高，做事且乏恒心，此妇女之所以历来不能与男子共同建国之一因乎。”[38]1940年10月蒋纬国与宋美龄之相认也同样历经波折，引发蒋、宋之间的情感危机。[39]

四 夫妻和乐同道，足以制胜一切忧患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古今中外所未有之空前危局，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五年生聚，五年教训，无声无臭，埋头干去”。[40]“从前只以豪杰自居，而不愿以圣贤自待”的他，随着岁月与经验之俱进，“今日乃以圣贤自期，而不愿以豪杰自居矣”。[41]曾几何时，在忧患的历练下，蒋已成长为国人心目中真正意义上之国家领袖。曾以“诤友”之姿态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胡适，此时公开承认：“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最有实力的人往往未必能做一国的领袖。他的资格正是钱先生说的‘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他的见解也许有错误，他的措施也许有很不能满人意的，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42]

在领袖成长的背后，“得力于内助者实非浅鲜”。[43]在接踵而至的外侮与内叛面前，蒋因精神长期高度紧张，时现拮据不安之象，“语无伦次，心如悬罄，粗急异甚，是诚忙迫无片暇之故，反致坏事也”。[44]忧患之际，“所幸夫妻和睦，爱情益贤，家庭之乐聊以自慰也”。[45]为排解蒋内心之焦虑，宋美龄时常陪蒋游历于林泉山水之间，蒋因“林泉睡眠妻旁，为之心安”。[46]每次蒋因军事空暇返沪休息时，美龄都精心准备，令蒋赞叹不已：“妻盛装整室相候，敬礼如宾，欣慰快乐”；[47]“家中布置与结构之雅洁，惟有妻能之”。[48]蒋因辛劳忧勤，身体不适时，“妻侍病护疾，忧劳异甚，其诚切实过于割肉疗疾也”。[49]蒋对宋美龄的感情因忧患之磨炼而历久弥笃，时常在日记中感叹：“妻爱至久弥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爱人惟母与妻耳”；[50]“夫妻和乐同道，足以制胜一切忧患也”；[51]“夫妇同心救国，协力救民，为人生无上之幸福”。[52]

论者有谓：1927年底，蒋、宋联姻，婚后的宋美龄广泛参与政治，涵盖了内政、外交、军事、教育和文化诸多领域，为蒋介石提供了全方位的决策动力，10年内完成了从贤内助到政治人的转变。[53]这一论断有先入为主之嫌，对宋美龄政治参与的影响力明显估计过高。时人吴国桢曾在回忆中批驳普遍的看法，即认为宋美龄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很大，对蒋介石的影响也很大。吴指出：“也许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蒋夫人对蒋有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决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1931年我给蒋介石当了3天私人秘书，我看那时的蒋已年过40岁，而蒋夫人风华正茂，她也许在一些小事上对蒋有所影响，正如一个美妻常常会对老头儿有所影响一样。蒋夫人受到指责，是因为她是宋子文的妹妹，又是孔祥熙的小姨子，这给外界人士以这样一种表象，即孔祥熙与宋子文就是因为这种关系，才得到了蒋的宠信。我不认为是这样的，以孔祥熙而言，孔夫人的影响比蒋夫人大得多。至于宋子文，虽然中国人在感情上总认为亲戚要比非亲好，但蒋夫人从来不喜欢宋子文。”吴国桢认为，宋美龄“在对外国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方面对蒋是有用的。首先蒋需要一个口译员，在非常机密的谈话中，他还能找到比自己妻子更可靠的口译员？其次，他认为蒋夫人能比他更好地对付美国人。除此之外，我并不认为她有多大影响，特别是在蒋决心将台湾的权力交给他儿子之后。这也很可能因为夫人已年过60了，她的影响真可谓是太小了。”[54]

证诸蒋之日记，吴国桢的观察大体无误。婚后第一个10年时期，蒋介石笔下的宋美龄多出现在私领域中，陪同其同消遣娱乐，消愁解忧，为其护病保身，无微不至。此一时期，宋美龄虽有立法委员、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等公职，但蒋在日记中对其在公领域的关注非常有限。1928年10月31日，蒋获知宋美龄当选为立法委员后，“于心喜而不安”。蒋认为宋美龄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表现可圈可点，于1936年2月8日在日记中称赞其“勤奋可感，会务为之一振，空军必有长足进步也”。10月13日，又记称：“晚因妻病甚忧，而彼对空军之整理不愿因病稍缓，爱国心切，实此罕见，惟鉴上帝护佑，祝其痊愈也。”

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蒋、宋之家庭生活亦不例外。因个性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姻亲之间的矛盾，与子嗣问题的困扰，蒋、宋婚后第一个10年，既有爱情与矛盾的交织缠绕，同时亦因忧患之历练而不断成长。

[1] 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 《蒋介石日记》，1925年6月5日。

[3] 《蒋介石日记》，1927年9月23日。

[4]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1日。

[5]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日。

[6] 《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2日。

[7] 《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3日。

[8] 《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8日。

[9] 《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0日。

[10] 《蒋介石日记》，1928年4月12日。

[11] 《蒋介石日记》，1950年2月23日。笔者在蒋1931年2月20、21日所撰之两份回忆录中找到有关李子青之蛛丝马迹。回忆录之一中提及，蒋于1914年在上海策划反袁起义时，因王金发的告发，险些被铺。蒋一般每晚都要去张静江家赌博，恰巧当晚，“当时忽想往访子青，故未别而出”，蒋因此躲过一劫。回忆录之二中提到：1916年蒋处理完陈英士的丧事后，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之参谋长，但不久后即辞职。蒋“辞后即到北京，思欲一见之子青，而终不可得”。

[12] 《蒋介石日记》，1928年1月14日。

[13]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0日。

[14] 《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4日。

[15] 《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29日。

[16] 谭光：《我所知道的孔祥熙》，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3～4页。谭光，曾任孔祥熙秘书，中央银行秘书处秘书。另参见裴斐、韦慕庭访问整理《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吴修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5页。以下简称《吴国桢口述回忆》。

[17] 《蒋介石日记》，1927年1月4、5日。

[18] 据蒋之日记记载：10月11日正午，蒋到神户与子文谈天；13日上午，蒋致电子文；15日，蒋又致电子文。

[19] 《蒋介石日记》，1927年10月28日。

[20] 据日记所述，蒋于1926年6、7月间，对美龄产生爱慕之情。6月30日，蒋介石前去拜访宋家大姐霭龄及三妹美龄。7月2日，蒋得知美龄即将回沪后，“心甚依依”。此后，因家室问题尚未妥决，及致力于北伐战事，蒋、宋关系没有继续发展。直至1927年3月21日，蒋又旧情重燃，开始“思念美妹不已”。5月28日，又记：“终日想念默林（美龄）不置也。”30日，又称：“终日想念默林。”6月11日凌晨3时，蒋到沪看望美龄，然后乘车赴杭。第二天，蒋于晚上9时返抵上海后，与美龄谈至午夜，方依依惜别。此后，蒋、宋恋情渐入佳境。

[21] 《蒋介石日记》，1928年3月23、27、28日。

[22]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41页。

[23] 蒋曾在日记中批评宋子文之“跋扈，比任何人为甚，惟有忍乃能有济也”，（1933年1月11日）又谓：“子文年少气盛，四年来误党误国之政策，尚不知觉悟，而仍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余负其责。蒙亡国失土之罪，而彼仍一意经行，以余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把持财政，以辞职相要挟，本晚忍无可忍，为之痛责，而彼犹不自悟也，可叹。”（1933年9月5日）蒋反对宋子文所坚持之欧美路线，认为：“国家积弱至极，如再用猛补，则反速其亡，子文与欧美派之行动，径行直前，不顾国家之存亡，与革命成败之理，危莫甚也。”（1933年7月28日）。

[2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41页。

[25] 1929年8月25日，蒋在日记中称：“在家陪妻养病。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1935年8月21日，陈诚在致其妻家书中提及美龄再次小产，云：“委座赴京，夫人同行否？以其望小孩之切，此次又小产，实可惜。然无小孩亦有好处，不然决不能如此自由行动。”见《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第336页。

[26] 《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1日。

[27] 《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7日。

[2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1月5日。

[29] 1931年3月8日，蒋因扣留胡汉民引发政坛轩然大波，内心焦虑紧张之际，在日记中记称：“下午与大姊三妹诸甥、哲生等在陵园管理会屋后野餐，自行烹调乐也”，“近日郁积之气，为之一伸”。

[30] 1931年3月30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陪妻游览郊外，以祝其今日为旧历三十三岁之诞辰也。惟我夫妻与仪甥知之，不使外人闻知，以此自测我夫妻德业之进退，事业不足奇，德业乃为可贵也。”

[31] 《蒋介石日记》，1932年10月14日。

[32]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3日。

[33]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6日。

[34] 《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11、12日。

[35] 《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15日。

[36] 《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17日“本周反省录”。

[37] 《蒋介石日记》，1936年10月“本月反省录”。

[38] 《蒋介石日记》，1937年4月26日“杂录”。

[39] 详见杨天石《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499～508页。

[40] 《蒋介石日记》，1933年5月19日。

[41] 《蒋介石日记》，1936年11月10日。

[42] 胡适：《政治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第7页。

[43] 《蒋介石日记》，1933年12月1日。

[44] 《蒋介石日记》，1932年11月11日。

[45] 《蒋介石日记》，1933年12月31日。

[46] 《蒋介石日记》，1932年8月21日。

[47] 《蒋介石日记》，1932年12月24日。

[48] 《蒋介石日记》，1934年1月31日。

[49] 《蒋介石日记》，1934年8月15日。

[50] 《蒋介石日记》，1934年5月6日。

[51] 《蒋介石日记》，1935年4月25日。

[52] 《蒋介石日记》，1936年3月29日。

[53] 刘大禹：《宋美龄的政治参与对蒋介石个人集权之影响（1928～1937）》，《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2卷第2期，2009年3月。

[54] 《吴国桢口述回忆》，第248页。

蒋中正的爱与恨

邵铭煌[1]

在蒋中正感情世界里，依可靠的记载有四个女性伴侣，即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宋美龄。毛福梅是发妻，元配夫人。姚冶诚是妾妇，如夫人。陈洁如是良伴，也算是如夫人。宋美龄是明媒正娶，最后的蒋夫人。她们都陪伴蒋中正过一段生活，然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有轻重高下之别，也有爱恨情仇的不同际遇。

1992年，《陈洁如回忆录》在台北问世，号称将会改写中国现代史。2006年，《蒋中正日记》在美国胡佛研究所公开，掀起一波争睹的热潮。二者确实引起各方对蒋私密生活习性的好奇与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似未有颠覆性的改变。但是作为史料，仍然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而且，互相对照佐证，有助于史实真相的还原。

关于蒋中正的感情，过去已有学者专文论述：王舜祁、胡元福的《蒋介石的四房妻室》，陈进金教授的《从〈爱记〉看蒋宋情爱》，习贤德教授的《蒋介石早年日记中的感情世界（1917～1931）》，林桶法教授的《从蒋介石日记探讨战后蒋宋关系与关键的选择》。这些书或参考蒋日记摘抄，或利用“国史馆”典藏的《爱记》，或参阅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日记。摘钞、《爱记》都源自日记。陈进金、林桶法两教授论文强调不同时期的蒋、宋婚姻关系。彼此的探究各有旨趣，很有见地，却一致地呈现了生活化与人性化的蒋中正。本文愿追随专家学者之后，野人献曝一番。仅以两天时间草就此文，疏失不周之处，尚请各位学者指正。

一 一张照片暗藏玄机

《陈洁如回忆录》开宗明义说：

我正要出发作战，请你不要哭泣，否则会给我带来霉运。介石握着我的双手，脸上露出一副爱怜之情，这样向我说：“请你拿这张照片去加印二十份，等收到我的电报后，就带到韶关来。这张照片对于我们的革命工作将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所以务必将底片留在自己的手上……”

当时我俩刚同大家照过团体相片后，站在黄沙车站的月台上，介石盯着我的双眼，似想看看他所讲的话对我有何影响。但是我却为这次的别离太难过了，只能哽咽着勉强对他说：“我会照你所有的指示去做，我祈求菩萨一路保佑你。我将急切的等你来电报。”

哪一张照片对于他们的革命工作将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原来是民国15年7月27日，蒋中正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从广州黄沙车站出发，督师北伐。张静江、吴稚晖等同志齐集车站送别，于出发前留下的合影。照片中，蒋总司令立于中间左侧，全体人员就以他的笑容特别灿烂。陈洁如，同志眼中的蒋夫人，站在蒋的右侧，表情略带感伤。

为何只见蒋喜形于色？难道是因为今日从这里他就要展开一段重要的政治旅程，而且有亲密爱人送别的缘故，还是在照片背后，另有玄机？事实确是如此，他对宋美龄的爱慕，同时也在暗中悄悄地萌长。根据蒋中正民国15年（1926）6月30日日记载：“中午，往访宋氏大三姊妹。”大三姊妹即为宋霭龄与宋美龄。7月2日日记又载：“上午，往访美龄。下午，美龄将回沪，心甚依依。”可以窥见蒋已对宋美龄心生好感，而陈洁如当然还被蒙在鼓里。

蒋中正与宋美龄认识已经5年了。[2]民国11年（1922）12月初，宋子文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举办小区基督教晚会，蒋、宋都参加，二人首次谋面。[3]虽然蒋后来说：“余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但仅止于心理上的倾慕。从目前可靠史料来看，蒋实际展开追求宋美龄行动，是在民国15年（1926）北伐前后。盖因宋美龄的身世与学养不凡，斯时蒋也已取得相当政治地位。是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蒋乃致电宋庆龄，邀请三姐妹一同到江西南昌叙谈，电文谓：“广州宋部长勋鉴：转孙夫人玉鉴：江西克复，东南可平，先生在天之灵，可以告慰大半矣。夫人如驾来，请由海道为便，到沪时，中再派专员巡迓，并请孔夫人与三妹同来一叙为盼。中正叩，庚午。”

随着北伐军事进展，一位新蒋夫人逐渐浮现，而另一位蒋夫人则在消退之中。

二 罗家伦透露蒋中正与陈洁如秘辛

蒋中正曾为陈洁如事与母亲顶撞，且一度怀疑陈洁如在上海另结新欢，甘冒不孝之罪与醋意足以显示他对陈的爱恋之情。

罗家伦看过蒋中正民国13年（1924）和14年（1925）两年的日记。当时蒋有意付印，所以拿出来与罗家伦商量。[4]罗认为蒋的日记“确是很诚实，有许多自己写自己的话”。他就举蒋和陈洁如的事为例说明，如日记记载：“昨夜与洁如纠缠”，罗很含蓄地解说是：“大约是他的性感问题（原文如此）的记载。”罗又指出，蒋还有许多疑心陈洁如对他不忠实的话。

罗家伦所述是真有其事。2006年胡佛研究所首批开放蒋中正民国16年（1927）至20年（1931）的日记，之前本人曾奉命利用农历春节到该所检视日记。因受《陈洁如回忆录》的影响，在好奇心驱使下，特别留意日记中有关陈洁如的记事。浏览之余，随手抄录几则，可资为印证罗家伦所言之不虚。

下午，回部（黄埔司令部），终日与洁如作玩。[5]

昨夜又与洁如缠扰。英雄气短，自古皆然。[6]

早醒，与洁如缠扰，七时后起床办公。[7]

可是，蒋也有节制的时候，如：“以后两星期内，戒与洁如交媾，保重病体。”[8]

关于蒋中正与陈洁如关系起自何时，《陈洁如回忆录》斩钉截铁地说是民国8年（1919）暑期。但是翻阅蒋当年日记，并无只字记载“洁如”，续查民国9年日记，也一无发现。以当时蒋毫不掩饰记录涉足花丛“逐色”的坦然态度，以及嫌恶“妓女”爱钱无情的深沉省思，对天真无邪的少女新欢陈洁如不至于未置一词。或许是陈洁如后来刻意杜造，藉以拉长与蒋的情缘，亦不令人意外。莫非陈洁如除了乳名“阿凤”之外，另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名号，而在蒋日记中以密码形式存在？不过，蒋日记里以“洁如”名字出现，首见于民国11年11月27日的记载：“下午，访洁如。”当时蒋人在上海，数日后赴宁波，探视姚冶诚与纬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记道：“抵申，回大东旅社。晚，洁如来陪。”其后出现“洁如”频率与日俱增，如：“由上海出帆，十时，洁如送我。”[9]“披阅洁如笺，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10]“复洁如函。”[11]“十一时到沪，洁如弟来陪。”[12]“下午与静江商交易所事。晚，洁如来陪。”[13]“晚，洁如来陪。”[14]“晚，洁如来陪。”[15]“晚，洁如来陪。”[16]“静江问洁如之病，复接洁如函，知其病已痊，心稍安。”[17]“八时到沪。下午，洁弟来谈，十时后回大东睡。”[18]“今日在大东旅馆与洁如弟谈天。”[19]“下午，预备回甬（宁波）。晚与洁如、经儿乘车闘（兜）风。”[20]

民国12年（1923）8月，蒋中正奉派赴苏俄访问，自上海起程，陈洁如送行。是月16日记载：“正午，两儿及果、、甘三侄、洁如，皆在大东送行。一时由大东出发，一时十五分登榊丸，二时启碇。”蒋访俄回国，入宿大东旅馆，12月15日日记载：“上午七时，船入吴淞口，九时着岸登陆。回室，洁弟犹未起也，与之同睡。”由蒋在民国12年日记关于陈洁如的记事，两人在上海并未同住一处。蒋独居大东旅馆。

从蒋日记的直接记载以观，他与陈洁如关系，在民国11年12月已经明朗化。当然，这并不能据以作为他们两人交情之始。民国10年就有接触和交往，应为较合理的推测。《陈洁如回忆录》记载：她与蒋于民国10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举行半西式半中式的婚礼。蒋送她一台柯达照相机，她送蒋一只Waltham牌金质怀表。[21]结婚是人生大事，才15岁的陈洁如必然没齿难忘。很遗憾的，蒋日记却了无记录。谓蒋故意隐瞒，显然不符合他的习性。何况当时蒋正在溪口忙于张罗母亲墓葬之事，不可能违反礼俗举行另一场婚礼。只要查对蒋当天日记记载：“晚，辑先妣哀思录。”[22]真相便见分晓，上海结婚之语，纯为陈洁如故弄玄虚，故意塑造她与蒋拥有实质的夫妻关系，甚至有意藉此贬损蒋的道德形象。拿日记对照民国16年（1927）9月蒋在上海报纸刊登的启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它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蒋的说法可信度较大。

结婚一事有待商榷，但蒋中正与陈洁如在民国10年滋生爱苗，是可以接受的论点。如上所述，蒋日记中称“洁如”，固首见于民国11年11月27日，其实在此之前，陈洁如已走进蒋的生活。她是以本名“璐”出现在日记中。最早提到“璐”的，是9月9日的记载：“下午，发纬儿谕，惠寄璐妹书。”[23]其次为11月17日的记载：“下午筹办丧事。给讯璐妹。”[24]由于服丧期间，蒋对她仅止于通讯，不敢逾越。不过，等到母棺于23日下葬后几天，蒋即与亲戚商议和毛福梅离异事，似乎有意讨好陈洁如。12月13日上午，蒋到上海，投宿大东旅社。“晚，璐妹迎侍。”[25]迎侍之语，耐人寻味，可能是他们发生亲密关系的开始。此后，两人交往频繁，感情日益密切。民国11年日记有关记事明显增多，可以为证。这一年，蒋中正常在粤、桂，襄助孙中山北伐，不时通信，蒋还特地照相寄给“璐妹”，表达思念。[26]蒋到上海，二人约会、出游、观剧，如胶似漆。6月，陈炯明叛变之际，蒋中正奉孙中山电报催促，尚置身上海，曾记道：“晚，与璐妹并坐汽车，游览夜景，以粤难无法解救，聊以写我忧耳。”[27]次日（6月25日）毅然南下广州护驾。8月，蒋随护孙中山到上海后，与“璐妹”往来更切，有时夜宿璐妹家，甚至“日夕，访璐妹三次”。[28]两人私会，都在旅社，可以想见关系非比寻常。人在宁波的姚氏得知消息，嫉态时现，让蒋不乐。

蒋为陈璐另取“洁如”昵称，亦在此时。民国12年的日记，再无“璐妹”称呼。洁如，以新的名号，丰富蒋中正的军旅生活，成为无法抹除的标记。蒋一生最足以表现恒心的，不外写日记，自民国4年（1915）至1972年，除非生病，几乎每天记日记，总共55册。其中民国13年日记，罗家伦曾经看过，但如今尚不知流落何方。蒋后来指称系被中共偷取，谓：“回寓检阅十五年以前旧日记，弥足珍贵。惜十三年日记为共匪偷取，故不能全备为憾也。”[29]这一年，蒋日记如何记载与陈洁如互动，也就无从了解。但从年初蒋写给促成他与陈洁如结缘的张静江一封信，透露蒋、陈二人感情出现裂痕。是年1月16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蒋偕姚氏及纬国到广州。“蒋夫人”陈洁如在上海知情，甚感不税，向蒋表达要断绝关系。蒋次日即赶紧发信叩请张静江出面调解转寰。信谓：

今接璐君函，以纬国、冶诚来粤，彼即不与吾相见，并作永远之辞。未知如何？现尚在沪否？其意究竟如何？请电复。[30]

三角纠纷，棘手难解。蒋深知单靠书信，缓不济急。2月21日，突上呈孙总理与中央执行委员会，请辞筹办黄埔军校职务，并即赴上海。表面上理由是财政经费问题，事实上有难言之隐。回到上海，处理感情危机，未尝不是他辞职的考虑之一。为此，孙中山于2月29日致电上海执行部，转蒋中正，催其回粤复职。一时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同志纷纷驰电催驾。及财经问题获得解决，4月21日，蒋偕陈洁如抵黄埔军校视事。

相处日久，龉龃必生。两人关系，到了民国14年（1925）发生变化，可说爱恨交加。摘录蒋日记有关记事如下。

4月18日，他6时前起床，往码头迎接陈洁如，未到，不胜懊丧。次日，6时起床，又往接洁如，同回黄埔司令部。二人虽有床笫之欢，可是蒋对陈洁如在上海的行事起了疑心。4月20日，记载：“探测洁如心理与其在沪行动。”4月21日，记载：“六时到校办公，接洁如自白函，心稍安。”4月26日，记道：“下午，携洁如赴汕船次，为情魔缠绊，怜耶，恼也，殆无已时。”[31]28日，记道：“既不能舍之，又不肯谅之，大丈夫之于一女子，何情痴乃尔乎？”5月5日，记载：“近日与洁如不睦。”22日记道：“昨夜又与洁如吵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乃至于此。”25日，记道：“又与洁如赌气，不能安眠。”显然，陈的自白并没有让蒋完全释怀。次日，二人相偕乘车游行。

到了6月，蒋的醋意仍纠结不开。6月5日，记道：“疑心太重，终不放心洁如在沪。恨之又爱之，怜之又痛之也。奈何。”6月15日，“又为洁如事犹豫不能决。特令纬国母子来粤”。次日，记称：“为洁如事呆思许久，男女关系令人之不能解决，如此诚不知其所为也。”蒋要如何解决与陈洁如的事，并未明说，但心里十分困扰。他身在广州，心挂念上海，等候陈洁如来会，更形焦躁难安。如6月23日记道：“今日暴戾过甚。闻洁如须月初方到，心更着闷也。”26日记道：“今日恐洁如在港不能来省，思虑半日，望如云霓也。”6月28日，心情尤其复杂，记称：“想起洁如前事，痛恨不堪，几乎晕倒。今日以洁如未到，暴戾不堪。不能耐忍至此，如何作事。”

陈洁如在上海是否出轨，必定有人向蒋提供讯息，疑心既起，便难以平抚。8月1日，蒋日记记载：“与洁如纠葛，不胜愤闷。”13日记称：“七时回部，洁如未回，心又躁急矣。”经过数个月纷扰，蒋心绪始见平和，8月15日记道：“上午早起，发气。近日性质燥急，怪僻已极。洁如耐性侍候，毫无嫌恶之心，亦可恕其过去之事矣。”这一期间，蒋中正督师东征军次，兵戎缠身，心情难免愁闷，而对正值豆蔻年华的陈洁如，独留十里洋场的上海，放心不下，乃人之常情。但是，心结已成，阴影难除。

除了怀疑陈洁如不忠之外，后来蒋对她的生活态度及治家无方，亦颇有怨言。民国15年（1926）北伐前后，蒋不惜笔墨在日记中写下内心的不满。6月20日，记载：“洁如不知治家之道，完全如一小孩时，不如吾意也。”7月10日，记道：“今日见洁如治家无方，毫无教育，观之不胜沉闷。”30日，记称：“七时后起床，以洁如无了，心甚懊闷，致函规之读书、治家。”而这一天就是在7月27日黄沙车站送别后的第三天，蒋还致书张静江，坦白指称对陈洁如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的不满，请张嘱她：“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何？”[32]可见蒋已在暗中盘算如何安排陈氏的后路。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来信，“知其迁租七十二元大屋，不胜愤恨。招摇败名，年少妇女不得放纵也”。随着他对陈洁如感到心烦不耐程度增强，间接也反映转向宋美龄示好。从他已对宋美龄悄然示意的举动，即可理解其中变化的因由。

三 置“悍妾”姚冶诚 蒋悔恨不已

蒋与姚冶诚关系势同水火，由侍妾变为“悍妾”。在陈洁如之前，姚氏是蒋的良伴。蒋中正纳妾，意在服侍。如民国7年9月7日日记记载：“午后四时，以寂寞，乃接纬国母子来，乘船游玩，聊解寂寞。午后三时，纬国母子上岸，告别。”次年6月，曾经带她与纬国同赴厦门鼓浪屿，投住台人林祖密豪邸“宫保第”3个多月，打麻将、游览风景，十分惬意。

他们的关系，至民国8年10月，因姚氏好赌，蒋开始感到不耐。如10月18日日记记载：“冶诚等博奕不休，怅甚，恼甚。”10月21日记载：“上午，往事务所……下午……往访季陶。姚妾之无礼，实为可恶，怨恨不堪。”蒋的日记，民国9年1月分明有些破损，多处空白而不易明白文意。据称1月1日，蒋早晨未起床时，瞟见楼下灯火尚明，甚恨姚氏不知治家，痛骂一场，不禁感叹：“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33]姚氏迷赌，与她出身青楼不无关系。因赌生恨，蒋有意要了结与姚氏关系。3月21日日记，记道：“今日以冶诚作梗，贪横不堪，心甚愤恨、暴躁、抑郁、疑虑、怨恨。”但姚氏可能以提出苛刻条件来反制，让蒋无法接受，使他恼火。

蒋更不能忍受的是，连他生病时，她都不加闻问。5月16日日记记称：“近日以冶诚好赌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谬，行动冷淡，见之愤恨难堪，故心甚不定。出外觅屋，又无相当之处，牢骚甚矣。乃迁至一品香暂住。”

5月20日，蒋感染伤寒，发高烧至39度，由一品香迁入“筱崎医院”疗养。22日，姚氏探病，蒋怒气未消，在23日日记记道：

见之愤恨，病状反重。余特令其回寓，不欲其侍候也。不料，彼竟吞生亚片，以为恫吓，几乎伤命。呜呼，妒妇悍妾之险恶阴狠，一至于此，固由社会习惯所致，是亦余命焉乎？罪过深重，卒遭此逆境，懊恼不及矣。

蒋甚至考虑要了断两人关系，但又顾念纬国的养育问题，进退两难。5月31日日记表露他的心境，谓：“处置冶诚事，离合两难，再三踌躇，卒无良法，乃决以暂留分住，以观其变。如果脱离，一则纬儿无人养育，恐其常起思母之心，令人难堪。一则恐其终不能离也。”蒋颇费思量，党内同志张静江、戴季陶、居觉生亦来共商，依然无解。6月15日，记道：“往访静江。又为冶诚事烦恼不堪。余于此事，殊觉自惭，竟至一无决心。为其逼迫污辱至此，是岂以儿女情长之言可以自恕乎。”次日，蒋母到他下榻的大东旅社，谈及姚氏，称：“举动之凶狠，殊令发指。”自认如再不决心断绝关系，“是诚冷血之流”。中午，他到张静江家中用餐，“为冶诚事，讨气受辱，实难为怀也。”下午，“又为冶诚事，闷想半天”。当晚，外出逐色。

6月22日，蒋母疟疾复发，寒热大作，他感到心慌，自承不孝之大罪，甚且责怪于纳妾，他说：“为始不慎，置此悍妾，竟致母亲动气担忧，病重如此，可不悔恨乎。”蒋侍母病之间，姚氏又来讨气，日记称：“彼妇凶悍，忍（应为任之误）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心恨我置妾之罪大矣。悔恨何其有极。冶诚去后，忧愁愤闷，抑郁牢骚，自出世以来，未有如此之甚也。痛苦极矣。”当晚，又外出逐色。

蒋对姚氏的嫌恶，到民国10年仍未消除。是年5月3日，日记记载：“六时起床，冶诚嫌恶之态复发。其心思之狠，口舌之毒，令人愤恨不堪。上午痛训，犹不足泄我愤忿也。”尽管蒋愤愤不平，但为了纬国的养育，还是强忍下来，没有和姚氏分手。

四 蒋为与发妻离异顶撞母亲

如前述，蒋中正与陈洁如关系开始于民国10年，较为可信。这一年4月间，蒋为与发妻毛福梅离异事与母亲发生争执。这对于讲究孝道的蒋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举动。据推断，与陈洁如走入蒋的生活脱不了关系。是年4月3日，蒋日记记载如下：

经国母子不遵教回家，见其母之人影足音，刺激暴发，嫌恶之情不可制止。而又惜爱其子，不准教训，与我为难，痛恨之心，无以复加。逼我争斗，竟与我对打。此恨终身不能忘却，决计离婚，以免痛苦。殴打之后，自伤元气，诚自寻苦痛，犯不着也。当日即令妻妾大小儿子均出去，以清家规。为此终身怨恨母亲，亦无所惜也。

次日，蒋即亲书千余言长信，致毛氏胞兄毛懋卿，专诉退婚理由。听说毛氏尚未出门，“急极，对母亲又发牢骚不敬之语”、“时出生死不慎之言，以对母亲，虽非此不能决母亲准我离婚之心”。不过，蒋也自知：“然而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实无以舍罪也。”反省之余，立誓：“以后对母亲及家庭之间，总须不出恶言。无论对外对内，愤极怒甚之时，不动手殴人。此誓终身守之，冀免昨日不孝之罪也。”及6月间，母亲王采玉病重，腹痛、喘急更甚。蒋深自悔过，谓：“呜呼，为何而害我母之病，一至于此。罪恶重大，不孝之过，上通于天。迄今后悔不及矣。”[34]由于母亲袒护，蒋再嫌恶毛氏，离婚之事一时未成定局。

蒋中正明知与毛氏婚姻，完全是母亲主意安排，为何在此时提出离婚要求？难道只是如他致毛懋卿信所称的两个目的：第一，在使扫除痛苦，以求精神上的幸福；第二，在使解放婢妾，免为终身堕落之人。[35]对蒋而言，与毛氏不能生活固为事实，但追求个人幸福才是积极目的。陈洁如身影已经介入蒋的生活，而使他的情绪处于暴烈不安的状态。两人感情的发展，当在蒋母于6月病逝之后。蒋母病逝后3个月，同年9月，陈洁如父亲去世。《陈洁如回忆录》谓蒋穿孝服（当时正守母丧）前往吊祭致哀，真挚的表现感动了陈洁如。她说：“既然他此来对我亲爱的父亲执礼，于是我从前对他所怀有的愤恨也就骤然消失了。”[36]陈洁如对蒋有何愤恨，不得而知。但如上述，蒋于9月9日写信给“璐妹”，会是慰唁她的父丧？

岁月流逝，蒋中正忆往，常会在日记中自曝陈年旧事的究竟。约半个世纪后，他还不忘透露与发妻毛氏不睦的根由，“并非本身间相互问题，乃是因早婚恶习”。[37]他自承年少不拘，因常被毛氏兄长懋卿轻视，讥刺为败家子、无出息之流，而造成夫妻间恶感。蒋受毛懋卿的气，始终无法释怀，日记中又次提及：“当十六岁，元宵领导溪口花灯队至岩头作戏，妻兄懋卿认以为耻，且比我为败家子。余难忍受，因此与毛氏一生不和也。因此，须知后生可畏，对少年人不应侮辱也。”[38]但毛氏及岳父母则甚爱他，想起当年，引为终身遗憾。由此推知，蒋对毛氏心存歉疚，只怪罪于妻舅毛懋卿。然为毛氏忤逆母亲的不孝所为，直到晚年，依旧“不堪回首，未知何日能报达亲恩，以湔雪罪孽与耻辱。”[39]

五 宋美龄是蒋中正的最爱

民国16年（1927）12月1日下午4点，蒋中正与宋美龄在上海戈登路“大华饭店”举行世纪婚礼，到贺观礼来宾千余人，民众争睹于道，极一时之盛。英法租界当局抽派警卫，加强防护。经过蒋半年追求，两人终成眷属。蒋把这一段过程，清楚地记录在日记里：3月间的“想念美妹不已”，5月间的“终日想念美妹不置”，6月间在上海“与三弟谈至半夜”，7月初与宋美龄游览乡间在小饭馆进餐的“殊觉别有风味也”，9月下旬与宋美龄密谈时的“情绪绵绵，相怜相爱，惟此稍得人生之乐也”，以及蒋订婚后写下的感想：“人生之乐，以定婚时为最也。”蒋宋婚姻最后的决定者，是宋母倪桂珍。10月初，蒋中正由宋子文陪同前往日本“有马温泉”，拜访养病中的宋母。在日本，蒋致电宋美龄，谓：“近日无论昼夜，心目中但有三弟，别无所思矣。”蒋中正一天连三次趋访。蒋中正日记说：“见外姑，状甚愉快，惟目注视，未免令人惭愧。”宋母面允与他宋美龄婚事。蒋本来打算在日本结婚的，为宋母所阻，而颇感怅惘。蒋并没有说明想在日本举行婚礼的理由，难道是有意媲美12年前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

蒋宋结婚特别之处，不在婚礼豪华，而是蒋写下《我们的今日》专文，为结婚志念。有论者批评他们是一场政治婚姻，是权势与财力的结合。所谓政治婚姻，从这篇专文来看，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蒋在文中向国人宣告：

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

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

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

余二人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

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40]

度过一个月蜜月期，宋美龄劝勉蒋要以国事为重，赴京不可再缓。民国17年（1928）1月1日，蒋日记载：“结婚以来，每言辄以党国为重，德业为要。如此情爱，弥可敬也。”1月20日日记载：“三妹时时勉我以勤劳国事，更以余心惭感交集。”蒋于4日到南京，复总司令职，筹划二次北伐。蒋督师北伐期间，蒋夫人经常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与鼓舞。民国18年（1929）12月1日，结婚两周年纪念日，蒋在日记记曰：“结婚二年，北伐完成，西北叛将溃退潼关。吾妻内助之力，实居其半也。”可说是实践了蒋在结婚时写下的《我们的今日》的誓言与许诺。蒋夫人扮演贤内助角色，在往后的日子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恰如其分，在社会救济、妇女工作、航空发展、国民外交等各方面，表现出色。

民国19年（1930）12月9日，日记载：“当今之世，诚意爱辅我者，惟妻一人。”民国20年（1931）10月8日，九一八事变后，蒋夫人表示谋为国共同牺牲的决心，蒋日记记道：“吾人既有共同决心，倭寇虽凶，无足为患。”民国22年（1933）12月1日，结婚六周年，日记记道：“今日为余俩结婚六年纪念日，于此六年间，艰难辛苦，险阻困顿，得力于内助者，实非浅鲜。”民国26年（1937）1月24日，西安事变之后，蒋在溪口休养，是日日记记道：“妻之于夫，不惜牺牲其本身之一切，以保全余之身心为惟一目的，殊为可感。”2月9日日记说：“妻之爱夫，可谓无微不至矣。”蒋宋恩爱之情，在蒋日记中随处可见。其他的蒋夫人，可没有如此待遇。民国23年12月3日，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后第二日，蒋日记记道：“爱是不望报酬，此纯洁至诚之爱也，勉之。”

体贴，是宋美龄感动蒋中正的一个要素。民国23年（1934）1月31日，日记记载：“寓中布置之雅洁，惟吾妻能之。”2月23日，蒋人在南昌，伤风感冒，数日未痊，日记记道：“吾妻护我病，保我身，无刻不在心，无事不入微。诚贤良夫人也。”5月6日，又记道：“妻爱至久弥笃。其诚笃精神，实世无其匹。一生得爱，除母亲外，惟吾妻耳。”

体贴反映在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上最为可贵。蒋中正有过四段情缘，只与元配毛福梅生育一子经国，自然关爱备至。他奔走革命之际，除延名师教导之外，也不忘时时督课写字、学英文、求学要诀与为人之道，后来安排到上海学习新知。民国14年10月，经国在国共合作之气氛下，远赴苏俄留学。不意两年后，在北伐过程中国共关系恶化，国民党中止联俄容共政策。北伐军事完成后，复因苏俄侵华阴谋揭露，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政治情势变化使身处苏俄的经国，举目无亲，度过一段人质与劳动的悲苦岁月，直到民国26年4月才返国。自从经国负笈异域后，父子间偶有书信往还。蒋思念爱子亲情，不曾间断，在日记中常不经意透露出来。如民国15年6月13日，与张人杰等人谈党事时，接到经国自苏联来函，看后喜其大有进步，交给宾客传阅。次年2月1日，为旧历年除夕，蒋写信给经国、纬国，说：“不胜想念之至。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不知我二子亦如是否？”民国17年7月9日，蒋见冯玉祥之子洪国方自苏联归，欣喜之余，想念经国，记道：“闻经儿已入列宁堡军事政治大学，甚能用功。今日见冯公子，如见我经儿也。”民国20年11月28日，记称：“迩来甚念经儿。中正不孝之罪，于此增重，心甚不安。”

宋美龄深知蒋爱子心切的心事，常提及营救蒋经国回国事。民国19年10月31日，蒋日记记道：“余为国何能顾家，惟无以对先慈爱孙之心耳，虽然，排除赤化，保障国本，亦足以慰先慈于地下矣，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11月1日，孔祥熙夫人宋霭龄到武岭，与蒋夫人一再劝蒋营救经国。蒋甚感动，日记记道：“孔姐与妻念念不忘经儿，其情至矣。吾重违其情，惟以不宜操切也。”

九一八事变前后，蒋经国有一次很好机会可以回国，只要蒋顾念私情。当时发生一件共产国际分子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被捕判刑入狱，引起各方关注，奔走营救，造成所谓“牛兰事件”。牛兰夫妇在上海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利用租界区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交付各种任务。民国20年6月，牛兰夫妇及家人以共产党嫌疑罪名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此一事件，引起舆论广泛注意。国民党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要求引渡。8月9日，牛兰夫妇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移解南京后，绝食抗议。自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宋庆龄于牛兰夫妇被捕后一个月，回国奔母丧，8月13日到达上海，展开营救行动。她于12月到南京，面见蒋，提出以遣返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蒋坚拒，在12月16日日记中记道：“孙夫人欲释放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区区之后嗣，岂余所怀耶。”宋积极奔走，仍无结果。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扰乱治安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

蒋中正严拒以蒋经国回国为交换条件，也做爱子将被杀害的最坏打算，但望子归乡的心情，一日或已。后来因为日本侵略威胁，中苏关系显露和缓契机，蒋循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国。民国23年8月15日，日记载：“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皆能继余业也。”9月2日，日记谓：“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终于促成蒋经国回国的是驻苏大使蒋廷黻。他在民国25年10月上任，行前蒋约见他，想必交付交涉蒋经国回国的使命。据蒋廷黻大使回忆说：赴莫斯科就任前，蒋夫人曾告诉他说，委员长希望滞留在俄国的长公子经国能够回国。[41]由此可知，蒋经国回国，是经由外交管道交涉的，蒋夫人亦居其功。

“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这是蒋中正于西安事变期间，12月20日立下的对蒋经国、蒋纬国遗嘱，并训示二子：“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蒋心中以宋美龄为至爱，这不是首次表白。两年前，他就已有这样的信念。民国23年7月5日，蒋与夫人回溪口扫墓后，返南京途中，在舰上谈及家事，便笔记谓：“如余死后，家事约记如下，以代遗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霞洞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四、农民银行之资本金与公记户存款，皆为国家公款，本为发展航空之用。余死后，若能，仍为建设空军更好，否则，当分作遗族、武岭、政治三学校基金各一百万元之外，其余应并入中央银行，作为农村复兴永久之基金。家庭私人不得参加干与其事也。”

蒋中正夫妇死后想同葬于紫金山山腹，乃对孙中山总理忠诚不渝的表现。人的心境会随着时空流转而改变。抗战胜利后，民国36年4月初，蒋偕夫人回溪口访视，对身后事又有新的决定。4月12日，蒋日记载：“此次返乡，夫人对家乡发生兴趣。时觉此乃其故乡。闻之殊慰。愿吾夫妻将来终老于此，生则同乐，死则同穴。若果国葬而不能同穴，则吾夫妻皆不愿国葬。而且葬费与墓资不得超过银数一千两，否则非吾所愿。凡为吾后人与同志者，务守此约，以成吾夫妻平生之志，则幸矣。”

惟造化弄人，民国38年（1949）大陆“失陷”，蒋宋终生回不了故乡。蒋死后，厝灵于大溪，蒋夫人则葬在美国，不仅没有同葬一起，反而远隔两地。何日才能实现蒋宋生前遗愿，有关系之人应牢记。

六 结语

蒋中正外表坚毅，性情刚烈，很怕内心空虚，所以身边总需要好女伴。而且在追求幸福婚姻与美满家庭生活的驱使下，不断寻求理想伴侣。陈洁如与宋美龄，是蒋中正同志眼中认可的蒋夫人。因为条件不同，蒋终于以宋美龄为“惟一之妻”。宋美龄善解人意，体贴备至，关心人群，热爱国家，表现卓尔不凡，遂成为“永远的蒋夫人”。

尽管蒋在日记中严词痛斥过“蒋夫人”，但现实生活上，对几位让他愤恨不已的夫人并没有做出决绝的处置。毛福梅，仍住在丰镐房，民国28年12月被日军炸死，蒋接到蒋经国电报，感到非常悲伤。抗战胜利几次回溪口，都会向毛夫人墓祭悼。姚冶诚，随政府来台，一直由纬国照养，死后葬于台中大肚山。至于陈洁如，终身未嫁。留美深造5年多，民国21年回国后，与养女一起居住上海。据说她曾写过几封信给蒋，蒋未回复，只派人送了几万元。抗战期间，因汪精卫太太陈璧君力邀她参加汪政府侨务委员会副主席。陈洁如基于民族大义而婉拒，只身迁居重庆。重庆山城，传出一段蒋陈旧情复燃，致宋美龄醋海生波、负气出走的话题。也有学者从蒋日记中捕风捉影，证实当年的传说。依蒋的行事风格，如陈洁如有所联络，不至于拒她于千里之外，但也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触，毕竟蒋对她是有亏欠的。何况，当年两人并非不欢而散，陈洁如还是识大体的分离。

很巧合的，蒋中正与宋、陈结缘，都与孙中山有关系。蒋采取主动追求，使用情书攻势，可惜只有《陈洁如回忆录》里注销几封肉麻兮兮、真实性又无从查证的信。蒋写给宋美龄的情书，则下落不明，有朝一日现世，呈现蒋温柔多情的一面，必如日记一般轰动。

[1] 邵铭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

[2] 民国16年（1927）9月24日，蒋中正在上海接受访问，说明认识宋美龄已有5年。据此推算，应在1921、1922年间。董显光著《蒋总统传》认为，两人初次会面是在陈炯明叛变之后，地点在上海孙中山总理寓所。

[3] 林博文：《跨世纪第一夫人宋美龄》，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第83页。

[4] 罗家伦：《蒋的性格言论和行动》，罗久芳、罗久蓉辑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第26页。

[5] 《蒋中正日记》，1925年4月21日。

[6] 《蒋中正日记》，1925年5月23日。

[7] 《蒋中正日记》，1925年7月2日。

[8] 《蒋中正日记》，1925年7月30日。

[9] 《蒋中正日记》，1922年12月18日。

[10] 蒋中正于民国12年1月10日记事。原日记损坏，字迹模糊，不易辨识。此则记事，转引《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附录。

[11] 《蒋中正日记》，1923年1月11日。

[12] 《蒋中正日记》，1923年1月19日。

[13] 《蒋中正日记》，1923年3月23日。

[14] 《蒋中正日记》，1923年3月25日。

[15] 《蒋中正日记》，1923年3月26日。

[16] 《蒋中正日记》，1923年4月9日。

[17] 《蒋中正日记》，1923年6月8日。

[18] 《蒋中正日记》，1923年7月17日。

[19] 《蒋中正日记》，1923年7月18日。

[20] 《蒋中正日记》，1923年8月4日。

[21] 《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第56页。

[22] 转引自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团结出版社，2010，第116页。

[23] 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114页。

[24] 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115页

[25] 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117页。也有抄记为：“晚，璐妹来省，近侍。”

[26] 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117页。

[27] 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117页。

[28] 曾景忠编《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第117页。

[29] 《蒋中正日记》，1953年4月3日。

[30] 蒋中正信，引自王晓华、张庆军主编《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团结出版社，2010，第65页。

[31] 原日记缺。此则记事，转引自王舜祁、胡元福《蒋介石的四房妻室》，《传记文学》55卷5期。

[32] 蒋中正信，引自王晓华、张庆军主编《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第70页。

[33] 转引自王舜祁、胡元福《蒋介石的四房妻室》。

[34] 《蒋中正日记》，1923年6月2日。

[35] 《蒋介石致毛懋卿书》，上海1917年10月2日《民国日报》。

[36] 《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第36页。

[37] 《蒋中正日记》，1970年8月17日。

[38] 《蒋中正日记》，1970年4月18日。

[39] 《蒋中正日记》，1969年2月16日。

[40] 蒋中正：《我们的今日》，1927年12月1日上海《民国日报》。

[41] 《蒋廷黻回忆录》，谢锺琏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203页。

讨论

徐思彦（主持）：会议有精心安排，上一场“谈情”，这一场“说爱”。不过，各位上一场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又“谈情”又“说爱”，“情”与“爱”本不可分，不过希望我们这一场不要没什么可说的了。罗敏博士刚刚在斯坦福看了一年日记，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贡献给大家。我们现在就请罗敏博士发言。

罗敏（主旨发言）：谢谢各位，大家下午好。我想有了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下午就不会困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汪朝光老师给我布置这样一个“谈情说爱”的题目。因为我是弱势群体不敢反抗，也就只好接受了。后来在飞机上，经奇生和道炫学长提醒，我才明白了。他们说你一个女孩子做什么政治史？原因这么简单，再做也做不过“老谋深算”的金以林。（众笑）我当时答应报告这个题目之后，也是简单写了一个提纲。这个问题陈进金教授已经做过研究，还有我的老师杨天石先生也做过相关的研究。我谨将自己在看日记过程中的点滴感想，摘录了一些。但是我发现上场的发言中大家都已经说到了，所以没有什么新意了。我的主要想法是说，《蒋介石日记》与根据日记所摘录的《爱记》，虽然是研究蒋宋二人情感世界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应该警惕蒋在日记中为亲者讳的这样一种良苦用心。蒋在日记中坦言自己下笔时候的心态，说：“记事重要者犹不过十分之一，甚嫌纸短幅小，而又无暇详记为憾，可知古人记事有不能记载与不便记载之处，其用心更苦矣。”非常感谢王奇生教授提醒我注意到《唐纵日记》中有一则史料，提示蒋宋之间发生矛盾是因为宋美龄私阅了蒋之日记，其中有伤及孔家的内容者，宋美龄为此非常生气，以致离家出走，住进了孔公馆。所以由此就可以推测出来，因为夫人有时会私阅丈夫日记，所以蒋在记日记的时候，大家读到很多这种赞扬的话，有不满和埋怨的时候，则需忍之再忍。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也只能在杂记中偶尔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所以我的感觉是，除了读蒋日记正文之外，要注意他的杂录。1943年他有一则杂录，对女子痛下针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谚语，至今乃益信而有证，妇女褊狭嫉妒，有我无人，重私轻公之性，甚于男子，此其所以不能任重致远之由也。”相关对女性负面评价还有一些，但具体指涉对象恐怕就是宋美龄。5月18日，蒋在日记中记称：“正午接妻电，不愿与丘吉尔会晤，固执己见，而置政策于不顾，幸子文尚能识大体，遵命与英美抗争也。”相对于蒋在日记中对他人不满的肆意发泄与批评，其对夫人的批评则节制得多，只能在杂录中大发一通泛泛而论的慷慨而已。所以我认为，是不是大家应该注意将杂录和正文对着看，这样就可以将他批评所指的具体对象，或是背后事情的原委勾画出来。关于蒋日记中涉及与宋美龄关系时有意的隐与缺，杨奎松先生在其关于蒋日记的史料价值的一文中，也作了精彩的提示。杨先生认为这是日记作者当年记述时，有意选择与刻意所为。作为一个研究者如何突破作者有意的隐讳，我想在座都是学界前辈，也都学有所长，这应该是一个仁者皆见、智者皆识的问题。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就是，如何能解读出日记背后更多的一些东西。谢谢大家。

徐思彦：谢谢罗敏博士。非常遗憾邵铭煌先生公务在身，今天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给大家作精彩报告。不过很庆幸的是，代他宣读论文的陈先生对这个问题也非常有研究。现在就请陈先生。

陈进金教授（主旨发言）：谢谢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学友大家好。邵铭煌教授因为有私事所以不能参加这个会议，他也非常遗憾。但他还是把他的文章赶出来。不过他的文章是在昨天晚上12点差不多前几分钟e-mail给我。还好我一直不敢睡觉就是在等他的文章，务必要把他的文章收到。收到后我把他的文章拿到楼下的统一超商，直接印了31本。印完后回到家已经凌晨1点了，所以我也没有详细看。是今天早上来，我再陆陆续续看邵教授的这篇大作。我待会儿代他宣读，如果有不尽如人意或没有办法完全表达邵教授意思的，请各位学长专家参考他这篇文章。虽然邵教授说他只用两天草成，邵教授功力真是惊人，两天写了一篇其实很精彩的文章。大家可以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参阅一下。

最早在安排议程时，这场本来是要由我与罗敏博士专门对谈蒋介石的爱情。因为以前我在“国史馆”工作的时候，就像罗博士在她的文章里头说的占了地利之便。我纯粹是因为占了地利之便，因为我不是弱势，也没有被指定一定要写爱情。纯粹是占了地利之便，所以我写过《爱记》的东西，但我没有看过蒋的日记，尤其是蒋早年的日记。后来相关的文章，我前年到香港去作发表的时候，宋曹莉璇女士刚好是我们那一场的主持人。她是看日记的。她说我虽然是透过《爱记》来呈现蒋介石眼中的宋美龄，但是她觉得跟她看到日记中的几乎是一样的。就《爱记》而言，可能就是刚刚罗博士提到的，也是可以提供我们探讨蒋宋之间情爱关系，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参考数据的。

以下我就来报告邵教授的这篇大作。邵教授这篇大作，虽然说他在前言里头提到只用两天就写成。但是其实他这个构想谈了很久。前一阵子我跟他在中正纪念堂有个会，在会议期间他就一直在跟我谈他准备怎么写。当然他当时还没开始写。他的构想大概就是今天在文章里头呈现出来的。他主要是透过蒋介石早年的日记跟一些相关回忆录来相互对照，来谈蒋日记中所见到的蒋夫人的一些印象。这个蒋夫人他加了个引号，我自己的解读因为有太多的蒋夫人，所以他必须加个引号。这篇文章里头他分别谈到四个蒋夫人，就是上一场我们大家讨论到的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宋美龄。但是主要的重点是在陈洁如跟宋美龄，有关毛夫人跟姚夫人谈得比较少。

邵教授很会安排看图说故事，很吸引读者。他一开始就引出一张照片，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大家可以参阅第2页的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7月27号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从广州的黄沙车站出发，要誓师北伐拍的照片。邵教授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后面暗藏玄机。他里面的解读，请各位参阅第2页前面他提到的。他说蒋总司令立于中间左侧，笑容特别灿烂。陈洁如，站在蒋的右侧，表情略带感伤。为什么会感伤？邵教授给我们一个答案，套用现在台湾最流行的话，就是劈腿。这是我讲的。因为同时期其实蒋先生已经跟宋美龄很密切在交往。他引用1926年6月30号的日记提到，蒋去拜访宋氏三姐妹，以及7月2号蒋上午探访宋美龄，其中宋美龄将回上海时，蒋心里非常依依不舍。这是这张照片之前大约一个月的事情。这时候蒋先生已经跟宋美龄在密切交往中。当时同志眼中的蒋夫人陈洁如被蒙在鼓里，所以表情略带感伤。

邵教授在文章里开始谈蒋跟陈的交往情形。邵教授主要根据他的材料推测，蒋跟陈的交往应该是从民国10年开始。邵教授提到，在《陈洁如回忆录》里头斩钉截铁提到，她与蒋介石的交往是从1919年（民国8年）开始的。但邵教授认为这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应该是民国10年左右是比较合理。可是邵教授也提到，他查阅了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真正在日记里头以洁如的名字出现，是在民国11年（1922）的11月27号。从这之后，日记里头不断出现“洁如”。邵教授引了非常多日记里的引文。为何他大胆推测他们的交往应该不可能早于民国8年？因为他遍查蒋民国8年、9年的日记，几乎都查不到他与陈洁如女士交往的情形。他提到罗家伦先生当时曾经透露过，时间是1925年，刚刚刘维开教授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以蒋先生当时写日记很大胆，包括逛窑子的事情，所以邵教授认为这些事情都敢写，如果1919年蒋就开始跟陈洁如交往，应该不会在日记里看不出来。1921年开始交往是比较合理的。

有关陈洁如交往的过程中，邵教授说，从1925年4月开始，蒋先生开始对陈洁如有一些怀疑，也就是陈洁如在上海的生活情形。到8月之后才慢慢心情平复。不过到了1926年之后，蒋在日记里开始对陈洁如产生不满，都在日记书写出来。这一段就是1926年6月20日记载，说陈洁如不知怎么治家。1926年6月至7月这时候，尤其11月12日蒋在北伐前线，接到陈洁如信不胜愤恨。实际上这时蒋克复江西之后，他反而去了一个电文，希望宋氏三姊妹来到江西跟他会合。1926年在日记里开始对陈不满，同一个时期他跟宋美龄的关系正在加温。

邵教授第三个部分提到的，就是姚冶诚。刚刚刘维开教授也提到了。蒋最不能容忍姚冶诚好赌成性。1919年10月18日，蒋先生在日记里提到“冶诚等博奕不休，怅甚，恼甚”；1920年5月16号日记，“近日以冶诚好赌而不侍我病，出言背谬，行动冷淡……”等等，这里头特别提到，即使他发高烧39度，姚冶诚去探病，蒋介石对她还是非常生气。蒋这时考虑了断两人的关系。除了这个以外，还有1920年6月22号日记：“彼妇凶悍，忍性不可名状，得罪于我，得罪于我母，使我母病重。”这一段跟林桶法教授刚刚引用的是同一篇日记。下面是我自己的话，邵教授引的日记跟林教授引的日记，标点不一样，也有字是不一样。我相信他们看的是同一篇日记。接下来的蒋夫人是毛福梅。有关毛福梅的部分林桶法教授在文章里也提到了。蒋在日记提到毛“与我对打”。我刚刚私底下开玩笑，蒋先生是为了保留面子说“对打”，其实是“被打”。这以下也是我的话，强烈怀疑蒋先生早年是家暴受害者，待不下去跑到上海去。是家暴受害者跑出去的。（众笑）

有关毛福梅部分，他谈得比较少。最后一个蒋夫人，是宋美龄。邵教授特别列了一个标题是“宋美龄是蒋中正的最爱”。就这四位里头，我相信看过日记的人，都可以同意这句话。可是那位黎小姐出现后，就不晓得了。黎小姐何方神圣我们不清楚。邵教授认为，宋美龄才是蒋介石的最爱。他特别提到，蒋宋结婚不在婚礼豪华，而是《我们的今日》这个专文，作为结婚的纪念。以往大陆学者经常批评他们的结婚是政治婚姻，现在慢慢看日记、蒋档材料，这样的批评越来越少了。等一下我可以补充一个数据，宋美龄1933年提到，她的婚姻不是她大姊促成的，都是她自己主动。这是她在重庆接受访问提到的。邵教授特别引了一段文字，这段引文很有意思。蒋宋结婚的时候竟然向国人宣告他们的婚姻，是这么伟大的婚姻。“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接下来这个部分，真的是跟中国革命有关系。刚刚提到，为了要革命必须与毛福梅离婚。可是这一篇是为了要革命必须与宋美龄结婚……当然他不是为了革命。他提道：“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今日始也。余二人此次结婚，倘能于旧社会有若何之影响、新社会有若何之贡献，实所大愿。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这是他结婚时提到的。

下面这一段是在描述甜蜜的情形。这个部分邵教授引用的日记非常多。特别提到体贴是宋美龄感动蒋介石的最重要的要素。例如1934年1月31日日记及2月23日日记，这时蒋介石在南昌生病，日记谓宋美龄是贤良夫人也。邵教授特别提到宋美龄为了营救蒋经国回国尽心尽力，他花了很长的篇幅提这件事情。当时蒋介石无法答应以释放牛兰夫妇作为交换条件，宋美龄如何透过蒋廷黼来协助蒋经国回国，他认为这件事情是最感动蒋介石的。邵教授提到蒋介石的几次遗嘱，一次1934年7月5日，一次是在西安事变，都同时对蒋经国、蒋纬国提到，“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他提到宋美龄是蒋介石唯一最爱。遗嘱提到两人合葬在一起。

我简单提一下结论。邵教授认为蒋中正外表坚毅、性情刚烈，恐怕内心空虚。他提到日记里骂过蒋夫人，但他对蒋夫人有情有义到最后，这样也是爱她的。邵教授也这样提到，宋美龄虽然在重庆有一段负气出走，因为陈洁如回来。邵教授文章最后提到，他没有看到蒋给宋的情书，只提到《陈洁如回忆录》注销几封肉麻兮兮的情书。这个肉麻兮兮真实性无法查证。蒋写给宋美龄的情书下落不明，希望有一天能出现。邵教授特别提到只有两天的时间，所以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给他指教与指正。以上的报告，谢谢。

徐思彦：谢谢陈教授让我们解读了邵教授的报告，而且也有他对蒋宋关系的解读，有他自己的感受。邵教授谈到蒋宋关系，首先解构了大陆学者关于蒋宋政治婚姻的建构。去年我看到一篇大陆学者研究蒋宋关系的文章，她首先就是解构蒋宋政治婚姻的建构。她的文章也认为蒋宋关系有爱情存在。这与杨贵妃与唐明皇的研究有点类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进入这一场讨论有很多关于“爱”与“不爱”的问题，我想大家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各位。

陈进金：我有几个问题。有人提过蒋宋联姻。在大陆时期蒋宋感情越来越密切，有无影响到蒋宋的用人？蒋用人是否由主要以留日为主变成留美为主。就是说重用的文官中很多是留美的人才。这样说是否合理？另外则是，邵教授虽然说没看到蒋写给宋的情书，但其实在林博文出版的《宋美龄画传》有收录。我念一封给大家听。这一封应该是查证是蒋介石写的没错。1927年10月19日：“余今无意政治活动”——这时他们还没结婚，下野是在宁汉分裂期间——“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姐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如女士才华荣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这是我从《宋美龄画传》引的情书。情书也是写得有点不浪漫。

吴淑凤：这也是我的疑问，征求大家意见。刚刚提到蒋宋之间来往的书信。这几年在台湾的出版界著作权法越来越讲究。这本书要出版有相当大的限制。因为去年出版蒋经国和宋美龄之间书信，是得到蒋家人授权，所以我们可以出版。如果要出版蒋介石与宋美龄书信，还要征求蒋家人同意。现在听说蒋家人内部对于出版有些不同意见。这个书信集到底能不能出版是个问题。刚刚用餐的时候，金以林先生提到也有可能出版《五记》。请大家提供意见。如果在日记出版之后，《五记》还有没有出版的价值？因为我们全年只有五分之一的经费人力作业蒋文件的出版。是不是《五记》在日记之后还有出版价值？以前常常辩论《五记》跟《事略稿本》差异的地方。这些差异的地方到底如何思考？背后的用意其实很难探索。我觉得背后的原因不是那么容易探求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蒋和宋家人之间的关系。孔家子弟辈好像和蒋家比较亲近。蒋日记记述在游山玩水时候，宋家的小孩几乎没有看过。我们也许要思考宋子文跟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宋美龄应该是跟宋霭龄关系很好，比跟宋子文关系来得强。所以我们要看到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在提到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时候，蒋会有一些看法，就是宋子文比较跋扈，好像孔祥熙相当服从他的命令。可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数据，蒋对于在美国的孔祥熙下一个命令争取美援。孔祥熙写了蛮长的信教训蒋介石，说蒋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电文很有趣。我们从日记里头比较看得到私领域的东西，处理政治上的互动与政治上决策的时候，可能档案还是比日记来得重要。谢谢。

林桶法：补充一下出版的意见。“国史馆”典藏的家书事实上是家电，电文比较多一点，跟蒋家自己的家书不太一样。如果从电报来看是可以，它本身就是独立一部分。所以我建议从家电或公文书来看，在出版法上没有太大问题，它本身就是档案一部分。另外我想问罗敏博士，稗官野史谈到宋美龄和蒋纬国的关系非常糟糕，不晓得这部分您的解读如何？刚刚您提到蒋宋出游有没有宋家人物，其实是有的。

陈进金：另外一件事就是说，这两篇文章很多是集中在大陆时期，那蒋宋来到台湾后的情况到底如何？刚刚有人提到看王丰跟翁元写的文章。其实，我几年前跟文化大学的陈立文教授一起帮中正纪念堂作口述访问。所有的侍从人员对翁元通过王丰整理的回忆文字，特别是王丰协助写的《在蒋介石身旁的日子》，很有意见。在侍从里头10个人他只占其中一个，大概有9个不同意他的意见。更何况侍从人员不止10位。我们当时作的计划大量访问两蒋，特别是老蒋先生身旁的侍从人员。翁元写出来很离谱的事情：什么蒋夫人拿过期的蛋糕给华兴育幼院的小朋友吃。蒋夫人需要这样吗？我觉得这很多是用常理判断都不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在翁元的书都提到。我记得有一次讨论会，不知是桶法学长还是维开学长特别提到：在大陆时期蒋先生对宋美龄的依赖比较深，好像来到台湾后依赖就减低了，反而是跟经国先生越来越密切，依赖经国先生越来越密切。从这几方面或许我们可以讨论。

“谁怕谁”这个问题，我们作口述访谈的时候，侍从人员有些会约略提到。口述访谈两大册都贡在中正纪念堂。口述历史我们不可能自己出版，虽然我们手边都有。这些口述访谈约略提到，好几次蒋夫人要插足政事，连经国先生要接“行政院长”，蒋夫人都有意见。但是这件事侍从人员讲法不一定准。这时老蒋先生很清楚，有关官邸部分夫人可以全盘决定。但是官邸以外，尤其在政务方面，不让夫人插手。我记得我访问周书楷先生的时候，他谈到外交方面，尤其是美国外交，夫人还是扮演重要的角色。周有一段时间担任台湾的“驻美大使”。周“大使”提到，他当“驻美大使”这一段期间，对宋美龄有非常大的意见。我猜那时候“国史馆”没办法把周“大使”的访谈录出版，可能跟这个有关。因为周“大使”接受访谈时，他很有把握说——当时他八十几岁——他说他一定会活得比较久。“她走了我就可以出版了。”没想到周在我访问后的第二年就走了。我没有其他意思。蒋夫人一直活到2003年。他在美国担任“大使”期间跟蒋夫人之间的互动非常不舒服。“自我感觉”非常不良好。

李君山：林博文好像有写过。宋美龄打了“驻美大使”的耳光，又说“我就是中华民国”。林博文在他的著作好像已经有提到这些事情。

陈进金：要我回答吗？（众笑）我没看过。林的文章我觉得有很多讨论的空间，毕竟他记者出身，我们不好批评。但他下结论太过武断，我只能这么讲。

吴淑凤：我要回应一下周书楷访谈出版的事情。周“大使”自己可能比较有意愿出版，挡下来的其实是他的夫人。现在周的长子写信，因为他搞不清楚那一份书稿到底是在哪一个单位，到处询问中研院、党史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周夫人要授权。她如果授权，我们这边就有一些手续，完成之后就可以出版。比较大的问题是听说周夫人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她愿不愿意签授权书无法确定。

陈进金：大家对出版有兴趣，详细我跟各位补充，因为看来大家对“爱情”都已经没有意见。那件事情是我还在“国史馆”接触的事情。周“大使”当然很有意愿。可是访谈期间周“大使”过世，早上访问晚上8点多逝世。他怎么走的录音带都有，最后一卷录音带完全记录他发病的情形。周“大使”当过“外交部长”，当过“国策顾问”。在“外交部”有个小办公室，我们就在那里访问他。台湾的“外交部”就跟台湾的外交一样，千疮百孔，一间一间的小间。访问到一半时，他以前当“外交部长”的领事、退休后的外交官在日本做生意，回来看他。当时蒋孝武刚刚在日本过世。他回来后一直跟老长官都在谈蒋家的事和蒋孝武过世的事。他们骂当时的李登辉，两人都在骂，越骂越激动。周“大使”的朋友说有外人在。我们那时是第十五次访问他，印象非常深刻。周“大使”说，没关系，是自己人。他就继续讲，没有赶我们走。我们的原则是，没有赶我们走我们就继续留。还有一个原则是，录音机没有叫我们关，我们就继续开。所以包括他所有的对话，还有他发病都录下来了。讲到激动处，他就把领带解下来。看他不舒服，他朋友就告辞了。本来我们事先有访问题目不敢访问，但来了一趟不能没有收获，又让他耗半个小时。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害我后来很难过。我们告辞走了，想想不对，回去跟“外交部”柜台人员说，周“大使”不舒服，请打个电话请家人带他回去。我们原本跟他说，台大医院在旁边，我们带你去看一下，他说没关系。他当时八十几岁退休了，但每天都是自己从“国父纪念馆”搭车到“外交部”。他觉得身体好得很，有把握一定会比宋美龄活得久。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最后一定会签。跟蒋家的关系是他主动提及，他说我想谈一章我与蒋家的关系。我喜出望外，因为正愁找不到材料设计问题，他竟然主动要谈蒋家关系。他每个都讲，这些资料全部在“国史馆”。后来他不幸过世。他的病是主动脉剥离。他回到家睡一个午觉，醒来觉得不对了，送到仁爱医院后，病情恶化，当天晚上8点多就走了。当时若让我们送到台大医院一定救得回来。因为蒋纬国送荣总后来被抢救回来，他们的病一模一样。

我觉得他是我在“国史馆”做十几年口述历史工作中最棒的受访者。他帮你准备材料，无所不谈。很细微的事情他都谈，这些资料都在“国史馆”。“国史馆”最近说他的长子准备要出版，这个我晓得。因为以前我的长官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件事情。我说这个长子应该是周在大陆结婚后生的，不是台湾出生的。两个人都在台湾丧偶之后，周“大使”就跟某女士结婚，这是他在台湾的第二春。当时我们整理完稿子后，有多个附录大概超过20万字。若家属一签字，我在“国史馆”就可以出了。当时周夫人说不熟悉史料，要找人帮她看。我猜测她应该是找“外交部”的熟人帮她看。我猜内容对蒋夫人的批评太多，是不是夫人不同意“国史馆”出？大概情形是这样。现在大陆的太太生的长子要求出，当时我说不应由他说了算。因为他有再婚，也有台湾的亲人。目前如果没有台湾家属授权，还是没办法出。这事跟这个场次关系不太大，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吕芳上：我最想知道的你都不讲，周是怎样骂蒋夫人？（众笑）稗官野史或是一般材料未必不能呈现历史。宋美龄跟蒋先生婚姻是不是政治婚姻，这个问题我觉得外人很难揣测。我看早期他们有相当的政治婚姻存在。我相信蒋先生和孙中山先生发生亲戚关系，他是会有构想的。也许宋美龄有点美人爱英雄的味道。双方最初有无爱情我实在不知道。因为有人先结婚再谈恋爱，有人恋爱再结婚，恋爱再结婚多半下场不太好。

这里面有个问题可以谈一下。有一些侍从说蒋夫人和蒋先生生活形态非常不一样。夫人早上起得很晚，蒋先生是“早睡早起身体好”那一类。他们到台湾后共通的地方可能是祷告、宗教生活。他们生活有交集的地方不见得多。年纪大了以后，我不知他们会扶持到什么程度。吃饭也完全不一样。蒋先生吃中餐加一些宁波菜，夫人吃西餐。这样根本就不协调。这样的夫妻生活说它多美满值得怀疑。历史跟历史事实的差距，有时候不完全如数据可以看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陈洁如跟蒋结婚。很多数据显示陈洁如俄文很好，蒋可能当时对陈有俄文的需求。当然陈洁如年纪轻、个子高挑，这张照片看起来不是很漂亮，我不知道为什么蒋先生认为她很美。蒋夫人英文非常好。蒋夫人跟蒋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宋霭龄出了很大的力。宋霭龄会对蒋介石提供一些机密的讯息。后来宋霭龄跟宋美龄感情非常好。宋美龄跟蒋结婚后，有一个问题是到底她的影响力到何种程度。私人生活不谈，我觉得对美外交她绝对帮蒋很大的忙。但是蒋对她在国际事务中介入很深，不是没有意见。宋美龄在美国作演讲，他都告诉宋美龄讲什么。蒋还是有意见的，不完全是宋美龄主导。夫妇之间公私如何互相影响还有很多讨论空间。当然蒋先生英文不好，必须依赖宋美龄。

黄克武：吕芳上果然是谈情高手。（众笑）把蒋宋之间的爱恨情仇，拿捏得很准。生活形态不同很有意思。我昨天去蒋行馆，看见墙上有蒋宋下围棋的照片，但有趣的是他们分房睡。

刚刚芳上提及的，两人之间共同宗教信仰我觉得可以多加着墨。怎么看蒋受到宋美龄的影响改信基督教，生活过程中他们有没有共同祷告，我不知道。但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心灵凝聚在一起。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心灵的凝聚和宗教的力量，我想这在日记里蛮多的。对美外交的部分，前阵子王良卿写了一个报告，里面有趣的是说蒋夫人建立的是非常美式的生活。宋美龄带给他的影响是把他从中国乡下的土包子提升到现代家庭生活的形象，营造家庭和乐的气象。他们私底下感情如何我们不好说，但是蒋有心营造跟宋美龄几近完美的爱情结合。表示他们的结合不只是政治婚姻，政治婚姻只是一部分。

我看邵铭煌的文章，他把民国17年的日记引来描绘了几张蒋宋婚姻的美好画卷。我在想近代人物好像没有另外一个把美满之婚姻当做人生意义最重要的指标。我在想这到底是现代，还是传统？用很有名的话说，“一个痛苦的爱情每人都不一样，一个快乐的爱情都差不多”。（众笑）可是我看到蒋快乐的爱情，非常特别。他能把爱情、婚姻举到人生那么重的地步，反复在日记里自我催眠，几乎到了宗教的地步。这是完美形象的建构。蒋宋婚姻家庭结合的观念，我觉得是非传统型的。这种结合不是宋明理学以来典型家庭的模式，当然是现代婚姻的情况。但是这个现代婚姻是政治和爱情纠结在一起，是很特殊的情况。当然生活形态不同能爱到什么程度，也要考虑考虑。

王良卿：吕老师说的社评，是由张季鸾所写，社评对于蒋说有美满婚姻才能安心革命的说法感到不可理解，感到不可理喻。这其实能够呼应黄老师刚刚讲的传统与现代的解读。就短的局势讲，他跟宋美龄结婚前几个月受到党内同志很大的压力，有些非议，所以迫使得他要拿私领域的婚姻来“化公”，来做宣称，以便减消这种紧张性。就长程来讲，个人私领域的作为来和公领域的目标和理念一起串联，一起混同，形成一个连续体，一个多层次的同心圆，这又是蒋的习惯作风。另外就是祷告的问题，周联华牧师提过，这确是他们最有交集的时候。另外邵主任提到，宋美龄是蒋的“最爱”，我觉得还需要商榷。作一个对比，蒋宋热恋那一段情况和蒋陈（洁如）非常相似。不一样的是陈洁如两年之后就不合了，但是宋美龄一直处于“最”的状态。说蒋宋之间只是政治问题，也不能那么说，因为看不到宋的感觉。蒋宋有没有因为分房睡影响他们的感情。他们分房睡可能是作息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不一定能决定他们没有感情。蒋很会自我陶醉。记忆会变形，有选择性。这跟宋美龄比不公平。

林桶法：其实在日记书写中，“最”应该加“s”。它只是其中一个。“最爱”不一定是他的最爱。另外，维开学长提到姚冶诚好赌，她真的很爱赌。

汪朝光：我觉得宋美龄的家庭地位注定种种看法，这种联姻，外人一定会说闲话。蒋宋联姻别人难免有这个想法，且蒋用孔、宋家族人物进一步加深别人这种印象。

李朝津：说到1927年蒋宋结婚的“广告”肉麻，是我们现在的观点。中国那时是个浪漫的时代。追求感情与革命这是常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分房的问题。我觉得是有资源让他们各自生活。不会因为没人煮晚餐产生纠纷。说他们生活形态不同而妨碍感情，我觉得不一定。第三个问题是宋美龄与对美关系的问题。是否蒋与美国关系越深，宋介入就越大？不知从日记能否看出来，对美关系的加深，宋介入也就提高。不过，跟美国关系加深，那已是二战以后的实情，台湾时期又更加深。

黄克武：我接着朝津讲，也觉得刚刚良卿讲得很好。讲到1927年的启事，这是私领域的公开化和政治化。将个人的婚姻跟革命、社会的进步、中国的改造结合在一起。我刚刚讲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现代是以爱情为基础。蒋宋之间是另外一个把个人跟社会结合在一起的爱情形态。看到对于私领域公开化的各方讨论，可以评估蒋宋婚姻根本的事情。这是余敏玲正在研究的课题，这更是婚姻跟政治关系的本质性问题。

杨奎松：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宣言”。这跟蒋的身份有关，也跟蒋宋第三、第四次婚姻的情况有关。要考虑除了传统与现代的背景外，是否应该考虑到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要求。透过“宣言”表明这个太太是最好的。另外身份特殊，一定要上报纸。且当时婚姻、离婚上报纸很平常，只不过一般不涉及政治。从蒋的道德逻辑可能不能接受肉麻，所以要把革命挂在那里。

徐思彦：我们的讨论已渐入佳境，但时间不多了。我们很难从宋美龄那里来了解蒋宋婚姻的实情，宋美龄是一个保护自己相当周到的女性。我就想到，大家都看过的蒋宋结婚照片，照片上的蒋喜上眉梢，宋却面无表情。我想日后若能发现宋美龄关于婚姻的文字，会使对蒋宋婚姻的解读更切合实际。

杨奎松：我再稍微补充一下，蒋宋之间后来还是有不少肉麻的照片。

罗敏：刚刚还有提到蒋纬国与宋美龄的关系，我想是看了杨天石教授的文章。不过，我看了也没有被老师说服。我想等我有答案再跟您联系。

第五部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蒋介石的1932年

金以林[1]

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无论是对怎样统治这个国家，还是治理国家需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变化，这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却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一 训政初期的反思

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训政”（1931）和“宪政”（1949）阶段。前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董显光所言：尽管蒋“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2]

如果将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为两段的话，对蒋介石来讲，前四年是他实践孙中山提出的“军政”时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主要依靠黄埔建军，完成北伐。1928年国家统一后，遵照总理遗教，国民党的统治进入“训政”时期。而此时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因自身存在的两点天生不足，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业大计。

从客观方面讲，他在党内地位太浅，“老一辈的同志”仍示蒋为“军事”的而非“政治”领袖。因此党内对他“不服”或“不满”的大佬们，总是不断地联络地方实力派，挑战蒋所获得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他被迫四处征讨，以期实现他所希望的统一大业。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3]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称赞的：“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4]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表面上看“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谭延闿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咨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不久，他参加国民党，曾三次督湘。孙中山在广东时，他担任过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谭氏富有政治经验，处世圆滑。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氏，改任行政院长。他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中，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5]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闿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不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6]

这种担忧马上变成了现实。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训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就在谭延闿病逝当月，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7]该电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8]

蒋介石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9]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10]蒋氏此举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善于在蒋、胡之间调停的谭延闿刚刚病逝，蒋一怒之下将胡扣押于南京汤山。不曾想此举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反蒋高潮，并最终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忧”（粤方压迫）和“外患”（九一八事变）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征党内团结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之后，即离开南京回奉化家乡。尽管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依然在他手中，但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这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回到奉化的当天，他在日记中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1]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对这次下野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

二 “无干部”的烦恼

1932年1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而另起炉灶，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建立一支能指挥自如的干部队伍和组织机构，以改变自己“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的状况。

蒋介石下野前，给新成立的孙科内阁留下种种障碍，新内阁自1932年元旦成立后不到10天，孙科被迫电请蒋介石出山。15日，蒋日记记道：“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22日，他说服汪精卫同赴南京，蒋汪合作局面正式形成。[12]

重入南京后，面对党内以往的反对派，蒋介石更加感到在党内建立核心组织的迫切性。1月28日，他出席“临时政治会议”，“见各委大半皆被余消灭或为余仇敌，今竟相聚一堂，不知所怀。回途万感交集，甚欲辞去。饭后再思，如果辞去则政府必散，国家必亡，故决忍痛驻留”。两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切思对外须先统一国内，即欲在下次世界大战中为一自由中立或战斗员，更须统一内部，余即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1月30日）当然，蒋的内心是决不愿“退下为其部属”，而“助其成名”的。

为了加强内部的统一，蒋介石一度曾想改组现有的党组织。为此，他特意向戴季陶征求意见。但戴氏则持反对态度，“彼以改组本党为不可”。（2月27日）戴氏反对的理由主要是蒋氏在党内尚不具备彻底改组国民党的实力，特别是还有胡汉民控制的半独立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蒋氏在反复考虑后，决心“对党内可让步，对党外反动绝不姑惜，决与反动派奋斗到底”。（3月29日）并告诫自己在“核心组织未稳固以前，不宜掌握政权”。（4月7日）

戴季陶从早年起便是蒋介石的挚友，是蒋氏亲信中少有的敢于同他讲真话的知己，既能告诫他何事不可为，同时又敢于提出中肯的批评，并鼓励蒋氏何事必可为。4月3日，蒋介石“与季陶谈话，彼言凡是困阸时，必须向光明大道猛进，至于成败利钝则听之。如吾人不成，则后人终有成之者，非必欲由吾亲自成也。又言出处须光明，名位须确定，对人不可太分明，此皆阅历之言也”。而蒋氏的另一亲信但同他没有很深历史关系的杨永泰的建议，则显得更为圆滑，半是建议半是褒扬。“畅卿（杨永泰）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故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分明，善之不能用，恶之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而遇事轻裁，用人行事皆无审察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须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5月24日）

1932年整个上半年，蒋介石都在为“无干部”而烦恼。下面引述的几则日记真实记录了蒋的焦虑心态。

3月24日：“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峙、敬之或较为有才也。”

4月4日：“求贤才皆不易，当退而求次，不可眼界太高。近者朱益之、朱骝先、朱逸民、张岳军、贺贵严、蒋雨岩，次之如陈立夫、葛湛侯、俞樵峰、陈公侠；远者如程沧波，刘健群、何浩若，梁干乔、赵文龙；次之如张道藩、罗志希、顾树森、彭学沛，皆有一日之长。如欲求其全才，则何可多得，勉之。”

4月8日：“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团体，集贤聚才以代之。目前以外交如何打开局面，对日对俄对美皆须进行。沪案如何了结，反动如何处置，对国主派、孙陈派、冯闫派、共产派、官僚派（研究、交通、安福各系），舆论与金融各界，军队如何整理，反侧如何安置，广东如何掌握，改派如何感化，皆应确定方针。对军队以政治训练，对社会以特务训练，对军校如何改革，对政权如何注重，对教育界如何掌握，皆须切实研究。”

5月2日：“叶楚伧、杨畅卿、葛湛侯、朱骝先、罗志希、方耀庭、程沦波为研究时局之友。”

6月22日：“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韩、余日章三友可为敬友，而不能为我畏友；其它如朱骝先、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矣。其它如贺贵严、陈立夫、葛湛侯皆器小量狭，不足当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健群、罗志希、段锡鹏、方觉慧、齐世英、方治、鲁涤平、罗贡华选之。其他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易多得也。”

在蒋介石反复提到的干部名单中，主要是原本得到他信任的干部和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人是原党内反蒋的汪精卫、胡汉民等派系成员。此外，除已完全投靠蒋介石的桂系黄绍竑一人外，也几乎很少见到有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和地方实力派人物。[13]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考察和比较，蒋介石逐步锁定了自己的核心干部。7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得刘健群、钱昌照、俞大维、翁文灏、王陆一、罗贡华诸人，以翁最有阅历，亦有能力，可喜也。”两天后，他再记道：“组织与专才重要，而才不易得也。现在进行者，翁（文灏）、钱（昌照）之组织，近于政治与经济，而俞（大维）之组织近于外交与教育；刘（健群）之组织则近于军事与党务。最难得者，为外交与财政人才，应注重之。”（7月27日）尽管上述核心成员，仍不能满足蒋的需要，但他也深知“对干部须择和衷共济者，能有十人为内外之支撑点，则几矣”。（9月5日）

此时，在南京中央政权内部，尽管蒋介石仍要维持蒋汪合作的基础，以巩固他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但他的信心开始不断增强。8月31日，他充满自信地写道：“余以与汪等诚意合作为主，如不得已时，则行独裁制……余以为借中央之名，实以准备革命工作。”

三 “无组织”的改变

蒋介石总结下野教训中所感慨的“无组织”，主要是基于他尚不能从容控制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组织。尽管此时党内由二陈控制的CC系，能够听蒋指挥，但胡汉民控制的西南派、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各地方实力派，或明或暗地与蒋争权。而CC系在与反蒋派的对抗中，并不能令其满意。蒋介石在党内权力依托除CC外，主要来自于他一手培养的黄埔子弟兵。为此，他于年初着手在黄埔学生中建立一个绝对效忠于他的“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

力行社的创始成员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他们大都是30岁上下、在党内拥有一定实力的中层干部，且多在军队中服务。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和国民党自身的散漫和分裂，他们深感“目前党已不能发生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在党内建立起核心组织来，由核心组织来动员全党，然后再由党来团结全民，动员全民，方能对日作战”。最初倡议的是留日归国的黄埔四期学生滕杰，很快得到贺衷寒、曾扩情、康泽、胡宗南等一批黄埔学生的支持。1932年初蒋介石复职返回南京不久即爆发了“一·二八”事变。面对内忧外患，这批黄埔学生的主张正好合蒋介石之意，于是加紧筹备。滕杰等人在第一次向蒋介石汇报筹备经过时，开始尊称蒋为“领袖”，而不再称“校长”。[14]此后，“领袖”这一新称呼在国民党内蒋介石控制的各派系中开始流传。

蒋介石日记中最早记载力行社的情况，始于2月15日，“晚与贺衷寒等谈组织少年党事”。2月21日晚，再次召见“贺（衷寒）、康（泽）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一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挖置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遍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一周后（28日），他在与胡宗南谈话时更明确指出“黄埔失败之原因与革命中坠之责任，述明重新整理组织之必要”。

经过短暂的联络，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成立。据当事人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时间为3月1日。而这年2月刚好有29天，蒋在当天日记中明确记载，赴“力行社成立礼训话一时余”。[15]据统计成立大会应到28人，实到25人，均为黄埔军校第一至六期毕业的学生，其中第一期最多共10人。在这28人中大半都有留学背景，其中留日归国者多达14人，5人留学苏联、1人留学德国。[16]成立大会上，全体共推蒋介石为社长，并进行干部选举。随后滕杰将全部选票封好，交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带回，请蒋作最后裁定，没有当场开票。[17]

力行社的组织系统共分三级，最高机构称力行社，是核心的秘密组织；其次是革命同志会（最初分国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一个负责军方，一个负责地方），它是承上启下的决策执行机构；最外层是中华复兴社，公开领导各级党外群众组织。这三级机构对外通称复兴社。复兴社到解散时，共有成员数十万人，而核心机构的力行社社员最多不过300余人。

蒋介石对力行社曾寄予很大的期望。在成立最初的3个多月间，他在日记中几乎隔天就有对力行社干部训话的记录。且“凡与力行社会议，每次皆在三时以上，学生幼稚令人心焦”。（6月5日）

在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之中，仅有刘健群一人是非黄埔出身的，但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刘健群在北伐时担任过何应钦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了一本《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内容大致是说国民党完成北伐后，组织逐渐懈怠、松懈，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以致内乱外侮纷至沓来。因此，他主张国民党必须改造，“集结其精锐党员，穿着国产蓝布服装，以示自力更生，力行三民主义”。[18]刘健群的主张正好同力行社的理想一致。经桂永清、滕杰介绍，加入力行社。蒋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刘健群，对刘的评价远远高于力行社的其他成员。如3月22日“阅刘健群条陈，稳健思急，见为快乐”；6月3日“批阅刘健群条陈，甚有所见，为一难得之青年也”。

刘健群加入力行社后，很快成为核心人物，并继滕杰、贺衷寒之后出任力行社书记长。因力行社是秘密组织，不为外人所知，而刘健群所写的《中国国民党蓝衣社》一书，不久就流传到社会上，使“蓝衣社”之名不胫而走。当时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更有人称“蓝衣社”是效法意大利建立的法西斯“黑衫党”，以此指责蒋介石建立秘密组织，搞独裁。而力行社成立不久，蒋介石也的确陆续派遣多批社员赴意大利、德国，考察两国政党的组织形态。

蒋介石是否渴望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或力行社是否具有法西斯性质？学界对此可说是见仁见智。蒋在日记中曾写道：“‘法锡斯蒂’党之条件：一、国民性衰落；二、社会基础不固；三、宪政未上轨道；四、有特出领袖。今日本之国情皆不合此条件，故料日本军人组织此党徒乱其国，其失败必矣。”（5月17日）尽管他所讨论的对象是日本，但按以上四条件来衡量，何尝不是蒋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评判呢。这段时间内，蒋介石不断自我反思：“准备时期组织之重要，而且组织以人为主，故求人心切。自恨昔日识浅见少，坐井观天之错误也。”（6月16日）但蒋介石还是有着强烈的国民党“党统”观念，国民党的旗帜，他是始终高举的。这年7月9日，天津《大公报》曾“电询组织‘法昔司蒂’之有否”，蒋“提笔复之曰：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方法完成革命使命，中正生为国民党员，死为革命党魂，不知有其它组织也。见滕杰等之幼稚电报，焦急成病也”。193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中国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报道，说有一批力行社成员“向德国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说出中国对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无兴趣，有兴趣的只在实际的组织问题上”。文章进一步论述：“南京显然对希特勒与莫索里尼之能创出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和粉碎支派与反对党有很大的印象。”[19]这一判断或许更符合蒋介石建立力行社最真实的心态。

蒋介石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为了更好地控制属下组织，常常偏爱成立两个性质相类似的机构，通过彼此竞争，分别向他争宠，以达到效忠自己的目的。比如在黄埔系中有何应钦、陈诚两派的对立；在情报组织中有中统和军统之争；在财政金融方面有孔宋两家互斗。抗战时期，他还纵容CC系的朱家骅同二陈闹独立。

同样，在建立力行社时，他并没有放弃CC原有系统，而是授命陈立夫另外成立一个效忠于他的青白团，其成员同样是以青年为主。4月7日，蒋介石召见陈立夫“以青年人才不能接近为念”，督促陈加紧组织。据陈立夫回忆：“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20]可见，蒋介石完全是有意让双方相互竞争。复兴社骨干陈敦正曾回忆说：“所谓‘党方’，是指CC而言，‘党方’是‘复兴社’对CC的称谓，这一称谓，据我所知，是经过蒋公的核定。”[21]

无论是军方的力行社，还是党方的青白团，自成立后并非只在各自的地盘活动，而是相互挖墙脚。力行社下的革命青年同志会首先将触角伸向CC系的大本营中央政治学校发展势力；而陈立夫在组织青白团时，也多方搜集力行社的情况，并一度成功收买力行社成员葛武启“泄露组织秘密给陈立夫”，此事“被贺衷寒发觉，干事会决议处以死刑”，但被蒋介石阻止而未果。[22]蒋介石明知陈立夫此举不妥，但仍袒护陈。5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力行社为葛武启案起纠纷，小学生之难御也。”两天后，蒋介石亲自“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6月2日）这天似可视为青白团的成立日。但陈立夫的作为并不能令蒋满意，组织发展缓慢。半年后，蒋再次与陈“谈党事”，明确告诫陈“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11月30日）

即使是在力行社内部，由成立之初的28人发展到鼎盛时期的300余人，也同样是拉帮结派，纠纷不断。邓文仪之子邓元忠采访了数十位力行社成员而写的《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一书，对此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它（力行社）的缺点以及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早在民国二十一年都已显示出来。其最严重者要算是当时领导干部中，由于各人的性格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协调的形态，以至产生后来各自为政的趋势。例如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又因他在干事会内与数位湖南人过从密切，故引起他有组织湖南人的小组织之嫌。

因胡宗南与戴笠交谊较深，故有人说他们是浙江派。胡宗南的势力多半是在军队内，二十一年时，革军会的发展较革青会为快，因此相传干事会中有人以革军会发展有助于胡宗南之势力为由，提议立刻停止该会的活动以制止浙江派者。尤其是康泽在二十一年中曾数度提出要组织西南青年同志会，但被贺衷寒与滕杰否决。因此又有人认为康泽有意成立西南小组织。当政训班成立之后，班主任刘健群曾向滕杰讨论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23]

以上所列举的现象，都是在力行社成立当年就暴露出来的问题。难怪蒋介石会在日记中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这批黄埔学生的不满：“为邓生（邓文仪）不能理解事物愤极躁甚，以学生之不争气比任何事物为难过也。”（3月11日）“力行社徒幼稚毫不懂事，徒使忧愁也。”（7月7日）“对于力行社幼稍（稚）行动与反动派诬蔑之事太多动心忍心不能抑止，此乃养气不到之故也。”（7月11日）“对滕杰、萧赞育痛训其办事幼稚无方也。事后心甚惭惶，以教人无方，不能自制暴怒，放肆异甚。彼谏我喜怒无常者，心益愧悔矣。”（10月5日）

蒋介石原本相当看重力行社的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它主要负责在各派系的军队和各级军校内发展组织。4月16日，“革命军人同志会开成立会”，蒋介石亲往致辞，“结论以亲爱精诚之外，加以礼、义、廉、耻四字，方足以医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铁血二字犹未提出”。但革军会成立不久，就同革命青年同志会内斗不断，“亲爱精诚”和“礼义廉耻”早被这批天之骄子抛在脑后，“甚至殴打生事，造成混乱”。蒋一怒之下，于当年年底下令只保留革青会，停止革军会的活动。[24]

抗战爆发后，力行社和它的外围组织复兴社以及CC系统的青白团同时宣布取消，合并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其领导核心仍由黄埔系控制。蒋介石为加强对三青团的领导，在原来黄埔学生基础上又加入了黄埔教官陈诚、张治中等人主持团务，而独立于CC之外，由此引发了以后更大的党团矛盾。[25]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下属间的矛盾如何加剧，其最大的共同点都是效忠于蒋介石。

四 “无情报”的终结

蒋介石对情报工作的重视，始自他第一次下野后的复出。1928年2月，蒋复职后即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设调查科，由陈立夫负责。它是中统局的前身，“主要的工作目标，侧重于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侦察与防制，及其党徒的策反与制裁”。[26]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后，于1932年3月成立三民主义力行社，下设特务处，由戴笠负责。此时，他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已不仅仅是针对中共，而是扩大到全社会，特别是针对国民党内的反对势力。他在日记中曾对情报工作的要求写道：“组织政党，澈底政策，必先组织侦探队，防止内部叛乱，制裁一切反动，监督党员腐化，宣传领袖主张，强制社会执行，此侦探队之任务，而侦探队之训练与组织指挥运用则须别订也。”（2月17日）

力行社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开始考虑重组情报机构，并意识到“国际情报学非速看不可”。（4月3日）他首先在力行社内部成立特务处，“处长初由常务干事桂永清担任，桂以非其所长，辞不就任，由领袖提名候补干事戴笠担任”。[27]蒋还从力行社成员中挑选20余人接受情报训练，主讲人是蒋聘请的德国顾问。在此后的一个月内，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情报组织工作上，他的阅读重点也几乎都是情报学知识，在日记多处留下这样的记载：“与康泽、戴签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4月9日）“定情报课程，发力社款，定情报组织法，情报精巧与重要实为治国惟一之要件，但选人甚难，梦寐求之，未易得也。以后以情报机关组织法，与情报网之组织最为重要，当精思之……看各国情报活动之内幕，阅之手难释卷，甚恨看之不早也。”（4月21日）“今日穷一日之力，将各国情报之内幕看完，为近今最爱最要之书……从政者非知此不可也，得益非浅。”（4月22日）“五时起床，看情报学。”（4月25日）

他此时最大的困难，同样是缺少满意的人才。他在日记中多次感慨：“期得一人为情报领袖，与情报组织总未得其人也。”（4月19日）而此时纳入他视野的骨干，大都是他原有的干部，他曾开列以下名单：“特务组织以徐恩曾、陈希曾、戴笠、郑介民、竺鸣涛为干部，蔡劲军亦可入选。”（4月13日）但这批人并不能满足他的期望，在他看来，“情报人员与组织皆无进步，焦急之至”。（4月26日）为此，不得不多次与陈立夫“谈情报组织”（4月20日）、“谈情报事”（4月24日）。这年9月，他无奈中将上述两个机构合并为一新组织，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第二两处分掌党、军方面的工作，由徐恩曾、戴笠分任处长，第三处掌管总务，由丁默邨任处长”。[28]正是这三人在以后的民国特工史上分掌了中统、军统和汪伪特工总部。

第二处即是力行社特务处的原班人马。尽管该处建制从力行社归入军委会调统局，但“在行政上是独立的，不受军统局的指挥”。从此，戴笠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并试图摆脱力行社的控制。1932年秋“贺衷寒曾向滕杰提出特务处已开始独立，应该改组之意见，滕乃约贺与戴三人见面，贺直问戴其故，戴不悦，拍桌要走，经滕婉劝后，大家乃同意特务处对领袖交代的事，应直接向领袖负责，对团体决定的事则须向团体负责”。但戴笠在与徐恩曾竞争中，因侍从室内有很多力行社成员（侍从室一处、二处各有力行社一小组，共十余人），自然会得到组织的支持。担任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与戴笠关系密切，又同为力行社社员。“在民国二十一年徐恩曾与戴笠两情报系统每日呈给蒋中正的报告是由邓氏整理后再呈报的。”这更有利于戴笠系统的发展。[29]

五 与知识界的联络

前文谈到的“无组织”、“无干部”，大都是蒋介石在“党权建设”方面所面临的考验。而1932年以后，一个全新的课题——“政权建设”——摆在了蒋介石的面前。

蒋介石是军人出身，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32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八年间，他的主要精力大都用于军事指挥。在打天下时，他更多的关注点是“军队建设”，依靠军权完成统一，并以此赢得“党权”，来巩固他作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合法性。在此期间，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注政权建设。当1932年再次复出后，他对南京中央政权的控制相对稳定，“政权建设”就成为他政治生涯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全新课题。特别是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所面临的新课题，使他深感“对于社会经济之组织，欲详切研究一番，苦无时间也”。（6月30日）以1932年日记观察，这一年来，他所接触的人、讨论的问题、关注的焦点，都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往对教育界的忽视，是蒋介石总结下野时的一个深刻教训。这年3月，他在日记中记道：“失败为外交与教育之大意，而对于该两方人才亦毫不接近搜罗，而对于国内之策划，与国外之交际，亦无专人贡献，此为招怨之大者也。此后对于外交、教育与财政人才，应十分收揽，而对于策划之士亦应注重。以后当于每星期研究一次或二次，一面可以交换智识，一面可以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也。”（3月20日）

在同知识界“联络感情”方面，有一关键人物参与机要，起了重要作用。这人就是钱昌照。他和蒋介石的盟兄黄郛、著名学者陶孟和三人是连襟，娶沈氏三姊妹为妻。因与黄的关系，钱得到蒋的信任。1930年代初期，为了有效处置教育界频发的学潮，蒋介石一度以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并任命陈布雷、钱昌照为副部长，实际工作主要由钱负责。钱既受蒋信任，又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据钱昌照回忆：“我替蒋介石延揽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当时没有统一战线这词），介绍和他见面，为他讲学。他自己每每用红铅笔记些谈话或讲话的要点，学得些新知识。他是军人，惯于纵横捭阖，拉拢吞并各方军阀，有时甚至用大笔金钱收买。但知识分子不容易用金钱收买，而且他与知识界也少有渊源，所以他乐于我为他撮合。”[30]

在钱昌照的安排下，蒋介石自1932年4月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召见了一大批学界精英，虚心向他们请教，借此一面“交换智识”，一面“选拔人才”，“而且得以联络感情”。应邀前来为蒋上课的教育界名流和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他最急迫需要解决，而以往关注很少的四个方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外交方针和国际关系。

在经济建设方面，据日记载，蒋介石主要听了以下系列讲座。

5月13日：“听中外人士土地制度。”

5月14日：“上周以听完统计学与土地学及规划参部第三厅组织表最为有力也。”

5月19日：“听国际经济之趋势。”

5月24日：“听国际经济与中国之关系。”

5月17日：“听马寅初先生讲国际经济。”

6月2日：“钱乙黎（昌照）谈俄国五年计划。”

6月17日：“翁（文灏）讲中国煤铁矿业之质量，东三省几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国铁矿，为倭寇所有权，约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

6月18日：“翁（文灏）讲中国各省矿质之分量。”

6月18日：“近日病中研究所得者，以事分，则内政、外交、经济、教育、法律五大部。而最重要者之工作，则为外债、币制、租界、土地、审计、教育（童子军、社会教育、团警、农工、劳资各项）之方案研究，如期告成也。而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大部之研究，实施方案会应征奖及专委研究也。”

6月19日：“翁（文灏）讲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据其以气候与雨量而论，则西北只可移数百万之民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万之移民也。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

7月20日：“徐青甫谈经济问题，此人老练，应早用也。”

7月21日：“胡汝麟来谈大国财政制度，以统一征收，比例分配，即统收分解之法，与单一预算制，以及确定各级政府之收入，且以经济单位定政治区域等，皆有所见独到之处也。此二日来，得识徐、胡二君，至为欣慰。上午，鲠生来谈东省法律问题，朱世明亦可造之才。”

7月31日：“研究共党土地制。”

8月9日：“听杨端六币制。”

8月26日：“与（程）天放谈民族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本。下午，修正国歌第二次完毕，与梁干乔谈组织，颇有见地也。”

9月10日：“（陶）孟和注重办事方法组织与研究专家。”

9月30日：“与吴达铨谈话，此人确有研究，亦知人事，可以交也。其对于经济亦有心得，对农工党员固应重视，然其自身亦应守法，否则应严惩，乃定奖惩农工与党员之条律。余经济原则，对外吸收其资本，防制其销路，对内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国内生产，防制租界操纵……对商以保护私产，节制资本为目的。但对外贸易由国家经营，金融以分布于农村为方针。五年以内，国家有余之财力，尽向交通事业发展。对学以职业，尤重农业，实际教育，使所学皆为国家社会所用也。”

10月10日：“刘秉麟来讲经济学。”

10月11日：“听刘秉麟谈苏俄设计经济计划。”

12月2日：“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

在政治建设方面，蒋介石不仅听取了中国传统治国之道，还广泛吸收国外经验，其中既有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制度建设，同时还包括与中国国情类似的土耳其等国的治国经验。

5月10日：“罗贡华议政治自治方法。彼意欲自治见效，必须由上而下，所谈多从实际上得来，可用之才也。”

6月20日：“俞大维来谈，此人对于政治人事皆能留心，且有研究，惟恐其经验不足耳。”

7月19日：“萧一山君来谈中国治道……其所见者为法度与思想之大处，可佩也。”

7月27日：“听王雪艇（世杰）讲英国政治制度，其法院、外交、审计三种制度最为特点。雪艇言其政党之趋势，余亦为然也。”

7月28日：“听讲美国政府制度，与英国比较，互有优点，而其大国定总统独裁制，各邦分立，又定为直接民权制，其法院之尊严，尤不可及也。”

7月29日：“听法国政治制度，其用意在防总统制，而又防人民幼稚，不能得总统人选，故议院选举总统，又防一院专制，故事事以两院并重。但其缺点则在内阁不能解散议会，故政治时时被议会牵制，不能久持也。”

8月4日：“余于政府，则仿美国总统制，于立法，则仿德国经济会之三院制，于选举，则地区与职业制并重，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关系则仿法国制。而司法与审计及预算制，则另加研究也。”

8月5日：“听讲俄、意制度……革命计划以不平等条约为第一对象，以国内腐化分子为第二对象，各反动派为第三对象。故革命宪法，以经济、教育、外交三大要素为基础，必使国家容易统一之故，不能不因地制宜，使地方分权以图发展其经济与教育；必为使政权容易集中，以对抗外患，则不能不用总统制，以为应时制宜之计；以道为县，使县之范围扩充，以职业团体为经济议院，以代众议院职权，以国民党中央会议为参议院，以各省区与各民族选举当中议院，此近日对于政制之研究也。总之，无论对外之不平等条约，与对内之各反动派，此时惟一要件乃为速平内乱。以后对于发展经济与教育，此二项组织与方针，必以民族为基础，而以不平等条约为对象也。”

12月2日：“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

12月8日：“听李维果讲土耳其史，甚叹革命之主义，领袖人格与制度组织及时机与地点之重要，吾国国情人心与制度，皆不能存立于现代之世界，而尤处此不良之时机与地位，更使革命困难。所恃者惟有一己之精神与信心，自信必能复兴此将亡之民族也。”

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

7月20日：“周鲠生来谈国际形势，所得颇多。”

7月22日：“鲠生来谈领事裁判权，与租界问题，甚有研究也。”

7月26日：“听鲠生讲国际联盟会之内容……与周炳琳、沈熳若、宣介溪、曹轮金诸人谈话，周老练、沈幼浮、宣急，求知人才之难也如此。”

7月28日：“徐淑希、翁永霓今日来谈，徐对外交较有研究与见解之人，其能力如何尚不可知，但其貌甚正也。”

此外，日记中还记下许多授课内容或对授课老师的评判，如4月12日：“晚与中大教授四人谈话皆为书生，叶元龙略有见地。”4月13日：“下午会客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中大刘光华皆有见解，非书生可比。”

同知识界如此密集的接触，是蒋介石以往从来不曾有过的。可以看出这些活动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而是被蒋提到重要议程的有计划行动。

透过这批著名学者的讲课，不仅提高了蒋介石的治国能力，更重要的一大收获是很好地改善了他与知识界的关系，并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如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等纷纷加入国民政府。蒋介石能够延揽一大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政府工作，不仅可以扩大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巩固统治秩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生态，更解决了他人才匮乏的困境。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蒋介石吸收的这些知识分子大都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参加政府工作后，占据了许多重要岗位，这自然引起党内各派的不满，这里即有反蒋的胡汉民、汪精卫等派系，同时也包括蒋控制下的CC、黄埔系。尽管各派系之间的政治立场不同，但他们在反对蒋介石向知识界开放政权这一点上，彼此利益是一致的。而他们又不便对此公开指责，因此只能将内心的不满发泄到政学系身上，甚至将许多参与政府工作的学界精英也一同视为政学系成员。

当然，我不否认蒋在这一时期一直重用杨永泰、熊式辉等政学系要角。但像翁文灏、王世杰等许多知名学者，此前同国民党的确缺少渊源，反而因各种不同的政治背景或人脉关系，同政学系来往较多。因此，以往学术界在国民党史研究中，很多人也被动地接受了国民党内各派系的这一观点，认为蒋介石开始更多地依靠政学系，并循着这一观念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我认为这一判断有待进一步商榷。

正是对党内干部的不满，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把眼光投到党外，而非仅仅是集中在政学系一派身上。“近思旧识干部人才，几无一得，而本党原有之干部，更难多得。季陶、益之较有干才，而其消极、懒慢，不能为用，是为最大之不幸。其次则张岳军、蒋雨岩、朱骝先，亦只能尽一部之责而已。兹假定党务戴季陶、陈果夫、罗志希、张岳军。军事：何敬之、陈公侠。政务朱骝先，以马寅初任经济，王世杰任法律，蒋梦麟任教育，张岳军任内政，蒋雨岩、周鲠生任外交，俞樵峰任交通，未知其果能无误否。”（6月24日）

这年年中，蒋在日记中再次感叹道：“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9月1日）

六 1932年的阅读史

考察蒋介石这一年的阅读史，对理解他的政治实践是很有帮助的。蒋介石的阅读习惯大都从实际政治需求出发，通过阅读相关著作，补充他在政治活动中的不足。这在1932年的日记中表现尤为突出。

1932年初，蒋介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一·二八”事变后的对日方针。他这一时期集中阅读了一批日本侵华的著作。2月19日，他“回陵园看《日本侵略中国计划》，开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对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败，悔无及矣，以后应每日抽暇看书一小时而且对外交尤应注意也”。21日“看《日本侵略满蒙计划书》，益觉本身智识之浅，误国自误之罪也”。此后，又连续三天看“《田中奏章》完”。（2月25日至27日）通过对日本侵华政策的研读，他逐步加深了对日本大陆政策的认识，开始意识到，要抵抗日本侵略，完全依赖国际联盟是不可靠的。因此，他多少改变九一八事变时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与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商定外交方针”，“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原则，事事公开无隐，以求国民之谅解也”。（2月16日）

如何摆脱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以史为鉴，蒋介石想到了一个人。从3月到5月，他在日记中记载“看《俾斯麦传》”多达10处。（3月3、5、7、9、14、15、19日，4月20日，5月4、25日）这本书是他两个多月来最主要精读的一本书。

俾斯麦1862年就任普鲁士首相后，主张以武力统一德意志，公开宣称：“德意志的未来不在于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在于强权”，“只有通过铁和血才能达到目的”，并公开宣扬：“国家权力问题，归根结底，要用刺刀来解决。”[31]在10年后爆发的普法战争中，俾斯麦击败了历史上的宿敌法兰西，成功将一个原本四分五裂的普鲁士统一为欧洲新生的强国——德意志。俾斯麦的经历正是蒋介石此时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他最渴望达到的目标。因此，蒋“看《俾斯麦传》，深有慨也，故批曰：病弱之国，惟铁与血、危与死四字乃能解决一切也。尤以利用危机以求成功为政治家惟一特能也”。（4月20日）

力行社成立之初选举干部时，蒋还亲出一题“铁血救国论”，“要各候选同志于三日内写成文章一篇，由他核阅，决定可否担任干部”。[32]他甚至还想效法俾斯麦，预期10年，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9月13日）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对日；二、剿匪；三、整军；四、组织；五、访贤；六、修身；七、教育，以此七者，为雪耻立国之本，须臾不忘，勉为人子……但愿上天佑吾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以前，在中正手中报复国仇。”（9月18日）

5月5日，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南京国民政府暂时得到一段相对平静的处境。蒋介石此时的阅读重点，也较多涉及经济、政治制度等政权建设方面，当然他也决不会忘记积极“剿共”。这年10月，他听完“刘秉麟谈苏俄设计经济，甚有所感”，（12日）特意找来《苏俄设计经济纲要》一书，阅后并指示“付印”（10月21日）一批。他在日记中还常常流露出对民生的思考：“对于国家前途用心横虑，苦思熟考。”“此时应积极剿匪，以求社会之安定，发展农业，增加生产，先使民族保育生孽，而求独立，然后再决参战与否。如能，故不必急求军备。当在社会主义路线上，谋尽消灭帝国主义，以养成中国社会资本主义，乃是立国大计。如与倭寇竞军备，则适足速亡而已。”（10月23日）“百年立国大计，在王道，而弃霸道，故决以经济为本，军事为用，而不可太注重也。三民主义实现初步，以农民银行、信用合作、集团农场与水利道路，交通之发展、劳动保险，与对外贸易之制度确立，与解放佃民，清丈土地，设立审计制度，为工作之始，而教育则重在军事化，而尤以民族意识为本也。”（10月25日）

在处理内政的过程中，蒋介石一方面听取“智识界”专家们的意见，同时也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吸取治国经验，先后阅读了一大批圣贤之书，并自我要求“每日早晨必看古书一篇”。（9月15日）

据日记载，自9月24日开始看《孟子》，至12月7日，精读2个多月，“读《孟子》完”。他还重读《贞观政要》（10月29日）等一批古典治国文献，“甚思将中华中心思想研究一番，以指导民族之出路，恨无过目不忘之力”。（12月5日）他在这期间的日记中写下了大量的读后感，如“看《明夷待访录》完，此节从前读之不觉其趣，今后读之，乃觉详审澈悟”；（12月11日）“看《明儒学案》，味如胶醇，现代之书，不足论矣。乃知中国古书之精切于人生也”；（12月12日）“看《白沙学案》完，颇有所得，自恨修养不早，以致矜燥无常也，哀哉”；（12月13日）“看《中庸》完，看至以人治人攻而止一节，不禁自悔忠恕之不立也。又看至无声无臭一节，又叹生平之不能静敬也。国人近讲哲学，专尚欧西之书，而将我国固有优美之哲学，置之不讲，此今世文人之所以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12月27日）

七 结论

伴随着蒋介石在干部与组织建设方面的变化，并透过与知识界的“感情联络”和学习，他的政治视野和治国能力的提高，他对国情的关注也进一步扩大到军事领域以外的方方面面。这年10月下旬，他主动赴湖南视察。在他归来后的总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对政权建设的关注角度更加多元，而非以往几乎只集中于党内军事斗争和“剿共”方面。11月1日他在日记写道：“此来巡视颇有所得，一则湖南教育；二则湖南行政；三则湖南军队；四则湖南交通；五则湖南自治；六则湖南党务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

在1932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日记中，蒋介石一改年初时因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而焦虑不安的心情，更多地记载了他对国家政权、党权与经济工作的思考。从下面几段日记中，可以更多地读出他的自信来。

11月5日：“救国之道，不可忘却基本区域，尤不可忘却人才数量，今日情形，惟患本之不立，不患国之不一。以后应注重农业经济与德体教育之人才，党务与政治人才，集中成熟以后国乃有为也。”

12月9日：“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同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它。无论其为南为北，对内对外，总以剿除长江流域赤匪，整理势力范围内之政治为中心。如至不得已，亦须至赣匪肃清后，乃得牺牲个人，解决东北也。”

12月15日：“开三中全会典礼，气象颇盛，为近年来所未有乎，此一好现象也。”

12月20日：“下午到全会，众多不愿称宪法，实更不愿定发布宪法之期。余力辟之。天下哪有无宪法可以成立之国。胡汉民去年力主不要约法，而思其私党，永久把持政权，欺国、欺党、欺民，殊为小人之尤者，是诚不量力，不度德之甚矣。而复民诬余为独裁，岂不可笑。故余决赞成宪法之早布也。以本党成败之生命，决之于此三年之中，如不定宪政之期，则更无他法以促进本党之团结与整理也。”

1932年，是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一年。这一转型，是基于他对国民党高层政治现状的深刻反省。在他看来，此时国民党内老者无识，弱者无能，派别林立，而独有他孤立无援。但他在反省下野的教训时，也意识到自己在党内起步较晚，尚不能充分控制党统，而此前又过于看重名器，最终引起党内派系的普遍反抗，形成强大的反蒋联盟。加之九一八事变后在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压迫，被迫下野。所以当蒋介石再次复出时，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不再正面挑战国民党最高“党权”，在紧紧抓住“军权”（他在这年3月出任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放的同时，努力加强政权建设，而将至高无上的“党权”交由胡汉民和汪精卫。直到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时，他仍明智地将中常会主席和中政会主席让与胡、汪二人，自己为副；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则始终由林森出任。

胡汉民曾有过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本是胡的理想，但在现实政治中是很难达到的。毛泽东更有一句名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以组织严密著称的共产党领袖都如此感慨，更遑论本已是派系林立的国民党了。尽管蒋介石此时对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有诸多不满，但他又不能抛弃国民党的党统而另立新党，也就只能从党内入手，培植服从于自己的干部队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蒋不再盲目地看重名器，而致力于建立以他为核心的党内小组织，并依靠这类组织向党政系统延伸，最终达到控制党政两界的目的。

蒋介石在1932年开始的这一开拓性工作，的确有效地建立起一支完全效忠于他个人的核心组织，但同时在外人观感上又难免有法西斯组织之讥。这类小组织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能够将亲信的干部结合在一起，以纪律为绳，相互照应，因此具有组织力；又因其散布于党政军各领域，以情报、秘密为长，因而具有行动力；更因其核心成员均来自绝对忠诚于他的黄埔子弟兵，因而更具有向心力。蒋氏成功转型的一大关键，就是在党内建立起一支忠于自己的小组织，从而更加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地位。面对国民党的派系政治，蒋介石选择的不是消灭派系，而是利用和强化派系政治。随着蒋氏领袖地位的不断巩固，国民党内的党争形态也逐步向“派系党化”演变。[33]也正是这一因素，从而导致党力不彰，特别是在以后同共产党的对抗中走向失败。但这是后话，并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蒋介石在转型道路上的另一成功之举，就是充分改善了同知识界的关系。此前几乎同知识界没有任何交往的他，在这一年内主动同知识界广泛联络，虚心请教，令他个人的“声誉渐渐好起来，说他好学、接近学者、起用文人执政等等”。[34]蒋氏逐步赢得了一批原本反对他的知识界的青睐，并邀请他们加入政府工作。从这年起，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开始大幅增加。1936年担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一次演讲中说：此前教育进步之迟滞，教费拖欠问题是一大原因。然就最近情形而言，教费与岁出预算所占比例，“三四年来，岁有增益，则为可喜之事实”，且“尤有一事，吾人极引为欣慰，即四年以来，中央直辖各校之经费，从未短欠，此实为民国以来空前之纪录”。[35]当时执教于中央大学的郭廷以教授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政策评论道：“1932年以后，教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1937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36]蒋氏的这一着棋，不仅扩大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还彻底改变了此前被党内外仅视为“军事”而非“政治”领袖的形象。胡适在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前后就曾公开表示：“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位置。”[37]

再有值得一记的是他这一年对宋美龄的情感。作为最高领袖，往往缺少真心朋友和知己，大都会有高处不胜寒之感。1932年初，面对错综复杂的时局而自感孤立无援的蒋介石，时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对夫妻情感的依恋，特别是当宋美龄不在身边时，这种“依恋”常常跃然纸上：“孤身寂寞殊甚，极想爱妻飞回也。”（3月22日）“时思爱妻，望其速回。”（3月23日）而到年底时，随着自信心的增强，他在日记中的笔调也由“凄然”而“释然”：“以夫妻和睦为人生第一之幸福也。”（11月30日）

所有这一切，都是始自1932年。

[1] 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第108页。

[3] 《国府纪念周蒋主席报告胡辞职经过》，1931年3月6日第1张第3版《大公报》。

[4] 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第20页。

[5] 沈云龙、林泉、林忠胜访问并整理《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26页。

[6]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第162页。

[7] 南京《中央党务月刊》第27期，1930年10月，第38页；上海1930年10月7日第1张第3版《民国日报》。

[8] 《蒋请开国民会议之江电》（社评），胡适存剪报，《胡适的日记》第10册，1931年10月7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9]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127页。

[10]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广州1931年7月15日《中央导报》第3期，第56页。李宗仁也曾回忆说：“当时盛传，蒋先生将利用约法，出任总统。”见《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7，第417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2日。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本文所引用的日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抄件，本文行文中所引用的日记均已直接注明日期，不再单独注释。

[12] 相关内容参见拙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3] 蒋在3月29日日记中曾表示“见黄季宽，此人可留用也”。

[14]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16～18页。

[15] 众多当事人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都是3月1日或统称3月，可参考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1979，第306页；《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1页；《萧赞育先生访问记录》，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32页；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第178页。

[16] 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8～179页。

[17]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1页。

[18] 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2页。

[19] 转引自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第9～10页。

[20]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224页。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记述青白团成立的时间有误。

[21] 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载干国勋等《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50页。

[22]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177页。

[23]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42页。

[24] 王新衡访问，转引自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43页。

[25] 《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第224～226页。

[26] 王禹廷：《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载徐恩曾等《细说中统与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第14页。

[27]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2页。

[28]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15页。

[29] 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第217、246、181页。

[30]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第35页。

[31]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3卷，杨德友等译，三联书店，2006，第250页。

[32] 《滕杰先生访问记录》，第21页。

[33]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华文出版社，2010，第261页。

[34] 《钱昌照回忆录》，第35页。

[35] 王世杰：《训政时期约法与最近教育工作》，《革命文献》第54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印，1971，第374～375页。

[3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第649页。

[37]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159页。

蒋介石的地缘关系

杨维真[1]

一 前言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受农业文化影响，向来重视所谓的“关系”，并成为建构社会人际网络的重要媒介。[2]在传统的人际网络中，除了血缘及亲缘关系外，最主要的还有地缘、学缘及业缘关系，这也就是“同乡、同窗、同僚”的“三同”关系。而不论是哪一重关系，推究到最后其实皆与地缘密不可分。因此，若欲深化对蒋介石的研究，其地缘关系的探讨势不可免。蒋介石系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学日本，其后发迹于上海，崛起于广东。1928年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统一全国后，长期主政南京；其间因对日抗战之故，一度退守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1949年因国共战争失利，大陆政权易手，渡海来台，以迄辞世。故论及蒋介石的地缘关系，似可从一个中心——江浙，以及三个外扩区——广东、西南（川滇黔湘桂）、台湾入手。

二 一个中心：江浙

蒋介石自早年留学日本及混迹上海以来，其最重要的人际网络及地缘关系即是以江浙为核心。俗谚说：“人不亲土亲。”同乡关系是蒋介石初期人际网络极为重要的媒合点。此时期蒋介石结识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周骏彦、黄郛、张静江、戴传贤（原籍浙江吴兴，寄籍四川广汉）等人，有些对蒋有提携扶持之功（如陈其美、张静江等），有些则成为其日后重要的事业伙伴（如戴传贤、周骏彦等）。其后，随着蒋介石攀升权力高峰，国府浙籍人士也水涨船高：党政方面有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张其昀等；军政方面有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有徐恩曾、陈立夫、戴笠、毛人凤等，这些系统对蒋介石得以掌握国府军政大权甚有裨益。此外，另有虞洽卿、卢作孚、张嘉璈、陈光甫等江浙财阀在财政上对蒋的支持。蒋介石能够攀升权力高峰，长期统治中国，当然不是只靠其浙江同乡，但此地缘关系对于蒋介石的崛起仍居功厥伟。

尤为特殊的是，蒋介石的近卫系统（卫士大队、警卫总队等）几乎皆由浙江子弟充任，构成一支绝对效忠于蒋的重要武力。最初蒋介石在黄埔练兵及东征时期，多由黄埔学生担任警卫工作；及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乃逐步扩充警卫部队，并逐渐由浙江子弟充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担任内卫的卫士大队为保卫蒋介石，牺牲颇大，更增蒋对浙江子弟的信心。抗战期间，保护蒋介石官邸的是一个警卫旅，其主要骨干均为浙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警卫旅编制虽调整为警卫总队，但其下仍辖3个大队（包括1个配备火炮及各式重兵器的重武器大队），1个外勤队，以及工兵、骑兵、通信等配属部队，其编制不下于当时的1个师。据曾任蒋介石卫士的翁元回忆，他是在1946年从浙江老家（寿昌县）甄选入警卫总队的，而这也是大陆时期蒋介石最后一批从浙江征召的子弟兵。[3]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警卫总队虽大幅缩编，但仍随蒋返抵浙江奉化，最后更船运台湾，继续负起保卫蒋介石的责任。此外，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中属于机要秘书者，亦多由奉化子弟甚至其亲族担任，如毛庆祥、汪日章、俞国华、周宏涛等。

至于苏籍人士，除杜月笙等上海帮会人物外，主要以蒋介石留日同窗好友王柏龄为首，包括王懋功、钱大钧、顾祝同等人。其后，钱大钧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并于战后出任上海市长；而顾祝同则历任兰州、重庆等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并于战后出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是蒋介石军事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在军中形成次级系统。

三 三个外扩区

（一）广东

自晚清以来，广东由于是革命的策源地，其革命正统观念及地方意识较他省尤为浓烈。蒋介石自南下追随孙中山护法，加入陈炯明粤军，即与广东渊源甚深；日后主持黄埔军校，创建党军，统军北伐，亦可谓发迹于广东。唯粤籍党政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其辈分、资望皆在蒋介石之上，蒋始终无法调和与粤籍人士的关系。加上两广地方势力与中央的恩恩怨怨，蒋介石在党内主要的政治对手多来自此。

譬如1931年2月28日，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因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激起广东人士不分派系一致反蒋。同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违法叛党，此4人除林森为闽籍外，皆为粤人。5月3日，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粤人）以第八路总指挥名义，率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5月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两广反蒋声势浩荡。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其中除林森（闽人）、李宗仁（桂人）外，其余均为粤人。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均粤人）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意成立“国民政府”，史称“宁粤分裂”。此际粤人大团结，来势汹汹。而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向湘粤边境进兵，内战一触即发。

及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占东北。在强敌压境下，为共赴国难，宁、粤双方同意开启谈判，形势乃急转直下。此际，蒋介石虽释放胡汉民以表达善意，但粤方仍坚持蒋必须下台负责。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怿，在10月23日日记中写道：

（粤方）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4]

蒋介石称“代表全为粤人”，“广东成一粤国”，显见其对粤人意气之深。不仅如此，当各地学生因不满国府处理东北局势态度软弱，纷纷入京请愿北上抗敌，甚至捣毁国民党中央党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时，蒋介石在11月25日日记中，认为背后有广东方面的煽惑：

下午，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5]

次日，蒋在日记中也说：“国民程度至此，殊为国家危也。共产与粤派必欲毁灭国府，败坏国家，灭亡民族而后快，可叹亦可恨也。”[6]11月27日日记更直指胡汉民、陈友仁（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须负其责：“对日固难，而对内更难。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所发动也，胡展堂（胡汉民）、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7]11月30日日记则全面检讨粤系责任：

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旷荒则乐从。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纷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8]

所谓“胡、汪、孙”，系指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粤系三大领袖全部在列，足见蒋对粤系成见之深。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也是蒋的第二次下野。蒋介石原本同意辞卸国府主席等职位后，出任监察院长，以示共赴国难及与粤系的和解。但不料粤方内部又生风波，汪系人马被迫离开，到上海另树一帜。蒋于12月19日日记写道：“汪派在沪选举十人，与粤方争持，始则粤与中央之争，今则粤又自争，此种争权夺利之政客，毫无革命精神。”[9]因此，蒋决定径返故里，不就监察院长职。12月24日，蒋介石由宁返里后，检讨此次下野，于日记中称：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10]

此处所谓“老者”，系孙中山，而日记中所指胡汉民、孙科、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陈济棠、古应芬等全为粤人，粤系实为蒋心中大患。蒋介石曾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11]足见其对粤系之恶感。国民党联俄时期的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它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12]鲍罗廷这段话，或许也能说明蒋介石与粤系关系紧张的由来。是故后来蒋介石对粤籍人士多尊而不亲，对粤军将领则多由亦曾在粤军任职的亲信陈诚负责联络。也因为如此，在1936年胡汉民过世及1939年汪精卫出走投日，而孙科逐渐被边缘化后，国府内为蒋所重用的粤人寥寥无几，仅吴铁城、曾养甫、郑彦棻等人而已。

（二）西南（川滇黔湘桂）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两湖、两粤及四川的会员数有突出的现象，此五省会员数几乎占全部会员的三分之二。[13]这一方面反映了同盟会主要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两粤人士为主）及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两湖人士为主）组织而成；另一方面也使革命党人在西南地区扎下深厚的根基，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革命行动亦以西南地区最为激烈。民国肇建后，反对袁世凯乱政的二次革命（1913）及护国运动（1915～1916，亦称“三次革命”），均以西南为主战场，实与此形势密切相关。1917年孙中山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乃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开府广州，冀望固结西南团体以对抗北方，于是形成“一国两府”，南北亦告正式分裂。此后，南方政府虽屡有更迭，但仍具有对抗北京政府的象征意义及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南北分裂局势下，西南各省政争失败者在离开本省后，多率部往投广州政府，如湖南谭延闿、程潜，四川杨庶堪、熊克武，贵州何应钦、谷正伦，云南杨希闵、朱培德，广西刘震寰、林虎等，而广东的“客军”（外省驻军）问题也最为严重。

1925年7月广州国府成立，将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其麾下6个军分属湘（二、六军）、粤（四、五军）、滇（三军）系，仅第一军为党军扩编而成，足见西南地方势力与国府之紧密关系。而蒋介石于同年7月7日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时，即建议国府首要之务莫过于固结西南团体，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至于其进行的步骤有三：（一）三个月内（即1925年10月以前）肃清广东境内之残逆；（二）尽本年（1925）内，将广西军政整理完竣，建设事业亦次第兴办，使两广同为革命政府根据地；（三）尽1927年内，将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省一律置于国民革命之下，使西南重行团结，与北方国民军得相衔接。[14]足见蒋介石对西南地区革命势力的看重。缘此，北伐后蒋介石乃以张群、戴传贤联系四川，王伯群、何应钦联系贵州，张群、何应钦、朱培德联系云南，谭延闿联系湖南，黄绍竑联系广西，以收团结西南之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府内迁重庆，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关系进入更紧密也更复杂的阶段。其实蒋介石早已将西南、西北视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前述1925年7月7日的《革命六大计划》中，蒋就表示当日中国革命运动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愈甚，因此沿海、沿江、沿铁路各交通地点的革命怒潮，特别高于内地；但这些地带仅能为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能为革命之根据地，因其很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攻击的目标。故而，如国民革命欲保持革命永久的根据地，则应预备强固可恃，交通可达，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无可用武之地，准备与帝国主义作5年、10年的长期对抗。此种地利，在西北为甘陕察绥，在西南则为桂林、成都。[15]足见蒋介石对于建构西北、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视。到了抗战阶段，由于国府内迁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蒋介石于1937年11月19日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演讲时称：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善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6]

抗战之初，全国人心激昂，向来独自为政的川、滇诸省地方军队开拔东下，投入抗战洪流；即连素与中央不和的桂、粤当局也遵奉中央号令，戮力杀敌。诚如云南省主席龙云所说：“抗战开始后，云南出粮出力，于国家可告无愧。云南军队的装备是云南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办的。但云南的军队首先服从统帅部的远调，而出滇作战，并且已成为国家化。”[17]随着战局的进展，西南地方当局开始真正纳入中央政治结构中，这是前所难见的。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蒋介石对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崇拜，其对湖南人士特有好感。先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在这一年尽力读书，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8]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再三研读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著作，自称颇有心得，并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19]蒋介石高度评价曾国藩，也对胡林翼甚为佩服，掌理黄埔军校时除通令军校师生人手一册《曾胡治兵语录》，早期蒋的侍从秘书在奉化子弟之外，亦有湘籍黄埔军校学生如邓文仪、萧赞育等出任。其后侍从秘书中属于文稿秘书者多由湘籍人士出任，如萧乃华、萧自诚、曹圣芬、楚崧秋、唐振楚、秦孝仪等，其中多为中央政治学校出身（国立政治大学前身，自1926年创校以来即由蒋介石任校长）。蒋介石来台后，这些秘书（包含前述浙籍机要秘书）逐渐成为党政方面的核心骨干，在日后台湾政坛扮演重要角色。

（三）台湾

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首次赴台湾巡视并宣慰台民，受到各界盛大的欢迎，其初见台湾的印象颇为深刻。台湾孤悬海外，凭借海疆的屏障，历来常能自外于中国大陆的动乱。蒋在同年10月26日的《本周反省录》中，即指出台湾在未来国共战争中的重要性：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20]

蒋介石的预言，后来果然成真。自1948年11月以来，政府军于国共内战中屡遭败绩；共军则横扫半壁江山，陈兵江北，京沪等地为之震动。同年12月下旬，翁文灏内阁因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总辞，全国杌陧不安。此时“停止内战、国共和谈”的呼声四起，桂系复有“逼宫”之举，在内外交迫下，蒋介石开始慎重思考引退问题，并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下野。[21]蒋对国共和谈从未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在其下野前夕，即对未来局势预作全盘规划；为“另起炉灶，复位革命基础”，[22]尤将重点置于台湾的经营上。

早在1948年12月7日，正在台湾养病的前参谋总长陈诚即曾函呈蒋介石，以大局演变至此，决非枝节所能挽救，必须从战略、政略上作通盘计划；并建议目前战略，“应以广州为中心，以海南、台湾为后方基地，争取时间，积极部署，如在情况许可范围，再及其它次要地区”。[23]对于陈诚的建议，蒋介石颇为重视。蒋既然早已认为台湾是“一片干净土”，可作为反共的新基地；加以国共战事虽然逆转，但因台湾孤悬海上，国民党凭借优势的海空军力量，仍可暂保台湾安全无虞。此际蒋介石行将下野，为预留后路，须由其亲信掌控台湾，而最佳人选即为陈诚。1948年12月28日，蒋介石手谕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24]12月29日，在蒋主导下，孙科主持的行政院第32次政务会议通过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案。次日（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以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人事案。[25]此二项人事案标志了蒋介石将以台湾作为日后反共复国的新基地。同时据1948年底蒋日记显示，其1949年预定工作计划之一即为“建设台湾为反共复兴基地”。而1949年初改组台湾省府，任命陈诚主台，即为建设复兴基地之起点。

蒋介石对于陈诚主台格外关切，除于1949年1月7日去电陈诚，表示对其就任深感欣慰外，[26]并于1月11日致电陈诚告以治台方针：

台湾陈主席：今后治台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27]

此电不仅有指示，有告诫，更有期许，寄望陈诚在台能“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自是一番深痛的反省。从此，陈诚肩负起确保台湾复兴基地之重责大任。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隐之意”；蒋以此际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乃“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遂由定海飞抵澎湖马公。[28]5月26日，复由澎湖飞抵高雄。6月21日，转往桃园大溪；24日，复移节台北草山，嗣后即长驻此地。7月1日，蒋介石于台北成立总裁办公室，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指导从政、从军党员，并协调、沟通党政关系，开启在台之历史新页。此后蒋介石与台湾地缘关系的发展，宜有专章处理。

四 几点特色

综观蒋介石的地缘关系，可粗略归纳下列几点特色。

（一）蒋介石的地缘关系偏重南方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甚大，其中尤以南北问题最为明显。南北问题最初源于生活形态的不同，正如所谓“南人行船，北人跑马；南人吃米，北人食麦”。及至宋朝于科举应试中，依考生籍贯分南北卷，各有录取名额，始将南北问题定制化，地方意识逐渐强化，这也是宋朝党争激烈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患多来自于北方，在长年战乱的冲击下，随着北人南渡及南方水利设施兴修，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北往东南转移，“湖广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成为南宋社会经济突出的现象。而文化发展及人才升降，又往往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据学者研究，若以科举取士为指标，宋以后出身南方的人才已占优势，及至明清更为明显，人才区域失衡的现象已然形成。纵使清末科举废除，改采新教育，也未能改变此一趋势。

鸦片战争后清廷开放五口通商，东南沿海、沿江各省在西学东渐及传教士于口岸兴办教会学校的影响下，开“新教育”风气之先，最早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及至1905年科举废除前后，出洋留学风气大盛。据统计，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前10名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福建、安徽、河北（直隶）、江西，其中苏、浙、粤、闽沿海4省合计约占百分之四十九，湘、鄂、川、皖、赣长江流域各省占百分之二十八，若再加上上海，南方各省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而前10名中，华北地区仅河北入列，人才区域失衡的现象甚为严重。[29]正因如此，才会有前文所称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初，两湖、两粤及四川的会员数突出，约占全体会员三分之二的现象，盖因同盟会会员主要以海外留学生为主，这5省留学生众多，参加同盟会会员数亦多。民国以后，国民党承袭同盟会的会员结构，其党员大体仍以南方人为主。1926年5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各省区党务报告中显示，南方各省（湘、鄂、苏、赣、皖、粤）党员数（30219），约为北方各省（鲁、豫、陕、察、绥、内蒙古）党员数（15909）的两倍。[30]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号称100万人，仅广东、江苏、上海、长沙4省市的党员即达47万余人，几占全部党员之半。[31]凡此种种，均足以见国民党党员结构中“南重北轻”的失衡现象。长年来，国民党及国府内出身北方的大员屈指可数，以致对北方情势多隔阂陌生，这是其统治中国的严重内在缺陷。

蒋介石身为南方人，其所掌握的党政机器又是“南重北轻”，面对长期的南北失衡现象，其着力点并不太多。1928年蒋介石虽完成北伐，但北方仍由张学良、阎锡山、冯玉祥等集团武力所控制，国家并未能真正统一。抗战前国府统治基础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1930年代中央军将领刘峙出任河南省主席已是战前蒋介石势力北扩的极点，这还是拜中原大战剪除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势力所赐。及至抗战爆发，蒋介石始得利用中央军入陕之机，于1938年改组陕西省政府，以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出掌陕政，并将胡宗南大军移驻此地，彻底控制陕西。[32]蒋介石的地缘关系长期偏重于南方，此或受限于蒋的个人条件、国民党的体制结构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但这个特色却深深左右蒋对中国的实质统治，以及日后国民党与崛起于北方的中共决战之胜负，其影响深远。

（二）蒋介石处理地缘关系，其程序较复杂，手法也较绵密

一般而言，蒋介石对于统治最牢固的江浙中心区，可完全决定省政府主席、委员，乃至各厅处主管。譬如1931年12月14日，蒋介石因负起“九一八”东北沦亡责任及调和“宁粤分裂”之局，行将辞职下野之际，以“首都附近各省，犹在臲未安，苏浙政府拟为改组”，乃决定起用顾祝同主苏、熊式辉主浙；后因熊式辉桑梓情深，力请回赣主政（熊为江西人士），蒋乃命其与原定主赣的鲁道源互调。[33]对于外扩区，则必须起用当地人士，或是考虑当地（甚至相关邻省）人士所能接受之人选。如1935年改组贵州省政府起用吴忠信（皖人，与桂系李宗仁等交好），以安桂系之心；1936年两广事变平定后，改组广东起用粤系军人李汉魂、余汉谋；抗战时期改组四川起用张群（一度因川人反对者众，而由蒋介石自兼），以及战后改组云南起用滇系军人卢汉等，以消弭地方反对力量。至于其他中央未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则势须与地方势力相妥协。譬如对于西北甘、宁、青地方政局，国府虽设有兰州行营主任节制相关各省，但仍多尊重马鸿逵、马步芳等西北诸马地方领袖的意见。

在处理地方关系过程中，蒋介石的手法堪称绵密。即以云南为例，战前云南在龙云统治下，长期维持半独立的地位，中央力量很难渗入。但随着1937年抗战爆发，国府内迁重庆，云南成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情势开始有了重大的变化。此后，国府一步步涉入云南政局，并逐渐加紧对地方的控制，打破龙云独占的局面，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龙云为对抗中央，乃广结中共、民盟等反蒋力量，标举“民主自由”；蒋介石虽对龙云不满，但以大敌当前，只好隐忍不发。及至抗战胜利，削藩之举，在所难免，遂有1945年10月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事件。蒋介石对改组云南部署周密，除事先调滇军入越受降，取得滇省中央军兵力的绝对优势外，并拉拢卢汉等滇军重要将领，且极度保守机密以松懈龙云心防，最后更亲赴西昌坐镇指挥，遂能顺利倾覆龙云政权，消弭地方反侧力量。

（三）蒋介石擅用“人身领导”，改善、扩大其地缘关系

史家黄仁宇在论述蒋介石的志业时，格外强调蒋的“人身领导”，这确然是蒋介石领导风格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所谓“人身领导”，按黄仁宇的说明，实因当日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的程序，社会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黄氏称“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蒋介石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以他的耳提面命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有时甚至干预到细节。[34]往昔论者对于蒋介石屡屡越级指挥下属多所讥评，但其考虑或许在于对高级将领能力的怀疑，以及欲以个人领导威望激励前线将士，以“人身领导”弥补物质条件之不足。譬如1938年5月24日河南兰封失守，蒋对于此役负责将领桂永清、宋希濂（皆黄埔一期中央军将领）深表不满，并谓“余若不来前方，亲自经历，则不知黄埔将领之胡涂无用如此，以后更不可收拾矣”。[35]1938年9月武汉会战之际，蒋介石连日督促萧之楚军协同田家镇部队夹攻敌军，始终未见实行，而李宗仁第五战区长官部亦坐视不管，蒋殊为痛心，乃决定亲赴鄂东督战。[36]实则此特色亦颇符合今日管理学强调的“走动式管理”。

此种人身领导的“走动式管理”，对于开拓蒋介石的地缘关系颇着功效。如抗战前剿共期间，蒋介石往来奔走各地，所到之处经常在演讲等场合中强调其与当地之关系，并不忘突显地方光耀历史如云南护国事迹、湖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壮志，以拉近彼此距离，营造地方对中央的认同感。如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以指挥剿共军事莅临云南，此系蒋首次赴滇，在云南省府欢宴上致答词时特别强调：

云南是一个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历史上是至有光彩的，中正久想来观光，未能如愿，今能与各同志见面，快乐心情不可以言语形容。中央与云南，可以说是相依为命，中正个人与龙主席（指云南省主席龙云），亦是共甘苦、同患难，自从中正在中央负责以来，龙主席亦在云南主持省政，中正与龙主席可说是同一个时代，共同担负总理所遗交下来的革命责任。[37]

蒋此一席话极尽揄扬之能事，对龙云颇收笼络之效。同年6月1日，龙云在致广西李宗仁的电文中称：“介公（指蒋介石）在滇时，对于时局有所垂询。盱衡大势，国家地位危险如此，再不亟谋统一，结果国即灭亡；若不互见以诚，统一亦终难实现。沥陈之余，介公颇为动容，有极诚恳之表示。”[38]显见蒋介石人身领导有其一定之功效。

此外，蒋介石担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及中央政治学校，由于系面向全国取才，学生来自各地。这些学生毕业后，除留在中央各军队、机关任职外，亦有奉派回本省工作，并利用“打进去、拉出来”等方式，对蒋扩大地缘关系影响甚巨。所谓“打进去”，是指由中央派人回本籍任职，以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管道。如1930年代中央军校10余位滇籍毕业生奉派回云南做龙云工作，其中裴存藩（黄埔三期）因与龙云为昭通小同乡，得龙重用，历任滇黔绥靖公署政训处长、昆明市长、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委员、军事参议院总务厅长，并于行宪后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是蒋介石安置在龙云身边的重要人物。1933年第八十三师副师长宋思一（黔人，黄埔一期）奉命回黔，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委其在黔办理军事教育，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的重要管道。[39]1935年复兴社要角康泽（川人，黄埔三期）率以中央军校毕业生为主的别动总队（仿德国纳粹S.A.冲锋队编组而成的特务警察队，专门担任剿共收复区组训民众、清剿残匪及恢复地方秩序等工作），返川协助剿共，这也是中央势力渗入四川之始。[40]1938年蒋改组陕西省政府时，陕籍军校毕业生对驻陕军队的控制均然。

至于所谓的“拉出来”，是指当中央派人打入地方后，进而策应地方人士支持中央号令。此种“拉出来”的策略，可以1938年改组四川省政府为例。1938年1月，率川军出川抗战的四川省主席刘湘病逝汉口，蒋介石欲以心腹张群主川，藉以将四川纳入中央势力范围，孰料此举激起川中各实力军人强烈反弹，四川政局一时风云密布。为处理川省风潮，蒋决定双管齐下，除由重庆行营正副主任顾祝同、贺国光分与川军各高级将领斡旋外，并密令前第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周从化返回成都，向川军青年将校进行倡导。[41]周从化系四川新繁人，合江军官讲习所（刘湘所办）毕业，历任刘湘所部连、营、团长及第二十一军军部参谋。1933年入陆军大学，其与中央关系于此时建立。陆大毕业后，返川任刘湘川康绥靖公署参谋处长，开始参与刘湘机要，乃刘氏心腹之一。其间曾参加蒋介石所举办的峨眉军官训练团，更强化与中央的关系。抗战军兴，随刘湘出川抗战，原为第七战区长官部（刘湘为司令长官）参谋处长，1937年底派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全权代表刘湘（时刘湘卧病在汉）督促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唐式遵反攻芜湖。1938年1月，唐式遵升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同月刘湘病逝后，周氏遭唐免职。[42]此际周从化奉中央密令于2月8日返川进行调处，内中详情据其2月13日电呈蒋介石称：

生齐日（8日）抵蓉，已向各方倡导，惟部队受惑甚深，而野心者奢望甚大，现正计谋有效方法，以期消除对方险恶阴谋。俟具体方案筹划妥当，再行电呈，并由甘秉常同学来汉面禀请示。[43]

蒋介石对于周氏的工作极为重视，特复电指示进行步骤：“元申电悉，至慰。望将中（正）对我青年袍泽爱护之精诚，与革命经过之事实，恺切倡导，甘秉常同志到时当予延见。”[44]由于争取到川军少壮派军官的支持，这对于川省风潮的平息显有帮助。有鉴于此，陆军大学、军校各班队，以及蒋在各时期所创办的各种党政、军官训练团（包含来台后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对于蒋介石地缘关系的扩大当亦有一定的影响，值得进一步加以探究。

（四）委员长行营是蒋介石统摄地方的有效组织，也是其开展地缘关系的一大利器

中国幅员广大，其内部包含广泛的区域及地方性差异。美国知名人类学者施坚雅在研究19世纪中国城市化时，注意到这些城市在晚清并未形成一个单一整合的全国体系，而是分成若干区域体系：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45]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研究法”对理解中国内部的重要差异性帮助甚大。事实上，中国虽于元朝以后确立行省制度，但各行省并非完全按自然地理区域划分。为了地方统治的便利性并顾虑到自然地理的差异，明清总督辖区往往跨越2省，甚或有辖3省者（如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3省，晚清东三省总督亦辖3省）。及至民国肇建，虽废除督抚制，但北洋时期“巡阅使”一职即为变相的总督（如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同晚清“东三省总督”，而曹锟“直鲁豫巡阅使”则控有华北，陆荣廷“两广巡阅使”等同“两广总督”）。而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亦在省之上有所谓“大区”（包括东北、华北、中南、华东、西北及西南6个大区）。[46]足见中国行政体系在中央与省之间，或有一中介层级之必要，而委员长行营就是类似功能的中介组织。

“行营”全名“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是蒋介石扩张军事专权、统摄地方的有效组织。早在1920年代晚期，蒋担任陆海空军总司令时，即已成立总司令行营。及至1930年代初期，蒋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后，为因应军事所需，开始于南昌、重庆、广州、兰州等地设置委员长行营，简派其心腹或中央军将领担任行营主任，借以统摄、控制地方。以重庆行营为例，重庆行营系为因应西南剿共形势，于1935年11月成立，由蒋氏心腹、中央军将领顾祝同担任行营主任，蒋介石并时来重庆亲自主持。重庆行营有节制川、滇、黔、康4省政军经之大权，其成立不仅象征中央势力更进一步侵入西南，也代表蒋以军事权凌驾行政体系（行政院），对于扩大其军事专权举足轻重。后来重庆行营在处理西安事变时四川的异动，以及前述调处1938年四川省政改组风潮皆发挥相当大的作用，是蒋介石在西南稳定的滩头堡。[47]1937年抗战爆发后，蒋为团结国人共赴国难，始起用若干地方军人出任行营主任，如程潜（天水行营）、李济深（桂林行营）、龙云（昆明行营）等，行营的角色与功能乃有不同的变化。

五 结语

传统中国重土安迁，乡土观念浓厚，地缘关系对人际的交往与拓展甚具影响。进入20世纪后，在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虽迈向新世纪，但仍残存浓厚的传统身影，地缘关系即为其中之一，并深深左右当时政治的发展。大抵而言，在蒋介石的地缘关系中，留学日本阶段及上海时期多与军校同学及江浙人士往来，尤以浙江同乡最密切；然而，并非所有同乡皆能合作，如1912年蒋即为其拜兄陈其美诛除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浙人），不仅引爆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冲突，也造成浙江同乡的内讧。[48]广州时期，蒋开始扩大其地缘关系，除与粤系人物往来外，因掌理军校之故，须面向全国取才，军校师生来自全国各地，不但打破地域观念，也颇有利于日后蒋介石以国家领袖身份治理中国。南京时期，蒋以国家建设所需，求才若渴，其取才早已突破江浙地缘关系，真正进入到全国范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蒋介石及国民党长期在南方发展，蒋的地缘关系一直偏重南方。黄埔军校早期学生虽不乏北方省籍（尤以陕西、山东人士居多），但一则这些学生真正掌权已是国共内战阶段，甚至是来台以后的事了；再则他们先前多在南方活动，与北方家乡的联系普遍不足，从而局限蒋在北方的发展，这对于日后国共势力的消长及内战的胜负影响甚大。整体而言，本文仅粗略探讨蒋介石地缘关系的若干论点，事实上蒋长期掌握中国政权，其处理地缘关系的手法绵密细致，而结果则是得失互见，此议题值得学界更进一步深入探讨。

[1] 杨维真，中正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 中国知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曾以“差序格局”一词，形容以“一己”为中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对于理解中国的人际网络及地缘关系帮助甚大。见费孝通《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上海书店，1991，第22～30页。

[3] 翁元口述、王丰纪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台北，书华出版公司，1994，第2～4页。

[4]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3日。

[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5日。

[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6日。

[7]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27日。

[8]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30日。

[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9日。

[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24日。

[11] 《蒋档·困勉记》卷16，转引自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420页。

[12]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275页。

[13] 蒋永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北，“国史馆”，2000，第593～595页。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第384～387页。

[15]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85页。

[16] 蒋中正：《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第653页。

[17] 敏之：《龙院长访问记》，1936年5月19日《云南日报》。

[18] 杨天石：《前言·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氏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香港，三联书店，2008，第XVIII页。

[19] 杨天石：《蒋介石的早年思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15～16页。

[20] 蒋中正：《本周反省录》（1946年10月26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图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6，第222页。

[21] 自战后行宪以来，蒋介石对部分国民党人作为深表失望，屡有辞去总统一职的念头；而桂系“逼宫”更加速形势的恶化。见刘维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第11～72页。

[22]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蒋经国先生全集》，台北，“行政院新闻局”，1991，1949年1月1日。本文原为蒋经国1949年1月至12月日记，于1959年8月首度发表。

[23] 陈诚：《函呈大局演变至此必须从战略政略上作通盘之计划》（1948年12月7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台北，“国史馆”，2007，第716页。

[24] 蒋中正：《手谕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1948年12月28日），《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717页。

[25] 郭廷以编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第819、820页。

[26] 陈诚口述、吴锡泽笔记《陈诚主台政一年的回忆》，《传记文学》第63卷第5期，第16页。

[27] 近代中国出版社编辑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图像墨迹集珍》，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第226页。

[28] 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1949年5月17日。

[29] 李仲刚：《清末民初的中国留学生：一个历史地理的考察》，嘉义，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7，第45～47页。

[30]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第273页。

[31]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型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39～40页。

[32] 参见拙著《蒋中正对中日武汉会战的布局——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为中心的探讨》，《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8期，2003，第335～336页。

[33] 熊式辉著、洪朝辉编校《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第117～118页。

[34] 黄仁宇：《大变局中读历史》，《关系千万重》，台北，时报出版社，1998，第71页。此种说法泛见黄仁宇各相关著作。

[35] 许卓山编《民国二十七年事略稿》，1938年5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

[36] 许卓山编《民国二十七年事略稿》，1938年9月21日，《事略稿本》。

[37] 1935年5月14日第3版《大公报》。

[38] 《龙云为蒋介石在滇有极谋统一的表示征询意见电》（1935年6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云南部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第588～589页。

[39] 《事略稿本》第23册，第270页。

[40] 《康泽自述》，《康泽自述及其下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8，第57～60页。

[41] 参见拙著《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始末》，《“国史馆”学术集刊》第4期，2004年9月，第116～124页。

[42] 乔诚、杨续云：《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第239、294～295页。

[43] 许卓山编《民国二十七年事略稿》，1938年2月18日。

[44] 许卓山编《民国二十七年事略稿》，1938年2月18日。

[45] 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211-249.

[46] 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81页。

[47] 拙著《1938年四川省政府改组风潮始末》，《国史馆学术集刊》第4期，2004，第106～108、121页。

[48] 蒋介石刺陶一案，详见杨天石《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3～9页。

讨论

王良卿（主持）：作主讲的两位老师，长期以来对国民党的地缘政治有深刻研究。金以林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擅长处理的是江浙派，以为蒋为首的江浙派与广东人之间的关系；杨维真老师是台湾公认的“西南王”，以蒋介石为代表江浙派对西南地方的矛盾关系。两位老师都注意到矛盾关系中既有合作面也有决裂面。

金以林（主旨发言）：昨天听了吕芳上教授的报告，对我启发很大。芳上教授的题目是“一个‘继承性创业者’初期人际网络的建立”，他称最近在学界提出了许多新名词，包括“继承性创业者”这一概念。对此，有些人不以为然，见仁见智。但本人对芳上教授的新论非常认同。

首先，我想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不是国民党“党统”的“继承者”？答案是肯定的。孙中山及其之后的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之所以不同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阀，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前者有一套完整的“主义”作为建国和治国的理念，特别是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党治国”的理念。而北洋军阀基本上还是传统封建的个人独裁。

“一党独裁”和“个人独裁”，是有本质区别的。有关“独裁于党”的论述，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国民党的理论家胡汉民都有过非常多的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山先生在推翻帝制、创立民国期间提出的“军法、约法、宪法”或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其实质大体是一致的。这里不必展开。

特别是1924年初孙中山通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明确了“一党专政”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正如李剑农早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写道：国民党的改组“可说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上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1]这正是国民党不同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大特点。

昨天开会讨论时，杨奎松教授认为蒋介石有党统观念，而王奇生教授则持相反意见，不认为蒋心目中有所谓的党统。我个人则较认同杨的观点。事实上蒋的党统观念很强，国民党在北伐中能够顺利统一中国，与其他地方实力派不同的，就是在于强调党的概念。蒋氏权力的合法性，即来自对国民党党权的继承。当然，我们不否认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但他独裁的权力，是继承于党权。对比1924年国民党赋予孙中山“总理”一职与1938年蒋介石“总裁”的职权，大体是相当的。否则，就不会有他一生政坛上的3次下野。

在此期间，尽管蒋介石对国民党的体制和派系政治多有不满，但始终未曾放弃过党统。他自1938年出任国民党“总裁”一职直到去世，其职权与孙中山1924年改组国民党后出任“总理”一职，权力大体是一致的，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他继承了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改组国民党的办法，一度也曾希望通过建立力行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包括败退台湾后通过国民党改选委员会等新的形式来改选国民党，其建党思路与孙中山的思想大体是一脉相承的。除此之外，他个人对孙中山的感情，也是相当真诚的。如同他每次回奉化都要为父母扫墓一样，只要在南京，每逢孙中山的生日或忌日，他都会去中山陵祭奠。

1932年3月12日，是蒋介石复职的第一个总理忌日，这天一早7时他即“到陵墓谒陵”。他在当天日记中感叹道：“中央委员惟余一人，参谒者仅陵园管理者十余人，总理忌辰零落至此，感叹难胜，今年如此，未知明年如何耶。”由此可见，孙中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他不愧为孙中山的继承者。当然，在“继承性创业”的同时，他会根据时势调整政策，建立了一套有蒋氏特色的“国民革命”之路，其中既有对总理遗志的发扬，也有许多政策性修正。

杨维真（主旨发言）：谈地缘，很难不触及人际网络，在江浙、两广方面处理已多，因此今天集中谈西南部分。蒋在地缘关系上，以江浙为核心，有三个外扩，两广、西南、台湾。蒋与两广的往来，受限于广东的特殊政治环境，蒋长期以来与广东的领导人不融洽。在刘安祺回忆录中提到，蒋对广东有很深的恩怨。

两广连同川滇黔湘，在民国时期统称为西南。西南有政治意涵上的西南，也有地理意涵上的西南。蒋与国民党的地缘关系以南方为主，这样一个以南方为基础的政权，在开展过程中势必触及较为敏感地缘政治问题，所以蒋在北伐前，有一个作战计划，以两广为核心，在多久时间以内把势力扩展到西南各省，统合整个西南力量，展开北伐。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几个军之中除了第一军是党军以外，其他都是地方实力派。

蒋在处理西南的关系上，手腕比较绵密，采用所谓“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是德国训练军人过程当中的原则。如透过中央军校毕业生派至各地任职，而把地方人士拉到中央来做官，以这些人作为中央联系地方的途径。

国民党早期的政客有些特色，几乎都是其本省政治上的失意者，可以称之为“政坛失意者联盟”，如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都是遭到本省政变后，奔至广东，如此会影响到其与本省的关系，如何化解之前的个人恩怨，重新建立关系，也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30年代以后，蒋的用人从自己信任的江浙派扩大到中央军校、中央政治学校与知识界，如后来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是蒋的人才库。抗战爆发后，各省人士来到西南，蒋不得不打破地域的限制。在军事上则有相反的发展，宋希濂认为蒋在抗战以前，对黄埔学生，依照其战功而升迁，尚属公平，但在抗战以后，陈诚、汤恩伯、胡宗南三大系统开始出来，蒋在抗战以后有意无意之间在军事上让浙江系统出来。

蒋喜欢用什么人？除江浙人以外，特别喜欢用湖南人，在侍从秘书的文稿秘书中，如早年邓文仪、萧赞育，他们两个是湖南人军校生，萧赞育后来推荐萧乃华，也是中央政校毕业生，萧乃华以后的人多为政校毕业生，如唐振楚、曹圣芬、楚崧秋，应该跟蒋对曾国藩的崇拜脱离不了关系。

蒋的地缘关系以南方为主，部属圈、朋友圈多为南方人，与北方关系远，对北方始终无法掌握，刘峙在河南主政已是其最大扩展。虽有些山东、陕西的学生，但多在军事上发挥，在政治统治方面尚未起太大作用。在蒋势力牢固的地方，如江浙，可以完全掌控人事，但在新收复区，势必要与地方妥协。蒋蛮赞成地方回避制度，认为由本省人任本省官，容易与地方勾结，如1933年蒋不愿让卫立煌当安徽省省主席；解决贵州问题时，用吴忠信；广东用余汉谋；四川用张群；云南倒龙政变后，起用卢汉。

套用黄仁宇的话，蒋善于使用人身领导，用来改善、扩大其与地方的关系，在相当多场合中，蒋在发表公开演讲与接见地方人士时，都会提及地方特色，如到湖南，就会提到其历史光荣事迹，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中央军校、政校也是蒋扩大其地缘的工具，两校都是蒋创的学校，向全国招生，是蒋打进各地的重要基础，扩大蒋的领导圈，但也可能激化地方与中央的冲突。

此外，军官训练团、党政班的成立，也是其扩大地域势力的手法之一，淡化中央与地方的对峙气氛。如峨眉军官训练团，招收川滇黔的军官，蒋自此与四川军官有直接电报往来，逼得刘湘要反受训。训练团、党政班的设立不只训练人才，更深的意涵是笼络地方。

吕芳上：尚有很多领域还没开展研究：（1）人才训练。人才训练制度化问题，将地方军人中央化、现代化，如举办训练团，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等等，这也是建立小圈子的方式。（2）蒋想改变其形象，想把其军事领袖的形象改成全国政治领导人的形象。（3）台湾时期的蒋，尚未好好研究。（4）党与北方的发展。国民党在北方的势力始终打不进去，即使有也非常薄弱。国民党到底有谁在北方发展，从革命党到国民党，到底在北方如何发展，遇到什么问题。

任育德：谈一谈来台后的国民党。按照国民党在台湾所建立的制度运作，县市议长多会进入党政训练班受训，但通常都要先学国语，前新竹县议员刘玉英在她个人的回忆中就很清楚地触及这些状况。因为在语言沟通上即有障碍，如此到底学到多少三民主义的内涵与革命意识，并且内化到自己的政治意识中，其实大有问题。所以可以进一步问的是，台湾人跟蒋介石如何建立联系管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被蒋中正召见面谈，然后指定参选地方公职（高雄市的陈启川可能是一个特例）。这使得地方党工（县市党部主委为主）在当时具有中介地位，党的作用就大。这跟国民党党员结构是以外省籍军、公、教职业为主大有关系。就本人所知，台湾人可以大规模地进入国民党高层，大概要到70年代以后才比较显著，这样的后果就是使得地方党部的地位逐步下滑。

王奇生：国民党对北方的统治还是失败的。如王子壮在日记中有很多感慨，认为中央对北方人歧视，不重用北方人。此关涉到南北地域意识，以“北伐”的概念来说，当时北方人认为是南方人打北方人。北方的小学老师曾写信给《向导周刊》，可不可以改掉“伐”字。

李君山：华北政治问题。蒋介石基本问题是北方没有人，又喜欢空降。接管华北，成立了一个政整会，由黄郛主掌，用了黄克敏，但蒋并不信任，蒋只信黄郛一人，黄不干了，也没人可以接替；另一为军分会，由何应钦主持，但何应钦抱怨军分会都是华北老人，难以运作，东北人在华北的势力还是很大。

汪朝光：中国有强烈的地缘概念。在国家迈向现代化转型之间，地缘概念也逐渐转变。

如中共起家于南方，但中共的中层干部多来自北方，可能与抗战时期中共在北方根据地的大发展有关。

刘维开：国民党以南方起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方人代表比例就低，北方人长期都是副职。此外也有心态问题，北方人难以融入南方国民党系统中，因此国民政府对北方多会迁就地方势力（如晋冀察绥）。蒋仍会试图采用北方人，如原地方军系徐永昌、商震、贾景德（阎锡山的人马）、河北张厉生（国民党重要干部）、于右任（在北方相关问题，蒋都要透过他）。蒋事实上一直有注意南北平衡问题。如行宪后的考试院考试委员，司法院大法官都有省籍区分，要用什么人，监察院有同意权，蒋会先咨询于右任的意见。

但蒋处理北方问题也有些问题，蒋其实不是很愿意与地方势力妥协，找与国民党关系密切但与地方没有关系的人，最明显是在东北用齐世英，其与张学良势如水火；山西，阎锡山的势力在此盘根错节，中央派去的人马不愿向阎妥协，欲制造党在山西的力量，却被阎赶出来。此后山西省党部的几个主任委员，都是阎系统。

再讲到语言暴力的事情，广东开会都讲广东话。以先父为例。先父在1949年曾经担任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因听不懂广东话，主任委员陈济棠在开会时会说，秘书长听不懂广东话，通通讲官话（国语），其实只有在与秘书长打交道时，才说国语。

唐启华：长期做北洋派研究，若从北洋角度看蒋介石，蒋介石的北洋渊源，可以看到一些新观点。

国共关系中，北方与共产党的合作，早期苏联、共产党扶助冯玉祥的程度，不比扶助南方低。

北伐，是谁在打战？从北方的角度来看，冯玉祥与阎锡山打张学良比蒋介石用力得多，张蒋之间不断在妥协，不一定是南方打北方。

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问题，南京政府的外交多由北洋外交官接手，政学系多北方人，在南京政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林桶法：蒋介石若是失败的话，与其性格上理想与妥协之间的无法调和有关。蒋的知识圈是有问题的，只拓展了一半，第三势力对蒋不满，他理想有这个区块，但因其性格问题，而无法大加扩展。

再看地缘关系，他有回避籍制度的理想，不想妥协，最后还是妥协，成为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陈群元：30年代，日本在华北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甚至逼迫成立所谓《何梅协定》之类的，国民党不能深入北方，外力因素可能也要加以评估与考虑。

罗敏：蒋的3次下野的直接威胁都来自于南方，特别是西南，而西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时，都会连接华北。刚才杨老师说蒋对西南地方势力的处理手法较为绵密，想请老师再详细说明一些。

徐思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近代革命或革命人物多出自广东？一些广东的学者，甚至不是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中间或许有边缘与中心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当蒋介石遇到黄埔与浙江的选择时，哪一个会是更重要的考虑因素？

金以林：从革命党到国民党的地缘关系来看，在革命党时期，华兴会（湖南人）、中兴会（广东人）、光复会（江浙人）三方打来打去；到国民党时，广东成为革命策源地，当时汪精卫与德国记者聊天时德国记者说，不是国民党得了广东，而是广东得了国民党。广东人的地域观念仍然非常强烈，但是在国民党走向全国后，地域意识渐渐淡化，黄埔将领越来越重要。

杨维真：明清以来，商业口岸开通，江南人越来越出头，革命人都出自南方，可能有这一层渊源。当江浙、黄埔的人才无法兼得时，在私的领域内，如蒋的侍卫大队、侍从秘书，仍偏用浙江人；但在公的方面，黄埔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到台湾后完全接棒。

西南一直远离政治中心，离心力、封闭性一直都很大。蒋在处理西南时煞费苦心，但在随着剿共、抗战的发展，蒋与西南关系则越来越紧密。蒋提到许多刘湘与龙云的问题。刘湘在1938年病逝，就私情而言，蒋甚感哀，但认为对国家是好事。而龙云的问题，则是在抗战后期，双方紧张关系达到最高峰。蒋最核心的观念，还是认为省主席最好不要让当地人出任。

王良卿：这一场谢谢两位主讲人的精彩分析，也感谢各位精辟富有启发的讨论，希望我算是圆满达成主持的使命。谢谢各位。

[1]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局，1931，第531页。

第六部 回顾与展望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海外）

黄克武[1]

一 引言

蒋中正先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十分关键的一位人物，因为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在过世之前，就成为时事报道以及政策与学术研究的一个焦点。他在1975年过世之后，更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题材。近年来，随着台湾“国史馆”的档案、《事略稿本》、《日记》等史料的开放，他再度吸引了学者们的目光。除了海峡两岸最近在台北、北京、杭州等地曾举办过多场学术研讨会之外，在国外学术界，例如美国学界近年来至少已有两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第一场是2008年4月在亚特兰大举行的AAS年会的一个分组讨论。第二场是2009年8月7日至10日在加拿大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举行“重新评价蒋介石：一次国际性对话”（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工作坊。此外在日本学界，东京大学也于2009年11月举办了一场有关蒋介石的学术讨论会。由此可以反映国际学界对此一课题的重视。

目前海外关于蒋中正的研究依照地域可分为两大部分，欧美与日本。此2区块与台湾及中国大陆，共同构成蒋中正研究最重要的4个学术传统。4者虽分别有观点及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但却也相互影响，甚至得出相近的结论，由此可见历史真相之探求绝非渺不可得。本文藉由考察海外蒋中正研究成果，俾能使国内的研究者掌握当前国际间对于蒋中正相关研究的实况，作为深化此一研究的学术基础。然囿于各种限制，本文目前所探讨的研究成果，以英文与日文的出版品为主，地区则主要限于美国与日本，他种语文与区域之状况只能俟诸来日。

英美学界目前正逐渐摆脱过去将蒋中正给予负面印象的历史诠释，走向正负交织，或说较为客观的历史叙述，加上近年来相关资料的大量公开，也带来了新一波研究的热潮。英美学界的动向是在细节上做更细腻的探讨，或从事跨地区的比较研究、文化面向、国际视野，尤其突出美国因素的重要性，此外则是跨足战后台湾的发展，如蒋氏在台之施政与后来民主化的关系等。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跟着世界潮流，另一方面跟着中国研究趋向而发展。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样，对前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日记甚感兴趣，不过尚未看到较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焦点有三：第一，他们着重探讨国民党权力基础何在。第二，着重于战争，尤其关注蒋中正的作战与战略。第三，他们特别重视外交史方面的研究，从外交的角度来研究蒋中正的一生。同时在处理上述的议题时，日本学者特别注意挖掘日本当地的史料，以探讨蒋与日本的关系来解答上述的问题。

海外的变化与台湾、大陆的研究趋向有密切的关系。台湾在解严之后，蒋中正被拉下神坛，转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大陆方面也逐渐改变以往批判的视角，开始肯定蒋中正的部分成就，这包括了他在北伐与抗战正面战场的成绩等，这些看法都与海外的研究相配合。本文仅能对美日地区研究成果进行初探，未来可继续深入探讨，尤其是关注其他国家如印度、埃及与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地，这些地区都有许多与蒋有关的外交档案，也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值得进一步加以了解，以期将现有的蒋中正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 早期美国的蒋介石研究

对于1986年之前的英文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艾恺（Guy S.Alitto）所著《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一书已做过详尽的分析。[2]根据艾恺所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点共识。第一，蒋中正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爱国者，这几乎是西方学界的共同结论。包括费正清（John K.Fairbank）、塔区曼（Barbara Tuchman）、邹傥（Tang Tsou）、梅斯基尔（John Meskill）都接受此一观点，而且即便批判他最深的克拉布（O.Edmund Clubb）亦同意此点。不过克拉布觉得他为了消灭共党，迁延对抗日本乃为一大错误，因此批判蒋的“安内攘外”政策。

第二，蒋中正的性格受儒家思想影响，律己甚严，生活节俭，择善固执。汤普森（James C.Thomson）的分析指出，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蒋也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响。此外很多学者指出他有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三者结合之下，埃萨克（Horold Issacs）则认为他有着凶狠无情、血腥镇压反对者的特点。对他带着儒家思想的认定，也联系到蒋中正作为地主及资产阶级保护者的描述。此一观点直到易劳逸（Lloyd E.Eastman）改采较为修正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蒋中正并未具有任何阶级基础，而他也认为蒋并非一般所认定的法西斯主义者。田弘茂也表示蒋中正试图将中国国民党转为法西斯党，却未能成功。不过因有上述的争论，这样的看法影响了《剑桥中国史》的论述，该书即认为蒋中正融合了儒家与法西斯主义。

在蒋中正受儒家影响的讨论上，易劳逸认为蒋的儒教是“过去的俘虏”，而毛泽东则是要摆脱过去，不断革命。因此便产生了一种认为蒋中正被儒家思想腐蚀的观点，莱特（Mary C.Wright）与毕仰高（Lucien Bianco）都持此一看法。易社强（John Israel）甚至以为这样的落后、保守的儒家思维完全不能吸引年轻人，因而也成为日后蒋失败的一个原因。梅斯基尔、田弘茂、克拉布等都同意此一特点是蒋中正的缺陷。

其次，英文学界对蒋的评价亦有一些争议点。这部分集中在讨论为何蒋中正“失去中国”这一核心问题。许多人论述的焦点是：为何毛泽东成功而蒋介石失败？其中多半归结于蒋的“限制”，因而产生异于毛泽东的结果。易社强认为他缺乏对群众运动的信心；陈福霖（F.Gilbert Chan）批判他没有弹性；毕仰高等学者也认定他的军事专业方面的背景有其限制，使其行事僵化。但艾恺却认为，蒋中正虽因其军事背景而带来视野的限制，不过或许也因为他的军事背景，才能完成一些非军事将领所无法完成的事情，诸如平定纷争与叛乱而统一全国。卡文迪斯（Patrick Cavendish）、易劳逸、克拉布与费正清都确认他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人物，尤其在1927年之后，当局面需要他时，他便出来平衡各派。西安事变更使他的地位巩固，这点也为费正清、梅斯基尔、易劳逸、薛光前等学者所同意。各家学者也都肯定1927年至1937年间他为增强以南京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的努力。毕仰高则直言蒋中正在此段时间想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创立自己的威权，二是建设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过，就所讨论的国家统一问题来说，有学者指出蒋中正或许未曾完全地统治过中国大陆，他所达成的只有表面的统一。这部分是因为蒋的北伐是与地方军事利益和保守社会团体妥协的结果。

至于蒋中正为何无法建立起一个强大中央政府，部分学者则认为其关键在于军事力量的不足与派系斗争问题。费慰凯（Albert Feurwerker）与吉丁斯（John Gittings）都支持这样的观点，也认为军阀持续阻碍国家的统一，但蒋却苦无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镇压他们，甚至在抗战时期还依赖地方军阀。史景迁（Jonathon Spence）在《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一书中，甚至表示蒋中正只不过是联军统帅。在派系问题方面，他力图在各派间维持均势的平衡，追求集权中央，却又无法控制地方。

总结关于蒋中正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的课题。艾恺归纳出4个西方学界所下的论断，乃是因为他未能做到以下几点：（1）群众组织与运动必须跟随在军事成功之后进行；（2）建立持久的政治机构；（3）实现农村改革或土地分配；（4）弥平现代、城市与传统、乡村间的鸿沟。上述的失败，多是相对于毛泽东的成功而作的对比，对蒋来说或许并不尽公平。这样的讨论仅是套用毛泽东成功的元素，来批判蒋中正的缺失，进而确立毛泽东成功乃是不可避免。在讨论“为何失去大陆”的主题时，易劳逸与众多作者都将焦点置于农村以及群众运动组织上，仅有杜勉（Jurgen Domes）例外，但也因此使他受到了忽略土地问题重要性的批评。薛立敦在《分裂的中国》（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 of Era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便认为中国乃是分裂的两个世界，旧的传统的无法跟上新的潮流，以建立新中国。60年代至70年代许多美国学者努力于诠释毛泽东主义的不可避免性，薛立敦也认为，毛泽东将中国推过了整合的门槛，但蒋中正没有这样的成就。杨格（Ernest Young）则强调阶段论，他认为1911年是集权解体，1920年是民族革命，1930年起是共产党运动。柯文（Paul Cohen）着重地理上的因素，他认为中国是海岸与内陆不断的交互作用，这类似于西方对东方冲击的思考模式，内陆不断吸收沿岸带来的撞击，形成现代化的历程。阿瑟（Arthur Young）则认为，日本的侵略阻断了蒋中正将中国带往现代化国家的可能，因而影响现代化的发展，而高岗哲男（Kataoka Tetsuo）与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更认为对日战争直接促成了中共的胜利。易劳逸则在《毁灭的种子》（Seeds of the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一书中，直接指称蒋中正必然失败。邹傥站在美国的角色上认为美国应该决定性地介入或撤出中国，而美国期待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办到，因为蒋追求的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总之，早期的研究多着重于解释蒋中正的失败，并以此映照毛泽东的成功。

三 日本蒋中正研究之概况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起源甚早，早在1927年即有《支那革命的统师蒋介石》一书出版，虽然篇幅不长，不过却也显示出于当时中日之间紧张关系的局势下，蒋中正在北伐中逐渐崛起的态势。蒋的崛起及其与日本特殊的关系，使得当时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不仅出现甚早，其研究的数量甚至超过中国。再者，日本研究的角度也触及蒋的亲友或是敌人。战前日本的蒋中正研究种类相当的多，从属于传记文学的小说、供政治参考的政策研究，到直接翻译蒋中正的著作等，洋洋大观。

战后虽日本民间对蒋中正的观感不错，然战后日本学界受到左派影响，基本上不重视蒋中正的研究，对蒋的评价几乎都是否定的。相对于蒋的研究，孙文跟宋教仁在日本居留期间的研究相当多，这当然是因为探讨孙文或是跟孙文相关的人，较不涉及左右派的问题。

50年代，随着中国新局势的展开，在日本自石川忠雄开始，培育出了山田辰雄等一批研究现代中国、国民党及蒋中正的年轻学者。这批学者以庆应大学为中心，成为至今研究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基地。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消退，日本外务省也开始开放其档案。日本国内的学术界在野泽丰和山田辰雄两位教授的倡导之下，80年代民国史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特别兴盛。不过当时开放的档案并不完全，同时在台湾的《大溪档案》也没有开放，因此有关蒋中正的研究仍显不足。此时期的蒋中正研究尚有另一特色，就是不再出现宣传性书籍，所出版之书以历史分析为主。

90年代之后，对于中国的研究，日本学者提倡走出“革命史观”，因此研究地域史及社会史成为主流。同时，在台湾有愈来愈多的档案公开，也有许多报纸及杂志重印。在这种情况之下，90年代初期虽然仅有伊藤信之、邵建国等人的研究成果，不过到了90年代后期，关于蒋中正的研究开始增加，尤其是关于南京政府的研究，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研究中，蒋中正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重视。此外，1994年黄仁宇的大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中正日记》出版，此书在日本翻译出版后，由于没有引注蒋中正日记的出处，而招致学术上的批评，然而却也引发了日本学界重新思考以蒋日记来进行研究的开始。

四 2000年之后美日蒋中正研究之发展

2000年后美国与日本对于蒋中正的研究，进入另一新阶段，或提出新的理解，或修正过去研究的错误。美国的中国史学家在2000年之后仍持续关注以往研究的一些议题，如中日战争期间蒋中正主政之下的国民政府，以及蒋为何失去中国大陆等问题。在相关研究中包含：蒋对边疆、同盟上的策略表现，蒋汪关系，史迪威事件，魏德迈与蒋的关系等，仍受学者关注。虽对整体历史诠释未有翻转式的变化，却能有许多细节上的修正。比较特别的是，以往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关注的议题多集中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中法关系、中俄关系等相关大国间的互动，近年来开始关切国民政府与其他小国或区域之间的关系。在2000年之后便有中泰关系、中印关系与中国内部西藏问题的论文，开启另一种较新的视野。就后者来说，虽都是讨论军事上接收的策略问题，但却也点出对日战争的骤然结束，使蜷居西南的国民政府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进行战后接收工作，并特别阐述了中国东北接收的情形，将国民政府的崩溃，拉出一个异于以往几乎一面倒指责蒋介石忽略土地改革、农民及经济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并将战争失败的远因连接到接收东北的问题上。

随着众多新史料的出现，西方出现更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然而如何从这些年来如《蒋中正日记》等新公布第一手史料的爬梳与检视过程中，提出新的诠释角度，譬如是否可以从“机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opportunistic nationalist）等观点，来重新解读蒋中正一生，仍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如胡佛研究所的林孝庭2010年出版有关民国时期边疆问题研究的新著（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A Journey to the West），即持此一观点。

在日本的蒋中正研究方面，2007年所成立的蒋介石研究会（以庆应大学中国研究的核心系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后日本学者开始有一股比较凝聚性的力量。[3]尤其是前述50年代蒋介石的研究成果当中曾提及的山田辰雄教授是师承石川忠雄的一位核心人物。[4]从他开始，日本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是国民党权力的基盘，或者国共之间的斗争；至于年轻的一辈则以山田辰雄的学生家近亮子、段瑞聪等人为研究蒋中正的代表学者。整体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以资料见长，且长于挖掘与日本相关的研究课题，研究上主要是学者们利用蒋在日本时期的资料，撰写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相关的论文。

这一个现象可以称为“在地化”的研究取向。例如东京大学的川岛真教授便利用蒋中正在新潟高田炮兵联队实习一年的数据，并利用当时的报纸报道，书写年轻时代蒋在日本的生活。日本敬爱大学教授家近亮子则也注意到日本地方报纸对蒋中正的报道，并重新到外交史料馆寻找数据，希望藉此能找到一些二战末期日本方面希望跟蒋结束敌对状态的文件，并讨论双方的互动。最近川岛与家近也到了斯坦福大学阅读《蒋中正日记》，参考了1927年时的日记，将蒋在日本游览与居住的地方以及所穿着的服饰，都做细腻的考订与描写。他们希望能按图索骥，跟随着蒋的日记内容，追踪他在日本的路程，并期望能找到相关的资料以为呼应。家近表示虽然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资料比较多，不过既然是日本蒋中正研究群的一员，因此也希望能挖掘与贡献一些日本方面独有的材料，以贡献学界。日本方面近年来较多学者对蒋中正研究开始感到兴趣，部分是因为蒋日记的开放所致，他们希望藉此能从中找到一些新的线索。除了在东京的学者之外，在京都地区如华裔日籍的伊源泽周与其学生西村成雄均投入蒋中正的研究。目前蒋中正研究会的成员的研究现况是，用一些日本独有的资料作研究，但是这样只能做一些有限定的小题目。因此日本蒋中正研究会的成员仍是以去美国看日记为趋向。不过，研究会成员之一的家近亮子表示，蒋日记只是佐料，能让整篇文章变得更为细致，但是并不能取代原有的基础，因此周围的基础研究跟素材，诸如《事略稿本》、《困勉记》等其实仍然非常重要。

日本的蒋中正研究会除了有培育研究生的计划之外，也有与国外机构或研究会合作与交流的计划。例如他们与北大、社科院近代史所、浙江大学蒋中正研究中心、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等都将有联络或是合作，而山田、家近、川岛都是浙江大学蒋中正研究中心的通讯研究成员，也密切参与中研院近代史所蒋中正研究群的学术活动。[5]

五 近年来美国蒋中正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年来美国方面有关蒋中正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部分讨论，期刊论文、博士论文及专著，分别简介如下。

（一）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讨论的主题较为分散，只能概括为几大项来做介绍。首先是宗教与文化部分。在宗教方面，哈佛大学的大瑞龙（Darui Long）教授的研究，提及蒋介石受到母亲影响而亲近佛教，并谈及太虚（Taixu）大师受到蒋的资助进行全球巡回一事。[6]在这方面康豹在2009年近代史所“蒋中正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研讨会的论文《民国宗教团体与政治势力的结盟：以王一亭与蒋中正的交往活动为例》亦曾更深入地讨论蒋与佛教之间的关系。[7]

蒋的姻亲宋子文家族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黄宗智的研究，探讨的是中国近代领导阶层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色，主角是有能力运用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或许也就是受到两种以上文化熏陶的人，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便是一例，此外他也谈及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在文中挑选宋家为例，兼谈孙中山、孔祥熙与蒋介石等，受到西方教育者在中国位居高位并影响局势。[8]关于军阀与政治的领域，金伯利·马坦（Kimberly Marten）从跨国比较的角度讨论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为何人民讨厌军阀。他举出中世纪欧洲、民初中国、当前的索马利亚与阿富汗等4个例子，其中民初中国的范例，即是蒋介石率军北伐。[9]

对日战争时期蒋中正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是综合华人世界研究成果而成的。例如抗战时中日外交与内政部分，有关于“蒋汪合作”，即是一研究热点。基本上学者支持1932年至1935年间，蒋汪合作模式为蒋顺从汪主导对日谈判及实施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不过蒋汪对世界局势的信心有所不同。汪精卫认为国际是冷漠的，蒋中正却相信国际是会同情中国的，但因汪精卫的反共姿态，使他无法接受苏联及中共有可能是潜在的同盟者。但实际上蒋因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剿匪”省区有绝对的军事及行政权力，但汪精卫却无法对军事、财政等方面有任何影响，仅是拥有行政院长的虚名，处理着琐碎的政务。1935年时在重要事务方面，汪精卫甚至要前往南昌与蒋商议。但因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因此他也招惹较多非议与政治责任。在上海及华北的一连串停战协议中，汪精卫也扮演了不亚于蒋中正的角色。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与共党合作，使得汪精卫认为蒋的态度已变，对日政策也因而更变，两人的合作终告结束。[10]许光秋讨论空军以及空中运输补给之外，也分析了史迪威事件，[11]本文提供了许多讨论日本战略、美国战略与中国思考的面向，也特别为史迪威与蒋介石解套，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了解不够所致。史迪威因为不清楚中国官场的习性，使得美国为中国发展空军的美意，增添了相互夺取控制权的插曲，造成当时中美两方不可能避免的冲突。

抗战时的国际关系，也有不少的研究。早稻田大学教授村岛英治在讨论二战期间泰国立场的论文里，谈到了1942年泰国劝蒋不要与日本为敌，而应团结亚洲于日本之下，共同打击欧美帝国主义的过程。不过该文大部分的篇幅在讨论泰军行动，尤其是泰军推进至缅甸的军事行动与其和日本的合作关系。[12]古伊多·萨马拉尼（Guido Samarani）所写的一文，谈及日本在30至40年代对东亚的战争行为，使得中国必须起而抵抗，尤其在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后，因为东部海面俱被占领，因此必须仰赖印度提供补给。国民政府于是致力与印度发展良好关系，蒋中正与戴季陶都曾经访问印度，并与甘地、尼赫鲁等见面，讨论国际局势，并力劝印度战时放缓其独立诉求，先帮助英国等同盟国家反抗轴心国的侵略。[13]林孝庭发表的文章谈及中国在成为世界四强之后，蒋力图将其影响力进入到西藏的历程。该文认为蒋中正对西藏的策略其实相当务实。此说修正了以往学界认定蒋退守西南之后，便将国民政府实力延伸进入西藏的看法。[14]王成勉利用刚开放的蒋中正日记以及魏德迈的数据而写成，作者从中找寻为何史迪威失败，但魏德迈却能在华成功地维系中美关系及中美同盟作战，以及协助蒋中正调解国共冲突的原因。[15]

关于为何蒋中正失去中国政权的讨论，有两篇文章可供参考。一是北得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兼主任哈罗德·M.特纳（Harold M.Tanner），自“满洲国”的占领与中共前往东北谈起，所关注的焦点围绕在蒋为何失去中国政权。[16]另一篇文章为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教授罗纳德·H.斯佩克特（Ronald H.Spector），他认为对蒋来说，胜利来得突然，因此他完全没做好任何接收准备。反观中共则快速前往东北，接收苏联转交的日军军火，因此魏德迈决定协助蒋利用海空军运输军队前往华东及华北。[17]

在政治议题上较值得注意的趋势是，随相关资料的开放，讨论蒋中正在台期间的论文或是战略的文章数量有所增加。此外尚有讨论蒋的人际网络的文章刊行。[18]这些研究成果仍属单点突破式的讨论模式，虽有些许新的气象，然对大的历史诠释方面则并无太多的突破。

（二）博士论文

近几年美国地区所毕业的学位论文中，有数篇环绕着蒋中正，但多集中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祝少康在2000年的论文主要讨论“安内攘外”政策。[19]布伦达·A.埃里克森（Brenda A.Ericson）所写的论文则讨论1936年至1941年间，中美成为盟国的历程。[20]格雷希·C.黄（Grace C.Huang）在2005年于芝加哥大学所写的《蒋介石的“耻”用》（Chiang Kai-Shek’s Uses of Shame：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Agency in Chinese Leadership）一文，试图以理论分析的方式讨论蒋中正的领导统御，利用蒋中正的《大事长编》为主要材料，将其领导方法与袁世凯、毛泽东做比较。接着作者讨论他如何以及为何谈及儒家的“耻”。[21]关于媒体与蒋中正之间的关联的论文有丹尼尔·保罗（Daniel Paul Lintin）于2001年自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论文《从第一夫人到女强人》（From First Lady to Dragonlady：A Rhetorical Study of Madame Chiang’s Public Personae before and during her 1943 United States Tour）（Madame Chiang Kai-shek，Taiwan，China）。该文认为，宋美龄在1943年前往美国巡回演说及访问，是当时传媒界的一件大事。宋美龄在美国演说或是与罗斯福总统见面谈话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劝说罗斯福总统改变其重欧轻亚的战略，增加对中国的支持与物资协助，并协助中国参加战后秩序的擘画，参与和平会议及国际会议。本文讨论了宋美龄的人格特质及其文化背景，作者认为相同的文化养分，能促使民众更能接受、体会宋美龄所想表达的内容，即便所讨论的是跟民众较无关的区域，仍能引发同情，增强说服力。但很明显地，她的缺点是在对官方的影响上不如预期，而其私下的交往也不若在公众方面有魅力。

另一篇关于媒体的论文是艾米·乔万内蒂（Amy Giovanetti）于2007年毕业于St.John’s University（New York）所提交的《中美关系形象塑造》（Image-making i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Images of Chiang Kai-Shek in American Newsmagazines）一文，讨论亨利鲁斯的《时代》与《生活》两大杂志，随着亨利鲁斯对中国的特殊感情，进而在报道上对蒋也有特别的关怀，而《生活》杂志擅用大量图片的方式，也清楚地呈现了蒋中正的样貌，且多半是正面的样貌。蒋在亨利鲁斯的塑造之下，成为一个关心黎民百姓福祉以及承诺施行民主的领导人，虽说学界的看法不尽然如此，但亨利鲁斯仍成功地在50年代塑造了蒋中正的形象。

（三）三本新作

近年来，随着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私人档案文献的陆续开放，西方学界与社会对于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的相关研究与历史评价，一时间颇有增加之趋势。在过去数年之内，即有好几本有关蒋中正夫妇的专著问世。本文以近5年来出版、受到西方学界、媒体极大关注的3本讨论蒋中正、蒋宋美龄专著为焦点，对近年来所兴起的这一波近代中国领导人物研究热潮与成果，进行初步评析。

（1）乔纳森·范比的《委员长：蒋介石与他丢失的中国》。[22]

范比利用大量二手数据与部分源文件，完成了这一本号称是近30年来第一本有关蒋中正的传记作品。该书以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开始，以5大部分、26章的篇幅，描述蒋自1887年出生至1949年赴台为止的事迹。结尾再将叙述拉回到西安事变，为蒋在大陆时期的这段历史，做出一个总结。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企图抛开中国历史的包袱，大胆地想要回答一个西方社会长久以来所探究的问题：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美国政府无法有一个清楚且明确的对华政策？美中之间是如何打交道？在大多数篇幅中，只见他对蒋负面的评价。作者认为：蒋介石身为国家领导人，是“不可置信地无法胜任”；军事上，蒋的表现同样不合格。蒋从来不是一个在政治上可以鼓舞振奋老百姓的人物；蒋残酷，但未必有效率。整体而言，作者把蒋中正描述为一个“包着儒家思想外衣的独裁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蒋与他的死敌毛泽东并无二致。范比书中对宋美龄充斥类似的负面评价，认为她虽然高贵、迷人，但心机极重、固执且傲慢，而整个孔、宋家族则是一群贪婪并好竞逐权力之徒。作者以西安事变为题，提出了一个“后设”问题：若无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中正不可能停止剿共，则日后毛泽东也不可能有机会翻身，成为中国的领导人。只不过该书最大的缺憾，是仅以1949年为结尾，未能论及蒋中正在台湾20余年的主政事迹，并和中国大陆时期的历史做一对比。此书的论断与上述艾恺所分析的早期的诠释基本上是一致的。

（2）李台珊的《宋美龄：中国永远的第一夫人》。[23]

作者利用不少过去从未刊布的史料，特别是宋与大学密友的往来书信，呈现出“少女宋美龄”内心对于婚姻、爱情、家庭与中国社会不为人知的看法。书中论及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合，使自幼赴美受美式教育的她，产生不少角色与面貌的歧异。作者从“文化冲击”的角度出发，认为宋身上结合三种现象：美国南方名媛气息、新英格兰学养气质，以及中国贤妻良母的传统价值。但她的个性与一生却是各种矛盾的组合，对爱情既憧憬，却也充满失望；聪明过人，行事却冲动；既实际也天真；对当时中国社会不满，又没有利用她既得的机会，去改变国家的命运。在这部传记里，作者视宋美龄为一极具争议性的人物，批评宋美龄受美国教育，在西方自由民主环境成长，回到中国后，却未能对蒋中正独裁与法西斯式的治国方式产生正面影响，甚至连她自己都因权力而思想僵化。书中的结论表示，宋美龄一生的故事结局是个悲剧，原因并非在于她生为公众人物的悲哀，而是她未能把握她所拥有的珍贵机会，去改变中国。她的生命虽曾面对解决中国弊病机会，可是当她生命结束时，她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宋美龄只是个“有深度缺陷的女主角”。

（3）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24]

作者为美国国务院前外交官、目前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运用大量第一手史料，特别是蒋中正的日记，将讨论延伸至1949年以后的台湾时期，直到1975年蒋去世为止，因而对蒋一生功过，有更全面的了解。陶涵得出与Fenby完全不同的评价。在本书中，蒋中正被视为是一个目光远大、高度自律、英明谨慎的谋略家，多次预见重大政治事件，且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最后都能逆转不利局面。作者亦认为，蒋身为近代中国（与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长达半世纪之久，他对世界格局的变革所作出的贡献，在整个20世纪少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就陶涵看来，蒋作为一个政治领袖，尽管有许多缺点与失败，然而他不仅奠定了台湾日后繁荣的基石，同时也为台湾日后的民主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本书极大程度上平衡了长期西方论著中纯以西方角度看待蒋中正与近代中国之弊，却又矫枉过正，太过于从蒋本人或中国的视角，看待近代中国以及中美关系的缺失，此外他也犯了不少事实叙述上的错误。

六 结论

蒋中正不但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扮演着很关键的角色。本文以海外有关蒋中正的资料为考察中心，因为各种因素的限制，仅能初步以美国、日本研究成果，呈现20世纪与本世纪以来较特出的成果，至于其他语言及地区之史料和研究成果则拟俟诸来日。首先是美国的研究成果。早期西方学者大多同意蒋介石是爱国的民族主义者、儒教的信仰者，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仰慕者。部分学者并倾向从毛泽东的成功来讨论蒋介石为何失去中国大陆，而归结到农村问题与群众组织的失策之上。总之，此一阶段蒋中正在西方史学中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2000年之后，大的历史论断并无重大的变化，只是在细节上从事更细腻的探讨，或改以国际视野与跨地区做比较研究。再则跨及战后台湾的发展，以及蒋氏施政与后来民主化的关系。

2005年后，西方史学中的蒋中正又有一个新的变化，此一变化与前文所述及新开放的史料有关。这一变化自晚近出版的几本蒋氏夫妇传记式作品中显出端倪。第一个共同特色是其主轴将蒋从一个较负面的、输给毛泽东的失败人物，转变成较为正面的历史英雄。第二个共同的特色是书中有精彩生动的故事描述，这也许对极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并未有太多新奇之处，但是对于广大西方读者而言，则饶富趣味性与可读性。若以严谨的学术角度来看，这3本新著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扎实的历史诠释与理论架构，而仅仅是对历史人物一生具体活动进行细致的考察与书写，以致往往易沦为对该人物一生的流水账。换言之，书中故事生动有趣，却看不到具深度的历史诠释。

其次是日本地区的研究状况。日本所保存有关蒋中正的史料，在数量上不如美国地区来得丰富，这些文字、图像或实物史料多半是蒋赴日留学或访问，以及日人对中国政策之讨论，或对蒋个人感念所留下来的。这方面的史料在黄自进所编辑的史料集已有所搜罗，不过还有许多未曾纳入者。近年来，又有学者再做深入挖掘，其中川岛真的有关高田地方史料，以及家近亮子利用日本地方报纸的报道较受瞩目。由于有这方面的资料，日本学者研究蒋中正的一个特点是在地化，亦即利用日本当地所搜藏的史料来从事研究，以发挥其长处。整体来说，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跟着世界潮流走，另一方面跟着中国潮流走。他们和中国大陆的学者一样，对前往胡佛研究所查阅蒋日记甚感兴趣，不过并未看到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探讨主题包括：国民党权力基础何在；战争，尤其关注蒋的作战与战略；以及外交史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由于山田辰雄教授所领导的蒋中正研究会的出现，日本学者有重新整合的趋势，不过该研究会缺乏经费、在研究方法上也没有一个较具统合性的理论视野，多数的研究或是专注于挖掘历史细节，而无法对重要历史诠释提出修正性的观点，多数的成果仍在旧有的框架之内，未来是否能有所突破仍有待观察。

美国与日本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挑战。如何针对他们所提出的观点，以更扎实的史料做出响应，并提出相应的历史诠释，以追求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将是学者们未来更应努力的方向。

[1] 黄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 艾恺：《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中正》，台北，谷风出版社，1987。

[3] 这以后陆续发表的专著有10本，仅列出书名与作者数据供参考。蒋中正著，丁秋洁、宋平编《蒋介石书简集：1912～1946》，铃木博译，东京，美铃书房，2000～2001；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1931～1933）》，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家近亮子：《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の権力浸透に関する分析—》，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松田康博：《台湾における一党独裁体制の成立》，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黄文雄：《蒋介石神話の嘘：中国と台湾を支配した独裁者の虚像と実像》，东京，明成社，2008；段瑞聪：《蔣中正と新生活運動》，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土屋光芳：《汪精衞と蒋汪合作政権》，东京，人间の科学新社，2004；仲田民男：《蒋介石秘録による昭和の戦争と靖国神社の問題》，东京，创荣出版，2003；吉田庄人：《蒋介石秘話》，京都，鸭川出版，2001；池见猛：《宇垣一成宰相であれば第二次世界大戦は起こらなかった-宇垣一成将軍と蒋介石将軍》，东京，池见学园，2002。而相关的论文约62篇，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内容：蒋介石与战前中日间冲突，有25篇；蒋介石政权的形成过程与思想统治，有20篇；战后的蒋介石，有17篇。

[4] 山田辰雄是从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为出发点进行民国史的研究。开始之时，山田辰雄提倡民国史的研究从横向扩大研究的层面，1989年以后又提出中国政治史连续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山田认为除了横向的研究之外，若不能从纵向地研究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或者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联性，则无法理解真正的中国。在上述的研究理念之下，山田辰雄的研究途径转向了蒋中正研究，其主要的目的是要透过蒋中正研究推展中国研究的三个方向：第一就是从横向扩大中国研究的范畴；第二是加深中国史纵向面的研究；最后则是综合横向及纵向的研究，来理解中国并观察中国未来的发展。

[5] 王文隆：《家近亮子访问》，2009年5月4日。

[6] Darui Long，“An Interfaith Dialogue between the Chinese Buddhist Leader Taixu and Christians，”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Vol.20（2000），pp.167-189.

[7] 康豹：《民国宗教团体与政治势力的结盟：以王一亭与蒋中正的交往活动为例》，蒋中正的权力网络及其政治运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9年9月14～16日。

[8] Philip C.C.Huang（黄宗智），“Biculturality in Modern China and in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Vol.26，No.1（January，2000），pp.3-31.

[9] Kimberly Marten，“Warlord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ume 31，Number 3（2006），pp.41-73.

[10] Wai Chor So（苏维初），“The Making of the Guomindang’s Japan Policy，1932-1937：The Roles of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Modern China，Vol.28，No.2（April，2002），pp.213-252.

[11] Guangqiu Xu（许光秋），“The Issue of US Air Support for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2-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6，No.3（July，2001），pp.459-484.

[12] 村岛英治，“The Commemorative Character of Thai Historiography：The 1942-1943 Thai Military Campaign in the Shan States Depicted as a Story of National Salv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ai Independence，” Modern Asian Studies，40：4（2006），pp.1053-1096.

[13] Guido Samarani，“Shaping the Future of Asia：Chiang Kai-shek，Nehru and China-India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eriod，” Lund：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Lund University，2005.资料撷取：http：//www.lu.se/images/Syd_och_sydostasienstudier/working_papers/Samarani.pdf.取得日期：2010年10月25日。

[14] Hsiao-ting Lin（林孝庭），“Between Rhetoric and Reality：Nationalist China’s Tibetan Agend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Saskatoon：December 2002，Vol.37.3，p.485.

[15] Peter Chen-Main Wang（王成勉），“Revisiting US-China Wartime Relations：a Study of Wedemeyer’s China Mis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Princeton：Mar.2009），Vol.18.59，p.233.

[16] Harold M.Tanner，“Guerrilla，Mobile，and Base Warfare in Communist Military Operations in Manchuria，1945-1947，”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7，No.4（October，2003），pp.1177-1222.

[17] Ronald H.Spector，“After Hiroshima：Allied Military Occupations and the Fate of Japan’s Empire，1945-1947，”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9，No.4（October，2005），pp.1121-1136.

[18] Peter Worthin，“The Road through Whampoa：The Early Career of He Yingqin，”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Vol.69，No.4（October，2005），pp.953-985.

[19] Shao-Kang Chu（祝少康），“On Chiang Kai-shek’s Position on Resisting Japan：An Aanalysis of ’Domestic Stability Takes Precedence over Resisting Foreign Invasion’ Policy，1928-1936，”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Canada，2000）.主要讨论“安内攘外”政策。作者所提出的主要论点是认为蒋中正在其概念之中所设定的战争准备，乃是国家安定第一优先，接着是相关建设必得跟上，于是他在面对共党与日本的两个对手下，而将焦点置于共党之上。其主要原因乃是中国本身建设跟不上战争的需要，尤其是通讯、交通设施的缺乏，以及战备物资的不足，所以蒋中正尽量避免过早与日本交战，而希望先解决国内共党及其他地方军阀的问题，再从事对日抗战。

[20] Brenda A.Ericson，“The Making of an Ally：Chiang Kai-shek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6 to 1941（China，Taiwan），”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2004.

[21] Grace C.Huang，“Chiang Kai-Shek’s Uses of Shame：An Interpretive Study of Agency in Chinese Leadership”，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5.

[22] Jonathan Fenby，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 London：Free Press，2003.

[23] Laura Lyson Li，Madame Chiang Kai-shek：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2006）.这是蒋宋美龄逝于2003年后的第一本全传。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蒋、宋的结合，作者采取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权力考虑优先，爱情只是其次。不过随着蒋中正私人日记的公布，这种说法已受质疑，蒋、宋之间似乎存在着浓厚的爱情。

[24] 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陶涵书中提出诸多不同过往的论点，值得注意与继续开发研究。见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上册，林添贵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10。

讨论

黄克武：目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能分为四大块，分别是欧美、日本、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本场次主要谈及的是海外的部分，亦即是欧美与日本的蒋介石研究。四个区块虽分别有其传统与立场，但却也相互影响，有些观点及意识形态不同，但却有交错出来的火花，甚至有相近的结论，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指出的是，这几个史学传统的突破通常遭遇新史料出土或是意识形态的改变，而史料（文本）的出现更为关键，近来因为《事略稿本》及《蒋介石日记》的出现，兴起一股热潮，使史料与史学相互推动，促成新的动力。第三点必须提出的是，如果我们以上述观点来看，目前史学走入全球化时代，大量大陆研究者前往胡佛观看《蒋介石日记》，不同传统间的对话变成是必需的，二手研究的回顾必须以全球为视野，关注不同语言的研究成绩，因此如果我们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话，就必须站在这四个传统之上才行，才有机会作出新的研究。第四点，如果由提升蒋介石研究的观点来看就是一个大课题。我曾与柏克莱大学的叶文心教授谈到蒋介石，她认为蒋介石研究为欧美史学研究边缘中的边缘，因此我们如何将他放在全球的潮流中，或是将他自后冷战视野中跳脱，摆回冷战架构中观察，便是相当重要的课题，因此蒋介石应该不仅仅是两岸对峙的格局，而应该是世界史的格局。

从上述四点来看，过去对蒋介石研究与评估性观念纠缠一起，多半带有评价。台湾与大陆为两极，蒋在台湾是民族英雄、世界伟人，在大陆则是封建残余。日本也有类似的两极，《蒋总统秘录》便为右派（正面）的产品，但相对地也有左派的批判。美国方面也有类似的现象，艾恺（Guy S.Alitto）的《西方史学论著中的蒋介石》便曾对此作过回顾。蒋介石初期的形象与亨利鲁斯相当有关，在型塑蒋介石的历程里，亨利鲁斯将他刻画为相当正面的角色，是亲美、基督教徒，且将中国带往现代化的人物；而史诺等亲共者，便将其形象作分裂的处理，建构出蒋介石的负面形象。但近年来，随着研究钟摆的摆荡，台湾与大陆开始从极端逐渐向中间靠拢，在台湾从戒严到解严之后，蒋中正被拉下神坛，其塑像也被不同团体所抛弃，在师大校园里，甚至以戏谑、玩笑式的方法对待其塑像；大陆方面也逐渐开始肯定蒋介石的部分成果，这包括了肯定蒋的北伐与抗战正面战场的成绩等等。

美国的部分，因为美国在东亚的中国失败，因此在争论谁失去中国的问题上，便将错误推往蒋介石身上，所以其形象相当负面。我们能从上述三个面向看到钟摆的摇动，乔纳森·范比（Jonathan Fenby）的新书中仍是旧的思维，他批判蒋介石是一个无能的领导者，代表着不具整合的意识形态，以负面观之。陶涵（Jay Taylor）的书则有新的变化。陶涵曾在两岸从事外交工作，因此他对两岸的观点能有深入的认识，他也见过蒋介石，惊讶于蒋介石的手相当软弱。更重要的是，在后冷战时代里，美国开始脱离为何失去远东的议题，脱除易劳逸（Lloyd E.Eastman）批判的角度，走出冷战格局。陶涵的书中突破了以往处理问题仅及1949年的弊病，多谈了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也突破了负面形态的评价，尤其备受赞赏的是他谈到史迪威事件，批判史迪威在军事上的出兵失败，相对地认可蒋介石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史迪威较蒋介石更会操弄美国媒体，因此史迪威掌握了论述，形成了偏见，丑化了蒋介石，也形成了美国所流行的论述。他肯定蒋介石在北伐、抗战的功劳，并且推崇他建国10年的作为，他不认为蒋介石是法西斯主义者，因为他没有种族优越感，不扩张领土也不强调个人崇拜，反对殖民主义，甚至有点社会主义色彩，认为他是和平的爱好者。但他也提到一些蒋负面的部分，像是他跟黑社会之间的关系、纵容腐败、黄河决堤、特务政治、越级领导、放纵家族、内战失败及白色恐怖等，他试着将正负面形象交织一起，算是相当具有冲击性的作品。他全书的最大优点是用了《蒋介石日记》，多达几百个脚注都来自日记，不过因为他的中文并不好，很多地方都是透过研究生帮忙才能处理的，但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处理日记这份数据，这跟我们观看日记有何不同。

安妮·尼尔森（Annie Neison）（哥大政治系）的书评中提到，陶涵所想谈的形象与蒋介石想在日记中呈现的样子是相同的。我自己觉得，蒋介石的自我批判相当强烈，因此我们经常使用史料时会引入《蒋介石日记》中他自己的用法。伍百义的研究认为，中国书写中有自讼的特点，批判自己的道德缺失，这是宋明理学的传统之一，甚至与他人交换日记彼此观看。因此，中国书写中的自讼传统与西方心理传记的写法不同，书写是外在检验者，是外在的法官，强调耻（shame）感，西方的日记则是原罪（sin）的感觉较多。尼尔森认为他是传统宋明理学加上基督教传统结合而成的，而陶涵在书写上直接引用了蒋介石自我批判的文句，这点常为他人批评。

由此，我们或许也能理解，蒋介石为何读了50年的《荒漠甘泉》，这本书给他的最大启示是一个人面对逆境应该坚忍不拔。在陶涵的书中，蒋介石成为一个僵化、固执、严肃、无趣的人，这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皆然，如果我们回归到日记本身，或许我们能讨论一下日记中呈现的蒋介石与现实中的样子有多大差距，蒋介石不若他自己说的那么坏，或许也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好。汉娜·帕库拉（Hannah Pakula）所撰的《最后的皇后：蒋宋美龄与现代中国的诞生》（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一书的出现，也算是钟摆的代表之一，虽说作者不会中文，不过用了许多美国人所留下的私人记录，包括记者、传教士或是留学生的。他的写作策略是相当具有可读性，算是通俗传记作品，甚至提到蒋宋美龄在美国曾有一夜情。作者对于东方有相当多的刻板印象，对宋美龄也是，用大量引文描述她的外形，诸如身材。这些书其实缺乏历史架构，只能是增补一些细节跟考察。日本的部分大概是介绍了一下日本的研究团队，我们访问了川岛真与家近亮子，目前有些纷乱，整合性或许还需加强。

吕芳上：我在成功岭受训第一次见到蒋介石，但他并不高。我去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参加重新评价蒋介石会议（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他们目前采用多角度研究蒋介石的方式，其中一个女士以照片为材料认识蒋介石，这相当有意思，也比较能吸引读者。她举了一个例子，1948年蒋介石就职总统时，李宗仁着戎装出席，几乎使其成为副官，所以让李宗仁感到被羞辱。另一篇则提到蒋介石的幽默，谈的不是蒋介石的幽默感，而是他被作为幽默的对象。再有一篇提到他的雪耻观念及其如何激励自己实现新的目标，这样倒是相当有趣的视角，完全将他作为一个人来研究，能作为我们未来的方向。

吴淑凤：我们盼望能多引介一些海外的成果，或许搭配了我们的资料就成了新的成果或为新的方向。我们研究时，或许能进行情报的交流。另外，书评也相当重要，希望各位能多多撰写书评投稿《“国史馆”馆刊》。

刘维开：从照片、日记与资料都能呈现不同的蒋介石，目前“国史馆”大概是藏有蒋介石照片最多的地方，照片或许是一个能开发的方向，目前能公开的大概有1000余张，《蒋中正总统档案》里也有许多照片，另一批是不公开的底片，我们尤其应该处理的是这一批。之所以没冲洗，是因为不符合其形象所以没被冲洗的NG（No Good）照，从这才能看到他“私”的一面。因此不雅镜头、没有假牙等照片其实不能冲洗，以前照相是连拍的，再从一堆影片中挑选合适的，呈现其官式模样，期待“国史馆”从此入手，公开此批资料。

唐启华：日本方面也开始利用一些日本当地的数据，企图建构出蒋介石的形象，我参加日本山田辰雄的会，他曾经提到研究蒋介石或许是中日和解的关键。或许，这与两岸要共同研究蒋介石，想达成两岸和解的目的是相同的。

汪朝光：陶涵的书大概算是修正史学的开端，他们的研究确实有启示意义，分析方法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们也有弱点，中文毕竟不是他们的母语，无法体会其微妙。我们对于蒋介石的语言，或许也能加以讨论，像是他对学生的训话真是乏味，不若毛泽东谈话那般生动，吸引听众。这点是由母语为中文的研究者来处理，或许较佳。

王奇生：《蒋介石日记》中确实有相当多自我批判，但蒋介石对其诗文、演说却相当自信，自认为是革命领袖，自我感觉良好。

刘维开：我去年参加了川岛真在日本的会，我们大概能看到日本对蒋介石研究的趋势，像是蒋介石的日本渊源或是说蒋介石与日本的关联、蒋介石对日本的观感与日本因素，川岛真便提到高田时期的经验对蒋介石日后相当有影响，因此他会注重军纪跟卫生，甚至是刷马习惯都留下了影响。日本对《敌乎？友乎？》一文相当感兴趣，为何这一篇要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徐道邻发表，进而分析相当细微的片段。他们也开始要谈一些研究在地化的部分。

陈群元：日本方面对《敌乎？友乎？》的兴趣，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认为日方当时若能注意到这一篇文章的话，中日关系的发展或许会有不同的样貌，甚至可能避免一战。可惜的是，《敌乎？友乎？》在当时并未受到日方的重视。有吉明驻华公使虽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但他的报告并没有被日方高层当一回事。当时中日关系自1935年1月开始，出现了有些戏剧性的“亲善”气氛，日方未能重视这篇文章，可说是白白地错失了一个可能真正拉近中日关系的机会。事实上，蒋介石曾透过外交系统调查日本方面的反应，但一直都没有得到日本重视此文的消息。

李君山：当时驻日公使蒋作宾发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认为日本重事实不重理论，《敌乎？友乎？》一文并没有任何涟漪，因为根本没人知道谁是徐道邻，连驻日公使对此都不清楚。汪兆铭本与蒋介石言明要发表亲善论，汪先行，但蒋未跟。

陈群元：或许当时蒋介石有考虑到对内因素，希望能维护他抗日的外在形象，因此才低调借用徐道邻之名发表。

刘维开：不过能选择的人选相当多，选徐道邻则是相当奇怪的，若以陈布雷署名，则意义将完全不同。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大陆）

杨奎松[1]

一

改革开放前，大陆基本不存在对蒋介石的学术性研究。中共建国前后用以批判宣传之用的小册子数量不少，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方克的《蒋介石卖国真相》、新华书局的《蒋介石言行对照录》、恽逸群的《蒋党真相》、荣孟源的《国贼蒋介石》、光未然的《蒋介石绞杀文化》、刘松涛的《蒋介石祸国史话》、解文的《祸国殃民的蒋介石》等，有些披露了一些历史情况，但多数都没有太多学术价值。其他像唐人著《金陵春梦》，冯玉祥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宋乔的《侍卫官杂记》等回忆录，虽读者众多，亦不无参考价值，但记述的真实性与准确性却存在颇多令人质疑之处。

在改革开放前，有关蒋介石研究问题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是1961年，外交部长陈毅给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曾下达过写一本《蒋介石传》的任务，近代史研究所领命后特请当时在中国民众大学工作的何干之教授主持写作该书，并为其配备了几位助手，安排了专门的工作室等。何的几位助手曾广泛搜集资料，调查访问，编写过资料长编等。

在此一指示的推展下，中华书局李侃等人也着手编辑了一套《蒋介石言论集》。何干之的工作后来由于可以想到的原因未能进行下去，《蒋介石言论集》的编辑工作也没有能够继续下去。不过，因为言论集的编辑早期阶段大体上告一段落，因此还是得以在内部少量印行过，它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来源。

该言论集的最大特色，是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特别是涉及1927年以前蒋介石的思想言论，因为是编者从早年报刊或当年印量较少的各种印刷品中辑录下来的，因此与1927年以后经过国民党有关机构整理出版的，以及国民党到台湾后编辑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蒋介石思想言论集相比，更具历史真实性。因为，其中的一些重要篇目，在1927年以后的各种出版物中已踪迹全无。不少篇目中的文字内容，也因后来辑录发表时遭删节修改，而难以读到。故此一言论集对于了解和研究蒋介石思想变化的过程，特别是了解研究1927年以前蒋介石思想言论的真实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改革开放后对蒋介石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在1985年以前，有关蒋介石的学术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唯一在1980年出版的荣孟源的专著，即《蒋家王朝》，基本上还是其《国贼蒋介石》的翻版，无论立意、观点，还是对史实的选材，都继承了“文革”前的政治批判态度，看不出学术研究的意味。

大陆学界对蒋介石国民党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得益于当局对台政策的改变。1982年7月24日，在邓小平的推展下，廖承志受命致函蒋经国，公开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议。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也公开倡议国共两党应就第三次合作进行“平等会谈”。此后对蒋介石国民党宣传和研究的尺度也开始放宽。

1985年，借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正面宣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中国军事博物馆因此首次透过布展介绍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情况。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纪念1938年国民党军队进行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文章。

与此同时，正面描写国民党军队台儿庄战役的剧情片《血战台儿庄》的拍摄工作得到批准，并在1987年借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之际正式公映。该片对国民党将士及蒋介石等领导人多做了较正面的描写，因而成为大陆开放对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信号。

在此前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也配合这一情势，向学人和各界开放了有关蒋介石及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包括出版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档案选编。浙江及奉化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出版的有关蒋介石史料的专集、前国民党七十九军军长方靖撰写的《六见蒋介石》，乃至于在海外有很大影响的由日本产经新闻社古屋奎二撰写、得到台湾国民党当局配合的《蒋介石秘录》中译本，都相继出版，从而为大陆学人拓展蒋介石研究的资料来源，创造了不少条件。

从1986年开始，大陆陆续有较多的学人开始尝试着用学术的眼光来研究蒋介石了。杨树标的《蒋介石传》，宋平的《蒋介石生平》，以及严如平、郑则民的《蒋介石传稿》，都是80年代下半期大陆研究蒋介石生平的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但比较而言，杨天石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档案，于1988年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的学术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大陆学人研究蒋介石生平事件的最高水平。

三

由于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度遭遇到较大的冲击，在1989年之后，社会上否定国民党抗战作用的声音再度升高起来了。在这样一种严峻的氛围下，只有胡绳依仗其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在1991年利用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借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理由，再度给了蒋介石一个比较正面的综合性评价。他在书中宣称：“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

但是，这样的评价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在通常情况下，历史研究学者的研究仅着眼于还原历史事实，而非评判历史功过。另一方面，在当时条件下，多数学者思想上仍旧受到传统的政治评价的影响，因而要么避开对蒋介石国民党做出总体性评价，要么微观肯定，宏观否定，总体评价上比较多的还是在照搬过去的一套说法。

在90年代初大陆出版的最重要的蒋介石研究资料，是公安部档案馆编注的《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该日记的发表，对研究抗战及内战时期的蒋介石极具价值。结合台湾陆续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各编的数据，以及像《陈洁如回忆录》之类的中译本，有关蒋介石研究的史料仍在逐渐拓展和增加之中。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学者的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与蒋介石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最重要的学术讨论，是围绕着抗日战争究竟是由国民党领导，还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展开的。尽管这个问题的讨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因为它会引起讨论，本身反映的就是众多学者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和作用的事实的坚持，因此仍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官方调和各方观点，认同了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说法。

由于这段时间各部门对学术自由的掌握尺度有松有紧，学者们在蒋介石和国民党问题的研究上开放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有的单位里，研究者的研究，无论选题还是观点，几乎不受时政的影响。但对于某些部门的研究者来，情况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在这些单位里，包括在一些过去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具体评价问题上，新的分析和说法，可能给学者自己带来麻烦。

综上可以看出，在整个90年代，有关蒋介石国民党问题的研究一直处在一种波澜不断的状态中。

四

在1995年到2005年，大陆的蒋介石研究逐渐开始向专题研究深入。特别是涉及蒋介石早期生活、思想，1923年访苏经过，与苏联顾问的关系，1926年中山舰事变前后与共产党关系，发动四一二事变的背景，对“清党”运动的态度及作用，以及蒋在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中的具体态度和作用等等，都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发掘。而这一切进展，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台湾档案的开放，包括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以及大陆学者前往台湾查档的日益便利。

正是由于这种持比较中性和客观的态度，依据第一手史料文献，来研究蒋介石国民党历史的学术氛围逐渐生成，2002年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出版实际上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有关蒋介石国民党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已经比较开放。

五

大陆对蒋介石研究的进一步开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党2000年在台湾地区的下台。2004年国民党二度选举再败，之后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接连访问大陆，国共两党关系迅速接近。而民进党主政期间坚持敌视大陆的政策，甚至大搞“去蒋化”。在这种情况下，又适逢蒋家捐出蒋介石日记手稿，引发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生平的一股热潮，结果，杨天石又得以在2008年成功推出更大部头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论文集。综观全书22篇文章，除2篇发表于1987年及1988年，1篇发表于1995年，1篇发表于2000年，1篇发表于2003年外，有4篇文章当时发表于海外，一半以上的文章都是在2007年至2008年才得以在大陆发表的，这清楚地反映出大陆蒋介石研究的政治环境在2006年以后进一步宽松。

和2003年的情况尤其不同的是，2008年杨新著出版后，还频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直言蒋介石的历史功过，明言蒋介石历史上至少可以说有“两大功，两大过”，称蒋领导北伐和抗战可以肯定有“大功”；领导两次内战亦可认为有“大过”，唯“立场不同，评价也不同”。

如今，杨天石对蒋介石历史功过的这种评价，虽然仍会受到少数人的激烈批判，却再难掀起2003年那样的风浪来了。这种情况也同样可以说明，大陆蒋介石研究的政治环境确实更加宽松了。

只是，也正是因为这种宽松很大程度上与两岸关系，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善有极为明显的内在牵连，但政治对学术研究的这种强大牵制作用也从另一个方面提示我们，一旦两岸关系状况稍有变化，蒋介石研究的开放尺度未必不会再度受冲击和限制。

六

纵观80年代中期以来大陆的蒋介石研究，虽然参与者人数众多，各种出版物有数百种之多，但可以说，在持续20年左右的时间里，多数研究成果仍旧保持在一种比较低的层次和水平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受到传统政治观念的束缚和政治环境变动不居的影响，多数研究者思想还不够解放，许多研究都还停留在重复性的讨论或论证蒋的某种政策和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上，对于历史事实本身的重建或系统的考据研究的成果数量有限。

第二，是受到档案开放和到海外查档的局限，不少研究者对蒋介石的研究难以深入，或还只是在外围飘来飘去，很大程度上与他们查阅和阅读史料的条件局限有关。

在这方面，杨天石之所以能够写出《“中山舰事件”之谜》和其他一些有着很强的考据性的论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放蒋介石等个人档案的一个短暂时段中，他是大陆学者中几乎唯一一个集中查阅过这方面档案的人，这为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

同样的情况，在80年代中期到2004年前后，大陆学界，尤其是近现代史学界，能够经常前往海外开会、访问并查档者，也还十分有限。这极大地限制了大陆能够依靠档案文献史料对蒋介石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队伍的人数。杨天石在这方面却得天独厚，有其特有的优势，这也是他能持续写作“海外访史录”，并最早出版系列蒋介石研究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几年来大陆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政府对高校和研究单位财政投入力度较大，社会赞助也日渐增多，大陆学者开始络绎不绝地前往海外查档和交流，这种条件上的改变无疑会迅速扩大大陆蒋介石研究的学者队伍，它也一定会推动大陆蒋介石研究在今后进一步得到深入和拓展。

七

当然，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自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开放以来，连续几年来，无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和其他国家学者去查阅者人数已相当多，但是，能够迅速拿出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的学者，仍是凤毛麟角。近几年尽管大陆有大批学者前往美国和台湾查档，包括抄录蒋介石日记手稿，但是，最近两三年里大陆发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蒋介石问题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却明显地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许多新加入的学者前期的研究准备不足。像杨天石之所以能够在2006年至2008年不足3年的时间里，接连发表10篇以上讨论蒋介石在对日议和问题、对东北问题、对史迪威事件、对孔祥熙等人舞弊案、对延安闪击战问题、在重庆谈判中对毛泽东的策略问题，以及宋美龄与蒋介石关系问题等研究论文，就是因为他长期做蒋介石研究，资料积累和史实研究已有相当基础。金冲及能够依据蒋日记手稿，写出较有分量的《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一文，也是因为他前面对1945年至1948年国共走向内战的情况有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不久前刚刚出版过《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

面对大量新接触的蒋日记手稿，缺少前期较系统的基础研究的学者，往往很难很快抓住适合的研究题目，撰写出较有新意和有一定分量的研究论文，非再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数据积淀和爬梳不可。但是，蒋日记手稿公开，新的论文却难产，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一个原因就是，以往的蒋介石研究者过多地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较少关注蒋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以及蒋的心理活动等较私人的情况。而蒋的日记手稿，绝大部分内容过去早就以年谱、类编、困勉记等形式，包括以蒋的大事长编或事略稿本的形式披露过。因为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蒋个人生活、情感和内心活动方面的内容，或只是便于人们了解已经刊布的蒋日记内容，在文字上有过怎样的修改，因此，过去单纯从事政治史或军事史研究的学者，要想马上将这些样新的内容与他们过去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获得新的发现，就比较困难。

而这种情况恰恰也说明，在蒋的日记手稿中迄今并没有，或很少有政治史方面新的重大发现。当然，这并不排除结合宋子文档案和台湾蒋中正档案中其他相关档案，发现个别私下的政治运作，就像杨天石从宋档和蒋档中注意到蒋曾派齐焌在战时一直保持着与法西斯德国一些亲华将领的关系一样，但要得出1944年7月20日德国陆军上校施道芬等刺杀希特勒一事与齐焌的工作有关，无论如何还是极为困难的。

由此可知，要想在过去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地通过掌握日记手稿的内容来根本改写一些重大的或基本的历史事件，在短时期内显然还很少可能性。

八

最后，也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大陆政治开放程度发生怎样的改变，大陆学者在蒋介石及国民党史研究中偏向于“成王败寇”的政治化倾向，都是妨碍这一研究深入和整体学术进步的一个巨大障碍。

所谓“成王败寇”的政治化研究倾向，就是大陆学者在研究蒋介石和国民党问题时通常会陷入的一种思维定式，即很容易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探讨”或“品味”蒋介石国民党为何会丢掉大陆并“被淘汰出历史发展的主流”。

在这方面，绝大多数大陆学者都能够从蒋介石的统治方式、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及其党的组织特点、官僚化程度等方面，得出大同小异的种种结论性意见，并且自信对蒋所代表的政治集团与时代诉求、社会需要，乃至和近代中国历史进步逻辑的背离等问题，做出看似公正的分析。殊不知，这种典型的“成王败寇”的分析理路，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要求实不相合。

事实上，一个政权统治的稳固与否，是和许许多多复杂的历史条件，包括特定的历史环境相联系的。一个政治家的成败与长短，也都是有条件的，会受到很多特殊的因素影响与局限的。今日在此事上智而明者，他日却很可能在彼事上愚而昧。人各有长短，此长者，彼短；彼长者，此短。站在胜利者的角度来看待蒋介石国民党当年的失败，往往会只见其短，不见其长。如此来分析史料、评判历史，就很容易以胜者之长，比败者之短，而忽略了对胜败双方所处条件、环境做客观和深入的考察。事实上，对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来说，任何一种条件的缺失或增多，都可能使结果变得两样。

以大陆传统观点认为的蒋介石国民党败于“独裁”、“腐败”两条为例。只要比较各国，也包括比较新中国的历史即可了解，无论专制还是腐败，都未必会导致政权垮台。恰恰相反，缺少“专制”和“独裁”之力，内部你争我夺，相互推诿，却恰恰可能是蒋介石在整合国民党及其政权各方面资源，对抗中共挑战时所存在的重大缺陷之一。

与此同时，仅仅着眼于蒋介石一时的政策方针和判断决策失误，也不足以回答和解释台湾学者对导致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胜而衰、衰而败的其他重大历史疑问。如西安事变、日本入侵、苏俄干涉、美国战后对华政策，以及中共利用国共合作所进行的组织渗透等等，它们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失败究竟起到了怎样重大的作用。显然，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地通过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手法上寻找缺陷来论证其失败之必然，也是很难让我们的研究具有说服力的。

九

综上所述，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还在日益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中。这种讨论，势必会越来越把蒋介石从一个中国现代政治的标志与符号，还原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事实上，作为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过渡性代表人物之一，蒋介石自身的特色极其突出。

第一，和西化色彩强烈的孙中山比，蒋介石身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十分浓郁。第二，和平民化色彩极强的毛泽东比，蒋介石士绅阶层利益维护者的立场十分鲜明。第三，和完全西化的宋美龄结合并信奉基督教，反映出蒋介石对西化具有包容心态。

近几年来，大陆文学艺术作品已经愈来愈重视和突出人性原则。大陆史学界也越来越多地在引入西方社会史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在相当程度上冲击和瓦解着正统史学所倡导的是非观和正误观。且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生把目光投向下层、弱者和种种重大事件对人性与人权的伤害与摧残，因而使大陆史学界的研究趋向正在发生很大的改变。

可以期待，当这样一种研究趋向影响到蒋介石研究时，把蒋介石从一种政治符号还原成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的研究，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自然不是说蒋介石作为近代中国一代政治领袖的历史作用与影响不再重要，而是说，当学者们逐渐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把蒋介石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加以研究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越来越容易理解和了解蒋介石的时候。也只有在那个时候，对蒋介石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去政治化而容易还原出蒋介石的历史原貌。也只有当我们从方方面面越来越接近历史中那个真实的蒋介石的时候，我们大陆学者也才能够做到比较客观地了解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环境中，蒋介石到底起了一些怎样的历史作用。

[1] 杨奎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讨论

杨奎松（主旨发言）：大陆蒋介石研究回顾，大致上变化的线索，一是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和台湾及海外的蒋介石研究，最近正在潜移默化当中，这改变的契机是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的蒋介石研究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分成三个阶段：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三个阶段虽有起起伏伏的状况，但现在外界已经比较容易看到有关研究蒋介石的书籍或文章。我想检讨的是大陆的蒋介石研究到目前为止意识形态仍然起着作用。我在此提两个问题。

（一）不同的角度。如果不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的话，有时东西会看不清楚的。如唐教授提到的以北洋政府的角度去看当时的历史。另外大陆学者常以共产党胜利者的角度去思考，会有“成王败寇”想法，这与台湾学者的想法会很不一样。今天大家基本的治学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尊重学术与客观事实，但起始角度不同就会造成不同结果。如蒋的宗教信仰，大陆学者会有不同见解，习惯会想蒋信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太会注意宗教书籍，不会跟着去念《圣经》等等。我注意到的是蒋的情感方面，如对蒋毛思念母亲的比较，可以知道双方的不同。如蒋对母亲很孝顺，虽常违逆她。蒋曾说“我最遗憾的，没有看见母亲合眼”。毛亦是，母亲死前毛在身边，他不去看母亲最痛苦的样子。

另一件对照之事，可以看到蒋的优柔寡断或受感情影响的例子。蒋不相信张学良会发动西安事变，事后对张亦很生气，但一直没有用强硬手段。蒋对张一直用父执辈的立场去看待张，认为张是被他身边的人带坏。这与毛的情况很不同，毛似不会去考虑这些关系。设身处地去读蒋日记的话，可以了解对蒋介石的另一个印象，不会认为蒋只有单一形象。

（二）传统和现代。通过对蒋介石研究的对比，关怀的问题已经不限于历史。这可能和中国大的背景有关系，思想的传承有关系。

中共为什么会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注重地缘与人际的关系，这是受很强的中国传统的影响，讲究亲字，更亲才能更信，这可说从私的角度去思考。中共在这方面相对来讲进步，至少在革命年代不会太强调地域、人际、亲族关系，不太看重而是用能力或站在党的立场去用人，党的话就可以看成公，从这一角度来看共产党用人较具有五湖四海色彩。

吴淑凤：（一）大陆研究方向：蒋与毛的比较是有趣的研究角度。（二）宗教角度看蒋介石：《荒漠甘泉》，可从蒋的眉批看蒋对宗教的看法。（三）往后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资源进行研究。

汪朝光：我的想法：第一是历史的功能不是在拨乱反正，历史的功能是梳理历史本身，让人多了解历史、人文教育等。第二是大陆有特殊研究环境，如民国高官后人，他们对先人的评价比较在意，往往影响到研究。第三是“文革”前的文史资料说的国民党都是它的坏处，但反映的却是事实。“文革”后的文史资料常说它的好话，有时反而没有反映历史真实。再一个是因国共关系复杂，有些事情还不清楚了解，一些事情不能妄下结论。

刘维开：吴淑凤编审所提的有关宗教信仰部分：宗教对蒋后半生其实是非常大的作用，1949年至1950年时是其安定的力量。我觉得想了解蒋的宗教思想作探讨的话，从他对《圣经》的理解会比从《荒漠甘泉》着手更重要，因为他在《圣经》上的批注远比《荒漠甘泉》来得多，有些资料在党史会保存。从这些材料中可看出蒋对基督教的看法，但做蒋对基督教的研究，不要说大陆，连在台湾都很难做，因为他的想法有很多与基督徒的信仰有不同。他的信仰可说是“基督信仰”，融合了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儒教思想等。有关宗教对蒋的影响这是很值得开发的领域。

吕芳上：宗教与蒋的关系很有趣。宗教牵涉人性的问题，像无神论对大陆年轻一代没约束力，如刚来台湾的大陆学生，很快就受洗了，宗教对一些人很有影响力。蒋的基督教信仰的确是混杂其他思想，可以好好研究。

王奇生：一些感想：（一）尽量提醒自己以中立的立场治史。（二）因知道历史结局，因此难免先入为主，“成王败寇”，做研究时要注意。（三）基督教的问题：大约1927年至1929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常写“人定胜天”，后来就少写了，大概就是受基督教的影响。

刘维开：问奎松教授一个问题。对于蒋介石通俗化研究的部分，非学术性研究，研究方向上是否会和学术的研究与时俱进？像这一类通俗性著作有一定的市场，学者们对此的态度如何？如何看待这些书的影响力？

杨奎松：就像想用《三国志》来代替《三国演义》，不可能。要试图去对通俗著作作些影响，但要影响整体的读者，蛮困难。最近学术著作印刷量比较大，加上读者水平提高，因此整体情况是有所改善的。

杨维真：最近出版两本文学的回忆录：齐邦媛及王鼎钧。这些人都是外省子弟，把生命用文学作品传达出来，因此不仅可以当做史料，更可以当做一种关照历史的一个深刻记录。像我们这些外省第二代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历史说要与对象疏离，保持客观，但在情感上我们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因此它销售25万册不是卖假的，外省第一代大概都凋零了，第二代要了解他自己要怎么来的，所以历史是可以和文学结合得非常好。

蒋介石相关主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台湾）

吴淑凤 陈进金[1]

在1980年代以前，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几乎都受到政治禁忌或意识形态的限制，以及档案数据的不开放等因素影响，因而形成历史研究上的一种局限，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政治议题，更是研究上的禁区。但自1980年代以后，政治束缚逐渐解除、教条框架渐被抛弃，尤其台湾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脚步，反共、一元化的国民革命史观，不再成为唯一的历史解释，民国史学者具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

台湾地区政治解禁后，有关民国史档案资料也随之大量开放，如台北“国史馆”所典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以下简称《蒋档》），经过学者研究运用，或纠举过往论著的错误，或厘清以往隐晦不明的历史疑案，且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蒋介石日记》后，学者还能进一步探讨蒋中正的内心世界，在在说明新史料正带动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另在《蒋档》数字化后，透过编目目录字段的综合与分析，民国史学者还能突破以前的窠臼，开创新的研究方向与趋势。例如以蒋中正与相关人物往返文电的内容要旨，进而与时局结合的分析与研究；也可开发新的议题，例如蒋中正的国家“观”、蒋中正的民族“观”等；甚至检讨以往的既有定论，例如抗战前蒋中正的“削藩论”等。这说明档案数字化后将使研究议题更为丰富多元，且有助于学者挖掘新的研究课题。

一 前言

1950年代台湾地区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从学术机构展开，大都从接收史料、整理资料着手；最早是以清末民初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11种110册最具代表性。[2]此外，台湾当局为倡导国民革命史观，透过历史学科教育以配合其基本“国策”，乃强调贬抑“满清”、北洋政府，与反对共产革命的论述。[3]是以，此一时期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蓬勃发展，却很难不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形成学者从事研究的一种局限。

至1970年代台湾史学研究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近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是深受欧美史学发展的冲击，是以新文化史逐渐成为台湾历史学门研究重要趋势。[4]这些论述包括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其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生产与消费、真实与虚构三方面，明确定义新文化史与传统智识史及社会史的区别。[5]也因此，台湾地区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研究渐趋式微，台湾学者真正利用档案来从事民国史研究者，变得越来越少了。

然自80年代起，台湾因时局的变迁，过去的政治束缚逐渐松绑，国民革命（国民党）史观不再成为唯一解释民国政治发展的论点，民国政治人物的评价亦趋于多元；再则，有关民国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亦相继解禁出现，对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与贡献。因此，目前是运用档案从事蒋中正或民国史研究的最佳时机，一方面少了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的羁绊，一方面又有新档案、新数据可资运用。

正因文件文献大量开放，促使民国史研究学者能多少参考到台北“国史馆”所庋藏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典藏的原始数据，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典藏的《宋子文档案》、《蒋介石日记》和哥伦比亚大学所藏的《张学良档案》等。目前除了部分档案因涉及美国国家安全资料，必须等待法律专家界定后才能决定是否开放外，其余资料多已经开放给学术界参阅运用。[6]基于此，民国史的研究值得学者期待与投注更多的心力。

事实上，随着国民党史观的被扬弃，以及档案数据的大量开放，尤其是《蒋档》数字化后，有关蒋中正及民国史研究新领域、新议题的开发，已是必然走向，此时正是史学界应该“把政治放回到二十世纪中国史”。[7]是以，本文将以台北“国史馆”所庋藏的档案为主，介绍该馆档案典藏内容，以及有关蒋文件编目目录信息运用，并将以个人运用档案数据所获得的部分心得为例，来具体陈述蒋中正资料与民国研究的方向与趋势。期盼透过本文的介绍，能吸引更多民国史的同好来利用“国史馆”典藏的蒋文件等资料从事研究，进而提升蒋中正或民国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 台湾地区蒋中正研究回顾

蒋中正（1887～1975），是民国史上的政治强人，他实际统治中国大陆与台湾近半个世纪；蒋中正也是20世纪备受争论的人物之一，赞美者誉之为“伟人、民族救星”，指摘者则斥之为“蒋匪、窃国大盜”。对蒋氏的历史评价不一，褒贬迄今仍无定论，但其对现代中国发展的影响，则不容置疑。是以，过去以蒋中正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不计其数，而有关蒋中正的专著论文更是汗牛充栋。2001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自进教授曾主编一册有关蒋中正的研究资料目录，仅收录近20年（1980～2000）出版的资料目录，全册就高达466页（含索引），足见学界有关蒋中正研究之热烈与重视。[8]在中国大陆，长期把蒋中正视为反动派的首领，中共建国之初的50年代，曾经进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蒋运动，“人民的公敌”、“千古的罪人”是早期中国大陆对蒋中正的评价。直到1980年以后才开始有学术机关发出“重新评估一位现代历史人物——蒋介石”呼吁，大陆方面才在80年代末相继出版数种有关蒋中正的传记。[9]虽然中国大陆学者开始重新评估蒋中正的历史地位及其功过，是历史研究的一项进步，但此一时期的论著仍然难脱“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框架，立论较为偏颇；直到90年代后，大陆学者才能比较“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评论一位历史人物，对蒋中正的评价则渐趋客观。[10]

至于台湾有关蒋中正的研究，大约可以1980年代为分水岭。在蒋中正尚未过世之前，台湾已经出现了几本蒋中正传记，例如1954年梁中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1956年王升的《我们的蒋总统》，以及董显光根据1937年版再增补抗战后蒋中正事迹的《蒋总统传》等。[11]以及蒋中正逝世后所出现的第一本传记，即由黎东方于1976年所撰写的《蒋公介石序传》一书。[12]

上述书籍受到“反共”、“一元化”的国民革命史观的影响，大都强调他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贡献，尤其着重于其思想学说与行谊的论述，或是强调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或是讨论其在国际外交的成就，或是建设台湾的贡献，即使到了80年代有关蒋中正的研究论文，其主要观点仍然不出上述的论述。1986年蒋中正百年诞辰时，由“中国历史学会”、“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召开了一场“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当年应邀出席的海内外学者专家200余人，共提出100篇学术论文，该次会议即分成“蒋中正先生之思想学说与行谊”、“蒋中正先生与国民革命”、“蒋中正先生与中国现代化”、“蒋中正先生与世界”，及“蒋中正先生与复兴基地建设”5组分别讨论。[13]这次研讨会应该是以蒋中正为主题的规模最盛大的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却也代表台湾学界对蒋中正历史地位一元化评价的结束。

自80年代后，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多元史观呈现于民国史的研究，蒋中正逐渐由神坛被请回凡间，有关蒋中正的历史评价也趋于多元，此一期间李敖出版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等一系列专著。[14]李敖上述专著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与以往的论著南辕北辙。1995年，李敖与汪荣祖合著出版《蒋介石评传》一书，即详以史料，严以考证，有别于坊间野史式的传记小说，而以求真的精神，重塑蒋氏一生功过及其历史定位，可为学界对蒋氏另一种评价的代表。[15]大约同时，黄仁宇也出版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16]利用多种原始档案文献资料的比较与阐述，给予蒋中正较为正面的肯定，有关蒋中正的研究呈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形。

三 “国史馆”典藏的蒋中正资料

台湾地区典藏民国史资料的机构，以“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国家档案管理局”等单位为主，其中以“国史馆”所庋藏的“总统”、“副总统”档案最为丰富，亦最具重要性。

“国史馆”对新征集的档案，经初步整理后上架，一经解密即可提供各界人士调阅；其中较具参考价值的档案，该馆优先立案、编目、修补、微缩或影像扫描等信息化方式加以整理，欲到该馆阅读档案者可以利用该馆的检索系统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档案史料。

“国史馆”自2002年起进行档案数字化计划，审选该馆现藏珍贵档案，利用科技分年进行编目建文件、影像扫描，产出数字数据，并利用数字数据不失真、可快速复制及多样化呈现的特性，达到永久典藏的目的；同时将部分数字化档案上载网络，全面开放各界研究应用。[17]是以，学者运用该馆档案数据，将更为便利快捷。在“国史馆”典藏的档案中，与蒋中正研究较为相关者，主要有《国民政府档案》、《阎锡山档案》、《蒋档》和《外交部档案》等。[18]兹简单介绍如下。

（一）《国民政府档案》

“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期间自1925年7月至1949年6月止，是总统府自1961年8月至1996年12月，分5批移转之大陆运台旧档案，前4批移转的档案中有关抗战胜利后的档案，因当时内外情势，被视为事涉敏感而遭抽存，直到1996年12月才全部移转到馆典藏。

该馆典藏《国民政府档案》经数字化后，总计有7086卷，1134746页影像图文件，分为总类、主计、人事、行政、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司法、经济、交通、卫生、新闻、其他等15大类。[19]

“以党领政”，是训政时期中国的特色，国民政府是中国国民党政策的执行机关，透过该一档案的内容可以进一步验证训政时期“以党领政”的成效。在“国史馆”典藏的《国民政府档案》中，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议记录、国务会议记录、国民政府政治总报告、行政院工作报告、院会议事录等资料外，也进一步提供学者探讨相关议题的材料，例如有关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党团关系”、共党（异党）活动情形、各地的学潮工潮，及战后初期的台湾问题等，且上述《国民政府档案》数据还可以来和《蒋档》相互印证。

（二）《阎锡山档案》

《阎锡山档案》（以下简称《阎档》）原称为《阎故资政遗存档案》，系由“国家安全局”于1971年9月移转“国史馆”典藏，经“国史馆”初步整理后于1976年正式提供学术研究之用，唯当时仍有大部分资料属于限阅，直到近90年代才完全对外开放阅览。阎锡山一生经历丰富，身居党政要津，民国成立后长期掌握山西政权，其与蒋中正时分时合，使其评价颇富争议，但其遗留的档案，则搜罗了民国以来重要史事数据，极具参考价值，研究民国史学者应加以重视。《阎档》就其内容可分为要电录存、各方往来电文、日记及其他等4类，共计1254卷。[20]由于该档尚未数字化，特分项介绍如下。

要电录存：全名为《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包含筹印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案、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目录、阎伯川先生要电录存等，时间含括自1912年至1939年止，共计146卷33605件。《阎档》中的要电录存每案之前皆有提纲，略述该案的原委。其内容系阎锡山来台后，就其在大陆与各方政治人物或部属幕僚人员的往来文电，摘择重要部分交由秘书依时间顺序与历史发展脉络，编辑成册。

1912年至1926年的要目有：袁氏称帝、参战、讨伐复辟、护法战役、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直皖战争与陕鄂诸役、直奉战争、黎氏复职与曹锟贿选、反奉诸役浙孙反奉与吴氏再起、反奉诸役郭氏反奉与冯李冲突役等案。

1926年至1928年的要目有：北伐党军奠定赣鄂进克浙闽宁沪、北伐清党始末与国府迁宁、北伐吴部解体与奉军入豫、北伐奉张组安国政府、北伐北方党政军之运用、北伐接收京津、北伐华北善后、北伐东北易帜暨胶东靖乱等案。

1928年至1937年的要目有：北伐后之中央政局、北伐附编遣实录、北伐附三全会议及蒙藏事务、北伐附晋冀察绥党政、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兴戎、处理西北军斡旋和平、处理西北军事冯氏再变、两湖事变、粤桂事变、中东路事件、讨论党国大事军事、宁粤合作、整理晋绥军、晋军抗日、晋军剿共、解决孙军、察省事变、内蒙古自治、棉麦借款及闽省事变、冀察事件及华北伪自治运动、两广事变及中日交涉、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案。

1937年至1939年的要目有：全面抗战开始至平津陷落、全面抗战南口会议暨张垣失陷、全面抗战晋绥暨平忻战役、全面抗战娘子关暨太原战役、全面抗战敌犯晋南战役、全面抗战展开游击战创敌、全面抗战策应鲁南会议反攻、全面抗战敌反攻晋南各役、全面抗战反扫荡战等案。

各方往来文电：各方往来文电包含各方往来电文原案、各方往来电文录存、冯（玉祥）方往来电文录存、蒋（介石）方往来电文录存、宋哲元部往来电文录存、石友三部往来电文录存、四川各部往来电文录存、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等8种，共计1063卷108304件。各方往来文电主要是载录阎锡山与当时各派系、军人或政治人物之间的往来函电；此外，还有由山西省电务处所截录各派系、军人或政治人物间的往来电。

日记：日记全名为《阎伯川先生日记》，系记载阎锡山自1931年2月17日至1959年3月29日的日记，计有20卷4829件。

其他：包含杂牌军队人名表、阎伯川先生遗存文件、各方民国26年往来电文登记簿、京本存档各号密册、京本登记簿以及阎锡山密呈总裁稿案等。

“国史馆”所典藏的《阎档》虽然以阎锡山为主角，但在“要电录存”中1926年至1939年的要目，似乎都与蒋中正相关，也是民国史的重要研究议题。此外，“各方往来文电”为《阎档》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资料，其中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系阎锡山截录当时大小派系军人、政治人物间的往来函电，包括蒋中正、奉系、桂系、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通讯社，以及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一些小股势力地方军人的往来电文，是了解当时南京中央与地方派系军人间合纵连横的第一手数据。

（三）《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蒋档》，原称《大溪档案》，系蒋中正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数据。自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蒋中正即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息息相关，是以此批档案资料一向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重视，其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21]1997年2月26日，“国史馆”正式宣布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即日期逐步开放。

《蒋档》依其性质分为：筹笔、革命文献、领袖家书、蒋氏宗谱、照片、文书图书、特交文卷、特交档案、特交文电等9类。由于“国史馆”对总统、副总统档案是以“件”为单位进行编目，不似部会、机关档案以卷为单位，因此蒋文件有317136笔，其中照片就有50798笔，档案内容含括政治、外交、军事、财经、文经、社会、交通等各方面，数量极为丰富。[22]

（四）“外交部”档案

《外交部档案》是“外交部”自1975年起至2004年止分批移转的大陆运台及在台已失时效档案，档案年代自1893年至1992年。该文件正进行数字化工作，目前已完成8649笔，72万余页影像图文件，涵盖政治、外交与国际事务、军事、财经、文教、交通邮电、舆论与情报、侨务、社会团体与医疗救济、国际共党活动与中共动态、满洲国与汪政权、战犯与汉奸、处理日侨俘、劫物归还、战债赔偿、日本战后改制等主题。[23]

此外，“国史馆”典藏的《蒋经国总统文物》，分为文件及照片两类，其中文件类《忠勤档案》典藏有蒋中正的函电录底、手令录底、手札录底等，但该全宗尚未开放阅览，暂不简述。

2009年“国史馆”与台湾大学数字典藏中心合作开发“‘国史馆’数字档案检索系统”（http：//ahara.digital.ntu.edu.tw），2010年11月12日正式启动。该系统透过档案的描述，可在各全宗档案类别下，自动依年代、人名、地区和主题进行数量分析，限缩或扩增检索范围也比过去检索系统更方便、有效，对于研究议题的开发，帮助更大。

四 蒋中正研究举隅

民国史的研究因新档案的开放，有所增益，如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入关助蒋，在《张学良进关秘录》一书认为1930年8月14日，蒋中正给张学良的“寒电”是蒋中正第一次要求张学良出兵，《总统蒋公大事长篇初稿》则记载是1930年6月4日；但《蒋档》显露1930年2月19日蒋中正即透过方本仁敦请张学良出兵。[24]又如1930年6月13日东北军的代表胡若愚抵达上海，当时舆论各界都揣测胡此行具有政治目的，可胡若愚对外一律宣称就医。就《蒋文件》显示，胡若愚到上海主要是跟宋子文洽谈倘东北军入关助蒋，南京财政可以支持多少等问题。[25]

以下仅就笔者参阅该档案的研究所得，举例如下。

（一）蒋中正与两湖事变（1929）

以往有关两湖事变的研究，大都仅能依赖相关人物的回忆录，如《李宗仁回忆录》、《白崇禧访问记录》和黄绍竑《五十回忆》等。[26]研究者因缺乏源文件资料的佐证，仅仅是依照当事人事后的回忆，而无法进一步讨论桂系军人当时的态度；尤其事变之初，桂系军人间互相商议的因应策略或主张，均无从了解。以往学者会从南京的角度，来分析中央有主和与主战之分；[27]但却很少去探讨桂系军人间是否也有主和与主战之分。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一书中曾记载：“三月中旬，李宗仁、李济深方在上海，白崇禧在北平，与武汉两粤各处均互通消息，讨论备战，白崇禧主战最力。”[28]这样的叙述似乎说明白崇禧是桂系主战派的代表，但从《阎锡山档案》中“杂派往来电文录存”的文电，则提供了进一步观察白氏于1929年3月的态度。如1929年3月4日，李宗仁致电白崇禧云：“昨何敬之、葛敬恩嘱张华辅、陈仪转来蒋命提出条件：一、改组两湖政府；二、汉政分会及集团军总部自动呈请提出取消；三、两湖各军均回原防。其意若不能完全遵照办理，宁以武力解决。弟已婉言答复，请容讨论。”[29]翌日（3月5日），白崇禧对于南京蒋中正所提的条件，复电李宗仁表示：“昨奉钧座支申电，对介公所提条件，禧顷与鹤龄、元戌、泽民诸兄商议，签称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受）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第一条件则不成为重要问题，概可承认。至于第四改组两湖省政府，应须得我方同意，亦无不可。请迅速表示，以免夜长梦多，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未知钧意若何。乞酌裁赐复。”[30]同一天，白崇禧亦致电汉口胡宗铎、夏威等人：“一、介公所提各条件应早委婉磋商，分别承认。二、集团总部提前取消当无问题，军队调回两湖防地亦可遵办；两湖省政府若照现在组织政分会，似不要亦可，请其以明令颁布即遵行，以被动地位取消为妥，惟省政府取消似应力争。三、此次风潮因挑拨者多，恐难避免，我若能万分忍让，预料三代大会必有风波，因马二决不甘居人下也。惟诸公对浦口、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各处，请多派员探听军事行动。”[31]

足见白崇禧倾向暂时委曲求全，待机再起。陈训正所云：白氏主战最力。至少在事变初起，似与事实不若符合。

此外，两湖事变期间蒋中正扣押了李济深，曾被视为“最错的一着失棋”。[32]但是，透过《蒋档》中的文电记载，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蒋中正何以必须扣押李济深的缘由。《事略稿本》1929年3月21日记载：“公昨夜为李济深反动，不胜忧虑辗转不成寐。今晨特召其来寓，责其密通桂军，所为不义。并令其留住京中，暂不返粤，惟允其与吴敬恒同住汤山。”[33]根据上述记载，蒋氏扣押李济深的主要原因是李氏“密通桂军”，而李济深在京期间，确曾透过陈济棠交代粤军指挥职务。[34]基于此，蒋中正对李济深的指控，至少符合部分事实。

不过，真正让蒋氏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扣押李济深，从陈进金所撰《“两湖事变”中蒋介石态度之探讨（1929）》一文可以看出蒋中正在北方领袖态度一致拥护中央后，即欲以武力讨伐桂系，但对武汉桂系用兵，就必须截断两广补给线，最佳的战略是让两广受到牵制，无法出兵支持武汉，甚至两广出兵中央协剿武汉，则武汉必败。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同为新桂系，李济深又与李、黄、白关系密切，南京中央难以运动黄绍竑、李济深二人。是以蒋中正若要达成上述战略目的，就必须运用粤军部队，使之牵制广西黄绍竑的桂系部队。因此，当1929年3月16日胡宗铎、陶钧等桂系将领致了一封“铣电”给国民党中央委员胡汉民、李济深等人，措辞狂妄，目无中央。[35]蒋中正于3月19日复电斥责，并表示：“若再不能制止，而必涂炭生灵，岂仅胜之不武，扪心亦何能安？”[36]可见，此时蒋中正已经有武力解决湘变的计划。而21日，蒋中正就扣住人正在南京的李济深，再积极策动粤方将领陈济棠、陈铭枢等支持中央讨逆，使广东部队能不为桂系所利用，并可牵制广西部队北上的目的。[37]

（二）蒋介石派赴宋子文处理对苏交涉（1945）

战后的东北和中共问题，实缘因雅尔塔密约及其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而宋子文正是蒋中正赴苏谈判的灵魂人物。从《蒋档》可以看出蒋在雅尔塔会议后对苏交涉的重点，以及对外蒙问题的裁决。以下以吴淑凤所撰《蒋中正决策过程中的宋子文角色分析（1945～1949）》[38]一文的论述为例。

由于美国政府为尽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寄望苏联于欧洲战事结束后能对日宣战，将苏军转移至远东战场。为此，美、英、苏三国领袖于1945年2月召开雅尔塔会议，会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应允苏联拥有在远东及中国的特殊利益，以交换红军的参战。其后蒋约见由雅尔塔秘密会议返回的美将领柯克时，见其神态有变，遂疑心其中有卖华密约。[39]至3月方从驻美大使魏道明电文中知会议梗概，后传闻苏联在会中要求取得东三省，中国方面颇感不安。4月12日，罗斯福逝世，时中国外交部长兼代行政院长的宋子文赴美吊唁。15日，宋子文即与罗斯福的亲信霍布金斯长谈，回报中央政府谓苏联总理斯大林仅要求恢复苏联在旅顺及中东路的权益。[40]4月30日，宋子文报告，据其与苏联驻美大使相善的友人分析，苏联最盼中国由共产党执政，次则盼中共参加政府，静待他日变化；故在苏日未作战前，建议中国政府能与中共取得合作，否则俟苏取得东三省后必交予中共。后因斯大林的邀访，宋子文向蒋表示应赴苏与斯大林面商中国政府的期望。[41]

其后蒋中正约见俄使彼德洛夫，明白表示凡有关中国条约必须由中国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代为决定，且对外条约不能再有租借与特权等字样载入其间。蒋中正强调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决不能放弃其主权，但可允外蒙高度自治。这些谈话内容，同样是蒋中正对宋子文访苏的指示。[42]

中苏谈判一开始，即因外蒙独立问题陷入僵局，对外蒙问题，宋子文的见解为：（一）可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许苏联在外蒙驻兵；（二）予外蒙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非如苏之联邦或英之自治领地位，否则外蒙即有权宣布脱离中国。[43]国民政府内部对外蒙问题的看法，王世杰以为“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44]而蒋在思考如何复电宋子文时，也认为宋子文的提议不能满足苏联欲望，即考虑准许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此作为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之条件。[45]足见牺牲外蒙以利中苏关系的友好，是出自蒋中正的意志。

五 蒋中正研究的展望

应用“国史馆”典藏的档案，实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兹以下例分析。

（一）研究蒋中正的内心世界

蒋中正先生的日记才是最合适探究其内心世界的材料，但除了日记外，在《蒋档》中的事略稿本，内容包括蒋中正的重要函电资料，也抄录了部分日记内容，以及《爱记》、《困勉记》、《学记》、《游记》、《省克记》等，因此采用这部分的材料，亦能从侧观察蒋中正先生的内心世界。例如陈进金的《东北军与中原大战》一文，[46]描述1929年中国和苏俄发生中东路事件，因此一事件蒋中正和张学良间产生了心结。翌年（1930）1月31日，国民政府召开国务会议商讨对俄交涉之中东路问题，议决不予批准《伯力议定书》；[47]蒋中正于当天记下：“对俄外交决取强硬态度，蔡允（运）升逾越职权，有辱使命，伯力协议不得批准。惟中东路问题与张学良以全权办理，若中东路以外，如通商、复使馆等，则中俄复交问题，不在中东路范围之内，当俟苏俄派全权代表来南京，与之交涉，方得解决。否则虽至决裂，或张作相反抗，亦必坚持到底，以保革命政府威信。”[48]

第二天，东北代表莫德惠曾晋谒蒋中正，要求主持对俄外交，蒋颇不以为然云：

彼要求主持对俄外交，其意在承认伯力协议，并以统一问题相威胁。彼见地不明，奢然甚侈，以为彼一到俄国，各事皆可解决矣。呜呼！东三省人之识见、性情如此，焉得不为日俄所轻侮哉！[49]

除了斥责莫德惠见识不明外，蒋亦訾议东三省内政腐败，靡费繁、冗员多，反不如北京政府时期。[50]蒋虽然于日记上肆意批评东北政府，但还是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缕述中央临时政治会议所决定对俄问题处理办法及用意，并于文末嘱咐张氏推荐赴俄代表及外交部司次长人选。[51]可以看出蒋中正基于政治现实仍非常重视东北军的实力。

透过《事略稿本》分析蒋中正先生的内心世界，大约是偏重在对事件或人物的态度与反应，这与吕芳上教授从日记分析领导者的心路历程之做法有所不同。[52]

另可从阳明学分析蒋中正的内心世界，如黄克武教授的《蒋介石与阳明学：以清末调适传统为背景之分析》一文，[53]从传统找出蒋中正的处事风格，分析哪些是现代性，哪些是受到传统的影响，将是未来的研究重要方向之一。

（二）重新诠释政治、外交议题

从《蒋档》可以重新厘清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进而提出新的历史诠释。如陈进金《蒋介石对中英新约的态度（1942～1943）》一文，重新检视1943年中英平等新约的签订。陈进金认为1943年1月，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其中又以中英平等新约的签订最为曲折。1942年5月16日，蒋中正先生于“反省录”中讥评英国首相丘吉尔为“狡狯之流”，语气中对丘氏充满着愤愤。[54]但驻英大使顾维钧一直主张应该结成中英同盟。[55]顾维钧的分析，以及美国一直敦促中国应改善与英国关系，如中英谈判破裂，将会影响美国等因素，使得蒋中正先生决定委曲求全。对于英国政府不愿在新约中同时解决九龙问题，蒋中正决定暂时忍受，以利新约签订。这是抗战时期中英外交史上一件大事，而参阅蒋文件数据正可以进一步了解其曲折转变的历程。

（三）从情报信息重新检视历史解释

从《蒋档》的档案描述中，虽然没有情报信息等字眼，但仍可针对特殊议题锁定时间断限，从中发现情资内容，可以对民国史的研究提出新解。譬如利用战争结束前夕国民政府幕僚呈送蒋中正的报告分析，检讨此际幕僚人员如何观察、分析各国的动态，及其处置战后日本的建言，并研讨这些建言对蒋中正对日态度的影响，借以呈现国民政府处置日本的态度。吴淑凤于《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态度——以情报分析为中心（1945）》一文中提到：1943年开罗会议后，蒋中正在面对美国总统罗斯福提问对战后日本国体的主张后，回复应削除日本军阀使之无法预问日本政治，至于国体问题，该交由“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蒋中正先生希望能尊重日本国民自由意志，选择他们自己政府的形式。[56]蒋中正当时可能以为说服了罗斯福，但事实证明美国对日处置态度一直有所保留。

蒋中正对战后处置日本的主张，除要求日本赔偿以重建中国外，对日本国体是采尊重日人的选择，这可能是受到传统王道精神的影响，但仍须注意各盟国的反应。美国原初主张废除天皇制度，但也未强力坚持，只强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以及盟军将长期占领日本，以免日军再兴战端。而国府驻美人员本希望了解美国对日态度，也许求取适当表达国府意见的机会；不过罗斯福竟在雅尔塔会议以东北交换苏联对日宣战，引发东亚秩序的变化，此后国府的重心已转移到如何对苏交涉，以免主权受损，已无暇对日本处置多做主张。

吴淑凤认为当1945年7月25日，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中正转告其总统杜鲁门即将发表的公告，希望蒋能在最短时间内予以同意。美、英对日态度至此定调，譬如只惩处日本战犯，解除武装后的日军可返家乡拥有生产、生活的机会，以及尊重日本人民的基本人权，即使是要求日本以实物赔偿，也限定在不影响日本维持经济所必需的情况下。故当蒋中正同意列名其中、共同发布公告后，其实已难推测这些主张原本是国府的，还是为了争取美、英的认同，不得不同意这些诉求的。是以从情报的角度看，国府处置日本的主张在被雅尔塔密约扰乱步伐后，已无太多挥洒的空间，最后选择与美、英态度一致，就某种程度而言，是形势比人强。[57]

（四）关键的1949年研究

由于1949年是现代中国史上的重要转折关键年代，尤其是4月以后，南京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而国民党政府从广州、重庆、成都一路转进，12月初播迁台北，形成此后一甲子的海峡两岸对峙局面。因此，学者吕芳上称1949年为“中国的关键年代”。[58]然而这么具有重要叙代意义的年代，其相关人事成为历史研究主题，大约是10年前开始，如台北和北京各自举办一场以1949年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分别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呈现1949年的初期研究成果。[59]台湾方面尚有吴淑凤以广州撤守为题，探讨当时广东当局不愿非粤系的军政要员插手广东事务，因内斗而削弱本身实力；陈锦昌以国民党政府迁台为主轴，重新建构国民党政府播迁台湾的过程；另有学者陈三井以知识分子抉择为题的研究；林桶法则以“大撤退”为题，探讨蒋中正暨政府机关与人民于1949年迁台的经过；刘维开以蒋中正先生为主轴，探讨其下野到复行视事的经过。[60]1949年分割了海峡两岸，对身历其境的民众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其历史记忆是记录叙代巨变中弥足珍贵的资料。相关单位若能以现代科技保留这些记忆、图片等，关键的1949年有更多待开发的议题值得深究。

六 结论

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从中国大陆溃败，蒋中正来到台湾，而毛泽东也在北京正式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此海峡两岸形成分裂的局面，并且延续至今。1950年代的海峡两岸，在“反共抗俄”与“解放台湾”的政策下，双方彼此敌视，甚至武力相向，因此毫无相互交流的机会。直到1980年代中叶以后，台湾宣布：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可以和中共人员接触；不久，即正式开放大陆探亲，才开取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阂，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等因素，使得海峡两岸对于历史研究与解释显有不同，尤其在民国史或国共关系史方面，以及有关蒋中正的历史评价等，两岸史家也有不同的看法。

随着两岸民国史学者的交流日益频繁，海峡两岸的民国史阐释逐渐消弭意识形态的鸿沟。又因为民国史相关的档案文献逐渐解禁开放，使两岸学者进一步以相同的档案文献，来从事民国史议题的研究，其中以1997年“国史馆”开放《蒋档》影响最大。近年来“国史馆”将典藏逐步地数字化，读者可以借由数字化后的编目目录，来搜寻与其研究主题相关的档案数据，或透过一些搜寻技巧的运用，来开辟蒋中正相关研究的新方向与新议题。学界若能有效大量利用源文件史料的优势，一则厘清民国史的基本史实，排除过去陈旧史观及西方的偏见；一则以史实为基础，尝试提出新的诠释架构以贯穿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开创台湾学术研究的新观点、新看法，这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重振民国史研究的契机。

随着档案资料的越来越开放，民国政治史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元，议题也将越来越新颖；是以，研究民国史的学者应具有信心和魄力，不要在“新文化史”的浪潮下低头，或臣服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如何利用新数据，提出新议题，并且运用新方法和理论来诠释，以扩大民国政治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当代民国政治史学者实责无旁贷。

[1] 吴淑凤，“国史馆”修纂处长。陈进金，东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2]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之《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计有《海防档》11册、《中俄关系史料》24册、《矿务档》8册、《中法越南交涉》7册、《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册、《四国新档》4册、《中美关系史料》5册、《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6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1册、《教务教案档》21册、《中日关系史料》12册等，共计11种110册。

[3] 吕芳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新资料、新视野》，《近代中国》第160期，2005年3月，第9～10页。

[4] 蒋竹山：《“文化转向”的转向或超越？——介绍四本论欧美新文化史的著作》，《新史学》第12卷第1期，2001年3月，第233～234页。

[5] 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p.37-45.

[6] 吕芳上：《公谊与私情：从宋子文、张学良档案的观察》，《近代中国》第158、159期，2004年12月，第217页。

[7]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1辑，转引自吕芳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研究：新资料、新视野》，第28页。

[8]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研究数据目录（1980～2000）》，台北，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

[9] 比较重要的著作，如宗志文、严如平、郑则民等编《蒋介石》，内部发行，1987；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王俯民：《蒋介石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等等。

[10] 1994年张洪涛曾出版《燃烧的太阳》一书，表示：二战期间，日军在亚洲战场投入数百万兵力，最后陷入中国战区而无力自拔；而抗战前期日军兵力受牵制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抗战有很大关系。该书1994年出版后并未再版，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后，此书修改后获准出版，改名《国殇》，书中对于抗日战争蒋中正及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贡献给予较高的评价。此外，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如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等等。

[11] 梁中铭：《我们伟大的领袖》，台北，“新中国”，1954；王升：《我们的蒋总统》，台北，海外文库，1956；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

[12] 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

[13] 参阅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蒋中正发生与现代中国艺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6。

[14] 李敖：《李敖大全集》台北，荣泉文化出版社，1995～1999。

[15] 李敖、汪荣祖：《蒋介石评传》，台北，商周出版社，2001。

[16]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4。

[17] “‘国史馆’数字典藏计划”，参阅网址：http：//linux201.drnh.gov.tw/textdb/drnhBrowse/index.php。

[18] 有关“国史馆”所典藏档案的运用与研究成果，可参阅朱重圣《国史馆现藏档案的运用与研究成果》，《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7期，1994年12月，第297～314页。

[19] 请参看网址：http：//ahara.digital.ntu.edu.tw/intro2.htm，“参、史料内容”（2011年11月13日检索）。

[20] 有关“国史馆”所典藏之《阎锡山档案》各案要目，可参阅简笙簧原撰、洪慧丽修订《阎锡山档案》，“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重要史料概述》，第180～184页；陈进金《〈阎锡山档案〉的史料价值及其运用——“以杂派往来电文录存”为例》，载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编《两岸信息社会的史学与应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铭传大学，2001，第65～98页。

[21] 陈进金：《国史馆典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始末》，《国史馆馆刊》第21期，1996年12月，第364～365页。

[22] 《蒋档》各类别包含范围，请参看网址：http：//ahara.digital.ntu.edu.tw/intro1.htm，“参、史料内容”（2011年11月13日检索）。

[23] 参阅网址：http：//ahara.digital.ntu.edu.tw/intro8.htm，“参、档案内容”（2011年11月13日检索）。

[24]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台北，“国史馆”，2002，第137～138页。

[25] 陈进金：《地方实力派与中原大战》，第151～152页。

[26] 白崇禧口述、贾廷诗等访问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黄绍竑：《五十回忆》，载张玉法、张瑞德主编《中国现代自传丛书》，台北，龙文出版社，1989。

[27] 有关南京中央对湘变态度的分析，可参阅王文裕《北伐前后的桂系与国民政府》，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第171～173页。

[28]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2辑第1卷，台北，出版者不详，1952，第16页。

[29] 《李宗仁致白崇禧支申二电》（1929年3月4日），“国史馆”藏《阎锡山档案·杂派1929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档号18.0372.42/0032-3，微卷第43卷。

[30] 《白崇禧致李宗仁微酉申》（1929年3月5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档号18.0372.42/0032-3，微卷第43卷。

[31] 《白崇禧致胡宗铎夏威陶钧潘宜之歌晨二电》（1929年3月5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档号18.0372.42/0032-3，微卷第43卷。

[32] 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机诈权变——蒋介石与各派系军阀斗争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33]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240～241页。以下简称《事略稿本》，各册均为“国史馆”2003年以后出版。

[34] 《李宗仁致黄绍竑皓申电》（1929年3月19日），《阎锡山档案·杂派民国18年3月往来电文录存》，档号18.0372.42/0032-3，微卷第43卷。

[35] 《事略稿本》第5册，第235～237页。

[36] 《蒋中正致胡宗铎并转夏威陶钧各师长皓电》（1929年3月19日），《蒋档·革命文献·统一时期》第2册“湘鄂事变”，编号26。

[37] 陈进金：《“两湖事变”中蒋介石态度之探讨（1929）》，《国史馆学术集刊》第8集，2006，第45～72页。

[38] 吴淑凤：《蒋中正决策过程中的宋子文角色分析（1945～1949）》，《战后档案与历史研究：第9届中华民国史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8年11月。

[39] 蒋谓：“近来美国军人对余之态度，由轻侮而变为敬畏矣，而此敬畏之中，存有疑惧之意，是比轻侮之心，更足为虑，故今日心神特增忧戚，岂黑海会议果有卖华密约乎？”见《事略稿本》，1945年2月14日。

[40] 《事略稿本》，1945年4月15日。

[41] 《事略稿本》，1945年4月30日。

[42] 《事略稿本》，1945年6月26日。

[43] 《事略稿本》，1945年7月3日。

[44] 《王世杰日记》第5册，1945年7月6日，第117～118页。

[45] 见蒋1945年7月5日的记述。由于蒋有翌日补记前一天日记的习惯，是以同意外蒙战后投票自决系蒋思考所得或6日受王世杰之主张所影响，尚难考订。

[46] 陈进金：《东北军与中原大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34页。

[47]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第42页。

[48] 《蒋档·困勉记》，1930年1月31日、2月1日；《事略稿本》第7册，第438页。

[49] 《蒋档·困勉记》，1930年2月1日。

[50] 孙诒编《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1930年2月1日。

[51] 孙诒编《民国19年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1930年2月6日。

[52] 吕芳上：《领导者心路历程的探索：蒋介石日记与民国史研究》，近代中国国家的型塑：领导人物与领导风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台中东海大学，2007年12月。

[53] 黄克武：《蒋介石与阳明学：以清末调适传统为背景之分析》，收入于黄自进编《蒋介石与近代中日关系》，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第1～26页。

[54] 陈进金：《蒋中正对中英新约的态度（1942～1943）》，《东华人文学报》2005年7月号，第131～138页。

[55] 顾维钧主张中英同盟的主要理由是：（1）虽然中国并不期望英国会给予大量援助，但是在盟国取得战争胜利后，由于英国的海、空军力量，以及他驻世界各国使馆所采取的政治外交策略，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和实力。因此，最好不要让英国在战后倒向日本。（2）英美合作和团结一致是符合整个世界的总利益，中国应该力争结成美英中三国联盟，在战后的世界起主导作用。中英两国的纠纷将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如果美国被迫要从英国和中国之间选择一个盟友，美国一定会选择英国。（3）中英结盟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在世界上作为大国的地位，由于只有美国承认中国是大国之一，因此中英同盟更显得重要。基于上述原因，顾维钧主张中英新约不要列入复杂的西藏问题；更不要因为中英两国对新约内容的分歧，而影响平等新约的签订，顾氏认为即使牺牲九龙，也要签署条约。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7，第173～174页。

[56]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收入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参见http：//www.chungcheng.org.tw/thought/default.htm，书告，1944。

[57] 吴淑凤：《蒋中正决策过程中的宋子文角色分析（1945～1949）》，《战后档案与历史研究：第9届中华民国史专题研讨会论文集》，第1045～1053页。

[58] 吕芳上：《一九四九：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序》，台北，“国史馆”，2000。

[59] 这两本论文集分别是：《一九四九：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一九四九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60] 吴淑凤：《广州撤孚前的政局（1948年11月～1949年10月）》，《中华军史学会会刊》第9期，2004年4月；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台北，向阳文化，2005；陈三井：《一九四九年的变与知识分子的抉择》，台北《传记文学》第90卷第6期，2007年6月；林桶法：《大撤退——蒋介石暨政府机关与人民迁台经过之探析》，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9；刘维开：《蒋中正的一九四九：从下野到复行视事》，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

讨论

王奇生（主持）：延续上一场大陆的蒋介石研究介绍，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台湾的蒋介石研究回顾与展望，那现在我们就请陈进金教授来做精彩的报告。

陈进金（主旨发言）：谢谢主席，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原先最早的议程，这一场次原本是要请邵铭煌教授来作报告，后来在开筹备会的时候，邵教授就说他要报告爱情，特别是谈四个女人的故事，所以那个主题就被他抢走了，刚好邵教授这几天又有事，所以昨天就是我代他报告，那报告的时候我自己又加油添醋，所以蒋公可能不太高兴，昨天晚上就来找我，一夜难眠，所以我早上要去看医生之前，我本来跟吴淑凤教授讲，反正你很熟，那就你来报告，所以本来我的想法是我代邵铭煌教授报告，吴淑凤教授代我报告，那也不吃亏嘛。还好，早上看完医生之后，精神也比早上好，所以我想就不让吴教授麻烦了，这场还是由我来跟各位作一个简单的报告。哪会有这个报告？就诚如早上黄克武教授讲到，我们去年参加了中正纪念堂的一个计划案，那这个计划主要就是有关台湾蒋中正典藏资料的研析计划案，这个计划案是由吴淑凤教授、刘维开教授，还有我，我们三位来负责。那其实很辛苦，我们的助理今天刚好也在，就是这场的记录善尧，所以待会儿如果我们有不清楚的地方，还可以请善尧补充，因为他花了很多工夫帮我们找了很多的材料。那我们的报告稿子里头，我以为邵铭煌教授会来，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回传了这个报告稿，我当时就设计好，有关党史馆的部分由刘维开教授补充就好，我就不用谈了，这里头有这么多老党史会，包括吕芳上老师，我在这边乱讲就像在班门弄斧，我不太敢讲，怕讲错今天晚上蒋公又来找我，在这么风光明媚的地方连续两天都睡不好，其实也是很难过的。“国史馆”的部分，虽然我以前在“国史馆”待了十几年，但是我也要告诉各位，吴淑凤教授已经待了快20年，这样有没有透漏她的年纪，所以，我原先的报告稿中，是请吴教授帮忙补充，这样来说，虽然原定今天议程上的报告人是我，但是这样好像我都不用报告，他们两个来讲就结束了。

好吧，言归正传，今天的报告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相关主题的研究和展望，尤其是展望部分。那我们上个星期的读书会，维开教授说难得大陆学者来了几位，维开教授对我们的期末报告还蛮满意的，希望能让大陆学者可以带回去，可是我们跟中正纪念堂是有契约关系的，大概在一年内我们没有办法正式对外公开，今天我虽然有把期末报告带来，可是在一年内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对外公开，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陆的同道一起分享，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中正纪念堂的委托案中，我们有得到一些心得。这些心得我们也在去年“国科会”的计划中，试着去开发，诚如早上吴淑凤教授提到，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新的议题供讨论，可以用现在台湾所典藏的一些史料，加上日记，我们还有很多跟蒋介石有关的议题值得开发。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党史馆，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再请吕老师、维开学长、高纯淑学姊帮我做一个补正。党史馆是1930年5月成立，当时名称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以之前我们在用的数据，还是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留下来的，一直到1972年才改成党史委员会，当时的位阶很高，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那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就改名党史馆，现在的位阶是比较低，虽然邵铭煌教授没有来，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党史馆现在是人也少，位阶也低，可是事情还蛮多的，每个星期邵教授都要开会，真的是蛮辛苦的。那早期，尤其是《大溪档案》还没有移到“国史馆”之前，跟蒋介石有关的数据，就是以党史馆为主，所以我们在当硕士生时代，主要都是跑党史馆，当时党史会是在阳明山，我们都会跑到现在长荣大楼那边去搭交通车，当时的党史会真的是风光一时，都是整辆整辆的大型游览车这样拉上去，我们就是搭便车一起上去，天气比现在还冷。我还记得我跟许育铭两个人到那边都是面对面坐着，但是因为实在很冷，所以我们在看档案的时候，都是站起来慢跑，边跑边看，因为很冷，我每次跟东华的学生讲，我跟你们主任当时在看档案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的，因为现在他们看我们现在都很轻松的样子，以为我们当年也是像现在一样很轻松，其实没有。当时的党史馆真的是很风光的，提供了当时做国民党或是民国史研究的很多很重要的材料，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计划案里头，主要是由刘维开教授来执笔，他在报告里面讲得非常精彩，我没有办法详细跟各位作报告，只能大概把几个部分列出来，跟各位说明现在党史馆有哪些材料，有一个大纲，那这一场只有一个报告，所以等一下讨论的时间蛮长的，我们可以请刘维开教授来帮我们做补充，尤其是跟蒋介石有关材料的部分，所以党史馆的部分，我就简单地这样带过去。

再来就是“国史馆”。我想在台湾，主要跟蒋介石有相关的资料，应该主要就是党史馆或是“国史馆”，那“国史馆”在《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还没有来之前，其实大家也不会那么的注意“国史馆”。那很早以前，像刘维开教授他们在做硕士论文研究的时候，就已经去“国史馆”看《阎锡山档案》，那当时《阎锡山档案》其实还不是那么的热门，后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2002年，我运用了一个机会，报告了有关《阎锡山档案》典藏的介绍，后来就很多人，包含在座的罗敏教授，也看了很多《阎锡山档案》的东西。所以其实在“国史馆”，除了跟蒋中正总统有关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之外，另外要研究蒋介石有关的档案，还有《阎锡山档案》，我在报告的大纲里头提到，《阎锡山档案》主要分成4项，那这4个项目里头，目前“国史馆”陆陆续续在印的，就是“要电录存”，那我之前有提到，就《阎锡山档案》来说，“要电录存”的重要性，跟《阎锡山档案》里头的其他相比，例如各方往来文电，重要性是比较不足了，不过我们也是希望“国史馆”能继续印下去，因为史料有出版的话，对于研究者要观看而言是比较方便的。那《阎锡山档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各方往来文电这个部分，比阎锡山的日记精彩多了，《阎锡山日记》真的是可读性不高，可参考性也不高，真的很不高。“国史馆”有三种日记，《阎锡山日记》是一种，《林森日记》是一种，另外还有《凌鸿勋日记》，那3种日记代表3种形式，《林森日记》大概都是风花雪月，像是樱花开了没啊，如果龙应台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林森日记》，说不定会有其他的启发；那《阎锡山日记》我个人认为，除了要做他在山西的一些建设，可能看日记还会有点关系之外，如果要谈到他跟其他人之间的往来情形，几乎没有，因为他的日记几乎都是重抄的，他的秘书重誊的，大概就是准备要给人家看的，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史料价值相对的就没有那么高。

那另外一个跟蒋介石有关的就是《国民政府档案》，《国民政府档案》吴淑凤教授有一篇介绍文章在1996年发表，《国民政府档案》总共分成两次移转，一次是在1996年之后，那一次移转到“国史馆”的档案，我几乎是从第一页一直翻到最后一页，当时还可以影印，因为当时“国史馆”还不知道那时候移转过来的这一批档案很精彩，那精彩的程度毫不逊于《大溪档案》，里头有很多就跟《蒋档》一样，有蒋介石亲自红蓝笔的抄录。当时“国史馆”还可以影印，所以我就影印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国史馆”又重新整编过，所以有些就移到《蒋档》里面，但是《国民政府档案》和《蒋档》，在我的报告大纲第2页有提到，目前“国史馆”已经做成数字化，那数字化的执行者就是在座的吴淑凤教授，所以待会儿一定要请她多谈，吴教授想要从这边联上网络，直接带大家去看。因为我待会儿要谈的新议题的开拓，是跟这个数字化有关，以前我们对于一些比较新鲜的词汇，是跟蒋介石搭不上的，因为数字化的关系，我们就可以透过数字化的系统，把跟这些词汇有关的档案找出来，重新厘定一些议题来讨论，这是有关数字化的部分。再来要跟各位简单介绍的是，以1980年来分蒋介石在台湾的研究是有一点粗糙，但是诚如刚才杨奎松教授提到，在80年代以后，台湾研究蒋介石是比较没有禁忌的。那我这边有举例，在1980年以前，台湾因为受到反共一元化的革命史观，尤其是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史观有关，所以那时候在做蒋介石研究大概都是要以这个标准为主，这个相关研究主题，我是以蒋介石百年诞辰研讨会的论文集形式收录的，当时大概有100篇左右的论文，讨论蒋介石在台湾的问题，当时大概都是这样，那在这之后，就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那有关蒋介石传的著作部分，好几本是在蒋介石还没过世之前写的，像是梁中铭与王升的，大概我们从书名都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理解他们主要的论述。在蒋介石过世之后，1980年之前，主要就是由史学家黎东方写的《蒋公介石序传》最具代表性，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的。那比较大的改变应该是在1980年以后，跟台湾的民主化有关，跟政治民主化之后的多元史观有关，之后蒋介石研究有批判性的就越来越多，代表著作我这边就举李敖的书，当然李敖有些研究是很八卦，不过他和汪荣祖在1995年合写的《蒋介石评传》，是我认为可以用来做比较80年代之后和80年代之前的研究的例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李敖和汪荣祖写的这一本书和黎东方写的《蒋公介石序传》来做一个比较，里头有很多的论述，我觉得应该会很有趣。

在1980年以后，我们就不再受反共一元化史观的影响，因此开始讨论的议题就越来越多，尤其是《蒋档》开放运用以后，讨论的东西越来越多，包含蒋介石的内心世界，像是他的情与爱，以前因为没有这样的材料，也大概不太会去谈论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比较八卦一点。另外就是蒋介石与地方军人的关系，吕芳上教授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讨论陈济棠，那后来杨维真教授的博士论文讨论龙云，也是在讨论蒋与地方军人的一个议题，那我之后也跟随着两位教授的脚步，开始做蒋介石与地方军人派系的研究，这些议题现在在台湾的研究成果都很多，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我们有把2000年以后，台湾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论文——善尧有帮我们——整理出来。那2000年之前的，因为有黄自进教授有关蒋的论著目录，他跟林美莉教授一起合编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收录。2000年之后研究有关蒋介石的就比较多，包括在座的王良卿教授开始讨论战后国民党的党政革新运动；王正华教授谈了国防委员会和1928年的蒋冯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随着《大溪档案》的开放之后，才开始有了这样的作品；那李君山教授的华北自治运动跟中国派系之争，主要也是从《蒋档》来讨论；吕芳上老师的太多我就跳过去；那桶法教授就开始讨论战后中央和地方蒋李的关系、讨论辽沈战役、讨论溪口时期的蒋介石等等；吴淑凤教授也讨论了宋子文和蒋中正等等；黄克武老师有一篇在稻香出版的《蒋介石与近代中日关系》一书中所收录的有关蒋介石与阳明学的文章；杨维真教授讨论了复职前后蒋介石对台湾地区的军事部署和中日武汉会战等等，也是以《蒋档》为主的讨论；刘维开教授也很多就直接跳过去。所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在台湾地区开放之后，以及不再受反共、一元化的史观影响，有很多的学者就开始投入了蒋介石的研究，而且议题非常的多，跟80年代以前的改变比较大，比较庆幸和可喜的，就是这些论著的作者，今天几乎都在现场。

蒋介石研究的展望部分，我要比较强调的是《蒋档》的应用，这个部分待会儿会提到数字化，我还是要拜托吴淑凤教授帮我详细说明，因为有些部分，她跟我讲过好几次，每次我都觉得，这真是太神奇了。本来去年“国科会”的申请我要放弃，因为吴淑凤教授跟我提过这些后，我觉得好像还蛮有趣的，所以去年我们就有申请一个整合型计划，是跟吴淑凤教授、黄克武教授、杨维真教授一起申请，我们4个就是透过这个数字化把《蒋档》整理出来。尤其我今天要特别强调《蒋档》，大家可以先跳过去看我结语的第二个部分，《蒋介石日记》是不可能取代《蒋档》和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个事前我没有跟杨奎松教授讨论过，可是我们几乎是不谋而合，同样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在《蒋档》里头，还有很多材料很多议题可以开展，那我特别要提到，关于今后蒋介石研究可以开展的部分，除了一些传统题目的厘清和检视之外，这个部分我举了最近几次在台湾办的讨论会，都跟蒋介石有关，一次是唐启华教授在系主任任内所办的回归历史的蒋介石研究，一次是中研院黄自进教授他们蒋介石研究群办的蒋介石权力网络的讨论会。其实我觉得在这两个讨论会，也就是这两年以来的研究，题目还是很传统，虽然学者都应用了新的数据，像是日记，但是讨论的议题还是很传统，那我们把这两次讨论会的文章也列上去，在座的也几乎都在上面。所以，利用这些新数据，除了来检视这些传统的议题之外，或许还更应该展开新的蒋介石研究议题。有哪些新的蒋介石研究议题？我提一个就是蒋介石的阅读世界，以前如果没有蒋日记的开放，要讨论蒋的阅读世界，大概要去读“五记”里面的《学记》；那有了日记以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讨论，那我记得之前林桶法教授和汪朝光教授进行过对谈，那具体的文章我记得林桶法教授有一篇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开。那我更想了解，在蒋介石的阅读世界里头，他所阅读的材料和现实政治之间或是现实的政局演变是否有所关联。就我对抗战前的了解，他和地方军人对抗的时候，像是在两湖事变或是中原大战的时候，他时常在读《圣武纪》，他想要学康熙平三藩。所以，可以从他的阅读材料和现实政局的关联性议题，来做一个开发。这是一个。另一个是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蒋介石的人际网络学术讨论会，尤其在这两天我们讨论了很多的议题，包含党政军各方面，还有昨天的亲情部分，昨天晚上的综合讨论也提到了蒋介石的情场和战场，希望能帮蒋介石开辟一个情场和战场的讨论，这个部分的讨论会是很有趣的议题，也是新数据的开放后才可能会有这样的讨论议题出现。接下来一个就是蒋介石与台湾关系研究。那北京来的同好们，对于蒋介石和台湾之间的研究，可能比不上台湾的学者，尤其蒋介石在台湾也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在台湾的时间很长，实际上，他统治台湾的时间和统治大陆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但是以前我们几乎都忽略了这一块，忽略了1949年之后，甚至是1945年之后，蒋介石跟台湾之间的关联性，那以前这方面的材料真的是不好做，那现在新数据出现之后，像在座的王正华教授开始从外交方面着手在做，这个部分我觉得值得再开发。那今年的中正纪念堂委托案，就由黄克武教授出面去承接，他的主标题就是战后时期蒋介石与台湾的研究，我记得有超过10组以上的学者都有参与这个计划案。讨论战后时期蒋介石和台湾的关系，我觉得是值得再开发的。再有一个就是蒋介石对于整个现代中国的建构。这个部分我在大纲里头提到，这个其实是我们去年“国科会”的整合型计划，原始构想是来自于吴淑凤教授，所以待会儿再请她补充。

最后是今天大家都有提到，关于图像照片的研究，昨天徐思彦教授在主持我们那一场亲情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她特别注意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照片，她认为蒋介石喜上眉梢，宋美龄好像没什么表情。会后我就开玩笑说，可能蒋介石很有经验，他已经有好几次了，所以习惯了，那宋美龄毕竟是第一次当新娘，所以比较害羞，含蓄一点，带有一点羞涩是正常的，但是今天大家都有提到，尤其是维开学长在早上提到，有关蒋介石图像照片的研究，我这边有一个统计数字，是我们当时在做调查的时候去查到的，有关“国史馆”典藏蒋介石的照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5万张，如果透过照片去写历史的话，那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有相关的照片，那就是“中央通讯社”。“中央通讯社”典藏有关1949年以前的照片，大概有10万张；1949年以后，大概有120万张。那我时不晓得这些是不是都跟蒋介石有关，可能不全是，但是这里头跟蒋有关的照片应该也不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当时在做报告案的时候提到，台湾电影公司有很多蒋介石的影音数据，透过影音数据现在也可以做研究，这是我当时在写报告大纲时想到的部分，或许待会儿维开教授或是淑凤教授可以再做补充。

最后我要提到几点：第一点，当然目前是研究蒋介石最好的时机，我想这点可以给在座的研究生们一个很好的强心剂，其实做蒋介石研究绝对不过时，现在是最好的时机，没有任何史观的羁绊，没有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在台湾，你也不用担心谁会临时下一道命令，说你不可以做蒋公方面的研究，完全不用担心。但是第二点我必须要提醒各位，虽然在座各位看了很多蒋介石的日记，我相信，蒋介石日记是不能完全取代“蒋文件”的这些文献资料，甚至蒋介石日记就台湾学者而言，能不能改变以往的一些研究结论，我都觉得有问题，就我们现在看到《蒋介石日记》，是否可以颠覆我们以前的研究，很多是可以再讨论的。所以我必须要说，《蒋介石日记》是不可能完全取代“蒋文件”的相关文献资料，甚至像我和维真教授主要是讨论地方实力派军人的，如《阎锡山档案》更不能不用。再来一点，这句话不应该是我讲，应该是吕芳上教授讲才对，就是集众人之力，合力写一本蒋介石传，那在座尤其是台湾的学者，大概只有吕芳上教授可以提这样的话，他一提，他的徒子徒孙这么多，应该就可以来写。以上是我的报告，谢谢。

王奇生：非常感谢进金教授的报告，那我想在完全开放之前，还是先请吴淑凤教授对“国史馆”数字化的部分来做一个介绍。

吴淑凤：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网络上的操作，其实没有进金教授讲的那么神奇，只是说我们在进行数字化工作。我必须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国史馆”进行数字化不是从我开始的，是我们馆内审编处叶飞鸿处长带领馆内同仁进行的；那我的部分，是因为要开发一个类似创意加值的数据库，有些档案因为没有办法快速发行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文字文件放在网络上。现在有很多的老师，是借由这个网站在教授战后的台湾历史研究，因为我们结合了影像、照片、史料、历史的解释、名词的解释，很多老师都给予好评。去年“国科会”的所有数字典藏计划在做评比时，我们赢得精选的网站，还获得计划办公室的推广。

我们在进到“国史馆”的网站时，通常是借由学术资源检索，那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现在你们来“国史馆”，都要透过这个网站（http：//weba.drnh.gov.tw/index.jspx）来调数据，直接就会在这个网站系统上面出现全文扫描的影像，不过这是必须要到馆内才可以看得到。再来是“国家历史数据库”（http：//nhd.drnh.gov.tw/AHDPortal/），是我们修纂处所作业的东西，趁着系统在跑的时候我先说点别的东西，网页左边的全文检索（http：//www.drnh.gov.tw/www/page/D/page-D.aspx），还有其他的数据，像是史籍全文检索、口述历史等，可是它的缺点就是一本一本的，你必须要进去之后，要一本一本地用关键词来搜寻，再来就是《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可以来介绍，这个是《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你可以在里面打上关键词搜寻，时间是用民国的纪年，起讫时间共6码都要完整地打上去，如果你想要讨论一个不清楚的议题时，可以把前后时间打上去，系统就会出现相关的前后事件，让你可以对要找事件的横轴发展比较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数据库还不错，现在我们正在推，希望这个数据库是全文的检索，因为全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总共有100多册，只有三分之一有打字，其他都是铅字版，必须要重新打字，最近是有一个厂商来谈，希望我们给他5年到8年的时间，让他们弄成一个数据库来兜售，然后再把数据库的权力还给“国史馆”，“国史馆”也可以在馆内进行检索浏览，那因为现在还有一些智财权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用上很多的专论，如果要委外经营的话，就必须把那些人写的专论下载下来，那如果要下载下来的话，那专论的价值是否还在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能不能用公部门来经营，不收费，这样因为是属于教育问题，所以智财权的问题就没有那么大的局限性在。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如果成功的话预计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数据库，这个要输入账号密码，我觉得各位在使用这个数据库的时候，材料有很多还是属于战后的部分，我经常用。这个网站主要是就是1945年以后跟台湾相关的部分，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学校老师可以用这个网站进行历史解说，因为上面有一些概述，像是土地改革，我们就用大概2000字来解说这件事的前后始末，所以老师可以直接跟学生说明，那下面也有一些引注和参照。所以我常常运用这里找一些人物，因为有时候常会忘记他们当时的职衔，我们都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参考。像刚刚提到的照片，这个网站也常用的方式就是用照片来说历史故事，还有这个网站有使用者数据夹的功能，你可以把你所查询的数据储存在数据夹中，一个月内都会保存，这样你下次再进来就可以不用重新搜寻。

王奇生：非常感谢吴淑凤教授，我们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下面的时间向各位开放，大家都有点辛苦了，还是请芳上教授来说一说吧。

吕芳上：好，谢谢，我想我要对进金报告中的最后一项提出异议，我并不是觉得不好，但集众人之力来写一本蒋介石传，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面，一本好的著作几乎都是独立完成的，除非像《剑桥中国史》那样世界有名的书，所以在台湾，我还没有看过集众人之力合写的书是很好的，如果要写的话，还是独立完成会比较好。另一个我倒是觉得，现在台湾的出版状况中有些问题还值得去思考和评量。第一个问题是国民党时代是党史即国史的时代，在80年代以前，我把它命名为庙堂史学，那个时候的确是官方史学，那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就是秦孝仪，维开在这里，他比我更熟，秦先生的时代，说实在的，大家都是在他的阴影之下，那时候做孙中山和蒋的研究基本上都不能违背他的意思。我记得有一件事不知道维开晓不晓得，有一次有一个电影公司拍孙中山传，剧本写好了，找一个主角的时候要经过秦先生同意，秦先生认为这个人绝对不能正面出现，必须要侧面或是背面出现才可以，否则他将来招摇撞骗他是国父那怎么可以，类似这样的事情都非常小心，所以秦先生对这样的历史他有他自己的看法，非常小心。那蒋的研究，在80年代以前，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超越官方看法的研究，有一次中国近代史学会开会，之前台湾出版的《民国15年以前的蒋介石》一书，是毛思诚写的，重新排印，里面有很多东西不敢讲，那次会上黎东方先生就当面起来指责秦先生，修改史料是大不应该。我想那次的会议应该是台湾对蒋的研究开始松动的开端，所以我就觉得那很有意思，过去没有人敢讲，可是黎东方先生这位老前辈就起来说史书不可以窜改。所以这里面就说明了，秦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他非常爱护蒋公，他对蒋的每一个文字都非常仔细地斟酌，这是那个时代。我想后来也开放了，后来80年代以后，秦先生的心胸也开放非常多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觉得在80年代，台湾的确走向多元，但我还是担心这个问题，我们是一群人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其他台湾人有没有意识形态，对蒋有没有不同看法，就像是统独问题一样，我相信对蒋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还是值得再讨论，可能有人跟我们看同一份档案数据，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所以他在诠释上就和我们不一样。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摆脱的问题，所以要纯粹客观地评价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另外就是台湾的蒋介石研究可能有一个问题，在过去也有被提出来讨论过，就是能不能用心理学之类的方式来做，因为台湾的史学研究和英美的史学研究是走得很近的，像是用新文化史或是新政治史的角度来重新看问题，现在有人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再做。问题就是，像心理学这种东西还真的不容易做，因为以前也有一些朋友讲到心理史学的一些问题，后来也不敢写了，因为发现真的太困难了，像蒋的东西对于心理学的研究来说真是一个好材料，可是你心理学的造诣就需要有一定的程度，否则的话不敢随便用。台湾的史学界的人如果是心理学的专家，那这样来写的话就问题不大，否则勇于尝试的人应该不会多。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局限之下，我们要用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或是用新文化史的角度来思考并重新开发这些议题，这个事情也不是在台湾，中国大陆的南京大学最近有几个博士论文在谈论这个问题，像是他们谈到中山陵的研究，那种研究几乎是被列为新政治史的研究方法，就是可以用传统的方式做研究，但是要从物质或是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同样可以看到背后的问题，这样的方式可能是未来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朝这样的方向走的话，或许可以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我一点简单的看法。

黄克武：刚才进金提到的两个计划，一个是迁台初期的蒋介石，这个是承接中正纪念堂2010年的一个计划案，计划案的成员几乎都在场，主要的讨论时间是1949年至1953年这4年，本来是希望能够利用日记做的，但是日记一时还没有办法出版。不过就像进金说的，这是讨论蒋介石迁台初期的一个集体研究尝试，希望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大概四五十万字的成果出现。再就是进金讲到的一个案子，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建构，这个也是我们正在尝试的“国科会”整合型计划，希望在组的各位大哥，如果收到审查意见的话，就拜托支持一下，这个案子最早由淑凤开始，她发现我们可以从数字化的检索当中找到一些关键词，所以就请维真帮了忙，写了我们主计划的说明，然后进金、淑凤跟我就一人做一部分，分成伦理、民主、科学、现代国家4个部分，希望能够透“国史馆”的档案，看蒋介石对“现代国家”的一个研究。的确，“国科会”的案子是个别审查的，所以如果大家碰到相关审查的，就请拜托支持一下。

吴淑凤：我刚才想讲的一个重点，其实是说，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可以结合这样的想法进入数据库去进行搜寻，可以有一些收获，我个人也觉得吕老师刚才所说的，短期间内要有一本专著，然后范围又是比较广的研究，事实上是有点困难，因为大家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其实杂事都还蛮多的，可以投入到研究上的时间是比较少的。所以如何集众人之力，我想示范的是，不是只有我们4人的团队，大家也可以成立一个个的小团队，把不同面向的蒋介石研究集合起来，这样要写一本大方向性的蒋介石传时，会比较有扎实的基础，谢谢。

张力：第一个就是刚才进金在报告时谈到了照片影像的部分。我们知道中央社有很多照片，1949年以前的一张照片卖3000块。上个星期我接到一位“中央社”的朋友来电，他说新华社在跟他们联系。因为“中央社”留在大陆的照片，都被新华社接收了，他们希望台湾这边可以有人帮他们解读照片里头的人物，希望台湾出钱自己找人去做。我就跟他回复说没关系，照片就放在那边吧，或许，大陆那边所有照片档案的东西，大陆的朋友也可以想办法去发掘。第二个就是关于台湾蒋介石的研究。我刚才在想我中学学会的《领袖万岁歌》，我大概全部可以背起来，就是说，本来台湾是把蒋捧得那么高的，大陆则贬得最低的；现在大陆对蒋的评论慢慢地拉高了，而台湾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某一部分人的心里已经把蒋贬到最低，这种所谓去蒋化，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刘维开：刚才进金在报告的时候提到有关图像照片的问题，我上午也提到过这个事情，中央社有很多照片其实是新闻照片，跟蒋的照片关系不大，蒋的照片有专任的摄影官在帮他拍照，这个人叫做胡崇贤。“中央社”的照片是经由胡崇贤挑选过后，再给“中央社”的，然后再由“中央社”发给各个新闻媒体，所以“中央社”拥有蒋的照片，基本上是挑选过的，跟“国史馆”目前所存放的照片基本上是同样的东西。“国史馆”这边，我今天上午提到为什么我对它比较有期望，因为原来蒋的照片归总统府机要室管，不在《蒋档》里面，《蒋档》里面的照片就是现在“国史馆”开放给大家看的照片，另外机要室还有一部分精选过的照片。所以蒋的照片总共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最精挑细选的照片，第二层是在档案里头的照片，第三层就是“国史馆”之前直接从士林官邸拿过去的底片，底片才是最精彩的部分，最真实的蒋氏其实是在底片里面，因为那些底片是摄影官拿着相机连拍出来的。“中央社”可以提供相关的背景，它有很多的照片也是一样连拍的，尤其是在1949年之前的就是这样连拍的照片。早期的相片是16厘米的，就是从摄影机拍出来底片的去冲洗出来。我曾经到过“中央社”挑选照片，看过他们的底片，有些其实不难认，现在我们看到抗战时期国军在战火中冲锋陷阵的照片，就是“中央社”记者拍的，而且是连拍，像有一个画面大家可能有印象，就是一个士兵要跳过去铁丝网的画面，那就是从那个士兵要跳开始就一直拍到他跳过去为止，很精彩。所以就照片这个部分来讲，如果未来可以从照片来解读蒋中正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另外就是刚才芳上教授提到党史即国史，秦先生对于要拍国父电影的事情，关于在陈炯明的六一六事变中，蒋先生在中山舰上面护卫孙中山这一节，当时规定说，饰演蒋先生的演员只能出现侧面，那孙中山是主角，所以正面出现是可以的，但是蒋只能用侧面，这是有这么一回事。但是诚如刚刚芳上教授讲的，在80年代以后，秦先生卸下了党史会主任委员这个职务之后，其实他在蒋的研究方面，推动了很多的工作，包括《蒋档》的部分，我觉得当初《蒋档》可以开放给大家看，跟秦先生的推动有相当大关系。当时蒋经国是批示《蒋档》由秦主委管理，只要秦先生同意，就可以看，所以当时有一部分学者，如李国祁教授、吕实强教授等，是透过这个管道看到《蒋档》，尔后高纯淑、邵铭煌和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都看过“蒋文件”的数据，就是说得到秦先生的同意之后就可以看这些材料。也因为有这个缘故，使得总统府方面在观念上也有一些变更，同意这些数据透过单位申请的手续让外界参阅，我记得刘凤翰教授编辑孙连仲先生年谱的时候，就用过这批数据，那时候已经不是秦先生在管事了，总统府机要室表示只要来公文就可以提供资料，所以那时候他从机要室拿到一批蒋跟孙连仲往来的函电，编在年谱里面。秦先生晚年，也做了很多推动蒋研究的事情，包括蒋日记的开放。日记开放不是指到斯坦福的事情，而是在到斯坦福之前，从1996年开始想要编《蒋公大事长编》，秦与蒋方智怡商量，是不是能把日记拿到台湾来，之后，在《近代中国》上制版公开了西安事变前后的日记。而我刚才提到关于蒋的基督教信仰，也是秦先生有一次问我看日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我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信仰。他说：维开，我跟你讲，以后你看的时候就把信仰的部分也顺便抄下来，将来你就可以写一篇关于基督教的文章。他告诉我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他当时没有说要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到，他在蒋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影印蒋氏手改《圣经》、《圣咏》和《荒漠甘泉》，应该就是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在推动蒋研究这一方面，回溯成果，我觉得秦先生还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今天要找到像他这样的人来推动这样的事，我觉得是相当不容易的。就像大事长编这件事，李云汉先生在纪念秦先生的文章上面写到，秦先生过世以后，大事长编应该就此停住，不会再编下去，果然，大事长编的出版就到那时候结束了，谢谢。

黄克武：维开，你知道《蒋总统秘录》的事情吗？

刘维开：我大概知道一些。

吕芳上：我当时参与一部分，那时候就是借助日本的产经新闻来出版，如果是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话没有人会看，所以利用日本的媒体来宣传效果会比较大。那当时所有的数据都是台湾这边所提供的，我们这边就是成立一个小组在处理这样的事情，我就是当时提供资料人其中一个。当时是蒋介石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候有一件事情到现在我还不会忘记，当时党史会有三个人，蒋永敬、李云汉、我三个人都曾经被送去检查过，因为蒋先生是写鲍罗廷的，李先生是写容共到清党的，上层单位认为这有点违反党史的写作框架，就送去警备总部检察，而我是提供了一个材料，那个材料的收集人是大陆人，就认为我不应该提供“匪”的数据。其实我根本不了解背景，那是文海出版的东西，可是我用了材料就以为我思想有点问题，也被送去警总，不过最后没事了。所以《蒋总统秘录》当时就是有一个编辑小组在台湾写好了以后，就传给日本去发表，后来翻成中文是陈在志先生，他留日多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刘维开：《蒋总统秘录》上面日记的部分是从哪里抄下来的？

王奇生：我查对过一次，那个好像不是日记，是《事略稿本》。

刘维开：但是跟《事略稿本》也不太一样。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上个月我在日本开会的时候，川岛真他们就请了当年曾经参与过《蒋总统秘录》编辑的人来开会，他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有人问他日记从哪里来，他说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党史会的人，他特别指名党史会把抄的东西给他，他就照样翻成日文。川岛真也曾经比对过日记的内容，有若干出入，之前他在北京近史所的会议上也说过。这样就形成日记有很多的版本：《秘录》有一个、《大事长编初稿》有一个、《事略稿本》有一个，日记本身有一个版本。这是我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的原因。

黄克武：我为什么要问的？因为川岛真，我跟文隆在跟他谈的时候，他有讲到他想要追踪这件事情，他会做一些产经新闻的口述访问。然后他讲到一件事情我还没有去查对，就是他说几个版本有差异。

王奇生：他在北京会上发表的论文，是我评论的，所以我就特意地去查对，因为把日文翻成中文以后再去查对，可能会有点差异。我的感觉，差异应该是从《事略稿本》下来的，因为《秘录》里的日记和日记的差异较大，跟《事略稿本》非常的接近。

刘维开：川岛真教授提了一个问题，他说《蒋总统秘录》的8卷本和15卷本有差别，15卷本跟日记不太一样，但是后来又有8卷本出现，8卷本中引用日记的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是没有去对比过，所以不知道他讲的情形。

王奇生：他说的8卷本和15卷本是重写的吗？

刘维开：没有，8卷本是“中央日报”后来重新排印，精装的那一套，因为后来黄仁宇写《从大历史看蒋介石日记》，也是透过《蒋总统秘录》这本书去追寻的，所以《蒋总统秘录》里面日记的来源，到现在我还是搞不太清楚。

杨奎松：简单说，我是对“国史馆”数字化的开放非常有兴趣。现在非常大的问题是，一个是资料太多，一个研究者无法全部看过，但是对于现在来讲，最好的办法就是数字化，透过数字化索引的方式，把内容调出来。现在呢，两岸的交流是不错，但是有一个非常困扰的东西，就是网络的封锁，本来还可以通过google来搜寻，现在不行了，除中研院还可以上网外，其他都不行。所以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运用台湾的材料。

黄克武：我们做的《蒋公大事长编》到现在还没有开放，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刘维开：不知道，要问邵铭煌，他说是你们那边的问题。

张力：我们是做完1952年，1953年、1954年的没有。

刘维开：我不是已经提供过去了？已经给老邵。

张力：我们再找老邵沟通好了。

刘维开：因为本来《大事长编初稿》是要架在中正基金会的网站上面，做数据检索的部分，但是我上次碰到老邵的时候，他说你们近史所的技术人员不知道是碰到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所以就没有弄出来，但是那个东西如果可以弄上去做检索的话，应该是会比较好，对于做蒋的研究来说。

张力：那个是研究院IP位置的开放问题，没关系，这个我们回去再处理，这是两个单位内部的事情。

陈群元：不好意思，我刚听到杨老师说关于大陆网络的问题，其实老师们可以透过代理服务器来进行阅览。不过，使用代理服务器难免会有网络安全上的顾虑，因为提供者说不定就是别有用心的黑客，这是必须要特别说明的部分。

汪朝光：我能不能提一个最简单的建议，我不知道现在“国史馆”的查询计算机有没有拼音的输入法。我最困扰的是，原来检索目录在卡片时代的时候完全不妨碍交流，现在我们都依赖计算机之后，反而妨碍交流，我们那边都用拼音输入法，你们这边全部不用拼音，所以我每次到“国史馆”的时候都只能让别人来帮我。

王奇生：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自己亲身体验，现在不管是党史馆还是“国史馆”都非常方便，完全考虑到汪朝光的意见，非常完善。

林桶法：那我也顺便建议一下，让朝光可以把意见带回去，就是最好可以有注音输入法，我每次去大陆也都是要叫研究生去帮我打。拜托拜托。

王奇生：我估计，这个问题找朝光解决不了，可能找金以林先生就可以解决，所以下次你们去大陆查数据的话，金以林先生可以考虑一下。好，我们今天时间大概已经超过了5分钟，进金教授还有话要说。

陈进金：对不起，我占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主要是要响应吕芳上老师刚提到的，蒋的传是写不好的，那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我想的是像专题式的来谈蒋的一生，当然吕芳上老师要当“带头大哥”，然后下面找几个专题，哪几位可以来“认养”，或是哪几位本来就在这个领域里头。这样来写，充分利用现有的心得和开放的数据，像“教育部”编民国史，用那样的方式来撰写，我的想法是这样，那当然这要吕老师来带头。

王奇生：我想这个是不是可以把我们昨天晚上讨论的计划整理出来，都在吕老师的主持之下。我们这场就到此为止，谢谢。

综合讨论（一）

汪朝光（主持）：我们这个叫做神仙会，我此生也开过不少会，但很少有像这样的神仙会，真是难得，所以大家晚上有什么意犹未尽的话题，譬如说八卦的问题，八卦我觉得真是反映了现实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八卦的问题还是有可以讨论的。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国民党和蒋的问题，那当然是这次会议的主题，那蒋在中共内部有没有这种关系呢？因为从国共两次合作的历史来看，其实中共和国民党的高官们，很多时候都是有着非常个人的关系的，像周恩来，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很多是影响到以后的历史发展。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会，当初我们规划是想开一到两次，或是两到三次，因为拿了钱嘛，所以到时候还是要有一点可见的成果。怎么样才可以与现有的研究有所区隔，在形式上有所新意的成果呢？昨天我们在来的路上，奎松教授也有一些建议，那我们就随便聊。

明年我是想开一个跟军史有关的会，这个部分好像都没有什么讨论，跟军事、社会有关的，不一定要讲打打杀杀的，这个好像没什么讨论，像是徐蚌会战前，国民党方的军事作战会报讲到，中共不可能马上打这一仗，因为后勤支持不了；但事实证明，中共的后勤是比国民党的有效得多。所以我想规划中的会，是这种军事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会，不是那种纯打仗的会。这20年来，大陆这种关于解放军的资料算是相当多，但是学界都没有很好的运用，像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药材史数据、医院后勤数据等，仔细研究就可以知道中共是怎么样在战场上救治这些伤兵。这是很重要的方面，是会影响下一步的补给和士气，四个野战军都有详细的卫生史资料，可是就没有人利用来做研究。这很有意思。另外在法的研究方面，现在看到的都是法律形式的研究，像是刑法等，很少有和社会结合一起的研究。

唐启华：政大就有一些人在做这个。

汪朝光：我们近史所今年新进来的一个博士后，就一个人在做民国时期的司法官群体研究。

唐启华：现在有很多的领域都不是学历史学的在搞，需要很多专业的素养。

杨奎松：昨天我们有讨论到，我们要开的会要跟近史所的有所区别。我提个意见，能不能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在看同一个东西的时候，视野、感觉、判断差别非常大，能不能搞一个对话，对蒋日记解读的对话，大陆和台湾各出一个人来进行对话，再加上大家共同讨论，最后再编成一本书，我们可以设计几个对话，像今天我们也在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太少，也很难集中起来，我的想法是透过一个集中的话题来讨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具体，大家就用同样一份材料，当然你可以找其他的材料来印证，但是主旨是解读这份日记，共同来讨论，透过讨论来来碰撞出火花，这种东西在大陆没问题，绝对可以出版，也可以卖，同时也可以让大陆的读者了解，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各是怎么去解读蒋介石的日记，双方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不讲对错，这倒是挺好的。

汪朝光：这是挺好的，就是要选七八个主题，开一两次会，都是围绕在这个主题讨论，这样所有的讨论记录都可以收入进去。

林桶法：奎松讲的，就是上次关于二二八事件在《蒋介石日记》记载的部分，两岸学者的解读就完全不同，那个就可以对话，看看到底是怀柔还是镇压。那个对话就很有意思，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就是看日记，或看同样的东西。

吕芳上：现在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要选哪几个主题，双方的确有不同的想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共识太多了。

王奇生：我也觉得我们现在的共识太多了，要找问题点还不容易。

吕芳上：的确有这个困难。

杨奎松：要先通过题目，我们再来看哪些可以进行对话。但是对蒋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在大陆有关他的讨论分歧是非常大的。在大陆，你从网络或是一般青年的观点来看，基本上还是传统观点；学者当然就是会比较客观一点，但是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客观，他也会受到大陆传统观点的影响。

林桶法：不过奎松，还有一个问题，除了主题之外，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看过所有的日记，有的只看了10年，有的看了20年，所以除了主题的挑定之外，还有时间上的观察，这些都要顾虑到。我觉得朝光那边可以找个4个题目，我们这边吕老师找个4个题目。

杨奎松：我们可以回去之后找10个题目，他们这边也找10个题目，一样的那就可以做，不一样的我们再讨论就好。

汪朝光：其中一个题目就是国民党为什么失败。

唐启华：我提一个修正意见，我觉得奎松讲的这个很有趣，因为历史要变才好玩，但是不一定是要两岸的意见不一样，甚至可以是定一个题目出来之后，一个从正方去看，一个从反方去看。

王奇生：由此看来，历史就没有客观性，因为一个问题出来，我可以从正方去写，也可以从反方去写，历史就这样。

唐启华：因为很多问题不一定是两岸之间的问题，可能就是视角不同的问题，所以也不一定是要两岸来辩论。

汪朝光：本质上，在90年代以前，美国学者对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评价，与大陆是相通的。美国学者的目的就是在追问，美国为什么会失去大陆，大概总结原因是国民党无能，不是我们美国无能。所以美国把国民党和蒋介石确实描绘得十分不堪，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你看50年代中美关系的书，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左右，大体如此，所以今年出的蒋介石传才被认为是美国学界修正研究蒋介石的开端。

唐启华：那是怎么修正？是把大陆的思路修正到台湾的思路上来吗？

汪朝光：也不尽然，不过美国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和体会蒋介石的难处，以及在继承的创业者方面的评价都在变化。

王奇生：我们读《蒋介石日记》，应该怎么去理解蒋介石的心态，怎么去理解蒋介石的作为？

唐启华：我刚修正意见就是这样，一方面就是从对蒋比较同情和理解他的角度去读，另一方面就是从对蒋批判的角度去解读。所以不一定是美国、大陆、台湾或是其他地方，主要就是两种不同的视野，或是甚至更多的视角去看同样的一个材料。

王奇生：我为什么说我试图在理解他：省长找不到人他就自己兼了，外交部长没有合适的那他就自己干了，军事上下面的将领不行，那他就亲自打电话去遥控……我是读了他的日记之后，认为他不完全是权力欲。

林桶法：不过有时候不是遥控，他是认为自己是关切一下而已，用党主席的身份去关切一下情况而已，不是遥控。

王奇生：看日记就知道，有时候他电话打了一天，就是在指挥前线作战，有一次为了这个事情，陈诚写了一封职辞信给他，后来他反省陈诚为什么给他写辞职信，就是他越过陈诚指挥的手下。

林桶法：他就认为，陈诚身体有病痛，难道我不能为他代劳吗？

唐启华：所以大家觉得这些意见如何呢？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技术问题：第一个是选题的问题，第二个是两方是从哪几个角度来设计问题。

汪朝光：我是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刻意设计成大陆一个台湾一个，而应该设计成两个对谈的人意见不一致，这样才是最好的，也许大陆人意见也不一致。

王奇生：就像是你们今天在讨论接班人的问题时，我觉得你们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吕芳上：台湾本来就不止一种观点。

汪朝光：大陆也不止一个观点，主要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

唐启华：今天听到现在，我觉得就有两个东西可以做的：一个是谈情说爱的问题，一个就是有关军事史的问题。这两个都很有发挥性。

黄克武：一个情场，一个战场。

唐启华：对啊，战场上三大战役，情场上四大战役。

陈进金：革命与反革命，蒋介石的情场与战场。

汪朝光：情场就是他谈情说爱的，是广义的情场，战场也是广义的战场。

综合讨论（二）

吕芳上（主持）：我们在台北形成一个讨论的小圈圈，必须感谢唐启华主任。两年前要不是他登高一呼，大概难以形成一个形势。另外必须感谢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刘维开主任，再就是必须感谢政大的许多朋友，尤其是李素琼助教。就大陆地区学者来说，也必须感谢汪朝光主任。对于地点则相当令人满意，因为地方偏远，大家交通不便，反而能好好地集体讨论，培养革命感情。我对于讨论也相当满意，觉得颇为难忘。最后也感谢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有两个想法，第一点是这两天下来讨论相当热烈。我想原因首先是大家都有相当丰富的学养，因此言之有物，能提出想法跟看法。其次，与当前时代环境有相当大的关联，10年前这样的会大概根本不能发挥，20年前更是噤若寒蝉，现在是自由的时代。最后，我们的讨论有学术加上通俗两个面相，显得相当有趣而吸引人。因此，将来我们如何将研究通俗化，也是能好好商议的课题。第二点是我们讨论的内容相当丰富。这一场是两岸学者的交流，但却能常常听到大陆学者间尖锐的讨论，这是相当好的，台湾方面反而没有这样的场景。我在讨论会中得到许多启发与思考，其实有相当多领域能继续开拓，像是外交的部分便谈得很少。1931年之后的蒋介石见识开了，大有政治领导者的气势。另一个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确实是能够触及的，《蒋介石日记》里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材料。宗教也是能开拓的领域，而蒋毛的比较也还能再加开发。

做这一些问题研究都必须有条件，要研究蒋介石的基督教，要能是教徒才能有所掌握，才能体会其间的奥秘。另外，光看《蒋介石日记》是不够的，这点应该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应该要跟其他相关的数据相互对比才有意思，如果我们陷入日记的陷阱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跳脱日记的框架与局限。刚刚我们谈到了所谓的通俗化，这是能考虑的部分，像是照片便是，幽默化或是卡通的蒋介石，并非以文字来表现的蒋介石应该如何研究。黄克武特别提到了心理学的研究，我一直在考虑日记提供了许多心理学研究的素材，但是怎么做是应该讨论的。

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这一次的讨论会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论文集？将纲要形成一篇论文，另外就是会议讨论的过程能不能以文字显现出来，这将会是很有意义的部分。我们期望这个论文集能于2010年6月收完文稿，年底出版，经费部分邀请中正文教基金会协助。第二，明年我们还要如何进行学术活动的讨论？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应该持续下去，2011年另外出版一本成果。因此，2011年2月或许要再开一次会，但主题应该为何便得思考，地点便在大陆某地，大家一起住下来讨论。杨奎松教授昨天提议要以两岸学者对谈的方式进行，因此要挑选主题便相当重要，或许我们能先列举10个主题，从两岸不同的思考方向来处理将会相当精彩。

黄克武：这两天的会相当吸引人，参与蒋介石《事略稿本》读书会的运作已经两年，我原本对于民国政治史一窍不通，但这两年来所获很多，这两天的讨论也挖掘了许多有趣的议题，让我大开眼界，如果我们能更加深入地阅读《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以及“国史馆”所出版的其他数据的话，能更加深入，或许能突破以往大多由政治史切入的进路。今年至少有两个计划，其一是“中正纪念堂的迁台初期的蒋介石（1949～1952）”，但日记的出版一直有点困难，现在只要获得蒋家授权，应该就能顺利出版，盼望能因此创造出研究蒋介石的新一波高潮，希望在三五年内将全套出齐，目前大概会出原文手稿本跟打字对照本。现在是研究蒋介石的好时机，我们也期待后面的研究生能接着上来，创造一波热潮。

汪朝光：两党的最高领袖是怎么被文艺界表现的，这实际上跟历史是密切相关的。1949年的国民党确实失败了，这也反映在日后台湾的历史上。同样是文艺创作，共产党有相当多谈国共关系的作品，但因为他是胜利者，因此不会发生人格分裂的情况。不过在台湾则不同，一方面必须将蒋介石打扮成胜利者，但却无法解释其为何败守台湾，由此也能解释到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共文艺在形势变化后烟消云散，因为它没有基础。我曾经想尝试研究国民党文艺如何表现解放军，比对大陆表现国民党军的，但一直找不到相关的材料。建议下回能选6个主题，由杨奎松教授设计，两年内出版两本书，以发挥效益。

杨维真：半年内将提纲提出我想问题不大，另外我想谈一下心理史学，我前几天跟一个心理系的老师谈过，他们目前基本上将心理分析当成是一门科学，这算是过时的研究，甚至能以完全反证的方式推论出不同的结果。不过法国年鉴学派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他们不是关注在一个人身上而已，而是关注在一群人身上。我想，如此以小众为会，焦点集中的最能凝聚大家的共识。

吕芳上：我们现在希望6月能先有初稿，年底完稿出版，刚刚汪朝光教授已经说要由杨奎松教授进行明年的规划。

杨奎松：首先感谢台湾的同道，我们大陆讨论都相当直接、尖锐，相互之间也不会出现问题，希望这样的风气能持续下去。另外，我真的对于和台湾同胞的讨论收获相当多，说真的，以前争论最多的是台湾的老先生，像是刘凤翰、李云汉先生他们。我发现我自己的研究用了相当多台湾的研究法，做了相当多引文，虽说日后受到了美国学者的批评。另外，我跟台湾同道接触后，我越来越能站在其他的视角来看资料，也越来越能理解。虽说这并非意味着不再有隔阂，但总是减少了许多。我们许多人看历史人物时，并不能以同情的理解去看他，我试着从同情的理解出发，考察他的作为。历史学者虽然力量不大，但现在大陆读者比较愿意读历史学者的书，看一些客观的历史真相。这也是我所努力的方向，回顾史实，鉴往知来。受益于台湾史料的开放，我的书也能卖到一两万册，这也是我们谈真相所致，是大陆一般教育中无法见得的。

唐启华：今天首先谢谢大家，这个会议由政大历史系、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与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协助，历史系主任吕绍理要我代表他谢谢大家。我在政大待得很高兴，两年后就当了系主任。两年多前我们很担心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渐趋下坡，因此组建了《事略稿本》读书会，群策群力，现在我们读书会的成员越来越多，是让我们相当高兴的。这个会议相当棒，全无冷场，也充分地讨论交流，两天的议程就此正式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汪朝光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6

（近世中国·两岸视野）

ISBN 978-7-5097-2325-8

Ⅰ.①蒋… Ⅱ.①汪… Ⅲ.①蒋介石（1887～1975）-人物研究 Ⅳ.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5999号

近世中国·两岸视野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

主编/汪朝光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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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20 印张/18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字数/306千字

印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2325-8

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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