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套装共6册）
Author: 刘统 袁德金 金立昕
Date: 2017-06-30T16:00:00+00:00

总目录

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决战：中南解放战争1949-1950

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

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

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

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刘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208-14621-1

Ⅰ．①决…　Ⅱ．①刘…　Ⅲ．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中原　Ⅳ．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254号

出版统筹　齐书深

责任编辑　楼岚岚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插页设计　陈　酌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

刘　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34.5　插页9　字数555,000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21-1/K·2664

定价62.00元

目　录

第1章　飞返太行

第2章　针锋相对战上党

第3章　平汉战役军政双胜

第4章　“和平民主新阶段”

第5章　黄河归故斗争

第6章　坚持中原

第7章　中原突围

第8章　铁流千里

第9章　艰难岁月

第10章　两路出击

第11章　鏖战鲁西南

第12章　歼灭“天下第一旅”

第13章　乌云笼罩的日子

第14章　翻过山顶

第15章　从“高树勋运动”到“王克勤运动”

第16章　横扫晋南

第17章　豫北攻势

第18章　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第19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第20章　在大别山站住脚

第21章　挺进豫西

第22章　大别山反围攻

第23章　出击平汉克洛阳

第24章　从宛西到宛东

第25章　战襄樊

第26章　巩固中原解放区

第27章　新式整军与秋季攻势

第28章　决战淮海

第29章　堵截黄维兵团

第30章　双堆集大血战

第31章　打过长江去

第32章　突破天堑追残敌

第33章　向大西南进军

第34章　西南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第35章　进军西藏

第36章　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参考书目

中原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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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九旅突围后，历经两年于1946年8月底胜利到达延安

1947年8月11日，我军跨过陇海铁路向大别山地区挺进

我军在黄泛区露营

夜渡黄河

我军主力在粉碎敌人“清剿”后，转出大别山区

休息时间练瞄准

中原人民支援我军的架子车队，把弹药送往前线

人民群众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

重庆解放后，第二野战军举行入城式

十二军在向西南进军时，摄影记者在路旁拍摄

我军某部徒涉沅水向贵州前进

第14军某部行进在云贵高原上

在西南执行剿匪任务的战士在行军间歇学文化

为保证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1950年4月至8月，用4个月时间修通1200余里的雅安甘孜段公路，图为修建公路动员大会会场

进藏部队在积雪没膝的大雪山上行进

进藏部队行进在陡峭的山间小路上

进驻拉萨的先遣部支队手持国旗从布达拉宫前通过

第1章　飞返太行

苏联对日宣战——抗日根据地军民全线出击——毛泽东提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组建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我军将领乘美军飞机返回太行——毛泽东指示作好两手准备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

时局变化得太快了。8月9日，无线电广播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数十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日子到来了！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议，苏方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保密，没有通知中共中央。就在两个月之前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虽然德国法西斯已经灭亡，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尚需时日。因此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没有让各根据地的负责人立即返回，而是让他们再等一段时间，以便中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人事调整。

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和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就把馅饼、面包、西瓜放在办公桌上，让他饿了随时拿一块吃。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1]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

根据中央的指示，在延安的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也纷纷发出电报，指挥各地军民向敌占区出击，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猛烈扩大根据地。8月10日，晋冀鲁豫根据地负责人，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和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联名电告所属各区党委、军区：“太行、太岳主力之任务，环绕夺取太原的总任务，主力集于沁源以北地区，协同王长江部主动消灭平遥、介休、孝义地区之阎锡山部，保障晋西北部夺取太原。”“冀鲁豫主力之任务，相机夺取开封、新乡、归德三城及沿线的城市，解除该区的日伪军武装，并准备打击北上之蒋军。”“冀南主力之任务，为相机夺取安阳至元氏之沿平汉线城市，并以一部北上配合晋察冀相机夺取石家庄。”[2]

如何扩大根据地，中央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向原有的抗日根据地周边猛烈扩展，在短时期内尽可能多占一些县城和中小城市。二是占领和切断通向华北、东北的铁路线，阻挡国民党军北上，为我们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时间。8月12日，毛泽东命令各中央局和分区，力争占领11段交通线和沿线城市。其中涉及太行、冀鲁豫等地区的有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清化镇的铁路）、白晋路（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郑州以北之平汉路（北平至汉口铁路郑州至邯郸一段）等。控制了这些铁路，就可以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山西和华北平原。进而控制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东北地区。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晋冀鲁豫、中原、华南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为了迎接今天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准备了很久。在抗日战争后期，他就把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延安，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整风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用这样长的时间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学习党的历史文献，总结回顾历史教训，在党的高层中统一了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通过学习，高级干部中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消除了山头，放下了包袱。中央也考察了干部，为后来的任用选拔做好了准备。抗战胜利后，这些积蓄已久的能量迅速释放出来，一批优秀将领脱颖而出，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能。

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展，原有的地方军政机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考虑重新组合各根据地，建立新的中央局和军区。“七大”结束后，中央就在酝酿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人事安排。

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当时全国7个较大的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4个分区。所辖地域西起同蒲铁路，与晋绥根据地相邻；东至津浦铁路，与山东根据地相接；北至正太路、石德路，与晋察冀根据地相依；南至黄河。到抗战胜利时，这4个分区基本上已连成一片，控制了80多个县城，拥有2 400万人口，军队近30万人，民兵40万人左右。这个战略区处于与其他根据地四面呼应的中间地带，又是华北的大门，正堵住国民党军队的北进之路。用刘伯承的话说，这个地方是“四战之地”。

正是看到晋冀鲁豫地区的重要性，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李达、杨立三、王新亭、李大章、杨秀峰、陈赓、李雪峰、宋任穷、陈再道、杨勇、李菁玉、张霖之、杨得志、苏振华为中央局委员。以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张际春、王从吾、杨秀峰八同志为中央局常务委员，并指定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

在中央局领导下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司令员第一滕代远、第二王宏坤，副政委第一薄一波、第二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副主任王新亭。

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构的建立，作为主要领导人的刘伯承、邓小平感到了中央对他们的倚重，也感受到身负的重任。

刘伯承，四川开县人，1892年生。早年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投身国民革命，以骁勇善战成为川军名将。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时在丰都县受伤，右眼致残。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他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苏军作战理论，并注重联系中国的实际。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央协助周恩来培训红军干部，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后，任红军总参谋长，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取得重大胜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因反对洋顾问李德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被撤去总参谋长职务。在这期间，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长征开始后，刘伯承又恢复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中革军委取得突破乌江、智取遵义的胜利。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拥护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长征途中，他和朱德到红四方面军工作，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到太行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此时，他与邓小平开始合作，指挥部队连续出击，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当敌军对129师和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他指挥部队机动灵活地与敌军周旋，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冀南平原上逐渐开辟了一块块抗日根据地。他注重总结经验，讲究战术，成为我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优秀指挥员。1943年，他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一住就是两年。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邓小平，四川广安人，1904年生。16岁时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相识，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入党，1926年到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曾在冯玉祥部队中做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蒋介石背叛革命，进行“清党”，邓小平也被迫离开冯军，到汉口任中央机关秘书，参加了“八七”会议。随后他到上海中央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他作为中央代表去广西，先后组织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7军和红8军以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结果损失惨重，邓小平等决定离开广西，与中央苏区红军会合。他与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部转往江西。途中转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31年8月他被派往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务。因为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的军事冒险，得罪了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1933年，他与毛泽覃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遭到监禁。这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第一次蒙受错误打击，险些遇害。当时毛泽东也遭到排斥和打击，邓小平的遭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通过了解和考察，他逐渐熟悉了邓小平，认为这个小个子年轻人将来是可以重用的。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党的历史问题时说：反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中三个人已死，希望邓要为党争气。[3]邓小平确实不负毛的期望，1938年1月，他接替生病的张浩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合作，在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结合根据地工作实际创造性地总结经验，制订方针政策，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在彭德怀、刘伯承等赴延安学习期间，他一直奉命坐镇太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并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在“七大”上，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在抗战胜利的转折时期，他又受命担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

在中央号令下，各根据地的部队和民兵大举出击，攻占日伪军盘踞的碉堡，占领一座座县城。从8月12日到25日，山东、晋察冀、华中、晋冀鲁豫军民四面开花，根据地猛烈扩大，并占领了一批中等城市。晋冀鲁豫方面，太岳军区主力在山西平遥、介休地区作战，冀鲁豫军区主力在河南开封、新乡地区作战，太行军区主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武乡、涉县地区作战，冀南军区主力在赞皇地区作战。在根据地后方，政府积极动员民兵参军，迅速扩大主力部队，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迎接更大的战斗。

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行动感到焦急不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表示已经准备好飞机来接毛泽东。

蒋介石的这一着确实厉害，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庆方面的舆论都表示拥护。斯大林也来电报要中共中央去谈判。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局面，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根据地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表示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朱德则主张应该去。最后多数的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同意。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对各战区的人事作了安排调整。在建立鄂豫皖中央局（后改名为中原局）、晋冀鲁豫中央局并确定领导班子后，又决定陈毅到华中局任副书记，林彪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萧劲光任副司令员。形势的飞速发展令各战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在延安坐卧不安，急切盼望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前方也一再催促首长们尽快回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致电刘邓：“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回太行。”

这时，恰巧有一架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西安飞到延安执行公务。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4]

历史出现了一个偶然的巧合。亲国民党的美国人却用飞机将共产党的一批重要将领送回根据地，使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占据了主动。然而我们会问：没有一架飞机的八路军，怎么会在根据地中心修建机场？美军怎么会承担运送我军将领的重要飞行？

1944年秋天，美国空军援华飞行队的一架飞机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击伤，坠落在山西平顺县的一个山沟里。飞行员跳伞逃生，被我根据地民兵救了起来。得知他们是帮助中国抗战的美国人，当地部队派一个排将他们护送到涉县129师师部。当他们经过黎城长宁村时，发现一大片开阔地，以为是个秘密机场。到师部后这些美国飞行员对李达参谋长说：“要是事先知道你们在这里有个秘密机场，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迫降了。”李达向他们解释那里没有机场，只是一片开阔地。美国人建议我方对开阔地稍加休整，就可以作为简易机场。美军走后，129师就组织当地部队和群众平整土地，太行山中的一个简易机场就这样诞生了。这里成了美军观察组从国民党占领区飞往延安的一个中转站。

得知美军飞机来延安，中央派杨尚昆和黄华同志与美军联络，请他们帮助运送我方的一些人员去黎城。当然，搭乘飞机人员的身份没有透露。粗心的美国人也不打听，因为经常有人想乘飞机“开洋荤”。24日夜里，刘邓等将领们分别接到通知：25日早上到延安东关机场集合，只许本人前往，不许带家属随员，也不许其他人送行。

延安东关机场，一架道格拉斯式运输机停在跑道上。这时，大家才互相了解这次飞行的全部乘客。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傅秋涛、邓克明、王近山、江华、聂鹤亭。杨尚昆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大家就开始登机，每个人身上背着一个降落伞。黄华事先也不清楚乘飞机的是哪些人，当他看到这么多高级将领，顿时紧张起来。如果飞行中出了问题，那还得了！他立即向杨尚昆请求陪同前往，因为他是翻译，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理。杨尚昆批准后，黄华也登上飞机。小小的一个货舱，被21个人挤得满满的。

上午9时，飞机起飞。经过四个小时飞行，发现地面上有火把和烟雾。这是长凝临时机场在为飞机指示降落地点。飞机平稳降落，刘伯承、邓小平等走出机舱，高兴地背着降落伞合了一个影。

就这样，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战区的将领们在美军飞机的帮助下，迅速地从延安返回了根据地，创造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个奇迹。遗憾的是，我们至今不知道提供帮助的美军观察组官员和飞行机组人员的名字。当天晚上，刘邓就回到位于涉县赤岸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开始指挥部队的行动。在国共双方开始赛跑的时候，赢得时间是何等的重要。[5]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并考虑到谈判期间可能要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但是毛泽东估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苏、美两国也介入了。大家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6]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向各中央局和军区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而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7]

8月28日，在张治中、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举国上下都在关注着，国共两党究竟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和平协议。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3]　杨涛　王明鉴：《邓小平历史上的几次反左斗争》，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第12页。

[5]　杨国宇、陈斐琴著：《第二野战军纪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6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4页。

第2章　针锋相对战上党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阎锡山军抢占上党——刘邓部署上党战役——初战襄垣——刘伯承起草战术指示——上党外围攻坚——围困上党——老爷岭打援——乘胜追歼史泽波——刘伯承谈上党战役——毛泽东谈针锋相对，以斗争求和平

1945年8月28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重庆九龙坡机场，15时37分，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降落了。等候已久的中外记者像打仗一样，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从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各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人们对毛泽东表现出的崇敬和热情，是蒋介石没料到的。毛泽东那朴素的衣着和略显拘谨的举动，给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重庆，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评欢呼：“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微笑和握手中隐含着较量。为了显示出“国家领袖”的风度，蒋介石盛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对毛泽东表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然而在召集国民党要员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蒋介石定下三条基调：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1]毛泽东则胸有成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都明白。

谈判从一开始就非常艰难。国民党方面拿不出任何具体建议，却对中共代表团所提条件百般刁难，讨价还价。蒋介石从来就没考虑和共产党在平等地位上谈判，他一面拖延时间，一面下达密令，指挥各路国民党军队加紧“接收”，与我军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从1945年8月中旬起，驻潼关的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出动九个军，一路沿陇海线东进抵达郑州，一路从风陵渡入山西占领运城。驻山西吉县的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以其主力部队沿同蒲线北上，到太原接受日军投降。另以第19军军长史泽波指挥四个师由临汾、浮山、翼城向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前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三个军沿平汉线向河南新乡前进。在这种态势下，我晋冀鲁豫解放区挡在中间，既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国共两军斗争的焦点。

刘邓从延安回来之前，晋冀鲁豫军民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的行动。各军区部队和民兵奉命分头出击，攻打附近的县城和日伪军据点。一面广泛征召根据地群众入伍，猛烈扩大部队。当刘邓返回涉县的司令部时，李达参谋长正指挥太行部队攻打沁县，谢富治正率领太岳部队在介休、平遥作战，宋任穷、杨勇正指挥冀鲁豫部队攻打开封。但是，大多数盘踞在铁路沿线城市的日伪军都拒绝向我军投降，而是遵照蒋介石的命令，等待国民党军来接收。8月24日宋任穷、杨勇致电刘邓说：开封伪军庞炳勋部15 000人和日军两个大队现仍坚决抵抗，“目前如攻开封，消耗过大，恐不能消灭庞部，又不能积蓄有生力量，对付蒋军北上。”[2]陈锡联上将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刘邓返回太行时，正值太行攻沁县不下。林彪就说：‘我们现在办事要实事求是，打大城市，成批地接收日军投降是不行的。日本投降是国际问题，它只能向合法政府投降缴枪。’沁县日军大队接我受降书后，复信不向我投降。我进攻，他要自卫。当时刘邓林陈分析了太行敌情和我军力量，在先打上党敌人或集中主力于平原打大城市的关键时刻，刘邓坚决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先解决上党敌人，并准备打敌援兵。”[3]

上党是指晋东南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隋唐时称上党郡。它是处于太行、太岳山脉中间的一块盆地，包括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壶关六个县。上党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晋东南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东北经黎城、涉县可进入华北平原，南下可至豫北平原，北有白晋铁路直通太原。历史上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上党地处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之间，又靠近黎城、涉县的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地带。如果让国民党军占领上党，不仅解放区会被隔断，而且当国民党军沿平汉线北上时，我军将腹背受敌，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当8月25日刘邓返回涉县赤岸村的军区司令部时，阎锡山的部队正咄咄逼人地强占上党。史泽波指挥第19军17 000多人在投降的日军引导下，不仅占领了长治、长子、壶关、屯留，而且把我军已经解放的襄垣和潞城也抢占了。史泽波以三个师11 000余人守备长治，又分兵把守其他五城。在日军防御工事的基础上增修城垣、碉堡，与我军为敌。阎锡山企图把上党作为插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一个楔子，将我军压迫到山区予以消灭。

阎锡山这个老奸巨猾的军阀，在抗战中一向以保存实力为主，这次为什么动作如此迅速，敢于大胆冒进？刘伯承在1946年6月25日写的《战术问题》中分析道：“上党战役阎锡山错误地估计我们，他以为两万大军进入上党，共军游击战无法应付，即便集中兵力，也要从河北、山东抽调部队，时间上来不及，其结果是打了个防而不备。”史泽波出身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参加过1937年的忻口会战。在阎锡山的部队中算是能打仗的。他很快抢占上党六城，令阎锡山十分满意。

8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作战部署。出席会议的有薄一波、滕代远、李达、陈赓、陈锡联、陈再道等。邓小平政委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司令员说，国民党军队沿铁路四路开进，伸开爪子向我们扑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我们的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队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上的进攻。如果敌人入侵上党，我们背上有把刀子，脊背就发凉嘛。如不迅速歼灭上党之敌，等国民党军主力到来时，我们将腹背受敌。他指着陈赓、陈锡联、陈再道说：你们“三陈”都在这里，就是本次战役的基本力量。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快快集中分散的部队，看谁集中得快，集中起来形成了拳头就是胜利。邓小平接着说：你们马上回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4]

8月26日，彭德怀代军委给刘邓的指示是：“太行应即集中主力（太岳集结一部协助）组织夺取白晋铁路，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太岳区应集结主力，宽正面向同蒲路进攻，重点置于该路南段。”“冀鲁豫平原主力应继续向开封、新乡、汤阴地区进攻，消灭孙殿英、庞炳勋部，逼敌投降。”[5]

刘邓研究情况后，认为这样分散兵力四面出击，恐怕难以奏效。决定集中兵力首先进行上党战役。8月29日复电军委：“26日电悉，我们现部署与电示略有出入。”“阎军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富治部及冀南之八千人共约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宋杨苏来电，攻占开封不易。已令其留一部继续在延津、封丘地区活动，威胁开封。主力转向平汉线，置重点于新乡以北，求得占领一二县城，控制平汉线一段。”“道清路已获得基本控制，已令七、八分区消灭焦作伪军并破坏铁路。”“估计三个战线完成现行任务需要一个月时间，届时拟将太行、冀南主力转向平汉线，结合冀鲁豫主力及太行七、八分区部队控制平汉线更长一段，扫清伪军，相机夺取新乡或迎击蒋军北上部队。”8月31日，军委复电刘邓：“阎部一万六千兵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惟诸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个城，各个击破，不宜六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上党战役的决心，就这样定下来了。刘邓决定与张际春、李达同赴前线指挥上党战役，滕代远、薄一波即赴冀鲁豫平原地区指挥当地部队行动，并准备平汉线作战。林彪、陈毅也随滕、薄行动，转赴山东根据地。

8月30日拂晓，由沁县南下的太行军区部队向襄垣城发起攻击。守城的是阎军暂编38师1团。敌团长因兵力太少，放弃城关据点，收缩到城里。我军以火力掩护登城，事先没有侦察好敌军火力部署，仓促投入战斗，梯子也很少，只是依靠人多的优势密集地往前冲。在敌军火力封锁下，造成较大伤亡，整整攻了一天，到当晚21时仍未登上城墙。指挥员见硬攻不行，遂改变战术，组织工兵用炸药包爆破城门。随着一声巨响，我军战士从缺口中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伤亡惨重，步步后退。敌团长见难以坚持，率残部突围，向屯留逃窜。丢下伪县长和一群警察在县府顽抗，和阎军残兵一起被全歼。史泽波的部队在40公里之外，胆怯不敢来援，我军于9月1日中午攻克襄垣。[6]

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来到襄垣，在县衙的寅畏堂召开军事会议，听取襄垣战斗的汇报，研究上党战役部署。鉴于上党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我军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入集中的运动战的第一次作战，意义重大。但是刘邓部队的状况是极差的，据战史记载：“参战部队虽然多数是老部队，但在抗日战争后期分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到对日大反攻之后，才逐步集中作战。上党战役开始时，这些部队的编制仍不充实，多数团在千人以下，装备很差，全军区只有山炮6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2至4门，重机枪3至4挺。新参军的战士多使用刀矛，弹药奇缺，不少步枪仅有子弹数发。”[7]阎锡山的部队虽非国民党军嫡系，但装备比我军要强得多，而且善于防御。在这种对比下，我军要从劣势转为优势，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刘邓算了一下，战前要办三件事：（1）迅速将原各军区部队和地方部队合并组建为能打正规战的主力纵队，集中兵力，形成拳头；（2）要进行上党战役，除太行、太岳部队外，还要将冀南部队调来，并动员大量民兵和民工参战，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3）要对部队进行正规战术教育，进行短期训练和战前准备，才能投入战斗。会后，邓小平立即返回涉县，调冀南部队前来参战。刘伯承则紧张地起草指示，做好部队整编和战前教育工作。

9月5日，刘伯承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鉴于襄垣战斗中我军在城市攻坚战斗中暴露的问题和弱点，刘伯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指示。他指出：“伪阎作战的特点是长于防御，构筑‘品’字形的据点碉堡，控制强大的预备队，实行反突击。此外它配置有外围据点，形成犄角之势。因此我们必须进行连续的城市战斗（村落战）才能消灭之。此种战斗是一种精细而不痛快的技巧战斗，决不能粗枝大叶用密集队伍一冲了事。”

谈到攻击准备，他要求干部必须侦察好地形，选择敌人的薄弱地带确定攻击地点，并准备好梯子、炸药等攻城器材。“襄垣战斗因侦察敌人部署、地形、工事不够充分，而战斗器材如梯子准备太少太短而且太笨，尤其隐蔽太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不善于迂回敌人侧背，故招致过分的伤亡。”

接着，刘伯承一步步讲述城市攻坚作战的步骤和战术。如隐蔽接近城垣、爆破开辟突破口、突击部队的战斗分工与协同、抢占制高点压制敌军火力、纵深发展和巷战、围三阙一使敌逃跑并于野外伏击等。

关于运动战的战术，刘伯承根据阎军“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法（正面钳制，左包右抄），制订了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指导思想。即先以小部队接敌，侦察敌情后“节节佯退，鸣枪报警，诱敌深入。主力则秘密隐蔽，集结于敌来路的两侧地区，以横宽地形设伏，并作必要的纵深梯阶配备，构成严密的火网。诱导敌人（三个老虎爪子）投入我伏击地区，而后消灭之；或以必要部队钳制其他两个老虎爪子，而以主力抓住其外侧一个爪子消灭之”[8]。

刘伯承像一个耐心细致的军事教员，给干部战士讲解战术。在他心目中，军事是一门科学，指挥员要具备开阔的视野、坚定的决心和灵活的战术，并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样才能从容运筹，取得胜利。特别是针对我军装备差、文化低的特点，更要反对莽撞、拼命的猛冲猛打，不计伤亡和效果的游击作风。指示下达各部队后，干部战士认真学习，抓紧时间进行演练，果然在后来的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解放战争刚开始，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就显露出来了。

根据上党战役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将太行、太岳、冀南三个军区主力部队编为三个野战纵队。太行军区9个团组成太行纵队，司令员李达、副司令员陈锡联；太岳军区6个团组成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冀南军区5个团组成冀南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副司令员杜义德。此外，太行军区的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和五个县独立营配合作战，总兵力约31 000余人。各部队接到作战命令后，昼夜行军，向上党地区集结。

9月3日，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写信给邓小平：“上党战役拟于9月8日拂晓前正式开始。战役方针：首先逐次消灭外围屯留、长子、潞城、壶关等较弱的据点，培养战力，同时准备打援，以孤立压缩敌人之核心长治，以便最后聚歼之。”

邓小平在涉县司令部接到骑兵送来的信后，考虑冀南纵队正在赶往黎城途中，行军疲劳，当天复电刘张李，建议战役推迟两天开始，并“建议太行攻屯留，太岳攻长子，冀南部队攻潞城。”“三城攻克后，即会攻长治。”[9]

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发布第1号作战令，定于10日发起上党战役。命令太行纵队主力攻击屯留，太岳、冀南主力于长治至屯留的公路两侧设伏，准备打援。10日凌晨2时，太行纵队在陈锡联指挥下对屯留县城发起攻击，曾绍山支队担任主攻。守城的阎军暂编第38师拼命抵抗，我军几次登上城墙，敌军亦数次发起反冲击。激战至午后，战斗呈相持状态。

屯留之敌向长治史泽波呼救，史泽波派出6 000余人向屯留增援。刚出长治不远，就在呈史村遭到冀南纵队第25团阻击。本来按照刘邓的安排，应该等长治援军钻进我军的“口袋”再打，但25团作战心切，过早接触，敌军本来就胆小，没打几枪就掉头缩回长治，我军打援没打成。太行纵队重新组织力量，于10日夜里再次向屯留城发起进攻。11日上午，我军以炮火轰击城墙，炸开几个缺口。突击部队从东、北两个方向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伤亡惨重。暂编38师师长率少数残敌依托三个院落顽抗，到中午眼看大势已去，突围逃跑。我军占领屯留。

13日，太岳纵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攻击长子，刘忠的386旅担任主攻。陈赓嘱咐说：“攻坚、登城，我们没有多少经验，组织战斗要老老实实，千万不可疏忽、蛮干。”长子城虽不大，日军留下的工事却比较坚固。386旅先扫清外围，夺取西关和北高庙两个据点。经过一天战斗，攻占了西关和北高庙。敌军收缩到城内。这时，陈赓没有急于下令攻城，而是让部队做好充分准备。针对我军炮弹少、火力不强的弱点，我军在北门作试探性进攻，吸引敌军注意力。在西关利用民房院落接近城墙，然后开始挖坑道，将炸药送到城墙下面。战前准备进行了5天，待坑道、炸药、炮兵、突击队都准备就绪，陈赓才下令攻城。

18日19时，一声巨响，长子西门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这时，我军山炮和迫击炮对缺口实施抵近射击，压制敌军火力。我军突击队奋勇冲上，由于配合紧密，10分钟就登上城墙。攻击北门的部队经过一番激战，也炸开城门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虽然进行了顽抗，终究难当我军的猛攻。在巷战中敌军被逐渐压缩，到19日夜，战斗结束。阎军守敌第2纵队司令白映瞻以下2 000人被全歼，其中1 500人当了俘虏。[10]

与此同时，冀南纵队在陈再道指挥下于17日攻克潞城，太行纵队于19日攻克壶关。至此，长治成为一座孤城，被我军团团包围。在攻击长治外围五城时，刘伯承密切关注战斗情况，及时总结经验。18日，他又起草了《长治作战中几个战术问题之指示》，下达各部队。

关于敌情和我军的基本战术，《指示》说：“长治城东西宽5里，南北长7里，围城一周约25里，城郭相当大，守备伪军约9 000人，其主力不足6 000人，因此伪军兵力分布基本是分散的。如我军同时向各方进攻，则其各个地区之第二梯队不识何属主攻，何属助攻，举棋不定，且系徒步奔驰，无法策应。”

鉴于敌军重点防守城墙，纵深配备不强，《指示》强调“登城战斗将成为长治作战决定胜负的关键。”在登城时，“应利用手榴弹、炮火等的掩护，及其烟幕的遮蔽，以梯子同时多路从各方面一举登城。不依靠其他手段，毫不犹豫顾虑，只有决心牺牲，勇猛实施，才可以减少牺牲。”城内纵深战斗“应多方割裂敌之防御集团，使之成为数段数块，以便于各个消灭之。例如使其司令部与战斗部队割裂，尤其抓住司令部等指挥机关给以彻底消灭最为要紧。”对于登城和纵深战斗的方方面面，如爆破、打地堡、巷战、各部队协同作战等问题，也一一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11]为了使攻城部队了解情况，有针对地进行准备，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综合内线侦察和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隔两天就编发一期战情通报，将长治城内的敌军部署、工事配备的详细情况和变化通报各部队，还画出草图。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莽撞仗，各级干部都从刘伯承司令员的工作中学到了不少东西。

9月20日，刘邓下达第5号作战命令：“我决以勇猛迅决之作战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区之伪军。由城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击城内之伪军，同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歼灭之。”根据划定的界线，冀南纵队从东南、太行纵队从西南、太岳纵队从西北，于20日三面围攻长治城。

史泽波困守孤城，一面向阎锡山求救，一面严令部下拼命顽抗。长治是日军在晋南的重要据点，城高10米，并有壕沟和外围工事。阎军守城还是有一套的，刘伯承后来总结说：他们于“各城角设石碉，城角外设低碉，低碉外建三个以上之暗碉（以地道与低碉或城内交通），配以地雷。……强调发扬其优势火力，求得杀伤进攻者于碉外、城外或城内”。“反动的军官，尤其是“建委”对士兵的控制极严，发现有倡议投降者或动摇分子则枪杀之。并有督战队的组织，曾用机枪射杀其不愿冲锋的部队达数十人”。[12]这些都给我军的攻击造成困难。老天也不帮忙，攻城时偏赶上连日大雨，城外一片泥泞，爬城不便。对于缺乏火炮的我军，攻打长治比外围五城都困难。9月23日到24日，冀南纵队攻东关，太行纵队攻南关、西关，太岳纵队攻北门，打了整整两天，都进展不大。刘伯承后来与陈再道等谈我军战术的缺点说：一是不善于迂回，只是正面抵；二是阵地战开始时不善各个击破，以后则好，但还不善于找敌弱点。[13]

对长治的攻击一时处于僵持状态。史泽波眼看弹尽粮绝，一再向阎锡山求援。阎锡山派第2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所属第83、23军及炮兵一部，加上收编的伪军共20 000人，从祁县沿白晋线南下，于9月27日到达沁县。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28日中午到达沁县东南的新店。本来彭毓斌打算与史泽波里应外合，消灭我军，但刚出动就赶上连日暴雨，山洪暴发，铁路桥梁被冲毁多处，火车无法通行。彭毓斌部只能徒步行军，又因道路泥泞，行动缓慢，每天仅行进十几公里。加上给养不继，又受到我地方部队的袭扰，彭部未投入战斗就已经疲惫不堪。26日，刘邓得到阎军前来增援长治的情报，召集三陈商议。决定留一部继续围攻长治，其余主力转向屯留以北地区打援。28日，刘邓下达第7号作战命令，坚决在野战中消灭来援之敌，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史泽波部。

根据命令，陈再道率冀南纵队和石志本支队继续佯攻长治；李达、陈锡联率太行纵队主力为右翼，陈赓、谢富治率太岳纵队为左翼，连夜北上至常隆、上村一带埋伏。10月2日，敌军先头部队与我主力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等地遭遇，展开激烈战斗。我军从正面故意后退，引诱敌军继续前进，主力从两侧迂回，将敌军围困于老爷岭、磨盘垴和关上村地区。彭毓斌发觉被包围后，命令部队利用山地构筑工事，进行防御。他仗恃枪炮多、火力强，企图与我军决战。

老爷岭由四个山梁组成，主峰上有座老爷庙，居高临下控制白晋公路。磨盘垴与老爷岭隔公路相望，该山地形由下至上层层叠叠，像个磨盘。山顶上有块一亩见方的平地，磨盘垴因此得名。老爷岭、磨盘垴是长治以北的险要地带，阎军在每层山坡上都挖了工事和交通沟，组成一道道防线。相比之下，我军缺乏火炮，机枪也少，主要靠手榴弹打仗。为避开敌人火力优势，只能是夜间发起攻击，分割包抄，一个个地争夺据点。白天则进行防御，打退敌军的反冲击。敌军被困在山上，既缺粮又缺水，在我军连续攻击下疲劳不堪，但是彭毓斌命令坚守不退，战斗打成僵持。

这时，刘邓才发觉敌军不是情报上说的7 000人，而是20 000多人。我军的力量与其相当，急需再投入兵力，形成优势，才能全歼这股敌人。刘邓分析之后，果断下定决心：暂时放弃攻长治城，急调冀南纵队主力北上参加歼灭彭毓斌部的作战，并要他们白天行军。这样一来可以稳住史泽波，让他以为我军撤围了，不至于弃城逃跑；二来可以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歼灭彭毓斌。10月4日一天急行军，陈再道部队到达磨盘垴山下的指定位置。与司令部接通电话后，刘伯承告诉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咱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垴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率部队从中间大道往北插，掏敌人的卵子！”[14]

10月5日我军开始总攻。太岳纵队攻克老爷岭主峰，敌军开始全线溃退。陈赓发觉敌军有向北运动的迹象，判断敌军可能放弃为长治解围，掉头逃回沁县。他当机立断，命令20团团长楚大明沿公路左侧北进，沿途不许恋战，不要抓俘虏，发洋财（即缴获物资），一定要切断敌军退路。为了保证任务的完成，陈赓还命令李成芳调动攻击磨盘垴的两个团预备队随后行动，阻击敌军。

就这样，敌军走公路，我军钻山沟，开始一场追逐的竞赛。太岳部队三小时走了40多里，当夜到达漳河西岸的土落村，匆忙构筑了工事。6日黎明，敌军就冲上来了。太岳纵队的战士们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敌军一次次进攻，坚守阵地，为大部队赶到赢得了时间。敌军本想渡过漳河逃往沁县，不料连日降雨，漳河涨水，徒涉不成，两万多人拥挤在河边和公路上，成了瓮中之鳖。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各路部队围住敌军，分割穿插，随军的民工和民兵也积极投入战斗。彭毓斌负伤，死于乱军之中。两个军长孙福麟、许鸿林率2 000余人侥幸脱身逃到沁县。失去指挥的敌军在混乱中纷纷缴械投降，到6日中午，这支南下增援的敌军基本被我军歼灭。[15]

得知彭毓斌部被歼灭的消息，困守长治城的史泽波再也挺不住了。10月8日弃城向西突围，企图穿越我太岳解放区，经东峪、马壁过沁河，逃回浮山。刘邓研究情况后，命令陈赓指挥太岳纵队单独完成追击史泽波的任务。陈、谢接受任务后，命令一个团直插马壁，迂回敌军先头；以两个团平行跟踪追击。太岳纵队干部战士已经连续作战一个月，相当疲劳。听说追击长治逃敌，都士气高昂。敌军走公路，我军爬山坡、抄近路、日夜兼程，于12日在沁水县境内的将军岭、桃川地区围住敌军。这时，史泽波部已经失去作战的勇气，一触即溃。我军发起攻击，很快将敌军压缩歼灭。除3 000余残敌漏网西逃，史泽波以下6 000余人被俘。太岳纵队乘胜追击，14日进抵浮山东南的隆化，又歼灭千余敌人。至此，历时40余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史泽波被俘后，受到我军的优待。1946年停战期间，他获释回到太原。赋闲一段时期后，又参加了阎锡山的部队。1948年我军解放太原，史泽波第二次当了俘虏。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释放，后来在家乡参加政协工作，直至1986年去世。这是后话。

据中央军委10月15日向各解放区通报的战果：

（一）经四十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计有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十九军之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及两个纵队（等于团），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六个师（缺两个团）另省防军四个团，以上共计三万八千人，除约两千人溃入沁县城外，余全部消灭。俘师长、副师长以上十余名，其他官兵一万七千人。

（二）共缴获武器：完整山炮二十门、迫击炮三十余门，重机枪三十余挺，轻机枪一千三百挺，步枪八千支。另有五个师尚在清查中。

（三）此次战役，党政军民一致协同，县书、专员、县长均亲赴前线，组织后方工作，民兵自卫队参战者在五万以上。伤员救护、军需运输，均很迅速，这是很好的经验。[16]

当晋冀鲁豫部队消灭阎军彭毓斌部后，延安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发了电报：“我太行、太岳部队在长治以北虒亭以南之五川关上村，于10月2日至10月6日五日战斗中基本上全部歼灭阎顽之23军、83军六个师及第3军一个师，共七个师之增援部队，缴获山炮20余门，俘虏甚多，正清查中。”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胡乔木回忆：“在重庆，毛主席听到上党大捷的消息后，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越大越胜利，我回去的希望就越大。’当上党战役胜负已成定局的时候，重庆谈判也恰好进入尾声。”[17]

上党战役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的第一次交锋。晋冀鲁豫军民在刘邓指挥下，以高昂的士气和英勇的战斗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这一战的胜利，将阎锡山的主力部队消灭将近一半，使阎锡山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解放区。我军则大大补充了装备、弹药和兵员，提高了正规作战的水平，加速了我军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向解放战争时期的正规战的转变。

应该指出，上党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当时国民党军以“正统”自居，从陇海、同蒲、平汉铁路向北推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我军的部队没有集中起来，武器装备极差。在这种力量悬殊对比下，敢不敢与国民党军针锋相对地斗争，在哪个方向上与国民党军斗争，是既要有勇气又要有谋略。刘伯承元帅回忆说：“那时真是提心吊胆。上党战役时，平汉线、同蒲线（敌人）都来了，我们打哪一个呢？上党不打打平汉线，背上有把刀子，子弹也没有，不好办。打上党，把冀南部队调去了，（平汉线）大门洞开，真是拼命，要命！那时国民党正向北，我们这里是足球门。打，不行也要打！打上党，下雨，城墙滑，爬不上去；不打了，停止了，延期了；后来了解到阎派援兵到老爷岭来了，决定集中兵力去和援兵作战，打赢了，好了！有人问：如果当时指挥员决定爬墙攻城就倒霉了！我们说：打还是要打的，不过伤亡大些。如果预先决定，一点不差错是不可能的。”[18]

陈锡联上将也深有同感地说：“从事后看来，刘邓的决心完全正确。没有收复上党，没有歼灭阎军三个军，就是夺取了平汉路的中小城市，也是不行的。不打上党战役，不仅解放区腹地不保，连老窝也没有了。刘司令员对邓政委说：上党敌人不消灭，他的背心都是凉的。没有上党战役的胜利，就没有邯郸战役的胜利。上党战役后部队装备加强了，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情绪更高了。上党战役时，部队装备差，有的没有枪，背着手榴弹冲锋。有的还是老百姓（便衣，包着白头巾上战场）。这说明打仗是人在起作用，不是靠装备。”[19]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尽管我党是抱着和平的愿望到重庆去的，但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不给国民党当局一个教训，蒋介石是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上党战役的进行，终于使国民党当局从毫不让步的立场上软下来，促进了《双十协定》的签订。10月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为中共代表团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这不仅表明了中共的立场，而且含蓄地警告了国民党，不要轻易挑起内战。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10月17日《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上党战役说：“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20]“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21]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407页。

[2]　《晋冀鲁豫区我军反攻部署》，1945年8月。

[3]　陈锡联1960年12月6日的谈话。

[4]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60～461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

[6]　军事学院战术研究室编：《上党战役敌情资料》。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8]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9]　《上党战役阵中日记》。

[10]　穆欣著：《陈赓大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316页。

[11]　西南军区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上党战役资料汇编》。

[12]　《上党战役经验的初步总结》，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354页。

[13]　《上党战役阵中日记》。

[14]　《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军战史》，海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5页。

[1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1页。

[18]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19]　陈锡联1960年12月6日的谈话。

[2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1159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7、1159页。

第3章　平汉战役军政双胜

中央制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我军收复邢台、邯郸——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上——晋冀鲁豫部队扩军整编——刘邓在邯郸以南设下战场——毛泽东指示守住解放区大门——高树勋与我方建立联系——刘伯承研究敌情，制订战术——一纵顽强阻击六天——我军对敌军形成合围——平原村落的激烈战斗——高树勋战场起义——马法五兵败被歼——刘邓谈平汉战役——蒋介石被迫调整战略

正当刘邓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上党作战时，冀鲁豫和冀南军区部队在平汉线上也打得热火朝天。

9月14日，一架苏联军用飞机突然降落在延安机场。从飞机上下来的是冀热辽军区第16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和苏联红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他们为中共中央带来了好消息：我军冀热辽军区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沈阳，得到苏军的默许，正在到处接收军火武器，扩大队伍。中央政治局听取曾克林的汇报后，连续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大批干部和部队迅速进军东北，建立根据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发出长电，汇报了东北的情况，并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新方针。9月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并指定林彪前往东北指挥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1]

当时国民党军北上接收，主要依靠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能否切断两条铁路，阻止或迟滞国民党军北上的步伐，成为我军与国民党军争夺东北的关键。此时，陇海线上聚集着胡宗南、孙连仲的10万大军，9月21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我必须以一切办法，阻碍胡宗南及孙连仲部在两月以内不能进入平津，使我肃清冀东、热河伪军，控制东北门户才比较有保障。”“你们目前主要作战对象是寻求消灭胡部一两师才能迟滞其行动，平汉路对孙连仲之作战亦属重要。……对孙作战主要依靠冀南及冀鲁豫两军区进行，采取打与拉结合。”

刘邓与阎锡山的部队在上党激战正酣，一时不能抽出部队阻击平汉路北上之敌。他们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王宏坤指挥留在当地的部队，沿平汉线南下，攻城略地，扩大解放区，阻挡孙连仲部北上。驻河北赞皇境内的太行1分区留守部队三个团在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指挥下，会同冀南部队由北向南发展，扩大解放区。

秦基伟，湖北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入党。进入鄂豫皖苏区后，他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战将。1935年长征时，他已经晋升为团长。在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作战中，他与马家军浴血苦战，因寡不敌众，失败被俘。国共合作期间，他历尽艰辛，辗转返回延安，表现出革命者的坚定气节。抗战期间，他成为刘邓部下，任129师游击支队司令、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太行一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等多次战斗。在抗战胜利大反攻开始后，秦基伟率领所属的三个团如同猛虎下山，连克赞皇、临城、内丘、高邑四县，围歼了盘踞县城的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装备。大反攻也是大发展，部队士气高涨，群众参军踊跃。9月20日，秦基伟率部南下，与冀南4分区部队会合攻打邢台。

邢台是平汉路上的一个中等城市，抗战时期是日军在冀南平原的重要据点。这时日军已奉命撤离，附近几个县城的伪军3 000多人逃到城里，自立保安司令部，等待国民党军前来接收。邢台城防坚固，城墙高10米，四门都有突出的瓮城。护城河深可没人，城墙上设有明碉暗堡，护城河外还有鹿砦、铁丝网。我军没有大炮，各部队又是第一次协同作战，困难很多。但是城内敌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拿着武器也不敢拼命。我军迅速扫清外围，将邢台城团团包围。秦基伟统一指挥攻城，向太行和冀南的五个团分别交代了任务，9月23日夜晚向四个城门发起总攻。

秦基伟来到北门，与太行1支队10团团长向守志一起指挥。战斗打响后，3连9班10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头顶着潮湿的棉袄，将100公斤梯恩梯炸药送到北门城墙下。他们是第一次使用这种炸药爆破，也不知威力有多大。点燃导火索后，只听一声巨响，城门被炸开一个大缺口，城楼也炸飞了。9班的战士来不及撤退到安全线外，也全部壮烈牺牲了。猛烈的爆破震晕了敌军，10团战士潮水般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这时，攻打其他城门的部队也用云梯先后登城，四面都是喊杀声。敌军在夹击之下，企图向南门突围，被我军压缩在城门洞内，只好放下武器投降。24日晨4时，战斗结束。我军俘虏伪军2 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邢台解放当天，就成立了人民政府。几十家工厂先后开工，戏院为八路军免费演出三天，各澡堂也专门优待部队干部战士洗澡，大家尝到了进城的快乐。

稍事休整，秦基伟接到刘邓的命令：集中太行1支队和冀南3、4、5、6分区部队近万人，在王宏坤副司令员指挥下解放邯郸。

邯郸是华北的南大门，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如今又是平汉铁路的重镇。夺取邯郸就能切断平汉路，关闭国民党军北上的大门。邯郸古城面积不大，东西约1华里，南北约3华里，城内东北角的丛台是制高点。城内的伪军约3 000多人，是从附近的几个县逃到这里的。10月1日夜里，王宏坤率冀南部队悄然而至，以迅速勇猛的动作突然占领了火车站和城西商业区。3日，秦基伟率太行1分区和冀南4分区部队到达，加入战斗，将邯郸城团团包围。4日黄昏发起总攻，在连续爆破声中，南门和西门分别被冀南19团和太行10团突破，两路部队冲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退守丛台的伪军见被包围，纷纷向城外逃命。短短4小时激战，我军解放邯郸。俘虏伪军1 700余人，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和大批粮食、食盐、布匹等物资。

从8月大反攻到10月19日平汉战役开始前，冀南和太行1分区部队连战皆捷，攻占了平汉线上北至高邑，南至磁县的十几座县城，解放了邢台、邯郸两座中等城市。切断了华北与中原国民党军的联系，将冀鲁豫和冀南解放区联为一片。虽然刘邓正率主力进行上党战役，王宏坤、秦基伟指挥的冀南、太行1分区部队只是偏师，但他们抓住时机，大胆出击，发扬了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打得所向披靡，扬眉吐气。为晋冀鲁豫主力进行平汉战役，完成中央军委阻敌北上的战略任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2]

当刘邓率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上党与阎锡山部队激战时，蒋介石加紧调动中原国民党军主力共36个军、73个师，兵分四路，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条铁路干线抢占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华北、东北地区。9月19日，国民党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在郑州召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集结于新乡的马法五的第40军、鲁崇义的第30军、高树勋的新8军编入第11战区，统归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同时宣布马法五、高树勋为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其任务是打通平汉路，配合胡宗南部主力北上，占领平津战略要地。30军进驻北平，新8军进驻保定，40军占领邯郸、邢台。乘刘邓主力在上党作战，无法分兵切断同蒲路，胡宗南指挥1战区所属第3、16军经同蒲、正太铁路运抵石家庄，后续部队第1军则进至山西闻喜。孙连仲也不敢怠慢，在新乡指挥马法五、高树勋的两个军渡黄河沿平汉路北上。[3]

预见到平汉线的严重局势，上党战役尚未结束，中央军委于10月4日指示刘邓：“请考虑令陈再道率冀南在太行之8 000人，迅速接替杨（得志）苏（振华）汤阴防务及进攻安阳任务。”在完成上党战役打援任务，消灭彭毓斌部后，陈再道的冀南纵队没有休息，便于10月7日向东开进，到邯郸与王宏坤部会合。准备在安阳至邯郸地区开辟战场，阻止国民党军孙连仲部北上。当时大家都意识到固守平汉线的战略意义。10月5日冀鲁豫区党委召开各区地委书记会议，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现驻新乡之高树勋、马法五迅速北上，他们的任务是第一步到达石门，掩护与迎接孙连仲，与胡宗南北上。……由于我们过去对大城市工作、顽军工作没有作好，再加上合法问题，我们争不过国民党，因之大城市将为国民党占领。这不是我们主观不愿占领或不努力，而是客观形势所决定。国民党占领大城市后，就会造成对我们的包围、扰乱、进攻的阵地。”“为此，华北阵地必须坚持，不管谈判如何，华北不能放弃。因为华北存在与否，是关乎我党的基本利益，保持了华北的武装及政权，即是保持了我党的基本利益。”“（冀鲁豫）边区是华北的一部分，而且是华北的门户，太行、山东的钳心地带（如国民党进攻时便可把钳子合拢起来，如被国民党占领，就会把钳子支起来合不上），又是华北与华中的交通枢纽，这是战略阵地，边区必须保持。要下决心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从最困难、最坏的环境着想。”他要求各区广泛动员群众参军，“建立与壮大正规军，以便进行运动战，随时打击国民党的进攻。另方面还要扩大地方武装及民兵，建立正规军雄厚的后备力量。”会后，冀鲁豫、冀南各区掀起了群众参军、地方武装升级和编组正规部队的高潮。

为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正规战，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决定整编部队，将原来各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统一编成晋冀鲁豫军区的各野战纵队。建制如下：以冀鲁豫军区主力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原冀南纵队为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原太行纵队为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原太岳纵队为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每纵队辖三个旅，每个旅辖三个团。二、三、四纵还以上党战役中缴获的火炮组建炮兵部队，各军区也组建了若干支队和独立旅。虽然当时正处于紧张战斗期间，整编是在邯郸战役结束后才进行的，这是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向正规化野战军迈进的一大步，具有重要的意义。[4]

10月10日，上党战役尚未结束，刘邓率晋冀鲁豫军区指挥所回到涉县赤岸村司令部。为了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们的任务是阻挡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打了一个月的上党战役，部队是相当疲劳的。在平原作战无险可据，在哪里摆战场，集中多少部队作战，都是面临的新问题。

刘邓十分清楚平汉路这一仗的意义。10日研究了情况后，他们向一、二纵下达了作战部署。电报指出：“照目前情况，因为我们未能及早占领安阳，而在北面之临洺关、紫山两据点和成安、临漳、永年、肥乡、任县、尧山等六城尚在敌手，因此我在安阳、汤阴地方消灭敌人一部已很难，且不宜。建议以坚强部队控制汤阴及其两侧，监视滞阻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临洺关、紫山及临漳、成安、肥乡三城，准备在漳河北消灭敌人。”“冀鲁豫、冀南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大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不可处处顾虑，兵力分散，到处无力。”

作出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集中兵力阻击敌军的决策，刘伯承是经过周密考虑的。这里是太行、冀鲁豫、冀南三块根据地的交汇地区，便于我军运动和包围敌人，民兵配合和后勤工作也可以就近展开。从地形上看，这里是漳河、滏阳河之间的河套地带，地势平坦，土质多沙，除了稀疏的村落，敌军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便于我军的进攻。刘伯承心里明白，这是阻止国民党军的最后防线，如果让敌军通过，局势将对我极其不利。他后来对编写战史的同志说：“掌舵不在平水时，在平水中掌舵偏差左十度右十度关系不大，主要在滩头。掌不好就会碰起。”“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掩护林彪在东北展开就位，敌人一路从同蒲路北上，一路从平汉路北上，如果敌人进到石家庄就门户洞开。那时我们除了不顾一切的打又有什么办法呢？”[5]

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了重庆谈判，乘飞机回到延安。当国共《双十协定》发表时，全国上下一片欢庆，似乎和平已经来临。但是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负责人的汇报后，敏锐地抓住了战略重点，就是堵住平汉路、津浦路北上之敌，掩护林彪的部队在东北展开。10月12日，他以军委名义致电刘邓：“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他要求“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由新乡北上的国民党第11战区先头部队40军和新8军，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官兵以河北人居多。这次北上打头阵，是蒋介石利用西北军官兵还乡的心理，给他们一些地盘，笼络他们卖命。另一方面，蒋介石一贯排挤、歧视非嫡系部队，在进攻解放区时，让这些部队在前面拼命，消耗其实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此，西北军将领心里是很明白的，兵马未动，内部矛盾就已经暴露出来。

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河北盐山人，出身贫寒，早年投入冯玉祥部下当兵，逐步升至师长。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失败，高树勋不愿投靠蒋介石，避居天津，与爱国将领吉鸿昌关系密切。抗战爆发后，他到张家口参加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任军长，同盟军失败后，转至宋哲元部下。当日军侵略华北时，他坚持抗战，率部转入河南。当石友三等将领策划投降日军当汉奸时，他立场坚定，诱杀石友三。高树勋坚持五年敌后抗战，1942年带部队撤到大后方，不但没有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反而被架空，夺去了军权。这使高树勋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开始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

在高树勋的总部，有位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王是河南内乡人，1944年在宝丰组织抗日游击队时遭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围剿”。王被押送后方途中经过高树勋驻地，高在审问中感觉此人有学问，可能是共产党，设法将王保释出来，留在总部当参议。1945年8月，抗战即将胜利，高树勋感觉自己这支非嫡系部队早晚会被蒋介石搞掉，急需寻找出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委托王定南秘密前往太行解放区，找彭德怀联系。

王定南带着高树勋的密信，经许昌来到新乡。盘踞在此的孙殿英是个狡猾的军阀、汉奸。他明投蒋介石，暗地里与共产党也有联系，玩“狡兔三窟”的把戏。孙殿英与高树勋私交不错，听说王定南要去太行，就把在他部队中工作的八路军代表朱穆之介绍给王定南。朱穆之听说王定南是高树勋派来与八路军取得联系的，就与王一起上路，陪他进入太行解放区。

一路辗转跋涉，王定南、朱穆之到达涉县赤岸村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时，正值上党战役打得热火朝天。在前线指挥的刘邓听说高树勋那边有人来，非常重视，请王定南到黎城见面。王定南向刘邓首长转交了高树勋给彭德怀的亲笔信，并详细汇报了高树勋部队的情况。刘伯承给高树勋写了一封回信，欢迎他的态度，希望他为人民作出贡献。邓小平要王定南立即返回新乡，并派两位同志与王定南同去。王定南此行为高树勋和我军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对后来的邯郸起义创造了条件。

王定南回到新乡，已是9月底。11战区部队已经接到北进的命令，整装待发。高树勋听了王定南的汇报，十分高兴。此时，他考虑的问题是部队如何能顺利通过解放区，到石家庄接收。他知道安阳至高邑三百里平汉线和沿线几十座城市都在八路军控制之下，孙连仲要打通平汉路，谈何容易！现在王定南已与八路军取得联系，不如甩开马法五部，以新8军单独北上。于是，他想派王定南再去见刘邓，商量“借道”北上。高树勋给刘伯承写信表示：“当此日寇已经投降之时，全国正需真正之团结，以建立现代之民主国家。如仍以法西斯来统治，必将走到灭亡之路。弟部奉命挺进石家庄，请兄通告贵方沿途驻军勿生误会为盼。”[6]

10月1日，王定南将这封信转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后，我方意见不一。可以看出，高树勋的态度只是不想与我军冲突，并含有保存本部实力的意图。至于脱离国民党，投向革命，当时还谈不到。刘邓请示中央，中央军委10月10日复电指出：“争取某些势力暂时中立是必要的，但高树勋部过早的北进，深入石家庄、平津，反与我不利。不管高主观愿望如何，在事实上将成为接引与掩护蒋军北上，且可能成为冀中、冀东、平津一带伪军伪警的团结中心，增加我之困难。”“因此，与高商谈应以一切办法推迟其北进，而不宜予以北进之方便。如反蒋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时，我可予以适当之援助。”[7]

高树勋派王定南与刘邓联络时，也请求孙连仲批准新8军先行北进。孙连仲认为一个军单独北进有危险，部署高树勋、马法五率三个军一起北上。作为战区长官，这样的部署是合理的，高树勋也没有更好的理由反对，“借道”的设想没有成功。部署就绪，孙连仲于10月8日从新乡乘飞机赴北平受降，14日，30军、40军和新8军自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上。

我军密切注视敌军动向，根据情报，很快掌握了敌军的行动规律和特点：

1．前进形式以并列纵队行进，右翼纵队为40军和30军一个师，左翼纵队为新8军及30军两个师，32军右后跟进。其前进方式以交替前进法，如左纵队之第一梯团前进则第二梯团停留掩护进军，使其侧背安全，依次交替前进。

2．每师前进路上，先派有便衣侦探，于一日之行程处，各团或梯团亦派出便衣在半日行程处之前后左右探进，师的行进时，外侧常以一营兵力伸出1公里以外搜索。

3．每至一村即修筑工事，砍伐树木作鹿砦，或以大车堵塞街巷路口，构筑掩盖火力巢（暗堡），借以加强其防御机能，并利用沟渠挖掘外壕，防我以炸药爆破其碉堡工事等建筑物。[8]

国民党军开始行动时，还是相当谨慎的。新乡到安阳不到200里路，也没有遭到我军阻击，就走了整整五天。10月19日，马法五判断我军可能在漳河北岸平汉路两侧阻击，命令先头部队在丰乐镇、倪辛庄渡河，企图避开我军正面阻击，迂回邯郸北上。因晋冀鲁豫主力尚未结束上党战役，杨得志率一纵正向邯郸运动中，国民党军顺利渡过漳河后，马法五产生了轻敌思想，加快了行动步伐。

马法五的心机，算不过经验丰富的刘伯承。他用“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的形象比喻抓住了敌军的弱点：“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道北进不可。”[9]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敌军的长处和弱点：

“这些军队都是旧西北军的底子，比较有战斗力，过去参加过台儿庄等战役，自国民党在抗战中实行观战政策后，就将它们从敌后调到鄂西、豫西整训多年，故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亦久经训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杂牌与嫡系待遇不同，杂牌不愿转化为嫡系者又特别不同，各军之间存有矛盾，特别是杂牌军中有主张和平民主的进步分子，反对嫡系法西斯内战、独裁，高树勋军就是这一类的首席代表，蒋介石忌之最深。而美械装备在对付我军近战，特别夜间肉搏攻击中无法施展，且大军因离开铁路供应，不能多带弹药与军需，反为不可克服之弱点。”

“但反动派忽视了这些弱点，相反地把我军都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以为它用三个军沿滏阳河轻装急进，就可以把我们撇在两侧，尤其撇开磁（县）邯（郸）间平汉路西之侧击，而自由进入邯郸、邢台，接上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因此它不需要飞机、坦克的配合，也不需要其他兵团在邻近左右前后直接策应，也不需要带足够的弹药，就能完成任务。这是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10]

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下达第8号作战命令。决心“集中太行、冀南、冀鲁豫主力于漳河北岸至临洺关段铁路线两侧，以一部钳制其第一梯队之右侧部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其沿铁路行进之左侧部队之一部，另以基干部队一部结合广大地方武装民兵，自新乡至安阳段两侧，不断袭扰、截击、饿困北上顽军，切断其后方补给线，迫使其残留大量兵力于沿线各要点，以迟滞其行动，并保障我主力顺利完成歼灭顽军之任务。”具体部署是：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东军，由杨得志、苏振华指挥；以二纵、三纵及太行、冀南部队为路西军，由王宏坤、陈再道、宋任穷指挥；对国民党军北上主力实施东西钳击，予以分割围歼。以太行部队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由张廷发指挥，在安阳以南袭扰跟进的32军，阻其北上。

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兵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11]

然而平汉战役完全不同于上党战役。上党战役是城市攻坚、围城打援。平汉战役则是平原地区的运动战、阵地战，战术是不同的。为了指导部队作战，刘伯承在10月17日写了《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下发各部队。他分析了敌军的特点及弱点后，阐述了我军作战的基本原则：“隐蔽接敌，突然攻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刘伯承强调：“集中优势兵力，突击其一点、两点，努力冲破，截断其阵线，打乱其组织序列，击灭其指挥中枢，割碎其防御配备，以求各个消灭之（不要咬大核桃），这是我们成功的要诀。”

关于战术，他指出：“‘攻弱则强者也弱，攻强则弱者也强’。故在兵力运用上，我们应以少数兵力箝制其他方面，借此腾出数量质量都强的部队，攻击敌人最弱的地方，常易得手。得手后而以破竹之势扩张战果。”[12]在攻击时，要善于寻找敌军的接合部、突出部等薄弱点，打击其指挥机关。进攻中要善于运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在这些基本原则下，刘伯承又具体讲述了野战、村落战斗、夜间战斗、指挥与协同、对特种兵的战斗的问题。

从10月14日到17日，刘伯承连续写出《上党战役总结》和《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两篇文章，都是切合部队急需、深刻而精辟的军事著作。一个战略区的司令员，在紧张的作战指挥中，忍受着眼压过高的痛苦，如此勤奋写作，显示出他既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表现出他对部队高度的责任心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

10月21日，40军先头部队106师渡过漳河，占领北岸的岳镇。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刚刚结束上党战役，正向邯郸地区开进。陈再道指挥二纵正在临洺关地区肃清伪军据点。只有杨得志指挥的一纵赶到战场。此时的一纵，装备是最差的。他们10月10日接到中央军委去东北开辟根据地的命令，当即将迫击炮、重机枪和一部分步枪交给冀鲁豫军区地方部队，实行轻装。每班只留4支步枪，每支枪保留20发子弹，没枪的战士每人配4个手榴弹。每个连只留轻机枪1挺和100发子弹。他们是准备到东北接收新武器的，突然接到战斗命令，但是送出去的武器却要不回来了。即使如此，杨得志、苏振华还是动员部队，以高昂的士气投入战斗。

10月21日夜里，一纵部队接近岳城，准备偷袭敌军。因通信联络没组织好，6团与7团发生误会，延误战机，惊动敌人。结果在进攻敌军驻扎的村庄时，遭敌人火力封锁和反冲锋，一夜数次进攻均告失利，于次日拂晓前撤出战斗。[13]

22日，国民党军以第40军在右、新8军在左、第30军在后渡过漳河，以一部占领磁县，主力沿平汉铁路东侧北上。为了阻挡敌军进入邯郸，为我军主力赶到争取时间，一纵主力撤到邯郸以南的屯庄、崔曲、夹堤一线组织防御。23日上午，我军工事还没做好，敌军先头部队就向一纵1旅阵地发起攻击。1旅一面战斗，一面加固工事，打退敌军数次进攻。24日，敌军全部渡过漳河。30军在原地掩护，40军和新8军继续攻击前进。40军的106师进攻崔曲，新8军则跨越滏阳河占领马头镇，进攻阎家浅。这天，106师在炮火掩护下，向一纵1旅的崔曲、屯庄阵地发起一次又一次攻击。我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等敌军进至阵地前30米时才开火反击，并以肉搏和白刃战打退敌军进攻，使敌军在阵前遗尸数百。当敌军退却后，战士们从敌军尸体上搜集弹药，准备再战。这天从凌晨打到黄昏，敌军集中兵力重点突破，在1旅4团、6团大部伤亡的情况下，从崔曲、夹堤之间突入1旅阵地，占领高庄、南泊子一线，距离邯郸仅12里。

在这严峻时刻，杨得志司令员将2旅、3旅投入战斗。25日夜里，从敌军侧后的赵横城、张辛庄向敌军发起反击。马法五指挥40军这时也打得相当疲劳，特别是弹药无法补充，伤员无处安置，连连向孙连仲呼叫，请求后续的32军迅速北上接应。当一纵的2、3旅发起攻击后，40军一面防御，一面令106师后撤，以避免被我军分割。106师放弃高庄，退回崔曲。一纵的反击获得成功。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参战主力已大部分赶到预定地区，二纵控制了邯郸以及南面的罗城头、张庄桥、陈家岗地区，三纵集结于车骑关、光禄镇以西地区，太行军区的两个支队集结于磁县以西地区，对敌形成三面包围态势。一纵顽强阻击了六天，出色地完成了迟滞敌军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为战役的胜利奠定基础。刘伯承在峰峰矿区的野战军指挥所得知各部已将国民党军合围，兴奋地说：“现在态势非常之好，敌人钻进牛角尖了，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

我军完成对敌军的包围后，于24日夜间开始出击。国民党军也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迅速由进攻转入防御。当时路西军的三纵夺取马头镇后继续向东打，二纵从邯郸向东南打，太行军区的一个支队由磁县向东北打。路东军的一纵向西打，力求分割歼灭敌人一部。但是打了两天，除一纵有所进展外，其他部队都进展不大，而且伤亡不小。主要原因是敌军依靠稠密的平原村落作掩护，利用村庄周围的树木做成鹿砦，结合暗堡的火力封锁，使我军难以突破。在防御上，敌军是比较有经验的。一般进村后两小时，就能完成鹿砦障碍和前沿工事的构筑，并利用村庄的高大房屋构成明堡、暗堡，组织有层次的火力网。为防止我军夜袭，在村庄边上点燃草堆，一夜通明。“当其前沿被我占领后，很快能组织恢复攻击，在纵深战斗中亦与我军逐屋反复争夺。这种恢复攻击和逆袭，主要是集中猛烈的火力，压制与封锁我突入部队之后路，其兵力则多从我之侧背打击，呐喊冲锋，投掷手榴弹，但不敢真拼刺刀。”[14]而我军在村落攻坚战方面缺乏经验，吃亏不少。刘伯承在总结中说：“平汉战役中没有一个居民地是在黑夜攻克的。这说明，因为居民地的纵深性决定了战斗的持续性，在开阔的居民地外，假如没有工事，一到白天就不能立足。”[15]“事先侦察准备不够，往往在障碍前迟滞不前，或在敌火下被迫撤退，而受到严重的火力杀伤。这种伤亡，几乎占我们伤亡人员总数一半以上。”[16]

到26日，战斗虽然呈现拉锯和相持状态，但我军仍然进攻不止。马法五及其部下几昼夜不得休息，疲劳不堪，粮食弹药也越来越少。这天马法五连发两封电报，请求安阳的32军北上增援。与此同时，石家庄方向的16军也奉命南下，接应马法五部。鉴于这种形势，27日刘邓电令各纵：“敌集结于狭小地区，其意图最大可能是固守待援，并寻求机会向北突进，或于不得已时向南突围。现敌40军在路东军连日打击下已开始表现心虚，新8军作战不甚积极且有新的有利情况。我决心于明（28日）黄昏开始总攻，重点在消灭40军同时求得歼灭30军之一部。”命令要求“各兵团应加强政治动员及战术技术准备，不惜最大伤亡达到消灭敌人之目的”。[17]

就在双方准备决一死战的时候，新8军方面出现“新的有利情况”。高树勋准备战场起义。

10月18日高树勋部队从汤阴北上时，王定南再次前往赤岸村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打听中共方面对高树勋“借道北上”有何反应。21日王定南见到刘邓，刘伯承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拒绝了高树勋的请求。邓小平明确告诉王定南：“毛主席、党中央已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三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国民党军北进。这已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请你回去对高将军讲，不要到冀察战区去了，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们阻止国民党这三个军北上。”刘伯承也强调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让他当机立断。当断不断，是会反受其乱的。”

王定南了解我方意图，当即返回安阳去找高树勋。走到磁县又被刘邓派人追回。王定南来到峰峰刘邓的新指挥部后，刘邓告诉他高树勋已经到了马头，让他直接到马头去联系。王定南来到马头前线，三纵陈锡联司令员正指挥部队与新8军激战，双方都有伤亡。王定南先与火线双方进行协商，求得暂时停火，然后去战区司令部见高树勋。

高树勋见到王定南，急切地询问情况。当王定南转达刘邓要他起义的要求时，高树勋感到突然。在屋里转来转去，下不了决心。王定南说：“像你这样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何不尽快走向光明呢？”

高树勋说：“40军、30军都是西北军同仁，我如果单独行动，他们必遭被歼的命运。这样，西北军人士会唾骂我。”王定南劝他：“大是大非要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高树勋倾向于起义。这样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商量，高树勋希望王定南再去找刘邓，请他们派人来谈判。26日夜里，王定南再次到峰峰见到刘邓，转达高树勋的请求。刘邓对此非常重视，立即决定派李达参谋长去马头会见高树勋。[18]

李达，陕西眉县人，1922年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在孙连仲的第26路军中任连长，随部到江西。当年12月随赵博生、董振堂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后转入萧克的红6军团，1934年西进与贺龙部队会合。长征中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战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9师参谋处长、太行军区司令员。1945年8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考虑到他与西北军有历史关系，邓小平果断地说：“我看你马上去一趟，代表刘司令员和我去看高树勋，一方面鼓励他坚定已下的决心，一方面看他还有什么问题，好作最后的商榷。”刘伯承把话接过来说：“对！非常之时，这样做，作用更大呀！”10月27日夜里，李达与军区联络部副部长靖任秋同志换上长衫，越过火线与高树勋会见。

高树勋见到李达参谋长，相信我方是有诚意的，非常高兴。李达劝他面对现实，认清形势，从个人前途着想，举行起义是上策。他们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由高继续担任总司令。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与刘伯承司令员同辈。凡是当时能定下的问题，李达都当场给以答复。会谈进行了大半夜，李达回忆当时的气氛是“双方襟怀坦白，开诚布公。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最后，高树勋提出他的家属现在徐州，希望我方能给予帮助。李达答应立即向刘邓首长汇报，派人接出他的家属。这些问题都得到答复，高树勋心里踏实了，答应立即起义。28日晨，李达返回军区司令部汇报，靖任秋留在高树勋部负责起义的协商和联络工作。[19]

刘邓听完李达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在战役最关键的时刻，高树勋能率部起义，将使战局转为对我有利。刘伯承司令员立即给高树勋写信，促其“明（艳）夜动发”。并通报有关部队，作好接应准备。为策应起义，29日我军发起总攻，一纵、二纵集中兵力打击突出的40军106师。28日夜，一纵突入崔曲，二纵突入阎家浅。战至29日上午，崔曲守敌106师被我歼灭一个团，阎家浅守敌39师也被消灭一个营。下午，崔曲、屯庄、阎家浅之敌分头向南溃退。我军乘胜追歼，到30日，先后攻克村镇20多个，106师大部被歼，30军也受到沉重打击。

30日晨，高树勋脱离马法五、宋肯堂等人，来到马头镇新8军军部。下午，高树勋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郑重讲话说：“前方正在打仗，把你们找来，一定会想：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是的，我们要商量的是关系我军前途命运的问题。过去的一切，大家都清楚。现在三个军北上，只有我们一个军在前方拼命。弹药不发，换防不能，增兵不准，这罕闻稀见的事，是谁授意的？我明白。抗日时期拨出69军，缩编新8军，对我们一再的削弱。日本投降了，他们采取自动消灭的方法，我们败了自取灭亡，胜了实力双消，而他们坐收渔利。我一贯反对内战，根据现实，应与对方协商停战，共同致力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和民主。希望大家考虑。”除少数军官反对，表示辞职，多数军官都拥护高树勋的决定。当天夜里，高树勋的指挥部电话不断，他向各师了解情况，并与我方接通电话联系。刘伯承表示明日将亲自前往迎接，并指示晋冀鲁豫部队佯攻包围新8军，将其与马法五的部队隔开，保证起义行动的成功。[20]

10月31日上午9时，刘伯承司令员、薄一波副政委、李达参谋长在朱穆之等同志陪同下，乘坐一辆卡车来到马头镇，会见高树勋。刘伯承紧握着高树勋的手说：“高总司令，欢迎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正义行动。”

高树勋也激动地说：“刘司令员，感谢你的帮助。”

在会见过程中，刘伯承高度评价了高树勋起义的光荣举动。他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刚才来电，对高先生高举义旗，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非常欢迎。我们今天特地到此代表他们向你和全体官兵表示欢迎和慰问。不知高先生还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

高树勋说：“我考虑需要给全国发一个通电。”

刘伯承说：“发个通电非常必要，意义很大。”

高树勋起草了电报稿，由我方转报延安。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民主建国军高总司令率全体将士致全国反对内战力主和平民主团结通电》。通电说：“此次树勋等奉命率部北上，原为受降。在此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乃中途迭奉严命，责以向八年艰苦抗战之八路军进攻。星夜进军，刻不容缓，甚感惶惑。窃思破碎河山，岂堪再罹浩劫。双十协定与《剿匪手本》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进则为挑起内战的先锋，贻害国本；退则违背命令，难免于罪戾。辗转思维，忧心如捣。”“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与八路军息战言和。命意无他，旨在为国家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以求和平民主途径建国而已。”[21]根据我方安排，11月1日，高树勋起义部队1万余人离开战场，前往武安县伯延镇休整。解放区军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气氛非常热烈。

11月30日，刘邓向中央汇报争取高树勋起义工作的同时，请求中央转告山东方面设法派人从徐州接出高树勋的家属及其随员。11月1日，刘少奇以军委名义急电陈毅、邓子恢和新四军4师师长张爱萍，要他们紧急设法将高树勋家属接到解放区来。邓子恢、张爱萍将这个任务交给淮北行署公安局便衣大队执行。侦察员李家瑞深入徐州，打听到高夫人住在郝鹏举的公馆里，设法与高夫人取得联系。高夫人得知邯郸起义的消息，也觉得留在徐州凶多吉少。11月3日，高夫人刘秀珍、王定南夫人唐宏强和副官、随从一行在李家瑞帮助下，乘车出徐州城进入解放区，然后在解放区政府、民兵帮助下，乘大车、骑马，先到临沂，在12月底辗转到达邯郸，与高树勋团聚。新8军军官在西安的家属，也被营救出来，先后到达解放区。共产党人言而有信，解决了起义军官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感激万分。与在国民党那里受排挤的日子相比，大家都感到起义这条路走对了。

在起义之前，高树勋考虑到与马法五等共事多年，打电话劝马法五一道起义。马法五还想硬撑下去，予以拒绝。高树勋见争取无望，只好对马法五和参谋长李旭东说：“看来，北进是过不去的，我已经决定不走了。你们赶快回到漳河以南，我已商请八路军让你们过去。现在八路军的代表就在我这里。”马法五受到极大震撼，一时说不出话来。李旭东则痛哭起来，他心里明白，高树勋起义后，马法五这两个军只有被歼灭的命运了。[22]

高树勋的起义使马法五的40军、30军西面防线露出大缺口，也使马法五部军心动摇。眼看部队处在粮食缺乏、无险可守的沙土地带，陷入八路军的口袋形包围圈中，蒋介石仍然命令他们继续北上。30日下午，马法五召集紧急会议，决定违抗命令，将部队撤退到彰德。兵败如山倒，官兵们掉头向南，秩序大乱。刘邓早已预料到高树勋起义后马法五会向南逃跑，放开一条退路，将我军主力预先埋伏在漳河以北敌军退路的两侧。待敌军离开村庄工事后，给予两面夹击。

10月31日早晨，马法五部主力采取逐村掩护撤退方法向南突围。当敌军脱离阵地后，我一纵、三纵从东西两面多路出击，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在敌军后面跟踪追击，太行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漳河北面堵住敌军退路，大量的民兵也前来助战，围捕追歼逃散之敌。当天下午，马法五部主力被我军包围在南北旗杆樟、辛庄、马营一带狭小地区，依托村落房屋负隅顽抗。当天下午，一纵向敌军发起进攻。1旅、2旅各一个团围攻马营，突入村子后与敌军巷战，因遭敌顽强抵抗，激战一夜后被迫撤出。3旅两个团分别攻击南北旗杆樟，进攻北旗杆樟的20团伤亡较大，团长王大顺在战斗中牺牲。进攻南旗杆樟的16团突入村中，也遭到敌军火力阻击。经过一夜战斗，仅夺取突破口内部分院落。二梯队19团接应时被敌军密集火力封锁在村外，11月1日拂晓奉命撤退。16团没接到命令，仍在南旗杆樟中与敌军对峙，和一纵指挥部失去联络。杨得志、苏振华以为16团被敌军吃掉，心情沉重。1日上午，一纵侦察分队辨明南旗杆樟内有敌军指挥机关，杨、苏决定放弃攻击马营，集中兵力解决南旗杆樟，打碎敌军的指挥机关。这天黄昏，一纵以7团、10团两路突入南旗杆樟，在村里坚持的16团也积极策应。敌军经过连续战斗，已经疲劳不堪，无法再坚持。马法五命令突围，背包、马匹、辎重都不要了，官兵一起向西南冲出村子。杨得志命令各部前围后堵，在旗杆樟西南的旷野中追歼敌军。敌军队形溃散，争相逃命。马法五和司令部人员、特务营随从被一纵3旅2团警卫连包围在一块棉花地里，被迫放下武器。特务营营长田玉峰与我军联络，说明马法五在这里。一纵调来了十几匹马，把马法五一行接到一纵司令部。

敌军失去指挥后，各部四散逃命。我军二、三纵和各军区部队围追堵截溃逃敌人，到11月2日，除部分敌军逃到漳河北岸，被增援的32军先头部队收容外，40军被我全歼，30军也遭受重创。石家庄与安阳增援的敌军也闻风撤退。历时10天的平汉战役，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因为这次战役是在邯郸以南进行的，后来人们又将其称为邯郸战役。

平汉战役，除新8军1万人起义外，我军共毙伤敌军3 000余人，俘虏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11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和第40军39师师长司马恺、106师师长李振清、第30军30师师长王震、67师师长李学正六名将官及部下共17 040人，缴获步枪5 273支、轻机枪775挺、重机枪196挺、迫击炮87门、美式火箭筒30门、反坦克炮5门、山炮8门和其他武器弹药等装备。我军伤亡4 708人。

这次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继上党战役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歼灭战。12月1日，刘伯承写了《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指出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在战役指导上贯彻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实行诱敌深入与集中优势兵力，只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只打有把握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的原则，于黄河以北布置沿途袭扰，破坏交通，以麻痹敌人和迟滞其前进，同时抓着它离不开铁路的弱点，事先在漳河与滏阳河的河套我们所预定的战场上，由当地党政军民组织大举破路、平沟和拆毁敌伪遗留的城墙、围寨、碉堡、工事，以肃清障碍，便于进行运动战，同时派遣干部布置情报点线和侦察地形，准备了战场有利的条件。”“在参战兵力上，则调集了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达六万余人，虽然这些部队有很大的新兵与俘虏成分，并缺乏训练，但由于他们经过反攻以来的胜利战斗，特别是上党战役声势和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坚决，政治情绪极高，将士用命；加上后方广大群众热烈支援前线，并有后方指挥部所组织之十万余民兵群众的直接参战与担任后勤，遂造成我军战力上的绝对优势。……加上高树勋毅然反对内战，率新八军全部起义，更促成了战役的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23]

应该指出，平汉战役的胜利是很艰难的。一方面是我军集中了优势兵力，战役指导思想正确，战术灵活。另一方面是政治工作取得了成功，促成了高树勋的起义。如果没有高树勋的起义，战役究竟要打多少天，我军会有多大伤亡，能否全歼敌军，还是难以预料的。邓小平晚年回忆二野战史，感慨地说：“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部队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24]

平汉战役的胜利，反映出我党我军与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和解放区的决心。1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专访《晋冀鲁豫军区发言人纵谈平汉战役》。发言人严正指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八路军、老百姓和日寇伪军苦战八年，功在民族国家，迫切要求与全国人民共同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但如果国民党反动派仍然要轻视我们这种地位，继续向我们进攻，晋冀鲁豫的广大军民，为了维护我们的正当权利，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们是要起而自卫的。”[25]蒋介石则是挨了当头一棒，他一贯认为我军是一群“游而不击”的“土八路”，没想到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国民党当局研究对策时，军统特务头目戴笠认为上党和平汉作战都是“送礼的打法”。众将领也认为：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的部署尚未完成，嫡系主力还没有到达指定战场，仓促与共军决战是不明智的。行政院长张群建议：把接收的重点放在东北。以东北为基地再来争夺华北，更为有利。蒋介石采纳了这些建议，暂时停止了对华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2]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

[3]　《邯郸起义史实综述》，见任佩瑜主编：《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5]　刘伯承1958年5月下旬在南京的谈话。

[6]　《邯郸起义史实综述》，见任佩瑜主编：《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5页。

[7]　《邯郸起义史实综述》，见任佩瑜主编：《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5页。

[8]　《晋冀鲁豫军区平汉战役初步经验总结》，1945年11月10日。

[9]　《战术问题》，1946年6月25日，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95页。

[10]　《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65～366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

[12]　《平汉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13]　杨俊生：《激战漳河北》，载政协邯郸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邯郸战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　《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380、380～381页。

[15]　《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380、380～381页。

[16]　《平汉战役的战术总结》，见《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380、380～381页。

[17]　西南军区军史编写委员会编：《平汉战役资料汇编》。

[18]　王定南：《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9]　李达：《历史的回顾——关于争取高树勋将军起义的一些情况》，《邯郸起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20]　张越万：《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

[21]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冀晋察绥平津地区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22]　田玉峰：《回忆邯郸战役中马法五被俘经过》。

[23]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367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25]　华北新华书店编：《高树勋将军邯郸起义特辑》。

第4章　“和平民主新阶段”

晋冀鲁豫中央局峰峰会议——四面出击扩大解放区——马歇尔来华——国共双方停战——“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解放区掀起生产热潮——巩固新区——中共中央“二一”指示——释放马法五——刘伯承舌战中央社记者——邓小平谈新形势下斗争策略——谈判桌上的斗争——批评和平享乐倾向

平汉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被迫停止了沿平汉路北上的行动，晋冀鲁豫解放区暂时解除了战争威胁，出现了一段安定和平的局面。

战斗结束后，陈再道的二纵奉命进驻邯郸，纵队机关就在邯郸城西南关繁华的商业区安顿下来。八年全面抗战，陈再道从邯郸旁边往返多少来回，就是没进过这个城市，看看它究竟什么样。现在，他们以解放者的身分，扬眉吐气地逛大街。只见“宽坦的大道直通西面的火车站，发电厂、面粉厂也坐落在这个区。电影院、戏院、电灯、电话，够洋气的了。参加革命以来，还没住过这么阔气的城市。”陈再道和宋任穷、钟汉华等领导游览了邯郸市区，看了回车巷、丛台、学步桥等古迹，听人讲了将相和、胡服骑射、邯郸学步的故事，觉得大长见识，更加深了对这座古城的感情。那些天，山区的干部、战士家属也纷纷来队探亲。八年全面抗战，许多干部都没在家过上安定的日子，孩子长得好高还没见过爸爸，真该团聚一下了。宋任穷政委嘱咐要照顾好来探亲的家属，家近的也可以放几天假回去探家。部队人来人往，呈现欢乐热闹的气氛。[1]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松警惕。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危险依然存在。解放区薄弱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为此，毛泽东起草了《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于11月7日发给各解放区负责人。主要精神是：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各解放区在动员一切力量，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的同时，要抓紧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对革命的热情。《指示》强调：“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2]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11月1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在峰峰召开扩大会议。刘伯承元帅回忆，会议要解决许多重要问题：“讨论中央指示和布置我区工作，主要是严阵以待，发动群众。冀鲁豫与山东解放区连结起来很重要，要杨勇回去布置，把我们的点扩大为面。此外则确定整编部队，适应运动战需要。恢复党委制。”[3]会议开了几天，作出如下决定：（1）决定今冬明春在全区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并决定统一全区的财政经济领导与供给标准，以支持长期战争。（2）确定各级领导机构和军区、军分区的组织。晋冀鲁豫大军区下设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划定各自的管辖范围。军区的任务主要是保卫本地区的安全，在接近国民党控制的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在内地训练新兵，组织补充团，为野战军提供后备兵员。（3）晋冀鲁豫野战军除已编成的四个纵队外，以太行、冀鲁豫军区基干兵团组建第六、第七纵队。六纵司令员王宏坤，政委段君毅；七纵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每个纵队约20 000—22 000人。奉中央命令，杨得志、苏振华的一纵调往东北，11月中旬即开始北上。（4）健全司令部机构，开办军政大学、陆军中学、卫生学校、供给学校等军事学校，加强干部军政教育，培养正规化、专业化军事人才。（5）有计划地组织军工生产，建立后勤医院，完善各级卫生组织，为将来大规模作战提供后勤保障。峰峰会议是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以来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为军区各项工作制订了基本的制度，为军区工作的集中统一和正规化奠定了基础。

峰峰会议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解放区，扩大战果，晋冀鲁豫各部队又开始了新的作战。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乘阎锡山部队遭上党战败后喘息未定，于10月26日向同蒲路中段地区发起攻击。目标是打击晋南的阎军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控制灵石至洪洞一段的同蒲路。在我军攻势的震慑下，阎军向临汾撤退，11月上旬，四纵先后攻克赵城、洪洞以及灵石、霍县之间的什茨、南关两个火车站，切断了同蒲铁路，歼敌3 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阎锡山惟恐交通断绝，急忙将驻汾西的34军44师调回把守霍县，再调34军的45师北上与我军争夺赵城。陈赓不与敌军硬拼，11月28日主动放弃赵城，挥师南下，连克闻喜、浮山两县城。浮山是阎军进攻太岳解放区的屯兵基地，拔掉这颗“钉子”，不仅使太岳军区向西扩展，而且使我军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12月底四纵主力转向曲沃、侯马、翼城地区进军，解放区在巩固中逐渐扩大，阻止了胡宗南后续部队沿同蒲路北上进入华北平原。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纵队，一部分向邯郸以南和白晋铁路出动，监视南面敌军；一部分向河北、山东交界地区行动，力求扫荡残存的伪军据点，将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为准备应付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三纵集结于安阳以西休整，监视安阳以南的敌人；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进攻肥乡、衡水、柏乡、聊城等地；六纵进攻武安及白晋线沿途伪军据点，并以一部在道口附近监视新乡方向敌军；七纵和冀鲁豫军区部队进攻郓城、巨野、嘉祥、济宁等地。[4]

12月15日，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攻占肥乡和柏乡两座县城。16日，冀南部队又攻占衡水，歼敌3 000余人。26日，二纵向山东聊城进军，准备解放这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杨勇、张霖之指挥的七纵也一路猛攻，势如破竹。12月底，他们连下三城。刘邓于1946年1月3日致电七纵，表扬说：“你们于四天内连下郓城、巨野、嘉祥三城，这种迅速突然的行动，实堪发扬；望鼓励所有部队本此精神，迅速完成新的准备，继续向济宁、汶上等地扩张战果。”就在刘邓部队四面开花的时候，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共双方准备停战。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内战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但中国的和平不但没有到来，还有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中国不和平，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如果美军卷入中国内战，美国朝野是不会答应的。前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被迫辞职。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修改对华政策，美国政府虽然在政治、经济和有限的军事方面继续支持蒋介石，但不愿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他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调解国共双方的冲突。在临行前的密谈中，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下去，中国将出现分裂，苏联可能重新霸占东北。那么美国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努力将是白费力气。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的分歧，扩大政府的基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武力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政。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赞成国民政府中应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由于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饱经战火的中国大地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当马歇尔特使来到中国时，受到国共双方的欢迎。

中共中央方面，在重庆谈判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就盼望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尽管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但中共领袖们清楚，以我军现有的实力，还无法与国民党军队抗衡。解放区经过十四年抗战，搞得很苦，急需一个和平时期休养生息。再打，人民也受不了。重庆谈判时，刘少奇等在9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说过：“我们真愿和平。”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会见时也说：“和为贵”。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到重庆的胡乔木同志回忆，蒋对毛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他还对毛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说：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但是毛泽东心里明白：离开了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当赫尔利强迫毛泽东答应蒋介石提出的缩编共产党军队的方案时，毛泽东忍耐着与他周旋。回到延安后愤怒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但毛泽东对蒋介石倒抱有乐观态度，回到延安后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十八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5]这些小范围的谈话当时未在党内公开。

当中共中央得知杜鲁门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和赫尔利辞职的消息后，对马歇尔来华表示了明确的欢迎。12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给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说：“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在本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注意：（1）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大的进攻；（2）在政协会议上宣传我党主张；（3）对在华美军和记者采取友善态度。[6]

中共中央对和平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飞抵重庆，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等即主动拜访，表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内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同美、苏两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党的独立地位。刘少奇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7]

蒋介石对和平的态度是表面欢迎，暗地反对。马歇尔来华，使他有所顾忌，总要给美国人作出些样子来。国统区的接收和经济重建需要时日，局势尚未稳定。进攻东北和各解放区的军队还没有到位，现在就打全面内战时机尚未成熟。马歇尔会见他时说：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和平局面，美国将要考虑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令蒋十分恼火。没有美军的空中和海上支援，蒋介石就无法实施占领东北、消灭解放区的计划。他表面上接受马歇尔的建议，愿意与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暗中密电杜聿明和各战区长官，叫他们加紧准备向东北和各解放区的军事行动。

1946年1月3日，重庆国共谈判有了进展。共产党方面主张无条件停战，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维持现状。国民党方面则不肯做出停战的承诺。马歇尔为了显示其公正，综合双方提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这个议案，对国共双方都有利弊得失。国民党不愿停战，更不愿将军队停在原地。对共产党来说，国民党照样可以进军东北，我方在东北的局面将更加困难。但是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我方也不能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权衡利弊之后，中央决定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在其他战场上扩张战果，来换取和平。1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三国外长会议后，美对华政策有了某些改变。马帅来华，鉴于过去四个月严重斗争，同意我们立即停止内战的建议。因此，严重的战争局势有在十天半月后和缓与停止的可能。在我根据地内之顽伪据点，应尽速拔除。战争一经停止，我们便不再去发动战争。”

刘邓接到中央指示，6日和7日连续电告各纵队指挥员，要他们抓紧时机作战，争取多占领一些地方。8日刘邓报告军委：“根据5日电指示，我除以二纵、七纵主力加速攻取聊城、济宁外，拟于6日至16日间以陈谢取运城、盐池、夏县；锡联攻沁州；黄新友攻修武，得手后肃清辉（县）、获（嘉）西北地区之伪顽；宏坤、近山攻永年；王秉璋、段君毅防止汤阴、新乡线以东之顽伪东犯；另有部队在石家庄地区活动。以上共出动84个团，拟夺取城市9个。”

各纵队接到刘邓命令后，都抓紧了作战行动。1月4日，陈再道、宋任穷命令二纵5旅三个团和冀鲁豫部队攻打聊城，6旅攻打博平。根据前段作战经验，守城的伪军全无斗志，非逃即降。没想到聊城防御坚固，伪军也很顽强。当5旅部队攻城时，伪军或用火力封锁，或从城墙上扔下滚木，使我军几次登梯爬城都没有成功。陈再道非常恼火，命令部队暂停攻击，进行土工作业，挖地道爆破攻城。博平的战斗倒很顺利，伪军在6旅攻击下弃城逃跑。6日陈再道接到刘邓电令，决定将6旅调来，集中优势兵力总攻聊城。总攻时间定在13日。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1月10日，延安和重庆都宣布了停战协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中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8]中央的态度是认真的，1月12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各战区指挥员命令：“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否则违法。”

12日刘邓也电令各纵队首长：“停战令已公布，务于元日（13日）24时以前全部停止战斗，不得因小失大，给国方以借口，致使我在全国人民面前丧失政治信义。至于日伪据点至元日24点仍不能攻克者，必须撤出战斗。”陈再道一看就急了，命令提前总攻聊城。13日晚，二纵5、6旅一齐上阵，三面进攻聊城。纵队炮兵营将城墙轰开一个缺口，突击队登城时又遭到敌军的反冲击。这样反复争夺，到半夜时还在争夺突破口。陈再道准备将其他方向部队调来，集中力量突破一点，但是一看手表，已是夜里24时，停战时间到。陈再道非常恼火，眼看到手的胜利，却停下来不打了，只好下令撤退。后来他也总结了教训，如果不是轻敌，一开始就集中优势兵力攻城，聊城是能打下来的。[9]与此同时，陈赓的部队也攻进了曲沃县城，正与敌军展开巷战。停战时间到后，陈赓命令部队撤出曲沃城，比陈再道还亏。

但是，这段时间的出击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太岳军区部队攻克了闻喜、翼城两县和侯马、高显、蒙城等火车站，控制了50公里长的一段铁路线。太行军区部队控制了汤阴以北地区。冀鲁豫地区除聊城、永年、东明等县城外，其余伪军据点均已肃清。平汉路从安阳到高邑一段，石德路从衡水到德州之间全被我军控制，沿线的城市也全部解放。至此，晋冀鲁豫解放区拥有近200个市、县，拥有城市近百座，部队发展到31万人。比起1945年8月大反攻开始时，真是一个大发展了。[10]

停战令生效后，解放区人民热烈欢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特讯：“晋冀鲁豫边区，当停战命令及毛主席停止军事冲突的通告发表后，立即传遍了平汉沿线各城市。13日，邯郸、邢台、武安、磁县等地人民欢欣若狂，纷纷自动集会，‘拥护和平’，‘拥护毛主席’的口号，响彻云霄。”太岳区各界群众4千多人也举行集会，庆祝和平。当时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似乎从此天下太平了。各地都在制订生产重建计划，军队中许多人也想回家过安生日子。刘邓的头脑是清醒的，认为这是盲目乐观。1月17日，他们起草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提高警觉反对麻痹给各纵队各区党委的指示》。批评各级干部“过分乐观，到处开庆祝大会，发表麻痹自己、同时麻痹人民的话。如说全国和平，大后方也变天了，变成和平民主了。”指出“望各地提高警觉，对来攻之敌人必须立即给以彻底歼灭之打击。和平前途还有波折，民主改革则波折更多，望各地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深入传达讨论，不要自己麻痹自己。”

和平实现后，解放区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晋冀鲁豫区根据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减租的指示，在全区范围内掀起生产热潮，重建家园。几个月的作战使大家明白了：战争不仅是军事的较量，更取决于双方经济实力的对比。晋冀鲁豫解放区虽然连续取得了上党、平汉战役的胜利，但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晋冀鲁豫中央局1946年1月13日《关于加紧生产工作的指示》中揭示了真实的情况：“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何谓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根据太行区去年国民经济调查研究，45年太行区七成年景（这是平均年成）每百人养活两个半人，人民负担占其总收入11.5％，透支两万万元（结果当然也会转到人民身上）。人民对负担感到很重，部队生活很苦；人民养活不了两个半脱离生产的人员，部队在当时那种生活待遇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大家均叫苦连天。事实证明：农村经济条件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而太岳则追求此3％而吃了大亏（因人民贫困，财经工作更差）。冀鲁豫的经验也曾证明养活不了3％的脱离生产人员。……照目前的编制和预算看，每百人养活脱离生产人员1.94（即不到两个人），而人民的负担则较之抗战时期任何一年均大大加重了，占其总收入的19％，即小米5斗3升。根据太行赞皇等11个县13个村的调查，44年每人平均消耗小米2石7斗，平均再生产投资是小米3斗4，而七成年景的收入是小米2石6斗7（这也说明抗战以来耕牛、农具损失，壮丁缺乏，生产大大减低），这样人民总收入除消耗外，连再生产投资也不够，何能负担？必须了解过去负担重，人民能勉强缴纳者，一则是抗战初期还有些积蓄，一是为了抗日战争。在抗战胜利后，人民是不愿负此重担的。最近在长治和武安（即白晋、平汉沿线），新收复区人民就反映对八路军的负担比敌伪还重。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万不可忽视。”

晋冀鲁豫中央局严厉批评了平汉战役胜利后的享受和浪费现象：“部分干部中发生的生活待遇要求过高，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即应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反攻以来，仅武安一县支差达320万工（主要不是用于平汉战役）。对生产则不亲自动手。……而反攻后我进入中小城市以来，过事铺张，请客宴会，靡费之风大涨，不可终日。诸如此类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倡导生产与节约并重，发扬我艰苦作风等优良传统，则我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落实中央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命令各军区在组织好群众生产的同时，部队也要抽出部分力量来搞生产，做到自给自足。太行军区政治部1946年1月26日关于发展生产的紧急指示中说：“中央局最近关于部队今年生产任务这样指示：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盐、菜、肉、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保健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巾、手套、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解决的办法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手工业、运输业为副。辅之以商业生产，提高技术，公私兼顾。农业生产不能占有公地，不能夺佃，不能采取支差式的或其他形式的代耕，工业生产不能侵占国有权，不能强夺民营工厂及其工具，商业生产违反政府法令政策，不能投机垄断，抽出去作商业生产的人员不能超过3％，战斗部队不能超过2％，一切在公私两利的基础上进行。”军区号召“全军立即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这是最高的拥政爱民表现。部分人员中发生的生活待遇要求过高，以为抗战胜利了，生活就可以提高，对人民负担不加过问，而滥用民力支差支夫，达到骇人听闻程度。有些负责同志不亲自动手，甚至说农业生产赔本，不如不生产，对于农业生产的取消观点是极不正确的。有些单位滥费浮华等不健康现象，必须克服。”

1946年的春季是大生产的季节。太行老区党委加强对群众和部队生产的领导，在所属各县掀起了生产热潮。各级党和政府对群众进行“生产发家”的教育，批评“吃斗争饭”，只想打土豪、分浮财，不想劳动的思想。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的困难，如劳力、牲口、种子的调配，公产、荒地的处理，增加肥料，救济春荒，针对老区牲口缺少的问题，组织骡马大会，依靠群众互济和提供贷款组织农民购买牲口。这些措施对发展老区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新区和城市发展生产，也有许多困难，首先是稳定人心。邢台解放后，敌伪留下了一个凋敝破败的烂摊子。人民政府成立后，首先是救济贫民和组织群众复业。几天内就发放救济粮8万多斤，救济了1 613户。其中工人395户、小商人348户、苦力141户，其余是城市贫民、孤寡老人和知识分子。群众由原来“怕杀”、“怕共产”转为积极拥护共产党，并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政府组织恢复运输，动员了440名洋车工人和搬运苦力，还有500多铁路工人，搞活城乡经济。新区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到减租减息，斗争地主恶霸，争取广大群众。据二分区昔阳县统计，通过反奸诉苦运动，发展农会会员1 689人、民兵1 144人、妇救会员720人，在104个村建立民主政权。修武刚解放时，我方是两面作战。特务嚣张，集合零散伪军汉奸向我干部打黑枪、杀抗属，抢群众的财物。高邑县我军占领后，由于石家庄方面敌军南下，我军又退出来。汉奸特务勾结国民党镇压群众，大肆抓夫，打工人。我军第二次解放高邑，许多群众来哭诉国民党的罪行。我们的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决汉奸，发枪组织群众武装，才把局面扭转过来。

巩固新区工作，最重要的是分清敌我，坚决依靠受苦的贫农百姓。太岳区高平县河西村是个典型的例子。河西村是上党战役后解放的，有居民264户。阎军逃跑后，村里的一些地痞流氓偷梁换柱，成立了“农会”和“武委会”，用新形式继续旧的统治。太岳区下来调查的三个干部，发现群众情绪低落，说“开大会，开小会，开的穷人没吃的；今天反，明天反，穷人不能把活干”。感到其中必有问题。经过调查，原来农会负责人不是当过酒倌的，就是干过牙行的，很少有老实庄稼汉。武委会主任是地主武装“红枪会”的头子，18个“民兵”大部分是地痞流氓。这些人利用手中权利，包庇地主，欺负穷人。我们的干部通过访贫问苦，摸清了情况，发动大家斗争了恶霸王国祥和地主刘立旦，清算出64石粮食。拿这些粮食一部分救济群众，一部分买枪，一部分用来春耕。群众得了利益，情绪高了，态度积极了。他们成立了新的农会和武委会，34人报名参加民兵。经过这一番斗争，群众才感到真正解放了。[11]

国共双方停战后，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希望和平的。1946年1月16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受到与会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国民党迫于国内和平呼声，不得不接受这些建议，在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时，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规定了由多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各党派平等合法的基本原则。这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国内进步力量的一个胜利。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简称“二一指示”：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治，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

由于形势的变化，《指示》强调：“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指示》规定当前各解放区的任务是“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人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三件中心工作。此外，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及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12]

现在看来，当年“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估计是天真的，甚至有点一厢情愿。如果处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这些思想是反映了时代潮流和人心所向，也是中共中央真实的愿望。久经战乱的中国，太渴望和平了。政协会议后，中国大地上还真吹来一阵和平的春风。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监督各地停火和军队整编情况。国共双方经过谈判，中共决定释放马法五等将领，换取国民党方面释放被关押在重庆的叶挺将军和廖承志同志。2月26日，刘伯承陪同平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荫汝，乘车离开武安，28日到达新乡。刘伯承将马法五等移交后，在那里等候前来视察的三人小组。中外记者云集新乡，都想一睹刘伯承这位传奇将军的丰采。国民党中央社记者采访刘伯承，话中带刺地提问：

“和字2号命令，共军是否彻底遵行？”

刘答：“共军执行该命令之事实俱在，无待再言。”

问：“安阳、汤阴等地，共军何以仍节节进逼？”

答：“各该地区原为共军未尽撤离之区，并非进逼。”

问：“对新乡小组前途有何意见？”

答：“和平为吾人所共盼，余如无诚意，即不必来。”

问：“孟县何以成为共军必争之地？”

答：“该地为共军所收复。”

问：“对安阳小组有何意见？”

答：“听候该组处理。余除盼顺利修复铁路外，别无他意。”

问：“自解放区逃亡来此之难胞饥寒交迫，有何感想？”

答：“余甚愿彼等重返家园。”[13]

刘伯承的回答有理有节，简洁地阐明了我方的立场，丝毫不带国民党官员的客套和官腔，中央社记者没占到任何便宜。

3月3日上午，三人小组从徐州飞抵新乡。他们听取了军调部新乡小组的汇报，并与刘伯承等座谈，下午即匆匆飞往太原。刘伯承、叶剑英等陪同前往，会见了阎锡山等人。然后，三人小组飞赴延安，刘伯承返回安阳。

3月4日，两架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飞机的轰鸣声与热烈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天。机舱门打开后，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人走下来，他就是马歇尔上将。

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内战，实现中国的和平，马歇尔已经忙碌了近四个月。这位六十六岁的将军尽自己的努力，斡旋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虽然在基本立场上他是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但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主张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给中共以一席之地。这比赫尔利的偏袒和粗暴，无疑是一个进步。对此，毛泽东是赞赏的。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马歇尔将军致谢。感谢他为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表示中共愿意与美国合作。当时外界谣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转告马歇尔：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14]

为了欢迎三人小组的到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到机场迎接。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的仪仗队接受检阅，六千多延安各界群众夹道欢迎。这种隆重热烈的场面，是延安前所未有的。

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他说：“马歇尔将军及张、周两将军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中国而奔波宣劳，全国人民皆应感谢，中共亦致谢意。中共刻已准备一切努力于建国事业。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马歇尔也致了答词。[15]被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所感动，张治中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笑着补充说：“将来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16]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接受与中共平等相处的事实。在1946年2月进行整军谈判时，马歇尔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提出一个整军方案：中国陆军改编为60个师，中共军队占其中20个；海军、空军中要给共产党1/3的编制。他把这个方案私下交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大为恼火。这样一来，中共岂不是占了大便宜？蒋推翻了马的方案，迫使马歇尔将军队比例改为5∶1，即国民党陆军保留50个师，中共10个师。海、空军中也没有中共的份。尽管如此，中共还是同意了这个整军方案。并开始认真实施。

中共中央“二一指示”下达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领会精神。3月15日，邓小平政委作报告，谈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任务和整军复员问题。

关于当前形势，邓小平说：现在是新的阶段，也就是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党的工作实现新的转变。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表现在停战命令、和平建国纲领和整军方案的公布。对这三个决议，有些同志想不通。这不要紧，警惕性高些是好的。三个决议对中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和平对我们有利，打下去对我们不利。民主好吗？好！和平建国纲领基本上是以我们的建议为基础的，但这还是纸面上的，还需要经过一番斗争。这是立场，不管怎样破坏曲折，大的方向已经确定了。

这一阶段我们有哪些转变呢？邓小平说：党的地位，以前在解放区以外是不合法的、秘密的，现在取得了平等合法的地位。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变化，军队脱离党派，这个变化很大。我们都在这个变化之中。政权是统一的，我们要去，也要开门让人家来。总之一句话，要开门。有好处也有坏处，旧社会会来侵蚀我们，国民党会用金钱、美女、地位来收买我们。全党都要经得起这个考验，我们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有百分之百的保证。相信毛主席是不会错的，这不算盲目。24年的历史可以证明。

关于对美国的认识，邓小平说：美国人设个套，套上了国民党也套上了我们。问题是我们是有准备地、自觉地钻进去。为什么要钻？不钻不行。内战不停止我们要吃亏，不能保存强大的力量。不钻进去就不能学会新的斗争本领，就不能发展革命。这是光明的一面。黑暗的一面是美国与国民党立场基本是一致的，我们钻进去要受压迫，受气。美国人在停战范围内设出一个个圈子来套我们，什么停战小组、交通小组、煤炭小组，美国人假装出来说公道话。派去执行小组的同志有不愿意干的，提出不干还得干，这是学外交本领。要在斗争中学，关起门来是学不到的。以往我们的圈子太小，所以进步慢。军事上我们有进步是因为与日本斗争，在政治上就不如地方工作的同志，因为他们领导了群众斗争。

最后，邓小平把他的报告总结为四点：（1）国民党和美国的本质是什么？必须认清。（2）美国有圈子，要提高警惕。（3）要有意识地钻进去，有好处也有困难，要会运用策略。（4）要埋头苦干，卧薪尝胆，学会本领。

邓小平政委的报告透过现象看本质，使大家头脑清醒了许多，和平时期也不简单，有许多复杂的问题要面对，也有许多新的东西需要学习。最重要的是学会合法斗争的艺术。

合法斗争，大有学问。军事调处执行部下设若干小组，在各冲突地区进行谈判。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被任命为第12小组（石家庄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太行军区副政委黄镇任第10小组（新乡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出发前邓小平告诉大家，谈判要掌握“内方外圆”，就是原则问题寸步不让，但不能大吵大闹，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动声色地解决问题。秦基伟坐上一辆缴获的日军破汽车，当时没有汽油，烧着木炭，摇摇晃晃地开到石家庄。

石家庄小组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划定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分界线。有些地方原来是日伪统治区，很难说应该划给谁。秦基伟抱定一条原则：地盘不能丢。这东西多了可以，少了不行。国民党代表也不让步，一谈就争得不可开交，美国人也左右为难。秦基伟脑子一转，争取主动。于是质问国民党代表：你说这个村子是你们的，那你说说，这村子有多少人，多少地，以前日军是哪个部队，你们和他们作过战没有？国民党是刚来接收的，具体情况也不清楚。于是美国代表只好大致作个裁定，把许多游击区和敌占区划到我方名下。

不久，军调部召集各地执行小组到北平开会。秦基伟头一次来到皇城，不免新奇，也闹出些土八路进城的笑话。谈判讲究规格，我军没有军衔，为了需要临时安个头衔。秦基伟、黄镇都是少将，发了国民党的黄呢子军装，穿起来很神气。回到石家庄后，同组的陶希晋问自己是什么军衔，秦基伟告诉他是上校。陶希晋说：“糟了，我已经对外号称少将了。”秦基伟说：“少将就少将吧。”但是少将军装只有一套，只好谁谈判谁穿。同行的张蕴钰出主意说：“换来换去多麻烦，街上有卖领章的，买一副不就行了吗。”张蕴钰曾在西北军当过排长，对军衔略知一二。他只知道少将领章上是一个花，没有杠，于是买了一副骑兵少校的领章来。骑兵少校虽然也是一个花，却是星花，不是陆军少将的一个梅花。等第二天陶希晋戴上领章一进会场，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都愣住了，问：“陶代表，你这个少将怎么变成骑兵少校啦？”陶希晋才知道闹了笑话，下来就对张蕴钰发了一通脾气。几个月的谈判，虽然闹了些笑话，但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每个人的口才和辩论能力都大有提高。后来的谈判变成了扯皮，国民党在谈判桌上无理狡辩，背地里调兵遣将，准备内战。我方也撤回了军事主官，换了一批政工干部和地方干部对付他们。[17]

为了执行整军方案，各解放区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精简复员工作。中央3月6日给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和华中分局的指示说：“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现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以此推算，晋冀鲁豫军区大约要精简1万人。精简对象是入伍多年的老弱病残战士，多余的后勤人员，未成年的小孩和特殊情况自己要求复员的。连以上干部一般是不允许复员的。对复员人员，要按参军年限发给多少不等的退伍费用，由家乡政府安顿生活。对无家可归的复员战士，政府要帮助找住房，发贷款，让他能生活、能搞生产。对残废军人，地方要负责给予照顾。从4月开始，各军区都在进行复员工作。这本来是精兵简政的好政策，但是和平时间长了，部队中一些干部产生了厌战情绪和贪图享受的思想，不少人申请到后方或地方工作，离开野战军。据太行军区政治部给晋冀鲁豫军区的《关于目前干部思想情况的报告》反映，这种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例如，“干部战士普遍的不愿到野战军。在反攻开始后，大家都想去野战军，因而认为留在军区的部队是吃不开的，因此曾对供给待遇上有不满意见。很快到野战军的意见少人提了，发展到现在不愿去野战军已成普遍现象。”“许多干部请假回家或看老婆不按时归队，一住超假几个月，甚至回去后坚决不回来。好一点的还写信来要求转组织关系，打复员证，有的则根本不作声就在家里住起来。这简直也是普遍的几乎每个单位都有的情况，军区虽有命令教育，但仍未纠正。”“普遍闹婚姻问题。这对工作影响很大。没有老婆的到处想法找对象，不择手段，不讲方式，要什么给什么。有了老婆的经常闹生活问题、培养问题，不愿意让进家属学校，又不能工作，要把自己老婆送去住高小。但是公费生就由单位补贴，或在本单位寄生。如四分区160余个老婆，除60余个住家属学校外，皆寄生在本单位。有些则因照顾困难，干部不满，与一些首长的老婆比。许多干部要了老婆反成了累赘，一打罢仗就跑到老婆那里。老婆生小孩，一住几个月不归队。老婆病了通讯员招待不行，非自己去侍候不可。许多干部的老婆是老百姓，影响干部的工作调动，不愿离家，拉后腿。总之，我们感到娶了老婆以后的大多数同志能够积极为工作出发，但也有少数同志向坏的方向发展，反而比以前更差了，要求更多了。这一问题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打这种官司。”

针对这些问题，晋冀鲁豫中央局于1946年3月22日下达指示，严厉批评和平麻痹的思想和倾向：“从停战协定以来，我党我军中最大偏向是斗志松懈，太平观念，认为停战协定一签订即可以与国民党和平共居，幻想国民党会忠实履行停战协定，因而有些地方不适当的发展了享乐主义，斗志松懈。李自成进北京不是整军经武，准备打击新的敌人，而是贪图富贵，内部争权夺利，结果失败了。历史的教训不可不接受。”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本区实际情况，在4月10日《对目前工作的补充指示》中更具体地说明：“近来国民党连续不断的空运部队到济南，在陇海及平汉线上集结兵力，调整部署，召开军事会议，并借口武装修复铁路，向平汉线北进，挑起战争。尤其严重的是在铁路两侧实行其对解放区的蚕食政策，由于我们太平观念，斗志松懈，致使我边沿区斗志日益退缩，失掉了不少村镇。据不完全统计，自元月13日停战以来，我边沿武装被顽袭击约77次。我方损失仅最近封丘一次，即被俘100余人，牺牲与伤亡共约100余人，丢机枪13挺，步枪200支。”“时局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但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以致发生思想和时局脱节的现象。在和平民主新阶段开始时，我们存在着‘左’的关门主义的偏向；而目前最突出的偏向是右的，斗志思想，太平享乐，怕斗争的思想上升，因而在边沿斗争上表现着斗志思想、麻痹、退缩，不是寸土必争而是怕斗争。”“在工作上普遍的松劲，不推不动。相反的却发展着个人主义，什么生活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问题、地位问题，只是计较个人的利弊得失，为个人打算。而党的利益，人民的事业则想得较少。各级党委必须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现状，加强思想领导，克服右的思想偏向。”[18]

战争最能叫人清醒。“和平民主新阶段”不过短短三个多月，关外炮声隆隆，东北民主联军和国民党精锐部队在四平开始了激战。晋冀鲁豫、华东、中原也是阴云密布，国民党加紧战争准备，全面内战即将来临。

[1]　《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3页。

[3]　刘伯承1959年2月26日的谈话。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1年初稿。

[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2页。

[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9]　《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区有关资料汇编》第1册。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6页。

[13]　《大公报》1946年3月4日。

[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

[15]　《大公报》1946年3月6日。

[16]　《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750页。

[17]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70页。

[18]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晋冀鲁豫区有关资料汇编》第1册。

第5章　黄河归故斗争

花园口决堤与黄河改道——黄河归故斗争的关键：先复堤后堵口——开封会谈与视察故道——我方揭露国民党提前堵口阴谋——南京会谈争取救济物资——花园口三次堵口失败——周恩来领导归故谈判斗争——滕代远斥责美蒋背信弃义——花园口合龙——解放区开展修堤自救——黄河下游大坝安然渡过汛期——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实施战略进攻

1946年1月到5月停战期间，中原、华北、山东地区没有大的战事。解放区和国统区都进入一个恢复建设时期。十四年抗战，百业凋敝，交通阻隔。好不容易有了一段安定日子，大后方百姓纷纷北上还乡，解放区开展生产运动。国民党方面也在接收日伪留下的烂摊子，恢复京沪、平津等大城市的经济运行。

但是，国民党当局从骨子里是敌视共产党的。在接收过程中，他们不断对解放区进行骚扰和破坏。一方面是抢地盘，蚕食解放区；另一方面是在恢复交通、战后重建上与解放区搞摩擦，制造纠纷。国共双方的斗争从战场转移到谈判桌上，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新矛盾、新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比真刀真枪的作战更为复杂。从1946年1月到1947年6月与国民党方面围绕黄河回归故道展开的斗争，是共产党领导黄河下游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挫败国民党政治阴谋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关于黄河归故问题，有必要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1938年5月台儿庄会战结束后，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正在沿陇海线向西撤退。日军土肥原师团2万余人由濮阳渡过黄河，攻占山东菏泽后继续南下。蒋介石坐镇郑州，指挥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五战区部队在开封前线阻击日军。蒋介石判断：土肥原部是想切断陇海线，对郑州、开封国民党军主力实施包围。他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驻守开封，以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胡宗南、宋希濂、李汉魂、俞济时、商震等部向兰封（今河南兰考）进攻，消灭土肥原部。经两天激战，国民党军于5月27日攻克兰封，土肥原失败后撤。薛岳原计划继续进攻，不料战局突变，日军主力攻占归德（今商丘），并分两路向西进犯：一路于6月1日攻占睢县，迫近兰封、杞县；一路经鹿邑、柘城向太康迫近，开封前线国民党军主力10万人有陷入包围的危险。蒋介石下达紧急命令，要国民党军“分向陇海、平汉两铁路沿线转进，整顿待命”。10万大军仓促沿陇海线两侧向西撤退，拥挤不堪。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官兵连日作战疲惫，撤退变成了混乱的溃退。守备开封的商震部队担任掩护，也无心恋战，6月6日开封被日军占领。

开封失守，郑州也岌岌可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手下已经没有多少兵力来阻挡日军，眼看情况紧急，战区长官部参谋长晏勋甫建议：在郑州北面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造成泛滥区，将日军隔绝在豫东，保全郑州和中原。蒋介石很快批准了这个计划，第一战区长官部责成驻在郑州附近的新8师炸堤。师长蒋在珍派一个工兵营于6月9日在花园口南岸黄河大堤实施爆破，炸开缺口。开始因水位不高，流量有限。几天后上游洪水滔滔而下，将缺口冲开数百米。汹涌的河水一股沿涡河经通许、太康至安徽亳县，由怀远入淮河；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开封、尉氏、西华、淮阳、周口入颍河，由正阳关夺淮入洪泽湖，再经运河、新中山河入黄海。改道后的黄河流经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大片平原都成为黄泛区。据不完全统计：共淹没耕地84万公顷，死亡89万余人，造成难民390万人。至于财产损失、土壤沙化、水利破坏的后果更是无法统计。国民党“以水代兵”的决策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一些暂时的效果，但对广大民众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1]

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改道南下，原来的故道逐渐干涸。这条“故道”实际上并不古老，清咸丰五年（1855）6月，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经今河南、山东交界的长垣、东明、鄄城、台前等县境，在张秋镇穿过大运河后，夺大清河入渤海，形成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当时清朝处于战乱时期，既未组织堵口，也无力修筑堤防。从铜瓦厢至张秋镇河段，因地处平原，水无定槽，黄水漫流，南北摆动，造成大量泥沙淤积。直到光绪年间，才初步形成两岸大堤，固定了河道。但是河床上有许多洪水造成的串沟、堤河，一到汛期，便引流冲击大堤，造成险情。据历史资料记载，1913—1935年间的决口多集中在兰考至鄄城河段，黄河水利工作者通称这段黄河为“豆腐腰”。[2]

1944年，国民党行政院在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交的《中国善后救济计划书》中，将黄泛区的善后救济列为10项计划之一。抗战胜利后，联合国批准了中国提交的计划书。12月，国民党政府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花园口堵口工程处，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赵守钰兼处长，在花园口筹备堵口的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将黄河回归故道。

此时，花园口以下的黄河故道，除开封、济南等少数大城市为国统区外，大部分都在我冀鲁豫和山东渤海解放区境内。抗战时期，共产党、八路军在这里坚持敌后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抗战结束后与国民党的斗争，这里如同“哑铃中间的把柄”，连接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大解放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黄河改道后，故道干涸，老百姓在河道上垦荒种地，安家盖房，已经形成了阡陌相连的村庄，大堤也被挖开一个个豁口，开辟出南北畅通的大道。

对国民党政府黄河堵口归故的计划，我方完全不知道。1946年1月停战令实施后，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美籍顾问塔德一行6人，突然由开封来菏泽视察黄河故道堤防情况。我冀鲁豫行署接待了他们，陪他们在故道考察了两天。这时，我方才了解到黄河归故的计划。

黄河归故问题引起了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月22日在山东菏泽成立了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王化云为主任。不久山东渤海解放区也成立了黄河河务局，解放区政府有了自己的治黄机构，与国民党方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理论上说，黄河应当回归故道。但关键是先堵口，再修堤；还是先修堤，后堵口。这不单纯是工程技术问题，而是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的问题。国共双方斗争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这个主题。王化云回忆我党立场说：“当时，我党虽深知黄河归故后会对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带来洪水灾害，但为了顾全大局，拯救豫皖苏黄泛区灾民，表示在不使故道下游发生大水灾的前提下，同意黄河归故。但对国民党当局未复堤先堵口的‘移河移祸’阴谋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当时故道已断流八年之久，河上新建村庄1 700多个，有居民40多万。且沿岸2 000余里的旧堤已被破坏不堪，急需修复，而此项工程浩大，决非几个月内所能完成。若不先复堤再堵口，则故道两岸将成为第二个黄泛区。因此，斗争的关键是争取时间，推迟堵口，加紧复堤。”[3]

3月3日，“三人小组”到新乡视察。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人向周恩来汇报了黄河归故问题。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堵口的目的是想淹没解放区，把冀鲁豫和苏北、淮北解放区分割开，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考虑到黄泛区人民利益，周恩来同意黄河归故，但必须先复堤，迁移堤内居民后方可堵口。他向马歇尔阐明了中共方面的立场，并与国民党政府黄委会主任赵守钰会晤，商谈黄河堵口、复堤、勘测和移民等问题，商定由赵守钰直接同冀鲁豫分区政府具体商谈实施办法。此后，国共双方建立正式的谈判渠道，解决黄河归故问题。[4]

3月23日，冀鲁豫分区政府派晁哲甫、赵明甫等代表前往开封，与黄委会赵守钰、塔德等会谈。4月7日双方达成“开封协议”，决定“堵口复堤同时进行，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堤工程大小而定。”“中共区域工段，得由中共方面维持，推荐人员参加办理。”[5]

王化云回忆：开封协议“虽然迫使国民党方面接受了我们的部分意见，对花园口堵口进度有所制约，但没有实现我们先复堤、整险、迁移河床居民而后堵口的主张。由于我们缺乏谈判经验，在施工机构和救济物资分配问题上，没有争取我方派代表参加复堵局的工作，救济物资也未明确解放区部分应由我方直接发放等。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和国民党方面继续进行谈判，在关键问题上决不能让步，要尽可能争取会谈上的主动权。”[6]

根据开封协议，4月8日起，国民党黄委会、联总代表赵守钰、塔德和总工程师陶述曾等9人在赵明甫等陪同下，从开封出发对黄河下游故道进行联合勘察，历时8天，途经17县，往返2 000里。15日返回菏泽。这次勘察，使国民党工程技术人员目睹了真实情况。陶述曾承认：“这次黄河工程决非堵口便算完事，与堵口工程同等重要的还有复堤和整理险工。自花园口到利津，故道两岸原有大堤1 280公里，沿黄险工又不下五六十处。自故道断流以后，沿堤挖战壕、种庄稼，开大车缺口，有些地方甚至把堤挖平了种地。护堤砖石多移做了碉堡和墙基。河槽里垦成了麦地，建筑了铁路和公路，新辟了一些村庄，到处有风积成的小沙丘。这些工程必须恢复，仅仅恢复到战前的情形还不够，要按1942年的特高洪水记录计算，加高培厚。这些工程必须在堵口完成以前做好，决不能等到水复故道以后再去千头万绪地乱抓。”经过计算，故道堤防修复工程耗资巨大，仅工程土方和复堤材料就远远超过原来的预算。陶述曾指出：“在战后社会秩序未复，运输工具奇缺，地方穷困，国库空虚的情形下，一年能做完，已经需要绝大的努力了，想两三个月做成功，事实上决不可能。”[7]

赵守钰也有同感，双方在菏泽再次会谈。我方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等出席，这次我方采取主动，提出（1）必须先复堤后堵口；（2）保证河床居民维持正常生活；（3）我方派人参加国统区各级治黄组织。国民党方面拒绝了第3条，但就前两条达成“菏泽协议”：先复堤后堵口，河道居民每人发10万元法币迁移费，救济问题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负责解决，修复有关交通，并保证不作军用。协议签署后，解放区就开始了动员群众修复堤防和移民的工作。

但是菏泽协议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首先是联总顾问、美国人塔德向黄委会发难，坚持要在6月汛期前堵口。塔德曾在山东省建设厅当水利工程师，1936年被推荐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当顾问，在鄄城董庄堵口成功。这次他当上联总顾问，掌握了花园口堵口的实权。他武断地认为黄委会工作不努力，并斥责陶述曾胆小。更恶劣的是他向南京政府告状，并夸口在两月内完成堵口工程。这正符合南京政府的意图。4月8日，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与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视察花园口堵口工程。5月2日，行政院长宋子文致电黄委会，不同意延缓堵口，“希速饬依照原定计划积极提前堵口。如有实际不能完成堵口时，届时可再延缓”[8]。

国民党言而无信，加紧堵口进度。我方代表赵明甫到在花园口看到这些严重情况，迅速向上级汇报。5月4日，晋冀鲁豫中央局报告中央：

“4月16日赵守钰等在菏泽与我方代表成立关于治河问题的协议一节，前已电达。最近情况变化严重，简报如下：

（1）赵等自菏泽返开封，即行单独拟定两个月完成堵口合龙计划。下游工程培堤加高5公寸，并把迁移救济费改为联总负责。我方代表赵明甫再次赶到开封，并到花园口调查堵口工程。全工程1 500公尺，已全成1 000公尺。下余公尺因材料未到，经费也未到，暂未进行。如材料到，则两个月可以完成。黄委会之计划即为加紧运输材料，不管下游如何，决心两个月合龙放水。

（2）赵等睹此严重情形，即根据协议力争。黄委会技术人员中也有不赞同者。……赵守钰依违两可，河南省党部及省政府力主早堵口。河北孙连仲代表无主张，实也同意两个月的计划。美顾问塔德（联总代表）反对我主张最烈。旋飞上海见蒋廷黻及薛笃弼，赵守钰被召到沪，大体确定了两个月的堵口计划。薛将于本月8日来沪开会作最后决定。由以上情形，可见国民党不顾下游民命，别具阴谋，与最近军事行动尤相关联。”

报告中提出我方对策：（1）向群众揭露宣传，“一面呼吁，一面谋实际有效的自卫之道”。（2）动员群众，并尽力争取国统区群众与我一道力争。（3）派人出席开封会议，要求立即停止花园口工程，须待下游工程完竣，始能堵口合龙。“如彼蛮横，则退席宣布彼方违约，不怕破裂”。

报告最后说：“冀鲁豫同志在执行过程中，因缺经验，不免有错误，已提出注意。特别思想警惕，坚决以截河筑坝方法，有效的对抗，争取主动请恩来同志在重庆提议，严重交涉，指出彼违约事实。”

5月10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黄河改道八年，千里堤坝破败不堪，决非几个月所能修复。国民党当局违背先复堤、浚河后堵口放水的规定，坚持两个月内在花园口合龙放水，这只是借治河为名，蓄意水淹冀鲁豫三省同胞。如果国民党当局一意孤行，人民将采取自卫措施。[9]

迫于国内舆论压力，国民党同意在南京与我方再度谈判。冀鲁豫解放区代表赵明甫等来到南京，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行政院、联总代表进行会谈。5月18日双方达成“南京协议”。为了保证协议的落实，周恩来与联总驻中国分署主任福兰克芮、顾问塔德达成6条口头协议：下游复堤从速开工，所需器材粮食由联总供给，不受军事影响，花园口工程进度视下游情况而定。此后的谈判，我方的立场转为争取经费和物资，保证下游复堤工程的展开。

南京会谈结束后，解放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堤工程。5月26日，渤海解放区动员19个县的20万民工开工复堤。晋冀鲁豫解放区西起长垣、濮阳，东至平阴、长清，上堤民工达23万人。当时正是夏收季节，各县治河指挥部向群众宣传治河的重要意义，说服大家麦收期间不停工，一定抢在7月汛期到来之前将堤坝修复。冀鲁豫边区政府在组织群众修堤时，特别要求将堤上的獾洞、鼠洞和缺口都修补好，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意外。在一些险工地段，旧堤加高2尺，堤顶加宽至2丈4尺。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现代化工程机械的条件下，用人力和小推车完成的。到7月，两解放区群众共完成土方1 230万立方米，初步修复了下游大堤。前来视察的塔德惊叹解放区的工作效率，承认我方完全执行了南京协定。

此时，国共双方已在东北、中原开战，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国民党方面态度越来越蛮横，认为很快就能将解放区一口吃掉。花园口堵口工程也在加紧进行。国民党方面动员了3万民工和军人，由塔德指挥在花园口打桩堵口。他们在1 000多米宽的缺口上架了一座工程用栈桥，待打桩完成后就向缺口抛投石块，逐渐堵口合龙。6月21日，花园口堵口打桩架桥工程完毕，共打木桩119排，全长450米，并开始在口门抛石。有两个情况塔德没有考虑到：1．黄河河底是流沙，容易被急流淘深，造成木桩松动；2．故道河床没有保护，河水随流量和风向变迁冲刷河床，无法控制流量。结果，6月29日上游洪水下泄，堵口处流量猛涨到4 800秒／立方米，木桩开始动摇，陆续被水冲走。到7月中旬东部木桩被冲走44排，河水汹涌无法控制，堵口工程失败，汛前合龙计划受挫。主要责任人赵守钰引咎辞职。[10]

花园口堵口虽然失败，却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7月6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并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国民党是会利用黄河的水向我们斗争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应提高警惕。现请你们立即在三人会及执行部提议，为了保证使黄河改归故道不致引起水患起见，立即派一小组去监督黄河改归故道的一切工程之进行，并只有在小组的命令之下，才能准许堵口放水。”[11]

7月12日，王化云、赵明甫等再赴开封，与塔德和国民党黄委会举行会谈。王化云发言谴责国民党当局和塔德等不顾下游安危，单方面堵口，拖延提供解放区复堤所需的工程粮款物资，是破坏南京协议的行为。塔德大为不满，态度蛮横地拍桌子，致使会谈不欢而散。为了表明我方的立场，王化云严正声明：如果国民党当局和联总一意孤行，我解放区将采取自卫自救行动，在河床内筑一道横堤，不让河水下流。这一下真把塔德等人制住了，本来堵口就没成功，如果解放区真在下游筑横堤，他们堵口岂不淹了自己！国民党方面软了下来，7月18日，双方在上海又开始新一轮会谈。

这次会谈是一次高层会晤。周恩来作为首席代表，与国民党政府水利部长薛笃弼、行政院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联总代表福兰克芮等举行会谈。议题是国民党政府和联总向解放区提供复堤工程费用、粮食、移民和救济问题。我方根据反复计算，提出经费总额需法币304亿元。蒋廷黻认为这个数额太大，远非行总财力所能及。周恩来严正指出：这个数字是解放区经过详细调查、核定后提出来的，任何人不应进行削减。如果不能保证河床移民的救济，我们也不会同意黄河归故。蒋廷黻见我方态度强硬，勉强同意将经费增至150亿元。休会期间，周恩来再次来到开封，视察花园口堵口工程，会见冀鲁豫分区负责人段君毅、张玺等。听取汇报后，周恩来指示：要研究斗争策略，尽可能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揭露他们的阴谋，争取主动权。他强调：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一纸协议。历史经验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复堤防，早做迁移河床居民的准备，时刻提防国民党当局堵口放水。在与联总代表座谈时，周恩来说：联总一向以善后救济为主旨，但你们把分配给黄河堵口复堤工程的设备器材绝大部分都用在花园口工程上。而担负复堤任务三分之二以上的解放区，至今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联总真正遵守“没有政治歧视”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就应该采取明确态度，制止国民党堵口放水，拨付解放区应得的全部工款、粮食、工程设备和移民费用，保证故道复堤工程全部完成后，才能堵口放水。

21日，周恩来回到上海，继续与蒋廷黻等会谈，并达成“上海协议”。国民党政府和联总答应支付解放区复堤全部工程款项，并调拨8 600吨面粉、150亿元法币作为民工用粮和移民救济，9月以前不再堵口。[12]

上海协议的签订，使解放区争取到一些复堤和移民的资金、粮食，又争取到一段时间，可以避过汛期，加固堤防。大家明白，国民党是不会发善心的，谈判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手段。拖的时间越长，下游的人民就越安全。国民党方面也是迫不得已，堵口失败，汛期是不能施工的，只好等9月汛期过后再堵口。

8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大举进攻。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陇海线，在冀鲁豫边区机动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黄河南岸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主要战场。从9月到11月，刘邓连续指挥了定陶、巨野、滑县战役，歼灭蒋军2万多人。在战争过程中，黄河南岸大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损失了不少物资，复堤工作也断断续续，无法正常进行。

蒋介石原想在短时间内消灭晋冀鲁豫解放区，没想到连吃败仗，军事上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寄希望于黄河归故，淹没解放区。11月29日，他电令黄委会“督饬所属昼夜赶工，并将实际情形具报”。花园口堵口工程加紧进行。因流速增大，冲垮工程大桥，黄委会工程局在花园口挖了一条引河分流，故道开始过水。为了保证堵口，蒋介石命令附近部队出动车辆协助运输石料。1947年1月2日，蒋介石再次电令黄委会堵口工程必须在1月5日完成，不可再拖延。[13]

国民党单方面向下游放水，引起解放区的强烈抗议。1月3日，中共中央特派北平军调部代表饶漱石与美方代表、联总有关人员到邯郸与冀鲁豫解放区负责人举行黄河问题会谈。塔德在会上辩解说引河流量不大，不会对下游造成大的危害。滕代远副司令员代表晋冀鲁豫解放区作了总结发言，他指出：黄河复堤归故是关系到河床和两岸数百万居民生命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国民党利用黄河扩大内战的问题，而且是世界上的大问题。你们一个钱也不拿，不去过问人民，而要置于死地，从人道上也是讲不通的。我们同意黄河归故，是为了照顾黄泛区人民的生活，是我们很大的让步。我们签订协议就要负责，大家都要忠实执行。我们希望美国朋友对黄河归故能合理处理，美国是有力量的，如果不给钱，请问塔德先生，这能说是纯技术问题吗？今天我们毫无准备，上头就放了水，使洪水如同猛兽，无法抵抗。如果把灾害带给中国人民，我们会作何感想？刽子手的责任恐怕塔德先生是不能辞掉的。我们同意在南京召开最高权力会议，大家努力，应该能得到合理解决。[14]

以后的上海会谈，国民党方面态度越来越坏。除了答应向解放区提供部分费用外，对堵口不再作任何让步。1月15日，花园口大坝突然下陷，险情扩大，抛石堵口用的栈桥再次被冲垮，架桥平堵第三次受挫。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花园口视察，督促施工。蒋介石也甚为关注，要求在4月桃花汛前务必完成堵口。水利部长薛笃弼于31日赶到花园口，连夜研究合龙方案。

解放区针对国民党的堵口，也加紧复堤行动。为了保卫大堤不受国民党军队破坏，保证两岸解放区的联系往来，3月3日，冀鲁豫军区成立黄河河防指挥部，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兼司令员。指挥部的任务是保卫河堤安全、管理船只、保证战时水上交通。11日，冀鲁豫黄委会在东阿县召开治黄会议，提出“确保临黄，固守金堤，不准开口”的方针，要求各县务必在汛期之前完成复堤，做到坚固、耐水。动员群众将多余的石料、无用的石碑、牌坊、破庙基石献出，“多献一块石，多救一条命”，支援加固堤坝。渤海区也下达指示，要求各县抓紧抢修险工险段。

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合龙，滚滚黄河水回归故道，向下游流去。据不完全统计，仅冀鲁豫区濮阳、范县等10县河滩地区，被淹村庄237个，淹没耕地27万亩，河床内居住的众多居民陷入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范县观音堂、魏屯是三年前新建的村庄，各有居民20余户。黄水来后，村子变成河道，土地被淹没。他们想搬家，但既无牲口也无车辆，生活更无着落。分区政府动员附近村子的车辆牲口帮助搬迁，帮助灾民暂时安顿下来。河南岸蒋军不断袭扰，老百姓既不能做买卖，又不能拖船，麦子也没下种，秋收更无希望。所以黄河归故后，下游老百姓发出强烈的抗议之声。

5月3日，冀鲁豫边区政府发出布告，要求全区人民行动起来，修堤自救。布告说：“蒋介石违约堵口后，全部黄水已汹涌流入故道。在桃花水涨时，我们沿河的同胞们很多人的房屋被冲毁，很多人的树木和麦苗被淹没。……现在距伏汛只有两个月了，我们的堤还没有修好，我们各处险工还没有整理，一旦洪水到来，势必造成浩劫。为了粉碎蒋之黄水进攻，全区同胞们必须行动起来，修堤自救。”布告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锨”的响亮口号，并说：“我们冀鲁豫的同胞不是孤立的，太行、太岳、冀南区的同胞，出钱出人来大力支援我们，我们反对蒋、黄的进攻是一定能胜利的！”

冀鲁豫全区人民紧急行动起来，掀起修堤热潮。沿河各县百姓纷纷上堤，不临黄河的茌平、博平、聊城也动员5万人上堤。冀南区3万民工自百里外赶来修复大堤。太行、太岳甚至东北解放区也纷纷捐款。自5月15日起，30万人在下游大堤上昼夜奋战。有的冒着国民党飞机、炮火的干扰，白天不能干夜里干，长时间不能干短时间干，这里不能修就到那里修，有的为修堤负伤、甚至献出生命。到7月15日，冀鲁豫区自临濮集至黄花寺近300里的北岸临黄堤及金堤险工，均修复竣工。到23日，西起长垣大车集、东至齐禹县水牛赵庄600余里北岸大堤普遍加高2米，培厚3米，共修土方530万立方米。南岸200里临黄堤也抢修完成。7月底汛期第一次洪水到来时，冀鲁豫、渤海解放区的黄河大堤经受了考验，安然无恙。

花园口合龙后，国民党政府态度蛮横，命令黄委会断绝与我方的交往。5月17日我驻开封代表被迫撤离。但是国民党当局利用黄河归故，企图将我军隔在黄河以北的目的并没有达到。6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准备实施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6月30日，我军在濮阳至东阿的几百里河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南下的序幕。

黄河归故斗争，不仅维护了下游解放区人民的利益，而且在谈判和复堤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干部，使他们掌握了水利知识和治黄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黄河回到人民怀抱。根据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当年参与归故斗争的干部，成了新中国第一批治理黄河的干部和专家，继续着他们当年的事业。

[1]　晏勋甫：《记豫东战役与黄河决堤》，见《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

[2]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第4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　王化云：《回忆黄河归故谈判中的斗争》，见王传忠主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5]　《开封会议记录》，见王传忠主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　王化云：《回忆黄河归故谈判中的斗争》，见王传忠主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陶述曾：《谈黄河复堵工程》，《大公报》1946年8月12日。

[8]　《黄河大事记》，《黄河志》卷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黄河大事记》，《黄河志》卷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陶述曾：《谈黄河复堵工程》，《大公报》1946年8月12日。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2]　王化云：《回忆黄河归故谈判中的斗争》，见王传忠主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　《黄河大事记》，《黄河志》卷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邯郸黄河问题会议记录》，见王传忠主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第6章　坚持中原

新四军5师与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359旅南下征程——三大主力会师鄂豫皖边区——中原部队承担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的战略任务——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桐柏战役——国民党军加紧包围——中原部队向东转移——东进还是坚持——两路主力东进大别山——停战令下达——中原部队决定就地坚持

1945年底，正当我军10万干部战士开辟东北根据地，山东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处于扩大发展时期，远在鄂豫边的中原解放区却处在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形势相当严峻。

中原解放区是原新四军5师创建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李先念、陈少敏同志带领160多人，仅有90条枪，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到达湖北应山（今广水）北部与河南交界的四望山。在那里组织当地和钟祥的游击队，编成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组建新四军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以挺进纵队为基础，合编了应城刘少卿、洪山张文津等游击队，以大悟山为中心，向长江沿岸的汉阳、黄梅等地发展，开辟小块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5师一部分渡江，在鄂南10县建立游击区。在对日军的反“扫荡”和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摩擦”作战中，5师克服了远离中央和抗日根据地的种种困难，孤军奋战，不但站稳了脚跟，还建立起一块块根据地。1943年，郑位三同志以华中局代表身份来到5师任政治委员。他重视党组织和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使5师的工作有新的发展。到抗战胜利前，5师已经发展到5万多人，控制了豫南信阳、罗山、光山、正阳等十几个县和桐柏山、大别山区，建立起民主政权和地方武装，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和巩固的根据地。

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人都是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的老干部。李先念，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入党。到鄂豫皖苏区后在红四方面军中逐渐成长起来，长征前升至红30军政委。在长征中，他于1935年6月率部攻占懋功，迎接中央红军会师。8月包座之战，红30军作为主力，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道。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奉命西进，打通国际道路。30军是西路军的核心力量，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在青海“马家军”围攻下，西路军失败。李先念率领部分干部战士顽强西进，翻越雪山，走过沙漠，终于到达新疆，为红军保存了一批骨干。1937年底回到延安学习。他敢于承担艰苦任务，不计个人得失，曾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郑位三也是湖北黄安人。知识分子出身，1925年入党。他是1927年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到鄂豫皖苏区从事根据地建设，先后任内务部长、财经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代主席。红四方面军长征后，他仍在苏区坚持斗争。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任军政治部主任。红25军到陕北时，他在陕南开辟鄂豫陕苏区。担任特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又回到鄂豫皖老区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后到张云逸部，任新四军2师政委。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举行，他和李先念都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郑位三在鄂豫皖地区威信很高，人称“位老”。他与李先念合作开辟中原解放区，在政治路线上起着决策作用。

1945年8月10日，苏军进入东北，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毛泽东指示郑李：“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应付内战。”[1]

当时，5师师部在湖北礼山县白果湾（今属大悟），部队比较分散，承担大的作战任务有困难。郑李考虑鄂豫皖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应该把附近地区的抗日武装和地方部队集中起来，建立鄂豫皖中央局，统一领导该地区的斗争。当时在河南中部嵩山地区有王树声、戴季英领导的河南军区部队，在湖南境内有王震、王首道领导的八路军南下支队。还有分别在鄂西、鄂南的大小游击队。8月12日毛泽东复电郑李：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地区建立中央局，并决定徐向前来担任书记。在徐未来之前，由郑李先将中央局建立起来，由郑位三代理书记。并指定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王树声、戴季英等为中央局委员。同时规定“鄂豫皖中央局直接受中央领导，管理现在5师活动范围内之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

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曾发布命令，要华中日军向李先念将军的部队投降。李先念部也立即行动起来。但是鄂豫皖根据地临近平汉铁路，国民党军正迅速北上，并有包围李先念部的迹象。在蒋介石指挥下，第6战区的66、92军向武汉开进；59军向应山、信阳开进。第5战区的41、47、68、55军向豫中、豫西开进。抢在5师之前接受了平汉沿线与中原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

相比之下，5师在抗战胜利后的发展比山东、华中、晋冀鲁豫等解放区都要小得多，没得到多少果实。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离国民党大后方太近，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队伍集中不起来。10天之内，5师仅占领小城镇十余个，消灭伪军3 000余人。在河南确山的国民党军杂牌部队程道荣部因不满中央系的排挤，宣布与5师合作。程道荣是原西北军旧部，士兵中土匪成分居多。5师得到消息后，由副政委任质斌率领部队前往接应，把程部接到解放区。这是5师的最大成绩（1946年中原突围后，程道荣部叛变，又回到国民党军——作者注）。9月3日，郑李电告中央：

1．自从日本投降后，我们曾着重做了将近十天的受降工作，但因处于蒋大我小之环境，自己力量分散，蒋军又乘机进攻我四望山，因此受降工作成绩比任何解放区都小。十天之后我们就着重了反内战的准备，首先是改编部队与集中兵力，自动的减轻了受降工作，争取时间。

2．我们当前很大的困难：

甲、主要根据地没有形成，主力无依托。

乙、正规军太小，需要临时去集中几个旅，仅新编部队战斗力不强，而且一时难集中于师部之手。

丙、财政极端困难，既无储存，收入又大减。

丁、部队的情绪，抗完了日就想回家的思想有不少的数量。

戊、民众认为内战免不了，而且怕我军打不退，我军又要走。

3．我们此地部队游击战的条件特别好，各种困难在主力军和主要根据地上面。

4．我们正在将师部转移至四望山（铁路西）。

9月4日中央复电，同意5师师部及部分主力转移到四望山机动位置。并指出：“在目前，你们想创造主要巩固的根据地，是不可能的。你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整编一、二万主力军队，放在手里。有了这个主力，总是有办法的，望你们集全力完成这个任务。”[2]根据中央指示，5师着手整编部队，将原来的游击队体制转向野战部队，并等待接应河南王树声部和南下支队王震部前来会合。

八路军359旅王震部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于1944年11月9日从延安出发，长途行军建立华南抗日根据地的。这支部队的老基础是红二方面军第2军团，老战士中湖南人居多。长征到达陕北后长期保卫延安，在南泥湾开荒生产，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很多贡献。这次南下队伍共七个支队，4千多人，是359旅的骨干。他们从绥德渡过黄河，进入太岳根据地。又从沁水县进入河南境内，乘黄河冰冻连续夜行军，从容跨过黄河和陇海线。然后他们经鲁山、叶县王树声部游击区南进，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大悟山根据地，与5师同志会师。休整了几天，在根据地过了春节，359旅又南下了。脱离根据地后，行程顿时艰难起来。沿途屡遭国民党顽军的袭击和围堵，三天两头发生战斗。359旅无后方长途行军，弹药得不到补充，伤员无法安置，只得且战且走，不能硬拼。原来在鄂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现。王震带领部队继续南下进入湖南，部队也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6月24日，毛泽东指示：“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利的。”毛泽东要求王震在湘中地区建立根据地，争取与广东游击队打成一片，在南方一翼打开局面。[3]

8月15日，当359旅到达永兴境内时，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形势的变化使中央重新考虑战略部署和行动。毛泽东指示王震，要他们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当时359旅正处在国民党军的尾追之下，几乎天天作战，老百姓也锁门逃跑，部队得不到休息，已是疲劳万分，掉队的也多起来。8月27日，部队到达广东与江西交界的南雄境内，但因国民党军紧紧追赶，无法与东江纵队会合，只得掉头返回江西。第1支队副政委王恩茂在日记中写道：“8月28日，在上多休息。部队到百顺、白云等地搞粮。下午2时，2支队、5支队来了报告，顽90师进到了牛多，并向上多前进。因此休息不成，部队向百顺转移。本决定在百顺宿营，因顽紧跟到上多，在百顺宿营，必然要打，故继续向分水、黄岭洞转移。但在转移中又遇顽军，急速打转，经白竹到沙坑宿营。从白竹到沙坑，黑云蔽天，漆黑一团，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人，人就像失掉了眼睛，什么东西也看不到。同时雷声隆隆，大雨迫人，25里路走了半夜。到了沙坑，群众关门闭户，不肯开门，大多数进了碉楼，弄得我们无可奈何。所以有许多部队露营和搞不到饭吃，疲苦极矣！”

8月29日，部队北行80里，到江西大庾境内石溪宿营。“摆脱了顽军的尾追和合击，但部队是十分的疲劳的。目前我们在湘粤赣三省边境立脚是困难的，并且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所以向中央提议，今后我们行动向湘鄂赣边李先念同志区域靠。”[4]

9月7日军委复电：“知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359旅的南下长征就此结束，开始调头北上。

当359旅为生存而苦斗时，在河南嵩山地区的王树声、戴季英部也很艰难。国民党军沿陇海、平汉线东进北上，中原地区的我军被视为心腹之患。刘峙指挥的国民党第40、90军先后抵达洛阳，15军在伊阳集结，向登封、密县等地前进。我河南军区所在地受到巨大压力，有被国民党军包围消灭的危险。军区领导研究，认为坚持下去希望不大，应该转移。但是转移到哪里，大家意见分歧。有的愿意北上到晋冀鲁豫根据地，戴季英等主张南下会合5师。9月10日中央指示河南军区和5师：“中央赞成河南主力及大部分干部在情况严重时，第一步向南转移与五师靠拢。……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的作战，所以不应退过黄河以北来。任务和环境是困难的，一切干部应有充分的艰苦斗争的准备”。“只要你们很好注意群众纪律，改善与人民的关系，你们在鄂豫皖三省以至陕南地区是完全能够长期胜利坚持的。”[5]

这时，国共双方的重庆谈判正在艰难地讨价还价。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9月19日，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缩编和让出部分解放区以换取在北方部分省份建立政权的建议：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的八个根据地部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部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的七个根据地。根据这个方案，鄂豫皖根据地也在撤出之列。中央军委考虑到这个根据地战略地位重要，如能坚持，可以牵制国民党相当一部分兵力，为其他解放区的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在“双十协定”签字后，毛泽东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于10月12日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强调说：“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豫鄂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6]

郑李了解中央的意图，决心执行中央指示，会合王树声、王震两部在鄂豫皖地区打大仗。9月22日他们致电中央：“5师地区现有两个前途，或者游击局面或者重新打开正规局面。决定于一月左右打一大仗，大仗打胜有可能时，则可逐渐重建根据地。此仗不胜，则因财政困难、部队不巩固很快就要失败。而这两个前途关系黄河南岸全局颇大，此胜必须有王戴主力参加，才有把握。……因此提议王戴早日南下，合力一战。”中央24日复电完全同意，并表示如果郑李能够集中主力打几个胜仗，“中原局势即可稳住和开展，亦可大量牵制蒋顽，亦就是援助了华北、华东的斗争。”[7]

河南军区接到中央指示后，即开始南下行动。9月30日，王树声、戴季英率领军区机关、学校和各支队共12 000人从登封、方山地区出发，强渡汝河。冲破国民党军队阻击，进入查牙山区，与豫中军分区陈先瑞部会合。10月17日，李先念率5师主力三个旅向桐柏方向出击，扩大根据地并接应王树声部。

10月20日，5师13旅向桐柏县城发起攻击。县城内只有一个营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县长吓得弃城逃跑，13旅没费多大劲就占领了县城。5师乘胜前进，28日占领枣阳，11月1日攻克新野。半个月内，5师控制了桐柏山区大部，几乎天天都有胜利。受5师鼓舞，河南军区部队在泌阳冲破国民党军堵截，在桐柏山区与5师会合。10月25日，王树声、戴季英等与李先念在桐柏县城见面。王震、王首道率359旅也从鄂东迅速北上向5师靠拢，11月2日，王恩茂率359旅先头部队到达枣阳县城，与5师会合。5师同志见359旅风尘仆仆，要他们先休整几天，补充部分军服物资。这样，三支部队在桐柏山区会合，壮大了中原地区我军的力量。

三支部队会合后，李先念、郑位三考虑统一领导和部队合编的问题，10月29日向中央报告。30日中央复电批准，将鄂豫皖中央局改为中原局，以郑位三、李先念、王首道、陈少敏、王震为常委，郑位三代理书记。中原军区以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为两个纵队、三个军区：第一纵队以河南军区部队组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戴季英；第二纵队以5师主力和359旅编成，司令员文建武，政委任质斌。江汉军区司令员贺炳炎，政委郑绍文。鄂东军区司令员张体学，政委聂洪钧。河南军区司令员韩东山，政委刘子久。合并后的中原军区共有野战军和地方部队6万余人，力量与晋冀鲁豫、山东、华中等解放区不相上下。

三支部队会合后，郑李考虑四望山地区范围狭窄，地瘠民穷，几万军队的给养相当困难，不易持久。所以想借此机会向西打出去，往鄂西北发展。而中央的考虑是让他们立足中原，牵制国民党军力量，对北方解放区起战略配合作用。11月28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给中原局的指示：“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他指出：“在将来决战中你们是处于外线，直接配合华北、华东我军作战。你们将有更大的战略作用。因此，我们意见，你们仍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的打算。”[8]为了解决中原部队给养困难的问题，刘少奇专门向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局打招呼，要求他们向中原提供财政帮助，“必须你们把钱送给5师，或者至少送到汉口存储，由5师派人到汉口接收。”中原的战略任务既定，郑李等负责人就要在坚持上作文章了。

中原我军在桐柏山区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蒋介石调兵遣将，命令第5、第6战区于11月内“肃清”中原共军。在北面，第5战区司令刘峙调第69、41、47军的八个师从舞阳、方城、南阳、确山一线向南推进；在南面，第6战区司令程潜调第59、75、77军的六个师自汉阳、应城、钟祥一线北上，企图南北夹击，把中原我军压缩在桐柏山区消灭掉。

为了争取主动，中原军区于11月9日开始了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行动。不久前我军曾攻占枣阳，随即撤出，枣阳又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次359旅奉命打枣阳，大家士气很高，急行军数十里，听说枣阳城内是土顽，不是正规军，359旅决心攻城。9时打响，到14时攻占枣阳县城，俘敌3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12日，359旅和5师主力北上至唐河以南的丁爬山，将冒进到黑龙镇的国民党47军一个团大部消灭。以后的战事就不顺利了。国民党第20师在双沟平原地带构筑工事，中原二纵的13、15旅在359旅配合下攻了一夜，没有攻下，士气受到影响，向南撤到湖阳镇。国民党军步步进逼，14日，中原一纵和二纵在祁仪镇设伏，准备打击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81师。狡猾的敌人到祁仪后就停滞不前，我军只得由伏击改为主动进攻。一纵打祁仪，打了一夜没打下。二纵第二天接着打，敌军依托村落工事顽强抵抗，我军打了一夜又没打下，伤亡500人，天亮时只得主动撤退。王恩茂觉得很窝囊，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第一个战役打了三仗（即湖阳、双沟、程家河、祁仪），虽取得了不少的胜利，但未取得歼灭敌人一路或几路的决定意义的胜利。因此，敌正向我解放区压缩。”“向我进攻之敌共八个军、二十个师以上，我们处于敌人包围之中。为了回旋作战，跳到敌人包围之外去打击敌人，创造新阵地，军区首长决心，实行战役转移，不在现有地区恋战，准备转移到路东淮南地区。”[9]

党中央对中原我军的命运极为关注。11月5日国民党军开始包围中原我军时，毛泽东就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强烈谴责道：“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10]12月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联名请示中央：“配合华北确为重要，但以莫大伤亡减员，再坚持时间，确有不利。因此，提议主力靠拢军部（即在淮北的新四军军部——作者注），此地留五千到一万人的（部队坚持）游击战争。”[11]

中央考虑了中原局的请求，20日刘少奇复电郑李，先说中央正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有停战的希望，因此中原军区部队的转移最好能在一个月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你们部队集中既不能消灭敌人，则不如分散坚持有利。但分散坚持则不需如此多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因此中央同意你们的主力向东转移到军部地区，留一部主力多带电台，配合地方游击队分散坚持鄂豫地区。望你们即作这种准备。”

这就产生了谁留谁走的问题。当时的形势对每个人都是考验：走的可能生存，留的可能牺牲。经过慎重考虑，郑李向中央请示：让王树声、戴季英的一纵（河南军区部队）和二纵的359旅大部分干部转移，李先念和5师主力留在原地坚持。12月25日刘少奇指示：“李先念仍以随主力行动为好，因为他的目标甚大，如留下，敌人决难放过他。留下部队也不要太多，一万人足够。对于留下的干部你们应作很好解释，而且必须是他自己有决心留下，愿意艰苦坚持斗争者，不愿留下者不要勉强留。”关于转移去向，刘少奇分别与晋冀鲁豫的刘伯承、邓小平，山东陈毅，华中邓子恢、张鼎丞联系，要他们作好接应中原部队的准备。[12]

关于转移问题，中原军区内部意见不一。郑位三、李先念不愿离开根据地，愿意留下坚持。王树声、戴季英于1946年1月1日、2日向中央连发两电，表示北上冀鲁豫要过几个渡口，不好通过，建议先南下大别山，再向皖东转移。王震于12月30日对王恩茂等领导干部交代：359旅准备转移到新四军军部地区，然后到东北与后续部队（指已在东北的刘转连、晏福生部）会合，如不可能，就送干部到东北去。

部队中议论纷纷，中原局领导决定统一认识，向大家交代清楚。1946年1月1日是元旦，中原局在礼山陈家湾召开高干会议。郑位三就时局与新战略方针问题作了报告。在谈到新战略时他说：方针不外三种，进攻、坚持、退守。日本投降以前，我们是进攻，但同时有坚持和退守。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是坚持，但同时有局部的进攻和退守。现在我们在中央指示下，留一部分主力坚持，同时可能有局部的进攻和发展；一部分主力转移，这是退守。我们留一部分主力坚持，目的在争取鄂豫皖三省我党的地位，这是正确的。当环境严重的时候，组织的决心是，牺牲小部分，保存大部分；个人的决心是，牺牲个人，保存别的同志。李先念宣布：一纵转移，二纵的13、14、15旅和359旅留下坚持，但359旅的多数干部也转移。考虑到部队的稳定，在未行动前，暂时不向团以下干部传达。[13]

一纵的转移是从12月21日开始的。他们从祁仪镇出发东进，25日在信阳以北越过平汉路，28日占领息县县城。1946年1月6日，一纵2旅在1旅配合下攻克光山县城。王树声、戴季英的指挥部住在泼陂河镇。中原局机关和二纵一起转移，他们从唐河县南下，经过鹿头（枣阳东北）、安居（随县西）、洛阳店（随县南）、接官厅（应山南）到王家店（孝感北），越过平汉路。1946年1月4日，359旅部队占领湖北礼山县政府驻地宣化店。这是个商业码头形成的集镇，没有城墙，经济状况是这一带比较好的。随后，郑李率中原局机关住到了这里。1月8日，中原军区的一纵、二纵在光山、经扶（今河南新县）以西的鄂豫边界会师。除在桐柏山区还保留了一部分部队坚持外，中原部队主力完成了向大别山区转移的任务，暂时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困。

李先念回忆：“如果不是为了牵制敌人，当我们结束了桐柏战役后，部队一直向东走，最多五天就可以到达苏皖解放区。那时候跟在我们后面的国民党部队只有一个军，打过去毫无问题。”[14]但是中原部队没有走，而是留下来继续坚持。因为国共双方的和谈取得了进展，即将签署停战协定。1月8日中原局致电中央：“由于停战最近有很大可能，又由于以部分主力到华北、华东三条路线没把握走通，我们已决定全部留原地坚持。大部分散游击，暂时集结四个旅作游击性的运动战。”刘少奇次日复电：“停战谈判已有结果，命令可能在日内下达。如果不发生中途大的变化，和平新阶段可能即从此开始。但你们仍须准备国民党中途变卦，继续战争。你们停止东进、北上的计划，在原地坚持是对的。望你们在最近一星期内计划控制较大的地区及若干城镇，以便在停战时刻到后，你们有较大地区立足及生存。”[15]

1月10日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还是没有停止行动。后面追来的部队迅速在我军外围展开，第47军抢在停火时限之前抢占了光山县城，对中原我军形成包围态势。虽然和平暂时实现，但是中原部队负担着牵制国民党大军的任务，一直处于严重的压力之下。任质斌同志回忆这段转移过程的情况时说：“三大主力会师后，进行了湖阳、双沟、祁仪等较大战斗。由于这几次作战没有达到全歼犯我之敌的预期目的，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步步向我紧逼，使我根据地逐渐缩小，财政日益困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中央曾同意中原部队主力实行战略转移，以大部主力去皖东。中原军区当时确定，王树声部三个旅、359旅转移到皖东去，与新四军2师会合。同时由王震、周志坚同志和我带第13旅护送，能回则回，不能回也留在皖东。5师的其余部队由先念同志和位老、陈大姐（即陈少敏）率领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我们到了平汉路东，刚打下了光山，党中央发来了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说国共两党签订了就地停战的协定。于是，先念、位老发电报给我们，要我们到宣化店开中原局会议。在会上，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不走了。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执行中央的命令，一方面是舍不得离开老根据地。”[16]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5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01页。

[4]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87页。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7]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35页。

[9]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229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7～1168页。

[11]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3]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

[14]　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15]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6]　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第7章　中原突围

四面被围的中原解放区——缺粮无钱的困境——中原局内部认识不统一——部队复员和化装转移——周恩来到宣化店——蒋介石下达进攻命令——中原局要求主动突围——毛泽东指示：“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李先念率部突破平汉路——宣化店的“空城计”——王树声部向西突围——皮旅东进

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停战令生效。在国内各战场上枪炮声暂时停止，北方的晋冀鲁豫、山东和华中解放区得到一段休养生息时期，但中原解放区却处在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

1月初中原军区部队由桐柏山区向平汉路以东转移时，国民党军前堵后追，将我军压缩在河南光山、罗山、经扶（今新县）和湖北礼山（今大悟）四县交界的宣化店、白雀园、郭家河地区。方圆不过百里，人口仅40余万，经济落后，地瘠人贫。短短四个月，中原解放区的面积缩小到仅为抗战胜利时的十分之一，中原局机关、军区部队和后方家属，一下涌过来六七万人，粮食、给养很快陷入困境。

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北面，47军驻河南罗山，48军驻商城；平汉路沿线，41军驻确山，66军驻信阳，75军驻湖北广水；南面，72军驻麻城。总兵力超过20万。停战令下达后，国民党军仍不断蚕食解放区，卡住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他们盘算：如此下去，不用打仗，李先念的部队很快就会饿死、困死。

情况的确是相当严重。1月14日，郑李急电报告中央：数万人处在四县间狭小地区，“财政给养有朝不保夕之苦”。请求中央帮助解决财政困难，或让他们向东转移。17日中央军委复电指示：“你们的处境是艰苦的，一切计划要放在克服困难、长期坚持斗争的基础上，不要过多寄托在停战和平的希望上。要放在独立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不要过分放在希望外援上。停战命令公布后，斗争形势将更复杂。一方面要进行合法斗争，开展和平民主的政治攻势，瓦解对方的内战阴谋；一方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性，坚持自卫原则，防止与打击对方突然袭击。”[1]

走又走不了，打又不能打，郑李对所处的局面非常苦恼。1月28日在宣化店中原军区干部会上，郑位三作报告总结五条教训：（1）没有及早准备两个月的粮款；（2）三大主力会合迟了；（3）战斗思想准备不够；（4）地方工作缺乏组织性、计划性；（5）笨重的后方没有及时送走。他指出：要想取得胜利，时间和空间两个条件必得其一。现在既没有大块根据地，以时间换空间；又没有延迟顽军进攻，争取时间创造根据地。[2]总之，教训是深刻的。为了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只好让各部自行向驻地百姓“借粮”。

中共中央关注中原部队的命运，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周恩来、叶剑英督促下，军调部成立驻汉口的第9执行小组，专门解决中原我军的生存问题。23日，在第9执行小组的斡旋下，王震代表中原我军与国民党军代表宋瑞珂等在罗山举行谈判，达成《罗山协议》。规定“双方军队停留于现在各自所在地区”，中原我军“得在所驻地区运输给养”，国民党军同意“不阻挠或干涉此种运输行动”。

可以运输，但又没钱买粮。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原局委托任质斌于2月初经汉口、北平辗转飞往延安，向中央汇报中原部队的财政困难等问题。刘少奇、任弼时听取了汇报，答应要晋冀鲁豫、山东等解放区帮助中原解决给养所需钱款，但要求中原复员2万人，精兵简政。[3]

粮食是维持军队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中国以往的战争史中，因缺乏粮食而导致军队崩溃瓦解的例子是很多的。中原部队是三支部队组合而成，本来就不太巩固，各部队因缺粮而自谋出路，使根据地内部产生了一些混乱。

359旅在停战后，即开始在驻地征集粮食。他们计算了一下，以保为单位，共50个保。每保负担1万2千斤，有的保负担到3万斤。到2月底共筹粮40万斤，可供部队用一个半月。估计部队还要再坚持一个时期，2月27日，359旅干部开会要求再搞一个月的粮食，约23万斤。王恩茂感到相当为难，在日记中写道：“完成任务的可能是有的，但困难是大的。可能，就是有的保只搞1万斤以下，而一般保出粮数目均在2万斤以上，再这些区域未征田赋。困难，就是搞粮的次数太多，至少五次，人民感到粮食负担不知要负担到哪一天；负担的分量也重，感到负担不了。春荒到来，人民焦虑本身粮食困难；我们说过再也不借了，现在又借，则失信誉。”[4]部队没有经费，空口向老百姓借粮已经很为难，其他经费更是无着。359旅想个办法，在驻地设卡征税。他们在周党畈设卡征税，被5师知道，让他们交出由军区统管。但是他们在周党畈前面的王屠店又设了税卡，结果周党畈又收不到税了。李先念很生气，在干部大会上不点名批评：“交出了这个税卡，又在北面挡一个口子设立税卡！”359旅干部开会，“认为李师长的批评是对的，今后税收统一的方针也是对的，但过去上级没有钱发，部队又要钱用，怎样办呢？在王屠店设个税卡，影响周党畈税收是不好的，但不这样，部队就没有钱用，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今后税收统一，当然是个很好的方针，但如不能解决各部困难，则将无法维持这种统一。”[5]

王恩茂说的是事实。在中原局和军区无法解决各部队困难的情况下，内部越来越难以控制。2月14日，郑位三以个人名义电告中央：“事情真急如火，连日检查，3月1日全军无粮，即使有钱买，也要在50里外至100里以外运输。部队转移又要交涉好，非法转移可能吃亏。”

3月13日中原局又向中央告急：“停战后50天来，我主力5万余驻路东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边境纵横百余华里的狭窄地区，粮食全靠借本地富户之余粮和进行预征。今年上半年以一年田赋计算，得370万斤，至2月20日已用尽。现每保的平均负担在2万斤米以上。部队有1万6千人已全无粮吃，其他几万人至多只能经一星期至9天。”“我在路西之信阳南部及安陆、应山地区尚可筹得60万斤以上，但因国民党之封锁，无法运至路东。这个狭小地区已处军民交困的状态，不能再筹借了。买米尚可能维持一至二个月，但无钱购买。”

国民党就是想用围困的方法扼杀中原我军，这一点毛泽东看得很清楚。3月王震飞到延安汇报工作，请示行动方针，毛泽东对他说：蒋介石对待我们的原则是“能消灭的则坚决消灭之，现在不能消灭的则准备条件将来消灭之”。毛泽东要求中原部队继续完成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任务，并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即使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6]为了维持中原部队的生存，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协商：由晋察冀、太行、山东解放区出粮食2万吨卖给国民党北平、太原、新乡、济南等地粮食管理处，变换成现金，然后由我方在武汉购买粮食，全部运给5师。并由董必武同志专程去汉口办理此事。

但是，中原局部分领导对和平存有幻想，单纯依靠合法手段，希望通过谈判来解除困境，没有对国民党的摩擦、蚕食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原局领导班子内部意见不统一，无法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克服困难，展开斗争。李先念后来反思历史教训说：“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待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上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的30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二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思想情绪，坚定胜利的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的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7]

中共中央尽最大努力救济中原部队。晋察冀、太行、山东各解放区大量筹措粮食，3月30日董必武代表中央到宣化店慰问中原干部战士，带来各解放区支援的粮款法币3亿元。到4月中旬，中原解放区先后共收到来自各方面的救济款8亿元法币，可供部队两个月的生活费，暂时缓解了中原部队的燃眉之急。遵照中央指示，中原部队开始大量复员编余干部和战士，总数达8千余人。由于时间仓促，许多准备工作和思想工作没做好。许多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复员是凶多吉少，不愿离开部队。359旅准备复员部分超编干部到地方，大家都流着眼泪不愿意走。一个同志干脆说：“如果要我复员，我死也不复；如果一定要复，就送我一颗子弹把我打死，装进棺材！”某部复员一个小鬼，仅给150元法币路费，连几顿饭钱都不够。他无处可去，就在镇上流浪。有的在宣化店街上变卖自己的东西，使人看了心酸。有的复员回家的人在半路被国民党军队抓去，钱被搜光，人遭拷打。王恩茂看到这些情况，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复员是值得考虑的；复员搞得不好，将会造成罪恶。”[8]

除了复员之外，中原局还将老弱和妇女干部和部分伤员疏散，让他（她）们化装转移到华北解放区。一纵1旅旅长皮定均的夫人张烽已经怀孕数月，也在转移之列。4月30日，她们四个女干部化装成难民，从白雀园出发上路，走了几十里，刚进入国民党区，就被叛徒认出来。她们连夜又逃回白雀园，避免了一场灾难。到5月26日，组织上再次让张烽转移，皮定均作为领导干部服从了命令，但心里特别难过，生怕爱人在路上有三长两短。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问题的处理和考虑是非常的不周到不正确的，很匆忙地执行党的决议和号召，什么问题也不考虑，说走就叫她自己走了，表现我那点光荣！事实是把活生生的革命战士，就这样无敌情观念地送走了，自己也没有主张。从组织上说是坚决服从了，但思想上很是矛盾与不安，万一她出了事情，我将后悔一辈子！”[9]张烽拖着六七个月身孕，从白雀园步行到信阳，然后乘火车先到郑州，又到徐州。在徐州没接上头，又挤在火车车厢顶上返回开封。终于找到一个关系，开到通行证，穿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坐马车到达太行解放区。这时，皮定均已经率部突围，来到苏中解放区了。[10]1946年10月，皮定均托一位同志到太行解放区找到张烽，这对患难夫妻才恢复了书信联系。当时像张烽这样疏散转移的老弱、妇女干部和来自国统区参加革命的学生，共有2千余人。

1946年5月，蒋介石加紧了围困中原我军的行动。负责指挥的是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根据所得情报，他认为李先念部有向东北方向突围，到山东会合新四军的可能，企图在我军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中原我军消灭在宣化店地区。他派副参谋长韩文元专程到驻马店和汉口，与武汉行营主任程潜、第6、第8绥靖区主任协商，准备采取联合军事行动。围困中原我军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增加到12个军、21个师，约30万人，比我军多5倍。特别在平汉、津浦沿线加强兵力，切断我军向东、向北的交通要道。[11]中共中央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于4月29日发表声明，“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负责采取一切有效办法，制止这一重大流血阴谋的实现，并迅速允许李部安全转移与复员。”[12]

为制止中原内战，在周恩来再三要求下，马歇尔同意“三人小组”派代表前往宣化店调处。5月8日，周恩来与“三人小组”美蒋方面的代表到达宣化店，听取李先念的汇报。李先念揭露了国民党对中原解放区的围困罪行，国民党代表被迫答应停止军事行动，允许我方干部、家属、伤员乘火车转移到北方解放区，由军调部第32小组在宣化店监督执行。在中原军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使中原干部们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皮定均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周副主席你来了，你辛苦地奔走在和平的战场，你给我们带来了兴奋和希望！”

周恩来在宣化店听取了郑李的汇报，与他们商量了中原部队的突围、复员和转移人员计划。他明确告诉郑李：虽然和平尚有希望，但内战看来不可避免。这次前来只能暂时缓解一下紧张局势，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周恩来走后，郑位三向干部们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指出中原的任务是进行反内战准备，同时注意“熬”和争取合法转移。前者为第一，后者为第二；如果内战打起来，中原的出路一是分散打游击，二是与主力会合。[13]

到了1946年6月，随着东北局势的恶化，蒋介石决心发动内战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中共中央一面进行谈判斗争，一面通知各解放区做好准备。中原是国共双方矛盾的焦点，一旦国民党军发动全面内战，最先进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原解放区。6月1日，毛泽东电告郑李：“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10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郑位三：“我们方针是力争和平，但同时必须立即准备于国民党全面大打时能坚决粉碎之。你们应即准备好一切，在全国大打时能够发动广大群众，坚持鄂豫川陕以至江南广大地区的斗争。”中央的指示表明：中原部队已不可能合法转移，一切立足于打和突围。[14]

中原局领导人紧张地研究突围计划，又产生了争论。6月14日郑位三电告中央：“中原局在讨论反内战计划时发生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主张留黄河以南在鄂豫川陕甚至江南等地坚持斗争；一个主张大部转移华北，留游击队在鄂豫。”

这时，蒋介石已经完成了整编军队、扩充装备等准备，即将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6月中旬，蒋介石密令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1）出动鄂豫皖边区外围部队，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共军。（2）为避免共方责难与美方的为难，着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指挥出击。”6月20日，刘峙向包围中原解放区的国民党整编第41、47、48、72、66、15、75师下达作战命令：“绥署为使尔后主力方面作战有利，以剿灭豫鄂边区共军之目的，决以第5、第6两绥区所属各部队，分由豫南、豫东对信阳、经扶间之共军，尤其对宣化店、泼陂河方面共军之主力，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命令详细划分了各师的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和各自作战任务。特别强调：“如共军突围，各进剿部队务不分畛域，跟踪穷追，直至共军就歼为止。”[15]

获悉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的情报，中原局于6月21日向中央发出一封长电，要求主动突围。电报首先汇报了国民党军的调动和部署情况，指出：“在此情况下，我在万不得已时的突围行动，已愈困难。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比较安全的只有由豫西南向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如果等顽军已经完全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军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即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局面是很难设想的。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就时间和敌情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有大困难，在突围过程总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再不主动突围，以后则更难了。如何，即请复示。”

6月23日，毛泽东的复电来了。电报文字非常简洁，语气非常坚定：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

（三）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16]

接到中央指示，中原局立即紧急部署突围行动。商议决定：由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第13、15旅及359旅为北路军（右翼），从宣化店向西突围；以王树声率一纵第2、3旅为南路军（左翼），从泼陂河向宣化店靠拢，然后向西南突围。由罗厚福、文敏生率江汉军区部队由安陆桑树店向西突围，相机进入四川。留下一纵1旅，由旅长皮定均、政委徐子荣指挥在北面白雀园防御；鄂东独立2旅由旅长吴诚忠、政委张体学指挥，在南面吕王城防御，并到宣化店接防，掩护主力突围。部署就绪，各部队开始紧张、秘密的准备。

6月24日下午，一纵1旅皮定均旅长、徐子荣政委接到纵队首长命令，赶到泼陂河纵队司令部。王树声司令员向他们交代：奉军区命令，主力向西突围。1旅执行牵制敌人、掩护全军西进的任务，要用一切办法拖住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在三天内找不到我军主力行动方向。三天后主力越过平汉路，1旅可根据情况或尾随主力西进，或向其他方向突围。皮、徐受领任务，接过王树声给的一笔经费，骑马赶回白雀园。

6月26日夜晚下着小雨，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率中原局和军区机关离开宣化店，向西行军。根据所获情报，国民党整编41师调动三个团到罗山，在桐柏的整15师到信阳，在广水的整66师准备发起进攻。敌军的目标都是指向宣化店方向，对我军向西突围的计划完全不清楚。359旅奉命27日出发，王恩茂还坐在屋里写日记：“军事上的出敌意外，是非常有利的。各部继续进行行动的准备，但极秘密和平静，战士和居民都不知我们要行动。”

宣化店以西是武胜关、柳林，这里峰峦叠嶂，沟壑纵横，平汉铁路从山间通过。国民党军认为：这一带地势险要，大部队活动困难，向西也是崇山峻岭，共军不大可能由这里突围。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宣化店东、南、北三个方向，在平汉沿路上只设了一些碉堡，如有情况，可以利用铁路快速运送部队增援。29日下午，中原军区先头部队二纵13旅37团在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带领下登上柳林车站东边戴家庙山上，选择通过平汉路的突破口。黄昏，37团向柳林车站发起进攻，国民党守军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吓懵了，仓惶向信阳方向撤退。我军撕开了国民党军封锁线，中原局机关和突围部队安全通过平汉路。与此同时，359旅在柳林南边的李家寨通过平汉路。敌军在夜晚不知我军有多少人，只是躲在碉堡里向外开枪。359旅以一部牵制敌军，以极微小的伤亡顺利过路。北路军中原突围的第一步取得胜利。[17]

有意思的是，中原局机关转移后，我方还在宣化店唱了一出“空城计”。鄂东独2旅政委张体学率领警卫排和两个连于25日奉命赶到宣化店接防，掩护中原局机关行动。在中原局机关附近，住着军调部第32执行小组。其中有美方代表怀德中校，国民党代表何柱坚上校、陈谦中校和我方代表任士舜。28日怀德来到军区机关，要求会见李先念。张体学通过任士舜说：李司令员身体不适，改日再见。怀德见我军战士照常站岗，一切正常，就回去了。谁知我军2万多人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已经走了。29日下午，估计大部队已经通过平汉路，张体学在宣化店设宴招待第32小组全体成员，宣布李先念将军已率中原部队突围。美蒋代表目瞪口呆。宴会后，张体学将第32小组成员送上去汉口的汽车，礼送出境，然后率领掩护部队迅速转移。[18]

南路突围的一纵王树声部却不顺利。他们是25日夜里行动的，比中原局机关还早一天，可是他们没有向西直接通过平汉路，却向南绕了圈子。据王树声在1947年底山西晋城中原局高干会议上的回忆：“当我接到突围命令后，便率一纵队两个旅于6月25日由泼陂河出发。因绕道孝感之杨平口过铁路，致使二纵多走了三天的路。当我们到杨平口附近时，敌185旅已先我而至，驻险堵截我们，因此不能通过。又多绕了一天路，到了大悟山，迟至30日晚上才全部过了铁路。我们当时即认为这次突围部署不妥，比二纵队部署吃亏得多。当我们绕路到大悟山，敌人又一个旅到了，分路截击我们。第二天我们决定先打其先头的一个团，准备于下午把敌人打垮后，再乘胜追击，越过铁路。我们便于当天（30日）下午3时开始行动，不料天下大雨，至天黑时方止，我们分两路纵队前进，又不料路窄夹在一起，路狭泥滑，秩序混乱，且战且走，耽误了不少路程。闵学胜于次日早晨带两个团从我们左侧过了铁路，右纵队掉了队，仅6团过去了两个营，还丢了一个营。我随15旅43团和纵直走了一夜，天刚拂晓时，我们过了大河，距铁路尚有10余里，正当敌人的埋伏圈里，敌人便向我们射击了。当时部队混乱得很，到处是人马，谁也制止不住，谁也不听指挥，就是散了。这时我只带几个警卫员，敌人随后赶来，掩护全纵队的4团从后面把敌人打退了，我们再重新集合队伍，准备过路，已是（31日）上午11时了。我们以7团打碉堡和敌人守备部队，以4团打武汉援兵敌10师，不到两个小时攻克四个碉堡，并击溃了敌援兵。当时我们队伍在二三里路宽的地方并排走着，后来敌人的装甲车来了，飞机也来了，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扫射，以大无畏的精神与英勇的战斗过了平汉路。”[19]

经受最严峻考验的是皮定均和他的1旅。皮定均，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他参加过鄂豫皖苏区多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到陕北后任团长。抗战期间在129师任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5、第7分区司令员。1944年8月他任豫西支队司令员，南下开辟豫西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他的部队改编为中原军区一纵1旅。这支号称“皮旅”的部队以作风顽强著称，在国民党军围困中原军区时，皮旅一直在白雀园的一线阵地担任防御。

接受掩护中原局和主力突围的任务后，1旅的干部们研究行动方案。掩护就意味着他们要孤军奋战，不会有人来帮助他们。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存自己，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突出去，确实没有什么把握。许多担任掩护的部队就是准备牺牲自己的。对于坚守白雀园阵地，大家没有异议。三天之后向何处去，倒是很难下决心。向西追赶主力，必然会把敌人引来；向南是长江，几千人过江谈何容易。徐子荣政委考虑再三，说：“我想这样，等主力过了铁路，我们是否可以先虚晃一枪，伪装跟在主力后面走，它一天或半天，就很快隐蔽起来，闪过敌人的锋芒，然后出其不意地来个回马枪，向东前进。这样使敌人对我们捉摸不定，等它摸清我们的动向，我们至少已走出好几百里了。[20]政委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皮定均在日记中自勉道：“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你个人不要表现悲观、没有主张和无能，要充分调动自己的智谋和胆识。”“不悲观，一切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是可以解决的。”

6月26日黎明，国民党军开始向泼陂河、白雀园一线进攻。1旅三个团分别扼守阵地，奋勇还击。敌军炮火虽然凶猛，但步兵行动迟缓，显然是在试探。27日下大雨，敌军攻击受阻。当天夜里，皮定均将前沿部队悄悄撤下，到白雀园东南的刘家冲会合。28日雨过天晴，1旅自刘家冲向南行军，插向敌后。中午部队到达潢（川）麻（城）公路的咽喉要道小界岭。小界岭是宣化店东南的制高点，4月间国民党军为了压缩包围中原根据地，派三个团抢占小界岭，建碉堡，设封锁线。皮定均以为通过小界岭将有一场恶战，没想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竟然没有开火。抓个俘虏，才知道主力都向西追赶中原主力去了，此地只留下少数兵力把守。就这样，1旅机动灵活地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大踏步向东突围。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2]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58页。

[3]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第291页。

[5]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第291页。

[6]　王震：《李先念与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7]　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8]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9]　《皮定均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0]　张烽：《秘密转移》，载《铁流千里——中原东路突围纪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　胡临聪：《蒋军破坏和平进攻豫鄂解放区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87页。

[13]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87页。

[15]　《中原突围战役敌情资料》。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17]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8～91页。

[18]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9]　王树声：《中原一纵突围及其经过》。

[20]　皮定均著：《铁流千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第8章　铁流千里

中原主力突破国民党军围堵——皮旅东进到华中——强渡丹江——南化塘、鲍鱼岭遇险——艰难局面下的分散行动——中原局白鲁础会议——国民党杀害我方谈判代表——陕南游击队提供帮助——359旅回到延安

1946年6月26日夜里，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部队从宣化店向西突围，30日越过平汉路。王树声率中原军区一纵虽有挫折，也于7月2日越过平汉路西进。担负掩护的皮定均、张体学等部也向南分头突围。国民党军企图将中原我军围歼在宣化店地区的计划完全落空。蒋介石、刘峙大为震惊，匆忙调遣军队，企图进行围追堵截。刘峙判断：李先念部不会走得太远，有可能仍在桐柏山区立足，他于7月2日命令整编第15、41师向枣阳、吴家店等地追击，并令整编第3师向随县、天河口地区超越前进，企图将李先念部消灭在天河口一带。

在这场赛跑中，国民党军步步落后。我军行动之前，就考虑到国民党军会利用交通之便，对我军进行堵截，于是撇开大路，专走山间小路。从武胜关、平靖关西进后，李先念带领中原军区机关和二纵沿桐柏山间向天河口进军。那几天几乎天天下雨，干部战士们冒雨行军，每天走50至100里，表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国民党军原想依靠汽车轮子，因暴雨引起山洪，公路经常中断；步行又追不上我军，只能干着急。据军委1局收集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军初期堵截的失败有以下原因：“（1）顽军主要是作我向北和向东突围上面进行军事部署，对我向西且行动突然出敌意外。所谓我被动中之主动，加之我数路西进，陷敌防不胜防。（2）顽军多为杂牌部队，作战尚呈消极。（3）指挥不统一。尤其是正式发觉我西进时更显得指挥混乱，上至程潜，下至孙震、周嵒各来一套的指挥。（4）顽作战地境线规定的限制，我突围部队越过某军防区，驻该区部队即停止越境的追击。”1局的报告说：“中原部队此次转移中损失看来不大，除通过平汉路与守顽小的战斗接触伤亡外，再未遇到比较大的战斗。如我西进部队突过枣阳、桐柏线，可以说是无危险了。”

中原突围的第一步看来是胜利了，毛泽东感到欣慰。7月5日指示郑李：“现在一切主要敌军均被你们抛在后面，你们各路，每路应以一小部分附电台任后卫，远距离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主力争取时间休息。”“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1]郑李也信心十足，8日到达河南新野境内后回电：“我决继向西进，越豫西平原几条河流，取内乡、淅川、荆紫关争取休息，准备在山地消灭向我追击堵截之敌人。”

以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对西进的李先念、王树声两支主力部队进行“围剿”，使其陷入艰难境地。而担任掩护的一纵1旅皮定均部则大步东进，创造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奇迹。

6月29日皮旅突破小界岭国民党军防线，越过潢（川）麻（城）公路，跳出了国民党军对中原根据地的包围圈，进入大别山区。这支部队究竟向何处去，需要他们自己决断。皮定均手里没有军用地图，只有一本破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袖珍分省地图。根据地图判断，他们面前的那座耸入云天的高峰是大牛山，鄂豫皖三省的交通咽喉。在大牛山入口处的两座小山上，有当地土顽的保安团把守。皮定均决定以1团和2团分别抢占两座山头，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战斗开始后，战士们不顾连日的疲劳和饥饿，以勇猛的动作向山头冲去。保安团不是正规军，虽占有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毕竟仍是怕死，很快被我军击溃。皮旅6千余人像一条长龙，沿着山路蜿蜒而上，在7月1日这天翻越大牛山。皮定均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今天的行军是我军最艰难的，用这最艰难的行动纪念党的生日。”

下山后皮旅到达金寨（当时称为立煌）县境内的吴家店。这里曾是鄂豫皖红军的根据地，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还清晰可见。在群众的帮助下，战士们打开了国民党政府的粮库，补充了部队急需的粮食，还把多余的粮食分给贫苦群众。老百姓们热情地帮助战士打草鞋、补军衣，皮旅在这里得到宝贵的三天休整，为以后的行军作好了准备。他们架起电台与中原局联系，请示下一步行动。不知什么原因，电台始终联系不上。这个意外倒为皮旅的自主行动提供了条件，经过反复研究，他们决定继续向东前进，一直走到津浦路东的华中解放区。

前面还有千里路程，敌情、地形、道路都不熟悉。能不能把这支部队完整地带到解放区，确有极大风险。皮定均等指挥员研究了情况，决定利用国统区的割据状况，敌人互不通气的特点，利用山地掩护，尽可能在省与省、县与县的边界穿插，让敌人搞不清我军的情况。前面派出侦察部队，穿上敌军的服装，迷惑地方土顽，了解情况。主力部队行军要隐蔽，避免暴露目标和陷入敌军包围。为了掌握好部队，皮定均旅长和徐子荣政委命令各级指挥员要和前卫部队走在一起。旅指挥员和前卫营走，团指挥员和前卫连走，连长和尖兵班走。干部身先士卒，既鼓舞了部队士气，又便利了指挥。[2]

7月7日，皮旅沿漫水河向东进军，穿越大别山。在人烟稀少的大山中，部队翻山越岭，徒涉溪流，白天顶着似火的骄阳，夜晚带着露水宿营。9日，部队到达安徽霍山县境内的青风岭，得知山上有敌人把守。2团乘着夜色，从侧面的峭壁攀登上去，向敌军发起突袭。敌军狼狈逃窜，皮定均审问俘虏，才知道这是由伪军改编的“挺进纵队”，奉命在这里截击我军。他们的主力还在后边，想不到我军行动如此迅速，抢在了前面。越过青风岭，当天傍晚部队到达磨子潭。磨子潭是大别山东面的出口，位于淠河西岸，下游是佛子岭。这是个险要地方，皮定均从当地邮差口中得知国民党整编第48师正在舒城、桐城等地布防，堵住大别山各处出口；一支国民党部队正从六安向磨子潭开来，大约半夜就会到达。由于仅有5条小船，皮定均决定立即架浮桥，马上渡河。夜晚，暴雨降临，河水猛涨，架桥失败。是走还是等天亮？午夜雨停，洪水稍退，皮定均派人找到最浅的河汊，命令部队徒涉。刚准备就绪，国民党第176旅一个营赶到磨子潭对岸，与皮旅警戒部队交火。天黑情况不明，敌军盲目射击，不敢接近。皮定均命令部队加紧渡河，命令后面的2团尽快赶到。天将拂晓，2团以急行军赶到渡口，冒着敌军的炮火强渡。有人被激流卷走，一个连被切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皮旅抢渡磨子潭，冲出了大别山，进入皖中平原。[3]

平原地区虽然路好走，但道路四通八达，极易遭到敌军围追堵截。13日，皮定均等在毛坦厂开会，决定以五昼夜的急行军跃过皖中平原，在敌军部署就绪之前以坚决、神速的行动夺取突围的最后胜利。部队进行了彻底的精简，炊事担子、公文箱、个人物品全部抛弃，每人只带枪支弹药和一身单衣。为了缩短队伍距离，全旅分为三路纵队，并肩前进。前面是化装成国民党军的侦察队，摸情况、探道路、买粮食，让后面部队一到就能吃上饭，吃完就走，节省时间。

13日夜里，部队开始行动。前面的侦察队装扮成国民党军，路过沿途村镇，与当地保安团、乡公所周旋，打听情况，派便衣送给后面部队。他们尽量避开国民党军队防御的地区，不惊动敌人。皮旅以每天近百里的速度行军，15日通过六（安）合（肥）公路，16日夜晚通过淮南铁流，进入定远境内。这时，淮南地下党发觉了皮旅的行踪，从后面赶上来联系。皮定均感到意外，原来中央与皮旅失去联系后，已经通知华中局注意收集情报，接应皮旅。定远是原新四军2师的根据地，在地下党和群众帮助下，皮旅有了向导和可靠的宿营地，部队情绪更为高涨。他们加快行军速度，顺利通过定远地区。19日，皮旅到达嘉山以东的红心铺，前面就是津浦路，越过最后一道封锁线，就能到达苏北解放区了。

津浦铁路是国民党军重点防御的交通线，明光至滁县段由国民党整编第7、48师防守，沿途都有日军留下的碉堡工事。当天夜里，皮旅2团捉到两个国民党便衣，得知7师已派部分兵力从明光向定远出动，堵截皮旅。皮定均决定改变路线，向东从张老营车站南边冲过津浦路。20日凌晨，皮旅分为两路纵队到达津浦路西。在黑夜掩护下，敌军碉堡未发觉我军行动，2团和旅直安全通过。这时，天色将明，从滁县方向开来一列装甲列车，皮旅工兵拉响炸药，不料药量不够，铁轨没有炸断。敌军从列车上开火，碉堡内的敌军也疯狂扫射起来。在危急情况下，已经过路的部队集中火力反击敌军，接应后卫1团过路。敌军装甲列车在我军手榴弹和迫击炮攻击下，终于退去，1团杀开血路，越过津浦线与主力会合。

越过津浦路后，皮定均赶紧收拢部队，继续东进。上午到达三界的一座小山脚下，只见山顶上有人喊：“你们是哪一部分？我们是淮南大队。”皮定均不知道这是什么番号，派人上去联络，才知道他们是淮南军区嘉山支队的同志。皮旅将士们欢呼着冲上山去，与战友紧紧拥抱。欢呼：“到家了！”“到家了！”

淮南同志看到的这支中原部队，衣不蔽体，瘦骨嶙峋。头发又长又乱，长裤烂成了短裤。多数人没有鞋，用布包着溃烂的双脚。就是这些干部战士，24天来跋山涉水，跨越平原和铁路，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经历大小27次战斗，行程1 500里。除掉队、失散和伤亡外，保存了约5 000人的骨干力量，胜利地到达华中的苏皖解放区。

部队到达盱眙，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皮定均等得知华中军区司令部在淮安，派方升普副旅长先去报到。方副旅长的脚已经走烂了，只能乘人力车去淮安。在华中军区司令部，他受到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的欢迎。听了1旅突围东进的英雄事迹，大家都深受感动。22日，华中军区电告中央：“中原军区挺进第1旅于20日越津浦路，已安全抵达我淮南津浦路东地区。我已令淮南军区慰劳，并解决其物质困难。”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方副旅长，并将1旅的突围经过写成通讯，发表在各解放区的报纸上。后来，1旅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13旅，投入了新的战斗。

皮旅中原突围，是中原军区各部队中最成功的范例。他们最后离开中原解放区，走的是原来估计最困难的路线，却最先回到了华中解放区，部队保存得最完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1旅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在生死考验关头，他们不分散、不惊慌，全体干部战士攥成一个拳头，坚决向东突围。在行军过程中，他们不停顿、不犹豫，避实就虚，从敌人合围的间隙中机动灵活地钻出去。全体干部战士发扬了不怕疲劳、英勇顽强的作风，连身体衰弱的女同志都跟上了部队。皮旅中原突围，成为解放战争史光辉的一页，被人们长期传颂。

再说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率领中原部队北路军自天河口出桐柏山区后，决心不顾疲劳，昼夜兼程，抢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渡过唐河、白河，脱离豫西南平原、河网地带，向鄂豫陕边区进军。7月7日和8日，359旅和中原二纵13旅先头部队抢占唐河、白河渡口，掩护中原军区机关和后续部队渡河。北路军冒着国民党飞机的扫射，架设浮桥，强行渡河，进入邓县、镇平地区。

国民党军队的围堵一再失败，蒋介石查办了第15师师长武庭麟，并严令刘峙所部跟踪追击。刘峙不敢怠慢，用卡车运送第41、47、15师于河南镇平、淅川一线，企图将李先念部阻挡在丹江东岸。蒋介石还调关中胡宗南部的1师1旅、90师61旅连夜赶往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南化塘一线，堵截李先念部入陕道路。鉴于形势严峻，为分散敌军兵力，中原军区领导于7月11日决定北路军分成两路西进。由李先念、郑位三率军区机关及二纵13、15旅为左翼，经湖北郧县南化塘、陕西山阳漫川关一线向宁陕方向前进；由王震率359旅、干部团为右翼，取道荆紫关、山阳向镇安、柞水前进。

在突破丹江，向荆紫关、南化塘前进的道路上，北路军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7月12日，359旅以两个团围攻淅川县城。县城内民团400余人依托城墙死守。我军没有重武器，攻了一夜没攻下来，反而把部队搞得十分疲劳。王恩茂总结教训说：“凡是敌人据守的城市、工事，敌人又有相当数量和战斗力，是不易取胜的，故不应下决心进行这样的战斗。”前往夺取荆紫关的718团在半路上与敌军交火，才知道荆紫关已被国民党第90师占领。这样，由荆紫关入陕的道路已被堵塞，359旅决定由淅川南下渡过丹江，取道鲍鱼岭入陕。

13日，359旅在大石桥抢渡丹江。丹江是汉水支流，平时可以徒涉。但此时正值雨季，山洪暴发，水位骤涨，河面宽达50米，有的地方齐胸，水流很急。王震脱了衣服，带头打冲锋徒涉过去。后面干部战士跟随，有的不会游泳，被激流冲走，淹死数十人。在下游，李先念派人四处寻找渡口，终于在淅川城西的人字坎城找到能徒涉的渡口。同一天，左翼的机关干部和战士们互相帮助，带着女同志和伤病员渡过丹江。

渡过丹江后，北路军进入郧县地区。这一带山路狭隘，人口稀少，村庄贫穷。王恩茂日记所载：“所走的道路完全在山沟、溪流，两面大山、悬崖无路，沿路老百姓差不多均已逃走，找向导困难，因为下雨，山沟溪流涨水，在水沟里趟来趟去，有的同志计算趟了八十几次”。“宿营后，大雨急下，因房子很少，很多人挤在房子里，闹得铺上睡人，铺底下也睡人，铺的周围也睡满了人。”[4]连日行军劳累，又得不到老百姓接济，吃饭休息都发生严重困难，部队的战斗力自然大为减弱。

7月17日，北路军右翼359旅向南化塘东北的玉皇山前进，半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阻击。359旅改道绕向玉皇山东北的鲍鱼岭，又遭到国民党军阻击。据王恩茂回忆：“情况异常严重，前进受阻，后退不能，四面枪声、炮声，混战不休。从7时出发到18时，转来转去仍在白家沟、竹扒沟的山上，离昨天宿营地不过10里，完全陷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伤亡百余人，最后于黄昏冲出敌人的包围。”王震率359旅突出去了，但干部团又被截在后面。在危急中，干部团和警卫团的同志坚决战斗，边打边突，终于在夜间杀开缺口，又经一夜行军，第二天在商南县乔坡追上了359旅。

这一天对北路军左翼也是严峻考验。李先念率机关和部队到达南化塘时，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控制了玉皇山制高点，将李先念部压在玉皇山右侧的山沟里，两面遭伏击，后面有追兵，李先念部面临巨大危险。李先念命令37团夺取玉皇山主阵地，其余部队掩护突围。37团以勇猛的精神，先下到沟底，然后从敌人不易射击的陡坡爬上山，不惜重大牺牲，夺取敌军阵地，掩护机关和后续部队突围。37团坚守阵地一整夜，使中原军区机关和大部分部队冲出包围圈，进入陕南。但是担任掩护的周志坚副司令员和39团被敌军隔在荆紫关以东，因没有电台，暂时与李先念失去联络。

鲍鱼岭、南化塘之战，是北路军在突围作战中经历的最危急的战斗。指战员们在围困中拼死战斗，终于冲出重围，进入陕南，国民党军企图将我军消灭在荆紫关地区的目的未能达到。但是这一战也使北路军元气大伤，一部分人被打散了，伤亡也不少。当时李先念估计伤亡有一二千人，现在的军史记载是几百人，以后的形势急转直下，中原部队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

以后的几天，敌军穷追不舍，迫使我军几乎天天作战。7月20日，北路军右翼在山阳县长沟口遭遇胡宗南的1旅1团阻击，359旅719团顽强冲击，团长颜龙斌右臂被打断，仍坚持指挥。23日，在小河口遭遇国民党第76师一个团阻击，719团又与其激战。在两小时战斗中，719团团长颜龙斌、政委蒋洪钧、参谋长朱佐夫都壮烈牺牲，719团几乎拼光了。王恩茂记录那几天的情况：“我们经过的地区，全是山岭重重，道路崎岖，不断上山下山。因战斗，部队绕路很多，情况紧张，来不及吃饭和休息，故疲劳不堪。到了狗头坪，部队横七竖八地倒下就睡，晚饭吃不上。”

7月21日王震电告郑李和中央：“（1）左纵共8 000余人，仅2 000枪，笨重已极，十日来连日战斗，伤之官兵500余。（2）淋雨、日晒、夜露，粮食困难，跋高山涉山溪，病员多，伤兵就地寄宿，战斗力减弱。官兵仇顽更已加深，故斗志强。（3）敌兵有电话及空军、汽车等，交通便利；土著国顽分兵堵击，迫我山地行动困难。（4）我决心强占柞水、镇安，如不成，则分散游击，争取休息，再作顺利突围转移之机动。官兵盼北归，乃普遍志向，正作此动员说服。”

当中原北路军渡过丹江时，毛泽东对局势还是很乐观的。7月15日他致电郑李戴、王震说：“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5]19日当他得知北路军遭受重大挫折后，指示郑李：“你们现处困难情况中，但一定能克服。为克服此项困难，有集中分散两策。”“请你们先考虑是否可以将部队以团营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于陕南十余县发动民众。”

与王震部队一样，郑李带领的右翼机关部队那几天也经历了生死考验。20日他们在商南县石柱河与国民党3师一个团遭遇，二纵主力37团顽强阻击，掩护机关和部队突围。21日，在椴树垭山沟里，陷入国民党90师的包围中，中原军区机关领导全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敌军的子弹在李先念、郑位三身边溅起泥土。又是37团抢占制高点，与敌军展开激战，郑李和机关干部才突出重围，23日到达商南白鲁础村。

这是中原突围以来最艰难的时刻，部队极度疲劳，许多人掉队和失散了，生存也成了大问题。7月23日，中原军区负责人在白鲁础的一座民房中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鉴于郑位三等领导干部身体衰弱，已无法行军，会议决定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休息养病，由陕南游击队掩护隐蔽在老百姓家中。部队由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带领，以团为单位分散为七部分，各自划定一个区域单独行动，在陕南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24日，李任文致电中央：“甲、我们率二纵队主力自通过豫西南平原，进入鄂豫陕山地后，主客观的各种情况即进入严重阶段。一方面敌之追击部队大部均已赶到，不断的堵击、侧击、追击；一方面山地中人烟稀少，粮食鞋袜均极困难。部队所到之处，居民多皆逃避一空，既缺乏地图，而对地方上的各种情况又毫不熟悉；加之在将近一个月的行军中总共只休息一天，因此部队官兵均极疲劳，而士气亦大降低，怨言四起，困苦之况绝不亚于上次长征后一阶段。乙、为了解决以上困难，除王震同志已率359旅及警卫团、干部团等单独行动外，我们将直接率领之13旅及45团分散单独行动。”

26日，王震也决定将干部团分散行动，以减轻359旅的掩护负担。除部分干部随359旅行动，其余的或潜伏、或化装转移。他电告李先念和中央：“为精干部队，且为其自己生存计，已（将干部）分股潜伏游击或化装走，请中央通知各解放区收容。”[6]与李先念部不同的是，王震始终未将359旅分散，为了避免全旅挤在一起目标过大和粮食困难，他让徐国贤团长带领717团走另一条路线，自己带718、719团和旅直行动。两路保持联系，平行前进。这为他们后来冲出困境，返回延安创造了条件。

得知李先念、王震部的艰难处境，毛泽东也同意分散游击的安排。

当时李先念、王震最迫切的是求得一段安定时期，整顿部队，建立根据地。7月23日行军途中，国民党飞机扔下传单，说军调部第32小组（即宣化店小组）已来此调处停战，要李先念派代表来龙驹寨或西安联系。李先念也想借谈判求得喘息时间，24日请示中央：“经过一个月的行军作战，我军各部确已疲劳之极，战斗力大部丧失，部队有即将全部坍台危险。因此我们很想利用这个时机来与国民党成立一个短时期停战协定，借以整理内部，恢复我军的战斗力。”次日毛泽东复电：“已令周子健代表李先念去接洽，声明愿意谈判，惟须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7]当周子健奉命与32小组接洽时，国民党方面态度极为蛮横，胡宗南的代表竟将周子健赶出会场，并宣称不再保证他的人身安全。果然，周子健在返回办事处途中遭特务袭击，随身的文件、物品被洗劫。胡宗南当时已经准备进攻延安了，根本不会同共产党停战。

但是中原部队没有及时了解这些情况，准备派代表去西安谈判。李先念与王震商量谁去合适，8月4日王震电告：“张文津同志系第9小组上校参谋，能公开到子健处。”经李先念方面批准，7日，王震派中原军区干部团团长张文津、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楚雄（毛泽东的侄子、毛泽覃烈士之子）三人携带军调部证件，打着军调部第9小组的旗子，由一名陕西籍战士作向导，从镇安出发前往西安。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遭胡宗南部第90师181团无理扣留，竟于10日将张文津等4人秘密杀害。张文津是湖北钟祥人，1937年参加革命，翌年入党。曾任新四军5师15旅参谋长、江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吴祖贻是河南开封人，1935年在天津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抗战期间在鄂豫边区任党委民运部部长。毛楚雄生于1927年，1945年参加革命，任中原军区干部，牺牲时年仅19岁。周恩来得知张文津等被国民党扣押的消息，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胡宗南推说不知道此事，制造了“失踪”的悬案。[8]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当国民党力量比我方强大时，他们恨不得把我军全部消灭，是绝不会发善心与我方谈判的。

真正为李先念提供了帮助的是当地游击队。在李先念部向陕南行军途中，中央就已向他们通报：在陕南地区有共产党员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可与其联系。同时通过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刘庚、巩德芳、王力等陕南地下党、游击队负责同志四处联系，与中原部队接头。8月2日，李先念率部在丹凤县留仙坪与巩德芳、刘庚会师。巩德芳等人利用当地的地下党和群众关系，为中原部队提供了大量帮助。尤其是保护了李先念、郑位三等中原军区领导干部的安全。多年之后，任质斌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在这场艰苦斗争中，陕南的地下党和游击队是很坚强的。如果没有陕南地下党和巩德芳等同志领导的陕南游击队的支持和帮助，那我军就更困难了。现在写这段历史，应该大书特书当年的陕南地下党和游击队。”[9]

王震率359旅进入陕南后，无日不战，既要摆脱后面的追兵，又要冲开前面的拦堵。8月2日，359旅打开镇安县城，部队才得到一天休息，并且补充了粮食。王恩茂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昨天进了县城，解决了粮食，得到了休息，感到了很大的轻松。今天行军没有什么掉队现象，证明部队只要吃饱了饭，睡好了觉，走路是不成问题的，以前掉队现象严重，主要是没有吃饭和睡觉。”吃一顿饱饭，睡一夜整觉，都成了不可多得的奢望，因此部队返回陕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部队始终停不下脚。出了镇安，王震召集干部开会，提出以团为单位分散行动的主张。没等作出决定，敌情又来了，只好再向西转移。

359旅一路西行，过了柞水、宁陕、石泉，8月12日接到毛泽东电报：“你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只要是小部队就可从敌人间隙中穿过来穿过去，望按情决定。”[10]15日王震在洋县石板垭召集干部会，研究行动方针。王恩茂记载：“王司令对于部队行动提出两个方针：（1）返回边区；（2）就地游击。他很主张就地游击。这种精神是很对的，这对配合中原军区各部队分散游击斗争，以及配合华北、华中反攻的斗争均有重大意义。但部队经过两年没有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百分之百的同志都要回边区，对分散游击无兴趣，故仍决定返回边区。”

对359旅的行动，中原军区领导是理解的。陕南到处是深山，人烟稀少，大部队在这里生存都很困难，即使打游击也不会有多少作为，与中原地区牵制大量敌军的作用不能相比。8月9日李任文向中央建议：“359旅确拖得很苦，北归心切，该部略事休息后最好能进陕甘宁边区会师。”他们的意见，能保留一支成建制的部队回到解放区，也是好的。毛泽东反复考虑，终于在8月24日指示王震：“你们如过分疲劳，似宜在陇海路、西兰路之间采取打圈子的办法，即向西又忽然向东，向北又忽然向南，如此可以迷惑敌人，取得短时休息，然后突过西兰路入边区。”

过了洋县，359旅进入留坝县境。这里是秦岭南麓，山高路险，人迹罕见。战士们沿着山间小路，艰难地行进着。最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偶尔在山坡上找到一点苞米、土豆、红薯，都成了宝贝。青嫩的苞米刚吐出缨子，土豆才长到拇指大，就都生着吃了。不少人为此腹泻，造成减员。由于是北上回家，部队仍然保持着每天80里左右的行军速度。翻过秦岭，359旅经凤县、陇县进入陇东高原。有了公路就有了敌情，部队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遇见保安团就是一通猛打，打得他们不敢追击。部队原想到平凉去，但进入甘肃崇信县境内，听老乡说前两天从宝鸡开了百余辆卡车的国民党军往平凉去，于是王震决定调头向东，走泾川、灵台，跨过西兰公路进入边区。8月28日，359旅从陇县上良镇出发，经什字镇，中午到达陕西长武县南瓦云寺一带，接近西兰公路。这时，后面国民党追兵赶到，前面有国民党军设置的工事。在这危急关头，王震大吼道：“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边区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决打过去！”他命令719团阻击后面的敌人，自己亲率718团集中全部机枪，向正面国民党军猛烈扫射，从中央突破其封锁。国民党军退到村子里，我军从瓦云寺和东阁寺之间的狭小间隙中通过公路，两面都受着敌人的火力扫射。为了通过这一关，大家都不顾生死，英勇地冲了过去。过了公路以后，部队又徒涉泾水，一直走到半夜才休息。王恩茂一算，这天走了150里，“大家异常疲劳，倒地而卧，不知一切了。”

8月29日，359旅到达甘肃宁县屯子镇，与前来接应的陕甘宁边区警备3旅会师了。几天后，另一路行军的717团也历尽艰辛，回到边区。这是继皮旅之后，第二支成建制回到解放区的中原部队。大家极度的兴奋，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进入边区后，部队边休整边行军，沿途受到边区群众的热烈欢迎。9月26日，部队到了甘泉，中央派来一辆汽车，接359旅领导干部去延安。下午汽车到达延安地委时，王恩茂看到分别两年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许多家属们都赶来了。幼小的孩子见到陌生的父亲，竟然胆怯地哭起来，令王恩茂悲喜交集。从1944年11月9日359旅南下，到1946年9月27日返回，历时两年，转战八省，行程22 000里，作战160余次。出发的时候是4 000多人，回来的只有半数。但是排以上干部仍有480人，骨干力量保存下来了。[11]

10月5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大会，热烈欢迎南征归来的359旅和恢复自由的廖承志。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经历了第二个长征。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对359旅表示慰问和欢迎，要求他们休息好，整训好，准备执行新的任务。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讲话，给在座的359旅干部以极大鼓舞。延安电台还广播了王震旅长的讲话，他庄严地宣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战胜的！”[12]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2]　皮定均著：《铁流千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59页。

[3]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284页。

[4]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6页。

[6]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8]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9]　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

[11]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7页。

[12]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第9章　艰难岁月

中原局领导豫鄂陕边区游击战争——巩德芳游击队护送中原局领导人回延安——南路军突围进入武当山——避战导致被动局面——鄂西北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肯定中原部队的作用——国民党的残酷“清剿”——陕南部队转移晋城——巩德芳一门忠烈——鄂西北根据地的失败——李人林部转战大江南北——中原局晋城高干会总结教训——中央的结论——陈毅热情鼓励中原将士

1946年8月，李先念、任质斌等率领中原军区机关和北路军二纵队主力约7 000人冲破国民党军的层层堵截，进入陕南山区后，在商南、丹凤、山阳、商县等地分散开来。依托深山老林建立根据地，整理部队。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

任质斌回忆：“当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鄂西北、陕南是崇山峻岭、穷山恶水，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后来，部队过汉水、丹江后，在鄂西北和秦岭山间走，不仅人烟稀少，粮食、宿营都很困难，而且山高、路险、沟深，在一条沟里走几十里路，转过来、转过去必须过几十趟河。夏天过河，水也刺骨的凉。所以走几天，鞋子就磨烂了。以后打赤脚走，脚又磨破了。马掌也磨掉了，马也走不动了。那个境遇是很苦的。”[1]

根据中央7月22日关于创建陕南根据地的指示，中原局领导人召开了白鲁础会议，根据部队目前状况和当地形势，确定了今后一段时期的行动方针。1946年8月22日，中原局下达《关于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的指示》，并报中央。

《指示》说：“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行军作战之后，我北路军各部均已极度疲惫，不能再进行长距离的行军作战，同时我如继续西进，可能遭到胡宗南大军的堵击、阻击与侧击。因此我军在陕甘宁边区归队，估计在短时期内已无实现可能。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形势，我们的惟一出路是只有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来创造豫陕边区根据地，以此来争取我们的生存，以此来掩护我南路军在川鄂豫地区创造根据地的行动，以此来保护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有利的战略地位。”

创建根据地的具体措施，《指示》说：部队应化整为零，取得休息补充；待敌人分散“清剿”时，再化零为整，击破敌人。要争取群众，改善群众纪律，在地方上发展党组织，建立民兵自卫队。迅速建立地方政权，大力培植地方武装。广泛开展统战工作，避免到处树敌。以抢夺国民党的物资、征收商税、向富户筹款等方式解决部队给养问题。[2]

中共中央同意中原局的这些措施，要李先念等积极联络进入鄂西北山区的南路军王树声部和失散的周志坚、闵学胜等部队，分头建立根据地。为了帮助他们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派陕西工委书记汪锋同志从陕甘宁边区来陕南。汪锋在陕西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熟悉陕南情况。8月10日，他从旬邑县出发，在地下党和蓝田游击队护送下，历尽艰险，9月18日才到达丹凤县的封地沟，与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会合。

汪锋到陕南后，即与中原局商议建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机构。他们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李先念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决定以汪锋为边区党委书记，文建武、陈先瑞等为副书记。以文建武为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汪锋任政委。下设四个军分区，由中原军区部队指挥员和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分别担任分区领导。率领所部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这是一个交班会，李先念等中原局负责人离开陕南回延安。所以任质斌说，汪锋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来整理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中原突围千里行军，跋山涉水，连续作战，是非常艰苦的。李先念回忆要比当年红四方面军长征还苦。从宣化店出发时，中原局机关有500多匹马，突围到陕南时仅剩4匹。徒步行军加上爬山、作战，中原局领导人身体都累垮了。7月23日白鲁础会议后，李先念就安排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离队休息养病，由当地游击队掩护，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几天后，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合，在巩德芳安排下，李先念来到商县北宽坪上的玉皇庙，隐蔽休息。当时北宽坪的山坡上、山沟里到处是敌军帐篷，李先念与游击队政委刘庚、警卫参谋萧建章却安然休息了几天，直到李先念身体基本康复，才转移到别处。[3]

8月4日，李先念、任质斌电告中央：“决定带电台及机要人员利用巩德芳的关系，于洛南南部民众家中实行隐蔽指挥。”[4]他们离开部队，缩小目标，对分散游击有利。掩护中原局领导人的任务就落在陕南游击队负责人巩德芳肩上。巩德芳，龙驹寨（今丹凤县）巩家湾人，早年参加地方武装，在兄长巩德胜影响下，1938年入党，在当地打土豪，组织游击队。后遭敌军“围剿”，撤退到陕甘宁边区。他和游击队同志合开一家骡马店，以运输方式建立陕南地下交通线，掩护来往干部，培养游击队骨干。中原部队突围至陕南，他奉命回家乡接应。巩德芳在当地有良好的群众关系，他选择可靠和居住条件较好的群众家，作为李先念等领导人的隐蔽栖身之处，并不断转移。8月初，巩德芳将李先念安排到留仙坪张孝仓家。张是位私塾先生，热情正直。他利用保长身份，掩护李先念。李先念在张家住了8天，还在张家场屋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5]

豫鄂陕分区党委和军区机构建立后，中原局领导人即筹划分头返回延安。8月24日，李任文电告中央：郑位三、陈少敏、戴季英现隐蔽在巩德芳处，拟化装赴延安。经中央批准，8月底郑、陈、戴三人在陕南游击队政委刘庚等护送下北上。郑位三、陈少敏先到商县麻街地下党支部书记李世华家隐蔽，后由地下交通员掩护分头行动。郑位三经灞龙口、灞桥、临潼等地，10月24日返回延安。陈少敏经北宽坪、蓝田、临潼、渭南等地，10月26日回到延安。戴季英由陕南游击队韩斌等护送到关中，又经关中地下党掩护回延安。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也派人前往接应。李先念和任质斌是9月28日从丹凤县封地沟启程，在洛南地下党负责人尹省三护送下，北上到蓝田灞龙庙。然后经临潼、富平、洪水头等地，10月底回到延安。在国民党到处封山设卡、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下，能将中原局领导人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表现了陕南游击队、关中地下党同志的忠诚可靠与大智大勇。[6]

11月6日，中央电告鄂西北的王树声和陕南的文建武、汪锋：“关于中原局领导机构，由于中原局很多同志生病及为顺利指导长江黄河渭水间整个工作起见，已调他们陆续来延，拟在延安设立中原局，领导鄂豫川陕地区工作。”

中原突围的另一支主力部队——中原军区一纵和河南军区机关组成的南路军在王树声指挥下，越过平汉路后向鄂西北发展。这支部队与北路军一样，历尽千辛万苦。7月1日过平汉路时，遭到国民党军围攻，部队被打散，遭受了一些损失。过路后，王树声收拢部队，继续西进。3日到达湖北应山境内时，接到中原局指示：“如不能进入豫西地区，即西渡府河，继江汉军区之后抢渡襄河，进入武当山地区。”由于连日大雨，河水暴涨，府河无法徒涉，南路军向府河上游前进，选择较浅的地方渡河。8日下午到达大洪山北麓的茅茨畈，距襄河还有一天路程。因部队非常疲劳，王树声命令休息一天。这一停顿，给国民党军的堵截造成了机会。9日南路军到达襄河东岸时，与前面过河的江汉军区罗厚福、文敏生部没联系上，找不到船只，只靠仅有的7只小船渡河，速度很慢。11日，一纵3旅正在渡河，突然遭到来自钟祥、襄樊两个方向的国民党军夹击。担任阻击的3旅8团、2旅6团及警卫团一部被敌人切断，无法渡河。关键时刻，3旅旅长闵学胜果断决定不渡河，率领2 500多人冲出包围，转道北上进入伏牛山区，与河南军区黄林部会合。王树声率领主力7 000多人继续西进，经宜城、南漳县境向武当山进军。

这时正值大暑季节，南路军处境极为艰苦。7月17日王树声报告中央和中原局：“此次行军由于粮食困难，部队疲劳过度。20天以来天天行军，内有十多天每天只能吃一顿饭，有时连一顿饭也吃不上，就是如此，所过之山沟中大小家户的粮食、菜蔬均抢食一空。疲劳、粮食及房子已为当前部队的重大问题，部队体力大大削弱，掉队减员的数目惊人，有的连队仅有20支步枪，机枪缺乏人扛。”毛泽东阅后非常着急，19日复电王树声等：（1）“你们必须下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建立根据地”，（2）集中行动目标大，粮食困难，你们应“考虑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西各县游击活动”。（3）“成败关键是取得人民拥护，目前抢粮办法非常危险，必须改变政策，分散游击，依靠民众”。[7]

7月21日，南路军到达谷城县西北的石花街，遇到国民党军66师一个团的阻击。在石花街镇西南的苍峪沟，国民党军控制了制高点，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武当山，将我军消灭在山沟里。当时天气酷热，南路军经一个多月行军，干部战士的脚都红肿溃烂了。为了打通前进道路，南路军一部攻击正面堵截的敌军，一部攻击从侧面出动的敌军。经过3小时激战，将敌军击溃。由于天气炎热，我军许多战士中暑，热死了将近10人。这是南路军突围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顾虑天黑和部队疲劳，王树声没有命令部队追击歼灭敌军，继续向武当山前进了。毛泽东获悉南路军在石花街打了胜仗，十分高兴，24日致电王树声等：“庆祝你们粉碎敌一个团又六个连的大胜利。”“你们的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地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8]几天后中央具体指示南路军，要他们到房县地区依托深山，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25日，南路军到达房县青峰镇，王树声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

在一纵前面行动的江汉军区部队，由罗厚福司令员、文敏生政委指挥，于7月22日占领竹山县城。根据中原局指示，他们准备继续西进入川，建立根据地。但是国民党军占据了入川各交通要道，江汉部队多次试探前进，均未能奏效，只得放弃了入川计划，在竹山、竹溪地区开辟根据地。考虑到江汉军区部队力量不是很强，罗、文希望能与一纵会合，共同建立鄂西北根据地。8月27日，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在房县会师，王树声召集干部会议，决定两支部队合并，成立鄂西北军区。经中央批准，王树声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昌毅、罗厚福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刘子久、文敏生任第一、第二副政委，张才千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军分区。

鄂西北军区建立的时候，拥有10个团的建制部队，1万多人，应该是有战斗力的。但是经过中原突围进入武当山区后，他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当地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生存相当困难；二是部队经长时间行军，得不到休整，许多人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军区主要负责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整顿部队，争取在武当山站住脚，而是采取避战方针，结果是更为被动。当年任鄂西北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的邹必兆同志回忆：“荆山中心区人烟稀少，大部队行动，粮食、道路均极感困难。经常露营，行军又急，病员落伍就增加了，纪律也变坏了。由于老是避开与敌人作战，就始终受敌人尾追。而实际上尾追之敌只是小部队，敌主力是顺大路向我拦击。在房县南约二百里之松香坪敌堵我西进，刚东折又受阳日湾敌之阻击。避战的结果，到处碰到了敌人，影响了部队的情绪。”

邹必兆认为，如果敢于作战，情况会大大好转。“在松香坪、阳日湾受敌夹击后，部队转到南边的石板河。该处当荆山之峰，悬崖峭壁，极少人烟，敌人还是尾追。迫不得已，以7团之两个营打埋伏，战斗结果，顺利地歼灭了尾追敌人仅有的一个营。消灭了这个营，取得了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事实证明敌人是不强的，能消灭的。敌人的紧跟、尾追与堵击，只是因为我们避战而不去消灭敌人。只要消灭一股敌人，就可以摆脱敌人取得休息时间。也证明了革命部队始终是坚强的，战斗力并不因为过于疲劳及敌人的尾追而降低；而且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对敌人仇恨倒更深，打得更顽强。所反对的倒是一味地逃跑，因为逃跑正是造成困难，造成不断的损失。”

遗憾的是，在南路军与江汉军区部队会合后，依然没有改变避战的做法。邹必兆回忆：“接着一纵与江汉部队在房县西南约二百里之上龛会合了。当面敌人每一路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如果我们乘胜利会师的情绪，以集中的兵力七八个团采取进攻，是完全能够消灭当面的一股敌人，打下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胜利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可是会师后彼此是互相依赖的，实际上又都不能依赖，于是仍旧设法避免与敌人正规军决战，实行分散主力、避免作战，而放过了这一个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由于决心避战的决策，自然在以后就不可能产生消灭敌人大量正规军的可能了，也就不能打下鄂西北的立脚局面了。”[9]

就在陕南和鄂西北根据地处于困难时期，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于8月初发起南下陇海线的战役。刘峙为了应付刘邓的进攻，紧急从围攻中原我军的国民党军中抽调了九个旅，减轻了中原部队的压力。陕南和鄂西北得到一段较为安定时期。但是鄂西北的情况并未好转，仍处于很艰难的处境。王树声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地人烟稀少，部队生存困难；二是当地没有地下党和游击队的配合，又很难得到中央和其他解放区的接济，条件比陕南还差。他回忆：“鄂西北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部队堆在一起，这样既不便于打运动战，又不便于打游击战，反而把群众吃光了。鄂西北又是‘囚笼’地形，这里的地形和人口均容纳不下江汉和一纵会合后的13 000人。”他说：“在财粮问题上，我们是着重要有钱人家的粮和款的，对于穷苦的人，是采取少要或不要的办法。我们虽有这样的决定，也按着这样的决定做了一些，但终因这里穷苦，部队太多，结果是穷富都吃光了。在鄂西北有许多地方，我们只能走过一次，再不能走第二次，否则就要发生与民争食了。由于政权是零碎的、不稳定的、无群众基础的，群众并没有得到实际利益，反而被我们吃苦了。同时敌人对群众又实行血腥的屠杀与镇压，群众看到敌人的力量大于我们，虽是同情我们但不敢动，多采取旁观的态度，有的则直接反对我们，以致形成我们孤军作战。”“另外，鄂西北在1935年曾有较大规模的屠杀，几次农民暴动都失败了，又没有地方党的基础，因此群众的失败情绪是相当厉害的。相反，敌人的保甲组织与反动势力是加强了，尤其是在抗战期间，鄂西北是国民党接近前线的地方，敌人在这里也做了许多工作。加以进攻我们的部队是敌人的后方部队，与鄂西北地方有较密切的联系。再加以鄂西北地区穷苦，粮食困难；我们又是财经无源，不能解决衣食及种种物质上之困难，以致成为冻饿赤脚之兵。”[10]

鄂西北根据地建立不久，部队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部队情绪很不稳定。特别是得知359旅回延安后，大家认为与其在这里被困死，不如北上归队，回到陕甘宁或晋冀鲁豫解放区。9月6日，王树声致电中原局和中央，汇报了鄂西北军区成立后的组织情况后说：“由于至今没有安下家，山大地穷，冬衣无着，部队及干部的失望情绪有增无已。尤其冬衣无法解决，对部队威胁太大。”中原局8日复电，要他们“安下心来，忍艰刻苦的创造根据地，才能生存与发展。因此党委、军区应坚决抛掉此种北归思想，克服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并指出对中央指示发生动摇而逃跑的分子是极其可耻的。号召全体人员为创造根据地的光荣任务而斗争”。关于鄂西北的困难，中原局指示可以让二纵15旅陈先瑞部转移到陕南，让四分区李人林部带电台和部队南下大洪山开辟新根据地。电报最后说：“要此间解决5千套冬衣实在办不到，此间立足未稳，各部冬衣亦难解决，因此你们绝不要作此希望。”

鄂西北党委接到中原局电报后，当天回电中原局和中央：“我们认为鄂西北山大人稀民穷，而几个较富庶的主要城镇均为敌人占领，我们约万人以上游击于贫穷之山林地区，秋收后群众将粮藏起，大雪封山，我们陷于冻饿之境。鄂西北实非容纳大兵之地，而入川在敌有备，关隘险要之下，再由鄂西北入川，恐非易事。在此情况下，我们部队思想基本未变，假如归队有可能，而决定归队以早为好，如确定我们必须在此作长久打算，亦请明确指示条件与前途。”

为了解决鄂西北坚持问题，9月10日毛泽东电告鄂西北党委：“我们完全同意中原局八日电，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每一指战员，坚决克服归队思想。”“为执行上述战略任务并便于解决衣粮，应照中原局指示迅调十五旅全部入陕南，再派李人林率电台及一个相当大的部队去大洪山。”“总之，不论如何是要在敌后创造根据地而不是归队，你们应开展坚决的斗争，反对异常危险的及违背战略任务的归队思想，反对一部分同志在困难中的动摇逃跑。”[11]

中央命令坚持鄂西北，王树声等执行了中央指示，在武当山地区建立根据地。鄂西北军区下设五个军分区，还搞了鄂西北行政专署，刘子久为主任，刘子厚为副主任，下设各县政权。王树声后来承认，这些政权是零碎的、不稳定的、没有群众基础的。“这些形式只是在半空悬着，而没有在群众中生根；另一方面过分的刺激了敌人，引起敌人更大的注意。”

鄂西北军区部队分散行动后，4、5、7团作为主力，还保存着完整的建制。尤其是7团，在刘昌毅副司令员带领下，四处打击敌人。袭击国民党政权的粮仓、乡公所，拦截公路上的国民党军用卡车，缴获了不少弹药、粮食、衣服和电台等物资。据11月7日军区给中央的报告，三个月来共作战百余次，毙伤国民党军1 4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46挺，步枪1 259支，子弹2万发。

鄂西北、陕南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虽然相当艰苦，战绩也不是很大，但毕竟对国民党军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0月1日，毛泽东在《三个月总结》中说：“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12]这是对中原部队的充分肯定。

鄂西北和陕南的游击战争，令国民党当局十分头痛。从11月起，国民党军调集优势兵力，对鄂西北和陕南进行大规模“清剿”。目的是消灭我军有生力量，把我军从这两个根据地挤出去。对武当山区进行“清剿”的是66师，针对我方分散的特点，敌军也迅速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我方周旋。邹必兆同志回忆：“我军分散，敌人也很快的跟着分散。敌人基本上是以营为单位出动，敌人各营均有报话机，联络便利。但是我并没有利用敌人的分散去消灭敌人。敌人首先大力围攻1分区和警卫团，接着围攻我武当山区。11月初警卫团被迫退出竹山、白河地区，12月份3、4分区相继退出武当山、南河地区。1947年1、2月份敌人集中兵力围攻1、2、4分区，至此整个鄂西北地区部队均处在日夜躲避敌人追捕的严重情况中。”[13]

12月初，鄂西北军区退出武当山，向保康地区转移。在车峰沟遭到国民党军的包围。当时警卫团在前，军区机关居中，7团在后。当我军被包围在山沟里，情况危急时，王树声命令警卫团和7团阻击敌军，掩护机关突围。激战半日，军区机关脱险，而警卫团和7团几乎拼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2月8日，王树声等向中央报告：“自鄂西北军区成立，部队分散活动后，敌人即集中兵力分途追堵，变为分散追‘清剿’与分散追堵。由于我们未能及时掌握避敌击我之战术原则，与未能事先预防与及时纠正干部思想上的毛病，如硬战、决战，我单纯跑反、避战等偏向与错误，致遭受了重大损失。共计损失达2 000人，武器损失长短枪1 000支，连伤亡、掉队、非战斗减员，约占30％。”

“部队因缺棉衣，尚需鞋袜、毯子，绝大部无着。因无法解决，天天有逃跑行动。在群众中党安置下归队不过30％，战斗频繁得不到休息，身体疲劳，情绪低落，虽然我们也用许多办法，如鄂西北地位上重要，其他解放区的胜利消息等去兴奋情绪，鼓励士气，终因我占区撤退与缩小，部队减员，衣食困难，伤病员无处安置等目前困难不能解决，而收效不大。因之在部队除连续战斗减员外，而非战斗减员仍甚严重，这将是一个重大之危机。”

与此同时，陕南根据地也遭受敌军的疯狂“清剿”。自李先念等中原局领导人走后，汪锋、文建武等在地方党组织、游击队配合下，领导各分区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建立区县政权。到11月共建5个军分区、14个县政权。10月份统计部队实力有9 200人，11月份增至12 000人，6 400支枪，呈发展上升趋势。在解决经济困难方面，部队利用袭击国民党粮库、仓库缴获一批，在游击区内征收商税筹一些款。为了帮助部队解决棉衣，巩德芳派群众到县城集市上买布买棉花，组织妇女为部队做棉衣。敌人有所察觉，规定每人只许买2匹布，游击队长蔡兴运说：“他限制匹数，没限制人数，咱给他来个呼延庆的兵，杨家的将——男女老少一齐上。”他动员乡亲家家户户到商镇集上买布和棉花，很快做了250套棉衣给汪锋送去。[14]

在边缘区，部队采取“打土豪”的办法，叫“武请文谈”。据中原局9月13日的报告说：“为解决财政，特别是冬衣，我们组织了八九个手枪队到洛南地区，对恶霸地主以‘武请文谈’（即先捉后好好说）解决了一部分财政。执行此政策时采取较有钱的及特坏的地主，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是一两千万（法币）以上。最好有当地干部熟悉此情况，不至弄错。此为急救政策，不能常用。”

中央和在延安的中原局尽最大努力帮助陕南根据地解决经济困难。10月底中央命令太岳军区拨1亿元法币，派部队送过黄河给豫西的闵学胜部。陕甘宁边区法币不多，就拨了价值1亿法币的“物品”，由陕西工委利用地下交通线送到陕南，兑换或变卖，所得法币用作部队经费。[15]中原局11月17日指示陕南，不能依靠中央提供经费，要自力更生解决困难。

自1946年12月到1947年1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对陕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其招数比鄂西北还要毒辣。他们实行“空室清野”、“移民并村”的政策，制造无人区，强迫游击区百姓迁移，否则以“通匪”论处。丹凤县我军主要活动区域的留仙坪、庾岭、峦庄、桃坪一带，国民党军强制群众把粮食藏起来，把猪牛鸡羊赶走，把锅埋起来，把门封起来，所有人全部迁走。据《丹凤县志》记载：“天寒地冻，冰雪封山，国民党派重兵挨村挨户驱赶，抗拒者以通‘匪’罪杀头，稍有迟缓辄被鞭打索绑。离乡背井的移民，踩着过膝的积雪，仅带少量粮食、衣被，余物尽弃，沿路扶老携幼，唏饥号寒。”

这次大“清剿”对陕南根据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1月27日鄂豫陕区党委报告中央：“敌这次向我区大规模清剿，采取极残酷毒辣手段，是全面毁灭性的清剿。如蓝（田）洛（南）区摧毁民房3 500多家，磨子、碾子均被毁掉。西荆公路以北地区各山沟已无人烟，原我军活动地区成为无人区。现1、5分区已全部退出，2分区已大部失掉，3分区因无电台情况不明，因敌主力在该区，可能更严重些。”

在敌人“清剿”下，陕南部队遭遇严重的困难。游击队垮了不少，老部队大量减员，逃亡现象相当严重。因为没有吃的，部队纪律也开始败坏，与民争食。干部思想也产生动荡，不愿在当地坚持。在这种情况下，汪锋、文建武向中央提出：部队退出陕南根据地，在豫西陇海线以南坚持或撤回黄河以北的太岳根据地。当时胡宗南调集重兵，准备向陕北发起进攻。陕南和鄂西北方面，已经起不到多少牵制作用，多保存一些部队是明智的选择。2月1日中央、中原局答复文、汪：“留在陇海以南坚持或撤回黄河以北两个方针，我们都可以同意。但两种利害相权，需要你们自己下决心。”接到中央指示，鄂豫陕边区党委于2月4日在河南鲁山县瓦屋街开会，一致认为主力应撤到黄河以北休整，留少数游击队坚持斗争。会议决定：汪锋、文建武率领军区机关和2、4分区部队共5 000多人北渡黄河到太岳解放区，刘庚、巩德芳领导陕南工委留下坚持斗争。经中央批准，2月20日，汪锋、文建武率领部队在河南济源、垣曲之间北渡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的山西晋城。3月，陈先瑞带领的另一支部队在豫西与敌周旋后，也在新安地区北渡黄河，到晋城与汪锋等会师。后来又有零星部队陆续归来，到6月统计，中原局和原5师三个旅共计7 602人，步枪3 273支，机枪308挺。这是中原突围的北路军（不含359旅）保留的全部骨干力量。

留在陕南坚持的游击队，处于极其艰苦的环境。家乡的房子都被毁掉，敌军不断进行“清剿”，乡里国民党保甲也疯狂报复。巩德芳等无处立足，只得在深山老林中隐蔽露宿。艰苦的生活使巩德芳身体很快垮下来，3月23日，这位英雄的游击队长不幸因病逝世，年仅38岁。临死前，他还坚信“商洛一定会红起来”。敌人找到了巩德芳的墓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商县城门示众。为了斩草除根，敌人残暴地杀害了巩德芳一家6口，只有8岁的女儿藏在竹筐下幸免于难。掩护过李先念的张孝仓老人，也被敌人杀害。连他1岁的小孙子也被敌人踩死。解放后，当地人民深切怀念巩德芳，把牺牲的烈士们埋葬在金凤山商洛地区烈士陵园。汪锋撰文赞扬巩德芳：“在中原不断突围进陕南的紧要关头，受党中央和毛主席委托，接应中原部队，以自己的人和地利为突围部队找粮吃、找衣穿、看护伤员，使其得到养息，无私地把部队交给中原军区合编。正规军、游击队团结战斗，共同创造了根据地。他还亲自安排掩护中原局领导同志，使他们身居虎口而无危险，并最终胜利返回延安。他是我党的忠诚战士，陕南游击队的杰出代表。为了革命他全家六口均被杀害，可称是满门忠烈。”[16]

1946年12月底，鄂西北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军的全面“清剿”。12月25日鄂西北区党委报告中央：“自我从两竹地区全部撤退、武当山地区大部撤退之后，因为我们的地区缩小，敌已由分区清剿追剿改为全面清剿。我几个主力兵团如现在纵队6、4、5、7团、江汉之警卫团及3团，因半年不断连续苦战，人员弹药毫无补充。4、7团事实上每团剩下来一个营的人员，警卫团及3团也不及原来人员之一半，而士气及枪械大大降低。加之天寒雪大，棉衣许多无着落，士兵干部绝大部分赤足行军，非战斗减员（病亡、逃亡）情况严重。因之部队情绪降低，在敌人的追堵、清剿、合击下很少反击能力。天天在大山森林中跑，粮食特别困难，越跑部队的情绪越低落。”报告表示：“在此坚持工作无把握，坚持的前途又不大，如何挽此危局，请速示。”31日刘少奇代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党委：“你们现在的情况很严重。为了坚持斗争，保存力量，以待时机，请你们考虑是否可分一部分队伍和干部分散的、秘密的渡过襄河以东，回到鄂中及豫南地区行动，留一部分在鄂西北分散坚持。”“如果你们能保存基干，坚持斗争，再过半年或一年的时间，你们必能得到大的胜利和光明出路。望切实说服干部和战斗员艰苦奋斗一个时期。”

但是鄂西北的形势并没有改变。邹必兆回忆：“我军已经从三个分区退了出来，实际上在鄂西北没有站住脚。群众还不敢站在我们方面，活动地区缩小，敌情越来越严重。事实很明显的摆在面前：是保存有生力量，还是继续忍受有生力量的不断消耗；要生存，还是被消灭。是就地坚持，还是跑出去进到敌后空隙地区打击敌人。在部队中已普遍的提出：要求退出鄂西北到敌人的空隙区域去，或者干脆打大游击。但是决定是反对离开鄂西北、仍旧坚持鄂西北的方针。军区命令已经退出来的各分区部队必须再回到原来的地区去，就是回到一个没有站住脚、打了败仗被迫退出来的地区去。这种回进的结果，不但没能够回进去，反而深入到了无法再退出来的绝境。部队遭到了更惨的失败。1分区进到川鄂边界的中坝，于1947年1月21日被敌四、五个团包围；军区把集中的各分区部队回进到南漳、保康之间的康家山，被敌层层围住。这两处回进后均遭受了重大损失，所剩下的部队就只有日夜躲藏而且残缺零落。退出鄂西北，是势所必然了。”[17]

1947年2月4日，鄂西北区党委在湖北远安以东的老观窝举行紧急会议，王树声等研究了鄂西北的形势，认为在弹尽粮绝、敌军围困的状态下，部队无法再坚持下去，决定各部队分散转移。当时王树声没有了牲口，徒步行军身体实在拖不下去。会议决定王树声、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等领导化装转移。罗厚福、张才千等带部队突围后选择合适的地区坚持斗争。会后，刘子久、文敏生、刘子厚在荆门地下党的护送下，经汉口、驻马店、安阳，安全转移到华北解放区。[18]王树声隐蔽了几天，在荆门地下党交通员陪同下，经汉口乘船到了上海，然后辗转经苏北、山东解放区，于6月回到太岳解放区的晋城，与李先念等会合。剩余的部队一部分由刘昌毅带领东返大别山，与在鄂东坚持的熊作芳游击队会合，开辟皖西根据地。张才千率领一部南渡长江，与李人林会合。罗厚福等同志带领江汉军区部队在原地坚持。

在鄂西北军区部队中，李人林领导的一支部队却创造了奇迹。李人林是湖北天门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在红二方面军中工作，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转入新四军5师，中原突围前任江汉军区副政委。1946年8月，江汉军区部队突围到达鄂西北，在湖北房县与王树声的一纵会合，成立鄂西北军区，李人林任第4军分区司令员，率领江汉军区1团开辟荆山、当阳、远安根据地。7月初王树声率南路军强渡襄河时，担任掩护的二纵15旅一部1 000余人没有过去，与主力失去联系后，转道北上。后大部失散，余部转入桐柏山区打游击。9月2日，中原局电告王树声：15旅有1 000人未渡襄河，现仍在桐柏山、大洪山打游击，一部分干部已自动回家。你们应派一得力干部（建议派李人林）率一团精干部队并带电台，返回原地去收容15旅零散人员，以桐柏、大洪山为依托，坚持与发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并与鄂东张体学部取得联系。[19]

9月22日，李人林率领江汉军区1团的五个连、一个手枪队共500余人，组成江汉支队，从钟祥以北的转斗湾东渡襄河，开辟大洪山根据地。一路上他们打击伪乡公所和保安队，补充自己，搜集情报。襄河边上的多宝湾是个大集镇，部队装扮成国民党正规军，骗过保安队，活捉了伪镇长和商会会长，缴获了50支枪、500万元法币。当他们到达京山以北的大洪山区时，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武汉行营命令第72师由襄樊返回京山进行“围剿”，李人林等研究了敌情，决定避实就虚，转到钟祥、随县一带打游击。在宜城县田家集，部队被国民党军199旅的一个营追上了。当时对国民党正规军有畏惧心理，部队向耿集撤退。后来在枣阳以南的璩湾打垮了保安队，开仓放粮，国民党军又追上来。当地是平原，对我不利。李人林以两个连阻击，敌军打了半天也没攻下我们的阵地。李人林下令反冲锋，敌人反而溃退了。李人林率部一直追到耿集，缴获了不少弹药。这一仗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增强了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的信心。他们在枣阳地区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又向桐柏山区进军。在桐柏山北麓的天幕山，部队受到来自信阳和泌阳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考虑到孤军作战的不利后果，李人林决定向南突围，深入敌后，与敌人转大圈子。

1947年1月，在桐柏山、大别山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在国民党军“围剿”下先后失败，鄂西北的主力也垮了。李人林和干部们商量出路，大家认为与其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不如大踏步深入敌后，到敌人力量空虚的地区求发展。1月22日，李人林部化装从江陵县郝穴渡过长江，到当年红二方面军的老根据地湘鄂边区行动。他们改名为“江南游击支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1947年2月初，鄂西北的形势恶化，军区主力部队难以再坚持下去。王树声等领导人离开后，由军区参谋长张才千带领4团、5团跳到外线打游击。张才千询问李人林江南情况，李复电说：“长江到处可渡，就看决心如何。”张才千决定率部渡江，与李人林会合。2月23日，两支部队在湖北五峰县的红鱼坪会师。经中央批准，部队合编为“江南游击纵队”，共1 600余人。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20]此后，他们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坚持斗争。鄂西北军区的另一部分在刘昌毅领导下东进到皖西山区。江汉军区司令员罗厚福带领一部在鄂西北原地坚持。这三支部队一直坚持到1947年8月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才与野战军主力会师。

在陕南、鄂西北相继失败的情况下，为什么李人林等部队能长期坚持下来？1947年4月12日李人林在《关于半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几条经验：“死守一块地区、打小圈子是不对的，应不限制的打大圈子。如我京（山）钟（祥）部队死守一地打小圈子，结果全部垮了，而我们打大圈子仍存。”“干部没有坚强的决心，必然失败。如京（山）北干部见形势紧张，干部动摇，自动把部队解散了。但我处于同样形势，仍能生存。”“在军事上部队跑又要打，单纯跑也是垮，单纯打也是垮。如张波部光跑不打，因此敌人情绪越打越高，乡公所都敢追我；故我们部队越跑情绪越低，连狗咬声都要将部队吓坏，因此跑垮。又如京钟部队单纯的打，部队越打越少，情绪越打越低，因此被敌打垮。我们这一股跑的地区最大，打了100多仗，但未垮。对我们情况不利则坚决跑，情况有利则坚决打，因此敌人对我始终不敢轻视。我部队虽少又孤立，情绪始终高涨。”“在打大圈子的方针下，部队活动的地区一般的既不适合大山，又不适合敌之交通要道。因大山路少人穷，行动困难，……因此一般适合在小山地活动，敌虽行动便利，我行动亦便利，同时物质生活容易改善，部队情绪易提高。”“在领导上要多发扬民主，经常开干部会讨论一切，可以集思广益。再则上下亦易团结一致，不会互相埋怨。”李人林的经验，是他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游击战术的结果，这个领导班子的坚强和团结，是中原军区部队中成功的典范。

1947年5月，原中原局负责人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等从陕甘宁边区转移到山西晋城，整顿从陕南和豫北回来的原5师部队。当时干部战士普遍情绪不高，认为突围以来吃了那么大的苦，结果还把陕南根据地丢掉了，要求追究上级的责任。任质斌先下部队了解情况，据他8日报告中说：“就此间干部来讲，大部分都对突围以来、特别是陕南立脚以来，该领导机关及某些兵员、人（从中原局到旅、团）意见纷纷，牢骚满腹，普遍要求迅速将这一时期的是非功过完全弄清，并有如不将这些问题迅速弄清，则宁愿不回中原之说。”

为了统一思想，原中原局从1947年5月29日起在晋城召集高干会议，一直开到8月1日也没开出个结果来。任质斌回忆：“当时中原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对中原突围的意义估计不足，只看到丧失了根据地和部队大量减员的一面，没有认识到它牵制了大量敌人和保存了基干力量的战略作用。因而在这次高干会上突出地强调了要总结经验教训，并企图借此时机来克服某些同志的所谓‘单纯军事观点’。这就助长了部分同志中本已存在的某些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情绪。影响所及，后来有的同志竟认为中原局在领导中原地区工作时执行的政治路线也是错误的。会议只好无结果而散。这次会议开了60天，没有起到鼓舞士气、增强团结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一些削弱团结、涣散人心的消极作用。”[21]

为了澄清思想，加强原中原局和5师内部的团结，1947年12月26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对原中原局领导路线作了结论：“过去5师在十分困难的斗争中虽受到大的损失，但完成了当时极重要的牵制大量敌人的任务，它的损失是有代价的，正如胜利的战斗中也有损失一样是光荣的。在郑李领导下的前中原局及5师虽有几项工作没有如其他解放区做得一样好，郑李本人也还有他们的缺点，但他们的工作一直是有大成绩的，他们的作风一贯是正派的。一般来说，郑李在中原局是比较好、最能代表党中央的正确作风与正确路线。……对郑李的责难，是反映和代表5师中一部分干部中失败情绪及受到损失后对于领导的盲目埋怨情绪，而这种情绪是不正确的和应该反对与肃清的。如果任其发展，则将涣散5师的团结，损害干部的信心，并将削弱部队的战斗力。”1948年1月6日，毛泽东致电刘邓、陈粟、陈谢等战略区指挥员，同意刘少奇对原中原局的结论，要他们转告郑李等人和原中原局、5师的有关干部。

晋城会议期间，中央责成晋冀鲁豫军区对原5师部队进行补充和整编，先后补充了1 000余人和大量武器弹药。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从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邓指挥下发起鲁西南战役。8月开始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奉中央指示，在晋城的原5师部队8 300余人于7月下旬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8月5日由李先念带领，开始了向中原新的进军。

1947年9月中旬12纵行军到山东鄄城，李先念见到了原新四军代军长、现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他向陈毅汇报了12纵的情况和存在的思想问题，请陈毅在适当的时候给12纵的干部战士讲一次话。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口答应。10月初12纵到达河南淮阳东的汲冢，进行休整和政治思想教育。陈毅在李先念陪同下前来看望全体指战员，并对连以上干部作重要讲话。谈到中原突围，陈毅说：“抗战时期，新四军5师长期处于战略孤立的地位。日本一投降，蒋介石要来抢桃子，这是定了的。人家有张床摆在武汉，你李先念站在旁边，人家睡不着觉嘛！这一仗必定要打，你们必须突围，这也是定了的。如果日本投降后你们马上出发，无论向东到华东解放区还是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你们都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尿盆夜壶都能平平安安搬出来。为什么中央没有下这个命令呢？因为这样做对全国战局不利。这样考虑的是实行战略上的转变，准备迎接两个阶段的决战，我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全局。”

陈毅接着说：“三大主力组成了中原军区，这就在武汉外围形成了一个拳头，铁拳，铁的！铁拳摆在蒋介石面前，这就把老蒋很大一部分兵力吸在中原，阻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军华东、华北各个战场，为战略全局争取了时间。可是，正当我们华东部队大发展的时候，先念同志的部队却受着蒋介石30万大军的包围。30万对6万，5比1，日子真难过着哩！”陈毅强调说：“没有你们在宣化店六个月的坚持，没有你们艰苦卓绝的中原突围，全国战场要取得今天这个形势是不可能的。中原军区部队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革命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毅话锋一转，谈到中原突围的损失和干部中存在的失败情绪等思想问题时说：“这种空气我也嗅到了一点，我说这叫岂有此理！前不久在延安的干部会上，有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中央是准备牺牲你们的，包括李先念、王震、王树声同志在内。现在你们胜利突围，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这是错误吗？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原军区部队作了这么艰苦的战略转移，完成了这么重大的战略任务，难道还不是英雄？经过中原突围的同志，是筛子精选过的，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每个人都是一颗种子，南下以后，一个人能发展成一个大队，一个战士将来要带一个排、一个连。‘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我相信同志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一定会为人民再建奇功的！”[22]

陈毅热情、直爽、豪迈的讲话，极大鼓舞了12纵同志的情绪和斗志，也是对中原突围的公道、合理的评价。12纵在刘邓指挥下，与野战军其他纵队密切配合，杀回大别山老根据地，在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新的功绩。

[1]　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2]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142页。

[3]　刘庚：《虽死犹生，永垂不朽》，载《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5]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363页。

[9]　邹必兆：《对创造鄂西北根据地战斗失败的认识》。

[10]　王树声：《关于创造鄂西北根据地的报告》。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3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505页。

[13]　邹必兆：《对创造鄂西北根据地战斗失败的认识》。

[14]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6]　丹凤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　邹必兆：《对创造鄂西北根据地战斗失败的认识》。

[18]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246页。

[19]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20]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249页。

[21]　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的几个问题》，《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22]　《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349页。

第10章　两路出击

国民党整军备战——晋冀鲁豫大练兵——刘伯承讲解狼的战术——毛泽东指示两路出击——闻夏战役初战告捷——同蒲路上连克五城——刘邓主力发起陇海战役——大胆挺进纵深攻城破路——集中兵力消灭米旅——战局变化主动撤出——刘伯承总结战役得失

1946年6月，国内阴云密布，大规模的内战即将爆发。在东北，杜聿明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已经将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压到松花江北岸；在鄂豫皖，刘峙的军队已将李先念部队团团包围。在平汉、津浦路，乘火车北上的国民党军集结于徐州、郑州，准备向山东、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攻击。

从1946年1月停战令下达以来的半年内，蒋介石是非常忙碌的。一方面他要重建国统区经济，接收日伪留下的财产。另一方面他要整顿军队，为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作准备。2月，他在南京主持召开“全国整军会议”，要将抗战中扩编拼凑起来的600万国民党军精简压缩，汰弱留强，减少开支，提高部队战斗力。4月国民党军开始实施整编，一部分杂牌部队撤销番号，士兵遣散回家，部分军官编入军官训练团集中管理。保留的部队进行缩编，军改为整编师。如“五大主力”中张灵甫的第74军整编为第74师，胡琏的第18军整编为第11师。但是人员和装备反而比过去增强了。东北和华北的部队暂时没有整编，维持原编制。整编之后，国民党拥有86个整编师（军）、248个旅（师）的正规军约200万人，加上非正规军和海、空军、后勤、院校，总兵力为430万人。国民党军接收了日伪军100万人的武器装备，并从美国得到大批军火和飞机、舰艇。在国民党军整编师中，有1/4的师是美械或半美械装备。在南京整军会议期间，蒋介石以74师为“模范师”，在南京城外举行军事演习，向国民党将领展示陆空配合的攻击作战。主持演习的白崇禧在讲评时声称：国军以现代化武器去打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1]

作为军人，刘伯承对“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持保留态度的。他根本不相信美国人和国民党会发善心，容许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存在。3月3日他在新乡迎接“三人小组”，见到周恩来就发牢骚：“什么都要小组，政治小组、谈判小组、黄河小组、维护交通小组……，我说连结婚也要成立一个小组，人家结婚也要通过小组？真是见鬼！”周恩来低声说：“在这里讲话要注意点。”[2]1947年5月刘伯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时，他还是那样说：“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之下实行其卖国、独裁、内战的政策，开始由于骗子马歇尔的欺骗，对我们好比是凌迟一样，一块一块来割，真像推背图。国民党对我们表现最亲切时，正是最毒辣地搞我们的时候，屡试屡验。我们新乡谈判代表回来说：他们‘非常亲切’，就是要割你，还不让你叫唤。”[3]

5月1日，当东北四平保卫战激烈进行时，毛泽东预感到全面内战可能爆发，以中央名义向各解放区下达《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4]

晋冀鲁豫军区立即贯彻中央指示，掀起了练兵热潮。刘伯承司令员在6月2日《人民的军队》报上发表《大家发愤整军练兵》的文章，要求大家认清国民党蚕食、奔袭解放区，以黄河归故冲洗解放区的严峻形势，为保卫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可能发动的进攻而发愤整军练兵。要练好射击、刺杀、投弹和隐蔽工作四大技术，“只有从技术上打下了坚实基础，战术才会有物质基础。只有战术适应可能的敌情，以发挥自己的主张，才能消灭敌人。”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负起责任，带头训练，切不可敷衍塞责。“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不能很好的用兵，犹之乎人没有积蓄的钱，就无钱可用。”[5]6月10日，刘邓在邯郸召开高干练兵会议。刘伯承把会议摆在训练场，他率先拿起一支步枪，趴在地上打了三发子弹。然后站起身，拍掉身上的泥土，对在场的各位指挥员说：“我年纪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今天打靶既是技术打靶，也是政治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和平麻痹思想。”接着，从张际春副政委开始，各人都打了三枪，李达参谋长还作了刺杀示范。刘伯承严厉批评了打靶成绩最差的几个纵队和旅级干部，指出：“全国性的内战箭在弦上了。和平、松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是危险的，要死人的。”[6]

战术训练是各级指挥员练兵的重要内容。6月25日，刘伯承为军队高级干部作了《战术问题》的讲演，强调的中心思想是如何抓住重点打歼灭战。他比喻说：“猴子掰玉茭，最后只能得到一个。”“作战只有一个重点，而不应有两个或几个以上的重点，反对平均使用兵力。”而集中兵力后如何运用正确的战术消灭敌人，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刘伯承把正面硬拼比喻为“牛抵角”战术，把反击比喻为马用后腿踢的战术，他最提倡出敌不意的侧击战术，比喻为狼的战术。他给大家讲了一个四川民间故事：成都有条坡路，一只狼藏在坡路旁边静坐等待。当一个推平车的人推到半坡，狼窜出来照准推车人腿上咬去。推车人放不下车，又跑不开，只好让狼咬去一块肉。刘伯承强调：战术的关键是“以我们的重点对付敌人的弱点。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7]这些形象的语言，把高深的军事学术思想浅显地教给了在座的指挥员们。

6月22日，中原局势已到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在指示李先念迅速突围的同时，考虑到全面内战爆发后如何自卫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战略问题。首先要确定的是：国民党军将从哪些地区向解放区进攻，我军采取何种对策？他致电太行区的刘邓薄和山东区的陈毅、舒同，规定晋冀鲁豫军区的太岳军区部队会同晋绥军区一部，在同蒲路南段和晋西南作战，粉碎胡宗南部与阎锡山部的进攻；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和山东主力对陇海线开封至徐州段出击，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中原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牵制敌军，配合作战。毛泽东强调：“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8]27日刘邓薄报告中央，决定以三纵、六纵、七纵及冀鲁豫军区一部分组成野战军。以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四纵及太岳、吕梁两军区担任同蒲作战，以太行军区担任豫北作战，以二纵担任平汉作战。领导分工是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指挥野战军，以薄一波、王宏坤指挥各军区。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国民党军制订的正面攻击计划以豫北和晋南为重点，集结了28个旅、30余万人。以胡宗南一部结合阎锡山部队于7月初向晋南攻击，打通同蒲路南段，进而会攻上党；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主力进攻淮北、苏中解放区；以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的主力结合孙连仲部向北进攻，打通平汉路，并引黄河归故，淹没冀鲁豫解放区。7月3日，胡宗南率领整编第1、27、90师及阎锡山部队共5万人，沿同蒲路向闻喜、夏县前进，进攻太岳解放区。反击国民党军进攻的战斗，首先由陈赓指挥的晋冀鲁豫四纵和太岳部队打响。

陈赓，湖南湘乡人，早年参加湘军，1922年入党。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曾在战斗中救过蒋介石的命。1926年去苏联学习军事，1927年回国，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转到上海中央主管特科工作，负责保卫中央机关、惩治叛徒、搜集情报，作出重要贡献。1931年转到鄂豫皖苏区任师长，负伤后又到上海就医，不幸因叛徒出卖于1933年初被捕。蒋介石曾亲自劝降，陈赓坚贞不屈，后经宋庆龄和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回到中央苏区。长征中任干部团团长，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1师师长。抗战爆发后，他来到刘邓的129师任386旅旅长，参加了多次战斗和反“扫荡”作战。1940年任太岳军区司令员，1945年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陈赓的传奇经历和身经百战的经验，使他成为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刘邓主力转至冀鲁豫平原地区后，他与政委谢富治搭档，在晋西南独当一面。

这一次，陈赓的对手是老冤家胡宗南。胡宗南，浙江孝丰人，黄埔一期，与陈赓同学，但长陈赓一岁。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作战以凶狠著称。1935年他任1师师长，在四川松潘堵截长征中的红军。红军打不下松潘，被迫转道草地北上。红军到达陕甘宁边区时，他又指挥部队几次攻击红军，对我军造成极大威胁。抗战期间，他执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解放区的人提起胡宗南，都非常痛恨。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奉命带兵出潼关，企图沿同蒲路北上，与阎锡山部队南北夹击，吃掉太行、太岳解放区。

国民党军从南北两面压来，形势确实严峻。胡宗南与阎锡山既联合，又矛盾。反共他们是一致的，可是阎锡山怕胡宗南抢他的地盘。当胡宗南部队从解县、运城沿同蒲路北上时，气焰是很嚣张的。而阎锡山在上党战役吃了大亏，部队在临汾、新绛按兵不动。研究形势后，陈赓决定乘敌军尚未靠拢，先在运动中打击胡宗南的先头部队。

7月11日，胡宗南先头部队第167旅进至闻喜，第31旅进至堰掌镇、胡张镇地区，第78旅进至水头镇。行进中除遭遇少数游击队，尚未与我军主力接触。国民党军带着一股傲气，深入我太岳解放区70公里，并分散开来，造成我歼敌的有利条件。陈赓得到情报后，命令第10旅旅长周希汉率领10旅全部和11、13旅一部共6个团，由曲沃、侯马地区隐蔽向闻喜东南急进，插到敌军侧后，13日拂晓前向堰掌镇的第31旅发起攻击，没想到敌军已经走了，扑了个空。周希汉令10旅就地隐蔽，继续侦察，当天夜里向堰掌镇以西的朱村等地发起攻击，经过5小时战斗，歼灭第31旅的一个团。13旅于同日向胡张镇发起攻击，歼灭31旅直属队大部又一个团。14日我军继续攻击如意下晁等地，又歼灭敌军一个团。此时，闻喜城内的敌军派一个团前来增援，被我阻击部队歼灭两个营，残敌逃回城内。16日，水头之敌又北上增援，我军集中了4个团准备伏击。因行动过早，暴露目标，敌军畏缩不前，伏击没打成，仅追上敌军尾巴的一个营。敌军遭我打击后，士气大为下降，固守闻喜、夏县等几个县城，加强工事，收缩防守。我军几次攻城无效，形成僵持。看看没有战机，22日陈赓下令结束战役，共计歼敌5 000余人。

闻夏战役看似战果不大，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胡宗南的部队在国民党军中算是有战斗力的，装备也胜过我军。在互不摸底的情况下，如何与这样的强敌作战并歼灭他们，确有很大风险。在同蒲战役中，胡宗南的部队表现出弹药充足，空军和炮兵配合作战，部队善于迂回、筑垒等长处和不善夜战，怕拼刺刀，没有炮兵火力掩护就不敢前进，夜间死守挨打，后勤笨重行动迟缓等弱点。陈赓的经验就是集中兵力，与敌进行夜战、近战，以便有把握地消灭敌人。宁可歼敌一个班，也不击溃一个排。教训是对敌情变化和地形的了解不够，对地方干部和群众提供的情报缺乏分析，以致数次扑空。

7月14日陈赓向毛泽东报告了闻夏作战的经过和战果，毛泽东非常高兴，16日向各区部队转发了陈赓的电报，并指出：“此次阎军万余，胡宗南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9]

与闻夏战役同时，晋绥军区部队在晋北发起攻击，占领了几座县城。阎锡山忙于应付，将晋南部队北调，将同蒲路灵石以南交给胡宗南部守备。胡宗南部在闻夏吃了亏，不敢轻易北上，灵石至洪洞一带只剩下少数阎军和保安团，兵力薄弱，又给我军创造了战机。中央军委命令陈赓乘虚夺取同蒲路上的洪洞、赵城、霍县、灵石等地。陈赓进行了部署，于8月10日发起同蒲战役。

10日，11旅由曲沃驻地出发，向洪洞进军。由于动作迅速、隐秘，13日到达洪洞城郊时，敌军尚未察觉。14日，11旅在太岳警4团配合下，扫清外围工事，包围县城。黄昏时开始三面攻城，警4团首先突破，一举登城，其他部队也先后冲入城内，经两小时激战，全歼守敌张从龙保安团，解放洪洞。10旅于13日到达赵城郊外，赵城守敌是阎军暂编第39师，城防也比较坚固。10旅扫清外围后于16日夜围攻县城。激战至18日凌晨，我军突入城内，歼敌200余人。敌军动摇，四散突围，我军紧追不舍，在汾河西岸的万安镇将敌全歼，俘其参谋长以下2 000多人。11旅结束洪洞作战后北上，配合24旅进攻霍县。24日，霍县又被我军占领。汾西、灵石守敌弃城逃跑，又被我军歼灭一部。9月1日，四纵解放富家滩煤矿和车站。半个月内，陈赓实行集中兵力逐个夺城的办法，连克五城，歼敌1万人，控制了同蒲路100多公里，切断了阎锡山、胡宗南的联系。在这次作战中，四纵注意遵守群众纪律，在攻入城内后，各团除留少数警戒部队外，主力均于短时间内整队出城，无一人私闯民宅。由党政部门组织的工作委员会在城里清理和搬运战利品和物资，避免了乱抓东西的现象。群众称赞陈赓部队是“仁义之师”，大大提高了我军威信，刘邓为此通报全军予以表扬。

四纵在晋南的连续获胜，为晋冀鲁豫区的自卫反击作战开了一个好头，对全国各战场都是巨大的鼓舞。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战绩，关键是陈赓的指挥有方和上下级的团结一致。当年的四纵13旅旅长、后来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的陈康回忆说：“陈谢作战指挥的最大特点是对毛主席的指示执行的坚决性、灵活性。当对情况抓准后，他们能不惜重大牺牲进行作战。当发现情况不对时，又能迅速改变计划，对毛主席的思想运用特别好。从战争初期到后期，四纵一直是上升的，没有吃过什么亏。打得坚决，但是情况变化了撤出战斗也快。我们对陈谢的指挥特别信任，陈谢对部队特别认真负责，非常及时具体。紧张起来，就是几天几夜坐在报话机旁，几个小时一个电报，字数不多，告诉情况和处置方法。陈谢的指挥，胜利大，伤亡少，对毛主席的思想体现得特别好。”[10]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准备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赴豫东作战，配合山东野战军陈毅的部队打击由陇海、津浦线北上的国民党军。7月10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发布《关于反对蒋介石进攻我解放区的军事斗争纲领》，并在邯郸召开4 000人的党政军干部大会，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14日，刘邓和张际春、李达组织了一个精干的野战指挥部，乘坐几辆大卡车从邯郸出发前往山东菏泽。野战军主力三、六、七纵共42 000余人按照预定部署于7月20日至25日分路向濮阳、菏泽集结，准备发起陇海线作战。二纵14 000人集结于安阳、磁县地区对付平汉线北上之敌。解放区动员了10万民工随同部队作战。

发起陇海线自卫作战，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由和平转入战争，军队在思想、组织和生活上面临巨大转变。必须克服部队中普遍存在的和平思想、享乐思想，这个转变的好坏关系到此次和以后的一系列作战成败，必须作深入扎实的战争动员工作。二是陇海线作战是到国统区进行外线作战，如何寻找战机、出奇制胜和保证后勤供应也是需要精心指挥、密切配合的问题。在部队出征前，刘邓狠抓纪律整顿，与和平麻痹思想、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作坚决斗争。刘邓认为：整顿首先从身边人做起，部队纪律好坏，关键看首长，看他的直属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刘邓专门召集军区机关直属队开会，刘伯承在讲话中严肃指出：毛主席把我们的军队叫作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是它的特色。但近来少数人员有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如果我们还不自觉，不能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必然要脱离群众。军队是穿军服的人民，绝不该忘本。邓小平政委强调说：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绝不是一个枝节问题。邓小平愤怒地说：有些人走路不能背背包，两个小包袱也要找老百姓挑，好像我们是为革命而来，老百姓应该在脚下爬！刘邓抓纪律动了真格，“在此过程中，发现部队中一部分人贪图享乐、和平苟安、违犯纪律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相当严重，野战军领导机关坚决处决了一些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分子，撤换了一些不称职和右倾思想严重的领导干部。开始清理各单位的‘小后方’，规定旅团以下人员行动皆不得要牲口和民夫，行李自背。还发出奖励作战有功部队办法、缴获物资交公等命令。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战斗训练，着重进行了村落战、攻地堡、巷战、爆破、防空、防坦克等训练，并组织了演习。”

刘邓主力出动时，正赶上雨季，到处洪水泛滥。干部战士在泥泞中跋涉，行军十分艰难。8月2日刘邓致电中央、山东和邯郸后方领导：“1．我们辗转十天始跳出水网，到濮阳以南，部队每天从早到晚走三四十里还很疲劳，现须休息两天。2．我们决心于8月10日开始作战，请陈宋、薄王协同。3．山东转我们之炸药子弹未到，颇为焦急，请张黎千万设法速送济宁。”这时，陈毅、宋时轮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准备攻打泗县。他们致电刘邓要求一起行动，以求得配合。

刘邓分析了当面敌情，陇海路从开封到徐州段600里间，国民党军两头多，中间弱。开封、商丘守军仅一个团，兰封、民权等县城守军都不足一个团，黄口、砀山只有保安团守卫。沿线城市只有商丘、朱集的工事比较坚固，铁路以南考城到虞城间的大小据点，多由保安团和收编的伪军把守，正规军不多。根据这些情况，刘邓于8月4日在菏泽下达《陇海战役基本命令》，制订作战任务和基本部署：以杨勇、张霖之指挥七纵、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三分区部队为左路军，重点进攻黄口、砀山；以陈锡联、彭涛指挥三纵、六纵、五分区部队为右路军，重点进攻兰封、民权。得手后即向沿线发展，扫清零散据点，准备打击增援之敌。命令强调：“在攻击沿线据点时，如遇敌人增援部队，则应先消灭来援之敌。乘其分散，各个消灭有生力量，勿压缩他固守一地啃核桃。”地方部队和民兵配合主力大举破路。命令规定：第一阶段作战从8月10日夜里开始。

8月9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刘邓的部署。要求太行、山东、华中部队以有力行动援助中原突围的李先念等部。他乐观地估计：“一个月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宋军能在徐蚌线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如嗣后我军有更大胜利，中原军面前之蒋军被调向东向北者必愈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11]

10日夜晚，晋冀鲁豫野战军各路部队以急行军秘密通过陇海路北侧敌军据点密布的30公里纵深地区，向陇海线兰封到黄口之间的敌军据点发起突袭。到11日拂晓，六纵攻克兰封县城，七纵攻占砀山县城和火车站。各部队继续扩大战果，到12日又占领了李庄、柳河、野鸡岗、罗王等车站，歼灭守敌5 000余人。刘伯承后来总结这段作战特点说：“出敌不意，或敌防不胜防的条件下，突入敌之纵深，进行宽正面而有重点的突然猛袭是容易奏效。为此必须大胆撇开或以小部队监视敌前沿据点的城镇，毅然透过以向目的地挺袭，不要顾虑我侧背尚有敌人前沿据点。我们开始作战时在陇海路北横列一条反动势力地带，其在袭击正面者是自考城而东以达虞城县北部，其纵深达六七十里以上，到处是据点封锁沟墙，由伪蒋反动武装守备。我则以小部队佯攻考城，而以地方武装佯攻监视某些据点，其他大多数据点根本未理，如此我得以全力一下子奇袭长约300里以上之铁路线，使其出乎意外仓促不防。”

控制铁路线后即开始破路。刘伯承在总结中说：“此次我们控制铁路二百八十里，破坏比较彻底的约百余里，主要是冀鲁豫地方部队。民兵历来缺乏破路经验，缺乏对破路的组织领导，没有足够的破路工具。有一个地方，四五千人二三天内破坏不到二十里。但后来由一个富有破路经验的干部加以指导，则一夜彻底破坏二十里。”[12]

8月14日以后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迅速调动兵力增援陇海路。原驻马牧集的米文和第181旅西进至柳河镇，与陈锡联的三纵遭遇。三纵以五个团包围米师五个营，展开激战。米文和部以优势火力顽强防御，造成三纵重大伤亡。刘伯承与三纵指挥部的电话没有接通，令刘非常着急。王近山的六纵进展还顺利，15日由韦杰指挥第16、18旅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攻克杞县，消灭张岚峰部两个保安团，被刘邓称赞为“模范战斗”，传令嘉奖。在我军攻势震慑下，驻守虞城的伪军蒋嘉宾部4 000人14日起义，我军接收虞城。

我军初次作战，几天内暴露出很多问题。刘邓16日电告中央和薄一波等：“此次作战困难很多，兵员极不充实，影响士气很大。我三纵五个团打米文和旅五个营，两天两夜尚未解决战斗。陇海路北有六十到八十里的顽占区，后方工作很弱，担架民夫大批逃跑，弹药缺乏，南下后可能困难更多。今后作战关键，尤在于新兵能否及时补充，极为担心。”

这时，国民党军已在调动部队增援陇海线。16日刘邓电告七纵杨勇：“顽已有约两个师进至开封、杨武地区，准备马上向东增援考城、民权。现我主力分散，易为敌各个击破。”命令七纵立即向三纵靠拢。原来刘邓下令各部执行战役第二阶段任务，继续南下扩张战果。鉴于陈锡联三纵与米文和旅苦战，敌军援军将至，果断决定改变原来计划，集中兵力解决米文和部。

不利的消息接踵而至。配合作战的山东野战军攻泗县不克，已经撤出战斗。刘邓的作战文件又被敌军劫去，暴露了我方作战意图。17日刘邓电告各纵队：“敌最近已从各方面察知我之总兵力和企图。如考城之敌袭击六纵之后方人员，夺去政治部文件中获有我之作战命令。同时派间谍尾随六纵主力，明了六纵行踪。8旅侦察员被兴隆之敌捕获，民权方面我似有逃亡者或伤员落入城内敌人之手，菏泽与民权之电话似有敌谍窃听等等，以致我之兵力企图和每一具体部署均被暴露，将障碍我争取胜利，应引起我们警觉。”

事不宜迟，刘邓果断改变计划，调杨勇、张霖之率七纵增援三纵，集中兵力消灭米文和部。18日刘邓电告陈锡联：“杨张到后争取休息一天，准备明晚协同消灭米文和。要一个一个的吃，最好先着重消灭米被打伤之两个营。此着关系整个战局，望锡联、杨、张三同志共同商议、共同指挥以完成之。尤望机断行事，实事求是，不要客气。”[13]

20日，三纵、七纵集中11个团向柳河镇的米文和旅发起攻击。国民党军虽然顽强抵抗了几天，但在我军的猛攻之下终于动摇。21日夜，米文和带领手枪队百余人逃往宁陵，181旅及前来接应的第29旅一个团被我军全歼。这时，刘邓获悉国民党军西路援军整编第3、41、47师已到达开封、新乡地区，东路援军第5军和整编第11师已进至砀山、夏邑以东地区，企图夹击我军。刘邓决定结束战役，撤出战斗。22日，刘邓主力撤往陇海路以北休整，南下陇海路战役结束。

根据刘邓8月25日通报，这次战役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约两个旅，其中有181旅全部（欠一个营）、29旅一个团和其他部队，连同各地保安队共16 000多人。其中毙伤5 000人，俘虏6 000人。攻克砀山、兰封、杞县等五座县城，陇海路12个车站。缴获坦克11辆、山炮3门、迫击炮18门、重机枪90挺、轻机枪458挺、步枪7 500支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破坏铁路300余里。我方伤亡5 000余人。

出击陇海路作战，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经历半年的和平时期后，为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进行自卫反击的第一次作战。我军争取主动，抓住敌军的薄弱环节，大步挺进敌军纵深，给国民党陇海沿线守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在主力作战同时，陈再道指挥的二纵和冀鲁豫各分区部队在豫北和正太路频繁出击，袭扰敌军，配合主力作战。我军的行动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调动了敌人。原来追击中原部队的国民党整编第3师等部队匆忙由潼关调到开封，减轻了李先念部的压力。原来准备进攻山东的国民党主力5军、整11师等也调往豫东。我军在出击时先全面铺开，造成浩大声势；后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一部，在敌援军到来前果断结束战斗，显示了我军作战的机动灵活。但这次战役，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是经历和平时期后，战争准备、作战、联络和后方工作离实战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刘伯承后来在《陇海战役主要经验总结》中指出：“此次在战地极感游击战争太差。”“有不少部队在战斗中多未及时架通电线，也不组织传递哨，也不重视通信，使明了敌我情报与协同动作都发生困难，最严重的是我们保守秘密不够，关系胜败甚大。”[14]

毛泽东对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表示满意，在战略防御的初期，刘邓、陈赓能够打出去并取得战绩，实属不易。表现出他们善于审时度势，根据不同情况制订灵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夺取战斗胜利。9月16日他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例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一个一个地夺取之，而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例如山西我军夺取同蒲路上诸城，就是这样打的。”[15]

[1]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2]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3]　刘伯承：《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来形势的报告》。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5]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6]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7]　李普：《记刘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82～383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284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10]　二野战编室：《战史纲要意见汇集》第14号。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12]　《陇海战役主要经验总结》，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页。

[13]　《出击陇海线战役资料汇编》。

[14]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400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第11章　鏖战鲁西南

国民党军两路进攻鲁西南——刘邓决定在内线作战——定陶战役先打整3师——血战大杨湖——“瘦狗拉硬屎”——龙固集防御战——张凤集大战整11师——“牛抵角”战法不合算——速战速决的鄄城战役——刘邓总结积极防御战略战术

1946年8月刘邓野战军主力南下陇海线，深入国民党统治区，震惊了蒋介石。为了寻找刘邓决战，恢复陇海路安全，国民党军调整军事部署，从徐州、郑州调集重兵，向鲁西南集结。企图乘我军未及休整，以优势兵力合击我军于定陶、曹县地区，并引黄河水入故道，分割解放区，控制鲁西南。为达此战略目的，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调5军、整编第11、88师自徐州、砀山、虞城向单县、成武、鱼台进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调第5绥靖区孙震的整编第3、41、47师和第4绥靖区刘汝明的整编第55、68师等部自开封、封丘、考城、商丘等地向东明、定陶、曹县进攻；国民党30万大军形成东、西两大钳形攻势，企图吃掉刘邓主力。

陇海战役刚结束，国民党军即重兵来犯，情况对我军极为不利。刘邓手中的三个纵队原来只有42 000人，陇海作战伤亡5 000多人，部队十分疲劳，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弹药也很缺乏，亟待山东解放区补充。每个纵队山炮不足一营，炮弹奇缺。迫击炮总数不到100门，工兵每纵仅一个连。连续作战有损伤部队元气与骨干的危险，但不打就保不住菏泽、郓城这片解放区，会被敌人逼到旧黄河以北去。打还是不打，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刘伯承元帅回忆：“军队出动到南线作战，切断陇海路意义很大。中原（整3师、47师、41师）和华东（5军、整11师、88师）的敌人都过来了，中原与华东的包袱都轻了，全国一盘棋很重要。”有人问：“打了陇海线后，为什么没有向南发展？”刘帅说：“不行，不能向南，我们力量不足。问题是李先念的力量没有弄好，陈毅在泗县一仗因为下雨没有打好，需要休整。后来敌人来了，考虑打不打。那时候不打不行，打不好受处分，也要负责。既然决定打，就要拼命打胜。防御时期，开始紧张极了。”[1]

8月22日，毛泽东获悉刘邓结束出击陇海路作战后，电告他们：“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至少是三比一。”[2]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邓等领导人仔细研究敌情，他们认为：上次出击陇海路到国统区作战，后方供应困难，游击战也开展的不好，给我军作战造成很多麻烦，战果不理想。这次国民党军来攻，应该依靠老根据地，进行内线作战。正如刘邓9月10日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说：“诱敌至解放区打为有利，但必须组织有利的适当的运动防御，耗敌弹药人马，造成我主力决战有利条件。”“在战役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敌基干部队、嫡系部队为有利，主力被歼全线即溃退。”“战术上以兵力重点打击敌人弱点，各个消灭之易收效，实际上是缩短了作战时间。”

国民党统帅部对这次行动相当重视，白崇禧和陈诚先后来到开封坐镇指挥。开始刘峙遵照白崇禧的战术，主张向刘邓所在的菏泽地区大胆迂回。8月17日，刘峙电令川军向兰封、考城前进，令整3师经长垣向考城以北前进，企图将我军包围在兰封、考城地区，断我后路加以歼灭。陈诚到开封后，认为白崇禧的战术太冒险，改为让国民党军各部靠拢，齐头并进，以川军居中，3师为左翼，刘汝明部为右翼。各部相距10余里，形成梳子队形进攻，可以互相策应，以防我军集中兵力消灭一部。国民党军步步为营，到一驻地即赶修工事，部署好火力网，让我军来啃“硬核桃”，并以固守等待援兵。

国民党军谨慎地向我解放区逼近，但前进速度极慢。刘伯承察觉到敌军弱点，24日指示三纵、六纵：“据连日情况判断，向我东犯之敌均推诿不敢贸然前进。一发现我少数人员即称为大股来犯。……由此看来，只要我能有小部队与敌保持接触，特别有挺进队深入敌后袭扰并配合以政治谣言攻势，即可加深敌上述弱点，争取更多时间休整备战。”他命令陈锡联、王近山组织小部队的游击，“以高度疲惫消耗迷惑牵制敌人，达到争取时间的目的。”[3]

8月22日，国民党整编第3师到达长垣集结。整3师原为第10军，抗战期间参加过滇缅公路对日作战，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师长赵锡田是黄埔二期，整编后全师14 000余人，半美械装备，拥有炮团、工兵营、通讯营和战车营。在尾追我中原突围部队时，整3师作为主力，给我军造成不少损失。这些战绩使赵锡田更为骄横，不把我军放在眼里。当刘邓出击陇海线后，整3师没有休整，便从潼关上车，运到中原前线参战。

8月28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三、六、七纵集结于曹县地区，开始休整和补充弹药，准备作战。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刘伯承令陈再道的二纵兼程赶来，集结于东明境内。这样，我军集中了5万余人，准备抓住战机，歼灭敌军一路。

先打哪一路呢？刘邓仔细研究情况，徐州方面向我进攻的敌军都是嫡系，其中5军和整11师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二，全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我军不宜与其硬拼。郑州方面向我进攻的部队是主攻，但战斗力较弱，除整3师属嫡系外，其余是川军和西北军，战斗力不强，注重保存实力。如果我打整3师，他们不会拼力相救。另外整3师刚从中原战场调来，相当疲劳，装备尚未补充，我军集中力量打整3师，还是有相当把握的。如果能先把整3师打掉，再抓住战机消灭附近的国民党军，就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钳形攻势，争取了战局的主动权。

毛泽东的意见与刘邓一致。8月29日他发出指示：“望我主力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4]

8月31日，刘邓下达《定陶战役基本命令》，决心重点消灭整3师。以二纵主力和六纵为右集团，由陈再道指挥；以三纵、七纵为左集团，由杨勇、陈锡联等共同指挥，在定陶地区的预设战场包围整3师，并切断其与47师的联系。以六纵的两个小团负责诱敌，务必使整3师沿着韩集、定陶大道向东进入我伏击地区。《命令》严厉指出：“严格战场纪律为胜利的先决条件，对作战不力、违抗命令者应即严厉制裁，不容许丝毫宽容与姑息，以致妨害胜利损害革命。对有功者尤应及时奖励、鼓励。在作战手段上应是高度的勇猛与精密的战术相结合，各部队力求协同动作，不可迟缓犹豫，逐次使用兵力，务求在两天至迟三天的时间，达成消灭整3师全部或大部之目的。”[5]

部署已定，就要引诱整3师这条大鱼来上钩。8月31日，赵锡田指挥整3师由考城向白茅集、纸坊进军，与我六纵16旅部队遭遇。我军是以小部队迟滞并诱敌深入，而赵判断是我军主力，集中炮火和兵力猛攻。我军依托阵地坚守纸坊，敌军冲入街内又被打出来，敌团长向介江以下200余人伤亡。顶到9月1日拂晓，我军主动向东撤退，整3师紧追不舍，沿桃园、周集、大黄集一线前进，一步步走进我军的“口袋”。

9月2日，刘邓主力已休整了四天，而整3师在我军节节阻击下伤亡了1 500多人，搭进去两个团长。弹药消耗也相当大。赵锡田不惜代价，率师部进至天爷庙，其3旅进至大黄集、周集地区，20旅进至大小杨湖、阎砦地区。邻近的47师在我军阻击下未能及时跟进，与整3师拉开25公里的间隔。围歼整3师的时机成熟了。

3日午夜，刘邓下达总攻命令。我军两大集团按照预定方案，向整3师发起全面进攻，六纵担任主攻，重点消灭大小杨湖的20旅。但战斗发起后，因二纵、七纵未按命令进入指定的进攻出发地，攻击太晚，尤其未发挥突然由南北同时钳击之奇效，故当晚战果极微。4日，六纵主力猛攻马庄、大杨湖的敌20旅59团。大杨湖是个200多户的村庄，四周地形开阔，村外有条壕沟。村南有个水塘，成为天然障碍。敌军进村后，连夜抢修了暗堡、鹿砦和工事，构筑了火炮阵地。六纵向马庄和大杨湖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敌军顽强抵抗，阵地前展开拉锯战。到天亮时，敌59团两个营全部打光，而我方也付出沉重代价。整3师的战地日记都惊叹：“是役战斗惨酷之景象，于是概可想见矣！”当天，赵锡田派出战车营以10辆坦克归20旅旅长指挥，在一营步兵协同下前往马庄增援。坦克几次冲出村子，均遭到我军的猛烈反击。因战车有一半发生故障或被我军打坏，敌援军也损伤过半，被迫撤回。我军的勇猛作风令敌人感到胆寒，整3师战地日记这样写道：“匪攻我第8团第1营所守之葛寨时，目睹匪一个连之兵力死亡殆尽，而后续部队不畏枪弹，继续奋勇猛扑，其他阵地均形如此。每晚匪必消耗数千，而夜夜必攻，毫不畏惮。又我炮弹轰击时，匪似置若罔闻，仍与我攻击部队继续作战。又战车攻击时，匪复派小部持手榴弹勇猛接近我战车，企图爬上战车由瞭望孔投掷手榴弹，以杀伤战车驭手。”敌人不得不承认：我军胜利是在于“牺牲精神特旺”。[6]

整3师虽然陷入我军包围之中，仍作困兽之斗。大杨湖的敌59团在六纵主力攻击下，4日几乎伤亡殆尽，仍据守不退。赵锡田发现自己已陷入重围，不断向刘峙呼叫。刘峙严令47师增援，被我三纵阻击无法前进。位于东明、曹县的敌41、55、68师也奉命向3师靠拢，企图解围。这样，我军围歼整3师的战斗打成僵持，反而有被敌军反包围的危险。一向沉稳的刘伯承也急了，5日白天他电告各纵队：“我们这一仗如果打不好，结果东明、菏泽、济宁之线以南必然丧失，将来更不好办。现3师已很疲惫，业已气馁，自谓今晚本身不能支持。我正宜乘此时机歼灭该敌，望务发扬比敌人更顽强的作风，鼓励士气，组织火力，集中使用兵力，协同一致，以达成胜利。至要至要！”[7]

5日夜里，刘伯承亲临大杨湖附近的六纵指挥所。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正在指挥部队猛攻大杨湖。刘伯承清楚，大杨湖是战役的关键，打下大杨湖，整3师就会全线崩溃。他命令王近山集中兵力，坚决拿下大杨湖。他对王近山说：“这一仗如果我们打不好，冀鲁豫平原我们就站不住，还要背起包袱回太行山！你们今晚只要消灭大杨湖的敌人，战役将有很大的变化！”王近山说：“请师长放心，六纵即使打到只剩一个连，我当连长，杜义德当指导员，决不放弃战斗！”[8]说完，他打电话告诉各位旅长：“刘师长来了！”当年129师的老战士听到这五个字的电话，犹如接到总攻动员令，顿时精神百倍。王近山放下电话，就前往17旅的指挥所，在最前沿指挥战斗。

5日23时30分，六纵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对大杨湖发起总攻。49团从东面主攻，52、54团从两面助攻，53团作预备队。王近山集中了纵队的12门山炮和几十门迫击炮，向村子猛轰。6日1时，54团突破前沿阵地，攻占了村西南的一个角落；52团由村东北突入，占领了一段围墙。主攻的49团三次突入村子与敌巷战，都被打了回来。战斗进入肉搏战，双方伤亡都很大。战至黎明，整3师3旅的8团自大杨湖外围的申倪寨进攻，企图接应大杨湖守敌突围。据守村西南的六纵54团在两面受敌的严峻形势下顽强抵抗，全团打得仅剩100余人，上至团长，下至马夫、炊事员全都投入战斗。这时，谁再加一把劲，就能夺取胜利。王近山下了最后的决心，将机关所有能战斗的成员都组织起来，由18旅旅长肖永银指挥53团投入战斗。这最后的一击起了作用，敌军终于崩溃了，被我军分割围歼。6时，大杨湖被我军占领，守敌整3师59团被全歼。[9]

为了解救整3师，刘峙于6日赶到考城，指挥各部前进。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来到天爷庙整3师指挥部督战。但47师为保存实力，行动迟缓，不肯出死力援助整3师。赵锡田得知大杨湖失守，20旅被歼，3旅也伤亡惨重，知道大势已去，于6日14时率师部和3旅残部向西南突围。刘伯承一声令下，我军展开全线追击，当天在秦砦包围3师残部，三纵俘虏了整3师中将师长赵锡田。

整3师被歼，国民党军全线动摇。刘邓命令六、七纵乘势出击整47师侧背。二、三纵向考城追击整41师。7日，47师的127旅和41师的122旅被我军追上，溃散于野外，大部被歼。8日上午由兰封向曹县撤退的敌军被我军歼灭两个营，我军乘胜收复东明。至此，郑州方向进攻之敌全线溃败，徐州方向之敌仍被我军阻止于成武，历时5天的定陶战役胜利结束。

定陶战役，我军以伤亡3 500人的代价，全歼整编第3师等部4个旅，毙伤敌5 000余人，俘虏12 000余人。缴获坦克6辆、各种炮200余门、步枪4 300多支和大批弹药物资。这是刘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内线打的第一仗，打垮了国民党军钳形攻势的西路钳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气焰。毛泽东7日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敌人尚有进攻力量，我军此次参战主力立即集结休整补充，准备再战。”[10]

定陶之战我军虽然伤亡了3 500人，远低于国民党军，但当时刘邓手中只有4万多人的主力，这个代价也是相当大的。据当年的六纵18旅旅长萧永银回忆，大杨湖战斗中53团1 300人上阵，过一道鹿砦，夺一座房子，不过百把米的距离，就伤亡400多人。当时六纵是死打硬拼，一个整连伤亡，再上一个连，最后把团里能拿枪的人都派上去。大杨湖战斗结束后，54团伤亡很大，有的连队剩下的战士还没有炊事员多，团长卢彦山抱着肖永银痛哭。52团也伤亡400余人，六纵18旅打得伤了元气。定陶之战之所以打得如此残酷激烈，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军装备远胜我军，另一方面是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尤其是嫡系部队都带着一股骄横气，根本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整3师的一个副团长被18旅俘虏，见到萧永银还不服，说共军根本不懂战术，就是靠人海战术。萧永银气愤地说：什么叫战术，我今天俘虏了你，不就是最高明的战术吗？[11]所以，解放战争初期的战斗，我军虽然战果与后期相比是不大，但是战斗过程要艰难得多。刘伯承感慨地说：定陶战役我们打胜了，但是也不行了，真是“瘦狗拉硬屎”啊！[12]

蒋介石得知整3师被歼，大为恼火，9月15日撤掉刘峙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职务，由顾祝同兼任。徐州方向出动的国民党军由王敬久指挥，担任主攻，位于成武、单县的5军和整11师向北进攻。我方采取主动撤退，11师于10月12日占领定陶，20日占领菏泽。5军则占领菏泽以东的沙土集等地。跟进的41师20日占领东明，88师占领金乡。敌军来势汹汹，下一步目标是占领巨野、嘉祥，威胁我山东解放区重镇济宁。

5军和整11师是国民党军最精锐的部队，与新1军、新6军和整74师号称“五大主力”。5军军长邱清泉，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1934年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等战斗。5军是在原陆军装甲兵团基础上组建的，第一任军长杜聿明。邱清泉作为属下的新编第22师师长，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和远征缅甸的作战。抗战胜利后，邱清泉升任5军军长，奉命从南京北上进攻我苏中、淮北解放区。5军凭借美式装备，气焰嚣张，我淮南、淮北地方部队缺少主力，被迫向山东撤退。邱清泉傲慢地说：共军是“逢五（5军）不战”，自以为打遍天下无敌手。

整11师原为国民党第18军，是陈诚的老部队。师长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四期。参加过“围剿”江西苏区的作战，抗战期间参加过武汉保卫战和湘西会战。抗战后期，胡琏升任18军军长，全军配备美式装备，归王耀武指挥。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整军，18军改为整编11师，辖11、18、118三个旅。与邱清泉不同的是，邱善于组织炮火和坦克的攻击作战，而胡琏作风比较稳重，擅长防御作战。

定陶战役后，我军急需休整补充。刘邓命令部队撤退到东明东南与菏泽西南地区，争取休整一段时间，准备再战。9月8日，刘邓电告中央：“我们四个纵队除军区部队外，只有5万。连队甚不充实，战前没有补充。从8月10日开始到现在，近一个月连续作战并未得到休息。两个大仗伤亡近1万人，干部伤亡比例不小。最后决战全力用尽，现在手上的新兵仅7千余人，大约可以争取三四千俘虏补充，约可恢复南下程度。我部武器不坏，惜弹药奇缺，防空兵器没有，故只能夜战。经此次胜利，士气颇高，惟六纵大伤元气，休整后再战亦颇成问题。”

毛泽东复电同意刘邓的休整计划，告诉他们“务于9月18日前休整完毕，激励全军准备再战。”同时要刘邓把部队的实际情况上报，以便中央掌握。9月12日刘邓发一长电，向中央报告他们的情况：

二纵约11 000人，“此次作战担任截击，缴获颇多，情绪较前提高。攻坚差，野战尚猛。”

三纵约16 000人，“战斗力强。”

六纵南下前12 000人，此次伤亡2 800人，补充后可达13 500人。“该纵平汉战役后没打好仗，但此次最为模范，现士气仍高，惟干部伤亡过大。”

七纵原有11 000人，因一部调走，现有8 000人。“该纵战斗作风亦猛，能攻坚，惟纪律太坏。”

关于部队装备，刘邓说：“各部每营大半有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4挺），其余至少有一个重机枪排。每连因人数不充实，多保持轻机枪3～6挺不等。每个团有一迫击炮连（4门）。一半以上的团每连有3门小炮，共有山炮20余门，每个纵队都有少数防坦克火器（战防枪、火箭筒）。我们多采用集中火力使用，装备是不算坏的。至于弹药则经常感到恐慌，机步枪弹经此次缴获及山东运来50万发，还可以打两仗，但山炮弹已经没有，迫击炮弹、小炮弹供应不上（兵工生产力太小），已告山东设法先送炮弹。”

刘邓明确告诉中央：根据目前部队情况，只可再打一仗。10月在解放区扩兵补充后，“我们再打一仗，至多勉强打两仗（会伤元气）后就很困难了，势必再等11月新兵来到后，才能再打。”

毛泽东的意思是让刘邓打5军和整11师。他认为刘邓既然能全歼整3师，部队的战斗力一定相当强。如果能再歼灭国民党军一大主力，将对战争全局产生重大影响。9月19日他问刘邓：“你们认为以打何部为适宜？我军与5军、11师接触试打如何？”这时5军和整11师正在向菏泽以东扫荡，一边侦察一边前进。整3师的覆灭对他们教训很深，所以行动十分谨慎，每天仅推进七八里。刘邓听了阻击部队的汇报，认为5军和整11师也不过如此，20日他们复电军委，确定打5军和整11师的目标。电报说：“敌5军、18军（即整11师）此次前进甚为稳重，搜索面很大，遇我小部阻击，即炮轰很久，然后以一个连、一个营或一个团前进，多为我小部反突击击退。其攻击力弱，其战斗力似尚不及3师之20旅。惟火力很强，不敢肉搏，夜间即停止前进。该两军战斗力可能较强，尚未试探出来。”他们决心：“仍按现有态势，争取先消灭5军或18军一个师，但要看敌攻占菏泽后的变化才能确定。”

9月28日，5军和整11师分别沿菏泽至巨野的公路和潴水河南岸齐头并进，向巨野、嘉祥进犯。考虑到这两股敌军之间有20里的间隔，又有潴水河之隔，便于我军分割作战。敌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地理环境不熟；我军经过休整和补充，士气正旺。刘邓遂于29日下达《巨野战役基本命令》，集中二、三、六、七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决定在敌人东犯时，“选择其由公路上进至龙固集东西之一路，或由潴水河南岸进至李家堂和到大义之一路，于其运动中围攻钳击割裂而各个歼灭之。”命令规定了各部队的任务，以二纵的第5、6旅在龙固集一线防御，阻击5军；而以其他主力纵队集结待机，准备消灭凸前的整11师第11旅。命令强调“作战胜利的关键，在于第一夜晚的成功。各部务求预先作充分的侦察准备，准时的协同动作，并在战术上注意割裂敌人，各个歼灭之。”

当天夜里，刘伯承来到二纵5旅14团的指挥部，查看战斗准备情况。刘伯承问团首长兵力怎样部署，团参谋长说：“听说5军善于攻击，我们怕顶不住，就把全团主力都集中在最前沿了。”刘伯承摇头说：“这样部署恰恰顶不住。如果他一下冲垮你前面的几个连，后边怎么办？最好采用三角队形，前面少放些人，后边设几条防线，逐渐增加兵力。这样打起来就可以逐渐挫伤他的锐气。他们的攻击力量越来越弱，而我们的防御却越来越强。”大家深受启发，立即调整了部署。

9月29日，龙固集防御战打响了。陈再道指挥的二纵面对强大的5军，打得相当顽强。据刘邓10月9日给军委的报告叙述：“5军之45、96两师六个团，自9月29日起开始由黄镇集及万福集方向东犯，我第5旅单独进行移动防御，三天后才加上第6旅作战。这两旅人数很不充实，均没有防御作战的经验。但他们能吸取其他部队的经验，常以一个连、最多一个营固守一个村庄，加做一些低堡和其他工事，进行逐村抵抗。在敌以猛烈空军轰炸，尤其是炮火轰击时，则沉着隐伏于工事内，在敌人炮火准备后以步兵冲锋时，则以野炮机枪、步枪甚至手榴弹等，突然短促而准确的火力，予敌以大的杀伤。跟着即以小部队进行逆袭，敌常弃尸退回。即使有些村庄在敌人展开猛攻无法保持时，也要忍耐到黄昏后在邻村掩护之下撤退到后一个村。因此就使飞机与炮兵预定轰击之目标顿然消失，并伤亡敌人人马，消耗了不少弹药。遂使其锐气日减，攻势日弱，计十天之中，共前进不到10里。原令该部坚持龙固集到3号为止，但直到9号整整十天，敌人已付了1 500人以上伤亡的代价，我们仅伤亡500余。而素称精锐之第5军终于不能攻克我龙固集，而于9号被击退到潴水河南岸去了。”战后刘邓通令嘉奖二纵5旅，称赞历时九天的龙固集防御战“是本次作战的模范防御战例。主要原因是他们十分认真的对待上级给予的严重的、光荣的作战任务，全旅上下团结一致，听命令，守纪律，无论在政治动员、军事准备上都十分认真和充分。”

龙固集防御战打得相当成功，但围歼整11师的战斗却不顺利。龙固集战斗打响后，胡琏见邱清泉的进攻相当吃力，知道我军不好对付，行动愈加谨慎。整11师前进缓慢，迟迟不进入我军的预设战场。10月1日天降大雨，使我选择的干燥战场变成水网地带，给我军的运动造成很大困难。10月3日，刘伯承考虑龙固集已经打了五天，二纵已经疲劳，决定不再拖延，主动向整11师出击。当晚20时，三、六、七纵全线出击，向双楼、曹垓、前后谷庄等村庄进攻。不料整11师行动狡猾，白天搜索前进，晚上主力退缩集结。除三纵在曹垓歼灭敌军的警戒部队一个连及重机枪排以外，其余部队都扑了空。4日我军再向贾家楼、杨庙等地猛扑，狡猾的敌人发现我军的企图，事先撤回收缩，致使我军再次扑空。三纵攻击东西蒋庄的部队出发时突遭敌军密集炮火袭击，伤亡200余人，结果西蒋庄未克，东蒋庄突进去消灭敌人一部，但未站住脚，天亮时被迫撤出。5日刘伯承变更部署，决定先打整11师凸前的第11旅。以六纵迂回敌后，割裂11旅与118旅的联系，以三、七纵集中兵力进攻张凤集和东西蒋庄，争取消灭11旅。当夜六纵攻击徐家楼等村，三纵攻东西蒋庄。蒋庄之敌后退到肖家堂，三纵继续攻击，为水所阻，改为对敌包围监视。七纵攻击张凤集（今名章缝集），村内是11旅32团，配有重炮。七纵首先攻克张凤集西北角的一个小围子，敌军由隐蔽交通沟退入村中。七纵以58、59、62团从三面猛攻张凤集，敌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我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伤亡代价。至6日晨，59团从村北突破，58团团长吴忠和62团参谋长张兴臣也带领少数战士共300余人进入村中，占据了几处房屋。不料整11师的防御与众不同，他们的防御配备核心阵地在村中心，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敌人乘我军突入部队立足未稳，以强大火力向我反击，堵住突破口，切断了我突入部队和后续部队的联系，将我军压缩在张凤集村北的几个院落里。我军也利用院墙构筑了简单的工事，与敌相持。6日从9时到14时，打退敌军七次进攻。吴忠同志在负伤情况下，与张兴臣指挥战士奋战。弹药打光了，就从敌人死尸上收集。由于我军与敌人处于犬牙交错状态，胡琏不敢用重炮轰击张凤集，11旅旅长杨伯涛在邻村干着急，只是用炮火封锁外围，使三、六纵无法前来增援。这一天恶战，我军也伤亡不小。到黄昏时，59团少数干部动摇，竟擅自撤出，村里只剩下吴忠、张兴臣和180名战士。在危急时刻，吴忠等表现出坚定的意志，鼓励战士与敌军血战到底，等候增援部队到来。这天夜晚，七纵再次集中兵力，在三纵配合下攻入张凤集，为吴忠等解围，并歼敌一部。[13]战后刘邓发布通令，高度评价张凤集180名勇士说：“此次张凤集战斗中以58团团长吴忠同志为首的180人表现了超人的英勇和顽强，在极端困难与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以仅仅百余人的力量始终坚持张凤集村内阵地达一日一夜之久，使我军得有可能达到消灭敌32团大部的胜利。他们不愧为人民的英雄和模范，我们除了向他们表示敬意之外，特通令全军嘉奖，并号召全军将士向他们学习！”

7日白天，我军以炮火轰击守敌，敌军伤亡惨重。这次轮到敌军动摇，32团1营长撇下团长，带两个连突围而出，敌军阵地出现一片空缺。杨伯涛请示胡琏，胡琏认为打下去不利，为保存实力，同意32团突围。32团团长请示：有4门山炮炮弹打光，因笨重突围时无法携带，如何处置？杨伯涛回答：“炮可以丢掉，官兵必须全撤出来。”敌军卸下炮栓，砸碎零件。16时，11旅出动部队接应，进入张凤集东南角，将32团剩余的200余人接出向苏家集突围。并以遮断炮火掩护，阻挡我军追击。为了防备我军的下一步攻击，胡琏将整11师部队收缩在崇兴集、王家垓一带，构筑工事坚守。此时5军的96师也向整11师靠拢，鉴于歼灭整11师的战机已失，刘邓果断决定于7日结束战役，部队转移到巨野、菏泽以北地区休整。

巨野战役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王牌部队的第一次交手。双方打得相持不下，对国民党军来说是个极大的震动。战后胡琏召集整11师军官开会检讨：两支美械装备、以五大主力著称的王牌部队，一个攻不下龙固集，一个守不住张凤集。为何打得如此蹩脚？杨伯涛认为主要是“战术上墨守成规，不适应解放军擅长的新战法。我们这两支部队和日本鬼子打了八年的仗，养成了一整套对付日本鬼子的战略战术。日本鬼子恃其武装优越于我，战场行动一般是慢腾腾的，我们可以从容对付。他们不采取夜间攻击，我们可以安心睡大觉或加强工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炮击，什么时候开始冲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炮击，什么时候开始冲锋，我们心中有数可以事先准备。他们更不会打埋伏或突然袭击，我们勿须小心翼翼，谨慎行动。以上这些规律，我们都习惯了。但是我们转过面来，一秉旧章地对付解放军，就不能不大触霉头，被动挨揍了。”其次，“对解放军战力估计过低，妄自尊大，失于轻躁”，也是原因之一。国民党军认识到这些问题，在部队编制、装备和战术上都作了调整。[14]

刘伯承也有教训需要总结。10月28日刘邓给军委的报告说：“此役计消灭敌人两个多营，毙伤敌人在5千以上，我亦伤亡4 300人，我虽获小胜，打怕了敌人，但总算起来实不合算。”11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关于巨野战役的初步总结》谈到主要经验教训：“此次我与敌陷于抵角僵持的笨拙状态。敌人十分谨慎，迟迟不前；我则未能大踏步进退调动迷惑敌人，使其暴露弱点，反陷于被动（陇海作战的胜利，是因为我大踏步透入敌纵深而收奇袭之效果）。假若此次我把主力拉远一些，只以小部队接敌侦察，使敌敢于大胆前进，待敌进入我预定战场，突然进入战斗，打敌薄弱部分，定能奏效。因此我在战役中，主力宜于大踏步宽大机动的进退，才能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便于各个歼灭敌人。”

对敌人战术缺乏了解和没有估计到天气条件，也是深刻的教训：“敌11师的特点是火力强，尤其炮火，但其步兵突击力则较3师尚弱。我攻击点如在敌炮火不能支援的地方消灭敌一点是有把握的，这次作战开始时对敌火力组织了解不够，同时机械地运用了消灭3师的经验，尤其决战时步兵之冲锋陷于水网中非常不利。此次作战证明，对付新的敌人必须侦察与掌握敌人的作战特点，而后根据新的情况，讲究新的战法。”[15]

巨野战役后，刘邓除以小部队与东线敌军保持接触，牵制迟滞敌军外，主力北撤百余里休整。王敬久集团虽然继续进攻，但步伐缓慢谨慎，各部之间靠得很紧。10月16日和18日，整11师和5军分别占领巨野、嘉祥。10月24日，整11师占领郓城。刘邓认为，与王敬久集团正面僵持或胶着，都对我军不利。目前需要寻找敌军弱点，打一个好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西线刘汝明集团的行动上。按照顾祝同的计划，要求刘汝明指挥整55、68师一部由菏泽北犯鄄城，孙震指挥整41、47师由滑县北犯濮阳，企图与东线配合，占领鲁西南，两面夹击刘邓主力。

但是，刘汝明并未按照命令使用主力，只是以刘广信指挥整68师的119旅并配属两个炮兵营向白衣集前进。在行进途中，视察黄河故道的联合国救济总署谈判代表、美国人范宣德（一译韩逊）告诉刘广信：鄄城方面十分空虚，共军正由菏巨公路撤向鄄城，辎重星夜撤退。刘广信听后开始大胆行动，28日由白衣集向鄄城进军。

这时，刘邓主力正在转移。27日从菏巨公路以北的安关集、皇姑庵地区撤至董口、鄄城、潘溪渡一线。28日早晨，部队刚到指定地点，就得到刘广信部冒进的消息。刘邓决定抓住战机，消灭这个敌人。29日，刘广信部进至鄄城以南10里的高魁庄、任庄、刘家庄地区，刘伯承命令二纵、三纵为主攻，分别由鄄城西南和东南兜击；六纵为总预备队；七纵在水堡集、皇姑庵一线阻击5军和整11师。

29日21时，二纵4旅在高魁庄首先打响。敌军刚刚宿营，我军就悄悄接近村边鹿砦，以勇猛迅速的动作突入村内，把敌军打得措手不及。刘广信部是旧西北军，原以善于防御著称。但他们驻扎的村庄地处黄河故道，地形平坦，土质疏松，很难构筑工事。我军仅用一小时就结束战斗，消灭敌军一个营。这时，6旅进攻西富春，战至拂晓，敌军大部被歼，少数逃往邻村东富春。二纵将东富春之敌团团包围。三纵控制了敌军右侧的刘固堆、李湖庄等村，切断敌军退路。刘广信还没来得及架通各团的电话，就听见到处的枪炮声，急得用报话机与各团联络，他的指挥位置和兵力部署完全被我方监听，刘伯承果断决定：把六纵投入战斗，尽快全歼刘广信。

刘伯承下这个决心是冒了风险的。当时5军和整11师离这里只有40里，如果杨勇的七纵顶不住，他们只需一天就可以赶到。以二纵、三纵来消灭刘广信一个旅，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六纵这个预备队是赶到鄄城来打歼灭战，还是协同七纵打阻击？刘伯承判断：5军与整11师刚与我军硬拼，士气有所下降，现在他们不会全力支援刘广信。因此，他决定不顾东面的强敌，将六纵调来歼灭刘广信。这个决策对鄄城战役的速战速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1日，刘邓命令二、三、六纵黄昏时向敌军发起总攻。刘广信在我军的围攻下支持不住，黄昏前就下令突围。20多辆大卡车拉着美式105毫米榴弹炮向南疾驶，沿着宽阔的黄河故道逃跑。担任拦截的二纵6旅18团看到烟尘滚滚，知道敌人要逃，2营的三个连队飞跑向南插过去。6连长李金星急中生智，决心拦住第一辆卡车。卡车在沙地上跑不快，他和两个同志追到第一辆卡车前，仍出几个手榴弹，将卡车炸坏，陷在泥水中，挡住了后面的车队。跟上来的战士们纷纷爬上卡车，与敌军搏斗。敌人有的投降，有的弃车逃跑，6连缴获了8辆卡车和5门榴弹炮。突围的敌军大部分被我军拦截在黄河故道大堤以南，只有刘广信等少数越过大堤逃往白衣集。没想到半路碰上我独立第4旅，刘广信的坐骑被我军战士一枪打中，刘广信从马上摔落尘埃，当了俘虏。战斗结束后，我军将俘虏送往后方，刘广信看到他受伤的部下躺在民工的担架上，受到与我军伤员一样的对待，他受了感动，主动承认自己的身份。当天夜里，打扫战场的干部战士又忙了一夜，把陷在黄河故道里的卡车和重炮都拉出来，送往后方。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首次缴获的美式重型榴弹炮，在后来的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16]

鄄城战役自10月29日晚至31日黄昏仅两昼夜，我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119旅全部，整55师86团全部、241团一部，炮10团一个营；共歼敌9 000余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8门、山炮7门、迫击炮37门、小炮95门，重机枪65挺、轻机枪208挺、步枪3 300支，卡车22辆，电台8部和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一个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11月10日，刘邓给军委写了《鄄城战役的经过和经验》的报告，总结了这次歼灭战成功的经验：一是“撇开与强敌（王敬久集团七个旅）僵持局面，在纵深里实行了大踏步的宽大机动。一面分遣小支队，抑留强敌而迷惑之；另一方面以主力秘密突然出现于战场，抓住较弱之敌（过早出现，弱敌必畏缩不敢急进），乘其立足不稳，出其不意，从各方面同时施行猛烈地攻击，故能获得奇效”。二是“集中大于敌人四倍的优势兵力，故能在钳形攻势的战斗队形上，多开突破口，并能从各突破口贯穿突击，将敌之纵长队形割裂零碎，互不联系（两里内敌亦用无线电联系）。尤其先后以侧背兜击割裂起，所以能够在两日内干脆全部消灭，极少数逃脱的。且鄄城民众工作较好，村房建筑脆弱，无围子，地势干燥，有河堤拦住敌人退路”。三是“利用蒋军嫡系与杂牌之矛盾。邱、胡两军在战斗开始时各距鄄城三十里，第二天一受阻击，只进二里，给了我大胆消灭刘部之余裕”。[17]

从9月刘邓大军南下陇海线到11月底鄄城战役结束，我军连打四仗，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条件下，取得歼灭敌军5万余人（包括豫北配合作战）的战绩。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菏泽、定陶等17座县城，但战略的主动权却一直掌握在我军手中。11月20日，刘伯承对记者发表谈话，精辟阐述了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那些城镇，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这种战法为牛抵角战术、挨打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进攻新地区，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补给线，这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此次鄄城战役是一个最好的例子。”[18]

[1]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2页。

[3]　《定陶战役资料汇编》。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5]　《定陶战役资料汇编》。

[6]　《陆军整编第3师豫东鲁西剿匪战役战斗详报》。

[7]　《定陶战役资料汇编》。

[8]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57页。

[9]　杜义德：《忆大杨湖之战》，杜红、郭伟成编《一代名将杜义德》，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11]　李普：《记刘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12]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4]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6]　二纵政治部编：《鄄南战役》。

[17]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6页。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第12章　歼灭“天下第一旅”

1旅调往晋南参战——陈赓监听敌军动向——主力出击临浮公路——11旅在官雀村抓住敌军——陈赓组织围点打援——10旅陈堰围歼战——两天歼灭“天下第一旅”——陈赓总结运动战经验——中央军委通报表彰临浮战役的胜利

1946年8月中旬，陈赓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进行同蒲战役，占领洪洞等五座县城，控制了同蒲路100多公里的铁路线，切断了阎锡山与胡宗南部的联系。这个局面令国民党统帅部非常不安，8月17日，胡宗南飞到运城，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从关中和洛阳抽调兵力，部署新的攻势。他将自己最精锐的主力整编第1师1旅从洛阳调到晋南，与整编第30师组成一线部队，沿同蒲路北上。第38集团军总司令董钊在闻喜组织“前进指挥部”，亲自督战。

1师1旅是胡宗南的骨干部队，号称“天下第一旅”。虽然装备不如“五大主力”，但其战斗力在国民党军西北部队中是较强的。这次的任务是沿同蒲路北上，与1师已在晋南的两个旅配合，占领临汾；整30师沿同蒲路东侧经绛县、翼城向北，将我军压迫在洪洞、赵城；尔后与南下的阎锡山部队夹击我军。8月18日国民党军开始行动，鉴于过去分兵冒进招致失败的教训，这次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部队集中行动，白天前进，夜晚停止。每到一地，必先侦察地形，构筑工事，以防我军夜袭。与同蒲战役时国民党军高傲自大、轻敌冒进的态度相比，这时的国民党军谨慎多了。我军要想抓住敌军一部予以歼灭，也增加了困难。

9月4日，毛泽东指示陈谢：“蒋军北进可能极大，你们决定集中主力给北进顽军以坚决打击很对。望迅速将主力移至机动位置，隐蔽集结准备作战，以歼灭顽军一个旅为目标。”[1]

这时，陈赓手中有四个旅、两万多人的兵力。四纵的10旅在赵城、11旅在霍县、13旅在翼城、绛县方向，太岳军区第24旅在灵石。我军数量不多，装备不强，要想一次吃掉敌军一个旅是相当困难的。陈赓分析了敌情，估计敌军的进攻目标是浮山。整1师可能由临汾来，整30师可能由翼城来，沿公路向浮山进攻。翼城到浮山的公路两侧多山，靠近太岳解放区，敌军必然加倍小心；而临汾到浮山地形平坦，敌军可能疏忽大意，我军可以发动突然袭击，达到歼敌目的。陈赓决心主动放弃翼城、闻喜等县城，丢掉包袱，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找战机。[2]

9月5日，陈谢报告军委、刘邓：“根据目前敌情，我们作战方针是巩固洪、赵、灵、霍，集中主力痛歼北犯蒋军。具体部署：一、10旅、11旅、13旅集结洪洞东南地区，于蒋军北犯时首先歼灭其一个旅，并求得再继续歼灭其一个旅。24旅结合1分区部队，位置于灵石、平遥间，阻止孙楚南下，力求在野外消灭其一、二个团。必要时24旅南调参加主力作战。……”[3]

9月13日，驻平遥的阎锡山部第34军在孙楚指挥下向灵石进犯，企图配合胡宗南部北上，夹击我军。太岳军区第24旅在灵石以东布防，阻击孙楚部五个团。战斗从13日打到15日，在我军顽强抵抗和反击下，阎军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北线的局势暂时稳定，为陈赓解除了后顾之忧。

9月20日，胡宗南部整30师的27旅由翼城向浮山进攻，整1师的167旅由临汾经大阳镇、塔儿山向浮山进攻。我13旅39团和太岳第9军分区部队在贺家庄、响水河等地阻击敌军。167旅经过临浮公路旁的塔儿山时，山上仅有我军两个班守备。他们面对强大的敌军猛烈开火，打退敌军的进攻。当敌军后退时，他们还跳出阵地，将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打死打伤敌军60余人。第二天敌军再次向塔儿山进攻，我军进行阻击后主动撤出阵地。

陈赓在指挥部密切关注敌军动向。他在报话机旁监听敌军通话，分析情报。这天他听到整1师师长罗列对1旅旅长黄正诚说：“行动时当心右边的高地方。”又告诉167旅旅长李昆岗：“注意左边的高地方。”陈赓判断罗列说的“高地方”就是塔儿山。说明1师的两个旅正在相互策应，向浮山开进。事后证明，陈赓的判断是正确的。当董钊发现167旅遭到我军阻击，怀疑我军主力在浮山以东的太岳解放区内设伏，命令1旅沿临浮公路向浮山前进，策应167旅和27旅行动。

9月22日下午，侦察小分队报告：在临浮公路的上陈、上阳地区发现国民党军约一个团在行动。陈赓当即决定：将四纵三个旅在临浮公路两侧展开，分头奔袭敌人。以10旅攻击合理村、老母村；以11旅攻击官雀村；以13旅攻击南北韩村。并以两个团和太岳军区部队分别阻击临浮和浮山方向的敌军。黄昏时各部分头出动。

这时，国民党整1师1旅2团到达官雀村宿营。官雀村位于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梁上。公路贯通村内。村内的房屋和窑洞大部为砖石结构，比较坚固。布局分散，互不连接，而且互相遮蔽，影响火力发挥。村东南、东北有很深的裂沟，村西北地形较高。敌军把战防炮连和山炮连置于村中央，团部和营部设在村边的几个较大的房屋内。

当天夜里，我10旅和13旅都扑了个空。11旅由南北卦底向上阳开进途中，听老乡说敌人已离开上阳。旅长李成芳命令部队沿公路向官雀村急进，并派出侦察分队走在前面。23时，11旅到达村西400米处，侦察员报告官雀村的敌人已经宿营。李成芳决心乘敌人立足未稳，立即发起攻击。于是命令31团主攻，32团为二梯队，打响后即投入战斗。

担任主攻的31团2营悄悄接近村边，以迅猛动作发起攻击。敌军反应也很快，立即组织交叉火力对我军进行封锁，2营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伤亡较大。2营长以第二梯队一个连从侧面向村里插，占领了一个院子。这时，31团3营8连也突入村中，歼灭敌军战防炮连和辎重队，楔入村中心。为了扩大战果，31团的二梯队也投入战斗，分割敌人。他们抓住俘虏，才知道守敌是“天下第一旅”的2团。打到23日拂晓，我军已占领了大半个村庄。剩余的敌人依托窑洞进行顽抗，我军白天进攻缺乏炮火支援，与敌军打成对峙。

当我军发起攻击时，敌2团团长就向1旅旅长黄正诚呼救。1师师长罗列判断我军主力出动，命令黄正诚立即率1旅直属队和1团由上陈村向2团增援，并命令167、27旅放弃浮山，回头西援官雀。陈赓监听到这些情况，命令10旅在上陈阻击黄正诚部，13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南北韩庄阻击167旅和27旅。同时抽调13旅一个团增援11旅，务求尽快歼灭官雀村之敌。

23日早晨，黄正诚指挥他的1团向上陈村发起攻击。10旅旅长周希汉命令30团3营坚守阵地。待敌军冲到阵地前30米处，我军轻重机枪一齐打响，战士们扔出一排手榴弹。敌军不善近战，纷纷溃退。我军跃出工事，向敌军发起反冲锋。就这样一来一往，敌军一整天进攻了十几次，伤亡数百人，也未能突破上陈村的阵地。到黄昏时他们退缩了，命令部队撤退到附近的陈堰村，企图与我军相持一夜，明天再作打算。

东边也是如此。敌167旅和27旅沿临汾公路两路并进，前来增援。我13旅已经抽出一个团支援官雀战斗，剩下的37、38两个团在旅长陈康指挥下顽强阻击，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到黄昏时敌军仍不能前进一步。167旅旅长李昆岗早晨还夸口一定为官雀村解围，下午调子就变了，告诉罗列：“守敌是主力，前进很困难，进展迟缓。”罗列命令：“加强炮火，一定要前进。”当夜幕降临时，李昆岗胆怯了。他们不敢打夜战，只得停止进攻，要官雀村守敌坚持到第二天天亮再说。

陈赓命令各部抓住战机，一定要在当天夜里解决战斗，全部歼灭第1旅。我10旅旅长周希汉命令各团追赶敌人，将陈堰村团团包围。该旅28、29、30团从不同方向突进村子，与敌军逐屋争夺。敌1旅1团毕竟还是有战斗力的，在我军的打击下依然顽抗，还组织反冲锋企图把我军挤出村去。敌1团长刘玉树在房顶上跑来跑去，高声叫喊，指挥部属顽抗。当他被我军战士打得从房上摔下来，还高声叫骂，气焰嚣张。就是这样凶狠的敌人，也被我军战士生俘。我10旅28团过去在红四方面军中是有名的“夜老虎团”，这次大发神威。战士们以熟练的动作，打洞、上房，用炸药包和手榴弹开路，占领一座又一座房屋，将黄正诚的旅部压缩到村西南角的几个大院里。

官雀村那边，李成芳旅长调整了部署，重新明确了任务，集中31、32团和13旅一个营的兵力，对盘踞在一个个院落里的敌军2团残部进行分割围歼。17时发起总攻。我军战士在机枪火力掩护下，实行连续爆破，炸开院墙，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敌军2营的反抗最为顽强，我军的连续爆破收效不大。32团用迫击炮抵近射击，并集中轻重机枪火力压制敌人，终于将这股敌军完全歼灭。敌军团长王亚武见大势已去，乘着黑夜企图向西南突围逃跑，被32团战士击毙。到24日3时，官雀村战斗结束，敌1旅2团被全部歼灭。毙伤敌团长以下400余人，俘虏敌副团长以下1 200余人。

陈赓从报话机监听到罗列与李昆岗的通话。李昆岗告诉罗列：要黄正诚坚持一夜，第二天一早167旅就发起进攻。陈赓指示周希汉：一定要在今夜消灭1旅，绝不能让他们等到天亮。考虑到28团打得很艰苦，伤亡较大，周希汉调整部署，以29团担任主攻。24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我军把山炮推到前面抵近射击，掩护步兵爆破。在炸药包、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在密集的枪弹射击下，敌军终于顶不住了，高声叫喊投降。130余人从几个窑洞中举着双手走出来，其中一个大个子下身是马裤短靴，上身却是士兵服。29团吴政委把他叫出来审问，他才承认是1旅旅长黄正诚。从总攻开始到战斗结束，只用了一个小时。到24日天亮时，“天下第一旅”已被我军全部歼灭了。167和27旅得知1旅已被消灭，不敢恋战，迅速脱离战斗，撤回临汾。历时两昼夜的临浮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我军攻得勇猛，守得顽强，能在短短两天内全歼胡宗南的王牌部队，连陈赓事先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成功的运动战、歼灭战。共毙伤敌军2 000余人，俘虏2 500余人。全歼敌1旅，重创167旅和27旅。缴获山炮4门、迫击炮5门、战防炮3门、火箭炮7门，重机枪27挺、轻机枪120挺、步枪短枪900余支，电台、报话机6部以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

临浮战役的胜利，是我军指挥员决策的正确和战术的高明。当敌军以三个旅的优势兵力向浮山进攻时，我军将展开于霍县至翼城间的三个旅隐蔽集中于洪洞东南，而敌人一无所知，仍将注意力集中在翼城、浮山的山区。我军出其不意地在临浮公路的平原地带向1旅发起攻击，收到奇袭的效果。在战斗中我军实行近战、夜战，大大削弱了敌军的火力和技术优势。特别是在村落攻坚中以炮兵进行抵近射击，集中步兵火器突然开火，并使用炸药连续爆破，使敌军防御土崩瓦解，迅速解决战斗。[4]战后陈赓总结作战经验，归纳如下几条：

一、方针上应尽量采取野战、近战，以避开其火力优势。尽量打击其侧后指挥机关，指挥机关一经我打中，其部队即会混乱。

二、攻击敌人时应尽量迟滞其行动，争取不使其在黄昏前进入村庄，我在黄昏后即可开始猛烈的攻击。乘其立足未稳、工事未做好予以打击。

三、夜间攻击村落，应分多路同时攻击，但须分出主要与次要方向。只要突破一个缺口，即可有很大的胜利把握。

四、夜间作战，主要应靠手榴弹，不需多打枪。接近后一排手榴弹，敌人就会恐慌。同时，炸药、迫击炮、山炮都须尽量发挥作用，胡军最怕炸药爆炸。

五、闻夏战役与打1旅最重要的经验，是当时感到夜间时间不足，天明后又撤出，晚去早归，这是最不好的。后经研究改正，黄昏前即开始战斗，以充分利用黑夜。如晚上不能解决战斗，白天须继续进行战斗，自己能很好组织火力与突击组配合，亦易成功。[5]

黄正诚被俘之后，心里是不服气的。他对29团吴政委说：“你们打仗不按规矩。”见到陈赓时，陈赓问他服不服，他还说：“我的部队还没有展开就被消灭，不能说明贵军高明。”陈赓严肃地说：“我就是不许你将部队展开。”这些留过学，学了一整套西方战术的国民党军官忘记了战争最基本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而在作战形式上斤斤计较，实在是可笑之极。

也有头脑清醒的国民党将领，认为他们的失败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整编后的体制不符合战争需要。原来国民党军部队都是三三制，整编后一个旅只剩下两个团的编制。真正打起仗来，三点才能形成支撑和互相援助的态势。所谓“鼎足之势，固若金汤”就是这个道理。我军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包围敌军两个团，还有部队可以阻击打援。敌军只有两个团，没有预备队，只有挨打不能相互支援。这些教训积累多了，迫使蒋介石又将整编师恢复为军，编制改为三三制，这是后话。

临浮战役的捷报使中央领导非常高兴。9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要各地学习陈赓纵队的歼敌经验。电报说：

1．我陈赓纵队三个旅9月22日至9月23日与胡宗南第1师之第1旅（即老1师，全部美械化，是胡的最嫡系），在浮山城附近激战两日，该旅被我全部歼灭。同时，胡部第1师之167旅全部及27旅之一个团被我击溃，损伤惨重。

2．晋南战场，蒋军八个旅约6万人，晋军约3万人，而我军只有三个主力旅及一个地方旅，兵力上敌占绝对优势，四、五倍于我。除7月间被我歼灭之31旅外，此次又被歼灭一个旅及击溃一旅以上，再次证明只要在指挥上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坚决歼灭敌人一路，并可连续取得胜利。至于8月间陈赓纵队攻占洪、赵、霍、灵及汾西五城，共歼阎军万余，尚未计算在内。望以此例教育部队，鼓励士气，坚决歼敌。

同日，毛泽东还专门致电晋察冀军区，再次表扬了陈赓纵队的胜利。告诉聂荣臻等：“由此可见，只要在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进攻是能够打破的，望通知全军鼓励士气。”[6]

临浮战役使胡宗南遭受沉重打击。他于10月3日飞到临汾，召集军事会议进行检讨，并再从关中调第24和第61旅来晋南，填补临汾战役的损失。经此一败，敌人再不敢轻视我军，只能聚集一团，不敢轻举妄动。考虑到部队连续作战，伤亡较大，陈赓也不与敌人硬拼，将部队机动于同蒲线与太岳根据地之间，进行休整。晋南的战事暂时平静下来。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2]　穆欣著：《陈赓大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6页。

[3]　军事学院训练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11旅官雀村进攻战斗》。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5]　《临浮战役资料汇编》。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4页。

第13章　乌云笼罩的日子

战略退却与解放区大片沦陷——和平麻痹思想——战争开始时敌人的破坏活动——还乡团反攻倒算——“大拉”造成的局势混乱——刘邓向毛泽东报告实际情况——反对退却逃跑，坚持游击战争——魏县民兵开展游击战争的经历——农民与地主的“翻饼”关系——运用政策策略开展敌占区斗争——五个月形势的总结

1946年9月至11月，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但从总的战略格局看，国民党军仍处于优势，保持着全面进攻的势头。7月全面内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就占领了陇海路以南的水东根据地，即河南省境内新黄河（贾鲁河）以东的伏沟、太康、杞县地区。并不断蚕食我平汉路以西的豫北根据地。内战开始后，我军实行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一部分解放区的领土。8月底，我军陇海路作战结束后，主动放弃了陇海沿线的砀山、沛县、兰封、虞城、丰县等地。9月初放弃鲁西南的单县、成武、鱼台、东明、曹县等地。10月定陶、巨野战役结束后，又放弃了上述两地与菏泽、郓城、濮阳等地。据统计，到10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主动放弃的地区，冀鲁豫有17个县，晋南、豫北地区有8个县，共25个县，约为战前解放区领地的1/3。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晋冀鲁豫区，山东、华中方面的情况也同样严重。9月当徐州方向的国民党军向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攻时，淮南、淮北根据地相继沦陷，两淮的党政机关、民兵、群众被迫向山东解放区转移，给山东解放区造成巨大压力。相邻的晋冀鲁豫区也是如此，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在后来的一次总结报告中说：“当时在党中央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有计划的进行了战略退却，主动撤出了不少城市。到今年（1947）4月底止，我们曾先后自动放弃过46座县城，六七百万以上人口的地区变成沦陷区。五个地区全部被卷入战争，其中豫皖苏区全部在敌后，三个县城全部失去；其次是冀鲁豫，全区只有阳谷、寿张、朝城、茌平四个县城没有到敌；太岳区的大部边沿区沦陷，十六座县城曾被侵占七座，三分区曾全部沦陷；太行区豫北地区除林县、武安、涉县三腹心地县外，几乎全部沦陷；冀南情况好些，只有大名、临漳曾一度遭敌蹂躏。总之，全区相当巨大的地区沦陷了。”

放弃这些地区，有战略的需要，也有自身的教训。主要是吃了和平麻痹思想的亏。冀鲁豫区总结教训说：“首先是地方武装没有搞好。这一时期我们编并游击队，实则编而未编，鸡飞蛋打。后来战争打来，认识了没有游击队的严重性，仓促突击地方武装，但是有些地区已经晚了一步。其次是干部被和平生活所陶醉，领导上又搞复员转业，因此很多干部不安心工作，想吃好点，穿好点，住得舒服点。回家拜友、安家、找老婆。搞机关生产赚钱，改善生活。干部浮在城里，不到乡里去，一下乡就想回来，工作责任心大大降低。第三对于隐蔽斗争是麻痹的，一个县就发现特务线索上千条，大部分是5、6月份。”

内战开始时，解放区内隐藏的地主、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纷纷抬头，在当地组织暴动和破坏活动。在山东鱼台、河南浚县等地，反动会道门组织地主、流氓、伪军等骨干，组织秘密暴动。开始他们的口号是“不反对共产党也不反对中央（指国民党）”，以中立的表象迷惑群众。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我军需要担架民夫时，他们就散布“中央的飞机大炮厉害”，“不上前线去当炮灰”，“宁愿死在家里也不死在外边”，“为了活命和八路拼了”等反动口号，组织公开的暴动。鱼台县有数百人暴动，拿着刀杀我基层干部。而县里还认为这是老百姓躲避出夫，不可能是暴动，思想麻痹到极点。

巨野县发现国民党特务组织土匪和伪军，大股七八十人，小股十来人，他们昼伏夜出，专门暗杀我基层干部，袭击民兵和农会积极分子。巨野县的一位区长就被他们杀害。在战争开始时，菏泽、济宁等地发现了数十起国民党派遣特务和反动会道门暴动案件。[1]

内战开始后，国民党正规军占领了陇海路沿线、鲁西南和豫北的一些城镇。组织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保安队占领村庄，对解放区展开军事“清剿”，恢复保甲政权。所谓“还乡团”是国民党当局组织国统区的逃亡地主、伪军、原各县党政人员、商人，成立同乡会，以还乡的名义回到我解放区，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他们有的以回家悔过的面目，骗取我方宽恕。冒充积极分子混入农会，制造过火行为，在党和群众间制造矛盾。战争开始后，他们以各种名义组织自卫团、保安队，利用亲戚和社会关系，拉起武装，瓦解民兵，举行暴动。国民党军进攻时，他们提供情报，作向导，随国民党军跟进。解放区沦陷后，他们建立起保甲组织，搜寻我方寄存的粮食、物资，残酷杀害我地方干部和基本群众，诱降、瓦解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国民党军所过之处，一时乌云翻滚，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

滕代远指出：从1946年7月到11月初，“这一个时期是情况最严重的时期，这是由和平转入游击战争的初期，敌人气焰非常高涨。大军之后，还乡团、伪政权、恶霸地主、特务汉奸随军推进，从专署到村政权，反动派都准备了一套法西斯反动机构。……大规模的倒算、报复运动随即开始，血腥的镇压和掠夺普遍于沦陷区。在我们自己方面，自卫战争开始时，因我初由和平转入爱国自卫战争，干部中和平享乐思想严重，各处均发生了取消游击战争、编并游击队的现象。在斗争具体准备工作上做得很差，坐等主力打天下的观念很严重。敌人既来，即纷纷后退，脱离群众，擅离职守，形成农村秩序严重混乱，物资损失亦重。群众悲观失望，唉声叹气；民兵消极动摇，普遍发生携械投敌事件。”[2]

一些地方的民兵中，混入了伪军和流氓成分。这些坏分子在国民党军到来时，即策动叛变。10月24日，沿平汉路北上的国民党军进犯磁县，南开河村民兵副队长带着民兵班12个人到村东河滩地开会，欺骗大家说：“八路军要调咱们到西边去编兵，咱们不去，准备和大家商量一下，到南边去。”民兵们知道他要叛变，不愿意走，又不敢回村，商量了一下，决定把枪埋在河滩地里，派人去拉关系。结果被村干部发现，及时制止了这起叛变。

冀鲁豫五分区的东垣县（今分属山东东明、河南长垣）是个典型的例子。敌人没来之前，他们不相信会在家乡打起游击来。我军出击陇海线时，他们认为敌军不会进来。定陶战役打大杨湖时，他们感觉敌军很快就会被我军赶出去，把希望寄托在主力身上。当敌军真的来了，县里的干部慌了手脚，匆忙集合了县、区、村干部和民兵、家属，全部退出了东垣，往北撤得很远。东垣县遂为敌军占据，建立了乡公所、保安队，修起了封锁线和据点。

这种大搬家式的撤退，当时称为“大拉”。“大拉”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如冀鲁豫区党委在一份总结中说的：“7月陇海路打响了，开始以为战争可以向陇海路以南发展，但事实非如所愿，敌人打到陇海路以北来了。此时我们思想上以为打两个胜仗就可以把敌人打回去，但事实又非如所愿，虽然3师被歼，敌人还是北来了，并把菏泽丢掉。我们走了两个弯子：麻痹——敌人不会来，没准备；慌张——敌人真来了，丢东西丢群众大搬家。实际上是大退却，大退却以躲风头，准备待机回去。可是等久了，敌人不走，我们不得不整理武装与干部，提出全区备战，打游击。”[3]

“大拉”造成了物资的严重损失。撤退的时候，存放的公粮都没有带走。冀鲁豫三分区丢失一千多万斤，五分区则丢了两千多万斤。带出来的干部群众不久就陷入困境。一个分区就拉出来七八千人，吃没得吃，睡没处睡，大家情绪波动很大。一是民兵家有妻儿老小，回不了家，情绪不高；二是干部家属埋怨，嫌照顾不好；剩下的群众无依无靠，情绪更低。拉出来容易，回家可就难了。

晋冀鲁豫和华中的严重局势令中央极为忧虑。10月29日毛泽东致电刘邓，要他们对战争趋势作出估计。提出的问题是：敌人尚有多少进攻力量？要求刘邓在三个月内歼灭敌军八九个旅有没有把握？兵员与弹药补充是否顺利？敌占区人民情绪如何？11月1日，刘邓回电报告：

今后三个月，在宽大机动的运用上，消灭几个旅是有把握的。我们拟争取训练半月，补充新兵，然后作战。”“我们现有人数始终在南下时的5万人左右，编制一般都不充实。三个月来我们打了四个大仗，伤亡在15 000左右。前一阶段虽补充新兵约两万，但逃跑不少（特别是冀鲁豫新兵逃亡一半，冀南的逃亡三分之一，太行、太岳的逃亡不大）。最近可得两万二三千人的补充，再打几仗不成问题。惟各区近四个月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土地问题，须到明年3月以后才作扩兵运动，中间我们将有两个月左右的兵员困难。

关于敌占区情况，刘邓报告说：“现敌占区多为工作不好地区，群众斗争发动很不普遍与深入，特别是过去和平思想转得不够，地方武装斗争削弱，影响敌后斗争极大。以冀鲁豫三分区（沛、丰、城、单地区），地方武装虽在坚持，但最混乱。定、曹以西好，滑县地区因思想准备较早，比较稳定。敌占这些区域甚为残暴，清乡派粮抓丁，地主复仇搞得很凶。人民痛恨国民党，而悲观失望情绪亦很厉害。与民兵不巩固，再加之过去我们军队、地方脱离群众均甚为严重，人民对我亦有隔阂。现正组织逃亡干部民兵回乡，增加部队到敌后，特别是改变作风与人民打成一片，当可改变形势。”

为了扭转不利局面，中共中央于11月18日下达《关于反对退却逃跑坚持敌占区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立即纠正某些地方武装及党政机关严重的退却逃跑现象，“反对退却逃跑畏难怕死的卑怯心理，并提高组织纪律与行动纪律，命令那些具有决心的和适宜的干部和部队留在敌后或回到敌后去，进行游击战争。”[4]

遵照中央和刘邓的指示，各分区党委指示各地、县委，要求“大拉”出来的队伍返回原地坚持斗争。冀鲁豫区的通知说：“在敌人未来之前，各地往往把抗属和工属集中转移和搬家，一旦敌人进占，就不好回去。既使他们食宿无着，又使本地减少了斗争力量。今后不要集体转移，要与群众一起逃难，一起回去，一起坚持，免得流离失所，照顾不了。”“为了坚持当地的游击战争，袭扰敌人，各地民兵要以小区为单位，由干部领导民兵打游击，坚持工作。大批的集中使用民兵和转移地区，与目前情况已不适合了。三、五分区的教训：集中起来脱离本区后，即不好回去。如县里无县区武装时，可集中一部使用。我占区即作充分准备，敌占区要坚持斗争。”

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对干部、民兵和群众都是严峻的考验。冀南区魏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4月的斗争经历，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国民党军北上之前，魏县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土改，转入战备阶段。当时不少干部有和平麻痹思想，认为敌军短期内不会来，就是来了也能顶几天，把敌人打回去。因此战备工作主要是挖交通沟，把各村连接起来。魏县三分区有14个村挖通，总长28里。由于工程大，群众思想不重视，多数村子才开始动工，国民党军的大炮就打响了。国民党军来势凶猛，这边就慌乱起来。“干部群众思想混乱，情绪低落。男女老少连明打夜，大车小辆，鸡狗乱叫的往河北逃难。”战备工作也半途而废了。

11月30日，国民党军第40军的一个团、一个炮兵连，加上伪军程道生等部共4 000余人，大举进犯楚旺（今属河南内黄）、回隆（今河北魏县南）。魏县武委会主任赵克温、副主任王成斋带两个民兵连250人，配合冀南军区第26团在回隆阻击敌军。因战场联系不好，26团先撤走，将两个民兵连丢在回隆寨内。敌军包围了寨子，四面进攻，占领了两条街。民兵们奋勇和敌军冲杀，巷战三次将敌军击溃，然后乘夜突围。这次战斗民兵伤亡20余人，虽然队伍没有打垮，但是影响了士气。撤退到河北后，一日三餐没有着落，集体行动事先没配后勤人员，伙夫做的饭不是生就是焦。夜间放哨没棉衣，野外宿营没有被子。民兵们战斗疲劳，又冷又饿，情绪很低。一些坏分子造谣说：“中央军兵多武器好，八路军顶不住，早跑远了。这次我们过河就要编正规军，永远不能回家了。”

敌军过后，县领导觉得民兵长期在外不是办法，命令各村民兵插回去，搞隐蔽斗争。有的区没有作好思想动员工作，生硬地命令民兵回去。民兵大部思想不通，认为“上级没小米吃了，赶咱们回去”，有的说“八路军过河拆桥，用得着时样样都好，用不着时撒手不管，这样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吗？”回去的时候，许多民兵都含着眼泪，表示悲痛伤心。干部怕领导说自己“草鸡”（胆小）、丢人，有情况也不反映，结果大多数民兵回去后都向敌人悔过自首，有的还投降了。

坚持敌后斗争，关键是民兵。民兵垮了，一切斗争都无从谈起。县委领导及时总结教训，认为当务之急是稳定民兵情绪，改变策略开展隐蔽斗争。县委领导召开民兵会议，提出纠正官僚主义，耐心说服教育，解决民兵的思想问题。在民兵大会上，首先表扬民兵在回隆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当场奖励1万元（边区币）改善生活。然后说明：今后不再打硬拼仗，等敌人过后，就分头回家，在村里坚持工作。回去时可以不带枪，先回家看看，总之是不让大家吃亏。这样动员之后，民兵情绪稳定了，陆续返回家乡。

让民兵回家绝非一走了事。对民兵要能掌握得住，枪杆子不能出问题。民兵成分比较复杂，有不少是伪军和流氓出身。这些人平时大吃大喝，脱离群众，到紧急关头就会叛变，危害他人。八区留上村的民兵20余人，多数是伪军出身。因为民兵头头是区公安助理张某的亲戚，抗战时在伪军中作我方的内线，获得张某的信任。这些伪军出身的民兵会喊操，会战术动作，表面看上去比一般民兵强。别人反映留上村民兵不可靠，张某则担保他们没问题。结果敌人一来，这些民兵都叛变了。张某说了大话，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连声骂道：“谁叫你瞎眼啊，谁叫你瞎眼啊！”当天夜里张某提着盒子枪，去留上村抓那几个叛徒。到村边有人问口令，他答不上来，开了两枪，村里的狗都叫起来。张某暴露了目标，只好躲进窑洞，冻了一夜，拂晓才回到区里。

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县里指示，在回村之前，必须对民兵进行整顿。成分好的回去，有问题的不能回去。对不可靠的民兵，要坚决下他的枪，但是方式可以灵活。比如找他们谈话，说你们村是边区，离敌人很近，准备叫你们回村坚持。带枪目标大，把枪留下，给你打个条子，空手回去敌人就不注意你们了，也不吃亏。将来你们把秘密武装组织起来，再把枪还给你。这样做工作，那些民兵就很痛快地把枪交了。回去后果然遭到敌人盘问，他们就说八路把我们的枪下了，把条子拿给敌人看，敌人也不能怎么样。这些民兵回家，反而在立场上还倾向于我方，减少了叛变。

坚持斗争的民兵实行一元化领导。县长是指挥长，武委会主任是副指挥，县委书记是政委。将全县的基干民兵编成二十个连，将机枪、步枪都集中起来，形成战斗力量。根据上级的指示，坚持斗争要做到“区不离县，县不离村”，多数民兵要回村开展秘密斗争。国民党军过后，除县城有些驻守部队，村里就是“还乡团”和保安队，势力不大，我们的民兵就可以陆续回去了。回去前各村的干部和民兵要分头开会，说好大家要同生死、共患难，如果回去被敌人害了，大家只剩一个人，也要报仇。回村时可以先回去几个人，乘夜进村，在地道里躲一两天，如果没有事就可以公开了。见到地主坏蛋，就说：我们既然敢回村，就不怕死。我们外边还有人，就算我们死了，也有人给我们报仇。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只要你们不干坏事，咱们就没事。这样一来，地主也不敢动了。第一批站稳了，第二批、第三批和村干部就都能陆续回村了。这样，村里的形势又变过来，我们有了优势。

坚持斗争，首先要打击敌人的气焰。县干部和民兵内外结合，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和“还乡团”，压住邪气，争取群众。八区韩小旺村有个逃亡地主，跟国民党军回村后，大肆反攻倒算，群众十分痛恨。那天地主正向群众大发雷霆，强迫群众交回斗争果实的时候，县里的基干民兵突然冲进村子，活捉了这个地主。在押解回县途中，地主觉得自己活不成，就投河自杀了。其余村里的地主和坏人也都受到警告，不得不有所收敛。

民兵回村站住了脚，坚持斗争就有了根据地。县委领导下的民兵武装便活跃起来，四处打击敌人。1947年2月8日，驻楚旺的伪军程道生部80余人到三区的张儿庄抢掠，区民兵连得知后迅速出击，像猛虎下山一样向敌人冲去。带队干部高喊：“不准打枪，到三十步以内扔手榴弹！冲上去拼刺刀，抓活的。谁乱放枪谁是水蛋，谁怕死弯腰就不是爹娘养的！”就这样一口气追了十几里，追得敌军狼狈逃窜，抢来的馒头扔了一地。一直追到离楚旺镇四里地的沟村，毙敌2人，缴获中央票28万元，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一仗打掉了敌人的士气，他们再也不敢轻易下乡来活动。群众利益得到保护，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在国民党军占领魏县的60天里，民兵共进行大小战斗80多次，毙伤敌军150余人。破坏公路和敌军的电话线，烧掉敌军的炮楼，缴获步枪23支和部分弹药、粮食13 700余斤。魏县民兵坚持敌后斗争的经历，为晋冀鲁豫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5]

有人生动地形容：“在沦陷区农民与地主是‘翻饼’关系。蒋来我走，地主翻上，农民翻下；我来蒋走，农民翻上，地主翻下。因此，有无游击战争，是决定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关键。凡很快搞起游击，镇压复辟坏蛋的地方，都能保持群众阵地，地主因怕变天不敢轻举妄动。凡游击搞起很晚的地方，地主则在特务、还乡团、反动分子领导下，进行大复辟，向农民进行血腥报复。”“只有群众性的游击战，才能孤立与镇压坏蛋，争取与控制一部分地主共同反蒋，这是游击战的根基所在。”当初“大拉”出来的区县武装，都认识到只有尽快插回去，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正确的道路。菏泽顺河区干部向群众保证：“只要你们掩护，我们一定不走！”群众回答说：“只要你们不走，我们一定掩护！”大家共同挖地道，既能掩护部队，又能藏粮食。定陶游击队采取“敌来潜敌侧，敌进转敌后”的方法，与国民党军周旋，基本上没有离开区县。经验证明：“反扫荡、反清剿切忌聚堆，聚堆必挨打；不要迎头，迎头会碰硬钉子。不要久溜外圈观望，晚进一天即会造成大损失。因此必须分散坚持，敌进我进，灵活转移，抓住空子及时进入。”[6]

党的领导和游击队回到了沦陷区，局面逐步好转。国民党的控制无法深入到每个村庄，在这方面我们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种种优势。确保农村阵地，首先要以武装手段控制地主。只要能控制地主，群众就没有了顾虑。滕代远副司令员在报告中说：“群众有一句流行的话：‘家贼除不了，日子过不好’。群众认定没有内奸便无外患。控制地主的办法，冀鲁豫一般采取过下述办法：（1）充分发挥游击区政权的威力，将群众认为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予以公审和枪决；（2）逃亡在外的地主还乡团，群众一般顾虑也很大，可将他家属中最知心的人、最坏的抓起来作抵押，召保，保证还乡团回来不作坏事，否则以全家性命作保；（3）在村的地主对农民有威胁的也予扣押，其余的地主也召开会议，与之订立条约，冀鲁豫称之为《约法七则》。即：指门点户报告工作人员、农会、妇会者杀，报告公粮资财者杀，倒粮倒地者杀……等等。说明谁先出头杀谁，敌人杀我一个我杀他几个（但不要乱杀）。并要他自找亲戚朋友实行连环的‘人头保’、‘财产保’等等，并实行登记，管制地主行动。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做啥我们做啥，如敌人召开村长会，我们也召开；敌人要情报，我们叫群众送假情报；敌人抓我们家属，我们也抓他们家属；敌人推哪个坏蛋领头先坏，我们立即搞掉他，有时在据点内镇压掉。这样一面控制，一面斗争，即可保持农村阵地，确保农村的‘清一色’（一致对敌）。如鄄城冯庄，敌人到该村清剿，抓住地主问：‘你的房子是农会扒的吧？’地主答：‘不是，不是，我们自己过春荒扒的。咱庄上净是好人。’敌人无奈何走了，在村外看见我们的《约法七章》布告说：‘原来老百姓不敢说实话，你看八路法令多严！’”[7]

国民党军占领我解放区不久，就暴露出其残暴的本性。他们滥杀无辜，奸淫掳掠，抓丁征粮，无恶不作。不要说老百姓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就连地主都逐渐转变了立场。安阳观台的一个地主，土地改革时斗争他，给他留了8亩地生活。国民党军占领观台后，给他派了20万元的款，不让他活下去，结果这个地主当场气死。汲县一个地主的女儿被国民党兵强奸，地主说：“我是财主，和国军是一家人。”国民党兵说：“财主的女儿更漂亮。”还打了地主两个耳光。结果搞得地主都往解放区跑，甚至说“宁叫八路军斗干，不叫中央军住一天”。老区的地主积多年之经验，深知共产党是不容易打败的，“有股翻腾劲”，“以为他们走了，可是又来了”。所以他们认清了这样的事实：中央军不一定持久，八路军一定会来。地主最怕过逃亡流浪生活，说是“官捉大头，民捉土鳖，到处受气”。宁肯在家种农会给留下的那点地，也不愿意再到异乡流亡。因此，地主不能不选择与我们妥协的道路。国民党军在沦陷区建立起伪保甲组织，但是地主也暗中与我们接上关系。我们的经验是：“在接敌区，农民与地主是‘狗咬刺猬两头怕’的思想。农民怕地主反击，地主怕农民先下手或报复，亦愿当面说和，互保无事。”[8]能把地主争取过来或使其保持中立，敌占区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已经被我们控制掌握。

通过开展多种方式的游击战争，我党和民兵不仅在敌占区站住了脚，而且能够主动出击，袭扰敌军后方，消灭还乡团、保安队。国民党军虽然占领了晋冀鲁豫区的部分县城，却要分出10个旅的兵力来进行守备，削弱了机动作战的兵力，有利于刘邓主力的运动作战，各个歼敌。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7年4月总结冀鲁豫区五个月来的形势说：“五个月中冀鲁豫区是经过两次最巨大变化：去年9月至年终大块沦陷，今年初至2月大块收复；其后再度大块沦陷。第二次沦陷时，游击区、边沿区占全区3/4，即64个县中49个县降为游击区。其中32个县马上搞起了游击队，有12个县经过半月一月到三个月始进入坚持，五个县迄今未打开局面。此期间曾有两次大混乱大退却（进入后遇敌扫荡又退出，又进入）。当时区党委提出准备全区打游击，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不许退出，局面开始总转变。第二次沦陷黄河南五个分区全部沦陷（全区共八个分区），又因土顽还乡团已大批消灭，蒋军多挨打，我地方武装较前增强，群众信心高，地主顾虑增多，不敢轻易反抗，已与第一次沦陷大不同。”[9]

[1]　冀鲁豫区党委：《陇海战役开始后四个月来的反奸工作》，1946年12月。

[2]　滕代远：《关于晋冀鲁豫区一年爱国自卫战争中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报告》，1947年7月。

[3]　冀鲁豫区党委：《冀鲁豫在战争中发现的几个问题》。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341页。

[5]　陈蕴贤：《魏县民兵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结》，1947年4月。

[6]　《晋冀鲁豫区党委关于五个月来游击战争的总结与目前任务的报告》，1947年3月2日。

[7]　滕代远：《关于晋冀鲁豫区一年爱国自卫战争中的群众游击战争的报告》，1947年7月。

[8]　杨珏：《辉县游击战争的主要经验》，1947年1月。

[9]　《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游击战争经验给各区党委、军区的通报》，1947年4月16日。

第14章　翻过山顶

毛泽东对战局的分析和预见——白衣阁会议刘伯承谈战术——滑县战役主动出击——牵制王敬久集团配合山东作战——大踏步进退的巨金鱼战役——兵分两路转战豫皖边——血战郑庄砦——晋冀鲁豫野战军由防御转为进攻

1946年6—11月，是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期。国民党军依靠武器装备和人数的绝对优势，侵占了解放区大片土地。这是解放区最艰难的时刻，当时李先念部中原突围刚刚脱险，晋察冀解放区重要城市张家口、承德失守，东北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加上山东菏泽、两淮、苏中等地相继失守，我方丢失了105座中小城市。蒋介石洋洋得意，召开象征独裁统治的“国民大会”，逼迫共产党代表团离开南京。

在常人看来，共产党处于明显的劣势，似乎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消灭了。但是毛泽东表现了卓越的远见，从不利中看到了有利因素。国民党军虽然攻城略地，但战线越来越长，机动兵力越来越少。我军不争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四个月中已经歼灭国民党军32个旅。如果我军能保持这样的歼敌速度，过不了多久，形势就会朝着有利于我方转化。10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三个月总结》中，号召全党坚定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总结了自7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歼敌的成绩和经验，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危机，提出了军队今后的作战任务。《三个月总结》强调：“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过去三个月内，我们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作战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1]毛泽东坚信：“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2]“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3]11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中又指出：今后几个月将是解放区由战略守势转为战略反攻的关键时期，“犹如爬山到了过山顶的时候”。这是最难熬的一段，要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翻过当前的山顶，争取反攻的到来。

10月29日，毛泽东询问刘邓对战争趋势的看法。11月1日刘邓复电说：他们当面的国民党军刘汝明、孙震、王敬久三个集团，刘、孙经我们打击，已经没有多少机动力量，敌人真正的机动部队只有王敬久集团的5军和11师。后面的王仲廉集团可能前来增援，“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两个旅，王敬久两个旅，就可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个月实现此计划是有可能的，届时当可向南发展。现在最怕的是敌人不出来，完全据守据点，使我一点一点地攻夺，费力大，费时多，只要他出来，我们是有信心的。”刘邓表示，他们将积极补充部队兵员和弹药，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再打几个胜仗，争取战局的好转。

看了刘邓的报告，毛泽东考虑：陇海线国民党军主力是邱清泉的5军和胡琏的整11师，目前有调往鲁南的迹象。徐州绥靖公署指挥的国民党军现在力量强大，陈毅、粟裕的部队处境困难。11月3日毛泽东指示刘邓：“下一步你们究打敌何部，可依那时情况再决定。总以拖住邱胡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薛岳所属李默庵（苏中）、李延年（苏北）、冯治安（鲁南）、王敬久（鲁西）、王耀武（胶济）及直属各部共达八十个旅，为全国第一个强敌。而我苏中、苏北现处困难中。如邱胡加入鲁南，切断陇海，则苏中、苏北难于支持，极为不利。此种情况望加注意。”[4]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刘邓于11月4日在濮县白衣阁的一所学校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讲话后，刘伯承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说：“刚才邓政委报告过了，中央指示我们，应特别在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期间，显示人民的力量，打几个大胜仗，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接受这个任务。”

刘伯承指出：我们要研究打胜仗的办法，首先要研究敌人的特点。敌军是“战略取攻势，战术取守势”，装备好。另外，“国民党已决心于最近（十月二十日以后的五十天内）将黄河合龙，使黄水归故。它们所以这样，除了蓄意用水淹我解放区军民外，在军事上企图把我们的主力赶过黄河以北，然后它把黄河南岸的渡口、要点控制起来，把黄河作为一条天然的外壕。这不是一件小事，是蒋介石国防部的战略，也是美国国防部的战略，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刘伯承说：“毛主席又指示我们，争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应该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辅以游击战，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套办法，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认为前段游击战争的工作做得很不够，“不能和人民结合在一起，人民不相信我们，游击战争就不能发展。记得以前有个姓孟的同志在一个地方坚持游击战争，人民称之为‘高粱王’，意谓他在高粱起的时候来了，高粱收割的时候他走了，人民无依靠，因此观望不前，不敢和我们在一起。后来孟同志知道了这情形，就告诉人民说，即使是高粱收割了我也不走。于是人民觉得有了依靠，敢于起来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了，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强调：“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战士，而是武装的组织者。我们的游击战争开展了，敌人就不能抓丁和掠夺，只好困守在几个孤立的据点里。果能如此，则我们即可控制广大的乡村，以至于收复一部或大部城镇。”

关于运动战，刘伯承说：“我们的军队应当大踏步地进退，才能出敌不意，消灭敌人。毛主席的人民的军事学，是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因而就更需要机动。机动是趋胜避败的行动。”在战术上，“敌人炮兵强，火力强，我们是步兵强，善于准确投掷手榴弹，敢于和敌人白刃格斗。所以敌人力求昼战，我们则宜于夜战、近战。夜战就能避敌之长”。

在战斗中，要善于以钳形攻势迂回包围敌人，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并迅速向纵深发展。“我们不少的同志，在作战中互相等待，观望不前，不去主动地打开突破口，有的打开了，又不迅速向敌之纵深发展，致失战机，这是错误的。此外，顾虑侧背，也是我们同志的一个毛病。张凤集战斗如果说是敌人本阵地之前有战斗警戒部队，从正面突入不多，那我们就应该从敌之侧背打进去，猛虎掏心。”刘伯承还讲了战场的侦察与保密、通信联络和各部队的配合问题。白衣阁会议是经验总结会，也是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的动员会。[5]

这时，国民党军刘汝明集团5个旅驻东明、菏泽地区，孙震集团5个旅在浚县、滑县、封丘地区，王敬久集团在鄄城、郓城，王仲廉集团北调到安阳。从后来缴获的蒋介石命令中，得知蒋介石企图以王敬久部由菏泽、郓城、鄄城、濮阳、清丰至大名，王仲廉部从林县、安阳、临漳至大名，然后与邢台孙连仲部会合，再南下攻邯郸，打通平汉路。刘伯承评论国民党军的计划是“绕弯路而不直取邯郸，真所谓煞费苦心；此乃企图出我不意，诱我上当。”[6]虽然我方事先不知道敌军的计划，但刘邓决定主动出击。根据敌军布防情况，先打驻滑县境内的整41师104旅、整47师125旅。11月12日，刘邓下达滑县战役命令：“我军决抑留与阻击王敬久与刘汝明集团，而集中力量进击孙震集团，先摧毁邵耳砦、上官村地域之旅部，吸引其旅来援，或压迫其旅逃走，以便消灭其一两个旅，然后相机向西或向西南、东南扩张战果。”

11月15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南秘密开进，18日在敌军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突入其防御纵深80余里，19日拂晓向上官村、邵耳砦、朱楼等地发起猛攻。盘踞邵耳砦的是整47师125旅直属队和一个营，2 400多人。邵耳砦工事比较坚固，有宽阔的外壕、鹿砦和寨墙。我三纵主力和二纵8旅在民兵向导带领下，乘着黑夜包围邵耳砦。敌人没想到我军会一下插到纵深来，都在睡觉。23时，我军接近外壕，连续爆破，将鹿砦炸开七个缺口，敌军才被惊醒，仓皇还击。二纵26团突破鹿砦后，天已大亮，难于登城。到午后16时，8旅发起攻击，三个团从不同方向奋勇攻城，到22时，突入砦内。敌军没有纵深工事，无法进行巷战。我军突破城墙后，很快打到敌军旅部门口，24时结束战斗。[7]上官村、朱楼等地战斗也进展顺利，朱楼的敌河北保安12纵队何冠三部被七纵完全解决。留固集的敌军在突围时被我军消灭在野外。

21日夜我军乘胜攻击老岸镇和黄庄。22时二纵5旅向黄庄发起攻击，集中兵力突破敌军一点。三个团在200米宽的正面展开12个连，每个连突击队分为爆破、投弹、梯子和预备四组，动作连贯勇猛，一队不行再上一队。敌军虽然有外壕、鹿砦和两丈高的寨墙，在我军攻击下很快溃散。经两小时激战，干脆利落地将一个团部和两营敌军解决。当夜三纵、七纵继续攻击老岸镇，因该据点工事坚固，外壕水深，敌军收缩到寨墙内以猛烈火力封锁我军。到半夜时仅突破一个口子。这时王仲廉部从西面、邱清泉部从东面赶来增援，距我仅有半日路程。为避免陷入被动，刘邓下令撤出战斗，部队返回观城解放区，滑县战役结束。

滑县战役历时四天五夜，我军歼灭敌104旅全部、125旅大部和保安队等地方武装，俘104旅旅长杨显明以下8 000余人，毙伤3 000余人。缴获山炮5门、迫击炮30余门和枪支弹药。这次出击打乱了国民党军北进打通平汉路的部署，刘伯承于11月21日对记者说：“我们的打法也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朱楼、邵耳砦、上官村一下子解决掉，消灭了他们的旅部和总队部。”[8]刘伯承说的这个“怪”字，就是刘邓于11月23日向军委报告滑县战役经过的电报中解释的“当时，我们是撇开敌人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管，从三敌人接合部进入其纵深配备，分解割裂，先击其首脑部。”以“出敌不意开始钳击的强攻”，打碎敌军指挥机关，使敌军瓦解溃散。电报强调：“此次作战纯系向占领永久筑城的坚固据点之敌进行强攻，对我军今后作战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教训。”因敌军“逐步筑堡前进，以后由运动战走向攻堡的作战逐渐加多。”

滑县战役抑留了王敬久集团，阻挡了其北上的行动。为了加强对山东方向的进攻，徐州绥靖公署将王敬久集团的整11师调往苏北，将留守湖南的5军第200师调来冀鲁豫前线。郑州绥靖公署仍执行打通平汉路的计划，11月28日集结王仲廉集团主力并孙震、刘汝明一部共9个旅由滑县北上，30日占领濮阳。安阳伪军孙殿英部向临漳、大名进犯，配合行动。鉴于苏北、山东局势严重，毛泽东希望刘邓能乘胜再打几仗，以减轻陈毅、粟裕的压力。刘邓在西边胜利越大，就有可能牵制5军、整11师调往苏北，帮助陈粟在鲁南、苏北的作战。

12月10日，粟裕就苏北、山东的严重局势向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尽快会合，共同作战。同时，请冀鲁豫在不影响其本身基本作战情形下，以适当力量加于徐州方面，使徐州之敌无法全力对付华中。刘邓的考虑是：山东是供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弹药的主要来源，如果鲁南失守，将严重影响刘邓作战。同时，黄河即将归故，在敌人放水之前，应该在南岸开辟战场，为以后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刘邓考虑，滑县战役后部队情绪高涨，兵员得到补充，有老根据地作后援，决心等待时机，诱敌深入，先打王敬久集团，争取歼灭敌5军的一两个师。12月4日刘邓报告军委：“我们原拟南下郓、巨指向陇海，调动敌人，且在黄河北泛之前在南岸先下一颗棋。现郓城敌人开巨野，而5军正东向濮县。故正设法拟由濮阳北上敌人之东侧，给予打击，粉碎其北上企图。”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其部署，要刘邓“放手打击南面之敌”。

12月14日，刘邓集结四个纵队主力于观城地区，等待敌5军进入南乐时歼灭其一个师。然而5军行动谨慎，各部以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刘邓找不到作战机会，16日报告军委：“我们深感华中形势还不可乐观，若华中不利，则将影响山东及冀鲁豫甚大。依冀鲁豫当前形势，我们尚无多大困难，如能找一机会消灭5军一两个师，则战局可获较大开展，且可对华中、山东作有力配合。最近5军由濮阳北进，因地形不好，到处是水交织着，未能打上；拟于南乐歼敌，而该军又暂停北进，而5军在驻止的情况下，则不宜于攻他。现在我军兵员较多，士气亦好，有利于对5军作战，如以之消耗于次要敌人，实属可惜。故我们除以一个旅协同军区攻占聊城外，主力仍在现地待机，同时正加强其他方面侦察，以便于打不上5军作新的机动。”

刘邓指出：“过去五个月作战，虽使我已开始获得主动，但应防止盲目乐观，松懈自己。因为我们除个别地区（如吕梁）外，并未真正打开局面。就几个战争区来说，敌人都集中兵力进攻一点的力量。我们觉得今后作战地方，战略机动必须集中最大兵力，先打开一个战线，才能更好的转变局面，获取真正的主动，扩张战果。”

这时，陈粟主力在宿北战役中取得两支野战军会合以来的第一个胜利。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刘邓：“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鱼、成、单各地，调动邱清泉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9]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开始了威胁徐州陇海路、配合苏北作战的巨金鱼战役。

12月20日，刘邓下达巨金鱼战役基本命令：以七纵（欠一个旅）与冀南军区武装在战役开始前攻击聊城，准备国民党军向黄河故道放水后保持我军的后方通路。以三纵攻击巨野、嘉祥，以六纵和七纵的20旅攻成武，以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在濮县、观城、南乐、大名一线牵制王敬久集团。原来准备调往东北的一纵正在返回，刘邓命令一纵赶往广平地区，牵制王仲廉部。为了防备国民党军向北进攻，邯郸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做好暂时放弃邯郸，进行游击战争的准备。

12月22日，七纵开始攻击聊城。聊城守敌是伪军王金祥部3 000余人，他们凭借城高沟深和优势火力，顽强抵抗。七纵火炮很少，攻击力不强，几天没有得手。这时，国民党已在花园口向黄河下游故道放水，企图将刘邓主力隔在黄河北岸。刘邓等得着急，27日电告军委：“因七纵攻聊城（黄河归故后，必保此联络）至今未克，不能南下，故暂放弃对济宁之攻击，在巨野、嘉祥、成武、鱼台诸城得手后，再看情况决定。”

三纵、六纵和七纵20旅于26日自观城、朝城出动，越过黄河故道，大步前进200余里，于30日夜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发起进攻。陈锡联指挥三纵主攻巨野。巨野城墙厚实，并有外壕、铁丝网、鹿砦几层工事，守城的是伪军张岚峰部和保安队、还乡团4 000余人。陈锡联、曾绍山带领8旅、9旅干部29日晚走了20多里路，仔细勘察了地形，确定了各部攻击任务。30日夜发起攻击，8旅24团顺利攻占西关，23团攻击南关受到敌军交叉火力的阻拦，天亮时进攻受阻。9旅25团也攻克东关，夺取外围后做好了攻城准备。

31日夜三纵总攻巨野。攻击西门的24团把山炮拉到阵地前沿，实施抵近射击，摧毁了正面敌军主要据点。连续爆破之后，突击班仅用12分钟就登上城墙，24团迅速攻进城内。9旅25团也用山炮抵近射击，将东门旁的城墙轰开一个缺口，突击队扛着梯子越过水壕，也突入城内。在我军夹击下，敌军丧失斗志，1947年1月1日凌晨投降，巨野解放。三纵攻克巨野后，嘉祥守敌张岚峰部弃城东逃，三纵7旅乘势占领嘉祥。经过几天苦战，聊城之敌终于顶不住了，28日弃城东逃，济南王耀武派来增援的第12军111师已经到达聊城以东10里处，差一步没赶上，只得与王金祥一起撤退。七纵终于占领聊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连克三城的胜利中，迎来了1947年的元旦。[10]

随后，三纵、六纵转向金乡进攻。守备金乡的是国民党整88师的新21旅。1月2日拂晓，我军与金乡城西李家楼的国民党军激战，这是新21旅的一个营。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军伤亡惨重。为了保存实力，他们迅速把外围部队收缩到金乡城内，固守待援。4日夜里，三纵、六纵开始攻打金乡县城。每夜都有激烈战斗。新21旅尚有两个团的兵力，加上保安队等不下5 000人。他们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充足的弹药，顽强抗拒我军进攻。从4日到8日，金乡城西南角、西门、西北角及北门曾数次被我军突破，敌人组织优势兵力实行反冲击，又堵住了突破口。徐州方向不断向金乡城内空投弹药，使21旅保持强大的火力。而我军炮火、炸药的缺乏削弱了攻击力，战斗打成僵持。[11]7日，敌整88师师长方先觉率其62旅和刚从台湾调来的第70师140旅由鱼台来援。整68师师长刘汝珍和张岚峰部也分别由菏泽、定陶来援。刘邓果断决定，结束金乡攻坚，改为打援。集中三纵、六纵主力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先在鱼台打方先觉，再向西打刘汝珍。命令七纵赶到张凤集地区，切断刘汝珍等回窜成武、定陶的后路。

8日下起了大雪，三纵从16时出发，南下捕捉方先觉部的62旅。21时，三纵7旅到达鱼台城北宋家洼一带，发现附近崔庄、杨庄、高庄都有敌人。当时估计每个村不过一个营的敌人，8旅旅长马忠全以两个团打杨庄，一个团打崔庄。23时发起攻击。进攻崔庄的22团在行动时被敌发觉，敌军以密集火力封锁我军前进道路。22团三次攻击受挫，遂就地构筑工事，与敌军相持。进攻杨庄的23团2营和24团1营打得十分勇猛。突击队跑步迅速接近村边，通过鹿砦搭梯上房。第一梯队被敌人从房顶上推下来，第二梯队又冲上去。23团突入杨庄，占领了七个院落。

方先觉部的国民党军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他们是日式装备，多数是三年以上的老兵，战术熟练。在组织反冲锋时，他们善于集中兵力突破一点，以两翼的火力压住我方，正面冲锋的敌军端着机枪扫射，并不断投掷手榴弹，其近战能力不次于胡琏的11师。我8旅的后续部队被敌人切断，进入村子的部队被敌军包围，七个院子只剩下三个。双方展开激烈搏斗，23团机枪手王振海被敌人包围在一个院子里，仍然不断射击，杀伤敌人。敌人无法靠近，纵火烧房，王振海光荣牺牲。到9日中午，在杨庄内坚持的干部战士不足百人，还有不少伤员。23团副团长张庆和把大家组织起来，重新划分战斗任务，伤员能打枪的也要负责守住墙角。弹药打光了，就从敌人的死尸上找。并组织了刺刀班，对付敌人的冲锋。张庆和带领的战士们一连打退敌军七次冲锋，坚守住了院子。马忠全旅长见形势严峻，决定不等天黑，乘着大雪阴天敌军炮火无法发挥的机会，对杨庄、崔庄发起总攻。16时，8旅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杨庄猛攻，村里坚持的同志里应外合配合作战。国民党军终于顶不住，放弃崔庄、杨庄向鱼台县城逃窜，被8旅全部歼灭在野外。马忠全回忆：“杨庄之战是一场典型的攻坚拉锯战，我几次攻上去，几次被敌人压下来，先后打退敌人七次反扑，打出了人民军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8旅的总结报告说：“这次战斗证明敌人技术再好，但离开工事即毫无战斗力。这个敌人射击、投弹技术不能说不优良，战术动作也勇猛熟练，突围时的火力组织也很好，但在野外无所凭借，遭我猛击即失去战斗力。”[12]

与此同时，六纵在胡家海子、红庙一带歼灭敌第70师140旅旅部和一个团。从7日夜到9日黄昏，三纵、六纵冒着大雪，发扬吃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歼灭88师两个团、70师近两个团，毙伤2 000余人，俘虏敌旅长谢懋全以下7 000人。天气恶劣，徐州的飞机无法出动增援，在鱼台城里的方先觉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被消灭。

1月10日，张岚峰率领伪军三个团由定陶进至田集，刘汝珍率68、55师的三个团由菏泽进至南鲁集。刘邓果断决定，以三纵、六纵先打张岚峰部，然后协同七纵消灭刘汝珍部，命令后方的一纵、二纵由阳谷向鄄城的红船口地区急进，准备歼灭来援的敌75师。12日中午，三纵在急行军中在金乡以西30里的孟庄等地与张岚峰部遭遇。当晚三纵即与六纵向敌军发起攻击。张岚峰部在抗战时期就是我军的老对手，张本人是反复无常，以保存实力为目的。抗战胜利后进攻解放区要他打头阵，巨金鱼战役前他与我党秘密联系，请求打仗时放他一马，让他的部队撤退。这次我军不客气了，围上去一阵猛攻，张岚峰部本来就没有斗志，一触即溃。13日他们突围向成武逃窜，被我军歼灭在野外。张岚峰本人则被我五分区游击队活捉，这个危害鲁西南多年的大汉奸终于受到应有的惩处。

此时，敌75师突然改变方向，由汲县乘火车东援。一纵、二纵打不上75师，顺势南下追击刘汝珍的三个团。刘汝珍见势不妙，14日在飞机掩护下向西突围。一纵、二纵、七纵不顾疲劳，奋勇追击，将敌军包围于定陶以西的西台集。刘汝珍、米文和率百余人乘汽车先逃入定陶，我军经两日战斗，将敌三个团（欠一个营）全部消灭。三纵消灭张岚峰部后，乘胜包围成武县城。守成武的不是国民党正规军，城防也不坚固。三纵7旅和9旅各出两个团，16日黄昏开始四面攻城。敌军惊慌失措，企图从西门突围，被我军火力严密封锁。仅用6小时就结束战斗，俘虏伪县长以下1 200余人。至此，巨金鱼战役胜利结束。

巨金鱼战役历时16天，晋冀鲁豫野战军大踏步向敌占区纵深挺进，转战600余里，在连续机动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个半旅，加上伪军和保安队共计16 000余人，毙伤5 500余人。缴获步枪7 371支，轻重机枪755挺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县城9座，迫使已占领濮阳、大名的国民党军回撤，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的企图，也支援了华东野战军的鲁南作战。

1月30日刘邓给军委的报告，总结了巨金鱼战役的经验。关于此次战役的目的，刘邓说：“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乃能坚持主动权。我军在黄河北岸欲歼王敬久集团未果，形成僵持。而蒋介石正欲以黄河放水隔我于北岸。故我毅然以三、六两纵及七纵一个旅南下，收复巨野、嘉祥、城武，进而收复鲁西南，求得主动，转变战略态势。”“不管敌人如何攻陷濮阳、范县、观城、大名、南乐，威胁我后方，佯渡黄河逼我回顾，终不能不转用其主力于陇海线，转成被动。”

刘邓指出：“攻敌所必救，消灭其救者；攻敌所必退，消灭其退者，是求得打运动战歼灭敌人的好办法。金乡、鱼台之蒋军嫡系方先觉部，他一被打，呼救之声特别急而有效，因而整八十八师之主力，甚至台湾新到徐州之没有作战经验的整七十师一四〇旅及张岚峰，刘汝珍等部也赶来增援，但都先后被我各个歼灭。”

战役中不足的是“由于兵员不够充足，及弹药供应量之不足（我火力太弱未能攻下金乡），曾影响到连续作战与战斗解决。战斗进至不够迅速与彻底。这是大军大踏步机动作战的极大苦事，当设法补救之”。[13]

与巨金鱼战役同时，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峄县、枣庄进行鲁南战役，消灭马励武部和快速纵队。1月19日毛泽东指示刘邓：“路北局面业已打开，形势极好。为着歼敌大批有生力量，壮大地方兵团，创造战场，孤立敌人主力，以利最后歼击之目的，利用王敬久、王仲廉、孙震三部均在黄河以北及张岚峰被我俘虏机会，请考虑休整数天后，大举向路南行动一次，以四五星期时间，攻占豫东、淮北大批可能攻克之城镇，收复大批失地。四五星期以后王敬久部必被迫南调，那时依情况好打则就地打王部，不好打，转回路北，继续找弱点打。”[14]

这时的形势是：徐州绥靖公署集中32个师准备重点进攻鲁南，目标是夺取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黄河已经放水，原来连成一片的鲁西南解放区即将被隔断。我军只占领了南岸的巨野、嘉祥、成武三县，还有十余个县城尚未收复。需要再占几座县城，刘邓主力才有回旋余地。张岚峰被俘后，同意将其柘城、鹿邑的部队拉出来接受改造。刘邓考虑：目前寻找敌5军作战没有机会，鲁西南与豫东还有开辟战场的余地，应遵照军委指示，南下到豫皖边收复原解放区城镇，配合华东我军作战。刘邓决定：以一、二、三纵为路北作战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指挥，夺取定陶、单县、曹县等地区；以六、七纵为路南作战集团，由邓小平政委指挥，利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解放柘城等地区，创造机动战场。1月24日各部开始行动。

24日，二纵攻克定陶，歼灭守敌68师一个营和保安队约1200人。26日一纵、三纵分别攻克曹县、单县。邓小平政委指挥六纵、七纵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边区，29日包围柘城，政治谈判没有结果，当天下午开始攻城。30日全歼张岚峰守城部队，占领柘城。2月1日七纵攻克鹿邑，六纵又占领皖北重镇亳州。2日王敬久命令驻商丘的整75师16旅驰援亳州，在亳州以北5里的丁大庄与我军遭遇。经一天激战，敌军在飞机掩护下突围。我军指战员不顾飞机扫射，奋勇追击，将16旅大部消灭。

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南北，使国民党方面大为震惊。徐州方面命令王敬久将进攻南乐、大名的5军和整85师调回，增援陇海路。2月4日，王敬久的部队已集结在商丘、民权，准备东调徐州。军委指示刘邓：拉住王敬久集团，配合华野鲁南作战。刘伯承命令一、二纵南下，协同三纵在民权、砀山间机动，破袭商丘段铁路。这时，三纵与敌5军45师突然遭遇。据刘伯承2月6日给军委的报告说：“当我三纵攻灭刘口、丁镇集之保安部队及大破击民权、商丘段铁路时，敌45师即与我右翼部队突然遭遇。因我分遣正面过宽，不易急调合围，敌即在飞机掩护下由孔集转到铁路以南之观音堂，复于4日撤至商丘外围筑城地带。故未抓住大打，仅毙伤其百余，俘其百余，打毁铁甲车三列。”

2月7日毛泽东指示：路南部队休息数日，然后与路北主力靠拢。“用围城打援方法吸引商、砀之敌各个歼灭之。”当天刘邓回复军委：“我们决以五个纵队向西机动，先以一部攻民权等据点，吸引顾（祝同）敌东援而击灭之。”战役拟于10日开始。

这时，路北的一、二、三纵集结在民权以北的旧考城、王桥、赵庄一带，路南的六、七纵进至民权以南的龙塘，对民权的85师形成合围态势。10日深夜，刘伯承和李达参谋长来到赵庄的二纵司令部。刘伯承对二纵司令员陈再道说：5军已经过了商丘，我们是追不上了。现在要用“攻敌所必救”的战法，把5军拉回来。我们决心集中五个纵队打整85师，你们二纵的任务是打郑庄砦的85师师部。要打得猛、打得快，只要5军回援，我们就后撤。接着，李达参谋长又交代了当面敌情和各纵的具体任务，命令11日24时打响。[15]

二纵在黄河故道的沙地行军40里，11日午夜前包围了郑庄砦，按规定时间发起攻击。4旅越过封锁沟冲到北门墙边，没想到因为梯子太短，连续两次攀登都没成功。后改为爆破北门，遭到敌军严密火力封锁，部队未能进入。6旅16团两个营在团长宋东旭指挥下突入郑庄砦，占领了十余间房屋和一个炮楼，与敌军展开巷战。这时，一起行动的三纵攻击朱庄砦，被敌军阻拦在旧黄河堤外，无法前进。一纵当夜攻占长马口，因二梯队没有及时赶到，敌军来援，于黎明时撤出战斗。六纵走了一夜，在丁庄集、小郑庄、段庄都扑了空，没抓住敌人。七纵行动也无效果。鉴于敌5军已从砀山回头西援，我军牵制5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刘伯承命令各纵12日早晨撤出战斗。当二纵6旅通知各团撤退时，16团的电话线被炸断，派人去传达命令，才知道16团已进入郑庄砦，被敌军包围，出不来了。这一带地形是平坦的黄河故道沙滩，白天行动很容易遭敌机轰炸，6旅旅长王天祥只得带两个团先撤，部队走得很慢，希望16团能跟上来。

但是16团没有接到撤退命令，而是继续向村内敌85师师部攻击。一度占领85师榴弹炮营阵地，使敌人非常恐慌。12日天亮后，85师集中优势兵力和火炮向16团猛攻，并使用燃烧弹烧毁我军据守的房屋。到下午16团弹药耗尽，200余人向郑庄砦外突围，结果宋东旭团长和大多数干部战士英勇牺牲，突围生还者仅40余人。[16]

2月13日，陈再道等到野战军司令部向刘邓首长汇报郑庄砦战斗经过，对16团的损失表示非常难过。刘邓认为：16团虽然损失，但给敌85师震撼极大。这次主要是通讯联络没搞好，要认真总结教训。其实刘邓也是十分痛心的。16团是二纵的主力团，善于攻坚，作风勇猛顽强，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自卫防御阶段作战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当天，刘邓致电军委汇报：“敌吴绍周85师全部附炮兵三个营，72师两个旅及49旅在兰封、民权、小坝车站之线，我集结五个纵队主力于11日戌时发起进攻。几处均未奏效，只有二纵16团主力突入吴绍周师部之郑庄砦时天已明，其他部队又被迫撤回。该团战至12日未时，所据房屋毁于炮火，已伤亡800，其余200人突围，仅40人出来。计损失七个步兵连、两个重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团长、政委均牺牲。此次损失实为空前，至为痛心（除该团两营损失外，伤亡1 500人）。”

关于形势和部队行动，刘邓报告：“从最近几次作战看来，我各部从去年12月下旬到现在连续作战五十天，只有二纵休息了四天，其余一天没有休息。加以部队伙食太坏，战士体力大为削弱，疲惫不堪。加之部队补充解放区农民很少，俘虏成分占连队2/3到3/4，进攻战斗胜利没有问题，一遇防御或撤退，就有些不下火线的。现1 500人以上的团不到十个，而因连续作战未得训练，困难更多。所以最近部队刀锋已钝，如不短期休整，势难再战。连续作战，军火供应已感极缺，每次战斗火力压不倒敌人，全靠人拼，伤亡太大。故决心休息十五天，请军委核示。”

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刘邓的意见。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开始向黄河故道放水，水头已到山东东阿县境内。此时正是枯水季节，河水较浅，河道中仍有一块块沙滩露出水面，还不足以将刘邓主力隔断在南岸。在解放区政府和群众配合下，用高粱杆捆扎、铺设成浮桥。2月22日到23日，刘邓主力在郓城西北、范县西南的仲固堆北渡黄河，回到冀鲁豫解放区休整。就在刘邓主力北撤途中，传来了华东野战军莱芜大捷，全歼李仙洲集团5万人的消息。

自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冀鲁豫战场大踏步机动作战，连续实施了滑县、巨金鱼和豫皖边战役，收复县城25座，主动放弃24座，共歼灭敌军八个旅和地方杂牌武装44 000余人。既粉碎了敌军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的计划，又拖住了王敬久集团，有力配合和华东野战军的作战。在国民党军密集平推，稳扎稳打的时候，我军没有与敌军硬顶，而是集中主力，敌进我进，争取了战略的主动权。虽然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和装备有限，还不具备大规模歼敌的条件，因协同不好蒙受了一些损失，但刘邓敢于指挥部队向敌人纵深实施远距离突击，以其机动灵活的作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国民党统帅部感到兵力有限，对解放区实施全面进攻力不从心，从而改变策略，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形势相对稳定，对刘邓来说，他们已经翻过了“山顶”，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了。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6～1207、1209、1209～1210页。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6～1207、1209、1209～1210页。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6～1207、1209、1209～1210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页。

[5]　《在范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05～412页。

[6]　刘伯承1946年11月25日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7]　《二纵8旅邵耳砦战斗报告》。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3页。

[10]　陈锡联：《回忆巨（野）金（乡）鱼（台）战役》，载《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362页。

[11]　《巨金鱼战役敌情资料》。

[12]　《晋冀鲁豫军区三纵8旅鲁西南鱼北崔杨高庄战斗报告》。

[13]　《巨金鱼战役的经过和经验》，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426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8页。

[15]　《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第15章　从“高树勋运动”到“王克勤运动”

邯郸起义后开展的“高树勋运动”——解放区对高部的优待——武安群众反映难以承担——中央对高部长期整训不满——“6·14事件”——极左的审查与“坦白运动”——撤消“民主建国军”——邓小平说公道话——王克勤从俘虏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战士——新的战斗集体“互助组”——徐庄保卫战中的王克勤班——全军开展“王克勤运动”——刘伯承撰文悼念王克勤烈士

在解放战争的头一年，晋冀鲁豫野战军作战时最大的问题是兵员不足。当东北民主联军和华东野战军部队人数迅速上升时，刘邓野战军主力仍然保持在6万人的水平上。兵员的不足制约了刘邓作战的规模，使其作战时只能重点打敌军一个旅。按照华东的经验，兵员的补充主要来自国民党军俘虏，采取“即俘即补”，俘虏之后经过审查，很快就被补入部队。有的头天还在为国民党打仗，第二天就调转枪口为共产党作战了。但是刘邓军的俘虏来源有限，主要依靠解放区农民参军。农民参军要训练，一时派不上用场。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刘邓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战场上与国民党军浴血苦战时，高树勋的部队还在太行解放区进行整训。

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领新8军在邯郸起义后，在解放区引起强烈反响。因为他们是第一支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共中央希望以他们为榜样，策动国民党军队起来反内战。毛泽东1945年12月5日起草了《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的指示，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他指示各地“设置专门机构，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1]

高树勋的部队，与起义的河北民军一起被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司令，范龙章任副司令兼第1军军长。河北民军司令乔明礼任第2军军长。策动邯郸起义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王定南为政治部主任。部队被安排到河北武安县休息整顿。11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树勋加入中国共产党。

晋冀鲁豫军区对“民主建国军”是非常关照的。根据中央的政策，凡起义部队均保留原编制，我党只派部分政工干部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在生活待遇上尽量优厚，甚至超出主力部队的标准。这样做与蒋介石排斥非嫡系部队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使起义部队感到我军一视同仁。当时华东对苏北起义的郝鹏举部，东北对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都是这样，确实使起义官兵深受感动。

但是，解放区的财政是十分困难的。我军的生活普遍相当艰苦，虽然解放区政府尽了最大努力，但与国民党军队的供给水平是无法相比的。例如，高树勋部起义后已近冬季，部队还穿着单衣。晋冀鲁豫军区供给部将原准备配发主力部队的棉衣棉被先发给高树勋部，数量还是不能满足要求。1946年10月10日高树勋致函军区薄一波副政委：“我军卅四年度（1945）冬季棉被仅领到六千余条，原感不足应用。加以年来逃亡拐带，尤感不敷甚巨。且为加强军民关系计，业经通令各单位一律不准借用民间被褥。兹值严冬将至，需用孔急，务请拨发四千条，以济急需。”这是大事。小事如12月7日高树勋给薄一波信中提出：自己的收音机缺少电池，所用胶轮大车皮带坏了，请代为解决。[2]一个总司令写信给军区领导说这些事，反映出解放区物资供给的窘困。

养一支近万人的部队，全靠军区财政是不够的，所缺部分只能靠地方政府和老百姓负担。高树勋部刚到河北武安县驻扎时，全县群众热烈欢迎，场面十分感人。但是住了几个月，贫穷的武安县就吃不消了。加上高部官兵的旧军队作风，引起老百姓的反感。县政府负责人王廷栋、程耀武被迫给邓小平政委、薄一波副政委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情况。

信中说：“高树勋部队在武安已住数月，我们一贯努力保证供给，用群众力量帮助改造部队。而且在他们驻地展开群众运动，创造一些经验。但是武安解放以来人民负担甚重，特别是现在高部驻地，正是过去杨四子（当地伪军头目——作者注）驻地。杨四子蹂躏已够严重，又住上新8军，人民换不过气来，引起群众对我们很不满。现在高部驻地十七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

“我们的意见是：高部纪律坏，阻碍工作，这都不怕，都有办法来解决。就是人民负担实在太严重。首先是差务问题。高部每天需由政府派700头牲口运输粮煤等，这还是小事，主要是他们住村随便牵用牲口。……牲口的用途是给他作生产（如东万善住的部队向村里要17个牲口去元氏县驮盐，一去十天，盘费自赔，已经去了两次。他们开合作社，打油磨面也都白用群众牲口），叫群众驮他们的粮食（公粮）到和村换煤，又驮到邯郸、邢台去卖。叫群众去邯郸白给他们驮货贩卖，一切支差都不管饭，不发盘费。而且不经政府要差，到家里牵上牲口就走。用民夫支小差就太多了，借东西，随便派人。”

“其次就是向村上要东西。休整房子用的东西都向村上要。紫罗驻军开办学校，木石砖粉灰一切都由村上要，向南峭河要一万斤柴不给钱。借用农具损坏很多，三区十个村被损坏八百多件（修操场等用）。东山里拉走十个羊，只按六斤肉给一元钱。柴草已将烧光，赵店偷群众二十多个水车木架子，偷烧门板桌椅。西阳苑拆毁民房十余间烧了柴，马会村800多株果树被锯烧。赵店附近把群众青菜吃光，夜间偷衣服粮食。赵店他们用入股办法吞并商业十七家，都被他们入大资本变成他们的。”

信最后说：“总之，他们一些不法行为我们可发动群众解决，但人民负担实在太重。因此要求首长能将这个部队调到别县去住一个时期，一直住在武安实在受不了。”[3]

邓小平在前线指挥作战，负责后方工作的薄一波看了信后批示：“已着高部半月后移平乡地区，李达即通知供给部在冀南准备。”

高树勋本人在政治上是相当进步的。在起义后一年中，他经常发表谈话，称赞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和解放军的官兵一致、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感谢解放区群众对他们的关心照顾。他多次写信给国民党军旧部孙殿英、张岚峰等，希望他们起义，退出内战。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也做了很多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先后两次组织民主建国军的军官到延安参观学习，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军区通过组织干部训练班、送一些军官到军政大学学习等活动，改造旧军官的思想。应该肯定，我军的思想改造工作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民主建国军官兵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刘邓率野战军主力在冀鲁豫边区苦战，陈赓率四纵在西线保卫太岳解放区。高树勋部本应编入我军序列，参加战斗。但是高部不但没有任何军事训练和备战活动，反而继续过着和平生活，马匹都没有钉上马掌。1946年冬，国民党军逼近邯郸，薄一波、滕代远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迁移到武安县西南的冶陶，高树勋部则被迁移到太行区的长治王村。把一支部队迁移到解放区腹地，既可以说是对高部安全负责，也可以说是对高部的不信任。中共中央对高树勋部整训一年尚不能参加战斗也很不满，催促加紧改造高部。1946年12月28日中央致电薄一波、滕代远，指示彻底改造高部，洗刷反动军官，在士兵中发展党员。军区领导对民主建国军的干部做了些调整，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邢肇棠调任副司令，张力之任政治部副主任，成为掌握实权的领导。并在军中建立了基层党组织，成立士兵委员会。开展了审查、诉苦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这时，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一些国民党起义官员对前途产生动摇，纷纷叛变。1946年5月东北海城起义的潘朔端部1 000余人，10月在副师长带领下叛变，只有潘和少数人没走。1947年1月，郝鹏举部在鲁南叛变，不但拉走全部，还绑架我军政工干部，交给国民党当局。这些情况不能不引起我方的高度警惕，晋冀鲁豫军区对高树勋部密切监视，防止内部发生叛变。

如果说高部军官都是立场坚定，也不符合事实。有些军官看到国民党军步步进逼，心中不免打鼓。尤其是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更使他们思想震动，认为共产党输定了。此时，他们开始寻找后路，与洛阳、西安方面联系。国民党方面也派关系送来策反信，我方掌握了一些线索。如5月底，原新8军副军长马伯言曾写信策反高树勋，高将信交给张力之，表明立场。但是邢肇棠、张力之并不信任高树勋，将个别人的动摇行为看成高树勋部企图叛变。加紧了监视和审查，甚至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乱捕人，搞刑讯逼供。“最初，某连连长因派人搞长途贩运，被怀疑为通敌，搞特务活动，捕后严刑逼供，遂牵扯到营、团以至更高的主官。逼供信的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人不堪刑讯，任意胡说起来，竟像滚雪球一样，涉嫌特务的越来越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并有部队不稳的传言。搅得人心惶惶，主其事者不能自拔，于是发生了‘6·14’事件。”

1947年6月14日早晨，高树勋所在的长治王村突然响起枪声。邢、张遵照军区领导的指示，率领一个团的士兵冲进王村，迅速将高树勋和民主建国军团以上主官解除武装，予以扣押。

次日，高树勋一家被送往军区所在地冶陶，名为保护，实为软禁。副司令范龙章以下军官则被送往潞城神泉村，以“训练班”的名义进行审查。荒唐的是，为我党策动邯郸起义的王定南同志，也被带上“参与高树勋暴动”的罪名，五花大绑关押起来。在神泉训练班被吊打、背铐56天，酷刑逼供。王定南坚持原则，既不承认“叛变”，也没有乱咬其他人。因为没有证据，只好将王释放。王定南反复找组织上诉，又被指责为“反党”，关进监狱，直至1953年才释放。[4]

中共中央6月17日给各军区的通报说：“处理此事善后，而不必对外公布，给蒋介石以借口。”“另一方面对高等以下参加这一阴谋叛变的军官，应严责其叛变行为，惟姑念邯郸起义有功，处分从宽，不予明令免职，并保留其名义（如高树勋仍名为总司令）。”

此后，民主建国军内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肃反审查运动，称之为“坦白运动”。斗争的目标有四点：（1）主要斗反动军官；（2）一般不斗机关官员，主要斗带兵官；（3）一般不斗团以上带兵官，斗班排连及部分营级带兵官；（4）着重斗政治上反动的军官。打击面是相当广的。主持审查的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后来承认，普遍发生了打人捆人的现象。“群众激愤难于制止，但打开了头，群众就想对斗争对象打一下或捆一下，动辄就打人捆人，每斗必捆打。”屈打成招或打死人的现象都有发生，上自副总司令范龙章，下至连排级军官甚至有的士兵都成了“反革命”。张力之总结时说：“此次运动中是有偏差的，‘左’的偏差居多。如斗争的面和扣押的面可能宽了些，对捆打现象的防止避免抓得不够紧，运动初期捆打现象稍多些，有些单位纠正捆打现象稍慢些。有的单位在群众大会上追特务组织关系，有的把反奸斗争扩大到士兵中去，逼供信的现象是有的。”

民主建国军的肃反说明一个问题，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我方的一些领导对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缺乏信任。张力之的总结明确说：“我们认为，高部邯郸起义前无进步之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而有反动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邯郸起义是被迫的，高系如此，其部下更系如此。邯郸起义后，高系投机，也有少数干部真心进步，部分干部随着高投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利益，还有阶级仇恨，是不会乖乖的转变思想的，更不会乖乖的放弃对部队的统治，而是随时想叛变，想拉走部队。”“这些反动军官，想用和平的、改良的办法争取改造是不行的，让他们掌握部队、统治部队是不行的，危险的！”[5]

肃反的结果是，对大多数民主建国军军官的指控缺乏证据，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再也不提了。民主建国军的番号被撤消，所属士兵于1947年9月在安阳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高树勋本人经此打击，变得谨小慎微。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职务比1949年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陈明仁、董其武、陶峙岳都低。1953年4月，毛泽东接见高树勋时说：“树勋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你帮了我们的忙，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这是对高树勋历史功绩的肯定。1965年高树勋感慨地说：“我这一辈子总算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人民，死而无怨了。可是起义后据说有人说我想叛逃，说这种话的人，如果不是误会那就是无中生有。”[6]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1989年11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二野历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7]这等于是给民主建国军官兵平了反。邓小平没有参与此事，却以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历史。有了邓小平的讲话，才为当年受冤屈的同志恢复了名誉。薄一波在1996年发表的回忆录中也说：“我想讲一段插曲，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训：高树勋起义后，我们把他安排在根据地的中心区——长治，加以保护。1947年秋，他的一个老部下（警卫团团长）与洛阳国民党特务机关频繁联系，企图拉走部队。事实确凿。当时我在冶陶，派滕代远同志去处理。我们意见，无论如何要把高树勋请到司令部来，以免受到伤害；对他的部下，只要不拉走部队，也就算了。可是，具体进行这一工作的两位负责同志，弄得很过火，把高手下的部队，整得很凶，处理也不适当。……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检查、督促不够，也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8]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对三支起义部队的改造，无一成功，引出一个教训：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起义部队官兵很难保持坚定的立场，动摇反复都是难免的。另外，保留旧军队的建制，以提供优待的办法感化旧军队官兵，不是一个好办法，往往事与愿违。人家吃饱喝足，一看风向不对，拉起队伍就跑。所以，要想把国民党军官兵改造成为革命军队的战士，关键要使他们从思想上转变立场，真心实意地为革命事业去战斗，去流血牺牲。晋冀鲁豫野战军创造的“王克勤运动”，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王克勤是安徽阜阳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30军当了四年兵。在湖北作战时被新四军俘虏，他怕我军杀头。出乎意料的是新四军待他很好，给他吃了饱饭，把俘虏都释放了。从此他对我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1945年10月邯郸战役中，他的部队被我军包围，长官扔下士兵逃跑了。别人都吓得发抖，王克勤却不在乎，我军冲上来，他把机枪一交就投降了。后来，王克勤被补充到六纵18旅52团当战士。他原是机枪手，但是连里让他使步枪，他很有情绪，认为上级不信任他，经常讲怪话。一天，营教导员武效贤下连队，看到王克勤用毛巾蒙住眼睛，两手熟练地将一挺机枪拆卸开再装上，战士们都称赞他是“机枪圣手”。武效贤问他原来在国民党部队里是不是用这种型号的机枪，王克勤带着情绪说：“什么机枪都使过，就没使过步枪。”听他的口气，是因为“大材小用”而不满。武效贤感到技术这样好的战士，应该让他发挥才能，当场决定把那挺机枪交给王克勤使用。上级的信任使王克勤深受感动，决心在部队里好好干。后来，通过诉苦运动，启发了王克勤的阶级觉悟，使他真正明白了为谁打仗，明白了自己肩负的责任。思想上的转变使王克勤变成了一个新人，在训练和作战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不久，他被升为机枪班班长，1946年10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9]

大杨湖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里补充了四个新战士。王克勤像对待亲兄弟一样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机枪班有两挺机枪，王克勤教育战士要爱护武器。他说：“你平时不爱护它，打仗时它就不爱护你。”他教战士擦枪、射击、排除故障。他“边教边比划”，战士们都能很快掌握，学习热情也高。他还在短短时间内教会新战士利用地形、挖机枪阵地、接敌战术动作等等。战士们高兴地说：“班长教咱们这一套，保险能用得上。”

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时，王克勤主动提出在班里组织战斗互助组。一个班的人组成两到三个小组，由身体强壮、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担任组长。王克勤向大家解释互助组的作用说：“咱们组织好了互助组，组长要保证不失联络，大家要听组长的招呼。我若是牺牲了，你们听副班长指挥；副班长牺牲了，就叫组长指挥。谁挂了彩要互助互救，不能丢一个伤员。”在行军时，王克勤为了不让新战士掉队，特地准备了一根绳子。他走在前面，班副在最后。战士们拉着绳子一个跟一个，在黑夜中看着前面的背影行进。有时路途泥泞，有时跑步行进，这条绳子把全班拴在一起，没有一个掉队。

1946年11月，六纵52团奉命守卫徐庄。一到村子，王克勤就提出“多流汗，少流血”，“我们是为了打死敌人，不是让敌人打死我们”的口号，组织大家选地形、挖工事。不但挖隐蔽工事，还挖了预备工事。战斗开始后，国民党军的炮弹呼啸而至，新战士慌了，爬起来想跑。王克勤高喊：“同志们不要跑，炮弹第一次打到那里，第二次绝对打不到那里，你一跑就刚好赶上炮弹。”敌军开始进攻时，王克勤又对战士说：“我的机枪一响，你们就赶快到工事里隐蔽。敌人知道这里有机枪就要朝这里打炮。”他本人打完一梭子，就转移到预备工事里。敌军的炮弹把原来的工事炸塌了，他把机枪交给组长，自己带头去抢修工事。转移阵地时，他和组长走在前边，白天打手势，夜里扔土块，让新战士跟着不失联络。撤退时让战士走前边，他和组长负责掩护。战士们感到跟着王克勤心里就踏实，胆子也壮了，都像班长一样勇敢作战。徐庄保卫战整整打了一昼夜，国民党军向村里打了2 500发炮弹，全村30多间房子被夷为平地。有的同志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好几次。王克勤的机枪班在一线阵地坚守，竟然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个新战士逃跑。战斗结束后，王克勤班被评为模范班。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抓住王克勤这个典型，在野战军中开展了“王克勤运动”。[10]

王克勤的模范事迹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如果都能向王克勤这样带兵，关心同志，启发觉悟，积极练兵，战斗中互相鼓舞、互相帮助，必将大大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也给部队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了样板。为了推广王克勤先进事迹和改进推动部队政治工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发扬和组织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政治工作的中心”。“只要发挥了和组织了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了广大指战员的热烈赞助，就有力量、有办法，一切就可以做好，而且做得很好。”要调动指战员的积极性，首先要有群众观念。相信广大指战员有智慧、有力量，能把事情办好。要善于用说服和诱导的方法转变战士思想，“特别是通过群众中的进步分子的影响，互相教育互相帮助，造成群众性的正义热潮，……培养和造成部队中生气勃勃的战斗练兵和各方面工作的紧张的空气。”“王克勤模范班就是在这种基础上产生和发现的。”

王克勤互助组的经验，也被推广到野战军各部队。野战军政治部为此专门发了一期政工通报，名为《关于互助组》。通报说：“这种互助组是在战士群众性的、高度的、行军的、战斗的、练兵的政治觉悟性与高度的革命友爱相结合形成起来，发展起来的。战士们说：‘在家靠父母，革命靠互助’。”这种互助组的好处是：“一、在一个班里除正副班长外，能够发挥班内各个分子不同的特长和作用，便于培养积极分子。二、一个班里有两个到三个互助小组，班长便于指挥掌握，便利行军、练兵，尤其便利于战斗，又可以减少伤亡。而且因有互助组的缘故，能启发各组间的革命竞赛，较之一个班长指挥七八个散兵好得多，细致得多，有组织得多。三、互助组大大增进了一个班的凝结力，可以避免因班长伤亡指挥中断所引起的混乱或失去掌握，真正做到每一个班成为一个走不垮、打不散的坚强的集体。”

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展的“王克勤运动”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46年12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高度评价王克勤“从一个蒋介石手下愚昧的奴隶转而与广大人民相结合，很快的变成一个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他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高度发扬阶级友爱，互助互学，巩固官兵团结与军民团结，加强战斗力，更有效的消灭敌人。晋冀鲁豫部队现在广泛开展王克勤运动，藉以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量与瓦解敌军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全解放区的军民都能按照自己当前的条件选择自己的典型，来普遍有力的推行这个运动”。

1947年6月，刘邓大军越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掀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身为排长的王克勤参加了围攻定陶的战斗。7月10日黄昏开始攻城，王克勤又像往常一样冲锋在前，提着一篮手榴弹，攀着梯子登上城墙。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部，从梯子上跌了下来。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刘邓首长闻讯，深感悲痛。刘伯承于7月18日写了《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高度评价王克勤“一年来建立了很多战功，树立起战斗与训练、技术与勇敢结合的为我全军所学习的新的进步的范例。我们对于他这种为人民立功不顾一切奋勇杀敌的牺牲精神和高尚品质，表示无限的崇敬”[11]。王克勤虽然牺牲了，“王克勤运动”在全军更加深入开展，成为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4～1175页。

[2]　《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高树勋给刘邓薄首长的信》。

[3]　《二野各部首长来往信件汇集》。

[4]　龚道：《心怀坦荡，处变不惊——“民主建国军暴动案”始末》。

[5]　张力之：《关于民主建国军开展“坦白运动”破获奸细活动的总结》。

[6]　刘刚范编：《高树勋将军》，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序言第2页。

[7]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8]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

[9]　武效贤：《觉醒的战士王克勤》。

[10]　《王克勤班》，载冀南军区政治部编干部学习材料《发扬和组织全体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政治工作的中心》。

[11]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页。

第16章　横扫晋南

蒋介石策划进攻延安——陈赓奉命开辟吕梁——隰县攻坚战——彭德怀与将领们协商保卫延安计划——北上进行汾孝战役——痛击三路阎军——扫荡晋西南，牵制胡宗南——陈赓停止运城攻坚——毛泽东邀陈赓到陕北受领新任务

从1946年6月到11月，国民党军对各解放区的大规模进攻，虽然占领了解放区部分市县，但进展缓慢，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蒋介石对此很不满意，认为需要调整战略，将全面进攻改为有重点的进攻。他多次对将领们说：“凡是匪军的老巢，尤其是他的制弹厂和粮秣、弹药的集中地，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1]首要的目标就是攻占延安。11月初，胡宗南到南京受领进攻延安的任务后，将其主力从晋南调回西安，与宁夏马鸿逵部配合行动。中央军委得到情报后，毛泽东于11月6日做了保卫延安的部署，“决调杨苏纵队、陈谢纵队、张宗逊纵队协同边区部队执行此项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

陈赓的四纵此时正在太岳根据地休整，接到命令后立即准备出发。因为是长途行军，还要过黄河，部队需要准备充足的粮食弹药。过了几天，毛泽东看胡宗南部动静不大，10日又指示陈谢：“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2]

吕梁地区是指晋西南以隰县为中心的大宁、汾西、蒲县、永和、孝义等地区。吕梁山横贯其间，是一片黄土高原。东边越过汾河与同蒲铁路是太岳解放区，西边越过黄河是陕甘宁解放区。1937年八路军曾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1939年冬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乘机占领这个地区。他以隰县为中心，修碉堡、挖封锁沟，对当地民众实行“兵农合一”制度，既要给他交粮又要给他当兵。这里本来就是地瘠民穷，在阎锡山统治下更是痛苦难熬。毛泽东指示陈赓开辟吕梁，一方面可以解除陕甘宁边区一侧的威胁，另一方面可以将太岳与陕甘宁解放区连成一片，互相支援。

11月11日，陈赓的部队开始行动。先头部队12旅渡过汾河，20日占领汾西。次日，21旅攻占大宁，4旅攻占永和，这些县城守备薄弱，我军势如破竹。当陈赓部队已经到达黄河东岸时，毛泽东考虑到张宗逊纵队已经到达延安，胡宗南的整1师尚无进攻延安的迹象，于24日命令陈赓：“你部四个旅并指挥独四旅，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陈赓收拢部队，集中力量先攻隰县。

隰县县城不大，工事却修得不少。抗战时太原沦陷，阎锡山一度迁移到此。抗战胜利后，这里是“西区作战指挥部”，由杨澄源带领2 000多人把守。多数是保安杂牌，从农民中强征来的，正规军只有两个连。城内外有碉堡90多座，以交通沟连接在一起。东西山脚切成断崖，难以攀登。如果阎军拼死防守，攻城是相当困难的。

25日陈赓率部到达隰县城郊，当即下达扫清外围的命令。24旅主攻城南的俞家塬，这里是敌军的主阵地，杨澄源带领400多敌军，凭借1门山炮据守。27日上午战斗开始，我军的炮兵很快摧毁了前沿两个大碉堡，突击队沿着交通沟向敌军主阵地发起攻击。攻到断崖下，因梯子太短，遭到敌军侧面火力射击，攻击受挫。中午开始二次进攻，24旅一面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突击队一边投弹一边前进。杨澄源顶不住，率部逃向城里，俞家塬主阵地被我军占领，控制了城南这个制高点。扫清外围后，陈赓命令28日18时开始总攻县城。下午陈赓到前沿查看地形后，认为白天进攻效果更好，于是命令提前两小时开始总攻。但因电话线没架通，派通信员传达，往返费了时间，各团接受命令后即开始行动，先后发起攻击。

13旅38团在南关担任主攻，17时首先打响。突击队在山炮掩护下架着梯子冲到城墙下，强行登城。但两个梯子都不够长，几次冲锋没有成功。他们吸引了敌军大部分火力，杨澄源也站在南门城上督战。24旅的70、71团攻东南角，山炮先摧毁了城下的碉堡，突击队即开始登城。由于步炮联络不好，突击队第一个班登梯上城时，居然被自己的山炮击伤。第二个班不顾炮火，继续登城，敌军略有抵抗，就向后逃跑。仅20分钟，70、71团就突破城墙，向城内发展。

4旅的12、14团攻北门。14团在炮火掩护下，从东北角登城。敌军投下手榴弹，我军一边登梯，一边向城墙上投弹。敌军恐慌起来，躲进城角碉堡。14团迅速登城，直扑碉堡。敌军很快投降，一个排长高喊：“我可没有打！”14团2连押着150个俘虏顺着城墙走到北门，正在搬运重机枪、迫击炮，突然城墙下一声巨响，把2连战士和俘虏震晕了一片。2连长急忙向城下大喊，下面的12团才知道14团已经占领了北门，这一爆破幸好没造成多大伤亡。到21时，我军完全攻占隰县县城，俘虏杨澄源以下2 871人，缴获山炮1门、迫击炮4门、轻机枪195挺，我军伤亡200余人。战斗结束后，陈赓在总结时夸奖了各团争先恐后完成任务的勇猛作风，也指出联络工作差，各部协同不好的缺点。[3]

隰县这颗钉子一拔，附近几县的守敌更加恐慌。中央军委指示陈赓与晋绥军区王震部队配合，围攻中阳县城。12月8日，阎锡山派兵增援中阳。陈赓派13、24旅北上，协同王震部队攻中阳。12日，我军攻克中阳，俘虏敌军暂编第45师副师长张居乾等1 000余人。至此，吕梁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我军收复八座县城，歼灭吕梁地区守敌5 000余人，缴获大量粮食和弹药。

吕梁战役结束后，陈赓、王震前往离石高家沟，参加彭德怀主持的高干会议。受毛泽东委托，彭德怀、习仲勋与晋绥军区贺龙、李井泉、张宗逊等开会，共同商讨保卫延安的问题。习仲勋回忆：“关于保卫延安的战略方针，曾有两种设想：一种是把陈赓将军的部队从山西调过来，加强西北的力量，在延安外围地区消灭敌人；另一种是放弃延安，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4]会议确定陈赓部队今后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暂时不过黄河，在吕梁地区巩固根据地。

这时，胡宗南调集六个旅，由临浮、吉县向大宁进攻，企图赶走我军，稳定晋西南局势。12月19日毛泽东指示陈赓、王震：“此次作战，不但保卫吕梁，而且有保卫延安意义。你们应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敌两个旅为目标。”[5]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谢富治、王震率部队向进至蒲县、午城间的胡宗南部连续出击，因地形不利，运动困难，而且敌军密集，难以分割。我军打了几仗，战果不大。24日，陈谢王致电军委和晋绥军区：“我原准备在隰县以南决战，经过侦察地形结果，仍无法进行歼灭战。因自然地形已不利于我，阎顽又加以人工修筑，将所在山脉腰部切成要险，只容一人步行，若置以火力即无法通过。22日战斗未达到预定目标，即为此因。现隰县以南全为此种地形，若在此危险作战，结果定是消耗自己。因此我们决心放弃隰县、永和，在隰县附近给敌以大的消耗，切断敌后交通，使敌饥疲，主力再转攻蒲县。”中央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要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

26日，13旅在蒲县以北伏击，歼敌一个营。29日，陈赓部三个旅在蒲县西北夹击胡宗南的第67旅，歼敌一部。国民党军力量不够，缩回临汾，暂时停止对吕梁地区的进攻。

我军在吕梁地区站住了脚，但这个地区比太岳条件还差，不久就产生了许多困难。1947年1月6日陈谢王电告军委：“吕梁战役已逾月半，由于人烟稀少，且惨遭阎顽刮剥，民困已极。我军因给养、宿营、山地运动等种种原因，体力已为减弱。缴获粮食早已用罄，现有随时断炊之虞。现此地不出煤柴，庙宇均已拆烧，再停现地休整待机，甚为困难。”为了解决部队的生活给养，他们考虑到胡宗南部暂时不构成威胁，东北方向的汾阳、孝义地处平原，比较富裕，阎锡山的部队相对较弱，建议“在保卫延安之总任务下，能否容许首先攻下汾阳、孝义，歼灭阎顽，以补充部队，壮大吕梁力量。”次日，军委同意了陈谢王进攻汾阳、孝义的计划，并通知他们：“西北局及边府慰劳你们3万斤猪肉，日内由延运出。”

1月7日，陈谢王率部北上，计划先攻占汾阳、孝义，调动阎军主力来援，再集中兵力歼敌援兵。13日我军逼近汾阳、孝义，准备同时攻取二城，以收奇袭之效。在扫荡外围据点时，汾阳附近敌军迅速收缩，退入汾阳城内，增加了我军攻城的困难。我军为争取主动，决定围困汾阳，先打孝义。17日夜，王震、彭绍辉指挥晋绥军区独立2旅、4旅攻击孝义县城。我军以山炮、迫击炮压制敌军火力，爆破组用炸药包炸开城门，突击部队以勇猛动作攻入城内，一夜解决战斗，俘守敌2 000余人。阎锡山得知孝义失守，汾阳被围，大为震惊。他于19日亲自赶到平遥指挥，调动全部精锐25个团、3万余人，兵分三路救援汾阳。南路由孙楚率四个师从介休出发，中路由赵承绶率两个师从平遥出发，北路由王靖国率三个师从文水出发，齐向汾阳、孝义扑来。阎锡山指示：“你们联合指挥部的队伍，要形成一个三虎叉。中央为蝎子的嘴，左右为蝎子的夹子。左右包抄，断敌归路。”[6]

阎军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陈赓等决定改变策略，避强击弱。他以11旅坚守孝义，将主力调到孝义西郊待机，准备在野外伏击阎军。但部队在运动时被敌军发觉，阎军中路赵承绶部向孝义城发起进攻。这样，我军又调转头来，依托孝义和城外的西盘粮、东王村、西王村打阵地防御战。

阎军战斗力毕竟比不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据我方观察，阎军“攻击精神很差，缺乏近战（手榴弹、白刃战）勇气，一般不敢迅速投入冲锋，前进亦较缓慢。当接近我前沿百米左右，常集团匍匐迟疑不进，均等候其炮火彻底摧毁我前沿阵地后，方再前进。遇我火力封锁阻拦，多即停止或后退。”“对侧背顾虑很大，非常怕我迂回或包抄，故我每次出击或反冲锋，敌即逃退与溃散。”[7]在我军顽强防御下，阎军伤亡不小。赵承绶开始动摇，而南路的孙楚却仍向孝义进攻。看到孙楚地位突前，陈赓决定以两个旅牵制中路赵承绶，主力转而消灭孙楚部。

1月21日，孙楚的部队进至西盘粮村一线，陈赓命令10旅出击。周希汉旅长带头冲锋，连预备队都没留。359旅、独4旅也策应出击。这一带地形平坦，阎军没法防御，顿时溃乱后撤。陈赓用报话机监听孙楚的动静，只听孙楚说：“陈赓部队已经到我的村边了，我得转移。”陈赓立即打电话指示周希汉旅长紧追，活捉孙楚。接电话的参谋说周旅长已经亲自去追了。这时敌人放了羊，到处乱逃，10旅也分散追击，收不住部队。孙楚出了指挥所就向东跑，一口气逃过文峪河上的小桥。小桥东头有个小地堡，敌军向我追击战士射击，挡住去路。有的战士想从结冰的河上冲过去，结果坠入河中。孙楚拣了一条命，狼狈逃回介休。其69师被我军全歼于东盘粮村。

南路孙楚的溃败引起阎军全线动摇。23日赵承绶、王靖国两路阎军开始退却，我军分三路追击。24日，阎军71师、暂编46师四个团退入中街村，我军没有穷追猛打，给敌军以喘息时间。敌军即依托村中的高大房屋构筑工事，进行顽抗。阎军野战不行，防御还是有一套。26日，陈赓命令10旅、11旅夜间攻击中街。我军发起攻击后，炮兵没测准距离，炮弹没打到村里，反而影响了部队冲锋。当10旅发起冲锋后，炮弹又没有了。阎军密集扫射，开阔的地形使我军伤亡较大。10旅32团9连一个连冲上去，大部伤亡，仅剩十几人。10旅副旅长楚大明同志被流弹击中，当场牺牲。打到天明，10旅伤亡300多人，暂时停止进攻。29日，中街之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围，我军追到汾河边才停下来。[8]

战斗结束后，陈谢致电军委：“部队长时间连续作战，伤亡很大，需要休整补充。太岳已集中新兵数千，但带过吕梁来补充，逃亡必大。如整个战局许可，我纵拟转移到平、介以东地区休整补充一月再西进作战，以巩固新补之大批战士。”毛泽东复电同意，汾孝战役结束。

吕梁、汾孝战役历时70多天，太岳、晋绥部队密切配合，取得很大胜利。共解放隰县、永和、中阳、孝义、大宁、汾西、蒲县、文水、石楼九座县城，歼灭阎军及胡宗南部16 000余人，其中俘虏11 327人。缴获山炮15门、迫击炮27门、重机枪53挺、轻机枪740挺、长短枪5 500支和大量弹药、物资。两次战役沉重打击了阎锡山，牵制了胡宗南，起到了保卫延安的积极作用。我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弱敌，孤立强敌，使敌军防不胜防。我军连战皆捷，士气越打越高。在贫困的吕梁地区作战，我军克服了交通不便、粮食人力缺乏的种种困难，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此后，吕梁、太岳与陕甘宁边区联成一片，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

1947年3月，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屡次受挫的情况下，改变战略部署，将对解放区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指挥进攻陕北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调集了六个师十五个旅，进攻延安。在组织延安保卫战的同时，毛泽东于18日指示陈谢：“四纵及太岳纵队仍有协助陕北之任务。”要他们一方面向潼关出击，切断胡宗南的后路，接应自陕南突围的陈先瑞部队；或是向晋南出击，攻占运城地区各县。28日，毛泽东命令陈谢主力四个旅西进，“用突然动作袭占曲沃、新绛、河津、稷山四县。”命令晋绥军区王新亭纵队攻占翼城、绛县。然后相机攻占运城三角地带各县。毛泽东强调：“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要各部迅速出动，“全军统由陈谢指挥”。[10]

晋西南运城地区，地处汾河、黄河交汇处，土地肥沃、交通便利。运城盐池维持着晋、陕、豫等省民众食盐的基本需求，有很大经济价值。这里是山西最富庶的地区，我军自解放战争以来，依靠根据地作战，太岳、吕梁和晋绥区负担甚重，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夺取运城地区，无论对支援陕北还是改善解放区状况，都有重要意义。这里原来是胡宗南主力驻守，为了进攻延安，胡宗南抽调了大部分部队，运城地区只剩下整10师和部分杂牌地方武装，兵力相对薄弱，仅能维持同蒲铁路南段临汾至风陵渡一线的防御，缺乏机动能力。

1947年3月26日，陈谢指挥四纵和太岳军区部队约5万人，从沁源、安泽出发，开始晋南攻势作战。作战计划分为两步：一、以部分兵力包围翼城、曲沃、绛县，以主力切断同蒲铁路，直取陕晋交通要道禹门口，切断胡宗南的后路。二、向运城地区扩张战果，直至夺取三省交通枢纽风陵渡，使中原和陇海线完全暴露在我方威胁之下，迫使胡宗南从陕北撤兵。

4月4日作战开始，至15日我军连克翼城、新绛、河津、稷山、曲沃、万泉、猗氏、禹门口等十几座城镇，守敌全是地方杂牌，在我军扫荡下非逃即降。我军歼敌万余人，控制同蒲铁路近百公里，切断了临汾与运城的联系。接着，我军又南下向风陵渡扩张战果。胡宗南在陕北得到晋南告急，从陕中合阳抽调第10旅东渡黄河，企图会合从运城出动的第85旅，夹击猗氏。陈赓命令四纵10、11旅和太岳军区第24旅直出猗氏西北的嵋阳镇，围歼胡宗南援军的先头部队10旅28团。这个团战斗力不强，资格很老，是当年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有“御林军”之称。在我优势兵力的围攻下，28团很快被歼灭，残敌逃入运城。我军主力乘胜南下，解放了黄河沿岸的永济、芮城、解县等县城，直捣风陵渡。晋南只剩下运城一座孤城。[11]

晋南作战的捷报传到陕北，正在黄土高原与胡宗南周旋的毛泽东感到“甚慰”。要陈谢相机攻占运城，歼灭整10师。4月29日，陈谢致电军委：“一、我正肃清运城外围之敌，造成攻城条件。二、晋南新收复区富庶，顽军有粮盐极多。但我地方武装甚少，目前需要分散主力守备，影响我集中力量歼敌。三、建议文、汪部速开至曲沃、新绛或别的地区休整，既可改善生活条件又可戍护地方工作，便我主力集中。”晋南作战可谓一举数得，扩大了解放区，牵制了胡宗南，获得了丰富的物资；使在陕南历尽艰辛的中原突围部队摆脱了困境，由汪锋、文建武率领到达晋南，回到了根据地。

1947年5月3日，陈赓指挥四纵三个旅开始攻击运城。守运城的国民党整10师有七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杂牌有2万余人。陈赓的计划是以10旅攻占羊驮寺机场，引诱城内守军出援，然后把主力摆在半路上，争取打野外围歼战。3日晨4时，10旅向机场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中午占领机场，消灭守敌青年军一个营。但是城里的整10师师长罗广文相当狡猾，不管城外战斗多激烈，他死活不出来，紧紧把握主力，凭借坚城固守。我军又转而攻打外围城关，经四天激战，夺取了西关、北关大部分外围据点。这时，干部战士士气高昂，扫荡了十几座县城，就剩一个运城了。如果能拿下来，歼灭整10师，无疑是锦上添花。后方根据地已经派来了接管运城的干部，就等着陈赓下令总攻了。

大战将临，陈赓一直冷静地观察动向。他到城外察看地形，南门、北门外都是开阔地，北门城墙里有个高大的水塔，我军的一举一动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东门外连着盐池，是半沼泽地，不利于部队运动。敌军依托坚固的城墙，密布明暗火力点。炮火我军也不占优势，如果硬攻，必然招致重大伤亡。陈赓反复考虑，认为把握不是很大。5月10日，胡宗南又从陕西抽调军队增援运城，已经从韩城东渡黄河。陈赓召集干部会议，经过分析和讨论，大家同意停止攻击。四纵撤围而去，转至曲沃、翼城地区休整。晋南攻势作战胜利结束。

晋南攻势作战，我军解放和收复22座县城，控制了禹门口、风陵渡等重要渡口，歼灭敌军正规部队、杂牌军约14 000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改善了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国民党军则被压缩在运城、临汾、安邑几个孤立据点内，切断了胡宗南与阎锡山的联系。晋南局面的变化，不仅有力地支援了陕北，而且使太岳、晋绥解放区冲开了封闭状态，为日后南下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陈赓纵队休整期间，毛泽东在陕北酝酿新的战略方针。6月15日他电告陈赓：“你们部队即在曲、翼地区隐蔽休整，加强军事政治两方面训练，务达兵强马壮，具有远征意志，不怕困难，完成战略任务之目的。你在十天内可留部队参加整训工作，于二十五六日动身来中央商量作战方针。”遵照指示，陈赓把部队交代给谢富治政委，自己动身前往陕北，到毛泽东那里去受领新的任务。

[1]　1947年5月15日对军官训练团的讲话，《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页。

[3]　晋绥军区编：《隰县战斗》，1947年9月。

[4]　穆欣著：《陈赓大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页。

[6]　《汾孝战役敌情资料》。

[7]　晋绥军区：《汾孝战役的战术经验》，1947年5月。

[8]　《汾孝战役简要总结》。

[9]　吕梁军区司令部：《晋西南及汾孝战役经验总结》，1947年9月20日。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34页。

第17章　豫北攻势

蒋介石痛骂将领无能——国民党策划“重点进攻”——刘邓决定发起豫北攻势——歼灭第2快速纵队——攻克汤阴活捉孙殿英——崔家桥攻坚战——围攻安阳——豫北局面的改观——晋冀鲁豫野战军组建新纵队

1947年2月，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结束豫皖边作战后，退回根据地进行休整。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野战军补充了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原来准备调往东北的杨（勇）苏（振华）纵队回归建制，与原七纵合并，重组为晋冀鲁豫第一纵队，编制四个旅。经过整补和训练，晋冀鲁豫野战军由1946年6月开战时的6万人增至11万人，加上地方武装和民兵18万人，力量大为增强。

蒋介石对解放区半年多的全面进攻，虽然占领了300多座城市，却损失了66个旅。这样的战绩实在不能令他满意，原来以为可以绝对优势将我军一口吃掉，不料我军表现得如此顽强，居然可以将现代化装备的国军整师整旅地消灭。2月的山东莱芜战役，我军一举歼敌5万人。蒋介石气愤之极，在2月26日南京举行的高级将领会议上，开口就是一通臭骂：“我今天可以老实告诉大家，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我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你们这种心理态度，无论和我当面谈话或在电话里面的语气中往往表现出来，这就证明你们矜骄自大，对于统帅的信心动摇！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如果不能革除，那我们今后作战不仅不能胜利，而且还要陷于更悲惨的境地，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虏。老实告诉你们，对于前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1]

既然“老头子”如此“高明”，诸位将领只有恭敬从命了。蒋介石认为全面进攻太分散兵力，就改变战略，设计了向延安和山东重点进攻的计划。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统帅部集中60个旅、45万人于山东，34个旅、23万人于陕北。在中原战场上，利用黄河归故将晋冀鲁豫解放区分割开，自以为黄河可以抵得上40万大军，让刘邓无所作为。

蒋介石的战略，刘邓看得很清楚。刘伯承后来在大别山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蒋介石开头来一个全面进攻，以为我们抗战疲惫，后方未肃清，未受降武器；他则受到美帝支援，企图速战速决，三个月歼灭我们。后来转为重点进攻，即钳形攻势，置重点在两头——山东、陕北。中间就是黄河，成一个‘哑铃’形式。这样他以为从山东沿海路、津浦路直打到长城，从陕北沿榆林、绥远一线到长城，恰好似钳形，把东北隔断。”刘伯承把晋冀鲁豫所处的地位比喻为哑铃的把，钳子的“铰”。把钳子的“铰”搞断，两个钳子把就合不上了。[2]所以，刘邓决心主动出击，以减轻陕北、山东的压力，配合两区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斗争。

3月6日，获悉胡宗南即将进攻延安，毛泽东致电刘邓，要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与陈谢一起行动，配合保卫延安。电报说：“陈谢率五个旅寅皓（3月19日）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军、保卫延安最好办法。你们休整务于寅删（3月15日）前结束，期于寅皓（3月19日）与陈谢渡河同时攻击平汉线。第一个战斗结束后，应会合太行兵团连续举行第二个、第三个及更多战斗。你们应将后方移至太行一个时期，面向平汉、道清作战，直接援助陈谢。此役关系重大，望速作准备。”[3]

刘邓接到指示，研究了敌情。郑州以北的平汉路两侧是国民党军比较密集的地区。整26军军长王仲廉在新乡，手下四个整编师守备平汉、道清铁路沿线和沁阳、济源、盂县地区。伪军改编的孙殿英部守汤阴。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手下两个整编师守备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北的浚县、滑县、濮阳等地。王、孙两股敌军加上地方杂牌，约有10万人。虽然距离孙震最近，为了达到更大的震撼敌军目的，刘邓决定长途奔袭，先打王仲廉。

3月19日，刘邓下达《关于豫北反攻的基本命令》：“我军首先以消灭敌王仲廉部有生力量，彻底破坏黄河铁桥，摧毁平汉、道清铁路，收复与控制某些要点，破坏敌人东、西两战场的联络，大量调动敌人，破坏蒋、胡部署，以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之任务，决实施豫北战役。第一步置重点于新乡至黄河铁桥地带，得手后再视当前具体情况，连续向道清线及新乡以北扩张战果。”

这次战役，刘邓出动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太行、冀鲁豫军区大部分地方部队。他们把这些部队混编为四个集团：一纵和冀鲁豫军区四分区部队为第一集团；二纵和冀南军区部队为第二集团；三纵、六纵为第三集团；太行军区两个独立旅和军区其他部队为第四集团。参战总兵力有60个团、10万民兵和20万支前的民工。3月21日，各集团开始行动，揭开了豫北反攻的序幕。

3月29日，第一集团在杨勇、苏振华指挥下攻占黄河以北的原武、阳武，接近郑州黄河铁桥。当天夜里开始向铁桥运动，准备夜袭炸桥。出发后突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部队在黑夜中迷失方向，行动缓慢。天将破晓才到达桥边，攻击桥头堡。铁桥有敌军一个团把守，火力密集。我军攻击未成，天亮后被迫撤退。30日夜，一纵再次猛攻铁桥，敌军增援部队66师乘火车从驻马店赶到，防御加强。我军几次攻击，都遭到敌军密集火力阻挡，难以接近桥头。因伤亡较大，只得放弃炸桥的计划。其他三个集团扫荡新乡、汲县之敌，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时，刘邓得到情报，驻汲县的整32师内部有我地下党员，准备举行起义。刘邓决定抓住这个机会，里应外合拿下汲县，消灭整32师。接到指示，中共地下党员、整32师参谋长王启明秘密联络同事，准备起义。没想到另一个地下党员、423团团长刘荣宗胆怯叛变，向敌军告密。敌师长立即将主力收缩到城内，加强防御。王启明等60多人提前撤出汲县，歼灭32师的计划又没成功。这时，国民党军六个旅开到新乡，向王仲廉靠拢。为了打开局面，刘邓决定避开新乡强敌，向安阳、汤阴等地运动，争取野战歼敌。

4月3日起，各集团分路出击，连克淇县、回隆、楚旺、鹤壁等十几个城镇和据点。这些据点多是当地土匪、伪军的土围子，一个据点就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些据点的头子如程道生、扈全禄等在当地作恶多年，祸害百姓。日本人来了，他们当伪军；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接受改编，摇身一变挂上“河南自卫总队”的名义。当地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这些家伙的存在对解放区也是一个威胁。乘这次作战机会，正好进行一次大扫除。4月6日，二纵攻克菜园据点，歼灭土匪司华生部。8日，向太保的程道生部发起总攻。程道生这个家伙在平汉战役时曾向我方投诚，国民党一北上他又转过去。攻打据点之前，二纵6旅王天祥旅长曾写信要程道生投降，程顽固不化，我军按时发起攻击，工兵炸开围墙，二纵6旅17、18团冲入寨内，与敌军展开肉搏。战斗英雄赵步贞挥舞大刀，连砍7个敌人。程道生带领手枪队企图从北门突围，遭到16团堵截。经过三小时战斗，程道生部近2 000人被全歼。程本人化装藏在人群中，被我军清查出来。程道生向王天祥旅长求饶。王旅长严厉训斥了他，交给地方政府处理。这个罪大恶极的惯匪，终于受到应有的惩罚。在扫荡土围子的作战中，我军缴获大批粮食、弹药。野战军主力围困安阳、汤阴，吸引敌军来援。

6日，王仲廉亲率66师、32师两个旅、41师一个旅和第二快速纵队（第49旅）从新乡北上，7日攻占淇县。10日先头部队到达汤阴以南的宜沟，遭到我军的正面阻击。敌军发现两侧有我主力部队，立即缩回。我军打援没有成功。但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命令王仲廉北上解汤阴之围，14日，王仲廉集结14个旅，分三路再次北上。当敌军第一梯队到达浚县的屯子镇，我军以小部队正面阻击，16日夜，刘邓下令主力出击，将敌军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割裂，将第一梯队的整66师和第二快速纵队包围在卫河、淇河之间的河套地带。这里土质松软，无法构筑坚固工事。第二快速纵队倚仗装备好，以为能顶一段时间，等待援助。没想到我军以勇猛快速的动作发起夜战，17日夜里，三纵攻击营湖、郭村，至18日晨全歼第二快速纵队，俘虏纵队长（旅长）李守正以下5 000多人。一纵、二纵在卫河以西的白寺、长村之间包围了敌66师。18日晨，二纵攻占了白寺和附近的几个村庄，一纵1、2旅也控制了北面的赵村、瓦岗等村庄，只有东边的一纵19旅攻击长村没有拿下，双方处于对峙状态。这时，敌66师处于我军三面包围之下，如果东面一封口，就插翅难逃了。因19旅坚持要消灭长村守敌，没有执行刘邓要求占领浚河西大堤，断敌退路的命令。敌66师抓住机会，迅速向东突围。19旅这时才转过身来占领浚河大堤，因遭到国民党飞机干扰，20里地走了三小时。敌66师乘机从大堤缺口东窜，大部逃入浚县县城，一部被我军追上歼灭。18日黄昏战斗结束，我军共歼灭敌第二快速纵队全部和66师一部共12 000余人，其中俘虏8 000余人。收复淇县、滑县和浚县三城。[4]

这是一个大胜仗，但刘邓并不满意。19日他们给军委的报告中说：“此次本可将敌四个旅全歼，因我一纵被少数敌人迷惑，故使66师大部逃脱，实在万分可惜。”20日刘邓严厉批评一纵：“此次作战，你们态势处于最为有利的决定位置，而未能达成兜敌歼灭的任务，主要教训应从你们领导上去寻找。事实上只有目标明确、坚毅沉着的机动果敢的指挥，任何极不充实的队伍也能完成此次你们所担任务。”责成一纵“应从实战中大胆的提拔一批特别勇敢的人，把勇敢的与机智的人夹起配备。凡不称职的，除地方新来者外，应予以调减。同时应加强通讯、侦察两项工作。”打了胜仗还挨批，可见刘邓治军之严。

蒋介石又气坏了。1947年1月鲁南战役中，他的第一快速纵队被华东野战军全歼。现在第二快速纵队又遭到同样命运，完全是手下将领的无能和愚蠢。6月1日他在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说：“豫北49旅李守正旅长的挫失，乃是由于指挥官在撤退时缺乏周密的计划和部署，致使优秀的将领和忠勇的官兵们作了无谓的牺牲，这都是我们的奇耻大辱。”[5]

王仲廉经此打击，缩回新乡不敢轻易出动，汤阴成了被我军围困下的孤城。盘踞汤阴的是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及其所属1万人。孙殿英是集土匪、军阀、汉奸于一身的人物，早年就以盗掘清东陵臭名昭著。抗战时期当汉奸，盘踞豫北的新乡地区，犯下许多罪行。1945年大反攻时，我军曾一度解放汤阴，孙殿英投靠蒋介石卷土重来，加强汤阴的城防工事。在修补城墙的同时，城外挖了一丈七尺宽的护城壕。城东北角的张庄、东南的石家庄、西南的马沟、西北的杜庄都修了碉堡工事，山炮都不易摧毁。如果我军攻城，城外的工事可以用侧射火力牵制我军，配合城内防御。孙殿英非常重视外围工事，说：“张庄不守，汤阴必失。”

打汤阴是一场攻坚战，刘邓指示六纵担任主攻，三纵配合。4月21日开始扫清外围战斗。首先夺取对我攻城危害较大的据点和城外各主要地堡，严防敌军沿地道逃回城内。对危害不大的据点，以部分兵力监视，抑留敌军不使入城。攻击敌军据点时，如突袭不成，就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挖交通沟接近，或挖地道进行爆破。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我军的伤亡，收到实效。我军向汤阴车站、张庄、石家庄等外围据点发起攻击。利用炮火压制和近迫作业，炸掉一个又一个碉堡，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到4月30日，除了城东南的石家庄外，我军已经拔掉外围主要据点，四面包围汤阴城。老奸巨猾的孙殿英一贯善于保存实力，从来不打硬仗，这次我军行动太快，孙殿英一来是财宝烟土带不走，二来是城内有千余伤兵，拖着他走不了。国民党统帅部曾要他向安阳突围，但是王仲廉的援兵又来不了，孙殿英就只有死守一条路了。我军攻打城关时，孙殿英在城墙上跑来跑去，指挥机枪进行顽抗。

5月1日黄昏，六纵、三纵对汤阴城发起总攻。我军集中重炮、山炮将城东北城墙轰开数丈宽的缺口，六纵16旅从东北角突入。17、18旅相继跟进，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困兽犹斗，依托房屋、街道顽抗。打到2日凌晨3时，三纵8旅炸开西门，冲入城内，与六纵夹击敌军。拂晓，少数残敌缩在城东南角和城外石家庄负隅顽抗，我军穷追猛打，到10时将敌全歼，解放汤阴。孙殿英以下7 000余人被我军俘虏。孙殿英被转到解放区关押后，自知罪孽深重，大烟瘾上来又痛苦不堪，郁闷交加，不久死于狱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我军发起豫北反攻后，方圆百里内的地主恶霸、还乡团都望风而逃，聚集安阳。据我方侦察，“现安阳城关及其周围十里以内各村，都住有逃亡地主及亲属，现生活极感困难（柴千元一斤，草千元二斤，盐两千元一斤）。但牛肉驴肉比较便宜，各逃亡户的牲口因喂不起草料，多将牲口卖掉或杀掉。”“伪保安团、还乡团给养多靠当地筹给或抢粮，有的因家属生活无法维持，将枪卖掉。最近40师准备筹给小米，但下令不许后退，要死守现阵地。顽伪各据点都在修筑工事，将各学校教职员、学生及逃亡地主等都派去挖工事。”[6]

安阳东北的崔家桥镇是大土匪王自全的老巢，他的“河南自卫军第二总队”3 000多人盘踞在这个小镇里。一丈多高的围墙隔三十米设一个炮楼，墙上密布射击孔。墙下有一道铁丝电网、两条宽阔的壕沟，沟内水深七尺。外围有许多小地堡，地道通向镇内。镇子里有两个旧兵营，可以屯兵固守。还有发电厂、造纸厂、卷烟厂，都是王自全的生财之道。王自全的寨子比周围的县城还阔气，崔家桥周围的十几个村庄里住满了“还乡团”。王自全认为，这样坚固的工事，日本人都打不开，土八路更没办法。

二纵参谋长范朝利指挥攻击崔家桥的战斗。他率领二纵5旅、冀南军区独立旅于4月22日包围崔家桥。观察地形后，决定先排除水沟这个障碍。独立旅15团战士们用了十天时间，动员了2 000民工，挖了一条长长的排水渠，将崔家桥外壕的积水全部排光。负责主攻的独立旅13、14团也大搞土工作业，将一条条交通沟挖到崔家桥镇围墙下。王自全这下急了，几次派人出击，企图破坏我方的工程，都被我军打了回去。

5月2日我军开始扫清外围，攻击主要的外围据点西庄和镇外的几个独立碉堡。5日完成了任务。范朝利部署6日黄昏发起总攻，他命令炮兵将野炮、山炮推进到距离镇子围墙100米的近处，实施抵近射击，几分钟的时间就将围墙炸开巨大的缺口。担任突击任务的二纵5旅13团和冀南独立5旅13团在炮兵掩护下勇猛攻击，架上梯子冲过外壕，杀进镇内，展开一场歼灭战。王自全的部队毕竟是土匪，几次反扑被我军打垮后即溃不成军。7日我军结束战斗，拔掉了崔家桥这颗钉子。王自全部2 000多人当了俘虏，王本人带少数亲信从南门突围，逃往安阳。[7]

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得知崔家桥战斗的胜利，于5月20日发出通令，嘉奖主攻部队。通令说：“我独5旅13团，以勇猛迅速动作，6分钟时间架好两道桥，通过壕沟，首先登上围墙，扩展和巩固了突破口。以手榴弹和顽强的拼刺打退敌人数度反扑，以极大顽强精神完成了任务。同时对其作战区内的发电厂、棉、粮等大批物资负责看管，完整无损地移交城工委员会，特给该团记大功一次。”“野战5旅13团在崔桥战斗中担任主攻，也同样勇猛顽强。尤其该团1连以3分钟登城上围墙，顽强打退敌人四次反扑，使后续部队顺利发展，完成任务。独5旅15团艰苦作业，完成排水任务，独4旅12团勇猛攻下西庄，配合主攻完成任务。以上三个部队一并通令表扬。”[8]

我军攻克汤阴后，王仲廉以66师退守新乡，以32师、41师和47师一部守汲县，以40师守安阳，采取“稳重防御”，死守不出。这个40师原来是马法五的第40军，平汉战役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改为整编第40师。鉴于40师战斗力不强，王仲廉为了加强安阳防御，将40师的一个团由新乡空运到安阳。5月5日刘邓下达围攻安阳的命令，以陈再道指挥二、三纵为北集团，以一纵为南集团，以太行军区主力为西集团，以六纵为总预备队，将安阳团团包围。9日发起攻击，在扫清外围、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后，相机攻城。如能拿下安阳，豫北攻势将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安阳是著名的古都，地势平坦。洹河（安阳河）从城北流过，成为一道天然防线。河上的安阳桥是往来必经之地，40师在这里重点布防。平汉路西侧是大司空村和广益纱厂，东侧是三府村和袁世凯故宅。都有敌军把守。9日黄昏起，二纵主攻安阳桥和附近的大司空村等地，力求控制安阳桥，切断河北与城关的联系。由于兵力比较分散，敌军固守桥头碉堡，我军几度攻击没有成功。在攻击村落战斗中，与敌军逐村争夺，战斗打得相当艰苦，进展缓慢。袁世凯的旧宅、陵墓的袁家花园建筑高大，地势开阔，现在成了国民党军依托的阵地。15日独立第5旅进攻袁宅和墓地，与敌军苦战一昼夜才解决战斗。袁世凯在世经营多年的豪宅花园，被战火打得千疮百孔，几乎成了废墟。在战斗中，冀南独立5旅副旅长查茂德同志中了流弹，不幸牺牲。为了减少伤亡，我军在进攻大司空村时改为坑道作业，时间拖长，但有实效。敌军支持不住，放弃村庄退入广益纱厂（今豫北棉纺织厂），依托厂房顽抗。15日二纵以7旅、9旅主攻纱厂，敌军依托暗堡和活动地堡组织火力，我军两次攻击未奏效，再次进行坑道作业。24日，当我坑道接近纱厂时，敌军放弃纱厂撤退到河南岸，我军占领纱厂，并控制了安阳河以北的村庄。

城南方向，一纵的攻击也很吃力，到12日攻占南关。守敌逃窜，退到三里屯。19日2旅攻三里屯未克，21日守敌突围，一个营被我大部歼灭。城西的太行独1旅进展也差不多，攻占了几个村庄，并配合一纵攻打南关。[9]

围攻安阳的战斗打了半个月，因敌军工事坚固，又步步为营，与我军拼消耗。我军虽歼敌近两个团、土顽千余人，但自己伤亡也不少。局势呈胶着状态。王仲廉一直不出动，我军找不到野战歼敌的机会。刘伯承看这样打下去不合算，决定停止豫北作战。5月25日下达命令：“为寻求新的机动，特决定除留军区部队对安阳之敌施行围困外，以各主力纵队移集新的机动位置，休整待机。”“在撤离安阳前，三纵应以大力协助地方机关全部撤运广益纱厂各种机器及资材，不可遗留。二纵应以各种办法彻底破坏飞机场，尤其是跑道，使敌无法使用。”各部执行了命令。

豫北攻势两个月作战，我军连续解放了封丘、延津、原武、阳武、濮阳、淇县、浚县、汤阴九座县城，控制了百余里的平汉线。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快速纵队和伪暂编第三纵队，加上各地土匪武装共4万5千人。王仲廉集团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困守新乡、安阳等几个据点，避免与我主力交战。豫北攻势破坏了敌军连续东西战场的中原防御体系，有力配合了陕北、山东我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作战。太行、冀鲁豫、冀南军区部队在作战中得到了锻炼，根据中央指示，在原有的晋冀鲁豫一、二、三、四、六纵基础上，将军区骨干部队以及原“民主建国军”、中原突围部队组建四个新纵队。

以原太岳部队编为第22、23旅，8月在山西襄陵组建第八纵队，共12 000人。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

以太行军区独立第1、第2旅改称第25、26旅，以太行军区第1、4、5军分区独立团组建第27旅，8月在河南博爱县编成第九纵队，共21 000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

以原冀南军区独立第4、第5旅和“民主建国军”组建第十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

以原冀鲁豫军区独立旅改编为第31旅，以原冀鲁豫军区各分区部队组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第2旅改编为第32、33旅，8月在山东鄄城组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

以原中原军区和陕南军区部队组建第十二纵队。司令员赵基梅（后张才千），政委文建武（后刘建勋）。

这样，晋冀鲁豫野战军总兵力发展到28万人，加上军区地方部队总数达到42万人。武器装备也有很大改善，原来只有少量炮兵和工兵，现在各纵队都组建了炮兵营和工兵营。野战军建立了榴炮团和汽车运输队。解放区的军工生产也有大发展，月生产能力为子弹10万发、炮弹4万多发。有了这样强大的实力，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承担更重大的战略任务。[10]

[1]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2]　刘伯承在三、六纵队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17日。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5]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6]　《豫北战役资料汇编》。

[7]　范朝利等：《崔桥攻击战斗总结报告》，1947年6月10日。

[8]　《豫北战役资料汇编》。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45页。

第18章　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陕北、山东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指示刘邓出击——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重要意义——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刘邓决定实施鲁西南战役——一夜突破黄河防线——穷追猛打攻克郓城、定陶——王敬久摆个“长蛇阵”——六营集吃掉两个师——血战羊山集歼灭66师——刘伯承赋诗庆胜利——蒋介石的恼怒和哀鸣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我军基本上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迫使国民党军转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正规军人数由200万下降为150万。这些兵力大部分被用来守备交通线和重要城市，可用于战略机动的部队只有40个旅。我军经过一年的战争，通过歼灭敌人来补充自己，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我军在局部上可处于优势。

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确实对陕北、山东解放区造成巨大的压力。毛泽东为了拖住胡宗南兵团，减轻其他战场的负担，坚持留在陕北，一面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一面与胡宗南周旋。虽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局势。胡宗南盘踞延安，指示手下部队对安塞、保安地区进行“清剿”，一方面寻找西北野战军决战，更重要的是企图寻找党中央的所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在靖边、葭县、米脂一带黄土高原转移，与敌人周旋。这一带地区荒凉贫穷，毛泽东等经常以野菜、黑豆充饥，的确是非常艰苦。在山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在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国民党军不甘失败，仍然全线推进，压缩我山东解放区。由于战争已深入解放区中心地区，严酷的战争耗竭了解放区的财力物力。加上敌人的破坏，使解放区受到很大摧残。村庄破败，土地抛荒，人民迁移流浪，生活十分困苦。本来就有限的解放区经济实力已不适应前方日益增长的对人力、物资的需求。毛泽东感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需要在战略上采取主动，必须寻找出路，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实行战略出击，将战争引向蒋管区。他构思了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黄河，挺进中原；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南下江淮地区作战的设想。

1947年5月4日，毛泽东指示刘邓、陈谢、陈粟：“（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6月1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1]

当时正是豫北攻势的高潮，刘邓于5月15日返回冶陶，召集晋冀鲁豫中央局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军委的指示。豫北攻势结束后，6月10日，刘邓在安阳附近的石林镇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传达冶陶会议精神，讨论转入战略进攻的各项准备工作。

听说要过黄河进行战略反攻，多数同志都感到难以理解。当时在野战军司令部工作的杨国宇回忆：“当时，我们这些在刘邓身边的参谋们思想上真是疑虑重重。上面说形势大好，可我们怎么也看不出好在哪里，更看不出战略大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集中了33个旅、22万人压在陕北战场上。1947年3月19日，我们撤出革命圣地延安。在山东战场上，蒋介石集中56个旅、40万人，重重地压在华野身上。在晋察冀战场，张家口于头一年10月11日就撤出了。我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不利消息，现在居然要我们穿过敌人的重重包围，钻进大别山！我们知道，大别山我们曾经几进几出，有许多历史教训。这种种想法憋在心里，免不了发出这样那样的议论。我们的参谋长李达一听到这些与中央方针不符的话，立即板起面孔批评我们：‘你们乱弹琴些什么！’大家也就不敢再议论什么了。但我们心里明白，不要说李达参谋长，就是刘邓，他们虽然站得高，看得远，对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坚信不疑，但在具体行动步骤上，他们并非没有考虑。”[2]

从战略区指挥员的角度，刘邓对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完全理解的。在豫北攻势作战时，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了支援前方，在人力物力方面已经超出了承受能力。6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通报说：“今春邯郸扩兵，原布置一千二百人，两日内完成了一千六百人，县委又布置一千六百人，一礼拜内又完成了，于是又布置二千人。县委同志为了超过任务热情很好，但人民负担加重，致引起数千人武装请愿，县政府临时处置不好，群众伤亡八人，对我影响极坏。”“豫北前线，限七天向冀南要担架三千付，冀南后勤指挥部加了一半（六千付），并限两日完成，命令到了分区后，只剩一天期限了，只好强迫指派，加之过去担架到部队后长期不归（常备民夫），于是舆论大哗，致引起武邑县一带党员民兵，领导群众向冀中逃走打游击，武邑一县即有八百人逃走。”“豫北前线急需粮秣，急要冀南立即运四百万斤粮去。冀南为了完成任务，要求磁县放水（滏阳河），结果造成磁县减收大米五千大石，麦子五千大石，群众怨声载道，政府胡来。”中央通报强调指出：“上述三事，均因群众负担太重，我又在工作上发生毛病，以致演成事变和重大损失，应作为教训。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了解，目前群众负担已达最高点，实在不能再加重人民负担了。……务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目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是为至要。”[3]

邓小平在前方看到这个报告，心情非常沉重。这样打下去，解放区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战争拖垮。必须将战争引到外线去打，引到蒋管区去打。他在1948年4月的一次报告中回顾：“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4]

刘伯承元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由内线到外线，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是个大问题。石林会议主要讨论出击大别山的问题，那时，出击的时间未定。内线防御时，敌人来就歼灭他，主要的问题是歼敌有生力量的问题。后来到黄河边一看，大牛都没有了，人民是全力支援战争的。……内线作战搞得民穷财尽，人力、物力、财力（的困乏）都要求我们出去，出去就变了。兵源有安徽、河南、苏北的兵源，饷源我们到中原展开，建立了政权，开展了游击战争，把他们的票子赶走了。破坏了国民党的军需，使敌人的财政没有办法，而我们有了办法。”[5]

1947年3月，黄河回归故道。滔滔黄河水将冀鲁豫解放区分为两半，河南岸又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春季之后，黄河流量增大，河面越来越宽。蒋介石认为黄河是一道天然屏障，可抵40万大军，共军轻易过不来。晋冀鲁豫野战军要执行中央进军中原的战略，首先要过黄河这一关。

从哪里突破黄河，是刘邓集中考虑的问题。李达参谋长回忆：“这时，我们司令部已经有了‘空中优势’，即情报处已经有了美军观察组从太行撤走时留下的通讯设备，并培养了一批技术娴熟的报务员。敌军师以上部队来往的电讯，情报处几乎都能截获。他们甚至连敌军电台报务员的指法都很熟悉，只要一收听讯号，即能判断出是哪支部队的几号报务员拍发的。”[6]

通过截获敌军电报，我方把黄河南岸敌军部署摸得清清楚楚。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部6月18日发布的《情字第1号通报》说：“黄河归故后，蒋军第四绥靖区刘汝明即抽调55师之74旅、181旅及68师之81旅、119旅共四旅之众，担任河防守备。自开封至东阿长达约500华里之防线，守备薄弱，有些地区只得进行游击防御。”刘汝明部是旧西北军，不是蒋介石嫡系。这些部队编制不整，战斗力不强，让他们守黄河也是无精打采，在黄河南岸隔一里地修一个小地堡，还要让老百姓替他们站岗放哨。刘汝明本人住在郑州，根本不到前线去。就是蒋介石也没想到我军会出击，他仍把主力摆在鲁南，要与华野决战。当刘邓主力由安阳向鲁西南运动时，他却命令王仲廉由新乡向安阳反击，与我军走了个南辕北辙。

掌握了敌情，刘邓与6月20、26日连续发布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的命令。决心以第一、二、三、六纵队从张秋镇（今河南台前县）至临濮集（今属山东鄄城）150公里地段上强渡黄河。首先消灭刘汝明集团的两个师，再求歼敌于运动中。具体部署是：以冀鲁豫军区独立1旅先行秘密渡河，在戴庙至孙口段黄河南岸接应一纵渡河。一纵由魏山、张堂、林楼渡口渡河，会同独1旅歼灭郓城之敌。原在河南的独立2旅在旧城集至临濮集段接应六纵渡河，六纵由濮县东南的李家桥、于庄、大张村渡口渡河，会同独2旅歼灭鄄城之敌。二纵由孙口、林楼渡河，协助一纵作战。三纵为总预备队，视情况渡河扩张战果。

为了保证渡河的胜利，刘伯承亲自制订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由司令部下发各部队。要求切实作好准备工作：查明渡口两岸地形、敌军防御体系，计算渡口船只数量、容量、往返时间，肃清北岸的间谍、封锁消息，事先规定渡河纪律，由各部队首长亲自组织渡河。《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要求：“我军主力应遵照战斗命令，力求先头秘密渡河，为使敌人防不胜防，各纵队尤应乘夜间黑暗，突然同时实行宽大正面的渡河。”[7]刘司令员周密细致的交代，使各纵指挥员明确了任务，紧张有序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6月23日，刘邓率四个主力纵队由安阳地区向鲁西南秘密出动。为了保证渡河的秘密性和突然性，刘邓命令太行、冀南部队在豫北发起佯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出击，转移国民党军的视线。部队昼伏夜行，国民党军的飞机天天在黄河上方巡弋，却没有发现我军行动的踪迹。30日，刘邓指挥部到达寿张镇（今属山东阳谷），各部队也到达预定渡河地点。

为了保证大军渡河，冀鲁豫区党委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早在1947年2月黄河归故之前，区党委就成立了河防指挥部，负责南北交通和河防安全。在七个主要渡口设立航运大队，每个渡口有20—30条船，500—600船工。3月行署下达紧急通知，封购沿河各村大树用以造船。有的大树已被百姓解成房屋用料，也一律征收上来。后来又下达指示，征购造船用的苎麻、大麻，征调水手，整修军运大道，建立造船厂赶造新船。仅范县就动员木工300余人、铁匠400余人，修理旧船100多只、造新船54只。大船可乘百人，小船可乘30人。造好的船加以伪装，隐蔽村中。为了在渡河前将船迅速推入河道，范县还动员5 000多人用半月时间挖了十几条引河，用大牛拖船下水。刘邓到了黄河边，看到大牛和成材的树木都很少了，说明解放区民众为了支援战争，确实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8]

6月中旬国民党军发现我方在黄河北岸的濮阳集结部队，在侯集集结船只，判断我军可能渡河。刘汝明调整部署，加强鄄城以北的河防。他将整55师师部和29旅由菏泽移到郓城，将74旅由郓城移到黄河南岸的肖皮口，并开始在南岸构筑零星地堡。在总兵力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些调动实际不起多大作用。到6月27日徐州绥署才判断刘邓军要渡河策应华东作战，慌忙从豫北将整32师调到商丘待命。7月1日整32师到商丘时，我军已经渡过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了。

6月30日是阴历五月十一，夜晚月光明亮。渡河的时间定在23时，提前半小时各纵突击部队隐蔽地行进到黄河北岸大堤上。半年前在这里作战，还是干涸的河床，现在水面宽阔，浑浊的黄水缓缓地向东流去。远望对岸，可以看到一片片模糊的村落，大堤上静悄悄的，不知隐藏着多少暗堡和工事。大家的心情都相当紧张，这是大战前的寂静。为了保证突击成功，每个渡口都部署了火炮，突击队都乘坐小船强渡。23时，没有信号弹，也没有喊杀声，突击队快速登船，水手们荡开桨，迅速向对岸划去。

一、二、六纵先头部队从孙口、魏山、大张庄等八个渡口同时出动，最快的仅用五分钟就到达对岸。二纵某团4连在孙口渡河，每班乘一只小船。战士们把机枪架在船头，手榴弹揭开了盖，随时准备战斗。然而几分钟渡河，对岸没有反应。当船到南岸，战士们冲上淤泥河滩，敌军才发觉，乱打起枪来。北岸我军的火炮顿时开火，掩护突击队前进。大家冲杀上前，很快夺取了河滩工事，又冲上大堤。地堡里的敌军纷纷逃跑，追都追不上。六纵突击部队18旅53团从于庄渡口上船，船到河心，才听到对岸喊叫：“来了，来了，快去报告！”突击队立即开火，各船的机枪响成一片。北岸我军炮火也怒吼起来，敌军的机枪响了一阵，就哑巴了。原来他们抛弃工事向鄄城方向逃跑了。53团只用了7分钟就占领了大堤，向对岸发出第一声军号。当小船回到北岸时，准备渡河的部队已经站满了渡口。大家鼓掌欢笑，国民党军的黄河天险就这样顺利地被刘邓大军突破了。这一夜就渡过去六个旅，我军没有停顿，分头向郓城和鄄城敌军发起追击。[9]

刘汝明在郑州得知刘邓主力过河，立即命令整55师收缩兵力，死守郓城。7月1日晨，从黄河大堤退下来的该师29、74旅全部退入郓城。一纵在后面紧紧追赶，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急行军百余里，7月2日就将郓城团团包围。整55师的181旅在旅长米文和带领下跑得更快，连鄄城也不要了，一口气逃到菏泽。六纵先头部队以每小时14华里的速度追击，都没追上。蒋介石的黄河防线一夜之间被我军冲开一个大口子。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徐州得知刘邓大军渡河的消息，非常震惊，慌忙调整部署。7月1日他命令刘汝明固守郓城、菏泽、东明、考城四个要点，阻止共军南下；出动空军轰炸黄河各渡口，破坏船只；将63师的153旅由砀山调往定陶，从豫北调整66、32师车运至金乡，从豫东调整58师到砀山，整70师到巨野，统归第2兵团司令王敬久指挥，集结后进行反攻。

王敬久，江苏丰县人，黄埔一期。长期在陈诚、顾祝同手下任职，是顾祝同的心腹将领。1946年他任第32集团军司令，辖整28、57师进攻两淮解放区，后转攻冀鲁豫解放区，企图与刘邓主力决战。然而刘邓主力直下鲁西南，连克巨野、嘉祥等地，迫使王敬久回援徐州。1947年3月，他指挥第2兵团所属5军、整72、75、85师向鲁南进犯，当整74师在孟良崮被华野包围，王敬久奉命增援。但是他行动谨慎，生怕被我军吃掉，进展缓慢，致使整74师遭我军全歼。王敬久怕负责任，借口跑到上海治病，被蒋介石命令返回鲁南泗水的司令部。这次奉命指挥鲁西南作战，王敬久心里没底，7月6日才乘车到达鱼台。[10]

7月4日，刘邓带领野战军指挥部机关从孙口渡河。这天夜里，国民党军飞机又来骚扰。照明弹将河面照得通亮，敌机不停地向渡河的船只扫射。当我军的机枪向天射击，敌机即仓皇离去。过河后，刘邓命令不许停留，指挥部前往郓城西北的郑庄指挥战斗。

郓城是鲁西南的一座古城。原有砖石城墙，已在抗战时拆除，当时只有土城墙还在，城不高壕不深。城墙下有坑道与外壕的地堡相通。敌55师师长曹福林率部收缩到郓城后，还没来得及喘息和构筑工事，就被我军团团包围。曹福林以残缺的74旅守北面和西面，以29旅守东面和南面。南关房屋较多，曹把师部安在这里。

刘伯承分析了敌情，判断敌军企图是“坚守郓城，吸我屯兵于城下，然后以其右路主力伏我侧背，迫我背水作战，把我军歼灭于黄河、运河三角地带，或重新逼过黄河”。刘邓决定将计就计，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发起鲁西南战役。令一纵坚决围攻郓城，派六纵向西南急进百余里，攻取定陶，二纵攻曹县，又以一部向南插到冉堌集、汶上集地区，伏击敌人侧背。[11]

7月4日一纵开始扫清外围，攻击郓城南关。敌55师组织两次反冲锋，第一次冲上来的是工兵营，其营长首先被我军击毙，官兵纷纷后退。第二次又派一个加强营反扑，在我军密集扫射下伤亡惨重，又退缩回城里。7日黄昏，一纵发起总攻。19时开始炮火准备。在主攻方向西门，我军的榴弹炮向城墙西南角猛轰，两发炮弹就将城头上两个核心地堡摧毁。接着一阵急射，将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突击队1团的4连、6连迅速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曹福林组织力量反击，我军的炮兵延伸射击，炮弹准确地在敌军中爆炸，打得全城浓烟滚滚。我4连坚守西门，打退敌军四次反扑。在其他地段攻击的部队也从西门的缺口冲进城内，沿街肃清敌人。曹福林见大势已去，带少数随员从地道逃往嘉祥。城内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8日早晨战斗结束，一纵歼灭55师师部及两个旅共11 000人，其中俘虏副师长理明亚以下8 300人。一纵伤亡1 928人。

郓城战斗一纵发扬了猛追猛打的作风，被刘邓称赞为“争取了大反攻中的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19日，刘邓向军委汇报了郓城战斗经验：“我军渡河急进攻城，抢占城外某些要点，并充分完成攻城准备工作。敌因散乱撤回守城，防御体系残缺。”“突击点选择在敌人不意之处，敌人对我以前的两次突击点防备严，故我这次则对之佯动，而将真突击点选定在西面，故能突然破城。”“步炮协同较好。”

与此同时，六纵向定陶发起攻击。守定陶的63师153旅是广东余汉谋的部队，刚从江西调来不久，部队编制不整，全旅不过3 500人。由于仓促调到定陶，也来不及构筑坚固工事。7月5日夜，六纵16、18旅迅速占领定陶四关，将定陶城团团包围。经过五天的战前准备，六纵首长决定于10日夜发起总攻。19时开始炮火准备，炮兵将大炮推到护城河堤下，对城墙实施抵近射击，集中火力将城墙轰开缺口。20时部队发起攻击，16旅攻东门，18旅攻北门。突击队的战士们扛着梯子越过壕沟，攀登城墙。16旅47团1营2连突击队在战斗英雄刘玉芳带领下10分钟就突破东门，冲进城内。18旅52团1连在战斗英雄王克勤带领下登上北门，王克勤不幸被流弹击中，身负重伤，仍鼓励战士奋勇冲锋。1连登上北门，打退敌军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保证后续部队进入纵深战斗。经五小时激战，全歼153旅。毙伤200余人，俘虏3 130人，旅长黄志洪带少数人从西门逃跑。六纵伤亡397人，王克勤在送往后方医院途中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刘邓闻讯后非常悲痛，7月18日刘伯承发表《悼念王克勤同志》一文，高度评价王克勤的功绩和模范行为，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攻克郓城后，刘邓于10日致电军委和华东野战军首长，希望与华野西进的陈士榘、唐亮兵团协同作战。电报说：“现我一纵已包围定陶63师之153旅，今夜攻城。尔后拟打现在金乡、嘉祥间野外之66师、32师、70师。建议榘唐部攻占大汶口、宁阳后，最好攻济宁。”11日毛泽东指示陈毅、粟裕：“陈唐宜以迅雷手段，歼灭72师残部、20师及吴化文部，方于大局有利。上述任务完成后即过湖西与刘邓会合作战。若不能于此时歼灭敌人，尔后可能发生困难。”

王敬久在金乡，对刘邓下一步究竟是东渡运河，策应华野陈唐兵团打破山东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还是南进截断陇海线直逼徐州，捉摸不定。金乡、嘉祥这一带原来是解放区，当地老百姓都痛恨国民党。国民党军到了这里，得不到任何准确的情报，几乎成了瞎子。王敬久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向黄河南岸开进。所属的66、32和70师都不是他的老部队，指挥也不顺手。为了应付刘邓和华野两边的进攻，王敬久自嘉祥到金乡摆了个长蛇阵。66师驻羊山集（今金乡西北），32师驻独山集（今巨野东南与嘉祥交界处），70师驻六营集（今巨野东南）。当时有人建议：兵力分散摆开，等着挨打，不是办法，是否把各师师长找来研究一下。王敬久表示：等侦察明白再说，命令各师派出一个团作广正面搜索。7月11日，他到羊山集视察66师情况，对军官讲话时强调一个“稳”字，就是他的指导思想。[12]

陈再道指挥的二纵渡河之后，连续向南行军四天，没有找到像样的敌人。7月4日，二纵6旅旅长周发田、政委刘华清在郓城与鄄城交界的黄安镇接到命令，要他们长途奔袭曹县。当天夜里部队就出发了，天下着大雨，道路泥泞难行。战士们边走边跌跤，有的鞋陷在泥里找不到，只好赤脚行军。一昼夜行军百余里，5日半夜接近曹县县城。县城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一些保安队，早已闻风逃跑了。6日，二纵6旅收复曹县，还是没打上仗。10日，六纵攻击定陶，二纵在南面策应，零零星星地捉了一些国民党逃兵。11日，6旅接到命令，要他们向羊山集方向前进，6旅又匆匆上路，向东行军百余里，投入新的战斗。在鲁西南战役中，二纵走的路是最多的。[13]

刘邓把四个纵队刚撒开又集中，是因为7月10日毛泽东指示：“如能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路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14]刘邓见王敬久兵团主力处于运动中和队形分散之际，决定分割包围、各个歼灭他们。11日，命令一纵进至巨野东南地区，切断敌70、32、66师之间的联系；六纵与一纵对进，协同一纵歼灭32师；二纵由曹县向东歼灭谢家集之敌，再去羊山集与三纵共同歼灭66师。

12日，二纵6旅前进到距谢家集（今巨野县南大谢集镇）20里处，侦察员报告谢家集有敌军，数目不清楚。周发田、刘华清命令部队迅速前进，在接近谢家集的地方抓了个俘虏，才知道村里是敌66师13旅的38团。这个团是奉命向羊山集以西侦察搜索的，在龙凤集地区没发现情况。准备返回羊山集时，接到上司通知说部队即将向西出动，为避免往返疲劳，让38团在谢家集宿营。我6旅决定抓住战机，歼灭这股敌人。13日清晨乘着大雾接近谢家集，突然发起攻击。敌军不知我军有多少，仓皇向村东北方向突围。6旅在野外实施围歼，干脆利索地将一团敌军全部歼灭。打了一个胜仗，6旅干部战士们高兴地收集缴获的武器，押送俘虏。多日行军的疲劳一扫而光。

这时，位置最凸前的整70师已前进到巨野县城以南的六营集，整32师进至六营集以南十余里的独山集。12日夜，70师师长陈颐鼎发现共军大部队向他们逼近，有被包围的危险，急忙向王敬久报告。王敬久听到报告，决心集结主力于金乡，命令70师向独山集靠拢，归32师师长唐永良指挥，再调头向羊山集以东、以南地区撤退，与66师靠拢。[15]在独山集的32师也遭到攻击，与羊山集联络中断。唐永良感到形势不妙，打电话与陈颐鼎商量，认为两个师靠在一起比较好，于是32师不但没有南下，反而北上六营集。13日，32师刚出独山集，就遭到我一纵主力的猛烈侧击。32师部队被分割，师长唐永良见自己兵力不足，率师部和141旅向北突围，到六营集与70师会合。而其所属149旅在北上途中，被一纵19旅、六纵18旅合围于野外，14日被歼灭。这样，70师和32师两个师部、三个半旅被我军包围于六营集内。

六营集是个仅有200余户的小村庄，缺粮少水。房屋多为土筑，难以作为防御工事。2万多国民党军聚集在这小村里，人马车辆挤成一团，饮水都很困难。13日，王敬久依然命令两个师向羊山集靠拢。32师和70师向六营集东南的曹楼出击，企图突围南下，几次冲锋都被一纵打了回来。唐、陈算计南下羊山集有15公里，到金乡更远，以目前部队的弹药，南下几乎没有希望，请求向济宁方向突围。到黄昏，顾祝同来电，命令32、70师就地坚持，到15日拂晓再听命令行动。唐永良与陈颐鼎商量：六营集地方狭窄，没有坚固工事，守是守不住的。而援军三天之内不可能到达，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当夜突围。东面共军较少，嘉祥县城比较坚固，实在不行就逃到济宁。定下主意，当夜开始突围。陈颐鼎多了个心眼：他们属于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怕战后追究责任。于是发了个密电给蒋介石，说自己是准备死守的，但唐师长坚持突围，他不能抗拒云云，为自己开脱责任。32师原属西北军，惯于保存实力，在豫北就打滑头仗，国民党军嫡系都不信任32师。[16]

14日20时，一纵、六纵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六营集实施攻击。一小时后，国民党军开始向东突围。原来唐、陈商量：70师先突围，32师掩护。然而唐永良又耍滑头，惟恐自己跑不了，根本没有坚守阵地，而是自己带部队向东走小路逃往济宁。国民党军一出六营集就队形大乱，争先恐后逃命，大炮、骡马堵塞道路，完全失去指挥。我军乘胜追击，将敌军围堵在六营集东南的一大片洼地里，打起照明弹，用机枪扫射。敌军丧失斗志，纷纷缴械投降。有的乘乱抢劫师部军需处的车辆，崭新的法币散乱地撒了一路。陈颐鼎和副师长罗哲东逃到纸坊街，被我军俘虏。唐永良则带着141旅残部于15日逃到济宁，除了随身携带的轻武器，重炮车辆一概丢失。战后我军清点战果：毙伤国民党军3500余人，俘虏陈颐鼎以下15 260人，缴获山炮、野炮30门，迫击炮40门，重机枪95挺，轻机枪422挺，长短枪4 625支以及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短短三天，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就这样被歼灭了。

70师和32师被歼灭后，王敬久的主力只剩下66师。我军能否拿下羊山集，歼灭66师，关系到鲁西南战役的成败。如果歼灭66师，我军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如果拿不下羊山集，国民党援军赶到，我军将处于疲劳作战的被动地位。从7月15日起，二纵、三纵开始攻击羊山集，围歼66师的作战。

鲁西南地区大多是一望无边的平原，无险可守。只有金乡、嘉祥交界处有几个小山头，羊山就是其中之一。羊山东西长约5里，远远望去犹如一只卧地的绵羊。最东面的小山头称羊头，中间的制高点称羊身，西面称羊尾。羊山集是个有千余户人口的大镇，背靠羊山。镇子形状狭长，三面筑有寨墙。寨墙外有日伪驻守时留下的壕沟，沟深一丈。66师师长宋瑞珂带领师部和158旅、13旅（欠一个团）驻守羊山集。66师是陈诚的老部队，战斗力较强。宋瑞珂是黄埔三期，在国民党将领中算是能打仗的。1946年6月，66师在围攻李先念的中原军区时打响内战第一枪，对中原我军造成极大危害。豫北攻势中66师被刘邓主力包围，因为没有封住缺口，66师突围逃脱。这次66师奉命守羊山集，当时连日大雨，羊山集村庄周围成了一片泽国，进出都很困难。宋瑞珂将所属的三个团摆开，划分了防区。将三个炮兵营摆在羊山集后面的高地上，直属队的工兵营、特务营和辎重营在村里准备巷战工事。

7月15日夜，三纵到达羊山集，没有很好侦察地形和进行准备就发起攻击。8旅两个团由东北攻羊头，9旅攻南门。一夜激战，8旅攻占了羊头，天明后66师炮兵从羊身制高点向羊头轰击，8旅站不住脚，被迫退下。9旅攻入羊山集寨墙南门后，发现敌军在村里又筑了一道寨墙。墙外积水很深，攻击受阻。16日又攻了一夜，因敌军火力很猛，依然没有进展。二纵16日夜以5旅攻羊尾，4旅攻西门。17日晨5旅占领羊尾，并以一个营迫近羊身。4旅攻占西门。天亮后敌军在火力掩护下实施反冲锋，我军立足未稳，部队拥挤于狭窄地带，遭受很大伤亡。5旅一个营坚守羊尾尾部，4旅占领西门外的独立房屋，其余被迫退回。4旅伤亡较大，陈再道令其撤后休整，以6旅接替4旅进攻。[17]

这两天恶战，双方都付出很大代价。66师伤亡千人，炮弹也快打光了。18、19两天我军进行整补，暂停攻击。王敬久担心66师被歼，他将受严厉惩罚，于20日命令到达金乡的整58师师长鲁道源和他直接指挥的66师199旅旅长王仕翘率部向羊山集攻击，为宋瑞珂解围。王敬久对鲁道源说：“66师是陈总长的基本部队，你们必须到羊山集解围，否则陈总长不会饶恕你们！”国民党将领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打头阵。王敬久对王仕翘说：“你们师长被围住了，你不去救谁去救！”王仕翘回到旅部，对部下哀叹说：“这回是要‘送礼’了，非‘送礼’不可。”

58师和199旅刚出了金乡县城，在万福河一线遭到我军三纵和冀鲁豫独立旅的顽强阻击。从袁楼到时家店，敌军在炮火掩护下一次次进攻，都被我军打了回去。22日，王敬久令199旅旅长王仕翘当天必须进入羊山集，否则军法从事。王仕翘率所部5 000人拼死渡过万福河，向羊山集靠近。当日夜里天降大雨，道路泥泞。199旅进至羊山集以南三里的韩楼、刘庄时，遭到三纵的围堵截击。199旅队伍被打散，王仕翘头部负伤，部队失去指挥，被三纵消灭殆尽。只有一个连长带着两个兵进入羊山集，完成了王敬久的任务，其余大多数非死即俘。王仕翘在庄稼地里躲了一天，伤痛饥渴难忍，想想回去王敬久要杀他，不如向解放区走，还有活的希望。当我军战士打扫战场，押着俘虏往回走时，王仕翘在高粱地里大喊救命，向我军自首。他被送到后方医院包扎伤口，一条命保下来了。

鲁西南的战况令蒋介石非常着急，除令王敬久为66师解围，他还亲自到开封督战，命令第4兵团司令王仲廉率部向鲁西南前进。并从关中、豫北、鲁中抽调部队增援鲁西南。刘邓吸引了国民党军大量机动部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陕北、山东的局势。但是刘邓必须在国民党援兵汇集之前解决66师。

二纵、三纵围攻羊山集一个星期，打成胶着状态。华野陈唐兵团攻打济宁进展也不顺利，21日，陈毅、粟裕命令陈唐停止攻济宁，向刘邓靠拢。毛泽东担心战事拖久了对刘邓不利，23日打电报建议：“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18]但是刘邓考虑，如果不消灭66师，我军走也走不了，肯定处于被动。当天刘邓就来到羊山集前线，刘伯承对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三纵司令员陈锡联说：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你们要亲自到前沿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跟下边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总之，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把羊山集的敌人歼灭。陈再道、陈锡联都直接到前沿看地形，了解情况，重新制订作战方案。为了加强攻击力量，刘邓将野战军榴弹炮营和一纵炮兵团调到羊山集前线，形成绝对优势。[19]

这时，宋瑞珂那边已是伤兵满营，弹药粮食即将告罄。王敬久曾向宋转达蒋介石的意思，守不下去就突围。宋瑞珂与部下商量，觉得突围时炮带不走可以抛弃，但把伤兵丢下太不道德，即使突出去也没脸再带兵。于是复电王敬久表示要坚守到底。王敬久手中已无机动兵力，只好等待王仲廉的部队到来再一起行动。谁知王仲廉胆小怕遭我军围歼，部队行动缓慢。他指挥的整10师、206师五个旅自7月21日从民权经曹县、成武向羊山集方向开进，每天才走十余里。到冉堌集一带即开始构筑工事，又赶上三天大雨，道路泥泞，解围更不可能。直到66师被歼灭，王仲廉的部队还在冉堌集一线停留。这样，66师便陷入绝境，只能坐以待毙。蒋介石除了在电报里为66师祈祷，再没任何办法。

7月27日天气转晴，黄昏时二纵、三纵向羊山集发起总攻。我军的炮火集中轰击羊身的制高点，三纵7旅和六纵16旅向羊身制高点发起攻击，到22时占领。敌军多次组织反冲锋，与我军展开激烈争夺。二纵5旅占领羊山西侧。6旅冲进羊山集西街，与敌军逐屋争夺。三纵攻进羊山集东街。66师残敌已被我军分割包围，仍顽强进行巷战。二纵18团与敌军争夺街心地堡，几次冲锋都被敌军的机枪封锁。来回争夺中双方伤亡都很大，18团干部大部伤亡，1营只剩下一个教导员指挥战斗。经过一夜战斗，羊山制高点全被我军控制，羊山集也被我军突破，敌军只控制一些房屋，负隅顽抗。

28日早晨天又下起了雨。宋瑞珂召集部下研究情况。一个旅长说：逐屋守备，还可坚持三天。宋瑞珂认为：制高点已被共军占领，全村情况了如指掌，自己已是瓮中之鳖，坚持也没有意义了。到了中午，宋瑞珂见阵地已被突破，指挥部也被包围，山上解放军的火力居高临下往他们头上打，认为继续战斗下去只能招致更多伤亡，决定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参谋长郭雨林走出房屋，向二纵6旅13团的干部接洽投降。得到我方允许后，宋瑞珂及其部下在二纵战士押送下向西走出羊山集。历时十二天的羊山集战斗结束。

羊山集战斗是刘邓野战军经历的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羊山集原来是个千户人家的大集镇，战后没剩下一所完整的房子。到处是断垣残壁，墙上布满枪眼。院子里挖满了交通沟，门窗全被拆光。全村所有的树木被砍倒做了工事，粮食和牛羊鸡猪全被国民党士兵吃光。66师的顽强抵抗，超过了以往和晋冀鲁豫我军作战的任何一支部队，使刘邓的二纵、三纵付出了重大牺牲。二纵团以上干部伤了19人，营级干部伤亡32人，连以下干部战士就更多了。难怪宋瑞珂在被押送途中，许多干部战士都对他怒目而视，有个干部还打了他。宋瑞珂见到陈再道，一再要求我方为66师伤兵治疗。陈再道答应他的要求，指出如果他早两天放下武器，也不会造成双方这么大的伤亡。宋表示他是军人，奉命打仗，当然自己要负责任。随后，宋瑞珂与前几天被俘的陈颐鼎、王仕翘等人被送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冶陶。[20]

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河后，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56 000余人。其中俘虏43 000余人。缴获坦克2辆、野炮12门、山炮52门、迫击炮等各种小炮700多门、机枪1 483挺、长短枪13 619支、汽车56辆和大批弹药物资。收复了黄河南岸的鲁西南解放区，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部署，有力配合了陕北、山东我军的作战。鲁西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战役进行得十分艰苦，仗打得相当漂亮。战役结束后，刘伯承的心情相当激动，挥笔写下《记羊山集战斗》诗一首：

狼山战捷复羊山，
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
欣看子弟夺城关。

诗后题记：“狼山为歼灭32师和70师之处，羊山集为歼灭66师之处；两山都在巨野、嘉祥、金乡之间，一系列的小山如狼如羊，由北向南行进，为泰山西部之余脉。这一块解放区因其靠近徐州津浦路，自去年降日师长方先觉进攻镇压以来，群众被惨杀者甚众。甚至老头子已剃头者恢复蓄辫子，女孩子已放脚者恢复缠足。民众从其反抗愤怒之中，强化了自己的游击战争，这次参战争取胜利极其踊跃出力。”[21]诗文表明，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不仅是我军运用战略战术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我军得到人民群众支持，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得知鲁西南战场的失败消息，气得暴跳如雷。他手下将领的无能和怯懦，导致了一连串的失败。10月19日他到青岛主持胶东军事检讨会议，特别讲到鲁西南作战。他说：“66师在羊山集一共支持了18天，最后终于失败，宋师长瑞珂也被俘了。但我今天要声明：过去所有失败被俘的将领，都有罪恶，将来都应该受处分。惟有第66师师长宋瑞珂虽然被俘，但我一定要救他出来，而且将来还要特别奖励他。……羊山集战役66师如此坚强奋斗，应该不致失败，而竟致失败，其罪责不在66师，而在于当时的兵团指挥官王仲廉与邻近的友军第32师和第70师。当时66师距32师驻地只有十华里，距70师也只有二十华里，成了一个三角形。如果互相应援，则匪军绝对不敢进攻。可是后来统帅部命令第32师向羊山集靠拢，而32师反而向东靠拢第70师，并且告诉70师说他要退走了。于是70师也不战而退，第二天空军去搜索的时候，完全看不到部队的踪迹，不知道他们已经快退到济宁方面了。……假使这次王仲廉稍有决心，稍有能力，则一定可以在羊山集造成一次很大的歼灭战。而结果适得其反，不仅匪军未被消灭，66师反而冤枉牺牲。所以王仲廉应受军法审判，课以应受的处分。”

蒋介石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鲁西南作战失败，王敬久应当负首要责任。他对战局的判断失误和犹豫不决，导致三个师的覆灭。王仲廉是援军，虽然畏缩不前，未能解羊山集之围，但也不致承担全部责任。不管怎样，蒋介石一发火，王仲廉和32师师长唐永良是倒了霉，被撤职查办，送上南京的军事法庭。王仲廉被判8年徒刑，经汤恩伯营救被保出来。唐永良险些被枪毙，多亏老上司孙连仲说情营救，军事法庭也睁只眼闭只眼，将唐取保释放了。蒋介石想杀鸡给猴看，下面一齐糊弄他，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愤慨地说：“我现在最感苦闷、最觉忧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具有自动的精神、能够发展天才的太少，我可以说十个将领里找不出一个来！而匪军之所以可怕，即在于他们的干部大多都有自动的精神和能力，能够自动的发挥力量，达成任务。……他们独立作战，自力求生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国军之所不及。”[22]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2]　杨国宇：《难忘的闯险壮举》，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61～462页。

[4]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载《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7～98页。

[5]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6]　李达：《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6页。

[7]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页。

[8]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概述》，见《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资料选》，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9]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编：《南征一年》六纵分册。

[10]　《鲁西南战役敌情资料》。

[11]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12]　宋瑞珂：《鲁西南羊山集战役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0页。

[13]　刘华清：《羊山战役前后》，《刘华清军事文选》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15]　《第二兵团鲁西金巨地区剿匪战役战斗详报》。

[16]　唐永良：《羊山集战役侧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2页。

[17]　孔庆德等：《羊山集战役介绍》，《鲁西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9]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20]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21]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编：《南征一年》野直分册。

[22]　蒋介石：《胶东军事检讨会议开幕致词》，《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第19章　千里跃进大别山

毛泽东要求刘邓、陈赓出击——刘邓希望在内线再坚持一段——“陕北目前甚为困难”——刘邓决心立即出动——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合围——刘邓大军兵分三路跨过陇海路——过黄泛区——架浮桥抢渡大沙河——“狭路相逢勇者胜”——杀开血路强渡汝河——刘伯承亲自探测水位——全军徒涉过淮河——邓小平回顾进军大别山

刘邓主力在鲁西南激战正酣，陈赓经过一个月长途跋涉，渡过黄河，7月19日到达中共中央驻地陕西靖边县的小河村，见到了毛泽东。

自从党中央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各地军政首长都在关注陕北局势，为中央的安危担心。陈赓见到毛泽东，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主席，你可经过不少艰险呢！你带的警卫部队太少了，武器又不好，我们实在担心，旅长们都要求过河来保护呢！”毛泽东笑着说：“这次就是叫你们过黄河来的呀，不过不是来保护我，而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好武器应该给你们用，我这里你不用担心。”

7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主持了小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任弼时和西北、晋绥军区负责人彭德怀、贺龙、陈赓等十几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反攻，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胡宗南集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和破坏，使原来就很贫穷的陕北又遭受了一次浩劫，以陕北现有的人口和粮食，维持生存都很困难，不要说养兵打仗了。毛泽东把贺龙等人叫来，就是商量边区和部队的生存问题。他说：“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能否扭转战局，关键在于我军打到外线，实施战略反攻。而反攻的希望，就寄托在刘邓和陈赓的身上。原来毛泽东是想调陈赓纵队来保卫中央的，经反复考虑，毛泽东还是要陈赓打出去。就在陈赓到达前两天，毛泽东于7月19日致电刘邓滕薄：“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军，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毛泽东要求加强陈赓的力量，将赵基梅的十二纵、秦基伟的九纵、孔从周的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调归陈谢指挥，形成一支大部队。并要求在8月25日前出动。陈赓领受任务，会议结束后即赶回晋南。

毛泽东要刘邓、陈谢两大主力进军中原，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早在5月2日，他就要刘邓主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和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实施机动作战。16日，豫北攻势刚刚结束，毛泽东就起草了建立新的中原局领导机构的指示。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中原局常委，邓小平兼书记，李先念为刘伯承的副司令员，随刘邓一起工作。6月3日给刘邓的指示中，谈到“主力南进需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当6月30日刘邓主力渡过黄河，开始鲁西南战役后，毛泽东在关注战局的同时，与刘邓和晋冀鲁豫后方领导、华东野战军领导频繁协商刘邓主力南下和各方面的配合问题。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几乎每天一个电报，催促刘邓行动。23日的电报明确要求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要求华东野战军以两个主力纵队过长江开辟根据地。[1]这个电报改变了5月2日电的指示精神，是更大胆的战略设想。

要大兵团远离根据地，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这样的战略方针只有毛泽东才想得出来，当时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富于浪漫色彩。我军干部都知道，打仗离不开根据地，没有后方支持，军队的粮食弹药怎么办？后勤保障的民工哪里来？伤员往哪里安排？部队遭受敌军包围往哪里去？这都是最实际的问题。而且当时蒋介石还在进行重点进攻，解放区被压缩得越来越小，真看不出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刘伯承的理解是：经过一年来的军事较量，国民党军损失了97个旅，被迫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重点进攻也遭到了挫折，成了强弩之末，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快用完了。国统区人民开始了反蒋运动，我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这些都显示我军转入反攻的时机基本成熟了。“在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反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哪里？毛主席英明地选定在大别山地区。大别山，雄峙于国民党首都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又曾经是一块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多年来一直有我们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我们容易立足生根。我军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其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同我们争夺这块战略要地，这就恰恰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战略目的。”[2]

但是如何实施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刘邓作为野战军的指挥员，有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鲁西南战役刚结束，我军打扫战场、转移伤员、补充新兵和弹药都需要时间。据负责后方工作的滕代远副司令员汇报：鲁西南战役中我军和敌军俘虏伤员约1万人，从7月下旬开始向后方转运。晋冀鲁豫军区总医院调动所有医护人员8月1日赶到黄河北岸，接收治疗源源不断过来的伤员。当时正是雨季，黄河涨水，摆渡困难。“伤员在渡河前，由于兵站组织不强及渡河指挥不很健全，使伤员中有挨饿数日者，渡河时据闻尚有淹死的，伤员备极痛苦。医院此时空前紧张，工作人员备极努力负责，数日夜不睡觉的现象不少。”完成这项工作，就需要不少的时间和人力。为了准备大军南进，滕代远指挥后方军械库运送200多辆大车的武器到肖皮口，从8月7日到10日运了四天，才全部过了黄河。为了运送炮弹，滕代远将联合国救济总署调拨我方修复黄河大堤的40多辆卡车、1 900桶汽油全部调给刘邓使用。[3]战后的那些日子，黄河各渡口船只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7月28日攻克羊山集的当天，刘邓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拥护中央23日指示精神，但目前有些困难需要解决。一是过黄河后连续作战，消耗甚大，炮弹无法补充，新兵没有，俘虏多，争取补充至少需要二十天。二是所带经费已不足半月开支，一到南面即难生活，冬衣无法解决。刘邓建议：“我们当前有敌十几个旅，战力均不强，山东敌难西调鲁西南，因此仍有内线歼敌机会。如果在陇海路南北机动两个月，再消灭其七八个旅以上，则南下更少困难。”华东陈粟的意见也基本相同，主张仍在内线打一段时间，然后有依托地向南推进。

但是毛泽东等不及，7月29日他给刘邓发出一封绝密电报：“（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切断陇海，调动胡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4]

这个电报对刘邓震动极大。邓小平回忆：“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子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5]

7月30日，刘邓致电中央军委和华东陈粟：“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十九个旅，至少有十个旅会尾我行动，故我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势，实行宽大机动为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刘邓要求山东调拨1 000发山炮弹，晋冀鲁豫区设法安排伤员和送来部分经费，供南下之用。[6]

8月2日，刘邓在郓城以南的赵家楼（今南赵楼镇）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会议，研究南进问题。会上多数同志主张在鲁西南再打一个大仗，把物资弹药补充足了再走。加上华野陈唐、叶陶两路大军五个纵队已经渡过运河西进，即将到达郓城、巨野，和刘邓会师。如果晋冀鲁豫和华东两支力量联合作战，胜利把握更大。刘邓力排众议，坚持南下方针。刘伯承在讲话中指出：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当前陇海路以南敌人兵力薄弱，正是我们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他特别强调“先敌”二字，这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会议研究了进军大别山的具体部署，确定兵分三路南下。[7]会议结束后，各部首长分头回去传达，各部队开始集结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李达参谋长向各纵队分发了作战地图。

8月1日起，鲁西南地区连降暴雨，黄河水位猛涨。南岸旧堤年久失修，在黄河归故后第一次洪峰到来时，有可能出现决口的灾难。那几天，刘邓天天睡不好觉，参谋们用“忧心如焚”来形容他们承受的压力。一天夜里，刘伯承突然接到六纵政委段君毅打来的电话：“有人看到黄河水来了！”刘伯承问：“是不是真的？”段回答：“是真的。”他们所在的村庄确实发了水，村里的老乡有的绑木排，有的痛哭流涕。洪水无情，谁也抗拒不了。刘伯承要段君毅派人侦察，第二天报告说是河堤漏水，不是决口。[8]李达参谋长命令军政处长杨国宇派部队沿河放哨，观察水情，防备国民党军挖掘黄河大堤，制造第二个花园口惨剧。部队和老百姓赶往大堤堵漏，干了一天才把口子堵住。邓小平晚年对子女说：“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9]

这时，国民党军从几个方向围上来，企图与我军决战。由驻马店调来的张淦兵团的整48、7师进至定陶、曹县之间；罗广文指挥原王仲廉的整40、3师由定陶进至红船口、临濮集；刘汝明的整68师到达堙城以南；王敬久的整58师在巨野以南；鲁南方向作战的邱清泉5军和整84、85师也尾随华东野战军西进兵团渡过运河，向刘邓形成钳击之势。8月5日，华野三纵在郓城地区与刘邓部队会师，陈粟指示陈唐，华野这五个纵队接受刘邓指挥，在鲁西南联合作战。6日早上，邓小平前去看望华野同志，乘车离开赵家楼司令部。刘伯承反复考虑：是联合华野与敌人打一仗再走，还是马上就走。用刘伯承的话说，国民党军搞的是“葡萄战术”、“饭馆子战术”，我军吃掉他一部，他再来；像是把饭硬塞到我们嘴里，让你吃不了。这时接到军委来电，毛泽东指示：“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10]刘伯承当机立断，决定不打了，马上就走。他给正在途中的邓小平打电话，通报了想法，邓小平表示同意，立即返回司令部。刘伯承又给陈士榘打电话，明确说：“决定不打了，以后指责由我负责。”[11]两小时后，邓小平回到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召集司令部开会研究行动计划。刘伯承说：大军南进，必须立即行动。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今天就下达命令，明天晚上开始行动。在部署上，四个纵队分三路开进：三纵为东路，沿成武、虞城、鹿邑直插固始、金寨、六安霍山地区；一纵和中原独立旅（张才千部）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柘城、项城直插罗山、宣化店、黄陂地区；野战军直属队和二纵、六纵为中路，沿虞城、亳县、界首经息县渡过淮河，直插大别山腹地。十一纵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我北返的假象。豫皖苏部队和华野西进兵团各纵队在鲁西南运动，牵制敌军，掩护大军南下。刘伯承一口气讲完了自己的决心与部署，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他强调三点：一是一切工作要服从战略进攻任务的要求，要准备付出代价，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二是避免与敌人纠缠，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三是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邓小平要李达参谋长马上起草给中央的电报，报告他们的决心和部署，同时向各部队发出预先号令。[12]

当时毛泽东正在陕北绥德的山沟里转移，接到刘邓的电报已是8日深夜。得知刘邓主力迅速出动，毛泽东非常高兴，9日2时复电：“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10日又致电刘邓、陈粟：“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逼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电报到达之前，刘邓大军已于8月7日黄昏分头出动，拉开了进军大别山的序幕。

为了保证长途行军的隐蔽性，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进军大别山的计划只有少数纵队首长知道，对下级暂时保密，只是布置每天向南行军的任务。行军期间，部队不断变换番号，对老百姓自称地方部队。电台一律停止使用，保持静默。鲁西南国民党军用20多部电台监听我军动向，几天之内竟然毫无动静，仿佛十几万人的大军突然消失了。

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南下。左路的三纵先向西南避开国民党军主力，尔后向南经成武、单县，11日晨到达陇海路以北的郭村。当夜7旅攻占马牧集车站，掩护主力于12日越过陇海路。右路的一纵和中原独立旅7日夜从马楼到孟庄间8公里宽的地段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沿定陶、成武之间南下。11日夜由柳河、民权间越过陇海路。中路六纵掩护中原局和野战军直属队、后勤辎重、二纵自成武南下，11日在虞城古心集附近越过陇海路，六纵也于12日夜间顺利通过陇海路。国民党统帅部7日还判断刘邓可能北渡黄河，准备在郓城与我军决战。8日以后发现我军向南，才匆忙部署各部于陇海路以北堵截。但是晚了一步，我军已经过了陇海路，国民党军只能在后边追赶。当时正赶上雨季，几乎天天下雨。国民党飞机无法出动侦察我军动向，国民党军的卡车也使不上劲，所以与我军总是拉着几天的距离，赶也赶不上。

过了陇海路，刘邓大军兼程向南疾进。途经的黄淮平原河道纵横，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野直的邵文彬同志描述：“这时正值雨季，时雨时晴，路途上的水塘却给人们平添了不少麻烦。过水前要脱鞋，过水后要穿鞋，队伍人马众多，又不能久待，所以跑跑停停，停停跑跑，人马的疲劳也就倍增。连续行军几天了，我中路纵队的人马在不断激增。杨苏纵队的教导团和补充团、王杜纵队的辎重部队的一部，也都并入军直的序列中。加上中央局和行政委员会的庞大机关，我们这支南进中路纵队就不下好几千人和近千的骡马。特别在连续行军和进入新地区的生活管理、设营、警戒、筹划粮秣、请向导、路线调查和伤病员救护等等，都是一些纷繁的新问题，都需要作迅速的处理。”[13]

8月12日，毛泽东致电刘邓，提出三点意见：“（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二）在目前几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三）不要希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14]

14日，中路纵队到达豫皖苏根据地的大牛岭、吴台庙、杨菜园地区，刘邓命令部队休整一天。当日夜里在豫皖苏军区司令部驻地吴台庙（今河南郸城县吴台镇），邓小平政委主持召开军直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为减少病号和减员，保证行军，邓小平规定全军改善生活，增加菜金，让干部战士吃饱吃好。同时成立以杨国宇为司令员、穰明德为政委的军直指挥部，加强对军直机关（中原局、南下工作团、卫生队、文工团、新华社记者团等）行军的组织指挥。会后，刘邓下达命令，16日向黄泛区开进。

黄泛区是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区。1938年6月，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南下，以水代兵，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使黄河夺贾鲁河、颍河南下，在皖东的颍上注入淮河。黄水所过，泛滥成灾，夺去30万百姓的生命，造成方圆几百里的黄泛区。1947年3月15日黄河归故后，黄泛区的水位逐渐降低。鹿邑以南至项城间因地势低洼，仍有数十里宽的黄泛区。积水浅者及膝，深处及腰。连日降雨使得这一地区更加泥泞难行。

15日晚，二纵先头部队从鹿邑以西的赵村、李集出发，为后面的军直机关、辎重部队开路。他们在豫皖苏根据地向导带领下，冒着阴雨行军。二纵司令员陈再道开始还能坐在美式中吉普上，不久车越走越慢，车轮越陷越深，只得弃车骑马。马也是深一脚浅一脚，慢得急人，陈再道只好弃马徒涉。这样走了一夜，天明到达郸城以北的郭集，行程仅40里。这时才看清黄泛区是一片黄水，村庄不见人烟。有的房屋只露出房顶，真是一片悲惨景象。[15]

17日是个晴天，野战军直属队和辎重、炮兵开始过黄泛区。步兵、马匹、大炮、车辆、担架一齐下水，人喊马叫。辎重队有200辆大车，每辆大车装载1 500斤的弹药等物资，用三匹骡马拉着在淤泥里费劲地前进。军械科长萧大经指挥车队，前面牲口拉，后面人推。最后人困马乏，又遇上下雨，车队全陷在泥水里。队伍骚乱起来，不知如何是好。萧科长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不能在这里久站。赶快卸车，把弹药箱扛过去。这是我们的家业，不能放在这里。离这儿三里地有个村子，不能耽误时间，赶快搬！”这位年近50岁的老红军脱了上衣，带头扛起一个弹药箱向前走去。大家跟在后面排成一队，扛了一趟又一趟，一直干到18日中午才搬完，轻装的大车也一辆接一辆地走出了黄泛区。下午3时，辎重队的同志才吃上一顿饭。[16]

炮兵通过黄泛区更为艰苦。鲁西南战役缴获的野炮要用三匹牲口拉，最重的美式榴弹炮是用十轮大卡车牵引的。王匡同志写道：“拖炮的牲口陷在泥巴里了，炮兵们即互相抬着炮箱，背着炮架，抱着炮弹，慢慢地走着。汽车在泥水中呜呜地喘着气，半簸半颠地走着，车夫们几十步就得下来打一次火。护送大车队的战士们聚集在大车后面，推着车身，叱咤的鞭子急速地嚷喊着。脚底下是如此的凹凸不平，我们朝着前哨部队在远远的‘小岛’上点着的一盏小灯前进。一不小心，扑通一声，就会滚得满身泥水。”[17]

刘邓看到了部队的困难，命令彻底轻装。当刘伯承发现后勤的大车超出了规定的数目，有的大车上装的是小米、陈醋、大葱，命令车队领导将这些东西全部卸下，减轻战士的负担。他们看到重型榴弹炮渡黄泛区确实困难，就命令炮兵指挥员将重炮隐藏或炸毁。炮手们抱着这些用生命换来的重武器，痛哭着下不了手，多数是把炮拆散，掩埋起来。

16日二纵渡过黄泛区后，陈再道命令向沙河前进。沙河就是颍河，因黄河改道由此入淮，老百姓称它大沙河。二纵由郸城集出发，兵分两路，纵直和6旅经钱店、槐店过河，4、5旅经石槽、宜路到新安集过河。17日中午左路先头部队到达槐店渡口，见沙河宽近百米，水深丈余，不能徒涉，必须架桥。在群众帮助下找到一些小船、大车和门板，架起浮桥。6旅和纵直过了一天，安全渡过沙河。右路则不太顺利，桥刚架好就遭到敌机轰炸，战士们跳到河里，把冲走的船只拉回来重新架桥，黄昏后部队才开始通过。

刘邓与军直属队渡过黄泛区后，没有休息，急行军30余里直奔槐店（今沈丘县城）沙河渡口。18日夜间接近沙河时，刘伯承把杨国宇找来，指着地图对他说：“背水作战，兵家所忌。你们立即将道路调查好，限两个钟头将桥搭起。”这时已是21时30分，杨国宇见参谋们又累又饿，让大家先吃馒头喝水，再去前边探路。不一会儿，刘伯承就来了，进门就劈头一句：“要抓紧时间咯！”参谋们一听，都自动往河边跑。刘伯承指着杨国宇说：“慈不掌兵，你懂得不！少数人的饥渴与疲劳，换取大多数人的温饱与安全。你以后要学会算大账！”

杨国宇快马加鞭赶到河边，见豫皖苏二分区战士已将长长的浮桥搭好。用了21条小船、十余辆大车和百余块门板。军直第一梯队已经过河，现在就等刘邓和军直机关过了。刘邓过河后，杨国宇安排首长到南岸的王庄宿营。他又想起“背水作战”的话，问刘伯承司令员：“此地靠河，距北面敌人15里，我们为何又驻在兵家所忌的地方呢？”刘伯承说：“你这个人简直不动脑子，这边的敌人，又是一个系统了吗？”[18]

杨国宇回到附近的贾寨，睡了两个小时。19日天亮，他想起防空问题，又跑到刘伯承那里请示。刘伯承要他与李达参谋长一起到渡口去组织后续部队渡河。到达渡口后，李达发现河水上涨，浮桥不能走，命令杨国宇等把船只组织起来，分为两个渡口，一个渡部队，一个渡车辆。沙河边顿时忙碌起来。为了加快速度，参谋们组织一批水手牵着北岸的牲口徒涉。牲口下水后，有的不用人牵自己游过河。有的连人带马被冲下去二三里，才爬上岸来。杨国宇一边组织渡河，一边进行轻装检查。他把一车单军衣顺手发给300多新兵，一个沉重的箱子里装的是损坏的手枪，被杨国宇下令扔进河里。多余的步枪和机枪，全部留给帮助搭桥摆渡的豫皖苏二分区县大队。摆渡过程中国民党飞机又来扫射，李达参谋长见北岸发生混乱，高声喊叫：“不要理它，赶快抢时间，抢渡！”大家见参谋长都不躲飞机，于是照旧抢渡。到19日中午，后勤部队的车辆、马匹全部渡过沙河，向南继续开进。[19]

大军全部渡过沙河后，刘邓下令各部队进行公开动员，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时，蒋介石才意识到刘邓不是“向南溃退”，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进军。他急忙调整部署，令吴绍周的整85师迅速乘火车到确山，然后徒步行军赶到汝河南岸堵截刘邓大军行动。令整65师乘火车到长台关，防备刘邓过平汉路西进。又命令罗广文、张淦、王敬久兵团在后面追赶，企图在沙河以南、汝河以北、平汉路以东与刘邓大军决战。

刘邓南下之前，曾与华野陈唐兵团商定：要他们设法牵制敌军，掩护刘邓大军南下。刘伯承出发前曾与陈士榘通电话，要他“打一张鹅牌”。“鹅牌”是四川人常玩的“牌九”中的一张牌，一边一点，一边三点。意思是以一个纵队牵制迷惑敌军，三个纵队集中歼灭敌军。[20]但是刘邓南下后，陈唐并未向国民党军出击，而是在鲁西南打转，并要求转回内线。这样，国民党军没有后顾之忧，便全力南下追击刘邓，形势一下变得紧张严峻。配合陈唐兵团行动的晋冀鲁豫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觉得不对头，向刘邓、陈粟作了汇报。8月22日，刘邓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给陈唐：“你们以部队疲劳，炮弹缺，伤员无法安插为理由，在此战略紧张关头，采取打圈子的避战方针，既已放过王敬久、吴绍周南下，又要放过邱清泉南下，是绝对错误的。王张所提采取留5军并破击陇海路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务望照前令，主要抑留并歼击5军并攻占薄弱城市。可以王张及分区部队破铁路，至要。”在此之前，毛泽东也曾于19日指示陈唐、叶陶等“必须克服部队中回转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渡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陈唐后来解释：他们与叶飞、陶勇会合后，因长途行军极为疲劳，弹药消耗殆尽，无法组织有效的战役。为此，毛泽东命令陈毅、粟裕带领炮兵纵队尽快赶到鲁西南指挥，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

8月20日，刘邓命令部队再次轻装，埋藏和炸毁了一些重武器和车辆，全军兵分三路，加快速度直奔汝河。8月22、23日，一、二、三纵相继渡过汝河。24日黄昏六纵先头部队到达正阳、新蔡县交界的油坊店、汝南埠一带汝河北岸时，发现南岸已被国民党军占据。这是吴绍周的整85师两个旅抢在了前面。汝河宽60米，河堤陡峭，水深丈余，无法徒涉，只能架浮桥。后面追赶的张淦、罗广文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新蔡县城附近。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刘邓直属队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刘伯承回忆：“留在汝河北岸的，只有中原局机关、野战军指挥部和一个纵队的兵力。而紧跟在我背后的三个师的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六十里，不用一天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形势真是千钧一发，万分险恶。我们能否在短短几个小时内抢渡汝河，关系到整个跃进行动的成败，从而也关系到整个战局。战略跃进的光荣使命鼓舞着我们，此刻，面前即使横着刀山火海，我们也必须打过去！”[21]

当时由于电话联络不通，先头部队指挥员不敢擅自决定，只得派人与司令部取得联络，在北岸焦急等待。夜里，刘伯承来到六纵先头部队指挥部的小房子，与六纵政委杜义德、参谋长姚继鸣、18旅旅长萧永银等研究情况。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要用进攻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打过去！”指挥员们听说司令员到了渡口，二话没说，纷纷到最前面的部队去指挥战斗。汝河南岸的大雷冈是六纵的主攻方向。六纵的两个工兵连架好浮桥后，萧永银旅长带领52、53团率先强渡，未经激战就占领了大雷冈西南的小王庄，敌军不善夜战，仓皇向南溃退。18旅扩大战果，向南连续占领了几个村庄，杀开一条通道。汝河北岸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看着南岸的火光，等待渡河的命令。天将破晓，邓小平政委给岸边的郭天民副参谋长、杨国宇处长写了一个手令：（1）各部门将机密文件立即烧毁，以免遗失；（2）桥头之敌已被我们压缩到村内，直属队接六纵后尾渡河不管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封锁，一定督促各单位跟上，求得迅速通过；（3）预定宿营地点在彭店。[22]

25日天明，大队人马川流不息地沿着一座浮桥渡过汝河。9时左右，敌机开始向渡口俯冲扫射。人们刚想散开隐蔽，站在南岸高地上的李达参谋长大声喊道：“不要理它，赶快抢时间，抢渡！”于是，部队、车辆、马匹冒着弹雨，不停地向南岸奔去。16旅旅长尤太忠指挥47、48团坚守渡口阵地，将敌军阻止在小雷冈、王庄一线，顶着敌军的三面围攻，坚守整整一个白天。85师发动几次进攻，均被我军打退。敌军士兵丧失斗志，趴在地上，任凭军官催命，也不肯爬起来作战。到16时，野战军直属队和后续部队全部通过汝河。85师也向后撤退，避免夜战。尤太忠率16旅安全撤出阵地。[23]我军过河后又急行军数十里，到达彭店（今属息县）。刘伯承和邓小平站在街头，询问直属队各部门是否都到了，受损失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后，即催促大家赶快到宿营地点休息。这时，大家才想起已经一天没吃饭了。

25日在彭店，刘邓给军委发出一封电报，汇报南下情况：“（1）我主力已通过汝河，水路线只有淮河一个障碍，三天内主力可能渡河，尽力争取休息。（2）我们经过黄泛区，继而沙河、泉河、洪河、汝河。今年水很大，都不能徒涉。两河间到处发生泥泞，而又狭窄无法机动，故行动极其困难。大车还要丢，但一般情况均好。（3）我过沙河后，敌大部即已尾上，故未得休息。吴绍周先我到达汝河南岸，昨（24）日我军直及六纵系以战斗强渡突破敌阵过河的。”

过了汝河，前面还有最大的一条河流——淮河。部队在彭店稍事休息，26日夜里冒雨行军，直奔息县县城以南的淮河渡口。27日2时，刘邓张李等首长在淮河北岸的一间独立小屋开会，研究如何渡过淮河。邓小平提出：司令员先过去指挥部队作战，张际春副政委一同过去掌握部队。李达参谋长留在北岸指挥部队过河，他自己指挥后卫部队阻击尾追的敌军。刘伯承说：“政委的话说了就是决定，立即行动。”

首先过河的是六纵18旅。本来想架浮桥，因河面太宽，又突然涨水，部队只找到十几条小船，一批一批的摆渡，进度很慢。过了不久，李达参谋长来到岸边，找到萧永银旅长和李震政委，告诉他们敌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彭店，距我军仅30里，要求18旅尽快渡河。萧永银、李震表示他们已经抓紧时间，但天亮之前恐怕渡不完。李达看看也没办法，大家一起来到指挥所见刘伯承。刘伯承沉思片刻，问李震：“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到处都一样，都不能徒涉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刘伯承又问：“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有没有多找几个老乡问一问？老乡怎么说？”萧永银、李震解释说先头团已经侦察了，情况就是那样。刘伯承想了想，决定先过河去。

刘伯承到河边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下去了，天将破晓。李震见刘伯承拿着一根竹竿上了船，黑暗中隐隐约约看着他的身影在船边晃动。突然，刘伯承在河中心大喊起来：“李震，能架桥呀！我试了许多地方水都不大深！”原来司令员是在亲自测量河水的深度。过了一会儿，刘伯承派人送过一个条子：“河水不深，流速甚缓，告诉李（达）参谋长可以架桥。”

北岸顿时活跃起来。工兵开始忙着架桥，李震乘船到南岸，见司令员还站在岸边观察。见到李震，刘伯承严肃地说：“粗枝大叶就要害死人，就要害死人！李震同志，越是到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说完，他又向上游走去。

天色渐亮，李震正在回味司令员的教导，刘伯承又派人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我亲眼看见上游有人牵马过河，证明完全可以徒涉。立即转告李参谋长，不要架桥了，全军立即徒涉。李达迅速下达命令，27日白天，全军成千上万的人马浩浩荡荡地渡过淮河。大家沿着插在河心的标志杆，分成几列纵队，手拉着手前进。连个子矮小的女文工团员都安全地过河了。[24]与此同时，右路的二纵、三纵自包信集南下，在陈棚镇以南的华店至阎湾一带渡过淮河，进入潢川县境。在过河前又实行彻底轻装，陈再道命令把首长乘坐的中吉普烧毁在淮河北岸。左路的一纵和中原独立旅也从息县与正阳县交界处顺利渡过淮河，绕经罗山县城东北，进入光山县境内。

6月28日，当我军后卫部队全部渡河后，罗广文、张淦两部追赶到淮河北岸。也许是天意，淮河突然涨水，无法架桥。国民党军又找不到船只，只好眼睁睁看着我军南去大别山。这样的巧合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吴绍周叹息道：“共产党有命，刚刚过去水就涨了。”但是，如果没有刘伯承的胆略和细心侦察，恐怕偶然因素也不会有多大作用。

经过二十昼夜的艰苦行军，刘邓大军终于胜利到达大别山，完成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第一个壮举。多年之后，邓小平回忆跃进大别山的行军，仍然激动不已。他说：“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老天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25]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2]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73页。

[3]　滕代远：《关于物资供应问题给刘邓张李的信》。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5]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2页。

[7]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

[8]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9]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0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11]　刘伯承1959年5月13日的谈话。

[12]　张生华：《审慎·果断·坚定·远谋回忆刘邓首长定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决心》，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13]　邵文彬：《向中原挺进》，载《南征一年》野直分册。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15]　《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16]　董国法：《二百辆军械车》，载《跃进大别山》。

[17]　王匡：《南征散记》，载《南征一年》野直分册。

[18]　杨国宇：《背水作战，兵家所忌》。

[19]　杨国宇：《千里跃进记》，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页。

[20]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页。

[21]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79页。

[22]　林桂森：《记强渡汝河》，载《刘邓大军南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4页。

[23]　李震：《抢渡汝河》。

[24]　卢耀武：《刘司令员挥军渡淮的故事》，载《跃进大别山》，人民战士出版社1949年版。

[25]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340页。

第20章　在大别山站住脚

刘邓指示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蒋介石的错误估计——无后方作战遇到的种种困难——刘邓整顿纪律精简机关——初战不顺——王大湾的“安卵子会议”——张家店、李家集告捷——打土豪分浮财与“左”倾急性病——高山铺之战——向长江沿岸战略展开——全军上下缝棉衣——在大别山站住脚

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后，分三路进入光山、罗山和潢川境内。这里的风景与淮河以北相比，真是不一样。杨国宇描述说：“这里有山有水，山上林木葱郁，鸟雀翻飞，溪流潺潺，其清澈底，游鱼时上时下，白鹤高空翱翔，莲花随风飘扬，田里稻谷累累，留出几条窄窄的小路。这样新的境地，已经大有江南风味了。”陈再道、范朝利、刘华清这些红四方面军、红25军的老战士，二十年前离开鄂豫皖苏区，今天回到大别山就是回家，心情更是激动。许多北方同志看到青山、稻田和水牛，都感到新鲜。说太行山石头多树少，还是大别山好。然而陈再道回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同志的兴奋热情渐渐消失了”，等待他们的是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1]

军直过淮河后在徐围子宿营。27日邓小平政委以中原局名义起草了《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30日以刘邓名义上报军委。指示详细具体地交代了进入大别山后的任务、策略和应注意的问题。指示说：“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邓小平预料：“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邓小平对前途的估计是乐观的。他指出：“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

如何完成任务，邓强调了三点：一是发动群众，“说明我们绝不再走”。二是“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三是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整军风纪，树立良好形象，使群众敢于接近。[2]

8月31日在光山县北向店召开直属队连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报告了目前形势与任务。他说：当我们跨越陇海路时，敌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是被迫行动，事前没有布置正面阻击；事后尾追一直处于被动形势下，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中原地区物产丰富，是蒋介石内战的重要兵库和粮库，我们到这里便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这个地区人民从内心拥护我们，但由于革命四次的转移，人民暂时还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只要我们打胜仗，方针正确，人民会很快起来。

邓小平说：敌人一定在我们立足未稳时要扭住我们，不过敌人的空子仍然很大，可以抓住机会歼灭他。只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几个回合后一定能站住脚。北方人到南方要习惯南方生活，否则要在这里生根是不行的。在群众未起来前、政权未建立前，我们会遇见很多困难，如担架、粮食等供给，群众起来后都可解决。因此，直属队要抽调大批干部去发动群众。他号召大家要有信心，有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这个讲话非常重要，张际春副政委考虑如何尽快将它发到各纵队，让干部战士学习领会。正巧六纵政治部唐平铸打电话来，说他们在息县搞到一台石印机。张际春要他们立即送来，恢复编印中断多日的《军政往来》。政治部加班刻蜡纸赶印，9月1日出版了第46期。这一期只有两个版面，就是邓小平政委的报告。[3]

蒋介石得知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消息，非常不安。他坚持认为刘邓到大别山不是毛泽东的战略举措，而是“被迫临时决定的”。他在南京国防部作战会议上指出，如果刘邓真能占据大别山，“东可威胁京畿，西可威胁武汉，南可阻碍长江运输，在战略上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顾虑。”但是他自以为有办法，大别山区“东面有津浦路，西面有平汉路，北面有淮河，南面有长江，这些交通线都在我们控制之中。我们可以自由运动，匪军却不易超越。长江沿岸我们有许多军事据点，汉口、九江、安庆等地都有飞机场，距离甚近，起飞便利。海军更可以随时巡逻，不论他们有什么行动，我们在三个钟头内总可以察觉，予以有效的阻击，绝对不会让他像在黄河一样整天整夜地偷渡。”[4]他对罗广文、张淦兵团追击部队的无能特别气愤，在8月27日的电报中斥责说：“各司令官、部队长只借稳扎稳打，猬集一堆，未能区分数纵队，不敢超越追击，旬来无显著战果，何能弭除匪患，挽救危亡？”9月初，他命令整46、58、85师渡过淮河向南推进，整10、40师经宣化店向东推进，桂系的整7、48师沿经扶、麻城南进，整52、56师在信阳以南的外围，整65师由平汉路到黄安。张淦等渡过淮河的部队统归第八绥靖区（驻蚌埠）司令夏威指挥。企图围困扫荡大别山，乘我军立足未稳予以消灭或将我军挤走。

大别山地区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1932年张国焘带领红军主力西去开辟川陕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占领大别山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清剿”。当地居民多是老人和妇女，青壮年男子是很少见了。大的村镇几乎被烧光，许多百姓躲到山上和湾子里栖身。国民党在当地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组织，实行白色恐怖。蒋介石为了抹掉人民的记忆，连苏区的地名也改了，用当时扫荡苏区的国民党将领刘峙、卫立煌的名字命名。新店集（今河南新县）改名经扶（刘峙的字），金寨改名立煌。

我军进入大别山，原以为老区群众会出来欢迎我们、帮助我们。没想到群众非躲即藏，向导找不到，吃住都成了问题。刚到山区，生活也不习惯，部队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陈再道回忆：“我们部队刚到大别山，不熟悉山地、稻田地区作战；衣食住行也不习惯。时值9月，夜晚天气冷了，指战员们还是穿着一身单军衣，夜里睡觉只好盖上稻草御寒。北方人初到南方，大米吃不惯，有些同志吃了就拉肚子。平地走惯了，爬山、走稻田小路就很困难，从军用地图上看，到某个村庄是十多公里，结果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达目的地。到了一个村庄，只是几户人家的什么湾子，一个营住不下，住一个连也够挤的，只好露宿。加上蚊子咬，不少同志身上长了疮，发疟疾的很多。特别是在作战中，负伤的同志要部队自己抬下来，转到指定地点，然后由各旅教导队和我们纵队教导团以及机关的同志，抬着伤员翻越七百多米的飞旗山，转送到金寨的后方医院。过去内线作战中没有遇到的困难，现在全出现了。”[5]

疲劳、饥饿和生病，使部队情绪产生很大波动。特别是对群众躲躲闪闪很不理解，发火骂人、拉牛送病号的事突然增多。群众更是害怕，许多百姓拉着水牛上山躲起来。刘邓针对这些情况，9月10日在经扶境内的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的干部会。邓小平讲话指出：“今天部队对群众蛮横无理，乱打枪、乱要粮、到处抓夫、抓向导等脱离群众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危机，多次革命斗争的失败，基本原因是脱离群众。”“只顾今天，不顾将来，这是右倾思想的表现。我们应该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克服这种危机，不然就会自掘坟墓。”

如何克服目前的困难，邓小平说：首先要在思想上动员我们自己，干部要深入下层，以诚恳的态度和群众（战士、伙夫、马夫、勤务员）谈话。苦只是苦一个时期，要忍受目前的苦，为的是不受长期的苦。使大家都有明确的政治前途，对群众采取正确的态度。要想办法克服困难，部队一定要带两天粮食，这样到了新驻地就有充裕时间想办法，免得一到就弄粮食。粮食实在没办法带就不骑牲口，我首先下马，告诉我的饲养员用我的牲口驮粮食。分班做饭各自找粮食一定要停止，这是最容易违犯群众纪律的。向导应尽量少找，随便打枪一定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自己单位的伤病员送后方，自己想办法去抬。支部工作应该加强，不论住在哪里，都要争取群众回来，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应更多考虑群众的困难，我们本身应该变成一个政治工作队、宣传队，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刘伯承严肃地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他列举红军时期的历史教训，说明把群众弄翻了，没有不遭受失败或损失，自作自受、自讨苦吃的。大家应有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反对流寇思想。作好群众工作，则龙在水中，虎在山中，定能完成历史任务。他强调说：“我们只具有死也死在这里的决心，这是好的，但这是不够的。一定要在这里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把根据地建立起来。”[6]

张际春副政委重申严格纪律：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后各单位层层传达，开始整顿部队纪律。[7]

到达大别山区，我军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刘邓部署一纵攻罗山、二纵攻商城、三纵攻立煌、六纵攻光山，军直准备进至经扶地区。刘邓清醒地考虑了大别山的实际情况，今后部队主要在山区行军作战，条件要艰苦得多。千里跃进的疲劳尚未恢复，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为了保证部队的灵活机动，必须最大限度地轻装和精简机关。9月19日刘邓下达指示：“（1）纵直、旅直大量缩减，团直酌情缩减。（2）每纵只带一个山炮连，每旅只带两门山炮，其余暂时分散埋藏安全地方，准备有可能对组织一两个炮兵团送回老解放区训练。（3）每纵编一辎重营，完全用驮载，准备运棉衣。（4）各级减少马匹至最少限度，多余马匹暂放在山上放青，不吃粮食，准备送骑兵团或送回老解放区。凡不好的马一律杀作肉食。（5）所有裁减人员一律到战斗部队。如尚有多余干部交工委领导，进行土地改革。”各纵队稍事修整，进一步轻装。找地方建后方医院，安插伤员。几天后部队开始分头行动，炮兵历尽辛苦拉到大别山的大炮，此时只好忍痛掩埋。大车在渡淮河时全部留在了北岸，原来拉大车和重炮的牲口被集中起来，隐蔽到有草有水的山沟里，由炮兵看管。一纵炮兵团的干部战士带着牲口隐蔽在经扶境内一个叫黑石崖的地方，牲口把沟底的草吃光了，又往山上爬着去吃，结果摔死了。战士们沾着盐吃马肉，过着艰苦的生活。后来逐渐熟悉当地情况，与党组织接上头，炮兵团改为经扶游击大队，开始新的战斗。

要取得群众的支持和改善部队的状况，急需打几个胜仗。毛泽东9月11日给刘邓的电报指示：“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8]刘邓也是这样决策的。7日鲁道源的整58师进至商城以北，刘邓命令二纵歼灭58师，一纵1旅扼守经扶、泼陂河大道，阻止48师增援。当天，二纵在商城以北河凤桥与58师交火。敌军收缩于观音山、黄山头等制高点，固始待援。我军不会打山地战，只管猛冲，没有战术。结果6旅副政委彭学桂也牺牲了。一纵1旅在经扶至商城的公路上阻击48师，没有顶住，9日48师先头部队与58师会合。刘邓见战机已失，下令撤退。12日电告中央：“此次我在商城北阻击58师，作战时部队不会山地战未能解决，48师又赶到，故已撤出战斗。……我们集结七个旅在商城、光山地区休整一礼拜后，再寻机歼灭85师或10师。”电报还说：“大别山主要是小起伏地，树林很多，重武器不能用（我们各纵大部已埋藏）。只要我们学会山地战，对我有利。群众对我们很好，但我纪律很坏，正严加纠正中。粮食不缺，惟谷才割颇感困难。此处物价比华北贱，但无钱买，今年棉衣要后方送，力图争取明年夏衣自给。”[9]

9月17日，刘邓得知58师以一个旅守商城，其余部队向商城以北扫荡，命令一、二、三纵主力集结，决心在商城东北消灭58师。部队翻山越岭向指定地点行进，劳累不堪。58师得到风声，迅速缩回商城，我军大部扑空。二纵6旅与48师遭遇，遭受一些损失。只有一纵19日在商城西边的中铺截住58师新编第10旅的29团，敌军战斗力不强，被一纵消灭。

25日，刘邓率指挥部转移到光山境内的斛山铺。得知吴绍周的85师向这里进犯，决定集结一、二、三纵主力围歼85师。26日13时刘邓命令一、二纵首长向敌发起总攻，一纵自双轮河向北打，二纵自斛山铺向南打。“望严令不顾一切猛打猛冲，如丧失战机一定严办，直到枪毙。”部队冒雨出动，本想打个歼灭战，结果西北方向部队没有及时赶到，85师突围逃回潢川县城。

连续三仗没打好，刘邓发火了。27日在光山白雀园西北的王大湾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严厉批评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当年的一纵政委苏振华回忆：“过了淮河后，斛山铺没有打好，部队情绪一落千丈。鲁西南战役搞得几十门炮，过淮河后，炮埋在山里被敌人挖去，补充的俘虏兵跑了，老百姓跑光了，没有饭吃，这些情况不好。刘邓说要打个仗，扭转扭转情绪。正好有机会，吴绍周85师好打，但没有打到。第二天就开会了。我们一进屋子，邓政委说：‘今天开会不握手。’会上刘老说：‘我是军人，讲话简单。今天的会是安卵子的会。我们的部队变成了女人，一碰就会跑。’当时部队不整顿，是很危险。这个会主要是整顿干部思想。有的干部在困难时就迷失了方向。会议的中心是反右倾。当时事实上我们战略展开了，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我们有些乱，有困难；敌人同样有困难。我们的炮不能带，敌人的炮也放在淮河边上。有些人只看到自己困难的一面，不看敌人方面的变化。这个会一方面批评了右倾情绪，一方面讲清了形势。在这样的时候，如果软一下，就要犯错误。白雀园会议是大扭转，有重大意义。”[10]陈再道回忆：“这次会议使我们受到很大震动，与会同志印象也特别深刻。直到今天，不少同志还记得‘安卵子会议’和‘不握手’的故事。”[11]

主力部队打得不理想，向鄂东和皖西展开的部队进展比较顺利。三纵由固始出发，先后占领皖西的六安、霍山、立煌、桐城、庐江等县城。六纵一部占领鄂东的经扶，二纵一部占领潢川。这些县城只有少数土顽，一触即溃。我军筹备了一些给养，解决了生活的困难。

正当刘邓处于困难之际，陈粟率领华东野战军于9月27日越过陇海路，向豫皖苏进军。这对中原国民党军又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刘邓。得知华野南下，30日刘邓致电陈粟：“你们越过陇海，南面敌人已有强烈反应。加以我主力在击退85师后翼，集结潢川以南，58师85师拼命求援。敌现部署为：85、52师共四个旅已集结潢川、罗山线，48、58师五个旅已集结商城及其以东地区，7、40师共两个半旅今日集中麻城，拟向商城之西北进，其目的在寻我主力决战，并图隔断我两大野战军之联系。我们拟乘敌北进时，主力向黄麻及长江沿岸转进，歼击分散之敌，威胁武汉，并解决冬季困难。”

毛泽东关注刘邓在大别山的处境，10月4日致电刘邓。指示他们分散大敌，歼灭小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要刘邓分兵一部越过平汉路西进，占领孝感、云梦、天门等地。刘邓考虑部队的现状，认为不适宜。6日回了一封长电，如实汇报了情况，提出他们的行动方针：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菜蔬、油盐吃得极少，无鞋子穿，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疟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58师及潢川南85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饭，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约有百万人口区域），一个月内可开始分地。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仗，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城镇，土顽均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员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在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5 000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线。

毛泽东同意了刘邓的计划，8日复电嘱咐他们“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这时，在皖西的三纵8旅向刘邓建议，集中三纵全力歼灭由舒城前来的国民党第88师62旅。刘邓批准了三纵的行动。10月8日，三纵8旅咬住62旅。62旅不善夜战，当天夜里驻扎于六安与霍山之间的张家店。这是一个200户人家的小镇，三纵的7旅、9旅经过夜间急行军，在9日将62旅包围。当天夜里发起猛攻，张家店无险可守，经一夜战斗，62旅4 000余人被全部歼灭。我军伤亡300多人。与此同时，一纵向麻城西南的歧亭、柳子港之敌进攻，歼灭56师三个营。二纵向黄陂以东的李家集进攻，消灭敌军一个营。陈锡联回忆说：“刘邓开白雀园会议，是立住脚。后来打了两仗，不大，但作用大。是在大别山打的，使我们站住了脚。”苏振华说：“在兵强马壮时打个胜仗不算什么，在疲惫的情况下打的胜仗就不容易。两种情况下打的歼灭战不同，不能从一般意义上估计。”[12]

李家集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向干部作了《提高信心加强斗志》的报告。他说：“创立大别山解放区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要创立解放区，必须转动打胜仗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两个‘轮子’。而推动这两个车轮转动的原动力，则是提高信心，加强斗志。南渡淮河以后一个半月的短短过程，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当我们有些部队避敌不打、躲躲闪闪时，蒋匪以为我们已经溃乱，以为可欺，便猖狂起来，向我进逼。当我们在商城中铺歼敌29团及在斛山铺击溃吴绍周后，敌人立即发生恐惧心理。最近我们在经扶、歧亭、河口、柳子港、李家集连续给蒋匪保安部队及56师、52师等部歼灭性打击以及最近我东线部队在霍山地区一举歼灭敌62旅以后，敌人将会更加寒心和谨慎。同时这也给了我们部队中某些不相信自己能打、对敌畏惧和避敌不打的错误思想以有力的打击。而一般部队也更加提高了士气，提高了信心，加强了斗志。”[13]

这几次战斗的胜利，果然镇住了敌人。国民党军主力停留在大别山以北，因大别山山高路窄，机动受到限制。敌军怕进山遭到我军伏击，不敢轻举妄动。大别山南敌军兵力薄弱，一时难以集结大部队与我军决战。夏威在张家店之战后匆忙赶到六安，无计可施，只能等待白崇禧前来指挥。这样，刘邓大军越过大别山后，在黄安、麻城地区得到一段休整机会，开辟根据地。

到大别山一个月，刘邓部队的生活困难仍然没有解决。一纵干部回忆：“老百姓在封建地主恶毒的控制下，不敢接近我们。从第一天起，在足足一个月的时日中，我们走到哪里，哪里没有人，村子静静地躺着。白天夜里行军作战找不到向导，只要有两个老百姓在一起，就互相推托不知道道路。十年来我们第一次尝试到什么是没有群众的真正痛苦，这种我们加在日本人和国民党在老根据地空室清野的味道，是怎么一回事。”“雨季像黑暗的漫夜，每天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走到哪里下到哪里，人们身上很少穿过干衣服。在丘陵起伏豆腐块稻田边缘的泥泞道路，像走在一根线上一样，人们每天都要很熟练地翻几个筋斗。到了宿营地，第一件大事就是像小学生一样学习新的课目——推谷子、舂大米。谁也没有看过菜的影子，只有在这个时候舌头才能咀嚼到咸菜的真正美味。我们没有菜金，一个月中没有见过油。……在这些艰难的年月里，我们体会到‘考验’的真实意义。”[14]

生存是第一位的。这些困难不解决，什么打胜仗、建设根据地都谈不上。苏振华回忆：“过中秋时，开了打土豪的会。当时搞不到吃的，天气快凉了，穿也成问题。带的金子和特货卖不出去，印的票子用不出去，我们（杨勇、段君毅等）考虑办法，只有打土豪，先搞到吃的。段后来向邓政委汇报了。我们向南走了两天，召集开会，提出要发动群众打土豪，要筹款。这样一放，搞得大别山的老百姓有意见了，纪律坏了，政策坏了。但不搞不行，部队到新区没有后方，要吃穿，敌人又实行封锁，没有办法，只好取之于民。这不是路线错误，这样保存了部队有生力量，群众暂时受点损失，是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15]

10月12日在新洲的总路嘴镇，刘邓以中原局的名义发出《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每纵队抽上千人参加地方工作，成立豫鄂、皖西两个地方军区。邓小平后来论述说，战略展开就是占地盘：“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分不开，但是有矛盾。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打不好仗。中原曾不顾削弱主力兵团抽出很大兵力展开，建设军区、分区和县基干队，今天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展开，也应尽可能做到预有准备，大别山因无准备，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展开完毕。”[16]

展开后，各纵队分头打土豪、分浮财。二纵下达的指示说：“我部队所到之处，即应将地主、乡保长的浮财没收分给农民。没收的越彻底越好。其中鱼肉乡民、作恶多端、有政治背景的应走群众路线惩处之。对富农暂不没收其浮财，对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则应坚决保护其利益，并分果实给他们。”“部队没收地主浮财，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次要才是解决部队困难。因此在目前除了棉布、黑黄白货、法币、大肥猪、粮盐留部队使用外，其余全部分给农民。其方法是调查确实后，一面将地主扣押罚款，一面派人没收。如不出款，将人带走（不带女人），款交完或交大半后释放。分发浮财时不出布告，但要召开群众大会。”

指示规定：“部队没收之财物与募集之捐款应交供给机关统一分配。所有法币、黑黄白货均交纵队供给部。旅团不得留下。首先解决棉衣，其次解决菜金。”“必须严格纪律，除工作队外，任何单位与个人均无权没收。凡是私自没收，搞了资财不交公，将没收财物卖钱，贪污腐化者均按情节轻重给以处分。”[17]

接到命令后，各单位都热热闹闹地干起来。大别山以南的平原地区比晋冀鲁豫要富裕，在大家眼里镇子上、县城里到处都是土豪，没收家产、分浮财真是痛快。在这种形势下，最容易出现“左”倾扩大化的错误。主要表现是部队包办，不论群众接受不接受，不论是不是真土豪，头脑发热乱打一气。这样干的结果，确实在短期内为部队筹集到部分粮食、棉布和钱财，解决了部队的生活问题。但从建设根据地的长远利益看，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年后刘邓在给晋冀鲁豫南下干部作报告时，总结了打土豪的经验教训。

刘伯承说：“我们犯了急性病的错误，打击面过大的错误，没有步骤的错误。开始没有很好研究毛主席的指示，利用旧保甲等，相反的要在五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这个错误是刘邓二同志要负责的。”

邓小平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打土豪、分浮财中“左”的错误。他说：“为什么‘左’了呢？主要是不从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为半年内可以解决中原的土地问题。提出‘半年完成土改’，脑子想：‘枪杆子加政权’就可以把中原问题解决了。曾经从领导到干部，有一股憨劲，因此有时就不讲政策、策略，不讲方法。开始还利用保甲作些事，后来就来了个‘左’，很快形成了混乱。”

他说：“还有分浮财问题，好是好，有些人也真高兴。但也只是些勇敢分子分得多，真正的穷苦群众倒不见得分到多少。因为把地主富农的浮财分配了，负担很快就加到了中农身上。中农受不起，负担便压到贫农身上。表面上是为了群众，实质上反而害了群众，对战争的供应发生了很大影响。”

邓小平还给大家讲了几个真实的例子，说明“左”的错误。他说：“我们不根据群众的意见办事的例子多得很。例如：有一个地方抓住一个土匪头子，要开群众公审大会。群众不赞成，怕土匪报复。群众的意见，让我们政府出个布告，把他枪毙就行了。我们的同志不听，认为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应当公审，让群众报仇出气。于是便给群众开会，酝酿布置，找诉苦人。费了很大的劲，找出来二十多个，大会终于开了。这个土匪头子，在台上两眼瞪得很大，群众都害怕；结果准备下的诉苦人都不敢诉了。好容易催上去两个，一个老汉说：‘你拉了我的牛。’一个老太太吓得发抖说：‘你杀了我的儿子。’其他什么也说不上来。准备诉的苦没有诉苦，要公审而没人敢审，也只有把他枪毙了。结果怎么样？当天夜里这个老太太的全家被杀了。我们天天喊群众路线，这叫群众路线吗？”

他又讲：“我再举一个包办代替的例子。一个村子搞平分土地，我们一个同志把一家富裕中农划成了富农。这一家只有很轻微的剥削，雇雇短工，为人很好，群众对他不但不仇恨，都认为是好人。所以群众不赞成清算他，我们的同志不肯。群众说只分他的地，不要分他的浮财，我们的同志不答应。这个同志很积极，领着群众去搬东西。到门口了，群众不肯进去，就逼着群众进去。群众不肯下手，结果搬东西时，向主人说：‘这是同志让搬的。’主人说：‘我知道，也不怨你们。’就这样把东西搬出来了。事实上这家是富裕中农，并不是富农。我们既侵犯了中农利益，也脱离了群众。”

邓小平越说越激动：“我再举一个另一方面的例子。皖西一个地方，群众痛恨的几个地主，要求把他们杀掉，我们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了这些人后，群众怕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报复，又开了一个更多的名单，说把他们也杀了就好了，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这批人也杀了。杀了这批人之后，群众觉得仇人越多了，又开了更多名单。我们又按照群众意见把他们杀了。杀来杀去，群众觉得仇人越来越多，群众恐慌了、害怕了、逃跑了。结果杀了二百多人，十二个乡的工作也垮台了。”

在开辟大别山根据地初期，出现了这些“左”的错误，并不奇怪。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我军安下心来，稳稳当当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实行新经济政策。部队流动大，处于行军作战状态，所以只能是走马点火，先解决部队生活的急需。后来，二野的同志认真总结了教训。得出的结论是：“在发动群众实现土地改革的策略步骤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曾经有一段普遍地实行了分浮财的办法，在某些地区又过早地实行土地改革，犯了急性病的错误。分浮财的办法，虽然一时可鼓舞贫苦农民的革命热情，但是并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使社会财富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应（特别是粮食）发生困难，很快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过早地实行土地改革，由于条件并不具备，不仅大部分是假分田，并且易使敌人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地区，使这些地区遭受摧残。这种急性病的错误虽然时间不长，但也给开创根据地的工作造成了一些困难。这是一条重要的教训。”[18]

10月20日刘邓下达指示：“我决以半个月的时间分散长江沿岸，主要解决棉衣，尔后集中全力作战，寻机歼敌。以一纵进至蕲春、广济地区；二纵黄梅、宿松地区；六纵黄岗、蕲春地区。”[19]国民党统帅部发现我军向南移动，生怕我军渡过长江，命令尾随的整40师和第82旅经浠水向广济前进，攻击我军侧背。

整40师原来是马法五的40军，平汉战役曾被我军歼灭。后来重新组建，以李振清为师长。鲁西南战役时40师曾奉命增援，因行动迟缓没有参战。后来从安阳乘火车南下大别山，还没尝过我军的厉害。他们也不适应山地战，只是盲目地尾随我军。24日刘邓获悉40师的动向，向部队下达命令：“蒋令40师附82旅明（25日）由浠水继续向东前进，我必须歼灭该敌才能解决棉衣。”要求一纵集结于广济，以一个团在漕河镇一带侦察敌情；命六纵尾随牵制敌军，以便主力集结。一纵杨勇、苏振华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由张才千的中原独立旅派出小部队引诱敌军前进。

25日，40师行军60里到达三家店，82旅到漕河。刘邓判明敌军26日将向广济前进，定下歼敌决心。当天命令一、六纵首长：“杨苏应扼制敌人于高山铺西北地区，迫使敌人展开并抓住时机割裂之而置重点于敌右侧背。杜（义德）韦（杰）于明中午前赶至漕河镇，趁敌展开之际从敌背后间隙插入割裂之而置重点于敌左侧背，并速与杨苏联络，受其指挥。”

清水河流经漕河镇（今蕲春县城）与广济之间，经过一段峡谷地带。界岭和洪武垴两座山峰像一把钳子伸出的两个钳头，卡在峡谷的要冲。在十余里长的峡谷中，分布着清水河、高山铺等小村庄。出洪武垴山向东，地势又趋平坦。杨勇在界岭一带观看了地形，决心将敌军阻击于峡谷地带，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将敌军歼灭于高山铺。

26日早晨大雾弥漫，整40师沿公路由漕河向广济前进。9时左右敌军先头部队进至高山铺东南，一纵1旅跑步行军至洪武垴时，敌军已抢占界岭，爬到洪武垴山腰。我军抢占洪武垴山顶，双方开始反复争夺。敌军看不清楚山顶的情况，以为是游击队袭扰，没有投入很大兵力，几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一纵以一个团向界岭进攻，指战员们不顾伤亡，顽强攻上山顶，与敌军展开肉搏，终于控制了界岭制高点，封锁了敌军前进的通道。敌军也不擅长山地战，进攻受挫，黄昏时天又下雨，只得在清水河、高山铺等村庄宿营。敌军的迟钝，为我军的围歼提供了时间。

驻在上巴河、汪岗一带的六纵接到命令后，立即集结部队急行军。干部边行军边动员，不少战士没有鞋，光着脚在泥泞中跑步。48小时冒雨行军，六纵于27日9时赶到高山铺以东，与一纵对敌军形成包围态势。六纵参谋长率先头部队三个营控制了高山铺背后的李家寨、马驹山等高地，打退敌军的攻击，为主力提供了出击阵地。这时，40师已陷入混乱，只顾冲击界岭和洪武垴，企图突围。杨勇见六纵赶到，命令一纵主力发起总攻。1旅、2旅和中原独立旅由界岭、洪武垴山顶冲下，杀声震天地冲向敌军。敌军被压缩在公路两侧的稻田里，陷入泥泞，行动困难，人马混杂，溃不成军。后卫部队企图从高山铺向北突围，也遭遇六纵的分割围歼。战斗到14时，整40师和82旅被我军全歼。高山铺战斗胜利结束。[20]

这是进入大别山以来我军第一个大胜仗。共歼灭敌军12 600余人，其中俘虏9 500人。缴获小炮33门、机枪375挺、子弹40万发和大量军用物资。刘伯承指出：“张家店、高山铺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几次作战，都是在敌情十分严重、供应异常困难、部队人员和装备都削弱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由于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响应了中原局的号召，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克服各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胜利。这些胜利大大打击了敌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情绪，提高了部队进行无后方作战的胜利信心，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1]

但是战斗结束后清理战场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俘虏太多，我军干部太少，难以及时对俘虏进行审查甄别。连队战士只要身强力壮的俘虏，负伤的和年龄大、身体弱的都不要，随便将他们释放了。等到司令部查验俘虏，国民党团以上的军官很少。多数将校级军官如40师旅长董升堂被六纵俘虏，披着棉被装成病人被释放了。另一个团长罗彦端已被俘虏并查出身份，押解时遇见敌军飞机袭扰，乘我军战士隐蔽，他躲进一间房屋中漏网。部队集合时忘了清点俘虏，丢了许多军官。还有一个团长庞庆臣被俘虏后，装成士兵被补充到连队，不久找机会逃跑了。战场纪律也不好，发洋财的现象比较多。有个战士抓住一个军官，把他的金戒指、手表和钱都搜去后，一枪把他打倒。但人没打死，被收容队送到后方医院。我军的医生给这个俘虏治疗时，他气愤地说：“还换什么药，这是你们的人发财打的我。”有的干部私分俘虏财物，上级叫他交出还不承认。[22]

刘伯承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整顿。这不是简单的纪律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能不能革命的原则问题。他在一次讲话中严厉指出：“包包装得鼓鼓鼓，思想就一塌糊涂。有了两文钱，心里就想怎样享受。在高山铺有人搜腰包而把敌人的高级军官放走了，包包鼓鼓就蜕化了。哪肯把老命去牺牲？那叫有鬼！我看这是一个共同的毛病，有人怕死，你就看他腰包大不大。现在我们先检查包包，来的正当不正当。正当的登记起来，不正当的交出来。我们有三条原则：（1）既往不咎；（2）今后严格；（3）把贪污的果实交出来作为具体转变的表示。豫皖苏一个干部有四个金戒指，交了以后也不想回去了。他说：我钱都交了，回去作啥子？”[23]在刘邓严肃教育和政治部门的检查监督下，发洋财的歪风被迅速制止了。

高山铺战斗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国民党军不敢轻举妄动。刘邓主力部队在长江沿岸的浠水、广济、黄梅、宿松、太湖、立煌、潜山等十余县展开，建立了根据地。当时已是11月，天气转寒，全军当务之急是解决棉衣。8月过黄河的时候，后方供给刘邓部队的经费是现洋895 000元，仅够用到月底。到了大别山，经费已经用完，部队连菜金都非常困难，就不要说棉衣了。刘邓原来的计划是让王宏坤的十纵带经费和棉衣南下，到大别山来接济主力。但毛泽东9月23日的电报说：“你们冬衣必须下决心立即动手自制，其办法即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王宏坤送款（愈多带愈好）清还，分文照付。”总之，要刘邓“万万不可依靠后方长途送冬衣”。[24]

自己想办法解决棉衣，又没有钱，只好先找商人和百姓借了。陈再道回忆：“我们从商城南下时就开始筹措布匹，见到布店和有布的富家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有些布户持怀疑态度，认为这个借条没有用，可能‘共产’了。在商城、经扶等地，是由我们纵队供给部统一筹借，但借的数量很少。以后经我们纵队领导研究，并请示刘邓首长批准，以旅、团为单位筹措，争取尽快穿上棉衣。在黄梅、宿松地区就是这样赶做棉衣的。粮食也是开借条，有的用打土豪的方法开仓取粮。部队抽出不少干部去借布、借粮。”这种“打白条”的方法是迫不得已，等王宏坤十纵带款到达后，我们的部队又运动到别的地区，打的白条有很多没有还钱。有个戏剧性的例子是：当年二纵在商城一个村子里发现农民霍家忠囤积的632匹布，二纵供给部长陈三记打了个借条，全拿走了。直到1982年征集革命文物，年过七旬的霍家忠把这个借条捐献出来。省政府知道后，以高出现行价格折算偿还布款6 388元人民币。这个保存了35年的借条终于有了结果。[25]

高山铺战斗后，国民党军队暂时停止进攻，我军在鄂东、皖西地区得到一段休整时间。这时已是11月初，天气转寒，刘邓命令全军干部战士自己动手做棉衣。这些拿惯了枪杆的汉子，拿着小小的缝衣针发愁。一天刘伯承见司令部参谋用花布裁棉衣，就问：“谁叫你们不染就缝？”参谋说公家没发染料。刘伯承严肃地说：“同志，稻草芝麻秆烧成灰，就是最好的染料。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穿灰衣服。我们是军队，不是秧歌队！”

两天后，所有的花布、白布都染成了灰色。但是做起棉衣来却是五花八门。杨国宇形容：“有的开一个和尚领口，锁的是鸡屁股扣门。荷包上下对不齐，线路又歪又稀。铺的棉花起伏不平像地图上的南洋群岛，穿在身上现出一身赘瘤，实在难看。”刘伯承又批评说：“以滥为荣，不是光荣。”他拿着洋磁碗教大家怎样开领口，又给大家示范怎样缝勾针倒线。司令员这样大的年纪，尚且如此认真，年轻人就更没话说了。部队中会针线的女同志发挥了主力作用。她们一边帮同志缝，一边教大家。一个星期过去，全军都穿上了自制的棉衣。[26]六纵18旅政委李震诗兴大发，仿照唐朝诗人白居易《长恨歌》的风格，作七言长诗《棉衣歌》一首。生动描述了刘邓全军上下缝棉衣的情景。诗文最后称：“此事古今从无闻，千古奇迹出我军。一切困难皆可度，全在万众是一心。”[27]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克服了种种困难，经历了多少曲折，终于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刘伯承回忆：出征之前，毛泽东估计了三种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转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28]刘邓主力南下时由四个纵队加上野战军直属队共115 000人，鲁西南战役加上进军大别山共减员30 000余人。武器因减员大，埋藏很多，重炮、大车、牲口大部分精简了，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脚，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反攻计划，争取到最好的成绩。邓小平感慨地说：“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29]

[1]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5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3]　陈鹤桥等：《张际春同志在大别山》，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4]　《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

[5]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163页。

[6]　《军政往来》第48期。

[7]　张之轩：《南征年历》，载《刘邓大军南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9]　《鲁西南战役资料汇集》。

[10]　苏振华、陈锡联1959年6月8日的谈话。

[11]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

[12]　苏振华、陈锡联1959年6月8日的谈话。

[13]　《军政往来》第56期。

[14]　何渠若：《南征散记》，载《南征一年》一纵分册。

[15]　苏振华、陈锡联1959年6月8日的谈话。

[1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军政往来》第56期。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19]　《鲁西南战役资料汇集》。

[20]　一纵司令部：《高山铺之战》，载《南征一年》一纵分册。

[21]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页。

[22]　野政敌工部：《部队敌军工作存在一些什么问题——政工资料第9号》。

[23]　《刘伯承司令员在野直及二、六纵队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17日。

[2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25]　《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26]　杨国宇：《刘司令员亲自指导做棉衣》，载《南征一年》野直分册。

[27]　《南征一年》六纵分册。

[28]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73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第21章　挺进豫西

组成陈谢集团——兵分两路强渡黄河——转战陇海线西段——九纵洛河受挫——李铁军、裴昌会兵团企图东西夹击——陈谢主力佯攻洛阳——12旅西进陕南——毛泽东指示开辟豫西——郏县歼灭15师——南召店会议——分兵扯散李铁军兵团——在伏牛山东麓展开建立根据地

陈赓在陕北小河会议受领了进军豫西的任务后，日夜兼程，于8月初返回山西翼城的四纵司令部。部队已经在紧张地进行渡河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陈赓的力量，中央军委决定由陈赓的四纵加上新组建的九纵、38军共8万余人组成一个集团，统称“陈谢集团”。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这个集团属战斗序列，不是建制单位，因此没有设立新的指挥机构，而是由四纵指挥机关兼任。

在这个集团中，四纵是主力。原有的第10、11、13旅都是陈赓指挥多年的老部队，晋南战役中又补充了许多武器，兵员充足，战斗力强。新补充的第12旅原来是太岳军区的24旅，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这支由地方民兵组成的部队在汾孝、晋南战役中随四纵作战，得到了锻炼和补充，归入四纵建制。还有八纵的22旅，原来是太岳军区22旅，属王新亭指挥。旅长查玉升、政委朱佩宣。此时也调归四纵直接指挥。

九纵是为进军豫西新组建的部队。由太行军区独立第1、2旅和第1、4、5军分区基干团组成。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这些部队在豫北攻势中由秦基伟统一指挥，担负西面的作战和牵制任务，当时就叫秦纵。现在正式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下辖25、26、27三个旅，一个炮兵营，共2万余人。8月15日在河南博爱县举行纵队成立大会，也是出征的誓师大会。8月21日，九纵带着7千民工沿沁阳、济源、王屋、邵原一线向黄河北岸渡口前进。

38军原是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的旧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改编。抗战期间被编入国民党的第3集团军，饱受国民党嫡系的排挤。官兵们不甘忍受压迫。1945年7月17日，第17师在河南洛宁率先起义，将部队带到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5月15日，第55师在师长孔从周率领下于巩县起义，虽然遭到国民党军的围攻，部分起义队伍仍然胜利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1946年9月24日在太行区组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任军长，汪锋任政委。

毛泽东曾指示陈赓：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当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1]

8月12日，四纵和38军从翼城、浮山出发南下。不料天降大雨，山洪暴发，交通全部中断。部队艰难行军三天，先头部队才到达阳城以西的董封镇。眼看不能按时渡河，陈赓14日致电军委，表示“异常焦急”。毛泽东安慰陈谢不要着急，希望他们能在20日开始渡河。陈谢督促部队冒雨行军，干部战士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在泥泞中艰难行进，驮物资的骡子不时滑下山崖摔死。20日，陈谢率四纵主力到达河南济源县黄河北岸官阳渡口，九纵也同时赶到。38军和八纵22旅到达山西平陆的茅津渡口，秘密进行渡河准备。

陈谢集团选择的黄河渡口是孟津和潼关地段。这是黄河历史上的老渡口，原来是人来人往。自从抗战以来北岸成为解放区后，国民党封锁了渡口，长期不能正常摆渡通航，船只缺少。这里地势险峻，加上连日暴雨，河水猛涨，水流湍急。陈赓得知后非常焦急，如果在河边耽搁时间，行动就难以保密。一旦南岸敌军发觉，增强防务，对我军渡河将非常不利。他派纵队情报科长到黄河边监视水情，并询问上游情况。当得知陕北没有下雨，黄河渡口水位很快就会下降，陈赓命令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强渡。

8月22日，水位稍退。当天夜里陈谢集团分两路从济源官阳和平陆茅津渡口渡河。23日拂晓，左路先头部队四纵10旅在当地民兵引导下从李河口、下官阳渡口乘船强渡。这里河道较为狭窄，宽约300米。精通水性的济源“杜八联”民兵组织葫芦队，身上绑着葫芦，跃入黄河激流中为部队探查水路，护送船只到达对岸。对岸敌军发觉后，零星地乱打枪，我军立即组织火力还击，压制敌军。先头部队在船上用机枪扫射对岸，仅用30分钟就到了南岸。战士们迅速占领滩头阵地，消灭了地堡中的国民党保安队，为后面大部队渡河开辟了道路。第二天，九纵随四纵之后，顺利渡过黄河。与四纵同时，左路的22旅、38军也在茅津渡河成功，作为牵制方向，配合陈谢主力的行动。

四纵过河后，13旅向西南24日攻克新安县城，30日攻克宜阳。又以一个团30日占领渑池。12旅31日占领洛宁。这些县城都是国民党保安队和地方土匪，听说八路过河，大部望风而逃，少数略有抵抗便被我军歼灭。所以我军进展顺利，陈谢指挥10旅于23日攻击洛阳西北的横水镇。原以为守敌是地方保安队，一冲即溃，没想到敌人是整15师的一个团和两个保安团，依托工事进行顽抗。我军炮兵未跟上，火力组织不好，两次进攻失利。陈谢的意图是攻下横水，袭扰洛阳，命令以一部包围横水，以两个旅在洛阳西北准备打援。僵持了两天，接到毛泽东26日的电报，指示“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以另一部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迫使胡军一部向陕南布防。”[2]这是要陈谢放手向豫西发展。

陈赓明白了中央的意图，他回忆：“当时我们的主力在洛阳附近，如果攻洛阳，虽然敌人的第三师等部还未赶到，但亦无必克的把握。即使攻克，也不能巩固，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旦靠拢，我们就难于展开，难于大量奸灭敌人。主力向西，乘虚歼灭陕县以西的敌人，斩断敌人的东西联系，既能有力地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又便于多路地向陕南、豫西挺进，开辟广大的新区，更好地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3]29日，陈谢向军委报告：

（1）此次渡河经验不够，组织欠周密。雨中走山路，驮骡死病很多。河岸道路窄狭等关系，先头部队过河后，炮兵、担架等隔断，故发展迟缓。

（2）我们对军委意图了解有偏差。主力过河后向东南，准备乘虚抢占洛阳西边，以38军及22旅为牵制方向。现在要调头向西，耽误了时间。

（3）24日敌两个团赶至横水镇，我决心歼灭该敌。以两个旅主攻，两个旅位洛阳西北打援。两次攻击未成，战斗尚未结束。

（4）现已派四纵两个旅分别抢占渑池、洛宁。横水战斗结束后，四纵全部沿铁路及洛卢公路西进，攻占卢氏、商南、洛南各县，相机攻占潼关以东三县。秦纵则暂停留新孟洛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先攻占宜阳、嵩县，然后看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

30日毛泽东回电，同意陈谢的作战方案，指出：“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要他们“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4]

接到中央指示后，陈谢与秦基伟等开会，决定放弃攻打横水，四纵主力西进，九纵南进牵制敌人，策应刘邓主力。[5]

从8月29日到31日连降暴雨，部队又无法行动。31日陈谢报告中央，表示“非常焦急，候雨稍停立即西进。”9月3日天气好转，陈谢立即率四纵主力由横水向新安以西的铁门进军。

陈谢集团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把国民党空虚的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8月27日，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整编第1、29军从陕北撤回西安，保护关中。将尾追刘邓大军的整3、15、41、206师各一个旅调往洛阳，连同洛阳守军共八个旅组建第5兵团，李铁军任司令官；以陕县、灵宝等地的新1、135、27、167旅等四个半旅组建陕东兵团，由谢甫三指挥，企图从陇海路东西两面夹击陈谢集团。

9月4日毛泽东指示陈谢，要他们在敌军形成合围之前，放手向陕南、豫西伏牛山地区发展，以九纵在洛阳以西阻击敌军。电报要求陈谢“应将占领县城与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6]

9月7日，陈谢主力到达陕县以东，陈赓的指挥部设在陕县东南的菜园镇。这时西面的38军和22旅也前来会合。根据侦察情报，陕县守敌为第135旅和两个保安团，新1旅已移动到灵宝东南。陈赓决心监视陕县之敌，绕道直取灵宝。先割裂敌军，然后寻找战机于运动中消灭敌人。

夺取灵宝，首先要攻占著名的函谷关。函谷关位于黄河南岸豫陕交通要道上（今已被三门峡水库淹没），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地。唐朝地理书《元和郡县志》记载：“函谷关城，路在谷中，深险如函，故以为名。其中略通，东西十五里，绝岸壁立，岸上柏林荫谷中，殆不见日。东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号曰天险。”陇海铁路开通后，地形有所变化，但是崤函古道依然狭窄险峻。四纵11、13旅奉命夺取函谷关，战士们看到“高高的山峰矗立在灵宝的西南方，离灵宝仅仅几百米。占领了函谷关，灵宝便唾手可得。国民党军为了据守灵宝，便把一个营的兵力放在这个山上。夺取函谷关，是灵宝战役的关键。

11日21时，执行攻击任务的11旅7团1连利用黑夜悄悄前进，绕过孟村，接近函谷关山下。一直摸到距离敌军阵地前几米远，敌军哨兵才惊慌地喊起来。我军一排手榴弹扔出去，以勇猛动作冲上山头，与敌军展开近战。附近的敌军慌忙开火，夜间不辨目标。2连、3连接着冲上去，经过几次争夺，占领山头阵地，将敌军压到山崖下面。这时，灵宝城内新1旅的敌军出城反击，企图夺回制高点，我11、13旅乘机反击，敌军混乱，四散突围，至24时被我军全歼。俘虏旅长黄永赞以下6 000余人。敌军炮兵51团1个营的官兵带着四门105毫米榴弹炮和八辆十轮卡车向我军投诚，被收编入我军序列。[7]今天灵宝老城已经没入三门峡水库之中，我们只有依靠当年的战争记录回想夺取灵宝的战斗了。

进攻灵宝的同时，迂回前进的10旅和38军的17师也抢占了阌乡，歼敌一个保安团。12旅则攻克了卢氏。陈赓决心扩大战果，他命令10、22旅和17师西进潼关，11、13旅东移陕县，12旅向陕南境内的洛南进军。15日，西进部队到达潼关以东的太要镇，歼敌一部。16日开始攻击潼关外围太峪。守敌199团凭借既设阵地和有利地形进行顽抗，我军几次突击受阻，因伤亡较大，停止了攻击。进攻陕县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我军三面包围陕县，刚缴获的榴弹炮发挥巨大威力，将东门打得浓烟滚滚，城门的砖瓦木料四处飞散。我军突击队从缺口突入，与敌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潮水般涌入城内，敌军很快瓦解。三小时后战斗结束，全歼胡宗南的135旅和部分青年军，俘虏4 700余人。

陈谢集团主力在陇海西线攻城略地的时候，东线作战的九纵进展不顺利。9月3日陈谢主力由横水西进时，交代给九纵的任务是以26旅监视洛阳和横水之敌，秦基伟率25、27旅在洛阳以南活动，攻占城镇，牵制李铁军兵团，配合主力行动。但是这一带完全是新区，没有群众帮助，没有后方支援，连情报来源也没有，部队带着7 000民工，行动不便。几天后，主力南渡洛河，攻克宜阳，秦基伟率纵直机关和民工在洛河北岸柳泉镇等待渡河。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突然与洛阳出来的整3师一部遭遇，九纵警卫营与敌军交上了火。秦基伟和黄镇政委带着机关和民工向西转移，到韩城镇发现可以徒涉，过了洛河，才脱离险境。而警卫营阻击一天，遭受重大伤亡，第二天才渡过洛河，与纵直会合。这一场遭遇战如果不是转移行动快，九纵直属队险些被李铁军的整3师消灭。[8]

9月中旬，九纵25、27旅先后攻占嵩县和伊阳（今河南汝阳）。17日，李铁军整3师的20旅由临汝（今汝州）向我军进攻。双方在鸣皋、田湖一带激战五小时，九纵是新组建的部队，不擅长阵地战，未能解决战斗。于是我军主动后撤，放弃嵩县，撤退到宜阳境内的东西赵堡一带。仗没打好，土匪也欺负人，27旅一个营攻西赵堡，连攻三次都没成功，伤亡很大。结果主力81团上去，三面突击才打下来。

连续作战和雨季行军，九纵非常疲劳。部队思想波动，出现逃亡现象。秦基伟后来总结说：“当时由于缺乏新区作战经验，加上几个战斗没有取得预定胜利，及天雨往返行军，我纵部队的年轻幼稚，缺乏在复杂艰苦斗争中的考验，因此某些人对建立豫西解放区发生怀疑，以致互相埋怨，造成严重的减员现象。”[9]

9月18日，毛泽东命令九纵由伊阳向东进攻临汝，吸引整3师，在伏牛山地区建立根据地。陈赓考虑九纵的情况，不宜马上行动。19日如实报告军委：“现秦纵除一个团活动于新安附近外，主力均集结于东西赵堡一带。因伤兵千余人转运困难，病员增多，粮食有时缺少等关系，部队情绪稍有波动。需要休整与动员十天左右，才能按军委指示出动。”

陈谢集团主力进攻潼关，并控制了由新安到灵宝的一段陇海路，半个多月连克数县，歼灭敌军2万余人。蒋介石大为震惊。9月20日蒋介石亲临西安部署防御，胡宗南也从陕北赶回西安。为了守卫关中，国民党统帅部从大别山空运整65师到西安，并从陕北、晋南调回了一部兵力。谢甫三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由裴昌会担任陕东方向指挥。国民党军增强了潼关方向的守备，陈谢要向西进，肯定会遭遇恶战。

毛泽东审时度势，看到潼关一带集结敌军十个旅，我军难于得手；东面李铁军兵团只有六个旅，较为分散，23日致电陈谢，要他们调转方向，回头向东打新安，消灭整15师。命令四纵12旅和38军17师进军陕南，恢复根据地。38军主力在陕县、灵宝地区剿匪，巩固新区。陈赓执行毛泽东的指示，9月26日率四纵主力从陕县隐蔽东进，悄悄到达渑池以东的铁门镇附近。

李铁军对陈谢的行动一无所知，命令武庭麟率整15师占领新安、铁门；他自己率整3师向宜阳进攻，企图配合胡宗南东西夹击我军。30日夜里，四纵11、13旅从两面接近铁门，随即发起攻击。驻守铁门的是整15师的64旅，师长武庭麟随其行动。我军没摸清情况，地形不熟，攻击没有成功。于是我军将铁门包围，构筑工事，准备10月2日再攻。敌军发现陷入重围，1日企图从南面突围。我军占据制高点，猛烈扫射，将敌军打了回去。2日晚我军发起总攻，敌军支持不住，突围逃跑。我军乘胜追击，将64旅大部歼灭。除武庭麟等少数脱身外，共俘虏敌军2 100余人。

李铁军得知64旅被歼，立即指挥整3师放弃洛宁，向洛阳市收缩。陈赓决定趁热打铁，将3师截在韩城镇予以歼灭。10月3日，四纵主力已经逼近韩城，因天降暴雨，伊水暴涨，九纵未能及时渡河。整3师三个旅在韩城靠拢，修筑工事；并与河南岸宜阳敌军两个旅形成犄角之势。对峙数日，陈赓觉得没有机会，8日报告军委：“敌已集中五个旅，在宜阳、韩城地区成为犄角，攻击恐难得手。我决心佯攻洛阳，调动该敌，乘敌运动之际歼灭其一部或大部。”毛泽东立即批准这一部署。当天，陈赓命令各旅按照预定计划，从几个方向攻击洛阳。

洛阳是九朝古都，陇海线上的重要城市。由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洛阳守备相对薄弱，只有青年军第206师和少数保安队。206师是新组建部队，有两个旅共1万余人，装备不错，但缺乏作战经验。陈赓指示10、11旅攻击洛阳西工（今洛阳市西部工业区），如果不好打就佯攻，吸引韩城之敌回援；如果顺利，索性把洛阳打下来。

8日，10、11旅开始攻击西工。经过两天战斗，连克三山村、七里河和西工，打到洛阳西关城门下。13、26旅向洛阳以东迂回，分别占领偃师、孟津，九纵配合攻打伊川、宜阳。洛阳城内敌军不断告急，韩城的整3师等匆忙回撤。因我军未能控制洛河渡口和桥梁，致使敌军124旅13日回到洛阳城内，整3师进至洛阳城郊。敌军兵力集中，我军没有歼敌机会，陈赓报告军委，决定停止进攻洛阳，部队转移到新安、铁门、韩城一带休整。在陇海线潼关至洛阳地区的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陈谢集团主力向东发展时，四纵12旅和38军17师约六个团的兵力，在12旅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指挥下，沿洛河上游西进，先后占领洛宁和卢氏两个县城。这一带国民党正规军不多，但道路险峻，土匪成群。当地人形容卢氏地貌叫“三关四洛河，九岭十八坡”。当时又是雨季，我军在崎岖的山路行军，把山炮拆开扛在肩上爬山。从洛宁到卢氏整整走了六天，可见其艰难困苦。为了防备土匪盘踞险要，我军分成两路，主力走大路，部分从侧面迂回。土匪怕我军包围，所到之处望风而逃，所以沿途歼敌不多。

9月17日接到陈谢命令，要12旅、17师继续西进，恢复陕南根据地。部队兵分两路，经过七天行军，扫荡沿途保甲，26日到达陕南重镇龙驹寨（今陕西丹凤县城）。去年李先念率5师中原突围，曾在这里开辟陕南根据地。时隔不到一年，我军又打回来了。12旅再接再厉，10月2日攻克商南县城，初步打开了陕南局面。

陕南自我5师走后，敌人对这里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我陕南军区部队因生存困难，被迫退出，群众在遭受各种迫害和受到保甲控制情况下，情绪低沉，对我军能否坚持抱怀疑态度。12旅看到的情况是：“贫苦农民分居大山老林，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个别贫苦农民一辈子没吃过食盐及油，生活困苦到极点。由于局部处于革命低潮，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恶霸向农民镇压数次，虽有我地下党员坚持工作，但人民群众对新的革命高潮认识不足，加上特务造谣说共产党这次十进十出，一出就永远不来了，人民群众对我军建立根据地很怀疑。”[10]

12旅所过之处，曾有一些陕南游击队留下的人员前来联络。据陈赓10月13日向军委报告说：“原5师留陕南游击队千余人，大部逃散与投降敌人。现在只有50余人（主要是干部），还是均无联系。仅以数人为组分散隐蔽于山林。现这些人已来找我军者（多外来干部）情绪很不好，要求到安全地区休息。另零散收容者60余人，均系投敌后闻我军又到而逃回的。”陈赓问中央怎样对待这些人，周恩来14日回电指示：“如在说服教育后情绪尚无转变，可先随部队在陕南豫西行动一时期，然后再看情形，或留部队工作，或取得其同意转入地方工作，只有在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许送过河。对于失散隐蔽的干部与游击队员，仍望多方设法打听联络，务期多多找回，给以好的影响，转换情绪，以利工作。”考虑到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尚有一定困难，刘金轩等决定回到卢氏，以洛宁、卢氏为中心根据地。这样离陈谢主力不远，可以相互呼应。在豫西有较大回旋余地，比在陕南更为有利。攻克商南后，12旅和17师即撤回卢氏五里川地区休整。

从8月24日渡过黄河到10月初，陈谢集团挺进豫西，转战于陇海路潼洛段和豫西、陕南地区，连克12县，歼敌3万余人。与刘邓、陈粟大军形成一个“品”字形，插入国统区。我军的战略进攻打乱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迫使蒋介石调整部署，穷于应付。陈谢集团出豫西，有力地策应了陕北我军的行动。调动了胡宗南，减轻了毛泽东的压力。应该指出，陈谢集团的行动始终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中央向陈谢及时提供情报，商量部队行动，使陈谢部队保持高度的机动灵活，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毛泽东对陈谢的行动相当满意，10月4日给刘邓、陈粟的电报中说：“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11]

陈谢集团在陇海线和豫西纵横驰骋，使国民党统帅部非常不安。10月中旬，洛阳的李铁军兵团集中十个旅准备西进，先头部队整20师于20日占领新安县城。潼关的裴昌会兵团集中八个旅，先头部队27旅进至阌乡。国民党军企图两面夹击，逼迫我军决战，并恢复对陇海路的控制。

陈谢集团渡河时，豫西敌军防守薄弱，兵力分散，我军处处主动，所向披靡。现在敌军占了优势，有备而来。而我军经历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已呈疲劳之态。如何对付敌军的进攻，向何处发展，是摆在陈康面前的首要问题。

当时部队的情况，据陈谢10月24日给军委的报告说：各部队伤亡和逃亡共计12 000余人，后来四纵归队1 500余人，补充俘虏和新兵7 200余人，又恢复到出征时的人数。给养除陕南等少数地区外尚不困难，主要采取吃大户的办法。部队所过之处已经摆开四个分区的架子，发动群众分粮、分浮财和土地。报告说：“部队发动群众，四纵本身已开始成为群众性运动，但经验少，地方干部全部只有数百人。”

国民党军从两面向我军逼近，是就地坚持与敌军决战，还是转移到其他地区？毛泽东11月4日指示陈谢，要他们以一部牵制裴昌会兵团于陇海线地区，主力向豫西运动开辟新的根据地。电报说：“你们应准备陕、灵、阌、渑、洛诸城全部失去，而只坚持农村，黄河南北交通暂时断绝。待你们在东面及南面打开局面，并寻机歼灭李铁军兵团一部或数部之后，在胡军已分散在陇海线之后，即可找到歼灭胡军重占陇海之机会。”

陈赓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他回忆说：“主席的这个指示又是十分英明的。如果我们当时就和敌人争夺这一段陇海路，会陷于被动，难于发展。转师向南，乘虚消灭豫西各县分散守备之敌，开辟广大地区，既能创立根据地，使作战有所依托，又能东向平汉路，直接配合挺进中原的主力作战。这是从中原大局着眼的极为有利的一种安排。”[12]11月6日陈谢复电，部署38军55师在灵宝、阌乡、陕县就地坚持，牵制裴昌会兵团；以刘金轩的12旅坚持卢氏，并与38军主力相机收复陕南根据地，配合主力作战。主力则向东南展开，四纵为左路，夺取临汝、郏县、登封；九纵为右路，攻取宝丰、南召、鲁山等地。部队已于10月底开始行动。

周希汉指挥的10旅是四纵的先锋。11月1日，10旅逼近临汝，守敌放弃县城向郏县逃跑。10旅紧追不舍，到郏县郊外，周希汉派侦察组窃听敌军电话，得知郏县城内是敌整15师师部和64旅约3 000余人，师长武庭麟也在城内。周希汉此时无法与陈赓联系，他与干部们研究情况，认为敌军刚到此地，立足未稳，工事不坚固，64旅刚在铁门遭我重创，士气低落。我军如果迅速发起攻击，有把握歼灭这股敌人。周希汉决定不请示，立即开始攻击。主攻方向开始是西门和北门，因攻击仓促，经过一天激烈战斗，未能突破，伤亡较大。周希汉调整部署，4日晚上再度发起攻击。佯攻西门、北门，吸引敌军；集中火力于东门，用150公斤炸药将城门炸开，突击队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这时，李铁军的援军已进至郏县东30里处，几小时后就可赶到。周希汉在紧要关头毫不动摇，命令部队加紧攻击，一定要在敌援军到达前歼灭15师。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军终于瓦解，四散逃命或向我军投降。战斗英雄时来亮一个班打得只剩5人，而且全部负伤。但没有一个人下火线，与班长一起捉拿俘虏。这个班俘虏敌军44人，时来亮一人抓了11人。战士常明礼端着机枪冲进一个大院，里面拥挤着60多个敌人。常明礼高喊：“快缴枪，不缴枪我就打了！”敌人害怕，纷纷缴枪投降。几个人从屋里搀扶出一个身材肥胖的军官，就是武庭麟。常明礼上前说：“师长，我把你解放了，跟我走吧。”武庭麟吓得浑身发抖，常又说：“你不要怕，我们不打你又不杀你。我就是从中央军1军过来的，跟我走吧。”武庭麟这才跟着向城外走。路上遇见几个战士，他们说：“武师长你也解放啦！我们过去都是15师的，现在是解放军了，你也好好转变吧。”[13]战斗结束后，周希汉命令部队迅速撤离，第二天整3师占领郏县，已是一座空城。郏县战斗10旅俘虏15师师长以下2 000余人，毙敌500人，我方伤亡300余人。陈赓对郏县战斗非常满意，称赞10旅“创机动歼敌范例”。

与此同时，九纵25旅攻克鲁山、方城，26旅占领宝丰、叶县，27旅夺取南召，28旅占领登封。我军在伏牛山北麓展开，又开辟了一大片新区。但是敌情也很严重，我军在南召、方城地区集结时，李铁军带着整3师、20师等七个旅尾随而来，要抓住我军决战。西面裴昌会兵团也占领了灵宝、卢氏，即将对我军形成合围。打，还是不打，需要迅速决断。11月8日，陈赓在南召店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各旅的干部骑马匆匆赶来。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有的同志主张打，先歼敌一部也好，否则就进伏牛山，在山里建立根据地。

陈赓不同意这种极端的做法。他分析形势说：渡河之初，我强敌弱，敌人怕挨打而我们坚决打，是主动；尔后裴、李两敌兵力大于我们，企图使我在被夹击形势下作战，我们就坚决地走，也是主动。当前李铁军兵团与我力量相当，急于找我们决战，气焰正高，我们不是不敢打，而是没有把握将其歼灭。如果打不好，不仅长了敌人志气，还会影响我军的士气，使敌人赢得主动。我们千万不要打无把握之仗，更不要退向伏牛山避敌，而是要积极创作战机，歼灭李铁军兵团，同时搞好根据地建设。[14]陈赓讲话后，还有人不赞成，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陈赓把俘虏的武庭麟等找来，详细了解李铁军的行动情况。武庭麟等比较老实，交代了敌军的部署和行动计划。陈赓有了底，作出决定：由九纵政委黄镇指挥四纵13旅、九纵25旅伪装兵团主力，将李铁军兵团诱至鄂豫陕交界地区，将其拖垮、拉开后相机歼灭；以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指挥26、27旅向鲁山、宝丰地区展开，扫荡土匪，发动群众；陈谢指挥四纵10、11旅在叶县、方城地区隐蔽待机。已经西进的12旅和38军17师继续向陕南进军，开辟根据地。这个部署的目的是拖散敌人，巩固伏牛山中心区，开展新区，设法以后与刘邓、陈粟大军会合进行平汉路战役。陈谢11月12日给各部的指示强调：“此行动对今后关系甚大，应乘李铁军集结，胡匪在该地行进途中坚决完成各自任务，不打无把握的仗，但反对消极等待，致陷被动。”

南召店会议以后，各部即开始行动。最重要的任务是13旅，负责牵着李铁军兵团的鼻子走。陈赓特别向13旅陈康旅长交代，一定要设法把敌军主力牵进伏牛山去，把敌人拖垮拖瘦，为主力建立根据地、争取主动创造条件。这个任务可不轻松，13旅和25旅总共不过5 000人，要引着3万敌军走山路，李铁军能轻易就范吗？陈康故意虚张声势，从南召店一出来，就拉开队伍，喧喧闹闹，宿营时到处点火，像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行军。李铁军到达南召店后，又扑了空，只侦察到13旅的踪迹。他派一个旅在后面跟随，看看虚实再说。陈赓见李铁军不上钩，命令陈康坚决打下镇平县城，把声势搞大些。16日，13旅猛攻镇平，把所有的炮弹都用上，几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九纵25旅与13旅平行前进，也拿下镇平县城附近的石佛寺。李铁军判断我军主力要攻南阳，谁知我军虚晃一枪，向西边的内乡去了。整3师向内乡扑来后，我军主动撤围。李铁军判断内乡的我军不像陈谢主力，于是让整3师和47师的125旅向西峡口、夏馆前进，把20师留在南阳机动，47师124旅驻宝丰，李铁军兵团就这样被扯散了，无法集中优势兵力与我军决战。

李铁军率整3师西去后，陈赓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展开。10旅攻克方城、南召，11旅攻克泌阳、唐河、桐柏，九纵26旅攻克临汝、上店、下店，27旅攻克鲁山。在伏牛山以东展开的过程中，我军总是能够避实就虚，没有发生过遭遇敌军主力吃亏的事，主要是陈赓随时掌握敌军行动的情报。毛泽东在陕北不断向陈赓通报敌情，为了配合陈赓行动，10月中旬军委专门派了一个侦察监听小组到陈赓的司令部。他们每天监听各方面敌军电台的往来电报，破译密码，敌军的动向陈赓可以预先知道。而我军的行踪敌军则一无所知，只能派侦察部队搜索提供情况。陈康率13旅牵敌西进，每天都得到陈赓的指示。敌军好像听陈赓的指挥，说他到哪就到哪。陈康以为兵团首长神机妙算，后来才知道其中的奥秘。[15]

12月基本上没打什么仗，陈赓将部队分散开，在豫西南各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各部队抽调干部2 000多人，战士3 000多人参加地方工作，建立了以韩钧为司令员的豫陕鄂军区（亦称后方司令部），下辖八个分区，司令部驻鲁山。主力部队以团为单位消灭土匪。豫西匪患之重是人人皆知的，自晚清民国以来，各县都有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装，占据山头，称霸一方。蒋介石也拿土匪没办法，只有招安，委个官衔，收编部队。像武庭麟就是豫西最大的土匪头子之一。不消灭土匪，我军就站不住脚，群众也不敢起来。陈赓抓剿匪，不仅扫荡了大批土匪武装，缴获了枪支，而且使贫苦群众真正得到了翻身，为建立巩固的豫西根据地打下坚实的基础。12月6日，陈谢就剿匪和开辟根据地向军委作了详细报告：

（1）自主力出豫西南一月余，没有打大仗，主要是歼灭土顽。先后攻克县城12座，共歼10 200余人。现为我控制者有南（召）、方（城）、鲁（山）、宝（丰）、临（汝）、伊（川）、伊（阳）、洛（宁）、渑（池）、嵩（县）、滦（川）11个县，共划分七个分区。但卢（氏）、灵（宝）、郏（县）、陕（县）的一个分区与陕南商洛的二分区，在胡匪与土顽进攻下，目前大部乃至全部退出。

（2）豫西尤以豫西南的特点是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群众容易发动。群众见我军如见青天一样。没有党的基础，只有南（召）、方（城）、唐（河）、泌（阳）、桐（柏）诸县才恢复不久，有少许党的组织。地主土匪武装也空前的强大，每县约以数千至数万条枪计。在发动群众中，没有强大武装的支持是不行的。如灵宝的经验，二十几天内，有数万农民翻身的高潮，但地主来了，被突然袭击，虽然一县之内有38军55师全部，也不能打垮地主的进攻。结果全县翻身群众被地主完全摧毁，有的叛变，有的逃跑，只带出来400人的翻身队。以后群众不敢与我接近，全县成了匪民不分的形势。我军每到一地，根本找不到一个群众。这一反动的利用地主武装与我打游击的经验，敌人正在发展。沿陇海线沿洛河与陕南各地，凡是没有被我打败的地主武装种子，都被暂编成纵队、支队等名义。

（3）目前部队主要是分散消灭土顽与发动群众，并将38军全部，四纵12旅全部，11、13、22旅各一个团，九纵两个团，另全军每团抽一个连与一个独立营干部架子，各种教导队、随校，归各分区使用。初期部队对消灭土顽不大注意，目前已有进步。但部队因长期集中作战与此地地主武装强大，故小部队不易活动，现在克服中。

（4）部队因不断地进行俘虏补充，故减员不大。四纵10旅每团仍有2 200人，11旅、12旅、13旅每团有1 700人至1 900人，但黄河南的俘虏在连队中占1/3到一半，九纵只有15 000人，38军8 000人，22旅每团1 400人。

（5）部队原在黄河北已进行了土地改革教育，干部以发动群众为荣，已较普遍，但经验少。流动性大，只能作到初步的点火作用。根据地干部一方面质量不好，开始受旧的经验束缚，没有游击战的精神准备与武装斗争的经验，目前已有进步。

（6）目前周围对付的敌人已有七师之众，故西线的情况较紧张。但只要敌人不再继续增加或有时还稍有减少，我们是有信心开展伏牛山根据地的。

[1]　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页。

[3]　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38页。

[5]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238页。

[7]　《南征一年》四纵分册。

[8]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200页。

[9]　《南征一年》九纵分册。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55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4年初稿。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12]　陈赓：《挺进豫西》，《人民日报》1961年1月1日。

[13]　《南征一年》四纵分册。

[14]　陈康：《英明的决策，高超的指挥》。

[15]　穆欣著：《陈赓大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

第22章　大别山反围攻

十纵、十二纵南下增援——白崇禧调集重兵“围剿”大别山——刘邓分兵——刘伯承遇险——分头运动扯散敌军——艰苦的无后方作战——邓小平提出“避战”策略——蒋介石下令“筑寨并村”——大别山我军陷入困境——土改中“左”的错误及其后果——刘邓建议主力撤至淮北——元宵节刘邓会师——部队的损失和悲观情绪——刘邓总结大别山斗争

刘邓大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克服无后方作战的种种困难，在大别山站住了脚。毛泽东关注着这支战略进攻的先锋部队，晋冀鲁豫解放区也想方设法为野战军提供帮助。

刘邓到达大别山后，向后方反映了缺乏经费、弹药等困难，毛泽东立即下令为刘邓大军输送物资支援。9月22日他指示陈粟和徐向前、滕代远，要王宏坤的十纵南下。“该纵南下任务首先是专为刘邓护送物资，并须自负全责。”运送的主要是款项、医药品、迫击炮弹和其他必需品。晋冀鲁豫军区迅速筹措了黄金、银元、弹药和各种物资，十纵19 000余人在王宏坤司令员、刘志坚政委带领下，于1947年10月15日从河北馆陶出发经冀鲁豫、豫皖苏南下。大别山根据地建设急需地方干部，军区委派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带2 000干部随十纵行动。十纵南下路线基本与刘邓主力相同，当时华野挺进豫皖苏，开辟了新区，为十纵提供了一些帮助。

与此同时，原中原军区部队组成的第十二纵在司令员赵基梅、政委文建武带领下从山西晋城出发，到达豫皖苏新区的淮阳随华野行动。10月上旬他们也接到南下大别山的命令。陈毅司令员特地到淮阳的汲冢村会见十二纵的干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也是出征前的动员。随后，十二纵开始向大别山进军，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随军行动。

得知十纵、十二纵南下，刘邓非常高兴。他们命令一纵和二纵北上，到光山一带接应南下部队。杨勇和陈再道带上部队急行军，虽然还是爬山，走水田，但比刚来时习惯多了。11月27日，十纵渡过淮河进入光山境内，二纵也同时赶到，两支部队在文殊寺镇会师。30日，刘邓来到文殊寺，与王宏坤、刘志坚、李雪峰等同志见面。[1]刘邓高度评价十纵克服重重困难，为主力带来了增援的物资。十纵和后方干部的到来，增强了大别山我军的力量。几天后，十二纵在罗山县的苏家河与刘邓主力会师。刘邓看望了十二纵的干部，将李人林、张才千指挥的中原独立旅归还十二纵建制。这些中原突围的老战士在当年战斗过的老区会合，心情格外激动。

陈再道与王宏坤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二纵与十纵都是冀南的子弟兵。为了庆祝大别山会师，12月3日，两个纵队团以上干部在文殊寺北面的王下店聚会。陈再道命令宰了两只猪，吃顿肉菜。大家刚拿起筷子吃饭，枪声响了。国民党军又向我军发起进攻。二纵部队与国民党军交火，抓住俘虏一问，原来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11师过来了。[2]

自刘邓大军到长江北岸展开后，国民党统帅部极为忧虑，生怕我军渡过长江。11月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指挥。华中是白崇禧的老巢，他尽管与蒋介石勾心斗角，这次执行命令却是认真的。为了将我军消灭在大别山，他调集了优势的机动兵力。以63、69师担任江防，从豫皖苏、山东调来9、11、25、26、28师，加上原在大别山的7、10、40、48、52、56、58、85、88九个师，共十五个整编师30万人的兵力，加上空军、海军的配合，企图分进合击，彻底摧毁我大别山根据地。11月27日，白崇禧向各师下达了分进合击大别山的命令，行动的时间定在12月3日。

国民党军开始行动后，大别山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原来军委计划刘邓、陈粟、陈谢三部会师中原，破击平汉路。刘邓根据各方汇集的情报，12月4日报告军委：“现大别山地区情况较紧张。48师已占立煌，58师主力到商城，7师已占太湖，28师一个旅占广济。并又悉：25师将到罗田、英山，昨日10师、11师在光山以南向我进攻，85师附11师之118旅在黄陂。因此，平汉路破击必须推迟，陈谢、陈粟均不再受该战役之约束。按本身情况，我正：1．乘机先将十纵向桐柏军区、十二纵向江汉军区展开；2．野战军寻机歼敌一路，打退敌之进攻；3．以后再找良机破击平汉路。”

刘邓分析了敌我情况，考虑到敌军的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密集靠拢，我军难以捕捉战机。大别山根据地尚未巩固，中心地区山高路险，不便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带人口稀少，粮食也很困难，因此不能采取集中主力与敌硬拼的打法。12月8日刘邓就我之对策电告军委：“敌向大别山，已发现有33个旅近80个团，每路为两个师以上。其目的似在迫我向西、向北。根据现况，我不能过早布置主力作战。而我实力只能歼敌孤立的一个师，多便吃不消。故我决心将王（宏坤）纵、赵（基梅）纵迅速进入桐柏山、江汉区。其余主力适时分遣集结，依托大别山作宽大机动。必要时可暂时渡淮河机动，把敌拖一时期，再打中等歼灭战。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惟士气颇好。但须有友邻部队有力配合，拖散一部敌人。”

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清剿”，刘邓反复研究对策。刘伯承回忆：“我军跃进大别山后，从全局战局来说，我们是处在外线作战。但是，就大别山这个地区来说，敌人集中重兵对我进行围攻，我们则又是处在外线中的内线了。斗争是复杂的，局势是严重的。但是，小平同志指出：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围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大别山是敌人的战略要害地区，敌人越是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敌人已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进攻了。……我们跃进到大别山，正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向我进攻。把敌人吸引来的越多，我们背得越重，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而各兄弟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也正是对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最有力的支持。”[3]

12月7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48、58师到达商城一线，10、11师到达光山、经扶，7、28师到达罗田，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日见严峻。8日到9日，野战军指挥部在礼山（今湖北大悟）县门前湾开会研究对策。决定采取“避战”方针，部队分头行动，跳出包围圈，利用大别山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并以一部转移到淮河以北，十纵和十二纵在江汉、桐柏区展开，将集中的敌人扯散。为了保证部队行动迅速，便于打仗，司令部通知各单位轻装。轻装下来的东西，可以分给老百姓。军用物资则就地掩埋隐蔽。为了便于指挥，刘邓决定将机关分为前方和后方两个指挥所。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带领“前指”500余人和二、三、六纵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斗争，刘伯承、张际春带领“后指”及中原局机关900余人和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到外线作战。

12月11日，刘邓行军至礼山东南的黄陂站（今大悟黄站），正式分兵。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黄昏，刘邓两人并肩步行，走了很长的路。形势的险恶、分兵后面临的各种情况，他们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为了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刘伯承命令李达参谋长把警卫团留下。邓小平要刘伯承注意身体，多多保重。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相互道别。刘伯承上马后对身边的随员说：“如果我们北上受阻，不幸被敌人冲散，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到文殊寺去找邓政委。”[4]

这一夜，两路人马紧张行军。前指转移之途路窄、水多，且有大雾，对面不见人。没有向导，李达参谋长走在队伍最前面，到路难走的地方，他与战士一起动手修路。前指机关一夜行军，进入经扶境内，摆脱了国民党军。

刘伯承这一路11日夜经宣化店、定远店，行军80里，到达光山崔家畈。因敌军跟得很紧，后指机关几天内得不到喘息，沿途枪声不断，时常与国民党军发生接触。14日，刘伯承等行军到达光山北向店附近的何小寨宿营。这时有一股敌军路过，与我军同住一村。当时天黑雾浓，我方的通信员在途中发现两个身背卡宾枪的敌人士兵，机智地叫他们和自己一道走，走到我军住的院子里将二人俘虏。一问才知道是国民党军主力第11师的18旅来了。在通信员来报告敌情之前，刘伯承也得到老百姓报告，说村子那边也有军队，正在伐木修工事。刘伯承派侦察员向村中摸索，无意中闯进一个有人的院落。这里是敌军的团部，双方惊异之下都操枪就打。这时，刘伯承身边没有部队，张际春副政委身边也仅有一个警卫班，还住在别的村子里。刘伯承接到通信员和跑回来的侦察员报告，判断敌军尚未摸清我军底细，果断下令随行人员乘着大雾掩护，迅速脱离危险地带。[5]急行军十几里，到达一纵20旅驻地。等敌军发觉，刘伯承命令一纵1、2旅阻击整11师，20旅掩护后指机关转移。双方打了一夜，天亮前我军主动撤离。11师也不知有多少解放军，没有追击，一场惊险的遭遇战这样结束了。事后刘伯承说：“我带着直属队、中原局机关一大摊子转移，好比是李逵背娘。这回差一点当了李逵，让老虎把娘吃掉，可要记取教训啊！”

那几天气候非常恶劣，风雨交加，夜里下起鹅毛大雪。当地居民稀少，住房分散，部队食宿很难筹措。即使有房子住，又缺取暖的柴禾，想烤干湿透的衣服都很困难。16日，刘伯承率后指机关在息县东南北渡淮河。这一段淮河不算很宽，但河水冰冷刺骨。工兵搭的一座独木桥，因人多不堪重负倒塌。一纵干部战士只得脱掉棉裤，徒涉过河。虽然短短几分钟就走到北岸，但每个人的下肢都冻得失去知觉。指挥员命令不许休息，一直活动到身上有热的感觉，才套上棉裤，继续行军。[6]就这样经过正阳、新蔡，到22日进入安徽临泉县境内。这里是九江与蚌埠国民党军指挥部的接合部，是所谓“两不管”的地方。后指机关才脱离了险情，得到一段休整的时间。

为了使国民党军的合围“清剿”扑空，分散敌军兵力，刘邓12月17日指示各纵队：“决将野战兵团适当分遣，一纵位于淮河南北，包括新蔡、息县、汝南、正阳及潢川、光山以西地区；二纵位于经扶、立煌之线以北地区；六纵位于大别山南地区；三纵位于皖西地区，辗转机动。其好处是：（1）容易争取一个旅以下的歼灭战；（2）容易集结两个纵队作战；（3）避免大兵团集结被迫作战的毛病；（4）便于进行地方工作，填满空白；（5）在肥区吃粮食；（6）容易解决财政困难，夏衣问题。”根据这个指示，各纵队都分散成以旅为单位，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机动作战。

陈再道回忆这段时间二纵的情况说：“当时斗争环境特别艰苦，部队天天行军作战，没有休息时间。要牵着敌人转，就必须打仗，你不打，敌人就不会来；打久了也不行，敌人分几路赶来，你摆脱不了就会吃亏。当时我们总想寻找机会打个歼灭战，但未能如愿。”12月13日，二纵到达皖西的叶集，听说附近的姚李庙住着敌军一个团，陈再道集结4旅和6旅准备吃掉这股敌军，打个歼灭战鼓舞士气。没想到战斗打响后雨雪交加，战士们在泥泞中作战，非常艰苦。打了一夜，已经冲到村子里面，敌军依托一个水围子固守。我军几次冲锋不奏效，天亮时得知46师从六安赶来增援。陈再道命令4旅到东边的挥手店打援。第二天，4旅在挥手店与46师先头部队激战。当时天下着雨，团指挥员也没来得及看地形就命令往村里攻。部队被一个水塘挡住，敌军在村里用密集火力抵抗，我军牺牲了30多人。这时46师主力赶到，在不利情况下，陈再道命令撤出战斗，二纵到顾店集结。“这一天大雪纷飞，道路泥泞，有的部队按时到达目的地，有的走了不到一半路程，真是把部队拖得人困马乏。”

17日，二纵到达霍邱以南的西皋店，敌军暂时停止追击，我军得到两天休整。陈再道召集4旅干部开会总结教训，研究行动计划。20日他们开完会搞个会餐，“刚拿起筷子，就听到枪声响了。原来敌46师攻上来了，离旅部只有四里。干部们听枪炮声习惯了，一个个大吃二喝，硬是把肉吃完才离开”。4旅与敌军交火，发现敌军来势汹汹，陈再道命令向南撤退到立煌县境内，再进大别山。当晚4旅撤出西皋店，经叶集渡过史河。部队在泥泞中走了一夜，与6旅会合，部队拥挤在史河边上过不去。陈再道怕敌军上来背水作战，命令全军徒涉史河。史河结着薄冰，干部战士们冒着刺骨的寒冷光着腿过河，皮肤都被冰划破了。上岸后赶紧用毛巾擦干，活动开了再穿上裤子走。这样走了一天一夜，21日中午到达叶集以南的孙家滩才休息。[7]

为了摆脱敌人，不走路是不行的。刘伯承后来说：“有些同志怕走路。因为我们现在走路，要么不走，要么就跑。‘跟上跟上’乱跑一阵，有些跑得累死人，路都不会走。部队行动有三个内容：一行军，二宿营，三战斗。走路也是战术，你如果不会行军，不会宿营，还有什么战术！”“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象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你来时，我就一闪，那边就多啃一口。他一闪，我就多啃一口。你帮我一手，我帮你一手，我想这就是办法。……但是要走路，不走路不行。总之，我们要打大运动战。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大家都出主意，有的啃骨头，有的吃肉。有时你这回啃骨头，下回还啃骨头，第三回还啃骨头。这要说清楚，不要因为你这会儿啃骨头，下回就一定让你吃肉，没有那回事情。”[8]

为了缓解大别山的严重局面，支援刘邓。中央军委指示陈粟、陈谢两路大军在中原出击，大破陇海、平汉路，吸引国民党军增援。没想到白崇禧不为所动，坚持对大别山的“清剿”。12月22日，刘邓致电军委：“此次我陈粟、陈谢大破平汉、陇海，战绩辉煌。但敌仍图保持其大别山的重点主义，而不抽兵北援。……其意图似在兼顾南北，而不变重点。甚至对我王、赵两纵出江汉、桐柏也置之不理。故大别山的形势在长期内虽时紧时松，必较严重。我们对此已作思想准备，并采取以纵队为单位，灵活分遣集结，打小歼灭仗。强调军队、地方抓空深入土改的方针。这次敌人不管陈粟、陈谢，不管王纵、赵纵，使我奏效江汉、桐柏展开。而我大别山野战兵团又已分别跳出包围圈（我伤亡减员两三千），于全局仍属有利。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灭敌两三个师，使敌人不能不从大别山抽兵。只要抽出两个师，局面即可改观。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要在大别山坚持，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但是又不能与敌军硬拼。邓小平提出“避战”的方针，与敌军周旋。他回忆说：“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9]

白崇禧指挥三十多个旅对大别山进行一个月的“清剿”，各部队跑来跑去，却始终没抓住刘邓主力。蒋介石又生一计，12月29日他在汉口召集大别山“清剿”部队将领开会，说：“现在要讲到今后大别山区剿匪的计划，据我近来研究的结果，认为有一个方法绝对可以打破匪军占‘面’的阴谋。这个方法就是古人所谓‘筑寨并村’的方法。即就地理形势，选择重要的地区，将其中已有的一个村落加以扩大，并构筑防御工事，然后将其附近十里或二十里的村落并入，而形成中心寨。其他的村落并不必拆毁，而且匪军不来时人民仍可在原有的村庄居住。不过要将粮食物资集中于中心寨，加以严格的管理。一旦匪军窜入，则附近村落的人民必须进入中心寨，共同防御。这就是并村筑寨的大意。”[10]

蒋介石的这一手是很毒辣的。他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我军在大别山的生存基础，使我军在山区无法生存。邓小平率领前指机关在大别山机动过程中，生活确实非常艰苦。12月29日，前指机关从商城县南的长竹园镇出发，冒着阴雨走了一天一夜，到达曲河边上的小村熊家畈。人困马乏，一到宿营地，大家一个个躺在稻草上，牲口不等下鞍架就在地上打滚。当地老乡都躲起来，李达参谋长找不到人。没有粮食，连做饭的锅也没有。邓小平、李先念、李达与大家一样，又冷又饿。警卫员要找些稻草来给首长烤火，邓小平说：“不用烤火。大家都过得去，我们怕什么？要知道，群众的一根草也来之不易呀。”通信员找了好几个小湾子，才找到一个很小的破锅。同志们把破锅糊了糊，勉强做了一顿饭。[11]

大别山反“清剿”期间，刘邓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甚至比刚到大别山时还困难。陈再道对此深有感触：“部队进入山区，首先碰到的是住房困难。山区村庄和平原地区不同，什么李家湾、张家湾，实际上就是一两户或两三户人家，一个排也住不下。再者，部队集中到一个地区，筹粮吃饭就很难解决。部队在富裕地区筹借些粮食，离开时每人背一米袋口粮，以便备用，我们纵队几个领导的身上都背有一袋米。到了贫苦地区或山区，筹不到粮食时，就吃米袋里的口粮。不然你借不到，买不到，部队没饭吃，最令人头疼。在内线作战时，有根据地广大人民支援，吃饭、穿衣全不用操心。现在是在新区作战，才尝到无后方作战的苦头。”[12]

出现如此困难的情况，有几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军在大别山区胁迫老百姓移村并寨，制造无人区。二是建立严密的保甲组织，用残酷手段控制群众，不许群众为我军提供帮助。所以我军所到之处，群众非躲即藏。三是我军四处运动，群众对我军能否胜利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此是很清楚的。他在豫陕鄂地委干部会议上说：“最根本的只有依靠群众。开始群众是‘没有’的，可是一定要走向‘有’。我们天天打，有了胜利，群众才会来。如果我们天天跑反（当地人称躲避敌人——作者注），群众一定不会靠近我们。”

毛泽东对大别山的情况非常关注。想把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联合起来，配合作战，以改变中原局势。粟裕原来约定1948年2月开始行动。当刘邓正在集结部队时，白崇禧又察觉到了，以几个师的兵力向刘邓压来。刘邓不得已，只得将部队再度分散。1月26日刘邓电告军委：“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他们要求华野的宋时轮、王秉璋纵队迅速南下，将解放区的新兵送来补充大别山部队，然后刘邓采取宽大机动，或出淮北，或出江汉，但大别山要受很大摧残。

毛泽东第二天就指示陈粟、陈谢：“陈粟、陈谢两军，以配合刘邓作战为第一任务。其次才是配合他区。你们两军2月开始的新作战，从各方面考虑，自以向南阳、襄樊方向意义最大。”

1948年初的两个月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最艰苦的时期。长时间处于敌军重兵包围之下，得不到补充和休整。在这种环境下，根据地建设和土改自然无法顺利开展，而且还出现了“左”的错误。其表现就是分浮财和乱杀人。据邓小平1948年7月给毛主席的报告说：“中原各区的‘左’，大体上都是两个月左右。1月间开始纠正。纠正的过程略有不同，但颇费力。大别山因为干部较多，领导机关所在，‘左’得最厉害。特别是（1947年）12月起敌情严重，故‘左’的原形暴露得也最厉害。但在1月以后，因环境不许可，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土改。”

李雪峰到大别山后，奉命到淮西（沙河以南、淮河以西以北）地区领导开辟根据地和土改工作。他目睹了一些“左”的情况，1948年1月18日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报告反映：我们派往地方的干部在建立武装过程中，主要采取收编地主武装的形式，称之为“拉铺”。这些武装严重不纯，干了很多坏事。“有一个县大队有一、二百条骡马，两个月吃了百姓两百条猪。随便向群众征收强派，甚至抢劫，群众呼为‘土八路’。严重地破坏我军声誉，造成群众怀疑与疏远我们。我军到各村群众误为‘土八路’，坚决不开寨门，且有不少半夜鸣枪的。经我艰苦说明并证实后，群众才开门，并向我们诉苦。看来，这样的招兵买马‘拉铺’成立武装，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关于分浮财，李雪峰写道：“分浮财是群众一般的迫切要求。我们一进大别山，地主即纷纷将粮食出口。当时我们采取快分办法，先把粮食分到群众手里。在淮西，一则大军过路搞了一下，工作未接下去；二则两月来又未认真领导群众分，把地主警觉了。群众未跟上，发生粮食大批出口，浮财分散，加以各方贪污浪费，在这样的产粮区已有春荒之虞。在分浮财的地方缺乏组织，阶级阵容不清，形式是一村一村辗转去分，实际是吃大户，叫做‘嗡’。好处是满足了群众一些要求，启发了群众进一步分地的要求。但流氓、地富狗腿及伪装分子大批混入，浪费很大。这村打那村，引起了群众之间的纠纷。大别山还有所谓‘越界打土豪’，甚至出县去打，去打的人是一部分群众，分子也很复杂。”[13]

邓小平也认识到“左”的错误给大别山斗争造成的重大危害。他指出：走马点火和分浮财的政策虽然暂时满足了一些群众的利益，但“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军粮供应上损坏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

由打土豪、分浮财引起的另一恶果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该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

“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为最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

邓小平总结说：“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14]

虽然邓小平等努力纠正在大别山土改中“左”的错误，但前段土改造成的后果已经破坏了我军在当地的生存环境和群众基础。分浮财已经把粮食分光了，军队无粮可筹。群众被“左”的政策吓怕了，不敢接近和帮助我们。加上国民党军的“清剿”和地主武装、保甲的暴动，我军在大别山区活动范围日趋萎缩。生活的困难和行军的艰苦，使我军一些干部战士产生悲观情绪，士气和作战都受到影响。1948年1月10日，一纵59团的一个营在息县包信集附近遭国民党军10师袭击，损失很大。当时敌军尾随，59团的干部怕疲劳，只走了50里就在公路边上宿营。敌军攻击时，59团干部处置失当，未组织防御和反击，而是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刘邓31日发出通报，斥责这种“无斗志、无责任心的严重表现”和“极端可耻行为。”这个事件不是偶然的，正如后来战史总结说：“我第二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纵队）首先执行战略跃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自1947年9月至1948年3月，虽卓绝地完成了开辟战略前进基地、牵制大量敌人、掩护全军顺利遂行战略反攻的光荣使命，但本身因长期处于敌人重点进攻，进行无后方作战，部队减员极大，武器装备埋藏甚多，弹药亦极缺乏。更兼新区政策因树敌过多，致各种供应均甚困难。部队在这种既不能打好仗，处境又日益艰难的环境中，亦日渐滋长和发展右倾情绪。”[15]

1948年2月，鉴于陈粟、陈谢已在中原展开，可与刘邓形成配合。全国战场上我军已转入全面反攻，刘邓主力在大别山区坚持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刘邓分别请示中央，希望转向中原机动。2月8日刘伯承在后指请示：“我们感到最近两个月来，因领导和指挥上困难很多，大别山斗争紧张。后方炸弹厂、医院、学校、报纸、通讯社都不能办，现各纵队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和作战，因敌情紧张，很难得到休整机会。炸弹都无法供应，影响作战甚大。……最近中央把榘唐、陈谢一并划归我们指挥，领导分散、不集中。为了全面领导指挥的便利，是否可以考虑把中原领导机关转移至豫西和桐柏间。那里虽甚贫瘠，但似不像大别山动荡。安置后方及与后方联系都可能要便利些。”9日邓小平在前指请示：“我野后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圈子。我们指挥所则拟相机移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

刘邓的考虑与毛泽东基本一致。17日毛泽东复电邓小平、李先念：“我的意见，大别山全区交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与伯承会合，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二个机动旅）。大别桐柏江汉三区均为辅助战场，北面为主要战场。”[16]20日毛泽东再次电告邓小平：“同意你们四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

2月24日恰逢元宵节，这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分别率领后指和前指机关行军数十里，在安徽临泉县南的韦寨会合。经历了75天艰苦的日子，重逢令大家格外激动。二、三、六纵也相继集结，渡淮北上。3月4日，二纵纵直和4、6旅到达新蔡东南，再转至临泉老集休整。27日，六纵和三纵9旅渡过淮河向安徽境内转移，进至阜南县境内的龙王集、五花集一带。28日，三纵机关和7、8旅北渡淮河，进至薛集（今阜南县城）、双碑湖地区。至此，刘邓大军完成了跃进大别山和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据统计，从鲁西南出征时全军共124 000余人。其中野直6 370人，一纵33 357人，二纵31 000人，三纵26 468人，六纵26 322人。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野直1 938人，一纵17 042人，二纵12 418人，三纵13 208人，六纵14 016人，共计58 600人。在减少的人数中有行军掉队的、伤病就地安置的、作战阵亡的、留在地方工作的，当然还有逃亡的。武器装备还有机枪1 518挺，山炮23门、迫击炮74门。山炮、野炮、榴弹炮等重炮都损失了。刘邓大军可谓元气大伤，急需休整补充。[17]

离开大别山回到平原地区，算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许多干部打不起精神。二纵主力转移时，参谋长王蕴瑞也奉命率领400多开辟地方工作的机关干部撤离立煌归建。到达临泉老集休整时，钟汉华副政委召集宣传部同志开会，问干事杜炳如：“你的笔是不是在大别山丢了？怎么不写文章啦！”杜说：“笔没丢，稿件全丢了。”钟汉华说：“丢了重新写，要鼓起劲来，大别山斗争要大书特书。”杜炳如答应了，但有气无力。当时干部们都有情绪，认为在大别山付的代价太大，还没坚持住。有的干部说：“你看看，我们连队进军时近200人，现在还不到100，这是什么伟大胜利？不懂。”还有的说：“现在5旅留在大别山坚持，4旅和6旅加上纵队机关才9 000多人。”还有的讲怪话：“现在脚算沾住地了，大别山，再见吧。”

刘伯承听陈再道司令员反映的部队思想情况，决定到二纵作一次报告，为大家打通思想。3月上旬的一天，刘伯承来到老集，在一个打谷场上为二纵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总结了大别山的斗争，充分肯定了大家的成绩。讲到今后的战争形势和部队的任务，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18]

4月17日，刘伯承又为三、六纵队干部作报告，他开口就说：“有人问：我们究竟是不是战略反攻？如果是战略反攻，为什么没有象去年那样多的歼灭敌人？”

他说：“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毛主席的战略指示：开始第一年是内线作战，也必须在内线作战，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以后，转入外线作战。……古人说‘中原逐鹿’，现在中原就是逐鹿场。当时我们说三把锥子向中原锥，南到长江岸是一把，豫陕鄂是一把，豫皖苏也是一把。蒋介石所说的要改观，现在是改了一个坏观，我们是完成了跃进的任务。大家还记得，跃进的任务是一个险关，毛主席当时就给我们估计了三个前途：一个是付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这是我们在歼敌九个半旅后，准备反攻时讲的。现在实现了第三个前途，敌人打也打不出我们了。当然，完成一个作战任务，不出代价那只有唱戏，头一天‘杀’了第二天又活过来。可是有些同志看到付点代价就不看全局，我们饿了几顿饭，走了几天路，仿佛革命就没有前途了。”

刘伯承算了一笔账：“如果从大别山说起。我们同敌人来了四个回合，到这一次是五个回合。怎样算起呢？第一个是敌人追击，我们战略展开；第二个是敌人合击与追击，我们突围与消灭追击之敌；第三个是敌重点‘扫荡’，我们内线坚持，展开三个军区（桐柏、江汉两个军区和淮西地区），配合友邻的平汉战役，消灭第三师，给二十师以歼灭性打击；第四个是敌人反复‘扫荡’，我们坚持深入土改与游击战争的培养，配合全国的整军；第五个，我们的任务是完成掩护土改、游击战争与全军整军，然后转到集中作战，外线作战内线坚持。”

刘伯承用一个个具体事例，说明我们前四个回合是胜利了，第五个回合正在继续中。他说：“我们对全国是尽了责任的。……我们被指定的任务是很光荣的，推车子我们在第一位，走在前头。这是釜底抽薪，是厉害的，但是要不怕烧手，釜底抽薪要不烧手那是开玩笑。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几个兄弟来打他，你一拳，他一脚，其中一个兄弟被他咬掉一个指头，抓破一点皮，就认为不得了，这是什么思想方法！同时，如果不打出来，我们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就一定消耗大，牛被人家牵走，房子被人家放火烧掉，树被人家锯掉。现在我们解放区，街头上已听不到飞机的声音，娃娃生得胖胖的，为什么有的同志不这样想？只觉得自己吃了亏，只见自己的脚走烂了，饿了几顿饭，就那样狭隘？”

刘伯承强调：“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这是人民的战略，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完整的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主席的思想，我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的历史好好想一想：有枪的和没枪的打，没枪的胜；枪好的和枪坏的打，枪坏的胜；枪多的和枪少的打，枪少的胜；有飞机大炮和没飞机大炮的打，没飞机大炮的胜。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人心向背的问题。……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只有几条烂枪，说我们一定胜利，谁相信？一九四六年说蒋军必败，谁相信？今天是人民战争，这是基本形势，这点都看不到，我们太够不上毛主席的学生了。”

他说：“现在说到大别山（皖西、鄂豫），还有江汉、桐柏、豫西、陕南，外加一个豫皖苏地区，我们在中原这一块地区更要负些责任。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以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任务，要把这一基地创造成功，任务才算完成。现在只是机动范围宽一点，我们外线运动，进大别山，出大别山，在那里消灭敌人。……一切走路，把脚走坏了，都是为了这一任务，吃大米不惯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走山路，跌骑马跤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自己做衣服做鞋子也是为了这一任务，转来转去还是这一任务。有少数人想解除这一任务是不允许的，非把这一任务完成不行。我们在毛主席面前‘赌’了‘咒’的，是革命不革命就看这一点，革命就要饿饭就要走路，还要不怕死。当入党时也好，参加人民军队时也好，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具体地要打倒蒋介石，手不要发抖啊！”

刘伯承讲得慷慨激昂：“在这时候，我们要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我们在入党时、入伍时，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现在要称一称你这个布尔什维克是否足秤？我们一定要把思想弄清楚，仍旧是执行基本任务。现在我们是有成绩的，蒋介石一天一天走向失败，他表现失败情绪是有根据的。我们个别同志也表现失败情绪就不对了。二人打架，他说他失败，你说你失败，究竟是谁胜利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以前我们在大别山思想混乱，现在要充分弄清楚。要站队看一看是不是男子汉？真正的黄帝子孙。不算的，就让他去吧！‘勇’是男子头上戴一顶光荣的帽子。……现在我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敢不敢胜利，我想我们是敢于胜利。饿一顿饭，多走点路，那有什么问题？”[19]

4月25日，邓小平政委在河南鲁山召开豫陕鄂干部会议作报告时，也对大别山斗争进行了总结。他说：“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是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20]

刘伯承、邓小平的报告，澄清了大家思想上的疑团，使大家看到了几个月来艰苦奋斗的成绩，看到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前景，极大鼓舞了干部战士的士气。休整期间，全军上下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部队进行了补充，积极准备在中原战场投入新的战斗。

[1]　李雪峰：《关于大别山及淮西情况给刘少奇的信》，1948年1月18日。

[2]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3]　刘伯承：《千里跃进大别山》，载《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88页。

[4]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页。

[5]　杨志宏：《大别山后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载《刘邓大军风云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页。

[6]　汪群：《雪夜渡淮》，载《南征一年》一纵分册。

[7]　《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8]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78～479页。

[9]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10]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

[11]　魏锦国：《大别山前方指挥所七十五天记事》，载《刘邓大军风云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

[12]　《陈再道回忆录》（下册），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84页。

[13]　李雪峰：《关于大别山及淮西情况给刘少奇的信》，1948年1月18日。

[14]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3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18]　杜炳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在中野二纵》，载《刘邓大军南征记》第2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　《关于大别山斗争与全局问题》，1948年4月17日，《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66～476页。

[20]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见《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第23章　出击平汉克洛阳

刘邓发展外线，开辟新区——中原三路大军相互配合——陈唐、陈谢出击平汉路——金刚寺歼灭整3师——确山战斗未得手——二万新兵补充刘邓主力——蒋介石调整中原部署——毛泽东指示打洛阳——邱行湘洛阳布防——我军谋划洛阳攻坚——洛阳战役外围战斗——“洛阳第一营”突破东门——国民党援军伊河受阻——重炮猛轰核心阵地——攻克洛阳活捉邱行湘——我军严格执行城市政策——陈谢集团再克洛阳——毛泽东制订城市新政策——洛阳战役总结

1947年10月至1948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在大别山根据地艰苦转战，牵制了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33个旅的兵力，造成了国民党在中原、江汉平原的兵力空虚。刘邓抓住时机，确定了“以小部消耗大敌，以大部歼灭弱敌，发展外线，开辟新区”的策略。分出一部分主力，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积极开辟根据地。

以大别山区为中心，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平汉路以东的罗山、光山、经扶、黄陂、麻城、立煌、商城、潢川、蕲春、广济等20个县的全部和部分地区，建立了鄂豫军区。以王树声为司令员、段君毅为政委。

在安徽淮西的宿松、太湖、潜山、望江等县和桐城、巢县、六安等县部分地区建立皖西军区，以曾绍山为司令员、彭涛为政委。

晋冀鲁豫十纵、十二纵南下至大别山后，遵照刘邓的命令越过平汉路向桐柏、江汉区展开。12月6日，李先念在湖北礼山（今大悟）陈家湾召集十二纵干部开会，部署在江汉展开的行动计划。十纵在信阳以南的柳林车站通过平汉路时，曾遭遇国民党军的堵截，遭受了损失。十纵收拢部队，仍坚持西进，12月15日占领桐柏县城。尔后又相继解放邓县、枣阳、唐河、新野等6个县，建立桐柏军区，以王宏坤为司令员、刘志坚为政委。

十二纵在通过平汉路后，纵队司令员赵基梅突发重病去世。部队由刘建勋、张才千指挥向江汉地区展开。先后占领京山、随县、天门、钟祥等县城，建立了以大洪山为中心的江汉军区，以张才千为司令员，刘建勋为政委。

陈赓、谢富治集团在豫西展开后，已在伏牛山东麓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至1947年底，先后占领了郏县、南召、方城、宝丰、鲁山、禹县、密县、襄城、镇平等30余县，分遣了三分之一的部队开辟地方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豫陕鄂军区，以韩钧为司令员、裴孟飞为政委。另外，四纵12旅和38军17师再次进入豫陕边，解放了郧阳、商南、郧西、山阳、镇安等县，建立了陕南军区。以刘金轩为司令员、汪锋为政委。

这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进军豫皖苏，开辟了大片新根据地。华野三、四、六纵由粟裕指挥，在灵璧、夏邑、永城、涡阳、蒙城、亳县、阜阳、临泉等地展开。陈士榘指挥华野一纵、八纵沿内黄、通许、尉氏、鄢陵、睢县、太康、淮阳等地展开。在陇海路以南，平汉、津浦路之间纵横驰骋。陈粟、陈谢两大集团与刘邓的大别山根据地在中原形成一个“品”字形态势，可以互相呼应和配合作战。

1947年底，当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对大别山区发起“清剿”后，刘邓的局面越来越困难。刘邓向中央表示：他们宁可背重些，为陈粟、陈谢集团歼敌创造有利机会，对全局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刘邓表示：因大敌当前，他们的主力部队无法北上配合陈粟、陈谢两部破击平汉路的计划。

毛泽东非常关注大别山的局势。粟裕和陈谢也表示要全力配合刘邓大军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用什么行动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支援刘邓呢？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军能够迅速调集几十个旅的兵力“围剿”大别山，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它控制了铁路和公路交通运输线。如果切断国民党军的运输线，特别是平汉路，必将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减轻大别山的压力。

12月8日，粟裕和陈赓同时提出破击平汉路的方案。粟裕的电报说：“现为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起见，决即转向平汉线许（昌）郑（州）段，或攻开封以调动南线之敌。”陈赓的电报说：“我们建议陈粟主力及我纵即刻出动，破坏平汉郑州、信阳段，以配合刘邓作战。”毛泽东当日也致电陈谢：“因为敌人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铁路之必要。如陈谢以五个旅破该段，第一可使该路暂行切断，第二可将李铁军调至东边，以利下一步向西行动。但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决定。”[1]

9日毛泽东看到粟裕和陈赓8日的电报，定下破击平汉路的决心。指示粟裕并告刘、邓、陈、谢：“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段似亦方便。”“如粟定于十三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2]

粟裕迅速作出部署，以陈士榘参谋长指挥华野一、三、四纵对许昌地区发起进攻。六纵、八纵由王建安司令员指挥，在睢县、太康地区阻挡敌5军、75师西援；十纵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由宋时轮指挥破击柳河至开封段陇海路，并向民权、兰考等地进攻。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由方城、宝丰出动奔袭漯河、确山一段平汉路，九纵26、27旅配合主力行动。

华野和陈谢各纵队开始行动后，陈士榘指挥华野三纵攻击长葛，敌军望风而逃。三纵顺势南下进攻许昌。许昌是平汉路上的一个重镇，国民党军在这里囤积大量物资，但守敌不到万人，而且多数是杂牌军。三纵首长侦察地形后，决定以8师两个团、7师一个团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城里发起攻击。战斗从14日夜里开始，南门、北门守敌依靠高大城墙以密集火力顽抗，使我军攻击和爆破受阻。进攻西门的8师23团以山炮轰击敌军工事和火力点，并集中轻重机枪压制敌军火力。当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时，我军爆破手冲向西门，连续爆破，炸开城门，23团战士一拥而入，在城内展开巷战。敌军节节后退，重炮阵地被我军占领。这时，攻击南门、北门的部队也从西门跟进，战至15日晨，攻克许昌。歼敌5 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0多门，汽车100余辆和大量军用物资。

陈谢集团主力从13日开始在漯河至遂平间破路。四纵10旅进至漯河以北，一边破路一边相机占领漯河。九纵27旅攻占临颍，四纵11旅15日占领确山。17日破路任务基本完成，主力南移。18日11旅攻占驻马店。这时，10旅以少数部队佯攻郾城，吸引漯河守敌出援。10旅分三路乘隙袭击漯河，因动作突然，敌军全无准备，我军两小时解决战斗，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物资。

我军破击平汉路，给国民党统帅部震撼很大。但白崇禧坚持“清剿”大别山，不肯分兵，附近能调动的部队只有李铁军部队。于是命令第5兵团司令官李铁军率整编第3师由南阳、唐河东进，整编第20师由信阳北上，第47军从郑州南下，企图南北对进，打通平汉路。整3师前段被我军在豫西山区拖来拖去，好像一条肥牛被拖成了瘦牛。在南阳没休息几天，又接到增援平汉路的命令。21日，整3师到达确山，我军已经撤走。粟裕见平汉路上敌军甚弱，无好仗可打，便致电陈赓，让他放整3师北上，华野和陈谢协同作战，消灭这个敌人。

华野主力愿意打整3师，陈赓很高兴。这个与陈谢作对多日的顽敌，终于到了和它算总账的时候。21日陈谢复电粟裕：“我们同意让3师北来，建议粟以一部协助我们在遂平与西平之间将其歼灭。”电报还说：“此间（漯河）有棉鞋、胶皮鞋约60万双（可交粟一部）、汽油万桶、榴弹炮弹甚多，汽车百辆（可全交）。我们无法搬运和存放，最好请粟运走。”华野在许昌搬运物资，一时忙不过来，叫豫皖苏部队来帮陈赓搬运战利品。

六纵在太康东南阻击5军西援，打得非常艰苦。邱清泉的5军作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与74师作风相似，善于进攻。战斗开始后，5军以密集炮火集中轰击我军的重点防御村庄，并以小部队迂回进攻，显示出训练有素的战术配合。六纵因防御正面过宽，兵力不足，只能在节节抗击下逐步后撤。5军连续占领柘城、鹿邑，越过杞县至太康公路。粟裕见我军战场越来越小，背靠黄泛区作战不利，命令六纵主动后撤，与5军脱离接触。5军进至通许后，也暂时停止了前进。

12月24日，李铁军率整3师到达遂平以北的金刚寺、祝王寨地区，20师则向确山前进。时天降大雪，道路泥泞。李铁军带领兵团部和整3师主力驻祝王寨，20旅驻金刚寺，他们长途行军，也是疲劳不堪，做了简单工事就宿营，认为我军离他们还远，不会有什么情况。鉴于李铁军部孤立突出，陈赓与陈士榘商议，由陈谢兵团和华野共同歼灭整3师，由陈士榘统一指挥。当天陈士榘向粟裕报告，决心以三纵攻击金刚寺，陈谢兵团攻击祝王寨，得到粟裕的批准。

12月25日夜里，大雾浓重，后半夜又开始下雪。华野三纵急行军数十里，完成对金刚寺的包围。察看地形后，纵队首长决定以主力8师主攻。金刚寺是平汉铁路东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国民党军堵塞四门，布下鹿砦等障碍物。但村外有许多深沟，便于我军运动接近。26日凌晨2时，8师开始炮火准备，一阵轰击后，22团突击队冲向金刚寺东门。爆破队员炸开第一道鹿砦，身后一个战士迅速爬到第二道鹿砦前，他发现鹿砦与敌军地堡靠得很紧，机智地将炸药包放在鹿砦与地堡之间，一声巨响，鹿砦炸开，地堡坍塌。第三名爆破手冲到围墙下，将东门炸开一个洞口。突击排长带头从这个仅容一人的洞中钻过，3分钟内一个排即全部进入村内。敌军在村里躲炮，8师22团已占领了东门和几个地堡，他们才发觉，组织部队进行反扑。22团突击队坚守突破口，后续部队源源进村，与敌军展开肉搏拼杀。这时24团也从北门突破，敌军慌乱，向西南突围，在野外被三纵7师、9师包围。到天亮时，整3师20旅在金刚寺被全歼，敌旅长被击毙。祝王寨之敌被陈谢部队包围，在我军的炮击和进攻下溃不成军。李铁军和整3师师长带少数卫兵突围逃跑，参谋长以下均被我军俘虏。这一仗我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兵团部及整编第3师共9 0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3]

行军中的国民党整20师获悉整3师被歼，迅速收缩到确山城内，依托城墙和外围制高点固守。20师是川军，下辖两个旅19 000人。装备不强，老兵多，内部帮会团结较好，善于防守。1947年7月华野西线兵团进攻藤县，20师在那里顽强抵抗，免遭被歼。12月28日，我军包围确山。战斗由陈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负责攻占城西南各制高点，华野四纵攻打东南670高地，三纵从北门攻城。各部发起战斗后，陈谢部队因地形狭窄，部队无法展开，在城西南高地与敌军反复争夺，进展不顺利。陶勇的四纵攻击城东670高地，29日夜里几次攻击，遭受守敌密集火力封锁，未能得手。30日再组织部队冲击，终于占领了高地的两个山头。但敌军相当顽强，组织反扑，与四纵进行争夺。四纵两天战斗伤亡1 500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三纵负责进攻北门，因主力8师金刚寺战斗过于疲劳，纵队首长命令7师、9师进攻。因部署仓促，没有看好地形，突击部队在敌军密集火力封锁下几次进攻没有成功。陈士榘见此情况，31日命令8师投入战斗。这时，情况发生变化，白崇禧命令进攻大别山的部队北上增援，胡琏的11师已到达正阳西北的宋店，与杨勇的晋冀鲁豫一纵交火。为避免陷入被动，陈赓、陈士榘命令部队停止攻击，主动撤离确山。平汉路破击战至此结束。

华野和陈谢兵团进行平汉路破击战，有力支援了大别山刘邓大军。这是华野、陈谢两大集团在中原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战后，陈赓对未能歼灭20师甚感内疚。据华野战斗总结说：确山战斗主要是三纵未打好，如果开始时就将主力8师投入，结果会大不一样。另外，“由于与陈谢是第一次配合作战，同时又指定陈谢统一指挥三、四纵攻城。陈谢对三、四纵组织情况、战力情况、人事关系均不熟悉，临时电台、电话通讯联络困难，对掌握情况及下达补充命令均感失时。大家有顾虑，因谦虚互相客气，致影响战斗决心。虽然在第三天因陈谢提议，改由我们直接指挥，但因建制系统不同，指挥者与被指挥者仍互有顾虑，致失战机，应引为教训。”[4]

平汉路战后，陈谢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纵在确山会合，转至舞阳地区休整。陈士榘率华野三、八纵留在郾城，配合陈谢兵团在中原歼敌。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带领华野一、四、六纵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后准备向江南进军。1948年2月，粟裕率部北渡黄河到达濮阳。这时，刘邓主力也摆脱了白崇禧集团的围追堵截，胜利转至淮河以北。奉中央军委命令，华野十纵、十一纵护送2万多晋冀鲁豫新兵和大批物资南下，与刘邓主力会师。严重减员的刘邓二、三、六纵得到兵员和物资的补充，振奋了精神，鼓舞了士气。战争的重点由坚持大别山转入中原逐鹿。

1948年1、2月间，国民党军在中原没有大的行动。蒋介石已经预感到我军对中原的进军，使国民党军渐渐处于被动，丧失了主动权。他需要对中原的兵力部署和建制作大的调整，以适应“总体战”的战略。国民党统帅部研究决定：将华中战区分为八个“绥靖区”，开封的第4绥靖区、商丘的第6绥靖区、阜阳的第14绥靖区属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部管辖。襄樊的第15绥靖区、宜昌的第21绥靖区属武汉行辕管辖。南阳的第13绥靖区属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管辖。信阳的第5绥靖区、合肥的第8绥靖区属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管辖。这些绥靖区配属一定数量的正规军，有的辖两个整编师，有的辖一个师，和地方保安部队担负区域内的防御。

中原国民党军主力编为六个机动兵团，担负机动作战任务。邱清泉兵团（整编5军）驻商丘，孙元良兵团（整编47军）驻郑州，张淦兵团驻九江，张轸兵团驻信阳，胡琏兵团（整编18军）驻驻马店，裴昌会兵团驻洛阳。这六个兵团各辖2至3个整编师，（如胡琏兵团以整11师为骨干，将被歼的整3师恢复编制，由11师抽一个旅加上新兵组建。）分布在平汉和陇海铁路上。一旦有事可以快速调动，相互支援。蒋介石懂得一些集中兵力的道理，避免以往的以师为单位作战，互不统属和贻误战机的弊端。绥靖区和兵团的总兵力为37个整编师，连同非正规军共86个旅，66万余人。蒋介石要凭借这些本钱，来与我中原三路大军抗衡。[5]

1948年3月，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2月27日至3月2日，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在陕西宜川全歼国民党整29军，军长刘戡被击毙。胡宗南极为震惊，仓促调裴昌会兵团星夜撤回关中，加强西安至潼关的守备。陇海线潼关以东到洛阳段已无国民党正规军防守，新安、渑池只剩下一些保安队。郑州方面，孙元良兵团的整38师准备空运关中，为了保障郑州与洛阳间的铁路交通，将担任郑州城防的127旅调至黑石关（今河南巩义西），确保铁路大桥的安全。这样，洛阳变成一座孤城，为我中原部队提供了战机。

平汉路战斗结束后，华野陈唐兵团和陈谢集团在郏县、叶县、襄城地区休整，一面进行“三整三查”的新式整军运动，一面寻求战机。2月18日，陈谢曾向军委提出三个行动方案：进出汉水流域，攻占洛阳陇海线或向东行动。但是裴昌会、孙元良、胡琏都是完整的兵团，哪一大块也不好啃。得知裴昌会兵团退回关中的消息后，陈唐、陈谢立即定下打洛阳的决心。为了抓住战机，3月5日夜里，华野陈唐兵团的三纵、八纵和陈谢集团的四纵、九纵分别由禹县、襄城等地向洛阳方向运动。3月6日陈唐、陈谢请示军委：“我们本晚进至登封、临汝、宜阳以南地区。如情况无变化，拟于7日晚以八纵抢占黑石关、偃师并破击铁道，切断郑洛铁道线交通。九纵袭占新安，切断洛陕联系。9日三、四纵直袭洛阳。”“如裴、孙兵团均迟迟不援，则坚决攻歼洛阳守敌，攻占洛阳。”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援兵之目的，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6]

守备洛阳的是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青年军是抗战期间蒋经国发动知识青年参军，编成的几个师。206师是解放战争时期从中原各大城市招收的学生组建的，基本没有作战经验。指挥这样的部队，需要一个“既亲蒋又能打仗”的指挥官。当1947年9月陈谢兵团第一次逼近洛阳郊区时，洛阳城内一片恐慌。为此，蒋介石于11月任命原94军5师师长邱行湘任206师师长。邱是陈诚的老部下，又与蒋经国关系密切。在国民党少壮派军官中，邱是个能打硬仗的，外号“邱老虎”。他刚接管206师时，手里只有三个团。2月从郑州、开封、许昌等地招收3 000学生，扩充为六个团（第5团不满员，实际上是五个团）。他模仿解放军的方法，从新兵中挑选200人组成军士队，训练骨干。部队训练搞连队参观评比，由政工官员编发《革命青年》周刊，强化政治工作，把青年军训练成忠于蒋介石父子的军队。

洛阳是九朝古都，中原的战略要地。洛阳城北靠邙山、南有洛河、龙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是这么大一个城市，守军加上杂牌不满2万人。炮兵总共只有105毫米榴弹炮3门、野炮6门、战防炮10门和70门迫击炮、92门六零炮。布防真是捉襟见肘。邱行湘苦于兵力薄弱，只能在加强城防工事上下功夫。他放弃了邙山、龙门等外围阵地，集中有限力量构筑小而坚的核心阵地，与洛阳城垣防御体系形成互相依托的态势。城外的重点是西工发电厂，阵地面积仅450平方米，有大小地堡61个，构成多层火力网；阵地外有电网和深4米的外壕；阵地四周有夜间照明设备，防止我军夜战；阵地外围百米射程内的房屋和障碍物尽行拆除，扫清射界；并布设大量地雷。这样的阵地，还有西关的周公庙、东北的九龙台、美国医院、东南的泽潞会馆等。阵地之间可形成交叉火力网，不留空隙。城垣主阵地依托高大城墙，上面布置独立的据点，城门两侧均有突出地堡，外壕内有暗堡。即使城垣大部失守，在城内西北角的运动场和河洛中学的五座坚固楼房修成一个小围子，组织最后的顽抗。[7]

邱行湘上任后的三个月，为了修工事，把洛阳城搞得民不堪命。他征用各县的民工累计达10万个工作日，拆毁的民房多达1 500间。老百姓无处栖身，集体请愿。邱行湘不予理会，对洛阳专员刘焕东说：“这有关洛阳生死存亡，顾不得这许多了。”洛阳城外多古庙古墓，都被邱行湘改建成工事。周公庙是国民党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时被破坏得不成样子。巨大的司马懿墓也被挖得千疮百孔，许多古碑刻被堆在战壕边上，还没打仗，洛阳的文物古迹已经遭受一场浩劫。即使如此，蒋介石还不放心，3月初将邱行湘召到南京面授机宜，并加封邱为洛阳警备司令。蒋介石对邱行湘说：“军事的成败关系党国安危，如果不打败共产党，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蒋经国也请邱行湘吃饭，为他打气。邱行湘感激蒋氏父子对他的信任，撇下热恋的女友返回洛阳。命令将206师军官家属从郑州迁到洛阳，把存放在郑州的弹药也全部集中，来个只许进不许出。命令银行准备充足的资金，稳定市面。邱行湘对洛阳的土豪财主保证：“固守洛阳不成问题”，以显示他顽抗到底的决心。[8]然而他没想到，刚从南京回来没几天，解放军的铁拳就狠狠砸到他的头上。

打洛阳这样的大城市，是硬碰硬的攻坚战。有没有把握打下来，多长时间打下来，都是我军指挥员反复考虑的问题。因为无论陈唐还是陈谢，都没有打大城市的经验，战前的决心是很难下的。华野前指的总结报告写道：“一般说来，只要在有可能打敌援的条件，我即宜以打援为主、攻城为辅，寻求运动歼敌之机。但由于我此种老战法，敌吃亏太多，非常警惕，故敌人亦往往不为我佯攻所动。而待我真正展开正式攻击或久攻不下之时才来增援。而即未增援，又因惧我途中歼灭，多是具有足够兵力（为我一口吃不下者）齐头并进的数路增援，使我被迫退出战斗。故在下达攻城决心时，必须根据攻击对象具体情况（如好打不好打）与本身战斗能力（能打下不能打下），作比较准确的预计一定时间（敌援到了又不影响连续攻击的地界），依此来估计判断，确定在一定时间内有打下的把握，再下定此种决心。以免主力投入战斗又久攻不下，中途因敌增援又不得不退出战斗，往往造成我被动不利局面。”[9]

陈唐、陈谢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军投入的兵力有四个纵队、28个团，占据明显的优势。我军在攻克许昌和歼灭整3师过程中缴获了许多火炮和弹药，仅华野三纵就有重炮几十门，火力上也有压倒优势。我军首长认为：“由于裴昌会兵团已西调，无力东顾，胡琏兵团正在北开许昌途中，回援需七天行程，孙元良兵团两个旅已抵汜水、黑石关之线，但势孤力单，估计不敢单独增援。如等胡、孙两兵团靠拢后再打，不仅援敌难打，又误了攻城时机。因而决心以速决战法，在国民党军来援前先攻取洛阳，尔后视机转用兵力寻歼援敌。”[10]为了避免出现确山战斗中双方互相谦让贻误战机的现象，中央军委命令陈士榘、唐亮统一指挥华野和陈谢的部队，以陈士榘为战役指挥员。

3月7日，陈唐下达洛阳战役命令：华野三纵和晋冀鲁豫四纵主攻洛阳，以三纵攻击东关、北关，四纵攻击西关、南关。华野八纵和晋冀鲁豫九纵负责阻击援敌，八纵夺取黑石关，阻止孙元良和胡琏兵团来援；九纵夺取新安、渑池，阻止裴昌会兵团来援，并作为战役总预备队。命令一下，各部即开始行动。当天夜里，四纵10旅28团攻占龙门，九纵占领新安，守敌纷纷逃窜。只有八纵22师攻击黑石关不顺利，当地到处是深沟，人马都要绕路，黑夜运动困难更大。地图上很近的距离，实际上走了很长时间。先头部队乘夜攻击黑石关没有奏效，8日拂晓撤出。当天夜里换上65团继续攻击，曾占领了黑石山的几个高地。因指挥员担心郑州方向敌军增援，犹豫不决，部队组织不严密，虽然已经将守敌压到山沟里，9日早上敌军一个团自巩县乘火车来援，我军被迫撤退。没有将黑石关大桥炸毁。但即使如此，郑州方向敌军也没敢前进，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外围战斗没有影响主攻洛阳的行动。9日黄昏三、四纵分别强渡伊、洛河，开始围攻洛阳城四关和西工、火车站之敌。三纵主力8师以突然动作袭占东关，控制了桥梁和城墙外的部分房屋，为攻击洛阳城东门取得依托阵地。尔后继续向南发展，攻击泽潞会馆和九龙台。九龙台是洛阳城东北的一个土台子，高15米，面积约100平方米，传说是皇帝观景游乐的地方。国民党军将其建成独立工事，里面挖了地道，配备一个排和两挺重机枪。8师21团的一个连10日凌晨摸到台下，天黑不见人，在呼喊联络时被敌军发觉，开始向下投弹，我军遭受伤亡，退了下来。10日黄昏，8师调来山炮，对九龙台猛轰。但突击连没准备好，炮击后半小时才行动，架梯登台时又遭到敌军射击，连攻两次没有奏效。8师首长决定不与敌人纠缠，以小部队监视九龙台和泽潞会馆守敌，主力投入突破洛阳东门的战斗。[11]

四纵10旅9日夜里一部袭击西关，切断城里与城外敌军的联系。一部攻击周公庙，因向导带错了方向，摸到周公庙以东。敌军仍未发觉，10旅先头部队消灭敌军机枪连后，天色渐明，遂停止攻击。10日黄昏以两个团攻击周公庙，因敌军火力密集，攻击没有成功。11旅攻击西工发电厂，因侦察人员踩响地雷，延误时间，10日拂晓发起攻击，一度突破前沿。因遭敌军暗堡及纵深火力拦截，不能立足，被迫撤出。指挥部见周公庙、发电厂工事坚固，决定不再强攻，以小部队监视两处守敌，主力攻击西关和南关。经过激烈战斗，11日晨占领西关和南关。然后10旅主力绕到周公庙背后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战斗，歼灭守敌两个营。至此，城外据点除发电厂、九龙台、泽潞会馆外，我军已经扫清外围，准备攻打洛阳城。

外围战斗，我军打得比较吃力，主要是因为炮兵没有及时配合。直到周公庙战斗结束，炮兵才进入阵地。邱行湘在城里坚持了两天，不断向蒋介石发报，吹牛说蒋军“士气旺盛，斩获甚众”。蒋介石回电为邱打气，并命令孙元良的47军和胡琏的18军兼程前进，以解洛阳之围。

11日陈士榘部署攻城战斗，三纵以8师23、24团攻东门，20、25团攻北门。四纵以10旅攻西门，11旅攻南门。规定17时开始炮击，黄昏发起总攻。

我军集中了30多门火炮，对城墙下敌军防御工事和城门猛轰，为突击部队开辟攻城道路。向东门就发射了1 700发炮弹。19时三纵8师23团1营开始出击，营长张明根据敌军工事构筑的具体情况，将突击队分成三个梯队。在炮火支援和机枪火力掩护下，组织分段的、连续的班排小组突击。突击队由作业组、爆破组和突击组三部分组成，分段扫清东门外密集的地堡工事，几道铁丝网，越过两道外壕，前进130米到达东门瓮城。2连的爆破手们将一包包炸药堆在城墙下，炸开一个口子，突击组接着冲进缺口，占领瓮城。这时，天降大雨，伸手不见五指，联络非常困难。道路泥泞，外壕只有一道窄桥可以过人。许多战士掉到壕沟里又往上爬。因突破口太小，不能迅速进入很多部队。邱行湘集中城内炮火向东门猛轰，并组织部队反击，企图把我军挤出去。1营营长张明在与后方联络中断的情况下，命令战士们占领城墙，用机枪和手榴弹坚决把敌人压下去。经过一小时激战，肃清了瓮城的敌人，接着攻击东门城楼。城楼有三层，我军没有梯子，战士们踩着肩膀，搭成人梯往上攀登，占领东门城楼。这时，我军后续部队遭到敌军炮火压制，与1营隔断。张明营长依靠闪电和炮火的亮光，指挥战士消灭冲上来的敌军。[12]

邱行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虽然指挥炮击东门，但是没有组织强大的预备队向东门反冲锋。黑夜大雨中他也不知道进来多少解放军，因四门都受到攻击，缺少作战经验的青年军陷入恐慌，纷纷躲进民房，邱行湘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三纵8师首长抓住机会，命令22团和24团停止在东南方向的攻击，随23团之后从东门缺口突入城内。12日2时，冒着敌军炮火，22、24团终于上来了。张明激动地握着24团政治部刘主任的手说：“你们进来啦！”东门战斗整整进行了7小时，为我军攻克洛阳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战后，华野司令部授予1营“洛阳营”的光荣称号。

四纵10旅主攻西门，11旅主攻南门。战士们冒着大雨，把梯子扛到城墙底下，登梯爬城。他们不断遭到敌军火力袭击，造成不少伤亡。四纵火炮太少，10旅只有4门山炮，不能有效压制敌军火力。11旅以5门山炮掩护攻城，当爆破组在南门堆放炸药包时，不幸被敌军火力击中，引起爆炸。敌军发现11旅攻击路线后，集中炮火进行封锁，打坏11旅2门炮，致使四纵两个方向几次攻击未成。后半夜传来东门突破的消息，四纵士气高涨，积极攻城，分散敌军兵力，配合三纵的行动。12日早晨，三纵已有六个团攻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争夺房屋和街道。四纵10旅战士攻打西门瓮城时，发现敌军从城墙下地道向城内逃跑。于是改变战术，跟在敌军后面攻击，争夺西门。11旅于中午12时攻克南门，并向城内西南纵深发展，消灭206师在城西南隅的集团工事，俘虏敌副师长赵飞云。13时10旅攻克西门，敌军洛阳城防被我军全面突破。

突破洛阳城垣主阵地后，敌军防御部署陷入混乱。邱行湘在城内只搞了几个核心工事，没有在街道上修筑街垒。我军进城后，敌军纷纷缩进民房内顽抗，邱行湘派上来的预备队也被分散，所以我军在城内遇到大的有组织的反击不多（连以下规模的反击多）。邱行湘知道形势不妙，开始向蒋介石呼救。他一面布置抵抗，迟滞我军行动，一面集中尚存的5 000余人进入西北运动场和河洛中学的核心工事，准备固守待援。国民党洛阳专员刘焕东也仓促逃到这里躲避。

12日黄昏，我军已控制洛阳大部分城区，原准备趁热打铁，一举端掉敌军核心工事。因13日倾盆大雨，部队疲劳不堪，对西北核心工事的进攻没有奏效。陈士榘决定暂停攻击，部队休息，他亲率干部侦察地形，部署火力，14日发起总攻。

这时，郑州、漯河方向的国民党军正向洛阳急进增援。胡琏的18军乘火车到许昌后，经禹县、登封向洛阳行进。一路上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令官兵痛苦不堪。在登封与我军阻击部队遭遇，又耽误了一些时间。13日过登封后，11师师长杨伯涛回忆：“西向洛阳，是一带平坦开阔地，部队迅速到达龙门以东的伊洛河岸。忽然大雨滂沱，伊河水陡涨，不能徒涉，激流中架桥也比较困难。大部队麇集河岸，望河兴叹。这里离洛阳只有30多里，耳闻洛阳方向传来激烈枪炮声，不禁焦急如焚！胡琏和我在驻地实在蹲不住，遂同到河岸视察工兵团架桥进展情况。配属的独立工兵团团长向胡琏报告情况，列举山洪暴发，水流湍急，架桥各种困难。胡焦躁情绪一时按捺不住，伸手掴了团长一记耳光。待浮桥架成，已迟滞了两天时间，洛阳方面只闻稀疏的枪声，电讯中断。”[13]

14日陈士榘集中所有的火炮，向城西北隅206师核心工事发起总攻。三纵调来40多门火炮，于17时开始炮击。这天早晨，邱行湘站在中学的三楼上观察情况，看到解放军正在搬运物资，判断解放军可能撤退。谁知黄昏时突然遭到解放军各种火炮的猛烈轰击。邱行湘回忆：“炮火愈打愈密，愈打愈猛，炮弹像急雨般地倾泻在纵横不过百米的地区。工事打塌了，五座大楼都燃起熊熊之火，砖石乱飞，硝烟弥漫。南面两座高楼首先倒塌，据守在那里的总预备队无处容身，到处乱钻，院子里的吉普车也炸得满身窟窿。伤亡越来越多，第4团代理团长朱驱当场被击毙，我的头部也被弹片炸伤，核心阵地的预备队几乎全部葬身在火海中。这时官兵都吓得呆如木鸡，谁也不敢露头。”[14]

我军以三纵8师和四纵10旅从两个方向主攻核心阵地。“在我实施短促集中猛烈炮火施行毁灭性射击准备（敌围墙大部摧垮，到处可爬，院内房屋楼顶均中弹燃烧），完全压制敌火力，使麇集不过200平方米的小圩子内之敌5 000余人难以立足（俘供：当时从地面上运动不过5分钟必负伤），尔后各突击部队继续在轻重机枪火力有效掩护之下，迅速分由东面及西面突破，未及1小时即全歼该敌。同夜，发电厂敌一个营、九龙台敌一个连均在我政治攻势下投降，放下武器。至此，洛阳攻击战斗始全部胜利的结束。”[15]

洛阳战役历时7昼夜，我军全歼国民党青年军第206师及保安部队约2万人。其中毙伤3 000余人，俘虏师长邱行湘、洛阳专员刘焕东以下15 000余人。缴获美式105毫米榴弹炮3门、野炮6门，其他小口径炮180门。轻重机枪440挺，步枪6 900余支和大量弹药。缴获汽车46辆，军衣1万余套，法币237亿元，粮食77万斤。我军伤亡6 129人，消耗炮弹18 400发，子弹112万发，手榴弹23 300发。炸药2 800斤。

邱行湘是穿上一身破旧的士兵服装想逃跑时，被我四纵10旅俘虏的。战斗结束后他被押解到10旅指挥部，受到陈赓的召见。陈赓对他说：“你是邱行湘，黄埔五期的吧。我是陈赓。”邱行湘望着这位黄埔一期的学长，羞愧难当。陈赓安慰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邱行湘情绪稳定下来，两人聊起往事。邱行湘讨好地说：“我家里是贫农，陈毅将军在我家住过，请问陈毅将军就知道。”陈赓说：“如果真是这样，你家的成分倒不错。可惜你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而且成了他们忠实的帮凶。”谈到洛阳战役，陈赓斥责他说：“你们太残酷了，把纯洁无知的青年弄来当炮灰，强迫他们到战壕里替你们送死。我为这次战役中被你们陷害的青年学生感到万分惋惜。但就是这样，你们毁灭的命运是注定的，不可挽救的了。”邱行湘无言以对，陈赓指示将他和一批被俘的将领送往晋冀鲁豫解放区。临行时还送了一些罐头给他们路上用。对我军的宽大行为，邱行湘等都十分感激。[16]

战役结束前，陈士榘于13日请示军委：“此次战斗自9日晚发起攻击，迄今昼夜激战连续攻击未停。兼以连日天雨，运动不便，部队异常疲劳。战斗结束后，以求短期休整。为便于截阻敌之西援，争取时间控制洛阳，抢运伤员物资与准备第二步行动，我拟于战斗结束后，仍以一部截阻敌之西援，主力转至洛阳以南地区，集结休整待机。”得到军委同意后，我军抓紧时间，清理战场，转运物资。鉴于许昌战斗中有人“发洋财”犯纪律的教训，部队规定了严格的城市纪律和政策。前指成立了以唐亮为主任的中共洛阳市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城市工作。3月12日召开的工委第一次会议决议指出：“洛阳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可能还要经过反复争夺，但最后一定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各种工作应该从长期打算着眼，在工作上要以慎重为主，宁可放过一个，不要搞错一个；宁愿少作一点，不要做错一点。”城市接收和善后工作“一切要求统一，不能各自为政”。[17]

工委从各纵队政治部抽调了近200名干部搞城市接管工作。规定各部队完成作战任务后，只在战场上收集人马枪支，其余重要仓库、整批物资和财产（如银行）均由工委负责接收处理。派人到处张贴布告，宣传党的政策，安定民心。对城市工商业予以保护，对工商业者不借款、不没收，鼓励其正常营业。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予以没收，接收国民党政府的资产、银行、仓库等，清查逮捕城内的国民党特务、骨干和反动军官。对一般的军政机关职员和编余军官，只要向我政府登记、并保证不作违法的事，可以宽大处理。保护学校和知识分子，保护宗教的财产（教堂、寺院）和外国传教士，保护名胜古迹、图书、古物和艺术品。对遭受战争损坏的城市贫民予以救济，对俘虏官兵一律不杀害不侮辱等。

这些政策深得人心。我军从过去对大城市打了就走，到现在实行正规化接收管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表现我军开始以主人翁和胜利者的姿态，将大城市当作解放区的一部分，有了长期的打算。4月陈唐给军委的报告《关于洛阳城市工作总结》中说：“部队纪律是空前的好。例如少数战士鞋子跑掉了（因为连日大雨），见到成批敌人遗弃的鞋子不拿。有的部队一天来未吃到饭，见到饼干不吃。检查一个团，只有几个拿了茶碗的。询问500多俘虏，只有一个人少了大衣、三个人少了钢笔。接收到银行430多万法币，原封移交，并有敌人化装时留下的表。攻城时在关外吃了群众粮食，战后绝大部分已归还。突击丢掉背包，空人回来。很多人拾了钢笔、金戒指，自动随时上交。战士发现敌人物资，马上到工商局报告。典型例子很多，市民呼我‘仁义之师’”。

对以往“开仓济贫”的方式，陈唐认为应当制止。《报告》指出：“开仓济贫口号已深入城市，如说‘你们要乡下人翻身，不叫城里人翻身不行’；‘乡下人分田，城里人分东西’。群众去抢仓库，我看守士兵劝阻无效时鸣枪威胁，群众说：‘解放军是叫我们活，不是叫我们死，枪朝天上打不会伤人’。有一两个胆大的一带头，蜂拥而入，抢个精光。卫兵只好望着，啼笑皆非。洛阳市民特别贫苦，有的中学教员、医院老板也有一起去的。这种抢法有的发了财，有的还是挨饿。……抢风一起，常没收商家与富户，人心惶惶，市容难以恢复。今后须有足够兵力保护物资，实行有组织、有计划救济，严防抢劫行为，甚为重要。”

洛阳战役结束后，我军抓紧时间将缴获物资搬运出城，国民党援军就赶到了。17日胡琏的18军11师和郑州的38师124旅接近洛阳东郊，我军不与敌军恋战，陈唐命令部队彻底平毁城内工事后，主动撤离，到洛阳以西地区休整。国民党军六个旅进入洛阳空城，一无所获。沿途收容许多206师的逃兵，许多还带着身份证。胡琏等询问洛阳失守的情况，向郑州方面作了报告，总结了206师的一些教训。要点是：

（1）206师新兵较多，官兵作战经验均差。战时官长不能确实掌握部下沉着应战，一被突破即形溃乱。

（2）官兵无死守决心。此次由洛阳逃出官兵多着便服，且有身份证。

（3）兵力部署失当。匪以主力攻东门，我守备东门者反为该师新兵最多、战力最弱之第3团，故一经猛攻，即被突破，以致不可收拾。

（4）预备队使用不当。

（5）欠缺巷战工事。

（6）核心据点无预定之守备计划。临时退集之单位太多，于混乱状态下，不数小时即被攻陷。[18]

国民党军占据洛阳后，因平汉路、陇海路东段形势吃紧，18军于3月底又被调回驻马店，加强平汉路防御。洛阳只留下124旅驻守。4月3日，124旅主力也开往偃师，洛阳城里仅有371团和一个保安团。这时陈唐兵团转往许昌地区，准备向东与华野主力会合。陈赓请示军委：抓住战机，再克洛阳。得到批准后，陈赓以四纵10、13旅和九纵26、27旅主攻洛阳。当我军迫近时，洛阳守敌于5日晨仓皇弃城向东逃跑。驻在附近的敌370团进至城东白马寺，企图接应371团。九纵26旅抢先一步，在洛阳城东张胡同一线阻击370团，使敌军未能会合。371团又掉头返回，企图占据洛阳东关。我军两面夹击，全歼371团和保安团，俘虏敌团长以下1 700余人，再克洛阳城。

4月8日，毛泽东指示陈谢：“此次再克洛阳，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主要内容是：

（1）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2）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

（3）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

毛泽东强调：解放洛阳后，“一切作长期打算”。“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19]这个电报同时转发给其他战区的领导同志。因为这个指示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

根据中央指示，陈赓任命四纵政治部主任刘有光为中共洛阳市委书记、杨少桥为市长，率领大批干部入城接管市政机构，清理敌特，保护民族工商业，恢复生产，解决城市的粮食和燃料问题，救济民众。逐步稳定了洛阳局势，使洛阳开始了解放的新生活。

洛阳战役是一次典型的大城市攻坚战役，也是华野和陈谢集团联合作战的成功战例。华野的总结说：“这种工事复杂坚固、守备顽强、连续五昼夜激战的攻城战斗情况，是我们在自卫战争以来攻城战斗第一次所遇见，亦是对我们野战军战斗力一个新的考验与极大的锻炼。其成功的主要基础，在于我军经过（1947年12月）平汉路战役后一个多月的休整，进行了土改学习、三整三查与政治、经济、军事的民主运动之后，全体指战员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改造，提高了阶级觉悟。战术上进行了研究总结，技术上提高了一步。战斗情绪空前高涨，战斗中全体指战员均发挥了坚定勇敢积极负责的精神。尤其战斗实施中普遍发扬了群众的天才，各级指挥员、政工人员特别是连以下的指挥机动，单个战斗小组的顽强、沉着、机智的突击动作，各技术兵种（各种炮手、轻重机枪手、爆炸员）的有效射击配合，各分队各兵团友邻间的主动积极的协同一致，依此才保证连续突击、多方突击、分割歼敌，最后完满彻底的胜利。其次，是在平汉战役歼灭许昌、漯河守敌及新郑车站和歼灭整3师战斗中，我两个攻城部队均取得大量弹药补充，亦是保证攻城战斗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20]

我军解放洛阳，切断了陇海线西安与郑州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豫陕鄂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地配合了刘邓主力在淮河、沙河间的行动，也配合了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洛阳的解放，使我党我军干部取得管理大城市的宝贵经验，为新解放区的开辟和新区政策制订提供了一个范例。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1页。

[3]　华野司令部：《平汉、陇海路破击战经过概述》。

[4]　华野司令部：《确山战斗总结》。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7]　《华野前指关于洛阳战役初步总结》，1948年5月。

[8]　邱行湘：《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

[9]　《华野前指关于洛阳战役初步总结》，1948年5月。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11]　《三纵8师洛阳战役初步总结》。

[12]　《突破洛阳东门的英雄突击营》，载三纵《麓水报》第254期。

[13]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14]　邱行湘：《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

[15]　《华野前指关于洛阳战役初步总结》，1948年5月。

[16]　穆欣著：《陈赓大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0～462页。

[17]　《中共洛阳市工委第一次会议决议》，1948年3月12日。

[18]　《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洛阳战役作战详报》。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4～1325页。

[20]　《华野前指关于洛阳战役初步总结》，1948年5月。

第24章　从宛西到宛东

刘邓主力攻击阜阳未克——毛泽东指示向宛西发展——陈赓兵团连克宛西四县——老河口战斗——刘伯承总结打民团经验——中原局和军区领导机构建立——宛东战役打击张轸兵团——刘伯承谈围歼战术——中原野战军转入主动

刘邓率中原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后，1948年3月初，一、二纵在沙河与淮河间集结休整，并与护送晋冀鲁豫区新兵南下的华野十纵、中野十一纵会合，得到了新兵和物资的补充，组成新的机动兵团。三纵和六纵受到国民党军的阻截，尚未北渡淮河。这时陈谢、陈唐兵团已经开始洛阳战役，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北渡黄河到濮阳整训，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刘邓希望能在淮北打开局面，打几个好仗，配合陈谢和华野的行动。他们指挥中野一、二、十一纵和华野十纵向阜阳移动，寻找合适的战机。

国民党方面察觉到刘邓的行动，命令南阳的张轸兵团三个师北进，寻找刘邓主力决战。3月21日，刘邓向军委报告：“敌传我攻阜阳，刻由张轸亲率10师、20师、58师主力等十一个团北进，现已进到新蔡顿岗之城以南地区，李觉亲率13师两个团到阜阳。我们已集结一、二、十、十一四个纵队，如敌继续北进，决心歼其一部；敌不进，拟继续休整。我三、六两纵，一因此地无粮，二因急需补兵，同时亦可协同作战，刻已集结于商城东西地区，准备适时靠至淮河边。”“我们意见，陈唐、陈谢应位于临汝、伊阳地区就粮休整数日，尔后攻占镇平、内乡、淅川、邓县四城，相机攻取南阳。而我两支大军，一在平汉路东，一在平汉路西，宽大机动，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亦可以一部协同作战，如能歼敌三五个旅，即可使战局展开。”

驻守阜阳的是国民党第74师（孟良崮战役后重组）的58旅和部分地方武装。刘邓估计，以我军目前的情况，城市攻坚有一定困难，不如围城打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当张轸指挥三个师渡淮河北进时，刘邓决心集中四个纵队的兵力，在新蔡东北分割歼灭敌军。各部队向预定地点开进，准备在3月26日夜间发起攻击。但是敌军侦察到我军主力的行动，张轸兵团迅速南撤，我军计划落空。刘邓改变计划，决定继续攻击阜阳。3月29日，一纵和十一纵开始攻城，华野十纵负责打援。由于我军装备太差，缺乏火炮和攻城器械，进展不快。到31日黄昏才攻占城外四关的东、西、北关。国民党方面见我军大举攻城，又抽调二十个旅的兵力从四面包围过来。除张轸兵团调头北上，胡琏、邱清泉、夏威、李觉都抽调部分兵力前来，企图合击我军于沈丘、临泉水网地区。刘邓随机应变，决定停止攻城，跳出敌军合围，向平汉路机动。4月1日，一纵、十一纵向阜阳西北和北方转移，二、三、六、十纵向西转移，乘势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遂平等地，开辟新战场。到12日，一纵、十一纵转至太康、柘城以北，二纵和华野十纵转至驻马店以西，三纵到舞阳，进行补给，调整部署。敌军找不到机会，也各自退回原驻地。[1]

阜阳作战没有成功，也使刘邓摸到敌军一些新特点，看到我军的不足。4月13日他们给军委的报告说：“此次敌特点，是在我攻中心据点时，从四围向心集中最大限度之兵力。如打边沿之敌，则敌取密切协同；特别在我易于攻击方向之敌，依托水寨，强固工事，密集稳重，以待其友邻可以拊我侧背时而后出动。其次，由于高度集中只守战略要点放弃其要线之据点，如难守时退守郑州，而放弃郑州西南两铁路地带一切据点，以避免歼灭。我们大别山部队只二纵才休整两星期，三、六纵四个月来未休整，非常疲惫。拟争取时间进行短期休整，待判明敌新企图后另行机动。手榴弹、炮弹亦须补充。”

洛阳战役结束后，陈谢率四、九纵转移到新安、宜阳、渑池地区休整。此地正逢春荒，青黄不接，部队粮食发生困难。陈唐3月31日给军委和刘邓的报告说：“临汝以南至南阳附近南北三百里东西二百五十里，现多为后方区。陈谢部南下后驻扎较久，粮食大部吃光，已临春荒，新麦登场尚需一个半月左右。宛西四县亦为敌坚壁清野，故部队立即进入南阳地区作战，粮食将成为一大问题。”另外，晋冀鲁豫后方调运的炮弹、手榴弹和炸药正在渡河南运途中，陈谢希望弹药补充后再南下作战。

这时，毛泽东已从陕北东渡黄河，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他看到刘邓和陈唐的报告，考虑刘邓这边不好打，就让陈谢向豫西发展，打几个好仗。4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邓、陈粟、陈唐、陈赓：“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不要企图在平汉线附近和数个师集中行动之敌作战，而应远离集中之敌，到有分散之敌可打之地区去作战。”他指示“以陈士榘、陈赓之三、四、八纵共十个至十一个旅，待补充新兵、弹药、夏衣后，早日向西南，首先夺取宛西四县，然后出汉水。他们说该区缺粮，我们则认为在夺取宛西四县及汉水广大城镇乡村后，是可能解决粮食问题的”。[2]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刘邓于4月20日下达宛西战役命令：“决定以陈赓统一指挥四纵主力五个旅，二纵、十纵全部与桐柏军区主力进行宛西作战，捕歼邓县、镇平、内乡、淅川与西峡口等地之敌，并打南阳、襄樊、老河口各地之援敌。”“二纵、十纵及桐柏主力统由宋时轮指挥，准备以桐柏主力围剿邓县之敌。”战役定于28日开始。

南阳旧称宛城。宛西四县位于豫西南，连接陕鄂，背靠伏牛山，是豫西主要产粮区。这里距离平汉路较远，主要为地方土匪、军阀势力控制。抗战时期这里是别庭芳的地盘，在各县建立了民团武装，最多时可集结二十几个团的兵力。民团壮丁自备枪支，农闲集中训练，农忙时回家生产。一有情况，随叫随到。当地民间枪支很多，加上地主历年购买、自造和国民党军的补充，比其他地区民团装备要强。这些民团是土生土长，人地熟悉，情报灵通。他们搞的是“大的使你吃不掉，小的使你吃不着”战术，我军主力经过，他们就分散逃跑，化整为零。如我军力量单薄，他们就顽强抵抗。等我主力通过后，他们立即重整旗鼓，恢复原来的组织。对付这些民团，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陈赓熟悉这些地区的情况，当各部队开始向指定作战地区行军后，他于5月1日下达命令：为保证战役的突然性，防止敌军逃跑，要各部以急行军前进，提前一天开始战斗。四纵主力2日即向敌军奔袭，10旅包围内乡，11旅包围镇平，13旅和38军17师包围西峡口，12旅包围淅川。敌军发现我军行动后，果然迅速突围逃跑。3日黄昏，内乡之敌突围，10旅立即展开追剿。5日，11旅占领镇平，因北面没有警戒，致使守敌大部逃跑。地方民团更换便衣，四散隐蔽。只有邓县守敌正规军一个团、民团三个团死守顽抗。3日桐柏军区主力五个团开始攻城，攻占外城后，敌军收缩防御。我军向内城多次攻击，因火力不够，没有成功。华野十纵在完成对南阳敌军阻击任务后，从侯集抽调一个师到邓县增援。9日黄昏发起总攻，炮兵掩护突击队登城，然后延伸射击，压制敌军的反扑。突击队以连续爆破和机枪掩护打开突破口，到午夜时全歼守敌，俘虏敌军团长、县长以下4 100人。指挥作战的王宏坤后来说：邓县战斗华野十纵的一个师是起了作用的，宛西战役我们共消灭了五个团，邓县战斗就消灭了三个。

宛西战役从5月2日开始，到9日结束。我军连克四个县城，但歼灭敌军不多。战后各部进行总结，二纵6旅检讨禹王店战斗说：他们2日以两个团兵力包围禹王店一个保安团，当时“对土顽估计过高，对其战斗力弱、火力差、地形熟悉、狡猾等特点认识不足，以对蒋匪正规军战法对待。认为必须组织充分的火力才能攻击，对白天攻坚信心不够。原拟黄昏攻击，因山炮阵地四个钟头才做好，延至20时才开始攻击。同时认为只要将敌包围，定可歼灭，因之包围部队即不严格划分界线，致使敌在夜间突围时牵马走大路逃跑，部队尚未发觉”。结果追着敌人的尾巴打，只俘虏了少数敌军。[3]

刘邓得知这些情况后，13日指示陈赓：“宛西土顽被我消灭一部，余脱离老巢便于瓦解。你们应展开政治攻势，宣布我之政策，分化其内部，争取官兵回家。对于俘虏军官除罪大恶极的个别首领外，其余给予短期教育一律释放。即使罪恶较大的官长经教育后亦可释放，罪大恶极的首领目前亦不杀。从各部逃回家者向政府报告后，既往不咎。俘兵争取补充。”

14日陈赓致电刘邓，颇为懊恼。此次宛西作战中，由于接敌时严密封锁消息，部队日行百里以上，突然包围敌人，各地土匪均未及逃跑。但在战斗中由于以下原因，故使宛西土蒋大部逃走，实在可惜。

一、客观原因：

1．敌将宛西各县主要城镇周围一千米以内所有村庄、城关、庙宇全部平毁，无法接近，无火力阵地。迫使部队掘沟前进，使敌有机可乘。

2．土蒋地形熟悉，尽着便衣，加以麦深五尺以上，容易隐蔽逃跑。

二、主观原因：

1．不看对象，采取一般正规攻城办法，强调准备，因此土蒋乘机逃跑。

2．战斗地界划分不清，哨兵位置夜间与白天一样未抵近，致敌人以可乘之隙，未能达成预定计划。[4]

攻克四县后，二纵陈再道与华野十纵宋时轮部队由邓县共同南下，向光化、老河口进军。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市）地处汉水上游，是进入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和襄樊的西北屏障。老河口与光化县城毗邻，是汉水上游的重要渡口。守备光化的是国民党第104旅和163旅一部。光化旧城是清末光绪年间改建的砖城，周长15里，高1.5丈，相当坚固。14日我军到达光化城外，以迅猛动作，主力围攻外围的牛头山、马头山阵地，一部攻击河口镇。敌军尚未完成山头工事，即遭到我军猛烈进攻，外围制高点很快为我军控制。鉴于光化城池坚固，我军以两天时间，挖掘多道壕沟，接近城墙。16日夜开始攻城，北门战斗尤为激烈。在双方极为接近的情况下，我军和国民党军对掷手榴弹，短兵相接。104旅的两个副旅长分别在北门和南门督战。17日22时，我军集中仅有的山炮和迫击炮，向北门猛攻，终于突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双方连续进行六次冲锋与反冲锋，杀声震天动地。104旅旅长见我军人数占有优势，自己炮弹也将用尽，经襄樊方面批准，决定乘夜渡河，逃往对岸的冷集。不料先撤退的163旅只顾自己逃命，过河后即不顾后边，抛弃船只，船夫也四散逃跑。104旅渡河时秩序大乱，官兵从多处跳入水中，我军乘胜追击，歼灭104旅一个团和163旅一部，占领光化与老河口。

老河口战斗，我军在装备极差的条件下取得胜利，令国民党军深感震惊。104旅战后的报告中指出：共军弹药缺乏，“此次攻河口山炮发射不到50发，迫击炮亦仅发射二三百发。一般匪军直冲至我守兵前，均使用其土制手榴弹。此等弹黑烟涌冒，状甚凶猛，实则一弹仅有破片数块，几无杀伤力可言。如光化城门外匪军投掷手榴弹千枚以上，我仅伤亡士兵十余名。非亲历其境者必难置信”。既然如此，国民党军为什么守不住呢？他们承认：共军战术运用颇佳。“匪军对我无工事之部队，不惜蜂拥扑来。对我凭坚固工事部队，进攻时运用外壕步步逼近，火力与作业配合恰到好处。”“匪军因弹药缺乏，只准狙击手射击。此等狙击手技术确实优良，我军稍一不慎，暴露目标，即为命中。”[5]

在宛西战役中，负责牵制任务的九纵也主动出击，5月13日攻克荥阳，歼敌两个营。16日又在登封消灭127旅大部，受到刘邓的嘉奖。陈唐部队14日在北移中再度收复许昌，歼灭守敌独21旅。这样，宛西战役历时半月，我军共解放县城9座，歼灭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团约21 700人，缴获步枪1万支，轻重机枪520挺，野炮3门、迫击炮38门和大量弹药。我军伤亡559人。

宛西战役和老河口战斗，我军采取避实就虚、长途奔袭的战术，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刘伯承司令员在6月30日给军委的报告中予以肯定。他总结此次战役的特点说：“（1）本战役是在蒋匪新战法‘大的使我吃不消，小的使我吃不着’与放弃次要据点，抓紧主要补给要点及实行盯梢等情况下进行的。我们采用优势兵力，突然击敌纵深薄弱分散的宛西四县的土蒋，而不打南阳，避免了敌人向心集中增援；且我保障兵团强大，迫使敌人援兵不敢轻进，使主作战兵团取得了从容时间，完满达成任务。（2）本战役主要敌人是土匪，其在宛西有相当的发动社会基础与统治经验，情报灵通，人地熟悉。且在‘小的使我吃不着’的作战指导方针下，一经发现我主力和企图即会逃窜。我们采取了隐蔽秘密运动，由远距离突然奔袭包围，即发起战斗，对溃散之敌进行猛进、穷追、搜剿等办法，以求得彻底消灭之。”[6]

刘邓主力由大别山转至中原后，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和加强各大区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调整和改变原有的大区体制。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渤海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由华北局领导。中原解放区的部队和地方机构，由新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中原军区下辖豫鄂（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皖西（司令员曾绍山、政委彭涛）、豫皖苏（司令员张国华、政委吴芝圃）、豫西（司令员曾希圣、政委张玺）、桐柏（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江汉（司令员张才千、政委刘建勋）、陕南（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汪锋）七个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原晋冀鲁豫十纵和十二纵已改为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改为陕南军区部队。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辖三纵、八纵和十纵）暂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华北解放区派出大批干部到中原，加强地方工作和新政权建设。经过这次调整，中原解放区的力量大大加强，统一了组织，集中了主力部队。中原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

宛西战役后，中央军委为了加强中原作战，决定华东野战军粟裕兵团改变挺进江南的计划，从濮阳南渡黄河，加入中原作战的行列。华野的目标是打豫东邱清泉的5军，为保障华野渡河，中央命令刘邓牵制驻临颍的胡琏第18军，使其不能东顾。刘邓权衡自己部队的位置，认为牵制胡琏的关键在于使其有南顾之忧，不敢全力东进。于是决定发起宛东战役，先佯攻确山，将胡琏部抑留于漯河以南。同时吸引张轸兵团出南阳东援确山，在社旗镇、唐河地区予以歼灭。5月20日，刘邓命令一、三、六纵组成东集团，由陈锡联指挥佯攻确山，吸引胡琏的18军南下增援。以二、四纵和华野十纵为西集团，由陈赓指挥，在南阳以东等待歼灭张轸兵团。

5月25日东集团开始行动，进占驻马店，27日包围确山。国民党统帅部判断我军要切断平汉路，命令18军南下增援，并命令张轸兵团三个师由南阳向确山前进，为确山守军解围。得知张轸出动，刘伯承于27日致电各纵首长，交代意图：“我一、三、六纵取稳重但是积极的动作，攻击确山守敌，达到调动28师西援、张轸东援的目的。而置重点于先歼28师援兵五个团。如28师主力不敢来援，则一面适机争取歼击确山之敌，一面准备以两个纵队以上兵力适时西进，协同陈赓兵团歼击张轸。”“我陈赓兵团应严密监视张轸动态，以四纵及王刘部于张轸一个师或两个师通过唐河、社旗镇线以东后突然割裂，而后以二、十两纵全力各个歼灭之。在战役上注意逐渐将张轸向东压迫，以便锡联兵团主力适时赶到夹击歼敌。”刘伯承强调：“确山、唐河间地形极好，利攻难守。张轸所部三个师均系弱敌，粟宋部应鼓励士气，不顾疲劳，不惜伤亡，密切协同，完成歼敌任务，大展战局。”

5月28日，张轸兵团三个师以密集队形前进到社旗镇以南的苗店、兴隆带（今河南社旗县境内）。当天夜里，四纵10、12旅在周希汉指挥下到达社旗镇以南的埠口（今社旗县城郊），与张轸兵团交火。当天，四纵22旅在查玉升指挥下赶到社旗镇以西的桥头镇，切断张轸兵团退路。刘伯承得知后非常高兴，29日晨命令各纵：“我已抓住张轸于社旗镇以南预想地区，在战斗中已令东一、三、六纵，西二、十纵全力兼程赶到，歼击该敌。”“机会难得，我中原各部应全力首先保障此战胜利。”

四纵10、12旅在埠口一带的村庄与张轸兵团激战竟日，击退敌军十余次进攻，双方互有伤亡。桐柏军区的28旅赶到兴隆镇以南向敌攻击，但未奏效。29日夜，敌军又全力向10旅攻击，周希汉旅长考虑自己的任务是牵制敌军，不是主攻。迟滞敌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东集团各纵尚未赶到。为避免部队伤亡过多，他于是命令部队当夜撤到社旗镇以北，与敌军脱离接触。放开东边大路，以便让敌军钻进我军的口袋。陈赓见张轸在埠口没有动，认为他仍会东进，于30日黄昏将四纵主力调到郭集、羊册镇一带（今驻马店境内），在大路两边等待夹击张轸。东面布下大口袋，而西面兜击的部队很少。[8]

张轸遭到我军阻截，预感形势不妙。29日他用无线电话与信阳第五绥靖区副司令朱其平通话，了解情况。朱其平告诉张轸：刘伯承主力已向驻马店以西的春水等地集结，劝张轸千万不要东进。张轸也猜测到我军是佯攻确山，重点打援，同意朱其平要他撤回南阳的建议。但张轸怕电话被我军监听，用日语对朱说：“我命令已下，明天向春水前进。敌人虽多，我有把握打垮他们。”放下电话后，他即请示武汉的白崇禧，要求退回南阳，30日得到批准。[9]

31日早晨，张轸兵团突然回头向西返回南阳。我军没有得到情报，以为敌军仍然东进，四纵主力正向东运动，陈锡联的东集团正向西急进，准备在泌阳的羊册镇一带会师，围歼敌军。张轸部先头部队当天中午到达桥头镇，我22旅因疲劳疏于警戒侦察，未能及时发现和拦截敌军。致使张轸兵团大部于6月1日逃到南阳附近白河边，跳出我军包围圈，并与前来接应的9师会合。

我军发觉张轸兵团西逃后，四纵主力和华野十纵立即发起追击。6月1日桐柏军区的28旅将张轸兵团的后卫第58师拦截在桥头镇以西的马刘营，当天黄昏，四纵的三个旅也赶到这里，将58师包围，等待宋时轮的十纵来最后解决。2日晨张轸见58师没来会合，便命令9师和20师全力东援，解救58师。四纵坚守袁庄、刘高庄、杜高庄一线，敌军凭借密集炮火和飞机支援，自晨至午向我军攻击十余次。我军工事围墙都被敌军炮火摧毁，战士们冒着敌机扫射与地面敌军拼搏，一步也不后退。张轸见伤亡数千人而一无所成，不得不放弃58师逃往白河以西。2日华野十纵和中野二纵赶到马刘营，当天夜里敌军试图突围，被我阻击。3日晨敌军再度突围，我军乘机攻入村内，将58师直属队和所属183旅全歼，毙伤俘虏6 000余人。四纵主力在白河东岸的大小盆窑、双桥等地与张轸部战斗一夜，呈对峙状态，次日拂晓双方都退出战斗，宛东战役结束。[10]

宛东战役实现了牵制胡琏第18军，掩护粟裕兵团渡河南下的任务，但未能歼灭张轸兵团，刘伯承十分懊恼。6月4日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南阳战役历时五天，战机捕捉的很好，可惜没有完成割断敌人向南阳退路。我一、三、六纵尚未赶到，敌即逃窜南阳附近，仅抓住58师5千人于南阳东40里之三户砦，2日夜被我全歼。其间自5月29日至6月2日，对解58师围之10师、20师、9师亦杀伤不少，整个战役极不令人满意。”6月30日，刘伯承为中原野战军写了《宛东战役基本经验总结》，指出：

一是必须把握基本情况的发展规律与战役指导方向。此次战役的目的在围歼张轸兵团于社旗镇、唐河以南以东地区，这是战役的基本决心。29日即形成将张敌隔于合击圈内的态势，因西兵团第10、11旅顾虑自己局部的伤亡，于29日夜脱离埠口之敌，向社旗镇北撤退，未将张敌抓紧。而西兵团又迷于敌人的表面现象，误认为张敌东进，于30日黄昏将其主力东进到羊册、郭集地区，欲由南北夹击防敌东逃，因而放松了极为重要的西面兜击，使张轸得于31日拂晓向西逃走，此为未全歼张敌的重大失着。这是未能把握基本情况的发展规律，迷失战役指导方向的重大教训。

二是围歼敌人必须是各部队协同动作，其关键在于合围与割裂。围歼敌人的关键第一是合围，防敌逃走；第二是割裂被围之敌，以便各个歼灭。是役有两次丧失了合围的时机：第一次是29、30日西兵团在埠口，第二次是张轸向南阳逃跑时，22旅正在敌军的退路以南地区，但由于疲劳和疏于侦察，未能及时发觉和阻截敌人。后来四纵配合华野十纵围歼马刘营之敌的行动，是个体服从整体的协同动作，必须发扬。如果10、11旅在埠口战斗能如此动作，则必然全歼张轸兵团。另外，通讯方面的落后也是重要原因。

此战之后，除改进电台译报工作外，刘伯承还注重强化野战电话队的建设。

经过宛西、宛东战役，中原野战军在平汉路两侧打开了局面。由大别山转出时的疲劳和低迷状态一扫而光，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张轸兵团经此打击，再不敢轻举妄动。胡琏面临陈唐兵团和刘邓主力，也是孤掌难鸣。陈赓兵团在豫西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各军区也在积极开辟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中原逐鹿的新局面到来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2页。

[3]　二野战史编辑室：《宛西战役资料汇编》。

[4]　二野战史编辑室：《宛西战役资料汇编》。

[5]　《陆军第104旅老河口守备战役战斗详报》。

[6]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8]　《中原军区第四纵队宛东战役总结》。

[9]　《张轸率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纪实》，载《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0]　《中原军区第四纵队宛东战役总结》。

第25章　战襄樊

刘伯承分析中原形势——确定打襄樊——毛泽东要刘邓主力配合豫东战役——阻截胡琏18军——六纵与桐柏军区独立进行襄樊战役——历史重镇襄樊——外围战斗——王近山提出放弃攻山直接攻城——康泽收缩防御陷入被动——六纵17旅突破西门——生擒康泽——刘伯承赏罚分明——华东、中原野战军配合作战

宛东战役刚刚结束，中原野战军司令部于6月5日在南阳彰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议。刘伯承司令员在会上作《中原区的任务和行动》的报告。他说：“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至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刘伯承分析敌情说：“敌人分为五个集团，即卫立煌集团、李宗仁集团、张治中集团、顾祝同集团、白崇禧集团。五个集团是战略布局上的五个点。恰好我们也是五个集团来对付敌人的五个集团，卫立煌已抵不住林彪集团的进攻，西北、华北及苏鲁敌人都在失利，自顾不暇。白崇禧集团在鄂豫皖防我渡江，假如我已过江，彼将如何堵击呢？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能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

刘伯承从地理角度分析汉水区的情况：“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县、均县、房县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三县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

在汉水区如何打开局面？刘伯承谈了他对基本战法和下一个战役的设想：“第一方案：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由刘金轩、张廷发、王宏坤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敌一〇四旅、一六三旅围歼之。第二方案：向信阳南北行动，以一部向郑州佯动。”他把这两个方案交给与会的纵队首长们讨论。

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打襄樊的意图取得了一致。刘伯承最后作结论说：“进行老河口战役，大家意见一致。准备时间规定一周，先告刘金轩准备并侦察，桐柏应侦察敌情及部队展开地区。”“我们在战略上是打强的，在战役战术上是打弱的。打法是夹其额，揪其尾，截其腰，置于死地而后已。打一点吸引敌全来，我啃其一边，阜阳战役是个例子。打老河口虽然容易，但应谨慎，打死虎应看作打活虎。战术的灵活应建立在打的上边。指挥问题，分集中指挥与分割指挥。集中指挥用于打死猪，分割指挥用于打野猪。”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了机断行事、提高军事学术水平和通讯联络的问题。[1]

6月13日，刘邓下达关于襄樊战役的部署。命令以陈赓指挥二纵、四纵为西兵团，第一步奔歼老河口、谷城之敌，其主力适时控制汉水西岸，伺机直趋襄樊。以王宏坤指挥桐柏军区主力、六纵为南兵团，第一步奔歼襄樊之敌，对汉水西岸须以适当兵力兜击可能逃走之敌，对汉水船须控制之。以上两兵团统归陈赓指挥，战役定于21日开始。

就在中野准备行动前，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开始了豫东战役。华野的主要任务是消灭邱清泉的5军，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5月22日他曾指示刘邓：“陈锡联指挥之一、三、六纵，目前时期主要任务是钳制十八军，使其不能东援五军。……总之，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可顺利发展。”[2]

毛泽东中原逐鹿的目标，首先要消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在中原的5军和18军。打掉这两支部队，后面的仗就好打了。刘邓领会毛的意图，决定暂停襄樊战役，集中主力配合华野的作战。华野陈唐兵团和宋时轮的十纵回归建制，向开封方向急进。刘邓又命令位于郑州以南的中野九纵和位于豫皖苏的十一纵归陈唐指挥，参加开封方向作战。陈锡联指挥中野一、三纵为东集团，与华野十纵在西平一带阻击驰援开封的18军。以二、四纵为西集团，跟随陈锡联部东进，协同东集团作战。从6月15日到17日，18军在我东集团和华野十纵阻击下，仅进至周家口地区。华野陈唐兵团已经攻克开封城关。蒋介石见18军远水不解近渴，命令胡琏向汝南方向撤退。陈唐兵团遂攻克开封，取得豫东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6月22日，粟裕率华野主力开始第二阶段作战，在睢县、杞县围歼区寿年兵团。蒋介石急令胡琏、张轸兵团分别由汝南、驻马店地区北上增援。6月29日，陈锡联指挥一、二、三纵进入西平以西地带，第二天吴绍周的85师就从南边上来，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一天，85师未能突破。30日夜里，陈赓率四纵赶到漯河附近，准备合围吴绍周。张轸见形势不好，怕吴绍周被歼，要求胡琏折回西平与吴绍周靠拢。胡琏的北进也被阻止。刘邓见胡琏已经返回西平，我军的力量尚不能吃掉其一部，于是将中野主力收缩于舞阳、郾城一带，继续吸住敌军。这次阻击，保障了华野主力消灭区寿年兵团的战斗。

7月3日，粟裕主力又包围了黄百韬的25师。邱清泉指挥5军拼命向东攻击，为黄百韬解围。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白崇禧命令胡琏率18军和28师兼程北上，协助邱清泉夹击华野。4日，周恩来以军委名义指示刘邓：“你们阻止敌胡吴两兵团北援，以保证粟军南面安全，极关重要。今日胡琏已到商水，我四纵既已追上，应即严令陈谢以全力向胡琏作正面的攻势战斗，并迅速以一部绕过周家口，从正面阻止胡琏北进。此着关系至大，请告陈谢必须如陈唐上月阻击胡琏一样成功。”

刘邓迅速执行了军委指示，但四纵只抓住了胡琏的尾巴。刘邓主力仍在与吴绍周作战，无法脱身。5日刘邓报告军委：“已令陈谢今（5日）夜全部进至周口、商水以东投入战斗，惟绕过周口作正面防御已不可能。一、二、三纵主力刻在西平，今夜进至东洪桥及其东北地区，按原部署对吴绍周进攻。我们原订部署是按粟陈要求，使胡琏7日前不能超过太康，此着仍属可能。惟全部拉回胡琏，恐已困难，当尽全力争取之。”

这时，睢杞战场已经打到白热化程度。黄百韬在华野围攻下已接近崩溃，邱清泉在外线拼命向其靠拢，遭到十纵顽强阻击。白崇禧连电催促胡琏北上解围，胡琏与11师师长杨伯涛商量：救兵如救火，当然越快越好。但在我军拉后腿的情况下，不能疏忽置之不顾。如果转移注意力，延迟北上解围，上边要追究重大责任。胡琏决定冒险，他和杨伯涛带两个团，全部轻装，采用游击战法，在主力先头猛进。觅缝钻隙袭击阻拦的我军，主力在后面跟进。胡琏用这个办法摆脱了陈赓的四纵，由周口越过沙河，直趋太康。[3]

刘邓6日获悉这些变化，急忙致电军委和粟裕：“白崇禧已决定胡琏率11师单独北进，其28师、3师均归张轸指挥。计时，胡琏今夜行动，8日可到太康（周口到太康180里路）。而我四纵北面横堵28师，故决心今夜就地对小砦子之3师一个团、边张附近之10师10旅发起攻击。因此，我主力北进，张轸五个师亦北进，则我更难机动。而我一、二、三纵弹药极缺，打不起消耗仗。”

当胡琏北进至太康时，邱清泉也突破到兰封，企图迂回围攻华野。粟裕部与黄百韬激战数日，已经用完了预备队。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情况下，粟裕决定提前结束豫东战役，放弃对25师的作战，全军撤退到黄河以北休整。7日夜里，华野部队开始转移。胡琏得知华野北撤，也停止了前进。中野的阻击也告一段落。

在豫东战役期间，中野配合华野阻击胡琏、张轸兵团北上，起到了保障作用。虽然华野第三阶段的作战没有完成，也取得了歼敌94 000余人的辉煌胜利。刘邓主力在中原的作战，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制在平汉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国民党军力量相当空虚。这为我军进行襄樊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

襄樊地处汉水上游，连接荆豫，控扼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襄阳古城在汉水南岸，城池坚固，三面环水。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可以相互增援。东汉末年，刘表为荆州刺史，治襄阳。三国时期，这里是曹操、刘备、孙权三方争夺的军事重镇。曹操得荆州，便可南下威胁江南，西进夺取巴蜀。刘备或孙权得荆州，便可北图中原。以后历代南北争端，襄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西晋统一战争中，大将羊祜、杜预分别镇守襄阳，以此为南下攻吴的战略基地。东晋时期，前秦大军南下攻襄阳，太守朱序的母亲在城西北建起一道内墙，称“夫人城”，前秦军猛攻襄阳，在夫人城前屡次受挫。元军攻襄阳，水陆夹攻不克，围困五年才最后破城。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也。”

当时，襄樊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驻地。司令官康泽，四川安岳人，黄埔三期。先在国民党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后长期担任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头目。抗战期间兼三青团负责人。1947年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年1月任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但严格地说不是一员战将，没什么实战经验。他手下没有嫡系部队，蒋介石把川军的163、164旅交给他指挥。康泽感到这是刘湘的旧部，自己指挥不动，推荐川军将领郭勋祺来当他的副手。川军的两个旅是老兵老枪，没有重武器。原驻老河口的104旅都是新兵，武器不错，缺乏作战经验，宛西战役时被我军吃掉一个团。用这些兵守卫襄樊和周围十几个县，实在捉襟见肘。康泽将战斗力较强的163旅派往老河口，164旅守樊城，作为襄阳的外围，104旅守襄阳。康泽还不放心，请求白崇禧把吴绍周85师的整23旅调往襄阳，作为骨干力量。23旅驻守襄阳仅两个月，吴绍周要参加中原作战，坚持要23旅回来，襄阳城防守空虚，康泽只得从两个川军旅中各抽一个团加强襄阳守备。[4]

6月21日华野陈唐兵团攻克开封后，白崇禧判断中原我军也将参与豫东会战，于是决定将华中“剿总”主力向豫中集中，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他不但将胡琏、张轸兵团主力北调参战，还将留守南阳的整20师调往确山作后应。这样，襄樊之敌完全处于孤立状态。刘伯承抓住战机，命令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统一指挥中野六纵、桐柏军区部队和陕南军区第12旅共十四个团的兵力，独立进行襄樊战役。23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到桐柏军区与王宏坤会商作战计划，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直攻襄樊；二是先打老河口，再打襄樊。26日决定执行第二方案。于是，六纵从新野地区出发，直扑老河口。[5]

7月2日夜，六纵以突然动作袭击老河口。守敌163旅两个团不战而溃，向谷城方向逃跑。六纵渡河跟踪尾追。刘金轩指挥陕南12旅由均县以南的草店东进，于3日晚在谷城以南的石花街截断163旅南逃之路，将其大部歼灭，我军仅伤亡26人。战斗为何如此顺利？原来康泽第一步就指挥失误。战前白崇禧给他制订的《襄阳会战作战指导方案》强调：“襄阳外围之守备部队，应实行韧强之持久战，在避免真面目之决战原则下，最少亦须行逐次抵抗，以空间换取时间。”[6]康泽以为刘邓主力全部投向中原，襄阳附近只有我军少量部队。当163旅报告老河口打响时，康泽获悉我军战斗力很强，武器装备较好，不是佯攻的性质。又听说我军的口音多属晋南、豫北，不是当地人，判断为刘邓主力回来了，至少是陈赓部队来了。于是匆忙下令163旅从老河口渡河，沿汉水南岸向襄阳收缩。这一撤，163旅就收不住脚，在溃退中被我军轻易消灭，残部不敢回襄阳，竟向沙市方向逃窜了。

攻克老河口后，我军即长驱直至襄阳城下。国民党军像惊弓之鸟，6日上午我军尚未到达襄阳城外，驻守樊城的164旅官兵就乘船渡过汉水，向襄阳北门逃来。北门守城部队报告康泽：樊城方向有许多船只满载人员向襄阳北门开来，说是164旅从樊城撤退过来的，要求打开城门让他们进来。康泽大怒：“谁叫他们撤退的？”副司令郭勋祺和参谋长都推脱责任，说没下过命令，让164旅返回樊城。164旅的人不肯回去，在北门外形成僵持。康泽派樊高参到北门城楼上劝说，连哄带骗才把164旅的人说回去。回到樊城，164旅旅长就打电话告诉司令部的人：“我们回到樊城了，可是樊城的民心已经变了呀！他们准备了很多猪羊及其他慰劳品，原来是慰劳我们的。我们一走，不管他们，他们就准备拿这些东西去欢迎‘匪军’啦！……我们这次回来以后，他们对我们很冷淡……民心已经变了呀！”[7]

7月7日，六纵逼近襄阳城郊。我军指挥员们观察地形，感觉襄阳确实不好打。襄阳北临汉水，与樊城遥相呼应；城南多山，形成天然屏障。襄阳城虽不大，但城墙高大坚固。城西护城河宽13米，只有一座桥通到西门下。城墙上下碉堡、火力点密布，西关外有同济医院、铁佛寺等建筑群作为阵地，在射击死角、开阔地布设了大量障碍物和地雷。襄阳城南有羊祜山、真武山、凤凰山、虎头山等丘陵，高四五百米，国民党军在这些山头上都修筑了工事，易守难攻。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守山的是敌104旅一个团，分布在各个山头上。因其在老河口曾遭受我军沉重打击，所以士气低落，缺乏顽强死守的决心。

外围战斗果然遇到了困难。从8日起，六纵17旅、陕南12旅和桐柏三分区部队向城南诸山轮番攻击。六纵17旅攻琵琶山，琵琶山与真武山各有敌一个连守备，这里南与凤凰山、虎头山相联系，北面是通向襄阳西门的大路。如不控制这两个山头，就无法逼近城郊。17旅李德生旅长命令50团2营向琵琶山发起攻击，因指挥员轻敌，没有组织好，攻击受挫。9日经过一天准备，各级指挥员都看了地形，组织4门山炮掩护，黄昏时以49团2营攻击。我军炮火摧毁了敌军工事，吓得敌军逃离阵地，2营一个冲锋，以15分钟时间、30人的伤亡占领琵琶山，打开了攻占襄阳的锁匙。49团团长苟在合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不幸踏响地雷牺牲。10日敌军发起反攻，上午敌军在炮火支援下向守备前沿阵地的9连发起攻击，一度占领了部分阵地。8连一个排反扑上去，才夺回阵地。下午敌军以猛烈炮火轰击琵琶山，9连伤亡了48人，但仍打退敌军六次攻击。到天黑换防时，9连只剩下16人。[8]

与此同时，陕南12旅和桐柏军区部队运用夜间突袭，分别占领凤凰山和铁帽山。10日夜晚，17旅49团3营攻击真武山。干部们事先侦察了地形，研究了战术，当晚20时就占领了真武山阵地。由于控制了几个主要制高点，使敌军外围阵地指挥中心的羊祜山陷于孤立，为我军夺取西关开辟了道路。

几天的外围战斗，我军取得一定进展，但也看到一些问题。六纵指挥员认为：“当我大军围城后，敌之基本方针是依凭险要地势和坚固防御工事，幻想达其固守待援之目的。以其精锐104旅15团等扼守城南大山，企图首先在山地与我拼消耗或将我驱走。以为只要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守城不成问题。按实情如果我们不夺下城南大山，是很难接近城关和根本谈不上攻城的。但若与敌争端外围山地，费时太久或消耗太大，那就刚刚上敌人之当，使其达到拖延时间、等待援兵的目的。当时我们打破了历史上攻打襄城必先夺山的惯例，先打下城南大山的几个制高点，将南山敌人防御体系打开几个缺口，然后不顾一切地采用掏心战法逼近城垣，实行攻城。”[9]

这个计划具有一定的冒险性，攻城部队来自几个方向，在统一指挥和协调关系上费了不少周折，耽误了几天时间。刘伯承后来追述说：“几个地区部队配合作战，缺乏全局观念，有的想多吃肉不啃骨头，接受任务讲价钱，往返商讨延误总攻时间，使（王）宏坤感到困难，主张撤兵。赖（王）近山坚持攻击，并主张绕山攻城，以重点打敌弱点，使战役全胜。”[10]

刘伯承接到王宏坤请示下一步行动和王近山建议从东西关攻城的电报，权衡再三，认为康泽不善指挥，襄阳守敌已经恐慌动摇，应该坚持打下去。12日他命令王宏坤继续组织攻击，要求各部队“不许顾虑伤亡，不准讲价钱，以求彻底胜利”。[11]13日，王宏坤调整部署，以六纵主力攻西关，桐柏军区在东北角、陕南12旅在东南角助攻。刘伯承评价说：“攻城指导上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钳形突击。十三日后，我鉴于虎头山、羊祜山永久筑城不易攻下，襄阳城东西两面守备薄弱，乃变计以郧白独立团佯攻该两山之敌，以六纵全力攻襄阳西门，孔庆德全力攻城东南，刘金轩五个营攻城东北，而将三军突击会合于城内杨家祠堂康泽司令部，此乃襄阳全胜的关键。在攻城中王近山指挥和六纵起主导作用，六纵经过初步三整三查，克服了右倾倾向，干部责任心增强，战士情绪高，人人都想在实战中立功。”[12]

13日，六纵以50团攻铁佛寺，以49团攻同济医院。这是西关外两处重要建筑物，占领后我军就有了进攻襄阳城西门的阵地。西门外多开阔地，接近铁佛寺和同济医院不易。我军用两天时间大挖交通沟，延伸到同济医院、铁佛寺和红土堡前。条件成熟后，我军发起夜战，敌军在我军的近迫作业前显得束手无策，被俘200余人。我军迅速占领同济医院、铁佛寺，控制了城西北角的敌军阵地。当时没有急于攻击西关，而是用火力控制西门下的大石桥，为总攻作好准备。这时，六纵18旅占领城东北角阵地，并接应桐柏军区的28旅渡过汉水，配合西关外的主力对襄阳形成钳形攻势。18旅冒着被敌军炮火杀伤和背水作战的危险，突入东关。此举大大震撼了敌军，14日，康泽全面收缩阵地，将樊城的164旅全部撤过汉水，固守襄阳。外围阵地的羊祜山、虎头山等也全部放弃。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昏招，国民党军后来承认：“襄阳城西南各高地能瞰制全城，羊祜山离城西南角仅400公尺，轻重机枪及火炮可以纵射西南城垣，瞰制南面城垣，诚为阵地之锁匙部。自放弃西南各高地之次晚，匪即突破城防工事。守山地凡十日，匪攻不下；退守城内一日，即被攻陷。足证放弃西南高地之失策。”[13]

从我军攻打城南高地时起，康泽就不断向蒋介石和白崇禧告急，请求增援。蒋介石当时将注意力集中在豫东和平汉线的作战上，认为我军打襄阳不过是“声东击西”，命令康泽“弃山守城，固守待援”。白崇禧则坚持守城必守山，责令康泽夺回真武山阵地。待襄阳告急，白崇禧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丢了襄阳将直接威胁武汉的安全。当时南阳第13绥靖区王凌云的部队离襄阳最近，但白崇禧顾虑刘伯承围点打援，不敢从南阳出援。而让信阳的整7师和确山的整20师救援襄阳。如果取捷径兼程前进，20师从确山经泌阳、唐河、新野直奔襄阳，急行军5天可到。然而白崇禧怕共军阻截，让20师从确山乘火车到孝感，再徒步经应城、京山、钟祥过汉水增援襄阳，这样需要7天时间。15日，整7师的172旅到达钟祥，但不敢孤军深入，停下来等20师。而20师行进中遇山洪暴发，耽搁两天。这就为我军总攻襄阳提供了时间。[14]

将部队全部收缩到襄阳城内后，康泽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认为南门外壕浅、工事较弱，共军会从这里突破。西门城坚壕宽，只有一桥可行，还有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只要用火力封锁便可阻挡共军。所以他将防御重点放在城南，没想到我军出其不意，运用“一点两面”战术，主攻西门，东门和南门部队担任助攻。兵力部署是：六纵17旅任主攻，从西关经大石桥向西门攻击。17旅李德生旅长负责指挥突破战斗，16旅尤太忠旅指挥纵深战斗。陕南12旅从东北角攻击，桐柏28旅在东南角攻击。总攻前一天，17旅49团从铁佛寺挖了一条交通沟，一直延伸到西门大石桥附近。

15日20时，六纵集中迫击炮17门、山炮3门、战防炮2门、重机枪27挺，向西门进行摧毁性射击。20分钟内我军共发射各种炮弹700余发，将西门敌军碉堡完全摧毁。敌军没想到我军有如此强大火力，西门左右300米内的敌人几乎没有还击，步枪都没响几下。工兵上去连续四次爆破，炸开一个突破口。突击队49团1营乘着烟雾弥漫、敌军晕头转向之机，仅用10分钟登上城墙，打开突破口。他们连续打垮敌军十余次反扑，六纵主力部队均由西门冲入城内。47团在西北角助攻时因山炮发生故障，未能突破，王近山果断命令该团留一个营监视敌军，其余跟随16旅从西门入城。刘金轩指挥的12旅和孔庆德指挥的28旅也先后按预定计划，涉壕爬墙突入城中。

襄阳城内的国民党军在我军打击下，陷入混乱状态。康泽赖以守城的炮兵阵地很快被我军控制，4门美式化学臼炮都被我军缴获。六纵按计划展开巷战，49团向十字街、46团向十字街东南、54团向南门里、52团从米花街向南门里、50团向北街、47团向西北角分几个箭头同时前进。采用迂回包抄、分路钳击的方法，把敌军割裂后歼灭。52团1营九个排分五路前进，猛冲猛打迫使南门里白家巷内2 000敌人失去作战能力。54团搜索前进时发现一股敌军运动，便冲入敌军行列将其打散俘虏。47团用两面包围的方法，以很小伤亡解决敌军一个团部。但有的部队只会正面进攻，像赶鸭子一样追着敌人跑。见到敌军就开枪，越打敌人跑得越快，结果把敌军赶跑，而不会迂回包围。有的部队将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相结合，一边打一边喊话，瓦解敌军。西南角和南门里敌军数百人，就是在52团的包围喊话下投降的。经一夜战斗，我军基本肃清了城内的敌军，只剩下东门里康泽的司令部，待第二天摸清情况后解决。[15]

襄阳战役我军之所以能迅速突破，除了我方部署得当、战士勇猛外，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内部矛盾也是原因之一。据国民党方面战后检讨：“参战部队以163旅战斗经验较强，但其装备较劣。而装备较好之104旅又以战斗经验缺乏，且各部因待遇差别，104旅为后调旅，配发现品，给养较好。其他两旅副食系发代金，物价日高，给养太差，致引起互相歧视，故作战时不能和衷共济，戮力同心。”“据逃出官兵报称，各级干部无剿匪经验，入城后战斗意志低落，更不能掌握部下。每遇情况紧急或枪声密集时，官兵多生恐惧心，藏入掩体内，不坚守阵地。匪乃得从容突入阵地。匪陷城后，全军尽破，而各级部队长及幕僚阵亡者极少，而能化装脱险回后方者甚多，足为明证。”[16]

16日上午，我军完全控制了襄阳城，各部会师后，包围了位于杨家祠堂的第15绥靖区司令部。杨家祠堂是个四进式院落，成正矩形，四周没有民房。祠堂四角筑有坚固的两层碉堡，中心筑有一个三层主碉堡。从司令官住所到主碉堡有坑道相通。15日夜我军突入城内，康泽就躲进坑道里，只有郭勋祺坐镇中心碉堡指挥，一夜电话不通，也不知情况如何。16日早晨司令部的人从碉堡顶上往四门看，只见城墙上竖着白旗，才知道襄阳城已被我军控制，他们成了瓮中之鳖。郭勋祺还在给下属打气，发钱收买人心，要大家死守待援。我军也不急于攻坚，而是把迫击炮拖进城来，对准司令部进行平射。一炮一炮从容发射，共打了40多发，把国民党守军的脑袋都震得发昏。下午攻击开始，我军使用工兵爆破，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打响，并从四面八方喊话：“缴枪不打！”“投降不打！”这一下，司令部内的军心完全崩溃了。一个川军军官喊道：“我们要投降！他妈的，他们发大财，在南京享福，我们为的什么？我们要投降！”这一喊，一呼百应，大家推举代表去和康泽、郭勋祺谈判，要求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康泽在中心碉堡里戴着钢盔，也不说话，其实是吓呆了。郭勋祺还要顽抗，指挥机枪手射击。没多久解放军就冲进院内，一颗手榴弹塞进碉堡的射击孔。轰隆一声巨响，碉堡底层的人非死即伤，有的哭喊着“缴枪不打呀！”康泽、郭勋祺被迫走出碉堡，当了俘虏。襄阳战役于7月16日18时结束。[17]我军清理战场后，即撤离襄阳，北渡汉水休整。

襄阳战役历时14天，我军歼灭敌第15绥靖区司令部、104、164旅全部和163旅大部，俘获康泽、郭勋祺以下17 000余人，毙伤敌3 500人。收复襄阳、樊城、老河口、谷城、宜城等城镇，缴获化学臼炮4门、野炮1门、迫击炮44门、六零炮10门、小炮43门、步枪4 400余支、轻机枪305挺、重机枪53挺、汽车10辆、骡马123匹、法币307亿元和大量弹药、粮食、物资。我军牺牲719人，伤3 000余人。[18]

襄樊战役从战场选择、战机捕捉到战役部署和指挥，都体现了我军机动灵活的战术原则。刘伯承在战役总结中说：“这一战役的胜利，是由于敌我两军战于豫东、平汉线，将敌主力吸走，襄樊孤立，蒋白两匪初判断我无主力攻襄，襄阳可以固守，发援较迟。一到我攻下，援兵已来不及。……极似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以一人乘机钻隙投篮的方法。”[19]六纵在总结中对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给予表扬：“此次襄阳攻坚作战中，在我纵以李（德生）旅出力最大。从7日作战开始，每战皆担任极艰巨之任务，旅团干部亲临前线指挥，及时督促检查战前各项预备工作，在困难条件下自己想办法，不叫苦。尤其49团‘刀劈三关’，3营攻下琵琶山，打破了敌人山地防御体系的缺口；2营夺取真武山，打通了我攻入西关的走廊；1营突破前沿，对攻克襄阳城、全歼守敌起了决定性作用。其战斗士气之旺盛，战前组织准备之充分，以及作战指导之灵活与坚决，应为我纵各参战部队学习。”[20]

朱德总司令看了刘伯承的总结报告，在9月8日的批示中给予高度评价：“此战役是小的模范战役。以同等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于外城，最后夺取主要据点襄樊。估计正确，敌人指挥官不强，其所率兵力少，战斗力弱，决心攻城得到最大胜利。”中共中央7月23日给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负责人的贺电指出：“这一汉水中游的胜利，紧接着开封、睢杞两大胜利之后，对于中原战机的开展帮助甚大。”此后，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互相配合，在中原战场转入主动进攻。作战规模由几个纵队的集中作战发展为两大野战军的直接配合作战。

[1]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82～485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页。

[3]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4]　董益三：《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37页。

[5]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6]　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襄阳会战史》。

[7]　董益三：《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页。

[8]　《17旅第49团襄阳琵琶山防守经验教训之介绍》，1948年8月。

[9]　《第六纵队襄樊战役总结》。

[10]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11]　《刘伯承传》第1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12]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13]　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襄阳会战史》。

[14]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45页。

[15]　《第六纵队襄樊战役总结》。

[16]　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部：《襄阳会战史》。

[17]　董益三：《襄樊战役康泽被擒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2页。

[18]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19]　《襄樊战役总结》，《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03页。

[20]　《第六纵队襄樊战役总结》。

第26章　巩固中原解放区

鄂豫、皖西军区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左”的政策在新区造成严重损害——毛泽东指示纠“左”——中原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邓小平起草“六六指示”——陈毅谈豫西土匪问题——新区剿匪斗争——华北干部南下——改造“红枪会”等道会门组织——国民党军最后的疯狂——邓子恢领导新区财经工作——巩固的新区为战略决战提供后方支援

1948年上半年，刘邓率中原野战军主力与国民党军进行一系列战役时，中原军区所属各军区也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战胜国民党军的“扫荡”与“清剿”，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各军区部队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党政干部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渡过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中原军区下属的七个军区，由于敌情和我情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敌情严重，我方处于游击状态，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如鄂豫、皖西和陕南军区。一种是已有大片控制区，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江汉、桐柏军区。一种是基础较好，我军主力经常行动，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的地区，如豫西、豫皖苏军区。这三类地区的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为了坚持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在1948年都积极地开展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1948年2月刘邓率野战军主力转至淮北后，鄂豫和皖西地区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斗争。当时国民党军以十几个旅的兵力，在地方保安队的配合下进行残酷的“扫荡”和“清剿”。当时我方人员被迫从已经占领的县城中退出，敌人在中心区设立据点，在乡村恢复保甲体系，白色恐怖相当严重。鄂豫区党委后来总结说：3月到5月“是我区环境极严重的时候”。鄂豫区的部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在一个地方住上七天（桐柏二分区和皖西均同样），在无衣、无鞋、缺油盐，要走几十里路背粮。背一天吃一天，磨一餐吃一餐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1]仅5月一个月统计，鄂豫区在反“扫荡”中被俘183人，失踪529人，伤亡307人，共减员1019人。而我仅击毙敌正规军34人，伤36人，毙伤地方保安队348人。我们的损失远远超过敌人。损失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认识不明确，大根据地思想、正规思想严重存在。放不下架子，机关庞大，动作迟缓。平时对部队管教松懈，有情况不掌握部队，下级不服从指挥。惊慌失措，丧失斗志，不安心工作。想主力，闹情绪，闹山头，等待主力打天下”等等。[2]

敌情的严重是外部原因，我方在根据地建设初期实行“左”的打土豪、分浮财政策，是遭受损失的内因。1947年1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纵进入江汉地区后，从1948年1月到3月开展分浮财、分田地斗争，形式上轰轰烈烈。“但2月以后发现贫农团成分不纯，大部分是流氓当道，或者是地主狗腿、保丁、两面派，敌人布置的假‘贫农团’。某地群众就说：‘贫农团’白天开新四军会，晚上就开‘国民政府’会。又如曾发现某贫农团布置暴动，一分区即有三百多人叛变。便大为警惕，提出整顿贫农团的任务。”[3]

打土豪、分浮财的结果，是严重脱离了群众，造成动荡局面，结果是自己站不住脚。桐柏区检讨当时的情况说：“提出打土豪，分浮财，半年之内赤化桐柏。强调快，一个干部一天走马分浮财二十余村。强调反‘右’，反尾巴主义，认为此地群众比华北强，不用思想发动，把表面轰轰烈烈的现象看成群众运动的高潮（如分浮财时乱抢，部队每次出发，有一大群人跟在后边，到外村去分浮财）。把假斗争认为是群众自动性强（如某村群众半路拦住一个通信员，硬叫他领导分浮财，一时传为美谈，其实是该村群众事前布置的一套假斗争，以免外村群众来乱抢乱分）。而演变结果，打土豪分浮财形成村与村的斗争。甲村没收乙村，乙村没收丙村。有一农民出去分浮财，回去一看，他自己浮财也被分，两相比较，反而吃亏，于是再出发去分浮财。在这种情况下，共有3 290村分了浮财（全区3 740村）。……更严重的是当时敌人已经稳定，积极准备反扑。我们则集中干部于一村，忽视了全面的对敌斗争，结果‘重点突破’不得不改为‘重点搬家’。”

桐柏区的报告还说：“在分田、分浮财时期，最严重的是在逼浮财与逼枪中乱打乱杀。3月份打了许多佃户和狗腿。有次曾为逼问一支枪打了36人。群众说：‘不打的话，我们还多缴一些枪。’……地主更是大批逃亡，‘头号地主跑武汉，二号地主跑驻马店，三号地主瞎胡窜，四号地主屁股打得稀巴烂’。所以一当政策纠正后，桐柏行署先出了一个严禁干部打人的布告。群众都非常高兴，很珍重地贴起来。”[4]

应该指出，在中原新区出现这些“左”的倾向，是受了老区“土改”运动初期“左”的政策影响。但是在敌情严重，我方尚未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情况下这样搞，不但脱离了群众，搞乱了地方经济，而且使部队的生存也陷入困境。所以在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和其他新解放区发动“围剿”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上述严重的被动和困难局面。

刘邓首长转至中原后，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曾几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3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指示各大区首长：“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5]5月24日他给邓小平的复电《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中又说：“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6]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意图心领神会。4月25日他给豫陕鄂干部作《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强调纠“左”。他谈了土改问题、整党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还谈到杀人问题。他严肃地说：“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后悔。说明杀错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邓小平强调注意政策和策略。他说：“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7]

纠“左”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原局在5月分别召集各分区领导研究新的政策和方针。豫西、陕南的干部一致认为：“在新区实行打土豪、分浮财、过早实行分土地害处很大。”确定的新政策是：“（1）建立反蒋的统一战线，包括一切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在政治上只打击首恶分子，即大恶霸、最反革命分子和乡保长中最反动的部分。（2）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3）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4）保护城市及一切工商业。总之，不搞滥一切就好办。”[8]宛西一分区经过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和改变作风后，各阶层反映都好。贫农减少了顾虑，中农安心敢说话了。地主富农相继回家向农民低头认错。宿松团山村地主回家说：“我愿意将多余的土地山林拿出来分给农民，保证不做坏事。过去我们只怕打杀，早知如此公平合理，谁跑在外边受罪呢？你们真是救命恩人。”富农说：“这样办法可真好，我给他们捎信都回来好了，如此他们都不怕了。”太湖七区洪山村逃跑的九户回来八户，各地的地主富农均有先后回家的。[9]根据中央的政策和中原区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在6月6日为中原局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的工作指示》，亦称“六六指示”。他从中原实际情况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制订了一套适合新区的土改和整党的具体政策。这个文件报送中央后，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增补了部分文字。在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大区转发这个文件时，毛泽东写信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中原区层层传达贯彻“六六指示”，全面纠“左”。变土改为减租减息，很快扭转了中原新区的局面。

1948年5、6月份，中野主力先后发起宛西、宛东和襄樊战役，并配合华野的豫东战役。中原大打起来，吸引了国民党军主力。大别山、江汉、豫西、陕南等军区的压力明显减轻，各地陆续开始出击，扩大和巩固解放区，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和土匪势力，中原局势有了明显的改观。

豫西和陕南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1948年6月间，豫西国民党结合地主武装，乘陈赓主力到中原作战，掀起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反革命暴动。他们袭击我军后方机关、瓦解区县武装、暗杀我干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陈毅在给中央的《中原局9月份综合报告》中陈述：“我党足迹踏遍全中国，土匪恶霸之猖獗，恐无逾河南者。……我们驻地发生三次黑夜摸哨，枪伤哨兵，最近破案即房东所为。南下干部数起黑夜被杀害，军人不敢独行，单人带驳壳枪更易招致土匪的暗算。区、村干部之被击杀，造成一种下乡恐怖。研究了数个具体谋杀案件发现，他们多半是恶霸地主作后台，策动流氓退伍兵作凶手，有组织干的。他们说：‘八路军要款、要公粮、要壮丁、要派夫，经过我，我一定负责办到。如直接动员群众去翻我的底，则一定与河北人斗争到底。枪打出头鸟，任何人先与八路军接头办事，一定杀他全家’。他们确实说得到做得到，控制了群众。……同时他们更善于应付我军，一到即承包战勤，自动带枪来加入地武，来当乡、保、甲长，懂得把公开合法斗争与秘密黑杀结合起来。每一暗杀事件，多与当地乡、保长有关，或他们先知道不讲。我们干部无经验，最易被其公开应付这一套所迷惑。国民党的挺进武装与特务能在我中心区活动，即依靠此一基础。因此应估计到如匪正规军来进攻，此辈必然大暴动来响应他。中原解放区创造第一阶段，必须懂得首先解决此一问题。……我党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先制服他们；要制服他们，亦必须同时发动群众。”

7月，豫西军区召开鲁山会议，确定8月到10月开展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强大攻势，坚决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宣传政策，依靠群众，瓦解敌人。军区报告剿匪经过说：“首先是军事与政治交互运用，互为因果，直至彻底消灭土匪。或一鼓而歼（如嵩县、伊阳），或一击而散（如马口之刘茂亭部、鲁山、临汝等），而后驻剿，开展捉捕运动（找线索零捉碎拿）、规劝运动（组织土匪的熟人进行瓦解）、叫子回家运动（匪属工作），由人员登记到武器交出由军政力量的单独剿匪与政治攻势，到逐渐群众参加，形成群众帮助的剿匪运动。由建立情报而破案，防患于未然。总之，剿匪为政治攻势开辟道路，而政治攻势又巩固剿匪成果，并为新的军事胜利作准备。其次是坚定的宽大政策与坚决地镇压首恶相结合。在军政攻势的强大压力下，给胁从分子以出路，解除其各方顾虑，争取瓦解。大量释俘，登记安业；交枪取保，效果极大。鲁山名为‘攻心战术’，三分区形容为‘滚水泼雪，不打自垮’（只三分区瓦解的土匪即有884人，一般逃亡人员1 529人）。一分区土匪说：‘宽大政策，无处可藏’。但必须适时的坚决地镇压首恶（如四分区枪决15人，五分区枪决11个匪首），以分清好坏，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豫西军区将剿匪与减租减息、工商业政策、调整农民负担等工作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宣传活动，争取广大群众向我政策靠拢。“最后统一领导坚决贯彻，统一军政力量，统一剿匪地区，消灭结合部。由军事进攻打开局面，继续政权建设与解决群众具体问题，不能半途而废。”经过两个月剿匪，豫西共歼土匪3 199人，瓦解土匪1 430人，基本解决了为害多年的土匪问题，稳定了豫西的局面。[10]

陕南的斗争更为艰苦。因陕南主力12旅回归主力作战，军区只剩下原38军部队和陕南地方武装。陕南的土匪相当难对付，军区同志形容他们是“地头蛇，地形熟，会爬山，有一定社会基础。用高压来控制群众，强令人民，八路军来了要跑，要坚壁清野，不给我们带路、通信、交公粮，违者杀之。因而造成我不能掌握匪情，军事合击往往扑空。陕南土顽经内战和5师时代（指中原突围——作者注）同我斗争至现在，我们打游击的一套，土顽全学会。并且土顽内部有我不少叛变分子。我大军合击，土顽即分散隐蔽；我若不搜山驻剿，走后土顽又集合起来。在我腹地及边沿地区之土顽画夜不住房子，在大山里、山头上搭棚子或在山林里隐蔽，夜间出来活动，不走道路翻山越岭。”

而陕南军区部队分散在各县建立政权和地方武装，显得“部队新、干部弱，对敌斗争没经验”，山阳我军一个营与敌军遭遇时，摆开正规架子与敌作战。结果损失42人，某独立营在姚家湾休整两个月不移地方，被土顽从侧后包围，被迫与敌打消耗战。均县五区区公所被敌包围后，退守碉堡，敌未接近时就射击、打手榴弹，待敌接近时弹药已消耗完，区长和农会主席等人在碉堡里自杀。均县县机关和独立营都住在县城里，“四周土顽大肆活动，有合击县城之模样。但我们干部不警惕、不准备，仍摆开正规架子办公，和平观念，麻木不仁，脱了裤子睡觉。8月22日拂晓被土顽突袭，打到门口，他们还在睡觉。结果税务局长、独立营长等被俘，宣传部长被打死。总之我们干部指挥能力弱，不善于打游击，死板，爱与敌人打正规战、拼消耗，使我受损很大。”

总结经验教训，陕南军区采取“以敌制敌，以毒攻毒”的办法，“集中兵力有目标的、分地区、分股围歼之。以分进合击、快扑对敌之集中，以分散驻剿对敌之分散，以搜山对敌之隐蔽，以穷追对敌之逃跑。战斗动作要灵活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放下正规作战的办法，突然猛冲猛打，及以相等兵力轻装，采取远距离奔袭土顽之指挥机关或集中的土顽。”陕南主力17师运用这些战术，结合政治宣传，先后消灭和瓦解了均县、上关和南化塘地区的土顽，遏制了土匪和地主武装的活动。

在剿匪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当地游击队发挥了很大作用。当年与巩德芳一起坚持斗争的留仙坪蔡兴运游击队，他们“是本地人，地形熟，在敌后经过长期锻炼，斗争有经验有决心。与群众联系密切，在反扫荡中打击敌人烧房，帮助老百姓在山上搭棚子住，组织联村哨及早发现敌人，帮助老百姓有计划地转移”。因为蔡兴运保护群众利益，“每次大的战斗都有老百姓组织担架，转运伤员”。同时他们“善于打游击，遇敌扫荡则分散隐蔽，组织短小精干武装与敌周旋，情况有利时就集中力量主动作战。”[11]经过两个月的剿匪斗争，陕南的局势大为改观。

新区的工作，干部问题最为重要。各军区一致反映：地方干部太少、素质差，是影响新区工作开展的最大困难。桐柏军区报告说：“邓（县）南三区某区队，全队干部只有一个排长。这个排长南下时是个理发员，不识字，不能上课，也不会讲话。襄阳五区某区队五六十人，只有一个排长兼支书，此外再无政工干部。该排长在南下时是个通信员，汇报工作时只说得出该连的人数、枪数，此外什么都不知道，连有几个党员都不知道。管理教育则根本谈不到。”“地方武装的干部极少极弱，由此可见一斑。”桐柏军区采取轮训方式培养干部，以解急需，但离实际需求还差得远。[12]

为了解决中原急需的干部问题，中央从华北抽调4700多基层干部，由陈毅、邓子恢同志带领，5月从濮阳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于6月14日到达中原军区驻地河南宝丰县西北的商酒务镇的皂角树村。刘伯承、邓小平会见了大家，表示欢迎，并介绍了中原局势。刘伯承说：“我们要将中原地区建设为向南继续大进军的巩固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结合武装斗争，建立地方武装，建立军区、军分区一套。主力打击敌人，使我们的主力军不断扩大充实，成为兵强马壮的大军，向南进攻。”“我们必须针对敌人的总体战展开一元化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方面取得步骤的一致。这就是说，县的游击有文有武，有动有静，有明有暗，转战各地。不但打击敌人，而且检查与执行政策，鼓动与宣传群众。”邓小平作了长篇报告，回顾大别山斗争，强调了纠“左”与新区政策。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策略原则，就是毛主席的七句话，必须要记住。前四句：‘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后三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他要求华北干部树立好的作风，培养本地干部，把中原变成一个巩固的解放区。

新区工作除了剿匪和减租减息外，还要解决地方道会门的问题。在信阳、桐柏交界地区，活跃着“红枪会”等道会门组织。其上层头目提出“防匪保家”的口号，并与当地土匪王星吾、张培尧等作战数次，对地方治安起过一些作用，因而吸引了很多群众参加，成为当地一股很大的武装力量。1948年9月以后，土匪已基本肃清，如何处理“红枪会”就提到日程上来。桐柏区党委慎重研究，提出对策：“由于我们在敌匪进扰时退出，未能适时抓住群众防匪保家这一要求去领导群众斗争，而为地主抓住此种要求，利用群众所熟悉的迷信组织所领导，变为群众行动，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估计信桐会门有三种可能：（1）纯粹群众自卫而为地主掌握；（2）有敌人阴谋，后台系国民党特务操纵；（3）逐渐为敌掌握，先防匪后反我。无论如何，目前已成为群众行动，我应严重注意，采取慎重对策。我们的方针应是暂时允许其存在，限制其发展，以更主动积极的肃匪安民行动争取其领导，夺取其群众。随时宣传我之政策，提高群众觉悟，使群众逐渐依靠我，跟着我走。”[13]

中原局看到桐柏区的报告，肯定他们的对策同时，提出补充意见。主要是争取下层、分化上层、孤立其反动头目。指出：“当红枪会领导群众进行剿匪斗争时，我可积极予以鼓励，予以实际行动的配合及某些援助（如救护伤员等）。但当发现其领导集团中某些分子有勾结敌人、出卖群众、宣传反共行为时，则应予以揭发警告，选择适当时机予以有力打击。”“红枪会派人与我接头时，可表示我政府愿意领导他们积极剿匪，同时应宣布政府政策法令，要他们自动遵守（如不要乱杀人、乱派款及其他反政府行为）。还要注意打破红枪会头子只许我与他们上层分子接头，不许我与下层群众见面的企图，求得能公开与其下层群众见面，了解内部情况，进行讲解我之政策，占领群众思想阵地，杜绝反共分子利用群众反共的机会。”“严防他们向我控制区内发展。一经发现应立即制止，宣布其非法，不准成立。但最主要的还要依靠我们积极领导群众剿匪斗争，端正政策，严明纪律，联系群众，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基本上消灭会门所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

新区的巩固并非一帆风顺，国民党军势力所及的范围内，不断对新区进行破坏和骚扰。1948年7、8月间，确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扫荡。国民党正规军第10师、85师向确山县城以西的竹沟、瓦岗、石滚河等地“清剿”。据桐柏二区的报告：敌军“在军事上采取重点和集中兵力，先搞石滚河、竹沟，再一个村一个村搞。对我部队采取迂回包围，正面慢两翼快，以求歼我基干武装。并组织大合围，不让我转到其后方去。……在政治上采取镇压与怀柔并用，譬如出布告宣传都是说‘八路军都过黄河走了’，‘河北人来弄翻身弄坏了’，宣布带枪投降宽大，跑是土八路，不跑是好人等等。争取民兵更普遍，事后才知道民兵与敌人有拉扯，情况一变就投了敌”。国民党军在村子里烧杀抢掠，“由于敌人摧残过甚，群众无法维持，终日在大山上。早晨上山，黄昏回来。地里的高粱、谷子、稻谷无人收割，自己吃一点弄一点。因时间过长，群众普遍害疟疾。很多地方到处是病人。确山因蒋匪与地主的摧残已成了严重的灾区，以石滚河、卢庄、竹沟以南山区和竹沟以西地区为甚”。

不仅在确山，当时桐柏区的新野、邓县都不同程度地遭受了敌军的破坏。桐柏区负责人刘志坚、赵紫阳向中原局汇报说：“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抓光、抢光、吃光），大批壮丁被抓走。仅知新野、邓县被抓走两万多，邓县县城被抓走一千多，瓦店一镇被抓走一千多。许多村庄只留下老人、妇女、小孩。粮食、被服被大批抢走，因敌盘踞时连日下雨，将许多门窗家具烧掉。许多村庄鸡猪被吃光，村外树木被砍伐做工事。敌窜扰正是收麦季节，影响许多麦子未种上。据现在了解，我区经过敌人此次窜扰，大大增加了财政经济困难。”

这是敌军最后的疯狂。我军在中原地区的胜利，迫使敌军从南阳等地向平汉路收缩。敌人临走时对解放区的破坏不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激起人民的愤恨。刘志坚、赵紫阳的报告说：“经过此次敌人的窜扰，群众思想普遍起了一个变化。群众普遍认识到敌人的残暴，认识到我们真是好。认识到蒋必败，我必胜。我军回来后群众普遍哭诉蒋军的罪恶，对我特别亲善。群众说自己现在换了脑筋，一般地主亦反对蒋军，靠近我们。过去敌人来了群众不跑，现在群众一听敌人来了到处跑，并掩护我干部伤兵一起跑。干部信心亦因此提高。”[14]军区领导群众积极恢复战乱的创伤，生产救灾，重建家园。

巩固新区不仅是占住地盘和争取群众，更重要的是为中原野战军的作战建立巩固的后方基地。当年刘邓挺进大别山时，因为没有根据地，经费和弹药全靠晋冀鲁豫区后方接济。补充的新兵也要从老区长途行军南下。尽管老区尽了全力，长途运输成本巨大，仍满足不了刘邓部队的基本要求。弹药不足是制约部队作战的一个大问题。六纵进行襄樊战役时，炮弹和手榴弹都是从太行老区过黄河，长途运送来的。结果作战时因弹药过期，很多打不响。因此，要在中原进行战略决战，必须自己解决物资供应问题。中原局建立后，由邓子恢同志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新区的经济工作。邓子恢上任后就意识到“财经问题是中原最大困难问题”。虽然当时有华北和山东老区的支援，但长期依靠山东和华北是不行的。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基本自给。邓子恢领导财经干部们实实在在地开展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在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当财办成立时，中原大部地区还不太安定，只有豫西比较完整安定。当时实际负担人口不到2 000万，而吃粮人数野战军连地方一起达60余万。豫皖苏与豫西又时有被分割可能。因此我们当时就分作两个补给系统：（平汉）路西归刘邓，路东归陈粟，我们从中加以调整。当时我们解决补给的方针，除向中央请求补助外，在中原本地主要是靠公粮，其次靠中州钞票发行，再次靠税收。”

关于公粮征收，邓子恢说：“这一向是我军食军需的主要依靠，也是支持（解放区）钞票的有力工具。截至现在止，各区公粮收入仍占总收入的80％。只是江汉特殊一些，占35％。这个制度我们在抗战时期已经确立并有丰富经验，但去年向中原进军时，却采用打土豪及临时借粮办法来解决军食，而未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结果不但军粮无法解决，并把社会秩序弄得稀烂。今年夏季中央指示停止土改，改为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政策后，各地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征收公粮，才确立我们的补给基础。”公粮一年两征，根据各地情况，如豫西、桐柏区每亩收11斤，豫皖苏、陕南区每亩7.5斤，江汉区每亩5.5斤，相当于产量的6％—10％。征收办法是“挤黑地，评产量”，按土地多少征收。地主多出，贫农少出。有的采取挨户查粮和实地丈量的办法来确定每户应交的公粮数量，脱离群众，效果不好，被邓子恢及时制止。

关于发行中州票，也是小心谨慎，稳步发展。我军初到新区，暂时使用银元，避免破坏当地商业。待新区稳定后，逐步推行中州票，取代国民党钞票。刚开始老百姓心有疑虑，不敢使用。襄樊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钞票大跌。而中州票威信日益提高。钞票是形势的晴雨表，我军打胜仗，老百姓就信任中州票。国民党军打败仗，法币就越来越贬值。中州票的发行使新区经济得以稳定发展，也解决了部队的经费问题。但是，邓子恢说：“中钞与银元的斗争仍是相当长期和复杂的。当9月间因大军云集，敌情变化，币值贬价。当时我们除以粮食抛售外，并采取黑市活动，即由银行派便衣持银元，以高于黑市之比价收回中钞，而逐步提高之，不久便平复了。但基本办法是要确实禁用银元，收兑银元，造成社会上以中钞为流通及计算单位的习惯。这需要在群众发动之后才可能完全做到。”关于税收，在新区主要是征收烟草等农副产品税。在新区城镇初步征收营业税。但税收采取民主摊派，不实行繁琐的累进税制，避免群众负担过重。[15]

共产党的新区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就取得成功，连国民党军都觉得不可思议。10月中旬，胡琏、杨伯涛奉白崇禧的命令，率领第18军到桐柏解放区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杨伯涛回忆：“在唐河时，胡琏和我曾漫步唐河大街上，想找几个老百姓聊聊当地风土人情，很久没有找到，最后发现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头，交谈起来，得知共产党政工人员及解放区部队在唐河时，也曾以钞票向老百姓买东西，初时老百姓也同样不欢迎，害怕不能保值通用，于是他们背了几麻袋光洋，在大街上一蹲，把光洋敲得叮叮当当，老百姓拥上围观，有人用共产党发的钞票兑换光洋。这样兑换了几次，于是老百姓也乐于用共产党的钞票了。而在国民党方面，法币贬值千百倍，在改用金圆券前夕，用法币大量抢购粮食物资，一转眼间，分文不值，老百姓叫苦连天。因此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逃避一空。我两人听了，不禁为之咋舌！认为共产党确有一套争取民心的方法。”[16]不久，中原地区就有3 000万人口的区域内使用中州票，连大别山老百姓也拒绝使用国民党钞票。我方在新区排除国民党货币，推行中州票，很快控制了市场，稳定了经济。这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区的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到1948年10月淮海战役之前，中原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陈毅代表中原局给中央写的《中原局九月份综合报告》中说：“经过夏季的连续胜利和中原局《六六指示》，军事胜利与政策转变并进，因而使中原局面开始变好，这是第一方面。表现在许多中心区的出现，如豫西二十余县无敌踪，陕南之郧县、郧西变为腹地。豫皖苏在七月以后，阜阳敌七十四师撤退，中心区已广阔无敌。大别山局面开始稳定。江汉区、桐柏区、汉水与平汉之间取得发展等。市镇农村秩序，开始恢复（例如豫西中心地带人民说，二十年来从未有如现在的安定，历来的兵匪骚扰没有了，农民纷纷多买牲口，积极生产），中州券信用开始建立。知识分子开始近我。逃亡地主先后回家等。这就使我党在中原获得了基地，部分建设可以开始，造成向南的战略基础。这是一年努力的成就。”[17]新区积极恢复生产，向野战军提供了粮食和物资。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新区百姓积极参军，并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支援解放战争。我军有了广大的后方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具备了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实力。

[1]　《中原军区地方政治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2月。

[2]　《鄂豫区党委关于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指示》，1948年6月。

[3]　《江汉区工作情况》，1948年6月。

[4]　《桐柏区工作情形》，1948年6月。

[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7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6页。

[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105页。

[8]　《中原局关于陕南、宛西工作方针的报告》，1948年5月29日。

[9]　《皖西转变作风后的反映》。

[10]　《豫西党委关于剿匪与政治攻势的报告》，1948年11月。

[11]　陕南军区司令部：《9、10两月军事工作报告》。

[12]　桐柏军区党委：《给中原军区12月份的综合报告》。

[13]　《桐柏区党委关于信桐红枪会问题指示》，1948年9月16日。

[14]　《桐柏区党委关于敌扫荡后对工作意见的请示》，1948年11月。

[15]　邓子恢：《中原四个月来的财经工作》，1948年11月24日。

[16]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7]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80～581页。

第27章　新式整军与秋季攻势

国民党军组建机动兵团——中野进行整党整军——宝丰会议——我军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的大飞跃——中央举行九月会议——刘伯承筹划宛确战役——国民党统帅部制订“徐蚌会战”计划——牵制黄维、张淦兵团——孙元良兵团东调——中野乘虚夺取郑州——中原局势的大变化

1948年8月，中原战场经过豫东、襄樊等战役，徐州刘峙和华中白崇禧两大集团屡受挫折，不得不转攻为守，分别将主力集中于徐州和信阳地区，并加强济南、郑州、南阳等要点的防守。中原野战军经过一年来转战江淮，消耗很大，也需要得到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从8月到10月，中原地区没有大的战事，国共双方都在进行调整，为新一轮的较量作准备。

国民党统帅部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鉴于1948年1到7月国民党军在作战中损失多达70余万人，丧失了洛阳、开封、襄樊等一批中等城市，蒋介石感到他的“分区防御”战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小城镇都要分兵设防，无法集中兵力与共军作战。在进行战役时，一个军或一个师的机动兵力经常被共军几个纵队包围，救援不及而导致被歼。这样一个接一个败仗，国民党军不仅始终处于被动，有生力量也被共军一口一口吃掉了。蒋介石决定修改防御战略，裁并“绥靖区”，将整编师恢复军的番号；扩编新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少则五六个旅，多则十几个旅，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使共军“吃不掉，啃不烂”。以白崇禧华中“剿总”主力组建黄维的第12兵团，驻驻马店；张淦的第3兵团，驻九江；宋希濂的第14兵团，驻沙市。另外以王凌云部为第13绥靖区，驻南阳；霍揆章部为第16绥靖区，驻咸宁；张轸部为第5绥靖区，驻信阳。以刘峙徐州“剿总”主力组建四个机动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驻商丘；黄伯韬的第7兵团，驻新安镇；李弥的第13兵团，驻蚌埠；孙元良的第16兵团，驻郑州。对机动兵团进行重点整补，完备兵员建制，调拨新武器装备，加强机动作战能力。

黄维兵团是1948年9月编成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它的前身是整编第18军，辖整编第11、3、10三个师，军长是胡琏。整编11师是胡琏的骨干部队，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在组建机动兵团时将胡琏的三个整编师恢复为军。11师为18军，3师为10军，10师为14军，后又调入85军，并配属第4快速纵队。这样，第12兵团共有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达12万人，是白崇禧手下最强大的兵团。

当兵团组建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司令官一定是胡琏的。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在用人问题上大搞任人唯亲。白崇禧不喜欢胡琏，陈诚则推荐自己的亲信黄维，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黄维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曾到德国短期留学。1938年任18军军长，是胡琏的上级。抗战结束后任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任命黄维为第12兵团司令官的命令下达后，18军上下舆论哗然。大家认为黄维多年没上战场，根本没有与共军作战的经验。他的司令部幕僚也是其旧部，让这样的人做司令官，其命运实在险恶。胡琏的部下愤愤不平，胡琏本人不甘心在黄维手下当副手，撂挑子不干了；18军军长杨伯涛也称病住院。黄维为了笼络人心，在驻马店上任时就表示：他与共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是过渡，几个月就走，司令官还让胡琏当。可见12兵团组建之始，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1]

毛泽东也在考虑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部署。7月初，邓小平奉召北上，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出席即将于9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初，刘伯承、陈毅将中原军区团以上干部召集到宝丰，布置整党整军运动。

中原部队的整党整军，是从1948年1月开始的。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月到4月。当时部队经历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和挺进豫西的艰苦斗争，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艰苦的环境下，一些干部战士思想上产生了疑问，出现了许多问题。一纵政治部主任王辉球回忆：“我们纵队在敌人夹击下通过黄泛区，跃进大别山，又转出大别山，千里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几乎是纵队总人数的一半。人员消耗很大，部队装备也有很大削弱。许多重武器或埋藏在行军途中，或毁弃了。到达大别山后，由于人民政权刚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后方补给极端困难，全纵队干部战士的棉衣直到高山铺战斗之后，已是临冬季节，自己动手缝制才穿上的。接着上级又决定第一纵队转出大别山，有些干部、战士思想不通，还有的在暂时困难面前，产生了右倾情绪。另外，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部队新成分不断增加，特别是俘虏成分大量增加，加之因为战斗频繁，部队政治教育时间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作风有所滋长。厌倦战争、怕苦怕累、贪污腐化、打骂战士群众、违犯纪律和新区政策等问题时有发生。在胜利的情况下，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个人主义等。[2]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邓小平政委在检查一纵工作时，专门给排以上干部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了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要求部队进行反右倾和加强纪律性的教育。

4月17日，刘伯承司令员在三、六纵队干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把大别山的斗争归纳为五个回合，要大家从全局高度来认识大别山斗争。他指出：“如果我们当反攻时不反攻，至少是要在冀鲁豫和敌人牛抵角。东北现在是大开大合的有后方作战，西北也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如果说是作生意，我们这样困苦是赚了钱。山东社论说，反攻中友邻的配合使山东减轻了负担。现在我们西北也恢复了。我们从大别山与全局来看，特别是友邻的胜利，我们是其中的一份。有的吃肉，有的啃骨头。过去山东啃骨头，我们在防御方面就吃肉。假若我们也要啃一次骨头，我们就好像输不起一样。这是什么思想方法？”他强调：我们仍旧执行着伟大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和陈唐、陈谢部队一起，在中原战场上歼灭敌人，创造解放区成为前进的基地。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大家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反对右倾思想，把整党整军与歼灭敌人相结合。

关于整党整军，刘伯承强调三点：第一，“我们整党的精神是什么？还是照毛主席的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思想弄清，组织整顿，最后才是纪律制裁。”第二，整党整军的内容是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思想、整组织、整作风。第三，整党要与三大民主结合起来。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他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掌握原则；二是走群众路线；三是检查结果，避免形式主义。

刘邓首长指示后，各纵队开始了三整三查教育。对战士的教育结合诉苦进行，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毛泽东对新式整军非常重视，1948年3月7日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指出：“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3]这篇文章发表后，新式整军运动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和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1948年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5月到6月为整党整军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军队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加强和改善党对军队的领导。5月间中原野战军召开旅以上政治工作会议，张际春副政委主持并作了两次报告。他传达了刘伯承司令员关于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指示。刘伯承说：“我们一个革命军人，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不能成为一个革命军人。”“不管你是好大的指挥官，权威有多么大，一个口令能使上千上万人向你立正，但这些只是党给予的，你个人没有可以骄傲的。否则如果你因此便昏头昏脑的骄傲起来，走上军阀主义倾向，那你就要离开了党，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一个革命军人必须毫无条件的接受党的领导。”邓小平政委指示二期整党的几项任务：研究和讨论党的政策；制订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掌握部队思想，提出关于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检查干部政策；检查三大民主的贯彻。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张际春副政委详细阐述了加强党委领导、机关政治工作、干部政策、群众路线、新区政策、敌军工作等方面的内容，是对中原野战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全面的总结。

二期整党整军又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写的《二期整党整军初步总结》说：“二期整党最主要的收获与最大的成绩首先是部队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与地富思想划清界限。这表现在贫雇农出身的同志都回到了自己的阶级立场，独1旅战士经过诉苦反省后，认识到过去是忘本了。中农出身的同志认识了革命是为人民，也是为自己干的。有的战士说：‘过去都是迷迷浑浑的，今后干啥事可得寻思寻思，对老百姓有利没有。’干部从查作风、分析思想认识到功臣包袱、摆老资格、不愿进步、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思想，盲目情绪消除了。”

“军队阶级觉悟提高了，军民关系大大改善了。……不仅违犯纪律的现象有了很大的转变，而且积极的普遍帮助群众泥房子，自己搬运东西，轻易不动用民力。今年春季到处开展了助收运动，补充团收割了8千亩。群众说：‘补充团整党整好了，毛主席分给俺地，毛主席的兵又帮俺收麦子。’”

“在部队方面，由于清算了军阀主义与宗派主义，明确了人民军队的本质，过去随便打战士的严重现象没有了，或极大的减少了。战士们议论说：‘现在军阀牌行不通了，阎王爷也打倒了。’这样就增强了军内团结，密切了官兵关系。”“由于在双整中高度的发扬了民主，激发了广大战士的积极性。在双整后士兵委员会经常发动群众，完成了很多任务。如麦收、拆棉衣、泥房子，敢给干部提意见，并民主推举党员、干部，开展了政治民主，收到一些实效。在开展经济民主方面的成绩更显著，参加过双整的单位，一般说来生活都较从前大加改善了。如鄄城大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后，伙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卫生部伤病员的生活，过去每天7斤小米，伤病员天天闹意见；双整后菜金减少了，但生活却改善了。每天能吃6两肉，不能吃肉的吃鸡蛋。”

7月到9月上旬进行了第三阶段的整党整军。邓小平政委去西柏坡参加中央9月会议，这次整党整军是在刘伯承、陈毅领导下进行的。8月7日，刘伯承、陈毅在宝丰中原军区司令部驻地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整党整军动员。刘伯承作报告说：“自我批评与批评是新民主主义的原动力，只有自我批评与批评才能教育干部。过去整风时‘三层亮’：上有毛主席了解情况，中有同事知道自己情况，下有党校许多干部揭发错误。要整首先从头整，从主要负责的领导干部整，尤其军人，如不进步危险甚大。”他强调进一步贯彻军民一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建军原则，提倡三大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在思想统一、组织保障、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提高政治军事素养，进行军队建设。”具体说是加强司令部工作、建设炮兵和辎重兵、办军校和训练班提高军事技术、处理好后勤工作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宝丰会议后，一纵干部回到驻地舞阳、叶县地区，集中团以上干部93人进行了20天的学习和查整。为了搞好这次查整，还召集了134名营级干部参加提意见。从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开始，向大会作反省报告。“旅团主要干部经过大会小会几次反复，查得比较深刻。个人都认识到自己作风上思想上最主要的问题，如个人英雄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原则性弱、自由主义、政治责任心差、工作不深入不负责、官僚主义作风等。”这次查整基层干部大胆给上级提意见，有的派代表，有的个人写信，后勤部一个会计头天在会上发言漏掉两条意见，第二天又跑了十几里路回来补充。基层的意见和批评对领导干部思想触动很大，感到“过去整人家清醒，整到自己头上就糊涂了”。一纵政治部在总结中说：“下面批评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批评态度正常，给被批评者很大的启发和感动。在整党中被批评者感情冲突、不接受批评整翻的是没有的。又由于被批评者虚心冷静的态度，又启发了下面更大胆的批评。这次整党中充分的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发生偏向，没有走弯路，领导干部问题解决比较深刻，整党态度比较正常，是个主要原因。”[4]

经过八个月、三阶段的整党整军，中原部队全体官兵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各级干部改变作风，增强了军队内部的团结。部队纪律加强，军民关系明显好转。连队基层党组织得到完善和巩固，党员的模范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整党过程中抓紧了军事训练，在技术上进行射击、投弹、土工作业、爆破等训练，在战术上演练班排攻坚、防空、反坦克、步炮协同等内容。新式整军运动，使我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与国民党军的重组相比，蒋介石重视的是军队编制和武器的调整，我军重视启发人的觉悟，调动人的积极性。究竟哪种方式对增强战斗力更为有效，在以后的战略决战中有了鲜明的对比。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为“九月会议”。

到1948年7月底，经过两年的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则不断发展壮大，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中原、西北解放区也逐渐巩固。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关于我军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5]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算了算账：“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6]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报告中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描绘出来了。

就在中共中央运筹帷幄之际，华东野战军正筹划济南战役。刘伯承也在考虑举行秋季作战，配合华野行动。8月13日他将敌情、我情和作战方案向军委作了汇报。电报说：“我们一、二、三、六、四、九各纵，自10日起均正式进入休整。这次系以深入三查三整入为主，并结合三大民主联系军事技术与战术之提高，各方面准备实施秋季之作战。依目前士气来说，完成休整、提高歼敌的任务信心是不成问题的，惟以机、步枪子弹少（根本不足一个基数，更谈不上什么备份基数），而华北所运之炮弹、炸药等，则因雨阻，大部尚未到手（正设法催促赶运中）。即使全到，山炮弹亦为数不多。如进行大规模的、无把握的、无缴获的作战，即发生困难。根据各纵队首长磋商的结果，在总的任务许可时，仍想尽量争取实施机动性主动进攻的歼灭战，以适应弹药不足的情况，并在对敌作战中获得补充，便利尔后之连续行动。”他设想了三个作战方案：一是佯攻南阳，待张轸增援时歼其一部；二是如果孙元良东援，则乘虚夺取郑州；三是在平汉路中段寻机打击张轸部。

8月底刘伯承获悉济南战役将要开始，决定积极寻找战机牵制平汉路敌军，配合济南战役。根据情报，熊绶春的整10师在泌阳、唐河间修公路，相对孤立。刘伯承决定打熊绶春，并牵制胡琏部。9月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中野行动。电报说：“不论此役结果如何，你们均必须准备在那时将主力各纵迅速移至许（昌）漯（河）附近待命，准备在粟谭陈方面出现困难情况时向豫东前进。……粟谭陈方面出现可能的困难情况的时间大约在十月，那时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策应办法，以援助之。因此，在九十两月或者甚至还有十一月的上半月，你们所率直属各纵必须准备连续行动和连续作战，这一点望向各纵干部预先讲清楚，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7]毛泽东的电报，隐含了将要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

依照军委的指示，刘伯承决定发起宛确战役，乘敌军分兵之际，实行各个击破，争取在南阳、泌阳之间消灭熊绶春一部，并相机歼灭胡琏的18军一部。9月13日，刘伯承、陈毅到方城指挥作战。不料我军17日开始行动时，熊绶春、胡琏部突然向驻马店、确山方向收缩，这次战役没打成。后来查明是我方暴露了战役企图。27日刘伯承报告军委：“东兵团三纵一部15日出现于春水附近，一纵之一部同日出现于沙河店以北50里之姑庵，使胡琏感受侧面有所威胁，而不经春水西进。”“豫西二分区之警卫连有一58师的解放战士于13日逃跑，19日到10师报告了我军某纵南下，并说我们指挥所在独树。三、四纵主力14日到方城以西，可能被敌发觉。”一场精心组织的战役，因意想不到的因素而痛失良机，说明战争中的情况真是千变万化，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此时，华东野战军举行济南战役。8天攻克济南城，战役进程之快出乎国共双方领导人的预料。济南失守对国民党统帅部震动极大。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认为：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徐州“剿总”握有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4个机动兵团13个军，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周嵓4个绥靖区8个军，加上中原地区的黄维兵团和徐州的特种部队、二线部队，共计29个军，70万人。杜聿明认为，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在9月下旬，他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陇海沿线城市，集中机动兵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

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后，交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刘峙原则上同意。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10月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

如果国民党军主动进攻，解放战争决战阶段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出发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一同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8]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淮海战役的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徐州方面搁置了进攻计划，华中“剿总”的白崇禧倒是行动起来，向豫西解放区进行“扫荡”。我军宛确战役的行动，使他判断刘伯承的主力将在豫西有大动作。10月8日，白崇禧在驻马店召集军事会议，与张轸、张淦、黄维、胡琏等商量对策。白崇禧估计刘伯承可能会向三个方向行动：一是出随枣平原直下江汉平原；二是围攻南阳；三是截断武胜关至信阳段交通，肢解华中“剿总”。白崇禧决定先发制人，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先集结兵力于战略待机地位，判明刘邓主力所在后，断然采取攻势，实行决战。他将张淦兵团调到广水地区，黄维兵团原地不动，并在广水、信阳间控制十几列火车，有情况时可以迅速调动兵力。10月中旬，他指示黄维兵团以第18军为主力，向豫西解放区发起攻击和扫荡。

黄维以胡琏、杨伯涛指挥第18军为先锋，由遂平、驻马店出发西进。再折向西南，直趋泌阳、唐河，与南阳的王凌云取得联络。张淦兵团主力向桐柏解放区进攻，杨干才的第20军由襄樊北进。各路人马行动了半个月，却没有找到刘邓主力。白崇禧出动十万大军，结果扑了个空。[9]

这是因为刘伯承已预测到这一步。9月30日毛泽东给刘陈的电报，要他们考虑以主力再攻襄樊，然后回头取南阳，取得豫西方向作战的主动权。但当时正值雨季，刘伯承10月2日复电说：“据各种征候判断，敌可能分三路扫荡豫西向我求战，摧毁我伏牛山后方，并达到补给南阳守敌军物，打通平汉线。”他告诉毛泽东：“天雨不停，十日来河流水涨，房屋倒塌，道路泥泞，数日内难望晴明。我军冬服大部在临汝、宝丰，万一受损，将影响全军战力。为了便利部队就地补充冬服和争取有利战机，我们拟于天晴后道路能走时，尽量留部吸引黄维、张淦由平汉线向西，而将主力隐蔽向南北转移，适时出击。”这是刘伯承“南北分兵，拖散敌人，寻机歼敌”的策略。

根据这个策略，刘伯承将中野主力留在禹县、襄城、叶县地区待机，命令陈再道的二纵和王宏坤的六纵以及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装成主力，牵制张淦和黄维兵团。要他们且战且走，将张淦兵团拉入大洪山区，将黄维兵团抑留于桐柏山区。陈再道正要执行命令，却突然病倒。部队由王宏坤统一指挥，10月7日从湖北枣阳出发，经随县、应山、京山进入大洪山区。然后乘虚攻击应城，又破坏花园镇的一段平汉铁路，从孝感再次进入大别山区。这二十多天长途行军作战，虚虚实实，把张淦兵团拖得团团转，黄维兵团也疲劳不堪，胡琏的18军10月底才回到确山休整。

济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控制的陇海路东段郑州、徐州两大战略基地均暴露在我军面前。蒋介石权衡利弊，决定放弃郑州，将孙元良兵团东调民权与驻商丘的邱清泉兵团靠拢，集中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与我军举行“徐蚌会战”。孙元良将郑州防务交给李振清的40军，自率主力第41、47军陆续向东开进。10月11日，军委得到孙元良部队东进的情报，通知中野立即设法牵制孙兵团，减轻华野负担。这时邓小平政委已返回宝丰中野司令部，刘邓陈商量后于12日复电军委：“我们遵令决定以陈锡联率一、三、九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18日开始战斗。以陈谢率四纵18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加强攻郑后备力量，并准备打援。另以陕南部队留方城、社旗镇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麻痹黄维与张淦兵团。”打郑州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然而，攻击郑州是配合华野淮海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两大野战军之间需要密切配合。当刘邓主力开始运动后，得知华野方面的作战要到25日后才发动。刘邓考虑，过早攻击郑州，恐怕难以达到拉回孙元良兵团的目的，于13日报告军委请求推迟攻郑日期。此时军委发现邱清泉、李弥兵团有向鲁西南调动迹象，为了判明情况，14日指示中野、华野暂缓行动。

10月17日，刘邓陈发现郑州守备空虚，黄维兵团尚在豫西未回，认为战机难得，请示军委立即攻郑。电报说：“现黄维兵团三个师正掩护军需品送南阳，7师已南调广水对付我王宏坤部，而华野作战又在二十天以后，如果我们推迟攻郑州时间，可能丧失这个较好战机。因为黄维兵团那时将回驻马店以北机动位置，使我感受最大威胁，势必被迫放弃攻郑计划，改为牵制任务。这对我们本身及对东面的配合均属不利。因此我们决心在黄维兵团尚未回头时攻取郑州，并拟于明日夜由禹、襄地区开进，21日夜开始进攻，求得五天或七天内攻克。”19日毛泽东同意中野方案，当天邓小平、陈毅即赴郑州前线指挥作战。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则令十四纵南下新乡，配合中野攻郑。

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黄河南岸。因其位置四通八达，自古以来是多战之地。市区西北的荥阳、广武、虎牢关，楚汉之际、南北朝时期曾是激烈厮杀的战场。因此这里很长历史时期没有建起稳定的城市。20世纪初京汉、陇海铁路通车后，郑州成为中原交通枢纽，地位超过河南古城开封、洛阳，迅速上升为河南第一大城市。解放战争初期，郑州作为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基地，曾设绥靖公署和陆军总部前进指挥所，由顾祝同亲自坐镇指挥。然而此时国民党居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防御，可见其兵力调遣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孙元良兵团走后，原驻新乡的李振清率40军106师一部前来接防，配合城内的99军第268师。像郑州这样的大城市，至少要20个团的兵力才能部署完整的防御，这点兵力根本不够用。40军战斗力不强，李振清不愿当替死鬼。郑州城内国民党守军人心惶惶，斗志全无，根本没作坚守的打算。

毕竟中野是第一次独立攻打大城市，在部署上还是很谨慎的。10月18日下达的基本命令，以陈锡联指挥一、三纵为东集团，由城东南组织进攻；以陈赓、谢富治指挥四、九纵为西集团，以九纵先派一个旅切断郑州至黄河间铁路交通，阻止新乡之敌南下增援，然后与东集团对郑州形成合围。部队于19日分别由襄城、宝丰、鲁山、禹县地区出发。

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受领任务后，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以26旅为第一梯队，由郑州西北实施主攻；以27旅为第二梯队，攻击开始后视情况加入战斗；以豫西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27旅副旅长唐万成指挥27旅的79团和四分区基干团组成“北支队”，在郑州西北的薛岗、苏家屯、双桥、杜庄一线阻止敌军北逃或南援。事后证明，这支偏师成了战役中最关键的一着。

22日凌晨，各部队开始行动，进入攻击位置。郑州守敌见势不妙，果然弃城向北逃跑。我军通过监听敌军电话，很快掌握了情况，邓小平政委指示：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它跑掉。于是，原来设计的城市攻坚变成了野外追击战。11时，郑州敌军逃至薛岗、老鸦陈一带，遭到九纵北支队79团的顽强阻击。79团连续挫败敌军三次冲锋，阵地前躺满了敌军尸体。午后，敌军268师以三个团兵力再向薛岗、双桥发起攻击，力图打开通道。这时新乡南下的援敌也到达薛岗以北，与南边敌军相距不过3里。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79团在团长任应、政委田耕指挥下，发扬敢打硬仗的作风，死守阵地，顽强战斗，一直坚持到九纵主力赶来。

15时，九纵主力赶到。敌军慌忙退入老鸦陈村。老鸦陈是个五百户的大村庄，分南北两个寨子，均有寨墙。敌军的指挥机关和车辆、辎重都拥挤在村内，一片混乱，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我军抓住时机，迅速展开攻击。一阵炮火之后，九纵26、27旅分别发起攻击。坚守薛岗的79团也冲出阵地，加入攻击的行列。敌军被压缩在狭小的地域，一排手榴弹就能炸死一大片。敌军心理崩溃，四处逃窜。我军边追边喊话，使不少敌军放下武器。经过几小时战斗，黄昏前将北逃之敌全部歼灭。南援的两个团敌军向北退至邙山，企图凭借阵地固守。九纵以27旅和豫西四分区部队奉命歼灭这股敌军，因敌居高临下，火力凶猛，我军攻击不奏效。24日晨决定以一部牵制敌军，而以主力夺取黄河铁桥，断敌退路。当天下午，27旅、豫西四分区部队在南岸向黄河铁桥守敌发起攻击。战士们切断了敌军企图炸桥的电线，一个个地夺取桥头地堡。至17时，守桥敌军一部逃蹿，中野九纵占领黄河铁桥，郑州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国民党第12绥靖区司令部、40军军部，106、268、39师各一部，郑州警备司令部所属留守部队共11 000余人。其中俘虏9 500人，缴获汽车30余辆、火炮82门、机枪300余挺，步枪3 80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10]

10月22日，邓小平、陈毅报告中央军委：“郑州之敌于今（22日）晨向新乡撤退，被我九纵一个旅截击于郑州以北30里处，正战斗中。我主力黄昏后可加入战斗。郑州城已于今午被我占领。我们拟在现地休息两天，调整部队。于25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遵22日子电出商丘或直出徐蚌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协同华野作战。”毛泽东第二天指示：“郑州解放将永为我有，望派兵保护黄河铁桥，勿使游匪及特务分子破坏。平汉、陇海两路之路轨、车站及诸项设备，均须注意保护。”周恩来副主席则电令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迅速南下，接管黄河铁桥北岸，与中野九纵会合。

郑州是中野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邓小平、陈毅进入郑州后，立即成立了以张际春为军管会主任、秦基伟为警备司令的领导班子，开始了接管工作。一、三、四纵经过短暂休整，即向开封方向前进。开封守敌第119旅得知郑州失守，连夜东逃，我军不战而得开封。10月25日，中央致电刘邓和中野全体同志：“郑州解放，歼敌万余，开封守敌弃城东窜，开封遂告第二次光复。从此，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

郑州的解放，使长期以来物资弹药十分困难的中野部队得到很大的补充和改善。也标志着我军在中原地区的形势有了根本转变。我军控制了平汉、陇海两条铁路，取得了战略的主动权。在徐州国民党军集结收缩的态势下，白崇禧也被迫停止对豫西解放区的扫荡，将黄维兵团调回确山，准备参加徐蚌会战。中原敌军兵力的东调，为江汉、桐柏解放区的出击和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野主力紧接着投入了淮海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即将开始。

[1]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　王辉球：《发扬民主，官兵一致——回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的新式整军运动》。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4页。

[4]　《第一纵队整党总结报告》，1948年9月18日。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345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6～587页。

[8]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9]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10]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页。

第28章　决战淮海

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小淮海”的作战设想——毛泽东指示华野、中野协同作战——刘邓筹划战役前的布局——一纵追歼181师——徐州“剿总”摆出决战架势——三纵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的当天，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电报中说：“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1]

9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等领导人（邓小平出席中央九月会议正在返回途中——作者注），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筹划了战役的三个阶段：（1）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2）歼灭两淮、高邮、宝安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电报要求华野“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召开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2]

在粟裕和毛泽东的往返电报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把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是黄百韬兵团。这个计划可以称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

9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华野、中野负责人，强调指出“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他要求华野做好充分准备，对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的纵队迅速完成整补，出动的时间可以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

毛泽东的指示已经显示出中央军委要华野打大战役的意图，他将电报同时转告中野，也有两支大军协同作战的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0月9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出席中央9月会议后，返回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曲阜，与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等召集各纵队首长举行作战会议，研究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问题。根据前方侦察情报，制订了两个方案：一是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对黄兵团进行分割包围，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的力量组织打援。与会者多倾向于第二方案，粟裕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战役的目的是“收复华中地区，开辟淮海资源，暴露津浦线南段，孤立徐州”。12日作战会议结束，粟裕将会议情况和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并附带说明，因华野部队需要补充棉衣，请将战役开始时间推迟到10月28日。

10月11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在这份名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重要指示中，毛泽东对战役的设想和部署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曹八集、枣庄、临城、韩庄、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面作战。针对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主力集结于徐州附近，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毛泽东着重指出：为达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那样的部署，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和阻援，对付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使其不敢全力以赴东援黄兵团，这样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鉴于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可能东进，毛泽东指示刘邓陈迅速部署攻击郑州至徐州铁路线，牵制孙兵团。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3]

发出上述指示后，毛泽东接到华野12日的电报。经过考虑，毛泽东14日复电华野，对战役作了更具体的部署。他强调打援部队应放在援敌的侧面，即徐州以北、西北和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决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时间歼灭黄兵团”。他强调要“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并以刘邓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就进攻郑州、开封，吸引刘汝明、孙元良兵团停留于郑州、开封之间，不能东援，以配合华野作战。[4]

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淮海战役设计了更大的方案。这样，淮海战役由华野单独执行的任务，变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当然，事先谁也没有预见到淮海战役后来会打到那样大的规模，演变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到淮河的广大区域内进行的一场战略大决战。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方案，不仅局限于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主力。这就使原来设想的“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开阔了华野、中野指挥员的眼光，使他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华野的任务确定后，中野如何配合作战？10月22日，中野顺利占领郑州，毛泽东非常高兴。23日他指示陈毅、邓小平：“淮海战役最紧张时间是在戌微（11月5日）至戌哿（11月20日）约两星期左右。陈邓酉有（10月25日）东进，估计月底可能占领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河作战。”他还明确地说：中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县）蚌（埠）。”

形势的发展又是出乎意料的顺利。24日开封守敌东逃，中野豫皖苏部队兵不血刃接管开封。毛泽东又构思了一个跃进的计划。25日他指示陈邓：“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如那时孙元良好打，亦可向北打孙元良。如黄维跟踪东进，亦可回头打黄维。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在你们到达蒙城以前，敌人亦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打哪一点。”[5]

组织一场大战役，战前的筹划犹如在棋盘上布局。部队动起来就是千军万马，选择一个最佳的集结地点是要反复考虑的。如果战斗打响后再调动部队跑几百里，必定延误战机。陈毅、邓小平考虑再三，当天复电军委：“第一步集结地点建议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由郑州到达上述地区约十天。明宥（26日）开进，戌支（11月5日）可到达。”“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团很难机动，同时对部队情况亦不适合。现在鞋袜、棉裤、帽子、绑带尚未补齐，财政上毫无准备及辎重不能携带。……总之实行此着，我们很难打到仗，而且可能有较大的消耗。”[6]

邓小平显然是吸取了跃进大别山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向军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毛泽东向来尊重野战军指挥员的意见，因为他们比自己更了解当地的情况和部队的实际。26日他复电陈邓，同意中野不出淮南，到永城地区集结。27日，陈毅、邓小平随四纵指挥部离开郑州，沿陇海路东进，一、三、四纵主力经开封南下，奔赴淮海战场。

粟裕到达华野前方指挥部后，得知中野不出淮南，而是与华野配合作战，于31日请示军委：“淮海战役当遵令于（11月）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但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8日晚发起战斗，请陈邓复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毛泽东指示陈邓、粟裕、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7]

刘伯承、李达、邓子恢当时在豫西指挥牵制黄维、张淦兵团的任务。他们得知陈邓与中央往来的电报后，对中野将在战役中发挥什么作用进行了通盘考虑。11月3日，他们联名致电陈邓和军委：“蒋匪重兵守徐州，其补给线只有一津浦路，怕我截断。故令孙元良兵团到宿县（今日已全到），邱清泉、刘汝明两敌亦有如陈邓所料之趋势。只要不是重大不利之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宿间铁路，造成隔断孙兵团，会攻徐州之形势，亦即从我军会战重点之西南要线斩断敌人中枢方法收效极大。”同时他们下达命令，要二纵前往息县，六纵前往上蔡、汝南，南北夹击东进增援徐州的国民党军。[8]

这时，陈毅、邓小平正率中野指挥部由柘城向亳县行军。5日接到军委命令：“第一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陈邓没有怠慢，命令各部连夜向商丘以东行军，争取拦截刘汝明部。刘伯承布置任务后，也于5日动身，乘坐吉普车从宝丰出发，向开封前进，到开封后继续南下，会合陈邓。

11月6日夜，华东野战军大举南下，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在徐州以西同时发起攻击。配合中野行动的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在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下，从鲁西南单县向徐州以西的砀山进逼。中野主力向陇海路商丘、砀山以南挺进，锋芒直逼徐州。驻商丘的邱清泉兵团已向徐州收缩，留下刘汝明的55军181师担任后卫，掩护从商丘撤退邱兵团的军用物资。邱清泉一贯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在物资基本撤完时，就命令5军工兵将砀山以西的铁路桥炸毁。181师撤离时没有火车坐，只好徒步行军。11月6日夜181师到了虞城县境内陇海线上的小站张公店（今张公房），被中野一纵抓住。当时一纵奉中野首长命令，向马牧集、张公店方向前进，配合其他纵队在运动中歼灭刘汝明部。6日深夜，一纵得知181师在张公店宿营，司令员杨勇决定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实施分割围歼。他指挥部队向胡庄、施庄、张阁等村庄的敌军发起攻击。181师师长米文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7日清晨派老百姓给胡庄我军送来一封信：“驻地友军鉴：南面不断打枪，究系匪军捣乱，抑或与我部发生误会，望告师部。”一纵根据181师的通报，当天包围张公店。181师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老兵多，善防御，但装备较差，在解放战争初期曾与我军多次交锋。8日11时，友邻三纵、九纵一部赶到，配合一纵向张公店发起总攻。在炮火支援下，一纵1旅2团突破敌军阵地，敌军分路突围。在野外被一纵围堵，181师被全歼，米文和以下6 000人被俘。[9]

刘峙得知181师被歼，大惊失色。他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徐州，急忙调李弥、孙元良兵团向徐州靠拢，加上邱清泉兵团共三个兵团的力量保护徐州，而把黄百韬兵团放到一边。华东野战军主力在南下过程中，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为华野追赶黄百韬兵团争取了时间。直到11月10日华野主力合围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地区，国民党统帅部才如梦初醒。蒋介石以刘峙指挥不力，紧急召回在葫芦岛的杜聿明来南京出席军事会议。

11月10日下午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国防部官员报告：根据情况判断，共军目前是以有力之一部牵制徐州国军主力，而以主力包围消灭黄百韬兵团。因此建议：以李弥兵团和72军守徐州，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主力东进，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当即表示：“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并指定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顾祝同还答应杜聿明在指挥时可以机宜行事，不必完全按照国防部的指令行事。当天深夜，杜聿明飞抵徐州。

当时徐州“剿总”一片混乱，刘峙被我军各方面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想解黄百韬之围，又怕丢了徐州。杜聿明对情况也不熟悉，但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他认为共军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要集中主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他们又得到情报，黄维的12兵团正向徐州方向前进，刘邓主力有南下阻击黄维的迹象。杜聿明感到必须解救黄百韬，但是黄维的援军不到，他没把握战胜华野主力。因此他提出两个作战方案：（1）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李弥兵团守徐州，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会合黄维先击破中野的六个纵队，再回头解黄百韬之围。（2）以孙元良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为黄百韬解围，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急进。

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一致反对杜聿明的第一方案，认为黄百韬不可能坚持很久，西进如果扑空，两头落空。执行第二方案，又怕邱清泉不听调遣。在找邱清泉前来商议后，11日下午，刘峙才下达命令：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东进解黄百韬之围，徐州空军配合轰炸。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改为第6兵团，辖99军和刚从葫芦岛撤下来的39、54军。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改为第8兵团，辖55、68、96军。两个兵团在蚌埠集结后，沿津浦路北上宿县。黄维的第12兵团向阜阳进军，然后向蒙城、宿县推进。孙元良的第16兵团进至符离集地区。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于12日开始行动。[10]

至此，国民党军摆出了决战的架势。徐州“剿总”集中了七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在人数、装备方面均占有优势。他们以为这场会战即使不能全胜，共军也吃不掉他们的重兵集团。

11月11日，华野主力在碾庄地区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刘伯承也在当天赶到永城以北的中野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会合。这时，陈邓接到毛泽东11月10日的指示：“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11]

当天中野司令部下达命令：以中野四纵、华野三纵和广纵沿津浦线宿县、徐州段向东北攻击，钳制邱清泉、李弥兵团东援黄百韬；以中野三纵和九纵一部夺取宿县，一纵于宿县西北为预备队；九纵主力和豫皖苏张国华部在宿县以南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增援。11日夜，刘邓陈在安徽境内的临涣集召集各纵队领导会议，邓小平政委强调：夺取宿县，对配合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防止徐州之敌南逃，阻击东援的黄维兵团，都有重大意义。我们占领了宿县，控制了徐蚌两侧地区，就有了战场，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黄维。他命令各纵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坚决夺取战役的胜利。[12]

12日，中野三、四纵冒着大雨行军，分别进至宿县、夹沟沿线。这时，孙元良兵团奉徐州“剿总”命令，正由宿县向徐州撤退途中，已经过了符离集，到了夹沟以北。当天夜里，四纵11、13旅向津浦线的符离集、李庄车站发起攻击。因孙元良兵团主力已经通过我预定作战区域，我军只抓住敌军后卫的第41军124师一部，打了一夜，占领了两个车站。孙元良部因急于赶回徐州，并不恋战。四纵再次超越敌军，14日到达徐州以南的三铺，又与41军122师交火。敌军队形混乱，抛弃辎重，向徐州逃窜。四纵因接近徐州，也不再追击，15日奉命调头向西，堵截黄维兵团。

孙元良兵团北撤后，宿县防御空虚。三纵对宿县守敌进行侦察后，发现城中只有25军148师三个团，加上部分交警、一个装甲车连，总共12 500人。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线上，扼南北交通要冲。它是徐州“剿总”的后方补给基地，囤积了大量武器、军火、被服、装备等军用物资。淮海战役开始后，津浦线是南京与徐州联系的主要通道，宿县的地位更为重要。宿县城墙高大坚固，环城有宽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四关中的东关是日本人修建的兵营，连接火车站，形成宿县的外围据点。但孙元良兵团北上后，留守宿县的国民党军人心浮动，士气低落，战斗力并不强。

11月12日，中野三纵开始攻击宿县。9旅接近宿县西关后，立即展开攻击，占领西关。然后向南关进攻，炸毁了铁路桥。到13日拂晓，完成了对宿县西、南方向的包围。8旅炸毁了城北的九孔桥，切断了徐州与宿县的交通，并打退了宿县开来的敌军装甲列车和徐州开出的一列军车，然后包围了东关兵营。7旅在完成歼灭181师的任务后，兼程行军，于14日拂晓赶到宿县，投入战斗。

14日，三纵召开干部会议，陈锡联司令员和阎红彦副政委作了动员。下午，他们带领各旅的旅长到前沿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明确各旅的任务，并对火力配备、协同动作和攻城准备作了具体部署。当天晚上，7旅和8旅对东关发起攻击。8旅22团首先夺取兵营。该地防御虽属强固，但我军以猛烈的火力压制敌军，22团3营动作勇猛迅速，很快占领兵营，俘虏部分守敌。其余的敌军溃退到城内。城内敌军乘我立足未稳，以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我军反击。22团沉着应战，击溃敌军，并击毁一辆装甲车。敌军被迫退回城里，来不及破坏东门桥。我军控制了桥头堡，巩固了既得阵地，并占领了东门桥。23团夺取火车站，与22团会师。至此，三纵占领城外四关，完成了对宿县的包围。

15日三纵总攻宿县，陈锡联以7、9旅为主攻，8旅为二梯队。具体部署是，以7旅攻东门，9旅和九纵80团攻西门，8旅由南门、北门助攻。17时战斗开始，为迷惑敌军，8旅提前15分钟在南、北门打响，吸引敌军兵力。然后三纵炮火向东、西门开始了半小时的火力准备，轰得城墙砖石飞迸，烟雾腾腾。7旅工兵连续四次爆破，将小东门炸开一个缺口。19团突击队冲上城墙，与敌军展开近战，巩固了突破口，突破东门的战斗仅用了40分钟。21团紧跟19团冲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用装甲车在东大街封锁我军前进道路，21团战士翻墙过院，迂回分割敌军。在西门攻击的9旅25团冒着密集的火力，强行架桥，伤亡不小。我军调来火箭筒，摧毁敌军暗堡，终于架桥成功。突击队登上城墙，在西门内抗击敌军三面反扑，战斗非常激烈。后续部队上来，打退敌军，由西大街向纵深发展，占领县政府。当夜23时，各攻城部队在城中心会师。[13]

宿县敌军因番号繁多，指挥不统一，无法组织有效防御，所以很快被我军各个击破。敌军指挥官津浦路护路司令、中将张绩武及其司令部人员300余人困守城西南角的福音堂。我军在城墙上用山炮轰击福音堂钟楼，7旅19团向敌军发起攻击。张绩武顶不住，率部突围，没到南门就被我军阻截，敌军乱作一团，大部被俘。到16日3时，宿县战斗结束。我军俘虏张绩武以下国民党官兵12 000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了中野的急需。与此同时，张国华率豫皖苏独立旅和豫西军区部队攻占固镇。这样，我军控制了宿县至固镇间100公里的铁路线，切断了徐州与蚌埠的联系，提前实现了对徐州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

中野占领宿县，对华野集中力量歼灭黄百韬兵团是一个有力的保障。11月23日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实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指挥员的贺电中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认识）。”[14]

[1]　《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93～394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7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7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6]　《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5页。

[8]　《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9年初稿。

[10]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12]　陈锡联：《截断徐蚌线，会战双堆集》，载《淮海战役》第2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32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第29章　堵截黄维兵团

国民党战略部署的失误——黄维兵团向徐州开进——中野二、六纵急行军超越黄维——淮海战役总前委建立——一纵蒙城阻击——毛泽东命令中野打黄维——血战南坪集——黄维决定向固镇转移——中野各纵大举出击——黄维兵团被合围于双堆集

国民党徐蚌会战的部署，从一开始就摆出一个被动的态势。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南京国防部于10月22日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等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共军可能会进攻徐州，或进攻蚌埠进逼江淮。与会者坚持“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定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郑州、开封等大城市，集中重兵集团于徐州外围，对华东共军采取“攻势防御”。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调黄维兵团东进，配合徐州“剿总”的行动。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在徐州方面是沿陇海铁路摆了个“一字长蛇阵”，他们的意图是依托坚固据点，可以及时调动，进可攻，退可守。

杜聿明、白崇禧对徐蚌会战的部署大为不满。杜聿明的感觉是：“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1]白崇禧也意识到国民党统帅部这个计划的危险性。他10月30日从汉口来南京开会，开始满口答应承担指挥职责。但他与李宗仁和桂系将领研究之后，第二天开会时突然改变态度，坚决不肯指挥徐州方面的行动。只同意将黄维兵团调给徐州配合作战。与会者对白崇禧的出尔反尔感到不解，猜测白崇禧是怕蒋介石作成圈套，准备在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也有人认为是李宗仁、白崇禧合谋拆蒋介石的台，如果战败就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

11月8日，黄维兵团奉命向徐州进发。当时主力18军等部队刚从豫西扫荡回来，人马疲惫，来不及休整就匆匆上路。12兵团由河南驻马店、确山出动，集结之后按照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前进。这一带地区没有铁路和公路干线，而且河流纵横，要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大小淮河支流。这样一个庞大的兵团，带着众多榴弹炮、战车、卡车和辎重，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军，又要架桥渡过一道道河流，其艰难可想而知。当黄维兵团到达安徽蒙城时，已是11月18日了。[2]

对黄维兵团的东进，中央军委和中原野战军都非常警觉。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局、刘邓陈的电报中，严令中野二纵、六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15日前赶到黄维前头，阻止黄维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不得误事”。要求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动员一切力量，破坏桥梁道路，迟滞黄维兵团的行动。[3]

此时，中野二、六纵正在日夜兼程地急行军。二纵走的路是最长的。从9月17日他们就从河南方城出发，先是牵制向豫西扫荡的黄维兵团，19日走到泌阳。黄维兵团向东后，二纵又于9月25日南下桐柏、江汉地区，10月16日发起应山战斗。尔后又回头向南，经大洪山配合江汉部队打下应城，破击平汉路。11月1日进入大别山，牵制张淦兵团。11月3日奉命兼程北上，返回豫皖苏，结束了长达3 000里的行军，完成了牵制的任务。11月6日过淮河到息县集结，接到刘伯承司令员的命令，要二纵以急行军速度超越黄维，进至沙河以北项城县境内的鲁台集，二纵在来不及领取棉衣的情况下，便接受了东进的任务，再次上路。进入淮北地区后，天气突然转冷。部队极度疲劳，干部战士体力衰弱，生病的很多。他们穿着单衣，顶风冒雨行军，6旅有5个战士（原来就有病）竟然被冻死。13日，二纵到达鲁台集，豫皖苏军区为他们补充了12 000套棉衣、24 000双鞋，有些棉衣是军区干部战士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给二纵的。[4]二纵穿上棉衣后，略事休整，15日出发，18日夜终于赶到蒙城以北小涧集、西阳集，协同一纵参加堵截黄维兵团的战斗。二纵长途行军受到中野首长的高度评价。中原局11月20日给军委的《两个月综合报告》中说：“二纵于戌（11月）初破击平汉路后，经过大别山北移。虽然部队无菜钱，尚未穿上棉衣，日行十几小时以上的急行军，实甚疲惫，但仍遵守时间，不误行动，沿途纪律很好，给大别山人民以极好的影响。”

淮海战役开始一周后，整个战局变得复杂起来。在徐州以东，粟裕指挥华野主力两面作战，一面逐步压缩碾庄包围圈，争取全歼黄百韬兵团；一边顽强阻击东进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制止他们与黄百韬会合。在徐州以西以南，刘汝明兵团重占固镇，黄维兵团已到阜阳。中野一方面要配合华野阻击由蚌埠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一方面要集中主力堵截黄维兵团与徐州“剿总”会合。任何一个方向搞不好，都会造成战局的恶化。毛泽东并未因黄维的到来而动摇战役决心，他在15日给刘邓陈粟谭的电报中指示华野、中野按照既定方针，先消灭黄百韬兵团，占领宿县。“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

各路国民党军纷纷向徐州靠拢，摆出决战的架势。战斗之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数量巨大的弹药、粮食等后勤运输工作需要各解放区的合作统筹。这样，华野和中野的作战已经结合在一起，在兵力使用、指挥关系、相互配合上必须统一行动。11月16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指示两大野战军：“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5]

至此，淮海战役已经发展为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国共双方都下了最大决心，投入最大的力量。总前委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集中兵力先解决一个方向的敌人。战役形势相当严峻：黄百韬兵团虽然已被华野主力歼灭一半以上，但仍固守碾庄顽抗，粟裕等待补充弹药，才能发起新一轮攻击。原来设想以苏北兵团楔入邱、李兵团后方，切断敌军与徐州的联系，因敌军力量强大，苏北兵团难以完成任务。中野同时对付黄维等三个兵团，也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华野放弃了诱歼邱、李兵团的计划，集中兵力部署对黄百韬兵团的总攻。中野则对黄维、李延年采取顽强阻击，不让黄维与徐州国民党军会合。11月15日刘邓陈下达命令：“黄维今日可集结阜阳，判断其主力可能出蒙城、宿县。我令一纵由宿县以西向蒙城开进布防，16日可到。三纵于攻歼宿县之敌后即开蒙城，九纵用于固镇沿津浦线阻击可能北援之敌。”当天夜里，一纵向蒙城地区进发，依托涡河、北淝河部署防御。[6]

11月18日，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先头部队18军11师迅速控制了涡河南岸。这里地形平坦，大部队行动没有障碍。国民党军发现北岸有我军构筑的工事，即进入战斗状态。左纵队的10军18师侦察部队在涡阳县以南的西阳集与我军小部队遭遇，在袭击中夺取我军部分辎重。其中一辆车上载有解放区纸币数百万元，标明是送给中野野战军第六纵队的。黄维分析了情报，认为涡河北岸只有一个六纵，是从豫西赶过来的。他命令18军强渡涡河，驱散解放军，继续前进。[7]

当天，18军向中野一纵发起攻击。一纵只有两个旅的兵力（第20旅尚未赶到），依托涡河北岸顽强阻击。一纵原打算阻击三天，但是情况出乎意料。涡河河水不深，可以徒涉的地点很多，沿岸还有不少桥梁。我军很少打阵地防御战，在“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原整11师）面前表现出明显的弱点。18日黄昏，18军11师开始在蒙城以西强渡，被一纵8团击退。敌军转换地点，以一个营兵力在上游八里处二次强渡，占领北岸的黄家。杨勇命令2旅4团向黄家之敌反击，4团突入黄家，激战一夜未能解决战斗。因4团两个营伤亡极重，被迫于19日下午退出战斗。敌军另一部于19日拂晓在蒙城以东渡过涡河，占领车家、马家2旅5团的阵地。2旅出动两个连反击，没有奏效，改为扼守阵地，阻敌前进。19日黄昏后，2旅转移到板桥集的二线阵地。21日，黄维令14军85师以三个团的兵力向一纵板桥集阵地猛攻，并用重炮和火焰喷射器摧毁我军阵地。一纵发扬勇猛作风，以劣势武器顽强防御，阻击了整整一个白天。黄昏后，才向五沟集以北转移。

初次打阵地防御，一纵缺乏经验，付出很大代价。他们后来总结说：“对优势敌人防御，除预先构筑工事外，必须是梯阶纵深配备。由于发现敌有从蒙城以东迂回企图时，则于18日晚将1旅主力调往双涧集对岸。结果仍变成一线，使敌突破一点，既无纵深又无反击力量。敌突破黄家后，使我沿河北之全线失掉作用，被迫转移到第二线。”“漫长的河流，尤其是劣势对优势敌人与能徒涉的河流，要想根本不让其突过河是不可能的事。特别像18军（那样）有战斗力和携带渡河器材的敌人。在防御中，对河流依靠只能是有一定程度，防御配备上同样不能过宽。此次涡河北岸防御以不充实的2旅（不足2 500战斗兵）担任30里正面防御，结果处处设防，处处薄弱。”[8]

黄维兵团虽然渡过涡河，但4天只前进了30公里。18军军长杨伯涛感到这次作战与以往不同。他认为：“过去解放军一贯采取避实击虚、侧击、不意袭击、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方式，这次对我军北进则采取迎头堵击，利用河川障碍有利地形，设置整然的防御阵地，涡河以北俱发现解放军在构筑阵地，堡垒式的坚固掩体星罗棋布，这样规模为前所未有，似有大打硬仗之势，以主宰战场。”他向黄维建议：应迅速调整部署，站稳脚跟，以应付严重情况。黄维接受了他的意见，拟订了“核心机动”的作战计划。即“以蒙城为核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弹药，把触角远远地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把拳头抱起来，瞧准目标再打下去。”[9]他命令各部成掎角之势，互相策应，前进时占领前方有利地形，作为新的核心阵地，如此逐次跃进，稳扎稳打。这样12兵团抱成一团，10军在左，14军居右，18军和兵团部居中，85军殿后。兵团滚动前进，让你抓不住空隙，无法分割歼灭。当时吴绍周的85军还在后面，黄维命令各军在蒙城等几天，待85军靠拢后再前进。

毛泽东对战役形势的估计相当乐观，他在18日给刘陈邓的电报中说：“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以各个歼灭。”他指示中野“一纵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二、六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停止其前进”。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等反蒋起义。以三、四纵加华野一纵对付李延年。“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10]

毛泽东的指示使刘邓陈感到为难，当年中野为了挺进大别山，在过黄泛区时舍弃了绝大部分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的过程中，部队始终没有得到补充，兵员装备都不足，战斗力大受影响。现在要与拥有坦克、大炮的国民党军机动兵团打正规战、阵地战，是非常困难的。19日9时刘邓陈复电军委：“以我们现有六个纵队，单独对付两路大军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须分散兵力，不能歼敌，且仍有一路透过增援徐州之危险。如采取机动作战，不受保障徐州作战之限制，则可逐个歼敌，但对粟陈张作战不无影响。如果实行钳制黄维，打李延年五个军，至少须五个纵队，但以一个至两个纵队防御黄维均无把握。”他们建议：只以中野九纵与李、刘兵团五个军周旋，集中五个纵队先歼黄维一两个军，再协同华野对付李延年。

此时，华野主力总攻碾庄的战斗已经进行到最关键时刻，部队打得相当艰苦。19日17时他们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决心先打黄维。毛泽东采纳了刘邓陈的建议，20日指示华野：“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十一纵及十三纵外，应即速转移四、六、八、九诸纵之主力对付李延年。”

这时，碾庄战斗已接近尾声。粟裕、陈士榘、张震20日复电刘邓陈：“部队因连续行动，追击、攻击，确已相当疲劳，但士气仍高。”“我们完全同意刘邓陈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助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11]他们从碾庄前线撤下六纵，令其急行军南下至安徽固镇以北的任桥，接替秦基伟的中野九纵阻击李延年兵团，使九纵可以西去参加对黄维的作战。

一纵在涡河的阻击虽然没有挡住黄维，却为中野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刘邓审时度势，决定在浍河阻截黄维兵团。中野后来的总结追述：“当时因敌进攻正面很宽，我一纵队防御纵深薄弱，且我军主力尚未赶到，更兼涡河、淝河间地区狭窄，不便大军作战。故我决定在淝河、浍河之间歼灭敌人。21日我主力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阵，各纵队只以小部队接敌进行移动防御，以求消耗迟滞敌人，创造战机。”[12]一纵在五沟集、二纵在白沙集、三纵在孙疃集、四纵在南坪集、六纵在曹市镇、九纵在蕲县集，各纵赶挖工事，纵深配备，严阵以待。[13]

黄维在蒙城没呆两天，蒋介石因碾庄形势紧急，严令黄维兵团迅速东进。夺取宿县。黄维不敢怠慢，他不待85军赶到，就命令10、14、18军行动。22日，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到达浍河南岸。侦察部队报告在前方的东坪、南坪集至孙疃集一线发现共军主力的阻击阵地。其配备：一部分据守突出浍河南岸的南坪集，其他部队都沿浍河北岸占领阵地。黄维指示18军占领南坪集，强渡浍河，打通前往宿县的道路。18军军长杨伯涛以118师为主攻，11师为助攻，配备快速纵队的20辆战车、105榴弹炮营、重迫击炮营的强大火力支援。23日拂晓开始攻击。

118师对南坪集的进攻采取炮兵、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据四纵战后的总结记载：国民党军先以猛烈的炮火进行火力侦察，然后以4辆坦克掩护步兵搜索营接近我军阵地，判明情况后，才开始正面进攻。“攻击前以坦克由正面及两侧接近我阵地，发现我阵地之薄弱部分后，即引导步兵前进。坦克进至我阵地前百米以内，对目标明显的阵地（大部为我机枪阵地）行依次逐个摧毁射击。步兵接近后坦克即转至我侧后封锁交通，拦阻我出击部队，并由侧后向我前沿阵地射击。但发现我爆炸物、燃烧物或伪装阵地，则不敢前进，而行迂回运动。遇我浅窄单线之交通壕，即将积土推至壕内超越而过。但对我较复杂宽深之交通壕，则一般不敢轻易突入，只作火力摧毁。”“其步兵攻击精神极差，与坦克协同不好。往往经过坦克几次接引，才敢前进。前进时队形密集，行动迟缓；坦克掩护进入我阵地后，又多人猬集一处，发展极慢。遇我反冲锋，只以火力射击，不敢肉搏。先头部队携有火焰喷射器，随同步兵冲锋。亦因攻击精神不旺盛，未能发挥此种兵器之效能，不如防御时使用得当。”

四纵11旅守南坪集，依照陈赓司令员的指示，不是采取单线防御，而是根据地形，选择要点，形成周围百米的三角形阵地。三角阵地以机枪为骨干，各阵地之间以交通壕相连，在前沿形成浓密的交叉火力网。阵地前数十米设置燃烧爆炸物（地雷、炸药包等）。当敌军突破我军阵地时，立即组织短促有力的反冲锋，歼灭突入之敌，夺回阵地。“如31团2营固守南坪集杨庄阵地时，我阵地几乎完全遭敌火力摧毁，坦克已迂回到侧后隔断了后方联系。敌倾全力突入村中，切断了我5连与11连之间联系。我以四个排出击将敌击溃，俘副连长以下19人，恢复了阵地，给敌以重大杀伤。”[14]

23日一天，中野四纵在南坪集顽强阻击18军，战斗进行得残酷激烈。18军军长杨伯涛亲自指挥20辆坦克，分数波向四纵阵地冲击，国民党军的榴弹炮也把南坪集打成一片火海。中野四纵在陈赓司令员指挥下坚守阵地，11旅在缺乏重武器的不利条件下，与敌军展开近战。坦克突破正面阵地，就出动小部队迂回敌军两侧，打退步兵进攻。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打坦克，或点燃预先堆好的柴草，迫使坦克退回。18军两次攻击失败后，下午发起第三次攻击。重点突破杨庄阵地。敌军在猛烈炮火准备后，将杨庄11旅31团正面阵地突破。我两侧部队实施三次反冲锋，均未奏效。敌军乘势向我纵深扩张。在危急关头，31团团长梁中玉亲自率领预备队2连，指挥两侧部队冲向敌人，展开肉搏战。负伤的31团营连干部均坚持战斗，带头冲锋。我军的顽强压垮了敌军的士气，我军经过逐屋争夺，终于将敌击退，恢复了杨庄阵地。

18军118师攻到黄昏，两个团遭受重创，仍然无法突破南坪集。黄昏前杨伯涛命令11师在侧面的李庄强渡浍河。四纵11旅正面防线长达20里，仅有两个团兵力。当时集中兵力以五个营守南坪集，两侧比较薄弱。李庄只有一个排，所以被11师突破。但当时天色已暗，国民党军怕我军夜战，又放弃李庄，退回对岸，夜晚，杨伯涛命令工兵架桥，实行偷渡。国民党军悄悄过河，迅速展开占领滩头阵地，却发现我军早已撤走，不知去向了。

原来，中原野战军首长改变部署，为黄维设置了一个大口袋，等他钻进来。23日夜里刘邓陈致电华野粟陈张：“今日敌18军从上午9时到黄昏，在坦克20余辆掩护下，向我南坪集阵地猛攻竟日。我虽伤亡较大，但未放弃一个阵地。另敌一个多团于午后到南坪集以东10里处突过浍河。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18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浍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张纵向浍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电报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因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再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15]

这时，华野主力刚刚结束碾庄战斗，全歼黄百韬兵团。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战斗仍在进行中。部队经过连续十几天的战斗，非常疲劳。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领导人，祝贺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伟大胜利。同时告诫他们：徐州方面敌军尚有50个师的兵力，“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的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左右、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说：“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

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到底的决心。也使华野指挥员放弃了打一仗歇一歇的思想，不停顿地消灭敌人。为了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从准备伤亡十万到准备付出二十万人伤亡的代价。中原野战军在战役第一阶段成功地攻克宿县，阻截黄维，配合了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现在，中央军委要求不停顿地向国民党军发起新的攻势，彻底消灭黄维兵团。24日，军委复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张：“（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相机处置，不要请示。”[16]军委赋予总前委指挥全权，避免因电报往来贻误战机，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华野认真执行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粟陈张马上调整部署，25日派六纵控制了宿县，并在固镇西北的湖沟集一带构筑阻击阵地。二纵、十三纵在攻克灵璧后迅速南下，在固镇以北的津浦线两侧布防，阻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增援。原来配合华野作战的中野十一纵已调往西线加入围歼黄维的作战，华野又调出七纵、十一纵行军至宿县西南支援中野，并以十纵为预备队。徐东战场的华野部队未经休整，带着一身的硝烟泥土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11月24日，黄维兵团的第18军渡过浍河，继续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逐渐进入中野预设的袋形阵地。这天，18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报告：宿县公路上发现共军大部队运动。11师的先头部队在浍河以北的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并发现共军的大纵深阵地。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他们的侧后，有形成包围的态势。85军军长吴绍周刚刚到达黄维的兵团部，也告急说蒙城被共军占领，兵团的后路已被切断。黄维意识到情况严重，当天晚上召集各军军长开会。介绍了情况后，黄维说：“兵团的任务是打到宿县，与徐州杜聿明会合。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杨伯涛说：“兵团所处境地，形势非常严重！共军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有意识地放弃涡河、浍河。现在我们已经陷入圈套，但还没有到四面被围的绝境，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如果按照国防部和刘峙的瞎指挥，不加灵活变通地闯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他建议趁东南方还没有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西南靠拢。南坪集到固镇只有80里，急行军一夜就可赶到。到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黄维初任兵团司令，不请示国防部就自己改变行军方向，是要负重大责任的。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后半夜，才下达向固镇转移的命令。

杨伯涛接到黄维的命令一看，上面说要14军由南坪集东南到浍河南岸，85军到南坪集，掩护10军和18军转移。10军和18军与共军脱离接触，10军沿浍河南岸向固镇前进，18军由双堆集向固镇西北的湖沟集前进，兵团部随18军行动。他感到这个命令对迅速甩掉共军转移战场的目的背道而驰。两个战斗力差的军上去掩护两个战斗力强的军撤退，完全是浪费时间的瞎折腾。10军和18军完全有能力自己撤下来，14军和85军原地不动，同样可以稳妥地掩护兵团转移。杨伯涛虽然不满，还是按照黄维的命令将浍河北岸的部队迅速撤回南坪集，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双堆集进发。25日早晨他到兵团部请黄维下命令开始行动，黄维神态万分焦急地说：“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杨伯涛吃惊地问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决心，黄维说：“兵团转移的命令，叫一个参谋给吴绍周送去，但是这个参谋和所乘的吉普车都失踪了。正派人寻找，等一等再说。”杨伯涛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重要的是部队赶快行动，赶快离开，不要等着挨打。但是黄维在这紧要关头，既不进也不退，就在南坪集干等。整个兵团部队荷枪列队等待，心急如焚。[17]

就在黄维召集会议的24日夜晚，中原野战军根据刘邓陈的指示，从各个方向开始了包围12兵团的行动。在黄维兵团西边，中野一纵由五沟集、二纵由白沙集、三纵由孙疃集、六纵由曹市镇向东攻击，迂回至黄维兵团背后的双堆集。浍河北岸的中野四纵、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对后撤的敌军进行追击，进攻南坪集。位于蕲县集的中野十一纵由东向西攻击。华野南下参战的各纵队则兼程前进，集结于蕲县集、桃园集地区，切断敌军向固镇的去路。25日凌晨，中野二纵在向双堆集以西行军中，俘获一名敌军官和几个卫兵，缴获吉普车一辆。原来这是黄维派往85军传达命令的参谋，在乘车去110师传达命令途中被我俘获。我军缴获了黄维向固镇方向转移的命令，全面了解了敌军动向，各纵队加快行动步伐，向黄维兵团扑过去。[18]

黄维在南坪集干等了一个白天，不见参谋的音信。到25日16时才命令各部开始行动。18军实行有掩护的撤退，先以炮火猛轰南坪集，然后逐次撤退。行军到双堆集，已是日暮黄昏。本来可以夜间继续行军，甩掉我军，但是兵团的战车和上百辆卡车行动不便。这一带没有像样的公路，战车和卡车都是在田野中行驶，白天还可以横冲直撞，到夜间水沟洼地都成了障碍，动弹不得。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宿营。没想到这一住下来，就再也跑不掉了。

黄维的撤退部署被事实证明是自乱阵脚。14军本来可以直接向双堆集转移，却奉命去浍河南岸接替10军阵地，掩护10军撤退。27日14军接管10军阵地后，布防尚未完成，中野各纵队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来。一、二、三、六、十一纵自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黄维兵团实施钳形合围。四、九纵在坚守阵地同时实施出击，将敌军向南压缩。据四纵战史记载：“25日，本纵队乘敌南退之际，即跟踪追击。但由于敌在撤退中预先采取了有组织的掩护措施，致我军于26日始渡过浍河在南坪集及以东之线展开。27日，本纵队发现敌以密集队形向东南移动，当即根据战役指挥首长对敌实施突击的指示，以10、11、22三个旅及第九纵队一部由南坪集至东坪集之线向敌侧背猛烈突击。此时，敌14军担任左翼，该敌在我突然打击下，措手不及，仓皇败退。我连续攻占王庄、丁庄、罗庄等十余个村庄，将敌14军之部署完全打乱。并歼其指挥所，生俘其军长熊绶春、参谋长梁岱（熊、梁二敌被俘后，又在战斗混乱之际乘机逃跑）。但因本纵队对情况判断错误，当发现敌军密集移动时，误以为敌全线溃退，因而使各旅突击过猛，部队拥挤，陷于混战，无法统一指挥。尔后又因受敌纵深炮火及坦克的拦截和反击，致造成很大伤亡。然而本纵队这一突击行动毕竟是适时的、适机的，它有力的打击了敌军的突围企图及其士气。”

27日的这场混战杀得双方都失去了控制。原14军参谋长梁岱回忆：“兵团命令以未接战的第14军、85军分别在浍河南岸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正在激战中的第10和18军脱离战场。这一来，所有四个军，谁的头上都着了火。要脱的未能脱，要走的不能走，几乎全兵团都与解放军胶着在一起了。14军本来是可以先走的，但此时却奉令担任掩护，仓促布防，阵地未稳，解放军已涌入，先我一步渡过浍河南岸，抄袭了14军右翼。当时我在浍河南岸前线指挥所，看见解放军由后面包抄过来，前线部队不支，纷纷向后溃退，顿时乱作一团。本来14军是掩护第10军和18军后撤的，这时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反而要依靠他们来掩护和收容了。我在这次混战中，被解放军俘虏了。”[19]

杨伯涛回忆：“第十四军以行军队形仓促应战，被解放军冲得七零八落，纷纷向南溃逃，一点战斗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就一败涂地，这是黄维指挥失误的后果。这时第十军到双堆集东北，各师的队伍在各个村庄集合陆续出发，该军之一一四师位置首当其冲。溃兵急不择路径直向这个师冲来，追击的解放军衔尾而至。师长夏建绩见情况混乱，即命令部队就地抵抗。经过敌我不分的一场混战，该师一个团被解放军截断，团长朱达失踪，只零星逃回一些官兵。该师的直属队几乎全部为解放军所俘，损失重大。军长覃道善看到态势不利，即令十八师、七十五师各派部队掩护收容。全军正面承受北面解放军的攻击。第十四军失去掌握，得第十军挡住解放军的锋芒，进行收容，重整态势，结果算是在第十军东南占领了几个村庄，战力损失泰半。”[20]

我军在追击中也发生了混乱。四纵的总结说：“当时对整个情况判断，误认为敌已全线溃退，认为一、二日即可解决战斗，敌已丧失战斗力等，故作毫无顾忌之追击。”在追击过程中，“各级干部不能掌握部队，形成建制紊乱，无一定攻击目标，到处乱撞乱碰。如沈庄三纵9旅攻击受挫，11旅、10旅、22旅均相继攻击受挫。又与友邻部队挤在窄小地区内，形成大乱战局面，并不断发生误会。通讯联络中断，上下情况不明。部队19时出击，直至24时始和我前指通话。前后整日无联系无指挥，纵队找不见旅，旅找不见团，团找不见营，各自为战，互不相关。因急进混乱，使后续部队及重火器失去联络，重火器亦因飞机轰炸不能前进。先头部队亦未赋予必要的重火器，遇敌有工事与有组织的抵抗，即无法克服，造成重大伤亡。如27日大出击，各旅山炮均未带上，迫击炮亦大部留在后面使用不上。战斗发展到最后，前方已无成建制的整团。只有一个连或一个营在单独作战，混乱不堪。11旅王副旅长带一个先头团出击，最后只带一个连作战。故当张围子敌以坦克5辆反扑时，与敌搏斗之营（32团2营、31团1营一部）而以孤军奋战无援，而伤亡将尽（32团3营仅余17人，其余营长以下均伤亡），整个战斗受挫。”[21]

经过11月25—27日的连续战斗，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东西15里、南北4、5里的狭小地区，形成了合围。然而，以后进行的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竟然是那样的艰难。面对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中原野战军与其展开了比意志、比战术、比智慧的激烈战斗。

[1]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2]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486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207页。

[4]　《二纵队淮海战役政治工作报告》，1949年1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6]　中野司令部：《淮海战役阵中日记》。

[7]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

[8]　《一纵歼灭黄维兵团初步总结》，1949年1月。

[9]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240页。

[11]　《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2]　中野司令部：《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1日。

[13]　中野司令部：《淮海战役阵中日记》。

[14]　四纵司令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总结》，1949年1月。

[15]　《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7]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69页。

[18]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页。

[19]　梁岱：《第14军被歼记》。

[20]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0页。

[21]　四纵司令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总结》，1949年1月。

第30章　双堆集大血战

黄维的“硬核桃”防御体系——廖运周师战场起义——我军最初的攻击伤亡较大——毛泽东指示改变战术——杜聿明集团向徐州以西撤退——华野主力包围杜聿明集团——“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激烈的阵地争夺战——以壕沟作业和炸药发射筒克敌制胜——中野下达总攻命令——黄子华师投诚——杨围子歼灭第14军——国民党军使用毒气弹——华野援军前来助战——总攻双堆集——黄维等突围被俘——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中野作战的艰苦状况——刘伯承总结双堆集歼灭战

黄维兵团被围困的双堆集地处淮北平原，在北淝河与浍河之间稀疏地分布着十几个小村庄。双堆集南北有两个小土岗，一个南边的叫尖谷堆，北面的叫平谷堆，双堆集即以此为名。时值秋收过后，这里是一片毫无遮蔽的平原。村子里只有土墙茅草盖的小房，老百姓早已跑光。当地不仅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燃料和牲口饲料都极为困难。惟一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是，开阔的地形便于他们发扬火力。

黄维虽然被包围，但他尚未惊慌失措。12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重武器多，18军又与我军多次交战，有一定的经验。黄维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构筑环形集团工事，以坦克、火炮、轻重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组织层层火力网，使我军无法将其分割歼灭。他们自称这是“硬核桃战术”，让共军啃不动，吃不掉。我军观察黄维兵团阵地情况，有这样的记载：“淮海地区村落尚称稠密，但颇不均匀。双堆集附近西部村庄稠密，西南部则较稀散。地形低洼，挖一米即可出水，土工作业相当困难。村庄都很小，且多为数户至十余户，分散独立互不连贯之家屋组成。敌即利用此筑成防御核心，火力互相交叉，村与村亦均能火力联系。村中树木均为敌砍作鹿砦，村南部大多有水池，村周皆有洼沟环绕，形成自然战壕。村四周平坦开阔，不易接近。实际村落地名多与图上地名不符，重名的村庄甚多，如双堆集附近有18个杨庄。”[1]

黄维不想在双堆集坐以待毙，经与南京方面联络，26日得到总长顾祝同指示：“贵兵团应不顾一切，以全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俾利尔后之作战。”当天下午，黄维将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等召到兵团部，部署突围。

黄维见到廖运周就问：“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午后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有什么主张？”廖运周回答：“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保证完成任务。”黄维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挑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痛快地说：“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们师请求打头阵，我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非常高兴，着实夸奖了廖运周一番。他作梦也没想到，廖运周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廖运周，安徽淮南人。黄埔五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阜阳、正阳关武装暴动，后来到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2师任团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纳入汤恩伯部改编为110师，在抗战中参加过台儿庄等战役。这个部队中许多军官是爱国的，思想比较进步，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1946年起，晋冀鲁豫分局派李俊成等同志来110师开展地下工作，1947年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廖运周等早就想组织起义，回到革命队伍。李俊成传达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要他们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当85军被编入12兵团，奉命开往徐州时，廖运周等认为起义的时机到来了。所以黄维要110师突围，廖运周不但痛快地答应，而且要求作为先头部队提前行动，为的是与其他三个师分开，避免影响起义的行动。

回到师部，廖运周立即与李俊成等同志商议，决定派杨振海同志马上去与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110师的正面是中野六纵，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听说110师来联系起义，非常高兴。立即将这个消息和敌军准备突围的情报汇报给刘邓首长。王近山亲自为110师画了行军路线图，规定了联络信号，派司令部参谋武英担任向导，让110师从六纵16师的阵地通过。

杨振海回到110师汇报与解放军联系成功，已是27日凌晨4时，离预定的出发时间很近了。廖运周为了保证起义万无一失，又去兵团司令部找黄维。假报共军阵地有空隙可钻，请求110师提前行动。黄维见廖运周积极请战，非常高兴，拿出白兰地酒预祝突围成功。临出发前，廖运周召集一些可靠的军官宣布起义的决定，大家一致拥护。

27日6时，廖运周率领110师的两个团（另一个团被85军作为预备队留下）官兵从双堆集出发，向解放军指定的大吴庄前进。两小时后，他们顺利通过中野六纵阵地，进入我军控制地区，起义圆满成功。110师通过后，我军立即封锁了通道。黄维不断用电台询问情况，回答都是“沿途畅行无阻”[2]。

跟进的国民党军第18军的11、118师，10军的18师在突围时遭到中野六纵和陕南军区12旅的猛烈阻击。六纵的总结说：“27日，敌计划以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南突围，事前110师师长廖运周已与我约定准备在突围时起义。当日8时，起义的110师按我指定地点开出来以后，我乘其余敌人跟进时给予突然猛烈的火力杀伤。敌在慌乱中把‘箭头’拐向小李庄、杨庄12旅阵地突击，步兵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作集团冲锋。我杨庄阵地失而复得，守小李庄的35团1营始终坚守阵地，后来配合增援部队将敌击退。28日敌又以三个团在12辆坦克掩护下向我小马庄29团3营阵地进攻，我守军沉着应战，几次打退敌人冲锋，至晚将敌全部击退。”但是六纵在阻击中也付出重大伤亡，当敌军混乱溃退时，我军乘胜出击，想扩大战果。结果“17师51团因出击过远，半路上遭敌坦克冲撞，一个营伤亡二三百人”。“35团3营在小杨庄阵地失守以后，急于要去夺回，部队在无火力支援的正面反扑，伤亡很大。”“小李庄35团1营阵地受敌攻击，敌坦克冲至阵地后面轰击时，我援军两个连经二里开阔地从7辆坦克当中冲进村内增援，结果200多人伤亡得只剩下40多人。”可见战斗之激烈残酷。[3]

黄维兵团的突围行动以失败告终，黄维还奇怪110师是怎样突出去的。为了妥善安排好110师官兵，刘邓首长命令对起义的事保密三天。当12兵团得知110师起义的消息，士气大受打击。军长、师长们都上下猜疑，互不信任。黄维把85军军长吴绍周请到兵团部居住，名为照顾，实为监视。

廖运周师的起义极大鼓舞了中原野战军的士气。各纵队不失时机地向黄维兵团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11月27日刘邓陈给军委的电报中乐观地估计，“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黄维兵团依靠优势的火力顽强抵抗，而中原野战军重武器非常缺乏，战斗力最强的一纵仅有三门山炮。在没有炮火掩护下的进攻，无法压制敌军火力，攻击不能奏效。中野后来在总结中说：“从11月25日到12月2日这七天，一方面是我们逐步压缩敌人，完成严密的封锁包围阵地，一方面是敌人调整部署收缩成了纵横十华里地区极坚固的防御阵势，在最初两天，我们对敌人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的状态估计过高，对敌人防御坚强能力估计不够，故在作战上，实行了过于猛烈的突击，我们的伤亡这两天也最大，而收效则甚小。”[4]

根据这种情况，刘邓陈决定改变战法，11月28日他们给军委的电报说：“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正等待弹药到达，即于后（29日）夜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但是战役的时间要延长，“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5]

在淮海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术一方面体现在人数上，我军以超过敌军几倍的兵力围歼敌人。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武器上，即以优势的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为步兵的攻击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中野顺利地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由于火力不占优势而无法达到迅速歼灭的目的。在这方面，中野与华野的实力有明显的差距。作为指挥员，粟裕是深有体会的。他在淮海战役总结中说：“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十八军比五军强，不弱于七十四师，而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6]

毛泽东关注着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11月29日他指示刘邓陈：“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二）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二、六、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7]30日他命令华野：“七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12月4日他又指示刘邓陈：“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8]中野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采取稳步的攻击作战，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构筑坚固的攻防阵地，与敌人斗战术，斗技巧，消耗敌人。同时等待华野的炮兵和增援部队前来参战。

蒋介石见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徐州三个兵团南下受阻，蚌埠的两个兵团又不能北上，黄维兵团的形势日益危急，28日将杜聿明召到南京商量对策。杜聿明见到顾祝同说：“目前挽救黄维的惟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危险。”顾祝同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考虑黄维如果完了，徐州就是孤城，守也守不住。就说：“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可以解黄维兵团之围。”蒋介石来后，对这个方案表示同意。杜聿明匆匆飞回徐州，当天晚上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开会，部署撤退行动。杜聿明命令：30日发动全面进攻迷惑共军，当日晚上开始向萧县、永城方向撤退。

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开始撤退。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在前，李弥兵团殿后，加上国民党徐州党政人员和裹胁随军的部分学生，共约30万人，由徐州沿徐（州）永（城）公路向西南方向撤退。各部队完全不顾秩序，争先恐后地超越穿插。有的见公路堵塞，就从田野里开路前进。从徐州到萧县数十里的公路上一派拥挤混乱的景象。杜聿明出城不久因道路堵塞，吉普车也无法前进，卫士们只得搀扶着杜聿明，在泥泞的田野里跌跌撞撞地步行，狼狈万分。一天只走了几十里，到萧县以西的大吴集宿营。12月2日，杜聿明的总部到达萧县以西的孟集，与李弥兵团的9军会合。[9]

12月2日这天，邱清泉兵团的74军也到达孟集。74军经过三昼夜行军没有休息，官兵都十分疲劳，只要停下来就呼呼大睡，掉队和迷失方向的不少。邱清泉对军长邱维达说：“部队太疲劳了，这样拖下去，不要打，拖就拖垮了。我已报告杜聿明，同意收容整顿一下再走。”于是当天74军在孟集宿营，休整一天。邱维达回忆：“这一停顿，如同黄百韬在新安镇的撤退，恰好弥补了解放军迟一天发起追击的缺陷。这样解放军就赢得了一夜的时间，缩短了几十公里的追击，使强大的追击纵队由平行追击超越于我军退却兵团的先头，终于到达了大回村、薛家湖附近，把退却兵团的道路完全遮断了。”[10]

在国民党军放弃徐州之前，华野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粟裕说：“当时华野除参加打黄维的三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11]三野战史这样写道：“当时，华东野战军要在三个方向上作战，即以一部兵力协同中原野战军直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又在南北两个阻援战场上，阻击和钳制国民党军5个兵团的40余万人马，是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时刻。”[12]

12月1日，华野首长得知杜聿明集团已放弃徐州西逃，粟裕立即下达命令：以一、三、四、八、九、十二纵、两广、鲁中南纵队向永城、萧县急进截击。命令十纵经宿县向永城进发，渤海纵队占领徐州。一场围追堵截杜聿明集团的行动开始了。华野九个纵队不顾敌机的扫射轰炸，不分昼夜沿着公路急进，追赶敌人。九纵原来在徐州以南的孤山集作战，位置靠西，走在最前面。12月2日晚，九纵25师到达安徽萧县以西王引河与徐永公路汇合处，74团在一个叫官路口的村子宿营。不料与邱清泉5军45师混住在一个村子里。我军当即投入战斗，村子里枪声大作，混战一场。敌军依靠优势火力突出包围，向西逃去。九纵聂凤智司令员听说追上了敌人，命令不许恋战，向西展开平行追击。2日夜晚的行军，九纵部队几次与国民党军走到了一起。3日拂晓前，九纵先头部队25师73团在陈官庄以西的大回村与敌军遭遇，歼敌一个营，超越了敌人。聂凤智命令后面跟上来的27师向北占领薛家湖、芒砀山，切断敌军西进的去路。27师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于3日夜里占领薛家湖，又乘敌军立足未稳，一举攻占芒砀山。

12月4日，华野各追击纵队陆续赶到。八纵到达永城、苗桥地区，鲁中南纵队到达青龙集以南，三纵到达祖楼、王砦，四纵到达张寿楼、张新楼地区，一纵到达袁圩，广纵和冀鲁豫独立旅到达洪河集，十纵到达大回村以南，二纵到达永城附近，十一纵到达涡阳以北。经过三天艰苦追击，华野主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13]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战地视察官李以劻12月3日到蚌埠，给李延年、刘汝明下了一道手令。要他们集中力量北进，救出黄维兵团。李、刘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根本没有信心。刘汝明说：“尽人力以听天命。”李延年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什么可说的？我看，围是解不了的。”蒋介石惟恐他们不肯出力，特派自己的次子蒋纬国（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亲率战车2团到蚌埠以北的曹老集、鲍集前线，配合李延年兵团行动。蒋介石勉励蒋纬国，要他像当年淝水之战那样以少胜多，国民党新闻局长邓文仪也随蒋纬国到前方，为他吹嘘鼓劲。[14]

这样，淮海战役的大局面为之一变。华野、中野在淮北平原相距60公里的区域内包围了两个国民党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敌距离黄维兵团也只有40公里。如果相持日久，情况可能会变化。12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对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和李延年兵团分别采取攻歼、围困和阻击的不同方针。在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随手将口杯、砚台、电报纸摆成三堆，对参谋们说：“这就象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要保证夹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杜聿明、李延年。”能否迅速吃掉黄维兵团，就成了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15]

从11月28日中野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到12月5日总攻之前，双方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黄维兵团困兽犹斗，依靠武器装备的优势顽强防御，缺乏重武器的中野部队虽英勇作战，但进展不大。陈赓的四纵从11月30日起，进攻双堆集以北的沈庄、李围子。当天10旅的28、30团分别向两个村庄发起攻击，攻沈庄的部队突至鹿砦附近，遭敌军火力重大杀伤，未能奏效。夜里又对李围子攻击，也因不能压制敌军火力，未能成功。12月2日四纵又以10旅的28、29团攻击李围子，以22旅66团攻沈庄。防御的国民党14军10师加强守备，集中炮火。攻击李围子的部队被敌军火力阻拦在鹿砦附近，虽有一部突入，但后续部队没跟上，致使突击队大部牺牲于敌军阵地前。66团攻沈庄也没进展，于是停止攻击沈庄，转而配合攻击李围子。二次进攻也没有成功。据四纵后来总结教训，一是敌军阵地配备比较严密，构成交叉火力网。“当我进行火力准备时，敌人火器及部队进入隐蔽部躲避。待我火力停止射击或延伸射击时敌再进入阵地实行射击，常以数挺机枪封锁我突击路口，当我突击队进至敌鹿砦附近时，各火器一齐开火，用短促交叉的火力逆袭杀伤我突击部队于其阵地前。其火焰喷射器亦向我突击队喷火，如李围子之战敌以火焰喷射器烧伤我10旅50余人。”我军“准备不充分，因急求解决战斗，未构筑交通沟与抵近工事。第一次攻击沈庄、李围子使部队在400公尺的平坦开阔地上向敌冲锋，部队伤亡很大”。[16]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在严酷的军纪监督下，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如14军命令各部与阵地共存亡，否则以军事连坐法惩办。因此迫使敌军逐沟逐堡顽抗，不敢轻易放弃阵地。即使部分敌军逃走，其他阵地的敌军一律不许其进村。如我九纵突破小张庄后，敌军341团一个连逃到旁边的张围子，但因不准进村，这股敌军只好停在野外，直到被我军全部消灭。所以中野政治部在总结中说：“敌人在最初阶段上，连、排、班长对士兵的控制较严，打的也较为顽强，政治攻势在这时成效很小。每一据点的攻破，几乎极大部分敌军官兵非伤即亡，活捉的很少。”迫使我方提出“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没有活的也行”和“给敌人毁灭性打击”等口号。这些又增加了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17]

在缺乏重武器、火力不如敌军强大的劣势条件下，能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邓小平、张际春在后来给军委的报告中说：“我们曾考虑放开一个缺口，让敌突进我预想袋形阵地，以便于我割裂钳击敌人。但因判断敌人必采用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的办法，而敌人多占一村，不但可利用我原有之工事组织防御，且可获得较多之民间食粮，于我不利。所以我们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坚持缩紧敌人于狭小范围以困饿的办法，证明是对的。”刘邓指示部队多动脑筋，扬长避短，与敌人斗战术、斗技术。双堆集地区地形开阔，最利于敌军发挥密集火力的优势。如何避开敌军火力封锁，突破敌军前沿阵地，是克敌制胜的关键。11月27日，中野九纵27旅在攻击小张庄战斗中，有三个战士冲到敌军鹿砦前，遭到敌军火力压制，上不去下不来。为了隐蔽自己，他们就地挖起坑来。先将卧射掩体挖成跪射掩体，再挖成立射掩体，再将掩体用壕沟连通，居然在前沿坚持了一天。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很受启发，11月29日27旅攻击小张庄，利用夜间开始了大规模的近迫作业。各连连长背着石灰口袋匍匐前进，战士们顺着白线一个接一个跟在后面爬行。到达距离敌军阵地几十米处，连长发出信号，战士们先卧着挖，再跪着挖，然后站着挖，到天亮时，各连都挖成了通向敌军阵地的交通沟。攻击开始后，突击部队在山炮、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突然跃出壕沟，出现在敌军阵地前沿，很快完成了突破。经过一天战斗，九纵攻克小张庄，歼灭守敌10军一个团。邓小平政委表扬了九纵的攻坚战术，号召全军推广。[18]中野司令部的总结中特别介绍了九纵的经验：“九纵一个连对小张庄之攻击，首先于夜间以各种壕沟及各种子母堡作攻防兼施的组织，有重点的纵横交织起来，从四面八方迫近敌军阵地前约五六十公尺处，以这种工作，将地形完全改变，使我军不仅藉此克服了敌军火力之压制，且将该地带构成富有韧性之数个环形掩体，将敌军阵地分割与包围起来，以此击溃了敌军联合兵种之反扑，且顺利的实施突然之钳形突击，因此该连仅以12人之伤亡，完成了夺取小张庄之任务。”[19]在司令部的大力推广下，“依托壕堑前进，沿着交通沟发展，掩护连续爆破，先剥皮后挖心”的新战法在中野各纵队普遍运用起来。

这种战法使黄维兵团受到致命打击。杨伯涛回忆：“解放军没有硬拼，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沟壕战术。一道道的交通壕如长龙似的直伸我军阵地边缘，形成无数绳索，紧紧捆缚。然后利用夜暗，调集兵力进入冲锋准备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一声号令，发起猛烈的冲锋，当者很难幸免。这样使我军拥有火力的优势，无从发挥。在人力方面，我军是被动挨打，士气低落，而且战斗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没有补充，远不如解放军拥有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源源补充。这在第12兵团是致命的劣势。”[20]

为了克服火炮不足的弱点，中野部队在围歼黄维兵团战役后期，普遍使用了一种土造的“炸药发射筒”。这是依据民间烟花爆竹的原理，用空汽油桶改造成筒身，内置炸药包。筒身下用铁管制成发火装置，填入发射药。点火后如同迫击炮一样将炸药包射出，在百米外落地爆炸。在战斗中大家不断改进，用发射药量多少来控制射程，提高命中精度。一个炸药包射出去，威力可以摧毁一个地堡，并震塌附近的工事。邓小平政委在1949年1月3日致军委的《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要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方便。”国民党军惊呼解放军有了“飞雷”，被炸得魂飞魄散。一纵战斗总结说：炸药发射筒在实战中是最有效的武器，“虽杀伤力不大，但震动的威力很强，破坏力较大。攻击前集中三、四十个发射筒，在很短时间内发射一、二千斤炸药，爆破震动可在十分钟内使敌人完全昏迷，失掉战斗力。我纵攻占小马庄（不到六七十人家）经过三十个发射筒，发射两千斤炸药后，该地没有完整堡垒，村子墙角都被打掉了。因之我攻占该地伤亡很少。”[21]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我军步步进逼，将包围圈逐渐缩小。刘邓估计黄维兵团伤亡不小，各部均已残破不全，丧失了突围的能力。这时，华野七纵、十三纵赶来参战，加强了中野的力量。12月3日，刘邓陈报告军委：“我军决定立即使用华野之七纵、十三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即有重点的多面攻击，因敌紧缩顽抗，尚须时日才能全歼该敌。我们近日伤亡亦不小，歼敌决心仍甚强固。”次日毛泽东复电：“目前数日是过坳时机，只要你们再歼其三四个团，敌即处于数量上完全劣势地位，全歼该敌就较易了。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22]

围困黄维兵团已近十天，敌人虽然一天天地被消灭，但中野部队也打得十分疲劳，接近极限，有的人产生了厌战和畏惧心理。眼看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就是吞不下去，刘邓首长和各级指挥员都很着急。秦基伟回忆：“四纵开始的几次进攻不太理想，谢富治政委把旅长们叫来，一个个训得脸皮发黑。他号召干部破釜沉舟，烧床铺草（一方风俗，准备死的意思）。”真是豁上老本了。[23]

12月5日11时，刘陈邓下达了对黄维兵团总攻的命令，措辞十分严厉：根据总的作战要求及当面实际情况，颁发命令五条如下：

甲、从明日午后4时半起开始全线对敌总攻击，不得以任何理由再事延迟。

乙、陈谢集团务歼沈庄、张围子、张庄地区之敌，（陈）锡联集团务歼三官庙、马围子、许庄地区之敌，王（近山）杜（义德）集团务歼双堆集以南玉王庙、赵庄及以西前周庄、周庄、宋庄之敌，并各控制上述地区，然后总攻双堆集，全歼敌人。

丙、总攻战斗发起后应进行连续攻击，直到达成上述任务为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

丁、各部队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地协助友邻争取胜利。

戊、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执行严格纪律之权，不得姑息。

本命令用口头直达连队。[24]

12月6日16时，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以中野四、九、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组成的东集团，由四纵陈赓司令员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进攻；以中野一、三纵，华野十三纵和特纵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由三纵陈锡联司令员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地区攻击；以中野六纵、华野七纵和陕南军区12旅组成南集团，由六纵王近山司令员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攻击。

黄维兵团的末日来临了。在陷入包围之初，黄维认为凭借12万大军和众多坦克大炮，一定能够突围出去。被包围10天后，黄维兵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2万人的粮食，近2 000头骡马的草料，100多门重炮、上千挺机枪、数万步枪、冲锋枪每天消耗的弹药，不下上百吨。从蒙城出发时带的物资只够兵团使用5天到7天，最初战斗时不计消耗，拼命地打，几天后即弹尽粮绝，全靠南京空投接济了。黄维在双堆集修了个简易跑道，飞机还可以降落。12月5日，兵团副司令胡琏从南京飞来，传达老蒋的指示，为12兵团和他的18军打气。黄维与胡琏商讨形势，认为只有突围才是惟一的出路。但是要想突出去，一要空军投下足够的弹药和给养，二要有援军接应。胡琏7日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改变了态度，希望能把黄维和杜聿明两大集团都救出来。9日胡琏又飞回双堆集，传达蒋介石的决定。黄维感到自己突围没把握，需要与杜聿明一起行动，还是等南京空军准备就绪后再作决定。我军开始总攻之后，12兵团阵地天天收缩，双堆集也处于我军炮火射程之内，胡琏也跑不掉了。南京方面的空投越来越少，12兵团士兵饥寒交迫，士气低落，人无斗志。

85军自110师起义后，既失去了黄维的信任，剩余的23师也被黄维分割使用。军长吴绍周寄住在18军军部，23师通往军部的电话文件都要经18军转接。23师阵地在双堆集外的小王庄，地处前沿，孤立突出。23师害怕我军掘壕作业，多次请求兵团部派坦克掩护出击，黄维派了3辆战车，绕了几圈就回去了。9日，我军猛攻大王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23师师长黄子华认为黄维是在整85军，23师早晚要完蛋。我军加强对23师的政治攻心，在阵地前放置食物，救护在野地中露宿的伤兵，使黄子华动了投诚的念头。他与部属商量：“110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他派副官爬过阵地与我军联络，受到诚恳接待。12月10日，他派一位团长去接洽投诚事宜，华野七纵19师派干部到23师师部来联系。黄子华坚定了决心，于当晚率师部及所属两个团、216师残部3 000余人投诚。23师的投诚使黄维的双堆集阵地东南失去外围，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一天胡琏、杨伯涛在18军军部刚吃完饭走开，我军一发炮弹落在饭桌上，将收拾碗筷的卫兵炸死。胡琏、杨伯涛吓得躲进掩蔽部，再也不敢出来。[25]

总攻的战斗进行得很艰苦，双方几乎是寸土必争，形成拉锯战。12月9日，刘邓陈报告军委：“截至现在止，我6、7、8三日攻击，已使敌防御体系开始残破，如陈谢集团能于三、四天内将双堆集东北之杨围子、杨庄地区攻占，则黄维兵团直属队即完全暴露，尔后作战当更易奏效。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钳击，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26]

10日四纵攻克沈庄之后，陈谢指挥东集团猛攻双堆集东北的杨围子。这里是14军的军部，军长熊绶春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惊慌失措。参谋长梁岱在10月24日南坪集战斗中曾被我军俘虏，他冒充书记，带着我军给熊绶春的劝降信被释放，又回到14军。当时熊的态度顽固，把信烧了。此时14军已危在旦夕，熊绶春又想投降了。梁岱劝他与解放军联系，但副军长不同意。熊绶春犹豫不决，拖延了时间。陈赓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攻击杨围子，10日首先扫清外围。11日拂晓，14军以坦克、步兵向我突击队形的右翼实施反冲击，与四纵在野外阵地上反复冲击，肉搏格斗，激战达九个小时。四纵13旅38团有三个连在与敌军坦克的拼搏中全部牺牲，但是我军没有人退缩，与敌军血战到底，终于在下午挫败敌军的反冲击，将残存的敌人打了回去。17时，我军的总攻开始。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杨围子村内，把14军残敌打得死伤惨重。熊绶春神经失常，冲出掩蔽部逃命，被炮弹炸死。14军残敌纷纷向村外逃命，被中野四纵包围消灭在野外。仅一个小时，杨围子被我军攻占，14军军部和两个团守敌被歼。梁岱躲在掩蔽部里不动，当了俘虏。在去后方的路上，一位戴眼镜的解放军首长骑马经过，问梁岱是哪个部队的，又问军长熊绶春在哪里。梁岱告诉他熊已阵亡，首长要梁岱留下熊的卫士，吩咐卫士说：“我派人协助你去找，一定要找到，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被找到埋葬，还立了“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的木牌。我军的人道主义使国民党军俘虏都很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位解放军首长就是著名的陈赓将军。梁岱到了后方收容所，接收的干部还认识他。说：“原来又是你，你怎么变成参谋长了？”梁岱说：“上次不敢承认，骗了你们，这次算坦白了吧。”坦白从宽，梁岱受到高级战俘待遇，每天有白米饭和肉吃，还保留了一个卫士。过了几天，卫士对梁岱说：“我要参军去了，不能照顾你了。”[27]

梁岱大难不死，两次被我军俘虏，是12兵团中幸运的。14军虽然是黄维兵团中最先被歼灭的，也打得十分艰苦。中野司令部的总结中说：“必须了解敌人困兽犹斗的特点，即是我们认为战斗力最弱的14军，在防御方面亦是较顽强的。对于任何一点的攻击，都不可存侥幸取胜的心理，或在胜利中产生轻敌的心理。”正是抱着这种血战到底的气概，我军的总攻每天都有进展，“或四点攻击两点成功，三点攻击两点成功，两点攻击一点成功。一般发展是顺利的。至13日我东集团攻克了张围子、沈庄、杨围子等敌阵，西集团已攻克东西马围子、小马庄、周庄等据点，南集团已攻克李土楼、小周庄、大王庄、小王庄等据点。至此敌14军全部被歼，85军只存216师残部，10军尚存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只有18军两个师较完整”。[28]

尽管已到穷途末路，黄维、胡琏、杨伯涛等最顽固的将领，还在负隅顽抗。黄维见杜聿明不能为他解围，要求蒋介石派大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进行大规模轰炸，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造成火海，掩护12兵团残部突围。蒋介石回信同意。为了救助黄维兵团，南京国防部派空军投下几十箱毒气弹。胡琏将大部分毒气弹分给18军，叫杨伯涛作好突围准备。杨伯涛知道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同时害怕放毒控制不好，难免同解放军同归于尽，但是到了穷途末路，也顾不得了。双堆集以南的大王庄和尖谷堆，是18军的主阵地。23师起义后，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于12月10日联合攻击大王庄。我军把条条壕堑挖到敌军阵地前，在夜间发起突击，以近战和肉搏把敌军赶出大王庄。第二天18军用猛烈炮火轰击大王庄近一小时，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进行反扑。我军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与敌军一个一个地堡、一条一条壕堑地进行争夺，战斗的激烈和残酷是空前的，双方伤亡都很大，杀了个三进三出。到黄昏时，七纵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与中野六纵重新组织进攻，终于攻克了大王庄。

从5日开始总攻到10日，中野部队连日苦战，把包围圈逐渐缩小。中野首长下了最大的决心，邓小平政委说：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中野各纵队在总攻中都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停顿地向黄维兵团攻击。但黄维兵团的抵抗相当顽强，国民党空军支援的弹药，使12兵团能够保持炮火上的优势。中野部队打得相当疲劳，一时还不能结束战斗。总前委研究了形势，决定从华野再抽调一些部队来加强南集团攻击双堆集的战斗。10日，刘陈邓打电话给粟裕、谭震林等，粟谭当天回电：“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该三个纵队可等于两个纵队的战斗力），外加一部炮兵，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华野援军的到来，为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加上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12日夜里，华野援军到达中野南集团阵地，陈士榘参谋长与中野六纵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见面。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布《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指出黄维及其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要求黄维“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但是黄维等不但拒绝放下武器，反而穷凶极恶地垂死挣扎。

大王庄后面、双堆集东南有个制高点叫尖谷堆，是座25米高的土堆子。12兵团依托这个土堆，居高临下，多次阻遏我军的攻击。炮兵的观测所就在上边，对观察情况和步炮协同都极为有利，因此为双方必争之地。12日黄昏，华野七纵部队推进到尖谷堆下，我军从壕沟中发起冲锋，杀声震天。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发射毒气弹，我军的攻势被迫中止，当夜没有再进攻。国民党军使用后才知道，所谓的“毒气弹”就是催泪瓦斯弹，并不能置人于死地。国民党的军工厂并没有生产剧毒瓦斯的能力，所谓的“毒气弹”是吹牛的。[29]邓小平政委在战后的报告中也说：“敌人曾多次使用催泪性的瓦斯弹，因为我们曾事先教育部队防毒，使战士们在精神上产生了紧张状态。某部在攻击杨庄时，就因为敌人放毒发生混乱，直到明了其作用不大时才安定下来。”[30]

14日，华野三纵以攻坚能力最强的8师归中野六纵指挥，进入大王庄阵地。鲁中南纵队奉命担任预备队，守卫总前委指挥部所在地小李家（临涣集附近）一带的安全。陈士榘是最擅长使用炮火的，他和三纵首长将纵队炮兵团的一个野炮连、两个山炮连调给8师，会同8师山炮营和两个迫击炮连组成两个炮群，支援突击部队行动。纵队炮兵团和华野特纵的重炮团由纵队直接指挥，压制双堆集敌军火力。经过周密的战前准备，当日黄昏，中野六纵、华野三纵部队对双堆集东北的18军核心工事发起总攻。这个工事由胡琏的骨干部队114师54团守备，该团是原整11师中最强的团，号称“威武团”。我军的攻坚部队是中野六纵49团1营（“襄阳营”）和华野三纵23团1营（“洛阳营”）两个英雄部队，来个以硬对硬。18时，我军南集团集中强大炮火对敌军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上百门炮发射的炮弹和火药抛射筒发射的炸药包倾泻在敌军阵地上，近1小时的炮火准备，将敌军工事完全摧毁。守敌被打得逃出工事，“襄阳营”和“洛阳营”并肩突击，勇猛杀入敌军阵地。经过短兵相接的格斗，到19时40分，“威武团”大部被歼，残敌百余名狼狈逃窜。与此同时，华野七纵21师和中野六纵47团在8门榴弹炮支援下，攻占尖谷堆，歼灭敌军一个营和工兵连。18军调上了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向尖谷堆反扑，可以说用上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也被我军一一打退，尖谷堆阵地牢固地掌握在我军手中。[31]

尖谷堆的攻克，使黄维兵团的司令部、炮兵阵地、快速纵队的车辆和临时机场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胡琏和杨伯涛指挥18军的剩余部队将战车、大炮转移到兵团部附近，收缩阵地。把200辆卡车排列起来，堆上泥土，构成城墙式的防御工事。胡琏把保卫兵团部的警卫营调给18军充当战斗部队，并将逃散的14军零散官兵千余人组织起来补充18军，凡是可以拿枪的人都用上了。对于退却的团长、营长，不问理由，一律枪决。这样还是阻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我军的炮火可以直接打到黄维的兵团部，炮弹从黄维、胡琏的头上呼啸而过，落在掩蔽部附近爆炸。敌军死亡枕藉，黄维、胡琏躲在掩蔽部里一筹莫展。

黄维感到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4日呼叫南京方面，表示15日要突围，要求空军配合轰炸。15日9时，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双堆集上空，对黄维说：“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断然处置了。”他和胡琏召来10军军长覃道善、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各部队破坏重武器和电台，抛弃伤员，于当日黄昏开始分路突围。[32]黄维、胡琏求生心切，在16时就分头爬上坦克，在11师和战车营掩护下提前行动。他们从双堆集西边打开缺口冲出去后，黄维的坦克发生故障，黄维只好下来混杂在溃兵中奔跑，被我军追上生俘。杨伯涛率部队冲不出去，跳入小河自杀，河水冻得他受不了，又爬上岸来，被两个解放军战士架到指挥部里烤火。10军军长覃道善也在乱军中被俘。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比较明智，黄维、胡琏乘坦克先逃，把浮桥压坏。吴绍周乘坐的坦克不能通过，他索性带着参谋长、师长和卫士坐在附近的小庙里，等着解放军来收容。只有胡琏逃到鲍集附近，被李延年兵团部队救起，送到蚌埠，算是漏网之鱼。到16日，黄维兵团4个军、1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全部被歼。

从12月4日起，蚌埠北上的李延年第6兵团指挥96军对曹老集发起攻击，54军从左侧迂回仁和集，39军在周家口以西牵制。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后面跟进掩护。中野二纵担任固镇以西何集地区防御，华野六纵担任鲍集地区防御。敌军先企图北渡解河，为中野二纵击退。敌军又转兵西向，重点进攻鲍集。蒋纬国率战车2团20余辆坦克向鲍集阵地轮番冲击，华野六纵依靠当地多河渠的地形，层层阻击。8日以后，豫皖苏军区张国华率地方部队5个团、渤海纵队11师相继赶到，增强何集、鲍集地区防御。我军顶着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火炮轰击和坦克冲锋，顽强阻击12天，三次转移阵地，付出重大伤亡，李延年兵团三个军只前进了几十里。蒋纬国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能挽回战局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付出13 000人伤亡的代价，还是不能为黄维兵团解围。当16日获悉黄维兵团被歼灭的消息后，李、刘兵团掉头就跑，一夜就撤退到淮河以南。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溃退而结束。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负责人，热烈祝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指出：“凡此伟大战绩，皆我英勇将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尚望团结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全部歼灭当面匪军而战！”

歼灭黄维兵团，是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打得规模最大、最为艰苦的战役。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歼灭敌军10万余人，缴获各种炮939门，其中榴弹炮15门、野炮19门、山炮53门、迫击炮154门。缴获枪支4 700余支。其中重机枪420挺、轻机枪2 030挺、步枪19 200支。坦克、装甲车50辆，汽车600余辆以及大量弹药和物资。我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各纵（不含华野）阵亡及失踪约8 500余人，负伤28 000余人。其中代价最大的是四纵，伤6 827人，牺牲1 853人。由于伤亡太多，多数部队都经过两三次火线整编。从11月25日到12月15日整整22个昼夜，“所有部队都在野外战壕中生活（敌大量空军轰炸，有村庄也不能住），有的部队终日在有水的战壕里生活，且极度疲劳”。[33]九纵秦基伟司令员回忆：“淮海战役结束后，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清理掩埋国民党军人马尸体，埋一人尸发高粱5斤，埋一马尸发高粱24斤，张围子群众共得政府发粮万余斤。也由此可见，这股死多活少的敌人是相当顽固的，我们的仗也是打得很残酷的。”[34]

虽然打了胜仗，邓小平政委的心情却相当沉重。1949年1月11日他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道：“中原自10月下旬至歼黄维，作了50多天的加油作战，一般部队都很积极，问题很少。其原因是经过去年8、9月整党，对各级干部教育均大，官僚主义大大减少，干部责任心大大提高。……因为干部负责，战士逃亡的也大为减少，在战斗中从上到下均颇顽强。一纵歼181师，三纵攻宿县均能迅速解决战斗。歼黄维时各部均下了最大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消灭黄维的意志一直贯彻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然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原各纵伤亡达二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战斗。而在中野各纵中，四纵、九纵及六纵比较充实，伤亡虽大（四纵9 000余，连同淮海第一阶段约11 000余，九纵6 000余，六纵5 000余）尚能一直攻到底，战功亦较大。三纵在淮海战前仅16 000人，攻宿县伤亡1 500人，打黄维又伤亡4 500余人；一纵战前三个旅、九个团仅17 000人，打181师伤亡1 500人，打黄维又伤亡3 000人，故在最后均已丧失攻击能力。二纵及十一纵，在战前均仅万二、三千人（所有人员在内），就更难担负艰巨任务。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同时这次还暴露了以中野现有火力，打这样的仗实嫌太弱，幸弹药充足，补给及时，特别是战场范围不大，我能交换集中使用，且有华野一部分火器加入，才勉强应付过去。歼黄维后，部队虽伤亡较大，干部伤亡比例更大，但士气甚好，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攻坚作战方面过了一个重要的关，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经历了淮海战役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野部队经历了大战的磨炼，在作战各方面都有极大的提高。刘伯承司令员非常重视总结经验，责成各纵队及时将总结报告上送司令部，并由司令部汇总为《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刘伯承在总结的题词中写道：“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西侧从黄维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与李延年军协援黄维，因而被歼灭于永城东北地区。双堆集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我在转换关头上运用不同战法而持之以顽强，必须着重研究而发扬之！”[35]这一精辟的见解，是对淮海战役的科学总结。

[1]　中野四纵司令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总结》，1949年1月。

[2]　廖运周：《第一一〇师战场起义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

[3]　中野六纵司令部：《参加围歼12兵团战术总结报告》，1949年1月。

[4]　二野司令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

[5]　《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6]　《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0～741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317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317页。

[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10]　邱维达：《邱清泉第2兵团被歼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11]　《粟裕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39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291页。

[13]　《淮海战役史》第3章第3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　李以劻：《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

[15]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

[16]　中野四纵司令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总结》，1949年1月。

[17]　中野政治部：《关于淮海战役中部队主要的思想情况向军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2月21日。

[18]　秦基伟：《中野九纵在淮海战场上》。

[19]　二野司令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

[20]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页。

[21]　可惜，我军的资料中没有发明者的确切记录。潘焱的回忆说是中野一纵20旅的顾颜帮发明的，李达回忆说是中野四纵11旅、22旅试制成功的，华野三纵的记载是他们在济南战役后休整期间发明的，并将其制造、使用方法详细记录在22军的战史中。

[2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23]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24]　《刘伯承传》第16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25]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26]　《淮海战役》第1册，《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27]　梁岱：《第十四军被歼纪实》，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28]　二野司令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

[29]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30]　邓小平、张际春：《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1月3日。

[31]　杜义德：《回忆中野六纵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之战》。

[32]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载《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3年版，第492页。

[33]　二野司令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

[34]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63页。

[35]　二野司令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

第31章　打过长江去

总前委召开会议——歼灭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二野部队整编——中共中央举行七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军长江布防——二野南下——后勤供应问题——征集船只水手——挖渠翻坝——水上战术训练——刘伯承作战术指导——总前委制订渡江战役实施纲要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杜聿明集团在永城地区被华野主力重重包围，已是瓮中之鳖，最后消灭这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只是时间问题。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平津战役上。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傅作义集团南下，将其留在华北战场，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出：“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4日毛泽东指示粟裕等：“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接到命令后，华野各纵于16日进入休整。

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尚未结束，他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规划。12月12日，毛泽东给总前委领导人发出指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1]毛泽东在电报中谈了他的初步设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华野休整两个月，然后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然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为了保守机密，这份电报只发给了刘邓陈。

当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永城南临涣集的小李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萧县西的蔡凹村，两地相距近百里。刘邓陈研究了毛的指示，决定前往华野司令部开会。12月17日早上，他们乘车来到蔡凹华野指挥部，与粟裕见面。在北线山东兵团指挥部的谭震林也赶到蔡凹，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位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堂。这次会议，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惟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开了一天，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作战不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他们主要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计划和部队整编方案。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12月底刘、陈到达西柏坡后，参加了1949年1月6日到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回到小李庄，谭震林回到山东兵团指挥部。

1949年1月6日，华野开始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被围困多日的国民党军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兵败如山倒。华野以摧枯拉朽之势，到10日下午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短短四昼夜中，全歼杜聿明集团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2个师、1个骑兵旅，共176 000人。华野仅伤亡17 870人。对比一下，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敌我双方伤亡比例为2.8∶1；第三阶段敌我伤亡对比为9.8∶1。所以华野司令部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是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鲁中南、苏北、冀鲁豫等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国民党参战的有徐州“剿总”的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约80万人。解放军以伤亡136 000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共歼灭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 000多人。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我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明确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1月6日到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野战军负责人一起研究1949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正规化、整顿纪律、解放区建设和经济工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共和国中央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北平解放后，即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结束后，刘伯承返回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中野司令部，陈毅前往徐州贾汪的华野司令部，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和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关于部队整编和统一组织编制的问题，中央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考虑了。会议《通知》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在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2]经过认真研究，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依照这个规定，中原野战军各部队进行了整编。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要负责人是：

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邓小平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

参谋长：李达

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九个军、一个特种纵队，共28万余人。

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辖第10、11、12三个军。

第10军（原中野第二纵队）：军长杜义德，政委王维纲。

第11军（原中野第三纵队）：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

第12军（原中野第六纵队）：军长兼政委王近山。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辖第13、14、15军。

第13军（原中野第四纵队之10、13旅，豫西军区武装一部）：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

第14军（原中野第四纵队之11旅、陕南军区22旅及淮海战役起义之110师，豫西军区武装一部）：军长李成芳，政委雷荣天。

第15军（原中野第九纵队）：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

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下辖第16、17、18三个军。

第16军（原中野第一纵队之1、2旅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军长尹先炳，政委王辉球。

第17军（原中野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主力）：军长兼政委赵建民。

第18军（原中野第一纵队20旅、豫皖苏军区主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

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新组建）司令员兼政委：李达（兼）。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总人数为28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 500余门。原来的中野十纵、十二纵、第38军和陕南军区第12旅等部队已在此前编入桐柏、江汉、豫西、鄂豫和陕南军区部队，统归中原军区指挥，担负巩固中原解放区的任务。此后，第二野战军即脱离中原军区建制，准备执行渡江南下任务。[3]中原军区工作由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委邓子恢负责。1949年5月四野南下后，中原军区并入华中军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改为中南军区。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后，中野各纵队转至阜阳、漯河、沈丘、周口等地休整。1月1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中野：部队休整到3月底为止，在此期间“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遵照中央指示，中野一面进行整编，一面开始了渡江的准备工作。

2月9日，邓小平在河南商丘召开总前委会议，研究渡江作战问题。会后给军委的报告说：“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为最好。”“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关于战役部署，“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预定的突破重点，则拟在芜湖、安庆地段。”“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并各派先遣部队迫近江边了解情况，并作准备。”报告要求在出发之前，务请军委和华东局解决弹药、药品、现金、地图、汽油等作战急需的物资，并筹集大军所需的粮食。11日军委复电：“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4]

3月5日到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邓小平、陈毅、饶漱石等出席了全会。这是一次为新中国奠基的党的代表会议，全会提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战略，规划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和外交政策。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建立新中国的战斗动员令。会议闭幕后，中央召集座谈会，酝酿了华东的人事安排。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谭震林、粟裕等17名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以饶漱石等11人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饶漱石为书记。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问题，定下4月10日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5]14日邓小平电告刘伯承、李达：“我们明日动身，19日可到徐州，拟当夜到商丘回部。如你们已动身请电告华野，以便取捷径去合肥归队。中野确定两年内留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中央已电伯承任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任穷为副。”这时刘伯承已率二野司令部向蚌埠行进，3月22日，总前委、华东局负责人陆续到达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开始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

在长江的那一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大部丧失。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当时国民党军主力还有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华中地区的白崇禧集团、陕西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许多部队都是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或是遭受我军沉重打击后退到江南整补的，战斗力不强。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陷入总崩溃的局面，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不仅国民党内，就是美国人也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白崇禧在武汉连续发出议和电报，逼迫蒋介石下野。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张群、张治中、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都不表态，实际上都盼望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愤怒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6]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引退”文告。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接替南京政府的权力。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去杭州，回他的奉化老家。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革新面目，23日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消”。24日他颁布八项命令：将全国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希望尽快举行国共和谈。

蒋介石表面上“引退”，暗地里在奉化老家遥控国民党军队，指示汤恩伯等在长江布防，企图阻止我军渡江。1月25日，蒋介石刚“下野”四天，就在奉化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部署长江防线。他指示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的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张世希的第7绥靖区指挥第20、66、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之106军在徽州地区为预备队；以李延年的第6兵团及张耀明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挥第28、45、99军防守南京、浦口地区；以丁治磐的第1绥靖区指挥第4、21、51、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54军在丹阳为预备队；以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52、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段。加上海军、空军的配合，国民党军在长江上筑起了一道“立体防线”，按照通常的看法，我军想以木船突破长江防线，确实难度很大。[7]

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中下游江面由西向东逐渐放宽。湖口至芜湖间宽1 000—1 500米，南京段宽2 000—2 500米，镇江至江阴段宽约3 000米，江阴以东宽达万米。江身弯曲，其中芜湖至江阴段形成一个大弧形，水流受潮汐影响较大。枯水季节，江中有许多沙洲露出水面，为渡江提供了一定方便。每年4月春雨桃汛之后，水量渐涨。进入梅雨季节后，降水的增多导致江水水位上涨，道路泥泞，对作战就很不利了。在交通方面江南与江北条件也不一样。江南公路、铁路发达，便于部队运动。江北的公路、铁路条件要差得多。这些地理条件，使长江如同一条“天堑”，横在我军面前。

渡江战役的成败关系到中国革命是取得全国胜利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考虑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渡江的准备工作比以往的任何战役都要复杂得多。

从哪里可以渡江，从哪里可以突破敌军的防线，研究这些问题首先要有情报。李达参谋长回忆：“还是在1949年1月，我秘密工作人员就设法搞到一份美蒋联合绘制的长江水文、地形、地貌和江防工事图。我派情报处的同志取回后，呈送了刘邓首长。经研究，认为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作用很大。大约在3月底或4月初，皖南游击队派专人来野司，接应我们渡江，一直跟我们到舒城。刘司令员听了他的汇报后，又让我们和他详细谈谈，把东南数省的交通、居民点的人口密度、社会情况、粮食供应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这样，经过向皖南游击队的同志了解情况，再加上从其他途径收集的资料，我们绘制了东南数省的兵要地志图，发到部队。通过上述调查，说明二野三个兵团突破江防后，都经皖南插下去，也是可以容纳得下的。这对于总前委定下战役决心，和各部队负责人关于怎样过江及过江以后的行动，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8]

3月7日以后，二野各军开始陆续南下。11、15军作为先遣部队于3月27日到达长江北岸的安庆、望江地区。主力兵团跟随其后，从阜阳、漯河、沈丘等地南下，三兵团到达安庆以东至枞阳地区，四兵团进至黄梅、宿松地区，五兵团进至望江、潜山地区，二野前线指挥部则进至桐城。为牵制、迷惑白崇禧集团，刘邓命令王宏坤指挥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于15日起向安陆、应城、天门等地机动作战，吸引白崇禧部队西顾，减少我军正面压力。安庆是白崇禧集团设在江北的一颗钉子，对我军渡江是个威胁。二野首长原来打算先攻占安庆，再考虑渡江。4月3日，刘伯承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亲自来到安庆郊区，观察了安庆周围的地形和敌军部署情况。他们发现这一带多丘陵和沼泽，安庆城外有日军留下的坚固堡垒和工事，不利于攻坚。但是安庆的东面和西面都可以渡江，只要安庆守敌不出来干扰就行。刘伯承考虑再三，决定不攻安庆，4月4日刘邓指示：“暂不攻安庆，积蓄精力于渡江作战。以15军、16军由望江至安庆西关段渡江，以三兵团两个军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段渡江，五兵团主力集于桐城、高河埠伺机续渡江。”各军进入指定位置后，即开始了渡江前的准备工作。

二野南下虽然是胜利进军，但也存在很多困难。淮海战役后二野补充了黄维兵团俘虏兵3万余人，在整训时接收了华野拨来俘虏兵15 000余人，中央军委调拨的华北新兵15 000人、平津战役俘虏兵17 000人。这些人员的补充充实了二野的力量，也使二野的整训工作更为繁重。大军南下过程中，后勤方面的困难特别突出。刘伯承在3月份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说：“歼灭黄维兵团中虽缴获大量武器，但大部多多少少是破坏了的。在两个月整训中，修配各种武器就变成了一件非常繁重的任务。加上华野拨来六零炮600门，所以出征时全军勉强配备到野炮29门、山炮110门、榴弹炮22门、化学迫击炮18门、重迫击炮16门、八二迫击炮382门、六零炮1 085门、重机枪1 014挺、轻机枪5 109挺。惟步枪甚少，按现有人员计算尚需25 000支始能配齐。”

“其次，榴弹炮虽有牵引汽车，但质量都不甚好。加之出征天雨泥泞，陷于蚌埠以北路上约有半月。山炮驮载马匹原定在中原各地购买，未按数领到手，鞍具挽具尚来不及配齐。我们前年入大别山时装备重、马匹多，因不适合当时斗争形式而弃置之，今则与之相反。”

“再其次，弹药原定由部队携行四个基数，但因道路不够好而输送工具又缺乏，普遍只带了两个基数，甚至有些还不足两个基数。”

刘伯承还报告了服装和经费不到位的情况，然后说：“上述问题之发生自然以时间仓促，来不及布置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是受到输送力之限制。各部队辎重兵大多没有成立或仓促成立，牲口及装具大部不全，我们也曾修配装备了约400辆汽车，但缺汽油不易行驶，且无油站。汽油因带油减缩了载重量，特别是汽车质量不好，在天雨泥泞时，20天中不能自拔于泥中。我们衔接商丘、漯河铁路的运输，曾雇用了大批人力车及木船，但人力车亦受道路之限制，我们单衣由漯河船运经正阳关转六安则需时20天。”

刘伯承最后说：“从上述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上使我们体验到，火车、汽车及道路的整理，汽油站的设备，军械修理厂的建立，应有计划地进行。但我们最主要地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给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为解决后勤运输问题，总前委设立华东支前指挥部，在合肥、蚌埠建立办事处，沿途设兵站和集结地。在“一切为了渡江”的口号下，动员安徽、河南、湖北的老百姓为部队架桥、修路，在合肥、六安至安庆的大路上，有数十万民工浩浩荡荡地日夜转运军粮、弹药和物资。渡江战役究竟动员了多少群众，使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至今没有完整的统计。仅安徽一省就动员了服务半年的担架3 000副、服务三个月的挑夫12 000余人。六安和桐城两地征集大米1亿斤。刘伯承在渡江后给毛泽东报告说：“从徐州经蚌埠到合肥的铁路与合肥、安庆汽车路修通和淮河通船以后，大军犹争路拥入江岸，弹药粮食补给困难，尤其是军民争食的险象逼人不安。幸在总前委指导华东支前强大组织勤劳工作之下，在渡江开始前送了弹药四个基数，补给了携带粮食五日。尤其六安、合肥到安庆道上的民工海潮似的日夜前送军粮，沿江居民省出了自己的食粮给军队吃，他们贡献大，感人极深。”

渡江作战需要大量船只。二野先遣部队3月底到达长江北岸时，发现江边的船只不是被国民党军拖到南岸，就是被当地老百姓隐藏起来。因此搜集船只、组织水手、进行水上作战演练成为最紧迫的任务。部队中展开了动员和深入研究，统一思想后，干部战士都投入了各项工作的准备。他们到处寻找，在白兔湖、破岗湖、石门湖和漳湖等内湖搜集和修补大小船只1 428只，并通过地方政府找来一批水手。这些工作起初遇到很多困难，11军31师91团团长张茂清、政委张生华4月6日去接船时，看到征集的船只又小又破，经检查能下江者不到30只。民工水手情绪极不稳定，时常发生逃亡。他们深入调查，发现一些问题：“保长派船不公，保长及亲友的船未来，船民来这里工作家中照旧派差，一部分船民是雇来的，或是指派来的，或允许几天一换的。其对渡江议论颇多：‘渡江危险，敌人对岸有大炮水雷，飞机军舰厉害。’‘江水无风三尺浪，我们船小不能过江。’总之对渡江毫无信心，死的危险威胁着每个人的心。半农半商船民说：‘人第一，船第二，必要时要人不要船。’以船为业的说：‘不丢船要打死，丢了船全家要饿死。’有一天飞机在我们藏船内湖打过一次机枪，许多船民抱头大哭，连饭也不吃了。”团里组织干部和积极分子向船民作思想动员工作，并交代政策。他们首先开保甲长会议，指出保甲长们过去的罪恶，要他们在支前工作中认真积极，公道正派办事，不许欺骗应付。说明我军将很快渡江，人民可以减轻负担，安居乐业。“会议以后，的确在工作上是大进了一步，保甲长办事认真起来，克服了应付敷衍现象，各地的船和水手不断送来，来的船且均完整无缺。由30只装备不完整的船，在一周内增加到70只，最后增加到100只完整的船。”干部们对船民也进行了反复的教育，“说明我军一定能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说明我军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利益，是爱民的，不会拿群众去送死。另方面也说明我军要完成渡江作战，必须要群众出粮、出船、出水手。我军和国民党不同，国民党是押船扣人，解放军照顾大家的生活。解放军不会去冒险，也不会叫老百姓去冒险。”我军注重解决船民的实际问题，“同农民办事，必须具体兑现，不能有一点马虎。对于船民提出的派船不公，在保甲长会议上严正指出，这是错误的行为。没有来的船限时保证送来，船家生活无法维持者应酌情给以照顾，发给船民米票、工资。村中要给兑米，或顶交公粮。出差之船民家中应免去其他勤务，水上服务为期半个月，不准几天一换或雇人顶替。这些处置我们一条一条的在大会上进行了传达和教育，并请区长在大会上当场作了保证。这对船民的巩固是有很大作用的。此外我们还给水手发过几次水烟、两次猪肉，集中生活时公家发给油盐，解决其生活上各种具体问题，对思想安定也有不小的作用。”[9]

渡江的木船是从江北各地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为了保护好它们，实现战役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不可能过早把船只摆在江岸边。如果把几千条船摆在江边，必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飞机和军舰的轰炸。在战役开始前，我军的船只都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汊里。内河的出口则被敌军严密监视和炮火封锁，因此我军的船只在战役开始时不能从内河进入长江。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邓小平政委在新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讲：“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的劳作才完成的。”[10]

当16军先头部队于4月5日进至安庆附近长江北岸时，当地只给他们提供100余只船，隐蔽在漳湖的港汊里。漳湖距离江岸2 000—2 500米，地形高地不平。中间相隔两道大堤，湖水高于江水3米。16军首长“当时决定开辟两道沟渠，并以137、140两个团担任掘渠。部队4月10日开始工作，19日全部将170余只大小船（大的可容200人，需两个连才能翻动）翻入船坞。这样一个浩大工程能按时完成，主要由于两个团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不分昼夜，不怕淋雨，泥水满身，病员增加，仍上下一致、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尤其是干部表现模范作用，连、营、团干部均亲自参加掘渠和拉船。据140团统计，全团挖了2 500公尺长，面积为13 950平方公尺，出土20 928立方公尺。水车300余辆抽水5 500立方公尺。每人合出土71立方，抽水3立方公尺。”[11]在短时期内完成这样大的工作量，其艰苦劳累程度不亚于淮海战役。

二野、三野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北方人，从来没有乘过船。渡江在大家思想中充满了神秘感。16军的总结中说：“部队未进到江边以前，部分的下层干部和战士对长江胡乱猜测，认为长江的水，用木船根本不能渡过。同时对上级抱着幻想，认为刘邓首长既说过江有把握，一定有准备好的汽船或轮船等。但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则估计到不会有轮船或汽船，因我军在渡江前尚未具备这样的优越条件，故认为还是用木船过江的可能性大。……部队到达江边，看到真实的长江以后，即打破对长江的神秘认识，知道长江是可以用木船渡过的。但怀疑我们的炮火是否能确实的压倒敌人的火力。同时在开始演习动作时，有些战士因坐船不惯，船一摆动，发生恐慌，面孔变色。加上水手的技术低，在演习中有的船被冲下去二三里远。船在江中互相拥碰，方向不能掌握，部队不好指挥。部分干部战士就对用木船渡江失去信心，反映过江比在陆地上打冲锋还难得多。‘被打死在江里喂鱼’成了部队中最大的思想顾虑。”16军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训练，一是训练水手，使其提高划船技术，加快船在江中的运行速度，在战斗中可以减少伤亡。二是准备大量的稻草救生圈，用15斤稻草扎一个大救生圈，可以驮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这就稳定了战士的情绪，即使船被打坏，也不会淹死在江里喂鱼了。三是组织好船上的火力，在船上铺板子，用湿棉包垫在重机枪、迫击炮下面，稳固武器，在水面上也可以准确射击。四是根据船行速度和火力配备编队，使第一梯队的船只可以尽快到达对岸。通过这些训练，“部队在战术上提高了一步，同时又了解了我军炮火的布置，打破了部队对用木船渡江无信心的顾虑，相反的，倒产生了用小木船渡江作战的高度胜利信心。这给了刘司令员的‘斗志与斗法互为消长’的说法一个铁的证明。这就是说，战术与技术是战斗意志的物质基础之一，要想提高和保持部队的坚强斗志，并在实战中发挥这种斗志的威力，除去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提高其阶级觉悟外，更有效的方法就是给部队以有效的战术和技术训练。”[12]

国民党军号称“立体防御”的长江防线，刘伯承一眼就看出了其致命的破绽。他在1949年5月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敌人在淮海会战失败，丧失了基干兵力。他防守长江的前进配备及所谓‘防江必固淮’那一套计划被打破了，他在长江防线直接配备上由于兵力不足，连在长江鼓出北岸的突出部，如汉口、浦口等处也各只有两个基干军的机动兵力，使汉口以下长达2 000里成了一条不动弹的死蛇阵。海军舰队在北岸没有掩护、航线极受限制的条件下，到处遭到短兵炮火的袭击，也不易起撞沉木船的作用。特别在和谈骗术未售的情况下，敌军越发没有斗志。”3月24日，他起草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发到全军各部队。就侦察敌情、扫除江北敌军据点、组织船只翻坝入江、炮兵掩护登陆、抢占南岸扩大突破口、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等问题作了具体说明。指示下达后，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领会，有力地指导了部队的渡江准备和以后的作战。

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在总前委驻地蚌埠孙家圩子连日开会，根据渡江的准备情况和获得的敌军情报，研究渡江战役的方针和部署。3月31日，由邓小平主持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分析了敌情和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定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歼被围之敌。”[13]

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以三野第八、第十兵团和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由三野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34、35军由仪征、扬州攻占瓜洲、浦口，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由扬中县的三江营至镇江以东的张黄港段渡江，切断沪宁铁路、公路，阻止南京敌军东逃和上海敌军西援。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二野部队九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然后以一个兵团挺进至衢州地区，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二野主力沿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夺取芜湖、南京。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根据总前委的《纲要》，二野司令部于4月8日作出部署：杨勇、苏振华指挥第五兵团和15军由望江至安庆城西地段渡江。然后郭天民指挥15军控制彭泽，掩护第四兵团主力渡江。第五兵团主力南下控制衢州，断敌退路。陈锡联、谢富治指挥第三兵团由安庆以东至枞阳镇、石矶头地段渡江，然后南下攻占芜湖。如敌军经浙赣线西撤，则由歙县、遂安南进，向浙赣线进击。陈赓指挥第四兵团由望江、宿松地段渡江，协同第三兵团作战。杜义德指挥第10军和皖西部队监视封锁安庆之敌，保障主力渡江。如敌军撤退，则接管安庆。[14]

渡江战役作战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干部战士们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大家摩拳擦掌，斗志高昂，只等总前委规定的作战时间4月15日黄昏一到，就实现百万雄师强渡长江的壮举。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268页。

[4]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程思远：《白崇禧传》第18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7]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的最后挣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8]　李达：《百万雄师过大江——回忆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战役》。

[9]　《91团船委会工作介绍》，载《第三兵团渡江战役战斗经验汇集》。

[10]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11]　《第16军4、5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6月。

[12]　《16军渡江准备工作总结》，1949年4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14]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第32章　突破天堑追残敌

国共北平和谈——李宗仁希望“划江而治”——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平协议——三野中集团首先突破长江防线——刘伯承指挥二野西集团渡江——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刘伯承命令二野南下截断浙赣线——猛追猛打歼灭残敌——四兵团解放南昌——刘邓总结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

二野、三野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准备，渡江战役前的各项工作在4月10日左右均已就绪，只待4月15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了。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总前委、二野、三野负责人接到电报，都着了急。10日这天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表示推迟渡江对我极为不利。邓小平、陈毅汇集各方反映，10日下午电告军委：“（长江）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总前委建议：“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

尽管如此，毛泽东认为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上的需要。4月11日他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他解释推迟渡江的理由是：现在南京的主和派正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我军在协定公布后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他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因此，毛泽东告诉总前委：“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1]

渡江行动暂时推迟，全国上下的眼睛都在关注着北平的国共双方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目的是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1949年2月初，南京政府委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等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申报》形容他们的使命是“为和谈敲门”。考虑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与蒋介石多年的矛盾，毛泽东决定利用谈判，分化瓦解国民党上层。2月18日他指示叶剑英、林彪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最近时期李、白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2]为了表示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了邵力子一行，并与他们达成八点秘密协定。希望南京政府抛开蒋介石，在中共1月14日所提八条的基础上进行秘密谈判。如能达成协议，便组织国共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

上海代表团毕竟只能起到“敲门”的作用，许多具体问题不好深谈。不久，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来到北平。动身前白崇禧向他交代：希望早日进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国民党还有飞机军舰，如果中共硬要过江，他们是会吃亏的。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会见了刘仲容。当听到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建议时，毛泽东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如果白崇禧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李、白可以保持其政治地位，参加联合政府。桂系的军队也可以暂时不动，将来协商解决。[3]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南京政府：4月1日将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方面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以中共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南京方面派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等组成“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赴北平谈判。李宗仁向谈判代表交代国民党方面的底线时，还是坚持“划江而治”。

相比之下，蒋介石比他们要清醒得多。积20多年反革命的经验，蒋介石深知毛泽东绝对不会半途而废，共产党是一定要过江的。他在溪口与国民党军将领保持密切联系，遥控指挥，并为逃往台湾作准备。3月24日，他在溪口接见宋希濂、关麟征，对他们大发感慨：“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年中，遭受过许多挫折，但从未失败到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我们过去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他指示宋希濂：“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你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山地去，以巩固川东门户。”[4]

1949年4月1日开始的国共北平和谈，与1945年的重庆谈判相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在平等的地位上谈判过，但这一次，国民党是打着白旗来乞和的。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治中等以礼相待，但在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经过一段私下磋商和非正式会谈后，13日中共方面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交国民党代表团研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中，对谈判程序作了不容更改的规定：正式谈判时间为13日到17日，“4月17日必须决定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

1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的首次会谈，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共立场，强调必须首先分清是非，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包括惩办战犯在内的八项条件，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他强调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战乱的祸根，必须消灭。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一是以和平方法改编。

毛泽东的原则就是一条：“划江而治”根本行不通，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要如期渡江。14日他致电总前委：“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5]

4月15日晚，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在双方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再三强调：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限定南京政府在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我军就要渡江。张治中无可奈何，只好委托两位代表携带文件回南京请示。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看到《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众人面面相觑，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沉默，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我们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签字。”李宗仁不发一言，让何应钦17日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拍案大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完全拒绝了这个文件。在最后关头，李宗仁违背了签字的诺言，在19日上午召集的“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否决了《和平协定》。会后，白崇禧飞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的将领则认为南京无法再守，纷纷为自己安排后路。[6]

遵照毛泽东14日电报的指示，邓小平、陈毅请三野中集团指挥员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来总前委研究渡江战役的细节。17日邓小平以总前委名义连发两封电报，向军委请示发起渡江战役的最后部署。凌晨1时的电报说：“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22日）夜开始（总攻），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16时的电报详细报告了华野中、西集团的渡江部署，然后说：“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20日开始太早，则请于18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为20日开始到22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届时已处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18日9时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7]

20日深夜，张治中等才收到南京李宗仁、何应钦来电，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然而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中集团的三野部队首先实施渡江。从裕溪口至枞阳镇100公里的长江段上，担任第一梯队的是第七、第九兵团指挥的24、25、27军。为了确保突破的成功，谭震林于20日中午来到24军，亲自坐镇指挥。当日天气晴朗，江面上风平浪静，对岸绿树成荫，完全没有大战即将开始的紧张迹象。

20日17时，中集团炮群开始试射。24军的炮火首先向江心的闻新洲、紫沙洲轰击，打掉敌军前沿阵地的地堡。同时掩护我军渡江船只翻坝入江。只见江对岸浓烟滚滚，敌军陷入混乱之中。在炮兵掩护下，我军突击部队打开大堤的出口，将隐蔽在河道里的船只翻坝入江。黄昏时，空旷的江边已经排满了众多木船，战士们在临时码头上有秩序地迅速登船。原定20时开始渡江，但各部队翻坝情况不一样。27军79师率先开始了渡江行动。21时24军也开始渡江，有些翻坝慢的部队则在22时开始渡江。夜幕降临，江上刮起了风。中集团三个军上千船只扬帆起航，船工用力摇桨，战士们纷纷用铁锹、钢盔帮助划水，加快船速。先头船刚过中流，距离对岸300米时，敌军开始炮火拦截。有的船被打穿，战士们用棉絮、身体堵漏，有的船工负伤，仍然摇橹不停。我军炮群再次齐射，掩护部队渡江。江心里波涛汹涌，水柱冲天；江南岸是一片火海，映红夜空。各部队陆续到达南岸，平均渡江时间为15—20分钟。27军首先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突破。24军先攻占闻新洲、紫沙洲两个大江心洲，然后继续渡过夹江，在铜陵至荻港段突破。25军在大套沟至鲁港段突破。21军占领贵池以北的长生洲。到21日晨，中集团已渡过10个师28个团，建立了东西长120公里，纵深20公里的江南阵地。渡江战役首战告捷。[8]

邓小平、陈毅在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彻夜未眠，紧张地等候前方消息。当听到中集团各军顺利渡江，正在追歼逃敌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电告中央军委。21日晨，张治中等把南京拒绝签字的电报交给中共代表团后，正在六国饭店里苦闷之时，街头报贩已经叫卖起“号外”。周恩来兴高采烈地来到六国饭店，告诉张治中等我军渡江的消息。并希望国民党代表团留在北平，不要再回南京。张治中对国民党当局极为失望，采取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举动，脱离南京政府，站到人民一边。

21日汤恩伯匆忙飞到芜湖部署堵击，然而国民党负责这段江防的第20、88、55军等部早已放弃阵地，仓皇南逃。二线的99军开到宣城，见势不妙也掉头就跑。就在汤恩伯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军东集团、西集团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渡江行动。

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坐镇设在桐城一所中学内的二野前指，向西集团的渡江部队下达命令。当日16时起二野集中300余门火炮，开始向南岸轰击。17时起，三兵团在枞阳镇到前江口、五兵团在陈家墩至阜康圩、四兵团在华阳镇至彭泽马当三个突击地段开始渡江。

三兵团11军的船只，隐藏在鸭儿沟的河道中。对岸登陆点是大坝渡口。这一带江面宽1 500米，从军事角度看不适宜强渡。上游的前江口江面较窄，便于强渡。但国民党军在南岸严密设防，北岸又受到安庆敌军的牵制，所以不能选为渡江突破口。大坝渡口是敌军两个建制部队的接合部，因江面宽阔，敌军只摆了一个连把守。11军首长经过多次侦察，决定出奇制胜。炮击开始后，11军在前江口摆上十几只小船，使敌军误认为我军将从这里渡江。当他们集中火力向前江口射击时，我军挖开长江大堤，将鸭儿沟中的船只迅速翻坝入江。然后水手拉着船只溯江而上，将船只拖到设在鸭儿沟上游1 500米处的登船场。当敌军醒悟过来，已经来不及变更部署。11军先头部队31师迅速上船，在炮火掩护下顺流而下，15分钟即到达南岸，占领了大坝渡口。[9]刘伯承在前指等待渡江部队的消息，第一个从前方打电话来的是11军参谋长杨国宇。他兴奋地喊着：“我们的大炮打过去了，激起的水柱子有几丈高呀！现在我们开始渡江啦！”

说老实话，在渡江之前，有些干部战士的心情是相当紧张的。毕竟渡江作战是生平第一次，在江面上无处隐蔽，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31师91团参谋长李基中总结说：“起初我们把渡江看得非常神秘，夸大了困难。此次快要渡江时，还有营的干部思想上没有扭转过来，说什么‘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我上船时先看看我熟悉的战友，然后就闭着眼睛上船’。有的写家信向亲人告别。凡此种种，都是由于不了解敌我双方的态势，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恐惧。但绝大部分的干部战士是紧张愉快的，充满了信心。船出口往上拉的时候，虽然敌军机枪开始向我射击，拉船的战士异常沉着，大步拉着走，百十只船毫不紊乱。船行半江中，敌火力稍猛一些，大家的情绪越发高涨了，几乎每个人都发出吼声及雄壮的歌声。我们的指挥船也在此气吞长江强大的突击船群中，以每分钟100米的速度奋勇前进。敌人不准确的机枪火力，大家毫不介意。没有一个怕死鬼，没有一只中流改变角度的船只。我们每只船上的机枪都向对岸猛烈的扫射，以前信心不足的干部被这些场面所鼓动，了解到敌人就是火力再强再猛些，我们的炮火再少些，也要突过江去。部队意外的顺利登了陆，占领敌纵深。我们会见被渡江任务压得闷闷不乐、牢骚满腹的干部，他们也手舞足蹈地讲述如何顺利的渡过长江。他们说以后遇到比这再宽的江，也有办法过了。”[10]

陈赓指挥第四兵团渡江，他命令15军在华阳镇附近突破，13军在八宝洲地段突破，14军作为二梯队随15军渡江。战前动员时，15军首长提出“以船为战斗单位，有进无退，勇猛登陆，迅速冲击，坚决消灭敌人完成任务”的号召。21日15时开始炮击，因兵团配属火炮较少，没有实行齐射，而是看准目标再打。先摧毁了对岸的海关灯塔，然后又命中了敌军的弹药所，敌军阵地笼罩在浓烟之中。19时30分，15军44师突击部队到达华阳镇出发地点，因船只拥挤，耽误了一些时间。晚上开始下雨，44师第一梯队百余艘船一齐向南岸进发。对岸的国民党第68军的火力没有被完全摧毁，向我军船队扫射炮击。在敌炮火封锁下，一些船只迷失方向，顺水下流，错过了突击目标。130团干部高喊：“英雄好汉加速度，勇往直前！”有的连长亲自把舵，战士们用铁锹、钢盔划水。有的船板被子弹击穿，江水灌进舱内。战士们一边堵口排水，一边划船加快靠岸。接近南岸时，敌军火力更加猛烈，还用火焰喷射器阻止船只靠岸。北岸的15军指挥员命令炮火掩护，压制敌军火力，掩护突击部队登陆。经过30分钟的强渡，44师第一梯队大部分船只到达南岸。130、131团的战士们迅速抢占了灯塔和黄山、香山等滩头阵地，扫荡敌军。经三小时激战，到22日3时，将敌军大部歼灭。残存的敌人抛弃了大炮，仓皇向南逃跑。[11]13军也顺利渡江。23日拂晓，陈赓率兵团指挥部从华阳镇渡口乘一只木船渡江。一帆风顺，很快到达南岸。陈赓在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南送，疾驶如飞。不一时，舫登彼岸，踏上了江南大地。当时满怀兴奋，不可言喻。”

21日刘伯承彻夜未眠，二野前指一夜向总前委发出四份电报，汇报渡江情况。22日5时的电报说：“截至今日5时整，我三兵团11、12两军全部已渡达南岸；五兵团之16军抵达南岸者共两个师，四兵团之15军21日亥开始至华阳镇强渡，今日2时已抵南岸一个师；13军已进占马当以西之八宝洲。”[12]

渡江战役的顺利进展，出乎原来的意料之外。这一方面表现出我军的准备充分、战术得当和勇猛顽强的作风，另一方面反映出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国民党以70万人的兵力，加上海军、空军支援，经营了半年的长江防线，三天内就彻底崩溃。除了国民党统帅部的部署失误，主要是各部队玩忽职守，敷衍塞责。临战又各怀异心，不肯相互配合支援。88军所属两个师一个驻采石，一个驻芜湖，承担芜湖以西鲁港至慈湖间的江防。这样宽阔的正面，用这点兵力是很难防守的。南京国防部的江防图纸画得不错，按照地形将江防工事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是永久性工事，但是工程用的经费、材料和人力都由地方出。国民党军一边抓壮丁修碉堡，一边清乡把老百姓往后面赶，搞得民怨沸腾，谁给你出力干活呢？一天88军欧阳秉琰参谋长到芜湖以西江边的313师防区视察，看到河滩上的工事很少有加掩盖的火力点和交通壕，都是一线配备，没有纵深，也没有坚固的据点。同车的军官说：“这些据点，几炮就完蛋啦，有啥用？他们的官长夜间聚赌，白天睡觉，什么也不管。”313师师长则叫苦说：“什么江防计划，共军从哪里渡江，哪里就是我的重点。一营、一团人过来，保管渡江成功，谁也没办法再给打回去。共军从哪里渡江，我就顶到哪里去。一百多里的正面，不要说江心洲那么大，光在岸上放警戒，一个师才几个人，怎么摆？何况又都是新兵。”接着叹口气说：“赌运气吧，不从我的正面渡江，我算守住啦。从我这里渡江，守不住是我的责任，只有听候法办，恐怕那时候也不可能法办啦。”[13]

守在二野正面的国民党军是刘汝明的第8兵团，两个军5万多人担任九江到铜陵400公里的江防。刘汝明在淮海战役中就打滑头仗，以保存实力为第一目标。江北安庆的守军是第8绥靖区夏威部一个师。当时夏威部调白崇禧集团指挥，汤恩伯要刘汝明去接防安庆，刘汝明就是不去。汤把李延年兵团的96军调给刘汝明指挥，要96军派一个师接防安庆。刘汝明表示：增了兵也不管安庆，不能把自己建制的部队留在江南，而把配属部队送到江北。4月21日拂晓，得知芜湖方向已被三野中集团突破，刘汝明便下达了撤退命令。所以当下午二野开始渡江时，刘汝明兵团只有少数部队进行了一些抵抗，大部分主力则掉头逃跑。刘汝明率兵团部和55军经青阳、徽州、屯溪向浙江境内撤退，我军居然没有赶上。[14]

4月21日21时，二野已过江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余里的登陆场，渡江取得成功。李宗仁与“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南京及其以东守敌沿国道向上海溃退。二野当面的刘汝明兵团向浮梁、祁门方向撤退。刘伯承获悉三野已进入南京、芜湖的消息后，考虑按原定作战方向，二野将与三野部队交叉，如改变原定方向，二野主力直下浙赣线，可以切断汤恩伯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截断敌军南逃之路。刘伯承向总前委通报了这一设想，得到同意。23日，总前委报告中央军委：陈赓兵团取消接管南京任务，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之敌，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总前委和二野司令部在部署确定后，准备移驻南京。同日，二野司令部向各兵团发出指示：“本野战军具有截断浙赣线、杭徽线歼击该两线之敌准备，尔后进击杭州之目的。”命令三兵团向徽州前进，11军负责歼灭安庆南逃的174师。五兵团向衢州前进，四兵团向上饶前进。“各部队应加强行军速度，增大里程，以免迟延，丧失战机。”[15]

二野开始渡江时，守备安庆的国民党第46军174师弃城渡江南逃，于4月23日晨撤至吴田铺（今贵池县境内）。11军32师95团由殷家汇出发追击这股敌人，在牛头山、大形山遭敌军射击。我军顺着大路北侧山地展开，向山上敌军发起攻击。敌军是掩护部队，且战且退。我攻一山，敌让一山。山上丛林藤条杂生，我军行动不便，尤其是重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运送甚为困难。我军占领牛头山后，敌军全部向南逃去，吴田铺已不见敌军踪影。这时天色已黑，我军决定不休息，继续前进。进至鸡公岗时，发现牌楼镇附近全是敌军。当时95团一个连在鸡公岗布置阵地，打算堵截敌军。敌军发觉后，立即以两个营兵力向鸡公岗猛扑。我军兵力不足，阵地被突破，敌军从突破口向南逃。95团3营的干部保持了清醒，认为敌军是溃逃，不会死战，坚守三个家屋到天亮。友邻94团赶到，与95团两面夹击，将敌军消灭在鸡公岗村里，两团共俘虏敌军1 200人。[16]

此后二十天，二野各军展开了千里大追歼。各部队昼夜兼程，翻山越岭，不顾疲劳地行军追赶敌人。三兵团11军司令部的总结说：“在我强渡长江后，所有江防敌人是全线溃退，很少抵抗（除174师被歼外）。故我追击该敌，在指导思想上采取了敢于以少胜多（一个打几个），三猛（猛追、猛打、猛冲），三快（眼快、手快、脚快），独立歼敌的追击战术。因此，在思想上要准备以雷厉风行的闪击速度，吃苦耐劳地跋涉山川，不管狂风暴雨，不管烈日天黑，不管山高路窄，不管人困马乏，不为小股掩护之敌所阻，不为成股逃散之敌所惑，不为缴获所拖赘，不为大小城镇所拘留。不姑息部队疲劳，不轻易停止兼程追击，决心实行前卫部队英勇而果敢地穷追，后卫部队则坚决而迅速地猛进。使敌人无喘息的机会，来不及组织抵抗，务求全歼逃敌而后已。由于有了这种思想，故全军在渡江后的第二天即进行歼灭174师，尔后则以32、33师紧接着翻越大横岭、大连岭（上下各20里的高山）、白际岭等高山，一天行程120里。32师跌死跌伤牲口30余匹，仍未停止休息。98团未翻过山，全部在山上淋了一夜大雨，但一下山仍毫不犹豫地以60里的急行军进到游埠。以后各部的胜利缴获，均与此有极大关系。”

33师童国贯师长在总结中写道：“本师从金华出发的第一天，97团早晨4时到下午1时共九小时的时间走了120里路，赶到永康协同友邻歼敌一部。98团由金华以西出发，当日到达永康，走了140里路。第二天由永康出发经缙云到丽水，共190里路。97团除两个营每人平均坐了10里路汽车外，其余在路上未曾稍停，一直前进，当天夜半就到达丽水，并占领丽水之北关和西山。98团3营和师特务营一部在缙云休息，吃了一顿饭，夜半由缙云出发，次日天明也到达丽水加入战斗。特别是3营一到丽水后迅速逼近敌人，迫使敌两个营投降。迅速肃清全城之敌和解决企图逃走的500多敌人和一个汽车连。此后，我97团和师特务营继续向碧湖、云和、贞港、青田追剿溃散之敌，总共俘敌3 600余人。”

在这种追击中，谁走得快谁就打胜仗，缴获多。不能有任何犹豫和迟缓。32师在追击中全部轻装，将牲口和行李放在后面。33师开始没有轻装，在翻越山岭后因喂牲口和等行李耽误了几个钟头，没有抓住金华的敌人。后来吸取教训，甩掉笨重行李，只带干粮保证战士有吃的，并准备露营。这样加快了追击速度，才取得了丽水歼敌的胜利。

长途行军的疲劳使部队不断减员。一个师少则200余人，多达800余人。为了减少疲劳，保持速度，部队想出各种办法。11军33师97团利用缴获的两辆中型卡车，每辆能载25人，在30至50里范围内往返转运部队。在永康战斗中，他们乘卡车冲过散布敌军的大街，一直开到敌军团部，一下解决了敌人。但是11军在总结中说：“在追击战中，要防止走在前头的部队取得胜利后，则洋洋得意地自满起来（如缴获了汽车不愿后面爬山，完成了预定计划放松了追歼敌人的决心）。97团在永康、缙云获了胜利，到丽水就松。而98团在后面死跟苦走，干部又无牲口，整天看不见一个敌人，缴不着一件东西，确实很泄气。师部遂用车将其一部运到前面，结果丽水一战，98团缴获超过先到丽水的97团。这一着不仅是照顾后面部队的情绪，而且起着竞赛歼敌的积极作用。”[17]

在千里追击的那些日子里，二野各军的情况大体相似。四兵团兵分两路，由至德经乐平、弋阳进军上饶。然后再向鹰潭、东乡出击。部队连夜冒雨行军，陈赓司令员在日记中写道：“大雨如注，部队仍向南挺进。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歌声、叫好声、跌跤声混成一片，情绪至为高涨，雨亦不足扫其兴。尤其是沿途敌人遗弃之辎重、车辆、大炮，到处可见，更使部队高兴。”五兵团渡江后由至德、景德镇、婺源南下，直扑江山、玉山和衢州。16军的报告说：“部队在此十天的急行军中淋雨走夜路，翻山越岭。且战士背得很重，骡马被跌死达30匹以上，打背者占全部的70％。几天的连雨中，部队的身上未曾干过，吃不上饭（如104团三顿没吃饭还打了一仗）。当时部队反映：抗战到现在从来没有这样的艰苦和疲劳。虽然如此，可是部队的情绪仍然高涨，怨言不多。……139团于九都截击敌141师时，1、2营徒涉急流向敌冲锋，当时淹死两名战士，且有不少人的枪支被水冲走，人亦被冲滚。但是一个一个都很迅速爬上彼岸，夺取敌人的枪支，消灭敌人。军侦察营一个连尾追敌人时，敌军集结了千余名向该连反击，当时被我击溃，并俘敌400余。由于部队日夜兼程前进，风雨无阻，再加上部队为了在战斗中使用手榴弹不致发生困难，干部战士均是背两颗手榴弹和六零炮弹，因而负担很重。再加我军行进在婺源之前均是翻山越岭，走的崎岖小路，河流纵横，牲口被摔死，迫击炮、重机枪均是战士扛着。行军中粮食困难，139团的背包都留在后面，战士晚间盖不上被子。46师因渡河牲口无法涉渡，均留在后面。七天之内师、团干部全是步行。47师由衢州南去追击敌人时亦是如此，但这些困难终于被克服了。”[18]

只有不怕疲劳才能抓住敌军。5月4日，17军先头部队49师到达玉山县城西部30里处，得知玉山城内有敌55、96军各一部。17军首长命令后面的50、51师快速赶上，完成对敌包围。5日8时，50师赶到时，敌军正要逃跑。我军占领十里山制高点，控制公路。因二梯队动作慢了一些，敌军向广丰、江山方向逃跑。49师尾追到贺村，切断敌军向江山的退路。结果堵截了数千敌军，贺村公路沿线十余里都是俘虏。这些俘虏的特点是机关多、军官多、家属多、特种兵多。17军的总结说：“这些敌人单位复杂，建制混乱，人无斗志，在我猛追下一触即溃。玉山、贺村地区地形起伏，小高地多，水田小，便于我军运动展开攻击。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全体指战员忍饥耐饿，克服疲劳，一致认识到完成行军任务即能完成战斗任务。从渡江到玉山战斗每夜休息3至4小时，有三天每日吃一餐，这是追击战胜利的主要原因。”仗打完后，部队只顾向前追击，大批俘虏和物资（特别是汽车）无人接管，直到军直属队上来，才着手处理。这又是个教训，以后再追击，后勤机关也要随前方指挥所行动了。[19]

到5月14日，二野各部队已进至丽水、青田、古田、南平、南城等县城，解放了浙赣沿线和闽北、赣中部分地区。总前委命令二野部队休整，三兵团在金华、江山地区，五兵团在上饶、弋阳地区，四兵团在鹰潭、东乡地区进行休整和备战。命令要求各部队派出干部开辟地方工作，建立政权，修复交通要道和电线，筹集粮食，肃清散兵游勇，搜剿匪特，安定地方秩序。

16日，四野十二兵团在湖北蕲春、黄冈地段渡江，刘邓首长命令陈赓指挥第四兵团出丰城、高安，配合四野行动，并夺取南昌。接受命令后，陈赓带领部队冒雨西进。接近南昌时，守敌夏威部害怕被陈赓与四野部队夹击，弃城逃跑。22日，四兵团13军37师解放南昌。为了保护好这座城市，贯彻城市政策，陈赓决定派一个工作组进城接管，然后等四野来接收。他命令四兵团司令部和所属单位都不得进城，移驻离城30里的莲塘。6月6日，陈赓才进南昌城看了一眼。回想二十多年的艰苦斗争，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历史上第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匪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俘，押解南昌，蒋匪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第三次。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

5月27日三野解放上海，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刘伯承在南京给毛泽东写了一个综合报告。谈到渡江后二野的作战说：“我们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曾报告总前委，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先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到义乌之线，这样，即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各兵团曾不顾疲劳、不怕山险奋勇穷追，有些部队则日行一百二十里。四兵团由彭泽出动，于五月四日进到东乡、横峰线，现已先后进占南昌、新赣、临川，以至福建南平之线。五兵团由至德出动，于五月六日进到上饶、衢州线，现已先后占领建瓯、建阳、崇安之线，其占九江者仅为小部队。三兵团由贵池殷家汇出动，于四月二十九日占徽州，五月六日进占龙游、义乌线，现已进占永康、丽水、松阳、遂昌之线。这样，使沿浙赣线南北诸敌无法收容部队组织抵抗，因而我军歼敌成果是比较完满的。以上行动与三野夺取杭州、进攻上海配合不仅密切，这也也造成了今后对赣西与闽南机动的便利条件。”[20]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二野和三野并肩战斗，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其中二野歼灭敌军10万余人。我军伤亡6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省全境，浙江省大部和江西、福建、湖北三省一部。8月4日邓小平在北平向新政协会议筹备会代表作报告，总结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说：“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21]

[1]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461页。

[3]　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

[4]　宋希濂：《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备战部署》，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5]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6]　杨树标：《蒋介石传》第5章第3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339页。

[9]　赵兰田：《渡江纪要》，载《第三兵团渡江战役战斗经验汇集》。

[10]　李基中：《我见到的营团干部渡江思想的转变》，载《第三兵团渡江战役战斗经验汇集》。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2]　李达：《百万雄师过大江》。

[13]　欧阳秉琰：《芜湖地区的蒋军江防》，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5辑。

[14]　孟恒昌：《防守长江战役中的刘汝明兵团》。

[15]　《渡江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

[16]　唐兴顺等：《追歼174师战斗的几点经验》。

[17]　11军司令部：《追击作战经验总结》。

[18]　16军司令部：《四、五月份工作综合报告》，1949年6月。

[19]　《第17军玉山、贺村战斗报告》，1949年5月。

[20]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23～524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8页。

第33章　向大西南进军

接管南京——二野入川势在必行——南京高干会纠正功臣思想——大迂回战略进军西南——蒋介石部署川东防御——开国大典后刘邓南下——川黔道上艰苦行军——突破乌江击溃宋希濂——五兵团解放贵阳——蒋介石指使大破坏大屠杀——刘邓建议迅速夺取重庆——蒋介石父子狼狈逃窜——重庆解放

1949年4月23日凌晨，三野的35军从浦口进入南京市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解放。27日早晨，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离开瑶岗，当晚到达南京，住在原“总统府”西花园内。29日，刘伯承率二野前指机关从桐城到达南京，与邓小平、陈毅会师。中共中央已经指定刘伯承任南京市市长、军管会主任，他不顾疲劳，立即与邓小平展开工作。陈毅、饶漱石交接工作后，即前往丹阳领导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工作。

经历了22年的南征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日子。然而接管城市的工作比指挥战役一点也不轻松，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我军的接管工作千头万绪。要把一座瘫痪的死城恢复正常，不知要花费多少心血。接管一个月后，南京市委向中央汇报情况说：“南京市为敌之反动统治中心，是一个畸形的、庞大臃肿的官僚消费城市。22个外国公使馆均在此地，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联系上海形成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因之南京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及公馆多（房产即占全市75％），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之公营工业多属市政消费性质（如水电），机器工业则属装配性质，不能独立生产，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原领导之机关重重叠叠，下属生产单位极少，其中冗员又多，因此一切官办企业无不赔本。”

如何把南京从一个消费型城市改变为生产型城市，自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南京的正常生活，解决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南京人民把共产党看作救星，希望解放后一切马上好起来。但共产党也不是神仙，解决困难也要一步一步来。报告说：“目前在业工人要求复工，对工资尚无过高要求，失业工人要求有工作，要求救济。现在我们仍抓紧解决工资、复业与失业三大问题，求得能够首先稳定与依靠工人阶级。……学生们要求参加工作，改进教育制度，加强学习并解决生活问题。他们的要求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过高的，现正在进行教育说服。工商业界对清算斗争还有顾虑，经我们解释及事实表现后，则对我大为捧场，要求我们协助解决原料、燃料运输等困难，要求贷款，有些人要求是正当的，有些则想完全靠我们的帮助去办他们的事情，讨我们的便宜。”[1]市委一面从北方解放区调运大量的煤炭、粮食，解决城市生活急需，一面调拨货币稳定市场，打击奸商的黑市交易。恢复生产成为中心任务，军管会组织电厂、水厂、机械厂、被服厂等一批工厂复工，解决失业问题。对原国民党机关公务员进行审查，有的留用，有的送去学习。对公教职员和在校学生根据情况发给生活补助，第一次领取的人数就达9万。许多学生对新政权表示衷心的拥护，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二野在短时期内吸收了大批青年参军，补充部队，培训干部，为开展新区工作创造条件。在市委的积极努力和群众的大力配合下，南京的接管工作非常顺利。电灯、自来水一天未停，学校始终坚持上课，商店先后恢复营业，停开多日的市内公共汽车也恢复运行。南京的生活焕发出新的气息，人民从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退缩到华南、西南的几个省，企图利用这些地区深山丛林的复杂地形，负隅顽抗。蒋介石将汤恩伯集团残部撤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岛屿上，留在大陆华南地区是白崇禧集团，西南是宋希濂、胡宗南集团，尚有70万兵力。消灭这些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彻底解放全中国，是摆在我军面前的新任务。

5月23日，上海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继续进军的规划。他给总前委的电报说：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2]

上海解放后，5月29日总前委复电中央：“二野入川势在必行，宜早行（乘敌破碎早点解决西南问题），……二野必须积极准备于8月初出动，否则临时仓促陷于被动。部队估计补俘后每个兵团约9万人，我们拟将山东现有之新兵2万及3万俘虏补至每个兵团10万，其他如钞票、衣服等可由京沪两地准备，不致有何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干部问题，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从华东抽出有限（可以动员一批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二野陈赓兵团归四野指挥，参加解放广东、广西的战斗。进军西南主要依靠陈锡联的第三兵团和杨勇的第五兵团。当时三兵团在芜湖、安庆，五兵团在上饶地区休整，为使二野完成西进准备工作，三野和四野首长提供了很多帮助。6月15日，华东局报告中央，他们正在为二野完成新兵和物资的补充，但二野最缺的是干部。华东局准备将华东军区和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由粟裕任南京军管会主任兼市委书记，使二野能把干部抽出来作准备工作，得到中央批准。这样，刘伯承将南京的工作移交。8月10日华中局负责人林彪、邓子恢、陶铸等在武汉开会，决定组成以林彪为主任的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13日指示各地“保证二野全军粮食供应，保证全军住房。特别因城市中房舍甚缺，各机关必须自动实行让房尽先供二野入城部队使用。……宁可自己受些困难，也须尽先保证二野同志需要。”

7月18日，二野前委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与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7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的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哪里‘好’、哪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8月3日，野战军下达了三、五兵团向湖南境内作第一步进军的规划。

8月初，二野在南京召集军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进军西南的部署。这次会议反映出一些思想问题，陈锡联同志回忆：“南京兵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会议除刘、邓、李、张首长外，我和谢富治、陈赓、刘志坚、杨勇、苏振华等到会。这个会是进军西南的前奏曲，它是在胜利形势下批判骄傲自满、不注意友邻团结、比享受，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进军大西南的思想动员会。当时各兵团反映了许多在胜利情况下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如说与友邻共同打下京沪杭，人家住城里，用好汽车，我们住乡村，坐马车；埋怨刘邓太老实，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才叫二野进军西南；埋怨西南如何不好等抵触情绪。会议第一天主要是各兵团汇报部队情况，第二天野战军首长严肃批评了这种情绪，首先要求主要领导干部解决这些思想。提出要团结，照顾大局。对进军西南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接着到会的兵团干部作了检查，这个会对扭转二野部队当时的严重思想问题，继续艰苦奋斗，胜利完成进军西南的任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3]

刘伯承司令员的讲话很简短，但很尖锐。他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我们的路是很长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还要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时时刻刻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行动，对于进军西南是一个关键。我们二野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而是大干部骄傲，所以危险性也更大。毛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不骄不躁，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该把骄傲的包袱放下，它可以使我们犯错误的。二野有些同志背上了一个功臣的大包袱，自以为有功劳，该得大赏。而在物资上、气焰上、执行政策上、对三野团结上，所表现的各种不健康现象，大都是由于自以为功劳大而未得大赏出发的。如不把这个思想弄清楚，就无法接受工作于进军西南的任务。”邓小平政委在讲话中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运用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克服这些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遵照二野高干会的精神，各兵团都开展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和进军前的准备工作。9月13日邓小平、张际春给毛主席写了关于进军西南准备情况的报告，汇报了有关思想教育的情况。报告写道：

“进军西南的政治动员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动员中遇到的一般是畏难、怕苦思想和保守思想。他们认为西南偏僻、山多、路远、地瘠民贫，太苦，回不到家。除少数的（主要是渡江以后的新成分，其次是江北的）在这种思想之下已发生一些逃跑，还有一些可能逃跑外，极大多数的已经认识到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并感到将迅速完成最后进军及解放全中国而表示愉快和荣誉。一般对于二野有了个落脚点感兴趣。因此，目前部队的政治情绪是比较好的，对进军西南已造成跃跃欲试的状态。在今后进军中，如果继续深入教育，进军中的物资保证，及预防疾病与治疗疾病的工作（最近疟疾与痢疾严重）三个问题又能有更好的注意，当不致发生重大的问题。”

“二野在渡江前后，干部中甚至个别高级干部中滋长着一种认为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要求过高待遇的错误思想。由于这一思想包袱的存在，便产生了二野一般干部中人民国家概念、革命的整体观念缺乏，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不能得到迅速的克服。因此发生对上埋怨、对友邻怀疑、骄傲自大、叫苦、要求条件不许可的补充等不良倾向。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和思想对于执行进军和建设西南的任务，对于二野本身的进步都有极大的妨碍。前委曾经召集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并决定在动员进军的同时，立即在二野全党全军中展开一个加强人民祖国的国家观念，爱护人民祖国财产，反对本位主义，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的教育和斗争。号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并为此发了一个专门指示。”

8月19日，二野发布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具体部署分三个步骤：首先，三兵团由浦口车运经徐州、郑州到汉口，再行军至常德、江陵、枝江地区集结就补；五兵团由上饶车运到樟树，再行军至邵阳、湘潭地区就补。其次，三兵团攻取遵义、彭水、黔江等地，五兵团攻取贵阳。最后，三兵团出泸县、江津，五兵团出宜宾、纳溪，迂回重庆，消灭宋希濂集团，解放川东。毛泽东批准了二野的计划，9月12日复电刘邓强调：“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以大迂回进军西南的战略，就这样确定了。[4]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残存的国民党军各部各怀异心，为本部寻找后路。白崇禧集团从武汉撤退到衡阳地区，企图向广东、广西撤退。原属白崇禧的宋希濂集团驻守沙市至宜昌地区，尚有两个兵团10万之众。7月初，集结于江汉地区的四野十三兵团主力与王宏坤的江汉军区部队配合，发起宜沙战役，击溃宋希濂部队。宋希濂指挥其部队撤至川鄂边的恩施、建始一线，扼守长江三峡的三斗坪等险要，阻止我军入川。8月初，长沙的程潜、陈明仁准备起义，向宋希濂打招呼。宋希濂认为自己是蒋介石嫡系，多年与共产党为敌，起义也没有好下场，予以拒绝。当程、陈起义后，湖南全境和平解放，宋希濂感到自己在川鄂边也难以守住，于8月11日飞往汉中，与胡宗南商量对策。胡宗南当时也准备退入四川，部队大部分还保存着。宋希濂建议：如果四川守不住，就向西昌和云南撤退，必要时撤到滇缅边境，这样可以保存国民党军30万兵力。胡宗南表示同意，决定向蒋介石请示。[5]

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到重庆，召集西南军政大员开会。在东南、华南防守无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心依托西南的险要地形，以胡宗南部为左翼，以宋希濂部为右翼，守住川黔滇三省。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或美国出兵，以图东山再起。他在会议上给诸将领打气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但却拿不出具体方案。宋希濂撤退滇缅边境的建议，被蒋一口拒绝。不仅如此，国民党国防部长顾祝同还到恩施督战，要宋希濂发起反攻。宋希濂认为自己部队残破，根本没有力量出击，拒绝顾的命令。但是他也不能自行撤退，只好等着解放军来打他。[6]

我军进军西南之前，国民党军在西南的兵力尚有90万人。其中汉中的胡宗南集团（辖第5、第7、第18兵团）在秦岭、米仓山、大巴山设置两道防线，阻止我第一野战军由关中入川；恩施的宋希濂集团（辖第14、第20兵团）与在巫山、奉节的孙元良第16兵团配合，扼守川东山区和三峡，阻止我第四野战军和江汉部队由鄂西入川；以罗广文的第15兵团位于南充、达县、大竹地区，准备向川北和川东机动；以何绍周的第19兵团两个军分散配置在贵州东部的公路沿线，阻止我第二野战军由湘西入黔。国民党统帅部认为：秦岭、川东和黔东南地区山高路险，大兵团行动困难。他们扼守天险，可以阻挡我军入川。而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他们可以困守西南，与我军长期对峙。但是宋希濂等又忧心忡忡，国民党军各部几乎没有什么完整部队，不是被我军击溃的残部，就是征新兵临时拼凑起来的，战斗力不强。一旦作战，难保不溃散。四川当地军阀与蒋介石嫡系历来矛盾很深，不会同心协力，当解放军大军压境，不知会发生什么变化。

10月1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刘伯承、邓小平随毛泽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当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刻，刘邓的心情格外激动。朱德总司令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刘邓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重担，决心以解放大西南的胜利，完成党中央的嘱托。

10月10日，中央军委开会研究解放大西南的部署。毛泽东指定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由陕入川，与二野主力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并确定了西南军政领导机构。13日毛泽东电告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二）刘金轩部及七军配合作战。”“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7]

10月21日，刘邓离京南下，前往湖南指挥二野行动。为了迷惑敌人，保证对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刘伯承命令陕南军区部队配合十八兵团积极佯动，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刘伯承途经郑州时，特地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我军要向四川进军。这样造成我军主力由陕入川的假象。而林彪指挥的四野正在进行广东、广西战役，声势浩大，也遮蔽了二野两个兵团向湖南开进的行动。刘伯承回忆：“进军西南，当时刘金轩在陕南先动，王宏坤在湖北活动，我们又在郑州群众大会上露了一面，因此蒋介石以为我们必从陕南入川。但毛主席则要二野部队从长江以南迂回进军。我们是在林彪的羽翼之下隐蔽行动的，一切行动以林彪的名义出现。”[8]

刘邓南下时，林彪在汉口部署湘鄂西地区作战。他决定以四野的42、47、50军，王宏坤的湖北军区独立1、2旅，会同二野三兵团的11、12军共15个师、20万人发起湘鄂西作战，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具体部署是：以50军、42军两个师和湖北军区独立1、2旅组成右路军，由王宏坤指挥，从宜昌、秭归直插建始、恩施；以47军和二野三兵团组成左路军，由陈锡联指挥，从沅陵、卢溪经龙山、来凤出咸丰。

10月28日二野指挥部经过汉口时，刘邓与林彪等四野、中南军区的领导人会晤，研究进军西南问题。进一步确定了二野和四野部队联合作战的方针。此时，三、五兵团已进至湘西的石门、慈利、芷江、黔阳等地集结。10月29日，刘邓指示三、五兵团指挥员：“（甲）我四野出利川者为王宏坤前指挥之47军（曹里怀军长）及湖北军区部队。其47军主力两个师刻在永顺、桑植地区。确定明（30）日出发，以四天行程绕过龙山、来凤，抢占咸丰，截击宋匪。（乙）依此情况：（1）三兵团应以最先头之一个军，全部轻装，沿47军主力之右侧，以快速行动直出彭水、黔江（要点），截击可能逃跑之宋匪。并协助47军歼击右侧顽抗之匪军。三兵团主力则依此调整部署，速准原计划分别出遵义及尾先头军跟进。（2）五兵团应注意与38军之摩托部队切取联系，于他们通过芷江、晃县宿营，限即准原计划速出贵州，勿延。”当天各部开始行动，踏上了西南大进军的征途。

当我军解放湘西的桑植、大庸县城时，宋希濂以为我军兵力不大，准备集中其主力占领来凤、龙山等地，阻击我47军。当我12军占领秀山后，他发现形势不妙，于是决定放弃恩施、建始等地，向四川境内撤退。11月8日，宋希濂部分别向黔江、彭水地区撤退，企图扼守川湘咽喉要道，阻止我军入川。在达县地区的罗广文兵团则向遵义开进，其44军和108军由綦江向彭水靠拢，掩护宋希濂部西撤。贵州方向，二野五兵团16军先头部队11月4日占领天柱，国民党第8、89、49军亦纷纷后撤，准备放弃贵阳。鉴于国民党军不战而逃，刘邓于11月10日在常德电告林彪、谭政：“我12军先头已经秀山向酉阳前进出彭水，47军及11军均照你们电令，直向黔江截击西撤之敌。”

一场跋山涉水的长途追击开始了。湘鄂川黔边地区崇山峻岭，地势险峻，路狭难行。47军141师《西南进军的初步总结》中真实地记录了从永顺到彭水追击行军的过程，在“道路的特点及对行军的影响”一章中写道：

1．山大、山多，路狭、路陡。偏岩山与川鄂交界的四十八道拐上下均40里。白云山上下70里，呈70度角。二三十里之山不知凡几，很多路狭到只一步宽，侧面悬崖峭壁，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白云山上经常有雾，走时还要从树林里钻。全师共带马不到100匹，从永顺出发的第一天即跌死20余匹，跌伤70匹，到彭水后只剩下6匹。

2．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部队没有雨具，日夜被淋，衣服都被打湿，增加了部队的负重。宿营时只好坐着烤火，得不到足够的休息。白天上山尚好走，特别是夜间下山寸步难行。有的人只好爬着走。如下百顺场南山仅10里路，一个团由下午6时走到次日早7时尚未下完，平均一小时走不了一里地，浪费时间走不出路来。跌跤的简直不计其数，平均每人都有几次，多者达30余次，甚至跌死跌伤者。加之部队无鞋穿，在招头寨集结时每人打的一双草鞋，根本穿不了一天就坏了，每连经常有20人以上打着赤足。蹚水使很多人脚肿流脓，增加了行军的困难。掉队者很多，部队难以掌握。假如遇到河流就更麻烦，山洪暴发。如细沙河平时可以踏着石头通过，雨后水深可及丈余，流速甚急，架桥不易又无船。大些的河虽然有船，但已被逃敌破坏或强迫拖走。渡酉水时全师渡了两天两夜，过细沙河时用扎木板每次只能渡一个人，八个钟头渡过了四个连。

3．人烟稀少，数十里路不见人家。如白云山即便发现有几家房屋，在蒋匪造谣欺骗强制下，群众也早已跑光了。不仅宿营困难，调查路线、找向导也不易。通信员送信三里路一夜也没送到（由于迷失方向），加以自己没有地图，路线也很不容易搞准确。

西南行军的地图，大部分是部队在行军中自己画出来的。141师画了一幅《招头寨至彭水道路情况要图》，在经过的主要地名旁加了情况注记。今天看到这幅图，犹如看到当年部队艰苦行军的实录。我们顺着地图标的地名，将注记抄录如下：

永顺（今湖南永顺灵溪镇）——洪溪——靛房——洗车（今龙山县洗车河镇）——招头寨（今召市镇）——过山至干壁坪

注：“此山上下20里，由招头寨出发是由山半坡转上去，还比较好走。中一条一尺宽小路，侧面是悬崖。师司3匹骡子滚下山沟，三个钟头才拉上来。下坡10里路，陡。加上下雨，师直、421团2营第一天22时到，第二天8时方下山底。没有一个未跌倒的，有的跌了30多个跤。”

干壁坪——干壁渡——过酉水至西牛塘

注：“此渡口下雨，有小船。422团直加两个营由此过，九小时渡完。421团由此过二十三个小时，并用渔船，每次只渡两个人。”

西牛塘——漫水——过山至百户司（今湖北来凤县百福司镇）——安抚司——渡怯南河至穴大山

注：“该河是山水，大雨后水急。422团架桥三次未成，牲口被河水冲倒。地形就是两川夹一沟，422团由早6时到14时始架好一座小桥，14时30分过河，18时过完。爬到半山天已黑，第二天3时全部上山，天已大亮。”

穴大山——八穴——四十八道拐——兴隆场（今重庆市酉阳县兴隆乡）——小汗井（今小咸镇）——细沙河

注：“兴隆场至小汗井30里，翻两架大山。山大路陡，422团2营下山时坐在山上向下溜，一夜方溜下山去。跌坏2人，跌死1人。421团炮连跌死马1匹，根本没有路。422团所有牲口在山顶上露宿，就是师直白天走，跌倒也不在少数。”

细沙河——白云山——干溪

注：“该山名为白云山，雾气常存。上下70里，中间只有五户人家，甚为贫困。路小、森林大、无粮，山上下呈17度坡，师直、422团整在此爬一夜（白天开始上山），天亮除422团前卫营下山，其他在山上摸路。”

干溪——南溪河——冯家坝（今属黔江县）

注：“冯家坝为一场所，河两岸中间有一行汽车大桥。敌75军由此桥过，12日晚过完。422团13日14时前卫进到冯家坝东五里王家桥，发现敌将桥炸毁。因打响过早，被河两岸敌人发觉。因预定计划未实现，当晚未渡。后前卫营尖兵连动作迅速，直入冯家坝。河东岸敌警戒部队未发觉，俘敌一个班。后来动作不快，使敌一个警戒连大部乘船渡河跑掉。当晚师直、422团即收集船只，当晚收集到5只船。”

冯家坝——茶河——黄泥阪——沙坝

注：“茶河到沙坝中间有三坳，上下都是立陡山，马很容易翻倒。”

沙坝——郁山镇（今属彭水县）

注：“此16里两边皆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条小河，名为‘七十二道脚不干’。造成完全由水里转着走，使后来造成许多泡坏脚的。”

郁山镇——彭水县城。[9]

从11月1日出发到16日占领彭水县城，47军先头部队在半个月内途经三省六县，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其他各军的经历也大体相似。但是没有一个部队停止前进的，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只有不停顿地追击，才能抓住敌人，歼灭敌人。哪个部队都不甘落后，11军31师胡鹏飞副师长在《咸丰至黔江电追歼作战中的几点经验》中写道：“这段追歼作战中，我们部队经过千辛万苦，冒雨行军、忍饥受饿，取得了光辉的战果，打乱了敌人的防御部署。这段追歼作战中充分证明了以时间胜时间，以速度胜速度，以疲劳胜疲劳，是追歼作战制胜的先决条件。敌人在逃窜时是不惜一切拼命的跑，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到这一特点，兼程前进和敌人作时间速度的竞赛，根本找不到敌人。给了敌人喘息准备的时间，会使战斗增加困难，增加伤亡。这时我们必须明确认识，我们越是疲劳时，敌人就离我们不远，或者就在附近。相反敌人更加疲劳，只要我们的疲劳为高涨的胜利信念战斗情绪所支持，就能战胜敌人。所以我们指挥员必须不惜部队疲劳，不管天阴下雨白天夜间，山大路滑，实行连续追击前进。只有不怕疲劳，有最高行速，才能找到敌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创造有利战机。用最小的代价，甚至一枪不发解决敌人。”[10]

11月13日宋希濂逃到彭水县城。彭水位于乌江东岸，四面皆山，地势险要。宋希濂决定在乌江西岸布防，由2军防守彭水至龚滩一线，15军防守郁山镇至彭水一线。为了给我军造成困难，国民党军于16日在彭水县城纵火，烧毁了大部分房屋，并将船只全部拖走。16日晚我11军到达彭水镇，因无船只和火炮，无法渡过水流湍急的乌江，与国民党军对峙了三天，没有进展。三兵团首长见正面强渡不成，命令11军、12军和47军迂回强渡。20日，11军在彭水以北的高谷场、土坎等地强渡乌江，12军在彭水南龚滩强渡，突破了国民党军的防线。宋希濂见乌江守不住，便率2军残部经江口、武隆、白马方向向南川境内撤退。在白马他见到左翼的14兵团司令钟彬。钟彬报告，他的15军和79军都被击溃，目前准备撤到涪陵县境内的白涛镇布防。宋希濂表示同意，同时命令2军在白马山一线布防。这里是他们的最后防线，如果还守不住，后面就是四川盆地，无险可守了。钟彬情绪非常沮丧，明知守不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料22日早晨，我军即占领了白涛镇。钟彬带领兵团部乘八只木船向下游逃跑，半路上碰到我47军139师416团。我军战士跑到江边用冲锋枪对着船只，喝令靠岸。前四只靠上岸边，后几只船上的敌人则纷纷跳水逃命。3连4班班长杨殿清发现一个胖子从水里爬上来，气喘吁吁，大盖帽上的帽徽证明是个军官。杨殿清将他俘虏，他问：“你是哪个军的？”杨殿清大声说：“第四野战军！”胖子惊奇地说：“你们是怎样来的？决不会这样快。”我军干部从胖子身上搜出蒋介石的亲笔信，他才承认自己是钟彬。就这样，416团没放一枪，消灭了国民党军第14兵团部，俘虏兵团司令官钟彬。[11]

我军突破乌江后，宋希濂部溃不成军，不敢向重庆方向靠拢罗广文兵团，而向綦江、泸州、宜宾方向撤退。他再三考虑，以自己的残兵去投靠胡宗南，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如避开大城市，沿小路向西昌、云南跑。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一切，不顾一切，快点走，走到安全的地方，不要被共军包围歼灭。”

敌变我变。11月23日渡过乌江的47、11、12军都集中在白马东西的公路上，抢路前进。因缺乏统一指挥而形成拥挤紊乱。11军32师命令部队乘友邻休息吃饭时，加速超越，走在了前面。在长霸又抓住了一股国民党军，俘虏600余人。26日，刘邓致电三兵团首长，命令12军向綦江前进，11军和47军准备渡江，三个军共同进攻重庆。

当二野三兵团和四野部队向川东进军时，二野五兵团及三兵团第10军在杨勇、苏振华指挥下由湘西向贵州进军。他们也采取大迂回动作，多路并进。10军兵分两路，一路经凤凰、思南向梓桐，一路经铜仁、湄潭向遵义。五兵团由晃县沿湘黔公路直扑贵阳。贵州国民党守军第19兵团两个军根本不打算固守，一边向西逃跑一边破坏公路、桥梁。五兵团的总结说：“自进入黔境，虽然气候大变，天天下雨，道路泥泞，加上又是兼程行进，每天都在80里以上。前卫部队为了追击溃敌，甚至一天走一百四五十里。但部队情绪仍然很好，虽然有不少战士的脚走肿了，掉队了，但仍然一步一步的向前迈。走小路的部队如16军的48师和17军的49师，这两个师都全走的小道。沿途道路又被敌人破坏，但他们仍然克服了一切困难，连夜兼程来完成迂回任务。从湘境之会同县、芷江县出发（11月6日）共九天（到15日）即夺取了贵阳。特别是一接触敌人，听到枪一响，战士们的情绪更高。虽然当时已走得相当疲劳，但马上情绪就变了，争先恐后的往前冲，生怕打不上敌人。48师每天都得走夜路，49师为了追歼敌人没有吃饭还爬了一个40里的高山。部队怨言很少，这种战斗情绪的逐渐上升与保持，主要是动员口号的明确与生动有力。大家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到了自己的家了，解放大西南是最后的一次战斗了，如果不在大西南的战斗中打几个好仗，将来就怕再没有立功的机会了。另一方面就是所遭遇的敌人亦很脆弱，一触即溃，这也是增长大家战斗胜利情绪原因之一。”[12]

11月11日，刘邓察觉贵州之敌何绍周部两个军有放弃贵阳向西逃窜的迹象，而川南的罗广文兵团则由綦江向遵义方向南下，判断罗广文兵团可能是掩护宋希濂部撤退后也向西南逃跑。因此电令五兵团首长：“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撤退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之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

11月15日，第五兵团解放贵阳。切断了川东国民党军逃往云南的退路，对重庆形成迂回之势。蒋介石察觉了我军由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战略意图，14日与儿子蒋经国从台北飞抵重庆。此时的重庆已处于惊慌恐怖的气氛之中，从广州逃到这里的“国民政府”大员，正收拾行李准备再逃。蒋介石急调胡宗南的第1军前来保驾，胡宗南用300多辆卡车运来两个师，只够站岗用的。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命令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将重庆的各兵工厂、水电厂、飞机场及重要建筑、桥梁予以彻底破坏，并杀害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共产党人。毛人凤召集特务制订了破坏计划，调出200多吨炸药分别运送到各个目标。但是炸早了不行，会引起重庆市民的骚乱，蒋介石要追究责任。研究来研究去，决定在解放军接近重庆时再执行。11月25日到27日，国民党特务在白公馆、渣滓洞进行血腥大屠杀，共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200余人。蒋介石直接下令杀害关押多年的杨虎城将军，残忍的特务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对渣滓洞集中营内的共产党员扫射。当时的场面极为惨烈，刽子手钟铸人事后说：“在渣滓洞用机关枪扫射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扫射。我们这样杀人，共产党捉了我们还会饶恕吗？共产党快打到重庆来了，我是非走不可的。”[13]

11月21日，刘邓命令五兵团除以17军留贵阳担任接管任务外，兵团主力和10军迅速北上迂回泸州、宜宾；三兵团向南川地区前进，力争围歼宋希濂和罗广文部于长江南岸。24日三兵团在南川击溃宋希濂部，占领南川城，宋希濂部溃不成军，3万余人被俘。罗广文兵团由綦江南下的道路也被切断，国民党军在川东的防线土崩瓦解。27日毛泽东得知胡宗南部增援重庆，打电报给刘邓：“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动，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刘邓权衡利弊，感到还是尽快夺取重庆有利。当日复电毛泽东：“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广文），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重庆地形险要，如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早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较为稳当。”毛泽东接受了刘邓的意见，28日电告刘邓：“如你们认为罗广文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14]

在刘邓指挥下，我军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多路向重庆挺进。29日，47军先头部队在重庆以东涪陵渡江，北进垫江；12军在重庆与江津间渡过长江，向壁山前进；11军进抵重庆对岸之长江南岸，对重庆形成包围态势。重庆市内一片混乱，28日国民党党政机关撤出重庆，逃往成都。29日，蒋介石在林园召开最后的军事会议，下令彻底破坏重庆的工厂和重要设施。当天，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由江津渡江，占领市郊南温泉，并向白市驿机场逼近，蒋经国劝蒋介石快走。这天夜里，蒋氏父子逃离重庆飞往成都。蒋经国回忆当时的情况：“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之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15]蒋介石的专机升空时，我军先头部队已进至距白市驿机场仅10公里的地方。重庆市各工厂的工人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展开护厂斗争。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多数未能得逞，除鹅公岩电厂、第21、24、29、50兵工厂部分厂房和小龙坎国际广播电台等被炸外，全市绝大多数工厂保存完好。11月30日下午，11、12、47军先头部队5个营进入重庆市区，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12月1日，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宣告重庆这座西南最大城市的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机关进驻重庆。[16]

[1]　《南京市委关于接管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49年5月23日。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

[3]　陈锡联1960年12月8日的谈话。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

[5]　宋希濂：《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6]　宋希濂：《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8]　刘伯承1958年5月的谈话。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

[11]　张琪：《奔袭乌江活捉蒋匪兵团司令钟彬》。

[12]　《五兵团关于进军中部队情况向野政的报告》，1949年12月24日。

[13]　郭旭：《重庆、成都解放前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与大屠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15]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正中书局1967年版。

[16]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室编：《重庆大事记》。

第34章　西南国民党军起义投诚

我军完成对成都国民党军的包围——刘邓提出《四项忠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川西起义——策动王伯勋、郭汝瑰部起义——猛追生擒宋希濂——胡宗南仓皇逃跑——成都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起义投诚——进军西南的胜利——邓小平提出“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的任务——派工作团改造国民党部队——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成绩

1949年11月30日我军解放重庆，国民党军川东防线土崩瓦解。宋希濂兵团残部由南川经泸州、宜宾向大渡河逃跑，准备经峨边南下西昌。罗广文的第15兵团和陈克非的第20兵团向成都方向逃跑。胡宗南的1军部队掩护蒋介石逃离重庆后，与我军短时间对峙，也乘卡车向成都退去。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命令胡宗南放弃秦岭防线，迅速将部队收缩到成都附近。胡宗南极不情愿地执行命令，对参谋长罗列说：“我军的失败，就在于老是被动。重庆都守不住，成都谁能保得牢？”他将李文的第5兵团撤到成都，裴昌会的第7兵团撤到德阳，李振的第18兵团撤到绵阳。敌军放弃秦岭后，我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在贺龙、李井泉同志指挥下，分三路由陕入川，会同第二野战军完成对成都国民党军的包围。

国民党军多路溃退，一副兵败如山倒的惨相。刘邓认为国民党军已无斗志，人心惶惶，应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积极开展政治争取工作，使其放下武器。11月21日，刘邓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

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官兵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当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随时可以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悟，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人民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在《四项忠告》结尾，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严正指出：“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作无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你们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1]

其实，自从人民解放军渡江后，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大趋势就已明朗，西南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看清了这个形势，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我党我军联络，寻求起义和投向人民阵营的机会。党中央也通过各种关系和地下党组织与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积极联络，促使他们起义或脱离国民党的统治。随着我军向成都的进军和强大政治攻势，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起义或投诚，放下武器，停止无谓的抵抗，走和平解决的道路。

最先起义的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同日，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起义。他们的起义对蒋介石“大西南防线”的瓦解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刘文辉等人的起义，对我军胜利进行成都战役、围歼胡宗南集团、加速大西南的解放，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经营多年，他们与蒋介石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蒋介石一方面利用他们来统治四川，一方面又视为异己，千方百计地削弱其实力。1946年国民党整军，蒋介石下令将刘文辉的第24军缩编为一个师。刘阳奉阴违，一个兵也不肯减。蒋介石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央蒙藏委员会”主任，企图架空他，也遭到拒绝。1948年邓锡侯任四川省主席时，蒋命令他调运10万担军粮供前方使用，遭邓拒绝，蒋一怒之下逼邓辞职，让其亲信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虽然挂了个西南长官公署副主任之职，位在张群之下，也只是个空头衔。幸亏他的老部队第95军还听他指挥，邓锡侯只得赋闲在家，等待机会。潘文华是刘湘旧部，曾任第28集团军司令。抗战后期因不肯配合蒋介石打击刘文辉，被蒋介石调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部队全被蒋介石调走。1948年7月我军攻克襄樊，蒋介石将责任归咎于他，撤去他的主任职务，与邓锡侯一样只挂了个空头职务。

这些川军将领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与红一、四方面军作过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他们与我党和进步人士有了不少接触。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会见刘文辉，使刘的思想有很大转变。此后，周恩来派地下党员王少春到雅安建立秘密电台，延安的文件源源不断传来，使刘文辉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深入的了解，使他与共产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邓锡侯在抗战时期与周恩来、董必武、彭德怀等都有交往。1949年初，邓锡侯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正为自己的前途踌躇矛盾时，中共川东地下党派党员刘连波同志来做工作，向邓介绍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民盟主席张澜也给邓锡侯写了密信，要他及早准备起义。中共地下党员田一平曾在潘文华身边担任机要参谋多年，深受潘的信任，对潘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间，我军相继解放西北和中南地区，战争重心已开始转向西南。刘文辉认清了形势，密电中共中央表示要率部起义，并向中央请示今后行动。周恩来复电刘文辉，指出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相机起义，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文辉向邓锡侯、潘文华转达了周的意思，他们三人决定密切配合，待解放军到来时组织起义，并研究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

11月29日，蒋介石由重庆逃到成都，胡宗南部主力也相继到成都附近集结，准备在川西顽抗。成都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30日下午，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召集张群、王陵基、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开会，部署川西会战。刘文辉采取“一推二拖”的策略，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又表示自己的部队分散在西康各地，一时难以集结，远水难救近火。张群两次找刘文辉谈话，逼迫他就范，与胡宗南合署办公，共同作战。并表示要将刘文辉、邓锡侯的家属送往台湾。刘文辉、邓锡侯婉言谢绝，表示即使战败逃亡，也不离开川西故土。[2]

就在刘文辉被蒋介石、张群步步紧逼时，周恩来从北京给雅安的王少春发出指示电：“重庆解放，川局即将改观。望即转告刘自乾（文辉）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邓两将军11月21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等军侵入；万一侵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3]

12月7日，蒋介石派人通知刘文辉、邓锡侯，要他们下午来北较场谈话。刘文辉意识到蒋介石要来最后一手，要么屈服于蒋，参加川西会战，做殉葬品；要么就作阶下囚，遭蒋介石的毒手。刘文辉、邓锡侯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秘密出走，离开成都。当天中午，邓锡侯带着猎枪，装作出城打鸟，乘车出了北门。刘文辉怕被蒋介石的宪兵截住，让他的汽车空车出北门，自己则从城墙的缺口爬出去，在两位侍从的扶持下，五步一停，十步一歇，气喘吁吁地走到郊外城隍庙，与邓锡侯会合，然后乘车前往彭县。那里是邓锡侯的95军驻地，安全有了保障。潘文华则先于5日到达灌县，也摆脱了蒋介石的控制。大家经过商议，于9日起草通电，宣布起义。起义的部队有刘文辉的第24军、邓锡侯的第95军、潘文华的第235师和西康地方部队共4万余人。

蒋介石得知卢汉、刘文辉等同日起义的消息，大为震惊。西南的地方实力派的反戈，使他企图在大西南顽抗所依托的基础崩溃了。蒋氏父子顿时陷入草木皆兵的惊恐之中，不知什么渠道传来的消息，说卢汉致电刘文辉要他扣押蒋介石。侍从发现蒋介石驻地北较场附近有形迹可疑人员活动。10日中午，蒋介石父子仓皇登机飞往台湾，临行将军事指挥交给胡宗南。黄昏时飞抵台北机场，蒋经国才松了一口气，感觉“此次身临虎穴，比西安事变时尤为危险”[4]。

二野解放贵阳、重庆后，逃往黔西南、川南地区的国民党军也纷纷酝酿起义。在卢汉、刘文辉等起义后，驻黔西南的国民党第19兵团和驻宜宾的第22兵团也相继起义。

1949年初，蒋介石为了稳定贵州局势，任用一批贵州籍官员掌权。以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何绍周为第19兵团司令官，下辖第49、89军。当二野第五兵团向贵州进军后，谷正伦由贵阳逃至晴隆，何绍周则由重庆乘飞机逃往香港。19兵团官兵人心惶惶，都在盘算自己的后路。蒋介石自己都逃了，谁还肯为他卖命呢？在黔西南坚持，只能被解放军消灭；退往云南，黔军与滇军关系历来不好，老百姓也不欢迎黔军去。算来算去，只有学陈明仁，走起义这条路。89军军长刘伯龙、19兵团副司令王伯勋都有此意，国民党军撤离贵阳后，刘伯龙曾托贵阳治安维持会的人与我军联系，请求起义。五兵团首长杨勇、苏振华接受其请求，并派人前往联络。谁知刘伯龙与谷正伦矛盾激化，11月18日被谷正伦暗杀于晴隆县城。此后谷正伦逃往云南，委任张涛为89军军长。张涛虽是黄埔五期，何应钦的旧部，此时也认清了形势。他将亲戚龚键琪留在贵阳，让他与我军取得联系。龚通过关系找到五兵团政治部敌工部长王乐亭，向他报告了19兵团的情况。王乐亭向苏振华政委汇报后，苏指示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兼用政治方式解决敌人，是避免伤亡和破坏、有利于人民的方式。王乐亭指示龚去普安与张涛接洽，并交给他我军的电台密码，以便直接联络。张涛心里有了底，便抓紧作下层军官的工作。

王伯勋随兵团部撤到毕节，也想找关系与解放军联系。经人介绍，他拜访了当地名士周素园老先生。周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1936年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毕节，他与贺龙、任弼时等会面，并欣然与红军一同北上抗日，长征到了陕北。国共合作后，他又回到故乡，在当地很受尊重。王伯勋等人拜会周老时，他晓以大义，要王伯勋走起义的道路。王伯勋很受启发，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他到水城、盘县收拾残部，寻找机会起义。

张涛决定率89军起义前，对我军的政策尚有疑虑。他起草电报向五兵团首长提出三条请求：（1）起义后不以俘虏相待；（2）起义后不愿留在部队的准许回家；（3）如果追究过去的责任，由少将以上的负责，对上校以下军官免予追究。五兵团敌工部负责人请示后当天答复：（1）起义后以兄弟部队相待；（2）起义后不愿留在部队的，从优发给差旅费回家，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这个答复坚定了张涛等起义的决心，不久，五兵团就收到了89军团以上军官联名签发的起义通电。[5]

听说王伯勋率兵团部迁到盘县，张涛请他来普安89军军部，商量兵团起义的事情。二人谈得很融洽，王伯勋随后召集49军的将领开会，宣布起义，得到拥护。这时19兵团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说卢汉在昆明扣押了第8军军长李弥、26军军长余程万，两军准备进攻昆明，要19兵团迅速车运昆明，指挥8军、26军镇压昆明起义。王伯勋、张涛表示，既然已经起义，就不会再听蒋介石的命令。遂于12月10日发出起义通电。8军和26军正等待19兵团前来增援，得知19兵团起义，8军和26军官兵顿时泄了气，向卢汉提出撤军的条件：将他们驻昆明的家眷送到宜良；发给三个月薪饷；释放李弥、余程万。卢汉答应了他们的条件，8军和26军退往中缅边境，云南的紧张状态解除。19兵团的起义，不仅使贵州全省和平解放，而且帮助了云南的和平解放。[6]

郭汝瑰率领第72军在宜宾起义，又是另外一种情况。郭汝瑰是黄埔五期，在国民党军中升迁很快，1945年后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参与重要决策。他早年曾加入过中共，思想倾向进步。中共中央南方局了解郭汝瑰的情况后，派他的老朋友、地下党员任廉儒前来联系，并安排他会见董必武同志。这样，郭汝瑰与我党建立了秘密联系，在解放战争期间为我方提供了重要情报。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曾怀疑郭汝瑰，使郭感到处境危险。1949年初，他主动辞去国防部三厅的职务，转往四川担任第72军军长。72军是王陵基的老部队，曾在山东泰安和淮海战役中两次被我军歼灭。郭汝瑰奉命重新组建部队，到泸州驻防，执行守卫西南的任务。在此期间，他与在香港的任廉儒继续保持联系，任将郭的情况报告了二野情报处。情报处长柴军武派赵力钧等三人秘密入川，他们长途跋涉，通过许多关卡，1949年10月8日到达重庆，与郭汝瑰接上了头，此后，72军的动向便在我方的掌握之中。

11月底，我军解放重庆，西南国民党军呈土崩瓦解之势，溃不成军。宋希濂、罗广文部分别向乐山、成都方向撤退，郭汝瑰的72军也从泸州撤到宜宾。12月6日，郭汝瑰率军部到达宜宾后，得知所属新34师在纳溪被我军击溃。部下的团长、师长纷纷议论：“仗不能打了。”郭汝瑰见时机已经成熟，于12月9日召集师团长们开会讨论出路。会上多数主张和，少数主张打。郭汝瑰说：“国军一败如水，败兵之将，谁还与你谈和，只有起义。打，明明是死路一条；只留个‘忠义’的名声，却留下几千孤儿寡母。不打，那就起义。”结果因一个团长反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郭汝瑰争取了驻宜宾城内的第699团廖团长的支持，派代表去南溪找我军联系。代表徐孔嘉见到我16军政委吴实，通报了72军准备起义的情况。二野首长对此非常重视，立即通知五兵团和10军，指示他们接受72军起义。10日，72军通电起义，11日召开起义大会，并宣告宜宾的和平解放。12日，我18军到达宜宾，张国华军长与郭汝瑰亲切会见。[7]

19兵团和72军的起义，为五兵团北上让开了通道。16、18军和三兵团的10军12月11日从宜宾西进，15日强渡岷江，攻占乐山、青神后继续向西、向北发展，追击宋希濂残部。11、12军留下五个团警备重庆，其余部队于14日西进，先后占领邛崃、彭山，对成都、新津地区实施包围。贺龙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也越过秦岭，12月14日占领广元，21日攻占绵阳。胡宗南集团被刘文辉起义切断了退路，又遭到二野、一野的三面包围，陷入绝境。

宋希濂自南川溃败后，不敢去成都，决定直接逃往西昌。经过宜宾时本想得到郭汝瑰的接济，听说72军准备起义，就绕过宜宾向犍为逃去。14日下午逃到犍为县的清水溪镇，正在吃饭，突然看见街上行人纷纷逃避，得知解放军离清水溪只有几里路了。宋希濂惊呼：“来得好快！”命令部下赶紧向南跑。走出不远，就听到镇上传来枪声。16军已经抓住了宋希濂残部的尾巴。宋希濂回忆：“由于受地形的限制（右有大江，左有高山），解放军追击部队无法超越我们，只能与后卫部队保持接触。我们昼夜不停地走，解放军昼夜不停地追，追得我们没有喘息的余地。每天都有几次小规模的战斗，担任后卫的部队常是一个连或一个排的被歼灭，力量越来越少了。道路是这样的难走，司令部原有的几十匹骡马，至此有的饿死了，有的堕入悬崖救不出来，行李大部分丢光了。我们只得依靠两条腿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乏，走，快走，为了一个目的——逃命！”[8]

宋希濂终究没有逃脱。12月19日上午，他带领仅存的千余人在峨边县西北的金口河正渡河时，突然山上枪声大作。岸边的国民党军慌乱地四下逃窜。宋希濂和他的警卫排向东逃了不远，就被山上冲下的解放军俘虏。第二天，经部下指认，他向解放军坦白了自己的身份。22日，刘邓电告军委：“16军48师一部19日在洪雅以北歼敌27师一部及104师之312团，俘团长以下750余人。该军另部于19日在峨边西北50里金口河活捉宋希濂。”

二野三、五兵团各部队虽经连续40天的行军作战，仍不顾疲劳地日夜兼程前进。到12月20日先后攻占眉山、彭县、邛崃、大邑，截断了胡宗南集团向西昌的退路。贺龙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于21日进至绵阳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川东溃退之敌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刘邓鉴于敌军密集成都周围，为求稳妥全歼，21日发布命令：“一、我12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已告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11军对新津，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二、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潘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这时，聚集在成都周围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全无斗志。蒋介石、顾祝同相继逃走后，胡宗南奉命在这里支撑局面。胡宗南生性自私、狡诈，惯会牺牲别人保存自己。15日，他命令从川东逃到成都的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分头去攻击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为国民党军打开通往川西的道路。罗、陈考虑自己部队的生存问题，不愿与这些地方实力派自相残杀，拖着不执行。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司令部召集军事会议，提出三个方案。其中第三案是：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决心牺牲一部以救大局。即以罗广文第15兵团、陈克非第20兵团向重庆方向乘虚挺进，吸引刘邓主力回援，掩护胡宗南集团主力向西康撤退。当时罗广文和陈克非就感到胡宗南用心险恶，但是不敢当面反对，表面上答应下来，即匆匆回到部队。陈克非心情非常矛盾，打下去吗？胡宗南要他执行的“敌后挺进”任务，明明是拿20兵团作牺牲；蒋介石、顾祝同都跑了，这个仗还有什么可打的呢？调转枪口起义吗？自己与共产党素无往来，不知道那边的实际情况，决心很难下。陈克非心里明白，这个时候，所谓起义不过是好听一点的名词，实际上还不是打输了向对方投降。想来想去下不了决心，只好再看看形势发展。[9]

胡宗南在新津军事会议上故作镇静，其实心里比谁都慌。刚退到成都时，他与亲信商量对策，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就说：“成都非坐守之地，历来兵家是北守绵阳、东守简阳、南守泸州。假如打到成都附近，那就不能守了。就目前形势说，还是放弃成都，退到西康、云南，保存实力是上策。”胡宗南也有同感，但因蒋介石不允许放弃成都，没敢动作。12月21日开完军事会议后，胡宗南即通知参谋长罗列和机关人员，秘密准备乘飞机逃往西昌。23日早晨，胡宗南得知解放军已打到成都附近，匆忙到凤凰山机场登上飞机逃往西昌。因天气不好，西昌不能降落，飞机一直飞到海南岛三亚机场。[10]

各兵团长官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一片哗然。在这关键时刻，司令官抛弃十余万官兵逃跑，谁还愿意继续打仗？几天之内，成都周围的国民党军各部纷纷起义或投诚，形成了一个高潮。

在胡宗南逃跑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川西工委曾派人争取国民党第16兵团起义。16兵团是孙震的部队，司令官孙元良，在淮海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孙元良逃至四川万县后，收集散落的旧部，招收新兵，重组16兵团。我军由长江南岸向重庆进军，16兵团仓皇西逃到成都附近的绵阳、广汉地区。我地下党组织找到住在成都的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16兵团副司令曾苏元，希望他们争取孙震、孙元良起义。孙震因家属已被蒋介石接去台湾，对起义不表态，而于12月18日逃往台湾。孙震走后，孙元良遭到所属军、师长的反对，大家支持董宋珩、曾苏元尽快起义。19日，胡宗南命令16兵团在德阳、广汉一线布防，掩护裴昌会的第7兵团向成都撤退。董宋珩则通知部队向绵阳、什邡一带集结，并与邓锡侯部取得联系。孙元良察觉部队不稳，21日深夜率警卫团抵达什邡，想逮捕董宋珩等人。但他晚了一步，董宋珩等已召集军、师长开会，大部拥护起义。22日凌晨，董宋珩等起草了通电，率16兵团所部41、47、79军6万人起义。孙元良成了孤家寡人，匆忙乘车逃往成都，24日逃往台湾。[11]

23日上午，陈克非按规定时间与胡宗南司令部联络时，发现对方电话已经拆除，意识到胡宗南已经逃跑，便向15兵团司令罗广文通报情况。罗广文是四川忠县人，陈诚的老部下。解放战争初期在中原与刘邓大军作战很卖力气，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升为兵团司令。他的弟弟罗广斌是中共党员，曾向罗广文宣传过进步思想，但罗广文并没有听进去。渡江战役后，罗广文眼看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对前途失去信心。当二野主力向重庆挺进时，罗广文部溃不成军，向川西逃跑，使蒋介石非常愤怒。罗广文到成都后，得知蒋介石责怪他在重庆打得不好，准备惩办他，简直气炸了肺。心想为蒋介石卖了多年命，竟落到这个下场，不免寒心，也坚定了起义的决心。一个月前在重庆时，二野情报部曾派陈济生去联络起义，罗感觉时机不成熟没有表态。到成都后，罗广文的旧部从重庆带来二野陈锡联司令员的口信，希望他尽早起义。而胡宗南则命令罗广文部队向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部发起攻击。罗广文左右为难，没有执行胡宗南的命令，将部队向郫县转移。

23日从陈克非的电话里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罗广文马上带着参谋长张荣宪来到20兵团司令部，与陈克非商量出路。陈克非气愤地说：“真想不到胡先生这样自食其言，竟不告而别地逃跑了！”罗广文说：“难道我们还能阻拦他上飞机吗？真是岂有此理。”陈克非说：“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东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背进的安全。老实说，我没有这个力量，也不愿作他的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于是罗、陈商定，15、20兵团同时在郫县宣布起义。他们派人分头与中共地下党和刘文辉、邓锡侯方面联络，于24日通电起义。25日，罗广文召集15兵团军官开会。不知是激动还是伤心，罗广文登上讲台后，一语未发就泣不成声。一些军官也跟着哭起来。还是108军副军长李维勖明白，站起来说：“打不胜就只有投降（当时认为起义就是投降），投降就要有个投降的样子，有什么哭泣留恋的！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丈夫，本来早该离婚，因为旧道德关系没提出来。现在到了家破人亡的时候，我们重新嫁人是应该的，还有什么哭的！”说完，李维勖将军帽上的国民党党徽撕下来，扔在地上说：“从现在起就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的军队了！”[12]

最后轮到胡宗南的部队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了。驻德阳的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审时度势，也在积极酝酿起义。裴昌会是保定军校出身，并非黄埔嫡系，因善于作战升至兵团司令，但胡宗南并不信任他。裴昌会原任第5兵团司令，指挥第1、3、27、36军。1949年9月在广元守秦岭防线时，胡宗南的亲信李文不愿与傅作义合作，带着几个军、师长从北平逃到这里。胡宗南与裴昌会商量，要李文担任第5兵团司令，裴改任第7兵团司令。第7兵团所辖38、69、76、98军大部是新兵，编制残缺不全。裴昌会看透胡宗南的用心，不想再为他卖命。这时，裴昌会的老部下李希三与我一野第十八兵团取得联系，寻找机会起义。12月初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指挥下越过秦岭进军成都，国民党军步步败退。裴昌会兵团是断后的，从广元退至剑阁、绵阳、德阳。我军与裴昌会保持默契，先头部队与国民党军后卫部队保持30里的距离。25日晚，得知胡宗南逃跑的消息后，十八兵团派陈明韶同志与李希三来到德阳孝泉镇第7兵团司令部，通知他解放军首长同意他起义。裴昌会不再犹豫，向各军发出起义电报，并将准备好的第7兵团起义通电交陈明韶带回。第二天，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来到德阳，亲切会见裴昌会，赞扬他的起义行动。27日中午，贺龙司令员在德阳县署接见裴昌会，要他把部队掌握好，并邀他一起去成都。[13]

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三个兵团起义后，在成都附近的国民党军只有李文兵团这一块仍企图顽抗。12月24日，刘邓贺联名向聚集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出最后忠告：“我们对于起义与放下武器的部队和人员，无论他是中央系或地方系，无论他是高级将领或中下级干部都一律从宽处理。对于部队，可以按人民解放军方式进行整编，享受和人民解放军一样的待遇。对于个人可以作妥善安置，给以生活上的照顾，愿回家就业的可以资送回籍，不使流落异乡。否则，你们以百罪之身，而仍作垂死绝望的挣扎，就将永远无法获得人民的宽容。时机已经万分紧迫，是非祸福，决于你们的一念之间，绝不容再有丝毫犹豫的余地。我们已命前线暂停攻击，以待你们起义与放下武器，望赶快觉悟和决定吧！”[14]

在我军政策感召下，国民党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第30军军长鲁崇义率所部24 000人在成都起义，使成都得以和平解放。第3兵团司令朱鼎卿率暂编第8、第9军一部，与第20军军长杨汉烈在金堂起义。127军军长赵子立率部在巴中起义。大多数地方部队、保安部队、交通警察部队也纷纷在驻地宣布起义。惟有李文率第5兵团的1、3、27、57、90、114军在新津、崇庆地区负隅顽抗，并于24日夜向邛崃、大邑之线发起攻击，企图向雅安方向突围。这时，二野的10、11、12、16、18军已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一线对国民党军形成弧形包围态势，构筑工事，严阵以待。25日，国民党军右路攻击邛崃的我12军阵地，左路攻击邛崃、蒲江间的我16军阵地。激战竟日。12军坚守桑园镇、高山镇和固驿镇一带高地，敌军几次攻击，付出重大伤亡，无法突破12军阵地，转而向北撤退。26日，10军出大邑，11军出双流，18军赶到蒲江寿安场配合16军，全线出击分割包围敌军。经过一天激战，敌军纷纷溃散，李文被迫放下武器投诚。到27日黄昏，第5兵团5万余人被全部解决，成都战役胜利结束。12月30日，贺龙率一野十八兵团在成都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宣告进军大西南的胜利。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胡宗南飞到三亚，大为恼怒。认为胡宗南不请示擅自离开部队，要顾祝同查办他。经顾祝同从中劝解，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速回西昌，戴罪立功。胡宗南不敢去台湾，派参谋长罗列去汇报情况，自己于27日飞到海口。这时成都方向告急电报雪片飞来，李文兵团被围困，裴昌会等已经起义。胡宗南面孔涨得通红，以手掩面一言不发。28日下午当他飞到西昌时，从西康警备司令贺国光口中得知，他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土崩瓦解。后来陆续突围到西昌的残部只有第27和第56军残部几千人。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局势变化。这时，国民党军官兵不知自己还能苟延残喘几天，谁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鬼话了。[15]

从进军川黔到成都战役结束，历时近两个月，我军前进达2 000公里，歼灭敌军近90万人（大部分是起义投诚）。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解放大西南的胜利。刘伯承为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营汇集》题词：“西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更原有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实行，收效很大。”进军西南的作战，是二野和一野、四野密切配合的作战。刘邓1950年1月1日给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说：“我们在向西南的进军中，几乎通过了华中的全部地区，在四野兄弟们和华中党政和人民的殷勤招待下，使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四野的47军、50军、42军、鄂独1、2师及工兵部队，在协同入川入黔的作战中，表现了吃苦耐劳、英勇奋斗和守纪律的模范。”“西南战役之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之能如此迅速地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刘邓代表二野全体同志向参加进军西南的兄弟部队和提供帮助的地方党政机关表示衷心的感谢。

解放大西南，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邓小平回忆：“进军西南，同胡宗南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也没有打多少仗。”[16]胜利来得太快也伴随着一大堆问题。1950年1月17日，刘邓在重庆召开三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作报告上来就说：“首先要问一下，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他分析形势指出：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中还掌握着武装。这些情况意味着更尖锐的阶级斗争还在前面。这个斗争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而且还包含着流血的斗争，例如剿匪和对付可能发生的叛变。今后的斗争比普通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今后的任务，邓小平用“九十万”、“六千万”和“六十万”三个数字来概括。“九十万”就是教育和改造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邓小平指出：必须记取三兵团在浙江的教训，正确执行“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的方针。我们养这九十万，要花很多钱，不养又要发生很坏的结果。怎样办？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做工作，下苦功夫把这九十万改造过来，有的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有的教育后妥善安置回乡生产，不使流为游民和土匪。如果这九十万工作做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障碍也就少得多了。“六千万”就是西南七千万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安定农村秩序。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大量干部就要立即下乡，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六十万”是提高我们现有部队质量。“九十万”、“六千万”的任务要靠这“六十万”为主去完成。要纠正错误思想，提出新任务，仗还没有打完，任务还繁重得很，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是第一位艰巨紧迫的任务。1月5日，贺龙、周士第、李井泉向刘邓和中央军委提出对起义部队的处理办法。将国民党起义部队分为四类：地方系、国民党嫡系正规军、地方游杂武装、解放军包围下放下武器的其他武装，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有的保持其原番号，按实有人数整编；有的请军委给予适当番号，指定地点分散就粮，逐步改造；有的经过短期工作后迅速遣散。为了解决粮食和使起义部队主要集团隔离，便于整编，建议将起义部队分别调至不同地区。29日，贺龙以西南军区司令员名义签发成立工作团的命令，挑选一批干部首先到川西起义的第7、16、20兵团和24、94军工作，对这些部队进行教育改造，以取得经验。[17]1月10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关于处理与改造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的指示》。2月20日发出《关于派工作团到各起义部队进行工作的命令》，一野、二野抽调几千干部组成四个工作团，由李夫克、黄立清等负责，自1月29日至3月10日分赴原第7、16兵团和24、95军开展改造整编工作。川东、川南、贵州、云南等地方军区也派出军事代表团到驻在辖区内的国民党各部队工作。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带领第二工作团300余名干部到中江、三台、盐亭等地，对裴昌会的原第7兵团进行改造整编工作。在半年的工作期间，遇到许多复杂情况和新问题。当时7兵团情况是“这个部队中以往所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欺骗毒化教育较系统，一般人员所中的毒素是深的。部队中反动党派、封建会道门与特务性的组织是庞杂的，其名称有70种之多。他们在反共反人民的战场上是坚决的（特别是30军之27师、17军的12师、38军之55师同我军作战最多）。去冬在川西起义完全是处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多数企图借起义以等待时机继续反共反人民。从裴昌会到一般团营长，特别是师以上的政训人员在宣布起义、签字、发布通电时，多是抱头大哭；因而在部队起义后我工作团未到前，一般军官多是大吃大赌，不少的人窃卖武器、公物，弄钱搞女人，几乎谁也不管谁，纪律特坏，叛逃严重。起义是人数很少（据元月15日自报全兵团共23 373人，眷属在外，后查出虚报空额即达6 264人），但建制番号多，官多兵少，眷属尤多。当时部队的情况极其混乱，对我则仇视、恐惧、怀疑、不满、不服气。当我工作团将要到达之前，各部队又自上而下召开了专门会议，作了如何对付工作团的一套布置，企图继续保持原来的势力。特别是在供给问题上提出一连串的困难，借故难为我们，企图阻拦我们工作的进行，尤其反对我们接近士兵群众”。

工作团坚决执行对起义部队彻底改造（绝不是改良）的方针，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和制度上进行改造，使其成为能为人民服务的武装。进驻7兵团之初，工作团看到的情况是极为混乱：“兵不服管，官不愿管，官兵一起扰害人民。抢劫事件一日数起，强买强卖、打骂老百姓屡见不鲜。勾结土匪盗卖枪械，茶馆成了交易所，满街是兵。连队士兵则吃不饱，叫苦连天，成班成排强砍群众树木，卖公物及抢来的东西，到处成了市场。”工作团来后，他们提出一大堆生活困难，要求我们解决。如一时不能解决，就说我军代表是“卖狗皮膏药的”。

分析了形势和情况，工作团决定第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紧缩机构，整理组织，维持纪律，宣传政策，达到安定情绪、扩大我军影响的目的，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我军干部深入基层，采取通过上层了解下层，发动下层影响上层的策略，打开局面。国民党军官是很怕我军干部接触士兵的，而我军的作风就是深入下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国民党军官吃空额的现象一一被清查出来，有名无实的部队（有的一个师才上千人）进行压缩整理。士兵确实吃不饱、穿不暖的，迅速调来粮食、大衣、鞋子，解决生活困难。并动员部队内部调剂，互相帮助。我军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感动了起义官兵，说：“在旧军队里，作梦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呀！”以前流行的“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卖狗皮膏药”等恶意宣传不攻自破。工作团在各部队中开展经济民主，搞好生活；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颁布反匪特、反逃亡的训令，严格部队纪律，稳定了局面。

第一阶段的整训，使我军威望上升，旧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新旧思想作风的斗争，成为改造起义部队的主要任务。在第二阶段，工作团结合民主运动，对起义部队进行思想改造。第一步是发动官兵揭发旧军队罪恶，调查部队中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和特工人员，检举他们残害革命人员和群众、压迫士兵的罪行。清查部队中参加反动党团、封建会道门的人员，揭发出75种名目、参加人数多达4 050人。检举起义后仇视我军、企图叛变逃跑、造谣惑众的坏分子。召开军官大会，争取多数，打击少数。许多军官在坦白自己的罪恶后得到宽大处理，感谢党的政策。少数被孤立的如98军军长刘劲持交出私藏的100余两黄金，表示要走新生之路。部队中正气压倒了邪气，原国民党军官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表示要认真改造思想。

第三阶段，工作团通过层层开展的学习运动，彻底改造官兵的旧思想，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变成愿为革命效力的新人。在学习中工作团一方面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一方面鼓励出身贫苦的士兵诉苦。开始大家不理解，认为说出来丢人。一些老兵油子捣乱说风凉话，有的说：“看你们这些男子汉，说出来多丢人。”别人诉苦时哭，一个老兵反而笑，说：“我笑你哭得左眼泪道长，右眼泪道短。”军官则怀着恐惧心理，怕士兵诉苦打他们。工作团明确提出：“有苦就诉，有冤就申，有泪就流，有仇就报。”通过诉苦，从内心深处启发了起义士兵的阶级觉悟，认识到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差别，激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的自觉性。通过诉苦，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在部队改造中发挥了骨干作用。[18]

通过半年的改造，原7兵团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官兵的思想有了根本性转变，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旧军官也接受改造。部队开展劳动生产，为地方群众做好事，融洽了军民关系。对少数叛乱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惩处。国民党起义官兵从心里感受到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认识到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通过总结、推广经验，西南军区对各起义部队，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了民主改革和整编改造。据西南军区1950年12月《关于处理西南区起义部队的综合报告》反映：对起义较早、作用较大的部队如95、24军，经过改造后进行整编，团以上军官尽量安插留用，团以下使用的条件也宽一些。对炮兵团、工兵团、战车营等技术兵种，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军官一般不动。对宪兵、交警及成分复杂的游杂武装，调训军官，士兵收枪，进行教育后编入我军。被打垮后才起义的胡宗南部主力，大部军官调训，部队改造后编入我军。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造后，将比较完整的第7、15、16、20兵团先后调往西北、华东、中南军区整编，外调兵力为113 764人。留在西南军区的起义部队，编入我军的有124 533人，分派到川南、川北、川东、西康、贵州等地方军区。另外集训75 166人（部分军官后来复员）、资遣25 293人、叛变39 488人、逃亡26 253人。到1950年底基本完成了这个繁重的任务，从思想上改造了这些旧部队，并争取了广大士兵和部分进步军官参军。减轻了西南区的负担，使西南军区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剿匪和建设工作。

在整编过程中，西南局和军区对起义将领作了妥善安排。刘文辉、邓锡侯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王伯勋、张涛任贵州人民政府委员，郭汝瑰任川南行署交通厅厅长，罗广文任山东林业厅厅长，陈克非任中南军区第50军副军长，裴昌会先调西北军区，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1]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川黔滇康藏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

[3]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川黔滇康藏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刘文辉的回忆录看，当时他在成都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没有及时看到周恩来的电报。

[4]　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18页。

[5]　王乐亭：《争取贵州国民党军起义的经过》。

[6]　王伯勋、王景渊：《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经过》。

[7]　郭汝瑰：《走向光明》。

[8]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经过》。

[9]　陈克非：《从鄂西溃退入川到起义投向人民》。

[10]　李犹龙：《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1]　刘景素、杜庸：《第16兵团起义经过》。

[12]　赵秀昆等：《罗广文在四川编练新军和率领第15兵团起义经过》。

[13]　裴昌会：《我在川北起义的经过》。

[14]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15]　李犹龙：《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16]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343页。

[17]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89页。

[18]　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改造起义部队第7兵团半年工作总结》，1950年8月25日。

第35章　进军西藏

毛泽东指示进军西藏——18军承担进藏任务——贺龙调查西藏情况——开展剿匪斗争巩固西南——西昌战役拔掉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据点——18军先遣队到达甘孜、巴塘——修复雅安至甘孜公路——帝国主义与西藏上层反动贵族策划“独立”阴谋——格达活佛在昌都被害——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命令——张国华率主力西进——昌都战役歼灭藏军主力——我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18军主力退回甘孜过冬

到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被驱逐到台湾，处于朝不保夕的混乱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此时，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尚未解放。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有“世界屋脊”之称。因地势高峻、气候复杂，同内地的交通极为困难。当时西藏没有一条公路，运输全靠人背畜驮。从西藏首府拉萨到成都要翻越横断山脉，羊肠般的山路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行。到青海西宁则要翻越唐古拉山，穿越广阔的高寒无人区。地理环境的阻隔使西藏处于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虽然藏族人早在秦汉时期就与内地汉族开始交往，直到元朝西藏才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民国时期基本继承了清朝的旧制，派官员驻拉萨，但不驻军，行政事务由其地方民族政府自治。所以西藏一直处于野蛮落后的奴隶制社会，与内地形成巨大的反差。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西藏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势力觊觎的对象。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等国接壤，边民往来较多，帝国主义者对西藏进行渗透，挑拨欺骗上层贵族和宗教领袖，制造分裂和宗教冲突，企图使西藏“独立”，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因此，解放西藏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长远利益，必须尽快解决。

1949年10月，第一野战军解放青海西宁后，驻在当地的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23日，毛泽东复电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同时他致电彭德怀，要西北局研究进军西藏的问题。电报说：“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

彭德怀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即开始进行西藏情况与入藏路线的调查，并于12月30日给正在访问苏联的毛泽东发了电报。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复了一封长电，阐述了进军西藏的基本方针。电报说：“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他指出：“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2]

也就在这一天，邓小平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这一个月，上上下下都在忙乱中度过，……大家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西南刚刚解放，百废待兴，一大堆问题都需要解决。邓小平报告中列举道，西南工业等待复兴，数万工人还处在失业状态，等着领导拿出办法；上海等地需要大批粮食，他们正组织征粮和外运；金融秩序尚未恢复，经费十分紧张；大批的接管和起义人员需要安置；各级政府的组建正在进行。这些都够刘邓贺忙的，但是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刘邓即与贺龙密切协商，部署进军西藏的行动。1月8日刘邓向毛泽东报告：“经我们考虑后，完全同意于今年即行占领全藏。”“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已指令该军集结整训并召张及各师干部速来重庆受领任务，解决进军中的装备、运输诸问题。”

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刘邓贺及西北局，同意刘邓关于进军西藏的计划，并指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荣臻）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为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贺龙在成都召集熟悉西藏情况的专家学者，作了初步的调查研究。他派李夫克请来曾在西康地区进行地理考察的任乃强先生，了解进藏的交通情况。任乃强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宗教、历史、经济情况，并提供了详细的康藏地图。李安宅、于式玉夫妇，法尊和尚谢安也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1月10日，贺龙向中央写了报告，汇报西藏的基本情况：

由西康进藏的三条路线是：（1）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经甘孜、德格、嘉黎至拉萨。“此为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2）由昌都至恩达经类五其、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今索县）至黑河再折向拉萨。“此路绕过两大雪山，路较平坦，山少些。”（3）由甘孜至玉树西行，沿格尔吉河（今通天河）上行至唐古拉。“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均在4 000公尺以上，平坦山小，有可能修公路。玉树至黑河步行需十天，沿途很少人，据称是一个大草原，无树无石。黑河到拉萨过两个大山，可走牲口。”贺龙表示：“路线的选定还需进一步研究。”

关于气候，报告说：“康藏谚语谓：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霜得苦，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冬春六个月是无法走的，六七月间融雪有山洪，比较好走需6月以后，但几个大雪山则终年积雪，或经过风雨后突变寒冷。高原空气稀薄，不习惯那边气候者，负重走高山，常突然死去。”

看来，进军西藏主要是解决高原和山地行军问题。这是我军面临的一个新的难题，必须作充分的准备，包括开山修路、后勤运输、配备高原行军装备甚至空中支援等方面。绝非派一个军就能办到的。刘邓经慎重考虑，决定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以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委谭冠三为副书记，副军长昌炳桂、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刘政国、藏族干部天宝为委员。为强化后勤，又成立进军支援司令部，以昌炳桂为司令员，卢南樵为政委[3]，在甘孜建立支援总站。集中西南所有工兵修筑由川西至甘孜的公路。由成都缴获的汽车中抽调400—500辆担任运输。因汽油不够，拟在川北至甘孜段用汽油，重庆至川西段用酒精。再组织1 000匹骡马的运输队，担任随军运输任务，弥补汽车运力的不足。另外请军委调拨500辆汽车和4个月的汽油屯于甘孜，并准备需要的飞机。由三兵团各军选调3 000名新解放的精壮战士补充18军，进藏部队官兵配备皮衣、绒衣、手套、风镜、胶鞋等物资，部队配足轻型武器、弹药、电台、黄金和银元。1月22日刘邓将这些计划方案上报中央，24日刘少奇复电批准。2月初，18军由乐山出动，向雅安进发。

原定3月开始进军西藏的计划，因西南局势突发动荡而延缓。2月26日西南局报告中央：“我18军入藏之各种准备工作，据现在检查，均可如期完成。惟以近来川西及雅安地区匪特蜂起，勾结封建势力与某些不稳之起义部队，到处危害交通，破坏征粮。川康路原有桥梁多遭破坏（雅安以北飞仙关铁路桥被炸毁，短期内无法修复），蓉雅间一营以下之兵力不能通行。我们原规定先赴甘孜之支援司令部及工兵第2团现尚被阻于新津，十八兵团新组之工兵师则有两个多营叛变投匪，其余一时尚难担负修路工作。一切修路器材，均因匪情严重无法筹借。原定2月15日开始抢修公路之计划都无法实施。……以上种种，致使18军原定3月初行动之计划已难实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入藏行动将更受极大影响。”为此，西南局首长决定：暂将18军全部展开于蓉雅公路沿线及新津、眉山地区剿匪，开辟康藏大门，扫清进军的障碍。匪特扫清后，部队进至甘孜地区筹集粮食。刘邓请示中央：“鉴于食粮成为入藏最大问题，我们考虑在康甘公路上食粮确无把握时，则拟以18军推迟于冬季入藏。万一还有特殊困难时，则可再推迟于明春入藏。此点请必须核示。”3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答复：“中央和军委同意你们的各项布置，但现在不应动摇今年完成入藏计划决心，而应力求在今年能完成计划。”

从1950年2月开始，西南各地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正如邓小平2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当前西南的基本情况是：国民党匪特和封建阶级（包括地主、恶霸、帮会、土匪）正展开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争。其特点如同其他新区一样，开始就带着剧烈的武装斗争的性质。其形式是到处土匪蜂起，有的地方已开始有会道门活动，而且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们的口号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他们制造共产党要抓丁收民枪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提出‘死在异乡不如死在本乡’，提出‘专打北方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不戴帽花的（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实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所以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西南军区以秦基伟的15军为主力，担任剿灭川滇黔康四省边境土匪。川东、川南、川西、川北、西康、贵州军区部队负责剿灭区域内各县的土匪。3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出《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成立自军区、军分区、县、区、乡、保的各级剿匪委员会，由党委书记或军事首长担任主任。动员群众进行剿匪自卫，组织守备队和剿伐队，建立情报组织，保护国家重大设施，互相协同，密切配合。对土匪加强政治攻势，交代政策，分化瓦解。在西南局领导下，剿匪斗争形成为军队与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据西南军区政治部1950年2月到5月剿匪工作给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说：“4月份以来（川东、川西则在3月中旬以后）情况有了好转。剿匪部队思想比较集中，一般生活很苦，人没有鞋子穿，缺乏雨具、油盐、医药，不少的人打赤脚、淋雨等，但士气都很高。如川东涪陵分区在进行铁壁合围时，有些部队连续三昼夜未休息，仍继续作战。大部分均露营，甚至比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及进军西南还要苦些。全区土匪3月份曾发展到最高峰，由122 500人增至277 460人。现在除云南外已普遍下降，全区现约土匪20万人，土匪内部日趋分化。2月份歼匪31 749人，内投降自新者307人。3月份歼匪48 636人，内投降自新者8 888人。4月份歼匪95 218人，内投降自新者39 453人。5月份歼匪114 403人，内投降自新者61 612人。四个月共歼匪290 006人，内投降自新者110 260人。”

在西南大剿匪的同时，还有一颗钉子需要拔掉。这就是盘踞西昌的胡宗南残部。1949年12月28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胡宗南从海口飞抵西昌，企图建立国民党在大陆最后的基地。这里是西康省主席贺国光的地盘，他不欢迎胡宗南来控制。胡宗南用电台到处联络部队，其主力大部分已经起义投诚，只有27军军长刘孟濂、56军军长胡长清等率千余人的残部前来投奔。加上胡、贺在西昌的部队也不及万人。胡宗南召集会议，传达蒋介石要他们坚守西昌，建立反共基地的指示，部下都认为行不通。副参谋长沈策提出：退守台湾，保留骨干是上策；撤向云南，依托中缅边境，会合李弥是中策；固守西昌，等待毁灭是下策。这是大家的普遍看法，胡宗南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拒绝了部下的建议。1950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顾祝同、蒋经国飞到西昌，为胡宗南打气。在云南的李弥等也来开会，企图在西昌、滇西建立基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4]

西南军区首长为拔除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据点，解除进军西藏的后顾之忧，3月决定以62军184师、15军44师为主力，加上川南、云南军区部队共13个团的兵力进行西昌战役。3月12日，184师由温江南下，经泸定向西昌进军。44师则由云南曲靖北上，经会理向西昌进军。21日，44师从云南巧家渡口渡过金沙江，23日晨攻占宁南县城，并向会理迂回。守城敌军望风而逃，44师于当日黄昏占领会理，切断西昌之敌向云南的退路。北线的184师于22日拂晓到达泸定，控制了铁索桥，继续南下，对西昌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当44师接近西昌时，国民党军纷纷逃窜，胡宗南在司令部里干着急，无兵可调，无计可施。于是他故伎重演，于26日深夜与贺国光乘飞机逃往台湾，抛下部属不管。西昌国民党军呈鸟兽散，分成大股小股向凉山彝族区逃命。44师于27日早晨解放西昌后，于29日在泸沽镇与184师会合。随后在彝族群众协助下，对国民党残部进行“清剿”。胡长清的56军和27军残部逃到西昌以北的小相岭地区，被我军和彝族群众包围。4月5日，全歼小相岭地区敌军，击毙胡长清等。配合主力作战的14军一部和桂黔滇边纵队于3月20日由云南禄丰、宾川北上，渡过金沙江后猛追八昼夜，在洱源境内歼灭由西昌南逃的124军残部。62军另一部于3月17日由雅安西进，24日解放康定，歼灭127军残部。到3月底，西昌战役胜利结束。击毙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唐式遵以下391人，俘虏1军1师师长朱光祖以下7 500人，投诚2 400人。解放西昌地区和巧家、康定、泸定等18座县城。[5]

在展开剿匪和进行西昌战役的同时，进军西藏的行动并未完全停止。张国华、谭冠三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在进行剿匪、征粮、修路的同时，应派遣先遣队进至川藏交界地区，做好进军的准备工作。3月12日他们向西南局、西南军区首长报告：“为争取今年进军西藏并商定在9月达拉萨，6月结束昌都战役，现问题的关键是提早一部兵力进军争取时间，作好进军的准备工作。为此除军主力在川西之指定地区加紧剿匪，开辟新区修路征粮外，特决定52、53师各抽出一个团（154、157两团），师组织精干指挥，决定师级干部酌调人（吴忠、苗丕一）组成先遣支队，分别进到甘孜、巴安地区。……以王其梅、李觉两同志率领侦察营和研究室全部后勤人员组成前进指挥所，进到康定。其任务为统一指挥52、53师先遣部队，并调查与筹划进军西藏的政治、军事等材料，提供确定政策和准备进藏的路线及作战计划（尤其是昌都战役），以及物资的购买。”经西南局和军区首长批准后，3月30日，52师师长吴忠率师指和154团从雅安出发，踏上了进军西藏的漫长而艰苦的征程。

吴忠，四川苍溪人，1933年参加红军，1935年入党，在四方面军的30军中任排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晋西、鲁西军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20旅58团团长，后升为旅长、二野18军52师师长。这次18军首长命令他带领先遣队西进，途中要翻越高耸的二郎山、折多山，渡过奔腾的大渡河，任务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他和先遣队的干部战士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翻山越岭，4月11日到达康定，20日到达道孚，28日全部到达甘孜。行军的情况，据西南军区5月1日给军委的报告说：“雅安至康定段公路毁坏处甚多，大部桥梁已坏，仙人桥至两路口段路基大部被水冲毁。二郎山山高路险，山阴面在雨季时不易通车，泸定桥只能过空牲口。……部队过二郎山及折多山时空气稀薄，感到呼吸迫促，喉舌干燥，有的人并发生脸肿眼肿、流鼻血晕倒现象。过二郎山后，沿途气候恶劣，每天下午风雨加雪，夜晚结冰，部队不能很好休息，一部分人员脚与脸被冻坏。”

先遣队到甘孜后，面临的第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西南军区5月11日报告军委：“（1）18军先遣支队抵甘孜后，遇到严重的粮食困难。该部原带粮食已用完，当地政府拟征10万斤，集中者仅5万斤。而该部每日即需1万2千斤，因此该部自5月1日起每人每日只吃1斤粮，并挖野菜、捉地老鼠、捕麻雀补助。并已普遍拾柴草、放牲口。战士的口号是拿过荒年的精神同粮食打仗。（2）到甘孜试飞已成功，7日我机两架投粮万余斤，刻正准备续投。”

在道路尚未修通的情况下，飞机空投成了先遣队粮食的主要来源。开始吴忠将大部分人员用来修机场，干了一个月后发觉不行。军区6月11日给军委的报告说：“先遣支队各连队因须留三分之一的人员拾柴、挖野菜食用，再去病员，每日做工人员约1 500人，约需800余天始能修竣甘孜机场。因此建议暂停修机场，全力修复甘孜至道孚及甘孜至竹庆公路，待公路通、工具改善后，再突击加修机场。”[6]

先遣队的南路157团在53师副政委苗丕一带领下，6月下旬由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向巴塘前进。记者林田随部队行动。在泸定过大渡河时，他在铁索桥上目睹战士们艰苦渡河的情景。几个工兵驾着小汽划子把一根钢丝绳由北岸向南岸牵，汹涌的浪涛似乎要把小船吞掉。快到南岸时，由于水流太急，险些翻船，只好把钢丝绳丢掉，回北岸重新开始。这样冒险往返十余次，到第二天中午才成功。有了这条细钢丝绳，工兵就可以把作渡船绞绳的粗钢丝绳拉过来，大橡皮船依靠绞绳牵引，把马车、卡车运送过河。大型的十轮卡车则要拆开渡过去。在翻越折多山时，“天空万里无云，阳光强烈得使人眼睛难受。地势越陡，空气越稀薄，有些同志因缺氧躺在路边上。涨红了脸，呼吸像牛喘一样”。此时也没有氧气给他们吸，只能抹些万金油，嘴里含一块糖，再慢慢跟上部队。南路先遣队跋山涉水，经雅江、理塘，8月2日到达巴塘。

为了保障进军西藏的行动，西南军区动员了几乎全部的工兵部队近七个团10 500人，从4月至8月抢修雅安至甘孜段的康藏公路。干部战士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工具缺乏的种种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分段施工。西南军区1950年8月给军委的报告说：“康藏公路雅（安）甘（孜）段全长603公里，原有大小桥梁200余座，因年久失修，大部为山洪冲毁，桥台桥墩所余无几。路面路基到处坍陷，康定以西很多地方视不出路面，沿途路线多深草原和盘山、傍河依山而行。地质多系岩石间隔石、草原、泥土所构成。由于在抢修工程中时间所限，因此屡修屡陷屡坍，交通不够顺畅，原因就在此。路经海拔3 200公尺的二郎山和4 400公尺的折多山，路面崎岖多急弯，坡陡路窄且险。二郎山山顶空气稀薄，气候恶劣，4月至8月阴雨多，晴天少，5月初尚有积雪。蒋匪修筑此路时，为了私人中饱，贪污腐化，偷工减料压榨人民的手段，当然修不出好路。所以该路修通后，仅试行一次通车典礼，一去不返，再没通车。此次经我工兵和18军部队4个半月（自1950年4月13日至8月26日止）日以继夜，不顾一切困难和疲劳，终于1950年8月26日全线正式通车。若建成标准的丙等国道，工程尚差很远，估计需要150万工左右，这个任务只有留在明年可能的条件下再加修工程中完成。”

雅安至甘孜段公路的修通，为进军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亲自指挥抢修公路和运送物资的工作，他提出援藏方针是“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即用一切力量供给什么”。在18军部队向甘孜进军的同时，西南军区出动两个汽车团800余辆卡车、两个辎重大车团、一个辎重驮骡团以及15军调来的一个辎重团，向甘孜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9月15日贺龙以西南军区名义给西南局的报告中说：“运送物资共11 664吨，计被服装具2 515吨、食品（干粮）577吨、武器弹药418吨、汽车材料60吨、汽油7 090吨、卫生材料116吨、通信器材84吨、工兵器材639吨、银元及人民币183箱、其他162吨。”在康藏公路沿途大站都建立了粮食储备基地，雅安、飞仙关、天全、滥池子、泸定、康定、道孚、甘孜等地共储备粮食11 625 605斤。在修路与运输的前期工作中，共支出人民币（旧币）7 673亿元，包括黄金3 000两、银元261万元。

我军在康藏公路大规模的修路和物资运输工作，显示了向西藏进军的决心。这些行动引起西藏贵族上层人物的惊慌不安。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当权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加紧了制造分裂的步伐。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逼迫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代表陈锡璋等全体工作人员、家属和佣人等200余人离开拉萨，取道印度回内地，造成严重的“驱汉事件”。1950年1月，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别去英、美、印度、尼泊尔等国，游说“独立”。[7]还想派代表到北京来，“以便向中国共产党当局解释并表明西藏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从合众社新闻中获悉这个消息后，由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谴责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分裂行径，并予以拒绝。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西南局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由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与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5月27日报中央。29日毛泽东批准了“十条”，西南局即以此作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和战斗进军的政策依据。其主要内容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保护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的语言文化、农牧工商业，改革事宜采取协商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等。这十条政策是相当宽大的，邓小平在7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这充分表达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

西藏上层中的爱国人士，是盼望西藏和平解放的。中共中央和西南局通过各种渠道争取西藏爱国人士的支持，得到积极的反应。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和夏克刀登土司，在红军长征时期曾与朱德、刘伯承等相识，并参加了红军组织的地方政权。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到甘孜后，他们主动拜访吴忠和天宝，表示慰问。吴忠向他们介绍中央关于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他们表示完全拥护。格达说：他认识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需要，他本人愿意去西藏劝和。天宝将格达两次谈话的情况上报，5月17日中央电告西南局：“在充实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准备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继续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电报还说：“应鼓励格达本人准备去西藏，他所提出的名义和职权望西南局即考虑提出意见，报中央决定。”6月，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经昌都前往拉萨谈判。

但是，帝国主义分子是不愿意看到西藏和平解放的，他们想尽办法挑拨破坏，唆使西藏上层反动贵族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为敌。英国特务福克斯于1949年7月到达昌都后，即架设电台，为西藏当局和外国情报机构搜集我军动向和当地情报。1950年1月17日，他预感我军将进军西藏，致函藏军总司令部说：“共产党对西藏用兵是非常困难的，为了不使共军迅速前进，应当彻底破坏各条官道、大路、桥梁等。还应在各个重要的阵地，能重创共军之地，没有桥梁的重要小河及山垭口处，都要埋设地雷。估计边境地带的百姓中将有一些共军间谍煽惑公众，制造谣言，讲些使他们变心的话，或将西藏军队的驻防地域告知共产党。这样共产党将据此进行准备，抢在西藏尚未开战之前消灭全部藏军，此危险极大。”“要将部队配置在免遭共军断路及包围的地方，并迅速议定防务问题。”格达活佛到达西昌后，福克斯手下的特务、英国人福特唆使西藏当局阻挠格达去拉萨，将其软禁。并于8月22日将格达毒死。昌都战役后福特被俘，才交代了自己的罪恶行径。[8]

西藏当局拒绝和平谈判的条件，并在昌都地区备战。他们将藏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七个代本（相当于团）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共4 500人，加上当地土兵3 500人沿西藏与西康交界的金沙江布防，由昌都边使总署总督阿沛·阿旺晋美指挥，企图阻挡我军前进。看来不打一仗，进军西藏就无法实现。此时，我方已对西藏的军事、交通、地理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侦察和了解，掌握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7月20日，军委情报部汇集各方情况，编印了《入藏手册》，发至营级。内容包括“藏军兵力与分布现状”、“各省入藏路线及里程表”、“入藏前应做的准备工作”、“进军途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使部队心里有数。到8月，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已全线通车，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运抵沿途兵站，进军的条件已经具备，西南局和军区首长经过慎重考虑，向中央请示实施昌都战役。

毛泽东不打无把握之仗，8月18日电询西南局：“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1）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2）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3）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的估计否。”[9]

8月20日，西南局就昌都战役的准备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报告：“昌都之战，我们准备使用18军四个主力团及两个营，共战斗部队13 000人，连同指挥机构共16 000人。火器配备是好的（主要是无座力炮及自动火器）。……我们计算，只要我们一个团集结一块，敌人是无力攻破的。如果敌人集结六七千人于一地，以我之强力的炮火和炸药是可以攻破的。从战役上说，我们有利于敌军集中，不利于敌军分散。故在战役组织上采取以我之主力使用于北面，迂回至昌都以西，迫使敌军集聚昌都而歼灭之。”“我们考虑。只要8月底能修通到甘孜的公路，10月上半月占领昌都，是办得到的。问题是在占领昌都之后的处置。我们拟定力争第一方案，即将主力收回过冬，留3 000人守昌都，以为明年向拉萨前进的基地，关键乃是吃饭问题。……我们也曾考虑到，今年不占昌都，留待明年一气呵成。一则怕夜长梦多，整个冬季敌人能准备，我们不能准备；二则利于早点促进政治变化；三则金沙江边到昌都约700华里，昌都到拉萨约2 000华里，我们前进一段，则进占拉萨的军事政治准备就会确实一些，故决定力争今年占领昌都。”

8月23日毛泽东批准了西南局的报告，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以18军率52师三个团、军侦察营、炮兵营及支援司令部之一个工兵团，由玉隆、德格、邓柯之线出动，攻击昌都。并以主力迂回昌都以西，切断敌人退路而歼灭之。以53师一个团同时由巴安（塘）出动，歼灭宁静之敌，尔后向昌都攻击前进，配合52师钳击昌都。以云南14军一部歼灭盐井之敌而控制之，并与18军宁静部队取得联系，另以一部相机占领竹瓦根（科麦、察隅间）。建议西北军区令玉树部队与18军52师取得联系，并归该师指挥，加强昌都作战。

命令下达后，18军军长张国华率52师两个团，8月28日从新津、眉山分批乘车西进，9月5日到达甘孜，与吴忠的先遣部队会合。16日52师后续部队全部集结甘孜，22日继续西进，26日先头部队到达白利、绒坝岔地区，并向金沙江边前进。53师157团主力9月29日全部集结巴塘。14军的一个营10月7日攻占云南德钦西北的碧土，另以四个连由德钦北进，协同碧土部队攻击盐井。行军期间正值雨季，18军的报告说：“雅（安）甘（孜）沿线9月份以来不断落雨，康定至甘孜多为草原，路基不坚，两侧排水设备亦差，大量雨水积溢路面，致有数段成为沮洳地带。最严重者为道孚南之乱石岗垭口、塔公寺及营官寨西北之东俄洛四段（共约12公里），泥泞深达1公尺，汽车多遭陷阻，每行一公里半耗油4加仑，机件损坏严重。原由康定至道孚本一日半可达，因上述原因竟有延至四日半之久者，对进军及运输影响极大。经工兵部队全力打轨道桩与抢架旱桥后，已可勉强通过，但为时尚需三天。”在进军过程中，得到西藏同胞的大力支援。在张国华军长亲自动员下，玉隆、德格的藏族头人夏克刀登、降央白姆、孔撒、麻书、邦达多吉等组织了上万头牦牛为我军运送粮食和物资，并代为收购了70万斤青稞，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

为阻止我军进藏，西藏当局也在加紧备战。据9月28日西南军区汇集的情报，藏军的十个代本中，除第1、第2代本驻拉萨地区外，第3代本驻生达，第4代本驻丁青，第5代本驻黑河，第6代本驻贡觉，第7代本驻类乌齐，第8代本驻昌都，第9代本驻宁静，第10代本驻江达。此外，昌都、邓柯、类乌齐、江达、宁静等渡口要隘还分散驻防着6 000土兵，配合代本藏军防御。8月下旬，阿沛·阿旺晋美噶伦从拉萨到昌都上任。西藏当局从印度购买军火物资，经拉萨转运到昌都一部，给每个代本补充马克沁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冲锋枪10挺。但是藏军的素质与国民党正规军根本无法相比，据52师侦察的情况，藏军身强力壮，能吃苦，善骑马，射击准确，善于利用地形打冷枪。但是部队组织混乱，无指挥机构，没有通讯侦察人员，甚至没有地图，一切事务均由主官处理。作战前先占卜，选择吉日出兵。战斗中身背噶乌，手持銮铃，口念佛经，不讲队形乱冲乱打。胜则猛追，败则溃散。藏军平日都带家属，生活散漫，家与兵营不分。每日除早晨集体念经一次，其余时间都是赌钱、做生意，纪律极坏。[10]总之，藏军的组织与军事素质相当原始落后，与身经百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结局可以想象。

针对藏军防线长、纵深大、兵力不足且分散的特点，张国华决定采取正面攻击和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法，实施多路攻击，围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地区。其部署：北集团兵分三路，由52师指挥。右路以154团从邓柯渡过金沙江，会同玉树南下的西北军区青海骑兵支队直插类乌齐、恩达，断敌退路。中路以155、156团及军炮兵营由邓柯渡江，经生达直捣昌都。左路以军侦察营、工兵营等组成，由德格渡江，经同普、江达进攻昌都。南集团兵分两路，由53师指挥。以157团及炮兵连、工兵连从巴塘渡江，歼灭宁静之敌，主力出邦达、八宿，断敌南退道路。以云南14军126团及125团一部由贡山、德钦出动，歼灭盐井之敌，配合53师行动。

10月6日，昌都战役开始实施。北路的52师骑兵连和154团担负迂回任务。原定任务是绕道生达，直插类乌齐、恩达，迂回昌都，因当地都是大山，森林密布，无路可走，于是改道青海，与从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会合，经囊谦南下甲桑卡。张国华说：“整个战役之成败关键，决定于此路部队完成任务之好坏。即包多歼多，包少歼少，否则扑空。该路部队本着吃大苦、立大功之精神，以神速动作，奋勇前进。骑兵支队于10月8日由玉树出发，13日其先头部队抢占知牙桥（甲桑卡西20里）。17日上午向类乌齐之敌攻击，因敌以麻雀战阻我前进，迂回未成。敌第7代本率部狼狈向嘉裕桥（洛隆宗东）逃窜，该支队继续向恩达兼程急进。于18日18时抢占恩达，完全切断敌由昌都西逃之路。”[11]

北路迂回行动是一场艰苦的强行军。为了按预定计划占领恩达，部队发动班、排、连、营开展比赛。不顾疲劳和行军掉队等困难，每人平均负重40公斤，在天气寒冷、空气稀薄的条件下，越过草原和山地，以日行6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兼程猛进。到18日，154团三分之一的人掉队，骑兵支队累垮战马500余匹，只剩骑兵100余人和弃马步行的100人，抢在藏军之前几小时占领恩达。

北路我军迂回的成功，一方面是不顾疲劳地连续作战，动作迅速。另一方面是藏军代本的反应迟钝。当我骑兵支队逼近知牙桥时，藏军向第7代本普兆色报告。这位代本竟糊涂地说：“知牙桥是青海的地方，我怎么能不叫人家去呢？”藏军防御时不知改造地形、破坏道路桥梁阻我前进。156团从德格、岗托、同普进攻江达，距敌半日行程。在抢占四川桥时，发现该桥竟完好无损。各追击部队经过险要路口、桥梁，也都无一被毁。这给我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方便，也加快了昌都战役的进展。[12]

北集团左路的侦察营、工兵营等部于10月7日渡江，向岗托之敌攻击。敌军凭借高山阵地顽抗。侦察营两个连本应迂回敌之侧后，因在山里迷路，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正面突击部队也没组织好火力，只能与敌军对峙。到8日晨，敌军大部逃跑，我军仅歼敌32人，击溃一个甲本。自己也伤亡36人。敌军退却后，我军在后面追击。16日在觉雍歼敌100余人，并逼近昌都。

北集团中路的155、156团10月7日到9日分批渡江，在国德、生达地区的小乌拉山因迂回部队走错路，敌军据险布防，我军攻击部队因受地形限制，未能实施穿插迂回，没有抓住敌人。敌军经生达向昌都撤退时，156团的先遣营轻装兼程前进，于19日黄昏进至昌都郊外。

南集团53师部队于10月7、8日分批从巴塘渡江，主力直插宁静以西，断敌退路。在歼灭金沙江西岸竹巴笼守敌后，即分三路向宁静急进。沿途各地土司头人纷纷与我军接洽，表示不与我军对抗。12日拂晓，157团进至宁静郊外，驻守城内的第9代本格桑旺堆与我军接洽，放下武器，宣布起义。配合53师行动的云南部队10月5日对门工发起攻击，敌人弃城逃跑。我军兵分两路，平行追击，于11日在杜梁将逃敌400余人消灭。12日占领盐井，尔后即于盐井、德钦地区待机。

当我军由恩达、生达、觉雍三路逼近昌都时，昌都藏军感到形势严峻，于18日中午放弃昌都，第2、3、4、7四个代本向恩达、类乌齐方向退却。当日黄昏，其先头部队在恩达以东60里处与我迂回的骑兵支队遭遇，于是又转向西南的八宿逃跑。19日，156团先头部队进入昌都，俘虏敌军200余人。20日晨，155、156团主力进至昌都郊外，南路157团进至邦达。骑兵支队先敌抢占昌都西南的宗驿山，控制山口道路。昌都藏军2 600余人逃到宗驿山时，前遭我骑兵支队阻击，后面被我主力追赶，被包围在昌都西北90里折岗寺附近的峡谷内。在走投无路和我政治争取的情况下，藏军决定停止抵抗，放下武器。经过几天的分区清剿，28日昌都战役结束。我军歼灭藏军5 738人，其中毙伤180人，俘虏898人，投诚4 317人，起义343人。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7挺、轻机枪45挺、步枪3 000余支。[13]昌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企图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西藏的幻想。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统治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和继续进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昌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局于10月25日指示18军抓紧时机开展政治攻势，“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18军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政治工作，使阿沛等人对我党我军有了真实的了解，真心拥护祖国统一与和平解放西藏。我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尊重藏民的风俗信仰，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昌都解放后，我军是继续向拉萨前进，还是退回甘孜过冬？18军领导认真地作了考虑。此次战役从战斗规模来说不大，但是后勤运输却是二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代价最昂贵的。昌都战役我军共投入兵力15 000余人，为了维持部队的粮食和物资，沿途动员了数万群众、几百辆卡车、1万多头牦牛长途运输。即使如此，战役进行中战士还要负重七八十斤，带上自用的粮食和弹药，翻越高山峡谷行军中体力消耗极大。继续向西藏进军，一是昌都地区无法解决大军的粮食，全靠后方运输；二是冬季来临，交通中断，我军将处于困境。因此，11月15日，18军领导建议：“今年我军进军拉萨事，现在部队装备不齐（皮袄皮裤），粮食没法解决，以4 000人由昌都出发2 200里，60天至拉萨。需粮最少（干粮）亦要30万斤。目前昌都没法解决此粮数，另藏区气候条件，从明年1月至5月沿途无草，雇佣牦牛运输困难，如沿途买粮供4 000人行军吃是困难的。因此今年确定不进军，各部在昌都地区加强准备，待上述情况基本解决后，即可执行进军拉萨任务。”[14]经中央批准后，18军除留少量部队驻守昌都、恩达、江达等地，主力大部退回甘孜、巴塘过冬。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3]　后以胥光义任政委。

[4]　李犹龙：《胡宗南部逃窜西昌和覆灭实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6]　《进军西藏情况摘报》。

[7]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82页。

[8]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0]　18军52师司令部：《昌都战役总结之一——藏军情况》，1951年3月。

[11]　张国华：《昌都战役总结》，1950年12月14日。

[12]　18军52师司令部：《昌都战役总结之一——藏军情况》，1951年3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页。

[14]　《进军西藏情况摘报》。

第36章　红旗插上世界屋脊

昌都战役震撼西藏上层——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严正立场——西藏和谈代表团前往北京——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订——张经武会见达赖喇嘛——中央下达进军西藏命令——18军进军拉萨——青海独立支队的艰苦行军——云南、新疆部队入藏——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胜利

昌都地区的解放，极大地震撼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藏军主力已在昌都战役中损失殆尽，西藏当局丧失了阻挡解放军进藏的能力。贵族们陷入激烈的争吵，主和派追究战败的责任，质问为何不早日派代表和谈；主战派狼狈不堪，亲英美的大扎摄政被迫辞职，由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十四世丹增嘉措亲政。因惧怕解放军西进拉萨，达赖喇嘛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出走到中印边境的亚东，在那里建立亚东噶厦。拉萨留下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个司曹维持政务，英国特务福克斯携电台随达赖到亚东，承担亚东噶厦与拉萨、印度之间的联系。

我军在昌都战役结束后暂停进军拉萨，除青藏高原的气候和交通等原因外，还受到几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全国都在关注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战役指挥和后方供应牵扯了中共中央领导人主要的精力。另一方面昌都战役引起国际上的关注，特别是印度方面十分敏感，不断通过外交途径与我方交涉。新中国成立不久，需要打开外交局面，妥善处理好西藏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在进军西藏大趋势已经明朗的前提下，对西藏上层做进一步的政治争取，对国际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一场涉及当时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的复杂斗争。

1950年10月26日昌都战役刚结束，印度外交国务秘书（外长）梅农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的照会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所谓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的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梅农表示印度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答复：中国政府始终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向周总理报告此事经过，28日毛泽东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1]

毛泽东的严正表态说明：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权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内各民族都是新中国大家庭的成员，绝不允许搞什么“西藏独立”，绝不允许外国插手西藏事务。经过一番外交斗争，英美和印度的态度软化，虽然在口头上支持西藏的分裂主义分子，实际行动上则有所顾忌。达赖喇嘛原打算从亚东到印度，印度政府的答复是：准许达赖到印度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英美等国怕达赖出走后班禅回藏，也反对达赖出国。这使达赖一行在亚东进退维谷，不得不考虑今后的出路。

中共中央对西藏上层贵族是相当宽大的，进行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希望他们改变敌对态度，和平解决我军进入西藏的问题。留在昌都的18军副政委、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与阿沛多次交谈，阐述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以及党的各项政策。对被俘的藏军官兵实行优待，伤病者给予治疗，释放时发给足够的路费。起义的藏军官兵予以复员，每人发给40—60块银元。在冬季粮荒的困难时期，我军指战员每天只有6两粮食，还保证阿沛吃小灶。藏军逃离昌都时炸毁了总督府内的许多房屋，王其梅把仅存的一座楼房让给阿沛住，自己和工委的干部住帐篷。我军的行动使阿沛深受感动，11月9日他与40多名藏族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叙述他们在昌都受到的优待，介绍共产党的政策，要求速派代表和谈。几天后阿沛又写了第二封信，建议亚东噶厦派代表与中央和谈。1950年底，经中央批准在昌都成立过渡性政权机构人民解放委员会。王其梅为主任，阿沛等上层人士任副主任。

达赖喇嘛认识到：外国势力难以依靠，和平谈判是惟一出路。1951年1月18日，达赖致信中央政府，报告他亲政的经过，表示了谋求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这封信由西藏噶厦派人送到印度首都新德里，交袁仲贤大使转中央。29日中央复电达赖，祝贺他亲政，并欢迎他派代表来北京谈判。在主和派敦促下，达赖于2月12日决定，派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赴京谈判，首席代表就是阿沛·阿旺晋美。[2]

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是不甘心让解放军入藏的。拉萨方面派土登列门等人来昌都会合阿沛，亚东方面则派凯墨等人经印度去北京。土登列门带来拉萨方面的五项谈判条件，最主要的一条是解放军不入藏，维持国民党政府时代与西藏的关系。对此，阿沛表示为难，希望先去拉萨作说服工作，达成一致后再与中央谈判。西南局请示中央，准备让王其梅陪同阿沛去拉萨。中央核对各方面的情况，证明阿沛是拉萨、亚东两方面都承认的代表，认为让阿沛来北京谈判更有利。3月22日指示西南局，要西藏和谈代表团来北京。电报说：“（1）由中央首长向阿沛表明中央对藏政策，经过他转达，亚东和拉萨方面可以稳定，拉萨方面也可能争取亚东，达赖不跑印度。（2）即使谈判不成，在适当时机将谈判经过公布，亦能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3）有利于我前线部队和组织直接进行宣传联络活动。”中央指示说：“至于我军入藏的方针及时间均已定妥，不论谈判及谈成与否均不会动摇，故缓兵即无任何作用。且我已公开告诉印度大使，如达赖逃印将失去在西藏的一切地位。”得到中央指示后，西南局即指示昌都工委护送阿沛及代表团成员来重庆。

阿沛一行于3月27日从昌都启程，于4月初到达重庆，受到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热烈欢迎。在重庆期间，阿沛等人参观了工厂，看到了新中国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邓小平会见了阿沛一行，给他们讲了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西藏的道理，并送给他们一份西南局起草的和平谈判十项条件，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人民政府的立场。然后他们乘飞机到西安，转乘火车去北京。4月22日到达北京前门火车站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到车站迎接，使阿沛一行深受感动。几天后，由印度来的代表凯墨等人也到达北京，与阿沛会合。西藏代表团内部开会时，凯墨等拿出亚东噶厦的谈判文件，主要条件有三：（1）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坚持独立；（2）拒绝解放军进藏；（3）谈判时要求中立国（印度）参加。这三条表明西藏当局还想照搬民国时期的老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阿沛以亲身经历向凯墨等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认为只有接受解放军进藏，才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虽然代表团内部尚不能达成一致，但凯墨等接受了阿沛的建议，谈判期间不再向拉萨和亚东方面请示。[3]

4月29日在北京开始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谈判。中央政府的代表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张国华军长于5月15日赶到北京参加谈判。谈判一共举行了六轮，谈判的核心与主要争论的焦点就是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共的十项和谈条件，又希望解放军不要进藏。李维汉说：进军西藏为中央的既定方针，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一部分，解放军进去保护国防，这一方针是不能改变的。这对于西藏人民、西藏民族有利，对整个中国也有利。西藏代表转达西藏地方政府的意见说：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内部政治统一，但不要军队开进去。因为西藏与印度接壤，印度没有侵略西藏的意图，边境可以由西藏军队守卫。如果印度一旦侵略西藏，再请中央派兵保护。如果这样还不行，就把现有的藏军扩大，改编为解放军。李维汉对西藏代表的阐述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驳正，他指出：印度政府对西藏无野心是不能保证的，现在西藏根本就没有国防，谁都知道西藏军队是不能打仗的。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不欢迎强大的解放军开进去巩固国防，这不是一个矛盾吗？李维汉说：西藏地方政府有一种设想，就是解放军开进去后，会慢慢整他们。如果解放军要这样做，不谈判也是可以开进去的。既然公约十章登了报，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经过中央代表的解释，西藏代表团接受了进军的原则立场，又就进军的具体问题展开讨论。西藏代表询问解放军进军的数量、给养、拉萨驻多少军队以及藏军改编等细节，中央代表答复：解放军全部给养由中央负担，拉萨可以驻少量部队，藏军改编可以逐步进行。在军事谈判方面基本达成一致后，双方又就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展开争论。西藏代表认为：既然十条上承认西藏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地位不变，为什么还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李维汉严正指出：西藏究竟是地方政府，还是独立王国？如果是地方政府，中央就有权指导西藏。西藏政治制度不变，但问题是西藏要不要中央领导？现在全国都在抗美援朝，西藏说不搞，是不行的。国防也是这样，设立军政委员会就是来指导这些事情，并不是用军政委员会来改变西藏的一切制度。例如贸易问题，就需要中央贸易部来帮助你们。这类事情要由政府办，不能由军区办。军政委员会就起这个作用，把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双方面沟通联系起来。[4]

经过20多天的谈判，虽然总的来说比较顺利，但辩论也是相当激烈的。中央代表团本着坚持原则，在具体问题上又灵活掌握，照顾到西藏方面的一些利益，使谈判取得了成功。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隆重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等出席签字仪式。双方代表在协议上一一签字盖章。2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会见西藏代表团。他高度评价阿沛等人为和平解决西藏谈判作出的贡献，并对阿沛说：“这次解放军进西藏，一是保卫边疆，巩固国防，再是帮助西藏人民解除痛苦。他们到西藏后，不论是军队还是地方干部，如果做了违犯你们心愿的事，或者欺侮你们，你一定要带头给我说，我们马上就改。”毛泽东的话使阿沛深受感动。[5]

当晚，毛主席主持盛大庆祝宴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朱德、李维汉、班禅和阿沛也先后发表了讲话。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后，西藏代表团仍分两路返回。凯墨等经印度去亚东向达赖报告，阿沛回昌都，然后去拉萨。亚东方面从广播中得知协议签订的消息后，达赖手下的官员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一派主张逃亡印度，多数人表示应当拥护十七条，请达赖返回拉萨。因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请达赖亲自抽签，由神意决定去留。然而达赖恰恰抽到回拉萨有利的签，于是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

为促进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任命张经武为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临行前，毛泽东、周恩来分别接见了他，交代任务。张经武携带毛泽东给达赖的亲笔信，于6月2日与凯墨等一起经香港、印度去亚东，7月14日到达。16日，张经武会晤达赖，向他转达毛主席的问候，并将毛主席的信交给达赖。信中肯定达赖亲政后派代表来谈判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指出：“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6]达赖表示，待阿沛将协议正式文本带回拉萨后，再由噶厦官员讨论。他本人也将返回拉萨。8月8日，张经武到达拉萨。8月17日，达赖喇嘛终于从亚东返回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扫清了进军西藏的障碍。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召集张宗逊、李达、张国华、李涛、张经武研究进军西藏的部署，并向毛主席写了详细的报告。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下达《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具体部署是：

一、18军以53、54师及52师156团继续修建康藏公路甘孜至昌都段和甘孜机场，以军直一部和52师两个团经丁青、边坝、沙丁、太昭等地进驻拉萨。云南军区第126团由门工进驻察隅。

二、西北军区青海独立支队由青海香日德经通天河、唐古拉山、拉萨等地进驻日喀则。新疆骑兵支队由于阗经昆仑山、扎麻忙保等地进驻阿里。

三、甘孜至拉萨的公路由18军负责抢修，西宁至丁青的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通。18军负责修建甘孜、丁青和拉萨的机场。敦煌经柴达木、黑河至拉萨为将来的油料补给线，由西北军区负责勘测。

1951年7月，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18军开始了进军西藏的行动。7月1日，张国华、谭冠三率18军前方司令部从甘孜出发，17日抵昌都。在主力出发之前，以王其梅为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为参谋长、林亮为政治部主任的400余人组成先遣队。任务是了解沿途情况、设置兵站、筹集粮草和护送阿沛一行去拉萨。7月24日，先遣队从昌都出发，经洛隆宗、边坝、嘉黎、太昭（工布江达）去拉萨。他们先后翻越朗错拉、夏贡拉、鲁贡拉等大雪山，渡过澜沧江、怒江等大河。从边坝到太昭间八天路程，是川藏路上视为畏途的“穷八站”。这段500里长的行程山高路险、鸟兽罕见，气候变化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风雪交加。部队在翻山越岭的艰苦行军中几次陷入断粮的困境，他们以马料和野菜充饥，走完这段荒凉穷困的路程。阿沛派人到家乡太昭，将庄园存粮运1万斤到嘉黎，为部队解决粮食困难，使先遣队顺利地完成从太昭到拉萨的最后一段行军。9月9日，先遣队到达拉萨，受到当地各界僧俗群众的夹道欢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到达拉萨的部队。[7]

8月28日，张国华、谭冠三率第一梯队军直和52师154团2 100余人从昌都出发。据他们给西南局的报告说：“军直于7月初先后由甘孜西进，一梯队于7月17日达昌都，二梯队因途中执行运粮任务，8月13日始抵昌都。在此进行43天补充准备之后，8月28日继由昌都分批出发，道经丁青、沙丁、直孔提向拉萨开进，共经过118天（内休整补充及沿途对土司、头人等进行工作占去16天）的长途行军，于10月26日胜利进到拉萨。全程共3 259华里，计越4 000公尺以上5 100公尺以下的大山12座，近6 000公尺之雪山4座（即沙客山、直根山、冷拉山、横格拉山）。水宽120公尺以上的江河3条（即金沙江、怒江、拉萨河）。沿途所经地区多为山岳草原地带，除甘孜、昌都、色扎段、沙丁、三达奔滚及直扎堤至拉萨段系农区或以农为主外，余皆为牧区，且气候寒冷，柴草极缺。我们由甘孜至拉萨计118天，内晴天29日，阴天27日，雨46日，雪16日，遇冰雹3次。”高原行军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因运输能力有限，每个战士负重很大。除了枪支、弹药、背包外，还要自带干粮，平均负重70多斤。机枪手、炮手负重达百余斤。第一梯队在翻越5 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时，张军长、谭政委都下马步行。通过垭口时，人人胸闷头胀、呼吸困难。下山时则连滚带溜往下滑。人员和马匹减员很多，出发时有1 284匹马，到拉萨时仅剩533匹，其余皆因冻饿瘦弱而死。报告说：“沙丁宗至拉萨段，骡马均已无料，有时连草也吃不饱（雪天无草或找不到好草），且驮载量不但未减轻，相反有些单位因原有之驮马逐渐瘦弱减少，粮食携带量增加，便加重马匹负担。同时，该段气候恶劣，多山河，又多泥沟滑窄和乱石险道，这些亦是骡马遭受损失的主因。”

高原行军严重损害了战士的健康。报告说：“康藏地区地势高峻寒冷，氧气缺乏，风雪雨多，且每日早、午、晚之温差极大，因之在该区三个月的进军中，患心力衰竭、风湿关节炎、鼻衄血、重感冒等病者甚多，尤其裂唇、裂脸、头痛、呼吸困难者更为普遍。”“甘孜至拉萨段进军中共牺牲5人。死亡原因皆为行军在高山上，氧气缺乏，心脏过度跳动，引起急性心力衰竭而致肺充血、肺水肿，肺活量减低，窒息而死。”“在行军途中，由于运输补给、采购的困难，部队生活无法按供给标准有计划的进行调剂改善。除牛羊肉及元根外，其他蔬菜根本没有。同时吃菜亦无定量，菜多多吃，菜少少吃，无菜就不吃。有时粮食困难以肉代粮，便纯吃肉。再加之所经地区烧柴缺乏，茶水不足，有些同志常喝生水（或半熟水），这些都是患肠胃病、痢疾的主要原因。另由于部分同志无风镜（原已发齐，多因不慎丢失或损破），进军中患雪盲症者颇多。”[8]

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18军第一梯队以钢铁的意志，克服了高原行军的种种艰难险阻，胜利到达拉萨。10月26日，18军举行入城式。军乐队鼓号齐鸣，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及拉萨各界群众两万多人夹道欢迎解放军。在当地历史上，这样热烈的场面前所未有。不久，154团两个营又翻过高山，进入南山地区，11月15日分别进驻江孜和日喀则。

52师师直、155团和军炮兵营为第二梯队，约5 600人，由副师长陈子植、副政委阴法唐率领，10月2日从昌都出发，经洛隆、边坝、沙丁、白噶、嘉黎，于11月进驻太昭、工布则拉宗等地。为了支援两批部队进军拉萨，18军后方司令员兼政委陈明义率军直留守部队和53师、52师156团等部，在甘孜以西、昌都以东地区投入艰苦的修筑甘孜机场、康藏公路的任务。并大力组织前运粮食、物资。这些工作在18军进驻拉萨后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有人作了这样的估计：解放昌都时，是一人进军，五人支援；进军拉萨时，是一人进军，十人支援。后方动用的人力物力之多，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援，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前后方的配合，进军拉萨的行动是不可能成功的。

由青海方向进军拉萨的行动，西北军区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为书记，慕生忠、牙含章等为委员组成西北工委，率领青海骑兵支队进藏。其任务是打通青海入藏道路，护送班禅回西藏。后来考虑到西藏宗教界内部矛盾一时不易解决，中央决定班禅暂缓回藏，由范明率骑兵支队和班禅的先遣队入藏。名义为18军独立支队，受张国华指挥。8月27日，青海独立支队由队长范明、政委慕生忠率领，从青海香日德出发。干部战士566人，民夫577人，牦牛7 000余头，骡马1 300余匹，骆驼1 300余头。组织这样庞大的运输队是因为他们途经地区多数是无人区，行军也没有地图，全靠自己摸索前进。范明让运输队先行出发，沿途设立兵站，部队在后跟进，这样稳妥一些。谁知出发后就赶上雨雪交加的坏天气，内地制造的帐篷、雨衣厚度不够，全部漏水。部队数日内不能生火做饭，无法休息，病号激增至百余人。

9月9日他们渡过黄河源主流至巴颜喀拉山脚。9月20日到达通天河边。这时的通天河真像当年《西游记》中描述的那样险恶。范明的电报中说：“通天河水势甚大，宽约600公尺，深约30丈不等。我们所带架桥器材不能使用，现赶制牛皮筏12个，每筏可载3 000斤，每次需时一个半钟头，估计需10天始可渡完。为了争取时间、节约粮食起见，拟利用月夜抢渡，结果如何尚难预料。最近以来每天大雪，天气严寒，晚间均在冰雪上睡眠，牛粪潮湿不易燃烧，经常饿饭。以致同志们身体大部衰弱，病号加多，牲口倒毙1 200余匹，运输力已受严重影响。”[9]范明曾派人尝试徒涉，结果牲口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根本站不住，还牺牲了两个同志。直到10月4日，队伍才全部渡过通天河，继续前进。

此后，独立支队在平均海拔4 000公尺以上的草原行军，这里基本上是无人区，所经地名、方位距离只能就巴颜喀拉山、通天河等自然目标为基准来判断。10月13日他们到达通天河西南300里处的阻热那。此地海拔4 500米，是一个广阔的盆地。19日部队到达唐古拉山口，20日开始翻越唐古拉山。这里海拔6 000米，气温为零下25度，山上积雪终年不化。部队经过三天艰苦行军，终于越过这个入藏的最大天然障碍。因粮料接济不上，途中倒毙骡马200余匹。进入西藏地域后，气候转暖，水草良好，11月4日到达黑河（今安多），受到当地总督及群众数百人的欢迎。为了避免骚扰群众，部队全部在黑河以南的草原上露营，休息数日后继续前进。17日当部队经过念青唐古拉山时，突然遭遇地震。一日四次强震，“附近雪山多被震动流沙飞石，人如坐轮船，发生昏晕心跳呕吐现象”。12月1日，这支历尽艰辛的部队终于到达拉萨。

云南进军部队以126团组成，约600人，由团长高建兴带领，9月10日从怒江西岸的门工出发，经扎好、官房、祖秀、乌拉山，25日抵竹瓦根，与先遣队会合。因道路被地震毁坏，无路可行，沿途人烟稀少，山大谷深，道路崎岖行走困难，多为单边、乱石、阶梯路。桥梁多为原始架法，极不稳固，有的地方仅靠溜索往来，较大牲口不能通行。高团长留下大部分战士就地修路，自己率一个排及工作人员70余人，翻山越岭，走藤桥，渡溜索，于10月1日到达察隅。另一个排于10月10日进至科麦。察隅西南170里的察里、瓦即驻有英、印士兵300余人，设有电台、哨卡。我军进驻察隅，有力地保卫了西藏南部的边防。[10]

新疆进藏的部队实际上是最早进入西藏的。1950年夏季，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1团1连135人组成的先遣队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受王震的指示从于阗向西藏进军，8月29日进至阿里改则县的扎麻芒保。因对西藏地理情况调查不够，在翻越海拔5 000米的昆仑山后，部队发生严重高原反应，马匹倒毙。后因冬季大雪封山，与新疆方面只能保持通讯联络。新疆军区曾准备空投接济也没有成功。先遣队与后方隔绝长达240天，食品、药品和御寒物品均已断绝，指战员大多患肺炎和水肿病。1951年5月6日，新疆骑兵2团由副团长安子明率领从于阗出发，翻越昆仑山，经过藏北无人区，于5月21日到达扎麻芒保，与先遣队会合。这时，先遣队已牺牲55人，马死亡148匹，仅剩30匹。重病中的李狄三得知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字的喜讯后，于5月28日病逝。这支英雄部队被授予“进军阿里先遣英雄连”的光荣称号。安子明率部继续前进，6月29日进驻普兰，8月3日进驻噶大克，在荒凉遥远的阿里地区插上了五星红旗。[11]

西藏和平解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困苦取得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主要城镇和边防要地，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保证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给西藏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第二野战军暨军区部队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转战晋冀鲁豫、中原、西南地区，从太行山到大别山，最后直到喜马拉雅山，转战万里，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不朽的功勋。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2]　王贵等著：《西藏历史地位辨》，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3]　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

[4]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5]　阿沛·阿旺晋美：《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7辑。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7]　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8]　《18军由甘孜向拉萨进军情况简报》，1951年11月2日。

[9]　《进军西藏情况摘报》。

[10]　《云南军区部队进藏工作初步总结》，1951年11月13日。

[11]　翟全贞：《忆阿里先遣部队英雄连连长李狄三》，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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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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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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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军事文选》　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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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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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年谱》　李烈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再道回忆录》（下）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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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王成斌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淮海战役亲历记》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杨伯涛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蒋经国传》　江南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

中原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1946年6月—7月） 附表1

晋冀鲁豫野战军（1946年6月—7月）附表2

中原军区（1946年6月）附表3

晋冀鲁豫军区（1947年7月—8月）附表4

挺进中原三路大军（1947年7月—9月）附表5①

附表5②

中原军区（1948年8月—9月）附表6

第二野战军（1949年3月）附表7

西南军区（1950年5月）附表8①

附表8②

附表8③

武汉行营（1946年6月—7月）附表9

第二战区（1946年6月—7月）附表10

郑州绥靖公署（1946年6月—7月）附表11

陆军总部郑州指挥部（1947年6月—7月）附表12

华中“剿匪”总司令部（1948年8月—9月）附表13①

附表13②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1949年4月）附表14①

附表14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中南解放战争：1949～1950／金立昕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208-14620-4

Ⅰ．①决…　Ⅱ．①金…　Ⅲ．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中南地区　Ⅳ．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050号

出版统筹　齐书深

责任编辑　王继峰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插页设计　陈　酌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决战：中南解放战争1949～1950

金立昕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9.5　插页9　字数473,000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20-4/K·2663

定价54.00元

目录

第1章　北平高干会议

第2章　四野准备南下

第3章　先遣兵团南下

第4章　安阳攻坚

第5章　新乡受降

第6章　南下大进军

第7章　四野渡江

第8章　张轸兵团起义

第9章　克服粮荒

第10章　不顺利的宜沙、湘赣战役（一）

第11章　不顺利的宜沙、湘赣战役（二）

第12章　长沙和平解放

第13章　确定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

第14章　三路南进

第15章　衡宝战役之挺进湘西

第16章　衡宝战役之围歼白崇禧主力

第17章　向广东进军

第18章　红旗插上五羊城

第19章　追歼余汉谋集团

第20章　进军广西

第21章　激战粤桂边

第22章　筹划解放海南岛

第23章　偷渡成功

第24章　跨海之战

参考书目

中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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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新乡的战斗情景

庆祝新乡解放大会结束后的军民大游行

第四野战军南下途中，切实做到人不踏青苗，马不啃树皮

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在山区追击敌人

我军向沙市进军途中

我军涉越齐腰深的河流，向宜沙地区挺进

广州解放后，第15兵团举行阅兵式

广州妇联代表向战士献花

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率部沿西江逃窜，这是向阳江追击逃敌的我军部队

追击途中，战士就地露营

第四野战军某部涉渡大榕江

国民党桂林溃退时放火烧毁了电信局，我军抵达市郊时仍烟雾弥漫

琼崖纵队的女战士为森林中露营的解放军做饭

胜利的旗帜插在南海之滨

第1章　北平高干会议

东北野战军平津休整——林彪、罗荣桓忙得不可开交——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曲折——迎接中共中央进京——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四野“兵出湘鄂赣”——指战员的思想状况——召开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林彪反复强调团结问题——罗荣桓严厉批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北平高干会议的历史意义

1949年3月27日上午，北平城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的大门两侧，疾速驶来几十辆美式军用吉普车。此起彼伏的马达声中，300多位戎装整齐的我军将领敏捷地跳下车来，快步走进院内一间宽敞、华贵但略显陈旧的会议大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就要在这里举行。

这是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后的首次高干会议。此举，在四野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心中酝酿已久，只是他们过于繁忙，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近90万东野大军驻扎在平、津两市周围地区休整待命。平津前线司令部机关由通县宋庄迁进了北平。作为东北野战军、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最高军政首长，林彪和罗荣桓肩上的责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在这些日子里，他们既要安排东野全军的休整工作，又要同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军委电商向江南进军的战略部署；既要组织进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又要统筹领导平、津两市的接管工作；既要出面欢迎和接待陆续来北平的著名民主人士，又要为中共中央迁入北平作前期准备。两人每天都要处理一大堆千头万绪、迫在眉睫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

当务之急是迅速、妥善地完成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工作。根据《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自1月22日起，傅作义所属部队陆续出城，开往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指定地点，听候整编。为便于改编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决定由双方共同组成“北平联合办事处”，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下专门处理有关改编事宜。随即在同傅作义反复磋商后，达成了具体的改编方案。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

受编的国民党军有：华北“剿总”总部，第4、第9兵团部，第13、第16、第31、第92、第94、第101军和重建的第35、第104军，全部兵力为2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坦克团、1个工兵团、1个通讯团、1个铁甲列车总队，连同地方部队，总计25万人。一下子改编如此庞大的国民党部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经过一番紧张周密的准备，2月21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出席了会议。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首先宣布了改编方案。其要点是：

第一，傅作义总部及所属之兵团与军建制均撤销，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

第二，待编部队之各级政工人员愿意留解放军工作者，先集中受训。

第三，人员处理：

1．愿留解放军工作者，适当分配工作，其本人与家属按人民解放军规定同等待遇。

2．愿学习者按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本人与家属按人民解放军规定同等待遇。

3．愿回家者，按：

（1）回家均按原职发给三个月饷；

（2）由北平到上海之车船票（包括家属）均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

（3）如家在解放区，回家后可以分得应得的一份土地，如本人系地主家庭，则按土地法大纲处理，只要今后遵守政府法令既往不咎；

（4）参与北平和平解放，人人有功，回家后如再愿意到解放军工作，我们欢迎。[1]

陶铸宣布改编方案后说：采取以上措施，是因为参加此次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们，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并且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和平解放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奖励和优待。[2]

接着，林彪、罗荣桓先后讲话。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政治的改编。这就是要将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这就有一个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罗荣桓强调：“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在扼要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后指出：“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依靠和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军队，实际采取的则是依靠特务监视、欺骗蒙蔽等等做法。”罗荣桓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发扬民主，关键是要看自己有无要求进步的决心。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受编部队，促使其进步，促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3]

最后，刘亚楼参谋长宣布了改编部队新的指挥关系与补给关系，颁发了独立师的新番号，规定25个独立师，分别编入我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兵团的编制序列。

这次会议标志着原国民党北平守军指挥系统的正式结束。2月26日，林彪、罗荣桓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公布了《关于北平候编部队改编后之隶属关系的命令》。次日，各受编部队开始归入新的建制，实现了与解放军合编的初步目标。这些部队由北平撤出时，据傅作义总部交出的统计是25万人，其中后勤人员约6万人，战斗部队19万人。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空额很大，再加上一些逃亡溃散人员，实际拨归解放军改编者约19.7万余人。

完成与解放军的合编，仅仅是改编的开始。要想在短时间内使这些刚刚走出敌对营垒的部队完全实现解放军化，达到从政治性质和思想作风上的彻底改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傅系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素称“能战之军”，解放战争初期奉蒋介石的命令，曾屡次对我军大打出手，嚣张一时。如今，从兵戎相见到放下武器，这对傅部官兵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傅作义将军更是如此，他戎马半生，饱经沧桑，处此境地，不免郁郁不乐。特别是2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林彪、罗荣桓1月16日的《致傅作义将军公函》后，他的心情更是不佳，激动、难堪之余写了一封致林、罗的信，表示他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人民惩处，请求指定看守所，他去投监。直到2月8日林彪、聂荣臻（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北平市市长）邀请他在北京饭店面谈并设宴款待他时，他的情绪才平缓下来。

其实，中共中央当然不会忘记这位和平解放北平的有功之臣，而且早在考虑让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2月3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的电报中说：傅作义“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2月5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再次指出：“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4]

2月22日，是傅作义将军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从北平赶来的傅作义和邓宝珊（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一见面，毛泽东便用双手握住傅作义的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谈到对傅部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傅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公产公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污辱他们的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最后，毛泽东问：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傅说：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说：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5]

这次会见使傅作义如沐春风，备受鼓舞，从此重新振作起来。他回到北平后，对前来看他的旧部详述这次难忘的会晤，传达毛泽东接见时讲的话，并说：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路上去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上正道上来了。勉励他们从今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听共产党的安排和好好工作。[6]

有了傅作义将军的默契配合，事情自然好办得多。但是真正解决问题还要有一个过程。我军开始派干部进入傅部各部队工作时，仍然遇到了极少数高级军官及坏分子的抵制。对此，四野前委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里写道：

“他们抵制的办法：（一）不公开拒绝我们派干部，有的还表示欢迎我们派干部，但他们对我们派干部进去不负安全保证责任，说什么部队情绪不安定，士兵不受约束，他们自己也管不了的话，推卸责任，达到实际上的拒绝。（二）我干部进去之后，用各种卑污的办法恫吓他们，想把他们吓走。我四十七军宣传队去十三军二九七师演戏，坏分子向舞台上投手榴弹，当场炸死我十二个同志，三十九军宣传队在二〇五师演戏，台上演戏，台下投石头，台上叫共产党万岁，台下喊打倒共产党拥护蒋介石。我干部为士兵讲课时，用机枪朝天扫射。在我干部住室附近乱打枪，把活埋某某字条贴在我干部房门口。如此等类的恫吓，不一而足。（三）恫吓士兵。不准士兵同我们干部接近，开会不准士兵发言，禁止单个人员与我干部谈话，使士兵与我干部隔离。（四）给我干部出难题目，如在课堂上提出‘苏联是否侵略中国？为何搬中国机器？为何不交还旅大？’‘毛先生的土改政策是否叫穷人到处杀人拆房子？’‘解放区婚姻制度，为什么是抓阄配对’。（五）造谣言，给士兵制造顾虑与幻想，如说什么‘日本在东北出兵了，美军已在青岛登陆，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刘伯承的十二个纵队已被一个原子弹炸光了’，‘等两个月就要大变化，不要把帽花扔掉，中央军来了戴上帽花就又成了中央军’。”[7]除此以外，还发生了数起集体哗变事件，人数最多者五个连，少者有一个排。

针对棘手、复杂的局面，林彪、罗荣桓领导下的平津前线司令部及时采取了各种措施。首先是责成受编部队的高级军官，必须对派进去的解放军干部安全负完全责任，不得不负责任。对于捣乱者必须查究，实行捣乱者严惩，杀人者偿命，阻碍工作者一律撤职。同时要求进驻干部们必须力持镇静，不可因此惊慌，轻易离开自己的岗位。实行了这些办法之后，少数反动军官的嚣张气焰很快被打了下去，部队的情绪安定下来了。其次是分批调出国民党军官，实行集中训练。原则上可以留去自由，愿留者继续训练作进一步的改造，不愿留的，可在短期训练后礼送回籍。与此同时，调出一批，我军干部即插进一批。这些干部都是经过选择与训练，立场坚定，在复杂环境中能够应付各种变化，善于团结士兵，以身作则的优秀干部。他们来到受编部队后，凭着自身过硬的军政素质和丰富的带兵爱兵经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广大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41军121师361团教导员宋裕宽等同志的经历，可视为这场改造与反改造、教育与反教育斗争的一个缩影。41军的改编对象是傅部104军的309师。宋裕宽被派到其中的一个营当教导员，一同去的还有一位副营长和六七个连队干部。他们刚到该营时，国民党营长陈其溪等人出来欢迎，表示愿意接受改编。最初，宋裕宽等人进行我军建军宗旨、建军原则教育，讲解我党的优良传统。广大的连队士兵感到新鲜，很喜欢听，排以上军官则有抵触情绪。紧接着，发生了接近我方干部的战士陆续失踪的怪现象。以至教育无法继续下去。宋裕宽等同志非常着急，他们分头到班、排了解情况，都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又发现陈其溪住处时常有小汽车从北平开来。宋裕宽设法接近给陈做饭的一个战士，用实际行动教育了他。一天晚上，这个战士跑来报告说：“失踪的战士，是被他们活埋的。陈其溪不是这个营的营长，是国民党特务。”

面对这些情况，宋裕宽十分冷静。他一面火速向军保卫部报告，一面和同来的同志们一起稳住敌人，顺藤摸瓜，搞清了这个营里潜藏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一个特务组织——华北特别站（亦称华北“剿总”技术总队），陈其溪是少将队长。他们一共有19名特务人员，企图长期潜入我们部队进行特务活动。当天晚上，气氛非常紧张，有多种迹象表明，他们要有“行动”。宋裕宽等人随时作好应付突然变故的准备，枕戈待旦，丝毫不敢松懈。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军事先派去两辆大卡车埋伏在庄稼地里。待全营会操时（傅部会操不带武器），宋裕宽突然宣布，排以上军官到北平参加学习班，暂由我方来这个部队“参观”的干部接替他们的职务。这下子，陈其溪及其党羽傻了眼，当时便有人跪下来，请求人民宽恕。我方的保卫、公安部门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清查了特务分子，其余人员仍回原部队工作。

搬掉了压在士兵头上的石头，我军进驻干部的政治教育工作很快开展起来。被抓来当兵的穷苦人纷纷起来忆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国民党怎样欺压他们，反动军官怎样虐待他们。血泪的控诉使他们擦亮了眼睛，提高了觉悟，认清了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区别。随后，我军干部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对愿意留在部队工作的人员表示欢迎；对少数要求回家的，一律发给“解放证”和路费；对有病和伤残的，尽量给予医治。同时，由战士们民主选出了士兵委员会，实行三大民主等，一步步使这支部队发生了根本变化。改编结束后，我方干部要撤回时，全师官兵恋恋不舍，互赠纪念品。有的拉着他们的手情不自禁地说：“这两个来月，你们教我们懂得了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使我们好像换了一个人。”[8]

就这样，经过一系列紧张工作，受编部队的思想转变十分明显，平均仅用二十多天时间，改编工作便告结束。只有蒋系青年军205师及94军第5师表现顽固，抵制较厉害，不得不拆散编制，允许青年军的青年经考试分散编入军政大学与教导团，强令第5师放下武器，分散编入我军。其他各部队经过这次整训，都成为我军的补充力量，参加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的行列。

傅作义部队的改编成功，为我军政治工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范例，也为震惊中外的平津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此期间，国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这时，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挟淮海大捷之雄威，兵临长江北岸，南京城内已是“微闻炮声”。众叛亲离的蒋介石被迫“引退”，于1949年1月21日离开南京，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即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24日，他颁布八项命令：将全国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希望尽快举行国共和谈。电报中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9]，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进行和谈。”实际上，这位手中并无多少实权的李代总统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疆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表面上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幕后却在遥控一切。他在浙江奉化溪口老家不断接见其心腹将领，面授机宜，分兵布防，企图阻止我军过江，并在江南将新兵迅速编组成二线兵团，准备最后决战。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毛泽东的眼睛。一方面，他为了减少战争给予人民的痛苦与损害，早日实现真正的和平，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他丝毫没有改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月15日，毛泽东在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的电报中明确地说：“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10]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中国政治形势更加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1月31日，也就是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这一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会见了受斯大林委托前来了解中国革命形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随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将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们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建立新政权。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还介绍了即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他说，虽然政府的组织形式与苏联、东欧国家有所不同，但其性质与宗旨仍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是打扫好房子再请客，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11]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谈话，意义极其深远、重大。

几天的会谈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毛泽东已经为他清晰地勾勒出了一幅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回国前，米高扬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赞叹道：“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12]

为了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共中央于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林彪从北平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3月5日下午，毛泽东作重要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平津战役中出现的三种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即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他说：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

在依次阐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今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之后，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非常严肃地告诫全党同志：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3]

毛泽东的报告，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充分体现出了这位中国革命领袖的雄才大略与远见卓识，激励与鞭策着每一位参加会议的同志。在随后几天的大会中，大家围绕毛泽东的讲话，联系实际，畅所欲言。最后，一致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于1月14日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的准备。

开完了会议，林彪当即返回北平。在他离开部队期间，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发的《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改各野战军番号事》的电令，已于3月11日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其主要领导人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副参谋长曹祥仁，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后勤部第一部长周纯全、第二部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陈沂。

第四野战军下辖2个兵团、13个军、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纵队、2个炮兵师、1个步兵师、1个战车师、1个骑兵师、2个整训师及6个后勤分部和南下工作团。总兵力（不含第50军）约88万人。

其序列是：

第12兵团（原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沛然（解方）。

第13兵团（原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政治部主任刘道生。

第38军（原第一纵队）：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梁必业。辖步兵第112师、113师、114师、151师。

第39军（原第二纵队）：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辖步兵第115师、116师、117师、152师。

第40军（原第三纵队）：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辖步兵第118师、119师、120师、153师。

第41军（原第四纵队）：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辖步兵第121师、122师、123师、154师。

第42军（原第五纵队）：军长万毅，政治委员刘兴元。辖步兵第124师、125师、126师、155师。

第43军（原第六纵队）：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辖步兵第127师、128师、129师、156师。

第44军（原第七纵队）：军长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辖步兵第130师、131师、132师、157师。

第45军（原第八纵队）：军长黄永胜，政治委员邱会作。辖步兵第133师、134师、135师、158师。

第46军（原第九纵队）：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辖步兵第136师、137师、138师、159师。

第47军（原第十纵队）：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周赤萍。辖步兵第139师、140师、141师、160师。

第48军（原第十一纵队）：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麒。辖步兵第142师、143师、144师、161师。

第49军（原第十二纵队）：军长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辖步兵第145师、146师、147师、162师。

第50军（在长春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辖步兵第148师、149师、150师、167师。

特种兵司令部：司令员萧华，政治委员钟赤兵。辖炮兵第1师、第2师，战车师，高射炮指挥所，工兵指挥所。

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寿轩，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伟。辖第1、2、3、4支队。

直属部队：辖步兵第165师，骑兵师，整训第1、2师。

后勤部：辖第1、2、3、4、5、6分部。

南下工作团：总团长谭政，副总团长陶铸、邵式平。辖第1、2、3分团。[14]

在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野战军便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手中的战略机动力量。如何使用这支令敌人生畏的战略力量？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1948年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的《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电报中，就提出：“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长沙、常德、宝庆、衡州、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15]12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发给林彪、罗荣桓、高岗（时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电报中又明确提出：“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三部解决后，我全军应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以刘邓、陈粟两军出江南，以你们出湘鄂赣”。[16]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对第四野战军的任务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于3月17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野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发计划报告我们。”[17]

军令如山。这时，距中央规定的出发期限仅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尽管向南方进军的各种准备工作一直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但林彪、罗荣桓还是感到不很踏实。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为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甚感忧虑。

平津解放后，东野指战员们从去年辽沈战役开始就紧绷着的战斗神经，总算得以松弛下来，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也随之产生。在连队中，普遍存在着为了自身荣誉和前途才要求进步的现象。有的立过功入了党的战士说：“革命眼看就成功了，要很好的保持自己的荣誉，功上加功。”未立过功未入党或立功入党只占一种的战士反映：“和我一块参军的，人家当了干部入了党，我还是个落后兵，真没脸见人家。”还有的说：“我现在还不是党员，等打到南京再入党吧，不然革命成功后没脸见人。”一些落后战士担心的则是家里亲人无人照顾，想老婆，将来南下离家远，不能通信等等，有的说：“中国革命成功了，还要打到美国去。”害怕吃苦的说：“中国从北边到南边，坐飞机还得十天哪！”“将来过江什么都不怕，就是走路抗不了。”存有侥幸心理的说：“北平敌人这么多都投降了，将来过江，解放军五大战场的军队集合起来，我看也不用打，即便打，这么多的队伍，偏偏就用着咱这个军这个师这个团吗？”至于那些先后补充进来的俘虏成分，较好的是为国民党抓去当兵不久，来我军后受到争取教育的感动，愿求进步，老兵则想回家，不好争取。据一纵统计，自1月15日到2月10日的25天中，部队逃亡450人，其中天津俘虏成分占60％，沈阳的俘虏占27％。

营连排级干部们的思想状态也相当复杂，主要表现在：一是回家思想。平津解放后，几乎所有基层干部都有了回家看看的念头，有些人离家近，就说：“我一定要回家看看，上级叫回去也回去，不叫回去也回去”，“回家看看，就是过江也甘心了”。有的干部因家境凄惨，无人照顾，急着回家尽孝道，如152师一位组织干事，因十年没和家庭通信，地方政府怀疑他当了汉奸，致使他母亲流离失所，常年讨饭为生，该干事回家后情绪低落，迟迟不愿归队。475团侦察股长田发春的老母亲也在老家要饭吃，田股长思亲心切，一激动就说：“下江南谁愿去就去，反正我一到济南就回家去。”还有的大龄干部想回家娶亲结婚，或想接老婆到部队来。

二是对战争厌倦的思想。部分人表现贪生怕死，苟且偷安，如说：“胜利快到了，打仗畏缩一下就过去了，就怕死在胜利这边，过不到胜利那边。”一些人对和平存有侥幸心理，对和平的认识缺乏阶级立场，认为毛主席的八项条件太高，惩办战犯一条可以不公开提出，认为蒋介石是诚心想和的，不然，他为什么下野呢，尤其惩办战犯一条，使人家办不到。另外，则表现在普遍怕苦，如说只要不走路，到美国去都可以，还说十年内战，八年全面抗战，三年解放战争都是苦，将来还是苦。大多数干部认为南方太热，受不了，水太多，怕淹死。476团一名副连长说：“在冀热察涨水时，可以上山，南方是一片大平原，涨水往哪里跑啊！”还有一种心理是怕打美国，战争无限期延长下去，有人问：“中国革命成功后，用不用再打外国？”“战争没头，蒋介石快完蛋，三次世界大战可能要打起来。”“美帝帮助蒋介石赔了本，将来会出兵捞本。”更有人认为一年左右打败敌人，从时间上说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统治地区尚大，长江阻隔，四川天险，路途又远，而且还有台湾可守。

三是个人前途问题。不少干部都在考虑，战争以后，自己作什么呢？尤其是年纪大、身体差的更发愁。有的人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将来不好工作；认为老干部无前途，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怕打残废后被精简，推了磨杀驴。如477团3连政治指导员说：“我一定革命到底，但要和毛主席订公约，他不能不要我，我也不许不干！”159师粮秣科长说：“胜利后自己的职业怎办，是否会有饭碗子？”

四是享乐思想。有的说，胜利快到了，应当吃好点，打仗牺牲了享不到革命胜利的福。许多干部要求改行，强调自己身体不好，工作能力弱，要求到地方上或后勤部门工作。一些人相互攀比，产生平均主义思想，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上级坐小汽车，接老婆，他们再不会说两句漂亮话还得了！”“咱们干了许多年了，现在还没有理发员、司号员的津贴多哪！”“革命几年还不如工人吃得好穿得好呢！”“我们的团首长都有老婆，当然不想家了”，等等。

关于以上各种思想的反映，九纵159师475团曾做过一个统计：

全团连以上干部97人。

想回家看看的 | 34人
胜利后退伍的 | 5人
想找老婆的 | 19人
想接老婆的 | 5人
提出干不了的 | 3人
要改行的 | 3人
怕到江南的 | 6人
企图开小差的 | 2人
想自杀的 | 1人
认为自己无前途的 | 7人
怕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 6人
怕复员的 | 3人
强调身体不好的 | 7人  [18]

针对上述不正确的情绪和认识，各部队根据四野总部的统一部署，利用2、3月间整训时机，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时事教育活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元旦献词和八项和平条件两大文告，着重宣传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半途而废的思想，宣传敌人抵抗无诚意投降与反动势力必需斩草除根，宣传只有战斗精神的饱满与积极准备战斗，方可迅速消灭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并联系部队思想实际与不良现象展开检讨与批判工作，克服和平松弛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同时为了将全体指战员的精神意志“引向南方，引向战斗”，各部队把许多人提出的结婚问题（干部要求放宽结婚条件，战士要求请假回家结婚）、休养问题、改换工作等等问题均予搁置，采取了“必需放宽者亦暂不放宽”的严厉政策。经过这些措施与教育之后，各种“有损斗志”且“潜滋暗长”的想法得到了及时纠正，部队基层干部战士“南下思想已完全打通”。[19]

那么，四野高级指挥员们的思想状态如何呢？这正是林彪、罗荣桓放心不下的问题。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加上部队进城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高级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在1948年11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但由于当时忙着入关作战，没有时间着手进行，而北平解放后，尤其是大军南下在即，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势必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在林彪、罗荣桓的工作日程表上，还排着另外一件大事：迎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为此，林彪、罗荣桓事先就指示后勤部做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3月20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21日，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又找来沿途第四野战军驻区里的部队首长，当面交代任务，确定由连以上干部执勤、设哨，派部队控制制高点、交叉路口，距公路三四百米设隐蔽岗哨，停止电报电话通信等。罗荣桓说：“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23日，你们要把执行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主要首长签名，派作战处长亲自送来。”[20]

如此慎重、周到的安排，结果自然是万无一失。3月25日，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安全抵达北平。当天下午，林彪、罗荣桓等人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阅兵，检阅了战功卓著的第41军等部队。这次检阅极大地振奋鼓舞了四野将士，收到了平日一般政治教育活动所难以达到的效果。时任41军政治委员的莫文骅同志回忆说：“（受阅）部队返回驻地后，干部战士自动讨论起来。胸前佩戴毛泽东奖章的英雄们，发言非常热烈。他们说：‘我们戴上毛泽东奖章就很光荣，今天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还给我们还礼，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回答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那些炊事员、饲养员更是万分激动。361团有个炊事员，家里祖孙三辈都是做饭的，他爷爷给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的部队做饭，爸爸给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的一个团长做饭，他在我们9连当炊事员。他说：‘旧社会，做饭养马，都是下三烂的差使，谁瞧得起咱？今天，毛主席来检阅咱，咱真光荣啊！’122师有个叫张二喜的解放战士，进北平前才换上我们的军装，接受毛主席检阅后，他高兴得前言不搭后语地唠叨：‘在国民党军队当兵五年，没见过师长的面，这才几天，就见着人民的领袖了。’细心的战士们，还谈了我们当时并没注意的一些细节，军里的警卫员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和咱们一样，穿着灰布军装，毛主席的大衣领都磨坏了。真是人民的领袖和人民同甘苦啊！’司机说：‘主席的大衣上还有补丁呐，那布鞋和咱们的一样，咱们有时还因为装备不好，发个小牢骚，真不应该！’”[21]

办完了迎接中共中央进京这件大事，林彪、罗荣桓总算可以腾出手来。他们决定拿出一周左右的时间，集中精力开好四野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3月27日，会议正式开始。林彪传达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及有关文件，并做了一篇长长的、题为《论团结》的报告。在报告中，林彪首先回顾了我党的历史和东北野战军的历史，开门见山地指出：“事实证明，胜利的关键就在于团结不团结，团结就能胜利，不团结就不能胜利。”

然后，他话锋一转，直入主题：“当前我们部队的各军师、团、营、连，凡是领导上团结的，他们的力量就大，工作就好；凡是大家闹问题，彼此怄气，你‘进攻’我‘防御’，就一定搞不好。反过来说，凡是工作搞得好的部队，一定是干部团结，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凡是工作搞不好的部队，不是因为干部能力弱，而是因为‘进攻防御’分散了精力。因此，任何人都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只要把部队工作搞好，那你就到哪里也吃得开，你就高明了；如果你们自己‘打内战’，工作就搞不好，仗就打不好，那就是你不高明，你在友军、群众、总部面前就吃不开，你在下级面前就没有威信。军队是战斗的组织，尤其是要团结，队伍愈大，越加需要团结。”

林彪接着指出：“要团结，当然要依靠许许多多的因素，但今天我要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毛主席在报告的结尾中，提到的反对骄傲，提倡谦虚；一是毛主席在结论中着重讲到的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委制，提倡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包办。如果我们这次会议，能把这两个问题搞通了，那就可以说，我们这次会议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如同过去的双城会议在军事上解决了突破问题，哈尔滨会议解决了纵深战斗问题，东北局七七会议解决了发动群众问题一样。所以团结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之一，我们应当抓紧，在全党今后行动中求得贯彻，求得切切实实的效果。”

林彪在剖析部队中各种骄傲现象及其危害时指出：“毛主席讲的骄傲问题，是我们部队中很普遍的、经常的、千百次反复发生的问题，连、营、团、师、军，差不多常常发生（不是说每一单位都有）骄傲现象，缺乏谦虚态度，使干部彼此之间不能同心协力，不能愉快干工作，工作的力量是互相对消了。他搞那件事，你不出力，你搞这件事，他不出力，结果整个工作都搞不出名堂，这是非常有害的。因为有中央和上级领导，所以骄傲不是一个系统的一贯的问题，而是在个别问题上，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在事务性的问题上，常常发生，或者是由于整个形势胜利而骄傲，或者是由于三人五人中他的能力比较强一些而骄傲，或者是三人五人中他比较多做了一些工作而骄傲，或者是因看到人家某一方面有缺点而骄傲。这种骄傲表现在对人家的意见不尊重、抹煞、不加考虑，不很好去拥护对的东西；这种骄傲表现在做工作不同人家商量，自己一意孤行；这种骄傲表现在日常生活上什么地方都要比别人优越；这种骄傲表现在态度上语言上得意洋洋，盛气凌人；这种骄傲常常是只吹自己而抹煞人家的作用，抹煞人家的功绩，不能够很好的批评自己的缺点，也就不能很容易承认人家的长处。这种骄傲对上级表现不尊重，上下级之间没有法定的正常的关系，对于同志对于同级对于下级，听不进正确的建议。这种骄傲在思想基础上，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只看到个人的作用很大，而没有看到上下级和同级的作用，目空一切，只装着一个‘我’，只看到自己的鼻子。特别是在今天胜利的形势下，我们自己如不警惕，如以功臣自居，就最容易产生骄傲，特别是我们东北野战军值得警惕，我们解放了东北，打下了平津，人民拥护我们，阶级敌人怕我们，捧我们的场，所以现在已经发生某些骄傲的现象了，可以嗅到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气味了。今后我们要加强视觉嗅觉，发现了骄傲的嗅味，就要进行斗争，克服掉它。”

林彪说：“我们过去打了胜仗，有功绩，起了作用，不承认这些是不对的，但是满足过去或作过高的估计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功绩到底多大呢？我们要很好的比较一下，把已做的和未做的比较一下，和自己以外的人民、友军、上下级的功绩比较一下，不要把历史的大家的功绩都放到自己的身上。如果看不到人民、友军、上下级的功绩，那就是‘五官不全’，是极端错误的。我们之所以胜利，首先应看到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特别应看到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决定胜利的环节。”

随后，林彪列举了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以来历次关键时刻所作出的一系列非凡决策，得出结论说：“现在我们固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这才不过是序幕，我们才只为整个革命事业打下了基础，在这基础上还要努力，不要满足于现状。要看到将来，要看到各方面的作用，这样我们才不会骄傲，才能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前进的作风，才能保持党内团结一致。”

在谈到反对个人包办、提倡集体领导问题时，林彪强调：“把问题摆在桌子上来商量，不要放在口袋里不让人家知道，但也不是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摆到桌子上来，都要采取报告、发言、结论等一套呆板方式，而是采取商量办法，连、营、团、师、军的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主任、参谋长要经常商量问题，但商量问题不在乎形式主义的很多人，每次只要有三五个人，商量二十分钟半小时或一小时就行，这样又节省时间，又能很自然的把问题讲出来，把意见集中起来。把问题神秘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大家不知道就齐不了心，就做不好。人民看你是英雄，那才是真英雄。我们要把集体领导的工作方式一直贯彻到连队支部中去，这是人民军队和别的军队不同之点。支部即是积极分子的组织，通过这个组织才能办好事情，所以支部也要常常找积极分子商量事情，才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我们要使每个连长政指都善于采用这个方式，办指导员训练班，也要训练这一条。只要是集体领导，那即是诸葛亮的领导，那里有集体领导，那里即有诸葛亮，小聪明的人是没有政治上的聪明的，那是没有用的，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以共产党人观点来看，一个人是不能成为诸葛亮的，天生的诸葛亮也是没有的，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要把大家当做诸葛亮，大家商量问题，那么我们每个连队就都可以有诸葛亮，就能把事情办好了。”

林彪进一步指出：“只有反对骄傲，提倡谦虚，反对个人包办，提倡集体领导，我们才能团结得更好，工作得更好。但是团结是不是一团和气呢？不是的！它里面是包含矛盾成分的。那矛盾的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矛盾，为了团结而斗争，从团结出发而进行斗争，以达到团结。团结和斗争也不是半斤八两的，不是并重的，而是团结放在第一，斗争服从团结，这和对敌对阶级进行斗争有本质上的差别。但要进行斗争的问题，是有关整个革命利益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政策上、原则上、方针上的问题。如果在政策、原则、方针上错了，那就不能无原则的拥护，不能无原则的团结，因为那样实际上是破坏团结的，是会使革命失败的。对不正确的东西一定要斗争，迁就是机会主义，在这种时候团结的办法就是斗争，斗争的目的还是为着团结。对不正确的要进行斗争，对正确的应该拥护，是不能含糊的，是要有明确的政治态度的。并且对正确的要言行一致的拥护，过去有的人表面上拥护，心里想另外的问题，或者是故意曲解，那是不对的！如果对错的东西你也去拥护，那就是没有原则性。例如打仗，这仗该打的他不打，不该打的他偏去打，但你去拥护了他，这就是你错了，这就不是团结的态度，也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像这些较大的问题，一定要有原则的负责的态度。另外，我们对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东西，事务性的东西，又可这样又可那样的东西，是可以妥协的，是可互相让步的。但如果长期在没有原则的事情上捣乱，成为一系列的一贯性的东西，也需要进行斗争，也不能迁就。但是通常在这些小问题上应该互相迁就一点。例如旅次行军早一点出发，或稍晚一点出发；行军的路程长一点或稍短一点，平时在一般的小问题上都可迁就，都应互相尊重、支持、让步，不要拆人家的台，这次你拆别人的台，下次人家也会拆你的台。中国有句老话：‘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就是这个道理。同志间如果有人摆出‘惟我独尊’的架子，人家是不会满意的，人家也不会去尊重他。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党的战斗力就会加强，工作效果就会提高。我们内部真正在大的方针上原则上是没有什么争论的，而往往是为了些小的问题弄得互相摩擦，那是没有阶级觉悟的表现，是不懂得要人尊重的最好办法便是尊重人家。今后大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不要互相拆台，才能把事情搞好。”

林彪最后指出：“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要打仗、要发动群众、要管理城市、要巩固部队、要练兵。但一切工作都要通过干部去做，而干部的问题首先就是团结问题。团结的最好办法，一是彼此都很谦虚，不是张牙舞爪的骄傲；再是各单位的领导人要常常会商，凡是对的，大家就要赞成，就要互相撑腰，互相尊重，那么力量就大了”。[22]

3月29日，罗荣桓政委在会上作《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

接着，罗荣桓结合东北解放战争历史中的经验教训，尖锐批评了各种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他说：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1947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3 000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经过1947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罗荣桓进一步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指出：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账，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23]，戈尔洛夫有党性，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24]

林彪、罗荣桓的报告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进措施，使与会的高级干部们深受触动与教育。在随后几天的学习讨论中，大家对照林彪、罗荣桓的讲话精神，联系个人和部队工作实际，深刻地检讨了自己以往在工作中的各种失误、问题及思想根源，开诚布公地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普遍感到收获很大，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第四野战军关于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决议》。《决议》着重强调：

第一、全军干部首先是团以上各级领导干部，应按级分组，利用南下空隙，学习二中全会决议，学习接管城市与农村的各种政策，从领导上打下统一的思想基础，并从而准备条件，使全军有可能由战斗队同时变成为工作队，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我们要求：每个兵团能担负一个省的工作，每个军能担负接管三四十万人口的城市，每个师能担负一个专员区的工作，每个团能担负一个县的工作。而且兵团、军、师三级必须准备抽调成套的干部，建立新的军区、军分区及地方武装。

第二、检讨与健全党委制度，首先要求各级党委同志间的亲密团结，这是树立统一集中领导的重要关键。凡有关政策及原则性的问题，必须提交党委讨论，并在提出讨论以前，善于互相交换意见，使彼此了解情况，区别是否轻重，打通思想，以便在开会讨论前，易于求得共同意见，共同语言，作出决定。决定一经成立后，不论党委委员间的分工如何，必须共同支持，贯彻执行。这样才会有坚强统一的集体领导。对于重大问题，采取独断专行，个人包办，不乐意听取不同的以至反对的意见，或对于原则问题，采取模棱两可的不负责任的自由主义态度，明明有不同的意见，既不向党委同志谈，又不在党委会议上提出，而背后各执一套，各行其是，作“黑市生意”，互相攻击，互相拆台，这是党性不纯，违反统一集中的严重错误，必须坚决反对。

第三、转变“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与粗枝大叶的作风，要学习全面的总结自己的经验，接受新的事物。而不应满足于零乱罗列现象，或孤立看待问题的领导方法，这就不能搞好与提高统一集中的领导。因此要求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理论学习当作经常的重要任务，并与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尤其在今天这样胜利形势与新而大的工作局面下，这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我们就始终不能有高明而正确的领导。

第四、力戒骄傲自满和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这种情绪是妨碍团结，妨碍进步的。对于革命有非常大的危害。由于我们不断取得胜利，与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这种情绪更容易生长。全军必须高度警惕，兢兢业业力求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成绩更大些。应该号召全军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对于那些斤斤计较过去的功绩，夸大个人成就，固步自封的人，必须进行教育与斗争。东北野战军曾由于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在实践中认真的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揭发缺点错误，而取得了进步。今天只有全党全军更自觉的掌握运用这一武器，一切倒退落后的思想才会被战胜，伟大光荣的任务才能圆满的完成。[25]

在即将踏上新征程的历史转折时刻而召开的四野高干会议，意义极其重大。后来编写四野战史的同志们对此评价道：“总之，这次会议对于统一认识、贯彻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起了重大作用，为进军江南，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26]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1月印。

[2]　安春山：《退守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前后》，载《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86页。

[3]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页。

[4]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第460～461页，第435～436页，第449页。

[5]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第460～461页，第435～436页，第449页。

[6]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载《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292页。

[7]　四野前委：《第四野战军三、四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5月1日。

[8]　莫文骅著：《回忆解放北平前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6页，第81～82页。

[9]　指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0]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第460～461页，第435～436页，第449页。

[11]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0～451页，第460～461页，第435～436页，第449页。

[12]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384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4]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47页，第454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18]　四野司令部：《平津解放后的部队思想情况》。

[19]　四野前委：《第四野战军三、四月份综合报告》，1949年5月1日。

[20]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

[21]　莫文骅著：《回忆解放北平前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6页，第81～82页。

[22]　《东北局、华中局军区、中南局军区及第四野战军首长报告文件汇集》。

[23]　苏联剧本《前线》中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

[24]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97～499页。

[25]　《第四野战军关于反无组织无纪律状态的决议》，1949年4月1日。

[2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42～447页，第454页。

第2章　四野准备南下

国共开始北平和谈——蒋介石企图卷土重来——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二野、三野整装待发——四野加紧南下的各项准备——涉及方方面面的粮草、运输、卫生、经费问题——中央和各解放区的支持——蒋介石抢运金银物资——李宗仁呼吁美援碰壁——崩溃前夕的国民党众生相——毛泽东指示要“把军队变成工作队”——四野调整编制，充实力量——林彪、罗荣桓下达南下命令

就在四野召开高干会议期间，举世瞩目的北平和平谈判也开始了。1949年3月26日这一天，刚刚迁进北平的中共中央通过广播电台，正式通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齐燕铭为秘书长，并特别声明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提的八条为基础，要求国民党政府代表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于4月1日到北平开始谈判。

为什么在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全国解放的大局已定之际，中国共产党同意举行这次和谈呢？周恩来同志在谈判期间对部分民主人士所作的一次报告，对此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1]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立场，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为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着想，仁至义尽，大公无私，充分代表了人民大众希望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的根本愿望。

然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他们对待这次和谈，是没有诚意可言的。他们之间尽管矛盾重重，打算各异，但有一个目的却是共同的，即千方百计阻止解放军过江，以便拖延时日，渡过危机。蒋介石下台前三天，已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苏浙皖及赣东地区的军事，积极布置湖口至上海的长江防务。同时又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在这样的布置之下，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下野，实际上仍能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在幕后操纵一切。离开南京前，蒋介石对陪他一起谒中山陵的几个高级军政人员说：“今天我们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但是只要我们知耻，发奋图强，前途还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我们还有长江以南及西南广大地区，比在黄埔革命时的基础好得多。希望大家发扬黄埔革命精神，团结起来，一定可以转败为胜。”[2]

此时此刻，踏上“代总统”宝座的桂系领袖李宗仁，深知蒋介石留给他的是一堆不可收拾的乱摊子。他回忆当年的窘境时这样写道：“蒋先生去后，我立刻感到国家兴亡的千钧重担已压在我的肩头。我继任总统的最大任务是与共产党讲和。但是我们的主力已被摧毁，在这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共产党愿意和我们停战讲和吗？试问在北伐期间，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屡败之余，要求我们停战讲和，组织联合政府，或划疆而治，我们肯不肯呢？再说，我们如与共产党易地而处，我们愿不愿意停战讲和呢？”“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然后希望友邦美国改变政策，助我安定金融，稳定民心军心。必先具有可战的力量，才有与共产党言和之望，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何况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而中共锐气方盛，一江之隔，又安能阻其南犯。再退一步说，纵使长江可守，美国政府又是否会改变政策，大量援助呢？没有美援，则纵把长江守住亦属徒然。后顾前瞻，在在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3]

在李宗仁看来，最重要也是最起码的一步就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因此，从1949年1月21日上台伊始，他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1月23日，他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并说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27日和28日，中共方面由叶剑英同志出面，在西郊颐和园连续接见了黄启汉、刘仲华，并把同他们谈话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黄启汉回到南京向李宗仁作了详细汇报。李很高兴，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但他问及关于他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时，黄启汉答：“这个问题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李宗仁听了有些失望。黄启汉说：“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是不合情理的，叶参谋长不当面驳斥我们，已经是很客气的了。”接着，黄启汉请李宗仁认真考虑叶剑英的话，如全面和谈不成，我们自己（指桂系）要有个打算。李宗仁说，现在先力争全面和谈，且不考虑别的。[4]

经过一番谋划，李宗仁又迈出了第二步。2月初，南京政府委派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申报》形容这四位七旬老人的此行使命是“为和谈敲门”。2月14日，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林彪等在北平接待：“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抵达北平后，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叶剑英等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5]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林彪在北平多次宴请代表团成员并作深谈，气氛之好，言谈之诚，令他们备感快慰。20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个大型招待宴会上，林彪致辞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6]

为了表示我党的诚意，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颜惠庆等，并在24日的非正式谈判中与他们达成八点秘密协定。颜惠庆等回到南京，把上述协定交给李宗仁后，返回上海。在上海机场，颜惠庆发表谈话：“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政府和共产党双方也都希望和平，现在和平之门已开，虽然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和平代表团此行任务已了，今后和谈进行，当由政府与共产党双方开会商讨。”[7]

随后，李宗仁拿出了一个和谈代表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后又增加刘斐）。对此，中共中央没有表示异议。于是，国民党政府就在由何应钦刚刚组阁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正式通过。

曾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此时已经辞职赋闲的刘斐，本来不愿意接受这项使命，但经不住李宗仁、白崇禧的再三劝说。3月间，在南京的一次密谈中，李宗仁眉飞色舞地说起他主和有三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全国人民要和，立法院多数委员主张和；司徒雷登表示美国方面会支持他来和，美国人的态度对局势会有很重大的影响；蒋介石也表示不妨碍他搞和谈。

刘斐当面不客气地反驳了后两个条件，说：“主要是仗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宗仁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刘斐说：“若还不行怎么办呢？”

“那以后再说嘛！”李宗仁说：“你的看法呢？”

刘斐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宗仁说：“我有决心！”

刘斐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宗仁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8]

可见，李宗仁、白崇禧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进而造成南北朝的局面。蒋介石却比他们要清醒得多。积二十多年反革命的经验，蒋介石深知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的含义，共产党是一定要过江的。3月25日，蒋介石在溪口接见嫡系将领、当年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关麟征，对他们大发感慨道：“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精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末了，他指示宋希濂：“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9]

没过几天，张治中到溪口向蒋介石汇报和谈腹案。分手时刻，蒋经国对与张同行的屈武说：“文白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我看他会死无葬身之地！”[10]蒋氏父子对国共和谈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毛泽东抽暇分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10日，当毛泽东接见黄绍竑、刘斐时，刘斐乘机进言：“蒋介石打不下去，让李宗仁出来求和。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对这位湖南老乡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接着又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并扳着指头对刘斐、黄绍竑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他踱了几步后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正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11]

事实正是如此。本来，按照中共中央军委原定计划，人民解放军是准备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领导下，已经做好了渡江作战和进军江南的准备。但是，当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后，中共中央军委为配合谈判，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遂放弃了3月底渡江作战的最好时机，并要求总前委的电台与中共中央军委的电台从4月1日起，“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

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12]

4月11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13]他解释推迟渡江的理由是：现在南京的主和派正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我军在协定公布后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他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因此，毛泽东要求总前委：“总之，四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14]

就这样，为了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渡江军事行动一再推迟。但是渡江的准备工作，却一天也没有停止。从3月下旬到渡江前，二野、三野各部队根据总前委的命令，除继续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和政策纪律教育，筹集船只、选调船工，开展以横渡长江为重点的技术战术训练，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支前等一系列战前准备工作外，还相继派出侦察分队，对预定渡江地段实施战役战术侦察。中共江南地下组织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国民党军《长江布防图》等重要情报，为制定和修改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与此同时，各部队动用一部兵力，分别拔除了敌军在长江北岸设下的20多个据点，我军歼敌6 000多人，从而进一步控制了北岸渡口和长江航道，为渡江作战开辟了前进基地。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修改制定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上报给中共中央军委。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此举，意味着渡江战役已是万事俱备，只待中央一声令下。

长江边上的二野、三野百万雄师整装待发，远在平津大地的四野大军也在争分夺秒，加紧完成向南方进军的准备工作。

对于第四野战军来说，南下作战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课题，也是一项极其困难的艰巨使命。正如朱德总司令在对四野高级干部的报告中所说：“我军此次有二百万以上大军渡江，南下作战，你们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你们负有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但我军南下作战时有有利与不利的两方面。（一）有很好的条件：1．我兵力强大。士气旺盛。敌人力量弱小，且士气沮丧，又不团结。2．有二万万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解放区已伸延到江边。3．江南广大群众渴望我们解放，只要我们的政策不犯错误，群众是拥护我们的，且他们有过大革命及土地革命运动的经验。4．有江南游击部队的配合（现江南共有五万余游击部队）。（二）还有一些困难：1．我军因要深入敌区，远离后方，运输供应比以前要困难得多。2．南方多山、河、水田、湖泊，北方部队一般缺乏在此种地形上作战的经验。3．我军都是北方部队，要去南方作战，南方的生活习惯，北方人过不惯，且容易发生疟疾、中暑、脚气、疥疮等疾病，此外还会有留念家乡、保命偏安的情绪发生。最后，我军因不断胜利，部队中可能有部分人存在骄气，过于轻视敌人。可是敌人虽弱，但还要最后挣扎的。”[15]

朱总司令提出的这些问题，同样是毛泽东和四野领导人考虑已久的大事情。实际上，当平津战役尚在进行之际，涉及方方面面的南下准备工作便已纳入中共中央军委的通盘筹划之中，并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部署。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四野近百万大军的供给问题。当时，随着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和我军队伍的不断壮大，全军供给工作产生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其特点是：1．由分散逐渐走到统一的供给；2．由后方供给走到新区的就地筹集；3．由各区不同标准走到统一的标准；4．由一个区供给发展到几个区的配合供给；5．由全面战时供给转到部分后方地区的平时供给。[16]这些特点，在入关作战并且将要继续南下的四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必须未雨绸缪，妥善安排。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的供给问题致电东北局、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后勤部长李富春，东野首长林、罗、刘，华北局：

“我们预计东北部队进入平津地区作战两个月休整两个月，休整后的行动又一个月，总计为五个月。关于供给布署，东北计划三个月，华北计划一月半，并准备半个月，共为五个月。此数与预计相符合，但经我们研究，尚有数事特提出：

（一）华北所计划与准备的二个月供给，仅系主要部分，没有经费、盐、肉、菜四项。此二个月的经费及盐亦应由东北供给，肉和盐干菜（菜盐主要就地购买），华北应筹供若干，不足数由东北解决。

（二）五个月供应计划内俘虏兵未列入，估计这一战役可能有俘虏三十万人左右，供应数量不小，望东北华北早为准备。

（三）烧柴马草均差，远途输送劳民伤财，只能由前方组织就地采买供应。

（四）估计大军云集，为时四五个月，凡须就地购买的食用品，可能涨价，这一方面应由地方工商部门妥为调剂。另一方面军队所需之办公用品及日用品应由东北工商部门有组织地随军输送，卖给部队，同时东北在经费之供应上亦应预为准备。

（五）五个月的供应，依现在计划看，只感不够，并无多余可资机动。如果调度不好，则可能发生供应不上的困难。望林罗刘随时指示与检查此一工作，并与东北华北两军区后勤部密取联络。”[17]

军委的这一指示，确定了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合力供应东北野战军的体制及关系，并就今后五个月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基本措施，对于统一有关方面的思想认识，协调和落实工作部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了做好平津战役的支前工作，我在12月30日华北局常委会上强调：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应以支前、打下平津为中心。对于南下解放平津的第四野战军部队，‘好话要多说几句，好事实事要多做几回；坏话一句不说，坏事一件不做’。凡是平津战役需要的，不要怕花钱，凡是东北部队要求的，要尽可能给予满足，痛快解决问题。要求华北局的领导干部，组织上要反对山头主义，思想上要反对经验主义。不能把中央给的任务看成是负担，要有自觉性，而且是高水平的自觉性。要毫不含糊地把支援平津战役看成是我们分内的事。凡与东北、中原、西北打交道的电报，都要亲自看，应该做的事力求做到，否则就是失职。”[18]作为主持实际工作的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同志的提醒是及时和必要的。

平津战役规模空前，后勤供应数量也极其庞大。战役发起前，华北局已经在冀中、冀南、北岳、渤海等地区筹集粮秣3亿公斤、柴草4亿公斤以及其他大量物资，战役发起后，又根据东北野战军入关人数及所需供给，制定了两个月供应计划，其中包括粮食5 400万公斤、油140万公斤、马料3 360万公斤、柴草7 000万公斤。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则承担了供应4个月的粮食、干菜，3个月的油、肉，5个月的汽油等等。东北、华北两区筹集准备的这些物资，在四野后勤部的统一指挥、调配下，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及时保证了平津战役期间及战后一段时间四野近百万大军的需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随着四野南下任务的确立，筹集粮草、保证大军沿途供应又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按照中央的指示，这项任务由东北、华北和中原三方共同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则主要依靠华北局。1949年2月10日，东北野战军后勤部部长周纯全、第二部长李聚奎与华北军区派驻代表罗玉川、封永顺，向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参谋长赵尔陆呈交了一份《对东总部队粮秣供应情况、计划及南下沿途粮草准备的报告》。“报告”以大量的统计数字对前一个阶段供应情况做了总结，对下一步的南下行军粮秣问题提出了初步估算和解决方案：

1．东总部队按100万人，14万匹牲口一个月时间约计需：米5 000万斤，料3 000万斤，草4 500万斤。

2．其布置原则分平大路，津浦路，平汉路三线，所需粮料草均按：平大路55％，津浦路5％，平汉路40％，各线每隔70里设草供应站，囤一天的马草，每隔200里设一粮料供应站，囤放三天的粮料，并以平大路之霸县，津浦路之沧县，平汉线之高碑店为起点即第一站（囤三天粮料一天的草）。[19]

这份报告立即得到了东野总部和华北军区首长的批准。随后，东野后勤部与华北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了通盘研究，并派出人员来到开进途经的各地区，提前把各部队开进的路线、人数、时间以及所需供给等情况通报给当地党政机关，会商解决方案。2月24日，聂荣臻、薄一波、赵尔陆致电华北军区所辖各区党委、军区后勤部，并报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后勤部、中央军委，就东野部队南下粮站设立问题，具体布置如下：

（一）平汉线按二十万人，二万八千匹马，循平汉线向郑州前进。请察哈尔负责在高碑店、望都、正定设大站，在徐水设小站。请冀中在窑村、定县、新乐设小站，请太行负责在东镇、邯郸、宜沟镇设大站，在石家庄南之赵村、大陈庄、官庄、沙河、磁县大韩集、张黔县许花妈设小站，所有大站各存三天粮料（粮一百一十万斤，料六十八万斤），一天的柴草（柴六十万斤，草三十四万斤），各小站存一天的柴草（数目同上）。

（二）平汉线东侧按二十万人，二万八千匹马，循张登、南和向延津前进。请冀中负责在固安、张登、木连城（梅花镇北）设大站，在新城、三台、安国、深泽设小站，请冀南负责在南和临潼设大站，在固城店、南世、永年吕村集、井店集设小站，所有大站各存三天粮料（粮一百一十万斤，料六十八万）一天的柴草（柴六十万斤，草三十四万斤），各小站存一天柴草（数目同上）。

（三）平大线按五十五万人，七万七千匹马，循新镇衡水、濮阳向长垣前进。请冀中在新镇、河间设大站，在任邱、献县、武强设小站，请冀南负责在衡水、威县南清店设大站，在恩关、七级河、北辛庄、大名设小站，大站各存三天粮料（粮三百万斤，料一百八十五万斤）一天的柴草（柴一百六十五万斤，草九十三万斤），小站各存一天的柴草（数目同上）。

（四）津浦线按五万人，七千匹马，循津浦线前进。请冀中负责在沧县存粮二百三十万斤，料十六万斤，草九万斤，柴十五万斤，在薛家窝存草九万斤，柴十五万斤。

（五）冀鲁豫负责在黄河北之阳武、滑县牛市屯、延津瓦堡集、封邱、濮阳、老岸镇、长垣等地区共准备七天粮秣，计粮一千二百万斤，料七百五十万斤，草一千二百万斤，柴二千万斤，油盐各三十万斤，存各点若干由冀鲁豫提出意见报来。

（六）细粮尽量按存粮数百分之十五准备，柴草基本上就地筹备，但衔接地区之柴草，两行署应互相协同足数解决，以上粮秣即凭东北粮票拨付，事后由各行署汇集向华北报缴。

（七）冀中，察哈尔区限三月十日前完成，冀南，太行，冀鲁豫区限三月十五日前完成，以免影响春耕，各站位置应注意便利汽车大车进出。……[20]

在华北区各级党和政府的具体领导下，上述任务很快落实。全区总共筹集粮食2 920万公斤，马料1 147万公斤，马草1 665万公斤，烧柴2 883万公斤，以及大批副食品，分别囤积在平汉路、平大路、津浦路两侧的指定地点，每一处都设立了粮食、菜、柴草供应站，以保证部队能够随时随地取得主、副食品供应。野战军后勤部还自行筹备了部分粮秣，运送1 000万公斤食盐、825万公斤东北豆饼至郑州、漯河一带，以备不时之需。这样，至3月中旬，东野南下初期所需的粮秣供应已经安排就绪。

与此同时，针对南方的气候、地理特点，东野供给部除提前发放夏季服装外，还增发全军每人布、胶鞋各一双，补充各部衬衣、米袋、挂包、绑腿、茶缸等。营以上干部发雨衣一件，连以下人员发纱布5尺，每排发放哨雨衣一件。另外，野战军供给部与1分部订制的965 000顶斗笠，连同华北人民政府慰劳东野全军的100万斤猪肉、500万盒纸烟、100万条毛巾，均于南下前陆续分发部队。[21]

与供应工作密切相关的是交通运输问题。平津战役前，华北地区的铁路被敌人破坏得相当严重，大部陷于瘫痪状态，因此，汽车成了主要运输工具。1948年12月东野后勤部运输部成立时，有汽1、汽3、汽5共3个团，600台车，2 000余名干部战士。整个战役期间，汽车部队来往奔波于秦皇岛与平、津之间，出色完成了供应10个纵队主要作战物资的运输工作。但是在未来南下作战中，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现有的汽车运输力量显然不敷使用。为此，东野后勤部利用在天津休整的机会，想方设法充实这支力量。首先是在平津招收700余名学生转送东北汽车学校学习，然后又训练了500多名新解放过来的司机。接着东北解放区送来新车800台、500余名汽车学校毕业学生，冀热辽拨来70余台车和半个团的架子，运输部利用这些新的力量，充实了原有的1、3、5团，新组建了第4团。其次是加强材料处、燃料处的工作，多方收集、订购汽车材料，保证配件的及时供给，进行车辆和油桶修理，并在天津、新河、洛阳、郑州、漯河等地建立了油库。经过以上准备，汽车部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担负短途或不通火车路段的运输能力大为增强。

当然，运送武器弹药等大宗军用物资还得依靠铁路。平津战役后，东北野战军在山海关、秦皇岛、唐山、丰台、天津一带储存了3 681个车皮的弹药，需要提前南运至华中。为此，东野后勤部同华北铁路局事先签订联运合同，下达联合命令，制定了整装、整卸、整列发出、整列返回及禁止中途卸车、挂车、扣车和无故停车等规章。并召开有关铁路、政府支前司令部联席会议，商定各项供应规定和运输工具统一使用的具体办法。2月间，东野后勤部先后在济南设立办事处，在天津设立留守处，在郑州设立了军运办事处，从而形成了由天津经济南、徐州、郑州，最后到河南信阳的铁路运输基干线。在保证交通运输方面，勤劳朴实的河北、河南人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华北公路局领导下，工人和民工们在3月底就完成了平汉、平大、津浦三大公路干线的抢修恢复工作。由东野铁纵、铁路员工和民工等248 000余人组成的修路大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修竣了新乡至驻马店段271公里的铁路，修复桥梁146座。冀鲁豫区50余万民工，修整了公路1 480余里，架桥60余座。这些都为大军南下提供了重要的方便条件。

卫生保障是南下准备工作的一个重点。2月17日，东野后勤部在唐山召开医院工作会议，讨论整编医院和对南方多发病的收容治疗，改变“重医疗，轻预防”，“重外科，轻内科”的观点，研究讨论多发病的医疗方法，规定了多发病的医疗方案。会后，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将原有33个医院，统一整编为18个后方医院，分编为3个医管处，每处辖6个医院，形成医院梯队，建立分级管理。另将10个医院缩编为5个兵站医院，分属于1、2、3、5、6后勤分部。以原28医院改编为医科学校作为教学之用，另外拨给东野总部、后勤部、4分部各一个所作收容治疗之用。整编后的医院，体制更为精干，管理也更加方便。

3月3日，又在天津召开了各军卫生部长、保健科长参加的卫生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卫生防疫，研究南方多发病预防方案和行军卫生。会后，为各部队补充了70多名内科防疫医生，各师配备了一架显微镜建立化验室，印发了各种卫生防疫和南方多发病医疗的材料。此后又专门召开了几次多发病的报告讨论会，进行了种痘和伤寒、霍乱预防注射。在药品材料准备上，向东北军区请领到一部分多发病用药，在丰台和南苑机场收集到约3个车皮的药材，又通过商人在香港定购了1.1亿多元的多发病特效药品（因海上运输不便，这部分药品未及时运到）。同时为每个军都添置了200个药箱，补充了担架。[22]由于条件所限，这项工作难度很大，卫生部门尽管想尽了办法，但仍感力不从心，例如，他们曾向上级反映说：“药材准备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绷带布，按一百万人半年平均材料和拾万战伤材料计算需领一万八千匹布，经多次交涉东北只解决了四千匹。另又批了拾五万条绷带，尚差数目很大，因此现在绷带布发生困难。”[23]

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经费问题又日益突出起来。2月28日，罗荣桓政委给李富春同志、东北局、军委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东北部队在未行动前，临时修理及必要补充的各项装备预算如下：

1．汽车按四分之一大修理，需要经费一亿二千万元。

2．大车修理按三分之一修补，需要三万零八百二十四万零一百二十元。

3．牲口鞍具修补需经费，一亿二千万元。

4．卫生材料费，需六千八百万元（制作药箱子用）。

5．印刷全军半年表册账簿，需二千万元。

6．制作斗笠一百万个，需一亿二千万元。

7．买瓷碗三十万个，需二千一百万元。

8．招待军属及残废金和干部治病，需八千万元。

9．招待委员会（北平）需六千万元。

10．制造油布桐油工资需九百七十二万九千元（以一千二百五十匹布计算，只限于盖药箱子，盖电台用）。

11．被服材料费，做衬衣十五万套，裤衩八十万件，米袋八十万条，盖药箱子电台用布一千二百五十匹，以上合计布四万二千九百五十四匹，已领到三万匹，尚欠一万二千九百五十四匹，请拨布或拨款。

12．工资钱需一千七百五十五万元。

13．以上以人民币计，共需六亿七千四百五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元。请富春请示军委，此款如何拨付。[24]

这些款项看似零乱琐碎，但是少了哪一样都不行。中央军委收到电报后，周恩来副主席当即批示有关方面：“审核后告我们，令中财部拨付。”东北局也于3月5日复电李富春、军委、林罗刘：

（一）为了补充东北部队装备，及避免华北货币过分膨胀，我们拟：

（A）立即送七十个车皮苏式零件，基本上可解决前方苏式汽车零件之补充。

（B）在此购一万套滚珠做修理大车之用。

（C）除已送之十车皮木板外，再送一万五千个木箱。

（D）十五万套衬衣，如尚未做可由东北送去。

（二）根据上次沈阳补充装备经验，利用当地公营工厂，及各仓库旧存既可大大减少货币开支，避免通货膨胀，又可迅速确实解决部队需要。故此次在平津补充装备，似亦可尽量利用当地公家工厂代置及仓库暂存，此外再拨一批人民券给予东总。[25]

这可真是急部队之所急，想部队之所想，罗荣桓政委电报中提出的要求，很快就得到了圆满解决。另外，东野全军的经费也提前领至5月份，不但能预借各军且能保持一定的预备费用。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保证部队的供给，并考虑到新区人民币还未巩固的情况，先后经中央财委拨给四野白洋1 100万元，以作部队供给和准备发行人民币之用。这笔硬通货，在战争年代不是一个小数字，中央调配出这么一大笔钱实属不易。四野后来南下，财经方面之所以未遇到大的困难，与中央的支持和各方面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与我党我军这种上下一心、团结协作的局面相比，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是四分五裂、尔虞我诈，一派亡党亡国的景象。当时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储备着价值几亿银元的黄金、白银，都是蒋介石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巧取豪夺来的民脂民膏。蒋介石下野时，没有交给李宗仁一分一毫，而是秘密命令汤恩伯将这些金银全部抢运台湾。据李宗仁后来估计，汤恩伯运到台湾的金银约有黄金390万盎司、价值7 000万美元的白银和7 000万美元的外汇，总价值约在5亿美元左右。除了金银之外，还抢运了大批机械、纱锭、纸张、布匹等物资。这些金银物资成为蒋介石后来盘踞台湾的经济基础，在当时则无疑给李宗仁政府来了个釜底抽薪。

李宗仁在南京，既没有兵又没有钱，什么事也做不成，只好想方设法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希望美国政府给他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至少也要5亿美元。李宗仁认为：“在那个紧要的关头，美援实是惟一能起死回生的良药。在蒋我交递期间，国内情势大变，一剂美援，便可奏实效。……假如那时美国的总统和国会的领袖们具有远见，能及时转变对华政策，予我经援，来遏止通货膨胀，则国事未始不可为。如此则在军心、民心同时复振之下，我们一面巩固江防，一面实行民主改革，双管齐下；这样我们对共和谈，亦未尝无成功希望；至少我们仍可为半壁江山，保持自由。”[26]

然而，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早已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兴趣。4月中旬，李宗仁派教育部长杭立武登门拜访司徒雷登，询问：“假如国民党军队对长江进行坚强的、有生气的防御，阻止共产党渡江，从而重获一般人民的支持，以抵抗共产党的南进，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杭立武又明确地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给予财政援助，以稳定地方货币，或者是否可能给予现金贷款，以应防守国民党统治下领土的军队所需？”司徒雷登则以圆滑的外交辞令答复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黄金、白银和外币的库存，现政府如何控制这一切财富，乃是中国内部的问题。”[27]美国人的态度令李宗仁极度失望，多年以后犹余怒未息：“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

此时的南京城，到处弥漫着无可救药的悲观情绪。宋希濂回忆说：“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十一天，也是呆在国民党政府都城的最后一次。在这十一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例如二十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的展望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二十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又如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三年功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修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是各式各样的，真是争奇斗妍，美轮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的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即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副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七代了！”[28]这一大段描述，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夕南京城世态人心的生动写照。

由于四野的南下准备与二野、三野的渡江准备在时间上同步，面临的形势、任务也大体相同，一些深层次的共性问题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与思索。在他看来，进军江南，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保持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为新中国奠立稳固的根基。2月8日，他给邓小平、陈毅发出一封电报，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物，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

在电报的最后部分，毛泽东特意强调：“上述方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29]

毛泽东的指示引起了四野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本来，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第四野战军已经从东北、华北地区抽调了2万余名党政干部随军南下，以便担负接管县以上城市和开展新区工作。现在看起来，仅仅依靠这2万余人是远远不够的，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是一项异常繁重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使全军上下牢牢树立起“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意识，同时也要求才纳贤，从各方面增强经营新区的干部队伍。

那么，人才从何而来呢？北平大中院校林立，学生众多，他们素质高，传统好，无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2月15日，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致电中央军委：“北平学生在与我军联欢之下，自动请求参加军队工作，同时军队急需知识分子，准备南下时间短促，等待不及简单布置动员，是否允许我们在市委统一计划之内直接吸收1万人。”

2月17日，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一请求，指出：“北平学生既有参军的要求，我们原则上同意东北野战军在北平吸收1万个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据市委报告，北平尚有一批东北流亡学生，是否亦能吸收一部分。吸收1万个学生参加军队工作，是件大事，不容草率从事，请总前委与华北局共同商定办法定出计划进行。”[30]

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华北局及平津两市委负责同志经过认真商量后，于2月24日电告中共中央：

（一）以南下工作团名义公开号召动员，其估计用其他名义都不如以南下工作名义更能吸引青年参加我军。

（二）时间紧迫，一万学生为数甚大，决在平津两市动员七千学生（平四千五百、津二千五百，并包括华北三大学联合招生拨给的学生数目在内），初中以上年龄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材，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

（三）在学校动员通过支部与新青团，并决按两市现有党员数动员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参加南下工作，对理工科与医科则一般不去动员他们南下。

（四）南下工作团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主持，并成立委员会，以陶铸、刘仁（平市委）、萧向荣、黄松龄、王兰西（津市委）五人组成，陶为主任。[31]

得到中央批准后，这项工作在陶铸同志的具体主持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刚刚迎来解放的平津地区青年学生、技术工人和职员们，看到《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天津日报》刊登的招收启事后，奔走相告，踊跃报考。经过一番挑选，共吸收了8 600余名青年知识分子，编入南下工作团第1、第2、第3分团。随即分别集中在北平、天津和山东德州培训。当时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全体学员们情绪高昂，劲头十足。傅作义曾当面问陶铸：“没解放时我对北平的学生每人每月发半袋白面，他们还上街游行，反饥饿。你们一来，吃的是高粱米、一号面，反而高高兴兴地跟你走，成批的参加解放军，这为什么？”陶铸回答说：这是人心所向，得道多助。半年以后，这批南下工作团员大部分被分配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各机关、部队、院校工作，一部分到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参加地方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不负众望，辛勤工作，为解放中南和建设中南作出了重要贡献。[32]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四野的南下准备工作。他深知，南方地区江河密布，地形复杂，对一向习惯于平原地区大兵团作战的四野来说，将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因此，南进前的准备必须慎之又慎，哪怕是细节问题也要事先考虑到。2月10日，他致电林彪、罗荣桓及其他各野战军领导人，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据杨罗耿潘[33]丑鱼电称：华北第二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重要，读文件已深入一步，普遍感到越学越有好货。特别是在此次时局与任务传达后，情绪很高涨，都说好像打了清血针。同时，并发现干部水平很低，营连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为共产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与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所以，毛泽东指示林彪、罗荣桓等人：“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情办理为要。”[34]

林彪也在考虑类似的问题。随着渡江战役和四野南下的日益临近，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改进渡江技术，保证部队安全。3月18日，他在给军委的电报中写道：“关于渡江的技术问题，去年七月我在松花江边休养时略为注意研究，我曾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走，而不致倾斜沉没，然当时系徒手。但估计如以全副武装亦必然照样浮，装甲至多再将木版略加宽长一点即可。在战斗中以此法渡江特别是拂晓前以此法渡江，必能同时渡过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因木板易找，则人人皆可带三块木板，以绳子绑起或以钉钉起，即能在水中自由浮行。在不能使用船只（目标大易击沉）或无船只的条件下，在敌前渡江，估计使用此法甚有效。此法目前尚属理想，盼令华野、中野各用一部分部队先行试验，如有效可令他们使用此法，作为渡江技术之一，……如有效则可转告我们，以便东野采用。”[35]军委将电报转给二野、三野，各部队都准备了三角板。尽管后来渡江战役时这种技术和工具很少使用，但是对稳定指战员们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加强四野进军中南的力量，中央军委还于3月5日发布命令：原隶属华东野战军的两广纵队改隶第四野战军，参加解放两广作战。与此同时，四野内部也进行了若干调整，指定160师、165师留在平津地区，以160师担任中共中央驻地的警卫工作。把平津战役后由东北继续入关的几个整训师分别编入各军。考虑到江南地区骑兵作用不大，经中央军委同意，将四野所属的一个骑兵师、原傅作义的新骑4师拨归华北军区建制。平津前线司令部警卫第2团（留给傅作义的警卫团）也同时拨归华北军区建制。

在此期间，四野还扩大了特种兵编制，将原炮兵第1、第2指挥所扩编为炮兵第1师、第2师，炮兵第1师辖3个骡马挽曳的野榴炮团，炮兵第2师辖4个汽车牵引的榴炮团（各团均装备36门火炮）；原装甲兵指挥所扩编为战车师，辖战车团、装甲团、教导团。3月15日，四野总部发出关于炮兵建设的第5号《炮兵命令》，将军、师属炮兵分别按甲乙两种统一编制。甲种编制：军属炮兵为“三三”制炮团（27门），师属炮兵为“三四”制山炮营（12门）；乙种编制：军属炮兵为两营制小团（18门），师属炮兵为“三三”制山炮营（9门）。按照上述规定，全军12个军48个师，有9个军的炮兵团、21个师的山炮营实行甲种编制，其他3个军的炮兵团和27个师的山炮营实行乙种编制。军以下炮兵均用骡马挽曳。无论从炮兵数量还是从炮火威力来讲，四野都当属全军之冠。

此外，步兵武器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原来的日式和其他杂式武器已经全部换装为美式“30”步枪、卡宾枪和“汤姆逊”，“加拿大”冲锋枪及“比利时”、“加拿大”轻机枪等。这些堪称世界一流的自动武器，都是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的战利品，它们在国民党军的手里，并没有起到挽救其失败的作用，现在到了解放军战士手里，则使解放军如虎添翼，更加强大。

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准备工作基本就绪。3月26日，林彪、罗荣桓给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建议军委批准四野主力于4月11日开始出动。3月28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主力于4月11日开始出动，但须争取于5月31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6月30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7月上旬渡江。”

4月7日，也就是高干会议结束的第三天，林彪、罗荣桓下达了《关于四野部队由平津地区出动南下给各军的命令》：

（一）野战军主力奉命于5月31日以前集结于南阳、信阳、固始之线。

（二）在平津地区之九个军应分三个梯队于4月11日开始出动，25日出发完毕。

（三）南下路线分三路：

第一路，沿平汉路南下，在花园口附近渡河。

第二路，沿平（平）大（名）公路南下在东明附近渡河。

第三路，沿平津路经临清在寿张附近渡河后向商邱前进。上述三路各路都已准备一条主线一条辅线（每路所经具体地点详野总制发之南下路线及兵站部署图）。每军可分成两路纵队前进（一路纵队沿主线，一路纵队沿辅线）。陇海路南之运动道路另有规定。

（四）南下部署：以47军、41军、48军（序列同）沿第一路（平汉路）南下；以46军、38军、39军（序列同）沿第二路（平大）南下；以45军、49军、44军（序列同）沿第三路（津浦线）南下。

（五）各路第一梯队军（47军、46军、45军）应于4月11日开始出发，14日出发完毕。各路第二梯队军（41军、38军、49军）应于4月17日开始出发，20日出发完毕。各路第三梯队军（48军、39军、44军）应于23日开始出发，25日出发完毕。

（六）由特司工兵指挥所派工兵干部先行到达黄河渡口指导，并帮助各军渡河。

（七）由野后在德石路与陇海路两铁路线上，各设两个至三个伤病人员收容所，收容各军师在行军中实在不能随队之伤病员。

（八）为使行军与宿营不致拥挤，师与师间应保持60至90华里之距离，军与军间应保持120至150华里之距离。

（九）一律采取白天行军，每日行程60华里左右，约每周休息一天。

（十）各军之野炮团及一部弹药物资应在原地集结待命，等候车运，具体办法另有通知。

（十一）粮草供应及行军注意事项已在高干会上报告，各军师应根据这一报告在全体干部及战士中传达执行，野总不另发文件。[36]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由上至下均召开了南下誓师大会，广泛动员，齐表决心。当地政府和人民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勉励官兵们英勇杀敌，解放江南受压迫的同胞，并献旗献词，热情致意，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斗志。许多战士把自己的决心贴在枪托上：“坚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人民需要我们到那里，就到那里去！”在这几天中，气壮山河的誓言，热烈饱满的场面，激荡震撼着古老的平津大地，充分展现了四野健儿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雄姿。

4月11日，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接见了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指出：“现在国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你们肃清了东北全部敌人，配合了关内第一、二、三野战军及华北一、二、三兵团作战并解放了北平、天津。敌人的主力兵团约五百万人，已被我先后消灭，现在敌人所余下的仅是残余的军事力量了，总共约二百万人左右，其中战斗部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且派系庞杂，各自为政，已无强大的抵抗力量，而且战斗意志极为低落。因此反动政府要找我们和谈，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以图负隅顽抗。我们不要被敌人欺骗，我们要积极准备迅速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他要求南下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大多数，一步步战胜敌人；同时要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学会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工作，取得全国的最后胜利。[37]

朱老总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四野全军将士。同一天，按照预定计划，各部队告别了驻地人民，相继开拔。

这时，国共和谈也到了公开摊牌的阶段。经过一段私下磋商和非正式会谈后，4月13日晨，中共方面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研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中，对谈判程序作了不容更改的规定：正式谈判时间为13日至17日，“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38]

张治中从周恩来手中接过《草案》后，马上召集代表团会议。他后来回忆说：“坦白地说，当时我一口气把它看完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不过，我仍然耐心地和大家逐条研究下去，并且考虑在今晚会议上应该采取的态度。”[39]

13日晚上，首次正式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和立场，强调必须首先分清是非，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包括惩办战犯在内的八项条件，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他着重指出，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战乱的祸根，必须消灭。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一是以和平方法改编。

张治中随后代表国民党政府方面发言，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草案，但希望对其中“过于刺激”或“文字表现太严重”之处，“在精神和内容能酌加删节”。中共代表团研究了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于4月15日晚7时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周恩来强调：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

当晚9时召开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张治中已是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是声明明日即派人回南京请示，再行答复。次日，黄绍竑、屈武带着《国内和平协定》回到南京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等人商议，白崇禧一看完《协定》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说罢扬长而去。李宗仁则一言不发。随后，张群带着《协定》去溪口请示蒋介石。蒋介石看后气得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完全拒绝了这个文件。在19日上午的“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李宗仁违背了当初的签字诺言，否决了《协定》。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等，正式表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历时半个多月的和平谈判至此宣告结束。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从20日子夜起，蓄势已久的我二野、三野百万雄师，犹如离弦之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同时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取得了决定性的伟大胜利。22日深夜，毛泽东满怀胜利的喜悦，接连为新华社写了《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新闻稿，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喜讯。

这是3年人民解放战争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4月23日，四野总部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的名义，给正在南下途中的各部队下了一道指示：“我党与南京谈判业已破裂，南京完全拒绝我方的合理条件，毫无和平诚意，因此我军必须全力准备坚决作战，望各部对毛主席朱总司令4月21日电进行动员并将渡江胜利和太原胜利配合动员。”

接到这一指示，部队群情振奋，信心倍增。从平津地区南下的三路大军如同三股沸腾的钢铁洪流，不可阻挡地向江南奔去。

[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7～318页。

[2]　侯镜如、覃异之、廖运泽：《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5页。

[3]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5～676页。

[4]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13～14页。

[5]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459页。

[6]　张丰胄：《1949年国共和谈的有关史料》，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74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8]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02～103页。

[9]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293页。

[10]　余湛邦：《一九四九年国共北平和谈始末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52页。

[11]　转引自《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9～920页。

[12]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7～478页。

[13]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

[14]　军委关于推迟至4月22日渡江的指示，1949年4月11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220页。

[15]　《朱总司令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的报告（草稿）》1949年4月11日。

[16]　军委后勤部：《一九四九年全军供给工作情况综合》。

[17]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1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654页。

[18]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91～492页。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7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889～892页。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第7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892～893页。

[21]　第四野战军：《进军江南的后勤组织与保障工作》，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660页。

[22]　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一九四九年卫生工作简要总结及一九五〇年卫生工作计划》，1949年12月27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372页。

[23]　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南下准备工作总结》，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367页。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0页。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51页。

[26]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27]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6章第10节。

[28]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6～297页。

[2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496页。

[30]　中央关于在北平吸收万名学生参军给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华北局、彭真、叶剑英的指示，1949年2月17日。

[31]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吸收平津学生参军办法向中央的报告，1949年2月24日。

[3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团史文献资料汇编》第1辑，第22页。

[33]　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19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499页。

[35]　林彪关于渡江技术的研究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3月18日。

[36]　林彪、罗荣桓关于四野部队由平津地区出动南下给各军的指示，1949年4月7日。

[37]　《朱总司令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对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的报告（草稿）》1949年4月11日。

[38]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39]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805页。

第3章　先遣兵团南下

邓小平、陈毅建议抽派40万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南下——四野先遣兵团正式成立——萧劲光、解方拟订从豫西大道进击方案——刘伯承、邓小平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指示先遣兵团首长：“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信阳解放轻而易举——萧劲光、陈伯钧指示部队不要轻敌——中共中央煞费苦心争取桂系——先遣兵团原地待机——钳制白崇禧部于武汉地区

当我第二、第三野战军一举突破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500余公里的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打得汤恩伯集团丢盔弃甲、狼奔豕突之际，担任湖口至宜昌段江防的白崇禧集团，也被我军的一支“奇兵”钳制在武汉周围地区，不但不能向东增援，而且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如此一来，我渡江部队的翼侧安全就得到了可靠保障，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横渡长江天险，从而全力以赴，猛冲猛打。这支为渡江战役立下大功的“奇兵”，正是一个多月前从1 300多公里以外的平津地区提前南下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

为什么成立先遣兵团？推原论始，还得从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说起。

在这份发给华东局、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中原局、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东北局的重要指示中，中央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依据近日情报，第一种可能性仍是有的，但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

具体地说就是：“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

“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

在作出以上部署的同时，中共中央规定：“林罗所部主力应争取于三月中旬完成休整部队，改编傅作义部的任务，出动时间另行酌定。”[1]从这份指示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显然没有赋予东北野战军直接参加渡江战役的任务。

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邓小平、陈毅同志接到指示后，当即仔细研究，并于2月4日致电中央：“丑江（2月3日）电奉悉。经初步研究，为适应形势发展，我军提前于三月初行动，向南进军。虽然整补略嫌不够，但仍然是能胜任执行作战任务的。因此，我们对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当加紧进行，以便三月初待命行动。”

明确表明了态度，邓小平、陈毅紧接着陈述顾虑道：“惟照丑江电部署计算，林罗部整训至三月上旬为止，于三月十号以后行动，则与中野、华野出动距离会相距一月以上。如此会给敌人以抽调武汉兵力转用于京沪的机会。如果发生此种情况，对中野、华野的渡江作战是不利的。据现有材料，敌方除武汉兵力外，现在苏南、皖南可集结五十五个师。”

为此，邓、陈向中央建议：“我们考虑，为求渡江作战更加稳妥，且不妨害林罗休整及改编伪军，建议先抽派林罗部五个军、六个纵队，计四十万人，目前即开至安阳、新乡休整，提前南下，担任于华野、中野渡江时即行包围汉口，钳制白崇禧使其不敢他调，似更有助于我们渡江和夺取京沪。”

至于这样做的利弊，邓、陈分析道：“预计林罗部抽调五个军，六个纵队，提前南下，部队必然略带疲困。但其目的，只在迫近武汉及长江中段，初步起钳制作用。当地如鄂豫、江汉、桐柏均有地方党政及群众作依靠，仍可进行休整，俟林罗大部南下到齐再转入大举进攻仍属有利；而于下游夺取京沪则更加稳妥。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考虑见示。”[2]

邓、陈两位领导人的分析的确有道理。当时，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划为两个战区，湖口至上海的800公里地带，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配备26个军75个师，约45万人。湖口以西近千公里地带，归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配备15个军40个师，约25万人。二者加起来约70万人。汤恩伯集团虽然是当时国民党军中拥兵最多装备最好的一个集团，但多系被我军重创后又拼凑起来的残兵败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相形之下，白崇禧集团的几个桂系主力军则尚未遭受过我军歼灭性打击，还保有相当的战斗力。解放战争初期在华东战场上与桂系军队多次交过手的陈毅司令员曾这样评价道：

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他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划几个圈圈（梅花形）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他们都是老兵，有些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学生，他们把我们看作异民族，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仗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的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他们长官也说：“只要打胜仗都行。”奸淫烧杀是不管的，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的代价。[3]

如此凶蛮的敌人，加之有白崇禧这位人称“小诸葛”的直接指挥，如果真的在华野、中野渡江时东进增援，那就意味着在东线我军的翼侧横插一刀，对我军是相当不利的。这正是邓、陈两位首长亟盼东北野战军提前南下的原因。

但是，让接连进行了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而未得休息的东北野战军一下子抽调出近一半的兵力迅速南下，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明显准备不足。部队休整、安置伤员、进行思想教育动员，尤其是改编刚刚放下武器的傅作义部队，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然而，总前委的顾虑与担心又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不能不早作打算。因此，在权衡各方面情况之后，中共中央军委作了新的部署。

2月8日，毛泽东一连发出两封电报，一电发给邓小平、陈毅：“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另一电指示林彪、罗荣桓：“你们仍按你们丑微（2月5日）电进行整训，至三月下旬时可考虑派两三个军先行南下，攻取信阳，威胁武汉，即可配合中野、华野夺取南京之任务。至于中野、华野行动，我们虽已令其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但实际上仍以二三两月休整四月渡江为宜。”[4]

2月9日24时，毛泽东再电刘陈邓、粟谭，并告林罗：“丑齐（2月8日）电谅达。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二十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郾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四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三个军共约十二万至十八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5]

情况瞬息万变。总前委在进一步分析敌情、我情以及长江水情诸多利弊之后，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中旬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2月9日，刘陈邓粟谭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总前委的讨论结果，并再次请求中央：“为保障华野、中野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二十万人迅速南下，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6]

毛泽东历来重视并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一方面虚怀若谷，博采众议，一方面又能站在全局的高度，审时度势，作出最恰如其分的决策。2月11日，他致电刘陈邓：“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对于总前委要求东北野战军一部先行南下一事，他没有直接答复，而是表示“已告罗荣桓同志”，需“另电通知”。显然，他要同东野领导人再作一次商量。

林彪、罗荣桓与毛泽东商量的细节，现在无文字可考。不过，2月12日毛泽东便作出了决定，他电令林罗聂，并告刘陈邓等：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二同志于电到三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十二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九百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三月底可到）。[7]

至此，东北野战军提前出动两个军的任务正式确定。

接到命令，林彪、罗荣桓立即着手执行。他们和刘亚楼参谋长研究后认为，天津攻坚战打得比较激烈，将士们都很辛苦，由攻击天津的部队中抽调两个军比较困难，而从围攻北平的部队中抽调比较合适。于是，决定抽调位于北平以南和以东的第40军、第43军两个军，由第12兵团部率领组成南下先遣兵团。

按照军委规定期限，两军只有6天的准备时间，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当2月15日林、罗召集第12兵团领导人以及第40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和第43军军长洪学智、政委赖传珠开会时，他们均摆出实际困难，希望再多给几天时间。林、罗仔细征询了意见之后，于当天下午18时致电军委，告以实情：

本日召集两个准备出发南下的军干部谈话，他们说：目前部队正在展开暴露各种错误思想的阶段，尚未作结论，如部队立即出发，则全军思想极为混乱，不仅战斗员将大批逃亡，干部亦将逃亡，同时部队尚未领到单鞋，而穿皮鞋走路，则又烧脚，单裤更未领到。因此，最快要廿五号出发，才能将部队思想作一总结。单鞋、单裤才能发下。因此可否延至廿五号出发，盼军委指示。[8]

2月16日，已开始集中精力为七届二中全会作准备的毛泽东复电林彪、罗荣桓：“同意十五日十八时电，两军推迟至二十五号出发。”

尽管又争取了6天准备时间，但是林彪、罗荣桓却一刻也没有放松。12万人马的现代化野战兵团千里远征，可不像过去游击战争年代打起背包，抬腿就走那样简单，从部队编组、装备配置、行军路线到衣食住行，都需要科学的运筹和周密的计划。2月18日17时半，林彪、罗荣桓电告军委：

1．提前南下之两个军、炮兵一个团、工兵两个营、一个野战后勤分部，统归十二兵团萧陈指挥，拟于廿五日由北平附近出发。

2．南下路线：一条是固安、容城、赵县、成安、卫辉、郑州；一条是安次、霸县、河间、南宫、大名、开封。并准备在上述两条基本路线近旁，再找两三条平行路。

3．各军炮兵团及总部炮兵一个团及后勤笨重物资行李，准备由天津船运济南，然后从济南上火车直运郾城。

4．上述路线及部署是否妥当，请指示，并请令济南路局准备，车辆、人员、马匹和物资数量以及需要车皮之数量，随即报去。

5．正与华北军区商讨沿途囤积粮草问题。[9]

2月19日，周恩来以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十八日十七时半电悉。同意十二兵团率两个军并附炮兵一团、工兵两营的南下路线。来电即转华东局、中原局，告其注意准备。除车运需要的数量外，尚望将沿途所需的粮食草料数目分别路线电告，以便通知两中央局准备。如能由冀鲁豫拨一部分粮料车运南下更好，因中原现来电，粮食极感困难，望与华北局就近一商。”[10]

就这样，40军、43军及配属部队共12万人，在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副参谋长潘朔端的率领下，于2月25日从北平市郊踏上了千里征途，提前拉开了四野进军中南的序幕。

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1945年底，原山东军区鲁中军区地方部队编为山东军区3师和警备3旅，在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领下进入辽东半岛，1946年初在本溪与冀东16分区曾克林部队会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受辽东军区指挥。本溪保卫战中，奉命增援四平。四平撤退后退守通化，与辽东军区合并，坚持南满斗争。三纵组建之初，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后以曾克林为司令员。1948年初曾克林调出，由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接任司令员。三纵部队历史不算长，但战斗力却很顽强，在南满那种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进步很快，特别是四保临江之役，打出了三纵的威名。辽沈战役中，三纵和兄弟纵队一起，进行了攻克义县、解放锦州、辽西会战3次重要作战，共歼敌3.9万余人，缴获各种炮460余门，各种枪2万余支，汽车200多辆。在作战中先后捣毁了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西进兵团”前进指挥所两个指挥中枢，活捉廖耀湘。平津战役期间，三纵又出色地完成了控制南苑机场，切断敌空中联络，并在北平东南随时准备阻击可能突围之敌的重要任务。此时，40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副政治委员刘西元，政治部主任卓雄，副参谋长何振亚。辖步兵第118师、第119师、第120师、第153师。

43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军一部源于北伐战争中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是红军时期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2师的基础。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日本投降后挺进东北，是东北我军中历史最长、参加战斗最多的部队。六纵另一部是抗战胜利前后由原山东军区第7师、渤海军区3个团和冀热辽第19旅等部合编组成的。1946年10月，以上各支部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陈光首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其后，洪学智、黄永胜先后任司令员。六纵在3年东北解放战争中，经常担负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行动，打过许多恶仗、硬仗，战功卓著，英模辈出，是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军之一。在平津战役中，六纵的第128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取天津，主力进至河北省香河、通县以西地区，担负围攻北平和防敌南逃的作战任务。此时，43军的主要领导人是：军长洪学智，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军长杨国夫、李作鹏，第一参谋长雷震、第二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辖步兵第127师、第128师、第129师、第156师。

以往的历史充分证明，40军、43军是两支能攻善守、作风顽强的英雄部队，这次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把先行南下，牵制白崇禧集团，掩护兄弟部队渡江作战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们，两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决心不辜负上级的信任和期望，为党为革命再立新功。

作为先遣兵团最高指挥员，萧劲光深知此行在中央军委全盘部署中的分量。从受领任务之日起，他抓紧时间进行组织部队提前南下的准备工作，同时针对白崇禧这一狡猾对手的特点，研究先遣兵团作战方案。

萧劲光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红军时期历任红5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司令员兼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7军团政治委员、红3军团参谋长、陕甘省委军事部长、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要职。抗战期间，萧劲光一直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8月25日，他和林彪等二十余位我军高级将领同机启程，离开延安。中央给林、萧二人的新任务是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刚刚走到河南濮阳，中央又来了一道“万万火急”的电报，让他们立即转道去东北。于是他们掉头北上，日夜兼程，赶赴当时国共争夺的焦点所在——东北。在随后的三年里，萧劲光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围城指挥所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在参与指挥四保临江、围困长春、和平解放北平等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眼下，48岁的萧劲光征尘未洗，担当起四野大军南下先锋的重任。

3月初，先遣兵团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次第进入河南境内。萧劲光和他的兵团部乘坐辽沈战役中缴获的十几辆美式卡车，从济南到达开封。一路上，他反复琢磨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盘算着如何打好这南下第一仗。

从河南通往湖北主要有三条道路，一条是豫东大道，一条是平汉铁路，另一条是豫西大道。究竟走哪一条最好呢？经过几天的勘察和研究，萧劲光和参谋长解方在3月10日11时给军委、林彪、罗荣桓发了一封电报，分析了以上三条道路的利弊，报告下一步部队行动方案。电报说：

根据各种情况，“拟以主力经豫西道，首先求得抓住应城、安陆、花园、孝感地区之敌，这样从敌人西侧背打击，纵深远威胁大，切断信阳敌之退路，且便于尔后机动，具体部署拟以河南地武监视封锁信阳之敌，以桐柏、江汉部队钳制迷惑应城、安陆、江陵、宜昌之敌，以六纵（43军）一个师配合主力沿第一条路向河口镇（黄安西）方向配合前进，抓住花园之敌，并切断平汉路；以三纵（40军）全部经新郑、禹县、鲁山、南阳、襄、枣向京山方向前进；以六纵主力经周家口、郾城、叶县、唐河、枣阳向随县方向前进，以袭击动作，首先抓住应城、安陆、孝感地区之敌，尔后看情况或以包围动作牵制武汉敌之主力，或则各个歼灭之”。

关于这一方案的好处，萧、解的电报说：

“（1）我桐柏江汉军区部队迷惑钳制敌人，掩护主力进军，此路又距信阳较远，可避免过早吓跑信阳、武胜关之敌，使我主力突然逼近。（2）在时间上来得及，三月廿三日左右，两纵主力可达陇海线，四月十日左右可达随县、钟祥。（3）机动性较大，便于下一步行动，向西向南都能起战役作用。（4）主力走较有基础的根据地，粮食供应条件较好，河流水浅，路面坚硬。”[11]

对于初来乍到、尚未进入情况的先遣兵团本身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因此，中央军委次日便回电，同意萧、解的行动方案。

但是，时刻提防着白崇禧部动向并视其为腹心大患的中原野战军首长，对此却有不同的考虑。3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军委、萧、解，忧心忡忡地指出：“敌白崇禧在发觉我四兵团向南移动后，已自8日起将桂系（三兵团）主力指向宋埠、黄安一线对我，同时东野两个军南下行程较预定时间为迟。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东野十二兵团如仍以一个师出平汉路东侧，而以主力绕经枣、随地区拉住桂系以掩护渡江军右侧背，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来不及。”

为此，刘、邓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平汉路东（并争取4月7日赶到宣化店、河口之线），以一部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南铁路输送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现向安陆至天门线扩展中）先期以东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匪为有利。此刻并不怕暴露东野，也不怕信阳之敌先期逃掉，实际上也难捕捉到的。如何，请军委核示。”[12]

刘、邓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时，尽管李宗仁在表面上大做其“和谈”文章，但是一向崇尚实力的白崇禧却一直在鼓吹什么“能战方能言和，和时方能对等”。2月初，白崇禧向华中国民党军原文转发了蒋介石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对其嫡系部队长官发出的密令，内有“吾为求捍卫国家民族及党与军之生存，应下最大决心，与之（指中共。——作者注）誓不两立，坚决从事长期自救、自卫与救民之战争”等语。他在对湖北省厅、处长及驻鄂中央机关文武官员训话中更是公开宣称：“政府此刻正积极谋取和平，惟仍必须有相等的力量，始能求得合理的、公平的、全面的和平。是以备战谋和成为政府决策。”

与此同时，白崇禧刻不稍懈地加快了备战步伐。他一方面积极扩充兵源，加筑工事，策划部署长江以南的防务，另一方面努力巩固后方，联络各派军事力量，摆出一副坐镇武汉，独撑桂系半壁江山的架势。

种种迹象表明，如果不尽早拖住白崇禧，而让他有机可乘的话，势必会给我渡江部队造成难于意料的麻烦。因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再重申一次对先遣兵团的使用及其任务。

3月20日，毛泽东电令萧劲光、陈伯钧并告刘、邓，林、罗，明确指出：

“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害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1．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19日辰电改变部署，不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2．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13]

这份电令斩钉截铁，为先遣兵团指明了方向。据此，先遣兵团领导人迅速统一了思想，调整了部署，并于当日24时，电告刘、邓，林、罗，军委，汇报新的行动方案：

1．两军行进方向：四十军主力取道郑州、郾城、汝南、正阳、罗山、宣化店、河口、孝感，另一部沿平汉线南下；四十三军兰封、周口、项城、新蔡、湟川、经扶（今新县）、黄安、黄陂。

2．作战目标：首先求得以奔袭手段，包围信阳之敌，迫使白匪在江汉与我作战，造成歼敌有利机会，并吸引敌人，掩护我大军渡江。同时可争取早五天时间，近迫敌人，因此拟以四十军两个师由黄河铁桥北站乘车到郾城后经上蔡、正阳附近，实行奔袭，如信敌事先逃走，则执行第二步计划，以夺取花园、孝感、黄安、黄陂直接威迫武汉。[14]

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萧劲光、陈伯钧立即命令两个军都沿平汉路东侧南下，向豫南、鄂北国民党军进击。同时，中原军区的江汉、桐柏、鄂豫军区的部队也在先遣兵团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分别向汉川、应山、罗山等地积极活动，策应先遣兵团作战。

按照先遣兵团首长的设想，是想抓住信阳之敌，吸引白崇禧增兵来援，迫使他在长江以北与我军进行带战略性的战役决战。然而，白崇禧却出人意料地来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在我军兼程挺进的时候，他突然把信阳守军——他的嫡系第7军第171师往南撤走，只留下一支掩护部队。与此同时，整个豫南、鄂北地区的国民党军也闻风南逃。在这种情况下，我先头部队40军的两个师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收拾残敌。3月30日，120师收复驻马店，31日收复确山，4月1日收复明港、长台关。118师长途奔袭160里，4月2日晨解放了河南重镇信阳，随后又兵分两路，继续南进，钳击花园国民党守军。

43军的情况也基本相同，仅同敌人进行了几次小的接触，没费太大力气便相继解放宣化店、河口、黄安等地，4月5日，与鄂豫军区的部队胜利会师。

先遣兵团牛刀小试，初战告捷。但是胜利来得过于轻而易举。集多年作战经验的萧劲光、陈伯钧懂得，这并不说明敌人已经山穷水尽，不堪一击，同白崇禧这样的对手较量，好戏肯定还在后头。为了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更好地完成掩护刘邓大军渡江作战的任务，3月30日，萧劲光、陈伯钧给各军、师负责人下达了一份指示，集中阐述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们对南下作战问题的思考和意见。

该指示首先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有利形势，指出：“自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蒋匪主力基本上已被歼灭，而内部更形分崩离析，在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御的劣势，正企图以和平谈判求得喘息时间，重整力量以谋再起。就当前之敌白匪，虽拥兵廿余万，但分据荆宜、武汉两地，沿江防线长达二千华里，平汉南段亦约五百里，而其中精锐可战之师，不过两三个军，约七万余人，在此防线宽阔分散守备情况下，便利于我割裂包围各个歼灭之。现刘邓、陈粟大军正逼近长江，即将渡江，大江南北沿岸群众，正盼我迅速解放，武汉之敌一日数惊，市民见面均以我军行动相探问，加之中原党政军民正大力支前，以保证此次渡江作战之胜利，以我三大野战军之威力协同一起作战，无论战略上、战役上胜利是决定有把握的。

“本兵团所属各部队，并配合河南、江汉、鄂豫三个军区部队，以抓住并打击白匪于平汉南段和黄安、黄陂地区，而有力的掩护刘邓大军渡江为当前之基本任务。以我之现有兵力装备，再加上三个军区部队，对此一基本任务之完成，也是毫无疑问的。”

《指示》接着强调，在具体执行上述任务时必须看到以下的困难：第一，“桂系五个师（约5万人），一般的未受过我军的歼灭性或较大的打击，内部封建团结尚好，地方情况熟习，后方联络方便，惯于山地作战，行军力强，行动诡诈并敢干，以小部队向我陈赓部轻装多路奔袭，而白匪又经常使用集中机动作战，并不固守一城一镇，但其弱点仍然不少，如怕近战，怕炮火，怕包围迂回，与群众关系恶劣，如果在我大军渡江之后或直接遭受我数个猛烈打击后，部队士气和战斗力更会起变化”。第二，“我军士气装备战力毫无疑问均较敌人为强，但须足够估计在两千里长途行军之后，必定人马疲乏，人情风俗不懂得，生活不习惯，地形敌情不熟习，装备笨重，不惯山地战，小部队的独立机动作战也差，而干部中可能求胜之心还很切，加之此次作战地区系新区、游击区或不很巩固的地区，土匪也多，筹粮困难，群众还未很好发动，某些政权完全未改造，本质上还是维持会的形式，道路既少，再加以敌人破坏，后方联络不易，这比起在东北和平津作战都更困难。这些困难若不予足够认识和坚决克服，则对基本任务之完成是不可能的。”

《指示》最后要求：“在此次作战中（主要指对桂系作战而言，不是说对弱敌而言），第一，不应急于求大胜，一下就想与敌主力痛快淋漓的决战，必须先查明情况，熟习敌人，先打几个小仗，以取得经验，然后再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大胆坚决歼灭之。第二，必须抓紧机会恢复体力，随地调查研究民情民俗，逐渐改变生活习惯，以适应于新的环境的需要，从而增强自己的战斗力。第三，必须大力帮助地方群众工作，肃清土匪，征集粮食，修补道路桥梁，建立群众团体与政权机关，以保障我后方联络线之安全。第四，战术上必须先稳后猛，学习山地战，坚强行军力，不论行军住军均必须注意严密侦察警戒，防敌奔袭，特别指挥机关和后方人员随时均须有战斗自卫准备，但若确实查明各部或抓住一部敌人进行战斗时，则必须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火器，进行大胆的包围迂回，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坚决彻底歼灭敌人，此处必须注意口子不要大，不要分散兵力同时打几处敌人，总之开始以赚小钱，不蚀血本为原则，只有在敌我情况变化之后，再求大量以致全部歼灭之。第五，各部可本此精神根据部队具体情况，提出适当口号，进行深入动员，并将执行情形或有新的意见均望随时电告我们。”[15]先遣兵团后来的对敌斗争实践，证明了这一指示的正确性。

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中共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决国内问题，在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公开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也与李宗仁、白崇禧的私人代表黄启汉、刘仲容保持着秘密联络，做了许多工作。这样，先遣兵团的任务也随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刘仲容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参议，他既是李、白的亲信，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有私人联系。他是3月初接受白崇禧的派遣，从武汉北上接洽和谈的。刘仲容临行前，白崇禧向他交代：现在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说：“见到毛先生时，你务必向他们陈明利害，把我这层意思同他们讲清楚。”

因交通不便，刘仲容3月30日才到达北平。当天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安排住在中南海丰泽园。晚上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了刘仲容，听他谈了李、白的情况。当刘谈到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过长江时，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刘仲容又说，白崇禧估计解放军能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部队有60万人，毛泽东则直截了当地答复说：“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是拥护我们的，到那时候，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大了。这是白先生没有估计到的吧！”当时，桂系夏威兵团一部在安庆陷于我军的包围，桂系驻武汉部队的一个团在下花园被我军缴了械，白崇禧让刘仲容向中共方面请求“缓颊”，以示和平诚意。毛泽东当下表示，可以放松对安庆的包围，下花园缴到的武器可以发还。要刘仲容通知白崇禧派出参谋人员，双方在前线联系。[16]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萧劲光、陈伯钧电，通知他们：“（一）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形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惟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17]

4月2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刘仲容，要他回南京一趟，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做工作，争取他们在历史重要时刻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毛泽东笑着问刘仲容：“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接着，毛泽东要他转告李、白：（1）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2）关于桂系军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解放军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意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董必武参加，来个对等。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4）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先生和白先生要拿定主意，不要上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大当。

毛泽东还谈到：白崇禧是很喜欢带军队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十来万人，数字不大，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这对国家也有好处嘛。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要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哪！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赢他们，而是让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

4月3日上午，周恩来接见桂系另一位代表——2月底以来一直在北平担任联络工作的黄启汉，要他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应该再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该再对蒋介石留恋和恐惧，应该坚决向人民靠拢，才是他们惟一的光明前途。周恩来讲了以下具体意见：在和谈期间，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以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过江；白崇禧在武汉指挥的部队，应先退到花园以南之线；希望白崇禧在安徽让出安庆；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他的安全，可以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18]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刘仲容、黄启汉谈话后，4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萧劲光、陈伯钧、唐天际、解沛然（解方）、潘朔端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受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受。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转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亦是如此。执行情况望告。”[19]

李宗仁、白崇禧到底会不会接受我方的善意劝告？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继续尽最大的努力。4月5日这一天，他起草并发出了一系列指示、电报，全都是关于争取桂系的内容。

第一封指示是函告周恩来：陈赓兵团4月5日由麻城出发，经浠水、广济、黄梅，向宿松、望江前进，限4月15日以前到达。“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4月10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第二封电报是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致白崇禧的复电，电文如下：“（一）支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单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4月10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第三封电报致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

第四封电报则发给邓小平、饶漱石、陈毅、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中原局，萧劲光、陈伯钧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通报我方与李宗仁、白崇禧关于驻守在长江北岸自安庆至宜昌各段的桂系军队撤退问题的交涉情况。要求我方代表与桂系守军联络时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并且指示：“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20]

可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当黄启汉、刘仲容先后回到南京后，李宗仁把桂系几员大将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请到南京密议。白崇禧始终坚持要以长江为界，组织联合政府，实行南北分治。他对刘仲容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刘仲容随即转达了毛泽东的话，特别提到将来请他指挥国防军。但白崇禧却根本听不进去，说：“对我个人出处，现在还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步。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之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他暴躁地表示：“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同北平通话，把我的意思转告他们。”

白崇禧之所以如此顽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错误地低估了人民解放军。本来，黄启汉劝他说：“最好把我们桂系部队全部集中到武汉来，只要我们按兵不动，就可以避免和共产党军队冲突，必要时全部撤回广西去，静观发展，再作打算。”然而白崇禧却傲慢地答道：“现在还没到此地步，再过一些时候，长江水涨，共产党军队要想过江，也不那么容易！”

这时，我二野、三野的渡江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四野先遣兵团的当前任务是进一步牵制白崇禧部，使他不敢调动主力向东威胁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的侧背安全。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先遣兵团于4月8日前在武汉东、北地区积极展开活动。第43军进至中馆驿、宋埠、黄安、河口、长轩岭地区集结，指挥配属之鄂豫军区独立师向黄冈以北的柳子港、宋埠地区展开活动。第40军主力及桐柏军区的两个旅在花园、应山、应城地区活动。如此一来，白崇禧备感武汉地区吃紧，慌忙将驻赣北的第3兵团调回武汉地区。

鉴于白崇禧部已被钳制在武汉地区，先遣兵团遵照军委和刘、邓首长的有关指示，于原地以战备姿态休整待命。在此期间，两军派出侦察部队严密警戒敌人动向，随时掌握情况变化，并抓紧时间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约法八章”，研究南方作战特点，积极进行解放武汉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两军还协助地方政权修补沿途道路桥梁，武装剿匪，安定社会秩序，征集粮食，除自己所需外并准备南下大军之用。

关于征集粮食工作，萧劲光回忆道：“在此期间，我们接到野司和中原局的电报，告诉我们：为了适应渡江作战的需要，四野的大批后续部队已经开始和即将南下，途经湖北境内时，必须为他们准备充足的粮草。我们于四月六日邀请当地桐柏、江汉军区的负责同志和驻在附近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等同志一起研究了筹集粮草的计划。当时，江汉、鄂东一带全系刚解放的新区，工作毫无基础，要筹集够几十万兵马食用的粮草，的确不易。但这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只有迎难而上。经过商讨，各军区划分了筹粮地段，落实了人力和运输工具。军民同心协力，终于在较短的时间内，筹集到几千万斤粮食，保证了尔后大军过境时的食用。”[21]

十几天的时间紧紧张张地过去了。4月20日晚，当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同时，待命已久的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江汉、鄂豫军区部队，也自花园、河口一线，向武汉外围的国民党军展开进击。28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萧劲光、陈伯钧：“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李仍得指挥萧陈。”至5月10日，先遣兵团相继进占孝感、黄陂、滠口等地和鄂东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兵锋所向，直指白崇禧经营多时的武汉三镇。

先遣兵团提前南下作战，是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第40、43军全体指战员经过40余天的连续行军作战，前进1 300余公里，圆满地达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野战军翼侧安全的预定目标。从而胜利完成了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光荣任务，也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开辟了前进基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107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119页。

[3]　《陈毅同志在晋绥对敌斗争会议上关于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报告》，1947年12月30日。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页。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1～502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8]　林彪、罗荣桓关于南下部队可否延至25日出发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2月15日。

[9]　林彪、罗荣桓关于提前南下之两个军的行动路线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2月18日。

[10]　军委同意12兵团南下路线及粮秣问题给林彪、罗荣桓的复示，1949年2月19日。

[11]　萧劲光、解方关于南下部队行动路线向军委、林彪、罗荣桓的报告，1949年3月10日。

[12]　刘邓关于12兵团改变作战行动致军委、萧劲光、解方电，1949年3月19日。

[13]　军委关于四野先头两个军任务给萧劲光、陈伯钧、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罗荣桓的指示，1949年3月20日。

[14]　萧劲光、解方关于南下行动方案向刘伯承、邓小平、林彪、罗荣桓、军委的请示，1949年3月20日。

[15]　萧劲光、解方关于南下作战给各军、师的指示，1949年3月30日。

[16]　刘仲容：《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50～52页。

[17]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1页。

[18]　黄启汉：《一九四九年“和谈”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第26～27页。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8页。

[20]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5页。

[21]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页。

第4章　安阳攻坚

毛泽东指示：安、新之敌由东北部队附带扫清——朱德对第42军军长吴瑞林面授机宜——安阳战斗首战不利——刘兴元、吴瑞林检讨伤亡大的原因——林彪、罗荣桓重申“四快一慢”——改进战术，消除顾虑——工兵巧克护城河——特等功臣赫贵顺——安阳守敌无一漏网——认真执行城市纪律——安阳军民喜庆解放

1949年4月初，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由平津地区南下时，华北国民党军还剩下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地以及绥远的董其武部。其时，中共中央已经提出了“绥远方式”，解决绥远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全歼阎锡山残部的太原战役也在徐向前和彭德怀的领导下，即将发起总攻，胜利指日可待。举目黄河以北，惟有盘驻安阳、新乡之敌，隔断了平汉铁路线，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进军及供应运输的重大障碍。

安阳、新乡位于河南省北部，是两座人口均在10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为第40军军部所辖第106师、第264师，有2万余人。驻守安阳的国民党军是“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及其所辖保安旅、河南反共自卫军第4路军第9纵队和第40军第337师，总共⒈4万余人。华北其他地方解放后，各地残留的地主、土匪、还乡团等反动顽固武装大多逃到了安阳，这些人虽然数量不多，却是些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和惯匪，他们在当地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急切盼望我军早日前来解放。

1948年秋季以后，安、新之敌一直被我太行军区第5分区部队和华北军区第70军（原第十四纵队）分别监视和包围。我军之所以没有及时拔除这两个孤立据点，一方面是敌人的城防比较坚固，打起来要费一定的气力，更主要的是为了不分散主力，影响中原野战军的渡江战役计划。

1949年1月29日，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原定赵健民部即与王（秉璋）张（霖芝）十一纵合编，以加速渡江准备。如必须赵部开至新乡协同十四纵对付新乡之敌（也只能起监视作用），则我们拟以陈（赓）谢（富治）四、九两纵主力北进攻占新乡。这样处置的好处是赵部可即编入十一纵，攻占新乡后，十四纵亦可早日编入为主力军内。其缺点是妨碍四、九两纵的渡江准备。应如何请示复。”

毛泽东见到这份请示后，当即批示道：

周：新乡一带敌，将来由东北部队在南下途中附带扫清即可，不宜使用

陈谢四、九纵及王张十一纵。请酌复。

毛泽东

据此，周恩来于1月31日复电陈毅、邓小平：“二十九日亥电悉。新乡安阳敌人仍照原议将来由东北部队在南下途中附带扫清，中野部队以赵健民部仍进行合编整训准备南下为好。”[1]

就这样，为了保证渡江战役尽早实施，我中野部队和四野先遣兵团前后从安阳、新乡城下匆匆而过，守敌又得以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决定在南下进军途中，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42、47军及第38军炮兵团，会同华北军区第70军等部共13万人，发起安新战役，一举拔除这两个残留据点，打通平汉铁路运输线，扫除我军南下障碍。

两处敌人，先打哪个？考虑到安阳敌人主要由地方惯匪和地主武装组成，有严重的地方性，一旦发现我军主力对其大举进攻，极有可能突围逃窜，而新乡敌人系正规军，则可能实行固守，第13兵团决定，先由第42军包围并歼灭安阳之敌，尔后再由跟进的第47军会同第70军攻歼新乡之敌。

攻打安阳，是四野主力南下的首战，对此，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极为重视。高干会议期间，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向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刘兴元当面交代了任务。第二天一早，朱德总司令又在西山驻地亲自召见了吴瑞林。朱德一边拉着吴瑞林看地图，一边介绍情况说：“这是军委决定由四野部队执行攻克安阳、新乡这两个坚固堡垒的战役。此地是华北、中原的战略要地，京汉线必经之地，过去我军曾打过两次，因执行新任务就把它放下了，因此愚蠢的敌人产生了幻想，以为解放军没有飞机，对他奈何不得。40军南下时从这里路过，打了他们一下，吃了点小亏，敌人就错误地认为我军打不下他们，幻想待我主力南下后，他们再逍遥法外，称王称霸，迫害人民。”

接着，朱德询问起第42军的情况。吴瑞林答道：“有65 000人，现又成立了两个大口径炮营。共有67 000人。4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有52门野榴弹炮，1个美式120重迫击炮营，各师有炮兵营，团有迫击炮连，有各种炮弹2 700余发。”朱德说：“炮弹少了，要有五六千发嘛！”他又问：“带多少炸药？”吴瑞林答：“带2 500公斤。”朱德说：“少了！要带10 000公斤，轻重机枪子弹要带足。”吴瑞林自信地说：“子弹我们很多。”朱德对此表示满意：“那很好。”

随后，朱德又询问了第42军参加鞍山、大石桥、营口等城市攻坚战役，吴瑞林当年在山东指挥攻克临沂、在东北指挥攻克鞍山等战役的情况，进一步指示说：“安阳的城墙与临沂城同一个类型，与北平的城墙也一个样，安阳城的外围据点，比太原城外的据点还强。你一定要向军、师、团干部讲清楚，千万不要轻敌。”[2]

1949年4月1日，第42军由河北涿州地区出发，15日到达磁县、成安一线。开进途中，侦察分队在太行军区第5分区部队的大力协助下，获得了安阳敌情、地形及社会情况的详细情报。这些情报主要是：安阳之敌虽然大多由当地惯匪、逃亡地主、特务、散兵组成，头多股多，组织混乱，指挥不统一，炮火很少，缺乏正规作战经验，但各股首领多年来用封建会道门和私人笼络手段欺骗士兵，政治上极为反动。而且由于我军过去几个月亟待南下作战，对其打击较轻，所以这次仍以为我军是过路部队，不会以主力立即对其作战，存在着盲目的侥幸心理。

正像朱总司令事先介绍的那样，安阳防御工事的确比较坚固，这正是守敌敢于负隅顽抗的重要原因。该城北临洹河、漳河，素有“四关、五门、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之称，四周村庄稠密，便于敌人防守。日寇占领时期，曾经在此大兴土木，抗战后，敌40军等部又不断加修。其主要依托是外围工事及高10米、宽5至15米的城墙，城墙20米以内，还有一道护城河和一道外壕。城墙外为砖质，内为土质，墙上筑有高型碉堡和两层射击孔，在城墙四角和主要城门上有所谓“国防工事”——钢筋混凝土碉堡10余个，不仅十分坚固，而且利用城角与城门之突出部构成交织火力网。在外壕与护城河里岸，还筑有200余个暗堡，构成了外围的纵深发射点，并与城内沟通了地下联络，便于守军的兵力运动和协同支援。在城外1～2公里的纵深内，利用村庄、工厂、寺庙、河流和沟渠等构成了环形的、有层次的、点与点结合的50余个卫星据点，各点之间以露天交通壕连贯，壕内筑有暗堡，火力组织非常严密。安阳守敌的突出弱点是炮火少，城内纵深工事薄弱，缺乏巷战准备。

根据敌情，第42军于15日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吴瑞林军长传达了朱总司令和野司首长的指示，刘兴元政委作了动员。会议决定于次日采取远距离的奔袭作战手段，向安阳之敌实行包围。其目的，一是防止敌人发觉后突围逃窜；二是争取将外围之敌歼灭一部或大部。

4月16日，安阳战役正式打响。下午3点，第42军所属4个师，分由北、东北两路，以12小时运动60公里的高速度向安阳急进，次日上午将安阳守军一举包围，抢占外围据点17处，歼敌1 000余人，为尔后的肃清外围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一步奔袭作战，第125师、第126师、第155师均按时完成了预定任务，只有第124师未能按照军首长的作战要求圆满完成任务，而且造成某些失利，这主要是高楼庄一仗打得不好。

高楼庄位于安阳城西北2公里处，是其外围主要据点之一，敌人在这里放了一个营据守。17日6时，124师371团1营进至郭庄后，准备对该敌发起攻击。6点30分，在已经查明敌人的外壕无法通过的情况下，第1营指挥员竟不顾这一实际困难，盲目地向新纱厂以南凹地猛插，等到营部率第1、3连和机枪连进至外壕，这才发现大错已经铸成，部队根本无法前进。这时，第2连已进至任家庄附近，营指挥员发现任家庄之敌向电灯房溃逃，便放弃了原定攻歼高楼庄的任务，命令2连以一个排追击逃敌，因地形不熟，追错方向，遭打蛋厂敌之火力反击后撤回。随后，营部又令2连一个排向电灯房攻击，但是这一排又攻错方向，遭车站敌之火力反击，被迫撤回。9点，正当1营主力在高楼庄外壕内进退两难之际，狡猾的敌人乘机纠集高楼庄、电灯房、车站三处之兵力、火力，同时向我军发起反击。1营虽然连续三次打退了敌人，但终因地形不利，兵力分散，干部伤亡多，指挥员决心动摇，部队已经混乱，结果，不但未完成任务，反而遭受伤亡146人的严重损失。

眼见1营失利，371团首长着急起来，为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于当日18点，下令部队对高楼庄之敌再次发起攻击，然而，因为了解情况不够，准备不足，仓促投入战斗，打了个莽撞仗，又未达成任务，并伤亡200余人。

371团攻打高楼庄失利，暴露出了该团指挥员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诚如42军战史所总结的那样：“一、该团指挥员认为安阳敌系土匪，装备甚劣，战斗力差，因而，战前对部队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不够重视，存在着严重的轻敌思想，由上而下的盲目认为打这样的敌人没有问题。二、对上级命令执行不坚决，只顾追击逃敌，放弃了主要的穿插作战任务。三、对部队的使用不当，组织战斗不力，缺乏深入指挥。四、对情况、特别是对敌防御工事的复杂情况，不重视了解与研究。该团打了一天仗，还不知高楼庄与薛庄是两个村子，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敌人，盲目的组织攻击，以致伤亡过大，连遭挫败。”[3]

由于我强敌弱的整体态势，少数部队的失利并不妨碍大局。从4月18日起，第42军进入第二阶段作战，肃清安阳外围之敌。军首长制定的第二步作战方针是：四面攻击，各个歼敌，逐步压缩，逼近城垣，给攻城作战彻底扫清障碍，控制有利阵地。为此，全军以师为单位，具体划分了作战目标，并严格限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

然而，第二步作战仍然进行得不顺利。安阳城内的各股匪首由于自感罪大恶极，惧怕人民的审判，同时又误认为我军是过路部队，因而采取了坚守顽抗的打算和侥幸的观望态度，幻想我军知难而退，放弃对其歼灭性的攻击，所以，他们一面日夜不停地加修工事，一面整顿内部组织，调整部署，把五分之二的兵力加强在外围各个据点上，并储备了一定的作战物资。这样一来，就给我军造成了难于意料的更大的困难。

18、19日，我军相继发起攻击。第124师急于摆脱首战失利的阴影，这次出战是奋勇争先。不料，事与愿违，370团在攻击广益纱厂和郭湾两处据点时，均由于包围不严，没能切断敌之退路，致使守敌全部逃窜。371团再次对高楼庄之敌发起攻击，但由于未接受上次失利教训，在伤亡285人的情况下，又告挫败。至此，该师数次攻击不利，军首长不得不令其暂时停止外围作战，进行严肃的检讨，以利继续作战。

第125师、第126师经数日激战，攻占了各个据点，基本上完成了预定任务，但同样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伤亡。如第125师374团进攻东关园战斗，守敌仅200多人，我军动用了两个步兵连，加上军炮兵团四个连和师炮兵营的全部火力支援，可以说是占绝对优势，最后虽然将敌大部歼灭，我军却也伤83人，亡10人。第126师377团进攻傅家庄，先用炮火足足轰击了30分钟，摧毁了绝大部分工事，打得敌人几无立足之地，我军步兵乘机发起冲击，激战两小时，全歼守敌一个营，计毙敌百余人，俘123人，然而，我军也伤136人，亡17人。这样的战果，当然不能算作令人满意的成绩。

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是林彪、罗荣桓一贯坚持的用兵原则，也是四野部队的光荣传统。安阳战斗出现的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自然令42军首长的心情十分沉重。4月22日11时，刘兴元、吴瑞林两人向四野总部发出一封电报，对安阳战斗伤亡大的原因做了检讨：

（甲）对安阳敌外围作战中我伤亡大主要原因：

（一）缺乏攻坚经验，队形密集，不善于封锁敌火力点。

（二）轻敌观念，不严格攻击准备，在准备过程中不熟悉，检查不周到。

（三）开始未重视进迫作业，冲锋距离较远。

（乙）攻击作战中，数次未能全歼敌人，原因为敌人沟壕纵横相连有荫蔽退路，我们攻击准备前未能完全判断敌退路，故攻击发起后敌人一部顽抗一部荫蔽撤退。以上我正教育纠正中。[4]

这时，渡江战役的胜利捷报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四野大军亦已开进在南下途中。在一片欢欣鼓舞、凯歌向前的形势下，来自安阳前线的这份战报，无疑是一份生动的教材，它有助于我军将士克服轻敌和麻痹大意思想，不让胜利冲昏了头脑。4月23日，四野总部向各部队军、师以上首长，转发了42军的上述电报，借以引起高度警惕。同时，电复第42军：

刘吴（各军转各师）：

22日11时电收到。

同意你们对安阳外围战斗伤亡大的原因的检讨，从你们这次战斗教训中又一次的证明，凡不熟悉四快一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交通壕作业等办法的部队打起仗来就很吃亏，就会伤亡大胜利小。因此盼你们根据此次教训抓住这几条主要战术进行具体充分的教育，务使各级指挥员都能了解，这样在以后才能把仗打好，否则将使部队难获胜利，且使本身很快消弱。

林罗刘

四月廿三日[5]

林、罗、刘的指示，使第42军首长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同时又感受到了巨大鞭策。他们决定，各部队先拿出三天时间，总结、吸取前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进行各项具体攻击准备工作。27日，全军统一行动，继续作战。

在随后的三天里，各部队普遍开展了发扬军事民主，进行广泛讨论的活动。指挥员们下到连队，同战士们一起看地形，查准备，提困难，想办法，引导他们打破顾虑，提高情绪，鼓励再战决心。第126师的苏副师长亲自来到在第一次打傅家庄失利回来的377团5连，和战士们边看地形，边研究再战打法。他一一指明应该如何配备火力，如何封锁敌人，如何改造工事等，整整研究讲解了四个钟头，战士们听了纷纷说：“早这样作，早打下来了。”当了解到上一次战斗我军炮火极猛，战士们普遍害怕炮打着自己人的情况时，苏副师长作了详细的说明，使大家明白了我军火炮阵地离前沿仅100米左右，炮弹不会拐弯，打不着自己人的道理，战士们听罢豁然开朗，相视而笑，从而彻底打消了怕炮打自己人的顾虑。有的战士提出“地堡不好弄”，旁边的人就说：“用百斤炸药轰他一家伙！”而昨天跳下沟又安全回来的5班付小文同志马上说：“不用，我亲眼看到下去没事，保证打不着人。”大家都相信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还有的人提出“昨天用的梯子过短，大梯子又太笨，向沟下溜又快又好，但不能跳”。就这样，边提边讨论，大家的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最后，师、团首长再三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大家一阵“没有了，保险打下来！”的笑声中散会了，5连的消沉、埋怨等情绪由此一扫而光。[6]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工作，全军干部战士们摩拳擦掌，以高昂的斗志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有道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战前准备越精细，战时打得就越漂亮。4月27日7时许，随着军首长一声号令，第124、155、125、126师同时向各预定目标发起了强大的攻击。这一回，我军是有备而来，战前练兵中苦心琢磨出的招数全都派上了用场，仅用大半天时间，就攻克了所有敌外围据点，全线逼近护城河，对城内守敌形成了势如铁桶般的包围。

历时10天的外围作战，我军是先难后易，越战越勇，敌人则是惊恐万状，已成瓮中之鳖。第42军首长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趁热打铁，攻取安阳城。4月28日，军党委向全军下达了《对攻歼安阳敌匪的战斗号召》，全文如下：

安阳敌匪对这一带人民多年来即实行残酷的奸淫烧杀，人民渴望我军前来解救他们。而匪帮们直到现在仍旧执迷不悟，不肯听从我们劝其投降的忠告妄图顽抗，以期继续摧残人民与维持其反动统治，因此为坚决执行第四野战军总部的命令，及答复人民的热烈要求，我们坚决要攻克这一反动孤立的据点。

经十天的外围作战，城外的敌人据点已全部清除，消灭敌人两千余，开始打击了敌人的守备决心。在外围作战中，我对敌之特点及工事构筑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并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敌人知道了我决心攻打安阳，因而其中下层匪官和士兵也更加动摇。我们有四野总部和兵团首长的正确指挥，有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有人民的热烈的支援，以我们周密的准备，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及猛烈的炮火，消灭这样孤立无援的土匪部队，是有着必胜的把握的！

我们特号召全军同志英勇前进，坚决打下安阳城，活捉郭清、武尽仁、王三祝等匪首，为数十万人民除害，为南下大军扫清障碍！

为了彻底、干脆、全部地歼灭安阳敌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敌人是狡猾的惯匪，而且凭借着坚固的工事，所以我们在战前就更须要有充分周密的准备，如部队的战斗动员，各种战斗任务与组织的划分，地形敌情的了解，近迫作业的进行，步炮协同的研究，兵力火力的配备，攻坚器材与弹药的准备，突破各种障碍的反复演习，战斗队型的运用，纵深的街道战斗之训练，爆破、架桥、架梯等技术的熟练，研究种种困难的克服，以及后方勤务工作的准备等等，这一切工作都必须作好，才可以保证战斗的迅速完满的胜利。“不打无准备的仗”，这就是林总所多次教育我们的一条原则。安阳是近十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且为历史上有名的古城，人民长期受匪帮们的压榨欺骗，对我必不甚了解，故进入城市后必须严格遵守政策纪律，以扩大我党我军的影响，保护一切城市设备与工商业，严禁侵犯人民利益，并须正确地执行俘虏政策，以争取在安阳战斗中的“军政双胜”！

为此我们更号召在此次战斗中要创造全军范围内的战斗模范连队，其条件如后：

（一）迅速排除各种障碍，突破敌之防御工事，打开缺口，并巩固之。

（二）纵深作战中大胆插断与分割包围敌人。

（三）灵活地运用战术，勇猛坚决地打垮与歼灭敌之反冲锋部队。

（四）完全作到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缴获归公，遵守群众纪律。

（五）执行优待俘虏政策，无一违犯者。

根据以上条件在攻击前很好动员准备，为争取“军政双胜”而努力，并在战后根据每个部队的具体任务及情况实行广泛的评论，以选出这样的模范单位，将给以记功并各奖以荣誉锦旗一面，以资激励。望各部队响应这个号召，为争取全歼安阳敌匪而奋斗。

军　　　长　吴瑞林

政治委员　刘兴元

副军长　赵东寰

政治部主任　郭成柱[7]

《号召》下达后，得到了全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他们对照林彪司令员历来所倡导的“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等作战原则，用了一周的时间，穿插进行了各种攻城准备工作。步、炮各级指挥员尤其是各突击团与爆破连的指挥员带领各战斗小组长、各种火器射手，深入前沿，反复侦察地形，对敌之城墙上下、护城河里岸的各个发射点、暗堡的位置及其对我军的危害，作了详细的了解和研究，并选定了便于屯兵、配置战斗队形与接近敌人的小西门、大西门以北50米处，北门以东150米处为突破口。进而具体勘察了进攻道路，确定了各种火器的发射阵地。

担任攻城任务的各步兵师，集中了大量人力和工具，在有组织的火力掩护下，昼夜不停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作业，在通向各突破口的地方，挖掘了50余条露天交通壕和便于爆破护城河的坑道，构筑了5 000余个防炮洞、弹药室和救护室，开辟了6条宽2米、长25 000米、可以通行担架的通道，改造并加强了我军围城阵地的各种工事。

针对敌情特点，各部队均由上而下地把各种火器进行了有计划的组织和分工，各炮兵群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敌城上各个发射点，压制敌人掩护步兵实施突击，各分队之轻重机枪火力，以师为单位进行了调配，按照已编号的敌之大小地堡、暗堡、发射点划分了明确的射击任务。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周密的步炮协同的作战计划，对担任突击、爆破任务的分队，专门进行了步炮协同作战的战术教育。师、团均建立了步炮统一指挥所。每个担任攻城突破作战的步兵团，均以两个突击营、一个二梯队营和一个专门爆破连组成，并以营为单位编成了“四组一队”。随后，各部队根据不同任务进行了1～3次战术演习，着重研究了突破作战的火力组成、队形运用、步炮协同指挥等。

物资器材方面也相当充分，共准备了炸药10 000公斤，梯子80多个，木桥30余个和几万件扫除障碍用的工具等。军后勤部与司令部共同组织了检查组，对器材进行了细密的检查与鉴定，以确保万无一失。

与此同时，部队由上而下地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工作，普遍实施了遵守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并订出了保证完成任务的具体计划。377团政治部杨主任结合部队实际，别出心裁地提出订立合同立功，马上得到了全团战士们的积极响应。团里因势利导，制定并下发了统一的《合同立功书》：

一、火力组：

1．保证瞄准，打准，不浪费子弹，不惊慌。

2．保证机枪打不着自己人。

3．保证封锁住敌人枪眼，不让敌人发挥火力。

4．保证弹药手供给弹药及时。

5．小炮保证打不着自己人。

二、梯子组：

1．不怕牺牲流血，完成任务。

2．保证把梯子架好，稳固不坏，使突击组顺利通过，完成任务。

三、突击组：

1．只要梯子架得好，架得快，架得稳固，架得正当，我们保证能突进去。2．保证突击时不论怎样，就是剩一个人也坚决完成任务。[8]

376团的政治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该团6连接受了攻城尖刀任务，大家都很高兴，但个别人员对送炸药有顾虑，怕炮打自己人，怕炮摧毁不了工事。团领导根据这一思想情况，便通过炮兵与担任扫清外围的连队给6连全体同志写信，提出保证：“坚决为爆破连打开道路”，使6连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领导上见状又提出：“是否敢和2连挑战？”6连全体同志马上紧张起来说：“一定挑，不敢挑是狗熊。”就这样，经过互相挑战，激发了全团指战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情绪。2连指战员一致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叫”，并提出：“党员要在战斗中，给群众带上去，要在困难环境，给群众出主意想办法。”2班全体同志说：“我们要在攻击安阳城战斗中，争取全班立功”，张殿荣同志坚决要求上级：“第一包炸药让我送。”6连班以上干部在支委扩大会议上纷纷表示，保证给什么任务，完成什么任务。9班全体同志提出：“送炸药时组不出组，班不出班，就是最后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任务。”李恒才同志要求上级在战斗中考验他，争取立功入党。温成起同志说：“我从前落后，别人均不喜欢搭理我，这次一定去掉大家对我的坏认识。”孙昌仁同志说：“我不完成任务，誓死我也不回来！”6连炊事班也不甘人后，响亮地提出：“如果其他班完不成任务时，我们炊事班上去给完成任务。”[9]

4月30日，第13兵团首长为了加强安阳我军的作战实力，又把第47军第160师、太行5分区的两个步兵团和第38军炮兵团调到安阳城下，配属第42军作战，这些生力军的到来，使安阳我军如虎添翼，守敌则是插翅难飞了。

在随后的几天，我军一刻不停地加紧攻城准备工作。要接近安阳城墙，首先要越过围绕城墙的护城河。河面宽约10余米，深约3米，河底密插竹片，竹尖朝上，修有锁沟堡，枪眼与河岸成水平线，地堡外还埋有拉发雷，绳子直牵在地堡内。地堡的暗火力封锁了河这边的开阔地，与城墙上火力上下交叉。地堡修得十分坚固，第一层是圆木，上覆土，土上铺一层石子，再覆一层土，最上面铺的是一层铁轨，再覆厚土。这种用三层料、三层土构筑而成的工事，炮打不透，枪射不进，成为我军攻城的头一道障碍。

任务落在军直工兵营的肩上。军工兵主任白涛和教导员李桂寿带领工兵2、3连，配属124师攻打小西门，工兵营副营长蒋子云带领工兵1连配属125师在大西门外攻城。125师师长彭龙辉要求工兵1连，用三天两夜的时间，克服护城河，炸掉锁沟堡，为部队总攻开辟道路。

蒋子云和连队干部到前沿勘察地形后认为，护城河只能用爆破出的土方来填塞，装药室远不得，近不得，爆破的位置要准确，药量要适当，爆破的土方要正好填平一条全师总攻的通路。当时没有测量仪器，只能靠目测和土法计算，难度非常大。于是，他们动员全连同志一起出谋献策，最后提出了两个接近护城河的方案，一是采取地面掘进交通壕作业，这样虽然速度快，省人力，但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容易造成部队伤亡。二是采取坑道作业，这样虽然挖掘难度大，速度慢，但隐蔽，不容易暴露我军的意图。彭龙辉师长批准了第二个方案。

紧张艰难的坑道作业开始了，蒋子云同志回忆说：“为了充分发挥爆破的效果，我们把坑道的路线选在对准城西墙上的一条裂缝处，这样爆破时较别处易于震塌。坑道口利用了一座民房，在房中挖洞口，出土倒在院中，敌人在城墙上也看不见。坑道宽1米，高1.2米，用两个排轮流作业，一个排作预备队。坑道内没有照明设备，只能用煤油灯照明。由于不通风，作业时熏得人眼睛流泪，嗓子呛得冒烟，也没有仪器测量，只能掘进几米后便从地下往上面通出一节竹竿或枪通条来观察，掌握坑道的方向和装药室的位置。挖了一天一夜后，遇着一个水塘，又发现城墙的裂缝外从上至下有一条垂直白石灰线，正对着我们的坑道，我们分析可能是敌人发觉了我们的意图。为了避开水塘和防备敌人破坏坑道作业，决定从左右分开挖两条坑道。两条坑道分开掘进一段后，在右边的坑道里听见沙沙的响声，判断是敌人也在朝我们这边挖坑道。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师首长。彭龙辉师长到坑道内了解情况，指示我们采取如下紧急措施：一方面准备坑道战斗，并制造假的掘土音响迷惑敌人；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突击左边坑道，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任务。

“为了战争的胜利，同志们更拼命地干了，因通风不够，坑道挖得越深，呼吸越困难。敌人的炮弹比以往更加疯狂地往坑道上打，烟火呛人。战士们昏倒的次数增多了，抢救出来休息片刻，又继续干。完成了最后的工程后，离护城河约10米处挖好了装药室，填了1 000公斤炸药，用了两套点火具，一切都准备就绪。……”[10]

5月5日下午6时，担任攻城任务的各步兵师，在军首长的统一号令下，展开了抢占护城河与外壕的战斗。我军首先集中所有的火炮，向敌人实施了半个小时的猛烈轰击，紧接着，各工兵连、排利用早已构筑好的坑道，先后爆开了护城河通道。据蒋子云同志回忆：“下午5时左右，随着师首长的一声‘点火’令下，两套点火具同时发火。‘轰’地一声巨响，顿时尘土飞扬，烟雾弥漫。爆破成功了！全部的土方倾泻在护城河，正好填平一段约10米长的通路。敌人的坑道被炸塌了，挖坑道的敌人全部被埋在里面，地堡也被土封住了。”[11]

在一片片浓黑的硝烟中，我突击部队迅速出击，平均不到两小时，就消灭了已被炸得晕头转向的外壕之敌，直逼城垣。随后，各单位的专门爆破连队，开始在城墙根下构筑药室，装填炸药，等候军里的总攻讯号。

与此同时，吴瑞林下令，将敌人原来的铁丝网拉上，再把漳河的水引来灌满护城河。这是执行朱总司令指示的“不许跑掉一个敌人，跑掉一个亡命徒就是给人民增添痛苦”的具体措施。[12]

守在城墙上的敌人似乎明白了等待他们的可怕命运，不顾一切地组织火力封锁，拼死抵抗。加上这时天色已黑，给我军的爆破带来了不利影响。第126师376团6连担任爆破北关城墙的任务，2班长赫贵顺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一连进行了4次爆破，可还是没有把药室炸好。营里决定再用5包炸药炸一次。这时，赫贵顺的小组只剩下3个人，送5包炸药还缺两个人。他对其他小组的同志说：“我们还缺两个人，谁再自告奋勇上去一趟，英雄好汉就表现在这个时候！”“我去！”王树歧、温盛琦、李宝忠3人应声而出。赫贵顺把6个人重新组织了一下，每人扛起40斤的炸药包冲了上去。团政委看到赫贵顺表现如此神勇，当即宣布他代理副排长，并记大功一次。

城墙实在太厚，5包炸药响过，仍然没有把药室炸好，上下炸得很大，但深度不够。赫贵顺想起动员大会上团长的话：“突破口不炸开，部队是突不进去的……”于是他毅然带领几个战士，拿着铁镐冲了上去，在我轻重火力的掩护下，硬是一镐一镐地刨开砖墙，挖好了药室。随后，他迅速跑回阵地，把大小炸药包按人力重新分配了一下，并动员第一组的同志分头给送大批炸药的爆破员带路，他自己则跑到最前头指挥、鼓励、检查。15分钟后，74包炸药安全地送进了药室。就这样，赫贵顺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下，跑上跑下，一共26次，组织指挥装填了1 000多公斤炸药，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为部队总攻铺平了道路。战后，军首长为表彰赫贵顺的大智大勇，授予他“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13]

5月6日5时，赫贵顺装填好的炸药因部队运动，不慎提前炸响，将城墙爆开了一个上宽23米，下宽9米，55度斜坡的大口子。126师首长见状，当机立断，命令第一梯队376团立即抢占突破口。该团指战员们犹如出笼的猛虎一般，转眼间便抢占了突破口，随即猛烈向两翼发展，很快就肃清了突破口两侧约500米的正面城上的敌人。5点28分，该团全部突入城内，第二梯队378团紧跟其后，进至突破口两侧，准备投入纵深战斗。

本来，军首长的原定计划是各师爆开城墙后统一行动，但是，126师这时已经突入城内作战，吴瑞林军长于是提前发出了总攻击的讯号。他把军指挥所设在铁路车站的水塔上，以便观察全局，并通过3条早已架设好的电话线，指挥各团作战。

天亮时分，我军的3个突击点均已登城成功，全部7个团的兵力立即乘胜展开了纵深战斗。面对惊慌失措、四处逃散的敌人，我军战士们与敌人短兵相接，表现出了机动灵活的作风和良好的战术素养。378团1连在总攻击发起后，连长孙德山带着1排、2排一下子就冲到二街和三街，占领了有利地形，集中火力打垮了迎面的敌人。他告诉同志们上好刺刀，准备好手榴弹，追击敌人。并命令4班绕到敌人后面，准备包围歼灭敌人。果然，敌人四散奔逃了，但在孙连长布好的口袋阵中，一个排的敌人完全做了他们的俘虏。这时，3排已经从1、2排的侧翼插了进去，正碰上被2连堵过来的敌人一个骑兵排，他们立刻布开火力，向敌人猛扫，敌人被压缩到一个大院子里，很快被解决了。9班最初看见前面一座房子门口有敌人的一个哨兵，但一转眼就不见了，他们立刻跟踪追到那一个院子门口，喊道：“交枪吧！解放军优待俘虏！”敌人没吭气，他们就对着院子里打了一排子枪，这时，只听里面高喊：“别打了，老乡，我们交枪！”随着就扔出了步枪、机枪，又走出了38名俘虏。就这样搜索了5座院子，一共俘虏了300多俘虏。在搜索第4个院子时，5班长郭云成一下子冲到屋子里去，看见炕上一个穿便衣的胖子正在假装镇定的坐着，郭班长立即叫他站起来，问他是做什么的，胖子回答是做买卖的，郭班长接着问道：“你不是土匪司令吗？”那胖子脸上变了颜色，但仍故作镇静地极力否认。郭班长便用河南口音对他说：“你不是姓王吗？我认识你，你还到过我们庄里去过呢！”那胖子说不出话来了，脸上死一样的惨白，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就是王景昌。”战斗结束后，1连共俘敌旅长以下748名，轻机枪11挺，冲锋枪两支，步枪284支，短枪22支，步枪子弹万余发及其他军用品一部，成为126师战绩最突出的连队之一。[14]

安阳守敌的末日到了。我攻城部队大胆穿插，将守军迅速分割包围成5块。在我军的强大压力下，城内各个角落到处响起残敌们“我们投降！我们真不打了！”的哀叫声，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起先还企图逃窜，但他们跑到哪里，都躲不过我军战士的眼睛。374团通信队的通信员张树林在搜索中，忽然看到从一辆小汽车里跳出两个敌人，跑进旁边学校的后院，张树林立刻奔了过去。他一眼发现里面的一间小屋里有人影在活动，摸过去从窗子上一看，有好几个满脸横肉的家伙正在准备躲藏。他便高喊：“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屋里的一个身材高大的胖子一看大事不好，马上伸手掏枪，机灵的小张握紧冲锋枪，对准胖子就是一梭子，胖子应声倒毙。这个顽抗到底的家伙，正是恶贯满盈的匪首郭清。[15]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全歼守敌10 000余人，至6日8时，攻城战斗胜利结束。在整个安阳作战中，第42军也伤亡了2 704人。

在随后的接收城市过程中，42军指战员们严格执行了军党委事先制定的城市政策和纪律，一丝不苟地做到了“保护一切，原封不动，缴获归公”的要求。某连战士夏玉清在南下行军前，发给他的两双鞋都穿不下去，只好把鞋子前头剪开个洞，让脚指头露在外头。安阳战斗打进西关纺纱厂时，敌人丢下了许多鞋，夏玉清看看地上的鞋，又看看脚上的鞋，心想：“那么多鞋，准有比自己穿这双大的，挑一双穿吧。”忽然又想不对：“这是犯纪律，坚决不能动。”这时，班里的一位新战士熊林拿着一双青布鞋走过来说：“老夏，你脚穿的鞋不是小吗？你看这双怎么样？小的话那屋里还有呢！”夏玉清说：“上级总向咱们讲纪律纪律的，你忘了！”说完就走了。熊林也觉得不对，便把鞋放回了原处。夏玉清回到屋里，心里又寻思开了，自己的鞋坏成这样了，穿一双上级也不会说什么。于是他偷偷地找来熊林，又来到刚才那间屋子，那双青布鞋还放在墙角没人动。夏玉清穿上它，走了几步，满意地说：“这鞋不大也不小，正好，这回行军可不成问题了。”刚想往外走，猛然又想起来：“这不是犯纪律吗？这么多的鞋别人都没有动，为什么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反而不能制止自己呢？”最后，他坚决地把鞋放在原处，穿着那双露着脚指头的旧鞋走了出来。[16]

战后，全军评出了4个“军政双胜”连及大批模范班、排与个人，并对执行城市纪律良好的步兵第124师专门进行了奖励。为此，第四野战军总部还特意发来了嘉勉电：

瑞林、兴元、成柱同志转四十二军全体同志、并告各兵团、各军、特司及野后：

你们关于攻克安阳后执行城市纪律情形的报告，业已收悉，此次纪律很好，甚为欣慰，望对于纪律最好的部队及保护西关工业区、车站、电灯厂、面粉公司、纱厂及北关医院有功的部队，着予传令嘉奖，某些指战员在战场上和敌营房内拾到的资财、笔、表、金银等全部交公，自己宁肯饿肚子，见了食物也不吃，严格遵守了缴获归公原封不动的规定，所表现出的范例，亦望予表扬。

四十二军进入安阳的纪律，较之一月间在北平西郊与丰台时的纪律是大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你们实行反对无政府无纪律斗争与加紧进行纪律教育的结果，这就说明：只要认真地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认真地进行纪律教育和检查纪律，则纪律没有整顿不好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检查尚存在着的缺点，并力求改正，以便使你们的纪律更加提高一步。

林　彪

罗荣桓

萧　克

谭　政

陶　铸[17]

安阳的解放，使多年来在敌人黑暗统治下的当地人民获得了新生。5月12日，安阳军民举行祝捷大会，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一位记者用他那生动的笔触，记录下了当时的感人场面：

“明天开会时部队要从城里经过”，这一个消息在11日的下午便传遍全城，工人、学生和商店立刻愉快的忙碌起来，准备欢迎进城的人民解放军。

一夜之间，街上便扎起几座精致的彩坊。12日天还没亮，在城中心鼓楼顶上便有一面鲜明的红旗在微风中招展着。无数“庆祝安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巨幅横条标语，也随着在十字大街的上空飞舞起来。太阳刚爬上古老的城楼，城内和四关便掀起一片喧天的锣鼓声，呜呜的号角声，愉快的欢笑声。无数的人群从各个角落、各个巷口里涌出来，涌向鼓楼前的十字大街。鼓楼前立刻拥挤得水泄不通。欢迎的行列，从北门一直摆到东门。安阳乡师、彰德中学、大公中学、第一临小、师范附小等18个中小学，天刚亮全部学生都在学校里集合，连饭都来不及吃就带着他们连夜扎好的花朵和写好的慰问信，赶到鼓楼大街。教师怕挤坏了六七岁的小学生，不叫他们去，他们坚持着说：“非去看看不行！”在西关，数百铁路、面粉、小车工人更以极度欢腾的心情，积极筹备欢迎自己的队伍。曾经向安阳匪徒作了艰苦斗争而保护了铁路器材的完整的安阳铁路工人，听说要欢迎自己的队伍，也纷纷准备了标语、小旗和花朵。连解放前因匪徒的迫害而失业的工人今天也赶来参加。

记者继续描述道：“8点钟左右，在城郊数里外响起了锣鼓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不多时，西门便涌进了农民行列。他们都是从几十里外甚至百余里路以外赶来的。离安阳近百里的七区农民从11日的下午便背着行李，抬着锅和粮食赶到安阳城外。五、六区的农民天一亮就爬起来，饭都顾不得吃带上干粮就往城里赶。老乡们乐得咧着大嘴说：‘多少年没进城了，这回可要好好看看啦！’农民们在城郊汇成了汹涌的巨流。许多白发老大娘和小脚大嫂提着她们绣好的慰问袋和鸡蛋，也跟着队伍后面走进来。这一幅生动的图画，也使我们引起了对过去的惨痛回忆。当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包围了安阳之后，一个老大娘向战士们述说匪徒打死了她的丈夫，活埋了她的儿子，她痛哭着要求战士给她报仇。许多村庄的老百姓用瘦得跳起青筋的手端着糠菜糊糊给战士看，并且念着他们自己编的歌谣：‘我们种麦你们（指城内土匪）抢粮，你们吃里面的（指小米）我们吃糠！’同时我们又想起当解放安阳的消息传到各个村镇后，引起的一片欢腾景象。人们像疯狂了一样，在街上蹦着、跳着、喊着：‘以后的日子可好过了！’林县三区的一个老汉，在街上听到这个消息，拿起地上卖油的梆子，一面敲着一面唱起来。看吧，现在农民们已经从被解放军打得残缺不全的城门内走进安阳城。他们脖子上插着小红旗，拼命敲打着生了锈的锣鼓。安阳二区的一个老大爷对记者说：‘安阳城从来也没这样热闹过呀！’”

细心的记者发现：此时此刻，“楼窗里、房顶上、鼓楼上都站满了欢迎的人群。鼓楼大街的一个白发老大娘，换上干净的衣服，叫她的小孙子把她扶上鼓楼，准备一睹解放军的雄姿”。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一阵嘹亮的军号，吸引了千万双眼睛。鼓楼南街转弯处出现了金光闪闪的军乐队。‘来了！来了！’人们不由得一齐向前挤着。在一幅毛主席的巨像后面，走来了解放军雄壮的队列。看吧，什么队伍有这样年轻，这样雄壮。绿色军装，闪亮的刺刀。战士们涨红着脸，兴奋地望着欢迎者。人山人海里爆发出雷动的掌声。多少张嘴，多少只手，在热情地喊着，摇着。朵朵的红花和无数的慰问信，一齐飞到战士的手里。五彩缤纷的小纸片，从鼓楼上飘落到战士的身上。一个穿着黑制服的小学生，从队伍里钻出来，把一朵红花悄悄地插在战士的背包上。霎时，战士的身上，高大的马头上，轻重机枪上都插满了花朵。战士笑了，欢迎人群也笑了，整个人山人海都笑了。”[18]

[1]　军委关于安新之敌由东北部队附带扫清给陈毅、邓小平的指示，1949年1月31日。

[2]　吴瑞林：《忆安阳新乡战役》，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3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4]　刘兴元、吴瑞林4月22日致四野电。

[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进行作战动员和进行战术教育给各军、师的指示，1949年4月23日。

[6]　126师政治部：《安阳作战政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7]　《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8]　126师政治部：《安阳作战政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9]　126师政治部：《安阳作战政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10]　蒋子云：《工兵巧克护城河》，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18页。

[11]　蒋子云：《工兵巧克护城河》，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218页。

[12]　吴瑞林：《忆安阳新乡战役》，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13]　《特等功臣赫贵顺》，载《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14]　《一个连俘敌七百四》，载《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15]　《匪首郭清就歼记》，载《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16]　《一双青布鞋》，载《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17]　《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18]　《狂欢的一天——记安阳军民的祝捷大会》，载《解放安阳的勇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出版。

第5章　新乡受降

冉影冒险进入新乡——李辰熙犹豫不决——攻心为上——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新乡守军终于接受和平改编——安、新战役胜利结束

当我军发起的安阳攻势一天紧似一天，眼看着安阳守军陷入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龟缩在新乡城里的国民党守军也打消了一切观望和侥幸心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家性命与前途出路问题。1949年5月5日，也就是第42军发起安阳总攻的前一天，国民党新乡守军第40军在副军长李辰熙的率领下，终于接受我军和平改编。新乡遂告和平解放。

争取新乡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是第四野战军南下途中对敌政治工作的一件杰作。在这场不流血的斗争中，我军各级领导审时度势，驾驭全局，担负谈判任务的干部唇枪舌剑，不辱使命。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从1948年11月起，我华北军区第70军就奉命围困新乡守军，并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70军首先是通过邯郸战役（1946年10月下旬）被俘的国民党第40军原副军长刘世荣，给李辰熙两次写信，劝他的这位同袍和后任认清形势，早图良策。1949年2月，又委派当年随高树勋将军起义后担任民主建国军第1军军长的范龙云（又名范卓云），专程到新乡做40军军长李振清的工作。这两次工作，虽然收效不大，但从此搭起了双方接触的桥梁。不久，第70军成功策反了守军第316团团长庞振庆率部2 500余人起义，河南省保安第3团团长王国然率部700余人起义。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新乡周围的县、区、村还开展了发动守军家属“叫夫索子”的活动，先后有1 800多名守军官兵逃出新乡向我军投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千方百计地拉拢新乡守军，又是封官许愿，又是答应空运撤退，敌军长李振清已先期乘飞机跑到南京，在那里遥控指挥，施加影响。因此，从1949年2月开始，我70军同新乡守军进行了数次谈判，但是敌军上层总是推三阻四，毫无诚意，直到1949年4月，谈判仍无结果。在中共中央决定由四野南下附带扫清安阳、新乡之敌后，我华北军区将这些情况及时转告了第四野战军。

按照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的作战分工，解放新乡的任务由第47军承担。在北平整训期间，47军首长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新乡的实际情况，决定对敌军采取“围而不打，争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说来也巧，就在他们召开全军干部会议，布置完有关准备工作后，军直属炮兵团副团长冉影主动求见。冉影说：他有个表兄叫李辰熙，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原来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做事。刚才听军首长讲到，新乡的国民党军第40军副军长的名字也叫李辰熙，三个字一点不差，年龄、职务也相近，会不会就是他那个表兄呢？如果是，这回可就有文章做了。[1]

梁兴初军长和周赤萍政委一听，顿时眼前一亮，有这样一个关系，为什么不利用呢？于是，他们当即确定，派冉影先行一步，赴新乡做争取李辰熙的工作。随后，冉影找到曾在第40军当过通信教导队长，此刻正在天津闲居的胞兄冉敬中，证实了李辰熙的确就是他们家的表亲兄弟。为了稳妥起见，两人商量，由冉敬中先去新乡疏通一下老关系，然后冉影再去。

1949年3月19日，梁兴初、周赤萍电报请示四野首长林、罗、刘：“我军炮团参谋长[2]冉影与新乡敌军长[3]李旭东（辰熙）为表兄弟关系，据冉谈该敌拒投降缴械。同时李之子在北大读书，冉之胞兄与李之子愿亲赴新乡说服向我投降。特此报告，是否有妥，请示。”[4]

林彪看到这个电报，觉得此议可行，很快复电同意，并要冉影、冉敬中到北平一见。接见时，林彪说：“你们这次去很重要。北平和平解放了，没有打，少死多少人！这是很大的好事。你们这次去争取他投降，减少伤亡，使群众少受损失。”林彪接着分析说：“敌人内部是有矛盾的。40军是庞炳勋搞起来的，受蒋介石的排挤，这回李辰熙被扔下，他不是没有怨恨的。你这次去，是给他一条出路，他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要跑是跑不掉的；要打，只有死；要想活就投降，接受改编。”[5]

4月上旬，第47军奉令于河北固安南下。部队出发前几天，冉影同军司令部侦察科李希才科长带着一个警卫员，先到新乡附近找到了第70军政委甘渭汉同志，说明了来意。甘政委将敌人的近期情况向他俩作了介绍，并告诉他们，敌人对新乡一带控制得很严，要想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听完了甘政委的介绍，冉影按事先想好的方案，给李辰熙写了封信，请70军有关部门想办法带进去。他的信写得很简单，大意是：我是你的亲戚，从北平来的，到南边去，路过此地，有紧要事见你，不能进去，请派个人来接我。

李辰熙收到信后，并没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冉敬中已经向他透露过有关情况。他首先派来一个随从副官接头，探探虚实，第三天才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冉影进城。

在这几天当中，第47军先遣司令部已经到达新乡附近。第13兵团政治部刘道生主任受程子华司令员的委托，专门来指导劝降工作。冉影等人进新乡之前，刘道生对他们作了详细指示，并以兵团政治部的名义写了一封劝降书让冉影一同带去。随后，冉影和装扮成警卫员的李希才一道，穿着便衣，坐着李辰熙派来的车子进了新乡城。

冉影同李辰熙的第一次见面，李辰熙显得十分冷淡，只是简单问了问冉影的个人经历。冉影一一作了回答，并明确说明：这次来不是个人的访问，而是首长交给的任务。李辰熙听罢没有再问什么，约定晚上再谈。

当天晚上8点钟，两个人在一间密室里进行了正式谈话。冉影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我们47军这次的任务是来打新乡，我来这一趟是为了避免流血，给你们指条出路。

李辰熙听罢，不动声色地说：“前些时候你们不是过去了两个军[6]，不是都没有打吗？”

冉影直言相告：“这两个军另外有任务，所以没有打就从你们城外过去了。可是我们却是专门来打新乡的，这不是假话，大部队已经到了。过去你们和十四纵队谈谈拖拖打打，现在还打算那样就不行了。”

李辰熙倒也是实话实说：“和你们十四纵队谈的时候，我们也并非有意要拖，是下面的意见分歧，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把部队拉走。”

冉影追问道：“往哪里拉呢？”

李辰熙说：“上太行山，那是我们的老地方。”

“可是，现在形势和过去已经不同了。”冉影严肃地指出：“整个黄河以北，只剩下新乡、安阳两个孤立据点，到处都是我们的政权和军队。安阳的土匪武装不是也拉出去过吗？他们都站住了没有呢？群众不支持，他们就没法生存，结果还是得跑回来，现在不是被包围起来了吗？李振清带着自己的亲信坐飞机跑了，明明是把你们扔了，你们还识不破？”

“不！”李辰熙辩解道：“蒋头要李军长到那边去，是要他组织一个新40军，这边的老40军就完全交给我了。”

冉影心中不由得暗笑道：原来他是被这个挂名军长的头衔迷住了，必须及时点破他：“你要看出来，这是蒋介石的手腕！过去蒋介石什么时候相信过你们，给过你们好处？笼络你们，又是为了什么？现在他除了把一顶空帽子给你们，还给了你什么东西？你在这儿硬撑着作替死鬼，打不好，他也得要你的命！”

李辰熙听罢，愕然半晌，无言以对。冉影见状，便把领导上交代的意图，详细说了一遍，特别指出：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经无法挽救了，连他的嫡系王牌部队新1军、新6军都一个个垮了，就不要说其他的杂牌队伍了。打是绝对不行的，只有接受改编才是出路。

这番话十分管用，说得李辰熙有些心动了，他苦笑着说：“不瞒老弟说，这些日子来，我也很苦闷。但是这样的事，光我自己作不了主，还需要和弟兄们商量。你今天刚来，早点休息，有话明天再说。”

第二天，冉影和李希才研究了情况，觉得李辰熙已经认识到打没出路，非常惶恐，必须抓紧做思想工作，争取他投降。同时要察言观色，提高警惕。随后，两人悄悄地走到街上，察看城内布防的情形。当他们回到住处时，只见李辰熙已经站在那里，神色很不自然，问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并说：“这里特务多，私自外出很危险。以后为了不出问题，还是不要露面的好。”说着，他唤来几个卫士站岗，明里是保护，其实是看住他们，生怕他们再出去进行侦察活动。同时，李辰熙也看出李希才不像个普通的警卫员，特意盘问过他两次。这说明，此时的李辰熙对我军是怀有相当的戒心和敌意的。[7]

没过几天，我42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安阳围了个水泄不通，并发起了强大的攻势。紧接着，又传来我军百万雄师一举横渡长江的消息。这样一来，新乡守敌的心理压力骤然增大。既然困守和突围明摆着是死路一条，缴械投降又不心甘，倒不如利用眼下与解放军代表谈判的机会，为自己谋取一个体面的出路。于是，在一天晚上的谈话中，李辰熙忽然换了一副面孔，变得亲热起来。他用手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中堂说：“这几天夜里，我时常做梦，似乎有些征兆。可能会出现‘和平’。老弟你一来，‘和平’就更有希望了！”

冉影抬头看去，只见那幅中堂画的是几支荷花，荷花下的水面上浮着片片浮萍。所谓“和平”者，乃“荷萍”之谐音也。

接着，李辰熙借题发挥，大骂起蒋介石来：“对他，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研究了，决定起义！”

原来如此！“书香门第”出身的李辰熙借“荷萍”为由头，来了这么一套花招。冉影心里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他老实不客气地说：“现在来谈起义是不行的，和平只有一条路，就是接受改编！”

“那么，曾泽生怎么又是起义呢？”李辰熙搬出了同是国民党军杂牌部队，其地位和资历同他差不多的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起义的例子，诘难冉影。

冉影正色道：“他那个时候的情况和你们现在不同。就拿傅作义来说，也是接受和平改编，难道他的地位和实力不比你强吗？”

李辰熙闻言，沉默良久，无可奈何地说：“不过，大家有这个心情，这条路走不通，我就不知道怎样给大家讲话了。”

正说到这里，40军作战处长走了进来。冉影知道此人是李辰熙的心腹，军中大小机密都参与谋划，冉影也不瞒着他，直截了当地问他对受编有什么意见。他回答说：“接受改编明明就是投降，副军长确实不好同大家说话。”

冉影说：“他接受改编，不正是给大家找出路吗？大家不跟你们副军长走，还跟谁走？”

作战处长说：“这就难说了，有的人早就要单独走。”

冉影反问道：“单独走？四面都包围住了还往哪儿走呢？丢了部队，即使能走出去，蒋介石还不是要杀头？”

一句话说得他两个都沉默了，他们不得不承认，单独走确实走不掉，除了接受改编再没有别的出路。话虽然这样说，但心里的疙瘩却是一时半会儿解不开的。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们向冉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改编以后能不能保持原来的地位？不愿留下的能不能走？家眷能不能妥善安置？私人财产能不能保留？等等。冉影耐着性子，根据我军的政策一一解释，他们听了以后，感到心里踏实了一些。[8]

第二天，李希才赶回军里，向刘道生、梁兴初、周赤萍等领导作了汇报。他们根据守军内部还有矛盾，有些顾虑还未消除的情况，向李希才指示说：多交代政策，指明前途，尽量争取说服反对派，不要闹出问题；对整个改编的条件，掌握一定要严，但对李辰熙本人的要求可以放松一些。

有关情况很快上报到了兵团首长那里。4月29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同时发出两封电报，一封致华北军区第70军领导，指出：“对新乡敌人谈判，目前应坚持要敌人放下武器”，“明确告诉新乡敌人，兵团正指挥歼灭安阳之敌，须候兵团到后解决新乡问题，并警告敌人，必须保证特务和一切反动武装不逃散一个，保护武器、弹药、物资、建筑等之完整，作兵团到后商谈之基本条件”。[9]

另一封电告四野首长林彪、罗荣桓、萧克并华北军区首长聂荣臻、薄一波、赵尔陆，电文如下：

（一）47军炮团副团长冉影转来新乡敌副军长意思：

（1）决定不抵抗，希望快些解决；

（2）愿以和平名义解决，民主原则改编，不愿交武器，不愿等包围后再表明态度；

（3）副军长对个人的生命前途愿得到明确答复；

（4）该军有历史，编散有可惜之意。

（二）北平方式敌即可接受，放下武器则须加以压力，以至打下外围。两者利害：

（1）北平方式先快后慢（改编），推行8条24款有好处，并负责将特务其他武装交我们，物资武器完整移交。

（2）放下武器先慢后快，我军南下可早些，其他几条较北平方式差些。

（三）以何种方式解决为好，请示。[10]

对第13兵团的上述请示，四野首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4月30日，四野总部以林、罗、萧、谭、陶的名义，复电第13兵团程、彭并报军委，对解决新乡之敌，作出了明确决定：“（一）第一步求得将敌调出城外。（二）开出后即召集各级军官开会讲话，愿回家者或愿意留下学习者，均照北平办法办理。（三）对新乡之副军长保证其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彼愿意时可在我军当一副职或学习。（四）准备将其排以上各级干部全部撤换（个别可例外），部队该时依情况实行缴械或不缴械，并由你们就地训练1个月或40天，带到南方补充。（五）开出前或开出后，如不执行命令，即断然歼灭之。”[11]

这时，第47军主力部队已经到达新乡外围，同华北军区第70军一起加强了对新乡的包围，守军内部更加混乱。冉影则不失时机地展开工作。他了解到，此时此刻，多数守军军官的心中有两个最大的顾虑，一个是有的军官家属还在杭州留守处，怕蒋介石扣住他们不放；一个是内部意见还不统一，其中，有1个师长、2个副师长和1个师参谋长不是李辰熙的人，一直主张要南下去找蒋介石，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是其能量却不容小视，搞不好就会出乱子。冉影觉得事不宜迟，便向李辰熙当面提出这两个问题，问他打算怎么办。李辰熙也正为此发愁，希望冉影帮助他出点主意。两人研究的结果，决定立刻发电报，通知杭州的家属们迅速分散，隐蔽起来。至于内部几个死硬分子，李辰熙认为可以控制他们。而团以下的都是跟随他多年的弟兄，即使先不向他们挑明改编的事，届时也会惟马首是瞻。冉影提醒他说：这样不好，还是先讲清楚，告诉他们不走这条路不行，以免发生意外。李辰熙觉得有道理，听从了冉影的意见。经过一番工作，多数军官由此打消了顾虑，接受改编的条件日益成熟起来。

然而，李辰熙毕竟在国民党军队中吃了几十年的饭，在作出人生重大抉择之际，患得患失的情绪溢于言表。在同冉影的接触之中，他越来越注重个人问题。为了进一步稳住他，冉影根据上级的指示，注意从感情上去影响他。当李谈到他有个儿子在国民党海军部队里被我军解放了，下落不明时，冉影便告诉他，凡是到我军这边来的都没有问题，并答应通过内部关系去替他查找。当李提出要把家属接到北平安家，冉影又爽快地答应去请示首长，帮助找房子，开证明，让他派副官到后方去接。当李谈到，受编以后名、位两空的时候，冉影开导他说：把这次工作做好了就是个功劳，立功赎罪，将来还可以做事，并举他所熟悉的曾泽生、庞庆振（庞炳勋的儿子）为例，详细阐明我党我军的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见我方对他这样倾心照顾，李辰熙不无感动，思想上和认识上与我军更加接近了一步。有一次他对冉影大发牢骚：“蒋头现在还想拉住我们，来电叫我们‘迅速南下，会师宁汉’，我们又没长上翅膀，如何南下？现在，我们总算看透了他！”还有一次他吐露真言道：“我们的粮食只够吃两周啦！现在新乡、安阳同时被围，外面哪去催粮？所以我是真心想说服大家接受你们的条件。”

但是，让李辰熙痛痛快快地接受我军的条件，还免不了产生一些波折。临到快要正式谈判的时候，李辰熙突然又提出一个问题：受编不能与第70军发生关系，因为过去他的部队和70军打过几仗，怕70军借机报复。尽管冉影向他反复说明我军的政策纪律，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李辰熙还是心有余悸。果然，当第70军参谋长高厚良奉第13兵团首长的指示，于4月30日前来进行和平谈判时，李辰熙的代表故伎重演，推三阻四，致使谈判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双方不欢而散。

5月1日，林彪等四野首长得知新乡守军这一节外生枝的情况后，不免有些生气，当即以十分严厉的语气，电令第13兵团：“新乡之敌如能做到放下武器最好，如不能放下武器，则许可其出城改编。如两者皆无效，则坚决攻歼之。”[12]

第13兵团首长接到此令，立刻指示第47军，除留下1个师于安阳以南配合第42军作战以外，军部率3个师即向新乡前进，并作攻城准备。随后，47军大队人马由安阳地区开拔启程，浩浩荡荡，直奔新乡而来。

面对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新乡国民党守军情知最后的期限已到，终于下决心接受解放军和平改编。5月1日，梁兴初军长致电四野林、罗并第13兵团程、彭，汇报了两天来的进展情况：“冉影昨进新乡与他表兄接洽今返回，李、赵（二军长）表示不流血求得和平解决，他们要求条件：（1）整编一个独立师番号；（2）军部取消与我军合编；（3）炮团与我炮团合编；（4）伪金圆券兑换及伪政权接受等。（二）今午后赵天兴到陈堡确定具体事宜，请兵团速来人解决。”[13]

次日，李辰熙和第40军另一位副军长赵天兴出城，与我第47军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具体情况，周赤萍同志在《新乡受降》一文中有如下记载：“上午10时，冉影领着李辰熙进来了。开始谈判后，我们对他能接受和平改编表示欢迎。李辰熙回答：‘此次得以避免流血，能以和平解放新乡，全以贵军之宽大为怀，全体官兵不胜感激，吾表弟冉影冒险而来，是促成此事成功原因之一。’我们稍问新乡守敌内部情况后，即转入谈判具体条件。我方的条件是：一、所有新乡守军全部接受和平改编，在开出城外改编之前，必须保证新乡人民财产不受任何损失。二、所有武器、人员必须按名册名称一一清点，不得有任何破坏和放走人员的行为。三、为了保证和平改编之安全进行，所有城内特务分子由对方军部一一扣留，交我方处理。四、所有地方武装及还乡团，应先由对方解除武装，并将所有人员全部移交我方接收，不得少了一人。敌方条件是：一、保证所有人员安全，改编后发给他们路费，愿学习去学习，愿工作分配工作，愿还乡生产由他们自便。二、保证他们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三、家属由他们自行处理。李辰熙表示要去北平养病，病好后去华北革大学习，我们也表示同意。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可以签字，只是表示执行有困难，要求我军代表冉影帮助他掌握和处理问题。经我们反复研究，决定同意派冉影同去。”[14]

5月3日，双方达成《关于处理新乡国民党守军的协定》12条，其主要内容是：守军开出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地方武装开至指定地点，放下武器，听候处理；守军对所有建筑、资财、档案不准破坏、隐藏或转移，保证完整无损地移交人民政府或解放军；第40军政工人员撤离部队，新乡原有党政机关人员应切实登记，听候处理；保证第40军官兵眷属生命财产的安全等。上述内容，是中共中央制定的“北平方式”的具体体现。

5月4日，刘道生和梁兴初、周赤萍电告林、罗并第13兵团程、彭：“新乡敌李副军长已来陈堡谈判，我们所提条件李已同意，并拟于5日上午签字。”

5月5日，在新乡城北第47军军部驻地陈堡镇，协定签字仪式正式举行。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全权代表、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第47军军长梁兴初，国民党军第40军全权代表、副军长李辰熙，代表英博仁，分别在协定上签了字。华北军区第70军军长石志本、政治委员甘渭汉参加了签字仪式。按照协定，解放军部队于5月6日入城，国民党军第40军军部率2个师1.7万人开出城外接受改编。

签字仪式结束后，冉影陪同李辰熙一起返回新乡。在车上，李辰熙百感交集，神情黯然地说：“老弟，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一场，到最后把枪都交了……”冉影开导他说：“交出反人民的枪，再不干反人民的事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啊！”

他们回到城里，李辰熙迅速召开军官会议，传达情况。会后军官们便忙着收拾自己的箱箱柜柜，忙着安置自己的老婆孩子。然而，就在新乡城即将迎来解放的前夜，一场意外还是发生了。

据冉影同志回忆：这天，“太阳刚一落山，城里就响起了疏落的枪声，我看情况有些不对，向李辰熙要了几个手榴弹和两支短枪，打算马上乘车回去，向军里反映这种情况。李派了他的副官开着车往外送，刚冲出街口，枪声突然密集起来，前面一辆车的车灯被打坏了。那个副官跳下车来说：‘危险，这样不行，还是回去的好！’我们只好又开车返回军部。

“晚上9点以后，枪声更近更紧，还夹杂着重机枪和小炮的声音。李辰熙脸色蜡黄，坐卧不安，不断地搓着手走来走去。我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闹不清楚，只说：‘我们准备好，听天由命吧！’原来，这是那些不服改编的顽固分子，在特务的挑动下，有意制造混乱。据他判断，这些家伙正在向警卫营进攻。隔了一阵，枪声稀了，他安慰我说：‘不要紧啦！有警卫营和一个团守着，是我的人，出不了事！’可是，不多一会儿，枪声又狂啸起来，为了保持高度警惕，我们没有睡觉，都守在办公室里，直到破晓以前，枪声才沉寂下来。

“后来一问，果然是警卫营与特务分子开火。失误在于，李辰熙碍于情面，没有按照谈判的条件，将特务分子抓尽，漏网的一群特务分子便纠合起来制造暴乱。但是他们毕竟人少，攻不进去，未等天明就撤跑了。

“清晨，胜利的号声响了起来，我军141师开进了新乡城。同时，敌军撤出城外。新乡解放了！当我见到军长、政委的时候，他俩惊喜地握着我的手说：‘受惊了！受惊了！昨天晚上一听城里枪响，就知道坏了，以为你被敌人杀害了。我们也做好了准备。不是现在见了面，心里还放不下来。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15]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争中最理想的结局。新乡的和平解放，不仅使这座城市和人民免受战火之苦，国民党守军官兵也从此获得了新生。1949年5月14日，林、罗、萧、谭、陶就新乡守军改编及干部配备问题致电中央军委：

（一）从新乡出城受编之国民党军第40军，在改编期内仿北平经验给以独立师的番号，并以原106师师长柴世烈为师长，原副师长桦蕴珊为参谋长，我派122师政委李毅为该师政委，我41军保卫部长孙训为该师政治部主任。以原106师317团为独立师第1团，原318团为第2团，原264师之790团为第3团，其余部分则与此3个团合编。两个师部合并为1个师部，军部取消。该部现约万人，最近逃散甚多，除军官老弱家眷外，估计可编四五千人。

（二）该军军官半数愿学习，一部愿回家或留下工作。全部军官近3 000人，家眷2 000余人。因我军即需渡江南进，为减少拖累，建议这批军官及家眷能否连同安阳俘虏之军官与老弱一并交华北处理。请批准，并告华北即派人接收。

（三）在与改编40军谈判时议定，其军官凡愿返籍者，由我军发给3个月薪金，此项亦请告华北照办。[16]

5月20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同意关于新乡国民党军第40军按北平方式改编及军官、眷属处理意见，已通知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接收改编后的军官处理。”[17]

在此之前，四野总部已经决定，由第41军派出一个师的各级干部，接替第47军担任改编新乡守军的任务，第47军继续南进。不久，奉中央军委命令，原国民党军第40军及所辖第106师、第264师正式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独立师。

历时20天的安新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3.3万余人。其中，俘1.36万余人，毙伤2 500余人，和平改编1.7万余人。此役，一举扫清了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的障碍，打通了平汉铁路线。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军指战员，同时为四野部队后来的南下作战提供了许多新的经验。

[1]　冉影：《一次不流血的斗争》。

[2]　应为副团长。

[3]　应为副军长。

[4]　梁兴初、周赤萍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9年3月19日。

[5]　冉影：《一次不流血的斗争》。

[6]　指四野先遣兵团第40、43军。

[7]　冉影：《一次不流血的斗争》。

[8]　冉影：《一次不流血的斗争》。

[9]　程子华、彭明治致甘渭汉、石志本、高厚良电，1949年4月29日。

[10]　程子华、彭明治对新乡敌解决方式致林彪、罗荣桓、萧克并聂荣臻、薄一波、赵尔陆电，1949年4月29日。

[11]　林彪、罗荣桓、萧克、谭政、陶铸复第13兵团程子华、彭明治并报军委电，1949年4月30日。

[1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13]　梁兴初致林彪、罗荣桓并第13兵团程子华、彭明治电，1949年5月1日。

[14]　周赤萍：《新乡受降》，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222页。

[15]　冉影：《一次不流血的斗争》。

[16]　林彪、罗荣桓、萧克、谭政、陶铸关于新乡守军改编及干部配备问题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5月14日。

[17]　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电，1949年5月20日。

第6章　南下大进军

“爬也爬到江南去”——白崇禧调整华中南部署——四野前委对进军中南的形势分析——毛泽东制定向全国进军的战略规划——四野各兵团挺进长江北岸——林彪、萧克向中央军委汇报南下进军的经验和问题

出征前夕，第四野战军主要领导成员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罗荣桓政委病重卧床，无法随军南下；二是刘亚楼参谋长奉命筹建第14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萧克同志从华北军区调到四野担任第一参谋长。

罗荣桓本来患有严重的肾脏病，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和紧张的工作，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当时大家都劝他留下治病，但他总是不听，坚持要随军南下。一次在天津同人谈话中，突然晕倒。中央了解到他的病情后，决定他留津治病，并专门派了一位卫生干部为他治疗。毛泽东主席还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安心在天津养病，暂不要南下，并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来劝慰他。此后，罗荣桓在天津养病，直到新中国成立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兼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前方的部队。林彪和萧克、谭政、陶铸等人十分尊重罗荣桓，每当部队有重大部署和重要战况，都及时拍发电报转告他。与此同时，四野总部的重要决议和命令仍以“林罗萧谭陶”的名义颁布。

萧克是湖南嘉禾人，早年投笔从戎，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随后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他由连长、营长干起，逐步成长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历任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八路军第120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是我军有名的几位儒将之一。林彪对萧克比较了解，在井冈山的时候，林彪一直是萧克的直接上级，而且在1929年林彪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时，萧克就曾担任过他的参谋长。这一次是两人第二次合作。萧克从石家庄赶到北平，罗荣桓政委对他说：四野的陈光、聂鹤亭两位副参谋长，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同时，林彪、罗荣桓还建议中央军委，调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到四野担任第二参谋长，专门负责大军南下的后勤工作。

同上年年底部队秘密入关作战时相比，1949年春天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经过2、3月份卓有成效的整训和动员，四野全军指战员向江南进军的热情空前高涨。四野政治部《前线》报记者林剑深入连队生活，捕捉典型材料，写了一篇《爬也爬到江南去》的报道：

1949年的春天，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响彻中国的北方：“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某团战士张德顺从心里下了决心：爬也要爬到江南去！

他是最近刚归队的老战士，脚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就一跛一拐地回到了前方。连里同志们每天早晨黑乎乎地就爬起来练习急行军，他在后面像扭秧歌似的跟着练习走步子；同志们在课余练习射击，他也不放松提高自己的技术；别人在学习会上表示南下的决心，他把胸口一拍：“我张德顺也不装孬。”他说：“革命经历了千山万水，眼瞅着全国快胜利了，这时候再开小差，怕吃苦，不是给自己光荣历史抹黑灰吗？”

前些日子，集体上北平德胜门一家澡堂洗澡，来回七八里地，回到驻地黄寺大院可把他累坏了，脚肿得像个馒头似的，好容易脱了鞋，袜子好像长在脚上一样，使劲一挣，把袜子也撕破了。他心里怪不舒坦的：“这双脚真要给我个眼色看看哪！烂坏了肉，可坏不了我的心！”

“满洲国”那时节，他给地主扛活。18岁那年，有一天背着一口袋黄豆给东家往大粮仓里集粮，不小心一下子踩滑了脚，从桥板上摔下来，连摔带压，把个壮实身体可就折腾坏了。吃饭后不消化，也时常四五天不大便，拉的屎像羊屎蛋一样。自从1947年2月参军以后，在连队也常常犯这个病。1948年6月在地方病院休养时，医生说：“这个病没法治，非长期休养不行，还是转到后方医院吧！”他一听这话可急了，这不就是脱离部队了吗？那怎么能行！第二天他一鼓劲就回连里来了。他说：“这个病也不是我愿意长的，还不是让地主给我糟蹋的，行军从没掉过队，打仗从没拉过后，有病还不是一样打仗立功！”

在解放东北战斗中，他的脚负了伤，在担架上他白天黑夜心里不安顿，他倒不怕成残疾，而是惦记着班上的同志，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前方。在休养所里，听说锦州解放了，不几天又听说沈阳也打开了，他的心早飞到前方去了。1948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了，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地日夜兼程往山海关里开进的时候，白天，他拄着拐在门口看；黑天，队伍住在休养所里，他就亲切地和他们东唠西扯，恨不得马上跟着队伍进关。

第一批伤员要归队回前方了，那时他刚丢了拐，练习着走。轻伤员回到前方，重伤员却要转到后方去了，别人说：“老张，你还没好利索，回后方休养吧。”他说：“没伤骨头没伤筋，不碍事！”他就像好人似的站在前方来的队伍里了。

一路上老百姓夹道欢送大军进关南下，往嘴边送红糖水，朝腰里塞热鸡蛋。他恨不得一步走到连队里，去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报答老百姓的爱护。他早琢磨透了：四保临江，在长白山上那么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现在形势这么有利，更应该加把劲赶上去。这好比走路，眼看就到庄子啦，就是跌倒了，也要爬起来赶路。虽说脚没有好利索，到时爬也爬到江南去呀！[1]

这篇生动、质朴的文字，真实地反映出了战士们的精神状态，尤其是“爬也爬到江南去”这一响亮的口号，在部队广为流传，影响很大。许多四野老战士回首当年，仍念念不忘这句话。

几十年后，萧克将军在谈到部队这一段情况时说：“第四野战军约70万人，多来自东北地区。自4年前中央决定收复东北时起，各方面、各战略区都选派了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去东北，使这支部队人才济济。四野各部门、各兵团、各军师的领导大部分是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将领，多属能征惯战之将；抗战时期培育的干部，多属各兄弟部队转来的进步分子或揭竿而起的英雄，他们带着队伍进至东北，经过一时期的整顿和大兵团的作战，也出类拔萃。他们是我党20多年来武装斗争的精华，而且大都出生于中南6省，曾经在这些地区打过仗，风土人情较为熟悉。两三年前国共和谈时撤到华东的两广纵队，这时也从华东来河南，与四野会合南下，两广纵队本产生于两广，对那里的情况更熟悉，会合后增大了四野的声势。”

“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多属翻身农民，即使是解放来的士兵，也大都是贫苦出身，经过教育和训练，特别是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不仅在思想上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在军事技术上也有很大提高。四野在出发前，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进行了新区政策和以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使新战士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老兵更为老练；其次按照中央军委的计划，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组建了兵团，补充了兵员，并针对南方地形气候特点，开展了水网稻田地区作战的训练。可谓兵是精兵，将是强将。”[2]

尽管麾下有如此众多的精兵强将，但是此刻的林彪却并不轻松。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及不同派系的部队他见得多了，却始终没有和白崇禧的桂系军队交过手。林彪知道，无论在地位、声望，还是在指挥能力、战略谋划水平上，白崇禧都要比陈诚、杜聿明之流高出一筹，而且他的桂系主力与其他国民党军队也大不相同。对于这个敌人的特点，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0年6月起草的《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在谈到南下进军之初对敌情的分析时，曾有如下概括：

（1）白崇禧集团是国民党军队中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集团，在抗战和自卫战争中间从未受到过较严重的打击，还保持着元气，加之该集团封建地域观念之深，宗派团体观念的传统思想及反动教育均有较深厚的基础，因此在作战中又表现了一定的顽强性。

（2）这一集团的指挥机构，不像其他集团那样臃肿庞大，比较精干而灵活，在集团范围内军师的建制以及团营建制经常打乱指挥，而白匪本人经常指挥到团的行动往往不发生什么困难。其运用甚自如，能够迅速集中全力组织战斗，也能迅速改变决心，加之白匪在长期与我斗争过程中学得了我们部分作战指导经验，经常在指导上采用避实击虚，迅速转动兵力，寻找我弱点主动出击的指导方针，因此表现了某种程度的积极性与灵活性。

（3）广西部队装备轻便，马匹少，辎重简单，战士善于爬山行军，有部分山地作战经验，在开始一个时期敌人这些条件优于我们，故在会战过程中表现有相当的机动性。

敌人在未退入广西之前整个采取的为运动防御作战，因此表现了以下特点：

（1）你不到他不退。

（2）决心退出的地方能迅速摆脱你的包围威胁，并经常在准备组织向我反击。

（3）遇有天然有利地形即组织节节抵抗，迟滞我军前进。

（4）凡已放弃的地区，对铁路公路桥梁大小道路船只进行彻底破坏，这种破坏表现得很有组织有准备。[3]

这的确是一个难对付的敌人。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林彪从各方面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军的防守部署，其基本态势为：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驻防武汉，张轸第19兵团的3个军防守武汉外围。白崇禧的主力有5个兵团，即黄杰的第1兵团，张滏的第3兵团，徐启明的第10兵团，鲁道源的第11兵团，刘嘉树的第17兵团。白崇禧将嫡系第3、第10兵团共7个军放在二线，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的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带；以“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的第14兵团、第20兵团共6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点防守宜昌和沙市两处；以“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陈明仁的第1兵团3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以“江西绥靖公署”主任方天所部的第4兵团、第12兵团共4个军，布防于遂川和赣州一线。在广东方面，由余汉谋的“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驻守广州，以其3个兵团共7个军沿粤汉铁路扼守粤北，屏障广州。并防守湛江与海南。国民党军以上部队共计30个军约80个师，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

国民党军上述部署的用意在于，第一步要在鄂西及湘赣边界地区一线阻止四野大军南进；如果抵挡不住，就以宋希濂集团退守鄂西地区，以四川为依托，扼守川东门户；白崇禧的主力则退守湘南；余汉谋集团固守大庾岭，以确保两广的安全。这个部署，如果单从军事学角度来讲是相当合理的，可进可退，有利于同我军长期周旋与作战。因此，在这些日子里，林彪和萧克天天围着地图，紧张地思索着破敌良策。

四野出发十几天后，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从渡江前线传来。本来，我军上上下下无不认为渡江战役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谁也没有料到敌人如此不堪一击，我军胜利竟是如此之快。当时的情况，确如陈毅同志在渡江作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进军。百万大军（三野六十万，二野三十万加上直属队）携带重武器骡马辎重等，十天内外进军千里，横渡长江天险，粉碎敌人反抗，平均一天进军一百里，普通老百姓空身走路，也没有这样快。”“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空前伟大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先认为渡过长江需要三四天甚至于一个星期的恶战，或者渡过去了站不住脚又被打回来，或者只能占领滩头阵地逐步发展，不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千里。原来准备在无锡、南京要打一下，一个半月打下南京，结果三天就实现了计划。”[4]

然而，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我军战线推进太快，而各种接管工作因准备不足，一时半会儿地接续不上。中共中央在4月27日曾指示总前委和三野首长粟裕、张震：“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5]

这个指示颇令总前委为难，仅用数日时间就完成接受大上海的准备，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月30日，他们向军委报告了实际困难，要求宽延进占上海的时间。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在列举接收干部、交通运输、粮食、货币和煤炭等方面的问题之后，电报强调：“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总前委表示：“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6]

第四野战军也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难题。此时，四野主力部队开动半月有余，战线绵延1 000多公里，虽然从整个形势和力量对比来看，我军在军事上拿下各预定占领的城市毫无问题，但是拿下城市以后各项接收工作能不能马上跟得上去？另外，在渡江战役胜利以后，四野的直接对手——白崇禧的桂系势力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军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些都是林彪等人此刻密切关注着的大问题。

当务之急是解决走在最前头的先遣兵团两个军的使用问题。4月23日晚8时，林彪、罗荣桓向军委报告：

（一）我们司令部、政治部拟于五月一日出发坐火车到开封。

（二）除业已到达湖北境内的两个军外，其他由平津线出发的部队，先头可于五月五号到达陇海线。

（三）我们意见：业已到达湖北之两个军目前不必再向汉口前进，以免汉口敌人过早撤退，我军过早接收，分散我作战兵力。且接收武汉的干部尚在东北及平津未出发，一时赶不到汉口。我先头两个军数日后似应向黄石港、石灰窑江北前进，以便在该方面控制长的江岸，大量准备渡江的船只，为主力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该两军行动请军委直接指示。

（四）如武汉敌不退，则我军主力应准备在黄岗以东地区渡江，准备插至咸宁及武昌以南地区，一部则在沙市、宜昌之线渡江，渡江后绕过洞庭湖经常德、桃源向长沙前进。此路则甚远，须过沅江、湘江（因岳州长江之间甚狭，多半不能通过而要绕过洞庭湖）。但目前尚不能确定渡江计划，拟待我主力到达陇海线以后再依敌情地形提出渡江意见。

（五）估计敌将自动放弃汉口，如敌不放弃我军亦不宜直接攻汉口，以免战斗结束后不便渡江。

（六）有何指示请告。[7]

这时，毛泽东对白崇禧的种种表现已深感失望，一改不久前“联桂反蒋”的原来立场。4月28日，他电复林彪、罗荣桓、萧劲光、陈伯钧等人和中原局，就如何对付桂系与接收汉口、汉阳问题作了明确指示，电报指出：“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毛泽东最后强调：“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8]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罗于4月29日、5月1日、5月4日接连下达命令，一方面催促各地的接收干部迅速向武汉等地集中，加快接收准备工作；一方面要求各兵团各军继续南下，并对部队行军路线作了新的调整：由津浦路南下之3个军，沿商丘、项城、光山线前进，预定集结于固始、光山、息县地区；由平大公路南下之3个军，沿内黄、杞县、商水、罗山线前进，预定集结于信阳、汝南、遂平等地区；由平汉路南下之3个军，除第47军参加安新战役外，其余两个军沿花园口、郑州、叶县、南阳线前进，预定集结于枣阳、南阳地区。

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从4月28日起对部队的编制进行了一次重要调整，即在原有第12、第13兵团两个兵团部的基础上，成立第14、15兵团部。

新的序列是：

第12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伯钧任第一副司令员，韩先楚任第二副司令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沛然（解方）任参谋长，潘朔端任副参谋长，袁升平任政治部副主任，辖第40、45、46军。

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治委员卓雄，辖第118、119、120、153师；

第45军：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辖第133、134、135、158师；

第46军：军长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辖第136、137、138、159师。

第13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第一副司令员，彭明治任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辖第38、47、49军。

第38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辖第112、113、114、151师；

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辖第139、140、141、160师；

第49军：军长钟伟，政治委员徐斌洲，辖第145、146、147、162师。

第14兵团，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黄永胜任第一副司令员，刘震任第二副司令员，吴法宪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辖第39、41、42军。

第39军：军长刘震（兼），政治委员吴信泉，辖第115、116、117、152师；

第41军：军长吴克华，政治委员欧阳文，辖第121、122、123、154师；

第42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刘兴元，辖第124、125、126、155师。

第15兵团，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洪学智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任第二副司令员，萧向荣任政治部主任，辖第43、44、48军。

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辖第127、128、129师；

第44军：军长方强，政治委员吴富善，辖第130、131、132师；

第48军：军长贺晋年（兼），政治委员陈仁麒，辖第142、143、144师。

上述部队构成了四野的主力阵容，均是齐装满员，战斗力非同一般，据总参作战部派往四野的见习工作组当时所见：四野各军“在平津战役后，都是超过编制的，如39军7万人，44军57 800人，48军6万人，以39军超过编制最多。至于武器装备，除步枪不足编制外（但冲锋枪超过编制数），但其他轻重火器一般均满编制或超过编制。正因为编制充足，我四野部队表现攻坚信心非常高，一个军不配属上级的预备炮火，突破一点，一般是无问题的。”[9]

进入5月，四野各兵团除第42军暂留河南剿匪，第40、43军已进到武汉附近外，其余各军均按调整后的组织与部署，由中原地区源源南下，向长江前线挺进。5月9日，林彪、萧克一行率野战军指挥机关乘火车抵达开封。他们前脚刚到，毛泽东的一封指示电报也跟着到了：

林萧：

（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根据华野、中野从渡江（四月二十一日）至占领杭州、上饶一线并歼敌十二万人只需要两个星期的经验，你们从渡江至占领吉安、攸县、湘乡一线，大约有四个星期左右即够。如果你们兵力能从六月十号左右开始渡江，则七月十号或略迟一点即可达上述一线，你们主力展开在广大地区之后，粮食问题就不感困难了。（二）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七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则八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九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三）据曾生称，奉你们之命率一个国民党师，辰灰从北平出发，要巳灰才能集中开封，需要一个月时间与广纵合编，要午灰左右才能由陇海线南进。请你们指示曾生，该部应争取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郴州地区，方能不失时机和主力一道向两广前进。（四）以上各点提供你们考虑。

军委

辰佳[10]

毛泽东的电报，进一步明确了四野的进军任务，同时也等于给四野开列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林彪等人当即作了研究和部署，并于5月11日以“林萧谭陶”的名义，电令各兵团、各军及各师：

一、我43军及40军之两个军共6个师，拟采取袭击动作，分路向武穴、团风之线沿江前进，15号同时到江边袭抢船只，争取立即渡江。如袭渡未成功，则经过相当准备后再行渡江。我40军之另两个师拟向汉口进逼。

二、固始、信阳、南阳之线及其以南粮食甚为困难，我大军无法在该地区久停。因此，各部不要作在该地区整训的打算，各部到该地区后大约只能停三天左右的时间，即应准备继续向长江边前进。如我43军渡江成功，各部即行陆续渡江南进。如敌不以重兵守武昌，则我军渡江后即继续向南昌、长沙、常德之线前进。[11]

利用部队集结与先遣兵团渡江战斗开始前的空隙时间，初到开封的林彪等人顾不得休息，接连不停地办了几件大事。

头一件就是召开四野前委会议，分析敌情我情，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全局。经过认真讨论，前委会认为，我军进军中南的有利条件和困难并存，但总的来说，有利条件多于困难。有利条件表现在：第一，国民党民心丧尽，民怨沸腾，现在国内革命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歼，剩下的残余力量，作战部队不过146万人，且派系庞杂，自成体系，相互矛盾多，士气低落沮丧。而解放军已发展到400万人，军力对比占绝对优势。第二，解放军各野战军在各战场同时分别向国民党军残余力量进击，使其不能互相支援。第三野战军于4月20日至21日晚，在西起九江东北之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数月之久的长江防线；华北解放军4月下旬解放了山西省会太原；第一野战军已进军关中，将向西北五省进军。第三，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在中国近代、现代都是革命蓬勃发展的地区，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特别是土地革命，在这些地方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该六省都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共产党领导的几支共十余万人的游击队。这是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的重要配合力量。第四，经过3月底4月初在北平召开的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部队普遍进行进军中南的政治动员和组织纪律整顿，全军指战员树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增强了解放中南人民的责任感、光荣感。同时，经过总结平津战役经验和进行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全军上下，以高昂的斗志，迎接新的进军任务。

进军中南有哪些不利因素呢？前委会认为：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看到存在的困难，对此绝不能低估。第一，占据中南的白崇禧集团，是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战斗力比较强的一个集团。白崇禧善于用兵，熟悉南方地形、风俗和人情，其部队也惯于山地、河川、水网稻田地作战，要歼灭他们并非易事，切不可轻视。第二，大别山及豫西以南，大部分是山区，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江南山多，雨多，江河多，水网稻田多，夏季长、天气炎热，空气潮湿，容易传染疾病，北来人马，一时不服水土；重装备部队机动不便，这些都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第三，中南地区，多为新区，加之少数民族多，各地语言复杂，风俗习惯不同，交往会遇到困难。这些对部队行动、宣传群众以及后勤保障等必将带来诸多的困难。四野前委的这一分析，对部队后来的行军作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件大事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5月12日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中局在原中原局的基础上形成，是中央为加强中南地区的统一领导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以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委员有：李先念、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萧劲光、万毅、刘亚楼、陶铸、陈正人、李雪峰、钱瑛、萧克、赵尔陆、赵毅敏、王宏坤。5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华中局，同意华中局5月17日来电提出的意见及干部配备方案，决定第四野战军指挥机关与中原军区指挥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其主要领导人如下：林彪兼任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兼任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野战军和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兼任军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军区和野战军第二参谋长，陈光任军区和野战军副参谋长，聂鹤亭任军区和野战军副参谋长，谭政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兼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任后勤部第一部长，李聚奎任后勤部第二部长，陈沂任后勤部政治委员。

除此之外，林彪等人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加强政策纪律教育的问题了。实际上，这项工作自平津休整以来一直没有放松。各部队在南进途中，普遍利用行军间隙，传达学习了北平高干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会议《关于反对无组织无纪律问题的决议》。5月5日，四野前委又作出《关于部队纪律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入关以来，部队的纪律是有进步的，尤以进入天津、北平的纪律更好。由于部队认真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入城守则，并认真维持秩序，使城市秩序很快恢复，工厂、商店、学校很快开工、开业、开课，赢得了人民的好评，今后必须发扬。但还存在诸如部队人员损害人民利益、浪费民力、打骂群众等缺点。这些缺点如不尽快克服，将是极其有害的。

《决议》强调：人民解放军需要有严明的纪律，才能和人民建立正确的关系，得到人民支持。当大部队南进，准备在江南诸省去担任消灭反动残余势力、发动群众开展新区工作的巨大任务时，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注意自己及自己所属部队可能发生的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忽视群众力量，并从而走向违背人民意志、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必须与这种倾向作严厉的斗争。必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在全体指战员中树立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政策观点，自觉与自动地同劳动人民和其他各阶层人士建立正确的关系。只有坚决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才会提高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军队同人民的关系才会正确地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才会得到正确的贯彻与执行。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针对我军在解放南京等大城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许多具体且严厉的指示和规定。这些指示的精神同样适用于第四野战军。5月13日，四野总部致电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总政，专文下达《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要求将此电报发到团，立即在部队中认真进行教育，切实贯彻执行。电报指出：

我军即将进入武汉、南昌、长沙及江南各省诸城市，在进入城市时，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须仿照我军进入平津的榜样，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一切原封不动以等候接收，力戒进入锦沈时的不遵守纪律，乱抓物资等不良现象。兹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城市政策各项指示规定，下列各项作为我军入城必须遵守的纪律，盼各部在所属指战员中事先进行教育，入城后须切实执行。

（一）凡市内卫戍勤务，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及公共卫生等，军队人员必需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藉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

（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外（何谓现行犯须注解之）各机关部队，不得擅自捕人。

（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尊重其人格，礼貌待之，其有违反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处理，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检查。

（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新闻记者及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

（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场所游览，急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价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减价付钱。

（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婉言谢绝。

（七）军队在城市特别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驻扎时，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应驻扎在兵营、公共机关、庙宇祠堂公所会馆等公共场所，对公共房屋建筑及家具设备（电灯自来水玻璃窗抽水马桶等）必需爱护，不得移走拆毁与破坏。

（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宜入城，必需入城者可在将所运物资弹药粮食等装卸后，即行出城，在城郊外择地饲养，禁止在市区内饲养，禁止在市内树上栓牲口，以保护树木，不让牲口啃树皮。驻城市的牲口应以师或团为单位在城外组织马厂饲养。

（九）不准乱放枪，如需举行军事演习或试枪者，需经警备司令部批准，事先通知，在城郊空旷地举行。

（十）组织营房的文娱活动，不准上街乱跑，严格执行请假制度。

（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

（十二）部队担任警戒对职务须认真执行，但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横蛮无礼貌。

林罗萧谭陶

五月十三日

四野前委还认真讨论研究了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并于5月16日电示各兵团、各军、各师，指出：“华东局4月1日所发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及中央4月4日批准华东局这一文件的指示电均转发你们。我们南进地区如湘、赣、广东、云南等省均有我党的秘密组织与我党领导的大小不等的游击区与游击部队，我军进入上述那些地区之后，就将和他们会面。为了正确地解决和建立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即是一个外来与本地的关系，使之有助于双方团结，以便通过他们使我野战军和南下干部与当地群众结合起来，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因华东局这一指示对于我们完全适用，所以我们不另发指示。望我各级领导机关讨论华东局的指示及中央的电示，并在适当时机（即距游击区不很远的时候）向所有指战员提出，广泛地进行宣传与教育。”[12]

新区政策也是个大问题，涉及土改、政权、锄奸、反霸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共中央陆续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据此，林彪、谭政、陶铸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各军并报军委，就如何执行新区政策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我四野除先头两个军已进入新区外，其余各部亦将全部进入新区。中央对新区所规定的对各阶级各阶层初期阶段的政策，与老区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主要精神是：防止急性搞乱；防止造成自己的困难与自己的孤立。故初期须力求稳定社会秩序，以便发动群众、教育和组织群众（建立农会、建立党、建立政权等）和便于有步骤地（不是一次打倒一切）开展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与摧毁。因此，在新区头一个阶段上（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仅不分配土地，而且也不分浮财、不分粮食、不开仓库济贫、不普遍的打击地主，不准捉人、打人、杀人。而只肃清土匪与有准备的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并努力发展生产。军队供给，均采取合理负担的办法，粮多的多出，粮少的少出，不是采取打土豪的办法，不是不分大中小地主一概借光的方法。对旧保甲须暂时利用其为我们办事，而不是立即打倒他们，但须令其按照我们的政策办事，而不能按照他们的旧办法办事。”电报要求：“我军对以上政策皆须人人明白与遵守。同时我全体指战员在进入新区后，更须严格遵守纪律，具体的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以模范的纪律行为取得人民的热爱与拥护。我全体指战员均须参加口头宣传工作，宣传内容：除根据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解释我党我军政策外，其余则照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所发宣传指示执行（日内即可发下）。各级政治部的宣传机关尤应组织对居民的宣传。”电报最后强调：“以上指示，盼立即传达到连队中每个知道（要经过会议的传达和讨论），这是我军开辟新区工作的主要关键。”[13]

这时，在北平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进军形势的胜利发展，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连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对担负消灭白崇禧部任务的四野，指示尤为详切。5月17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萧克，并告中原局：“根据何应钦卯三十日部署（此部署估计是事先取得白崇禧同意的），分为左中右三路：甲、左路鄂西方面受我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等语。你们可以三个军由宜沙渡江，以两个军向宝庆推进，留一个军在常德、益阳一带，而以江汉军区及王宏坤部主力位于宜沙地区，以防鄂西敌军出扰。乙、中路粤汉线方面敌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我，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等语。在此方面你们可使用八个军，除留一个军位于武汉、岳州线，一个军位于岳州、株洲线，一个军位于株洲、衡州线外，可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协同西路两个军歼击白崇禧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丙、敌在其右路江西方面，据称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等语。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你们可以预定经营江西的两个军向该区前进。此两个军可择各军中战斗力较弱者，而不要使用战力较强者，如遇作战，可要求陈赓兵团协助之。位于武汉至衡阳线上之三个军，选择两个较弱者、一个较强者即可。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此部署我军主力可以集中使用，向湘粤桂边境推进之七个军不致分散，利于寻歼白部主力。”

电文接着指出：“但有一点值得研究，即近闻白部第四十八军（桂系主力之一）、第四十六军（两年前莱芜战役全歼后补充者，战力弱，其一四七师被二野最近歼于皖南）位于南浔线，此两军将来可能向大庾岭方向撤退。你们可以考虑派一个军，沿赣江尾该敌向大庾岭方向前进，该军即位于大庾、南雄、始兴地区，协同粤赣湘边区游击纵队（区党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林平）在该区活动，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如桂系主力确已分散（粤汉路上似只有第七军有顽强战斗力，其余都是很弱的或较弱的），这种部署是可以考虑的。如此，则应使用三个军出江西，其中两个军固定其任务为经营江西，一个军准备尾敌出南、始。经湖南向湘粤桂边境寻歼白部主力者为六个军，而不是七个军。”

电文最后说：“此外六月份你们即可能占领岳州、常德、长沙、株洲、萍乡、九江、南昌、吉安、袁州，甚至可能占领衡州、宝庆，你们须迅速集中尚未到齐的干部，陈正人等仍以经武汉去江西为适宜。”[14]

5月19日，毛泽东再电林彪、萧克和二野、三野领导人，对四野派出江西的三个军的作战任务、工作区域以及二野、四野的分界线等问题，作了具体的规定。

5月23日，上海解放在即，毛泽东高瞻远瞩，制定并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指出：“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分别规定了各野战军下一步的进军目标：一野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其余各军约在六月上、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15]

5月25日，毛泽东又给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总前委发出指示：“伯承陈赓两电台均应与林彪电台通报。”“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后路，尔后即待命入川。”[16]

至此，第四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和经营范围大致确定下来。历史的评价是：“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赋予第四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和为其制定的进军部署，不仅使四野前委在进军步骤和组织指挥上更加明确，而且使广大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歼灭白崇禧等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17]

截止到5月下旬，四野各兵团相继到达长江北岸预定地区，其态势为：第12兵团集结于汉口以东、以北长江近侧，其第40军已渡过长江，第45军在麻城西南宋埠地区，第46军在花园至孝感之间；第13兵团集结于南阳以南，汉水北侧地区；第14兵团进到京汉铁路南段集结，其第39军在信阳及罗山附近，第41军在正阳、确山地区；第15兵团之第43军已于5月15日进抵长江南岸，第44军在潢川，第48军在新蔡及其以南一带集结；四野特种兵部队集结于新乡以南、郾城以北平汉线上；两广纵队在平汉路西侧之舞阳、叶县地区。这一态势，及其便于我军在统一行动下实行从几个地段上，同时对敌展开强有力的突击，为我军下一步在战略上和战役中的对敌迂回作战创造了先决条件。

四野主力兵团自平津地区南下，历时50余天，全程2 600余华里，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史大进军。1949年6月1日，林彪、萧克向中央军委发出一份长长的电报，详细地报告了部队南下行军的经过及经验。

《报告》首先提到的是：“沿途有华北局及中原局对道路、桥梁、兵站粮草及其布置准备与群众热烈欢迎欢送，予部队情绪以极大鼓舞，行军宿营有很大的便利。特别华北地区准备充分周到，铺草、锅灶甚至每个房子能住多少人，均先有计划。中原、华东地区，在极困难条件下亦保证了过境大军的供应。这是完成南下任务的先决条件。”

《报告》逐条逐项地汇报了行军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一）由于部队有了进关的长行军经验和这次是旅次行军，准备较充分，行军组织领导比前有大的进步，军在部队行动前二天即先派出先遣队调查布置宿营地，与地方兵站共同筹划粮草，修补道路。对大部队行动克服困难作用很大。师、团、营均派有设营队先行布置设营做饭，架设电话，做政治工作，进行民情调查工作以保障部队及时得到休息和喝水吃饭。如到宿营地后，两小时之内，能吃完饭，进入休息，迅速恢复行军疲劳。各级部队行进时，均设有收容队，配备卫生人员及交通运输工具。这些组织证明了在非战斗情况下长距离行军，是很重要的组织工作。

（二）部队在出发前，虽然经过了较充分的准备，但减员仍是严重的超过了上次进关的数字。五、四两月逃亡一九二四九人，伤亡七五一（新安战斗包括在内），病故九一人，走火伤亡四三，自杀一四，处决三，淹死一八，轧死二，遣散一五七七，精简八九二八（主要是北平改编的傅部），共减三二六七五人。其中以逃亡为最多。逃亡数中，干部与老战士，比前次进关的比例增大。两月，排以上干部逃亡共五六六人（内营干一九人、连干一八一人、排干三六六人）。逃亡总数，老战士占相当数目。这些干部和老战士的逃亡为解放区的成分居多。其原因，部分系由于家庭影响（生活困难，或被斗的地富成分），大部是由于对战争厌倦，存在偏安享乐思想。领导上只作一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缺乏针对所产生厌战偏安享乐思想的深刻教育。

（三）由于是旅次行军（每次行程多为六十里左右），组织准备较充分，行军管理有进步，掉队落伍比前次减少。普遍作到在行军中，十里路一小休息，整理一次鞋袜，中午依次大休息，吃稀饭。在班内建立分工制，以连队原有三三制小组分成借物还物组，清洁卫生组，搞厕所组，督促检查组，反复交替的进行工作。连排干也根据日常工作需要分工专管设营、行政、伙食，而节省时间，减少疲劳，消灭死角。过去有的连班进入宿营地两小时还不能作完设营布置进入休息，现有三十分钟即够。过去一个连队出发要两小时才能作好准备工作，现在一小时即可够。

（四）这次行军，在管理教育上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同疾病作斗争。开始出发部队中闹脚打泡现象很严重，大部分的师、团均超过五分之二，有的单位超过二分之一以上。一方面是由于在平津地区休整一个时期缺乏行军练习，另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准备不够，不督促战士预先整理鞋袜、洗脚，鞋子未及时调剂适足。因此，在开始行军的头一时期治疗脚泡，是当时连队管理的中心工作，不得不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动员全体卫生员及班排连干部作克服打脚泡和治脚泡的办法，创造经验，加强督促检查，每个战士在大小休息，检查鞋袜，把个别的简单有效的治脚泡的经验如用马尾穿脚泡，用火油烧脚泡等，加以推广。故后续梯队各军，接受此经验后，逐渐减少。不少单位由于班排长抓得紧，根本避免了打脚泡现象，或随打泡随治好，不影响行动的困难。与此同时发生的，即是对北方春季风沙的防范。在风沙中的行军，虽然准备了口罩但对眼的保护还不够，沙眼结膜大量发生，经过积极克服，一二九师曾发明利用废玻璃自制风镜，甚至马都戴上了口罩、风镜。后续各军，经过自制或购买，每人发一点纱布，得到解决。每到宿营地，连卫生员，组织战士用稀薄盐水洗一次眼睛，来防止眼疾等。部队过黄河之后，天气开始炎热，且进入长江流域，北方人水土不服，自然加于部队的困难是大量发生拉肚痢疾、胃肠炎等类病员（×军行军晕倒六十余），其他各军，也不断发生，现各军正在进一步设法进行行军组织。一方面利用早晨和黄昏时行军，路上多设水站。另一方面正以加强部队卫生教育，加以克服及强调注意生活管理，建立严格查铺制度，晚上给战士盖被子，禁止喝冷水，加强伙食卫生管理等方面着手，现并进一步要求每个战士，养成洗澡之习惯，以预防即将到来的大量皮肤病的发生。

（五）马匹的管理，自行动开始，就充分预料到这一问题，行动以来对养马治马，各军、师提供了许多具体经验，经过了许多研究，两月中，马匹病亡一百五十五匹，数目尚不算大。但以上是处在长途的旅次行军中，喂马的草料变化不大，一切都比较有次序有时间有领导。自进入江南之后，行军作战情况下，和马要吃稻谷稻草，马匹已开始大量减员。一二八师不到半个月即病亡四十余匹。说明今后马减员将会增加。现各部有效设法进一步克服。

（六）此次行军，各级干部一般都很负责。尤其许多下级干部迟睡早起，查铺查哨，照管部队，不辞辛苦，这是人马没有发生大减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正由于太辛劳，最近反映有些干部发生疲倦，责任心减轻。现正注意与克服中。

（七）从行军开始起越向南走对大部队笨重装备行动的限制越大，特别进入大别山及长江沿岸之后，道路很少，公路只有限几条，步兵师的行动往往都受道路很大限制，不得不绕路程拉长距离。根据今后地形及作战的一般情况，在部队编制上已感到有改变的必要，首先是后勤的运输机构及炮兵的编制问题，现正收集材料并从各方面考虑中。详情以后再报。[18]

[1]　转引自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210页。

[2]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97～398页。

[3]　四野司令部：《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1950年6月。

[4]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0页。

[6]　总前委关于推迟进占沪杭致军委、粟裕、张震电，1949年4月30日。

[7]　林彪、罗荣桓关于先头两个军使用与攻汉口意见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4月23日。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3页。

[9]　总参作战部：《在第四野战军见习情况报告》，1949年5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581页。

[11]　林彪、萧克、谭政、陶铸关于先头军渡江时间及后续部队应准备继续渡江问题给各兵团、各军、各师的指示，1949年5月11日。

[12]　四野前委关于讨论研究华东军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给各兵团、各军、各师的指示，1949年5月16日。

[13]　林彪、谭政、陶铸关于新区工作政策致各兵团、各军、军委电，1949年5月24日。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583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

[18]　林彪、萧克关于南下行军经验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6月1日。

第7章　四野渡江

白崇禧收缩防线——毛泽东指示四野提前渡江——43军兵分多路袭歼江北之敌——黄石港守军起义——解放武汉三镇——严格执行入城纪律——军委表扬警备武昌的第153师

1949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在相继攻占南京、杭州、太原等地后，以急风暴雨、雷霆万钧之势，继续向各地残存的国民党军展开战略追击。徐向前元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写道：“首要的因素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正确、英明而果断，全局在胸，调度有方，着着先机制敌，自始至终牢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剥夺了敌人的行动自由权。渡江之前，我军就已经在政治上、军事上形成对国民党的强大压力，迫使其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和被动状态中。利用这种有利态势，我军正确区分战略步骤，恰当配置战略打击力量，从大进军的开脚一步起，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先声夺人气势，对准国民党的战略防线和重兵集团，实施连续不断的突破、分割、追击、围歼，决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我军决水千仞的强大攻势，愈加造成敌军在心理上、行动上的绝望、崩溃状态，兵败如山倒，完全丧失其行动自由权和抵抗力。特别是当我军面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性时，没有被这种现象所迷惑，所吓倒，而是一面做好应变的部署和准备；一面加速进军步伐，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这不仅使帝国主义不敢轻举妄动，出兵干涉，也使国民党靠美国武力援助或世界大战爆发来救命的梦想完全破灭。”[1]

当时，我军在南方战场上的进军态势为：三野主力追歼南京逃敌，围攻上海；二野主力则猛插猛进，千里迂回，直下浙赣路的贵溪、横峰、上饶、衢县、金华、义乌一线，威胁武汉敌之侧后；四野主力正由中原地区源源南下，先遣兵团已进至湖北孝感、黄陂，逼近武汉。上述态势，不仅割断了敌汤恩伯与白崇禧两大防御集团的联系，而且为围歼这两个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面对这种局面，已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于4月30日匆忙决定：撤退长江以北之部队，鄂西宋希濂部受到解放军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撤守鄂西；粤汉线之白崇禧部主力，准备由武汉地区撤至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构筑工事，阻止解放军南进；江西方面，一部兵力机动作战，以保持赣江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

据此，白崇禧于5月初下令武汉的部队收缩防线，破坏道路，抢掠物资，准备南撤。其具体部署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撤驻衡阳；第7、第46、第48军逐次向湘赣边境及南浔线撤退；以第126军担任团风、蕲春间长江防御；第19兵团之第127、第128军，担任武昌至嘉鱼间的防御；第122军位于枝江以南、公安以西地区；武汉三镇则由第11兵团的第58军担任城防。

此时的白崇禧集团，将无守心，兵无斗志，内部乱作一团。还在一个多月前，即1949年3月29日，我中原军区机关报《中原日报》，即以“武汉匪帮慌乱残暴，工人市民切盼解放”为题，反映了武汉城中的情况：“（江汉电）武汉来人谈：武汉国民党反动统治正陷入极混乱状态，人民渴盼解放。2月1日，汉口忽传解放大军已到，各大街码头车站顿呈紧张混乱，江汉关、王家巷、徐家棚三个码头拥挤着国民党匪军及伪政府的僚属，仓皇失措的抢着上船逃窜，吵骂叫嚷异常混乱。在2月初的几天里，匪华中‘剿总’以及大小机关相继从汉口撤移至武昌一带。伪汉口中央银行早在1月20日左右就把历年来搜刮人民血汗的黄金白银赶运广州。伪金圆券已经到了无人要的地步。烧饼由10元一个涨到50元一个，大部商人以关门来拒用伪金圆券。抢米风潮时常发生。如汉口大智区同丰米厂在2月3日被抢了100多担米。国民党反动派以暴行镇压市民的求生存斗争，匪华中‘剿总’以‘扰乱金融’、‘维持治安’为名逮捕了50多个小商人，并枪杀了两个因饥饿而抢米的贫苦市民。武汉大学生全体同学罢课抗议，揭发了反动派的血腥罪行，声援市民。工人、市民及公教人员都在打听着解放军哪一天解放武汉的消息，‘向北平看齐’已成为绝大多数市民的要求与呼声。”

武汉是四野进军中南遇到的第一座大城市。而在李宗仁的心目中，它此刻更是“得失关乎整个大陆的存亡”、“为全盘战事的心脏”。

武汉，为武昌、汉口、汉阳之总称。三镇鼎足而立，共有人口120多万。武昌为历史名城，辛亥革命即首先在此起义，当时是湖北省省会，是湖北政治、教育的中心。汉口是长江中游的最大商埠，是国民党统治华中的枢纽，白崇禧的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即设于此。汉阳原为一座军事工业与重工业城市，抗战以后，其钢铁厂和兵工厂已西迁大后方。三镇位于长江与汉水合流之处，武昌居江南，汉口居江北，汉阳位于江汉合流的三角地带上，水陆交通极其便利。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均以此为终点，连贯华北、华中、华南。公路向四面辐射，直达长沙、南昌、宜昌、沙市、西安、安庆、开封等地。水运则居长江中点，上至四川宜宾，下至上海，均可通汽船，沿湘江可航运至长沙、常德、湘潭，沿襄河可达仙桃、岳口等地。三镇工商业素称发达。抗战以前共有机器厂500余所，产品除供给本省外，尚销外地。轻工业方面以纺织、面粉、卷烟的出产量最大，面粉日产26 000袋，纺织业抗战以前日产细纱42 000磅，当时的生产能力为战前之半。三镇共有武汉大学、中华大学等专科以上学校12所，学生5 000余人，中等学校90余所，学生40 000多人。正因为如此，我军能否迅速、完好地占领这个华中第一大城市，其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但是，由于四野主力尚在南进途中，即使最靠前的先遣兵团离江边也有相当的距离，我军何时渡江，何时解放武汉，在四野总部的时间表里还暂时是个未知数。按照常规及惯例，渡江作战起码要在主力部队全部到达长江北岸，控制江北各渡口和大量船只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四野总部对渡江作战和进占武汉等问题，只能作出预测性的判断和计划。5月8日11时，林彪、萧克致电萧劲光、陈伯钧，对先遣兵团的下一步行动作了如下指示：

1．汉口敌可能退守武昌，并企图吸引我军于正面，使我军不能威胁其退路。

2．如敌尚未退出汉口，则仍不要接收汉口，因我接收人员一时赶不到。如敌已退，则应迅速接收以免流氓抢劫。

3．如接收汉口，则可以40军率两个较好的师去接，40军另两个师归43军指挥，即向浠水方向开进，由鄂城、蕲春地区渡江。

4．43军向江边前进时，可采宽正面的沿江袭击，各路同时突然到达江边抢船只，抢得船以后，如对岸空虚则立即乘机侵入。渡江的先头部队，必须派得力干部指挥，并配属电台，以便在渡江后，不能在江南岸站稳时，即采取游击战的动作，以迎接江北的若干渡江部队。总之，先到部队（营以上）只要本身能渡江，即大胆渡江，不要怕后面部队不能接上，因他们即是站不住的话，可暂时打游击。

5．汉阳之敌因有汉水之隔，可能比汉口之敌退得慢些，如敌未退，则仍勿去接收，如已退，则可照来电要王宏坤带一个旅去接收。

6．如敌不守武昌时，则我们以一个兵团去九江、南昌，一个兵团去宜昌，其余两兵团经武昌出长沙。[2]

林彪、萧克作出以上指示仅过了一天，就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电报说：“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3]这份指示，说明中央对进军中南的战略规划有了新的考虑，四野的渡江日程必须提前。

经过紧急磋商，5月10日凌晨5时，林彪、萧克电告中央军委：“我们完全同意极力使我军提前渡江，并实行先头先渡的办法，而不必等待全军到达北岸后再渡”，“我其他各军不宜在固始、信阳、安阳之线久停，如先头两个军袭渡成功，则其他各军皆陆续前进和渡江，如袭渡未成功，则后续各军可在信阳、安阳、固始直到长江边分散摆开，等候先头部队渡江，待先头部队开始渡江后，其他各部则陆续跟进”。

同一天，林、萧致电萧劲光、陈伯钧，明确告诉他们：“由于沿江粮食困难和我军须争取今年年底占领两广，因此渡江行动须尽量提前，湖北全境之敌较北平之敌所多无几，湘赣两省之敌约等于天津守敌，我军兵力绝对优势，同时我华野、中野皆已南进，对敌威胁甚大，白崇禧已准备逐步南撤，因此你们先头两个军（共八个师的兵力）应争取提前到达江边，并极力争取先头部队即到立渡，后续部队陆续继渡。望注意采取多路前进，宽正面的袭抢船只和利用敌人窜逃的方法求得袭渡成功。”在电报的最后，林、萧表示：“望你们考虑可否照我们目的定计划（本月底到江边）再行提早，如能提早则好处甚多。”[4]

先遣兵团领导人根据林、萧上述指示，作出了实施宽正面强渡长江的作战部署：以第40军由团风至源口段渡江，以第43军由源口至武穴以东之龙坪段渡江。还决定：如国民党军已退出汉口，则以第40军军部率两个师接收汉口；以王宏坤所部一部接收汉阳；以第43军全部和第40军另外两个师，统归第43军指挥，由团风至武穴段渡江。

实施宽正面的强渡作战，是本次战役的最大特点，也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正如43军战史总结的那样：“本军渡江时，敌江防空虚，军心动摇，分散扼守要点之敌，控制船只随时准备南逃，在此形势下，不待主力赶到首先发起渡江作战，时机是适宜的；采取宽正面的进攻，同时袭歼各处守敌，抢收船只和相机大胆渡江的方针是正确的。因为，不同时突然袭歼各处守敌，敌必闻风南逃，船只必被敌带走或破坏，部队渡江时将因缺少船只而增加许多困难。”[5]

5月11日，先遣兵团向长江北岸推进。14日拂晓，第43军在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的统一指挥下，以突然动作向据守各处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

第156师466团攻打团风。该处敌人凭借复杂的工事，顽强据守。经激烈战斗，将敌912团一个营大部歼灭，残敌渡江南逃。467团袭歼堵城、苇家凉亭之敌，这部分敌人与我军稍加接触即仓皇南逃，我军在追击中歼敌一百余人。

第127师负责攻歼黄冈之敌。以379团由两侧插至黄冈敌之侧后，381团主力攻歼二里半墩之敌，380团为预备队。14日7时许，379团主力一举占领了黄州关、大码头，将正渡江南逃之敌拦腰插断，并占领了城南关，在打垮敌人企图夺路南逃的两次反击之后，迫敌全部投降。与此同时，381团以3营7连由左翼进占下巴河市，封锁江口，断敌退路，控制船只，营主力则乘船渡过赤野湖至邓家湾登陆，沿江向西追歼；团主力实行正面攻击。因事先对地形侦察不确，团主力进至二里半墩以北金家寨时，被河水所阻，转而向马蹊山攻击，经半小时战斗，歼灭敌一个警戒连，二里半墩之敌乘机南逃。3营主力因疏忽大意，也未能包围祖师殿之敌。

第129师兵分三路，同时进攻兰溪、蕲春、田家镇之敌。378团配属师山炮营两个连攻兰溪，该团主力行正面攻击。战斗打响后，以勇猛的动作突破鹿砦、铁丝网，夺取了大桥敌桥头堡垒。部队冲过桥后，分路大胆穿插，首先在王家墩歼敌914团2营营部，接着在刘家墩歼敌914团团部，生俘敌团长。至7点，攻占十多个山头并占领了兰溪镇。该团右翼迂回部队6连及山炮、战防炮、骑兵各一个连，于正面打响后，以炮火封锁兰溪镇洋船码头，并迅速将金家滩守敌一个连全歼。担任左翼迂回任务的3营经三小时战斗，连克江家山、黑山庙、旧窑等地，全歼守敌，然后向莲花山攻击。守山的敌人知道大势已去，被迫投降。但因3营指战员胜利后有些大意，监视不严，敌乘机逃走一部。

386团配属一个山炮营，进攻蕲春守敌。部队接到命令后，于13日13时由广济出发，21时进至施家塘，以2、3营从敌两侧迂回，1营由正面攻击。战斗一开始，各部进展迅速，14日2时，3营攻下新港及桥头堡垒，1、2营于打垮敌之抵抗后，进至龙君子处会合，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然而，随后的战斗却打得并不顺利，据43军战史记载：“之后，1营即仓猝由城西北门攻击，因干部轻敌，火力未组织好，未准备梯子，攻击未果。乃调整部署，重新准备，于9时发起总攻，1营因梯子矮而没有爬上去，5连因连长轻敌，不做准备，攻击亦未成功，部队在敌火力下停留过久，伤亡很大。后集中炮火将敌侧射火力点摧毁，部队方攻入城内，迅速攻下全城制高点——麒麟山，此时，敌全部动摇溃退，我乘胜追击，追至城内凤凰山下，除少数官员乘船南逃外，余敌全部被歼。但因对敌情了解不准确，轻敌莽撞，虽共歼敌500余人，我则付出了258人伤亡的代价。”

385团（欠3营）攻打田家镇的战斗也不尽如人意。43军战史记载：部队“于14日3时进至陈细湾以后，乃分路前进，2营4连经张七九将风口之敌驱逐后，令两个排经东炮台山夺取吴王庙，因吴王庙与田家镇是一个防御体系不能攻克，该连即在炮台山与敌对峙。2营主力进至余家冲及其右侧之山头，与敌正面对峙。此时，团即去调3营并去师请求炮兵支援，延至15时，敌登船南逃，待敌船驶至江心时，385团才发觉，但亦未实行火力追击，致使敌安然逃脱”。

5月14日上午，各部攻歼战斗均告结束。至此，西起团风，东至武穴段200余华里的沿江北岸为我军全部控制。

14日下午，第128师开进至戴家洲以北的几个小渔村，搜集船只，侦察渡江点。当时，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已把江北岸的所有船只都拖到江南去了。正当他们组织小分队四下寻找老乡们隐藏的船只时，敌驻黄石港的守军团长郭坚，从江南岸派来两个联络员，向我军接洽起义。

郭坚，安徽怀远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第8期毕业生，抗战以后一直在桂系军政系统工作，当过阜阳县长、保安团团长。1948年开始，他耳闻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思想上开始酝酿投向人民。1949年2月，他所在的安徽省保安第10团被白崇禧调到湖北黄石港，所部改编为第126军第305师第915团。此后几个月中，他和部下几位志同道合的安徽籍亲信加紧工作，准备起义，但因始终没有同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上，郭坚心里没有底，只能暗中等待时机。

5月上旬，驻武汉的桂系部队开始撤退，路过黄石港，同时，上司命令郭坚把江边的机帆船全都扣在黄石港内，江北船只一律扣在兰溪。郭坚意识到局势紧迫，遂一方面说服动员安徽老乡、913团团长马祥雅一起行动，另一方面和手下骨干人员秘密协商。他们判断起义时机已到，待机举事。

5月12日，当我军开始进攻江北桥头堡时，敌305师师长命令郭坚在黄石港炸沉几条大船，以堵住港内船只，不让出口，并要他等候江北914团撤来南岸后，率部为后卫团，向湖南方向撤退。郭坚迟迟未动，拖到下午也没有执行。敌师长气急败坏，立即派来一排工兵，强行爆破船只，封锁港口。在这种情况下，郭坚感到不摊牌不行了，于是赶紧下令将这一排工兵缴械，同时召集全团军官，宣布：“倒转枪口，赶走广西军阀，迎接解放军，消灭反动派，走向光明大道。”宣布起义后，全团官兵一致拥护。随后，郭坚把团里的十几名广西籍的军官管制起来，一面分兵占领了黄石港外围阵地，一面打电话让913团马团长率部向黄石港集中。[6]

14日上午，在我军凌厉攻势的震慑下，江南岸的国民党守军纷纷南窜。郭坚趁混乱之际，派了两位联络员渡过江来，找我军联系。天黑时，他们被我128师383团2营发现，并立即把他们送到团部。正在这时，第15兵团副司令员洪学智来到该团指挥所，得知这一情况，非常重视，他亲自接见了来人，说：“听说郭团长派你们两位来找解放军联系起义的事。我们欢迎你们蒋军官兵高举义旗，弃暗投明，这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最好机会。请你们转告郭团长，我们马上派人和你们一起过江。”这时，383团团首长决定派司令部通信参谋张志诚过江。临行前，洪副司令员交代给张志诚的任务是：“第一，首先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争取他们起义。他们若是真的起义，就组织好起义部队加强对大冶、石灰窑方向的警戒。据我们了解大冶县敌军是桂系第126军所属部队，军部驻大冶县城，第305师师部驻石灰窑。要派起义部队主力控制去大冶的隘口，并警戒来自石灰窑方向的敌人，掩护我军渡江。第二，组织起义部队护船、押船过江北，以便接应我军渡江。第三，视情况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比如，郭团长起义的行动，被大冶、石灰窑驻军觉察，他们可能派兵反击，并占领码头毁船，阻击我军过江，这样势必发生战斗，你要督促郭团长指挥部队坚守阵地，同时组织起义部队护船、押船开往江北接部队过江。要船，是头等大事，没有船我军无法渡江，这一点你们必须牢牢记住。”[7]

张志诚和一名通信员过江后，见到了正焦急等候的郭坚。张志诚首先代表解放军欢迎郭部起义，并说：“赶快把所有的船只开往江北。这样做你们要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郭坚说：“什么条件都不要，什么要求都没有，我们要的是跟你们学习干革命。”张志诚说：“这太好了，就请把船放过去，我们能过来一个团就顶住了。”双方具体商定了统一的部队识别记号和口令后，张志诚和马祥雅团长乘船先回江北，向等候消息的洪学智、赖传珠等兵团首长们汇报了情况。洪、赖表示满意，并当即宣布承认郭坚、马祥雅两团起义。

随后，马祥雅连夜赶回南岸，把我军这边的情况告诉了郭坚。郭坚立即着手作好了相应的准备。15日凌晨，郭坚派部队把藏在黄石港内的一条小火轮和一百多只民船驶出港外，开赴江北。我128师得到这些宝贝似的船只，立即组织部队渡江。下午15时，128师在起义部队的接应下全部渡过长江。郭坚所部黄石港起义，为第128师顺利渡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128师渡江前后，43军其他各师也分别由黄港、蕲春等地渡江。驻鄂城、大冶、阳新的国民党军如同惊弓之鸟，纷纷南逃，第126军向通城、平江方向撤退，第46军一部向奉新、高安方向逃窜。这时，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对行军作战十分不利。但是，第43军指战员不顾恶劣的天气，冒雨展开了勇猛追击。16日，占领鄂城、大冶，歼残敌一个团又两个营。17日占领阳新。接着按预定计划向九江、德安、永修、安义之线前进。18日，第129师占领瑞安，随后接替九江的卫戍任务。22日，第128师解放德安，24日进至永修。第127师进至安义。第156师进至武宁地区后，奉四野指示拨归江西军区建制，接替南昌卫戍任务。

再说武汉方向。第40军第118师为钳制武汉守敌，策应43军等部渡江，于5月15日向武汉外围发起攻击，肃清了标子湾、刘家庙一带守军。这时，防守武汉的敌58军已开始南撤，并且按照白崇禧事先制定的计划，对武汉三镇进行了丧心病狂的大破坏。据战后5月24日《中原日报》揭露：“该项计划为炸毁汉口最大的既济水电厂和鄂南公司水电厂，破坏电信局、邮政局，烧毁轮船码头、民用航空机场、铁道和公路的车站、机械厂、修理厂以及私营的裕华、震寰、第一纱厂等三大纱厂，破坏市内各大炼油厂、面粉厂、碾米厂、机器厂，烧毁10座库房、粮站，使武汉成为‘焦土城市’。最狠毒的是企图彻底破坏汉口的张公堤、武昌的武泰水闸和汉阳的沿江堤，将武汉14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置于不顾。为指挥此项破坏阴谋，白匪曾在14日由广州飞到武昌亲自督促。第二天下午4时，爆炸声响遍全市，一夜间被炸毁的轮船达三十余艘，平汉线至花园以南的较大桥梁，则于5日至10日全遭破坏，横店等车站设备亦被破坏无遗。市区内第一纱厂、电信局等亦遭部分破坏。”[8]

为尽早解除武汉人民的痛苦，第118师指战员不顾疲劳，马不停蹄地向汉口市区急进。5月16日清早，部队进入汉口，全歼武汉保警总队及警察局所属武装。第120师、第153师在配合43军攻占黄冈、团风一线江北敌军防线后，亦于16日下午渡过长江，第153师一个团于17日16时进入武昌。同日，江汉军区部队进入汉阳。这样，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5月18日，第120师及第153师一部进抵贺胜桥，并在追击途中歼灭河南保安第3旅。同日，第40军军直、第119师由黄冈渡过长江。19日，第120师歼灭咸宁守军第127军四个营，解放该城，占领汀泗桥。23日，第119师占领通山。24至25日，第120师先后占领崇阳、通城，第119师进占蒲圻。至此，渡江作战胜利结束。

以上诸役，史称“先遣兵团汉浔间渡江作战”。这次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6万人，解放了华中枢纽武汉三镇及鄂东、鄂南、赣北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白崇禧集团，为四野后续主力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

武汉解放，大快人心。当地民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地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我军进城。在这历史性的欢乐时刻，新华社著名记者刘白羽向总社发回了下面的报道：“人民解放军在16日下午进驻武汉时，受到三镇人民的狂热欢迎。在市郊欢迎的农民都兴奋得只是连声说：‘你们来了！你们来了！’当浩浩荡荡的解放军行列开入汉口市内时，迎候已久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立即拥上前来，欢迎的大红旗也顿时飞扬在全市最高的建筑物顶上。市内到处贴着各种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其中有一条写着：‘五一六是武汉复活的日子！’仅仅在前一天，武汉三镇的人民还处在深沉的灾难中。战犯白崇禧破坏长江轮渡和铁路设备的爆炸声从14日下午直到16日上午震动着武汉三镇。国民党匪军的这些暴行引起武汉人民的痛恨，对解放军的到来更感到无限的欢欣和安慰。”

刘白羽看到：“在汉口市中心的大街上，工人们和学生们抬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像尽情地扭着秧歌。许多妇女们争先恐后地将鲜花献给在街上通过的解放军的战士们。一个老工人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摸到解放军的吉普车跟前，拉着解放军战士的手激动地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人群簇拥着部队前进，形成延长20里的游行行列。沿路是一片欢呼声和鞭炮声。汉口对岸是武昌，工人和学生们听到解放军到了汉口的消息，立即驾着小船过江来，欢迎解放军。一直进行着护厂斗争的电业工人，加紧工作，供应电力。入夜，全市照耀如同白昼，街头继续沸腾着狂欢的人流。”[9]

5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成立。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谭政任军管会主任，陶铸任副主任。萧劲光任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谭政任政治委员，唐天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3日，华中局和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武汉公开出版发行。在当天的报纸显著位置上，刊登了题为《庆祝新武汉诞生》的“代发刊辞”。文章热情洋溢地写道：“武汉三镇是伟大的‘二七’大罢工的发祥地，是中国工人运动中心之一，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重镇。抗战初期，武汉人民曾经发挥了他们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现在，这个人民的城市又由人民军队把它夺回来了。5月16日是武汉人民的一个光荣日子。在这一天以前，武汉三镇曾经是吴佩孚、萧耀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这些反动军阀、官僚、官僚资本家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人民、屠杀人民的罪恶堡垒；但是从今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在武汉的统治永远地结束了，工人们及广大群众二十几年来所过的悲惨、黑暗和屈辱的日子也永远地过去了。林祥谦、施洋等先烈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他们的遗志如今完全实现了，武汉三镇从此永远属于中国人民！”

文章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的统治是打倒了，拿枪的敌人是没有了，不拿枪的敌人则仍然存在，他们将会戴着各色假面具，运用各种手段，阻挠我们，破坏我们，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随时警惕，不要自满，不要糊涂，要注意、制止和消灭这些潜伏的敌人任何破坏阴谋，并从各方面有步骤地展开我们各种革命工作。”

“武汉是华中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解放江南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但是在解放之前，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特别是这次被头等战犯白崇禧敲骨吸髓地榨取勒索，横征暴敛，抢走物资，搬走机器，捣毁重要设备，把相当繁荣的武汉破坏得残破不堪，因此就使得我们现在在各方面都感到很大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只要我们武汉三镇的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联合私人工商业家，从现在起就把一切可以恢复与必须恢复的生产事业、经济事业，不论公私，迅速恢复起来，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文章在指出各行各业今后努力的方向、阐述党的有关政策之后，向全体武汉人民发出号召：“人民大军正在胜利前进，全国即将解放，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军完成全国最后胜利，我们完全相信，解放了的武汉三镇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依靠我们全市120万人民和华中人民的共同努力，在不久将来一定能够把它重建成中国一个伟大的经济文化中心。”[10]

在接收武汉的过程中，我军的政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5月16日下午4时，林彪、萧克、谭政、陶铸得知先遣兵团即将进入武汉市区，当即电示第40军、第43军、第12兵团首长：“你们进入武汉第一件大事是应防止部队发生违犯外侨政策行为，盼迅速紧急通知全体排以上的各级干部，紧紧掌握以下诸点：一，不要去搜查各国领事馆和各国洋人的住所。二，不要住洋人的房屋、教堂、学校。三，不要检查盘问往来走路的洋人。四，负责保护全体守法的洋人及其财产，防止部队破坏。五，不得与洋人交际来往，禁止自由接见外国记者。”[11]

第40军第118师奉命担任汉口警备任务。他们自觉遵守党的各项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赞扬，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一队游行的学生经过第三勤务区的岗位时，他们兴奋地把两个装得满满的红色慰问袋，送给两位正在值勤的战士。两位战士杨其美、刘守义含笑谢绝了。可是，热情的学生们一定要送给他们，把慰问袋扔下就跑。战士想追上去，又怕脱离岗位，违犯勤务守则，于是他们就把两个慰问袋一班一班往下交代，过了两天一夜，两个慰问袋仍然在岗哨上一动没动。

某部进驻汉口市以后，行军锅不够用了，营部请永靖区区公所借了八口锅，分给各连。借来以后发现其中有三口新锅。经过调查，知道是该区一个旧保长命令全保的市民凑钱特意买来的。营部当即派借锅的同志运还新锅，并由买锅的人送还给商店，要回钱来归还给各户。

某部6连政治指导员刘先珍，带着该连2排到既济水电公司水厂担任警卫，除了七个哨兵外，其余的指战员都在工厂后面的墙脚下露宿。该厂钱厂长、谢工程师和全体工人，见此情景很受感动。为了表示心意，他们办了五桌酒席，请刘指导员和2排全体战士赴宴，指战员们都婉言谢绝了。当工人们问明了战士们还是在清早3点钟吃过早饭时，他们说：“我们是早晨6点吃饭的，到现在都饿了，你们3点钟就开过饭，又走了几十里路，难道还不饿吗？”战士们回答：“解放军是为了解除人民痛苦而来的，不是来增加人民负担的，工人弟兄的生活本来就很苦，更不能要你们花钱。”就这样，请一遍让一遍，连达七次，3排指战员还是不去，全厂的职工们都赞叹不已。

另一个连队住在益华商业银行，因菜少，大家就用盐粒当菜吃，银行职员看见以后，上街买了七个咸鸡蛋请他们吃。战士们再三不吃，还是高高兴兴地吃一口饭，尝一点盐粒。[12]

担任武昌警备任务的是第47军第153师。入城数日后，师里向萧劲光、陈伯钧报告了部队执行警备任务的情况：“我师受领为武昌警备任务，时间仓促，仅距渡江半日，召开师党委扩大会传达布置。457团，因执行任务，距武昌廿余里地方，始进行交代、布置与动员，其他各部仅以几个钟头，边走边动员。师党委对城市纪律执行的决议，入城才发下。于渡江后，又兼程向武昌挺进，部队较疲劳，入城前，均按着装规定，检查军容。入城时，学生很热情，迎接十几里，给我们插花撒彩纸，市民鸣爆竹欢迎，战士虽疲劳（有扛八二炮）但情绪高涨，给予部队精神上很大的鼓励。

“城内秩序尚好，入城后，尚未闻到枪声，商店普遍照常营业，第一纱厂经理逃跑，工人仍照常开工，震寰纱厂也准备复工，市民一切如常，部队街上无闲逛者。部分干部战士对城市政策、纪律，自觉愉快执行不够，对一个月不准在城内买东西，严格请假制度等，误认为坐禁闭、不自由、抱怨、说怪话。”

“475团连长换枪套，通讯员换枪梭子，修表。该团1营，借用公路局汽车运一次粮，所有借物，均作到了有组织的借用。459团卫生队队长用铜板买烟，宣传股长用银洋买肥皂，并有买……等等事件发生。现均予以处理。”

“因民房及学校不准住，房子感困难，有的入城一天，尚未找到房子，有的住于敌伪房舍，潮湿肮脏，无草及铺板，只得睡潮湿地上。但亦有部分单位住民房。对柴草粮食估计不足，入城一二日内，各部均发生恐慌，有的天半只吃一顿稀饭。因此，发生个别干部随便向群众借米。”

“群众反映我们纪律军风纪均好，但帽子不统一，没见到大炮，没有符号等。

根据以上，兹定我们的工作重点如下：树立明确的群众观点，与贯彻城纪教育，各级领导干部亲去下面检查，及时给予动员和解释，以求坚持。”[13]

5月22日，萧劲光、陈伯钧向四野、军委转报了这份报告。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高兴。25日，他以军委的名义电复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并林彪、萧克：“（一）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14]

[1]　徐向前：《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进军》，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8辑，第41页。

[2]　林彪、萧克关于接收汉口的布置给萧劲光、陈伯钧的复示，1949年5月8日。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0页。

[4]　林彪、萧克关于提早渡江给萧劲光、陈伯钧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6]　郭坚：《黄石港起义》，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328页。

[7]　张志诚：《洪军长在长江前线指挥我军渡江》，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1页。

[8]　《白匪逃出武汉前指使匪帮大破坏三镇工人展开护厂斗争破坏计划未能完全实现》，《中原日报》1949年5月24日。

[9]　刘白羽：《武汉三镇人民狂热欢迎我军》，《中原日报》1949年5月22日。

[10]　《长江日报》1949年5月23日。

[11]　林彪、萧克、谭政、陶铸关于严格执行外侨政策给40军、43军、12兵团的指示，1949年5月16日。

[12]　王壬墉：《进驻汉口解放军遵纪小故事》，《中原日报》1949年5月30日。

[13]　萧劲光、陈伯钧关于一五三师警备武昌情形向四野、军委的报告，1949年5月22日。

[14]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

第8章　张轸兵团起义

张轸其人其事——我党对张轸的争取——王树声、宋任穷说：“看来张轸很滑头！”——邓子恢指示：最好在武汉解放时起义——“忠厚长者”差点被“小诸葛”一网打尽——起义被迫提前——走向新生

在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解放武汉前夕，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第128军3个师、第127军1个师共2.5万多人，于1949年5月15日在武昌以南的金口、贺胜桥一带起义，史称“金口起义”。这次起义，时机巧，影响大，对配合我军渡江作战、迅速解放武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同以往历次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率部起义一样，张轸兵团金口起义，也经历了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

张轸，字翼三，河南罗山人。青年时代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后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他先后在陕西刘镇华的镇嵩军、冯玉祥的国民军中任职。1925年赴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次年，32岁的张轸在程潜当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任第56团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他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很快就升任第6军第18师师长。抗战开始后，张轸曾任豫北师管区司令，后任第110师师长，率部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因作战有功，升任第13军军长。徐州会战后，他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随枣战役，同日寇打了不少硬仗。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66军军长，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解放战争开始后，张轸历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武汉行辕副主任、第5绥靖区司令、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

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张轸被公认为有头脑，会打仗，而且一向有着“忠厚长者”的清誉。但由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对他时而拉拢利用，时而排斥打击，始终不予信任和重用。在张轸的半生戎马生涯中，让他怨恨不已的有这样几件事：一是1928年，张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6军被蒋介石以各种阴谋手段吞掉后，张轸也被蒋介石通缉，被迫隐姓埋名，奔走沪杭，避风多年。二是1938年随枣战役中，张轸明明有功，却因汤恩伯背后搞鬼，蒋介石偏听偏信，撤了他的13军军长职务。张轸事后愤然填词一阕，内有“数理本难凭，似有夙因。阳明却也困邮亭。回忆当年莫须有，何恨不平？”等语，发泄对蒋、汤的强烈不满。第三件事更是冤枉，当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第一期作战失利，蒋介石明知主要责任在于上层指挥机关，但他却偏偏只拿张轸问罪，不仅撤了他的66军军长职务，还要严加查办，只是由于白崇禧出面说情，才免于军法处置。[1]这些往事，张轸早有切肤之痛，私下里每每提及便十分恼火，公开场合却是敢怒而不敢言。

张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过共产党的影响。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与第6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私交甚笃，而且他最欣赏的部下两位团长——周保中、程烈，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思想和言行，给张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初期，张轸在豫北师管区司令官任内，曾聘请八路军驻第1战区长官司令部代表朱瑞和唐天际，对其部队进行游击战术训练，讲解群众工作。还与当时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工作的刘少奇同志有过频繁的联系，并通过王阑西、刘贯一等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为新四军提供经费和部分枪支。后来，他在重庆担任补充兵训练总处处长期间，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等人有过一些接触，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一定的认识。以上几方面因素成为张轸日后投入革命阵营的思想基础。

解放战争第一年，河南省境内比较平静，张轸也轻松地度过了一年。但是，人民解放军仅用一年时间就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地处中原的河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张轸的人生道路也随之出现了重要转折，正如他后来自己总结的那样：“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里，河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统治体系日趋瓦解。刘、邓大军在豫南，陈、谢大军在豫西，陈、粟大军在豫东，互为犄角，决定南京政府最后命运的中原地区的有利战略形势，已经为人民解放军牢固地控制住了。在这一年的中原战役中，我始终处于前线指挥的地位，我先后指挥过14个整编师和4个独立旅，但难免整团、整师地覆没。1948年4月，我亲自带领三个整编师驰援南阳，若不是急进急退，几乎被解放军包围吃掉。”“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提出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武装，我是决不相信的；但共产党能打败蒋介石，我也是怀疑的。解放战争两年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第二年河南形势的发展，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全国来说，解放军要胜利，国民党要失败的结局，我已模模糊糊地看到了。”[2]

张轸的处境及动向，引起了我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开封工委的密切注意。他们认为，张轸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同共产党员共过事，对党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多年来在国民党阵营里屡受排挤，忍气吞声，争取他起义是有可能的。目前中原战场形势急剧变化，张轸屡战屡败，处于徘徊苦恼寻找出路之际，正是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时机。于是，开封工委决定由工委常委、宣传部长方敬之具体负责做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

从1947年冬开始，方敬之化名张子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线索。他首先通过开封地下党党员李立民、田雨三，结识了张轸的大女婿张尹人，并建立了工作关系。同时，他在开封《中国时报》社长、中共党员郭海长的帮助下，先后结识了张轸的老朋友、河南省参议会议长刘积学，以及参议员刘庄甫、王友梅和进步人士、《前锋报》社长李静之等开封上层人士，他们对我党的意图均表示同意，并接受了方敬之的要求。

1948年7月中旬，方敬之和李静之带着刘积学写给张轸的一封亲笔信，经上海、南京，先后乘船到达武汉。方敬之委托李静之先去信阳见张轸，安排会谈事宜。李静之到信阳见了张轸。这时，张轸正驰援南阳回来，又一次在战场上领教了解放军的威力，整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经常自言自语：“北伐、抗日，我打了多少有名气的仗，为什么和共产党打仗却节节败退？”现实教训使他有所反思，开始考虑起前途与出路问题。因此，当他看了刘积学的信，又听李静之说共产党的代表“张先生”正在汉口等待和他会谈，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当即表示：“可以，叫他来吧！”

7月底，方敬之随李静之来到信阳。不料，当张轸得知这位“张先生”是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很不高兴，抱怨刘积学“瞎胡闹”，李静之办事“太鲁莽”，他对大女儿张世佛、女婿张尹人说：“叫这样年轻的一个毛孩子来办这么重大的事，我怎么敢和他会谈呢？他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但我不能和他谈。”他还对身边的人说：“要是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还有点把握。”

方敬之在信阳住了十多天，虽然没有见到张轸，但他并不灰心，在张尹人夫妇的帮助下，分别与张轸手下的政工处长程晓仓、经济处长蔡藏生和旅长涂建堂、辛少亭、鲍汝沣等人个别接触，向他们分析战争形势，宣传我党政策，为争取张轸起义准备条件。同时，他还通过张世佛认识了张轸的第三夫人徐开敏，委托她利用与张轸的夫妻关系，劝说鼓动他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徐开敏是张轸的家乡人，比张轸小二十多岁，平日很得他的喜爱，此刻正在信阳师专念书，思想上一直倾向进步，向往解放区。方敬之反复地和她讲道理：你去解放区是会受到欢迎的，但暂时还不能走，根据形势的发展，你要留下一同做争取张轸起义的工作。他恳切地说：“这个任务比你一个人去解放区重要，如果能动员张轸将军起义，就是为人民立了一大功。”从此，徐开敏安下心来，开始有意识地做张轸的工作，张轸的所有思想变化，她都向我地下党组织及时汇报。[3]

张轸拒绝会见方敬之，表面是嫌方太年轻，实际上他在心里另有一番盘算。他后来回忆说：“起义不能空着手，光杆司令起义，对战局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最好有10个师，至少也要有5个师，这才是对革命送的一份像样的礼物，这就是我当时认为的‘政治资本’。回想大革命时，我在第6军当团长、师长，党代表林伯渠对我很好，我要是起义了，他一定会关照我；但林老的关照，也必须有‘政治资本’作基础。‘资本’大一些，起义后的地位也会高一些。因此，我便开始积极为筹集起义‘资本’而煞费苦心。”[4]

恰在这时，机会来了。蒋介石因解放军第一次解放开封时，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化装逃跑，免除了他的省主席职务，改由张轸接替。这顶乌纱帽显然是蒋介石送的空头人情，无非是想利用他守住已经所剩无几的河南省地盘。但在张轸看来，有了省政府主席这个职务，正好可以收编地方武装，扩充实力，进可作起义的资本，退可向蒋介石作讨价的本钱。于是，在1948年9月，张轸赴开封就任河南省主席。

这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国共两党进入生死决战的历史关头。在这种形势下，张轸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他利用将省政府从开封迁至信阳的机会，秘密到上海找老朋友、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6军第18师党代表李世璋，同他谈了自己今后的去向和起义的打算，并委托李通过中共华东局直接报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请求对他以后的行动作指示。李世璋说：他可以向华东局反映，但既然要起义，就不应讲什么条件，应与中原局代表诚恳商谈。这次会见，标志着张轸迈出了靠拢人民的第一步。

回到信阳，张轸通过参谋总长顾祝同向蒋介石建议，由他负责收编几个绥靖旅，将来补充成正规军，以解决兵源不足的困难。这一建议，名正言顺，堂而皇之，蒋介石尽管对张轸心存猜忌，但也不得不批准。取得扩军的合法地位后，张轸便广招亲友，保荐旧部，提拔亲信，扩展实力。到1949年1月，他逐步编成了10个绥保旅约4万余人，使其梦寐以求的政治“资本”粗具规模。

可是，随着时局的变幻和自己实力的增强，张轸却不由得左右观望起来。当刘积学等人来到信阳，多次劝他早日起义时，他却大不以为然：“你们都是文人，不懂军事，现在东边是桂系的队伍，周围是蒋的嫡系，我的身边还有国防部第二厅派来的二处处长李建业，对我监视很严。我现在起义，一行动人家就要把我捉起来。如果起义失败，咱们都得完蛋！”

张轸的话确是实情，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此时断定蒋介石大势已去，桂系势力正在重新崛起，认为“天下大事未定，谁胜谁负还很难说”。1948年12月，白崇禧在汉口主持召开豫、鄂、湘、皖、赣五省“联盟”会议，张轸和刘积学参加了会议。31日，刘积学等人在张轸的默许下，以河南省参议会的名义在信阳单独向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各院发出了著名的“亥世电”，要蒋“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并特意致电张轸，表示了他个人的进退。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于是，张轸认为迫蒋下台和促李宗仁上台的目的已经达到，便热衷于白崇禧策划的五省联盟运动，幻想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而对起义之举冷淡下来。

当时，张轸的两名主要助手朱其平、范绍尧极力反对起义。朱其平是留日士官生，已经跟随张轸十多年，张轸对他深信不疑，人权、财权皆交给他掌管。朱听说张轸有起义的念头后，多次与张轸当面争论。他的理论是：国民党是暂时失势，有朝一日还会东山再起。因为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国民党的后台是美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技术上，美国都比苏联高出一筹，一旦美苏交战，美国必胜。范绍尧是张轸的学生，国民党CC分子，当过开封反省院院长，迫害过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范害怕共产党，反对起义，又不敢在张轸面前表明态度，只是跟在朱其平后面随声附和，并经常对人散布什么：“咱们这些人，如共产党成功了，一个也别想活。张老总想搞大的政治资本向共产党讨个大价钱，那是妄想。起义了头一个先杀他，第二个是刘群老（刘积学），你老兄也不会比我这个反省院长好多少。你们这些人终会要把张老总的命送掉，最后也把自己的头混掉。”他们俩的煽动和破坏，迷惑欺骗了一些人，影响非常恶劣。

还有一个因素令张轸不能不顾忌，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是：“在起义酝酿过程中，军统、中统特务对我监视甚严，我对他们也深为厌恶，但又不能不虚与应付。以李建业为处长的5绥区司令部第2处，就是国防部第2厅的派出机构。他们不但控制了军事情报，也过问地方政情变化。还有蒋介石侍从室派来的联络组（军以上的单位才有），既要审阅下面的报告，又要过目我发出的命令。他们自带电台，每晚与侍从室直接通报联系。河南省军统特务头子岳烛远，被派到19兵团当联络组长，一直住在兵团司令部，对我实行监视，经常对我指名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有嫌疑，某某部队靠不住，要严肃整顿，颐指气使，十分猖狂。”[5]这些掣肘，令张轸十分头疼，做起事来常常是藏头护尾，令局外人真假难辨。

就在张轸的态度出现摇摆波动之际，中共方面及时地加强了对他的争取工作。李世璋派人从上海来到信阳，向张轸转达中共中央的回复说：可与中共中原局和中原解放军直接联系。这是张轸首次得到的来自中共中央的信息，内心非常重视。他马上吩咐张尹人，约上次被他冷落于门外而不得一见的方敬之速来信阳。

方敬之在李静之的陪同下赶到信阳，即到张轸的公馆里进行会谈。张轸表示：“我是要起义的，对起义万死不辞。”接着他提出了起义的条件：要求保留他的两个军十个旅的建制；保留河南省主席的职务；维持其5绥区的地盘，要求解放军撤出他的辖区，等等。对这些条件，方敬之未置可否，只是耐心地给他讲解我党的政策，指出方向，希望他认清形势，早作抉择。

事后，方敬之把会谈经过和张轸提出的条件写成一封密信，安排地下交通员苏东林送到大别山交给王树声、宋任穷首长，请他们用电报发给中原局。苏东林原是中共信阳支部书记，奉党组织之命打入敌人内部，担任豫南财税督察专员。苏东林动身前，张轸要求会见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方敬之已回武汉，苏东林便在政工处长程晓仓的陪同下会见了张轸。张轸要求苏东林转告我党，请解放军撤出潢川、光山、固始、罗山、息县等地区，并说不应该破坏这一带的公路桥梁等。他还强调，最好派一位能代表中央的中央委员来谈，等等。[6]这些傲慢的要求，说明张轸还没有正确地认识自己。

苏东林几经周折，终于在宣化店附近找到解放军部队，把密信亲自呈送王树声、宋任穷两位首长，并汇报了离信阳前张轸同他的谈话内容。王、宋首长随即指示说：“看来张轸很滑头，回去告诉方敬之同志要提高警惕。我们欢迎张轸起义，他早起义也好，晚起义也行，但如不起义，我们早晚要消灭他的。他要我们撤军，我们不能撤，还要进军。他要我们不烧毁公路桥梁，我们若不烧毁桥梁，他会把豫南几个县的粮食抢先运光的。他既然要起义，撤退时，要他保护好淮河、狮河铁路大桥和武胜关隧道，不能破坏。”[7]

这时，周恩来同志通过民主党派人士周士观同河南省政府秘书长罗震的关系，以“经理”为代号，催促张轸起义。罗震转告张轸：“经理说，先行动，其他条件好商量。”不久，周恩来委托周士观专程从香港到武昌，要罗震说服张轸把起义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周恩来是张轸素所敬佩的人，他的话对张轸有相当的说服力。

当蒋介石的大量军队主力在淮海战场上接二连三地被歼时，信阳也处于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张轸有些坐不住了。他连忙找方敬之来信阳晤谈。这次会谈，张轸没有再谈起义条件问题，只是说他早已下定了起义决心，因为在信阳处境困难，驻信阳的第58军不是他的部队，虽由他指挥，但不能随他起义，希望解放军不要急于南下，再给他一点准备时间。会谈后，张轸决定派张尹人作为他的代表，同方敬之去中共中原局请示，然后再行动。[8]

这时，中共中原局为统一领导敌军工作，决定将策反张轸的工作移交中原军区，由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丁一处长接替方敬之的工作。丁一，真名孙盛渭，此前在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做过多年的争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工作。1949年1月15日，方敬之、张尹人和化名“陈协一”的丁一在开封会面。16日，中共中原局副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邓子恢接见了他们。张尹人谈了此行来中原局的意图。邓子恢说：“中共中央已把张司令在上海表示的意愿通知我们了。我们早已决定派丁一处长去信阳，因事耽搁了。这次你来得正好，可以一同去。”又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很快，比预期的快得多，原来估计1950年才能解放开封，实际提早了两年。今后发展肯定还要快。张轸将军愿意投向人民，共产党表示欢迎，希望早下决心。起义地点和时机，最好在解放武汉时，配合解放军南下，起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希望保护好信阳以南的铁路设施。”[9]邓子恢的这一指示，对后来张轸确定在武汉解放时起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月23日，张尹人陪同丁一到达信阳。当天，张轸就会见了丁一。见面时，张轸开头很热情。丁一虽然领受的上级指示是“可以全权处理一切”，但他为了留有余地，只说自己是个联络员，而且他认为起义已成定局，所以说话比较坦率。在谈到部队起义后的处理问题时，他说：“张司令官决心起义，我们热烈欢迎，部队起义后要彻底改造。……”

不料，张轸听到“彻底改造”这几个字，登时拉长了脸，很不高兴，会谈因而中断。事后，他对张尹人说：“对部队要彻底改造，这是什么话？我不同意。何况他只是一个联络员，又不是共产党的代表，会起多大作用？”

没过几天，有一个叫牛传钦的国民党СС分子突然跑到信阳，此人打着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旗号，伪称李济深已同意给张轸所部第6集团军番号，鼓动张轸走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下子，张轸又有些忘乎所以了，他派亲信张了且与牛传钦共同北上，行前对他们说：“主要的是面见李任公（济深），表示拥戴诚意，接受他给的番号，以避免共产党向我进攻。对共产党则说作战多年，不容易一下子来个180度大转弯，先转90度。万不能允许共产党派政工人员来改组部队，那样就会把我们全吃掉的。”[10]张轸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事实很快就戳穿了牛传钦的鬼话，但张轸对“第三条道路”仍感兴趣。1949年2月13日，武汉记者团到信阳前线采访，张轸以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谈话，大意是：自徐蚌会战后，人民都希望和平，蒋总统宣告引退，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对谋求实现和平的努力到了顶点。然共产党反应不良，未予接受。不承认李济深有党有军队，反说李济深等55人在该党领导之下。试问，民、青两党参加政府以来，本党说过民、青两党为本党所领导吗？这充分证实，除共产党以外，其他党企求生存决不可能。

第二天，汉口《大刚报》在头版刊登了上述谈话。张尹人夫妇等见报后大为生气，当面问张轸：“你这是做什么？正在与共产党联系起义，突然来这个，太不像话。”张轸却说：“年轻人，晓得什么！我这样一来，叫他们更不注意咱们。不正好搞起义吗？”话虽这么说，但张轸的下一步打算究竟如何，颇令人担心。[11]

在这段时间里，丁一主要设法做张轸亲属和亲信将领的工作，动员他们促使张轸不要随白崇禧南下，惟一的出路就是起义。在他的努力说服下，逐渐在张轸周围形成了一股敦促他起义的进步力量。张轸和徐开敏每天晚上都偷听共产党的广播，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后，他对徐开敏说：“共产党对我还是友好的，我也杀过共产党，可并未把我列入战犯。”徐开敏乘机对他说：“这是争取你，信任你，你应该赶快行动。”张了且把他上次带回来的毛泽东所著《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书籍文章送给张轸，张轸边阅读，边写了“这一点合乎中山先生的意见”、“这是中山先生的主张”等许多眉批，表明他在思想上对毛泽东的理论产生了共鸣。手下的几位亲信旅长也都明确表态：部队都是河南人，不愿离开本乡本土，他们自己也不愿南去，决心随司令官起义。还有的将领对他直言：如随白崇禧南去，轻则受排斥，部队被吃掉，重则还会像抗战后一样，遭到国民党监禁，甚至落个枪毙的下场。此外，张轸的几位老友、河南省著名民主人士嵇文甫、王毅斋等，也通过各种渠道，劝张审时度势，尽快起义。

就这样，到了2月底，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敦促下，张轸终于写了致刘伯承、邓小平的亲笔信，明确表示了起义态度。丁一完成了这一任务后即返开封向中原局汇报。[12]

3月，张轸奉命由信阳撤退到湖北。第5绥靖区司令部随即被白崇禧改组为第19兵团司令部，张轸任司令官，原来的10个保安旅改编为第127、第128军，各辖3个师，另加独立师，共7个师的兵力，兵团部设在粤汉线上的贺胜桥车站。张轸把已经名存实亡的河南省政府的工作，交给秘书长罗震全权处理，自己则专心致力于部队的整训工作。为了稳定部队情绪，张轸举办了军官训练班，调各师排以上军官前来受训，他亲自对学员训话说：“我们都是河南老乡，也可以说是子弟兵，我张轸绝不会学楚霸王使全军覆没后自投乌江而死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只要听从命令，会把你们带到正路上的。我绝不能叫子子孙孙骂我张轸。我们都是北方人，还往哪儿跑呢？孩子老婆不能不要，家乡也不能不要。兵书上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没有办法时总会有办法的。只要大家相信我，跟着我走，绝对没错，请大家放宽心。”

与此同时，张轸还背着白崇禧，前后两次去长沙，与老长官程潜密商。程潜对他打算在武昌起义表示支持。两人约定，张轸先在武昌起义，程潜接着在长沙起义。

尽管起义决心已下，但是究竟什么时间采取行动，张轸还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要小心应付对他已有疑心的白崇禧以及部队里的军统特务，在军事上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另一方面极力劝说那些反对起义的手下将领，争取他们一道起义。看到张轸起义的决心已下，顽固透顶的朱其平等人只好离开19兵团，各奔东西。

转眼到了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次日，解放军强渡长江，三天内就解放了南京。消息传来，张轸感到这是最后的机会，便立即召集手下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沣、张玉龙、张继烈等商议，决心就地起义，并制定了第一个起义计划，主要内容是：在离武汉60华里、扼守武汉咽喉的金口镇，接应解放军渡江，截断白崇禧的退路，迎接武汉解放。部署就绪后，张轸托中共中原局社会部的地下工作人员赵子平携带起义计划，送交解放区。

就在张轸紧张地准备实施上述起义计划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28日，白崇禧在武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武汉，退守湘赣，所有部队从5月10日开始撤退，15日前撤完。其行军序列是：桂系第7军在前，张轸第19兵团居中，鲁道源的第58军断后。如此一来，完全打乱了张轸的既定部署，第一个起义计划显然已经无法实现。

面对这种局势，张轸忧心如焚，急于同我军取得联系。这时，张尹人接到方敬之的通知，要他火速赶到孝感商讨起义方案，但是北上的道路已被白崇禧下令封锁，无法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张轸同辛少亭、涂建堂、鲍汝沣、张了且等人紧急协商，拟订了第二个起义计划：打乱白崇禧的撤退计划，部队东西夹击南撤的国民党军，配合解放军渡江解放武汉。5月10日，张轸委派张尹人随我地下工作人员张笑平从金口启程，将这一计划送往江北的我江汉军区。

在等待张尹人回来的这几天，张轸又召集辛、涂、鲍、张等人密商，对部队驻地做了调整，进一步明确起义的任务。与此同时，他还秘密到武昌找第58军军长鲁道源，再次劝说他一同行动，鲁道源是云南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同张轸的交情一直不错，此前，张轸曾多次找他密商，但鲁始终不吐口。这次，张轸以十分干脆的语气说：“你绝对跑不脱，不仅到不了云南，就是在贵州你也到不了。”然而，鲁道源不仅不听，反而立刻向顾祝同告了密。

白崇禧得到顾祝同的密报，又惊又怕。5月14日，他从广州坐飞机回到武汉，立即打电话叫张轸到他的总司令部见面。张轸临行前，手下将领多劝他不要去，而他却自恃有几万人马在握，说：“白崇禧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张轸的大意，险些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一踏进白崇禧的办公室，白就拿出顾祝同的电报给他看，电文是：“据密报，张轸勾结共军，图谋叛变，请将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从严法办，所部就地解散。”张轸看完电报，这才明白是鲁道源搞的鬼，心知事已至此，再掩饰也无用，便镇定地说：“几个月来，我们谈了许多问题，一切情况你都知道。现在你说怎么办我就跟你怎么办。你还不相信我吗？”白崇禧考虑了片刻说：“明天上午10点钟开会，你立刻打电话叫你部师长以上军官都来，你也不用回去了，就住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作长夜之谈。”张轸知道他是要按顾祝同的电报办理，一网打尽了，便回答说：“一切服从命令。部队一两天就要出发了，我部驻汉办事处的人都知道我今天上午来武昌，许多负责人在等待我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我一定要到办事处一趟。那里有直通电话线，打电话很方便。我叫军师长们明天都来开会，至多一个钟头就转回来。我很想和你再作长夜之谈。”白崇禧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你快去快来吧！”

张轸出了白崇禧的总司令部，如同脱笼之鸟，坐上吉普车，迅速向南驶去。为了躲过武泰闸上汽车检查站的特务，张轸提前下了车，嘱咐随身的副官和卫士乘车先走一步，在过闸后3里处等候他。他自己则坐船过河，上岸后步行了3里多路，找到吉普车，顺着长江大堤，急驶金口的鲍汝沣师部。

一到金口，张轸喘息未定，就立即打电话通知辛少亭、张继烈、张玉龙等将领前来金口商讨大计。不一会儿，手下陆续来报：驻贺胜桥的兵团司令部及五个直属营，已被桂系第7军包围缴械，公私财物洗劫一空，张轸多年积蓄下来的几千两黄金和1万多块银圆全被抢走；同时，在第7军的挟持下，第19兵团副司令官兼第127军军长赵子立，已率部下两个师南逃。张轸闻言大怒，拨通电话，同白崇禧对骂了一阵。随即下令已遭第7军监视的第128军军部立刻撤到金口，命令张继烈、张玉龙两师星夜撤离原驻地，向金口集中，并在马鞍山等处占领地形，构筑工事，如果第7军进攻，坚决阻击。

等各师长到齐后，张轸把顾祝同的电报内容和他脱险的经过述说了一遍，听者无不义愤填膺，大家当即决定提前行动，宣布起义。只有独立师师长张旭东害怕起义，向张轸苦苦哀求道：“我随总座多年，应该跟着总座效力，但我在商城一带杀共产党太多，我不能不走。我的老母和妻子都在贵州，我只身到贵州去，决不带走部队。”张轸碍于情面，心一软，就放他走了。不想此人出尔反尔，回去便拉走了他的部队。[13]

5月15日，是张轸兵团获得新生的日子。从拂晓开始，张玉龙、张继烈两个师与前来进攻的桂系第7军两个团在马鞍山一带展开了激战。辛少亭指挥部队阻击第7军的一个师以及国民党湖北省保安旅约两个团向金口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正在这时，五天前前往江汉军区联系起义事宜的张笑平、张了且匆匆赶回，带回了江汉军区首长的指示，以及张轸兵团起义时的代号为“55555”部队，部队摘除国民党军的帽徽，左臂缠上白毛巾等具体规定。张轸听完报告后，立即向部队发出了“55555”部队的起义通令，宣布起义。

这时，我军四野先遣兵团主力已经渡过长江，正从金牛直插贺胜桥，江汉军区独立第1旅也逼近汉阳。在这种形势下，白崇禧惟恐他的第7军南退的后路被截断，遂下令放弃围袭张轸起义部队，加快南撤。白本人也连忙登上飞机，仓皇南逃。入夜，张轸所部趁势截击，堵住了一些向南逃窜之敌，缴获不少人枪。至此，张轸部队起义成功。

张轸部队于5月15日的提前起义，打乱了白崇禧在武汉撤退时进行大破坏的行动步骤，壮大了我军解放武汉的声势。16日下午，四野先遣兵团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同时汉口《大刚报》发表了张轸起义的消息，武汉市民闻讯，无不兴高采烈。

20日，张轸亲赴汉口，受到四野先遣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和副政委唐天际的热烈欢迎。张轸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同张笑平、张子平一同赴汉，下榻万国旅馆。先同唐政委天际见面，后与萧劲光司令员见面。表示尚属亲热诚恳。多次商讨：上毛主席电报。后经余修正，并将内容稍为删改，始行发出。”[14]

23日，张轸发出致毛泽东、朱德电，电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

今天我们坚决的脱离反动阵营，投向人民怀抱，来向人民领袖致崇高无上的敬意，我们的心里是十二万分的兴奋和快慰。

为了民族自由，我们曾和人民用自己的血参加过八年的抗日的反帝斗争。不料胜利后，匪首蒋介石为了保持独裁的皇冠，为美帝国主义作养子，为大地主大官僚作保镖，竟撕毁政协决议，掀起了反人民的内战，我们也随他做了帮凶。

三年来，由于蒋介石匪帮实施极端残酷思想统治和特务政策，和强迫执行所谓戡乱政策，我们在河南用反革命的政治来保护土豪劣绅，压迫所有的贫苦民众，今天我们是无限的痛苦，无限的悲伤。今天我们后悔了，我们觉悟了，我们毅然决然要脱离反革命阵营，并于五月十五日当白匪撤退武汉时，我们在贺胜桥，以后又在郑家店、马鞍山各处施行截击。这是我们要坚决投向人民怀抱的行动，这是我们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行动。

现在我们集中鄂中待命，誓以至诚在你们领导之下学习、进步，作一支人民的队伍，拥护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和政策。临书不罄欲言。

前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

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全体官兵谨上[15]

5月25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局，并告萧劲光、陈伯钧，对张轸兵团的待遇问题，明确指示如下：“（一）萧、陈二十二电、林、萧二十三日电均悉。（二）张轸部应照曾泽生、吴化文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三）目前如金口、嘉鱼一带适宜，即可就地整训听候改编；如金口、嘉鱼一带无粮，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令其开至江汉军区就粮，并便利争取及改编。（四）张轸和我们接洽已久，其部队是河南保安部队编成的，是否还有一部分湖北地方武装在内不明，此种部队集中归我改编是对我有利的，故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此点请通知湖北地方。（五）张部目前短期暂用原来名义，由你们召集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诸同志会商，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合编为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六）张部粮食、经费照我军待遇。（七）以上各点由华中局考虑决定实行。（八）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并问张轸他与程潜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信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16]

26日，一直关注着张轸起义情况的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也打来电报：“得来电欣闻你于5月15日在金口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庆慰的。希望你团结所部，学习人民解放军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努力协同渡江大军在前进中更为人民立功。”[17]

6月16日，毛泽东和朱德正式复电张轸：“5月23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电文着重强调：“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抵抗，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18]

7月24日，第四野战军颁布《战字第73号》命令，张轸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1军。张轸为军长，杨春圃为政治委员，辛少亭为第二副军长。原309师、312师合编为解放军第211师，涂建堂、张玉龙任正、副师长；原313师、314师合编为解放军第212师，鲍汝沣、张继烈任正、副师长。张了且、张尹人任军政治部正、副秘书长。从此，该军指战员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起了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新的历史使命。

[1]　参见江绍贞主编：《国民党起义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0～131页。

[2]　张轸：《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3]　徐开敏：《我与张轸》，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4]　张轸：《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5]　张轸：《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6]　中共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策动张轸起义》。

[7]　苏东林：《风雪送信大别山》，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84页。

[8]　李静之：《争取张轸起义纪实》，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9]　张尹人：《方敬之、丁一同志在信阳》，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10]　张了且：《我参与张轸兵团起义活动的经历》，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11]　《金口起义》，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

[12]　孙盛渭：《争取张轸部队起义的片段回忆》，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13]　张轸：《我在金口起义的经过》，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195页。

[14]　《张轸日记摘抄》，载《湖北文史资料》第9辑，第114页。

[15]　分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页。

[16]　分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3页。

[17]　分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

[18]　分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第9章　克服粮荒

诱歼白崇禧的计划没有实现——毛泽东电询进击宋希濂的时机——严重的粮荒问题——四野推迟作战时间——筹粮是当务之急——精简笨重装备——短期休整，以利再战

当武汉解放的消息传到开封，林彪、萧克立刻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进军部署。5月18日8时，他们致电各兵团并报军委：

（一）12兵团未渡江部队即经武汉地区，13兵团则经襄樊宜沙间地区渡江，该两兵团渡江部署由各该兵团自行直接规定报告我们。

（二）上述两兵团渡江后，12兵团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13兵团进占澧县、常德后，主力准备向宝庆前进，14兵团全部亦由武汉地区渡江，在12兵团后跟进，准备在长沙、衡阳地区与敌会战。

（三）15兵团（兵团部未到由本部指挥），所属43军正向南浔路前进，44军进至浠水，48军进至麻城及其以南后休整三日即经黄梅、广济地区渡江，渡江后沿南浔路向南昌前进。14兵团所属三个军（兵团部未到由本部指挥），按原定计划行动。

（四）野后即着手并协同地方在黄梅、广济地区布置该两军的粮草供应。[1]

这一部署，体现了中央军委一再要求四野加速渡江南进的精神。然而，就在四野各部队准备实施上述计划时，敌情突然出现了变化。几天来被我军提前发起的渡江作战打得措手不及的白崇禧，这时才发现，四野渡江部队仅有两个军，而主力尚远在长江以北。于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准备调动其嫡系主力第7军、第46军、第48军，由第10兵团司令官夏威指挥，对孤军突出至南浔路以西永修、德安地区的我43军实行一次反击。

我军情报部门侦获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了四野司令部。林彪、萧克经过认真分析，决心调整部署，将计就计，争取在湘赣地区捕歼这部分敌军。5月24日，林、萧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敌情，提出新的作战计划：“我军应极力吸引敌军于长沙东北与岳州、南昌之间一带，争取在我军主力到达后，以40、43两军及配合陈兵团突然切断其退路，至少亦求得包围其一两个军，以吸引敌其他部队来增援，或迟滞不敢远退，以达到部分歼敌于长沙以东、南昌以西地区，则对我更有利。”

电报说：“为避免吓退敌人，并诱敌向我前进，我40军除留武汉部队外，应在贺胜桥、咸宁、汀泗桥之线，不再南进。并注意向敌派出侦察警戒。”“我43军，在我陈赓兵团尚未渡赣江之前，可暂在德安、永修之线待机，并严整战备，注意侦察警戒。”

最后，林、萧建议军委：“我陈赓兵团目前暂不渡赣江，而在丰城、临江、新淦、峡江之线大量搜集船只，待敌已深入时，然后突然向敌后方（不是侧方）挺进，断敌退路，与我四野部队配合歼灭敌人或抓住敌人。”[2]

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计划，并于25日电示二野刘伯承、李达、张际春，请他们“电知陈赓兵团照此执行。”陈赓接到命令，遂把已渡过赣江的部队撤回赣江以东。

毛泽东对桂系主力的这一动态十分关注，生怕我军有所闪失。26日，他电告刘伯承、张际春，林彪、萧克：“据息，桂系第七军五月二十五日由长沙陆续运宜春，夏威指挥部率四十六军、四十八军在南昌以西之高安一带布防。吉安方面除原有廿三军三个师外，现有从株洲方面调一〇二军两个师增防讯。赣州方面，有从衡阳调十四军四个师增防讯。以上各情，请刘张李及林萧饬属注意侦查。”[3]

不料，桂系军队的这些举动仅仅是虚张声势而已。白崇禧权衡再三，觉得还是不让其嫡系主力冒险北犯为好。如此一来，林、萧的这个诱敌深入，包围聚歼的设想已无实现的可能。

既然寻歼白崇禧部暂时没有机会，四野和中央军委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宋希濂部。5月27日，担任由宜昌、沙市间渡江任务的第13兵团向林、萧报告他们的渡江作战方案，该方案的要点，是准备以奔袭手段首先歼灭江北各点之宋希濂部，夺取船只，然后乘船渡江。28日，毛泽东致电林、萧，指出：宋希濂部战斗力较弱，“你们以三个军攻击是足够的。你们应指示该三个军于接近该地区时妥为部署，力求歼灭该敌主力，尽可能不使该敌主力退入鄂西及湘西山区，威胁宜、沙、常、澧。然后，你们留在常、澧区域的一个军，及守备宜沙区域的张才千军（或王宏坤军），才易于继续对付宋部残敌。因为宋部是敌国防部决定留在湘鄂西边区的。此点请加注意”。[4]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萧克、赵尔陆于28日10时电复第13兵团程子华、彭明治，第12兵团萧劲光、陈伯钧：“你们此次行动，应对敌在江北的五个师实行奔袭和渗透迂回的办法，使敌来不及渡江南退，使我能乘虚夺取江岸抢得船只，并以一二个师在江北敌人尚未歼灭以前即插至长江以南使敌江防瓦解，并断敌退路。如此既能解除渡江的困难，又能减少渡江以后前进的困难，并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因此你们必须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电报指出：“我40军与43军向黄冈、武穴之线奔袭前进时使沿江之敌均未及逃走而被歼，并乘胜夺取了船只与立即渡江。因此只要你们大大提高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则敌在江北岸的五个师很有被我大部或全部抓住和歼灭的可能。你们尤其应注意首先将当阳之敌退路切断先包围起来，但切勿歼灭，以便吸引其他敌人，使其他敌人不能断然决心南退，对其他一切离江岸较远的敌人，皆当先行包围而勿歼灭，待我已占领沿岸与抢得船只，并达到一部已渡江之后，再行歼灭已被包围之敌为好。你们部队可在发起对沿江行动以前（距离沿江行程三四天以外的地区），可作三四天的休息准备。”

电报强调：“对当阳敌人的奔袭必须以38军担任为宜，因该军在最前头。38军目前最好待后续两个军略为靠近后再前进为宜，务望你们按照上述要旨进行部署。”“盼程彭、萧陈各设法通知宜昌、沙市方面的我地方部队迅即撤退离长江百里以外地区活动。”[5]

打击宋希濂，会不会吓跑白崇禧？这是毛泽东颇为担心的问题，5月29日，他反复权衡利弊，还是拿不定主意。当晚10时，他再次致电林萧赵：“关于十三兵团向宋希濂部进击及渡江的时机值得考虑，对此问题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不待东路集中南浔线，中路集中鄂南，十三兵团即向宋部进击并渡江占领常德。其好处是出白崇禧意料之外，突然攻其一路（白崇禧似料我军要待三路到齐然后攻击，而我军目前尚未到齐），可能将宋希濂部大部歼灭；其坏处是我军占常德后，敌中东两路之侧后已受威胁，可能迅速退至衡州。另一方案，十三兵团暂不向宋部攻击，待我中东两路到齐，或待中路（鄂南）到齐，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攻击。其好处是可能将三路或两路之敌同时歼灭，然后齐头并进向南追击；其坏处是白崇禧看到我军三路都到齐了，可能三路同时撤退，使我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以上两案究以何者为宜，请考虑见复。”[6]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林彪、萧克立即认真研究，并于5月30日16时报告军委：“两种方案我们考虑大体上应采取两路或三路同时攻击为妥，但13兵团略可较其他一两路之出发提早数日，以便歼灭江北之敌。目前13兵团则在汉水以北休整，其他三个兵团则靠近长江休整，各休整一短期和准备粮食（粮食情况非常困难），以便在渡江后，即迅速前进，中途不再停止，以免吓跑敌人。”“各路具体动作、时间正考虑，另电告。”[7]

从这个电报的语气中，可以看出林彪、萧克此刻考虑最多的已不是渡江时机问题，而是要命的粮食问题。由于连年灾荒和国民党军溃逃前的大肆征抢，湖北和洞庭湖、鄱阳湖沿岸地区的粮食极为匮乏，鄂南地区尤为严重。几天来，各部队反映粮荒、告急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令林彪等人愁眉紧锁，十分着急。民以食为天，何况肩负作战任务的几十万大军？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能先解决吃饭问题，作战行动只好先放一放了。因此，在报告军委的当天，林彪、萧克、赵尔陆还同时发出两封电报，一封给正在襄阳、宜城地区待命攻击宋希濂部的第13兵团程子华、彭明治、梁兴初、梁必业、贺东生：“由于我平汉路与南浔路两方的行动尚需等候筹粮，因此不能很快行动，你们三个军暂勿过早向南突出和发起对宋希濂之作战，暂在襄阳、宜城及其以北及钟祥（不含）以北地区休整一星期以后再依平汉、南浔方面的筹粮状况决定你们开始行动的时间。”[8]

另一封发给来电询问对白崇禧部作战时间的二野4兵团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和二野首长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告诉他们：“对白匪作战开始的时间，目前尚不能具体确定，因鄂南粮食极缺不能供应大军的需要，目前须从河南和汉水流域收集粮食向前运送，对白匪作战时间，待粮食布置有相当头绪时才能发起，大约至少在十天以后。”[9]

6月2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10]

就这样，由于粮食问题的制约，四野主力不得不放慢了进军步伐，由迅速渡江南进转为暂缓渡江南进。

本来，对于大军南下在粮食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四野领导人是作了充分估计的。1949年5月11日，华中财委和四野司令部、后勤部联合制定了《关于五至十月份粮秣供应计划》，该计划对大军行将经过区域的粮食状况作了总体估算，并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计划》指出：“五月份：因河南省人民尽了最大力量，已准备了一亿斤粮食供应大军南下，且已分布在全省广大地区，其中有些地区因股匪时常出扰致使集中困难，同时交通不便，不易全部集中于主要线上，因此，除保证大军南下之过路粮食之外，剩余的粮食，可由南阳向武汉调动一千万斤，其余汉川、信阳各一千万斤可暂作为机动粮。”

“六月份的粮食供应，政府已拟定在湖北省征借七千万斤之计划：因湖北省历年以来产粮尚缺，且正处在青黄不接之际，新区政权未完全建立，大部分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因此：现在只完成四千万斤（平汉路以西三千万斤、以东一千万斤），其余三千万斤，估计完成尚有困难。大军主力在六月份长江以北必经过湖北地区，预计最低限度所需粮食五千万斤，除由野后调豆饼一千万斤之外，鄂省政府必须保证供应四千万斤（按去皮粮食算）应分布在平汉路两侧（内将四百万斤布置于麻城、浠水、广济、九江之线，以备过路用），务须在五月底完成。另外还要准备一千万斤的机动粮。”

“七月份江南粮食供给：部队主力在六月底七月初渡江之后，沿粤汉路两侧南下，预计就地筹粮一时难以全部解决。拟定补助一半（自筹一半），除由野后调豆饼一千万斤之外，由南阳经汉水再调三千万斤粮食（武汉收复后，将调动现存粮食一千万斤，其余二千万斤待新麦收割后即可预征，并在七月中旬之前全部运到武汉）。先头渡江部队之粮食全部自筹解决。”

“八、九两月：部队主力到达湖南及两广边界休整和准备作战，那时候，因部队云集和新区政府未建立，预定部队自行筹粮解决二分之一，由江北预备补助二分之一。即每月三千六百万斤，拟由豫北五千万斤内拨给，至于分散在湖北和江西各兵团的粮食，全部自筹解决。”

“十月份只能作二十天计算，为48万斤，这三个月须有一个月作战，用1万民夫，须加6万斤。”

“前述人马均为实际数，但因各部会计不够准确，制度不够严格及难免有些浪费等，故须多预算百分之八，因此，此三个月粮总数为2 156万斤，但此数不能完全由湖南负责，八、九、十三个月须由他省调二分之一，即1 078万斤。”

关于草料问题，《计划》指出：“马料除喂稻谷稻米外，应喂黑豆及绿豆，稻草按北方谷草要增加四分之一，即十五斤稻草等于十二斤谷草，在筹粮时除解决人食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解决喂马问题。”

关于新区筹粮的组织及名义问题，《计划》规定：“在军、师一级由司、政、后派人（五人至七人）组织筹粮委员会，由政治机关负责领导。其任务主要是掌握政策，确定筹粮数字，保证供给减少浪费，检查督促改善方法。在筹粮委员会直接领导之下以师为单位（军直一个单位）组织筹粮工作队，由军师民运队，军、师、团宣传队，供给机关之粮秣人员及各大小单位之给养人员，派人参加组成。随军行动的地方干部参加在内（地方干部在初到新区时筹粮是主要任务之一）。筹粮工作队以团为单位设立小组，这种办法只是自筹自给。另外一种办法，以某一路前进部队的路线最高领导机关组织统一大的筹粮工作队，实行统筹统给。按部队需要及各阶段的负担数量一次筹完，然后交野后派遣之兵站负责接管。各部队携带粮票向兵站领粮，这种办法其好处统筹统给都有全般计划，避免后面部队筹粮困难，同时出粮户也有一个底。筹粮布告由中原人民政府或和野战军最高首长联合签名，野政根据布告之内容另拟筹粮办法指示，发给各部队，以便全军统一。”

《计划》最后指出：“根据以上粮食布置情况，可看出湖北省（主要在平汉路以东）及部队过江之后粮食最困难，因此，各部队当离开河南地区时，应尽量多携带粮食。”[11]

按照上述计划，各部队由中原地区南下时都自行携带了不少粮食，但这部分粮食数量毕竟有限，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此，四野兼华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和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共同颁布了《关于筹借粮草联合布告》，大军沿途所及，广为张贴。其全文如下：

为布告事：我军奉命南下，负责肃清反动势力，解放华中人民，争取全国胜利。军行所至，声威远震，群丑辟易，万群欢腾。惟因部队远离后方，军需粮草，转运不易，而新解放区之人民政权，大都尚未建立或正在开始建立，公粮尚未征收，而军食又不能缺。为保证解放军有充足军粮，便利作战，以完成伟大革命任务起见，特根据合理负担原则公布向人民筹借粮草办法如下：

（一）凡缴获匪军军粮及伪政府囤积之公粮一律移作军食。其由群众报告，因而查获之匪伪军粮公粮得提出总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作为奖赏。

（二）凡新解放区乡村之地主、富农、佃富均得筹借，中农有余粮者亦得筹借，贫农有粮者必要时可酌量筹借，其筹借之数量按各该户食粮总收入为标准。多者多借，无者不借。但最高限度之筹借额：地主不超过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佃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农不超过百分之十到十五，贫农不超过百分之五。

（三）草料根据需要，按一定比例随粮征借。

（四）在人民政权尚未健全地区，可协同地方热心人士组织借粮委员会负责统一筹借，军队政治机关可派人协助之。

（五）所筹借之粮草由政府或借粮委员会付给借粮证，不准打白条。借粮户持此借粮证，以后可以向人民政府抵交一定季节的公粮。白条不得抵交公粮。

至于乡村旧保甲人员仍继续供职，协助筹借军粮，但应改变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作风，在人民监督之下，为人民忠实服务。执行人民政府法令，公平办事，以期将功折罪。倘有乘机敲诈勒索中饱及摊派舞弊破坏政策等情事，一经人民控诉并查明属实，定当严惩不贷。切切，此布。[12]

除此之外，华中局还向各省委、地委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对部队进入新区筹借粮草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周密的要求。

尽管事先做了种种准备，但是，我军一进入湖北境内，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迎面而来，给部队的行军作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5月28日，12兵团在写给四野、军委的关于江南兵要情况的报告中，如实反映了他们遇到的各种困难：

一、公路：

1．由黄冈渡江经鄂城、碧石渡、铁山、矿厂、换条桥、金牛到贺胜桥为石子铺之公路，雨天可行车，唯鄂城南之大石桥和碧石渡桥两处被破坏，须稍加修理。

2．由武昌经咸宁、通山、崇阳、通城、平江到长沙为主干之武长公路，路基良好，唯桥梁全遭破坏，计武昌到咸宁5处以上，咸宁到通城37处，内有40米以上的4座桥工程较大。

3．由咸宁经汀泗桥、蒲圻、临湘南去为沿铁道之公路，路基甚差，过去汽车很少通行，汀泗桥至蒲圻桥梁已破，不能通车。

4．由阳罗镇渡江经王家店、油坊岭、五里界到土地塘入武长公路，此段路基甚好，只五里界南之太平桥破坏，不下雨尚可徒涉。

二、铁道：

武昌到咸宁已修复，刻已通车，咸宁南之铁木混合桥遭敌破坏，正计划修复中。

三、江南之江河湖沼多，山多。不是水，就是山。雨后容易涨水，行动受阻，如第119师22日进到金牛西之小河水突涨，深3米、宽600米，桥梁冲垮，不能徒涉，而折入金牛，据群众谈，旧历六月为雨季，桥梁多被冲坏，公路交通难于畅通。

四、崇阳、通城因敌搜劫商民，强抓民夫，敌人所到之处，粮食吃抢一空，城内居民无粮食，四乡散匪多而抢劫，群众逃避，社会秩序很乱，据调查崇阳一县即有大小不等之股匪千余人，如我120师四乡筹粮，每天还不够吃，所筹之粮多是稻子，做吃困难，且常遇土匪。现采用划分地区派小部队分住坐筹办法，一面动员群众回家，安定秩序，一面解决粮食困难，其俘虏千余因无粮，随抓随放。

五、部队无雨具，在雨中行军，全身尽湿，又无法保持干衣服替换，鞋子穿坏很多，大部拔掉鞋底，部队病号增加，多是感冒、泻肚、头痛等。[13]

第12兵团遇到的种种难题，在其他部队也同样存在。前方作战部队十分辛苦，后勤运输部门也不容易。四野后勤运输部后来在总结这一段情况时写道：“当时除拨汽车5团四个连随15兵团前进渡江进入江西外，其余四个汽车团，全部集中漯河、黄陂两地，担任由漯河至汉口段（当时该段铁路线未通）运输。从5月起至8月止，先后完成前送359 688 987斤粮食、弹药及24 189名干部与卫戍部队的巨大任务。7月间，汉郑线路全线通车，我部移住汉口，郑汉运输工作至此基本告一段落。”

“在这一阶段中，由于情况变化太快，任务紧急，起初是运人，又接着运弹药，每次任务布置尚未执行，或刚刚执行，就起了变化，又来重新布置。浪费了很大运输力，加上南方雨多，路泞，车辆周转率相当缓慢。由漯河至汉口仅1 500余华里（不走直线），快者需8天往返一次，慢者（遇雨天）则需一个月至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往返一次，一般的也须半个月往返一次，有时每小时仅能行5华里，车辆经常被陷，因此油料浪费既大，机器损坏亦巨。”

“其次由于公路两旁均系水田，沿途村庄很小，又是集中群车出发，驾驶员长期露宿，饮食不能按时，异常疲劳。同时大部参战司机因迫于战役需要，超过了参战时间，都急于回家，其思想多不安心工作。再加上任务紧急，事先未能进行有效的整理和教育，以至部队病员增加，有的连队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汽车肇祸，违反群众纪律现象，也时有发生。”[14]

困难是多方面的。而在所有困难当中，最突出、最关键的一条还是粮食问题。6月2日，林彪司令员、邓子恢政委向所属部队发出指示电，正式作出了部队休整的决定。电报首先通报了当前形势：“武汉以南、岳州、长沙以东，南昌、九江以西地区内目前粮食甚为困难，我军正从汉水流域及长江下游一带运粮食以备供给我大军渡江后作战的粮食需要。”

电报指出：“为等候筹粮及进到江南作战的军政训练与笨重装备的改配（其改装军），我12、13、14兵团之各军，各应在前电所指定的休整地区，从明日起进行两个礼拜的休整，恢复疲劳和进行山地战的训练和演习（13兵团须加强渡江作战的学习），与进行作战的政治动员，准备歼灭敌白崇禧和宋希濂。各部须针对苟安思想、以为没仗打的思想、怕走路的思想、轻敌思想，根据部队的具体事实进行教育，并与中央今年元旦献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联系进行教育。如我们能争取在长沙与南昌之间歼灭白匪主力和在宜昌、沙市南北地区歼灭宋希濂主力，则能使我军更易收复两广、云、贵和加速全国战争全部胜利的结束，并给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企图以预先打击。盼各部党委将部队思想状况作很好的检查，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但还不要直接进到战斗鼓动。”

电报规定：“为减少湖北境内的粮食负担和加强在江西方面的筹粮力量，我44军、48军目前应以旅次行军的办法（每天走六七十里，天雨时不走，目前如疲劳可休息两三天再走）继续向九江、德安、南昌之线前进，到后就地就粮并派队分散筹粮，洪、赖应与陈、陈协商15兵团各部集结位置及筹粮计划。”[15]

各部接到命令，于6月3日起相继进入短期休整阶段，一面筹粮，一面开展军政训练。

光靠部队自己筹粮是远远不够的，许多工作必须依靠各级党和政府来做。6月2日，华中局作出了成立华中支前委员会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动员与发挥全体党政民的力量，在统一领导与指挥下，实行一元化的支前工作，以充分发挥现有交通工具（火车、汽车、内河船只）的作用，有效地征调粮秣，合理地动员人力、物力，克服一切困难，保证解放军作战中需要的物资。为此，特决定成立华中支前委员会，以邓子恢、周纯全、李一清、李聚奎、范醒之、吴自立、郭维城、毕占云、聂鸿钧、杨少桥等为委员，以邓子恢为主任，周纯全、李一清为副主任。在支前委员会与华中军区领导指挥下，成立江南作战支前司令部，以周纯全为司令，李聚奎、吴自立、毕占云为副司令。华中局还要求各省市组织省、市支前委员会和司令部，规定“凡属支前任务经委员会决定后交付支前司令部具体执行”，“各省市、各部门（铁路、公路、航运、粮食、贸易等部门）对支前委员会的决定、通知和支前司令部的命令、通知均需坚决执行”。[16]

此时，四野大军云集湖北各地，湖北的筹粮工作尤其重要。6月5日，华中局给中共湖北省委、各地委、各市委、各独立师旅委下发指示电，明确指出：“目前湖北党最重要的任务是筹集粮食，供给大军南下，和供应大城市庞大的粮食需要。目前我所占领的大城市，最迫切的和最影响一切问题的是粮食问题。它影响金融、物价、生产、教育、民生、争取群众、社会秩序和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因此省委和各级党的领导机关，须首先把工作的重心摆在筹粮问题上。全省干部最大数量应散布于人口稠密、出粮最多而又交通便利，便于将粮食运出的地区的乡村。”“筹粮任务绝对不是一项单纯的行政工作、经济工作，而是一个关系战争和关系城市生产，同时又是一个通过合理负担，提高农民觉悟的政治任务与群众工作。因此，应成为你们从现在起直到秋收秋征结束的中心任务。”[17]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了，缺粮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四野领导人原定十天后发起作战的计划只得向后推延。6月10日19时，林、邓、萧、赵致电各兵团、各军、野后：

（1）由于长江以南目前粮食甚为缺乏，我筹粮干部尚未全部散开，故目前决将整训时间继续延长，各部可将整训计划延长到本月底。粮柴的筹划，亦须要筹到本月底，同时7月初还不一定能出动，因此筹粮愈多愈好，并须准备行动时的随带粮。

（2）各部应利用目前的整训机会，认真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彻底克服和平享乐观念，怕走路、怕苦、怕死、怕热等等思想。切实加强山地战斗的训练和演习。重新温习“四快一慢”和“一点两面”的原则，小部队轻装爬山的动作。同时须乘此机会将部队的装备加以改装，使之轻便，适合于南方山地的作战。

（3）此次休整意义甚为重大，须准备经过此次整训后即发起连续作战，准备一直打到赣州、郴州、宝庆之线，那时再作相当休整后，即发起两广的作战。

（4）在赣州、郴州以北，长江以南共有敌约25万，广东境内约有敌人22万，广西约有敌83 000。故我军尚须准备数场大战，才能基本解决问题。敌人目前毫无愿意和平解决的象征。[18]

6月12日，林邓萧赵再次就粮食问题致电中央军委：“粮食问题现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赣西北、鄂南传说原来就是产粮少、人口少的地区，又加以国民党军队的征抢和地主将粮食贱价出卖与分散，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而我地方工作人员尚未达到，因此粮食成为严重的困难，我40军在鄂南的部队，43军在南浔线以西的部队，均连续来电叫苦，有的部队一天只吃一顿干饭，一顿稀饭，群众纷纷逃跑，并怨声载道。现在唯一办法，只有依靠河南、湖北两地运粮到前方去，6月初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本月底或7月初再发动作战，并实施军委6月2日连续作战的指示。以上行动计划，军委有何指示盼告。”[19]

前线将士忍饥挨饿，中央的心情比谁都要着急，但是眼下又确实没有别的办法。6月1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十二日电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按情酌定。并须估计到大军深入湘赣后，因等候后方运粮，行动速度可能颇慢。如何克服粮食困难，请你们用大力筹划。”[20]

得到军委的指示，林、邓、萧、赵于6月19日21时电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各兵团、各军并告二野陈赓兵团：“目前因军食与大城市均极感粮食困难，前方军队暂无法前进，大城市因缺粮，物价飞涨。在此种情况下，决将部队出动时间改在7月10号以后或15号以后。因此15兵团的两个军暂时仍不必过江仍在江北就粮，我其他各兵团各军亦须在现地休整到7月10号到15号，一切粮柴筹划及教育计划皆应依据此规定，但我13兵团各军则须有于月底开始作战的准备，因最近消息，宋希濂拟向荆门方向全力发动攻势。”[21]

在等候粮食期间，部队的作战编制、装备问题引起了四野领导人的密切注意。5月下旬，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政委钟赤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第40军军长罗舜初、政委卓雄、副参谋长何振亚先后来电，对部队进入江南山地后所遇到的编制、行军、作战、教育、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意见。林彪和三位参谋长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对此非常重视，28日向各兵团、各军、各师转发了上述两份电报，要求各部“接此电后，凡关部队进入江南山地作战有关改变编制的问题，经过你们的研究、讨论，有系统的电告我们，以便作全军的新的规定。”

林、萧、赵、聂指出：“我军过去的编制在东北和华北原野上作战是成功的，但必须估计到江南山地所引起的许多新的条件，须要我们采取新的办法。40军进入鄂南的短期内所提出的问题是实际的，对于我军今后全部进入江南山地作战是十分重要的，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将会影响作战。因此在编制上的某些修正与改变是必须的，并且是重要的。除上述两电转你们（我们认为他们那些意见都很好）外，请你们迅速提出意见，以便决定执行。”“有关山地作战的战术、行军、夜间动作等教育及生活养成与管理，亦应积极进行，并将进行情况报告我们。”[22]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部先后上报了意见。在此基础上，野司很快形成了具体的改进方案。6月5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聂鹤亭致电军委：

为适应我军进入江南地区作战，根据地形条件，敌我装备、战斗力与作战要求等方面，决将部队炮兵及运输力进行初步编组，其原则为：将重装备改轻，增强部队的运动力和不作过大的改变。兹将具体方案报告如下：

甲、关于炮兵编组：

1．步兵团保持1个迫击炮连（6门），1个步兵炮连（以不超过4门为限，不足3门者编成1个排，附属在迫击炮连内），炮与弹药一律驮载。

2．步兵师之炮兵营，以2个山炮连（3门制或4门制），1个迫击炮连组成（以化迫或重迫中迫3门，或4门组成，也可混合组成），一律改为驮载。

3．军成立1个山炮营，1个战防炮营（不成立团部），山炮营由3个师（第4个师不抽）各抽1个连组成，一律用驮载（3门制或4门制均可），战防炮营（6门制的3个连）集中师团战防炮（有65步兵炮者亦编入该营）组成，不能驮载的战防炮可仍用挽曳，在作战时如因道路状况不许可时，暂留后方训练。

4．兵团直辖1野榴炮6团（4门制，3个营36门），以所辖3个军中抽出1个坚强的炮团，另补入1个野炮营组成。

5．各军炮兵团除留交兵团者外，其余交特司整编为3个大团，成立1个炮兵师，其番号请军委确定指示。

乙、运输部队：

1．军直属大车队，保持不变。另组1个人力运输营（4个连）。

2．师、团所属大车队，一律改为驮载，师另组1个人力运输连，团另组1个人力运输排。

丙、机关文件行李大量减轻，连级干部行李由12斤减为8斤，改用挑子或驮载。

丁、侦察部队，军骑兵侦察连，改为2个徒步排，1个骑兵排，师团侦察部队不变。

戊、拟于本月16日前完成上述编组。[23]

转眼之间进入6月下旬。这时，由于交通的恢复和改善，粮食可以陆续运来，从而缓解了困扰四野达一个月的粮荒问题。然而，这次缺粮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不能不引起四野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展望前景，粮食问题仍是一点也不乐观。为了更好地完成下一步的进军和作战任务，华中局、四野前委于6月27日作出了《关于克服粮食困难的决定》。《决定》分析了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军在粮食方面上的严峻形势：“查湘、鄂、赣三省连年受国民党横征暴敛，加以去年水灾歉收，民间存粮不多，目前又是青黄不接之秋（按八月半以后才开始秋收，九月初方可接上新粮），大部地区政权尚未建立，地方筹粮万分困难。……从河南运粮接济，又因火车未通无法转运；从外地购买也极有限。估计此种情况，将来进入湖南后将更困难。而粮食问题又为作战胜利及军民团结重要关键，如此问题处理不好，不仅影响军民关系且将影响战争。”

如何解决这个关键性难题？《决定》指出，除加紧地方筹粮与从河南运转粮食外，特作如下规定：

（1）从七月一日起至八月底止，所有前后方部队及党政机关，每人每天一律减二两食粮（如野战军原系新秤一斤十二两，减二两即为一斤十两，其余类此）。如以一百二十万人计算，则两个月可节省九百万斤。

（2）各机关部队，必须确实核实人数，不得浮报多领。责成各单位首长督令供给机关切实检查，违者严加处分。

（3）各军师领取粮食，以不超过半月为限度，十分缺粮地区以不超过一周为度。如在此限期内部队移动，除自己携带三天至五天的食粮外，余粮应交还地方或移交接防及后续部队，不得擅自处理或随意浪费。

《决定》强调指出：“以上三点望各级党委切实讨论，动员全体指战、工作人员切实拥护，坚决执行。全党应把节省粮食作为夺取最后胜利与团结群众，稳定新区的重要关键来看，不得等闲视之也。”[24]

因缺粮而导致作战行动一再推迟，这在四野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对四野全军将士的一次全新的考验。从表面看，我军的确放慢了进军速度，给了华中南之敌一段苟延残喘的机会。但是，在历时一个月等候粮食的日子里，我军的时间一点也没浪费，经过短期休整，部队的体力得到了恢复，来自北方的干部、战士们对生疏的江南环境有了大体了解，对山地、河川、稻田等复杂地形的战术与战斗动作有了初步体会，打消了原来在新的地形、气候和群众条件下作战的一些思想顾虑，增强了胜利的信心。与此同时，部队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组织调整和精简装备。更为重要的是，四野领导人通过这段时间，不仅逐步摸到了白崇禧的用兵特点，而且及时发现了部队自身的问题与不足。所有这些，为部队后来作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林彪、萧克关于渡江后之部署致所属、军委电，1949年5月18日。

[2]　林彪、萧克关于何、白计划及我之部署致各兵团、军委电，1949年5月24日。

[3]　军委关于侦察桂军调动情况给刘伯承、张际春、林彪、萧克的指示，1949年5月26日。

[4]　军委关于以三个军攻击宋希濂五个军给林彪、萧克的指示，1949年5月28日。

[5]　林彪、萧克、赵尔陆关于对江北敌五个师进攻的战法给程子华、彭明治、萧劲光、陈伯钧的指示，1949年5月28日。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3页。

[7]　林彪、萧克关于渡江方案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5月30日。

[8]　林彪、萧克、赵尔陆关于三个军暂在襄阳、宜城地区休整给程子华、彭明治、梁兴初、梁必业、贺东生的指示，1949年5月30日。

[9]　林彪、萧克、赵尔陆关于对白匪作战时间问题致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1949年5月30日。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页。

[11]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8页。

[12]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518页。

[13]　12兵团关于江南兵要情况向四野、军委的报告，1949年5月28日。

[14]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469页。

[15]　林彪、邓子恢关于部队休整问题给所属部队的指示，1949年6月2日。

[16]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76～477页。

[17]　华中局关于目前工作任务给湖北省委、各地委、各市委、各师旅委的指示，1949年6月5日。

[18]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整训内容、时间及今后作战意图给各兵团、各军、野后的指示，1949年6月10日。

[19]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解决粮食问题向军委的请示，1949年6月12日。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3页。

[21]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延长休整时间以解决食粮问题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各兵团、各军、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的指示，1949年6月19日。

[22]　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关于研究进入江南山地后部队编制、作战等问题给各兵团、各军、各师的指示，1949年5月28日。

[23]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聂鹤亭关于炮兵及运输力编组方案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6月5日。

[24]　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6册，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129页。

第10章　不顺利的宜沙、湘赣战役（一）

宋希濂北上抢粮——四野制定宜沙、湘赣战役计划——艰难的进军——47军首战失利——激战镇境山——38军迂回长江南岸——宋部主力乘夜暗逃脱——战后的经验总结

当四野主力停止于长江以北及汉水两岸休整，林彪、邓子恢、萧克等人天天为粮食问题而焦急的时候，盘踞在宜昌、沙市一带的宋希濂部，却一反此前退缩、避战的故态，频繁活动起来。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参加过两次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后被蒋介石送到日本专门学习军事。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宋希濂被召回国参战。随后的几年中，他先后率部参加淞沪抗战、镇压第19路军“福建事变”和“围剿”中央苏区，多次受到蒋介石的通令嘉奖。1935年，他在福建长汀任第36师师长期间，奉蒋介石的命令，杀害了不幸被捕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对此，宋希濂终生难以释怀，他后来写道：“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瞿秋白先生，竟死于我之手，将我碎尸万段，亦不足以蔽吾之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抗战时期，他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中国远征军滇缅路作战，同日军作战中表现顽强，能攻能守，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赏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到西北坐镇，担任新疆省警备总司令。1948年8月，蒋介石出于加强华中和将来保卫四川的双重考虑，又把他调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官。对蒋介石，宋希濂一向是感恩戴德，忠贞不贰。桂系发动和平运动后，白崇禧很想拉宋合作，却被宋希濂严词拒绝，这就更加强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1949年3月，宋希濂在溪口面见蒋介石，蒋对他大加鼓励一番，并指示说：“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在湖南的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以巩固川东门户”。

既然退守鄂西是蒋介石、宋希濂的既定方针，那么，宋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向北行动呢？原来，宋希濂一方面想在我军发动攻势之前巩固宜昌、沙市的防御，另一方面，他也遇到了和我军同样的难题，即如何解决部下人马的吃饭问题。

宋希濂自己回忆：1949年“5月初我在宜昌和军长以上的指挥官商定的作战方针是：以主力防守长江南岸，竭力阻止解放军渡江，并以有力部队守备北岸的宜昌、沙市两大据点，非万不得已时决不轻予放弃。我右翼感受包围的威胁时，即由钟彬指挥第14兵团逐步后撤，撤至渔洋关、石门、慈利、大庸之线。以第2军和第124军担任自秭归至宜都附近的江防（自宜都以下至郝穴附近，归14兵团负责）。当时我所指挥的部队的补给，主要来自重庆，若无川粮的运济，这样多的人，吃饭是成大问题的。宜昌为长江上游的咽喉，如宜昌过早被解放军攻占，将使部队补给发生严重困难，所以宜昌形势重于沙市。加以宜昌市的东北一带都是高地，形成一条弧形的防卫线，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即在这条线上构筑了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1948—1949年防守宜昌的队伍又加以增修，某些重要地带还设置了有刺铁丝网等障碍物，是一个利于防守的坚固阵地。因此，第2军和124军的部队，当时大部分是驻在长江北岸的。”

“及到5月下旬，白崇禧突命第2军开往长沙，宜昌防务顿形薄弱，使我深感苦恼。随后第2军又奉命开回宜昌。那时川粮并不能源源接济，离秋收期又尚差两个月，军粮供应极度紧张，根据湖北宜昌专员公署的报告，谓在当阳附近存有积谷十多万石，远安亦有相当存粮。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缓和补给的困难起见，我乃命重又开回来的第2军在古老背附近渡江，主力部队进驻鸦雀岭一带（在宜昌外围），并派相当兵力进占当阳，同时命60师以一个团据守宜昌东北一线阵地，主力部队会同湖北保安第4旅进占远安。这些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兵站机关在这些地方抢运粮食，并搜集荆门及襄樊方面解放军的情况。这是6月下旬至7月上旬间的事，也即解放军方面所提到的‘宋希濂梦想策动华中局部反攻’的实际情形。”[1]

当时，我军的情报工作开展得极其出色，宋希濂的行动很快就被我军掌握。6月25日，四野领导人在得知宋希濂部的动向后，当即作出判断：“估计宋匪发动攻势时，江西、湖南方面敌人必亦有所动作”，为此，“决乘此良机集中全力先歼灭荆沙敌人之有生力量，并乘胜渡江，并拟乘攻歼宋匪时发动全线攻势”。[2]

这个“全线攻势”，分为鄂西、赣西两个战场，其兵力部署是：以第13兵团全部、第14兵团之39军参加鄂西方向作战，担任围歼宋希濂部的任务，同时，湖北军区独1、独2师及当阳分区之独立团暂归13兵团指挥配合作战，以上兵力共约25万人；以第15兵团、第12兵团及暂归四野指挥的二野4兵团全部共10个军约43万人准备对湘赣方面敌人展开突击，担任围歼白崇禧部主力的任务。第14兵团之41军则位平汉路两侧为总预备队。上述部署，意味着四野大军将同时进行宜沙、湘赣两个战役。

当务之急是打好宜沙方向这一仗。6月25日当天，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致电第12、第13、第14兵团、第38、第39、第41、第46、第47、第49军并湖北军区领导人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下达歼灭宋希濂部作战部署：

（一）据可靠密息，宋希濂将以全力向我荆门、当阳之线发动机动攻势，企图取得局部胜利，作为激励匪方士气，与夸耀各方的资本。该敌将集中14个到18个师的兵力，在本月底在宜都、宜昌及其以南集中完毕，于7月初向荆门、当阳、沙洋地区发动攻势。

（二）我军应全力准备乘此良机，全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乘胜渡江。

（三）我13兵团全部及39军、46军、41军等部，皆须准备参加此次战役。

（四）我38军应准备当敌进入荆门时或进入后半天至一天时，即应大胆插到荆门以南及西南一带，将敌退路切断，尽量吸引敌人增援，和等候我参加此次战役之各军赶到江陵、宜都以北，荆门、当阳以南地区，然后开始攻击。

（五）我49军待38军业已或快要插到荆门以南时即应在沙洋方面突然开始渡河，向建阳、团林铺之线前进，我39军28日出发，46军29号出发向沙洋前进，41军30号出发向钟祥前进，目前盼迅速准备。

（六）49军除担任在沙洋架一座浮桥外，并应在马良集再架一座浮桥，我38军除在钟祥架一座浮桥外，应在龚家集再架一座浮桥。

（七）各地浮桥材料须迅速筹备，于本月30日完成待命，于1号开始架设，如材料实在不够时，则可少架一座浮桥。

（八）估计敌人7月初开始出动，7月4号左右即可占领荆门，敌在荆门可能停一天或半天，必即南退。因此我军行动不可太迟也不可过早，当敌占领荆门之日或次日，38军即应插至荆门以南，一切行动皆应依此准备。

（九）本月30号我49军应到马良集、沙洋之线，38军应到达钟祥、洋梓镇、长寿店之线，我47军应准备于襄阳、宜城之线集中完毕并架设两座浮桥。[3]

接到命令，参加宜沙方向作战的我军在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统一指挥下，迅速行动起来。至7月2日，第38、第39、第47、第49军分别秘密集结于宜城、钟祥、安陆、应城、南漳、京山、沙市等地，湖北军区独立第1、第2师则在当阳、荆门地区诱敌深入。

鉴于白崇禧前两次一触即退、我军始终无法全歼敌人的教训，这一次，能否在两个方向上同时抓住宋、白部主力？林彪对此也没有绝对的把握。6月28日10时30分，他和邓子恢报告军委：“宋希濂部已由江南转向江北，企图向我荆门、当阳发动攻势，我业已准备诱歼此敌，并乘胜渡江，在荆门、当阳方面我一抓住敌人时为防万载、宜春敌人退却，届时即开始对此地区敌人突然发动全线攻势，作战方法拟采取首先由正面部队突然发起奔袭，包围敌人一个师的兵力而不攻，吸引敌人增援或使敌不能断然撤退，然后我其他部队突然渡江向敌侧后猛进断敌退路以求造成大歼灭战。因敌侧翼极敏感正面较麻痹，故正面给予动作。但宋部是否真能发动攻势，江西方面是否能抓得到敌人，目前仍无绝对把握，我军仍有扑空可能。但我军不管宋部是否发动攻势，拟在7月中旬发动攻势。平汉路7月上旬可能通车，粮食有相当保证。”[4]

这个“大歼灭战”能否实现，关键是看宋希濂部是不是继续北上。所幸的是，此刻宋希濂全然不知我军已为他准备了一个口袋阵，仍然命令其第2军于6月25、26日渡江北进。28日，湖北保安第4旅进占当阳。不过，宋希濂也相当狡猾，坚持走一步看一步。7月2日，他先把他的主力第124军和第2军集结于宜昌附近地区，借以观察我军动静。过了一天才继续北进。5日，第2军一部进至当阳东北地区，第124军于6日晨占领远安。截止到7月7日，宋希濂的先头两个军和一个保安旅先后进至当阳、远安及其附近地区。

宋希濂的小心翼翼，一时间令林彪、邓子恢感到难以捉摸。7月3日，他们在给第13兵团的指示中说：“宜昌、沙市线之敌均有出动消息，动向不甚明，大约是向北，但也有西撤的征候。”7月4日，他们又电告军委和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宋希濂部，于29日进到当阳后，只见其向当阳以北进行游击活动，未见按其原定计划向荆门前进，该敌可能不再前进，且可能后撤或西撤。”“我军于今明两日，各自原待机地点出发，开始奔袭。”“但由于敌甚警惕，随时准备逃路，我军无保持秘密的保证，加上到处水涨，山洪时发，道路桥梁被冲坏情形，部队行动不能迅速，故扑空的可能仍然很大。”[5]

直到7月5日中午，林、邓、萧、赵得知“敌无后退之征候，且尚在北进中”的情况，这才放下心来，他们立即电令第13兵团参战各军：“你们目前的行动应以迂回当阳、干溪场、宋家咀、龙泉铺、鸦雀岭等地的敌人为目标。”“47军应于11日迂回包围鸦雀岭、龙泉铺、宋家咀三处。38军应于11日到达半月山、白家店，准备12日赶到鸦雀岭、双莲寺之线协助47军。湖北之两个独立师与当阳之两个独立团，均应在现地不动，诱敌前进，而应于11号插到干溪场、当阳两处以南，占领玉泉寺、猫子山、丁字山、李家店、峡口，切实断敌退路。49军与39军的行动照你们的规定不变。”“同意每日行程60里左右，但应进至距敌80里至100里的地方即开始对敌奔袭。”[6]

7月6、7日，情报人员传来了更准确的消息：宋希濂已发觉我军在沙洋、应城方面集结重兵，故敌对该方面戒备甚严，警惕性也高，敌之北进行动甚为迟缓，尤其进占当阳、远安后，仅以小部向当阳、远安以北进行游击活动，未见其按计划向荆门前进。

林、邓、萧、赵根据上述情况，当即决定：不再等待敌进占荆门，即刻发起战役攻击，按照既定部署，以主力自两侧向敌后方深入迂回包围，力求歼敌于宜昌、当阳及其以东、以北地区。

野司一声令下，各部队立即由待机地点出发，向数百里外的敌人发起了奔袭作战。经过前一个月的休整，指战员们的体力、士气已有了明显提高，这次出战，个个情绪饱满，斗志高昂，急切盼望着杀敌立功。

然而，由于气候和地形方面的原因，参战部队很快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困难。前线记者荒煤以《万水千山只等闲》为题，报道了这次行动：

六腊不打仗，你们辛苦了。”在解放军这次南进途中许多居民都这样说。战士们在酷热、山地、急雨中行军，卓越地表现了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正是南方的头伏时节，战士们背着几十斤重的武器和粮食，满身大汗，湿得好像从水里走了出来。鄂西一带村屯，人家分散，部队常常露宿在大路边，被细雨一样的露水淋打着，被成群的蚊子隔着衣服咬着。可是战士们太疲乏了，睡得熟极了，连汽车在身边过，喇叭叫，人喊马嘶，都不能惊醒他们。

记者途经汉宜公路十里铺时，夜间大雨倾盆，满天漆黑，一阵闪电才照见了队伍在深至脚髁的泥泞中前进。人和马匹被急雨打得睁不开眼睛，身上闪着幽暗的雨光，好像涂了一层黑油。

黑暗中只听到问：“老板往前走是不是路？”接着就是一阵泥溅声，继续前进了。急雨中有居民喊：“这大雨不能走了！”但战士们却回答：“不怕雨老板。”

我看到那些已经两天一夜没有闭过眼睛的司机同志们还拼睁得大大的眼睛，只穿着一条裤衩，脱光了衣服，费力地驾驶着汽车，在黑夜泥泞中冲向荆山山地。轻病号扶着棍子，年青的宣传队员们背着乐器——无论是谁都只有一个信念：“迅速前进，追歼敌人。[7]

另一位记者蒋牧良随47军行动，参加了这次艰苦的行军，并写了如下报道：

7月5日，解放军一路从南漳出发，进入悬崖断壁的荆山山脉时，正是酷暑的旧历六月，又是山区的雨季。当战士们穿山越壑向着倾斜小路前进两天以后，忽遇滂沱大雨。道路给山洪淹没了，桥梁给漂走了，满山满峡浮着一片汪洋的激流。泥泞又滑又深，有些田埂压根儿就给马匹踏成了泥潭，没有路可走。后续部队得要绕登危崖断壁，才能超越前进。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地区，连小到像土地庙那样的草屋也要走上半天才能看到。雨淋、饥渴、疲劳、泥泞，加上崎岖不平的山路，但战士们并不因为自然条件的困难而把行军速度减低，一样坚决地完成任务。

大雨时止时下，气候变化无定，湿云虽然把天空补缀得像件袈裟，但火球样的太阳还老爱从云缝里探出头来烧灼着战士们黝黑的皮肤。整个山区没有一丝风，烧灼转成了闷热，呼吸都像有些快要窒息了。战士们的汗珠整天挂在下颚，衣服汗湿了又被晒干。但为了使鄂西的广大人民从国民党匪帮的水深火热里解放出来，战士们忍受了一切苦难和折磨，从早到晚都在一面张着大嘴喘气，一面攀援着石崖前进。晚上，炊事员燃起了绵延不断的篝火，给战士们煮水充饥，驮着粮秣的马匹有的蹶腿，有的掉掌，陷入泥泞无法前进，战士们曾有30个钟头全靠以水充饥。

蚊子特别的多，然而，由于过度的疲劳，他们仍旧鼾然入睡。有些没有睡觉的战士，就压根没把蚊子搁在眼里。“有蚊子怕啥？咱们连子弹都不怕，还怕蚊子？今夜搭好这条桥，明儿好上东岸去。”这是共产党员朱廷祥的话，其实他是一个正在吐血的瘦个子，脸皮就差点给蚊子咬肿，可是他还是拿起劲带着4连几十位同志在整夜赶造桥梁。第二天一早，桥梁果然造好了，可是咆哮的山洪像发了疯一般老向新桥冲击，水势越来越凶，一闪眼工夫桥梁便给漂得不知去向，又得重新搭起。在部队行进到三国时关羽被俘的回马坡时，地形更为复杂，道路一会儿出现在河西，一会儿出现在河东，战士们就只得解下裹腿，大家紧紧抓住，拉成一大长串，在一天工夫浮过39道河流。[8]

如此恶劣的条件，给我军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7月9日，第47军与敌军一部首先遭遇，宜沙战役就此打响。战斗一开始，我军表现得十分被动，以至影响了整个战局。据战后四野司令部《宜当战役详报》记载：“由南漳南进之我47军右翼先头141师，于9日继续由观音寺南下，与由沟溪河、三里冈北进之敌2军9师一部在观音寺以南之马家寨遭遇，因我先头只一个团兵力被漳水所隔未能跟上，加以干部思想麻痹，警戒疏忽，缺乏战备，因过河又遇下雨，装具尽湿，进入村子即休息晒衣服、弹药，而未伸出警戒，为敌发觉先我展开，而遭受不必要之损失。该军左翼先头140师于10日晨在南漳坝与敌124军222师一部打响，因该师动作迟缓未能迅速实行迂回包围，与敌对峙达几小时之久，使敌安然南逃。以上主要迂回方向的两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失却良机，反为敌所乘，造成了整个战役计划流产。”

开局一仗打成这样，大出林、邓、萧、赵之意外，7月10日9时，他们电示各部：“一、我141师昨日在观音寺附近与敌9师一部接触，他们与敌对峙7小时，而不知主动完成迂回包围，以至让敌人逃掉，对全战局有甚坏之影响。二、你们必须迅速严格告诉各部，遇敌时须首先完成迂回，切勿消极对峙或自正面一冲。三、各部先头必须派出便衣侦察，以免直接暴露目标。”[9]

然而，这一指示为时已晚。宋希濂的前线指挥官第2军军长陈克非发现我军主力后，大惊失色，他一面向正在常德主持湘西地方土豪武力受编会议的宋希濂告急，一面急命各部火速向宜昌老巢撤退。宋部官兵本来就对此次北进提心吊胆，无心作战，一接到撤退命令，立刻没命似的向西逃窜。至7月11日上午，我军正面所有敌人均已逃窜，只有零星的小股部队被湖北独1师和由宜城以南南进的第38军先头部队114师分别歼灭。

7月11日21时，第13兵团首长获悉敌人全面西逃，立刻命令各部队展开追击与截击。令47、38两个军迅速向宜昌追击前进，堵击敌人西逃宜昌，并截击敌人由宜昌渡江南逃。令49军转向江陵、沙市前进，堵击与封锁江面，阻敌渡江南逃。令39军位于建阳驿、十里铺一线监视江陵、沙市之敌。令湖北军区独1、独2师及当阳分区独立团从正面发起猛追。宜沙战役就此进入第二阶段，由奔袭迂回作战转入追歼作战。

一场四野战史上罕见的追歼战开始了。新华社47军支社记者前驱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敌人在大路上没命的逃跑，部队插近路从小道上急速地追击。鄂西的山路狭小而崎岖，时而升入云雾缭绕的高山，时而降到河水咆哮的谷底。不少战士脚走肿了，腿扭伤了，一拐一扭地跋山涉水。军政治部主任杨中行是个胖子，走不动路，过去行军打仗，从松辽平原来到汉水之滨，几乎没有离过马鞍，现在不得不弃马步行。他步履沉重，走不了几步就得拄着拐杖停下来喘喘气。一支部队沿着沮漳河前进。沮漳河蜿蜒在深山夹谷之间，羊肠小道开凿在沿岸岩壁之上，有一段不过几十里的路程，就要从河中穿过48次，人们称之为四十八道湾。部队打这里经过，正值连日暴雨，这条平时深不及膝的溪流，现在却是山洪咆哮的宽阔河道，水深过腰，流速湍急。在不少河段，战士们不得不把腿上的绑带解下，连接起来，捆到会水的战士身上拉过河去，系到对岸的树上，然后，战士们拽住绑带渡河。即使这样，有的战士还是连人带枪被激流冲走了。”

“鄂西山区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蹂躏压榨，山穷水穷人更穷。当时正值夏荒，新谷尚未登场，群众早已断粮，有的人家即使有一点口粮，也由于对解放军不了解，早已坚壁埋藏。部队急速前进，粮草接济不上，在当地筹粮有时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从地里掏点尚未长成的小土豆，或者从瓜棚上摘下几个青绿的嫩南瓜，学着红军的榜样，留下一张条子几块银元。一天，记者去军指挥所采访，土豆刚熟，前面枪声大作，军长曹里怀命令部队立即出动。他从碗里抓起三个土豆塞进记者衣带里，我一边吃一边走，靠着这三个土豆，竟一气走了几十里地。一次，一支部队正用面粉做一锅稀糊糊，一个战士兴冲冲地跑来，一面喊着：白面白面，一面提起干粮袋就往锅里倒，结果捞出一吃，又苦又涩，原来他把老百姓家里的石灰当成了白面，害得大家连口稀糊糊也没有喝上，只好饿着肚子继续上路。”[10]

7月12日，我军经过不停顿的连续追击，虽然分别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仍然没有抓住敌军主力。第47军第139师占领龙泉铺，并在土门垭追歼2军9师后卫一个连及164师、保安第4旅等各一部。第140师占领鸦雀岭，守军第124军军部、第2军军部及第76师一部已乘汽车向宜昌逃窜。第141师进至双莲寺西北地区，截住了西逃的第2军第9师26团主力及25团残部，战斗一小时，歼其一个整营，其余向西南逃窜。第38军进至太和场，敌人已于前一天逃往宜昌，残敌第164师92团一部一百多人向我军投降。到13日清晨，所有江北逃敌均已窜入宜昌、江陵、沙市及沿江各渡口。

战役到了这一步，最主要的是阻止敌人渡江南逃。第13兵团首长随即命令第47军由鸦雀岭、龙泉铺一带继续向宜昌前进，第38军以一部向古老背前进，主力暂在鸦雀岭地区待机，第49军则改向江陵、沙市前进，围歼该地之敌。

正在这时，前方传来新的敌情：宋希濂之指挥所已由宜昌撤往江南，宜昌江面有大船十余艘往返于两岸之间，估计敌人正向江南撤退。第13兵团首长当机立断，命令第47军及独1、独2师、38军一部，迅速由三面包围宜昌，以炮火控制江面，阻敌南撤。38军主力即在古老背一带渡江，迂回宜昌对岸磨鸡山一线阵地，切断敌人逃路，协同第47军围歼宜昌之敌。第39军集结于建阳驿至沙洋一带，准备配合49军攻歼江陵、沙市之敌。[11]

从7月14日起，宜沙战役进入关键阶段，战斗在三个方向同时打响，攻坚战、追歼战与渡江作战交织进行。

14日黄昏，第47军首先向宜昌城外围阵地发起了强大的攻击。第139师担任攻占镇境山的任务。镇境山位于宜昌西北，海拔1 390米，是宜昌外围制高点，成为宜昌的一道重要屏障。这里有抗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永久性钢筋水泥大型碉堡，大碉堡周围又遍筑小碉堡和暗堡，以堑壕互相沟通，堑壕外边加修了一道又一道的铁丝网和鹿砦，的确是易守难攻。而且，敌人在阵地设置上还有一个相当独特之处：面对着我军进攻方向，敌军掏了一百多个猫儿洞，洞分上下两层，洞内设置轻重机枪，每个洞都规定了专门的防守射击点，并且经过精密准确的距离测算，标明在洞壁上，还针对每一个射击点又设置了上下左右的交叉火力。哪个点上发现情况，担负对这个点射击的洞子就从各个角度一齐开火。镇境山林深草密，这些洞子全都隐没在绿草丛中，我军在对面用望远镜根本侦察不到。我军的阵地与镇境山隔着一条深沟紧紧相对，部队进攻时，必须沿着山坡下到沟底，然后才能往镇境山攻击。如此一来，我军必然吃亏。果然，当我军下到半山腰时，镇境山上敌军火力立刻按照原来的标定迎面倾泻而来，部队几乎是在密集的弹雨下成片地倒下去，以至进攻一开始就遭到了巨大的伤亡。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139师指挥员沉着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加强对敌人的火力压制。当时由于骡马大批死亡和道路崎岖。山炮一门也没有运上来。师里调集所有的迫击炮集中向敌人阵地轰击，调集轻重机枪向冒着火舌的洞口发射，同时命令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火速前进。这一招果然奏效，终于压制住了敌军的火力。主攻部队再次发起冲击。1营营长田老保，2营营长杨庚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勇猛冲杀。5连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副指导员李建魁挺身而出，他和2排长宁保祥一起，集合起剩下的部队一往直前。原先作为预备队的3营7连，也在连长杨树鹏的带领下，主动加入战斗。一部分人倒下了，剩下的人就自动地组织起来继续往前冲。他们且战且进，逐堡争夺，终于攻克了镇境山主峰上的核心碉堡，全歼守敌第76师第228团一个营。这一仗，我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参战的不少连队几乎只剩下了二三十人。[12]

这时，47军其他部队也已相继完成了任务。140师全歼敌2军169师490团两个营，俘敌663人，占领了古老背。141师在占领宜昌城西北之小溪塔、七里岗、将军岩等制高点后，立即攻打宜昌城外另一处重要阵地南津关。南津关的地形险峻，断绝地很多，敌人利用陡峭的岩壁和隐蔽工事抵抗。我攻击部队用绳子互相牵引，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攀登，守敌见状，无心恋战，掉头就跑，我军胜利占领了这个重要阵地。同时，第38军第114师进至宜昌东南之杨叉路，歼敌保安第4旅一部，14日占领宜昌东南之云集寺、三元桥，控制了这一段江北阵地。15日，第160师及湖北军区独1、独2师也分别进至宜昌东北及以东之宝丰、山场、土门垭、茶店子地区。至此，我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宜昌之敌。

按照第13兵团首长的部署，第38军的任务是迂回宜昌对岸磨鸡山阵地，断敌退路，配合47军围歼宜昌之敌。7月14日深夜11时，第112师335团3连靠好不容易才征集来的七条小船，首先在临江铺实施偷渡。船到江心被敌人发觉，敌人立即组织密集的火力进行封锁。最前面的2班、8班船上的船老板负伤，刹那间，船在水上打起转来。在这危急时刻，3排副率领战士们，冒着弹雨亲自划渡，并组织轻机枪向敌还击。将近岸时，2班、8班战士们跳下水去，直扑上岸，1、3排其余各班趁势登陆，向敌猛扑，于15日2时占领将军帽阵地。2排在江心时，因敌火力封锁，船老板惊慌，掌舵不稳，船被激流冲下。但在1营副营长和3连连长的沉着指挥下，终于在下游十多里处的艾家河附近攀上沿江矗立的峭壁，并在两小时内，连续翻过十座大山，在将军帽附近打退前来控制阵地的敌581团炮兵连，与1、3排胜利会合。随后，该连接连打退了敌581团一个营的数次反击，迅速控制了南岸十余里的沿江阵地。

紧接着，第112师主力由古老背渡江成功，16日晨占领南岸之红花套阵地。第151师也于15日14时在白沙脑胜利渡江，并向南岸磨鸡山阵地攻击前进，将敌炮兵阵地占领。[13]

7月15日这一天，解放战争以来还从未和解放军真正交过手的宋希濂本人，终于尝到了我军的厉害。据他自己回忆：“我在常德获知宜昌告急的消息后，立即驱车到津市换乘小火轮，15日晨到达枝江，已有一兵舰在候接，乃改乘兵舰上驶。这时北岸的古老背一带，已均为解放军占领，兵舰上驶，曾遭到他们的猛烈射击，有迫击炮弹百多发，都落在舰的周围，轻重机关枪的射击，密如骤雨。舰上士兵有两人负伤，没有装甲的一些船舱打中了许多窟窿，我立于一块六七公分的钢板后面，虽子弹打得钢板噼噼作响，因不能穿透，所以颇安全。舰上的平射炮及机关枪亦以猛烈火力向岸上回击。事后我常想起，如果当时没有兵舰来接，我乘小火轮回宜昌，必然在中途被解放军所截俘；如果当时在古老背的解放军有平射炮的话，那艘兵舰可能就被击毁了。”

15日正午，惊魂未定的宋希濂赶回宜昌，他的副参谋长罗开甲立即向他汇报了各方面的战况。随后，两个人来到第2军指挥所会晤了陈克非，又跑到城外阵地上转了一圈，眼前的形势使他明白：“很显然，解放军是暂时缓和正面的攻击，先从两翼猛扑，堵住我军退路，然后一举歼灭。”于是，他决定退出宜昌。其具体部署是：第2军主力逐步向巴东、野三关之线转移，以一部位置于三斗坪及曹家畈以西一带山地，扼险防守，阻滞解放军的行动。第124军之60师，可沿长江北岸逐步向西后撤，与在秭归的223师靠拢。该军将来视情况再决定是否撤到南岸。本部非必要人员及后勤机构，立即撤往巴东，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14]

就这样，在我军三面包围及将要切断其向江南退路的威胁下，宜昌敌军第124军、第2军及保安第4旅等部，乘夜暗我军炮火不便封锁之机，先后渡江向三斗坪方向撤退，江南之第15、第79军等部也同时向西逃窜。我军由于对宜昌之敌尚未完成四面合围，也未能以火力切实封锁江面渡口，加以一线部队监视不严，对敌人撤退发觉较晚，致使该敌得以全部逃脱。7月16日3时，我第47军进入宜昌。

在我第47军、38军发起宜昌攻坚战的同时，第49军正向沙市地区进击。7月14日15时，第146师及第145师一部完成对沙市、江陵的包围。第147师及第145师主力经15个小时的激战，歼宋部第64师第190团一个营及第191团、第192团各一部，解放沙市。同日18时，第146、第145师各一部，发起对江陵的攻击，战斗四个小时，全歼守敌第64师第190团第2营及湖北第4旅，俘1 723人，江陵亦告解放。[15]

鉴于宋希濂部主力已远逃鄂西、我军很难追得上的实际情况，四野前委于7月19日电令第38、第49军乘胜向湘北常德、桃源一线推进；第47军主力渡江向松滋、宜都、枝江地区前进；第39军主力向沙市、江陵地区前进，一部进至沣县。至7月29日，各军先后解放临澧、新安镇、桃源、常德、陬市、慈利等地。历时28天的宜沙战役就此结束。

宜沙战役是四野南下以来首次进行的大规模作战。此役共毙俘敌1.5万余人，攻克了当阳、远安、沙市、江陵、宜昌等宋希濂所部长期盘踞的城市，悉数扫清了长江北岸残敌，并先后解放了湖北、湖南两省的大片地区，切断了白崇禧、宋希濂两个集团的联系，一举打开了我军南进湘西的门户。正如宋希濂所哀叹的那样：“这次宜沙战役，……由于解放军指战员的无比英勇，以及宜沙地区人民的渴望解放，我的‘巩固江防，确保宜昌、沙市为江北根据地’的妄想，像肥皂泡沫一样迅速地破灭了。”

然而，这次战役中，我军以占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却并没有取得四野首长所预期的战果，原因何在呢？对此，四野司令部战后作了深刻的总结，认为：

此次未能抓住宋匪主力之基本经验，除敌发觉我之企图，未按原定计划向荆门前进外，其主要原因有如下数点：

（1）由于山地作战指挥的不够熟练，加之指挥上的轻敌麻痹而失掉战机，破坏了整个作战计划，是这次作战未能抓住敌人的主要原因，如47军一个先头师奔袭敌人与敌咫尺相近，在通过漳河后，进入村子休息，等待主力时，即不放出警戒而毫无戒备的解甲卸鞍去睡觉，结果北进之敌进入村子打响后，才慌忙应战。其另一个师与敌对峙达九小时之久，不懂得山地如何进行迂回敌人，结果使战役的主要迂回方向的两个先头部队未能完成任务，而破坏了作战计划。

（2）部队开始进入南方作战，对南方地形（山多、路小、河川多）、天候（时常下雨并因而山洪暴涨）缺乏经验与充分之准备，在指挥上仍保持着过去平原作战的指挥方式，所以在前进中山洪暴涨被河川所阻时即毫无办法，再加山路狭窄大部队运动十分困难，均相当的阻碍了我军之前进速度，使敌能从容逃走。

（3）初次体会了我装备之笨重，不适合于南方山地河川地区作战，而必须加以改进。[16]

[1]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24～26页。

[2]　四野司令部《阵中日记》，1949年6月25日。

[3]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歼灭宋希濂部作战部署给12、13、14兵团，各军，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的指示，1949年6月25日。

[4]　林彪、邓子恢关于歼灭宋敌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6月28日。

[5]　林彪、邓子恢关于歼灭宋敌部署致军委、刘伯承、张际春电，1949年7月4日。

[6]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目前行动应以迂回当阳、鸦雀岭等地之敌为目标给程子华、黄志勇、38军、47军的指示，1949年7月5日。

[7]　荒煤：《万山千水只等闲》，《长江日报》1949年8月13日。

[8]　蒋牧良：《解放宜昌之战》，《长江日报》1949年8月14日。

[9]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遇敌先行迂回包围给各部的指示，1949年7月10日。

[10]　前驱：《艰难的进军》，转引自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印。

[12]　前驱：《激战镇境山》，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249页。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三十八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4]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329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页。

[16]　四野司令部：《宜当战役详报》，1949年7月4～18日。

第11章　不顺利的宜沙、湘赣战役（二）

桂系势力江河日下——白崇禧决心与解放军对抗到底——四野制定湘赣战役作战计划——白崇禧部主力先期撤退——43军奔袭奉新、高安扑空——各兵团全力追击——桂系主力再次撤退，跳出我军包围圈——四野领导人酝酿下一步作战计划——湘赣战役未抓住敌人的原因及教训

按照四野司令部的既定部署，在第13兵团于鄂西方面诱歼宋希濂部的同时，以第12、第15两兵团及二野第4兵团全部，在江西方面发动全面攻势，捕歼白崇禧集团主力于湘赣边境。

当时，白崇禧部有第126军、第97军、第48军、第46军、第7军、第58军等7个军20多万人，散布于江西、湖南各地。这些从长江北岸一路被我军追赶下来的部队，此刻形同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士气低落，逃亡日增。二野第4兵团在挺进江西的途中，经常俘获到白崇禧部队的逃兵，从他们身上，我军了解到不少情况。敌188师一个逃兵的日记上写着：5月14日在九江时全连77人，6月28日在新喻就只剩下了61人；第176师528团在湖北广水防守平汉路时，每连尚有110人到120多人，在南逃的两个月中，5连就逃亡了36人，全团最多的连只有70人，少的只有58人。逃奔我军的一个叫傅根年的副班长说：“从湖北广水县南撤的一个多月，我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饱饭，一人每天25两谷子，勒紧腰带也不成。鞋子也不发，十个就有七八个打赤脚，很多人的脚坏了，走不动路，当官的就用枪托乱揍。48师的五个逃兵中，就有四个掉队挨过打，谁能忍受得下。”另一个跑到我军的白部士兵夏三亮说：“眼看天天向南逃，再逃也没有地方啦！早晚还不是缴枪！三个多月来只发一块钱饷，4月到现在只发一套军衣，一双胶鞋，吃不饱，穿不暖，还有什么可干呢？”[1]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内部争斗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也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我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覆亡，李宗仁带着满腹的怨愤飞到桂林。广西省的文武官员一致认为：既然李代总统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的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和平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于是，他们公推省教育厅长黄朴心主笔，由德高望重的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领衔，给李宗仁写了一封长长的建议书，主要内容是：第一，就大局来说，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第二，广西省内尚和平安定，桂籍军队尚有二三十万人，据险而守，与中共作有条件的和谈，中共投鼠忌器，是可能接受的。第三，广西军政领袖们一向与中央不睦，但与民革主席李济深则友谊极深，现在亟宜运用李济深居间斡旋，目前应不惜一切，委曲求全，与中共妥协。李任仁送交建议书时，一再恳切地说：“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

面对众议，李宗仁却抱定“明知事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固立场，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份建议书所持的意见，以及李任仁向我建议的各点，都可说理由充分，无懈可击。各建议人的态度尤其忠耿可亲，无奈我个人无法转变。西方人出此绝境，他们会顺应环境，罢兵投降；中国人除少数贪生怕死的懦夫，或全无主张的投机分子也会‘阵前起义’，叛变投敌之外，正直有为之士，多半主张‘不成功即成仁’，绝不覥颜事敌。我国的传统道德是讴歌‘断头将军’，而鄙视‘降将军’。我当时的心境也是头可断，血可流，而志不可辱。任凭他们的说辞是如何的顺理成章，我内心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已经注定，自觉我方无一项可站得住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但是我仍然强词夺理，驳斥他们的投降论。”

“不久，白崇禧、夏威、李品仙等亦皆赶回桂林，一致反对投降。白崇禧尤其声色俱厉，痛斥投降论者。黄旭初（广西省主席）更因黄朴心意志颓丧，动摇人心，而将其撤职。一般主和人士见到这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况，知道多言无益，大家只有重振精神，追随我们和共军作战到底。”[2]

广西“后院”的事毕竟好办，其他地方的事就不那么好办了。当时，蒋介石早已把所有金银外汇运到台湾，美援军火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5月中旬，李宗仁飞到广州，行政院长何应钦向他诉苦：财政上毫无办法。白崇禧借机对何应钦说：广西自1948年实行田赋征实征借办法，征一借半，很有成绩，如果各省能够效法，这是解决当前经济自给的可行措施。何应钦听了深感兴趣，于5月16日在广州召集财粮会议。不料，参加会议的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贵州省政府主席谷正伦都表示异议，认为广西的这套办法，在川黔两省行不通。白崇禧又提议，由政府发行“粮券”，收购民间余粮，也没有人赞同。20日，会议专门讨论财政问题，前财政部长徐堪说金圆券现仅在广州、重庆可以行使，其他地区已成废纸，币制必须改革。财政部长刘攻芸说，台湾现存有4亿多美元外汇，尽可以此为储备发行新币。但会上没有人敢向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因此，白崇禧建议召开的财粮会议卒无结果而散。[3]

紧接着，何应钦辞职，李宗仁本想以居正组阁，但遭到了CC分子占多数的立法院的反对。李宗仁只好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方得到了立法院的通过。在商量组阁名单时，李宗仁力主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刘航琛为经济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长，意在加强粤桂联合，造成今后合力保卫两广的局面。然而，6月3日，阎锡山去台北请蒋介石批准，蒋介石否决了白崇禧、张发奎两人参加新内阁，而以徐堪出任财政部长。这意味着蒋介石以钱袋为后盾，支持阎锡山，阎锡山则以蒋介石为后台，自兼国防部长。白崇禧梦寐以求的这一职位终于无缘问津。就这样，李、白二人在与蒋介石的“斗法”中一挫再挫，其政治威信和地位一落千丈，发号施令也就更没有人听了。

面临如此困境，白崇禧仍不甘认输，决心在军事上同解放军对抗到底。6月12日，和谈代表刘斐秘密来到广州，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他带来章士钊、邵力子给李宗仁的一封信，信里狠狠地批评了李宗仁不签和平协议的错误。刘斐此行，是负有政治任务的。他郑重建议：李宗仁引咎自责，将蒋介石幕后破坏和谈的事实公告天下，希望取得国人的谅解；而后李宗仁将西南局面交给白崇禧，白氏将以实力企求和平，希望整个西南免于战祸。但是，白崇禧却根本听不进去。据程思远先生回忆：“刘斐辞出后，李宗仁对白崇禧说：‘怎样？你手中还有皇牌呢？’意指白氏手中还有广西完整的三个军，如果白氏真想妥协，他个人没有意见。白崇禧说：‘为章（刘斐）的想法过于天真，完全不值得考虑。’”[4]白崇禧断送了与中共妥协的最后一个机会。

当时，白崇禧最大的愿望，一是千方百计保全自视为“命根子”的桂系三个主力军，二是控制住粤汉路两侧地区，确保其南撤的通道。为此，在湘赣两省的军事部署上，他将非桂系的四个军放在正面粤汉路两侧地区，以抵挡我军南进，而将其桂系三个军放在右侧后赣江以西、醴陵以东之浙赣路南北地区，便于在有利时机，由侧后出击我军；如果我军由正面进攻时，则可从容南逃。与此同时，白崇禧还把属于长沙绥靖公署序列的部队作了如下安排：陈明仁兵团之两个军放在长沙、湘潭地区，为正面二线部队，以便于第一线被我军突破时，可掩护其桂系主力安全逃脱；程潜和方天集团的第23军在赣西南之吉安、吉水、泰和一带，向赣江以东警戒，其余三个军放在长沙以南和衡阳东西部地区。白崇禧这种为保全嫡系而让非嫡系部队打头阵、做挡箭牌的做法，和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如出一辙，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军队无可救药的痼疾。

为了歼灭白崇禧集团，我军在湘赣战役中投入了整整10个军、共计43万多人的兵力，它们是：第12兵团的第40军、第45军、第46军；第15兵团的第43军、第44军、第48军；二野第4兵团的第13军、第14军、第15军、第18军。在此前后，我军云集大江两岸，厉兵秣马，积极开展练兵活动。一位新华社记者以《练好山地河川战，歼灭敌人不费难》为题，记述了其间的一个片断：“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进至长江南岸后，在‘练好山地河川战，歼灭敌人不费难’的口号下，冒着烈日暴雨，积极练习适应于江南情况的新战术。某团1连演习通过稻田之接敌运动战，第一次有13人掉进水里，随后该连指战员听取了当地居民们的建议，在鞋底上绑上稻草，减少滑度，并进行反复苦练，第三天便无一人落水。某部演习过独木桥和森林、山地遭遇战，及村落攻坚战，每人对轻武器的携带及其他战术动作和指挥方法，都获得很多实际经验。某部野战后勤担架营，为了保证在河川战斗中顺利转运伤员，日夜练习担着担架过独木桥、走水田。为抬担架容易通过狭窄小路，该营将抬一副担架的人数，由四人减为两人，担架的构造也改得轻巧便于行动。某警卫团热烈练习游泳，仅五天工夫，有六十多人学会了游泳。在演习中，战士们信心百倍的说：‘我们战胜了东北的冰天雪地，也一定能战胜南方的山岭水地。”[5]可以说，无论在兵力对比还是在精神士气上，我军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实际上，自从第43军乘胜渡过长江后，四野领导人就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抓住白崇禧部的战机。6月11日，林、邓、萧、赵曾致电15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政委赖传珠，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副军长龙书金、参谋长黄一平，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提出一个初步作战设想。这封电报，开头就一连串地用了三个“盼”字：“盼查告高安附近之河流能否徒涉，桥梁破坏否，容易架设否”，“盼将奉新、高安敌情查告”，“盼设法使高安的县政府与保安队投降”。电报指出：“你们须准备6月底突然以奔袭动作将宜丰、上高之敌退路切断，围而不攻，以使其他敌人不敢断然决心南退，如此着成功，则能抓住和歼灭全部敌人，故此举关系整个战役的前途。盼你们秘密精细认真准备。”“为了麻痹敌人，你们平时须多派便衣队和小部队（班排连至多不超过1连）到上高一带活动。同时还有掩护征粮的作用。”“你们应进占武宁，你们将来大约以两个师自武宁、修水之间直插宜丰以西，以一个师经高安以东插到上高的以南。”“望严密保持企图之秘密。”[6]

6月底，当四野领导人看准宋希濂进窥荆、当的企图，决定同时发起宜沙战役和湘赣战役的时候，他们对如何歼灭白崇禧这一仗，已经有了完备而周密的方案。6月28日10时30分，林、邓、萧、赵致电15兵团邓、赖、洪、4兵团陈、郭、刘和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陈正人：

（1）你们的任务是以秘密突然发起奔袭迂回渗透分割的办法，首先将奉新、高安、宜丰、上高等地之敌堵住其退路，引敌增援，以便在高安、万载、宜春之线造成大歼灭战，你们三个军应如何动作，由你们根据此要旨自行布置电告。

（2）我4兵团须待你们在正面已抓住了敌人之后，他们才能开始渡江急进，在你们未完成抓住敌人的任务以前，他们切不可渡江，因敌人对侧后极敏感，对正面则较麻痹。

（3）我12兵团之两个军待你们打响后拟出平江、浏阳。

（4）全战役关键在于43军能以巧妙动作，突然抓住奉新、高安及其以南的敌人，只要能抓住敌人一个正规师至一个军至少一个正规团，就可能吸引其他之敌来增援，至少其他敌人不至于不顾被围之敌而断然撤退。[7]

电报发出后，林、邓、萧、赵感到意犹未尽，还有话说，于是，在次日又单独给邓华、赖传珠发出一电：

（一）你们须充分地估计到敌人对翼侧甚敏感，而正面则较麻痹，因此你们必须以43军全力首先抓住奉新、高安两处之敌（这是敌之突出部）并首先抓住奉新的一个团，这是此次战役能否扑空的决定关键，因此，盼你们坚决依此原则指导，不要让43军129师经铜鼓、万载前进，如43军经铜鼓、万载前进，则整个万载、宜丰、高安、奉新一带的敌人必将向分宜西南逃走。

（二）128师应全力插到奉新以南（以两个团经奉新以东插奉新以南，一个团经奉新以西插奉新以南）堵住敌人，43军其余两个师则经高安以西直接向高安以南前进。

（三）43军的任务是以全力围住敌人一个师，围而不攻，引敌增援和防敌逃窜，并在战役上等候我12兵团经长寿街插至浏阳、万载之间，并准备向萍乡挺进，我4兵团直插宜春造成大包围。

（四）为着使部队容易展开，你们其余的两个军可以一个军向安义东南前进，另一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控制在永修、德安至安义之线。

（五）为避免暴露，43军应尽量不进入修水。

（六）盼你们根据敌情地形研究执行以上指示，有何困难，如何克服？

（七）盼即查告雨季何时能过？河水何时能退？[8]

7月4日，林彪、邓子恢致电中央军委，再次报告了宜沙、湘赣战役的整体作战构想，在谈到湘赣战役时，电报说：“赣西方面的敌人，现仍在奉新、上高、醴陵之线。”“我军作战方法，是以先头部队，迂回敌之突出部分，断其后路，围而不攻，以麻痹其后方的敌人。在抓住了敌人突出部分后，以我其他部队，自两侧向敌深后方迂回。整个战役方针，是先完成迂回，然后组织攻击。”“在江西方面，首先以我15兵团之先头军，迂回包围奉新、高安、宜丰等地的敌人。以12兵团全部，出平江以东，准备向萍乡方向前进。以陈赓部，向宜春、万载以西前进。”“我军于今明两日，各自原待机地点出发，开始奔袭。决于11号，分别在当阳（湖北）、长寿街、南江（湖南）、奉新、高安（江西）诸地以南打响。”

7月8日，毛泽东电复林彪、邓子恢：“各电均悉。你们的部署很好，但有一点请加注意，估计到江西之敌，可能退得很快，你们既以陈赓兵团插至袁州、萍乡之间，则经平江、长寿街南进的我军，似以经浏阳插至萍乡、醴陵之间为适宜，敌在醴陵有兵团部并有一部主力，如袁州敌已退醴陵，则我军可即包围醴陵之敌，如袁州敌已被陈赓切断，需要增加兵力才能歼灭，则我军由醴陵转向萍乡、袁州路程亦不远，此点请加斟酌。又白崇禧6日乘车去常德开会，估计要8日才能返长沙，并告。”[9]

7月9日，林邓萧赵回电中央军委：“我43军11日可在高安、奉新打响。如扑空，则我12日在长寿街以东（长寿街附近及其以西之汨罗河不能徒涉）过汨罗河南下的部队，即直插平江、醴陵。如我15兵团能抓住敌人，则12兵团行动拟仍大体不变。”

对于即将开始的这场大战，我军各级领导无不高度重视。7月8日7时，第12兵团首长萧劲光、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致电所属各军、师，进行战斗动员，提出明确要求。电报说：“总部此次战役的意图，是坚决的要歼灭首先是桂系军队，其次是其他军队。华南敌人大部分都分布在湘赣边及湖南的前线，如果我们这次能够求得大量的歼灭敌人，则对今后结束中国伟大的人民自卫战争，将造成更有利的条件和加速时间。”

电报指出：“总部的部署是以12、15兵团及二野第4兵团，首先包围，继而歼灭布署于湘赣边的桂系4个师及分布于醴陵、莲花、永新之线的纵深3至4个师，而这一着决定的关键是在于我12兵团，能否将浙赣路宜春、萍乡、莲花诸要点切断，与我兄弟兵团形成巩固的包围圈。而我兵团最主要的一着，首先就要看45军是否能坚决的完成，是否能争取于12号在铜鼓打响后，即以主力迅速坚决的插断浙赣路，断敌归路，形成整个包围圈。而我40军及46军开始的行动，则应依据45军的行动，适切配合的直插萍浏地区，首先加强完成包围任务，继而进歼醴陵之线的敌人。”

电报强调：“为完成此次战役任务，请注意以下各点：（1）大胆以渗透深插的手段，求得先将大量的敌人抓住，分割包围，然后集中力量，有组织的各个攻歼之。（2）当我深入敌后，各部应控制相当兵力，充分准备，随时反击敌人的进攻，应严密侦察警戒，不可大意轻敌。（3）深入敌后，必然前后联络困难接济不易。因此要特别注意节省弹药，携带粮食。（4）对敌人攻击时，必须掌握四快一慢、先稳后猛的原则。不要无组织的乱打一顿，结果弹药消耗，自己伤亡，还不能解决战斗。希望根据以上精神，向指战员动员解释。”[10]

从7月3日起，各部按照野司部署开始行动。江北的15兵团第44军、第48军先后渡过长江。随后，第44军到达星子、德安，第48军到达瑞安一线。第43军为了完成野司和兵团赋予的包围奉新、高安之敌176师的任务，战前作了精心部署：以第129师、第127师进至上富以北地区后，两师各派一个先遣团，轻装急进，至灰埠一带搜集船只，抢渡锦江，控制江两岸阵地，保证主力顺利渡江插至高安以南，以达包围高安守敌之目的。第128师待129师到达上富附近时，即突然以一个团在奉新以西故县街渡南潦水，插至奉新西南断敌退路，师主力由奉新以东经长埠、石鼻街进至奉新以南，于7月9日黄昏前完成对奉新之敌的严密包围。

7月4日，第43军主力由武宁一带出发，按预定路线前进。9日凌晨，第129师先头团在上富附近首先遭遇敌军。四野首长寄予厚望的湘赣战役就此打响。

此时的白崇禧部，尽管士气低落，但在事关生死存亡之际，仍然表现出了一定的战斗力。据战后我军对白部战术特点的总结：“在部署上，多采取正面的纵深配备，一般较显著的制高点均有敌之少数部队控制，对山腰、山腹、山脚更为重视。在火力配系上，一般是注意加强前沿，纵横左右都能互相支援，堵山垭口迟滞我前进时间。如我小部队向其某点迂回，则受敌侧射，不易将敌分割，如我以组织较强炮火轰击强攻时，敌则不死守不恋战，而采取轮番交替掩护逃跑，故易打成击溃战。”“敌人善于小部队及火力反冲击，如发现我小部队占领其主要阵地或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常突然向我实施反冲击，有时亦以小的反冲击掩护其主力退却。”“敌人老兵较多，对轻武器使用熟练，大胆靠前，隐蔽伪装较好，射击技术较高，善于使用特等射手，我之伤亡被单枪打伤的较多。”“敌人小部队装备轻便，作战较灵活，运动较快，尤其敌人都是南方人，地形熟，爬山快，山地森林特种战斗战术动作熟练，退却时能互相掩护，转移迅速，跑的较快。”敌人的弱点是：“士气低落，不能顽强抵抗，冲击精神较差。”“最怕我包围迂回切断其退路。”“怕我集中炮火打其一点，尤其怕我炮火，怕我反冲击，敌遇有此种情况则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怕我猛打猛冲之近战，如我部向敌接近与其肉搏时，敌则乱成一团，无法应付，被俘之敌大部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活捉的。”[11]

对于四野领导人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敌人不战而退，我军抓不住敌人，打成一场击溃战。7月9日9时，林、邓、萧、赵致电第4、第12、第15兵团首长：“一、我43军先头今日至迟明日能在奉新、上富镇以南打响，11日可插至高安以南。二、我4兵团渡江时间应改在12号即开始。三、如高安、奉新敌一个师确实被我抓住，则我12兵团仍向萍乡、宜春之间前进；我4兵团以三个军向宜春、萍乡、莲花的中间地区前进，一个军走袁水北岸。如我43军在奉高扑空，估计上高、分宜、万载、宜春敌人将迅速向西南撤退，在此情况下，我4兵团应向莲花、攸县方向急进；我12兵团向浏阳、醴陵方向前进。以上计划拟依尔后具体情况随时调整之。”[12]

令人遗憾的是，四野领导人的担心不幸而言中。7月8日11时，第43军129师385团经九仙汤进至上富以北25里处的武汉庙，当时获悉，上富有敌人的青年救国军200余人。为打掉敌人的耳目，军首长命令385团袭歼该敌。129师指挥员并具体规定该团务于7月9日拂晓包围歼灭之。该团3营奉命于9日2时出发，5时40分到达上富北约2里处。这时，当地居民反映，上富守军为桂系主力一个连和青年救国军300人。这个新情况令3营指挥员不由得迟疑起来，未能立即将敌包围，致使敌人发觉后迅速南逃。

担任包围奉新之敌任务的第128师同样出师不利。7月9日3时，该师先头团第384团先后进至距故县街20～40里处的桥下、杨家岭等地，前卫营进至桥下即派侦察参谋与侦察排前往故县街渡口侦察，当时南潦水最浅处一二米，尚可徒涉，但当部队赶到渡口时，天上骤降大雨，河水突然上涨，已经不能徒涉。所带的胶皮船，又因道路狭窄没有跟上来，当即搜集船只，直到次日凌晨全团才渡河完毕。该师主力虽然按时到达预定地点，但奉新敌人早已西逃。与此同时，高安之敌也闻风逃往上高。[13]

43军奔袭部队在上富、奉新、高安的接连扑空，意味着“第一步先抓住敌人一个师，尔后吸引敌人增援”之计划，已无实现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四野司令部判断敌人将全线退却，于是立即调整部署：命第4兵团迅速渡过赣江西进，采取两条至三条平行道路，一路沿袁水以南向萍乡前进，一路经安福、洋溪向莲花前进，以便迎头截击南退之敌。令第12兵团即以第40军取捷径直插浏阳、醴陵，第45军经铜鼓插至萍乡，以求截住敌人。令第15兵团以第43军分两路进行超越追击，抄敌后路，一路以128、129两师，向万载以南前进，一路以127师向宜丰、万载前进，第15兵团主力则在43军后跟进。[14]

7月10日6时，第127师第380团在东进途中，在杨公圩以西的公路上，与奉新西逃之敌第176师526团遭遇。我军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将敌截住。这时，第129师先头部队也赶到杨公圩北面，由敌侧后攻击。一场前后夹击战，歼灭敌人两个营及团直一部，毙俘700余名。剩下的敌人向西北逃窜。380团2营发觉敌人逃跑后，立即下令4连和5连轻装猛追，但是，匆忙之中，他们没有来得及向团里报告，结果，团里以为残敌由正面逃跑了，命令部队向西南追击，追错了方向。4连、5连追到右园朱以北地区，歼敌80余人，因天气炎热，部队筋疲力竭，追击10余里就热倒了48人，热亡2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好停止追击。

7月10日中午，第380团前卫3营9连进至泗溪附近，发现泗溪住着部队，有人提议查明情况再走，但9连连长却认为是自己人。正在这时，遇到敌人的一个通信兵，此人伪称泗溪驻军是起义部队，9连连长信以为真，带领部队继续前进。等过桥进街后，这才发现是敌人，而敌人也稀里糊涂地误认9连是他们的后卫，未加注意。连长见状，立即领着部队迅速通过泗溪，向街西之山头攻击，歼敌一个排，并控制了这个山头，堵住了敌人的退路。不幸的是，连长在进攻中牺牲，又得知被堵住的敌人是从高安撤下来的第176师师部与第528团，在这种情况下，连队干部觉得敌我力量悬殊，犹豫不决，既未修工事坚守，也未迅速转移。敌人经两个小时的准备，以一个营兵力向9连进攻。副连长、指导员首先动摇，率部队向东北撤退，靠拢团主力。不料，在渡河时因水太深，副连长等16人淹死，只有指导员等10余人渡过河去，不会水的战士们则背水抵抗，无奈，在优势敌人的追击下，伤亡被俘失散各一部。泗溪战斗，9连共损失92人。[15]这些情况表明，要想歼灭逃命心切的白崇禧的桂系主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湘赣战役的进展情况，7月10日这一天，他电示林、邓、萧、赵：“（一）据报白崇禧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经攸、茶、酃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茶、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于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上之陈明仁、鲁道源两部必将迅速撤退。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16]

与此同时，四野司令部得到了情报人员提供的最新情况：白崇禧的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拟以48军主力扼守上高、宜丰一线，阻我前进，以46军236师进至上高西南的洞村，支援48军作战，并调安福、永新之48军138师开往分宜集结机动。据此，四野领导人认为：“如敌此计划不变和不撤退，则我军仍有包围该敌之可能。”为此，命令第43军停止正面追击，以麻痹敌军，同时，命令第12兵团出浏阳、醴陵，第4兵团向宜春、莲花之线前进，以求包围敌人。[17]

接到命令，第12兵团和第4兵团各军立即加快了南进速度。第40军于12日占领长寿街，但第45军等部被连日大雨和山洪所阻，14日才通过九岭山。第4兵团第13军，10日由丰城拖船埠首先渡过赣江，11日占领清江、独城，13日占领新喻，继向宜春前进。第14军于11日由新淦、峡江间渡过赣江，12日占领峡江，继向安福前进。第15军13日进占吉水，并在吉水、吉安间渡过赣江，占领吉安，歼灭敌23军215师945团两个营，继向安福前进。第18军则向吉水前进。

7月13日，四野司令部得悉敌第48军的175、176两师约五个团的兵力还在上高，仍有扼守此地的企图，故决心以第43军、第44军奔袭包围该敌。具体部署是：以44军由高安及其以西地区插向上高以南；43军由棠浦插至徐家渡以南之麻塘、官山脑、王家铺一带，监视徐家渡之敌，策应44军作战；两军均于7月15日拂晓前完成包围。

情况明摆着，只要敌人不跑，我军就有歼灭敌人的机会。13日9时，林、邓、萧、赵通报4兵团陈、郭、刘：“一、密息张淦令48军主力守上高。46军与7军各一部策应。在此情况下，我军仍有求得包围该敌的可能。二、我12兵团已占长寿街歼敌一部，本日继续南进。三、你们已渡江部队，望继续向西急进，遇小敌则驱歼之，勿被其迟滞。”[18]

21时，林、邓、萧、赵又指示第15兵团各军、第12兵团：“桂系部队战斗力较强，过去我与桂敌作战的部队，通常是以一比一的伤亡取得胜利。因此，各部对桂系作战，一方面须大胆迅速迂回断敌退路。但攻击时须有充分的准备后，才能发起攻击，不可进行无准备的攻击。但一发现敌人退却时，则应毫不犹豫的发起追击与截击。”[19]

毛泽东分析了湘赣战场变幻不定的形势，7月14日1时，他电示林彪、邓子恢：“目前白匪虽然仍图在上高、宜丰、分宜作战，但是一经发现陈赓部出分宜及12兵团出浏、醴后，必定迅速后撤无疑，因此请考虑陈赓兵团经安福、莲花直出攸县，切断攸县之敌退路，配合我出醴陵之12兵团准备在攸县、醴陵交界地区与敌作战，而不要企图在分宜等地作战，我15兵团仍力求包围上高、分宜、宜丰之敌，4兵团、12兵团则作大迂回，引敌退至攸、醴交界地区而歼灭之，似较有利，请酌定。”[20]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白崇禧发觉我4兵团和12兵团主力向其侧后迂回后，立即于13日下令所属各军全线向攸县、茶陵山区撤退。如此一来，第15兵团包围上高、分宜和宜丰的作战计划再告落空。

7月14日，林彪、谭政给军委和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发出电报，说明敌情变化：“密息：在分宜之46军，本晨已开始向茶陵方向撤退，第7军于14、15、16日分别自醴陵、攸县出发向茶陵撤退。”“估计上高的敌人亦可能于今明两日向西南逃窜，我15兵团至快要在明晨才能包围上高。”在具体叙述了4兵团和12兵团的进军路线和所遇到的困难之后，电报说：“依目前形势看来，大约要在茶陵、攸县才有仗打，但敌仍有不在攸、茶与我作战而继续西退的很大可能。”[21]

当日晚上20时，林、谭继续向军委报告：“昨夜密息：在分宜之46军，在醴陵之第7军，均于本晨出发向茶陵撤退。此刻又获密息：在上高之48军之175师和浏阳之126军皆于下午出发，亦必皆系撤退，因此在醴陵以东包围敌人在时间距离上各兵团皆不可能赶上，且敌第7军不在攸县停止而开茶陵，则敌很可能准备继续南退，直至退守湘江或退入广西之隘路。”电报接着向军委请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目前我拟以4兵团两个军改向遂川、桂东、资兴（兴宁）、永兴、郴州前进，以另两个军经莲花向茶陵前进，15兵团进至分宜、宜春之线，12兵团进至醴陵、株洲之线，待到达该四地区以后依当时情形再定行动，如敌在茶陵、攸县地区与我作战，则我以陈赓兵团由南向北和由东向西攻击，以12兵团、15兵团由北向南攻击，如敌不在茶陵、攸县地区与我作战而退湘江与我对峙或退入广西，则我全军等候宜昌、沙市部队南下，然后以陈赓兵团西进对付桂敌，以15兵团出赣州、南安入粤，其他各部沿粤汉路两侧入粤，先解决广东，然后再进入广西，而留下数个军的兵力在湘赣两省打土匪，维持地方秩序，掩护发动群众。”[22]林、谭的这个计划，实际上已经超出湘赣战役的范围，开始筹划未来的两广作战了。

到7月15日，浙赣线上的白崇禧部队已经全部退却，跳出了我军的包围圈。当时，正值三伏酷暑，我军在追击作战中，病员日益增多，迫切需要休整，同时为避免敌人破坏铁路桥梁起见，四野司令部遂下令各兵团各以一个师担任先遣部队，抢护道路桥梁，并向敌挺进，迫敌后退。各兵团主力以旅次行军开至上高、万载、新喻、宜春（15兵团）；浏阳、平江、醴陵（12兵团）；安福、永新、泰和（4兵团）地区休整。为减少分宜、宜春一线敌人对铁路之破坏，令第43军派一个先遣团向宜春、萍乡前进，第44军派一个先遣团向分宜前进。7月17日，12兵团第46军占领平江，19日，第40军占领浏阳。湘赣战役至此即告结束。

湘赣战役，历时20天，我军共歼敌两个团，毙俘敌4 600余人，先后解放了赣西和湘东的22个县城，粉碎了白崇禧沿汨罗江、九岭山等天险构筑的防线，将桂系主力驱逐出湘赣边境。从此，湘中之敌已处于我军两面夹攻之中，为我军今后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作为四野渡江之后发起的第一个大规模的战役，在20天的战斗中，并未能够按预期的计划全歼敌人，其原因何在？有哪些经验教训呢？四野司令部编写的《湘赣战役详报》述及这个问题时写道：“（1）由于我对白匪战术之生疏，及到南方后，缺乏对山地作战指挥及部队管理教育的经验，再加上炎夏雨季之气候，部队经常淋雨，过水、露营，故生病中暑者，以军计竟日达数百人至千人之多，又加给养条件不良，使病号激增，部队不打自垮，使战斗力相当削弱。（2）我之北方平原地作战之装备（炮多、马多、车多）进入南方之后，因山高道路小，缺少公路，又加河沟多，道路桥梁遭敌破坏，故重机枪、炮兵及牲口过不去（45军一个部队于夜间通过九岭山时，一夜只走了二里多路，其原因山路小，前边被炮兵阻住），故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加上缺少走山路之习惯与经验，因此在走路方面，不能战胜敌人，也就根本谈不上抓住歼灭敌人。这两个基本情况迫使我们的进攻不得不暂时停止。”

第43军的战史工作者也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湘赣战役开始，野司和兵团令本军以巧妙突然的动作，抓住奉新、高安之敌，只要抓住一个师或一个团，实行围而不攻，敌主力就不可能断然撤退，就可能诱敌增援，达到聚歼敌主力之目的。否则，整个战役就有扑空的可能。这个任务本军没有完成。其主要原因是敌人为了保存实力而先期撤退。敌人利用空军侦察，利用其尚未被摧毁的伪县、区政府（县有电台，区县间有电话）及地方武装和小部队监视我军行动，因而敌人消息非常灵通；我因处于新区作战，大兵团远距离运动而不容易隐蔽，所以，当本军主力于9日进至找桥、九仙汤一线时，高安、奉新之敌已于8日下了撤退命令而于9日同时断然撤退。因此，包围该敌客观上已不可能。”“村前街、杨公圩等地遭遇战斗，因敌以摆脱我军为方针，而我先遣团又距主力六七十里，所以欲求在上述两地达到包围敌人诱敌增援的目的亦无可能……致未能将逃敌全歼。”[23]

多年以后，萧克将军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探究了此中原因。他回忆说：“宜沙战役发起后，敌发现我军击其两翼，为避免被包围，就全线收缩，南渡长江，向鄂西山区撤退。我立即追击，由于山路泥泞、狭窄，东北部队南下，全是北方装备，行动迟缓。只歼敌1.5万人。”

“湘赣战役更不理想。在赣西北，当我军追击江西奉新、高安地区之敌，诱敌增援时，敌先期退走了。在鄂南之通城及江西新干，我军向萍乡地区迂回，拟在浏阳、醴陵以东地区歼敌，敌看出我军意图，就在星夜后撤至湖南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我预期的包围圈，此役仅歼敌4 600余人。”

“两个战役未达预期目的，给我们以很大警惕。因这两战役是四野主力南下的第一次作战，未获大捷，敌有可能利用南方自然条件顽抗，就会迁延南方的解放。我们分析两战未获大捷，有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观方面，对白崇禧集团力避与我决战的特点认识不足，对其实力也估计不够，采取了通常情况下的诱歼和近距离包围（也就是战术包围）的战术，而敌人惯于山地河川战斗，兵少而机动性强，行动积极，数次主动避战，致使两次战役未达目的，说明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术效果不好。”

“从客观上讲，部队从北方到南方，不服水土，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区和山地作战，加之天气炎热，蚊叮虫咬，生病的多，一般连队发病率占四分之一，严重者达四分之三，非战斗减员大，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不仅如此，部队成员，大都是东北和华北籍，到南方后，衣食住行均不习惯，吃不惯大米，而面食又不够，也影响了部队的精力和情绪。这些都是我们事前没有充分估计到的。更没有料到的是牲口也不习惯南方生活。马不吃或不大吃稻谷和稻草，一吃就拉稀，体力不支，车炮也拉不动了。从湘潭到衡阳大道两侧，仅特种纵队的炮兵，有二三千匹马在休息。”

对此，萧克将军意味深长地说：“事后我想，人们对历史上甚至自身的经验是容易忘记的。我们在江西时期，有些人喜欢谈‘三国’，谈到赤壁之战，大家都笑话曹操，说他军队是北方人，一到湖北，不服水土，加上别的原因，打了大败仗。他战前没有看出来，倒是周瑜看出来了，5万人马敢于打他83万。四野的高级指挥员，大部分是南方人，长征到北方才十多年，便忽略以至忘记了南方的气候和生活特点。对北方和久居北方的人马到南方后的生活习惯，没有注意，耽误了前进的日程。后代人也有充分的理由笑话我们这些老兵，尤其是我这个运筹帷幄的‘幕僚长’。我说这个故事，不外使人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已。”[24]

[1]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78页。

[2]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1～712页。

[3]　参见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7页。

[4]　参见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289页。

[5]　《长江日报》1949年7月25日。

[6]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以突然奔袭动作切断宜丰、上高敌之退路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李作鹏、张池明、龙书金、黄一平、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的指示，1949年6月11日。

[7]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奉新、上高地区作战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陈赓、郭天民、刘志坚、陈奇涵、陈正人的指示，1949年6月28日。

[8]　林彪、邓子恢关于43军抓住奉新、高安之敌给邓华、赖传珠的指示，1949年6月29日。

[9]　军委关于经平江南进的我军应插至萍乡醴陵间给林彪、邓子恢的指示，1949年7月8日。

[10]　萧劲光、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关于切断浙赣路宜萍莲诸要点作战致各军、师、野司电，1949年7月8日。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2]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4兵团渡江时间及各兵团前进方向给陈赓、郭天民、刘志坚、萧劲光、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指示，1949年7月9日。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4]　东总《阵中日记》，1949年7月9日。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页。

[17]　林彪、邓子恢关于敌已下令撤退及我之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11日。

[18]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已渡江部队应继续向西急进给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的指示，1949年7月13日。

[19]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对桂敌作战应注意断敌退路和有准备的攻击给15兵团各军、12兵团的指示，1949年7月13日。

[20]　军委关于在攸、醴交界地区歼灭白匪问题给林彪、邓子恢的指示，1949年7月14日。

[21]　林彪、谭政关于我四兵团于十日渡江向安福前进致军委、刘伯承、张际春电，1949年7月14日。

[22]　林彪、谭政关于对南撤之敌的作战计划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14日。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24]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402页。

第12章　长沙和平解放

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潜开展争取工作——程潜的“战犯”顾虑——章士钊转达毛泽东的希望——陈明仁的“三怕”——李明灏秘密来到长沙——长沙和平解放——追击叛逃部队——长沙起义的重要意义

1949年7月底，古城长沙热浪滚滚，酷暑逼人。自从人民解放军发起宜沙、湘赣战役后，长沙城里的政治空气更是骤然升温。湖南是战是和？何去何从？一时间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8月4日，这片即将沸腾的热土终于爆出一道石破天惊的消息：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率部七万余人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

程潜、陈明仁起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令国民党方面备感震惊的大事。例如，淮海战场上被我军俘虏的杜聿明对此就“深为诧异和迷惑不解”。在关押着一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高级将官的看守所里，他常常想到：自己深知陈明仁对“校长”（蒋介石）之忠，反共之坚，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是屈指可数的战将。可是，这样一位坚决反共的人物，竟然在长沙投向共产党了，难道陈的起义是另有打算吗？在一次散步中，杜把这个问题向他当年的副参谋长文强吐露出来。文强答复说：“我看陈子良（明仁）的起义没有半点假。从报纸报道的情况看，陈之起义必定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走上这条光明大道的。老哥，你将长沙和平起义这件大事，只局限于陈子良一人身上着想了，而在长沙起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程颂公（程潜）哩！这位党国元老在长沙起义前夕不是还在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始终都是不变的国民党党员，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吗？像这样顽石一般的元老都点头了，毅然领导这次关键性的和平起义，这其中必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熟虑，再三反省呀！”杜聿明听了文强的话，若有所悟地拍着文强的肩说：“你看得对，也说得对。我的眼光确实只集注在黄埔同学小圈子里，没有往全国整个形势看问题。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促成的。子良的起义，比之程颂公的起义，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就一点也不奇怪了。”[1]

1958年，程潜先生在湖南省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谈到湖南和平解放的根本原因时，曾经这样说：“我始终认为，离不开下面所说的三个基本因素，这就是：人民渴望和平的坚定意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推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深刻号召。”“湖南的和平解放，正是由黑暗投向光明，由腐朽走向新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人心之所向。如果说湖南和平起义对于解放大西南起了某些积极作用，那么，功劳和荣誉应该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毛主席。”[2]程潜先生的这番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程潜，字颂云，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县。1903年考入湖南武备学堂。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12月和黄兴、宋教仁等组织革命同志会，次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转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回国，受同盟会的委托，入川训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任武汉前线指挥官，名重一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他被推荐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护法战争中，又被推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后来任孙中山的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校长，陈明仁、李默庵等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曾是他的学生。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他历任军长、方面军总指挥、参谋总长、第1战区司令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等职。程潜的这些经历，奠定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元老地位，在湖南人之中，更是众望所归。1946年5月，程潜改任武汉行营主任。1948年春，他出面竞选副总统失败之后，蒋介石一方面为牵制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一方面为慰抚程潜，遂任命程潜为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坐镇湖南。同时又在程潜身边安插了李默庵、黄杰、王劲修、刘嘉树等一批湖南籍的黄埔系军官，随程潜一道回湘控制实权。

在历史上，程潜虽然与蒋介石和桂系多次交恶，积累了很深的宿怨，但他在思想意识上，基本上还是反对共产党的。1948年7月24日，程潜发表回湘主政的第一次演说：“我这次来湖南，很多老朋友将我比作‘家长’前来当家，我听取这句话非常不安。我们这个大家庭，多少老兄弟、小兄弟在家里受苦受难，叫我这个当家的，怎么去安慰他们的悲痛，满足他们希望呢？想来想去，不管我是不是家长，这里总是我的家，我不来当家则已，既然来当家，就要设法兴家，至少也不败家。”他声称：“我今年六十有七，但我决不惜任何牺牲与‘共军’拼命，纵然我有一百岁了，我也还有勇气和‘共军’拼命。”8月10日，程潜在省政府宣誓就职，同时登报发表经过他亲自审定的《告全省同胞书》，在这篇文告中，仍极力诋毁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3]程潜的这些表现，虽然不乏向蒋介石故作姿态、以求自安的因素，但同时也是他依据湖南地盘与人民革命对抗到底之思想的真实流露。

程潜回湖南就职后，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对程潜曾作过全面具体的分析：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虽然积极反共，但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争中和林伯渠合作共事，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拥护第二次国共合作，率部打过日军，并且和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都有矛盾。这次回湖南，蒋介石对他实际上并不放心，安插了一批湘籍黄埔亲信在其左右。而白崇禧又拥重兵驻武汉，常常对其施加压力。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蒋家王朝岌岌可危，程潜本人处境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基于这种分析，省工委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统战、策反方面，成立军事策反小组。并确定先从争取程潜周围的重要幕僚做起，逐步影响他，一俟时机成熟，即派人直接见面，争取程潜站到人民方面来。这项工作由省工委书记周礼（又名周里）亲自领导。经过物色和考察，周礼决定起用余志宏来担负具体任务。

余志宏是湖南醴陵人，1938年入党，中山大学毕业，曾做过湖南省主席王东原的秘书，在湖南政治、文化界的关系十分广泛，对党忠心耿耿，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经过一番努力，他首先建立起两条工作渠道，一条是程潜的旧部兼密友、时任省政府顾问的方叔章；另一条是程潜的族弟、进步民主人士程星龄。方、程两位深明大义，赞同我党主张，愉快地接受了余志宏向他们提出的要求。

程潜主政湖南不久，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程潜在恐慌震惊之余，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究竟该怎么办，一时还拿不定主意。194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方叔章拜见程潜。两位好友谈古论今，说到知心处，方问程潜准备走哪条路？是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还是去香港、台湾？并说：“你一家十余口，到香港或美国去生活怎么办？台湾当然不能去，你又和李宗仁、白崇禧搞不来，今后怎么办？”程说：“有什么出路？总不能投降呀。投降我不干的。”方说：“日本天皇还投降哩。‘顺者昌，逆者亡’，古之常理嘛。何况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程沉思了一会，说：“投降，就得找共产党，你找得到么？”方问程是不是定下了决心，并提醒他，程星龄在福建时就有过共产党嫌疑，现在回到长沙，虽不敢说他就是共产党，至少有联系。程潜听了，会意地点了点头。

当人民解放军发起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即将结束之时，程潜对国共两党的胜负前景已经了然于胸。1948年12月25日，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与此同时，又派李书城去湖南，联络程潜，希望与之采取一致行动。

12月31日深夜，程潜把程星龄叫到省政府。程潜首先说，局势发展很快，看来，蒋介石快要完蛋了。现在白崇禧派人来长沙，同我商谈如何应付时局，并携白崇禧和平解决国是的电稿，征求我的意见。说着他把电稿交给程星龄看。接着又说：蒋军经过这几次大战役，败局已定，现在桂军虽然没有受过大的打击，但无论是数量和战斗力，同蒋军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次，李、白倡言和平，显然想逼蒋下台，由桂系来主持谈判，与中共形成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之局面，这完全是梦想。我看和谈谈不成，李、白之流会要负隅顽抗的，那么湖南将首当其冲，今后处境就更困难了。

程星龄同意程潜对时局的分析，并建议程潜接受白的倡议。程星龄还进一步提醒程潜说：李、白如果倒蒋后与中共和谈不成，重启战端，势必遭到广大人民更加强烈的反对，不啻引火自焚。而你颂公则应坚持和平到底，归结到投向中共。程潜当即郑重地问：如果脱离蒋政府，投向中共，能否与共产党取得可靠联系？程星龄坦率告诉程潜：自己在台湾、湖南地下党的朋友就曾去信催我回湘。回长沙后，已有所活动。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提及。现在颂公既有此决心，他可以负全责代表颂公与地下党联系。程潜接受了程星龄的建议，当晚一再表示决心脱离蒋政府，要程星龄全权代表他与地下党取得联系。这次谈话，标志着程潜的态度已发生了重大的转变。[4]

不久，蒋介石下野，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谈。在国内一片和平气氛的形势下，程潜采取了一些靠拢人民的实质性步骤：停止征兵，减少征粮，开释政治犯，扣押了把用金圆券兑换来的黄金、白银偷运往南京的中央银行长沙分行经理辛蘅若，这直接触犯了南京政府的利益，构成了湖南地方与南京政府的正面冲突。据此，中共湖南省工委决定把争取程潜的工作推向使他响应中共八项和谈条件，促成局部和谈的阶段。

不料，毛泽东关于国内和谈八条发表以后，程潜却犹疑不决起来。原来，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播发的中共陕北权威人士公布的第一批战争罪犯名单43人中，程潜名列第26名，故程潜对此非常敏感，公、私场合多次谈道：“中共所提八条，如果惩办战争罪犯系指和谈对象而言，则和谈无从谈起。”与此同时，他手下的省府大员们也分成主和、主战两派，各执其词，争执颇为激烈。

程星龄立即将程潜的想法和其左右的动态向余志宏汇报，余代表地下党向程星龄许诺：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只要程潜坚决站到人民方面，不仅不会算旧账，而且会受到应有的礼遇。程星龄把这些话转告了程潜，程潜将信将疑。

程星龄把这个情况跟方叔章讲了，方又去做工作，但仍未能使程潜完全释疑。方叔章和程星龄商量，不如把程潜的长子程博洪从上海找回来，让他们父子间谈一次，也许能解开这个思想疙瘩。程博洪一贯倾向中共，曾主编进步杂志《时与文》，后被蒋介石查封。此时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春节前夕，程博洪回到长沙，父子相会，一番开诚布公的谈话，这个大疙瘩算是基本解开了。

1948年旧历除夕，程星龄应程潜的邀请，来到程潜住地。程潜告诉程星龄，说他正考虑，共产党与南京方面和谈破裂之后湖南独树一帜，但拿不准执掌兵权的人能否跟自己走。程星龄认为程潜所虑极是，并说地下党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程星龄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其理由：一则陈手下有两个军；二则他是程潜的学生，在东北四平街和共产党打过硬仗，蒋介石和白崇禧都不会怀疑他的反共决心。程潜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托刘斐出面，向白崇禧商调陈明仁到湖南。

陈明仁，字子良，是程潜的醴陵同乡，生于1903年。1924年进入程潜任校长的广州陆军大本营讲武学校。后来该校并入黄埔军校，陈也因此成为备受蒋介石宠爱的黄埔一期生。1925年，陈带病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之战。在东莞和惠州城下，战功卓著，一年之内，由少尉排长晋升为中校营长。1942年参加中、美、英联军对日军的滇西反攻作战，陈为71军军长，指挥所部一举攻克日军顽强固守的战略要点回龙山，赢得了盟军将领的交口称赞。他前期一帆风顺，养成了刚愎自用的性格，得罪了许多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陈明仁任71军中将军长，奉命率部开赴东北。1946年4月在进攻四平街中，所部第87师大部在金山堡、大洼地区被我东北民主联军歼灭。1947年5月，在增援怀德的途中，在大黑林子地区，其88师和91师被歼，陈率71军残部退守四平。四平是东北的交通枢纽之一，是国民党的战略要点，工事坚固，防御体系完备。蒋介石下令死守该城。陈明仁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据守四平街。我军虽然很快突破了陈明仁军部的核心阵地，但因国民党援军赶到，我军只好撤了四平之围。四平街之战，被国民党方面吹上了天。陈明仁被誉为所有高级将领学习的楷模，蒋介石升任陈明仁为兵团司令，授予青天白日勋章，要他到各地传授经验。然而，好景不长，四平战后，参谋总长陈诚曾组织一批人到四平现场参观。当参观团中的美国人发现用整包美援面粉垒砌的工事时，极为不满，当即向陈诚提出抗议。对陈明仁素无好感的陈诚，趁机向蒋介石告状，并建议将陈明仁撤职查办。蒋介石听从了陈诚的话，撤了陈明仁的兵团司令，调任总统府中将参军。

陈明仁自认“有功”，到头来却被撤职查办，这口气如何咽得下？于是他在一段时间里，穿起长袍终日喝酒打牌消遣，情绪低落到极点，对蒋介石已是隐怀异志。正在这时，为应付日益严重的危机，胡宗南、刘峙、杜聿明、白崇禧等人都想任用陈明仁这名打起仗来有一股子“牛劲”的战将，替他们独当一面。陈权衡再三，终于答应了白崇禧，出任武汉警备司令兼第29军军长。白崇禧对他十分信任，不久又把新恢复的第71军交给他指挥。当程潜与程星龄思虑陈明仁的时候，陈明仁已是集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官四大要职于一身的实权人物了。

刘斐与桂系关系十分密切，他的话在李宗仁、白崇禧的心中一向较有分量。白崇禧为控制湖南，确保从武汉通向广西老巢的主要交通干线，同时为监视程潜，进而取代程在湖南的权力，陈明仁正是他心目中的合适人选。而蒋介石也有如意算盘，陈明仁毕竟是自己的嫡系门生，他在湖南，一来可以监视和牵制程、白两方，二来可以堵住桂系军队的后路。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陈明仁于1949年2月18日，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的身份，率第29军、第71军来到湖南编训，司令部设在长沙湘江西岸望城坡。

陈明仁来到长沙，首先拜见程潜。陈明仁把蒋介石令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交给了老校长，程潜看后淡淡地说：“你握有兵权，要杀要抓听便。”陈明仁当即表示：“我不听蒋介石的，听你颂公的指挥。”

两人这次虽然交谈尚浅，但程潜至少摸到了陈明仁对蒋介石怀有不满之情。在以后一段时间里，陈明仁耳闻目睹家乡人民厌恶战争、争取和平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很受感染，更觉得李、白以和为战，欲与中共拼一死活，无异以卵击石。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设想国共平分秋色，在和平中保持实力军人的地位以自救的路子，已不大可能行得通了。于是他开始考虑另外的出路。

不久，程潜又同陈明仁密谈。这回程潜坦率告诉陈明仁，自己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道路。并劝陈明仁与之一致行动，同时指出，这样做可以缩短战争进程，影响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以拯救家乡人民。陈明仁虽然对共产党心怀疑惧，但他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表示同意，同时说：“这件事，我只和你颂公保持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在公开场合，我还要以反共的面貌出现。这样可以继续取得蒋、白的信任，特别是减轻武汉方面的军事压力。”陈明仁的这一答复，显然是为将来留下回旋余地。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程潜召开绥署高级官员会议，议题是：南京当局同共产党和谈破裂了，湖南怎么办？会上程潜第一个点名要陈明仁发言，程的意思是想请陈明仁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带头表个态。没想到陈明仁却说：“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领导之下作战到底。”[5]会后，陈明仁便回老家醴陵去了。程潜对此甚为忧虑。后经多方解释，程、陈遂达成了默契。

陈明仁来到长沙后，湖南省工委立即着手部署争取陈的工作。这一次，周礼仍然选中了余志宏。余志宏在程星龄的帮助下，先后发展了陈明仁的亲信及好友温汰沫、李君九等工作关系。同时，省工委还通过策反小组的另一位成员涂西畴，联系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建立了另一条工作线。

随着四野大军的向南推进，中共中央日益关注起湖南问题。作为湖南人，毛泽东对程潜这位同乡前辈自然是非常重视。早在1912年，毛泽东在长沙新军25混成协50标第1营曾当过半年的列兵，顶头上司就是程潜，因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常常尊称程潜为“老上级”。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曾专程回访程潜，两个人晤谈了好长时间。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感慨万千地说：“我不是吹牛皮，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还是从程颂公指挥下的新军那里学来的。”[6]长沙和平解放之所以成功，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推动是分不开的。

1949年3月，程潜应李宗仁之邀来到南京“商量国是”。毛泽东委托著名民主人士、与程潜私交甚厚的章士钊先生专程会见程潜，转达中共方面的殷切期望。章士钊说：“历史是向进步方向发展的，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国民党敌不过共产党。国民党统治中国几十年，几乎亡了国。为了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毛润之乃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把国家搞好，对仁兄的期望十分殷切。”说到这里，程潜说：“他们宣布的战犯名单，也有我哩！”章士钊说：“你只看到人家把你列为战犯一分子，却没有看到共产党还认为你在历史上于革命有过贡献，立过功劳哩！共产党人士曾多次跟我说及仁兄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帮助黄兴进攻汉口，护法讨袁，随师北伐，立下战功的革命历史。只要仁兄能站在人民方面，不但不咎既往，还要给予礼遇。你尽管放心好了。”章士钊的话，入情入理，从此彻底打消了程潜的“战犯”顾虑。

在此期间，湖南军政界耆宿唐生智和湖南的国民党元老仇鳌在长沙倡导和平自救运动，得到了湖南中、上层人士的积极响应。同时，中共湖南省工委发动长沙各界民众进行了“争取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斗争，使湖南的和平运动达到了高潮。这一切，无疑使程潜进一步看清了人心、民意之所在，起义态度更加坚定。1949年4月，程潜要求与中共湖南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余志宏会见程潜，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对他走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道路表示欢迎，并向他提出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表明态度，还提出停止捕人杀人，继续释放政治犯，保管好档案资料，不得破坏铁路和桥梁等要求。程潜均答允，也提出了自己的几点要求。这次会谈是成功的。

6月，在中共地下党的要求下，程潜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个“备忘录”，正式表明态度。主要内容为：“……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分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驻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量虽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军。一俟时机成熟，潜即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构之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未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予以彻底整编。”“而干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7]周礼收到这份由程潜个人签名的备忘录后，立即派人送往汉口。6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和四野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将其转呈中共中央。

毛泽东收到王首道与萧劲光电报和程潜备忘录后，7月4日电示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8]

电报中提到的李明灏，也是湖南醴陵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早年曾在程潜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陈明仁就是他亲自招收入校的第一期学生。1948年底，李秘密进入解放区后，任华北军大总队长。中共中央鉴于他和程潜、陈明仁的不同寻常的关系，便派他速赴武汉，参与策划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

7月4日这天，毛泽东复电程潜：“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定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9]

7月5日，四野领导人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请李明灏先生选派陈大寰与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一同赴长沙转交。这时，程潜正在白崇禧的胁迫之下，度日如年。为了早日解除白崇禧的威胁，他于7月10日派黄埔军校第四期生刘纯正秘密去汉口，催请第四野战军早日进军湖南。当得悉汉口来人消息后，便早早在家等候。7月11日，陈大寰与刘梦夕将毛主席的复电面交程潜。程潜反复看了几遍，心情激动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这封信，真是湖南人民的喜讯，喜讯啊！”7月16日他接见四野特派代表刘梦夕，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做，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但他又提出：“起义后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部队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刘梦夕将这些情况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电台报告了汉口。

中央军委根据程潜提出的问题，7月18日电示四野领导：“17日23时半电悉。（1）程潜16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们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国民党。（2）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3）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们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以西地区，听候改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要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去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潜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如何望复。”[10]据此，四野前委决定，成立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解沛然、袁任远、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

起义谈判到了这一地步，关键是看陈明仁的态度了。6月，陈明仁曾拒绝在程潜的“备忘录”上签名。中共湖南省工委摸清陈明仁思想上有三怕：一怕泄密，二怕算1947年在东北四平街与解放军打仗的旧账，三怕戴投降的帽子。针对其思想顾虑，地下党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也通过章士钊传话说：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是了，我们还要重用他。陈明仁从程星龄那里得知毛主席关于他的谈话，疑云顿消，坚定了起义决心，决心求见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他同余志宏见面时表示：“近日得悉毛泽东主席对我的谈话，很受教育。程颂公造福桑梓，酝酿起义，子良深表赞同。”陈明仁终于正式表明了起义的态度。但他始终不露声色，坚持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并修筑城防工事，做出一些坚守长沙的姿态。陈明仁的这些做法，虽然迷惑了白崇禧，但也令他自己的手下不知底细，他的部队后来发生叛逃，皆与此有关。[11]

7月下旬，四野各兵团逼近长沙，白崇禧决定撤往衡阳。但白对程潜留在长沙极不放心。先是由广州国民党政府安排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程拒不受命。白崇禧又逼程潜去广西。这对程潜不仅安全无保障，起义计划也要落空。程潜遂决定出巡邵阳，继续进行起义准备工作，省主席一职由陈明仁全权代理。7月21日程潜启程，白崇禧“特地赶来送行”。白目送程潜离开长沙，这才于当日下午撤往衡阳。

7月24日，程潜派往汉口催请解放军尽快入湘的刘纯正，从平江回到长沙，转达了中共在汉口负责湖南问题的王首道的话：“我们已组织了和谈代表团，请转达程潜主任，也组织一个代表团。谈判地点，请程潜主任定。”陈明仁得悉，即派程星龄、李君九去平江先迎李明灏到长沙，同时密电程潜速返长沙。程潜29日回到长沙，李明灏也在这天到达。李明灏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与程、陈就起义问题进行商谈。陈明仁提出“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务，俾其努力杀敌图功”；“盼在茶陵、攸县、渌口一线解放军迅速以轻装向邵阳推进，以减轻桂系对邵阳的压力”。8月1日四野领导复电：“我军不日即开始向茶陵、攸县、邵阳方向前进。”8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复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关于机构设置问题，程潜8月3日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四野领导机关，提议设立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和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程潜对此向李明灏作了解释。李当即电报四野领导。

中央军委8月5日晨电示四野领导：“4日电及转来李明灏、程潜两电均悉，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毛泽东、朱德“复程潜电”的电文是：“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护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12]

8月4日下午，程潜、陈明仁领衔，30余名湖南国民党军政要员签署的起义通电正式发表。8月5日，第四野战军第46军138师进入长沙市，长沙和平解放。

如何对待陈明仁这个过去东北战场上的死敌？8月5日，林彪、邓子恢致电谈判代表团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方并报军委，提出对陈明仁应采取团结的态度：（1）目前程潜已发表通电，今后彼亦不得不进一步就范。因此目前不要急切的进行对陈明仁的斗争。目前应以热烈的团结为主，以提高其情绪，使今后更易于商谈一切问题，特别在开始七天到十天内，不要性急，而应打好感情和思想上的基础。（2）如陈要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我们可同意而不必拒绝，中央对此亦有指示。（3）政权实际上可要其逐步移交，名义上推迟一个月亦可同意。（4）岳麓山的控制及长沙部队的指挥关系，如目前不能立即解决，待见面后逐步解决亦可，但必须达到解决目的。次日，毛泽东复电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指出：林、邓5日电悉，“处置甚好”。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长沙起义后，陈明仁的一部分部队在白崇禧的挑唆和煽动下叛逃，四野司令部连电各部队进行争取和追击。8月9日，谈判代表团金、唐、袁、解致电林、邓、萧、赵并萧劲光、韩先楚，报告陈明仁部队叛逃情况：“陈兵团之100军军部带197师及19师各两个团又于8日夜7时由岳麓山以西拉走，向湘乡急进，陈甚焦急，迫切要求我们能即派部队追截。到目前为止，陈部发生问题，部队已将近半数。陈对其部队把握亦不大，主要是陈对部队联系不密切，思想无准备，我党在该部无下级基础，现该部情况极严重。我们为稳定陈情绪及湘潭之232师，决定由138师抽调一个团，于9日晨由长沙乘火车到易家湾下车开湘潭。陈建议我军迅速进占宝庆、衡阳。”[13]

8月9日，四野司令部电各部并报军委：“为巩固胜利，使程、陈所部当前稳定，陈之部队成为目前湖南问题最中心关键。自起义后，其71军所属87、88师内部变化最大，于5日将军、师长逮捕后胁迫带他们向永丰前进，现有去邵阳模样。另100军之刘副军长已掌握一个团有谋变之征象。为使陈部现驻岳麓山附近之100军及宁乡以南之103军、97军稳定，建议我军不顾一切疲劳，星夜进湘潭、湘乡，对陈之主力则可安定下来，最好晚上进至湘乡。目前白匪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如大肆收买，在部队内特务分子破坏，我们在此应尽一切力量加紧帮助其团结部队。”

8月9日13时，林、邓、萧、赵致电第46、40军和137、138师并金、唐报军委：“（1）为追击和争取71军、97军、103军、100军等部，我在长沙之138师，在株洲之137师，各应以两个团的兵力，立即渡江向湘乡前进，各留一个团维持秩序，等候后续部队接替，然后归还主力。（2）我40军应向茶陵、攸县前进。（3）盼金、唐将此行动告知程、陈，并望他们配合及将彼方意见电复。”同时，林彪、谭政致电各部并报军委：“在现时情况下，我军必须采取有力的配合，才能巩固陈明仁部。”“我49军须要全力南进，146师应即向宁乡前进，其145师即向湘乡方向前进，147师应直向宝庆方向前进。在发现叛部时，仍先完成迂回断其退路，然后实行争取，如叛部继续逃走则追歼之。46军除留守长沙、株洲部队外，应即向衡阳前进。40军除酌留部队维持醴陵秩序外，主力即向攸县前进。”“18军的先遣师即向茶陵前进。”

在随后一个多星期里，各路我军与接应陈部叛变部队的白崇禧第3兵团主力多次交火，分别击溃或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叛军仍然逃出了我军的包围圈。8月17日，林彪、邓子恢下令各追击部队停止南进。参加长沙起义的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和第1兵团部队，除叛逃部分4万余人外，共7.7万余人。

长沙和平解放，减少了战争的破坏，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不仅加速了四野南下的进程，而且对后来争取国民党军大批起义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8月6日致电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对长沙和平解放给予了高度评价：“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14]

8月25日，新华社发表《评湖南起义的意义》一文，指出：“程、陈两将军的起义，再一次证明了残存的国民党营垒中，有不少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正在等待和寻找脱离反革命集团而投入人民方面的机会。反革命集体愈是山穷水尽，就愈加要倒行逆施，因此它的军政人员中判明了利害是非，决心立功自赎的事情就愈加多起来。”“湖南的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的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李、白匪帮，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无论什么人，只要真正做到这一步，就有受到人民谅解的希望。”

9月2日，程潜和李明灏应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邀请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9日，程潜抵达北平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亲到车站迎接，当晚设宴为程潜洗尘。政协开会前夕，毛主席接见程星龄说：“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中央决定成立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第四野战军，拟任林彪为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年纪更轻，想让颂公屈就副主席，论班辈就有些为难，请你和颂公婉商一下。”程潜听程星龄说了后，心情激动万分，说：“这样安排，已是过分了，至有所任，无不从命。”程潜一生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为此，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政府按月拨给程潜特别费大米5万斤，任其开支。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担任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采用工薪制后，按高级干部三级工薪，仍照例每月给予特支费5 000元，直至程逝世为止。

9月10日，陈明仁应毛泽东邀请到达北平。19日毛主席邀请程潜、陈明仁同游天坛。在祈年殿前，毛泽东与陈明仁单独合影，要他洗50打分送故旧朋友。并对陈明仁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就是好的。”“你仍旧带部队吧，我决定把你的1兵团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

1949年10月20日，奉中央军委命令，长沙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下辖第52、第53军及214至219师的番号。陈明仁为司令员，唐天际为政治委员。该兵团随后奉命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重大任务。1952年10月，这支起义部队与解放军其他部队合并，改称第55军，陈明仁任军长。此后，该军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等任务，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15]

[1]　《杜聿明将军》，原国民党军政人物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2]　郭翼青：《程潜起义的点滴回忆》，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55页。

[3]　引自《长沙起义》，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

[4]　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页。

[5]　陈明仁：《自传》，转引自江绍贞主编《国民党起义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6]　陈利明著：《程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7]　引自《长沙起义》，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7～628页。

[9]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6页。

[1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85～386页。

[11]　周里（即周礼）：《回顾湖南和平解放》，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12]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2页。

[13]　金明、唐天际、袁任远、解方致林彪、邓子恢等电，1949年8月9日。

[14]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544页。

[15]　唐天际：《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及对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整训的情况》，载《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鄂湘粤桂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第13章　确定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

林彪阐述华中局工作方针——毛泽东制定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宜沙、湘赣战役中我军暴露出的问题与教训——林彪、邓子恢报告部队疾病情形——暑期休整开始了——兵强马壮运动——部队再次轻装——针对南方作战特点的技战术训练——40天休整的非凡意义

1949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日。刚刚进驻汉口不久的华中局和四野机关为此举行隆重的“七一”纪念会。会上，林彪以华中局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发表讲话。这是他在整个解放中南过程中为数不多的长篇讲话之一。在讲话中，林彪详细地阐述了华中局今后工作方针问题。

眼下，华中局和四野的当务之急，仍然是歼灭华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而且，通过渡江作战以来的几次实战越来越证明，要完成上述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此，当宜沙、湘赣战役尚未结束之际，毛泽东就在构思四野的下一步作战方针及进军部署了。7月16日，他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针对两天前林邓萧关于部队作战行动的请示，答复如下：“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电报中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1]

没等四野领导人回电答复，毛泽东于17日又给林、邓、萧和二野、三野领导人发出一电，补充数点意见：“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在电报中，毛泽东特别指出：“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

电报中还说：“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2]

毛泽东的上述两份电报，详细并且具体，大胆而又果断。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改变以往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代之以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追歼白崇禧集团。毛泽东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方针，是他的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四野领导人。

7月17日当天，林、邓、萧、赵制定了新的进军部署，并立即报告军委。7月19日，他们再次向中央军委表示：“同意17日电示，当遵照该指示指导尔后行动。”二野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也于18日致电军委：经讨论后完全同意中央军委17日电部署。这样，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最终确立。

四野司令部7月17日制定的南进具体部署是：以38、39、40、41、45共五个军入广西；以46、47、49三个军留湖南，以一个军置于常德、沅陵、五峰一带对付宋希濂，以一个军在宝庆（今邵阳）、永州、祁阳维持湘桂交通与肃清土匪，并担任湘桂路两侧及粤汉路以西的群众工作，以一个军在岳州（今岳阳）到龙关维持粤汉交通和担任铁路以东地区的剿匪与群众工作；江西方面：吉安、赣州以一个军维持交通肃清土匪，另外有15兵团三个军的独立师分散在九江、南昌（一个师）、袁州（一个师）、抚州（一个师），江西地区共留兵六个师；湖北之两个独立师与当阳两个独立团除以一部警戒宜昌、沙市等城市外，以主力位置于宜昌、巴东以北地区，使巴东之敌不能乘虚向东窜扰；河南方面，以42军留河南，但该军抽一个师担任襄阳、樊城一带肃清土匪；拟将萧劲光和12兵团直属队留湖南，担任指挥留下的二三个军和争取改造程潜、陈明仁部。入广西部队由13、14两兵团担任指挥；曾生、曾泽生两部于月底月初由河南出发，曾生经江西入粤，曾泽生经湖南准备进云南；陈赓、邓华两部目前即按旅次行军方法向广东出动，但该两部统经赣州、南雄、始兴则太拥挤，故陈赓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敌不退，该两军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敌人退路，如到桂东后攸县、茶陵敌已在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向始兴前进，邓华之两个军则经赣州、南康、南雄向翁源前进，陈赓之另一个军归12兵团指挥参加湖南作战，然后准备入贵州。[3]7月21日，毛泽东回电林邓萧赵等，同意他们整个部署方针。

这时，宜沙、湘赣战役相继结束，敌宋希濂集团逃往鄂西之建始、巴东、来凤、鹤峰地区，白崇禧主力张淦兵团逃往茶陵、攸县西南之山区。敌军在逃跑中，沿途破坏道路、桥梁，企图阻止我军不能迅速前进。与此同时，由于四野自渡江以来，一直在不停地连续行军作战，部队体力消耗过大，加上炎热的气候而引起的各种疾病流行，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对这些情况，四野前委、华中军区在1949年9月17日曾专门写了一个报告，呈报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遇到的主要困难。

该报告说：“此次进军江南正值雨季与酷热季节和粮食青黄不接的时期。雨具蚊帐俱未发。药品无足够准备，中下级干部对于防暑防病均缺乏经验，部队到达江南后即大批生病（疟疾、痢疾、肠胃病、腹泻、中暑等）。七月份野战军发病数达五万二千八百人（八月份尚未统计出来），由于药品不足未能进行事前预防，发病后又不能得到医药的充分治疗，加以营养不良，体力大减，故发病率很高，有达总人数百分之五十者，平均亦在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许多都是愈后复发，发病数与治愈数在八月中旬以前只能抵销，中旬以后已见好转，这样使部队行军力大为减弱，过去走九十里可以打仗，现在走六十里，五十里就有不少掉队发病，战斗力显然已受影响，尤其疾病给部队拖累及精神威胁甚大，北方指战员对于南方天热、多雨、多水、多山、不懂话、缺少面食、蚊子咬人，很不习惯，一个时期内充满着不满，讽刺南方的顺口溜，打油诗，怪话颇多，加上病的威胁，使部队情绪一时波动甚大。”

报告又说：“在上述情形下，逃亡剧增。七月份全军减员二万三千人，其中战斗死亡仅一千二，掉队失联络约九千（以后有部分回队），逃亡亦占九千，八月份全军减员一万四千，内逃亡达九千四百人，以上两个月共减员三万七千，为一项重大的损失。七月份是行军作战的一个月，也是困难最多的一个月，八月份起主力虽已休整，但因疾病大发，困难未获解决，故逃亡仍甚大，由于困难与疾病的拖累干部中发生了疲惫情绪和急躁情绪，政治工作与管理教育工作都不若从前那么积极负责。”

报告还提到：“与困难尾随而来的是群众纪律、军民关系破坏，除在困难情形下放松约束、放松教育原因而外，部队一到新区便面临着吃粮问题，后方不能接济，完全靠临时筹借，队伍太多，粮食有限，又值青黄不接时期，结果发生与民争粮。”[4]

除此之外，部队在组织装备、战术技术、后勤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问题。在武器装备方面，宜沙、湘赣战役开始前虽进行了初步精简，但由于时间仓促，进行得不够彻底，仍较笨重，炮多、车多、马多，不适合于山地、河川作战，大大限制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使追击部队丧失有利战机。在战术技术方面，部队初次与白崇禧集团交战，对其力避决战，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在战术上善于寻求解放军弱点攻击等作战特点还没有一套对付办法，也不善于根据山地及稻田水网等自然条件组织行军、宿营和作战，因而往往错过有利战机，个别部队甚至遭到袭击、伏击，蒙受损失。在后勤保障方面，不能对部队的各种需要给以及时有力的保证。宜沙、湘赣战役结束后，各军在上送兵团和野司的战斗总结里，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问题。其中，第47军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周赤萍、副军长晏福生、参谋长黄炜华关于宜昌作战经验的报告颇有代表性。这份报告共列举了9个方面的问题：

一、“山地道路与地图区别很大，由奔袭出发地到奔袭目标，不能超过平原距离（一百至一百二十里），如过远部队体力赶不上，我们由南潭出发到作战地区四百里，由宜昌渡江，追到三斗坪，共约六百里，部队均在昼夜不停，以急行军、强行军运动，因天热下雨，山区粮食困难，大部在二十四小时只吃一顿饭，部队身体削弱很大，掉队落伍严重（全军掉队约三千，现已大部归队，尚有二百余人因害病，尚未回来）。故今后决定奔袭的路程，在不暴露秘密情况下，应缩短距离，减少疲劳，又能完成任务。”

二、“山地行军组织必须彻底轻装，骡马须在全师后尾。不然，因骡马上下山走不动，而影响步兵运动，增加部队疲劳，到达作战山地，重机枪、迫击炮须以人抬，否则火器不能及时使用。这次行军，采取此种方式，迫击炮都参加了战斗，而山炮只有在准备攻坚的要求下，才能参战。”

三、“山地行军作战，两个师一条路运动太困难，行军长径一百五十里，展开亦不能及时。须尽量找平行道路，如没有平行道路，最好缩短奔袭距离。”

四、“部队战斗情绪高，动作英勇，敢于大胆穿插，对上级命令执行还好，连续作战没饭吃、没水喝，很少讲怪话的。南津关及三斗坪地形极险要，部队由人梯及绑腿吊上去，在山上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

五、“干部侦察地形不够（如镇镜山战斗），追击不注意爬山及找平行路侧方追击（如160师追击远安逃敌，乘隙先爬）。与敌对峙时，不注意观察，夜间不注意派出部队抓住和袭扰敌人，致使敌人逃跑，不能及时发觉。不注意侦察和警戒（如观音寺战斗），未能及时发现敌人。在发现敌人时，对三种情况下的攻击处理不熟练。”

六、“山地作战队形，不能过于密集，使用部队亦不要过多，否则容易遭受炮火之杀伤。我139师攻镇镜山，使用了五个营，结果攻击部队伤亡不很大，而后梯队被敌炮火杀伤很大。整个战斗中统计，被敌炮火杀伤，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七、“山地战斗，因行军距离长，且道路极端狭小，尤其夜间更难通过。因此，各级指挥员，应尽量在先头行进，以便掌握处理情况。这次战役，有师的首长走在尖兵连前卫，团长走在尖兵连前面，军首长在前卫团指挥。这样可以发现情况及时指挥，因此可能造成一定范围的机动。如宋家嘴战斗，军部纠正了415团部署，以估计敌人可能向龙泉铺撤退，又速伸部队进到该地，立即又指定部队进到土门亚，结果俘敌百余人。又为了指挥及时，积极指挥员，每到一地必须自动询问情况，侦察地形，预定自己的作战方案。这样才能不致发生情况时，处于应付、被动，形成等待上级到后，才能下达决心（因来不及）。这次镇镜山战斗，虽然看了地形，但未提出作战方案。只有一慢，四快不明显。军到后，为了控制江面及便于监视宜昌之敌，决定立即攻击镇镜山。由于准备不够，任务虽完成，但伤亡较大（七百人）。如果各级干部不注意这一点，就会形成催的过急，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与损失。”

八、“山地作战，包围迂回必须认真掌握，否则就会打成击溃仗。我141和421团，在郑家坂，只有一个小时，全歼9师一个营。是以两个营投入战斗，以一个营插断敌退路，以一个营从正面攻击（正面攻击又形成小包围）。以90门六〇炮一齐开火，结果只伤亡六人全歼敌人一个营。140师419团，亦是同样方法歼9师一个营。140师418团奔袭古老背时，只用一个连正面攻击，两个连包围，结果全歼敌两个营，俘敌600，我只伤十余人。我416团、420团于三斗坪以南追歼战，特别由于迂回未断敌退路，及困守不敢大胆迂回，与正面之敌对峙过久，而未获较大战果。”

九、“敌人的特点，在可能包围迂回的道路隘口要点，均以少数兵力（一班至一排），附轻重火器，并且射击技术较好，射击纪律亦较严，以固守一点阻我前进。我攻击时费力，及消耗时间，在少数撤退时，采取轮番掩护，并实行局部反冲锋及夜摸爬山亦很快。”[5]

毫无疑问，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但是这都需要时间，而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则是疾病问题。7月23日，林、邓、萧、赵就部队疾病情况向中央军委报告：

（一）38军七天内发病3 400名，其中疟疾占百分之五十，39军行军中一天即中暑500余人，又在五天内仅疟疾病员即发生645人。

（二）15兵团（主要43军）现有病员万余名，仅4日至13日9日中即减员4 536名，其中热死25名。48军161师三天中发生病员800余。43军127师15天的行动作战中，非战斗减员为1 839人。有不少连队病送入院二分之一。以上均系零星反映材料实际恐不止此数，21日41军由汉市渡江南下，据称沿途皆是病员（多系中暑）。

（三）4兵团此次行动以来热病7 000余人，马百余匹。

（四）病员激增主要原因是盛暑行军，又加雨季时晒时湿，再加装备较重，而此期作战为抓敌人常急行军、强行军（近五六日来已改变了）。北籍战士水土不服，致部队甚疲劳，其次是粮食供给不上。有的部队一日只吃一餐稀饭，战士体力消减，病后医药又不足，致造成严重的减员现象。

（五）我们现正从各方克服疲劳现象，各部一律改为旅次行军，为购药品运送粮食、油、盐，加强筹粮队等，详情后报。[6]

同日，四野司令部下达关于暑期休整部署的指示，规定：第12兵团以长沙、萍乡、平江为中心，第13兵团（包括第39军）以常德、桃源、沙市为中心，第15兵团以南昌、宜春为中心，第4兵团以吉安、泰和、安福为中心，从8月1日起先后转入休整。同时，第13兵团以第49军派出先遣师向新化、宝庆逼进，第12兵团以第46军派出先遣师向衡阳、郴州逼进，第4兵团以第18军派出先遣部队向衡阳逼进，压迫白崇禧部向后撤退，以扩大粮源，修复道路，掩护主力休整，以利尔后作战。野战军司令部（简称野司）要求：各兵团到达集结位置后，“即布置休整中心，以治病、防病、恢复体力、卫生教育及检查这次在南方行军作战经验教训和研究管理方法，克服思想上存在的毛病”，同时请各军师对装备编制提出意见。

7月24日，中央军委批准了第四野战军及陈赓兵团休整的建议。26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邓子恢等：“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7]

8月1日建军节这一天，四野首长向全军指战员发出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原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我们特地写了这封信和送了一些东西来慰劳你们，庆祝你们最近在湘鄂赣的胜利和以往各次的伟大胜利。

同志们，你们在去年秋季英勇地光荣地完成了解放全东北的任务后，又在去年年底和今年春季配合华北兄弟部队，英勇地光荣地完成了解放华北解放平津的任务，在解放华北之后，你们以艰苦奋斗勇敢前进的精神，又到达了华中，跨过了长江，很快地解放湖北全省和湖南江西的最大部分，你们这种功绩是光荣的，是永垂不朽的。

由于南方尚有广大地区大数量的人民，仍然在受着国民党匪帮的残酷压迫。由于国民党匪帮还顽固地拒绝着和平，继续保存其反动武装和政权，幻想利用机会向人民反攻，为了解放南方的痛苦人民，为了扑灭国民党残余的反动政权，取得国内的彻底的永久和平，所以我们并不满足于既得的胜利，而仍然继续奋勇前进，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本色，这就是人民子弟的英雄本色，这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的具体表现。

你们在执行南进任务的途中，特别是最近恰遇大雨炎热的时期，你们所受的辛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你们是在烈日或暴雨下前进着，是在忍饿受渴情形下前进着，是在疾病的侵袭下前进着，是在崇山峻岭羊肠小道和河川阻隔的条件下前进着，是在睡眠不足异常疲劳的情况下前进着，你们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利益，没有害怕困难，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你们坚决执行了上级所给的任务，坚决遵守了群众纪律并在一遇见敌人的时候，你们就如同猛虎一样的去扑灭敌人，你们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称赞和钦佩的。

同志们，为了完成新的任务，取得新的胜利，我们向你们提出以下号召：

（一）你们要准备继续前进，继续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坚决消灭残余的敌人，敌人逃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追到什么地方，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决去克服，决不表示软弱和泄气，无论蒋白匪军怎样顽固。我们一定要用坚决的战斗将他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松懈轻敌，只要我们有决心和勇气，我们是一定能把敌人全部歼灭的。

（二）我们始终是为着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人民就是我们的父母兄弟，人民就是我们的根本依靠，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爱护人民尊重人民和帮助人民。我们应当具体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应当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应当用模范的纪律造成人民中间传遍城众、传遍一切偏僻角落的良好声誉。只要我们遵守纪律，人民就会称赞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各种困难。我们不可因胜利而骄傲，不可因困难而侵犯群众利益，不可因语言不通而不谅解人民，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爱护人民。

（三）盼望你们大大地提高对于保持身体健康防止疾病的注意，不要吃不清洁的东西，不要受凉感冒，应当很好地保管和使用蚊帐雨具。对于业已患病的同志，应当很好地爱护和照顾。总之，全体同志都应该为着革命的利益而注意卫生，防止疾病。

（四）为了适应南方的特殊地形和具体敌情必须利用机会努力提高技术和战术，学习山地战，学习爬山，指挥员要认真地学会四快一慢，一点两面战术，和三种情况下的打法；战斗员应该提高技术和三三制战术。凡是注意运用战术和提高技术的部队，则他的胜利就特别大，伤亡就特别小，否则就会常常白打一场，而自己牺牲很多，得不到应有的结果。

（五）要大大发扬部队内部的团结友爱精神，和提倡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的作风。我们全体指战员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兄弟，我们应当很自觉地很热情地互相亲爱和尊重，指挥员绝对不应当沾染旧军队的习气，打骂战士，而应当很和气地教育战士帮助战士，战斗员应当很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共同负责，努力工作，上级应当很耐心地教育下级，下级应当很诚恳地尊重上级。我们全体指战员应当知道，团结就能变成无坚不摧的力量、就能创造胜利，内部的团结是战胜外部敌人的根本条件，是取得光辉成绩的根本条件。

就此祝你们健康和预祝行将取得的新的伟大胜利！

林　彪　罗荣桓　邓子恢

萧　克　赵尔陆　陈　光

谭　政　陶　铸

八月一日[8]

鉴于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因此，暑期休整的首要内容就是开展以治病、防病和恢复体力为中心的“兵强马壮”运动。要治病、防病就必须查明病因。为此，野后卫生部保健处派了两个小组到41军、43军深入检查，他们研究出部队发生病员的主要原因是：

（1）气候热，7、8月平均热度在37℃，到7月下旬汉口最高热度到了57℃，江西宜春48℃，万载57℃，这个气候与东北冬天比起来正是相反，东北冬天最冷才零下35～40℃，而江南8月初的温度在零上37～57℃，在这种气候下行军，是最易发生病员及中暑的，如41军于汉口过江前后3天发生300余人中暑者，死亡了53人。

（2）营养差，部队吃不上油盐，菜少粮粗，天热吃不下，因而消耗多于补充。如：a．体重减少，检查41军一个连，154人每人体重最高57公斤，最低49公斤，相差26公斤，平均为63公斤。b．不健康，如43军一个连131人，体强35人，体弱者34人，贫血者32人，正常者30人。

（3）背的多，如43军381团8连平均每人背45斤，41军361团8连平均每人背40斤。

（4）管理不好，如喝开水少，有时休息晒太阳，对体弱的及已有病的不照顾，又不送，如41军122师一个连中有5个中暑，其中3个是积极分子，即有病还走，比别人背的还多；有的吃不到菜，就买猪肉吃，43军有一连吃猪肉全连100余人均泻肚子。此外，部队刚到江南正是雨季，蚊子多，无蚊帐，缺雨具，造成疾病大批发生。[9]

据此，野后卫生部在征得总部首长批准后，向各部队提出要求，在营以上单位成立临时收容站、休养所和治疗所，将病号分别集中，突击治疗。团成立了马匹治疗所，集中治疗病马。各部队还尽可能改善生活，帮助病员恢复健康。与此同时，在“防病胜于治病”的方针下，对部队普遍进行了一次卫生防疫教育，在配备马匹的单位还进行了爱马的教育。通过教育，消除了部队“到南方必然生病”的盲目恐惧心理，稳定了部队的情绪。之后，又开展讲卫生评比竞赛，各班、排都制定了卫生公约，有马的单位还制定了爱马公约，从而使人马的发病率大为下降。这一运动的开展，使部队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

时任四野政治部宣传部《战士生活》杂志编辑组长的苏晨同志，在一篇文章里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我下部队采访回来，忽然接到通知，说是要我到第三政治委员谭政那儿作一次汇报。这可吓坏了我，后来听说谭政委对大干部严厉，对小干部客气，我才放心。汇报时他问我：‘你有没有听见战士们议论些什么？’我笑笑答道：‘战士们说，应该给霉小米子请功；南下以来那么多好小伙子都掉了队，那些发霉的小米子始终没掉队。’谭政听了沉吟片刻，立即给后勤部长打电话，命令不准再给部队吃霉小米子，留霉米喂马。

“放下电话他又问：‘还有什么这类事情？’我说：‘南下一路，干一阵湿一阵，汗水和雨水把军装的一些部位都沤霉了，走山路给树枝一剐撕下一条，有的部队挺褴褛。’他再问：‘还有呢？’我说：‘一些部队，每营有一个病号连。睡觉没有蚊帐给蚊子叮咬，痢疾病号最多。’这时他沉吟了好大一会儿，才说：‘再发一套军装，发不起；一人发一顶蚊帐，也发不起，就算发得起，也一时做不出来。你看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我说：‘每人给发二尺布吧，至少可以补一补。我看有的连队宿营时让战士把夹被吊成个小棺材形，头尾或只在头这边挂一小块蚊帐布挡蚊子，情况就好些。’谭政委听了很开心，他说：‘这咱们能办得到。’于是又马上打电话给后勤部长，让给前线部队每人发二尺布补军装，发一块蚊帐布像我汇报中说的那样用来挡蚊子……”[10]

休整期间，各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普遍召开了民主团结会，检查干部，检查工作，检查思想，提倡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反对军阀主义残余。通过教育和整顿，沟通了干部与战士的思想，提高了士气，基本克服了厌南思北的思想，坚定了继续南进的信心。与此同时，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伤病员归队工作，使在战役进行期间掉队的伤病员大部分回到了部队。

暑期休整的另一个重点是部队轻装工作。轻装的基本精神是将不利于山地、河川地带运动的重火器与运输工具减少或取消。军以下的炮火均用驮载，团以下的火力一般不予减弱。营机炮连的重机枪和六〇炮，改为人力负载，取消驮马，并减少六〇炮三门。团的迫击炮连由六门制改为四门制。师山炮营由四门制的三个连改为三门制的三个连，或四门制的两个连。军野榴炮团取消，成立山炮与重迫击炮两个营。为减少马匹并保持和增加部队运输力，决定团组成人力运输连，师成立人力输送营，而将驮载马匹取消，军的大车队与人力输送营取消。经过此次精简后，全军军以下的作战部队共计减少了大车4 600辆，骡马14 600匹。随着重火器与马匹的大量减少，四野军以下的部队可以不依靠公路而辗转自如，保证了部队在长距离的追击作战中高度的运动能力。[11]

从8月中旬起，各部队针对白崇禧部队的作战特点及南方地形进行了战术技术的教育训练。在干部中主要进行了如何组织行军、宿营，如何机断行事、争取先机及时掌握战机歼灭敌人，在山地如何先完成迂回包围尔后组织攻击，以及对溃退之敌如何采取多路平行追击和迂回等战术原则的教育，并结合运用这些战术进行了演习。在战士中则主要进行了山地作战的队形和进攻动作的训练，并结合进行了爬山、游泳、划船、使用三角浮板、强渡江河、通过水网地等项练兵活动。经过半个月的军事整训，部队在新的作战环境下的军事素质得到了明显提高。

从8月1日起到9月10日止，四野主力休整了40天。对于休整的效果，林彪等人是相当满意的。四野前委、华中军区9月17日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此次休整时说：“由于解决了医药，增加了伙食钱及得到了休整的时间，各种工作均有些成绩，健康状况已普遍改善，虽未达到南下时的水准，较之七月内面黄肌瘦疲乏无力的情景是大不相同了，如果行动则一个月内能保持旅次行军的速度。营养状况，不下降可望完全恢复，新发病的已大大减少，老病员已大部归队，下级指战员中怕热、怕苦，不愿继续南进的情绪业已克服，一度趋于恶化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经教育整顿之后，估计也会有改善。现天气渐凉（中午行军仍很热），新粮已上市，前进路上的粮食除湘西与黔桂交界处，因地瘠民贫且非产粮区供应大军会有困难外，其他行进区的粮食都是较多的，不会有大的困难。入秋以后，虽仍有疾病顾虑，发生痢疾与疟疾，但关于防病经验与适应南方气候的管教经验业已初步取得，医药能维持到十月，南进部队均发有预防药，故其严重性决不会如以前那样大的。”

在报告里，四野前委、华中军区还总结出了这样一条教训：“七、八两月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发生大批病员，整个部队体力削弱，逃亡亦空前增加，发生这种现象是有许多主客观原因的。但其中使我们感觉最深的教训，是对前方作战部队，如在经费上、药品上、待遇上太强调节约，则必然使部队在健康上、情绪上、纪律上、战斗力上造成许多损失，因此对前方部队必须在经费上及药品上予以较充分的保证。这种较充分的保证才是最节约方法，否则必造成更严重的浪费和损失。我们这时期的大减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部队的经费与医药扣得太紧，今后除注意到其他方面外，必须注意到这一方面。在两广作战中，因语言不同，这种保证尤为重要，并必须设法使部队有现洋使用。”[12]

1949年8、9月间的暑期休整，在四野战史上是不同寻常的一页。建国后的1950年6月，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在《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中，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这一阶段的休整，是获得了相当成绩的，从整个华中南的作战过程来讲，起着关键的作用，其最主要的成绩，是使这个来自平原的北方的军队，初步的适应了南方的作战情况，这一从各方面的重大改革，奠定了取得后一连串的胜利，全部解放华中南，消灭了全部敌人有生力量的基础。”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5～637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9～640页。

[3]　林彪、邓子恢关于四野南进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17日。

[4]　四野前委、华中军区关于进入新区后的几个主要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9月17日。

[5]　曹里怀、周赤萍、晏福生、黄炜华关于宜昌作战经验向林彪、萧克、赵尔陆、程子华、彭明治的报告，1949年7月26日。

[6]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最近部队疾病情形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23日。

[7]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8页。

[8]　《长江日报》1949年8月7日。

[9]　四野卫生部党委会：《第四野战军后勤卫生部全年工作总结》，1949年。

[10]　苏晨：《一缕淡淡的思绪》，载吉狄马加、张同吾主编：《百年烟雨图》卷二，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652～653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1月印。

[12]　四野前委、华中军区关于进入新区后的几个主要问题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9月17日。

第14章　三路南进

四野进军前的反思与整顿——顾祝同部署国民党军反攻——林彪准备再次诱敌北进——毛泽东指出：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三路南进部署最终形成

1949年8月至9月初，第四野战军暑期休整期间，全国其他战场相继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第一野战军扶眉战役重创胡宗南集团，迫使胡部龟缩于川陕边的秦岭地区，紧接着发起的兰州战役又歼灭盘踞西北多年的马步芳集团，一野主力正准备向宁夏、新疆进军。第二野战军经过休整后，即将由南京、芜湖、上饶出发，取道湘西、鄂西，向西南进军，以求歼灭云、贵、川、康的国民党军。第三野战军继解放福州以后，又攻占了南日、平潭等岛屿，即将发起漳（州）厦（门）战役。这一切表明，我军彻底扫清残余的国民党军，解放中国大陆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

这时，江南的天气已经渐渐转凉，令人生畏的酷暑即将过去，这就更加有利于第四野战军的休整。利用这段难得的空暇，四野各级指挥员们有充分的时间静下心来，认真反思前一阶段部队行军作战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地为下一步进军作各方面的准备。

自从渡江以来，由于白崇禧连连逃脱我军的包围，其桂系主力始终未遭到应有的打击，因此，四野从上至下无不感到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手，形容起敌人来往往是如何如何狡猾、如何如何奸诈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指战员们的情绪。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对白崇禧作战的几个重要指示先后传达到各级组织，经过学习和讨论，四野指挥员们普遍提高了对白崇禧部作战的认识。第12兵团陈伯钧副司令员在全兵团师、团干部大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白崇禧的本钱很小，主力最多只有三个军，能打的也不过仅有五六个师而已。因为他本钱很小，所以就不敢与我们决战，不敢与我们做真面目的战斗，不敢固守一地，不敢同我们硬拼，只要我们战役上对他形成包围，他就溜了。本钱小，这也就决定了他仅仅能打一些小巧狡诈的仗，所以今后像天津式的战斗可能性是很少了。反之，白匪假若真正摆开来同我们决战，那就阿弥陀佛欢迎之至！因为一消灭了它的主力，那我们就可一劳永逸了。”

陈伯钧说：“正因为白匪的战略意图与本钱小的本质，决定了他只有利用我之弱点，发挥他战术上的某些长处，钻空子，搞小名堂，求得战术上的小胜，以巩固军心达其战略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白匪在战术上的狡猾、搞小名堂，是由于被迫而为，并不是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在政治上、战略上、战役上有何优势，正因为它战略上、战役上均处于劣势，故尽量想在战术上出主意，做文章，以补救其战略、战役上的劣势及本钱小的基本缺点，所以战术上采取以进为退，以攻为守，积极、灵活狡诈、机警、善于伏击、反击、袭击与小部队出击。这种正规战又带着游击性的特点，加上白匪部队生长在南方，习惯于山地战，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警惕的。”“但白匪部队在战术上亦存在着弱点，如怕包围迂回，怕炮火袭击，不敢近战，只要是把退路一插断，用炮火一轰，再同他刺刀见红，它的部队就垮了。”

陈伯钧强调：“总的来说，应当认识白匪的部队并不比蒋匪的主力强，因为它没有蒋匪五大主力全面，只不过善于山地作战的特长。加上政治上、战略上白匪完全处于不利，所以在大的方面我们是不怕它，一定能够战胜它，消灭它，这是肯定了的。但在战术上，我们绝不能小看它，而产生疏忽大意。这是因为我们大多数成员都是北方人，特别是干部，不熟悉南方地形、气候，不会作山地运动战，在部队装备上、训练上，也还没有很好地与山地的环境结合起来，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它。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本身尚存在着不少缺点，倒不是它有多么厉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宜沙、湘赣战役后，四野首长利用各种时机，对整个部队的战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休整期间，各部队均依此进行了对照检查。陈伯钧副司令员在上述会上转述野司首长的批评意见时说：“第一点是‘骄傲轻敌’。这是由于我们过去在东北一直打胜仗，而且打的多是蒋匪主力，遂使一些部队骄傲起来了，好几个部队就是由于骄傲轻敌，而使部队受到损失，吃了小亏。‘兵骄必败’，这是一句至理名言。骄傲轻敌的反面，就是过分的小心，畏首畏尾，产生怕敌人的右倾倾向，这同样是错误的。

“第二点是‘老一套，不学习’。攻击战与大兵团的高度集中，在东北、华北是完全适合当时敌人固守大城市的情况，但现在我们到了南方，如果还是老一套一成不变，把过去一些阵地战攻坚战的规矩，仍然照样用到南方敌人相对分散和山地作战的情况下，这就不行了。有的部队在山地攻击时，也用攻城时的尖刀连办法，结果敌人未消灭，还耽误不少时间，这是最标本的例子。同时我们过去十年内战中许多宝贵的作战经验，反又忘掉了。

“第三点批评是‘打官僚主义仗’。有的指挥员不靠近先头部队，不调查情况，不明了任务，随便下命令，交代任务不清楚，不具体去帮助下级指挥员，结果吃了亏。”陈伯钧强调：“我们改进战术的头一条任务，基本的关键在于学习，在于重新学习，在于学习山地运动战，从战术指挥、战斗动作，到技术动作都要重新学习……但我们重新学习并不是丢掉林总的基本战术思想，而另学旁的一套，而是学习如何根据山地和白匪的具体情况，来灵活运用与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1]

休整期间，各级指挥员们最为痛心的莫过于前一阶段严重的非战斗减员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原因何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思索，原因和教训总结出来了。第45军134师一连开了八天的政治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分析其主要原因是：

（一）由于部分干部在困难环境下，生长了悲观情绪和短工思想。因此就不可能有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好工作的决心。这是一切工作做不好的基本关键。表现在：

1．部分干部“苦”与“死”的念头笼罩了一切，总感到在南方会热死，翻山会累死，没粮食会饿死，过河会淹死，“不死也要剥一层皮”。觉得没有出路，401团某连在总结行军检讨时，有两个干部自己说出在病中准备自杀，认为反正是要死，不如自杀来得快。只埋怨客观情况，不从讲卫生和管理教育等方向去检讨其生病的原因，所以就觉得非死不可。

2．埋怨南方不好，山多、水多、雨多，一切都不如北方，因此就后悔南下，甚至还有营的干部说：“知道南方这样，我早就不来。”还有的说：“早知道这样，上级许我三个大姑娘我也不来。”有的说：“如果死不了，解放长沙后就要求回家，或今天革命胜利，明天我就要回去。”表现出各种后悔南下和急于回北方的思想，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同志对解放全国的任务，没有足够认识，抱着短工思想。

3．小部分人员思想极端混乱，丧失斗志和阶级立场，过九宫山时有的干部曾说：“如果现在敌人来了，什么我都不要，只要给我留一条命就可以。”或者说：“敌人来了没有办法只有投降！”这简直不像革命同志讲的话。由于这些思想的发展不仅松懈了部队思想，而且使我们的工作受到极大损失，不仅动摇了自己决心，而且对别人的问题也采取不管。上次连营干部训练班中，埋怨、消极怠工就有16名，这是不能做好工作的基本障碍。

（二）严重的军阀主义倾向，直接造成部队大批的非战斗减员。军阀主义倾向在我们部队较长时期存在过，因此发生过严重的逃亡和自杀现象。虽然也开展过反军阀主义斗争，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次南下在下面几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为严重。

1．普遍的打人骂人现象。连营干部训练班83人检讨中有39人打骂过人。某团行军总结检讨中，班到连级干部中53人打骂过人。炮兵营某连排长打班长，班长打战士，战士则打牲口。医生打饲养班长，看护班长打卫生员。炮兵3连班长打3人，跑2人。一级打一级，打骂成了风气，打骂代替了教育。

2．对掉队人员不是安慰照顾，而是推拒讽刺，全师6个人自杀中有5个是因病遭到讽刺打骂没有办法，逼得采取自杀来表示对军阀主义的揭露和军阀主义管教方式所造成的恶果。有的干部对病号是：“吃肉能吃，走路就走不动！”或者说：“管你吃不吃，反正是得走路！”甚至公开骂人家“装病耍死狗！”直到现在还有个别指导员认为“打骂还可以解决问题”，因此造成逃亡。

3．只要自己舒服，不管下边疾苦和疲劳。有这样一个排长，本排战士到宿营地后借一个竹床已铺开被子睡了，排长硬强迫他让出竹床给自己睡，弄得战士非常不满。有一个连长想吃面，限20分钟让上士买20斤白面，买不到就要枪毙！部队没有粮食吃，干部睡觉不管，吹了开饭号才发觉没有粮食煮饭。这样的官兵关系，起码连情理也说不过去，战士怎能安心工作呢？当然会不满意说怪话，以致离开我们。

4．乱用纪律，随便捆押人。有一个九二步兵炮连政指过九宫山时，一个战士将第一次东西送下，很高兴回来又扛炮弹，政指让他背后面的炮弹，因没听清将前边炮弹扛走，政指即说他不听命令，将人家捆起来，同级干部把他解下来，政指还不高兴。有一个排长与政指吵了几句嘴就把排长枪下掉禁闭起来。政指在行军中罚战士背米背双枪。捆人事情还很多，这种行为当然只有造成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的恶劣关系。

5．军阀主义对解放战士表现是宗派关门主义，对待他们毫无阶级政策观点。不发展党员，不提拔使用，不信任。400团某营全营解放战士中只有17名党员，其中2连解放战士中没有一个党员。炮营3连150多个解放战士中，党员只有1人。立功奖励上抹杀他们的功绩。物质待遇也不平等，好的新的发给子弟兵，坏的旧的发给解放兵。津贴少发。处处监视，行动不得自由，使得解放兵有的说：“在这里还不如国民党师管区。”这样的生活环境，必然使得解放兵离开我们。

6．军阀主义表现在同级干部中是个人英雄主义，闹不团结，争权位，争功劳，不顾工作影响。有一个连队第一次南下时，由于干部团结没有一个逃亡，在行军总结中指导员立一小功，连长因没有评上功，就不服闹起别扭来，相互埋怨，越搞越没有劲，这次南进就逃亡九名。这就是不团结所造成的结果。由于上述种种的军阀主义行为，就造成了部队严重的疾病、逃亡、自杀、涣散斗志、离心离德的严重恶果。如果军阀主义不反掉，大批的减员和逃亡就不能克服。

（三）由于工作作风不好，消极不负责任，制度松懈，管理不严。

1．随便离队，放弃领导职责，尤其后梯队更为严重。这次南进某后梯队连排干部有23名，有一个连24名班级干部就有19个掉队。有的营干拉着牲口对本营病员和部队不管。所以有的单位无怪干部和党员威信降低，直接影响了部队情绪。

2．上级指示、通报不能贯彻，讲过后只能好几天就又完蛋。就以爱兵来说，有过多少指示，批评、斗争，但问题仍然存在。下了指示不准多吃猪肉，但许多连队偏要多吃，有一个连一天半中杀吃三个肥猪。不要喝凉水，干部偏要带头喝。立秋后下令不准洗凉水澡，就有不少人偏还要洗。上卫生课有人说：“太浅了。”但做起来办不到。对上级讲的根本不听，不研究每一件事情的目的、作用，熟视无睹，使得许多工作不能做好。

3．党政工作停止活动，会议汇报制度几乎全部停顿。第一次南下时一路很活跃，广播不断，大家都很高兴，这次过山过河不解释不动员，闷着头走。有的单位从大治出发，仅开过一次支部会，党内汇报几乎没有了，使得部队死气沉沉。400团3营过九宫山前说明山有多高，如何通过去，作了动员，其他单位战士看到了很羡慕地说：“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们说？”“只要讲明情形，死了也乐意。”

4．查铺查哨请假销假，清查人数等各种制度也陷入停顿。从大批逃亡事情来看，有许多是在大小便、大小休息、放哨、买东西时逃跑的。某连早晨出发逃跑四名，出发很远才知道。炮营某连一名解放战士专门一夜睡在外面，试验干部有人来管否。但一夜无一人问过，他就说：“假如我要逃跑，早走出好远的路了。”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干部的管理和疲劳情绪到什么程度。

5．部队发生问题及困难，干部听之任之，不管理，抱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态度。这次南进虽有困难，但干部不管，使得问题更多、更严重，是主要的。拿犯纪律来说，不上门板，不打扫卫生，强买东西，翻箱倒柜，各种现象，干部难道不知道吗？但谁也不管。有的连队当天宿营没有粮食吃，当晚无人过问，第二天出发了才知道没有粮食，部队议论纷纷，情绪低落，逃亡。病号很多，不想办法，不做动员解释工作。让搞竹筒当水壶，解决战士有开水喝，随之自流，喝凉水不管理，不解决部队困难问题。[2]

第134师总结出的这些现象，在其他部队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找出了问题的根子，解决问题就有的放矢了。休整期间，各部队按照野司、野政的统一部署，相继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一方面狠抓连队党支部建设，建立连队以支部为核心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军阀主义残余，加强爱兵观点，强调团结，树立典型以推动工作。经过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部队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时任38军政治委员的梁必业同志在回忆这段时间的情况时写道：在此期间，“军、师、团三级分别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根据上级指示和军党委5月下旬枣阳会议提出的新的情况下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精神，结合下一步将要走更多的路，爬更多的山，打更艰苦的仗的情况，讲明形势深入进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并对宜沙战役以来部队的思想情况和执行政策纪律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号召部队在执行新的任务中，创造更多的模范连队，涌现更多的人民功臣。经过教育，部队的战斗积极性更加高涨起来”。[3]

对于这段时间内政治思想工作的成效，四野前委在衡宝战役之后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里曾专门反映：“整个战役过程中，我士气普遍饱满，东西两路兼程急进时，每日战斗前进百里左右，均连续半月以上，中路追歼七军前后则持续猛追作战六昼夜，……各部典型事例极多。七月份进军中某些颓丧叫苦情绪业已根绝。其基本原因是歇伏休整中，打到底的思想政治教育，进一步深入连队，收效较好（前次则曾埋怨不知走到哪里打到哪里才是头），致大部战士对战役目标及前途获得明确概念，因而均愿‘把光荣路走到底’。”

在此期间，四野司令部建设也进一步加强。据萧克回忆：“四野的各级司令部在入关前有较好的基础；但入关后，特别是渡江作战以后，敌情、地形、气候都有很大变化，司令部必须适应这种情况才能担负新的任务。为此，我对司令部工作提出了要求：首先，司令部工作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所谓思想性，主要是指预见性。司令部门要根据本军的军事政治任务，对战争发展进程有预谋和预见。如怎样与南方军队作战；怎样在水网、稻田、山区作战；在阴雨连绵或赤日炎炎的气候下怎样运动部队；军队在新地区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怎样行动，等等，都是各级司令部门要预先考虑和设法解决的。”

“其次，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司令部要善于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战争瞬息万变，司令部要有明确的规章制度，参谋人员才有章可循，能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工作。就像一部发动机，各个部件都有自己特定的位置和功能，一经发动，就运行无误。我特别强调司令部门的人员都要各负其责。如侦讯谍报人员的工作中心就是‘知彼’，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围绕这个中心；作训人员就要‘知己’，要对各部队人员武器数目和战斗力状况、所处位置等，了如指掌。工作有了明确规定，就不会交叉打乱仗。当时，我们叫做职责分明。”

“第三，提高工作质量。军事行动贵在神速，司令部门只有提高工作质量，才能保证高效率。刘伯承说过多次，参谋人员不要多，关键要质量高。他还举上世纪普法战争的例子，说毛奇30万军队，只有6个参谋，照样能打仗。为了提高参谋人员的工作质量，我在红军游击战争时期，以身作则。每到一地不等宿营就去看地形，林彪也常同我一起去，边看边定，哪里宿营，哪里放警戒，哪里作紧急集合场，哪里作出发集合场，等等。我身上带着笔和纸，地形看完了，命令也起草好了，回去后，让书记官一复写，就下发部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我自己干，动作快，对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也有好的影响。事过20年，我用这个例子来启发司令部的同志，也说明我们没有忘记红军的优良传统。”

“第四，加强技术工作。古代技术不发达，只能用简明的文书和标记，利用驿站、传骑和递步哨，来达到迅速确实的目的。四野南下，缴获了日军和美蒋的大量武器装备，从这方面讲，可以说是接近现代化了。因此，司令部的工作就要有更高的要求，以适应新的技术装备。”[4]

从7月中旬至8月底，四野主力在进行暑期休整的时候，第15兵团的第48军奉命发起赣西南战役。经过前后34天的战斗，第48军在粤赣湘边纵队等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歼灭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赣州指挥所主任方天所部10 000余人，解放县城14座，从而为我军进军广东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四野其他兵团也各自派出先遣部队向敌占区挺进，从而将战线前推到西自长江三峡起，沿桃源、湘乡、安仁，东至江西的定南一线。华中南各新解放的地区，随着地方化兵团的铺开，各级机构的建立，大批干部的进入乡村，已经打开了局面，并逐步展开了有组织的支前活动。各敌后人民武装乘敌后方空虚、混乱和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积极出击，收复了大片地区，并迅速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军南下。

这时，四野在华中南战场上面对的敌人仍有40余万人。计桂系白崇禧集团5个兵团（除原有的第3、第10两兵团外，又重新以黄杰收容程潜、陈明仁叛部组成第1兵团，以鲁道源之58军为基础组成第19兵团，后又改为第11兵团，以刘嘉树之第17绥靖区改编为第17兵团）11个军26个师，约20余万人；粤系余汉谋集团6个军，连同所收容之福建、江西两省残敌共约15万人；鄂西宋希濂集团残部约10万人。

长沙和平解放后，白崇禧部退守以衡阳、宝庆（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黔桂滇，构成一条东起粤北之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之芷江，与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弧形的“湘粤联合防线”，继续阻我前进。当时，白部的具体态势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第3兵团（张淦兵团）、第10兵团（徐启明兵团）、第11兵团（鲁道源兵团）位于衡阳，第46军位于乐昌，第97军位于郴县、汝城，第48军位于耒阳及其东北地区，第7军位于衡阳、泉溪市地区，第58军位于衡山，第103军位于湘乡西南永丰、田心街地区，第71军位于宝庆东北宋家塘、界岭、青树坪一线，第1兵团（黄杰兵团）及第14军位于宝庆及其以北之新化地区，第17兵团（刘嘉树兵团）及第100军位于芷江、安江地区，形成“湘粤联合防线”的中枢。与此同时，余汉谋集团主力集结于粤北之韶关及其南北地区；宋希濂集团主力集结于鄂西之恩施、五峰、巴东地区。

面对我军的强大压力，此时的白崇禧捉襟见肘，日夜不得安宁。据李宗仁回忆：“7月26日我自广州飞经衡阳。在白崇禧指挥部里与白氏晤谈两小时。白崇禧此时方从长沙脱险归来。他认为战局危急万分，程潜和陈明仁既已叛变，中央军嫡系又不听调度。他只有把第7军用在衡阳正面作总预备队，以大卡车百余辆集中待命，何处吃紧，便向何处输送应急。因此那时湘南正面唯一可用的精锐部队——第7军，在卡车上日夜奔波不息。我说：‘这样调度，官兵不是太辛苦了吗？’白感慨地说：‘现在能用的部队实在太少了，有什么办法呢？’”[5]

尽管手中兵力有限，白崇禧却仍做困兽犹斗之举。8月14日至17日，奉命追击陈明仁叛部的我49军146师在湖南永丰青树坪地区，遭到桂系第7军的顽强阻击，我军由于轻敌麻痹，激战终日，被迫退出战斗，蒙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于整个中南战场来说，这是一场无碍大局的战斗，却被白崇禧和他的部下吹嘘成“青树坪大捷”，大肆夸耀桂系军队的战斗能力，宣传共产党的军队打不过他的广西“王牌”部队。一时间，白崇禧又有些忘乎所以起来。8月中旬，在他的力主下，参谋总长顾祝同带着几个国防部高级人员，飞到湖北恩施与宋希濂等人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宣布了国防部的反攻计划：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命宋希濂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最后顾祝同发言说：“这次反攻对政治和军队士气有重大影响，希望各位切实执行国防部的计划。”

在会议上，对宜沙战役仍心有余悸的宋希濂一言未发，心中却骂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反攻的力量？但国防部既然有令，他又无法公然违抗。所以，等顾祝同一走，他立即召集部下开会，一致认为部队在宜沙之战中被解放军击破，退到鄂西一带山地，尚立足未稳，加以有些队伍残破不堪，收容整顿也需要一个时期，而补给又是这样困难，实不具备进行反攻的条件。经反复讨论，宋希濂决定：令第14兵团司令钟彬所属的第15军向慈利作试探性的攻击，第122军派若干小部队渡过澧水，从事袭击扰乱；令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从巴东、野三关地区向当面的解放军作试探性的攻击；其余各部队积极整顿补充，并构筑工事。[6]

国民党军的反攻计划及行动，打破了近一个月来华中战场的沉寂。对此，林彪并不感到意外，反而有些兴奋，因为抓住这个时机，就地消灭敌人，远比出现我军追至广西、云南那样的情况要好。换句话说，对毛泽东7月份作出的关于和白崇禧作战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的战略判断及分三步走的作战预案，林彪当然最倾向第一种方案。

8月19日，林邓萧赵致电第49军、第12兵团、第13兵团领导人，作出在湘江西岸准备与敌人作战的部署：

（一）顷获密息，敌向湘江西岸我军反击，宋希濂以三个军向常德前进，白崇禧部则向湘乡、湘潭前进。（二）我军决诱敌深入，以便尔后包围歼灭之。（三）我49军直属队，即强行军向湘潭、长沙之间前进，渡湘江并在沿江一带搜集全部船只，供给陈明仁及我军渡江之用。（四）145师、146师，即进至湘乡，尔后即以顽强之运动防御抗击追敌，掩护陈明仁部向湘江以东转移，待完成掩护任务后，该两师亦应渡湘江以东。（五）为钳制敌人，使敌不敢冒险向湘乡以北压迫，决以我147师采取勇敢灵活之游击战，应向宝庆、永丰之线前进，拖住敌人后尾，使敌不敢冒险向湘乡以北前进，待完成掩护我49军主力及陈明仁各部渡过湘江以东后，则147师即可向宝庆、新化以西广大地区自由活动。[7]

同日，林彪、邓子恢在得到宋希濂以其第2军、第15军、第79军三个军的兵力正向石门、慈利、临澧、常德、桃源之线前进中的情报后，立即电令第13兵团各军、师：“我因在常德方向兵力单薄，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为便于尔后攻广西，我38军全部（除病员外）附149师，准备担任攻广西之战略迂回部队，向桂林及其以西地区迂回。”“38军应准备待宋希濂部进占石门、慈利时，开始向辰州（沅陵）方向移动。”“我13兵直属队，应立即出发以强行军向公安前进，跳出敌之进攻地区。”“151师应暂在石门、慈利一带集中，阻击敌之前进，掩护兵团直属队转移。”“114师应该至上五、通市（慈利县东南约40里）策应151师，尔后转移。”“38军的汽车、大车及病员应迅速开至公安。”“13兵团直属队三分部所有现洋，全部交38军使用。”[8]

8月21日12时，林、邓、萧、赵再电各兵团、46军、49军、18军：“（一）为诱敌白崇禧部深入湘中地区，以便造成歼灭该敌的机会，目前处置如下：（1）46军之136、137师及18军之45师，暂勿向衡阳、耒阳之线前进。（2）我145、146两师应以湘乡以南地区节节抗击敌人，尔后并准备向常德方向节节阻击敌人。（3）盼萧（劲光）帮助陈明仁迅速将湘乡、湘潭以北之陈部渡至湘江东岸休整。（4）我49军之大车、汽车及笨重物资应渡过湘江以东，其军直属队仍可留湘江西岸指挥作战。（5）18军之主力仍应继续向安仁前进。（二）我38、39、47共三个军正准备在澧水以北歼灭宋希濂部。”[9]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四野首长是准备再次双拳出击，同时对白崇禧和宋希濂两部予以坚决打击。某种意义上，这一作战意图可以说是宜沙、湘赣战役的延续。在作出上述部署之后，8月21日17时，林彪、邓子恢向军委报告：“19号下午我们获得顾祝同15日电令，敌决集中华中战场主力，在湘江西岸与我决战。顾祝同16日曾到恩施指挥，其部署：以孙元良率127军、41军、47军伸入向兴山、宜昌方面进攻，以15军、79军、第2军迅速向常德前进，而以118军、124军策应之。另以122军及五个暂编师在大庸一带，由周盘指挥协同作战。白崇禧、鲁道源部之具体部署则尚未获息，但已于18日将我永丰攻占，估计该敌必直接向湘乡以北攻击。”

林、邓在报告了敌我主力部队的各自具体位置之后，向军委提出了关于诱歼白崇禧主力于湘中地区的作战设想：“依据敌人的企图和敌我目前态势，我军处置如下：（1）已通知陈明仁部迅速渡过湘江以东休整。（2）以我49军在湘乡之两个师节节抗击敌人，掩护陈明仁部渡过湘江东岸，并诱敌深入湘中，以便尔后歼灭该敌。（3）准备待白崇禧进至湘中以后，我在茶陵、攸县、安仁部队即突然西进，截断湘桂路，断敌后路。（4）准备以我38、39、47共三个军的兵力，歼灭宋希濂军（甚不充实，战力甚低）。”[10]

毛泽东尽管早已认定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对他这次是否真的会集中主力与我决战，基本上持谨慎态度，但是，既然前方敌情出现了变化，那倒不妨一战。8月22日，他以军委名义电复林邓：“同意你们21日17时电之部署，如能诱歼白匪主力于湘中地区，那是很好的事。”

得到批准，四野首长更坚定了歼敌决心。8月24日，林、邓、萧、赵电示第4兵团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匪国防部决定集中其华中战场主力在湘江西岸与我决战，以宋希濂所属各军向常德前进，以白崇禧所属各军向湘江西岸前进，敌已占永丰、新化。”“我军目前对白匪决采取诱敌北进方针，然后自衡阳插至湘桂路断其退路而歼灭之。”电报指示：“盼你们向郴州方向出动，时间由你们自定之，目前气候似已转凉，利用早晚行军当不致有大量减员。”[11]

然而，在随后几天里，敌情却又出现了变化。我军情报人员获悉：敌第7军、46军正由衡阳以西转向衡阳以东集结，其企图不明。四野首长经过分析认为：不管敌人如何调动，我军诱敌深入的方针不变。8月28日19时，林、邓、萧、赵同时发出两道电令，一道给第40、第46、第49军和第12兵团领导人，通报敌第7军和第46军的最新动向，指出：“该敌惯采袭击办法，因此我在衡阳以东部队须注意侦察警戒，如敌进攻则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另一道则给担负诱歼宋希濂部任务的第13兵团领导人和第38、第39、第47军，告诉他们：“你们目前不要打急了，应当一面放敌深入，一面充分准备自己的作战（须有足够的体力休息与战斗动员）。”电令强调：“在作战部署上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个是一部或全力向敌退路上攻击，一个是对于主攻方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分进合击的办法和相当的纵深配备，以形成攻击重点）。”[12]

8月29日，四野司令部得到了进一步的情报，证实白崇禧将第7军、46军两个军，突由衡阳以西秘密调至衡阳以东地区的用意是配合原在衡阳以东之48军，企图“诱我进入衡州（即衡阳）、耒阳之间夹击我军”。据此，林彪、邓子恢于8月30日向军委报告上述敌情，表示：“我已令前方部队防备，由此可见敌已改变在湘西寻我作战的计划。”同时，林、邓告诉军委：“宋希濂已令所部出发向石门、澧县、常德进攻，但该敌仍有中途改变计划的可能，但无论该敌是否前进，我军均拟攻歼该敌。”[13]

9月1日，毛泽东复电林、邓，认为：“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同时指出：“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

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林、邓：“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14]

毛泽东的指示再次显示了军委要四野执行大迂回大包围作战的意图，他希望中南我军分三路南下，互相配合，尽早占领广州和粤汉铁路，更是出于战略上和全局上的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四野首长于9月8日批准第13兵团关于各军由现地统于9月13日出发的行动计划。9月9日15时，林彪、邓子恢又下达指示，命令第40、第41、第45、第46、第49五个军，统归第12兵团首长指挥，担任进占宝庆，准备截击湘桂路，歼灭宝庆以东、湘乡以南地区之敌71军及其他各零散敌人等任务，林、邓要求：“我40、41、45军皆应于9月15日自现地出发，向湘乡、永丰之线前进，到后依情况再定具体作战行动。”

就在作出以上部署之际，9月9日当天，林、邓收到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出的《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这份重要指示。毛泽东对第四野战军等部三路进军中南，求歼白崇禧集团提出了更加明确的构想：“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之黄杰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罗城、天河、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15]

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四野消灭白崇禧集团设计了更现实、更稳妥的方案。中南我军分三路南下，不仅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主动权，而且在战术上将始终不给白崇禧以任何可乘之机，从而彻底消灭这个“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

9月10日9时，林彪、邓子恢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九月九日电示攻击布置，我们完全同意。已令程子华率两个半军（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七军两个师）十三日出发，向芷江、范阳前进，歼灭黄杰，尔后入柳州。已令萧劲光率三个完整军（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军）及四十六、四十九两个军之各一部进占宝庆，拟于十五日出发。陈赓、邓华两部行动亦完全同意军委指示，当即去电令其直向韶关、翁源前进，不要派兵入惠州，亦不该派兵到郴、宜。”[16]

9月11日，四野领导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三路大军的前进部署作了进一步的调整和规定，最终形成的部署是：以第4兵团之第13、第14、第15军和第15兵团之第43、第44军共17个师及两广纵队组成东路军，由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进军广东；以第13兵团之第38、第39军8个师组成西路军，由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向芷江、黔阳前进，占领靖县、通道，截断白崇禧撤往贵州的道路，尔后准备突然出柳州；以第12兵团之第40、第41、第45军和准备留置湖南的第46、第49军组成中路军，担任进占宝庆和截断湘桂路，歼灭白崇禧第71军等部的任务；二野第18军在白崇禧部撤退时进占衡阳，尔后继续西进归还建制；第47军集结于湘西永顺、大庸以南地区，协同湖北地方部队监视宋希濂部，保证我军侧翼安全，并掩护第二野战军入川前的集结。三路大军的出动时间：东路军9月30日起开始行动；西路军9月13日出动；中路军应于9月下旬出动。

这时，第二野战军第3、第5兵团正向湖南开进，将取道华中驰赴西南战场。9月10日，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致电林彪、邓子恢和军委，询问以下几个问题：（1）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湘南、湘西敌我态势，可能发生何种变化；（2）我们在开进中，特别在长沙、邵阳地区与四野各军，是否会发生拥挤和交叉运动的情形；（3）如果白崇禧向贵阳撤退，四野部署如何；（4）你们对二野在作战配合上，有何要求。在电报中，刘邓建议：“二野在通过华中地区时的作战事宜，统归四野首长，以求一致。此点请军委决定。”[17]

9月11日，林、邓给刘、邓、军委回电，就上述问题一一作答：“1．我四野本月底拟以三十八、三十九两军攻占黔阳、芷江，该两军尔后即向柳州地区前进，以四十、四十一、四十五三个军同时攻占宝庆。我四十七军留在常德及其以西一带。2．白崇禧主力现在衡阳、耒阳一带，目前尚无退贵阳的征候，如月底白崇禧由衡州经宝庆退贵阳，则届时退路已被我截断。3．对二野除要求陈赓兵团配合两广作战外，目前尚不感觉其他配合的需要。4．二野在长沙不致与四野拥挤，但在宝庆地区可能发生拥挤，但如届时白崇禧已退广西，则我军必向南推进，这样亦不致发生拥挤。如那时在宝庆地区发生拥挤，则依当时情况再定避免拥挤的方法。5．二野通过华中地区大约不致发生联合作战的情况，故无须统一指挥，我们各地皆已组织了支援二野西进的委员会，一切供应工作皆已布置。”[18]

毛泽东却认为二野首长提出的上述问题，特别是防范白崇禧部逃入贵州的问题值得重视。经过考虑，他于9月12日以军委名义复电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毛泽东着重指出：“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毛泽东再次强调：“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19]这份指示，标志着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战略规划已完全成熟。

就在我军积极部署南下进军之际，白崇禧也于9月10日在衡阳以武定字第2862号令颁布作战计划，确定了在衡阳、郴州地区集结有力兵团，诱歼衡阳以东之解放军，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根据这一作战目的，白崇禧准备以第17兵团防守湘黔边境地区，以第103、第100军西调安江、泸溪归建，确保左翼安全；以第1兵团之第14、第71、第97军及第11兵团之第125军担任邵阳、衡阳公路及其以北地区的防御，迟滞解放军南进；集中第3、第10、第11兵团的5个军于衡阳至郴州地区，即以第7军位于衡阳，第48军位于耒阳，第58军位于衡阳以东之洣水西岸，第46军位于永兴，56军位于郴州，准备歼击由攸县、茶陵地区西进的解放军第46、第18军；以第126军位于东安地区，任战役预备队。

为实施上述作战计划，白崇禧要求：凡参加衡阳、郴州地区作战的部队应于9月中旬前集结完毕；在衡阳、郴州间铁路和公路上控制大量列车、汽车，以利南北灵活转运兵力，迅速造成局部优势；衡阳机场应集中大量飞机，配合地面作战，摧毁解放军之优势炮兵，以弥补炮兵力量之不足；在粤汉路两侧地区空室清野，断绝解放军之补给，以利作战；在决战期间，担任守势方面的部队，应坚守阵地，以求主力会战胜利；编组突击队和“游击队”，深入解放军后方山区袭击解放军，策应主力作战。白崇禧对这个作战计划寄予厚望，认为只要在衡、郴以东反击成功，即可停止解放军的进攻，达到“持久作战”的目的，并可“挽回颓势、振奋人心，转移国际视听”，进而得到美国的援助。[20]

在解放军大军压境、形势明显不利的情况下，白崇禧之所以敢作这样的冒险，是和蒋介石对桂系内部采取的分化离间之策略密切相关的。1949年初，白崇禧在李宗仁当上“代总统”后，为作和、战两手准备，曾托蒋系人物袁守谦带信给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一见，岂料，蒋介石非但不给面子，而且还转话给白：“现在系李当政，彼为其之切近左右，更应拥护中央，遵守法令，作为倡导，以巩固中央组织，建立总统威信为要，否则上行下效，何以为人长上。”蒋介石的傲慢态度，曾使白崇禧极为恼怒。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对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也起了重要变化，决定对他们采取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之术。蒋深知，在与共产党为敌这一点上，白较李意志要坚决得多，而要对李宗仁的行动加以掣肘，惟一有效的办法，也只有拉住白崇禧，让白对李施加影响。因此，在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后，蒋就一反拒不见面的冷淡态度，主动拨给白崇禧华中部队黄金3万两，充作抗共经费。并派人前往武汉、广州游说白崇禧，让他说服李宗仁来广州。以后，李宗仁果然在白力劝下莅穗坐镇，蒋更加紧了对白的笼络。7月间，蒋介石从台湾第一次到广州，目的是控制粤局，为复出作准备，故对粤籍将领余汉谋、薛岳等声色俱厉，但在接见从湖南前线赶来的白崇禧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两人在密室中深谈了一番。事后，白对其手下亲近人士说：“蒋先生对我很好，很客气，他说过去北伐胜利，是我和他合作的结果。现在局势虽然困难，但我们还拥有陕、鄂、湘、川、赣、闽、粤、桂几省，胡宗南、宋希濂两部主力仍然完整。如果我们两人再度合作，国事仍大有可为。”又说：“蒋先生希望我出任国防部长，指挥全国军事，以广西部队配合胡宗南、宋希濂两部作战，可以坚守四川，以待美援。”8月，蒋介石第二次到广州，再次约白晤面，明白向白表示，如政府迁渝，他将属意以白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把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交白指挥。并说准备以胡宗南部防卫陕南、川北，凭险固守，宋希濂部防卫鄂西、川东，屏藩重庆。桂系部队则撤向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保持国际通路，争取美国援助。蒋还对白说：“德邻是不行的，不能让他再搞下去，过去我们两人合作，完成了北伐事业，现在我们再度合作，定可完成戡乱救国的任务。”[21]白崇禧对此颇为感动。上述与解放军作战的计划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白崇禧的冒险行动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多年之后，李宗仁评价：“白崇禧是内战局势逆转以后，态度最坚决，信心最坚强的将领。南京失守后，他坚信华中可守。到华中战局为蒋搞垮，他自信必要时退回两广，人熟地熟，仍然可守。健生（白崇禧）是一员战将，他处处以军事观点和局部形势为着眼点。殊不知如今时移势异，纯军事观点和局部安排都不能单独存在。此次得蒋先生一番慰勉，他即顿释前嫌，便是他感情用事和深信还有大西南和两广可守的信心所促成。”[22]

1949年9月11日，白崇禧部队陆续开始调动，但其主力尚未来得及行动，我军便拉开了衡宝战役的序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3]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4页。

[4]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405页。

[5]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页。

[6]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1986年版，第310～311页。

[7]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在湘江西岸与敌作战部署给钟伟、徐斌洲、熊伯涛、萧劲光、王首道、唐天际、解方、程子华、彭明治的指示，1949年8月19日。

[8]　林彪、邓子恢关于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给十三兵团各军、师的指示，1949年8月19日。

[9]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诱歼白匪于湘中地区的行动部署给各兵团、46军、49军、18军的指示，1949年8月21日。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诱歼白匪于湘中地区的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8月21日。

[11]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4兵团应向郴州方向前进给陈赓、郭天民、刘志坚的指示，1949年8月24日。

[12]　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关于作战部署上必须掌握的两条原则给程子华、彭明治、刘道生、38军、39军、47军的指示，1949年8月28日。

[13]　林彪、邓子恢关于仍拟攻宋希濂部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8月30日。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3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7～668页。

[16]　林彪、邓子恢关于进攻宝庆、进军粤桂的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9月10日。

[17]　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西进问题致林彪、邓子恢、军委电，1949年9月10日。

[18]　林彪、邓子恢关于二野、四野部队不必统一指挥作战致刘伯承、邓小平、军委电，1949年9月11日。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0页。

[20]　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373页。

[21]　参见申晓云：《李宗仁与桂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2页。

[22]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5页。

第15章　衡宝战役之挺进湘西

迎接第二野战军西进——湘、赣老区人民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国民党内部众叛亲离——李宗仁怒斥蒋介石——毛泽东向全国祝捷——中南我军蓄势待发——第13兵团进击湘西——花桥歼灭战——包围芷江——追歼岩脚之敌——切断白崇禧部西逃入黔的退路

1949年9月10日，第四野战军结束了为期40天的休整，准备开始新的作战。就在这一天，林彪、邓子恢接到了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一封电报，电报同时上报军委，告知二野西进日程，并询问有关事项。电报说：“我三、五两兵团，均准时于九月三日开动。三兵团之十二军十日全部在孝感下车，正向江陵徒步西进中；十军后尾十三日由合肥登车完毕，预计十七日可能全部通过汉口；兵团直属队及十一军二十三日由浦口登车完毕，二十七日亦可能全部通过汉口；该兵团全部预定于十月上旬，集结于江陵、常德之线。五兵团十六军九日进至清江以西之罗坊街；十七军八日进至上高、万载之线；十八军仍在永新地区；该兵团全部于半月内可能达长沙附近，预计于十月上旬集结于新化、邵阳地区。”

鉴于二野进军西南与四野进军中南，在时间、地域等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为加强领导，统一行动，9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据此，杨勇司令员率领的二野第5兵团，除已进驻江西永新地区的第18军外，陆续进入赣、湘两省待机西进的第16、第17军，如遇战事也暂归第四野战军指挥。这样，5兵团成为第四野战军的战役预备队。

对于迎接和支援二野西进，林彪、邓子恢是早有准备的。还在8月13日，华中局就给各兵团、各省市下发过指示，部署有关支援二野西进工作。指示说：“我们第二野战军经与三野会师继续完成解放中原、华东的伟大任务后，今又将取道华中驰赴西南战场，歼灭敌人，担负开辟西南的伟大任务。他们辗转南北战场，多次战略转进，不断作战，今又长途跋涉定会有许多困难，我华中党政军各级组织必须注意努力作好支前工作，使二野同志能在本区得到满意的休整与必须补给。”

为此，华中局提出要求：“（一）必须召集会议进行动员，使所有同志都了解二野的同志作战对于全国解放，尤其配合华中解放的贡献是极其伟大的，支援二野不但与支援本区部队同样重视，且必须更加重视与格外努力，务必做到完善周到，尽可能的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二）赣湘鄂各省必须依据目前情况通知保证二野全军粮食供应，保证全军住房，特别因城市中房舍甚缺，各机关必须自动实行让房尽先供二野入城部队使用。（三）应发动群众当部队到来时举行欢迎，当驻定后进行慰劳拥军，但此项工作应以不增多群众花费，而又能切实解决实际困难为好（如让房、筹集粮草，准备油盐菜蔬沿途茶水等等），尤应注意热情的欢迎慰问，借以振奋军心，密切军民关系。（四）沿途各省各市皆应指定专人与专门机构组织与领导这一工作，华中局已于十日开会推林、邓、陶、赵、李一清、王任重、吴德峰、周纯全、杨少桥、张执一、宋一平十一人组织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以林为主任，赵、陶为副主任，张为秘书长，推动此项工作，并责成各单位深入教育全体人员发扬友爱精神，帮助友邻部队，坚决执行委员会一切决定，宁可自己受些困难也须尽先保证二野同志需要，各地也应本此精神办理，万勿疏忽。”[1]

二野同样重视团结会师问题。9月1日，二野前线指挥部就关于进入西南的政治准备工作，给各兵团、各军下达指示，首先讲明：“我们关于进入西南的政治准备，拟不另发章程、方针性质的指示，一般采用华东局华中局已有的成文指示。”该指示明确规定：“通过华中地区时，凡有关军队食粮、柴草、动员民力及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一律适用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的规定（指示、命令、布告等），不得自立章程，不得丝毫违背。各部队首长应即向华中局或党委、地委索取此类文件，印发全军切实讨论，以资遵循。”[2]

随后，在“支援二野西进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四野全军和湘、赣各地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准备并欢迎二野部队的到来。9月上旬，两支英雄部队陆续汇合，云集湘、赣大地。各部队相互过往交流之间，出现了许多感人的场面。二野随军记者穆欣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兄弟部队之间，充满了亲密的手足情谊，彼此相见时，如同久别的亲人，相互问询，交换战斗经验。许多部队互相派出参观团，进行学习。在生活上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在先，四野部队经过二野部队的驻地，二野指战员一听到四野部队来了，每个连队都亲切招待，慰问旅途的辛劳，军和师、团的文工团、宣传队，在公路边设下鼓动棚，演出小型歌剧给过路的四野同志看。听到四野同志要宿营在自己的驻村时，便把房子事先准备好，挂好蚊帐，铺好毯子，烧好开水做好饭——虽然当时粮食困难，但都宁可自己吃稀饭，把筹来的粮食送给兄弟部队吃。到了黄昏，亲如手足的兄弟们，愉快地交谈战斗经验，常到睡时还不忍离开。四野同志离去时，曾送来许多信和油印传单，表示谢意。有的上边写着战士作的快板：‘行军行到赣西南，碰到大哥四兵团，兄弟部队真叫好，热烈诚恳招待咱，又烧水来又送烟，煮粥加糖甜又甜，腾房让铺给我们住，还写慰问小传单，又唱新歌又慰问，深情厚谊说不完……’以后，我们又经四野的驻地，受到更热烈的欢迎与招待。这使各地居民非常感动，特别感动了那些新来的解放战士。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更推动了本部队营连排班级干部和战士间的团结。”[3]

湘、赣两省的许多地方曾是革命老区，当地人民对我军怀有极其深厚且特殊的感情。《长江日报》刊载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五月×号，解放军沿着浙赣铁路，挺进到枫岭头车站（上饶县属），消息传到车全村，村里老百姓摸不清底细，禁不住疑虑和害怕。舒细佬却意外的高兴，直嚷起来：‘大家请放心，是我们的红军——解放军回来啦！’他忙披上衣服，拿出拐杖，拖着残废的左腿，一拐拐的奔向车站。

“车站上挤满了草黄色军服的战士，又是大炮战马，又是数不清的美式武器。轨道上机车还在喘气，吐出一缕缕浓烟。舒细佬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情，对照眼前的情况，情不自禁地掉快乐的泪珠：‘队伍能开火车，革命就快成功了。’他越过哨兵的警戒线，便贸然的冲到一堆战士跟前。‘你是做啥的？’一个解放军战士挡住他。‘我是来看解放军的，我真是要找你们呀！’他也不等对方的回复，便急忙的在袋里掏出一个纸包，拆开三层纸，现出一束红绿色的闽浙赣省苏维埃发行的钞票，和一九三四年闽浙赣军区抚委会所颁发的《红色战士退伍优待证》——那是宽五寸、长七寸用厚浆紧贴在灰色斜布上的证件。虽然纸片斑碎，但证件上角的镰刀锤子以及五角星，还发出光芒，两旁还刻着鲜明的句语：‘为革命事业而光荣残废的英勇战士们记着：你们流的血相映着苏维埃的鲜红旗帜。’‘啊，原来是残废的红军老同志，很好，很好。’那个同志看完证件，紧握他的手说。马上周围的战士们都围上来，互问长短，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慰问，证件被抢着传着。舒细佬十几年来第一次感到最大的温暖和光荣。

“二十多年前，他还是小孩，家贫，只好跟着哥哥在煤矿拉煤，在黑窑里熬过四年。一九二九年，共产党闹革命，建立了闽浙赣苏区，他那时十五岁，就参加了红军。曾与白军（即国民党匪军）辗转战斗于景德镇、乐平、安徽等地。一九三四年白军五十三师进攻贵溪，他当时是红十军八二团的一个班长。在库桥一役中，他率领全班战士，向敌工事进击时受伤，弹中左膝盖，被送至后方残废院疗养，红军退出苏区后被俘，押送至白军贵溪县府。那个匪县长见他是残废，问了一次，问不出什么名堂，这样他就很快被释放出来，回到家里。

“从此他家又陷入黑暗的境地里，革命中所得来的果实，又给地主倒算回去，还是一亩半田，六口人，租来二十亩田，重租重税，迫使全家挨饿受冻；哥哥两次被抓丁，他拐着腿干活，哪能养得活一家人……十六年来任凭什么磨折，却动摇不了他永恒的意志：就是为了革命和保护流血换来的《优待证》的光荣。从领到证件当天起，他就珍惜它，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在红十军北上前，军首长的话语，永远鼓舞着他：‘同志们，革命今天并没有失败，为了北上抗日，坚持斗争，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他把这话刻在心里，把这优待证看作是‘未来的胜利’。于是，他将它从贴身衣袋里拿出来，用布粘得结实，为防止鼠咬和腐烂，把它包上三层纸，在不被人注意的墙挖了一个小洞，连同苏区钞票一起藏起来，洞口堵上一层干土。为了等待共产党的归来，证件不知多少次被他挖出查看又审慎的藏起。

“那天，当《优待证》被他公开拿出来欢迎自己的部队，回来村里之后，他高兴的逢人便说：‘我以前就说红军要回来的，现在真的回来了。’革命热情使他很快就参加了村里工作，帮助征借公粮，还推动组织了三十七人的农民协会。

“九月一日，在上饶县老革命同志座谈会上，他被邀上主席台，省府方副主席还亲自送香烟给他抽，并恳挚的慰问他，他兴奋的声调颤动：‘同志们，一九三四年我们部队北上后，我们就坚信革命要回来，今天我们真的得到胜利了。……自己的军队回来了，我们许多革命同志又能聚在一起，现在我们要和群众一起来加紧生产，支援解放军，肃清特务土匪，反对恶霸。’”[4]

江西井冈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工农红军的摇篮。这里的人民群众对毛委员、红军的怀念之情更是历久弥坚。当年的红军老战士、时任48军142师师长的欧致富回忆：一天，“我随着一支部队在遂川通向泰和的路上行进，中午在靠近路旁的小村附近停下休息，忽见从村里走出来三五个老年人，远远地看着我们。好久，一个年近60的老汉慢慢地走近来，看看部队中的红旗，又看看红旗上的字，悄声问战士：‘你们是哪里来的队伍？’战士回答说：‘我们是从江北来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从前的红军打回来了！’老人仍然半信半疑，当我走上去说话时，老人又怯生生地问：‘你们是红军？’我说：‘是红军！’老人突然抓住我的手，用嘶哑的哭声，叫了一句：‘同志哥！’泪水一滴滴落在我的手背上，嘴里喃喃地说：‘毛委员，毛委员……’20年前，井冈山人民到处唱着：‘山上来了毛委员，山上山下一片红……’我紧握着老人的手，激动地说：‘毛委员问乡亲们好！’老人突然扭头向村里跑去。霎时，从村里跑出来好些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抱娃娃的，有扶拐杖的，看来群众早在等我们了。一位老人端给我一大碗茶，茶里漂着一片姜，一片咸萝卜，按照当地风俗，老表们只有对最敬爱的客人才敬献这种茶。我接过茶碗，想起十几年前我们红7军北上会合中央红军，曾经在井冈山下的永新喝过这种茶，自从离开老根据地，已经好多年没喝这种茶了。我们端起碗一饮而尽，战士们说：‘这不是茶，是酒，是胜利酒！’”

“热情的人，包围着我们，问寒问暖，问毛主席好，问党中央其他首长好。当我们继续往井冈山前进时，到处都遇上成群结队欢迎的人群，担茶的，挑水果的，一个村有位鬓发皆白的老大爷，亲自下河捉来鲜鱼，做好菜饭，请住在他家的王参谋等吃。王参谋再三谢绝，并向老人讲解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老汉说道：‘你先别讲，我问你多大岁数了？’王参谋说：‘20岁。’‘同志，我说句话你莫怪’，老大爷说，‘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委员订的，我学它的那功夫你还没出生哩！’说着把王参谋等人拉到饭桌上，叙起他的身世来。原来他是红军的一位老战士，在红军离开井冈山时，他因腿上带伤，年纪又大，和部队失掉了联系。反革命的军队占领井冈山后，到处搜捕和屠杀红军的伤病员和红军家属。这位红军老战士最后逃进一个深山，搭起座小草棚，在那里隐居了10多年，听说我军过长江了，才回到这个村来。他在讲述这段悲惨的生活时，没有流泪，也没有叹气，只是说：‘自从红军下山去，天天盼，夜夜盼，少年盼成壮年，壮年盼得胡须长，总算盼到了这一天！’”[5]老区人民对革命的忠贞，对子弟兵的厚爱，使四野将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任何事业的成功尤其是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取决于人民大众的支持。然而，经过三年较量，已经输掉了老本的蒋介石却还是不懂得这一点。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南这块他心目中的反共堡垒，特地从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便发表谈话称：“今日重庆或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所望我全川同胞，振起抗战精神，为保持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

那么，饱经沧桑的重庆市民是怎样对待这位昔日的蒋委员长呢？宋希濂回忆：“蒋介石过去每到一地，当地的党政军机关，总要强令一部分群众（主要是学生，其次是一些御用的团体）持旗列队前往欢迎。但是，自从他揭下假面具，发动大规模内战以后，由于西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连这点强制力也失去了。当蒋介石那天带着蒋经国、黄少谷、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曹圣芬等由广州飞抵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国民党市党部和重庆市政府再无法强制青年学生出来欢迎，连平日御用的一些所谓‘群众团体’也动员不了，最后只得由重庆的一些帮会的袍哥大爷如石孝先（石青阳的儿子）、田得胜、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们的徒子徒孙去迎接这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这批社会的渣滓，人数也是少得可怜的。自上清寺经两路口、七星岗、五四路到林森路，没有欢迎的标语，只有用白布写的什么‘拥护蒋总裁戡乱到底’、‘欢迎蒋总裁来西南主持军政大计’等几个大字，欢迎的团体署名为‘汉流’，在长达约四五公里的马路上，稀稀落落地悬挂着。二十五日我由恩施飞到重庆时，看到这幅凄凉的情景，感到难过，觉得‘太不像话了’，却不知从人心的向背得到启发，这也足以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是多么顽固！”

8月底，蒋介石电召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政头目到重庆来见他，并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既无议案，也无讨论，只有蒋介石自己大谈了一通道理。他给众人打气说：“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是怎样的“稳定”，是怎样的“好转”，他却没有说出具体内容，只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产党，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觉醒过来了，今后不会再有叛变投降的事了。”接着蒋介石又强调西南地区的重要性，大意和他飞到重庆后发表的谈话内容差不多。最后，蒋介石说：“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不会被灭亡的。我们现在还有一百多万陆军，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望大家同心同德，坚定信心，坚持奋斗以争取胜利。”

蒋介石一再让部下们同解放军对抗到底，而他自己却不想同他们生死与共。当时，西南各地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胡宗南、宋希濂、何绍周、罗广文、郭汝瑰、刘伯龙等十余人联名写信，请求蒋介石留驻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军事政治党务，以便提高士气，撑持局面，并公推胡宗南、宋希濂等五人去见蒋当面递交，不料，蒋介石看完了这封信后，首先又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党员特别是许多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导，如果局势稳定，将来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蒋说完后，胡宗南、宋希濂等几个人也相继说了一些意见，主要的意思仍然是说明请蒋留驻四川的重要性。但最后蒋介石只表示说：“以后我可常来四川，希望你们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各军师团长。”

蒋介石的这些言行，非但没收到为众将领鼓劲和打气的效果，反而增添了他们之间的离心力。宋希濂说：“蒋介石这次召集好些将领到重庆来，除开过一次毫无内容的会议和个别接见询问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好些人都很感到失望，例如罗广文[6]就曾对我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的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会也开过了，见也见过了，钱大钧通知大家说：‘奉总裁指示，各将领没有事的就可回去了。’我于九月二日飞返恩施的前一天，到山洞去向蒋介石辞别时，他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对他这套话真有听厌了之感。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所以我于川东军事失利后，便产生了和蒋介石及国防部断绝联系，想率残部退到滇缅边区去的行动。”[7]宋希濂是蒋介石一手提拔并刻意栽培的黄埔嫡系将领，他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桂系集团首领李宗仁的尖锐矛盾也日益激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9月中旬，被蒋介石的种种阴谋手段搞得一筹莫展的李宗仁，终于忍无可忍，横下心来准备“认真地教训他一顿，稍抒胸中积愤”。这次谈话地点是在广州梅花村的蒋介石行馆。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劈头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见他搬出国家最高名器，蒋介石只好默坐静听。

李宗仁慷慨激昂道：“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接着，李宗仁又历数蒋介石在政治上造成的过失，说：“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语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意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不成体统，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者，不知你亦有所闻否？究作何感想？”

提到自己出任代总统之后，蒋介石种种幕后掣肘的情形，李宗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碞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最后举出汤恩伯的例子，指斥蒋介石宠非其人：论品论才，汤氏任一师长已嫌过分，何能指挥方面大军？汤的为人，性情暴戾，矫揉造作，上行下效，所部军纪荡然。“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面对如此严厉的诘责，蒋介石极为紧张尴尬，最后不得不低首认错。[8]这次会面，是蒋、李二人最后一次会面，也是二十多年来分分合合的蒋、李关系最终破裂的标志。

与日暮途穷、分崩离析的国民党两相观照，中国共产党完全是一副天下初定、万象更始的崭新气象。

9月8日，正在日夜为筹备新中国成立事项而操劳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电，祝贺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贺电说：“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和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民同胞一样，表示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9]

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贺电，极大地振奋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这时，中南战场上的各路我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作为四野统帅，林彪考虑得最多的就是如何使三个方向上的我军高度协同，密切配合，避免顾此失彼的问题。9月11日17时，林彪、邓子恢电示第12兵团萧劲光、唐天际，对该兵团原定9月15日出发的时间作了调整。电报说：“为使我三十八、三十九军两军能歼灭芷江及其以东的敌人，因此你们到达宝庆的时间，应与他们到达芷江的时间大致相同，以免吓跑宝庆以西之敌。同时二野部队尚未赶上，不致与你们拥挤，因此你们出发时间可再往后推迟。”在估算38、39两军到达黔阳、芷江的时间约在9月底的基础上，林、邓指出：“因此你们应准备于本月底或十月初进占宝庆，各军出发时间由你们根据各军距离远近规定之，远者先出发，近者后出发。”[10]

同日，林彪、邓子恢为协同各部动作和统一步调，向各兵团下达作战指示，对西路、中路的前进部署作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一）保证十三兵团指挥之两个军主力，应在本月底达到芷江地区，如该区无大的战斗时，应速派出一个师占领靖县、通道，截断白匪可能退贵州之捷道，同时集中工兵，并使用其他可能力量（民工及步兵协助），修理前进路上之公路。其余部队即分别进至黔阳、会同、靖县、通道（二野五兵团十一月须由芷江通过，该处粮食不要吃空），尔后准备突然出柳州地区。

（二）十二兵团指挥之三个军，应在十三兵团先头到达芷江时，由湘乡永丰线出动，向宝庆进攻，为麻痹衡阳方面之白匪及利于十三兵团确实控制芷江、靖县线，十二兵团不宜过早进到战役集结位置（湘乡、永丰之线），最好是在本月二十六日行动，二十八日进到战役位置（我向湘乡、永丰集结，敌人一定发觉），如白匪主力向广西撤退，即尾追进占祁阳、永州、东安、全州一线，尔后行动须与十三兵团向柳州进展，或依情况决定之。

（三）十八军在白匪撤退时进占衡阳，尔后向西续进归还建制。四十六军待白匪撤退时应进占耒阳、乐昌一线，消灭该敌之两个保安旅、郴州专署及各地方部队和在铁道西侧活动之特务部队（唐纵部）。

（四）由十二兵团考虑可否派姜亚勋部或由主力派出精干部队于主力进攻宝庆时破坏祁阳、永州线铁路，以延迟白匪之撤退。[11]

按照野司首长的既定部署，担任西路战略迂回任务的第38、39两军，在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的率领下，于9月13日，分别由常德、桃源和澧县、公安地区出发，向湘西挺进。衡宝战役的序幕由此拉开。

第38军的前身即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一纵部队从1946年参加秀水河子歼灭战起，在东北解放战争历次重大战役中都担任主力。军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是一对合作多年的老搭档。自从南下渡江以来，38军一直没打过痛快淋漓的歼灭战，部队上上下下早就憋足了劲，渴望再现当年东北战场上的辉煌。因此，当野司和兵团首长决定让38军作为西路军之右路军，走在两路军的先头，军的几位领导同志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将38军作为插向敌人侧后的一把尖刀。他们表示，一定要当好尖刀，胜利完成任务。根据敌情和地形，军首长决定，以第112师、114师、151师为右路，第113师为左路，沿湘黔公路和资水分两路南进。

9月13日，38军自常德出发，向芷江地区挺进。军工兵营经两日急行军，冒雨赶至杨溪，仅用4小时修复了被敌焚毁长达30余米的杨溪大桥，保证了部队顺利通行。15日，右路先头112师，进至官庄地区，与敌暂1军及湘保5旅等部接触，敌不支后退，溃散公路两侧山中，企图扰我后方，破坏桥梁，阻我前进。112师当即尾敌猛追，前卫336团不顾饥渴及天黑路险，冒雨翻越倾斜25度的高山；19小时内急进120余里，抢占大小桥梁20余座，迫敌无暇组织抵抗与实行破坏。18日21时进占沅陵，守敌大部向辰溪、泸溪撤退，一部被截在沅陵西北山区内。之后，在我军争取下，有两个保安团残部600余人向我151师投降。左路的113师于19日占领溆浦。

占领沅陵后，军命112师继向辰溪前进。命113师自溆浦向西插至辰溪以南之舒家湾一带，断敌南逃退路，配合112师聚歼辰溪之敌。17日，112师自沅陵出发。以336团沿沅江西岸进至泸溪，保障右侧安全；师主力沿麻溪铺、三角坪向南逼近辰溪。辰溪之敌于20日黄昏全部逃走，大部西逃芷江、乾城一带。112师主力于21日5时进占辰溪。第38军如期攻占沅陵、辰溪，为湘西作战开了一个好头。[12]

与此同时，刘震副司令员、吴信泉政委率领的第39军，也分成两路纵队向湘西挺进。他们攀高山，走绝壁，渡澧水，过沅江，克服了重重困难。至9月28日，第39军左路第117、第152师集结于溆浦、底庄一线；其右路第116、第115师位于辰溪南北地区。

这时，白崇禧之第100军军部抵达洪江，其第179师3个团分驻安江、洪江、黔阳，其第19师位于安江、江口一线。第103军军部进抵榆树湾，其第234师于21日进驻怀化，该师第700团于25日进至怀化东北之花桥、游家坳地区，控制制高点，构筑工事，企图阻击解放军南进。此外，国民党军芷江警备司令部（辖2个警卫团）、清剿总队（辖4个支队）、联勤总部和国防部第5突击总队等部驻芷江，第17兵团部驻芷江东北的榆树湾，驻贵州的何绍周第19兵团以第49军向玉屏、新晃开进。

根据国民党军的分布情况，第13兵团决心首先歼灭芷江守军和占领江口，并相机歼灭花桥守军，然后再求歼第103、第100军主力。27日，兵团决定：第38军第112、第151、第114师于30日出动，10月2日围攻芷江，第113师于10月1日进击花桥、怀化守军；第39军第117、第152师于30日出动直奔江口，攻占江口后以一部控制之，主力向安江攻击前进，第116、第115师尾第113师南进。[13]

芷江，山峦重叠，地势险峻，素有“滇黔门户，西楚咽喉”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在芷江建有较大的飞机场，成为江南有名的空军基地。抗战胜利时闻名中外的芷江受降就在这里举行。长沙和平解放后，黄杰率湖南逃亡政府也迁到这里。

要攻下芷江，必先攻下花桥。这个任务落在了38军113师的肩上。该师受领任务后，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于30日夜急速出发。部队冒着大雨在密林荆棘中摸黑前进，沿途摔跤者不计其数。重机枪和炮兵分队更为艰苦，几十斤重的枪身、炮身都由大家背着。部队经过11个小时的艰难行军，连续翻过十几个山头，在10月1日凌晨5时，所有参战部队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6时50分，337团和炮兵连从正面向花桥发起攻击；338团和339团均按计划由敌侧后奋力进击。花桥守军是敌103军334师700团。遭到我军攻击后，数次向东突围，都被我左、右侧部队迎头痛击。由于部署周密，指挥得当，部队英勇顽强，当天上午10时即结束战斗。除敌一个外线警戒连逃跑外，其余均被歼。花桥歼灭战，历时仅4小时，我军以伤亡30人的代价俘敌上校团长王光亭以下官兵1 200余人，毙敌120人，创造出在山地作战中代价小、时间短、战果大的范例。为此，38军首长电令嘉奖第113师，指出花桥战斗所以成功，“除政治工作活跃，部队情绪高涨外，主要是由于抓紧与敌对峙时间，积极侦察敌情、地形，并克服了山路困难以主力迂回敌后，切断敌人退路，然后集中火力，重点攻击，一举成功。”

包围芷江的部队，于9月30日出发后，先头112师连续击溃敌之小部阻击，兼程赶进，按时到达指定位置。114、151师也分别进到舞水南北及唐家街以西一带，逼近芷江。驻芷江的敌17兵团司令刘嘉树察觉我兵力强大，慌忙率其兵团部、100军主力及“清剿总队”、伪湖南省政府离芷江南逃。

这时，一个惊天动地的喜讯从遥远的北京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梁必业同志回顾当时的情景：“10月1日下午，我们几位军里领导同志，将缴获敌人的收音机打开，听到了正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军，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欣喜万分，立即用电报、电话、骑兵等所有通信工具向部队作了传达，号召广大官兵英勇作战，用实际行动庆祝新中国的诞生。部队听到这一喜讯后，一片欢腾，战斗情绪更为高涨，纷纷表示要多打胜仗，向新中国献礼。”[14]

10月2日，112师和军指挥部进占芷江。我军占领芷江后，国民党军纷纷南逃。在这种情况下，我西路军各师遂立即展开追歼。

10月2日，39军左右两路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溆浦以南、怀化以北地区，向江口、黔阳奔袭。左路前卫117师在崎岖的山路上勇猛奔袭。经过远距离艰苦行军，315团进至黔阳的湾溪、大坪。349团进至积木槽，315团进至江口。在这一地区与敌接触，歼敌一个加强排，俘敌120人，缴获汽车2辆。该师随即翻过海拔1 800米的雪峰山，向黔阳发起攻击。152师南下绥宁的瓦屋塘附近，准备阻击宝庆方向可能西援之敌。右路前卫116师向怀化前进时，芷江、怀化守敌已向黔阳逃窜，右路主力随即配合38军112师向黔阳追击。其前卫348团经一昼夜100多公里的急行军，于3日逼近黔阳，发现敌尾随部队正在渡江，立即向敌发起攻击，并乘胜占领安江（现黔阳县城）。10月4日，348团和左路的117团在安江胜利会师。

与此同时，116师以347团为前卫，继续向洪江追击，于4日占领洪江，敌已向会同方向溃逃。346团于3日到达黔城（原黔阳县城）后，发现敌人封锁了江口，立即选敌薄弱部强渡沅水，当夜急行军60公里，于4日凌晨在洪江至会同之间的岩脚附近截住逃敌。岩脚地处峡谷，该团2营先占领了岩脚两侧高地，切断了敌人逃路，并以六〇炮向敌袭击，将敌最前面的一辆汽车击中起火，堵塞了逃路，然后发起进攻，将敌截成数段。此时从洪江南下尾追逃敌的347团也赶到了。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敌首尾难顾，敌100军直属队、103军一部及湖南省逃亡政府人员共4 000余人，被迫全部投降，共缴获汽车80余辆，防坦克炮4门，轻重机枪13挺，各种枪500余支。[15]在这几天当中，38军112师向会同、靖县方向追击，于4日占领会同，5日占领靖县。113师也于3日占领黔阳。

从9月13日至10月5日，西路军经过半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国民党军8 600余人，解放了芷江等11座县城及湘西广大地区，控制了芷江至靖县一线，突破了国民党军“湘粤防线”的左翼，切断了白崇禧集团西撤贵州的退路，从而圆满地实现了四野首长的战略意图和战役计划。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梁必业同志回忆说：“部队在此次追击中，是在崇山峻岭中急进，平均每天只能吃一餐饭，睡两三个小时觉，官兵们极其疲劳。一些同志跌落山谷，摔成重伤，甚至累得吐血。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我们的党组织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党员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在自己的体力也消耗很大的情况下，还帮助体弱的同志扛枪、背背包，搀扶体弱的同志行军。环境越艰苦，部队的政治工作越活跃。政工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不断提出口号鼓舞部队，及时宣扬好人好事，激发官兵的荣誉感，保持了部队旺盛的斗志。”[16]

[1]　华中局关于做好支援二野西进工作给各兵团、各省市的指示，1949年8月13日。

[2]　二野前线指挥部关于进入西南的政治准备工作给各兵团、各军的指示，1949年9月1日。

[3]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出版，第116～117页。

[4]　章洛：《光荣证》，载《长江日报》1949年10月8日。

[5]　欧致富：《回到井冈山》，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299页。

[6]　罗广文时任第15兵团司令官。

[7]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741页。

[9]　《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进占宝庆问题给萧劲光、唐天际的指示，1949年9月11日。

[11]　林彪、邓子恢关于向芷江、宝庆前进部署给各兵团的指示，1949年9月11日。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

[14]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227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三十九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77年初稿。

[16]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第16章　衡宝战役之围歼白崇禧主力

中路军向衡宝地区推进——白崇禧拒绝放弃衡阳——我军拔除衡阳外围据点——桂系主力集结衡宝公路准备决战——林彪、邓子恢指示各军暂勿南进——135师无意间楔入敌后——西路军掉头东进——白崇禧被迫改变计划——毛泽东指示不要轻敌——林、邓下令全线追击——围歼桂系精锐主力四个师——五峰山区捉俘记——衡宝战役的辉煌胜利

当程子华指挥的四野第13兵团从西路挺进湘西时，萧劲光指挥的中路军——四野第12兵团也陆续开动，准备向衡阳、宝庆（邵阳）地区之敌展开正面攻击。

第12兵团此时下辖第40、第41、第45、第46、第49军，加上稍后拨归该兵团指挥的二野第5兵团第18军，中路军共有6个军、19个师，并以第5兵团的另两个军为战役预备队。这样，在中南我军东、中、西三路大军中，中路军是参战兵力最多的一路。

第12兵团指挥部设在刚刚获得和平解放不久的长沙市。9月初，兵团领导人经过分析研究，拟定了中路军的作战部署：以第46军摆在衡阳东面的安仁地区，牵制敌人，配合正面作战；以第40、第45、第41军从东到西依次摆在衡宝公路的正面，作为实施突击的主力部队；第49军跟在第45军后面，以加强正面突击力量。四野司令部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从9月15日起，第12兵团各部先后开始向指定地区运动。

当时，国民党军的飞机还出动得相当频繁，时不时飞到长沙、武汉上空骚扰、侦察。为了迷惑敌人，达成战役突击目的，第12兵团首长要求各部队运动时尽量注意隐蔽，严守秘密。为此，第41军伪装成地方支队，从长沙、平江地区出发，取小道向娄底、谷水前进；第45军利用二野过境部队作掩护，由江西萍乡进到湘乡附近；第40军则由攸县折向西北，隐蔽地向湘潭以南前进；原先就在湘江西侧的第49军，对衡宝公路正面的敌人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保障以上几个军顺利渡过湘江；向安仁地区前进的第46军则一路虚张声势，借以掩护我正面突击部队运动，力求给敌人造成错觉，以为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衡阳、耒阳一线。

事实证明，中路军的战前伪装措施非常有效，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萧劲光同志回忆：“兵不厌诈。我们的这一着，果然起了迷惑敌人、出敌不意的作用。战后被俘的敌第7军参谋长邓达之供称：‘我们开始认为，你们的主攻是在湘东安仁方面，于湘东方向布置了夹击的阵势，不料你们的主攻方向却在衡宝线。直到后来界岭东南狮子山、宝台山等几处阵地失守，从俘虏你们的几个士兵口中，才弄清了你们的主攻方向，致使我们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1]

为了打好这次战役，第12兵团于9月20日向各部发出《秋季战役作战指示》，原文如下：

最后解放全中国的西南战役即将开始了，兵团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担负进军湘南与广西的伟大任务，作战的主要对象将是白匪及其嫡系部队，作战地区将是更为复杂绵延的山岳地带，我们必须从上述基本情况出发提出与掌握以下几个问题：

甲、掌握桂匪战略企图作战特点

一、白匪是中国一个阴险狡猾的军阀。在大势所趋本钱微小的条件下，总的战略战役意图是防御退却保守实力幻想三次世界大战，但具体手段却是“装腔作势”、“以攻为守”（如白匪退出武汉后集中主力于上高、万载一带，趁我军赣江半渡反击之企图；又如长沙解放前白匪集中其主力于攸县、茶陵一带反击我军之企图；以及最近对湘乡、湘潭之虚张声势佯动出扰实质上是集中主力于衡阳、耒阳诱我深入等等），藉以骗取外援；“狡兔三窟”（布置桂滇黔根据地并企图入越南缅甸），布设疑阵妄图苟延残喘。

二、从其基本战略企图出发，在战术战斗上使用其较有战斗力之嫡系桂军，依靠其较为熟悉之山岳地带，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如乘我立足未稳在永丰诱击我四十九军之先头两个师；反乘我侦察警戒疏忽奔袭包围我突出小部队；又如敌在退却时善于利用山地之小群动作分散引退等等）。

三、从武汉战役起以至七月开始的江南战役中，由于对敌人特点缺乏掌握，确如野司八月三十日电令所指示者：“有许多仗应该胜利而未胜利，有许多仗不应该吃亏，即吃了亏”，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乙、体会上级意图掌握战役战术指导方针

一、这次上级对进军西南歼灭桂匪的战略方针，是针对着桂匪特点，使用下围棋“布局按眼”的方法，即用战略迂回堵塞退路，掌握主动抓住敌人，站稳脚跟，迫敌决战一举而歼灭之。为执行与实现这一意图，必须正确认识桂匪长处短处，坚决执行任务，强调研究敌人规律不骄不馁，每到一地调查兵要地理结合当地群众及我地下武装，虚心学习改造自己，适应客观情况，这是争取主动站稳脚跟，知己知彼，以求全胜的重要方法。

二、在战役战术上主要的是山地运动战结合攻坚战与游击战，一切胜利前提条件在于捕捉敌人，基本手段则是敢于主动敢于迂回包围敌人。林总“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及“一点两面”基本精神，是教导我们能在任何情况之下敢于争取主动抓住敌人歼灭敌人，根据这一基本精神，特提出以下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学会奔袭作战——“行军是作战的基础”，为争取主动除应善于组织一般行军外，还必须学会与熟练奔袭行军作战的组织（诸如隐蔽轻装夜行军、急行军短促突击、急进挺进等动作）。

2．学会“分进合击”——分进合击是达到迂回包围的最好形式。这里反对“顶牛平推”、“分而不合”或“合而不击”。为此，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确实掌握敌情，熟练兵要地理，精细计算时间，周密规定任务，与反对不具体指示、不周密计划的官僚主义指挥。

3．学会打遭遇战——在山地运动战中最经常遇到的战斗形态便是遭遇战，因此必须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战备行军时要以遭遇战为着眼组织行军队形，要强调指挥员靠前火器靠前，要善于组织与使用先遣队，（正面的侧面的）先发现敌人，先抓住敌人，先敌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展开或通过，或迂回敌人配合正面作战，为此每团必须专门组织约一个营的兵力，调整其质量（政治条件与熟悉地形及山地作战等条件）与装备（武器与精干的工兵部队与必须工具等），使能胜任先遣队的任务。

4．强调侦察警戒——我们必须承认对桂匪特点与山地作战特别是湘桂地理还是不够熟悉的，必须强调调查研究，必须防止轻敌思想，其具体手段是周密进行侦察与布置警戒，由于不注意侦察警戒吃过一些小亏的。因此要求各级指挥员与各级司令部必须很好注意，亲自动手重视这一工作。

丙、以上望各首长并组织所属研究执行，注意随时总结经验及时电告。[2]

鉴于以往同白崇禧几次交手的经验教训，四野首长生怕此战会因中路军过早突出，吓跑正面的白崇禧主力，所以，野司一再要求第12兵团完成战役集结和准备出击的时间，要与西路军、东路军协同一致。9月24日，林彪、邓子恢致电第12兵团领导人，再次重申：“我军作战总的指挥方法是：以右路程子华，左路陈、邓，以大钳形态抄袭敌人，你们（中路）三个军须等待，右路已进占芷江、黔阳，左路已到曲江附近，那时中路部队才从湘乡、湘潭、蓝田之线南进，故中路行动不可过早突出南下，你们掌握此要旨指挥行动。”电报同时指出：“在我右路未到达芷江以前，左路未到达曲江以前，在此期间，如白匪自衡阳、耒阳之线西进或沿湘桂路退广西，或沿粤汉路南撤，则你们可依当时具体情况自湘乡、湘潭、蓝田之线提前行动，其前进具体方向依当时敌情再定。”[3]

遵照野司的指示，中路军各部一方面等候着西路军、东路军的进军消息，一方面按照兵团的临时指令，时走时停，向衡宝正面之敌缓缓推进。关于部队行军情况，原46军军长詹才芳有过一段精彩的回忆：“在进军路上，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喜讯。部队群情激奋，战斗热情更加高涨。战士们高呼：‘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打到广西去，活捉白崇禧！’等口号。许多战士的背包上、枪杆上都写着这样的字句。行军中，同志们的脚步声和着马蹄敲打石板路的响声，一路自语着：‘到广西，到广西，歼灭白崇禧！’行军路上，到处是一派动人景象，官兵互助，做鼓动工作的，帮扛枪弹的，你争我夺，气氛十分热烈。沿途群众渴望早日解放，听说自己的军队来了，男女老少都出来欢迎，端茶送水。过去长期受敌军压迫、连门都不敢出的年轻妇女，这回都出来欢迎解放军。在欢迎的群众中还有盲人，他们虽然看不见我们，可嘴里一个劲地喊：‘欢迎解放军！’‘欢迎人民的子弟兵！’”[4]

至10月2日拂晓前，中路军担负正面突击任务的第40、第41、第45军已全部到达预定地区。其中，第41军进抵壶天及娄底以北地区；第45军进至湘乡、潭市、虞塘地区；第40军进至花石、锦石、中路铺一带。为掩护以上主力部队集结并策应西路军作战，从10月1日开始，第49军第145、第146师对永丰（今双峰）以东之蒋市街守军佯攻，第147师对新化守军佯攻，第46军一部沿米水向白崇禧部第58军佯攻。与此同时，第46军和第18军进抵安仁地区。这样，我中路军的数路人马在衡阳、宝庆以北、以东的广大地区完成了战役集结和攻击准备，形成弯弓盘马、万箭待发之势。

我军采取的这种两翼大迂回大包围、正面缓缓推进的战略方针，果然令白崇禧困惑不已，犹疑不决。他虽然天天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但始终搞不清我军主力所在，更谈不上掌握我军整个的战略意图了。不过，面对解放军日甚一日的强大压力，他总的感觉就是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来是手中还有几十万“能战之兵”，特别是几个从未吃过大亏的嫡系主力军，二来是美国人答应给他的大量美援。所以，在8、9月间，白崇禧一再否决了以副司令长官、桂系大将夏威为主的要求迅速撤回广西的意见，固执地决定仍对衡宝、衡耒之线采取守势，看一看解放军的行动如何，再作下一步的打算。夏威后来提起此事，仍是大摇其头，深表遗憾：“如果按照我的计划，既不至于有衡宝之战，也不至于遭此巨大的损失。”[5]

9月28日，我49军147师先头部队到达新化以北地区，直接威胁着桂军左翼防线上的军事重镇宝庆。白崇禧急忙召集在衡阳附近的各高级将领到他的长官部开会，讨论如何应付当前局势。当晚8时许，参谋处长林一枝首先报告当面战况及情况判断后，众将领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说：“根据新化以北的敌情来判断，连日以来敌人挺进非常迅速，毫无顾虑，在战例上来看，先头部队之后必有强大的部队继续推进，毫无疑问，这一部队必系敌人右翼包围的大部队。包围部队到达邵阳（宝庆）后，衡阳正面敌人的主力部队必将展开主力进攻。我的意见，衡阳是一个三角顶点，突出在前方，指挥所在此极为不利，应速撤到东安，并以有力部队据守武冈，以固广西北方门户。”

其他将领则多主张撤退。有的说，撤到广东好，广东比广西富足，经费来源较易，而且广东靠海，与香港、台湾联络方便，对争取美援有好处。有的说，撤回广西好，广西是我们的老家，人地相宜。回到广西后，一方面可以继续征兵，搞民团，实行空室清野，打游击；另方面可以同云南、贵州取得联系，共同抵制解放军；到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逃往越南，与保大（越南阮氏王朝末代君主）合作。

会上，只有第3兵团司令官张淦坚持要打，他说：“要守住衡阳嘛，必须采取攻势，以攻为守，否则等着挨打，想守也守不住。”他主张以战斗力最强的第7军加入宝庆方面战斗，从左翼出击，一鼓作气，打到湘潭、株洲一带，迫使正面的解放军不得不向后撤退，然后再用火车把出击部队运回衡阳，这样，衡阳便可以守住，最低限度也可以多守一些时间。[6]

白崇禧倾向于张淦的意见。他最后总结道：“邵阳方面，由黄杰兵团集中优势兵力拒止敌人于邵阳以北地区。令宋希濂兵团由桃源、安化间向长沙进攻。衡阳方面凑足五个军，由衡山、永丰间向长沙进攻。至于长官部，位置虽属不利，但不能轻易移动；移动了会影响国际观瞻，影响美援，因美援正在交涉中，所以必须暂缓后撤。”白崇禧又一次拿不久前的青树坪之战，为众将领打气说：“这一战役，足以证明我们的部队是有战斗力的。所以青树坪一战之后，美国愿意用大量的美援供给我们。据魏德迈说，40个师的美式装备可以迅速交接。我们打算装备西北的军队（指马家军）15个师，其余的用来装备现在华中的部队。”会议结束后，白崇禧立即调整部署，分兵布防，准备同解放军作战。[7]

在我军东、西两路军两翼迂回、中路主力步步进逼的情况下，白崇禧不但没有撤退，反而主动寻战，这就从客观上为我军实施衡宝战役提供了条件。9月28日，野司决定，第18军归第12兵团指挥。29日24时，林彪、邓子恢致电第12兵团萧劲光、唐天际：“（一）密息，张淦于本日令四六军开乐昌，四八军开耒阳，五八军开衡州以东，九七军由郴县开回衡阳并向宝庆前进。（二）盼你们令第一线部队仍按原计划于明后日分别前进向敌佯攻，如小敌则歼灭之，但在湘江以西的部队，则应以穿插与迂回动作抓住一股敌人，待主力到后歼灭之。（三）四一、四五、四十共三个军仍即直接向宝庆、衡阳之间及其以南前进，设法抓住一股敌人并断其退路。”[8]

接到野司的命令，长沙城里的第12兵团指挥所顿时忙碌起来。30日，兵团首长下达作战命令，具体部署是：第40军首先奔袭抓住白果寺、新桥、鱼鳞桥之敌，尔后向渣江、赤水铺之敌攻击前进；第45军首先抓住永丰、蒋市街之敌，尔后向演陂桥、小岭口攻击前进；第41军首先抓住太平桥、青树坪之敌，尔后向黑田铺、宋家塘之敌攻击前进，“以上三个军完成突破衡宝公路之作战任务后，以主力向祁阳及其东北地区攻击前进，切断敌向广西之退路”。第46军向耒阳攻击前进；第18军向耒阳、郴州之间前进；第49军除第147师仍钳制新化之敌外，其余两个师为兵团预备队，在第45军后尾跟进。在下达这一命令的同时，兵团首长还向各参战部队发布了战斗动员令，指出：敌人已同丧家之犬，惊恐万状，我军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都绝对优于敌人。号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勇猛、神速、大胆地包围和歼灭敌人。各级指挥员要细心稳健，机敏灵活。全体战斗员要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争取在战斗中为人民立功。

10月2日，林邓致电萧劲光、唐天际、解方等，对即将开始的大战作了乐观的估计：“如我军能将敌一两个军或一两个师的后路迂回切断，则可能造成在湘南境内歼灭桂军的结果。”同时，电报要求各参战部队严格掌握：先完成迂回切断，再进行包围攻击；正面部队须等待迂回部队到达，而不可进得太快；在情况不明时，应大胆渗透迂回切断，而不与国民党军正面相持。

同日16时，中路军主力部队从衡宝一线北面，兵分三路，同时向敌发起攻击。右翼41军4个师向永丰至黑田铺地段突击；中路45军4个师向永丰至蒋市街地段突击；左翼40军3个师向新桥、白果市地段突击。防守这些地区的敌军是第71军、第126军1个师及第58军一部，其战斗力远不及桂系的嫡系主力军，特别是71军，系陈明仁的老部队，当年在东北战场上屡遭我军重创。陈明仁长沙起义时，该军军长熊新民反对起义，将部队拉走，被白崇禧收编。该军的历史，我军非常清楚，战前动员时就直接称之为“我手下败将”。我攻击部队出其不意，迅速勇猛地扑向敌军，使敌人的机枪、小炮根本来不及开火便全部成了我军的战利品。经一夜激战，便突破了敌人的一线阵地，迫使第71军等部后撤。我军乘胜猛插，在运动中又消灭了几股敌人。这中间，第45军全歼敌第71军88师262团，活捉敌人1 200余人。至10月5日拂晓，各军均向前推进了20～50公里，控制了青树坪、花江楼、渣江一线，与敌形成对峙局面。与此同时，担任助攻任务的部队也进展顺利，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这样，在不到两天时间里，我军就扫清了敌人外围据点。

直到这时，白崇禧才看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不在东面，而是在北面。于是，他急命第7军军长李本一到衡宝路上的演陂桥设置指挥所，调第7军沿衡宝公路西进，另调驻耒阳的第48军、驻郴州的第97军各一部及驻广东乐昌的第46军北上，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进行全面反击。10月4日，上述敌军先后抵达衡宝一线。全长不过100多公里的衡宝公路上，白崇禧竟一下子投入了总共13个师的兵力，与解放军一线兵力大体相当。

战场形势顿时变得严峻起来。这么多敌军的到来，颇出野司首长的意料之外，何况来的都是桂系主力。面对这一新的情况，林彪、邓子恢不得不考虑新的对策。4日10时，他们一连发出两份电报，一份致二野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并告萧劲光、唐天际、解方，判断“敌正布置在衡宝间与我决战”，命令杨勇率第16、第17军向白果市地区前进，以加强主攻部队力量。另一份致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莫文骅、副司令员彭明治并告第38军、第39军：“（一）白崇禧正调集其全部主力，企图在衡宝线与我决战。（二）目前你们所攻击之敌均已南退，估计单纯后尾追击是无法赶上和歼灭敌人的。（三）你们主力应在现地停止，准备向宝庆以南地区前进，参加大战。”[9]

4日当晚23时，林、邓等又电令中路军各部：“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各部应即在现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候我兵力之集中。”

10月5日，敌情进一步明朗。白崇禧以第48军第176师、第71军第87、88师为第一梯队，以第7军主力为第二梯队，向我进至界岭、金仙铺一带的第41军进行疯狂反击，但几次进攻均被我军击退。紧接着，他又以第48军第138师和第7军第172师进至渣江以南，阻止我军南进，以第46军第188师、第97军第33师、第7军第224师、第58军第183师和第126军第304师共5个师，由张淦统一指挥，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位于渣江地区的第40军。与此同时，以第46军第174师和第236师集结于衡阳作为预备队，将第126军第305师和第97军暂11师西调武冈、新宁，阻止我西路军东进。

针对上述敌情，林、邓等于5日10时30分再次电令中路军并各军、师首长，指出：“目前敌之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决战。”“在此情况下，我军应集结兵力，进行充分的攻击准备，然后待命攻击。”关于如何作战，电报作出一个概略性的部署：“大约是：以四一、四五两军及四十、四九军之各一部，首先围歼水东江、宋家塘地区之敌”，“目前已突过衡宝公路之我军，则应在水东江、宋家塘以南地区集结，在公路以北者暂勿南进”。电报强调：“各部皆须作敌向我进、向东或向南撤退以及在原地不动等三种情况的处置，并以机动精神处理情况。”

同日12时，林、邓向中央军委报告：“（一）自我向衡宝线开始前进暴露以后，白崇禧迅速将住乐昌之四十六军，住郴州之九十七军，住耒阳之四十八军，以火车陆续调至衡宝之间，配合原在该地之七军、七一军及一二六军之一个师、五十八军之一部企图与我决战。敌之力量相当强大。（二）我卅八、卅九两军已占芷江、黔阳。黄杰不战而退。（三）我集结优势兵力歼敌，本日已令卅八、卅九两军转向宝庆、祁阳间前进，准备参加衡宝线决战。届时如敌改变与我决战计划时，该两军即中途直向全州前进。（四）今后向广西进军，我以五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情况而会不能作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五）桂军行动狡猾迅速，长于山地战，我部队已有多次吃过其小亏。（六）军委有何指示，盼告。”[10]

形势的确不容乐观。在敌我兵力旗鼓相当，我军暂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难于想象的后果，为日后增加许多麻烦。5日18时，林、邓、谭、萧、赵给12兵团萧劲光、唐天际、解方、5兵团杨勇、苏振华及各军、师发出如下指示：“（一）敌主力集结洪罗庙、西渡、演陂桥地区。（二）在我兵力未集结前，如敌大举向我进攻时，各部队可采取诱敌深入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已插至衡宝公路以南地区的部队则可向宝庆东南方向移动。（三）除十六、十七两军继续向白果市前进外，其他在衡宝线以北各部暂勿南进，并迅速将各师位置电告。”[11]很显然，对于我军来说，这是衡宝战役最紧张的时刻。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极其偶然的情况突然出现了。原来，接到野司的指示后，第41军遂停止于界岭、大坝桥地区，第40军停止于渣江、延田桥地区，第49军停止于永丰地区，第45军之133师停止于水东江以北，第134师停止于洪罗庙以北，第159师停止于黄马桥附近。但是，第45军第135师却因故没有接到野司和兵团的电报，该师在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的率领下，按照原定计划，连续行军24个小时，前进80公里，已经越过衡宝公路，于10月5日12时进至衡宝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成为楔入国民党军侧后的一支孤军。

从战场态势上看，第135师的这一行动，恰像一把尖刀直插在敌军的心脏，威胁着敌人的整个部署。正如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5军军长陈伯钧在战后总结报告中所说：“一三五师这次进入敌后，在我们主观上来说，事先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的，但既然进入敌后，形成穿插，就起了很大作用。首先使敌人全线动摇而实行总退却。其次，在敌人退却路上，与敌纠缠不清，因而又达到了迟滞敌人，便于我主力形成合围的目的。再次，我主力形成合围之前，又能配合主力，坚决堵击、侧击，以至消灭该敌。所以这个动作是值得研究一下的，同时也证明这种钓鱼的办法，是可以采用的。我们先放一块香饵出去，吸引敌人来包围，我们再把敌人包围起来，大圈套小圈，最后消灭他。”[12]

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战机，身经百战的四野领导人当然不会放过。5日下午，当林彪、邓子恢得到丁盛、韦祖珍的情况报告后，当即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18时，林邓等直接致电丁盛、韦祖珍并第45军、第12兵团首长：“（一）你师明日上午应在现地休息和待命，准备下午向湘桂路前进，于六号十二时左右突然进至洪桥、大营市之线翻毁铁路。（二）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三）目前敌后甚空虚，你们须采取机动灵活的独立行动，袭歼小敌，截击退敌。”[13]

第135师的行动，一举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整个战场形势随之急转直下。白崇禧震惊之余，急忙下令第7军第176师尾击该师。6日拂晓，第7军对衡宝公路南侧之孙家湾一带的第135师第405团阵地连续进行四次猛攻，但均被我军击退。当日下午，第135师向石株桥前进，途中又击退敌军的多次攻击。在6日一整天的激战中，第135师就像一颗坚硬的钢钉一样，始终牢牢地插在敌人的内心地区。

这时，我西路军正由芷江、黔阳、会同地区掉头东进，直扑武冈，东路军已多路攻入粤北，第135师正向纵深渗透。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深感在衡宝线上与我军决战已处于不利地位，遂再次改变计划，一面收缩兵力准备退守连县、临江、新宁、零陵、新田、嘉禾一线，一面决定将其主力西调，打击我西路军由芷江东进之突出部队，以掩护其正面部队撤退时左侧的安全。6日24时，敌人按照上述企图开始行动，以第7军主力第171师、第172师及第48军之第138师、第176师，由第7军军长李本一统一指挥，从宝庆、祁阳之间向武冈转进，第46军和第7军之224师，第97军之33师向东安撤退；第71军向新宁，第58军和第48军之175师，第126军之304师向零陵等地分别撤退。衡宝前线仅留置第14军之10师、62师等部队于桃花坪、邵阳间警戒，掩护主力撤退。[14]

白崇禧用兵，一向不肯轻易动用主力，而这次却把四个精锐主力师集中使用，就是希望它们能在解放军的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对白崇禧的这一步棋，萧劲光同志后来曾评价道：“第七军是桂系在‘七七事变’后成立起来的最早的一个军，不仅武器装备精良，实力较强，而且战术手段狡诈多变，一向受白崇禧的偏宠。除了在信阳以南的花园一战中，被我歼灭了一个团以外，实力没有受过多大损失。白崇禧把它看作是一张最得力的‘王牌’，在这次战役中，开始把它放在衡阳方面作为总预备队，由他亲自掌握和指挥。接着又把它调到衡宝线上，担任主攻任务。在白崇禧看来，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现在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于是又命令它以两个主力师，同时统率另一支主力四十八军的两个师，来掩护其他部队全线撤退。白崇禧对它的信赖是无以复加了。这个军的官兵也自命不凡，吹嘘自己是什么‘钢七军’。到达衡宝线之后，竟到处张贴‘钢军硬，八路不敢和我碰一碰’一类自吹自擂的标语。我们的战士看后，气愤而又轻蔑地说：‘什么钢七军，非把他砸成一摊烂泥不可！’”[15]

毛泽东对衡宝前线非常关注。10月7日凌晨2时，他打电报给林彪、邓子恢：“（一）同意五日十二时电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二）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16]

这时，野司已经获悉敌军的企图，从7日5时开始，林、邓、谭、萧、赵连连下达指示，命令全线部队展开追击：令敌后之135师坚决截击南撤之敌，求得于文明铺东北地区阻住敌人，配合主力聚歼敌人；令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一线，堵截退却之敌71军和14军；令宝庆以北地区的我主力12个师发起尾敌猛追。第41军分四路猛追71军，以第45军主力分三路尾敌7军、48军追击，第40军119、120、118三个师分路向洪桥、白地市方向追击，第49军之146师由41、45两军之间前进，第145师向水东江以西追击。此外，以第46军主力越过湘江向衡阳、耒阳前进，第18军加速向永州方向发展，第5兵团主力则急向衡宝中间地区推进。

野司一声令下，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一场围追堵截白崇禧主力部队的战斗打响了。萧劲光回忆：“在这以后的几天之内，我各路大军，同敌人展开了比毅力、比作风、比速度的大竞赛。当时我们想，要想包围住全部敌人已经不可能了，但只要我军能抓住一大股敌人，加以围歼，也就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于是命令各部队要尽最大的努力，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发现敌人，就要死死把它咬住，然后主动配合，密切协同，打好歼灭战。”

10月7日1时许，位于敌后之135师主力奉命进至石株桥一线，恰好与正准备从关帝庙、严家殿、黄土铺一带南进的白崇禧部四个师相遇。敌人依仗优势兵力，企图一举消灭第135师。我军毫无畏惧，积极顽强地与敌人周旋于群山丛林之中，到处堵截和侧击敌人。这时，第404团在四水塘、第405团在何公殿抗击国民党军。第403团则被敌人分割包围于赤壁岭、神仙洞一带，与主力失去联络，情况相当危急。第45军战史资料是这样记载的：“七日晨，该团一营在赤壁岭一带被敌人一七二师、一三八师两个团的兵力包围，这个曾经突破过天津民权门五层标准工事的英雄部队一旦和敌人接触，三个连即同时向敌人反击。二连二班同志在敌前面，以勇猛熟练的动作连拿四个山头，迫使敌人的重机枪连架数次都没有机会开口。后来敌人愈围愈多，战士们就坚守有利的阵地，打垮敌人的数次冲锋。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改装的枪榴弹、爆破筒坚守山头。机枪射手蓝启华端起机枪拼命扫射，并大喊：‘有我在，敌人就过不来！’指导员、排长及全排共产党员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也轮番鼓动着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怕，我们的部队就在后面！’‘为死伤的同志们报仇！’就在这种炽旺的战斗意志下，另一机枪射手王维在敌人三面突击的阵地上身负重伤，仍手不离枪，最后倒下去时，还频频告诉副连长千万不能失去这块阵地。就这样从晨至晚激战一日，使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始终未能逼近一步……当日晚，趁着茫茫的雨夜，该团即不顾一切疲劳、饥饿，在当地十几个群众的自动向导下，穿过山林小路，连夜跳出敌人的包围。这中间更出现了一幕全军历史上空前壮烈的英勇故事：该团警卫排五十余人，在黑暗中迷失路径，误入敌人的巢穴，在一条狭长的山谷中遭受到敌人四边山上的猛烈射击，除少数十余人突出重围外，其余四十余人全部壮烈战死，无一人缴枪屈服。在掩埋烈士们的尸体时，发现每一个牺牲者的子弹带、炸弹带都再没有一粒弹火。许多战士在最危险的时候砸坏自己的枪支，撕毁自己的物品，决不遗给敌人，这种壮烈牺牲的精神，使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感动。”[17]

第135师指战员顽强英勇的作战，有效地迟滞了国民党军的南撤速度，造成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我正面尾敌追击和两翼迂回部队终于在7日夜里，将退到衡宝公路以西的国民党军抓住。

衡阳城里的白崇禧终于坐不住了，仓促之际，不得不决定撤往广西。临走前，他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嫡系第7军。原第7军参谋长邓达之回忆：“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的黄昏，我刚吃完晚饭，白崇禧打来电话，说：‘长官部和第三兵团决定今晚撤出衡阳，乘火车回广西去，我明晨才离开衡阳。第七军率领一七一师、一七二师并指挥四十八军的一三八师、一七六师为后卫，在原地掩护长官部及三兵团部撤退，任务完毕后，至明晨九时左右方可开始撤走。’接着又说：‘这个任务很艰巨，撤退时，不论任何牺牲，都不要停留，纵然后尾部队有的撤不下来，也就算了……’”[18]其凄苦、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到了这个时候，白崇禧纵使有千般妙计，也挽救不了他的四个主力师的命运了。从10月8日凌晨2时起，我军各部队向敌展开压缩攻击。当日进展态势是：第40军119师进抵井头江；第45军134师进抵赤壁岭与敌打响；第49军146师先头追至灵官殿，歼敌171师一部，并击退敌一个营的反击，夺占了该地制高点与敌对峙；158师、133师，均与逃敌接触；第18军占领高朗司；第46军一部占领耒阳。9日，第46军解放了湘南重镇衡阳。

针对瞬息万变的前线战局，远在武汉的野司首长不断下达原则性的指示。8日14时，林、邓、谭、萧、赵电令第40、第41、第45军各首长：“（一）凡遇到敌人一个团或一个师的兵力时，首先将敌人退路切断，围而不攻，等友军到达后再作有准备有配合的进攻。（二）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则应参加包围友邻我军所抓住之敌，或继续猛追求得抓住一部敌人。”22时，林、邓、谭、萧、赵向上述部队首长又发出一电，要求“必须以三至四倍兵力的对比，去包围和歼灭敌人，如兵力太少，则甚难取胜”。“必须求得在此次追击中歼灭白匪一部，并争取吸引其大部，以便歼灭。”9日凌晨4时，他们致电中路军、西路军各兵团、各军首长：“野司根据密息，只能规定各部行动的方向，但各兵团、各军必须以机断专行的精神，加强对各师的具体指挥，不可一切等待我们的指示，以免失掉机会。”[19]

这说明，尽管在胜利在望的形势下，四野首长仍然是相当谨慎小心的。这也是林彪军事指挥决策上的一个突出特点。萧克同志曾这样写道：“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指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如此。”[20]

10月9日，各路我军按照野司、兵团的作战部署，继续向敌人压缩、合围。这一天拂晓，奉命由石株桥向黄土铺以南转移的第135师进至鹿门前西北官家咀一带。中午，师首长转达上级指示：衡宝线之敌人全面撤退，我有阻击与侧击敌人之任务，要求各团立即选择阵地，准备阻击敌人。下午14时许，正在杉木冲一线看地形的第405团营以上干部，突然发现从黄土铺至文明铺的大路上，敌人以行军纵队通过，“先头约一个团，后续连绵不绝”。该团指挥员当机立断，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组织部队截击。这股敌人正是桂系第7军军部及第172师。第405团以9个连的兵力由杉木冲阵地冲下，直扑第7军军部。第404团则于鹿门前南侧截击第172师。

16时30分，第405团首次冲击就将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插成数段，随即与敌人扭杀在一起。第7军军部的作战力量，主要是警卫营、输送营和工兵营，其中以警卫营最为顽强，他们大多是广西老兵，武器最好，也最忠于白崇禧，加上这次是夺路南逃，自然是拼死抵抗。战斗是相当激烈而残酷的。每一个田埂，每一条水沟，每一座树林和房屋，都必须经过反复争夺，直至白刃相搏，才能为我军占领。战斗中，405团1营2连表现最为出色。他们首先锳过一道半人深的水沟，在敌人群中纵横穿插，各自为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击。随后，全连三三两两地分成战斗小组，哪儿有敌人，哪儿有枪声，就一直向那里冲去。敌人在树林里顽抗，战士们就四面围上去，一顿密集的手榴弹，炸得树林团团起火，敌人血肉横飞。看见敌人正架重机枪，我军战士立刻飞身向前，几刺刀就挑死敌人射手。全连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33个轻伤员无一人退下火线，几十个重伤号被卫生员背下火线聚在一起时，仍不住声地挥手高喊：“同志们给我们报仇！”最后，连排干部全部牺牲，12个班长只剩下一人，但战士们毫无畏惧。2排战士杨贵峰一面高喊口号，一面自动代理排长，指挥全排的最后7人，连续夺下7个阵地，俘获了5个敌军官，20多个俘虏。机枪班的最后一位射手林少云的双腿被打断，仍坐在地上端着机枪向敌人射击。战斗结束时，该连3个排最后只剩下21个浑身血污的战士。激战至24时，第405团以伤亡324人的代价，歼灭敌第7军军部及直属队大部，毙伤俘敌1 257名，打了一个干脆的歼灭仗。[21]

战后，第45军首长在给该团的嘉奖令中说：“此次祁北战役歼灭白匪主力的黄土铺战斗中，我四〇五团在一三五师首长及该团团长韦统泰、政委荆建、副团长韩怀智、参谋长张维、主任周文、副主任周子珍等同志指挥领导下，动员工作具体深入，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坚决执行命令，努力创造荣誉，十月九日在祁北黄土铺积极掌握战机，干部带头，动作非常迅速，以猛虎扑羊群之态势，多路齐头猛攻，手榴弹冲锋式杀得英勇顽强，将白匪长期训练的敌第七军一部直属队大部歼灭，俘敌千名，打掉了所谓‘钢军’的领导指挥机构，特传令嘉奖，并给全团集体记战功一次，给该团一营记战功两次，奖给该团‘猛虎扑羊群’、一营‘勇猛顽强’锦旗各一面，以示胜利光辉。”

与405团攻击第7军军部的同时，第404团于黄土铺以北的鹿门前将敌172师截住，当即对敌实施包围与攻击准备。黄昏前，我41军主力已迂回推进到了这一地区，切断了这几股敌人西逃的退路，并有力地策应了第135师在黄土铺的攻歼作战。同时，40军截断了敌人可能南逃祁阳之路。正面我45军主力和49军的第146师也积极尾敌压迫，逼近铜锣坪、石株桥一线。至10月9日20时，白崇禧的这4个主力师除先头之138师师部带1个团逃脱和第7军军部与直属队大部就歼外，全被我军合围在文明铺东北、张家亭、铁栏桥、鹿门前、铜锣坪、严家殿、石株桥一块约50平方公里的地区上。其第172、第138师位于黄土铺东、南山地，第171师在铁栏桥以西地区，第176师在界岭、严家殿之间。

由于第7军军部首先被歼，军长李本一只身逃脱，被围敌人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随第171、第176师行动。多年以后，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是日[22]，我曾以无线电报话与李本一联络，无有消息。九日我又与军部先头师[23]师长英彦联络，盼望他回师救援，也无消息。判断军直属部队及英彦师当在黄土铺附近均已被歼。复与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联络，知道他的司令部已退到东安县城，当将最近战况报告给他，并谓现被强大解放军包围于回龙亭附近地区，经两日剧烈战斗均无进展，无法西进，请速派兵来援。得到的答复是不能派兵援助，希望设法突围。”[24]

既然援兵无望，凌云上只得硬着头皮，指挥部队向我军阵地展开攻击。据四野战史记载：“九日午夜至十日上午，被围之敌倾全力夺路突围，遭我一三五师与一一九师的顽强抗击，毁灭了敌军突围企图。敌一七一师主力曾十八次攻击我铁栏桥、茅草岭、兴隆山等阵地，两个团二十余次冲锋，均为我一一九师守备部队击垮。”[25]

其实，凌云上并不知道，他的老长官白崇禧在此期间，曾命令已撤到祁阳、冷水滩之线的第46军第188师及第7军第224师回援，以接应这四个主力师突围。可以说，这是白崇禧当时所能作出的最后的努力了。得到这一情报后，林彪、谭政、萧克10日6时指示各军、师首长：“为尽速歼灭已被包围之敌，各部接电之后应立即出发，其任务如下：（一）四十军主力应插到祁阳北之洪桥、乾山坪、白地市一线，阻敌南逃。（二）四十一军主力应即插至文明铺、郦家坪一线，阻敌西逃。为此，一二二师应向秋塘坪急进；一五四师应向甘家嘴、荷塘亭一线急进；一二三师应即在文明铺、沙滩桥、黄家桥一带占领阻击阵地，顽强抗击自祁阳北援之敌，保证围歼战的胜利。（三）四五军、四九军主力应自宝庆东之灵官殿、赤壁岭、石株桥一线向南进攻，紧缩包围圈。（四）四六军应即向洪桥急进，参加会战。（五）围歼敌七军与四八军各两个师的战场指挥由四五军首长统一指挥，（六）卅八、卅九军应即直向白地市、文明铺方向前进，参加大会战。”同时令已到达中路铺、白果市一带的第5兵团第16、第17军向南急进。

为鼓舞士气，林、邓、谭、萧、赵还于10日4时发出指示：“我各部必须以最高的积极性和自动性，歼灭已被我包围之敌，只要此仗胜利，就可以大大缩短解决西南问题的时间和困难。”[26]

10日晨，我军开始总攻合围之敌。各部队遵照野司的决心部署，对敌展开重点突破各个歼灭的攻击作战。第134师、146师、158师并肩由北向南攻击。13时，134师与严家殿南之敌176师展开激战，至20时，突破敌之防御，造成敌人北面防御全线崩溃。146师相继夺占铜锣坪、界岭等地，于16时进抵江家冲，击溃敌176师527团的防御。158师突破石株桥之敌后，即协同134师向严家殿之敌攻击。

第135师、121师由西向东对敌172师进攻。此刻，172师师部及其两个团被我135师404团堵在鹿门前的一条山沟内，已经整整一个晚上了。10日5时，404团发起总攻。就在这时，前一天由铜锣坪撤退时遭敌尾击后节节抗击、正向师主力靠拢的第403团赶到鹿门前东面的井冲山一带，听到枪声，立刻主动配合404团作战。两团因此形成夹击之势。我军奋战五小时，全歼第172师师部及两个团。战后，第45军通令嘉奖了第403、404团全体指战员，并分别授予403团3营9连、404团1营1连“艰苦奋战井冲山”、“勇猛歼敌鹿门前”锦旗各一面。

与此同时，121师于10日8时击溃黄土铺南侧之敌。由东向西攻击的第119师与由南向北攻击的第118、120师，摧垮了敌东、南两面的防御。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敌人业已完全失去了组织抵抗能力，用凌云上的话来说就是“村村山山都是解放军，部队处处被击，真是天罗地网，无法逃脱。此时部队非常混乱，无法再行指挥”。

“钢军”的最后末日来临了。10日这天，秋风萧瑟，细雨迷蒙，残敌眼见大势已去，纷纷逃入深山丛林。我军当即展开搜剿作战。关于搜山前后的具体情况，一位战地记者这样写道：“……为着搜索这些到处隐藏的散匪，在战斗结束之后，我们的部队又三五成群日夜不停的进行搜山。一时在五峰山区，满山遍野曾到处喊叫着：‘缴枪不杀！’‘出来吧！’的声音，亮着千万个照明的火把。三三五五面色灰白的俘虏，被我军从四面八方的山洞里、死尸里、草丛里，以及老百姓的红薯窖里、猪圈里、床底下、柜子里……一切最龌龊最隐蔽的地方，像掏麻雀似的一个个掏了出来。于是请看吧：这些曾经奸淫掳掠，惯于欺压群众的人们，如今有的披着被子光着脚，有的满身捆着稻草，有的穿着女人的短衣，那种满身泥污，瑟瑟发抖的狼狈相真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活像一个马戏团的展览会。”

“说起来是非常有趣的，那几天一直在下着蒙蒙细雨，山里气候很冷，这群白匪的丧家犬又冷又饿简直遭了大劫。许多人吃不消了只好缴枪投降，但有一些顽固家伙还硬在那里装死人，企图逃避我搜山部队的搜索。有一次夜里，我军在山上悄悄地搜索，有一个战士一不小心被滑了一跤，一只手捺在泥里，但另一只手却放在一个又热又软的东西上，他连忙用手一摸，原来是一个肥大的屁股，于是大家立即用手电照亮，发现一个肥胖的军官，正把头钻在死尸下面装死人。后来带回去一问，这家伙却是敌人一七六师的参谋长。又有一次敌人一个营长也在装死，但手上的血色却暴露了他的秘密。我军一个战士故意说：‘这个人也死了，埋了吧！’话还未说完，他就哼哼起来。战士一把把他拉起来，笑着说：‘别装了吧，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活的。’他说：‘哎呀，我真怕你们活埋！’”

“有一天我们的搜索队在一个沙沟里洗手，忽然发现河旁草丛里有一个人的脑袋飘在水上，起初把他们吓了一大跳，后来仔细一看却是个敌人藏在水里，两眼不住地盯视着他们。当时他们就用枪逼着敌人爬上来，接着再顺着沙沟一找，竟发现有二三十个敌人都用这种办法藏在水里头。于是我们的战士就像钓鱼一样，把他们一个个都钓了出来。这些水里的俘虏真好像一群落汤鸡一样，浑身上下都滴着水珠，冻得一直在索索打颤。有许多人甚至被水泡得青一块白一块，简直不像个样子，我们的战士只好找些衣服给他们换上，然后生起火来，供他们烘烤。”

“俘虏们捉回来以后，第一个要求就是吃饭，据说他们自战斗开始三四天都没有吃过一顿饭，可是当我军把饭筐送到他们面前时，俘虏们又立刻开始了一幕精彩的表演。大家一拥而上都拼命的争抢，任凭我军怎么吆喝，都没法阻止。由于碗筷不够，人太多，他们就有的用钢盔，有的用毛巾，有的用衣服，有的甚至干脆用两手，远远的瞅准目标，挖一下就跑，后面的人挤不上去，就拼命一直向前拥。许多年轻的小个子甚至被挤到地上，挤倒在饭筐里，粘得满脸满身都是饭粒，烫得哇哇直叫，但却也不肯退后一步。一些俘虏军官们，这时也没有一点架子了，和俘虏兵挤在一起抢饭，常常引起俘虏兵的讽刺说：‘你们当官长的为什么也这样抢呢？’可是官长们对于这些话，从不起任何反应的，结果抢来抢去饭筐也抢破了，饭盆也抢打了，有些俘虏就在拼命地去抢掉在地上的饭粒，那种饥饿的狼狈相，简直无法形容。”

“以后，决定把他们统统送到后方去，其中有一天偏偏碰到下大雨，俘虏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每人从道旁老百姓的田里拿一捆稻草往头上一顶就走了。结果我军只好派人去把主人找来赔些钱完事。这样一来，俘虏们的队伍真是‘好看’极了，远远望去，一大群稻草在移动；又活像一队戴着高帽子的无常鬼，真令人又好气，又好笑。”

“当老百姓知道俘虏兵送了下来，沿途每一个村镇，群众男女老少都带着棍子来观看，一见俘虏们过来，都举起棍子非打不行，后来我军走在两边竭力劝阻，俘虏们才免去了这场教训。但群众却仍恨得指着他们骂不绝口，这个说看你还拿不拿我的猪，那个说看你还烧不烧我的房子。女人们看见几个官太太走过来，故意跑上前去挖苦她：‘太太，鸡肉好吃不好吃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直拿着棍子目不转睛的注视每一个俘虏，最后忽然跑到我军的面前，拼命地要求说：‘同志，你让我打一个，我只打一个。’”

“有一次，我们的两个战士押着四个俘虏从一个村庄经过，因为去找点水喝，一不留心，这四个俘虏即被当地群众狠狠的打了一顿，以后我军好容易把群众劝开，问他们四个，群众为什么打他们，他们说：‘老百姓打得对，我们过去太对不起他们了。’”[27]

由于桂军士兵四处逃散，零星被俘，给我军的俘虏工作增加了难度。10月12日，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专门下达了《关于争取桂系俘虏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密切注意，切实执行。《指示》说：“据四十九军一四六师报告，有桂籍俘虏夺我刺刀刺死我三人，刺伤一人，望各部即引起注意。凡俘虏身上藏有武器者，经说明解释后应予收缴；在押时须作必要戒备，以防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夺枪行凶。”《指示》中还说明：“因我们过去没有和桂系部队作过战，而桂系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很少遭受大的失败，因此他们的军官和士兵多有一股傲气，对我军及我军的俘虏政策也不很了解，所以在失败时不愿缴枪，当了俘虏感觉羞耻，并有不甘失败和寻求报复的心理。因此对争取广西俘虏较之争取一般俘虏就较为困难，要有更大的耐心与等待，要更多注意对待他们的态度，至少不辱骂、不耻笑他们，不称呼他们为‘俘虏’，不要说他们‘打了败仗’等。对比较顽固的分子应当从感情入手，以便由打通感情进到政治说服，不宜由他们顽固而动气，并应向连排干部及积极分子说明，只有采取上述态度才能打破其顽固性，顺利地将其争取过来。”该《指示》要求：“现在白匪尚未全部就歼，为瓦解白匪部队士气，利于今后歼灭它，以便在歼灭之后利于大量地争取广西俘虏，望各部重视这次俘虏工作，把它当做下一步作战的一件重要工作来做。”

第7军少将副军长凌云上也是钻在荒草丛中，被我军搜索出来而当了俘虏的。不过，他却比手下们的遭遇要好得多。他回忆：“当九日晚准备突围前，我为避免暴露身份计，将所有的文件证件尽行焚毁。哪知我到了解放军的营部时，我卫士的皮包内尚有我的详历表存底被解放军政工人员检查出来，从而证明了我的身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解放军了解到我的身份之后，马上得到优待，每日都是同解放军的团长一起共餐，并得到很多的安慰。”

我军歼敌速度之快，大大超出野司首长的预想。10月10日7时，也就是中路军刚刚发起合围总攻之后，林彪、邓子恢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尚说：“由衡、宝线南退之敌军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战力甚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十三兵团正由芷江东进，但一时赶不到；而我在祁阳以北兵力没有迅速消灭敌之绝对把握。因此祁阳以北战役必须相当时日才能解决。”[28]但实际情况却是仅仅用了两昼夜即全部解决问题。战后，陈伯钧副司令员在45军师团干部会上作总结报告，开场白就是一连“三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一下就抓住敌人的主力，谁都知道白崇禧是很狡猾的，是会保存实力的，但这次却被我们抓住他五个主力师中的四个。第二，想不到真正的战斗只经过了两天一夜，就解决了问题，在抓住敌人以后，听说是白匪主力还准备调整一下部署再攻，但除了一三五师特别四〇三团在突破衡宝公路以后比较苦一点外，整个来说，未经过什么严重的激烈的战斗就消灭了敌人，而且全军伤亡也不大。第三，想不到我军士气如此之高，负伤不下火线，不叫不哭，打伤一条腿一条胳膊还用另一只手拿着机枪打，三次负伤还爬上山头投手榴弹。就连四七二团比较新的部队，也能以一个营打垮敌人七次以上的反击，打了一仗，接着一仗，有的部队作战行军连续七天八夜，两天半只吃一顿饭，甚至吃生米，吃野菜，冒雨搜山，毫无怨言，我军士气过去也很高，但据说打了几次后，劲头就部分松下来了，而这次则不同，真是越打越高。”[29]

截至10月11日上午，白崇禧部四个师除第138师师部率一个团逃出战场外，其余29 890人全部被歼。我军生俘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参谋长邓达之、第171师师长张瑞生、参谋长李有金，第172师师长刘月鉴，第176师师长李祖霖、副师长刘克威、参谋长袁纪等八名将官。肃清包围之敌后，我40、41、45军及第49军146师等部队，立即向祁阳、黄阳司方向追击前进。国民党军北援部队见势不妙，未敢北进。这样，衡宝地区围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即告胜利结束。

10月12日，林、邓等向参战各军首长并全体指战员发出表扬电，指出：“此次你们以神速之动作，将桂系精锐四个师抓住，不顾疲劳，日夜战斗，进行反复堵击与包围，终将敌人全部歼灭。此种积极精神与战斗作风，甚为良好。尤其是我一一九师、一三五师，顽强的堵击与反击了敌人，使敌突围失败，更值得表扬。盼你们迅速打扫战场，处理战后勤务，表扬优点，纠正缺点，准备继续执行新的进军任务。”

13日，第12兵团首长特电嘉奖劳苦功高的第135师，嘉奖电全文如下：

一三五师首长转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你们接受了向敌后穿插的命令后，以二十一小时的连续强行军，前进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六十里，胜利的插到了敌人的心腹灵官殿地区，有力地策应了正面主力，并以独立作战的精神，坚决的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并且又堵击、截击和反击了退却的敌人，歼灭了敌人一七二师的师部，和两个团的全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对这次追击白匪主力起了重大的作用。你们这种不怕艰苦，英勇果敢，坚决执行命令，独立作战的精神，堪称此次战役中本军的模范。故特传令嘉奖。望你们胜利勿骄，深刻检讨作战经验，再接再厉，为全歼蒋白匪军而继续努力。

萧劲光　刘道生

韩先楚　解沛然

唐天际　黄志勇

十月十三日[30]

13日这一天，毛泽东看到四野报来的嘉奖电后，非常高兴，特将此电批转来京的程潜先生阅，并在电报原文上批示：“被歼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31]

当中路军主力在衡宝地区围歼白崇禧主力时，西路军正奉命向武冈、新宁线推进。10日，39军152师攻占武冈，歼敌14军63师189团及14军留守处、湘南保5团等部2 000余人。38军先头114师向宝庆急进，9日，宝庆守敌62师弃城西逃，10日被我跟踪追击的49军147师及东进的38、39军各一部，包围于武冈北、宝庆西之石下江地区。13日，我军全歼该敌，并迫使敌新8军一部投降，我49军145师解放宝庆。这样，宝庆以西至芷江一线地区，完全为我军控制。

与此同时，奉野司命令留在鄂西监视宋希濂部的第47军主力，于14日向据守湘西大庸的宋希濂之第122军发起攻击，战至16日，全歼第122军5 000余人，生俘敌军长张绍勋，解放大庸、桑植两城。

至此，从1949年9月13日我西路军进击湘西之日开始的衡宝战役胜利结束。在历时33天的连续作战中，我军以伤亡4 000余人的代价，共歼敌第7、第100、第122军3个军部，第171、172、176、217、62师等5个整师，及第138、第63、第10、第345、第197等师各一部，计47 500余人，俘第122军军长张绍勋、第7军副军长凌云上等10余名将官，缴获各种炮402门，各种枪13 071支，汽车176辆，战马1 116匹，各种枪、炮弹100余万发。并解放了湘南、湘西的广大地区。

对于这一重大胜利，《长江日报》在10月16日的社论中指出：这次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渡江以来华中最大的一次战果，前后方闻捷欢腾，实为开国依始前线指战员对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隆重献礼。”我军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四野司令部的英明决策，各部队首长的正确指挥，全体指战员们的英勇奋战，以及湖南党组织、政府、地方游击队的密切配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的结果。在战役进行期间，湖南省军政委员会、省临时人民政府和省支前指挥部积极组织征粮支前，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活跃在衡阳地区的湘南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在解放耒阳、郴州等战斗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军所到之处，当地人民群众主动为我军当向导，探敌情，递情报，有的保护公路、桥梁，有的翻山越岭，冒着枪林弹雨为我军送水送饭，有的帮助扛炮弹，运送伤员。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支援了我军的作战。反观国民党军方面，由于白崇禧一再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使整个部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所谓的“王牌”第7军此前从未领教过我军的厉害，缺乏与我军作战的实际经验，因此一开始目空一切，陷入重围后却斗志全无，最终难逃其覆灭的下场。

衡宝战役大大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同时使我军获得了新的宝贵经验。四野司令部《湘西、衡宝战役详报》就此总结出两条基本体验：

一、湘赣、宜当战役后，我利用炎夏进行休整恢复体力，突击治疗伤病员，改编装备及在部队中进行对付白匪及南方山地作战的教育等一连串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并为此次衡宝线上围歼白匪主力四个师之胜利所证明。过去认为北方部队到南方山地作战，走不过桂系部队（因桂系部队是善于山地行军作战的）的结论，同样为这次战役行动中，所否定了，不但能追上敌人，而且比敌跑得更快，如芷江地区之敌在我一天之先已南逃，但在我三八、三九两军先头师分兵多路之追击下，仅二天就将敌追上予以歼灭，衡宝线上之追击战也同样表现了这一点，当敌主力于六日二十四时开始南逃，而我于七日拂晓才发觉，当即令全线部队追击，据报各军之先头部队于七日十二时才接令，向敌发起追击，与敌相差整整十二个钟头，但经过两天两夜之连续追击亦追上了敌人。这些事实使我们深深的体验到：从某一个具体环境发展、装备、锻炼出来，并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当其到达另一新的环境时，他本身必须迅速而且果断的采取措施，来使部队适合于这种环境，否则这种新的情况将不会照旧来发挥自己作用，而是大大地增加困难，甚至要完全可能失败的。这些我们虽然作的不够及时（如改装问题，曾在北京提过，但未果断的去进行，这曾是南下后对行军作战影响相当大的一个问题）和经验不多，但仅只这点，对我们以后战役胜利却奠下了基础。

二、集中优势兵力及小部队（一个师）大胆的进行穿插直入敌人腹地，这样促使敌人部署混乱与恐慌，是造成歼敌之有利条件，并在敌人退却时大胆的当头阻击敌人，迟缓敌人退却速度，使我正面追击部队，能赶上抓住敌人。如这次四五军一三五师插入敌后，对整个战役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主要的经验是插入的部队必须大胆而坚决，这要求事先在思想上即有所准备。

几十年后，萧劲光大将谈起衡宝战役，将其评价为“我军进军中南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他说：“这一仗，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各种因素，虽然没有形成一次大的决战，不少敌人仓皇溃逃了。但是，消灭了白崇禧主力中的主力，大大地震撼了各线敌军，把白崇禧想在湖南和广西同我决战的企图打破了，避免了以后在广西境内再打一次大的战役，为后来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解放华南地区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深远的。这一仗，解放了湘南和湘西大部分地区，为彻底肃清湖南境内的国民党残部、打开湖南各项工作的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的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32]

[1]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8页。

[2]　《十二兵团秋季战役作战指示》，1949年9月20日。

[3]　林彪、邓子恢关于南进部署给十二兵团的指示，1949年9月24日。

[4]　詹才芳：《衡宝战役的日日夜夜》，载《星火燎原》选编之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59页。

[5]　张文鸿：《桂系部队在粤桂边境的覆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27页。

[6]　邓达之：《衡宝战役的片段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16～117页。

[7]　凌云上：《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20页。

[8]　林彪、邓子恢关于迂回抓住敌人及向衡宝间前进问题给萧劲光、唐天际的指示，1949年9月29日。

[9]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13兵团主力应参加宝庆以南作战给程子华、莫文骅、彭明治、38军、39军的指示，1949年9月4日。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桂军情况及我作战计划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

[11]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如敌大举进攻我则采取诱敌深入方法给萧劲光、唐天际、解方、杨勇、苏振华、各军师的指示，1949年10月5日。

[12]　陈伯钧：《参加衡宝战役的检讨》，1949年10月24日。

[13]　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8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1月印。

[15]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2～443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18]　邓达之：《衡宝战役的片段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17～118页。

[19]　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0页。

[20]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22]　即10月8日。

[23]　即第48军138师。

[24]　凌云上：《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24页。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1月印。

[26]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应以最高度积极性自动性歼灭被围之敌给各部的指示，1949年10月10日。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28]　林彪、邓子恢关于祁北战况及陈赓兵团向桂行动问题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949年10月10日。

[29]　陈伯钧：《参加衡宝战役的检讨》，1949年10月24日。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史料汇编》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1950年8月1日编印。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3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

第17章　向广东进军

蒋、桂、粤三方在保粤问题上的争论——白崇禧部入粤无望——余汉谋不情愿地就任华南军政长官——中共中央解决广东问题的最初方案——陈赓、郭天民直言陈述部队的困难——毛泽东同意推迟南进时间——成立新的华南分局——叶剑英主持召开赣州会议——进军广东的各方面准备工作——中央军委批准广州战役计划

衡宝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南粤大地又传来一道惊人的喜讯：解放军东路军于10月14日解放了华南最大城市广州！这两个重大胜利，是中南我军在短短时间内连续取得的，影响巨大，意义深远。《长江日报》为此发表的时评指出：“白崇禧主力在湖南南部的被歼，广州的迅速解放，和福建、甘肃、青海、绥远、宁夏、新疆等省的迅速全部解放，是两个多月以来中国战局的几个主要发展。国民党残匪现在只有西南数省和台湾、琼崖等海岛作为最后的逃亡去路了，而在广州解放以后，这些地方的解放，也不会要多久的时间了。”[1]

广东省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它南临南海，北依五岭，东临福建，西连广西，北与江西、湖南接壤，南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里，山川秀美，人杰地灵，物产丰饶，文化兴盛，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现代中国政局中经常担当着特殊角色的重要省份。1949年4月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后，国民党政府各主要机构陆续南迁广州，广州成为国民党逃亡政府的政治统治中心。

在国民党人的心目中，广东乃“革命根据地”，且与海外华侨息息相通，如果丢掉了广东，不仅“对不起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而且对海内外人心引起重大的影响”。因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对广东都相当重视。还在1949年初，蒋介石于下野之前，就对广东军政当局的人事问题作了安排，任命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薛、余两人，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高层不甚得志，但在当时却是粤籍将领中有号召力的头面人物。蒋介石之所以起用他们，无非是借此收买和笼络人心，替他守住广东这块岭南重地。

李宗仁、白崇禧也想把桂系部队尽早撤入广东。一来是广东远较他省富庶，便于解决兵饷问题，二来是广东拥有出海口，对外联系非常方便。程思远先生说：“那时，白崇禧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白吉尔有联系。较早以前，白吉尔从青岛派了他的侍从副官马介廉携来一个收发报机和密电本。从此两白通报频仍。白吉尔通知白崇禧，美国国会在暑期休会以前，通过一项七千五百万美元用于中国一般地区的计划，如白崇禧部能进入广东，白吉尔将通过海道运输，给白部以充分补充和供应，所以白崇禧急于率部入粤，是可以理解的。”[2]与此同时，主持广东军政的余汉谋、薛岳等粤籍将领们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欢迎桂系部队入粤。一时间，“将来保卫广东，只能倚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队三个军”的说法，成为国民党内不少人尤其是粤系人士的共识。

然而，蒋介石此刻的战略意图却是以经营台湾、防守西南为重点，并不以保粤为重点。这无疑与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们的打算南辕北辙。李宗仁后来述及这段史实，忿忿不平地说：“上海于五月二十七日弃守时，何应钦、白崇禧曾一再电请蒋先生将精锐部队由海道调至汕头，北上布防，以阻共军入粤，而蒋氏不听。待共军攻大庾时，胡琏兵团竟由汕头乘船退至厦门，最后渡海撤至金门、马祖等岛屿，使粤东完全空虚。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巩固广州防务计，屡请蒋先生把刘安琪兵团从海南岛调至广东增防，广州人民团体更函电纷驰，作此呼吁。蒋先生虽口头答应，刘兵团却迟迟不来，终至粤局无可收拾。”[3]

蒋介石不积极增兵广东，自然有他的通盘打算。但他坚决不同意白崇禧的部队进入广东，则完全是出于历史上的宿怨和现实的顾虑，蒋介石不希望出现两广军人团结守粤的局面，更担心白崇禧掌握海上通道后取得美国人的支持，进而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在围绕白崇禧部入粤以及如何保卫广东等问题上，蒋、桂、粤三方之间展开了十分复杂且微妙的争斗。

6月底的一天，白崇禧把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李品仙、黄旭初等人接到长沙开会，讨论中心是保卫广东问题。白崇禧说：“华中部队必须进入广东，广州这个政治中心才能保卫下来，但桂军调粤又需要由国防部下达命令，因此我们掌握国防部为形势所必需。”李品仙附和道：“只有健公重新主持国防，才能使华中部队南下广东。”会后，李品仙衔命飞赴广州向李代总统面陈意见。

李宗仁虽早有此意，但力不从心，他找到行政院长阎锡山的心腹贾景德，要他向阎痛陈利害，让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完全是出于保卫广东的考虑。但阎锡山说：他兼掌国防，乃总裁的决定，没有总裁批准，他不敢有所更动。阎锡山不肯通融，李宗仁也无计可施。

当时，广州为国民党行政院直辖市，市府与省府平行，由于战争的影响，广东全省的税收还不及广州一市，加上广州市长、广州公安局长、广州警备司令等要职都为蒋介石的私人或嫡系把持，所以省主席薛岳极力主张将广州由直辖市改为省辖市，一统广东军政实权。对蒋来说，这无异与虎谋皮。一次，为广州市改制问题，蒋介石在黄埔召见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粤籍将领，当面大发雷霆说：“你们以为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内政部长李汉魂于此事出力颇多，尤成蒋介石的眼中钉。国民党元老居正曾特地警告李：你如不赶快辞职，将来你生命都要发生危险。

蒋介石的种种行径令粤籍将领们大为不满，粤军元老、曾在何应钦内阁后期出任陆军总司令的张发奎便是态度最激烈的一个。他早就放出口风：蒋家天下，原是广东人打出来的，现在要保卫两广，就必须首先清除蒋介石在背后的掣肘。因此他几次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据李宗仁回忆：“我说：‘向华（张发奎），这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张说：‘德公，你胆子太小！德公，你胆子太小！’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位置，你也不会干的。’”[4]

进入7月，蒋介石终于去掉了息影林下，不问朝政的外衣，着手越过李宗仁，指挥国民党军政残局。14日，蒋率王世杰、黄少谷等大批随员飞抵广州，事先并未通知广州当局，仅蒋经国前往迎接。蒋介石发表对时局的谈话说：“今日共军窥伺我国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中正惟以民族大义及革命责任所在，仍当一本总理大无畏之革命精神，团结全党，拥护政府，为国家独立、人民自由而奋斗。”[5]

16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该会由他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等任委员。同日下午，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以张群为西南分会主席，陈诚为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蒋介石又在会上提出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南五省区。蒋介石上述举措的隐含用意，程思远先生曾一语道破：“是则白崇禧之不能染指岭南，意甚明矣。”[6]

8月初，长沙宣告和平起义后，白崇禧的处境更为不妙，他一方面筹划“湘粤联合防线”，阻止解放军进军两广，一方面加紧活动，仍图伺机入粤。中旬，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由香港到广州，与白崇禧会谈，白吉尔重申：华中部队如能开到广州，他将尽力保障供给。这次会谈令白崇禧信心大增。8月20日，李宗仁召集白崇禧、薛岳、余汉谋举行会议，决定以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广东境内所有部队，要求他与白崇禧部主力配合，“巩固粤北，确保广州”。但是，余汉谋却提出，他是否就职，以白崇禧部能不能入粤为先决条件。正在这时，蒋介石又来到广州，就保卫广州的兵力部署问题再次与李宗仁发生争执，要求李收缩兵力防守广州。言外之意，还是不许白崇禧部入粤。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不容余汉谋再多考虑，于8月31日下达代总统令，特派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9月4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也作出决定，粤北军事由余汉谋负责指挥，统一部署华南防御。[7]

余汉谋，字幄奇，广东高要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在粤军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一员统兵将领。1936年两广事变时，他倒戈一击，反对老上司陈济棠，为蒋介石统一广东起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对他并不信任，想方设法地削弱他的势力，余汉谋对此只能有苦水往肚子里咽，经常对亲信说：“同蒋介石打交道，没有自己的本钱是不行的，对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抗战期间，他历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后，赴南京出任陆军总司令一职。1949年初，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

按常理讲，回家乡当官应该高兴才是，但是，饱经沧桑的余汉谋对此却相当悲观。回粤之初，他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陆军总司令），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支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决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8]

余汉谋话虽这么讲，绥靖公署主任的官却也当得很卖力气，他与薛岳一起，积极扩编军队，补充兵员，充实装备。但他心里清楚，凭现有的兵力保卫广东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白崇禧的三个主力军是否入粤作为就任华南军政长官的首要条件。李宗仁当然想满足这个条件。9月4日，李宗仁再次托人转告阎锡山，请阎辞去国防部长兼职，以白崇禧代。阎锡山仍不买账，表示：“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9]到了这个地步，余汉谋心知白崇禧部入粤已经无望，只好勉强打起精神，部署广东防御。

这时，广东全境计有国民党正规军刘安琪第21兵团（辖第32、50军）、沈发藻第13兵团（辖第23、70军）、胡琏第12兵团（辖第10、18军）及第39、62、63、64、109军共11个军31个师，12.5万人。另有空军第1军、海军第4军区、5个保安师、5个纵队、虎门要塞司令部、海南警备司令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广州保警部队，税警部队、盐护部队、交警部队等特种兵及地方部队4万余人。这些部队，看起来数目不少，但吃饭的多，管用的少，而且刘安琪、胡琏等蒋系中央军，余汉谋是指挥不动的。于是，余汉谋首先把他自己的旧部布置在湛江、肇庆、海南等地，以图万不得已时，退至湛江，以海南为基地，雷州半岛为外围，坐观时局，据守待变。

9月7日，蒋介石由重庆电示参谋总长顾祝同，重申他的守粤方针：“应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革命战略之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力，则可扩大范围，以期保卫华南，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而放弃京沪重地，以至江防部队，几遭全部被歼之覆辙。”蒋介石强调：“对现驻粤中之第五十、第三十九、第六十三、第一〇九军之建制，切莫再分割使用，以免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均应准此原则实施，切莫举棋不定，俾确保革命基地。”[10]

根据这一指令，余汉谋又作了一些调整。至9月底，广东国民党军布防的具体情况是：第39、第63军于乐昌、曲江、南雄一带组成第一道防线；第23、第50军和第70军于英德、翁源一带组成第二道防线；第32军和第109军于广州外围的花县、从化、河源、增城、博罗、惠阳一带组成第三道防线；第10军和第18军布防于潮汕，相机增援广州；第62军和第64军布防于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保护后撤道路；其余各特种兵及地方部队均驻防于辖区。余汉谋的打算是，争取稳住粤汉铁路的广州至曲江（今韶关市）一线，控制由湖南、江西入粤的交通要道，阻止解放军进军广东，如果一旦顶不住，则撤往雷州半岛、海南岛或广西。

解放广东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早已明确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但形成具体的作战方案则经历了一个过程。1949年5月至7月上旬，军委在给四野的一系列电报中，就进军广东问题曾作了多次指示。宜沙、湘赣战役将要结束之际，毛泽东对解决广东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考虑。7月16日，他电示林彪、邓子恢等四野指挥员，在作出以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追歼白崇禧部的整体部署的同时，指出：“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上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但是，在第二天给林、邓等人的补充电中，毛泽东又对进军广东提出新的意见：“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

接到毛泽东的指示，林、邓于17日当天向军委报告了四野整个南进部署。在汇报进军广东问题时，林、邓说：“陈赓、邓华两部目前即按旅次行军方法向广东出动，但该两部统经赣州、南雄、始兴则太拥挤，故陈赓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敌不退，该两军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敌人退路，如到桂东后攸县、茶陵敌已在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向始兴前进，邓华之两个军则经赣州、南康向翁源前进。”[11]

17日晚23时，林彪、谭政又给军委和刘伯承、张际春发出一电：“（一）如广东敌人正规军既只有四万人左右（军委六月八日通报粤敌正规军、交通军共有廿二万），如福建、台湾敌人又无大的增援到广东时，衡州到桂林地形交通条件又能使用于大兵团作战时，则四野五个军与陈赓三个军即经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解决战斗，否则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四野以五个军经广东入广西（据说由广东入广西地形交通均较便）。（二）我邓华兵团准备以二个或三个军经赣州入粤，担任歼敌任务。（三）已令陈赓部全力经遂川、桂东向永新、郴州前进。（四）曾生部现在河南亦拟经江西入粤。”[12]

二野领导人完全赞同军委的指示和四野的部署。刘伯承、宋任穷于18日电告军委、林、邓并陈赓、郭天民，认为陈赓兵团前出广东极为有利：“第一，从战略上，陈赓一路由江西出广东经广西并出云南的迂回兜击，在现时全国敌弱我强及双方分布态势下极为必要。第二，在白匪与其两侧之匪分离而不退广东的情况下，如此可以协取广东，早得广东就势出广西迂回白匪右侧背，而与我北路军协同作战役的钳形机动，使白无法节节抵抗逃出合围。第三，陈赓就现态势南下广东极为顺手，既可避免与湘南友军交叉运动磨擦，且减少粮食与道路的困难，并便于四个军刻在吉安、安福地区集合待命……”[13]

21日，毛泽东致电林、邓、萧、赵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华南分局，同意四野7月17日的整个部署方针，并着重指出：“陈赓与邓华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电报中说：“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此间当令叶剑英同志提早赴粤。”[14]

遵照军委的这一指示，林、邓于22日14时发出关于陈邓两兵团行动给各兵团的指示，规定第4兵团和第15兵团的行动，即按军委7月17日与7月21日电执行，具体动作由第4兵团首长统一规定，两兵团统归陈赓、郭天民、刘志坚指挥。电报指出：“目前四兵团和十五兵团可依部队的疲劳状况，略休息数日，然后依旅次行军走法，‘天雨不走，每日走五六十里’，开始向南推进，我陈兵团两个军到桂东后，那时如鲁道源、白崇禧仍在醴陵、萍乡、茶陵不退，届时则准备先歼灭湘江以东之敌人，然后再南进，如确系溃敌已退或开始退，则四兵团与十五兵团仍照军委命令执行先攻广东的任务，并准备到广东边境后各作半个月至一个月的休息。”[15]

从上述电报可以看出，军委和四野总部都希望陈赓、邓华所部尽快行动，等到广东边境以后再进行休整。但是两兵团的实际情况是部队在酷暑中连续作战之后，非常疲劳，特别是第4兵团，自参加渡江战役以来一直未得休整和补充，部队的体力和战斗力都受到影响。据4兵团随军记者穆欣当时的记载：“西渡赣江，追歼白匪战役，正逢江南的酷暑和雨季，部队还得与炎热和疾病等自然界的敌人搏斗。这是对我们来自北方的部队很大的考验：烈日晒得战士们的脸上都脱了皮，战士们的衣服、背包经常被雨水和汗水浸湿着，几乎总是湿的，有些人的背包里面已经发了霉。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某部在安福大山中四天行军，山上的野草长得和人一样高，走在草丛中闷得很，再加上火热的太阳一晒，不时有体弱的人晕倒在地上。夜里，因为房少人多，部队常常在旷野里露宿，免不了要遭受到雨露的侵袭，夜里经常下雨，同志们只有撑起雨伞，把背包放在石头上坐起来等着天亮。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同志常常被疾病侵袭着，不时有人在追击敌人的途中晕倒，许多人生了病。”[16]

陈赓兵团素以勇猛善战、吃苦耐劳而著称，执行命令从来都是不折不扣，但遇到这种严重的非战斗减员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眼下实在是无法马上行动。因此，陈赓、郭天民接到林邓的指示后，当即在22日16时复电四野首长，直言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军委七月十七日电示，如此布置对争取主动、解决粮食及行进道路均极为有利。但我们考虑：1．目前正值酷暑，如马上行动则极为困难。我们这次行动一下，热病七千多人，马热病者百余，如勉强酷暑行军，将发生严重减员。2．这次行动距离较远，并进入山地行军作战，部队思想与物资均须必要的准备。我们部队渡江以来，体重普遍减轻（有减轻四五斤，有减轻十余斤），在进入长途山地行军作战之时，须尽力争取休息一下，对于执行这一光荣的又是比较艰苦的任务，须要在全军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二野补给我们的东西，现在都尚在南京，须争取补到部队，否则部队越走越远，东西丢在后面用不上，部队亦无法行军。由于以上原因我们提议出发时间最好推迟到三伏以后。”陈、郭在电报中还提出：“由二野尽力担任我们到两广的运输补给，我们在两广作战期间之运输补给，由四野担任。……以上特别是出动具体时间请速指示，以便转入布置准备。”[17]

第15兵团同样疲惫不堪，这时已有病员1万人以上，70％为疟疾与肠炎。其他兵团也大体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部队马上进行新的行动显然是不适宜的。林彪等人于7月23日向中央军委转上陈、郭的电报，表示：“暑季行军作战部队战斗力消耗特别大”，“同意两兵团的出动时间推迟到三伏天以后”。电报同时说明：为了准备前进途中的粮食、修理桥梁和保护秋收的粮食，该两兵团各在自己前进路上派出一个师左右的兵力，以旅次行军的速度（每日走五六十里），尽量向南推进。

毛泽东非常关心和体谅前线将士的疾苦，24日回电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李达及方方，明确表示：“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18]

7月25日上午7时，毛泽东再电林、邓、萧、赵等，批准四野全军休整计划，同时强调：“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界线。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化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19]

遵照军委指示，四野各兵团和第4兵团从7月底开始相继进入休整时期。8月1日，第4兵团党委在江西吉安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向西南进军的思想障碍、保证人马健康、政策纪律以及会师团结等问题。会议共开了五天，陈赓根据二野前委指示，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郭天民根据渡江行军作战经验，作了司令部工作与后勤工作发言，刘志坚作了如何保证向西南进军胜利完成的政治工作发言，卫生和供应部门领导分别作了有关准备工作的发言。这是第4兵团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14日，陈赓、郭天民给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和中央军委发出一封电报，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成效和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报告指出：“到会干部由于曾学习过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及二中全会决议，已有了一些思想基础，此次会议则比较系统的和反复的说明了继续进军，歼灭残敌，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国，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一劳永逸的必要性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我们的任务是比较艰苦的，但十分光荣的，向西南进军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克服困难的新的有利条件，有力的批驳了怕走路，怕困难，怕艰苦，不愿到西南去，半途而废等错误思想，又强调了由上而下加强管理，卫生、后勤、经济物资保证，发扬友爱，人马健康工作的重要性和组织各项工作，并具体报告了上级从各方面对我们关心及物资准备补发情况……因此，一致反映对此次会议感到满意。认为解决了问题，认为现在继续进军，歼灭残敌，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国是英明的，认为过去某些同志说上级不公平，其他野战军比二野好，二野命苦，上级不关心我们等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从总结最近行军西进中，对长途行军的后勤管理、友爱、卫生、物资保证、人马健康工作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并由于上级的具体关心和典型经验的介绍，提高了信心，感到有办法。”

报告中说：“此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到会干部的思想问题，但个别干部中还存在一些不够健康的情绪，如对争取今冬明春解决西南，到云南有一个目的地，觉着有了底，认为云南比好地方比不上，比西康、新疆好得多，以及对云南产麦子、气候好、北方话等合自己的口味，特别感到兴趣，尤其是部分干部生长了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认为到云南去好动员，没有什么问题，似乎认为没有困难等。对上述偏向在结论中注意批驳了，但这些情绪可能反映到部队的动员工作中去，我们已加以注意。”

下一步的安排，报告说：“兵团团干会后，各军均已开始以师（兵直、军直同）为单位召开排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兵团会议精神，时间五天至七天，然后以团为单位，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传达讨论，然后依靠与集中所有干部及党的积极分子的力量，在战士中普遍展开传达讨论，上课讲话等进行反复的动员，并展开下决心、订计划、开誓师大会等，把动员起来的热情组织到进军中的人马健康、工作、政策纪律、会师团结、学习山地战、打好仗等具体行动中去。在部队休整动员的同时，各级均分别召开司政供卫部门会议，讨论与布置长途进军中，各部门具体保证工作。”[20]

毛泽东8月19日电复陈赓、郭天民：“十四日电悉。（一）我们认为你们的动员和准备工作是适当的。（二）邓兵团归你们指挥，你们应对该兵团动员和准备工作加以督促和检查。”[21]

8月至9月初，第4、第15兵团和四野其他兵团一样，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暑期休整，先后开展了恢复体力，突击治疗病员，部队轻装，进行山地、河川战斗的战术训练等工作，并广泛进行了进军广东的政治动员和尊重地方党委、游击队及遵守城市政策等教育活动。经过这次休整，各部队完成了北方部队初到南方后，在思想上、组织上、战术技术上等一系列的重大转变，为南下广东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了解放两广的战略部署。194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华南分局，任命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华南分局隶属华中局领导，负责解放广东及经营两广的工作。8月9日，叶剑英离开北平南下，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于9月3日到达江西赣州。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叶剑英将要在这里召开一次“商筹全局”的重要会议。

赣州为赣南的首府，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发源于武夷山脉和南岭山脉的贡水和章水，在此汇合为赣江，该城距广东北部约百余公里，为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要道。在叶剑英到达赣州之前，参加解放广东的军队和地方的负责同志，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都陆续赶到这里会师，他们是：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萧向荣；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等。张云逸同志因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当时未能抵达赣州。

毛泽东对赣州会议特别重视，9月8日致电叶、方、陈、邓，并告林、邓：“（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前进。白崇禧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22]

同日，叶剑英、陈赓将前一天（9月7日）召开作战会议的情况向军委，林、邓做了报告，报告说：“解决广东问题，我们依照军委意图先行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

在报告两兵团的集结地区和集结时间之后，叶、陈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1．如果国民党军扼守曲江、英德之线顽抗时，“四兵团除以一部由铁道西迂回敌之左侧外，主力沿粤汉路及东西两侧并进；十五兵团由三南[23]插至英德或以北断敌归路，求得歼灭敌之四个军。以两广纵队经惠阳向南迂回并相机占领惠州，视情况必要时以一个军加强之，华南局主力则积极向潮汕方向佯攻，牵制与迷惑敌人”。2．如果国民党军集中主力退守广州、虎门时，“我决以四兵团沿粤汉路南下进至广州以北、以西，十五兵团进至广州以东，两广纵队则插至广州以南，截断广州、虎门间之联系，合力聚歼广州之敌。华南分局部队仍监视与钳制潮汕之敌”。报告最后建议：三野叶飞兵团攻占厦门后以一部出汕头、潮州作战，最好同时行动，并向东佯动，以资配合广东战役。[24]

9月12日，毛泽东复电叶陈：“八日电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叶剑英是闻名中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地位高，威望重，他来到赣州之后，两兵团负责人一致请他统一指挥。叶剑英却仍坚持由陈赓统一指挥两兵团和两广纵队的作战行动，并将这一意见上报中央和华中局，得到批准。至于军队系统和华南分局的关系，各兵团负责人都表示接受分局领导，凡属带方针性问题和全盘计划都提交分局讨论，以取得党、政、军、民的配合，不必另组前委。[25]我军领导人这种相互信任、大公无私的坦诚胸怀，各部门之间服从大局的团结精神，国民党军队是根本做不到的。

进军广东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而周密地展开。9月11日至19日，叶剑英在赣州连续主持召开了三次华南分局扩大会议，分别讨论了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华南各地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及干部配备、支前工作和接管城市的政策等问题，并作出了一系列决定。

当时，我中共党组织已在华南地区建立了粤桂边、粤桂湘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滇桂黔边、粤中等七块游击根据地，继1947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之后，1949年又先后成立了粤赣湘边纵队、闽粤赣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粤中纵队和粤桂湘边纵队，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这些地方武装无疑是解放华南的一支重要力量。叶剑英和方方一起，制定了广东地方武装配合作战的计划，并联名发出《关于解放广东部署给各区党委的指示》，该指示对各纵队在潮汕、惠州、西江南北岸、茂名等地配合大军作战问题，作了具体布置。叶、方向各区党委强调：“此次华南解放战争，是华南最后彻底解放的一战。各地务须在党政军民中作充分的动员参战、支前。但因华南情况复杂，特别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侵略深入内地，故我们一切行动，特别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借口干涉的事件切应避免，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方针是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因此在与帝国主义边邻地区（如惠、东、宝之与香港，如中山之与澳门，如粤桂边之与越南法帝，如汕、湛之与外侨），各地都应派出能掌握政策干部，站稳立场，不上帝国主义及国特挑拨之当，不作群众冲动之尾巴。一切关于外侨处理问题，必须迅速请示分局及中央。”

叶剑英还向此次奉命打回老家的两广纵队负责人特别强调了涉外问题。曾生回忆说：“会议结束后，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和执行入粤先遣组任务的何维、卢克华、曾小芳三位同志，方方同志也在座。叶剑英同志首先详细地询问了先遣组三位同志的经历和工作情况，并亲自做了记录。然后口头交代任务。他指出：百年来我们中国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侮欺，广东人民对帝国主义是很仇恨的。但我们当前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而不是帝国主义，告诉广东的同志不要把对象搞错了。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规定我们的部队不能越过樟木头一线。最后叶剑英同志口述赋予粤赣湘边纵队的任务，要求先遣组的同志牢牢记在脑子里，见到林平同志后口头传达。先遣组的任务交代完毕后，叶剑英同志问我，两广纵队回到广东后有什么打算？我说：遵照党的指示办。他说：广东解放后，你们可以一部分集中驻守珠江三角洲，一部分干部和部队分散到各区去，加强各区的工作。你们驻守珠江三角洲，面对香港、澳门，对内要搞好治安，对外要加强监视，但要避免发生涉外事件。这个问题很重要，一定要抓好。”[26]

几十万大军入粤作战，后勤和支前任务十分艰巨。而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对广东来说还是第一次，困难是很多的。为此，华南分局作出《关于支前工作的决定》，对支前工作的任务、困难作了具体分析，从地方政府和野战军两个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对于支前的组织领导、粮食的筹集、民工担架的动员以及公路桥梁的修建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决定》号召：“广东全省特别是粤北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必须将支前工作作为目前最重要最紧急的中心任务，各方面的工作，均应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

《决定》还特别强调：“此次支前工作，所需人力物力为数甚巨，稍一疏忽，就会造成很大浪费，这是必须引起全体同志严密注意的。我们一方面固须用尽一切力量，保证部队供给，便利大军作战；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爱惜人力物力，照顾群众的困难。广东人民经过蒋匪长期的搜刮掠夺，生活已相当困难，此次又支援我大军作战，困难必更增加，如不适当的加以照顾，我们就有可能脱离群众。因此，担任支前工作的同志，必须精确计算，周密布置，严格执行制度，切勿疏忽大意；部队同志则应防止虚报冒领，防止挥霍破坏，一切需要应与支前机关协商，统一筹划，不要乱收乱要；遵守支前机关的各项制度与规定，不要贪图自己方便，造成整个损失。节省人力物力，对于目前支援战争及将来的生产建设均有重大的意义。”

如何评价原华南分局的工作？这不仅关系到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相互之间的团结与信任，也是毛泽东事先就一再强调过的重要问题。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华南分局第三次扩大会议专门作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决议》认为：“方方同志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在广东及华南各省领导人民的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是有了很大成绩的。这表现在已经解放了广东一千三百万以上的人民，创造了八万以上的人民武装，组织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农会会员，并在广东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初步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些成绩，就使得华南敌后的人民战争，得以坚持下来，配合了三年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又给人民解放军主力进入华南及广东作战，最后完成解放华南及解放广东全省的任务，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决议》指出：“自然，这也不是说华南的工作并没有丝毫缺点，缺点是有的，但缺点是次要的，是可以而且应该原谅的，只有这样才合乎事实，才合乎孤悬敌后的这种情况。因此，对于方方同志等所领导的华南分局，各地党委及人民武装，在这一时期工作上所获得的这些成绩，我们完全同意中央九月八日电示，认为应该作出足够的和适当的估计，使今后新参加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各方面干部，与原来坚持在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干部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以达到互相学习尊重，互相取长补短，融洽、团结，以争取解放整个华南的伟大胜利。”

从9月21日开始，华南分局在赣州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扩大会议精神。21日当天，方方同志首先作了一个题为《关于广东情况的介绍》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广东的自然条件、民俗风情、解放战争以来对敌斗争、目前各边区党委武装的分布与实力等情况。

方方，广东普宁人，1924年在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投身于广东工农运动，1926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他随邓发同志进入闽西苏区，历任杭武县县委书记、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一起，在闽西南领导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中，他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华南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奉命赴北平，成为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一员。不久，作为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我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同国民党当局阻挠我东江纵队北撤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完成这一任务后，党中央调他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领导广东、广西、云南、闽粤赣边党的工作。1949年4月，香港分局奉命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仍任书记，5月，他率分局机关从香港迁到梅县，8月接到中央让他北上的指示后，一路跋山涉水，于9月初赶到江西赣州与叶剑英等同志会合，就任新的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方方长期战斗和工作在华南，对广东的情况非常熟悉。他针对与会干部大都是北方人，极少接触过广东人的情况，首先介绍了广东人的性格特点和民俗风情。他告诉大家：“广东人是著名强悍好斗。流行的一句广东话‘唔做衰仔’，就是不要跟别人不上，以落后为可耻。因此广东人有一股傻劲。在广东常常发生械斗，乡与乡之间，或姓族与姓族之间常因争风水、争水利，械斗数年不止，甚至历代成为世仇。如今年新会一带械斗，出动了机关枪、火箭炮，伪政府无法压止，在这些械斗中死人不少。”

“广东人一般是豪爽、热情、喜交朋友，富于冒险精神，敢拼、敢干。如明末清初许多华侨是坐了木船飘洋出海的，这便是拼与干的精神的表现。因此广东人做事一般是大胆的、勇敢的，参加革命很积极。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至最近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广东人民中涌现了不少的革命干部，广东游击战争的坚持与发展，这也是有广东广大人民的援助。但广东部分城市居民，受坏的影响较久，有骄傲、自大毛病，自以为开化较早，见的事情多，弄小聪明，不只轻视外省人，也轻视山县及乡村人。”

在谈到风俗方面时，方方说：“广东因与外洋接触较早，礼节不大讲究。”“好吃是广东人的一个特点，广东人对于吃的讲究是很出名的，穿着倒也随便。广州的点心有各式各样，蛇、老鼠、狗、猫、禾花雀、禾虫……很多别省人不敢吃或没见过的东西，在这里都有人吃。那是外省人会觉得惊异的。”“男女社交关系，广东人较随便，一般说来，城市与山地里的人比较随便些，农村中大乡大姓的地方较为严格。在某些乡村，例如看戏，偶然回头一看，便有人喝骂，因为以为你是看他们的女人了。”“民众一般的爱好清洁，天天都要洗澡，这与北方人不同，广东人洗澡只用一个盆或一个桶，因为他们常常洗，只周身一淋便算了。北方人因不常洗，一洗便要一二个钟头，这与广东人不同。”

方方特别指出一点：“有人以为广东人有特别排外倾向，我以为那是并不确实的。从大革命到目前，广东党的领导干部，及许多工作同志许多都是外来干部，如内战时期聂荣臻同志、李富春同志等都是外省人，当时红军四六团长李英同志是湖南人，四七团李英平同志、四八团长由时彦同志都是四川人。他们都是外来干部，都领导过广东斗争，都没有碰过什么排外问题。又如现在湘粤赣边的林平同志是江西人，黄松坚同志及梁威林同志是广西人，左洪涛同志是湖南人，他们都领导得很好，他们的领导都没有碰到过什么反对。因此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团结问题，只不过是如全国的一般问题而已。”

在回顾了三年来华南党组织的发展和对敌斗争的基本过程之后，方方指出：“在这三年来的斗争中，在普遍发展游击战争这一点来说，虽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和全国胜利推动下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游击队，若没有今天南下大军，我们自己在不犯大错的情况下，也还得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解放广东，而像广州那样的大城市能否解放还成问题。现在广东快要彻底解放了，广东三千多万人民可因此而少吃许多苦头，广东人民正准备热烈欢迎南下大军，南雄的农民，曾一连几天准备好花生作为小小的礼物来欢迎大军，他们正在小梅岭上北望大军的南下。这是广东广大人民普遍衷心庆幸的大事。”[27]方方的这个报告，生动具体，对与会干部们了解广东、认识广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随后几天中，陈赓同志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两兵团的其他负责人，两广纵队负责人，粤东、粤北和赣南三个区党委的负责人，也在会上讲了话。9月23、24日，叶剑英作了一个长长的综合报告，分别阐述了任务和情况、城市政策、城市管理、团结会师、加强领导等五大问题。他首先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提出了解放华南的任务、途径和办法。同时还提出了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武装干涉和封锁的任务。他特别强调城市管理要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最后，在谈到团结问题时，他说：“团结会师，这是中央所再三指示我们的”，“团结问题要特别注意”，“现在是五湖英雄集中在一起，要把英雄主义发挥到集体中去，要正确而恰当地去处理事情。全体干部要团结起来。”[28]叶剑英的这个报告，集中体现了十多天来一系列会议的主要精神，对广东的解放及其以后各项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时，按照四野总部的部署，衡宝战役已经在9月中旬打响，西路军13兵团先后解放了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等地，突破了敌“湘粤联合防线”的北段，中路军12兵团又紧紧咬住了白崇禧集团的主力，与此同时，东路军第4兵团第13、第14、第15军，第15兵团第43、44军和两广纵队，也相继抵达各集结地点。9月28日，叶剑英、陈赓联名签发了《广州外围作战命令》，决定将东路军22万人分为右、左、南3路军，执行解放广东的任务。右路军由第4兵团的3个军共12万人组成；左路军由第15兵团的2个军共8万人组成；南路军由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共2万人组成。命令规定：第一步由右、左两路军先歼曲江、翁源、英德、佛冈一线之敌，尔后，右、左两路军沿粤汉路及其两侧并肩南下，会攻广州；南路军急进至广州虎门之间，截断敌南逃之路；在粤各地方武装作全面性出击，牵制当地敌军，配合主力作战。

29日，陈赓、郭天民、刘志坚将进攻广州的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四野、二野首长。10月1日，军委批准了这个部署计划。进攻广州的命令向部队下达后，正好传来人民政协会议闭幕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这个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陈赓司令员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立下铿锵有力的誓言：“我们一定要百分之百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所给我们的一切任务。”各部队官兵更是群情激昂，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用战斗的胜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献礼。[29]

[1]　《庆祝解放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载《长江日报》1949年10月17日。

[2]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3页。

[4]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4页。

[5]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42页。

[6]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7]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56～960页。

[8]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4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07～208页。

[9]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62页。

[1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戡乱》第6册，《戡乱后期》（上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357页。

[11]　林彪、邓子恢关于四野南进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7月17日。

[12]　林彪、谭政关于两广作战部署致军委、刘伯承、张际春电，1949年7月17日。

[13]　刘伯承、宋任穷关于陈赓兵团前出广东极为有利致军委、林彪、邓子恢、陈赓、郭天民电，1949年7月18日。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页。

[15]　林彪、邓子恢关于陈、邓两兵团行动给各兵团的指示，1949年7月22日。

[16]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81页。

[17]　陈赓、郭天民致四野首长电，1949年7月22日。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7页。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页。

[20]　陈赓、郭天民关于团以上干部会议情况向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邓子恢、军委的报告，1949年8月14日。

[21]　军委关于邓兵团指挥问题给陈赓、郭天民的指示，1949年8月19日。

[2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666页。

[23]　三南指江西龙南、全南和定南。

[24]　叶剑英、陈赓关于解放广东的作战计划向军委、林彪、邓子恢的报告，1949年9月8日。

[25]　《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33页。

[26]　《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70～571页。

[27]　方方同志关于广东情况的介绍，1949年9月21日。

[28]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页。

[29]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17页。

第18章　红旗插上五羊城

跨越五岭山脉——扫荡粤北之敌——曲江守敌不战而逃——127师佛冈攻坚——林彪提出暂时不占广州——东路军领导人的不同意见——毛泽东几经权衡，确定按原计划占领广州——余汉谋集团弃城西逃——“海珠桥血案”——解放广州

1949年10月2日，正值新中国开国礼炮的余响回荡在神州大地之际。参加解放广东的我东路军按照预定部署，向余汉谋集团发起攻击。广东战役正式开始。

实际战斗从9月23日就打响了。这一天，第4兵团的先遣师第15军第45师在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2支队的配合下，向粤北古城南雄发起奔袭作战，歼灭守敌第63军第186师一部。9月24日解放南雄。同时，在北江第2支队的争取下，国民党始兴县县长兼该县自卫总队长饶纪绵率部1 300余人起义，并先后歼灭了国民党军第39军约两个团的兵力。南雄的解放和始兴自卫队起义，出敌不意，先声夺人，极大地震慑了广东守敌，同时为第4兵团进击曲江扫清了道路。

第4兵团经赣南大庾（今大余）、湘南汝城一线，进击粤北的乐昌、曲江之敌。部队需要跨越横亘在湘、赣、粤、桂四省交界处的五岭山脉。五岭山脉蜿蜒起伏，山势雄伟，是中国南方最险峻的山脉之一。部队经过五岭山脉所遇到的艰辛困苦，并不亚于一场激烈的战斗。4兵团随军记者穆欣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除劈开万山重叠的粤赣公路稍好走些，所有的道路都是艰险的。右路大军从湘赣交界处通过，经过五岭的顶峰之一——胸膛山。当地居民有一首形容它的歌谣：“路过胸膛山，离天三尺三，人过须低头，马过须摘鞍。”某团通过大庾岭主峰之一的岭子坳，团的参谋长祁大海亲自观察道路，带领爆破组，用炸药开辟道路。中路大军爬过另一座高峰观音山，向来传说是很可怕的瘴气地带，战士们预先都喝了酒，吃了大蒜，戴着口罩走过去。在数百里的大山中，白天常是茫茫一片，分不清是雨是雾。蜿蜒伸展在峭岩陡壁下面的道路，尝试只有一尺来宽的羊肠小道，人行其间，仰望不见山顶；只见迷蒙的山雾下，摇曳着残败的衰草，小径下边则是满山翠色。有时候，道路由古树参天的森林里穿过，在山底下人们还热得汗流浃背，而在这些原始的森林里，却冷风飕飕地如临严冬。就是在这些人迹罕到的荒山深林中，南下大军的千军万马，川流不息地通过。在英雄的行列里，响着一片欣快的歌声。

爬上岭子坳的某部一个团，经过一天跋涉到达目的地，只见三间茅屋，部队只得露营。当时天上阴云密布，冷风吹得树林沙沙作响，前一天刚下过雨，地下很潮湿，小山沟里水还在流着。团的政治处发出指示：“露营中要高度注意群众纪律，棚要搭在山坡上避风处和少潮湿的地方，铺厚草，顶盖好，干部负责检查，半夜起来给战士盖被子……”后半夜又落了雨，雨和沁人心肺的寒冷，使战士们翻身起来烧起夜火等着出发。第二天的道路更难走，部队常需等待爆破组用炸药开路才能往前走。黑夜来临后，继续在狭窄崎岖的小路上前进，一头驮骡在险道上跌倒了，四五个小鬼急忙攀着荆棘爬下山沟去，大家围住牲口，抱着头，提着尾巴扶起来。骡子摔坏了，人便把鞍架上的东西放在肩膀上前进。

另一个部队翻越高达十五里的胸膛山，巨大的炮兵大队更表现出惊人的奇迹，战士梁占法扛了一百三十斤重的两个车轮，从山脚下扛到山顶上，又帮助别人把一百七十斤重的炮身也扛上来。许多战士都一面谨慎地牵着牲口，一面吃力地扛着炮架或车轮，在遇到最危险的地方，他们就集中起来，想尽一切办法，使牲口和每个人都安全通过。炮兵战士张富堂自豪地说：“路长没有我们的腿长，山高没有我们的脚高。”当他们翻过胸膛山，穿过湖南省的桂东县城的时候，全城的居民们对着庞大的炮兵部队都发了呆。一个姓李的老头子向挺进的队伍说：“活了六十多岁，就没有见过胸膛山上能走牲口，能走过这样大的军队，你们真是天下能手。”[1]

第15兵团沿江西赣州、南康、信丰，经大庾、龙南向广东翁源、新丰挺进。该兵团战地记者冠军随同先头部队行动，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编写了如下报道：

高山挡不住钢铁般的洪流。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踏过五岭山脉，攀越无数悬崖陡坡、深山密林，胜利地向广东进军了。

粤赣公路上，从赣州到曲江，延伸数百里的长途，到处飞扬着尘土，到处飘扬着愉快的歌声。我们的队伍凝结成一个巨人，以迅速勇猛的步伐，奔赴匪巢广州。美式大卡车满载军用物资、重武器，从步兵身旁飞驰而过，不时的响着喇叭，好似催促人们前进；从行列中的广播筒和宣传队在路旁设立的鼓动棚发出的激励的语句，不停地跳进战士们的耳朵里，兴奋的意志和坚毅的力量，弥漫着数百里长的行列；大家心里响着同一的话语：完成历史的大进军！

队伍踏进了广东的门户——梅岭关。当江西广东的界碑赫然在望时，行列中是一阵欢呼：“看哪，我们打到广东了！”于是，军旗、英雄的奖旗，无数面旗帜一齐迎风招展，映红了天空的云彩。这些漫天飞舞的红旗，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英勇史实，体现战士们的英雄气概。看吧，那些都是奖旗：这里是“三下江南”，那里是辽西会战打出的“英雄连”和“钢铁连”，跟着而来的是“胜利入关”与“南下模范”。从口袋里，战斗英雄们，人民功臣们掏出了奖章，郑重地挂起来，胜利的光辉浮现在沉毅的脸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拍拍胸脯，蛮有信心地保证：“让我们把光荣带到广东！”

广播筒又响了：“同志们，请记住！今天是九月三十日，明天便是十月。英雄的十月，第一天我们就进入广东！”大家倾听了这意义深长的广播，眼前浮现出去年我军席卷东北，歼灭全部蒋匪的情景。英雄的十月，敌人听了发抖，对于解放军的战士，则是鼓舞前进的力量。战士们充满信心地互相勉励着：“快前进吧！走得越快，胜利得越快。”不少人在屈指计算：每天多走二十里，广州就可以早解放一星期。

……受尽了匪军蹂躏的广东人民热烈欢迎自己的军队。妇女们帮着挑土，修补公路，沿途家家户户烧茶送水，拉着战士们的手，控诉蒋匪军溃逃时烧杀淫掠的罪行，要求战士们赶快解放全广东给他们报仇；战士们给了他们满意的回答。现在，这成千上万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民战士，在新的形势下欢欣鼓舞，他们克服了天气酷热的困难。有的生长在北方的战士，因为不习惯于华南的炎热，有时昏倒过去，但只要他苏醒过来，便从担架或者同伴的背上一骨碌跳下，继续向前迈进。某连一个战士，甚至带病坚持了八百里的行军。

到了广东，我们的队伍更加扩大了。坚持华南游击战争的兄弟部队，换上整齐的军装和新武器，和野战军亲切携手，并肩行进。快到南雄时，很远就听到锣鼓声，原来是第二野战军的指战员正在热烈欢迎四野兄弟部队的到来：一碗一碗的茶水送到指战员们的手里，香烟送到嘴上，还用漂白的毛巾来帮助擦汗。老乡们看见这种友爱团结的情形，流露出感动的神色，细声的说：“亲兄弟也没有这样好啊！”现在，这三支兄弟部队汇合一起，正在手携着手，肩并着肩，勇猛奔向广州。[2]

广州简称穗，别名五羊城。传说周夷王时，有五位仙人，骑着口衔六支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名），把谷穗赠给百姓，祝其永无饥荒。仙人言毕隐去，羊化为石，广州因此得名五羊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是广东省省会，华南第一大城市，人口约152万，它既是华南政治、文化和水陆交通中心，也是我国有数的现代化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这样一座重要城市，国民党反动派是不甘心拱手让给共产党、解放军的。他们一方面调集兵力企图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制定了对广州的大破坏计划。1949年7、8月间，蒋介石密令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将沿海各重要城市的工厂、水电设备和交通桥梁全部炸毁。广州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也提出了“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行动口号，要将广州的重要设施如电力厂、自来水厂、海珠桥以及一切重要工厂全部炸毁，同时还决定将一切能搬走的贵重器材和粮食运走。

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是一个军统特务。9月，毛人凤派保密局技术总队副总队长胡凌影带领一个破坏组从台湾来到广州，受李及兰的指挥，准备破坏广州的重要设施。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也于8月下旬发出了破坏粤汉铁路的绝密计划。负责执行的是敌第39军某部。整个粤汉铁路南段的破坏分为三个时期：破坏曲江以北路段为第一时期；英德以北路段为第二时期；英德以南为第三时期，其目的就是要在解放军来到之前，“适时”、“彻底”地使粤汉铁路瘫痪。该计划还要求将所有机车车辆和器材全部运至广州大沙头，准备转运台湾，并在英德桥、曲江桥、江村水桥、高廉村隧道等12处重要桥梁、隧道中放置炸药。

与此同时，一些反共死硬分子不甘心失败，打算与解放军周旋到底。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公然呼吁广东的“绿林豪杰”起来与“政府”合作，省主席薛岳也亲自出马，邀晤老军阀李福林，商谈组织珠江三角洲一带及全省的土匪作最后的挣扎，企图把广州变成一个恐怖的世界。

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共广州地下党组织根据华南分局关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迎接解放、护厂护校、准备接管方面来”的指示，领导广州人民同敌人的疯狂行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地下党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印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论人民民主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党的文件，还将从广播电台收听到的大军胜利的消息记录下来，油印成传单，散发到群众中去，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崩溃已成必然趋势。许多市民从这些宣传品中了解到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任，盼望解放大军早日进入广州。中共广州党组织还以“地下学联”、“新经协”、“广州人民解放军之友社”等外围组织的名义，分别发出致全市工人、妇女、经济工作者及全市大、中学教师、学生、家长的公开信，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蓄意破坏广州的罪行，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护厂护校，以实际行动迎接广州的新生。[3]

尽早解放广州是我参战部队指战员的共同心愿。第43军第127师《前线报》记者于振瀛当时天天记日记，现场记录了南征将士们那“炽烈火爆赫赫威威的战斗生活”，他10月2日的日记是这样的：

……今天的前卫是屡建奇功第三连，我便到他们连去，同尖刀班一起行动。这个班共有12个人，副班长带一个战斗小组走在最前面，冲锋枪打开保险机，轻机枪顶上迎门子儿，步枪插上刺刀，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眼睛里闪着机敏的光芒。在尖刀班的行列里，没有说也没有笑，只听到胶鞋踩石子“咯咯”作响。

尖刀班长是个东北翻身农民，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小休息的时候，坐在柔软的草地上，他告诉我，他们班的同志最乐意当尖兵。

“为啥？”我问道。

“嘻嘻，亏你是个记者，这件事还猜不着。”他很诡秘地告诉我说：“你想想，毛主席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咱们拿啥做献礼呢？还不是想多打胜仗，多捉俘虏，多缴枪。可是敌人不多了，说不定走在后尾就打不上仗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谁不想当尖兵，遇到敌人好打第一枪啊。”

他把心底的秘密告诉我了，这是一个普通战士的朴素想法，也是最美丽最纯真的想法……[4]

这时，战场形势对东路军也极为有利。自9月中旬我中路12兵团、西路13兵团发起衡宝战役后，白崇禧为集结主力于湘南和我军进行决战，连忙将原置于湘、粤边的桂系主力第46军及第97军北调，于是整个华中南的敌军分裂成湘南和广东的两个孤立集团，所谓的“湘粤联合防线”就此瓦解，这样一来，不仅减轻了东路军进军广东的压力，也给我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宗仁得知我军神速跨越五岭，突入粤北的消息，大惊失色。10月4日，他召集余汉谋、薛岳等开会，研究如何加强广州前哨英德的防守力量。会议决定把主力第39军由曲江调至英德以南地区，留第63军守曲江。

曲江，又称韶关，地居北江上流，南制广州，北控衡阳，为粤北的门户。这样一个军事重镇，余汉谋为什么只留下一个军孤零零地守在这里？其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军统帅部这时给他一道指令：“以第二十一兵团（辖第三十九及第五十军）、第四兵团（辖第二十三及七十军）、第六十三军、第一〇九军，先竭力掩护广州政府人员物资之撤离，尔后向西江地区转移。”[5]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本人已经无心再战。原广州绥靖公署参谋长梁世骥后来曾这样分析：“余汉谋从粤北撤退，花县撤退，到广州撤退，直缩过海南，始终一枪不发，既不起义，不投降，也全不抵抗，一味逃走。这里面大约有几种主要原因：第一，兵少，根本谈不上打；第二，受各地人民武装牵制，要分些兵力去‘镇压’；第三，部队内部不稳，大家为了自己出路，纷纷酝酿起义；第四，各方面矛盾重重，互相牵制（特别是余蒋之间，李蒋之间，余薛之间的矛盾等等）。经过梁世骥屡次劝他‘你在抗日时期丢了大广州，广东人民都骂你，现在，你不应在此临去时候再得罪广东人民了。广东是我们家乡，那是不能让它糜烂的，我们干干脆脆地走，或许可以留一些余步为老百姓所谅解。’同时余自反陈以后，投靠‘中央’，个人也相当一帆风顺地做了许多年大官，发了大财，个人腰包重了，做个海外寓公也可以过得一世。所以有人叫他起义，他叹息着说：‘做到这步（指不抵抗），自己走就算了。’他是想自己把担子一滑，一走了之。”[6]

按照叶剑英、陈赓的部署，右路军第4兵团原定于10月8日夜间完成对曲江的包围，想不到各军的进军速度却异乎寻常得快。10月6日，李成芳军长、雷荣天政委指挥的第14军袭占乐昌，周希汉军长、刘有光政委指挥的第13军占领仁化，秦基伟军长、谷景生政委指挥的第15军占领周田。面对我军的三面钳击之势，防守曲江的第63军惧怕被歼，当夜就弃城南逃。7日晨，我15军先头部队进抵曲江城东河坝时，正赶上敌人的最后撤逃部队纵火燃烧韶关公路大桥，排长靳可明立即带领三个班的战士扑上前去，一面警戒，一面救火。他们不顾已经夜行军120里的疲劳，使用水桶、菜盆、茶缸和双手掬水，七手八脚奋力扑火，终于把大桥抢救下来，使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解放了曲江城。

曲江解放，粤北门户洞开。各路军冒着大雨，沿着通往广州的道路，奋勇追击。10月9日，第14军占领乳源后，向英德攻击前进。第15军第45师在沙口击溃敌39军一部，逼近英德。与此同时，左路军第15兵团第43军进占官渡、青塘后，向佛冈推进。第44军进占新丰。中路军两广纵队占领龙川，向南挺进。

我军兵分三路，水陆并进，其场面十分壮观，前线记者在报道第14军南进的情景时写道：“该部沿着北江及其两岸之铁路、公路及山区陡径，水陆并进，昼夜向南急驰。在北江江面上千百只大小木船与两岸数百里长的陆路部队并列，飞扬着鲜红的军旗，雄伟的歌声此唱彼和。入夜，船上的灯火与红绿色的联络电光闪烁如同繁星，无数桨橹激荡着江水奋勇前进。十月四日夜，狂风大起，船只飘摇不定，有些船只且已浸入江水，勇士们就把五十三只船紧紧拢在一起，继续在风浪中前进。船上的战士不停地轮换着船工，王启明副军长也亲自划橹。他们提出：‘不使桨橹停一分钟。’沿北江以西山区行进的部队更克服了极大困难，常常排除一公尺高的蓬草荆棘觅路前进。有时衣服扯破了，手足也被刺得流血，但是为了胜利，人民战士忍受一切艰苦。十月七日行经乳源以南上下二十五里的牛美岭时，战士们扛负着枪炮辎重，仍沿着宽不及尺的山路行进。夜间行军就用手巾拴住背包互相拉着，并用绳拴住马腰以便及时抢救。他们曾两夜露宿在荒山蒿草中，以洗脸盆和茶缸做饭。查玉升师长和战士们在一起撑起雨伞相互谈论着：‘只要我们能歼灭更多敌人，作为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献礼，这一些困难又算什么！’”[7]

余汉谋虽然早就打定了南撤的主意，但弃守广州，事关重大，不到最后关头，他是不敢也不甘于轻易撤出广州的。于是，他将其南撤的第39军置于英德和佛冈地区，将第63军置于清远，与防守从化、花县的第50、第32军及驻增城的第109军，组成一道“确保广州”的所谓“最后防线”。为了给已成惊弓之鸟的部下们打气壮胆，余汉谋和薛岳还在广州市召开了一次各界“反共”大会，煞有介事地声言什么“誓死保卫广州”、“决与广州共存亡”。其实，他们心里想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陈赓获悉上述情况后，决定不给余汉谋喘息之机，下令各路军趁热打铁，展开全线攻击。各部队不顾疲劳饥饿，昼夜兼程，长途奔袭。第4兵团第15军第45师于9日22时占领英德县城。11日又攻占连江口车站，歼灭守敌870余人。12日，第14军第40师奔袭清远，守敌闻风而逃，第40师兵不血刃，于13日进占清远县城。

在我军势如破竹的追击作战中，敌人纷纷弃城南逃，只有佛冈之敌算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像样的抵抗。佛冈，地处广东中部的南北要道，距广州百多公里，周围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是广州最重要的外围屏障之一。守敌为第39军103师307团，该团于1948年在山东烟台成立，兵员多为收罗地主武装败逃的亡命之徒，全部配以美械装备，号称“钢铁团”。这股敌人自恃战斗力颇强，加上团长王家桢年轻气盛，遂决心在佛冈死守到底。

敌团部设在龙溪村以北的大山上。主要兵力部署在石角河畔、龙溪村以北、张田坡以南、莲花岗以西、柯木径西北一带之佛冈河以北两侧诸高地；其2营驻扎在佛冈县城西之小坑以北的168高地上，距佛冈县城5公里左右，为主力败退时作增援准备。敌据守各高地都修筑了地堡、外壕、交通壕及鹿砦等野战工事。

我43军首长得悉敌情后，立即命令第127师奔袭佛冈之敌。10月8日，该师在王东保师长亲自率领下，踏着崎岖、泥泞的山路，以昼夜兼程160公里的急行军速度，向佛冈挺进。10日下午，第379、第380、第381团各部进至佛冈境内石龙一带，并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立即投入战斗，迅速完成了对敌人的分割包围。127师的前身即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6师，部队多为红军时代的老底子，在解放东北的历次重大战役中，战功赫赫，一向以战斗积极性高、能死打硬拼、突击精神旺盛、战斗力强而闻名全军，这回遇上了解放广州第一仗，指战员们无不摩拳擦掌，奋勇争先。

10月11日早上7时，第380团7连攻下莲花岗东南之小高地，歼敌1个排。第379团2营也攻下柯木径西北158高地，歼敌1个连。但是，敌其他主要阵地因作好了防御准备，决心死守，不但拒绝我军的劝降，反将我军带书信前往劝降的战士和地下党干部两人抓起来杀害了。我军数次发起攻击，都被敌军以密集火力压了下来。广州之敌于当日出动飞机数架前来助战，给被围之敌投放弹药物资和宣传品，以鼓其士气，并对我军阵地进行扫射。我军因经长途奔袭，战士过度疲劳，而且炮兵尚未赶到，所以只好一面将敌人严密包围，一面进行最后歼敌的准备。

11日午后，师炮兵营赶到，立即部署好炮阵。16时，王东保师长下令发起总攻。我军以猛烈炮火向敌人阵地轰击，炮声、枪声、冲锋号声和喊杀声震撼山谷。在炮火的掩护下，我军指战员不顾荆棘刺破皮肉，奋不顾身地冲上山顶，抢占山头阵地。第379团攻下柯木径117高地，歼敌70余人，其余残敌向龙溪方向逃窜；第380团2营以迅猛动作，一举攻下龙溪以北敌人主要阵地，俘敌一部。担任突击任务的连队，在炮火掩护下，8分钟攻下敌主要阵地。敌其余阵地仍在顽抗，但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和部队的勇猛冲击下，敌人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当我军夺下佛冈县城以北的154高地时，顽抗之敌终于绝望了，我军乘势追杀，激战30分钟，连克4座山头，迫使敌人全线崩溃。这时，第380团1营以勇猛行动，插至龙溪将企图逃跑之敌80余人全部俘获。至傍晚19时，佛冈县城宣告解放。

歼灭敌307团主力之后，我379团1营、3营于当日18时向盘踞在小坑一带之敌发起攻击，经1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个营。至10月12日上午，第127师取得解放佛冈战斗的全面胜利。共计毙敌200余名，俘敌团长王家桢以下官兵2 000余名，缴获其全部美械装备。在这次战斗中，127师的56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200多位指战员光荣负伤。战后，127师参加解放佛冈战斗的各单位，分别获得了兵团授予的“胜利南下”、“胜利进军”和“兵强马壮进军广州”的奖旗。[8]

粤北作战的胜利结束，意味着整个东路军向广州进军从此将是一路坦途。但恰在此时，衡宝战役也到了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为了集中兵力消灭白崇禧集团，四野总部对广东战场的下一步行动有了新的考虑。

10月10日7时，林邓谭萧赵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衡宝、广东两个战场的敌我态势：“由衡、宝线南退之敌军七军、四十八军主力共四个师，已被我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敌战力甚强。敌其他各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十三兵团正由芷江东进，但一时赶不到。而我在祁阳以北兵力没有迅速消灭敌之绝对把握。因此祁阳以北战役必须相当时日才能解决。”“韶关至广州线之敌正向铁路以西撤退，广州必将放弃。”

基于上述情况，林、邓等人向军委提出：“建议陈赓兵团即由现地（英德、韶关线）沿公路直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借以增大消灭桂敌的计算。目前似应以集中兵力歼灭白兵力为主。否则，今后兵力分散各省，而敌兵力反形成集中，则使战局甚为拖延。如何，盼即复。”[9]

在尽快消灭白崇禧主力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林彪是完全一致的。当日23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电复林邓谭萧赵并告叶剑英、陈赓：“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等部独立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10]

11日上午，衡宝战役进入白热化状态，战局仍不明朗。10时，林、邓等人再次致电中央军委，详细陈述陈赓兵团西进、暂不进攻广州的理由：

（一）从多次行动中可以看出：白匪的作战方针是集结其最精锐的主力，采流窜不定的方式，寻求我之弱点攻击。其部队是很有战斗力的，行动甚快。我如不歼灭此敌，则兵力不能分散发动群众和维持交通。如分散则可能被其各个击破。如集中，但兵力不足以歼灭敌主力时，则可能被其围困，并切断我之交通。如广东敌人与该敌会合，或靠近配合时，则我更难对付该敌。

（二）根据上述情况，欲歼灭白匪，我方兵力须绝对优势，采取至少两个方面或三个方面向敌进攻，造成围剿的形势。同时，须设法使广东之敌不能与白匪靠拢，以便分割敌人，各个歼灭。

（三）我们意见：为了广东之敌不退回广西，则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敌人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能从多方面的和多层的（敌突围能力很强，此数日作战中，我层层反复堵击，敌仍能突围一部）迂回包围、堵击、攻击广西之敌。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

（四）如目前我们拿下广东，由于粤汉路沿线桥梁，遭受严重破坏，山地桥梁工程浩大，绝非短期内可以恢复交通，则将使广州煤粮发生严重困难。财政上开始时期也要亏本。在军事上也要分散我军力量，而促成敌力量之集中，仅仅只有在政治影响上能有较大的收获，但实际的得失相比并不合算。因此，我们建议陈、邓两兵团皆勿继续南进，而以邓之两个军监视广东敌人，并集中兵力经常歼敌之分散部队。陈赓部则西进，参加广西作战。只要广西敌被歼，很多敌人皆可争取和平解决（如不愿和平解决，亦易于武力解决）。故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但如我实力不多，不能从多方面的和多层的包围、迂回、堵击、攻击敌人，则该敌将来可能流窜至贵州以至四川，结合当地的敌人和湖南、贵州、广东退去的敌人，那时单独由二野对付或由四野以一部参加共同对付，都没有目前即以较大力量进攻该敌为有利。

（五）祁阳以北之敌主力四个师，大部尚未突围，现正激战中，但敌甚顽强。敌其他各军，据密息：原拟向北增援，但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我们意见，无论祁阳以北之敌能否被歼，目前我军仍不宜攻占广东，以免促成敌之集中，与我之分散。

（六）以上意见盼军委即电复。[11]

与此同时，林邓谭萧赵致电第4、第15兵团首长、叶剑英、方方并报军委：“如目前尚无敌人被你们围住和尚无可靠的抓住敌人的可能时，则陈邓两兵团各部皆应现地停止待命，暂勿南进，但如某部业已围住敌人或正有把握围住敌人时，则某部可继续前进，其余部队仍停止待命。”

在部队一路乘胜追击、广州指日可下的大好形势下，突然接到这样的指示，东路军领导人实在是有些不解和意外。11日13时，叶、方、陈、邓、赖联名向林邓谭并中央军委发出一电，表明他们的意见。电报语气十分委婉，理由却是相当充足：

我们讨论了军委复你们十日二十三时电，提出下列意见请考虑：

1．我们赞成军委和四野在湘桂边求得歼灭白匪主力的方针。

2．目前情况四兵团前进已进到清远地区，本日在英德以南六十里之连江口，我先头部队正在围歼敌两个团，十五兵团本日正围歼佛冈敌之一个团，各兵团每日行一百三十里以上向广州前进中。

3．在此情况下，四兵团为贯彻执行断敌后路的任务，如向桂林直线距离有一千三百里，以时间计算不如十八军、四十六军及十三兵团来得快。因此我们意见，四兵团不如直下三水，打下广州后不停留的用水路运输，经梧州直取南宁。

4．广州增加了胡链兵团，四兵团不参加，仅邓赖兵团两个军（六个师）及曾雷林平部，则时间拖长了。四兵团如立刻向桂林、柳州前进，实际上仍须集结队伍重新动员的时间，一方面路远赶不上，另一方面广州不能获得迅速解放，有两头失当的顾虑。

5．也许这是偏重局部的看法，你们从全局打算，认为必要，命令一到我们坚决执行，如何请复示。[12]

11日晚，衡宝战役大局已定，歼灭白崇禧部四个精锐主力师的好消息，不仅让林彪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且使他部分地改变了对广东战役的看法。21时，林邓谭萧赵致电中央军委并叶、方，4兵团、15兵团领导人：“（一）祁阳以北被我包围之敌四个师（七军一七一、一七二师，四八军之一三八、一七六师），经四日战斗后已大部被歼，小部突围溃散于各山上树林中，我现正在搜山。（二）关于广东战役问题，我们意见已详本日十一时电。在广东敌人不与我作正面战斗的情况下，我们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以免促成粤桂敌人之集中。目前只以邓华兵团留广东打运动战，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同时加紧修复韶关至英德之粤汉线，以利收复广州后的运输，解决广州粮煤问题。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三）在对粤敌企图未判明前和我军能否抓住敌人未证实以前，陈邓两兵团仍继续照原计划向广州前进。”[13]

这份电报尚在传输之际，毛泽东于11日24时发出答复林邓等人前一封电报的指示：“十一日十时电悉。（一）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入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五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三）关于十五兵团是否可以早日去占领德庆、高要一点，请叶方与邓赖商酌电告。（四）曾生林平等部似宜进至新丰、龙门、佛冈一带，不要去惠州以南。”[14]同一时间，毛泽东还电询叶、陈：“英德、佛冈地区集中之敌十一个师，现在是否仍在该处，有无围歼可能。如该敌已退，则退往何处，望告。”[15]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又仔细研究了四野前后两电和叶、陈等人的意见，陷入沉思之中。12日凌晨2时，他致电林彪：“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16]

毛泽东的顾虑，反映出一位战略家在驾驭全局时的精密与谨慎。这时，林、邓等人11日21时的电报也来了。毛泽东阅后，于12日6时又致电林彪并告叶、陈、方、邓、赖及二野刘邓：“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17]

毛泽东的指示，高瞻远瞩，迅速统一了前线指挥员们的思想。林彪于12日14时致电毛泽东并告叶方、陈郭刘、邓赖洪，明确表示：“本日二时电示，所考虑的诸点甚为正确。目前由于白匪改变计划，已中途停止未再北进。祁阳以北战斗已结束。陈邓两兵团业已深入广东内地从化一带。在此情况下，陈兵团西移，已无及时堵住白匪后路把握。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已先后两电要该两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昨日中午曾已电他们，除了已抓住敌人和可能抓住敌人的部队继续南进外，其他部队停止待命）。大约还有六至八天可占广州。如敌未能退得及时，我军仍有可能歼灭敌人。目前则极力争取此种可能。”[18]

12日18时，林邓谭萧赵电告陈郭刘并叶方、邓赖洪等：“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本日六时电所指示的三条。陈邓两兵团行动，应照该电第一条所指示方针执行，望具体部署与指导。”[19]

实际上，陈邓两兵团的作战行动一刻也没有停止，两路大军齐头竞进，风卷残云般地跟踪追击南逃之敌。13日10时，叶剑英、陈赓等致电林彪并呈毛泽东：“本日分局会议，我们遵照林邓谭萧赵十二日十八时电，坚决执行毛主席十二日六时电指示方针。现各路正围攻从化、花县（写此电时已解放）、琶江口之敌，得手后即直趋广州。届时，敌如坚守市郊阵地，则作有准备的进攻。否则各路不停留的打进去，以便迅速恢复秩序减少破坏。为了截断向西退路。我十四军本日到达清远后，将继续占领三水。”[20]

至13日，广州以北以东地区之敌，除广九线上第109军主力逃向潮汕地区外，109军之一部及广州外围从化、花县等地区之敌均相继缩回广州。粤汉线上南逃之敌，大部逃向三水、四会地区。我15兵团之43、44两军先头均于13日夜迫近广州市近郊。[21]

这时，广州城里的敌人早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纷纷作鸟兽散。李宗仁回忆：“十月十日国庆时[22]，广州已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十月十二日共军已接近广州市郊，我本人才偕总统府随员乘机飞桂林，翌日续飞重庆。”[23]

从13日凌晨开始，按照顾祝同的指令，余汉谋指挥广州守军向西江地区撤退，市内只留下少数部队作掩护，并进行爆炸、放火，破坏桥梁、仓库和飞机场等设备。14日，国民党军工兵用400多箱黄色炸药炸毁了珠江上的海珠桥，酿成了骇人听闻的“海珠桥血案”。事后据目睹者谈：“匪军炸桥时，桥上来往的行人车辆不计其数。但在一声巨响后，桥上的一切立即化为乌有，桥下无数只大小船艇，也都变成了支离的木板，腾空旋转或顺水而下，周围的行人都被炸得粉身碎骨，有的被炸落一半头部抛到街心，有的肚肠外溢在水面颠簸浮荡。硝烟中江水变成一片血海，电线和电杆间也都挂满碎肉片和女人的长发，有的受伤后被抛入江心，有的悬在断桥上……呻吟号哭，惨绝人寰。”[24]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广州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为了及早解放广州人民，歼灭残敌，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于14日12时下达攻城指示：第43军以一部攻占白云山、五雷岭等山头阵地，主力沿广州至花县公路向广州市区攻击前进；第44军一路沿广州至增城公路，一路沿广九铁路向广州攻击前进。各部“迅速插入市区后注意抢占码头、海关、铁桥及歼灭首脑机关”，“先进入市区者即负责维持秩序，看守物资，严防捣乱破坏”。[25]

10月14日是广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日17时，我43军第128师第382团首先进入广州，歼灭了未及撤退的国民党军第50军第107师及联勤部队2 000余人，第44军第132师第396团也于21时进入广州。随后，我军后续部队源源入城，在15日拂晓前占领了广州全市。

解放广州之战从10月2日开始至14日结束，东路军仅仅用了12天的时间，就提前完成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10月下旬占领广州的原定计划。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旺盛的战斗意志和高昂的精神士气。新中国成立以后，陈赓大将在谈到解放广州之战的特点时说：“这次追击作战，两个兵团齐头竞进，各部队每天行程都在一百三十里以上。在我这种猛烈的追击下，敌人虽已在许多重要桥梁上安放了炸药，准备破坏桥梁，迟滞我军前进，但是大部来不及爆炸，我们的追兵即到，准备炸桥的敌军不是当了俘虏就是仓皇逃散。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进击，敌人还企图在清远、源潭一线布置防守广州的最后防线，但这种部署尚未完成，又为我分路追击的部队所击破，部署防御的敌人转而溃逃，广州的敌人也不得不仓皇逃走。”[26]

1949年10月15日，华南分局在给华中局、中共中央的关于解放广州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英勇善战的两兵团官兵，报告说：“此次入粤作战两兵团齐头竞进，一号由赣南出动，八号开始发起粤北作战，十四号晚即占广州，李宗仁14日晨飞渝，我军14日晚即到，行动迅速，出敌不意。两个兵团都赶到。”报告特别赞扬了第4兵团，“现第四兵团已开始向西转进，继续入桂作战，他们打下广州不进广州，可敬，惟队伍拉得太长，拟在高要、三水、佛山三点集结休整几天。我们已在港准备了一批物品，给予物质慰劳。提议军委、四野给予精神鼓励，借以保持士气，继续战斗”。[27]

[1]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19～120页。

[2]　冠军：《进军广东》，《长江日报》1949年10月12日。

[3]　卜穗文：《解放前夕广州人民的护厂护校斗争》，载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广州市中共党史学会编：《广州的解放》，广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194页。

[4]　于振瀛：《向广东进军》，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6页。

[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戡乱》第6册，《戡乱后期》（上册），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357页。

[6]　梁世骥：《淮海战役后蒋粤桂的矛盾及其最后在广东垮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2年版，第7页。

[7]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26页。

[8]　王东保：《解放广州第一仗》，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119页。

[9]　林彪、邓子恢关于祁北战况及陈赓兵团向桂行动问题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949年10月10日。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11]　林彪、邓子恢关于对白匪作战意见向中央军委的报告，1949年10月11日。

[12]　叶剑英、陈赓关于四兵团先打广州再取南宁向林彪、邓子恢的建议，1949年10月11日。

[13]　林彪、邓子恢关于对粤桂作战问题致军委、叶剑英、方方、陈赓、郭天民、邓华、赖传珠电，1949年10月11日。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15]　军委关于围歼英德、佛冈之敌给叶剑英、陈赓的指示，1949年10月11日。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8]　林彪关于陈邓两兵团继续挺进广州向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10月12日。

[19]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遵循毛主席电示方针给陈赓、郭天民、叶剑英、方方、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指示，1949年10月12日。

[20]　叶陈关于进取广州向林彪的报告，1949年10月13日。

[21]　四野司令部：《广东战役详报》。

[22]　指国民党的双十节。

[23]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42页。

[24]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33～134页。

[25]　邓华、赖传珠关于攻广州部署给各军的指示，1949年10月13日。

[26]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1961年第二次修改稿，刊载于《解放军报》1977年9月13日。

[27]　华南分局关于解放广州及慰劳四兵团向华中局、中央的报告，1949年10月15日。

第19章　追歼余汉谋集团

毛泽东指示：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陈赓命令4兵团昼夜追击——第14军一马当先，控制了敌人西逃的通道——李成芳军长判定敌人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毛泽东再次指示4兵团乘胜追击——两阳追歼战——广东战役胜利结束的重大意义

广东战役发起后，我军步步进逼，敌人则闻风溃逃，整个战场形势一直是敌退我追、风卷残云般的格局。那么，广东敌军将会逃向哪里？会不会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一道逃入广西？这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10月13日，当第15兵团即将攻入广州之际，毛泽东致电林、邓，叶、陈，提醒他们注意：“据香港十月十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电李白，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1]

10月14日，广州敌军已撤逃完毕，但具体逃往何处，情况仍不明朗。当时的情况，正如陈赓司令员所说：“迅速占领广州，对于下一步作战和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还必须歼灭逃跑的敌人，免遗后患。当时，余汉谋的三个兵团，除十二、十三两兵团已为我歼灭一部外，其主力二十一兵团还未遭受打击。必须迅速地判明这些敌人的逃向，加以歼灭。”[2]因此，在15兵团进抵广州市郊的同时，陈赓命令第4兵团部队一律不进广州市，昼夜兼程，追击敌军。

15日上午，陈赓、郭天民、刘志坚一面指挥部队追击，一面电告军委、林、邓：

1．广州敌已向南及西南撤退。我左路军昨（十四）晚十九时三十分进广州。为避免混乱，右路军（四兵团）不进广州市，继续向南及西南追击。现十五军已超过广州，十四军一个师已进占三水，正继续追击中。

2．此次行动部队甚积极，每日均以一百三十里以上的行程前进。但因山高路险行动迂回均成困难，仅右路军跌死牲口约在二百匹以上，加上敌人是有计划撤退，十四日晚十九时三十分，即于广州撤退完毕，未能达成全歼广州敌人的目的。

3．据不完全统计，我在广州以北共俘敌约七千余人。[3]

四野首长接到这个报告，即刻分析了广东敌情。他们考虑，如果计算路程，敌人先我数日出发，其先头部队业已逃出数百里之远，而且挟有汽车、轮船等远较我军迅捷的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势下，要想追上敌人并将其歼灭，可能性不是很大。因此，他们于当日24时电复陈、郭、刘并报中央军委：“如你们已追不上敌人，则望停止追击。关于广西作战，须作整个的部署与配合，然后统一行动。”[4]

但是，此时的第4兵团犹如离弦之箭一般，想停也停不下来。14日这天，第14军解放清远城后，李成芳军长见清远北江岸边船只很多，立即下令40师师长刘锋、政委侯良辅，率部乘船直插三水西南镇；令40师副师长王砚泉带118团1、3营和119团1、2营乘船出发，不准为两岸之敌所牵制，务于15日拂晓前抢占三水西南镇，卡住北江、西江汇合口，堵击西逃之敌。在两岸尚有敌13兵团和39军、63军的情况下，李成芳敢于下这样的决心，是非常大胆的。40师先头4个营于14日黄昏登船，顺北江直下三水县城，一夜前进120多里。15日拂晓前，在三水以北约30里处追上了敌39军91师的后卫部队，立即弃船上岸。118团1、3营向三水之敌91师进攻，俘敌150余人。119团1、2营，则向西南镇急进，上午9时左右，向敌103师进攻，俘敌360余人，随即解放三水城西南镇，完成了控制北江、西江汇合点的任务，堵住了敌人西逃的通道，为下一步的追击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第42师直插四会城，歼灭守敌后，继续向高要方向追歼逃敌。

对14军这一英勇、迅捷的行动和李成芳军长机智果敢的指挥，陈赓司令员多年之后犹赞不绝口：“还在解放广州以前，我们即估计广州敌人逃跑的方向有两个：一是沿西江向西，逃入广西；二是沿广东海岸，逃向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因此，当我军各部冲破敌人在清远、源潭一线的防御后，我兵团一个军的主力就果敢地在两岸还有敌人的情况下，顺北江乘船南下，一夜行进一百六十里，直插广州西边的三水、高要等处。这一着非常重要。由于这一着，我们卡住了北江、西江的汇合点，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并且在占领三水、高要的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的两个师，查明了敌二十一兵团等部是在向雷州半岛逃跑。这样，我们既取得了追歼逃敌的有利地位，又查明了逃敌的去向。”[5]

10月16日，前方传来的战况汇报更是令陈赓等人信心大增：国民党军第39军第103师师长曾三元迫于我军的威力，率部4 000余人，宣布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同日，我军在四会击溃国民党军第4兵团部，俘敌500余人。前方指挥员们一致反映，在战斗中，敌人毫无斗志，士气惊人低落，甚至有我军13个宣传队员赤手空拳捉到几十个俘虏，一个班的战士仅打出一颗手榴弹就迫使120多个敌人投降的战例。这说明，我军只要再加上一把劲，完全有可能追上并歼灭敌人。16日19时，陈赓等人将上述情况向军委和四野、二野作了报告。

在第4兵团追还是不追的问题上，毛泽东再次显示出了一位伟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他在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17日致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6]

毛泽东的指示，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4兵团指挥员的决心。与此同时，广州之敌的逃向问题也终于弄清楚了。原来，17日这一天，我军继续追击，又取得了不少战果：在高明县松柏坑歼灭国民党军第39军第147师第441团全部；在高要东北地区歼灭第70军警卫营；在鹤山县宅梧圩迫使第39军第91师师长刘体仁率部2 700余人接受和平改编。奉陈赓之命统一指挥第14、13、15军共6个师追击作战的李成芳，收集了在当天战斗中起义、投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提供的情况，判定：广州地区之敌，除一部分向西流窜粤桂边境外，其主力21兵团经佛山向阳江、湛江方向撤退；敌13兵团除一部向西流窜外，主力经高要向阳春、湛江方向逃窜；敌39军残部经高明向阳江、湛江方向逃跑，余汉谋已于13日逃到湛江。因此，粤敌主力逃跑方向无疑是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目前我追击部队离敌主力约有两天的行程。随即，李成芳将上述情况报告了陈赓，并提出追击敌人的建议。

10月18日12时，林邓谭萧赵致电叶剑英、陈赓并报军委：“四兵团行动，盼按照毛主席十七日电执行。如能追上敌人，则继续猛追歼敌。如确实已无追上可能时，则可勿追击，以免粤敌主力尔后易退南宁与云南（粤敌一部会退海南岛）。”[7]

4兵团指挥员根据中央军委和四野总部的电报精神，及时召开了作战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广东作战如能继续全歼粤系敌军，对于我军未来行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仅可以迅速平定全粤，并能使桂系军队更加孤立。同时，本兵团的三个军正在广州西南外围，保持着前出的机动态势，追歼上述逃跑之敌与入桂作战在战役方向上基本一致。敌人虽然已逃出100公里之外，但余汉谋残部系溃逃之敌，建制混乱，士气低落，因此，在阳江、阳春地区全歼逃敌，时机于我极为有利。

18日当天，陈赓、郭天民根据李成芳的建议，决定以先头6个师，就现态势发起阳江、阳春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14军第42师第125团及第40师第120团为右路，由高要南渡西江，经腰古、新兴向阳春方向追击；以第41师及第40师第118团为中路，由高明及西南地区出发，经新兴、天堂向阳春方向追击；以第15军第43、44师为左路，由西南地区出发，经鹤山、单水口向阳江方向追击。另以第13军第38师为第2梯队，由清远乘船驶三水，尔后经高明向恩平方向机动。以上部队统一由第14军指挥。

这个部署的特点是没有按原建制使用部队，而是根据部队现态势和各个部队的特点进行组织，虽然部队前后不齐，建制不全，但速度快，既便于争取时间，又便于边追边调整部署。陈赓的作战意图十分明确：即运用平行追击和超前拦阻相结合，在阳春以南构成对敌合围，陷敌于阳春、阳江绝境，尔后一举歼灭。

两阳追歼战开始了，各路追击部队在李成芳的指挥下，如下山的猛虎一样，向逃敌追去。时任15军44师师长兼政委的向守志回忆：“各部队接到追歼逃敌的命令后，广大指战员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但是，高层指挥员深知此战的困难很多很大，一是敌人距我有200多里之远，二是时间十分紧迫。为了不失战机，各级边行动、边部署、边动员，以最快速度日夜兼程奔袭。追击作战是十分艰苦的，敌人仓皇撤逃，而我们仅凭两条腿与敌人赛跑，还要超过他们才行。当时天气又不作美，秋雨绵绵，更增加了行军作战的困难。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很高，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忘记了吃饭和睡觉，忘记了日与日、夜与夜的间隔，一心想着尽快尽早追歼敌人。指战员们深深懂得，只有从艰苦到艰苦，才能从胜利到胜利，胜利就建筑在自己的脚板上。大家这样想，苦与累都被追击的胜利喜讯冲淡了。”[8]

右路军沿高要、新兴一线向阳春疾进，第40师120团1营担任前卫任务。20日拂晓，赵瑞来营长带领队伍进至距腰古圩约3公里处的河洞时，得知敌广州绥署第三纵队的一个团昨晚停留在腰古圩。赵瑞来当机立断，决心不等团主力来到，乘敌不备，立即发起进攻，吃掉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赵营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他和教导员王作仁把各连连长召集来，详细布置了任务，并特意交代：我军来的如此迅速，敌人是估计不到的，为了欺骗敌人，我们可伪称是沈发藻兵团的70军，尽量求得抵近敌人，攻其不备，出奇制胜。这一仗是我营入粤以来的第一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求全营同志，战斗打响后动作要快，冲得要猛，追得要紧，决不能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情况果然像赵营长分析的一样，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军来得这么快。在遭到我军突然进攻后，许多人还未弄清楚是敌是友，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俘虏，有的钻进老百姓家中隐藏起来，有的夺路向村外逃窜。赵瑞来立即命令1连和2连跟踪逃敌急起直追。两个连密切配合，上压下追，将逃敌逼入一处凹地中。赵瑞来又调来机炮连，以重机枪和六〇炮向敌猛烈射击。这时，团主力及时赶到，将敌人团团围住，并向走投无路的敌人发动政治攻势。通过喊话，残敌终于放下武器向我军投降。此战，第120团全歼停留于腰古圩的国民党广州绥署第三纵队1 000余人，受到了第14军军首长的通令嘉奖。[9]

其他两路我军进展同样顺利。中路军于19日解放了新兴，20日在新兴东南地区歼敌63军一部，俘敌1 000余人，同日，左路军进抵鹤山县。20日晚，我军用报话机截听到敌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的通话，得知该部敌军因道路狭窄，行走缓慢，目前还拥挤在开平、恩平地区，正在向阳江运动中。这样，逃敌与我中路、左路部队已趋于平行态势。尽管距离不算太远，但要构成合围，全歼该敌，我军必须再提高行军速度，超前拦阻敌人。于是，陈赓、李成芳当即命令各路军排除一切困难，务必尽力追上敌人。

21日，陈赓又严令进到新兴以南天堂圩、湾边圩地区的右路军，应不顾一切地勇猛直追，直出阳春、阳江，对逃敌形成包围，协同中路、左路军围歼逃敌。当晚，中路军、左路军分别进至恩平东北的圣堂圩和开平，均已接触敌后尾部队。据我军记者当天所见：“残匪经我昼夜穷追，溃不成军。据俘虏供称：匪军主官大多已先行溜走，军官控制不住士兵，部属找不到主官。而残匪各部之间，亦有争相夺路、吵骂殴打以至相互开枪者。恩平至阳江公路上逃匪抛弃的大车很多，沿途丢弃的军用辎重衣被财物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散兵往屋角里、树丛里钻。从腰古到阳春的公路沿线，每一村庄周围都有破烂不堪的军装，撕得一片片的文件信函，崭新的美造子弹。”[10]

22日，根据各路军报告的情况，陈赓再次命令各部队，务必将逃敌聚歼于阳江地区。严令右路军于22日进占阳春后，要不停顿地连续猛追，取捷径直出程村圩，切断阳江到电白的公路，实施超前拦阻，坚决堵击西逃之敌，并强调指出这一步对全歼逃敌至关重要。命令中、左路军迅猛前进，协同右路军围歼逃敌。还规定各师与各团之间的电台应加强联系，兵团与各师团可以直接通过电台用暗语对话联系。事实证明，陈赓的这一部署是非常高明的。向守志同志后来评价说：兵团首长的这道命令非常及时，“因为追击途中，要提高速度，尽快缩短与逃跑之敌距离，各级首长必须积极主动，充分利用一切手段，尽快查明敌人并通报给部队，调整部署，抢占要点，断敌退路，才能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11]

遵照陈赓的命令，各路追击部队发扬敢于以少胜多和顽强机智的独立作战精神，不为小股敌人所迷惑，紧紧抓住敌主力穷追不舍。至22日晚，中路军、左路军先头部队分别在恩平、圣堂圩、新昌地区，咬住了敌人后尾，歼灭第39军、第50军各一部。右路军则以日行75公里的速度强行军向敌右翼迂回，当日解放阳春后，立即乘船顺漠阳江向阳江急进。

23日晚，右路军乘船前进的第120、125两团进至阳江西北30里处的双捷圩，从俘虏口中得知敌21兵团等部已逃至阳江、白沙圩地区，次日准备沿阳江到电白的公路西逃。事不宜迟！两团指战员立即弃船上岸，兵分两路，沿白沙圩、程村圩公路前进。拂晓前，125团进至白沙圩以西约20里处，该团3营正准备占领公路边的50高地时，首先与敌遭遇，我先头8连先敌占领了50高地，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人连续向我军进攻，均被3营打退。团首长见敌人一片混乱，下令1、2营和加强给该团的第119团3营从3营两侧加入战斗。该团向白沙圩方向推进了七八里后，在新碑、新村、大茶山、乐竹园、佛子岗一线公路两侧，占领阵地，组织防御。

第120团也于拂晓前进至程村圩西北之瓦窑头，恰好与敌后方医院的6辆汽车相遇，当即为该团2营全部俘获，随即又在程村圩附近俘敌600余人。24日中午，120团两个主力营奉命向东南方向的旱禾庙进攻，控制与公路平行的东西大路，阻敌从大路西逃。该团在向旱禾庙进击中，在龙方岭和大岭，与西逃之敌39军残部连续遭遇，歼敌1 000余名，黄昏前控制了旱禾庙。至此，右路军已将敌向雷州半岛逃跑的两条主要道路全部切断，完成了陈赓司令员22日交给的任务。与此同时，中路军进抵合山圩，左路军进抵那扶圩西南，第38师已进至阳春以北。我军就像一把把张开口的大钳子，向阳江地区的国民党军直扑过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敌第21兵团司令官刘安琪对我军的围歼计划竟浑然不觉，仍然以为包围他们的是些“游击队”而已。因此，他一面要求余汉谋派军舰到海陵岛，接应他们从海上撤退，一面命令第50军首先向阳江以西方向突围，开辟西逃道路。从24日拂晓起，第50军集中了3个师，倾其全力向我125团的阻击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125团指战员毫不畏惧，英勇抗击，一天之内毙敌数百，俘敌700多人，牢牢地坚守住了阵地。黄昏后，李成芳军长通令嘉奖第125团：“你们今日打得很好，望动员全体指战员，再接再厉，为全歼刘安琪兵团而努力，以尽全功。”

直到这时，刘安琪才发觉已被陈赓指挥的大军团团围住，顿时慌成一团。24日午夜，敌人开始焚毁辎重车辆，丢弃各种物资，准备向白沙圩以南的廉村、平冈圩逃窜。他们哪里知道，这时，我中路军已经进占阳江，左路军占领了海边的北津港，第38师进至阳春以南，一举封闭了敌人南逃或西撤的所有通道。[12]

得知我军的包围圈业已合拢，陈赓等人于24日晚再次调整了围歼敌人的部署：以第41、第43、第44师及第40师第118团为东集团，从东南、东北方向进攻；以第40、第42师为西集团，从西及西北方向进攻，两集团在同一时间实施向心合击。同时要求各部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19时，陈赓、郭天民向军委、叶剑英、方方、林彪、邓子恢报告：“自占领广州后，我四兵团经过十昼夜的急行军，忍受最大的疲劳与饥饿（无粮食），终于将由穗西南退出之敌赶上，我四十师已超过敌先头（阳江以西）。现敌五十军一〇七师、二七〇师，六十二军之六七师、一五一师，三十九军之一四七师，七十军两个团，二十三军军部及两个师直，三十二军一部均被我阻击于恩平、阳江海滨地区。今晚各路共两个师均可到齐，形成合围，明（二十五）日开始聚歼。”[13]

10月25日上午，敌人集中兵力由白沙圩向西突围，两阳追歼战到了最后的时刻。国民党军逃命心切，向我军西集团坚守的阵地一连发动了八次进攻，但均被我军击溃。下午，国民党军眼看向西突围无望，便转头向南，企图在九羌埠乘船逃跑。我东、西集团迅速出击，一面攻取海岸要点，一面以强大火力封锁九羌埠港口，击沉敌船数十艘，国民党军被击毙和溺死者约万人，只有刘安琪率少数人乘军舰逃走。

入夜，我军后续部队源源赶到，将所有敌人合围于平冈圩以北直径不到7.5公里的狭长地区内。在极度的惊恐和绝望中，被围的国民党军度过了难熬的一夜，第50军山炮营副官张俊贤被俘后供称：“二十五日军部退到平冈圩，午后解放军的炮火逼近了，兵团司令官刘安琪看事不好，带了一小部分亲信仓皇乘船逃跑啦！晚上七八点钟，军长胡家骥也悄悄地溜掉。队伍没人管，混乱成一团糟，师和团的电话、电报都联络不上，部队拥到稻田里都不走啦。乱指挥开了，有的说到九羌去，想从那里坐船再逃，哪知解放军早把九羌控制了。跑吧，没有船，打吧，没人打，大家都拿不定主意，只好等着当俘虏吧！”[14]

10月26日凌晨，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十多支突击队交互插入平冈圩敌人的心脏地带，将其割裂成无数的小块，残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奔跑呼喊，混乱不堪，成千成百地被我军活捉。战至中午12时，被围之敌全部就歼。陈赓、郭天民当即兴奋地电告军委、林彪、邓子恢、叶剑英、方方：“我十四军全部，十五军之四四师、四三师，十三军之三八师，将由广州西南逃窜之敌主力，截击于阳江地区，经连日激战，已将该敌歼灭于阳江西南平冈圩、白沙圩地区，战斗已大体结束，现正全力搜捕俘虏，打扫战场中，战果后报。”[15]

在合围地区的外线，第15、第13军和第14军各一部，对溃逃之敌进行了追击。27日，第13军第39师占领云浮，29日续占罗定，并追歼西逃敌之23军213师637团全部，俘千余人。两阳追歼战至此胜利结束。

两阳追歼战，是人民解放军追歼作战史上的一个光辉范例。当时，4兵团各军从江西南部出发，已经连续进行了半个月的作战，强行军1 000多公里，部队相当疲劳，按常规军事理论来讲，这样的部队不可能再担负重大的作战任务。但是当传达了毛主席的乘胜直追的指示以后，全体指战员又以顽强的毅力，继续以一天150华里以上的行程，进行了5天的大追击，最终在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奇迹。四野司令部战后总结就此写道：“广东敌人在我战役未发起前，即已准备逃跑，故在战役一开始各处之敌均闻风而逃，使我奔袭部队到处扑空，但在我跟踪追击下，特别是在广州敌人西逃后我连续十余昼夜之追击，坚持追下去，如先头一日夜即追一百六十里，终于在海边追上了逃敌。由此经验证明，对追击逃跑之敌，只要能正确了解与掌握敌人情况，再接再厉跟踪追击，必然能胜利完成追歼逃敌任务。此次能追歼逃敌，我四兵团追击部队的忍劳忍饥连续的追击，是这次胜利的决定关键。”[16]

时隔40年后，已是南京军区司令员的向守志上将在《忆两阳战役》一文中谈道：“综观追击战的情况表明，部队要高速度地猛追，迅速全歼逃敌，必须不间断地进行政治动员和加强行军组织，使部队保持高昂的情绪和树立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不怕疲劳，连续战斗；同时还要想办法尽可能搜集和利用交通工具，这样既可以争取时间，及早追上逃敌，又可以使部队得到短暂的休息，以逸待劳，保护部队的战斗力。这条经验，对于指导我们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意义。”

两阳追歼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其中生俘3万余人，消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10月27日，林彪、邓子恢向第4兵团全体指战员发出贺电：“庆祝你们在两阳全部歼灭由广州向西南逃窜之敌主力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对于解放琼崖和解放广西均有重大意义，对于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连续十昼夜穷追猛打精神，特予表扬。”至11月4日，第4兵团第13军乘胜追击，又连续解放信宜、茂名（今高州）、化州、廉江等县，封闭了白崇禧集团经雷州半岛向海南岛撤退的道路。

两阳追歼战的胜利为广东战役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广东战役从10月2日开始至11月4日结束，历时34天，解放了除钦州、合浦（今属广西）地区及湛江以外的广东大陆。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805 2万名，其中毙伤（包括坠海溺死者在内）1.167 7万名，俘虏3.565 5万名，投诚者9 992名，起义者728名。受降及俘虏敌将级军官17名。缴获各种炮328门，重机枪318挺，轻机枪1 812挺，其他各式枪支20 000余支，各种子弹、炮弹10多万发，汽车142辆，骡马247匹，以及大量军用物资，解放城市39座。[17]在广东战役中，我军伤亡1 700余人。

广东战役的胜利，是在广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在华南分局的直接领导下，粤桂湘地区、粤赣湘边区、粤中地区的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出动大量民工随军作战，供应了充足的粮、草、菜、物等，为保障战役的进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军所到之处，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两阳追歼战中，我军记者记下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十月二十一日某部追歼南逃的刘安琪匪军到了鹤山县城，已离匪军后尾不过百十里，当夜继续向前进，事先听说要过三道水，天阴漆黑又刮着大风，大家心里都发愁：‘过河不晓得要耽误多少路？’但部队走到城南的谷禾镇，看见满街灯火，出村还有一排路灯摆了足有半里路，凡是下坡、转弯的地方都有煤油灯。原来的大桥被破坏，旁边有一条弯曲小路，通过一人深的草地，深一步浅一步，如果没有这些灯，不知要摔多少跤。走到河边，见有个五十来岁的老太太，两手捧着个香油灯，她一边用手挡着风，一边就高兴地和战士们问着话，她的话语感动了所有的战士。以后部队到仓华里又遇到一条河，在那难走的窄小的桥头，又有一个青年人提着灯，不顾初冬的水寒，站在河水里照亮了小桥。战士们个个感动地说：就是腿走肿了，脚走崩了，也要把敌人追上！有的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妈妈，忘不了水里打着颤抖的掌灯人。小通讯员易和平惊奇地告诉指导员：‘我在国民党军队里走路也不少，可是没有见过一回这样的事，这是第一回，我现在可彻底明白了解放军和人民的关系啦！’”[18]

广东战役是中南解放战争史上极其重要的篇章，正如陈赓司令员指出的那样：“广东作战，以勇猛的进击、追击开始，以大围歼告终，是我们协同兄弟部队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第一个胜利。在作战中，指战员接受了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思想，又受到了毛主席乘胜直追的指示的鼓舞，因而能够克服一切困难，顽强地进行了连续二十六天的作战，终于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的主力。这个胜利，不仅摧毁了国民党匪帮残酷压榨华南人民借以苟延残喘的海滨巢穴，关死了美帝国主义从海上援助国民党残匪的一条通路，歼灭了余汉谋集团主力，而且完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东南面的包围，对于解放海南岛和解放广西都有重大意义。”[19]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2]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1961年第二次修改稿，刊载于《解放军报》1977年9月13日。

[3]　陈赓、郭天民关于广州敌已南撤向军委、林彪、邓子恢的报告，1949年10月15日。

[4]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3页。

[5]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1961年第二次修改稿，刊载于《解放军报》1977年9月13日。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7]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

[8]　向守志：《忆两阳战役》，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41页。

[9]　赵瑞来：《奇袭腰古圩——忆歼灭国民党广州绥署第三纵队》，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134页。

[10]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36～137页。

[11]　向守志：《忆两阳战役》，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1955年1月印。

[13]　陈赓、郭天民关于广州逃敌已被我追上向军委、叶剑英、方方、林彪、邓子恢的报告，1949年10月24日。

[14]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40～141页。

[15]　陈赓、郭天民关于已将广州逃敌歼灭向军委、林彪、邓子恢、叶剑英、方方的报告，1949年10月26日。

[16]　四野司令部：《广东战役详报》。

[17]　四野司令部：《广东战役战绩公报》，1949年11月13日。

[18]　穆欣著：《南线巡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144页。

[19]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1961年第二次修改稿，刊载于《解放军报》1977年9月13日。

第20章　进军广西

桂系残部退守老巢——白崇禧拼凑实力，企图顽抗到底——毛泽东催促四野进军广西——林彪、邓子恢确定作战计划——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解决胜利前夕部队指战员的思想问题——白崇禧赴渝调停蒋、李之争——桂系集团的行动方案

衡宝之战给了国民党桂系军队极其沉重的打击，但并没有使白崇禧放弃顽抗到底的决心。据程思远先生的《白崇禧传》记载：1949年10月15日这一天，“前广西绥署参谋长张任民、前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韦永成从香港电白崇禧：‘黄启汉抵港，负有和平使命，北京对广西尚留有余地，请审时度势，进行妥协。’这是刘斐于六月中南来以后，北京第二次对白崇禧发出的讯息。但白崇禧此时的心态，除了准备对历史交代以外，不作其他考虑”。[1]

白崇禧一再拒绝中共方面所给予的机会，关键原因是他自恃实力在手，局面尚可有为。正如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桂系军阀本来只是国民党反动军事集团中的二三等角色，但在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悉数被歼之后，却成了国内外反动派所幻想的救死菩萨。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桂系反动军队和我解放大军的正面接触较少，暂时幸免于和蒋匪主力同样的悉数被歼的境地，因此桂系反动派尚握有一注比较完整的军事赌本。他们并利用封建地域观念，利用欺骗麻痹和强力控制相结合，在桂系反动部队中造成一种封建雇佣军队所固有的凶顽的气质。特别是桂系军阀在其广西老巢有二十余年的统治经验，又面临着死亡前的最后挣扎，所以我们估计解放广西全部和全歼桂系军阀的进军作战，将是在我国大陆上全歼残敌中的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2]

情况的确如此。1949年10月7日，白崇禧率华中军政长官公署从衡阳撤到桂林以后，一方面在政治上加紧推行“一甲一兵一枪”运动，部署“总体战”，煽动全省民众“空室清野”，共同“反共保乡”，另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补充和重建被歼的部队，将随他一起退入广西的湘、鄂、赣各省的保安、自卫等地方团队，分别编入正规军。如素称桂系“王牌”的第7军，本来已在衡宝一战中被歼大半，军长李本一只身脱离部队，逃到全州乡下，因怕被白崇禧枪毙，不敢见白，后经张淦等人疏通，李本一才壮起胆子到桂林见白。白崇禧正当用人之际，不便深究，只是要他戴罪图功，仍任第7军军长，部队从保安团中凑集重建。

经过一番整训补充，白崇禧又搭起了5个兵团12个军30个师的架子，总兵力约15万余人，即黄杰的第1兵团，辖第14、第71、第97军，张淦的第3兵团，辖第7、第48、第126军，徐启明的第10兵团，辖第46、第56军，鲁道源的第11兵团，辖第58、第125军，刘嘉树的第17兵团，辖第100、第103军。为增强实力，白崇禧还成立了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桂黔边6个军政区司令部和若干个总体战督导团，有地方武装约10万人。依恃这些资本，白崇禧总的打算是：首先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组织“西南联合防线”，依托广西的有利地形，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阻止解放军向广西和西南地区进军；一旦情况危急时再准备西撤或南退；实在不行就撤往越南。

撤往越南是白崇禧当时准备的最后一条后路，为此，他特地找来第48军军长张文鸿，向他交代说：“你在龙州住了很久，也读过书，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不少。我派你率领第四十八军开往龙州预为部署，防止我左翼被解放军占领，以保障我们后路的安全。并在龙州多收罗有为的青年，最好是精通越语和熟悉越南地形、风俗习惯的青年，以后一旦进入越南时，将这批青年分发至各连队里去应用。你即准备一切，日内即开始行动，沿柳州、南宁向龙州移动。一俟你到达龙州，自然有人介绍越南建国军总司令武鸿卿同你碰头接洽，将来入越的路线和补给问题等等，当可了解。”白崇禧估计，率领华中残部20余万人入越，问题不大，很容易成功。[3]

不过，不到万不得已、走投无路之际，白崇禧是不会轻易丢弃广西的。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等赖以起家的老巢，自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以后，他们在此已经营20多年，具有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该省东南与广东相接，东北与湖南接壤，北连贵州，西接云南，南濒北部湾，西南与越南交界，是全国既有陆地边防又有海防的少数省区之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境内地势较高，山岭连绵，石山广布，溶洞众多，河流纵横，海岸线曲折；其南部和西部山地是进行海上、边界防御作战的重要军事依托，西、北、东三面的山地，又构成掩护腹地的天然屏障。所有这些，无疑是白崇禧组织广西防御，同解放军对抗周旋的有利条件。

然而，白崇禧自从武汉撤退以来，由于连遭我军的重创与打击，内心方寸已乱，加上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争斗，使他不得不分神抽身，穷于应付。因此，此时的白崇禧已无昔日“小诸葛”的气度和风采，在指挥决策上一误再误，显得毫无章法。张文鸿后来回忆说：“我在桂林逗留的半个月，看到白崇禧的神态不安和处事慌乱，是二十多年从没有过的，下面几件事例可以说明：（1）在解放军节节进迫、军事行动极度紧张之际，竟没有制定一个完整的作战计划，遇到情况发生临时派遣部队应付，完全处于被动地位。（2）在战事紧张的时候，同海南岛方面协防事宜尚未取得联系。白曾飞往海南岛与薛岳、余汉谋磋商协防问题，不获结果而返。后闻白与薛、余二人洽商华中部队拟转移海南岛问题，为薛、余二人所拒绝。（3）在军事紧张的时候，还想去指挥全国军事。大约是十月下旬，白对我说：‘我要到重庆去与李代总统谈全国军事部署问题，或许留在重庆帮助德公指挥全国军队。如果没有枝节问题发生，关于华中部队的指挥问题，我拟交由李鹤龄（即李品仙）或夏煦苍（即夏威）负责代理，华中长官名义，仍由我兼。’……（4）在此军事紧张的时候，白又叫我率领第四十八军先开龙州靠紧越南布防。从以上四点情况看，白当时已是内心空虚，认识到不能与解放军作战，只有逃走才是唯一的生存道路了。”[4]

相对来说，白崇禧集团是当时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强的一股势力，无论它逃向哪里，都会增加麻烦，遗患无穷。如何尽快地消灭它，对于提早结束战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衡宝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立刻把目光盯住了广西。1949年10月12日清晨，他在电示林彪等人要“相机占领广州”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广西战役问题。毛泽东指出：“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

毛泽东在电报中分析道：“如果白崇禧集中主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5]

这时，广东战役正在激烈进行当中，余汉谋部的逃向一时还看不清楚，处于四野主力当面的白崇禧部正乱哄哄地纷纷南撤，其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同样不明朗，与此同时，冬季即将来临，部队需要补充棉衣。基于上述几方面因素，林彪、邓子恢认为，究竟何时发起广西战役，还要看看形势的具体变化。在随后几天里，他们酝酿了一个广西战役的初步计划，于10月18日12时致电叶剑英、陈赓并上报中央军委。电报说：“关于广西作战，我们拟待五兵团快进至贵阳或已进至贵阳之后，四野和四兵团发下棉衣之后才开始，并准备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灭敌人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目前，桂林、全州以东、以北，敌我相互距离已较远。我正面部队，估计已甚难抓住和抑留敌人。因此，拟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出动的次序，拟定向南宁、果德的部队首先出动。这一计划我们尚在考虑中，盼军委指示。”

林、邓还在电报中建议军委：“如估计两广之敌通四川之敌皆可能向云南退却，则我二野部队是否可以五兵团先占昆明，以三兵团占贵阳，夺取敌之后方，分割与隔断敌人，然后二野由昆明再向北解决四川问题为好。亦盼军委考虑。”[6]

次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但是，毛泽东却拒绝了林、邓关于以二野3、5两兵团进占贵阳、昆明的建议，他指出：西南重心是四川，二野主力必须于12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龙率第18兵团则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

那么，一旦白崇禧部退到云南怎么办？毛泽东为林彪算了算账：“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电报要求林彪：“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7]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白崇禧部精锐已失，战斗力不强，四野进军广西的兵力已很充足。但是，林彪想来想去，还是感到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才有胜利保证。为此，他决定再抽调两个军的兵力用于广西作战。10月21日，林彪、邓子恢电示湖南省委、湖南军区领导人萧劲光、王首道，指出：“白匪的作战方针，是流窜不定的运动战。歼灭此种敌人必须采取多方面包围与层层堵击，才能较快歼灭。否则，此剿彼窜，不能很快歼灭其有生力量，而使战局拖延。为此，我军决抽出优势兵力，以便能实行围剿的方针，捕歼敌人，提早结束战争。然后，再准备全力转为剿匪，发动群众。故决将留置湖南之野战军，抽出一部，加入广西作战，以增加作战兵力与保护后方联络线的兵力。”具体措施是：除原拨归湖南建制之159师、160师、162师三个师，及47军全部仍留湘西外，165师、第45军158师，决定留湖南地区，归湖南军区建制指挥。“原决定留湖南之四十六军，除分散一个师于湖南进行剿匪筹粮外，其余两个师及四十九军全部，抽出进广西作战。”这样，我军参加广西战役的部队达到了9个军30个师共40余万人，从而在兵力对比上占据了优势。

为就近指挥广西战役，四野前委还决定，由林彪、谭政、萧克率领一个轻便的指挥机关从武汉移至衡阳。10月28日，林、谭向军委报告：“估计广西作战，多为追击性的运动战。此种作战，特别需要对敌运动情况的即时了解，和能直接指挥各路作战部队先头师的行动。我们在武汉，因距广西太远，因此收听敌方密息，已感觉困难。野司与各师小电台的联络，已不易听清。为了便于听取密息与联络师的电台，四野指挥机关决推进至衡阳。二局电台，业已到达衡阳。司令部人员，亦大部到达衡阳。林、谭、萧等人拟明日赴衡。估计广西战役，一个多月就能解决。待战役结束后，再回武汉。华中局工作，暂由邓子恢同志领导。”[8]

就在四野指挥机关抵达衡阳的同时，林彪等人收到了毛泽东于10月31日发出的《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这份重要指示。毛泽东审时度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首先分析了当前形势，他指出：“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的道路，有东窜入粤的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待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军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

毛泽东接着阐述说：“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

在上述战略规划中，四野的近期任务是什么？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

关于广西战役和进军云南问题，毛泽东也作了进一步的规定：“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9]

从这封电报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迫切希望广西问题尽早解决，四野能尽快腾出兵力来，担当起事关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安危的艰巨使命。对此，四野领导人心领神会，立即制定了分西、北、南三路向广西进军的计划。11月4日，即广东战役结束的当天，林彪、谭政向中央军委报告：“据密息征候，广西各敌军有在新部署下全线继续撤退模样。……我军拟即开始分路前进。第一步求得首先切断敌退云南，退雷州、廉州、钦州的道路。尔后，再依当时情况调整部署，歼灭敌人。”具体部署是：

西路：“十三兵团两个军首先歼灭通道、靖县之一百军，一零三军。尔后迅向思恩、河池地区前进，并继续向百色、果德之线前进。第一步，争取切断敌退云南的任务。”

南路：“陈赓部第一步先头军十号左右出发进至郁林、博白之线，防敌退雷州半岛。尔后，则依情况向南宁前进。如敌有退钦州、北海动向时，则向钦州或廉州前进。其余两个军在后策应。估计该兵团目前虽较疲劳，但伤亡不大，只要不将俘虏编入部队，而另行编训，略迟跟进，则目前仍能参加作战。两广气候较热，到南宁后发棉衣，仍无问题（汽车送甚快）。”

北路：“我四十、四一、四五三个军待程子华部及陈赓先头军超出后，再行出动。拟以一个军经道州、永明、恭城、平乐、荔蒲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前进。以一个军沿湘桂路以北地区前进。四九军三个师则准备放在第二线，沿湘桂路两侧摆开担任剿匪和掩护交通与筹粮。”“以上计划军委是否同意，盼指示。”[10]11月6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上述作战部署，并特别指出：“这个计划是很好的。”

广西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紧张展开。其时，第13兵团位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地区，第12兵团位于湘南的东安、零陵、祁阳地区，第4兵团位于粤西南的阳江地区。各部队一面进行短期休整，一面积极进行参战前的各种准备。早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就联合发出嘉奖慰问电，号召华中前线人民解放军和华南人民游击队全体指战员，务必将已成流寇的国民党残余匪帮“剿灭净尽，不使残留一点祸根”，“接到命令就要穷追猛打，不让一个敌人逃走”。16日，四野政治部下达《继续进军最后消灭蒋白匪军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各部队深入联系实际，进行政治动员，解决干部战士的思想问题，树立必胜的信心。

该指示开门见山地指出：“此次衡宝与进军广州战役，在全军与二野并肩奋勇作战下消灭了白匪的最精锐的主力，神速的解放广州，胜利是伟大的。白匪经此打击，其部队原还保留一点战斗情绪亦必迅速消失，至广州敌人不战而逃，从此更表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是可以想象的。在此种情形下，蒋、李、白残匪更无斗志已是很明显的了。因此两广敌人全部为我消灭，西南几省动摇彷徨的杂牌匪军，是可以不经过多的战斗而传檄可定的。因此全国最后结束战争的时间已因这次的胜利而为之加速。这是目前战争所表现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白匪尚保存一部力量退到老巢广西和从广州撤出的残敌亦有计划的大部退到广西，企图利用广西地形条件作最后的挣扎，其作战方式可能以到处流窜来应付我们，对这种敌人欲求得完全消灭，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把力，动员全军更加艰苦地与坚决地来完成围剿残敌，达成最后全部歼敌，不使之再逃到别省的作战任务。要很好执行此任务，对任何轻敌麻痹与因胜利快近而松懈斗志，且把进军广西问题看得很简单，都必须防止与克服。这是这次休整与继续进军作战须要很好掌握的思想问题。”

《指示》要求：针对部队干部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必须进行“耐心而明确的解释”。

一是“关于担心军队的饭吃不长”的问题。《指示》说：“应肯定答复，干军队永远不会失业，军队工作是铁饭碗打不破的。目前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一切还要服从于最后消灭敌人与取得全国军事胜利，军队工作应是最突出的工作，而军队工作干部这是最受全国人民尊敬的，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且军队工作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干的。军队干部在能工作的时候，只有增加其工作的责任绝不会无工作可做，而在年老了不能工作时，国家将很好养老他们。在战争胜利后，军队不仅不会有丝毫的削弱，而要从各方面更加加强我们军队的建设的。毛主席在新政协开幕致词中对此已有明确的指示：‘我们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武装力量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考验的人民解放军基础上，我们人民武装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因为在消灭国内封建的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统治是依靠了军队，而保卫这个胜利与防止任何敢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内外敌人的袭击更要依靠军队。军队是阶级斗争最重要的工具，今天我们仅取得了消灭封建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初步胜利，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达到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任务，还须有强大无比的军队作后盾才成。苏联在十月革命与国内战争胜利后，红军不是削弱而是更加强其建设，不是使军队干部失业而是更加重视与培养他们，不如此便不可能设想苏联能顺利的进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德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对德日战争胜利后，今天苏联对红军的建设更是从各方面来强化它。其道理即在阶级未消灭前无产阶级不能不有强大的军队。”

二是“关于军队味道不大想改行”的问题。《指示》明确指出：“这是个人主义的想法，什么叫做味道？凡是对于革命，对于人民最有利益的事情，便是最有味道的事情。行军作战虽是很苦，但是并不是天天如此，且比之农民工人天天下地在机器旁工作也就不算什么，军队作战是有牺牲的，这应以革命英雄主义来回答，人谁不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而军队的作战牺牲是为着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享受着无上的光荣，代价是很高的。一旦老病而死还不是枯叶腐草一般。至部队进占一城市，花花世界交给地方，又要继续冒酷日暴雨前进，觉得地方工作太舒服，干军队太苦，这是战斗的要求。实际在城市工作的也并不是享福，而是弄钱搞生产供应军队为军队服务。在战斗结束后，当然军队应该住比较好地方，生活待遇会做到逐步改善的，苏联红军便是如此，在德苏战争胜利后，国家节衣缩食恢复生产建设，对红军待遇则尽量做到改善，并给各种荣誉和优待。红军在苏联人民中是最光荣的标志。在苏联国内最吃得开的要算是红军。在中国，我们人民解放军当然也会做到这样的。”

三是“关于国防军老粗干不了，将来是知识分子天下”的问题。《指示》说：“应当说明，我们部队要吸收大量知识分子进来，在他们与部队结合，吸取现有经验，并掌握军事科学之后，他们将会在建设国防军进程中起很大的作用，但国防军的主要骨干仍是工农老干部，因为他们同部队有密切联系，经过长期的考验忠实于革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学会了人民解放军许多优良作风，这些正是我们继续壮大与建设人民武装力量的基本条件。如果在建设国防军不能很好依靠工农老干部，那一定是无法建立好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必须依靠从人民的斗争中生长出来的人物作骨干才能保证人民革命军队的特质。”

四是“关于提高文化科学，年纪大了怕学不进”问题。《指示》强调：“应肯定回答，可以学得进，而且会学得好，以他们自己的经验，过去完全是朴素的工农，现在已成为比黄埔、保定、陆大等军校出来的国民党军官要能干便应该有信心，能进一步把自己提高。苏联红军军官在德苏战争中表现比任何国家军官有本事，德国军队指挥官是厉害的，但都为红军所打败，这些苏联将军们还不都是国内战争出身的老干部，且多为工农分子出身，由于他们能学习到新的知识新的技术，他们就能进步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家。将来斗争结束，我们军队一定要学习苏联的榜样，用各种有效的方法造成一军事学习高潮来提高所有的干部，使我们更大踏步地前进。”

谈完了干部问题，接着谈战士的思想问题。《指示》针对部队整训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情况，提出了现阶段思想教育活动的几个主要工作：“（一）战士已提出的一些问题必须很好给以解答，其一是革命到底的问题，应确定答复，消灭蒋白残余匪军，战争就很快可以结束，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已初步建立起来的‘底’，从此以后国内再不会有战争，国内存在的阶级矛盾与斗争可以不经过武装斗争形式而用其他斗争形式来解决，至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外战争威胁是存在的，但第三次大战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是打不起来了，如果我们在胜利后，又很快能建设起强大的国防军，那就更有保证。其二，战争胜利后可不可以回家，部队驻扎定了，交通恢复了，一定时间内可以轮流请假回家看看，但干军队的还是应该干军队，而且将来全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不管什么人都要干一定时期的军队工作，因为胜利后，要保卫胜利，而全国建设如没有军队保卫那是建设不好的，所以军队工作仍属顶重要，应成为人民与社会最受尊敬的工作，自然在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干了一定时期的军队工作后，可以换着参加其他建设工作。其三，家庭问题，老解放区分了土地房子以后政府更好注意优军，把生产搞好，生活会一天天的好，丝毫用不着操心，在新区未分配土地家庭困难亦可由政府设法帮助解决，新区不久亦要实行分田，所有人民解放军人员应受到优待，分到应得的一份。其四，军队生活太苦，怀疑到革命胜利后永远会如此，应肯定胜利后国家建设起来生活一定会好，我们军队各方面都要大大改善与提高，现在由于战争还未结束，生产还未搞起来的暂时现象，自然以为今天胜利了明天便会好起来那种想法也是不对的。总之应很好回答这些问题，以安战士的心，使他对革命胜利有一正确的看法，在今天很重要。”

“（二）部队的官兵关系必须设法搞好，现在有不少部队干部表现严重的军阀主义，不关心战士，……这一问题不解决，战士情绪不会高的，特别在困难时干部更应特别爱护与关心战士，才能不致发生问题或少发生问题。这次野政派人至四十二军调查一个排的官兵关系，干部确实做的很好，因之士兵也很尊敬干部，部队内部洋溢着团结和睦的空气，问题发生很少，各部接到此一材料应好好宣传推广。最重要的应向干部讲清楚，以军阀主义来对待革命战士是错误的，……在这次应普遍发扬战士民主，将官兵关系切实检查一番，很坏的应处分，好的应表扬，在部队中造成一爱兵的高潮，以转变现在不好的官兵关系。”

“（三）连队政治工作必须加强，不少部队在过江后是削弱了，有些连队甚至根本没有了政治工作活动，支部是完全停顿了，这是很危险的现象，我们军队能打胜仗，能克服任何困难靠什么呢？应该说靠指战员的觉悟和党的领导，而连队政治工作又主要建立在党的支部工作上。这次必须好好整顿连队支部工作，加强党员教育，在行军作战表现很好的积极分子应吸收入党，以提高支部威信与活动能力。对所有党员应要求其态度要好，能了解战士情绪要求，好好进行宣传解释，帮助解决困难，并表现团结互助高度的个人模范作用，这样支部就能成为群众的核心，连队政治工作的灵魂。各部队必须集中力量来解决此问题。此外通过革命士兵委员会展开评功立功运动激起情绪，把文娱活动搞起来，把伙食搞好，对连队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应当抓紧。”

“（四）团结解放来的战士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在我军解放战士比例很大，且这些解放过来的战士，特别这次南下到现在应该说或多或少都经过考验，对他们应该信任。现在部队对他们是歧视的，这次考察团至四十五军，许多连队对解放战士的歧视简直到了想不到的程度，这些解放过来的战士非常不满，连队形成南北对立，翻身农民什么都好，解放来的特别是南边人永远是小媳妇，如果这一情形不改变，我们连队始终是不巩固的，特别今天来到南面，而解放来的战士以南方人多，如果不把他们团结好，对部队的巩固与作战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都有很坏的影响。尤其对今后争取俘虏的工作。因此除要求连队干部以后多接近解放来的战士，多表扬其进步，要翻身农民战士多做团结工作外，此次四十军三五三团帮助解放来的战士进步的经验应好好采用，以求得普遍来解决此问题。”

这个指示，实事求是地摆出了部队中的思想矛盾和症结，同时站在革命理想和未来建设事业的高度，清晰、具体地回答了广大指战员们普遍关心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说理性和可操作性，是解放战争后期四野政治工作的一篇重要文献。各部队根据《指示》精神，深入进行战前教育和动员，继而在全军掀起了“打到广西去，争当英雄模范；解放全中国，勇立开国功勋”的热潮。

与此同时，各部队按照野司的要求和部署，针对衡宝、广东战役中暴露的问题和广西地形的特点，进行了山地、河川战斗的适应性训练，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华社四野总分社的一条题为《继续进军，全歼残匪，四野各部展开大练兵》的通讯这样写道：

胜利完成秋季战役任务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部，为迎接继续进军，在白匪巢穴中歼灭残余匪军的光荣任务，现正在前线展开积极军事练兵。各部在练兵开始前，都普遍总结了秋季战役中的实战经验，并针对蒋白匪军的战术特点，拟定各部的练兵中心。在衡宝战役中，曾以二十一小时的连续行军，出敌不意，插入匪军心脏灵官殿地区，对全歼白匪主力四个师起了重大作用的某师，在学习中，营以上干部以座谈会的形式，学习军首长的总结，并联系衡宝战役中的实际体验，研究今后作战的战术问题；连排干部学习山地进攻战的隐蔽运动、冲锋与反冲锋、固守阵地、扩大战果等战术动作。步兵则以班排连为单位，在野外连续演习三三制战术。炮兵与自动火器连队，则熟练山地运动、山地射击，要求山地运动时，能迅速动作拆架转移，跑进山地射击时要选好阵地，看好目标，掩护步兵冲锋。各部学习方法，先干部后战士，边做边讲边评，并注意个别练习。某部还规定了搜山动作与如何通过险路在森林中运动。某军司令部，则于目前指示所属各师，在对白匪作战中，要贯彻猛抓、集中兵力猛打、穷追三条基本战术，以求全歼匪军。某团于山地攻击战演习时，对坚守顽抗之敌应如何组织冲锋和步炮协同，已获得较完整之经验，并已推广全军学习。各部指战员，在练兵中都极为认真。在每一个驻军的村庄附近，每天天还不亮，即有成排成连的解放军在爬山越岭，练习战术。很多部队都在自己曾经进行过激烈战斗的高山下，进行山地战的实地演习。在秋雨靡靡的日子里，指战员们也不管山高雨淋，道路泥泞，仍旧爬卧冲跑，如同身临战场一般。当各部指战员在军事大练兵中，看到干部在战术指挥上以及战士在战术动作上的熟练与进步时，胜利信心倍增，纷纷表示要在今后消灭残匪的战役中大显身手。[11]

为迎接广西战役，动员人民群众支前，华中局、华南分局领导各级政府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和支前司令部，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城镇农村，筹款集粮，组织民工抢修公路、桥梁，成立运输队、医疗队、向导队，仅桂中南6个县就筹集大米1 200万斤，柴草5 000多万斤，食盐2万斤，开设了从迁江到南宁，贵县到灵山两条兵站线。从9月开始，广西境内的桂滇黔边纵队、粤桂边纵队等人民武装积极行动起来，主动为野战军送情报，当向导，同时袭扰国民党军后方，拔除敌军据点，控制交通要道，保护船只，准备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12]

就在我军厉兵秣马，积极准备进军广西之际，桂系主将白崇禧却再次身不由己地陷入国民党内部权力纷争之中，分散了注意力。本来，在10月26日，白曾召集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徐祖诒、张淦等桂系首领在桂林榕湖公馆开会，商讨今后战略问题。与会众人均以为应确保云南、桂西南、雷州半岛、海南岛，控制粤北，同时立即派一个师到龙州。但后续的部署没有跟上，27日白崇禧即应李宗仁电邀前往重庆，一切具体措施遂停顿下来了。

李宗仁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邀白崇禧来渝呢？原来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字礼卿）于10月下旬从台北到了重庆。吴忠信对李宗仁说：“现在西南面临的军事形势非常严重，为德公计，何不去电邀请总裁前来重庆坐镇？”李宗仁答道：“蒋先生这几个月飞来飞去，从来不要我促驾，现在为何要有此一举？”吴见不能自圆其说，就亮出底牌，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参与对蒋“劝进”。李宗仁一闻此言，不禁勃然大怒道：“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幕后控制，把局面搞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职，那就复职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蒋介石“复职”，事关重大，李宗仁当然要请白崇禧来一同商量对策。白崇禧感到李宗仁同蒋介石再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由他自己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妥协，并借机捞到“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这一实权位子。经过一番谋划和周旋，白崇禧于11月4日拟定了一个蒋、李妥协方案交给吴忠信，其要点包括：一、蒋介石“复职”，二、李宗仁出国，三、白崇禧取代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当日下午，白崇禧即飞返桂林。

几天后，台北方面答复：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李宗仁不能出国，因为蒋介石怀疑李宗仁到海外后将进行反蒋活动；三、白崇禧可以任行政院长，但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这个答复，实际上否定了白崇禧的意见，弄得李宗仁进退维谷，左右两难。对此，李宗仁大为不满，他对程思远抱怨道：“健生的一些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我则对蒋介石不寄予任何幻想，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惟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一九二八年九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唐生智的第三十六军军长）北上夺军，授给刘的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一至于此。所以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唯一的退路就是去美国，我们将从这里径飞广西，为此准备一切。”[13]

白崇禧的重庆之行，不仅一无所获，反而耽误了整整一周时间。这时，解放军各路人马已经部署停当，广西战役如箭在弦上。面对我军的强大压力，桂系集团人人自危，惊恐万状。11月5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公馆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参加的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和参谋长徐祖诒、副参谋长赖光大，以及第1兵团司令黄杰、第3兵团司令张淦、第10兵团司令徐启明、第11兵团司令鲁道源等人。会上提出了两个行动方案：甲案——向南行动，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乙案——向西行动，转移至贵州、云南边境，进入云南。黄杰、李品仙主张采用乙案，部队尽早集中于龙州、百色。其他人则支持甲案，力主到雷州半岛运往海南岛。双方各持己见，反复争吵。因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不得不由白崇禧裁决拍板。白崇禧思来想去，最后决定采用甲案，即向南转移，经由钦州转运海南岛。其具体部署是：以徐启明的第10兵团配置于桂林至全州之间地区，从正面抵抗解放军进攻；以黄杰的第1兵团、刘嘉树的第17兵团分由桂林、三江地区驰援黔中，阻止解放军切断其退往云、贵道路；以张淦的第3兵团、鲁道源的第11兵团向郁林、北流、容县、岑溪地区集中，协同余汉谋所部，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地区的解放军攻击。

从理论上讲，白崇禧的上述部署是有重大破绽的，他既要南退海南岛，又要兼顾其西撤云、贵的通道，同时还想首先击退我南路解放军。如此一来，兵力更加分散，无法集中使用。这是历来兵家之大忌。多年之后，程思远先生评价说：“当时人民解放军在华南的部队有十九个军，总兵力达五十五万人，装备是第一流的，所有武器，都是得自辽沈战役中国民党的美械部队；而白崇禧所统率的四个兵团[14]，总数只有三十万人，兵力较对方少一半，而装备也非其敌。白崇禧此时的决策，当以脱离接触，保全实力为上策，可惜他没有做到这一点。”[15]

用兵之道，以计为先。白崇禧先是在最紧要的时刻跑到重庆与李宗仁会晤，未能专心致志于军事，以至贻误戎机，紧接着又在决策关头三心二意、游移两端，如此一误再误，其最后失败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与此相反，我军上下齐心协力，早已完成了战役发起前的各种准备工作。记者林剑来到衡阳四野前线指挥部，亲身感受到了大战来临前的那种紧张、高效的气氛。他写道：“湘江北岸，在一个可以鸟瞰衡阳全市和湘江西岸的制高点——五桂岭上（一个月以前这里还是白崇禧的总部所在地）安置下前线指挥所的大小部门，大约不到半天的时间，作战室的房子立刻变了模样：墙壁上挂满了五十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以及各种在战争中必须具备的经测绘员细心标划出的红蓝色标图，并附以最精确的统计数字与说明：比方道路是否被破坏？晴雨时情况怎样？可以通过哪类兵种？河流的宽深度如何？流速、渡口、桥梁……总之，这是各种在军事上参考价值最大的图表。”

“专管军事动向的叶参谋，把他精制的50多面蓝红小旗——这些代表着敌我数十万军队番号的军旗，一一插在地图的各个位置上，参谋们依据自己的分工，开始分类登记电报，记载前线每日战况；大约不到半天时间，指挥部的电台便‘达—底底’！通过电波频繁地与前线所有的军、师和兵团联络起来。作战室的三部军用电话机不时地叮叮作响，电话员经常试线，保证线路畅通；在五桂岭的山路上，整天响着汽车沉重的马达声，以这里为中心沟通了四面八方的联系。战争就是这样在被云雾包围着的小山上，在那静静的平面地图上，静静地开始了。”[16]

[1]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2]　《长江日报》社论：《为解放广西，全歼广西残匪而战》，1949年11月25日。

[3]　张文鸿：《白崇禧败回广西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广西区政协文史办1990年版，第247～248页。

[4]　张文鸿：《白崇禧败回广西和华中部队被歼经过》，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广西区政协文史办1990年版，第248～249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1页。

[6]　林彪、邓子恢关于广西作战计划致叶剑英、陈赓、毛主席电，1949年10月18日。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页。

[8]　林彪、谭政关于四野指挥机关移至衡阳问题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10月28日。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10]　林彪、谭政关于广西作战部署向军委的报告，1949年11月4日。

[11]　《长江日报》1949年11月22日。

[12]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13]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页。

[14]　应是五个兵团。

[15]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页。

[16]　林剑：《我们的指挥部》，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第21章　激战粤桂边

13兵团直插桂北——白崇禧令主力秘密南移——四野指挥员调整广西战役部署——激战粤桂边——南路军首战告捷——382团活捉张淦——白崇禧残部向钦州逃跑——我军全力追歼——广西全境解放——林、谭、萧电慰粤桂前线指战员

1949年11月6日晚至7日凌晨，担任西路战略迂回任务的四野第13兵团第38、第39军，从湘西南的洞口、武冈地区向西秘密开动，奏响了广西战役的序曲。

部队出征前夕，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相继调回北京，分别准备出任山西省长和驻波兰大使。莫文骅政委考虑：“兵团所到之处要出安民告示，发布告，兵团没司令员，是个缺憾。”于是他打电报向上级请示。不久，四野总部任命黄永胜为13兵团代司令员。[1]

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由湘黔边沿黔桂边直插广西西北部，关闭敌人经贵州西逃云南的通道，并与从桂粤边境前进的南路迂回兵团——二野第4兵团，构成对广西的钳形包围，配合东路正面部队——四野第12兵团，抓住并全歼敌人于广西境内。

关于上述进军方略的特点与高明之处，陈赓司令员曾作过如下分析：“当时退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还有一、三、十、十一、十七等五个兵团，余汉谋的十三兵团残部也逃入广西，共约十七万人。其逃跑的道路，一是西入云贵，一是南逃海外。四野执行毛主席全歼敌人的计划，决定以我十三兵团为西路，沿黔桂边境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逃往云贵的道路；以四兵团和十五兵团的一部为南路，进入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岛逃窜；以十二兵团等部为中路，首先牵制敌人，便于西路、南路断敌后路，待西路、南路断敌退路后，即由北向南，围歼敌人。这就已经陷白崇禧集团于天罗地网中了。”

广西战役开始之前，四野首长一直把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视为最大可能，所以，他们对13兵团的行动特别重视。11月4日，林彪、谭政、萧克指示第38、第39、第13兵团指挥员：“你们即可开始行动，第一步歼灭靖县、通道之敌，然后向思恩、河池之线及稍东或稍西地区前进。尔后再向果德、百色之线前进，完成切断敌退云南的道路。”“到靖县、会同、通道如能通汽车，则可首先以汽车运一二个师歼灭靖县、通道之敌，尔后徒步向融江方向急追，乘胜渡江。此江不能徒涉，盼预先计划夺取船只和架设浮桥等等办法，但如估计牲口跟不上部队，可不必采用汽车运输。”“你们开始出发的时间及具体部署由你们自行规定，并电报我们。”

林、谭、萧最后强调：“此次行动多为猛追穷追的性质，故盼部队注意轻装，一切笨重装备与物资可指派部队掩护随后跟进，全军对沿途缺粮、缺宿营地、爬山、过水连续行军皆须有精神准备，并须在克服与忍受这些困难中做出光荣的史迹来。”[2]

从湘西南到桂西北，全程约1 500余华里。当地人士介绍：这条路以前只走过两次队伍，第一次是十多年前有些地方到过少数红军，另一次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军有些溃兵来过。但是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带着大炮从这里经过，却是开天辟地头一次。为了鼓舞指战员们的斗志与勇气，11月7日西路军整装开动之际，林、谭、萧再次致电13兵团及各军、师指挥员，专门就入桂作战的政治工作下达了一份长长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我军即将进入广西开始解放广西人民的作战，我们必须于这次作战中把白匪崇禧的残余力量全部消灭在广西境内，不让他逃向云南，逃向四川或逃到海南岛去，只要我们在广西能全歼敌人，不但广西全省可以迅速解放，即云南、四川诸省的解放亦将因此加速，整个战争时间即可大大缩短。我全军指战员必须人人奋勇地参加这次的作战，争取全歼敌人，为完成国家的统一伟业而光荣立功。

（二）因为广西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又是一个地瘠民贫的地区，白匪强迫人民对我坚壁清野，我党我军在广西人民中的影响不是那样深，我军进入广西会要遇到缺粮食、缺宿营地、道路被破坏等等困难，作战会是艰苦的。我全军指战员必须高度发扬政治觉悟有忍受艰苦的决心，战胜困难的决心，并积极采取种种具体办法减少困难，不可因困难而松懈自己的责任，因困难而泄气，而要在克服与忍受困难中做出光荣的表现来，须知艰苦困难是一时的，而所得的代价则是永远的无穷无尽的。

（三）广西作战的特点是战略的连续追击战和远距离的迂回作战，因为广西敌人和全国其他地区敌人一样都是到了穷途末路，估计他们一定采取避战与流窜的方法，企图逃避歼灭。为了对付敌逃窜的企图，我们必须使用猛烈的追击和远距离的迂回包围，以期抓住敌人和堵住敌之退路，以便集中我主力歼灭敌人。因此，当敌人实行退却逃窜与我军发起追击堵击的时候，全部即须不避疲劳，忍受饥饿，克服大山、河流与隘路的阻挡，自动配合友邻猛烈地追击和堵击敌人，达成歼灭敌人的目的。我各部指战员应发扬三猛战术和一点两面战术，发扬猛打猛追精神，大胆插到敌人退路上去，不让溃逃的敌人摆脱我们和逃出我军的包围圈，即紧紧的抓住敌人，我们就一定能歼灭敌人，狡猾的敌人便无法施展其逃窜的伎俩，我们在长途追击中所受的辛劳就将为胜利的代价所补偿。

（四）在进入广西作战中，我们必须同广西人民建立良好的关系，广西的人民是革命的，是与白匪为敌的，因白匪的镇压与欺骗，因语言隔阂对人民解放军不够了解，加上灾荒所造成的贫困，人民一时不敢大胆接近我军，对我军作战不予热烈支持的现象是完全可能而且是完全可以原谅的。我军各部人员必须以严明的纪律、正确的政策和耐心的工作态度去对待人民，同人民建立感情，使人民逐渐了解我军进而支持我军作战，决不可因一时的隔阂和给养的某些困难而埋怨人民，任意违反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致弄翻了同人民的亲密关系，要使每个指战员深切体会和牢牢地记着纪律对于争取广西人民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只要我们遵守纪律，人民就必然会很快接近我们欢迎我们，我们的困难也就容易克服。

（五）二野主力一部不久亦将进入广西配合我军作战。广西之西部、南部、北部和东南地区均有我党领导的游击武装，他们的力量虽不如广东人民武装那样强大，活动地区亦不固定，但因为他们熟悉地理与民情，对于配合我军进入广西作战和日后经营广西是一个不可忽视和可望发展的力量。不论是对二野部队或广西人民武装均应取热忱尊重态度，以利团结达到协同作战的目的。

这时，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第二野战军于四野发起广西战役的同时，也开始了进军川黔的作战。担任大迂回的第5兵团及第3兵团第10军，此刻正向贵州东部疾进，短短几天就连下天柱、玉屏、锦屏，兵锋直指贵阳、遵义。在这种情势下，白崇禧忙于9日命令黄杰的第1兵团、刘嘉树的第17兵团分别向宜山、南丹和独山、都匀地区前进，驰援黔中。黄、刘得令，即率所部西进。如此一来，西路军没费多大力气，便于10日占领靖县、通道两座县城，歼灭靖县保安队两百余人。接着，向黔东南前进，进入苗岭山区。

苗岭山区位于五岭山脉绵亘地带，历史上一直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这里山高路险，地瘠民贫，语言不通，风俗迥异，自然条件对我军的长途行军作战是十分不利的。梁必业同志称之为解放战争中部队遇到的一次“罕有的艰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黔桂边境的苗岭山区，高峰连绵不断，山坡险陡异常，部队多是冒雨在崇山峻岭或悬崖峭壁的小径上前进，时而遇到山崩路塌，巨石拦阻或断崖相隔的情况，一些人员和马匹因失足堕崖而伤亡。由于沿途人烟稀少，且敌人溃退时实行了‘空室清野’，粮食奇缺，即使购来一点粮食也多是稻谷，许多部队一时吃不上饭，只喝点稀粥或开水，战士们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再就是由于跋山涉水，道路泥泞且石碴又多，一双鞋子只穿两三天就坏了，出发时每人带的三双鞋子远不够穿用，因交通不便，供给困难，没有鞋子穿也成了部队一个主要困难。”

“然而，这些常人难以忍受的困难，都被人民战士的坚强精神克服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前进，打到广西去，解放全中国！官兵们摔倒了爬起来，摔伤了拄着棍子走，没饭吃紧紧腰带，没鞋子穿自己做草鞋、竹鞋，打赤脚也不停止前进。环境越艰苦，越显示了我军的坚强团结和互助友爱，干部精心指挥战士们攀登峭壁，手拉手通过激流，党、团员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把方便让给别人。前进中，豪迈有力的鼓动口号在部队中广泛传播：‘爬山是历史，艰苦是光荣！’‘赤脚进广西，消灭白崇禧！’‘山大决心大，再高也不怕！’充分表现了人民战士崇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团结少数民族政策，发扬了爱护群众利益的优良传统，尊重少数民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严守我军的群众纪律。粮不够，吃稀饭，吃野菜，买不到粮宁肯挨饿，也不动苗族同胞一粟一谷。一时找不到民房，部队就露宿街头、野外。苗族村庄吃水困难，官兵们帮助他们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借东西先宣传后借，主人允许后才借走，用完之后马上送还。我军严明的纪律，使少数民族同胞深受感动，他们称赞我军是‘太平军’。在我军穿过苗岭期间，所到之处群众不但不躲避，反而主动拿出粮米卖给我们，送水给官兵喝，还为部队修桥补路当向导，积极帮助我军过境，顺利前进。”[3]至11月14日，西路军克服了千难万险，先后解放榕江、从江等地。

为配合西路军的战略迂回，不使白崇禧过早发觉我军的意图，南路军、北路军暂取按兵不动之势。林、谭、萧8日电示南路军4兵团：“你们第一线部队务须暂在现地停止，迅速补充棉衣，然后在统一配合下西进。目前你们过早西进，则有可能将全部敌人吓退，使我不能事先切断敌退云南之路。”遵照这一指示，南路军先头军第13军主力位于茂名地区，第14军主力位于阳江地区，第15军主力位于德庆、罗定地区待机。与此同时，北路军第12兵团秘密地向湘桂边境集结：41军前哨部队10日袭占了全县，随后军主力进至全县、新宁、东安一线，第45军进至东安以东地区，第40军由祁阳、零陵向道县前进。

在这个时候，即我三路大军尚未合围之际，白崇禧如果把他的五个兵团聚拢起来集中使用，或者一味西逃，或者一味南撤，其成功的可能性不能说一点也没有。然而，白崇禧却是又想西逃，又想南下。在这种心存侥幸且游移不定的心理中，白崇禧仍然按照11月5日确定的作战计划，一面部署第17、第1兵团驰援黔中，一面命令第3和第11兵团秘密南移。第3兵团第48军军长张文鸿本来已经奉命率一个主力师从桂林开往龙州，为撤往越南作准备，走到柳州却突接白崇禧的特急电报，叫他取消龙州之行，“即率主力径开郁林集中待命”。张文鸿得令，虽然心里头对白长官的朝令夕改不满，行动上却不敢怠慢，立即率部折向南下。

白崇禧的狐疑不决、逃向不定，客观上使整个战局变得复杂起来。他究竟是想西逃云贵？还是想南下海南？在衡阳五桂岭的前线指挥所里，林彪足不出户，日夜隐居在四壁挂满作战地图的斗室里，在躺椅上目不转睛地审视着地图，紧张思考着对策。

正在这时，我军情报人员送来了最新的敌情消息：“白崇禧下令全军每人发两块港币，同时桂系主力目前正拟集结于梧州。”针对这一情况，林彪等人分析：港币只能在广西南部及雷州、海南岛使用，因此估计敌人可能是退往雷州及海南岛，同时桂系主力集中于梧州、容县间，其企图可能是想打击我西进之4兵团，但估计其不敢，因为根据白崇禧的一贯做法，这一次说不定又是虚张声势，届时可能退往雷州或退南宁或入越南。[4]

基于上述判断，林、谭、萧12日致电陈赓、郭天民并中央军委：“四兵团之十四、十五两军应立即迅速向高州前进，以配合十三军首先歼灭博白地区之敌，尔后依情况向南宁西南前进或在博白地区以四兵团全力堵击南下之桂敌。”“十五兵团应即派一个或两个师进至德庆，归你们指挥，配合作战。”

13日，情报人员进一步证实：白崇禧正以其主力向岑溪、容县地区秘密集中，准备收复并固守廉江，退守雷州半岛及海南岛。这一情报来得太及时了，林彪等人当即连连下达指示，调整整个作战部署：南路军第4兵团主力立即向信宜、茂名南北地区集结，以其第13军一个师位于廉江，构筑工事担任阻击，为增强堵击的兵力，以位于曲江、广州、新会一线担任剿匪任务的第15兵团第43军兼程秘密西进至信宜东北之东镇圩集结。北路军迅速南下，第40军直趋梧州，策应南路军作战，第41、第45军奔袭桂林。西路军除第38军继续向果德、百色前进，追歼刘嘉树第17兵团，切断其通往云贵的道路外，第39军改向思恩、柳州方向急进，尔后突过红水河，攻取宾阳，直插广西心脏地区。

四野前指的上述部署，意味着广西战役的作战重心从此由西线转到南线。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编写的《全国解放战争史》对这一问题的评价是：“在战役发起前，四野前指判断白崇禧集团西撤云贵的可能性为最大，因而以第38、第39军8个师向百色迂回，但当战役开始后发觉白崇禧准备以其主力发动‘南路攻势’时，即从广东调第43军西进，加强南翼，同时调整整个作战部署，从而为第一次粤桂边境歼灭战乃至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5]

促成广西战役这一关键性的转折，我军情报、通信部门功不可没。1950年6月，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在《关于解放战争第四年度初步总结》中曾专门提及：“由于白匪狡猾多变，敌情变化迅速，敌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撤退前的布置，能一般的了解我们的情况，而我们直接在战场上不容易搞清敌人，必须依靠高级机关的特殊办法取得情况进行指挥，因此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野司经常保持能用最迅速的办法直接指挥到师的行动，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关键，这要依靠高级机关健全的情报组织与经常保持同下级通信联络的极度顺畅，始能指挥自如，因此必须规定严格的联络纪律与特殊迅速的联络方法，无线电报广泛使用暗语指挥，作用很大。”

接到四野前指的指示，各部队立即行动。15日，第43军从广州乘船到达肇庆，随后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罗定、信宜开进，第14、15军向茂名开进。东路军第40军首先开动，由零陵、道县分两路出发，南下梧州。西路军经过十天的艰苦行军，终于于15日进入广西境内，第38军马不停蹄地向金城江（今河池市）、百色运动，追歼西逃的第17兵团，第39军向柳州、宾阳疾进，直插广西心脏地区。我军如同几支强大的脱弦之箭，飞驰向各股敌军。

11月15日这一天，进军西南的二野第5兵团解放贵阳，而此时担任“驰援黔中”任务的国民党军刘嘉树17兵团仅有一个师抵达独山以南，黄杰1兵团仅有一个团到达南丹。在这种情况下，白崇禧明白，眼下不仅西进援黔已经失去意义，而且桂北地区也保不住，惟一指望就是依靠张淦兵团和鲁道源兵团发起“南路攻势”，在粤桂边打开一条通往雷州半岛，并可退入海南岛的狭长走廊。于是，他决定湘桂铁路沿线的第10兵团放弃桂北，退守西江上游，掩护张、鲁两兵团的“南路攻势”；第17兵团和第1兵团停止援黔，转为阻遏解放军南进。

为迟滞我军由桂北进军的速度，白崇禧下令留在桂北的部队破坏交通，炸毁铁路、公路的桥梁，焚烧各渡口的船只，并实行其蓄谋已久的“空室清野”计划。据当年亲历此事的原桂林绥靖公署副参谋长刘维楷回忆，所谓“空室清野”的具体做法是：

1．在路线（包括次要的路线）的两旁，各离开二十五华里以外，自行选定居住区，将人口、粮食、牲畜等，向居住区转移。

2．将有关碾米用具如舂、磨之类，彻底毁坏或埋藏。

3．妇孺老弱一律迁徙，不得留住。

4．如县府、区、乡（镇）公所迁移时，须将公文档案一律带走。

以上各项，务必做的彻底。使境内的路线（指通湘省的路线而言）纵深一百华里横广五十华里的地区，变成一无所有的真空地带，使解放军进入时给养遭受困难。[6]

敌人的破坏行动虽然给我军制造了重重困难，但挡不住我军前进的步伐。18日，我东路大军从正面展开全面攻击。位于全县、东安地区的第41军、第45军沿湘桂路向桂林攻击。41军先头部队第123师一马当先，以日行120里的速度急行军，于19日在兴安以北光华铺一带与敌46军174师打响，击溃敌军两个团的防御线。敌58军226师、71军88师、87师、97军暂1师等部见势不好，仓皇退逃。123师遂兵分两路，跟踪追击。

当夜，天下起大雨。123师368团沿着铁路一侧向大榕江方向急奔，而敌97军暂1师师部率其主力也沿着铁路另一侧撤逃，双方都穿着雨衣，均误认是自己人，在一起行军十余里后，我军战士看到铁路另一侧有人划火抽烟，借着火光发现对方头戴青天白日帽徽，这才知道与我同行的是敌人，于是立刻报告上级。团首长当机立断传下口令：铁路那边走的是敌人，各单位左臂绑上毛巾，作好战斗准备。随即，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指挥失灵，大部敌人被歼灭，800余人被俘。123师师部率369团赶到大榕江时，因桥被敌炸毁，大部队无法通过，师领导命令369团迅速架桥。369团利用被炸毁的桥料，重新在大榕江残桥上架起了一座长约100米的新桥，保证了师主力迅速过江，抢占了大榕江车站和桥头阵地。21日，123师猛冲猛打，乘胜追击。22日12时突破敌人在桂北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甘棠渡，14时30分突入桂林市，歼敌1 000余人，在火车站截住车皮近百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和银元。桂林宣告解放。[7]东路军左翼第40军部队于19日、21日相继占领富川、钟山、贺县，并以每日30至50公里的速度向梧州急进。

与此同时，我军其他各路部队也进展顺利。南路军于22、23日全部到达作战待机地域。西路军第38军第151师于24日占领思恩，25日占领桂黔铁路上的东江、金城江两座车站。第39军第115师于25日攻占柳州，歼灭守军2 000余人，缴获汽车250余辆及大批军用物资。

至此，我军三路大军均已深入广西腹地，形成了对白崇禧集团三面合围的态势。在挂满了作战地图的四野前线指挥所里，记者林剑兴奋地看到：“我军全线出击了。原来在湖南零陵一带的小红旗，一直向南驰进着，沿着广西的边缘，突然最前面的一只红旗飞上了梧州市；沿着湘桂铁路排列着的红旗也从全线徐徐而进。这就构成了囊括广西的战略态势。”“那些蓝色旗子——白崇禧的军队，顿时显得混乱不堪了……萧克参谋长看完了地图上的敌我态势以后，胸有成竹地说：‘不出20天，广西战役可以基本解决！’”

面对严重的局势，桂系集团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纷纷准备后路。还在11月12日，李宗仁从昆明飞到桂林后，立即与白崇禧、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巨头开会，商量当前局势与桂系应对措施、进退方略。会上，白崇禧提出两种方案，甲案是准备自力更生，以桂系现有资本，依据广西老巢，与共军作一死战，冀以一搏收拾桂、黔、滇残局，万一失败，即退往海南岛、越南；乙案是李宗仁出洋，西南残局交白崇禧妥筹善后，是和是战由白崇禧决定。

此时的李宗仁已对收拾桂、黔、滇残局毫无信心，深知“西南弃守只是时间问题”，而“孤悬海隅的海南岛或可保留为最后立足之地”，但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他，自己在国内停留已毫无意义。于是他在13日的会上明确表示：“愿取第二方案，赴美就医”，桂局由白长官独立支撑，便宜行事。16日，李宗仁应白崇禧之请，飞往海口会晤了陈济棠等人，为桂系主力迫不得已时撤至海南岛作了安排，同时决定派程思远去香港为其出国准备一切。

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让李宗仁头戴“代总统”的“名器”出国，一方面又想借重于白崇禧手中的那点力量。因此，当他得知李、白等人在桂林会晤的消息，急忙于14日下午乘“中美”号专机由台北飞抵重庆。他一到重庆便召见“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参军长刘士毅，请他们转告李宗仁：“盼即返渝，共商统筹全局、保卫西南大计”，并亲电李宗仁：“迭承兄电嘱来渝，共扶危局，昨闻贵阳危急，川东告急，故特于本日来渝，望兄即行返渝，共商一切。”同时，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要其向李宗仁“力促命驾”，即日返渝，并且再次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等等。

蒋介石的电报被李宗仁拒绝，但是却令白崇禧再次心有所动。19日上午，白崇禧从桂林飞往南宁，向在那里候机出国的李宗仁建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答说：“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阎百川。”白崇禧知道李宗仁去意已决，表示同意他的这一做法。本来李宗仁已派李品仙去重庆回复蒋介石，但白崇禧此时附蒋心念已定，乃自请前往。

20日上午，李宗仁乘包机离开南宁飞往香港。下午，白崇禧也从南宁飞往重庆，向蒋介石报告了此行经过。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是他料想不到的。当晚，白崇禧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下面的谈话：“本人于前（十八日）奉总裁命飞南宁，慰问李代总统病况，并促驾返渝，共商国是。奉电后，遵于昨（十九日）自桂林飞抵南宁，晋谒李代总统，面报总裁意旨。代总统对总裁之慰勉，及各方人士之电促，至表感谢。惟突因胃溃疡宿疾日渐加剧，十二指肠仍不时出血，体力难支，原拟派李主任品仙飞渝晋谒总裁，面陈一切。适本人抵邕后，李主任品仙始中止此行，由本人来渝复命……代总统已于今（二十日）晨飞港就医，临行面嘱本人代陈总裁，谓当兹艰危时会，以抱病之身，未能返渝与总裁及政府同人全体军民共挽当前危局，殊感歉疚。”[8]从这一天起，三十余年来患难与共的李宗仁、白崇禧各奔东西。

李、白的分手，意味着纵横中国政坛二十余年的桂系集团气数已尽。对此，一位历史学家曾有过一段十分精辟的评论，摘录如下：

自北伐军兴，新桂系涉足省外事务以来，世人多以“李白”称呼李宗仁、白崇禧，也即：说到李宗仁便不能不说到白崇禧，说到白崇禧也不能不说到李宗仁，对于李、白的“友情功业相得益彰”，时人曾有“李白灯谜”一则传扬，其辞曰：“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又是一人。”足见李、白交谊之厚、关系之深。在桂系团体中，白崇禧以智慧超人，用兵如神驰名；李宗仁则以深厚稳健、坚毅踏实著称。白性多疑，喜揽权，冲动易怒；而李则能忍让，顾大局，诚笃大度。故李、白合作能去短、兼其长，刚柔相济，相辅相成。可以说，新桂系团体中，没有李宗仁做“老大哥”，操度全盘，收揽人心，恐有曲高和寡之痛，难于形成稳固基础；而若没有白崇禧鼎力弼助，新桂系也难在中国政坛、军界飞扬驰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李、白在私交上情同手足，事业上合作无间。从1924年崛起广西、开创大业起，中经北伐、抗战两大时期，以及长达十年的反蒋运动，不管遇到什么挫折，经过什么反复，李、白均能共体时艰，精诚团结。李、白的这种关系是新桂系集团形成之后能有稳固凝聚力、向心力的主要保证……

所以以往蒋介石在打击桂系时，虽在李、白之间拉一打一上用尽心机，但都不能奏效。无论何时何地，李、白均能恪守“无白则无李，无李则无白”的信条，对蒋的离间阴谋保持了高度警惕，每每使蒋介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眼看桂系集团与蒋家王朝一样同样避免不了覆亡的灭顶之灾。因此，现在摆在李、白面前的问题变了，它已由原来的“争雄”变成了“自保”，是陪蒋殉葬还是自谋生机呢？在这个问题上，李、白意见分歧了。李宗仁积多年与蒋打交道之经验，深知蒋的用心歹毒，桂系早为蒋的眼中钉、肉中刺，李、白在蒋那边绝无存身之处，故决心以光杆司令一个，不顾一切与蒋对抗到底，选择了宁肯流亡国外，身老异国他乡，也决不与蒋妥协的态度。李的这一决断不仅是他与蒋周旋大半生，对蒋认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他以后走上新道路的一个隐约可见的起点。而白崇禧则明知自己今后决无可能见容于蒋，但自恃手中尚有部分军事实力，在蒋面前还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资本。至于蒋对他的许诺，自蒋、李妥协方案遭蒋否决后，白也不再抱什么希望，与蒋周旋只是逢场作戏、互相利用而已。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了白对蒋还存有幻想。向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出于他坚决反共的顽固立场，在面临最后抉择时，采取了与蒋妥协的态度，不惜孤注一掷把自己和新桂系最后的命运与蒋介石绑在一起，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9]

此时此刻，白崇禧最关心的就是把视为命根的桂军王牌张淦第3兵团完整地撤到海南。在他看来，只要进入海南，就可以与已退入那里的陈济棠、薛岳等粤籍军人联合，把海南变成粤、桂两系军人的台湾。李、白分手时，李应白之请所作的海南之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同时，李宗仁越洋赴美，当然不是一切撒手不管，而是肩负着为桂系东山再起争取美援的任务。只要白崇禧还掌握着部队，并且能坚持住数月或半年，李在美就会为保住桂系的这点血脉而竭尽全力地争取外援。

因此，白崇禧于送别李宗仁并飞渝向蒋复命的11月21日当天，就正式下达了南路攻势作战命令，其要点是：鲁道源第11兵团一部占领岑溪及其东北高地，主力由容县向信宜攻击；张淦第3兵团一部沿郁林、廉江公路向太平墟攻击，并协同余汉谋的第4兵团残部攻占廉江，主力向化县、茂名攻击；定于11月23日拂晓发起攻击。白崇禧对此次作战寄予了莫大期望，亲自坐镇南宁指挥，还特意给张淦拍去一封电报，大意云：贵兵团担任进攻茂名共军，此役是影响大局和取得美援的关键，希转饬全军将士全力以赴，务必攻克茂名，完成任务，重振声威为要。

根据上述命令，国民党军从22日起开始行动。张淦兵团的第7军主力向信宜西北地区开进，第48军向信宜西南地区开进；鲁道源兵团的第58、第125军向信宜以北地区开进。位于合浦、北海、灵山地区的余汉谋集团残部2万余人也回头东进，企图配合白崇禧部队夹击我南路军突出部队。

广西战局骤然紧张起来，一场激战注定要在粤桂边地区展开。为了打好这一仗，林、谭、萧于11月22日10时向4兵团、43军和15兵团指挥员发出指示，要求他们立即进行作战动员，准备参加歼灭南逃之敌：

（一）敌于明晨开始自容县、郁林之线向信宜、茂名、化县、廉江之线进攻，企图压迫我军于海滨并乘势拼死向南突围。

（二）张淦兵团主力使用于化县、茂名方向，一部用于石角，鲁道源主力攻信宜。小部向罗定佯攻，余汉谋部担任对廉江与化县间的攻击。

（三）桂系部队是有战斗力的，不可轻视，敌人此次行动是他的生死斗争，必然决心死拼，敌现所集中兵力的数目与我军目前所能参战部队的数目相差不远，我军多敌无几。

（四）由于山地战、运动战联络困难，故各部须发挥机动作战的精神，在战术上须严格注意两点：一为集结兵力，进行重点攻击，实行各个击破，严戒分散兵力、企图同时歼灭各敌的做法；一为对于已占领阵地之敌，或战斗力较强之敌，须进行侦察，摆好兵力、火力，然后以师为单位，有时亦应以两三个师为单位同时进行猛烈攻击，切不可零散乱打，对于退却之敌，则应进行猛烈追击，使其一乱不可收拾。

（五）我军决心首先以主力歼灭向信宜前进之鲁道源兵团，然后再歼张淦兵团和余汉谋部。详细部署另电告。

（六）此为带最后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战，各部须立即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发挥最高度的积极性、勇敢性、坚决性，严戒轻敌松懈。只要此敌歼灭则解放琼崖、台湾与云南皆属易事，否则敌退琼崖、台湾或云南，则对尔后作战增加困难。故我全体指战员须奋勇作战，各级指挥员尤需严格细心组织战斗，每个指战员要争取在此次机会立功。

13时，四野前指致电陈赓、郭天民，下达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第14、第15、第43军首先围歼鲁道源兵团于信宜及其以北地区，尔后再歼灭张淦兵团与余汉谋部。为此，13军除暂留一个师在廉江抗击余汉谋部外，其余两个师进至壶洞圩、那雾圩、合江圩抗击白匪主力，迟滞敌向高州、化县前进的时间，防堵该敌向鲁道源增援；第14军进至信宜及其以西30公里以内地区隐蔽，准备由南向北攻击；第15军东移至大城圩、白石圩隐蔽，由东向西攻击；第43军则完全插到敌后隐蔽待机，准备由北向南攻击。这一部署，中心原则就是先打战斗力较弱的第11兵团，然后再打战斗力较强的第3兵团。

但是，这个指示却令陈赓、郭天民颇感意外。他们认为上述部署意图虽好，与实际情况却并不相符。经过慎重考虑，他们于20时电告林、谭、萧：“二十二日十三时电令奉悉，我们坚决执行。但有如下意见提供参考：一、十三军如以一个师守廉江，受敌三面攻击，如张淦以全力向南突击，廉江防线有被突破之危险。二、敌如牺牲鲁道源兵团，求得主力自北海出海（该处能泊三千船），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三、十三军、十四军自现位置转入新位置须三日行程，是否有贻误战机之危险。为此，提议是否就现有态势首先求得歼灭张淦兵团，然后再歼灭鲁道源兵团。以上是否有当，请考虑于二十三日七时答复。”[10]因为事关重大，陈赓同时将上述意见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

林、谭、萧收到陈、郭的电报，并不想改变作战方案。24日11时，他们在致中央军委并告陈、郭的电报中，仍然坚持既定方针：“现我决以十三军留一个师守廉江，以两个师于化县以北地区以顽强之防御阻击、钳制张淦、余汉谋两兵团，集中十四军于信宜以西，十五军于信宜及其东南、四十三军于罗定西南地区，求得首先歼灭敌之左翼鲁道源兵团，尔后再歼张淦、余汉谋兵团。”

毛泽东反复权衡两方面的报告，感到陈赓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为协调前线指挥员们的作战指导思想，确保广西战役万无一失，毛泽东在当日16时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提出了他的看法：“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11]

24日夜至25日清晨，敌情一夕数变，加上我军各部电台之间的联络出现了问题，四野前指度过了极其紧张忙碌的一夜。中午12时，林彪、谭政在给中央军委和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里说：“昨夜我们获息敌一二六军从陆川撤贵阳，据此判断白匪又是放弃进攻计划改为向西撤退。因白匪每次皆是布置打，而临时突然撤，因此，我们今晨一时电令各部分路向敌进攻。但本晨八时获息敌本日继续前进，一二六军仅其后方移贵县，部队仍南进，故本日作战部署已不合情况，此刻已来不及停止，要到本晚宿营时才可停下来，但今日尚不致大打。”

电报中反映：“我们与十四军电台联络尚未沟通，十三、十五军这两天才勉强通，但不畅，与陈赓电台有时九个钟头发不出报，已迭电设法改善，但尚未完全弄好，他们各师每日到达位置我们要到两三天后才能获悉。”

林、谭在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先打鲁道源、后歼张淦、余汉谋的理由后，再次表示：“目前仍拟依此计划执行。”

陈赓、郭天民得知四野前指坚持原定计划，不由得大为焦急。25日23时，他们再次请示林、谭、萧，力陈己见：“信宜方面仅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两个军，而宝墟以西至博白之线，敌则控制有三个主力军，并加沈发藻残部，内敌以七军钳制我十三军，以一二六军、四十八军协同沈发藻部及以南之粤敌，合力攻击廉江。廉江仅三十九师一个师（豫西游击队编成，未经过大战），在敌环攻下有被突破可能，因而桂敌主力三兵团有被脱逃之危。为此建议我如用四十三军及十五军合歼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力量已够，而以十四军、十三军两个军钳制敌三兵团及粤敌，以确保廉江，待北面我两个军歼灭鲁敌后，迅速由北向南，协同十三、十四军，合力围歼张兵团，如此不但鲁匪可以就歼，张匪不能逃走亦可获歼。以上是否有当，即请示复。”[12]

其实，到了25日下午，林、谭、萧根据敌情的变化，已经改变了主意。当夜22时半，他们给陈、郭发出一电：“依据本日黄昏时敌我位置，我十四、十五军赶不上打鲁道源，而敌第七军之二二四师已进至宝墟以北五公里处，一七一师则在二二四师以北五公里处（均在信宜正西偏北五十里处）。”“因此四兵团应即布置就近首先歼灭敌第七军之两个师，仍以十三军及十四军之一个师在正面顽抗和消耗敌人，十四军主力及十五军全部向敌左侧后攻击，配合正面歼敌。”[13]

由于通信联络不畅，4兵团的电台迟至26日清晨才接收到林、谭、萧上述电报。陈赓、郭天民看到命令，松了一口气。他们当即调整部署，命令各部加紧行动，作好歼灭第7军的一切准备。

11月26日，张淦兵团先头与我4兵团各军伸出之小部队接触。第一次粤桂边地区围歼战的帷幕就此拉开。当天，敌第7军进至茂名以西数公里处的岭顿地区，遭到扼守在188高地与大发岭的我第15军45师、第14军41师的坚强阻击，经六小时战斗，敌军伤亡很大，遗尸400余具，并被我军生俘营长以下400余人。第48军138师在化县以西的鸡心岭，也遭到我13军前哨部队的阻击。根据敌军主力已被我阻击于阵地前沿的情况，陈赓决心采用在一点上集中力量进行突击的战术：以13军全部和14军一部，在正面进行抗击，吸引与消耗敌人；以14军主力和15军全部，集中五个师的兵力，从左翼出敌不意地出击，首先围歼敌7军的两个师；以43军同时从右翼展开动作，由东向西攻击敌11兵团，求得首歼其先头第58军第226师。

在瞬息万变的大兵团作战中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正是陈赓用兵的一贯风格。他后来回忆：“为了逃命，白崇禧集团的来势是很猛的。但是我们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绝不能让它逃跑。同时我们估计到逃命之敌虽有一股猛劲，但当它遭受打击又冲不过去的时候，即可能转为溃败。敌人的这个‘南线攻势’又正是我们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所以，我们既作了坚决阻击敌人的部署，又作了适时转入反攻，并勇猛追歼敌人的准备。”

果然不出陈赓所料，27日，第7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军正面阵地发起了连续的猛烈进攻。我军奋勇抗击，顶住了敌人的一次次攻势。到了下午，第7军已成强弩之末，进攻的势头明显下降。与此同时，我43军在桥头铺一带迎歼第11兵团第58军，一举击溃其第226师，该军不敢抵抗，转头向北面的杨梅圩方向逃去。这样，张淦第3兵团的侧翼完全暴露于我军进攻矛头之下。陈赓见时机已到，立即下令15、14军开始反击。第7军突遭打击，慌忙向陆川方向逃窜。我军尾随追击，当夜20时攻占宝圩，歼灭敌后尾一部300余人。眼见局势不妙，张淦急令第48军、第126军收缩至陆川东南，占领阵地，“拒止进犯之共军”，他自己则率兵团部退往博白。就这样，仅仅经过大半天的功夫，白崇禧精心策划的“南路攻势”便土崩瓦解。多年以后，程思远先生曾为之感慨道：至此，“始知白崇禧裁定的向南行动计划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如果是采取向西行动的话，则第三兵团主力已越过南宁以西地区了。”

林彪得知南路军首战告捷，立即命令4兵团和43军乘胜追击，大胆猛插，独立作战，各个歼敌，同时要求4兵团全力抓住张淦兵团，第43军向郁林堵击鲁道源兵团。各部队接到指示，即刻发起了追歼作战。

28日，43军接连攻占了容县、北流两城，将敌11兵团部及58军、97军之暂1师大部歼灭，击毙11兵团副司令胡若愚，俘虏4 300余人，缴获了70多辆汽车，只有兵团司令鲁道源化装逃脱。次日，43军攻占郁林。30日下午，127师在郁林以南的苏立圩遇到一位从博白逃出来的小学教员，他说张淦中午时还在博白城内，并以欢迎大会为名召集群众讲话。师首长闻言大喜，为不失时机，当即命令前卫团379团急向博白前进，并用汽车先运送该团之先头营1营。19时，379团1营与听说张淦尚在博白就自动赶来的第128师第382团会合，共同向博白前进。20时进至城郊，击溃少数敌人后，分路由东、西两门攻入城内。张淦的司令部设在图书馆大院里。他没有想到我军来得如此神速。22时，382团的7连、8连和379团的3连并肩作战，将张淦的兵团部团团围住，经半小时激战，382团7连攻入院内，歼敌80余，生俘张淦。127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冠军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采写了一篇题为《张淦被俘记》的战地报道：

企图窜往雷州半岛的白匪主力三兵团，在信宜廉江化县一线，遭到我兄弟部队的迎头痛击后，匪兵团司令张淦情知不妙，于是决定向“安全方向”撤退。他虽然知道十一兵团部已被消灭了，但解放军还在几百里外，所以就带着指挥所的人员从陆川匆忙到博白，并下令七军、四十八军、一二六军三个军迅速西撤。到了博白以后，他得了第一个情报是：郁林发现解放军。他毫不考虑地说：“一定是五十八军找我们来了。”等到枪声一响，他的警卫连被解放军打了下来，他还一口断定：“自己人不要误会，共军来得没有这样快。”直到他的指挥所被包围了，他仍然肯定：“我的判断不会错，一定是误会。”当他正在昏头昏脑的时候，猛听到解放军的战士们四面喊起“缴枪不杀”，这一下却把他吓蒙了。于是连忙下令坚守图书馆（他的指挥所所在地），一面打电报求援，一面占卦求神，一面又把他的儿子、侄子、小舅子、女婿以及参谋等等都叫到身边，一个也不准离开，企待援兵来解围。而他的部队虽然离城只有十八里，但却为离城一百八十里的解放军抢先插入城内。解放军的炮弹一发接着一发地打中了他的指挥所，当他的两个参谋被打死，他的侄子女婿也被打伤后，他的儿子和参谋长、政工处长便再也沉不住气而溜之大吉了。张淦本人则惊慌失措地钻到床板底下。这时候解放军某团七连的副连长卢福山等，勇猛突入张淦住的大楼，把他从床底下拖出来，张淦俯首帖耳地很快就供出了自己的身份。解放军这样神速的动作，使这个自称“当了十八年中将三十八年士兵”的老军阀，连声惊叹：“没有估计到贵军挺进得这样快。”[14]

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第43军连续打掉了敌人的两个兵团司令部，的确打出了四野主力部队的威风。该军的战后总结中为此指出：“本军在战役中连续堵住、打击和歼灭了敌人，首先是在北流歼敌十一兵团部、博白歼敌三兵团部，并生俘张淦，击毙胡若愚，严重地打击和歼灭了敌之主力，这就使敌之指挥系统被打乱，夺路南逃之企图亦被粉碎，从而迫使全部敌军陷入混乱溃逃之局面，这是整个战役胜利的关键。”[15]

第4兵团同样连获战果。由化县、廉江地区出击的13军28日进至公馆圩地区，歼灭敌3兵团126军一部。14军在追击中接连歼灭敌48军175师和126军305师各一部。15军击溃敌第7军171师，于30日占领陆川县城。12月1日上午，敌第7军、第48军、第126军残部按照张淦被俘前下达的命令，一起向博白聚拢，当即遭到已占领该城的第43军和尾追而来的第14、15军的南北夹击。经过一天战斗，敌军被歼大半，只有第7军军长李本一、第48军军长张文鸿等率少数人员及126军一部乘乱逃散。

张文鸿回忆当时的情况：“一日下午二时许[16]，军即以一三八师之一部退据（陆川）城西南附近山地，担任掩护，以一七五师为前卫，即沿山间小道经新圩向博白县城转进。一七五师率兵一部及军部行李辎重，到达新圩时（即陆川至博白间之新圩），天已入黑，宿营仅两小时，约在九时许，即为埋伏在新圩各方面之二野部队突然袭击，四十八军军部及一七五师部队官兵梦中惊醒，措手不及，遂被解放军消灭。此时军部指挥所正在山间小道行进途中，闻报想派部队前往救援，碍于山路运动不便，而且情况不明，即停止行进。同时又闻博白县城方面枪炮声甚密，当即与兵团部无线电取联络，兵团部告知博白城内城郊第七军部队正与解放军发生激战，势甚危急，饬令四十八军排除万难速向博白城郊急进增援。时正夜半，伸手不见掌，山路又异常崎岖，行进极为迟缓。约于十二月二日[17]拂晓前，博白方面枪声忽告沉寂，而一三八师前头部队在距博白约二十华里左右山地与解放军发生接触，枪声逐渐转密。天明后，有由博白城逃出士兵云，兵团部已被解放军消灭，司令官张淦死生不明，部队官兵四散奔逃等语。正在这个时候，一七五师之五二四团在军指挥所西北面山地又与解放军突然接触，已展开作战。正面之一三八师与右侧之五二四团与解放军战斗数小时，双方均无进展……当午我以无线电报话机向长官部联系（是时白崇禧已率高级幕僚由南宁乘飞机逃往海南岛），长官部副参谋长林一枝转告白崇禧的指示：‘该军如不能突过博白进入十万大山，应即就原地化整为零，分途向大容山区集结，暂时一面打游击，一面等待后令行动。最好能设法向南突进至雷州半岛，并随时以无线电与长官部保持联络’等语。于是我即依照指示，以营为单位，当晚分途行动，向大容山区集结。”[18]

11月29日，当我军全力堵击与追歼张淦第3兵团之际，余汉谋集团的沈发藻所部乘隙进占廉江县城，同时，残留于粤西一带的敌109军321师，在国民党桂边东区“剿共”指挥部中将司令兼师长喻英奇率领下也进入廉江。在这种情况下，陈赓命令第13军率第37、第38师回师廉江，歼灭沈、喻二敌。30日，我军兵分两路发起攻击，在粤桂边纵队的配合下，经12个小时的战斗，歼灭进犯廉江之敌6 000余人，活捉了被当地群众称为“粤东王”的喻英奇。沈发藻则因为从江西吉安撤退开始，一直被陈赓兵团追赶了3 000多里，心有余悸，这次见势不好，扭头就跑，率少数残部侥幸逃脱。这样，第一次粤桂边境围歼战于12月1日基本结束。

在粤桂边境战斗的同时，我西线、北线两路大军，都前进了200至300公里，相继解放广西中部之广大地区。第39军占领柳州后，留下152师担任该城警备，主力部队分路继续猛追。11月29日，第116师在桂西游击队的协助下，以小部队乘木筏偷渡红水河，击溃据守在渡口圩的敌第97军33师，后续主力得以顺利架设浮桥前进。12月2日插到南宁以北之宾阳，将由粤桂边西逃的敌11兵团残部与南逃的敌97军82师等截住，生俘第11兵团参谋李致中。第117师于12月1日攻占了宾阳以北之迁江，歼敌82师、63师及湘江纵队各一部，缴获汽车300余辆。从北路正面追击的第41军，先后解放阳朔、荔浦、蒙山诸县城，击溃敌第46军，并分由蒙江、平南渡过桂江，进到容县地区。第45军解放了修仁、蒙县，由武宣及其以西地区越过桂江，向贵县及其以西地区前进，在11月30日至12月2日的三天中，歼敌329师、87师等各一部，俘虏3 200余人。向梧州前进的第40军每日均以50公里的速度赶进，25日黄昏，第119师击溃凭险据守的敌224师，解放了梧州，并于次日渡过桂江，继续向岑溪、容县、北流地区前进。由邵阳南下的第49军于11月30日到达桂林及其以南以北之铁路沿线，接管城市，担任警备，其先头之146师向柳州前进，145师向平乐前进。至此，广西的敌人，在我粤桂边境的聚歼和西、北各路大军的猛烈追击下，遭到致命的打击，残剩的逃敌，已为我军紧紧地压缩在广西西南一隅的狭窄地带。

在此期间，白崇禧本来已经提前飞到海南岛，准备“静候佳音”，万没想到他的主力部队如此不堪一击。沮丧、无奈之余，他把目光又盯住了钦州。因为钦州是他的残部唯一可逃的出海口。于是，他赶紧乘坐军舰返回龙山港，亲自部署总撤退。他命令由桂北一路南逃的第10兵团司令徐启明，率第46、第56军，轻装日夜兼程，抢占钦州，准备掩护他的“长官公署”向钦州撤退；令第11兵团第125、第58军及3兵团残部同时也向钦州撤退；令黄杰率第1兵团第71、第14、第97军残部集结于南宁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沿郁江抗击解放军之西路与北路大军，并视情况向龙州撤逃。

四野指挥员哪里会让煮熟的鸭子飞掉？当他们看穿白崇禧的企图后，当即连连下令，作出部署：令南路军第13军由廉州经合浦，第14、第43军由陆川、博白分两路直插钦州，封闭敌军从海上逃跑的出海口；令北路军第40军由岑溪地区向灵山、石利圩急进，堵截由南宁撤退的敌军，第45军由贵县向钦州急进，追歼敌第46军；令西路军第39军继续向南宁前进，以策应钦州地区的作战，第38军以一个师继续向百色前进，主力改向果德前进；令第15、第41军在容县、郁林、陆川地区打扫战场，清剿溃敌。

12月2日，以钦州为中心的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打响。我各路大军不顾疲劳，夜以继日地跟踪追击。3日至5日，南路军连克滨海城市合浦及北海市，并在前进途中歼灭敌63军残部4 000余人，随即乘胜西渡钦江，直奔逃敌企图赖以脱逃的最后出海口钦县。并于7日晨3时攻占该城，将由南宁逃到这里的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全部歼灭，共俘敌12 000余人，缴获汽车、重炮及大批物资。自梧州南下的北路军则于5日攻占灵山，同日又在该县西北之平南圩地区截获敌125军，经10小时激战，全部将其消灭，俘敌军长陈开荣以下近万人。

由于是长途追击，部队指战员还有大批俘虏的吃饭成了大问题。各部队只好派出许多征粮组，或者寻找伪政府留弃的粮仓，或者向当地的地主征粮，收集来的粮食往往是带壳的稻谷，后勤人员还得自己动手碾成米。部队常常以红薯充饥。有的连队实在没办法，司务长就给每人发两根甘蔗，边走边啃。[19]

在我各路大军的追击下，敌军狼狈不堪，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白崇禧见向钦州夺路逃跑的计划又无法实现，急忙命令其10兵团向防城、东兴、上思逃跑，尔后转向龙州，令1兵团直退龙州，令第17兵团第100军向龙州靠拢。6日，我43军和45军133师、40军119师、14军40师会师于小董圩地区，将逃至这里的敌10兵团46军、11兵团残部、国防突击第1、2、3纵队及交警第3纵队万余人团团围住，激战至7日将其全歼。与此同时，我13军37师于8日攻占防城、东兴。第39军在大塘圩地区截歼敌10兵团残部和1兵团一部，接着又在那晓圩一带截歼敌10兵团一部。第二次粤桂边境歼灭战又告结束。

这时，除了敌17兵团残部逃入云南以外，还有已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的敌10兵团和1兵团残部继续西窜，企图越过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逃入越南。其余零星溃敌，逃入北流、郁林、陆川一带的大容山区。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敌人，四野前指先后下令各部队分别展开追捕和清剿残敌的作战行动。我军各部队接到指示，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奋勇追击残敌。时任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39军军长的刘震同志回忆：“解放南宁以后，敌军迅速向南溃逃，那时主要是追而不是打。在追击的路上，部队指战员的高昂斗志和敌军官兵狼狈逃窜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照。有的部队两个排就追垮敌人一个团，在抓俘虏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志喊话，俘虏也帮着招呼并集合他们的队伍。只有敌军高级将领则是另一种情况。敌第一兵团副司令兼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原是八十七师师长，曾在东北战场上和我们多次交战，其主力在我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中被歼灭，一九四九年八月迫于形势在长沙被迫追随陈明仁将军起义，但此人贼心不死，又投靠了白崇禧集团，在重新拼凑的敌军一兵团中捞到更高头衔，继续与人民为敌。十二月八日，我军一一七师三五〇团攻占上思，熊新民正领着七十一军先头两千余人向上思方向逃窜，被三五〇团截住将其夹在前后梯队中间，他在慌乱中分不清阵线。当三五〇团警戒分队要他们停止前进时，他还派出一名副官口大气粗地嚷：‘我们是国军第一兵团的，快给让路，要不小心脑袋！’在三五〇团主力前后夹击下，敌军两千余人顿时被全部歼灭，熊新民落荒而逃。第二天，在一一五师三四四团正向明江开进的队伍后面，发现一个穿便衣的大个子，后面跟着一个穿便衣的小个子。两人衣着很不合身，大个子的裤脚小得紧缩在小腿上，上衣仅仅能掩住肚子，就好像男人穿女人的衣服似的。他俩的脸看来有好多日子没洗过，又瘦又黑，疲惫不堪，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一看就不是走过长路的人。经过盘问，他俩自称‘买卖人’的马脚露了；又经过从八十七师过来的两名解放战士进一步辨认，当场揭露了这个外号大麻子的熊新民，他才不得不低下头来，原来小个子是他的干儿子随从副官。就在同一天，熊新民的副军长鲍志鸿也当了俘虏。几天以前，他们还在‘军司令部’大喊大叫，如今却在俘虏群里重逢，叹息着他们的共同命运。”[20]

至12日，我军基本肃清了流窜于粤桂边境的成股逃敌，同时把五星红旗插到了祖国的最南端——镇南关（今友谊关）。白崇禧手下除黄杰、鲁道源和刘嘉树率残部逃入越南外，其余如张文鸿、李本一等将领均被活捉。我军记者来到一处关着上千名桂军军官俘虏和家眷的院子里，记录了如下一幕：

这些俘虏见到我们，一齐围上来，打听我军对待俘虏的各项政策，问我们杀不杀他们，私人财产没收不没收，是否释放他们回家，等等。从他们的神色和问话里，可以感到他们的心里充满恐惧、疑虑和不安。当我们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向他们讲解之后，他们表示非常拥护。

一个戴着上校军衔爱说话的高个子军官对我们说：“我们从广西桂林出发，白长官命令我们四天赶到钦州报到，迟到不收。我们坐上汽车，白天跑，黑夜跑，来不及做饭，就到老百姓的地里去扒番薯吃，紧赶慢赶到这里，本想明天到钦州下海，没料到天没亮就被贵军把我们……把我们……解放了。”显然，这个俘虏对“解放”这个词儿讲来颇不习惯。

旁边一个烫着长发的官太太娇声怪气地说：

“白崇禧这个老混蛋，叫我们跑出这么远来当俘虏，早知道这样，不如在湖南当俘虏好，离家还近。这里老百姓说话也不懂，都恨我们，即使解放军优待，放了我们，半路还不叫老百姓杀了？天哪，怎么办呢？”越说越伤心，她把身子一扭，低下头，捂住脸，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有一个矮胖子的俘虏过来安慰她说：

“算了吧，别哭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你应该感谢解放军来得快，在这里解放了咱们，虽然离家远点，总算是大陆，比跑到台湾强得多呢。”

一个丢了军帽露着秃头顶的少将军官走过来，跟我们套近乎说：

“我认识你们的司令员林彪，他是我黄埔军校的同学。”[21]

12月14日，广西战役宣告结束。在历时39天的战役中，我军歼灭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172 900余人，其中俘160 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3 000余支、火炮1 258门、舰艇3艘、汽车1 176辆，击落飞机2架，击伤舰艇18艘，击毁汽车134辆，解放了广西全境，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战斗中，我军伤亡2 400余人。

广西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中南大陆业已全部解放。12月11日，林、谭、萧向桂粤前线部队发出慰问电，指出：“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所豢养并奉为王牌，在全国残余反动势力中经常在精神上实力上起支持作用的白匪部队之被消灭，不但对以后的海南岛作战有着重要意义，即对邻省的解放和在全国范围内提早结束战争亦具有重大意义。”

慰问电强调：“在这次作战中，我二野四兵团与四野各兵团协同甚为密切，高度的表现了团结友爱的精神。我各作战部队在进行大的迂回包围，和猛追穷追的行动中，皆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战胜了大山、河流、泥泞、饥饿和难以忍受的疲乏，创造出神速的奇迹，使敌人闻风丧胆。尽管他们狡猾，并逃得那样的快，但始终无法逃出我军各部的包围圈而终于最后悉数就歼。为着发扬这次作战的自觉精神和艰苦精神，特向我各部指战员致亲切的慰问与慰劳。向受伤的同志致敬意，向死难的同志表示吊唁，他们的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慰问电还指出：“白匪部被消灭了，但盘踞乡村的土匪反动武装尚待肃清，逃往海上的残敌尚待追捕，海南岛尚待解放。在休息一个时期后，你们即须执行上项任务并胜利的来完成它。我们的胜利是很大的，同志们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但是决不可因此发生骄傲或在精神上、实际工作上松弛懈怠起来，须知我们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在战争全部最后结束以前，我们必须坚持作战，而在战争一经结束，我们即须转入整训，更高地、有步骤地提高我军军事与政治素质，提高文化，同时发展生产，以改善部队的生活，与减少人民负担。这里必须记着毛主席宝贵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必须捍卫祖国，永远的为祖国为人民服务。”[22]

[1]　《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页。

[2]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追歼白匪作战部署给38军、39军、程子华、莫文骅的指示，1949年11月4日。

[3]　梁必业：《我在人民军队》，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231页。

[4]　东总《阵中日记》，1949年11月9日。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6]　刘维楷：《解放前夕桂林绥靖公署的反动措施》，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1990年10月印，第268～269页。

[7]　前线记者：《铁军下桂林》，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8]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

[9]　申晓云著：《李宗仁与桂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8～380页。

[10]　陈赓、郭天民关于先歼张淦兵团再歼鲁道源兵团向林彪、谭政、萧克的报告，1949年11月22日。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页。

[12]　陈赓、郭天民关于围歼敌鲁、张兵团的意见向林彪、谭政、萧克的请示，1949年11月25日。

[13]　林彪、谭政、萧克关于歼灭敌七军之部署致陈赓、郭天民电，1949年11月25日。

[14]　《长江日报》1949年12月11日。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6]　张文鸿回忆似有误，从我军史料来看，这个时间应为11月30日。

[17]　应为12月1日。

[18]　张文鸿：《桂系部队在粤桂边境的覆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第134～136页。

[19]　侯良辅：《粤桂边大围歼》，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20]　《刘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330页。

[21]　于振瀛：《横扫粤桂边》，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1～442页。

[22]　《四野林谭萧三首长电慰桂粤前线部队》，载《长江日报》1949年12月18日。

第22章　筹划解放海南岛

薛岳奉命防守海南岛——第15兵团提出初步作战方案——毛泽东担心重蹈金门失利覆辙——林彪派四野作战处副处长赴三野调查经验——渡海登陆准备工作遇到巨大困难——毛泽东同意推迟进攻海南作战时间——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坚持认为偷渡是一个好办法——广州作战会议——海南岛战役方针的确定

广西战役，一举歼灭了白崇禧集团，中南大陆地区获得解放。第四野战军的下一个任务，是解放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是中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号称“南中国海的门户”，军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就在岛上建立了基层组织，领导海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坚持抗战，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八年的英勇奋战。1947年，中共琼崖特委改为中共琼崖区党委，琼崖独立纵队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他们在远离党中央、敌人控制十分严密的孤岛上，坚持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至1949年7月，琼崖区党委领导的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万人，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琼崖临时人民政府。琼崖军民坚持23年“红旗不倒”的光荣历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和关怀。1949年7月，党中央在筹备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特意发电报指定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琼崖少数民族自治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兴（黎族），作为琼崖军民的代表前往北平，和全国人民的代表一道共商建国大计。9月，王国兴代表琼崖解放区人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其间，朱德总司令还邀请马白山到家里做客，赞扬琼崖党政军民坚持革命斗争的精神，亲切询问琼崖人民传奇般的革命领袖冯白驹的身体状况，并对琼崖的解放斗争作了重要指示。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地区的崩溃，海南岛同台湾岛一样，自然成了国民党残余势力逃窜并可暂供栖身的巢穴之一。1949年3月至10月，海南的行政大权掌握在国民党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特区警备总司令陈济棠之手。广东战役后，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各自率领残部，相继逃到海南。人民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前夕，蒋介石急忙派东南行政长官陈诚从台湾飞到海南，布置海南防务，其目的就是想凭借琼州海峡这一天险，使海南岛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共同构成一道防卫台湾的屏障，并作为将来“反攻复国”的跳板。

陈诚用人，一向是假公济私，排斥异己。余汉谋依附于何应钦，陈济棠则专走宋子文的门路，所以，陈诚以统一指挥为名，首先撤销了广州绥靖公署和海南警备总司令部，任命素有“陈系打手”之称的薛岳为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的陆、海、空军部队。

薛岳，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曾与叶挺、张发奎分任总统府警卫团1、2、3营营长，在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张治中曾称他为“百战名将”。薛岳的军事生涯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他的确能打仗，早在东征、北伐中就立有赫赫战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同日寇打过一些硬仗，指挥过著名的三次长沙会战，战后曾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自由勋章。第二，他历来都是共产党的死对头，从1927年率部镇压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开始，到30年代中期充当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急先锋；从抗战时期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任上悍然制造“平江惨案”，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始终活跃在“反共”内战的第一线。

但是，自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薛岳的军事生涯却不可挽回地走上了下坡路。由于他在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中连连惨败于华东解放军之手，受到国民党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被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为由，撤了他的绥署主任之职，委以南京政府参军长、总统府参军长等闲差。淮海战役后，蒋介石为了笼络广东地方军政要人，任命薛岳为广东省主席。然而，他在这把交椅上尚未坐稳，就被解放军赶出了广州，狼狈地逃到海南，其能控制的老部队也所剩无几。因此，如果不是陈诚坚持用他的话，他在时人的眼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过气的陆军上将、一个流亡的省主席而已。

陈诚此举，令一向抱有“独立经略”海南之志的陈济棠大为不满，其手下的人更是愤愤不平，他们私下议论说：“论兵力，薛岳只有一个第四军，仅五千多人；属于余汉谋的，还有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共三个军，不下五万人；属于陈济棠的和列入海南警备总司令部战斗序列的，则有第二十三兵团的第三十二军和一些新建部队，也不下四五万人，按理自应以大统小。况且余、陈二人，一个是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一个是海南警备总司令，都是现成的军事长官，而薛岳则是一个流亡的省主席。要统一部队的指挥，也应在现成的军事长官中遴选。现在，陈诚为了支持薛岳，不惜以小统大，放着现成的军事指挥机构和军事长官不要，却去另成立一个海南防总，这样选帅，海南的前途很暗淡。”

薛岳绰号“老虎仔”，行事一向是我行我素，这次得到陈诚的支持，在改编和扩充海南部队的过程中，又表现出他一贯的强悍、霸道的作风和手段，一位原国民党军官回忆：“在这次改编中，薛岳是要兵不要官的，且逃亡到海南的各级官佐极多，编余的军官、官佐，生活无着，扶老携幼，流落于海口、加积、榆林等县市，壮者迫于生活，或铤而走险，明抢暗劫，沦为盗贼；年老体弱的，则沦为乞丐，卖妻鬻女，或忍痛令眷属卖淫维生。加上自大陆流亡到海南来的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各专员公署、县府及自云南、贵州、四川等省逃来的国府人员、长白师范学校的员生等，流离失所，使海南各地陷于一片混乱的气氛中。”[1]由于派系不同、用人不公等因素，防守海南的国民党军一开始就处于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状态。

1949年12月1日，以薛岳为总司令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正式在海口成立。其所辖兵力计有陆军5个军18个师及装甲旅第4总队等部约11万人；海军海防第3舰队及海军第2军区所属陆战第2旅第4团，有军舰、炮艇25艘；空军第1、第3、第10、第20大队，海南空军指挥部直属飞行组及高炮第4团第3营等部，有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5架。薛岳根据国民党“国防部”关于“加强整备，以现有兵力积极肃清内匪，并严密海防，拒止外匪之入侵”的命令，制定了一个相当周密的海南防卫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地面部队，“应即占领文昌县之铜鼓岭、抱虎岭、木栏头、七星岭、铺前、塔市、海口、秀英、白莲、花场、天尾、马袅、天星、临高角、新盈、新英、儋城、白马井之线，择要构筑防御工事，主力配置于海口、灵山、福山、加来间地区，余部配合地方团队，极力清剿土共，以巩固后方之安全”；

海军，“以榆林为基地，配置舰艇于琼州海峡，主力于临高、澄迈两县海面向敌巡逻、监视、防堵封锁，迎其半渡而击之为主要任务”；

空军，“以海口、榆林为着陆点，对于阳江、湛江、海康、徐闻、海安、乌石等沿海地区的共军船只、人马、交通运输等极力轰炸为其主要任务，相机将敌半渡而歼灭之”。

依据上述方针，薛岳把岛上守军编成四路军，各自防守东西南北四个守备区，并对解放军渡海登陆后可能发生的情况，预先制定了各种应急方案。其中心思想就是依海据险，充分发挥海空军优势，防止共军内外策应，确保海南。经过一番整备，薛岳对这一环岛立体式防御体系十分满意，洋洋得意地称之为“东方的马其诺防线”，他的参谋长李扬敬为了讨好献媚，换成薛岳的字，称之为“伯陵防线”。

解放海南岛，是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既定部署。还在1949年10月17日，毛泽东就指示林彪和叶剑英、陈赓：第4兵团应乘胜追歼由广州逃跑的国民党军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得知这一部署后，感到这是一项十分光荣且艰巨的任务。他们当即要求作战部门准备海南岛、雷州半岛和琼州海峡的资料，注意研究渡海作战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当广西战役刚刚结束，四野前指于12月14日明确下达第40、第43军统归第15兵团首长指挥攻取海南岛的命令的时候，15兵团领导人已经大致有了一个预案，次日中午，邓华、赖传珠便向四野和中央军委报告：

1．据琼岛干部谈：琼岛海峡水面宽约在九十华里以上，如顺风（北风）帆船需时五小时，汽船三小时即可在琼岛登陆。逆风（南风）则帆船不能航行，汽船需增加两三倍时间，旧历年前大部是北风，年后（立春）南风，从季候上谈对登陆琼岛作战宜在旧历年前（最好是在阳历明年一月底二月初登陆为宜）。据称，海口为敌要塞区，可能有较坚固之工事，登陆作战宜选择在铺前以东、石牌圩以西两方面为宜。

2．海南岛登陆作战与他处不同，我有很多优越条件，但主要关键是船只的准备（其次是对付敌海、空军之扰乱）。为加强准备工作，建议以四十三军、四十军两军主力现在即需肃清雷州半岛之残敌，以四十三军两个师全力负责歼灭湛江市之敌（湛江敌六十二军在歼灭白匪战役中未遭损失）并夺取广州湾之各岛屿，以四十军主力（该军留一个师在钦州、合浦地区），负责歼灭徐闻、海康一带之敌，并控制雷州半岛之各港口，然后进行休整。

3．对海南岛作战准备，在休整期中采取小部队偷渡办法，先运过一部分部队配合当地武装，以便接应主力之登陆。主力大规模登陆作战时，拟四十三军、四十军各以一个师为第一梯队齐头并进，在海口东西两个方向登陆，以便互为支援分散敌人力量，使登陆作战易于成功。

4．以上意见如同意，则请令四十军主力即尾四十三军后跟进，以便迅速扫清海康、徐闻一带之敌。[2]

在这份电报中，15兵团领导人首次提出了以小部队偷渡，然后配合主力大规模登陆的作战设想。

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收到15兵团的电报后，感到攻取海南岛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采取偷渡的方式也并非理想之策，因为一个多月前发生的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攻打金门失利一事，在他的内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12月18日，毛泽东复电林彪，除表示同意林彪“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的部署之外，着重谈了他对渡海作战问题的顾虑：“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斗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3]

20日，林彪电告毛泽东：“渡海作战当依来电所示进行准备，并拟于明日派作战科长去南京，向粟裕同志调查渡海作战经验。”“我们已于十八日回到汉口。海南岛作战已委托邓华同志去指挥。”[4]

毛泽东的指示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重蹈金门覆辙”，要进行海南岛登陆作战，必须一次至少运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兵力，并能不靠后援，“独力攻进”。这和15兵团领导人原来设想的方案是大不一样的，同时也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渡海登陆问题的研究。遵照毛泽东的电示，第15兵团领导人对敌情、我情、地理、气候、海潮、海水流向等自然情况，以及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对日军渡海登陆战例等，进行了认真研究，提高了认识。邓华回忆：“当时我们考虑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不同，陆地作战搞不好还可以整顿部队重来，渡海作战搞不好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必须慎重从事，既要英勇果敢，又要稳扎稳打。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地采取得力措施，并准备以必要的代价，克服敌机敌舰和茫茫大海的阻拦，使部队顺利登陆，才能大量消灭敌人，取得渡海作战的胜利。”[5]因此，15兵团领导人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之同时，没有完全放弃最初设想的方案，他们在和四野及两个军的往来电报中，仍然提出部队“如可能时可先偷渡，运过少数部队”。

12月27日，邓、赖、洪致电四野并中央军委：“毛主席对海南岛作战批示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海峡甚宽，敌有海空配合，而我无登陆作战经验，琼纵虽能给我们一些帮助，但因他们力量仍是分散的游击战，对我渡海直接配合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方能一举成功。”电报中说：现在我们正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准备，“但有数事须请指示。（一）这一仗能否打好，要看我们准备能否充分。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巨大的组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准备物资，搜集船只，进行演习等等。以季节论，在旧历年前动作为有利。以准备工作论，恐时间来不及，且四十军尚在开进途中，四三军亦有一个多师未到齐，如延至年后又恐转南风，困难增多，故我之方针尽一切努力争取旧历年前动作，但又不为季节所限，而要以是否准备好了为标准，以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二）这次作战的关键是搜集船只与对付敌人海空问题，尤以敌舰对我渡海妨碍为大。虽然我们正在想办法，但其效果不大，如能派一部空军直接配合，则我之困难便可减少。这是最后而且比较重要的一个战役，我们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胜利，而且是可能的。（三）三野之登陆作战如何准备，何时开始，能否共同进行较为有利”。[6]

31日，毛泽东复电林彪：“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7]

转眼之间到了1950年，解放海南之战也因此显得更加紧迫。元旦刚过，在武汉的林彪、邓子恢等人便于1月3日致电邓、赖、洪和华南分局叶剑英、方方，急切地询问以下问题：“（一）盼查告琼崖纵队能实际出动参战的战斗兵员数目有多少（不是指番号的多少）。（二）由雷州半岛我上船处，到敌海防不特别严密又不太远而易登陆的地方，航程时间约多少，共有几处。（三）你们考虑，可否先派出少数兵力（例如一个营），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到达琼崖后则与游击队会合打游击，但此法是否有引起敌人对琼崖增兵的可能，亦请考虑到。（四）我军在夜间渡海的中途，遇敌海、空军的可能情况如何，你们预定的对付方法有哪些。”[8]

同一天，奉命前往第三野战军调查渡海作战情况的四野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尹健，向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上报了他此行所获的经验与建议。尹健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是岛屿防御，在自然条件上造成了一定的优势，而解放军却是远渡海洋，不但无海、空军配合，且无可靠的炮兵掩护登陆，仅可利用的帆船几乎全靠风向、潮汐等条件，这就大大降低了解放军在陆地作战的许多有利条件。因此，在双方力量的估计上，如认为国民党军已是残军、败军，进而产生不经过充分准备而急于求成的急躁轻敌思想，是要失败的；负责首长应能专心于作战指导而不被其他工作所牵制。因此，对海南岛作战，第15兵团应即组织成指挥所，靠近作战部队，把握战机应以充分准备好为前提。第15兵团想利用2月东北风季节攻击，但如船只不够，准备工作不充分，则应延期；在船只准备的问题上，企图依靠运送第一梯队的船只返回接第二梯队的做法难以成功。因此，所准备船只的数目，应以一次装完部队并能有把握地解决岛上的国民党军为标准，否则，不能发起攻击。[9]

尹健的报告引起了四野首长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15兵团在1月4日20时电告四野总部：已要43军先作偷渡的准备，40军也可以同时作偷渡的准备。四野首长经过研究后认为，金门岛的经验教训必须汲取。同时，要攻取海南岛，在目前的情况下，偷渡仍然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1月5日10时，林彪、邓子恢致电邓、赖、洪，除明确表示“盼四十三军仍设法逐次偷渡”之外，着重强调了他们对海南岛作战组织与指挥问题的看法：“由于敌利用现有诸海岛及台湾对我内地城市、交通进行轰炸，增加我方困难。因此不歼灭诸海岛及台湾之敌，则全国绝不能安居。城市的建设速度亦不及敌之破坏速度。因此我军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坚决歼灭海南岛之敌，这是一个完成革命和使全国进行建设与走向繁荣的绝对必须条件。因此这一作战应视为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我全体指战员均须明确坚定的建立此种决心，切勿存含糊马虎的观念。”林、邓强调：“海南岛作战已委托十五兵团首长担任组织与指挥。我十五兵团主要领导同志应将次要工作委托别的同志去代行，兵团主要负责同志应全心全力指导与组织海南岛作战之进行。其工作内容除军队训练与作战外，并应具体组织策反工作之进行与对冯白驹之帮助及对后勤方面问题之提出。”电报中还指出：“目前因尚未进行过一次偷渡，偷渡究竟困难到什么程度、有利到什么程度，均尚未发现。故目前必须实行偷渡才能打破此种疑问，才便于更加有把握的确定尔后之作法。”“由于全国财政处于极端困难，故我战费亦受到影响，但叶邓赖洪等仍须向中财委与中南财委及四野后勤经常提出和催促应解决之困难。”[10]

自从接到毛泽东上年12月18日指示电以后，第15兵团一直按照在旧历年前以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的计划进行准备。为此，兵团于12月22日、26日两次下达关于海南岛作战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在抓紧征集船只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对渡海作战特点的研究，其中包括风向、潮汐和水流规律的掌握，登陆地点的选择，滩头阵地的建立以及对付敌海空军袭扰的办法等等，力争在1950年2月5日前完成登陆作战的准备。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困难重重，原来预定的在旧历年前发起进攻的计划，眼看着无法实现。洪学智回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准备，我们几个领导都觉得，一次运一个军的兵力登陆是个巨大的组织工作，是个很大的难题，可能性极小。首先船只就是一个大问题。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时把船都带走了，大陆这边能找到的船只极少。以每船30人计，运载一个军即需1 000余只船，当时两个军只征集到400余只船，而且半数以上的船只能乘10至15个人。部队无海战经验。两个军的主要成分均来自北方，不习惯乘船，经短时间训练难收实效，部队先训水手，教育船工亦需要时间。从季节上看，在农历年前动作较为有利，但时间紧迫，准备工作来不及，需得向后推迟。”[11]

1月5日13时，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致电林彪、邓子恢并中央军委，如实地报告了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实际困难，主要是：“船只很少，雷州半岛能渡海的船大部被敌带走，无一轮船。在北海、钦州一线，船只大部逃入安南领海。广州现能渡海的船虽有15只，但运去困难。……据了解渡海的船，最小的须乘30人才行，否则危险，这些渔船在海中不易操纵，全靠顺风顺流及涨潮（潮有日、夜潮，夜晚有时有潮无风、或有风无潮，帆船遇此航行困难），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至少突击一个团），以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惯乘船，只经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同时大批船工亦须经组织及相当时间的教育训练，而部队选训舵手亦需时间，而对付敌舰，尚未想出妥善办法。”电报最后说：“根据上情，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但过旧历年后风向改变，帆船不能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且耗费很大。如只改装部分，则又非利用下一个冬季北风不可。究以如何处理，请示。”[12]

推迟渡海作战时间，事关重大，林彪也一时无法定夺。次日，他将第15兵团的这一电报转报毛泽东，并表示：“我们对渡海作战亦全无经验与体验，尚无确定意见，如有指示，盼告。”

对15兵团指挥员所反映的困难，毛泽东予以了充分体谅。经过考虑，他于1月10日复电林彪：“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毛泽东接着分析说：“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能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在电报中，毛泽东还特意强调：“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13]

毛泽东同意推迟渡海作战时间，使15兵团领导人打消了顾虑，放开了手脚。同时，毛泽东在指示中所强调的几个问题，也使他们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1月15日13时，15兵团向40军、43军发出指示：“根据两军准备情况，争取在旧历年前攻夺海南岛作战，已不可能。经林总及毛主席指示，向后推迟几个月，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船的这个方向来准备，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为了便于更广泛和更充分的准备船只及进行渡海作战教育，与解决粮食供应困难，麻痹海南岛之敌，决定两军略向后移。”在规定了各军后移的具体地点之后，该指示强调：“各部重新调整部署以后，应加紧进行下列工作：1．搜索船只改装大的帆船，并训练自己的舵手。2．加强部队海上乘船的锻炼与渡海登陆演习（防敌海空袭击）。3．协同南路分区，加强对琼山、澄迈、临高、文昌等县之敌进行秘密策反工作（我通知琼纵同时进行）。4．设法沟通与海南岛之海上联系，有计划的偷运人员与武器弹药过去（40军应设法争取涠洲岛为我秘密输送交通站）。”[14]随后，两个军除担任第一梯队作战任务的两个师仍留原地外，其余部队略向后移，紧张地开展兵团规定的各项工作。

当务之急还是尽快确定渡海作战方针。在兵团司令部作战室里，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等人天天聚集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对策。经过反复思考，他们还是倾向于首先采用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洪学智回忆：“在我以木帆船为主、无海空军配合的条件下如何实施渡海登陆作战？怎样才能打破敌海空军的‘立体防御’？这是我们在接受渡海作战任务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综合比较各方面情况看，“我采取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是可行的。海南岛与金门岛不同之处，海南岛地域广阔，回旋的余地大，在长达1 500余公里的海岸线上，有许多空隙，便于我选择弱点登陆突破；更重要的是，岛上有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有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和有一支久经战争考验和锻炼的琼崖纵队，他们不仅可在物质上给我登陆部队以大力支援，而且可以直接配合作战。这是我军实施小批偷渡最为有利的条件”。[15]

就在这时，40军发来一份电报，令兵团领导人喜出望外。电报说：海南岛上的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同志派参谋长符振中同志率少数同志，从海南岛西北角乘渔船偷渡到雷州半岛西南角登陆了，现已在40军指挥所。符振中同志随后即同韩先楚副司令一道，到广州来汇报岛上情况和冯白驹同志的建议。看到这封电报，邓、赖、洪非常高兴，即刻认定：既然冯白驹同志能派少数同志偷渡过海，我们也可以偷渡。随后，符振中参谋长来到广州，向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15兵团首长汇报了岛上情况，并转达了冯白驹的两点建议：一是乘国民党军海防部署尚未就绪，先派一部兵力分批偷渡过海，增强岛上琼崖纵队的力量；二是如果偷渡不行，则先送一批弹药接济琼崖纵队。[16]叶剑英和邓、赖、洪等人听取符振中的汇报后一致认为，先派小部队偷渡的办法是可取的。

在此前后，受兵团的委托，先后赴武汉、北京向四野和中央军委当面汇报的洪学智副司令员，也带回了上级对渡海作战的指示和意见。1月23日，林彪电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本日洪学智由武汉回广州。关于渡海作战问题，我们已面告其如下两点：第一，争取以五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渡海的准备。在准备期内，除渡海部队进行筹备船只，训练自己的水手，训练部队不致晕船及海上战术与登陆战术外，并加强策反，对冯白驹部武器弹药、干部的帮助和军政指导，并设法以小部陆续进行偷渡，与冯部会合打游击，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登陆。第二，估计台湾的作战需要甚大规模的准备与较长的时间，故拟不等候台湾作战的配合，而准备先攻下海南岛，并争取不让海南岛之敌退至台湾，以求得在海南岛将其歼灭之。（二）为减少我渡海时敌海空军的扰乱及台湾方面敌人以舰船向海南岛增援，或将海南岛之敌以舰船撤至台湾防守，增加解放台湾之困难，为了这三个目的，海南岛作战时，须尽力争取我空军的配合，以便封锁敌之海军活动与减少敌之空军活动，盼军委对此有所准备。”[17]

根据中央军委及第四野战军的指示，第15兵团经过一个多月对情况的了解和研究，初步形成了进攻海南岛的决心和实施方案。1950年2月1日至2日，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在广州主持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洪学智、第12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以及从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归来的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刚刚从海南岛偷渡过来的符振中参谋长等。叶剑英首先在会上讲话，指出：国民党蒋介石逃到台湾立足未稳，还顾不上海南岛与华南沿海岛屿，溃逃到海南岛的敌军惊魂未定，还没有恢复元气，建制多而乱，薛岳要想把他们统一起来，还需要一些时日。美国第七舰队主要在日本附近海域和西太平洋活动，还没有伸向我国南海。因此，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渡海作战虽是新课题，有很多困难，但我军是胜利之师，有克服任何艰难困苦的优良传统作风。岛上有冯白驹同志领导的党和琼崖纵队，他们坚持革命斗争二十多年，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依托的根据地，在海南岛人民中深深扎下了根，有他们的密切配合，对我大军渡海登陆作战是很有利的条件；广东省的党、政府和人民全力支援作战，完全相信在十五兵团指挥下的四十军、四十三军是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完成渡海登陆，迅速解放海南岛这个光荣任务的。

叶剑英强调：在这次作战会议上，要遵照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四野的几次电报命令、指示精神，具体研究怎样贯彻执行好。要敞开思想，研究我军渡海作战可能遇到哪些困难，怎样克服这些困难；根据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怎样有针对性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冯白驹同志建议派小部队偷渡过海，是一个好办法，如何实施偷渡，要具体研究。

与会同志各自发言之后，邓华司令员于2月2日下午作了总结讲话。邓华是湖南彬县人，早年曾在家乡的一所教会学校读过书，后来又考上长沙有名的岳云中学、南华法政学校高中政治班，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素养，是我军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高级指挥员。这一次，林彪把解放中南最后一战全权委托给邓华指挥，体现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同时，邓华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第一次独立地指挥一个战役，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所以对这次作战会议分外重视，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他首先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指出：薛岳是国民党中的死硬派，指挥能力较强，对海南岛守敌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较快地将逃到岛上的残敌进行了整编和组织岛上的防御。但是，守敌大多是在大陆上遭到我军歼灭或严重打击后，逃到海南岛的残兵败将拼凑起来的部队，他们惊恐未定，立足未稳，兵员不足，斗志涣散，内部派系斗争复杂，国民党中央军、广东军阀余汉谋部、陈济棠部及当地地方军之间矛盾很多。五个军中只有第32军尚有两万余人，其余各军兵力只有一万人左右。他们布防在环岛1 200公里的海防线上，逃到岛上的时间还不长，因此，海防工事构筑还不坚固，永久性工事还未来得及构筑，沿海空隙甚多。敌空军人员贪生怕死，很怕我军的高射炮火；敌海军则缺少作战经验。总的来看，敌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薛岳还没有料想到我军会很快组织渡海登陆进攻。

说到我方情况，邓华指出：渡海兵团的两个军，都是四野的主力，兵员充足，装备齐整，士气高昂，加上配属的部队，总兵力达10万人，还有岛上琼崖纵队1万人。我军是胜利之师，指战员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很强的战斗意志，有很丰富的作战经验，能够战胜任何困难，这就从气势上压倒了敌人。加之我以集中兵力进攻分散防守之敌，这就使我在登陆地段上，与敌人兵力对比占有优势，特别是岛上有我党领导的琼崖纵队相接应，又有人民群众的支援，这就为我军胜利登陆作战、迅速解放海南岛，奠定了很有利的基础。

邓华在讲了兵团党委分析的我军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后说：遵照上级的意图和对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兵团决定采取的作战方针是：积极准备，首先以小部队进行偷渡，加强琼崖纵队的力量，改变岛上的形势，破坏敌人的防御准备，创造大举登陆的有利条件，尔后以两军主力实施强行渡海登陆作战。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邓华指出：小规模偷渡主要乘木帆船，在海上可以伪装成捕鱼船，从海岛两侧敌人防御薄弱地段乘隙偷渡登陆。由琼崖纵队接应偷渡部队登陆。只要登陆成功，就是胜利。因为海南岛是个大岛，回旋活动的余地大，又有岛上的党组织、琼崖纵队和群众的支援、帮助，可以迅速进到我根据地内，所以兵团坚信小规模偷渡是可以成功的。要求43军先准备一个加强团，加紧收集船只，雇请船工，加强海上训练，争取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作好准备，实施第一批小规模偷渡；40军也应准备一个加强团，参加偷渡。两军选择登陆地点时，应请琼崖纵队同志指出哪些登陆地点最好。登陆地点和登陆时间确定后，报兵团批准。兵团即电告琼纵作好准备，适时接应偷渡登陆部队。偷渡的准备工作要特别注意保密，才能出奇制胜。

邓华说：由于沿海渔船都逃避了，在短时间内收集大量的船只有困难。遵照毛主席关于在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的指示，正设法去香港购置发动机和登陆艇。因此，大举登陆的载运工具重点放在改装机帆船和购置登陆艇上。买发动机和登陆艇需要一定时间，为此决定将大举登陆的准备时间推迟到5月底准备完毕，6月大举渡海进攻海南岛。

邓华强调：两军不要因为渡海准备时间推迟而放松准备工作，参战部队要抓紧时间搞好海上大练兵，落实兵团提出的“把陆军练成海军陆战队”的战斗号召。两军都要组织人员与当地气象台站合作，了解掌握琼州海峡的气象和海水潮汐、流向的情况，研究分析找出其规律来。还要强调一下，就是要抓紧搞好雇请船工和收集船只的工作，这关系到我军能不能迅速渡海作战的重大问题，也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军绝大多数是东北人，听不懂当地方言，群众也听不懂东北话，因此，要请地方党、政机关多帮助。兵团已建议四野后勤部迅速在北海、湛江、徐闻开设兵站。为了便于与岛上琼崖纵队取得联系，及时互通情况，协调渡海登陆作战有关事宜，除了兵团和两个军已与琼崖纵队沟通了电台联络外，请琼纵马白山副司令员到40军前指，符振中参谋长到43军前指，以便于与琼纵协调偷渡计划的实施。[18]

会议结束后，第15兵团将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和实施计划上报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43军则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0日，林彪、邓子恢等致电中央军委并转毛泽东：“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先行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并表示：“我们同意四十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亦同意其他部队寻机陆续渡海。”12日，毛泽东在苏联复电林彪：“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19]

至此，海南岛战役作战方针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和筹划，终于确定下来。它的形成，不仅确保了海南岛战役的最终胜利，而且充分地体现出了我军最高统帅和前线将领们的决策风格与指挥艺术。当年曾亲身经历整个筹划过程的原15兵团作战科长杨迪同志这样评价：“毛泽东主席1949年12月18日第一次电令，要渡过一个军（四五万人）不依靠后援，独立进攻，再一次电令，改为2万人登陆。特别要兵团注意进攻金门岛战斗失利的教训，以免重踏覆辙。”“邓华等同志没有机械地执行毛泽东主席的电令，而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机动灵活地制定渡海战役的指导思想和战役指导方针……”“从实际出发制定的战役指导方针和战役实施的步骤与方式，是与毛泽东的电令不是完全相符的。作为兵团司令员的邓华同志这是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啊！这需要有过人的胆识，才敢提出这个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方针。这就是战役指挥员在战役指挥上的高超艺术的体现。”“邓华等同志提出的这个战役指导方针和战役实施的步骤与方式，都报告了四野首长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立即被批准。毛泽东还指出：‘如此种办法有效，即可提早解放海南岛。’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战略指导者，只要下级提出符合实际情况定下的战役作战方针与决心，他是会很虚心地接受下级的意见的。”[20]

[1]　林荟材：《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第39页，1964年12月印。

[2]　邓华、赖传珠关于琼岛作战问题向林彪、谭政、军委的报告，1949年12月15日。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2～63页。

[4]　林彪关于渡海作战的准备致毛泽东电，1949年12月20日。

[5]　邓华：《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载《琼岛星火》创刊号，1980年纪念解放海南岛30周年专辑。

[6]　第15兵团关于渡海作战准备工作报第四野战军并中央军委电，1949年12月27日。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66页。

[8]　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关于先派少数兵力偷渡琼岛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叶剑英、方方的指示，1950年1月3日。

[9]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

[10]　林彪、邓子恢关于海南岛作战组织与指挥问题给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的指示，1950年1月5日。

[11]　《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12]　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关于旧历年前完不成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向林彪、邓子恢、军委的报告，1950年1月5日。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73～74页。

[14]　15兵团关于调整部署致40军、43军并报野司、军委电，1950年1月15日。

[15]　洪学智：《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海南岛渡海登陆作战纪实》，载中共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英明的决策，辉煌的胜利——纪念海南解放40周年》，三环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16]　符振中：《接应大军，解放琼岛》，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7]　林彪关于完成渡海作战准备时间及争取空军配合作战问题向军委、毛主席的报告，1949年1月23日。

[18]　杨迪：《广州作战会议关于海南岛战役的决策》，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17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

[20]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341页。

第23章　偷渡成功

参战部队开进集结地点——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征集船只——动员船工——海上大练兵——小木船打败大军舰——薛岳加紧岛上“清剿”——琼纵告急——15兵团决定3月初实施偷渡——第一批偷渡部队首战告捷——解放涠州岛——邓华总结偷渡经验——第二批偷渡部队成功登岛——毛泽东高度评价379团9连1排海上作战的英勇事迹——四野首长嘉勉登陆部队

1949年12月下旬，参加海南岛战役的第40、43军，先后进至雷州半岛。40军进至海康、徐闻、北海、合浦、安铺一线，43军进至湛江、海安、白沙、东海岛、赤溪、阳江一线及其沿海港口。配属两军作战的加农炮兵第28团进至徐闻县城以南沿海地区；高射炮兵第1团进至徐闻县城以西的三塘港及以东的海安港一带。

部队开进途中，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时任40军118师政治部主任的刘振华同志回忆：“当地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以赴支援子弟兵解放海南岛。部队所经过的村镇，到处都扎起高大的松门，鞭炮锣鼓响成一片，群众还在路旁摆了茶水、稀饭、甘蔗，慰劳过境的部队。公路高低不平，桥梁大部被敌人破坏，沿路都可以看到拿着铁锹、耙子，在那里修桥补路的男女们。‘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万岁！’这样的标语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也随处可以听到。一路上，群众不仅给我们烧水送茶，还扭秧歌、演戏，处处都在欢迎我们。”[1]

随着大军的到来，解放海南岛的气氛顿时在南粤大地浓厚起来。为了保证渡海作战的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成立了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尹林平任司令员，方方任政治委员。在最靠近海南岛的南路专员公署，则专门成立了南路支前司令部，李进阶任司令员，刘田夫任政治委员。为了加强领导，统一行动，华南分局于1950年1月2日作出《关于支援海南岛作战的决定》，指出：“全国大陆基本上已全部解放。残存海南岛的敌人正利用特殊的条件企图作最后挣扎。我军为肃清该岛敌人，必须渡过海峡登陆作战，这是一个极端复杂而且艰巨的任务，我各级党政机关必须以全力支援并迅速筹集大量船只、船工、器材、经费和进行各种应有的充分准备，才能取得胜利的保证。”为确保上述目的，该决定规定了五项严格的措施：

一、以支前司令部为中心，在军区指导下，应集中全力筹划海南作战必须的各种器材、船只燃料。

二、凡公家工厂（钢铁厂、工业厂、农具厂、八十兵工厂、汽车修理厂等）均有义务担任制造、改装船只必需机件，必要时抽调一批干部、技工、工程师到前面协助装设船只。

三、不论公私登陆艇、救生器材，全部征用或借用。

四、不论任何机关部队，有空余柴油机、汽油机全部备用。

五、海南岛战役所必需之各种经费开支，统由省财委会预支，经分局核准报销。

决定下达后，广东各级党政组织和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投入到了支前工作之中。据统计，在海南岛战役中，广东党和政府先后共征集和修装木帆船2 836只，招募船工12 400人、民工963 000人，筹集粮食750 000担、银圆1 360 000枚，抢修公路1 300公里、桥梁130余座。

我军云集雷州半岛，令海南人民望眼欲穿，急切地盼望着解放大军早日过海。一首广为流传的歌谣唱道：“龙不翻身不下雨，雨不洒花花不红，解放大军不过海，海南人民翻不了身！”根据中央和华南分局的有关指示，琼崖区党委和琼崖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冯白驹同志为主任的支前委员会，各地公署、县政府，动员一切力量，筹粮筹款，仅用60天的时间，全岛各族人民便超额认购了40万元的“解放公债”，征集了5万多担粮食，并在各地组织起6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琼崖纵队也立即调整作战部署，1总队进至琼东、定安地区，5总队进至乐东地区，独立团进至文昌地区。他们采取袭击、伏击等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扩大沿海游击区，控制登陆场，准备接应登陆部队。这些信息，经偷渡过海的琼崖纵队同志传来，有力地鼓舞了参战部队指战员。

参战部队抵达集结地域后，立即进行了动员工作。43军党委于1950年1月13日下达《为打到海南创造渡海作战的英雄与英雄连队》的指示，号召全军将士：“一、坚决执行命令，彻底完成战斗任务！为此，必须继续发扬高度的英勇无比的顽强战斗作风，灵活运用渡海战术，勇猛直前实行船自为战的大胆渡海进攻，机动协同友邻作战，继续展开打胜仗捉俘虏比赛。二、紧急完成渡海作战准备！为歼灭海南岛残敌的任务，而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反对一切个人打算或畏难而退的思想。集中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的力量，迅速完成思想上、战术上、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奠定渡海胜利的稳固基础。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守纪律，团结人民，尊重政府，团结友军，团结船工，扭转目前纪律政策上存在的缺点与错误！”该指示最后强调：“海南岛之战，将是我们参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望我全军同志，紧急的动员起来，不骄不傲，不屈不挠，百倍努力，奋勇前进，坚决完成任务，争取做一个渡海作战英雄！创造无敌的英雄连队！”

然而，第40军、43军是在广西战役刚刚结束，部队极度疲劳、准备极不充分的情况下接受战斗任务的，部队进入集结地域后，面对波涛汹涌的茫茫大海，不少人便对渡海作战产生疑虑，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在四野战后编印的《海南岛战役政治工作》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去年十二月初，粤桂边战役结束以后，部队比较普遍的思想情况是：战争观念逐渐下降，和平观念逐渐上升，认为大陆已经基本上解放，我们从此已经没有大的战斗任务。有的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打到了中国的最南极，革命已经到了底。再加上部队自入关南下以来，连续行军作战比较疲劳，又正值新旧年节到来，所以，当时和平享乐思想比较严重，在行动上也作各种个人打算：买表、买笔、买花枕头等等，未作执行战斗任务尤其是渡海作战任务的准备。

“紧接着向雷州半岛挺进，这时就提出了准备执行打海南岛的任务。这一任务的提出与部队当时的思想，确实是‘事与愿违’；也由于没有深入的进行思想动员，就开始了准备渡海作战的练兵活动，因而自上而下曾经一度产生过较大的思想混乱。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第一，消极的对抗、不满情绪，认为上级分配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面，结束战争在后面’，‘老部队，倒老霉’。因为这两个军在东北解放战争开始有名的四保临江和三下江南战役中，是光荣的参战部队之一。去年平津战役后，又是这两个军作为南下的先遣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这次两军又共同授予任务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就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

“第二，盲目的对海恐惧心理，‘无风三尺浪，有风浪一丈！’许多战士看到海水一浪一浪的，像一层层的屋脊和山峰，心里就发慌，甚至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啦哗啦的响，就吓得跑了回来。认为‘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现在猛吃鱼，将来鱼吃咱！’总之，当时许多同志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负责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对海的顾虑，从上到下不能说有无，只能说程度的不同。

“第三，侥幸、依赖、幻想：‘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兵舰来配合！’‘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许多同志还根据北平、湖南的经验，盼望‘岛上的敌人最好投降、起义，或者跑掉！’想来想去一句话，最好不要自己打。”

战争是对人的灵魂最严酷的考验，不首先解决思想问题，执行渡海作战任务就只能是一句空话。针对部队中出现的这种前所未有的思想波动，在兵团统一部署下，各部队拿出专门时间，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与解释工作。43军127师政治部为克服和解决指战员的思想疙瘩，相继在部队中组织了几场大讨论，题目是：“要不要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怎样才算到底？”“接受艰巨任务是‘命苦’还是上级的信任，是‘倒霉’还是难得的光荣？”“人到底应该怎样对待生与死？”

由于自南下以来，部队多次进行过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的教育，思想基础较为深厚，所以讨论第一个题目时，大家的认识基本上是统一的，同志们说：“这是底，那是底，彻底消灭敌人才是底，解放祖国的全部领土才是底！”“除恶一定要除尽”，“不能给新中国留下后患”，“不然，怎么对得起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的战友和先烈们？”然而，当讨论第二个题目时，争论出现了，有的同志站出来说：“南下的时候，我们打头阵，走在前头，作开路先锋，如今仗快打完了，又由我们包尾了。轮班也该换班了，怎么吃苦头的总是我们？”为此，党员、干部们带头回顾了以往历次担任艰巨任务，从而使部队获得荣誉的战斗历程，说：“没有焦家岭上七次冲锋、刺刀见红的勇气；没有辽西会战中敢于钻进敌军被窝里去东挡西杀的胆略，哪有‘钢铁红二连’的称号。”“没有锦州城里连续捣毁敌军三个高级指挥部的战绩，哪有‘攻坚老虎’的美誉。”“作为一支部队，能不能承担艰巨任务，是战斗力强弱的主要标志。”“上级把解放海南的任务交给我们，正是对我们的信任，相信我们能战胜海洋，创造陆军打海战的奇迹。我们不能在洒满烈士鲜血的红旗上抹黑！”当讨论“生与死”问题时，该师宣传队适时地演出了歌剧《刘胡兰》，这个戏极大地触动了指战员，他们在演出广场上，眼含热泪高喊：“为烈士报仇！”“打过海峡去！”“干净彻底地消灭残敌！”“绝不能再给人民留下后患！”在随后的讨论中，大家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活着就要像刘胡兰那样活着，做一个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才称得起是生的伟大，死就要像她那样去死，死得有价值才算死的光荣！”“旧社会不给我们活路，常常是屈辱地去死，干革命就为了死里求生。”“为了革命事业许多革命先烈都英勇地牺牲了，没有他们的牺牲哪会有新中国的诞生。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留下来的事业半途而废。”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部队中恐惧、贪图享受等错误思想基本上解决，情绪日益高涨，掀起了一个“在最后一战中再立新功”的群众性热潮。353团1连政治指导员曲以水说：“回想我们连的历史，是在党和上级英明领导下，经过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艰苦考验，历经千锤百炼，烈士们用鲜血培养了这支铁军。现在党把这支队伍交给了我们，如果我们光闹思想毛病，不但不能使部队在既有的基础上建设提高，反而使革命力量削弱，真对不起党和上级，对不起牺牲的烈士。如果我们干部右倾保命，不积极领导大家练兵，在执行任务中增加不必要的伤亡，那就是在阶级弟兄身上犯罪。”352团1连在上党课时，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对党员同志的激励教育作用很大，纷纷拿董存瑞的壮烈事迹对照自己：“董存瑞是党员，遇到困难挺身而出，我也是党员，遇到困难就想低头，真是惭愧。我们应该向董存瑞学习！”该连“锦州登城英雄”鹿炳仁最初对打海南岛有些顾虑，说过怪话，听到董存瑞的事迹后表示：“董存瑞是英雄，光荣传遍全国，我也是个英雄，可是思想落后。”于是下决心学习董存瑞，永远保持老光荣，争取创造新事迹。根据当时战士家属来信经常问及：立功没有？入党没有？当了干部没有？文工团的同志编了一幕剧，叫《人民的希望》，演出之后，对战士们影响很大，普遍反映：“再不立功，就是有机会可怎么见家里人？”“再不立功，别说对不起父母、老同志了，连自己吃的麦子也对不起了！”353团1连6班是锦州配水池战斗中的英雄班，全班在座谈如何保持荣誉和创造荣誉时，李有才同志说：“咱锦州战斗英雄班，过去战斗沉着勇敢，完成任务漂亮，咱们应该发扬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练好渡海作战本领。咱们英雄班就要英雄到底，功臣要功上加功！”最后全班一致表决心：创造渡海英雄班！

不仅老战士们坚定了思想，连刚入伍不久的解放战士也大大提高了觉悟。43军某团战士张德华是1949年9月在佛冈战斗中被解放的，他和哥哥张明广在1945、1946年先后被国民党第8军运输团抓走当兵，张明广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当时在三野24军72师卫生处工作。张德华在战后给他的胞兄写了一封信，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信中写道：“我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荣获纪念章，说起来又惭愧死人。你想咱们从家里被国民党抓出来的时候，是多么苦？今天都参加了人民军队，又是多么光荣？我所惭愧的是：在海练时顾虑冲昏了头脑，把海战看成了埋人坑，到处都是死。我老想：你在三野打台湾，我在四野打海南，真该咱张家绝后了。但在上级教育下，和看了《刘胡兰》以后，我思想渐渐通了。刘胡兰是个女人，在敌人面前那样英勇，有硬骨头，我为什么就不如她呢？想到这里，决心就下了：我得一个解放海南纪念章，你得一个解放台湾纪念章，这该有多大的光荣啊！希望你：1．把死的问题别放在心上，为祖国解放牺牲也是光荣的。把纪念章邮寄到家里全家都光荣。你若在中央军被打死，谁来追悼你和纪念你呢？因此，希望你快点参加海练，和战斗班一样去锻炼自己，以便提高技术，很快向上级要求任务，也争取当一个渡海英雄。2．我没有立战功的机会了，咱家在解放战争为人民出力还不明显，这次你再错过机会，那咱家就没有指望了。最后，我愿意和你挑战：（1）看谁先立功，你立战功，我立建军功，你当战斗英雄，我当建军模范。（2）看谁先入党。”[2]

事实再一次证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原43军127师政治部主任魏佑铸同志多年以后，谈起海南岛战役前夕这场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工作犹感慨万千，赞叹不已：“海上练兵中，有的同志高喊着‘为刘胡兰报仇！’把仇恨的子弹射向靶船。渡海时与敌舰相遇，护航队的勇士们高喊着：‘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奋不顾身，勇往直前。这样气壮山河的勇气，不怕艰险的精神，40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令人赞叹，勇士们的身影如现眼前。我们陆军打海战是个奇迹，这样的奇迹，只有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不怕流血牺牲的人，才能够创造出来。”[3]

在解决部队思想问题的同时，还有许多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如何使一支陆军部队迅速变成一支海战部队。韩先楚上将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这时摆在全军面前的困难重重：没有船只，没有经验，没有器材，不懂海洋气象，不熟悉海情，一句话，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而且所有的准备工作，必须争取在三个月内完成，因为每年从正月到清明，多东风和东北风，对南渡海峡最为有利。过了清明，风向则变化无常，时而东、时而西，一过谷雨，则转为南风，逆风渡海，那是不堪设想的。而在三个月之内，要使一支对大海完全陌生的陆军熟悉海洋，学会一套航海、作战的本领，又要筹备到足够的船只，真是时间紧迫，任务艰巨。”[4]

渡海作战的首要关键是渡海工具。按照毛泽东1月10日电报中关于“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的指示，四野首长当即派野战军后勤部政委陈沂和参谋长罗文携带几百万银元来到广州，与叶剑英同志商量去香港购买发动机或登陆艇事宜。然而，由于当时香港的机器制造业并不发达，加上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破坏，陈沂等同志的香港之行，只买到了部分防晕药、罗盘针、救生圈和一部水陆两用汽车，发动机和登陆艇始终没有买到。与此同时，15兵团和地方部门在广州收集了100余部改装船的机器送到前方，但大部分因过于陈旧、马力太小而不能使用，好不容易修好的12艘登陆艇送往前方，也都坏在途中。在搞不到机器船，也搞不到很多机器来改装机帆船的情况下，15兵团领导人认识到，渡海作战，只有依靠木帆船，同时改装一部分机帆船这一条路可走了。于是，兵团电令两个军在划定的沿海地区去征集船只。

要在短短的时间里，特别是在刚刚获得解放的新区里征集足够的船只，谈何容易。国民党军逃跑时，已把广东沿海的大渔船裹挟到了海南岛，雷州半岛沿海没有被抢走的渔船，由于渔民们受到渔霸和地主的胁迫，分散藏匿到沿海的海湾和附近的岛屿上去了，广大的海域难得一见船的踪影。我军刚到雷州半岛时，由于不了解广东沿海的特殊情况，仍然采用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征集老百姓马车的方式方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难题，杨迪同志回忆：“部队分散到沿海征集船只过程中，出现了我们没有意料到的情况。一是我们对广东沿海渔民的特性没有很好的了解，沿海渔民也同贫下中农一样，船是属于渔霸和地主的，他们租用打鱼船或被雇佣打鱼的。我们不了解这个情况，当渔民拒绝时，我们不知道去找他们的船主（渔霸、地主），还以为是渔民抗拒，我们就不问明情况，采取了强征的办法，再加上指战员多是东北人，语言不通，互相都听不懂对方讲的是什么，也就产生了不少误会；二是，没有做渔民家属的工作。做好渔民家属的工作特别重要，因为渔民开春后，即出海捕鱼，家属在家既要侍奉父母，抚养儿女，还要种菜种地，每天还悬着一颗心，挂念着丈夫、儿子在海上的安全，当时我们征集船只时，正是渔民回家团聚，准备过年（春节）时，她们死活也不让他们的丈夫、儿子被拉走开船出海，都让她们的丈夫、儿子躲藏起来了。由于这些原因，2个军开始收集的船只很少。”[5]

兵团领导发现了问题，及时改进了方法。他们在取得叶剑英同志的同意后，商定由广东省委和省军政委员会通知雷州半岛各县、区支前机构，由地方同志出面，部队民运部门协助工作。随后，两个军都成立了专门的船只、船工征集机构，在地方同志的大力配合下，采取广泛动员与雇请、给予适当报酬和由女同志做渔民家属工作等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大量收集与修补各地坏船。对那些抗拒我军征集、逃往沿海岛屿的地主、渔霸船只，则进行了武装袭击。到3月初，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共征集了木帆船2 000余艘，除逃跑、损坏、不适用的放回一部分外，能用于渡海作战的船只共有1 000余艘，船工4 100余名，基本上保证了海上训练和日后分批偷渡和大举登陆的需要。

“大海航行靠舵手”，如何使随船征集来的船工能够同我军战士一道渡海作战，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些船工大多是粤中南路一带的渔民，有着浓厚的地域特征，如《海南岛战役政治工作》中所述：这些船工，“一、由于过去受压迫，生活上无保障，政治上无地位，养成了仇恨与歧视军队的心理，如他们称旧军队为‘烂仔’，即流氓贼子之意。二、有传统的迷信落后意识，普遍沾染了吃喝嫖赌等恶习，生活要求高，不善节约治家，如船工初到时，每顿饭都要酒要肉，饭后要黄烟、鸦片，没有就不高兴，甚至耍脾气、骂人、摔东西。在封建迷信方面，每当船遇飓风或人生疾病，都是祈神保佑，每只船都供有木雕神像，开船时，船主摆开神像，焚香烧纸，而后全家大餐酒肉一顿，若遇神日节日，庙宇主持即向船民索捐，船民即使不吃饭也得献金。三、性情强悍，重感情义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如船捐、盐税等，曾做过激烈斗争。但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船民之间团结不够，闹宗派，有的常因争夺捕鱼区域，互相殴打，强者即将渔区霸为私有，因此，互相间记仇积仇。四、文化落后，生活多在海面，缺少文化教育，不愿或不能送子弟入学读书，造成与内地人民隔阂”。

船工们自被征集动员来以后，又暴露出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他们由于受国民党长期统治和反动宣传的影响，普遍畏惧到海南岛，怕敌机、怕敌舰、怕被打死。船工怕船主解雇，船主怕碰坏船不愿叫船工积极的开船，但又希望我军快打海南岛，商船好早做生意，渔船好早下海，怕我军多住常住，主要是怕多出粮柴，越快打越好，与我军长期准备工作相矛盾。也有一部分是被强征来和少数船只受损而增加对我不满情绪，甚至消极怠工，自由行动，个别的采取对抗。379团4连3排排长叫船工开船，船工不仅不开，反骂了排长。4连的一个船工，到开船时不上船，该连指导员背他上去两次，都跳下来，5连的一个船工，叫他开船时，他竟回到舱里拿了一把刀要砍战士，还有的偷偷破坏船只，不愿参加演习，等等。

为了使船工能一心一意的协助我军渡海作战和教给我们操船技术，各参战部队对船工教育都尽了最大的努力。首先由感情团结入手转入阶级教育，每船派专人教育团结船工，称他们为师傅，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有的战士用自己的津贴费给船工买烟抽，有的将自己的衣物给船工，有的请他们吃饭，因而感动了广大船工，大大改善了船工对我军的认识，如352团7连连长夜晚给船工大衣穿，战士送烟送菜，船工们说：“解放军真好，言行一致，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国民党在这里，强迫把鱼分一半去，还打骂我们，应当协助解放军，去消灭他们。”382团3营的船工感动地说：“你们长官不吃好的，把好的给我们吃，我不好好给你们开船，真对不起你们。”开始不愿干的，这时也说：“你们什么时候上船，我们就什么时候开船。”在感情团结收效后，随即进行政治教育，其内容主要是：宣传我军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威力，打破其严重的战斗顾虑，树立必定成功的思想；对比我党我军政策与国民党的政策，对比敌我军队的本质，介绍解放区翻身群众（特别是渔民）生活斗争故事与船工切身利益相结合，给船工以胜利光明的盼头；以船工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讲解受苦原因与怎样永远翻身发家致富；讲述我军立功运动，表扬船工积极分子，号召立功；及时揭发一切谣言。这些工作巩固了感情团结，使船工的政治认识普遍提高一步，绝大部分达到了自愿参战的思想水平，他们说：“一定要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不光是帮助解放军练兵，还要保证将解放军安全地送到海南岛。”

各参战部队特别重视对船工、船只的爱护，40军专门制定了五条“乘船规则”，要求指战员们严格遵守：“1．陆战全靠两脚，渡海必靠船工、帆船，爱护船只如武器，团结船工如兄弟。2．掌握船工特点，遵守船工风俗习惯，特别是封建迷信仪式，切不可讥笑讨厌。3．遵守船中生活秩序，绳索用具不可乱移，不要妨碍船工动作，每人位置须有次序。4．遇到风浪损坏船只，必须镇静处置，有组织地战胜危险，‘慌乱’是为大忌。5．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听指示，自觉遵守纪律，保证渡海作战胜利。”指战员们认真领会贯彻这些措施，与船工们的感情日益亲密。有一位58岁的老舵手，名字叫黎七，他从13岁当水手，25岁当大工（正舵手），经过40多年的海上生涯，没有积下家业，家中的老婆带着年仅6岁的小女孩仍然依靠摆渡生活，终年不得一饱，只有一个破草屋，两个小舢板，又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焚毁，生活毫无依靠。他被征集来部队以后，同志们一方面对他的悲惨境遇表示深深的同情，帮助他认识分析这些苦是谁给的，一方面又实际帮助解决黎七的困难，全连战士自动捐出人民币11.8万元（旧币值）、夹被两床、裤子两条，公家拿出部分粮食作临时救济，在请船工吃饭安慰黎七时，各排写了慰问信和捐的东西一并送去，有的在慰问品上写了快板：“天下穷人是一家，咱们共同打天下，你帮我来我帮你，渡海作战胜利大。”当时黎七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副舵手邓经盈看到此情此景，激动得说：“解放军真是穷人的队伍，只有穷人的队伍爱穷人，我们要团结一条心，坚决打到海南岛，穷人大翻身。”

对船工家属的教育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据四野战后政治工作总结记载：“船工家属教育，是由部队女同志配合地方女干部进行的。他们帮助船工家属劳动，带小孩，喂猪。船工家属开始认为参军的女同志没有好的，以后看出很正派，又会写，又会讲，她们相信了，表示欢迎了。在这一基础上，以村召开家属会，给所有帮助部队渡海之船工家属送光荣匾、光荣灯，并附十块银元，特别是当她们听到团长、政委给她丈夫和儿子戴花时，她们都觉得无上光荣。船工经过诉苦后，自己也进行家属工作，家属不拉腿，也不哭了。354团有一个船工中途坚决不干，他的老婆在部队女同志教育下，非逼她丈夫上船不可，并骂他没有良心。启渡时，组织家属送行，当船工在开船前放鞭炮时，船工家属也在岸上放鞭炮。”

船工随同部队出海演练、打仗，带有极大的危险性，要想真正地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还需各种政策和制度来保证。参战部队对此非常重视，多次作了专门的指示和决定，43军并组成了以副政委袁克服为主任的善后处理委员会，制定了各种办法，例如，在供给制度方面规定：“船工伙食每人每日二斤半米（市秤），菜金二角大洋（以银元计）；工资按技术分三等，甲等每人每日一元，乙等八毛，丙等六毛。船租三支桅大船每只每天十五斤米；二支桅中等船十二斤米；一支桅小船九斤米，由部队登记到地方政府领粮。”

在“各种船只用具处理办法”中规定：“凡已被毁船只（漂走、打沉、无着落者）应通过原有登记材料和原船主及使用部队的确实证明，再按原船主报告，切实审查，如系确实，即由船管会评价（一般估价：一桅船一千万至三千万；二桅船三千万至六千万；三桅船六千万至一万万）发给执照，由政府或支前机关赔偿。”

在“船工处理办法”中规定：“查明确已牺牲，按部队烈士一样待遇，发给烈属证，由政府按革命烈属优待，并由各船管会先发给烈属临时救济粮二千至三千斤，其尸体有着落者，由政府负责埋葬，并将烈士登记名册转军政，以备列入烈士塔，对烈属应组织亲切慰问，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因公牺牲之船工（如战斗、非战斗、敌机打死、淹死、因公致疾而亡者）一律按烈士待遇。”“已查明负伤者，按规定发给负伤费，并由船管会介绍入后方医院治疗，和部队伤员待遇同。养伤期间照常发给工资至出院止，如已残废由部队发残废证，按期向政府领取残废金，并享受荣誉待遇。”[6]这些周密具体的规定，不仅对于稳定船工们的思想，增强他们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树立我军“仁义之师”的光荣形象，妥善解决参战渔民的战后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完成渡海作战的任务，仅仅有了船，有了船工队伍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使我军尽快地由“旱老虎”变成“水蛟龙”，需要解决晕船呕吐、救生器材、海上联络、船上架炮、瞄准射击以及敌前强行登陆的战术动作等一系列从未接触过的军事课题。海上练兵刚一开始，这些来自北方的部队都感到有劲无处使，而且吃尽了大海的苦头，原43军128师383团团长徐芳春回忆当时的情况：“开始，我们在海岸边上练习上下船，同时用竹子做成的三角架、四方架套在人的身上在海上漂游，借以熟悉水性，后来，练习乘船到近海航行，借以掌握海上战斗本领。出海航行，第一天上船就遇到了许多困难，战士们才踏上小船，船就摇摇晃晃，根本不听使唤，帆篷一忽儿东，一忽儿西，船身在风浪中团团转，有的船翻了，有的船相互撞了，还有的船触礁了。有的战士被掀入了大海，冻得直发抖。战士们大多都晕吐，演习回来后，个个都像散了架子一样躺在铺上动都懒得动，饭也吃不下。”[7]

晕船晕成这样，如何能打仗？为了防止晕吐，指战员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连队在上船前分别试吃分量不等的饭菜：半饱、适量、过饱，最后证明，吃适量的晕船程度最轻。有的连队发现用椰子熬水喝能止住呕吐。有的连队规定，上船后两眼要直视前方，不往两边看，或者在船上聊天、讲笑话、低声唱歌，或者干脆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因为上船训练的时间有限，人们又想出一些在陆地上锻炼的方法，如荡秋千、走浪桥等，以求适应在忽高忽低、动荡不定的状态下保持身心稳定。开始时部队是在近处白天漂海，后来改为夜间漂海、远距离漂海，先分散练习后集中合练，强度、难度逐渐加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指战员们终于过了晕船这一关。

过了晕船关，还要过海上射击这一关。因为木船在海浪中是摆动不定的，必须首先找准木船相对稳固的一刹那击发，才能命中目标。为此，指战员们反复观察和计算船在浪上行驶的时间和船体在浪上的形状，最后确定，当浪被船闸分开、尚未向船尾流去的二至三秒间，这时的船相对稳固，是击发的良机。但是，如果是夜间渡海，看不出船的行驶状态怎么办？指战员们又经过仔细琢磨，总结出了两条夜间瞄准要领：第一，浪将船头浮起（船前高后低）时准备，待浪被船闸板切开发出“乓”的一声之同时实施击发，此时，不能以三点成一线构成后再击发，而是枪口与射击目标正好构成水平线时击发。第二，动作要快，射击目标选择要快，托枪瞄准要快，力求做到眼、心、手合一，否则会误了击发时机。根据这些要领，指战员们专心苦练，手中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六〇炮、迫击炮、九〇火箭筒等武器都掌握了海上射击的窍门。

渡海登陆不同于陆地上的冲锋，需要有一套特殊的乘船次序和登陆动作。经过海上练兵的体验，部队分别总结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一般的上船次序为：船长（排长或连长）带领勤杂人员先上，以便布置火力，区分具体位置。第二是支援掩护组及观察员、通信员。第三是第二突击组。最后是第一突击组。到敌前登陆时，后上的先下，先上的后下，这样才能适合渡海登陆作战的要求，便于执行突破作战。在登陆动作方面，各部队也相继总结出了一系列战术要领。40军归纳出了“八快一稳”，“八快”是：一、登陆准备要快——看见敌岸，干部交待任务，战士把东西准备好。二、下船动作要快——大胆勇敢，不怕泥水，不怕跌倒，动作快，减少伤亡。三、散开队形要快——下船后往往挤成一堆，因而左右散开梯次队形，以后再成战斗队形。四、发起冲击要快——不管敌人火力怎样猛，不能犹豫停止。五、占领阵地要快——夺取滩头阵地，不管敌人怎样顽强，要坚决驱逐敌人站稳脚跟。六、布置兵力、火力要快。七、改造构筑工事要快——防备敌人的反冲击。八、通信联络工作要快——向上级、友邻联络，迅速发出占领阵地信号。“一稳”是：要稳如泰山，因为光快没有这一稳还不行，必须发扬阶级硬骨头作风，作战到底。[8]

渡海作战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进行海上救生和海上救护工作。面对这一新的挑战，卫生部门急参战部队之所急，想参战部队之所想，做了大量的工作，43军的具体做法：一是对医护人员进行了海上救护学习，掌握了海上救护技术，同时还根据海上作战特点，集训了一大批卫生员和卫生兵，千方百计地加强救护力量。二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自救互救训练，要求人人学会包扎、止血、固定、搬运四大技术和溺水抢救等，特别是考虑到一旦战斗船只被敌人击中不能行驶时，要准备将伤员固定在木板或几根两米长的毛竹捆扎成的竹排上运往他船。三是充分做好救护器材保障，营以下干部和战士用四根一米左右长的毛竹扎成“井”字形的框架作为救生圈，团以上干部配发一个充满气的胶袋，捆在身上作救生圈。与此同时，为每人都准备了急救药材和防晕船药品。四是临时调整了编制序列，加强卫生保障工作组织的严密性和伤员治疗的连续性，如确保每船有一个卫生员，各师的野战所随大部队渡海，确定伤员集中地点，登上海南后，由军野战所集中收治，等等。这些努力及措施，有力地保障了部队的战斗力。[9]

我军日夜练兵，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实效。韩先楚回忆：在海上练兵的那些日子里，“军师领导机关和团营指挥所都移到海边，搭起草棚，同战士一块学习，一块下海。大家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海洋知识和海战史料，访问被称为‘特约顾问’、‘活气象台’的老渔民、老船工。就连旧书摊上无人过问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也买了来研究参考。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走浪桥，练摇橹，学掌帆。‘要做大海的主人’这句话，响彻在每个角落。指挥员们吃着饭，也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当帆船，以饭桌当海，研究起航海队形来。许多人带病参加海练，劝不住、拦不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日夜苦练，部队中基本上消除了晕船的现象，学会了一套海上行船的本领。这种奇迹令许多船老大惊叹，他们竖起大拇指说：‘毛主席的大军真是神兵！’”。

随着海上作战的难题一个个地解决，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也为之大大提高。但还有一件事让人有些放心不下，那就是木船能否战胜军舰？说来也巧，正在这个时候，43军128师382团2营4连的1排副排长鲁湘云和他的战友们，首创木船打败军舰的范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2月20日，鲁湘云率领8名战士出海练习驾船，因停风在海上抛锚过了一夜。21日拂晓刮起东北风，鲁湘云指挥战士们驾船返航。天刚蒙蒙亮，他们突然发现在西南方向的远处，有一个黑糊糊的东西。鲁湘云警觉地要大家把军帽摘下来，并要负责升帆的同志落下半篷，吩咐正副舵手把紧舵杆，掌握好方向，同时宽慰大家：那黑糊糊的东西可能是只破船和小岛，不要管它。可是，不大一会儿，那家伙越来越近，果然是敌人的一艘军舰。这时，同志们有些紧张，木船能不能打军舰，鲁湘云心里也没底。但他想起了入党的誓言，坚定地对同志们说：“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军舰是铁的我们也要撞它一撞！”“敌人没啥了不起，只要我们沉着应战，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敌舰追上来了，开始向我木船开炮，一发炮弹把船上的篷绳和锚车打断了，船篷掉了下来，把船压倾斜了，舵也被打坏了一块。气势汹汹的敌舰一边用高平两用机枪向我射击，一边向我小船逼近。鲁湘云镇定地对战士们说：“大家别着急，等它来到跟前，咱们给它个措手不及，狠狠地揍它。”敌舰见小船没有动静，便停止了射击，敌人得意忘形地站在甲板上喊话，要我军战士缴枪投降。敌舰越来越近，连舰上的炮有多大和敌人穿的衣服都看得清清楚楚。到八九十米远时，三班副万殿深说：“副排长，打吧！”说着就要开火，鲁湘云阻止道：“不行！只有近战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火器的威力，这是我们的传统，等敌人靠近了，我们再打！”一瞬间，敌舰已前进到距我木船50米处，鲁湘云看同志们都做好了战斗准备，又看到敌人都挤在甲板上，毫无作战准备，便大喊一声：“打！”霎时，木船上所有的火器一齐怒吼起来，子弹、枪榴弹像暴风雨似的卷上敌舰，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甲板上剩下的敌人赶紧缩回船舱。

敌舰转舵离去，打了一阵炮之后，又开足马力冲了过来，企图撞碎我木船。鲁湘云吩咐战士们掌握好船，准备好手榴弹。当敌舰与木船擦身而过时，鲁湘云一声令下，战士们趁势向敌舰投了一排手榴弹，炸得敌舰甲板上冒起了浓烟。敌人遭此打击，再也无心应战，狼狈地向东南方向逃去。[10]随后，驻在大方山的警卫连发现了情况，派船把他们这条船接了回去。

就这样，鲁湘云和他的战友们在海上与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用再原始不过的木船和再简单不过的轻武器战胜了现代化的军舰。鲁湘云回来后，对大家说：“没有打军舰以前，不知道它有多厉害，打过了才知道军舰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壮起胆子来和它干，它就真‘熊’了！”鲁湘云等人的功绩，并不在于消灭了多少敌人，而在于证明了敌人的海军怕死，战斗力比其陆军还差，更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木船打败军舰的范例，从而打消了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心头疑云。因此，上级授予这条船“英雄船”的称号，同时授予鲁湘云“首创木船打军舰战斗英雄”称号，记大功一次。韩先楚将军多年之后说及此事犹赞不绝口：“这活生生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毛主席的论断：战场上起决定因素的不是武器，而是人！”

木船打败敌军舰的消息在部队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斗志，同时也提供了用木船对付敌人铁甲军舰的宝贵经验。参照鲁湘云创造的战例，各参战部队都将一部分木帆船改装成“火力船”。40军炮兵主任黄宇首先带领一些会做木工、铁工的战士在木帆船上安装汽车发动机，把步兵小炮及高射机枪固定在船上。经过多次试航和试射，效果很好，战士们把它称为“土炮艇”。这个方法推广后，一大批“土炮艇”应运而生。后来，兵团决定用卸下部队缴获国民党军的美制10轮大卡车的发动机和收购广东各大城市的柴油机的办法，为两个军改装了120艘机帆船，用作指挥船和联络船，还选择其中质量较好的机帆船共40艘，在船上用木板和沙袋加固，安装57mm口径和37mm口径的战防炮（即反坦克炮）、日式山野炮和重机枪等，改装组成护航船队，专门用来对付敌人的军舰。这些船只后来在强渡琼州海峡，冲破国民党军舰、飞机的拦击封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军在日夜准备攻打海南岛，海峡对岸的国民党军也没有闲着。从2月中旬起，薛岳在初步完成海防部署之后，开始以海空军封锁琼州海峡，同时在岛上对我琼崖纵队加紧“围剿”。据琼崖纵队2月13日给15兵团的报告中说：琼崖共军向我进攻日益积极。西区方面敌军五个团已向木排进攻。南区方面敌军已进到新冲坡和东方一带。定安方面敌军扬言将向屯昌、南沟进攻。近日也有部分敌军（据说一个团）从嘉积向定安增援。这种情况如继续发展，加上大军渡海作战时间的推迟，我外线工作较好地区可能被敌人摧毁，我在外线活动将受到某种限制，大军登陆时琼纵配合作战将遭受更大困难。而随着敌军向我进攻，民众的粮食将被大量抢掠，我们的筹粮工作必受严重影响，不但大军登陆时粮食不易解决，我们的粮食也将发生困难。因此，我们迫切要求你们能迅速设法偷运武器及小部队来琼，使我们能有力地应付敌人进攻，打击敌人抢掠，且有力地迎接大军登陆。现在，我们已从琼、澄、临、占等地先后偷渡领航干部和水手过去，还有澄迈之水手十余人及南区所动员之水手和干部也将在最近过去。除此之外，我们是再没有更多的协助了。请你们和偷渡过去的区县干部商量布置，尽速地偷渡过来。如时间拉长，我们准备，敌人也准备（如筑工事），不但影响琼崖斗争，而且也增大了渡海的难度。最后，要求你们对渡海作战尽可能争取时间从速发动。[11]

接到琼纵的告急电报，15兵团首长十分焦虑。经过反复研究，兵团党委决定，虽然我军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未完成，主力部队大规模强渡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为了支援琼纵的反“围剿”斗争，加强岛上我军接应力量，摸索渡海作战经验，为大规模登陆作战创造条件，要抓紧当前尚有北风的有利季节，开始实施偷渡。

以多大的兵力偷渡、选择什么样的登陆点呢？这是偷渡作战的两个核心问题，需要慎重对待。邓华回忆当年的决策过程：“我们考虑一排一连偷渡比较困难，两个军各一个加强团则费时太长，且目标过大易于暴露。因此报请上级批准由两个军各先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趁敌人‘围剿’岛上我军，两侧海防有所削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侧实施偷渡。并电示两军登陆点的选择以一夜航程为宜，或于有利天候提早启渡，要多安桨橹，增加速度，务求拂晓或雾前登陆。为了解决偷渡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兵团及两军还都派人乘舟潜入岛上，进一步沟通了电台联络，琼纵也派一些干部及领航人员过来。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偷渡部队于3月初开始行动。”[12]

第一次偷渡，不仅关系着偷渡部队几百人的安危，而且影响整个战役的部署计划和全军部队渡海胜利的信心。这一艰巨而又光荣的使命落在了第40军118师352团的身上。上级赋予他们的具体任务是：组成一个加强营，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出发，向西南方向夜航360里，预计于拂晓前，在海南岛西岸儋县的白马井附近登陆，在琼纵的接应下迅速突破敌海岸防御，挺进五指山解放区，为接应我主力强渡创造条件。该团随即以在历次战斗中英勇顽强、屡立战功的1营组成渡海先遣营，并用了三天时间做好了出征前的一切准备。

3月5日15时，全营在灯楼角的海滩树林里，召开誓师大会，12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来到会场，亲自授予该营一面绣着“登陆作战先锋队”的大红旗。17时，全营799名同志在师参谋长苟在松、团长罗绍福、营长陈永康、教导员张仲先率领，琼崖纵队侦察科长郭壮强协助下，分乘13只木帆船，扬帆启渡。这时，海上正刮东北风，又逢退潮，13只战船在基准船的引导下，以箭头状的战斗队形驶向海峡深处。中途，风突然停止，只能靠划桨摇橹航行，速度很慢，按原计划于拂晓前登陆已不可能。苟在松当即命令各船充分作好对付国民党海、空军袭击的准备。6日拂晓，发现有同方向行驶的几十只国民党军帆船。苟在松命令船队伪装成民船，尾随国民党军船队航行。当遇到国民党飞机时，便摹仿前面船队做法编队行驶，使敌飞机难辨真假。13时，船队即将驶近预定登陆点时，被国民党军察觉，遭到2艘军舰、4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守军的猛烈袭击。先遣营一面英勇还击，一面奋力划船。一时间，海面上枪炮声如雷，水柱拔起，浪花飞溅，我军的不少船只中弹，咝咝地冒烟。2连指导员张乐明带着本连一个排和配属的两门迫击炮的一条船被敌舰炮击中，伤亡十多人，船也被炸了七八个窟窿，但剩余的指战员没有惊慌失措，一面补船，一面包扎伤员，同时边划船边向敌人射击。本来，划了12个小时船的战士们已经极度疲劳了，但此刻都生龙活虎地向敌人还击。各个船上的六〇炮、重机枪、步枪，一齐向敌人猛烈射击。突然，在基准船上掌舵的傅世俊不幸中弹牺牲在舵位上，弥留之际还紧紧地把着舵杆，喃喃地说：“别管我，赶快登陆，登陆就是胜利！”他的牺牲，激起了同志们的更大斗志。由于船摇摆得太厉害，枪炮不好瞄准，机枪手就端起机枪扫射，炮手用手抱着炮筒发射，炮筒打红了，手被烫得钻心地痛，包上草席继续再打。机炮连六〇炮手赵连友，发射54发炮弹命中了53发，打得敌人四处乱窜，血肉横飞。

正在这时，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率领的接应部队及时赶到附近，向敌人发起攻击，牵制了敌人。14时许，先遣营在琼纵1总队第8团、第9团的有力接应下，在超头市（白马井南10公里）强行抢滩，随后，击溃守敌59师187团两个连的阻击，继于7日清晨进达半猛老村，与我琼纵第8团胜利会师，当晚即在琼纵的配合下，向五指山区转移。第一次偷渡首战告捷。

为表彰先遣营的功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5兵团暨广东军区于3月12日传令嘉奖该营，给所有渡海的指战员每人记大功一次。战后，40军首长给该营颁发了嘉奖令，记集体两大功，命名为“登陆先锋营”，授予“突击登陆先锋营”锦旗一面。[13]

首次偷渡成功，拉开了海南岛战役的序幕，给了海南岛军民以巨大的鼓舞。我军记者高雪文、余真画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记录了先锋营与琼纵海滩会师时的情景：“渡海部队船上炮声一响，琼纵的战士们从七八里路远的地方向海岸猛冲过去。这时候，渡海先锋营的勇士们从船上跳入没颈的海水中，奔向海滩，在前后夹击之下，守敌狼狈溃逃。两支兄弟部队热烈地会师了。尽管敌机还在头顶上盘旋，勇士们内心沸腾着喜悦。他们欢呼、他们拥抱。来自北方的身躯高大的战士们，像哥哥抱弟弟一样拥抱着身躯较小的琼纵的战士们。语言虽然不通，欢呼和拥抱表达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兴奋。”“后续的船只到齐了。琼纵的战士们冒着敌机的扫射，抢着上船去搬运弹药，硬把渡海战士按在海滩隐蔽处休息。琼纵的战士们，涉渡深水，一摇一晃地把子弹和伤员都抬运下来。琼纵的女看护员噙着兴奋、快乐的眼泪，小心地为伤员换衣上药。真挚的阶级友爱使转战万里、身经百战的战士们也感动得忍不住流出眼泪来。”“为了接应渡海大军，琼纵预先组织好了工作队、慰问队、帮工队、缝洗队和茶水队。先锋营一到，各队立即活跃地展开工作。琼纵战士们自动对渡海部队提出‘四让’：让好饭、让好肉、让好菜、让好营房；并且抢着为渡海部队担任昼夜的警戒。这些友爱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渡海部队。他们也自动地让出三间房给后来的琼纵部队，同时还普遍地给琼纵部队写了慰问信。第一连的战士在信中对琼纵部队周到的照顾表示感谢，对琼纵坚持了二十多年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表示羡慕和钦佩。”[14]

3月9日，中共琼崖区党委发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琼崖的紧急指示：“我人民解放大军先遣队已于本月六日在儋县白马井到排浦间胜利登陆，我一总队之一部也于同时挺进海岸配合接应，并共同击退抵抗残敌，歼其一部，这是琼崖人民及琼崖解放军在坚持二十余年的孤岛艰苦斗争中第一次得到外力帮助的胜利会师。这标志着琼崖解放屈指可待，是对残匪大吹大擂解放军不能过琼，什么‘伯陵防线’的欺骗之具体回答。这个胜利给予我军与琼崖人民以无限的鼓舞与兴奋，对于残匪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是琼崖解放的第一炮。”

《指示》中说：“但是全党应该认识到，这个胜利说是琼崖解放直接与开始则可，说是这个胜利本身就是琼崖解放则不可。琼崖获致全面解放一方面还要大军继续登陆，另方面还靠我们党政军民做最后努力，如果因这个胜利而发生偏向，冲动麻木，专寄托大军而忘却自己努力，这将会犯严重的错误。”

《指示》最后强调：“现在大军已在继续分批偷渡或登陆，在一定时间内发动海陆配合总攻解放全琼，这是毫无疑问千真万确的既定问题。我们琼崖党政军民在这个短促与紧急的关头中应动员起来，为着迎接这个胜利，加强这个胜利，奋勇前进。坚决抗击残匪进攻抢掠，粉碎残匪阴谋，做好扩军工作，做好认购公债工作，做好策反工作，做好供粮与存粮工作，做好动员与组织民众工作等。这些任务之完成，对于及时掌握沿海情况，具体了解大军偷渡或登陆的可能条件与空隙，及时反映，以便大军决定行动，这同样是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也是必须及时完成的”。[15]

43军执行第一次偷渡任务的是128师383团1营。本来，按照预定计划，该营由师参谋长孙干卿率领，3月6日13时启渡。但当天无风，军首长指示暂停待风，并随后决定改由383团团长徐芳春和政治处主任刘庆祥指挥这次行动。不料，一连几天老天不作脸，海上仍然无风，指战员们只能“望洋兴叹”，急得把物资检查了又检查，武器擦了又擦，炸药包捆了又捆，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大海。直到3月10日才等来了东北风，早已整装待发的1营和配属的团炮兵连、警卫连、侦通连各分队共1 000人，于当日13时，分乘21只木帆船从湛江市东南的硇洲岛启渡，向琼东北地区的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实施偷登。

入夜，船队驶至琼州海峡东口主航道时，突然风雨大作，大浪激扑船头，有的帆篷被撕破、桅杆被折断、船舱被击破。徐芳春回忆说：“到了午夜，海上的风刮得更猛，雨也下得更大了，海浪像一座座小山，把我们的小船一会儿推到浪尖，一会儿跌到谷底，船队完全散了。夜非常黑，原来准备的联络信号统统失灵了，吹号听不见，旗语看不见，马灯也点不着。这时各船完全靠着战士们的觉悟和勇气加上原来预定的航线航行，什么指挥、联络都没有了。我们带的与上级联络的电台，启渡时为了不暴露目标而未架设，这时风浪太大，想架也架不起来了。”[16]

幸好，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敌人的海空军也没有出动，没有发现这支船队。先遣营同狂风恶浪搏斗15个小时，终于在11日9时左右，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30公里地段上分散登陆。负责接应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与当地县委书记叶明华、县长李光邦率领民兵群众按原计划赶来，想方设法把偷渡登陆部队一批批地带到预定集合地点。随后，先遣营突破国民党军一个团的封锁，于12日晨到达文昌游击区。13日，薛岳调集六个团向文昌地区扑来，企图围歼该营。先遣营在潭门遭到国民党军暂编13师37团、39团的钳形包围。2连连长、战斗英雄李树亭得知敌37团的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当即派出一个排从正面进攻，他率一个班从侧背冲进团指挥所，把团长击毙。该团失去指挥，部队纷纷夺路逃命。先遣营在琼崖纵队独立团和游击区人民的支援下，全歼37团一个营，击溃39团。尔后，转到琼山根据地休整。

得知先遣营顺利脱险，一直在焦急等待消息的43军军首长总算放下心来。3月13日，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副军长龙书金等向徐芳春、刘庆祥暨383团胜利渡海登陆的全体同志发出贺电：“顷悉你们以奋勇当先，排除万难，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实行远距离航海奇袭，一举冲破近四百里狂风大浪，击破沿海守敌之一切抵抗，胜利登陆，并迅速取得与琼崖人民武装会师。捷报传来，全军上下鼓舞振奋！此举正值海南敌匪‘初期清剿’徒劳无获，妄图再度布置‘清剿’之际，你们的行动以及兄弟部队一部登陆之胜利，给敌匪‘二期清剿计划’以迎头痛击；并将与琼岛人民武装汇成巨大力量，不断歼灭敌之有生力量，直接配合全军大规模强渡登陆，加速全岛之解放。你们的行动正值敌匪对海南人民施以二十余年来从未有过、较日寇尤为残酷的蹂躏摧残之际，你们到达岛上，将奋勇歼灭匪军禽兽，解放岛上阶级弟兄出于水火，为他们报仇雪恨。你们一举登陆成功，获取了最实际的宝贵经验，又给了全军以有力教育，启发更大勇气，大大增加了渡海作战之信心与把握。由于你们登陆胜利意义重大，特电致贺！除向全体参战单位与同志致慰问外，军党委决以‘渡海先锋’之荣誉称号及锦旗一面授予全营同志。尚须继续发扬渡海登陆之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在兄弟部队与广大人民配合下，不断谋取有利机会歼灭匪军准备随时配合大军登陆作战；并望注意严格执行政策与纪律，拥政爱民，与兄弟部队最亲密的团结，同甘苦，共患难，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坚决为全部解放海南岛而继续奋斗！”[17]

与此同时，40军在获悉涠州岛上的所谓“广东反共自卫军”劫有300多条大船的情报后，当即派119师发起了一个向敌人“要”船的战斗。3月7日，由356团为主组成的加强团，在师参谋长夏克率领下，分乘木帆船和机帆船迅速地包围了涠州湾，发起登陆作战。岛上的敌人猝不及防，仓促应战，准备乘船逃走。不料，我军的3只“土炮艇”已经堵住了港口，击伤了担任掩护的国民党军舰“海硕”号，该舰逃走，岛上的500余名敌人无一漏网，300余只既大又好、非常适合渡海作战的木帆船全部为我军缴获。

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和解放涠州岛后，我军及时进行了总结。邓华在3月19日致40军、43军并报四野、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一）“事实证明，敌人的军舰是不可怕的，大部均为小舰，火力不强，技术不高，战斗意志很弱，不敢近战。如一一九师在涠州岛登陆时，当我炮船与敌舰炮战，敌即逃窜……因此，只要我们能勇敢逼近敌舰，敌人是不敢恋战的。因此，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坚决展开向敌舰斗争，只有勇敢地向敌舰进击，才能将敌舰的威风打下去，才能缩小敌舰活动范围，夺取我在海上的行动自由。”（二）“偷渡部队登陆时，必须不顾岸上敌人抵抗，坚决勇敢地向敌岸冲锋，迅速抢占滩头阵地，坚守阵地掩护后面船只登陆。”“必须教育全体指战员，敌前登陆是争取光荣的紧要关头，犹豫畏缩必遭损失，勇敢登陆一定成功（因敌人海防兵力薄弱，战斗力差）。”（三）“在海上对付敌空军，用伪装（伪国民党旗或着伪敌军衣服等）是可以迷惑敌人的。如敌机已发觉，向我低空投弹扫射，此时我船上所有火器应大胆向敌机射击，如附近有敌船或民船，则应毫不犹豫的靠近，使敌辨认不清。”“如离岸不远或靠岸时发现敌机，则应不顾天上，而应向着地面敌人迅速勇猛的突击。”（四）“领航人员对偷渡的成功，是有极其重大作用的。也证明他们在教育鼓励之下，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爱惜他们，教育他们，鼓励他们为人民立功，争取光荣的登陆，并应迅速设法组织他们返回，以便再用。为此，第二批偷渡时，每路宜带一两只机帆，以便将第一批及此批领航人员迅速送回。两个营偷渡的船，皆已损失，继续如此，则将影响我们今后渡海工具和损失。因此，航程近的，力争当夜返回。航程远的，则在部队登陆后迅速逃避，免资敌用或为海空军所损坏。如实无法，则可将船暂时锉沉，以后再打捞。”（五）“偷渡一般的应求得在拂晓或浓雾中登陆，是为有利。一则易于求得突然，再则可减少敌海空军的威胁。”“今后航程远的，宜抓紧有利的天候、风向、潮流的时机，提早出发。但有一个原则，不能过早的为敌海空军发觉，故提早出发的应尽可能选择在敌机不能起飞的天候，同时航行中应先派出少数搜索部队，而不致使我主力突然与敌舰碰上，被其发觉。”[18]

两个先遣营的偷渡成功，增强了海南岛上的接应力量。但是，从整个兵力对比来看，岛上的接应力量，包括琼崖纵队的力量仍然是薄弱的。邓华考虑：“要继续加强岛上我军实力，配合琼纵消灭敌人，并进而夺取海岸一两个登陆点，为我军强行登陆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又拟定了较大规模部队偷渡的方案。开始拟定的方案有几个，后经反复比较利弊，听取了两个军的建议，并由上级批准，决定由两个军各组织一个加强团，在敌人正面偷渡。”

3月26日，40军以118师352团主力、353团2营和炮兵大队共3 000人，组成一个加强团，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率领下，分乘81只木帆船从灯楼角启渡，向琼北的临高角驶去。起航一个多小时后，东北风骤停，航速减慢，各船只好落下帆篷，划桨前进。下半夜，气温下降，海上大雾弥漫，船队难以保持航行队形，各船只能根据指北针判定方向。面对困境，刘振华和马白山等人紧急议定：按预定作战方案，继续前进，在失掉联系的情况下，要船自为战，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随后，他们取得上级同意，用无线电把这一决定作为命令传达到各营。27日3点左右，352团2营和92炮连首先遇到敌人的炮舰，刘振华等下令炮连开火，打跑了敌舰，船队继续前进。这时，由于气温的变化，海水由上半夜的西向流水变为东向流水，船变为逆水航行，方向更难掌握，船队被迫偏向东南，分散的船只各自向海南岛靠近。

27日5时许，雾气由浓转淡，但仍妨碍指挥员识别和观察方向。正当他们在正前方隐约看到海南岛海岸时，突然在右前方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马白山断定这是接应部队在临高角预定登陆点和敌人打响了，按照这一判断，对面应是澄迈县海岸，比预定登陆点向东偏移了几十里，而且这一线的敌人防御比临高角一带强得多。这时，对面岸上敌人也发现了船队，顷刻之间就开始向我船队射击。情况紧急，容不得半分犹豫，刘振华等立即命令就近的船只强行登陆。天愈来愈亮，我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的射击更加猛烈，敌机也飞来投弹扫射。我军指战员不怕牺牲，同守敌展开了激烈的登陆战，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加强排首先跳到海中，涉水冲上滩头，很快攻占了一个地堡群。刘振华从警卫员手中拿过卡宾枪，和马白山带着指挥部的十几个同志，冒着枪弹从齐腰深的海水中冲到岸上。但是，报务员牺牲了，发报机也被打坏了，刘振华等只好下令在岸边燃起三堆火，打了三发信号弹，作为海上船只向他们靠拢登陆的信号。[19]

正在加强团主力的船只陆续靠岸登陆时，遭到国民党军两艘军舰和数架飞机的猛烈攻击。在这危急时刻，352团2营4连的两只战船立即转舵，迎战军舰、飞机，把火力引向自身，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以大部分指战员牺牲的代价，掩护了主力抢滩登陆。担负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1总队和我首批登陆的40军先遣偷渡营，因加强团登陆地点改变，未能接到，但在预定登陆地点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牵制了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减轻了加强团的压力。27日中午，部队陆续在偏离原定地点临高角以东20公里的玉包港、林诗港一带分散登陆。登岸后，他们安葬了烈士，收拢了伤员，来到一个叫正好村的村子集结。随后在当地党政组织和民兵接应下，向海南岛纵深挺进，先后打破和摆脱国民党62军、64军十多个营的层层阻击和尾追，于29日晚，在美厚村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同前三次偷渡相比，43军127师进行的第四次偷渡，情况最复杂，不利因素也最多。这主要是因为我军前几次潜渡成功，惊动了敌人，他们迅速抽调兵力加强了海南岛两侧的防守与巡逻，这就预定了我军这次渡海，不仅要在海上用木船冲破敌舰的阻拦，登陆时要实施强攻，打上去之后还要杀出重围。除此之外，还有天气、组织等方面原因，据43军战史记载：“原定三月廿四日廿一时开始启渡，部队按时登船，因风力不足而停止行动。但因组织不严，有四只船二百余人，失掉联络单独驶去登陆点，见主力不去复又返回，中途遭敌海、空军联合攻击，损失四分之三。后又改于廿七日，再次因风息而停止行动，但岛上我之接应部队已出发，无法令其停止，直至次日晨到达接应位置才令其迅速转移，至此我之企图已全部暴露，且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风力的可贵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20]

3月31日上午，天气总算有了变化。22时40分，由127师379团、381团1营和警卫连共3 733人组成的加强团，在师长王东保、政治委员宋维栻亲自率领及琼北地委宣传部长陈说协助下，分乘88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海仔港启渡，驶向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船队的编组分为三路：左路船队有护航队随行，准备迎击文昌县清澜港方向出动的敌军巡逻艇；右路船队也有护航队随行，准备阻击来自海口方向专事封锁海峡的敌军舰队；中路是船队的主力，直奔预定的登陆点。4月1日零时，船队穿越海峡中流后，突然遭到国民党三艘军舰的疯狂炮击，情势骤然紧张起来。宋维栻回忆：“这些在海上横行惯了的家伙，仗着一身铁甲向着我军船队直冲过来，用各种口径、不同射程的火炮，构成了一道密集的弹幕，妄图阻止我军前进。我船队也立即展开战斗队形，加速前进迎击敌舰的进攻。王东保师长指挥着右路船队首先与敌舰交火，顿时炮声隆隆，海峡上空被炮火喷出的火焰映得一片通红，海面上矗立起无数高大的水柱。一场木船对铁舰的海战在琼州海峡激烈地展开了。”[21]

海战中，我军的护航队大显神威，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决勇敢、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379团“红5连”三只火力船，在副指导员呼生永的指挥下，一马当先地冲向离他们最近的一艘敌舰，迫使它进行隔舷战。当离敌舰50米时，呼生永一声令下，三只火力船上的战防炮、美式九〇火箭筒、六〇迫击炮和所有轻武器对准大舰猛打，跟着，手榴弹也在军舰甲板上、炮位上爆炸。火力船上的指战员尽管伤亡很大，仍然紧紧咬住敌舰不放，直打得这艘敌舰浓烟滚滚，夺路而逃。这三只英勇无畏的火力船，完成了掩护主力的光荣任务，战后受到兵团首长的通令嘉奖。海战中最壮烈的一幕是379团3营8连、9连的指战员们，他们在与敌舰整整搏斗了三个小时，出色地完成了护航任务之后，不幸驶偏航向，误在敌人守军兵力较强的海口市白沙门岛登陆，寡不敌众，血战两昼夜，最后弹尽粮绝，仅有几个人乘夜暗泅渡过一道海岔子，登上海南岛，与琼纵会合，其余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一部被俘。他们坚持血战两昼夜，牵制了海口敌军的一部分机动兵力，为主力部队的登陆并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海南岛人民后来在白沙门岛上建立了一座烈士纪念碑。战后，兵团首长从9连获救人员的讲述中，详细了解了他们海上作战的经过。5月17日，邓华司令员在给军委、野司的报告中汇报了379团9连1排的三只小帆船同敌舰作战的英勇事迹。19日，毛泽东看到邓华的报告后，心情很不平静，提笔写下如下批语：“转三野并抄送海司：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22]

4月1日天明，加强团船队接近塔市海岸，突然听到正前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原来，这是前来接应加强团登陆的琼崖纵队独立团、3总队1团和徐芳春指挥的43军128师383团先遣营同守敌交上了火。凌晨4时30分，岸上的敌军抢先向我军船队开火，一场早已预料中的抢滩战斗随即打响，王东保师长回忆当时的情况：“此时，我们的心情极不平静，极度的紧张，但必需镇定地处置当前的情况。这时，靠近指挥船的还有三七九团、三八一团的八艘帆船和三只专供打敌舰的小船。为了掩护八艘帆船迅速冲上滩头，我们命令三只小船用重机枪、六〇炮炸开敌人的防线，掩护队伍涉水前进。我和宋政委的一二号船靠近海滩搁浅时，在船上重机枪火力掩护下，战士们跳下齐腰深的海水里，冲上了大片的黄沙滩上冲进了被我船队炸烂的敌堑壕里，在里把宽的海岸上与敌人进行激烈的争夺战。”[23]

敌前强行登陆的战斗十分激烈。379团4连52岁的老舵手包振伦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刹那，他狠命地用自己身体死死地抵住舵，使战船在他的遗体控制下胜利登岸。在最先登陆的6连，“三下江南”的战斗英雄、排长任子玉，右臂负重伤，还鼓动部队说：“解放了大陆的英雄们，要坚决冲上去呀！”机枪射手张文新负重伤还坚持压子弹。红旗手王银贵顶着弹雨，奋勇登上海岸，把大红旗插上海南岛。身负四处伤的战士程希文，看到战友们占领了滩头阵地，高兴得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加强团突破敌第一线海岸工事，攻克敌10余座地堡，歼敌2个连，俘敌100余人，我伤亡约40多名。加强团登陆后，与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我军四次偷渡的成功，使海南岛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为后续主力部队大规模渡海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消息传到武汉，林彪等四野首长十分高兴，立即向登陆部队及正在准备渡海作战的全体指战员发出嘉勉电：“你们英勇果敢不怕牺牲，在战胜了敌机敌舰的阻挠和渡海的各种困难之后，业已先后突破敌人的海岸工事胜利登陆，并与琼岛上奋斗多年的武装部队胜利会师。你们这一果敢成功的行动，已使岛上敌人开始惊慌失措，不但其防御破绽毕露，且将由此逐渐动摇。岛上敌我形势，给我后续登陆造成更多有利条件。从你们成功的把握中证明渡海作战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敌人的飞机兵舰是挡不住我们的进路的，而设防的海岸线也可以被你们一举突破，并在突破后顺利渗入纵深取得广大范围的迂回自由。这样就给后续部队鼓舞甚大，使他们信心更高。同志们！你们是胜利了，你们登陆后的任务便是同岛上游击部队协同战胜敌人可能的进攻，巩固现有阵地，并在可能时占领和扩大滩头的阵地，以便策应后续部队的登陆。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因此你们必须依靠岛上的人民和岛上的游击部队和他们忠实合作，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你们的光荣事迹是一定会全部胜利的。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24]

[1]　刘振华著：《解放海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　《海南岛战役政治工作》。

[3]　魏佑铸：《猛虎变蛟龙——海南战役海上练兵纪实》，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8页。

[4]　韩先楚：《跨海之战》，载《星火燎原》第10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5]　杨迪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87～88页。

[6]　《海南岛战役政治工作》。

[7]　徐芳春：《难忘的五十七天——回忆解放海南岛的战斗历程》，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9]　徐志明、魏承明、高清明、萧玉华：《浅谈渡海作战解放海南的医疗保障工作》，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5页。

[10]　鲁湘云：《木船打败敌军舰》，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87～390页。

[11]　转引自于振瀛撰写：《战争史上的奇迹——四十三军解放海南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

[12]　邓华：《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载《琼岛星火》创刊号，1980年纪念解放海南岛30周年专辑。

[13]　张仲先：《撕开“伯陵防线”缺口》，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6页。

[14]　《战士生活》第21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1950年5月15日出版。

[15]　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建国初期我军渡海作战史料选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4～195页。

[16]　徐芳春：《渡海先锋》，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17]　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部队渡海功臣纪念册》，1950年。

[18]　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建国初期我军渡海作战史料选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6～198页。

[19]　刘振华：《劈波斩浪登琼岛》，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21]　宋维栻：《海峡激战》，载王迪康、朱悦鹏、刘道新、邢志远、张文荣编写：《第四野战军南征纪实》，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页。

[23]　王东保：《强渡海峡，解放海南》，载黎连荣、徐振有编：《从东北到海南岛——解放战争中的四十三军》，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24]　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部队渡海功臣纪念册》，1950年。

第24章　跨海之战

薛岳在海南的垂死挣扎——邓华决定提前实施主力登陆计划——强渡琼州海峡——“土炮艇”近战国民党军旗舰——381团1连坚守风门岭105高地——40军、43军合围美亭之敌——进攻海口——追歼逃敌——海南岛全部解放——中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我军连续两批四次偷渡均获成功，极大地震撼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薛岳在震惊之余，深感海南防卫岌岌可危，为了“亡羊补牢”，他一方面调兵遣将，跟踪追击我军先遣登岛部队，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际加以包围歼灭，另一方面，继续加紧高压统治，铲除异己，震慑人心，借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政权。

本书前面曾经谈到，薛岳虽非蒋介石的嫡系，但他从来都是我党我军的死对头。特别是他就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后，对海南人民采取血腥的特务统治，通过国民党保密局海南专员韩竟民为首的特务组织，大肆调查和逮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犯下了一桩桩罪行，有案可查的是：

1949年12月，著名民主人士郑振铎先生由香港返海南探亲时，即有特务随机“保镖”，郑到达海口机场曾被绑票。

1950年3月，民盟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民盟海南特派员谭伯棠，借词清明节回乡扫墓，返原籍临高布置策反工作，因事先发往香港的文件被截获而事泄，被扣留押解海口市警备司令部讯办，并于4月20日海口解放前夕失踪。

紧接着，民盟地下组织文教组长张仁川、韩铃夫妇也于4月2日被海口市警备司令部拘捕，备受毒刑，海口解放前夕，由于特务们仓皇逃窜，来不及枪毙，张、韩夫妇始获越狱逃生。

海南籍进步人士林廷华、张光琼、符爱春等于1950年初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后，在海南的军政人员中，凡文昌籍的林、张、符三姓人员，都被薛岳列入黑名单内，加以迫害。有些人甚至被装入猪笼内，沉到海中。

曾在湛江参加张光琼部起义的蒋军团长张泰煜、连长张建民和士兵三名，亦被枪决。

更令人发指的是1950年4月，薛岳竟违反国际法，下令把白沙门岛战斗中因伤病被俘的我43军加强团官兵14人、船工6人押到海口市枪决。在薛岳枪杀解放军伤病人员和船夫的那一天，琼剧老艺人李长和同许多艺人在海口市富南茶楼喝茶，激于义愤，说了一句：“船夫有什么罪，也被枪决，太惨无人道了。”这句话正好被旁边的一个特务听到，立即把李长和扣留，押到海口市警备司令部关了起来，海口解放前夕才被释放。

在薛岳以血腥手段残酷镇压海南人民的同时，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富商巨贾却继续在海南巧取豪夺，为非作歹，丧尽了人心。原海南国民党军官林荟材回忆说：“当时蒋家王朝发行的‘法币’已成废纸，市面通行的是大洋（硬币银元）、港币和叻币，军政费用，则全部发给十两庄的‘金条’，军政大员及豪商巨贾，竞相开设金铺、找换店，操纵市场和金融。1949年间，中国航空公司曾有一架巨型飞机自重庆飞琼，因油尽被迫降落于秀英炮台附近而失事，全部乘客四十余人全部丧命，惟机师及无线电员负伤。据航空公司海口办事处主任林克己（我的堂侄）表示：这次被迫着陆，原不致造成重大事故，因乘客都是政府要员，随身携带行李过重，故飞机着陆时，触地受震，人身受过重金条撞压，才导致死亡。可谓自食恶果。”“由于物价波动，治安混乱，洗劫金铺，打家劫舍的案件层出不穷，海口、加积、榆林、文昌、那大等市镇，一夕数惊，陷入一片黎明前的黑暗景象。”[1]

尽管岛内人心惶惶，士气不振，但薛岳还是决心与解放军对抗到底。他判断我军在4月份必定大举登陆，因而迅速地将原驻琼南的第252、256师等部及海空军大部调至海峡正面增防，并通令全军于每日黄昏起至拂晓后一律全副武装备战，海防部队则一律进入阵地，指挥官一律进入指挥位置。与此同时，薛岳还极尽各种欺骗宣传之能事，在士兵中宣传什么“共军的俘虏政策变了，凡是逃到海南岛被活捉的，都要当作顽固分子，抽筋剥皮，一律处死”。4月初的白沙门之战后，他为了安定人心，宣扬“战绩”，到处张贴“庆祝白沙门大捷，歼灭共军一千余名”的标语，把自己的士兵掺杂在被俘的解放军战士中，满载十余辆大卡车，强迫他们在海口市巡街示众，并致电台湾向蒋介石报功，请派轮来海南接运战俘赴台。在夸耀“伯陵防线固若金汤”的同时，大肆宣扬“即行渡海反攻大陆”。

实际上，薛岳的虚张声势纯属自欺欺人，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他的任何措施与手段都显得捉襟见肘，回天乏术。据林荟才回忆，薛岳等人当时的真实处境是：“解放军四次渡海试探，在敌前登陆成功后，海南的解放已如箭在弦，引满即发。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防总参谋长李扬敬和海南特区行政长陈济棠，都慌了手脚，为解放军的多次登陆成功，大伤脑筋，认为不处处设防，就处处有可乘之隙，若处处设防，又处处有薄弱之患。最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求援，一方面被迫硬着头皮，不顾兵家之忌，采取了直接防御的决策，以防卫为应变的主要任务，处处设防，处处薄弱，以致后来被解放军一击即溃。”

作为海南国民党军主帅，薛岳不仅在战略决策上进退维谷，在具体的兵力部署上也是一误再误。林荟才是当初“海南防卫作战计划”的制定者之一，他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按照防卫作战计划的判断，解放军大军渡海登陆的地点，应在澄迈、临高两县沿海地区，原应部署战斗力较健全的第廿三兵团的第卅二军于该地区；文昌、儋县两地区，因渡海航程过长，不便于大军渡海的活动，防卫计划中终始认为是助攻方面，仅部署些防卫警戒部队，监视其偷渡，控制机动兵团于定安、澄迈间地区，以为策应。但薛岳在兵力部署上，一方面可能是受到第廿三兵团刘安祺的掣肘，不听调动；另一方面，又因琼崖纵队在大军渡海前曾先后拔掉或痛击蒋军的文昌、琼山两地区的许多沿海据点，暴戾无能的薛岳，受到迷惑，便误认解放大军的主攻有指向琼山、文昌的模样，结果，却把战斗力健全的第卅二军部署于东路文昌、琼东、加积、榆林之线，把残破的第二流部队，部署在首当其冲的澄迈、临高地区的防卫线上，后来，防线被突破之初，又错误地把第卅二军分割使用，拖垮了该军的第二五二师，却任令该军的第二六六师闲置于文昌地区不用，给解放大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充分暴露了统帅的笨拙无能。”[2]

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里。为便于实施靠前指挥，3月20日，邓华带着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所来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赤坎村。在这里，邓华根据亲自了解掌握到的情况，与40、43两个军的首长反复磋商后，并报上级批准，修改了广州会议关于渡海工具以机帆船和登陆艇为主的决定，改变为以木帆船为主，同时尽量多改装一些机帆船作炮艇，争取于谷雨后提前发起大规模登陆作战。[3]

3月27日，邓华又在赤坎村召集两军及两先头师首长和炮兵干部开了一次作战会议，30日10时，15兵团前指向野司、军委报告了这次作战会议的情况。电报首先对部队调动、船只调整问题做了说明，然后着重陈述了渡海作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

电报中说：关于对付敌舰问题：“以炮兵团主力（十加及十五榴）配置于海安、三塘及灯楼角海岸打击敌舰，使其不敢大胆在中线以北海面活动，同时各军以四机帆装上山炮、战防炮及高射机关炮实行护船专打敌舰，必要时还可在我岸重炮及高射炮火（可控制海屿五分之二）掩护下，在中流打击以南海面敌舰。”

关于对付敌机问题：“对空问题现有高一团之四个连（内一机关炮连）位于灯楼角侧后高地保护四十军该带港口之船只集中，另两个连位于四十三军博赊港两侧高地保护该带船只集中。但因炮火太弱，敌机仍很猖狂，船只被打坏不少（如一二七师准备好四个加强营之船，几日来遭敌机的扫射轰炸，现仅只有三个营及一个连的船了）现船只比较集中，今后敌空军活动将更加紧，前建议野司调一个高射炮团请速来，因今天对我危害最大的是空军。”

关于琼纵与先期登岛部队的战术原则问题：“琼纵则应展开广泛的游击战破交袭敌，及积极的进行策反工作，在岛上的我主力部队要以积极灵活的游击动作，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速战速决以小的牺牲消灭敌人，避免打无把握的仗，不要轻敌麻痹及怕疲劳而出乱子。”

电报中还说：“最后，很重要的是争取风向的问题。我们要极力争取利用清明、谷雨两个节候可能的东北风，还要设法利用东风、东南风，同时要把船上桨橹安置起来。四十军两次偷渡证明，在现有风向变化无常的情况下桨橹作用很大，各部必须做到船船有桨橹。”[4]看来，邓华对渡海作战已是胸有成竹了。

就在15兵团前指发出这封电报的第三天，43军加强团成功登岛，为我军又增添了一个重重的筹码。捷报传来，邓华和两军首长非常高兴，不约而同地认为大举登陆的良机已到。邓华后来回忆说：“两批偷渡部队胜利登陆后，敌人非常恐慌，停止进攻琼崖纵队，集中力量加强正面海防，以防我大举渡海登陆。当时，我们考虑我军进入岛上兵力已近一个师，加上琼纵，接应力量大大加强，我之战役准备工作也大体就绪，且从几次偷渡中取得了渡海作战经验，不仅翼侧偷渡，而且正面突破都获得成功。同时了解到谷雨（4月21日）前后还有东风可利用，两军主力渡海时机已经成熟。”[5]

韩先楚也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时近4月，谷雨迫近，眼看着有利的季节风就要过去了。我们面前摆着两着‘棋’：一是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一是继续组织小型潜渡。显然，后一着‘棋’是不可行的。那是分散兵力、旷日持久的作法，将造成长期的被动局面。前一着‘棋’是可行的、最有利的。首先我军和兄弟部队先后四次潜渡之后，敌我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岛上我已有相当的内应力量，而敌人的兵力部署主要是对付我小型潜渡，这就有利于我们出其不意，突然大举强攻。其次，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谷雨过后，海面再无北风，因此，我们必须乘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果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下去，就连日后小型潜渡亦不可能。再者，历次潜渡和涠州岛夺船说明，不管是敌人翼侧、正面，不管是一个营、一个团，甚至一只单船，也能突破敌人防线冲上岛去。大规模登陆，兵力大，火力强，登陆突破更有把握，前面的部队先打开登陆场，后续部队就可顺利登陆。同时，我们已经取得了渡海作战的一些主要经验，部队海练基本成熟。目前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更该一鼓作气，全面进攻，彻底解放海南岛。”[6]

4月8日，邓华致电第四野战军并中央军委，阐述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及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第二批登陆的成功，证明只要我有足够的船只，充分的准备，很好地利用风潮，在我岛上部队的接应下，是可以在正面从任何一处强行登陆的。此次主要因风潮的关系，使部队遭受相当损失（约五分之一）。目前，敌人正在加强北部海防。今后，登陆部队不论大小，均需付出打兵舰和登陆突破的代价。部队小则损失大，上去还要跑，反而刺激敌人。故今后只要我们主客观条件（主要是船只、领航人员、风潮等）有可能，每批登陆以较大部队（一个师以上）为合算和有利。”

“为争取春夏之间解决琼岛问题和根据上述情况，故第三批决定组织六至七个团的兵力，争取于谷雨前后在花场和临高以北地区强行登陆。”“估计第三、四批登陆后，岛上形势会起基本变化。一为可能利用海空（敌亦在搞机帆）撤退，一部被我消灭，一部起义投降；一为可能坚守，最近敌传出台湾有新军来增援，说装甲部队亦派了人到海岸视察，估计增援可能性太小，但在作战指导上一定要准备敌人做垂死挣扎。因此两军部队应全部过去。”邓华最后建议野司，迅速抽调部队，接替尚在涠州、北海的120师两个团和在硇州、阳江、上下川岛担任水上交通的129师两个团，“并再准备好一两个师，必要时立即出动。这种争取我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敌人是必要和有利的”。9日，四野首长同意了上述作战计划，以第41军第122师接替129师的防务，以第44军第131、132师南下雷州半岛，作为渡海作战的预备队。

4月10日17时，邓华司令员发出实施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命令，基本布置是：40军6个团、43军1至2个团，务必于4月13日以前准备完毕，待机起渡，争取于15至18日海潮平流时机，实行强渡；两军起渡点以鲤鱼港为界线，以西属40军，以东属43军，登陆海岸以马袅港为界线，以西属40军，以东属43军；岛上接应部队由两军根据各自任务，自行布置接应配合；具体起渡时间临时用电话下达。

作战命令突出强调两点，一是关于登陆成功后的作战步骤：“（1）两军登陆后应乘敌混乱或来援时歼灭敌人，并求得打开一条走廊，以便迅速将两军后续部队于短时间内全部渡过。（2）尔后四十军主力应迅速向加来市急进，包围敌六十四军军部，并以一个团向那大市前进，监视该处之敌（第三路军及第四路军军部）。四十三军应即迅速向澄迈急进，包围敌六十二军军部，以分割敌人，包围敌指挥机关，吸引敌来增援，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有生力量。（3）两军将两地之敌歼灭后，预定四十军即以一个团配合琼纵五总主力迅速切断敌第四军退路，军主力即歼灭那大地区之敌，四十三军主力则向海口攻击前进。”

二是登陆成功后在战术上应特别注意：“（1）应迅速插敌纵深，分割和包围敌人，并以围城打援的办法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有生力量。（2）此次作战没有强大炮兵，前线主要靠步兵火器及小口径炮来解决问题，因此将敌包围好，我必须要特别注意掌握四快一慢原则，切忌急躁、鲁莽。（3）岛上是山地并有稠密的森林，对运动展望妨碍颇大，因此必须注意搜索与侧翼警戒。（4）后方供应接济困难，必须要节省使用弹药器材，尤其是炮弹。”

作战命令最后要求：“因为船只领航人员的困难，所以采取分批连续登陆的方针，两军第三批过去的船只，务必派得力干部负责督促迅速返回（部队登陆后船只应立即北返）以便后续部队迅速通过，我岸对海对空炮火应特别注意掩护返回船只。”[7]命令下达后，两军准备渡海的部队立即进入临战准备状态，各军都开设了起渡港口指挥所，负责具体区分各船队的起渡位置，组织对海、对空的作战掩护以及通信联络等。邓华则天天晚上抽出时间，专门参加兵团前指气象水文组的研究。至此，渡海作战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月15日，兵团前指人员向邓华报告：16日将是横渡海峡的理想时机，因为这一天黄昏是雷州半岛晚潮高峰后退潮时节，这时起渡，船只可随着退潮而增加航速；17日拂晓前，海南岛北岸开始涨早潮，船只可随着涨潮的潮水而加速抵近海岸、海滩，有利于登陆；晚间风向为东北风（偏东）、海水顺流，又正是伏流时期（平流），海水流速缓慢，有利于我军航渡。邓华听取汇报后，果断地下达了起渡命令。[8]

4月16日19时30分，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2.57万余人，即第40军118师（欠352团）、119师、120师358团，共18 700人和第43军128师（欠3个营）近7 000人，在韩先楚、解方（40军副军长）率领和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协助下，分乘350只战船，分东路、西路编队，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向预定登陆地段航行；渡海作战部队第二梯队第43军军部和129师385、386团，127师380团及381团两个营2万人，在第43军军长李作鹏、政委张池明率领下，随第一梯队跟进。

航渡编队刚离岸8海里，便遭到国民党军巡逻飞机的轰炸、扫射。指战员有的用机枪、步枪向俯冲扫射的飞机射击；有的堵漏、排水，保证战船继续前进。下半夜，编队又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攻击。在编队两侧护航的火力船，迅速展开，开足马力，迂回到国民党军舰侧后有利战位，利用其火力死角，充分发挥“土炮艇”上各种火器的近战威力，对准军舰的指挥塔、轮机舱、炮塔等要害部位，猛烈射击，打得敌舰官兵不知所措。面对我军势如万马奔腾的船队，敌舰自知占不到便宜，只好让开航海大道，任由解放军船队航行。

海战中，出现一桩“土炮艇”智胜国民党军旗舰的事迹。40军炮兵主任黄宇指挥的炮艇队在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奉命掩护空船队返航，接运后续部队。途中，空船队遇到一艘敌舰的炮火拦阻，我军五只“土炮艇”见状，即刻开足马力，迅猛地向敌舰冲过去。敌舰仓皇逃走，我军紧追不放。追击中，黄宇乘坐的指挥船因一台发动机突然熄火，航速减慢掉了队，成了孤船。正在这时，一艘国民党军大型军舰突然出现在背后。黄宇立刻召集船上干部研究，确定采取诱敌近战的办法，给敌人以突然有力的打击。他们用篷布把火炮盖起来，只在篷布上留了个口子，以便继续瞄准，无关人员则下舱隐蔽，关闭机器，全靠风力航行。这样，就把“土炮舰”伪装成了一条普通的运输船。艇长铁军亲自掌舵，沉着地朝军舰驶去。敌军舰果然上当，毫不在意地开过来。当指挥船行至军舰右侧，进入其前后主炮射击死角，而我方火炮则进入威力最大的直射距离时，黄宇一声令下，炮手们掀开篷布开炮，三十多发炮弹接连飞向军舰，打得这艘庞然大物多处中弹，冒烟起火。不料，我火炮突然卡壳，射击中断，指战员只好用高射机枪和轻机枪向敌人射击，火力大大减弱，敌舰侧舷的机关炮则开始向我还击。一阵弹雨袭来，黄宇被击中右臂，炮长中弹牺牲，一个炮手负了重伤，随后，艇长的左臂也负了伤。正在危急时刻，我军其他四只炮艇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返航，向敌舰开炮射击。被我追击的那艘敌舰也返了回来，掩护着大军舰掉头急驶而去。事后知道，该舰是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旗舰——“泰康”号，舰队司令王恩华身受重伤。战后，40军授予该指挥船以“战斗英雄船”的荣誉称号，并给全船指战员和船工各记大功一次。[9]

4月17日凌晨2时，第一梯队靠近了海南岛。这时，琼崖纵队5总队5团、3总队2团、1总队7、8、9团和40、43军先遣登岛部队，在马白山、刘振华等指挥下，迅速赶到临高角等海边，扫清沿岸守军据点。同时，以一个团和两个营阻击临高县城及美台、加来等地出援的国民党军，以一个团和两个连夺取高山岭国民党军炮兵阵地，接应第一梯队登陆。6时，第一梯队靠近临高角至花场港的预定登陆地段。登陆船队不顾守军疯狂射击，奋勇冲向海岸。当距岸五六十米时，先头船的勇士们纷纷跳入齐胸深的海水，向岸冲击，突破滩头阵地，抢占和巩固登陆场，并直扑沿岸防守要点。119师师长徐国夫回忆：“海南岛之敌为阻止我军登陆，在滩头阵地设置的三道防线确实下了功夫。第一道铁丝网防线，在铁丝网上挂上集束手榴弹，将拉线引入暗堡，当我军接近时拉线引爆。第二道战壕防线约有一个营的兵力把守，并在两道防线之间埋设了许多地雷。但这些暴露的防线均不能阻挡我军的前进。第三道防线相当棘手，明碉堡还好对付，暗堡令人难防。三五七团万守业副排长就是在爆破敌人一暗堡时，舍身堵枪眼壮烈牺牲的。敌人虽然顽固反抗，但仍不能阻挡我军的强大攻势，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师不仅登陆，并突破敌三道防线，夺取了临高角纵深二十多公里阵地。”[10]

17日下午，40军登陆部队击溃守军64军131师两个团的阻击，连续攻克9个地堡群，占领了守军的防御核心阵地临高山（今高山岭）。随即，以一部分兵力包围临高县城，主力继续向纵深推进。战斗中，119师副师长黄长轩被敌机炸弹击中右腿股动脉，因当时医疗器械渡海时被海水浸泡生锈不能使用，黄副师长流血过多又不能及时补血，两天后停止了呼吸，年仅34岁，他是海南战役中英勇牺牲的我军烈士中职务最高的干部。19日拂晓，118师在美台地区包围了国民党军4军156师部及一个团，战斗至12时，歼灭其大部。同日，119师奔袭加来64军军部，7时，355团进至加来市以东及以北，356团进到加来市以南，两团将要对敌形成包围时，敌人乘我未完全切断其逃路之隙，全部乘汽车东逃。我军发起追击，俘敌八十余，缴敌汽车一辆，加来市随被我军占领。[11]

与此同时，43军128师主力在玉抱港、雷公岛地段登陆。部队登陆后，首先抢占才芳岭、桥头市等要点，歼64军1 200余人，建立了滩头阵地，并包围了花场港之敌。薛岳闻讯，急忙调集四个团兵力开赴福山，企图阻止43军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保障海口市的侧翼安全。18日晨，福山守军向北运动，被127师先遣加强团和琼崖纵队3总队阻截，协同128师主力将其击溃。128师先遣偷渡营趁机尾追敌人一举攻入福山市，与敌展开巷战，经七小时战斗，敌大部被歼，少数溃散，我军占领该市。[12]至此，渡海第一梯队在琼纵和先遣登岛部队的配合下，控制了琼北地区海岸各要点，突破了薛岳吹嘘为“固若金汤”的“伯陵防线”。

19日，四野司令部、政治部向渡海作战队发来贺电：“你们以无比的英勇，在海南岛上成功地登陆了，这说明我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大陆上是无敌的，而且在海洋上也是无敌的。”“由于你们的胜利登陆，海南岛上的敌我力量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二十多年坚持战斗的琼崖纵队和琼崖人民，在你们的协助下，一定能全歼岛上敌人，胜利结束中南地区的最后一战。现在岛上的残敌已是惊恐万状，希望你们能够更加奋勇、再接再厉，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全歼残敌的命令，使我中南全境的解放早日实现。”四野首长的贺电，给了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

由于国民党军各部门的情报不准，薛岳未能及时掌握我军实际登陆人数，当我第一梯队登陆后，他还以为是小部队偷渡，而不是主力登陆，所以，他调整兵力部署，企图消灭威胁海口市的43军128师。19日，薛岳将62军151、153、162师集结于澄迈地区，并命令驻海口市32军252师向澄迈地区增援。20日晨，128师在澄迈县城以北的黄竹、美亭，与国民党军252师师部及两个团遭遇。128师当即将其包围，展开猛烈攻击。同时，127师先遣加强团迅速进至美仁地区，占领有利地形，构筑简易工事，准备打援，保障128师歼灭252师主力。薛岳为解除252师之围，命令62军和暂编13师、教导师及252师另一个团火速增援黄竹、美亭，对128师实行反包围。薛岳自以为得计，吹嘘“登陆共军即将全歼”，并在海口市布置召开“祝捷大会”会场，以扩大影响，稳定军心。

邓华决心将计就计，趁薛岳主力部队围攻43军登陆部队之机，在澄迈及其以北地区展开大规模的围歼战以求消灭薛岳主力部队。他一面命令43军登陆部队坚守阵地，顶住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命令40军主力部队战胜疲劳，急速东进，将进攻128师的国民党军包围起来。同时，令琼纵3总队及独立团，积积协同登陆兵团主力作战。

4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62军等部，在飞机、火炮支援下，向128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128师迅速调整部署，指派少数兵力抗击外线的围攻，集中主力于内线，力求将已包围的国民党军252师主力尽快歼灭。在内线作战的382团3营7连，连续多次攻击252师核心阵地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一名排长和六名战士。师参谋长孙干卿于是直接指挥，营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排长刘万成率六名战士勇猛冲了上去，将地堡逐个炸掉，攻占了阵地。战后，43军授予刘连科和刘万成“战斗英雄”称号。

为配合128师作战，127师先遣的379团，在琼纵3总队及独立团的协同下，打退了敌62军两个团轮番进攻，据守风门岭105高地的先遣381团1营1连，在当地民兵的支援下，连续13次击退国民党军从一个排到一个营的冲击，最后剩下13名负伤的干部战士，仍顽强地守住了阵地。鉴于一连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发挥的重要作用，4月22日，43军首长特电嘉奖：“王师长、宋政委转三八一团一连全体指战员：你们此次在海澄公路旁的一〇五高地阻击由海口向澄迈增援之匪军的战斗中，全连同志发扬了高度的死打硬拼优良战斗作风，英勇顽强的击退了匪军向你们阵地十三次（其中有九次整营以上兵力）连续的猛攻，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而你们阵地仍屹立不动，固若金汤。最后在各兄弟部队配合下将敌人进攻全部击溃。特电表扬，并授予你们‘渡海英雄连’的光荣称号！赠给锦旗一面。”[13]

为消灭薛岳调至美亭地区的机动部队，40军主力七个团，于19日夜从临高县的加来、多文地区出发，不顾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向东疾进。赶到澄迈县城后即分两路北上，于21日时抵达美亭东西两侧地区，将围攻128师的国民党军包围起来，形成内外夹击态势。这时，战场上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双方都不敢打炮，在许多阵地上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22日，40军、43军与琼纵3总队及独立团，同时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的攻击。直到此时，薛岳才终于弄清楚是解放军的大部队来了。他害怕主力被全歼，遂慌忙命令残部向海口市方向撤退。此次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32军252师，重创62军、暂13师和教导师等部。薛岳的环岛防御体系核心阵地——琼北守备区至此土崩瓦解。

为了不给国民党军以喘息之机，渡海作战兵团主力与琼纵乘胜向国民党军海南防卫总司令部驻地海口市发动攻击。23日晨，40军119师一部协同128师，在琼山地区歼灭62军两个师大部，击毙该军少将参谋长温轰，占领了琼山县城。8时，118师与127师先遣团，并肩向海口市发起攻击，守军已于22日晚仓皇撤逃，解放军顺利地解放了海口市。

4月22日，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萧向荣向43军首长及登陆指战员们发出慰问电：“自你们连续胜利登陆之后，全国各地都为你们的成功而表示兴奋！四月二十日新华总社向全国发布了你们登陆的捷报，二十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胜利》的社论。这几天各省各团体的贺电就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每一个群众性的集会都首先举行向你们致敬的仪式，并一致通过给你们的慰问电。最近中南区并决定，在全中南各省县区村都动员起来，宣传你们的胜利；在各大城市都要举行盛大的庆祝，这是你们的光荣！同志们！全国人民的眼睛天天都在望着你们，你们每一步的前进和胜利，都给全国人民无限的兴奋和力量，祝你们成功！”

国民党军的琼北、琼东、琼西守备部队连遭重创之后，薛岳见大势已去，为了避免全军覆灭，于22日下令全线向南撤退。第一路撤往乐会、万宁地区，第二路撤往陵水、保亭地区，第三路撤往北黎、八所地区，第四路海、空军集结于榆林港和三亚地区。并要求台湾当局火速派舰船、飞机抵达榆林港、北黎港、八所港和三亚机场，接运部队撤离海南岛。傍晚，薛岳、陈济棠等国民党军政要员，乘机飞往台湾。

24日拂晓，李作鹏、张池明率渡海登陆第二梯队，未遇海上、陆上任何战斗，分别在海南岛荣山厂、花场港附近登陆，随即协同先前登陆的第一梯队，投入了追击作战。

24日下午，15兵团前指获悉薛岳残部已分别南撤，即命令部队分为东、西、中三路迅猛追击。

东路追击部队由40军主力和43军128师组成，在琼纵3、5总队和独立团配合下，从海口市、文昌地区出发，经万宁、陵水直插榆林、三亚地区。118师一个快速加强营，乘坐缴获的汽车在东线环岛公路急追，于25日追上一股国民党军，俘虏2 000多人。27日晨，118师徒步追击部队抵达万宁县地区，将32军大部和62军残部截住，并在乌场港内，向正在登舰撤逃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击伤军舰3艘，俘3 000余人。40军119师在陵水地区截歼62军151师师部及2个团，生俘中将副军长兼师长韩潮以下800余人。29日至30日，128师、119师及琼纵5总队等追击部队两面夹击，一举占领了榆林港和三亚机场，全歼来不及登上军舰、飞机的国民党军残部。

与此同时，西路（118师一部）和中路（43军军部率129师及27师380团）追击部队也日夜兼程实施远距离追击。时近5月，海南岛上奇热的天气和环境给我军指战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43军战史这样评价：“此次追击作战其困难激烈程度，较广西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沿途村庄稀少，夜间露营，有的部队每日平均不到四小时的休息，粮食奇缺，数日不得一饱，加上白天炎热，饮水缺乏，甚至饮尿解渴，吃红薯充饥。但各部均能予以忍受，毫无怨言，仍然发扬了高度穷追猛打的作风，战斗积极性始终高涨。”

4月30日至5月1日，中路部队在八所、十所、北黎一带歼灭敌286师，俘敌2 500余名，毙伤溺死敌约1 000人，缴获敌舰1艘。西路以40军118师352团加强营，沿环岛公路兼程赶进，向北黎、八所两港追击前进，并组织了15只船由海路向北黎追敌，但因风浪大帆船行速慢，未赶上敌人。海南岛作战至此全部结束。[14]

在追歼战中，海南岛的人民群众在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支援追击部队截歼溃逃的国民党军残部。他们拿起各种武器，广泛开展游击战，扼守交通要道，伏击国民党军车辆。切断国民党军逃路。崖县等地区的黎族、苗族群众手持猎枪、弓箭，埋伏在国民党军逃往榆林港的道路上，出其不意地进行阻击，迟滞国民党军逃跑时间，为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创造了条件。他们还积极为追击部队运送物资，部队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沿途各根据地和游击区，以乡为单位设供应点、医疗站，为追击部队补充给养，抢救伤病员。部队每到一地，群众就主动送米送菜，腾房子，搭床铺，帮战士洗衣服。文昌县文南区妇女主任云境如带领几十名妇女，开设临时医疗站，精心护理200多名负伤战士，直至康复。五指山地区的黎族、苗族群众，成群结队，翻山越岭，跑几十里路，挑着椰子、香蕉、菠萝、米酒等，慰问解放军。海南岛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给解放军以巨大鼓舞。[15]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让我军战士深有感触的是海南岛人民对两种军队爱恨分明的不同感情，记者叙真在追击战中，写下了这样的片断：“凡敌人刚经过的城乡，像下过严霜的秋天，洗劫一空，男女老幼跑光；但解放军脚后赶到，老百姓就‘哄’的跑回家，喊着‘欢迎解放军到了’的口号，送水送椰子。”“在琼山龙楼乡，敌人散兵还没走，老百姓就挑着椰子，拿着鲜花、香烟来慰劳解放军。当一位陈兆平老乡把一枝鲜花插上一位同志的胸脯，第二枝还想给另一个插，但一看是戴国民党帽徽的掉队敌兵，立即扭转头踢他一脚，说：‘你再抢？’”“在龙滚桥，妇女们见到我们热倒的同志，就抬进屋里扇凉，端出水来向追击同志嘴里送，但掉队敌兵则想向水桶里伸手，便被她们撕打一顿，说：‘没你的！’”[16]

5月1日，海南岛全部解放。根据华南分局指示成立海南军事管制委员会，邓华任主任，冯白驹等任副主任，同时成立海口市警备司令部，127师师长王东保兼任司令员，政委宋维栻兼任政治委员。部队立即担负起肃清残敌、收容散兵游勇、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

在北京，毛泽东始终密切关注着海南岛战役进展情况，4月28日，也就是海南岛全部解放前三天，他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乔木同志：海南岛即将全部解放，请起草一个贺电，待榆林港解放时即发表。”5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参加海南战役全体指战员的贺电：“我广东前线人民解放军克服敌人陆海空军的抵抗，在我琼崖纵队和海南人民协助之下，英勇登陆海南岛，并迅速扫荡残敌，完成全岛的解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支援这一战役的广东军区致以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当利用海南岛战役的经验，积极准备为解放台湾、西藏、彻底消灭全部残匪而奋斗！”

海南岛登陆战役，自1950年3月5日第一批加强营偷渡开始，至5月1日解放北黎、八所两港为止，历时58天，粉碎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解放了全岛。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计3.3万人，其中俘24 890人；缴获各种火炮418门，各种枪17 209支，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飞机4架，击沉军舰1艘、击伤5艘。解放军伤亡、失散共4 500余人。[17]这次战役，人民解放军陆军以木船为主要航渡工具，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取得了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海南岛的解放，为中南解放战争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至此，第四野战军历时一年零六个月，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先后歼灭白崇禧集团、余汉谋集团等部共43万余人，圆满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历史任务。

[1]　林荟材：《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4年版，第49～50页。

[2]　林荟材：《蒋帮在海南岛的最后挣扎及其覆灭》，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4年版，第48页。

[3]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

[4]　15兵团前指关于海南岛作战部署向野司、军委的报告，1950年3月30日。

[5]　邓华：《雄师飞渡天险，踏破“伯陵防线”》，载《琼岛星火》创刊号，1980年纪念解放海南岛30周年专辑。

[6]　韩先楚：《跨海之战》，载《星火燎原》第10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7]　15兵团前指关于第3批登陆作战部署致40军、43军、琼纵、野司、军委、分局、军区电，1950年4月10日。

[8]　杨迪著：《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194页。

[9]　黄宇：《“土炮艇”护航》，载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建国初期我军渡海作战史料选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297页。

[10]　徐国夫：《海南战役中的一一九师》，载沈阳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编：《建国初期我军渡海作战史料选编》，白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263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3]　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部队渡海功臣纪念册》，1950年。

[14]　《海南岛战役详报》，四野司令部，1950年5月。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编：《岭南战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16]　叙真：《海南追击战片断》，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部队渡海功臣纪念册》，1950年。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619页。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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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1949～1950年。

《中原日报》，1949年。

朱宗震、陶文钊著：《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6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辑、第50辑、第55辑、第67辑、第7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桂系纪实》下，广西区政协文史办1990年印。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军事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62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17辑，1964年印。

江绍贞主编：《国民党起义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程思远著：《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陈利明著：《程潜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申晓云著：《李宗仁与桂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中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1949年6月）附表1①

附表1②

附表1③

附表1④

中南军区（1950年5月）附表2①

附表2②

附表2③

附表2④

附表2⑤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1949年4月）附表3①

附表3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刘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208-14616-7

Ⅰ．①决…　Ⅱ．①刘…　Ⅲ．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东北地区　Ⅳ．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256号

出版统筹　齐书深

责任编辑　楼岚岚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插页设计　陈　酌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

刘　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43.75　插页9　字数604,000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16-7/K·2659

定价78.00元

目　录

引子　“大时代展开了！”

第1章　重庆谈判

第2章　捷足先登进沈阳

第3章　十万大军闯关东

第4章　万事开头难

第5章　接收碰壁

第6章　初战山海关

第7章　锦州战役计划未能执行

第8章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第9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第10章　和平的烟雾

第11章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

第12章　平息通化叛乱

第13章　张莘夫事件与反苏浪潮

第14章　从和谈到破裂

第15章　夺取四平、长春

第16章　四平保卫战

第17章　退过松花江

第18章　《七七决议》指明方向

第19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一）

第20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二）

第21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第22章　清理内部，重整旗鼓

第23章　新开岭战役

第24章　陈云来到七道江

第25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

第26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二）

第27章　拾破烂建炮兵

第28章　暴风骤雨（一）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

第29章　暴风骤雨（二）砍大树挖财宝

第30章　暴风骤雨（三）反“左”纠偏，平分土地

第31章　夏季攻势

第32章　四平攻坚战

第33章　建立强大的野战军

第34章　秋季攻势——全线出击

第35章　军工创业记

第36章　冬季攻势（一）：辽西三捷

第37章　冬季攻势（二）：辉煌的战绩

第38章　改造国民党俘虏

第39章　“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第40章　战略的抉择

第41章　饥饿的长春

第42章　“战锦方为大问题”

第43章　塔山阻击战

第44章　雷霆万钧克锦州

第45章　长春解放

第46章　黑山阻击战

第47章　辽西围歼廖兵团

第48章　胜利

尾声　历史不会终结

参考书目

东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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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在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右三）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左一）的陪同下，偕周恩来（左四）、王若飞（左五）飞往重庆。这是起飞前在延安机场的合影

新四军三师向东北开进

美军飞机帮助国民党运兵

美国军舰帮助国民党运兵

1947年6月11日至7月1日，我军围攻四平，此图为我军冲上四平城墙突破口的情景

1948年1月，我军战士在公主屯阵地上一把炒面一口雪，待机歼灭敌人

高射炮练习对空射击

爱护群众庄稼

东北野战军炮兵

东北人民运军粮

1948年10月，第四纵队某部副团长江雪山在塔山阵地下达上级战斗命令，要求坚持阵地，寸土不失，保证友军攻下锦州

1948年10月14日，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突击部队冲向锦州城垣

在围困长春时，我军严格执行公买公卖的原则，按市价向老百姓购买蔬菜

辽沈战役中，我步兵迅速扫清沈阳外围，战车部队急速向市区开进

沈阳市欢庆全东北解放的游行队伍

东北部队骑兵在训练

东北野战军入关

引子　“大时代展开了！”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关东军带着伪满王公逃出长春——重庆延安一片欢腾——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9日凌晨，漫长的东北中苏边境线上，像往日一样寂静。日本关东军的守备部队官兵，都在酣睡着。只有值勤的哨兵，强打精神，望着黑暗的远方。

8月9日1时，牡丹江地区的绥芬河、东宁一线，苏军的重炮震天动地地怒吼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空，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日军阵地上，把一个个地堡掀掉了盖子。大地在颤抖，苏军的坦克集群向日军阵地猛扑过来，天空中苏军的远程轰炸机呼啸而过，在这强大的攻击下，日本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甚至没来得及做任何反抗就一命呜呼，身首异处。

1时30分，苏军的轰炸机群已经长驱直入，到达伪满洲国首都和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上空。一枚枚炸弹发出刺耳的尖叫，投向城郊的目标。爆炸声、防空警报声、难民的哭喊声，长春一片混乱。

从这时起，关东军总部不断收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告急电报。苏军已经向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留守总部的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匆匆作了一些部署，便下令将总部迁往郊区的南岭地下指挥所。破晓时分，当关东军总部人员乘车转移时，长春大街上已是混乱不堪。惊慌失措的市民们扶老携幼，背囊提物，在细雨中向城郊逃去。

南岭地下指挥所是日军在1942年修建的。这所防空洞由于从未使用过，每间房子里都有积水。眼看无法使用，秦彦三郎又命令全体返回原总部。战争初期最宝贵的一天，被关东军总部白费力气的搬迁浪费掉了。

8月9日13时，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从大连乘飞机回到长春。在总部只停留了片刻，对部下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便匆忙赶往伪满皇宫。他对溥仪说：关东军总部准备迁移到中朝边界的通化，并劝溥仪迁往临江。原来这位总司令想的也是逃跑。

当关东军总部和伪满皇室在长春市民的哭号声和唾骂声中仓皇登上火车向南逃窜时，苏军长驱直入，向东北的各大城市进军。在西面，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以8个集团军、60个师的兵力，一路由满洲里沿铁路线向南推进。由坦克组成的快速兵团一天前进了150公里，翻越大兴安岭，向齐齐哈尔进军。一路由中蒙边境穿越广阔的大戈壁，两天推进300公里，占领鲁北、洮南，进入东北平原。然后分兵向沈阳、长春进军。

麦茨列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以7个集团军、45个师的兵力，从兴凯湖以南地区发起进攻。绥芬河、东宁一线是日军筑垒地区。日军经过多年经营，修建起宽大正面和纵深的永久性防御工事。中心碉堡、坑道、壕沟、铁丝网重重叠叠，期望以此挡住苏军进攻。苏军从侧面迂回并封锁筑垒地区，用坦克在原始森林中开辟道路，向牡丹江挺进。另一路沿图们江向朝鲜进军。

普尔卡耶夫大将指挥的远东第二方面军，以5个集团军、23个师的兵力，在黑龙江区舰队的协同下，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松花江南下，逼近佳木斯。

苏军参加远东战役的部队，是在攻克柏林后从西线调来的精锐部队。他们久经战争考验，擅长大兵团协同作战。战役开始后，各部队以多路机动迂回的战术，步、炮、坦克、航空兵密切配合，显示出现代化战争的强大威力。苏军轰炸机群的密集轰炸，迅速摧毁了日军后方的一批重要基地。苏军炮火之猛，坦克集团冲锋速度之快，都是日军从未见过的。相比之下，曾经骄横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不仅兵力相差一倍，飞机、坦克、火炮的质量也差得远。在苏军的猛烈进攻下，日军很快丧失了抵抗能力，伤亡惨重。绝望的日本军官只有剖腹自杀，向天皇献上最后的忠诚。

苏军的攻势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挡。只是当苏军坦克油料耗尽时，才能使进攻暂时停顿。8月12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翻越大兴安岭，到达突泉后，因油料耗尽集结休整两天，等待后方补给。日本空军乘机从齐齐哈尔机场轮番起飞，向苏军发动空袭。一些日本飞机弹药用尽后，便一头扎向苏军坦克，同归于尽。从12日到14日，第6集团军损失坦克汽车150余辆。在乌苏里江畔的虎头筑垒地区，以四个小山丘为中心分布着400多个火力点和66个火炮阵地。储存了可供万人使用三个月的粮食弹药。在苏军的迂回包围下，虎头筑垒区与总部失去联系，3 000多日军、伪军和日军家属在这里负隅顽抗。战斗持续了半个月之久。苏军火箭炮对日军阵地进行密集射击，并用大量炸药炸毁坑道口。用火焰喷射器和汽油向内喷射，窒息里面的日军。还切断了水源电线。在阴暗潮湿的坑道内，由于人员拥挤，严重缺水，死尸无法运出，腐烂后空气混浊，造成痢疾流行。当虎头战斗结束时，坑道内生存者仅40人。[1]

抵抗到底的日军毕竟是少数。关东军总部的撤退造成了指挥系统的瘫痪，不仅各地日军部队与长春失掉联系，东京大本营也得不到关东军的详细报告。沈阳、长春等各大城市的火车站都是一片混乱，准备逃难的市民为了挤上南下的列车，在站外广场日夜等候。8月12日深夜，当“满洲国”皇室家族在关东军警备队护送下登车南逃时，遭到冒雨等候的老百姓的愤怒谴责。在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中，列车仓皇离开了长春车站。

8月9日是日本帝国丧钟敲响的日子。凌晨，150万苏军对中国东北侵华日军发起总攻。中午，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造成近7万人的伤亡。8月10日，在裕仁天皇授意下，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这个消息通过无线电波，很快传播到全世界各个地方。

延安沸腾了！重庆沸腾了！饱受苦难的中国大地沸腾了！这天夜里，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欢呼跳跃，把衣服帽子抛向空中，扭起了粗犷的陕北秧歌舞。在山城重庆，当报社将号外新闻赶印出来，街上立即聚集了大量的人群。人们在狂跑、狂叫、没有人还能平静地聊天，电影院里的观众也都跑到了街上，爆竹噼噼啪啪地响起来，没有爆竹的就把盆碗敲起来。美军士兵坐在吉普车里，挥舞着酒瓶子，用生硬的中国话欢呼“顶好”。一些性急的人已经在商量：“明天去买轮船票吧。”

8月10日重庆《大公报》以《大时代展开了！》为题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社论。社论说：“宇宙伟大，人类不灭，而正义是必胜的。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受日本侵略压迫历51年。中国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日本把中国每个人的脸抹黑了，逼得全中国无路走。中国既已抗战，又把中国的领土大部占据烧杀淫掠，为所欲为。现在如何？日本本土在死亡毁灭，中美联军既在共同杀敌，苏联又从北面杀来，侵略中国的日本百万大军业已无家可归，只有坐待歼灭或俯首投降了！50年的威风，一旦如此，试问日本可曾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者今天自食其果报了！”社论最后欢呼：“大时代展开了！苏联大军已于昨晨开始行动，第二枚原子弹又于昨午降落于日本的长崎。打倒这最后一个帝国主义，人类就应该进入建设和平幸福的时代了！”

在苏、美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8月14日上午，裕仁天皇在东京召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听取了铃木首相的停战建议和阿南陆军大臣、梅津总参谋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后，裕仁说：“当我充分研究了世界的现状和国内的局势后，认为再继续战争下去不妥当。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最后将使我国完全变成一片焦土，使万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我实在于心不忍，无以对祖宗在天之灵。当然，采取媾和手段，对于对方的做法，完全难以置信，但我想较之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还略胜一筹。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听到这里，在座大臣都失声痛哭，裕仁也不断用手拭去两颊的泪水。

8月15日中午，关东军总部将领与其他战区的日本军人一样，奉命收听东京的广播。裕仁天皇亲自宣读了停战诏书。但是关东军没有收到来自大本营和南京冈村宁次大将的命令。在关东军总部最后一次会议上，还有人叫嚣要把战争打到底。秦彦三郎总参谋长流着眼泪说：“我们作为军人，除了服从天皇的命令以外，不能设想还有什么尽忠之道。不遵奉诏书的永远是乱臣贼子。主张抵抗到底的人最好先把我们的头颅砍掉，然后再去！”总司令山田大将也同意投降，于是再没有人反对了。关东军的命运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几天后，秦彦总参谋长前往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处，接洽投降事宜[2]。

这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号外。《大公报》以前所未有的大字赫然宣布：“日本投降矣！”在社评的开头，特地引用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此时人们的心情，与这诗句多么贴近。

多年的苦难，终于结束了。在和平的环境下重建中国，是每一个中国平民的真诚愿望。但是，蒋介石打碎了善良人们的希望，发动了持续四年的大内战。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是埋葬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大决战。这场大决战最初的主战场，就在那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上。

[1]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1篇第3章，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本。

[2]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0篇第9章，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本。

第1章　重庆谈判

毛泽东与普通百姓一样，从广播中获悉苏军出兵——延安积极部署反攻受降——蒋介石请毛泽东来重庆——斯大林的电报惹怒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去重庆的决策——各军区将领匆匆返回——临行前毛泽东向刘少奇面授机宜

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使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感到既高兴，又意外。在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共中央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即将来临。但是谁也没有估计到形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中共中央仍然按照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举行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又举行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分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会后仍然留在延安，没有返回。

此时，中共中央一直与苏联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孙平（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就住在延安，与毛泽东经常交换情报。毛泽东一再询问苏联方面的动向，孙平只是说苏联一定会出兵帮助中国，但具体计划和日期，则无可奉告。[1]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在1945年6月初。6月2日，驻扎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国际88旅”旅长周保中被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召去，向他传达了苏军即将对日作战的意图。根据苏方要求，周保中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城市的地理情况、关东军的军事配备及特点等有价值的情报。随后，周保中按照苏方命令，对抗联干部进行训练。在远东战役开始前夕，将他们分配到苏军各部队中，担任向导。由于周保中与中共中央早已失掉联系，他未能将这些情报通报延安。[2]在苏联的其他同志刘亚楼、卢冬生等，也因无法通讯的原因，未能向中共中央汇报。所以，苏联出兵东北的消息，毛泽东与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也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才获悉的。

从8月9日开始，延安的气氛一反往日的祥和，顿时忙碌起来。中央领导人开始昼夜不停地工作起来。漫长艰苦的战略防御阶段终于熬到了头，大反攻和胜利时刻即将来临。下午，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后，议题立刻转到当前局势上来。毛泽东说：“今天首先解决方针问题，我们的任务有四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和国共谈判。我们要广泛发动对日寇的进攻，扩大力量，这关系到制止内战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取之于敌伪，壮大自己，然后回头来对付蒋介石的内战威胁。”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辽宁都有所准备，南方‘筑堤’也已做了。当前要力争华北，力争太原和陇海路东段地区。时机不同了，这样做在战略上没有错误，不要怕冒险。”会后，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于11日发到全党。[3]

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贺龙、聂荣臻等部分别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军。各部闻风而动，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方武装向华北、华中、华南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大举进攻，拉开了大反攻的序幕。[4]

任弼时同志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份重要指示。8月10日，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要新四军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津浦、沪宁两线，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5]。遵照中央指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的委任声明。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6]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演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7]

但是，怎样去同蒋介石争取胜利果实，毛泽东这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8月15日以后，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并没有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而是按照美军和蒋介石的命令，向重庆方面投降。美国空军运输机开始昼夜不停地向上海、南京、北平运送国民党军队和接收官员。

8月11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第二天，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又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8]

8月20日，华中局饶漱石致电中央，请求发动上海起义。毛泽东立即回复两电表示同意。第一电说：“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第二电说：“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但是想了一夜，8月21日毛泽东又给华中局发去电报说：“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在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9]

共产党在积极行动，蒋介石当然不会无动于衷。相比之下，他有优势，也有忧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

8月14日，一封电报从重庆发往延安：

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月14日

延安方面迅速研究了这个情况。三天之后，毛泽东的答复是：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电报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10]

谁知蒋介石不但没有放弃对毛泽东的邀请，在8月20日的第二电中，以更咄咄逼人的语言，向毛泽东将了一军：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

蒋介石以最高统帅对部下的口气，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迫使毛泽东屈服。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利用人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作了一次高姿态的表演。电报一发，舆论界拥护之声四起。重庆《大公报》8月21日的社评《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表示要珍惜抗战来之不易的胜利，全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评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社评称赞蒋介石的邀请电“蔼然诚坦，溢于言表”，“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蒋介石的电报给延安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蒋介石现在就公开对抗，寸土必争，将会在广大的国统区失掉人心。以共产党现有的武装与国民党军队开战，也没有多少胜利的把握。但是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究竟会是个什么结果，谁也不敢乐观。毛泽东在未做最后决策之前，先行缓兵之计，于8月22日回电蒋介石称：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蒋介石料定毛泽东不敢来，趁热打铁发出第三次邀请：

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梗[11]

在与蒋介石周旋的同时，毛泽东向斯大林发报通报情况，商量对策。目前毛泽东最需要的是苏联的支持。但是，斯大林通过驻延安的苏军情报组给毛泽东连发两封电报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

毛泽东看了斯大林的电报，勃然大怒。这分明是给蒋介石撑腰嘛！他气愤地对秘书兼翻译师哲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12]

如同雪上加霜，斯大林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消息传来。条约明文规定：苏联的一切援助都给予国民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北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完整。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中苏合营中东、南满铁路30年，大连为自由港30年，旅顺为中苏共管海军基地30年。在国民政府向东北派驻行政机构后，苏军将在3个月内撤军。

现在完全清楚了。国内国际形势都对蒋介石有利，而延安没有得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支持。在沉重的气氛中，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我们要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可能边谈边打，或者打打停停。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13]他的意思还是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

朱德发言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准备把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多数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14]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同意。[15]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8月25日，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认真听取了他的汇报，反复权衡利弊，认为目前重庆方面现在的形势是人心思定，蒋介石虽然想吃掉共产党，但目前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大打。去重庆谈判，争取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根据地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央在这天定下决心，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如何去重庆，延安方面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谋略。当时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将军致电延安，希望调解国共之间的问题。毛泽东于25日复电说：“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以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赫尔利这个粗鲁直率的美国人当然不会理解其中的奥妙，他乐于在解决国共争端中充当一位明星，便兴冲冲地去向蒋介石通报。蒋介石自然不好意思让他一人去，于是让张治中将军陪同一起飞往延安。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立即安排有关的准备工作。因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还都在延安。现在迫切要求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就在25日这天，恰巧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二十几位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16]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损害双方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东北行政大员由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红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17]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面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不要被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手段，达团结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东北问题：“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定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18]

完成了这些部署后，毛泽东与刘少奇彻夜长谈，面授机宜，估计了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研究对策。第二天，重庆来的专机到了。8月28日上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将军、赫尔利大使的陪同下登上飞机。前来送行的千余干部们表情沉重，机场上的气氛非常压抑。大家都在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赫尔利感到自己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在机舱关门时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长啸（当年的苏联驻华外交官齐赫文斯基在重庆也曾领教过，赫尔利向他解释：这是他的少数民族祖先表达狂喜的特殊方式）。然而没有一个人理解他的用意，赫尔利的表演不但没有起到喜剧效果，反而引起大家反感。当飞机隆隆吼叫，升入云天，人们才带着沉重不安的心情返回各自的窑洞。[19]

[1]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9章第1节，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

[2]　参见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

[5]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2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6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11]　以上电报均见重庆《大公报》。

[1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8页。

[13]　参见《周恩来年谱》。

[1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传》第34章。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16]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4页。

[19]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第2章　捷足先登进沈阳

毛泽东到重庆，像一位乡野书生——延安下达进军东北的命令——曾克林部队在山海关与苏军会师——抗联干部与中央联络——苏军代表与曾克林飞到延安——中共中央东北局在“9·18”这天到达沈阳

1945年8月28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重庆九龙坡机场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们都翘首以待，等待毛泽东先生的到来。

《大公报》著名记者彭子冈女士也在人群之中，她用那支生花妙笔，在笔记本上写道：“人们不少有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能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个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知道那是维系中国目前和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

下午3时37分，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降落了。善于抢先的美国记者像打仗一样，一马当先冲到飞机前，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当周恩来第一个走下飞机后，毛泽东出现了。

彭子冈第一次亲眼见到毛泽东本人。她的印象是：“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们紧随毛泽东的专车，来到桂园的张治中公馆。毛泽东在这里稍事休息，彭子冈看到：“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

彭子冈以她特有的敏锐和细腻，写下这篇著名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毛泽东那朴素的衣着、拘谨的举动，给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重庆，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毛泽东没有任何神采飞扬、富有魅力的行动，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得到了人心。《大公报》8月29日的社评欢呼：“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中国知识分子是善良的，又是天真的。如果毛泽东真是他们眼中的“乡野书生”，就不可能在以后的四年中干出令世界目瞪口呆的大事业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是蒋介石。在两人第一次会见时，微笑和握手中隐含着较量。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以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1]毛泽东更是胸有成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都明白。

重庆谈判，变成了马拉松般的对话。双方在军队编制、政府方案上讨价还价，争来争去。毛泽东白天接待来客，登门拜访国民党元老和民主人士。作诗填词，唱和应酬，显得轻松自如。晚上则与周恩来、王若飞等守在电台旁，与延安交换情报，磋商问题。就在国共双方在重庆较量时，八路军、新四军的各路人马开始了向东北大进军的行动。

进军东北，绝不是中共中央的临时决定，而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就说过：“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几次强调：“要准备20到30个旅，15万到20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到6月9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还专门谈到东北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的发展，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因为我们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3]

毛泽东之所以盯住东北，因为这个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和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东北也没有统治的基础。谁捷足先登，谁就取得了打天下的主动权。所以，在听到苏军出兵东北的消息后，毛泽东、朱德立即下达命令：冀东李运昌部，山东万毅部迅速向东北进军。随后，中央组织在延安的干部，准备分批陆续派往东北。

当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的消息传来，延安的干部们犹如被泼了一盆凉水，非常失望。东北还去不去？8月28日送走毛泽东后，朱德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即将去东北的干部作报告，重申了中央的决心。他说：“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虽然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4]朱德的话，多少鼓起了大家的信心。

东北究竟能不能去，中央此刻也没谱。8月29日中央给晋察冀、山东分局的指示中说：“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苏联）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地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和地方部队，大大地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们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5]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派遣先头部队，由陆路和海路向东北开始了最初的进军。

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布第二号命令后，冀热辽军分区立即在河北省丰润县大王庄举行紧急会议，进行部署。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延安的命令。李运昌是河北乐亭人，1925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同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又在刘少奇领导下的满洲省委搞过地下工作，对东北是十分熟悉的。接到中央的命令，李运昌非常激动。大家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以李运昌为书记的“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调动8个团、2个支队1万多人分三路出发。当时正是盛夏雨季，道路泥泞，河水猛涨。日军和伪军仍然守在他们的据点里，等待国民党军队来接收。冀热辽部队不与小据点的敌人纠缠，坚持向既定目标前进。一路到达承德，与苏军会师。一路到达平泉、赤峰。由十六军分区曾克林、唐凯指挥的两个团和朝鲜支队4 000余人，向山海关进军。

当时山海关有日、伪军2 000人驻守，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海关城墙高大坚固，八路军只有枪没有炮，不占优势。曾克林等决定先扫荡外围据点。8月30日早上，他们绕道出关，占领了前所车站，切断了山海关敌军的退路。这时，有人报告看到苏军汽车向这边开过来了。曾克林他们非常高兴，等候不多时，苏军60多人分乘卡车，拖着三门炮，来到前所，与八路军会师了。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曾克林带领大家拥上前去，热烈欢迎苏军官兵。曾克林向苏军自我介绍，并请求苏军配合进攻山海关。苏联军官显得很犹豫，他们不了解这些部队是什么人，不敢贸然表态。曾克林再三请求，苏军指挥官才同意与他们一起进攻山海关。

天近傍晚，苏军开始向山海关开炮。60名苏军步兵，来回跑动，这边打打，那边攻攻，表现出熟练的战术。曾克林命令部队分头出击，攻占城楼。日军本来就无心恋战，见势头不好，拔腿就跑。山海关很快攻下来了。曾克林向上级报捷后，又带领部队沿铁路向锦州前进。9月4日与驻锦州的苏军会合后，曾克林、唐凯留下1个团守卫锦州，带上4个连坐上火车，向沈阳前进。[6]

这些八路军第一次乘火车，感觉又快又舒服，一个个兴高采烈。9月5日到达沈阳车站，苏军守卫部队一看车上有这么多中国军人，不知是从哪里来的，神经顿时紧张起来，把住站台不许他们下车。曾克林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遭到苏军司令的一顿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曾克林耐着性子向他解释，我们是八路军的冀热辽部队，奉延安总部命令前来接收东北。不料这位司令一口拒绝，将曾克林等赶回火车上。曾克林与唐凯政委商量，决定以硬对硬。他们又来到苏军司令部，唐凯见到苏军司令，把袖子一卷，露出胳膊上刺的五角星和镰刀、斧头标记，大声喊道：“共产党，毛泽东！”一位苏军政工干部看出了门道，听曾克林、唐凯诉说了他们的来历和任务。毕竟大家都是共产党，苏军的态度缓和了，同意他们下车进入沈阳市区。

曾克林整顿队伍，大家穿上缴获来的日本黄军装，扛上枪，列队走在沈阳的大街上。被日本人奴役了十几年的东北人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了解“八路”是怎么回事，只要是中国人来了，大家谁不欢迎！道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不少人跟着队伍行进，前呼后拥，好似节日大游行。苏方看到这支队伍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态度大有改善。两天后，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克拉夫钦科上将亲切会见曾克林和唐凯，称他们为同志，并答应给予配合。

曾克林得到苏军的支持，便在沈阳大干起来。他们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克林自任司令。当时沈阳市面上还很混乱，大批日本军人和侨民等待遣返回国，中国老百姓在街道上与日本人相遇，举拳上去就打，发泄十几年来受的气。伪满的警察仍然在街上维持治安。苏军整天忙着搜集日本人在沈阳的财产，拆卸军工厂的机器设备，当作战利品装上火车，运回苏联国内。大批工人失业，成了游荡街头的流民。曾克林命令扩充部队，干部战士在街头一喊，马上就有成群的人来参加。不到十天功夫，曾克林的部队从不到千人迅速扩展到两万，真是惊人的速度。苏军把日本关东军在沈阳苏家屯的一个军火仓库交给他们看守，曾克林便下令开仓取枪。只要长着手，想拿多少拿多少。很快搬出3万支步枪，300挺机枪和100多门炮。这一下又把苏军惹恼了。根据他们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东北的大城市都要交给国民政府，不能交给八路军。允许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已经很照顾了，没想到曾克林在沈阳咋咋呼呼大干起来，必定会刺激国民党方面和美、英等国，使苏联处于被动难堪。于是苏军对曾克林下令，要赶他们走。曾克林也不吃这一套，说我们也是奉命来的，你们要赶我们走是不行的，要延安中央下命令才行。苏方没有办法，便向苏军在东北的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两位元帅报告。[7]

话分两头，在苏军发起远东战役的时候，东北抗日联军的同志在周保中等率领下，分头担任苏军各部队的向导。临出发前，他们收到斯大林的来电：“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待命。”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他们跟随苏军打回东北后，迅速分散为许多小组，进驻到东北各地57个城市。苏方担任卫戍司令，抗联的人任副司令。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周保中化名黄绍元中校，任长春卫戍副司令。张寿篯化名李兆麟，任哈尔滨副司令。周保中与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他们在苏联住了几年，被编入苏军序列，所以苏联人很信任他们。周保中听说八路军到了沈阳，非常激动，立即指示在沈阳的冯仲云同志前去与曾克林联络。周保中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请求接通与延安的联系，恰好部下来告曾克林的状，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感到确有必要与延安打交道，便派遣一位懂中文的贝鲁罗索夫（旧译卫斯别夫）中校，与曾克林一起乘飞机前往延安。临行前，冯仲云将抗联给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贝鲁罗索夫。[8]

曾克林和周保中在东北最初的行动，中央尚未得到报告。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军区胶东军分区在8月下旬派遣邹大鹏、吕其恩等分别率领侦察小分队乘船渡海，前往东北。邹大鹏在庄河地区登陆，建立起接应联络地点。吕其恩到大连与苏军进行非正式接触。苏军将领对他说：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对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红军不干涉。也可以在城市里以非武装组织的形式活动。邹大鹏、吕其恩在9月初返回胶东后，向山东军区汇报了以上情报。中央收到山东来电，非常高兴，于9月11日指示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 000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一律不事声张，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队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上述任务望以极大注意去进行”。听说哈尔滨的地下党组织寻求与中央恢复联络，刘少奇等于9月13日致电毛泽东，打算派彭真、康生、程子华等人去东北，组织东北局，开展工作。正当中央谨慎地安排秘密进军东北的行动时，曾克林一行乘坐的飞机从天而降，给中央带来了好消息。

9月14日上午，宁静的延安上空突然响起飞机的轰鸣声。一架小型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跑道上。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报，哨兵们握紧了枪，瞪起眼睛。曾克林从机舱门走出来，向同志们大声招呼。听说是东北来的，还把苏军代表也请来了，中央领导人真是喜出望外。马上吩咐会讲俄语的杨尚昆、伍修权前来迎接。贝鲁罗索夫是第一次和中共中央领导打交道，由于临时受命，他们事先并未与中共中央进行必要的联系，甚至连电报也没发，就凭着曾克林的口头介绍，坐上飞机来了。所以，这位苏联军官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与心情激动的曾克林形成鲜明的对比。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会见了苏军代表。授权有限的贝鲁罗索夫用正式的官方语言，向朱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四点声明：

一、按照红军统帅部指示，蒋军与八路军进入满洲，应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

二、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

三、因八路军单独部队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红军统帅请朱总司令命令各部队退出红军占领之地区。

四、未得红军允许进入满洲之国民党部队，已被红军缴械。红军统帅部转告朱总司令，红军不久即将撤退，届时中国军人如何进入满洲，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贝鲁罗索夫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不论对总司令个人、对八路军均抱深厚之同情”。[9]

公事公办，双方都没有多说什么，朱总司令叫人招待苏军代表去休息。

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窑洞里坐着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康生、高岗、李富春、博古、叶剑英、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看到这么多中央大首长认真地听他一个人讲，曾克林感到格外自豪，他放开嗓门讲起来。报告了他的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他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买票。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4 000人，还收编了1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红军虽然不让八路军进满洲，但我们个别同志去了，可以在红军帮助下当市长、卫戍司令。

曾克林越说越高兴。他又谈到：到苏联学习的义勇军干部大部分已经回到东北。在抚顺、本溪、鞍山有八路军被俘人员2万多人，他们已经组织了游击队。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也从监狱里出来了，到处活动，挂起牌子招收人马。我们已经禁止国民党的活动，但是现在我们的大批干部还没到，处处缺乏干部。

曾克林最后讲了一些苏军在东北的情况。他说：红军士兵生活艰苦，衣衫破烂不堪，纪律很坏，强奸妇女的事很多。我每天都去红军政治部报告苏军违犯纪律的事件。他们政治部主任说，这些部队是从西线调来的，对法西斯十分痛恨。强奸日本女人不好管，政治部已经下令枪毙了20人，扣押了80多人，还是无法维持。[10]

曾克林的汇报使得中央领导人都很兴奋。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东北遍地是物资武器，我们不去谁去？曾克林受到首长们的高度赞扬，在当时的兴奋状态下，他的一些话明显地夸大了实际情况。致使大部队到达东北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就东北局势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朱德兴奋地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40至60万军队。”刘少奇原来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下定了决心。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东北局全权代表中央指导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及党员活动，东北一切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接受其领导。”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在进入满洲边境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绝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旦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只有用东北地方部队的名义和非共产党的面目，才有可能得到红军的帮助。[11]

关于苏方要求，会议决定按照中苏条约办理，撤出单个部队，一部分转入农村。会上，张闻天、李富春、高岗也纷纷要求去东北工作。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才告一段落。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同前去会见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朱总司令交给他一封信，请他转给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主要内容是：

一、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及八路军均需按照特别规定的时间，在红军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

二、现按照贝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各点之八路军各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之八路军仍留原地。

刘少奇对贝鲁罗索夫说：中共中央准备派几位同志前往沈阳与苏军联络，希望能搭苏军的飞机一起走。贝鲁罗索夫很痛快地答应了。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及报务、译电员各一人，与曾克林、贝鲁罗索夫乘苏军飞机从延安起飞，向沈阳飞去。当飞机到达山海关机场时，准备在那里降落加油。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飞机在跑道中段落地，一下子冲出跑道，一头扎在稻田里。机头插进泥土里，机尾高高翘起来。把乘员和货物一下倒向前舱。彭真的头被狠狠撞了一下，叶季壮被翻滚的油桶压在下面，伍修权和报务、译电员都受了轻伤。只有陈云最幸运，被飞机的惯性推到驾驶室里，一点没有受伤。大家正在受难呻吟时，一队八路军赶来救援。飞机是不敢坐了，第二天改乘火车去沈阳。巧得很，正赶上“九·一八”这天，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到达沈阳，在原张作霖“大帅府”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工作。[12]

[1]　土屋奎二：《蒋介石密录》第4卷。

[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

[3]　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

[4]　《朱德传》第34章，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6页。

[5]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6]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5期。

[7]　李运昌：《1982年8月23日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8]　王一知：《“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载《辽沈决战》上册。

[9]　参见中央文献室编：《任弼时传》第32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页。

[10]　参见中央1945年9月16日给各分区、分局关于东北情况的通报。

[11]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页。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5页。

第3章　十万大军闯关东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提出——林彪在去山东途中接到去东北的命令——黄克诚师千里长征——罗荣桓组织山东部队渡海北上

送走彭真一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立即发出一封长长的电报，向重庆的毛泽东汇报东北的新情况。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入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十万部队北上。

毛泽东在重庆已有二十天，谈判还是毫无结果。为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和军队编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蒋介石寸步不让。9月15日以后，延安方面的电报突然增多，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复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作了重要调整，决定陈毅、饶漱石去山东；罗荣桓、萧华去东北；林彪去热河，领导那里的军事指挥。[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出。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人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证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并在将来红军撤退时完全阻止顽军进入东北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2]

党中央一声令下，各路人马立即启程，分头从陆路、海路向东北进军。

9月23日，林彪、萧劲光一行到达河南濮阳。从延安乘飞机出发时，毛泽东交待给他们的任务是到山东军区任司令员和副司令员。山东军区部队是八路军115师发展起来的，是林彪的老部队。林彪自平型关战斗后被阎锡山军队误伤，身体受到很大损害。后来到苏联养病，也未见多少好转。变得面色苍白，弱不禁风。但是只要有仗打，林彪的神经便会高度兴奋。这次毛泽东把山东战场的任务交给他，又是指挥自己的老部队，他当然是很满意的，所以在晋南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后，便与萧劲光等昼夜兼程，向山东奔去。谁知这天突然接到要他到冀东的命令，林彪浓眉紧锁，掂量这个命令的分量。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二十多岁就当上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善于作战。更重要的是他善于揣度毛泽东的心理，在党内斗争的几次关键时刻，他都支持了毛泽东。所以，无论是长征还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林彪都很器重。1942年10月，林彪从重庆返回延安。毛泽东闻讯，一反晚睡晚起的常规，特地起个大早，拉上秘书师哲，亲自下山迎接。见到林彪，毛泽东和他紧紧握手，非常高兴，一路说个不停，还特地安排林彪住在紧靠他的地方。这些举动使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师哲感到大惑不解，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恩来、弼时从苏联回来，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恩来、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3]所以，林彪后来当上东北战场的最高指挥员，统帅百万大军，绝非偶然。

眼下，林彪是个真正的“光杆司令”。身边没有一支战斗部队，他不知道将要指挥哪些部队，甚至不知道具体的作战任务。他只是按中央安排的路线掉头北上，先骑马到河北南宫，再改乘汽车到河北固安的冀中十分区司令部。然后在当地部队护送下穿越封锁线，步行到冀东玉田的冀辽热军区司令部[4]。这一路，林彪、萧劲光走了20多天，风尘仆仆。

另一支南下的部队，也掉转头来向北进发。这是著名的359旅。他们在陕北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南泥湾，为粉碎蒋介石的围困，解决陕北的温饱立下了功绩。1944年，王震先率部分人马南下开辟根据地，到达湘赣边界地区。1945年6月，中央命令刘转连、晏福生率359旅余部3 000多人南下与王震会合。9月中旬，当他们行军到河南林县，突然接到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的命令，要他们迅速北上去东北。并指示他们放下重武器，轻装前进。

当时，不少北上部队都收到中央关于东北情况的通报。在层层向下传达时，本来就已经夸大的情况越说越乐观。什么“东北遍地是物资，枪炮要多少有多少”。“到东北住大城市，吃大米白面”。还有的说“到东北每人至少提一级”。这些好话把大家的心都说活动了，谁还稀罕手上这些老掉牙的破枪。于是，359旅来个大轻装，把自己仅有的一门92式日本小钢炮和五门迫击炮以及一些轻重机枪、步枪、弹药，大大方方地留给了林县的太行军区七分区。本来十分宝贵的武器现在成了行军的负担。他们一路走，一路送，到河北邢台，又送给冀中军区地方部队一批枪支。作为回报，当地同志们送给他们一些自行车。骑上自行车在华北平原上跑，比用两条腿一步步量当然舒服多了。有的干部看着好奇，也拿自己的手枪、步枪去和地方政府换自行车骑。刘转连认为这样违反群众纪律，下令禁止[5]。当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河北玉田时，每个班只剩了一支枪。这还是因为站岗放哨的需要才保留下来的。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是进军东北的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黄克诚将军是湖南永兴人，1925年入党，1928年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后来在红三军团工作，与彭德怀同志共事多年。黄克诚作战指挥有方，又善于独立思考。他最痛恨“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作风，绝不为了迎逢上意而放弃原则。因此，他在历史上几次被打成“右倾”，差一点掉了脑袋。但是黄克诚照样说真话，办实事，敢于同不良倾向作斗争。

1945年9月初，黄克诚率新四军3师返回苏北根据地。在华中局驻地他获悉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东北，当即向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建议：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派大部队到东北去。饶漱石认为这不属于他管辖的事，不同意发这个电报。于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于9月13日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就当前形势和我党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黄克诚强调指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

黄克诚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心里却装着全党全军的大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战略远见。他的建议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刘少奇向毛泽东通报情况时，特别汇报了黄克诚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3师开赴东北。这样，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 000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士气高昂地从苏北淮阴踏上千里征途。

出发时，华中局首长对黄克诚说：中央通报，东北物资武器很多，你们现有的武器可以留下交给地方。黄克诚并不这样乐观，万一到那里没有枪怎么办？他坚持部队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因此招来一些责难。经过山东时，新四军军部又指示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协助山东部队作战。黄克诚以为兵贵神速，直接向军委请示。中央军委10月6日答复：“为了迅速达成战略任务，3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这样，3师仅在临沂休息了两天，补充粮食，便继续北上了。由于淮北痢疾流行，不少老战士生病。新补充的地方部队也来不及训练，拖着全部辎重长途行军，进度很受影响。黄克诚只好下令把辎重全部留下，轻装前进。在河北行军中，又遇上连阴雨天，部队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一些战士的脚走烂了，一些掉了队。历尽千辛万苦，这支大部队终于在11月10日到达玉田境内。35 000人的队伍减员3 000，还有32 000，都已经疲惫不堪。[6]

山东部队在罗荣桓、萧华等领导下，开始大规模渡海行动，向辽东半岛进军。中央在8月下旬就命令万毅部渡海北上，因为没有部队接防，拖延了些日子。中央对此很不满意，几次批评山东方面行动迟缓。9月19日，中央向各分局传达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指示山东军区要承担进军东北的主要任务。9月20日，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日，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必须在20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7]

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接替山东工作的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等留在山东坚持斗争，接受陈毅指挥。

10月上旬，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见到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非常高兴。他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订渡海和陆地行军路线，忙得不可开交。

10月2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8]其实，罗荣桓和山东军区领导未敢稍有怠慢，各路军马纷纷开拔。

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

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约3 500人，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到达盘石、海龙地区。

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 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市）。

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两个团，约8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 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

山东军区2师罗华生部，约7 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约7 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山东田松支队约1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

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 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9]

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六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罗荣桓带领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等，乘汽车离开临沂去胶东。肾病严重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在通过敌占区时，既不能乘车，又不能骑马，只好由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其痛苦可想而知。11月5日，他们到达龙口海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指挥各部队渡海。码头上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汽船。（据萧华回忆，当时征集到小汽船30余只，每只可载70—80人；小帆船140多只，每只可载20—30人。）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气象预报，没有导航设备，缺乏通讯联络的条件下，只要不是赶上狂风暴雨天气，一条条满载战士的渔船就从港口强行出海，向辽东半岛驶去。他们的命运全交给了老天爷和船老大，只要能到达彼岸，就是胜利。山东老区的人民群众是值得称赞的，为了配合部队行动，他们组织有经验的渔民水手，掌舵领航。有首长过海，县里的干部还要亲自护送。沿海的老百姓为部队准备棉衣、干粮，站岗放哨，防奸防特。尽管气候时有变化，刮风下雨，海运工作却从未停止。罗荣桓在岸上化装成商人，与许世友告别，便和随行人员登上一艘小汽船，向大连方向开去。

这艘汽船当时算是最好的渡海工具了，但远离海岸后，它就像一片轻飘飘的树叶，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起伏颠簸。第一次乘船的干部们都被晃得晕头转向，呕吐不止，躺在舱底不能动。而身患重病的罗荣桓却奇迹般地没有晕船。下午，海浪越来越大，他们只得到一个岛上暂避一时。第二天风浪稍弱，罗荣桓就下令开船。傍晚进入大连海域时，突然迎面开来一艘军舰。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做好了预防不测的准备。靠近才发现这是一艘苏军巡逻艇。罗荣桓让翻译通报：船上有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苏联艇长见到罗荣桓，举手敬礼。并告诉他：苏军不干涉八路军的行动，八路军可以在旅顺、大连以外的任何地点登陆。于是，罗荣桓一行向东北方向驶去，在一个叫貔子窝的地方（今新金县皮口）平安踏上了东北的土地。随后，罗荣桓改乘火车，前往沈阳会合彭真。[10]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2]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1页。

[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4]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5]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6]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7]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10]　杨国庆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第4章　万事开头难

彭真发现东北情况并不乐观——招兵买马发展部队——东北局向延安要干部——毛泽东下令：霸占全东北——林彪当了总司令

彭真一行到达沈阳后，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安顿停当，立即争分夺秒地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大帅府”西楼，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段苏权等同志。彭真传达了党中央“全力争取东北”的指示，要大家放手接管城市、收集武器资材，猛烈扩大部队，建立革命政权。据彭真同志估计，由于京汉、津浦铁路不通，国民党军队短时期内来不了，正是我党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除了李运昌、曾克林的冀热辽部队和周保中的少量抗联干部，大批各解放区的部队和干部才刚上路，还没到达。但是东北局领导决心很大，要在最短时间内干出成绩来。

在伍修权陪同下，彭真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拜访苏军驻沈阳的领导人。开始他们还很客气。告诉彭真，沈阳附近有一个储存十万支枪的军火仓库，可以移交给八路军。彭真听了非常高兴，一面向中央作了汇报，一面带上叶季壮等人，到处调查寻找我方急需的军用物资情况。

经过几天的调查，实际情况却不像曾克林在延安所说：东北到处是飞机大炮，枪支弹药随便可以拿到。9月21日，彭真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

一、曾克林部原1 500，现已发展到37 000，轻重机枪400及相当数量的子弹。

二、现在我看守下的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曾在延报告数不确。

三、沈阳兵工厂仍在苏军看守下，传有步枪60万支，大炮6 000门不确。究有多少正调查中。

四、绥中飞机已被苏军搬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备用运输车交涉尚无结果。

五、已获得许多帮助，将来能否取得大批武器，还是个谜。

六、在大城市如沈阳我受有相当限制，但仍有相当便利。在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基本上我们可以放手干。[1]

9月24日，中央复电东北局，作如下指示：

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

二、较集中的武装，应布置在靠近热河、外蒙、苏联、朝鲜的地区，以便生存发展和保持多量武器，尤其是重武器。

三、沈阳及其他城市的武器资材，应向乡村及热河运出。[2]

这是中央最初的“分散发展”的方针。但是执行中又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意外的情况。

东北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空白地带。日本占领东北后不久，就破坏了中共满洲省委组织。后来东北抗日联军也被日军挤压到苏联境内，几年内东北都没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了。东北老百姓对共产党、八路军基本不了解，相反，国民党政府倒是他们心目中的“正统”所在。在沈阳和各大城市，国民党地下军人员活动频繁，鼓动老百姓迎接“国军”接收东北。苏军占领东北后，将“满洲国”伪军全部解除武装，总共17万人，溃散在各地。只有旧警察仍在负责维持治安和交通秩序。所有这些人的政治态度，都倾向于国民党。对于共产党和八路军，有的持对立态度，有的则持观望态度，表现为“先投八路，后投中央”。苏军在东北到处拆卸工厂，将日本人财产没收后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造成大批城市工人失业，日本侨民和家属流浪街头。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要白手起家地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

尽管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东北局的同志们仍然积极开展工作。伍修权找到一位伪满军少将，了解东北伪军情况。他们到伪军各部门搜集东北地区军用地图，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地图十多份，派人分头送往先期进入东北的万毅、吴克华部队。东北局机关当时除了这些领导人，底下是个空架子，用彭真的话说是“有头无脚”。带来的两个报务员、四个机要员白天黑夜地忙碌，与中央通报情况，与各部队电台建立联络。但是，由于各部队电台型号不同，许多地方联系不上。

根据中央指示，东北局在10月13日发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创造根据地，接收并改组政权，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的行动方针。于是，先期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曾克林部、周保中部、万毅部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部队，他们将城市失业工人、伪军的散兵游勇、甚至乡村地主武装（大排队），不论来历，只要肯当兵，统统拉过来。这些部队在很短时间内急剧膨胀起来。李运昌回忆：“冀热辽部队采取以老部队为基础，吸收新兵的方法，以连扩为营、团，团扩为旅。新兵大部分是矿工、工厂工人和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以及被俘人员和关内被抓到东北的劳工，同时也收编和加委了一批伪满国兵和警察队。从8月到11月，我冀热辽出关部队迅速发展为12个旅、2个支队、10个独立团，约十万余人。”[3]周保中部发展也很快，在他10月18日的日记上，列出了扩军的统计：

建军：
哈尔滨 | 7 000—8 000
牡丹江 | 2 000
依兰 | 1 000
佳木斯 | 1 500
延吉 | 5 000—7 000
长春 | 5 000—6 000
齐齐哈尔 | 2 000—3 000
按最高估计，一个月扩军 | 24 000人。  [4]

在沈阳郊区、抚顺等地，李运昌、曾克林部打开了一些军用仓库，取出大批枪支弹药，军装鞋帽。这些部队穿着新军装，扛着新枪，真是威风得很。其实，这些部队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很值得怀疑。李运昌说：“我们4个分区部队8个团、2个支队、1个营，接收了锦州全省（伪满的省）、热河全省、辽宁全省、黑龙江和吉林西部地区。地域大了，部队多了，团长当了旅长，连营长当了团长，班长当了连长，战士当了班排长，全是新兵了。”[5]原来的老部队都打散了。他也承认：“在扩军过程中，由于我们扩充部队的心情过急，对改编的伪军审查不严，对国民党先八路后中央的阴谋缺乏警惕，致使后来出现了部分新部队叛变事件，牺牲了一些干部。”[6]实际上，这样匆忙组建的新部队，只求数量而不求质量。致使军队成分复杂，内部不纯，有的甚至被地主、土匪、伪军官把持，虽有新武器装备，却没有战斗力，等于是一群乌合之众。一个月后战争来临，这些新部队多数叛变倒戈，教训是沉痛的。

八路军在东北招兵买马，迅速扩大，引起苏联方面的不安。第一，他们与国民党政府有约在先，东北要移交给国民政府。八路军咋咋呼呼地大干起来，使苏方处境尴尬，不好交代。第二，苏联方面对延安抱有成见，不希望中共在东北强大起来。于是，苏军代表通知彭真，要中共军队退出沈阳。不得已，李运昌部于10月6日撤出沈阳，移往锦州。彭真当天向中央报告，准备将东北局也迁到锦州。后来苏方态度转缓，东北局才留在了沈阳。

由于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苏方一直不允许我们的军队在东北公开活动。东北局也处于地下状态。这对彭真等人来说，确实很受拘束。而国民党人在各大城市却很活跃，他们到处活动，联络原伪满官员和上层人士。发党证，挂牌子。伪满官员、军人、警察都纷纷向国民党方面靠拢，组织“维持会”一类的机构，等待国民党来接收。八路军先期进入东北的部队，多数是在南满地区（今辽宁省境内）发展。中长铁路全线在苏方控制之下，中方不能使用，尤其不得运兵。所以，北满广大地区市县，我方只向一些地方派遣少量干部，很少有部队，难以形成气候。彭真认为，如果我党不建立公开机构，十分吃亏，也难以同国民党抗衡。在征求中央意见后，决定以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方式，选举地方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

组织地方政权，需要大批干部。彭真等向中央紧急求援，希望派大批干部来东北。其实在此之前，延安就把所有能派遣的干部都打发上路了。集中一批走一批，还从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抽调干部支援东北。在林枫、陶铸等带领下，800名干部长途跋涉横穿山西、河北，到承德乘上火车，于10月23日到达沈阳。一起到达的还有张平化、倪志亮、程世才、袁任远、刘澜波、雷经天等。真是雪里送炭。他们一下火车，来不及休整，就被派往各个地区开辟工作。由李富春率领的第二批延安干部队伍也正在途中。截止到11月1日，毛泽东给彭真的电报中说：“十月底止已到东北及热河之干部，计有：山东二千，林枫一千九百，晋察冀五百，太行、太岳六百，冀鲁豫三百五十，黄永胜一千五百，万毅八十，共计六千九百。张启龙、倪志亮、伍晋南等批尚不在内，是否均收到？”[7]为了开创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抽空了陕北和其他根据地，把最得力的部队和干部都派往东北。这在以往的革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从1945年10月开始，国民党政府调兵遣将，把精锐部队海运北上。争夺东北的战争迫在眉睫。10月11日，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返回延安。在听取中央书记处的汇报后，决定对东北战略作大幅度调整。10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真：“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同日，中央又电示彭真、陈云、程子华等：“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面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先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万毅、吕正操、萧华、李运昌应暂留辽宁，指挥作战，整训部队，战胜蒋军登陆，是目前中心一环，其他一切均为此服务。”10月19日，中央再次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8]

这些命令一下，就把原来“分散发展”的战略来个大转弯。但是命令好下，部队已经撒出去了，几天之内如何拢得起来？中央的决心十分明确，正如毛泽东10月23日给东北局电报中所说：“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当时，苏军已经撤离了热河的承德、平泉地区。黄永胜带领的部队到达那里后，遵照中央指示，没有再北上，留下来接管了这些地方。根据中苏条约规定，苏军应该在年底前全部撤离东北。毛泽东感到我军在东北立足未稳，难与蒋军抗衡，面临蒋军即将在东北登陆，尤其需要得到苏军的配合帮助。10月27日，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向斯大林发电报，请求帮助三点：“一、推延撤退时间至明年一月或二月，热河友军则请留至十二月底才撤。二、在上述期间请求友军拒绝蒋军登陆及接收政权。三、允许我方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力量。”在三条中，阻止蒋军在大连登陆最为重要。[9]彭真等向苏方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请求，得到苏方的允诺。毛泽东获悉苏方态度，“甚为欣慰”。

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阻止国民党军队在秦皇岛一带登陆。毛泽东对李运昌的部队寄予了很大期望。10月25日，毛泽东指示彭真、程子华、李运昌：将李运昌的冀东部队抽出有战斗力的2万人，编为10个团，总称冀东纵队。“由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准备迎战来自海上和承德方面的敌人。毛泽东甚至乐观地认为，像李运昌那样在辽宁发展，到年底可以组织起100万地方军，加上苏方的帮助，在两个月内阻止蒋军登陆是有把握的。[10]

最令毛泽东焦急的是：林彪在哪里？自10月中旬中央电令林彪、萧劲光速去沈阳以来，有十多天没有他们的音信。10月30日，中央连发两电追问。先是毛泽东问彭真，“林彪等现至何处？”后是刘少奇致电林、萧：“你们现在何处？中央前电要你们即速赶到沈阳，收到否？你们意见如何？久未得复，甚为焦念。现美蒋军急于在营口、葫芦岛登陆，苏军恐难以拒绝，我军必须坚决抵抗，以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在此情形下，冀东战略地位，已不如沈阳重要。望你们星夜赶去沈阳，指挥作战。”[11]

林彪、萧劲光在冀中接到中央要他们去东北的命令后，真是昼夜兼程赶路，身边没有电台，一路也没经过大的军区机关。所以，半个月内与中央没有联系。当他们乘上火车，终于到达沈阳时，已是10月29日。林彪几乎没来得及喘口气，山海关一线就交上了火。林彪又受命匆匆赶往锦州，指挥作战。

为了建立统一的东北军事指挥部，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命令，同意东北局10月22日来电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决定：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

11月2日，毛泽东再次电告东北局，补充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12]

为了开辟东北后方工作，中央决定组织东北局北满分局。以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为了加强东北局的工作，中央决定再增派三位领导人从延安去东北。他们是高岗、张闻天、李富春。为了东北，中共中央真是尽了最大努力。毛泽东11月1日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各大战略区的指示电中，明确提出11月份的作战部署是“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11月份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13]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战争在山海关拉开了序幕。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6页。

[2]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彭真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6页。

[3]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第15期。

[4]　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

[5]　李运昌：《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7]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8]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9]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0]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1]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第5章　接收碰壁

老蒋忙着接收内地，一时顾不上东北——铁路被八路扒了——接收大员到长春——雅尔塔秘约内幕——斯大林教训蒋经国——杜聿明在营口被堵回来

当我们的十万大军向东北开进时，重庆方面却行动迟缓。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蒋介石还没拿出什么有效举措来接收东北。

难道蒋介石不想要东北？当然不是。是因为当时国内头绪太多，牵制得蒋介石一时腾不出手来。

承受了多年的苦难，无论是前方沦陷区还是大后方蒋管区，都是一片荒凉破败景象。正如美国驻重庆的情报官员向华盛顿报告的那样：“中国的情况，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糟。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全部停顿。通货急剧膨胀；学生、职员和士兵都感到生计难以维持。中国的铁路90％陷于瘫痪。全部车辆都被砸烂焚毁，隧道和桥梁被破坏，中国曾极为依赖的内河航船几乎全部毁坏，或因拮据而无法经营。在大多数地区，公路破烂不堪，各种货运车辆都为数极少。”[1]

抗战胜利的欢庆刚刚结束，重庆市面上立刻发生了金融恐慌和经济危机。物价暴跌，那些屯积棉纱、煤油、大米的商人原以为奇货可居，准备发国难财。谁知日本人一投降，大家都争先恐后打行李还乡，谁还存那些东西。眼看价钱天天下落，心痛的商人真想跳楼。在黑市上把纸币换成美元和金条的市民也吃了大亏，原来打算保值的，没想到金价也直跌，到官家银行兑换钞票，连原来的一半也不值。官家的银行也恐慌，大批还乡的人都去提出存款，准备回老家。挤兑的人群在银行前排起长龙队，要把银行保险柜拿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更不得了，他们都要携带巨款，去救济和重建沦陷区的经济秩序。干瘪的国民政府钱袋，再摇晃也抖落不出几个钱来。

比经济危机更要命的是交通危机。重庆这个大后方，日本人进不来。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人又出不去。8月正赶上暴雨季节，长江水位猛涨，仅有的几条旧轮船，一天未必能开出一班。小小的客轮，最多能载500来名乘客。与朝天门码头上翘首待归的人潮对比，如同杯水车薪。性急的人们，还是采用逃难时的老办法，乘汽车沿着艰险的盘山蜀道，转到贵州、广西，从越南走海路回广州、上海。

中国的地方毕竟太大，够老蒋一口口吃的。最重要的当然是南京、上海、北平、广州。一架架美国军用运输机轰隆隆地从重庆起飞，将接收大员、达官贵人运向南京和上海。国民党军队则运用一切交通工具，分别前往华东、中原等各大、中城市，接受日伪军的投降。抗战胜利的果实，一批大个、中个的桃子，由南向北，逐个落入蒋介石的囊中。

有限的交通工具不仅要运送官员、军队和还乡老百姓，还有一项沉重的负担，就是要把100万侵华日军遣返回国。日本投降后，各地日军停止了抵抗，原地等候国民党军和美军前来受降。在受降者尚未到达前，日军还要负责维护所在地区的治安。无论如何不得交给共产党领导的武装。1945年11月初，美国记者在华北采访，目睹了这些奇怪的现象：

“高大的美军陆战队和铁路沿线的矮小的日本兵在孤零零的车站上一起站岗。从外表看来，这些日本人是满腔热情地承担他们的警戒任务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减少被遣返日本的机会。”[2]

这些日本兵在中国多住一天，蒋介石政府就要养活他们一天。100万青壮年男人，一天就要吃多少饭，这个沉重的包袱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在向中国北方运兵的同时，还要将一个个地区的遗留日军分批用火车运到上海、塘沽，让他们登上回国的轮船。当然，华中、华北地区的日军是要优先安排的。至于东北境内的大批关东军和日本侨民、家属，一时还无暇顾及。让苏联人去管理他们吧。

根据国民党政府和美方的协议，蒋介石派军队先接收华东、华北，然后再接收东北。在美军配合下，蒋介石开始行动。据美国记者的报道，“在9、10月间，美国运输机向华东和华北的关键防区运送了3个军的庞大兵力。美国海军陆战队——大约5万人——在青岛、天津、北平和秦皇岛登陆，保卫港口和机场。根据计划，大多数日本人要通过这些港口撤走，因此，为使遣送工作井然有序，牢固把守这些港口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几支小分遣队守护着塘沽到秦皇岛之间的铁路和唐山的煤矿、桥梁。通过这种帮助，政府军接管了华中和华东的大城市和港口。在京沪一带和长江以南的其他大多数地区，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共产党和地方势力的对抗。他们可以保证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日军向他们投降，同时把日军的武器和储备物资弄到手。”[3]

但是在华北和山东，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被阻止，进度很慢。通向北方的道路，无论铁路还是公路，都被扒的破破烂烂。从10月下旬开始，近半个月津浦、陇海两大干线都不通车。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凌鸿勋视察津浦路，只见“大多数路轨枕木，均被移走。路基亦有被掘断者。桥梁之破坏，工程尤为巨大。钢骨水泥建造之坚固桥墩，均被炸毁。电线杆则多平地锯去。依照片所示种种迹象，均可证明为有计划且备新式破坏工具之破坏行为”[4]。

中共中央当然不会坐视国民党军队自由进入华北，进入解放区。为了保证解放区人民的利益，争取部分受降和配合东北工作的开展，10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在介绍了日本投降两个月来的敌我形势后，指出：“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

为了完成破路任务，刘少奇按各军区、军分区所在位置，分片负责，主要破坏津浦、陇海、平汉、正太、同蒲、平绥等几条干线，既要阻挡蒋军北上，又要防止阎锡山、傅作义部对解放区的进攻。但是，刘少奇特别指示不得破坏北宁线的北平至塘沽段，胶济线全线及津浦线徐州至海州段，为的是让日军回国。在非解放区的铁路沿线，“应积极组织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务使其不能乘车而必须步行前进。”

刘少奇特别强调：“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料、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订价奖赏。对于铁路工人和路警，应十分注意联合和解释，其失业者，须加救济，使其参加破路，不反对我军破路。”“凡为我控制之铁路及在可能时，对于高出地面用土垫起之路基，及车站、月台等，均须彻底破坏。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须彻底毁坏。”[5]

中央指示一下，各解放区军民闻风而动，在几天时间内，就将铁路扒了个稀烂。南北交通大动脉被切断，火车动弹不得。国民党军队北进的步伐被大大延缓了。与此同时，十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来自各解放区的干部，正源源不断、日夜兼程奔向东北。这一个月的竞赛是举足轻重，共产党人尽管没有飞机、火车，就凭两条腿，硬是走在老蒋之前到了东北。如果没有破路的配合，这个先机是占不到的。

大后方水运、公路不畅，中原、北方的铁路又不通，北方老百姓的还乡愿望无法实现，天天看着发急。《大公报》10月25日发表社论《为交通着急》，不点名地表示对国共两方的不满。社论说：“敌人投降两个月了，一切交通还是陷于麻痹状态。以重庆作个中心，沿江东下，穿过巫山巫峡，直下武汉京沪，本是海上的康庄大道；但是只见船开出，少见船开回，今天说船艘缺乏，明天说燃料不足，直到而今，运走不了几千人。循陆到贵阳，那里登记的商车据说有好几百辆，但都是在等候，并不是川流不息的开着。”大家心里明白，车船都被政府拿去运官运兵，所以社论抱怨说：“复员，复员，除了飞天遁地的少数一群外，谁曾沾到它的光！”

谈到北方的铁路，社论转过来又骂共产党：“再跳到收复区看看，情形更奇特了，铁路非特未有加紧抢修，反而时时被破坏。”“我们认为这种严重的情形太不可解。更不可解的是：破坏交通只有敌人在作战时才有此需要。铁路交通对于土匪绝无大碍，因为北上的列车不是去剿匪的，只有接收敌人交还的土地与事业以及逃难归来的同胞，才急需要这种交通。我们不希望收复失土吗？我们不愿意同胞还乡吗？”

这些舆论，显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说话。国民党也四下散布“八路八路，就是专扒铁路”。把北方老百姓不能还乡的责任都推到共产党头上。按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他首先要把南京、上海、北平、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接收过来，然后调兵北上，解除日军武装，限制共产党、八路军的行动。东北他实在是无兵可调，想等到华北、华东接收完毕，再从苏联人手里把东北完整接收过来。再说，有中苏条约的限制，他作为国民政府首脑，只能照条约办事，苏军三个月不走，他也不能派兵去。

起初，国民党上上下下都认为，接收东北问题不大。蒋介石委任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就说：“签订了中苏条约，中国可以很快的收复东北。东北沦陷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的更早。”“在东北只要同苏联处好，一切都没有问题。”但是9月以来，蒋介石不断得到情报，说共产党的军队正在秘密进入东北。到底去了多少，分布在什么地区，则不清楚。蒋介石坐不住了，命令接收东北的官员先飞去长春，与苏方进行交涉。

1945年10月9日，第一架国民党飞机在长春降落。40多个国民党军政官员作为先遣人员，前来进行联络和准备工作。随后，10月12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璈等国民党接收大员，乘专机到达长春。

当国民党空军人员和随机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在长春市内逛街时，被长春的老百姓团团围住。被日本人欺压了14年的东北父老，流着眼泪，和他们互相问候。有的还高呼口号。记者看到两个小孩在用日语谈话，用国语去问他们，他们立刻用流利的国语回答。记者问他们是哪国人，两个孩子挺起胸说：“中国人呀！”记者深切地感到，东北的民心未死。日本人多年的奴化教育，在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面前，烟消云散了。[6]

10月13日，熊式辉、蒋经国等前往苏军总部（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进行第一次会谈。熊式辉声明：他们此次来东北的任务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办理接收东北事宜。希望能得到苏军的协助，并提出四点要求：

一、协助我方建立政权，并接收各省市行政机构。

二、协助我方接收日本及伪满在东北之工业机构及其设备。

三、我方决定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请指示适宜登陆地点，并予协助。又我方拟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请将该港口现状见告。

四、我方为期在苏军撤退以前，保有相当兵力以维持各大城市之治安，并准备空运少量部队到沈阳、长春各地，请予协助。

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对国民党官员的要求看来是早有准备，立即答复如下：

一、行政接收事务，苏方可以协助。

二、经济接收事务将指定专人与张主任委员嘉璈商洽。

三、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

四、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解决而决定之。

熊式辉又提出：苏方能否提供若干火车车辆和轮船，借给国民党政府运输军队。马林诺夫斯基答：东北铁路车辆已在战争期间毁坏，或转到朝鲜境内，无法借给。轮船也没有剩余。[7]

谈来谈去，苏方立场明确：拒绝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熊式辉无奈，只好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生怕东北落入共产党之手又不敢和苏联闹翻，只得降格以求，不提在大连登陆，要苏军协助国民党军队在营口、葫芦岛方向登陆。

东北接收不利，蒋介石憋了一肚子火。当初的苏美英雅尔塔会议，就是三大国为了瓜分战后的胜利果实，划分新的势力范围，背着中国做的一笔交易。斯大林把握罗斯福急于要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心理，开出了惊人的要价：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予维持。

二、由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之俄国昔日权益应予恢复。即

A、库页岛南部及该岛附近之一切岛屿应交还苏联。

B、对旅顺港及大连之租借权应予恢复。

C、俄日战争前俄国经营直至大连出海口之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之权益应予恢复，其条件为中国继续拥有对满洲之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应交予苏联。

罗斯福与他的助手哈里曼看到斯大林的草案，左右为难。苏联的野心是如此的明显，索取的利益比老沙皇还多。没有与中国方面协商，来谈论关系中国主权的大事，显然是违背国际准则的。但是斯大林把罗斯福逼到死胡同里，要苏联出兵，必须答应这些条件。罗斯福左思右想，并与苏方讨价还价。最终还是为了美国利益，牺牲中国。在雅尔塔协议最后文本上，只是修饰了一下文字。将第二条的B、C两款改为：

B、大连商港应予国际化，苏联在港之优越权益，应予确保。苏联之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应予恢复。

C、对通往大连港出海口之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之公司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之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应保持在满洲之全部主权。[8]

《雅尔塔密约》对外界严格保密，当时连蒋介石也没有看到它的全文。1945年3月15日，蒋介石收到驻美大使魏道明的电报，了解到《密约》的主要内容后，在日记中写道：“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俄国对日作战已有成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9]

蒋介石心里明白，没有苏联出兵，靠他的力量是无法战胜日军的。他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接受这些条件。7月，宋子文、蒋经国等去莫斯科谈判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希望在外蒙和东北问题上求得苏联的让步。蒋经国曾在苏联生活了10年，加入过苏联共青团。30年代苏联的大肃反，蒋经国受到株连，被发配到一个北部小城劳动改造，历尽艰辛苦难。当他再次进入克里姆林宫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他抑制住内心的愤怒，委婉地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把失土收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土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斯大林傲慢地回答：“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求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在离开的时候，一位苏联官员问蒋经国：“你再次来这里，有什么感想？”蒋经国冷冷地说：“十年前我来这个大厅，墙正中挂的是一幅列宁鼓动武装起义的油画。这次看到墙上换成了彼得大帝的像。”[10]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终还是按照《雅尔塔密约》的框架公布了。蒋介石在9月2日的日记中写下“旧耻虽雪，新耻重重”的话。在签约时，斯大林曾许诺：东北、新疆主权回归中国；苏联保证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并让中国共产党人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指望苏方遵守诺言，让他顺利接收东北。但没想到熊式辉第一个回合就碰了壁。文的不成来武的。10月22日，蒋介石把他的心腹将领杜聿明召到重庆，面授机宜。

杜聿明，陕西米脂人，黄埔一期毕业。在北伐战争中初露锋芒，由连长晋升到团长。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参加过淞沪、忻口诸战役。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善于治军。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五军军长，这是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1939年11月，日军侵占广西战略要地昆仑关。杜聿明指挥部队与日军激战18天，包围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第5师团第12旅团，打死日军4 000多人。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突破日军包围，将部队带回云南。杜聿明以其战绩和对蒋介石的忠诚，取得了蒋的信任。

派谁去东北主持军事，使蒋介石颇费心思。原来任命的是东北军将领何柱国，但蒋不放心。何生病不能赴任，蒋又打算任命关麟征。熊式辉与关麟征不合，坚决抵制。最后蒋介石决定把杜聿明派去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才为各方面接受。

蒋介石指示杜聿明：“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我军在东北各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杜已风闻共产党部队秘密进入东北，但具体情报则基本没有，他请示蒋：“假如共军确已先进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我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说：“你先到长春去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再说。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然后，蒋要杜先去南京见总参谋长何应钦，再去上海拜访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海军上将，联系运输军队事宜。把这件事办好，就去东北。

杜聿明身负重任，立即行动起来。在南京，何应钦也拿不出东北军事的具体情报，只是暗示东北的情况可能会很麻烦。在上海，金开德上将对杜说：美军的运输船、登陆艇都准备好了，从上海启程，三天就能把部队运到东北。杜聿明吃了定心丸，连声道谢。便乘飞机前往长春。

10月28日，杜聿明到达长春后，当天就去拜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元帅态度很友好。他说：“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来，从陆路来，我们都欢迎。”经过双方具体协商，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队从营口登陆，并提供了营口苏军位置图。杜聿明想不到接洽得如此顺利，非常高兴，对苏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马上又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功。

蒋介石听了杜聿明的汇报，喜形于色。他告诉杜：已经与美方商量好，用军舰先将13军和52军海运到营口登陆。现在13军已陆续到达秦皇岛，52军正由越南海防市启程北上。杜应迅速去秦皇岛，乘美国军舰到营口指挥登陆。

杜聿明没喘口气，又飞到天津，拜访美军第三陆战队司令洛克将军。请求美军协助维持天津至秦皇岛铁路的畅通和安全。洛克一口答应。11月3日，杜聿明在秦皇岛登上美国军舰，在第七舰队司令巴贝中将陪同下前往营口。[11]

秦皇岛这个宁静的港口小城，一下变得喧闹起来。随军记者跟着杜聿明及其随从登上美国军舰时，发现海面上停泊着20多艘军舰。它们是从上海港开来的。从贵州出发的国民党机械化部队13军刚刚到达这里。一望无际的蔚蓝色海面上，白色的海鸥在自由飞翔，给美丽的景色点缀生命的气氛。但是美国水兵们对此一点不感兴趣。他们不住地诅咒着。因为他们在海上已经漂泊了19个月，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不让他们回国！

11月4日早晨，军舰到达辽河口。杜聿明在巴贝陪同下从旗舰换乘小舰到营口港去。海上风大浪高，小舰不停地摇晃起伏，似乎给他们一个不祥之兆。当国民党的联络官登岸联络时，船上的人都举着望远镜张望。记者看到“远远的辽河入口处有一个大炮台，西岸出现了一群人，其中有两个着军装的，也用望远镜向我们看。营口这边有一幢未完成的大建筑，那时有一个中国军人指挥着一群人拆去木料，在搭一个工事。”从早晨一直等到下午两点，联络官员才回来。对记者说“苏军卫戍司令不在，无法登陆”，就无可奉告了。只见小船又调头开回旗舰去。[12]

记者们都稀里糊涂，杜聿明可一点不糊涂。他看到岸上的情况不对头，就与巴贝研究对策。巴贝命令舰上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然后拿着报话机与登陆的官员保持密切联系。联络官员与岸上来人接触后，才知道苏军机构已经撤离，这里已经由八路军接管，登陆当然被拒绝了。巴贝朝杜作了一个鬼脸，说：“杜将军，美国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你相信吧？”杜聿明愤愤地说：“以目前情况看，要接收东北主权，恐怕非用武力不能解决。”他们根据沿海军用地图，对营口至葫芦岛一带进行了实地侦察，确定了若干登陆点，便返回秦皇岛港。

其实，营口岸上的八路军是来自胶东军区的吴克华部队。他们一共只有6 000多人，10月24日才到达营口地区。在营口市的只是一部分，尚未作好战斗准备。以他们简陋的步枪、机枪，和美军第七舰队的火力是没法比的。但是杜聿明不摸虚实，只好退回秦皇岛。兵贵神速，八路军抢先一步，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的计划完全破灭了。

11月6日，杜聿明飞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营口之行的情况。老蒋尴尬异常，窘态毕露。愤懑地说：一定要打出关东去。杜向蒋呈上拟好的意见书，要老蒋调十个军的兵力，由美国舰队掩护，在营口或葫芦岛登陆，肃清东北共军。老蒋表示：十个军调不出，只能用13、52两个军从山海关打出去。并指示何应钦下达命令，把这两个军交杜聿明指挥。三年东北战争的战火，首先在山海关点燃了。

[1]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13章。

[3]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　凌鸿勋谈话，1945年11月1日《扫荡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　文献》，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6]　《此时此地》，《大公报》1945年10月16日。

[7]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编第2节，中正书局1965年版。

[8]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9]　《蒋介石秘录》第4卷。

[10]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1967年版。

[11]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23页。

[12]　《渤海上的消息》，《大公报》1945年11月9日。

第6章　初战山海关

蒋军在秦皇岛登陆——冀东部队把守山海关——杨国夫师赶来参战——杜聿明亲自督战，拿下山海关，打开通向东北的大门

1945年的11月初的秦皇岛和山海关，嘈杂喧闹的气氛打破了这两个小城昔日的宁静。身着黄军装的国民党军队和身着灰军装的共产党军队在不停的往来运动，进行战争前的准备。

国民党军队是怎样在秦皇岛登陆的？10月中旬，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装载着海军陆战队，在渤海湾来回游弋，寻找登陆港口。当时营口苏军让我方出面，拒绝美军。他们又到了葫芦岛，那里有冀东军分区沙克部一个团把守，也不许美军上岸。美军最后来到秦皇岛，这里有500日军和一些伪军看守。日伪军借口已向国民党政府投降，等待蒋军前来接收。冀东部队去打，遭到抵抗，没有把这个重要港口拿下来。美军借口解除日军武装和保护美侨财产，在秦皇岛登陆。这样，就为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建立了一个据点。[1]

美军的小股部队，每天到处活动，侦察地形，了解八路军的动向。工兵还修复了被破坏的铁路。因涉及外交方面的问题，我方不能贸然干涉。从10月下旬起，大批美国军舰、运输舰接连不断在秦皇岛靠岸。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登上岸来。

10月下旬，20多艘美国军舰首先将国民党的13军三个师2万多人运送到秦皇岛。13军是老蒋的嫡系，原归汤恩伯指挥。在河南对日军作战时，经常是主动撤退，后来在贵州驻防。在抗战中没打过什么硬仗，实力保存得不错。现在是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军长石觉想在接收东北中露一手。11月初，云南部队52军2万人也到达秦皇岛。他们是从云南出发到越南海防，在那里登上美舰沿着漫长的中国海岸线北上的。这支军队是半机械化装备，但士兵多数是云南老兵，有作战经验。所以战斗力不弱于13军。

毛泽东在延安不断收到蒋军北上的情报，他敏锐地感到：一场争夺东北的大战迫在眉睫。11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电告罗荣桓等：“战争中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同日，军委给林彪、彭真的指示也说：“11月至12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次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2]

当时毛泽东把在山海关堵截蒋军的希望寄托在李运昌部队的身上。他们最先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短短2个月就发展到8万人，而且是新枪新炮。山海关号称“天下第一关”。长城在这里依山傍海，蜿蜒而上，经义院口、九门口、角山寺形成一条难以逾越的防线。就是用现代枪炮进攻也难免要付出重大伤亡。10月上旬，李运昌部离开沈阳到锦州，还征用了不少大马车拉武器装备，准备给陆续北上的老部队。10月下旬，中央指示东北局：山海关、锦州一线防御交给李运昌。为此，中央11月1日还直接电告李运昌：“你即在彭真、林彪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整编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不要回冀东。詹才芳编成之野战军及在山海关、锦州地区之一切军队及地方工作统归你指挥，而你则接受彭、林指挥。”[3]

李运昌在锦州部署作战，开始心里并不踏实。他虽说兵马不少，但并不集中。大部分分布在辽西的各个地区，现有的几个团还在山海关到锦州一线摆开。真正守在山海关的只有沙克的两个团。10月30日，他电告中央：“秦皇岛美军掩护顽军向我山海关驻军进犯，在石河发生冲突，该地情况不明。山海关只有新编127R约2 300人，战斗力不强，情况危急。速告杨国夫率部到山海关增援，此间部队分散沿岸，调不动。不少部队缺武器弹药，不能应战。”[4]

从10月30日起，国民党13军在美军的引导配合下，开始对山海关一带进行武装侦察。11月4日，国民党军派人到山海关向沙克部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让出铁路线100华里，退出山海关，被沙克等严辞拒绝。同一天，一辆美军汽车开到山海关我军47团阵地前，被47团战士开枪阻击。打伤一个美军士兵，其余4人和汽车都被扣留。

11月5日，国民党13军84师果然向山海关我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们的主攻方向是山海关城西北的娘娘庙、二郎庙等制高点。在炮火轰击下，敌军一度占领了这些制高点，突进到离山海关城北门只有一里地远的地方。我军全力反击，又夺回了阵地，把敌人打退到十里以外，还抓了一些俘虏。

就在这关键时刻，山东渤海军分区司令兼第7师师长杨国夫带领7师三个团赶到山海关前线。他们是步行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这里的。杨国夫是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当过团长。长征中又转到红一方面军当团长，身经百战。他的部队作风硬朗，以敢打敢拼著称。尽管这7 000人长途跋涉，非常疲劳，武器也不全。但是接受命令之后没顾上休息，就接管了山海关正面防线。

当时，国共双方互相都不摸底。我方估计，秦皇岛上岸的国民党军有5万人。加上美军和伪军共有8万人。国民党估计共产党军队有5万人，而且得到东北日本人的武器，力量强大。其实，双方都过高估计了对方。国民党军官精神紧张，所以行动小心翼翼，不敢轻易发起进攻。而是构筑工事，挖散兵坑，预防我军炮火袭击。

对峙了两天，杨国夫决定出击一下。11月6日夜里，他派两个营向国民党13军89师阵地进攻。这些擅长游击战的战士深入到敌军阵地内部，又扔手榴弹又打枪，还缴获了1门炮、18挺轻机枪和50支步枪，然后趁着黑夜从容撤回。国民党军不知来了多少八路军，轻重机枪猛打了一夜，天亮才发现是自己打自己。守在沙河的一个连差不多死光了，一个团自相残杀得伤亡惨重，只得撤回秦皇岛休整。

打了一个胜仗，杨国夫高兴地向上级报告。说顽军特点是射击准确、火力强，指挥灵活，每个阵地都有电话。但怕我军冲锋，一冲即溃。李运昌看到捷报，原先的不安一扫而光。他在11月9日给林、彭的电报中乐观地说：“目前顽军三个军已在秦皇岛登陆，数度企图进占山海关，均被我打回。应于目前固守山海关、九门口，而以主力守石门寨、海阳镇、滦河镇，局限顽于狭小范围内。并不断以夜摸袭击动作消灭其分散驻守之敌，增加其物资生活困难，消灭其士气。顽大军久驻狭小范围，人地生疏，不能展开，吃烧均要困难。后兵舰撤走则等于瓮中之鳖，不难全部歼灭，东北可无大忧矣。”[5]

这种乐观的情绪甚至影响了毛泽东本人，他在11月11日给梁兴初的电报中也说“顽军火力盛，士气低”，“最怕冲锋，一冲即溃”，认为山海关一线“如能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于大局极有利”。[6]后来情况的发展，与想象完全两样。

11月8日，杜聿明来到秦皇岛。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决心打出山海关，武力占领东北。在召集13军将领开会时，军长石觉汇报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建议加强工事，稳固防守。杜聿明感到惊讶，因为据他所获情报，共军武器破烂，战斗力并不强。他毕竟是打过硬仗的人，不相信石军长的汇报。于是，他带领13军的团以上军官，于11月13日亲临沙河前线阵地视察。

杜聿明找来6日夜里被共军消灭的那个连的连长，要他说明哪个村被共军炮火摧毁了。连长指了北边的一个村庄。杜聿明走进村子查看，房子没有一间被毁坏。连长又说搞错了，是中间的那个村子。杜又亲自前往查看，一连转了几家，也没有发现被摧毁的房屋。他亲自询问了一个老农，老农说八路在东墙边上打了几炮，但是没有打到院子里。他蹲在墙角，弹片就打不着他。杜聿明在院子内外转了一圈，看到的只是几个手榴弹炸过的痕迹。这样实地调查，真相大白。杜聿明压抑心中怒火，对军官们说：“看来沙河战斗共军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这个连长谎报军情应该严厉处分。”石觉等人狼狈不堪，对杜长官表示佩服。

杜聿明实地考察后，增强了进攻山海关的决心。他马上召集13军营以上军官开会，说共军火力、战斗力并不像传说那样强大，国军在各方面都比共军强。再次研究了情况后，杜聿明下达作战命令：以13军主力4师、89师担任山海关正面主攻，以54师攻占九门口。52军的25师迂回进攻义院口，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对通讯联络、策应措施，杜聿明都作了详细安排。总攻时间定在11月15日清晨。最后，他重申了蒋介石的“连坐法”：胆敢作战不力、临阵脱逃者，必然严惩不贷，并追究各级主官的责任。对那个倒霉连长处以死刑，暂且留下一个脑袋，让其戴罪立功。军令一下，各级军官都唯唯听命，再也不敢怠慢。[7]

11月15日早晨，国民党13军54师运动到九门口，首先发起进攻。担任迂回的25师向义院口进攻，策应54师。杜聿明亲自到九门口督战。这次13军拿出全部力气，用重炮猛轰山头阵地。杨国夫师的战士顽强阻击。但是火力悬殊太大，到中午时，九门口被54师攻占。这一天险的失守立刻使全线的情况发生变化。到黄昏时候，义院口也被25师占领。

杨国夫的队伍已经打得弹尽力竭。他们从山东长途行军到山海关，没有休整就投入战斗。当时出发时幻想到东北能拿到新枪大炮，没想到打了几天仗，连一点支援也未得到。战士们甚至连最起码的人手一支枪都达不到，怎么与全部美式装备的蒋军拼杀？他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天，吃不饱睡不好。11月已是秋风萧瑟，他们还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有的鞋子烂了，打着赤脚。这里不是解放区，老乡见到打仗，都躲藏起来，没有人送饭送水，甚至给伤员抬担架的人也找不到。更要命的是那些配合作战的新编地方部队，不知是从哪里拉来的乌合之众，一听见炮响就四下溃散，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杨国夫这支老部队孤军奋战。当杨国夫获悉九门口、义院口均已失守，他们的部队有被国民党大军合围的危险。于是，杨国夫没有等待李运昌的命令，在11月16日早晨下令撤出山海关，仅留下少数人担任掩护。[8]

16日早晨，13军向山海关正面阵地发起总攻。重炮轰得震天动地，打了一个钟头，担任主攻的13军4师还是没有发起冲锋。杜聿明亲自到前线督战。军长石觉报告：“共军异常顽强，打到现在，阵地还没有动。”杜聿明拿望远镜观看，只看见少量机枪掩体，并无火力射出。于是下令一线部队发起冲锋。4师官兵还是胆怯，说对方阵地没摧毁，不能冲锋。杜严令他们抢渡沙河，发起进攻，并用机枪火力掩护。当他们冲锋时，对面阵地只打了一阵机枪就没动静了。原来八路军主力早已撤走了。这天下午，13军与52军的迂回部队在山海关以东会师，国民党军占领了山海关城，打开了通向东北的大门。

[1]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第31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3]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4]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1945年9—12月》。

[5]　军委一局电报汇编：《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1945年9—12月》。

[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

[8]　东总：《顽军进攻东北战斗材料》，1945年11月1日到1946年1月13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第7章　锦州战役计划未能执行

杜聿明抓住时机，突入绥中——毛泽东要林彪在锦州反击——林彪手里没兵，准备放弃锦州——黄克诚赶到前线，发现他们处于“七无”状态——林彪与黄克诚会面，一致决定后撤

杨国夫师撤出山海关前，没来得及通报李运昌。第二天李运昌、沙克才获悉杨师已撤到绥中。毛泽东在延安是收听合众社新闻广播才知道山海关失利的消息，他直接发指示电给李运昌、沙克，命令“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梁集中锦州。时间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并要李、沙报告我军在那里的兵力和战斗力情况。[1]

李运昌如实报告：山海关至兴城一线共有正规部队1万人。其中山东部队（杨师）有战斗力，他属下的冀东19团、22团是县大队改编的，战斗力差；还有地方武装和驻葫芦岛的36团也都没什么战斗力。电报暗示中央，要他们守住绥中、兴城一线，恐怕难以胜任。[2]

鉴于李运昌16日电报，中央改变了计划。11月17日，中央给黄克诚、程子华、李运昌等发去一个综合指示，命令李运昌、杨国夫部在锦州地区运动防御。“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命令黄克诚、梁兴初部迅速集结到锦西地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3]

然而，这些指示还没来得及执行，杜聿明已经抢在了前面。16日晚间他接到先头部队25师占领山海关的报告后，当即下令要各部队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向绥中前进。17日早上13军刚上路，杜聿明就乘吉普车赶到了。他一面吩咐部队继续前进，一面通知各部队长官前来开会。

没进房子，也没坐处。众人就在路边站着听杜聿明训话。杜问石觉：为什么不实行战场外追击？石觉吞吞吐吐的说：“共军早已脱离战场，恐怕追不上，所以未令各师追击。”杜聿明知道他是畏惧不前，当即向先头部队的一个连长调查。该连长报告说：“东面、北面村庄里共军很多”，他“因为兵力单薄不敢前进”。杜聿明的判断得到证实，他要大家抓住战机、迅速前进占领绥中。说完就催促各自归队。在一旁经过的13军士兵议论说：“长官真神气，在战斗行军中还召集官长开会。”

杨国夫师刚从山海关撤退到绥中，战士们又饿又乏，大家的情绪也很受打击。还没喘口气，国民党军队就紧紧追赶上来。于是利用绥中西关外的一个高地，临时布置抵抗。下午三点，杜聿明来到前方，发现13军军部和直属队纷纷向后跑，说是奉军长命令后撤五里。杜聿明当即制止，赶上前去找石觉。石觉正指挥部队向小高地进攻，对杜说：“共军十分顽强，恐怕今天打不到绥中。”杜聿明观察了情况，命令预备队上去迂回包围。高地上的杨国夫部队看到情况不利，便主动后撤。枪声逐渐平息下来。

天色近晚，国民党军队各自安营扎寨。杜聿明却命令今天必须占领绥中。石觉不同意，与杜争执起来。杜聿明接通前卫团的电话，该团长报告说：绥中城内情况还没侦察清楚，部队正在吃饭，饭后就向绥中前进。杜说：“你这一团今晚进了绥中，我给重赏。”此时杨国夫师已撤离绥中，夜里12点，国民党军占领绥中。这样，杜聿明才下令停止前进，休整几天。[4]

绥中失守，兴城、锦州便暴露在国民党军面前。这时，林彪在做什么呢？

在国民党军对山海关发起总攻前夕，东北局领导人曾向中央请示，待黄克诚、梁兴初两支主力部队到达山海关地区后，就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决战。毛泽东考虑敌我双方形势，于11月15日给彭真、林彪发了一封电报，要他们将主力隐蔽在锦州一带，进行内线作战。电报说：“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二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5]，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他要黄、梁二部隐蔽前进到锦州一带，处于内线。“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6]

毛泽东设想得很好，但实际情况变化太快。就在林彪收到毛泽东电报的同一天，传来了山海关失守的消息。我军节节后退，国民党军步步紧逼。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对我方越来越不利。林彪心急火燎，匆匆离开锦州指挥部，前往兴城、锦西一带察看地形，集合部队，等待黄克诚、梁兴初主力部队的到来。

在兴城，林彪见到了撤下来的杨国夫部队。该师作战科长向林彪汇报了山海关、绥中战斗情况。杨国夫师几天来“伤亡失散千余人，极疲惫。无棉裤，许多无鞋，赤脚战斗，情绪不高。抵抗力降低”。[7]看来这支部队一时难以再投入战斗，林彪指示他们撤退到后方，分散打土匪，休整部队，暂时不参加正规作战。

11月21日，山东军区1师8 000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终于赶到兴城。这个师的前身是八路军115师的685和686团，是林彪的老部队。他们10月初从山东诸城出发，途经山东昌邑、寿光，河北霸县、玉田，从冷口出山，来到兴城。这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部队经过长途行军，此刻也是疲劳不堪，比杨国夫师强不了多少。

林彪视察了其他部队的情况，检查了各部队的联络指挥系统。不禁浓眉紧皱，忧心忡忡。现在的条件，不要说打胜仗，就是基本的作战条件都不具备。11月21日，他给军委和沈阳的彭真、罗荣桓发电报，汇报前方情况，阐明他的意见：“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费用。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非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目前黄、梁二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待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因为林彪的电台无法与各部队接通联络，他请军委将他的电报转达给各部队，自己带参谋人员前往锦西江家屯，准备与黄克诚师会合。

黄克诚师3万多人长途行军，在11月12日赶到河北玉田冀东军分区司令部。刚休息了两三天，就接到军委命令，让他们参加山海关战斗。于是部队匆忙上路，当时他们是与杜聿明的大军平行东进。不同的是国民党军队走大路，有汽车；黄克诚部是钻山沟，绕远路，全凭两条腿。连日秋雨，道路泥泞，干部战士疲劳已极，苦不堪言。然而国民党军终究抢在了前面，杜聿明督催逼命，让13军、52军进行500里的长途奔袭，在11月24日到达锦州城下。

当时，我军在锦州西线的兵力十分薄弱。老部队只有文年生的警1旅两个团。这支部队是从原359旅分出来组建的，9月南下至河南境内时，接到延安的命令北上的。11月中旬，他们经承德来到锦州，马上就搞新老部队合编。敌人兵临城下时，他们还没完全准备好。另外还有沙克的特务团，共五个连布防在女儿河一线，锦州城内是李运昌的19旅。

11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到达兴城。杨国夫师奉命主动撤离，国民党军占了一座空城。杜聿明命令13军沿锦榆公路向前推进，52军2师向锦西、葫芦岛进攻。守在葫芦岛沿岸的冀东31团见侧翼受到威胁，便随主力东撤。用李运昌的话是“新部队无主力配合，一触即溃”。[8]本来，国民党军对杜聿明如此孤军深入，是心有疑虑的。52军2师师长刘玉章占领锦西后给杜打电话说：“锦西太大，兵力不够，现兴城方面仍有共军大队退下来，缴枪也来不及。部队出了锦西，共军一旦反攻，就毫无办法。”杜聿明知道他说得有理，但不肯放弃机会，让刘玉章量力而行，继续前进。刘叹了口气说：“不是不敢打，实在力量不够啊。”下午，当他们到达葫芦岛时，发现共军已经撤退。刘玉章才高兴地向杜聿明报捷。于是，11月22日这一天，国民党军连占兴城、锦西、葫芦岛三处要地。[9]

锦州是辽西第一军事重镇，是东北与关内联系的交通枢纽。杜聿明得到情报，锦州城内空虚，林彪的主力部队正在进军中，尚未到达。面对这个机会，他决心不惜代价，抢在前面占领锦州。于是下令52军为右攻击兵团，向大凌河东岸进攻。13军为左攻击兵团，主力沿塔山、高桥向锦州进攻，分出一部沿大小虹螺山道向锦州西边进攻。部署一定，各军立即开拔。

国民党大军压境，锦州城里顿时紧张起来。李运昌组织人力抢运枪支物资。锦州机场上停着一些日本飞机，是苏军移交的战利品。当时既没有飞行员，也没有汽油，李运昌搬不走，只好下令统统烧毁。飞机场上浓烟冲天，几十架飞机就这样炸的炸、烧的烧，全都报销了。然后，李运昌下令向黑山、阜新方向撤退。[10]当他们撤离锦州时，城里的一些地方武装放火烧仓库，与国民党军里应外合。沙克的五个连在女儿河抵抗了一阵，势单力薄，也主动后退了。11月26日早晨，国民党军进入锦州城。

就在同一天，黄克诚带领3师全部到达锦西江家屯。这是中央派往东北诸部队中人数最多的一支，但经过50多天的长途行军，因病倒、掉队造成4 000多人的减员。此时全师三个旅共有32 000人。按黄克诚的设想，部队应该马上休整一下，补充枪支弹药、棉衣棉裤。谁知到这边一看，情况比在苏中根据地要糟得多。地方部队和政府早已不知去向，部队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在寒冷的天气里穿着单衣直哆嗦。老百姓也不理他们。大家如同被迎头浇了一瓢凉水，情绪大受打击。黄克诚也是一肚子气，北上动员时说得那么好听，现在怎么向干部战士解释？于是他马上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一、3D主力已于11月25日到江家屯，锦州亦于此日失守。

二、部队50多天行军，极疲劳。自华中及沿途动员，均说坐火车汽车、到东北背好武器等乐观心理。现在处于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之困难情况，部队士气受极大影响。锦州至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甚多，少数人无法通行，战场极坏。而顽已占锦，将直趋沈、长。

三、在上述情况下，我提议我军应暂不参加主力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再行作战。并以一部主力占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四、我与林彭罗初见面，特向你提议。是否有当，希考虑。[11]

毛泽东很快回电，要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中央军委也电告黄克诚：“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12]但是，由于无线电联络不通，黄克诚虽然与林彪相距不远，却都不知道对方的位置，见不了面。

这时，林彪指挥他手头能掌握的老部队——梁兴初师，前往高桥，按毛泽东的既定部署准备侧面打击国民党军。杜聿明刚刚进入锦州，屁股还没坐稳，高桥和千家寨就打响了。13军89师向杜告急：国民党军的后路被共产党军队截断，驻千家寨的89师主力已被击溃，阵地大多失守。杜聿明吓出一身冷汗，忙召唤54师回头增援，要后面的195师星夜北上。那几天用杜本人的话，真是“千钧一发”。但令他不解的是，共军打了一阵就主动撤走了。国民党军才松了一口气。蒋介石得到杜的报告，一面奖励有加，一面严令没有他的手令，不得继续前进。杜聿明也感到孤军深入有危险，便停在锦州休整20多天，招兵买马补充正规军，培植地主武装，为进一步占领东北作准备。[13]

林彪为什么打了一下就停止了？说起来几乎难以置信，他手上没有大功率电台，发不出电报。作为东北自治军总司令，既无法指挥部队，也无法与延安联系。近一周时间，他的电报稿积压了一叠，就是发不出去。直到12月3日，他才找到一部能用的电台，向中央汇报锦州作战情况：

敌25日攻占锦州，该日我梁师始赶到江家屯以东30里，黄师主力到达江家屯（江家屯距锦州约100里），其一个旅尚距江家屯三日行程。我因对敌情不明，故继续向高桥、塔山前进。于27日占高桥、塔山，但却扑了个空。旋即分三路向锦州西北追击前进，于30日黄昏到达大茂堡一带。得知敌一个师在锦州以北30里一带，当即决定次日攻击。但次日战斗，因有的部队未收到电报，故兵力未能照计划赶到参战。只有不到4个团的兵力参加了战斗，在战场上又缺乏电话联络，不能配合攻击，致仅将敌给予打击，未能解决战斗。次日因顾虑锦州增援，故脱离敌人。[14]

黄克诚与东北局联系不上，便决定按原来的作战命令准备与国民党军打仗。他带领各旅干部巡视战场，正巧遇到林彪派来与他们联系的李天佑同志。黄克诚这才知道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指挥各路人马。而且林彪就住在离黄克诚只有20里地的村子里。黄克诚马上与李天佑一起去见林彪。林彪看到黄克诚这支大部队终于到达，心里自然很高兴。他们互通情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我军远道疲劳，又无根据地，在目前情况下不宜与敌硬拼。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自己，准备将来与国民党军决战。林彪与黄克诚意见完全一致，决定放弃在锦州作战的计划，将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3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　参见《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李运昌、沙克报东北局《山海关部队情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39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2页。

[5]　今河北抚宁县东北的两个村庄。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7]　林彪1945年11月20日致彭真、罗荣桓电。

[8]　《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李运昌11月29日电《我军失守前锦州情况》。

[9]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4页。

[10]　李运昌：《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会议上的讲话》。

[11]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

[12]　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载《中共党史资料》第16辑。

[13]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

[14]　参见军委一局电报汇编：《东北我军行动部署摘要》。

第8章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我军向各地分散发展——苏军将东北局赶出沈阳——混乱的局面——刘少奇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5年11月山海关、锦州战局的变化，对我方在东北的全局产生了不利的连锁反应。原来有利的形势急转直下，来自国内和国际各方面的压力，迫使党中央和东北局对我方在东北的战略方针作重新的估价和考虑。

从10月到11月中旬的一个多月里，我方在东北的发展看起来是相当乐观的。来自关内各根据地的部队和干部源源不断到达东北，受东北局指示，又分散到东北的一些城市和乡村开展建立政权和军队的工作。自彭真等东北局领导同志在沈阳建立了领导机构以后，苏联方面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10月4日彭真向中央报告说：“某方（指苏军——作者注）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1]看来东北这一大块地方，很快就能由我们完全掌握。彭真着急的是两点：一个是关内来东北的部队尚在途中，来几十万也嫌不够用；二是东北伪满政权的官员、警察、军队都等着国民党来接收，我方在东北没有公开政权，十分吃亏。为此东北局向中央请示，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方式组织东北人民自治临时行政委员会，建立我党领导下的东北地方政府，与国民党接收大员相抗衡。

10月2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在复杂情况和任务中，你们不可疏忽任何一个方面。南满是重要的，北满决不可忽视；武器资材是重要的，城市群众运动决不可忽视。望你们派人到北满去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在适当的地区，召集适当的会议，建立你们对他们的领导关系。——发动和组织群众，再进而引导他们走上武装斗争，如此才能造成组织武装及和国民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广大基础。”[2]东北局遵照中央指示，10月3日提出了“在满洲之东、西、北方面，分兵去接收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并建设兵工厂。以便在不利形势下，能依据有利阵地，与国民党进行长期的斗争。”[3]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在10月和11月先后到达东北的干部和部队，被派往不同的方向，到大中城市和县城开展工作。国民党接收东北，把东北划分为九个省。我方也是针锋相对，把关内来的干部和部队、先期到达和扩兵的冀东部队、东北抗联回国干部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分散摆开，以九省为区划，建立党的省工作委员会（即省委）和军区机构。据12月东北局向中央的报告，当时东北各地部队的情况是：

万毅率领的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 500人于10月中旬到达吉林的磐石、海龙、西丰地区。

萧华部分布在辑安、通化一带。萧华本人带领山东军区机关1 000多人11月到达安东地区。

罗舜初率山东军区3师和鲁中军区警备3旅共9 000多人于12月初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吴克华、彭嘉庆率胶东军区5、6师8 000多人登陆后，就留在营口、海城、盖县一带开辟根据地。

程世才、曾克林、唐凯所部自沈阳撤出后，活动在沈阳、抚顺、本溪之间的地区。

周保中部约8 000人分布在吉林、敦化、五常和延吉地区。周保中本人作为东北局的领导成员，在长春市内开展工作。

陈云、高岗受东北局委派，到北满开展工作。随行的有200多干部。他们12月到达哈尔滨后，住在市里的大和旅馆，从事秘密工作。公开出面的是抗联干部李兆麟和从苏联回国的红军干部卢冬生。

山东军区田松支队1 000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后，于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359旅刘转连部于10月到达抚顺、辽阳后，又率3 000人从吉林出发去北满。

刘锡五部6 000人，分散在嫩江、洮安地区。[4]

以上分散各地的部队，有的是内地来的老部队，有的是就地扩充人马发展起来的，如周保中、曾克林部。但是大多数部队和干部还是部署在西满地区。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是一大块，沈阳、抚顺、本溪一带是一大块。把部队撒开之后，东北局根据当时的九省划分，建立了九个军区和党的省工作委员会。但是由于力量分布很不均匀，有些省的机关不过是刚搭起了一个架子，还谈不上对所在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1945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中，东北局的指导方针是积极控制大中城市和工业集中的南满地区，接收伪满行政机构，扩大武装力量。对拒不投降的伪满军警和地方土匪，给予坚决打击。

日本投降后，苏军只控制了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东北大部分农村和县城都处于没人管的混乱状态。地主武装和土匪乘机大肆活动，各占山头，独霸一方；打家劫舍，危害人民。这些土匪多则上千人，少则百来人，打着各种旗号，官比兵多，人比枪多。我军进入东北后，一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土匪就接受了改编。但仍有很多土匪顽固抗拒，等待国民党的到来。当时盘踞在南满千山、岫岩、盘山的土匪多达几十股，凭借山林险要同我军对抗。我军数次派人劝说他们放下武器，解散帮伙，改恶从善，都被拒绝。于是，驻南满的我军吴克华部于11月开始进剿。

这些山东老八路是打游击战的好手，他们采用奇袭方式，一口口地吃掉敌人。这些土匪平日耀武扬威，真打起来就不堪一击了。不到半月功夫，就剿灭了牛得坤部几千土匪。千山地区的土匪利用险要地形，用迫击炮和各种轻武器顽抗。我军集中炮火向山顶猛轰，在炮火掩护下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全歼了这些土匪，俘获日伪军1 000多人。

当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大量人员都逃到了通化、临江一带。为了迅速消灭这些残敌，在东北建立后方根据地，萧华带领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和部队在抗联同志的配合下，于11月下旬向通化地区进军。一路上他们翻过几座大山，穿越密密的山林，顶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用急行军速度解放了通化。他们了解到日伪大批人马都聚集在临江大栗子沟，顾不上休息就追赶过去。到达临江附近的帽儿山时，山上有伪满军一个营把守。我军乘着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悄悄摸上山去，将敌人全部俘获。然后摆开阵势，枪炮齐鸣，居高临下地向临江县城冲去。日伪军毫无斗志，纷纷投降。在大栗子沟，我军俘虏了伪满“皇后”婉容、“皇妃”李玉琴和嵯峨浩，把她们装在大马车上，拉回了通化。

在大城市里，我方大搞群众运动，发动群众起来清算日本和伪满洲国的罪行，当时叫做“反奸运动”和“清算运动”，提出的口号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有气出气”。在本溪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两个日本战犯。当时日本人住的房子好，中国人住的房子破，我们的干部命令日本人搬到破房子去住，中国人搬到日本人的好房子去住，就叫大翻身。工厂里的日本技术人员必须受工人的领导。这些做法当时的确搞得轰轰烈烈。[5]

当时，苏军的态度还是很好的。苏军驻沈阳的司令对东北局领导人说：苏军要在11月20日撤军，要中共在沈阳做主人。还具体地说要东北局在沈阳出版报纸。根据东北局的部署，11月在沈阳筹备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9个省来了300多代表。其中党员占1/10，各阶层人士都有。东北局驻地原“大帅府”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只要大会一开完，选出九省政府，我们就要公开接收东北了。

然而，山海关炮声一响，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苏方态度一反往常，11月10日，苏方通知东北局：他们准备在撤退的前五天允许国民党军队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空降，并让国民党来接收各大城市。彭真获悉后，感到非常震惊，急电中央请求向斯大林交涉。13日毛泽东回电：

1．十一日电悉。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此间亦不好交涉。

2．如友人方针不能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

如何重新部署力量呢？中央11月15日给东北局的指示是：“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6]

中央的精神是不退出沈阳城。彭真他们没理会苏方的通告，继续在城里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谁知会议刚开了一天，苏军代表就闯上门来，告诉正在主持会议的林枫同志，要东北局马上搬出去，叫会议代表马上解散。林枫同志表示：会刚开起来，马上解散不好向代表们解释。苏军代表粗暴地说：“限你们两小时解散，不然我们就进会场去解散。”林枫看他们欺人太甚，严肃地说：“同志，你们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自己去解散，岂不是干涉了中国内政？”苏军代表想想，就没进去。但是大会显然是开不下去了，林枫只好找个理由休会。[7]

第二天，彭真和伍修权亲自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没想到苏方完全变了脸。伍修权同志回忆：“同我们打交道的是苏军驻沈阳少将卫戍司令。这个人很粗暴，不会办外交，自以为是个将军就很了不起，说上面指示要我们退出沈阳。彭真同志和我反复向他说明我军的愿望，讲不应撤出的理由，他却搬出他们上级的指示，说必须这样做，不能讲价钱。最后他竟说，你们不走，就用坦克把你们赶走！彭真同志马上抓住他这句话，说从来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去赶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同他吵了一架。”结果，两家都翻了脸，不欢而散。[8]

苏方对中共态度的大转变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向苏联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出于对苏联在华利益的考虑。自熊式辉、蒋经国等国民党接收大员到长春后，接收一直很不顺利。国民党军队究竟是从海上还是空中进入东北，苏方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答复和许诺。到11月中旬，共产党和八路军在长春城中积极活动起来。先是撤换了伪满留守的市长曹肇元，由中共党员刘居英接替。后又任命张庆和为市公安局长，长春城里的守备部队也明显地换成了八路军的部队。国民党东北行营驻地满炭大楼周围贴上了“国民党行营滚回去”的大标语。接收大员们顿时惶恐不安起来，人心骚动，唯恐当了八路的俘虏。蒋经国把这些情况向重庆作了报告，蒋介石指示外交部急电斯大林，要他派专人解决长春问题。莫斯科的答复是：斯大林目前不在莫斯科，要等他回来才能处理。于是，蒋介石决定单方面采取行动，指示熊式辉将东北行营撤退到山海关。

11月16日，蒋经国、张家璈召集行营全体人员开会，宣读了熊式辉的手令。长春方面只留下董彦平的军事代表团与苏方继续交涉，其余400人都乘飞机离开长春去山海关。于是在一片收拾行李的忙乱中，国民党的第一次接收东北行动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国民党这一走，苏方反而紧张起来。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是有条约的，如果被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引起美国的干涉，苏联不仅在东北的利益保不住，在国际社会也将处于被动地位。权衡利弊之后，斯大林决定还是要照顾国民党。他复电蒋介石，请国民党政府派代表来莫斯科会见，并通过外交途径，重申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莫斯科的指示下，苏军驻东北的统帅部态度很快来了个大转变。

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撤退时，共产党人在长春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苏军长春卫戍司令卡尔洛夫少将亲临现场，指挥苏军驱散群众，不许集会进行下去。董彦平带领国民党东北行营军事代表团20多人留在满炭大楼内，他发现大楼周围已被共产党的警察部队包围，楼内也断水断电，就向苏方提出抗议。苏军立即派出部队接管了满炭大楼外围的警戒，并为国民党军事代表团站岗。18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巴甫洛夫斯基中将与卡尔洛夫少将来到满炭大楼会见董彦平，对国民党代表团表示挽留。并许诺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要国民党方面安排接收长春市政府和公安局。由于苏方态度的转变，董彦平等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反而在长春过起安逸日子，免去撤退的颠簸之苦。[9]

与此同时，苏方开始在长春和沈阳驱逐中共机关和部队。他们撤了刘居英的长春市长，又把伪满市长曹肇元搬出来留守。在沈阳上演了前面叙述的驱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幕。彭真对苏方的背信弃义极为愤怒，11月20日电告中央：苏方19日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之处不许我与顽作战，不许我存在，必要时不惜武力将我驱散。”[10]

这时，毛泽东由于疲劳过度，突然发病，住进了延安的和平医院。刘少奇代表中央电复彭真：“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但要彭真向苏方提出两点要求：（1）希望不让出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2）撤出大城市需要较多时间，希望苏方尽量延缓蒋军进入大城市的时间。但刘少奇对此并不抱幻想，在电报最后指示彭真：“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11]

11月22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周恩来、王若飞，明确阐述了中央对东北战略方针的转变：“彭林电：11月19日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处不准我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个字，就成为此后东北方面的战略方针。[12]

中央决策已下，东北局便迅速进行撤出沈阳的部署。当时来自延安和关内各根据地的干部大多数已经赶到沈阳，正待命派往各地工作。11月下旬苏方态度的转变，使沈阳城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军造谣惑众，四下活动。原伪满人员和汉奸也剥去伪装，公开倒向国民党。身穿灰棉衣的八路军干部成了他们袭击对象。一入夜晚，街上不时有打黑枪的。不明身份的人白天在大街上向我方委任的辽宁省主席张学思的汽车扔手榴弹，企图谋杀。杨易辰带领下来东北的干部队在沈阳车站刚下火车，就被特务用无声手枪打死一人。混乱的局面引起沈阳居民人心骚动，市场上物价暴涨，市面萧条。11月24日东北局发出通知，说国民党可能派兵空袭沈阳，给城里各机关的干部发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要大家准备巷战，以“保卫马德里”的精神守住沈阳。[13]

11月26日，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东北局领导决定马上撤离沈阳，具体安排是：才到沈阳不久的高岗、张闻天去北满，与陈云会合开展工作；彭真、罗荣桓、林枫带领东北局机关去本溪；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组成东北局西满分局去抚顺；陶铸、邓华带辽宁省委和军区去法库县建立根据地。[14]这些决策和撤离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很多单位都没有得到通知。伍修权也承认：“在转移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有一些单位没有及时通知到，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做细，曾经造成一些人对我们的埋怨。”[15]

东北局一撤走，沈阳城内顿时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当时在辽宁省委组织部工作的萧岗回忆：11月25日，他奉命到沈阳城外的马三家子去迎接冀中来的200名干部。第二天上午，他带领一部分干部乘卡车回城。“不料我率车进入市区后，即发现满街都是我军全副武装的队伍在行进，我初以为这是我军为抗议国民党而进行的武装示威游行，但接着看到骡马驮着军锅，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紧跟部队行进。我即意识到情形有变，于是促司机疾驶。赶到省委组织部，先到楼下的干部招待所一看，那里已空无一人，只有锅碗瓢钵、大米白面狼藉满地。原来我军一撤，机关已遭洗劫。我立即命令卡车开到省委驻地，幸见站岗的警卫员还在那里，经询问才知道省委机关已分头撤退，只有几位省委领导人尚在里面举行最后的紧急会议。”萧岗找到领导请示，决定这两卡车干部一部随组织部去本溪，一部随陶铸去辽西。当下午他们随陶铸上车撤离时，“沈阳城内枪声四起，街上行人绝迹”。[16]

11月26日这天夜里，陶铸一行住在马三家子屯老百姓家里。第二天早上，萧岗化装成当地人，口袋里揣着手枪去张氏屯寻找冀中来的另一批干部。只见张氏屯街上也很混乱，从城里跑出来的人很多。萧岗幸运地找到了冀中的干部们，并打听到一些沈阳城里的情况。他回忆说：“就在这一天，我听说了在沈阳撤出的当晚，有一些干部在撤退中被敌人杀害。同我们一起由延安到沈阳的华奋（浙江人）就是被当晚叛变的公安队杀死的。我们有的区公安分局长是在与敌人的拼搏中杀出来的；有的区委书记是在被敌人包围后，经过苏联红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我们一撤，事先窥测着的敌人立即行动，群魔乱舞，包围和进攻我们的机关，杀害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有的在我政府机关或公安队供职的旧人员，立即撕下‘革命’的面纱，成为哗变的组织者，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帜和蒋介石的番号，占领我们的机关，公开宣布为蒋记国民党分店。一些在当地招募的新兵，也有在当天混乱中叛变的，也有在我们撤退中离队逃跑，或隐匿起来另作打算的；也有人跟我们撤退到马三家子以后，再跑回沈阳城里的。”11月28日早晨，当萧岗他们准备发动汽车去法库县时，发现卡车司机也逃回沈阳去了。

山海关、锦州失守，东北局又退出了沈阳。现在是前有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后方又是一片混乱，形势极为严峻。我们的十万大军和干部向何处去？还能否在东北站住脚？需要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全体领导人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作出正确的抉择。

[1]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3]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59页。

[5]　林枫：《关于目前东北情况和我们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1946年1月2日于海龙县）。参见中南军区编辑的《东北局、华中局军区、中南局军区及第四野战军首长报告文件汇集。1945年12月—1950年2月》。

[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林枫：《关于目前东北情况和我们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1946年1月2日于海龙县）。参见中南军区编辑的《东北局、华中局军区、中南局军区及第四野战军首长报告文件汇集。1945年12月—1950年2月》。

[8]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6章第1节。其中关于东北局撤出沈阳的时间有误差，今以电报文献为准。

[9]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6章。

[10]　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载《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12]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34页。

[13]　萧岗：《走向胜利的历程——回忆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些亲身经历》，载《辽沈决战》。

[14]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5]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6章第1节。其中关于东北局撤出沈阳的时间有误差，今以电报文献为准。

[16]　萧岗：《走向胜利的历程——回忆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一些亲身经历》，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页。

第9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叛乱之风四起——“老兵老枪，新兵新枪”——要城市还是要农村——东北领导干部的报告和意见——毛泽东发出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1945年11月25日上午，彭真等带领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到本溪暂住。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地下军和原伪满官员、军人、警察乘机大肆活动，哄抢我党政机关驻地，追杀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干部。据彭真11月28日给中央的报告：“我们25日退出沈阳，此间国特即有数处骚动，并有数处警察叛反我们。接着苏军即大举肃清潜伏反动武装，闻搜捕之人甚多。”[1]在苏军维持下，几天后沈阳城内的秩序才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在长春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掀起了一股叛乱的浪潮。原来被我方收编或留用的伪满人员、军人、土匪，纷纷倒戈。各地新组建的部队和保安队整连、整团的哗变。刚刚建立起来的省委、县委和地方政府机构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干部被叛匪杀害，有的被迫转移。而国民党特务则公开打出招牌旗号，气焰极为嚣张。

11月19日，苏军强迫我方人员撤离长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周保中、张启龙、伍晋南等与吉林省工委的干部撤到长春城外20里的拉拉屯，后又迁到放牛沟和波泥河子，由于交通不便、联络困难，12月又迁到长春、吉林两市之间的岔路河镇。省委机关到处流浪，也就无法正常指挥下级机构和部队。国民党地下军组织的“吉林省党部”和“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公开活动，到处发展党员，网罗日伪残余，收编加委土匪。短短几天里，桦甸、农安、德惠、榆树、舒兰等县都出现了国民党的县党部。周保中收编的原伪满和地方武装，绝大部分都叛变了。农安县独立团一个营500人，在杀害我县委书记刘德彪后叛变。其他地方武装九台数百人，怀德上千人，范家屯600人，敦化八个大队中的七个半（只有一个朝鲜族中队没出问题），以及榆树、舒兰、安图、蛟河等保安队，也都先后叛变。叛军多达9 000人，拖走枪支在5 000以上。这是我军在吉林工作的一大损失。[2]

哈尔滨的形势也是如此。李兆麟等抗联干部先在哈尔滨市开展工作，组建了市保安总队，由我们的人加以控制。11月16日，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来到哈尔滨，主持北满工作。随后，张闻天、高岗也来到哈尔滨。但是11月17日苏军命令我方公开的党、军机关和部队在23日前退出哈市，以便让国民党来接收。这样一来，我方在该市无论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无权地位。李兆麟只能以中苏友协会长名义公开活动，其他同志则换上便衣转入地下。11月22日，陈云、高岗带领北满分局撤到哈尔滨旁边的宾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张闻天本来要去佳木斯主持合江省委工作，因土匪叛乱，受阻于牡丹江。

当时，陈云手头只有1 500人的老部队，60个干部，力量是很微弱的。各地的土匪看到国民党快要来了，便到处发动武装叛乱。在逊河县，国民党特务组织叛乱，杀害了我党派去的县长顾延岭和17名战士。顾延岭是抗大干部，牺牲前大骂敌人：“我就是老八路，抗战八年没有牺牲，今天死在你们这些汉奸特务手里！”通北县有500多人叛变，杀害了县政府秘书赵光同志。德都也有500人叛变，打死我副大队长赵春山。我方原来在松江省开展工作的十几个县，只剩下一个宾县。陈云、高岗到宾县后也多次遇险，张秀山回忆：“我们在向宾县转移途中，先头部队刚走到金家窝棚就和地主武装打了一仗。到蜚克图镇后，又接到报告说，四和尚庙的土匪打进了宾县县城。松江省军区立即派一个营坐汽车去消灭这股敌人。由于我原驻城内看管仓库的两个连坚守阵地，反击顽匪，敌人见势不妙，在拂晓前退走了。不久，还发生了敌人在宾县城内搞里应外合的反革命暴乱。为防止土匪突然袭击，当时许多同志经常是抱着枪支，轮流坐班或和衣枕戈待旦的。”[3]

佳木斯、牡丹江一带我合江省范围内情况更严峻。1945年10月，抗联干部孙景宇等带着万毅部队的一个连到佳木斯市，大量收编土匪，委任亲戚、朋友，扩充部队。到11月收编了约8 000人。土匪头子孙荣久被委任为勃、宝、林三县司令，有2 000人。谢文东被委任为富、绥、同三县司令，有300多人。其余小股还很多。作为三江军区司令的孙景宇只有一个特务团、一个新兵团和两个县大队，仅2 000人。[4]12月初国民党特务委任谢文东等为上将司令，这些土匪就大搞叛乱。到处杀害我方干部，用我军发的武器来打我军部队。当时合江省叛变的队伍多达5 000余人。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张雨新、刘山东等大小十几股土匪又打着国民党旗号招兵买马，很快发展到上万人。各地的地主武装“大排队”总数约在2万左右。而我方仅有的2 000人中，新兵也很不可靠。所以，合江成为东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土匪可以白天冲进我佳木斯市政府枪杀我副市长孙西林；股匪可以攻到牡丹江市区内的军区司令部大门口；可以在距佳木斯一站的孟家岗伏击我军的列车。11月底，东北局派方强到合江主持军事工作，他是化装成老百姓，冒险通过土匪盘踞的勃利县才到达佳木斯市的。可见当时土匪猖獗到了何等程度。[5]

齐齐哈尔原是我嫩江省委和军区驻地。在齐市内有我军一个警备旅，1 600人，700支枪。11月下旬我方撤离齐齐哈尔后，国民党组织伪满警察和各县地主武装成立“光复军”，人数多达18 000，还拥有装甲车、大炮等重武器。在当地招收的新兵叛变了700多，打死了我军的营、团干部。嫩江军区原在我控制下的县城全部被敌人占领。[6]

陈云、高岗在12月29日给东北局的综合报告中，对北满四省（相当于今黑龙江省范围）的情况作了如实汇报。他们谈到我军在北满号称有44 000部队，但可靠者只有11 000。其余3万多不可靠的原因是：（1）首领与国民党勾结；（2）许多是旧公安队改编的；（3）委任大排来的；（4）新兵觉悟低，易被反动分子拖去，干部又少。所以他们估计：“如此大量不可靠部队，将来定成后患。”事实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甚至更为严重。

在苏军压力下东北局撤离沈阳后，国民党大军并未大举推进。杜聿明指挥13和52军在11月22日占领锦州后，先头部队于28日占领了锦州东80里的沟帮子，就停止了前进。杜聿明命令部队休整一个时期，并招收那里的地主武装，每县成立一个保安大队，村镇建立若干支队，巩固国民党的统治。12月初，杜奉蒋介石的命令飞回重庆，汇报军事情况，研究下一阶段行动计划。国共双方部队在辽西对峙了近一个月，没有大的战斗。

当时，林彪的指挥部与黄克诚、梁兴初的主力部队3万多人驻守在锦州东到义县之间的乡村，杨国夫部在他们的西南。已经到了寒冷的冬季，但这些大部队衣食无着，陷入严重的困境。林彪12月3日向东北局告急：

彭罗：

部队数万之众，每日拥挤于狭小地域，向老百姓无代价地索取粮、菜、柴及拉牲口、大车，概无钱付，故群众对我甚不满。反动分子乘机挑拨，土匪乘机活跃。故我军除分散一部做群众工作外，急需送钱来。如万一无满币，亦请迅速送东北银行纸币来，但不可有大票子，免得用不开，亦不可比价太高，免得群众不要。

林彪

12月3日18时

黄克诚指挥着最大的一支部队，半个多月过去，情况不仅和他以前汇报的“七无”没多大差别，反而越来越严重。东北局拨给他一些伙食费，只是杯水车薪，支持不了多久。更要命的是东北局通知补充给老部队的武器，只拿到很少一些，远不够用。靠从南方带来的旧步枪，怎么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打仗？另外还有一件事令他恼火，冀东的新部队都用的新武器，但打起仗来却一触即溃。这些部队中从伪军收编过来的兵痞，还到处祸害百姓，败坏我军名声。12月17日，黄克诚给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直言他们目前的困难：

（一）三师、梁师全部已休息10天，除部分部队外，疲劳大体恢复。惟部队因遇各种困难不能解决，情绪不高。因持久方针未定，临时救急，干部感觉苦闷，落后分子则表现悲观。杨国夫部发生严重逃亡，且有下级干部与成班带枪逃走之现象，该师由山东出发到锦西，逃亡已达30％以上。三师与梁师则稍好，除怪话外，尚无大批逃亡。现正进行建立根据地，提高胜利信心的教育工作。

（二）三师出发到东北已一月，仅领到满洲伪币200万元，够伙食16天之用。一切经费均停发，对人民强迫使用500元、100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余到一处吃一处，吃空烧尽，有如蝗虫。人民怨声载道。因整个部队：（1）情况混乱；（2）地区未划定；（3）火车被破坏；（4）乡村被匪割据；（5）各地部队各自为政，无法统一支配。故虽有粮食，仍感严重之恐慌。日侨与炭矿工人、铁路工人均无粮吃，不少当乞丐和饿死。部队则到处征饷。

（三）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 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黄克诚尖锐地提出“老兵老枪，新兵新枪”的问题，令中央很不好办。大敌当前，如果过分追究责任，可能会使东北的新老部队矛盾激化，乱上加乱。所以中央只能做工作让大家搞好团结。12月20日刘少奇复电黄克诚，把他批评了一顿：

黄克诚：

（一）你处的混乱现象是由于尚未建立统一领导中心、统一部署工作而导致。中央本日已有决定告诉你们，望迅速执行。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望你就全盘工作提出部署的意见，并取得林彪、运昌及分局同意后执行之。

（二）来电说新部队装备好，老部队破破烂烂，干部战士极大不满这是不对的。这将引起新老部队的隔膜。只是由于先到满洲的同志组织了新部队，才把这些武器拿起来，否则就会被土匪或顽军拿去。因此，他们对党有功。你们因为后到，暂时还少补充。以后会得到补充及新老部队之武器的调剂的，这种不满必须切实解释。

（三）你必须告诫干部对先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及部队和本地干部如李运昌等采取热情团结的态度。在工作上引导他们，对他们少批评多建议，然后才能很好团结。[7]

批评归批评，但是困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个情况东北局也清楚，12月3日彭真、罗荣桓向中央通报东北我军兵力部署时，谈到武器补充情况时承认：“李运昌部、程世才部、万毅部都经我们手获得较充足步、机枪之补充。吴克华部、萧华部也得到相当数目的补充。”而“梁一师、黄三师、罗二师及正进入东北之山东曾国华部第三师均未得到补充。原运热河之12 000支步枪，拟分发一、三师，他们尚未得到。”[8]现在黄、梁部队在辽西抵御国民党大军，催着要武器物资，中央为此也一再催促东北局想办法。东北局是干着急，因为他们早就把物资武器都运出来了。12月30日彭、罗向各部队通报说：

一、未退出沈阳前有一个极短时间（一周左右），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除处理这批物资有缺点需检讨外，曾用极大的注意转运。

应首先补给西线。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七九子弹40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80万发，手榴弹15万个，皮帽、鞋子各3万，大衣1万，棉裹腿10万。另由北面运去12 000支步枪，机枪300挺。同时10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上述物资如能到达西来部队手中，当可解决大部分困难。这批物资究竟如何分配或失掉，望李、黄负责检查调剂。

二、自离沈阳并把物资西运后，总部已空无所有。因此便无法解决各方面向总部的要求，总部穷于应付。

总而言之，东北局手里是无枪可调，让各部队自己想办法。[9]但是这么多的枪支弹药，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当问题查清之后，东北局向中央的报告是十分尴尬的：

中央：

运昌亥电转报如下：

（一）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因获有先机之利，扩军与收集物资较多。对外来部队，本具满腔热忱，尽量补充。但因干部缺乏，加以情况变动，常转移无妥当掩护部队守卫，物资多有损失。自己未随时抓紧检查督促，致老部队未获充分补充，新部队又多浪费，影响老部队情绪，促使我内心十分歉疚，为我最大遗憾。

（二）由叶柏寿及马三家运锦之枪弹物资，在中途就被别人取用，无可靠部队押运，到锦已非原数，又未查清。当时山海关失守，文年生、黄永胜两部枪未得手。为应付战斗情况，曾发机、步枪2 000余支。其他物资本来准备全补充黄梁师，后以该部未到，锦州已失。大批物资（7列车）又运回朝阳、北票，为人又偷去、私拿一部。

（三）黄梁师赶到，在情况紧迫下，各师自己到仓库搬取。部队游击习气严重，秩序大乱。或多或少打埋伏现象更多。

（四）另方面组织不健全，阴差阳错事情很多。运输与接收物资又无清楚手续，很多事无从查考，很令人着急。即以由辽西运去之20门炮来说，只收到一部；叶柏寿运来之军火，根本既无炮，机枪也不足。现在各部队均关心这一问题，准备将收到枪弹物资及分发情形，另作报告。

彭罗

子江

无论怎么说，我军初进东北时获得的大量武器装备，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新部队的叛变，已经被土匪偷盗和抢劫一空。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较量中，我方已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对此，中央是有清醒认识的。11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东北局退出沈阳后，中央就指示东北局，要他们改变战略方针。中央的指示说：“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10]

12月5日东北局给中央的复电，仍坚持要夺取沈阳和长春。电报中说：“除北宁作战部队外，我们拟集中3万至4万主力争夺沈阳，并集中1万主力威胁长春。”“如蒋军开到后，苏军即撤走。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领沈阳，再夺长春。”[11]

12月7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复电东北局，不同意东北局5日电报的部署，重申中央的战略方针。他说：“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15万野战军，建立20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将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刘少奇强调指出：“请你们注意目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是不可能的。林彪2日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对的。”“因此目前与顽军作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进行胜利的决战。”[12]

研究了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于12月15日对东北我军的行动作了全面部署。在这个长长的指示电中，分析了当前我方的不利因素，确定下一步的总方针是“为了争取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长春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目前对于沿长春线大城市的争夺，基本上应该放弃。但对个别大城市如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如果国民党兵力不大，兵力不够分配，我军可能夺取的情况下，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13]

刘少奇看了东北局的部署后，感到十分不安。在12月24日又给彭真发出一封长电：

彭真同志：

1．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休养中。

2．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你们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你们只有这样做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3．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外蒙，而把双手伸到三大城市附近去。如此，我可随时缩手，而不会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在东北的主力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们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好好在冬季进行几个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兴初）、罗（华生）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分散与剿匪亦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如你同意的话，请向东北局提议迅速适当地改变若干部署。

刘少奇

1945年12月24日[14]

在东北的战略问题上，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前途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虽然在病中，但仍然时刻挂念着东北局势。黄克诚回忆，12月初，“毛泽东来电，询问我们对东北拟采取的方针的意见。我拟了一个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出。据我所知，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回电提出了意见。”[15]

林彪作为前线指挥员，12月11日给东北局和中央发电报，通报关于目前我军作战之困难及对今后工作方针的意见。他说，我军目前的弱点是：

1．各地皆有土匪。股匪、散匪到处皆是，许多县城被匪盘踞。我少数侦察人员与通讯人员皆派不出，土匪战斗力尚不强，训练尚未成熟。

2．老百姓说：八路军与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的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3．我军收编的旧武装，一到与敌接近时，即叛变投敌。

4．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与征给养人员打骂。我军驻城市时，因用边币大票子，商店关门。我新编部队纪律最坏，部队政治工作亦须大加整理。

5．部队缺枪弹、衣服、鞋袜，现虽补充了一部，但均未补齐。仓库存的东西有的已经没有了，以后如何补充，尚无着落。

6．战斗中我火力不强，不能压倒敌人。我冲锋时猛劲较差，这一则由于疲劳，次则未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同时来东北的观念是进大城市，装备新武器，对打仗无精神准备。

7．战斗中伤兵须用战斗员抬，下火线又要随军行动，甚感不便。指挥员最怕此麻烦。

8．地图不全，致走弯路；电台不灵，致有部队调不到。电话线少，在出发与战斗中皆不能迅速动作。侦察未良好建立，对敌情了解迟缓而不正确。

9．指挥机关不健全，锣齐鼓不齐，阴差阳错的事情特别多。

鉴于以上诸多问题，林彪建议对东北斗争须作长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坚决肃清土匪与改造旧政权；建立后方基地，包括军工厂、兵站、医院；对部队进行整编训练。具体地说，是将部队“以团为单位，一概分散于广大乡村打匪，做群众工作，收集资料，建军与整训，准备度过整个冬天，而在明春再集中打大仗”。林彪反对目前与国民党军队硬拼，“以我部队的现状而勉强打，则结果多不佳。在锦州以前敌集中前进时，当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仗，则很可能演成主力的退却，而损兵、损士气。”[16]

12月13日，罗荣桓在东北局以个人名义给林彪和西满分局负责人李富春、吕正操发了一封电报，阐述他对东北局势的意见。他说：“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长春路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我若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使各大城市趋于孤立，其优势地位将明显下降。反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困难。这一问题之提出，我认为有非常之必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在东北坚持以及我们能否在同国民党或战或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17]

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在毛泽东征询意见之前，就已经详细地提出了对东北工作的意见。11月30日，他与高岗、张闻天联名给中央和东北局发报（电报是陈云起草的，高、张二人刚到北满，还不太了解情况），电报中说：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和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的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陈云的电报中还特别强调了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问题，他说：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陈云的预见是完全合乎实际的。[18]

林彪在12月25日又给中央和东北局发了一封电报，表明他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他说：“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愈难争取；而这一带亦往往首先失掉，使群众工作的建设白费力气。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路）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所以他建议：“我绝大部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这些电报。看来在东北的斗争需作长期打算，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已成为东北局中多数领导人的共识。但是怎样建立根据地，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虽同意退出大城市，但总是不愿意走远，希望不久就可以打回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名篇——《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的这个具有纲领性的指示，汇集了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多数领导成员的正确意见，更深刻、更全面、更具体地指出了我党我军在东北斗争中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在七点指示中，核心的意图是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他强调指出：“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他还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他要求将正规军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巩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和英明预见，成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指南。但是，全面地、真正地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指示，又经历了一个曲折、痛苦的过程。

[1]　彭真1945年11月28日致中央电。

[2]　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载《辽沈决战》。

[3]　张秀山：《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4]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3部分。

[5]　李延禄等：《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6]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3部分。

[7]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8]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9]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10]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1]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12]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页。

[13]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

[14]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15]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参见四野战史编辑室编：《四野战史资料汇编》，1960年。

[17]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18]　《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页。

第10章　和平的烟雾

苏军不想撤走——毛泽东对和平乐观——明停暗打——中央命令林彪停火——占了营口丢热河——林彪告诉中央：和平是阴谋

11月下旬苏军强迫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所属部队退出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三大城市后，自己却按兵不动，毫无撤走的意思。12月4日蒋经国、张家璈乘飞机返回长春，与苏方交涉国民党政府的接收问题。他们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通报国民党政府将向长春和沈阳空运部队，建立政府机构，要苏方给予协助，特别是解除“非法武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表示同意后，就提出了条件：如果要求苏军在1946年1月3日撤退，国民党政府方面必须将东北接收完毕。否则，苏军就必须有军队驻在东北。苏方明知国民党当局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接收东北，便以此要挟，延缓撤军。

话题一转，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家璈谈起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张家璈说：根据中国外交部1945年9月18日给苏联政府的照会，日本在东北的一切工矿资产都要作为战争赔偿交给中国。苏军撤退以后，两国政府可以签订贸易协议，苏方可以派技术人员，可以在东北投资。马林诺夫斯基没有表态，但脸上很不高兴。后来苏方的经济顾问斯拉德考夫斯基向张家璈摊牌说：东北的工矿企业都是苏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东北最重要的154个工矿应由中苏共管。考虑到中国的主权，苏联可以让出50％的股份给中国，作为中国与苏联合作经营的资本。张家璈大怒，回答苏联顾问说：中国对于战利品的解释与苏方不同。动产可以作战利品，不动产不是战利品；实物可以作战利品，权利不能作战利品。双方谈判不欢而散。[1]

但是在苏联撤军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却改变了立场，从要求苏军尽快撤走变为挽留苏军。国民党代表向苏方说明：他们的军队在向东北进军过程中，由于非政府军队的出现（指共产党军队）而受到很大困难。如果苏军按规定时间从东北撤退，国民党政府就要面对极为困难的局势。既不能把军队运到东北，也无法组织政府机构。所以请求苏军缓撤一个月，到1946年1月再走。这正是苏方求之不得的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2]

中国的内战和苏军在东北延期撤军，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关注。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之所以牺牲中国的利益，向斯大林作出重大让步，就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保证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三个多月，但中国的和平不但没有到来，还有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中国不和平，美国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如果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美国朝野是不会答应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站在蒋介石一边压制共产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被迫辞职。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修改对华政策，他认为，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帮助维持和平。在政治、经济和有限的军事方面支持蒋介石，但不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他任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中国重建和平。在临行前的密谈中，杜鲁门和马歇尔一致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下去，中国将出现分裂，苏联可能重新霸占满洲。那么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没有达到，美国在中国做过的一切努力也是白费力气。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希望中国停止武装冲突，协商解决内部的分歧，扩大政府的基础，同时保证美国不会使用武力干涉的方式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1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表示一致支持中国的“统一与民主”，赞成国民政府中应有“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苏美两国外长还宣布：双方军队在完成各自的任务后，将尽早撤离中国。由于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饱经战火的中国大地再次露出了和平的曙光。当马歇尔特使来到中国时，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欢迎。

从中共中央来说，在重庆谈判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就都希望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实现和平。尽管毛泽东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但中共领袖们清楚，以我军现有的实力，还无法与国民党军队抗衡。解放区经过多年抗战，搞得很苦，急需一个和平时期休养生息。再打，人民也受不了。重庆谈判时，刘少奇等在9月26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就说过：“我们真愿和平。”[3]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会见时也说：“和为贵”。蒋介石也对毛泽东表达了这种愿望。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到重庆的胡乔木回忆，蒋对毛泽东说：我们二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他还对毛泽东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毛泽东回答说：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但是，毛泽东心里完全明白，离开了军队和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以当赫尔利强迫毛泽东答应蒋介石提出的缩编共产党军队的方案时，毛泽东忍耐着与他周旋。回到延安后愤怒地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但毛泽东对蒋介石倒抱有乐观态度，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对中央领导人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4]但是这些小范围内的谈话，毛泽东从未在党内公开过。

国民党军队从山海关步步进逼，我军又退出沈阳等大城市，中央就已经承认，东北已经无我独占局面。但是，退而求其次，我们能在东北据有一定的地盘，也是好的。12月10日，任弼时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电彭真，指示东北局改变宣传方针。提出，“不是表示完全拒绝国民党进东北，而是要求民主，实行地方自治，并主张建立地方联合政府。”“要求八路军也有驻东北之权。”[5]

当中共中央得知杜鲁门12月15日的对华政策声明和赫尔利辞职的消息后，对马歇尔使华表示了明确的欢迎。12月19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给各解放区发出指示说：“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在本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注意：（1）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大的进攻；（2）在政协会议上宣传我党主张；（3）对在华美军和记者采取友善态度。[6]

中共中央对和平的态度是明确积极的，12月16日，周恩来、叶剑英一行飞抵重庆，与驻渝的董必武、王若飞等组成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进行谈判。22日马歇尔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等即主动拜访，表示中国共产党希望国内和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中共中央的意图是同美、苏两大国均保持友好关系，运用国际力量的相互制衡来保持我党的独立地位。刘少奇给周恩来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7]

蒋介石对和平的态度是表面欢迎，暗地反对。马歇尔来华，使他有所顾忌，总要给美国人作出些样子来。因为国统区还没有稳定，现在就打全面内战有一定困难。但是马歇尔会见他时说，如果中国不能维持和平局面，美国将要考虑是否继续提供援助的问题，令蒋十分恼火。因为没有美军的空中和海上支援，蒋介石就无法将更多的军队运到东北。所以他表面上接受马歇尔的建议，与共产党进行停战谈判。暗中密电杜聿明，叫他抓紧向东北发动进攻。

杜聿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他坐镇锦州，命令52军主力于12月24日冒着大雪向北镇和黑山进攻。当时林彪已经率领黄克诚、梁兴初的主力部队转移到义县一带休整，北镇、黑山只有少数部队。看到敌人以优势兵力迂回包抄，我军没有进行抵抗，即主动撤离北镇、黑山。国民党13军军长石觉向杜聿明建议：“东北辽阔，交通便利，为防意外，最少以两个军由锦州、义县向热河，进迫匪之来路，确保后方交通。”杜表示同意，12月28日，13军主力沿铁路向义县进攻。敌人采取大迂回包抄，夜间接近，拂晓进攻的战术。使我军来不及做好防御准备。原来我军从锦州后撤时，曾彻底破坏了沿途铁路，炸了几座铁路桥。估计敌人有两个月上不来。谁知敌人使用机械化修路，不到半个月铁路就通了车。[8]当敌军在夜间向义县迂回时，我军因没有棉衣，夜里冻得出不去门，放不出侦察哨。直到敌军接近才知道，因而处于被动。在抵抗了一个白天之后，我军于黄昏时撤离义县。13军继续前进，12月30日进攻阜新。黄克诚要林彪先撤，林彪带领梁兴初师和黄克诚部的彭明治旅撤退到彰武、法库。黄克诚率3师余部退向通辽。这样，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与沈阳间的铁路线，切断了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随后，杜聿明下令兵分两路，52军南下进攻营口；13军由阜新沿铁路向西进攻朝阳、热河。

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步步推进，在重庆的国共谈判也有了进展。共产党方面主张无条件停战，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维持现状。国民党方面则不肯作出不进攻解放区的承诺。马歇尔为了表示他的公正，调和双方的提案，在1月3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为；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这个议案，对国共双方都有一定好处，也都有不利之处。国民党不愿停战，更不愿将军队停在原地。对共产党来说，最不利的是国民党照样可以进军东北，我方在东北的局面将更加困难。但是受到中苏条约的限制，我方也不能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权衡利弊之后，中央决定在东北问题上作出让步，来换取国内的和平。

停战之前，国共双方的斗争焦点是热河的承德。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一定要在停战令公布前夺取热河，这样就能切断关内解放区与东北的联系。中共中央意识到热河的重要性，1946年1月3日电告在热河的程子华、萧克和林彪、李运昌：“最近数星期是热河命运决定的关键。而我能否控制热河，对全国战略意义及我党在全国的地位均有极大关系，这是决定我党在今后整个阶段中的地位问题，望你们迅速集中冀东及杨、苏等主力，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打击进攻热河之顽军，保卫承德。只要你们能支持数星期的时间，对重庆谈判均有极大关系，望尽一切努力达成任务，为此而牺牲数千人的生命是完全值得的。”[9]

林彪对和平谈判表示怀疑。几个月来，他被杜聿明整得很苦，国民党军咄咄逼人，哪里有一点儿准备停战的意思？刚刚收到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他准备把部队分散到各地开展工作。现在中央要他主动出击，这又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1月5日，林彪询问中央：

3号电悉。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中央6日回电说：

国内和平有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带着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决战方面是由程、萧部队担任，你在义县、阜新方面是钳制作用，但须由你们作有力之钳制。[10]

中央让打，林彪就开始集结部队，作好战斗准备。10日他向中央报告：“根据中央8、9日的情况，此间作战部队决定明天开始出动，向阜新、新立屯一带前进，消灭留在该地之敌一个师。尔后再以义州为目标向敌进攻，协同杨得志消灭向热河前进之敌。”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与此同时，延安和重庆都宣布了停战协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布的命令说：“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11]中央的态度是认真的，1月12日一天，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林彪、黄克诚连下三道命令：“你们对顽军进攻务必于1月13日24时以前停止，否则违法。”[12]

对此，林彪是很窝火的。国民党进攻东北的部队现在已经分散开来，我军也集中了兵力，抓住战机打一仗，是很有可能取胜的。如果就这样停了战，国民党就能名正言顺地占领东北，我军则被捆住了手脚，谁占便宜谁吃亏是明摆着的。14日林彪怒气冲冲地给中央发报，提出了对停战协议，特别是国民党军队有权向东北调动的八条疑问。其中有：“我驻军地区与城市，他是否有权进驻？如有权进驻，则我之后方即难设立。”“倘顽军开入后，实行高度分散，以合法地位控制政权，限制群众运动。则我既不能在军事上打他，又无合法地位进行群众工作，则岂不是很难发动群众？”“如我无政权、财权，则部队衣食、供给如何解决？”“如我无一定的整块立足地区，无实行民主、民生的政策权，无发动组织群众之权，则顽一旦翻脸，我岂不无立足地区？”[13]所以，林彪是坚持要打一仗的。15日他请示中央：“以现在敌之分散情况，我们如配合热河部队采取各个击破方法，消灭杜聿明全部，夺取锦州有充分把握。望中央速考虑，是否能让我们开始攻击。我意最好利用国民党对东北问题拒绝谈判以前，我们开始攻击。”中央当天答复：“国民党在各方面已遵令停战，15日只有个别地方有战斗。你们现在决不要攻击，部队在现地停止待命。但对方来攻时，则坚决消灭之。”[14]

在13日停战令生效前的几天里，国民党军抓紧时机抢占地盘。1月7日，国民党52军25师进攻营口，企图占据这个重要港口。敌军乘着大雪天气，我军防御不严，突袭营口西北的田庄台。驻守当地的我军第二纵队（吴克华部）打退了敌人六次冲锋，坚持了一天。但却没注意从辽河迂回过来的敌军。我军的2旅4团在副旅长指挥下前去增援，因雪深过膝，部队前进困难，又不了解敌情。副旅长带着指挥部人员到附近的大高坎村寻找友邻部队时，与敌人遭遇。除副旅长带警卫员逃出外，其他全部被俘。因敌情不明，纵队首长下令放弃营口，撤回海城。25师占领营口后，只留下一个营驻守，其主力部队乘火车北上准备接收沈阳。2纵首长查明情况，决心夺回营口。13日19时，二纵1旅1团向营口守军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以市公署为核心，占据附近的烟草公司大楼等几个制高点拼命顽抗。我军缺乏城市作战经验，两个连一齐往上冲。道路狭窄，人挤在一堆，在敌军密集的火力封锁下，伤亡很大。指挥员改变战术，让一个排占领纺纱厂，绕到敌军背后。敌军果然动摇，放弃了烟草公司大楼等制高点，全部收缩到市公署大楼内。这时已经到了午夜，停战令开始生效。究竟还打不打？二纵首长果断决定，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把营口夺回来。14日凌晨2时，以1旅1团为主攻，2团助攻，从西、南两个方向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进攻。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到楼下，两次爆破成功，敌人终于混乱起来，我军乘势冲上二楼，全歼守敌。拂晓5时，战斗结束，我军收复营口。[15]

但是承德方向却让国民党军占了便宜。杜聿明指挥13军主力和52军195师从义县沿铁路向承德进犯。由于前一段时间我军集中力量进军东北，在热河只留下了黄永胜的教导2旅两个团的兵力。1945年11月，当张闻天、高岗、李富春带领延安干部从承德乘火车去沈阳时，已经发现这一带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他们打电报告诉中央，“从平泉到朝阳段的火车，很不安全。沿途各站无人负责，无兵警戒。”“沿途有些地方，有土匪捕杀人员，劫我武器。有的地方国特企图焚毁铁桥，如此种种阻碍干部、部队、武器输送及热河境内的治安。”他们警告说：“热河如没有必须的主力与新部队合编，剿匪肃奸，则土匪将为热察等地心腹之患。”[16]当时东北我军正在山海关与国民党军作战，无力顾及热河。锦州失守后，才让李运昌带两个旅的新部队去热河配合程子华同志的部队作战。国民党军队主力沿铁路西进，而我军则是在地上走。时值寒冬，平泉、古北口一带人烟稀少，又没有可靠的地方政权，我军寻找粮食、柴草都十分困难，加上土匪捣乱，新部队的士气低落，形不成坚强的战斗力。所以国民党军步步西进，我军步步后退。李运昌、黄永胜部的电台与林彪和中央的电台失掉联络达五天之久。13军在1946年1月5日占领朝阳，9日占叶柏寿，10日占凌源。这时杜聿明收到蒋介石密令，说停战令将于13日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必于停战令下达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于是13军和52军195师继续西进，李运昌的冀东12、14旅在平泉郊外阻击敌人。在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队进攻面前，我军的新部队显然不是对手。13日平泉失守。当李运昌整理部队，再次向国民党军发起反攻时，国民党军以密集火力顽强抵抗。打到半夜，国民党军队阵地上突然挥舞白旗，军官高喊：“停战了，不打了！”李运昌只得停止战斗，撤离平泉。[17]

1月13日的国共停战，东北局上上下下都认为对我方不利。国民党可以畅通无阻地接收各大城市，我军却被捆住了手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14日彭真致电中央：“现停战令下，全国能和平对我甚为有利。但国民党仍不承认我在东北之任何地位，并且仍可能向东北进兵。蒋军不向我进攻时我又不能向蒋军进攻，此种情况对我争取控制东北则甚为不利。”“现华北、华中停战，敌又控制交通线，可自由将关内兵力运来。东北境内敌机动方便，而我则甚困难。”

林彪15日给中央的电报，对停战和平表示明显的怀疑。他说：“依照中央13日18时电看来，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这一阴谋是对我党力量采取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方针。”“从目前所知条件看来，则我此次和平的前途较之继续战争的前途更坏。我入东北的部队目前完全处于无根据地的状态，与我军脱离中央苏区后到陕北以前的状况大体相同。如敌调全国兵力，向我到处进攻，则对我甚为不利。”最后他警告说：“如我在这方面停战，而让敌自由攻击东北，则对我党的后果是很不利的，华北之暂安局面也决不会长久的。因此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18]

1月16日中央军委复电彭、林，对停战问题作了解释。电报说：“我们在月初及以前时期，能给杜以沉重打击，推动全国停战，保障和平，提高我在东北及国内国外地位是有利的。而在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情况起了变化，杜聿明部又未继续进攻承德，我如主动的向杜部进攻，将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严重责备。蒋顽发动内战的责任将推在我们肩上，人民是不容易了解的，这于我是不利的。因此目前可能取得局部的军事胜利（你们来电所说杜部分散），也只有暂时放弃不向杜部进攻，以服从目前全局的政治形势。”对下一步的行动，中央军委指示：“东北的武装冲突前途是难以避免的，但必须坚持自卫原则，才能有理；利用时间训练军队，准备战场，在顽军进攻时给予歼灭打击才能有利。经常注意掌握住有理有利这两个原则，才能立于不败地位。营口、盘山胜利后，应巩固这一胜利，准备将来继续争取胜利的各种条件。”[19]

但是，林彪仍然按照他的既定方针，在15日向各部队连下两道命令：

各兵团首长：

时局尚在动荡中，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

林彪

1946年1月15日7时

各兵团首长并报东北局、中央：

对于和平问题，切勿向下级指战员散布和平空气，以免解除精神武装，涣散军心民心。故只应鼓励为和平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

林彪

1946年1月15日10时[20]

然后，林彪带上他的指挥部前往法库县以西的秀水河子，准备在那里迎击前来进犯的国民党军。

[1]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

[2]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页。

[3]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2页。

[5]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　东总：《顽军进攻东北战斗材料》1945年11月1日—1946年1月13日。

[9]　《承德解放战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

[10]　《承德解放战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11]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1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3]　四野战编室存电。

[14]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92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10月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6]　《承德解放战争史料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17]　参见李运昌在东北三省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8]　《四野战史资料选编》，1960年7月编。

[19]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20]　《四野战史资料选编》，1960年7月编。

第11章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

东北我军重新部署——“和平民主新阶段”——林彪进行战前动员，讲述“一点两面”——秀水河子歼灭战——沙岭打了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1946年1月初，东北局遵照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的精神，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在民主联军总部管辖下，建立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四大军区。林彪将战斗力最强的两个老部队——山东1师（梁兴初部）和新四军3师7旅（彭明治部）划归总部直属，其他各部队根据所在地区分别置于军区领导之下。

北满军区：司令员高岗，政委陈云。辖山东7师（杨国夫部）、陕甘宁359旅（刘转连部）及松江、合江、北安、牡丹江、嫩江五个军区。

南满军区：司令兼政委萧华。辖第三纵队（吴克华部）、第四纵队（胡奇才部）及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区。

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林枫。辖山东2师（陈光部）、第7纵队（万毅部）及通化、吉东、辽北三个军区。

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后为黄克诚），政委李富春。辖新四军3师（黄克诚部）及嫩南、辽西两个军区。[1]

在“分散安家”的口号下，各部队分散编制，到远离大城市的城镇乡村去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和重建地方武装。林彪带领1师和7旅两支老部队，来到法库以西的秀水河子。虽然已是冰天雪地，他们到了屯里以后，立刻表现出人民子弟兵的老传统，通过清算汉奸、恶霸，获得了必要的粮食、财物，生活有了着落，不用再像前一个月那样去到处找饭吃，找柴烧了。老百姓在清算斗争中分到了财产，斗倒了欺压他们的地主恶霸，确实感到了八路军的好处，便纷纷开门迎接，让战士到他家里住。短短半个多月，这些老八路就打开了局面，在屯里扎下根。正常的部队生活恢复起来。连队每天出操、洗澡、剃头、上课、训练，吃得饱睡得香，几个月来长途跋涉的疲劳状态消除了，部队的情绪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10日签署停战令后，蒋介石不但没有停手，反而在“接收主权”的掩护下，大举向东北增兵。在马歇尔支持下，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集中所有运输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地陆续运送国民党新1军、新6军、第60军、71军、93军到秦皇岛、葫芦岛登陆。杜聿明连连得手，加紧了进军的步伐。在苏方同意下，1月15日，52军25师一部乘火车到达沈阳，但苏军不许国民党军队进入市区，让他们在北大营暂住。13军89师在苏军引导下，1月26日接收新民、彰武。

国民党军依据中苏条约和国共停战协定之便，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沈阳以西和辽东半岛的大片地区，而我军则步步后退，几乎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1月12日，奉林彪的命令，黄克诚率3师主力乘苏军退出通辽城之机发起进攻，消灭了盘踞的土匪，占领通辽。这虽然是一个小城，但粮食较多，可供他的2万部队吃一年。城里还有小型的鞋厂、被服厂和皮衣工厂。城外村庄较多，可以驻扎部队，黄克诚决定在通辽扎根，建立西满根据地。国民党军占领彰武，引起黄克诚的警觉。通辽再往西北全是沙漠，他们已经无路可退。他电告东北局和中央，如果国民党军敢来通辽，他一定要打，不再退让。

这时，重庆方面国共谈判的形势看好。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开幕词中作出了关于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四项许诺。会议结束时，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等五项决议案。国统区民主和平呼声甚高，中共中央对此也表示十分欢迎，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以扫除。”他表示“共产党对于政治的经济的民主，将无保留出而参加。”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在那段短时间里，我们党内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我们准备参加政府的工作，同时也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甚至准备允许他们参加解放区政权。”[2]对于东北我军指战员要求战斗的呼声，则表示谨慎。苏方也向我方施加压力，他们在重庆警告周恩来：“营口及东北决不能打，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至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中央将这一信息通报了东北局。

但是黄克诚不信这一套，1月25日他向东北局和中央发出措辞强硬的电报：“彰武已由苏军交顽军接收，通辽苏军已撤走，同日我们从土匪手中夺回，为西满全区之后方。3师现有伤病员300人及工厂（手榴弹、鞋袜、被服）均在通辽，已无地方可退。我们决死守通辽，任何军队来接，坚决抵抗到底。请向苏军司令部力争，西满西部乡村没有多少村庄，尽为蒙民、沙漠，如不力争过来，3师3万部队只有向热、察撤退。否则我们为求生存在此地拼死一战，即苏军来也坚决抵抗，全部战死在所不顾，我们决定主力集中通辽拼命。”[3]

中央看到黄克诚电报，感到东北事态的严重。但和平是大局，中央不愿轻易再同国民党开战。1月26日刘少奇代中央电告黄克诚：“我控制通辽十分重要，如苏军只送少数国民党人员来接收，不带兵来，你们应很好招待，允他接收，向他提出要求，和他合作。暂不要生硬赶走，免引起外交纠纷。但如国民党大兵来接收并向你们开火，你们应在自卫条件下坚决打败顽军。”[4]

同日，中央又给东北局和林彪、黄克诚发出关于目前东北方针问题的指示，强调：“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但是中央承认，要蒋介石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合法地位，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我军要“在军事上力求巩固自己，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打下长期坚持的基础，在完全自卫的条件下力求打一、二个大胜仗”。[5]

东北局研究了中央指示，认为单纯追求和平是办不到的，只有实行自卫反击，才能在东北存在下去。彭真在1月26日报告中央：“在长春线之外地区，如顽军向我进攻时，我亦拟坚决自卫。”“现兵力已布妥待机，可否请火速指示。”27日刘少奇复电，同意彭真的意见。指示：“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为此必须激励士气，细心准备，不要多战，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为此，林彪应设法到主战方面去指挥。”[6]

遵照中央指示，2月9日林彪在秀水河子一个小学的教室里召集1师和7旅营以上干部开会，进行战前动员。他说：“东北和平已成确定前途，但和平到来之前尚有一番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新6军逗留于沟帮子、彰武之线，证明这一仗是不能避免的。这一战的意义，是争取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只有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与辉煌伟大的战果，才能较多的分给我们以生存的根据地，才能打下国民党的威风，才能取得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信仰，才能巩固与提高新老部队的信心，才能争取我党在国内国际的地位。”

这一仗究竟能否打胜呢？林彪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这一仗是必然能胜利的。它与过去敌我的情况完全不同。从前敌人是六个师集中在一起行动，而现在他们分散于热河和东北，有了许多的目标，便于我们选择目标与各个击破。我们进入东北时，缺乏作战准备，武器留下很多。而现在战斗情绪与装备都比以前改善了。从前我们对敌情不明，现在侦察技术也改善了。从前我们没有根据地，伤兵到处放，现在则有了。从前南满方面的部队或被营口海防牵制，或未到达。现在有3师、7师，已经形成单独作战的强大力量了。”

据当年在场的1师政委梁必业回忆，林彪的讲话鼓起了指挥员们的士气，增强了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这些精神很快传达到部队，掀起了练兵的新高潮。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仗。[7]

此时，杜聿明正陶醉于大踏步前进的胜利喜悦中。停战后共产党不再打了，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而他的军队可以大摇大摆沿着铁路前进。为了维护北宁路的交通，为下一步接收沈阳创造条件，杜聿明于2月9日下令：先头部队兵分三路，扫荡铁路沿线的共军武装。三路分别是：新6军22师为南路扫荡队，向盘山、台安、辽中等县扫荡。52军2师为中路扫荡队，沿北宁路两侧向新民以东扫荡。13军89师为北路扫荡队，向秀水河子、公主屯、骛欢池等地扫荡。

我军侦察到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后，林彪决定在秀水河子一带寻找机会，待敌军兵力分散时，对其进行歼灭性打击。战前，林彪作了周密的部署。2月10日他在法库指挥部电告梁兴初和彭明治说：“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得很艺术、很坚决，切不可鲁莽草率。务须严密弄清敌情，干部须亲自侦察地形，选择攻击点与布置火力，当面详细交代任务，切实取好联络，规定统一动作时间。一切布置好后，即行猛打。”[8]

这样指示林彪还觉得不太具体，同日又电告7旅等部队，初次讲述了他琢磨的“一点两面”战术：

所谓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对其他的方面只用少数兵力助攻。总之，不可平均使用兵力。

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将突击队与钳制队统用在正面。通常应将突击队应用在敌人侧面去，钳制队用在敌人正面。如只从正面攻击，则敌无后顾之忧，必顽强抵抗。且击溃后他能跑脱，不易消灭。以上两条，排以上干部无论对大目标或对小目标的攻击，皆当采取。[9]

一向寡言少语的林彪，对作战却是千叮万嘱。

2月11日，13军89师266团进至秀水河子，与265团一部会合。敌军共有四个营及师属山炮连、输送连。林彪分析了情报，认为歼灭这股敌军是有把握的。因为该敌兵力不大，远离主力有一天的路程，形成分散孤立的局面。我军在力量上占据优势，打好这一仗，可以杀掉敌军的气焰，使他们在一个时期内不敢冒进。决心已定，林彪立即下令1师和7旅迅速出动，完成对秀水河子的包围。

7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带领19、20、21三个团于11日夜里出发，向秀水河子以东的团山子进军。彭明治是湖南常宁人，北伐战争中在叶挺独立团里当排长。南昌起义时负伤，后来到江西苏区参加红军，在红一军团当了团长。抗日战争中在八路军115师任团长，一直是林彪的老部下。后来115师到了山东，彭明治率部南下，归黄克诚指挥。林彪到了东北，点名要7旅归他直接指挥，就因为这是他的老部队。果然，7旅的战斗力和勇猛作风，都是令人称赞的。这次彭明治要好好露一手，打出老部队的威风来。

20团的一个营行军到团山子，那里大约有一个连的敌人。听到八路来的风声，爬上卡车就往秀水河子跑。我军扑了个空，只找到敌军扔下的一门六零炮。19和20团会合后，还想等敌人回来。冻了半夜，到天亮也没见敌人。于是彭明治决定向前推进，12日上午，7旅三个团到达秀水河子东南，占领有利地形。此时，梁兴初带领1师主力到达秀水河子西北，对敌军形成包围。

中午，300多敌军从秀水河子村冲向西八家子我军阵地，想把包围圈打开一个缺口。21团2营战士向敌军猛烈射击，战斗非常激烈。敌军看看冲不动，扔下一些死尸缩回秀水河子，准备依赖自己的美式武器，固守待援。

13日的白天在沉寂中度过，这是决战前的沉寂。林彪的电话与各部队首长保持畅通。了解敌情，进行部署。总攻时间定在夜里22时，以1师的1、2团和7旅的19、21团为攻击部队。1师由东北、西北进攻，7旅从东南、西南进攻。其他部队在外围防御增援敌军，保证总攻的顺利进行。布置之后，各部队分头进行战前准备和政治动员，只等太阳落山。

东北的夜晚出奇的冷，呵气成霜，嘴里出的气把帽子挂上一层白色。穿棉鞋的脚一会儿就冻僵了。战士们端着步枪，握紧手榴弹，严阵以待。国民党军从村子里不断向外打炮，照明弹在天空中一闪一亮，大概他们没估计到今夜会决定他们的命运。

22时整，总攻的信号升起，1师立即全面开火。步枪、机枪响成一片，密集的火网划破夜空。战士们从雪地上一跃而起，分为战斗小组队形向前冲去。敌军也用猛烈的炮火还击，密集的炮弹在1师阵地前倾泻。我军的火力明显压不住敌人，梁兴初命令部队不要停顿，尽量靠拢敌人阵地，让敌人的炮火失去作用。

整整20分钟过去，7旅方面却没有动静。梁兴初不知是什么原因，心里真是着急。突然，7旅向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的山炮打响了，而敌人的炮火刚才只顾向1师方向猛轰，此时背后挨打，也来不及掉头了。7旅成功地压制了敌军火力，19团集中轻重机枪，为冲锋部队打开一个缺口，部队进展很快。他们把敌军压缩到村里，展开巷战。八路的步枪加刺刀大显神通，敌人显出外强中干的弱点：他们不会打近战。自动武器多，但每个班只有三支步枪，拼刺刀就更不行了。黑暗的夜里，他们也不知道我军的虚实，在我军的分割包围下，敌人到处乱窜，被我军消灭或俘虏，当14日天将破晓的时候，秀水河子战斗胜利结束了。

这是我军在东北打的第一个胜仗，也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我军共消灭了国民党军4个营，毙伤敌军500多人，俘虏敌军副团长以下800多人。缴获各种炮38门，轻重机枪98挺，步枪790支，弹药7万多发，汽车32辆，电台2部。还有被服等其他战利品。我军在战斗中伤亡771人。战斗结束后，秀水河子硝烟未散，战士们高兴地搬运枪弹，开卡车，拖大炮，一队队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军俘虏被押送出村子。当林彪路过秀水河子街道时，战士们一片欢呼。

国民党军南路扫荡队的新6军22师，2月10日由沟帮子出动占领盘山，然后继续向南推进。2月11日，22师的66团和师教导营共3 000多人进驻盘山县东南的沙岭。这是辽河南岸的一个较大的村镇，村南有通向营口、海城的公路，村东紧靠辽河大堤。村北有三个小丘陵，村镇有南北两条街道，民房都是土墙草屋，并不坚固。国民党军到达后，不顾疲劳立即构筑工事。依村边形成四面防御，修筑土木地堡，用交通沟相联；设置多层鹿砦、铁丝网等障碍物。兵力部署把教导营放在与沙岭邻近的马家店，全团主力都集中在沙岭村内，并控制了村外制高点。

我军驻辽东部队的二纵和三纵进行了合编，部队人员充实了。吴克华自营口战斗胜利后，自信心大为提高。听说新6军占据了盘山和沙岭，他便召集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进行战斗动员。在会上他提出了“这是和平前最后一仗，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战斗胜利”的口号。下边传达动员又层层加码，高呼“最后一战建立功勋”。当时谁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打不赢怎么办？和平来不了怎么办？还没开战，部队中就产生了骄傲和轻敌的情绪。

为了打好这一仗，吴克华拿出他的主力共六个团，拖着十几门山炮、野炮向沙岭开进，真算得上是集中优势兵力了。旅以上干部都到沙岭村外看了地形，认为敌人只有一个团，村子地形又没什么险要，便当即作了部署：炮兵在村东河堤下布置阵地，以31团为主攻，先拿下村东北高地，再向村里突破；28团辅助进攻，向村南突破。29团去打马家店之敌，其他部队作预备队和牵制打援之用。当时想得挺周到，连堵截敌军向北逃窜的部队都布置好了。

2月16日黄昏，我军向沙岭发起进攻。从17时起，十几门大炮向国民党军阵地猛轰，但由于射击技术太差，许多炮弹都没打到村里，有的还打到了自己人的阵地上。轰了两小时，炮弹打光了，28团才向沙岭村南发起进攻。出乎意料之外，国民党军不仅没有逃跑，反而以密集火力向我军扫射。并用炮火隔断了后续部队的支援。28团两个营轮番冲击，都被敌军的反冲锋打回来，营指挥员在炮火下全部伤亡，部队失去指挥，乱成一片，只得撤退下来。

主攻的31团占领河堤后，以1营向村里攻击，另外两个连分头去攻占村北的小高地。他们冲上高地后，立足未稳，2连就遭到敌军的炮火袭击。连长犹豫不决，既没让战士隐蔽，又不撤离，而是领着战士在高地上转圈，一连人伤亡殆尽。1营向村里进攻，也遭到重大伤亡。当团首长派2营上去支援时，1营干部全部伤亡，2连也跑散了。2营无法执行任务，只好撤回。

1营3连攻击村北另一高地时，因动作迟缓，被敌军火力压制在鹿砦之外，队形混乱。连续三次爆破没有成功，部队暴露在敌人火力下，伤亡很大，失去战斗力。支援部队上来接着打，冲上高地。敌军扔出烟雾弹，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战士两次被吓得跑回来。急得团长亲自来督阵，组织迂回进攻，才把敌人赶跑，占领了这个小高地。

与此同时，29团在马家店的进攻，也是一夜无效。

打到天亮，吴克华作出决定，为了避免白天部队遭受更大损失，停战一天，夜里再说。没想到这正给了敌军喘息机会，尽管一夜没睡，国民党军都在忙着整修阵地，调配兵力。看来，这次真是碰上冤家对头了。

确实，国民党的新6军与13军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美式装备，但新6军在军长廖耀湘率领下，参加过远征印度、缅甸的作战，与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厮杀过，号称“国内无敌”的王牌军。论战斗力也确实如此，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对其评价“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七八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个打到七八个人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10]他们有山地战和正规战经验，军官指挥熟练，特别善于依托坚固地堡和障碍物，结合严密的火力和反冲锋进行阵地防御战。

2月17日夜22时，我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沙岭村发起攻击，主攻的32团3营冲进村里，但进入北街后，干部们不进行侦察，就让两个连盲目冲击，结果被敌人的铁丝网阻挡，后来组织爆破冲开铁丝网，又被鹿砦阻挡。这时，干部又犹豫起来，部队不进不退，停顿于敌人火力之下，两个连伤亡的只剩下40多人，干部全部伤亡，这个营失去战斗力，只好退出战斗。配合进攻的1营动作迟缓，接到命令后一小时还没选好突破点，因此没有协同3营作战。发起进攻后两次受挫，部队乱成一团，1营干部也全部伤亡。这一夜，又是劳而无功。

18日我军为了争取时间，决定下午15时发起总攻。在炮火支援下，28团两个连又突入村内。与敌军一座房屋接一座房屋地进行争夺。敌军顽强抗击，坚决不后退，还用燃烧弹炸毁我军占据的房屋。我军坚持两个小时，因后续部队上不来，自己伤亡过大，被迫退出村子。增援的34团赶到后，未侦察地形就仓促上阵，一个营组织密集冲锋，两次都被敌人火力打回来，全营伤亡180人。黄昏后战斗稍息，村里敌人停止了射击，我军以为敌军逃跑，便盲目大意地向村里冲去。谁知接近鹿砦时，敌人突然开火，又造成我军重大伤亡。如此进进退退打了一夜，仍然进展不大。到19日清晨，盘山方向两个营敌军前来增援，我方情报不准，误报来了两个团。吴克华见我军已经打得筋疲力尽，被迫下令撤出战斗。[11]

沙岭之战打得窝囊，新6军22师伤亡674人，而吴克华部伤亡高达2 159人，大伤元气。沙岭战斗集中暴露出我军的弱点是不会打正规战。炮火乱打一通，到我军冲锋时就没炮弹了；虽然我们的兵力远超过敌军，但每次投入只有一两个连，而且协同不好，你冲我不冲。冲锋时干部不会指挥，让战士们一群群地上，机枪一扫倒一片。遇见意外情况不会果断处理，既不隐蔽也不退，在敌人火力下傻站着，不少人糊里糊涂送了命。血的教训使人变聪明了，打仗不能只凭英勇，要会动脑子，要好好学战术。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我军一胜一负。林彪让干部总结经验教训，并如实向中央作了汇报。在2月16日关于秀水河子战斗经验的电报中说：“占秀水河子之敌四个营，我集中彭明治、梁兴初等共六个团，以四个团攻击，两个团担负阻援与包围攻击，经过通夜激战，才胜利结束。此战的战斗组织是很好的，胜利甚大，但我伤亡亦重（约800人）。打破内战、抗战任何一次夜战的激烈程度（从华东、华中的范围内说）。经过此次战斗，更加确定了在战役上仍应采取待敌分散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战术上更确定了夜战的原则。不过经此次胜利后，敌士气下降及我本身条件逐渐改善，故今后打仗是可以较过去放手一点了。同时对非美械师及较弱的部队的打法应放手些。但在目前阶段上，仍以稳打为主。”

2月17日关于沙岭战斗经验教训的电报中说：“沙岭之敌为新6军22师之一个团，我直接攻沙岭者为吴克华部五个团，在数十里内策应警戒者还有两个旅。此皆山东部队，过海后数月来在该处休整而未调动者，故有充分休整。但此次战斗结果仍不好，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过去和现在及今后应采取的作战方针。此次虽然他们集中了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但同时又未将最精锐部队使用在主要方向，这仍表示有轻敌观念。”[12]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是东北我军和国民党军真刀真枪的初次较量。比起以后的战争，这两仗确实算不上决定性的大战。但是它使人们从和平幻想中清醒了一些。什么“和平前最后一战”，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还有的是仗要打呢！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5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5]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98页。

[6]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页。

[7]　梁必业：《秀水河子战斗》，见《解放战争回忆录》，红旗飘飘编辑部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9]　第四野战军战编室存电。

[10]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2]　《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第12章　平息通化叛乱

日伪残余云集通化——国民党特务与日本军人搭钩——逮捕孙耕晓——大年初一之夜的激战——处决日本战犯

当林彪指挥他的老部队在辽西平原与国民党军队开战时，在遥远的边境小城通化，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通化位于吉林省南部的中朝边界，老爷岭和龙岗山把它夹在中间，浑江静静地从城旁流过。这里原来是一个宁静的小山城，日本占据东北后，在大栗子沟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铁矿山，这里又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便大力进行开发。伪满洲国设立了通化省，将通化升级为市。到战争后期，日本人认为通化地处山间盆地，易守难攻，战略资源丰富，想把这里做为战略后方基地。他们制订了庞大的开发计划，要将通化搞成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将抚顺、本溪的矿山机械迁到这里。甚至打算当日本本土危急时，把天皇也迁到这里来。所以当苏军全线进攻后，日本关东军总部和“满洲国”皇帝溥仪、王妃、大臣，都纷纷逃到通化。

从此，通化变成了一个热点，形势不断发生着变化。1945年8月底，苏军进入通化，解除了聚集在那里的日军武装，实行军事管制。9月底，冀东曾克林部队的一个团进驻通化，将其置于我军控制之下。10月，我军开始大量进入南满地区，东北局从沈阳派出干部，刘西元任地委书记，组建起不公开的党组织。由山东渡海过来的6师18团3营（邹大鹏部）从辽东半岛行军来到通化，这支老部队在通化开展工作，一支朝鲜人组成的抗日联军老部队——李红光支队（当时叫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配合八路军行动，驻守通化，是当地我军的主力部队。

11月下旬，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向沈阳逼近。东北局撤离沈阳后，打算将通化作为后方基地。12月初，根据东北局的部署，总部直属的东北军政大学（延安抗大来东北的干部）、炮兵学校、航空学校（在沈阳搭起来的架子）以及后勤部的供给部、卫生部和教导团共3 000多人，从抚顺向通化转移。通化的地位显得更重要了。为了强化对通化的领导，以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任通化军区政委，朱瑞、陈正人等我军高级干部也先后来到通化。

当时，通化的情况相当复杂。大批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残余人员滞留在此，据文献记载，原关东军第125师团主力、第134混成旅团主力和溃散的日军官兵，在当地矿山和“开拓团”就业的日本侨民，从沈阳、长春逃难来的日本人和伪满宫廷人员，总数多达37 000人。加上当地的伪满部队、警察，人数就更多了。日本投降后，根据有关协定，在华北、华东等地的日军分批集中到塘沽、秦皇岛、上海等港口，乘船回国。但是东北日军的遣返迟迟没有进行，因为人数太多，苏方要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后，把这个大包袱甩给国民党。暗地里，苏方将日军官兵成群列队装上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沈阳等地的日军战俘则在苏军强制下，拆卸工厂的机械设备，装上火车运回苏联。在各大城市居住的日本侨民，财产被苏军剥夺，生活无着，只好乞讨度日。日本女人更为悲惨，经常遭到苏军强奸，或沦为舞女娼妓。通化地处偏远，苏军住了不久就走了。八路军来到通化后，开始清算日军罪行。清查户口，命令日本人填写历史卡片，交代个人来历。拘捕了一些在那里担任高职的官员，并公审、枪决了一批日本战犯。这些人当中有伪满“通化省次长”管原达郎、“警务厅长”川濑石仙、“交通厅长”大田哲夫、“文教部次长”前野茂、“大同学院院长”井上忠也等人。一些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官大为惶恐，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原关东军第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的法西斯分子。他隐藏在通化石人沟煤矿，四处串联日本军人，阴谋叛乱。

1945年11月八路军到通化后，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等组织，以民间机构方式管理和控制日本人。在通化剧场召开日本侨民大会，宣布共产党的政策。与会大多数日本人都表示拥护这些政策，服从民主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但是，一些法西斯分子并不甘心于失败。藤田大佐以石人矿日本老人的身份发表讲话说：“希望我们各尽自己的义务，创造一个使各民族都能安心生活的社会。”另一个日本人更狂妄地说：“现在叫我们日本人立即来一个180度大转弯是不可能的，希望日解联的先生考虑这一点。”甚至要在场的日本人“遥拜皇宫”，“三呼天皇陛下万岁”。[1]这些法西斯分子不但不低头认罪，还想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对抗，连日本人都感觉他们太愚蠢，通化现在是八路军的天下，岂能让藤田这些人翻天！几天后，通化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逮捕了藤田等人，关押在龙泉旅馆，因人员太少，看守不严，藤田越狱潜逃，化名田友躲藏起来。

这时，国民党势力开始向通化渗透。在国民党东北行营指使下，在东北国民党未能直接控制的地区，派遣地下人员四处活动，建立组织，收罗伪满人员、地主、土匪和日本军人，为国民党武装接收作准备。辽宁省党部头目李光忱派遣近藤和阿部两个日本特务（二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携带20万元活动经费到通化，找到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晓，策划反共暴动。孙耕晓，原名孙耕尧，伪满时期先后当过中学校长和王道书院（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的机构）院长，通化省宣传部长等伪职，是个汉奸。日本投降后又摇身一变，接收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通化县党部书记兼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由于当时的特殊形势，中共通化地委和军分区是不公开的，而国民党党部则是公开的。但是行政机构的专员公署、县政府、公安局等都是在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控制下，国民党是空架子。孙耕晓接到指令和经费，兴奋起来，每天四出活动，企图借助日本军人的力量，把共产党、八路军从通化挤出去。

通过日本特务拉线，孙耕晓与藤田搭上了关系。孙耕晓对藤田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到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藤田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我们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接着，藤田提出了举行武装暴动的三个条件：一是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回国；二是保证在通化的日本人不失业；三是在通化的日本人加入台湾籍。孙耕晓同意后，他又临时加上第四条：暴动成功后，在通化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孙耕晓为了从共产党、八路军手里抢占通化，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法西斯军人结为同盟。他不仅答应了藤田的要求，还封藤田为他的“军事部长”。二人狼狈为奸，积极策划叛乱。[2]后来藤田被捕，我方在审讯时问他：“你参加国民党组织举行暴动的动机是什么？”他交代说：“日本战败后，许多日本军人加入中央军。我们要打算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非造成中国的内战不可。同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上公认的，我们日本人不维护国民党，就不可能得到安全的保障。所以我们日本人乘此次国民党势力伸入东北的时候，应配合他们一起来打八路军，并驱逐他们出境。帮助国民党统治东北，求其保障日本人在东北的生命财产安全。”[3]

此后，孙耕晓与藤田分头活动，组织日本军人和伪满人员密谋暴动。当时通化日军中有许多人没有交出武器，他们把私藏的枪支找出来，按编制组成部队。不仅召集了通化城内的日本人，还串联了附近二道江、临江、辑安等地的日军做外援。为八路军炮兵学校、航空学校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也有一部分加入了叛乱者的行列。孙耕晓联系了伪满军人和警察，他们之中一些人已被我军收编，在孙耕晓的鼓动下准备充当内应，搞垮共产党的政府机构。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准备在1946年的旧历大年夜（2月3日），乘大家都在过年，戒备松懈的时候发动暴乱。

但是，敌人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对我方机构内部人员进行策反时，一些同志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坚决站在了革命队伍一边，使敌人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露出了马脚。国民党特务对我通化县大队警卫营侦察员王晓峰进行三次策反，王晓峰虽然是当地人，但他自愿参加革命，不怕敌人的威胁，把敌人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使我方掌握了敌人的动向，对敌人的行动进行了侦察和监视。在敌人即将暴动的前夕，我通化军分区后勤部军械股长沈殿铠，发现他的舅父刘靖儒是暴乱的重要头目，出于良心和正义感，他大义灭亲，向组织揭露了敌人的暴动阴谋，使组织上掌握了敌人暴动的具体计划，包括信号和口令。

这时已经是2月2日的下午，距离敌人暴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在这紧要关头，通化军区政委吴溉之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军区、专员公署、市委、公安局以及炮校、航校的负责同志都赶到这里，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动员一切力量，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镇压敌人，保卫通化根据地。会议迅速作出决定：派出部队分头捕捉叛乱头目，占领高地和集合场所，通知各机关、团体、部队即刻处理内部叛变分子，并坚守岗位，原地不动。派一个连的老部队为机动力量，消灭敢来进犯的敌人。因通化城内部队不多，派人火速通知附近的李红光支队前来增援。

按照会议部署，军分区参谋长茹夫一带领沈殿铠及警卫战士直奔敌人的暴动指挥部，一举擒获匪首孙耕晓等人，并缴获命令13件、密令1件、行动细节1件、纪律1件等文件[4]。他们把孙耕晓押到军分区司令部，由吴溉之政委亲自进行突击审讯。孙耕晓毕竟是个怕死鬼，他如实作了招供。供词中说：

“我叫孙耕晓，原名孙耕尧，原住安东省宽甸县，现住通化县中昌区十三所十四班，43岁，曾在东北大学肄业，伪满时代充任佟江中学教务主任，代理校长，通化省支会宣传部长等职。康德七年任通化地方职员训练所所长。康德十年任王道学院教务主任及院长等职。自日本投降后，我即被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任为通化县党部书记兼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叫我组织暴动，反共反苏。去年11月底，李光忱复从沈阳派遣特务近藤携款十万元给我作活动费，并允在事成后再给1 000万元，作为收买日本人的专款，组织国民党与日本人的联合政府。我在进行策动时，即与以田友军事部长为首的日本军人密切配合，决定在2月3日4时举行暴动，将通化共产党、民主政府、自卫军全部消灭，成功后即成立中日联合政府。此次计划里应外合，城内有暗藏之李营长以下数十人，县大队林队长以下20人，专署李志义以下20余人，公安局董志祥以下10余人。而以通化之3 000余日本人为主力。外部有温德涛之数百人，三区小南岔部队一部，林子头武装3 000余及三原浦1 500人作为外合。以上这些配备均由我和田友在事前共同决定，已颁发数十道命令和指示，决定在早晨4点钟以电灯闪灭两次为信号，开始暴动，口令是‘山和川’。命令中山队长警卫连等以主力占领师道学校北侧高地，命令日人主力袭击公安局后占领电报局。命令日人丰岗队长率领队伍占领玉皇山阵地，日人佐藤队长率领队伍袭击专员公署，命令日人小林队长袭击市政府、法院及工兵科，并与内应分子取得联系。命令日人寺田队长袭击通化支队司令部及无线电台，并占领北侧高地。令日人柴田队长率领队伍消灭所在地区的驻军，同时占领该高地。当已占领高地时，以悬挂国民党党旗为标志。我并命令国民党地方党员与直接作战部队一致行动。”

最后，孙耕晓还交代说：“过去曾两次准备暴动，第一次是在1月17日，第二次是在1月27日，都因事先被你们发觉未能动作。这一次因为省党部李光忱严令必须坚决行动，同时计划周密，布置妥当，想不到又被你们发觉了。”[5]

经过审讯孙耕晓，吴溉之、茹夫一进一步掌握了敌情，形势确实十分危险。当时通化我军部队多数去外县剿匪，城里兵力只有两个连。当地的县大队虽然也有两个连，但多数是孙耕晓的内应分子，根本不可靠。地委和军区领导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去逮捕藤田等叛乱的组织者，一路去整肃内部。在我军迅猛出击下，一批日伪军官束手就擒，只有藤田、刘靖儒等主要头目逃脱。

各单位抓紧时间清理内部的敌人和可疑分子，由原伪满人员收编组成的县大队被缴了械，由矿工组成的县大队前来接防。当炮校、航校行动起来时，发现一些留用的日军技术人员正往坦克里加油，日军驾驶员也爬上了飞机作起飞前的准备。一切都表明他们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我军迅速俘虏了这些叛乱分子，飞机、坦克、大炮都置于我军控制之下，为平定暴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完成这些任务后，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夜晚了。有的同志认为暴乱头目已经抓获，暴动大概搞不起来了，于是放松了警惕，特别是电业局没有坚守岗位，员工们回家过年去了。没想到凌晨4时，电灯突然两明两灭，暴动还是开始了。

前伪满“王妃”、爱新觉罗·溥杰的妻子嵯峨浩是通化暴乱的目击者。她与“皇后”婉容等在大栗子沟被八路军俘虏后，转送到通化公安局看守所。在那里她们受到了优待。大年初一这天，她们吃了公安局长送来的丰盛的晚餐，早早就寝了。深夜，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枪声，公安局的电源也被切断。随着一阵杂乱粗暴的脚步声，一个日本军人冲进嵯峨浩的房间，喊道：“我是第一个赶到的中山，来救你们了！”

楼下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嵯峨浩向院子里张望，只见手提沾满鲜血的军刀的日本军人来来往往，正从公安局往外搬运武器。几个公安局的看守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正在打开牢房的锁。嵯峨浩以为公安局已经被日军掌握了，就扶着病重的婉容“皇后”向外走，刚下了几级楼梯，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声。窗户的玻璃被震得粉碎，钢筋水泥墙被打得墙皮四溅，原来八路军又包围了公安局大楼。吓得嵯峨浩等赶紧跑回房间，躲在墙角，用被子盖住全身。只听外边机枪和手枪的射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顽抗的日本兵一个个中弹倒地，发出临死前的惨叫。溥仪的老乳母也被炮弹片炸死，做了暴乱的无辜牺牲品。

嵯峨浩回忆：“天终于亮了。柔和的阳光射进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房间，我们悄悄环顾了一下四周，只见日本兵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房间里。”

“唉，这里没有日本兵了，请不要再打枪了！”

“职员们一下喊了起来，枪声一下子停止了。从窗口向外望，能看见那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八路军漫山遍野，正在向山上冲。”[6]

在暴乱发起的时刻，向我专员公署、县政府、通化支队司令部、公安局、电业局、电台、报社疯狂进攻的日本军人，在人数上大大超过我方。由于事先得到通知，我们的干部战士都依托所在的楼房，固守待援。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日军枪支不多，有人只是拿着军刀参战。在我军密集的火力下，日军想靠近大楼一步都难上加难。旧日本军人被打死打伤，他们原来把希望寄托在炮校的日本人能把大炮和坦克拉出来，后来听说这些日本内应已经被八路军解决了，都傻了眼。天亮以前，虽一度有些敌人冲进公安局和医院大楼，其他进攻机关的敌人都或死或逃。我军拖出大炮，猛轰公安局大楼，几炮打过去，日本机枪手被炸死，其余的则四散溃逃。

由于敌人的情报不准，我方在通化的主要领导机关——通化省委没有遭到袭击。因为当时我党的机关没有公开，只是在一座普通的日式小房前挂了一个“通化地区各界建国联合会”的牌子。门前既无岗哨，也没有小汽车进出，所以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在暴乱发生后，吴溉之政委等领导在这里部署平叛，调兵遣将，保证了指挥机关的正常活动。坚持到天亮，我军的一支主力部队——朝鲜义勇军李红光支队3 000多人及时赶来，藤田指挥的日军惊慌失措，向城外小山溃退。我军杀声震天，叛乱分子被击毙千余人，穷途末路的日本军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投降。藤田等叛乱头目仓皇逃进日人居民区，被我军战士从房屋的顶棚上搜查出来，束手就擒。[7]

通化国民党和日本军人策动的叛乱，在我军的打击下完全平息了。通化老百姓纷纷行动起来，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声讨日本法西斯分子的罪行。我党召开了公审大会，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官。孙耕晓则在暴乱刚开始时被紧急处决了。通化城中进行了大搜捕，参与暴乱的日本军人都受到了惩罚。据日本方面的估计，约有5 000多日本军人被捕，一部分被处决了。[8]嵯峨浩回忆：“从窗口上可以看到河岸上枪毙日本人的情景，岸边枪毙人的枪声一直持续了两天。”[9]藤田被我军战士押解在通化街头示众，愤怒的老百姓恨不得把他砸成肉泥。天气寒冷加上惊恐，藤田患了肺炎，一命呜呼。

平息通化暴乱后，吴溉之政委向东北局作了详细报告。在2月4日和6日的电报中，他汇报了通化事件的全部经过，并提出了我党处理这件事的政策：

1．利用这真情实据，扩大国民党勾结日本法西斯分子进行杀人放火、捣乱社会秩序、玷污人民政府的宣传。宣传方式：组织宣传队，开追悼会，开叛变展览会，利用报纸登载这些论文和材料。

2．号召国民党特务和日人参加暴动者自首登记运动。

3．清查被迫日本参加者、而又愿意改正错误者，好的释放。并告其不要受国民党特务之骗。参加还有不改正者、尚怀疑我军者不放。监禁首要分子和校官以上枪决，但数目不能太多。

4．着重审问国民党特务分子，消灭国民党特务。

5．清查户口，有计划迁移。日本人不得居住高地。

6．整理队伍内部。

2月8日彭真复电指示：

1．7日电悉。你们的断然处置很好。

2．所有参加暴动的国民党员暂时一个不杀，也不要释放。不用任何肉刑搜集各种证据、暴动组织计划及破坏行动，让其书面写出，将可保证及国民党组织暴动之日本人，一个不杀，准备向国民党提出抗议。

3．对参加暴动之日本人首要分子及战争罪犯应坚决镇压。所有参加暴动之日本人的财产应予没收。应乘机把日本法西斯在通化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坚决肃清。应广泛宣传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唤起人民之警惕。

4．应利用日本法西斯暴动作借口，限令日本人从大坚固或在中心地区的房屋迁出，集中于偏僻及军事上不重要之地区。并限期令日本人交出暴动分子、战争罪犯及武器，否则将限制其自由。并使日本人民了解：法西斯分子不但残害中国人民，而且残害日本人民，以便分化日本法西斯与居民，号召日人共同反对法西斯。

5．国民党主要犯人应即送邹大鹏同志处审讯，并谨防其自杀。[10]

平息通化日本军人叛乱，使共产党、八路军的威信大为提高，南满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是在清查叛乱分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民族情绪下，是在所难免的。后来在对待日本人的政策上，东北局领导多次发指示，对日本军人和技术人员，只要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都可以改造和给予工作。留在东北没有回国的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的技术人员，被革命队伍吸收使用，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　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

[2]　冈本武德：《青色火焰的回忆》。

[3]　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

[4]　吴溉之与彭真关于通化事件的往来电报，四野战编室存电。

[5]　1946年3月13日《东北日报》。

[6]　爱新觉罗·浩：《流浪王妃》第5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7]　王元年等：《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第3章第3节。

[8]　楳本舍三：《关东军总司令部》。

[9]　爱新觉罗·浩：《流浪王妃》第5章，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0]　吴溉之与彭真关于通化事件的往来电报，四野战编室存电。

第13章　张莘夫事件与反苏浪潮

苏军在东北搜罗财富——卢冬生司令在哈尔滨被害——雅尔塔密约公布引起国人抗议——张莘夫之死——国统区反苏浪潮——中共采取克制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后，国民党军在我军的攻势下，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轻举妄动。新6军停留在盘山、辽中一带，52军在新民和沈阳西郊，13军在凌源、平泉一带巩固阵地，暂时停止了前进。

说起来秀水河子之战是一次中等规模的战斗，沙岭之战国民党军还没有被消灭，但是这两战对杜聿明的思想震动很大。他本来就认为，靠两个军的兵力接收东北是远远不够的。13军调到热河，又削弱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力量。他紧急请求蒋介石再向东北增兵。蒋介石也意识到接收东北绝非原来想象的那么容易，在马歇尔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用美国军舰从上海、广州、越南等港口运送新1军、71军、60军和93军到秦皇岛，向东北大举进军。

这样大规模的运兵需要时日，当时又正值停战协议生效，一时不会再有大战。杜聿明的身体也支持不住了。他患严重的肾脏病，已经卧床不起，遂于2月18日离开指挥部到北平住院开刀。蒋介石对杜的病情甚为关心，派特务头子戴笠前往探视慰问，还要审查给杜动手术的医生是否可靠。杜聿明考虑自己的病短期好不了，便推荐他的老同学和副手郑洞国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代理他的职务。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平息了一个多月，但是在政治上却步步紧逼。2月下旬，在中国内地的几个大城市，爆发了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苏军原来应该在1946年1月初撤兵。因国民党政府来不及调遣足够的军队接收东北，双方商定苏军缓撤一个月，到2月1日撤走。但是到了2月中旬，苏军还没有撤走的意思。蒋介石坐不住了，美英政府也对此极为关注。

苏军为什么迟迟不走？最主要的原因是东北的经济利益。日本人在东北经营了十几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东北丰富的资源和物产，谁看了都会动心。苏联经过卫国战争，国家打得残破不堪，苏联红军到中国参战，穿的军装都是破破烂烂的。他们既然占领了东北，当然不能空着手回去。所以苏军就利用驻军东北的几个月时间，大力搜集财富。

当国民党接收人员到达长春后不久，苏方经济顾问斯拉德考夫斯基就向张家璈提出了中苏共同经营东北的一揽子方案。东北主要的154个大型工矿企业，他们都要插手。张家璈表示：根据中苏条约，双方可以签订贸易协定，中国欢迎苏联投资，可以聘请苏方技术人员，但这些经济活动要等苏联从东北撤军之后才能进行。苏联顾问态度强硬地表示：日本人在东北的一切工矿设备都是苏军对日作战的战利品，苏方都有权处理。张家璈反驳说：战利品这个名词只适用于敌人的作战武器及与军事直接有关的供应品，根本不能包括工矿企业。双方不欢而散。

1945年12月5日，蒋经国、张家璈等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商量苏联撤军与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事宜。马林诺夫斯基对撤军避而不谈，却一再强调经济合作问题。他表示：苏联要求进行经济合作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安全。过去东北是反苏根据地，以后其他国家可能会插手东北经济。如果是单纯的经济贸易活动还没什么，如果有别的企图，苏联不能不警惕。马林诺夫斯基还故作大度地说：东北所有重要工矿企业，都是苏军的战利品。苏联可以让给中国一半的股权，作为中苏合作开发东北的资本。对苏联这种毫不掩盖的贪婪，蒋经国等当场拒绝。[1]

国民党政府虽然嘴硬，但实际上软弱无能。他们的军队开不进来，在各大城市的接收大员不过是光杆司令，根本挡不住苏军的手脚。在占领东北的几个月时间里，苏方使用一切力量，将大量工业设备拆卸装车，运送回国。鞍山钢铁厂的炼钢设备、轧钢机，小丰满水电站的发电机，抚顺、阜新的矿山机械，沈阳兵工厂的机床，甚至连长春工科大学25个工业实验室的教学器材，都变成了苏军的“战利品”。从东北开往苏联的火车日夜忙碌，而苏方却以运输困难为理由拒绝按时撤军。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65％的电力供应设备被苏联拆运而去；鞍山、宫原、本溪等钢铁工厂设备的80％被搬走；抚顺、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劫掠甚重。美国官方调查后认为：“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20亿美元。”[2]

这种浩劫不亚于战争破坏。《大公报》记者陈纪莹在沈阳采访时，专门去了工业集中的铁西区。这里原来有大大小小4570个工厂，百人以上规模的工厂近千家。他写道：“这些工厂曾支持了整个东北，甚至于华北民生需用。曾有20万以上的工人在靠着它维持生计。但当我次日去到那里巡礼时，若不是还有烟囱，我几乎不敢相信那就是铁西工业区。好多工厂连门窗都没有了，机器呢？不用说。假使有残存的，不过是一些毁坏不堪用的车床。”[3]

苏军一方面拆卸工业设备，一方面搜集东北日本人的巨额资产。他们把伪满中央银行和中国、功成、益发等公私银行的全部存款，包括纸币、抵押品、金银外汇等席卷一空，作为战利品划为己有。由于不给任何收据，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钱。这些银行财产，有的是伪满的公产，但也有很多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私产。苏方以占领者的姿态，在东北自行印发钞票，号称“红军票”，用这种纸币强买日本人的房屋财产。《大公报》披露：“苏军入我东北，使用苏军总司令部印制的军用票。这种军用票，将来要由中国收回，所以苏军在我东北的军费是完全由中国负担。苏军在我东北发行的军用票有多少呢？苏方却未告诉我们。这种军用票，是目前东北的主要货币，没人晓得发行的数额，使用者不需偿还代价。大量地使用出来，大量地流入民间，东北的金融情况可知。举一个例，譬如长春、沈阳等名城的房屋建筑物，凡可接收的，每每有了新置产者。契约上签字卖产者是日本人，所得的购价是军用票。东北原是中国不可分的一部，东北金融如此，不仅影响了东北民生，也影响了全国的金融。”[4]

在苏军占领的大城市中，一度出现了奇怪的“上高”市场。集市贸易和旧货市场，本来是很平常的，到处都有。但是“上高”市场却是贱价买好货的地方。工厂的倒闭和被拆走，造成大量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失业。滞留东北未能遣返的日本侨民，房产被苏军作为战利品没收，生活无着，他们只好靠变卖家中可以卖的东西，换取一些糊口的“红军票”。买主当然是苏军占了多数，他们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管看中的好货叫“上高”。在长春、沈阳、哈尔滨等苏军集中的城市，这种“上高”市场的规模也就特别大。只见满街的平民，特别是日本人，男女老幼，席地而跪，以不同的语言呼喊着出卖物品。这种百业萧条、变卖家产兴盛的现象，也是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的“特产”。苏军在东北的军纪也相当糟糕。凌辱强奸妇女的现象时有发生。

国民党在东北的接收处处受阻，只得到苏军劫后的烂摊子。他们指责苏方偏袒共产党和八路军，其实是完全歪曲了事实。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东北局从进入沈阳直到被苏军驱赶出沈阳，其间也是受了苏联不少窝囊气，甚至受了气还不能和苏联人公开斗争，只能暂时忍耐。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苏联大使就故意与中共领导人保持距离。毛泽东对秘书胡乔木说：苏联使馆胆子小，请我们吃饭要走后门[5]。1945年10月，东北局就向中央反映，苏军在沈阳拆卸工厂设备。中央10月4日回电要他们顾全大局，先考虑同国民党的斗争，说“本此认识，某方秘密搬走机器物资与人民有利，免得落入官僚资本之手。但不知民间工业及农业公司的器材物资是否仍予保留，大批工人失业如何布置，人民心里如何反映。”[6]然而苏联的“国际主义”是从不吃亏的，既然出兵东北，就要捞够了才行。

苏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共产党人看不惯。不少同志认为，我们既然来了，苏军就应当撤走。当时到达北满的同志曾向苏方表示了这种态度。为此，苏方找了哈尔滨中共负责人李兆麟，要他专程到宾县向陈云、高岗解释。主要的意思说：“现在事情很清楚，苏联的利益是主要的。大家（指各国共产党）都应服从这个总的利益。可是你们则不了解这点，有些同志以中共的利益为主体，看不见总的利益的重要性，这些同志是坐在树上自伐其枝。如果你们给我们很多不便，迫我们快走，对于你们是不利的。斯大林的方针是不会错的，这方针就是你们的方针，不会限制你们的，只要你们照顾地方特点就够了。只有你们给我们更多的方便，我们对你们的援助也方便。应当看到今天的东北和华北不一样，今天没有苏联在东北，就算你们暂时取得政权，国民党和美国联合力量也会把你们弄掉的。我们在东北的时间越长，对你们越是有利。”[7]

然而，中共北满分局不但没得到苏军的好处，反而吃了大亏。12月13日，陈云到了哈尔滨，连夜召集会议研究在北满开展工作。会上决定卢冬生为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是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军。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部队中战斗。后来他跟随贺龙回湖南开辟湘西革命根据地，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深得贺龙信任。长征到陕北后，他被中央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军进攻东北，他与抗联同志组成的国际88旅一起回国，在哈尔滨工作。他是红军老战士，又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是当时少有的人才。开完会后，卢冬生带警卫员去火车站为陈云一行人取行李，在回来的路上看到几个苏军士兵趁着夜深人静在拦路抢劫。卢冬生非常愤怒，上去呵斥他们，并亮出了自己的苏联军官证件。这几个苏军穷凶极恶，竟持枪对准卢冬生。卢要带他们到有关部门去解决问题，在半路上，苏军突然向卢冬生开枪。可惜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在革命事业最需要的时候死在苏军败类的手里，遇害的时候年仅37岁。[8]

苏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1946年2月11日，在苏美英雅尔塔会议一周年时，三国同时发表了雅尔塔秘密协议的全文。协议中关于“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的条文，深深刺伤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发了中国的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的谴责，在2月21日公开声明：中国政府未参与雅尔塔会议，不受密约的约束。中苏之间仅以中苏条约为依据。2月22日，文化界知名人士傅斯年、王云五、宗白华、林超、储安平、赵超构、任美锷等20人发表声明，抗议三大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声明说：“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要求，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的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的多次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对《大西洋宪章》以来各种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所标榜的是打倒帝国主义，然则今日苏联要求恢复其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又何以自解？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9]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公布了“张莘夫事件”，推波助澜，在国统区内掀起了一场反苏加反共的浪潮。

“张莘夫事件”的由来是：1946年1月7日，国民党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成员张莘夫受张家璈的派遣，随苏军代表从长春出发，接收抚顺煤矿。在沈阳停留期间，张莘夫听说抚顺有八路军，惧怕不敢前往，坚持要有苏方人员陪同护送。14日，苏军中长铁路负责人马利中将称抚顺方面已经联系好，请张莘夫去接收。张莘夫与随员5人和铁路公安队士兵7人，乘苏军提供的列车前往抚顺。到了抚顺煤矿事务所，苏军司令问他们来干什么，张说奉东北行营命令前来接收。苏军司令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拒绝再谈，把张莘夫一行送到一座房子里住下。

第二天，苏军带着当地公安局长和几名武装公安队员来找张莘夫，局长对张说：“此地是解放区，没有我们长官的命令，任何人不能侵入。你们带来7名士兵，违反我们的法律，应受处分。”张莘夫不服，与其争吵起来。待来人走后，张莘夫找苏军司令要求保护，并与沈阳通话，要马利中将快来。

16日下午四时，苏军司令来找张莘夫，说送他们回沈阳。并说只许接收人员走，不许7名武装士兵走。张莘夫感觉凶多吉少，双手颤抖着收拾好行李，在苏军陪同下去了车站。晚上8点多，火车开到抚顺西郊李石寨，遇到一队武装人员。将张莘夫一行8人拉下火车，带到一个小山岗用刺刀杀死。留在抚顺煤矿的7个人，据说八路军政委命令不许杀，将其全部释放。[10]

关于张莘夫之死，有些具体情节到现在仍然搞不清楚。国民党方面在2月10日公布消息，恰巧与雅尔塔密约公开联在一起。无疑是火上浇油，引起国民对苏军的极大愤恨。蒋介石通过张家璈责成国民党东北行营调查此事，电报说：“张君等此次接收抚顺煤矿，事前既得苏方代表之邀请，当时苏军又不能负保护之责，致酿此事端，实属不幸。希即向苏方交涉质问，要求查明其负责人，予以处分。”东北行营军事代表董彦平前往交涉，苏军代表特罗增科中将于2月28日答复中方说：“关于葬埋在抚顺的张新福（即张莘夫——作者注）尸体，将经奉天城卫戍司令转递给奉天市长。至于张新福随员的尸首，则都被匪贼于行凶处烧掉了，因而未能找到。此事我已通知阁下，同时谨通知于阁下的是：关于苏指挥部采取办法，以便揭破与捉获杀死张新福和其随员的罪犯，现在尚未达到成功。干出这个案件的匪贼，连一个也未有捉到。”[11]

2月22日，国民党官方在重庆组织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反苏大游行。参加者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他们在游行中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国土不容分割，主权不容侵害！”“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等口号。混在游行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有计划地煽动反共，在游行中散发的文件中，有《质中共》一文。明白地骂共产党：“你们有何理由阻挠接收自己国家主权的军队进入东北，助杀政府接收大员，蹂躏东北同胞？”在游行中，一群国民党特务还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社，更暴露出这个游行不仅是反苏，而且在反共。中共中央驻重庆的代表事后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许多学者教授也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雅尔塔密约的抗议。2月23日，西南联大王力、王竹溪、向达、朱自清、沈从文、吴大猷、余冠英、马约翰、冯友兰、屠守锷、潘光旦等100多位知名教授在对东北问题的宣言中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政府披露中苏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二是“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3月7日，北平各界名人陈岱孙、顾颉刚、齐思和、翁独健、郑天挺、洪业、萧一山、张伯驹等40多人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12]

在国民党官方舆论的渲染下，许多国民都认为张莘夫之死与东北民主联军有关。但是无论国民党方面还是苏方，都没有拿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明张是共产党军队杀死的。从当年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在政治协商会议和马歇尔使华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是真想有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东北局接到中央多次指示，要他们坚持自卫原则，不反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只是希望我党我军在东北能有一定的地位。张莘夫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很快作出反应。1月18日彭真电告林彪等：“对国民党派往各地接收人员，凡可能引起苏方及我方与国民党外交纠纷者慎重应付，切不可轻率处理，尤不应危害其生命，给顽方以任何向我方政治攻势借口。”

1月26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更明确地说：“我党目前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实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东北。”“在军事上避免在长春路沿线及其他若干大城市如抚顺、吉林、龙江、牡丹江等地与蒋军冲突，切实退出长春路及这些大城市，以表示我方让步。”“对国民党派到各地之接收人员，一方面应有足够警惕性，同时要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不要一概加以拒绝。尤其不要危害，设法建立下层合作以推动上层合作。”

针对国民党政府策划的反苏反共浪潮，中共中央仍保持着忍让态度。在2月25日给各分局的指示中，一方面表示要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进行反驳，另一方面说：“对苏联与东北问题的解释要特别慎重，我们要站在真正的爱国立场上，主张维护中苏两大民族的友谊，履行中苏条约，保障远东安全。对东北我们要求和平解决，不反对国军和平开入，但反对反动派在东北打内战、收编土匪伪军、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13]

由此可见，张莘夫的被害与中共东北局和民主联军部队没有关系。但是东北局也有难言之隐。进入东北后收编的伪军和地方武装，当时叛变成风。这些败类打着“八路”的旗号，胡作非为，杀人抢劫。给我军声誉造成极大危害，也使东北局领导十分头痛。老百姓将八路分成老八路和新八路，说老八路好，新八路坏；老八路又分“灰八路”和“黄八路”，“灰八路”是指从山东和华中老区来的部队，穿灰军衣，纪律最好。“黄八路”是指冀东来的部队，穿日本黄军衣，比“灰八路”差些，也还不错。老百姓的这些反映，也是后来东北局痛下决心，大力清理部队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决心将苏军从东北赶走，国民党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中共谈判代表叶剑英到北平后，想找熊式辉谈和平解决东北问题，被熊式辉拒绝。这表明国民党是要独霸东北，不容我党我军的存在。反苏浪潮之后，苏军在东北是呆不下去了。苏联的撤兵使国共双方都摆脱了约束，以后就要真刀真枪地进行较量了。

[1]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

[2]　土屋奎二：《蒋介石密录》中的《国际环境恶化》一节。

[3]　陈纪莹：《从哈尔滨到锦州》，《大公报》1946年3月22日。

[4]　《大公报》1946年3月25日社论。

[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3章。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8]　《解放军将领传》第3集《卢冬生传》。

[9]　1946年2月22日《大公报》。

[10]　唐允编：《东北问题真相》。

[11]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中正书局1965年版。

[12]　唐允编：《东北问题真相》。

[13]　《中央文件汇集》，1946年。

第14章　从和谈到破裂

中共中央拒绝向东北增兵——东北局在抚顺开会——陈云强调建立农村根据地——罗荣桓劝告不要幻想和平——马歇尔到延安——蒋介石推翻政协决议——毛泽东命令在东北大打

在国民党政府和国统区民众的强烈抗议和反对声中，苏军很难在东北再呆下去了。1946年3月初，他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国民党东北行营密切注视苏军动向，不断向蒋介石报告情况。在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与东北民主联军处于对峙状态，双方都不主动进攻。国民党新6军集结在盘山、辽中、沟帮子一线；52军一部分驻扎在沈阳铁西区，一部分在新民。由于杜聿明到北平动手术，国民党军队没有指挥官，也无法行动。在杜聿明的推荐下，原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郑洞国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代行司令职务。郑洞国是杜聿明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曾在广西昆仑关血战中并肩战斗，打败日本侵略军。后来郑洞国任中国远征军副总指挥，在打通滇缅公路战斗中多次建功。在国民党将领中，郑洞国是一位勇敢善战的指挥官，在部队中威信很高。

苏军撤退后，东北局应该怎么办？彭真也没有想好。2月底东北局机关由本溪迁到抚顺，为了建立根据地，进入东北的部队都分散行动了。黄克诚率3师主力由法库北上向四平转移，萧华、吴克华的三纵、四纵在辽东半岛，359旅和山东7师去了北满。林彪带着山东1师和3师的7旅在沈阳与抚顺之间牵制国民党军主力。除此之外，剩下的就都是不顶事的地方武装了。

毛泽东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东北局虽然收到了，由于各部队都在流动状态下，大部分干部都没看到。对下一步行动，大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根据国民党军队大举增兵东北的情况，东北局曾向中央请示，希望能将新四军叶飞纵队和华北杨得志纵队调往东北。3月4日中央复电彭真、林彪，拒绝这一要求。说：“如我先向东北增兵，给国党以借口；我增彼亦增，彼快我慢，结果不仅拖延东北战争形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实际责任人民一时亦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因此，中央要东北局“准备独立坚持，切不可希望再增一兵一将”。[1]

当时国共双方军事对峙的态势，对我方是不利的。国民党军队是名正言顺地根据中苏条约进驻东北。老百姓对“中央”都抱着幻想和期望。而我军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支持，打完了仗连伤兵都要自己抬，这种无根据地作战造成的种种困难，令人恼火。我们的部队看起来人数多，除了内地来的老部队，新收编的部队多是乌合之众，见国民党军队来了就倒戈叛变。我们的部队一分散，握不起拳头，也没办法和国民党军队打大战。

为了解决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行动方针问题，3月6日到8日，东北局领导人在抚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萧劲光、伍修权等。会议着重讨论东北局势，和战问题，城市与乡村问题，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战争指导方针等。

关于抚顺会议，现有的历史书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记载。陈沂在一篇文章中说：“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当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些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2]

伍修权回忆抚顺会议：“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3]

这些回忆反映出当时东北局领导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并不统一。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形势的变化有关。虽然在秀水河子，沙岭打了两仗，但国内的大趋势仍然是和平气氛多于战争，中共中央还没有下决心与国民党破裂，党内多数人也不希望战争。韩先楚上将回忆：“由于处于认识过程中，又受到当时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从（1945年）九月下旬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摇摆和变动，以至在东北局领导层和广大干部中间，对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和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混乱。”[4]

当时来到东北工作的干部，多数愿意在城市工作，不愿意到农村去作艰苦细致的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彭真在4月19日为东北局起草的《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指示中，严厉批评了这种倾向。他指出：“现在各机关的工作中心是发动群众，群众不发动起来一切都谈不到，机关再健全也无用。切不要把人员堆积到机关中，机关工作待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再健全也不迟。对于斤斤计较工作地位高低，贪图享乐，不愿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生根的少数干部，应给予严厉的批评和纠正，应切实肃清党内没落阶级的或个人主义的堕落倾向。”他强调：“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持久的、更残酷的、更剧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5]

主持北满工作的陈云，是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领导人。他在抚顺会议召开之前的2月25日就致电东北局，指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滞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这样下去，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6]

然而，这些意见并没有在会议后形成决议。抚顺会议后，罗荣桓因严重的肾脏病，实在坚持不住，只好前往大连养病。在萧华的南满部队司令部停留时，罗荣桓为局势担忧，写了一封信请萧华转达给东北局。信中提出四点建议：

1．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期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且自己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2．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西满部队应迅速根据东北局指示，赶快合编组织两个机动纵队，并加强指挥。

3．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造成主力运动战更果敢条件。

4．加强各地后勤工作，兵工建设。应就地取材利用人力建设医院，安置病员。要克服和平大后方大机关作风，力求作战化与加强下层领导。[7]

在东北局抚顺会议期间，国内局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1946年3月4日，两架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飞机的轰鸣声与热烈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响彻云天。机舱门打开后，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老人出现在大家面前。他就是五星上将马歇尔。

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委托，为了调解国共两党的内战和争端，马歇尔已经忙碌了近四个月。他仍然在尽自己的努力，用最大的耐心斡旋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在基本立场上他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但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本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主张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给中共以一席之地。这比赫尔利的偏袒和粗暴，无疑是一个进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毛泽东通过周恩来向马歇尔将军致谢。感谢他为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所作的努力，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与美国合作。在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当时外界谣传毛泽东要去苏联养病，毛泽东特地要周恩来转告马歇尔：如果要出国的话，他愿意先到美国去看看，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8]

根据政协会议精神和国内停战协定，成立了由国共双方和美国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马歇尔、周恩来和张治中组成三人小组，为实现和平和整军开始了国内的穿梭巡视。在华东、华北转了一圈后，飞机便飞到了延安。为了欢迎三人小组的到来，延安做了精心布置。机场上搭起红布牌楼，牌楼上插着中美两国国旗，悬挂着中、英两种文字的标语：“欢迎马歇尔将军！欢迎张治中将军！欢迎周恩来将军！”到机场迎接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有服装整齐、精神饱满的仪仗队；还有6 000多延安各界群众。这种隆重热烈的场面，是延安前所未有的。

马歇尔下了飞机，毛泽东上前与他握手。通过周恩来的介绍，毛泽东对马歇尔说：“欢迎马将军到延安来视察！”马歇尔回答：“感谢毛主席的盛情欢迎！”检阅仪仗队后，主人将客人送到杨家岭休息。

当天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他们进行了会谈。马歇尔强调了停火的必要性，告诉毛泽东：他已经向蒋介石表明，如果中国不统一，美国就不能给予援助。毛泽东答应遵守停战的各项协议，并希望停战协定能引用于东北地区。马歇尔解释说：据他理解，停战协定本来是可以引用到满洲的，但共方事先宣布在那里有特殊权益，对引用停战协议有怀疑。蒋介石怕引起国际纠纷，也不愿意执行小组去满洲。[9]

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马歇尔、张治中一行。毛泽东发表了简短而热情的讲话。他说：“马歇尔将军及张、周两将军为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中国而奔波宣劳，全国人民皆应感谢，中共亦致谢意。中共刻已准备一切努力于建国事业。”马歇尔也致了答词。[10]

被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所感动，张治中也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笑着补充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11]在这种欢笑的气氛中，谁还怀疑和平是遥遥无望的呢？

马歇尔回到重庆不久，便促成派遣执行小组到东北检查停战事宜。但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接受与中共平等相处的事实。在1946年2月进行整军方案谈判时，蒋介石就玩了不少手腕。当时马歇尔提出一个整军方案：中国陆军改编为六十个师，中共军队占其中二十个；海军、空军中要给共产党三分之一的编制。他把这个方案私下交蒋介石征求意见，蒋介石大为恼火。这样一来，中共岂不是占了大便宜？蒋推翻了马的方案，迫使马歇尔将军队比例改为五比一，即国民党陆军保留五十个师，中共十个师。海、空军中也没有中共的份。为了忍让以求和平，中共还是同意了这个整军方案。正当马歇尔准备把它落实执行时，蒋介石又节外生枝，企图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恢复国民党独裁统治。

蒋介石破坏和平，推翻政协决议的消息传到延安，引起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应。毛泽东电令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研究对策。一方面下达命令，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半个月前马歇尔到延安的和平空气，被内战的寒流一冲而散。从中央下达的一系列指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变化。

3月13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和林彪：“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线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强调“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

就在这一天，最后一批苏军撤离沈阳。驻在郊区的国民党52军立即向市区开进，着手接收。林彪十分着急，于3月15日向中央建议破坏南满工业区。刘少奇接到林彪的电报，他立即以中央名义于17日复电林彪：

关于南满工业区无论和战，我均不应有任何破坏。因为这将影响数百万人的生活，并将在全国、全世界留下长期极坏的影响。务望不要作此打算，并向有此思想的同志，做坚定明确的解释。

3月20日以后，形势为之一变。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想恢复他的独裁统治。毛泽东把周恩来召回延安商议后，决定共产党人不出席政协会议，以示抗议。国民党在苏军撤退的同时，加紧增兵东北。马歇尔为了缓解东北的战争危机，曾多次催促蒋介石派遣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停执行小组进入东北。但蒋介石根本不愿承认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合法存在，找种种借口拒绝马歇尔的要求。在陷入僵局的情况下，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虽然他离去了，但美国的飞机和军舰依然源源不断地将军火和各种物资输送给国民党政府。美帝国主义又给我们上了一课，不打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位，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与和平。于是，毛泽东指示东北局，好好打几仗，杀下蒋介石的威风，巩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从3月23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你们应立即放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同时立即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部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3月24日，毛泽东又给东北局、林彪、黄克诚等发出详尽的指示：

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

黄（克诚）、李（富春）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

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12]

接到中央指示，东北局于3月26日向各部队下达作战部署的命令。西满军区主力兼程开赴四平街，归林彪亲自指挥；吉辽军区的罗华生、贺庆积、邓克明、曹里怀四个旅向长春集结。罗华生旅归林彪，其余三个旅在周保中指挥下准备夺取长春；北满抽调杨国夫师南下到四平，359旅准备进攻哈尔滨；南满部队配合沈阳以北之作战；最后，东北局号召大家：“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

形势说变就变，林彪带着小小的指挥机关，匆匆从抚顺赶往四平，准备在那里阻击国民党军。

[1]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2]　陈沂：《四平保卫战》。载《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3]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第6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载《辽沈决战》上册。

[5]　见《辽沈决战》上册。

[6]　见《辽沈决战》下册附录《大事记》。

[7]　杨国庆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8]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5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　福雷斯特·波格：《马歇尔传》。

[10]　《大公报》1946年3月6日。

[11]　参见《张治中回忆录》，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第15章　夺取四平、长春

苏军走后的沈阳——黄克诚占领四平——林彪准备在四平决战——兴隆岭、大洼伏击战——夺取长春

1946年3月10日起，驻在沈阳城内的苏军开始陆续撤走。一辆辆重型坦克轰隆隆地从市中心大道上驶过，市民们好奇地往窗户外探头，看这些少见的大家伙。卡车上满载着行李、家具、办公桌柜，火车站发出一列列北上的火车，这些迹象都表明苏军真的要离开东北回国了。

大约是受到内地国统区反苏抗议浪潮的影响，苏军不再拖延时间，但对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却表现出明显的冷淡与不合作。苏军撤离沈阳，没和国民党东北行营打个招呼，驻锦州的熊式辉在记者追问下，一再声明苏军没有向他通报撤离和让国民党接收的日期。在沈阳郊区北大营驻守的52军25师师长彭璧生，眼看苏军这些天向他们移交工厂和监狱，感觉到苏军要走。但苏方不通知他接收日期，他怕与苏方发生误会，又不能不接收。于是想了个办法，派出大批便衣人员四出侦察，看哪里的苏军走了便回来报告。3月12日下午，获悉苏军除少量看守司令部和仓库的人员外，已撤退完毕，彭璧生才指挥部队分乘24辆卡车进入市区接收。第二天，又分别占领了城南的浑河铁桥、城北的飞机场。沈阳的老百姓对“国军”还是满怀希望的，平静地等待他们来接收。

苏军走后的沈阳，是一个破烂摊，一个大垃圾堆。当记者来到沈阳最大的兵工厂采访时，“在这个大兵工厂内绕了一周，所看到的的确已破烂不堪。整个火药库变为了垃圾堆，没有一辆汽车有轮子，没有一个厂内的动力机不被拆毁。特别是旧兵工厂从美、德等国订购的良好机器，已全部失了踪。有一小部分已然用木板装了箱正安置在一架起重机下，等待起运。巨大的厂房有的整个炸毁，有的鼓风机倒在一边。苏联人是以战利品来处理这些工具的。主管人现正要派人来清理遗留的废料，就算是想要恢复，也并不是一个短时期的事。大烟囱暂时停止冒烟了”。其他的工厂也是十室九空，失业的工人一到晚上就来挖墙洞，从厂子里偷些能卖钱的东西去。这样的萧条已经持续了8个月，停产使得沈阳街面上物资奇缺，一桶原来5元钱的油漆，已经涨到5万元流通券了。[1]

沈阳的街道上，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散发着难闻的臭味。物价更是“活泼的吓人”。去年10月这里的大米是6元一斤，现在是18元流通券；猪肉原是18元一斤，现在涨到45元。春寒料峭的天气，如同老百姓的脸阴沉沉的。而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热烈气氛与此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兴致勃勃地争抢房产，政府的大楼不必说，城内日本人的小洋楼也被瓜分一空，晚来的只能到郊区去打主意。尽管物价奇贵，大饭馆却是天天客满，门口挂着某某机关包席的招牌。夜晚灯火辉煌的是舞厅，一群群盛装的日本舞女，在陪内地来的军官和大员们尽兴。前两天刚到大街上挥舞青天白日旗、迎接国军的老百姓，没几天就心灰意冷。《大公报》记者看到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满腔愤怒地念着：“等了14年，一场空喜欢。我们流血泪，别人争江山。”还有的老百姓对记者发泄不满说：“14年中也没看到什么党，我们等了你们14年，你们来了就逼我们打仗！”[2]

从1946年1月国共双方停战协议生效后，蒋介石就抓紧时机，将他的王牌部队调往东北，他原打算在上半年调十个军的兵力，但由于运力不够和进攻山东解放区的需要，一些部队被调往他处。到1946年3月，由海路运送到秦皇岛登陆的有孙立人的新1军、陈明仁的71军、曾泽生的60军、卢浚泉的93军，加上先到的新6军、13军、52军，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上升到247 000人。其中，新1军、新6军和13军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嫡系部队，60军、71军虽然装备稍差，却是经过抗战的老部队，战斗力很强。国民党依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想把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尽快消灭，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

但是苏军的突然撤军，给国民党东北行营一个措手不及。大量的机械化部队搁在锦州到沈阳的路上，只能排上长长的队，靠火车一列列地运，或是在公路上慢慢地行军。他们可不像共产党的部队，轻快的没有负担，扛起枪拔腿就走。再说，国民党军队走到哪里，也得接收，不能大踏步往前走。看着苏军沿着长春铁路一站站往北撤，国民党东北行营也是干着急，只能叫他们派的地方官领着“满洲国”伪军、警察组成的保安队，去接收长春、哈尔滨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

苏军的撤退，给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原来苏军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能公开承认和支持共产党部队。我们只能不声不响地干，不能名正言顺地建立政权和根据地。加上苏军对中共东北局的歧视和限制，犹如给我们套上一个圈圈，让人浑身不舒服。国民党当局掀起反苏浪潮后，苏军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他们不再限制我党我军的行动，而且还与我方达成默契，事先通报他们的撤军日期，好让我军能及时赶到，夺取城市。

东北局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西满地区调黄克诚3师主力迅速北上，由法库赶往四平。苏军在3月13日撤出四平，黄克诚就指挥他的两个旅加上邓华的辽西军区保1旅，在17日半夜突然攻进四平城里。国民党四平省长刘翰东带着4 000保安队做梦也没想到“共军”来得这么快，还没拉开架式打就当了俘虏。黄克诚也不打算养活这帮饭桶，只关了他们几天，就打发他们乘上一辆破卡车，经长春去沈阳。当刘翰东一行逃到沈阳时，已经十多天没睡一个整觉，狼狈不堪。

3月27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局和林彪，迅速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中东路全线。3月30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示东北局：“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将其全部解决武装。但对其非武装人员（党政），勿加侮辱与杀害，将其移置乡下软禁，以利将来交换。”

我军攻占四平，熊式辉在锦州坐立不安。杜聿明在北平住院，东北的国民党军就由这位熊上将指挥。他生怕让共产党抢了先，对老蒋没法交待，就催促各部队向前进攻。从3月18日起，国民党军由沈阳地区分路出击，向辽阳、抚顺、铁岭等城市进军。其部署是：

52军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军，企图两侧迂回，合围我军。我军万毅部在节节阻击后，3月21日主动撤离抚顺，没有对工厂和煤矿进行破坏。于是，抚顺新旧两城和抚顺煤矿、发电厂等均被52军占领。

新6军主力和94军的5师、71军的88师于3月21日攻占辽阳后，又分三路向鞍山、海城、营口进军。我军吴克华部因在沙岭战斗中损失较大，一时尚未恢复，于是不与国民党军死打硬拼，在进行一些阻击后，于4月1日和2日分别撤离鞍山和营口。东北钢铁工业中心鞍山市和营口港也被国民党军控制。

新1军沿中长铁路线向北进攻，3月下旬分别占领了铁岭和开原。随后又向昌图进军。

71军主力向康平、法库进军。

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开始了全面进攻。毛泽东一方面指示东北局和林彪抗击国民党军进犯，同时也将注意力集中到四平。他估计到四平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意义，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他在3月24日给东北局、林彪、黄克诚的电报中，就已经预感到这个形势。他指出：“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3]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3月底蒋介石派范汉杰前往东北，名义上是视察部队，实际上是准备主持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范汉杰与熊式辉商议后，以东北行营名义命令各部队继续前进，于4月2日拿下四平。当时连日大雨，道路泥泞，河水暴涨，化冻的土地变成一片稀烂的沼泽。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的坦克、汽车行进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预定计划完成任务。我军也同样不轻松，万毅的部队在泥泞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人人滚成了泥猴。也没有按预定计划与西满其他两个旅会合，失去了包围歼灭敌人的时机。[4]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林彪于4月4日带领他的指挥部到达四平。当晚他就给黄克诚、李富春发电报说：“我此刻已到四平，对情况尚不了解，明天南去侦察地形。此次集中近六个旅的兵力，拟坚决与敌决一死战。望以种种方法振奋军心，一定要争取胜利，以奠定东北局面。请将此报即转东北局与中央。”

黄克诚得知林彪到来的消息，非常高兴，立即电告中央、东北局和3师所属各部队：“林总已到四平街，决心在四平地区与顽军决一死战，打垮顽军进攻，以奠定东北局面。”“因此四平地区的战斗，是决定现在和将来局势变化的关键。必须动员全体军人在林总司令决一死战的决心下，以最高度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来进行作战。不惜任何牺牲和疲劳来达成争取决战胜利的光荣任务。”

4月5日，林彪绕着四平转了一圈，看完地形后，傍晚电告东北局和中央：“原预定于情况许可下，则利用双庙子以南山地歼敌。如果兵力来不及反击时，则决心死守四平，主力突击侧后。此间已在进行守城布置。”

毛泽东看到林彪的电报，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林彪、彭真说：“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需坚决克服。希望你们能在四平方面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灭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5]

毛泽东的决心如此之大，对林彪和东北我军指战员也是很大的鼓舞。自进军东北以来，除了秀水河子一战，我军一直是且战且退。国民党军趾高气扬，根本不把这些“八路”放在眼里。为此，林彪也是憋了一肚子火。现在他要在四平与国民党的王牌军们真刀真枪大干一场，叫他们尝尝我军的厉害。那些天，守卫在四平的部队积极备战，挖壕沟、修地堡、准备粮食、弹药、医疗用品，广泛开展战前动员。战士们纷纷表决心，要争取在战斗中立功。

4月7日，四平外围的战斗打响了。占领昌图的国民党新1军在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指挥下，沿中长铁路向北进攻。新1军是国民党的王牌主力军。在远征缅甸作战中，驻守彦南阳的英军被日军包围，危在旦夕，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部队杀开一条血路，为英军解围。在日军强大攻击下，中国远征军被迫后撤，孙立人没有随杜聿明撤回云南，而是随英军撤往印度。在号称“死亡行军”的撤退过程中，他们在热带丛林中历尽千辛万苦，死者沿路相望，这支部队也没有垮掉。他们的英勇精神，受到英美军人的尊敬。也说明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顽强作风。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出任新1军军长，前往伦敦接受英国女王的授勋，此时尚未归来。所以部队暂时由梁华盛指挥。这个新1军到东北后，还没吃过亏，带着一股“常胜军”的傲气，大摇大摆地往前进。

4月7日新1军攻占昌图以北的泉头车站后，沿公路向西北的兴隆岭一带进军。此时，梁兴初的1师、黄克诚的3师8旅、万毅纵队共12个团的兵力已经集中在这里，准备迎击。8日傍晚，1师的2团向兴隆岭以东新1军临时设防的山地发起攻击，一个连很快突破阵地，占领了山头制高点。4团、5团冒着敌军的密集炮火，向兴隆岭村内的敌军进攻。他们用迫击炮压制敌军火力，迅猛突入村内，歼灭了顽抗之敌。另一侧迂回新1军的万毅纵队19旅进攻六家子和兴隆沟，55团集中兵力，大胆迂回包抄，消灭了六家子的新1军一个连。进攻兴隆沟的50团有两个营出发后迷了路，又没有协同信号，结果发生误会，自己人打起来造成伤亡，失去了切断敌军退路的时机，没有完成任务[6]。但是即使如此，也给新1军造成很大的震动，梁华盛向郑洞国通报情况，认为4月8日占领四平街的计划根本行不通，“越前进越感到兵力不足”，请求援兵保护新1军的侧翼安全。

配合新1军北进的71军就更倒霉，他们占领法库县城后，其87师沿公路北进，企图经大洼、八面城迂回到四平。我军主力在兴隆岭打击新1军后，迅速运动到大洼一带，张开“口袋”等着71军来。4月15日，71军87师行军到大洼的金山堡、秦家窝棚一带，距离新1军有一天的路程。走在前面的一个团看到一个集市，老百姓熙熙攘攘地正在交易。国民党军上去打听，大家都说八路早走了。于是国民党军解散了队伍，就地休息。官兵们在集市上买吃买喝，正乱糟糟的时候，突然枪声四起，大批“八路”冲进集市，把国民党军打得无处藏身。原来我军与当地老百姓里应外合，早已埋伏好了，集市上许多老百姓就是我军化装的。87师这个团被我军切割成几块，眼看着被缴了械，连展开火力打一下的机会都没捞着，心里真是窝囊[7]。与此同时，我军主力部队分别向87师的其他几个团发起进攻。这些国民党军队聚集在几个村子里，顽强抵抗。我军以战术队形向村里发起冲击，经过激烈交火，敌军支持不住。有的缴枪投降，有的沿着公路往回跑。我军主力在协同部队配合下，一夜猛追了十里地，到16日早上才结束战斗。大洼这一仗将71军的87师大部歼灭，打死、打伤和俘获国民党军2 000多人，缴获汽车30多辆和大批物资。这一仗是在敌进我退的形势下打的又一个胜仗，我军在运动中抓住机会，贯彻“一点两面”战术，大胆迂回追击，伤亡少，缴获大，受到林彪的通令嘉奖。

就在我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时，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苏军总部撤离长春。在撤军之前，苏军与东北局达成默契，要我军接管长春。为了便利我军进驻长春，苏军下令长春的工厂企业放假一周，并通知留在长春的日本侨民呆在家里不要外出[8]。东北局将这些情况报告中央，但是林彪对打长春持有异议。4月11日他给东北局和中央的电报中说：鉴于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是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毛泽东12日复电同意林的意见，但是周恩来从重庆报告：国民党谈判代表陈诚改变了态度，赞成东北停战，维持现状。估计是缓兵之计。建议我军夺取长春，以利谈判。毛泽东向林彪、彭真转达周恩来的电报，并询问夺取长春、哈尔滨有无把握。考虑到国民党军队短期内可能不会大举进军，林彪于14日致电吉林军区司令周保中，对进攻长春作了具体部署。

当时长春城内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都是伪满军改编的保安部队。其主力是姜鹏飞的“铁石部队”。姜鹏飞部原驻冀东，抗战结束后被国民党收编，从天津空运到长春，共8 000人。此外还有其他伪军和伪警察的保安队，内部混乱，没有战斗力。国民党委任的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把这些部队集中在市内的东北行营总部和中央银行大楼等中心据点内，还有一部分守飞机场和南岭。这些人守那么大一个长春市，其实是根本不够用的。

夺取长春的战斗由周保中组织指挥。担任主攻的是从北满调来的杨国夫的7师、东满的罗华生旅、贺庆积旅和曹里怀部，共13个团的兵力。当14日苏军最后一列火车离开长春不久，我军就兵分三路，向长春市郊重要目标和市区发起攻击。第一天就占领了大房身飞机场，切断了长春与外界的联系。第二天占领了火车站和原日本关东军总部大楼。长春守敌依靠日本军人替他们抵抗，终究是士气低落，节节败退，只是在市中心盘踞着几座大楼顽抗。我军拉来大炮，向敌军猛轰，大楼多处起火，伪军狼狈逃窜。国民党从沈阳派来两架飞机空投物资，也被我军高射机枪打伤后逃跑。到18日，长春守敌大势已去，除少数人向公主岭方向逃窜外，国民党的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珍、市长赵君迈及警察局长以下8 000多人统统当了俘虏。

占领长春，使我军受益不小。缴获的武器物资堆积如山，使我军的装备得到很大改善。黄克诚说：“国民党当局本以为苏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时机。”[9]

毛泽东获悉我军占领长春，非常高兴。4月19日他连发两电给东北局，表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彭真回电报告：“对于长春，我们决定采取巩固与确保方针，争取成为我们的首都。”[10]4月20日，毛泽东再次指示东北局：“长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指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联合保卫马德里事——作者注）。现在就要做此准备。”

四平不能按时占领，又丢了长春，使蒋介石大为恼火。熊式辉指挥无方，范汉杰是胡宗南的人，东北国民党军将领不欢迎他，内部矛盾重重。这样的局面必须要有一个得力的人才能推动，蒋介石考虑再三，还是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做完肾切除手术，正在北平住院。蒋介石指示他立即返回东北，“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主权，有厚望也”。杜聿明养病期间，看到范汉杰顶替他的职务，以为蒋介石不用他了，心里未免酸溜溜的。现在蒋介石要他重返东北，他当然是非常高兴。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杜聿明于4月16日返回沈阳，主持军事。国民党军队重整旗鼓，向四平冲杀过来，一场全国瞩目的大战，在这里展开。

[1]　徐盈：《沈阳的春天》，《大公报》1946年4月10日。

[2]　吕德润：《春天里的秋天》，《大公报》1946年4月15日。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4]　中南军区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战史》，1956年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7]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2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8]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

[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10]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页。

第16章　四平保卫战

林彪在四平布防——新1军外围受挫——毛泽东命令死守四平——我军暴露出弱点——罗荣桓调来的弹药在梅河口被炸——毛泽东给予林彪指挥大权——黄克诚建议撤退——廖耀湘攻下塔子山——林彪决定撤离四平——黄克诚与毛泽东的争论

兴隆岭、大洼战斗之后，虽然国民党的71军的一个师被击溃，但新1军的战斗力并没削弱。他们尝到我军的厉害，行动也谨慎多了，他们收缩靠拢，齐头并进，不给我军以可乘之机。梁兴初等遂遵照总部命令，向四平靠拢。

1946年4月18日，新1军推进到四平西郊。林彪预料国民党军会大举进攻四平，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命令中说：“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决不可因攻长春伤亡与疲劳而有所影响，否则对大局极不利。长春只留少数部队保卫城市。”几天内，东北我军主力云集四平。有黄克诚3师的7、8、10三个旅，万毅纵队，梁兴初的山东1师，罗华生的山东2师，杨国夫7师的20、21两个旅，邓华的保1旅。加上后来从北满调来的359旅、7师的炮旅，总数将近8万人。

四平是一座新兴的小城。由于中长路和辽源至通化两条铁路在此交汇，这里就成了通向南满、西满和北满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北粮油集散地。四平市区地势平坦，过去很少打仗，没有防御的城垣。铁路从市中通过，将城市分为道东区和道西区。东区多是中国人的矮小平房，比较密集。西区则是政府和日本人居住区，有些坚固的楼房建筑。城西有飞机场。城北是西辽河支流红嘴河，城东、南、北三面十里之外是起伏的丘陵，渐成连山。从地形看，四平是无险可守的。

根据地形条件，林彪最初部署防御时并没有将主力部队一线摆开，而是选择要道，布置少量部队。主力部队则处于机动，根据需要投入战斗。四平市内东区及市北高地为万毅纵队56团防御，西区由保安1旅防御。1、2、7师和黄克诚3师等主力部队则散布在两翼的要点地区。为了避免被动，我军把主要防线设在市区以南的泊罗林子、市区西北和东北的小高地上，争取在四平城外与国民党军决战。各级指挥员都接到了命令：要以最大决心坚守防线，没有命令不得后撤。这些打惯了游击战、运动战，从来没打过阵地防御战的将士，现在挥着镐头铁锨，挖工事修地堡，四平城外出现了蜿蜒曲折的交通壕。四平城西面和南面都有小河流过，为了利用这仅有的天然屏障，战士们将下游堵塞，抬高小河的水位，让水流漫出河床，形成沼泽，阻止国民党军队的坦克冲击。为了保证战斗中通讯联络的畅通，各指挥所与观察所、市内较高的楼房之间都架上了电话线。军用电话设置专线，原有的市内电话统一号码，一条线断了还可以补救。为了保密，切断了四平至沈阳的长途线路，往长春的长途电话非经批准不得随便使用。每一部电话都有专人看守，以防中断和窃听。城外和市区的各阵地内都准备了水缸、熟干粮、弹药、医疗用品。各部队都进行了战前动员，战士们摩拳擦掌，准备和国民党军队大干一场。

4月18日，郑洞国指挥的国民党新1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城南的泊罗林子、三道林子和鸭湖泡外围阵地发起进攻。守卫三道林子的7师战士顶着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用机枪和手榴弹与蜂拥而上的敌人展开激战，18日一天打退了多次冲锋，守住了阵地。这天，国民党新30师以一个团兵力向鸭湖泡发起三次进攻，也被我军56团战士击退。第二天，新30师寻找我军防御薄弱处集中力量猛攻。我军在鸭湖泡的一处阵地被敌人炮火打烂，被迫后撤，国民党军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一天国民党新38师向四平以西的飞机场和白家沟一带进攻，我1、2师夜间出击，准备在夜战中消灭敌军。但由于情况不明，一夜连摸几个村都扑了空。天将拂晓才在机场附近与敌人交上火。天渐渐亮了，我军无阵地依托，打起来肯定吃亏，于是主动撤回了原来的阵地。

4月20日是战斗的第三天。国民党新50师向我56团阵地发起进攻。由于鸭湖泡阵地已被突破，国民党军向纵深发展，占领了四平市区西南的一座小红楼。我军由于正面防线太宽，又没有预备队支援，没有及时夺回小红楼。到晚上组织部队反击，没想到敌人不顾疲劳，在短时间内完成防御工事，用密集火力向我军扫射。一个连冲上去，很快就伤亡近百人。国民党军虽然没有再向城内延伸，但是红楼被他们控制，对我军造成很大威胁。我军只好抽调力量，在小红楼三面构筑工事，修补防线的空缺。[1]

4月22日，新1军猛攻四平以东我军小高地。先以密集炮火轰击一小时，将我军阵地的火力点和壕堑大部分轰塌，造成我阵地交通堵塞、联络中断。然后敌军以营为单位，向我军56团1、2连阵地发起冲击。我军虽然伤亡过半，战士们仍然顽强抵抗。当敌人接近时，战士们跃出战壕，与敌军展开白刃战。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军拼刺刀不行，节节后退。激战两个小时，敌军被消灭300多人，我军以伤亡100多人的代价守住了阵地。23日新1军又集中炮火向泊罗林子进攻，我军在阵地被摧毁的情况下向后撤退，同时国民党军队的步兵冲锋一次次被我军打退。到26日，国民党军的进攻收效不大。郑洞国感到兵力不足，为求稳起见，下令停止进攻，向沈阳的杜聿明请求增援。

毛泽东在延安密切关注四平战局的发展。4月21日他电告林彪：“新1军是缅甸远征军、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2]22日，毛泽东再次指示林彪：“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对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当然是非常重视的。尽管到东北以来，由于敌强我弱的总态势没有改变，林彪一直是且战且退，找到适当时机才打上一仗。但是现在毛泽东命令他死守四平，他就不能再走了。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林彪把总部迁到了离四平很近的梨树县。这个总部工作人员不满百人，有两部电台，随从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连。这样精简的机构林彪还嫌人多，行动不方便。到作战时，林彪只带一个小电台、一个参谋和几个工作人员，加上警卫员不到20人。他们随部队到前线观察地形，随时掌握战场的情况变化，直接指挥部队，减少了中间环节。在四平保卫战过程中，林彪曾几次亲临前线部署指挥。

23日，林彪致电毛泽东：“二十二日亥时电悉，当坚决执行，死守四平。”八天的激战，干部战士们确实打得英勇顽强，把新1军挡在四平城外。这一阶段的较量，让国民党军官大吃一惊，想不到这些破破烂烂的八路这么能打，新1军跟日本鬼子打都没这样吃力过。但是经过这些天的战斗，我军不善于打正规战的弱点也都暴露出来了。

在火力配备上，我军最大的缺陷是只知道向正前方射击，而不懂得组织交叉火力网。在防御时不能只管自己眼前的敌人，还要照顾到两侧的友邻部队。当侧翼吃紧时，要以侧射、斜射的火力进行支援。火力的配备要有层次和纵深，机枪、步枪搞好配合。我们的干部开始不懂这些，敌人上来也没有统一射击的口令，发现目标就各自开火。有的开火过早，敌人接近了，自己的子弹也打光了；有的沉不住气，夜里敌人来袭扰一下，就死命地开火，白消耗了许多弹药。

在战斗中另一个严重失误是对枪支的保养不好。有的战士抱着机枪不要命的打，枪筒因温度过高而出故障不能使用。有的不注意及时擦洗上油，结果枪支被烟土蒙住打不响了。在敌人的一次进攻中，55团4连阵地上所有的自动火器除了一挺重机枪，其余都因故障不能开火。敌人的坦克冲上来，把这惟一的重机枪射击孔堵塞，阵地便因此失守了。

还有一些问题，在防御战中也暴露出来。部队打了一天，必须换下来休息。在部队换防时，交防的部队都盼着早点下去，没有及时修复被打坏的工事。换防的又迟迟才来，来不及修工事就遇见敌军进攻，结果因为工事不坚固顶不住或增加伤亡。还有的按照固定时间在黄昏换防，被敌军摸到规律，每天黄昏都要向我军阵地上猛轰一顿。

与之对比的是，新1军在正规作战方面，显示出较好的战术水平。他们善于步炮协同作战。战斗开始后，他们便用各种口径的火炮向我军阵地轮番轰击，有的打到前沿让你抬不起头，有的打到纵深阻挡预备队上前。国民党的炮兵听步兵信号，当步兵冲到我方前沿一百米时才停止打炮。步兵冲锋时，有机枪在侧面掩护，使我军不易进行反冲击。但国民党军致命的弱点是怕死，不敢近战。他们多数使用冲锋枪，最怕我军跟他们拼刺刀。只要面对面干上了，国民党军往往掉头就跑。[3]

战争是最好的教员，几天战斗下来，我军指战员得到不少经验教训。他们学会了如何在防御战中组织火力，如何进行战斗指挥和战场配合，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夜间偷袭和进迫作业（用交通壕沟掩护前进），如何进行战场管理。最重要的是注重发扬自己的长处，用反冲击、刺刀和手榴弹去打垮敌人。

林彪最担心的是几天的胜利，可能会使我军产生轻敌和骄傲情绪。他在4月27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们干部通常毛病，皆为轻敌。在战斗部署上，总是把战斗正面拉得太宽，结果形成对峙。各主力旅都吃过这样亏，但至今尚未彻底转变。”

4月26日，郑洞国指挥新1军向四平城东发起攻击，在我军顽强抵抗下，国民党军扔下百余具尸首，再次败退回去。在城北三道林子，杨国夫的7师向新1军反冲锋，在国民党军密集火力封锁下未能奏效，双方伤亡500人。四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郑洞国等待援军，暂时停止大规模进攻。双方进入对峙阶段。林彪向毛泽东报告战况，毛泽东于27日回电：“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嘉奖。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4]

看来，毛泽东是决心要把四平和长春变为马德里，死守到底了。但是以我军目前的实力装备，是否具备了和国民党王牌军硬碰硬地打阵地战的条件，东北我军的多数指挥员是心存疑虑的。4月28日，毛泽东指示林彪：“从长春及南满调来的生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有在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5]但是林彪29日的回电委婉地向毛说明，照现在这样打下去，我军不但不能消灭新1军，而且会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电报说：“二十八日亥时电悉。近十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我大军的夜间进攻。又因地形平坦及新1军已构筑阵地，且71军及52军、60军各一个师已与该军靠拢，故在十日内歼灭或击溃该军可能性不大。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英勇奋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四平仍在我手，敌攻势受挫，但正在调防，准备向我作新的进攻。以上情况供你们研究参考。”[6]

4月26日以后，新1军停止了大规模进攻，四平战事进入对峙阶段。除了夜间有些零星战斗，战场基本上是平静的。四平城里却热闹起来。老百姓原以为国民党军队很快能打进来，所以大炮一响，都往家里躲。看了几天，他们也没进来，还往居民区打炮，伤了不少人。于是大家都骂“国军”无能，转过来支持八路。从4月底以来，在人民政府组织下，老百姓掀起拥军慰问的高潮。大家给部队送干粮、抬伤员、修工事，热热闹闹。当战地记者刘白羽采访一个四平老百姓时，他对刘说：“同志，国民党进不来了。开头说三天，不进来就不吃饭。后来又说一星期，现在看来大概得一个月了吧。飞机大炮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动，有什么办法！”[7]老百姓诚心拥护我军，四平城里的水、电一刻不断，街上有工人巡逻，秩序井然。这就更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大家都想坚守下去，把四平建成攻不破的堡垒。

暂时的胜利也助长了骄傲情绪与和平思想。大家以为国民党军队也不过如此，我们守住长春、四平不成问题，东北的和平局面很快就会到来。但是林彪不这样看。在梨树总部举行的东北我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林彪说：全国有无和平，因不了解情况，不敢说。但是东北肯定没有和平，和平是打出来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是略好了一些，敌人给了我们一个喘息时间，使我们能在四平街守下来，我们决不能就因此产生错觉。敌人新的进攻还会到来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决不要为国民党的和平触角所麻痹，这纯粹是一种缓兵之计。只要南满他们一抽出手，四平前线更大的战斗就会爆发起来。[8]

形势的发展果然与林彪的估计相同。杜聿明考虑要集中兵力打下四平，首先要攻占本溪，解除后顾之忧。当时保卫本溪的是萧华指挥下的南满四纵的三个主力团27、30、31团。这样少的兵力防御一个大城市，显然是太少了。每个团的正面防线宽达20里，人员只能一线摆开，没有纵深和预备队。5月2日，廖耀湘指挥国民党新6军及71军的88师，赵公武指挥52军共五个师的兵力，向本溪发起进攻。国民党军以师为单位，集中所有炮火，摧毁我军前沿阵地。7架国民党飞机也在空中往来盘旋，轰炸扫射我军。守卫本溪以西防线的30、31团打得十分顽强，与敌军展开白刃战。30团四个连的干部全部伤亡，每连只剩下十余人，仍然死守阵地与敌人拼刺刀。由于部队伤亡过大，工事大部坍塌，又没有预备队接应，防线逐渐被突破。萧华眼看寡不敌众，于5月3日9时下令放弃本溪。

四平前线的局势也一天天严峻起来。当时罗荣桓在大连养病，听说四平战事紧张，便找到苏联方面请求援助。苏军态度不错，调拨了八列火车的武器弹药和医药交给我方，由海路运到北朝鲜，再由铁路经集安、通化运到了梅河口。然而此时东北局机关正由梅河口向长春搬迁，连沙发、钢丝床都要装车运走。大批弹药因为缺少火车头，被搁在站台上。4月28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梅河口车站，炸毁车厢260个。林彪获悉这个重大损失，立即向中央告急：“过去所使用的子弹、炸弹及其他军用品，皆系利用现成的仓库存品，现仓库存品已尽，而自己制造，则未开始，连手榴弹的制造也只是个别地方开始了。战争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困难与弱点将日益暴露。”

毛泽东立即作出决定，5月1日电告林彪：“（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筋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9]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他先把东北的军事指挥权交给林彪，为以后林彪担任东北党政军第一把手，实行一元化领导打好了基础。这对东北今后局势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毛泽东是想以四平保卫战来争取谈判桌上的有利地位，达到国民党占沈阳，我方占领长春、哈尔滨，平分东北的目的。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同意的，以我军的实际情况，尚不具备战胜和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在四平的防御战逐渐处于被动。时间拖延越久，对我军就越不利。

新1军在与我军对峙期间，加紧修筑和加固工事，等待援兵到来。白天用大炮向我军阵地轰击，并大挖交通壕，向我前沿阵地接近。这一着很不好对付，只见敌人不断往上扬土，却不见人影，枪也打不着，有的敌人一直挖到离我们只有50米的地方。他们用火箭筒打我军的地堡，或用机枪封锁我军行动，或破坏我们的铁丝网和障碍物，我军说话和一举一动他们都能听清楚。我军也还以颜色，有时乘着夜色派战斗小组摸出去打一顿，组织特等射手埋伏在前沿，敌人一露头就给他一枪。敌人的交通壕挖到我们面前，就给他几个手榴弹，把挖沟的敌军炸死。

5月6日，7师炮兵旅2团拉着9门大炮来到四平城里，当天黄昏就开始向国民党军阵地轰击。我军的大炮一响，战士们都欢呼起来。国民党炮兵也立即还击，炮战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军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两个堡垒，国民党军找不到我军炮兵阵地，便漫无目标地往四平城里打炮，炸毁了一些民房。最后敌军炮火终于被压制，12日下午，我军又向国民党军红楼据点猛然炮击，一连打了400多发炮弹。国民党军挨了这几次打，不敢再轻视我军，他们把炮兵阵地撤退到隐蔽地区，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打炮了。

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部队中产生了骄傲和轻敌思想。国民党新38师到达后，7师首长打算乘他们立足未稳，先打一下，压住对方的气焰，减轻我方防御阵地的压力。也没有仔细了解敌情、地形、火力部署，甚至没有和友邻部队打招呼，就在夜间发起攻击。敌人守在山上，有阵地依托。我军没有炮火支援，从山沟里往上运动。结果黑夜里不辨方向，找不到敌人，天亮时被敌人发觉，受到火力夹击。白白伤亡了1 000多人，使自己的力量受到消耗和损失，反而挫伤了自己的士气。林彪对这种打莽撞仗的做法极为不满，严厉批评7师领导：“这是小游击队袭击敌人的办法。”这次失利给大家以深刻教训，打正规战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需要认真准备和组织的[10]。

当时后方的气氛十分乐观。《东北日报》一再刊登“四平前线固若金汤”的消息，长春、哈尔滨民主政府组织慰问活动，向四平前线运送物资。好像四平保卫战结束后，东北的和平局面就要到来了。林彪却一直乐观不起来，在5月3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坦诚地汇报了我军的不利情况。他说：“近一月来的战斗，每旅皆伤亡一千数百人，战前连队原不充实，目前缺额更大。现在部分进行缩编，因此先不要成立新的野战旅，应将新兵开来前方补充，且不必等待很大的数目时才开来，须随时集中，随时开来前方，以维持部队的源源补充。”他又向毛泽东建议，乘国民党军尚未集结完毕，派出部队深入敌后，开辟第二战场，切断敌人的供给运输线。毛泽东同意林彪的建议，指示南满部队迅速北上配合作战。程世才率南满3纵的两个旅连夜乘火车，到达四平右侧的哈福。359旅也从北满南下，到达哈福以北的赫尔苏。

本溪失守后，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军解除了后顾之忧，集结兵力迅速北上。廖耀湘的新6军向叶赫前进，迂回四平右侧。陈明仁的71军向八面城前进，包抄四平左侧。新1军居中，军长孙立人回到部队指挥。为了防止国民党军的迂回包抄，我军只好延伸防御正面，防线不断向两翼伸展，长达100多里。战线拉长，防御兵力也渐趋稀薄，一个团就要负责几里地的防线。我军有限的主力，绝大部分被附着于第一线阵地上，在战斗中逐渐消耗。林彪动用了所有可以参战的二线部队，仍感到兵力不足，难以改变劣势和被动的地位。再加上我军缺乏正规防御的作战经验，炮火也十分不足，没有足够力量组织强有力的反冲击，争取积极防御和战场的主动权，形势越来越显得对我军不利。

黄克诚的3师负责四平左翼的防御，他本人随西满分局住在白城子。在对峙的时候，黄克诚就感到这样死守不是办法，他给林彪发了几次电报，建议适可而止，不要与敌人硬拼。他在电报中说，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他一下子，以挫敌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出动，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进行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军背上的包袱沉重的走不动了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去逐个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连续发了几封电报，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兵。黄克诚不了解毛泽东与林彪往来电报的内情，就在5月12日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就四平保卫战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电报说：

（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

（二）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三）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筋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11]

这封电报发出，也是没有回音。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正在激烈地讨价还价，马歇尔作为美方调解人，在大方向偏袒蒋介石的前提下，也主张给共产党人一些利益。谈判的焦点就在于东北地盘怎么分配，5月13日周恩来电告中央：在东北问题上，马歇尔与蒋介石双方意见已相去不远，在关内问题上美国与我党日趋对立。形势真正好转绝无可能，全面破裂蒋尚有顾虑，但危险已经增长，半打半和也许可能性较大，最后要看力量的变化和对比来决定，必须动员群众，以待决战。毛泽东同意周对局势的分析，提出两条谈判条件：一、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12]

5月15日，毛泽东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这个指示再明白不过了，四平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中的重要筹码，绝不轻易放弃。从当时的形势看，毛泽东认为林彪打得很好，完全可以坚持下去。这样，林彪也就不能再说二话了。

此时，杜聿明已经把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四平前线。他亲自部署对四平的总攻。廖耀湘率新6军及88师为右翼兵团，从莲花街、大台子山向西丰、哈福屯、叶赫方向进军，迂回四平。陈明仁率71军为左翼兵团，向八面城、郑家屯方向进攻，迂回四平和梨树的林彪总部。孙立人指挥新1军为中央兵团，从现地发起进攻直指四平城。14日，两翼兵团开始行动，四平之战到了决战时刻。

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集结，我军情报机关也有所了解。林彪迅速作出部署。程世才率南满三纵向昌图开原一带前进，拦截新6军北上；万毅的七纵增援塔子山阵地。彭明治的7旅和杨国夫的7师增强四平正面三道林子阵地；黄克诚3师和梁兴初的1师在四平以西到八面城一带拦截71军。

5月15日，四平之战最后阶段的战斗在三条战线上同时打响了。战斗的焦点在右翼。廖耀湘，这个黄埔出身，在远征缅甸时与日本人打过硬仗的国民党将领，刚在本溪打了个胜仗，这次也想在杜长官面前露一手。鉴于新1军向四平进军处处受阻的教训，他命令部队成宽大正面分为两个纵队前进。这样就可以防备共产党军队的袭击，还可以互相照应。

新6军出发不久，所属新22师在威远堡门遇上了我军部队。战斗激烈地打起来，22师65团一个连冲锋失败，连长也被打死。65团团长集中全团所有重炮、山炮，向山上的我军轰击。我军只有机枪步枪，又没有设置防御阵地，在国民党军大炮和集团冲锋下顶不住，向北撤去。

廖耀湘赶到威远堡门，以为是与我军先头部队遭遇，派人搜寻我军主力所在。谁知从阵亡者身上发现的文件说明，这就是南满3纵的主力。廖耀湘感到信心倍增，三纵主力既然不能阻止65团一个团的进攻，那么以新6军的实力，不仅进入四平没什么问题，就是北上长春也没有重大困难了。廖耀湘回忆：“威远堡门（之战）不仅给我个人带来了嚣张狂妄的气焰，也给整个新6军的所属各部队带来旺盛的士气。对新6军而言，可以说威远堡门之战斗开启了顺利进犯四平与长春的端绪。这个并不闻名也不为人所注意的小战斗，其影响是很深远的。”[13]

初战得胜，廖耀湘下令新6军全力推进，夺取叶赫和哈福。先头部队雇佣当地农民带路，开着卡车沿公路前进。我军3纵连续行军作战，转移修工事，七天没睡一个整觉，携带的子弹炮弹也都消耗光了，实在是筋疲力竭。他们也没有估计到新6军会来得这样快，在火石岭子，三纵部队正在公路两侧山头上修工事，也没派警戒，新22师就气势汹汹杀过来。三纵来不及组织防御，只好向四平方向撤退。从梅河口开来的一列军用列车还在铁路上运行，得知火石岭子车站被国民党军占领，火车才停止前进，顺原路退回。

新6军行动之快，不仅三纵没想到，就是林彪和前线总部也没想到。陈沂同志回忆：“当时三纵是打得英勇顽强的，给敌人以不少杀伤。但三纵没有估计到，‘前总’也没有估计到新6军美械装备的优势，特别是他们机械化运输的优势。他们以小部队和我三纵在阵地上厮杀胶着，大部队悄悄地用600辆汽车装运强行通过，途中遇到道路翻浆（春季冻土融化出现的泥泞状态——作者注）铺上钢板通过。等我军发觉，用炮火追击已来不及了。这样，新6军主力很快就冲破三纵的防线，进入四平的右侧，而且很快就占领了西丰、平岗车站，然后进占哈福车站。并利用他们美械装备的优势，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直扑塔子山和三道林子。”[14]

四平保卫战进入最激烈的阶段。国民党军中路右翼的50师，5月15日猛攻哈福以南的二五八高地。由于地形不利和缺乏友邻部队的支援，在我守卫部队伤亡过半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出该高地。16日，国民党军又向万毅纵队所部把守的三三一·五高地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军冒着猛烈的炮火，顽强抵抗，先后打退敌人7次冲锋，毙伤敌军600余人，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17日国民党军增调坦克对高地进行正面攻击，又以一个团兵力从侧面迂回。我军因工事被炸烂，火器大部分被敌人炮火摧毁，终于无法支持。三三一·五高地被国民党军占领，从而推进到四平外围左翼最重要的制高点——塔子山下。

新6军冲破3纵防线，于16日攻击叶赫车站。359旅从北满南下增援刚到此地，匆忙投入战斗。打了一天，挡不住新6军的炮火，退出叶赫。17日新6军推进到哈福屯，配合中路的50师对我塔子山阵地形成三面包围。

塔子山距四平20余里，为群山之首，从山顶上可以俯瞰我军四平东北的全部阵地。塔子山的得失，关系到四平全线的安危。林彪为了增强塔子山的防御，下令黄克诚的3师10旅前往增援。5月18日，新6军集中兵力，以强大的炮火向塔子山猛轰。在方圆不过七八十米的山头，几分钟内就落下500多发炮弹。炸得山上乱石横飞。塔子山是座石头山，没有办法构筑工事，守在山上的7旅19团战士只好寻找比较大的石块作掩护。在国民党军的炮火下，山头东部我军一个排伤亡的只剩下不到十个人。班长王先德正在隐蔽，突然身边好似落下一个炮弹。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被炮弹炸飞的人腿。他一阵伤心，咬着牙说：“记住，这是我们同志的腿，我要用敌人十条腿来还这血债！”国民党军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山头发起冲击，王先德和大家一起不停手地往下面扔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正面进攻不成，新6军又全力攻占了塔子山右侧的一个小高地，对塔子山形成四面包围。我19团不顾重大伤亡，抽出两个班进行反冲锋，夺回了小高地。

这天，四平全线都在激战之中，三道林子方向由于工事构筑较好，新1军的多次进攻都被打退，正面防线没有被突破。林彪最担心的是塔子山，17日他向塔子山守卫部队发出两个电报。第一电命令：“塔子山尽可能再支持一天”。获悉新6军突破三纵防线后，他又发出第二电：“再命塔子山守军，最少明天要顶半天，不惜一切牺牲。”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林彪心里清楚，四平不能再死守下去，该考虑撤退了。他把陈正人和陈沂找来，指示他们起草撤退的电报。林彪说：“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廖耀湘必定要以全力攻塔子山。塔子山如果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侧后迂回，封闭四平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而且有被歼之危险。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特别是我们每一个部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说到这里，林彪长叹一声：“可惜我们后面没有好好珍惜和利用这个时间。”他严肃地对身边所有的部下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6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15]

果然如同林彪预料的那样，18日一早塔子山就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这紧急关头，林彪终于向毛泽东发出了告急电报：“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就在林彪发电不多时，由于人员伤亡殆尽，塔子山阵地终于失守。四平前线的形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林彪不等中央回电，就果断作出决定。他把作战处长和情报处长叫来，口述命令：“7师于三道林子北山，7旅于四平东南高地掩护全线撤退。”

从晚间8时30分开始，根据前总制订的计划，各部队有序地撤出阵地。四平城内的56团归还万毅纵队建制，炮兵团归还7师建制。外围部队静悄悄地离开工事和战壕，在黑夜的掩护下向后方的集结地点分头撤去。由于组织严密，保密好，国民党军虽然近在眼前，却毫无察觉。还打了一夜的枪和炮。夜里9点，当部队开始撤离后，林彪给毛泽东发出电报：

中央、东北局：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林

巧亥

5月19日上午，毛泽东才给林彪发来电报：“（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电报最后说：“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16]

历时一个月的四平保卫战结束了，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我军虽然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但是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后来的统计：“四平保卫战中我军伤亡总数达8 000人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黄克诚之3师7旅，原为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仅剩下3 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3师原有13 000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被击散，只剩下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1师梁兴初部剩5 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2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保1旅损失相当严重，其次是3师、8旅、10旅、杨国夫部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其结论是：“防御战不是消灭敌人的有效的手段，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宜采取大规模的防御战。四平保卫战是由于对时局估计的错误而形成的，以为守住了四平就能获得和平。这种作战按当时一般条件是不甚适宜的。”[17]

多年之后，当人们反思这段历史时，韩先楚上将作了更客观和详细的分析：“四平保卫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城市防御战。虽然取得了毙伤敌人1万余的战果，阻滞了敌人的进攻，但在我军处于劣势情况下，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与敌进行不利条件下的作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我军动用不少兵力，以浅近的防御纵深，在兵力、火力并不得心应手的状态下，在那样长的战线上，打那样长的时间，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我军虽然打得很英勇，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和教训，但付出了8 000多战斗骨干伤亡的代价。由于我军果断地撤退，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又一次避免了不利条件下的决战，保存了有生力量。经过四平保卫战和大撤退的反面教育，彻底消除了和平幻想，对东北全党全军在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问题上统一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18]这个结论，可以说是当年参加四平保卫战所有老战士的共识。

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四平保卫战是对的。为了全国形势的需要，为了遏制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压迫，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就是要与国民党军大战一场，让他们不敢小看共产党。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黄克诚大将谈起四平保卫战，还是这个观点。黄克诚当时虽然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但是他仍不屈服，与毛泽东展开面对面的争论。据黄老本人回忆：“当谈起四平保卫战时，毛泽东问我：‘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我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我说：‘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19]毛泽东在世时，除了黄克诚，再没有人敢当面这样顶撞毛泽东。林彪对四平之战的评价也一直是很谨慎的，但是四平之战后我党我军在东北的艰难处境，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3]　《38军四平保卫战经验总结》，收录于军事科学院编《战术参考资料》。

[4]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6]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57页。

[7]　刘白羽：《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东北日报》1946年5月7日。

[8]　陈沂：《四平保卫战》，收录于《辽沈决战》上册第222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1]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12]　参见《周恩来年谱》，

[13]　廖耀湘：《国民党新六军迂回四平街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14]　陈沂：《四平保卫战》，收录于《辽沈决战》上册第226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　陈沂：《四平保卫战》，收录于《辽沈决战》上册第228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17]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18]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收录于《辽沈决战》上册第88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页。

第17章　退过松花江

放弃长春——作战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黄克诚汇报我军困境——蒋介石得意地飞到东北——184师海城起义——拉法战斗——林彪求和，毛泽东要打——毛泽东下决心与国民党破裂——山东我军牵制蒋军增兵东北

1946年5月19日深夜，我军各部队遵照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悄悄撤离守卫一个月的四平。国民党军队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又用大炮向四平轰击。打了半天不见反应，才发现对面阵地已经空无一人。到20日下午，国民党军队才占领了四平。

林彪的总部从梨树转到公主岭的范家屯。下一步向何处去？毛泽东是有指示的。就在5月19日同意放弃四平时，毛泽东还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东北局和林彪立即布置守卫长春。电报说：“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1]

长春还能不能守？罗荣桓听到四平战事吃紧的消息后，不顾病体未愈便匆匆赶到长春。他到达长春正是19日，没有休息，就与东北局负责人一起去范家屯找林彪。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有的同志舍不得放弃长春，主张守；罗荣桓说：“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2]彭真等听了罗荣桓的分析，一致同意放弃长春。散会后，林彪留在前总组织部队后撤，罗荣桓、彭真等回到长春，组织东北局机关乘火车撤往哈尔滨。[3]

5月23日，毛泽东又电令彭、林，要他们守住长春和公主岭。电报说：“（一）望坚守公主岭。（二）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待谈判。（三）立即部署公主岭及长春的守备。（四）我们正在南京谈判让出长春，交换别的有利条件，但必须守住长春，方利谈判，否则不利。”但是这个指示已经无法执行了。林彪和彭真当日都回了电报，林彪在电报中报告：“我军自四平防线撤出后，连日一面抗击敌人，一面进行转移。白天受敌机轰击，行军多在夜间，部队甚疲惫，被敌人切断掉队的甚多，目前无法组织兵力进行战斗。已令各部如遇敌时，则向敌进路的侧面转移，避免单独决战。现具体敌情及各部具体情况，均无法得知，我电台正在转移中。”彭真在电报中报告：“长春方面幅员广大，周围地势平坦，我兵力不足，不可能固守。为避免被迫作战，我们（林罗等）决定撤出长春。我们昨夜退出，现已抵哈尔滨，林仍率主力在前线指挥。”[4]

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后，是就地停止，还是继续进攻？在统帅部内也是有争论的。蒋介石派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沈阳督战，白传达“老头子”的意见：只要打下四平，与共产党谈判就有了面子，不必再向长春北进。但是杜聿明坚持要打下长春。他向白崇禧陈述：夺取四平后如果不乘势前进，必将前功尽弃。因为共军扩充非常迅速，“国军”却不能尽量补充，现在停战是对共军有利。长春是东北首府，小丰满水电站是东北最重要的电力来源，拿下小丰满可以保障沈阳、长春的电力供应，否则小丰满电站被共军控制，东北用电都成问题。白崇禧还不放心，问杜攻占长春和小丰满是否有把握，杜回答有绝对把握。白崇禧才同意按杜聿明的原订计划打，他本人则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

杜聿明送走白崇禧，就乘火车赶到泉头前方指挥部，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进入四平，杜聿明立即下达命令，要各部队以扇形攻势追击共军，以广正面搜索捕捉共军主力，包围歼灭之。并下令给孙立人和廖耀湘：谁先进入长春，就奖励东北流通券100万元。

谁知命令下达后，郑洞国就报告说：新1军军长孙立人不服调遣，到20日还没出发。杜聿明一听，心急如焚。新6军和71军都已经出动，新1军作为中路按兵不动，造成两翼突出，如果被共军捉住一头就会吃大亏。他火速乘车到四平前面的双庙子，孙立人来见他说：“部队作战过久，疲劳不堪，要求停止休整。”杜聿明耐着火气，对他说明自己的分析和决心处置。谁知孙立人一再纠缠，两人扯到中午也没说通。实际上孙立人是心里有气，新1军在四平正面打了一个月，结果让廖耀湘从右翼突破，抢先进了四平。而新6军又于19日继续北进，孙立人算计着新1军无论如何迅速，也赶不到新6军之前进入长春。所以他认为杜聿明指挥不公，让新1军打硬仗，新6军占便宜，因此满腹牢骚，不肯前进。杜聿明没有办法，只好强迫命令新1军前进。对孙说：“现在已到中午，各路进展顺利，没有遇到抵抗。新1军应照令迅速前进，否则长春攻不下，出了问题要你负责。”孙立人见杜长官发火，只好口头答应，很不高兴地走了，实际上还是拖延磨蹭。[5]

就在杜聿明为孙立人不服管制而发火，为廖耀湘孤军前进而担心的时刻，下面突然报告：林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前来投降。这个叛徒的到来使国民党方面欣喜若狂，据国民党方面的记录：“王继芳，四川巴中县人，现年27岁。自幼即随林彪，至今十余年。曾参加共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嗣在延安抗大毕业，曾任教官。及从林彪抵东北后，升任共军民主联军作战科长，为林彪之亲近重要部属。于5月19日国军进驻四平街时，知共军所行非义，径向我军投诚来归。其投诚自述书中有云：‘本人痛悟过去共军破坏交通、阻挠接收之种种行为，危害国家民族至深至巨，军事上已完全失败。继此以往将被国军逐入黑龙江内兴安岭一带大山，冻饿而死。故特决心来归，自动投诚，以作尚在迷忽中之份子之先导。’”[6]

王继芳的叛变给我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随身携带了大量机密文件，向国民党方面交代了我军各部队的实际情况。杜聿明这才了解到，林彪的部队在四平之战后，主力受到重大损失。许多部队减员半数以上并失去战斗力，目前正在向松花江以北撤退。杜聿明得到这些可靠情报后，立即改变以往的谨慎作法，命令新6军等以机械化部队为先导，大胆分兵冒进，紧追不舍。在攻占公主岭和长春后，不仅未作片刻停留，反而向长春铁路两侧迂回扩张，力求把我军截在松花江南岸。

这是我军在东北最艰难的时刻，也是林彪军事生涯中最倒霉的一段日子。自5月21日起，当我军从四平向公主岭地区撤退时，国民党军以多路平行纵队，坐着汽车开着坦克对我军进行迂回包抄。国民党军显得大胆自信，一个团一个营就敢孤军深入，完全不像以前那样集中兵力、步步为营。这时候我军也顾不上夜行军，只要腿快不被敌人追上就行。国民党飞机在头顶上扫射轰炸，把许多部队都打散了，团不成团，连不成连。有的部队被敌人割断，落在后面，与上级失去联系。有的边撤边打，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疲劳不堪。大家都感到奇怪：国民党怎么一反常态，追着赶着我们打？后来才知道是叛徒王继芳造成的恶果。国民党当局为了表示对王继芳的奖赏，授予他少将军衔，并调到军统特务机关工作。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毛人凤抛弃了这个叛徒，不许他去台湾，王继芳只得隐藏起来。重庆解放后，王继芳被人民政府捕获，专程送到四野总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国民党军队大踏步前进，5月21日占领公主岭，22日占领范家屯，23日就占领了长春、海龙、德惠、农安。以后几天又沿长吉铁路占领九台和永吉。88师一部沿松花江边南下，直扑小丰满发电站。我军罗华生部2师4团急行军三昼夜，赶在敌军前面于24日深夜到达小丰满。在江桥和两侧的公路上组织防御。25日，国民党88师到了小丰满，企图占领小丰满发电站，切断我军退路。2师4团战士们猛烈开火，阻止国民党军前进。我军七纵及其他兄弟部队在4团掩护下匆匆过桥，撤到松花江东岸。4团战士阻击了一个小时，看到部队都已过江，便撤出战斗，炸毁了松花江桥。随后，4团又在松花江沿岸布防，占领制高点。国民党军占领小丰满水电站后，在夜里从两面渡江，企图迂回包围4团。4团战士已经六天没有休息，极度疲劳，不宜与敌军硬拼，便主动撤出，向蛟河方向退去。

1946年5月下旬的局势是非常严峻的。罗荣桓同志后来回顾这个时期的情况，痛心地说：“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非常严重。各人搞各人的，各人抓各人的。有些同志把新招编来的伪满军队和新缴获来的武器看成是自己的，不去充实和补充主力。这样的部队虽然有武器，但很不巩固。敌人一进攻，散的散，叛变的叛变，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7]国民党军的快速推进，把我军各部队切断或冲散，造成了进入东北以来我军最严重的损失。从下面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况。

5月29日林彪给吉林军区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你们炮兵团的直属队，及一门榴弹炮，共500多人，其中大部分为革命的韩国人，另有十余日本人，因未接到你们撤退命令，在吉林附近被敌机械化步兵追上，全部被俘。此为我军进入东北，唯一被歼的事实。”

5月30日林彪致东北局的电报：“我在吉林附近渡江部队被敌机械化部队切断，有四个团未渡江来。该四部无电台、无地图、无群众之引路报信，并在土匪的扰乱下将遇到很多困难。而且渡江之诸部队建制皆不完全，逃亡与疲惫现象极严重。”

6月2日林彪致东北局电：“被敌隔断尚未找得之部队，梁兴初缺一个团，罗华生部缺一个营，万毅部缺四个营。万部减员最大，有的团只剩得半数。”

黄克诚的3师也遭受到严重损失。5月24日他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电报说：

从我所了解的东北部队部分情况及地方情况和我对今后作战意见，略报如下：

（一）从3月下旬国民党进攻起，到长春撤退，我军除南满外，总伤亡15 000人，仅西满四个旅及一部地方部队伤亡达7 000左右，7、10旅连排干部大部换了三次，部分营级干部亦换三次，团级干部伤亡尚小，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

（二）部队从四平撤退尚有计划，长春撤退则已有些混乱。西满四个旅，一个旅到北满，一个旅到东满，两个旅到西满，其他各部情况不明。部队非常疲劳，有些战士撤退是走不动，不愿跟走；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

（三）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厌战情绪，伤愈后不愿归队。比较好的则要求到地方工作，坏的很多逃跑、作生意、作手工，有些干部则装病到后方。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主要是由于后方工作太差。但干部在长春撤退前逃跑的尚少，在战场上一般均积极勇敢。

（四）地方工作在西满只有法库、康平、昌图、通辽几县比较普遍的有初步基础，其他各县除县城外，乡村中有些则有了点工作，有些则完全没有工作。土匪问题尚未解决，长、哈、齐占领后，西满散匪达一万以上，进剿很难消灭，不窜则散了。因为集中兵力于四平，亦无较多部队进剿，地方武装有部分尚不巩固。地方工作进展迟缓，是由于时间短、干部少、土匪多及干部恋着城市不肯下乡。工作作风亦有毛病等。分配土地农民情绪很高，但提得较迟，一时难普遍开展。故从西满说，我们尚无广泛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

（五）整个军队与地方干部，除一部先进者外，一般渴望和平而厌战。从承德来之干部，几无愿在乡村工作者，都要求到长春、哈尔滨去。军队干部则很多要求休养，做后方工作，做地方工作。一般的战士艰苦精神比之内战与抗战时代都差了很多。

在当时各方面给中央的报告中，黄克诚的汇报是最详细的，也是真实的。这表现出黄克诚一贯说真话、说实话的作风；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的那一套，黄克诚是不会做的。他向中央坦诚建议：“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应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的歼敌。而目前争取一个时间来整理部队，恢复疲劳，提高士气，肃清土匪，发动乡村群众为最有利。待敌分散后作战，即失掉一些城市，这样做亦较稳妥。”[8]

5月26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四平之战后我军情况，并请示今后作战方针。电报说：“东北我军经长期苦战，主力甚为疲惫。敌已占四平至长春线及郑家屯、西安至海龙线。我西满、北满甚为空虚。同时东、西、北满土匪尚未肃清，今又乘虚弥起，现敌向我军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今后作战方针，请中央指示。”[9]5月27日毛泽东复电说：“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10]同日毛泽东在给各大区的电报中说：“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表示中央已经吸取了教训，不会再打这样的消耗战了。[11]

四平之战后，国民党方面气焰嚣张。杜聿明打算乘胜进军，越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但是两件事情使得他在松花江边停住了脚，一是蒋介石来到东北，二是南满我军发起鞍（山）、海（城）战役，从后面牵制住了国民党军队。

国民党军刚刚占领四平，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飞往东北。5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白崇禧、张家璈陪同下在沈阳机场降落，由于事先保密，只有熊式辉和杜聿明等少数几人前往迎接。蒋介石参观了沈阳故宫和北陵，视察了沈阳工业区，接见了东北国民党军部分营以上军官，看望了国民党伤兵。5月29日，出席了沈阳市民的欢迎大会。在一周的活动中，蒋介石都是笑容满面，情绪极佳。东北的达官贵人、地主富商也争先恐后地向蒋大献殷勤，送上写有“民族救星”、“世界伟人”字样的锦旗。蒋介石更加飘飘然起来，仿佛中国已是他的一统天下。杜聿明也向蒋介石表功，在记者招待会上，杜聿明得意洋洋地说：“四平是国军打下来的，不是共军让出来的。”他宣布：“目前共军主力已被击溃，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上校在四平撤退前向国军投诚。”30日蒋介石又飞往长春作短暂视察，途中特地飞经四平上空，观看硝烟散去的战场。

蒋介石到东北，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来拜见，自然也就停止了军事行动。蒋介石走到哪里，都要听取汇报，并亲自指挥。这种作法非但没有显示出蒋的高明，反而打乱了杜聿明的部署。蒋到沈阳后，我军南满部队即对鞍山、海城的国民党60军184师发起进攻。杜聿明见后方空虚，火速调孙立人的新1军南下，去解海城之围。蒋介石开始完全赞成，第二天却对杜说：“我已允许孙立人休息三天，命令184师死守待援。”杜聿明大吃一惊，对蒋介石说，这样鞍山、海城会出乱子，沈阳也将危急。蒋却不以为然地说：“不要紧，我看184师守得住。”等三天后新1军在沈阳集结完毕开向海城，184师已经起义，鞍山、海城的战事也结束了。蒋介石的瞎指挥，让杜聿明等无可奈何。

我军南满部队撤出本溪后，经过一段休整，恢复了战斗力。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开往四平前线，南满兵力不足，60军的184师分散在鞍山至营口铁路沿线的几个城市。5月25日，南满吴克华的三纵接到上级命令，以两个旅、一个炮兵团的主力会同辽南军区两个团，向鞍山发起进攻。鞍山守敌只有两个营，根本不是对手。我军用炮火摧毁了国民党军队在鞍山市郊两个制高点的防御工事，国民党守军即向市区逃跑。我军勇猛追击，很快推进到市里。一部占领鞍山炼铁厂，主力将敌人包围在市中心的女子中学大楼内。我军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楼连续实施爆破，国民党军眼看要被炸上天，350人被迫投降，我军当天占领鞍山。

驻守海城的是184师主力。184师原是云南部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削弱云南军阀势力，以到东北“接收主权”的名义将60军调往东北。60军不是蒋的嫡系，到东北后政治上、部队待遇上均受歧视，使这些云南官兵极为不满。大家不愿意为蒋介石卖命送死，情绪低沉。我军三纵解放鞍山后迅速南下，5月28日包围海城。当天黄昏我军向海城郊外的玉皇山、双子山敌军阵地发起进攻，由于没有炮火支援，我军与184师反复争夺，战斗了一夜。第二天我军集中炮火摧毁玉皇山顶的184师阵地，夺取了制高点，完成了对海城的包围。184师师长潘朔端起初还想固守待援，枪毙了两个作战不力的连长。后来感到支持不住，急电杜聿明请求突围。沈阳回电命令他们死守，不许撤退。潘师长眼看救援部队一个不来，感到这是老蒋有意置他们于死地，以达到消灭异己的目的。在我军宣传教育下，潘朔端师长派人前来联系，请我军代表进城与他面谈。深夜12点谈判成功，潘师长率师部及一个团共2 700人宣布起义，放下武器。我军于5月30日晨占领海城，184师起义部队由我军护送到后方整编。

海城起义震动了国民党军队。杜聿明命令新1军和南满国民党驻军迅速南下解救。我军在逼近大石桥时，派184师军官手持潘师长亲笔信令其守军投降。谈判持续了两天，驻守大石桥的184师551团团长口头答应，却迟迟不降。原来他已接到杜聿明委任他代理师长的命令，企图拖延时间待新1军来援。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我军于6月2日黄昏向大石桥发起进攻，集中炮火摧毁敌军外围主要工事。敌人招架不住，向营口方向突围逃跑，被我追击部队全歼于大石桥西北。此时，前来增援的国民党新1军已接近海城，我军遂主动撤出海城、大石桥，结束了鞍海战役。

鞍海战役是我军南满部队打的一场漂亮仗。他们充分吸取了沙岭之战的经验教训，集中优势兵力和炮火，一个一个地消灭敌人。他们还把军事打击与政治工作相结合，促成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的第一次起义投诚。这对于牵制敌人兵力，减少我军主力的困难，鼓舞我军士气，都是很有作用的。南满部队鞍海战役的胜利，受到中央和东北局的表彰。

国民党军队的向北推进，并没有在松花江岸边停住。在夺取小丰满发电厂的同时，88师一部渡过松花江，占领了松花江对岸我军部分防御工事。杜聿明获悉新6军占领小丰满和永吉，十分满意。以为蒋介石即将下达停战令，这样可以同共军隔江对峙。他向蒋介石汇报，要求暂时停战。蒋介石打开地图一看，见拉法是永吉以东铁路公路的交汇点，便指点着说：“拉法非常重要，必须派一个团固守。”杜聿明当然也愿意在松花江北岸占住一个据点，以便下一步大举进攻。便立即指示廖耀湘，要88师派一个加强团去拉法。廖耀湘一路进军，也是趾高气扬，以为共军已经溃不成军，便派263团孤军深入，于6月初先后占领了拉法和新站。

猖狂的国民党军占领拉法还不知足，又南下向我军主力1、2师驻地蛟河进犯，并炮击蛟河城。我军在撤出四平后，已经连续行军十余天，看见国民党军还是穷追不舍，决心狠狠打他一下，让他们知道我军的厉害。

拉法位于松花江以东，铁路通向哈尔滨、吉林和图们。在当时确实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拉法是个小村子，地形低洼，无险可守。国民党军这一个团是孤军深入，其他部队都在松花江以东，这是犯兵家之忌的冒险作法。如果是四平之战前，杜聿明是绝不敢这样做的。现在他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必然就越分散，我军不再守大城市，就可以集中兵力消灭敌人。

梁兴初接到命令，于6月7日夜间率1师主力从蛟河出发，进攻拉法。1团和2团沿铁路两侧，迂回包抄敌人。凌晨3点战斗打响，我军勇猛冲向拉法两侧的小高地，与国民党军激烈交火。国民党军做梦也没想到我军又打回来，团长用电台向88师师长韩增栋求援。韩再向杜聿明报告，杜不准拉法守军撤退，要他们固守待援。其实国民党军兵力如此分散，哪里来得及增援？战斗没打几小时，我军便突入拉法村中，将敌人分割歼灭。

拉法战斗结束后，我军决定乘胜前进，扩大战果。8日晚上1师和2师主力一起出发去消灭新站的敌人。新站这个镇子比拉法要大，国民党驻了三个营，村外有土墙、水沟，他们修筑了工事，还在路口架了铁丝网。我军有打秀水河子的经验，到达后先侦察了地形，作了周密布置。深夜2时，战斗打响，我军突击队仅用15分钟就突破了东南角的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南边和西南进攻的部队一度冲进街内，但遭到敌人的火力反击，又退了出来。天亮后，四架敌机轰炸拉法，乘火车前往拉法参战的我军一个营来不及停车，受到严重损失。敌机在拉法的轰炸，使我军民伤亡百余人。9日黄昏，增援的2师和警备2旅的部队赶到，为了不给敌人喘息机会，1师首长果断更换部队，调动有生力量继续进攻。国民党军在我军连续进攻下终于顶不住了，团长被打死，守敌1 800多人全部被消灭或俘虏。我军缴获各种炮十余门、轻重机枪70多挺。敌人团长的尸首被装在棺材里送到松花江对岸，廖耀湘如同挨了当头一棒，与杜聿明互相抱怨，推卸责任。[12]

拉法、新站战斗的胜利，提高了我军的士气，使大家从低沉的气氛中又看到了希望。东北局首长在11日的通报中指出：“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我指战员切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致敌人分散，换取灭敌机会是有利的。”

6月6日，蒋介石与马歇尔协商后，宣布停战15天。这并非是蒋介石需要和平，而是在有利的形势下，休整国民党军队，准备对共产党发动新一轮的进攻。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马上飞回延安，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对策。毛泽东认为，我党“决定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根据这一决策，周恩来回南京继续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则于13日电告林彪等人：“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15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13]

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回到南京，蒋介石就傲慢地开出了和平的价格：要求中共退出察哈尔、热河两省；山东的烟台和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牡丹江和白城子。这些苛刻的条件遭到毛泽东的拒绝。这样，国共的全面破裂就在所难免，全面内战也就迫在眉睫了。毛泽东最担心的是东北方面，真打起来是否能顶得住。6月22日他打电报给东北局，指出：“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8天至30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其余一切不给），7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豫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14]

消息传到哈尔滨，东北局领导人心情沉重。他们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现在的局面是国民党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而我方则退到了最后的一步。以我军现在疲劳混乱的状况，要想与国民党大打是没有什么胜利的希望。当6月初国民党军队突破松花江防线时，东北局准备放弃哈尔滨，到农村去打游击，让各部队独立开创局面，化整为零。就在他们向中央请示时，毛泽东获悉蒋介石准备停战，立即急电东北局，要他们坚守哈尔滨10天，至要至要！从而制止了东北局机关的再次转移。半个月停战已过，现在毛泽东又指示要打，林彪的信心是不足的。他一直没有去哈尔滨和东北局领导人会合，而是带领主力部队驻在离哈尔滨百余里外的五常地区。准备与国民党打运动战。他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哈尔滨失守，他就到辽南的山区去打游击。

6月24日，林彪以东北局名义给中央发出一封长电，阐述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东北我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是能不能打，林彪回避作正面回答。他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明确要求：“彼如集中力量打东北，则我应在华北、华中发动大攻势，给蒋方以大破坏，迫其停战。这是求得全面停战最有效的办法。”至于东北方面的情况，林彪报告说：“由于东北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干部思想的混乱、部队的不充实与缺乏训练、后勤无巩固基础等等原因，我方的确以目前能取得和平为有利，以便造成有利的条件对付国民党以后翻脸。故我们固然要基本上准备作战，但同时应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这种让步的限度，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他如以军事进攻时，能何时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交出何地。这是我们让步的标准。”[15]

毛泽东25日回电，口气是强硬的，没有余地。他告诉林彪：“（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指苏联——作者注）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16]

历史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在1946年初，林彪看到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立足未稳，坚持要打。中央则认为重庆谈判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坚持要停战，不许林彪打。现在林彪元气大伤，没有力量打，毛泽东又坚持要打。其实，毛泽东作出这个决策，是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思考。胡乔木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此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们党要下决心面对两个破裂（与美、蒋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主席思考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了决心。这个情况传播很广，大家都知道。人们不大知道的是1946年年中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毛主席也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当然，国共两党最终是否破裂主要地不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但我党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7]

当时，在西满分局工作的李富春和黄克诚给中央送上一份报告，阐述他们对国际和国内局势的看法。他们认为：二战结束后，苏联严重地受伤了，需要休息与巩固已取得的胜利。美国却相对地加强了，采取全面的扩张政策。中国经过抗战，人民势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但还没有形成几个省区联成一片的根据地，目前又得不到国际革命的实力援助。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在抗战后加强了，嫡系军队增多，又得到美国的援助，今后数年还可能加强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力量。反革命势力虽然也面临严重的困难，但目前均不足以致其死命。

基于上述估计，李、黄建议：我党应力求采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具体办法是，一是让步以达和平；二是拖延以待时机；三是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他们认为，目前和战已到最后关头，拖延下去的可能性很少，只有一、三两条路可走。如采取让步以达和平的方针，若能求得全师而退，保存干部、部分军队和解放区，还是以让步求和平为宜。但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们让步而放下屠刀，而且把刀拿得更稳，随时可爆发大屠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当然也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取得打打停停，可以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的根本变化。

这个报告的观点和所反映出的疑虑，胡乔木认为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由于国共力量对比差距太大，谁也不敢说我方肯定能打胜。但毛泽东不这样认为，他在报告上批示：报告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二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比一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予以坚决的斗争，其结果比付出更大更多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18]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决策，也显示出他的魄力与胆量。在形势转折的重要关头，虽然我方面临种种不利条件，但是坚决斗争的方针揭开了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序幕。

就在林彪为如何以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开战而苦苦思索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6月7日，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遵照中央军委自卫反击的指示，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和鲁中、渤海、胶东军区部队，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战役打了十天，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城镇，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3万多人。这次战役巩固和扩大了山东解放区，使国民党控制的津浦和胶济铁路线面临被切断的危险。蒋介石慌了手脚，把原准备调往东北的两个军抽回来，应付内地的战事。这就大大减轻了东北我军的压力。对此，林彪是非常感激的。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指出：“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的军事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19]

杜聿明的军队在占领大小城市的过程中被散开了，他的战线越拉越长，摊子越铺越大，已经不可能像四平之战时那样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决战。一条松花江把双方隔开，东北战场出现了相当长的一段沉寂。利用这段宝贵的间歇，我党我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踏踏实实的建设根据地，巩固后方的工作。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　《罗荣桓传》第19章。

[3]　杨国庆著：《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5]　杜聿明：《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6]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接收东北周年纪念册》第10章，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7]　罗荣桓1949年3月29日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载《辽沈决战》上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8]　《黄克诚自述》第14章。《黄克诚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9]　《解放战争时期　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第47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23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23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6页。

[15]　参见《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四野战编室1960年编。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8]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19]　参见《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四野战编室1960年编。

第18章　《七七决议》指明方向

林彪当上东北第一把手——东北局在哈尔滨举行重要会议——陈云起草《七七决议》——毛泽东对决议所做的修订——“我们要在东北建立一个家”——一万多干部下乡建设根据地

鉴于东北战场的严峻局势，由于东北局领导层内部的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以摆脱困难局面，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整东北局领导班子。1946年6月16日，中央向东北局下达指示：

东北局：

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中央[1]

这是中央的一个重大决策。东北局领导人对中央指示表示一致赞同，并迅速执行和落实。东北局委托高岗和谭政到五常，将林彪接到哈尔滨。从入关到现在，林彪才从前线回到机关，开始了对东北全局的领导工作。

新的东北局开始运转后，首先抓什么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统一认识，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总结，肯定成绩，吸取教训，为以后的工作制订行动纲领。7月初，在东北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地区领导云集哈尔滨，举行东北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

会议期间，大家对前一段的工作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纠正了以往模糊不清的认识。正如后来四野同志们总结的：“首先，对当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是农民问题这一实质的忽略或认识不足，因而在工作上偏重和强调了城市，而忽视和放松了农村；实际上也就是忽视和放弃了广大的革命力量——农民群众。这一思想表现在军事路线上，是建军问题上缺乏阶级观点、群众路线，而采取招兵买马，收编、加委的错误做法。在战争问题上则是孤立地处理军事问题，把战争单看做是军队的事情，忽视发展人民群众的战争，因而使我党我军在东北地区内的初期自卫作战中表现得战斗无力。其次，由于对蒋匪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也就在和、战问题上产生了某些混乱思想，对东北的严重形势没有足够估计，因而在政治上就麻痹起来，失掉警惕，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打算了。又加上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而产生了一战成功的侥幸心理，结果除少数为争取政治代价、而又必须坚决要打的仗以外，又要处处死打硬打。许多干部迷恋城市生活，并产生了严重的享乐、腐化、厌战情绪，是和形势认识不足、群众观点减弱等分不开的。这一忽视农民群众的思想以及关于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乃是当时东北党内军内最危险的思维倾向。”[2]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东北局委托陈云起草《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7月5日完成初稿后，林彪一面组织大家讨论，一面向中央报告。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这个决议，亲自动手作了修改，于7月11日复电林彪。东北局在7月7日通过决议后，又根据毛泽东的电报进行了修订，在7月下旬向党内作了传达。这个决议，后来通称为《七七决议》。

《决议》第一项内容是对东北当前形势的估计。原文强调主要的特点是敌强我弱，因此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战争。“由于我们的部队尚不是像关内一样与群众密切广泛结合在一起，许多新部队尚未巩固，另一方面，又由于国民党想争夺东北，而必须从关内继续运兵，在关外继续扩兵，国民党在东北还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因此敌我力量的对比，现在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是敌强我弱，东北的战争，已经有还可能有打打停停、此打彼停的局面。但由于东北斗争的尖锐性质，规定了东北斗争带有长期性，因此，我们的思想必须有长期战争的准备。过去10个月东北情况经过很多变化，但东北的基本形势乃敌强我弱，不认识这一点，不从这一点作为我党在东北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工作上可以造成不良结果的。目前全党需要明确认识上述的形势，对于敌我力量不轻视、不夸大，不放松一切有利条件，但不作侥幸取胜，而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进行斗争。”[3]

毛泽东将这一段改为：“去年8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自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了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美国反动派的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从去年11月山海关战役起，至今年6月7日两军停战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战争仍有再爆发之可能。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处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尚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与建立根据地的必要与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与粉碎蒋军可能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4]

毛泽东对总的形势分析与原文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表达的方式上有不同。毛泽东强调我党在东北的地位，强调我方进行的是自卫战争，完全否定蒋介石政府在东北的“正统”。并指出国际国内形势对我方是有利的，这就使东北同志们认清了战争的性质，鼓舞起胜利的信心。这段分析也反映出毛泽东决心同美蒋反动派破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前几天对李富春、黄克诚报告的批示比较，毛泽东的思想更加明确和发展了。

《决议》的第二部分，提出了当前东北工作的六项任务。第一项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原稿的内容是：

“（甲）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自卫战争的观点。我们奋斗的目的，是为实现和平。但和平不是轻易可得的，只能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国际情况变化则是例外，但我们不能寄托于这一点）。必须在党内明白指出，东北斗争异常尖锐的性质，指出被国际反动派所全力支持的国内反动派的力量还大过我们，他们仍在坚持全部消灭东北革命势力的方针，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决不是诚意调停东北内战，而是以军事援蒋为主要方面，调解内战为辅助方面，两者都是以不同的方法来达到在东北扶蒋灭共目的。这种反动政策，虽已引起国际国内民主势力的反对，但尚未遇到决定的打击。因此，我们一丝也不要放弃和平的可能，但党的任务是全力准备战争。同时又必须指出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势力，斗争力量发生对我有利的变化，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其主要方法：充分地发动群众，使我们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将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将使我们建立起牢固不拔的阵地，将使敌人无法战胜。那个时候，国内人民反对内战运动与国际民主势力反对国际反动势力的斗争，共同开展起来，使国内国际反动派既不能和，又不能打，东北和平才能出现。因此和平的胜利是存在的，但和平绝非任何依赖外力和侥幸可得，只能由坚持自卫战争和艰苦群众工作中得来。因此不作长期战争的准备，不能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幻想和平等待和平，是完全错误的，与客观面貌不相符的，这类错误观点，必须全部应以彻底扫除。”

毛泽东将这段改写为：“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美英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来说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期停战。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中原区、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苏皖亦有很快大打的可能。对于目前东北，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一部和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靠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之力量才能发生作用，才能取得可靠的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毛泽东在原稿的基础上，对我党关于和平与战争的立场，又作了更加深入具体的发挥。原稿强调了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坚持准备长期战争，要下决心去发动群众，以增强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在承认敌强我弱的同时，把东北与全国形势连为一个整体来看。既指出了我方的有利条件，也指出了蒋介石的困难，并表示了与美蒋反动派决裂，以战争决定胜负的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几个月前希望通过四平保卫战，以“保卫马德里”的方式求得和平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重申了去年12月“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观点，强调依靠群众，强调自力更生，才是争取胜利的正确途径。

大方向确定之后，对于具体问题毛泽东同意《决议》原稿的内容，只作了少许修改。其主要精神是：

当前战争的目的，是为保卫解放区而斗争。由于反动派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就不能不举行自卫战争。“自卫战的目的，是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在经济上，是为劳苦人民争得土地、房屋，以及分粮、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免除失业、发展生产的民主而斗争；在政治上，是为推翻敌伪残余和特务、警察的统治，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由人民自己掌握政权的民心而斗争；在军事上，是为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警察和政治土匪的压迫，为组织人民武装的民主而斗争。”为了进行这些斗争，应当结成广泛的和平民主独立的统一战线。但是“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必须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

关于我军作战原则，“不在于城市和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一般不作阵地战，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

关于根据地建设，“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

《决议》特别强调：要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许多到达东北的干部，对于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没有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干部中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在增长着，这是党内最危险的现象。”“目前应在干部中反复说明东北斗争形势，使干部认识东北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农民不起来，我们在东北有失败的可能。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造成共产党员面向农村，深入农民的热潮。”

《决议》最后确信：“从全国范围革命力量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在这样有利条件之下，只要我们全东北的干部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与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一定可以建立起巩固不拔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使东北和全国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5]

《七七决议》的通过和发表，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是从曲折反复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前的一次会议上指出：“这一决定是具体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是以毛主席的思想作指导的，是完全正确无可怀疑的。这一决定对东北有很大意义，也可以说是转变的关键。当时以这一决定解决了干部中‘战’与‘和’的思想和建设根据地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一决定，就谈不上执行毛主席的方针，就不可能打开今天这样的局面。”[6]韩先楚上将在《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中也强调：“（东北局）7月7日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这一决议经中央修改后批准，成为我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针，已然沿着中央指示的道路走上正轨。”[7]

如何落实《七七决议》？摆在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东北局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为此，东北局创办了第一个党内刊物，林彪把它命名为《群众》。在7月13日出版的第一期上，林彪写了《发刊词》：

出版党内刊物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东北党建党建军建设根据地的各种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最中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动群众，所以把我们的刊物就叫做《群众》。

放在我们东北全党全军前面的任务就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我们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我们就会站不住脚，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建立根据地就好比是为自己造房子，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飘来飘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如果我们不赶快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自己的家，那么不仅我们会无处可走，死无葬身之地，而且东北人民也就不能翻身，不能有他的地位。

全党全军应该警惕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拿出一切毅力来，一心一意，埋头苦干，痛下决心，到群众中去，务必在最短的期间内，建立我们自己的家，造成我们自己的房子，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到那时，我们就不怕任何狂风暴雨，我们就有力量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这篇短文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意思却是再明白不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这就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怎样去发动群众？如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东北局在《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中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号召一切可能下乡的同志，均应自觉响应党的号召，跑出城市，跑出洋房，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服装，背上包袱，暂时不分职位高低，不论历史长短，不论资格大小，不计个人得失，提倡大官做‘小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乡村中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不怕脏，不怕烂，住到农民的家里去，和农民在一起，学习东北农民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的斗争，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彻底扫除干部中盲目的乐观，享乐腐化，厌战情绪，留恋城市不愿下乡，以及幻想和平，等待和平等错误观点”。

二是“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团，选择战略区域和战略基点，首先突破，由点扩大联系成面”。“首先从一个屯、一个村作起，实行‘蝗虫政策’”。

三是开展农村斗争。这“实质上是进行一次伟大的农村革命。”要让农民拿起武器，建立人民武装，“到处捉拿特务、伪警、收缴地主枪支、肃清小股散匪。对那些组织叛变，杀害我干部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坚决镇压，没收分配其财产”。只有解决土地问题，锻炼出具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武装，才能奠定建军基础，使政权真正掌握在农民手中。通过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建立党在农村的支部，才能创建巩固的根据地。

四是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与工作团配合，发动群众，形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在全军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提高部队英勇果敢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采取出奇的远距离的奔袭、合击、穷追、反复扫荡等办法，以达到在军事上彻底消灭顽匪。”[8]

为了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下了最大决心。在哈尔滨市庆祝“七一”大会上，林彪、陈云在讲话中向广大干部大声疾呼，号召他们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东北日报》7月7日以此为题发表社论，传达了《七七决议》的主要精神。各机关、部队在深入学习决议和东北局一系列有关指示后，掀起了工作队下乡热潮。报纸上天天刊登干部下乡和农村斗争的消息。据后来统计，东北各地共有12 000多干部下乡，有些是延安来的老同志，有些是刚刚参加革命的东北学生。机关干部3/5以上都走出城市，下到村里。这是继去年十万大军闯关东后掀起的第二个革命高潮。土地改革、剿匪运动和根据地建设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犹如一场暴风骤雨，震荡着沉睡多年的黑土地。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62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中南军区1955年初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3]　《中央文件汇集》。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

[5]　《辽沈决战》上册第43—49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辽沈决战》上册第32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辽沈决战》上册第91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8]　《群众》第1期，东北局1946年7月13日出版。

第19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一）

东北匪情——叛乱蜂起——方强到合江——二打刁翎——匪患再起——东北局发出剿匪令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必先拥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东北境内到处猖狂活动的土匪武装，是妨碍我党我军建设根据地的心腹大患。

东北的土匪问题，由来已久。凡是历史上社会动荡和混乱时期，也就是土匪兴盛的时期。东北的土匪又称为“胡子”，是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职业的小股地方武装。民国初期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是土匪起家。土匪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不堪官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逼上梁山的；有的是当地土豪恶霸，乘着乱世拉起人马占山为王的；还有的是社会渣滓、流氓恶棍，纠合在一起欺压平民百姓的。当时东北有句俗话：“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可见土匪之盛。日本人侵占东北后，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民众抗日武装及其他地方武装通通称为“土匪”，从1938年到1942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讨伐”，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抗战胜利后，伪满政权的垮台、新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争，动荡的局势又给土匪发展造成了机会。但是此时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与以前的情况又有不同。较大的土匪武装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类是日伪残余势力。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垮台后，遗留下大批伪军、警察、官吏、特务。日本投降后，曾发布命令让伪军伪警自行解散，造成几十万散兵游勇流落东北各地。苏军占领东北后，出于稳定社会、维持城市和交通治安的需要，组织或默许这些敌伪人员继续他们原来的职责。所以这些伪军伪警并没有被解除武装，一些罪恶累累的汉奸生怕以后会清算他们的罪行，受到惩处，便趁时局未稳，相互勾结，聚集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一类是封建地主恶霸。东北地广人稀、“胡子”出没，多数村屯的富户为了保家，或多或少都有枪支。日本投降后，这些地主在所谓“自卫”、“保家”的口号下，自行组织“大排队”等地主武装。当我党在基层建立政权后，这些地主武装便与土匪勾结起来，又与封建会道门“家理教”、“一贯道”相结合，强迫群众参与其中，与我革命政权为敌。

一类是惯匪和流氓地痞。这些惯匪在日伪时期曾有过抗日行为，也受到日本人的讨伐和追剿。但是他们并没有走上正确的抗日道路，而是以抢劫杀人为生，成为社会公害。抗战胜利后他们趁火打劫，搜集日军遗留的武器弹药，占山为王，以图发迹。

一类是野心家和投机分子。他们乘日伪政权垮台，各地治安混乱之机，为了升官发财，纷纷拉起队伍，聚集武装，打出各种旗号，结帮为匪。

1945年下半年是东北土匪猖狂发展时期。造成这种情况固然与社会动荡的大局势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国民党特务的支持和操纵。当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进入东北时，在东北各城市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军”就四出活动，以“接收”为名，大量收容网罗伪满官吏、军警和特务，对他们封官许愿，建立看守机构，等待国民党军队到来。游荡在县城农村的土匪恶霸也纷纷前来投靠，国民党特务给他们封上一个空头官衔，便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例如伪满汉奸姜鹏飞，国民党当局委任他为新编第27军中将军长，将他的部队从秦皇岛空运到长春，又派他到哈尔滨收容伪满汉奸，配合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占领。所以，这个时期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老百姓管他们叫“中央胡子”。北满合江地区著名的土匪首领李华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雨新为东北先遣军中将副军长，曹兴武为东北先遣军第15战区总指挥，等等。当时国民党对土匪的加封委任如同一场闹剧。各路土匪为了捞取一官半职，大量虚报人数，明明只有百来人或上千人，却夸大为几十万人。如曹兴武的“先遣军”号称40万人，当国民党命令他集中10万人进攻哈尔滨，他只聚集了5 000人。国民党也来个官衔廉价大拍卖，先后在东北各地加封委任了30多个“总司令”和“总指挥”、23个“军长”、158个“师长”。这些草头将军既没有穿上国民党正式发给的军服，也没有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委任状，而是每人一块白绸子，上面写着官衔名称，究竟算不算数，只有天晓得。[1]

我军在进入东北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在政策上出现一些失误。主要是盲目收编土匪武装，以招兵买马的方式扩大队伍。1945年11月，原抗联干部孙景宇到佳木斯后，认为李华堂、谢文东原来曾当过抗联的军长，可以联合，便委任李华堂为三江自治军司令，谢文东为富（锦）、绥（滨）、同（江）三县司令，孙荣久为勃（利）、宝（清）、林（口）三县司令。还收编了一些小股土匪。虽然表面上将队伍发展了8 000多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基础。在东满、西满等地区也有类似现象。结果国民党一来，这些“明投八路，暗投中央”的土匪纷纷叛变。他们在国民党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下，袭击我后方武装，屠杀地方干部，破坏交通运输，造谣惑众，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动荡。仅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江地区，叛变土匪多达33 000多人，杀害我干部154人。他们甚至袭击杀害苏军，1946年2月6日，李忠祥匪帮在桦川县境内袭击苏军汽车，打死苏军19人。3月份在林口县境内，苏军一个排被鲍德水匪帮全部杀害。[2]

东北各地土匪的全面叛乱，给我方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开进，我军正在北宁路上节节阻击，后方形势的混乱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不得不组织撤退，并抽调主力回过头来先解决土匪武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不分兵打匪，到处不能站脚。不仅城市被土匪占据，乡村也是土匪的世界。正是由于分兵太迟，部队到达各地太迟，结果还是没有能够防止1945年12月底及1月初东北各地大批新部队及地方武装的叛变。苏军原决定1946年1月5日撤退，国民党地下军及所利用的伪满军官、警察、特务潜伏在我们新部队及地方武装内的分子，他们的口号是‘先当八路，后当中央’，于12月底举行大批的叛变，整连、整营、整团、整旅的叛变，到处杀害我们的干部。当时西满、北满、东满大部分县城被他们占据，他们以为苏军1月5日一定撤退，这样一来，天下就是他们的了。到时苏军没有撤退，而各地主力部队亦逐渐赶到，这就给了我们时间。苏军仍控制铁路线及大城市，我军就在各地进行剿匪，逐渐收复一些县城。但土匪并未肃清，（只）不过打击了土匪猖獗的威风，克服了这一严重的土匪威胁。”[3]

1945年12月的北满，到处冰天雪地，两辆苏联军用卡车从牡丹江出发，向佳木斯缓缓开去。车上除了苏军官兵，还有几位中国人。一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坐在他身边的一位浓眉大眼、体格健壮的军人，是新任合江军区司令员的方强。他们是12月初到达哈尔滨的，受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的委托，前往佳木斯开辟后方根据地。

当时正是北满土匪猖狂活动时期，牡丹江到佳木斯的火车中断，无法通行。他们只得在苏军护送下乘汽车赶路。这一带丘陵蜿蜒、森林茂密，行至林口，突然遭到叛匪袭击。车上的苏军用冲锋枪扫射，打跑了土匪，天色渐晚，再走实在不安全。大家只好在林口火车站旁的苏军司令部留宿，方强打听到这里本来是我方控制的地区，由于收编的土匪突然叛变，勃利县城被土匪占领，形势变得混乱危险。方强建议张闻天先留下来，由他们几个军队干部去佳木斯。于是，张闻天只好折回牡丹江，转往宁安下乡蹲点。[4]

方强这位红军时期的师政委、身经百战的老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秘密通过了土匪出没的勃利县，于12月18日到达佳木斯。他给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带来了北满分局的文件和陈云的指示，省工委立即召开会议，进行认真的学习讨论。

会议分析了合江当前的严重形势，承认我军现在人员少、装备差，处于极其困难时期。也承认了前一阶段在阶级关系和局势变化上认识不清，在收编地主武装、任用伪满官吏等问题上犯了错误。大家一致同意：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党的力量，剿灭土匪。要坚决反对消极防御，立即组织反击，争取在两三个月内扭转局面。会议通过了贯彻宣传东北局的剿匪指示、整编部队、建立党的基层支部、发动群众、联合苏军等12项工作计划，开始了剿匪斗争的第一步。

当时我军在合江的部队只有一个特务团（是在一个连的老部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00余人；一个新兵团，700余人；以及依兰、勃利两个县大队，总数才2 000多人。方强把部队重新整编，将特务团改为1团，新兵团改为5团；集中使用。经过短期突击整训，1946年1月12日在依兰县城召开剿匪动员大会，重点是剿灭松花江、牡丹江地区的大股土匪，恢复对县城、村镇的控制，恢复从哈尔滨到牡丹江、佳木斯市的铁路、公路交通。

当时合江境内的土匪，大小十几股，总数不下2万。其中谢文东部在勃利的湖南营、石头河子地区，李华堂部在依兰、刁翎地区，张雨新部在西刁翎、勃利地区，孙荣久部在勃利、林口。他们号称“四大旗杆”，各有人枪千余，有的还拥有重机枪和大炮。1946年1月，土匪主力集中在依兰东面的村镇里，准备夺取依兰县城。方强指挥部队从依兰开始反击，先打团山子、道台桥，歼灭谢文东部一个旅，缴获步枪200多支。1月下旬，我军进攻三道岗，“四大旗杆”匪帮联合起来顽抗。他们拉来山炮野炮轰击我军阵地，并向我军发起三次冲锋。我们的老部队发挥了骨干作用，与匪徒拼刺刀，坚守阵地一步不退。土匪究竟是乌合之众，在真刀真枪的白刃战前吓破了胆，溃退下去。三道岗之战是关键的一战，打掉了土匪的威风，我军转为主动进攻，一口口地吃掉土匪。在夜袭张雨新老窝双河镇时，张雨新从梦中惊醒，来不及穿鞋，赤足逃窜。他的参谋长以下官兵300多人当了俘虏。我军夜袭三道岗的王顺屯时，匪首前半夜刚娶媳妇办酒席，此刻正酣睡未醒。300多土匪被击溃或被俘虏，被掳来的妇女也得到解救。2月，方强指挥部队声东击西，回头打松花江北岸的清河、大罗勒密等地，消灭李华堂部六七百人，在通河与松江军区剿匪部队会师。这月下旬，陈云、高岗来通河视察，方强等同志汇报了合江剿匪工作。陈云给了合江军区部分枪支、经费，还分给他们一部电台。从此，合江与北满分局有了经常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了剿匪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5]

“四大旗杆”匪帮遭到打击后，残匪隐蔽到刁翎地区。刁翎位于合江、牡丹江、松江三省交会处，也是勃利、依兰、林口等县的连接地。这里是一个盆地，四周是高山，森林茂密。在伪满时期曾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因为这里远离铁路，地形险要，适于打游击。土匪们企图在这里盘踞，与我军长期周旋。在当时条件下，仅靠我军的力量和有限的武器装备，想打下刁翎确实很困难。

这时，苏联红军为了惩罚土匪对他们的袭击，前来协助我军剿灭刁翎土匪。1946年2月下旬，苏军出动一个机械化营，开着几十辆汽车、装甲车和我军359旅、合江军区地方武装分两路出发剿匪。苏军走大路，我军走小路。一夜行军，苏军先到，因为地形不熟，在黑背遭土匪袭击，死伤数十人。我军四个团随后赶到，向土匪迂回。土匪发现有被包围的危险，便向三道通、莲花泡一带深山溃逃。这一战我军消灭土匪300多人，俘虏土匪团长2人。

战斗结束后，方强留下一个团驻守刁翎，主力部队继续向三道通、莲花泡等地追击，并沿铁路线南下清剿土匪。土匪也很狡猾，他们化整为零，行动飘忽不定。依兰骑兵大队在牛心屯发现土匪踪迹，由于思想上轻敌，没有摸清土匪情况，也没等主力部队上来，就冲进屯子里。结果被藏在屯子里的500多土匪包围，郎大队长被土匪杀害，100多县大队战士全部牺牲。这是北满剿匪中我军蒙受的最重大损失。第二天军区主力部队开到牛心屯，苏军两辆装甲车开路，我军随后进攻，与土匪激战3小时，将500多土匪全部消灭，为依兰县大队的同志们报了仇。这是“一打刁翎”。

方强率领合江军区部队，连续进行了4个月的剿匪，一个村、一个县地清剿，收复了17座县城，恢复了合江与牡丹江、哈尔滨之间的公路铁路交通，社会秩序逐渐稳定，打开了建设后方根据地的新局面。4个月来，合江军区部队发展到近6 000人，配备了轻、重机枪、山炮、战马，力量居于优势。而土匪则受到连续打击，不敢像以前一样气焰嚣张了。

张雨新、李华堂匪帮不甘心失败，在1946年4月又窜回刁翎。留守在那里的我独立4团寡不敌众，受到损失。一些干部战士被土匪开膛破肚，暴尸街头，惨不忍睹。为了消灭张雨新匪帮，为死难的战友报仇，我军集中兵力，“二打刁翎”。这时，我军新组建的东北航空学校迁到勃利，带来几架缴获的日本飞机。校长王弼热心帮助剿匪，与合江军区领导设计诱敌。5月5日，他们派出一架涂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在刁翎上空绕圈，投下一封信。内容大意是：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嘉奖张雨新等作战有功，要在5月7日上午亲临刁翎视察。命令张雨新部立即平整简易机场，列队等候熊式辉前来检阅。张雨新接到信后，根本没想到我军能有飞机，信以为真，忙碌着修整机场。我军则在6日夜里运动到刁翎北部山林中隐蔽。

5月7日一早，张雨新集合队伍，还特地穿上日本军装，在新机场等着熊长官的到来。我航校的两架飞机从勃利机场起飞后，一架发生故障，掉到了山沟里。另一架飞临刁翎上空，见土匪果然列队等待，便俯冲下来，用机枪向土匪扫射。张雨新见部属倒下一片，才知道中了计，仓皇夺路逃命。我地面部队乘势追击，打死土匪30人，俘获70人。缴获步枪120支。张雨新带领800残匪逃进牡丹江西岸大森林中，掉队的散匪又回到刁翎，向我军投诚。

1946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我们有成绩，也有教训。在战斗实践中对土匪的基本情况和行动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东北的土匪不是一般的打家劫舍的匪徒，而是十分狡猾、富有经验的匪帮。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出身伪满军官，有作战经验。他们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有广泛的联系，有自己的匪窝，有行动路线，在深山老林中设有密营。在活动区域，还有暗藏的情报人员和眼线。在受到攻击时，他们往往能事先得到警报，逃进深山隐蔽起来。

在战术上，土匪们也有一套。他们避实就虚、避强就弱，在我军进剿时化整为零，回旋、打转、突围，行动灵活。利用对本地情况熟悉的长处，以小股行动解决粮食、住宿和隐蔽的问题。他们进攻的对象是我们的地方政权和区乡武装，在有机可乘时，土匪们便袭击村屯，屠杀我地方干部，破坏交通线，打击我军进剿的小部队，并造谣惑众，瓦解人民意志，策动地方武装叛变。

我军在前一阶段剿匪斗争中，虽然消灭了不少土匪，但是却不能将他们斩草除根，其原因一是存在轻敌思想，将土匪击溃赶跑就不再追击。各军区之间缺乏协调配合，各打各的。有的只顾出动部队剿匪，忽视群众工作，群众对我党不了解，也就不敢提供帮助，甚至有的在土匪胁迫下，帮土匪传递情报。所以，虽然一度将大股匪帮打垮，他们逃进匪窝和山林中休整补充后，往往又卷土重来，继续为害。

1946年5月，我军退出四平后，形势极为不利。土匪们以为国民党马上就要占领全东北，又猖狂起来。8月间，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久这“四大旗杆”又聚集8 000多人，占据刁翎，准备东山再起。6月以来，北满土匪先后袭击并侵占了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大杀大抢，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线。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反下，原依兰人民自治军副司令杨清海于10月叛变，拉走队伍，在依兰城里武装暴动，使我方遭受严重损失。同月，以骑兵为主的刘山东匪帮进攻萝北县城，我守备部队受到袭击，损失3个连，县长被杀，机关被毁。这些土匪与东满、西满等地匪帮遥相呼应，四处活动，扬言“杀尽关里来的”，与国民党军队“会师哈尔滨”。我军退过松花江后，急需在北满站稳脚跟，得到休整。土匪的猖狂活动，成为我党我军的心腹大患。于是，剿灭北满土匪，成了我军在松花江以北建立根据地需要首先解决的头等大事。

1946年6月12日，东北局发出了《剿匪工作指示》，指出：“在蒋军北进，我主力集结，后方比较空虚之际，合江、牡丹江及东安地区未肃清之土匪乘机大肆滋扰，最近一个月内，先后占我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截断牡、佳线交通。现在上述地区活动之成股土匪共约七八千人。彼等之企图在于破坏我建立可靠的根据地，配合蒋军正面进攻。估计在十五天停战以后，国民党必然作更大规模之进攻，各地土匪亦将更加积极活动，使我处于腹背受敌之情况。”

《指示》谈到，半年来未能彻底肃清土匪的主要原因是：

一、群众未发动，未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

二、剿匪部队中缺乏老的主力作骨干。

三、土匪多为政治匪（地头蛇），此剿彼窜，化整为零，以保存实力。

四、剿匪部队在战术上，或因主力过分集中，行动迟缓，我之企图暴露，使敌事先有所准备，利用我之空隙突围；或者将敌击溃后部队即回城市休整，未能坚决穷追，歼灭其有生力量；且各地配合亦不够紧密。

因此，《指示》强调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现在大城市失掉，如果再不以根据地为主，农民为主，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6]

《指示》对剿匪工作和兵力作了新的部署，合江军区部队仍由方强统一指挥，追剿佳木斯、依兰、同江、萝北等地土匪；田松支队负责绥阳、东宁等地剿匪；李荆朴指挥牡丹江地区剿匪；温玉成负责珠河、苇河一带剿匪；刘子云负责通河、方正一带剿匪。对西满和黑龙江军区的剿匪工作，也作了相应的安排。

关于剿匪方法，《指示》强调：“所有剿匪部队，必须争取时间，迅速进入指定地区执行任务。并且在指战员中进行深入动员，以提高部队高度英勇果敢的战斗情绪，并切实遵守群众纪律。在战术上采取出其不意地远距离奔袭、合击、穷追等方法，以反复扫荡、严厉镇压。而当土匪走投无路，内部动摇分化，向我投诚时，则必须解除其武装，不得收编。对其上层分子，可以受训名义，集中管理；以免在群众未发动前，在地方上继续活动，企图再起。各个地区之剿匪部队，应互通情报，协同动作，不给土匪以空隙及喘息机会。”剿匪工作要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要派大量干部组成工作团，随部队下乡，对地主进行清算、减租斗争。要使基本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自动起来搜寻土匪，镇压反革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

最后，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决定：牡丹江、合江、东安及松江地区的剿匪工作，均归总部统一指挥。各地匪情及剿匪情况要随时电告总部。各省领导要亲自下去检查，牡丹江、合江地区工作团，由洛甫（张闻天）同志负责组织。[7]

东北局的剿匪指示是行动纲领和战斗动员令，各主力部队稍事休整，便以团为单位，深入到北满、西满的各个地区，开始了更大规模、更激烈、更彻底的剿匪战斗。

[1]　王元年等著：《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第1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　方强等：《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第5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1947年4月给中央的报告，收录于《四野战史资料选编》，四野战史编辑室1960年7月编。

[4]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5]　方强等：《合江前期的剿匪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第8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6]　王元年等著：《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

[7]　参见《四野战史资料选编》。

第20章　林海雪原剿匪记（二）

张闻天、贺晋年到合江——杨清海叛乱——穷追猛打李华堂——活捉谢文东——“四大旗杆”覆灭记——侦察英雄杨子荣——动员群众彻底剿匪——辉煌战绩

1946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消灭了不少土匪武装，但是总的形势并不乐观。多数地区只是将土匪击溃，而没有彻底消灭，也没有抓住匪首。在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平、长春后，各地土匪又活跃起来，在我后方特别是北满频频制造破坏交通线，抢劫、袭击我党政机关，策划地方武装叛乱等事件。合江本来就是土匪最集中的地方，这些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为了保证北满的稳定，将合江建成东北我军的后方基地，东北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同志前去合江领导那里的工作。

张闻天到东北后，一直没有在东北局机关担任领导工作，而是深入到北满的县城和农村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经过半年的实际工作，他对这个地方的情况相当熟悉，掌握了第一手材料。1946年5月底，张闻天从哈尔滨来到佳木斯，任中共东北局合江省委书记。他到任后，立即召集省工作委员会和省军区负责同志研究情况，分析形势。张闻天认为：半年多来，在抗联干部和关内来的干部共同努力下，虽然已经接管了合江的市、县两级政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发动群众，打击敌对势力，伪满旧人员依然占据着多数职位，甚至受到重用。对土匪虽然进行了追剿，但只是击溃而没有消灭，在国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下，土匪又纷纷活动起来。总之，现阶段合江的形势还相当紧张，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张闻天认为，合江的局面之所以到现在打不开，是原合江省工作委员会对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贯彻不得力，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对当前的斗争缺乏认识，敌我界限不清，还想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作法来收编土匪、加委旧政权人员；缺乏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在城市里贪图安逸享受。

1946年6月上旬和中旬，张闻天连续主持省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6月20日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当前合江工作的“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他号召全省干部“丢掉和平幻想，走出城市，到农村中去，继续发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合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去争取胜利。会上，张闻天宣布了东北局决定：张闻天任合江省委书记，李范五任副书记，李延禄任省政府主席。[1]

合江的工作千头万绪，剿匪仍然是头等大事。方强领导合江剿匪工作以来，虽然消灭了大股土匪武装，但是匪首没有抓住。他们逃进深山老林，继续为害。根据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北满分局决定加强合江的剿匪工作。1946年8月，任命贺晋年为合江军区司令、方强任政委。以359旅主力配合进行深入的剿匪斗争。

贺晋年是陕北出身的老红军，曾先后担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15军团81师师长、红27军军长，抗战时期的八路军联防司令部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他身经百战，有很多打土匪的经验。他在哈尔滨受命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二话没说就上路了。在8月阴雨连绵的日子，他搭乘一列货车去佳木斯。路上发生好几次匪情，火车只好开开停停，50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佳木斯。贺晋年看到这里充满着临战气氛，各重要机关的大门口都堆着沙包，荷枪实弹的战士在警惕地站岗。张闻天同志立即会见了贺晋年，向他详细介绍了合江地区的匪情，并向他说明：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成败关系重大，一定要完成清除匪患的任务，改变这里的混乱局面。

贺晋年主持合江军区工作不久，就于9月下旬召开军区军政干部会议。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以前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对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收编加委土匪、大量任用伪满官员的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对干部中存在的享乐思想和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作风进行批评，指示有必要整顿地方部队。对前段剿匪中采用击溃战，未能除尽匪患也作了批评，张闻天强调：我们的剿匪方针是消灭而不是争取，是“杀头”而不是“洗脸”。对土匪必须用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彻底歼灭他们。贺晋年坚决贯彻这些正确指示，先从部队内部进行清理整顿。

果然不出所料，混在我军内部的敌人和不纯分子，被一个个清查出来。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出身于勃利县地主家庭，大土匪头子孙荣久是他亲叔。孙在抗战中加入地下党，没参加过抗联就去了苏联。1939年回延安后转到山东军区司令部四科工作，抗战胜利后就随山东部队到了东北。因为他是勃利人，1945年11月派他回老家任合江军区司令。他到佳木斯后，对土匪、亲戚、伪满人员大搞加封委任，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都当上了“司令”。各地的武装也都是收编的土匪和原封不动保留伪满人员。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不久合江就出现了土匪特务的大叛乱，到处杀我干部。合江形势的混乱孙景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上他生活腐化，贪污浪费，搞特务女人，在撤职后，领导上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孙景宇自知罪恶严重，1946年8月借看病为名去哈尔滨，想叛变投敌，结果逃跑未遂，开枪自杀。作为反面典型，东北局于10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通报各级组织。[2]

如果说孙景宇只是自绝于党，依兰第5支队副司令杨清海的叛变则是更深刻的教训。杨清海出身于长春郊区的农民家庭，当过伪满军班长。1940年哗变参加抗联第7军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艰苦环境下，许多人脱离了抗联队伍，杨清海却表现得比较坚定。在游击战争中，他服从命令，作战勇敢。在最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到苏联境内坚持斗争。1945年8月，他随苏联红军来到依兰，被任命为城防副司令。我军到达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总队长、第5支队副司令等职务。

当时依兰情况复杂，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都被孙景宇委派为各地的“司令”，伪满的官吏、军警和恶霸们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他们有一套捧人的本事，杨清海与这些人混在一起，很快腐化堕落起来。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野妓。杨清海本来有自己的家庭，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不能自拔，遂与辛爱玉同居。辛爱玉当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和地痞流氓自然就把杨清海当成保护伞。杨叛变之后，依兰人都说：“若没有辛爱玉，杨司令恐怕还不敢叛变。”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国民党特务把杨清海当作策反对象。他们穿针引线，让杨清海和李华堂拉上了关系。杨清海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合江挺进军司令”。他与李华堂密切联系，等待时机搞叛乱。

贺晋年到任后，对杨清海通敌活动有所察觉。因为没有确凿证据，他与张闻天商量，把杨清海调到佳木斯学习，解除他的职务，审查他的问题。杨清海感到情况不妙，便派人联络李华堂，决定1946年10月10日夜发动叛乱。

9日，李华堂派土匪到依兰城外骚扰，我方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把主力派出去剿匪，城里力量十分空虚。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同志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客气气，心里却暗藏杀机。夜里，他带人开枪打死巡逻战士，听到枪响，他的亲信在营房里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2营营长王子俊等三位关里来的干部。杨清海来到营房，煽动大家跟他叛乱。说什么关内来的把苏联回来的人都清除了，“他们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共产党要是好，我还会变吗？我已经接受了中央（国民党）的委任，你们愿意和我一块干吗？”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150多人，长短枪160多支，机枪2挺。叛徒们猖狂攻打依兰县县委、公安局、监狱等单位，交火半夜，在我方坚决抵抗下占不到便宜，于是杨清海乘船渡江，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3]

贺晋年得知杨清海叛变，义愤填膺。一些和平思想严重、麻痹大意的同志也在这次教训中清醒了头脑。大家彻底认识到：不消灭土匪，不清理内部，我们在合江和北满就站不住脚。贺晋年立即乘车赶到勃利359旅驻地，请刘转连、晏福生二位首长协助剿匪。他们一口答应，派谭友林副旅长带领717团，归贺晋年指挥。以这支老部队为骨干，贺晋年率领军区骑兵大队和依兰独立团，准备了十天的干粮和咸菜，在10月中旬踏上剿匪征途。

贺晋年到达依兰后，大家分析了李华堂、杨清海的动向，认定他们在达连河一带。部队连夜出发，经一夜行军赶到那里，却扑了个空。侦察报告说：匪帮已经钻进黑瞎子窖沟，向西南方向去了。贺晋年召集大家研究敌情，认为李华堂的活动区域主要在刁翎、依兰一带，向西是老爷岭原始森林，李华堂不会轻易离开老巢进入深山老林。他肯定是在兜圈子，把我军引进山沟，他再转回去。作出判断后，贺晋年派小部队进沟追击，自己带主力去四道河子，堵塞李华堂的退路。

果然，当我军沿江岸南进时，突然遇到土匪伏击。原来李华堂知道我军正在追赶他，派百余名土匪占据山头，想把我军赶下江去。贺晋年拉过一挺机枪，与土匪对射，掩护部队占领侧面山头。土匪在我军反击下逃跑了，这时，谭友林副旅长带领359旅骑兵团赶来会合，我军的力量更大了。大家决定穷追土匪，一定要把他们彻底消灭掉。

听说土匪钻进了一条名叫沫勒气的山沟，向寒春河逃去。贺晋年、谭友林率领部队立即出发。沫勒气是一条30多里长荒无人烟的山沟，夜里没人敢走。贺晋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可靠的猎人当向导，下午进了沟。这条山沟真难走，沟底积满了腐烂的树叶和杂草，软绵绵的变成烂泥塘，一脚踩下去就陷半腿深，战士们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前进。天黑以后，部队又开始爬山，古木参天，不见月亮星辰，不辨东西南北。地上横着朽木，长满苔藓，一不小心就滑一跤。在这样的原始森林中行军，如果没有向导，真是寸步难行。

经过一夜艰苦行军，大家身上的泥水都结了冰，天亮终于爬到山顶，同志们已是筋疲力尽。贺晋年往山下一望，只见草甸子被踩平宽宽的一溜，地上的马粪还是湿的，终于寻到土匪的踪迹了。贺晋年高兴地喊道：“这一夜的罪没白受，追上了！”大家顿时兴奋起来，收拾武器，准备战斗。在不远的一个山间盆地，发现了几间农舍和放哨的土匪。战士们杀敌心切，没等骑兵迂回包抄过来就抢先开火。土匪听到枪声，四散溃逃。这一仗只消灭了二三十个土匪，清理战场时发现一个女人被打伤了腿，倒在地上起不来。一问，原来就是杨清海的姨太太辛爱玉。李华堂、杨清海抛下了她，乘船逃到牡丹江西岸。

这时，部队已经连续追击了四天四夜，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如果睡上一天，就能恢复体力，但是土匪的线索可能也会失掉。贺晋年想：我们固然累，但土匪比我们还累。他们唯恐被我军追上，一不敢生火做饭，二不敢进屋睡觉，现在正是我们同土匪赛体力、赛意志的关键时刻，不能有丝毫动摇。一定要穷追猛打，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直到生擒匪首，把土匪彻底消灭为止。

部队来到牡丹江边，宽阔的江面上漂着冰块，所有船只都被土匪破坏了。贺晋年下令徒涉过江。战士拉着战马，跳进寒冷的江中。过江后冷风一吹，许多人身上冻了冰，有的战士冻僵了，双腿不能动。就是这样，大家剿匪的决心也没有动摇，又向西莲花泡追去。在那里发现了土匪的窝棚，一阵猛打，活捉了几个土匪。经过审问，才知道李华堂逃往刁翎去了。在俘虏中意外发现了谢文东的人，原来谢文东被我牡丹江军区部队追赶，逃往这里来了。

原来想打李华堂，现在又来了谢文东。贺晋年考虑：谢文东是“四大旗杆”中最大的一股，现在既然发现了他的踪迹，就先消灭谢文东。

谢文东原是依兰县大地主，九一八事变后曾在当地拉起武装打日本人，颇有影响。抗日联军与他搞统一战线，谢文东当了抗联第8军军长。1938年日本人大规模“讨伐”抗联时，谢文东的副官叛变，带领日本人俘虏了谢文东。在日本人利诱下，谢文东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孙景宇先委任谢文东当了自治军司令，但谢文东搞的是“明投八路，暗投中央”，国民党军队刚进东北，他就发动叛乱，大杀我党干部，被国民党委任为先遣军上将总司令。谢文东在合江地区为害极大，罪恶累累。他原有武装数千人，在我牡丹江军区部队打击下，大部分被消灭，谢文东带着几百残匪，逃到合江。想借助对老家地形的熟悉，与我军周旋，等待国民党军到来。

贺晋年与各部队首长商议，谢文东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用大部队追剿的方法恐怕不行。通过前一段追剿李华堂，大家积累了一些经验，决定改变策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土匪。贺晋年指着地图说：南起夹皮沟，北至黑瞎子窖沟，东到牡丹江，西到老爷岭，是一个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带。我们要立即派部队到夹皮沟和黑瞎子窖沟，堵塞出口，同时封锁牡丹江两岸所有渡口，这样谢文东就成了瓮中之鳖。我们再将山区的山口要道封锁起来，钉楔子、安据点，组织小分队带粮背锅进山搜剿。切断土匪的粮食和情报来源，断绝土匪的活路。

然而，追剿谢文东这只老狐狸，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牡丹江以西是群山叠岭，望不到尽头的原始森林人迹罕至。谢文东山路熟悉，诡计多端，而我军人地两生，缺乏经验。战士们好容易发现土匪踪迹，追上去打，土匪像麻雀一样一打就散，抓不住几个。谢文东对我军的追剿根本不在乎，他今天钻进这条山沟，明天又钻进那个密营，与我军在深山老林里打转转，等我军粮食耗尽，就只能收兵回城了。

部队进山剿匪好几天，还没找到谢文东的踪影。11月的天气越来越冷，松花江快要冻冰封江了。贺晋年和谭友林商量，一定要在松花江封冻之前捉住谢文东。因此号召大家坚持追击，忍耐一切痛苦，咬紧牙关，再使一把劲，活捉谢文东。

他们向当地老乡和猎人请教，群众反映土匪在森林里都有藏粮食的密营。哪里有成群的乌鸦盘旋，哪里就有土匪。因为乌鸦要吃土匪吃剩的马骨头、马肚肠，哪里有灰烬，就说明土匪曾在那里烧过马肉。从灰烬的热度、马肉的腐烂程度、马粪的湿度都可以判断土匪离去了多久。只要找到土匪的密营，毁掉土匪的粮食，土匪在山里就藏不下去了。有了这些经验，战士们爬上山头和树梢，看到哪里有乌鸦、哪里冒烟，就追上去猛打。这些招数都很灵验，土匪被我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逃脱的也是惊恐万状。我军在森林中发现了土匪的密营，有的是个窝棚，有的是空心老树。战士们毁掉了土匪的窝棚，烧掉土匪的存粮，使谢文东匪帮很快陷入绝境。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土匪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马肉，因为没有盐，土匪们浑身无力，腹泻便血。谢文东给部下打气，说只要一封江，他们就可以逃脱了。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到处张贴“投降留命”“缴枪不杀”的标语，土匪们更不想跟谢文东送死了。一天，土匪遇见两个猎户，先找他们要吃的，再问山外边的情况。猎户说：“外边八路多着呢，牡丹江两边都驻满了，你们跑不了了。”土匪又问：“八路杀我们不？”猎人就把我军的俘虏政策说了一遍。当时两个匪营长就说：“不干了，投降去，留条活命。”谢文东气得吼道：“这是共军的宣传，别上当！”命令把两个猎人绑在树上枪毙。这时，我军的搜山部队赶到，一个手榴弹扔过去，掉在火堆里爆炸了。谢文东莫名其妙，气汹汹地质问：“谁把子弹掉在火堆里了？”没等回答，我军的机枪就打响了。土匪像麻雀一样四散逃窜，谢文东再也拢不住队伍。我军战士搜索敌人，忙得一夜没睡。土匪有的被俘，有的投降，谢文东匪帮彻底垮了。

此时谢文东身边只剩下6个人，惶惶如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谢文东的马弁汤二虎忍受不住，对谢文东说：“军长！你投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向来身上不带枪，怕汤二虎跟他翻脸，哄骗他说：“二虎，你先去投降，替我办好手续，明天拉匹马带两个饼子来接我。”可是当汤二虎领着我们的部队去找谢文东时，他们又逃得无影无踪了。

谢文东能跑到哪里去呢？贺晋年和谭友林分析，他很可能在牡丹江沿岸打转，弄些吃的，找机会过江。他们听说四道河子有位老人对沿江的地形非常熟悉，就把老人请来。老人说：四道河子和五虎嘴子之间，有一段江面封冻比较早，农历十月下旬，江上就能过人。贺司令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决定派遣小分队换上便衣在那里进行搜索。谭友林向718团5连副连长李玉清交代任务说：“这是个找人参的任务，谢文东比人参胖得多。见了胖子，抓来就是。”李玉清带上十几个战士出发后，连续转了几个山头，都没见到一个人影。在一个树木稀疏的小山上，发现了一个小庙。他们赶上去，看见一个胖子正跪在地上求神。李玉清端着枪冲上去，大声喊道：“你是谢文东不？我来捉你了！”大家一拥而上，拿绳子把谢文东和他的随从捆得结结实实。这个为害多年的大匪首，终于在1946年11月20日被我军生擒。

贺晋年立即向总部报告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林彪回电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并生俘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12月3日在勃利县城召开公审大会，远近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宽阔的会场被两万多人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都激动地称赞：“八路的本事真大！”剿匪部队首长在会上介绍了活捉谢文东的经过，他谦逊地说：“剿匪是我们的责任，这次胜利应是老百姓的功劳。在入山穷追胡匪时全靠老乡们带路，而又是因为老乡们都组织起来，胡匪的活动受到限制，逼得他们不得不下山，使我们易于歼灭。这仅是胜利的开始，尚有李华堂、孙荣久未除，我们还要活捉他们，我们相信比活捉谢文东更好办，只要军民亲密合作，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讲话后，谢文东被押到前台示众。老乡们纷纷上来控诉，坚决要求枪毙这个血债累累的土匪头子。谢文东被押到烈士墓前，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的性命。[4]

消灭谢文东匪帮，是我军在东北剿匪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北满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士气高昂，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土匪的嚣张气焰被彻底压制，走向穷途末路。在剿匪过程中，我军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张闻天将这些经验总结出六条，以记者采访贺晋年的方式发表在《东北日报》上：“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于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堵击部队，再派上精干的部队带上粮食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坚壁清野，使胡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们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甚至一排、一连都可以，有时可化装便衣搜索。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我们捕捉的。六、搜山部队不要多，因为深山密林中无法展开，并容易失去联络，所以应大胆组织少数精干部队搜山检查匪迹，尔后实行追剿。”[5]

合江军区部队乘胜追击，搜剿隐藏在刁翎深山中的张雨新、李华堂这两股残匪。张雨新匪帮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溃不成军，在山里东躲西藏。在捉到谢文东不久，我军又捉到了张雨新的副官。据他供认：张雨新派他来联络谢文东，而张本人就躲在三道通西面的山里。得到这个情况，贺晋年立刻派刘淑颜排长带30多个战士，由张雨新副官领路，顶风踏雪行军百余里，找到张雨新躲藏的窝棚。但张雨新不见了，地上的炭灰还冒热气。刘排长估计张匪跑不远，循着匪徒留下的踪迹又追了60里，在折里汀西南沟发现了一个窝棚。刘排长下令包围窝棚，向里面大声喝道：“张黑子出来！”躲在里面的张雨新见大势已去，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来，嘴里嘟囔着：“我运气不好，你们运气好。”束手就擒。

李华堂在寒春河漏网后，一度与张雨新会合，想东山再起。他流窜到三道岗一带，遭到依兰独立团的打击。李华堂不敢再与我军交战，逃回刁翎山里。谢文东、张雨新相继被擒后，我军更加紧了对李华堂的追剿。他们终日疲于奔命，没有喘息之机。李华堂没有办法，只好化整为零，将匪徒分散成小股，各自求生。他自己只留下几十人的马队，在缺粮时窜出山来抢粮食。

李华堂是老兵痞，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参加抗日联军，当过抗联第9军军长。1938年在日军疯狂围剿抗联的严重关头，他叛变投降了日本人，转为汉奸走狗，残害抗联家属和进步人士。日本投降后，他又看风使舵，当上了人民自治军司令，拉起队伍扩充实力。国民党军队一进东北，他就显露出凶恶本相，杀害我党干部，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上将司令。对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狡猾凶恶的匪首，一天不消灭，我们的后方就不得安宁。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首长决定，派骑兵团追剿李华堂，他跑到哪里，我军就追到哪里。在我骑兵团的连续追击下，李华堂的马队也垮了。到1946年12月中旬，李华堂残匪只剩下20来人。他们逃窜到刁翎与林口之间一个叫大盘道的地方，和我送电台的通信连相遇。一阵交火，李华堂的部下大多就擒，只有李华堂本人逃脱。当天下午，一个老乡跑到我军团部报告：李华堂一个人正向刁翎方向逃跑。团部立即派出战士，骑马向大盘道方向追去。大盘道是秃山，没有树林，没有深草，无藏身之地，李华堂没有马骑，徒步当然走不快。我军的五个骑兵发现李华堂正上气不接下气地往前跑，就紧追上去。李华堂故作镇静，不回头也不开枪。我军两个战士跃马冲到李华堂面前，拦住去路。喝令：“站住！”这下李华堂沉不住气了，双手掏枪，左右两个点射，打伤了这两个战士。后面的同志迅速开火，一枪打伤李华堂的下巴。负伤的战士扔出手榴弹，炸伤了李华堂的双臂。大家赶上去，把李华堂捆了个结结实实。

受伤被俘的李华堂知道自己末日来临，还在垂死挣扎。他骂着叫我们的战士再给他添几枪，还要咬人。拿破布堵上他的嘴，他还又顶又撞。战士们在屯子里找了一辆大车，拉上他往城里送。李华堂在车上还不停地挣扎，结果把马给惊了。马拉着大车疯狂地往前跑，车把式吓得赶紧跳下来，车上只剩被捆住的李华堂一人。我军骑兵在后面紧紧追赶，一气追出几里地远，马车翻了，李华堂被扣在车底下咽了气。这个横行多年的惯匪，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6]

与李华堂狼狈为奸的叛徒杨清海到哪里去了呢？1946年10月，贺晋年带领骑兵在牡丹江边追剿李华堂匪帮，俘虏了受伤的辛爱玉。土匪被打散了，杨清海只身逃往哈尔滨。在那里又怕被我军查出来，就逃到了国民党盘踞的长春，在那里靠赶大车度日。1947年杨清海到沈阳去找国民党当局联系，想谋个一官半职。这时东北境内的土匪已经被肃清，杨清海这条走狗在国民党眼里已经毫无用处，就随便给他一个很低贱的差事。杨清海感到受了侮辱，与他们顶撞起来，结果被安上罪名，投入监狱，直到东北解放才出来。沈阳解放后，他又逃到辽中县，冒充雇农成分落户，还分了地。1950年他又来到沈阳，以作小买卖为掩护。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终于被群众揭发出来。1951年3月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不久在沈阳被枪决。[7]

合江军区的剿匪工作，在短短三个月内取得重大胜利。土匪的“四大旗杆”被拔掉三个。大股的土匪基本上被扫荡，只剩下零星的散匪等待进一步清查捕捉。多少年治不了的土匪，在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前，被降伏了。回顾这场斗争，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1947年4月在给民主联军总部谭政主任的报告中说：“自去年9月贺晋年同志来合江后，根据当时情况，坚决执行了穷追的方针，亲自率领部队艰苦作战，首先提出捉最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等动员口号。采取突破一点，取得典型经验，推动全局的领导方式，这一方针的坚决执行，对合江剿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林彪对合江剿匪评价很高，1947年4月19日他在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作报告，在谈到战斗作风问题时说：“大兵团作战不比游击队，要准备吃苦。有时在战斗中，敌人已被打垮了，由于前进与攻击，我们的队伍已很疲劳，但是如果不能忍耐一下，不能跟踪追击，那么敌人就跑掉了。这种关头，忍一下苦是非常必要的。过去红军过泸定桥，一天一晚下着大雨在泥泞中走200余里路，一面走路，一面瞌睡，一面作梦，要桥不要命。要知道敌人虽然先走了几个钟头，但是可以追上的。因为有很多偶然的机会，如敌人要吃饭、住下、休息等，这样使我们可以追上。敌人越多越好追，追击的时候不要失望。贺晋年同志追土匪追得很好，累是累不死很多人的，要舍得追。”[8]

消灭李华堂后，部队陆续回到驻地，过了一个好年。春节过后，剿匪工作再次展开。这次又不同以往，大规模的战斗没有了，需要的是深入细致地搜寻隐藏的零散土匪，这就不仅需要勇敢，还要有些智慧，特别要注重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在这方面，松江军区总结了一套经验，要点是：

一、大力开展群众性的肃清土匪运动。要在群众中宣传我党的政策，揭破谣言，打消顾虑，团结和动员一切可以使用和利用的社会力量，造成群众性的规劝运动和报告匪情。这样才能迫使散匪缴枪悔过。

二、正确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顽抗者严，归顺者宽，分别对待的政策。严禁吊打等错误作法。在剿匪初期，曾有错误的吊打追枪行为。经验证明，越吊打土匪越顽抗，我们就越脱群离众。有人反映：“你们不打人，我早投过来了。就怕交一支枪要两支，交这要那，没有就打，那可受不了。”吊打多是为枪，所以必须明确：人重于枪，政策重于人枪。捉匪缴枪，要靠思想争取。

三、对顽抗的匪首，有重点地坚决捕捉。必须显示武装的威力，你不投降就捉你归案法办。这样才能分化土匪，促使其动摇投降。捉得越坚决，自动悔过投降的就越多。

四、与重点捕匪相结合，开展广泛的登记、交枪、悔过运动。

五、召开群众会、房东会、土匪家属会宣传政策，以实际行动帮助群众劳动，使群众大受感动，或向我方提供土匪情况，或规劝土匪回家。这样可以得到建立群众基础，安定地方形势的双重收获。[9]

各军区之间的经验互相学习，取长补短，1947年的剿匪工作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春节过后，贺晋年组织合江军区部队，对“四大旗杆”中的最后一个匪首——孙荣久进行清剿。

孙荣久，又名孙访友，外号孙快腿。17岁开始当土匪，枪法准，武功好。原在张雨新匪帮中效力，抗战结束后孙景宇来合江工作，孙荣久与他有亲戚关系，被委任为自治军司令，队伍扩充到千余人马。他暗中又接受了张雨新加封的国民党中将军长的头衔，脚踩两只船，随时准备叛变。1945年底，上级命令他的队伍开往鸡西，他认为这是共产党调虎离山。12月11日，他的队伍到达林口时，孙荣久突然叛变，杀害我随军干部，进攻勃利县城。以后他与张雨新等配合，流窜于勃利、桦南一带。1946年上半年我军曾在青龙山、双河与孙匪几次战斗，孙荣久曾被俘，又跑掉了。他的主要力量是百余人的马队，在我军连续打击下，他的人马越来越少。1947年1月，我359旅骑兵团在勃利、桦南县大队配合下，对孙荣久匪帮进行连续六个昼夜的穷追猛打，将其大部歼灭。孙荣久只带少数人逃进桦南县深山密林中。

这时，土匪们知道“四大旗杆”倒了三个，心里都动摇起来。孙荣久用大棒子打死两个随从，也是无济于事。最后他只带了贴身副官彭治斌，逃到一个叫神仙洞的秘密地点隐藏起来。孙荣久得意地说：“这个地方没几个人知道，又有吃喝，咱爷们好好睡几天，过神仙日子。他民主联军有天大本事，这么大的林子，冰天雪地，他们总不能在深山里蹲一个冬天。我们在神仙洞里吃饱喝足，把他们冻得两腿打颤，到时候又是咱们的天下。”

孙荣久像狗熊冬眠一样在洞里蹲了两个月，粮食吃完了，他们只好出洞往别的地方转移。当他们走到一个村口时，当地妇女看这两个家伙满脸胡子，衣服破烂，不像好人，就上前盘问。孙荣久见事不好，扭头就跑，躲进了马家街北30里的猴石山中。桦南县大队得到情报，立即组织人马上山搜查。3月26日，赖庆桐指导员带领20多名战士，分两路上了猴石山。这山不算高，但树木茂密，雪深过膝。大家在行进中发现了脚印，跟踪追击一里多路，在山腰炭窑旁发现一个小木房。现在不是烧炭季节，却有锅灰和泼水的痕迹，说明里面有人。赖指导员立刻警觉起来，派两个战士绕到房顶上，用刺刀戳开顶棚。孙荣久在里面沉不住气了，往外不停打枪。赖指导员大喊：“二排上来，抓活的！”同时虚张声势吓唬土匪，又扔出一排手榴弹，炸塌一面墙。孙荣久自知难逃，便停止打枪，和副官走出木房，束手就擒。4月1日在勃利县举行万人公审大会，枪毙了孙荣久。至此，为害多年的“四大旗杆”，全部拔掉了。

在北满剿匪斗争中，合江军区的指战员战绩显赫，作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四个军区——牡丹江、松江、龙江、嫩江军区在剿匪过程中也都取得了不少胜利，涌现了许多战斗英雄和动人事迹。许多人都读过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曾使我们激动不已。“智取威虎山”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现代京剧，家喻户晓。杨子荣确有其人，而“智取威虎山”则是经过文学渲染的故事。

杨子荣是山东牟平县人，1945年参加八路军。在山东部队进军东北时，他是田松支队的战士，较早到达北满。后来他在牡丹江军区2团3营任侦察排长，参加剿匪战斗。1946年春，李荆璞司令员率牡丹江军区主力在海林杏树村包围了许大虎匪帮。在即将发起攻击时，杨子荣突然听见村里有小孩妇女的哭叫声。为了避免无辜百姓的伤亡，杨子荣主动要求进村劝降。他挑着一块白毛巾被土匪带到村里，向土匪们申明我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政策，劝土匪们为村里的家人着想，不要顽抗到底。许大虎气势汹汹，想杀杨子荣。另一匪首郭富春是本村人，不愿意全村老少陪着许大虎完蛋，表示愿意投降。许大虎处于孤立，在村里百姓和匪兵们的吵闹要求下，只得同意投降。这样，杨子荣凭着他的勇气和智慧，说降了400多土匪，缴获了一大批步枪、机枪，立了大功。

1947年1月的一天，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接到土匪“座山雕”派人送来的恐吓信，信中要10袋白面、20件棉衣，限期送到指定地点，否则就要来村子烧杀。“座山雕”的真名叫张乐山，当时有70岁，是个作恶多端、阴险狡诈的匪首。他打着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2支队司令”的旗号，在海林一带偷袭我军、残害百姓。合江“四大旗杆”垮台后，他带少数残匪躲进海林县北夹皮沟的深山老林中，潜伏起来。这次摸到“座山雕”的踪迹，团首长决定派杨子荣带领孙大德等五名战士前去侦察。

杨子荣一行化装成被打散的土匪，来到夹皮沟的蛤蟆塘。在那里发现了一群伐木工人，实际上是“座山雕”的部下。杨子荣、孙大德上前用土匪黑话与他们打招呼，骗取了土匪小头目的信任。“座山雕”听了报告，又派一个土匪连长来找杨子荣接头，用黑话考验一番。杨子荣镇定自如，土匪不再怀疑，第二天来请杨子荣等进山。在雪深没膝的原始森林中，他们跟着土匪沿着山中小路艰难地走了几十里，终于来到“座山雕”匪帮隐藏的窝棚。杨子荣命令几个同志把住门口，自己与孙大德闯进窝棚，用枪逼住“座山雕”，喝令他投降。土匪们以为是黑吃黑，也没反抗就缴了枪。当“座山雕”等25人被捆绑着押到海林镇，才明白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座山雕”病死在牡丹江监狱里。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刊登杨子荣活捉惯匪“座山雕”的消息，给予高度评价。此后，杨子荣在夹皮沟一带继续搜寻土匪。2月23日，他在夹皮沟的闹子沟里发现土匪郑云炮等隐藏的窝棚。当时天色将明，杨子荣乘土匪酣睡未醒，上前一脚踢开窝棚木门，喝令土匪投降。谁知有一个土匪没睡着，他抄起身边的步枪就往门外开了一枪，正打中杨子荣。杨子荣缓缓地倒下去，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义愤填膺，一拥而上，将顽抗的郑云炮等几名土匪统统消灭了。杨子荣的遗体被抬回海林县城，牡丹江军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将杨子荣和其他在剿匪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战士们一同葬在海林县东山坡上。高大的纪念碑上刻着英雄的名字，碑的两边摆满花圈，几千海林百姓和2团干部战士含着眼泪，为杨子荣致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等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直到今天，人民还都记得这位传奇般的英雄。

土匪是乱世的产物。当我党在东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并且得到人民大众真心的拥护，土匪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在东北局《七七决议》的正确方针指引下，1946年下半年我军对北满土匪的穷追猛打，消灭了大股的土匪武装。随着上万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在乡村中开展清算地主恶霸斗争和土地改革，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形势越来越好。1947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从我军主力与地方武装相结合的军事进剿，转变为群众性的剿匪运动。东北局1947年4月给中共中央的剿匪工作报告中，介绍了依靠群众肃清土匪的经验：

彻底肃清土匪的基本办法是发动群众，在真正群众深入的发动起来以后，土匪便无藏身之所。东北在分地斗争中采取了以下具体办法：

1．在基本群众和地主坏人撕破脸进行斗争，得到经济利益后，即开展群众性的‘起枪’斗争，变地主坏人的武装为基本群众的武装，这是最尖锐的斗争。根据松江一个省的统计，除剿匪战争的缴获外，在群众运动中，群众共起出地主及特务散匪隐藏起来的枪支共8 300余支（计哈东3 600支、哈北3 500支、哈南1 200支），其中有机枪67挺。

2．用群众工作摧毁匪窝（根据地）、匪溜子（即行动路线）。各地先调查本地区内之匪窝和匪溜子所在地，组织工作团配合清算武装，展开匪窝、匪溜区的群众工作。经过调查，启发群众的觉悟对窝主和溜主（变为地主）进行斗争。把这些地方的真正工农积极分子组织和武装起来，配合派去的武装搜剿散匪。建立炮楼固守，使土匪以后无法进去，无法得到粮食、情报的供给，成为完全失掉依托的走投无路的状态。

3．组织人民武装防匪自卫的联防运动。我们已经有了群众工作的地区，在防匪保家的口号下，依照几个村区的具体条件组织联防指挥部，设立通讯组织。在几个较大的联防区内，以一较强的机动部队打击人民武装吃不下的土匪大队，遇有土匪即彼此联合进攻，击败后大家搜山捉散匪。联防村内修筑一两个坚固炮楼或房舍作为大土匪到来时之防御堡垒，以免人民武装和地方干部受损失。遇土匪攻击则飞报，机动部队增援或固守抵抗。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到1947年4月，北满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多少年和多少朝代解决不了的匪患，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剿匪战绩如下：

主要作战1 303次，毙匪12 539名，伤匪18 568名，俘匪36 601名，降匪11 782名。

缴获步、马枪51 835支，轻机枪1 129挺，重机枪301挺，短枪2 807支，掷弹筒414个，迫击炮261门，山炮32门，野炮15门，平射炮34门，小炮18门，马6 009匹，汽车134辆。[10]

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执行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的第一步，我军在东北站住了脚，有了可靠的家，为下一步与国民党反动派角逐东北的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　《群众》1947年第13期。

[3]　贺晋年：《深山剿匪记》，《辽沈决战》下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4]　《东北日报》1946年12月14日。

[5]　《东北日报》1946年12月6日。

[6]　贺晋年：《深山剿匪记》，《辽沈决战》下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7]　王元年等著：《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第6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8]　参见《林彪军事论文资料》。

[9]　参见松江军区司令部1953年9月《松江地区解放战争中剿匪概要综合总结》。

[10]　1947年4月10日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报告》，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第21章　夜幕下的哈尔滨

光复后的哈尔滨——陈云到北满——李兆麟将军被刺杀——夺回哈尔滨——为民除害——粉碎姜鹏飞暴动——“活佛”李明信受审记

与北满地区剿匪的同时，在我方控制的大中城市里，与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的斗争，也在激烈进行。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北满最大的城市哈尔滨。

当年的哈尔滨，是一座繁华而又混乱、复杂的城市。它位于中长、中东铁路的交汇处，松花江从城北缓缓流过。它是通向苏联和连接北满的重要门户，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多年来哈尔滨处于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轮流控制下，发展成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城市。19世纪末，沙俄势力开始进入哈尔滨，十月革命后，大批沙俄贵族、资本家、地主和白匪军官逃到这里聚居，把哈尔滨变成帝国主义分子享乐的天堂和国际间谍活动的场所。他们在城里建起了教堂、饭店、商行、公司、旅馆，一座座俄罗斯风格的建筑使你感到如同身处异国他乡。所以哈尔滨有“东北小巴黎”之称，与沈阳、长春等城市有明显的不同。“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这里经营，把哈尔滨变成了繁华而又混乱的城市。日本投降时，哈尔滨有居民76万人，其中有26个不同国籍的侨民10多万人，当然最多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战后动乱期间大批日伪残余和地主恶霸逃到这里，加上原有的军政警宪官吏多达8 000余户。这个城市藏污纳垢，有50多座外国教堂、250多处反动会道门活动场所、大烟馆120多处、高级西式舞厅10多个、坐窑妓女2 000多人。全市旅馆、客栈多半带有公寓性质，三教九流混居其中，成为投机走私、特务土匪聚散的巢穴。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第一批空降部队于8月17日占领哈尔滨机场，19日苏军进驻哈尔滨，占领了这座北满最大的城市。东北抗日联军的干部随苏军进入东北各大城市，当年的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来到哈尔滨，成为最早进入这里的中共党员。李兆麟又名张寿篯，辽宁辽阳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入党。以后他到北满组织抗日游击队，担任过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抗联第3路军总指挥。他与日军进行过多次战斗，在形势最艰难的时期，他带领队伍远征转移，写下了著名的《露营之歌》。后来他率部撤到苏联，与周保中将军会合，保存力量，等待时机。1945年8月他回到哈尔滨，被苏方任命为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副司令。他积极开展工作，联络抗联和东北地下党同志，当获悉中央来的干部在沈阳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消息后，他立即派两位同志去沈阳接关系。这两位同志见到了彭真和陈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之后，陈云要他们向李兆麟转达东北局指示，做好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接收政权和收集物资四项工作。并告诉他们：东北局马上派干部到哈尔滨开辟北满的工作。

1945年10月中旬，东北局派钟子云等10多名干部来到哈尔滨。建立了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钟子云任书记。李兆麟的公开身份是苏方任命的滨江省副省长，钟、李二人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地上，积极活动起来。他们控制了当地的保安总队，发展起3 000人的队伍。随后，关内来的干部陆续到达，分散到周围各县去开展工作，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像火种一样撒向各地，抢在国民党前面站住了脚。

1945年11月16日，陈云来到哈尔滨，他秘密地住进了一所小小的“大和旅馆”，在这里开始领导北满斗争。根据东北局指示，成立了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撤销滨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松江省工作委员会，张秀山任书记。还成立了中共哈尔滨市委，钟子云任书记，李兆麟为常委。从此，北满的工作走上了正轨。

此时，国民党也开始了抢夺北满的活动。隐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跳出来公开活动，网罗伪满官吏、军警，组织地下军，配合国民党占领东北。当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长春后，苏方对我党立刻变了脸，向中共东北局下了驱逐令，在赶东北局机关出沈阳的同时，于11月17日要求我党、军机关退出哈尔滨。11月20日又下了“最后通牒”，限我方于三天之内撤走，违者解除武装。在交涉无效的情况下，陈云召集张秀山、钟子云、李兆麟等同志开会，决定暂时撤出哈尔滨。11月22日夜，北满分局机关有秩序地撤到离哈尔滨一百里地的宾县，在那里安营扎寨。

一个月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得意洋洋地从天而降，先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12月26日，国民党委任的哈尔滨市长杨绰庵一行20多人从长春来到哈尔滨，住进了道里区的“荣屋旅馆”。当时我党在哈尔滨公开活动的只有李兆麟一人，为了避免冲突，李兆麟辞去了松江省副省长的职务，仅保留了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之职。但是李兆麟仍然可以到处活动，出席政府和社会团体的集会。他在这里享有很高的声誉，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忌恨。特务机关几次图谋暗害李兆麟，均未得手。但在1946年3月9日这天，他们终于向李兆麟下了毒手。

李兆麟在与杨绰庵打交道时，认识了他的女秘书孙格龄。孙格龄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白俄。她长得端庄漂亮，性格乖巧。因为能说流利的俄语，便经常出入中苏友协。她在李兆麟面前经常说些进步的话，博得李的好感。当时李兆麟想把她发展成我方的内线，所以同她来往比较密切。谁知孙格龄是化装成美女的毒蛇，她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指令，参与杀害李兆麟的阴谋。

在3月8日的一次集会上，李兆麟刚讲完话，孙格龄就来找他，说有关于选举国大代表的情况向他报告，约他第二天下午去水道街9号孙家见面。李兆麟当即答应，第二天如约前来。这里是一座小楼，距中苏友协很近，所以李兆麟也没乘车，单身步行来了。其实这里并不是孙格龄的家，而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窝点。3个国民党匪徒早已埋伏在这里等待。李兆麟一到，孙格龄便笑容满面地迎出来，将他引到二楼客厅坐下，端上一杯下了毒药的茶水。李兆麟喝了一口，感觉不对味。孙格龄借口换茶，走出客厅，发出动手信号。三个特务手持短刀，闯进客厅，穷凶极恶地向李兆麟扑来。李兆麟没有防备，只身搏斗，终因手无寸铁，被凶手连刺七刀，倒在血泊之中。这位抗日英雄就这样惨遭国民党匪徒杀害，时年36岁。凶手们和孙格龄害怕被人发觉，来不及转移尸体，就锁上门匆匆逃去。

李兆麟的司机在中苏友协不见李兆麟回来，看到他留在办公桌上的条子，找到水道街9号，见大门紧锁，心里生疑。转去报告市委书记钟子云。钟子云一面派人寻找，一面向苏军司令部报告。当天夜里苏军就包围了水道街9号，第一次搜查没有发现情况。第二天市公安局来搜索，其中有我方地下人员马亮。马亮仔细检查楼内每个角落，终于在楼内一间锁着门的房间床下，发现了李兆麟的遗体。

李兆麟被害在哈尔滨引起轰动，国民党当局为了混淆视听，造谣说李兆麟与孙格龄有暧昧关系，死于私人报复，企图把政治谋杀歪曲成桃色案件。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一套鬼话，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3月16日头版头条公布了李兆麟被国民党匪徒谋杀的消息，并发表了周保中等抗联将领要求严惩凶手的通电声明。哈尔滨各界人士对李兆麟表示沉痛的哀悼。在此之前还对国民党当局抱有幻想的群众，通过这个惨案看透了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国民党特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不死心，扬言要在李兆麟追悼大会上扔炸弹。我方针锋相对，将部队调到哈尔滨周围，放风要在城里武装游行。这一下把杨绰庵等官僚吓坏了，央求苏军保护。苏军答应加强警戒，保证大会安全。我方决定派100名战士进城加强保卫，其余部队原地待命。

1946年3月24日，哈尔滨全城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之中。上午10时，李兆麟将军追悼大会在今兆麟公园隆重举行。中苏友协总负责人报告李兆麟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抗联将领冯仲云致词，高度评价李兆麟战斗的一生，对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怀念。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东北的和平民主奋斗到底。会后几万群众跟在棺木后边游行，为李兆麟送葬。苏军荷枪实弹，沿路站岗，国民党特务受到震慑，不敢轻举妄动。在沈阳和其他城市，我党也组织了各种集会悼唁李兆麟，广泛教育群众认清国民党的真面目。[1]

国民党在哈尔滨没过几天太平日子，形势起了变化。4月下旬，苏军陆续回国，夺取哈尔滨的时机成熟了。根据东北局的部署，要求北满分局迅速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在苏军撤退时一举夺取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两座大城市。陈云和北满军区司令高岗调集部队，准备夺取哈尔滨。

在4月初，359旅和松江其他部队1万多人，就悄悄从各县进驻到哈尔滨郊区。陈云指示成立临时指挥部，由北满军区参谋长李天佑任指挥，359旅刘转连旅长为副指挥。哈尔滨10个区，我军进驻了7个区。只有市中心的南岗、道里、道外3个区因苏军尚未完全撤走，暂时没有进去。为了和平占领哈尔滨，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我方是先文后武。4月23日在北满分局所在地宾县召开了松江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以冯仲云为省长的松江人民政府。并通过决议案，请求人民自卫军进驻哈尔滨，维护市民生命财产。这等于是明白告诉国民党当局：你们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趁早滚出哈尔滨。

眼见苏军一天天撤离，我人民自卫军兵临城下，城里的国民党接收大员、特务和伪满军警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那些曾经猖狂活动的“地下军”、“保安队”的头目自知罪行累累，纷纷换上便衣隐藏起来，有门路的则溜之大吉，逃往外地。国民党市长杨绰庵急得团团转，临时抱佛脚地打电话给中苏友协负责人郭霁云说：“郭先生，我十分焦急，哈尔滨政权不稳，我们只有百八十条枪，苏联红军一走，你们的人进来，我们不得被俘虏吗？麻烦你替我找一下钟子云先生。”郭霁云冷冷地回答：“我管不着你们这些事，欢送苏军我还忙不过来呢，谁叫国民党特务把李兆麟将军杀了！不然，你找他不就可以了？”杨绰庵被噎得哑口无言，这时哈市各界代表130多人又联名致电东北民主联军，要求部队迅速进驻哈尔滨“以维治安，而慰民望”。杨绰庵等眼看大势已去，也就三十六计走为上，打点行装，于4月27日随最后一批苏军离开哈尔滨，绕道海参崴，乘船经上海回南京去了。

就在国民党市政府作鸟兽散的同时，陈云、高岗、李天佑从宾县来到哈尔滨郊区，4月27日召集各部队干部会议，部署进军哈尔滨。陈云在会上指示：我们这次行动要搞得很巧妙，重点是解除旧警察的武装。对这些旧警察是早搞还是迟搞、文搞还是武搞？我主张早搞，力求文搞，要将各警察分局的枪集中起来。各政府机构由卫戍司令部负责公开接收，但是重点要解决暗藏的敌人，把地下军全部搞光。如果土匪和特务向外逃，各地驻军要集中汽车等交通工具，消灭敌人。要从各县选忠实勇敢的群众来哈市，作建立新警察队伍的基础。接管哈市后，公安局归市政府指挥，肃清匪特反动武装归卫戍司令部指挥。高岗也在会议上讲话，要求准备50辆卡车，359旅抽出1 000人的精干部队准备追击敌人。卫戍司令部负责统一解除旧警察武装，把物资仓库接收保管好，各部队不要擅自行动，解除武装要经陈云批准。[2]

部署已定，4月28日凌晨最后一列苏军火车刚刚离开哈尔滨，我军各路人马即有组织地分头进入市区，占据了市府机关和各重要地点。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对哈尔滨的接收。天亮后，市民们纷纷走上街头，看看这个新的变化。从这天起，哈尔滨成了我军在全国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解放战争过程中解放区唯一的大城市。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哈尔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后话。

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从长春迁到哈尔滨。由于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在四平保卫战结束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我军主力撤过了松花江，林彪估计哈尔滨不一定能守住，准备在国民党军队越过松花江后，便放弃哈尔滨到北满农村去打游击。杜聿明的部队此时也是筋疲力尽，占的城市越多，兵力就越分散，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向哈尔滨进攻。从6月起，国共双方再次停战，都要有一段喘息休整的时间。哈尔滨的形势趋于缓和。

但是，暗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伪满残余、恶霸土匪以为国民党军队很快会打过来，蠢蠢欲动，他们四处串联、招兵买马，企图制造反革命暴动，里应外合颠覆民主政权，把北满重新变成他们的天下。为了稳定后方，保卫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根据地，东北局指示加强锄奸、反特和肃清土匪恶霸的工作。

哈尔滨市委坚决贯彻执行了东北局的指示，很快搜捕了一批伪满汉奸和恶霸地主。7月11日，在市内召开十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处决大汉奸、恶霸姚锡九和李九鹏。

姚锡九是张作霖时代靠当把头、开烟馆起家的。当年他为俄国人修建松花江堤坝时，残酷虐待工人，造成20多人累病而死。他靠吸榨工人血汗承包工程暴富后，又开大烟馆牟取利润。他在哈尔滨有大量房产，租房的住户多达150余家。姚锡九任意涨价，房租从原来的30元一间涨到100多元。民主联军来了他不敢再涨价，就敲诈房客，向每家借钱。姚锡九投靠日本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经常奸污和霸占良家妇女，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李九鹏是反动会道门“家理教”的会长，在日本宪兵队支持下，他开了全城最大的赌场。采用欺骗手法引诱大批关内来的单身劳工赌博，甚至在车站、旅馆等地布置地痞流氓强拉过路行人参加赌博。因赌博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仅在赌场附近自杀者就有百人之多。而李九鹏将所获利润与日本人对半平分，虽然罪行累累却一直逍遥法外。这两个大恶霸为哈尔滨人民深恶痛绝，我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的举报下，迅速逮捕姚、李二人，抄没财产，举行公审。

听说公审姚、李的消息，群众奔走相告。11日一早，会场的操场上就挤满了人，把主席台四周都围住了。会场外的围墙上、树上、土岗子上也站满了人，远远地观望。为了让大家都看到公审的情况，临时在台上搭的席棚又被拆掉了。姚、李二人被押上台后，会场上顿时响起震天怒吼：“有冤申冤，有仇报仇！”“枪毙姚锡九、李九鹏！”受迫害的群众代表一个个走上台，血泪控诉这两个恶霸的罪行。一致要求民主政府枪毙姚、李，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血恨。最后松江省主席冯仲云讲话，他说：省府接到关于姚、李二逆杀害群众的案件，有据可查的就有68件。其他勾结日伪危害国家、杀害抗日志士的案件不可胜数。民主政府为了除暴安良，接受大会意见，判处姚、李二凶极刑！全场掌声雷动，表示拥护。当这两个恶霸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后，群众还纷纷围观，嘴里不住地说：“痛快，痛快！”“几十年的恶霸也是有今日！”“民主政府真是为人民的！”“只有共产党才为民除害！”这次大会，使民主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大增。广大群众纷纷起来检举揭发隐藏的汉奸恶霸，将锄奸反霸斗争迅速推向深入。[3]

1946年夏季是哈尔滨最不平静的日子，我们的公安保卫人员与暗藏的国民党地下武装展开了一场隐蔽的斗争。关键的一战是捕获罪大恶极的国民党地下军头目姜鹏飞。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原为东北军团长。“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曾任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部副（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和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曾指挥伪军对我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过灭绝人性的大扫荡，犯下严重罪行。1945年抗战结束前，他看风使舵，与国民党政府拉上关系，被蒋介石委任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委任他为新编第27军军长，命令他火速出关，收容伪军，为国民党接收东北打前站。当时杜聿明正指挥国民党军队陆续北上，姜鹏飞的部队就驻扎在秦皇岛，杜聿明在锦州召见姜鹏飞，要他担当扰乱后方和占领哈尔滨的任务。姜鹏飞认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卖力地干起来。他的号称“铁石部队”的伪军先行出动，于1946年1月被空运到长春，随后分散到四平、九台、哈尔滨、齐齐哈尔一带。在长春、四平的负责保卫国民党接收大员，在哈、齐的则四处活动，收罗土匪和日本军人。姜鹏飞利用乡亲、朋友、旧幕僚、家理教等关系，将北满的十几股土匪编成16个师，谢文东、李华堂都在收编加委之列。这个汉奸依靠他对东北情况的熟悉，为国民党当局占据东北出了大力。然而“好景”不长，1946年4月，我军攻占长春。“铁石部队”大部被俘，一些残余又在四平、九台被歼灭。姜鹏飞的老本钱几乎输光，只好到哈尔滨潜伏起来，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1946年5月四平之战后，姜鹏飞预料国民党军会很快越过松花江，进攻哈尔滨，又积极活动起来。5月30日，他在牡丹江写了一封信，派人送交杜聿明转蒋介石。信中说他率27军司令部全体人员“化装潜入东北地下工作，本年1月末已进出‘奸党’后方之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地，从事劝诱分化组织工作……彼时武器及战斗之悬殊，不得不暂伏山野，养精蓄锐，以期再战。……5月中旬以来，相继占领东宁、宁安、宝清、勃利、林口、穆棱、牡丹江、通河、延寿、方正各要地，今后更拟分取佳木斯、哈尔滨，以遮断‘奸党’退路”。他在信中请求国民党当局派飞机袭扰佳木斯、哈尔滨上空，并给他空投一部电台，以便联络。但是国民党方面没有反应，可能根本没有收到他的信。

姜鹏飞不见回音，便于7月初派王永学到长春与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联系。王永学乘船过江，到德惠见到新1军长官。人家没时间管他的事，打发他到长春去报告。王永学又到了长春，向长官部呈上公文。当时杜聿明不在长春，接待他的是长官部参议黄永安。黄永安态度傲慢，打着官腔问：“你们在敌后工作吗？”王答：“是。”问：“你们军队现在实力人员数有多少？”答：“计有32 000余名。”问：“枪支完全佩带吗？”答：“完全佩带整齐。”问：“队内有日军吗？”答：“有7 000余名。”问：“最高指挥官是谁呢？”答：“村上太郎指挥官。”问：“什么级别？”答：“大概大佐。”黄永安说：“你们的公文全是5月的，已经过去的可以不报。”王申辩说：“因为敌后工作，所以经过的情形不能不报。”黄又问：“你想会见谁呢？”答：“杜长官。”黄永安不再问，让王永学带着公文到沈阳去见杜聿明。从谈话口气看，黄永学并不相信姜鹏飞。如果姜鹏飞有那么多兵力，北满早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了。所以他没有派专人陪伴，也没有通知沈阳方面接待。王永学仍然是自己掏钱坐火车，自己掏钱住旅馆。当他终于见到杜长官时，杜问他：“你来的时候到长春长官部了吗？”答：“到了。”问：“会见谁了？”答：“见黄总参议，面示职赴沈见长官。”杜问他姜鹏飞的情况，王永学把对黄永安报告的内容又重复了一遍。杜让王回长春办理手续，指示王要保存实力，等“国军”进入哈尔滨时协同作战。王永学得了杜聿明的话，就又回到长春。

当王永学再次见到黄永安时，黄的态度依然是官腔十足。他问王：“你又将公文携来啦？”王永学恭恭敬敬呈上公文，将杜聿明的话重述一遍。黄永安冷冷地说：“文件需要很长时间办理完了，你暂在长春等待吧。”王永学一听就急了，他跑来跑去没得到国民党一分钱犒赏，盘缠都快花光了。于是他乞求黄永安：“因旅费不足，请长官快一点办才好。黄总参议能否暂借旅费？”黄说：“给你联络看一看，你回去等待吧。”此后王永学每天到长官部打听，管事的人说等郑洞国副长官批完了，转总参阅稿，然后再经秘书室、传达室、收发室才能发下来。王永学从7月16日等到25日，这场公文旅行才结束了。王永学拿着郑洞国的批文和黄永安给他的2 000元路费，乘夜色偷渡过松花江，返回哈尔滨向姜鹏飞报告。[4]

姜鹏飞急切地打开公文一看，郑洞国的批示是：“陆军新编第27军呈报长官部批准由，查该部队敌后工作，暂在敌后保护部队势力，国军接近哈尔滨时，协助国军加入一起作战，消灭敌方之势力。关于请求飞机及无线电一件，候长官谈判相当结果时，向哈市广播，希该部收听人员注意为荷。遵照周知。”

得到上司指示，姜鹏飞兴奋不已，好像北满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天下。他马上派人四处联络土匪，准备暴动。他还起草了《招抚日本武装同志文》，文中说“东北日本战士，多数避入森林，匿居山岳，无国可回，无家可归，孰无父母，谁无妻子，衣不蔽体，食不得饱，渴无汤水，病无医药，殊可怜又可恼。现在我国中央政府，收编日本武装数在十万人以上，待遇平等，人所共知，事属确实。本军长受命国府，带军先到东北各地，点编旧有各部队，使勿散漫。并招抚日本武装同志，勿使流离。”当时姜鹏飞在哈尔滨招收了1 000多日本旧军人，还在其他地区收编了不少日军人员，让他们待机暴动。

王永学回来时带了国民党新1军军长的口信，说新1军准备在8月8日进攻哈尔滨。姜鹏飞马上与长春长官部联系，请求空投火箭炮。他派人在哈尔滨到处转来转去，调查我方的银行、粮库、军火库、车队、加油站和物资集中地点，还侦察我方军政首长的住所，准备血洗哈尔滨。当他紧张行动时，松花江对岸却没有任何动静。新1军的行动显然推迟了。但是姜鹏飞等不得，他考虑山林中的土匪队伍，目前既无衣服，又无经费，子弹也将用尽。眼下秋收已到，青纱帐一倒，就没有地方躲藏了。所以必须尽快打进哈尔滨，即使不能持久，也能解决冬季给养问题。他一咬牙，决定不等国民党大军，自己单干。

姜鹏飞将暴动的日子定在1946年8月28日，他起草命令，要各路土匪向哈尔滨附近集结。马喜山部向阿城，左建堂、李华堂、谢文东部向宾县。在哈尔滨市内他联络国民党特务、“金线九宫道”的“活佛”李明信，要他率领教徒暴动。他派亲信姜凤鸣联络日本军官佐佐木义三，要他们赶制伪27军胸章，一起参加暴动。姜鹏飞上蹿下跳，志在必得，他甚至狂妄地印好了攻占哈尔滨后的两个布告。第一号布告是：“兹派突击队之一部，于8月28日早捕灭哈市顽敌，解除其武装，同时派警备部队一个师入城。除分得有产者之财产，照数归还原主外，其擅自逮捕人民，谬称为汉奸走狗及特务与思想不良等恶弊皆废除之。既往不咎，严察将来。”第二号布告是为了“剿灭共匪，肃清八路”，宣布在哈尔滨市实行戒严。看他的口气，俨然是哈尔滨的新主宰了。

姜鹏飞毕竟是军人出身，行事比土匪要周全。他明白如果没有人在共产党内部作策应，他的暴动是无法成功的。所以他千方百计找关系，对我方干部搞策反。几次狡猾地逃脱我军追捕的姜鹏飞，终于露出了马脚。

我军攻取长春后就一直在寻找姜鹏飞的下落。当时有人说他被打死了，但不久就得到情报，姜鹏飞这个幽灵在哈尔滨游荡。他行踪诡秘，很难捕捉到线索，只知道他化装成做生意的老板到处活动。实际上姜鹏飞经常来哈尔滨，他的活动据点就是天泰客栈。

姜鹏飞要搞武装，手头急需经费。天泰客栈老板说他有一个连襟姓佟，在民主联军某后勤部当科长。姜鹏飞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关系，要老板设法把佟科长争取过来。佟科长得知是姜鹏飞拉他，就向上级作了汇报。为了摸清姜鹏飞的底细，组织上派佟科长打入敌人内部，直接去见姜鹏飞。姜鹏飞急着要钱，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的底牌亮了出来，吹嘘他的27军已经收编了16个师。并把蒋介石的委任状拿给佟科长看，以示他不是杂牌土匪。佟科长假意说：“小弟虽有心追随左右，但恐力不从心，难以完成大任，还望军座栽培。”姜鹏飞当即委任佟科长为他的“军械处长”，要他搜集情报，筹措经费，还要再拉些人过来，最好是抗联干部。我方了解姜鹏飞的意图，决定将计就计，派侦察队长扮演一个“失意团长”，和佟科长一起再去找姜鹏飞。为了让姜鹏飞露面，佟科长告诉姜的眼线：这位团长马上要调往乡下，要见就得快见。姜鹏飞当天回话，约他们晚上在天泰客栈会面。姜的巢穴被我们找到了。

我方掌握了姜鹏飞的暴动计划，决定利用在天泰客栈会面的机会活捉姜鹏飞及其同党。8月24日晚上，佟科长和化装的“团长”如约来到客栈，外面已经布置了公安人员，化装成小贩和行人。事先约定：如果姜鹏飞在场，就打手势为号，我们的人进去抓人。由于情况没搞清楚，听姜鹏飞手下的人说派汽车去接姜了。佟科长和“团长”上楼后，大家便包围了客栈。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没有经验，见一辆汽车停下，就以为姜鹏飞到了，一拥而上要抓人。幸好里面的侦察员出来制止，没有惊动楼上的人。执行任务的负责人没见到姜鹏飞，以为自己暴露了，没完成任务便撤走了。其实姜鹏飞就躲在楼上的一间房子里，让他的亲信与“团长”先谈，进行试探。“团长”和佟科长沉着应付，没露半点破绽。姜鹏飞偷听了一阵，放心地走出来对“团长”说：“好啊，团长，一言为定，你把队伍拉出来。”他们约定第二天仍在这里见面，然后再去光复饭店吃饭，正式发给委任状，商量暴动的具体事宜。

佟科长向上级领导汇报后，我方重新制定了逮捕计划，调换了一些有经验的公安人员执行任务。8月25日傍晚，我方公安人员来到光复饭店，在那里吃饭等候。不一会儿，姜鹏飞一行果然来了。他们走进包间，大吃大喝起来。酒过数巡，姜鹏飞高兴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诸位立功的时候到了。”大家都向姜祝酒，连夸带捧。姜当场宣传委任“团长”为师长，佟科长为军械处长。接着又是一番干杯祝贺。就在姜鹏飞得意忘形的时候，我公安人员一齐闯进来，姜鹏飞和参加聚会的匪首全部就擒。佟科长和“团长”为了不暴露身份，故意对公安人员说：“我们是后勤部的，在这里谈生意，犯什么法了？”也陪着姜鹏飞一起被押上汽车，送进监狱。随后，我公安人员又前往天泰客栈，将残余的匪徒一网打尽。姜鹏飞的参谋长张东坡有事外出，一时漏网。他发现天泰客栈出事，带上亲信就化装逃跑。他故意不在哈尔滨车站上车，跑到三棵树车站，然而我方早已派人在那里等候，张东坡也被擒拿归案。[5]

姜鹏飞被关在监狱里，想不明白怎么会被抓住。他仍然相信佟科长是自己人，想法捎信告诉他们：谁要能出去，就去联系九宫道活佛李明信。他们约好在8月28日暴动，到时候就来劫狱，把他们救出去。姜鹏飞又干了蠢事，不但救不了自己，把李明信这个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也暴露了。

我公安机关得到线索，趁热打铁，一举擒拿李明信和他的信徒。经过审讯，李明信交代了他的真面目。他是河北内邱人，七七事变后入了金线九宫道，利用到各处传道的机会，刺探八路军根据地的情报，为日军扫荡充当帮凶。抗战结束后，他又与华北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复兴东北建国军”拉上关系，被任命为“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分会军人委员”。这些特务在锦州拜见了杜聿明，又到北平领了活动经费，便潜入东北各地。李明信来到哈尔滨，以佛教会名义在道外摆设香堂，自称活佛，闹神闹鬼地骗人说他能“消灾灭难”、“搭救众生”，利用宗教迷信拉人下水。他自称上天“圣批”，要他“登基称帝”。他自己准备了“龙旗”，对教徒说要在8月28日当皇帝。实际上他受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令，要他配合姜鹏飞在哈尔滨暴动。姜有多少人他不知道，他自称有3 000信徒，按照与姜商定的计划，姜的队伍负责封锁市内各交通要道，李明信的人去攻打太平桥、道里、道外等区，再向外县发展。可惜这场“登基”美梦还没来得及实行，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揭露的罪行证明，李明信不但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大特务，还是一个大骗子兼大流氓。他传教方式与其他教都不同，有一项叫“顺星”，表面上是叫你诚心信仰他，实际上是骗钱。他命令每个“顺星”的人交396元香钱，仅这一手，他在8个月内就聚敛了20多万元。李明信还骗良家少女来修行、做“娘娘”，寻机强奸。在公审李明信的大会上，一位青年女子李桂英出庭作证，控诉李明信骗她当“娘娘”强暴她的经过。

李桂英说：由于他父亲的迷信，全家都入了道，交了“顺星”钱。在道徒的诱骗下，李桂英和母亲来道场看热闹。只见道坛旁边两个屋，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的，都穿着黑袍在修行。桂英不懂事，觉得挺新奇。李明信见到这个天真的小姑娘，淫心顿生，叫她留下，派人传话给桂英爹说：你女儿有福气，被老母娘娘许给“活佛”了。修行好了可以享洪福，能活800岁。不从的话，老母娘娘就降灾你家，不得翻身。此时不给，5年以后也是他的人。桂英爹被这套鬼话吓住了，就把桂英许给李明信当了“娘娘”。

桂英在李明信手下天天练“坐功”。一天夜里，李明信要桂英一个人在香堂练“坐功”，半夜里摸过来，强奸了她。李桂英怕羞不敢声张，李明信更加为所欲为，还说这是考验她的心诚不诚。李桂英不从，李明信就装死吓唬人。就这样，桂英被她蹂躏了五六个月，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在公审李明信的大会上，桂英控诉了李明信糟蹋众多女子的罪行，悲愤地说：“他从前完全是道派欺人，我年幼无知，受了他的欺骗和污辱。现在我要求枪毙了他，替无数被糟蹋的姐妹们复仇申冤！”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表示了对这个弱女子的同情和保护。当会议结束时，李桂英拉着一位女干部的手，一蹦一跳地离开会场，又恢复了少女的愉快和天真。作家白朗目睹了这一切，写下了报告文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娘娘”李桂英的控诉》，刊登在1946年9月21日的《东北日报》上。

破获姜鹏飞、李明信反革命暴动案，是我党在城市锄奸肃反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东北局领导同志亲自到哈尔滨公安局进行慰问和祝贺，中央社会调查部发来嘉奖电，高度评价这个胜利“给了蒋日特务机关以重大打击，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勾结敌伪反对人民的罪行，对争取东北自卫战争的胜利，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建设，教育东北的人民群众，起了重大作用”[6]。

1946年9月9日，在充分掌握了姜鹏飞等人的罪证后，哈尔滨人民法院召开公审大会，审判姜鹏飞、李明信和土匪首领崔大刚，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姜鹏飞等不得不低头认罪，承认他们企图在哈尔滨制造流血暴动的阴谋彻底破产。广大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操纵汉奸、特务、土匪组织暴动，屠杀东北人民的罪行。法庭当场宣判，将姜鹏飞、李明信、崔大刚三名主犯判处死刑。第二天一早，三声枪响，姜鹏飞等受到应得的惩罚。在热闹祥和的气氛中，夜幕下的哈尔滨迎来了一个欢乐的中秋之夜。

[1]　刘枫：《李兆麟传》。

[2]　中南军区编：《东北局、中南局及第四野战军首长报告文件汇集》。

[3]　《东北日报》1946年7月12日。

[4]　1946年9月14日《东北日报》。

[5]　王元年等：《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

[6]　汪金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公安保卫工作回顾》，载《辽沈决战》下册。

第22章　清理内部，重整旗鼓

东总下令整顿队伍——分析复杂成分——连队坦白教育运动——清理干部思想——战士为什么要逃亡——改编地方武装——清除贪污腐败分子

1946年6月以后，蒋介石重点进攻我山东和中原解放区，停止了对东北的增兵。杜聿明在新站、拉法战斗之后，意识到推进过快，兵力不足，再与我军作战力不从心。国民党新占领大批城市，也要进行接收和恢复。这些因素，使得东北战场出现了一段暂时的平静，从7月到11月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我军得到一段宝贵的休整时间，在东北局《七七决议》发布后，一万多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分兵剿匪，清除后方的隐患。这两项工作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林彪又在考虑一个重大问题：部队自进入东北以来，连续作战，新组建的部队成分复杂，曾出现过许多叛变逃亡。老部队自四平保卫战后，一退再退，干部战士情绪不稳，内部也出现不少问题。现在有了休整的机会，应该将这些积累的问题好好解决一下，恢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当时罗荣桓到苏联治病，林彪责成政治部主任谭政搞好整军工作。

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制订的“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整军任务，东总于1946年8月29日发出《关于部队补充整训工作的训令》，就部队的补充整训、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做了具体指示。

关于补充整训，有四项任务：一是清洗坏分子。“各部队应坚决彻底洗清还存留在我们部队中的流氓、地痞、特务、宪兵、土匪、警察等坏分子，要使大家牢记，由于清洗，坏分子之数目的减少，便是部队质的提高。至于由于缺乏可靠干部率领而巩固性太差的新部队，则应坚决的把他编入主力。”二是缩减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取消多层的指挥机关和下层的空头机关，加强连队的领导骨干。开办教导队，训练连排长。第三是补充主力兵团，将地方部队用“带徒弟”的方法，逐渐编入主力，使每个主力师有一个人数充实的补充团，总人数达到一万。第四是健全司令部机关，使之能适应战斗需要。

关于军事训练，有三项任务：一是集中力量训练战士的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破四大技术和“三三制”战术教育。二是以师为单位训练炮兵、工兵、骑兵等技术兵种。三是轮训干部，讨论“一点两面”和“三猛”（猛打、猛冲、猛追）战术。关于政治工作，有四项任务：一是教育干部改变目前部队政治工作松懈、散漫的状况，将政治工作提高到重要地位。二是迅速健全各级政治机关组织。三是健全部队中的各级党组织，首先是党支部。四是以东北局最近的决议为中心材料，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提高指战员对战争意义和我军必胜的认识。[1]

这个《训令》下达之后，林彪觉得还不够分量。他最重视的问题是清理部队，尤其是新组建的部队和地方部队。我军进入东北后，因急于发展壮大队伍，盲目收编、加委了许多伪满残余和土匪。当1945年底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新部队中发生了严重的叛变。这些招兵买马拉起来的部队，完全是乌合之众，不仅没有战斗力，还给我军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破坏。这些教训是刻骨铭心的，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今后的战争中还会发生类似的事件。林彪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在1946年9月14日又发出了《关于整顿地方部队的训令》，更深刻具体地强调了清洗混入我军内部的坏人问题。《训令》指出：

“查目前我东北新成立之部队及地方武装，多系在我发展较顺利局面下扩大组织起来的，尚未经过充分的整理和锻炼，内部成分异常复杂。再加以干部的缺乏，领导和教育不够而存在着严重不巩固的现象。尤以部队中有许多流氓、地痞、特务、警察、宪兵、土匪投机分子，尚未彻底清洗和淘汰，在环境恶劣情况下，便发生瓦解和叛变。”

“我们某些干部，对新部队的发展与巩固政治上估计不够，对危害分子的认识不足，而不注意于部队清洗巩固工作。未认真地整理部队和不坚决将不巩固的新部队编入主力，而存在满足于现状，认为没有问题的有害观点。以及平时在部队中政治工作不深入，危害分子一时看不出，或为坏分子一时表现好的假象所迷惑麻痹，对坏分子清洗不坚决、不彻底，存在留恋和姑息。一旦情况恶劣，纷纷发生逃亡叛变、投敌、杀害我干部，重复历史教训。比如松江骑兵团在双城叛变，佳木斯‘八·一五’大会之捣乱，程罗纵队60团2营（内朝鲜人两个连）之叛变，以及最近辽吉地区康平各区、县大队三天内逃亡1/3，县大队一个排叛变投敌。彰武县大队第1连于敌进攻后新秋时10余人逃亡，该三区副区长刘平彰打死区长率10余人投敌。东科前旗大队3连连长胡永安率60余人携枪投敌，二区区长王正忠率9人投敌，前旗一带原500余人，现只剩200余人。东科后旗蒙古4师12团2连全部及警卫连一个排叛变投敌。科尔沁左翼中旗（郑家屯西北）一个中队叛变，并以苏木巴特尔为首与高力板之匪500余，结成‘光复军第一团’。一分区13团补充之康平新兵逃亡300余，结果三个团每团千人左右的‘地方基干团’在不到半月内，在敌人进攻下逃亡叛变，每团只剩下五六百人。为纠正上述严重现象，责成各军区、军分区，立即取掉政治上的麻痹，加强对新部队、地方武装之掌握领导，而基本上是从政治工作着手。”

《训令》中制订的七条措施，重申了东总8月29日《训令》中的内容。即清洗部队中的流氓、地痞、土匪等坏分子，将不巩固的部队编入主力，充实基层领导，提拔表现好的同志，健全基层党支部，从主力兵团抽调干部充实地方部队等。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2]

上级命令一下，各部队都积极行动起来，查成分，找问题。老部队搞得特别认真。自进入东北以来，因为连续作战，人员伤亡很大，各部队都补充了许多新战士。当时战斗紧张，谁也没有时间来清理内部。某团4连经过初步清查，发现新兵中的成分相当复杂。不同成分的人又有不同的表现和特点，对部队的作风有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和腐蚀破坏作用。4连干部们作了调查分析，分门别类进行了归纳：

国民党俘虏兵：“刚被俘来（开始一两个月），服从性表现特别好。叫干就很快干，不讲价钱；经长期教育，对我熟悉后，就有些反抗不听说样子。团结人差，个性很强，不喜欢接近老百姓及宣传。对他们表不表扬，一样子干；善于军事动作的研究，日常生活很正规严肃，军风纪整理较好。大部分平时在班内不说话，沉默，表面看来是老实样子，但心里有点子，正统观念大多数很浓厚，轻视我军力量，不大相信我们讲话。”

旧警察：“善于接近上级，对上服从，对下骄傲。好充能，好出风头，好吹牛皮虚报成绩。处处要高出于人才痛快，机动灵活不呆板，工作上有办法、很聪明。不愿落人后，有突击精神，喜欢表扬，越说他好他越起劲，就是怕批评，说他一句就不高兴而消极。好胜、地位观念、官迷、好钻空子。爱漂亮，衣服破点嫌丢人，感觉伪满时穿得好，好腐化。”

宪兵特务：“怀疑心大，挑拨官兵关系。如说：大官放个屁，小官存不住气。又说：当官的理多，当兵的理少。有点不大高兴，就骂天骂地。学习是一时高兴。”

道会门教徒：“封建迷信思想深，相信神鬼。说人该死才死，不该死子弹是打不着的。性情硬直，好生闷气，对上级有意见也不敢大胆提。学习好似积极，吃苦耐劳也不差。”

劳工：“平时公差勤务，班排干部不在跟前，就表现出磨洋工的样子，非常不积极。私人感情大，好讲交情。喜欢吃喝，发下津贴拼命地一下吃完，有当日有酒当日醉的想法，但一下花完又懊悔起来。有的讲价钱，团结人差，有浓厚的不正确的民主思想，一切事总认为自己对，不好就想跳班，看哪好就去哪里。”

土匪：“工作上图痛快，怕麻烦，怕出力气，不能吃苦。好抱打不平，看不公道的事就喜欢和人抬杠。情绪忽高忽低，不经常，翻了眼就不认识人。投机取巧，好占小便宜，不愿受约束，喜欢自由随便。能大胆暴露缺点，就怕当众批评，喜欢背后个别谈话。”

矿工：“不爱学习，好抬杠，工作不主动，没事好睡懒觉。有钱就花，挖工事很会挖又卖力气，对我军认识好，一般的团结性好。”

机械工人：“埋头苦干，工作和学习都好，团结人好，不能受批评。有病哭了想家，看见别人有病也很难过。”

东北农民：“有浓厚的保守性，身上有几百元钱，一个舍不得花，有什么好东西也舍不得用。生活上朴素。自动性好，作事不灵活，很笨拙，不聪明。心眼直，不弯不曲，好说句公道话。”[3]

几十年后我们重读这个材料，仍然感到它的价值。这个连队的干部可能没有很高深的理论，但是他们掌握了“一分为二”的唯物辨证法，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从部队的特殊环境出发，去观察研究问题。成分坏的未必就不可改造，国民党俘虏兵虽然思想上转变慢，但是军事素质好，作战时顶用。成分好的也不是没有缺点，工农出身的本质好，但有散漫和保守的毛病。对具体人作具体分析，就有了对症下药的基础。我们的部队是革命军队，但也不是纯而又纯，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清理整顿部队的目的所在。

问题和现象都摆出来了，如何解决问题，改造成分复杂的分子？党支部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多数同志说：部队最近补充新人多，成分复杂，应该好好审查一下，这对巩固部队很有好处。但是怎样审查呢？战争中不可能建立档案系统，也不可能由组织上对每个新战士进行调查。唯一的办法是靠本人坦白。让本人开口交代自己过去的行为和罪恶，谈何容易！党支部依靠班排干部和老战士到战士中去做工作，和新战士谈心，鼓励他们向组织上坦白。谈话多是一对一私下进行。新战士开始不是害怕，就是顾虑重重，怕说出来没有好下场。党员对他说：坦白出来是进步，能得到同志的信任和帮助。一次说不通就谈两三次，说出来一些就给予鼓励表扬。每个排都选择一些典型做工作，做通了就开全连大会，进行动员。党员以身作则检讨过去的问题和错误，把自己思想深处的东西亮出来让大家帮助。排与排、班与班展开竞赛，看谁个别教育得多；看谁坦白得彻底。大会小会做工作，有问题的人就坐不住了，站出来坦白自己的问题。1连战士陈某原来是国民党第87师的，在金山堡战斗中解放过来。他平日不言不语，表现很好，但心里总觉得八路生活太苦，天天行军打仗。班里动员坦白，他心里不安。班长看到就与他谈心，鼓励他心里想什么就说出来。于是他在全排会上坦白说：“我对不起上级，上级宽大，我反而认为八路军不好。在四平时，我想在火线上投敌。但那天敌人被我们打垮下去，没有机会。在新站时我又打算走，所以一夜作战，总是在最前头。目的不是勇敢而是想跑回去。结果敌人被我们消灭了，又没走掉。越想越没办法，再三考虑跑是不行，还是好好干。我今天不说，谁也不知道的！”7连战士王某坦白：他私自卖掉公物，得了2 000元钱，几次想要逃跑。有一次跑出去3里地，坐在地上想了好久。上级没打我没骂我，如果走了，真对不起上级。想到这里又跑回来。他坦白后，大家都说他讲得好，因为这些事别人从来不知道。还有一个战士怕打仗，心想打了这一次还有下一次，总没个头，逃跑算了。一天跑出去一里多路，碰见特务连的伙夫，又转回来了。班长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拉肚子。这件事搁在心里，总觉得不安。看到上级对他好，想了很久才说出来。

大会小会坦白，全团共有242人坦白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从中深受教育。一个排长说：这一坦白了解好多问题，对今后教育有很大帮助。一个班长说：我原来以为大家都很进步，没什么问题，现在坦白中发现很多想跑的！连长指导员们也说：没想到坦白出这么多情况，没想到这么复杂！深感政治思想工作责任重大。新战士们坦白后，则思想愉快，如释重负。战士牛某说：“在国民党那里，别说坦白，他知道了你的事就会杀你。还是共产党说宽大就宽大，谈了就会进步。”战士叶某说：“在国民党那里不敢讲话，八路军的政策就是宽大，能使我们进步。国民党是瞒上不瞒下，共产党是大公无私。”

坦白运动打开了新战士思想上的壁垒，趁热打铁进行思想教育，就会使他们的思想产生巨大转变。多数连队在坦白大会的第二天，就召集坦白的战士们座谈。干部在会上教育大家：坦白是为了认识过去做过的坏事是如何不对，今后应当如何去改正，不要再去重犯错误。并向大家提出要求：第一，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洗刷过去的脏东西。第二，在工作中表现自己的决心，发扬吃苦耐劳精神，反对腐化享乐观念。第三，要大量揭发国民党、特务、汉奸的罪恶，教育更多的人。新战士们激动地表示：我们坦白了那么多坏事，上级都不给我们处罚，还耐心教育我们，以后我们都得凭良心干！

但是思想教育也并非万能。一些混进我军的坏人仍然隐瞒罪行，拒不交代。一些连队相继查出国民党老兵痞、伪满警察、特务，有的组织逃跑，有的到美国受过训，都没有交代，还想投向国民党。有的在会上只交代了一点，暗自庆幸没有坦白，上级也没有发觉，以后又干了坏事。对这样的坏分子是不能宽大的。根据上级指示，团里决定用受训名义，将这些人集中到师里整训一个时期。能争取就争取，不能争取就依法处置。洗刷掉这些渣滓，部队更加纯洁了。

由坦白运动牵动了更多的问题。四平之战后，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逃亡现象比较严重。有的部队老战士也要逃跑。看来有许多思想问题需要解决。各连队抓住反逃亡这个主要问题，深挖根源，动员老战士新战士一起谈思想。结果，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作战原因，有的是连队管理问题，有的是干部工作方法问题，还有其他问题。连队干部和老战士带头检查自己，回顾总结进入东北以来的作战行军情况，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事例来教育全体干部战士。

大家在座谈中感到，进入东北以来，形势变化很快，出现过十分复杂的局面。无论老同志新同志，都会产生很多想法。但是只要连队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抓得好，大家的思想问题就能及时解决，部队情绪就稳定。相反，如果对复杂情况缺乏认识，用简单粗暴或命令的方式来处理思想问题，就一定会把事情搞坏，引起思想混乱和逃亡现象。

某团9连是很注意在复杂局面下搞好思想工作的。据他们介绍：“从旧门战斗到海州，这个时期部队思想是极混乱的。因为没有出关以前，大家脑子里充满享乐观念。满以为到了东北以后，一方面可以很好装备一下，另一方面还可以个人享受一下。住大城市，快乐快乐，谁的脑子里也没有打算打仗。上级虽然讲，大家虽然也看到飞机和我们赛跑似地飞着，可是谁也不愿意费脑子往那方面想去。总以为出关以后会一帆风顺，马到成功似地装备起来。正因为思想上没有那样准备，于是在出关后不几天碰到了敌人。旧门一仗，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土匪，结果一下子把人们的幻想打得粉碎。忽然碰上了这样的情况，加倍的疲劳起来，情绪忽然低降。讲怪话的、埋怨的、不相信上级的，一连串不满情绪接踵而来。有的说：从前上锦州，到现在还没目标，到底到哪里为止？有的说：这样疲劳，还要打仗，真不能干啦！”

连队干部发现这些思想变化，马上召开支委会研究。2排长先自我检讨说：“我在思想上就没有想到来东北会马上打仗，甚至前两天连里传令擦枪，我就没有执行。总想反正快换新的啦，擦它干什么！”大家反省后认为，必须克服对战争认识不足的思想偏差，否则部队就要发生逃亡现象。越是在艰苦的时候，干部越要表现出色。党支部作了分工，排长以上干部每人掌握一个班，分头向战士作宣传：受不了今天的苦，就不能得到将来的胜利。只有熬过这段艰苦，将来就不愁没有新的武器装备。战士们思想通了，表示：上级讲的都是事实，东北这样大的地区和这么多的东西，哪有不战之理？大家都认为非打不可，打不好就不能装备。

9连的经验总结说：“从四平战斗到蛟河，这阶段部队也是非常混乱的。由于在四平保卫战中动员深入，大家有了决心，特别在顽敌进攻我团阵地被我打垮以后，部队更有信心。感觉只要别的地方不被敌人冲破，我们的阵地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抱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当时整个部队情绪是非常高涨的。在炮火连天紧张的一个月生活中，大家的心情始终是愉快的，在战壕中坚持着。由于这样一种心情，忽然来个突变，放弃四平，所以大家一下子就转不过弯来。当撤下以后，人们还以为是换下来休息休息，直至动员说明以后，大家懊恼埋怨，不愉快，念念不舍的样子充满在语言中。”

有的老战士说：“四平一定失守了，要钻山沟去。”“为什么打这些日子又不打了呢？这么好的工事。”新战士说的更难听：“八路军不行啦，大炮跟着打，退到哪里去？”“在四平枪子怎么没碰上我？打死算了，省得受这洋罪。”“过去都说老部队好，好什么！来后连一套衣服都没混上。”“打不死，也累死了。”

对这些思想动荡，连队召开两次支部大会，进行解释和说明：“不守四平，上级是为了保存实力。将来只要建立好根据地，把群众搞起来，就没问题。我们打的是运动战，只要跟着上级走是没错的。”指导员这段时间特别努力，每天行军前，他都要作简短有力的动员讲话。到达宿营地后，他立即召集班长们交代任务，布置工作。由于思想工作及时，9连的士气得以恢复，悲观失望的情绪被克服了。从四平到蛟河行军过程中，全连105人，其中关内来的30人，班里的老兵只有11人，除了在长春逃走一人，没有发生其他逃亡。这在当时各部队中，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9连政治思想工作搞得好，是党员善于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干部关心战士，官兵关系融洽亲密。9连干部从不打骂战士，有问题总是耐心帮助。一个新战士行军中掉了队，坐在路边死也不肯走。文化干事叫他跟上，他不听，还不干不净地骂起来。文化干事没有发火，耐心说服，终于让他又站起来跟随队伍前进了。班里有了病号，干部们就用自己的津贴给他们买鸡蛋吃。有的战士走热了，随便脱衣服喝冷水，干部就劝说：不要冻着，病了不好。新战士感动地说：“八路军的干部就好比家中的父母，什么都要想到。”连队补充来了新战士，老同志对他们亲热照顾。打水打饭，弄柴烤火，和他们聊天，介绍部队情况。有了问题开班会，老战士总是先检讨自己在哪些地方做的不够，要新战士多提意见。班排干部也保证对新同志不发脾气、不讽刺，这种诚恳的态度使新战士深受感动。有的说：“我当过土匪和国兵，就没有见过八路军的连长、指导员这样向大家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死也要干到底。”有的说：“我是中央军俘来的，当了三年兵，今天如同从黑暗走向光明。看到首长对我们这样亲爱，过去听说的和今天所见的完全不同。我怎样也要跟着共产党走。”还有的说：“我过去受大地主的压迫，跑到外边去当一个黑人（官家不知道意思）。东北解放我参加了八路军，看到队伍里官兵平等，讲民主。我们一块来的跑了两个，真是对不起上级，也丢了9连的人。我告诉大家，从今以后谁也不能干那孬种事。”新老同志沟通了思想，团结一心，逃亡现象自然被克服了。[4]

稳定和巩固部队，关键在于团结教育好新战士。虽然新战士成分比较复杂，但大多数本质并不坏。有些人还表现出许多优点和专长。对这些人仅有思想教育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尊重他们，敢于放手使用他们，使他们感觉到部队里都是一家人，不存在新老之间的隔阂和距离。有一个连队在这方面作得很好，他们总结的经验是：要善于在新战士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新战士大多爱面子，喜欢表扬怕批评。抓住这个特点，干部批评战士采取个别谈话，不当着全连的面指责，这样他们就能接受。如果表现好就及时表扬，在四平挖工事，很多新战士是煤矿工人，挖得又快又好。表扬一下，他们就特别高兴。有个战士口令喊得好，就让他出来带队，结果他积极性很高。俘虏兵军事上有特长，会用机枪和六零炮，就让他们给大家作示范。平时对新战士团结友爱，有的新战士说他们不能吃煎饼，干部就给他们分开另做一锅饭，使他们深受感动。一个新战士在四平转移时病得很重，要求寄养在老乡家里，老同志不肯扔下他，把牲口让给他骑，一路上照顾他。还有的行军脚上起了泡，老同志让他们好好休息，帮他们做事，还告诉他们如何治疗。受照顾的是少数，但多数新战士由此受到感动，想逃的也不走了。新战士们互相勉励：咱们都是一起来的，得好好干，谁表现不好大家都难看。[5]

但是，也有的连队情况很糟。总部找了一个反面典型，某团2连是红军时代的老连队，有光荣的传统。来东北打仗从来没有落后过，军事上是很强的。但四平之战后几个月来，由于新老成分剧烈变化，干部抓得不紧，连续发生问题。四个月里共逃跑48人，拖走枪18支。这个部队为什么这样不巩固？团里派人下去调查，看到不少问题。

首先是干部对伤病员和老战士爱护不够。有的伤员归队后，身体已有残疾，但是连里仍旧要求他们和身体好的战士一样工作。有个战士足趾残废，也不照顾。有个班长生病要送卫生队，不许他坐马车；另一个班长患胃病不能出操，说他是装病；新战士看到这些老战士都受气，想想自己就更没信心。从敦化地方部队编来64个新兵，不几天就跑了37个，连带队的副连长也跑掉了。2连干部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把责任都推到逃跑的人身上。再跑了人，就把班长叫来训一顿，或是开会讲一通“总是叫你们注意，注意，要好好看着人。为什么不注意呀？”而真出问题时，却表现得麻痹大意。有个班长发现一个战士要跑，报告连部，干部并不及时处理，只是让班长回去注意，结果这个战士当夜就跑掉了。

其次是干部不认真做思想工作，对新战士态度生硬粗暴。有个战士放哨时坐在地上，被副连长看见训了一顿。老百姓在一旁吵嘴，连长看见了又训他不管事。下哨后他向班长去诉说委屈，班长打发他到连部说去。这个战士一天受了三顿批评，越想越觉得没干头，带着东西就跑了。走到屯子后边沟里想想不应该，于是自己又回来了，但是心里的别扭老解不开，上级来调查才讲出来。有个战士吃包子，一只手拿了好几个。班长训他：你一辈子没吃过包子！他不服气，班长说：吃过饭再算账。结果他当天晚上就跑了。有个解放过来的俘虏兵找班长借东西，还的晚了一点，班长就骂：“这个臭俘虏兵有什么用，用刺刀捅了你！”类似这样的小事，常常是引起战士逃跑的原因。有个新战士刚到2连两天，一次解小手没报告，被班长批评一顿。又一次吃饭把菜拨到碗里吃，当时被班长说了一下，过后排长又说，一个新战士也说他，他气急了就逃跑，被抓回来。

这样的事本来完全可以通过说服教育来解决，但是连队干部不耐烦做思想工作，而是采用监视的办法制止逃跑。新兵放哨时最容易逃跑，连长就派人放隐蔽哨监视新兵。哨兵发现了，回来问排长：“怎么一个老同志在外边看着我？”这样做反而引起新兵反感，认为上级不信任他们，思想上就有抵触情绪。

上级通过在2连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些问题，便召集连里的干部党员开会，打通思想。团首长在会上指出：搞好连队首先要依靠老同志。对老同志不仅要使用，更要爱护。过去连队对老同志的体贴照顾不够，特别是对伤病残废的同志，要在精神上、物质上关心照顾他们。对老同志不能只压担子，两个人的担子让他一人挑，怎么挑得动呢？老战士是火车头，没有他们火车就开不动。对火车头应当如何去爱护和使用，就要很好地去研究了。拿2连来说，班长以下的老战士有37人，其中15人是积极分子。我们只要把这些力量发挥出来，连里的工作就不成问题了。对新干部、新战士要搞好团结，过去我们光找人家缺点，说人家难团结，而没有想到如何帮助培养他们。只有团结好新战士，部队才能巩固。所以我们要下功夫去团结人、帮助人，他们很快就会帮我们来巩固部队，而且能做得比我们更好。做工作要讲究方式方法，批评教育是需要的，但方式方法很重要。有时一点小事，方法不对就能引起对方反感，促成动摇和逃跑。尤其新战士才来，怀疑、害怕、爱面子、怕批评、人地生疏，处处感觉不如意。稍微刺激一下，他就不管革不革命就想逃跑。对逃亡问题，不能只强调客观条件，首先要从干部主观上找原因，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把部队真正巩固起来。

通过领导的帮助，2连干部认识到过去的错误，认真改进工作，不到一个月，连里的面貌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连里的干部会上，连长指导员首先检讨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诚恳地征求大家的意见。班排长也相继发言，有的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有的作了自我批评。在民主的气氛中，全连干部统一了思想，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并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公布，请战士们监督帮助。大家提出的实际问题，能解决的马上就办。连里的伤病员受到了照顾，每天专门给他们做病号饭。一些对战士态度不好的班排长主动找战士谈话，沟通思想，消除隔阂。老战士在下雨天主动替新战士站岗放哨，新战士也积极起来，讲怪话的少了，闹意见的也少了。各班轮流到炊事班帮忙，每天伙房里水缸是满的，柴禾是劈好的。炊事班的同志也行动起来，每天连队早上出操回来，他们把烧好的洗脸水、豆浆都送到各班的房子里。官兵关系融洽了，从过去互相闹意见变成了互敬互爱。从这以后，2连没有一个人逃跑，连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都增强了。[6]

巩固稳定部队的工作，在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搞得很有成效。连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具体行动中，部队的风气变好了，混乱的状况消除了，士气又恢复了。加强连队党组织的工作，团结教育干部战士，清理内部的不纯分子，是巩固部队的三项基本任务。完成这些任务，还要对干部战士进行形势与政治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我党我军在东北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意义。

警备2旅5团1营在伦河整训中，注重形势和政治教育。当时部队的情况也是相当困难的，从长春撤退以来，物资几乎丢光了。战士90％以上睡觉没有任何盖的东西，鞋子有一半是破的。菜金不能保证，伙食很差，菜里油很少，大部分是喝汤。战士中有不少拉肚子和闹火眼的，情绪比较低落。到达伦河镇后，解决了给养和居住问题，生活上有了着落。部队进行整训时，战士们提出不少问题。

有的问：为什么我们要从长春撤退？有的问：国民党比共产党大，到东北来不是都一样吗？当时乡村里谣言四起，说中央军就要到哈尔滨，来了要杀八路的头。战士们也纷纷找干部打听虚实。上级领导认为：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当初来东北时，许多人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就估计不足。新补充的成员对我党我军都缺乏基本的认识，不把这些重大问题讲清楚，我们打的就是糊涂仗，一旦形势不利，内部就会动摇，发生逃亡现象。1营连续开了几天军人大会，干部给大家讲我军抗战的历史，讲进军东北的意义，并解答战士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用当地的实际情况教育战士认清国民党的本质，如某大地主在伪满时代就在当地作官，为日本人效劳。光复后又参加了国民党，准备迎接中央军。当地的一些汉奸在光复后摇身一变，挂上白袖章当了国民党，把伪满“协合会”的牌子摘下来，挂上国民党“维持会”、“治安会”的牌子。国民党究竟是为什么人的，不是很清楚了吗？这期间军政大学文工团来部队演出，将通化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军暴动的事件编成话剧，使战士们很受教育。大家认识到国民党与汉奸是一路货，只有打败他们，穷人才能翻身解放。部队开展了忆苦教育，动员东北籍的新战士诉苦，许多人的阶级仇恨被激发起来，觉悟大大提高。有了这种觉悟，就有了为解放东北而战斗的决心，就有了高昂的士气。1营在整训过程中，用这些方法巩固了部队。[7]

地方部队的整顿工作也在深入展开。根据以往的教训，凡是土匪活动猖獗的地区、叛变事件发生的地区，国民党特务、地主武装的捣乱破坏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内部的队伍不纯，坏人掌权和干部的腐化堕落，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要先把自己内部的敌人清除干净，内部纯洁了，队伍才能巩固。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北满各军区一边剿匪，一边整顿内部。合江军区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4月29日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报告，汇报了合江军区半年以来的剿匪和建军工作，在谈到整顿地方部队时说：“自去年9月以后，集中力量整顿三、四、五支队。对部队作了正确的估计，认为这些部队在合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部队内部极不巩固，成分复杂。警察、特务、国兵、地痞、把头等占一半以上，同时有些人已取得了领导地位。如五支队副司令员杨清海、依兰独立团副团长吴效峰是反革命分子，五团副团长吕占一是警察胡子。其他团参谋长以下一些干部都极复杂，不可靠。以后坚决执行了总政8月29日的训令指示，和总政政工会议的精神，进行了整编清洗。五支队全部编入前方主力，三、四支队取消营的编制，充实连队编成小团。将原营一级及老干部降职使用（以原职待遇），当连长、指导员，掌握部队进行清洗工作。”“在清洗工作中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已发现的不可靠分子即刻洗刷；另一种是没发觉的，进行诉苦、坦白运动，首先在军区警卫团开始。突破一点，总结了经验，推动各分区的诉苦运动。清洗的数目，全军区统计在连排干部中即占半数以上。”

在整顿过程中，卓雄还发现了比较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而有的还是关内来的老同志。他在报告中反映：“在生产方面发生过很严重的现象。私人作买卖造成了一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的风气。最严重的是东安三支队，近来经过多次检查批评，已有转变。现在除了上级指定专门机关搞生产工作外，其余部队、机关、个人绝对禁止商业生产。部队机关生产规定解决全年的菜、肉类、黄烟、办公费等项，主要进行农业生产。”

卓雄反映的贪污腐化问题，东北局领导早已注意到了。确实有那么一些干部，进城之后贪图享受，拜倒在金钱美女的脚下，丧失革命意志，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给我党我军抹黑。有的为了享乐，甚至挥霍贪污公款，造成后方财经工作的混乱。战争的形势不允许我们的队伍中有这些蛀虫的存在，必须把他们清除出去。东北局制订的建立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要在后方的城市政府部门中，清除腐化变质分子和贪污分子。为此，东北局在1946年8月16日，发布了《关于反贪污腐化浪费指示》。

《指示》指出：“东北的斗争环境，过去是在战争中，现在是在敌对的休战中。敌正在准备作新的进攻，我方则尚未充分解决群众的经济要求，建立群众的组织，提高群众的觉悟。根据地尚未真正建立，军队内部的政治工作普遍的表现薄弱，其他应办之事皆甚多。在此种情况下，我来东北之干部，自应以百倍紧张的工作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行工作，以奠定立足的基础，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但有些干部却只顾个人的享受，对战争与建立根据地及其他工作，皆缺乏积极性。此种思想与行为，必然造成对斗争的重大损失与困难。我各级党政机关，今后除加紧党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外，对于纪律方面亦应严格注意。尤其对于贪污腐化浪费的行为，无限制发展私人财产的行为，只顾自己挥霍享受不顾士兵与人民痛苦的行为，应加以干涉与取缔。最近西满将一个大量贪污公款与包庇地主恶霸的营长执行枪决，这是正确的。现在据此间所得报告：现在牡丹江之×××（团政委，惊人的浪费），××（副参谋长，逃避战争自由行动），由合江来哈尔滨之孙光（孙景宇，惊人的腐化浪费），以上诸人，着各该地省委或分局予以查办，并将所得情形与处分的结果向本部报告，并依照不同的情形在党内进行不同范围的教育。”[8]

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各地政府机关进行了认真的清查，果然查出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他们有的重用坏人，敌我不分，造成工作的严重错误。有的挥霍浪费，化公为私。有的堕落腐化，搞女人，吸大烟，完全丧失了党员干部的立场。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对革命队伍的危害极大。1947年4月3日出版的东北局机关刊物《群众》第13期出了一个专号，公布了一些典型事例，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

原牡丹江地区司令部保安处长陈某，早年曾在东北军和国民党军宋哲元部当兵，1938年后到延安参加抗大，次年入党。后担任过一些职务。1945年9月到东北，自1946年4月至10月任牡丹江地区保安处长。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他就犯下许多严重错误。他到牡丹江后就迷恋上一个15岁的女孩，冒充18岁要组织上批准结婚。组织上不同意，陈某就闹情绪。批准结婚后，陈某不问工作，不负责任，整天陪着老婆逛戏院、电影院，到饭馆吃喝。白天警卫员进他房间，也看到他抱着老婆躺在床上。下级人员都说：“处长得了媳妇迷了。”也不敢找他汇报工作。陈某想吸大烟，当过烟贩子的外事科长姜某投其所好，在自己家里请陈某吸大烟，这事在保安处影响极坏。而陈某却毫无立场地说：“如果牡丹江都像姜某一样，革命就不成问题。”

由于陈某的腐化堕落和重用坏人，给牡丹江的保卫工作造成巨大损失。保安处的那些家伙整天热心于查大烟，搞油水，而对锄奸反特工作毫不关心。所以国民党匪特在当地活动十分猖獗，造成几次暴乱事件而我方事先都不知情。一些国民党特务潜伏很久，甚至一些公开的国民党人员的活动我方也不掌握。为此，中共牡丹江地委严肃查处了陈某的问题，指出：“他虽然入了党，但他的思想和生活作风同党是不相容的。尤其到了东北以后更大大的发展了，而且加上了和平享乐的腐化思想。所以在政治上表现为没原则，完全失去了阶级立场。工作上采取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生活上完全是花天酒地享乐腐化的思想，忘记了还有战争，忘记了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为了严肃党纪，组织上决定开除陈某党籍，撤职查办，并将他的错误事实予以通报。

原北满贸易总公司副经理王某，到哈尔滨任职后不久便追求一位女大学生。经常陪伴女友到江边、商场和电影院游玩。晚上请女友在房间里喝酒唱歌，常常闹到后半夜。王某为了讨好女友，为其定做高级皮靴。王某的奢侈生活引起上级的注意，组织上派人来查账目，他一开始交出一本糊涂账，想蒙混过去。查账的同志很快发现了问题，发现360万元东北币的生活供给账中，有6张单据是伪造的，总价值186万元。于是王某被审查。王某为了追求奢侈腐化生活，贪污挥霍大量公款，事实俱在，不容抵赖。为了严肃党纪，纯洁革命队伍，经贸易总公司党员大会通过，开除王某的党籍。

在《群众》第13期的反贪污腐化专号上，一共通报了16个人。除了像前面提到的杨清海叛变当土匪的个别例子，几乎都是进城后就追求享乐，而走上贪污腐化道路的。这十几个人在东北局几万干部中，当然是微乎其微，但是他们的行为给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和战士上了一课：忘记了战争，忘记了我党在东北的任务，只追求个人利益，必然陷入堕落的泥坑不能自拔。东北局要求大家通过学习通报的反面教材，吸取教训，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坚决把党内的腐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和战斗力。

停战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我们的时间一点也没有浪费。东北的党政干部和各部队指战员认真贯彻了“发动群众，整训部队，整顿财经”三大任务，经过清理内部，革命队伍更纯洁了，克服了混乱局面，统一了思想，提高了士气，重新组成了坚强的整体。后方的财政工作恢复了正常的秩序，建立起为战争服务的后勤体系。我党我军从四平之战后不利形势的阴影下解脱出来，重整旗鼓，准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新的战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2]　《东北局、中南局军区及第四野战军首长报告文件汇集》。

[3]　《群众》编委会1946年10月27日出版：《巩固与团结工作介绍》材料之五：《对新成分特点的了解与团结》。

[4]　《巩固与团结工作介绍》材料之一《××团九连在各种情况下的巩固工作》，《群众》编委会1946年10月27日出版。

[5]　《群众》编委会1946年10月27日出版：《巩固与团结工作介绍》材料之二：《×××团九连对各种不同成分的巩固工作》。

[6]　《群众》编委会1946年10月27日出版：《巩固与团结工作介绍》材料之三：《×团二连逃亡为什么这样严重》。

[7]　《群众》1946年9月23日第4期：《警二旅第五团第一营的初期整训》。

[8]　《群众》第13期。

第23章　新开岭战役

整编部队军区——周恩来拒绝蒋介石的条件——承德失守——杜聿明向南满进攻——集中兵力迎击敌人——新开岭全歼25师——毛泽东祝贺胜利

1946年6月7日东北停战协议签订后到10月份这4个月的时间，东北民主联军得到一段宝贵的休整时期。东北局首长抓住这个机会，下达了一系列建立根据地和巩固稳定部队的指示。通过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整训，调整装备，补充新兵，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得到恢复。各主力师员额恢复到9 000—11 000人左右，梁兴初的山东1师有12 000人，仍是头等主力师。

在整训部队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对军区建制和部队编制作了大幅度调整。我军来东北的部队，可以称为五湖四海，各个“山头”都有。他们到东北后一直保持着原来的番号，如山东1师、2师，新四军3师等，南满部队则称为三纵、四纵，还有名目繁多的独立师、警备旅，指挥起来很不方便。军区建制随意性较大，四平之战后形势的变化，除北满外，其他各军区的实际控制区域都大大缩小了。考虑到战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从1946年6月起，对军区和部队编制进行调整。

军区调整为：北满军区机构撤销，陈云、高岗回东北局参加领导工作。原北满军区所辖松江、牡丹江、合江、龙江四个军区归总部直辖，这样更便于领导建立根据地和剿匪工作。嫩江军区和辽吉军区归西满军区指挥，以黄克诚为西满军区司令，李富春为政治委员。辽东军区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辽宁、辽南两个军区及三个直属军分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委，曾克林、吴克华为副司令，江华为副政委。吉辽军区改为吉林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陈正人为政委。

部队调整为：北满主力编为三个野战纵队和七个独立师。原梁兴初的山东1师、罗华生的2师、万毅的3师合编为第一纵队，下辖1、2、3三个主力师。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为副政委。原新四军黄克诚3师的8旅、10旅及独立旅合编为第二纵队，下辖4、5、6三个主力师。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为政委。原杨国夫的山东7师的20、21旅及新四军3师的7旅合编为第六纵队，下辖16、17、18三个主力师。陈光任司令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刘其人为副政委。九个主力师共9万多人。

以359旅改编为独立1师，以松江军区地方部队合编为独立2师，以东满军区所辖之曹里怀部及合江军区地方部队合编为独立3师，西满军区保安1旅改编为独立4师，辽吉军区三个地方团改编为独立5师，新四军3师两个警卫团及嫩江军区一个警卫团合编为独立6师，东满邓克明的警备2旅及王效明的24旅合编为东满独立师。七个独立师共6万多人，北满的独立1、2、3师随纵队主力作战，独立4、5、6三个师在西满的法库、康平、开鲁一带活动，东满独立师在梅河口地区配合主力作战。

南满部队基本维持原编制。第三纵队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下辖7、8、9师。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下辖10、11、12师。此外还有南满独立1、2、3师及一个支队。但是南满在国民党军占领安东后，处境艰难。地区大大缩小，兵源困难，加上战斗频繁，部队严重减员。两个纵队总数不到3万人，每个师仅有4 000人左右。三个独立师加一个支队总共不满万人，连同各县武装，南满部队实力不到6万人。为了支援南满，总部从北满调拨新兵3 000人给南满。据1946年10月部队整编后统计，东北我军各军区、各部队总人数合计为324 000人。比四平之战前有所减少。[1]

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停战，实际上也是在调整力量，准备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对解放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1946年8月6日，蒋介石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提出五项条件，其中一条是要我方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地区，一条是要东北我军于10月15日以前退到黑龙江、兴安、嫩江及延吉地区。这些蛮横无理的要求被周恩来当场拒绝，一条也不接受。为此中共中央致电各解放区首长，要他们作好自卫战役的准备，全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制定了“北守南攻”的作战计划。杜聿明将郑洞国从长春调到锦州指挥所，要他负责指挥扫荡热河，保证北宁路安全并攻占承德的作战。从8月21日起，国民党第13军、71军和93军从几个方向分头向赤峰、平泉、隆化、承德发起进攻。当时承德地区我军力量相当薄弱，只有杨得志、苏振华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黄永胜的独立旅和李运昌的冀东地方武装，兵力少，装备差，很难阻挡住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当国民党军队向热河进军时，当地的一些原来被我改编的地主武装纷纷叛变，掉过头来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后方机关，这样造成许多伤病员都要跟着部队行动，更加重了部队的负担。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局面下，硬拼是没有意义的。我军在承德郊外与国民党13军对抗一夜后，主动撤离。国民党13军于8月29日占领承德，93军于10月4日占领赤峰。东北与关内联系的主要通道均被国民党控制。

消除了后顾之忧，杜聿明再回过头来进攻南满。蒋介石有话：“旅顺、大连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杜决定把辽东半岛的“共军”压缩在金县以北的普兰店一带，切断其与东北其他地区的联系。将辽东地区的共军压到长白山及松花江以北，然后再进攻北满。[2]

根据杜聿明的部署，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10月9日起，分路向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新1军的30师、52军的195师及71军的91师沿沈吉路向通化、桓仁进军，企图切断我三纵与四纵的联系。新6军的14师、22师及60军的184师残部进攻辽东半岛南部的岫岩、庄河、普兰店，把我军压缩在大连以北的狭窄地区，切断我军与山东和南满的联系。52军的2师及25师的75团沿安沈路向安东进攻。25师（除75团外）附装甲车5辆、汽车20余辆从本溪进攻赛马集、宽甸，企图迂回我安沈路侧翼，毁坏我后方工厂、医院。国民党军的总目标是要占领安东，击溃我南满主力，进而占领南满地区。

国民党大举进犯，南满我军面临严峻考验。10月19日东北局致电南满军区萧华、程世才等领导人，提出我方对策：

一、为了保卫安东，应力求将敌人抑留于奉吉线及兴京、金川之线。因此盼你们按昨日电选择目标进攻敌人。四纵之四个团望勿南调，参加一仗以后再看形势处理。

……

三、如敌集中较大兵力向安东进攻，则我军应主动的作放弃安东的准备，不可打被动的挨打的仗，仍应集中兵力找分散的小敌人一个一个地歼灭。今后东北的胜利主要就靠这种作战的方式和彻底的坚持农村游击战与群众工作。

四、如敌集中较大兵力进攻某处，在那情况下我打也仍然会失掉那个地方，如四平、本溪、清源不打也会失掉的，但打的结果则加上把军队碰坏了。在那种情况下不打只失了一项，即城市；打则失掉两项，城市加军队。这是一条根本的道理，必须从这条道理来处理在各种情况下打与不打的问题。只有在力量上有把握胜利时，才应坚决进行迎击或防御敌人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则既能达到保持地方，而又能取得胜利的目的。这一条望你们作为今后大小战役下决心的根本原则。对于各个目标该不该进攻，亦应本此原则决定。

五、望你们详细研究毛主席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章，接受那宝贵的教训，防止分兵把口消极防御的挨打战术（挨了一顿打之后仍然抛弃了地方）。必须集中兵力，选择有利目标各个歼灭敌人，这才是胜利的根本道路。[3]

南满部队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心在运动战中诱敌深入，迫使敌军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路，达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当国民党新1军主力南下时，我四纵10师由草河口急行军4天，向纵队主力靠拢，准备迎击向永陵进攻的国民党195师。10月15日，四纵10师向驻守永陵的敌195师一个团发起攻击，战斗一上午，占领永陵外围高地，将敌军压缩于街内。因友邻部队没有阻挡住来增援的敌人，10师只得撤离。这一仗双方都伤亡近500人，打了个平手。

10月19日，国民党军由本溪大举南进，企图直接占领安东。南满我军主力集结于连山关以西的摩天岭，由四纵的12师负责主阵地的防御。下午3时，前沿部队开始与敌军交火。20日拂晓，敌52军2师以一个团兵力展开进攻，我军36团依据坚强工事顽强抵抗，打退多次冲锋。敌军正面攻不动，便进行侧后迂回。36团为了避免被包围，主动后撤到摩天岭主阵地，与34团并肩防守。这天黄昏，敌军就发起向摩天岭的进攻。21日清晨，敌军在一个炮兵团的火力掩护下，向摩天岭猛攻。我军只有步枪机枪，依靠居高临下的有利阵地，打退敌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敌军察觉34团的火力稍弱，便将主攻方向指向那边。在敌军的密集冲锋下，34团5连战士跳出战壕，与敌军肉搏拼石头。在敌军又采用正面进攻、侧面迂回的老战术，于夜晚22时占领摩天岭主峰。我军接到上级命令，撤出阵地向赛马集方向转移。两天的阻击，使敌人遭受800余人的伤亡。

由本溪出兵的国民党52军25师也进展迅速。10月19日占领小市，20日占领田师付，21日进犯赛马集。我四纵11师一部在赛马集阻击敌军，掩护纵队主力转移，激战一天后撤离。25师占领赛马集后，留下两个营驻守，又向凤城前进。四纵为了拖住25师，打乱其进攻部署，集中11、12师主力，于24日夜向赛马集发起进攻。在9门野炮的配合下，激战一夜，歼敌200余人。残敌向小市方向逃窜，我军夺回赛马集。

52军为了保证其侧翼安全，急令25师回援，重占赛马集。然后25师又向宽甸进军。我军在前一阶段战斗中，虽然打得很顽强，但总是分兵把口打击溃战，虽然给敌人一定打击，但总是不能达到全歼敌人的目的。林彪、彭真对此感到忧虑，10月19日电告萧华、程世才：“10师与11师两个战斗虽胜利，但仍未打好，没有全部歼灭敌人，可见你们仍未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应该为五六个团围攻一个团，不应该用三个团打一个团），采取迂回包围和控制足够部队打敌增援部队的作战方法。如不实行此种方法，则至多只能打成击溃战而不可能打一个好的歼灭战。南满三、四纵队今后应很好的研究毛主席战略学第五章，及总部前后作战指示，要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集中兵力的思想，要彻底反对分兵把口的挨打方针，和分散兵力打击溃战的方针。”[4]

根据东北局领导的指示，萧华与南满部队首长研究了敌情，目前敌25师孤军深入，与其他各路敌人拉开了距离。该敌过低估计我军力量，在前进时甚至不做两翼搜索，全然不知我四纵主力已隐蔽集结在新开岭一带。大家决定集中纵队主力8个团的兵力，将25师消灭在新开岭地区。

新开岭位于宽甸以西约70里，包括叆阳边门、黄家堡子、王家堡子等地。四面皆为高山，宽甸至赛马集的公路和叆河穿越其间。山间沿叆河两岸地形比较开阔，北面有老爷山为制高点，东有叆阳边门东山可以控制公路出口，黄家堡子和潘家堡子均有高地可以设伏。当年日本人在老爷山顶修建了碉堡，这里是一个隐蔽兵力打大包围歼灭战的理想战场。

10月30日下午，国民党25师先头部队接近新开岭的黄家堡子。我四纵11师阻击敌军，迟滞敌人行动，争取时间让几十里外的10师主力赶来参加战斗。傲慢的敌军没把我军放在眼里，直接进攻老爷山。守在山头的11师警卫营及33团两个连因伤亡过大，被迫撤离阵地，老爷山遂被25师占领。10月31日下午，10师主力急行军刚刚赶到，未来得及很好地组织火力便匆匆投入战斗，与敌人展开正面遭遇战。敌军占有老爷山顶的日军碉堡，地形反对我方不利。从黄昏开始，10师28团的一个营向老爷山发起进攻。因战术上指挥不灵活，只从正面硬攻，又没有炮火支援，在敌人密集火力封锁下，虽然有三个战士冲到山顶碉堡下，但后续部队上不来，突击未能成功。11师隐蔽在叆阳边门的黄家堡子，25师为了冲开南进道路，以一个团兵力向黄家堡子山头进攻。守卫阵地的32团2营在敌人强大火力压制下丢失了阵地，但11师并未后退，仍然卡住了叆阳边门的通道。这一夜我军对25师已形成三面包围，但制高点多被敌人控制，出现了对峙局势。

11月1日，10师29团经一夜激战后，攻占黄家堡子西北、正北两个高地，威胁到老爷山敌军之侧翼。敌军为了巩固阵地，停止向外冲击，集中兵力收缩到老爷山，组织防御。11师乘势占领了叆河南岸高地，12师攻占了潘家堡子高地，完全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但25师仍未查清我军兵力，认定我军无力歼灭他们。当沈阳方面用无线电与25师联络时，25师指挥官高喊：“只要（空投）炮弹，不要援兵。”坚持自己突围。这就断送了25师逃脱的机会。此时，10师不顾疲劳和伤亡严重，连续向老爷山发起攻击。但指挥仍不灵活，没有采用正确的战术，炮火配合不当，敌人依据山顶碉堡拼命顽抗，一夜战斗10师28团伤亡500余人，进攻仍未成功。

11月2日新开岭战役到了关键时刻。我军与敌军苦战两昼夜，都已相当疲劳。前来增援的国民党新22师已由草河口向新开岭靠拢，其余各路敌军分别占领了通化、宽甸和安东。沈阳来的飞机空投弹药接济25师，并投下杜聿明给该师师长李正谊的信件，叫他固守待援。在这种情况下，是打还是撤？纵队首长决定咬紧牙关，不惜一切代价作最后努力。这天早晨，11师两个团渡过叆河，进至北岸，使老爷山侧后暴露，对敌形成严重威胁。12师由潘家堡子向老爷山旁边的丛家堡子小高地进攻，随后又占领了敌人的重要据点——大庙，老爷山阵地更加孤立。10师的炮兵和预备队此时都已到达老爷山下，炮兵迅速瞄准向山头猛轰，预备队30团的两个营向老爷山西北、正北侧翼发起攻击。正面进攻的28团因连日作战伤亡太大，进攻迟缓，有的人员擅自脱离战场。师作战副科长段然奉命前去整理部队，他鼓舞大家的士气，组织队伍重新发起攻击。在段然同志率领下，28团战士又向山顶冲上去。10师炮兵集中火力，将山顶的碉堡摧毁。经过顽强冲杀，反复争夺九次的老爷山阵地终于被我军占领。此刻25师全线混乱，兵败如山倒。先是向南突围，被11师堵回。又向潘家堡子突围，被12师堵回。10师不顾敌机轰炸，从老爷山上冲杀下来。11、12师也全体出击，四面山上杀声震天动地，25师残部被压缩在黄家堡子河套内，被全部歼灭。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以下5 877人被我军俘虏，毙伤敌团长以下1 600多人。我军亦付出了伤1 582人，阵亡338人的代价。新开岭战役经过三天激战，终以我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5]

新开岭战役是四纵第一次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歼灭战。我军集中全纵队八个团（每团1 300—1 400人），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于敌军，但全纵队指战员下定决心，连续作战，在最艰难的时刻仍然咬牙坚持，终于取得最后胜利。敌25师骄横自负，盲目轻进，在被包围的局面下还拒绝增援，最终全军覆没。这个胜利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打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威风。显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这一仗也给我军提供了新的经验，战役之所以进行了三天，还是由于在主攻时未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猛攻一点，分散了兵力，在炮火支援上也有不足。大家认识到，今后作战应当捏紧拳头，快刀杀敌，避免兵力展开过宽，削弱攻击力。越到最后关头越要坚持，我们固然困难，但敌人比我们更困难。只要还有一线胜利的可能，就决不动摇地打下去。战斗中要讲战术，要强调“一点两面”，而不是正面硬攻，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战争是最好的老师，在战争中学会打仗，总结经验，就能使我军不断成熟起来。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振奋了军心民心，林彪致电嘉奖四纵和南满部队全体指战员，称赞他们创造了“东南满自卫战辉煌成绩”。毛泽东看到新开岭战役的经验总结报告后，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南满萧华等同志说：“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一）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二十五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二）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世日包围二十五师，东日九次攻击皆未奏效，冬日拂晓，集中炮火攻破南北山一点，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取此种方法。”[6]

25师的覆灭使杜聿明相当震惊，他完全没料到共军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他在对新1军38师校级以上军官训话时说：“今天我们应切戒骄傲，对共军战斗力万不可再存轻视心理。这次25师疏忽冒进，以致全部被消灭。25师这样好的部队，如此下场真令人痛心至极。如果大家今后都像25师，就会亡党亡国。”但是杜聿明把责任都推给25师，认为新开岭的失败是师长无能所致。他仍旧坚持既定战略，向南满大举进攻。我军则奋起反击，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2]　郑洞国：《从大举进攻到重点防御》，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7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3]　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5页。

第24章　陈云来到七道江

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昌图干部转移记——辽南部队退入“关东州”——分兵招致失败——陈云、萧劲光去南满——七道江会议力挽狂澜——坚持南满，大闹天宫

1946年10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我南满根据地和部队的处境日益艰难。

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林彪率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退过松花江，进入北满。萧华、程世才等指挥的部队仍留在南满坚持斗争。但是我们的根据地已被分隔开，一时无法相互照应。东北国民党军队经过4个月的补充休整，攒足了力气，依照蒋介石的命令，于10月中旬发起大规模进攻。杜聿明考虑到松花江尚未封冻，进攻北满有困难。南满有丰富的粮食和矿产资源，共军的力量相对弱些，于是制订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调集8个主力师十余万人，从10月19日起分三路向南满发起进攻。

南满我军如何应付这严峻的形势，一时成为东北局密切关注的焦点。《七七决议》之后，北满开始了大规模建立根据地、土改和剿匪斗争。但是南满的情况不同，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长期作战得不到休整，减员十分严重。各县区政权遭到地主武装破坏，无法维持工作。为此，东北局在7月25日发出指示，要各地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大力创造根据地，加强党政工作。指示中说：

今后各满遇敌大的进攻而又不能歼灭敌人时，则一般只应退到本军区分内去打圈子，打游击，不应再向后退。特别是对于已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区域，在任何时候必须有一部分兵力继续在该地区内活动，借以巩固该地区的群众斗争和牵制敌人。如果对于群众业已发动地区而仍然抛弃，则我们将可能永无根据地，而处于流浪漂泊的困难境地。

各满的地区与各师的地区，和各县的地区，是今后各该地区的党、政、军力量的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谁把自己的根据地搞好了，谁就可以避免流浪、漂泊、无家可归的困难境地。谁就有吃、有衣、有鞋穿，有作战配备，有情况明白不遭敌袭的便利条件。谁如不做好本地区内的群众工作，谁就会成为流浪、漂泊的逃难者。且哪一地区的群众工作薄弱，也是哪一地区成为敌人进攻的首要对象。哪一地区的群众工作做好了，便比较的能取得局部休战的机会。已划定的各地区内的军队，在敌人进攻该地区时，也只应在该地区内采取集中或分散的斗争行动，而一般的不应退却逃跑到其他地区。[1]

南满我军进行了一段时期的休整后，从9月起发觉国民党军有发起进攻的迹象。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南满领导在岫岩召开独立师团以上干部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和保安团长参加的紧急战备会议。辽东省委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辽南省分委书记林一山作了形势报告；辽南军区司令员吴瑞林作了军事作战方针的报告。会议分析了南满的形势，认为国民党新6军等几个师随时可能向我进攻，南满将出现敌众我寡的严重局面。我们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被敌人吃掉或被赶出南满；二是敌人占领交通线和大村镇，我们被赶到山区打游击；三是敌人占领铁路沿线，我们占据中间地带，建立根据地。当时大家是想力争第三条道路，而且多数干部认为有这个可能。所以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做到“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力争在各县山区建立小区域的根据地。[2]

但是，10月份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来势之凶，超出了大家原来的估计。在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军队依靠当地的地主和伪满人员，组织保安团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清剿。这是极为毒辣的一着，因为当地人熟悉情况，引导国民党军很快就破坏了我党各区县的机构。在无法立足的条件下，我南满地方机构陷入混乱，各区县的同志只好向安全地区转移，以求生存。原昌图县委副书记萧岗的亲身经历，真实地反映了南满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萧岗所在的昌图县，原属陶铸的辽西省委领导。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昌图和康平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委机关被迫转入地下。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都建立起县政府，网罗地方的土匪、地主武装、流氓成立“清剿队”，驻扎在各大集镇，互相协同呼应，与我方的村屯农会为敌。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一连串不幸事件相继发生。8月15日县长许芝在拔掉敌人一个村公所后，率领队伍转移寻觅宿营地时与地主武装发生战斗，不幸牺牲。二区区长纪恩荣在夜间活动中被叛变的区中队杀害。县财粮科长许杰卷款投敌，区县武工队不少人携枪投敌或离队逃跑。萧岗与坚持斗争的同志们意识到，在昌图坚持下去已经不可能，只有向东边的开原、清原靠拢，那里还有我们的政府和部队可以依靠。

于是，他们将百余人的干部战士组织成一支小小的队伍，带上30多匹骡马，在1946年10月9日夜里悄悄穿越中长铁路，向开原县前进。一路上昼伏夜行，边走边打听。当他们到了开原马家寨村，从老乡那里得知区政府驻地就在附近的下肥地。大家精神振奋，白天行军赶到那里。不料萧岗走进区政府大门，看到一片空空荡荡，只有一个人正在拆卸电话。萧岗大吃一惊，恰好遇到当地的区长留下来处理善后，他告诉萧岗：国民党新1军正向东满进攻，已经到了开原。县政府和各区都已撤退，只留下武工队准备打游击。他劝萧岗他们不宜在此耽搁，应赶紧撤往通化，才能找到我党政机关。萧岗等见事态严重，赶紧回去传达，继续向清原方向行军。为了避开敌人，他们决定不走公路，专走崎岖小路，翻山越岭进入东南的鸡冠山区。虽然山路迂回曲折，毕竟要安全得多。

走了两天，队伍到了清原南的一个村子。萧岗意外地发现西满的铁法大队也转移到这里，他们马上找到铁法大队负责人，希望以后一起行动。对方满口答应，不料第二天一早竟不辞而别，而且去向不明。萧岗等感到非常伤心，显然人家为了保全自己，有意甩掉了他们。艰难时刻，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看来除了自己想办法，别无选择。大家决定按原计划抄小路进发，天黑时到达一个小山村，萧岗去向群众探路并了解敌情。老乡告诉他们：这里靠近清原到梅河口的公路干线，白天国民党军车往来频繁，但是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到通化去。走公路去通化显然是太危险了，大家又设法找到一位山东老乡。这位忠厚的老乡告诉他们：有一条山间小路可以爬过山顶，下到公路；在公路上走二三里地，对面有条小路进入山区，可以到通化。大家认为虽然有危险，也只能这样走了。

黄昏前他们整队出发，山东老乡在前边带路。满山的树木和茅草，似路非路。狼穴和野猪窝随处可见，在星光照耀下队伍艰难行进，半夜才爬到山顶。到达山脚下的路边，萧岗他们派出小分队卡住岔路口，监视敌人。并再三感谢带路的老乡，在生死关头帮助了他们。部队趁着茫茫夜色，在公路上快步疾行。刚走不远，碰上两个开小差的逃兵，黑暗中把他们当成国民党的部队，向他们投诚，并报告了部队番号和行动情况。萧岗他们立即把这两个叛徒逮捕起来，痛斥其叛变行为。黑夜里不能带他们走，又不能开枪，大家商量后，用刺刀判处了两个逃兵的死刑。部队继续前进，很快到了公路与上山小道交接的岔口，进入山区的安全地带。队伍脱离了险境，萧岗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天明时队伍到了一个村子，萧岗他们冒充国民党“别动队”，敲开伪保长家的门，向他要粮要饭。保长也不怀疑，拿出鱼肉来招待这些“国军”，还安排他们在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队伍出发，由保长带路向通化前进。走了十多里路，前面的侦察员跑来报告，说他们与我主力部队取得了联系。萧岗等几个负责人精神一振，奔上前去，与我主力部队的侦察小分队会面。这时，他们才向保长公开了身份。保长吓得低头哈腰认罪不迭，念他带了路，大家没伤害他，放他回去了。队伍向我军主力部队的师部前进，大家感觉像回到了家，脚下有劲多了。与主力部队联络之后，第二天队伍到达通化。屈指算来，在路上已经走了整整十天。[3]

昌图县这些同志的经历，反映出当时东满、南满在国民党军事进攻下的严峻局势。要指出的是：萧岗他们是地方武装，还不是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下，我南满部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处境更加困难。

自1946年10月20日起，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集结新6军22师、14师，52军2师及新建的184师、独立第9师共五个师的兵力，向我辽南根据地发起进攻。而我军在这一地区只有辽南军区独立师和分区所属地方武装，实力远不如敌人。当时为了阻击敌军，独立师将师部设在海城与岫岩之间的小孤山，所属各团分布在板子屯、八岔沟和析木城一线。新6军22师的一个团在10月22日向我八岔沟阵地进攻中，首先集中火炮对我阵地进行一段时间的轰击，摧毁我军的防御工事。在炮火刚刚转为延伸射击的瞬间，步兵就冲了上来。敌军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以一个或两个营的兵力冲击我军一个连的阵地。我军起初被炮火压制得抬不起头来，炮刚打过，来不及整理阵地组织防御，敌人就冲了上来。仓促之下往往阵地就失守了。如果我军打退了国民党军的一次进攻，敌军的第二次炮火马上又打过来了。在进攻中，新6军显示出熟练的战术配合，他们的山炮、野炮和榴弹炮多向我纵深射击，破坏我方纵深防御。以迫击炮、火箭筒和轻重机枪支援步兵冲击。他们善于集中和有效地组织各种火力，向我军阵地密集射击。而我军本身武器就差，加上战术素养不够，很难阻挡住新6军的进攻。八岔沟、析木城阵地很快被突破，新6军主力则向侧翼迂回，袭击小孤山的我军师部。在敌人的突然进犯下，辽南独立师的部署被打乱，主力不能展开，处于被动。次日独立师首长仓促决定将一分区及2、4团分散于辽阳、青城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师部率1、3团及炮团转移到海城、岫岩公路以南山区，想从侧翼打击进攻岫岩之敌。25日在黄家堡子再次与敌遭遇，炮团9连干部麻痹大意，强调疲劳，中途休息，致使措手不及，丢失山炮两门，掩护其撤退的5连也遭受严重损失。

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争取主动，辽南独立师于11月10日转移到盖平、岫岩公路以南。新6军两个师尾随而至，14日我军在盖平的小青沟打退敌军一个营的追击，便大踏步地撤到一面山、步云山地区，暂时摆脱了新6军。由于新开岭战役的胜利，新6军的两个师东调去对付南满三、四纵队，改由独立9师进攻辽南。到12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辽东半岛的普兰店，辽南大小城市及主要交通线全被国民党军队控制。辽南独立师率领1、3团经过休整后，又开始反击敌人。12月初先后在八家子、许家屯、普兰店等地与敌作战。但因装备太差，又不能集中兵力，所以一次只能击溃敌军一个连，战果不大。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为了保存实力，于12月中旬退入关东州。

留在海城岫岩公路以北山区的一分区及2、4团，在敌军进攻时曾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杀伤部分敌人。在敌人正面推进，后方空虚时，还主动攻克了两个据点，消灭百余敌人。后来敌军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纵横扫荡，使我路北部队处境甚为困难。又因个别领导干部张皇失措，互相埋怨，生搬硬套抗日战争的经验，将部队化整为零，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这是一个重大失策，我军攥不起拳头，必然被敌人一口口吃掉。果然2团在顾家堡、燕南沟两地连续遭到敌军袭击，伤亡极大，每个连只剩二三十人，武器也大部丢失。4团在转移中也遭受重大损失，一部叛变投敌。部队士气大受打击，无法组织有效的战斗，在11月中旬与地方工作人员撤退到关东州。五分区部队因战术不灵活，与地方武装配合不力，在当地站不住脚，也被迫撤往关东州。[4]

所谓“关东州”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能使我们辽南仅存的干部和军队保存下来？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旅顺、大连属于苏军控制区，国民党的控制区到新金县的普兰店一线为止。中间有一段空白地带，紧靠苏军驻守旅大岗哨的前沿。东起刘家，西到石河驿，东西长约四十里，南北宽约五六里，按条约规定为非军事区，国民党军队不得进入。我军把这个地方又称为“岗边”，当时苏军对我党采取暗中支持的态度，除允许我方人员到大连从事采购军用物资和医治伤病员外，对我辽南部队和县区干部到“岗边”避难和休整表示宽容。这样就为遭受国民党军强大军事压力的我辽南部队提供了一个根据地。在南满最困难的时期，辽南独立师在这里保存了骨干，被打散的各区县干部经过一段周折，也陆续进入这里休整。原中共辽南省分委书记林一山同志回忆：“半年多实践证明，坚持敌后游击战必须有可靠的后方。游击战中，‘岗边’不仅是一、五（分区）地委，也是省委、地方主力的后方。但游击战初期，我们对‘岗边’可以依托认识不足，更不理解中央关于‘辽南背靠关东州’的意义，后来在斗争中才逐渐明确起来。在这块‘一枪可以打透的根据地’里，设立医院，办训练班，休整队伍，培训干部，筹集物资。尤其是旅大地区给提供了兵源、物资和休整地点；一、五专署还在此进行贸易，筹集资金，解决了军政需要的经费。这一地区成了我们坚持敌后游击战的可靠基地。”[5]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在普兰店到貔子窝一线修筑了严密的封锁线。设置了20多个据点，布下多处雷场，配上鹿砦、铁丝网、陷阱、木栅栏等障碍物，企图把我军死死困在这个狭小区域之内。

地处安东、通化和临江地区的我南满根据地，是国民党军攻击的主要方向。这里有我军的后方基地和三、四纵队主力。我军进入东北初期，东北局就将通化作为后方基地。这里有煤矿、铁矿，有日本人遗留的兵工厂、货币印刷厂、银行、医院和仓库，基础相当不错。所以东北局将一部分后勤机关、炮兵学校、战车部队都迁到这里，打算好好建设一番。国民党军队要夺取通化，迫使我军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无法在南满坚持下去。

11月1日新开岭战役的胜利，虽然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但对战争全局并没有起到转折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没有停止，据萧华11月5日致中央军委的报告，国民党52军2师占领安东后，又进占凤城；71军91师于11月1日占领桓仁；195师同日占领通化；60军主力仍在清原、梅河口一带守备。萧华承认：“敌这次进攻，主要是利用我东北根据地不巩固这一弱点，敢于实行钻隙突破，大胆迂回与利用东北纵横公路网，使用机械化快速部队抢占城市。”[6]

南满根据地为什么会被敌军如此迅速突破，除了敌人军事上的优势之外，南满我军在防御中犯了分散兵力，分兵把口的错误。不但捏不紧拳头，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例如新开岭战役结束后，四纵12师的35团奉命在石头城子一带行动，牵制安东之敌，掩护主力向东转移。由于国民党新6军主力在那里进行梳篦式扫荡，团领导为避开敌军主力，竟将部队分散为三路。部队分散后情况更为严重，该团3营在向八河滩转移时，因行军疲劳在大洋沟休息，遭到新6军两个营的袭击。按当时情形可迅速组织转移，但营长却命令一个连死守高地，没有命令不许撤退。这一连人被敌军重重包围，打到只剩40余人，仍未接到营里指示，最后只好自行突围。与主力会合后在一个小车站休息时，又遭敌军袭击。部队处于混乱状态，又往大洋沟跑。那里有敌军阻击，导致全营溃散。该团2营在团政委率领下转移，一听到枪响就赶紧逃跑，竟被伪警察武装追了一路，既不查明情况，也不还击。跑到安全地点时，全营大部分跑散，政委身边只有几个警卫员。只有1营积极与敌周旋，打退敌军进攻，保全了实力，与纵队会合。[7]

对南满分兵把口，不能集中兵力的做法，总部十分焦虑。几次去电报批评，督促他们改变作战方法。10月26日林彭高陈致电南满三纵：“你们自敌发动攻势以来，最近尽是打的击溃战，或被敌击退。这种仗就会使士气越打越低，使敌人越加猖狂。你们所使用的兵力远没有达到绝对的优势，而又未注意到断敌退路，故形成这种结果。望你们坚决实行六至九个团打敌一个团的方针，以四、五个团担任攻击，其他的摆在周围捉俘虏，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南满形势。如你们不执行总部指示，则南满局面将必日趋严重。”

但是这种被动局面没有扭转，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南满根据地急剧缩小，到11月中旬，国民党军又占领了辑安，并向长白山区压缩。我南满根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和两道大沟。这一狭长地带，本来就人口稀少，相当贫穷，一下聚集了三四万部队和机关干部，吃住都十分困难。动荡的形势引起部分地方武装叛变，土匪、地主也四出活动，骚扰破坏。群众受正统观念影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不肯与我方接近。天气已经相当寒冷，我们的部队没有后方物资接济，缺少棉衣棉鞋，吃住也很困难。南满还能不能坚持，成了摆在面前急需决断的大问题。

林彪预料到南满问题的严重性，召集东北局领导研究解决。正在主持北满土改工作的陈云主动请求去南满工作，萧劲光在大连搞军工生产来东北局汇报，也要求去南满工作。东北局同意了陈、萧的意见，形成决议。10月27日陈云、萧劲光就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图们绕道朝鲜去临江。10月31日，林彪电告中央军委：“敌将进攻南满及进攻开始后，我们前后有七八个电报，总是叫他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分兵把口，反对打击溃战。但他们恰恰没有逃去这三个圈套，故打了很多击溃战，每次伤亡大缴获小，部队疲惫不堪，形势日益恶化。现决定陈云、萧劲光两同志担任南满的领导，免得南满垮台。该地区有我兵力9个师、4个炮团，占整个东北我军兵力2/5以上，武装弹药比北满部队更好，地区全为山地，下层干部多，气候人口条件均好。故只要领导加强，才能好，有可为，否则影响东北整个局势甚大。”[8]

同一天，东北局领导人电告南满领导：“南满所存军火与重要物资除急用者外，其余立即转至朝鲜边境内，伤兵医院应放在主要道路以外的乡村中。只要没有物资需要掩护，则敌人要占什么地方就让他占（如通化）。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成为主动，才能各个歼灭敌人。才能使敌人的力量每次整个失掉一股，而我军能在战斗中以俘虏补充伤亡。使敌人越打越小，我越打越大，至少也能保持原额。用胜利提高军民的信心，稳定地方工作。”“你们必须坚持以南满主力放在三纵队方面，在通化的周围进行战斗。而对于安东周围则只坚持乡村与歼灭乡村小镇的小敌，因此四纵队仍应照我们从前的规定抽出主力靠近三纵队。”“你们必须预防因丧失城市而准备放弃广大地区，退至某些狭小地区的打算。在军事上要坚决反对分兵防御与分散兵力，同时进行几个目标，或分散兵力到处打不痛不痒的游击战的三种错误方针，而必须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败敌人的方针。”

1946年10月27日，陈云、萧劲光肩负重任离开哈尔滨，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去临江。火车开到宁安县境内的斗沟子车站停了下来，夜里，一辆货车在前方爬坡时，由于燃料缺乏，动力不足，从坡上滑了下来。眼看就要与陈云的列车相撞，一位扳道工奋力扳开道岔，那辆货车就翻倒在一边，铁轨被损坏。陈云和萧劲光只能等待铁路修好再前进。当他们从平壤绕了一大圈到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时，已经是11月27日了。

陈云、萧劲光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召开了由南满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陈云宣布了东北局的决定：成立东北局南满分局，统一领导南满的党、政、军工作。陈云同志任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为副司令员。领导机关调整之后，陈云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和东北局对南满工作的指示，肯定了辽东省委、军区一年来的工作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陈云要求大家，不论先来后到，不论有部队没有部队，都要讲五湖四海团结一致，坚持南满斗争。[9]

但是，一个多月来的撤退和困难的局面，大多数干部情绪低沉。天气已是寒冬，部队没有棉衣御寒，吃的是冻硬的窝头和酸菜，有的部队甚至没有房子住，烤火度日。这样恶劣的环境，大家感到南满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再待下去不是到鸭绿江里喝水，就是到朝鲜去流亡。有的对上级不战而放弃安东、通化很有意见，说“领导让打哪里，就要丢掉哪里”。南满部队领导早就作好了带领三纵、四纵撤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听陈云、萧劲光说要在这里坚持，大家都转不过弯来。萧劲光在会上说：“南满可以坚持，不过要经过几个来回，像武松打虎一样，经过几个来回的反复搏斗。”话音刚落，引起一片哄笑，令萧劲光相当难堪。大家认为萧劲光的话不着边际，我们现在元气大伤，还有什么力气打老虎？会议没有统一思想就结束了。[10]

会后，陈云和萧劲光开始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半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分头召开座谈会，找同志们个别谈话，了解情况，沟通思想。通过大家的反映，他们感到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一方面来自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更主要的原因是南满领导内部的意见不统一，难以形成合力。但是这个问题靠行政命令是解决不了的。萧劲光原来准备在热水河子打一仗，用一个纵队打敌人一个加强营。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研究作战方案时，一些领导干部却不同意。说是弹药不足，兵员要补充，总之是没有把握，不想打，让萧劲光碰了钉子。看来要完成东北局交给的任务，真是困难不少。

在调查研究一段后，陈云与萧劲光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南满虽然困难不少，但必须坚持下去。因为敌人的战略是“先南后北”，我们若放弃南满向北撤退，正中敌人下怀。坚持下去就能打乱敌人部署，争取西、北、南满互相配合，扭转局面。南满是东北最富的地区，人口多，工业基础好，又可以沟通大连、朝鲜，与山东解放区保持联系。坚持南满对我们东北全局，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但是，坚持南满不是一件容易事。陈云和萧劲光一致认为：在大敌当前，根据地紧缩、群众尚未发动起来的情况下，要坚持南满根据地，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战争改变形势。要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内外线作战，增强内部的信心，全力打退敌人进攻。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陈云要萧劲光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南满斗争策略。

12月11日，萧劲光在七道江前线指挥所召集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出席会议的有萧华、程世才、江华、罗舜初、吴克华、彭嘉庆等。萧劲光在会上提出了“以军事反清剿为主，以有力的游击兵团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清剿。恢复广大乡村，恢复政权，迟滞与打击敌人的新进攻。主力集中于适当位置，准备于敌人进攻中，消灭其一部，配合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方针。在分析了敌我情况后，萧劲光指出：“从目前来看，南满的严重情况已经到来，而且可能发展。但这决不能改变我们坚持南满的决心。我们要有克服困难长期打算的思想，在任何情况下，应坚持南满。”

萧劲光没有想到，他的报告引起了多数与会者的反对。只有少数人同意坚持南满，多数人认为临江地区地形狭窄，大部队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不足，寡不敌众。有的同志提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撤过松花江，保存力量，日后反攻。会议争论来争论去，两三天也没开出个结果。而这时国民党两个师已向梅河口、辑安以南进军，军情紧急，再这样争论下去是不行了。萧劲光虽是司令员，也不能将意见强加于人，只有搞通思想，才能一致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他只好向陈云求援，请陈云来做最后决断。12月13日晚，陈云顶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谈了一夜。第二天的会议上，陈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陈云同志坦诚地说：现在南满的形势确实很严重。辽东的领导过去对敌人的进攻估计不足，在战略布署上有错误，结果在敌人大举进攻时思想不一致、不团结，下面群众有群龙无首，无所适从的感觉。所以地方部队大部散，小部叛，群众情绪非常波动，陈云把南满比喻成“风雨飘摇下的豆油灯”，是十分形象的。

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办？有人主张躲避起来，不再出战；有人不顾现实，空喊“坚持”。陈云批评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他给大家讲朱毛井冈山会师的故事，鼓励大家在困难面前不要灰心，要坚持“爬过山顶”，不利局面就会改变。[11]

为什么要坚持南满斗争？陈云形象比喻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条牛，牛头和牛身子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条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捉住了牛尾巴，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捉牛尾巴是关键。陈云接着说：如果我们不坚持南满，向北满撤，部队过长白山时要损失几千人。撤到北满敌人还要追过来，还要打仗，从南满撤下来的部队又会损失几千人。如果我们从南满撤了，敌人可以全力对付北满，那时北满可能也保不住，部队只得继续向北撤，一直撤到苏联境内去。但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总住在苏联，早晚有一天还要打回南满来。在这些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又要损失几千人。而且主力撤到北满，留下来的地方武装也会受到很大损失。这样前后加在一起，向北满撤会损失一万多人。相反，如果我们留下来坚持南满，部队可能会损失3/4，甚至4/5，但只要守住南满，就不会失去犄角之势，就可以牵制大批敌人，使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打北满。两相比较，还是坚持南满比撤离南满损失小。而且敌人在南满的兵力也不够，我们坚持南满是完全可能的。最后，陈云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三、四纵队全都留下，一个人都不走。我们在背靠沙发（指苏联、朝鲜的支援）的形势下前进，虽然是艰苦奋斗的前进，还是比退到北满后被敌人打出国境线再打回来要合算。”[12]

陈云的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分量很重。在紧急关头力挽狂澜，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瞻远瞩。他入情入理的分析、实事求是的作风，使在座的同志们心悦诚服。萧华立即表示：赞成坚持南满的决定。多数同志也纷纷表示了赞成的意见。少数人虽然思想上还不是很通，但也不好再反对。会议的气氛完全扭转了。基本方针确定后，会议转入具体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的研究。最后，会议通过了“巩固长白山区，坚持敌后三大块（即辽南一分区、辽宁二分区、安东三分区）”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由四纵挺进敌后，牵制敌人，破坏交通线，打乱其部署。三纵担任内线作战，集中兵力顶住敌人进攻，挫其锋芒，巩固现有根据地。

七道江会议是决定南满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陈云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克服了以往的混乱思想和军事上的错误，给我军在南满的斗争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会议结束后，陈云、萧劲光于12月16日电告林彪并告党中央，在通报南满敌情后说：“在此情况下已决定四纵队全部伸出通化、桓仁、浑江以西，安奉路两侧，大闹天宫，消灭弱敌，调动敌人，支援地方。如敌围歼计划不变，则决以三纵一部坚持长白山区外，主力亦到敌后，那时除长白县城外，其余城市都将被占。同时我们估计两个大兵团到敌后作战，在伤兵、减员、补充等问题上极端困难，但不经反复长期艰苦斗争，是不能坚持南满的。”为此他们希望林彪从两方面给予支持，一是“北、西、东满能牵制住当前敌人”，二是“北满给我们一万吨粮食，送到图们以济万余伤兵及几千后方部队机关”。[13]

林彪和东北局完全同意陈云的作战方针，南满北满互相配合，开始了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战斗。

[1]　四野战编室存电。

[2]　林一山等：《难忘的岁月，严酷的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第306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萧岗：《走向胜利的历程》，载《辽沈决战》下册，第273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42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5]　林一山等：《难忘的岁月，严酷的斗争》，载《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2页。

[6]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7]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9]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73页。

[10]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

[11]　1949年4月20日东北局高干会《关于辽东历史问题的结论》。载《党的工作》第17期。

[12]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2页。

[13]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第25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一）

南满出击——林彪提出“硬拼战”——一保临江——一下江南——猛攻其塔木——张麻子沟伏击战——苦战焦家岭——林彪作总结：不打莽撞仗——二保和三保临江的胜利——收复南满四县城

七道江会议确定了“坚持南满”和到敌人后方“大闹天宫”的战略方针，南满我军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深入敌后，主动出击。

国民党军队占领通化和辑安后，令新6军、60军加紧构筑工事，在占领城市周围乡村进行清剿和扫荡，巩固占领区。以52军2师集结于宽甸，由辑安沿鸭绿江西岸向临江进攻；195师集结于通化二道江，经四道江向八道江和临江进攻。以71军91师配合52军，由桓仁攻占六道沟门，迂回进攻临江。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前线指挥所在郑洞国带领下，于12月27日从永陵移到通化。

我南满部队改变以往的退守作法，四纵主力10师12月18日从临江东升堡出发，越过梅河口至辑安的铁路，向西挺进，插向敌人后方兵力薄弱的安奉线两侧山区。22日在红庙子与安东军区三分区会合，即向本溪、抚顺、营盘三角地带进军。23日攻克辽宁新宾县境内的平顶山，守敌逃窜。27日又攻克苇子峪，消灭守敌一个连。但因缺乏冬季作战的防寒知识，主攻的我军一个连一夜就冻伤40多人，比战斗伤亡还大。29日，10师打回了新开岭作战战斗过的地方——碱厂，向守敌两个营发起进攻。由于没有实行“一点两面”的战术，只是正面驱赶，堵截部队又麻痹大意，没有将敌人全歼，又打了个击溃战。敌军逃到田师付，我军两个团在后边追。31日我军进攻本溪县的小市，守敌用装甲车向我反击。当时我军将注意力集中到对付敌军装甲车上，没想到是敌人虚晃一枪，步兵乘机逃跑。结果我军虽占领小市，但只俘获敌军92人，毙伤30多人，战果不大。

四纵11师12月18日由六道江出发，绕过通化向桓仁、宽甸地区进军。一路上连克钓鱼台、双山子，于31日攻克宽甸县境内的牛毛坞。消灭那里的地方武装百余人。1947年1月1日又攻占太平哨，国民党52军2师的守敌溃逃。四纵在敌后半个月作战，开辟了碱厂以东、牛毛坞以北、桓仁以西纵横150多里的山区根据地。当地群众看到熟悉的老部队又回来了，鼓舞起斗争情绪，送鞋送粮慰劳我军。尽管战斗不多，战果也不是很大，但四纵敢于大胆插向敌后的行动迫使敌人将22师和91师回调，减轻了临江地区的压力。[1]

林彪获悉南满部队开始出击，非常高兴。12月24日他电告陈云和萧劲光：北满部队决定出动，主力向松花江南岸作战，以配合南满行动。在电报中，林彪提出打“硬拼战”的新战术，即集中优势兵力，实行“一点两面”战术，以死打硬拼的精神拼掉敌人一部分。为什么要硬拼呢？

林彪解释说：“东北我军由于群众条件的不成熟，我甚难秘密地接近敌人，所遇敌又较强，非一打即垮。又由于敌铁道公路太繁，增援甚快，故甚难求得通常优越条件各个击破的歼灭战。但为了打掉蒋军的王牌，为了降低敌人的猖狂，为了使我半生不熟的条件，成为完全成熟的条件，在一定时期内（条件在半生不熟的状况中），在一定限制内（以数个师的兵力不以全军），有时即遇条件不充分，亦须断然猛打，争取成为歼灭战。如不能歼灭，只要惨重地打击了敌人，虽无多的缴获，亦算胜仗。因他的间接胜利甚大，故最近我们除过去所谓歼灭战、游击战之外，现在提出一种新型的作战，即名硬拼战。”“这种作战与过去的不同点，则为不是有十足把握才打，而是只有六七成胜利的把握即决心打，打时打得极顽强。打的结果可能成为歼灭战，亦可能双方都伤亡惨重。”林彪最后说：北满将这样打，希望南满也运用这种战术。

陈、萧研究了林彪的电报，28日回电表示：“长白山区山高地险森林丛密，道路有限，人烟极少，粮食困难，有利于打运动战，利于防御战，尤以严寒酷冷攻难守易，我们准备在这样条件下进行硬拼战。今天在敌人主力进攻南满情况下，我们依靠前后两条战线的密切配合，以分散敌人回扯敌人，各个击破敌人，争取南满的坚持。我们对于硬拼战的方法很同意，在南满及东北作战，根据地不成熟，机动地区受限制，敌强我弱、紧迫压缩以及我军主力存在的条件下，事实上不得不拼掉几个棋子，改变力量。”[2]

三纵主力承担了保卫临江的任务。我方正面以9师和独立2师守蒙江，7师于四道江、五道江下四平作为第一道防线，节节抗击。8师主力集结于红土崖，阻击91师。并协同7师在三岔子、林子头一带消灭敌人。正当三纵严阵以待，国民党军队因我四纵深入敌后，不得不放弃全力进攻临江的计划，调四个师兵力回头防守。91师返回桓仁，由195师接防。在通化方向与我军对峙。三纵7师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于1947年1月3日和4日主动向进至六道沟的敌军发起攻击，敌人害怕被歼灭，立即后撤。我军占领了热水河子，迫使敌军退到二道江和三道江地区。配合作战的三纵8师因动作迟缓，未能按时进攻，没有达到歼灭敌军一部的目的。敌军为了控制有利地区，保障通化安全，又于8日反扑，占领了热闹街、杨木桥子。

1月10日，三纵主力向热闹街之敌发起进攻，各团只管猛冲猛打，没有组织协同，又没能形成包围圈。敌人又是一打就跑，逃向三道崴子。此后，敌195师为了保持与通化的联系，向我大举反攻。我军还没掌握积极防御的要领，只是在战壕里和敌人“顶牛”。你上来我就打，你退我也不追。12日敌军以4个营兵力向我龙头地区发起进攻，一度占领了几个高地。7师组织两个团反冲锋，又夺回了高地。为了改变这种拉锯战，军区首长指示三纵集中7师和8师的力量，进攻头道崴子之敌。13日晨，三纵开始向敌人进攻。先头部队攻占一个高地，消灭了一个连的敌军。其他部队也连续突击，敌人终于顶不住了，向通化方向逃窜。

此时，我军已切断了通化与辑安之间的铁路线。敌人为了恢复联系，命令辑安的52军2师从辑安向北进攻，于16日占领头道崴子。后来听说我军向辑安迂回，又急忙收缩回辑安。军区命令三纵紧追，配合四纵歼灭这股敌人。7师即向大荒沟、小荒沟一带急行军。敌2师大部已经退回辑安，其中一个团进犯青沟子，19日与7师主力遭遇。一夜激战数次，我军冲击方式不当，未能奏效。第二天清晨敌军大部逃走，只有小荒沟一个营敌军被我包围。我军调来炮火猛轰，敌军企图向北突围，终于被我军全歼。至此，历时一个多月的一保临江战役结束。[3]

一保临江是南满分局领导决定坚持南满的方针后，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胜的第一仗。当时部队都非常疲劳，武器、粮食、服装都十分缺乏，三纵和四纵都没有进行休整，就投入了内线和外线作战。为了支援前方，陈云、萧劲光把机关能作战的同志都补充到部队中去，解散了自己的警卫班。就是这样人力物力还是不足。在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许多同志没有棉衣棉裤，只能把草绑在身上御寒。在战斗打响之前，保3旅的彭飞龙旅长到萧劲光的指挥所来受领任务。当他冒雪赶来时，连个大衣都没穿，胡子眉毛上都冻了冰，浑身哆嗦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萧劲光心里一阵难过，赶紧让他坐到炉子边烤火。彭旅长缓过劲来，流着眼泪报告部队的艰苦情况。一个旅长冻成这样，部队战士就可想而知了。四纵在挺进敌后战斗中冻伤减员679人，占全纵队总伤亡（1525人）的44％。三纵的数目大体相当。我军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与国民党军队日夜战斗，取得了歼敌3 000多人的战果。这比起以后的大战役来说算不了什么，我军在战斗中也反映出许多不足，尤其是集中兵力不够，在击溃敌人后不敢大胆包围全歼。而国民党军队既有正规作战经验，又十分狡猾，依仗优势的装备和汽车轮子，打得赢就打，见势不好扭头就跑。我军能取得一保临江的胜利，不知比敌人多付出多少辛苦。

获悉南满部队开始战斗的消息，林彪于1946年12月25日向北满各部队下达准备战斗，向敌进攻，配合南满的命令。他将前线指挥部移到双城，亲自指挥。北满我军主力一纵于1947年1月5日越过冰冻的松花江，进攻驻守在对岸的其塔木之敌。兵力部署是：1师在其塔木西南的张麻子沟一带阻击九台方向的敌军援兵，2师在其塔木以南的张家屯一带阻击乌拉街方向的敌军援兵，3师主攻其塔木。一纵经过急行军，于1月6日中午到达各自的指定地点，包围了其塔木。

其塔木守敌是孙立人的新1军38师的一个营及后勤部队约700人。这是国民党的王牌军，老兵有丰富作战经验，为了守住江防，修了三道铁网鹿砦，在街道口和外围修了100多个地堡和火力点。他们狂傲地认为：凭着有利的地势和坚固的工事，共军是不可能攻克的。

6日黄昏，我军在五门炮火的支援下向其塔木发起攻击。3师8团1营1连战士勇敢地冲向前沿，用炸药包爆破敌军的铁丝网。由于在开阔地行动，敌军火力密集，当1连冲破前沿封锁，占领一个地堡时，全连打得只剩下30多人。他们连续打退敌人五次反击，又占领了第二个地堡。这时全连仅剩下10多人，无力再进攻。1营的2连和3连相继发起进攻，支援1连，但遭到守敌的顽强抵抗，双方为一个地堡或一间房屋反复争夺，我军战士不如敌军老兵善于利用地形，伤亡过大，被迫停止了进攻。

第二天早上，打了一夜的8团指战员们极为疲劳，天冷不能露宿，全团的人都挤在五个院子里睡觉。狡猾的敌人发现后，马上进行炮火反击。8团陷入混乱，造成严重伤亡，被迫撤出了村子，丢失山炮一门，阵地也被敌人夺了回去。3师首长非常愤怒，命令7团投入战斗，并准备夜里以三个团的兵力全歼敌人。残存的敌人被压缩在大街中段的几个院子内固守，并以火力向我反击，我军在巷战中无法展开兵力，战斗又僵持了一夜。

林彪一直密切注视战局发展，总部电报忙个不停。得知增援的敌人已经出动，他在夜里电告一纵司令员万毅：“为了调动敌人来增援，故在这几天内不需打下其塔木，留着他调动敌人。这比硬攻德惠、九台好，最后其塔木是一定可以拿下来，只要总部炮兵用上，一个火力袭击，再加上猛攻，就可以拿下来了。”

1月8日战斗进入第三天，其塔木守敌得知来自九台和德惠的援军都陷入我军包围，军心动摇，于这天黄昏我军发起总攻之前分散突围。担当外围阻击的部队准备不足，未能穷追猛打，致使敌人逃脱一部分。其塔木战斗打了三天，终于结束。我军毙伤敌军456人、俘虏102人，缴获山炮、六零炮各2门，机枪18挺。而我军伤856人，牺牲201人，代价是沉重的。

负责打援的一纵1师却在张麻子沟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月6日他们到达八家子、段家屯地区，阻击来自九台方向的增援敌军。师首长考虑：敌人会从哪里来呢？只有掌握敌人行动的准确路线，才能设伏歼敌。于是他派出了侦察小队，在公路电线杆下窃听敌军电话。这一手很见效，九台敌军与其塔木敌军通话时，详细告诉了他们的出发时间和行军路线，我方知道来自九台之敌是新1军38师的113团（缺一个营）及九台保安团两个中队，附山炮、装甲车各一个排。我军决定在张麻子沟布下口袋，全歼这股敌人。

战前1师首长带领各级干部到现场勘察地形，发现地图与实地有很大误差。他们马上对地图作了修改，并根据实地情况部署兵力。2团担任正面主攻，1团主力在侧面伏击，3团断敌后路，炮兵阵地设在山顶上。由于我军工作细致，严守秘密，九台之敌完全没有察觉。出发之前他们还打电话给其塔木说：“途中无甚情况，有几十名土匪已被击溃。”

1月7日中午，当敌军坐着卡车若无其事地进入我军包围圈时，2团和师炮兵营突然开火，2团战士以疏散队形迅速冲向敌军。前面开路的两个连敌人还没下车就当了俘虏，侧面伏击的1团冲上公路，用手榴弹一气炸毁了敌人五辆装甲车，把敌人的重武器打成哑巴。后面的敌人见势不好，纷纷夺路溃逃，想找附近的房子院子躲藏。我军冲在前面，连续攻占十余所房屋。敌军团长在勤务兵掩护下企图逃走，被我1团的刘班长开枪击毙。敌军没了头，队形完全打乱。我军高喊口号，穷追猛打。一个班追出10里地，俘敌15人，缴获山炮1门。有个战士边追边喊话，一人抓了30个俘虏。仅用3个小时，战斗圆满结束。我军毙伤敌240人，俘868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13门、机枪64挺、汽车12辆及大批弹药。我军伤309人，牺牲66人。[4]

陈光、杨国夫率领的六纵在焦家岭的战斗打得极为艰苦。1月6日六纵踩着坚冰越过松花江后，奉命在岔路口上准备打援，策应进攻其塔木的一纵。当16师当日中午接近焦家岭时，听到枪声。一纵侦察员前来报告：他们的部队与敌人接上火了，那里有新1军的两个连和保安队约七八百人。六纵首长决定派16师和一个炮兵连去包围歼灭这股敌军，17和18师仍按原计划到烧锅街、上河湾一带打援。16师马上行动，到焦家岭包围敌军，扫清外围，于8日凌晨发起了进攻。

但是新1军动作很快，刚与我军接触，就紧缩阵地，依靠当地的几个独立院落加修了地堡和火力点，准备固守待援。16师没来得及进行侦察准备，就命令47团主攻，48团策应，在炮火准备后就以爆破开路，发起冲锋。8日4时许，我炮兵开始向焦家岭东南角的两个大院轰击，夜间不辨方向，炮弹大多没打中。当炮兵转移阵地时，47团就发起了进攻。在敌军火力反击下，连续几次都没有成功。天亮时抓住一个保安队长，听说敌军有一个营。纵队首长决定不改变行动计划，让46团也投入战斗，配合47团进攻。

当天黄昏，47团再次向敌人发起攻击。当我军接近敌军院墙时，敌军将外边的柴堆打燃，并以轻重机枪向我军猛扫。我们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冲上去爆破，先后伤亡7人未能炸开缺口。侧面进攻的部队一度占领西北角的山坡和独立院落，但是大家缺乏经验，班长到哪里，战士跟到哪里，队形总是密集地聚在一起。敌军抓住机会用六零炮和机枪火力反击，给我部队造成严重伤亡。占领的地方又丢掉了。46团攻击老焦家大院，部队在开阔的地面上发起冲锋。不料因为天气太冷，机枪的油脂都冻住了，射击时断时续，不能连发。这就大大减弱了我方的火力，在敌军密集火力的扫射下，向前冲锋的我军战士一个个倒下去。经过七次冲击，虽然最后将守敌全部消灭，46团却付出了伤亡500人的高昂代价。

16师打了一天一夜，才摸清了敌人的情况。这是新1军50师的150团团部及1、3两个营及保安队一部，比原来想象的要多一倍。在敌团长率领下，他们仍然顽固地守卫焦家岭主阵地史家大院，等待援兵。为了尽快解决战斗，纵队首长决定让18师52团投入战斗，配合16师。

带领52团的18师副师长黄荣海是个红军出身的老战士，打仗肯动脑子。他知道新1军是个有战斗力的对手，麻痹大意是要吃亏的。52团向焦家岭开进时，有的连队走岔了路，延期到达。这时已经到了纵队首长规定的进攻时间，有的同志忍不住，急于要打。黄荣海冷静地说：不能急，要等情况摸清，部队和炮兵都到齐了再打。待一切准备工作完成，黄荣海下令把全团的42个掷弹筒集中起来，向敌军的一个院子齐射。集中兵力显示出我军的强大优势，敌人的火力被压制住了，战士们冲上前去，杀进院落，守敌大部被歼，少数逃窜。虽然战斗比原定时间推迟了7个小时，但战斗仅用了2小时就取得胜利，52团伤亡只有30人。

16师47团于9日清晨在炮火掩护下再次向史家大院的敌人发起进攻，占领前沿后以爆破开路，一间房屋一个院子地与敌争夺。敌人的力量被消耗得越来越少，焦家岭主阵地被我拿下，敌军团长带领残部仍在史家大院顽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我军决定暂缓攻击，重新组织力量，在黄昏一定解决战斗。就在我军进行准备时，敌人突然向西北突围。46团当即截获一部分，残敌逃出不远，被17师和松江部队全部歼灭，敌团长被活捉，焦家岭战斗苦战三天，于9日20时结束。

至此，北满我军一下江南战役基本完成任务。林彪于1月12日向东北局和中央军委报告：“（一）8号焦家岭战斗，我军以一个师及另一个师一部攻击，经两昼夜激战，敌新1军50师150团（缺一个营）约1 200人全部歼灭，敌伤亡约700人，被俘约500人，团长在内。我伤亡800余。（二）6号其塔木战斗，我以一个师攻击，经两昼夜歼新1军38师一个营附一个炮兵连共700人。毙伤敌400余，俘敌连以下150人。我伤亡团参谋长以下603人。以上两战斗，敌抵抗时间均较长，我伤亡比例亦较大。（三）7号张麻子沟战斗，我以一个师攻击新1军38师一个团（缺三个连），进至山区，遭我伏击，两小时半即解决战斗。我伤亡只300余人，敌全部歼灭，团长被击毙。”[5]

一下江南打出了我军的威风，经过半年的休整补充，我军与四平之战后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战斗打得十分英勇，部队士气高昂。号称王牌的新1军被我军吃掉近三个团，挫下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战斗中显示出国民党兵力分散，捉襟见肘，已经没有能力调集大批军队向我北满发起进攻。在焦家岭、其塔木守敌危急时，也不能组织起强大的援军。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一下江南有力支援了南满同志，杜聿明被迫重新部署，将主力调回一部分防守松花江，南满的压力减轻了许多。当林彪调动部队准备寻找战机再次打击敌人时，北满突然出现多年不遇的寒潮，哈尔滨夜间气温降至－40℃，火车停开。我军战士缺乏防寒知识，有的棉鞋打仗时破开了口子，有的棉衣太短遮不住身体。在18、19两天行军和隐蔽时，有的冻坏了手脚，有的冻坏了五官，还有的在卧倒时冻坏了生殖器。林彪得到报告：一纵轻冻伤2 034人，重冻伤644人。六纵冻伤3 000多人。严寒造成了比战争更大的危害。林彪急得在20日连发几封电报，一封报告东北局和中央：“在最近行动中天气甚冷，各部冻坏的颇多。六纵17日夜行军中冻坏700余，轻者手足冻肿，重者即发黑，都有冻掉指甲的，有的可能残废。”一封电告各部队：“近日来天气突变，3师4师6师均发生很多冻伤。盼各部暂勿做夜间行动，如需行动时，宁可白天行动。”[6]为了避免严寒造成更大损失，林彪下令各部队返回松花江以北驻地休整。

战斗刚结束不久，林彪又与各纵队和师领导之间频繁电报往来，总结探讨经验教训。战争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在激烈战斗中最能反映出一个部队的真实力量和作风，也暴露出自身的不足，有些教训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焦家岭战斗之后，六纵16师认真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仗虽然打胜了，但伤亡却比敌人还多。最主要的失误就是情况不明而仓促投入战斗，各级指挥员未进行地形和敌情的实地侦察，在战斗形成僵局的时候没有及时调整战术，仍然固执地继续攻下去。火力组织也不适当，47团把50多挺机枪都集中在一个狭小阵地上，无法发挥多层火力网的威力。冲锋部队没有按照“三三制”队形，而是成连成排的密集进攻，招致重大伤亡。这些反映出我们的一些指挥员不讲战术，蛮干和连队战斗动作不熟练的缺陷。师领导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在13日回电说：“你们进行了作战检讨，甚好。以后打仗需特别注意敌情与地形的严格侦察，对于已占领阵地与村庄之敌，切勿急于攻击。应进行很好的准备与侦察以后再攻击，严格实行一点两面战术，集中主要的兵力火力在敌人主要的弱点上，进行突破。”对16师在焦家岭战斗中连续七次冲锋所表现出的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林彪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5日给16师的电报中说：“你们检讨焦家岭战斗经验，教育部队时，除指出今后应注意侦察、注意集中兵力在敌弱点上、注意运用三三制战术等项外，望对于此次作战中战斗员的英勇牺牲精神与冰天雪地的苦战精神，指挥员的决心旺盛的精神，须加以赞扬和发扬。这是16师的优良传统，也是战斗胜利的根本条件。”林彪将16师的总结和他的电报转发给北满各部队，要他们参照进行总结。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各级干部和战士们又投入了热烈的战斗讲评。一纵检讨其塔木战斗延长三天才打下来，主要是由于轻敌。认为我军兵力比敌人多9倍，但部署时仅以8团主攻。8团又把两个营分成两个方向，每个方向只有一个连进攻，这就不能对敌军形成优势。在战斗中不讲战术，一个副连长下令“都给我冲”，对一个地堡连冲五次。在敌人的交叉火力射击下，逼迫战士用刺刀撬开地堡射击孔往里钻，结果战士伤亡，攻击也没成功。有的不会组织火力，把重机枪架在突击队的身后，自己打自己。有的不准备通讯器材，战斗中接不通电话，指挥受到严重影响。事先规定的联络信号，打起仗来就忘了用，致使指挥脱节，部队联系不上而陷于混乱。[7]

一下江南的三次战斗，只有张麻子沟伏击战打得干脆利索，焦家岭、其塔木战斗都暴露出不少问题。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装备和战术上不如敌军就不敢打，那么东北敌强我弱的局面何时能够扭转？林彪考虑了好几天，决定在双城总部召开北满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这些问题。从2月11日开始，大家热烈地讨论了三天。林彪始终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到13日由他作结论时，林彪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这次南下作战的意义是什么？林彪说：“我们需要打破敌人首先解决南满的企图。我们南满绝大部分城市失守，刚起来的根据地遭受很大损失。主力部队很疲劳，地方部队大部分垮了。因此，他们是很困难的。而敌人为了进攻北满，必须先搞掉南满。如南满被搞掉，东北的形势将产生很大变化，敌人即可将南满的兵力抽到北满来，进攻北满的兵力即可增加，而且敌人的兵源区粮源区亦增加了。如果我们在南满站住，敌人很大的兵力被牵制在南满，无法北进，使我们在北满有机会巩固与加深根据地的建设。因此，南满是否站住，是东北局势好转或劣转的一个重要关键。应该把南满与北满看成一个有机的联系，为保存北满根据地，就必须保存南满根据地。所以，必须打这一仗来配合与支持南满。”

进攻作战应当怎样打？林彪说：“总的在战术上说，注意攻击准备，不要进行没有准备的进攻。而攻击准备中最重要的是了解情况，即是了解敌情与地形。军事上最重要的是主动被动问题，而决定这点的除力量外是知己知彼。指挥员必须养成看地形的作风，否则一切都是空的。一切一点两面战术，猛打猛冲猛追战术都不能用。因为一点放在哪儿呢？从哪两面进攻呢？如何猛打猛冲猛追呢？不弄清地形是无法使用这些战术的。如果没准备好，就不打。不要害怕由于准备所产生的新的困难，即敌兵力增加与敌退走，弄不清情况就打，倒不如不打好。不管怎样，必须弄清情况再打。这是铁则，这是胜利的秘诀。”讲到这里，林彪就开始联系实际情况了。他说：“过去我们打惯了弱的敌人，造成了我们不去了解情况的作风。今天敌人变了，你脑子不变，就会犯错误。总之，对弱的敌人，不讲技术，是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的；但对强的敌人不讲技术，就会着着实实地暴露出毛病来。16师及18师焦家岭战斗亦可证明这点。16师是头等部队，一个师打了两天，伤亡很大，只占领了一间房子。就是情况未弄清楚，未很好准备。而18师是由于事先有了充分准备，集中了四十几个掷弹筒，仅以三十余人的伤亡，将制高点的另一间房子占领了。所以有准备与无准备的进攻，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碰到敌人，不要懵懵懂懂的就打，先用火力将敌牵制住，使他变成被动姿态，查明敌情地形后再去进攻。如敌已固守阵地与村庄，即进行有系统的进攻。战术条文很多，但在今天现实生活中，必须强调弄清情况这一条。我为它起了个名：叫做不打莽撞仗。”

说到这里，林彪话题一转，又谈到了硬拼仗：“当我们布置好了，准备好了，火力配备好了，包抄到了，攻击开始了，这时就照原订计划硬干下去。一切战术中最重要的战术是死打！坚决的牺牲才能换得更少的牺牲。16师这一点是最好的，连打七次冲锋，这是光荣的。就是打不下来，也是锻炼了队伍。这样可以使敌人在精神上支持不了，不要以为第一次冲不开，第二次第三次也冲不开。其实我们每一次冲锋下，敌人的内部在起变化，一次比一次的削弱。在战术动作上，必须有这种蛮干的精神。何况今天比前不同了，打了以后就有补充。必须拼命打，打破七次冲锋的纪录，除非上边有命令不打。上面不理智的情况较少的，要你们打，你们只管拼命打，一定能打好，至多亦不会产生很困难的问题的。去年提出的拼命仗，就是指这种经过准备以后的死打。”

林彪最后总结说：“总的作战方针就是：不打莽撞仗，要打硬拼仗。第一阶段上不要莽撞，第二阶段上就要硬拼。这是这次开会总的精神。”[8]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感到很有收获。我军虽然在装备和技术上落后于敌军，但是凭着顽强作战的精神，加上认真的准备和集中兵力，我们就有可能消灭敌人，至少也要打掉他们的威风。大家回到各自部队，积极准备下一次行动。

国民党方面得知我军已撤回松花江北岸，调整了军事部署。在通化成立了第三绥靖区，以52军军长赵公武主持。赵公武与杜聿明通话，认为南满我军主力在通化以北，临江必定空虚，准备组织兵力再次进攻临江。电报被我方情报机构截获，萧劲光和萧华得到通报，提前组织了防御。

1947年2月3日，国民党军第二次向临江进犯。52军195师由通化出动，一路进至高力城子，一路进至小荒沟，企图迂回六道江，配合2师及新6军22师进攻临江。新6军207师由新宾前进到三源浦，支援195师。萧劲光、萧华等研究了敌情，195师孤军深入，侧后完全暴露，后面的敌军一两天内增援不上，决定集中三纵主力和四纵的10师，先打掉195师。这些日子正是几十年不遇的寒流肆虐东北，大雪没膝，人在野外站一会儿就能冻僵。汽车冻得发动不起来，连马也骑不了。萧劲光等徒步来到高力城子一带查看地形，只见干部战士都忍饥受寒，默默地准备战斗，心里十分感动。他们将三纵7师摆在大荒沟、大兴屯，8师摆在六道江，9师摆在三源浦和五道江。经过战前准备，我军于2月5日凌晨主动向敌军发起进攻。激战一天，9师先消灭了195师一个营，推进到柞木台子。敌军见先头部队吃了亏，就向高力城子逃去。我7师、8师配合进攻，连续占领几个高地，从三面包围了高力城子。195师两个团陷入重围。当时估计敌人可能突围，准备6日一早发起总攻。没想到敌军提前行动，在夜里夺路而逃，我军在西南方向没有切断道路，195师师长陈达林率千余人冲出包围，逃向通化。我军混战一夜，天明时将残敌消灭。据清理战场的统计，毙伤敌584团团长以下百余人，俘虏585团团长以下400多人，缴获野炮3门、山炮2门，汽车9辆和大批弹药。

萧劲光等决定趁热打铁，命令三纵7、9两个师消灭位于三源浦的敌207师一个团。我军接到命令后，立即赶赴指定地区。7日黄昏战斗打响，敌军企图向西北突围，被我军堵了回去。一夜激战，到第二天早晨结束战斗。全歼敌军两个营近2 000人。二保临江战斗胜利结束。[9]

两战两胜，大大提高了南满我军的士气，增强了坚持南满的信心。但是陈云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估计敌人还会进犯，南满的困难局面还没有结束。2月8日他电告北满的高岗：“今后南满可能有两种前途：（甲）保住临、蒙，使长白山区有完整四县（22万人口），进而夺回辑、柳、金、辉城，如此则坚持敌后亦易。因山上与敌后互可呼应，对敌北进牵制力亦大，形成有力的犄角之势，此为上策。（乙）如临、蒙不保，大部主力在敌后处于敌兵四面包围中，根据地不易迅速建立，那时敌情又有两种可能：其一，敌以少数兵力对南满，大兵北压；其二，则利用松花江开冻，北满主力无法南渡击敌，敌可集中东北重兵先扫南满，使我无立脚喘息之机，而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陈云强调：“我必须拼死反复力争第一前途，只有不得已时，才走第二前途。”[10]

果然不出陈云所料，没过几天，杜聿明亲自出马。调集兵力部署第三次进攻临江。自1947年2月16日起，出动五个师分四路向临江推进。71军的91师为中路占领三源浦，一个团进至大北岔，一个团进至小荒沟。52军2师为右翼，进至通化以北的高力城子、大龙枣沟。新6军22师占领热闹沟，60军的暂21师为左翼，由金川南下到通沟，配合91师夹攻我军。萧劲光等研究敌情后，认为正面敌军兵力强大，又能互相支援。侧面的暂21师相对孤立一些，可以集中力量先打它。三纵的7师和9师接到命令，连夜出发。18日赶到通沟，包围了暂21师的2团。天亮敌军发觉被围，企图向西北方向突围，被我军堵了回来，被压缩在狭小区域内。我军四面进攻，经六小时激战，全歼了2团。与此同时，三纵8师在老岭和小荒沟阻击91师的进攻，一天打退了敌军几次冲锋，使91师不能前进一步，有力地支援了7师、9师的战斗。

为了扩大战果，三纵集中三个师的全部兵力，不停顿地向大北岔地区的91师272团发起进攻。8师首先向敌军阵地猛攻，割断了272团与91师主力的联系。其他各部队于21日拂晓向272团发起进攻。敌军占据着几个制高点，拼命抵抗，我军进攻受阻，一天无大进展。战斗继续到第二天中午，我军经过顽强战斗，终于占领了几个重要高地。敌军被分割成几块，被完全包围。91师主力向272团靠拢，企图解围，被我阻击部队坚持顶住。到黄昏时，272团及附属工兵营被全部歼灭在大北岔。

刘玉章带着52军2师从通化到了高力城子附近的清沟子，配合91师进攻。他住在镇上就觉得不对劲。这里是一个山间盆地，只有五六百户人家，盆地的出口是大龙枣沟。如果共军在这里伏下一支奇兵，他们岂不是被扎进口袋了吗？还没开始作战，刘玉章就想溜。他前去拜访91师师长，要他一起撤退。91师师长是个二杆子，听了半天就冒出一句话：“我要揍他！”至于怎么揍法，就没有下文了。

这时，在敌后活动的四纵10师接到命令，从敌军身后突然插过来，在21日抢占了大龙枣沟，封锁了沟口。师长杜光华同志指挥29团分头守住沟口和附近的高地，招呼28团迅速向这里靠拢，把敌军堵在盆地里消灭掉。

2师和91师听说后路被截断，顿时惊恐万分。刘玉章亲自指挥2师主力向外突围，91师在旁边助攻。在沟口的那一头，从通化来的195师增援部队也开始了进攻，敌人想南北夹击，冲开山口。

激烈的战斗从22日中午打响，敌军先以两个营兵力进攻。被打退后，又增加到四个营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向我军阵地猛冲。29团只有一个营守卫高地，他们以排为单位，顽强抵抗着多于他们数倍之敌。下午，大龙枣沟口那一边的195师也发起了进攻，29团受到两面夹击，仍然坚守着阵地。28团被敌军阻挡在青沟子一带过不来，29团苦苦支撑到黄昏，杜光华师长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此时，三纵开始对高力城子2师的一个团发起围歼。为了集中兵力，10师只留29团一部分把守大龙枣沟门，其余前往高力城子参战。各部队在夜间开始行动，规定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这时2师和91师主力抢在我军合围之前向大龙枣沟门突围，刘玉章给先头部队下了死令：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夺下来。敌军为了逃命，向29团留守部队疯狂进攻，29团伤亡过大，与增援部队失去联系，被迫撤出沟门。刘玉章得了一条出路，正在指挥2师撤退，忽然身边跑过一小队骑兵。黑暗中走近一看，是91师师长扔下部队先逃命了。刘玉章也顾不上五十步笑百步，率领师部紧跟着逃出了大龙枣沟口，趁着夜色向通化奔去。这次把2师打得元气大伤，刘玉章自进入东北以来，头一次尝到了我军的厉害。以后提起此事还心有余悸，痛骂其他部队都不懂“有你才有我”的团结共存的道理，却闭口不提自己不救25师的事。他与25师同在一军尚且不救，还能指望别的军来救他吗？

三纵的指战员在向高力城子的91师主力的总攻中，9师迂回敌军背后，切断他们回通化的退路。其他部队分路发起攻击。敌军见势不妙，于23日下午向通化撤退。我军因连续作战几昼夜，疲劳过度，没有堵住敌人，三保临江战斗又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三纵连战连胜，士气越打越高。敌军情绪低落，因北满我军二下江南，北线吃紧，杜聿明为了救急，决定调兵北上。91师于26日放弃了辑安和金川，辉南、柳河也只有一个营留守。我军抓住时机，扩大战果。三纵派7师去打柳河，8师与辽宁军区地方部队去打辉南。守敌闻讯想逃跑，在我军追歼下很快被消灭。到2月28日，南满我军势如破竹地连克四座县城，大大扩展了南满根据地。

三保临江战斗比起前两次，大有进步。我军贯彻了总部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示，每次战斗都是集中了五六倍于敌军的力量，歼敌一路。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当敌军惊恐混乱时，我军抓住战机，以迅速的动作捕捉附近的目标，再打一个歼灭战。这样我军在运动中总是处于主动，而敌军则被动挨打。由于我军连续作战的疲劳，91师主力才得以逃脱。三保临江的胜利转变了南满形势，原来情绪消极的同志振奋了精神，内部也团结了，虽然生活上还是很困难，但大家的情绪乐观多了。

当三纵进行三保临江战斗时，深入敌后的四纵也积极行动，牵制敌军，配合三纵打击敌人。我四纵11师向宽甸、桓仁地区挺进，沿路作战，虽然有所缴获，但减员很多。2月20日他们到达碱厂镇附近，听说敌军向临江发起第三次进攻，就决心拿下碱厂，在敌人后方插上一刀。

碱厂位于抚顺、本溪、宽甸、桓仁的中心，有国民党的207师一个加强营、保安团一个营和警察大队共千余人把守，在镇子东边的元宝山修建了防御工事。11师没搞清情况，以为敌人只有一个连，于20日下午开始进攻。起初以一个连的兵力进攻元宝山，由于该连没有详细侦察地形，单纯从正面攻击，在敌军密集火力下伤亡较大，从另一侧进攻的部队也同样受阻。而进攻碱厂镇的部队比较顺利，很快攻到了街里。抓住俘虏问明情况，才知道敌军比估计的要多。师首长决定计划不变，要团长侦察地形后，一部从街里迂回山后，一部仍从元宝山正面进攻。两下夹攻，敌军慌乱起来，丢下阵地向北逃跑。11师穷追猛打，歼灭了碱厂的敌人。共计毙伤敌131人，俘虏783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我军伤208人，牺牲48人。

敌军指挥部听说后院起火，赶紧调14师从桓仁出发寻找我军决战，企图与重组建起来的25师合力消灭我11师。为了摆脱敌人的追赶，11师决定兵分两路，以小部队吸引敌军主力，大部队则越过安沈路向东进军。大家不顾疲劳，日夜行军，8天走了500里，只吃了7顿饭，作战9次，终于冲破了敌军的堵截，返回了南满根据地。此时三保临江已近尾声，敌军正向通化收缩。11师与12师36团合作，拿下了桓仁县城。在那里休整了10天，恢复疲劳，补充给养物资。为了表彰11师深入敌后配合作战的功绩，辽东军区给全师指战员记大功一次。[11]

[1]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2]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40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4]　《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5]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电报本：《林总发报登记》第2集。

[6]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电报本：《林总发报登记》第2集。

[7]　《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群众》第12期，1947年3月23日出版。

[9]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10]　《陈云传》，上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第26章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二）

重炮猛轰城子街——德惠战斗——三下江南——杜聿明险遭俘虏——红石砬子歼灭战——东北局势的转折

一下江南战役结束后，北满我军返回松花江以北的根据地。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各部队的实力得到恢复。在此期间，各部队广泛开展立功运动，从战士到干部，从班、排到连、营，到处掀起挑战和竞赛热潮。大家士气高涨，急切盼望杀敌立功。2月13日，林彪下达命令：“我北满举全力于18号左右开始大举进攻敌人，此为本年度最重大意义的一次作战。”“倘此次作战能歼敌两个师，则能争取开冰后主力留在松花江南岸继续展开进攻。”他要求大家“为了完成此次作战，须决心不惜相当数量的伤亡牺牲与忍受寒冷与疲劳”。正值国民党军队向南满临江根据地发起第三次进攻时，北满我军二次越过松花江，开始了二下江南的作战。

当时松花江南岸的国民党军由于兵力不足，仍采取分散防御各个据点的作法。为巩固长春以北的前哨，杜聿明将新1军38师的89团调到城子街，在那里构筑工事和碉堡群，加强守备。2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一声令下，一纵、六纵迅速越过冰冻的松花江，进驻其塔木地区。城子街守敌闻讯，准备逃跑向德惠之敌靠拢。东总根据敌情作出部署：一纵主力负责打援，阻击德惠、九台之敌；六纵主力主攻城子街；一纵的2师和六纵的16师立即轻装出发，奔赴城子街西南，切断敌军退路。

2师在贺东生师长率领下，21日夜以急行军速度向城子街以南的长岭子进发，9小时走了100里，于22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战士们不顾疲劳和严寒，积极修筑工事。23日晨，城子街敌军一个营向我4团3营阵地进攻，企图夺路逃跑。当敌军进入我火力有效射程之内，3营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杀伤一片敌军。敌人见我军火力很猛，缩了回去，重新组织火力向3营发起第二次攻击。当他们攻到我军阵地前沿时，3营以四个排的兵力向敌军发起反冲击。战士们枪上刺刀，杀声震天地向敌军冲去。敌军最怕近战，向后溃退，被3营毙伤和俘虏了67人。

两小时后敌军转移突围方向，又向4团2营阵地进攻。2营战士也不是好惹的，他们连续打退敌军三次进攻，毙伤国民党军89团副团长以下103人，俘虏165人。为六纵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1]

六纵在新任司令员洪学智指挥下，决定以17师主攻、18师配合，消灭城子街守敌，16师配合一纵阻援。21日当17师到达城子街以西，18师到达城子街以东，完成对敌军包围后，林彪突然发来电报：“据2师偷听电话，昨日敌已发现我大军到达其塔木。因此，敌有于今晚或明晚乘夜逃跑之可能。你们最好能于明日下午4时以后开始进攻。”

为什么要延期一天进攻呢？这次不比往常，林彪手里有了炮兵，他要打一个步炮协同的漂亮仗。此刻，朱瑞带领两个炮团正在向城子街运动，林彪一个劲打电报催，问他何时能到城子街。

敌军也没闲着，德惠的新1军50师打电话催促89团，不惜一切代价突围。当六纵17师先头部队49团到达城子街以西的秀水沟南岭，发现公路上敌军人马车辆挤成一片，向西运动。团首长为了不让敌军跑掉，来不及请示就指挥部队向南猛压，截击敌军。这时城子街南面枪声大作，49团知道友邻部队正在阻击敌军，便勇猛冲上公路打击敌人。在正面和侧面都遭受打击下，敌军只好掉头逃回城子街，重新占领阵地。17师战士尾随敌人冲入城子街，占领独立房屋与敌对峙。

23日早晨，炮兵部队到达城子街，立即进入阵地。经过观察，发现敌军的主阵地设在街里的太和堂。9时50分，我军的大炮开始向城子街守敌猛轰。把小小的城子街炸得浓烟四起，瓦砾飞溅。敌军没想到我军有如此强大的火力，军心溃散。炮火准备后，六纵17师以两个团兵力发起进攻，与敌军展开巷战。到下午18师一部也从东南角攻入，两下夹击，把敌军包了饺子。到傍晚19时，全歼了敌人，战斗胜利结束。林彪得到捷报，以东总首长的名义向六纵和一纵2师的指挥员发出嘉奖电。[2]

城子街之战给国民党军以极大震动，为了避免各个被歼，25日哈拉哈之88师、农安之50师148团、九台之新38师迅速收缩回长春。林彪原计划消灭哈拉哈之敌，因为他们跑得太快，六纵没赶上。此时德惠成了一个孤立的据点，处于我军打击之下。

德惠是长春北面的屏障，守军是新1军50师的两个团及地方保安队，约7 000人。这是新1军的主力师，善于打防御战。他们在城里层层设防，部署得相当严密。师部设在车站，旁边是炮兵阵地。环城都修筑了碉堡群，郊外各个据点也构筑了土木工事，由保安队把守。

但是东总没有搞清情况，2月26日林彪告诉洪学智等，说德惠有敌正规军一个营，炮兵一个营及团匪若干据守，命令六纵和两个炮兵团负责歼灭德惠之敌。夜里林彪得到情报，敌50师的师部还在德惠，他预感情况可能比原来估计的要复杂，便于27日上午电告六纵首长：“88师敌已退至长春，原驻德惠之敌仍在德惠。你们不必打急了，应很好地侦察地形，周密的布置火力，使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息，然后再正式进攻。”东总决定，以六纵及独立2师配属三个炮兵团，围歼德惠之敌。一纵及两个独立师负责阻击长春增援之敌。[3]

遵照东总命令，六纵的三个师和独立2师于27日早晨先后进入指定区域，对德惠完成包围。当晚纵队指挥部召开作战会议，各师首长忙于战前准备，没有参加。由于过高的估计了自己，过低估计了敌人，对敌情作出了错误判断。认为德惠周围除江桥碉堡有少数敌人外，其余都已退缩长春。德惠守敌孤立，守备信心不强，可能一打就会逃跑。在选择突击方向时，会上出现争论。有的主张先打敌人师部，有的主张先突破敌军的薄弱地带。也有人建议明天看了地形再说。但纵队首长由于轻敌，既没看地形也没很好研究大家的意见，就仓促作出决定。让17师从东边进攻车站，其余三个师在铁路以西各开一个口子。当时认为四面开口，总有一面能打开，只要打开一面，横竖都能消灭敌人。会上决定总攻时间为28日17时，并将80门火炮作了平均分配。

德惠战斗打响时，林彪还不知道六纵的具体部署。28日11时他打电报问六纵：“你们主攻方向拟选择何处？该处拟用多少炮兵？盼告。”此刻，17师已经开始向德惠外围发起进攻了。他们在23门火炮和4辆坦克配合下向望河堡守敌进攻，因火力分散，初次未能奏效。到下午再攻，占领了望河堡。当他们准备向前推进到火车站时，发现西面是敌人新修的飞机场。大片开阔地被敌军火力严密封锁，很难通过。只好由另一个团向东北方向进攻，他们在夺取种马场的部分房屋后，因后续部队遭到敌人火力拦截，伤亡较大，跟不上来，只好停止进攻。

独立2师于28日下午在18门火炮对敌人阵地进行压制射击后，从德惠西南发起进攻。他们在炮火支援下冲开敌军防线，有两个营兵力先后突入城内街道。正准备扩大突破口，突然遭到敌军炮火袭击。在这关键时刻，我方炮兵的炮弹打光了，其他部队尚未突破，这两个营成了孤军深入，处于被动。在敌军集中火力反击下，部队遭受重大伤亡，被迫于3月1日晚退出城外。

16师以47团为第一梯队，向山东屯进攻。占领后因地形开阔，敌人火力封锁，无法向前推进。于是该团以四个连由独立2师的突破口进入城内，配合正面部队进攻敌人的环城堡。但进城后只占领了部分草房，没有可以依托的工事。他们与敌人激战一天，终因伤亡过大，与独立2师部队一起退出城外。

18师的52、53团向德惠外围的商家屯、薛家屯进攻，53团攻下薛家屯，逼近德惠城垣。遭敌阻击，未能突破。52团占领商家屯，与敌人进行几次争夺，打退敌人之后，接近城外壕沟。这时支援他们的炮兵也把炮弹打完了，失去炮火支援，又没有攻城用的梯子和炸药，52团只得退回。

3月1日这天的战斗打得你死我活。六纵向林彪报告说他们经28日激战，已经从西北角突入城里，夺取了四个大碉堡。但是承认“地堡多，敌顽强，我每进一步必须经猛烈争夺战，进展很慢”。“我们没有强烈的炮火，要歼灭该敌困难”。在附近监视增援敌军的一纵向林彪报告：独立2师、18师部队已攻入城中，“今晨战斗甚激烈。敌集中炮火向我占房屋轰击并反冲锋，房屋大部起火。”傍晚时一纵又报告了坏消息：“我昨晚攻入城内之部队，因所占区内草多，碉堡多，展开困难（我占领区域不大）。今晨敌集中一切炮火向我占领区猛烈炮击，将房屋烧着。我实行反击战，激战到下午2时，部队退出城内。敌六零炮多，炮位转移容易。我重炮炮弹不足，压制敌方困难。”[4]

德惠守敌指挥官、新1军50师副师长王某，一面指挥手下两个团的兵力拼命抵抗，一面向长春的孙立人军长求援。杜聿明为解德惠之围，被迫将进攻临江的71军91师调回四平，命令71军军长陈明仁率主力87、88师和保安部队向德惠增援。他们不顾一纵的阻击，全力北上，3月1日进至长春以北的米沙子、太平桥一带。虽然距德惠尚有百里之遥，但铁路交通毕竟比两条腿走路来得快。为了避免两面受敌，处于被动，林彪果断下令停止进攻。3月2日下午，六纵奉命撤出战斗，向松花江北转移。一纵也同时北撤，二下江南战役结束。

德惠战斗，我军集中了4个师、80多门火炮，可以说是绝对优势。部队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但是德惠却没打下来，其原因何在？六纵干部战后深刻检讨了经验教训。主要是：

一、轻敌的指导思想，造成了莽撞的指挥。战前认为德惠是孤立之敌，可能一打就跑，没有想到他会坚守。新1军是国民党的王牌主力，抗战时多次参战，老兵成分多，军官有一定战斗经验，尤其擅长组织防御作战。而六纵是第一次有炮兵配合作战，过去也没有打过城市攻坚战。本应认真分析敌情，周密侦察，再商定细致的战术，抓住敌军的弱点开刀。但六纵在轻敌思想的支配下，采取了莽撞的打法。既没有详细侦察地形，也没有充分作好准备。总部让他们3月1日总攻，而六纵急于在2月28日就开火，连队攻城需要的梯子和炸药都没来得及准备。战斗中也没有选择好突击方向，就按原来对敌包围的态势，仓促发起攻击，想象敌人一冲就垮，结束战斗。结果在敌军顽强抵抗下，又没有形成统一指挥，部队你打我停，攻击受阻。

二、主攻方向选择不当，平分兵力火力，是进攻失利的主要原因。德惠战斗以车站敌军师部为突击重点，恰巧是碰到硬钉子上面。这里地形开阔，敌人工事坚固，在周围的街道建筑和郊外的村落，构成许多据点，形成了以车站为中心的环形防御体系。我军突击部队在开阔地进攻没有良好的地形掩护，造成很多伤亡，消耗力量过大，因而未能突破敌军的主阵地。在进攻时将四个师分成四面围攻，各师又各打几个点，互不靠拢。虽然进攻声势很大，却不能形成一把强有力的尖刀。而且部队全上了第一线，没有强大的预备队，打开口子不能连续突破，扩张战果。林彪在1947年4月19日师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时特别指出：“德惠战斗是典型，原定4把尖刀，结果变成8把尖刀，16把尖刀，32把尖刀。德惠如果用一把尖刀的打法一定能打开。”

三、炮兵使用不当。由于炮兵是第一次参战，我军指挥员对指挥步、炮协同作战显然缺乏经验。他们认为有了炮兵就能解决问题，于是把两个炮团的80门大炮平均分配，每个师都配上20门左右。六纵首长给炮兵的命令是：2月28日15时开始试射，16时压制射击，奏效后即开始总攻。但压制哪些地区，摧毁敌人哪些火力点，打多少炮弹，打到什么程度才算奏效？都没有具体说明。炮兵们就这样打了一个情况不清、任务不明的糊涂仗。开始射击时，80门大炮四面开火，“看起来非常凶，实际上非常松”。在外围作战中，炮兵不停地轰，打了12个村落，消耗了六七千发炮弹。但是步兵没有及时跟上，停止打炮才开始冲锋，敌人爬起来开火，给我军造成很大伤亡。到攻击城里主阵地的关键时刻，炮兵没有炮弹了，敌军的炮弹却不断打到我军这边，迫使攻进城里的部队又退出来。

德惠战斗又给我军的指挥员上了一课：要打现代战争，要打败训练有素的强敌，仅靠人多和勇猛是不够的，必须坚持集中兵力的原则，必须认真细致地作好战前准备，对战斗中的任何细节、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对策。正如林彪在战斗结束后致电六纵指出的：“德惠战斗表现你们没有在攻击重点上集中绝对优势的火力、兵力，对一点两面战术强调集中主力攻敌一弱点了解不够。平分兵力分路突击的打法，对于打弱敌、要逃之敌、败敌还可使用，而对于决心守而有阵地之敌，则一定自己吃亏。”[5]

德惠战斗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我军没有集中兵力，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仍然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主力部队不仅有正规化的军事素质，而且重视对我军的研究。南满四纵在1946年11月的战斗中，曾缴获一份敌军机密文件。这是国民党东北行辕参谋处编写的《对匪作战经验与教训》，从四平之战和以前的一系列作战分析，研究我军的作战特点。谈到我军的优点时总结了七条：

1．攻击时不惜任何牺牲。

2．善于夜战。

3．善于利用民间人力与物力。

4．情报灵活，多能利用民众潜入我方刺探军情。

5．补给于民，行军辎重较少，行动轻便。

6．军中政治工作效能良好，战斗时指挥机关在部队直后督战。

7．企图与行动秘密。

他们总结我军的弱点有六条：

1．装备不良。

2．训练太差，不善利用地形地物，运动时常暴露。

3．每攻占一地，往往聚集一处，招致伤亡。

4．斗志不坚，弹药不足，难以持久。

5．生活艰苦，逃风日炽，大多系良民，被迫入伍。

6．取给于民，致招民怨。

剔除其中侮辱诽谤的成分，应该说国民党方面是掌握了一些实际情况的。为了对付我军，他们总结了十一条对策。主要有：各级部队于战时，均须控制较大预备队。以扩张战果及应付不意事变。行军驻军战斗，均须广派警戒，广行搜索。驻地数十里内之小部队巡察，尤为重要。“剿匪”部队须配属汽车及骡马，增大机动力并充足携带弹药，尤其是迫击炮弹与手榴弹。部队到达宿营地，即须构筑工事。凡驻屯较久之地，尤应构筑坚强堡垒及障碍物，以补兵力不足。射击军纪亟须注意，特别要养成节省弹药之习惯。熟练夜间战斗动作。

这个文件发到国民党军队的连级单位，想必新1军是熟读了的。他们在德惠战斗中基本上是按照以上策略行动的，所以取得了成功。杜聿明苦于三次进攻临江的失败，没法向蒋介石交代，抓住德惠战斗虚报战果，邀功请赏。吹嘘所谓“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比四平之战吹得还凶。这些话没骗了他的部下，反而骗了蒋介石本人。他以为林彪的部队已然不堪一击，竟直接命令追击中的新1军和71军渡过松花江追击。杜聿明听到蒋介石下达的追击令后紧张万分，牛皮吹大了，可怎么收场。他急忙打电话给新1军军长孙立人和71军军长陈明仁，要他们迅速撤回到原防区。不料孙立人、陈明仁求胜心切，坚决不肯停下，非要过江不可。杜聿明又气又急，电话里不敢说明真相，只好匆匆赶到德惠，当面告诉他们：“此次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次撤退是受我军虚张声势所迷惑。现据情报，共军从我方被俘人员口中已了解到我们力量不大，很有可能卷土重来。你们必须迅速撤回原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进攻。”[6]孙立人、陈明仁的头脑才清醒过来，同意撤退。但还没来得及行动，我军又抓住了他们的尾巴，从1947年3月8日开始了三下江南的战斗。

当我军撤回松花江北岸后，陈明仁的71军跟到南岸的靠山屯。孙立人的新1军到了德惠以北。他们分别派出一个团的兵力越过松花江，在保安队配合下进犯半拉山屯子、五棵树等地。但在杜聿明下达命令后，当夜又撤回江南。

当敌人兵力深入分散后，我军决心抓住战机，三下江南反击敌军。3月6日林彪命令二纵首先出击，追歼88师的264团。鉴于德惠战斗的教训，林彪特别强调不要打急了，等侦察好、部队到齐了再打。打的时候一定要集中4/5以上的兵力实施突击。7日夜晚，一纵也奉命过江，打击岔路口之敌。当1师和3师走了一夜，天明到达指定位置时，敌人早已逃跑了。他们又分头向大房身进军，想切断88师的退路。没想到敌军跑得比我军快，1师先头部队在追击中只抓住一股敌人，20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消灭60余名。

到3月12日，一纵已经走了5天。连续三次扑空。说明敌军越来越狡猾了。当发现我军主力出击时，只要估计守不住，拔腿就跑。虽然走了几天冤枉路，但一纵上下毫不泄气，非要抓住敌人狠狠打一顿不可。机会终于来了，二纵5师在达家沟歼灭了敌军后卫部队262团的一个营，又将该团的五个连包围在靠山屯。此时农安的87师、德惠的88师赶来解围，一纵奉命向西急进，于3月12日将88师3 000多人围堵在郭家屯和姜家屯两个小村子里。

一纵1师2团主攻姜家屯之敌，一个连在机枪和六零炮掩护下，迅速通过200米开阔地，从村东打开缺口。一个连从西面突破冲进村里，与敌军展开激战。敌人依托院墙顽强抵抗，因为没有梯子和炸药，进攻受阻，我军指挥的一位营长阵亡。敌军乘机冲出，企图反击，我军各种火器一齐开火，将敌人压了回去。乘敌军回窜，我军跟随攻入院内。敌军在我两面夹攻之下，被压缩在村西北两个大院内。此时2团集中全团20多门迫击炮、六零炮和火箭筒向敌人射击，打得两个院子到处起火，浓烟滚滚。敌人终于顶不住了，我军战士一拥而入，全歼了敌人。

郭家屯的战斗也打得十分激烈。1师3团也突入村内，与敌人展开院落争夺战。敌人虽然拼命抵抗，但被我军步步压缩，节节败退。情急之下，敌军团长带领残部向村西北突围。3团调上预备队投入战斗，与攻击部队会合将敌人歼灭在野外。这两次战斗共毙、伤敌军810人，俘虏敌263团团长以下1 193人，缴获了十几门炮和大批枪支弹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此时靠山屯的战斗也已结束。在我炮火猛轰下，敌人大部被消灭，约一个营的残敌逃出不久，又在孟家城子被一纵3师包围。我军抓到一个俘虏，问明白是敌262团的2营，师首长写了劝降书，让当地老乡送进村。敌人不回答，我军又派俘虏再次送信，敌人回答要我方给予两小时考虑时间。我军首长识破他们的诡计，是想拖延到黄昏突围，便下令炮火向敌猛轰。敌营长见大势已去，只好打起白旗投降。这一仗俘虏敌军360人，受到东总表扬。[7]

六纵的16、17师奉命追赶87师，一方面是敌人跑得太快，一方面六纵因德惠之战的教训，过于谨慎，不敢大胆追击，一直追到农安，把87师包围起来。一纵结束了郭家屯战斗后，也向农安靠拢，准备歼灭87师。杜聿明为解德惠和农安之围，急调新6军和13军主力北上，从铁路增援71军和新1军。又命令准备打开小丰满水闸，阻断我军退路。我侦察兵偷听到敌军电话，迅速报告东总。林彪考虑松花江就要解冻，不便于大军行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林彪于3月16日令各部撤回江北，三下江南战役结束。

三下江南我军打得比较顺手，敌军由于兵力空虚，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我军则士气高昂，敢打敢拼，敢于在运动中大胆歼敌。一纵1师打得十分漂亮。东总在3月14日嘉奖1师的通报中说：“此次我第一师在岔路口追击时，一夜连扑三空后，仍继续前进。次日又在奉命西进途中，一晚连打四仗，仍继续猛进。结果12日晚在郭家屯追上了退却之88师，又立即机动进入战斗。激战10小时，伤亡600余，将敌击溃和大部歼灭。当日又赶至农安以南，截获敌人三汽车弹药，并捕获俘虏。这种机动勇猛，吃苦与坚决执行命令的精神，值得特别称赞与发扬。”

三下江南中一个有趣的插曲是：杜聿明本人也尝到了我军的厉害。3月8日夜里，杜聿明在德惠与孙立人等交代完撤退事宜后，带着车队返回长春。离城不远，突然与大批由东向西挺进的我军遭遇。当即两下交火打了起来。我军不知道此刻撞上的是东北国民党军最高长官的车队，仅以一部分兵力包围攻击，大部队继续前进。杜聿明亲自指挥卫兵抵抗，最后乘小汽车与部分卫兵突围，车队大多被我军俘虏。逃回长春后，惊魂未定，看到长春城中只有少量部队守卫，几乎是空城。如果共军前来攻城，凭这点力量是根本守不住的。杜连忙召唤新6军和13军火速乘火车北上增援，后见我军无意打长春，围困农安、德惠的部队也相继撤走，他的心才算放了下来，长出一口大气。这次遭遇，给杜聿明的教训极大。此后他调兵布阵，无复往日的骄横与狂妄，谨慎多了。

为配合北满我军三下江南作战，南满四纵奉辽东军区命令，于3月20日向通化发起进攻。守通化的是国民党军195师，凭借着险要的地形和修筑的防线组织防御。四纵以10师、12师一个团和炮兵团从四个方向开始进攻外围阵地，由于事先没侦察好地形，10师把突破点选在发电所。没想到这里是敌军重点防守区域，火力很猛，攻了几次拿不下来，只好停止进攻。当时正赶上大雪天，战士们在没膝的深雪里艰难行进，动作很慢，加大了伤亡。在进攻外围高地时，敌人往山坡的积雪上泼水，冻成光滑的冰面，增加我军的困难。四纵缺乏打城市攻坚战的经验，没有集中兵力突破一点，到处打击溃战，敌人被打跑了也不追，让他们向纵深收缩，又恢复了作战能力。这些都使四纵蒙受了更多的伤亡，连续攻了三天，虽然攻占了外围的多数据点，但发电所、大顶子山、玉皇山几个关键的制高点和要害地区拿不下来。这时，增援的国民党军89师、54师向通化赶来，四纵不利再战，于3月22日撤出战斗。

进攻通化虽然没有成功，却也拖了敌人的后腿。在我军“北打南扯”战术的打击下，杜聿明顾此失彼，忙得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他把指挥权交给副司令郑洞国，让他组织对南满发动第四次进攻。

郑洞国回到抚顺营盘车站的指挥所，布置向南满临江根据地的第四次攻击。207师、14师和25师一部由双山子、宽甸向桓仁进攻，新22师及2师一部由新宾向通化进攻，刚从热河调来的89师和54师162团由新宾向三源浦进攻，184师、182师、暂21师由梅河口、海龙一线南下。国民党军摆开架势，于3月28日开始向临江地区发动第四次进攻。

南满形势又变得十分严峻。临江地区只有四个师，每个师平均6 000人，敌众我寡是很明显的。我军三保临江连续作战，还没得到休整补充，这个仗怎么打？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重申坚持南满的决心。要坚决地打，准备付出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的代价，打胜这一仗，把敌人牵制在南满。陈云指出：要准备打大仗、恶仗、硬仗，只要有利于全局，南满的牺牲是有价值的。萧劲光司令员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打仗就要有伤亡，但是伤亡有两种：一种是怕伤亡而伤亡，消极保存力量，结果降低了部队的士气，增长了敌人的气焰，形成被动挨打。一种是胜利的伤亡，付出必要的代价是为了换取更大的胜利，以局部的牺牲换取全局的胜利。将敌人消灭了，就不再有伤亡。地区扩大了，兵源增多，就能壮大自己。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也要打下去。只能打胜，不能失败。为此，大家都下定了最大的决心。陈云逐一征求每个领导的意见，如果付出的代价大，要准备承担责任。他反复问大家，对这样的决定后悔不后悔？大家都表示“不后悔”，陈云一拍桌子说：“我们学上海交易所的规矩，成交了。”3月31日会议结束后，各级领导人迅速返回部队，准备战斗。[8]

同日，陈云等电告东北局领导人：“我们已集中两纵队五个主力师打运动战。我们下定决心，不惜将三纵、四纵队打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以争取较完整的长白山。从全局来看，这种决心十分必要。又因为此次及今后敌兵多，且靠拢，因此决心打几个恶仗、硬仗、较冒险仗（仍是运动战）。若无此决心，则必然这样也不便打，那样也不便打，其结果必然部队拖垮，山头失守，贻害全局。”[9]

国民党13军89师从清原出动后，很快向通化方向袭来。这个师是刚从热河调来增援的，还没吃过亏，所以骄横冒进。4月1日89师已经推进到三源浦西南40里的红石砬子，形成突出部。我军进攻通化作战结束后，主力正集结在这附近。辽东军区首长研究敌情后，决定以三纵主力和四纵10师联合消灭89师。

四纵10师奉命退出进攻通化战斗，北上打援。当其先头部队到达红石砬子时，正好与89师一个营遭遇。我军抢先占领高地，阻击敌军。负责指挥的四纵韩先楚副司令员摸清敌情后，决定诱敌深入，寻找有利地形与三纵共同消灭这股敌人。于是我军且战且走，给敌军造成错觉。敌人得意忘形，冒进到柳条沟、油家街一带。这里是一片山间谷地，两侧山头的制高点都被我军占领，地形对歼敌十分有利。韩先楚请示军区领导，当即得到批准，并下令三纵主力火速前往，与四纵10师合围敌军。并将南满军区的两个炮团一个归三纵7师指挥，一个归四纵10师指挥。

4月3日早晨，各师都已到达指定位置，随即发起总攻。三纵7师迂回到野猪沟和兰山（红石砬子西山），切断敌军退路。8师从正面向油家街进攻，压迫敌军向红石砬子和兰山逃窜。9师负责打援，在柳河境内湾口镇一带布置防线，打退了国民党军184师、暂20师五个团的多次进攻，保证了主力部队在红石砬子的歼敌作战。89师在三纵的强大攻击下，被逐渐压缩到红石砬子我军预先布置好的口袋阵里，四纵炮团向敌人猛烈轰击，使敌军处于混乱状态。敌师长命令一个团向我军阵地反攻，但该团长见形势危急，企图从梨树沟向兰山突围。这时三纵和四纵的全部炮火向敌军实施阻拦射击，炮弹在混乱的敌军人群中爆炸，开阔地带积雪没膝，敌人连滚带爬，溃不成军，我军战士呐喊着冲向敌人，经过两小时激战，到下午5时结束战斗。全歼敌89师和54师的162团，毙伤和俘虏敌军1万余人，89师师长和两个团长带领400多人逃脱。郑洞国本来就对进攻临江信心不足，见此情景，立即下令各路人马撤退。四保临江战役又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终。[10]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历时3个多月，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5个师，毙、伤19 000多人，俘虏4万多人，缴获各种炮近800门，枪支4万余支和大量弹药、军用物资。南满根据地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陈云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满分局领导，坚定信念，团结一致，粉碎了强大敌军的四次进攻，保卫了南满根据地。北满我军经过发动群众，巩固了根据地，壮大了部队，以积极行动三下江南，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南满北满相互配合，以“南拉北扯”的战略粉碎了国民党军“北守南攻”的战略，使东北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机动力量在我军不断打击下遭到严重削弱，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不得不停止了扩张的势头，转为被动保守。而我军在战斗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自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以后的不利局面，从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经过多次战斗锻炼，我军在正规作战方面有了很大提高，敢于同国民党军打硬拼战、攻坚战，学会了集中优势兵力和步炮协同作战。在冰天雪地的严寒和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干部战士团结奋战，士气越来越高。而国民党军队的骄横气焰在我军打击下日益低落，在战斗中往往一打就跑。从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对东北我军来说，寒冷的冬季已经过去，阳光明媚的春天即将来临。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3]　林彪关于三下江南及夏、秋季攻势的重要发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编。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5]　《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经验总结——德惠战斗》，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6]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9]　《陈云传》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0]　广州军区司令部整理：《四次保卫临江战役总结》。

第27章　拾破烂建炮兵

共军的大炮是哪里来的——朱瑞受命建炮兵——延安炮校奔赴东北——两手空空退出沈阳——抢出来的破坦克——拣破烂建炮兵——从修械所到修炮厂——《炮字第一号命令》——三下江南炮兵参战——朱瑞制订炮战原则——再次收集炮弹——用贸易换装备

在城子街和德惠战斗中，当我军的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将一排排炮弹倾泻到国民党军的头顶时，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惊愕万分。他们作梦也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共军居然有了大炮！

这些大炮是从哪里来的？富于想象力的国民党人马上与苏军联系起来。他们一口咬定，我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撤退时暗中送的。直到几十年后谈起国民党在东北战争的失败，还是耿耿于怀。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既几全部被俘，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 000支，各种不同型包括迫击炮5 000门、战车1 500辆、坦克车600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舰艇等。从松北逃出的难胞所见：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的多以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这位先生很肯定地说，自我军占领佳木斯后，“佳木斯之为共军的后方，兵源的重镇，造成日后松北袭进的大规模攻势，卒使战局急转而下。”[1]

照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我军如果有这么多重武器，国民党军队恐怕熬不到1948年就垮了。这无疑是为他们在东北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公开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指编写中的四野战史——作者注）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批武器。”[2]

我们查阅当年的历史档案，想搞清楚我军大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东北我军建立起来的第一支炮兵部队，居然是干部战士漫山遍野拣破烂建起来的。

1945年9月25日，一支千余人的队伍从延安出发，汇入了十万大军闯关东的洪流。这支不起眼的小队伍，是延安炮兵学校的师生干部们。此刻，他们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奔赴东北组建炮兵。领导这支队伍的是一位身材瘦长、戴眼镜的中年人，他就是炮兵学校的校长朱瑞。

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的一个书香之家，上中学的时候正赶上大革命风潮。1924年他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便跑到广州投考广东大学（后改名为中山大学）。1925年他作为左派青年代表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了进行武装斗争，急需培养大批军事干部。遵照组织决定，朱瑞又到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以优秀成绩毕业。1930年回国后，先在中央军委和长江局工作，1932年到达中央苏区，曾任红5军团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战中到山东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底到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6月，中央准备任命他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他主动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军队的炮兵建设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对他这种不计个人名利、主动考虑革命需要的态度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朱瑞刚开始着手工作，为我军培养炮兵专业人才，中央发布了进军东北的命令。据东北来人说，那里遍地是武器，随便让我们拿。炮校的使命是赤手空拳奔赴东北，去“接收”大炮。朱瑞接受命令后，与他的副手邱创成、匡裕民同志向炮校全体人员传达了任务，进行动员，大家进行了简单的准备，就匆匆上路了。

这支1 000多人的队伍，出发时留在延安77人，一路上又被军区截留，晋绥军区留下131人、太行军区留下42人、晋察冀军区留下70人。当11月下旬到达沈阳郊区时，还有1 069人。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朱瑞与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领导人乘飞机先飞到山西辽县，又改乘汽车取道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去东北。10月中旬到达沈阳后，朱瑞拿着朱德总司令的介绍信找苏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联系。马林诺夫斯基对朱瑞很客气，但当朱瑞提到实质性问题，请苏方援助我军建设炮兵时，他就表示为难了。他说：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他们不便公开支持我方，建议朱瑞同苏军后勤部门联系。朱瑞以为苏联人说话算数，便先协助东北局做其他工作。听说炮校的队伍到了承德，他又亲自前往迎接。

当朱瑞带领炮校人员到达沈阳，准备开始接收时，现实像是一盆冷水，让他们从头凉到脚。在延安听说日军的大炮和装备都留在东北，有大炮6 000，骡马坦克无数，弹药器材堆积如山，等着我们去拿。到沈阳一看，根本没有那么回事。苏军只管往火车上装东西运回国，谁会给你一门炮。大家不甘心，立刻分头行动，寻找大炮和坦克。几天跑下来，调查到37门火炮，30多辆坦克和7个炮弹仓库。但是荷枪实弹的苏军岗哨根本不让他们靠近，朱瑞等去找苏方交涉，甚至苦苦哀求（朱瑞比喻为“申包胥哭秦廷”），也毫无效果。眼看武器拿不到手，大家都窝火极了。此时苏方正要把东北局赶出沈阳，各部门都乱糟糟地准备搬家，也顾不上理会这些没有炮的炮兵们。先到的部队和机关都撤退了，也没人管他们的事。就这样，他们赤手空拳来沈阳，又赤手空拳退出沈阳。这给了大家深刻的刺激。朱瑞与同志们发誓：“万事不求人，一切靠自己！”苏联人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抓”。朱瑞等领导定下方针：“分散人员，征集资材，建立家业”。主要任务是搜集武器和器材。炮校从延安带来的全部经费，是297两1钱7分金子。他们决定能拣就拣、能买就买，实在不行就抢。[3]

11月28日东北局从沈阳撤退时，负责保卫工作的高克领着5个日本人抢出两辆破坦克。走到郊区的小桥子村，坦克出了故障。他担心会被土匪劫持，很着急，想找总部联系。路过的李自群在附近的马关桥村遇到朱瑞，向他汇报了这个情况。朱瑞听后马上说：“不管是哪个部分的，只要是我们自己人，都要支援。”他就地从警3旅调了一个排，派炮校的孙三和3旅的一位指导员前去接应。高克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撤出沈阳时，我领着5个日本人开着两辆坦克出来，途中遇到彭真同志。他说：‘高克，你真有两下子，把坦克也给拉来了。现在我告诉你，你人在坦克在，丢了我找你算账。’我向彭真同志保证：‘有我高克，就有坦克。’走到小桥子村，坦克出了故障，走不动了。我想请过往的部队支援一下，他们都说有任务，不理我的碴。几个日本人见我们自己人都不理，都在叽叽咕咕想逃跑，也不帮我修理坦克。当时土匪又多，真把我急死了！想不到朱司令员会派部队来接应我，我当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马上叫日本人给我修坦克。朱司令员在马家湾子村见我们开着坦克回来时，高兴地说：‘我们有了坦克了！’朱司令员真是有全局观念，有战略眼光。”朱瑞不但接收了坦克，还把高克留下当了战车大队的副大队长。[4]

到了抚顺又有收获，市委的同志找到他们，请求把存放的一批火炮带走。炮校的人赶到一看，竟有各种火炮和高射炮27门。当时我军正在撤出抚顺，局势紧张，车辆和工具都没有，拉炮的只有几匹骡子，虽然有炮车却没有履带轮子。大家把破坦克的轮子拆下来代用，马拉人推，把这些宝贝运到了通化。

在通化，炮校正式开张了。随队的干部和学员分为山炮、野炮、迫击炮、高射炮和战车五个大队，实际上是空架子。大家看着手头这些破破烂烂又缺少炮弹的铁家伙，心里直嘀咕：“这样破烂的炮，我们自己又没有工业，怎样去修理？不懂这技术如何去掌握呢？”“这样破烂的炮，要啥缺啥，怎样办教育呢？今后这些东西坏了又怎样办呢？”在通化贴出布告招生，群众不知道这些身穿灰棉衣的“八路”是干什么的，还等着国民党来。炮校只招到四五十人，炮校虽然成立了，但没学生，无事可做，这些人才闲着等于浪费。朱瑞请示东总，决定将人员分散到各部队。这叫“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5]

在通化没住多少日子，到了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局决定将后方机关和部门迁往北满。炮校也加入了这大搬家的行列。大家把搜集来的十几辆坦克和部分大炮零件装上火车，加上他们的全部“家底”装了20来节车皮。当时到处混乱无序，火车头十分缺乏。他们走走停停，还要躲避国民党飞机的空袭。在路上消耗了1个多月，才转移到北满的宁安。当时正赶上北满部队剿匪，四辆能开动的坦克被派去参加作战。炮校于1946年5月迁到牡丹江，算是初步安定下来。

当时北满大地上，到处可见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有些是苏军进攻时打坏的，有些是日军没来得及转移而丢弃的，破烂的坦克、汽车、大炮倒在荒郊野外，值钱能用的东西大多被人拆走，至于遗弃的各种炮弹就更多了。朱瑞看到这些情况，果断地作出决定：分散干部，搜集物资，建立家业。炮校上至首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没听说有炮的地方也要去看看，能否找到意外收获。

在1946年冬季3个月的时间里，朱瑞和炮校的同志几乎走遍北满，对于日军曾经驻守过的地方，作过战的地方，他们都去搜寻遗留的火炮和炮弹。在那些日子里，东起绥芬河，西到满洲里，南到长春，北到虎林、爱辉的广大区域，都留下了炮校师生的足迹。据当年的炮校副校长匡裕民中将回忆：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季节，到荒郊野外去寻火炮、拣器材，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手伸出来就冻麻木了，拆卸零件时手掌沾上钢铁，能被粘掉一层皮。在深山老林里，一脚踏进深雪，就陷入半个身子。有时脚还够不到地，只好滚动身子往前行进。在密林中常被倒地的大树挡住去路，只好绕个大圈。为了防备土匪和野兽的袭击，至少三人一组才能走路，有时连向导也会迷路，只能在林中露宿。虽然历尽艰辛，只要找到一门大炮，大家就会惊喜得大喊起来。走近一看，不是缺摇架，就是少瞄准镜。但是大家并不丧气，在附近仔细挖掘，把散落的零件收集起来。有一次接到老乡报告：日本人撤退时，曾将几门大炮推到镜泊湖里。朱瑞得知后，亲自率领一个连赶到湖边搜寻。湖面上结了厚厚一层冰，大家用镐刨开冰层，发现了炮身。朱瑞高兴地喊叫：“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大家拉紧绳索，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上3门大炮。[6]在这一带还找到了日军的秘密仓库，一下就找到了15万发炮弹，这使大家极为兴奋。有些战争中破坏的武器，只要还有能用或能修好的零件，他们也都将其拆下，装在车上拉回来。

苏军撤离时拉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当时苏方的态度，不可能交给我们。但是朝鲜同志和我军关系很好，告诉我方不少情况。根据朝鲜同志提供的线索，朱瑞亲自带车越过鸭绿江，到平壤去和苏军远东方面军将领交涉。朱瑞凭着他在留苏时学会的一口流利的俄语，与苏方讨价还价，以物易物，终于换回了一批火炮和弹药。

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炮校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个成绩是来之不易的，朱瑞在1947年3月25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谈到他们“分散人才，征集资材，建立家务”的经过时，感慨地说：“在抓取资材、器材中，由于我们人多办法多，脚长手长，态度蛮横，甚至有不少‘违反政策，脱离群众，妨害团结’之处，这是我们应深自检讨的。当时有些人对我们的责难是有理的。但东北大乱，不能不乱，循规蹈矩，因噎废食，缩手缩脚，办不得大事。且资材遍地，先入为主，历史时机，稍纵即逝，不抓是不对的（可惜我们来得太晚，抓得太少）。故有些人讨厌我们，并无条件非难或否定这一抓，是错误的。干部分散得很宽，只要有炮及有我军队处，都多少派了人去。上自首长，下自伙、马夫，都人各一方，无论城市、乡村、山沟，那里有东西便去，无东西也去，毫不怜惜人力。如此者三个月，才有上面的结果。这一毫不怜惜的分散，也是正确的。不如此则无此后的胜利的集中与团圆。如果强调集中、等待，便会大大害着我们自己，坏了大事！有人责备我们满天飞，也是不对的。”[7]

1945年10月关内第一批部队到达时，曾以当时到手的武器组织起一个炮兵旅。旅下设两个炮团，1团为山炮团，共五个连，15门山炮。2团为野炮团，有三个连，17门野炮。两个团总共不过1 000人，很不充实。干部多数是早先延安炮校派遣的毕业生。各部队除了从关内带来少量迫击炮以外，当时也收集火炮，但既没有条件修理，也无力组建炮兵。有个别部队曾吸收部分伪满官兵成立炮兵连，主要是为了应付作战和剿匪，战斗结束后就放下不管了。炮校到达东北后，向各部队派了一些干部，由于过于分散，组织不起完整的炮兵部队。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时，东总曾临时建立了一个“炮兵调整处”，但在当时情况下没起多大作用。四平之战结束后，林彪迫切地感到建立炮兵部队的重要性。部队撤到北满后，随着东北局领导机构的调整，东北局《七七决议》的发布，领导上开始重视炮兵建设。林彪等听取了朱瑞的意见，并委托朱瑞起草了《炮字第一号命令》，于1946年7月9日以林彪、高岗、彭真、朱瑞、邱创成五人名义，下达到东北我军各部队。从此，炮兵建设开始走上了正轨。

《命令》首先分析了炮兵建设的现状和问题：

（一）我军在东北，对收集武器，组织炮兵，参加作战，均有一些成绩，但因客观条件限制（如器材不多，战争环境），及主观经验缺乏，故目前炮兵在组织、训练、作战各方面还有不少缺点及困难，其最基本者：

（甲）在领导上，对“炮兵为建军骨干”（朱总司令）“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毛主席）的意义，还认识不够。故尚未能尽力克服困难，支持及协助炮兵部队的组成、充实与发展。甚至有害怕将来集中使用，不愿积极组织炮兵者。根据现在情况，炮兵的编成距需要固远，然亦未达到最低的可能。

（乙）由于领导上重视不够，故在编成上人员、武器、马匹均甚缺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某些炮兵干部专等上级拨兵拨马，也缺乏自力更生、创造部队精神。故现有各炮兵不但分散、不充实；且器材、型式（长短、大小、轻重）十分混杂，不合战术要求，尚未能达成骨干作用。

（丙）在使用上，不是要求过高，再不就是使用不惯而放在一边，步、炮多属单独作战，缺少协同。由于训练不够，炮兵作战指挥本身亦颇多差误。

（丁）干部原有及炮校分派者外，吸收及改造旧军队炮兵官兵者不多。尤未注意适当集中使用通晓炮兵的人材，甚至有鼓励已有炮兵干部改行者。

（戊）弹药收集、整理、保管极不注意。器材收集、调整、爱护及修理亦不够。

《命令》第二部分阐述了总部为加强炮兵建设，适应今后作战需要而作出的一系列指示与决定。

首先是深刻理解炮兵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党的建军与作战指导，现正处于走向正规化与正规战的过渡。标志这一转变之基本的与最重要的设施之一，便是炮兵。编成一定数量的炮兵，并使之与步兵及其他兵种正确协同作战，不但将改变我军的组织机构，也将改变我军的作战和战术形式，因而也会根本改变我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阵地战）。坚定明确地把握住这一转变，是我军在建军途径上获得成功的重要关键。”“希望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参谋人员及炮兵部队与炮兵干部深切认识这一意义，并体会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在我党现时建军中表现的伟大思想。一切对炮兵忽视与漫不经心，都将造成对建军的损害。”

《命令》中确定我军炮兵建设的基本方针是“广泛地、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使用”。根据这个方针，总部决定：“凡我主力的及地方基干的团和旅，都必须尽一切方法收集整理器材，各组成一个步兵炮连。已有炮兵连者，务求其充实，给以必要训练，以备逐步扩大为基干炮兵营。各军区、纵队、师已有之各炮兵独立的营，应即充实兵员、马匹，进行整理。如能扩大至四个五个以上的连，即可建立小团，但以确实充足为限。”总部第一期整训计划是：扩兵2 500人，编成一个野重炮团、一个步兵炮团、一个战车大队、一个防空炮团，直属总部。并将东满、北满和牡丹江军区所属的三个炮团充实为“三三制”的炮团，南满要自行充实所属的两个小团，北满还须在北安和佳木斯组建两个炮兵营。这个计划应在一个月内完成。为解决专业人员缺乏的问题，要求各部队抽调有文化和战斗经验的班长或战士参加短期训练班，由炮校干部担任教员。各部队还要注意收集旧炮兵将校，经过审查和教育改造后，适当使用于参谋部门和教育单位。对通晓维修、观测、通讯的专业人员和兽医，也要送到总部来分配工作。对改行的炮兵干部，必须无条件收回。为了建立炮兵指挥系统，需要在各级机关增设炮兵参谋、主任等编制，“最主要的是莫搭空架子，莫贪空名”。

《命令》强调指出：“为扩大与充实炮兵编制，各兵团必须有计划指导收集修理以直达批发现炮兵各种器材。为收集保管及支应器材弹药，在各级后勤供给或军械部门下，必要时得专设炮兵械弹科或炮兵械弹管理员。他目前中心工作为收集本地区或防地内为敌人遗弃的一切炮兵弹械，绝勿再放任抛弃满地。”“观测通信器材最难得，但散于各步兵部队及个别同志者不少，应一律收集交炮兵使用，有些属于首长者，亦应割爱，使之用到是处。”最后，《命令》强调了步兵首长要加强对炮兵的领导和爱护，注意对炮兵的正确使用。

《炮字第一号命令》的发布，对东北我军的炮兵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朱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这一命令的最基本的精神，乃是在思想上确定炮兵的重要性；建设上，要求炮兵应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作法上，确定炮兵应以‘广泛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

此后，朱瑞全力以赴投入了炮兵的建设和整顿工作。建立正规化的炮兵团需要相当多的经费，靠炮兵自身的财力、物力是没法解决的。朱瑞向东北局领导人汇报了自己的设想，表示要在三个月内装备、训练出四个团开赴前方打仗。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表示：一定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他专门拨出6 000万东北币，折合黄金3 300两，交给朱瑞作经费。这在当时条件下真是一笔巨款了。陈云还同朱瑞谈了他个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归纳为“分析、反复、比较”六个字。朱瑞深受启发和鼓舞，回来召开党委会进行传达。他将陈云同志的谈话归纳为“一席话，六千万；六个字，金不换。”最后他向大家说：“我已经向东北局和陈云同志立下军令状了，保证在三个月内装备、训练出四个团，开赴前方打仗。现在就看我们的行动了。”看到上级这样关心炮兵，大家都感到精神振奋。

紧张的工作开始了。第一项任务是修理火炮。朱瑞手里虽然有几百门炮，除了少数从泥土中挖出的比较完整，其余都是拾破烂和剿匪得来的，不是缺这就是少那。大到炮架，小到表尺、瞄准镜和螺丝钉，少一样也不行。还有一些炮是从几门残缺的炮上拆零件拼装起来的，器材老旧，偏差极大，经过射击和长途行军，经常发生故障。要想把这些破旧家伙变成能作战的大炮，可是要费不少功夫。建设炮兵必须同时建设火炮工厂，这是两项密不可分的工作。

炮校转移到北满后，朱瑞就已经着手筹建修理厂了。1946年6月间，他们从宁安运来几部机器，在牡丹江设立了一个工场。请了两个技术工人加一个学徒，开始修炮。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作坊，工人师傅干了一个多月，修好一门山炮、两门榴弹炮，初见成效。大家有了信心，便到处搜寻机器设备，正式建起了一个修械所。修械所有3台车床、1台刨床、4个台钳和1座烘炉，有了车、钳、锻3个工种，有了14名技工和4个学徒。靠这些条件，他们能够每个月修复6门重炮，成绩越来越好，大家积极性更大了。三下江南战役开始，炮兵参战使修复任务急剧增多，制造零件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此时有了部队，人手多了，炮兵司令部就派大部分部队进山，到处寻找废弃的炮和零件。这次比以往搜索的面积广泛得多，所以收获也多。找回大批零件后，司令部决定将修械所扩建为修炮厂。1946年底厂子建成，一位修炮专家王厂同志任厂长，大量购置机械，招收工人。把修炮厂办成一个拥有600工人、学徒，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厂子。但是形势发展比生产更快。进入1947年，我军仗越打越大，对炮的需求越来越多。一个修炮厂又不够用了，这年9月成立了炮工处，下属4个工厂：一是修炮厂，专门负责修炮；二是机械厂，负责修理机器制造工具和火炮零件；三是复装厂，专门复装炮弹；四是皮革厂，为拉炮的牲口制造挽具和鞍子。

从拣破烂到修理装配大炮，在短短时间内能达到如此成绩，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中的艰苦和困难。朱瑞当年给中央的报告，很少谈及这方面的情况。后来炮兵司令部作总结时，才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机器材料方面的困难：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也不是军事机关而是作战部队，并没有由我们管辖的地区。故各地散有的各种机器和炮工材料虽多，可是我们没有权力随便搜集或取用。另一方面来讲，各军区和各级政府对于炮的零件和炮工材料都不认识，因此他们也无法给我们搜集和保管，以至把很贵的炮工材料或是破坏、或是卖给一般工厂当作一般废铁之用，使得我们炮工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个别单位把完好的炮弹壳化做洗脸盆或割成铜板出卖，作为本单位的生产。也有把燃烧弹中的黄磷挖出做火柴生产，还有把炮弹内的炸药挖出来做开矿的炸药，或做染布的染料。也有老百姓把完好的24公分口径的大加农炮炸烂以后当作烂铁出卖。可以说，整个东北，不论政府机关、公私工厂或老百姓，大部分是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破坏炮及炮零件和炮弹与炮工材料，这种事实是不少的。真正只有少数的军政机关，对于炮兵有相当认识的，才对炮工材料加以爱护和保管或通知我们去搜集。至于好的机器则早为各军区和各级政府取去，我们能取用者，不过是废墟中遗留下来的残缺不全、精度不良或已被火烧过的破烂机器，非经过大力修理是不堪使用的。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炮工中受到不应有的困难。

二、技术方面的困难：我们的工厂大部分是由工人组织起来的，对炮工技术方面没有一位是专家。就是有几位技术干部，也只能在组织管理行政方面起作用，对炮工技术方面也是外行。因此我们这个炮工的起家都是摸索得来的，所以在技术干部和技术上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火炮全部是钢做成的，当炮越来越多而炮的零件越来越少，必须要有化钢炉化钢制造零件，要有大压力机压零件，要有各种磨床磨零件。我们自始至终未能搞到化钢炉、压力机和磨床，我们也没有搞到刻度机，故直到现在还不能造各种炮的表尺。至于炮上的瞄准镜更无一点设备，故我们的炮兵大部分还是缺少瞄准镜，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三、干部方面的困难：在东北大部分的优秀干部，都分散到地方上或在部队里工作。在后方机关中的干部，任何部门都是很少。因此我们炮工处也不能例外，由此干部的困难也就不必多说了。

四、工人工资方面的困难：由于我们管理粮食没有经验，霉烂的粮食很多。更由于好的粮食要送到前方供给战斗部队用，在后方的任何机关就只能发给较次的粮食。而各工厂的工人应发给的粮食也不能例外，不能为他们特别发给好粮食。因此工人不仅得不到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而且应发给的粮食也不是好的，这样更使工人生活艰苦，致使负担大的工人每月需要出卖他自己原有的东西，来维持他一家的生活，这样对于领导工人的困难可想而知了。[8]

再多的困难也被朱瑞领导下的炮兵克服了。生活艰苦熬过去，没有零件自己找，有些没有办法的事情，想些土办法来代替。炮镜和表尺是大炮最重要的部件，找不到也造不出，大家经过无数次努力和实验，炮2团用木头制造野炮代用表尺，李光自制的夜间射击照准灯，比敌人的还好用，被总部命名为“李光照准灯”。有人发现用山炮镜可以改造成野炮、榴弹炮的瞄准镜，于是将拣来的100多个山炮镜都改造了，大体可用。但是仍有一部分火炮没有炮镜，炮手们就用炮膛瞄准射击。

一边修理装配火炮，一边训练炮手和干部。朱瑞把炮校的干部大多分散到各部队，让他们为部队培养炮兵。炮校仍然是培养炮兵骨干的基地，教员不够用，就将伪满炮兵军官或国民党军俘虏拿来使用。每期学员训练4—6个月，山炮、野炮和重炮都学。不但学日间动作，还要学夜间动作，多作行军演习和实弹射击。不仅学会打炮，还要学会伪装和防空。这些学员毕业后，马上分配到新组建的炮兵部队中去。从1946年9月到1947年3月短短半年内，朱瑞已经在北满建起73个炮兵连（包括一个战车连、一个自动车连和两个高炮连），南满也有了27个连，共100个炮兵连。加上60步兵迫击炮连，我军第一支现代化的炮兵部队初具规模。

为了更便利于组织、训练和指挥炮兵部队，1946年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达了《炮兵第二号命令》。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政治委员，贾陶为副司令，匡裕民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具体规定了炮兵司令部的任务和职责。从此，分散、庞杂的炮兵部队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对我军炮兵的发展壮大有着重要的意义。朱瑞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炮兵司令部的成立，使炮兵建设、今天及将来的领导、企划均有了重心。使炮兵之指挥、管理、教育……，从一定时期的分散状态，得以加速加强统一和系统化。它是东北炮兵发展的一个绝顶重要的成就。如不及时办到这点，便不可能有此后的发展，较大的、有组织的炮兵的参战也不可能。”

在组建和训练炮兵部队的3个月中，朱瑞重点抓了他的直属部队——四个基干炮团。用他自己的话说，辛苦了一百天，“画龙”的工作（修炮、组建部队、训练）是完成了。但是能不能“点睛”，即部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取得总部和各部队的信任，才是真正的要害问题。对此朱瑞也是“战战兢兢”，事无巨细都要督促检查，充分准备，才不至于临时张皇失措，出岔子，打败仗。部队训练好以后，他请总部首长来检阅。刘亚楼参谋长兴致勃勃地与朱瑞一起巡视了四个炮团，观看了他们的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刘亚楼的结论是“还好”，这就是认为炮兵可以拉上来参战了。

1946年11月份，炮兵部队开始集结。部队一拉出来，动作还快，但问题也跟着来了。头一条是不能走路，第一天行军60里，便走得人困马乏。朱瑞马上意识到：要打仗必须先会走路，他指示部队要多拖出来行军，不打仗也要拖。拖了一个月，行军能力有了显著进步，过了第一关。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又针对作战实际，训练部队的伪装、防空和夜行军能力。通过后来的作战，伤亡比估计的要少得多，真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三下江南战役，是对这支年轻的炮兵部队的最初考验。四个炮团拖着80多门大炮随一纵、六纵参加作战。一下江南时，朱瑞去朝鲜办事，由邱创成、匡裕民指挥了炮击其塔木、焦家岭守敌的战斗。二下江南，朱瑞亲自指挥两个炮团参加了城子街和德惠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我军炮兵显示了威力，大长了我军的威风，但也暴露出一些弱点，尤其是集中兵力和步、炮协同作战方面，表现出经验不足。正如朱瑞后来指出的：“城子街作战，炮兵将一个工事的敌人打光，步兵携枪进入，高喊‘炮兵万岁’，便说炮兵‘打得好’。德惠作战中，同一炮兵及步兵协同作战，炮兵打了一个钟头，步兵未前进。炮兵把敌工事摧毁，炮火停止；敌人一部复返工事（敌人不可能统统被打死），步兵未拢上（并未认真组织冲锋），便说炮兵‘打得不好’。又如德惠联合作战，六纵队的命令上写：‘待炮兵射击奏效后，步兵开始猛烈总攻’。这个‘奏效’就指着‘一切打平、打光，步兵可无阻拦的冲进去’之意。结果便给步兵以普遍等待的心理，甚至为了等待炮兵，将步兵可能运用于协助接敌冲锋及占领工事的一切机、步枪，小口径炮与炸药均置而不用了。德惠作战是我军有史以来第一次如此强大炮兵配属步兵作战的，结果一事无成。其中六纵18师一天进攻，耗弹1 000发，未占领一个敌人基本抵抗阵地，便是证明。”

三下江南战役结束后，上至总部，下至各部队都进行了认真的战斗总结。朱瑞考虑的问题更多。经总部批准，1947年3月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在韩家村一家小院的三间北房里举行，朱瑞、邱创成、贾陶、匡裕民等炮司首长和各炮团的干部、炮司机关干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有三个：一是炮兵在运动战中的作用；二是炮兵的战术和技术问题；三是炮兵的政治工作。讨论的重点，是第二个问题，即炮兵的战术问题。

朱瑞在会议上作了总结发言，他结合三下江南作战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我军炮兵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他指出：指挥及战术问题，指挥就是战术。没有战术便没有指挥，我军来东北搞到大炮以后，为了打土匪和作战需要，就开始使用。开始无战术可言，但发展到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战术问题便成为十分重要的了。“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炮兵的‘效能’问题；从消极意义上说，它又是炮兵的‘存在’问题；如何能在与敌人优势炮兵作战之下，既能发挥制敌的‘效能’，且能保护我之炮兵的‘存在’，这便是我们之所以必须考虑炮兵战术问题之目的。”朱瑞强调指出：“我们为人民军队，炮兵为人民炮兵，战争为人民战争。我们炮兵仍属初建，不但器材保证不大，干部经验亦差，弹药不足，无防空设备。而我们的任务又是应该从劣势中争取一定的优势，并必须消灭敌人。这些又都作为考虑与产生我们炮兵战术的基础。这一特定条件规定我们，我军炮兵战术不能全学苏联的（虽然他们也是人民的），又不能全学国民党的（虽然他是超过我们的），也不能照搬日本的（虽然一切火炮均是日式的）。我们必须创造中国的东北的人民的劣势的炮兵的自己一套适合消灭敌人并保存自己的作战战术，但又不抛弃作为炮兵兵种古今中外的一般作战法则。”

我军炮兵的战术应该是什么？朱瑞从战斗实践中总结了三条原则。

一是步炮协同的原则。他说：“炮兵是一个独立的兵种，然而从作战目的上说，它又是一个从属步兵的兵种。它的一切主要作用在于支援步兵取得胜利。炮兵如何有效支援步兵及步兵如何正确使用炮兵，这里便产生一串的协同问题。”在以往的战斗中，主要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炮兵方面有些同志不知道炮兵对步兵作战如何配合，不善于服从步兵作战意图及需要；其次，步兵方面，一般过分要求炮兵的威力与作用，因而产生依赖或等待炮兵解决敌人，而忽视步兵运动、冲锋、肉搏作战。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步兵首长不将作战意图告知炮兵，致炮兵进退无所适从。前者毛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

正确的步炮协同配合是什么？朱瑞指出：“正确的配合应是，炮兵依步兵首长指定轰击敌阵的目标，步兵应即开始运动，接近敌人。炮兵射击打中某些目标，或竟打破某些目标，造成敌人伤亡、慌乱，或竟抛弃暂时据守之据点时，步兵应即以自己的机步枪、小口径炮继续掩护步兵投入冲锋。此时炮兵则向敌纵深及两翼延伸与扩张射击，以断敌复返工事或反突击，并支持步兵巩固阵地。而不是等待‘一切平毁，一切解决’，步兵从容进入敌阵。”

二是集中火力的原则。朱瑞说：“极大限度的集中兵力，并集中火力，击破敌人一点，从而扩张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战术。这不仅对步兵，同样对炮兵，都是我军作战战术的铁则。”但是我军作战中，对这个原则体会的不精熟不深切。所以在兵力和火力使用上，常常是分散和不集中的。有了炮兵之后，大家依赖炮兵解决战斗，一个营、一个连分别作战也要炮兵配合。结果将炮兵一再分割，完全零星分散，失掉了它应有的威力。朱瑞举例说：“德惠作战，步兵4个师分4个作战地段，每师又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突破点；配属的30个连、90门炮的炮兵，也与步兵一样一分再分，形成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到处都打，到处都咬，实际上失去一切强大地位，变成无数个步兵营各携一个炮兵连，甚至十来个步兵团各携一个炮兵营在作战。无所谓联合、协同，故亦无所谓指挥与集中。结果一事无成，自属必然。焦家岭作战，开始步、炮均分散，打几十小时，耗炮弹数百，伤亡数百，未解决战斗。后改取集中兵力与火力，以数十发炮弹，30余伤亡，一度冲锋即将敌枢纽地带拿下而解决战斗。”这些教训，就是集中与分散成败之鲜明对照。

应当怎样集中火力？朱瑞认为：主要是统一分配和指示目标，达到集中火力的指挥。为了避免拥挤和暴露，配备可以适当分散。集中火力也不是对准一个目标穷打一阵，由于炮弹有限，炮兵主要是有效克制碉堡，为步兵开路。要以点射敌人具体目标的方式来连续发射，达到集中火力的作用。

还要发扬快、准、猛的战术原则。由于我军火炮少、弹药少、通讯观测设备不全，不能像敌人那样采用通常的战术，而应当扬长避短，“以近战、直接射击为主，远战与间接射击为辅”。也就是炮兵抵近射击的战法。

所谓抵近射击，就是在步兵配合下，炮兵推进到离敌人阵地很近的地方，直接瞄准，迅速打击，达到配合步兵歼敌的目的。朱瑞指出：“抵近一般在夜间、黄昏或拂晓，这样自己才不致被敌人火力消灭。靠夜间作战，山、野及榴弹炮均抵近至200、100以至80米直射。故不但准、快，而且猛。不仅夜间，只要有强大步兵、优势火炮，以精密侦察与周密协同（尤其防敌反突击，阵地隐蔽，指定轻重机枪防空及压制敌小口径炮），则白天亦可抵近至千米、数百米。城子街战斗，野炮曾抵近150米射击（攻击一天一夜，伤亡50人而未拿下之设防院落，仅以8发炮弹、8个伤亡、15分钟之射击与冲锋，便解决了敌人）。”[9]

后来的事实证明，朱瑞总结的炮兵战术原则，是行之有效的。我军炮兵靠着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将大炮推近到敌人眼皮底下，猛打快打，步兵随即跟进，迅速消灭敌人。而惯于在后方阵地作战的国民党炮兵对此感到不可理解，认为我军将炮兵推到前沿作战是“往大炮上挂刺刀”，不是正规战法。然而我军就是靠这些“不正规”的战术，出奇制胜，以弱胜强。

第一次炮兵会议结束后，炮兵建设工作更上一层楼，被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朱瑞和他的战友们以更大的热情开始新的工作。一方面充实部队，把基干炮团、战车大队的编制、火炮、弹药和马匹配置完备，炮校招收更多的学员进行培训，在部队中普遍开展炮兵战术教育。凡是主观上能尽力做到的，都去努力做好。但是炮弹问题仍是一大困难。朱瑞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炮弹之少，这是东北炮兵的生死存亡问题。其中迫击炮造弹本为我军老行，这一本事到东北后长期丢掉了。现总部正加紧拟制中，此项不久许能克服。野、榴两种炮弹，可维持若干年，暂无饥荒。只山炮弹与各式步兵炮弹最严重，而且也是最容易消耗及最需要之炮弹，目前尚无根本办法。”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多方收集、搜索和设法制造，最消极的办法才是节省。

这样，炮兵会议以后，朱瑞和他的战友们再次走遍北满各地，收集散落的炮弹和火炮零件。这次比以往人数更多、搜索面更大。除了自己搜集，还采取各种办法收购和交换。从1947年4月到7月，他们在北安、穆棱、鸡西、绥芬河、镜泊湖等地仔细搜寻，又有很大收获。当时炮3团领导向朱瑞反映：北安等地朝鲜族居民中存有不少日军武器，可以用食油和烧酒来换。朱瑞马上命令后勤部门调去一车皮大豆和一车皮高粱，让3团开办油坊和烧锅，用自己生产的油和酒向群众换武器和马匹，结果双方都受益，皆大欢喜。

搜集炮弹的工作又有进展，冬季过去，冰融雪化，许多被冰雪覆盖的火炮和炮弹又露出头来，被大家一一拾起。据1947年7月19日东总给中央的《关于彻底收拾日军遗弃之炮弹简报》，到手的各种大口径炮弹总数为：

榴弹炮弹头约47万颗，药筒27万个，能充分满足现有榴弹炮（约68门）的使用。

野炮弹头60万颗，完整炮弹28万发，能满足使用。

日式山炮编用者约170门，炮弹几乎完全消耗。现用野炮弹头复装代用，每天平均装700发，刚刚够用。大连军工厂已开始自制山炮炮弹，年产20万发，可逐步满足需要，并供关内使用。

加农炮数量很少，炮弹可以用野炮炮弹复装代用。

迫击炮弹已开始自制生产。

美式火炮除缴获外还不能仿造，因缴获不全，美式火炮还不能形成主要火力。

这个《简报》最后说：“为制造及复装各式炮弹，主要须解决炼钢、炼铜、制发射药及信管底火。现除有各式信管200万、底火100万，暂可维持及大连已可自造山炮弹外，其他均只在本年秋方可在北满开始试造。”

为了尽快取得我军急需的火炮和炮弹，朱瑞于1947年6月第二次赴朝鲜，与苏军谈判以物资换装备。我军的强大和东北战局的转变，使苏方的态度也有了一定转变。朱瑞经过多方努力，又通过当年克拉辛炮校同学的关系，与苏方达成口头协议。为了不使国民党方面抗议，苏方每天利用夜间掩护，向我军发送日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苏军不用日军火炮）。我方则用农产品折价交换。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军经图们向我方运送了数十列火车的日军旧武器、火炮和弹药，大大改善了我军炮兵的装备条件。朱瑞将这些装备迅速补充到炮兵部队，又投入了新的更大的战斗。

[1]　田时雨：《东北接收三年灾祸罪言》。台湾《传记文学》第36卷1期。

[2]　刘亚楼在四野战史编写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3]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东北炮兵建设概况报告》，1947年3月25日。

[4]　郑建英：《朱瑞传》第10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5]　东北军区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特种兵部队建设》部分。

[6]　郑建英：《朱瑞传》第10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7]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东北炮兵建设概况报告》，1947年3月25日。

[8]　东北军区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特种兵部队建设》部分。

[9]　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东北炮兵建设概况报告》，1947年3月25日。

第28章　暴风骤雨（一）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

东北土地状况——反奸清算，开展土改——马斌工作队发动群众——工作团下乡——农民还在观望——姬龙图搞起农民武装——中农被侵犯了——陈云论“半生不熟夹生饭”——张闻天三下会龙山——清洗流氓坏分子——东北局指示搞春耕

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发布后，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的广大农村，领导贫苦农民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这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一直持续到1948年初。读者熟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就是当年这场运动的真实写照。土地改革历时两年，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足以写成一部大书。我们在这里描述的，不过是当年历史的一些片断。

东北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地占有情况，与关内有很大差异。日本人占领东北时期，先后通过“东亚劝业会社”和“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日本官方拓务省办的农业经济组织，名义上与伪满政府合办，实为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工具），以低价收购和无偿没收等手段大量兼并和掠夺土地，从日本国内大量移民，从事经营。当年加入“开拓团”，携儿带妻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农民，不下数十万人，为日军生产进行侵略战争所需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有些土地是从张作霖家族和中国地主手中夺取的，因为没有日本“开拓团”来耕种，又返租给中国地主经营，称为“满拓地”。这些地主依然是原来土地的主人，继续从事租佃剥削。东北地广人稀，往往实行轮作制，一家要有十来垧地才能维持生活，50垧以上才能算是地主。在东北农村中，土地大多属于“开拓地”和“满拓地”，据张闻天在北满的宁安调查，耕地总数的80％都被其占有。小小的安图县上述两种地也有6 000多公顷，占耕地总数的60％。

这么多耕地，日本人的“开拓团”是种不过来的。东北历史上内地移民很多，“闯关东”是关内贫苦农民的一条出路。民国初期每年都有几十万人，灾荒年甚至多达上百万。他们到东北后，无钱、无地、无工具、无粮食，不可能独立开荒。多数靠给地主扛活和从事各种手工劳动获取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所以东北农村雇工特别多。地主对雇工的剥削是十分厉害的，有调查材料说：“扣工资是东家最厉害的一条，扣工资的工价，不是照扛活的一年平均工资每天的工价扣，而是照当时的市价工资扣。因此扛活的歇一天工，平均总要六天的工资才够扣。忙工扣忙工的工价，闲工扣闲工的工价，扛活的只要有三病两歇，一年的工资就会扣去一大半。原来的工资就不够养活家小，这样一来就更不得不向东家借粮借钱。无法偿还，就得总扛下去。所以扛活的一句流行话：‘扛活不用本，越扛越加紧’。东北因气候关系，农作时间不长，大体上下种、锄草、收割一共约有四个多月的农忙时间。所以短工、卖工夫的又特别多。而长工除农忙时间外，其余的时间就是帮东家赶大车做杂活。经营地主收容这些破产的农民和关内移民，长期的奴役下去。这些扛活、劳工、卖工夫的，实际上是农奴，长期被束缚在地主富农家里。他们要想升为贫民、佃农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买不起牲畜，没有种子，没有农具，无法独立地进行耕种。”[1]

日本对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方式叫“出荷”。由于日本国内粮食短缺，供应侵略战争用的大米、大豆主要靠东北供给。东北年产量的80％以上都要“出荷”，其余如线麻（做导火索用）、蓖麻（航空油料）及土豆、白菜、猪肉等，也都在“出荷”之列。地主自然将这些负担转嫁在贫苦农民身上，把自己的“出荷”少算，穷人多算，加上名目繁多的杂税和临时性摊派，使本来富裕的东北被搜刮得干干净净。[2]

东北人民所受的另一重剥削来自“配给店”。伪满经济专卖总局对面粉、煤油、火柴、布匹实行垄断性经营，由日本公司和伪满政权合资经营，在城市和乡村设立大大小小的零售店，实行配给供应。乡村的小配给店往往由地主代理经营。日伪和地主狼狈为奸，以“义仓”（供应灾荒年救急用）等名义囤粮藏布，高价出售，使贫苦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抗战胜利后，我军先期进入东北。1946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规定“所有东北境内一切日伪地产、开拓地、满拓地以及日本人和大汉奸所有地产，应立即无代价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贫民所有。以利春耕，以增民食，并免致荒芜。”“处理上述土地问题应与贯彻二五减租、分半减息运动及发动春耕同时进行，应经过群众路线，动员当地人民采用民主方式，讨论通过处理之。”[3]但是当时与国民党当局争夺东北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们还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地方政权，乡村的地主提出“物归原主”的口号，将原来由他们经营的土地和手工业作坊、配给店据为己有。在当时的条件下，东北我党我军还没有可能开展深入的土地改革。只有在北满根据地我党控制的几个地区，初步进行了没收日伪土地和分地给贫民的工作。

1946年5月四平保卫战结束后，我军开始大踏步地后撤，退到了松花江以北的北满根据地。当时的形势极为严峻，退却造成的混乱使主力部队严重减员，由于根据地尚未巩固，土匪活动猖獗，给我军的生存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时在东满根据地工作的张启龙回忆：“当时大部分城镇为敌伪残余和土匪所盘踞，能收集到的资材很有限。1946年5月，是我省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连部队、机关干部的菜金都发不出来。这时，省委认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固然是解决财经困难的根本途径，但远水难救近火；为解决燃眉之急，只有结合各地正在进行的反奸清算斗争，清查和没收敌伪资财，才有可能克服当前的困难。”[4]

北满根据地的情况与其相似。我军大量撤到松花江以北，生存成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央在1946年8月10日询问东北情况，东北局26日的复电说：“部队情绪已转向巩固，逃亡现象亦大为减少。但部队的情绪与巩固程度仍较之在关内解放区时差得很远，物质生活条件非常穷苦，吃粗粮、穿破烂衣。政治工作仍薄弱，现正在整顿中。”这时东北停战已有两个月的时间，可见我军主力部队在北满的处境之困难。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中共北满分局派出工作队下乡，进行反奸清算工作。一方面是在农村打开局面，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另一方面是清查地主的粮食财产，解决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急需。这实际上是拉开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序幕。

1946年5月26日，一支14人的武装工作队背着背包扛着枪，来到了松花江北岸铁路小站陶赖昭附近的一个屯子。领队的一位书生模样的干部叫马斌。

马斌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原来在华中解放区当过县委书记。来东北后在北满开辟根据地，曾任松江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宾县县委书记。此刻，他正随主力部队在陶赖昭地区活动，做地方民运工作。听说这个屯子是封建堡垒，地主坏人活动猖狂，他就带领着工作队来搞反奸清算。

进了屯子就感觉不对劲，乡长——一个当地医生，带着乡公所的人来接待。医生告诉马斌：因为他没当过汉奸，被大家临时推举为乡长。屯子里没有好房子，请大家到吴家烧锅休息。马斌一问情况，姓吴的是个经营地主，当过旧屯长，管着义仓的许多粮食，还开着烧锅。住在地主家不是脱离群众吗？他拒绝了乡长的好意，带着同志们住进一座破庙。

傍晚他们分头在屯子里转，想找群众了解情况，找些可靠的积极分子。但是街里冷冷清清，看不到车马和年轻人。原来大家听信了地主的谣言，年轻人都跟着车马逃跑了。每家的围墙后面，只有老人和孩子张望着这些陌生人。最奇怪的是十字路口上，有个老头子拿着木棍踱来踱去，后来才知道这是地主放的游动哨，看共产党的工作队来干什么。

晚上大家在一起通报情况，马斌了解到这个屯子里有5户200垧地的地主、5户100垧地的地主、400多户扛活卖工夫的穷人。这个村里有伪满留下的义仓，但粮食已经被掌管配给店的地主私吞了。大家商定：第二天就开始做群众工作，向老百姓讲明他们不抓民夫，让大家安心不要逃跑。召集穷人开会，确定斗争对象。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江对岸，战争形势很紧张，因此工作要抓紧完成。

谁知第二天开会的时候，稀稀拉拉的只来了40多人，还都是老头、老太太、残疾人和要饭的。有的同志感到很失望。马斌知道这是地主在背地威吓群众，就是对这些人，也要作动员。马斌鼓励大家说说在伪满时代受的压迫。会场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开始是干部在台上讲，下面一两个人答应。说起出荷、出劳工、交租子，大家就七嘴八舌说起来。会场有些乱，马斌就喜欢这种乱，说明他的话打动了群众的心。接着，马斌引导大家把话题转到粮食上来。

据工作队调查，伪满时代地主在屯里开了“义仓”，由种地人出粮食，年年积累，以防灾荒。陶赖昭这个屯里积累了27万斤粮食，全村老百姓家家都要轮流看守仓房，可是伪满垮台后，地主们说是“物归原主”，把粮食分头拉到自己家里了。穷人辛苦半天，照样挨饿没吃的。工作队干部问大家：“这粮食谁拉去了？”大家说：“大户拉去了。”“穷人拉了没有呢？”“一粒也没拿到。”“这粮该不该要？”“该要！”“敢不敢要呢？”没人答话。干部再问一声：“到底敢不敢要？”大家才说：“敢！”于是干部告诉大家，第二天一早带着口袋来拿粮食。大家带着希望散会了。

傍晚马斌召集工作队开会，要大家今晚分头住到老乡家里去，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来感动群众。马斌特别交代：一定要吃在老乡家里，睡在老乡家里。吃饭给钱，不要怕虱子，不要怕家里脏。要有这样一种感情：穷人的尿也是香的。要和老乡在炕头上多聊，培养积极分子，明天分粮就让他们打头阵。

第三天正赶上屯子里的庙会，开会的人倒是来了100多，仍然是老头、妇女和小孩多。青壮年汉子也就20来个。干部问这是怎么回事，群众说：过去区里来开过三次会，都说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要穷人能吃饱肚子。可是开完会就走了，老说也不当饭吃，所以家家都先让妇女小孩来应付应付。马斌才知道群众还有疑虑，必须马上解决问题才行。

干部们招呼着大家去大户家取粮食，根据政策，中农家的粮食不能动，要拿就拿村里几户大地主的。怎么拿呢？老乡们还不敢进地主家的门，说是让干部们发个话，叫地主们把粮食送来。马斌想：群众如果不能撕破脸与地主斗争，屯子里就还是地主的天下。他开导大家：“去了顺便就背回去，这才切实。”大家都想要粮，又不敢同地主斗争，犹豫了一阵决定让打头的领着，先到最大的地主吴国顺家去。他家给了别人家才会给。

群众到了吴家大院，吴国顺不让进门。地主的傲慢激怒了群众，大家一面交涉，一面往里挤。地主还想耍滑头，对领头的说：“这粮食准给你们，过几天送去。”领头的说：“我们肚子饿，不能等。”地主说：“请你们原谅。”大家说：“以前你抓我们劳工的时候，从来也不说原谅。”群众终于和地主面对面斗争起来了，地主没办法，只好打开粮仓。大家每人一斗拿回家，分到粮食的群众，个个喜笑颜开。观望的人没拿口袋，后悔不及，等着下次再分。工作队一炮打响，群众纷纷来接近他们，一些中农也打消了顾虑，情绪也稳定了。

地主们没想到共产党带着穷人动真格的，气急败坏地骂：“想不到这些穷小子无赖，跟着这些下贱东西到人家背粮食，真是不要脸。等中央军来了再说！”另一个地主对租他房的住户说：“中央军快来了，不怕杀头你们就要！”他们指使流氓去捣乱。再分粮的时候，有个抽大烟的流氓一到会场就喊：“为什么没有我的份？”干部让他慢慢说，他又喊：“我不要，我还怕中央军来了杀头呢！”积极分子们听了十分愤怒，把这流氓抓了起来。

当时盛传国民党军队要过来，群众都人心惶惶。马斌想：必须把群众武装起来，反奸清算斗争才能开展下去。工作队把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发给一部分枪支。又带领群众到地主家起枪，结果组织起30多人的民兵队伍，枪比人还多。虽然战争空气越来越浓，别的屯子跑了不少，但马斌工作队所在的屯子却是热闹景象。地主家的粮食被不断背出，穷人家家分上了口粮。群众支前热情空前高涨，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位关内来的老汉说：“八路得人心，不会败。”

马斌深有体会地总结说：“整个经过告诉我们，战地群众因受战争威胁，是较困难发动的。但是只要深入群众、体贴群众，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群众就会接近我们。只要懂得，由最有理最容易斗的斗争开始，引导到群众行动起来，得到好处，多多少少得罪了地主，然后引导到深入斗争、武装斗争。”他把下乡发动群众斗争的经过总结出来，报告给上级。[5]

马斌工作队的经验引起陈云的关注。他很赞赏这种做法，在号召广大干部下乡开辟工作时，曾形象地把这种集中使用干部、组织工作队一片一片开辟工作的方法称为“蝗虫政策”。他把这种发动群众斗争的做法概括为一个公式：经济——武装——再经济——再武装。这对发动群众向地主反动势力作斗争，对创建和保卫根据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6]

就在这个时候，从延安传来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党中央领导人在讨论这个由刘少奇同志主持起草的文件时，毛泽东深刻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全党必须认识这一点。”[7]中央的指示，掀起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高潮。东北局领导集会哈尔滨，认真领会了中央指示精神，通过了历史性的《七七决议》。《决议》号召全党全军深入动员，到农村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6年7月11日，《东北日报》发表社论《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林彪到松江，高岗到合江，陈云到西满，分头传达东北局全体会议精神。

1946年7月27日，在佳木斯召开了中共合江省委干部会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传达了《七七决议》精神，省委书记张闻天作了总结讲话。他说：“什么叫世界大事，就是群众觉悟。东北大事，就是东北老百姓觉悟。我们要使群众自己起来，为获得土地、牛羊而斗争。群众有组织地武装起来，就是觉悟了。这是活的工事，打不烂的工事。发动群众起来，成为人民战争，是我们唯一的巧妙办法。”张闻天在会上发出了“大官做小事”和“坚决下农村”的号召，他说：“什么叫政治家？给人民解决了土地、房子、牛羊问题，他就是人民承认的政治家。”为了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和人民政权，“必须在反奸清算中使农民直接地、无代价地取得敌伪及豪绅恶霸地主的土地、房屋与牲畜”。[8]

与此同时，西满分局在李富春、黄克诚主持下，发出了《关于农民土地斗争的指示》。具体规定了一些政策和斗争方式。提出的口号是“反奸清算”、“防匪自卫”、“反对窝主”、“分配敌伪地产”。总的政策是“紧紧依靠雇农、贫农、中农，照顾富农与分化地主阶级，麻痹中小地主，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分配原则是：凡属“开拓地”、“满拓地”及敌伪政府、军队、会社之地产；汉奸恶霸、军阀官僚、逃亡地主、匪首窝主之地产；其他地主“自动”交出或群众要求交出之地产，均应分配。“除分土地之外，一定要分牲畜及房屋。牲畜与房屋是与土地分配不可分的，其他粮食、农具亦应分配。”分配方法是：“以自然村（屯）或行政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青苗随地转移，但佃户租种地之青苗，得按其经济状况予以适当补助，或由佃户向分得土地者交租由农会根据情况以民主方式处理之。”要在斗争中积极发展民兵，培养当地干部。工作方法是：“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经过酝酿，发动群众自己动手。一切通过群众，反对‘清官断’的包办恩赐办法。既不是干部包办，也不是积极分子包办，必须经过当地积极分子，团结广大中间分子以至落后分子，不要单带领少数先锋队硬干而脱离广大群众。要集中力量选择重点，创造典型，当一点突破后，应开会庆祝胜利。杀猪宰羊，锣鼓喧天，吸收他处农民参加。并可召集全区全县农民代表大会，介绍经验，鼓舞斗争勇气，布置力量推广工作范围。使农民翻身的土地斗争，成为广泛的轰轰烈烈的大运动。”[9]

土地改革的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东北局一声令下，12 000名干部背起背包，脱下皮鞋，奔赴各地乡村，住进贫苦农民家里，挨户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起来清查敌伪和地主地产，建立农会，开大会斗争地主恶霸。到1946年10月，张闻天领导的合江省15个市县，有35万农民获得了20多万垧耕地。

宾县是北满最早建立根据地的地方。1946年初，陈云领导中共北满分局在这里工作，就指示大家要下去发动群众。当时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大家还忙着在城里组织建立政权，到处找工人代表搞选举。宾县一共29万人口，20多个干部在城里做工作，找工人当基本群众，结果连剃头的都算上也只有1 000多人。陈云同志尖锐地指出：一个是29万，一个是1 000多，我们应当抓哪一个呢？毫无疑问应当抓29万。他提出“县委就是民委，民委就是农委”，县委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10]遵照陈云的指示，干部们下乡发动群众，惩处汉奸和恶霸地主，分了部分“满拓地”。但是由于干部不多，只是在局部地区开展了工作，没有形成大规模群众运动。

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发布后，宾县开始了大规模的分地运动。由于有了一定的基础，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干部们及时总结经验，在几个月时间里就发现了不少问题。

我党在北满开辟根据地已有近十个月，形势究竟如何？大家感到并不乐观，因为在许多乡村地主封建势力并没有垮台。一些大地主不仅占有大片土地和资产，而且在村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和社会基础。有人把这些地主比喻为大树，基本群众都在“大树”的压制下见不到阳光，中间分子则看着“大树”的风向行事。分了“满拓地”，地主的地产没受多大损失。减租他软磨硬抗，群众得不到好处，就发动不起来。所以群众强烈要求“砍倒大树有柴烧”，“宁在人眼下，不在树底下”。只有把地主斗倒了，地分了，农民才能出口气，才会跟共产党走。

但是分地和斗争地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就能打翻的。农民要求土地，痛恨地主。但真让他们面对面和地主斗争，很多人就迈不开第一步。他们还是习惯观望，留有余地，而不想得罪任何人。工作团下到屯里开大会的时候，老百姓总是不很积极。干部在台上问谁要地，大家互相观望，谁也不出头，好像应该由干部去得罪地主，与他们无关。有的顾虑重重，怕八路走了，地主会报复他们。这些都让干部们感到很不好办。

开始时干部们想把分地搞得轰轰烈烈，就想了一个办法：宣布先来就先分，后来分不到；先来分好地，后来分坏地。想让大家不再观望，我以为你不怕，你以为我不怕，勇敢地参加抢地运动。结果事与愿违，赶上风头的是那些滑头分子、流氓无赖，老实巴交的群众反而得不到。后来想想不能这样做，还是要做群众工作。

农民的心理是很复杂的，有的想要又不敢要；有的决心下得晚，分不上好地又后悔；有的怕形势变化害怕；有的决心要，打算保不住就走。因此有人想：“分了之后，地主来了就还给地主，地主不来我就收割。”有的想：“地主来了我就说，这是官家分给我的。”还有的想：“我分地之后，通报地主一声，官家既然分地，我也分一点；如果你还要，可以还给你，或交租子给你。”干部们掌握了这些思想，就开导群众说：“如果要了地，又怕地主，又要向地主讨好，大家不一条心，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穷人就会吃亏，不但地保不住，地主还会来收拾你。因为地主也会想：‘你这个家伙是脚踏两条船风吹两面倒的小子，要是穷人得势，你还不是靠着农工会那边？要是你不要地，当初你不会不要，你不会不参加农工会？你为什么自己买契纸钉橛子抢着要地？’所以向地主讨好是自讨苦吃，穷人和富人不会一条心，只有穷人和穷人才会一条心。只有穷人齐心干，打得地主永世不得抬头，才能真正翻身。”[11]

从以上事实中干部们得出教训，在土地斗争中搞包办代替、搞“恩赐”式的分地是行不通的，也是不会巩固的。只有发动贫苦群众自己起来与地主斗争，才是正确的方向。他们访贫问苦，启发大家的觉悟。宁安县农民姬龙图就是一个觉悟的贫民先进典型。

姬龙图是个从关内逃荒来的农民，靠开荒搂草养活全家。日本人来了，抓劳工、出荷样样跑不了，一个儿子还被抓去当兵，下落不明。他对伪满和地主有深仇大恨，工作团来了，一位干部找他谈心，从他那里了解到村里坏人的情况，鼓励他领着大伙干。他开始也怕得罪人，开会时让干部把坏人都赶走，只留好人开会。大家没了顾虑，才敞开口子倒苦水。会开了七天，把大伙发动起来，斗坏蛋游街，分胜利果实。他领着大家杀了一口肥猪，庆祝翻身。

但是夜里一想，恶霸手里都有枪，肯定会报复。他找到工作团，要求把乡亲们武装起来。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发给6支“老套筒”。姬龙图组织20个青年成立农民自己的工作队，到地主恶霸家去起枪。因为情况熟悉，很快就起了30多支枪。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农会干得更红火了。旁边村里的老乡看他们搞起了武装，就来请他们帮忙。姬龙图成了老百姓的靠山，领着他的工作队到附近各乡斗地主、起枪支，帮助乡亲们搞武装。上级知道了很高兴，让他当了副区长。这个大字不识的贫苦农民，当了土改斗争的带头人。《东北日报》专门派记者采访了他，把姬龙图工作队的经验写成长篇报道。犹如星火燎原，各地纷纷成立起农民自卫队。有了枪杆子，农民再不怕地主恶霸了。土地斗争迅速推进到一个高潮。[12]

但是斗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有些地方搞的热火朝天，有些地方却是冷冷清清。例如穆棱县城，工作团费了两个月功夫，大会小会动员了不下几十次，但群众反应一直很冷淡。伪满区长张怀德是当地一霸，干过宪兵队长，仗着鬼子的势力欺压百姓，犯下不少罪行。工作团调查之后，把他抓了起来，准备公审。干部们在动员会上反复讲：14年的痛苦，是怎样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反奸，怎样清算。群众听着老是这一套，就是提不起精神来。准备开斗争会前，还演习了一次。但是选的发言者大多是村里的旧村长和维持会长。真正和张怀德有仇的老百姓倒没几个。演习的时候，台底下群众情绪还热烈，但是当正式开会把张怀德押上来时，群众却不说话了。干部在台上喊：“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一个胖老头子从容走上台来说：“张怀德虽然过去做过不少坏事，但因为他脾气暴，在伪满时代就是那样。我们老百姓应当维护自己团体，来保出张老头的命。”这样一来，把一个清算斗争会变成了保恶霸的会了。虽然会上决定将张家的土地、财产和房屋没收，分给贫苦百姓。但怎么分法迟迟落实不了。总而言之，斗争没有成功。事后大家总结教训，认为“依靠工作团的包办、清算、贴封条，命令式的开会，决定式的清算，这样一来，群众反而退缩不前，袖手旁观了”。[13]

还有一些地方在分地过程中，侵犯了中农利益。东北局有明确规定：斗争的对象主要是大地主，30垧地以下的富农和中农一般都不动。宾县人多地少，尤其是城厢区人口密集，根本不可能让每个无地农民都分上地。农会干部忙着分地，在大会上问：“还有多少人家没有地？”群众也不断喊：“我们还没有劈到地！”这时就到处找地，找到小地主，找到富农，后来就找到中农。乌河区农会主任看到地主的地已经分完，还有人没分到，就宣布：“凡是人少地多而有出租的，每人留二垧给他家，余下来你们分！”常安土顶子村分完了地，有个贫农还缺一垧，吵着要地，大家说：“张青山在‘满洲国’时卖酒兑水，他有十垧地，劈他一垧来补！”就这样把中农的利益侵犯了。

还有一些富裕中农，看到清算斗争自己心里害怕。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给伪满办过事，见地主的地都被分光了，还有贫农嚷嚷着要地，心里琢磨：“人家没有地，我还有这些地，是不是太特殊？又哪能担保不来找我的毛病呢？”想来想去还是自动交的好，让大家都有饭吃。有些中农因为人口不多，家里有十几垧地，自己种十垧，其余出租。看到分地害了怕，就找邻近的贫民商量：“我这几垧地也种不完，匀给你们种吧。”送上门的地谁不要？贫农说：“你不愿意做地主吃租，分给我也好。”这种“自愿”实际上还是被迫，有些领导为了不给运动泼冷水，认为这是个别问题，忽视了党的政策。[14]

东北局领导密切注视着土地斗争的发展。反奸清算斗争开始不久，他们就到阿城县进行调查研究。会上工作团的干部反映：凡没有经过剧烈的斗争，和和平平分配了土地的地方，结果一定是分配的不恰当、不彻底或是假分地。真正发动群众的标志，不仅是土地分配了多少，重要的是群众的觉悟。因此，争取加速完成土地分配的任务，是必要的。但必须真正解决了问题，否则“欲速不达”，反而多走弯路。

为什么斗争会出现偏差和走弯路，大家认为关键是依靠什么人的问题，依靠什么样的“积极分子”来搞斗争。根据大家反映：在农村中寻找和培养积极分子，应该是穷人、好人，又年轻又敢干。主要从贫雇农和工人中去寻找。但实际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群众运动初期，真正的朴实、勤劳、穷苦的农民，常常是采取犹疑观望的态度。因此开始涌现出来的，除少数真正的积极分子外，还包括以下几种所谓的‘积极分子’：（1）无正当职业的投机分子、游民分子；（2）流里流气带有流氓意识的分子，其中有流动工人、破落户、城市贫民、小商小贩、跑江湖的及一部分卖工夫的；（3）油头滑脑，能说会道的老头子；（4）也有个别混入的奸细和阶级异己分子，如富农、地主及曾当过警察特务的。除后一种人外，他们在开始斗争时，因为顾虑较少，容易打先锋。”对这些“积极分子”，一方面可以利用，但更要提高警惕，不许这些人浑水摸鱼，借斗争之机捞个人私利。工作团的同志们说：对这些人必须要进行约束和改造，其办法是“游民和投机分子，参加的目的，在于取得我们的信任。以便狐假虎威，进行勒索敲诈，满足个人欲望。因此我们应向群众宣布：凡是两三个人，无正当手续，私自进行清算者，都是‘勒脖子’。任何人都可向农会告发，以限制其非法活动”。“带有流氓意识的分子容易贪污受贿，对清算的东西往往挥霍浪费，大吃大喝，迎逢上级，而不关心群众利益。对这些人应以争取教育为主，如果处理不慎，会把他打到反动势力方面去”。“老年人一般饱经世故，容易看风使舵。既不能带头参军，又无发展前途，因此不应当做干部去培养。但他们知道的事情多，应很好地团结他们。”[15]

领导上听了干部们的反映，非常重视，特地以东北局的名义于1946年10月转发了这份《阿城检查群众工作的经验介绍》。11月初，陈云受东北局委托去主持南满工作，途经合江巡视，会见了张闻天。张闻天向陈云谈到合江土改中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存在着种种问题，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地主威风没有打掉，土地没有真正分到农民手里。有的干部团还住在地主家里，对群众运动采取包办代替、强迫命令。陈云形象地称此为“半生不熟”，是“夹生饭”。他路过牡丹江又找到省委书记何伟了解情况，何伟反映的问题与合江差不多。这些问题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11月7日他写信给东北局领导成员，提出了土改运动中的“半生不熟”问题。信中说：“所谓半生不熟区是什么状态？大概是：积极分子的成分不好或不很好；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地主虽打了，但因群众未真正觉悟，所谓积极分子的成分又不能使群众心服，所以地主仍有潜势力，而且在客观上仍统治着群众（在心理上）。这就是半生不熟的具体状态。”陈云强调指出：这类地区占有很大数量，全东北一定很多。他要求东北局及时研究，加以解决。[16]

陈云的信引起东北局的高度重视，1946年11月21日东北局发出《关于解决土改运动中“半生不熟”的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把各地的情况分为比较好的、“半生不熟”的、弄乱了的和未开辟的四类地区。其中最多的是“半生不熟”地区。其特点是：第一，地主恶霸的威风没有打掉；第二，在分地斗争中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第三，没有真正的积极分子；第四，群众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武装就是保卫胜利果实的命根子。因此，群众在斗争后的态度是懒洋洋的，对农会工作漠不关心。从形式上看样样都有，地也分了，地主也斗了，武装、农会都有。但切实查起来，则毛病很大，内容甚少。产生“半生不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没经过群众酝酿成熟，使群众自觉地自下而上起来斗争。贪图快，只顾“点火”，好像一阵风。当时轰轰烈烈，过后冷冷清清。《指示》指出：“深入和巩固群众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半生不熟’的问题，把夹生饭变成熟饭。”从此，东北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煮夹生饭”时期。[17]

当工作队第二次深入农村调查和发动群众时，果然发现了许多“半生不熟”的情况。双城县委派李士彬到五家区正白二屯去调查，发现这里分地分房根本没落实。原来老部队从这里经过，在屯里扩军，命令几家地主各拿出一些地来分给群众。家里有参军的每家分三垧，其余只要是没地，统统一人三垧。农会主任拿着账本，清算委员拿着笔，叫一个人名，喊一声“三垧”。地在哪儿呢？谁也没见到一陇。后头来了工作队，由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教员领队，也没经验，就住在地主赵铁头家里。地是分了，青苗归了小户，但是他们定的租子比地主还多，种地的佃户感觉吃亏，还往地主家交租，这地等于没分。房子也分了，但两个月没有人去住。因为分的都是破房，光糊房顶和窗户，小户就掏不起钱。与地主同住一个院，地主住好房，他们住破房，心里有气，还不如不去，这房也白分了。

真正得好处的是农会那些干部。会长唐某是个老头子，原是个抽大烟的二流子，在军阀部队里混过，又在伪满手下干事，是个二混子。因为油嘴滑舌当上农会会长，手下聚集了一伙二流子当自卫队，大吃大喝。斗争地主得来的东西都没见干什么用，唐某借口农会要花销，要分到地的老乡挨户出钱。这些钱他们不是吃了，就是分了。巧立名目给自己开支，当自卫队每人每月补助1 500元，打土匪一天3 000元。其实土匪没打，他们都穿上了皮大衣，戴上了皮帽子。群众对这些人怨声载道，李士彬认为：正白二屯必须重新搞运动，真正发动群众，打倒地主赵铁头，改组农会，不能让二流子和有严重问题的人掌权。

在“煮夹生饭”过程中，张闻天亲自下乡，抓住典型事例，解决问题，推广经验，引导合江土改运动深入发展。1946年11月中旬，他到桦川县召集县委同志座谈，了解到全县“半生不熟”的村子有83个，占工作村总数的53％，全县总数的43％。为了进一步摸准情况，解决问题，张闻天冒着数九严寒，三下会龙山屯，重煮“夹生饭”，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土改深入发展。

张闻天在县委蔡书记陪同下到会龙山屯调查研究，发现这里的农民还没有真正同地主展开斗争。主要原因是农会干部有问题。第一任农会会长李焕章和二任会长于坤与地主暗中勾结，非常可疑。现任会长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好人，不敢与地主展开斗争。张闻天指示县委和工作队调查李焕章和于坤的问题，并切实掌握村里几家大地主的情况。经过调查，发现李焕章是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暗“胡子”（土匪），曾向土匪提供情报、武器和粮食，并接受了土匪的加委，罪行累累。于坤任会长期间，经常抽大烟、勒大脖子，强迫小户将分得的大车和牲口廉价卖给原地主。当区里掌握了于坤的劣迹，将其撤职逮捕后，李焕章灌醉看守，打开房门放走了于坤。鉴于李焕章罪大恶极，县里报请合江省委批准，决定将李焕章公审后处决。

12月22日，张闻天在蔡书记陪同下再次来到会龙山屯，出席公审李焕章大会。远近老百姓看到告示，都纷纷赶来开会。审判长宣布了李焕章的罪行，在群众的呼喊声中，李焕章低头认罪。张闻天在大会上讲话，坚定地说：“凡是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坏人，一定要严加制裁！凡是人民群众的正义行动，坚决给予支持！一定要把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到底！”张闻天的讲话给群众撑了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后，李焕章被押出村外执行枪决。

清除了坏人，桦川的土改又掀起了高潮。张闻太委托工作队深入村里，挨家挨户了解情况。通过综合研究，张闻天总结出“夹生饭”的具体表现是假分地、瞒黑地、转移浮财、斗近不斗远，在分地时没有烧掉旧契、换新照、划地界、插牌子。胜利果实没有全部分到群众手里、部分农会和民兵被地主和坏人操纵等等。他要求工作队从这些方面入手，去重煮“夹生饭”。

1947年1月7日，张闻天三下会龙山屯，蹲点领导土改斗争。群众斗争地主洪某，他原来交出的地契都是些荒地，工作队发动群众再斗洪某，这个狡猾的地主才被迫低头，交出90多垧好地和青苗。群众当场烧掉了旧地契，对另外两户地主也进行了斗争。村里改选了农会干部，成立了新农会和基干民兵。重新分配了斗争得来的191垧好地，贫农们高高兴兴地往自己的土地上插牌子，真正翻身做了主人。[18]

在“煮夹生饭”的过程中，不少村屯的群众对混入农会的流氓无赖借土改发洋财、挥霍浪费、坑害群众的行为十分气愤，向工作队的干部揭发这些问题。赉广县苗西区区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到苗家围子和西大洼两村子调查。苗家围子的农会主任杨老二是个长工出身，因为成分好大家选了他，谁知上台后只管给自己捞好处，先给自家分了6垧好地。全村本应换地照200多份，分完地后才换了20多份。老百姓情绪就不高。全村清算款有40万元，可农民每户才分了160元。又要扣除各种款项，到手才40元。没分的和扣下的钱全进了村干部的腰包，杨老二清算完后就娶了媳妇，吹吹打打发帖子要老百姓送礼。更恶劣的是农会还开赌，赢了钱几个人分。工作队调查到这些情况，找了6个老实正派的农民组成评议会，召开全村的民主会。会上大家纷纷发言，揭发杨老二的问题。一个老乡气愤的说：“现在是你杨老二翻了身，咱们老百姓没有翻身！”大家要求将杨老二等人游街，原来农会的人都上去认错，群众才说：“能改就行。”经过村民大会，重新进行土地分配，一切公开民主。杨老二尽管错误严重，还给他分了6亩地，并重选了新农会。老百姓的积极性又起来了，高兴地说：“这回是真翻身了。”

西大洼的情况也差不多，农会主任高富是个雇农，分“开拓地”时很积极，大家就选了他。分地时他把好地、近地分给自己和农会干部，有的一人分双份，把次地分给群众。原来应该分给群众的牲口他们牵回19匹，干部一人分一匹，高富分了一匹最好的马，整天骑着在村里抖威风。他们向全村人摊派12件皮袄，说是给农会干部和自卫队穿。高富本人还要戴顶耗子皮的皮帽，从每垧地上摊派20元钱。他们卖掉了清算的马匹、木料和大车，得款9万多元，被12个农会和民兵干部私分了。工作队调查时，老百姓们诉苦说：“高主任春天还是个穷光蛋，现在有了大车、牲口，一人两件皮袄，连婆娘身上都穿皮袄。这是哪里的钱？农会干部翻身了，咱们没份。”还有的说：“他穿着大皮袄骑在马上打人，连马鞭也翻身了！”群众异口同声要求撤高富的职，区政府将他押去审查。他承认了错误，退了贪污款，才被取保放回来。农民重新选农会，重分土地和牲口，土改运动又深入下去了。[19]

根据各地工作团下乡“煮夹生饭”的情况，东北局于1947年2月召开了群众工作会议。听取了大家反映的问题和工作经验交流，2月20日东北局发布了《关于解决半生不熟与准备春耕的指示》。《指示》指出：“提出半生不熟的问题，并不是泼冷水和否认我们群众工作的成绩与同志们工作的努力。其目的在于根据当前群众运动发展的情况，警惕某些同志的自满情绪。使大家去注意和改进工作中已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把我们的群众工作继续提高一步。”解决“半生不熟”的基本标志，主要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粮食等，要能确保落到基本群众手里。要在斗争中培养一批真正为群众所爱戴拥护的积极分子，农会要作风正派、办事公平，要在斗争中建立起巩固的武装，发展一批党员，建立起可靠的支部堡垒。为了做到这些，就要贯彻群众路线，掌握好政策。克服恩赐、包办和命令的方式，让群众亲自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

《指示》指出：“在深入检查工作和解决半生不熟问题时，各地都提出了对坏的‘积极分子’的处理问题。我们应当认识东北人民的优点是勇敢、聪明、会说、敢做、忠诚坦白、艰苦勤俭，这在各地参加军队参加斗争参加工作中都表现了。但是由于日本14年的统治，以及东北发展的历史特点，造成相当数量的一批游民成分。这里的游民成分比关内各地都要多，他们因为日本人的殖民地统治，迫于生计，有的当土匪小偷，有的当地主恶霸狗腿子，有的当警察特务爪牙，抽大烟、扎吗啡、嫖赌喝、不务正业、到处游荡。他们善于应付迎逢、欺上瞒下、看风使舵，在我们工作开始，因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挑选积极分子不慎重。而他们为着得果实，常是敢做敢为、缺少顾虑，首先挺身而出，充当了积极分子。他们往往脱离群众做坏事，引起群众对他们非常的不满。特别在群众真正起来后，对这些人的处理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和正确的办法。”这些政策是：对他们要分清反革命与非反革命的界限，使之坦白悔过，在撤销职务后允许戴罪立功。对有一定成绩又干过坏事的，要给以教育和改造。要相信其中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今后挑选积极分子时要慎重，不要让流氓成分的人来当积极分子。对现有和新吸收的积极分子要积极教育，使他们不断进步。

土地改革的中心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根据地。东北局的《指示》特别强调把握这个大方向，在解决“半生不熟”的同时，积极准备当年的春耕生产。要解决土地、牲口、耕具问题，组织劳动。到春耕到来时，不论“半生不熟”解决得怎样，各地党委和工作团要集中力量领导春耕。要把去年的耕地全部种上。经验证明：土地问题解决得越好，群众的生产情绪就越高。[20]

这次会议之后，“煮夹生饭”的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东北土地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新到来的1947年春天，一场新的暴风骤雨又降临在广阔的黑土地上。

[1]　《东北农村的状况和特点》，1946年9月《群众》第3期。

[2]　方青：《东北农村经济的过去与现在》，《东北日报》1946年4月12日。

[3]　《东北日报》1946年4月6日。

[4]　张启龙：《创建东满根据地的回忆》，《辽沈决战》下册。

[5]　马斌：《陶赖昭战地群众工作经过》，《东北日报》1946年7月4日。

[6]　张秀山：《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辽沈决战》下册。

[7]　《毛泽东年谱》，1946年5月4日。

[8]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

[9]　1946年9月23日《群众》第4期。

[10]　赵德尊：《发动群众是建设根据地的根本》，《辽沈决战》下册。

[11]　《宾县分地经验》，《群众》第4期。

[12]　《东北日报》1946年7月26日。

[13]　《东北日报》1946年9月24日。

[14]　《宾县分地工作中侵犯中农利益的检查》，《群众》第3期。

[15]　《阿城检查群众工作经验介绍》，1946年10月23日《群众》第6期。

[16]　参见《辽沈决战》附录《大事记》。

[17]　1946年11月23日《群众》第8期。

[18]　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章。

[19]　张蓓：《新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东北日报》1946年12月20日。

[20]　1947年3月3日《群众》第10期。

第29章　暴风骤雨（二）砍大树挖财宝

春耕的困难——斗出财宝就不愁——砍挖运动开始了——“大胆放手就是政策”——挖窖指示——斗争扩大化——伤员和农会打起来——刘少奇建设整顿队伍——贫农“坐江山”，干部靠边站——运动再度出现曲折

1947年2月20日东北局群众工作会议结束后，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等给刘少奇写了一个报告，汇报前一段土改运动的成就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

经过反奸清算和“煮夹生饭”两个阶段的运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报告中说：“全东北（南满除外）共分配土地约3 160万亩，计西满1 800万亩，松江670万亩，合江320万亩，东满310万亩，牡丹江60万亩。得地的人共约400万人，计西满200万人，松江86万人，合江47万人，东满60万人，牡丹江7万人。”

下一步的计划，报告说：“我们决定目前仍是以全力消灭夹生饭，其办法是在继续深入土地斗争中，彻底打垮农村中的封建堡垒，肃清国特、地下军等反革命组织。在斗争中提高群众的觉悟，组织发现培养真正劳而又苦的积极分子。使基本群众真正获得斗争果实，使地到手、粮到口、马到槽、枪换肩，和准备今春生产密切联系起来。但估计到在春耕前夹生饭还不能完全消灭，到春耕开始时则必须迅速转入生产运动。动员一切干部力量及所有党政机关、地方部队突击春耕，帮助和组织群众生产。配合政府公开布告，规定地主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回已分土地，任何人不得荒芜耕地，奖励互助，奖励模范、劳动英雄等办法，其目的在于保证所有耕地全部种上。”

报告说：在组织生产中可能会遇到很多困难。“甲，旧的生产秩序破坏，新的生产秩序尚未建立。乙，土地的分散和生产工具的分散不相适应，加以战争的破坏，牲口减少，贫雇农普遍地缺乏耕畜。丙，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彻底、不合理，及战争情况的动荡，地主的反攻造谣等原因，部分群众对使用土地还有所犹豫顾虑。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着等待观望心理。因此今年的生产在一般地区的具体要求是将去年的耕地全部种上，防止新荒。至于在工作较好的地区，因土地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故群众生产的情绪很高。均已开始积粪买马，酝酿组织互助，准备多施肥料，多铲多耥，妇女也准备生产。这些地方群众反映保证今年可增加生产。”

形势的发展正如《报告》所预料的，甚至更为严重。通肯县通报情况反映：农民元气不足，生产中还有重重困难。“一般农民受了多年困苦，他们初得土地贫弱无力，要种缺种籽、缺马料、缺农具，特别是牲畜的困难。凑钱、插犋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济大事；借贷换工也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总是人家的。基本问题解决不了，农民分得土地，自己无力耕种，在困难面前容易动摇。甚至对于地主不敢决裂，对富农不断依赖，翻身是困难的。例如，百祥区地主吕默家，暗藏财富没有清出，群众就依赖他；不但不和他决裂，还企图叫他出来领导生产换工小组。”

而地主呢？虽然地被分了，但暗藏的财富还在，家里还有老底子，经济上并没有彻底垮台。“例如百祥区刘家乡地主陈万顺，他素日依靠150垧地剥削农民，每年除全家好吃好穿消费，还买了许多金银首饰，又把11个5斤3两重的银元宝于5年前就埋藏在院中地下。划地斗争，他拿出了140垧地，不但元宝依然暗藏着，还把金银首饰又都埋藏起来。计算一下，他地下埋藏的财物还比他土地价值高出一倍以上。这样的地主很多，成了普遍现象。他们企图：虽然丧失土地，仍然保持经济不垮，还可进而用此优越条件向农民趁机反攻。三圣宫区大地主刘俊，被清算拿出土地后，就暗向农民放风声‘算就算，你也富不了。把犁杖挂到屋檐上，也吃他几年’。”

伦河区孙王乡的农民首先行动起来，他们提出“没有马，没有牛，斗出财宝就不愁”的口号。深入斗争乡里的两家地主，从地下挖出金镯子12副，银器5斤，270套衣服，1 800尺布。还找出80石粮食，60床被子，解决了全乡麦种、马料、牲口和单衣的困难，搞起了春耕。县委将孙王乡“斗财宝”的经验推广开来，别的乡工作队也领导群众纷纷干起来。全县144个乡，有80％的乡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全县统计前后共斗出金子13斤8两、银子794斤、布匹38 089尺、牛马1 104匹、现款350万元。解决了春耕中生产资金的问题，也解决了不少贫农的生活困难。

在斗争中县委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其经验是：

“许多次斗争证明：被清算地主除了土地之外，没有一个不埋藏财富，而且很难斗得干净。我们如果只分了土地，不动浮财是不对的。不注意他们埋藏财富，只土地即留给中农水平，也是不合适的。留给他应少于贫雇农分的地，对于浮物财产还应尽可能追出。否则地主经济还不会垮下去，因为他们的浮物财，无论如何是比基本群众富裕得多。”

“分了土地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但发展生产之重要前提，则是群众获得适当的果实作为生产的资本。东北农作牲口有着重大的作用，在分地后，群众翻身的重要环节是‘有马’。”

春耕是有时间限制的，斗争要与“煮夹生饭”结合起来搞。斗当前急需的问题，次要的放后。不能千篇一律一开斗争会就是好几天，耽误了春耕生产。

“斗财宝是为了搞垮地主，帮助群众自己发家致富。所以斗出果实，必须注意正当分配和处理，反对浪费。应真正是分到贫苦勤劳的农民手中，用到群众发家致富的必需步骤上。”

其教训和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地主财宝埋藏机密，应一方面利用地主内部矛盾，发现材料；一方面发动群众追寻。如果真正群众性的阶级自觉，因之捆打自然也不能限制（目前说）。但应启发群众了解，只打还是盲目性的。应多用具体方法，发现材料，是比较实际的。”

“斗争应是群众性的，几个干部孤立地东跑西跑是不好的。流氓乘机抓一把，浑水摸鱼，更应事前很好掌握，县区派人出头领导。”

“斗争对象应是被清算地主，如果增加新对象，打击到中农和一般富农，就可能妨害生产。”[1]

海伦县的情况也是如此。东北局下达准备春耕的指示后，县里也面临着资金缺乏、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讨论时有人提出：可以组织群众买柳条编筐编席子，卖到城里换钱。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没有多大作用，远不如挖财宝能得到直接的利益。爱乡区的两个屯首先行动，自兴屯农民通过“斗大树挖财宝”，抄出的金银就卖了500多万元，买进60多匹好马和40万元的豆饼。这样一来小户家家都有了好马，另外他们还帮助沿江最穷的屯子解决困难，送去20多头牛和粮食衣服。墨乡屯群众到县城斗大树，得到近3 000万元的果实。一次从城里拉回本屯的就有现款500万元，光小麦就买了140石。除本区解决春耕困难外，还向周围9个屯子的小户提供了24 000多斤麦种的补助。这些消息传到了县委，县委大加赞扬。决定将“斗倒大树好种田”的运动迅速推广到各区。[2]

砍大树挖财宝，最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春耕生产和贫农生活上的困难。东北局1947年11月关于土改运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煮夹生饭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去年冬季群众没有衣服，一个是今年春耕群众没有马匹、种子。各地又用挖财宝解决了春耕困难。在春耕时发现地主留地太多，在煮夹生饭中发现，单分掉地主土地还不能打倒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因地主家庭财产相当大，在分土地后地主并不在乎。有地主还说：再过三年又可翻身。挖财宝后地主的威风才真正地打下去了，狗腿也不靠地主，地主的亲戚也散了。各地都提出了新问题，于是又来了一个砍大树挖底产运动。对中小地主总是照顾太多，这些除一般富农不挖底外，大中小地主及恶霸富农大富农都挖了底产，多余的土地分了。但在挖底运动中发生一个偏向：就是有些地方因农村的挖底产，许多农民就大批进城。各地掌握不住，有些县城工商业一时搞乱的也有。但不久均纠正过来。”

东北局的这个报告，是在土改运动“左”的倾向处于高潮时期写的，因此并没有如实反映情况。事实上从1947年春季“砍大树挖财宝”开始，到1948年2月“扫堂子”之风被纠正，东北土改运动经历了最为动荡的时期。

1947年6月，松江省委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总结半年群众运动工作，布置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东北局副书记高岗到会讲话。他说：“所谓熟了的地区，就是要做到放手发动群众，把封建地主阶级从经济、政治、武装上彻底摧毁。不仅要分掉恶霸地主的土地、牛马、浮财，而且要挖出他们的家底。这样才能最后摧毁恶霸地主的经济基础。”省委负责人在会上提出了“大胆放手就是政策”，他说：“大胆放手到什么程度呢？对领导干部思想来说，就是要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不留丝毫余地。任何恶霸地主的哀乞与叫骂，我们都毫不同情。……在斗争中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和约束。那么，大胆放手会不会违反政策呢？不会的。放手就是根据政策来的，放手本身就是政策，就是政策的主要部分。放手也不是不要领导，放手本身就是有领导的群众路线。一切与此相反的，都是违反群众路线的。什么人不让我们放手？那就是蒋介石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手是自己长的，放不放由我们自己。一切束缚自己手足的行动，都是错误的。”在谈到具体政策时，这位负责人说：“中地主和大地主一样处理，同样要彻底摧毁其封建基础。小地主可以照顾些，但整个来说，照顾要看群众的自愿。群众不愿意就不照顾，不能由我们规定。现在不要怕地主受穷或叫骂，地主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地主受饿。”他也指出，对富农要有所区别，对工商业要有保护政策。[3]

这个会一开，加上报纸大量宣传，原来土改“煮夹生饭”的政策就被冲破了。“砍挖运动”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普及到东北解放区的各个乡村。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1947年春季的灾荒有密切关系。由于自然灾害，剿匪和搞运动，新的生产组织尚未建立等多方面原因，大量土地没有及时进行春耕。到青黄不接的时节，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粮荒。宾县、双城、五常都是最早开辟的根据地，土改也搞得最深入，也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1947年6月20日的《东北日报》以《宾县五常双城等地大力解决群众粮食》为题，作了报道：“据5月调查，（宾县）全县有59个村缺粮较严重，种大地时已吃糠皮。其中24个村因去年中央胡匪扰害，地未侍弄上，分地未得粮；6个村因去年未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分地少，分坏地；其他因天涝，或因底子太穷，甚至有两个村去年因雹灾，未得收成。”农民打柴禾、编草帽、往哈尔滨拉炭、卖瓦盆，换钱买粮食，贫农提出“人吃野菜，马吃夜草，猪吃榆树钱”，节省出粮食给下地干重活的男人吃。但即使如此也解决不了问题，“由于贫雇农太穷，节约互助所得太少，公家负担多，贷款放粮也不易。只有第三个办法——继续深入土地斗争，向封建地主追赃要债，挖黑物，获得很大成效。”各区都发动贫雇农到地主家里挖粮食、起浮财，获得大批粮食和钱财、衣服，分给村民。这一下调动起老乡的积极性，“有个别落后贫农知道地主隐藏黑物，从前竟不敢说。现在则毫无顾虑地报告农会。有的由于群众真正抬头，狗腿子、两面光转变态度，把秘密泄露出来。有的因为在生产中贫农团结中农的政治影响，致中农大胆反映材料。所以封建地主巧妙地把东西粮食藏在坟墓里、鸡窝下、夹墙内、树底下、顶棚上，而外表却装穷作酸，开荒刨地，吃高粱皮，吃豆饼，企图蒙蔽贫雇农，而终于瞒不过群众的耳目。这种斗争展开了，财神岗的贫农说地主王树先‘这一下可真垮了’！空心沟的贫农责骂地主张五麻子：‘你藏着粮食布匹，珍珠金银，不是想翻把吗？现在就挖断你的命根子！’而大多数劳动哥儿们说：‘打垮封建，割断尾巴，吃饱肚子，好好铲趟’。吃粮困难的村屯，基本原因是由于封建地主压迫剥削苛毒，被中央胡匪抢掠。所以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祸根是你——封建地主造的，困难还得你解决。’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在斗争中又提高了一步。”

在分完了地主的土地和浮财后，又开始深挖地主隐藏的家底。这并不是东北农民的新发明。早在红军时期，中央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扩红和筹款。而筹款的主要来源就是到地主老财家里“挖窖”，搜尽他们的财产以维持红军的生活必需。这固然是一种最便捷的方法，但只适用于作战的白区，而不适用于根据地的红区。因为这有杀鸡取卵的副作用，挖光了就不会再有，也会搞乱地方经济。如果根据地这样搞，势必很快山穷水尽，导致经济来源枯竭。现在土地改革中这样搞，究竟行不行？东北局领导为此请示中央。此时毛泽东正在陕北与胡宗南周旋，刘少奇、朱德主持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土改工作的具体领导。1947年7月15日，中央工委复电东北局，提出《关于土地改革中挖窖问题的几点意见》。全文如下：

东北局并报中央：

已有电已复，兹根据华北各地挖窖初步经验，提出下列各项供你们参考。

（一）挖地窖斗争必须与彻底解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相结合，决不可离开农民基本要求孤立地进行。必须确定斗争对象是地主阶级，特别是大汉奸、大恶霸、大地主。对农民的地窖，决不要挖动。每一地主，有无地窖财宝亦应依靠群众力量调查清楚，并根据群众意见加以区别。对地主所供出隐藏财物的窝主，必须调查确实，不可乱斗。特别是供出的中、贫农分子，尤须注意。如确系窝主，可用教育说服团结等方法使之将地主的财物交出了事，不可侵犯中农贫农自己的财产。

（二）因地主地窖和埋藏的财物不易确知其多少及斗至何种程度方为彻底，因此应确定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农民在生产中缺乏粮食、衣服、耕畜、农具、种籽、肥料资本等各种困难。如斗出的果实，能够基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又不能确知地主是否还有埋藏的财物，这样在广大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适可而止。不要主观地漫无边际地斗下去，也不要企图经过一两次斗争就将地主隐藏的财物全部斗出，应尽可能减少地主的逃跑和自杀。

（三）广泛运用群众路线，这是决定斗争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必须以贫雇农为骨干，联合全体中农共同向地主斗争，特别是耐心说服教育发动被地主欺骗利用的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参加斗争。对每个斗争对象的确定，及如何斗法须经群众民主讨论和决定，坚决反对干部强迫命令及少数积极分子脱离广大群众的恐怖行动。斗争的领导必须掌握在正派贫苦的积极分子和忠实可靠公正廉洁的干部手中，保证斗争果实不被贪污浪费，能真正落到全体贫苦农民手中。在流氓和贪污腐化干部当权又没有可靠工作团的地方暂时不要进行，也不要在报纸上公布挖地窖的消息，如流氓分子和少数坏干部自动进行必须加以制止。

（四）斗争方法一般的是：1．发动群众力量，利用地主家中的长工婢女进行周密调查，并争取教育被地主利用的落后分子将地主隐藏的财物交出。2．用忠实可靠的群众和民兵监视地主，以防财物转移。必要时将地主扣押以防逃跑。3．以群众大会的压力，群众激烈斗争的威势，逼迫地主讲出财宝地窖的所在地。4．用个别谈判说服等软的方式，或分化其家属内部，或利用其亲属戚友及其他地主进行劝说，甚至在谈判中只提出一定数量的财物，令其交出了事，不提他的全部。或在谈判中讲明并保证给地主留下百分之几的数目。总之，要以群众斗争与个别谈判等软硬各种方法配合斗争，一般情况下，软的方法收效较大，决不可只用硬的方法，弄成僵局。

（五）挖出的一切果实，应由群众大会选出若干忠实可靠的农民组成保管委员会（工作团可派干部参加），专司登记、看守、保管、监督之责，但他们没有动用和分配果实权力。同时由群众大会宣布严格纪律，禁止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和手段吞占斗争果实。不经群众大会决定不得动取一钱一物，违者给以处罚，工作团要教育一切团员严守群众纪律，不得拿取和动用群众果实。上级领导机关应严禁任何干部将群众果实作为私人馈送的礼物。

（六）必须按人口和贫苦程度，将全部果实公平合理地分给贫苦农民，并使中农得部分的利益，严禁干部多分果实。在农民群众中提倡勤俭节用，反对挥霍浪费，一切分到的果实都须用在生产建设成家立业方面去。[4]

我们不惜篇幅，全文抄录中央工委的指示，是为读者提供一个参照：当年中央设计的挖窖斗争应该是什么规模、什么政策。然而地方执行起来又偏离到何等程度。群众运动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左”起来可以大踏步往前走，走到与中央政策离谱的程度。要保持清醒头脑的难度是很大的，往往要承受极大的压力。中央所担忧的扩大打击面，流氓分子搞恐怖活动，私分斗争果实等问题都出现了，甚至将运动引向歧途，造成了社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混乱。

在“大胆放手就是政策”的引导下，北满松江省的大部分县乡很快掀起了抄家风潮。村里的地主财物被抄干净了，群众就成群结队到县城里斗大树、起浮财。《东北日报》1947年7月18日报道：“自6月中旬群工会议后，由于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认识了走群众路线和大胆放手的结果，一个月来，双城全县轰轰烈烈普遍展开的深入斗争，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和运动之深入性，为空前未有。四乡农民结队成群手执扎枪，进城起运浮物。每天总有几百辆大车从四门涌进涌出，每乘阴雨坏天，则更纷纷冒雨踏泥前来，吆喝连成一片。构成一幅翻身群众气势豪壮的新图景。据初步不完全统计，全县卷入这场斗争的村屯达70％以上，起出浮物底产总值共约210 500万元，并有枪支若干。群众响亮地提出了‘割尾巴’，‘挖大树根，油水要光，威风要倒，天下是咱们的！’等口号。在群众威力下，地主的地产、浮物与贵重物品，从最隐蔽的地方追了出来，挖了出来。”在这次斗争中甚至有人提出了“打不死地主，就算是对地主的照顾了！”

今天看了这些报道，不免要问：这么多群众进城挖浮财，他们有多少人熟悉城里的情况？谁是打击对象？谁不是打击对象？恐怕谁也不会考虑政策，只见房子好一些，像是有钱的，只管当地主打击就是了。只要抄出财物，装上大车拉回村里，谁不高兴？这样肯定会打击到许多不是地主的中等阶层，造成敌我不分一锅烩。坚持政策反而很难，请看1947年7月4日《东北日报》发自辽东本溪地区的消息：

这是一个夏天的傍午，太阳火热地晒在农民群众头上。恶霸大地主已被清算。

主席站在台上宣布开会了。报告是：斗出土地的总数，各户分得土地的数目……

一位青年农民突然由群众中站了起来，他本是得地户，该是喜欢，然而脸上显出不十分满足似的，咧着嘴说出几句“出乎意外”的话：“地分了，不够种。小地主的地还多，他种不了。我们要分他一些！”

群众鼓掌了。从心里鼓掌了。满场一致地喊出一句话：“分小地主的地！”

主席默然了。主席偏过头问某副政委，他为之默然良久，然后在低声交谈着。

下边还是不断地火热地喊叫：“分小地主的地！”

主席移到台上说话了：“老乡们，这个不能。这是违反政策的。大家就这样吧，散会！”

群众喊声突然肃静下去，火热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直淌汗，人群懒懒地疏散开，脚步移动地怪沉闷地各自走回家里去了。

这篇题为《是谁不放手？对谁放手？》的报道结尾，作者语气强烈地质问：“是谁不放手？是故事中的领导者们。他们对谁不放手？是对基本农民群众。他们对谁又放手了呢？是对封建地主阶级！

不分小地主的地，保护中农利益，是土改政策中明文规定的。但现在的“砍挖运动”竟对维护政策的干部公开指责，中央工委的指示就很难保证得到贯彻了。

斗争很快升级，抄家挖窖成了各村的头等大事，为了把地主的财物彻底挖出来，五常县总结了一套经验。地主为了逃避斗争，预先将财富转移。埋藏的地方有炕洞、锅台、鸡窝、茅厕下，猪圈和祖上的棺木里、花池、大树、小庙、墙壁中间。甚至把贵重东西藏在女人裤子里。有的地主全家分散逃跑，有的将家产化整为零，报为中农成分，要求照顾。有的将东西藏起来，让家人天天在村里讨饭装穷。有的与狗腿子串通好，搞假斗争。会上狗腿又打又骂，地主又哭又闹，群众白白等了两天，也没分到东西，还耽误了铲地。有的去找当干部和在部队的亲属、朋友，寻求保护。有的守财不要命，打死也不说。有的以自杀来吓唬群众。[5]总结了这些现象，就是告诉群众：要深挖细找，反复斗争。只有挖出财宝来才是斗争胜利。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各地在斗财宝中相当普遍地使用了体罚、殴打的方式，不少乡村发生了自行处决人的事件。汤原县民主屯群众搜查地主赵某家时，赵妻躺在床上哼哈装病。群众识破将她打了一顿，病也没了。竹廉乡地主乔某的老婆，群众起完了她家的衣服，找她要金子，她就投了江。群众也没理她，还是把金子也起出来了。[6]牡丹江市铁岭区一村将20多名地主逮捕，村里50多名妇女把地主家属集中到一个房子里，追索赃物。她们先将地主家属的屋子搜查一遍，然后从头到脚检查地主家属身上。结果发现裤腿里藏布，腋袖里藏金镏子。搜完后妇女们又每天轮流追问，要地主家属供出其他藏东西的地点。三天内她们挖出布匹、粮食、衣服、金首饰、猪羊鸡等价值1 000多万元。虽然每天从凌晨3点一直追到夜里12点，可是妇女们都非常高兴，谁也不觉得累。[7]

年青的工作队员邹家骅当时正在宾县参加土改，他写了一篇《宾县砍挖运动散记》，描述妇女的“大扫除”：

财神岗的老爷们都下地去了，老娘们留在家里干活。区工委的同志看到地主王家禄家（已跑）的老娘们常蹲在炕头不下地干活，心想那一定是没打垮。因此就去找过去受过王家禄压迫的老娘们唠嗑，问她们：

“为啥王家禄家的老娘们不下地干活？”

“人家有吃的呗。”

“他家不是被斗了好几茬吗？”

“哼，人家船破有帮，帮破有底，分了他的还比咱小户强。往年给他家铲地不给饭吃，天阴干活一天算二气。”

于是老娘们斗争的热情被挑起来了，奔走了6个屯，半晌工夫就联合了80多个老娘们把王家禄的大门看起来。南北屯的老娘们一帮帮往院里挤，就这样把王家禄家的老娘们给斗上了。她们外表上穿了破裤、破褂，里面都穿了好几件蓝布大褂，四五条青市布裤。80几个妇女把她们身上的衣服剥下来，给她们换上了破衣。还斗出了3担多粮食，13条八成新的棉被。麻花布的被面洗得净净的，蓝是蓝，白是白，还浆得哗哗直响。她们这斗争做了榜样，接着财神岗东部6个屯的老娘们也学会了。她们集合了60多人要斗争地主王景和家，王景和家的老娘们听说王家禄家的老娘们因为没下地而挨斗，动员她家几个妇女把几十尺布和线都捆在身上，假装铲草跑到地里。赶去斗争的妇女进屋里一看，啥也没有了。当即赶去地里，把她们围上。要她们解开衣服，把几十尺布和线都解下来，还斗出了粮食和二缸大酱。

砍挖斗争范围逐渐扩大，从本屯斗本屯转到各屯互相斗。邹家骅写道：

有各屯斗各屯的，也有两个屯合起来斗的。这样，全村才卷入了斗争。你屯到我屯斗，我屯不服气，再到你屯去斗（因为这里住户的流动性大，前两年在这屯住，后两年就搬到那屯。有的是因为并屯子，在这屯里做下的坏事，人都搬到那屯去了。所以发生了你屯到我屯斗，我屯到你屯斗的现象）。你屯也不服气，又把我屯的地主也抓起来。如老营口谷家屯的群众抓了林家屯的地主牛二鸡子，林家屯的群众又把谷家屯的地主谷玉田抓来。或者是一家地主你屯斗了，我屯再去斗。有一个地主一天被连续斗了5次。果实是各屯分各屯的，哪屯斗出来就归哪屯。[8]

这样大范围的斗争，就使人们产生了疑问。这些被斗争、被抄家的人是否都是地主。一些干部下去检查工作，发现打击中农的现象相当严重。榆树县的一个区在砍挖运动中，一些村里的流氓分子把持农会或自封“翻身队长”，既不经群众讨论，也不经工作队批准，就擅自动手侵犯中农。有的是将中农和地主、富农一起斗争，有的强迫中农奉献财产。有的看到外屯来砍挖，就先下手抄家。例如南梁屯听说附近的六家子要来清算，村长怕外屯来给弄光了，就领着人一气封了13家。有的说：“封上吧，将来风头软了再揭。外屯要来分，什么也不留呀！”吓得中农也是说：“委员，把我家封上吧！外屯来，都完啦！”有的流氓也趁火打劫，说什么“地主穷了，没什么可斗了。中农是小闷头，东西多，日子过得比地主都好。”他们威胁中农：“现在是流血斗争，将来是刮骨斗争。”[9]工作队干部有的知道这样违反政策，但都怕被指责为“不放手”、“包庇地主”，不能有力地出来制止，以致砍挖之风越来越盛，打击面越来越大，局势变得不可驾驭。

砍挖之风从各村搞各村扩展到各村互相搞，又从乡村扩展到城里。乡下农民经常成群结队，坐着大车扛着枪到县城里抓人、起浮财，搞得城里人心惶惶。斗争株连到一些人的亲戚、社会关系，而这些人中有许多是部队家属，或与部队干部战士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这也使得部队思想产生了动荡。有的认为自己的家属亲友不是地主，不该斗争抄家。有的认为农民到城里随便抓人、打人、抄家太过分，简直没有王法了。当农民的行动触及到部队的人，或战士、干部的熟人来请求保护时，战士与农会的农民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和冲突。

在土改中与农民发生冲突的军队干部战士，多数出身都没问题，他们是不自觉地被卷进去的。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1947年9月发了几个通报，批评个别单位的干部战士干涉土改。

一个题为《阿城医院伤员被地主利用破坏群众斗争的经过》。说是7月11日下午，正旗区农民代表三人，到县里第三医院捉坏蛋医生赵永平。院部知道了就向这三个代表提议：别在院里绑打，免得引起伤员误会。三个代表说对，于是就把赵带走。到大门外上马车，代表怕赵逃走，就用枪对着他。这时被一群回民看到了（赵也是回民），拦住代表问：“为什么随便捉人？”并逼着代表放人。三代表不干，回民就鼓动伤员，一齐动手将代表打跑，赵被放出。事情传开后，有的地主鼓励伤员说：“同志，你们民主联军在前方打仗为国民流血牺牲，负了伤是光荣的。可是工作队、农会在后方随便抓人、打人、抢东西，把人家的媳妇打得死去活来，把孩子都打下来啦，简直比红胡子都邪虎。同志，我们情愿把财产都慰问伤员同志，也不愿叫他们分了去。你们打跑这帮胡子，医院我们来供给。”伤员被地主一顿造谣，信以为真，结成群找农会去打架。结果打伤21人，内有干部3人。并夺了工作队的武器、钱和东西。院部得知后马上开大会，说明打农会是不对的，并扣押了几个坏伤员，展开斗争。并到当地政府道歉，一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另一个题为《苇河医院伤员被地主利用破坏群众斗争的经过》。说苇河医院伤员康树全认识一个伪满当区长的恶霸陈玉风。陈知道劳动哥们非斗他不可，所以就叫他老婆给康树全“上洋劲”，做了两双鞋，还叫她闺女和康勾搭。她们向康哭诉：“我家眼看就要饿死啦，把门都给封上，现在咱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吃不上穿不上，政府还要斗争。”康一听也不寻思寻思就火啦，等工作队协同农工联合会来清算陈玉风时，康树全就跑去把封条揭掉。工作队刘主任来了问康：“你为什么把封条揭掉？”康说：“你们也不睁眼看一看，这么穷的人斗他干什么？”刘说：“你好好休养吧，不要你管这事。”康说：“我偏要管，你们就斗争不了！”说完拿起棍子就朝刘打去，刘主任把棍子夺下来说：“把他捆起来！”康夺下儿童团的木枪乱打起来，把工作人员和儿童团都打跑了。刘主任通知县政府派人到医院把康扣押起来，恶霸马上到伤员中去造谣说：“政府把你们那个伤员捆起来戴尖帽子游街，刘主任下命令在街上看见一个伤员捆一个。”伤员们听后，马上跑出去30多个，从街里跑到区农会，把门上的牌子摘下来扔到大街上，夺过儿童团的木枪就折断了。医院知道这回事，马上把他们找回来，又是开会又是找地方政府解释，才把事情解决了。

还有一份题为《浓河七团油坊武装干涉土地改革的经过》，这个油坊是部队搞生产的单位，有个地主李存仁的儿子在那里当兵。当群众要斗争李存仁时，油坊的排长给区政府打电话说：“李存仁的东西愿意全部交出，希望不要打人。”区里答复说：“群众要打政府也不能拦。”这下把油坊的战士惹火了，放出话说：“谁打军属一下，将来打他十下；打死一个，将来打死十个。”区政府把李存仁的老婆抓了起来，油坊的战士十多人拿着皮带去找区长。区长一见不好，连声认错，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一个战士说：“只要不打军属，其他一概不管。”还说：“别说你一个小区长，县长也打得满街跑。”区里只好把李的老婆放了。农会以为没有事了，又到街里来抓人斗争。油坊战士跑出来，将屯里来的人围在街里乱打。还问：“是不是在农会？在农会就打，不在农会不打！”还抓了几个农会的积极分子打了一顿。结果吓得政府和区队的人不敢出门，群众都躲到地里不敢回家。直到军区政治部得到报告，派专人去处理，没收了七团的油坊，抓了为首的三人交群众处理，才把事件制止住。[10]

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得知这些消息后，非常重视。于1947年8月22日发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纠正非阶级意识和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指示》说：“在解放区进行深入土地改革，基本群众起来斗财宝、挖地窖，解决生产困难，彻底打垮封建势力的时候，在我们军队的干部战士中，则有个别发生阶级意识模糊，失掉阶级立场的现象。”其表现是：

一、对农民起来斗财宝、挖地窖的正当行动，不表示同情，不予以赞助，反而认为群众运动“过火”或“过左”。

二、对地主装穷装苦、死皮赖脸的阴谋诡计，不表示愤恨，不予以揭露。反而认为地主被斗得可怜，生怕地主受了委屈。

三、由于上述思想上的错误，因此，甚至发生干涉和破坏群众斗争（如阿城等地的伤病员），枪毙农会主任（如马玉惨案），强迫群众释放被捕地主（如某师警卫连在东丰刘家屯发生的事件），解除工作团的武装、隐藏地主的财物等等打击群众、包庇地主的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

四、在拥政爱民工作中，普遍地发生不分阶级的所谓‘房东工作’，给地主挑水、扫院子，进行各种劳作；甚至偏听地主的花言巧语，接受地主的小恩小惠，因而蒙蔽了自己的头脑，错把地主当做了好人，模糊了阶级的观念。

五、对于地主家庭出身的分子，不加审查、不加选择的随便准其参军，一方面为投机分子、特务奸细开了方便之门；另方面又给地主助长威风，使其得以拿着“军人家属”、“革命家庭”的招牌，来吓唬农民群众。

总政治部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是由于政治认识上的模糊、剥削阶级思想在头脑中的影响以及部队思想教育放松而造成的。要求各部队普遍开展关于土地改革的政治教育，通过诉苦运动来启发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要支持土改运动，为农民撑腰。凡是发现个别人干涉运动、包庇地主，视情节之轻重，给予严厉处罚，直到交给群众公审。对地主家庭出身的分子，应加强教育；不改变立场的则应进行斗争，直到开除党籍军籍。《指示》最后规定：

我军各级干部，在解放区内，不得与地主阶级礼尚往来，不许接受他们的礼物，不赴他们的宴会，不得与地主女儿结婚。在蒋占区行动时，除政治机关外，亦不得与地主私人来往，并严格警惕和镇压地主阶级的各种阴谋诡计。[11]

此时，中央工作委员会正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各解放区的代表团分别汇报当地的土改情况，彭真率东北解放区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从代表们反映的情况中，上述问题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经过反复思考，于1947年8月4日给毛泽东起草了一个报告，分析当前土改运动中的问题和错误倾向，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原则。

针对某些地区领导土地改革的干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刘少奇指出：干部在乡村中拥有无限权力，强迫群众到会，付表决、呼口号，在斗争地主时，强迫群众打人杀人。他认为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他认为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变化值得注意，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儿作老婆，在土改中有帮助其岳父者。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许多地主得我干部帮助降低了原来成分，利用我们各种组织形式来保护自己，压迫群众。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感情大多同情地主。过去领导机关对这些情形熟视无睹。”

刘少奇还指出，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也很严重，“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大多不当兵，不服抗勤，负担较少，降低自己社会成分。选举开会完全包办，村干部有的分成二三个宗派，互相反对，轮番上台。总之，没有党内民主，正派人受压制，不能得势，邪风上升。”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两个月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少奇提了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经过贫农组和农会发扬民主，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组织及干部；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行使各项权力；对人民实行言论自由，监督、鉴定、选举和罢免干部；干部脱离群众的要作自我批评；地富出身的党员应回避本地区的土改，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的须受到处分；为避免群众随便打人杀人，派可靠干部在各地建立人民法庭；在群众向干部斗争时，应保障干部的基本权利，禁止打人、肉刑和在大会上逼供；对犯错误干部及地富出身干部一律采取教育方针，洗刷少数坏人。[12]

毛泽东正与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周旋，天天转移，来不及仔细考虑。他读了刘少奇的电报，于8月13日复电说：“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13]

刘少奇指出的现象，在老解放区确实存在。土改中坏人掌权，乱打乱杀，拉帮结派在村里当了新恶霸。工作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犯急性病，走过场，都是有的。但是参与土改运动领导的康生把一些缺点错误任意夸大，无限上纲，将斗争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党员，在土地会议后掀起了一场“搬石头”的运动，将土改引向歧途，在党内造成了极大损失。师哲同志回忆：“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改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上，康生的‘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等作法，都成了会议的正面经验，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消息传到中央，中央不得不委托任弼时替中央起草新的工作指示，下大力气纠正那些极左的做法。”[14]

土地会议结束后，中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各路代表回去传达，进一步深入土改。本来东北土改已经差不多搞完了，但根据中央的指示还要搞，重点是检查过去的工作，支持贫农掌权，审查原来的干部和工作团。当年的松江省委书记张秀山回忆：“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成绩是伟大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有些指示和政策界限吃透不够，也发生了一些偏差。如在‘砍挖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左的苗头，当时虽然制止了，但到平分土地的时候，由于受‘群众运动自发论’的影响，错误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打击面宽；一些地方出现了打杀过重的现象；个别地方农民进城清算了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前，我省土改本来已经差不多了，但当时土地会议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们对左的东西顶不住，左的偏向就发展了。……我省产生的这种左的倾向，由于《东北日报》的报道、推广，影响比较大。这种左的错误，持续了约两个月，在中央及东北局发出纠偏指示后，得到了彻底改正。”[15]

张秀山的回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1947年10月召开的松江省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他作总结时对前一段砍挖运动的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但已经强调了政策问题。他指出砍挖运动的主要问题是控制不住局面，流氓乘机摸鱼，侵犯中农利益；乡下群众进城，对工商业打击过重；打人现象严重，群众以为打了就能挖出财宝，差不多每斗必打；工作队有强迫群众斗争和放任不管的偏向；干部和积极分子贪污果实，多分果实，没有照顾贫雇农。张秀山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在砍挖运动的基础上，贯彻土地法大纲，防止偏左偏右，执行好对各阶级的政策。抓好平分土地、建党、培养积极分子训练干部三大任务。[16]从他的讲话来看，松江土改的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一切工作即将走上正轨。

时隔半月，风向就变了。为贯彻土地会议精神，东北各地开始了审查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运动。12月2日《东北日报》的大标题是《一切权力归贫雇农！》，二版宾县平分土地报道的副标题是《村干部解除职务听候群众审查，大胆放手把政策交给贫雇农》。针对干部中有包庇地主、两面照顾、贪污果实等错误以及有的地方流氓当道，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以贫雇农大会取代农会，打破原来的组织圈子，让群众发扬民主，平分土地。原来的村干部一律解除职务，检讨个人错误，接受群众审查。原来领导砍挖的当权者一下子又变成了审查的对象。

群众大会又轰轰烈烈开起来了。对前一段的运动又进行否定。在宾县居仁区合兴村的群众大会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大会主席问：“去年分地谁作主？”群众说：“官家作主（意为工作团包办）。”又问：“今年夏天是谁作主？”答：“二流子作主。”问：“去年吃过什么亏？”答：“分不到好地。”问：“今年夏天吃过什么亏？”答：“好东西都给二流子贪污了。”问：“今后谁作主好？”答：“贫雇农作主好。”问：“天下谁服从谁？”答：“都服从贫雇农。”问：“贫雇农内部谁服从谁？”答：“少数服从多数。”台上台下一问一答，发动群众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宣布村干部停职，农会解散。新选出30多代表组成贫雇农大会，原来的村干部挨个上台，检讨错误，退还多占的果实。一个大会下来，权力又换了手。[17]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新的贫雇农大会在审查原来的干部时，又采取了与对付地主一样的方式。那些干部在砍挖运动中一直是领导抄家分果实的，这一次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群众们又来抄他的家了。绥化县双河区贫农大会，批斗并扣押了原区长廖某。因廖是地主出身，又是知识分子，有人说他在运动中包庇地主，区政府的职员有很多出身地富，被称为“地主政府”，有人说他在运动中贪污果实。在宣布将他撤职交人民法庭公审后，群众涌到他家，将其家产查封。[18]

由廖区长的问题顺藤摸瓜，又查到继任的傅区长身上，傅某是小地主出身，又做过五年工。在双河区工作期间和任区长后，虽有多分果实问题，但没有大错。县里原来不准备斗争他。但大会讨论时，贫雇农提出：傅某没和家庭划清界限，在工作中贪污，自己多分果实，要求撤他的职。一位工作队员说：傅工作一年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可以转到别处工作。主持会议的县委同志倾向于后者意见，问大家怎么办。台下顿时哄起来，一个贫农喊：是你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要我们说了算，为啥还要划圈圈？说完几个贫农代表跳上台下了傅某的枪，对其实行“专政”。台上台下乱成一团，不了了之。县委研究了情况后，认为要支持贫雇农。于是又开大会宣布清洗傅某，贫农才满意了。《东北日报》发了通讯，标题是《要干部，还是要贫雇农？》，表现了明显的倾向性。

这真是乱套了，土改搞来搞去，搞到干部自己头上了。双河区政府的干部对此极为不满，喊道：“这样整下去还得了？简直乱套了，乱到区政府来了。”一位长征老干部也说：“乱套了，这样整下去，把县政府也要推倒了。再这么整，我交枪不干了。”而上级却认为，这是群众的正义行动。[19]这样的宣传导向，起了很坏的影响。一时间干部被当作“绊脚石”打倒靠边，一种极端民主化的“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论调迅速抬头。

省委对绥化双河区的“经验”进行检查，发现这完全是一场闹剧。所谓的“贫雇农大会”实际上是各乡送来受训的学员，县委为了跟形势，把训练班改成了“代表会”。放纵这些“贫农代表”在会上胡闹，扣押廖区长，解散各乡农会。这些“代表”回到家，都给自己封了“官”，凌驾于干部群众之上，一切他们说了算。有的整干部，有的挖财宝，有的分土地，有的搞“贫农会”，总之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代表”不回本屯，而是住在区政府里吃喝，扬言“审查干部”。有的“代表”回屯召集会议，群众不知他是什么“官”，都不来，他就杀两头猪引诱群众来吃，边吃边讨论改选。群众拥护现在的村长，都不同意改选，“代表”白杀了猪，也没当上村长。有的“代表”回去对富农说：“这次贫雇农当家了，你的东西要一扫光了！”富农们听了，马上杀猪的杀猪，藏东西的藏东西，就是不让人分了去。有的“代表”回到村子，召开“威风大会”，自己坐中间，贫农、中农坐两边，按顺序去打地主。并强迫全村群众都要参加。当时正是秋收打场时节，“代表”说“威风大会”比打场重要，宁可耽误农活。“代表”遇见工作队员，傲慢地说：“扛大活的来了，我是你们的掌柜！”这样的所谓“贫雇农代表”，依然是一群流氓无赖。让这些人掌权，群众不但不会翻身，还会把土改运动搞坏搞乱。省委严厉批评了绥化双河区搞形式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在《东北日报》上公布，彻底否定了双河区以前在报上发表的“经验”。[20]

但是这并没有扭转大局，各地还在反“右”而不反“左”，贫雇农当家甩开了工作队，一些流氓破坏分子上台掌权，把砍挖运动又向前推了一步，发展到“扫堂子”运动。

[1]　丁秀：《通肯县挖穷根斗财宝》，1947年7月5日《群众》第17期。

[2]　丁秀：《通肯县挖穷根斗财宝》，1947年7月5日《群众》第17期。郑学孔：《海伦县斗大树挖财宝的经验》。

[3]　《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4]　《中央文件汇集》。

[5]　《东北日报》1947年7月13日。

[6]　《东北日报》1947年8月4日。

[7]　《东北日报》1947年8月7日。

[8]　《东北日报》1947年8月19日。

[9]　《东北日报》1947年9月6日。

[10]　1947年9月13日《群众》第18期。

[11]　1947年9月13日《群众》第18期。

[12]　《中央文件汇集》。

[13]　《毛泽东年谱》。

[14]　师哲：《峰与谷》，“我所了解的康生”一章。

[15]　张秀山：《松花江畔的暴风骤雨》，载《辽沈决战》下册。

[16]　《东北日报》1947年11月15日。

[17]　《东北日报》1947年12月3日。

[18]　《东北日报》1947年12月21日。

[19]　《东北日报》1948年1月6日。

[20]　《东北日报》1948年1月21日。

第30章　暴风骤雨（三）反“左”纠偏，平分土地

“扫堂子”运动——张闻天保护工商业——毛泽东下令纠左——重划成分，落实政策——平分土地——1948年的春荒——鼓励生产互助，允许冒尖致富——农民翻身，参军支前

1947年11月东北解放区各县传达了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后，开始贯彻贫雇农路线，整顿原有干部队伍，继续深入土改斗争。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平分土地抓生产被放在一边，抄家斗财产仍然是主要任务。在“砍挖运动”的基础上，有的地区更进一步，发明了群众会战“扫堂子”运动。

“扫堂子”是从呼兰县长岭区兴起的。当地贫雇农大会成立后，群众要求交流翻身经验，互相参观果实，看看压迫自己的外屯地主斗倒了没有，并互相提供材料进行联合斗争。长岭区好大喜功的领导，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显示运动声势浩大和轰轰烈烈。

12月21日这天，各屯贫雇农都扛着红旗、敲着锣鼓、坐着爬犁整着队伍，6 000多人聚集在刘泉井开大会。县长和书记做动员后，群众立即分头行动起来。“刘泉井当即集合村民，布置16个岗哨，禁止行人出入。黄旗、公民、井堡等屯都连夜动手，先扫清本屯。一方面怕别屯来时斗出了果实要对半劈，更重要的是怕别屯笑话自己没有斗彻底。当晚金家屯就斗出了十副银镯及五副金镏、金钳。翌日便互派代表，参观检查，联合斗争。本屯亦进一步广用智谋，搜挖底产。井堡起出了前刘家在场园中心埋藏的一满缸衣服，并起出老王家在粪堆内埋藏的七袋麦子，小五岗一天起出的东西达400万元之多。平房屯当晚即向地主进行了一次理直气壮的政治攻势，公开告诉他要‘全区大扫堂子’。在大力威迫下，当即起出金子一两多、衣服百余件。杨玉屯到平房屯去扫时，亦斗争5麻袋衣服及布匹。因杨玉屯果实少，故平房屯情愿完全给他。裴堡在一个小猪倌鼓动下也到平房屯去扫，因他给该屯地主家放猪，知道猪棚下有地窖，结果起出两窖上等衣服百余件。而地主们有一部分慑服于贫雇农威力，看到大势已去，把东西悉数交出。一部分地主一听到敲锣打鼓，便吓得魂不附体，小五岗一家地主的小孩，看到贫雇农们一进院子时，便‘妈’的一声吓昏了。由此可见这次运动声势之大。现在是农村里贫雇农大军到处锣鼓喧天发动斗争，地主富农编成组轮流给贫雇农打场，而中农则非常积极地起浮财、拉东西，或看守果实，看犯人等。”[1]

呼兰县委不仅支持了“扫堂子”，而且发明了干部“思想站队”。将区乡干部全部集中反省坦白。提出了“死罪免死，大罪从宽，戴罪立功”的口号，将干部们变成了与地主一样的打击对象。《东北日报》于12月31日发表《呼兰突点经验》的社论，肯定和赞扬“扫堂子”的作法，认为这才是贯彻贫雇农路线。社论中提出了“江山是谁打下的——贫雇农”，“江山谁来坐——贫雇农”的口号，对这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仅可以抄本屯地主，还可以抄外屯和城里的地主，起出东西就归你们村，这样的好事谁不争着去！又热闹又好看，比种地强多了。“扫堂子”很快波及许多县区。宾县报道说：“此间群众又从被九斗、十斗之地主家起出大批金银及衣服，足证地主狡猾，其经济不易斗垮。常安区财神岗被斗八次之多的地主王敬和，此次由于充分发动了广大贫雇农妇女参加斗争分地，算细账，又起出成批衣服130余件。在平分土地前王家妇女伪装穷困，各家借针借线，这次却在她们身上搜出好线10斤多。该区老营口村地主王木匠家，数日前还各处借米借盐，他的女儿过冬打着赤脚，老婆子耍着单，他自己披着麻袋片。但此次斗争又起出粮又起出好几年的陈盐及衣被百余件。永安屯地主卢兴斗，过去虽每斗必重挫，一家子伪装下不来炕，钻在麦秸里取暖。这回又斗出新布60多尺，衣被10余件。”“凡此事实教育了贫雇农，他们警觉地说：‘斗争十次还比咱们强得多，以后随时怀疑着他们点。’现各区深入细密的斗争仍在继续中。”[2]

这样一来，地主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的财源，只要不断斗下去，不断打下去，就总会斗出财物来。东丰县联合村发动妇女斗地主，兴起“扒棉袄”。50多名妇女分头到地主家去扒棉袄。老田家妯娌俩去扒地主姜仲礼的棉袄，地主跪下磕头求饶，被她们一脚踢开，扒下棉袄就走。一下午时间单扒棉衣就有100多件。第二天大家在一起开会，核计棉衣还不够，一些妇女提出抓地主来“过堂”，追财物；两个妇女立刻就抓了一个地主来，一伙人围着斗。有的中农妇女看着害怕，往后躲，大家就对其进行教育，激起她们的仇恨。上级来的领导对联合村妇女的做法很支持，写成经验总结登在《东北日报》上。并表态说：“在扒棉袄斗争中，有的妇女想着干，但摸不着底，总要问一声：‘同志，我们扒他的衣裳行不？’这时，领导上须要表明态度，放手让他们大胆干，使她们相信自己能够干大事。”[3]

“扫堂子”的规模越搞越大，农民纷纷成群结队进城串乡，想搞哪里就搞哪里，想斗谁就斗谁，有的赶到几十里外去扫荡，几天几夜不回家。一位记者在绥化县津河街看到这种热烈场面，被称为“威风大会”。

天刚黎明，日头没冒红，白茫茫的银色大雪原上，呼啸着老北风，落着‘树挂’。各屯子已冒起炊烟，闹哄哄的人声夹着牲畜的嘶叫，健壮的贫雇农大声吆喝着，妇女儿童上爬犁。整个屯子骚动着，半小时后，扫荡队出发了，每一条大道上奔驰着络绎不绝的爬犁。

在大扫荡中，爬犁已成为整个阶级发动、队伍广大与否的标志之一。不同乡的熟识贫雇农见了面，总得问一声：‘你们乡今天出动多少爬犁？’（每张爬犁载六、七人到十人）来衡量对方战斗力的强弱。在大扫荡中，每乡每天均有30到50张爬犁出动。

17日津河全区600余雇贫农，在津河街上开威风大会。任何年代均未允许过的雇贫农的威风，今天要大抖一下。大扫荡前夕（16日夜），兴奋和紧张就笼罩了全区160多个村屯。有的乡青壮年雇贫农一夜未眠，彻夜反复搜查地主富农五六次，并在地主门上，钉上他们丑恶阶级的白牌，便利于扫荡队的进击。次日（17日）9点多钟，一队队扎红枪、乘爬犁、凛凛威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雇贫农队伍，飞驰进街，红色的旗帜，在寒风中招展。这一天有600多副爬犁、1 000多匹马随6 000多雇贫农大军而来。

雇贫农有力量，雇贫农就到处显威风。十一乡38个屯在开威风大会时，千余雇贫农集合在一杆十丈高的大红旗下，旗子在空中飘扬。一边写着一个大“威”字，一边是“消灭封建，彻底翻身！”在五里外即可看到。各乡在雇贫农大会上，均举行了地主富农展览。在全体雇贫农面前，介绍他们的封建剥削史。津河十二乡地主的狗已被全部消灭，一来便于雇贫农随时破门而入，二来狗皮可以给雇贫农缝手套。地主的菜刀权也被全部剥夺，需要切菜时，拿到保管菜刀的雇贫农家去切。

雇贫农整个阶级起来进入运动，就显出了他们浩大的气魄。津河十九、十三、五乡是著名的“一扫光”队伍，他们的口号是“打遍天下封建，走到哪打到哪，天下地主是仇人！”第四乡的雇贫农队伍，举行了来回60里的远征，三天两夜未归本乡。

……

地主们颤栗在这个强大攻势下，以前那种威风、那种抗拒，现在是基本消失了。双河山阎嘴子屯到阎家屯地主阎占魁家扫荡，阎家老娘们要求给她家留下几个枕头。雇贫农瞪她一眼说：“你想想咱们以往好多年没有枕头怎么过的？而今让你也把麦秸草当枕头吧！”地主要求雇贫农给他们多留些粮食，雇贫农答复得很干脆：“你们从前不是说过，锄头在房檐挂20年也不愁吃穿吗？扛走！”[4]

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东北解放区“扫堂子”之风刮得极为猛烈。但是张闻天所在的合江省却顶住了这股潮流，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刘英同志回忆：“在全国土地会议之后，1947年冬到1948年春，东北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刮起了一股‘扫堂子’风，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挖出来分掉。这些地方在充分满足贫雇农要求的口号下，为了更多地挖浮财，开始在村内‘扫堂子’，后来发展成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堂子’。这样做，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也被当作地主、富农斗了，财产被分了。当时《东北日报》和有的省报大量报道‘扫堂子’的经验，号召效仿这种做法。合江有些干部也沉不住气了，责问省委为何不发动‘扫堂子’，甚至怀疑、埋怨省委右倾。闻天当时非常坚定。他毫不含糊地表态：‘扫堂子’的做法是‘左’的东西，不能搞。他亲自掌管的《合江日报》，对《东北日报》、某些省报刊登的‘扫堂子’的经验和社论一律不予转载。”[5]

当年在《合江日报》工作的同志，对张闻天敢于坚持党的政策、敢于反“左”的精神，更是记忆犹新。一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当时，《合江日报》社一位副总编辑正在乡下参加土改，看到《东北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呼兰县长岭经验，《合江日报》却没有反映，很为着急，就回到省城找张闻天同志。闻天同志说：合江有合江的情况，跟别的省不一样，不一定要那样办嘛。先不要着急，等等看。当时合江有个别的边远县区，未经省委同意也搞起了‘扫堂子’，并要求作为成功的经验介绍推广。闻天同志一面电报中央，一面深入到基层调查研究。他根据党的政策和土改斗争的实际情况指出：‘扫堂子’的做法实质上是只顾眼前利益，是过‘左’的错误倾向。他说：扫什么堂子？你扫我的，我扫你的，人吃马料都扫光了，明年的生产怎么搞？抢来小米，牵来马，用小米喂马，这是糟蹋物资，这么搞，不都把大家搞穷了？闻天同志认为打破村屯界限，联合‘扫堂子’，反复‘扫荡’，只能引起纠纷，制造矛盾，造成混乱。这样搞打击面容易宽，阶级阵线容易搞乱，侵犯了富裕中农就必然会动摇中农，同时也会动摇贫雇农，使贫雇农担心分了土地将来富裕起来也保不住。就在这个时候，合江省桦川县三区在呼兰等县‘扫堂子’经验的影响下，一夜抓了几十人。其中除个别确是漏划地主、富农外，绝大多数是上中农，甚至还有一般中农。张闻天同志听到这个情况，亲自下去做干部群众的工作进行了纠偏，并及时做出团结中农的指示。”[6]

1948年1月初，合江省几个县的农民学着邻近省“扫堂子”，集合了几百辆大车来到佳木斯城外，准备进城挖浮财。佳木斯市委感到很为难，如果同意农民进城，私人工商业就会被一扫而光；不让进城，又怕说成是包庇地主、资本家。当时情况十分紧急，张闻天亲自召集干部开会。他根据《土地法大纲》的原则指出：农民随便进城挖浮财的做法是与我党当前的保护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如果不及时制止，合江各城市私营工商业将在短时期内全部搞垮。他说：把铁工厂、木工厂都分了，开春谁给农民生产和修理农具？把被服厂分了，谁给部队战士缝衣服？农民进城看起来是多分了一点浮财，但从根本上说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包括贫雇农的利益。他还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还不到时候。时候不到过早消灭，我们就要犯“左”的错误。大家统一思想后，张闻天立刻起草《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于1948年1月12日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

《指示》说：在一个多月来普遍的平分土地大运动中，已有数县发生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现象。其表现有以下几种：

1．地主兼工商业者，挖后门，挖家底，并挖家底之外，采取罚款。结果是全部一扫而光。或者关了门，贴上出兑的广告。

2．原有地主，在日本没收其土地后转为工商者，仍定为地主，有被挖家底者。

3．“八一五”后，已全部脱离土地的封建剥削，转为工商者，有全部被没收或被挖家底者。

4．曾在敌伪作了点事，转为工商者，或与敌伪稍有关系者都认为是敌伪残余，有被没收、被挖者。甚至有派人往城市一二十天，借故清算工商业者。

《指示》批评了这些错误做法，并指出：

以上的认识做法，都是不对的，与我党现阶段的工商业政策相违背的。对农民贫民这种行为不加领导，是一种尾巴主义；若继续下去，不加纠正，将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业，在短时间内有全部搞垮之危险。这不仅对开展生产、繁荣经济有妨碍，而且对目前的战争与农民的需要，也将是很大的损害。因此，特规定如下：

1．地主兼工商业者，除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即没收其土地及出租的牲畜、在农村的房屋，并废除其高利贷）外，其他一律不动。

2．凡在1946年3月以前之纯工商者，不管其过去出身是否地主或富农，一律保护。

3．根据东北局8月8日决定中所允许没收的工商业，即伪满大汉奸、大特务、大把头、大恶霸之配给店，及1946年7月以后为逃避斗争而搞点买卖的化形地主及反革命国特的伪装商店，应坚决没收外，其他过去有错误与缺点，而现在服从政府法令，安分守己的工商业者，除要其向政府上坦白外，不能没收其工商业财产。

对农民进城挖浮财，《指示》中明令禁止。“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更不得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凡农民入城没收清算工商业，各区书记应负责审查与调查清楚。不能没收者，应向农会解释清楚。同时在贫雇农大会、代表大会上，必须将工商业政策讨论清楚。”“凡未经市及县公安局，或市及县政府，私自查封没收者，为非法行为。”[7]

张闻天起草的这个文件得到中央的肯定。1948年1月31日中央电告东北局：“合江省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

尽管张闻天努力纠正“左”的倾向，但能起的作用毕竟有限。各解放区土改中“左”的错误倾向越来越严重，几乎有失控的危险。毛泽东在陕北不断接到各地报告，有的任意提高成分，打击中农，有的将干部当“石头”搬掉，基层组织陷于瘫痪；有的进城没收商店，导致工商业的混乱；更严重的是不少地区任意处决和打死人，其中不少人并不是地主恶霸，而是无辜家属或有些问题但罪不当死的。毛泽东对此极为忧虑。1947年12月25日到27日，他召集在陕北的中央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边区的领导同志在米脂县杨家沟开中央扩大会议。会上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导方针。然后，会议便转入当前土改斗争中政策问题的研究。当大家反映了各地土改中发生的种种“左”的问题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给大家谈起历史的教训。他说：内战时期（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的特点是“左”，在城市中不但被孤立，而且后来也立不住了。农村中赤白对立，对中小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片面的工人利益，把工商业很快搞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损伤了一部分中农。对于土改中的“搬石头”，毛泽东说：对学生、知识分子不要犯冒险政策，延安审干（指康生的“抢救运动”——作者注）是一个宝贵的教训。根据毛泽东和与会同志达成的共识，起草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提出了土改运动中避免对中农、小工商业、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照顾开明绅士，区别解放区中劳动致富的新富农与旧富农的界限，不应过分强调斗财产，对地主富农给生活出路，严禁乱打乱杀人等十项政策。为了详细解释这些政策，他委托任弼时起草有关土改政策的指示。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讲话，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讲话稿时，特地加写了几段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均必须严肃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拖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查干部，毛泽东写道：“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力，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8]

1月14日，毛泽东电告刘少奇：“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无论是讲话和起草指示，都强调纠正土改中各种“左”的错误，把运动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月15日，他与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的1/10，有3 600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

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特别是土改政策，毛泽东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贫雇农单独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9]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反复强调，大声疾呼，在全党全军中引起高度重视。那些头脑发热、搞过火斗争的人被泼了一头冷水，开始清醒起来。对那些坚持党的政策的同志，毛泽东的指示是极大的鼓舞，对纠正“左”的偏向，将土地改革运动健康深入地发展下去，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48年1月底，东北局接到中央一系列纠“左”的指示后，决定立即刹住“扫堂子”、“抖威风”等错误做法，认真检查前段运动中的失误。

纠偏和检查从哪里入手？东北局认为：要害问题是定成分。一个村子里斗谁不斗谁，团结谁依靠谁，完全决定于他家是什么成分。究竟什么样是地主，什么样是富农，什么样是中农，历来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相对合理的界限。各解放区的情况也不一样，东北地广人稀，在关内被划为地主的，在东北可能够不上富裕中农。如果按照老经验，就很可能搞成扩大化。东北局决定从划清成分入手，先抓一两个典型，总结经验教训。

呼兰县长岭区是“扫堂子”的发源地，东北局派工作组到长岭的梁家屯作蹲点调查，解剖一只“麻雀”。全屯被斗争的共26户，真正的大地主只有两户。其他被斗争户，多数属于成分定错。富农被定为地主，中农被定为富农。工作组根据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对成分进行了重新划定。

例如，韩某一家13口人，2人劳动，自有28垧地，又租入20垧。雇4个工，有6匹马、8间房。村里定为中地主，是错的。因为家里有人劳动，是区别地主和富农的主要标志。工作队将其定为富农。

王某家里16口人，3人下地劳动，有16垧地，雇一个工，有4匹马，14间房。原定为小地主。工作队认为：不能把雇一个工就当成地主。按他家实际收入平均算，生活水平并不高，只能定为富裕中农。

吴某家里10口人，2人劳动。自有9垧地，不雇人，有3匹马，1辆车，3间房。有时雇短工，有时还卖工夫。村里定为富农。工作队认为这样的家庭连富裕中农也算不上，只能定为中农。

王某家里16口人，3个劳动。没地，租入20垧，有4匹马，没房，有时雇短工。村里定为佃富农，工作队认为只能划成中农。

从以上例子看，原来定成分时，只要家里有地有房雇了人的，就被定为地主。家庭经济状况稍稍富裕，雇过短工的，就定为富农。这显然是不符合政策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消灭剥削，自己拥有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又完全不劳动的才是地主。虽有土地房产，但本人参加劳动的就不能定为地主，而是富农或富裕中农。这里的区分，要看家庭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而定。类似这样定错成分的情况，在被斗争户中占了一半。这些家庭无疑是被挖了底财，甚至被扫了堂子，净身出户。长岭区土改中“左”的倾向，从具体分析中暴露出来。

梁家屯26个被斗争户中，还有6户中农。中农是政策明令保护的，怎么也被斗争呢？工作队调查了被斗原因，井某光复时从仓库里扛了4支枪，农会要起他的枪，斗了他。工作队指出：如果他真有枪，可以追枪，但不能斗经济。因为他的枪是拣敌伪的，如果他自动交出，还可给予适当价钱。李某在伪满时当过屯长，工作队认为让他坦白一下就可以，但不能斗经济。高某当过一年牌长（屯长下面当差的），工作队认为这不算问题，连政治也不该斗。吴某家里没房没地，租4垧地，自家种3垧，转租出1垧。村里说他吃租子，把他定为佃中农。他在会上喊定错了，村里说他捣乱会场，就把他斗了。工作队认为：在会上说他阶级划错，不能算捣乱会场，这是每个农民应有的权利。斗争他是错的，后来村里把他改为贫农是对的。[10]

在对呼兰长岭区梁家屯全部被斗户进行逐个分析和重新划定成分后，我们可以看到斗争扩大化的真实情况。东北局将这个调查报告全文发表，并要求各地根据梁家屯重新划定成分为样板，认真检查前一段土改运动中“左”的错误。并明确指出：划错成分的要纠正过来，斗争过的要退赔，并给予补偿。

运动大方向一转，东北局于1948年2月召开省委联席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政策。会后发出了《关于平分土地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中对贫雇农路线作了新的解释，就是要把党的政策和民主权力交给全体农民（必须包括中农在内）。党的领导要向群众解释政策、分析问题、说明利害，提高群众觉悟。而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强迫群众行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

《指示》强调了几个政策问题。一是不能造成基本群众内部的对立。对有错误的群众和坏干部要采取坦白教育的办法，绝对禁止打禁止杀，也不能采取斗经济的办法。二是中农政策，要按新规定划成分，不要把中农划为富农。对有罪恶的中农，只斗政治（主要是坦白悔过）不斗经济，只斗本人不斗家属。对斗错的中农要给予补偿。三是缩小打击面，《指示》说：“东北农村尤其是北满农村的情况，地主占户口4％到5％，占人口7％到8％，富农占户口11％到12％，占人口16％到17％；地主富农合共占户口15％到16％，占人口23％到25％；这一打击面已是相当大，因此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必须对地主富农采取分化政策。”对地主应给留生活出路，富农除了分掉他的牲口，其他财产都不要动。这需要对贫雇农作说服工作，为了长久利益，一定要执行党的政策。

《指示》最后强调严禁打人杀人：“现在群众斗争中的打人，多是由追浮物而发生的，这是追浮物的方法问题。党的领导、我们的干部应当帮助农民多想办法，如调查研究斗理斗智，不要依靠打来追浮。我们的干部不仅自己决不领导打人，而且说服农民不打人、停止打人。关于杀人问题，必须坚持北满省委书记联席会议的决定、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布告及中央的规定。死刑之执行属于封建恶霸等斗争对象者，必须经过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县长、公安局长组成之委员会批准，由县长出面执行。属于政治案件者（如国特、地下军等），必须由省委、省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在发现政治案时，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待弄清情况后才决定处理办法。”[11]

按照东北局的指示，各地认真检查前一段工作，在重新划分阶级时纠正过去打击面太大，侵犯中农利益的行为。双城县东诚村6个屯子，共730户，挨斗的有151户，相当于4户斗一户。全村总人口3 881人，被斗人口1 432人，相当于17个人斗10个人。这样的打击面确实太大了。在交代了政策后，老乡们纷纷说了真话。有些人本来不该斗，但外屯跑来斗，于是想着叫外屯拣便宜，还不如本屯斗。现在想想，有的人只当了一年富农，有的人雇过一个劳工，有的家里什么也没有，都不该斗。斗了反而得罪了朋友。老乡说：“我以前早有这个意思，怕沾包，不敢说。”只有“扫堂子”的积极分子想不通：“他妈的，一个多月白忙活了，又得往回倒！”[12]

上级领导到龙东县四区头站村检查工作中发现：全村201户中被斗的有62户，其中15户中农和6户贫农也挨了斗。在去年12月“扫堂子”时大多被净身出户或掐了尖。吴某一家八口人，无房无地。只因为十几年前他父亲在世时雇过长工，光复前家里有两辆破车两条牛，就被定为富农。斗争时只给留了一辆车一条牛，拉走了四麻袋粮食，只给留下一石荞麦。李某是河南逃荒来的难民，过去从没雇过人，家里只有二垧地、两间破房、两辆车、一头牛。因为有点“毛病”，也被斗了。家里两口锅被拿走一口，留下一口破的。还想拉走他的牛和车，后来开过大会，大家明白了政策才没再斗。还有兄弟俩是手艺人，哥哥是理发匠，弟弟是裁缝，家里只有两间房。因其父卖过大烟，也斗了。抄走了缝纫机，拉走了粮食。这些被斗户实际上都是贫农，但当时“积极分子”要“彻底斗争”，监视着大家拿东西。群众怕沾包，不拿不行。上级领导来交代政策，群众才纷纷反映，认为这些人都不该斗争。但有些“积极分子”还不认错，觉得错就错了，也不用认错，不用给他们改成分，再分果实的时候补给他们一些就行。[13]

1948年3月，东北局召开了有各省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总结前段土改运动的成绩，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教训。林彪、罗荣桓主持会议并讲了话。3月28日会议通过了《东北局关于平分土地运动的基本总结》，这个总结的主要精神，就是贯彻中央的指示，坚决纠正“左”的偏向。

《总结》指出，土改运动在彻底扫除封建剥削制度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原则性的“左”的偏向，主要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和乱打人乱杀人三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偏向，东北局主要从1947年11月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后的一些错误思想和错误方针上进行了反省。

首先，“11月会议”对当时东北实际情况没有做周密的具体的分析。本来，经过一年多的土改，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斗争了地主，肃清了土匪，初步平分了土地，应该说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但是一些干部思想中潜伏着“左”的倾向，提出“中农不是基本群众”，在报上宣传“放手就是政策”。对过去的运动成绩估计过低，认为不彻底，要求不加区别地从头做起，“全面轰开”，对后来的偏向起了推动作用。

其次是片面强调满足贫雇农的一切要求，扩大了打击面，侵犯了中农和工商业者的利益。“11月会议”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自发论”大大发展起来。提倡“运动等于一切，运动高于一切，运动解决一切”。为了运动“需要乱多久就乱多久”，“没有大乱，我们的手就放不开”等错误论调。不是把党的政策看成工作指南，而是当成“圈子”和“绊脚石”。《总结》强烈批评了“扫堂子”：“就以1月间有些地方进行的‘扫荡’、‘反复扫荡’、‘联合扫荡’（有的称为‘扫堂子’）为例吧，这种形式的运动，未尝不是规模宏大、轰轰烈烈，但是效果怎样呢？第一，贫雇农没有和中农联合起来共同行动，而是脱离中农，单独行动。第二，在不分村界、区界和县界的‘联合扫荡’和‘反复扫荡’中，成百成千上万的农民进入人地生疏的地区，必然会造成不择对象、乱斗乱挖，以致造成农村的混乱和区与区间、村与村间的矛盾和摩擦。在人民自己的解放区内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破坏民主秩序，显然是不利于人民的，不利于革命的。”

《总结》指出：在“11月会议”时已经产生了“左”的思想和错误，以后的运动把这些错误又扩大了。“如会议决定雇一个半活的为小富农，而会议以后降低标准，修改为半个活。我们的机关报《东北日报》，在这个时期内（到2月中旬为止）不仅没有批判，反而不断传播运动中的偏向和错误，甚至把有些错误的东西引为好的典型，放在显著地位（如‘联合扫荡’、‘反复扫荡’的消息）实际上起了助长的作用。”

《总结》强调：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坚决纠正偏向。要落实中农政策，对地主富农给以出路，损害工商业的要进行补偿，要把土改运动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支援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14]

根据中央的土改政策和东北局的具体指示，各地党政领导认真进行纠偏和重新划定成分的工作。大批被错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被纠正过来，恢复了原有的权益。在划定成分的同时，进行了平分土地的工作。算起来，这已经是第三次分地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经过两年的曲折反复，群众开始成熟了。他们由观望和盲从变得学会了当家作主，学会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次分地，各村都普遍实行了“个人提，互相比，大家评”的民主方式。全村的地分为几等，好坏搭配；中农保证“只进不出”，地主家有劳动能力的也同样分一份，让他们生产。政策对了头，工作就顺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平分土地工作就圆满完成了。

1948年2月，东北局发出生产指示，由土改转入春耕。将各地土改干部与工作团及时转变为春耕工作团，省、县干部纷纷下乡，就地加强生产的领导。领导向群众宣布政策：“停止土改，保障人权、财权，确定地权，划回与补偿斗错的中农，宣传生产发家，奖励增产的生产政策与合理的负担政策。”[15]东北农村由动荡转向稳定。群众斗争的暴风骤雨已经过去，阳光灿烂的春天即将来临。

旧的农村经济体制虽然被打得粉碎，然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土改中“左”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在1948年春季显现出来。

“扫堂子”给群众造成了心理的创伤，财富使人感到恐惧，生产上也就失去了积极性。南满宽甸县城关西关街就是明显例子，分地之后群众仍然无心生产，既没人拾粪，也没人砍柴。儿童团在街上乱抓乱斗，有货就追。保安村的贫雇农将分给的金银首饰都还给贫雇农大会，说：“这些东西留着是祸害，说不定哪一天要被儿童团绑去斗争。”工作队进行劳动致富的教育，群众听后反应冷淡，中农也没心思种地，想着春耕好歹种些，饿不死就行。分牲口是几户分一头，大家合伙养。结果是谁也不好好养，把牲口养死了。粮食也没分下去，放在贫雇农大会存着。谁家没吃的就去借，大家都吃等食，造成粮食的浪费。村里人没有余粮，也就没人到城里卖粮食。城里人买不到粮食，城市贫民就组织人到农村被斗争对象家里去抢粮食，甚至连中农、贫农家的粮食都背走了，连种子都没留下。还说：“天下穷人是一家，没有吃的就去城外拿。”结果粮食吃光了，春耕生产也成了严重问题。[16]

1948年春季，东北解放区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春荒，村里断粮，牲口死亡。据《东北日报》5月10日的报道：林甸、明水、肇东、拉林等地的春荒都很严重。林甸由于四年歉收，一些困难家庭开始逃荒，逃到明水县的有200多户，请求政府救济。但是明水农民也普遍缺乏粮食、马料和种子，全县约1/3群众粮食不够。加上春天雨水多，大部分小麦没种上。拉林的粮荒也很严重，群众断粮，马匹饿死。到4月下旬时，仅那家一村就损失20多匹马。种麦子时有2匹瘦马陷在地里，竟然没有力气爬出来，死在地里。一区多数村庄经常吃糠皮，马也饿得瘦骨嶙峋。群众说：“往地里送完粪，就该杀马肉吃了。”有的群众把马退回贫农会说：“我不要这果实了，请农会想法喂它吧。”

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1948年春荒的原因是“去年因秋水过多，沿拉林河各县、沿松花江三肇、扶余、沿呼兰河地区及辽吉一部遭受水灾，南满一部分地区遭受国民党军的抢劫与战争频繁，造成严重的春荒。”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完全的，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土改中“左”的错误造成农村中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巨大破坏，新的生产组织尚未巩固，农民心理不稳，不敢放手生产。

农村出现牲口大量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砍挖运动和扫堂子运动中，地主、富农家的牲口都被没收。有的地主知道自己的牲口家畜都保不住，就不再好好喂养。不少地主把猪杀光，把猪肉藏在地窖里。马牛让群众拉走时，就已经饿瘦许多。贫农分马时工作也没有搞好，没收时将全村的牲口集中好几天，没有专人喂养。分给贫农时不连马料一起分，贫农家没有马棚、草料，也缺乏饲养经验。马匹得不到照顾，在冬季严寒或春季缺粮时就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

春季粮荒的原因与自然灾害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从1947年夏季的砍挖运动直到1948年初的扫堂子运动，这样长一段时期内农村的生产几乎陷于瘫痪。人们都忙着到处斗争地主、挖窖斗财产，然后再分果实。果实分不够就扫堂子，反复斗。这村斗完到外村斗，农村斗完到城镇斗。这样斗来斗去，农村中的青壮年还有几个下地劳动的？就是分了地也没时间种，原来有地的中农看到许多家被斗争，想想自己的土地也未必保得住，也不会好好种地。这样该耕地时没耕地，该积肥时没积肥，缺乏牲口耽误了播种，土地没分好谁也不知该种哪块。尽管从2月起上级就号召抓紧春耕生产，但在一些地区并没有真正落实。

为了渡过春荒，发展生产，东北局和各地领导尽了最大努力。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发放了农业、耕畜、移民、水利、特种作物等项贷款151亿（元），帮助群众代购3万匹耕马，6 500余头耕牛。共调剂了1 738万斤荞麦、稻子、苞米、菜豆等种子与2 020万斤豆饼做马料，解决了某些农民及斗错中农生产中的特殊困难。”“由于去年歉收、战争破坏、今年入春以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全区灾民近150万。我们实行了以工代赈、贷种、轮种、补种与组织副业等项办法，初步克服了灾荒。”

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但群众思想的负担却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在东北局号召开展春耕生产，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号召群众劳动致富时，许多老乡还表示怀疑，抱着观望态度。经过斗争和分财物，农村中一种“左”的平均主义思潮又占了上风。要打消群众的顾虑，动员大家积极生产，要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林彪向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说：“目前农村中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第一个问题是在废除封建、半封建剥削的平分土地运动中，由于领导上在开始一个时期内掌握政策不够明确，特别是左偏影响，以致在不少区乡干部与群众中，误认为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剥削就是取消一切剥削，因而对私有权发生动摇。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思想有了相当发展。虽经我们不断解释与教育，并对若干错误措施公开纠正，但迄今为止，群众中怕再斗、再均、怕掐尖、怕公粮负担过重、怕负担不公等思想顾虑，并未完全解除。目前群众想法是‘斗不斗看秋后’。因之，我们除再次向群众宣布（以法令公布）：在基本区停止反封建斗争（经济的），允许冒尖，允许并奖励劳动致富，允许雇佣劳动，允许借贷，允许在特定条件下的租佃；以及颁发地照，确定地权等项政策外，必须充分了解农民这种迫切要求安定的心理。秋后一般的不再变动地权（个别太不合理的，由群众自行讨论调整，但严防波动面太大），对负担除支援战争、发展农工业建设所十分必需者外，应予尽量缩减与公平合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生产组织。我们一开始就强调自愿、两利原则，许多地方按此原则组织群众生产，得以克服灾荒，解决战勤与生产的矛盾，按时把地种上，并开了新荒。但不少地区强迫命令、形式主义仍极严重。这是由于：（甲）大批新的区、村干部（区干90％是新的，村干则完全是新的）与群众对党的政策缺乏了解，灾荒严重，战勤代耕任务又多。但对区、村干部政策与作风教育不够，许多同志不知道如何工作与不懂得如何贯彻党的政策。加以对换工生产的认识模糊或有错误，以为现在是‘有福大家享，有活大家干（即不是两利的集体生产），共产国家不兴冒尖，谁冒了尖就不平等啦！’把换工、互助看成是‘均产手段’。于是在‘大家均一均’，在‘团结’、‘互助’等名义下强迫‘插犋’、‘搭配’、‘合作’、‘借用’、‘调剂’、‘自动’、‘救济’等。这种错误认识与前述的平均思想是有关的，而某些地区领导上的急性病、要求过高与过切，也助长了这种偏向。（乙）是实行所谓‘普遍组织起来’，实行‘硬不散会、强迫组织’。‘不组织就是二流子’，‘谁要把小组弄垮了罚五千斤米！’‘所有妇女都要集体下地’，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竞赛口号：‘全村编入换工组，不让一家单独干！’农会与村干部不是以自己的努力生产，团结群众，成为领导的核心；而多是自己不参加劳动，东跑西跑，成为‘监工’式的领导。以上所举，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但强迫命令的情形则相当多。结果在某些地方形成了领导与群众脱离的严重现象。群众说：‘组织起来区上看，他们走了咱就散。’群众向干部要民主，要求允许不参加生产组织。群众说：不组织起来一定不荒地，组织起来一定荒地。‘组织一回，心散一回’，反映很坏。今后必须进一步强调自愿、两利的原则，说明组织起来应在群众觉悟与要求的基础上，相互有利、互不吃亏的条件下，采取逐步组织、逐步扩大的办法。决不可能也不应当企图一下就一个不剩地普遍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借口组织起来，而变相地侵犯私有权与独立劳动的自由权。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和平均主义。要提倡多劳多得、按时记账、民主评工、勤结算、找清工价。为此必须加强区村干部的教育（县以上干部的政策思想已大体解决），各地都应举办区村干部短期训练班，对区村干部施以与本身工作有联系的各种政策与作风的教育。不抓住这一环，即使有好的指示，也无法贯彻。在今天正确地解决群众中、首先是区村干部中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与违反自愿两利的强迫命令组织生产的做法，与某些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不顾及群众觉悟与需要的急性病，对于进一步改进农村工作与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17]

路线和政策对了头，东北解放区平分土地运动健康发展，迅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到1948年3月底，北满松江、龙江、合江、嫩江四省不完全统计，平分土地5 000多万亩，牛马488 000匹。挖出金子近2万两、银子47 000多斤。衣服520多万件。合江省平分土地后，农民平均每人分得7到12亩地，每40到70亩地有一头顶用的牲口。大多数贫雇农每家分了一匹牲口。龙江省每家贫雇农有了一、二匹马。农民分到了土地，组织起生产互助组织，农村的生产走上正轨。据林彪在辽沈战役前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的统计，东北解放区八个省共耕种土地11 365 324垧，开荒590 708垧，超过原计划20％。其中兴修了水利、旱涝保收的良田为23万垧。机关和公家农场耕地为146 654垧，可以供给机关两个月粮食和全年的蔬菜。林彪估计，秋季可以完成预定计划，并增产12％。

土地改革是东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农民翻身解放运动。得到土地的广大农民摆脱了压迫和剥削，真正成了主人。经济上的翻身使他们诚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积极投入保卫胜利果实、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争。农村贫农青年踊跃参军，地方百姓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工作。陈云在总结辽沈战役胜利的六条原因时，其中一条就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那么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18]

[1]　《东北日报》1947年12月27日。

[2]　《东北日报》1948年1月5日。

[3]　王慎之：《联合村发动妇女参加斗争经过》，《东北日报》1948年1月9日。

[4]　张蓓：《消灭封建，彻底翻身》，《东北日报》1948年1月28日。

[5]　刘英：《为了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忆张闻天在合江》，载《辽沈决战》下册。

[6]　艾国忱：《张闻天与合江日报》。

[7]　参见魏燕茹主编：《张闻天在合江》。

[8]　参见《毛泽东年谱》。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

[10]　《东北日报》1948年2月16日。

[11]　1948年2月15日《群众》第26期。

[12]　《东北日报》1948年2月23日。

[13]　于毅夫：《关于团结中农问题》，《东北日报》1948年3月1日。

[14]　《东北日报》1948年5月18日。

[15]　1948年8月15日林彪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

[16]　《东北日报》1948年2月25日。

[17]　1948年8月15日林彪给毛主席的综合报告。

[18]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载《辽沈决战》上册。

第31章　夏季攻势

杜聿明求援——蒋介石无兵可派——林彪准备出击——东北局“五五决议”——怀德战斗——毛泽东称赞东北——罗荣桓归来——南满攻克梅河口——解放区联成一片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战场沉寂了两个多月。但是林彪和杜聿明都没有休息，双方都在准备下一轮的较量。

此时，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在人数上虽然还有微弱的优势，正规军有7个军、23个师的番号，加上特种兵、直属部队共36万人。地方武装12万人，控制着铁路沿线的70多座城市、近2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但是部队的质量却明显下降。正如我军指挥机关掌握的情况：“进入东北之敌军均为蒋系精锐，大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训练，参加印缅作战，炮火和自动武器多，战斗力强，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七八年的军龄，其中甚至有个别排长仍当战斗兵者。较顽强，不容易缴枪，甚至一个打到七八个还不缴枪，带着远征军、常胜军的骄傲态度。尤其是新1军、新6军特别骄傲，战斗确实也顽强。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后，东北敌军战斗力已发生很大变化，过去的骄气已被打下去，每个师都受到严重打击，老兵减少新兵增多，战斗已远不如前之顽强。我们对这种敌人的作战是集中优势兵力，不仅三四倍、五六倍，而是八九倍的兵力准备足够的突击力量，准备一次打不下二次，三次、四次再打。”“经过一年多作战，敌人有生力量受到很大损失，战斗力已下降，我们解决敌人的时间也就缩短了。过去打敌人一个团需费很大的力，现在进到可以歼灭敌人一个师。敌经过我打击后，他过去的疯狂已被打倒，一发现我主力则跑，退守据点，固守待援。”[1]

作为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杜聿明心里是很清楚的。目前他手里这些军队，要把守这么多城市，兵力实在不够用。尤其是难以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进攻。眼看林彪的部队越来越强大，如果再度南下，局势是很不乐观的。心力交瘁使杜聿明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他与熊式辉几度磋商后，决定派副司令郑洞国去南京求援。

当郑洞国奉命前来，杜聿明心情沉重地对他说：“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据情报判断，北满共军很可能不久又要举行大规模攻势，依我们现有这点兵力，很难对付。那时不仅北满守不住，连整个东北都有沦落共军之手的危险。”杜聿明停了一下又说：“桂庭，你这次去见委员长，一定要陈明利害，无论如何要请委员长再给我们增加两个军的兵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至少也要把53军调回东北战场（53军原属东北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临时调归华北第11战区指挥）。”郑洞国也感到事态严重，受命匆匆飞往南京。

郑洞国一下飞机，便赶往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走进客厅时，郑洞国见蒋面容严肃，也有几分憔悴。蒋介石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就问：“东北的情形怎样，你们有什么打算？”郑洞国如实汇报了前一段东北作战的情形，陈述了国民党军目前的危险处境，最后按杜的意思，提出了向东北增兵的请求。蒋介石一边听着，眉头越皱越紧，待郑报告完毕，蒋沉思片刻，态度坚决地对郑说：“东北的情况确实很严重，你们一定要设法稳定住局面。但我目前派不出军队到东北去，你们要自己想办法。”郑洞国一听就急了，连忙向蒋再次陈述利害。蒋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东北固然重要，南京更为重要。现在各个战场上的兵力都不够用，我不但不能给你们增加两个军，就是53军也不能调回东北。”然后，蒋介石起身踱到地图前看了半晌，指示郑洞国：“你回去告诉熊主任和杜长官，根据目前情况，我军在东北应当采取‘收缩兵力，重点防御，维持现状’的方针，将来再待机出动。现在要增加兵力是绝对没有办法的。”郑洞国见蒋的态度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只好行礼告退。

第二天，郑洞国又去拜访国防部长白崇禧，希望能够说动他向蒋进言。没想到白的态度与蒋一样，也认为华北比东北更重要。郑与他争论了半天，还是没有任何结果。郑洞国气愤地说：“东北守不住，华北更守不住。”白听了双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郑洞国与白不欢而散，无功而返。

回到沈阳，郑洞国马上去见杜聿明。此刻，脸色蜡黄、瘦弱不堪的杜聿明正躺在病床上输液，见郑洞国走进房间，杜脸上露出期待的神色，急切地问：“桂庭，你回来了？快讲讲情况怎样。”郑洞国心情沉重地叙述了他南京之行的全部经过，杜的脸色阴沉下来，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说：“唉，眼下也只能按委员长的指示精神办了，我们在一起苦撑吧！”[2]

林彪的情绪却是越来越好。三下江南战役结束后，部队得到一段时期休整，恢复了战斗力。自《七七决议》以来，北满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地改革，已经初见成效。我们有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地方政权建设起来，后方基地巩固扩大，建立了炮兵和骑兵。翻身农民积极参军，地方武装也组织起来，部队的人员和装备都得到补充，并且发展壮大了。当时北满我军有3个主力纵队、6个独立师、3个保安旅，共约21万人；南满有2个主力纵队、3个独立师、1个支队，共8万多人。地方武装有43个独立团，每团人数为800—1 500人不等。炮兵有10个团，共约80个炮兵连；还有1个骑兵纵队。我军总数达到38万人。

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虽然比较接近，但国民党军队还是占有优势。他们控制着大中城市和铁路公路交通网，把解放区隔断。南满根据地区域狭窄，被敌军封锁；北满我军受松花江等江河地形的限制，作战迂回的区域也不大。南北满两个拳头，力量不能充分发挥。林彪考虑的是如何打过松花江去，将南北满连成一片，合成一个拳头去主动打击敌人。

一个战役计划在林彪头脑里酝酿。1947年4月8日，他从哈尔滨回到双城前线指挥部，就给南满的陈云、萧劲光、萧华等发出电报：“东北局对行动问题曾详细考虑，决定将我军战略主攻方向与主要力量使用于南满。北满拟以8个师及2个炮兵团于开江后大举南下到达南满，利用南满根据地收容伤兵、利用广大有山依托、无河阻隔、又有许多攻击目标可选择的条件，以进行大规模作战，使东北战局发生根本变化。把东北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南北分兵状况，改为形成一个大拳头为主的集中作战。估计有时一次能消灭敌数个师，许多次要城市的敌人将不打自退，或被我各个击灭。”

4月14日，林彪电告中央军委：“过去东北方面我军分兵于东南西北满，从战斗中掩护与参加根据地的创造。现在各地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土匪已肃清，群众已发动，干部能在乡下站脚，地方兵团能抽出到前面打仗。今后拟将北满主力与南满会合，集中兵力打更大的仗。冬季战斗中已歼敌正规军约5个师，今后只要两个半月内，我晋察冀方面能钳制敌人，不使敌向关外增援，则我必能给东北敌以重大歼灭。届时关内敌再增援来，我必能先后击灭之。盼中央军委注意对这一配合的组织。”

林彪下定决心大打，他在双城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了十多天会，认真讨论“一点两面”等战术和集中优势兵力的军事思想。同时命令各师认真搞好战术演习，主要搞好两个课目。一个是进攻敌人的动作，当敌人占领村庄、山头或工事，并组成了火力配系时，进攻要注意两点：“第一须注意莫打太急了，而应迅速侦察地形、敌情，选择冲锋目标与冲锋道路。第二为实行‘一点两面’战术，将7/9的兵力与火力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将此绝对优势兵力区分为三个梯队或两个梯队，在狭窄地段上突击，切戒主攻方向正面拉得太宽的大毛病。……攻击开始时间不可太仓促，必须等待攻击点业已选好，兵力与火力皆已到达进攻准备位置，然后再突然开火，猛打猛冲猛追。”另一个课目是追击和打遭遇战。“部队发现敌人时，须如猛虎扑羊群，猛打猛冲猛追，越迅速越猛烈就越好，不必详细侦察敌情和部署兵力。对这一课目的学习，须由紧急集合演习起，然后演习迅速出发和发现敌人的猛冲动作。在这种战斗中须反对动作迟缓和发现敌人时只打枪不猛冲的缺点”。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以连为基本单位操练起来，然后又以营和团为单位，举行更大规模的冲锋和攻坚演习。

在出征前，东北局于1947年5月初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统一思想认识。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又称为《五五决议》。对东北目前形势总的估计，《决议》指出：

东北敌我力量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很大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则是东北全党的努力，把自己的方针放在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上，因此就找到了力量的源泉，生长了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东北全党全军从去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后，做了非常艰巨的工作，这就是12 000干部下乡，领导东北人民翻身，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基本上摧毁了敌伪残余封建势力，基本群众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盲目“正统观念”消除了，谁好谁坏的问题已解决了；大批积极分子涌现出来了，群众的胜利信心很大地高涨，参军参战非常热烈，群众已初步地发动起来了。这就是主力和地方武装配合群众运动积极艰苦的剿匪，基本肃清了解放区内部的土匪，地方武装经过改造，并有了普遍的发展。这就使主力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经过了整训，改善了装备，保证了供给，使主力部队空前的壮大和加强，在冬季作战中歼灭了敌人五个多师。这就是南满部队经过去冬苦战，稳住了阵地，全东北许多地方武装及干部坚持蒋后斗争，起了牵制敌军、发动群众的作用。这就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党内对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克服了对城乡关系的错误认识，克服了当时党内的悲观情绪，使党内思想更健全，使党内团结更巩固。在这一时期内东北党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进步，由于东北全党全军干部的努力，完成了去年东北局《七七决议》所规定的任务，克服了当时所存在的严重困难，生长了新的力量，初步的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了。

东北敌人力量则很大地削弱，蒋军主力7个军21个师被我歼灭九个半师，每个师部受到我军的严重打击。尤其是冬季作战被歼灭5个多师，而蒋军最精锐的新一军每个师都被歼一个团。这个打击使蒋军失去了有力的机动兵力，使蒋军的士气迅速下降，使蒋军兵力愈感不足。这使蒋军不得不由进攻转为所谓“机动防御”。在东北蒋占区内由于征兵征粮，特别是恢复伪满的一套统治人民的办法，使蒋占区人民原来盼中央的情绪发生了极大的失望，老百姓称蒋政府为“二满洲”，蒋占区人民反“二满洲”的运动将日益发展。

因此目前东北党正处在一个新形势的面前，即是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反攻。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3]

《五五决议》既是对《七七决议》以来工作的全面总结，也是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的战斗动员令。5月8日，北满主力第一、二纵队和独立1、2师共8个师相继出发南下，从扶余一带的五个渡口征集了200多只船，渡过松花江。由于总部的情报来源突然出了问题，林彪指示一、二纵渡江后暂时不要深入长春以南地区，应在怀德、公主岭、农安一带正式展开大战，大量消灭敌人。

二纵过江后，立即到处搜集情报。从长春来的商人和当地老百姓口中得知：怀德有国民党军两个团。二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于5月11日晨电告林彪这个情报，9时接到林彪命令：二纵应陆续袭占怀德、公主岭，一纵向长春西南范家屯前进。兵贵神速，二纵的4师当天14时出发，以急行军向120里外的怀德奔去。战斗将首先在这里打响。为了配合怀德作战，西满辽吉军区司令员邓华率三个独立师先于5月10日向郑家屯以北的双山发起进攻，牵制四平的国民党71军主力不能向北增援。[4]

怀德是长春以西的一个小镇，驻扎着国民党新1军30师的90团、保安17团共5 000人。当二纵4师于14日清晨赶到怀德并将其完全包围时，国民党兵做梦也没想到我军来得这样快。在后续部队和炮兵到达后，刘、吴请示：以4师、6师围歼怀德之敌，5师在十里铺阻击援敌。林彪于16日上午电令二纵：坚决围歼怀德之敌，勿需顾虑。一纵准备打援。

16日黄昏，二纵发起攻城战斗。经过20分钟的炮火准备，4师和6师分别由怀德的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发起冲击。战士们勇猛冲锋，仅用几分钟就冲破了敌军的城垣防御，突入镇中，与敌军展开巷战。尽管新1军90团拼命顽抗，组织预备队几次反击，但在我绝对优势兵力的连续冲击下，经过一夜激战，到次日下午被全部歼灭。我军占领怀德，打了一个漂亮仗。

怀德战斗正在进行时，长春的国民党新1军和四平的71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前来救援。新1军的四个团被独立1师阻挡在长春以西，进展迟缓；一纵和二纵5师集中兵力，在怀德以南的十里铺对付71军的88师。16日怀德战斗结束，88师企图后撤。当他们在怀德以南25里的大黑林子地区徘徊时，一纵1师先头部队赶到阎家店，发现国民党军队50多辆卡车和步兵向黑林子方向撤退。1师的三个团立即跑步追击，把敌人切成几段。2师、3师和二纵5师闻讯赶来，各部队以大胆穿插、穷追猛打和平行追击的战术，从17日中午到黄昏用了6个小时解决战斗。88师师长韩增栋当场阵亡，除少数乘车逃往公主岭外，全师被歼。

这时，71军军长陈明仁尚不明情况，带领87师前往增援88师。当他们到达公主岭时，接到杜聿明的紧急电话，才知道88师已被消灭。陈明仁慌忙率部队乘火车逃回四平。我军顾不上打扫战场和清理俘虏，便向公主岭冲来。18日下午1师先头部队进至公主岭火车站，敌人正准备乘最后一列火车逃跑。我军冲上前去把火车打坏，经两小时战斗，占领公主岭。陈明仁若不是腿脚快，再晚走一步，也就无法逃脱了。

我军连续猛冲猛打，来势之猛令国民党军大为震惊。新1军赶紧向长春撤退，我独立1师跟在后边追，一度占领长春机场。长春市区已经听到隆隆炮声，全市紧急戒严，商店关门，一时搞得人心惶惶。我军并没有攻打长春，一纵沿中长路绕过四平南下，1师占领了新开原，2师占领了老开原；3师在范家屯一带破坏了中长铁路和哈福、火石岭子两个小车站，切断了沈阳与长春之间的交通线。邓华部队在大黑林子与二纵会师后，主力直逼四平城下。

这些天好消息接连不断，使林彪感到精神振奋。5月18日他向毛泽东报告：“我北满八个师8号开始渡松花江南下，昨（17号）在长春以西之怀德将新1军一个团及一个保安团全部歼灭。本日将敌援兵两个师（各缺一个团）击溃。现正向公主岭方向追击中，战果尚不明。约需十天左右即可到达南满，依托南满根据地与山地作战。今后南北满主力能更密切配合与会合作战，同时南满广大地区大部都被敌占领，我可寻求攻击之目标甚多，故今后东北战争局势可望有较大开展。”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捷报，同样十分高兴。5月20日他复电林彪、高岗：“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三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在通报了关内各解放区的作战情况后，毛泽东说：“总观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5]

这时罗荣桓去苏联治病十个月后，没等痊愈就回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休息了两天，罗荣桓就来到双城林彪的指挥部。当时彭真调回中央，陈云在南满，高岗主持后方工作，林彪急需一位能与他密切配合的政委。听说罗荣桓来双城，林彪吩咐为罗准备好住房，并将原来在罗身边工作的李新阶调回来当秘书。5月22日林彪与罗荣桓见面，两人愉快地交谈起来。林彪要罗荣桓留在双城总部，罗荣桓一口答应。林彪马上给毛泽东发报：

毛主席：

昨日已见到罗荣桓同志，我主张他在前方同我一起工作，他也同意。后方仍由高岗同志主持，特告。

林彪

1947年5月23日

罗荣桓不顾病体未愈，便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林彪专务作战，每天骑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军用地图，一坐就是半天。他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罗荣桓深知林的特点，给予充分谅解和支持。他频繁往来于哈尔滨和双城之间，为部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和军工建设等方面的事情忙忙碌碌。[6]

东北我军的夏季攻势全面展开，南满主力三纵和四纵10师在萧劲光司令员指挥下，向沈吉铁路的清原、柳河段发起进攻。经过“四保临江”战役，南满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在发起攻击前，三纵补充了兵员，全纵3个师7个团总数达到14 000多人，比以前充实了许多。国民党军队驻守城市，兵力分散；5月13日南满三纵向清原与梅河口之间的山城镇和草市发起进攻，很快攻克了这两个地方。歼灭了守敌184师一个团及暂编20师一部共3 000多人。切断了沈阳到吉林的铁路线。杜聿明命令廖耀湘指挥新6军22师和其他部队共6个团兵力向我南满部队侧后反击，三纵和四纵10师在南山城子地区与敌军展开猛烈战斗，经过两天激战，击溃敌军，歼灭新6军22师1 500多人，给了骄横的廖耀湘一次沉重打击。南满我军乘胜前进，连克西丰和东丰（今辽源市），又切断了四平与梅河口的联系。至此，南满重镇梅河口已陷入我军的包围之中。

梅河口是沈（阳）吉（林）、四（平）梅（河口）和海（龙）辑（安）铁路的交接点，有1万多人口。是南、北满之间一个极有价值的重要据点，我军初进东北时，东北局曾一度驻在这里；国民党军队占领后，被列为东北五大战略据点之一。杜聿明给国民党守军下了严厉的命令：坚决死守，不准突围；要与阵地共存亡，并作长期防御准备。

驻守梅河口的国民党60军184师，与南满我军是老对头了。1946年5月南满我军进攻营口大石桥时，该师两个团被包围，师长潘朔端求援无望，率部放下武器，宣布起义。当时曾造成很大影响。起义的184师受到我军优待，被改编为民主同盟军。不料几个月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南满，184师随我军撤退到通化八道江时，其中1 300人在副师长杨朝伦带领下叛变，11月8日朝辉南方向走去。萧华派出部队追击，追回百余人，其余溃散被国民党军收容，恢复建制。这对我军是一个深刻教训，此次作战，林彪特别指示南满部队：“对奉吉线敌军，凡经过战斗打响者，即坚决歼灭之。勿中途接受不解除武装之起义。”这就是说：要坚决消灭184师，决不让其故技重演。

1947年5月20日，三纵和四纵10师集结于梅河口周围，决心攻下这个城市。四纵10师担任主攻，三纵在外围作预备队，配合四纵。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带领师团领导到前沿进行了现地侦察，发现敌人的防御相当坚固。城外的小高地是他们的外围阵地，城市四周的建筑物结合地堡、交通壕、障碍物构成第二道防线；在铁路工厂和周围的一片居民区，是敌人的核心阵地。这里有许多隐蔽的工事，在中心大楼构成坚固的支撑点，在这里集结了4个营和1个炮营，准备顽抗待援。

根据侦察的情况，韩先楚等纵队首长决定以10师的两个主力团在军区两个炮兵团的支援下，先夺取城西的两个小高地；然后进攻铁路工厂敌军核心阵地。各部队领受任务后，都勘察了地形，准备了爆破工具。24日下午，我军的大炮怒吼起来。成排的炮弹打到两个高地前沿，压制了敌军的火力。突击队员一跃而起，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进行连续爆破，炸开了敌军的障碍物。经过一小时激战，就将两个高地占领。

四纵没有休息，就向铁路工厂的敌军核心阵地发起进攻。但是这里有很大的开阔地，敌人的交叉火力很猛。我军的炮兵阵地还在原地，无法给予炮火支援。我军连续冲锋，伤亡很大，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黄昏时候，全师最后的两个营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这时才了解到：核心阵地的敌人有7个营1 000多人，比预计的要多。在完全被包围的情况下，这些敌人顽强抵抗，等待援军来解围。

夜里，枪声稀疏下来。我军首长研究了白天作战的情况，认为敌人火力很强，开阔地形对我军进攻不利，遂决定改变原来部署。将主要力量集中在进攻火车站上，然后沿铁路两侧进攻铁路工厂。

25日黄昏，我军开始向火车站发起进攻。由于敌人的火力很猛，我军每次突入前沿，都因弹药不够或二梯队跟不上来，无法向前发展。前后五次冲锋都失败了，部队伤亡很大。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退缩或丧气，把剩余的兵力编成新的战斗小组，27日继续发起攻击。敌军把守的重点是车站以南的中山桥，这里有两个大碉堡，敌人企图以此堵住我军前进道路。一个连队接受了消灭这两个碉堡的任务，连长是个聪明人，他见正面进攻不行，就改为打穿墙壁接近敌人。战士们沿大街右侧民房打通一堵堵墙壁，直到与敌人相隔一墙。并将最后一面墙内侧拆开，只留一层薄墙皮。待爆破组准备好，大家把墙皮一推，架起机枪就打。待敌人慌乱，爆破组上去连续三次爆破，两个碉堡上了天。车站终于被我军拿了下来。

27日下午，四纵3个团都肃清了外围敌人，从三面包围了敌军核心阵地。敌人剩下5个营近5 000人被压缩在这狭小的区域内，秩序相当混乱。四纵为了集中力量拿下最后这块地方，请示军区首长将炮兵推进到距敌军阵地400米的地方，进行抵近射击。28日下午，总攻开始。我军炮兵在近距离内猛轰敌人火力点，打得敌人一片惊慌，火力也被压制住。3个团乘敌人被炮火打得抬不起头，坚决地向阵地内冲击。敌人受不了三面打击，阵地被分割开来，残敌逃进中心大楼还想顽抗。我爆破组连续四次爆破，打开缺口，突入楼内。敌人终于丧失了战斗力，被全部歼灭，师长陈开文被我军俘虏。

梅河口攻坚战打了五天四夜，我南满部队全歼国民党184师，消灭并俘获师长以下6 000多人。四纵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1 400多人，其中排以上干部就有151人。这是一次很艰苦的攻坚战，四纵10师之所以能够拿下来，首先是他们的作战决心和勇气。大家决心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在战斗中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为了拿下一个据点，可以连续进攻八次。部队伤亡打乱了，马上编成新的分队再进攻。这次攻坚战表明，南满部队的战斗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战士们能够熟练地进行连续爆破，打仗不再盲目硬冲。炮兵在配合步兵作战，压制敌人火力方面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7]

从北满南下的另一支主力部队第六纵队，在独立3师、4师和两个炮兵团的配合下，组成东线兵团，自5月13日起渡过松花江南下，向吉林以东的天岗、江密峰等地进攻。14日，六纵18师占领江密峰，歼灭敌保安7团全部后，继续向西发展。驻守老爷岭的国民党新38师一个团向小丰满逃跑，被六纵的17、18师和东满独立师堵住，消灭在老爷岭以南的丛山中。乌拉街守敌闻讯逃窜，六纵占领乌拉街后，又大踏步向海龙前进，打通东满、南满的联系。驻守海龙的国民党暂编21师放弃海龙准备逃跑，东总获悉后，命令六纵从桦甸向西追，南下的独立1师沿中长路向双阳镇以南堵截。5月23日，六纵主力与独立1师在烟筒山、双阳镇一带会师，完成了包围，将逃窜中的暂21师全部歼灭。至此，除长春、吉林等主要大城市外，松花江以西、吉林到梅河口之间和长春东南的广大地区全被我军占领，东满、南满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我军的夏季攻势使东北局面在短期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当长春、梅河口一带正在激战时，南满和辽东半岛的四纵11、12师及南满独立师也积极行动起来，四处出击，扫荡敌人。国民党军队慌忙向沈阳方向收缩，弃城逃跑。在半个月时间内，我军连续收复了通化、安东、新宾、宽甸、普兰店、庄河、盖平等十几座城市，两次攻克大石桥，一度占领本溪。辽南和辽东两块根据地结束了被分隔的状态，恢复了一个完整的南满解放区。南满、北满主力部队的会师，使北满、东满、南满根据地在松花江以南联成了一片。将我军由两个拳头合成一个拳头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这个拳头将要向沈阳、长春之间的重要城市——四平狠狠砸下去，两军又要在这个地方进行第二次决战。

[1]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2]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3]　中共中央东北局：《群众》第14期。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6]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第32章　四平攻坚战

下一个目标是四平——守将陈明仁——从西区突破——核心工事争夺战——林彪准备付出15 000人伤亡——陈明仁顽强死守——国民党援兵北上——打援失利，撤出四平——双方谈教训——林彪心里的阴影

从1947年5月13日开始的东北我军夏季攻势，第一阶段的战斗打了20多天。国民党军队遭受重大打击，真是节节败退；我北满、南满、东满和冀热辽部队一齐出动，在战斗中歼灭国民党正规军6个师和一部分地方保安团，攻占县城23座。像本溪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我军一度占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大为低落，将领们心中也惶恐不安。杜聿明为了稳住阵脚，被迫放弃一批中小城市，将兵力集中收缩在沈阳、长春、四平、吉林等大城市里，征集市民百姓大修城防工事，以阻止我军攻势的进一步发展，争取时间，等待援兵的到来。

蒋介石听说东北吃紧，也急得坐卧不安。5月30日他飞到沈阳视察，杜聿明抱病出席了蒋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蒋介石决定收缩兵力，控制大城市以维持局面。杜聿明请求蒋从华北调53军前来增援，仍遭到蒋的拒绝。蒋介石见到杜聿明病情严重，要他回南京治病。杜为了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坚决不肯走。蒋颇受感动，安慰了杜一番才返回南京。

6月3日，六纵歼灭了从海龙逃跑的国民党暂编21师，占领了梅河口。二纵消灭了国民党71军91师一部，占领了开原和昌图。中长铁路被切断，沈阳与四平的联系也不通了。这时，林彪电告中央和东北局：夏季攻势到此告一段落，目前正在准备第二个作战，约需准备8至10天才能打响，“攻击目标为四平”[1]。

四平在林彪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四平是东北中部的交通枢纽，连接着沈阳、长春、吉林、梅河口。谁控制了四平，谁就取得了在东北的战略主动权。正因为如此，在去年那样困难的环境下，我军还在四平坚守了一个月。退出四平后，我们的根据地被分隔成南满、北满，日子是真难过。整整一年熬过去，我军是今非昔比了。现在林彪决心拿下四平，让杜聿明也尝尝被拦腰截断的滋味。但是他也估计到杜是不会轻易放弃四平的，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守卫四平的是陈明仁的国民党71军。陈明仁，湖南醴陵人，1924年投身国民革命，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叛乱和两次东征。他以作战勇猛和敢打硬仗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被逐步提升。他指挥的71军是从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改编组建的，下辖87、88、91三个师。陈明仁自以为是蒋的嫡系，对蒋忠心耿耿。但蒋介石认为他性格刚强、飞扬跋扈，不好驾驭，并不怎么重用他。71军到东北后，一直驻在四平。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同样是嫡系部队，也时不时闹矛盾，打仗不配合；都想保全自己，牺牲别人。杜聿明知道陈明仁爱戴高帽子，说两句好话就能让他卖命。每逢战事紧急，有硬仗要打，他尽可能不动用自己的老部队新1军和新6军，而让陈明仁的71军去冲锋陷阵。陈明仁的弟弟陈明信被俘后说：“今年春天德惠被围，新1军、新6军都不敢增援。杜聿明就说：‘除陈军长无人敢解此围。’他（陈明仁）一听就贸然跑去，把88师丢个精光，87师也垮了，军部也稀烂了。我们特务团原来有1 500人，这一打也就只剩300人。上月怀德被围，杜聿明又说：‘陈军长去解围，一定马到成功。’他一听又冒冒失失地跑去，好容易补充起来的队伍，这一打又打掉两个整师，把我们特务团的9个连全都打掉了，剩下百来人，还是多半彩号。杜聿明就像哄小孩一样，把他的队伍快全部哄掉了。”[2]然而，陈明仁在71军的威望还是挺高的。由于军里团以上的军官大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加上他资格较老，敢做敢为，部下都认为跟着他不会吃亏。现在杜聿明又命令陈明仁死守四平，牵制我军主力，这对他和71军来说，实在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

当时陈明仁手头的部队有71军的直属队、87、88师和前来增援的13军54师。附属的有5个保安团和公主岭保安大队，都是在我军打击下逃到四平的地方杂牌武装。71军中没有一个团是满编的，军部直属队原有特务团、工兵营、炮兵营和通讯营等单位，在怀德和公主岭遭我军打击后，只剩1 700余人，相当一个团兵力。88师在怀德几乎被全歼，此时是与暂编3师合并拼凑起来的。54师有两个团在通化、本溪遭我军打击，也是损失过半。统计起来，正规的战斗人员不过18 000多人。

靠这点可怜的兵力，又是士气低落的败兵，如何能守住四平这个大城市？陈明仁采取了与林彪守四平不同的方式。外围阵地有些但不是很强，集中力量守市区。四平这座城市被一条横贯南北的铁路分为两半，东区是老百姓住宅区，房屋比较矮小破旧；西区是日本住宅区和政府机构所在，有很多坚固的楼房可以改造为永久性工事。陈明仁把全城分为四个守备区：天桥以北为第一区，部署87师防御；城东南为第二区，由54师防御；铁路以西的城西南部为第三区，由保安17团等防御；城西为第四区，由88师防御。在城西的中心地带，陈明仁布置了核心守备区。这里背靠中央银行、电力局、市政府、油库等要害部门，前面有运动场、中央公园等大片开阔地。陈明仁把军部设在有坚固楼房的日本学校内，将军部直属队和八个营的总预备队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各守备区根据地形和房屋分布，构筑大小火力点；各区之间相互联系，形成带形阵地网状配备。每个阵地都布置一线二线，严令一线死守，不准退到二线。设督察队和宪兵队监视各部队，总预备队备有20辆卡车用以支援，炮兵分到各区使用。在不到一个月内，陈明仁就完成了这样的防御体系，确是煞费苦心，也说明他是决心守到底的。[3]

从1947年6月4日到11日，根据总部命令，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邓华纵队和六纵17师共7个师及军区5个炮兵营，陆续集结于四平城外，准备夺取四平。一纵司令员李天佑负责统一指挥攻城部队行动。第二、三、四、六四个纵队的10个师和5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共17个师，机动于四平以南和东南地区，准备阻击沈阳北援之敌。为了打好这一仗，东北我军的全部主力都来到这里，决心与国民党军大战一场，拿下四平。

承担四平攻坚指挥的李天佑是广西临桂人，1929年入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成为红军中的一员。部队转入江西苏区后，他先在红三军团工作，后调到林彪的红一军团。由于作战勇猛顽强，长征时已升为师长。抗战开始后，他任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在平型关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立下战功。作为我军干部重点培养对象，1939年他与刘亚楼、卢冬生等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45年“八一五”后回国，在北满根据地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和哈尔滨卫戍司令。这次林彪任命他为一纵司令员并指挥四平攻坚战，他感受到林彪对他的厚望和身负的重任。6月9日，李天佑与政委万毅、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来到四平前线指挥所，布置攻击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查明四平之敌的守备情况，一纵和邓纵的每个师都派出了侦察部队。一纵由各师的参谋长、副团长带领三个侦察组，分别到四平附近去侦察。任务有三个：把四平敌人确实弄清楚；查明四平城内外的敌人工事；选择突破方向和突破口。侦察组的工作是认真的，搜集了大量情报。四平周围是中等起伏地，外围的小高地都构筑了支撑点，由地堡群组成。主阵地前200米内设置了一道铁丝网、一道鹿砦，并有宽深各一丈的外壕。在前沿地带布了地雷和陷足坑。对城内的街道工事了解不详细，但是大家都很熟悉四平的街道和建筑物，可以估计出敌人将在哪里重点设防。今天我们看看一纵绘制的《四平守敌兵力配备及工事位置图》，与国民党军绘制的《四平守备编成阵地要图》相对照，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我军的情报之准确。

敌军阵地和部署情况都搞清楚了，但是敌军总数有多少，各师提供的数字不一样。一纵说有1.5万人到2万人，邓纵说有1.8万人。大家估计陈明仁手里也就是这么多兵，因为71军这几个师都是从怀德和公主屯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就是54师还没伤元气。这个估计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我军从一开始就没把陈明仁放在眼里，认为71军败退四平，士气低落。我军人数多3倍，大炮也占绝对优势，从上到下都认为打下四平是没有问题的。

6月10日，林彪、罗荣桓打电报给一纵及邓纵首长：四平战斗是一大攻坚战，应注意事项如下：一、这种战斗须充分准备后才可开始，以期必胜，不可仓促从事。二、主攻点须便于发挥炸药与炮兵的作用。三、接受德惠战斗教训，切忌平分兵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于重点，准备在纵深内进行激烈战斗。四、防止敌人的反冲锋，一面进展，一面建立巩固的立脚点。五、发扬死打硬拼的精神，动作越迟缓犹豫，伤亡就越大。六、力求迅速解决战斗，同时也要有几天才能解决战斗的精神准备，并决心付出较大的伤亡。[4]

根据林、罗指示，各师进行了战前准备，重点进行了突破、爆破和穿越障碍物的训练。通过战前动员和立功竞赛，战士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充满必胜信心和乐观情绪。指挥员们在一起研究作战计划，根据四平城被铁路分成东、西两半，敌军主力置于西区的具体情况，决定首先歼灭西区之敌。因为西区是敌军指挥机关所在，先打掉硬的才能解决问题。否则先打东区消耗了力量，再打西区就困难了。兵力部署是：一纵1、2师从四平西南突破，打击方向在88师和54师的接合部；邓纵主力从四平西北突破，打击方向在87师与88师的接合部；一纵3师从城东南进行辅助突击，相机攻入东区。一纵、邓纵的主攻目标都指向陈明仁的核心守备区。参战的96门火炮集中88门参加进攻西区的战斗，并以66门支援一纵1、2师的重点突击。应该说，从兵力部署到进攻方向的确定，都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的指导思想。[5]

扫清外围的战斗从6月11日开始，这天夜里，邓华纵队一部向四平飞机场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机场，全歼敌人一个营。13日晚，一纵2师的一个营以勇猛动作拿下四平西南外围的新立屯。守敌辽宁保安1团是临时组建的，战斗力差，在我军进攻下乘夜逃跑。这天夜里下起大雨，给联络和攻击造成很大困难。2师战士仍然坚持进攻，14日我军炮兵直接瞄准，摧毁了新立屯以东的敌军红窑堡垒。敌军保安17团几次反扑，贺东生师长命令部队：“今天拿不下新立屯，明天就不能突破。”2师战士打退了敌人的反冲锋，守住了新立屯和红窑堡垒。为14日夜晚的总攻开辟了道路。

我军总攻时间定在6月14日20时，敌人好像有预感，16时以后天上飞来了约20架国民党飞机，对我前沿和炮兵阵地进行轮番轰炸。但我军并没有乱了阵势，飞机一走，我军的大炮按时开火了。试射之后，向中央公园敌军炮兵阵地、火车站、天桥和71军军部各打100发炮弹。四平城内顿时浓烟滚滚，多处起火。敌军空中和地下通讯线路几乎全被炸断，陷入混乱状态。20分钟炮火准备后，一纵1、2师和邓纵3师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2师由于先占领了新立屯和红窑堡垒，推进迅速，不到一小时就突破了敌军防线，首先在四平西南角打开一个缺口。到深夜，1师也从海丰屯突破了。邓纵3师由于准备不足，被敌人火力封锁，一夜未能突破。

15、16日两天，在一纵的突破口上双方展开了激烈争夺。陈明仁命令88师集中火力猛烈轰击我军的突破口，并组织部队进行多次反冲锋，企图将我军突入城里的部队挤出去。敌88师师长亲自指挥两个营的兵力反复冲锋，与我军展开巷战。但是一纵的战士打得勇敢顽强，一步也不后退。二、三梯队前赴后继，保持着强大的攻击力。88师师长受伤，两个营长都被打死，士兵也大部分被我军消灭，几无生还。为了避开敌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我军主要采取夜战。到16日，敌军的攻势有所减弱，一纵1、2师巩固扩大了突破面，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

虽然打进了四平城里，一纵首长也感到陈明仁比想象的要顽强。17日李天佑等向林、罗报告头三天战斗情况说：“我们于13日开始肃清主攻方向之敌外围据点，14日黄昏在强大优势步兵下实行突破。经三昼夜巷战与打垮敌人反冲锋，我1、2两师各付出1 500人以上之伤亡，但进占地区仍是狭小，俘虏不足千人。基本教训如下：

一、西南主攻方向突破后支持三日激烈战斗，而西北之主攻及东北之助攻均未起到应有作用（突破）。因此敌人得以集中兵力、火器、飞机，打击我之一点突破口。总之敌人对我突破口及占领之地区，是采取猛烈炮击、大量燃烧及以飞机轰炸与反冲锋，企图驱出我突入部队，恢复阵地。

二、我攻入城内，如果兵力过少，则不但难于扩大战果，且更无兵力打击敌人的连续反冲锋；如果兵力过多，则形成兵多地少，每炮均可伤人。

三、日长夜短，24小时内只有8小时之夜晚。如果白天不进攻，黄昏后调集部队，则打一下天就亮了；但白天虽不能作战，其伤亡之大，超过晚上作战伤亡数目。越不能迅速发展扩大地区，越便于敌人飞机、炮兵集中轰击我狭小地区，伤亡就必越大。

四、敌人采取火攻战术，我占领之地区，大部燃烧起火。凡我向前发展一步，又燃烧一步，迫我毫无立脚之地。

五、每晨5时到20时为空军活动时间，其出动飞机少为数架，多至18架，轮番轰炸扫射，整日不停。发现一人一马亦打，妨害我运动，杀伤人马；摧毁房屋工事，打击精神，影响作战极大。

从一纵的汇报中可以看到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林彪、罗荣桓电告一纵：“凡我攻击兵力较少或多之处，须特别注意近迫作业，逐步逼近敌人。”同时命令改变部署，让邓华调出一个师支援一纵向纵深突破，命令总预备队六纵17师全部向纵深突进。[6]

从17日开始，一纵向陈明仁的核心工事发起进攻。六纵17师投入战斗，接替已经苦战几昼夜的一纵1师继续进攻。18日，邓华纵队在西北角冲破敌军防线，杀入城北，与17师对国民党军形成两面夹攻。在核心阵地外围的日本神社、游泳池、电信大楼、中央银行、市政府、油库等地都在进行激烈战斗。敌人利用坚固楼房，以轻重机枪和步枪构成火力网，火力网有纵深设置，前沿地堡配冲锋枪、步枪和一二挺轻机枪，重点工事配重机枪和六零炮，再后面是迫击炮。在楼房上则设上中下三层火力。我军沿街道向楼房接近时，敌军用纵火和投燃烧炸弹的办法，阻挡我军前进。位于东部的敌军炮兵阵地不断向我二梯队和后方轰击。当我军在夜间出击时，敌军火力一齐开火，炮兵则是看步兵枪弹的火光打到哪里，他们就向哪里开炮。这些原来的残兵败将，怎么变得如此拼命？原来陈明仁下了严厉命令：

甲：不求援，不待援，自力更生，独立死守，打光为止。

乙：凡转移阵地之命令，仅司令官有权颁布。以次各级指挥官发布是项命令者，一概无效。其所属不得奉行。又凡部下要求转移阵地及增援，司令官常拒绝答复。示无新指示即系命令死守也。

丙：第一线部队不准后退，仅准第二线部队向前补充与增援。凡由前向后退者，即由后方部队射杀之。

丁：夜间除汽车因公通行外，其余不问匪我，所有行人概行射杀。

陈明仁在战前宣布死守四平的决心。他说：“生死关头，欲走无路；唯有合力奋战，以战图存。”他立下遗嘱，并抬出为自己准备的棺材示众。在每条防线都设立了督战队，每个碉堡里都由老兵监视新兵。这就与野外作战不一样了。野战中新兵一逃，老兵也制止不住，于是兵败如山倒。而今陈明仁逼迫他们人自为战，并且断绝了他们的后路，于是怕死的人也得拼命作战了。这是我军在城市攻坚战中所没有想到的。[7]

面对国民党军的顽抗，我军打得更狠。六纵18师奉东总命令参加四平巷战，给我军注入新的生力军。李天佑仍负责指挥攻坚作战，他命令六纵17师夺取陈明仁的核心阵地，18师配合作战，追歼突围逃跑之敌。17师受领任务后，决心以49团从中央公园向东北打，由正面进攻敌军核心工事。50团攻打银行、市政府和电信局大楼，51团向核心工事东北迂回，与50团共同切断敌人的退路。

19日的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上午，50团向银行和市政府大楼发起进攻时，使用了在城子街战斗中缴获的7门美式火箭炮，将大楼打得浓烟滚滚。国民党军没想到我军会使用这样先进的武器，被打得失魂落魄，死伤枕藉，很快就丧失了抵抗能力。中午我军就占领了两座大楼，还有两个连进攻88师师部，敌军连续进行7次反冲锋，都被我军战士打退。粉碎了敌军的抵抗后，我军前进到核心工事西北角的大楼前。

晚上50团向电信局守敌发起进攻。守在楼内的敌工兵营100多人在军法处长和参谋的逼迫下，向我军疯狂扫射，拒不投降。我军冲到楼下，敌军退到楼上，还居高临下向我开枪。我军装好炸药，退出楼外。一声巨响，守敌与大楼都被毁灭。这时，陈明仁终于顶不住了，就在我军进攻电信局大楼时，他声称奉杜长官指示，主力转移到东区坚守，把军部交给弟弟陈明信的特务团，自己则突围退往东区。陈明仁逃出核心工事后几小时，17师的三个团从不同方向完成对陈明仁的军部与核心工事的包围。[8]

20日黄昏，17师对71军军部与核心工事发起总攻。49团2营首先在西北角突破，占领伪四平省政府。随后向中山堂进攻。突击部队的手榴弹、炸药用完了，就用掷弹筒平射往窗户里打。敌人遭受严重伤亡，被迫投降。49团3营伤亡很大，整理一下队伍，组成新的战斗小组投入进攻敌军部的战斗。71军军部设在日本小学校的水泥建筑群中，从房顶到地下室都有敌人的火力点。外面路口有地堡构成的交叉火力网。留守的敌军特务团作垂死挣扎，与我军进行逐屋争夺。爆破手常友抱起炸药包冲向敌军地堡，在通过路口时遭到敌人交叉火力封锁，一条腿被打断。他忍着剧痛，坚持向前爬行，把炸药包送到地堡的铁丝网前。一层层铁网被炸开，乘着浓烟几名爆破手一跃而起，冲到地堡和楼房角落，连续爆破。后面的战士冲进炸开的缺口，与地堡和楼房里的敌人进行肉搏。敌人死的死、伤的伤，终于丧失了抵抗能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当了俘虏，20日晚20时，随着军部被占领，四平西区敌军被全部肃清，六纵与邓纵会师了。[9]

经过8天的血战，我军占领了四平的一半。战斗之残酷激烈是前所未有的。敌人遭受了沉重打击，我军也付出了巨大伤亡。一纵1师和六纵17师都已打得筋疲力尽，邓纵也相当疲劳。林彪也着急了，他下了最大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四平。6月21日，林罗电令各纵队首长：“四平战斗自总攻开始后，已激战8昼夜。敌顽强抵抗，逐屋争夺，目前我已占领半个城市，我伤亡已逾8 000余人。决付出15 000的伤亡，再以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此仗打到底，达到完全歼灭敌人和打垮敌之守城信心。目前敌南北增援部队已出动，我军决待敌进至昌图、郭家店附近后开始大反击。我各部皆应振奋精神，准备苦战，以不惜付出15 000人的伤亡，血战数昼夜。采取战场上的各个击破方法，求得大量歼灭敌人。”

同日，林彪向毛泽东报告了以上的决定。但是在电报中考虑到了可能发生的不利形势：“估计以后形势，敌必更据城死守。而我方则因伤亡过大，须休整一时期，才能作新的行动。”

6月24日毛泽东复电：“你们廿一日来电悉。八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10]

6月21日起，我军开始进攻四平铁路以东市区。根据东总命令，由一纵首长统一指挥，一纵3师、六纵16、17、18三个师和邓华纵队全部投入战斗。18师从四平车站以南突破，邓纵从天桥与铁路公园之间突破，进入东区。原来估计陈明仁的部队剩下不多，使一把劲就拿下来了。然而，21、22日两天战斗，双方打得你死我活，几乎比西区争夺战还要激烈。17师的49团在打核心工事时伤亡太大，撤下去休整；主攻的50团和18师52团攻入东区后，与敌人展开逐屋的争夺战。敌人比在西区作战时显得更有经验。我军第一梯队冲到前沿时，敌军组织猛烈炮火打后面的第二梯队。然后集中力量与火力反击第一梯队，使我前后不能策应，伤亡很大。我军占领一片地区后，敌人用炮火轰击，将房屋统统打烂，让我军无立足之地，我军采用的对策是：用土工作业挖交通沟、隐蔽部，向敌接近。包抄敌人或分割敌人防区，组织好火力后，再发起攻击，避免伤亡。在敌人反冲锋时坚决地打，争取大量杀伤敌人。

但是这样打速度就慢多了。在城市巷战中不可能投入很多兵力，一个团主攻，顶多用一个营。白天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给我军增加更多困难。尽管如此，我军还是向东区猛攻。战士们用连续爆破，步步推进。22日夜里，邓华纵队的1、3师突入东区后，夺取4个地堡。敌军组织5次反冲锋，都被我军打退。在23日早晨敌人最后一次冲锋前，邓纵遭到敌军炮火的攻击，伤亡过大，被迫退出。一纵首长23日报告林彪：“昨日战斗甚慢，估计尚需三四天才能解决战斗。邓纵伤亡过大，目前依靠六纵。”[11]

在战斗中大家感到奇怪，陈明仁哪里来的那么多弹药和士兵，总也打不完？原来，沈阳方面一直用空军为陈明仁空投弹药。据国民党方面的统计：6月1日到9日，出动运输机44架，共投88吨弹药。自6月17日到29日，使用运输机136架，总计重量305吨。其中各式步枪子弹300多万发，迫击炮弹3万发，山炮弹6 200发，榴弹炮弹1 300发，手榴弹11万个。尽管敌人大炮总数比我军少，但他们炮弹充足，可以毫无顾忌地打。我军的弹药靠人抬马拉，补给就跟不上。常常在战斗最紧要关头，就没有手榴弹和炸药包了。

陈明仁如果仅靠71军那些人马作战，早就支持不下去了。88师打光了，87和54师也是伤亡大半。为了支撑局面，陈明仁征用了一切可以作战的人力。后来我方才知道：陈明仁把省府官员、警察、铁路警、兵站、医院、车站等所有人员，加上城外跑进来的外地保安队，统统拿起武器参战。这样敌人的总兵力就不止是我们原来估计的2万人，而是3万多人了。天桥以南阵地是87师与54师的接合部，陈明仁担心这里会被突破。在无兵可调的情况下，陈明仁把直属队兽力营的200多名马夫组织起来，由50多岁的老营长带领，扛着枪担任防御。这些一向被长官看不起的马夫们，居然防守了4个昼夜，往返冲击十几次，四平之战结束时，全营只剩30多人了。

为了保住阵地，陈明仁不惜采用最残酷的手段。为了构筑工事，他命令拆掉工厂和民房建筑；囤积的粮食和大豆，被用来当做工事沙包，豆油被用来点火照明。老百姓被严格限制在一定区域内，不许走动。有夜间行动者格杀勿论。老百姓一边要为国民党军修工事、运伤员，战斗打起来则无处藏身，在炮火中伤亡惨重。据战后国民党方面的统计，四平老百姓在战火中死伤的人数，不低于国民党守军伤亡的人数。陈明仁实行焦土作战，四平之战结束后，一座城市已经变为废墟。四平老百姓不会忘记，一年前民主联军守四平时，战斗都是在郊外进行的。当国民党军即将包围四平，林彪就下令主动撤退了。在共产党手里，战争没给四平人民带来多大损失，而陈明仁则彻底毁了四平。尽管他后来湖南起义有功，但这个历史罪责是抹不掉的。国民党方面在调查时也承认，四平老百姓恨透了71军。“战事之先，军政当局应协力将战地百姓为适当处理。如遣送妇女老幼离开战场，即其要者。此次我71军未完成此种处置，战时战后受累甚大。特于战事激烈时，民众要求离开，未获允许，致伤亡众多。亦战后军民感情恶化之主要原因。”[12]

四平激战正酣，陈明仁不断向沈阳和南京求援。蒋介石极为震惊，下令调53军开赴东北增援，并给杜聿明下了严厉的命令：限6月30日以前解四平之围。杜聿明接到命令后，躺在病床上与郑洞国等研究救援陈明仁的计划。他们认为：目前南满共军占领了本溪，对沈阳威胁甚大。国军没有能力在防守沈阳的同时去解四平之围。53军新到东北，战斗力强，应该让他们先占领本溪，解除对沈阳的威胁，再集中兵力去救援四平。派谁去指挥呢？杜聿明一再请郑洞国担任。郑洞国与杜关系密切，也是蒋介石的忠实部下。他客气地推让了一下，就接受了指挥任务。

6月17日，郑洞国指挥53军进攻本溪，我南满部队没有多少主力在那里，打了一下就撤退了。郑洞国占领本溪后，匆匆作了防御部署，即于6月20日赶到铁岭，部署大军北上解四平之围。这一次杜聿明调集了一切可以调出的兵力共9个师，交给郑洞国指挥。他也是谨慎小心，不敢大意。经过分析情报，他认为共军主力可能埋伏在开原以东地区，待国民党援军通过后，他们就会切断中长铁路，迫使国军在铁岭、开原以北地区与他们决战。这样不仅救不了四平，十几万援军也有被消灭的危险。郑洞国与各军首领研究后，作了如下部署：以战斗力最强的新6军攻占开原以东地区，掩护主力沿中长路向四平开进。93军由昌图北进，52军的195师在后；待他们开始行动后，本溪的53军即迅速北上支援，做总预备队。随战斗发展，从左翼迂回向四平以西前进。同时郑洞国请求杜聿明出动空军配合作战，并侦察我军动向。

林彪早就布置了打援部队，三纵、四纵（欠11师）在青原、西丰等地阻击沈阳北援之敌沿沈吉线向东迂回四平；独立2师在莲花街、叶赫一带阻击由中长路东侧北上之敌；二纵在昌图以北的泉头、三十里堡一线负责正面防御，阻击沿中长路北上的敌军主力。6月24日，当他得知国民党援军已经到达开原一线时，即命令四平前线指挥部：调一纵的1、2师南下莲花街一带打援，六纵、邓华纵队、一纵3师继续攻占四平东区。这样，林彪将作战重点由攻打四平改变为南下打援。

从6月23日起，四平以南地区又展开了一场大战。新6军169师在八棵树遭到我军部队进攻，经一昼夜激战，新6军169师伤亡惨重，八棵树附近高地全被我军占领。新6军军长廖耀湘气急败坏，严令169师师长郑庭笈夺回阵地。25日下午，169师在空军与地面炮火支援下，与我军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黄昏后，我军因伤亡过大，不能与敌人硬拼，撤出战斗。

6月26日，93军由正面向昌图发起进攻。二纵在附近丘陵地带早已构筑好层层阻击阵地，顽强抵抗，使93军进展极为缓慢。鉴于南线敌军兵力强大，我军力量不足以在运动战中歼灭敌军。28日林彪电令六纵洪学智司令员等：“目前我军方针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你们目前须一面佯攻四平，诱敌前进；同时须准备必要时以全力或主力脱离四平，参加四平以北或以南之运动战。”[13]此时邓纵的1、2师因伤亡过大，已撤离四平前线休整。六纵首长仍指挥17、18师、一纵3师、邓纵3师继续佯攻四平。四平攻坚战已经到了尾声。

但是陈明仁不知道这些变化，他已经把马夫都派上阵，到了山穷水尽之时，所以他天天向杜长官呼叫。杜再催促郑洞国，把郑急得焦虑万分。28日早晨，他亲临93军泉头前线督战。沈阳派出多架轰炸机，在二纵阵地上倾泻炸弹。93军重炮团集中火力轰击了一小时，打得大地颤抖，到处硝烟弥漫。当93军步兵开始冲锋时，我军炮火也开始还击，战士们从隐蔽处跃入工事，以轻重机枪向国民党军扫射。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状态，有的阵地展开肉搏战，杀声震天动地。从早上打到中午，93军只占领了二纵一些前沿阵地，没有突破性进展。

郑洞国正在无计可施之时，93军左前方突然传来隆隆炮声。原来刚从本溪北上的53军正向八面城进攻，给二纵造成侧面威胁。郑洞国利用这个机会，命令93军集中炮火猛轰，在空军配合下，93军战车冲入二纵阵地，横冲直撞。我军激战一整天，伤亡较大。18时二纵接到林彪电报：“为诱新六军与其他部队之联系，你们应立即放弃泉头车站，诱敌向四平前进。待昌图一带敌空虚时，你们即夺取昌图，由昌图向威远堡攻击。”[14]二纵奉命于黄昏后退出战斗，郑洞国遂指挥93军向四平迅速靠拢。

6月29日，国民党93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平以南的忙牛哨，53军和新6军195师到达四平西北的八面城，由于我军已不可能解决四平战斗，为了避免两面受敌，总部下令进攻四平东区部队撤出战斗。6月30日凌晨，一纵3师最后离开四平，历时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结束了。

当陈明仁与援军会合悲喜交集时，新6军14师在威远堡门的莲花街遭到我军一纵1师的猛烈进攻。6月29日，当一纵1师到达指定位置，寻找歼敌机会时，获悉14师一个团在莲花街，遂于黄昏出动，30日拂晓打响。我军的两个团迅速占领小高地后，即向街内猛冲，俘敌一部。敌军慌忙逃窜，因迂回部队没有赶到，打成了击溃战。事后查明，消灭敌军一个团部及一个营。[15]国民党军听说在侧后发现我军主力，急忙收缩部队。我军运动歼敌的可能性不大，夜里林彪下令：“敌主力向威远堡门集中，我一、三两纵决定后撤，另寻战机。你们可以一部佯攻敌人，主力暂勿轻战。”同时，林彪也给南满主力部队下达了撤退命令。历时50天的夏季攻势就此结束了。[16]

林彪第二次从四平撤军的原因，他与罗荣桓7月1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四平战斗，自14日总攻开始，至26日经13日激战，我军俘毙伤敌3万余人，我伤亡13 000人。由于敌逐屋逐堡顽抗，后数日敌进行地洞战，在我军进攻时，敌从地洞中逃跑；故战斗后，我伤亡大，而甚难俘获敌人。敌现以9个师向四平增援，我攻城部队已于前晚离开四平。我外围部队昨日已开始打援，但对于敌人具体位置与番号不明，我作战部队员额不充实，而又有轻敌情绪，昨今两日战斗成绩均甚小，但战斗尚在进行中。拟经此战后，即休整补充部队。”[17]

总的来说，我军的夏季攻势是有效果的。在50天战斗中共歼敌8万人，收复县城42座（其中6座被敌军重占）。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分割东南西北满及冀热辽根据地的态势，使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国民党军队只能重点防守中长铁路上的9座大城市，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这样就根本改变了整个东北的局面。但是四平攻坚战没有成功，给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战斗刚刚结束，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于7月2日联名下达指示，要各纵队认真总结四平战斗经验教训，“防止因胜利而失去冷静与稳重老练精神”。四平战斗没打好，各级指挥员心里都很沉重。作为前线指挥员的李天佑更是如此。为了帮助他认真总结教训，林彪于7月13日特地写了一封信：

天佑同志：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的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林彪

7月13日

林彪的信不仅是对李天佑的批评和帮助，也有很多自责的成分。看完信后，李天佑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份四平战斗的经验总结。他深刻检讨了自己的轻敌思想和急躁作风，他谈到打四平时只看到敌人新兵多，总共不到2万人，只有4个团的战斗力，但没想到省府警察、兵站医院的人员为了最后挣扎，也能手执武器与我作战。我军虽然集中了7个师、近百门炮，但不是绝对优势。炮弹有限，约8 000发；半数部队不精，准备时间不够。虽然意识到敌人必然死守，但没想到陈明仁为首的多数军官如此坚守到最后的决心。李天佑承认自己有急躁求战的思想。自公主岭几次扑空没打上仗，这是轻浮的表现。他认为：“这次经验证明，今后在东北作战中凡是带有战略性价值比较大，而工事又较坚固的城市，如长春、吉林、沈阳、锦州、四平等城，不仅东北只要关内还有一点增援的可能力量时，都必须暂时避免打这样的城。”“从根本问题上看，四平是不应该打的。”

四平究竟该不该打？我军有没有攻克大城市的能力？在四平之战后争论了很久。当时从国民党方面的反省，认为我军有些决策上的失误。郑洞国认为：“解放军5月19日在大黑林子地区歼灭第71军88师后，倘乘胜向四平街攻击，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混乱的情况下，不仅四平街守不住，就是第71军也有全部被歼的可能。由于解放军忙于分兵略地，攻取东丰、西丰、昌图、开原等地，使陈明仁将军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此后在四平街攻坚战中，解放军又犯了轻敌急躁、战术运用失当的错误，致使师久无功，兵员亦受到较大损失，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退却。”[18]另一些国民党将领认为，我军将四平四面包围，违背了兵法中“围师必阙”的原则，断了守军逃跑的路，反而使陈明仁决心死守到底。在攻坚中只顾在道西逐屋争夺苦战，却没有占领比较薄弱的东区，使空军能不受干扰地向四平守军空投弹药，让陈明仁支撑下去。[19]

1988年纪念辽沈战役胜利40周年时，韩先楚上将组织写了《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一文。在谈到四平攻坚战的教训时说：“这次四平攻坚战是个不成功的战例。首先在敌情判断上，低估了敌人的战斗能力。我在夏季攻势胜利形势下，主要指挥员产生了轻敌急躁情绪，认为71军是败兵，人数不过2万，好打；没看到敌人虽然有两个师被大部分歼灭不久，但敌人恢复建制和补充之后，依托工事仍有相当战斗能力。而且，敌人人数经查明为34 000人。由于轻敌，战术上、物质上都缺乏认真准备，也没有认真集中兵力。攻城部队7个师（后来六纵代替一纵进入攻城），加炮兵约两倍于敌，但优势不大，在兵力使用上又是逐次投入战斗，形成添油战术。加之，多数部队尚缺乏对设防大城市攻坚战斗的经验，纵深战斗伤亡较大，发展缓慢，又变更部署，在战场指挥上，突破点选择不当，主攻方向既不是敌人弱点，也不是敌人要害，临战时影响了攻坚准备。更由于兵力优势不大，不能多方钳制分散敌人兵力，城北城东没有任何配合，主要突破地段虽然突破很快，但另一突破地段延迟了4天才突破，形成一面平推，致使敌人兵力、火力更加集中，打成胶着状态。在敌人飞机集中轰炸下我攻城部队伤亡较大。”

“四平攻坚未下，对东北战局，虽然影响不大，也取得了可观战果和攻城经验，但教训是深刻的。在连续胜利的情况下，指挥员切忌骄傲轻敌，或受下级指挥员的好胜求战的影响，这是军事家公认应该防止的。但在四平攻坚战的敌情判断、攻城组织、以及战术运用等方面，上下都犯有轻敌毛病，以致攻城半月没解决问题。以后很长时间，甚至到了辽沈战役前夕，在林彪头脑中，以及在一部分指挥员心理上，就产生了对大城市攻坚仍有顾虑的想法。”[20]这是对四平攻坚战的全面、客观的总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2]　华山：《陈明信访问记》，《东北日报》1947年7月9日。

[3]　《第二绥靖区东北参观团报告书——四平战役》，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件。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5]　38军：《四平攻坚战》，载军事科学院编《战术参考资料》第1辑。

[6]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7]　《第二绥靖区东北参观团报告书——四平战役》，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件。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9]　华山：《光荣属于勇士》，《东北日报》1947年7月15日。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11]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

[12]　《第二绥靖区东北参观团报告书——四平战役》，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件。

[13]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6]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18]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9]　《第二绥靖区东北参观团报告书——四平战役》，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件。

[20]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第33章　建立强大的野战军

陈诚到东北——乱套的国民党“整军”——总结四平攻坚教训——要当革命的“兵贩子”——组建二线兵团——土改后的参军热潮——东北野战军的12个纵队——建起百万大军

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结束后，各主力纵队撤离四平，在长春西北和南满地区休整。国民党军队解了四平之围，沈阳报纸上天天吹嘘“四平大捷”。蒋介石十分高兴，下令授予陈明仁、周福成、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及部下官兵青天白日勋章和云麾勋章，又派慰问团到沈阳和四平犒劳三军，着实热闹了几天。但是杜聿明并没有下令向北满长驱进军，与1946年5月第一次四平会战后的形势迥然不同。他心里明白：共军力量已是今非昔比，而蒋军则是日益削弱，能守住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维持现在的局面，实属不易，没有更多的力量再去与林彪决战了。

经过这两个月的折腾，彻底拖垮了杜聿明的身体。他实在支撑不下去，只好请求蒋介石解除他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于1947年7月初离开沈阳就医。其实蒋介石对杜也产生不满，借此机会走马换将。没过几天，参谋总长陈诚从南京到达沈阳，取代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东北一年多无所作为，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陈诚把东北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踌躇满志。9月2日，他在就职典礼上发表《告东北军民书》，声称：“今后行辕之首要任务，即在执行政府剿匪国策”。“宜及时去奢崇俭，力挽颓风；各就岗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1]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诚很想有所作为，显示他比杜、熊高出一筹。他下车伊始，就大刀阔斧整顿军队。先后将东北原有的9个保安区司令部及11个保安支队等地方守卫部队，扩编为新3军、新5军、新7军、新8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下辖三个旅。将青年军207师扩编为第6军，并设法将49军王铁汉部从苏北调到东北。这样，连同原有的新1军、新6军、13、52、53、60、71、93军在内，国民党在东北的总兵力达到14个军、55万人。比杜聿明时期最高数字48万人有较大的增强。陈诚又从关内要来了大炮、战车、汽车等装备，扬言“六个月恢复东北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

陈诚将国民党军队前一阶段在东北战场上的失败，统统归咎于前任的无能。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和内部官员会议上，他不止一次地指责熊式辉和杜聿明政治领导腐败无能，军事指挥失当，导致现在的被动局面。斥责东北国统区是“纵兵殃民，逼民为匪，收匪为兵”。他以铁腕整治军纪和各级官员中普遍的贪污现象。为了表示他的大公无私，他先后撤换了71军军长陈明仁、52军军长梁恺、52军副军长兼12师师长刘玉章等高级将领。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陈明仁刚刚因死守四平获得蒋介石的最高奖励，陈诚却以“贪污粮食”的罪名将其撤职。陈明仁一手拿着“青天白日”勋章，一手拿着撤职命令，真是寒透了心。刘玉章在进攻南满也是出了大力的，现在没升官反而遭撤职，也是一肚子怨气。

平心而论，陈诚还是真想为蒋介石卖把力气，他大力肃贪，与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的做法差不多。但是抗战以后，国民党大小官员几乎无官不贪，腐败已是病入膏肓，绝不是个别现象。大家也承认陈诚处理的贪官是罪有应得，如中将田湘藩暗设赌场，汽车兵团团长冯恺倒卖军车汽油，日俘管理处少将处长李修业在办理日本人归国手续时大肆勒索钱财，少将参议刘介辉借收编伪军吃空额，都被陈诚逮捕法办。但是陈诚这样大动干戈，反而引起内部的混乱。大家人心惶惶，不知什么时候会搞到自己头上，原来作战卖力的也心灰意懒，混日子过。

郑洞国为首的杜聿明旧部对陈诚的做法十分不满，国民党内的派系倾轧他们见得多了，杜聿明显然比陈诚会做人，他不轻易斥责下属，总是用各种手段笼络部下为他卖命。只要肯打仗，贪污些东西是小事。陈诚则是妄自尊大、刚愎自用，把脸一板，唯恐别人不怕他，实际上把人都得罪光了，自己就成了孤家寡人。陈诚上任时，带来楚溪春作他的副手，撤销了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将军政大权统一归属东北行辕。郑洞国被解除军权，挂了一个空头的行辕副主任，被架空起来。新1军的50师和新6军的14师是陈诚的原18军的骨干部队，陈诚借故将不服管教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调走，任命50师师长潘裕昆为新1军军长；14师师长龙天武为新3军军长，更反映出他也是拉帮结派，任人唯亲。

郑洞国后来评价陈诚说：“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算是作风比较廉洁的人，做事也喜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很有些魄力；且善于辞令，这是他的长处。但他野心很大，一有机会便想吞掉别人的队伍，排斥异己。同时又千方百计地偏袒自己的亲信，培植个人势力，搞得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很深，不少人既怕他，又讨厌他。至于军事上，很难说他有什么过人的天才，尤其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方面，他是远不如杜聿明将军的，这一点在后来的东北战场上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验证。不过，后来国民党内许多人士都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最终覆没，在很大程度上归罪于陈诚将军，这也是欠公正的。”[2]

直到现在，台湾国民党将领谈到东北的失败，还大骂陈诚。关麟征说抗战后陈诚整军，大批复员，官兵无法安置。许多人跑到中山陵去哭陵。在东北，陈诚将编余军官组成两个军官总队，一块牌子上写“国军军官总队”，一块牌子上写“伪军军官总队”，伪满军官受不了陈诚的气，就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还说：“蒋家不要毛家要，这边上尉，那边少校。”于是都去投了林彪，这些东北人地形熟，又能打仗，投了林彪，如虎添翼。[3]

这纯属是向陈诚发泄私愤。陈诚在东北整军，确实砍了许多地方保安队。这些伪满旧军人当初被熊式辉收编，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引起极大民愤。这些家伙虚报编制，吃空额，要军饷，也给国民党当局造成沉重负担。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养着有什么用？陈诚把他们整编，不能说错。但是说这些伪军都投了林彪，则是完全造谣。林彪早在1946年退到北满后，就注重清洗部队中的坏成分，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了。陈诚整军的同时，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了大规模建军的行动。

1947年7月27日到8月2日，林彪、罗荣桓将各纵队领导人召集到总部，听取夏季攻势作战的汇报，总结四平攻坚战的教训。各纵队的司令、政委详细报告了作战经过，也如实报告了本纵队的伤亡人数。其中一纵伤亡9 218人，逃亡掉队2 229人，共减员11 447人；二纵伤亡3 326人，加上失踪掉队的共减员4 290人；六纵伤亡5 208人，逃亡掉队2 461人，全纵现有总数为18 214人；邓华纵队伤亡4 549人，逃亡掉队867人，共减员5 416人。加上其他部队，我军夏季战役伤亡总数为3万多人。[4]

打仗就免不了有牺牲，当初林彪决心拿下四平，准备付出15 000人伤亡的代价。但是实际伤亡超过一倍，是他也没有想到的。特别是他的主力部队一纵和六纵打得如此艰苦，部队的骨干成员减少了一大半，令他深为痛心。会议过程中他始终在低着头听大家汇报，没有插话，也没有责备批评哪个指挥员。会议空气显得很沉闷。此刻，他与罗荣桓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如何迅速恢复部队的元气，扩大野战军的编制和力量。

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领导一直把军队建设与作战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战争是靠人来打的，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我军兵源的补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将国民党俘虏兵补充部队；一是从地方农民中招收新战士。在根据地尚未巩固时，补充俘虏兵是主要方式。这样做有利有弊：国民党士兵军事技术好，拉过来就能作战。但是他们受反动教育很深，看不起我军，很难管教，在战场上经常发生问题。夏季战役总结会上，二纵政委吴法宪汇报情况说：战役开始时各团都要求补充俘虏兵，在怀德5师补充了800人，很快就逃掉一半。有的跑到四平，暴露我军秘密。4师补充了1 200人，每班都摊上几个，就管不了。有的表现很坏，公开宣扬三民主义好；有的打死老战士携枪逃跑；还有的故意违反政策，给我军抹黑。我们的干部战士经常和俘虏兵吵起来，有的骂他们混蛋，有的打耳光子，还有的说不过俘虏兵，气得直哭。纵队领导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些俘虏拉出来再整训。当然也有表现好的，有个战士连炸七个地堡，但这样的例子不多。[5]

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单依靠俘虏兵补充部队，是不能保证战斗力的。随着战争的深入，从内地来东北的老战士越打越少，俘虏成分越来越多，就会出问题。要想使我军在短期内得到大发展，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贫苦农民中征收新战士，建设起强大的野战军。这才是我军发展的根本方向。

从地方农民中征兵补充主力部队，从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发布之后就已开始进行了。1946年8月29日东北局《关于补充主力加紧作战准备的指示》明确指出：“没有强大的主力，并使它得到源源不绝的兵源补充，就不能有效地、连续地打击和歼灭敌人，因此也就不能巩固地方部队，确保根据地及群众斗争的果实。因此地方党、地方兵团的同志应该自觉地当所谓‘兵贩子’，认清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正是地方党与地方兵团的责任。”《指示》宣布东北局的决定：“各省委应负责在每个工作区，从自己的地方兵团、县大队和独立营中抽调出2 000到2 500人的建制部队补充各该工作区的主力部队，以保证每一主力师、旅除充实现有三个团外，另增编一个补充团，充实该师、旅到一万人左右。”这项任务要在20天内完成。此外，“凡群众斗争已经展开和深入的地方，必须大量武装积极的农民，组织自卫队、基干队等各种半脱离生产或全部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武装，到处收缴地主大排的枪支，收集和使用土枪、土炮、地雷、手榴弹，捕捉特务奸细，肃清小股顽匪，并采用召开庆祝大会、奖励大会、检阅大会等方式，进一步鼓励和提高其情绪，增强其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应作为所有工作团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种武装是最可靠的，和群众血肉相关，能够自觉地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坚决斗争。这是我们真正建军的基础。只有群众武装在全东北普遍发展起来以后，才能彻底肃清顽匪，建立巩固的后方，不断地补充主力，使现有的地方部队，可能集结整训或参加前线作战，形成真正的人民战争，使我们最后立于不败之地”。[6]

从这个《指示》下达到1947年8月夏季攻势结束，东北我军主力部队的兵员补充，主要是利用每次战役的空隙时间，靠地方政府临时动员和抽调大批地方武装参军。这样的新兵补入主力部队，要经过审查清洗。凡是当过土匪、伪满洲国兵、警察的都不能要，有抽大烟恶习、身体不合格或有性病的也都要清退回去。这样来回往返消耗很大，新兵到部队后还要经过训练才能打仗。主力部队常有作战任务，在前方也不可能用很多时间来训练新兵。未经训练的新兵到部队后也很不稳定，想家、怕死、过不惯部队生活，逃亡现象严重。四平攻坚战结束后，邓华纵队减员很多，辽吉省委为纵队补充一批新兵，8月4日邓纵向总部报告：“各师报来新兵数：1师1 900人，2师1 100人，3师1 600人，纵直300人。但质量很差，动员方式不好，逃亡很大。1师逃跑300余，2师逃跑400余，3师逃跑300余，纵直逃跑60余。”9日再报总部：“接收辽吉新兵总数4 920名，中途逃亡1 097名，洗刷198人，实际补入3 625名。”[7]

地方直接向主力部队补充新兵，弊端不少，农民参军后必须经过一段正规化训练，具备基本条件后才能向部队输送。罗荣桓经过反复考虑，建议组建二线兵团来解决兵源问题。1947年7月27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成立二线兵团的决定。组建方法是动员大批翻身农民和工人入伍，抽调一批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的干部和老战士为骨干，不经过地方武装逐步升级的阶段，直接编成独立团。经过短期训练后，即补充主力或编成新的师。这项工作由罗荣桓负责主持，各地方军区实施。

8月初于哈尔滨召开了各军区首长会议，决定各军区成立大批独立团，有组织有计划动员参军和组织训练二线兵团。每团定额2 500人，第一期计划是成立40个独立团，征收新兵10万人。到9月底各军区共编成了48个独立团，超额完成任务，10月开始了正式训练。

根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9月16日发布的《独立团军事教育计划》规定：第一期独立团的训练军事教育占70％，政治教育占30％。军事训练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两者互相配合进行。新兵主要学习射击、投弹、刺杀和爆炸四大技术，射击要求百米基本射击三发不脱靶，并懂得初级射击原理，每班要培养出一到两个特等射手；投弹要求投得远投得准，普遍投到35米以上；刺杀要求学会基本动作，刺得有力，动作敏捷；爆炸要求懂得火药火具性能及捆包、装药、点火等基本作业法。战术上要求学会“三三制”战斗队形和战术地形的利用，并进行队列条令等正规化训练。[8]

各军区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了总部的指示。一批训练营地很快建立起来，部队抽调的干部和老战士也陆续到位，枪支、弹药、军服、粮食也都配齐，一批批农村青年来到训练营地，开始了他们的军队生活。从地方政府到军区、部队，大家都认识到组建二线兵团的重大意义。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前方的同志是直接进行战争，用自己的力量打胜仗。后方是间接的战争，建设打胜仗的力量。因而地方和部队的干部同心协力，争取尽快把新兵培养成能打仗的战士。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总部于11月中旬召集北满五个军区汇报练兵成绩。《自卫报》为此事发表社论《好好建设十万后备军》，肯定了训练成绩，指出了存在的不足。随着我军秋季攻势的胜利，二线兵团的组建训练工作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截止到1948年2月第一期组建工作结束时，编成和训练的独立团多达88个，共22万人。这是东北我军建军工作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发展。林彪对此极为满意，11月16日他与政治部主任谭政、参谋长刘亚楼向各部队发出冬季作战指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冬季作战的补充问题，由于我们东北全党（包括冀、察、热、辽）做群众工作的同志们在乡村工作中的艰苦努力，真正发动了群众。和东北局的领导、组织、供给，使我军现实具备有正在训练中的数十个补充团，人数约在十万以上。这不仅可以补充伤亡，而且还大有多余。这样雄厚的后备力量，也是我们有史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冬季作战的补充，比过去任何时候有充分圆满的保证，故我各部绝对无需顾虑补充问题。”

二线兵团组建训练后立即编入主力部队，使主力部队得到及时的补充和扩展。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建军的这场竞赛中，我军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双方兵力对比由敌强我弱转变为1947年底的基本相等。为了形成优势兵力，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进行第二期组建二线兵团的工作。1948年1月5日到8日，罗荣桓分别主持召开了北满七个军区会议，讨论第一批独立团的训练和编制、第二批二线兵团的组建问题。在松江军区的会议上，罗荣桓说：“目前正在训练的第一批40个独立团，必须在1月底以前每团补足2 500人，一个不能少。而且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第二批独立团，经过同各省委商量，东北局决定再成立126个。其中北满46个，热河50个，南满30个。每团2 500人，总计30万人。第一期4月至7月，先完成70个；第二期8月至12月，再完成56个。”

听了罗的指示，大家当时都面有难色。北满已经动员了10多万人参军，再动员20万人，怎么得了？松江省是征兵的重点地区之一，上级下达的任务是5万人。罗荣桓问在场的松江省委副书记李德仲有没有困难，李德仲坦白地说：“有困难。我们已经动员了3万，再动员5万怕是完不成。”

罗荣桓对他说：“你们松江土改搞得比较健康，农民有了土地，就会起来保卫胜利果实。这个数字不算主观，我们对农民的觉悟要有足够的估计。会后，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再答复我。”

形势果然如同罗政委所说，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平分土地的完成，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县、乡、村镇层层动员，开大会、戴红花、游行、唱戏、踩高跷，什么办法都用上了。老百姓有了地，就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前方连连打胜仗，我军的威望就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积极要求参军打蒋匪，一个镇就能动员两三千人，一个县甚至能动员万人。可以不夸张地说，凡是青壮年男人，几乎都当了兵。第二期组建二线兵团，松江省参军达到57 000人，超额完成任务。[9]原计划组建50个独立团，结果东北解放区加上冀热察军区，共组建起80个团。

1948年12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后，为了入关参加内地解放战争，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组建第三期二线兵团。因东北解放，需要加强生产建设，大批动员参军已无必要，因此缩小规模，组建编成了21个独立团，这一期训练结束后没有随大军南下入关，而是编入东北军区所属的六个师中。

总之，经过三期组建，共编成和训练了189个独立团，总数为422 072人。北满地区编成的各团人员最为充实，每团人数都在2 500—3 000人之间。南满地区次之，冀察热辽军区各独立团人员不够充实。东北军区对三期建军工作的评价是：“二线兵团训练中之第一期兵员，当时东北处于土改运动之高潮时代，农村中彻底地扫除了封建势力，翻身之贫雇农踊跃参军，阶级成分纯洁，战争观念强，积极性高；第二期兵员，当时东北农村处于土改之末期阶段，因土改运动发生左的偏向，参军中之中农成分，产生不满情绪，因之训练内容除进行诉苦、坦白运动、政治形势等问题提高其阶级觉悟及战争观念外，并进行了一条心运动，逐步提高其政治认识水平。第三期兵员，当时东北形势处于全部解放时期，土改运动结束，贫雇农分得了果实，经过纠偏后，中农思想情绪稳定。大批野战军进关，过去被部队清洗出之不合格成分，部分的又渗进来。有些地区曾有滥竽充数现象，入伍后仅进行短期训练，即补编主力。一般地说，第一期二线兵团之兵员成分较好，第二期训练时间较长，教育中收获最大。第三期之兵员次于一、二两期。”“二线兵团之各期独立团训练后补入主力及编成的独立师，不仅保证了主力经常的满员及充实的战斗力，且在实战的经验中证明：这些新补入的兵员，很快地就学会打仗，政治上的积极性很高，减员现象甚少。主力部队对二线兵员甚为欢迎。”[10]

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后，鉴于主力部队一纵1、2师，六纵16、17师和邓纵19师在四平攻坚战中打得极为艰苦，部队损失近半。林彪决定从各军区警卫部队中抽调21个骨干连队，补充到这几个主力师中，使这些主力部队迅速得到补充，恢复了战斗力。在此之前的4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冀察热辽军区及其所属部队8万多人划归东北建制，东北民主联军的阵容更为扩大，达到42万人。在东北各根据地联为一片后，许多原来属于军区的独立师已经发展壮大，具备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能力。为了适应今后更大规模的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对现有部队进行大的调整，扩充原有的老部队，组建新的主力纵队。1947年8月初总结夏季战役的高干会议结束后，以原西满军区邓华纵队编成第七纵队，热河部队编为第八纵队，冀东部队编为第九纵队，又以北满独立1、3师及东满独立师编为第十纵队。到1947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共有9个纵队、27个主力师；10个独立师；2个骑兵师；1个炮兵司令部（辖4个炮团），1个护路军司令部；3个大军区，12个小军区。关于各纵队的建制沿革，东北军区编写的《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中有详细记载，我们择要作一简单介绍：

第一纵队：1946年8月以原山东解放区1、2师和滨海支队等部编成，司令员万毅、副政委周赤萍。1947年2月李天佑调任一纵司令员，万毅任政委，梁必业为副政委。万毅调五纵后，由梁必业接任政委。一纵部队从参加秀水河子歼灭战起，在东北解放战争重大战役中都担任主力。是东北各纵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下辖1、2、3师。

1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一方面军三军团4师的老基础，抗战时编入八路军115师，参加平型关之战。后转战山东，发展为山东军区解放1师。进入东北时全师为7 000人，长枪4 000支，直属总部指挥。后发展为12 000余人，两次四平作战，1师均为主力。师长原为梁兴初、政委梁必业。他们调任后师长为江拥辉、政委吴岱。1师“历史长，战斗锻炼多，有内战时期红军作风与传统，英勇顽强，执行命令坚决，战斗经验丰富，猛打猛冲的精神很好，不怕牺牲，经得起伤亡，有连续战斗反复冲锋的精神，有顽强性，战斗士气旺盛，防御、进攻、野战、攻坚均备，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2师：抗战后期山东军区2师的基础。1945年11月进入东北时全师7 500人，长枪4 000支。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当时山海关形势紧张，2师未经休整即投入锦州、北镇战斗，部队很疲劳，生活甚苦。1946年改称东北民主联军2师，归总部直接指挥，陆续得到补充，发展到12 000人。罗华生调松江军区后，由贺东生任师长。2师“富有朝气，执行命令坚决，战斗性顽强，但次于1师。有突击力，对于攻坚突破较有经验，善于野战进攻，为东北之头等主力师”。

3师：1942年原东北军新编111师的两个团，在中共地下党员、师长万毅带领下于山东起义，被编为八路军滨海支队。1945年9月最先进入东北，全支队3 500人，长枪千余支，后扩建为东北民主联军七纵19旅。四平保卫战中伤亡很大，经过补充后，1946年与20旅一起划归一纵，编为3师。师长彭景文，政委刘贤权。该师作战基础好，能担任防御战斗任务。

第二纵队：是原华中新四军3师的8、10旅及独立旅等部队为基础编成。1945年9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刘震、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率全师四个旅、三个直属特务团共32 000人从苏北进军东北。后黄克诚带领师直属部队开辟西满工作，其所辖4个旅归总部直接指挥。1946年初以8、10和独立旅组成西满纵队，1946年8月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下辖4、5、6三个师。二纵历史较老，战斗力有基础，攻击力强，各部队均善于野战。是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4师：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部队的老基础，抗战时编为344旅，属115师建制。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扩编为新四军3师8旅，进入东北时全旅7 200人，装备比山东部队稍好些。二纵成立后改编为4师，师长陈金玉，政委李雪三。该师历史基础较老，战斗积极性好，执行任务坚决，战斗作风还勇猛。

5师：红军时期陕北红二十六军的老基础，抗战后编入344旅。南下后扩建为新四军3师10旅。进入东北时全旅8 900人，二纵成立后改编为5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二人后均调出，由吴国章任师长，贺大增任政委。5师“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能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击力亦很顽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6师：原为新四军3师独立旅，进入东北时全旅6 278人，后改编为二纵6师。扩展到12 000多人，与4、5师相等。原师长兼政委吴信泉。吴调出后由张天云任师长，石瑛任政委。该师历史较短，老骨干少，战斗作风很稳，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好，善于防守。

第三纵队：1945年底，原山东军区鲁中军区地方部队编为山东军区3师和警备3旅，在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率领下进入辽东半岛，1946年初在本溪与冀东十六分区曾克林部队会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受辽东军区指挥。本溪保卫战后，奉命增援四平。四平撤退后退守通化，与辽宁军区合并，坚持南满斗争。三纵组建之初，司令员程世才，政委罗舜初。后以曾克林为司令员。1948年初曾克林调出，由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接任司令员。三纵部队历史不算老，但战斗力却很顽强，在南满困难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进步甚快。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下辖7、8、9三个师。

7师：原为山东军区3师，进入东北后与曾克林部两个团合编，改为东北民主联军7旅。当时全旅6 000人，长枪2 000支。旅长曾国华。曾调出后，1946年8月改编为7师，归三纵建制。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在四保临江作战中部队伤亡甚大，先后补入新兵9 286人。夏季攻势中北满部队南下收复广大地区，才与北满主力会合。“该师战斗力顽强，作风勇猛，战斗积极性高，有朝气；善于夜战及爆破，兼备野战运动与城市攻坚，为东北部队中头等主力师。”

8师：原山东军区3师9团的基础，进入东北时不到2 000人，后与曾克林部两个团及新编地方部队一个团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8师，师长左叶，政委刘光涛。后与三纵其他两个师一样，扩展到12 000多人。关内老战士仅占11％，东北参军者占57％，俘虏占32％。干部多数是抗战时被日本人从关内抓来的劳工，抗战后参军者。8师“战斗作风稳，工作中贯彻性强，老基础少，但战斗力进步很快。攻防兼备，最善于阻击战斗。战斗的顽强性稍次于7师，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师。”

9师：原山东军区鲁中军区由地方部队编成的独立旅，进入东北时共3 000人，编制装备均不健全。后与曾克林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9师，归三纵建制。师长徐国夫，政委谭开云。部队中山东参军老成分占10％，东北参军及俘虏成分各占45％。“该部队原系山东地方武装的基础，作战力较弱；来东北后在长期战斗中锻炼进步甚快，战斗力有很大提高，顽强性较强，有攻坚之经验。”

第四纵队：1945年10月，原山东军区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率领胶东军区直属机关及五分区地方部队六个独立团组成山东6师，进入东北。当时共有8 942人，长枪2 250支。该部队在南满一带扩大发展，1946年初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彭嘉庆。下辖10、11、12师。四纵与三纵一起坚持南满斗争，战斗作风勇敢，“过去战役中参加进攻及攻坚战斗较少，担任阻击、打援、防御之艰苦的战斗任务较多。参战次数最多，干部战士伤亡很大；部队作战决心很顽强，不怕伤亡不叫苦，执行命令坚决，善于打阵地战，也能打运动战，在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特别是塔山阻击战斗，很有成果，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10师：原山东6师中两个团的基础，进入东北时共3 829人，在营口地区扩军后，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0师。原师长杜光华在四保临江战役中牺牲，由蔡正国任师长。政委葛燕璋。该部队“质量成分好，战斗作风猛，动作快，能打运动战，有突击精神。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曾参加解放锦州担任锦州以南塔山地区之有名的阻击战斗，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11师：原山东胶东军区两个独立团的基础，进入东北时约2 000人，在辽南地区发展。1946年初编为独立第二支队，受吴克华指挥。四纵成立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1师，师长周光，政委李丙令。该师在南满坚持敌后斗争，伤亡过大，长时期员额不充实。部队质量成分好，战斗作风稳，过去打攻坚战斗少，有防御战斗经验，参加过塔山阻击战。

12师：原山东6师一个团的基础，进入东北时共1 900人，以后在辽南地区发展，扩编为独立第三支队，受吴克华指挥。四纵成立时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2师，师长江燮元，政委潘寿才。后潘寿才调出，由张秀川任政委。12师战斗作风有朝气，战斗力之顽强性次于10师，有防御战斗经验，在塔山阻击战中表现稳而又猛。

第六纵队：抗战结束后，山东军区将原渤海军区部队三个团编成山东7师，由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任师长；另外三个团的地方部队编为山东8师，刘其人任师长兼政委；1945年9月从陆路开往东北。两个师共12 000人，长枪5 000支。7师参加山海关保卫战，8师参加热河战斗。1946年2月，两个师先后到达北满，由冀东来的19旅也随7师到达北满。4月三支部队合并编为东北民主联军7师，下辖三个旅。10月7师又与新四军3师7旅合并，编为第六纵队。最初以陈光为司令员，杨国夫为副司令，刘其人为副政委。1947年3月陈光调任松江军区司令，由洪学智任司令员。1948年3月洪学智、刘其人调出，黄永胜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委。六纵是个比较老的部队，战斗基础巩固，战斗经验较多，为东北部队中之野战主力军。下辖16、17、18师。

16师：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部队，红军时期一方面军红一军团2师的基础。抗战时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的685团。皖南事变后南下华中，改编为新四军3师7旅。进入东北时共9 000人，长枪2 000支。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1946年10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6师，梁兴初任师长，张池明任政委。后梁兴初调十纵，王东保任师长。部队干部历史很老，文化较低。该部队在我军历史上参加战斗最多，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牺牲。装备好，行军能力强，能打硬拼仗。有朝气，雷厉风行，但也存在简单化、对新战术研究与掌握不够。是东北各野战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17师：原为山东渤海军区地方部队，由军区直属团、鲁北民兵和收编的土匪武装编成三个团，组建山东7师。到东北参加山海关战斗损失很大，退到北满休整扩大到5 199人，编为20旅。旅长刘子奇。六纵成立时改编为17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全师7 237人。“该部队历史不算很老，战斗作风顽强，进步快。善于夜战及村落战斗，战士很勇猛，长于使用爆破，攻坚力最顽强。1947年夏季攻势之四平攻坚战斗中，参加主攻，纵深战斗13昼夜，在战术上颇有成果。为东北各野战部队中攻坚力最顽强之部队，为头等主力师。”

18师：原山东8师的老基础。一部分为渤海军区警卫部队，一部分为冀鲁豫边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是1940年冀鲁边津南支队抽出18个回民战士出去扩军，及收编一部分回民武装约400人，编成回民大队；1942年发展为四个大队，编成回民支队；抗战胜利后回民支队1 540人编入8师，到达热河，参加保卫热河战斗。1946年1月进入东北，与7师合并，9月改编为18师。全师入东北时共12 302人，长枪4 331支。师长王兆相，政委陈德。后由阎捷三任师长，袁克服任政委。18师战斗作风有突击性，善于村落战斗及爆破技术，具有攻坚战斗经验。

第七纵队：1947年8月夏季攻势结束后，以西满辽吉军区保安1、2旅及西满独立师组建的新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兼任，后由吴富善任政委。下辖19、20、21师。七纵是由地方部队编成，游击习气较多。编成纵队后经过各次战斗锻炼，战斗力和顽强性大大提高。在四平攻坚战中部队元气受到损失，不久即恢复。该部队善于攻坚，不善于野战。

19师：原为晋绥军区教导团一个营和冀东军区五个连的基础。两支部队到达沈阳后扩建成东北保安1旅。主要兵源来自东北翻身农民，先后三批补充部队。特别是四平攻坚战后伤亡很大，一次即补入2 000人。原旅长马仁兴，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1947年8月保安1旅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9师，徐绍华任师长，邓东哲为政委。19师战斗积极性高，攻坚力顽强，最善于爆破。执行命令坚决，不怕伤亡，进步甚快，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师。

20师：我军进入东北后，新四军3师侦察队、陕甘宁边区教导旅2团、延安来的一批干部带领冀东部队一个连分头扩充部队，经过合编调整，1947年1月成立保安2旅，归辽吉军区建制。8月编入七纵，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20师。师长刘述刚，政委刘永源。全师关内老骨干仅占10％，其余均为关外新参军的农民及俘虏成分。20师参加攻坚战较多，善于攻坚不善于野战。战斗作风积极，执行命令坚决。

21师：1947年3月以新四军3师两个特务团为基础，加上嫩江军区警卫团组建西满军区独立师，直属西满军区建制。8月编入七纵，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21师。师长李化民，政委朱民亲。21师攻击精神旺盛，能猛冲猛打。

第八纵队：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8月以军区直属队干部为基础，抽调军区所属各部队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委刘道生。1948年1月后二人调出，由段苏权任司令员，邱会作任政委。下辖22、23、24三个师。八纵除23师有原红九军团一个团和八路军总部警卫营的老基础外，都是新部队。过去处于独立分散的游击作战环境，斗争艰苦，部队装备很差。参加大规模战斗少，但很能吃苦，行军能力强，保持了红军时代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成立纵队后经过几次较大的作战锻炼，战斗力提高了一步。

22师：原为冀察热辽军区独立13旅，是由冀东、冀中和晋察冀军区调到热河的部队合编组建的。1947年8月编入八纵，改为东北民主联军22师。12月补充新兵2 676人，解放战士3 719人。部队中党员占35％。师长吴烈，政委陈仁麒。

23师：是以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原红九军团老部队）为基础，加上热河军区警卫团等部队组建成冀察热辽军区独立16旅，编入八纵后改为23师。师长张德发，政委谢家祥。

24师：原冀察热辽军区27旅的基础，是由晋察冀和冀中军区到热河的部队组建的。一部分被日本人抓到东北作苦工的华北抗日战士，被解放后在沈阳扩军，组成一个团带到锦州，被编入27旅。八纵成立后改编为23师，师长丁盛，政委韦祖珍。24师过去参加游击战多，部队能吃苦，有朝气，进步很快，夜战动作快，能担任攻坚。

第九纵队：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后，冀东军区主力与地方部队分开。8月以冀东三个独立旅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下辖25、26、27三个师。

25师：由冀东独立10旅改编组成。是冀东四个军分区的基干部队在抗战结束后合编组建的。九纵成立后改编为25师，师长曾雍雅，政委徐光华。该师战士77％是抗战后参军的，党员占24％。该师战斗力有突击性，行军力强，能吃苦，出关参战后进步很快。

26师：由冀东独立11旅改编组成。抗战后期冀东县区游击队的基础，后进行合编，组建为独立11旅。九纵成立后改编为26师，师长萧全夫，政委李振声。该师没有老骨干部队，干部绝大多数是青年。部队富有朝气，战斗情绪高，作风勇猛，执行命令坚决。

27师：由冀东军区独立9旅改编组成。抗战结束后，冀东军区将县区游击队扩编为所属三个分区的警卫团，组建独立9旅，配合主力部队参加保卫热河战斗。九纵成立后改编为27师，师长任昌辉，政委王文。

第十纵队：1947年9月在敦化组建。以北满、东满军区部队为主，从一、六纵队抽调部分人员充实编成。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下辖28、29、30师。

28师：红军时期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的老基础，抗战时改编为359旅，在延安保卫党中央。1944年夏王震旅长带三个团南下华中，1945年6月刘转连、晏福生带领留延安的359旅余部南下途中奉命开往东北。在鞍山、辽阳扩建两个团后，1946年初到达北满合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1师，担任剿匪任务。后参加三下江南作战，十纵成立后改编为28师，师长贺庆积，政委晏福生。

29师：原东满独立3师改编。1947年2月以吉北军分区的三个县保安团加上长春县公安大队为基础，扩编成三个团，组建独立3师。师长曹里槐，政委伍晋南。经过配合主力作战和剿匪战斗，十纵成立后改编为29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卓雄。该师大部分为东北参军战士，朝鲜人占15％，俘虏占30％。该师有朝气，战斗力进步快，能打运动战。

30师：原东满军区独立师改编。东满独立师是1946年初由延边朝鲜群众和吉林东边几个县武装扩建而成的，师长由东满军区副司令赖传珠兼任，政委由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兼任。十纵成立后改编为30师，师长方强，政委孔石泉。该师朝鲜族、翻身农民、解放战士各占1/3。部队年轻有朝气，吃苦精神很好，接受新事物快，战斗情绪高。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完成第一步整编建军任务后，补充了老骨干的五个纵队，新组建了七、八、九、十四个纵队。阵容大为加强。1947年8月18日，林彪、罗荣桓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现已编成9个纵队（内热河、冀东各1个纵队缺1个师），外有6个独立师（内东北3个步师、1个骑兵师，热河2个步师），共32个师。最大的师11 000人，小的5 000人，半数的师人数为六七千人，约计22万人。军区地方武装及后勤约计22万人。

二、东北各军区于秋季完成38个独立团（2 000人以上），除秋冬两季作战伤亡准备补充46 000人以外，明年春季开始可能完成11个纵队编成（充实35 000人），可能达到40万野战军。并继续发展地方武装15万人，明年春季又可能成立第二批独立团。这一建军任务使我们最感困难的是东北目前财政还未完全统一，明年春季要解决100万人（包括党政军）的供给恐怕有些来不及。

三、经过50天夏季攻势作战，特别是四平战役伤亡3万多人。四平战役伤亡很大，占其一半，连营两级干部伤亡很大，一、六纵队几占半数。8月10日前新兵可以全部补齐，经过一个半月整训后，一、六纵队（主力）战斗力还不可能完全恢复。估计下一次出动作战最早在9月底。

1947年9月，东北我军如期发起秋季攻势，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我军，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我军解放城镇日益增多，要求我军进一步扩编发展。12月中旬东北局举行会议，定下1948年组建60万正规军的建军方针。18日，东北局将这个精神通报中央和东北各部队和地方党委，电报内容是：

一、野战军组成40个步兵师，48万人，12或13个纵队部；12个炮兵团，5个工兵团，2个骑兵师。东满、南满、辽吉、冀察热辽等军区的地方新的独立师、基干团在外。

二、北满已组成的40个独立团以25个团补足现有的一、二、六、七、十五个纵队、18个师之额数，以15个团重新组成5个步兵师，并再成立一个或两个纵队司令部。这样北满将于明年5月间充实到7个纵队、23个步兵师及1个骑兵师。

三、南满应于明年2月前组成的独立团，将现有的两个纵队6个师补充足额（每师12 000人）外，并将现有的3个独立师补充足额。或者以这三个足额的独立师再成立一个新的纵队，或者三、四两个纵队各辖4个师，另留1个独立师作为地方性使用。

四、冀察热辽应于明年2月以前组成的独立团，将现有的八、九两个纵队6个师补充足额外，并以现有的四个独立师为基础补充足额并成立第三个纵队。

……

九、为完成上述计划，必须前后方协力解决所需的武器问题。除后方加强军工生产外，必须消灭各野战兵团不注意收集缴获的武器，不严密打扫战场，不爱惜武器把武器到处乱丢，或私自埋藏任其腐蚀等严重现象。要把这种情形看成是建军的严重障碍，必须做到一切缴获武器除补充自己外，不论好坏，分类清查，交总后勤部保存或运后方修理。这点各纵队党委应召集会议专门讨论，打通思想和执行纪律。

十、为加强解放军战斗力，必须消灭军队组织上头重脚轻，前小后大的现象（二纵直属队及后方5 000多人，解放团还在外；三纵后方更大）。除已开始整编精简东北局、东总一级机关外，必须彻底精简各纵、师的后方机关及人员，消灭到处摆摊子，浪费人力的情形。各纵队党委应负责保证总部所发编制表之严格执行，定出有效的具体办法，整顿各纵队的后方。师的后方一律取消，并入纵队。前方则应大大精减警卫员、事务人员，大大增加步枪的数目（5师5 900多人，只有2 600多支步枪；21师8 200多人，只有1 900支步枪），以加强突击力。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原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机关改为军区兼野战军领率机关。林彪任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任第一副政委，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陈云、李富春任副政委，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从1947年开始的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的领导人根据既定的建军计划，又开始了新的建军和补充主力部队的工作。大批训练好的二线兵团被编入主力纵队，1948年2月，又以9个独立师编成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三个纵队。

第五纵队：1948年2月以南满的三个独立师改编组建。司令员万毅，政委刘兴元。下辖13、14、15师。

13师：原南满独立1师的基础。1945年11月山东军区胶东部队进入东北，在安东地区扩军，编成安东保安总队。后与辽南军分区合编为辽南独立师，1947年8月改为南满独立1师，五纵成立后改编为13师。师长徐国夫，政委丁国钰。全师老骨干很少，70％为东北参军成分，25％为解放战士，共1万人。该师作战有突击性，有朝气，作战动作猛，有游击战经验。

14师：原南满独立2师的基础。1945年底冀东部队一批干部到通化发展，建起一个独立团。尔后胶东军区一个团进驻通化，与独立团合并成立通化支队，坚持敌后斗争。后改名为杨靖宇支队，发展到1万人，1946年7月改称独立2师，归辽宁军区指挥。五纵成立后改为14师，师长彭龙飞，政委谭文邦。游击战经验多，有朝气，有猛冲精神。

15师：原南满独立3师的基础。原安东军区的保安部队，1947年10月编为辽东独立3师，归安东军区建制。五纵成立后编为15师，共9 000多人。师长胡继成，政委何善远。该部队原系地方武装，战斗历史不长，善于行军和游击战。

第十一纵队：1948年3月以冀察热辽军区三个独立师改编组建。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下辖31、32、33师。

31师：原冀察热辽独立1师的基础。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分区一个团、冀东一个团进入东北，在锦州、北票地区发展一批工人参军，回到热河后组建独立17旅，1947年8月改编为独立1师，十一纵成立后改为31师。师长欧致富，政委谢镗忠。该师战士大部分为热河人，作战顽强，有朝气。

32师：原冀察热辽独立2师的基础。原属晋察冀部队，经过调整和补充新兵后归入冀察热辽军区建制，1947年10月组建为独立2师。十一纵成立后改为32师。师长李光辉，政委刘禄长。32师长期在当地坚持斗争，游击战、山地战均富有经验。

33师：原冀察热辽独立3师的基础。1947年10月以军区下属分区地方兵团组成独立3师，十一纵成立后改编为33师。师长周仁杰，政委钟文法。该师连以下干部战士绝大多数为抗战后入伍，在热河地区坚持斗争。部队战斗情绪高，能吃苦。

第十二纵队：1948年3月以北满三个独立师及松江军区机关抽调一部分人员组成。司令员钟伟，政委袁升平。下辖34、35、36师。

34师：原东北民主联军独立2师的基础。1945年底，温玉成率华中两个团（班以上）的干部来东北，编入松江军区，扩编为三个团，1946年底组成独立2师，配合主力参加三下江南战斗。成立十二纵后，改编为34师。师长温玉成，政委谭友林。该师有朝气，战斗力进步很快，战斗作风顽强。

35师：原东北民主联军独立4师的基础。1945年底山东北海军分区的一个团来东北，在安东组建辽东军区第二支队。后转入北满归松江军区建制。1946年10月编为独立4师，参加三下江南战斗。成立十二纵后，改编为35师。师长王奎先，政委粟在山。该师战斗顽强，进步快。

36师：原东北民主联军独立5师的基础。1945年底，进驻哈尔滨的部队撤到西满，扩编为嫩江军区武装。1947年9月军区以两个警卫团、一个保安团加上1 700名龙江新兵，组建独立5师。十二纵成立后改为36师。师长沈启贤，政委王建中。[11]

在上述独立师改编纳入3个纵队后，东北野战军又以二线兵团和地方部队组建了11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分属北满、南满和东满各军区。冀察热辽军区又组建了5个独立师，加上各军分区直属机关和部队、炮兵、第二期组建的二线兵团86个独立团，东北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4月总计为98.8万人。这支迅速建成的强大军队，对国民党军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使东北局势的发展不可逆转地朝着全面解放的道路前进。

[1]　孙宅巍：《蒋介石的宠将陈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3]　何家骅：《国民党怎样失去大陆》。载《明报月刊》1989年第11期。

[4]　《东总夏季战役汇报记录》。

[5]　《东总夏季战役汇报记录》。

[6]　1946年9月23日《群众》第4期。

[7]　东总《阵中日记》。

[8]　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9]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

[10]　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11]　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第34章　秋季攻势——全线出击

毛泽东指示东北出击——辽西三战三捷——远程奔袭抓住敌人——华北敌军来增援——杜家窝棚遭遇战——攻克朝阳、德惠——大意轻敌要吃亏——“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1947年8月陈诚到东北上任，正是我军结束了夏季攻势，处于休整和建军时期，形势显得相对平静。陈诚也没闲着，在大刀阔斧整军的同时，他积极调兵遣将，准备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他的目标是在6个月内恢复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优势，收复一切失地。陈诚认为：过去杜聿明的失误是没有把北宁路锦州到沈阳段以西的我军彻底肃清，以致关内关外的联系经常有被切断的危险。为此，他将刚从苏北调来的王铁汉的49军和华北抽出的第43师投入到热河东部地区，命令他们在短期内将北宁路沿线活动的我军扫荡干净。在中长线上，陈诚将过去的“全面防御”改为“机动防御”，有计划地收缩兵力，保卫重点城市。总之，他的战略方针是“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郑洞国等将领也认为，陈诚的部署从理论上说是合理的。[1]

陈诚的举动，瞒不过毛泽东。8月下旬，东北我军完成了休整补充，并组建起新的主力纵队。林彪、罗荣桓致电毛泽东，报告他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8月29日毛泽东复电：“一、计划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三、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路或山沈路，由你们酌定。”三天后，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向各分局下达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作战方针是“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2]

接到中央指示，林彪、罗荣桓决心于9月下旬发动秋季攻势。首先以冀热辽军区主力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北宁线进攻，切断关内和关外的联系，乘国民党军主力向西增援，出动南满和北满的6个主力纵队沿中长铁路出击，在长春与四平之间寻机歼敌。为了贯彻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加强作战指挥，决定成立两个前线指挥所：由辽东军区组成第一前线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委，统一指挥南满的三纵、四纵和三个独立师。由冀热辽军区组成第二前线指挥所，程子华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统一指挥八纵、九纵和北宁线作战部队。

9月6日，国民党军三个师由绥中、兴城、锦西分三路向我冀热辽部队集结地建昌进攻，以维护锦州至山海关铁路的畅通。程子华、黄克诚原计划指挥部队大破北宁路，得到国民党军出动的消息，临时改变计划，命令八纵、九纵迅速出发，集中兵力寻找战机，争取歼灭来犯之敌。

黄永胜指挥的第八纵队，是冀热辽军区地方部队组建起来的新纵队。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拉起队伍上井冈山，黄永胜是其中一员。后来他长期在林彪部下，长征时任红一军团2师师长。抗战时他任教导2旅旅长，到晋察冀军区工作。1945年10月他奉命带领教导旅出发去东北，到承德被留下来开辟根据地。当时大家都想去东北，承德只是被当做一个中转站，干部战士都不安心，组织机构也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结果到1946年9月国民党13军进攻承德，我军无法实行顽强的抵抗，被迫放弃了承德、赤峰。仗没打好，冀热辽的干部心里都很窝火。当他们划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挥，参加东北战斗后，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这是编成纵队后的第一仗，大家都决心打好，给关外的同志们看看。

但是八纵、九纵的武器装备与关外的纵队相比，是差得远了。武器不要说，连队里有1/3的战士没有鞋穿，是光着脚行军作战的。但是这并没有降低大家的战斗热情。八纵接到前线指挥所的命令，迅速从建昌出发，向锦西西北山区的新台边门、梨树沟门地区前进，准备在那里迎击国民党军。

1947年9月13日夜里，当八纵24师到达梨树沟门时，与国民党军遭遇了。侦察部队跑回来说是敌人的“花子队”（地方武装），不过2 000来人。我军24师有3个团，还有22师的1个团配合战斗，24师师长丁盛以为四个团打这点敌人是没有问题的。谁知打起来才知道他们碰上了国民党暂编50师，有3 000多人。开始战斗很不顺利，我军的先头部队几乎被敌人冲散，24师72团在运动中扑了空，22师的66团又走错了路。黑夜中，国民党军也不知我军有多少人，72团和66团听到枪声，不等命令便往梨树沟门跑，终于抓住了敌人，形成了两倍于敌的优势。丁盛命令4个团发起攻击，集中3个团首先消灭了50师的2团，又转过头来集中4个团消灭50师的1团。在我军打击下，敌军大部分被歼灭，跑掉一部分。八纵指挥员还直后悔，要是用两个师来打，一定全歼50师。

国民党军在梨树沟门挨了打，进至新台边门的暂编22师急忙后退，撤到距锦西不远的杨家仗子，杨家仗子是一片山间谷地，日本人在这里开过铝矿，有些坚固的房子可以驻扎部队。为了抓住暂22师，八纵部队以急行军速度猛追，9月15日夜里，八纵23师赶到杨家仗子，截住了敌人。黄永胜得到报告，立即从20里外的后方赶到前线，亲自看地形，下达作战命令，要22师和独立1师火速赶到，围歼敌人。刚刚结束梨树沟门战斗的24师也不顾疲劳赶到，担任打援。

16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我军从三个方向向杨家仗子之敌发起冲锋，战士们抱着炸药包连续爆破，仅半小时就突破敌军的铁丝网，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22师的三个团向铝矿公司以南的毛家屯迂回，切断敌军退路。在我军优势兵力的强大打击下，敌军很快陷入混乱，从杨家仗子向南溃退。由于22师的迂回动作不大，致使敌军一部逃脱。黄昏时战斗结束，八纵又打了一个胜仗。

陈诚在沈阳获悉我军在北宁线大举反击，暂50师和暂22师相继惨败的消息，十分震惊。在军事会议上他提出要驻锦州的49军向杨家仗子进攻，挽回被动局面。郑洞国等将领极力反对，认为锦西地区共产党军队甚多，49军孤军深入是凶多吉少。陈诚当时接受了意见，事后还是觉得北宁路安全事关重大，强行命令49军军长王铁汉率105师向杨家仗子出击。9月19日，王铁汉率49军的79、105师（各欠一个团）4个团、1万多人到达杨家仗子和毛家屯周围约四平方公里的地区集结，准备报复我军。

前线指挥所责成黄永胜负责战斗指挥，并令詹才芳率九纵火速赶来，参与包围和歼灭敌军。王铁汉鉴于暂22师失败的教训，到达杨家仗子后就马上命令构筑工事，防御比上一次大大增强。黄永胜观察敌情之后，决定以八纵22、23、24师和独立1师共4个师10个团的兵力，从北面形成两把尖刀重点突破。九纵则布置在杨家仗子以南和东南的要道上，进行阻击和打援。

9月21日13时，第二次杨家仗子战斗打响。我军仍向上次一样，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的前沿和碉堡进行爆破。但是敌人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封锁，并组织反冲锋。我军第一次进攻进展不大，仅夺取杨家仗子以北和东北的几块阵地。夜晚，天下起大雨，战士们浑身上下被淋得透湿。纵队首长没有迟疑，下令各师发起第二次进攻。23师70团负责主攻松树山敌79师阵地，团长以3营为第一梯队，3营也采用“三三制”战术，以9连主攻。9连连长李孟飞带领一个尖刀排向敌军小山头阵地运动，团里集中全部火力，8挺重机枪、12挺轻机枪、2门迫击炮、5门六零炮进行支援。9连以班为战斗队形，迅速接近敌军阵地。敌人的哨兵发现后，马上向后跑，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封锁前进道路。李连长看了一下地形，马上下令2排迂回，3排掩护，他带领1排从正面往上冲。敌人的火力稍一停顿，连长就喊：“敌人动摇了，快点冲呀！”有个战士还趴在地上打枪，连长喊道：“你再打枪我揍了你，快上，你上得越快敌人越打不着你！”连长将队伍疏散成“三三制”队形，前边一个班，后边两个班，从两边往上冲。敌人发现了李连长，集中火力向他射击，李连长左右运动，一边打滚一边前进，就是不停下来。敌人看到我军如此英勇，终于顶不住了，丢弃阵地向山后跑去。9连攻占山头，只用了20多分钟。[3]

敌军被压缩在杨家仗子和毛家屯两个村子内，王铁汉倚仗部队的强大火力，组织顽强抵抗和反冲锋。他命令下属：“共军攻击时前面的人总是很少的，我们的对策是将他们放进来，消灭在阵地前面。”49军有不少是两广的老兵油子，战斗力是不次于13军的。我军每占领一个据点，敌人马上就来个反冲锋。战斗形成了拉锯状态。王铁汉不断向陈诚呼救，要求“无论如何，援军要于22日在杨家仗子会师”。

当我八纵向杨家仗子之敌发起攻击后，陈诚命令锦州守备的全部主力部队——49军的26师、暂编第60师及暂编18师、22师各一个团由锦州、锦西紧急增援。八纵24师和九纵26师将增援敌军阻挡在虹螺岘、连山、五岭山一线，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敌军暂编22师向我26师阵地连续进行十多次冲锋，在五岭山的76团一个班顶住了敌军14次进攻，全班只剩下3个人。

战斗到了关键时刻，杨家仗子的敌军还在负隅顽抗，外围与敌人的援军也在激战之中。我军的战士在雨中战斗了一整天，粮食已经吃光了。这里地贫人稀，没处去找粮食，战士们饿得到山间地里挖红薯、掰生玉米吃。是打到底还是撤，黄永胜等领导人很难下决心。经过研究商量，指挥员们认为：战斗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敌人也快要坚持不住了，我们决心打到底。[4]

9月22日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中午，黄永胜下了死命令：“现在战斗已进至胜败关键，决心于黄昏前解决战斗。各部队按前号令执行，完不成任务者，按级执行军纪！”他下令各师将预备队投入战斗，进行第三次总攻击。全纵队集中所有火力，实施勇猛冲击。王铁汉终于丧失了斗志，黄昏时下令各部分散突围。他自己带领卫队先逃跑了。

敌军溃退之时，天又下起了暴雨。八纵的干部战士也都又累又饿，有的连队到房子里躲雨。22师首长见敌军溃散，命令各团不要怕疲劳，抓住时机猛追。64、65团坚决执行命令，地上到处是敌人丢弃的枪支物品，有的战士弯腰去拾，被连长严厉制止。谁也不许捡东西，不能给逃跑的敌人喘息机会。22师不怕打乱建制，有的失去联络也不等待，战士、炊事员、马夫都投入了追击，没有鞋穿的战士光着脚追了十几里地。数千敌军在我军前堵后追下，完全丧失战斗力，纷纷缴枪投降。64团的一个担架员马田，在抬伤员的途中遇到敌人溃兵。他机智地藏起伤员，冲上去喊交枪。敌人慌乱之中也不知有多少人，乖乖地把枪交了。马田用这支枪连捉5个敌人，其中还有一个骑马的营长。这说明：敌军溃退的时候，是扩大战果的最好时机。22师在追击中大大尝到了甜头，缴获空前。而独立1师正在敌军退路上，由于师团干部落在后面，连排干部也不知应当追多远，追了一阵就停下来，本应缴获最多而实际最少。师里总结经验时后悔不迭，表示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再疲劳也要追到底。[5]

第二次杨仗子战斗结束后，八纵、九纵又打扫了一天战场，从梨树沟门战斗开始，我军三战三捷，共歼灭国民党49军军部和79、105师的四个团、暂50师两个团、暂22师、暂60师、暂18师各一部，总共12 000多人。缴获的武器足够装备两个整编团，各种物资就更多，使装备落后的八纵、九纵大大改善了条件。这是冀热辽部队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受到东总的嘉奖。战斗结束后，八纵、九纵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于9月28日到30日彻底破坏了锦州到山海关的铁路线，遵照林彪的电令，“采取铁路大翻身破坏法，将枕木电杆烧掉，水塔车站破坏”，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关内与关外的联系。[6]

八纵、九纵在锦西地区的三次作战，提前拉开了东北我军秋季攻势的序幕。陈诚听说锦州告急，命令驻铁岭的新6军两个主力师乘火车增援锦州，同时请求华北的傅作义派兵北上增援。陈诚的这一通调遣，造成了中长铁路国民党军的兵力空虚，为我军创造了机会。9月26日，林彪、刘亚楼命令东北各纵队发起秋季攻势。指示“作战方针是轻装奔袭手段，分兵同时包围，一面准备攻城，一面准备打援”。[7]作战方法是“我军须分散兵力，将一切分散的敌人截断包围后，依情况逐一歼灭之。如发现有孤立的敌人，应自动将其包围，对各处被包围之敌不要同时进行攻击，以免打成对峙；而应集中主力分先后各个击破。对欲攻击之敌，均应进行充分准备，严格执行四快一慢的原则，不应仓促地打，发现敌增援时则先行打援”[8]。并规定了各纵队的行军方向和进攻目标。

双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顿时忙碌起来，林彪一天发出十几道命令，各部队迅速出发，奔向作战地点。南满的三纵一马当先，从辽源出发到西丰附近集结。8师在钓鱼台地区集结时被敌人发现，过早暴露目标，西丰、莲花街和叶赫的国民党军相继撤退。林彪命令三纵追击敌人，并命令其他纵队提前一天进入战斗。

30日三纵的7、9师以急行军速度冒雨前进，一路避开村庄，严密封锁消息，昼夜兼程200多里，于10月1日上午在威远堡围住了国民党53军的116师主力。稍事休息和准备，午后对外围据点开始发起进攻。2日早晨，7师19团在炮火掩护下攻占威远堡的制高点天王山，随后7师、9师向敌军发起全面攻击。116师慌乱起来，开始向开原方向突围，半路上被9师25团截住，几千人当了俘虏。与此同时，三纵8师尾随西丰溃退之敌，将其歼灭于拐磨子；四纵10师和12师也先后消灭了八棵树、貂皮屯的两个团敌人。三天之内，三纵和四纵共歼敌8 000多人，直逼开原、铁岭。

国民党军队遭受打击后，迅速收缩在铁岭、开原、四平等几个城市内。开原有敌人4个团，战斗力较弱，林彪指示第二前线指挥所的萧劲光、萧华指挥三纵、四纵拿下开原，令一纵、二纵阻击四平增援之敌。不料情况发生变化，新6军主力突然返回铁岭，辽吉一分区地方武装未能完成破路计划（实际上指望他们挡住新6军也是不现实的），我军又没有完成进攻准备，林彪遂决定放弃进攻开原，转而破坏中长铁路。邓华的七纵仍按计划发起进攻彰武战斗，于10月7日攻占该城，歼灭守敌暂57师的一个团。

打了几天的仗，林彪觉得没有达到大量歼灭敌军的预定目的。主要是敌人逃得太快，原来的“四快一慢”战术不适应这些新情况。10月5日他发电报给各纵队说：“经数日战斗，除53军4个团被我全歼外，其他散居各地保安队及营以下之正规军，大部逃走或全部逃走。根据以上事实，今后战斗作风与战术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敌之地方部队皆丧失顽抗的信心，因此奔袭发起点应在80里至100里以外，且不可过早进入与长时间停止于该地点。二、对上述敌人须使用优势兵力（四倍左右），采取有重点的四面包围，并须先切断其退路，在我迂回部队尚未打响时，正面部队注意隐蔽。如已被敌发觉，则应猛冲猛打。三、遇敌少数游击队应迅速猛打猛追，以免其逃掉。四、遇敌正规军主力撤退时，应迅速猛打，以抓住和歼灭该敌，以免其逃掉。”[9]

林彪电报中讲了八条，一个主要精神就是要尽可能抓住敌人，不要让敌人逃掉。但是我军全靠两条腿行军，在东北大平原上要想隐蔽行动，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国民党军也比以前狡猾多了，他们早已失去了从前的骄横，看到形势不好，坐上汽车就跑。所以我军跑来跑去，想打大歼灭战的计划很难实现。

陈诚在辽西吃了亏，向南京告急。蒋介石对东北局势也很担心，于10月8日匆匆飞到沈阳，开了半天会。陈诚汇报了情况后，蒋介石提出了“巩固沈阳及其与关内的交通联系，加强沈阳以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以求确保”的方针，命令新6军回到铁岭。同时应陈诚的请求，将华北的92军24师、94军43师、13军54师、暂3军的10、11师和骑兵4师共6个师兵力支援东北。开完会后，蒋介石马上飞往北平，催傅作义派兵北上增援。

华北国民党军在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下，开始沿北宁路向东北增援。他吸取了王铁汉的教训，不分散兵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虽然前进得慢些，但始终不让我军抓住他的弱点。这样八纵、九纵就没有好仗可打，10月中旬，华北敌军前进到阜新，与东北国民党军会合，重新打通了北宁线。

辽西没有机会，林彪将作战重心转到四平以北地区。他命令一、二、三、四、六5个纵队在中长铁路四平至长春区间活动，引敌出洞或围城打援，希望能将新1军引出来，在运动战中予以打击。同时命令七、八、九纵在辽西继续寻找机会，打击华北增援之敌。

说话间北满天气已渐寒冷，一、二纵为了补充棉衣，暂缓几天出动。辽西就先行动起来。10月9日，七纵主力一天强行军150里，奔袭新立屯。守敌暂57师还没来得及准备，七纵就于10日发起攻击。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占领了新立屯，歼灭57师两个团及部分保安队。打了个漂亮仗。17日，七纵又攻克阜新，歼灭暂51师师部和一个团。正向沈阳前进的华北敌军侧面受到威胁，便调转头来进攻七纵。七纵19师在彰武西北的杜家窝棚，突然与国民党军195师的两个团遭遇。由于敌军以坦克和装甲车在前面冲锋，正面迎敌的1团1营自行放弃阵地向后撤退。后面的3团以为是全师撤退，也跟着撤。敌军乘虚冲到师部门前，打乱了我军师部与各团的联系。1团的2营和3营就地顽强抵抗，2团也迅速发起反击，伤亡就很小。3团在撤退时掌握不住部队，伤亡200多人。在这种不利情况下，19师只好撤出战斗。这对七纵是很深刻的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敌，在遭遇突然情况时，一定要有应急的措施。事后，师部向纵队首长和总部写了报告，总结了经验教训。[10]

在七纵连续作战的同时，八纵与九纵相互配合，进攻朝阳。根据前线指挥所的部署，八纵打援，九纵攻城，独立3师在北票方向策应。朝阳有敌暂50师等4 000多人据守。九纵于20日出发奔袭，途中27师遇见小股敌人，耽误了时间，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朝阳城外2 000多国民党骑兵乘机逃跑。21日夜里九纵开始攻城，因时间仓促，前进道路没有侦察清楚，结果打起来各部不能协同，当夜的进攻没有成功。九纵司令员詹才芳召集师、团首长研究情况，现地侦察，迅速定下了突破口。22日晚间再次发起进攻。第一梯队的78团2营攻击受到敌军火力封锁，没有成功，指挥员很机智，仍集中火力进行佯攻，而派3名战士到另一地点将铁丝网破坏，工兵抱着炸药连续爆破，把城墙轰开一个口子。一点突破后，二、三梯队迅速跟进，20分钟就冲进去5个营。敌军防线顿时混乱起来，我军猛冲猛打，将守敌2 000多人全部消灭，到战斗结束，只用了6个小时。这是九纵组建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当我军猛攻朝阳时，华北国民党军侯镜如指挥92军21和43师由新立屯急速回援朝阳，企图解围。10月28日到达义县。程子华、黄克诚在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集中八、九纵队和其他部队共8个师，在义县以西的九关台门、代官堡地区布下口袋，准备围歼敌人。国民党军非常谨慎，侦察兵与部队拉开二里的距离，确保部队安全，到宿营地后不顾疲劳，立即构筑工事、控制制高点、部署好火力，随时准备应付我军的进攻。31日我军与敌人开始交火，8个师从四面八方向敌军阵地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金凤山高地是敌人的主要制高点，有两个营把守。我军的3个师从几面突击，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占领金凤山。11月1日上午，敌人的阵线崩溃，分头向东突围。我军不等待命令，便转入多路追击。骑兵师的快速冲锋使敌军遭受很大伤亡，战斗到2日结束，我军共歼敌6 000多人。至此，辽西的作战基本结束。[11]

10月16日，北满我军主力开始行动。六纵向吉林市周围的口前、桦皮厂、江密峰等地发起进攻，守敌望风而逃。独立4师包围九台，因封锁不严，敌军突围。独立5师则一举攻占农安，消灭敌人地方武装700多人。随后，他们转向德惠，配合十纵30师进攻。我军去年三下江南时曾在德惠打过一场恶战。现在德惠守敌是暂53师的一个团和部分保安队。兵力弱士气低。但是前沿壕沟地堡密布，还能顽抗一阵。19日夜里我军各部队冒雨强行军100多里，首先占领饮马河大桥，切断敌军退路。30师师长方强并没有急于进攻，他们仔细侦察了地形，研究好战术配合，配备好火力，经过充分准备，20日下午，炮兵在200米的近距离内向德惠守敌进行抵近射击，很快轰开一个突破口，攻击部队迅速出击，从两个方向冲进城里。仅用两个小时，就全歼德惠守敌，占领了这座重要城市。

四纵在向抚顺外围的营盘村进攻时，却很不顺利。当时那里只有不到一个团的敌军，属207师1团。我们以为那里不是敌军重点防御区，可能一打就跑。没想到敌军进行了顽强抵抗。10月18日，四纵扫清外围之后，由10师的28团和12师的36团担任主攻营盘的任务。当时以为村里只有少数残敌，部队未经准备，也没等炮兵来到，便于夜间发起进攻。28团的两个连冲到外壕沟的边上，才发现有壕沟，跳下沟又发现有铁丝网，因为没带炸药，只好后撤。敌军集中六零炮向壕沟里打，造成我军伤亡近半，只好撤离。

19日晚36团再次发起攻击。这次团里集中2门山炮、2门迫击炮和3门六零炮、6挺重机枪、12挺轻机枪，强大的火力一齐开火，完全压倒了敌人。突击队3营8连只用几分钟就突了进去，炸毁敌军核心地堡。敌人纷纷向街里逃跑，一营马上跟进，连续占领了几个大院，俘虏了近400敌人。这时，干部战士以为战斗结束，便从工事里跑出来，押俘虏，看热闹，又喊又叫，村里的敌人集中炮火突然射击，我军伤亡100余人，跑掉了100多俘虏。这次攻击又失利，36团伤亡较大，只好整理队伍，明天再攻。

20日上午，四纵正准备再次进攻，抚顺方向的敌军14师、195师在飞机掩护下前来解围，突破了我军章党方向的防线。面临不利的局面，四纵首长决定撤出战斗。

营盘战斗我军无论是人数还是武器都占绝对优势，但是却没拿下来，主要是轻敌，没有集中火力猛攻一点。在消灭一部分敌人后就胜利冲昏头脑，放弃连续进攻，以致先胜后败，这些教训是很深刻的。[12]

在秋季攻势中，一纵、二纵这两大主力一直没捞着大仗打。原来林彪打了埋伏，想把新1军引出来在运动中消灭。所以他命令六纵猛攻吉林外围，让一纵和二纵守在中长路长春和四平之间。如果新1军从四平出援，就发动一个大战役，让一纵和二纵吃掉它。10月28日，陈诚命令新1军从四平回援长春，11月2日，二纵在范家屯附近的季家堡子抓住了新1军的150团，当时是遭遇战，二纵前卫部队抓到俘虏后问明情况，纵队首长立即下令向敌猛攻，各部队干部迅速查明地形，组织火力，接通电话，很快完成战斗准备。我军炮火刚一射击，敌人就动摇起来。预定进攻时间还没到，各部队就分头冲了上去，仅用3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但是新1军其他部队调动很快，还没等我军抓住，他们就已跑进长春了。

到11月9日，秋季攻势已经打了近50天，新1军回到长春，新6军收缩在铁岭，我军已没有什么好机会可以歼敌，林彪下令结束了秋季攻势。

1947年的秋季攻势，东北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9 000人，收复或一度攻克城市15座，切断了北宁和中长铁路长春到四平段的交通，迫使国民党军队收缩在北宁和中长铁路沿线的20多个大、中城市里，粮食、燃料和兵源都成了问题，陷入更被动的局面。尽管华北抽出6个师增援，除被我军消灭一部分外，也没有帮陈诚什么忙。如果说夏季攻势中国民党军与我军还互有攻守，秋季攻势国民党军则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表现出陈诚的指挥无方和优柔寡断，使东北国民党军将领更为失望，士气越来越低。陈诚上任时发出的“六个月内收复失地”和打通中长线的豪言壮语，像肥皂泡一样吹破了。沈阳老百姓讽刺地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1]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3]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两次杨仗子战斗资料汇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4]　1947年10月10日八纵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报告。

[5]　《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两次杨仗子战斗资料汇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6]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7]　同上，第377页。

[8]　同上，第380页。

[9]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03页。

[10]　19师杜家窝棚遭遇战经验总结，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1]　中南军区司令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第35章　军工创业记

没枪没炮怎么打仗——百万吨粮食出口之谜——金日成伸出援助之手——何长工软硬兼施搞武器——创建珲春军工基地——东北局军工会议——团结日本技术人员——大连“建新公司”——东北军工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读者一定还记得本书前面讲过的，当我们的十万大军在1945年秋季匆匆赶到东北时，面临的是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况。天已转冷，关内来的老部队还穿着单衣，瑟瑟发抖。武器弹药就更成问题，“老兵老枪，新兵新枪”，招收的新兵一见国民党来，就哗变叛乱，新枪成了土匪手里的武器，用来对付我们。当时可真是困难极了，任你有天大的本事，没枪没炮没子弹还怎么打仗？

可是到了1947年底，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折。我军全线出击，几十万大军在中长铁路沿线四处打击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和机枪扫射打得国民党军抬不起头来。他们觉得很奇怪，共军哪儿来的这么多弹药？他们看到的共军也不是从前穿得破破烂烂的“土八路”，而是穿着新棉袄，戴着大皮帽的威风凛凛的正规军。

两年之间的这个巨变，是我们军工战线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当我们注视着前方战场的激烈战斗时，也不要忘记军工战线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在轰鸣的机器旁和炼钢炉前为前方赶制炮弹、子弹和手榴弹，并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方。

后勤是一条广阔的战线，战争机器需要四方的支援和供应，才能正常运转。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向读者详细介绍那些为前线征集粮食、草料的人，那些用火车、汽车、马车昼夜为前方输送物资又运回伤员的人，那些带领民夫跟随大军南征北战的人，那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那些勤俭持家的财经工作人员。我们介绍的是在后方白手起家，办起军工厂，为前方制造弹药的人们。

1945年秋季进军东北时，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就考虑到接收东北后的建设问题。当时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搞后勤和军工生产的干部奔赴东北，由东北局负责分配工作。不料到达沈阳后，苏军对我党的态度相当恶劣，什么武器和物资都不肯给。我们的同志只好“钻空子”，到处找工厂和仓库，抓一把算一把。就这样从沈阳运出一批旧机器、无缝钢管等原材料，用车拉着向南满转移。

1946年的上半年是在大动荡中渡过的。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当时后方机关今天转移到这里，明天又转移到那里，根本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生产基地。四平保卫战时，我军的武器主要是靠刚到东北时收缴的一些日伪军装备，弹药是有限的，打一点就少一点。四平之战后，我军退过松花江，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如果再得不到大批的武器和弹药，战争几乎是无法再打下去了。

武器从哪里来呢？一条是到北满各地去找，像朱瑞同志领导的炮兵那样，漫山遍野去寻找日军遗弃的弹药和装备。许多部队都这样做了，当然也有一定收获。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求，东总考虑的结果，只有向苏联方面去买。

苏军撤离东北时，拉走了大批日军武器。这些武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堆废铁，毫无用处。当时一部分留在朝鲜，一部分放在满洲里中苏边境。我方得到这些信息，便想方设法与苏军联系。但是苏联的“国际主义”向来不是无偿的，你总得让他们得到相当的好处，他们才肯“支援”你。

王首道回忆：“1946年苏联因春旱秋涝谷物歉收，需要进口粮食。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于1946年8月、10月两次同苏联远东公司驻哈尔滨代表波依克商谈，要求进行贸易，但都遭到拒绝。于是在11月派刘亚楼赴苏联直接与苏联政府外贸部门负责人面洽，苏方始同意谈判。他们先提出要粮15万吨，后又一下子增加到100万吨；我方代表叶季壮开始只答应给50万吨，以后苏方要得越来越多，直至要求每月运交30万吨。经过多次谈判，才达成每年出口100万吨的协定。对于这笔巨额的贸易，有些同志有不同的议论，但东北局的领导彭真、陈云等一直积极支持。当时苏方用‘秋林公司’，我方用‘东兴公司’的名义进行贸易。由于缺乏各方面的准备和经验，早期的对外贸易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运输，一下子集中和调运这么多的粮食，简直难以想象。因此，运粮的问题曾被列为全区第一位的中心工作，东北局为此专门讨论了4个钟头，确定由吕正操负责解决，并要求在1946年12月份突击修复280台机车。还要组织大批干部、工人从事粮食的集中、保管和装卸，这个工作由李立三、刘向三负责。至于具体的收购、调运工作，各级地方政府都安排有专人负责。各省、县、区都成立了购粮委员会，各省委并为此发出紧急指示，如合江省委在指示中明确指出：‘购粮任务之能否完成，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由于上下一致同心协力，这项外贸任务终于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出口粮食和肉类换回食盐、布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使东、西、北满各根据地的军需供应有了保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在开展外贸工作方面，始终得到陈云的热情关怀和支持。如他到大连、图们和朝鲜了解情况后，在准备和萧华赴南满的前一天，即1946年11月20日，曾亲笔写信给我、叶季壮和邵天同志，对于用5 000吨麦、2 000吨肉类向苏军管理的大连换取食盐、火车零件等问题，作了详细而明确的指示。”[1]

读了上边一大段回忆，使人产生了几个问题：既然是苏联缺粮，我们主动卖给他，为什么他还拒绝？外贸问题为什么要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出面谈判？为什么与苏联的贸易会成为“对我解放区之成败有直接重大影响”的问题？1962年12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四野战史审查讨论会，许多四野的老首长到会发言。其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的发言特别重要，在谈到解放战争中的中苏关系时，他说：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

刘亚楼的话，为我们解开了疑问。1946年的下半年，是东北我军最艰难的时期。当时国民党军打到松花江边，随时可能攻入北满，东北局和林彪当时都作好了放弃哈尔滨到山区打游击的准备。当时我军的武器弹药极度缺乏，急需得到补充。这样就有了与苏方的谈判。但是苏方考虑到与国民党政府有条约，拒绝了我方要求。为此刘亚楼参谋长亲自赴苏，依靠他在苏联多年的经验和关系，达成了以粮食换武器的协定。但是苏方并不是以废铁的价格将武器卖给我方，而是层层加价，这方面我方肯定是吃亏的。但是为了战争，不得不勒紧自己的腰带，用宝贵的粮食去换取武器。没有东北老百姓的支持，没有各级政府同志的努力，就不会有1947年形势的转变。

在东北我军最困难的时期，金日成向我方伸出了援助之手。1946年6月，当国民党军队向南、北满大举进犯时，东北局确定了以朝鲜北部为我军战略后方的应急方针，并派萧劲光和朱理治去平壤与朝鲜政府联系，建立了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办事处以“平壤利民公司”的名义作掩护，由朱理治同志负责，主要从事三项工作：一是做好南满伤病员的撤退、安置和战略物资转移工作；二是借道朝鲜为走廊，沟通南、北满及大连的物资交流，输送人员过境；三是向朝鲜求援和采购作战物资。

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同志回忆：1946年6月，“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南满，我军主动放弃安东、通化时，先后曾有18 000余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了朝鲜境内，有85％的战略物资转移到了鸭绿江以东。这些伤病员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后，中间虽经多次精减，直到安东、通化收复前仍有5 000多人，到1947年6月还有2 000多人留在朝鲜境内。按当时朝鲜北部的条件和处境，这么多伤病员长期分住在老百姓家里，是很不容易的。朝鲜领导人和政府为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

“安东、通化撤退后，我方转移到朝鲜境内的战略物资多达2万多吨。为避免暴露目标，朝方政府动员了大批劳动党员出来肩挑人扛，从江边转移到隐蔽地点存放。安东、通化收复后，这些物资几乎又完整无缺地运回了南满。”

朝鲜同志一方面接待我方人员，帮助我方转移和保管战略物资。更令人感动的是，朝鲜政府主动地支援我方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丁雪松回忆：“过去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跳板，也是日本侵略军的军火库。两年多来，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2 000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向金日成同志提出的12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提出的24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提出的110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600到800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金日成同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答应无偿赠予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不仅东北是如此，华东解放区也曾派人到朝鲜采购大量炸药和军用物资，从海路运到山东半岛，支援华东野战军的作战。

当东北的局势有所好转后，东北局与朝鲜通过贸易方式互通有无，互相支援。朝鲜供应我方的物资除无烟煤、水产品和民用产品外，主要是与军用有关的硫酸、硝酸、甘油炸药和苦味炸药等；东北供应朝鲜的物资主要是粮食、烟煤和民用产品。

在与朝鲜同志交往的过程中，东北局办事处的同志们为朝鲜同志的热情帮助而深受感动。他们回忆：“我方因战争需要有求于朝鲜同志，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一般都给予了圆满解决。正如金日成同志1947年上半年给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一封信中所说，双方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对于我们的事情他总是尽力帮助的。金日成同志另一次在接见我方求援的同志时也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事实也确是如此。”金日成的态度也影响到驻朝的苏军和苏联顾问，他们当时也给予我方不少帮助，给我方解决了不少问题。[2]

1947年底，东北我军转入全面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被压缩在中长线沿途的二十几座大、中城市里。东北大部分地区都在我解放区的控制之下。这时，苏联的态度才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我党我军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开始帮助我方进行解放战争。这年10月东北局召开军工会议，任命何长工任军工部长，负责军工生产。李富春交给何长工一个重要任务：当时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存放着一大批武器，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苏联来说是废铁，却是我军极其需要的。为把这批武器搞到手，东北局曾派李富春、萧劲光等人多次与苏方代表卡瓦洛夫谈判，都遭到拒绝。何长工去与他谈判，开始也谈不通。何长工以硬对硬，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还是不答应。何长工急了，对他说：“你是个保守分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欺负，态度软下来。何长工也软硬兼施，投其所好，搞来一些白酒，找来一些文工团的同志，办了几次舞会。卡瓦洛夫喝够了酒，跳舞跳得很高兴，最后终于同意将这批武器交给我方。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事，说明苏联政府的态度有了转变。但也不可否认，白酒和跳舞也是促成此事的一些不可少的环节。不管怎么说，何长工完成了任务，拉回来一大批枪炮、坦克，在战争中发挥了作用。[3]

在我们的军工企业尚未建立，军工生产还不能满足战争需要的情况下，向各方面搜集武器弹药能解决当时的战争需求。但要来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打一仗就会少一些，要想源源不断地保证武器和弹药供应，配合我军越来越大规模的战争，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我们的军工生产体系来。从我军进入东北那时起，一些同志就已经在艰苦创业了。

1946年的4月间，从梅河口到通化的铁路线上，喘着粗气的火车头拉着一列列满载人员和物资的货车，缓慢地向通化开去，一节铁闷子车厢里坐着一群干部和军人。车厢里堆满了半旧的机器和钢材、无缝钢管等等，说他们是军人，但更像是工人。领头的一个四方脸、浓眉大眼、体格健壮的中年汉子，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后勤部下属的军工部部长韩振纪。

韩振纪是河北高邑人，年轻时考入保定陆军讲武堂学习，后来到孙连仲的第26路军当参谋，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当了红军。1933年入党。他在红军中当过侦察科长、营长、副团长、红军学校教员，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他在115师当过副团长、团政委，后来又把他调到新四军任军工部长。从此，他与军工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胜利时，他是新四军2师参谋长，奉命去东北工作。到了沈阳，东北局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当军工部长，具体的任务是在沈阳、鞍山、本溪一带搜集机器和物资，创建我军自己的军工厂。

万事开头难，当时形势极为动荡，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我军在节节后撤，东北局各机关也是几日一迁。韩振纪带着人到处转，大企业是一片荒凉破败，机器设备几乎都被苏联人当“战利品”拉走了，剩下的也说要让国民党来接收，不许我们拿。我们的人就到小厂子去找，这样找到一些机器和钢材。由于形势变化，东北局决定将通化作为我军在东北的后方基地。这些搞军工的也奉命向通化转移。

韩振纪等人到达通化之前，一些先期到通化的干部已经在那里铺了一个摊子。当时大家的想法不是建立军工生产体系，而是主要搞接收。结果口张得太大，把许多非军工生产部门都接过来了，如林务局、矿务局、发电厂、电灯公司等，造成机关庞大、人员过多。一个材料处就有400多人办公。这根本不符合战争时期的需要，除了收集一些物资，军工生产还没有上马。韩振纪看到这些情况，果断作出决定，凡与军工生产无关的部门，一律脱钩，转交给地方政府管理。有用的机器和生产用的原材料，尽可能装车，向延吉地区转移。

1946年的5月到7月，这些军工干部的生活是在艰难的旅途中度过的。国民党军队大举侵犯南满，我军被迫放弃了通化和丹东。韩振纪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

珲春地处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这里汇合。从长春到这里相当困难，但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通过朝鲜可以沟通与北满的联系。这里有丰富的木材，电力是从朝鲜输送过来的，水力发电成本低廉，可以保证源源不断。这里到苏联边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距图们有150里，隔一座大山，也有公路交通。大家认为这里具备隐蔽的好条件，背靠朝鲜可以购买军工生产所需的化工和机械材料，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我军的军工生产基地。

根据现有的条件和总部的要求，韩振纪等干部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六个厂是东北我军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20多里的一个村镇，有个日本人修建的子弹厂。据说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可达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子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搬迁，所剩无几。我们的人到珲春后，决定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全搬到珲春建厂，搬来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 000万发，还有20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一个月紧张的装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三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韩振纪和大家都十分高兴，准备扩大生产，争取每月完成40万发的生产任务。

手榴弹厂的情况比子弹厂要困难些。刚建厂时连粮食都没有。厂干部到附近农村清算了几个恶霸，筹了一些款，并发动群众帮助厂子解决了粮食问题。在建厂时原打算搞个化学厂，以制造炸药为主。但是只有原料，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员，机械设备的问题一时也解决不了。子弹厂已经开始出成品，化学厂还没个头绪。韩振纪亲自来厂蹲点，决定改为生产手榴弹。他调了几个延安来的干部担任厂子领导，从当地招收了一批工人和学徒。整顿了厂里的工作，建立了一套生产、检验、统计和奖惩的规章制度。这样，从厂长、政委到各股的干部都各司其职，每天的生产情况都有详细的统计。干部亲自下车间组织生产，解决各种问题，情况很快有了起色。生产走上正轨，头一个月就生产出手榴弹35 000个。

手榴弹厂最初的试生产中，使用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生产日式短柄手榴弹。领导上考虑这种手榴弹部队战士用不惯，而改为试制我们自造的长柄手榴弹。大家给它取名叫“七一式”。如何使我们自造的手榴弹具有威力，干部们在野外反复试验。原来每个弹壳里装55克黄色炸药，结果爆炸的碎片大小不匀。他们就改装60克和65克再试验，结果60克炸药的手榴弹爆炸效果最好。大家决定以60克炸药的手榴弹为标准计量，我军自制的手榴弹定了型，也开始了批量生产。

军工生产是技术性要求很强的工作，干部和设备、原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军工基地有很特殊的情况，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这就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问题，我们的干部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甚至比生产本身还多。

机器厂建成后，安装了许多机器。如果充分使用，需要七八百名工人。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上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开始时他们对我党不了解，虽然人是解放了，但思想上并没有当主人翁。因为工资比较低，经常闹情绪，积极性上不来。一个厂子只有五六个政工人员，有些还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年青干部。但是这些同志劲头很足，经常深入工人中和他们一起干，与大家交朋友。在条件不成熟的环境下暂时无法成立工会，干部们就寻找工人中有威望、作风正派的人，培养他们做积极分子，来带动大家。这个办法果然很灵。子弹厂的股长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吃供给制。他说：“我要做主人，不愿做长工。为什么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又在外面呢？我宁愿做小小的掌柜，不愿做长工的头子。”受他的影响，其他几个拿薪金的技工也不要了，大家同甘共苦，全改为供给制。对于震密这样的积极分子，厂长、政委给以信任和支持，他当股长后工作一直很出色，他家是小地主出身，家庭生活是不错的，在厂子搬迁时，他表示可以脱离家庭跟厂子走。

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工人，不可能与共产党员一样要求。有的人尽管有些毛病，但只要大节好，肯积极为我们工作，也要给予信任和重用。机械厂的副厂长刘更新原来是沈阳兵工厂的老工人，日伪时期自己开过小工厂，当过工头。我军进入东北后，他参加了万毅将军的部队，担任修械所所长。调到珲春的机械厂后，对工作热心负责，深入车间亲自动手，管理很严。他带来的十几个人都是他的徒弟，对他绝对服从。刘更新在工人中有威信，缺点是脾气大、好争功，情绪不太稳定。但是这些缺点与他的成绩比起来，显然是优点多于缺点，因而被提拔为副厂长，在生产上发挥了作用。

珲春是朝鲜人居住区，当地多数是朝鲜人，军工厂招工时朝鲜人占了多半。朝鲜工人吃苦耐劳，工作情绪很高。但因语言不通，无法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手榴弹厂的副厂长周洪奎是朝鲜族，伪满时期在图们当过厂长，擅长铸造技术。他当了副厂长后，工作十分积极，与工人一起在车间里翻砂。他铸造手榴弹壳，1 500个里仅有6个废品。在当时设备简陋的条件下，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了。

情况最复杂的是日本技术人员。我们的军工厂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中，日本人担任的工作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子弹厂有20多个日本人，都是熟练工人。制造子弹主要依靠他们。一度制造冲模的日本人闹情绪，模具供不上使用，直接影响到子弹的产量。手榴弹厂有60多名日本人，重要技术岗位几乎都是他们的人。如制造科科长是个资本家，原来在日本本土开工厂。美军炸毁了他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制造技术是内行。科里下属的工作股主管绘图，股长也是个日本青年。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究，过去是制造“毒瓦斯”和“发烟筒”（即烟幕弹）的。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厂部直接领导的研究室，主任是个日本化学博士，伪满时期陆军研究院的研究员，当过军工厂厂长。厂部还有个技师，是个从事炸药生产30年的日本人。本来让他当制造科科长，但他胆子小，推动不了工作，所以调到厂部管技术。此人是个日军中尉，但很忠厚，不滑头，可以在技术上使用他。

这些日本人战败之后，心里是不服气的。由于生活困难，情绪波动很大，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各地遣送日本侨民回国。这些日本人得到消息，就在一起秘密开会，在厂房里写标语：“我们回国，你们回家！”由于语言不通，大道理讲了不少，但收效甚微。我们的干部对这些日本人是不信任的，但是技术上缺了这些人不行。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强迫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每天产量高的就表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装病不上工的就强迫他干，不干也得干。在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思想抬头。这些手段还是有效果的，日本人服从命令的意识较强，说不通就下命令，他们也就不闹事了。[4]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粗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韩振纪领导的珲春基地是规模最大的，在其他地方也陆续建起了若干军工厂。毛泽东对东北的军工生产寄予厚望。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8月29日答复林、罗关于进行秋季攻势的计划时又强调指出：东北我军应在明年开始平绥线作战，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告林彪和东北局：“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5]

毛泽东把东北军工建设提到了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高度，引起东北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从1947年春季“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就已经重视军工生产问题了。罗荣桓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他了解到：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我军的发展，只靠日伪留下的弹药已经远远不够了。部队枪械弹药的补充，除了战场缴获外，一定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东北有工业基础，我军的军工生产也建立了一些工厂。但是这些工厂比较分散，缺乏统一计划，质量也有待提高，为此，必须加强领导。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为了强化军工生产，罗荣桓亲自找伍修权和何长工谈话，委托他们来负责军工生产工作。伍修权、何长工分别到各地调查军工企业的具体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各地军工企业的负责同志都出席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根据东北局军工会议了解的情况和大家的汇报，东北局于11月7日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报告。从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东北军工生产的分布和规模：

军工企业的分布为：

在佳木斯以北之兴山有子弹厂、手榴弹厂及炼钢厂；

鸡西有手榴弹厂、迫击炮弹厂、小机械厂；东安有化学厂、电器材料厂；

珲春有迫击炮弹厂（比较大），图们以北的石岘有手榴弹厂。

齐齐哈尔有六零炮弹厂，

佳木斯有修械厂，

牡丹江有修炮厂，

在哈尔滨用私营工厂组织炮弹生产，

辽东辑安可造手榴弹、九二步兵炮弹，可复装山炮弹。

以上地区共有机床498台，其他机器460台，共958台。辽东最多，有241台；珲春有180台，其他地区较少。

军工系统共有6 490人，其中日本人1 226人，朝鲜人498人。

1947年的生产情况：原计划生产300万个手榴弹，因北满天气造成弹药返潮，秋季作战中大批手榴弹打不响，被退回来。所以限量生产，每月5万个。重点解决防潮问题。

迫击炮弹能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完成掷弹筒弹10万发，掷弹筒300个。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明年生产的基础。

军工会议后，确定的明年生产任务如下：

兴山、鸡西、石岘、辽东四厂生产手榴弹200万个；自制弹头复装子弹2 000万发，自制弹壳300万个；后年达到子弹完全自制。

迫击炮弹50万发，珲春生产36万、鸡西10万、辽东4万。

六零炮弹50万发，齐齐哈尔生产15万、鸡西10万、哈尔滨25万。

鸡西装配掷弹筒弹25万发。

山炮弹40万发，炮兵司令部复装15万、辽东5万、大连制造20万发。

九二步兵炮弹10万发，辽东生产3万、本部生产7万。

炼钢厂1948年要求炼钢500吨，满足兵器和工具需求。化学厂要求生产出无烟火药。

修械厂和修炮厂在完成修理任务同时，试制步枪和九二步兵炮。

为了完成1948年的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6]

这次重要的军工会议，将东北我军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何长工就任军工部长后，立即开始整顿组织、理顺关系。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东北的军工干部来自关内各个“山头”，各干一摊，要铲平“山头”，统一领导，有些同志的职务可能会受影响。好在大家都很顾全大局，不在乎升还是降，不计较官大官小。何长工撤销了原属各军区的军工部，把各纵队的修械厂一律划归军工部管理。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一共设了9个办事处，分别在珲春、兴山、鸡西、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各办事处的负责人基本上就是原来那里的领导人。根据军工会议定下的生产计划，给各办事处进行了生产分工。大家各司其职，有分工有合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

军工生产上了规模，马上就遇到了原材料的困难。何长工组织采购人员到各地购买原料，因战争年代，物价动荡，货币贬值，往往作了预算领出钱来，原材料又涨价了。向苏联订货又不能及时到达，东北局也不能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供应军工生产。何长工学着朱瑞的办法，组织“挖窖”队伍，到处寻找日本人留下的秘密军火仓库。功夫不负有心人，日本人的地下仓库一个个被我们找到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军火保存得非常好，仓库都是钢筋水泥铸成的，存放的武器弹药不靠墙、不沾地，都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挖出的大批武器弹药能用的马上送往前线，其他军用物资由军工部统一分配。“挖窖”解决了当时相当大的困难。[7]

技术人员的问题与原材料的问题同等重要。由于缺乏技术人员，严重制约了军工生产的发展。然而人才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培养出来的。何长工在各地调查时了解到：我们的军工主要靠留用的日本人，由于生活贫困和回国风潮的影响，日本人的情绪很低落，没有积极性。何长工认为：日本人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有的是军国主义分子，过去犯有罪恶。但多数也是普通的技术工人，不应对侵略战争负责。他们一旦觉悟，就会痛恨过去，为我们服务，把技术传授给我们。为了让他们安心军工生产，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甚至给予适当优待，都是必要的。何长工向罗荣桓建议：让日本技术人员帮我们工作两三年，把我们的人教会再走。对他们及其家属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罗荣桓完全赞成，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东北有工厂、有原料，就缺技术人员。有了技术人员，枪炮都可以造。不仅要动员日本技术人员教技术，还要动员他们把日本军队埋藏在地下的枪支弹药都找出来，让那些东西为我们所用。”[8]

后勤司令员黄克诚也考虑到这个问题。当时不仅军工企业需要日本技术人员，野战医院的外科医生、护士也大部分是日本留用人员。在战争年代，这些人对我军是很有用的。有些同志认为他们是战俘、是敌人，不可以信任。黄克诚不但要用他们，而且指示要对他们给予优待和照顾。他说：“我们的国家需要技术，对（日本）技术人员，让他们生活待遇好一些，一方面可以培养我们的干部，另方面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浪费。我们在东北的专家大概不够500人，专门的博士100人也不到，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爱护他们，对他们的要求只要是‘不反革命，好好替我们工作’这两条就行了。”[9]

有了上级的明确指示，何长工对日本技术人员作了多方面的照顾。他们没有房子住，就给他们安排好住处；子女送进学校。他们手里的伪满票子不能用，就给他们兑换成东北币。何长工还向他们许诺：“待条件允许，我一定负责亲自把你们遣送回国！”这些日本人非常感动，工作积极性大为提高。东北解放后，有些人回了日本，有些技术人员则留在中国，参加了革命工作，入了中国籍，成为革命队伍中的成员。

东北军工还有一个特殊的基地——大连基地。根据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的条约规定，大连被苏联租借为军事基地，国民党军队不得进入。当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南满时，我军相当一批部队和干部撤退到大连，就地隐蔽起来。东北局任命韩光同志为大连市委书记，当时大连的副市长和公安局长也是共产党员。我方的一切活动，只要不给苏方造成外交方面的困难，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干涉。中共中央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可以大有作为。1946年8月指示各地，要利用大连的工业条件，建立我们自己的军工基地。在进行秘密调查后，1947年春，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朱毅带领一批干部来到大连，组织军工生产。此时，从延安来的江泽民也带一批干部来到大连。他们在韩光等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同苏军交涉后，接管了一批工厂，挂起“建新公司”的牌子，朱毅任总经理，江泽民为副经理，开始大干起来。

建新公司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为华东部队采购和生产武器弹药、军工产品，另一方面为东北部队生产军工产品，主要是提供炸药和原材料。江泽民主管东北的事务。江泽民，1903年生于四川江津，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入党，后被派往苏联，长时期在工厂里搞技术工作。1941年回到延安，先后在八路军总后勤部和晋察冀边区从事后勤工作。1947年被派往大连，同年10月东北军工会议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工部副部长。

建新公司的主要设备来源是接收的日伪工厂。其中机械厂4个：大连机械厂、铸造厂、模范厂和震东厂；化工厂3个：满洲化工株式会社、大华、进合化工厂。还有1个制罐厂。上述工厂设备作价15 000万东北币。东北局和华东局又投资35 000万东北币，这是我党在全国最大的一笔工业投资了。1948年上半年全公司有员工6 009人，其中中国职员628人、日本职员84人；中国工人5 181人，日本工人116人。

建新公司的化学工厂主要生产无烟火药和制造炸药的化工产品。机械厂主要生产山炮弹和引信、军工机械。在大连与东北、华东解放区交通隔断的环境下，建新公司怎样购买原料和将成品输送到解放区部队手中，实在是很费周折的一件事。

公司生产用的钢铁、化工原料，基本上依靠朝鲜提供。我们的干部到大连后，即到朝鲜考察工业情况。战后的朝鲜情况也很不好，虽然钢铁和化学工业最发达，但兴南、平壤、顺川、南浦4个化工厂复工不满65％。军火工业中平壤军工厂机器大部被毁或运走，兴南、海州两个火药厂复工仅10％。钢铁工业的3个钢铁厂也只有少量生产。从工业生产条件说，原料中煤最缺乏，电力设备很强，但因缺煤不能发电。原日本技术人员大部分回国，机械除少数被拆尚属完全，但寿命均已超过10年，并缺乏附件。

虽然条件是如此困难，建新公司的同志们不等不靠，在与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他们以贸易方式多方购买钢铁和化工原料，从海路运回大连，把生产搞起来。东北局指示何长工要全力支援大连，无论是粮食、煤炭、钢铁和铜，要什么给什么。中长和南满铁路都在国民党控制下，要从北满向大连运送物资是很困难的。大家克服种种困难，一条路是绕道朝鲜，从郑南浦海运到大连；一条路是走通化，经安东、普兰店到大连。为了避开国民党的封锁，每次运输都要秘密进行。这期间，何长工几次亲自带队向大连运去原料、运出产品，使建新公司的生产正常运转。公司领导在工厂里建立了完全正规化的规章制度，有工会，实行薪金加奖励的报酬，还建立了社会保险和职工福利。在各解放区中，他们算是最早搞起社会主义的。这些措施使工人真正感到是当家作主，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东北我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大转折。我军占有了东北地区绝大多数的乡村、县城和中等城市，解放区联成了一片，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东北军工事业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原料问题基本解决，工厂设备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有分工的规模生产格局。据建新公司1948年上半年统计的数字，军工一厂完成山炮弹弹体77 000多个、弹壳11 000多个；二厂完成引信8万多个、底火38 000多个。火药厂生产无烟火药17吨，化学厂生产硫酸2 000多吨，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1 200多吨。机械厂生产出冲压机、水压机等军工生产急需的机械。军事上和经济建设生用的铁丝、木板、锅炉等产品也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各地。此外，大连生产的收发报机、电话等通讯设备、药品也是关内解放区的主要来源。[10]

到1948年6月底，东北军区军工部共有大小工厂55个、工人1万多、干部2 500多。这是一个很大的家业，基本可以满足我军在东北的作战需求。这年4月朱毅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汇报工作，并商谈供应华东解放军弹药问题。东北局负责人十分重视，派何长工、伍修权去大连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为了减少麻烦、加强领导，东北局特派李一氓任旅大地委副书记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专管对关内各解放区的供应和贸易工作。东北局还作出决定：1947年9月东北军工会议确定的由大连制造24万发炮弹供应关内的计划不变。每发炮弹折合200斤粮食，由北满、南满运送粮食和煤支持此事。进一步扩大大连的军工生产，并与私营工厂结合起来，保证完成计划规定的任务。1948年要扩大炮弹、引信、三酸的生产，恢复炼焦厂，制造黄色炸药，仿造子弹机器，恢复扩大安东和南满的有色金属矿，保障大连的军工原料。这些工作后来都一一得到了落实。[11]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分散游击的生产到形成规模集中生产，从枪械维修、生产部分弹药到修理坦克火炮、生产各种枪支大炮，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也有力地援助了关内的解放战争。大连作为最大的转运站，不断将满载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的轮船发往山东半岛。1947年7月29日，中央军委电告林、罗：“我刘邓大军本月歼敌九个半旅、四个师部，5万余人，战果极大。唯炮弹极缺，望多方设法接济刘邓山、野炮弹各1万发。为求速达，运输路仍取海上为宜，望告陈云办理。如何盼复。此外山东亦需炮弹，他们前已电告。”8月15日东北局复电军委：“送华东及晋冀鲁豫三八野炮弹15 000发、榴弹炮弹5 000发，总共2万发炮弹已于本月寒由此起运，经北朝鲜、大连运往胶东。炮弹之分配请中央决定。”

1948年1月5日，东北局在答复中央要求支援关内黄色炸药和资金的电报中表示：“所需各种炸药当尽量速送，黄色炸药可多送些。目前恐将仍由大连运山东。东北财经正在整理，估计今年除为华北印票子外，可帮助关内黄金3万两，并可于今年午以前陆续交完。午以后看战局发展情况才能确定，但3万两是无论如何可做到的。”5月25日，华北解放区领导人聂荣臻等致电中央，请东北帮助解决弹药和医药、医疗器械，开出长长的清单，其中有日、美、苏式炮弹3万多发、各种子弹800万发，以及手术器械、止血药、抗菌素等，东北也尽力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东北军工对各解放区的大力援助，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48年底，陈毅、粟裕两位首长曾亲自签发信件，向旅大党组织和工人同志表示感谢。粟裕还说过：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在1948年底的第二次全国军工会议期间，刘少奇听取了东北军工负责人的汇报后，对东北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对几万军工干部和工人的最高奖赏，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

[1]　王首道：《东北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及财政经济工作》。载《辽沈决战》下册。

[2]　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载《辽沈决战》上册。

[3]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4]　《军工部工作情形汇报》，1947年9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1947年10月东北局致中央关于军工生产的报告。

[7]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8]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大连军工事业报告摘要》，1948年10月。

[11]　东北局致中央的报告，1948年6月30日。

第36章　冬季攻势（一）：辽西三捷

调兵遣将准备冬季攻势——沙后所、调兵山战斗——彰武攻坚——公主屯全歼新5军——王道屯战斗的教训——顺利攻克新立屯——“教师爷”陈诚黯然离去

1947年我军秋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国民党军的局面更为艰难。陈诚被迫采取“重点防守，保持军力，保住沈阳”的方针，完全失去了战略上的主动性。雪上加霜的是，华北我军大举进攻，解放华北重镇石家庄。傅作义感到兵力不足，将增援东北的骑兵4师和暂编第3军的暂10、11师紧急调回华北。陈诚为了补充兵力，只好乱抓壮丁，将部队重新编组，扩充为新部队。

以新6军的14师及暂59师为基础，编入13军的54师，组成新3军，以原14师师长龙天武任军长。

以原52军的195师为基础，编入49军的43师及原配属53军的暂54师，组成新5军，以原195师师长陈林达任军长。

以原新1军的新38师为基础，编入暂56师及保安队改编的暂61师，组成新7军，以原38师师长李鸿任军长。

另外将暂62师编入新6军；暂63师编入新3军；承德保安队改编的暂1师划归13军指挥。

这样，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为12个军、30个正规师、14个暂编师，加上保安队和地方武装，共有58万人。

陈诚的防御重点，是保证锦州到沈阳的铁路畅通，力求打通与长春的联系。他以60军的两个师加暂52师守吉林，新7军全部加新1军的两个师守长春，71军守四平，其余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在沈阳外围和铁路线两侧。陈诚在锦州到沈阳的铁路沿途的重要城市部署兵力防守，在沈阳控制着机动兵力。如果我军向某个城市发起攻击，他可以迅速增援，避免再出现秋季攻势时被动挨打的情况。

秋季攻势刚结束，林彪就在考虑冬季作战的计划。11月16日他给各部队首长的指示电中说：“去年冬季，我军曾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的期间，鼓起全军的艰苦精神。我南、北满部队实行了配合作战，结果不仅巩固了南满的根据地，而且大量歼灭了敌人，造成了今年夏季和秋季作战的胜利基础。因此今年冬季我们更必须利用河流失去障碍作用之时，实行更大的集中兵力作战。除北满留个把纵队牵制敌人外，我军可集中七、八个纵队作战。对较大的目标，我们能集中四、五个纵队攻城，还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七个纵队打运动战，而还有力量监视敌人。像这样大的集中兵力作战，只有关内我军才有过。而在东北，由于过去的客观情况，从没有超过两个纵队以上的兵力用于攻城和三个纵队以上的兵力用于打援。所以今年冬季是我们最能集中最大兵力作战的良好时机，因而我们能举行大的运动战和大的攻城，能把东北作战提到空前未有的大规模，预计可能获得伟大的战果。”[1]

林彪的想法是打大仗，鉴于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收缩于重点防守的情况，打大仗也有很多困难，特别是要有强大的后方支援。12月4日，林彪给主持后方工作的高岗写了一封信，分析了敌我形势，对东北局的后方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信中说：“目前东北敌人由于过去的失败，现完全采取集中兵力守城。吉林、长春、四平之间，敌至今不敢分兵出来恢复交通；而由四平到锦州及锦、义之线，则采取一到三个师守城，新1军主力（两个师）及新6军则控制沈阳、铁岭机动。这种情形与夏季和秋季时的情形完全不同了。那时，特别是夏季时，敌人是分散的；因此我军采取分散兵力同时进攻许多地方的方针，也得到了将分散敌人消灭了的效果。……（现在）敌人以师为基本单位守据点，而在其一天行程内外，又有其他的师守城和机动兵力，这就是我们现时所处的基本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我们分散兵力，则不能打一个师左右的较大据点，而较小据点又不存在。因此我们只有集中最大力量，才能打较大据点，和同时能对付敌之增援。为了诱敌出来分散，也只有将我主力集中，使无我主力之处的敌人，才有若干可能出来分散。我们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拟集中南、北满和热河的兵力，利用今年结冰期间，在北宁路作战。现在只待锦州附近之大凌河结冰后，八、九纵队出动时，即可开始作战。”

为了进行大规模作战，特别需要扩大军队和加强炮火。林彪告诉高岗：“今后东北全党应努力建设新的军队，最主要的靠群众工作。不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则无从建军与养兵，东北局最近讨论全党明年为成立100个新兵团而斗争，在干部、财经、兵工等问题上均应与此配合。因此全党应再鼓一把劲，努一把力，倘能再增加100个团，就可能引起局势的根本变化。”“明年作战将主要依托冀热辽根据地，因此该处的一切，尤其是群众工作，将有重大意义。盼你对该区各方面的工作，皆意指示，特别是群众工作。”

作好了这些安排，林、罗、刘于12月11日向毛泽东报告了冬季作战的计划。23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他们的作战和建军计划，预期这次作战“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毛泽东特别强调冬季作战后要派八、九纵到冀东作战，争取在张家口、天津之间打开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从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与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2]。但是林彪没等毛泽东回电，就开始调遣部队，在辽西发起了冬季攻势。

发起冬季攻势的时间好像是老天爷决定的。林彪天天盯着辽西来的电报，看辽河什么时候结冰。11月27日，辽河还没冻结实，二纵的一辆卡车陷到了河里。第二天三纵报告说，辽河冻结实了，2 000斤的载重卡车也能通行。几天后辽西的气温已经降到－24℃，各部队开始陆续出动了。大雪有一尺多厚，战士们穿着大棉袄，脚上穿着新发的乌拉靴，踏着深雪艰难地行进，一小时只能走五里地。12月15日前后，二纵及十纵29师包围了法库，七纵包围了彰武，八纵包围了新立屯。一、三、六纵进至法库、新民、沈阳之间地区待机行动。四纵逼近沈阳，九纵也从北镇向新民挺进。我军像是一把把张开口的大钳子，向辽西国民党军的脖子伸去。

陈诚得到我军行动的情报，顿时紧张起来。他命令驻铁岭的新6军22师增援法库。12月16日22师前进到铁岭以北的镇西堡、调兵山、沙后所一带，东总命令二纵和七纵先不要打法库，掉转头来围歼22师。三纵去截断敌人的退路。命令一下，二纵的4师、5师以急行军速度赶到法库东南的沙后所和调兵山，在这里和22师遭遇。

二纵4师在15日夜里到达沙后所，连夜赶修工事。战士们一天一夜没休息，又冷又疲劳。拂晓时发现了敌情，约一个团的敌人在装甲车配合下占领了娘娘庙，抓住俘虏一问，说是有一个团。4师报告纵队首长，领受攻击海防屯、断敌后路的任务。中午发觉情况不对，敌军是两个团加一个师部，纵队又改变了部署。当发现敌人进入沙后所时，4师又受命消灭这股敌人。这样4个小时内任务变更了三次，连队干部连打的对象都不清楚。

16日下午，4师对沙后所发起进攻。当时判断敌人有一个营，吃掉他们没问题，结果地形没看，火力也没准备好就仓促进攻。主攻部队把方向搞错了，3营进展最快，占领了敌军团部，缴获了全部的小炮。但是营长没有问明情况，也不报告，其余的部队彼此照应不上，无法扩张战果。敌军清醒过来，迅速组织反冲锋，集中六零炮向我军突击部队打。我军队形密集，拥挤在街上，遭到敌军火力杀伤，损失较大。3营在敌人反击下消耗过半，被迫退了出来。沙后所战斗打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在这紧要关头，4师的电话也断了。电话机被冻住摇不起来，电线又被炸断几次，更影响了战斗指挥。[3]

钟伟指挥的二纵5师是被东总称赞的“最有朝气”、“猛冲、猛打、猛追”的部队。12月17日中午，5师在调兵山包围了国民党新6军22师一部。钟伟命令部队迅速占领三家子，15团打得英勇顽强，在敌人企图夺路逃跑的进攻下坚守阵地，当敌人溃退时又勇猛出击，造成敌军混乱。这时只要友邻部队来帮一下忙，就能打个漂亮的歼灭战。但别人好像都在忙自己的事，谁也不来配合5师，结果打成了击溃战，到手的敌人给跑了。21日林彪特地打电报嘉奖5师及15团说：“在击溃新22师战斗中，我15团指战员英勇果敢，使敌人溃不成军，缴获弹药器材甚多，并歼敌一部。该团第2营在优势敌人前打垮敌人五次冲锋，该团警卫连虽伤亡过半，仍能完成歼敌任务。此种英勇动作殊堪嘉奖。”但是钟伟觉得这个仗打得不理想，战斗结束后自己给林、罗、刘首长发电报说：“我深感各友邻部队在战斗中相机策应太差（但一纵很好），此次调兵山战斗，我们17日12时包围敌人，除报告纵队外即时出击敌人。当时4师在沙后所东北，6师在锁龙沟东南；我们攻占三家子，造成敌人混乱退却时，他们不仅可以听到，而且可以看到。除4师一部包围沙后所以外，其他部队均未自动截击敌人，放过了应得的战果。”钟伟建议：“大规模运动战中，各师、团指挥员切实负责照顾战斗的胜利，做到机动配合策应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要放弃许多可能争取的胜利。建议总部再次申令，如再发生不能机动策应的部队，应受到纪律的处分。”[4]

二纵5师受表扬，4师挨批评。林彪对沙后所战斗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把它当作一个反面教训。1948年10月23日在辽沈战役的决战时刻，林彪命令各部队全力消灭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电报中说：“须严戒王道屯、沙后所的打法，那种打法是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大部队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地乱打乱冲。此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严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必然横直打胜仗。”[5]

冬季攻势的初期打得不理想，主要还是干部中有轻敌思想。平时“四快一慢”战术学得挺好，一到战场上就忘了。受点挫折买个教训，后面的仗就打得有板有眼了。

陈诚看到新6军挨了打，料定林彪要打沈阳。赶紧调长春的新1军、四平的71军和锦州的两个师到沈阳、铁岭、新民地区，部署防御。我军为了消灭分散之敌，断然放弃围攻法库的计划，12月19日命令二纵向西进军。将七纵和炮兵统一归二纵刘震司令员指挥，夺取彰武。一、三、六纵则在法库周围准备打援，配合彰武攻坚。

彰武位于新立屯以北的铁路线上，地点相对突出和孤立一些。东边是秀水河子，当年林彪在这里作战，环境相当熟悉。彰武城不大，只有一平方公里。守敌是49军的79师，兵力有三个团约9 000人。敌军在彰武城外利用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据点，挖壕沟，拉铁丝网，地堡群互相有暗道往来支援。虽然敌人士气不高，但打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12月22日，二纵和七纵先后到达指定位置，炮兵部队也在23日赶到，完成对彰武的包围。这是冬季攻势的第一个攻坚战，成败与否对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23日林彪向有关部队发出指示：“今年天气较去年更冷，到天气严寒时须暂停作战，待严寒渡过后再继续作战，因此目前作战时间甚为有限。此次打彰武和打增援更要下大决心，坚决歼灭敌人。在战术上须特别注意四快一慢的原则，对于可能退却的敌人，须很快抓住，断敌后路。但抓住后如敌已占领村庄，则须经过详细的侦察和布置后，在火力掩护下发起冲锋。对于业已溃乱的敌人，则应猛追猛打。各部在战斗中须特别注意积极自动互相配合，切不可袖手旁观、消极避战而放过胜利的机会。”[6]

林彪的指示是针对二纵前段战斗的教训而发，二纵刘震司令员、吴法宪政委十分重视，战前准备是慎之又慎，只能胜不能败。七纵在彰武西北，负责扫清外围的任务。指挥员贺晋年是北满合江剿匪的功臣，夏季攻势时东总调他组建骑兵纵队。贺晋年感到骑兵消费大，在现代战争中作用有限，便向总部提出建议：不搞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总部接受他的意见，调他到七纵任副司令员。当时邓华司令员到哈尔滨养病，七纵就由贺晋年指挥。他对这一仗也是十分重视，命令各师用一天多时间反复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19师突击队的班长、战士轮流看地形，把敌人的火力点和进攻路线都摸熟了。

12月23日下午，外围战斗打响。七纵20师的突击队勇猛冲锋，仅用两小时就占领了彰武城外的制高点高台山。24日二纵6师攻克沙陀子敌军碉堡群，为我炮兵取得了最好的发射阵地。25日5师、6师分头攻占了城东和城西的苗圃，19师攻占了车站。27日黄昏6师扫清了南关敌军阵地，七纵肃清了城西地堡群，三天的外围战斗，我军拔掉了彰武城外的所有据点，把小小的彰武城团团包围。

二纵指挥员表现得极有耐心，林彪也没有催促他们。总攻时间原定是24日，一再延期，最后定在28日。二纵、七纵营以下干部反复到城外观察地形、选择突破点、准备攻城的爆破器材。纵队首长特别重视与炮兵的协同，规定打两个信号弹，炮兵即施行摧毁射击；第一梯队团指挥所打三发信号弹，炮兵即开始延伸射击。步兵冲锋时要求炮火支援或停止炮击时，也都规定了信号。

12月28日晨，总攻彰武的战斗开始了。二纵在城东南角为主攻，七纵在城西北角为助攻。炮兵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把66门榴弹炮摆到离城墙仅800米的地方射击，山炮、步兵炮则推进到前方200米内射击，最近的距离敌人才50米。在这样近的距离内抵近射击，瞄得准，威力大。当榴弹炮开始猛轰城墙时，密集的炮火打得敌军缩在地堡里不敢抬头。6分钟内就把城墙轰开30米宽的大缺口，5师14团的战士一拥而上，突入城中，接连打垮敌军的两次反冲锋。在那一边七纵也突破入城，像两把尖刀插向敌人的心脏。我军在巷战中与敌军短兵相接，步步深入，尽管敌人在城中心的集团地堡内顽抗，在二纵几面围攻下被全部消灭。从总攻开始到战斗结束，只用了4个小时。敌79师师部和三个团8 000多人除1 800余人被毙伤外，全部当了俘虏。[7]

彰武战斗刚刚结束，七纵还没来得及打扫战场，就接到东总的命令，要他们向大虎山前进，扩大战果。同时命令一、八、九纵向黑山、大虎山前进。大虎山的守敌闻风逃窜，七纵遂留在彰武休整。这时陈诚发现我军一、八、九纵向南调动，四纵在辽阳至沈阳间破路，二纵和七纵在彰武休整，认为我军兵力分散，准备集结兵力在新民、法库、沈阳的三角地区与我军三、六、十纵决战。

1948年1月1日，陈诚调集了他所有的机动部队，分三路从沈阳、铁岭、新民向北作扇形推进。新3军、新6军主力为右路，新5军的195、43师为左路，新1军、71军主力为中路，气势汹汹杀将过来。

缩在城市里的敌人终于出来了，给我军创造了运动中歼敌的好机会。林彪选中了敌军中最薄弱的一路——新5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消灭。1月2日下午他电告六纵16师：“你师须死守公主屯，并相机歼敌一部。”1月3日他向一、二、三、七纵下达命令：“我军决集中四个纵队的兵力歼灭公主屯附近的敌人。”

国民党新5军的两个师在军长陈林达指挥下，1月1日乘火车从沈阳出发，到巨流河车站下车。沿着公路向公主屯推进。陈诚发给他们十天的粮食弹药，他们以为很快就能解决战斗，临时雇佣当地老百姓的大车，带上三天的粮食和必需品，剩下的存在巨流河车站用卡车输送。2日，新5军先头部队进至公主屯、黄家山等地，与我六纵发生小规模战斗。陈林达带领军部驻在后面的安福屯，催促43师和侧面的195师继续前进。到1月3日，大战打响了。195师以两个团的兵力向我军十里堡、五家子阵地进攻，43师向黄家山进攻。激战从早晨到黄昏，我六纵16师坚守阵地，虽然在敌军炮火下遭受伤亡，也不后退。43师虽然占领了黄家山的一个高地，但新5军这天基本上没有进展。

这时，我军四个主力纵队正向公主屯方向急行军，对新5军实行包围。4日上午43师继续对公主屯以北的我军阵地发动进攻，六纵战士与敌军反复争夺，阵地三易其手。敌人炮火虽然猛烈，但是最怕近战，往往冲到阵地前就被我军打回来。这是关键的一天，黄昏时敌军发现六纵增援的大部队赶到，即下令用重炮猛轰。我军冒着呼啸的弹雨，仍然前赴后继，毫不退缩。十里堡和叶家窝棚方向的敌军遭到我军主力部队的强大打击，慌乱地丢弃阵地向后方逃窜。195师主力后退到安福屯，与陈林达的军部挤在一起。[8]

陈林达发现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发急电向陈诚求援，要求廖耀湘的新6军赶紧向他靠拢，并要求陈诚准许新5军后退到巨流河，以摆脱被包围的局面。陈诚闻报大惊失色，将参谋幕僚招来紧急磋商。副参谋长赵家骧主张让新5军迅速放弃公主屯，与其他部队在辽河以南会合，抵御共军的攻势。陈诚虽然表面上同意，但总不相信新5军会有灭顶之灾。他临战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这时暴露得最为充分。东北行辕的官员多是杜聿明的旧部，本来就对陈诚不满，现在都袖手旁观，等着看笑话。拖延了一天多时间，陈诚终于下令新5军向沈阳撤退，但为时已晚，我军的口袋已经扎牢，新5军无路可走[9]。后来新5军的幸存者在给南京国防部的报告中说，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部队长官未能将部队当时所处之境详细报告高级指挥机关，致上下情形隔阂，铸成绝大之误会”。“部队高级指挥员过于谨慎，缺乏果断，有违随机应变之旨。”“增援友军因受交通关系，未能及时赶到，致孤军不支。”[10]

其实，当新5军被包围后，国民党其他部队曾向公主屯方向增援。但遭到我军打援部队的顽强阻击。新3军、新6军被十纵阻拦在公主屯以东20多里的石佛寺、黄家山地区。新1军、71军则被一纵、三纵拦在辽河南岸。林彪特别叮嘱十纵：“抗击敌人必须沉着，顽强防御，并机动进行小规模的反击，坚决反对不敢硬拼的游击习气。敌攻击精神正差，只要我能抵住几次冲锋，敌不敢再进。”[11]十纵虽然是新组建的部队，但在梁兴初司令员指挥下，29师和30师勇敢地顶住了敌军的进攻。6日和7日正当二纵、七纵猛攻新5军时，新3军59师和新6军14师各以两个团的兵力，轮番向黄花山的十纵阵地进攻。几十门火炮把高地上的积雪都打得融化了，但我军战士坚守不退，待冲锋之敌靠近，便甩出一排排手榴弹，跃出工事与敌人拼刺刀。敌军用优势炮火和连续进攻一度占领高地，夜里我军两个团迂回上去，又夺了回来。敌军不敢夜战，只好不断往天上打照明弹壮胆。国民党军队是惯于打滑头仗的，要他们拼命去救援别人，损耗自己的实力，谁也不肯做。新6军攻了一阵，也就不敢硬拼了。

绝境中的新5军仍作困兽之斗。1月5日，二纵6师奉命向公主屯以北进军，协同友邻部队消灭新5军195师。次日拂晓，走在前边的17团到达王道屯。几乎同时，七纵57团也从另一边赶到，包围了屯子。这是一个只有3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根据原来掌握的情报，这里是敌军的野战医院，没有大部队。占领这里是为了切断前、后闻家台的联系，分割敌军。没想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195师在我军强大攻势下不断后退，此时王道屯里有195师一个团守卫。他们锯倒大树横在村外，并在院落墙上挖了许多枪眼，组织防御。

战场上谁也不想落后，57团急于拿下王道屯，走在前边的2营发现敌人打枪，没作任何准备就投入了战斗。5连长感到情况不对头，叫队伍停下，自己去向2营长建议组织火力掩护他们攻击，否则部队会吃亏。营长不但不听，反而批评连长“怕死”，说“有敌人就该冲进去”。连长一生气，带着部队就往前冲。排长建议从侧面隐蔽前进，连长在火头上也不听，指挥战士冲上去炸敌人的障碍物。结果三次爆破没炸开，反而遭到敌军密集火力射击，伤亡很大。营长又把6连调上去攻，6连长准备组织火力，教导员说：“村里是敌人医院，5连已经冲上去了，你们要快冲！”6连也来不及准备就往上冲，因为没有火力支援，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结果2营营长中弹牺牲，教导员负伤，全营损失很大，只好撤下来。

二纵6师17团的进攻也很不顺利。他们没有很好侦察，就向师首长报告：“王道屯之敌最多不超过一个营。”师里指示17团主攻，并配备两个炮兵连。下午经过炮火准备，第一梯队3连冲了上去。由于队形太拥挤，在突破口受到敌军火力封锁，造成较大伤亡。二梯队1连没有重新选择突破口，仍旧沿着3连的道路往上冲，结果暴露在平坦的开阔地面上，也遭到火力杀伤。这时师首长才明白屯里至少有一个团兵力，命令18团2营前来助战，16团作预备队。这时已近黄昏，敌军的弹药快要耗尽。六纵17师的57团重新组织力量，从西南突破。守敌开始动摇，17团将预备队2营投入战斗，终于摧垮了敌人的防御。敌军夺路南逃，在二纵、六纵的联合追击下，全歼了敌195师的585团。击毙300多，俘虏800多。王道屯战斗后来也被林彪作为打莽撞战的教训，但也反映出战斗的残酷和我军战士的勇猛顽强。[12]

新5军此次行动仅带了三天粮草和一个基数的弹药，后备物资全存在巨流河车站。因天冷雪厚，军用卡车无法开动，准备雇佣当地大车运输，后路又被我军切断。陈达林在安福屯的军部焦急地盼望陈诚来为他们解围。6日下午，天空中响起飞机的轰鸣。一架架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向黄家山、安福屯、闻家台的新5军据点空投弹药。由于敌人已被我军分割包围，空投的大部分物资落到我军阵地上。新5军的欢呼很快变成了沮丧的咒骂。我军的炮火接着倾泻到敌军阵地上，195师伤亡惨重，节节败退，随军部从安福屯退到前闻家台，陷入四面被围的困境。与43师的联络中断，陈林达只好重新整理部队，将军直属队和195师还能作战的人再作部署，搜集弹药，骗大家说7日中午援兵就到。

1949年1月7日是新5军最后的日子。8点40分，我炮兵司令部直属的三个炮兵团集中60多门火炮，向被压缩在闻家台、黄花山两个村落中的敌军猛烈轰击。敌人被打得乱成一团，失去控制。二纵5师乘势向闻家台发起冲锋，很快突入村内。敌人招架不住，向东北方向突围，被6师阻截。二纵战士们杀声震天，将敌军分割聚歼于村外的旷野中。43师在黄家山的残敌，也被六纵全部消灭。到下午，战场的枪声渐渐沉寂，新5军军长陈林达、195师师长谢代蒸、43师师长留光天和13 000多官兵当了俘虏，加上毙伤的7 000多人，全军2万余人被全部歼灭。我军缴获各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700多挺、步枪、冲锋枪6 000支、运输车130多辆。在此次作战中，我军也付出了1万人伤亡的代价。[13]

公主屯全歼新5军，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附近各据点的国民党守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林彪不让各部队休息，立即命令一纵、八纵和独立2师前去夺取新立屯。新立屯守军是49军的26师，已被我八纵24师围困一个月，人无斗志。1月25日一纵主力到达新立屯外围，马上投入清扫外围据点的战斗。24师见势不妙，在26日夜里分三路向阜新方向突围。这些狡猾的家伙没有采用惯常的方式，而是乘一纵和独立2师之间的空隙，避开大路，学着我军的样子翻穿大衣、头裹毛巾，闷头行进。碰见哨兵就假冒八纵的番号，企图悄悄溜走。我军一支行军的队伍与他们擦肩而过，居然也没发觉。等过去之后，干部们才感觉不对，战斗还没打，怎么会有部队向外撤呢？于是赶紧报告上级。纵队首长听说敌人跑了，命令各部以营为单位连夜去追。天亮时追了几十里，终于把敌人抓住。这些敌人倒也聪明，跑不了就拉倒。我军冲上去，他们也不反抗，缴枪投降。一纵、八纵几乎没什么伤亡，就俘获了26师7 000多人。[14]

经过彰武、公主屯和新立屯三次战斗，我军连续获胜，林彪决定让部队休整一个时期。停战的原因一是部队疲劳，二是严寒的天气。1947年的冬季比1946年“三下江南”时还冷。公主屯战役期间，夜间气温降到零下三四十度。部队夜间作战，伸出手来几分钟就冻得失去知觉。即使穿上大衣、棉鞋、带上棉手套，在工事里卧一会儿也会冻得爬不起来。所以有的战士宁肯被炮弹炸伤也不愿意趴在雪地上冻僵。当年后勤工作没经验，发给部队的乌拉鞋做得挤脚，走些日子就裂开了。加上野外作战经常吃不上热饭，战士体内热力消耗很快。东总1947年12月31日给军委的报告中说：“特别因为东北村庄散小，大兵团集中作战，有时不能宿营。战士棉衣鞋袜被汗水及雪打湿，停止或宿营时往往得不到烤干和温暖的休息，部队遇到大的非战斗减员。自冬季攻势以来，不到半月，已冻伤8 000余人。其中很重的约1/3，有一部分将成残废。”在战斗过程中，总部一再告诫各纵队注意防冻，并将部队的防冻经验互相通报。林彪指示程子华、黄克诚调八纵打新立屯，特别强调“只要不至于冻死人和冻伤人时，望即开始行动”。在公主屯战斗结束后，林彪立即命令各纵队在休整中抓紧时间缝补衣鞋。

我军强大的冬季攻势和歼灭新5军的胜利，极大地震动了陈诚和蒋介石。陈诚急得胃病发作，卧床不起。他一面将驻辽阳的52军和驻四平的71军主力紧急调往沈阳，稳定局面；一面向蒋介石告急。1948年1月10日，蒋介石带着国防部次长刘斐、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飞到沈阳，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们个个提心吊胆，不知蒋介石又要拿谁问罪，追究责任。郑洞国估计廖耀湘在新5军被消灭这件事上难免要担风险，私下找刘斐说情。当蒋介石铁青着脸在陈诚陪同下进入会议室时，众将领站得笔直，心里却在咚咚地跳。

果然，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大发脾气，痛斥东北诸将领指挥无能，作战不力，将好端端的队伍都一批批送掉了。他愤怒地责问大家：“你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当年的黄埔精神都哪里去了？简直是腐败！像这样下去，要亡国了！”蒋介石尖叫的声音带着颤动，吓得大家连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骂了十几分钟，又矛头一转指向第四兵团司令廖耀湘和属下的新6军军长李涛，斥责他们不服从命令，拥兵自保，见死不救，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声称廖、李二人要对这次惨败负责任。

蒋介石刚一说完，廖耀湘、李涛就站起来申辩说，他们从未接到援救新5军的指示，所以不能对此负责。而陈诚则说他曾要罗卓英给廖打电话，命其就近为新5军解围。这样一来，情况就说不清楚了。廖耀湘本来就对陈诚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看到陈诚要他当替罪羊，当然不肯代人受过。在场的蒋介石也很尴尬，陈诚和廖耀湘都是他的亲信，不知该处分谁才合适。争到最后，陈诚作为东北军事最高长官，总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只好沮丧地站起来说：“新5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只好改口说：“仗正在打着，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吧。”说完就离席而去。陈诚又说了几句自责的话，最后表示：“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产党攻到沈阳，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15]

蒋介石这次沈阳之行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但东北我军的冬季攻势并没有停止。陈诚深切感到各军将领不肯与他合作，这个局面很难再维持下去，心烦意乱导致胃病的加重，无法履行长官的职责。心灰意冷之下，他请夫人走宋美龄的门路，要求辞去东北行辕主任之职。总算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历史是如此无情地嘲弄陈诚，五个月前他刚上任时，何等踌躇满志，大刀阔斧地想打开东北局面，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谁知他比杜聿明、熊式辉还不如，连吃败仗，众叛亲离，变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1948年2月5日，他乘飞机悄悄离开沈阳后，东北国民党内舆论大哗。大家都骂陈诚是草包、骗子，口上说要与沈阳共存亡，紧急关头却抛下一切，自己溜之大吉了。东北军元老马占山怒斥陈诚：“你来得去不得！”在4月的南京伪“国大”会议上，东北代表高呼“杀陈诚以谢国人”。吓得陈诚躲进上海陆军医院，再不敢出头。

2月14日，《东北日报》发表新华社的评论《教师爷滚蛋了》。评论将陈诚比喻为京剧《打渔杀家》中那个专横跋扈又没本事的“教师爷”，对陈诚在东北的“政绩”进行了无情的嘲讽。评论分析陈诚失败的原因，一是他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所决定，二是他的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指挥无能、轻率盲动的必然下场。评论特别指出：“陈诚的这次下台，也是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相联系着的。当陈诚来到东北时，在他的‘恢复优势’的‘雄图大略’里，也还包含着一个不小的‘树植私人势力’，‘独霸东北江山’的目的。因此，在他上任伊始，就在所谓‘励精图治’的幌子下，狠狠地将他的宿仇杜聿明整了一下。他不仅在一切场合下，痛加攻击杜聿明的指挥失当，而且还扣押杜系将级军官11名，并将杜系人员大加撤裁和调动，换上他的亲信。此外，对于地方杂牌部队，他更是有意识地让他们送死叫他们打头阵，被围时也不增援，被歼后索性就取消番号。这样，就将旧东北系的49军、53军，和云南系的60军、93军等部，全部或局部的消灭在反人民的内战里。而他自己也就落得个众叛亲离，剩下一个孤家寡人一败涂地而去。”后来有的国民党军官看到这个评论，也从心里感到共产党说得有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中南军区1955年初稿。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页。

[3]　二纵4师：《沙后所战斗总结》，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4]　东总：《东北主力转向北宁路作战的重要收发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6]　《冬季攻势电报资料》。

[7]　《彰武攻坚战斗经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8]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编：《绥靖战史——公主屯战斗详报》。

[9]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0]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编：《绥靖战史——公主屯战斗详报》。

[11]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页。

[12]　《七纵王道屯战斗检讨》。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

[14]　《一纵新立屯战斗总结》，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5]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第37章　冬季攻势（二）：辉煌的战绩

卫立煌走马上任——“固点联线”的死守策略——我军攻克辽阳——毛泽东与林彪商讨战略——连克鞍山、营口——政策问题——国民党高层在东北战略上的争吵——60军仓皇撤往长春——夺取四平——辉煌的战绩，形势的转折

1947年东北我军秋季攻势结束时，蒋介石就估计到陈诚不可能扭转东北的局面。他需要物色一个比陈诚更合适的将领去主持东北的战事。这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打硬仗；二是与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将领们有良好的关系。他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安徽合肥人。青年时代到广州投奔革命，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当卫士。在大革命时期的东征、北伐战斗中，他作战勇敢，晋升很快。1932年他任国民党第14军军长时，指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攻占苏区军政中心安徽金家寨（今金寨）。蒋介石对他大加赞誉，将金家寨由镇升县，改名为立煌县。当时国内以人名命名的县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广东的中山县。抗战时期卫立煌指挥了山西的忻口战役，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振奋了国人的抗日信心。后来他到延安访问，目睹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从心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在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他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往来，互相帮助。1943年11月他接替陈诚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经过血战打通了中印公路，这是他军人生涯最辉煌的顶点。但在蒋介石心里对卫总是不信任。因为卫的资历与蒋差不多，又非黄埔出身，与蒋的关系达不到亲密的程度。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位于何应钦之下。卫立煌对这个空头衔愤怒之极，拒不到任。蒋也觉得不好意思，送卫立煌到美国和欧洲考察，等需要时再起用他。

东北的局势越来越危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召回卫立煌。国民党内能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官就那么几个人，卫立煌算是能打仗的。现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多数是当年的远征军，卫立煌与他们有共同作战的亲密关系。让卫立煌去主持东北的军事，无疑是最适合的了。在蒋介石急电催促下，卫立煌于1947年12月从国外回到上海。

蒋介石接见卫立煌，直言不讳地要他去东北收拾局面。卫立煌表面上再三推辞，心里却准备接受任命。当时卫夫人韩权华和卫的老部下都强烈反对，劝卫立煌千万不能跳入这个火坑。陈诚的夫人谭祥为了让陈诚脱身，亲自来到卫府求情。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又说：“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韩权华听了非常反感，心想：“救了你们一家，岂不是坑了我家？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卫的高参陶振武也劝卫婉言谢绝此事，谁知卫立煌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个时候，不能考虑得那么周到。”陶振武默然退出，心想卫不甘寂寞，贪迷做官到了这个程度，一定没有好结果，等着瞧吧。[1]

分析当时卫立煌的心态，东北最高军政长官的位子对他无疑是有诱惑力的。没有一个将军甘愿赋闲在家，卫立煌的自信心还是有的。到东北搞得好，他就是一方大员，蒋介石不能不依靠他。搞得不好，凭他与共产党多年的交情，也不致坏到哪里去。权衡之下，卫立煌作了两手准备。

当蒋介石接见他，要他去东北担任最高长官时，卫故意沉吟不答。他心里很明白，靠陈诚留给他的这些兵力，根本不够。蒋介石看出他的心思，主动提出给他增派部队，原来被消灭的部队可以恢复建制。这样，卫立煌能掌握的兵力肯定超过陈诚。卫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1948年1月17日，蒋介石宣布组成“东北剿总”，卫任总司令，取代原来的“东北行辕”。1月22日，卫立煌飞抵沈阳就任。

卫立煌上任后，立即向巴黎发了电报，请他的姨侄女婿汪德昭回国来当他的秘书。汪德昭是物理学家，与军事向来无缘，为何要把他从几万里之外喊来？原来他们之间有秘密的关系。

汪德昭，江苏灌云县人。早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1933年赴法国留学，导师是物理学大师郎之万教授。郎之万是法国共产党党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过贡献。汪德昭受进步思想影响，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左派领导人。卫立煌在法国游历，认识了汪德昭，并且了解了汪的背景。卫向汪表示愿意与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并请汪代他秘密转达口信。卫立煌到沈阳后，电请汪德昭回来当他的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为的是借助他与“某方”取得联系。汪德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暂停科学研究工作，回国单身来到沈阳。当时东北“剿总”的人都以为汪是靠亲戚关系回来当官的，国民党内部裙带成风，谁也没有怀疑汪德昭。卫立煌有这样一个可靠助手，所有机密电报都让汪过目。遗憾的是当时国共双方处于决战时刻，局势十分紧张。汪德昭多年在国外，国内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到辽沈战役结束，也不过半年多时间，不可能与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这件事情没有成功。[2]

卫立煌上任后立即着手抓兵权。经蒋介石批准，山东的国民党第54军于1948年1月从葫芦岛登陆，增援锦州。由范汉杰任锦州指挥所司令官，下辖54、93、新5、新8四个军，共14个师。这些师中大部分是去年秋、冬季被我军消灭后又重新组建的。锦州的兵力得到很大的加强。卫立煌在锦州地区组建了195、88、26、暂52、暂55、暂62六个师；在沈阳组建了25、79、87和91师。加上原有的兵力，卫立煌手中共掌握了4个兵团、15个军、37个师，加上其他直属部队，总兵力达60万人。超过了陈诚整军扩建时的总人数。[3]

有了这些实力，卫立煌心里安稳了不少。他的战略方针就是保存这些实力，在他看来，用这些兵力进攻解放区是不够的，但防守一些战略要点还是有余的。所以他上任后便主张固守东北，提出“固点、联线、扩面”，“重点不重面”的作战方针。一方面确保沈阳的安全，命令抚顺、铁岭、本溪、辽阳、新民等城市加强防务，保护沈阳外围。保持鞍山至营口的联系，维护辽南的出海口。同时命令长春、四平等孤立据点死守，牵制我军的兵力。卫立煌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保存力量，以待时局变化。

卫立煌上任没有几天，我军又在辽南大干起来。公主屯战斗结束后，严寒的天气迫使我军休整了近20天。寒流过后，林彪决心在解冰期到来之前再打几个胜仗，把眼睛盯住了辽南的辽阳、鞍山和营口。这些城市的敌军守备力量较弱，孤立无援。拿下这些城市，就切断了国民党军的海上补给线；对于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支援关内各解放区作战，开辟一条海上通道，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1948年1月30日林彪电令四纵、六纵和炮兵首长：“辽阳之敌由四、六纵队及军区炮兵担任攻击，由四纵首长统一指挥。六纵可留出一个师作攻城预备队，同时随时参加打增援。”第二天，四纵和六纵就完成了对辽阳城的包围，在四纵吴克华司令员的指挥下，进行各项攻击准备。

辽阳守敌是新5军暂编54师，因为没参加公主屯战斗而幸存。加上城内其他部队、铁路警察等总共约11 000人，战斗人员约7 000人。这个师只有4门野炮、6门机关炮和16门迫击炮，武器装备比其他部队要弱。辽阳是一座古城，有相当坚固的城墙，敌军以此来组织防御，在城墙上部署很多火力点，城下挖了壕沟。但是城内房屋密集，纵深防御比较差。

四纵为了打好这一仗，进行了细致的战前准备。战前下了一场大雪，遍地银白看不清目标。各级指挥员都几次到前方看地形，研究突破口，交代任务，并制成沙盘进行演习。为了了解城墙内敌军的情况，他们找城里逃出来的居民和为敌军修过工事的老乡询问，把城里的楼房街道和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摸清了。这些准备工作搞了5天，为迅速攻克辽阳提供了条件。

2月6日7时，我军炮兵部队集中60多门火炮，开始向城东北角的高丽门猛轰。炮弹像雨点般倾泻在城头上，打得敌军纷纷逃窜，到城下找隐蔽处躲起来。炮火准备后，四纵11师31团突击队迅速发起冲锋。4连冲到城门下，一个班长犹豫不敢前进。五班战士、共产党员范垂礼挺身而出，高呼：“谁是党员跟我走！”抱着机枪冲进浓烟滚滚的城门。他的模范行为鼓舞了其他战友，4连最先突入辽阳城。范垂礼看到一群敌人向他们反扑过来，端起机枪猛扫。敌军转身逃跑，30多人被范垂礼俘虏，还缴获了两挺重机枪和一门六零炮。战后他被纵队记了大功。

12师34团担任助攻，突击班2连2班负责爆破小南门。他们9个人分为三组：一组清楚城门前的障碍，二组炸城门，三组支援。战斗打响后，我军炮火的浓烟未散，突击班就迅速冲了上去。班长炸开第一道鹿砦，再炸第二道铁丝网时碰到地雷负了伤。第二组没有片刻犹豫，上去继续爆破前进。第三组用爬犁拖着120斤重的炸药包跟进，到了前沿，两个战士扛起炸药包跑到城门下，一声巨响，小南门炸开一个大缺口。二班完成突击任务，仅用了12分钟。

这时六纵也从城西南突破，两个纵队8个团的兵力如潮水般涌入辽阳城。32团与31团一起从高丽门突入，为了争先插红旗，两个团拥挤在一条窄街上。这时敌军一个火力点复活了，向我军疯狂扫射，造成两个团200多人伤亡。其他部队进攻顺利，将敌人步步压缩到城中心。敌军利用两个公馆的高墙企图顽抗，我军战士架起“人梯”，向院子里扔手榴弹。敌人丧失斗志，只好投降。一群残敌向北面突围，被四纵、六纵的外围部队截获。辽阳战斗共进行了8个小时，全歼守敌，胜利结束。[4]

毛泽东看到我军攻克辽阳的捷报，非常高兴。2月7日致电林、罗、刘，在祝贺胜利的同时，毛泽东考虑到下一步的战略问题，要林彪注意“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他强调指出：“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要求东北野战军利用结冰期再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5]

林彪10日复电，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他说：“目前距解冰时间只有20天，20天以后江上即不能过人马，地面则因冰雪厚甚日解夜冻，白天遍地泥泞，须拖迟20天到1个月地才能晒干。我军拟利用泥泞期进行20天到1个月的休整，以便调换民夫，补充新兵、手榴弹、鞋子及开各种会议。部队届时拟摆在锦州和新民之间一带，一面整训，一面随时准备打击范汉杰兵团北上与新民、沈阳敌南下打通交通线的企图。”

对战略局势的估计，林彪告诉毛泽东说：“敌主力自锦州以北撤退的时机大约在我军歼灭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敌人以后，又加上关内的局势甚紧张时即会开始。但只要吉林、长春敌被我抓住和未歼灭前，沈阳的敌人是不会退的。”“我们同意亦认为将敌抑留在东北各个歼灭并尽量吸引敌人出关增援，这对东北作战及对全局皆更有利。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6]

辽阳战斗结束后，四纵和六纵仅休整了4天，就接到东总夺取鞍山的命令。四纵、六纵刚打了胜仗，士气高涨，2月12日就向鞍山进军，第二天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鞍山的包围。鞍山守敌是52军的25师，在新开岭战役中曾被四纵消灭，后来重新组建，但老兵很少，装备也很差。全师仅有野炮、山炮各3门，防坦克炮10门，迫击炮34门。加上地方杂牌部队，战斗人员也不过7 000多人。要守住这么大的鞍山市，几乎不可能。鞍山守敌被我辽南独立师监视已近一年，与沈阳联系断绝，完全靠空投维持，官兵士气低落。但是鞍山与辽阳不同，辽阳是个小城，目标集中。鞍山是个工业城市，高大建筑多，市内有制高点，日本人留下许多坚固碉堡，敌军企图依靠大城市的复杂地形和防御体系进行顽抗，等待沈阳的援兵。

我军进攻鞍山的部队有四纵的10、11、12师，六纵的17、18师，辽南独立1师和炮兵师，总共7个师的兵力和70多门火炮，超过敌军6倍，占有绝对优势。在仔细侦察了敌军的部署和火力分布情况后，四纵决定以12师、独立1师和炮兵对鞍山东南的神社山阵地进行攻击，10师在东北角作辅助攻击，11师为总预备队。六纵决定以17、18师从西南角共同进攻，扫荡铁路以西市区的敌人。

2月16日早晨开始扫荡外围的战斗。12师的36团2营向鞍山市东南的制高点铁架山发起进攻。15门火炮向山顶猛轰，因炮弹过于集中在主峰一点，忽略了对两侧敌军阵地的打击。山路陡峭加上积雪融化，部队攀登相当困难。两侧的敌军火力向我军猛烈射击，造成第一梯队的很大伤亡，第二梯队也受到阻截。但是我军战士不顾一切，用“搭人梯”的办法向山顶攀登。最后终于爬上山顶，占领敌人几个火力点。由于伤亡太大和疲劳，2营无力再继续扩展。下午，36团首长命令3营投入战斗。这次炮兵把大炮对准敌军的前沿阵地猛轰，对敌人实行全面火力压制，并将障碍物炸开缺口。3营9连一拥而上，突入敌军铁架山两侧阵地。炮兵拉着一门精度良好的山炮跟在步兵后面，边走边打，有力地掩护步兵前进。这一手很有效，9连仅用15分钟就将一连敌人消灭，占领了铁架山。同一天六纵和独立1师也向敌人发起进攻，经过一天多的战斗，基本肃清了外围的敌人，逼近市区。

总攻鞍山的战斗于19日晨开始，四纵和六纵从两面对市区之敌形成钳形攻势。敌军迅速收缩，一部撤往制钢所厂区，凭借高大厂房死守，一部依靠神社山制高点死守；一部在转盘街阵地死守。我军刚冲入市区，由于不熟悉城市作战，动作比较谨慎，进展不快。摸清敌军的重点守备区后，我军重新部署兵力，分头消灭敌人。

四纵12师35团担任主攻神社山的任务。这是一个小山头，四周被楼房环绕。敌人依托坚固的大楼顽抗，1营要先肃清楼房内的敌人，才能接近神社山。经过激烈战斗，1营占领了四座楼房，部队在这里集结进攻神社山。由于楼房遮蔽了炮兵的视线，我军的大炮只能轰击山顶，却打不到敌军的前沿。1营在不利条件下发起进攻，爆破之后一个排的突击队就向山上冲，结果被第二层障碍物挡住。这时山两侧的敌军火力集中向我突击队射击，一个排全部伤亡，第一次攻击失利。

35团调整部署，以3营驱逐神社山以西的敌人，让1营改从西南角进攻。将一门山炮和全部机枪集中到大楼前，面对山上的敌人扫射。2连2班班长王福禄主动承担突击任务。这个聪明的班长看到前边突击队失利的教训，建议先从大楼向南绕，再向西运动，避开敌人火力。得到连长批准后，王福禄就带领一班人冲了上去。他一人冲在前面，先察看好地形、前进路线和敌人的火力点，再叫两挺轻机枪掩护，他乘敌人被压制和手榴弹的烟雾迅速冲到地堡前，炸毁地堡就让战士往上冲。他看一段，打一段，进展很快。仅用7分钟就打到山顶，炸毁9个地堡。在运动中友邻部队以为他们是逃跑的敌军，用重机枪向他们扫射，王福禄负了轻伤，他机灵地拿出白毛巾向山下摆动，制止了误会。冲上山顶，他一边用冲锋枪扫射，一边施展我军的政治攻势，向敌军喊道：“我就是52军解放过来的，解放军优待俘虏！”16个敌人被他连打带喊，终于放下武器。神社山战斗结束后，纵队首长对王福禄讲究战术的打法十分赞赏，专门总结经验在全纵队推广学习。[7]

经过17个小时的战斗，鞍山守敌25师和其他部队共13 000多人被全部歼灭。在清理战场时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一些国民党的军官、伪政府人员和逃兵混入工厂和居民区，使我军很难分辨。为了不让敌人漏网，看见可疑者一概拘留，这样不可避免地错捉了一些工人和技术人员。战斗结束后，外国通讯社发出消息说：鞍山战斗中许多技师和工人未能逃出，下落不明。中共中央领导十分关切，2月25日致电林彪：“据美联社称：鞍山技师及工人仅有少数逃出，留下有技师约500人、工人及家属3万人。这批钢铁工业的技术人员是很重要的财富，必须注意收集、照料，并派得力人员在他们中间工作，争取他们。”

林彪和政治部主任谭政非常重视，马上向四纵政委彭嘉庆、六纵副政委刘其人调查询问。并将他们的答复转告中央：“彭谈了两件事：一件是快解决战斗时，敌一股约千余从市内突围，追至沙河埠（鞍市外围）被我解决。内有工人、技术人员100余人随敌突围，天明后开始清送市政府。另一件是战斗结束后，有2 000俘虏押在市外铁丝工厂，经两日始处理完。据谈：该厂在清扫外围时已无敌，他们曾派人在厂内进行工作，要厂长工人照常办公，负责保护机器，不要逃走。借房子押俘虏，不致引起他们的误会。刘其人来信说：攻鞍山是在夜间10点钟左右才结束战斗，当时敌之师部率2 000余人及伪市党部、市政府、警察局等均退集钢铁公司。结束战斗时很难分清职工人员与敌伪人员，当时即全部带出城外，拘留2天，于清查登记后移交我市政府，并建议市府将技师、工人给以救济并争取其为我工作。因我部随即转移至另处作战，事后他们如何处理未详。我们认为部队在攻击城市作战时，负责保护工厂，争取技术人员为我服务的工作，是缺乏注意的，而且是做得很不好的。经中央指示后，今后当加注意。唯刘其人所说的一点确有困难，因为攻击城市作战中，敌常利用工厂等坚固建筑物抵抗，解决战斗后敌军官尤其高级军官又多改装，混入工人及市民中。如不严密清查，即易漏网。此点只有在事先事后向工人解释这样做的理由，并非有意把他们当俘虏看待。是否有当，仍望指示。”[8]

鞍山解放后，四纵接到进军营口的命令，又匆匆挥师南下。营口守敌暂58师官兵军心涣散，全无斗志。副师长王家善派人与我军秘密联络起义，提出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拟于3月中旬起义投诚。林彪开始不相信，认为是敌军的缓兵之计，一面命令独立1师开始进攻，一面命令敌军立即起义。在我军的压力下，王家善等军官于2月26日逮捕52军副军长郑明新及营口伪市府、警察局头目，率部起义。营口顺利解放。林彪鉴于过去国民党军降而复叛的教训，向中央请示：“为了避免其进后反复起见，在数日内可否命令其全部缴械，然后开至我根据地内部整训。盼复以便遵行。”2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对其进行整编。并提出三点：“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9]看来，随着胜利越来越多，各种政策性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往往比指挥打仗还更复杂。

东北我军的猛烈攻势，使防守各个据点的国民党军队一片惊慌。各地的求援和告急电报如雪片般飞向沈阳和南京。但卫立煌一概不为所动，辽阳、鞍山、营口相继失守，法库的暂26师弃城突围，被十纵和三纵围追堵截，歼灭于通江口地区。然而卫立煌就是不派兵出援，只是将主力集中于沈阳一带，补充兵员装备，督促各部进行军事演习。他认为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是围城打援，消灭沈阳的主力，所以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蒋介石眼看东北局势恶化，焦急万分。东北国民党军是他的精锐部队，也是他进行内战的本钱，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权衡之下，他决定将沈阳的主力撤到锦州一线，与范汉杰部会合，这样既可与共军决战，也可撤入关内。2月20日，他派人飞到沈阳传达命令：留下53军及207师守沈阳，其余主力尽快撤往锦州。

卫立煌闻讯大吃一惊，没想到蒋介石反复无常，对他许下坚守东北的诺言一下不算数了。卫是把沈阳当成战略基地来经营的，撤离沈阳等于是让他送死，当然不能答应。于是他马上把副总司令郑洞国找来商议对策。

卫立煌向郑洞国传达了蒋的意见，问郑有什么想法。郑洞国不摸底细，不敢贸然表态。卫立煌说：“如果委员长坚持这样决定，我们当然也只好服从。不过，现在放弃沈阳去打通锦州，途中要通过几条河流，加上共军设有几条坚固的阻击阵地，依我军目前的士气，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接着他与郑商量：“我们最好能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暂时固守沈阳，整训部队，然后再乘机出击，是有希望扭转战局的。况且沈阳有兵工厂，抚顺有汽油，本溪有煤，完全能够坚持下去。你看如何？”

郑洞国心里矛盾重重，他比较倾向于蒋而不赞成卫的战略，晚年的郑洞国叙说他当时的想法说：“似这样将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分散困守着十余个孤立的据点，等着被解放军分而治之，在战略上是极其被动的。如能正视战争失利的现实，将主力设法拉出去，将来或许还能卷土重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是我也清楚卫将军所强调的那些困难都是事实。当时在沈阳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得筋疲力竭，士气非常低落，倘一旦失去城市依托，向锦州方向运动，确有可能中途被解放军主力包围消灭。我反复思忖，觉得还是先在沈阳守上一个时期，看情况再打通锦州稳妥些。”

卫立煌又征求了赵家骧、廖耀湘等将领的意见，大家也都认为目前不宜向锦州撤退。于是卫立煌派郑洞国随南京来人一同飞往庐山，向蒋介石陈述他们的意见。当郑洞国向蒋介石转达了卫立煌的意见后，蒋介石不加思索地说：“这样不行，大兵团靠空运维持补给，是自取灭亡，只有赶快打出来才是上策。况且锦州方面又可以策应你们，你回去再同卫总司令商议一下，还是想办法向锦州打出来吧。”郑洞国又陈述了东北解冻后行军困难，部队缺员多等理由。蒋介石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北伐前，樊钟秀带几千人，由广东穿过几省一直打到河南，难道你们这些黄埔学生连樊钟秀都不如吗？”他以决断的口气对郑说：“你回去告诉卫总司令，叫他不要再迟疑了，赶紧准备由北宁路打往锦州，否则以后会后悔不及的！”

郑洞国回到沈阳向卫立煌报告了情况，卫十分焦虑，当天下午召集高级将领会议，研究蒋的指示。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此时没有把握打通锦州，也不能丢下长春、四平等地的十几万军队不管。最后大家还是赞成卫立煌的计划，赵家骧参谋长又奉命前往南京重申东北将领的意见。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们都不想撤，总算让了一步，允许东北维持现状，并指示卫立煌加紧整训部队，待条件许可，就从沈阳向锦州打。[10]

在守与撤的决策上，国民党最高军事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蒋介石与卫立煌的方案都有合理的成分，也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按蒋介石的话去做，东北国民党军很可能入关，这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一旦成为事实，解放战争的时间必将延长，华北和中原的问题也不会那么顺利解决。然而蒋介石和卫立煌都是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卫要把东北国民党军置于他的控制下，当然不能照蒋的指示办。出沈阳是有危险的，但要比半年之后，林彪已经挥军南下，攻克锦州，卡住了东北的大门时，国民党军才匆忙西进要好得多。所以军事上的事没有万全的，或多或少都要冒险。但像蒋介石与卫立煌这样争吵扯皮，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本来就很微小的希望也失去了。

我军在辽南连克三城，完全控制了沈阳以南的中长铁路，断绝了国民党军队的海上运输。沈阳西北地区也在我军控制之下，切断了锦州与沈阳之间的交通。沈阳以北只剩下长春、吉林和四平三个孤立据点，处于我军的包围监视中，互相不能支援。由于国民党高层在东北战略上的争吵，卫立煌拿不出大动作来改变被动局面。东北我军领导又作出新的决策：在解冰期到来之前集中主力夺取四平，切断沈阳与长春间的联系，争取将沈阳守敌吸引出来，再歼灭一批。

1948年2月27日，东北野战军总部下达夺取四平的作战命令：以一纵、三纵、七纵和炮兵主力统归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指挥，歼灭四平之敌。以二、六、八、十4个纵队及独立4师担任打援，分布于四平以南的铁路公路沿线。以东满4个独立师监视吉林之敌，九纵牵制锦州之敌，防备他们出动增援。为了打好这一仗，总部给各部队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由于我军集中主力攻击四平敌，便可能减低对沈阳方面之作战戒备。而（敌）北上增援之可能却会同时增大，因此，我军必须积极准备打援。为求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如在我未发动总攻击前，沈阳之敌大举出援，我攻四平部队则准备留一个师进行佯攻，其余部队全部南下参加打援。如在我军已经发起对四平总攻击，沈阳方面敌人开始北援，我预设之打援部队应在开原至长岭子一线顽强抗击，争取时间，保证我攻城部队顺利地夺下四平城。”[11]

四平在林彪脑海里的印象太深了，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和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那惨烈的战斗场面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两场真正的较量，双方都投入了最后的兵力。但是那两场战斗我军没有打赢，各级指战员们是憋了一肚子火的。这次打四平能不能成功，林彪也不是有绝对把握。他从最坏处着想，从下达命令时就设计了两套方案：能打下来最好，打不下来也求得在野战中歼灭一部分增援敌人。

然而国民党军却不是两年前的样子了。郑洞国从蒋介石与卫立煌的争吵中就感到前途无望，暗中准备从东北脱身。3月初他借口胃病发作，去向卫立煌请假，要求到北平就医。卫无奈之下只好答应他的请求。郑洞国如同得了大赦，马上打点行装、订机票，心想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倒霉的东北了。谁知两三天内形势突变，国民党的侦察飞机发现我军大部队正向四平方向集结，看样子是要再次攻打四平。卫立煌担心四平失守，长春和吉林的部队也会被逐个吃掉，为保存力量，卫立煌决定放弃吉林，将驻在那里的60军向长春撤退。于是，他命令郑洞国副总司令与赵家骧参谋长飞往吉林去部署撤退。

驻守吉林的60军是云南部队，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各省军阀的实力，用各种方式将非嫡系的地方部队调离老家。云南部队被改编为60和93两个军派往东北，为蒋介石打内战充当炮灰。他们在东北经常受到黄埔系的欺压，杜聿明原来的副手梁华盛任吉林省省长时，仗着自己是黄埔出身，盛气凌人，经常干涉60军的事务，军长曾泽生也要受气。对这种混蛋上司，曾泽生强忍怒火，委曲求全。1947年秋季攻势中，我军六纵17师进攻吉林市郊的团山子，在山上防御的182师依靠坚固阵地和装甲列车的支援，与我军进行了两天的激烈战斗。六纵集中十几门大炮猛轰团山子，17师51团连续发起三次进攻。但敌军拼命顽抗，用密集火力向我军扫射，造成51团重大伤亡。49团接着投入战斗，用改变进攻方向，以连续爆破摧毁敌军工事，攻到山顶时，敌军阵地上只剩下5个伤兵。这一仗打得十分残酷，182师被消灭4个加强连，17师也伤亡数百人。由于我军主动撤离，吉林得以保全。当梁华盛鼓吹“吉林大捷”的时候，曾泽生在60军的军官会议上挂出一幅古画，上面画着一只大狮子把几只小狮子推下悬崖。几位团长都不理解这幅画的意思，曾泽生沉重地说：“这是大狮子训练小狮子能力的情景，据说小狮子被推下崖后如果不死，大狮子就承认是它的好儿子，把它领走；如果小狮子摔死了，大狮子就毫不怜惜地丢下尸体走了。我们部队的命运就好比小狮子，在这座孤城里接受上级最残酷的考验。如果我们不坚强，就被毫不怜惜地消灭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振奋，以图自保，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曾泽生说这番话是为了让大家明白，当他们危急的时候，其他嫡系部队是不会来救援他们的。在座的人听了军长语重心长的讲话，无不为之动容。

3月8日上午，吉林机场突然降落一架飞机。郑洞国、赵家骧走出机舱，立即乘车前往60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当郑洞国向曾泽生等将领传达撤往长春的命令时，曾感到非常突然，好像没听清楚似地问：“什么时候撤？”郑说：“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曾说：“这太紧张啦！官兵没有一点准备，暂21师还有两个团驻在乌拉街和江密峰，请副总司令和参谋长能不能稍微宽限一下时间？”赵家骧说：“不行啊，曾军长，这里距长春200里地，周围都有解放军出没，万一走漏风声，60军就出不去了。兵贵神速，还是马上行动吧。”曾泽生表示服从命令，郑洞国便开始研究部署撤退的具体问题。他特别强调：撤退之前务必把小丰满水电站彻底破坏掉。曾泽生听了没有表态。

尽管行动是严格保密的，到天黑60军出动时，市区内已经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官员、地主商人拉家带口，开着汽车、赶着马车争先恐后地逃命，把道路挤得水泄不通。曾泽生亲自指挥特务营维持秩序，将军民分成两路走。走出十多里地，听见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大家以为小丰满电站被炸毁了，但看看吉林市的电灯并没有熄灭。原来曾泽生违抗了郑洞国的命令，让后面的部队把带不走的弹药销毁，保存了电站。

3月10日，60军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行进，带的一点干粮吃光了，国民党兵就沿村挨户地抢劫老百姓的食品。前边的部队把井水喝光了，后面的人只好吃雪解渴。先头部队过了大水河，就破坏桥梁公路，后边的汽车无法通行，国民党政府官员只好弃车步行，狼狈不堪。财政厅长带了一小汽车钞票，到此无法带走，守着钱发愁。后边掉队的大兵趁机抢劫，一人扛一捆，发了一笔横财。

60军逃出吉林，是我军没预料到的。林彪闻讯后命令东满独立师去追，在九台南边的太平岭与60军交火。曾泽生亲自指挥182师抵抗，掩护队伍撤退。我军兵力不够，截下了后边的运输团。60军虽然摆脱了我军的追击，但重武器和辎重物资几乎损失殆尽。当他们于11日逃到长春郊区时，遇见前来接应的新7军38师，总算松了一口气。[12]

60军从吉林的撤退并没有影响我军进攻四平的决心，相反正说明国民党军队已经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按照东总的既定部署，一、三、七纵和炮兵部队于3月2日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了对四平的包围。

此时的四平与去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去年夏季的四平攻坚战我军未获成功，因此在我军发动冬季攻势后，敌人错误地估计我军不会轻易地进攻四平；他们甚至认为就是我军来打四平，他们凭借这里的坚固工事也能守得住。因而我军在沈阳附近作战时，陈诚将71军军部及87、91师调到新民，四平只留下88师和保安队等18 000多人防守。这样少的兵力来守这座大城市，兵力不够、战斗力不强和处于孤立的严重弱点就暴露无遗了。71军军长刘安祺临行前忧心忡忡地对留守的部下说：“现在四平就是一个没有盖上盖的棺材，要特别提高警惕，加强防卫，否则就要被共军吃掉。”然而88师师长彭锷却不当回事。到3月7日我军已经开始清扫外围，彭还对部下夸口说：“我们守四平是有把握的，因为我们的武器好，工事坚固。万一情况不利时，长春的第一兵团和沈阳的第九兵团会来帮助我们的。”[13]

经过四天的外围战斗，3月8日七纵拿下了敌人在四平外围设置的最坚固的阵地——三道林子地堡群，四平城再次显现在我们面前。一纵李天佑司令员手拿望远镜观察地形，思绪万千。从去年夏天起，他就憋了一口气：一定要拿下四平。现在林彪把总攻四平的指挥任务再次交给他，表现了总部对一纵的信赖：一纵，应该是最强的部队。经过侦察，发现敌军的防御重点是在路东，88师的师部在城东北角的油化工厂。如果按原来的部署作战，重拳就打不到要害。李天佑与万毅政委、李作鹏参谋长研究后决定调整攻击部署，从城北进行突破。将炮兵阵地置于三道林子，将一纵由城西南调到城北，与七纵换防，由1师、2师担任北面的主攻。三纵从东南角进攻，七纵由西南方向进攻。在城北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0多门大炮，其他方向上也分配相应的炮火。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我军在调动完成后，各级指挥员又到前沿多次观察地形，研究战斗方案，并进行了演练。

3月12日早晨，雪后天晴。我军步兵、炮兵迅速进入阵地，炮兵先进行了试射。7时40分，五颗信号弹飞上天空，总攻开始了。几个阵地上的火炮一齐怒吼，四平城顿时黑烟弥漫，大地也在爆炸声中颤抖。经过7分钟的炮火急袭，敌军的前沿阵地大部被摧毁。一纵、三纵、七纵和独立2师从五个方向开始突破。主攻的2师沿着铁路西侧越过铁路桥头堡，突入市区。不到半个小时，2师就突进去两个团。其他四个方向的部队也都突破了敌军的防线。敌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路西的敌人迅速向路东收缩，企图集中力量顽抗。七纵穷追猛打，进行街道战斗。到14时，三纵与七纵部队就在中山大街会师，四平守敌被压迫到东北角的油化工厂、发电所一带。一纵1师大胆迂回，打乱敌人的防御体系，对油化工厂和发电所的敌军核心工事发起进攻。经过连续突击，敌人的阵地一个个被攻克，88师师部仓皇撤退到红万字会和晓东中学内。这时三纵也从南向北压过来，把敌军阵地越挤越扁。战斗到这天夜里，我军暂缓进攻。

13日晨，天刚蒙蒙亮，一纵、三纵和炮兵经过重新组织，对两个据点内残存的敌人发起最后的进攻。此刻，88师的绝望挣扎已经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很短时间的战斗，敌军就被全歼。这次四平战斗仅用了23个小时就胜利结束了。一纵和七纵的干部战士都感到扬眉吐气。为了这座城市，牺牲了多少老战士，有多少人的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今天它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手中。18 000多敌人被我军毙伤近4 000人，其余都当了俘虏。缴获各种炮197门、轻重机枪461挺、步枪8 935支、汽车85辆和大批物资。我军伤亡4 931人。[14]

攻克四平为我军的冬季攻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长达3个多月的作战中，我军共歼灭敌军156 0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1 200多门、枪支69 000多支、汽车300多辆。收复四平、吉林两个省会、鞍山、辽阳、法库、营口、开原等18座城市。解放区占有了东北70％以上的土地，各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而国民党50万大军被压缩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至山海关的三个孤立区域内，被我军分割包围，铁路联系中断，陷入更深的困境。冬季攻势显示了我军的大兵团联合作战和城市攻坚战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指挥员们真正掌握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和“四快一慢”的战术，每次攻城作战，投入的兵力都在守敌的五倍以上。这次四平战斗敌人不到两万，而我军集中了10个主力师和160门火炮，还有3个纵队负责打援。这种牛刀杀鸡的打法保证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比秋季攻势又进了一步。敌人越打越少，我军越扩越大。十一、十二纵的组建和40个二线兵团的组成使我军形成了人数上的较大优势，在士气上也远远高于敌人。冬季攻势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我军最后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15页。

[2]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09页。

[3]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4]　《四纵辽鞍战斗典型经验》，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页。

[6]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

[7]　原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8]　原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页。

[10]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9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1]　中南军区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12]　杨肇骧：《第六十军在吉林的顽抗和撤退》，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12页。

[13]　苏汉初：《一九四八年四平战役片断》，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15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第38章　改造国民党俘虏

184师起义后再叛变的教训——筹建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国民党军官不服气——中央和罗、谭首长对改造俘虏的指示——形式多样的学习改造——如何对待高级战俘——“回忆历史，自我清算”——审俘工作经验——改造战俘，瓦解敌军

随着我军在战场上不断取胜，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军战俘，应当怎样处理？

在1947年以前，我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俘虏人数并不多。当时部队都是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后方，对俘虏大多是战后随即处理。身体好、无恶习，符合当兵条件的，马上补充进我们的部队。国民党士兵受过正规训练，军事技术好，拉过来就顶用。每次战斗结束后，以俘虏补充部队，使我军建制经常保持满员。这在当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但是，这些国民党兵多数受反动思想的毒害，有些老兵参加过对日作战，立过战功。他们从心里是看不起我军的，改造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自觉地调转枪口来为我方作战，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在东北敌强我弱的大环境下，就显得更加困难。

1946年5月30日，我南满部队在围攻海城的战斗中，国民党守军184师求援无望，在潘朔端师长带领下，师部及一个团2 000多人宣布起义。这是我军进入东北以来，第一支国民党部队成建制地投向我方。当时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打击了敌人的士气。我方对此极为欢迎，将该部改名为“民主同盟军”，保留原编制。将他们拉到后方通化地区学习整训。

南满辽东军区对184师给予了种种优待，每天吃的都是大米，蔬菜供应也比我军各部队都多一倍。穿的衣服及日用品也作了特殊供应。相比之下，我军从关内来的老部队，吃的是高粱米，穿的是灰布破军衣，真是艰苦极了。但是这种优待非但没有感动一些国民党军官，反而把他们惯得越发骄横了。生活上挑三拣四，成天不满意；2 800多人的队伍，排以上军官倒有400多，但是不能撤换，也不让我军的干部派进去。如果要整编他们，就说我们像杜聿明一样欺负他们非嫡系部队。这些家伙养在我们的根据地里，天天闲来无事，军官们就聚在一起赌钱，暗中抽大烟的也有。我方当然不可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于是这些家伙又讲怪话说：“到共产党这里，升官也不发财。”

由于184师起义是处于我军包围下被迫的选择，多数军官在政治上仍然坚持他们原来的反动立场，过来后处处与我方作对。当时他们所到之处，我们的地方政府都组织群众大会欢迎。一些军官反而说这是我方的政治宣传，是拿他们当“展览品”。一些军官白天假装进步，夜里偷听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窥测动向。

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南满大举进攻。我军放弃通化，向临江地区转移。184师中的反动军官认为共产党不行了，就密谋叛变，拉起队伍再回到国民党那里去。副师长杨朝伦平日沉默寡言，骗取我方信任，暗中却和其他人串联商量叛变。他们劝说潘朔端将军遭到拒绝后，决定自己行动。当我军放弃通化，向临江撤退时，上级命令184师从石人矿车站乘火车走。杨朝伦眼看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拉起1 000多人叛逃而去，造成一起影响极坏的政治事件。没走的人在潘将军带领下转移到北满根据地，整编后并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1]

这是我军进入东北后第一次改造国民党部队的经过，成绩当然有，教训也是很深刻的。总之，人心的向背是与战场上的胜负密切相关的。当我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时，不仅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看不起我们，就是老百姓对我们也是半信半疑，袖手旁观。在这种环境下改造国民党部队，再给他们吃好的、穿好的，他们也不领情。所以，笼络的方式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只有在我军强大起来之后，在战场上狠狠地打，彻底打掉国民党军的威风，叫他们看到我军就胆战心惊，从士气上先压倒对方，才谈得上改造他们，使用他们。我军改造国民党战俘的工作，就是这样起步的。

1947年初，“三下江南”战役结束后，大批国民党官兵被我军俘虏。对国民党军官当然不能放虎归山，他们被集中押送到哈尔滨收容看管。当时我军没有收容战俘的机构，临时将驻在佳木斯的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招待所调来，占用哈尔滨市的“马迭尔”和“老北京”两家旅馆，作为这些国民党军官的临时收容所。这里地处闹市，看押管理都不方便，于是又找到了原日本陆军医院的旧址，挂上“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牌子，开始了对国民党中、高级军官管理、改造的工作。

万事开头难，当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后方又在进行土改和政权建设、军队后勤生产，得力的干部都被抽调去干这些工作，人手总是不够用，不可能将许多干部用于俘虏改造工作。教导团初建时，除了少数领导干部，其余的管理人员多数是第一次解放长春时接收留用的伪政权职员。这些人素质不高，政治觉悟也差，常与国民党军官们勾勾搭搭，通风报信。1947年10月内部进行清理，清除了一批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调来一批我军政治工作人员，工作才开始走上正轨。教导团初创时期，财政也很困难，俘虏一批又一批往这里送，床板、棉被都来不及供应，新来的人只好铺些稻草睡在水泥地上。基本条件不完善，给管理改造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

这些国民党军官，尤其是新1军、71军的，刚来时思想非常顽固，气焰也很嚣张。明明作了俘虏，还撑着架子死不服气。认为他们被俘“完全是上级指挥错误，自己走了背字，才被土八路捉住”。有的说：“八路是以大欺小，以多打少，否则还不知道谁胜谁负呢！”还有的竟恬不知耻地说：“你们八路是死拼命，死的太多了，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打下去，才放下武器的。”嫡系部队来的俘虏对蒋介石极为效忠，听我们的干部直呼“蒋介石”的名字，很不习惯，公开抗议说：“我们称呼你们的领袖是毛主席，你们起码也应该称我们的领袖为蒋先生吧！”他们不服管教，经常装病、睡懒觉、不参加学习，暗地里喝酒、赌钱。到处钻空子，借外出看病的机会，对医务人员和普通工作人员进行反动宣传。故意破坏卫生设施，把水管子和抽水马桶全堵塞或搞坏，然后就起哄。甚至还有的嫌伙食不好，对我们的干部说：“优待俘虏要天天给大米、白面和肉吃，曹操当年优待关公，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还有美女服侍呢。”为了制服这些家伙，我们只好采取监狱关犯人的方法，楼上楼下、过道内外和各道口上卫兵林立，枪上刺刀，森严壁垒。被关押者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各队之间不得接触交谈，室外活动的区域和时间都要有严格规定，这个队活动完了再让另一个队出来。吃饭休息时不许出屋，出来的人要被哨兵大声喝斥，赶回屋内。到内部的小店买东西要持购物牌子，并限定人数；打水、打饭也是如此。如发现反动行为（如反动言论、破坏公物）即关禁闭惩处。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国民党军官的抵触情绪很大，他们说这里是监狱、集中营，高呼“空气、阳光不是我们的”之类的抗议口号。

这样的僵局是无法开展思想改造工作的，教导团领导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引起了重视。这时，形势有了进一步好转，教导团也得到一些财政拨款。他们购置了铺板、草席、炊事用具、鞋袜等，改善了生活基本设施。调换了炊事员，菜里的油盐多了，开水也保证了供应，建立了卫生所，给患病的俘虏治疗。日用品的供应也有了改善。这些国民党军官感到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情绪逐渐平静下来，能够遵纪守法，不再寻衅闹事了。

管理制度也作了很大的调整。团里确立了“解放军人守则”，撤销了室内和道口的警卫，取消了购物牌子，活动时间大家都可以自由往来，不再“划地为牢”。管理干部改变作风，不再张口“反动”、闭口“顽固”地训人，而是与俘虏们生活在一起，尊重他们的人格。一些不称职或成分复杂的坏干部被清除，减少了麻烦，俘虏们感到心情舒畅，对立情绪慢慢消除。

但这些改善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性质变了。团领导一方面要连队管理干部大胆放手，发挥民主管理的力量，通过组织俱乐部培养积极分子，在学习、打扫卫生、出公差勤务、组织文艺活动等方面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责任心，比我们的干部每天跑来跑去、大喊大叫地忙于事务要好得多。我方干部的主要职责是监督他们的思想动向，对他们进行审查和改造。团领导强调：虽然工作方法改变了，但仍然要有敌我观念，要做到“外宽内严”、“内紧外松”。

“解放军官教导团”内部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外面的变化更大。1947年是我军根本扭转东北局势的一年。秋季和冬季攻势中，国民党军整师、整军地被我军歼灭，俘虏中不仅校官越来越多，也有了将官。他们一批批地被送到教导团，再也不是横着脖子不服气，而是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有的甚至是第二次当俘虏了。国民党军士气的低落，正是我军进行瓦解敌军政治工作的好机会。

1948年1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召开“国军工作会议”。谭政主任主持了会议，研究瓦解敌军问题和对俘虏的处理和改造问题。会议重温了1946年11月14日中央对俘虏工作的指示，对中央指示中规定的几项政策进行深入的学习和领会。

中央在《指示》中说：“对俘虏释放或留用，应权衡利害，灵活运用，应以积极争取为主，不应以消极放走了事。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意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外，一律分期释放。”国民党士兵除老弱和兵痞放走，其余大部争取补充我军。

“俘虏教育问题，是争取俘虏极重要工作。派干部必须选择有能力经验及社会地位者，特别对比较高级俘虏起作用很大。应尊重其人格避免用俘虏招待所或解放招待所等字样。在方式上要特别注意，首先要善于迁就，切忌过分刺激；应顾及他们旧生活观念，道德观念，及对我仇视成见与怀疑恐怖心理。不使他们安心下来，一切政治都谈不到。要关心照顾其生活，诱导他们敢于说话。即使反动言论，也不急于批驳或下结论。先做启蒙运动，慢慢在政治上提高。这必须经过一个过程，走一些曲折迂回的路子，才能打通思想。但有些地区只是公式化地优待俘虏，请吃饭、看戏、发东西，但不在教育上注意，或生硬地谈问题，结果耗时费财，问题未易解决，甚至引起反感。他们愈不满，我们愈防范，最后不是镇压逃跑，就是随便处理，结果影响很坏。‘一把小米养恩人，一担小米养仇人’，因此在方式上应该很好的检讨。”[2]

1948年4月21日，罗荣桓政委和谭政主任向各部队发出《瓦解敌军之新策略》的指示。指示中说：“最近以来，在敌军内部出现了一种较前不同的变化：有些中、下级军官被俘时隐匿真实姓名、职业及逃跑者已大为减少。有的自动承认，有的以小报大（如尉官报校官，不愿意回去）。因为蒋军败局已定，回去无出路，还会受监禁。而曾经我放回及继续被敌军任用者，战场上抵抗亦不及以前坚决，并发现有鼓动别人缴枪者。辽鞍、四平、吉林被我攻克后，53军（东北军）、60军（云南军）及个别暂编师的人员找关系、与我接头谈判者，较前积极。”

罗、谭首长指出：“为针对敌军此种日益增大的失败情绪，进一步瓦解敌人，特别是降低敌方军官的抵抗意志，除已有的口号与办法外，拟采取一项新的策略：凡在作战时不坚决抵抗并迅速缴械者，或在攻城时让开缺口，使我能迅速进展；以及类似此种行动者，均按情况准许立功受奖。并在放下武器后，不问官居何职（罪大恶极者除外），不宣布为俘虏，不送后方，当场释放，动员其继续立功。必要时尚可允许其带回自配之武器，并掩护其安全通过我解放区。估计这样做，会使许多军官消失其被俘后为前此所不能消失的顾虑，即经我一度训练，而被我开释者，必遭国民党拘禁（段培德、陈明信、陈家珍均已押送南京）。”[3]

中央和野战军首长给了明确的指示，交代了具体的政策，下面的工作就更好作了。1948年上半年送来的俘虏军官，思想和精神状态都比以前的俘虏有很大的变化。我军的强大和英勇，彻底打掉了国民党军官的威风。对于自己的被俘，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不服气，反而为自己保全了性命感到庆幸。他们说：“能够不被俘自然最好，但是，不幸被俘了，也没什么，反正学习些日子也是要放的。”对东北战争的前途，他们已然没什么信心。说：“以东北国民党现有的实力对付共产党，是没什么希望啦。如果有生力军前来，尚可挣扎一番。”对全国的战局，他们还抱有幻想，认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高级军官特别注意看报纸、听广播，但看到蒋介石节节败退，他们也是垂头丧气，愁眉不展。

教导团根据这些俘虏的思想特点，决定开展多种工作，加强对他们的改造。首先是搞好文体活动，让他们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总比闷在房间里胡思乱想要好。针对国民党军官文化程度较高，喜爱说说唱唱的特点，团里的俱乐部分别组织了平剧（京剧）、秧歌、话剧、歌咏、乐队等好几个表演队，排练节目。每逢节假日就组织各类体育活动，打球、下棋，没有这方面特长的人就当观众，看热闹。团里还经常搞些美化环境的活动，栽花、打扫卫生、出墙报，院子里到处可以听到歌声和笑声。俘虏们的苦闷解除了，对立情绪也缓和了，通过这些交往与我方干部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迈开了第一步，接着就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最初干部们没有经验，将上千名俘虏集中在礼堂里听报告，由干部们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献，一气讲上4个钟头。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俘虏们说这是“受洋罪”，有的装病不到，去了也不听，在会场里睡觉、开玩笑、在旁人身上画王八、在凳子上写乱七八糟的话。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干部们深深感到，这些俘虏的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必须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

这些国民党军官受了多年反动教育，反动思想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说服改正的。为了摸清他们的活思想，团里组织连队学习，鼓励俘虏们大胆发言，说错了也不要紧。于是一些人谈出了自己的一些真话。他们虽然被俘，但对蒋介石总抱有幻想，认为他们的失败只是战场指挥的失误。辽沈战役结束后，新1军、新6军的军官很不服气，说“我们根本就没打，是队伍搞乱啦。如果我们有时间把队伍拉开打，那还不晓得会是什么局面呢！”有的说：“是蒋不了解情况乱指挥，如果是我们自己指挥的话，起码还能打上几个月！”还有人说：“尽管我们东北的军队完了，华北的傅作义还是相当有办法的，何况又有美国人的支持。”到了1949年元旦，南京政府鼓吹“和谈”，一些俘虏也随声附和地说：“该和，还是和了好。不要欺人太甚，狗急了也会跳墙。”有的说：“过去共产党主张和平，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在战场上打胜仗。这次是国民党要求和平，如果共产党不答应，必然受到人民的反对，那么共产党也会得到和国民党相同的后果。”当我军准备渡江时，一些人着急地说：“长江天险不可破，渡江不可能成功。”直到我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他们才长叹一声：“唉，大势去矣！”心存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使得这些俘虏情绪低沉，开始考虑各自的出路。一些高级将领认为已被划为战犯，后半生只能老死狱中，改造不改造都无所谓了。团以下的军官惦记自己的家人，急于获释，所以处处表现的驯服积极。有的家在南方，失去了联系，自己感到没有前途，只好作长期打算，先在这里呆下去再说。还有的想表现好一些，幻想将来在共产党里得到一官半职。总之，他们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

教导团根据这些活的思想，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改变了以往集中上大课、满堂灌的方式，把学习文件发给每个人。让他们自学，写笔记，在小组讨论会上谈心得体会。多次组织外出参观，如到双城乡村看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到哈尔滨的电厂、面粉厂看工人们积极生产的场面，用事实教育他们。这些俘虏们以前抱有成见，认为参观是“故意摆好样子给他们看的”。当他们真正转了一圈之后，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里也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共产党的领导确实是得人心的。

团里邀请了高崇民、阎宝航两位先生来作报告。当时他们的身份是民主人士，阎宝航以亲身经历控诉了蒋介石破坏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特务制造重庆较场口和南京下关血案，毒打民主人士的法西斯罪行。在座的俘虏受到很大震动，对国民党的内幕有了初步了解，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团领导乘热打铁，将政治学习更深入一步，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解放区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和报纸上的最新文章。邀请东北局领导李立三来作报告，介绍解放区的建设情况。学习这些的目的，领导上提出“追求真理，辨别是非，认识时代，确定将来”的口号，勉励大家努力改造思想，脱胎换骨。

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下设6个连，收容的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1947年秋季攻势以后，国民党军官被俘人数猛增，并且送来一批高级将领。为适应新形势，教导团又专设了一个高级组，集中管理军、师级战俘。辽沈战役结束后扩大为两个高级战俘队，军级为一队，师级为二队。

高级战俘的管理与中下级军官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跟随蒋介石多年，很多人是蒋的亲信，指望他们在短期内改变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被俘后，就没有积极争取获释的表现，而是撑着长官的架子，旧部下见到他们仍然毕恭毕敬。平日高傲自大，口出狂言，对战败很不服气。对这些特殊的战俘我们也有特殊政策，这些人社会经验丰富，世故圆滑，轻易不暴露真实思想，个别谈话很难有什么效果。而且这些人很抱团，有“共患难”的意识，从内部很难打开缺口。但另一方面，他们地位高、身份明显，不易隐瞒历史问题。我们不会轻易释放或处理他们，改造工作可以慢慢来。

教导团的干部们首先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对高级军官进行身教。平时与他们一起学习、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过旧历年，团里的炊事员休假，团首长带领机关科室和连队干部为战俘们做年饭，亲自端到各个房间。这些国民党高级军官感到非常惊讶，背后说：“共产党真是了不起，这在国民党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官兵关系，就莫怪人家能打胜仗！”在1948年初冬季攻势中被俘的新6军军官，来团后非常高傲自大。但是对团里干部努力工作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他们渐渐地愿意和我们的干部接近，我军干部的作风对他们的影响，不亚于在战场上的作用。

高级战俘对我方是很有用的，他们熟悉国民党的政治、军事组织情况，亲自参与战争决策，了解很多机密情况。但是要他们交代这些材料是很不容易的，一对一的审问，我们的年轻干部经验不如他们，问不出什么材料。团领导细心观察，寻找突破口。国民党内部总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过去在同一个军的，因贪污分赃不均引起某人的不满；或因某人有后台而吃得开、升迁快，有的人没有后台，受到排斥；或因战败互相推卸责任，攻击谩骂他人。在嫡系与非嫡系部队之间，这种矛盾就更突出。利用这些矛盾，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情况。团干部看了这些高级军官写的自传后，利用散步活动时间与他们闲扯，在其兴高采烈不注意时，向他们提个问题要他们讲讲。问到一定程度即不再深入，让他们写出来，看完材料后再深追一步。就这样从高级战俘中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材料，报告给上级部门，供野战军首长参考。

与思想教育同时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对俘虏进行政治审查。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部队，社会经历复杂，有的是国民党特务，有的是我方叛徒，有的曾犯下严重罪行。对每个俘虏的情况，必须审查清楚，才能决定如何处理，能否释放或使用。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最初，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干部没有经验，审查工作搞得很不得力，方式简单。对国民党军官总是习惯用审问的方式，在小房间里一问一答。问话照例是姓名、年龄、籍贯、出身、学历、职务那一套，然后就问有什么问题要坦白，交代政策就是“说了没有关系，你不坦白我们也知道。”这样审查俘虏当然不会说实话，于是临走时再冷冷地警告说：“回去再考虑考虑。”结果是可想而知，基本上审不出什么问题来。

当时我们的干部还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轻信所谓的“积极分子”。有些俘虏很会表现，一来就装做顺从的样子，对我们的干部溜须拍马，假装积极，并经常汇报一些俘虏的情况。我们的干部把这些家伙当成“积极分子”，依靠他们提供的情况去审查，结果引起俘虏的反感。国民党军官也痛恨告密者，这些“积极分子”在俘虏中处处受打击，抬不起头来。团领导经过周密调查，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是别有用心的坏人。他们之中有国民党特务和从我方叛变的叛徒，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采用伪装进步和恶人先告状的方法，骗取我方信任。如果重用这些人，审查改造俘虏的工作就会误入歧途。我们清洗了这些坏人，对思想上真有改变，表现好的俘虏，我方给予鼓励支持。如一个中校团副，领着大家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是进步的表现，被培养为文艺活动积极分子。

我方改变了对俘虏军官的审查方式，一般不再采取单独审问的方式，而是结合政治学习，让他们写自传，号召他们“回忆历史，自我清算”。通过自传了解一个人的经历、政治观点、思想动态，在自传中往往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干部就利用休息和散步的时间，以谈天的方式，有目的、有对象、有重点地了解一些问题。但是不露声色，以免引起对方的警觉和不安。在学习会上让个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大家评议，由此可以给一个人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对个人的释放或留用，或作其他处理提供了依据。

个人的回忆后来不仅限于自身的历史，他的所见所闻都可以写出来。这样我方就可以了解敌人许多内部情况，如国民党军队内的政工系统、特务组织和作战指挥，为我方提供了宝贵的情报，对我们的军事、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审查工作是很需要政策水平和斗争艺术的，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们的干部积累了经验，掌握住俘虏的心理活动，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总结出以下几种方式方法：

一、个别谈话：通过这个方式，可以了解一个俘虏的目前思想情况及其历史。但是这个方法却是不完全的，这种方法，斗争经验丰富的干部可以用（能从谈话的言词间发现矛盾）；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尤其青年新干部，收效不大。我团成立初期，便是用此种方法，在工作上就吃了一些亏。原因是俘虏没有一个愿意暴露他的真实历史、坏思想。我们的干部又无经验，往往谈了半天，不得要领。而更坏的则是俘虏们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天花乱坠地说上一套，稍不经心就会被其假象所迷，得不到真情况。如果非要当面来谈不可，根据我们的经验，需要注意以下几点：谈话之前一定要掌握一些材料，研究对方的个性、历史等。谈话中非必要时，切忌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办法，而是从闲扯逐渐地引到本题。这里又要注意两个偏向：一个是有问题的俘虏，一扯起来就海阔天空，无尽无休，故意的使我们抓不着其所以然来。这时应适当地加以扭转，不然不但白白地浪费了时间，而且会使对方洋洋得意。认为有了对付我们的方法，而越发地不肯把真事说出来。另一个则是须严防操之过急，这样会过早地暴露出企图，使俘虏提高了警惕，以后的工作更加困难了。

二、参加俘虏的日常活动：在我们两年来的审俘工作中，这个方式收获是比较大的。在形式上要和俘虏们打成一片，参加他们的学习讨论会和文艺活动。由此可以去认识了解俘虏的假象，因为我们的干部与其相处既久，比较熟悉之后，其警惕性就会降低。特别是在日常生活、闲扯、游戏中，俘虏们就最容易暴露思想。但在学习讨论会上需要注意，因为俘虏们通常把学习表现的好坏，认为是我们衡量其思想进步与否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因此，一般在学习中都有一定程度的假象。特别是当我们的干部在场时，假象就更严重。因此不能单纯地根据俘虏们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内容正确与否，来判断他们的思想；反之，倒是在学习态度上。譬如有的人一向不表示意见，有的人谬论百出，有的人好钻空子，有的人肯于揭穿或反驳谬论，有的人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有的人一味乱奉承我们。虽然每一种类型的动机不完全是一致的，但这里就多少也有些是可以作为我们审查工作的参考资料的。

三、听取俘虏间相互的反映：干部少、工作多，而且要尽可能地做到普遍深入的了解，因此，单凭干部的活动是不可能的，而会顾此失彼。为此，通过俘虏去了解俘虏，就成为我们审查工作中的一种方式。但是需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及主观上的分析，否则往往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像我们团在成立初期，某些干部全靠听取所谓“俘虏积极分子”的反映，发生的毛病极多。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先有了个“积极分子”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存在，因此对其反映，一般就不够客观；常常是分析得少，信任得多。而所谓“积极分子”又怎样呢？第一，俘虏终究是俘虏，因此不管多么进步（特别是在东北解放前），除少数外，其大多数还是想回家的。也就是说，在回家这一点上，俘虏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其次，由于俘虏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的思想意识（圆滑世故）比较浓厚（特别是中、上级的）。而且成分又极为复杂，有青年知识分子、有地痞流氓、有特务分子、有职业军人、有嫡系、有非嫡系等。因此，对真假“积极分子”的鉴定，与反映情况动机，及事实真伪的判断上，需要加以分析考虑。否则就会造成工作的损失。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了俘虏反映的情况，因为有些是真实的，而且积极分子也是存在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搜集的材料要全面、要广泛，结论不要下得太早。对“积极分子”则应该是在使用中去鉴定，并重其品行、历史等。经过审查确定为真的“积极分子”之后，注意不要使其在俘虏中暴露。否则一般俘虏对他警惕起来，对我们的工作是不利的。

四、从决定释放的俘虏中搜集反映：我团常在释俘之前，召开释放俘虏的座谈会，一方面可以收集对我团工作比较真实的意见，同时也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一些俘虏的思想问题。另外对素日表现较好的进行个别谈话，一方面布置其回去后瓦解敌军的工作，一方面通过他们搜集一些留团俘虏的思想、历史材料。这种了解的方式，收获是很大的。因为俘虏临行之前，一般的多少都有点感恩报德之心；另外由于整天与其他俘虏在一起，向领导上反映情况，多少感到有些“对不住人”。甚至是怕报复，影响自己回家。如今回家的问题既已解决，又离开了解放团，所以将过去没有反映过的事情，这时可能比较详尽、没有顾虑地说出来。这对我们审查了解，帮助极大。

五、审查历史自传：我们对俘虏历史的审查，依靠俘虏的历史自传及登记表，也是主要的方法之一。但他们所写的历史自传和登记表，一般的讲，多不真实（特别是入团初期写的）。如家庭成分，大部写为贫、雇、中农，或无产阶级；年龄亦大报小，职务多不是真实等。如写历史时，说如何不得志；写过去所作作为，尽量往好处写。职务尽量往非战斗、非政工人员上写。实在瞒不过了，也还要写上“代理”字样。或缩短年龄，以示为非做歹的年限不多。掩盖政治问题，回避社会关系，也非常普遍。有些人把自传写成文艺作品式的，充满美丽的词藻与感伤，以资眩惑眼目，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具体的事实经过，却所说无几。也有的把自传写成歌功颂德篇，除开场白写几句历史外，就满篇都像佛经似的，新民主主义怎样好，“决心悔过自新”、“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希望早日回家”、“誓为人民服务到底”等，驴唇不对马嘴的胡云一套。实际内容就是一句话：希望早日放回家。以上这些都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审查历史自传时，对以下几点要特别加以注意，以免被敌人的假象所迷。（1）不要把历史自传孤立起来看，不要相信他们所写的“思想如何转变”、“无任何有利的社会关系”，应该联系其他一切生活态度、学习表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材料，相互研究，才不致发生错误。（2）看自传严禁粗枝大叶，不用脑筋，应该细心耐烦，集中精神，注意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摘记下来。（3）注意历史自传中的关键问题，如升迁、调动、转业年月、时间、及原因等，特别是长、短期训练，教育的地点、时间、性质、内容，以及写的年代不清，事实模糊的地方。（4）注意自传中所提到人物的政治背景、所在地及时间、和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情况。（5）若发现其突如其来，突然转变的事，有讲不通或不衔接的记载时，应使其重写或口述，最好是口述，更容易发现其矛盾。（6）不完整的历史自传要保留，不要退还给俘虏。对有怀疑的问题，不妨让俘虏写上二三次以上，以凭对照。写一次解决不了问题。[4]

再顽固和狡猾的敌人，在我军的教导团里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造，在政策攻心和严密的审查下，除了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服从管教，重新作人，再无别的出路。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自1947年5月成立，到1949年6月两年内，共收容俘虏15 533名。其中包括中将29人、少将210人、上校397人、中校少校1 484人。其他是低级军官、部分士兵和国民党政府官员。经过一期期的审查和筛选，共释放7 756人。其中有中将10人、少将86人、上校308人。经过一段学习，参加我军的有507人，到各生产部门参加工作的有1 411人。还有5 593人转送到安东等地学习或释放。到1949年6月，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里仅剩俘虏164人。其中等候释放的51人、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的37人。还有76人，内有中将11人、少将28人、上校18人，属于二、三级战犯或有重大问题未审查清楚，后转往抚顺，进入战犯管理所继续改造。

我军改造国民党战俘的工作成果是显著的。大批国民党军士兵参加我军后，启发了政治觉悟，调转枪口打老蒋，在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先进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国民党军官经过教育改造，认清了形势，大多数转变立场，为我军作宣传，在国民党军队内部进行策反和起义工作。为瓦解敌军，加速解放作了一些贡献。被释放后回到国民党军队继续与我为敌的，实在是微乎其微。我军围困长春时，一些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官回到原部队，宣传我军的政策和外界形势，使困守孤城的国民党官兵军心涣散，人无斗志。郑洞国被迫下令：凡是被共军俘虏过的，不许他们再回来。这种不通人情的做法在内部引起公愤，实际上没能执行。在开原被俘的国民党116师师长刘润川及副师长、参谋长及一个团长，在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一年后，于1948年5月获释，回到沈阳郊区的国民党53军130师驻地。他们想见军长周福成，130师师长王理寰电话请示，周不但不欢迎老部下的归来，反而骂道：“这几个东西都被共产党训练好了，和高福源一样（高原为东北军团长，在陕北作战时被红军俘虏，释放后向东北军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促进了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作者注）回来拉拢来了！你把他们四个人看起来，不要和官兵见面。”卫立煌听说此事，把他们四人接到总部安慰一番，送往南京“受训”，实际上是软禁审查。[5]几个月后沈阳解放，周福成也当了俘虏，来到哈尔滨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在团里他表现积极，很想争取早日获释。此时他的心情，应该是很理解他的部下，为自己当初的行为感到懊悔了吧。

[1]　辽东军区政治部报告：《民主同盟军一年来的改造工作》。

[2]　四野司令部编：《国军工作会议参考文件》。

[3]　四野司令部编：《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东北区摘报》。

[4]　《东政解放军官教导团两年来工作总结》。

[5]　王理寰：《在沈阳酝酿起义及其结果》，载《辽沈战役亲历记》。

第39章　“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

营团干部来上学——林彪细说“四快一慢”——野战军参谋会议——刘亚楼对司令部工作提出新要求——攻坚战斗的三条原则——东北野战军全军大练兵

东北的形势越打越好，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这些对我军提出了新的要求，千头万绪第一条，就是提高我军各级指挥员的素质和战术水平。

每次打完仗，总部都命令各纵队和师指挥员汇报作战经验，检讨失误和不足。部队每次都按要求做了，但是新的战斗打响，莽撞蛮干的老毛病就又犯了，对“四快一慢”的战术总是吃不透，不善于灵活运用。看来，战术训练要从营、连基层指挥员抓起，这些干部心里明白了，才能把仗打好。1947年8月秋季攻势尚未展开，总部命令各部队送一批营、团干部到军政大学参加集训。

1947年年底，冬季战役正在进行中，260多名干部奉命来哈尔滨的军政大学报到。学校把他们组成“上干队”（即中级干部集训队），下设两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一队成员是营长、团长和团参谋长，二队是一批资格较老的连长，三队是教导员和团政委。这些长期南征北战、爬冰卧雪的老战士，头一次过上了城市生活，每天坐在暖暖和和的屋子里听报告、开讨论会，放假时到街上看光景。城里的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奇，有的说：“哈尔滨有三多：洋房多、馆子多、汽车多，就是没钱不让坐。”有的说：“年纪大了，在前方干不了，愿意在后方干。”

上级当然不会答应这些要求，紧张的学习开始了。这些干部都是老战士，来东北打了很多仗，实战经验很丰富。缺点就是喜欢摆老资格，不肯动脑子。一队、三队学习得都不错，二队的那些老连长文化水平都很低，就怕学习和写字。让他们学战术指挥，他们说：“我又不当司令员，学那些干什么！”有的就怕写战斗经验总结，说得出，但捏笔杆比拿枪还难受，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学校领导只好调整一下，给二队每个组里配上一名文化高的团级干部，给他们读文件，帮他们记录、写总结。

打了两年多仗，谁都知道“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但是问他们具体内容，许多人都说不清楚。有的说：“打敌人的一个据点、一个阵地就是点，从四面攻击就是面。”有的说：“主力由正面打就是一点，少数部队绕到敌人后面打就是面。”还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变的，现在是四快一慢，将来还不知几快几慢呢。”

为了让学员们真正了解“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的实质，学校组织大家学习总部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找文化高、水平好的干部讲解。抓住一些好的战斗典型，画出地图、制成沙盘传授经验。又多次召集战术经验检讨会，让大家谈实战中的体会。一些著名的大战斗，尤其是攻坚战，让参加战斗的各部队干部凑在一起，交流情况。你是怎么打的，我又是怎么打的，为什么你打得好，我打得不好。这些亲身经历勾起了大家的话题，讨论得非常热烈。旁听的人也感同身受，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时再反省当时的情况，马上就找出了差距。

八纵的一位干部回忆秋季攻势的杨家杖子战斗，他们团打一个山头。山顶上有敌人的工事，但不坚固。3营从正面攻了一天，伤亡很大也没拿下来。换上2营再攻，从正面还是攻不动。教导员对营长说：咱们用“一点两面”试试看，把全营编为五个排，以一个排从正面攻，四个排从两边迂回，结果把敌人打垮了，占领了山头阵地。

“四快一慢”，最重要的是“一慢”，即准备充分再打。这是最难掌握的，因为打起仗来很多人都犯急性病，不看地形、不管敌人有多少就上去乱打乱冲。28师干部回忆，1947年夏季攻势打一个飞机场，营干部各带了一个连，跑了8里路，一下也没休息，也没看地形，上去就冲。结果冲到障碍物前就冲不动了，自己伤亡一大堆。热河独立团进攻一个村庄，各级干部都没看地形。因为以前他们在村里住过，自以为很熟悉。没想到敌人住了几天，把工事和地形都改变了。攻击开始后，一个连用行军队形接近敌人，冲上去被敌人火力阻挡，一个连打光了。换上一个连再冲，又造成很大伤亡。在血的教训下，干部才警觉了，重新看过地形，改变攻击方向，才消灭了敌人。有的干部谈起这些血的教训，感慨万分。独立1师的一位团长说：他指挥时就常犯急性病，地形没看好、突击口没选好就催着下级往上冲。有一次战斗不给下级准备时间，把营长骂了一顿。营长也沉不住气了，冲动地说：“打吧，谁怕死！队伍是共产党的，又不是我自己的儿子！”冲上去伤亡很大，也没有成功。下来他反而处分了那个营长。这位团长说：“现在想起来营长确实冤枉，我回部队后，一定要求上级撤销给他的处分。”

干部们畅谈战斗中亲身经历的教训，深刻地感到：在战斗中不调查研究，不听取下级意见，一味蛮干肯定要吃亏的。18师的一个连长回忆1947年夏季四平攻坚战中，他们负责打城西南的一个地堡群。头天晚上接近敌人阵地，没有去看地形。第二天上级命令进攻，连长就叫战士从正面往上冲，一下伤亡50多人。一个班长对连长说：“我家就是四平的，对这里地形很熟悉。去年四平保卫战，这里的地堡工事我亲自做过。要攻这个地堡，一定要从东南迂回到后面去攻，我保险拿下来。”连长正在火头上，不但不听班长的建议，反而骂道：“战场上哪有这么多民主，再胡说我枪毙你！”又命令一个战斗英雄带个小组去冲，结果又打光了。最后不得不采纳那位班长的意见，班长只带两个战士，拿了一根爆破筒，从东南迂回到地堡群后，把中心地堡炸毁，只用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

17师的一个连长也深有同感，也是在四平攻坚战中，1连攻一个地堡群，一夜没攻下，伤亡很大，失去战斗力。换上3连再攻，连长带了三个有经验的爆破员仔细观察地形。三个爆破员都主张从右边上去。指导员很不理解，左边地形隐蔽，右边开阔，为什么不从左边打？爆破员解释说：“左边地形虽说隐蔽，但敌人注意到了，所有的枪口炮口都朝着那里。右边正因为开阔，敌人就可能疏忽。”指导员认为有道理，就集中所有的火力打左边，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爆破员从右边冲上去，很快炸毁了地堡群，解决了战斗。通过这些活生生的战例，大家对“一点两面”和“四快一慢”战术有了真切的理解，思想上也搞通了，感到学习大有收获。[1]

总部首长很关注这些干部的学习情况，1948年2月17日，林彪在冬季作战的间隙时，从双城总部来到哈尔滨，为军政大学的上干大队作了一天的报告，专讲“四快一慢”。他结合东北我军作战的实际，结合战例进行讲解。他首先指出：“四快一慢不是我们新发现的，世界上有战争以来，就有了这条道理。追击、遭遇不需要它，打滥杂部队、以绝对优势打劣势不需要它。但打堂堂之阵，针锋相对的部队，就要准备好。中国外国的战术原则，都有这一条。”

林彪向大家讲述“四快一慢”的来历：“到东北后，第一个战斗中就有毛病。第一仗在锦州打87师，没打好，就是因为打急了。所谓‘三三制’战术与‘一点两面’战术，就是在那时提出的。那时提出的是不打主观主义的仗，1946年底提出不打莽撞仗，把它变成这么一句话，意思都是一样。去年夏季四平进攻战后又把它提出，成为‘四快一慢’。”

到底怎样才是“四快一慢”？林彪说：

“第一、向敌前进要快。譬如打某个地方，怕敌人跑了，前进时要快。秋季在西丰打53军116师时，如慢了就打不上，就要奔袭抓住敌人，使敌人跑不了。敌人是按普通的时间计算，例如距离敌人200多里，敌人估计我们4天；距离敌人100多里，敌人估计要2天。敌人以为我们这里分散一个团，那里分散一个师，集中起来还要费些时间，临时跑也跑得及。可是我们不按照他的算法，白天也走，晚上也走，一下子扑到他面前，使他来不及应付。他就是撤也得要个时间，这就是快的原则。”

“第二、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看地形、选突破口、构筑工事、捆炸药、动员、调动兵力、布置火力等等，忙个满头大汗才好，这要快。”

“第三、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

“第四、敌人整个溃退了，离开了阵地，我们追击时要快。这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白天黑夜，追呀！这时应一面追击一面报告，如这时要准备呀、报告呀，敌人就会跑掉。”

林彪说：“以上四种情况就慢不得，慢了敌人就跑掉了。”

“一慢是指什么时候慢、什么事情上慢？是指总攻发动时机这一下要慢（但总攻开始以后就要快）。在这一问题上要沉住气，上级催骂，派通讯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才打。前年焦家岭战斗，18师原来要他头天攻，当时没准备好，等到第二天攻，他们自己认为是犯了没执行命令的错误。我听着不对头，给他翻了案。不执行命令没准备好，不打是对的。所以战役指挥员催促下级快，应放在准备工作方面，不应放在快打响方面。下级指挥员要沉着气，上级是上级的事，自己未准备好是自己的事。自己准备要快，但上级不要轻易发起总攻击。假如有的已经打上了，自己这里没准备好，自己面前的敌人，还是整整齐齐，不要急着打。当然要看情况，如果敌人退了就要快追。”

谈到“四快一慢”的意义，林彪强调指出：“如果不实现四快一慢，就不能实现一点两面战术。四快一慢是实施一点两面的关键，这个方法主要是为了实现一点两面，而一点两面是我们战术中最主要的东西，是达到此战术目的的方法。我们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歼灭敌人，其方法是一点两面战术；但是要达到一点两面作战的目的，就要实行四快一慢，这就是它们的关系。”

林彪最后说：“学习战术的最好方法是学战史，学很多的战例、战后的检讨，整理自己的经验，吸收人家的经验，加上演习，好好掌握了几条，正确应用到实际中去，就能打垮蒋介石。”[2]

讲完话后，林彪听取了上干队学员们的发言，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又作了一次补充报告，才离开了军政大学。

冬季攻势结束了，我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总部首长又在考虑下一步的工作。毫无疑问，我军现在的整体实力已经超过了国民党军，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以后的战役将是最后解放东北的大决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冬季攻势中一次战役就要调动一、二十个师的兵力，有的攻坚，有的打援，快速有效地指挥这些部队，需要正规化、高效率的指挥机关。首长们一致认为：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是一方面，现在更重要的是提高各级司令部机关的业务水平，使之适应大兵团作战的要求。我军师以上的指挥机关，过去一直是很小的班子，作战时首长带上几个参谋上前方亲自指挥就行了。但是现在战场这样广阔，参战部队这样多，各方面情况千变万化，疏忽任何一方都不行。因此建立强有力的司令部机关，培养出素质好、业务好的参谋人员，是最紧迫的任务。

四平刚刚攻下，没等大家喘口气，总部首长就下了命令，各纵队、师两级参谋长37人率领本部的作战、侦察、通信、管理、机要五个科的科长257人，于1948年3月23日聚集到双城总部，参加野战军参谋会议。

3月25日会议开幕，林彪、罗荣桓在全体大会上作报告。林彪报告的题目是《如何使司令部成为能干的指挥机关》，他说：“我们所处的形势已经转变了，从被动到主动，从防御到进攻，从分散转到打成一片。我们的任务从前是怎样把根据地搞起来站住脚，现在则是怎样解放全东北。这种客观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就应引起我们各方面的变化，不然就不能达到任务。”

林彪说：当前战争的主要特点，是我军转为大兵团的攻坚战。“大兵团是客观的变化，攻坚战也是客观的变化。不攻坚则无仗可打，因为敌人不来增援。为着适应大兵团攻坚战的需要，就必须正规化。没有正规的制度，就不能准确地执行任务。所以我们在主观上要特别努力于正规化来适应大兵团攻坚的任务，要从游击战的水平提高到能够正规地攻坚战的水平上来。政治机关、后勤机关、司令机关的工作都要大大提高，特别是司令部，应成为实现军队正规化的中心机构，由低级提高到正规，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均通过司令部去执行。故必须在组织上、制度上、权力上、威信上都要有适合于走向正规化的一套。要把作风搞好，使司令部成为一个有科学头脑的、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各种较复杂的工作，完成复杂的任务。现代的战争单靠指挥员来掌握是不可能的，用手工业的方式去指挥现代战争是不行的。必须有坚强的司令部工作，那种认为可要可不要、简单化的老一套观点，在今天的情况下，是行不通了的。如还是那一套就会犯错误。”

讲到这里，林彪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句的强调说：“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就是要把司令部的工作，扎扎实实搞出个规模来！”[3]

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以业务分工方式分别举行作战、侦察、通讯、管理、机要会议。大家结合本部门、本单位的情况，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反映出不少问题。刘亚楼参谋长到各会场听取汇报、与大家座谈、交流情况，并就各科的工作和组织问题作了指示。

与会同志们认识到，现在的大兵团作战，司令部的工作越来越繁重，处理的情况也越来越复杂。每次战斗，作战科要汇集各部队的行动情况，随时报告首长，标好作战地图，记录和起草作战指示，传达到各部队。侦察科要通过各种手段，如派侦察员、监听敌军电话、审问俘虏等获得最新最准确的情报，供首长定下作战决心。通讯科要保障电话线路的畅通，使上级命令能迅速传达到基层，保证各部队的协同作战。管理科则要做好司令部机关的后勤保障工作，让大家吃好住好，一声令下就能拉起机关转移，保证司令部工作的正常运转。司令部工作犹如一台机器，缺了哪个部门也不行，更不敢出差错。但是由于我们过去没有正规化的意识，有的首长对司令部工作不够重视，一些纵队和师的指挥机关并不健全，参谋人员不安心工作，愿意到战斗部队去。还有的首长把素质较差的人拉来当参谋，不胜任工作，在战斗中出漏洞。有些教训是很深刻的。例如：

秋季攻势开始时，总的作战意图是多路奔袭各处分散之敌。总部曾明白规定奔袭出发地应距敌在八九十里以外。但由于执行命令不坚决和作战组织工作的马虎，30师推进到距敌30里处宿营，第二天再奔袭，敌人已经跑了。六纵明知奔袭对象是容易吓跑的杂牌部队，竟白天将部队推进到距离敌军40里处，也没有抓住敌人。8师打西丰，从出发地一下推进到距敌20里远的钓鱼台，过早暴露我军意图，使敌人得以迅速收缩。

4师11团侦察队在四平西南的大洼遇到两个班敌人，误报为敌军大部队，结果使整个部队出动扑空。

秋季攻势中独立2师组织包围昌图之敌时，师部与派出执行包围任务的4团中断联络两天两夜。虽然只隔30多里，电台不通，也没有采取其他方法恢复联络。一纵司令部也一整天未能与独2师联络，结果不仅昌图的两个营敌人逃跑了，敌195师从八面城撤退，经过昌图附近，独2师也没发现，给总部作战指挥造成很大困难。

冬季攻势开始时，总部规定以八、九纵东进越过大凌河的时间为北线主力开始行动的准则，但八、九纵出发后整整两天，总部得不到其行动汇报，大大影响了主力发起攻势时机之确定。

四纵在沈阳西部作战时，总部机要处把电报漏掉了16个字，差点闹出大乱子。

9师在法库追歼逃跑的敌62师时，只俘虏了几百人，就连续两次报告敌已大部解决。如果当时总部相信了这种报告，下令停止追击，就不可能全歼62师。

战地通讯始终是个大问题。部队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后，因通信联络跟不上，指挥员无法了解纵深的战斗情况，而导致指挥脱节。秋季攻势中16、18师黄家山战斗，有几条线路从战斗开始到结束，一直就没有通。线路不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属于管理混乱，架设电话线时，常常是许多线路混在一起，又没做记号，以致出现事故后很难查。有的部队战斗结束，把别的部队的电话线撤收了，严重影响了兄弟部队的联络。有的属于通信队伍不充实，人员技术不高。冬季攻势最后打四平时，一条4里长的电话线，派了三组人，查了三四次也没查出问题，结果通信队长亲自去查才接通。有的机关随意让技术很差的新手在电台值班，炮兵司令部一个新报务员，一份电报收了三四个钟头收不下来，直到发报台再三要求换人，他们才换上一个老报务员，几分钟就将电报抄下。这要在战斗紧张时刻，岂不是要误大事！

平时机关滥用电报的事例也不少。九纵离一个师部只有5里地，也要发电报。六纵后勤向纵队报告豆芽生长情况要发急电，电台为抄收这份电报耽误了出发时间。某师有位首长托在哈尔滨开会的首长买几斤白糖，也发电报。这样的杂事占用电台，必然会影响总部与各部队的联络。

管理工作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后方机关庞大，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相当严重。郑家屯一个地方就有80多个后方机关的单位，齐齐哈尔军队机关几乎把房子占了一半，在哈尔滨也有40多个办事处。总部规定一个师可以有1 200匹马的编制，但有的师拥有1 800多匹马。按编制部队中有武器的人应占80％，但实际上许多部队才达到55％。马匹超编而武器不足，说明有的部队后勤庞大，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机关的四科是管理科，负责司令部的生活、行军宿营、物资供给等工作，如同管家，头绪多、任务杂，还常常吃力不讨好。据参加这次会议同志的反映，管理工作干部大多数不安心，认为这工作是伺候人的，不如战斗部队有出息。有的认为管理科在司令部里地位最低，是当孙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干。

这次野战军参谋会议开了整整18天，大家畅所欲言，肯定成绩，深挖问题，交流先进经验。刘亚楼参谋长到各处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在全体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的讲话以总部提出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建军作战方针为指导，指出了今后司令部工作的努力方向。

刘亚楼说：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一年来的参谋工作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军基本上健全了司令部机关，搞出了一套规章制度，基本上保证了作战、练兵和建军三大任务的完成。在作战中掌握了步炮协同和大规模运动战、攻坚战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司令部的地位和重要性大大提高，许多首长感到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司令部，工作就无法进行。过去作战是首长忙得不可开交，而参谋没什么事情可做。现在大家都感到参谋不仅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是很复杂、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从消极等待首长的命令到积极主动配合首长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刘亚楼接着指出：就整个司令部工作来说，目前还赶不上客观现实的要求。还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在工作方式和作风上的表现是：一是工作的组织性与经常性很差，司令部内各科之间不很协调，建立起来的制度不能巩固下去，工作中常表现时紧时松。二是工作不细致、粗枝大叶。如行军的计算不够精确，使部队经常发生交错拥挤。部队物资的统计不准确，某些司令部下达命令时甚至丢掉单位，机要工作中普遍存在过分追求速度而放松精确的现象，甚至影响到作战行动。三是工作不深入。虽然各级参谋人员常常到部队去，但了解的情况并不实在，甚至很空洞。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四是严格紧张的作风不够。在总部规定的时限内常常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如这次会议规定的上送文件除一纵按时送到，其他单位均没有按时送到。

如何改进司令部工作呢？刘亚楼指出：“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就是我军整个军事工作的也即是司令部工作的总方向。这是林总适应于当前的总的军事情况和作战形式所提出的。这就是说，我们要摸索和逐渐建立一套‘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要求下的司令部工作。”为了达到这个要求，今后司令部的中心工作是：

一、掌握大阵地攻坚、大纵深战的组织和保证，确实掌握炮兵，掌握纵深战斗中各兵种协同动作之计划、组织与保证。切实贯彻“四快一慢”的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再打莽撞仗。

二、贯彻林总关于使司令部真正成为有科学头脑、有组织能力的能干的指挥机关，成为实现正规化机构的指示。要进行普遍的教育，在各级干部中反复说明参谋工作的职责、需要，提高对参谋工作的认识，来改进其工作，发挥其作用。

三、健全组织与培养人才。要按照新的编制表与新标准配备参谋干部，坚决纠正滥竽充数的做法。要从部队中新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中选拔质量较好、有相当条件的人才，经训练后充实到司令部各科。

四、强调集中统一，遵守制度，提高纪律。这是大兵团、正规化的必备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练好战斗作风并合理使用人力物力。

刘亚楼特别突出强调了集中统一和纪律问题。他指出：“在实行统一的制度方面，我们部队中常常误解所谓机械与机动问题。认为要他严格的执行统一的制度则是太机械，认为随便改变统一的制度就是机动。这种偏向必须坚决纠正。必须指出我们不能要求制度去适应和满足每一局部和每一个人的需要和要求，而应要求每一局部、每一个人去适应去遵守整个的制度。过去我们不是太机械而是太机动了，这种机动成了各自为政的根据了。”“制度是法规，没有一定机关的批准是不能变动的，不是任何人、任何机关都可以伸缩和变动的。”

“要保证严格执行新制定的编制表。我们应该在部队中树立随时随地从整体、从全局出发的观念，这需要队列科、管理科经常有系统地揭发违反编制、规定的情况、浪费贪污状况。比如随便使用民夫、车辆、马匹，后方组织之庞大，后方人员之众多，及首长人员无限制的开支等，都应经常举出数字提出作斗争。”

“缴获的物资应视为国家的财富。将缴获物资视为私产，到处埋藏、改造，甚至出卖或破坏，这是极其恶劣的行为。今后确定缴获任何物资，无论多少、好坏，都应绝对听候统一分配，只有经过批准后才能留用。一切破烂军用品甚至废品、弹壳、旧电池都一定要按照不缴旧的不发新的之规定执行，对于埋藏、破坏、变卖缴获物资的现象，应以严重的破坏纪律现象论处。”

最后，刘亚楼还谈到了检查监督、请示报告，培养紧张、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加强业务学习，经常总结与交流经验等问题，做了具体的指示。[4]

刘亚楼参谋长总结之后，大家又进行了几天分组学习讨论，深入领会总部的指示精神。4月15日会议闭幕，罗荣桓政委致闭幕词。这次野战军参谋会议历时23天，是研究司令部工作最深入、细致的一次会议。大家交流了经验，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查找了缺点，统一了认识，开成了一次卓有成效的会议。司令部工作的改进提高，为后来的辽沈战役大兵团作战指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双城的野战军参谋会议尚在进行，林彪又将各纵队首长召到哈尔滨，进行冬季攻势作战总结。在各纵队作了详细汇报后，林彪在4月19日作了一个长长的总结报告，中心内容就是讲攻坚战的战术问题。林彪把他要讲的归纳为三句话：一句是“不要打急了”；一句是“队形不要太密了”，一句是“大胆插到敌人后面切断敌人分割敌人”。

这三句话的内涵与相互关系，林彪先作了扼要的解释：“如果打急了，一次打不下来，还要重新打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甚至第五次；本来想很快解决，反而弄得更慢了。这种例子很多，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准备。如果队形太密了，伤亡太大，打不到底，打半截子仗，一个连打剩七八个人，就无法再打了。虽然战术上可能取得一些胜利，但整个战役可能造成失败。有时也可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但损失必大。如果不插到敌人后面，切断敌人退路，只从前面打，敌人的后面是安全的，前面也不容易打下来。就是花了很大力量打下来，敌人跑掉了，我们什么也没捞到，也是白打一场。白流血，白牺牲，白费力。虽说打下来了我们还可以向前发展，如果打不下来，就更不合算。犯了第一个毛病，就要打第二次，以致打第四五次。犯了第二个毛病，就会打不到底，没后劲打不下来。犯了第三个毛病，就是白费力量，白打一场。如果避免了这三个毛病，就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这三句话很要紧，一定要贯彻到下面去。”

林彪展开来讲这三句话，又说起了“四快一慢”。而重点讲了一个“慢”字。他说：“历来的军事传统思想，是所谓‘兵贵神速’，没有提出要慢的。在历来的实际战斗上也是要求秘密、迅速、坚决，也是快的原则。对慢的一面，从未提过。过去我们进行游击战，基本上是袭击战，都是很快地打，打了之后很快跑掉，几个钟头之内解决战斗。十年内战打的仗，都是几个钟头解决战斗。有时歼灭敌人到几千万把人，也都是这样打法。游击战和运动战，战役上、战术上都是速决。打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子把敌人吃掉，这是我们历来的传统。现在我们提出要慢，真是很奇怪的。既不是过去的战斗经验，也不是一般的军事原则，在思想习惯上是不容易一下能接受得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不成问题，一提出来就可以实现，事实上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同时在战斗中又有许多情况逼着我们要快，如敌人增援和加强工事，敌人部署变化，在敌人火力下面熬不住，在上级的催逼下熬不住，想很快取得胜利，或者白天攻击已到了天快黑了，或者夜间攻击已到了天快亮了，以及敌人飞机快要来了等。这种种原因，都会促成我们急躁、莽撞，不管三七二十一，带着队伍就是一冲，不冲就是‘怕死’。这样的例子很多，七纵在王道屯战斗中，敌人只一个营，而我们就冲掉了个把团。经过整个冬季战役及去年许多战斗证明，要胜利就不能急躁。如果准备不好，明明就是败仗，事先就能知道要失败，结果也一定打败仗。”

“一慢”主要是战前准备，林彪又一条条讲起来。战前的侦察、火力部署、战斗动员、军事民主会、挖工事、捆炸药、扎梯子，总而言之要都准备好了再打，上级规定总攻时间要与战斗部队商量，不要催命。然而林彪强调一点：战前准备工作要紧张，不能睡够了再干。那就不是“一慢”，而是拖沓，打滑头仗了。

关于“队形不要太密”，主要是讲纵深战斗。过去我军攻城，冲进突破口是一股人潮，敌人一颗炮弹就能给我军造成重大伤亡。1947年夏季四平攻坚战，我军吃亏主要是纵深战斗没经验。六纵17师总结教训，发明了“四组一队”新战术。把一个连分成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和支援组，互相配合进行巷战。这一着很有效，17师的突破比其他部队都快。后来林彪把17师称为攻坚力量最强的部队，让他们谈经验。师长龙书金讲了“四组一队”，林彪非常重视，又专门向龙书金详细询问。四纵在攻克辽阳、鞍山的战斗中号召战士们争当“独胆英雄”，掌握多种战斗技能，敢于个人突破，在巷战中以少胜多。林彪在报告中把“四组一队”和“独胆英雄”的经验推广开来，给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纵深战斗中很好的作战方式。他说：“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部队中造成这种独胆的信心和作风，使每个战斗员、班、排、连、营，都敢于独立地进攻和抵抗住敌人的反冲锋。所有的指战员都要锻炼，敌人也不多，是可以战胜的，在巷战中，一个楼房上有一两挺机枪就可以堵住敌人，抵抗敌人的反冲锋，使他过不来。如果我们养成了这种独胆的战斗作风，敌人的反冲锋越多越好，趁敌人离开工事而消灭他，大量杀伤他，并利用这个机会打过去发展战斗。”[5]

关于纵深战斗，林彪讲得很细。突破口选在哪里，一点突破与多点突破，二梯队的使用，工事改造，部队轮换进攻，炮兵随部队参加巷战等等，都讲得明明白白。经过多次城市攻坚战，我军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摸索出了一套纵深战斗的战术。通过这次会议的总结，各部队更明确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展开了新的练兵热潮。

1948年3月冬季攻势结束后，各部队经过短时期的休整，就开始了政治整军和军事训练。在野战军军事会议和参谋会议结束后，总部关于“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作战建军方针层层传达，深入人心。为落实总部指示，练兵运动掀起前所未有的热潮。

这次历时半年的大练兵运动先从政治整军开始。根据野战军政工会议的精神和罗荣桓政委的指示，首先在各纵队、师两级干部中进行反对右倾情绪、本位主义、骄傲自满、军阀习气、贪图享乐等歪风邪气的教育，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清理整顿领导班子。通过党内外民主生活会的方式，结合实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作战不力、工作落后的部队进行了严肃批评，给全军上下敲起了警钟。这也是在部队中培养民主作风，增强党的领导和干部队伍团结的有效措施。然后，在部队中广泛开展土改教育，经过“算剥削账”、“诉苦”、“挖苦根”，激发部队战士的阶级觉悟，认清战争的性质和我军的本质，把个人、阶级和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进一步明确为谁而战。当时提出的“保家保田，为翻身而战”的口号，成了部队战斗力和勇气的源泉。

在土改教育的同时，开展了整思想、整作风、整纪律、整关系、整编制和查成分的“五整一查”工作。这是在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下，通过发扬民主和走群众路线，进行自整自查。通过这些工作纠正错误思想，提高执行纪律和政策的自觉性，提高部队的团结和斗志，精兵简政。通过查成分进一步摸清了部队中的基本情况，清洗了混进革命队伍内的坏人，纯洁了部队；发现了一批出身好、品质好的同志，提拔为干部或吸收入党。

根据总部首长的指示和野战军军事会议的部署，各部队开始了以“攻坚纵深作战”为目的的军事训练。团、营干部训练要求掌握攻坚纵深作战的战术和指挥，深入研究林彪提出的三个作战原则，学会消灭敌人的反冲锋和切断敌人的各种手段。连、排干部要求学会“四组一队”的战术运用，火力、爆破和突击的三结合。要求每个步兵连达到“尖刀连”的水平，每个营都要有重点地培养出一个“尖刀连”。战士训练的要点是爆破、进攻队形和近迫作业，尤以爆破为主。炮兵、工兵、侦察、通讯等兵种由纵队、师、团分别组织集训。[6]

各部队在军事训练中注重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是真枪实弹，借助城市郊区旧有的敌军工事，组织攻坚纵深作战的演习。战士们龙腾虎跃，跨壕沟、越障碍，炸药包把一个个敌军“目标”炸上天，在巷战中喊杀声震天动地。在操练场上，战士们一排排端枪射击，一串串手榴弹在空中划出抛物线，还有的光着膀子，手执铁锹练习挖工事、壕沟，到处呈现着热火朝天的景象。

宣传部门及时报道大练兵的消息。一条题为《人人学爆炸，连连作尖刀——前线各部热烈练兵》的通讯这样写道：

某部八连学习爆破时，采取先讨论的方式。让不懂的先讲，懂的后讲，会的提出反面意见，引起争论。使大家都动脑子，争得差不多了，然后作总结。大家都有较深刻的印象后，再进行演习。将爆破各种工事和障碍物所用的药包的性能、作用，和在什么样的地形下如何送，对不同的目标如何放，爆炸点选在何处，如何拉火，都一一演习。边作边讲，边作边评。“会不会炸着自己呢？”是新战士及新解放战士普遍关心的事。当场试验时，领导上找了一个胆大和一个胆小的同志去送。一个拉了导火索就卧在10米外的沟里，一个拉了导火索就一直跑开，跑了75步远时，轰隆一声响了。“敌人”的工事塌了，浓烟大作，他两个人都一样安全，从而鼓舞了大家使用爆破的勇气。

某团在学过爆破后，全团排以上的干部又集中编成一个突击连。团参谋长作连长，各营的干部分别作副连长、指导员与排长，排级干部作战士，并组织了支部、政治战士、步炮协同、通信联络、救护等，相互配合，进行演习。师首长也来参加。对“假设敌”发起“总攻”时，从在火力掩护下连续爆破、突破前沿，一直演习到“拿下核心工事”。并把巷战攻击核心工事这一段落反复演习了三遍，边作边评，最后由师首长作总结。该团一营排以上干部到团去学习后，各连在家上午研究爆破，下午全营作巷战演习。二连先炸掉障碍物，突击队借着浓烟冲了进去，第二梯队也上来了。发展到街中心，进行巷战。回来后大家检讨战术队形和战斗动作，提出了很多问题。干部们从团里回来后，又进行深入研究，再进行演习，战士们情绪极高。[7]

这次大练兵的成绩是显著的。连队熟练掌握了“四组一队”的攻坚战术，战士们的射击和爆破水平大大提高，培养出一大批特等射手和爆破能手。许多部队根据自身的需要，还演练了爬城墙、打坦克、炸装甲车，学习各种防御工事的构筑。炮兵在认真提高射击技术的同时，还练习单炮掩护步兵巷战这种新战术。大练兵的代价也是不小的，弹药耗费了成千上万，不少于一场大战的消耗。战士在演习中也有不慎伤亡的。为了演习修工事和搭障碍物，砍了不少树，毁了一些房。然而这些代价换来了全军将士战斗素质的提高。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在辽沈战役的大决战中，我军的优势突出地显示出来，在攻坚防御上都远远胜过国民党军队。这不仅是我军高昂的斗志，也是军事技术过硬的表现。

[1]　《东北军政大学上干大队军事学习总结》，1948年3月1日。

[2]　军事科学院编：《林彪军事论文选集资料》。

[3]　军事科学院编：《林彪军事论文选集资料》。

[4]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第二届野战军参谋会议总结》。

[5]　军事科学院编：《林彪军事论文选集资料》。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7]　《东北日报》，1948年5月23日。

第40章　战略的抉择

郑洞国被迫到长春上任——老蒋与卫立煌继续扯皮——林彪提出打长春的计划——长春外围战斗——林彪改变了主意——毛泽东与林彪在南下方针上展开争论——林彪同意南下北宁线作战——抢修铁路——秘密运送十万大军

1948年3月13日，东北我军攻克四平，结束了冬季攻势。此时，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营口等城市，被分割成几片孤立的地区，处于解放军的战略包围之下。处境最危险的就是长春，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而国民党的航空公司每天只能派出四架飞机运输物资接济，无异杯水车薪。

不利的局势令卫立煌坐卧不安，长春是他的一块心病，死守无望，丢弃可惜。他对亲信私下说：“长春是个包袱，好比一个盲肠炎症，恨当初陈辞修走了这着死棋。”但是老蒋的意思是：要撤就将东北国民党军全部撤入关内，如果不撤，长春也绝不能放弃。再说长春城里毕竟还有十万军队，守城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要派一员得力大将去坚守这座孤城，卫立煌的首选对象是郑洞国。

郑洞国不是傻瓜，当然明白困守长春的下场是什么。指挥60军撤到长春后，他就飞回沈阳，打算离开东北去治病。卫向他提出去长春主持军务，被他一口拒绝。僵了几天，蒋介石打电报来，命令郑洞国去长春上任。作为黄埔生，郑洞国对蒋是忠诚不贰的，只能被迫服从，但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卫立煌对郑洞国说：“桂庭，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彼此都很了解。说实话，我也知道长春很危险，不太情愿让你担这种风险。可现在局面坏到这种地步，实在是没有别的法子好想呀。我辈身为军人，应以党国利益为重，请不要再推辞了。况且长春工事坚固，兵力雄厚，只要认真防守，是可以坚守下去的。你去之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出来，我一定全力支持你。”郑洞国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任命。怀着“临危受命，义不容辞，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心情，于3月下旬飞抵长春。[1]

蒋介石当时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总想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入关内。4月初他将卫立煌召到南京商议。蒋介石提出：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法维持，还是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坚决不同意，说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有中途被消灭的危险。其实卫立煌心里明白，他手里只要有实力，就有他的地位。大军撤入关内，谁知道结果会怎样？老蒋惯会嫁祸于人，丢了东北，追究起责任来，他卫立煌还不是要当替罪羊？所以卫立煌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并对蒋保证：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军队补给问题由他去同美军顾问团商量解决。蒋才勉强答应，让卫立煌去操办。

1948年5月，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一行来沈阳视察，会见了卫立煌，观看了国民党军队的各兵种联合演习。巴大维向卫立煌许愿给他10个师的武器装备。卫听了非常高兴，对49军军长郑庭笈说：“10个师的装备来到就有办法了。”他派廖耀湘到锦州专门负责接收美国援助物资，此后，美军运输机源源不断将兵员装备、粮食、弹药运到沈阳、锦州。但是尽管如此，到辽沈战役之前，东北国民党军队只得到了4个师的装备，而且还都是轻武器。卫立煌用这些装备补足了4个师，编成2个军。[2]

此时东北国民党军的态势：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2个兵团、8个军、24个师又3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2个军、6个师又3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一线，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

我东北野战军此时已发展到12个纵队，加上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53个师，75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数已近百万。经过冬季攻势后的大练兵运动，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觉悟都提高到新的水平。我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已形成绝对的优势，具有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事力量，解放全东北的实力。

冬季战役结束后，东北局和野战军领导就在考虑在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当时东北已经没有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这三大地区中选择一个。偏偏卫立煌又采取保存实力、坚守不出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很难找到。这就需要我军主动出击，打大城市攻坚战役。东北局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1948年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提出先打长春的战略部署。

电报中说：东北我军的下一步计划是集结9个纵队进攻长春，7个纵队攻城，2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止北上增援的敌军。“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十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城准备，并清扫外围。在此期间极力吸引沈阳敌人北上增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企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为保证进攻长春战斗的顺利进行，电报要求华北部队予以配合：“如在锦州之范汉杰兵团不与沈阳敌会合，仅沈阳之敌北上增援，我们是较易应付的。如锦州附近之敌与沈阳敌人会合后再向北增援，则使我军攻城和打援皆发生严重困难。因此我们建议晋察冀以4个纵队或3个纵队兵力开到承德以东或山海关以北地区，歼灭和钳制敌人，或进行休整。即令疲劳，不能作战，亦能起威胁和钳制敌人的作用，使范汉杰兵团不能北上。并准备今年秋冬两季直接与东北部队会合打大仗。”

电报强调了这样决策的理由和多方面的考虑：“以上是我们对作战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加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我军如打铁岭、抚顺或本溪或新民，敌均能立即组织3个师以上的兵力守，而集中10个师以上的兵力增援。敌增援距离甚近，又因辽河、太子河的妨碍，我军攻城打援皆不便。本溪与铁岭两点，如我军主力向该方前进时，敌甚至可能暂时撤退，让我军扑空。如我军主力向义县前进，义县之敌必然自动撤至锦州。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该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小部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武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较好，但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须对新部队、新战士加强攻坚训练，在围城后则以充分时间准备，然后发动总攻。这样，胜利的可能仍是很大的。”[3]

毛泽东看了这个长长的报告，颇为不悦。当东北我军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时候，他在1948年2月7日给林罗刘的电报中就提出了“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方针。林彪等在报告中提出的种种困难，毛泽东认为并不完全实际。4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他们先打长春的意见，并准备派华北的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的三个纵队到承德以东地区配合东北的行动。但毛泽东明确告诉东北局领导人：“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随后，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长春万一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4]

毛泽东批准打长春，林彪就指挥部队行动起来。3月份冬季攻势结束后，林彪就把5、7、8、9、10五个独立师部署在长春周围，监视和准备包围长春守敌。4月18日，林彪命令独立5师向长春西北的小合隆镇前进，担任封锁长春大房身机场的任务。要求“封锁机场的办法须以能打15里、20里或30里的炮，当敌机降落后向飞机场射击，使敌不敢再降落飞机”。并指示炮兵司令部调拨榴弹炮给独5师。

各独立师部队迅速向长春周围运动，立即引起敌人的恐慌。他们四出抢粮，运往城内。林彪4月24日命令各独立师：“长春之敌到城外四出抢粮抢柴，并未见遭受我各独立师严重打击。此种现象，对今后作战颇为不利，我各独立师必须抽出1/3的兵力在长春城郊二三十里内外随时打击敌之抢粮部队，严格禁止粮柴入城。”这道命令，揭开了围困长春的序幕。

郑洞国到长春上任后，一天也没闲着。他很清楚自己的不利处境。面临困守孤城的现实，他必须有所作为，认真搞好防御，总比坐以待毙强得多。他回忆当时长春的情况说：“在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时期，曾在城内街道及近郊区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如碉堡、壕沟、坑道、瞭望台等，样样俱全。城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和大兴公司等四个高大建筑物，矗立在十字路口的四角上，前三座建筑物的地下室，均有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通过宽阔的马路，彼此相连。更有笨重的铁闸门，可以彼此隔绝。四座建筑物的地上部分，都是厚墙铁窗加上钢筋水泥屋顶，连中型飞机的炸弹都不能损伤他们。在往南去的中央大街西侧，还有伪满洲国的‘中央银行’。这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建筑物，全部外墙均用花岗石砌成，厚度在一米以上。室内可储存大批粮食、弹药、淡水，还可自行发电。我的兵团司令部以后就设置在这里。市内各主要街道都宽约60米左右，街与街之间和各大建筑物之间都留有许多草坪、花园空地，距离足够发扬火力。重要的街口还修筑有水泥地堡。国民党军队占据长春后，于1947年秋季起，又环市构筑了很多钢筋水泥地堡，并用战壕将其联系起来。城四周还设有宽3米、深2米的外壕，壕内有纵射火力点，壕外则架设铁丝网等障碍物，使整个长春在日本侵略军遗留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防御体系的城市。”对此，郑洞国感到满意，也增强了死守的信心。他将长春防区一分为二，新7军守西半部，60军守东半部。新7军暂56师加强大房身机场的守卫，保持与沈阳的空中联系和物资补给线。为了提高60军的战斗力，他将新7军的一些汽车、大炮拨给60军，并将新7军的一个重炮连配属60军。经过这些努力，郑洞国自信长春城防是固若金汤，可以同共军较量一番了。[5]

5月中旬，郑洞国从情报获悉，长春四周共军活动频繁，并有主力部队源源开来，兵力估计在三四个纵队以上。他判断共军即将进攻长春，眼下当务之急是保证飞机场的安全，并尽可能多抢些粮食运回城内。经与部下策划，郑洞国决定派兵出城。

5月21日，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突然由西门向外出击，沿飞机场以北向西北方向进攻。60军182师跟进，开始进展比较顺利，没遇到多大抵抗就占领了长春西北60里外的小合隆镇。郑洞国亲自到小合隆视察，指示新38师师长史说抓紧在附近搜集粮食，在大房身机场外围构筑工事，以将共军挡在其炮火射程以外，确保机场的安全。

林彪得知长春城内敌人出动，认为歼灭敌军的机会来了，立即下令驻梨树的一纵、驻伊通的六纵出发，夺取大房身机场，并切断新7军两个师的退路。在公主岭的一纵2师作为先头部队，经过三夜隐蔽行军，于5月24日赶到长春西南的驿马站。当时天将破晓，我军没有进行仔细的侦察搜索，不知道这里驻有敌暂61师，误入敌军巢穴。敌军发觉后，从侧面向我2师5团射击，给我军造成伤亡。5团整理部队，向暂61师之敌发起两面进攻。打到下午，敌人顶不住了，向北逃窜，2师与3师、独立2师又向敌军发起追击包抄。[6]

同日，六纵3个师也赶到长春西北郊区。总部命令16、17师配合一纵消灭驻守大房身机场的敌暂56师，18师进攻机场。18师在小房身遭到敌军顽强抵抗，形成对峙。当天下午，16师47团奉命接替独立10师，进攻机场大楼。47团经过充分准备，于19时发起进攻。经过半小时激战，干脆利索地全歼暂56师师部、一个团部及守卫的敌军300余人，占领了大房身机场。[7]

郑洞国听说大房身机场失守，极为震惊，下令新38师、暂61师反击，想乘我军立足未稳，夺回机场。25日中午，新38师师长史说指挥两个团向机场发起进攻，并用大炮轰击机场外围的各据点。想把我军挤出去。正当双方酣战之时，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杀来，在新38师右翼担任掩护的暂61师当即被冲垮，四下溃散。我军逼近新38师师部，敌军招架不住，师部官员都劝史说下令后撤。史说考虑，如果自己跑了，前方进攻机场的两个团必遭歼灭。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或许还有希望。他喝令炮兵还击，让后卫团跑步前来增援。部下还是动摇犹豫，纷纷想跑。史说又气又急，命令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吼：“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这才把部下镇住，大家返身抵抗。待后卫部队赶到，史说才收拢部队，匆匆撤回城内。

这是一场恶战。国民党军遭受沉重打击，暂56师约两个团被歼，一个副师长和两个团长被俘。暂61师也损失了两个营，只有新38师基本保全。粮食没抢着，反而把机场丢了。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也彻底断绝，只能靠空投接济。[8]

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战斗的汇报，浓眉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象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他与东北局领导人多次商量研究，于5月29日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阐述他们对长春作战的意见。报告说：

一、以两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的兵力，采取奔袭手段，于养日出发，迥日上午将长春外围距长春10里至40里一带抢粮和掩护机场之56师及61师突然切断其退路，进行包围攻击。但因迂回的部队动作不够迅速，故敌大部退入长春。我只歼敌约5 000人，俘敌副师长一、团长二。

二、此次所打之敌主要为56师，该敌系伪军编成的，在58师起义后，该敌师长即被撤职，政治上最动摇。暗中接洽起义者有两个副团长、两个营长。但此次战斗中，表现并无起义的行为，且抵抗极为坚决。这种情形引起我们对敌战斗力认识的新的警惕，证明我们预先对敌战斗力的估计有不足之处。

……

五、根据敌之战力、兵力、工事总合来看，则我军攻长春，即会付牺牲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此种战斗绝非一个猛攻所能拿下，而须逐屋逐堡夺取。非特须长在敌炮火飞机轰击下，每日人力消耗甚大，甚至有可能打到我最大部分部队每连只剩下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无力继续维持进攻；而敌仍能保持半个月城市，使我无法啃下。那时在城内扼火力拼消耗，必致形成自然的停止攻击与退出，使部队实力与士气遭受重大的损伤。此种结果，对我甚为不利。

六、24日战斗结束以来，连日我们反复考虑，并经东北局常委开会讨论，又照顾各纵、师首长对攻长春所表示的信心并不甚高，因此我们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一带作战的方针。[9]

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感到林彪反映困难太多，对进攻长春的信心太小。6月1日早晨他给林彪发出一封电报，一口气提了十个问题：对长春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实行了军事民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等等；最后列举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战例，说明敌军顽强的防御也不是坚不可摧。这分明是在指责林彪。林彪当晚回了一封长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解释。并表示：“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10]

朱德总司令看了一纵李天佑、六纵黄永胜两位司令员的战斗汇报，也认为长春不是绝对打不得。如果有充足的弹药，以坑道作业的战术，可以进行攻坚。如果条件不充分，则可考虑长围久困。毛泽东于6月3日将朱总司令电报转给林彪，又提出三个问题要他回答，中心内容还是能不能攻坚。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等经过认真的研究，于6月5日电告军委，提出了东北野战军行动的三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是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集中不好打外，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逃回沈阳，可能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他们的意见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估计敌人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也有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他们在电报中解释说：“目前敌在东北、华北采取集中兵力守大城市的方针下，我准备现阶段上的要对沈阳和类似这一类的城市，除围困外，暂时别无他办法。暂时绝无可能形成进攻此大兵力大城市的足够兵力。所以无论主观上是否急躁，但结果仍只有采取较长期的、耐心的围城打援，并采取敌粮尽援绝而最后攻城的办法。”同日，林彪将拟定的围困长春的具体计划报告中央军委。[11]

这样，毛泽东在6月7日的复电中，同意了林罗刘提出的第三方案，即围困长春的方案。但他只是“基本上同意”，并指出林的围城打援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要他们“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也就是要他们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同时要他们完成下一步入关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地区作战的准备。经过一番争论，围困长春的决策算是定了下来。[12]

光阴如流水，一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关内的华东、中原战场，二野和三野打得热火朝天，东北战场静悄悄的没有战事。围困长春两个月了，城内一时还看不到大变化的征兆，卫立煌守在沈阳死不动窝。东北局领导人感到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总要主动出击才是。7月中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常委会，讨论下一步作战方案，决定放弃先打长春的计划，大军南下作战。

7月20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关于行动计划，电报中说：东北我军主力准备等到雨季结束后，到8月中旬首先以四、九、十一纵奔袭包围义县、锦西、兴城、山海关之敌，然后向承德前进。“我军主力南下后，则长春之敌因可能达到牵制我军于东北的目的，则定然乘机南退。我军能如同过去收复通化、吉林等地一样收复长春，并乘敌撤退时歼敌一部。沈阳之敌人在我关内各战场继续胜利的情形下，在我东北部队业已进关的条件下，沈阳之敌稍迟时日亦必然撤退。只有锦州之敌可能还在东北拖延一个较长的时候，而最后或被歼灭或逃走。”[13]

7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前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毛泽东要他们抓紧时间，争取8月间在北宁线和承德一带打响。[14]

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虽然林彪同意南下作战，但在总的战略意图上，与毛泽东仍有相当的差距。林彪的意图是打辽西走廊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这几个小城市守敌都很弱，打他们是有把握的。但是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怎么打，林彪回避这个要害问题。他虽然号召部队准备打大城市攻坚战，但四平攻坚战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头脑，使他不愿意去打这种硬碰硬的仗。因为这种战斗要死太多的人，对部队的损伤太大。林彪打仗一向算计很精，他打起来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但是战前的筹划时他总是算计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这种心理从以前的多次战斗可以看得很明白。但是这些瞒不过毛泽东，林彪现在有近百万之众，武器装备又是最好的。毛泽东早就设想，要把东北敌军封闭在关外消灭，林彪迟迟不下决心。好容易同意南下作战，又提出只打北宁线的几个小城，然后就去打承德。主力入关，东北的几十万蒋军让谁去打？在这战略决策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必须要给林彪压担子，要他敢于去同东北国民党军打大仗，打硬仗。毛泽东把东北我军南下作战的目标，定在了锦州。7月30日他指示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15]

毛泽东的指示使林彪感到为难，他没有理由完全拒绝毛泽东的指示，但是也不愿意直接打锦州。8月1日他向毛泽东汇报第一步作战计划时，仍旧坚持以3个纵队、2个独立师的兵力打北宁线的5个小城市。同时要求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出动配合他们的行动。至于锦州，林彪在电报中说：“锦州经常驻有六、七个师的兵力，城市工事业已完成，故我们不拟攻锦州。但该敌万一出来增援，在增援中歼灭其大部时，那时当然可以乘胜攻锦州。但根据去年冬季在沈阳附近作战的经验，敌人是不敢出来增援的。”[16]

这些天的往来电报像是讨价还价，林彪一会儿要求华北兵团先出动，他们才能决定行动时间。一会儿又说华北敌情有变化。8月11日他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又说南下大军的粮食没准备好，铁路桥梁又被洪水冲坏，总之一句话：“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17]

这下可把毛泽东惹火了，叫你南下你出发就是了，怎么那么多的理由，就是不肯动身？打仗都这样拖拉，还打什么仗！8月12日他起草一封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18]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很少用这样严厉的口气批评一个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在解放战争中起到重大作用。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研究了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事情严重。为了向毛泽东解释清楚，他们于8月13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长电，委婉地说明了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洪水冲垮了铁路和桥梁，使大军不能按时出动。但他们表示：“由北满运粮到热河，路途遥远需依靠铁路。但铁路要8月25日才可能修到阜新，因此预定部队能在8月底开始南下。现则突因异乎往年的大雨情况，故部队原定的出动时间遂无十分把握做到。目前仍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19]

毛泽东看到林罗刘态度明确，心情才平静下来。考虑到这是一场大战，林罗刘认为有必要亲临前线指挥。8月7日请求中央军委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正式分开，各司其职。14日周恩来代军委批准他们的报告，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这是东北野战军称为“林罗大军”的由来，此后林罗专心指挥前方作战，后方军区机关工作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伍修权等负责。[20]

从8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区各部队、军区、后勤和地方政府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大军南下作战，后方根据地在北满和南满。数十万大军南下，军粮、军火运输是空前繁重的任务。这样大的行动要想严守秘密，不让敌军知晓，只能采用铁路运输。东北的铁路被战争打得千疮百孔，许多被破坏的桥梁急需恢复通车。原来一打仗就要破路，为的是不让国民党军队快速增援。现在打仗要修路，为的是让大军快速南下。这个先行官的任务落到东北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和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的头上。

1948年8月下旬，东北铁路总局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驻在东丰、辽源地区的二纵、三纵、六纵和炮纵部队，运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地区作战。为保证前线作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2 000万斤粮食和大量作战物资到前线。为代替主力纵队继续包围长春守敌，要从后方向吉林、四平运送19个独立团。吕正操局长和铁路局党委领导研究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

要想运送大军，必须先做到线路畅通无阻。负责修路、护路的铁道纵队（又称铁道修复工程局）下辖四个支队，由26 000多干部、战士、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根据战争需要，纵队命令第一支队抢修新立屯到义县沿线；第二支队抢修吉林到长春沿线；第三支队抢修哈尔滨至长春沿线；第四支队抢修梅河口沿线。全纵队紧急行动，昼夜不停地大干起来。从西阜新到清河门一线最接近前线，这段30多公里的铁路多处被毁。枕木被烧，钢轨翻到路基两侧，13座桥梁也都被破坏。一支队干部战士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顽强奋战，终于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将这段线路修复，保证大军向锦州前进。

第三支队担任修复长哈线的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任务。这座大桥全长987米，桥墩被炸断7座，钢梁也受到严重损坏。陈云亲自过问大桥修复工作，当时我们一无工程机械、二无经验。东北局领导与苏联方面协商，此时苏方对我方的态度已有明显好转，苏方派来了工程列车和机械、技术人员，与铁道纵队的干部战士一起抢修。大桥竣工通车典礼的那天，陈云亲临讲话，称赞“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修复，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他号召铁道纵队的干部战士继续勇往直前，保证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21]

在抢修铁路的同时，吕正操指挥铁路总局迅速调集车辆。半个月内他们集中了1 224节车皮车厢，将所有能使用的机车都调集到梅河口、四平等枢纽站进行编组。又从各地铁路分局抽调大批政治可靠、技术水平高的司机、调度、车站工作人员到军运沿途各站，从1948年9月10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的行动。[22]

8月29日，林罗刘谭向各纵队、各师首长下达了战斗动员令，说明我军的战略意图是“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新的作战行动对全军，对各兵团皆是一新的考验和巨大的锻炼。这一战略动机的胜利，将决定我们各级党委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的艺术及全体指战员的高度英勇精神，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不怕小的挫折和异常忍受困难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以适于连续作战的需要。”[23]

这是东北我军最大的一次行动，数十万部队和军用物资用火车长途运输到辽西，在我军的作战史中尚属首次。为了隐蔽我军的战略意图，保密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9月11日，当各部队陆续登车开往前线时，林罗刘下达了严厉的训令：

“上车的位置最好不选择在主站，上车前应将部队带到上车车站附近隐蔽，待车辆、马匹、物资上车后，各单位按建制次序迅速上车，绝对不许争先恐后的混乱次序。下车也应选择在货物站，下车后立即按建制带开，分散隐蔽休息，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列车行进途中，绝对禁止每到一站，不经请假，随便下车，以免耽误列车行进。特别要防止个别人员自以为能，明知开车也不着急，车开后才慌忙追车。或自以为时间有把握，以致误车现象。尤其夜间更应注意。”

“为了保密，除部队尽量隐蔽不要乱走及随便与百姓接谈外，应尽量做到伪装，使群众最好不知我们是军用列车，更不能使其他部队知道我们的真实番号。必须切实使用部队代字字号，这点特别重要，应在各单位反复进行教育。”[24]

1948年9月12日，三纵、二纵5师、六纵17师和炮纵部队，在四平、梅河口等车站秘密登车，向辽西开去。运送部队的列车全用棚车，开车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说话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的是什么。在九天之内，共运送64次军列，将十万大军安全、迅速、秘密地运到西阜新，创造了解放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当义县战斗打响，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时，国民党军队的情报机关居然一无所知，奇怪这么多的共军是从哪里来的。

[1]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11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2]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0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5页。

[5]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11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第6章第11节，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9]　四野战史编辑室存电。

[10]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11]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67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8页。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页。

[19]　《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21]　郭维城：《辽沈战役中铁道兵部队战斗片断回忆》，载《辽沈决战》上册，第605页。

[22]　吕正操：《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载《辽沈决战》上册，第593页。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2册。

[24]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训令教字第1号：关于机关部队行军时防空与保密的指示》，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第41章　饥饿的长春

“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堵塞漏洞，严密封锁——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国民党赶老百姓出城——林罗向毛泽东报告围城情况——杨滨反映百姓的惨状——林罗下令收容难民——死城长春——12万老百姓死亡的责任由谁来承担

围困长春的方针既已决定，1948年5月30日，东总向长春围城部队下达了严密封锁长春的命令。独立师以营为单位，堵塞长春近郊一切道路，构筑工事。主力部队控制城外机场，并以远射炮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两机场。一纵、六纵分别划定防区，严禁粮食进城和百姓出城。命令强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1]

6月5日，林罗谭首长发布了围困封锁长春的指示，具体规定如下：

一、划长市周围50里以内为封锁区，在此封锁区内除军事所必须者外，应禁止人员车马自由通行。必须通行者由各县政府制造通行证及居留证发给人民（军队人员外出者由团部发通行证），以便凭证检查。

二、在宣布断绝对长市商业关系，严禁粮食柴草及其他生活资料流入长春后（由总部出布告），凡以上项资料偷运过境企图接济敌军者，即一律扣留，由指定机关（地方归县，军队归团）予以没收处理。但持有证明文件并其所运物资系流向我区者，则必须允许放行，不得借故留难。其有借端勒索及不按规定手续执行没收者，必须从严究办。

三、为反对长市敌人之人口疏散政策，对长市内出来之人民必须予以阻拦，凡能堵回去者，务必堵其回去，使敌对城市人口不能大量与迅速地疏散，而达成其减少粮食之困难。但应告诫部队对出城人民只宜采取劝阻的方法，不得施行殴打及开枪。

四、为实行上项封锁政策，应在各大小道口设立检查站以便实行盘查和戒严。除军队担任者外，必须组织人民的放哨戒严，使敌探、奸商和反革命分子无隙可乘。此项戒严和盘查细则由当地军队会同地方规定之。

五、劝告封锁区内前沿地带的居民，将多余粮草及暂不需用资料窖藏起来，不要被敌抢去。[2]

为了实施对长春的封锁围困，东北局决定派萧劲光和萧华前去领导，6月初组成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为政委。6月15日，萧劲光、萧华在吉林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东北局的指示，重新部署围城工作。决定一纵和六纵撤下来休整，以十二纵的34、35师、六纵18师以及6、7、8、9、10五个独立师和一个炮团为围城部队，接管防区。6月22日，围城部队开始进入指定位置，开始了对长春的全面封锁。[3]

长春是东北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伪满定都时居民有60多万人。抗战结束后尚有50多万人。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长春形势动荡不安，人口不断外流。北满的地主恶霸、敌伪人员则逃出解放区，流入长春。到1948年初，长春还有40万人，其中10万人是国民党军队和家属、留守人员。我军解放四平后，切断了长春与沈阳的联系，长春城内一片恐慌，又掀起了逃亡高潮。有钱的富人和国民党空军家属乘飞机从天上跑，普通老百姓从地上跑，到我军围城之前，长春城内的居民跑了约有一半。

我军刚开始封锁，城内立即有了反应。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阵中日记》记录，从6月1日到5日，每天都有十几架次的敌机向长春敌军空投粮食，每天投下的米面有几百包。“长春难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无饭吃，抢我警戒部队饭吃。”总部5日命令“六纵派一个营去孟家屯封锁敌人，派得力干部检查，不许长春居民出来，增加粮食负担。”命令一纵用远程炮火破坏敌人在城里新皇宫开辟的临时机场，不让敌运输机降落。7日，六纵命令“教育部队不要有片面群众观点和同情心，以免妨碍封锁和歼灭敌人”。

长春守敌不甘心坐以待毙，不断组织小部队出城抢粮和骚扰我军阵地。6月16日，洪熙街一个营敌军分三路向我18师孟家屯阵地进犯，被我军坚决打了回去。23日夜间，一股敌军在八里堡地区进犯独立8师阵地，又被打了回去。7月7日，长春守敌约四个团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三个方向出击，激战到下午，被我独立6、9、10、11师合力堵了回去。城内缺粮引起粮食走私活动，6月18日一纵报告：“长春八里堡附近，每天均有人到卡伦买粮食，每起五六十人，利用夜间走野地，用麻袋将粮食背回长春附近。”22日六纵报告：“有百姓利用夜晚警戒空隙，运粮进城。22日晚18师一个排在田家油房及广播电台，截偷运粮六麻袋，每人背回30斤。”24日18师报告：“孟家屯到八七病院一带无警戒，百姓利用夜间走河沟、荒地偷运粮食进去。阻粮经验为：黄昏至半夜多放游动哨巡查，在必经小路设伏，每晚能没收几百斤。”为了打击粮食走私，堵塞封锁的漏洞，7月1日林罗刘电令长春前指：“由专人经常巡视检查封锁状况，协助地方党政机关动员城附近群众坚壁清野，缉拿向城中偷运粮者。”此后，粮食走私情况基本上被消灭，对长春的封锁更加严密了。[4]

长春被困之初，郑洞国是有所准备的。从3月上任以来，在解放军尚未合围之前，他就已经储备了不少粮食。3月下旬到5月下旬这段时间，他动用了大量东北流通券，让新7军、60军和保安旅自行采购粮食。新7军原驻长春，颇有些老底子。60军新来乍到，现买现吃。郑洞国命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帮助筹措军粮，尚传道令吉林省粮政局和长春市田粮管理处代购，在两个月内购屯军粮约300万斤。长春市政府有8 000职员和警察，也要考虑他们的生活，尚传道把南京政府寄存的100万斤大豆买下，作为市府的粮食储备。

4月份郑洞国委托尚传道在全市居民中进行了一次户口清查和余粮登记。摸一下全市存粮的情况。按当时统计的市内现住人口和存粮数，只能维持到7月，8月以后就没有粮食吃了。

5月24日，大房身机场被解放军占领，随后形成了对长春的合围。粮食来源基本上断绝，吃一天就少一天。郑洞国向蒋介石请示，6月初蒋介石回了两封电报。一封是给各位军长师长打气的，说“我对你们及部下士兵如兄弟子侄一般，我没有一刻忘记你们的艰困。但是，如不准备好，赴援部队会在途中被歼的。希望你们艰苦卓绝，支持到底。”另一封密电是给郑洞国的，让他把长春市内老百姓的粮食物资完全收归公有，不许私人买卖。然后由政府计口授粮，按人分配。蒋介石“杀民养军”的意图，表达得很明确了。

郑洞国把尚传道找来商议，尚当即表示不能这样办。他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保证市属人员不贪污勒索。办的结果，一定骚扰不堪。如果您遵照电令一定要办，请您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这个本事。”他又说：“所谓尽收物资粮食，计口授粮，不管收不收，横竖只能吃到7月底，8月以后就无粮可授了。”郑洞国沉思良久，表示这个命令可以不下，但要有个粮食管理办法。他们几个人商量，拟定了一个“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规定老百姓存粮的限量，以够吃到9月底为止，多余的粮食必须卖给政府一半作军粮，另外的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买卖粮食必须按政府定价，不许哄抬粮价。违者严惩，直到处以极刑。[5]

粮食管制法令一出，不仅没有控制住局面，反而人心骚动，粮价像断了线的风筝往上升。据我军侦察到的情况，一斤高粱米的价格是：6月2日4万元，6月23日22万元，7月14日80万元，7月28日330万元，8月1日720万元，8月18日2 300万元，9月10日2 800万元（东北流通券）。[6]粮价控制不住，开始尚传道还派人到市场上去抓，想杀一儆百，止住投机风和黑市交易。有一次警察抓住大东粮行故意抬价抢购的三个商人，一查他们是代保安司令部买军粮的。这下搞到郑洞国头上去了，实际上负责此事的是副司令李寓春，这件事是李勾结粮商干的。尚传道报告郑洞国，要求严办。郑洞国只得同意将三个商人枪毙。但是后来新7军的人也参与粮食投机，郑洞国非常恼火，不顾部下的求情，毙了一个新7军的军需官，但是对上层军官的不法活动，就不敢深究了。

粮食恐慌到7月份就很严重了。新7军有存粮，起初每天还能维持一顿米饭，后来也越来越困难。除了军官能吃饱，士兵就不行了。60军没有存粮，开始就是吃黄豆，后来是豆饼加米汤，粮食全部吃光后，则是吃酒糟和豆饼糊糊。沈阳方面来空投粮食的飞机，每天只有几架，投下的粮食也就4 000多斤。飞行员怕解放军的炮火，在三四千米的高度胡乱投下就走，结果一半都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投下的粮食本该由保安司令部统一分配，其实都被存到新7军的仓库里。他们监守自盗，60军非常不服。于是60军就在市内大抢老百姓的粮食，暂52师的官兵看谁家冒烟，就去抢粮，搞得老百姓不敢举炊，怨气冲天。尚传道市长在报纸上揭露此事，宣传“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曾泽生军长大怒，跑到郑洞国面前抗议。郑洞国没有办法，只好两边劝解，不了了之。60军被逼无奈，只好抢到一点吃一点，每天飞机来空投之前，各部队就把大锅烧上水，只要粮食投到他们的防区，立刻就下锅。等收集粮食的军官赶来，生米早已做成熟饭进肚了。士兵们说：“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顿饱饭再去死，不算过高要求吧？”法不制众，郑洞国也毫无办法。[7]

全城军民不仅没有粮吃，做饭取暖用的柴禾燃料也极度匮乏。当初国民党军队从郊外撤向城里时，把沿途老百姓房顶上的草都抢光了，拉回城里。但这也顶不了几天用的。没有柴烧，60军到兵团部去要，答复是“自行解决”。新7军有库存燃料，决不肯拿来支援60军。于是60军的士兵就去拆房子，先拆无人看管的公家房产（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房子），城南的原满映公司（现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带）数以百计的楼房被拆成一片瓦砾堆。公家房子拆光了，就去扒民房。逃空了没有人住的、全家死光了的、破旧的老房子都在拆毁之列。一幢三层的楼房，掀了房顶把房梁拿去烧。住在三层的人被赶到二层，拆三楼的时候，又把二层的人赶到一层。最后拆二楼的时候，就干脆把老百姓像赶羊一样撵走。老百姓情急之下，也冲上去和当兵的抢木头，打群架甚至开枪伤人的事时有发生。军官也管不了，只能听之任之，有的一条街、一片地区都被拆光了。公园和路边的大树也砍光了，墓地里的棺材也被刨出来了。最后竟然把大马路的沥青路面挖起来烧火。一个美丽的长春，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满目凋零。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采取最毒辣的手段——杀民养兵。据郑洞国回忆：1948年8月初，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命令他将城内的老百姓向城外疏散，以减轻城内守军的压力。郑洞国转令长春警备司令部执行，凡是家中余粮不够吃到9月份的，统统赶出长春。国民党当局放出谣言：“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放卡子。”骗老百姓出城。出城时警备司令部的人挨个搜身，带的粮食全部扣下，没收身份证。一旦出了国民党的卡哨，就再也别想回来。

就这样，成千上万饥饿的长春百姓，从城南和城东的大道涌出长春，希望求得一条生路。这给我军的围城斗争造成了极大压力，也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如果把老百姓全放出去，城内粮荒就会减轻，敌人能坚持更长的时间。但又不能让老百姓在荒野中饿死冻死。复杂的局面使我方感到左右为难，林彪、罗荣桓在9月9日《关于围困长春情况向毛主席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当时的情形：

“两个月来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高粱每斤现达3 000万元（敌东北流通券），且有价无市。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敌军除38师、182师等外，均以酒麴作主食。每日才四两大豆，游杂部队更坏，因营养不良、大豆难消化，患痢疾者不少（敌虽尚存一部粮食，空投还可接济，但不敢食用以准备作战）。故市内秩序日形紊乱，军心民心均感恐慌。向市外投奔者日多，加以我之瓦解争取工作，其两个保安旅及保安团等日呈瓦解状态，正规部队亦发生极大动摇。计自6月25日起至8月25日止，两个整月被我瓦解收容之敌方逃兵及投诚人员，已达10 471人（战斗俘获不在内）。其中正规军占68％，杂牌占32％，军官占2.3％，带武器者10％。敌人情绪普遍低落，由个别投诚现已转向整班投诚。郑洞国在其高级军官会上说：‘鞠躬尽瘁吧’。其士兵则反映‘八路这方法真绝，还不如快打’。”

“敌对我之围困，采取强制疏散市民以减轻负担，并便于掠夺其余粮。其办法为疯狂抬高粮价，抢购市内存粮，逼人民出市，实行粮食管制，检查每人存粮，不足3个月者（每人每月应有45斤）即强制赶出。在街上捉捆乞丐饥民，及开释监狱犯人押送出来，并疏散其无用之军官、职员、伤病员、残废、军属、学生等。被疏散者多持有证明，以便去沈登记。对市民进行欺骗：‘七一毛泽东过生日，八路放卡子’，或诱以发粮名义集体赶出，或组织工人学生向我请愿，或发动大群难民向我步哨冲来，使我无法抵制。”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50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地，死亡即约2000。8月初经我部分放出，3天内共收2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700万即跌为500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1 000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围困时间延长，部队普遍发生急性病，有怀疑我之围困系力量不足，有认为长围无用，敌有空运接济，要求快打。对此主要说明久困长围意义，并以逃兵讲述敌之困难情形，逐渐提高对围城认识。敌现进行恶毒宣传，诬我欲困死长春人民。我则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放出之难民虽对我不满，但经救济后，影响较前稍好。”[8]

如何对待被国民党赶出来，滞留在敌人哨卡与我军封锁线之间的“真空地带”的长春百姓，是关系到我党的群众政策的大事。当时有的部队掌握政策出了偏差，规定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造成了许多混乱和麻烦。在长春外围负责对敌工作的杨滨（又名杨重，原为打入60军的地下党员，曾任曾泽生的副官长。1947年初脱离60军归队，在促成60军长春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注）发现了这些问题，在九台给上级领导写了一个详细的情况反映。

杨滨的报告反映说：这种做法是极不符合我党政策的，会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因为“城市贫民，国民党对付他的政策是：要长春不要人民，把许多贫民都赶到卡哨外面。他们对这些穷苦老百姓说：‘共产党是为你们穷人的，你们快出去找共产党吧。’把不够三个月粮的人，都尽量想法撵出来。一种是强迫，一种是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宣传。如：七一是共产党的生日，我们的岗哨开放三天，便骗出几万人出来；八一是毛主席生日，大赦三天，又骗出好几万人出来。出卡哨时就把身份证收回，然后一个也不让回去。”

杨滨继续写道：“这些老百姓到我们卡哨，同样不让进来。因此数万难民便被阻在敌我卡哨的真空地带活活地受饿挨冻，已经饿死了不少。”“假如还要这样围困下去，长春基本群众可能全部饿死。留下来的，就只是过去有些存粮的中等以上的地主资本家。等我们去长春去救济着的，都会是一些地主资本家。然而这些人虽然得了我们的救济，还是仇恨着我们。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从仁慈观点出发，而是今天我们要不要老百姓的问题。国民党反动派不要老百姓，坚决把穷苦老百姓赶出卡哨外边来。而我们也坚决不要他们进来，让他们在两卡哨的中间饿死，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

杨滨指出：“围困长春坚决不让一个老百姓进来，其目的，我们认为：（1）造成整个长春的混乱、恐惧，使敌人增加困难。（2）使长市的老百姓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家闹起来，进行暴动等。但是敌人采取了主动，把城里遭受这饥饿的贫民一概赶出卡哨来，所以事实上没有增加敌人多少困难。相反的敌人采取了高物价政策，把粮食价格提得很高。只要有（粮），全部搜刮。逼得老百姓不得不离开长市。其次是市民闹起来或暴动起来的问题，长市敌武装约10万人，而市民全部约共50万人（现在已不足此数），其中一半是妇女，还有极大一部分是老弱残废。就是说长市青壮年总数也不过10万人。因此，要靠这些没有枪杆的人起来与拿着枪杆的十万武装部队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这仅是一种想象。”

“假如今天把敌人已经撵出来的难民收容起来，可能会起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对敌人的困难并未减低，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敌人的卡哨外面。而对我们则是一个负担，但进长春后这些人仍然是要我们负担的。相反的，我们认为：今天大量让老百姓、真正的难民过来，对敌人的瓦解作用会更大。出来就是一条生路，人心向我。每个人都往我解放区逃跑，不愿拿着枪杆在那里等着挨饿、挨打或当俘虏。所以我们的具体意见是：（1）应该把真正的难民适当收容救济，进入我解放区；划定一定的难民区，有计划地收容。（2）规定所有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例外），一律不得作为进入我区的条件，而是规定奖金。”[9]

杨滨的报告受到领导的重视，很快由围城指挥部送到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桓手中，周桓转给谭政主任，谭认为这个报告事关重大，又呈报林罗刘审阅。林罗刚刚就此问题给毛泽东写了报告，看到杨滨报告中反映的严重情况，决定不等毛泽东答复，立即采纳杨滨提出的建议。9月11日，林罗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萧劲光、萧华等，放长春难民出城。电报全文如下：

萧（劲光）、萧（华）、陈（光）、唐（天际）、解（方）并告十二纵、吉林、辽北报军委：

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来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作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地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第一步应就附近各县分批疏散安置，发动群众救济，使其出城后不再死去，或者少死，藉以挽回影响，取得民心。混在难民中的特务，应予以清查扣留；敌方官兵则一律收容，送吉林解放团训练。中学二年以上学生、技术人员、专家等应努力争取来我区服务。以上开放难民出城，不是对长春敌人解围，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继续，不得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出城抢粮，及组织军民抢割抢收等，即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进行，将执行情况望随时电告。

林、罗、高、刘、谭、周

9月11日[10]

萧劲光等接到命令，立即传达到各纵队和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打开了，饥饿的百姓蜂拥而出。据十二纵给上级的报告：“15日起开始放朱家崖难民，每天放5 000，10天放5万人。如果每天2万要25天，预定18天放完。14日晚放出3 000余，查出轻机（枪）一挺。”[11]为了收容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会同地方政府在前沿和后方设立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难民收容所。从“真空地带”放过来的老百姓已经饿得有气无力，见到米饭馒头就没命地吃起来。结果衰弱的肠胃承受不住，胀死了不少。收容所接受教训，以后收容难民，头两天只给稀饭吃，以后再逐渐增加饭量。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 000吨救济粮、500斤盐和6亿元救济金（东北流通券），把一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待他们身体恢复后，干部们把一批又一批的难民疏散到远离长春的乡村，再接待下批从城里出来的新难民。然而围城仍在进行，长春城内只出不进，饥荒现象没有丝毫缓解。国民党军企图把包袱甩给我方，结果也没占到任何便宜。[12]

此时的长春，真正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据尚传道回忆：“7月以来，卡哨内外，已开始有饿殍出现。7月下旬以后，市内一般居民家中已无存粮，开始以豆饼酒糟充饥。8月以后，豆饼酒糟也越来越少，到9月中旬，豆饼酒糟等已经吃光。虽当中秋季节，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饥饿的人民，不得不纷纷抢搂树叶煮食，以资度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子和周围，原系绿树成荫，那时每天常有许多瘦骨嶙峋的小孩子，三五成群，在该处围墙四周抢搂树叶，该处特务头子们居然认为‘有碍观瞻’，责令哨兵吆喝驱逐，甚至举枪威胁。但也未能制止。在9月上旬，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惨案。”

“从8月1日开始强迫疏散人口以后，市民因辗转饿死在卡哨内外中间地区的，日有增加。饿殍载道，白骨累累。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卡哨内外，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为止，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城以后，在卡哨内外地区掩埋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居民，几乎每家都有亲人死亡，这是亘古少有的对人民的浩劫。”[13]

12万人死亡！这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过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的总合。据战役结束后的统计，我军伤亡67 339人，其中阵亡14 010人。国民党军虽然被歼灭47万人，但伤亡只有56 800人，其中被击毙的不到半数。在长春围城战中，最悲惨的是无辜的老百姓。这个历史责任当然要由国民党反动派来负责。蒋介石坚决不允许放弃长春，卫立煌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以空投支援长春，只得仰天长叹：“是我负了桂庭（郑洞国）！”而郑洞国则坚持对蒋介石愚忠的立场，明知败局已定，依然顽固不降。最后则采取“杀民养兵”的政策，尚传道说：“据我所知，在这次战役中，新7军三个师囤存的粮食，可以维持过冬。第60军则比较困难，到十月间已濒临最后关头，但也没有听说有饿死士兵的事。”其他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也承认国民党军人虽然营养不良，患浮肿病，但谁也没有列举出饿死军人的事实。这就是最鲜明的对照了。郑洞国晚年也深感良心的谴责，他说：“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尤其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1]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73页。

[2]　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编：《林总电报》，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

[3]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84页。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7页。

[5]　尚传道：《长春困守记事》，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1页。

[6]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7]　龙国钧：《长春解放经过》，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72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9]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11]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1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

[13]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03页。

第42章　“战锦方为大问题”

毛泽东定下辽沈战役方针——兵马未动，后勤先行——锦州一片和平景象——战斗在北宁线打响——国民党统帅部吵成一团——封锁锦州机场——义县战斗朱瑞捐躯——蒋介石亲自部署援锦——林彪一度动摇决心——毛泽东转怒为喜——罗荣桓功不可没

1948年9月初，东北野战军领导向各纵队、师发布了南下北宁线作战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发扬高度的勇敢精神，克服困难，不怕疲劳，不怕伤亡，争取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给全国战场以有力的配合。集结在东满、南满各地的主力部队结束了长达5个月的大练兵，按照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向辽西地区运动。

这个仗怎么打，林彪在兵力部署上有自己的考虑。他判断进攻北宁线和锦州之后，沈阳的敌军一定会出来增援。那时候就可以在广阔的辽西平原上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9月3日他向军委报告了预定的作战计划：以十一纵和热河三个独立师进攻北宁线的昌黎、绥中等地，切断卫立煌集团与傅作义集团的联系，防止华北敌军北上增援。以三、四、九纵包围攻打义县，二纵也到北宁线作战。以一、七、八、十四个纵队在新民以西地区，监视和准备打击沈阳西进之敌。以五、六纵在长春、沈阳之间，防止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上增援长春。以十二纵和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为了指挥前线作战，林彪准备将野战军指挥部移到阜新。

从上述部署可以看出，林彪的重点是摆在锦州与沈阳之间的地区，准备消灭沈阳出动之敌，而锦州方面反而成了偏师，反映出林彪不愿倾其全力去打锦州。这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很不一致的。经过几天考虑，毛泽东于9月7日给林罗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他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于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另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毛泽东要林、罗确立两个决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1]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商讨，毛泽东终于一锤定音，确定先打锦州，与东北国民党军队展开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但是在大战之前下这样大的决心，是需要非凡的胆略的。当时除了毛泽东，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消灭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这一伟大决策应该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为精彩的大手笔。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9月初东北铁路运输是一片繁忙景象。前往义县参战的十万大军要用火车运到阜新。大量的弹药和棉衣等军需物资也要及时运送到前线。当时铁路运输线主要有两条：为主的一条线是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彰武、新立屯到阜新。另一条线是从哈尔滨经吉林、辽源、四平、郑家屯到阜新。在罗荣桓政委和东北局领导指挥下，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李富春总抓运输工作，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弹药，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组织车辆调度。野战军后勤部在阜新车站设立前线指挥所，后勤部参谋长李聚奎负责组织落实作战物资供应，将火车运到的物资用卡车、大车运往前线。为了隐蔽我军的战略企图，铁路运输兵员物资都在夜间，白天则是空车回返。罗荣桓听何长工报告说他们已经修好15辆日军坦克，下令立即运往前线。坦克在火车上目标太大，何长工叫人把它们都蒙上白布伪装，敌机很难分辨出是什么东西。为了保证运输油料和军火的安全，运输车队拉开距离，一辆油车后边跟一辆军需车，再跟一辆弹药车，照此顺序一字排开行进，避免在空袭时引起连续的爆炸或燃烧。天气渐冷，前线还有三个纵队没换上冬衣。在后勤部门同志的努力和协作下，几十万套棉衣都在战前运到了前方部队。

自9月10日起，各部队开始行动起来，向各自的战斗地点开进。二纵5师、三纵、炮纵担负打义县的任务，乘火车到达阜新再步行。其他参战部队都是步行赶往前线的。他们昼伏夜行，连续行军12天到15天。炮兵在阜新下车后，为了及时赶到义县，一天行军130里。地方政府动员的民工队赶着大车、扛着担架，与部队形成一条平行的队伍。从火车上卸下的物资，又经过他们人拉肩扛运到前线。据统计，辽沈战役前后勤部门和各地政府共筹划和运输粮食7 000万斤、油料11 000多吨、子弹1 000万发、手榴弹15万枚、炮弹20万发、炸药5万斤、棉衣、棉帽、棉鞋等冬装近百万套，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2]

从9月下旬起，国民党空军发现辽西地区铁路夜间运输繁忙，白天也有大量人员运动现象。但是这些并未引起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警觉。蒋介石正忙于应付西北和山东战场，东北半年没有战事，正合卫立煌坚守不战的策略。卫立煌对长春的前途极为忧愁，但对锦州却是十分放心的。从地形上看，锦州群山环抱，比沈阳、长春的一马平川要易守难攻。1946年初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就陆续修筑城防工事，构成了环城十余里的土城墙。卫立煌上任后，命令工兵司令李贤增修外围工事。城外的各制高点和交通要道，都要求修造钢筋水泥的子母地堡群。这得需要多少人力和物资！当时国民党军内的腐败，上上下下都要捞一把，要够了钱和物，工兵只在一些中心据点修起大碉堡，周围再挖些半永久工事，就算形成了防御网点体系。许多碉堡偷工减料，最大的可容一班人，小的仅容一个机枪组，里面狭窄得转不开身。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很会糊弄长官，他们画出非常美观的防御配备图，坚固的工事设备和周密的火网编成，实际上到9月开战前尚未完成计划的一半，修成的也多是伪劣工程。但是卫立煌8月到锦州视察，转了几个大碉堡后却很满意，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长官说行，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时锦州是一片太平景象，南京政府派来视察、检验的官员一拨又一拨，与当地军政官员的酬酢宴会是天天不断。范汉杰到南京开会，还把家眷接来，打算长住下去。张作霖的旧部张作相也把家从沈阳搬到锦州，认为这里更安全些。

8月下旬，范汉杰从南京开会回来，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讨论锦州前途。有人认为锦州是关系东北全局的要地，可能会成为解放军的主攻目标。锦州一旦陷落，东北全局就会瓦解。但范汉杰不这样想，虽然早在6月间，蒋介石就给他发电报，警告他解放军即将进攻锦州，要他早作准备。范汉杰以为蒋介石是神经过敏，锦州有关内和海上的增援，沈阳还有30万大军可以西进，解放军缺乏坦克，炮火也不甚强大，攻坚力量还不足拿下锦州。如果解放军越过沈阳，远来辽西，交通补给不易，屯兵于坚城之下，必定陷入困境。他料定林彪断不敢走这步险棋，肯定还是先打长春。所以锦州国民党军上上下下都沉溺于和平气氛之中，谁也没想到辽沈战役的重拳会首先砸在他们的头上。[3]

1948年9月10日，林彪、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制定的作战方针，拟定了第一步作战计划。以三、四、七、八、九、十一纵、二纵5师、炮纵主力，冀热辽察军区独立第4、6、8师和骑兵师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以一、五、六、十纵和独立2师集结于彰武、新立屯地区，准备截击沈阳西援之敌。十二纵和五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委黄克诚指挥十一纵及三个独立师、骑兵师从建昌营地区出发，在北宁线上首先打响。17日攻克昌黎、北戴河，28日攻克绥中并包围兴城。秦皇岛港与锦州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在秦皇岛守军的求救下，锦西的国民党54军只好分兵向南增援。四纵和九纵分别从台安、北镇出发，于16日包围了锦州以北的军事重镇义县。几天之后，乘火车赶来的三纵、二纵5师和炮纵主力到达义县外围，接替了四纵、九纵的任务。四纵、九纵挥师南下，在锦州外围打响。

锦州东北有座孤立的高山叫帽儿山，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叫帽山屯。国民党军原来将其排除在锦州外围防线之外。后来考虑帽儿山地形险要，既可观察锦州至义县公路的活动，又可俯瞰锦州机场，93军军长盛家兴才匆匆派出两个工兵营去那里构筑工事。没想到工事尚未完成，我九纵突然在9月24日夜间以穿插渗透的战术，奇袭帽山屯。八纵也与九纵密切配合，向锦州义县公路之间的葛文碑发起进攻。在帽儿山指挥修工事的暂20师副师长赵景高在混乱中狼狈逃往锦州，两个工兵营除少数退入工事，大部被歼。在葛文碑地区征收粮食的国民党部队也被打得逃的逃、散的散，锦州外围北部的亮甲山、白老虎屯等地，均被我军占领。

卫立煌得到报告，大为震惊，命令范汉杰、盛家兴务必夺回帽山屯。范汉杰不敢调动一线防御部队，只能把预备队184师派上去，配合暂20师反攻。184师师长杨朝伦，就是那个在海城起义后又叛变的家伙，这次范汉杰要他上去，心里是虚的，但也得硬着头皮。9月26日，在十一辆坦克和几十门大炮配合下，184师兵分三路向帽山屯、白老虎屯、亮甲山一线发起进攻。九纵25师在白老虎屯的阵地，遭受敌军绝对优势兵力的猛烈进攻。守卫阵地的74团1营1连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带领下，激战16个小时，打退敌军15次冲锋。在全连伤亡过半，敌军几度突入阵地，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他们焚毁文件，准备与敌人作最后的殊死搏斗。184师战至傍晚，才打到帽儿山脚下。此时，八纵和九纵的增援部队赶到，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反攻。敌军在我军炮火打击下，溃不成军。范汉杰看到锦州城内2/5的兵力投入战斗，还不解决问题，怕城内有失，只得下令撤退。我军取得锦州外围初战的胜利，坚守白老虎屯的英雄连队，受到上级的赞扬和嘉奖，荣获“白老虎连”和“死打硬拼”两面锦旗。[4]

此时，国民党统帅部才如梦初醒，明白了我军的主攻方向是锦州。9月26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沈阳，向卫立煌、廖耀湘等传达他的旨意：一、立即空运49军增援锦州。二、由沈阳派出得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卫立煌答应第二天就开始空运49军援锦，但对第二条持有异议。他说：“根据情况判断，目前共军主力部队在辽西走廊的彰武、新立屯一带集结。如果沈阳出兵，中途必遭覆灭，正中了共军的围城打援之计。现在由沈阳空运一个军援助锦州，已经是迫不得已，再把沈阳主力拿出去，置沈阳于不顾，这是失策的。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增援锦州。”廖耀湘则建议乘共军集中力量攻锦州，辽南空虚，抢占营口，将长春和沈阳主力一起撤往关内。顾祝同断然拒绝了廖耀湘的建议，说：“总统的命令，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廖耀湘听说要他们与共军硬拼，顿时就着急起来，指着地图对顾祝同说：“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河，远出锦州，确实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也插话说：“按照总统的办法做，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送掉沈阳的主力。总统早就答应我抽调军队增援东北，以打通锦沈交通，现在正是时候。”顾祝同越听越不对劲，我是来叫你们出兵援锦的，你们不但不肯，反而向我们讨起救兵来了。他也没有充分理由驳倒卫、廖等人，只好说：“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我是来监督命令执行的。”并答应把卫、廖的意见报告蒋介石，听候指示。一天时间就在扯皮中浪费掉了。

9月27日下午蒋介石回电，仍然要沈阳主力出辽西。卫立煌获悉此事，大为恼火，把廖耀湘找来说：“总统一定要我们立即出辽西增援锦州，你看怎么办？”廖也不同意单独出辽西，要锦州、葫芦岛方面配合行动才行。卫立煌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然后愤懑地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说完他就拉上廖耀湘一同去见顾祝同，一见面卫立煌就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像你自己的事一样。我这次遇到平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卫立煌此刻几乎是在乞求顾祝同帮忙，但顾祝同老奸巨猾，绝不会为此去得罪蒋介石。一口拒绝说：“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不能再向总统说话。”卫立煌发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大事，你我都有责任，要很好地商量。”

顾祝同见卫立煌逼得紧，没法下台，也火起来。说：“这是总统命令，不能违背。”卫立煌见顾祝同对他打官腔，更不吃这一套，高声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命令，只是要求葫芦岛与锦州会合后，再东西对进，共同行动！”顾祝同也提高调门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卫立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站起来厉声说道：“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意为写军令状画押）！”说完，彼此不欢而散。

第三天，9月28日早上，顾祝同不见卫立煌，单独召见廖耀湘。因为廖是蒋介石的忠实门生，又比顾祝同低一辈，总是好说话一些。他对廖施加压力，说：“总统比任何人更关切东北部队的命运，总统要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而坐着不愿意行动，企图回避战斗，这是不行的。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总统仍要按照原命令执行，我不能再代你们打电报。你们已经耽误了好几天时间，这样贻误战机，我不能再代你们负责任。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廖耀湘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又不敢冒险出辽西，情急之下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向卫、顾建议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作出准备出动的样子，再请顾祝同回南京向老蒋进言。卫立煌感到这样僵下去也不是办法，同意这样做。顾祝同要卫马上下命令，并带着一份底稿回南京去向蒋介石交差。宝贵的三天时间，在扯皮中消耗掉了。[5]

就在国民党军将领们为支援锦州争来争去时，我军却在北宁线上不停顿地进攻。八纵、九纵占领帽儿山阵地后，进逼锦州机场。9月27日，自四平南下的七纵，在九纵一部配合下，攻占了锦州以南的高桥和西海口。四纵12师进占塔山，切断了锦州与锦西敌军的联系。二纵5师、三纵和炮纵主力，完成了对义县的包围。29日，四纵绕过锦州攻克兴城。北宁线唐山至锦州的各敌占点，都被我军占领或分割，彻底切断了东北与关内国民党军的陆地联系。国民党与东北和锦州的联系，只剩下了一个葫芦岛海军基地。

在战斗过程中也出了一些失误。9月25日17时，东总命令八纵“以一个师以炮火监视锦敌机场”。但是到26日八纵首长报告总部：“一、锦州敌机场有二，一在锦东金屯附近，一在锦西小岭子附近，金屯附近机场已几年未用，已经不能用，敌机均在小岭子机场。二、25日17时电令以一个师控制敌机场，不知哪个机场。三、建议我全纵配给我3个重炮营，扫清小岭子机场敌人以后，以一个师控制机场（因小岭子机场不经过战斗不能控制）。”[6]

林罗刘看到八纵这封电报，非常生气。控制机场当然要打敌机来往的机场，废机场打它有什么用？这时，沈阳国民党军已经开始空运49军到锦州，9月26日一天锦州机场就起飞47架次，降落32架次。每降落一架飞机，就给锦州之敌增加了力量。接到八纵电报后，总部立即于当日8时回电，再次令八纵封锁锦州机场，保证不使一架敌机降落。到下午15时，林彪又改变主意，命令九纵以一个师控制锦州机场。

九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接受命令，不敢怠慢，立即行动起来。为了配合九纵行动，炮纵副司令匡裕民率一个重炮营赶到帽儿山下。经过研究决定，先消灭帽儿山顶的敌军阵地，然后封锁锦州机场。紧张准备后，炮纵1团3营的远程重炮怒吼起来，将帽儿山顶轰得浓烟滚滚，敌军的碉堡一个个坍塌粉碎，铁丝网也被炸得七零八落。九纵过去没有重炮，见炮兵打得如此过瘾，都欢呼起来，士气大增。炮火准备后，81团战士喊杀着冲上山去，山顶上的敌军工兵营被炮火打得失去抵抗能力，仅用30分钟，九纵就攻占了帽儿山制高点。战斗刚结束，詹才芳就组织81团用人力前拉后推，在无路可走的山坡上将重炮拉上帽山屯西南的高地上。27日早晨，开始对机场猛轰起来。锦州机场被打得四处冒烟，正在起降的飞机被打落五架，有两架起了火。其余的飞机不敢降落，在天上盘旋一阵，掉头飞回沈阳。炮火封锁锦州机场取得成功，49军只空运了两个团，就不敢再来了。对锦州外围的包围封锁，基本完成。但是林彪还是很恼火，在29日给军委报告中汇报了八纵耽搁两天没有封锁机场的事。30日毛泽东回电：“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7]

要打锦州，必须先打下义县。义县位于锦州以北100余里，与锦州有公路铁路相通。范汉杰派93军的暂20师把守，作为锦州北面的屏障。我军要南下攻锦州，炮纵主力、坦克部队和后勤运输必然要经过义县。拔掉这颗钉子，我军才能免除攻锦的后顾之忧。林罗刘电令围困义县的三纵、二纵5师、炮纵、热河独立师等部队，统一归三纵韩先楚司令员指挥。

义县县城虽小，却是城高墙厚，非常坚固。从9月17日起，我军即开始了扫清外围的战斗。国民党军虽然节节败退，却很顽固。师长王世高将部队收缩在城里，企图固守待援。经过半年大练兵，三纵的攻坚技术大有提高。面对坚固的城墙，韩先楚命令各部队大挖交通壕，两三天功夫，义县城外交通沟纵横交叉，一直挖到敌人碉堡前两百米。我军把平射炮推进沟里，拉到敌军阵地前，一炮就将敌军的地堡打得粉碎。这样一来，敌军借以顽抗的碉堡成了挨打的靶子，完全失去作用。王世高带着军官们登城观望，眼看我军在沟里来回运动，就是打不着。干瞪着眼束手无策，弹药也消耗光了，只好幻想锦州方面出来救援他们。

炮兵司令员朱瑞把重榴弹炮摆在城北的大凌河对岸，集中上百门大炮打一个城，在我军作战史上还是第一次。朱瑞到各阵地视察布置，他亲手建起来的炮兵要在这次战斗中唱主角，也是为打锦州进行一次预演。

10月1日上午9时，对义县的总攻开始了。指挥部一声令下，我军的大炮怒吼起来，密集的炮弹把义县打成一片火海，地面也在不停地颤动。仅有8门炮的敌军根本没有还击能力，工事被掀开了顶，城墙西南角被炸塌，为我军开辟了突破口。炮火准备之后，三纵战士杀声震天地冲进城中，与敌军展开巷战。短短四小时，战斗结束，敌师长王世高等被俘。这是我军步炮协同攻坚的一次成功作战，也创下城市攻坚战斗最短促时间内全歼守敌的新纪录。朱瑞司令员在战斗将结束时，跑到城边观察炮火突破的情况，不幸踩上一颗地雷，壮烈牺牲。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阵亡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野战军全体将士都深感悲痛。毛泽东闻讯后特电慰问，悼念这位我军炮兵的开拓者。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关远离战场，感到很不方便。9月30日，林彪决定将野战军指挥部迁往锦州前线。他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及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人员组成的前线指挥部机关乘火车从双城总部出发。为了严格保密，东总列车先开到哈尔滨，罗荣桓在一个货车站上车，与林彪会合。由于在道里江桥畔发现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电台，火车又向东南开到拉林车站，然后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向齐齐哈尔开去。在昂昂溪掉头南下经白城，列车白天隐蔽，夜间运行，10月2日到达郑家屯。[8]

在郑家屯车站，林彪要刘亚楼通知参谋人员下车隐蔽，架起电台与中央军委、各部队联络，收集新情况。大家在野地里迅速架起天线，摇动马达，电台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果然，一条重要情报很快送到林彪手中。

原来，顾祝同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了卫立煌等不肯出兵辽西的情况，蒋介石极为愤怒，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与解放军在锦州决战。9月30日，他带领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一行飞到北平，与傅作义研究抽调华北兵力增援锦州。蒋介石命令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华北的62军、92军一个师、独立95师由塘沽海运北上，守卫烟台的39军两个师也渡海北上，在葫芦岛会合原驻那里的54军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配合下由锦西登陆向东打，增援锦州。傅作义不敢怠慢，立即从唐山召回侯镜如，要他作好准备。塘沽、烟台港一艘艘军舰升火待发，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列队上船。

看到华北动起来，蒋介石又于10月2日飞到沈阳，对东北将领的态度就没有对傅作义那么和蔼了。他在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说：“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与关内部队协同动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会后，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廖耀湘，见面就大发脾气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不容廖耀湘辩解，蒋就下了命令：“这次沈阳军队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唯你一人是问！”蒋介石架空了卫立煌，直接命令新1军、新3军、新6军、71、49军主力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指挥，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切断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后，再向锦州前进，与华北兵团夹击锦州的解放军主力。蒋介石此时还不把林彪的大军放在眼里，他告诉廖耀湘：“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东北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否则华北就有问题。当大将，一定要顾虑全局，你应该考虑到整个局势，好好努力完成这一次任务。”廖耀湘本来与卫立煌就有矛盾，见蒋介石向他赋予重任，表示一定尽力。蒋介石与他研究了具体细节后，象征性地见了卫立煌，便飞回北平去了。卫立煌对蒋和廖的做法极为不满，对部下发牢骚说：“委员长的用人，人人可以通天，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东北局势恐难收拾！索性来个袖手旁观，让他们折腾去吧。”[9]

华北敌军开始增兵葫芦岛的情报，在10月2日送到林彪手中，情报不是非常准确，只说是增兵四个师。这个消息使林彪感到压力很大，准备的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他还一直担心后方补给的问题，部队南下的时候，只带了单程的汽油，后方运输线太长，万一傅作义兵团北上，锦州打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会因为没有汽油撤不出来，那样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林彪越想这些不利的可能，就越不安，翻来覆去下不了决心。天色渐黑，刘亚楼请求开车前进，被林阻止。考虑到夜里22时，林彪以林、罗、刘名义给军委发出一封电报：

军委：

一、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有与守敌会合的可能。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

四、长春之敌经我数月来围困，我已收容敌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延迟半月到二十天时间。

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罗、刘[10]

林彪口授电报后，参谋将电报稿交给罗荣桓、刘亚楼阅过，就作为特急电报发出了。但是林彪并未在原地等待中央指示，深夜，东总列车继续向锦州方向开去。

在列车上，罗荣桓再三考虑，觉得发这封电报是不合适的。作为政委，他在大政方针上一贯尊重林彪，作战的具体问题他基本不干预，而且千方百计地配合工作。但这一次是关系到解放全东北的大决战，攻锦计划已经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事关全局，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便拉上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

林彪也没有睡觉，打锦州还是打长春在他的脑子里激烈斗争。作为大军统帅，他当然知道打长春绝非上策，但是万一锦州打不下来，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战争历来没有绝对的胜算把握，关键在于有胜利希望时，你有没有胆量和魄力，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对手。

林、罗、刘研究了情况，在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劝说下，林彪也觉得那份电报不合适，想要追回。但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桓建议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起草一个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人坐在一起，共同拟定了电报稿。

10月3日清晨，东总列车到达彰武以北30里的冯家窝堡。停车后，机要人员于9时发出了林、罗、刘的第二封电报。[11]

军委：

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且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部署：以四纵和十一纵及热河的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八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三、估计九十五师及新五军海运甚快，我军不一定能在该敌到达锦西前即开始攻锦州。沈阳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会出援。长春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敢突围。因此，我军无过忙之必要。我们一方面尽可能调动部队，以便能尽早开始总攻，但同时，这一战斗的胜利，则大大地有赖于我攻城部队到达后进行充分的侦察、部署与政治动员，然后以强大的行动力求迅速解决战斗。此次战斗的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像开封一样，两面援敌有可能重占锦州。因此，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须保持和恢复锦州。

四、以上意见盼军委考虑与指示。

林、罗、刘

1948.10.3

林彪10月2日的电报，第二天上午才译出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看林彪想回头打长春，非常生气。商量了几个月才说好先打锦州，到了关键时刻又要改变了。毛泽东这天连续起草了两封电报，于17时和19时发给林、罗、刘。

3日17时的电报说：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3日19时的电报说：

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了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不知哪个环节的原因，林罗刘3日9时签发的电报，中央军委的电台直到晚上20时15分才收到。译好交到毛泽东手里已是半夜。这个时间差害得毛泽东着急上火，连发两封电报，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两封电报中，更清楚地体现了毛泽东为何从一开始就坚持打锦州的战略意图，不到气急的时候，有些话不会说得这么明白。事后的战争进程表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是高明的，抓住了要害。

当毛泽东看到林罗刘3日9时的电报后，顿时转怒为喜。他们不但主动收回了打长春的意见，还向锦州方向增强了兵力部署。毛泽东的烦恼、焦虑都烟消云散。毛泽东于4日6时致电林罗刘：“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事实上未发生影响）。”“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12]

毛泽东的三封电报，也使东北野战军领导成员迅速统一了思想，打消了顾虑，对迅速打下锦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场风波只是辽沈战役前一个有惊无险的插曲，林罗刘不等中央回话就主动纠正了自己的想法。而且在重大战役决策过程中，中央与战区指挥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的争议，完全正常。但罗荣桓想到毛泽东为此生那么大的气，心里总是感到不安。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在沈阳起草给毛主席、东北局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后由蒋介石飞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葫、锦原有之四个师共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13]

后来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对罗荣桓在确定辽沈战略方针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1963年12月罗荣桓病逝后，毛泽东写了《吊罗荣桓同志》诗一首：“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这首诗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由于很少有人知道辽沈战役前的这段细节，也就不了解毛泽东诗中的含义。1935年9月，张国焘要求越过草地的右路军南下。在一、四方面军面临分裂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决定率中央和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先行北上。10日夜里，在没有通知四方面军右路军的情况下，中央和红三军团悄悄离开小村巴西，向俄界进军与林彪的红一军团会合。罗荣桓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带领4师10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的安全。虽然毛泽东曾说过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但那毕竟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所以“不是难堪日”。而辽沈战役则是国共双方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的第一战，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我们读了以上的情节，就不难理解毛泽东的诗文了。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　李聚奎：《忆辽沈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载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3]　盛家兴：《第九十三军锦州被歼概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80页。

[4]　詹才芳：《并肩驰骋在辽沈战场》，载《辽沈决战》上册，第355页。

[5]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1页。

[6]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992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8]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

[9]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4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3]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第43章　塔山阻击战

四纵奉命进驻塔山——林彪命令：死打硬拼守住塔山——蒋介石到葫芦岛部署援锦——阙汉骞损兵折将——“赵子龙师”在塔山前被碰得头破血流——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战士——最后一天的激烈战斗——林罗首长赞扬四纵——塔山精神永垂史册

1948年10月4日早晨，东总列车到达阜新。前面的铁路尚未修通，林、罗、刘与大家下车，准备夜间乘汽车南下锦州。

攻锦的决心既已确定，林彪等详细研究了敌情和战前形势，对围城和打援作出具体部署，上报军委。报告中说：“一、锦西敌阵地北至塔山东南之大小东山，锦州敌阵地南至松山街附近村庄为止，故两锦间空隙地区只30余里。我军决以第四纵和十一纵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不是运动防御），顽抗和消耗敌人。并控制主力准备在阵地前反击和消耗敌人，乘胜尽量扩大战果。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面进攻，以拖住敌人。估计敌在我未正式攻锦以前，不会向锦州前进。我十一纵目前已到兴城附近，我四纵明日即可转至两锦之间防御。二、沈阳之敌，目前有四个军到五个军的兵力在新民以南、辽河以东地区集结，大约亦必在我正式攻锦以后，才会出动。我军拟以第十纵及第一纵的一个师担任抗击该敌，以我六纵两个师，及五纵、十二纵全部担任策应十纵之作战。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侧后歼灭敌人和争取时间。”[1]在大战开始之前，东、西两头阻援，主力攻锦州的布局就已经设计好了。毛泽东很快批准此方案。

四纵打下兴城后，此刻正在那里休整待命。10月5日下午，吴克华司令员和莫文骅政委接到总部命令：“四、十一两纵队及热河两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四纵在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命令很简单，来不及仔细研究，就向各师下达出发命令，四纵的三个师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早上到达塔山。

塔山位于锦西和高桥之间，是北宁铁路上一个只有百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南有一条干枯的河滩，宽约30米，叫饮马河，北宁铁路经过处有个铁路桥。塔山村地势低洼平坦，有公路通过。从东海岸到白台山脚下，整个防御正面有8 000米宽，看上去无险可守。东面紧靠渤海，岸边有个小山包叫打鱼山，涨潮时就是个小岛，退潮后中间露出大片沙滩。海岸线边上有两个小居民点，一个是高家滩，前边一点是亮窝棚。塔山村以西地势渐高，有个海拔200多米的制高点叫白台山。白台山连接虹螺岘山，就是连绵的丘陵地带了。从地形看，塔山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敌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距离塔山很近的营盘车站。

进驻塔山村的是四纵12师。江燮元师长把34团摆在塔山村，35团在白台山，36团与师部在稍后一些的潘家屯。师、团首长跑到前边看地形，大家都皱眉头。这样平坦的地方，一点天然障碍都没有，让他们怎么防御兵力和火力都占据优势的敌军呢？有的同志发牢骚说四纵历来是打攻坚战的，打防御战是“顶牛”，没有油水。师首长也不好下决心，根据他们的经验，敌军总是要先抢占制高点的，应该把防御重点设在白台山。占住白台山，就能用火力封锁塔山村一带。如果敌人攻进塔山，我军也可以居高临下，从两翼包抄消灭敌人。塔山村不准备重点防守，摆上两个连，采取警戒阵地的打法，而把师主力放在后面。布置挖工事的时候，有的老战士不愿意干，进度很慢，倒是新战士最老实，叫怎样干就怎样干，一会就把掩体挖好了。[2]

四纵在塔山备战，林彪正在锦州北郊的帽儿山阵地上观察阵地。他举着望远镜看锦州，心里却总是想着塔山。国民党军队增兵锦西、葫芦岛，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东边的廖耀湘离锦州还远，暂时不会构成威胁。而西边的侯镜如兵团离锦州近在咫尺，万一顶不住将对整个战局极为不利。他对罗荣桓和刘亚楼说：“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方面又增加了5个师，我们的饭菜只够请一桌客，现在突然来了两桌客人，两锦相距50多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威胁。”[3]

尽管刘亚楼参谋长向他保证，有四纵在第一线防御，又准备把一纵派上去当预备队，塔山方面不会有问题，林彪还是没有一点儿轻松的表情。回到指挥所，他立即口授电报给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和四纵司令员吴克华：“锦西以北大、小东山，锦州以南松山街皆为敌阵地，两锦敌仅距30里，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必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进行英勇顽强的防御战。必须死打硬拼，死守不退，抵抗敌之飞机、大炮、步兵的猛烈冲击，利用工事沉着地、准确地大量杀伤敌人，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林彪以严厉的口气告诉他们：塔山阻击战“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胜利”。这等于是下了死命令，就是把部队打光了，也不许后退一步！[4]

林彪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谁也不敢掉以轻心。10月8日，程子华、吴克华、莫文骅来到塔山视察阵地，看了12师的布防情况后，程子华口气坚决地说：一定要守住塔山村，要以塔山村、铁路桥和刘家屯北侧高地为防御重点。他还强调说，“守山必守村”，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江燮元听后马上照办，把34团最强的1营摆在塔山村，把炮兵向前推进，组织部队连夜在塔山村前的河滩地上抢挖工事。这样一来，防御正面全被我军挡得严严实实。从地形看敌军是居高临下，对我不利；但塔山前沿正面不宽，敌军很难展开大集团兵力的冲锋。

为了真正了解塔山防御准备，向四纵交代清楚总部的意图，8日林彪、罗荣桓把参谋处长苏静找来，派他到塔山去走一趟。林彪说：“锦州地形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攻取锦州看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塔山一线阵地，挡住援敌。你要到塔山告诉四纵的领导，希望他们死打硬拼坚决地守住阵地，创造模范的英勇顽强的防御战例。”罗荣桓叮嘱说：“塔山这个方向很重要，有的部队打仗对部队伤亡大了会有些顾虑，但这次不能怕大的伤亡，要坚决挡住。有些同志过去打这种防御战经验不多，我们考虑你要去四纵和他们研究，并告诉他们这个仗要打好，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

苏静来到四纵，向吴克华、莫文骅传达了林、罗的指示。四纵首长表示：四纵一向猛冲猛打惯了，这次奉命来守塔山，打防御战，确实很多同志感到不习惯。但是四纵已经提出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我们准备以牺牲一万人的代价，决心打好这一仗。[5]

一场热烈的战前政治动员开始了。四纵党委发出了《告全纵指战员书》和《告全纵共产党员信》，要求全纵上下坚决贯彻林、罗首长的指示精神，在紧急关头不负党的嘱托，以身作则，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执行任务。全纵普遍进行了阵地宣誓，10师政委李丙令在28团干部会议上宣布：“我的阵地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与部队同生死，死守阵地！”12师师长江燮元也在阵地上当着部队面前，指定了自己的位置，表示自己决不后退的决心。纵队提出了“死守阵地”“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的三大口号，号召全纵各单位开展杀敌竞赛和夺红旗竞赛。战士们受到极大鼓舞，士气高昂，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12师政委潘寿才率领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搬运枕木、铁轨，帮助前线部队构筑工事。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劳动，塔山村、塔山桥和高家滩阵地粗具规模。

就在四纵积极备战时，国民党方面也在准备大举进攻。10月6日，蒋介石带领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乘“重庆”号巡洋舰来到葫芦岛，在国民党54军军部布置援锦行动。蒋介石对团以上军官训话：“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这次集中美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是一定可以消灭共军的。”他命令侯镜如马上去唐山调动部队，塔山前线先由54军军长阙汉骞指挥，桂永清和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指挥军舰用重炮摧毁塔山阵地。部署完后，蒋介石又与锦州的范汉杰通话，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让他放心。下午，蒋介石登上“重庆”号返回塘沽。在军舰上他戴着白手套到处摸，发现军舰上有灰尘，便大骂桂永清：“海军腐化堕落成这样，要亡国，该死！”一直骂到吃完饭还没息怒。[6]

54军军长阙汉骞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从山东调到东北后还没吃过大亏，骄横自负。他手下有8师、198师两个主力师和暂57师（范汉杰拨过来的杂牌军），还有暂62师，原属廖耀湘的新6军。1948年2月，暂62师在法库被我军全歼，重新组建后调到塔山守备，在北宁线被我四纵打得稀里哗啦，被迫撤往锦西，归54军指挥。华北侯镜如的62军151师也在这里。阙汉骞凭着手下这些兵力，口出狂言：“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军还强。”蒋介石的督战官罗奇也认为他们的兵力比解放军多两倍，拿下塔山不成问题。不等侯镜如的援军到达，他们想在老蒋面前抢个头功，决定10日提前发起进攻。

10日凌晨4时，暂62师三个营的敌军，乘落潮时偷偷越过海滩，袭击我军防线最东边的打鱼山阵地。天色漆黑，打鱼山小岛上只有一个班在修工事，来不及防备被敌军抢占。随后敌军又占领了高家滩前沿阵地。天将破晓，吴克华被江燮元师长的电话惊醒后，立即命令12师组织反击，夺回阵地。第一个回合一定要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江师长命令34团反击，并将两门大炮向前拉了400米。这时大海开始涨潮，在海滩上准备进攻的暂62师一个连被泡在一米深的海水里，成了我军的活靶子。大炮怒吼起来，连续10发炮弹打中高家滩的独立房子，炸得敌军四处乱窜。海水将打鱼山隔成小岛，岛上的国民党军断了后路。34团两个连勇猛出击，暂62师狼狈溃退下去，高家滩前沿阵地又收复到我军手中。

天色微明，塔山大地在猛烈的炮火声中剧烈地颤抖起来。阙汉骞指挥他的40多门重炮向我塔山、白台山前沿阵地猛轰。由于准备时间不足两天，敌军的炮火几乎摧毁了我方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飞上天，枕木碎成片。工事不坚固造成了我军不少的伤亡。国民党军打了几千发炮弹后，见我军阵地上静悄悄的没了动静，便命令步兵分队开始冲锋。8师向塔山村正面，暂62师向铁路桥和高家滩，62军的151师向白台山的刘家屯、泉眼沟阵地，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守卫刘家屯前沿阵地的是12师36团警卫连的2排，共43人。当敌军炮火袭来时，排长机警地招呼大家疏散到阵地后方的坟地里隐蔽。当敌人的炮火打向纵深，大家一跃而起，进入阵地，排长迅速组织好火力，规定了各班的射击范围。不一会，约一个营的敌人分成几批，像一群蝗虫蜂拥而来。排长让大家保持镇静，直到敌人距离我阵地20米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敌人在开阔地上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前排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只好趴在地上。排长命令两个班从侧面迂回，一串手榴弹扔出去，炸得敌人掉头就跑。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刚过了半小时，敌人第二次冲锋又开始了。我军掌握了敌人行动的规律，敌军打炮时，我们就在后边隐蔽。等敌军的号声吹响，我军也进入阵地，等着敌人上来。敌军冲锋全仗着炮火支援，一旦与我军近距离作战，就露出了胆怯和怕死的本性。而我军则是专打近战，与敌人拼手榴弹和刺刀。敌军虽然人多，只要前面一倒下，后边掉头就跑。就这样，他们冲一次、垮一次，到中午已经打退敌人6次进攻。

下午，国民党的飞机在我军阵地上俯冲扫射，给2排造成很大伤亡。经过几次战斗，排长负伤，副排长牺牲。2排打得只剩下8个人。两名党员战士潘福禄、冯玉江自动承担起守卫阵地的责任，鼓励其他战士说：“敌人上来由我们两个人领着冲，只要还有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复仇立功成为大家作战的决心，一颗炮弹打来，冯玉江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压在底下，震晕过去，被战友扒出来清醒后仍高喊杀敌口号，端起枪就打。在这危急关头，1排的增援同志及时赶到，大家鼓舞起斗志，这天一共打退敌人的9次进攻。[7]

151师在白台山没有得手，暂62师败得更惨。他们以三个营的兵力轮番冲击铁路桥和高家滩阵地。吴克华司令员预料到塔山村和铁路线的平坦地区将是敌军进攻的重点，将纵队炮兵团的110门大小火炮都对准了这片地区。下午当敌军开始冲锋时，我军一声令下，密集的炮火打向敌军的身后，将敌军的第一梯队和后备部队隔断，前沿我军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开火。敌军进不得退不得，只好趴在地上。34团组织队伍从侧面迂回包抄，在阵地前俘虏暂62师200多人。天色将晚，海潮退去，连接打鱼山的沙滩又露出来。34团战士与后面上来配合的10师29团一个营，在一片喊杀声中冲向打鱼山。被海水困了一天的敌人有的投降，有的跳进大海逃命，打鱼山也被我军收复，留下一个连守卫。国民党军对塔山的第一天进攻，以伤亡1 100多人的结果而失败。我军第一天伤亡319人。

第一天战斗结束后，大家感到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工事没搞好。地堡不结实、战壕太浅，阵地前障碍物太少，敌人的炮火一来，把我军的工事几乎全破坏了。从那天起，白天作战，夜里积极修工事，成了大家自觉的行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了坚不可摧的工事，才能守住阵地。四纵的老战士很少打防御战，开始不知道工事怎么搞。一些新解放的战士原来在国民党军里经常挖工事，显得很有经验。一个新战士在交通壕边上挖个洞，敌人炮击时就躲进去。只要炮弹落不到交通壕里，就伤不着他。大家深受启发，把单人掩体都挖成“烟斗式”，炮一响，每个人都进洞藏起来，大大减少了炮火下的伤亡。交通壕要挖到1.5米深，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壕沟前面布上铁丝网、鹿砦和地雷。地堡上盖两层枕木，蒙上一米多厚的浮土，就可以防御敌军的重炮。地堡外围伸出几条壕沟，便于我军出击消灭冲到跟前的敌人。35团的战士特别聪明，他们在白台山前沿修了90多个工事，将40多个假工事暴露在外，真工事则修得很隐蔽，让敌人白费炮弹打假目标，他们从隐蔽工事里向敌军扫射，敌人搞不清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就这样，打了6天防御战，修了6天工事，工事越修越坚固，最后根据战斗的具体情况，形成了白台山、塔山村和铁路桥头堡三处重点防御体系。

阙汉骞第一天攻击失败，又气又急，11日以4个师的兵力向塔山进攻。54军主力8师从中央突破，进攻塔山村。暂62师进攻铁路桥，从侧面迂回。62军的两个师仍攻白台山。从早晨7时起，国民党军的大炮把塔山打得浓烟滚滚，足足倾泻了几千发炮弹。海军司令桂永清坐镇“重庆”号巡洋舰，用152毫米的舰炮向塔山轰击。但舰长邓兆祥是位爱国将领，对打内战十分厌恶。他借口军舰吃水深，不肯靠近塔山海岸，距离远得看不见目标，只能依据地图上的标志打炮。桂永清感到效果不佳，不但打不到解放军，还可能误伤54军，下令停止射击。所以所谓“海军配合”不过是徒有虚名。[8]

炮火准备后，8师两个营的敌军向塔山村我34团1营阵地发起冲锋。我军待敌人靠近到二三十米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敌军无处隐蔽，迅速溃退下去。阙汉骞见攻击不成，又集中几十门重炮，对我塔山村轰击了半个小时。这时国民党空军五架飞机也来助战，向塔山投下一串串炸弹、燃烧弹，企图毁灭和烧焦塔山。我军前沿工事大部被毁，阵地上硝烟弥漫。8师换上一个营再次冲锋，我1营1连坚守不退，但因伤亡过大，敌军冲到塔山村边占领了几座房子，与1连战士进行争夺战。在这危急关头，1营副营长鲍仁川冒着炮火冲进塔山村，把1连零散人员组织起来与敌人拼杀。5连1排随后赶到，与敌人拼起刺刀。团政委带领预备队也冲了上来，形成对敌优势兵力，在34团的多路反击下，经过20分钟的搏斗，敌军在村边站不住脚，狼狈败退下去，几十名敌人被俘。战后清理部队，34团1连由战前的170多人，仅剩下了7个战士。

151师两个营敌人，向白台山下泉眼沟我36团阵地进攻。第一天打退敌军9次冲锋的警卫连因伤亡过大被换下去休整，由4连接替。该连副连长在敌人冲锋前胆怯动摇，竟丢下阵地往后跑，致使敌军占领了这个阵地。12师和36团首长采取紧急措施，调上36团6连从正面攻，35团两个连从侧后迂回包围，敌军怕被切断后路，加上6连勇猛冲锋，终于败退下去。泉眼沟阵地再次收复。

到了下午，阙汉骞集中兵力，分别向我塔山村、铁路桥、白台山和杨家洼阵地发起总攻。但当敌军靠近我前沿阵地时，炮火支援就停止了。步兵没有炮火配合，就心虚胆怯。当我军以密集火力向敌军扫射时，敌人军心立刻就动摇了，不是趴在地上不敢抬头，就是掉头往回跑。吴克华指挥纵队炮兵猛轰敌军身后，让他们进不得、退不得，我军在塔山正面以8个连的兵力展开反击，迫使敌军全线溃退。这一天敌军伤亡1 300余人，我军伤亡563人。[9]

两天进攻均遭惨败，阙汉骞从狂妄自负变得垂头丧气。11日下午，侯镜如带领一个师从唐山到达葫芦岛。来自华北的独立95师也已到达。从塘沽海运来的62军中途遇上风浪，士兵晕船呕吐，体力大为下降。从烟台海运来的39军更倒霉，到达葫芦岛外海时遇到8级风浪，引水船出不了海，全军几万官兵被困在船上，由风浪颠簸了一昼夜，吐得一塌糊涂。到13日下船时，已无力参加战斗了。军长王伯勋下船就骂：“这样乱扯，军队不要打仗就拖垮了。现在部队晕船的劲儿还没过去，立刻使用上去，岂非开玩笑！太把人当牛马了！”王对内战极为不满，后来不久就在贵州起义了。所以蒋介石虽然调兵遣将，实际上没派上多少用场。

侯镜如召开军官会议，听取阙汉骞两天来作战的汇报，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虽然身为东进兵团的司令官，侯镜如对打内战是不感兴趣的。1947年秋季他指挥打通北宁线时，就尝过林彪部队的厉害。所以东北的战事他是能躲就躲，躲不过就拖。这次蒋介石点名要他指挥，他不来不行，但是怎样打，他有自己的算盘。在军官会议上，兵团参谋长张伯权提出两个进攻方案：一是54军提出的，以主力攻击白台山以西的山区，那边地形广阔，工事稀薄，比较容易突破；可以迂回到塔山背后，突破解放军防守。另一方案是张伯权提出的，仍然按前两天的打法，在炮火掩护下，从正面推进，依靠优势兵力攻下塔山。张伯权的建议实际是侯镜如授意的，侯对他私下说：“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和锦州是不能打进去的，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表现了侯镜如保存自己实力，不肯真正卖命的想法。卫立煌这天也飞到葫芦岛，见到侯低声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再三嘱咐他要谨慎。卫立煌的观点与侯镜如不谋而合，这样侯镜如就更不愿意冒险了。[10]

根据当时战场的情况，54军提出的迂回塔山的方案可能是唯一正确的方案，这是阙汉骞他们两天血的教训带来的。但是侯镜如的方案通过了，阙汉骞的方案被否决，督战官罗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依然以为：有这么多兵力，又有自己的老部队——号称“华北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前来参战，还怕拿不下塔山！罗奇坚持正面进攻，并且宣称：“这是总统指示的基本精神，如要变更，得先请示好，否则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罗奇是蒋介石派来的督战官，盛气凌人，大家都叫他“罗千岁”。他搬出蒋介石来唬人，阙汉骞他们还能说什么！罗奇自告奋勇，要亲自指挥95师从正面主攻塔山。其余部队则由62军军长林伟俦统一指挥，54军8师进攻铁路桥，62军的两个师进攻白台山。计划定下之后，侯镜如下达作战命令。罗奇建议休战一天，带95师军官去看地形，所以12日塔山没有战事，四纵赢得了宝贵时间重新构筑和加固工事，准备迎接更激烈的战斗。

经过前两天的战斗，四纵也总结出不少打防御战的经验。国民党军队的炮火很强，如果在一线阵地投入大量部队，必然会遭受许多不必要的伤亡。所以前沿每个阵地上只放一两个排守阵地，保留强大的机动力量作预备队，在紧急关头支援前沿阵地或组织反冲锋。塔山防御战中，地图上显示的是四纵10、12师六个团全部投入战斗，但在前线只保持五个营的兵力，分头守卫各阵地，这样就大大节约了兵力。在防御上重点守前沿的突出阵地和一线的主阵地，阵地上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决不放弃。敌人被牵制在前沿各阵地，就无法展开更大兵力向我纵深冲击。前沿阵地伤亡太大，主阵地马上支援。主阵地与敌激烈战斗时，后方预备队再顶上来或从侧面出击。四纵以这种层次防御，打退了敌人的6天进攻。

12日战场的平静，引起四纵首长的警惕，预感到敌军正在调整部署，新的恶战即将开始。这天夜里，各部队都派出小分队，深入敌后侦察敌情。34团侦察班长纪仁祥带一个班化装成给敌军修工事的民夫，在敌后300米的岔路口上活捉一个穿呢子大衣的军官。抓回纵队司令部审问，才知道是92军21师的一个副团长，他交代21师是作为独立95师的预备队，明天将向塔山正面发起进攻。还交代了上级规定的攻击部署和各部队的主攻方向。这个情报十分宝贵，吴克华、莫文骅等研究了情况，鉴于12师前两天伤亡较大，决定缩小其防御正面，由10师28团顶上来，接管高家滩、铁路桥阵地。经兵团司令程子华批准，将11师31团阵地移交十一纵，31团调到12师后面当预备队。并派纵队副司令胡奇才到12师，坐镇指挥防御战斗。程子华又调了一个炮兵团给四纵，将炮兵阵地前移。这些部署大大增强了塔山正面防线，为后两天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11]

10月13日天刚破晓，国民党军的炮火开始向塔山猛烈轰击。独立95师在罗奇亲自督战下，与8师从两个侧面向塔山铁路桥和高家滩我军阵地冲来。战前林伟俦、罗奇等宣布：攻下塔山的有重赏，每人给金圆券外加三个月薪饷；完不成任务的就提头来见。独95师的确要比其他部队凶恶。他们使用“波浪式”的冲击战法，以团为单位分成三波，每个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火力，掩护步兵连前进。第一波受挫，第二波接上去。更少见的是他们的营、团军官走在队伍前面，很有一股“敢死队”的味道。国民党军的炮火轰击了两个小时，向纵深延伸射击后，95师的一个团利用退潮刚刚露出的沙滩发起冲锋，企图从这冲开缺口。28团警卫连和6连等待敌人前进到阵地前的障碍物，各种火器突然开火，我军的炮火也开始向敌军的身后打去，隔断其与后续部队的联系。95师一个连打光了，又上来一个连，但28团没有一个人后退，宁可成班成排战死在阵地上，与塔山共存亡。95师的狂气终于被遏制，在我军密集火力下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95师师长向罗奇报告：他们的第一波部队几次冲到共军阵地的障碍物前，都被共军火力阻止，头都抬不起来，伤亡很大，已陷入胶着状态，进退不得。林伟俦在白台山方向也打电话告急：62军各师进攻受挫，营长以下官兵伤亡很大，死的没人抬，伤员没人救，非常影响士气。侯镜如、罗奇非常着急，罗奇要95师不惜一切代价，再组织进攻，今天非拿下塔山不可。

更残酷的厮杀又开始了。敌人如黄色的潮水一般涌上来，我军用机枪、手榴弹把他们一排排打倒在阵地前。我军的后备队不断向敌军反冲锋，在阵地前反复拼杀，刺刀见红。将近中午时，28团6连组织反出击，因跑出阵地太远，得不到火力支援，遭受敌军轻重机枪的扫射，全连伤亡严重，机枪班班长纪守法和两个战士被困在敌军阵地上，与部队失掉联络。面临这样险恶的环境，纪守法根本没考虑个人安危，他眼看敌军仍在向我军阵地打炮进攻，决心在敌人背后寻求战斗，以减轻阵地上战友的负担。一个新战士犹豫地说：“就咱三个人，还不是给敌人送肉吃？”纪守法说：“呆板地守正面挨炮多，要想减少自己的伤亡，还是到敌后有利。立功这就是机会！”两个战士受到鼓励，决心跟班长一起干。他们脱下棉袄，只穿里面的黄衬衣，与国民党兵颜色相似。他们提着一挺轻机枪，利用自然沟隐蔽运动，一边侦察，一边前进。半路抓住一个国民党伤兵，问清附近有个炮兵指挥点。他们绕到敌人背后，突然开火，打掉了这个指挥点，使敌军炮火失去指示目标，无法向我方阵地轰击。在敌人的工事旁找到一箱手榴弹，纪守法三人向敌军人群扔去一串。敌军听到爆炸声以为是我军开炮，顿时乱成一团。有个战士在战斗中负伤，他让另一个战士护送回去，自己带着那个伤兵俘虏，拣敌人的子弹在开阔地边上隐蔽起来。当95师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他从侧面突然开火，敌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背后挨了子弹纷纷倒下。纪守法一直打到黄昏，敌军后撤停止战斗，才安全地返回我方阵地。这个战斗小组共消灭敌军近百人，有力地支援了28团的正面防御。[12]

在铁路桥和高家滩之间有片坟地，守在这里的是28团2连1排。在指导员程远茂带领下，大家在这里构筑了五个地堡，摆上一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虽然这里地势平坦，但工事修得很隐蔽。当13日早晨敌军开始炮击时，这个阵地并没有被敌人发现。天亮后，95师的敌人像羊群似地涌上来。程远茂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成片地倒下去，第一次进攻很快被打退了。

第二次进攻敌军就将2连阵地当作重点进攻对象。他们兵分两路，夹击2连阵地，但是经过一阵短促的火力杀伤，敌军再次溃退下去。

第三次攻击是密集的炮火，敌军的炮弹向冰雹一样落在这个小小的集团工事上。尘土飞扬呛得人睁不开眼，中心地堡被打塌了，唯一的重机枪被打坏，电话也不通了。排长负了重伤，程远茂指定1班长代理排长，重新组织了队伍。敌军又分成三路冲了上来，当他们前进到离阵地30米远的地方，程远茂下令射击。机枪声夹着手榴弹，又把敌人打得倒下一片。活着的慌忙后退，受伤的倒在地上呻吟咒骂。

这时95师的督战队提着冲锋枪，驱赶着士兵掉过头来继续往上冲。又一个地堡被敌军炮火炸塌，代理排长又负伤了，程远茂指定2班长代理排长。轻机枪打坏了一挺，大家用剩下的一挺机枪坚持战斗。敌人利用死尸作掩护，向程远茂和有机枪的地堡爬过来，后边的敌人用机枪封锁这个地堡。程远茂见敌人上来了，勇敢地冲出地堡，在散兵坑里向敌人扔出几个手榴弹，把敌人打了回去。

经过几次拉锯式的战斗，程远茂他们的弹药快打完了。后方弹药运不上来，怎么守阵地呢？程远茂让大家从牺牲和负伤的同志身上把弹药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在战斗中节省子弹，一枪一定要打倒一个敌人。黄昏前，95师开始了最后一次总攻，成连的敌人又涌了上来。程远茂已经两次负伤，他高喊着：“同志们，守住阵地！援兵快来了！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面对爬到铁丝网前的敌人，程远茂和仅存的几个战士拿起石头，准备和敌人作最后的拼杀。在这危急时刻，28团3营8连反击的部队，突然出现在敌军侧面。敌人惊惶失措，开始向后逃窜。这一天程远茂和1排的战友们一共打退了敌人的九次进攻，倒在阵地前的敌人尸体就有一百四五十个。而1排也付出巨大的牺牲，连程远茂本人在内，阵地上只剩7个人。[13]

10月13日是塔山阻击战最残酷的一天，四纵表现出极其顽强的战斗作风，在绝大多数阵地被炮火摧毁的情况下，前沿一线阵地的部队顶住了国民党军4个师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许多阵地都像程远茂他们一样，一个连、一个排打得只剩几个人，但是没有一个阵地被主动放弃。指战员们遵守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就是负伤牺牲，也决不后退一步。这天我军共毙伤和俘虏敌军1 245人，自己伤亡1 048人，可见战斗之激烈。

这一天10师28团打得最为艰苦，伤亡很大，吴克华命令28团当夜撤下来休整，由10师30团接替他们的阵地。其他各团也调上一个营接替苦战一天的战友。28团的顽强战斗，当夜得到林、罗的贺电嘉奖。

四纵的浴血奋战，为我军总攻锦州提供了坚强保证。此时，攻锦部队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总攻即将开始。林彪知道，越到这个时候，塔山就越显得重要。为了保证总攻锦州战斗顺利进行，他甩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将最强大的一纵调往高桥、杏山地区，作四纵的预备队。就在四纵最艰难的时刻，吴克华接到一纵李天佑司令员的电话。李天佑向四纵的兄弟表示亲切慰问，他告诉吴克华：“我们奉野战军首长命令来做你们的预备队，现在高桥一带。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可以支援上去！”吴克华非常激动，表示感谢一纵的支持，守卫塔山的信心更加坚定了。

国民党军那边却是一片垂头丧气的景象。13日晚上侯镜如、罗奇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独立95师朱师长发言时，与早晨那种骄横自负的形象判若两人。他说：“看地形的时候，塔山没什么动静，以为共军兵力不多。炮火猛轰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目标。但当炮火延伸射击后，步兵进入共军的有效射程内，共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打得部队抬不起头来。共军的障碍物破坏不了，我军无法前进，只有白白牺牲，这是在华北战场从没遇到过的。”其他各师师长也纷纷抱怨，有的骂海、空军支援不力，有的要求调坦克来。罗奇站起来严厉地说：“开会前接总统来电，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这一战关系党国存亡。我奉命前来督战，如有执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见大家沉默不说话，罗奇又自作主张，要95师进行夜间偷袭。54军的人表示反对，说夜间战斗将使海空军优势全部失去作用，只能与共军拼刺刀和手榴弹，很难占到便宜。但罗奇根本不听，固执己见，侯镜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决定试试看。

14日凌晨，天还一片漆黑，95师两个营的敌人经过长距离爬行运动，悄悄接近塔山村34团1营阵地。挖了一夜工事的战士们正在休息，战士魏海云沿着交通沟到后面去取子弹，迎面发现戴有帽徽、扛着机枪在交通沟里向前爬的敌人。他冲上去掏出手榴弹砸在敌人头上，夺下机枪跑回阵地。这时阵地前传来低沉的“冲啊”的口令声，机枪班长严成兴冲出地堡向前一看，10米外黑压压的一片敌人正慢慢地摸上来。严班长叫醒大家，端起机枪就打。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这股敌人虽被打退，但有些阵地被95师偷袭得手。在铁路桥头堡守卫的30团7连2排，因赶修工事过于疲劳，戒备不严，被敌军抢占了桥头堡垒。9连两个班立即赶来增援，夺回桥头堡。敌军一拥而上，与我展开拉锯战。9连寡不敌众，在敌人火力杀伤下损失很大，但仍然坚持不退。天色渐明，95师的进攻越来越猛。30团守卫的铁路两侧阵地上布满了敌人。4连与敌人在工事里搏斗，伤亡很大，5连3排赶到，才巩固了阵地。敌人仗着人多，占领了铁路两侧阵地和地堡的全部顶盖，我守备部队仍然坚持战斗。眼看弹药将尽，形势危急，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将敌人赶向后退，解救出困在地堡里的战友。

当天亮后95师报告罗奇已占领铁路阵地和接近塔山村时，罗奇大喜，命令8师等发起集团冲锋。国民党空军前来助战，向塔山投弹时将两枚炸弹扔到95师阵地旁，造成连长以下官兵20多人伤亡。95师破口大骂空军混蛋，炸到自己人头上来了。这时我军炮火开始反击，95师接近塔山村的部队又被打了回来。几个回合之后，95师已经伤亡惨重、疲劳不堪，难以继续进攻。朱师长向兵团司令部求援，要求把预备队21师派上来。62军军长林伟俦发现95师并未打进塔山，从铁路桥、高家滩方向难以攻破我军防线，不愿拿自己的21师去送死，命令已经开始向前运动的21师停下来，由151、157师向塔山右侧和常家沟的我军36团阵地发起进攻。

上午10时，157师集中30多门炮轰击常家沟。几天战斗中我军战士已经学会了躲避炮弹。36团仅留下少数观察哨，其余都蹲在地堡或单人掩体内。敌军炮火延伸向后方，36团战士即迅速进入阵地。敌军两个营的兵力向阵地前冲来，接近鹿砦时，我军一齐开火，将敌人击退后，又钻进地堡隐蔽起来。如此再三，敌人炮火也没有用，冲锋又上不来，折磨得士气低落。151师进攻34团的敌军更惨，约一个排的兵力被困在河北岸的一片开阔地里，我军的炮火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前边又遭到我军阵地机枪的扫射，趴在地上动弹不得。34团1连副班长卜凤刚跳出战壕，爬到坟地间向敌人喊话：“交枪吧，不用害怕，我们优待你们！”后边的战士也跟着喊：“命是自己的，枪是蒋介石的，缴枪不杀！”卜凤刚又喊：“我就是才解放过来的，解放军真优待俘虏，你们快放下武器过来吧！”在我军政治工作的瓦解下，敌人在阵地前投降。[14]

到了下午，锦州方面的炮声渐渐稀少，侯镜如一天没得到范汉杰的任何消息，估计锦州已经失守，东进已经没有意义，便下令全军撤退。塔山阻击战在14日黄昏宣告以我军的胜利结束。林罗刘谭首长当天致电四纵12师首长，向他们祝贺胜利，对12师和友军英勇顽强的防御作战，给予高度的赞扬和嘉奖。20日苏静回到野战军总部，向林彪、罗荣桓汇报了塔山阻击战的全过程。林彪高兴地说：“是啊，没有想到他们打得这样好，打的是政治仗啊！打锦州的部队也都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决，胜利是出乎意料的啊！”

13、14日的战斗，国民党军独立95师损失最为惨重，3个团打得只剩下3个营，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4日黄昏，国民党的坦克才海运到葫芦岛。罗奇建议15日休战一天，16日用坦克一定能把塔山攻下来。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15日锦州的一个国民党军副团长逃出重围到了塔山，报告了范汉杰集团全军覆灭的消息。大家顿时精神紧张，现在不是东进增援锦州的问题，而是锦州方面的解放军主力部队会不会乘势西进来打锦西和葫芦岛。侯镜如下令各部队巩固阵地，转攻为守。

16日蒋介石从沈阳乘专机来到葫芦岛，锦州的惨败令他极为震惊和沮丧。当听取罗奇汇报进攻塔山失利的经过时，蒋介石失去控制，大骂道：“塔山如此靠近，敌人怎么能够这样快就修了这么多的坚固工事和障碍物呢？阙军长驻在葫芦岛，早就应该发现这些情况，为什么不进行破坏呢？”他痛骂阙汉骞不是黄埔学生，是蝗虫，声言要枪毙他，吓得众将领都立正低头，谁也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罗奇才慢慢地说：“将士是用命的，独立95师打得只剩下3个营，此次作战海陆空军得不到协同，战车又赶不到，部队已经伤亡很重。”蒋介石这才转移了话题，研究锦西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在离开葫芦岛的时候，蒋介石紧握拳头，眼含泪水，低声自语：“我和他们拼了！”

塔山阻击战至今还是军事家们研究的话题。从常规来看，国民党军有9个师的兵力，以5个师集中进攻守卫塔山的一个四纵，激战6天，从人数上、装备上、海空军支援上，国民党军都占有绝对优势，但付出了6 000多人的伤亡，却未能拿下一个小小的塔山，原因何在呢？应该指出：作战不仅是人数和武器数量的对比，最重要的是谁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而战斗力是由指挥员的战术、士兵的士气和各部队的同心协力等多方面因素组成的。国民党军在进攻塔山过程中数易主帅，互不买账，更谈不上齐心合力了。正如一位国民党将领所说：“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是协同一致，才能发挥出战斗力来，这是人所尽知的。但他们进攻塔山，在最紧急关头，头两天侯镜如还没有来，阙汉骞指挥不了林伟俦，罗奇又妄加干扰，陈铁、唐云山发挥不了一点作用。即便以上诸人能够和衷共济，试问有谁敢对海空两军那批骄兵悍将发号施令。当时的海军头子桂永清、马纪壮，空军头子王叔铭等买过谁的账！”[15]当54军在挨打之后，提出迂回塔山的建议。罗奇为了让95师立功，仍然坚持从正面硬攻。结果再次遭到惨败，把95师也断送掉大半。62军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21师增援95师，95师没了后劲，又被我军从塔山村和铁路阵地打了回来。这种派系林立、钩心斗角、见死不救的军队，是一支腐败的军队。长官的德行如此，又怎么能指望士兵为他们卖命打仗呢？

四纵在塔山阻击战中，充分表现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防御战他们过去没打过，但在战斗中无论敌人的炮火有多猛，冲击有多凶，他们都拼死守住阵地，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后退一步。34团2连一个通信员把坚守的命令错传为撤退，一位班长立刻指出：“你传错了，我接受任务时，只有守，没有撤！”深入人心的政治工作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使他们明白是在为东北的解放而战，是在为广大人民的翻身而战，争取在战场上立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在战斗中干部身先士卒，党员冲锋在前，这种精神甚至感动了敌军俘虏。36团5连坚守泉眼沟，在10月13日连续打退敌人7次进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一个刚被俘不久的士兵看到我军这样勇敢，也积极投入战斗。他准确地打出几十发迫击炮弹，为打退敌人进攻立了大功。在战斗中各部队互相支援，一个团一天战斗下来伤亡很大，另一个团立即顶上去，轮番战斗。前方部队在浴血奋战，后方机关干部、兄弟部队和地方群众源源不断地把弹药、饭菜、修工事的木料运往前线，把伤员及时送往后方。当我军撤离塔山后，国民党军官来到空无一人的阵地，只见堡垒星罗棋布，障碍物纵深，交通沟连贯，真是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他们环顾四周，几十里内树木很少。实在想像不出解放军怎么能在短短十天内筹集运输这么多木材，建造如此牢固的阵地？在这个意义上说，塔山阻击战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战后，12师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36团被授予“白台山守备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四纵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锦旗。仅12师就有2 026人立功，有的同志被连续记了几大功。塔山阻击战作为四纵战斗历程中最光辉的一页，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中。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2]　江燮元1962年12月2日的回忆。

[3]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64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5]　苏静：《关于锦州战役的回顾》，载《辽沈决战》续集，第216页。

[6]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4页。

[7]　四纵司令部编：《锦州战役塔山阻援战斗典型战例》，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8]　施有仁：《第54军在塔山作战经过》，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50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0]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5页。

[11]　莫文骅：《英雄塔山》，载《辽沈决战》上册，第375页。

[12]　四纵司令部编：《锦州战役塔山阻援战斗典型战例》，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3]　四纵司令部编：《锦州战役塔山阻援战斗典型战例》，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5]　惠德安：《国民党军在葫芦岛作战侧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86页。

第44章　雷霆万钧克锦州

攻锦成败事关全局——林彪命令各部大挖交通沟——罗荣桓到八纵督促夺回小紫荆山——毛泽东说：攻克锦州就有了主动权——三纵血战配水池——总攻开始了——“老头坦克”显神威——31小时攻克锦州——范汉杰、卢浚泉被擒记

1948年10月7日上午，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攻锦部队首长的陪同下，站在锦州北郊帽儿山顶上，手拿望远镜仔细观看着锦州的情况。

经过长途跋涉，东北野战军总部机关乘火车从双城到达阜新，又换乘汽车经义县到达锦州北郊的牤牛屯。在简陋的农家刚刚安顿下来，林罗刘就急着要看地形。自从1946年四平保卫战后，林彪基本上是在双城总部中依靠地图和电报指挥各部队作战的，但这次攻打锦州非同寻常，是国共双方在东北大决战的焦点。拿下锦州就全盘主动，若打成1947年四平攻坚战的僵持局面，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作为百万大军的统帅，林彪虽然有取胜的优势兵力和各种有利条件，但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毕竟是生平第一次。越到大战临近的时刻，林彪身上担负的责任和精神上的压力就越发沉重。

获悉林罗刘到达锦州前线指挥，毛泽东非常高兴。因为朱瑞刚刚牺牲，他又为林罗刘的安全担心。10月6日他电告林罗刘：“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各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旨，迫近城垣指挥（亦不要太近）。”[1]但是林罗刘都没听劝告，他们骑马来到帽儿山下，气喘吁吁地徒步登上400多米高的山顶亲自看地形。

锦州城，背山面海，坐落在小凌河、女儿河的北岸，自古以来就是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北宁和锦承两条铁路在这里交汇，使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明朝后期，满人在关外兴起，成为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为了阻挡满族骑兵冲入华北平原，明朝在辽西走廊锦州至山海关一线部署重兵，层层设防，建起一座座军城要塞。锦州是双方角逐的前沿，也是明军最重要的据点。1641年，清太宗皇太极亲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十几万明军的惨败导致形势的剧变。清朝极为重视锦州，称其为“山海要冲，边关锁匙”。

300年后，锦州又一次成为大会战的焦点。正如范汉杰所说：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我军要把这条扁担从中砸断，堵塞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的退路，将其彻底消灭在关外。

日本人占领锦州时期，就构筑了不少工事和坚固的建筑物。国民党军队来后，又经过几年经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北的亮马山、大疙瘩，城东的大、小紫荆山，城南的罕王殿山（就是清军与明军会战的松山）等制高点是外围阵地，山顶上修了工事，派兵驻守。以女儿河、小凌河为天然屏障，以锦州老城和环绕新市区的土城墙为骨干，利用日本人的旧工事，配以若干地堡、火力点，形成了环城阵地。城墙下有二丈宽深的壕沟，壕外又有铁丝网、鹿砦、地雷。城墙上布满了明暗火力点。城内划分为五个防区，依托高大建筑物，构成核心工事。范汉杰的指挥所设在锦州铁路局大楼上，守军有卢浚泉的第六兵团所属93军、新8军等7个师、冀热辽国民党地方武装约10万之众。虽说不是一流部队，坚固的工事也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当时的部署是：93军的暂18师、22师、60军的184师负责北面和西南面包括飞机场地区的防守，新8军的55师、88师担任锦州东南紫荆山到松山一线的防守，沈阳空运来的79师两个团担任锦州南面罕王殿山一带的防守。无论从兵力和防御的坚固性来看，锦州都远远超过了四平。

所以，林彪在帽儿山上拿着望远镜一边看一边想，锦州这个仗该怎样打。他听参谋人员的汇报，对照地图琢磨选择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的问题。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上空，扔下一颗炸弹，炸得山上尘土飞扬。参谋人员为了首长安全，劝林罗刘马上下山。林彪这才说：“好吧，我们下去，具体问题回去再研究。”

回到牤牛屯驻地，林彪听取参谋处长苏静汇报义县攻城作战经验。当苏静说到我攻城部队为了迅速接近敌军阵地，减少伤亡，采取近迫作业，大挖战壕、交通沟时，林彪立刻重视起来。问道：“要用多少兵力挖？”苏静答：“据二纵5师汪洋参谋长说，除尖刀连外，要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日夜抢挖，多挖几条交通沟，直到冲锋出发阵地前。”林彪马上叫来参谋，口授电报发往攻锦各部队：

一、每个师需以6个营的兵力（2/3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靠少数部队挖交通沟。

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摆开由前向后挖，前后同时挖。

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

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五。

五、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要不怕疲劳，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

六、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这样，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2]

电报指示如此之细，口气也是如此坚决，谁也不敢偷懒。东总《阵中日记》10月9日记录：“攻锦部队今晚开始挖交通沟。”我军的步兵一下变成了工兵，黑夜里连刨带挖，分段包干，战士们一个个干得挥汗如雨。到第二天天亮时，平坦的田野上已经布满了纵横交叉的交通沟。国民党兵大吃一惊，眼睁睁看着解放军挖到他们阵地前沿，说话声音都听得见，就是打不到人。总攻开始后，这些交通沟就变成了插向敌军阵地的尖刀。可以说，战役的胜利是挖沟挖出来的。

林彪一夜没睡好，又通知攻锦各部队首长明天来帽山屯高地看地形。10月8日一早，三纵司令员韩先楚、九纵司令员詹才芳、炮纵负责人等先后赶到。罗荣桓、刘亚楼等对大家表示亲切慰问，刘亚楼参谋长说：“这次是请五大主力会餐，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吃得好！”风趣的战前动员引起大家一片笑声。

看完地形后，林彪单独召见三纵司令员韩先楚，与他确定攻击目标和突破口放在城北的亮马山、大疙瘩。并将炮纵主力调配给三纵指挥。九纵在攻打帽儿山阵地和封锁机场的战斗中打得很好，出乎林彪的意料之外。林罗打算让九纵休息一下，作预备队。但九纵首长坚决请战，林彪同意九纵配合七纵，从城南发起进攻。

这天，林彪、罗荣桓又去了帽儿山西边的二郎洞，这里是二纵的指挥所。林彪对二纵司令员刘震作了指示，要他们与三纵搞好配合。二纵、三纵和七纵是这次攻锦的主力部队，林彪把二、三纵和炮兵都摆在锦州城北，表明攻锦计划已经成熟。

在司令部听取汇报时，林罗刘为八纵的失误发了脾气。在锦州外围战斗中，八纵出现两次失误。总部让他们封锁机场，他们问是打西北的机场还是打东南的废弃机场，耽误了两天时间。总部命令九纵封锁机场，把八纵调到城东南打小紫荆山。10月6日凌晨2时，八纵68团打下小紫荆山后，团长下山吃饭去了。不料上午10时敌人在炮火和飞机支援下来个反冲锋，山头上留守的一个连顶不住，把阵地丢了。八纵想马上夺回来，就没向总部报告。国民党电台广播“紫荆山大捷”的消息，总部才知道此事。这下事情闹大了，紫荆山是城东南的制高点，我军总攻时会受到侧面火力封锁。林彪大发脾气，罗荣桓感到事态严重，就与刘亚楼在8日夜里赶到八纵指挥部，严厉批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邱会作。罗荣桓说：“从丢失阵地不及时报告和封锁机场耽误两天这件事，你们应当很好地吸取教训。你们也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了，丢失阵地已经不对了，不及时报告更是错误。你们想夺回阵地再报告，这怎么能行？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拖延了时间会贻误战机，影响整个战局的。野司的命令虽然没有指明封锁哪个机场，可是你们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封锁机场的目的就是阻止敌人的空援，当然是要封锁那个能用的机场。即使你们不晓得哪个机场能使用，也应先行动起来嘛！毛主席专门来电批评了这件事，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3]

最深刻的检讨就是马上夺回阵地。邱会作翻身上马赶到紫荆山下的68团，亲自坐镇指挥。10日6时，23师向小紫荆山发起猛烈进攻，战士们个个死打硬拼，仅用一小时就夺回了阵地。完成任务之后，邱会作才回到指挥部向罗荣桓报告，罗才离去。为了充分吸取教训，保证总攻锦州的顺利，林彪向塔山和黑山两个方向担任阻击的各部队发了一个通报：

我九纵去年冬季作战中表现战斗作风甚差，经过东总指出后他们全纵奋发努力，今年来表现得能攻能守，26号锦州外围战斗中25师一个连的兵力控制白老虎屯阵地，敌四个主力步兵团配合十一辆坦克、五六架飞机向他们进攻，该连顽强死守，伤亡过半；在最危急时全连指战员将表打碎、钞票焚烧，准备全部牺牲，但最后由我反击将敌击退，保持了阵地并击毁坦克二辆，俘敌数十人，毙伤敌数百人。战后全连指战员均记大功三次。这一战例盼你们很好发扬，九纵是新部队尚能做到，四纵更应做到，十一纵的底子亦不比九纵差，也应做到。主要是自上而下到每个指战员都下决心，就能创造光辉战绩，使敌胆寒，使我全军胜利得到保证。

八纵一个连5日守锦州以东小紫荆山，敌向其进攻，该连长畏缩放弃阵地，已于昨日公审枪决。八纵此次锦州附近作战远落于九纵之后，可见不努力者即落伍。[4]

根据东总的部署，攻锦各部队从8日起陆续开始外围战斗。经过两天战斗，七纵和九纵攻克城南的罕王殿山、双山子等高地。当时罕王殿山顶上还有敌军一个地堡群没有拿下，9日下午国民党军向罕王殿山反击数次，都被七纵21师打退。当天夜里，21师用夜袭战术，攻下罕王殿山头的敌军地堡群，缴获两挺重机枪。随后又以神速动作，20分钟攻占西边才地山阵地。七纵和九纵乘胜向前发展，11日打到锦州城下的小凌河边。八纵收复小紫荆山后不停顿地进攻，10日早晨攻占城东南的百官屯和北大营。锦州城南的敌军在我军进攻下，退缩到锦州城内。

在这紧急关头，范汉杰居然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败局。当初他对我军进攻锦州缺乏思想准备，当我军主力出现在锦州城外时，他向蒋介石和卫立煌连连呼救。还在10月6日，他就想弃城突围。8日卫立煌来电严厉制止，如果锦州丢了，东北国民党军就断了退路，这也是蒋介石绝对不允许的。范汉杰接到卫立煌的电报，极为不满，只好硬着头皮召集军官会议部署防御。长官如此消极，下级就更无信心。当10月10日塔山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时，范汉杰尚存一线希望，等援军来给他解围。

毛泽东密切关注锦州战局的发展，10月10日他致电林罗，要他们集中精力打好锦州这一战。电报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5]

林彪把攻击重点放在城北。三纵担负进攻配水池、大疙瘩两个敌军防御最严密的阵地，二纵从城西北方向进攻。在这两大主力的后边，林彪又调来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号称“攻坚老虎”的六纵17师。但是敌军也有顽抗拼命的，三纵在攻打配水池、大疙瘩的战斗中，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配水池位于城北2里处一个高地上，与东边2里远的大疙瘩形成呼应的两个制高点，作为城北的屏障。配水池是日本人搞的钢筋水泥建筑，放干里面的贮水就是坚固的堡垒。守在这里的是暂22师1团的一个加强连，配以轻重机枪。他们自吹“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要把配水池当作“第二个凡尔登”。为了拿下这个小小的高地，三纵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7师20团，并配备了炮纵的9门野炮、11门山炮，突击营集中了12挺重机枪。

12日8时我军开始了炮火准备，猛烈的炮火打得配水池小高地一片火海。但是敌军的多数火力点修得很隐蔽，我军炮火未能将其彻底摧毁。当20团1营发起冲锋后，敌人的暗火力点突然射击起来，我军战士遇到地雷和铁丝网的障碍，在密集火力下遭到伤亡。这时城里的敌军炮火又向我炮兵阵地打来，我方炮火又去压制敌军炮火，削弱了对步兵的支援。第一次突击没有成功。

将敌人的炮火压制之后，我军的炮火向配水池北部再次进行猛烈轰击，炮弹造成的烟雾掩护了我军的行动。20团1营冲上高地，占领了一个独立房子和西部的大地堡，但是核心地堡群没有拿下来。随后暂22师1团在团长带领下，乘两辆装甲车向我20团冲过来，想把我军从配水池上挤下去，收复阵地。我军奋勇反击，双方展开了硬碰硬的对攻战。一辆装甲车被我军炸毁，敌团长当场丧命。20团1营也遭受重大伤亡，在赵兴元营长“一人一枪，战斗到底”口号激励下，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冲击，到最后全营只剩下20多名负伤的战士，终于保住了阵地。

7师经过几小时的准备，于黄昏时再次发起强大攻击。炮兵集中火力射击敌军地堡群，四发命中，对敌杀伤很大。乘敌慌乱之时，20团3营如猛虎出山，向敌人地堡冲去。敌军战斗一天，伤亡加上弹药不继，终于丧失了战斗力。3营用半小时时间冲进地堡，俘虏敌人近200人，坚固的配水池终于拿下来了。韩先楚司令员立即将他的指挥所移到配水池，炮兵也将阵地推进到这里，占据了总攻最有利的阵地。[6]

8师打大疙瘩也极为艰苦。经过炮火准备，24团3营战士一跃而起，抱着炸药包冲向敌军阵地。没想到面前突然出现许多暗堡，机枪吐着火舌，对我军进行扫射。由于侦察时没发现这些目标，我军发起冲锋后，炮兵即停止了射击。24团的几门小炮受到敌人火力袭击，炮手伤亡，24团只能凭借战士勇猛地往上冲。敌军拼命扫射，又有地雷、铁丝网阻挡，几次冲锋下来，3营伤亡大半。换上2营去冲，又不成功。天色已晚，夜间进攻更不利，8师首长下令暂停攻击。

13日早晨，距离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个大疙瘩还拿不下来，韩先楚司令员也着急了。他把指挥部移到配水池，亲自指挥进攻大疙瘩。三纵集中炮火朝大疙瘩猛轰，压制了敌军火力。24团1营发起进攻，发现地堡群下面有条盖沟，敌军就是从这条沟里对地堡群进行支援。几个战士冲上去炸塌了盖沟，闷死了里面的敌人。到下午2时，大疙瘩顶上的地堡群终于被24团攻克，敌人一个连的守军此时只剩下十几个带伤的俘虏。24团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这个小山包的土地，锦州外围最后一个钉子被拔掉了。

几天的外围战斗，我军达到了预期目标，国民党军被全部压缩在锦州城内。林彪看到范汉杰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强，更加胸有成竹。10月11日夜里他向军委汇报情况，在电文最后坚定地说：“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7]12日，他向各部队通报了总攻锦州的部署：以二纵、三纵、六纵17师为北突击集团，统归韩先楚指挥。三纵由城北突破，二纵由城西北突破，六纵17师在二、三纵之间突破。以七纵、九纵为南突击集团，统归邓华指挥，由南向北并肩突破。八纵为东突击集团，由东向西进行辅助突击。总攻时间定为10月14日上午10时。总部命令中说：

1．二、三两纵由师管区、省政府向南或西南突入，七、九两纵由小凌河、太子街向北或西北突；八纵由东向西和西南突，各部队准备在高等法院、昭和街、白云公园之线会师。

2．争取在三天内全部解决战斗，愈快愈好。各部须坚决顽强的打，各级指挥员应尽量接近前线，以便及时处理情况。

3．攻城各部队均应带攻坚器材。

4．在突破后，乘势大胆向敌纵深猛插猛追。首先力求插乱敌部署，造成敌全军混乱。然后对少数固守坚固地点之敌进行有准备有组织的攻击，主要靠营为单位的部队进得猛，而不可大部队拥挤。[8]

为了总攻的顺利进行，总部调集了最强大的炮火。炮纵主力加上各纵的重炮（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共300多门，再加上各部队的小口径炮多达600余门。特种兵战车团的15辆坦克，也从后方千里迢迢运到锦州前线。用这样多的重武器攻打一个城市，在我军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林彪判断敌军的重点防御是在西北的二纵方向，12日他电告韩先楚和炮纵：“在外围肃清后，我军攻城的主要突破方面应选在二纵队的地段上，因此，炮兵最大部分的炮力与坦克应转交二纵使用。盼即根据这一全局重点的需要，我炮纵所属之炮兵与坦克之绝大部分，本晚开始向二纵方向转动。”[9]15辆坦克给了二纵11辆，其余4辆留给了三纵。炮纵两个团配合二纵、三纵和七纵，留下一个远程炮团由总部直接指挥。九纵配给的炮很少，詹才芳司令员命令27师连夜抢挖交通沟，主攻的25师休息。27师师长任昌辉想不通，要求参加总攻突击任务。纵队首长解释后他服从需要，很快挖出几条交通沟。当总攻开始后，九纵冒着密集的炮火沿沟向前运动，伤亡很小，大家都感谢27师同志，他们的汗水没有白流。

锦州外围的国民党军队退入城内后，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众多国民党官兵食宿无着，在城内乱抢乱闹。范汉杰构筑的工事主要在外围，城内尚未形成体系，各部队就在驻地附近修建临时工事。第六兵团的炮兵团退入城内后，拥挤在邮电局大楼的第六兵团司令部旁。由于城内楼房的遮蔽，炮兵没有合适的观察所，等于失去作用。炮兵指挥官怕卢浚泉把他们赶往城边，隐瞒不报真相。卢浚泉下令开炮，他们就朝城外漫无目标地乱打。范汉杰、卢浚泉望眼欲穿，侯镜如、廖耀湘的援军就是来不了。锦州城内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败象完全显露出来。

14日清晨，国民党军炮火又向城北三纵阵地乱轰，我军阵地则显得格外沉静。9时30分，各纵队的炮火齐声怒吼，打得锦州城内烟雾弥漫，火光冲天。范汉杰为了安全和靠近六兵团，把自己的指挥部迁移到中央银行地下室，与卢浚泉的兵团指挥部相隔几十米远。此刻，他感到解放军的炮弹仿佛都倾泻到他头顶上，奇怪怎么他到哪里，解放军的炮就打到哪里。其实这纯属心理作用，可见我军总攻的炮火之猛烈。30分钟炮火准备后，各路攻城大军同时发起突击。九纵因炮火支援少，未等炮火延伸射击，突击部队两个连就从交通沟里冲出，涉过齐腰深的小凌河，10分钟就冲到城墙下，打开突破口。敌军拼命射击，想把我军压回去。76团5连战士朱万林第一个登上城墙，刚刚竖起红旗，就中弹牺牲。班长赵洪泉负伤，忍痛爬上突破口，第二次竖起红旗，一个手榴弹在身边爆炸，旗杆炸断，赵洪泉再次负伤倒地。几个战士奋勇冲上前来，排长刘金第三次举起红旗，召唤战友们前进。当他又负伤倒下，战士李玉明第四次举起红旗。3分钟时间内九纵战士四竖红旗，成为锦州战斗中感人的英雄事迹。七纵与九纵并肩突破，杀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七纵沿大凌街、小凌街前进，攻克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等重要据点。在锦州电影院，一个营的敌人依托工事拼命抵抗。七纵几次攻击没奏效，决定采用重量爆破。一包又一包的炸药垛起来，炸坏一部分工事；浓烟未散，战士们冲到电影院墙边，码上六七百斤炸药。一声巨响，里面300多敌人全部被炸死或震昏。[10]

总攻的主要方向在北部。炮纵主力和二纵炮兵对锦州轰击了整整40分钟，担任主攻的二纵5师14、15团乘浓烟未散，像两把尖刀刺向敌军阵地。不到10分钟就突破了城垣。当15团10连冲到铁路路基北侧时，受到右侧敌军火力封锁，前进受阻。10连两次爆破均未成功，2排5班战斗组长、共产党员梁士英挺身而出，冒着枪林弹雨冲到敌人地堡前，将爆破筒从枪眼塞进地堡。里面的敌人拼命向外推，梁士英拾起冒烟的爆破筒再次塞进地堡，并用身体死死顶住。排长急得高喊：“梁士英快回来！”话音刚落，一声巨响，敌人的地堡被炸上天，董存瑞式的英雄梁士英壮烈牺牲。他虽然比董存瑞炸碉堡晚了100多天，但他舍身杀敌，为部队铺开前进道路的英雄行为是完全一样的。[11]

三纵7师、8师在炮火支援下，突破敌军城防，向省公署大楼进攻。敌军从两侧以强大火力封锁突破口，进攻一度受阻。第二梯队爬墙突入城内，迂回进攻。攻克了省公署后，韩先楚紧接着将纵队指挥所迁到这里，指挥纵深战斗。三纵战士沿着地道进入市区，炮兵推着步兵炮跟部队一起前进。他们实行抵近射击，一炮就干掉当街的一个地堡。在肃清铁路以北敌人后，三纵与北突击集团的友邻部队包围了铁路局和火车站。

在二纵、三纵的攻坚战斗中，我军坦克大显神威。14日11时，炮火延伸向锦州纵深，配合二纵进攻的坦克从隐蔽的草堆中吼叫着钻出来，分成两路向城里冲去。其中一路顺着洼地向大铁桥开去，步兵看到坦克为他们开路，士气大振，抱着炸药包紧随其后。有一辆坦克是我军在东北接收的第一辆坦克，因样式老旧，大家叫它“老头坦克”。驾驶“老头坦克”的董来扶是个机灵的年青人，坦克速度不快，他乘着烟雾行进，躲避敌军炮火。前边一辆坦克被炮击中出了故障，董来扶时进时退，在运动中寻找目标。炮手李群瞄准桥洞两侧的碉堡，几炮把它们打烂。在铁路上停着三节车皮，被敌人用来当火力点。“老头坦克”连发几炮，车皮也被打穿，敌军的机枪变成了哑巴。后续部队在“老头坦克”带领下，势如洪流地攻进市区。

下午在市区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们的坦克因为没有无线通信设备，不能统一指挥，只能依靠坦克兵的机智勇敢，主动配合部队找仗打，单车作战。“老头坦克”沿着大街向前冲击，机枪手武佩龙站在炮塔上向前面的敌军工事猛烈射击。敌人在我军坦克面前吓破了胆，纷纷逃窜。在进攻锦州老城时，因为事先没有机会侦察地形，有三辆坦克不慎掉进城边的壕沟里，退出战斗。“老头坦克”沿着壕沟边缘，一边消灭敌人地堡，一边寻找进入城内的突破口。炮弹在坦克身边爆炸，震得车内的人眼冒金星，耳朵都聋了。但大家仍然坚持战斗，为步兵开辟前进道路。战斗结束后，“老头坦克”被上级命名为“功臣号”，今天还静静地安放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大厅里，让人们一睹它当年的风采。[12]

攻锦部队像是多把尖刀，从四面八方刺入锦州市区。中午，韩先楚见一线攻击部队疲劳，便放出“攻坚老虎”六纵17师。17师49团于15时攀登城墙突入城内，担任突击的3营一边爆破，一边前进。20分钟消灭60多个敌人、21个地堡。他们以熟练的战术动作，边侦察边调动部队，布署兵力进攻敌人占据的楼房和沿街的地堡、火力点。打过铁道之后，49团3连和7连共同歼灭神社之敌。一个连在东北角，一个连在东南角，在8挺重机枪、13门六零炮掩护下，连续四次爆破都取得成功。步兵随即发起冲锋，大家立功心切，没组织好就开始行动，结果遭受敌军火力阻击，造成伤亡。7连连长亲自上前，率领两个班又是连续爆破，炸开缺口，与3连前后夹击，消灭了盘踞在神社的100多敌人。[13]

从总攻开始到黄昏，二、三、六、七、九纵已突入锦州城内五个师的兵力，各部队分割穿插，不停顿地进攻和消灭敌人。正如林、罗10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的那样：“先头部队与主力不顾一切，横直向敌纵深猛插、猛进。对坚固据点，以后续部队进行有组织的进攻和爆破。”“不少连队原有人数一百三四十人，打得只有二三十人，但仍继续攻击。有的师、团长、副团长全部伤亡，营级干部伤亡更大。突破后，部队不顾侧射，拼命多路向敌纵深猛烈穿插，迅速将敌人分割，把敌指挥系统打烂。”[14]

攻城不顺利的是八纵，根据总攻计划他们应该从城东的瓦斯会社突破。为了配合八纵攻城，总部调一纵炮兵团配属八纵指挥。14日11时40分，炮火准备开始（比北面的部队晚了两小时）。13时，担任突击任务的22师64团两个连开始攻击。前进100多米，受到突破口两侧敌军火力的封锁。城里的敌军炮火也向这里打来。因我方步、炮协同不好，部队前进受阻，一直对峙到黄昏。调整攻击部署后，64团在18时重新进攻，终于突破敌军防线，杀进城东部的纺织厂、瓦斯会社。66团跟着64团冲进去，展开纵深战斗。22时邱会作政委电话命令23师参谋长率领69团从22师左侧马上突进去，不要怕伤亡，要负责任。到夜里23时，八纵主力7个团都冲进城内，分头扫荡据守各据点、街道的敌人。这时，友邻部队已经打到城东，在太子街、中央银行等地与八纵会师，继续消灭老城区的敌人。[15]

17时半，总部又下达命令：“今晚各纵队应继续作通夜之作战，打得敌人没有机会重整已烂的部署。”这一夜，飞向天空的照明弹和爆炸的火光映红了锦州城，清脆的机枪声和喊杀声彻夜不断。在我军四面合击之下，范汉杰、卢浚泉等被打得晕头转向，完全丧失了斗志。当我军的炮火如雨点般打进锦州市内后，敌军的军、师指挥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通信联络中断，各部队只能自己顾自己，失去协调和指挥。下午，锦州旧城内的弹药库和火车站附近的地下汽油库均被炮火击中，火焰冲天。范汉杰见大势已去，侯镜如、廖耀湘也都不来救他，便匆匆赶往卢浚泉的指挥部商量对策。其实卢浚泉也早就想逃跑，他派人到城边侦察情况，发现东南角比较平静，路还是通的。（这里是八纵、九纵的接合部——作者注）16时左右，范汉杰带着老婆子女、参谋长和亲信随从来到卢浚泉的地下室，与93军军长盛家兴、18师师长景阳等商量了20分钟。范汉杰说：在目前情况下，坚守下去只能是坐以待毙，不如向锦西方向突围求生。但是怎样突出去，几人各怀鬼胎，都想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范、卢表示：突围由盛军长和景师长指挥，黄昏开始行动。盛家兴则表示18师正在战斗，很难收得陇，要范、卢先行动。

长官要逃跑的消息，很快就在司令部中传开。炮兵官员桂协华是卢浚泉的亲信，当卢要他准备走时，他问：“盛军长走不走？”卢说：“他们都表示不走，人越少越好嘛！”桂协华想拉上一位朋友一起走，没想到这位老兄气愤地说：“这种情况，出得去吗？是出去找死！人家出去有办法，我们出去干什么。盛老倌也这样想，抵近了实在没办法，就把白旗扯出去。”当范汉杰、卢浚泉在几十名士兵护送下离开六兵团指挥部时，所有的人都冷眼相待。盛家兴、景阳还来告别，等范、卢刚走，盛家兴马上叫景阳集合队伍向城西突围。原来他们想甩掉范、卢自己逃命。到关键时刻，国民党将领还没忘了钩心斗角，损人利己。[16]

战斗到15日拂晓，我军攻城各部队在锦州市内的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和邮电局等地会师。范汉杰、卢浚泉的指挥部都已被我军占领。尚有1万多残敌退入锦州老城内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锦州之敌，当日中午林、罗命令七纵由西南攻击，二纵由东北攻击。在高级长官均已逃跑、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国民党残敌没有能力再组织抵抗。有的投降，有的企图跳墙突围，被我军截获俘虏。到18时，我军攻克锦州老城，锦州攻坚战役胜利结束。

31个小时的攻坚战，我军将锦州城内的10万敌人全部歼灭。计国民党第六兵团属下93军的暂18、暂22师；60军的184师；新8军的88、暂54、暂55师；79师空运来的两个团；以及炮兵、战车、辎重部队和地方杂牌军等。毙伤19 000多人，俘虏8万多人。缴获各种炮1 121门、枪支4万多、坦克8辆，汽车258辆及大批其他物资。我军也付出了24 000人伤亡的代价。[17]

再说范汉杰、卢浚泉在几十名士兵掩护下，沿着交通沟向城东南角行进。爬过土墙，越过铁丝网、外壕到了女儿河边。卢浚泉命令部下把枪扔到河里，分散逃命。这时天已入夜，范、卢一行摸到南山脚下，被山上的解放军发觉，打了几枪，他们顿时慌乱起来，范汉杰与卢浚泉跑散了。卢浚泉派人找了一阵没找到，也顾不得许多，钻进山沟隐蔽起来。

范汉杰带着夫人，向东南摸黑跑出十多里地，回头看看锦州枪声越来越稀，估计锦州已经完了。他想向塔山方向跑，在老乡家躲了一夜，脱下中将军装，换上破旧衣服，16日早上沿着小路到了一个叫谷窝棚的地方。这里有我军九纵的后方机关，干部们发现这三男一女形迹可疑，上前盘问，女人讲福建话，大高个男人说广东话，自称是“沈阳难民”。当盘问他们几人的关系时，大高个说：“我没话可谈，你们枪毙我吧。”待把他们几人拘留后，随从的人交代自己是范汉杰的副官。大高个男人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范汉杰。[18]

卢浚泉一行在山沟里躲了一阵，又借着月光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南跑。他们扔掉了手枪和身上所有的军用品，饿了就拔地里的白菜充饥。天亮后他们又钻进高粱地，看着我军拉东西的大车往锦州去，一队队的俘虏从城里出来。到了一个窝棚，桂协华等用金子向当地农民换了五身破衣服和早饭。化装后卢浚泉命令分散走大路。到了一个村子边，正赶上一架国民党轰炸机飞过，他们为躲避炸弹进了村子。这五个陌生的男人立即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卢浚泉等感觉不妙，起身就走，在村口被我军哨兵拦住。问他们：“老乡，站住！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桂协华支吾说：“沈阳逃难来的。”一个干部走上来说：“一口云南口音，哪里是沈阳逃难来的，一定是锦州逃出来的。军人要坦白。”几个人见无路可走，只得胡说一阵，卢浚泉自称少校军需。这样，他们到底也没跑出九纵的地盘，当了俘虏。卢浚泉被查出身份后，送往野战军总部。

在牤牛屯，林彪、罗荣桓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卢浚泉。范汉杰沮丧地说：“这一着（打锦州）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你们炮兵的炮火之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我们走到哪里，你们的炮火就跟到哪里。你们部队的近迫挖壕作业很熟练，我们在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无法组织反击，这是我们未曾料到的。你们的部队勇猛攻击，势难抵挡呀。”出于人道主义，我军释放了范汉杰的家属，18日她们逃到葫芦岛，向侯镜如等报告了范汉杰被俘的消息。

锦州攻坚战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军进行的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一次战役，充分显示了我军强大的战斗力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进出的大门，为辽沈战役的胜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我军完全控制了战役的主动权，国民党军队则陷入了混乱，形势急转而下。10月17日，中共中央电贺锦州大捷。贺电说：“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同时号召东北野战军全体将士“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2]　苏静：《关于锦州战役的回顾》，载《辽沈决战》续集，第216页。

[3]　《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68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6]　《锦州战役炮兵战斗总结》，炮兵司令部1959年翻印。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8]　摘自八纵司令部《作战日记》。

[9]　刘震等：《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二纵队》，载《辽沈决战》续集，第115页。

[10]　詹才芳、李中权：《并肩驰骋在辽沈战场》，载《辽沈决战》上册，第361页。

[11]　刘震等：《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二纵队》，载《辽沈决战》续集，第137页。

[12]　苏进：《辽沈战役中炮兵纵队的战斗片断》，载《辽沈决战》上册，第522页。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15]　吴烈等：《锦州战役战斗经过》，1948年10月18日给东总的报告。

[16]　桂协华：《范汉杰卢浚泉被俘始末》，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29页。

[17]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载《辽沈决战》上册。

[18]　《东北日报》1948年10月27日。

第45章　长春解放

封锁长春，攻心为上——国民党军的最后挣扎——曾泽生酝酿起义——蒋介石强迫长春守军突围——我方欢迎起义——60军长春起义成功——新7军自找出路——郑洞国拒不投降——我军与新7军达成协议——新7军放下武器——郑洞国向蒋介石诀别——萧劲光、萧华宴请郑洞国——长春获得新生

1948年9月，当东北野战军主力向辽西秘密移动，准备进行锦州战役时，长春周围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

围城已经4个多月了，城内的国民党军早已饿得有气无力。每人每天的定量是3两大米、3两高粱、加以少量的豆饼、酒曲。待遇最好的主力新38师每人每天多给3两米（旧制称，16两一斤）。60军没有存粮，只好发代金券。士兵们拿着钱买不到粮食蔬菜，只能喝盐水维持生命。饥饿的煎熬使近10万国民党官兵面黄肌瘦、体弱多病，很多人患了夜盲症，士气极度低落。

为了维持这座死城，郑洞国也真是煞费苦心。根据蒋介石“杀民养兵”的政策，他下令赶走了10多万难民。城里实行严厉的粮食管制，家里没有存粮的百姓一律赶出城。1个警察要赶走8人，1个保长要赶走3家。军队内部的家属尽可能动员疏散，没有战斗力的地方杂牌和土匪部队宣布遣散，政府的公职人员以教员的身份放出城。总而言之，城里吃饭的人越少越好。为了节约粮食，不准开饭馆、点心铺，空闲地方要种菜，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如酒糟、糠皮、野菜、树叶等都要利用起来。对敢于抢粮的饥民实行坚决镇压，格杀勿论。为了应付最艰难的局面，郑洞国还留了后手。他手里留着3个月的战时军粮，不到解放军攻城时决不动用这些最后的存粮。他将城里的中学生和高小学生收容起来，组成一个幼年兵团。说是为了避免他们扰乱社会，实际上是想打仗时将这批孩子补充到部队里去当炮灰。

在我十万大军的封锁下，城里的粮食吃一天少一天。卫立煌没有忘掉郑洞国，尽力向长春空投粮食。6月以前很少有飞机来，6月20日到8月15日平均每天11架次，8月20日以来平均每天20架次，9月13日这天最多达到29架次。空投的粮食估计有5 000多袋，够9万国民党军维持2个月。我军架起高射机枪向敌机扫射，吓得国民党空军赶紧扔下粮食就跑。有相当一部分粮食落到我军阵地上，国民党军所获也就是60％—70％。加上分配不均、长官贪污，到士兵饭碗里就所剩无几了。

萧劲光、萧华领导的围城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野战军总部的指示，多次召开政工会议，确定了围城斗争的三大任务：发动群众，加紧封锁和开展全面的对敌政治攻势。9月中旬开始，对城里赶出来滞留在敌军与我军封锁线中间地带的数万难民，实行分批放行救济。一个卡哨每天放2 000人，进行检查登记后，安排到附近村庄。地方政府设立几十个救济站，给难民熬稀饭吃。到9月18日，长春外围难民被放出的有8万人，加上以后陆续逃出和接受救济的难民总数约20万人。[1]

一方面救济难民，一方面加紧封锁。长春城外50里范围内都是我军封锁区，设立了三道封锁线。敌军出城走一天也找不到粮食，搞粮食走私也很难通过层层哨卡。所以尽管城内老百姓赶走不少，但饥饿状态并没有缓解的迹象。针对敌军悲观失望、士气低落和内部矛盾的情况，围城指挥部仔细研究了对敌工作策略。萧华政委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受到大家一致拥护。在分析敌情时大家认为，长春守敌有国民党嫡系、云南滇系和地方杂牌军，彼此间有不少矛盾，互相排斥；由于长期被困，成为孤军，随着时间延长，生活日益艰难，士气必然越来越低落。经过我方地下党的工作和阵地前的接触，敌军对我方政策已有或多或少的了解。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开展多种形式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2]

在围城指挥部领导下，各部队指战员掀起了政治宣传的热潮。有的向敌军阵地上打宣传弹，有的在护城河里放小木船，将宣传品送到城里。有的缝制慰问袋，内装食品和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前。有的部队过节会餐，请国民党士兵过来吃饭，对他们进行政策宣传，这些方法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最普遍与收效最大的是阵地喊话，围城各部队都形成了群众性的喊话运动。独立6师16、18团的干部亲自到前沿战壕里喊话，营以下干部也都轮流参加，常常从夜里喊到天明。起初没经验，在前沿站着拼命喊，声音小又容易被敌人打冷枪。后来改用喇叭话筒，效果好多了。独立10师发明了弯形长话筒，人隐蔽在沟里喊，话筒一直伸到敌军阵地前。大家对这个发明很感兴趣，老乡们说：“这个大喇叭够38师受，怪不得兵往这里跑。”

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涣散了敌人的军心。敌军士兵不断向我军投诚。开始是杂牌军，后来是60军的云南兵。新7军38师是嫡系，一贯骄傲自大，来投降的很少。我军摸了两次哨，抓来4个俘虏，其中有2个班长。通过他们了解38师士兵的心理，让俘虏喊话。38师关内人多，都想家，我方就喊：“你们的家人在盼望你们回家！”“你们过来，我们一定发路费，放你回家！”提起回家，38师的士兵就流泪了。几天后就跑过来3个人。敌军政工人员对我军喊话十分头痛，想出种种对策，在班里实行连坐法，一人逃跑，全班受惩罚。枪毙逃兵，派特务监视连队，控制枪支和人员外出，派妓女扰乱我方喊话，或向我军喊话的地方开枪，这些破坏和阻挠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来投诚的越发多起来，从零散个人发展到成班成排。地方军里拜把兄弟的很多，一人想投诚就能影响好几个。我方利用这种社会关系，让一些投诚的敌军士兵回去领朋友，或派家属去拉人。一些难民百姓也能为我方作宣传，瓦解零散外出的人员。独立8师通过一个16岁的小孩来来去去，12天内带出来31个投诚的敌军。从6月底到9月底，我方共收容投诚官兵13 700多人，其中新7军3 700多，60军3 800多，余下是杂牌军，这显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3]

当我军主力南下锦州作战时，林彪担心长春之敌会向沈阳突围，那边只有十二纵是主力，恐怕挡不住。9月底他命令六纵（缺17师）向通江口方向前进，如果长春敌军突围，就与十二纵和独立师坚决堵住他们。果然不出所料，郑洞国不甘心坐以待毙，10月4日他命令新7军军长李鸿指挥38师向大房身机场出击，企图夺取机场，恢复与沈阳的空中联系。郑洞国命令60军军长曾泽生配合新7军行动，曾泽生态度消极，说：“目前部队士气低落，根本突不出去，出击只是增添伤亡。”郑洞国愤怒地质问：“难道我们就坐以待毙？”曾泽生被迫服从命令，派182师的54团出动。

10月6日，38师向谭家营子、白狗屯、杨家粉房一线进攻，突破了独立7师的阵地，接近大房身机场。新7军61师、60军182师配合行动，兵分三路出击。沉闷已久的长春外围突然紧张起来。萧劲光将情况报告野战军总部，总部7日指示：“一兵团必须以炮火控制机场，防敌机空投。如步兵能控制，即占领，并将跑道破坏。”萧劲光执行命令，抢在38师攻占大房身之前将跑道炸了一堆窟窿。[4]跑道破坏了，占领机场也就没意义了。曾泽生找到郑洞国说：“官兵没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部队不能再打了，今晚必须撤回来。”郑问李鸿，李也说要撤。郑洞国长叹一声：“撤回来吧。”面部显出绝望和痛苦的表情。在我军部队反击下，国民党军于8日退回城里，最后一次突围尝试以失败告终。

回到城里，曾泽生找新7军军长李鸿问：“目前我军士气低落，兵无斗志，贵军如何？”李鸿说：“士气低落，大概皆相同。”曾又问：“你看我们能继续守下去吗？”李答：“困难太多。”曾说：“突围，60军是没有希望，你们还可以。”李鸿摇摇头，也表示信心不大。曾泽生知道新7军38师最强，暂56师最弱，试探着问李鸿：“56师可以突出去吗？”李鸿一肚子牢骚突然爆发出来，激动地说：“56师？不行！连61、38师都靠不住。现在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两个军长尚且灰心丧气，长春国民党军失败的命运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了。[5]

既然困和守、突围都是死路一条，曾泽生就不能不为60军的前途另打主意了。曾泽生不是怕死的军人，但他心里很明白，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把他们从云南调来东北打内战，不过是让他们当炮灰，借以消灭云南地方势力。1946年184师海城起义后，杜聿明就开始怀疑60军靠不住，有战事就让60军打头阵，在装备给养上则是克扣刁难。60军的人都知道，新7军是“皇太子”，60军是后娘养的儿子，总是受排挤。我方掌握了这些情况，打入60军的地下党员杨重（杨滨）曾在军官中做了不少工作。1947年底60军驻守吉林时，杨重领来刘浩秘密约见曾泽生的亲信、暂21师师长陇耀，把原184师师长潘朔端的一封信当面交给他。陇耀与刘浩密谈后表示：起义事关重大，要时机成熟才行。60军听卢浚泉的，卢在锦州起义，他们才好行动。刘浩的说服虽然没有成功，但曾泽生等已经了解了解放军的态度和政策。当1948年3月60军奉命撤往长春时，郑洞国命令曾泽生炸毁小丰满水电站。曾泽生对陇耀说：“要我们破坏小丰满的事，我已有处理腹案。蒋介石要我做花园口（指1938年国民党军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重大灾难事——作者注）式的罪人，我没那么蠢。”他拒不执行命令，表明他已经从心里厌恶这种非正义的内战了。到长春后，我方把60军被俘的团长张秉昌、李峥释放回来，为曾泽生起联络作用。但是，策动一个军起义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尽管他们被围困了3个多月，还是没有人敢在高层内议论起义或投降的话题。

9月22日夜里，曾泽生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找182师师长白肇学、暂21师师长陇耀来谈一次。他们匆匆赶到，以为出了什么紧急情况。曾泽生考虑该怎样对他们说明自己的想法，大家闷着头吸烟。在陇耀的催促下，曾泽生才说是想和他们商量部队的前途和出路。陇耀似乎领会了军长的心思，表示军长怎样决定，他就怎么办。曾泽生终于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陇耀一听，激动地说：“我早就想着你会这样决定！我们60军这些年受国民党嫡系的气太多了，排挤、歧视、分割、监视，装备坏，待遇低，送死打头阵，撤退当掩护。这样的窝囊气我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白肇学则十分伤感，表示要解甲归田，经曾泽生的劝说解释，他也表示拥护起义。

从这天起，他们三人经常接触，研究起义的准备和组织问题。10月4日郑洞国命令曾泽生配合新7军出击，他们一度想利用这个机会起义。但再三考虑，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一是尚未与解放军取得联系；二是下级军官还不知道此事，酝酿不够。三是配属他们的暂52师态度不明；四是新7军内部情况不了解。曾泽生决定以敷衍的态度出兵助战，以便进一步摸情况。于是就有了曾泽生与李鸿的那段对话。

起义还在秘密酝酿中，如果不是一些突发条件的促成，可能还会延长一个时期。10月10日，国民党飞机在长春上空盘旋，投下信件。郑洞国打开一看，是蒋介石写给他和李、曾二军长的亲笔信。信中说共军主力正在猛攻锦州，东北局势十分不利，要他们立即率领部队经四平以东向东南方向转进。李鸿当时突患伤寒，郑洞国找曾泽生和新7军副军长史说来商议。曾泽生摇头说：“总统下命令容易，真正突围谈何容易？现在城外共军兵力雄厚，我军兵无斗志，根本突不出去的。”史说也跟着说：“就是突出去，这七八百里地中间没有一个国军，官兵又都腿脚浮肿，不要说打仗，走路都成问题呀！”商量了半天也没结果，不了了之。[6]

曾泽生回到60军后，感到起义不能再拖延了。13日晚上他与白、陇二师长商议，决定派解放军放回来的张秉昌、李峥二位团长为代表，拿着他们签名的信件秘密前往城外与解放军联络。信中表示60军将于16日夜里起义，请求解放军配合对付新7军。原定他们二人15日返回，但到夜里还没有消息。曾泽生感到非常不安，分别到182、暂21师巡视，嘱咐白肇学和陇耀掌握好部队。

16日10时，曾泽生正吃早饭，突然郑洞国来电话叫他马上到司令部来，有紧急事。曾泽生以为起义之事泄密，顿时紧张起来。经郑洞国再三催促，才勉强前往。郑洞国察觉到曾泽生神色异常，但形势的紧急令他来不及多想，就把刚收到的蒋介石手令交给曾看。命令写道：

长春郑副总司令洞国并转曾军长泽生李军长鸿：

酉灰手令计达，现匪各纵队均被我吸引于辽西方向，该部应遵令即行开始行动。现机油两缺，尔后即令守军全成饿殍，亦无再有转进之机会。如再延迟，坐失机宜，致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最严厉之军法制裁。中正删日已来沈指挥，希知照。

中正手启

郑洞国的心情非常痛苦，明知突围不可能成功，但军人又不能不服从命令，只有硬着头皮走上这条死路了。曾泽生反而坦然了，既然蒋介石把他逼上梁山，该是他起义的时候了。曾泽生问郑洞国：“司令官准备怎么办？”郑洞国口气坚决地说：“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按命令突围，我决定今晚开始行动，后天（18日）就突围。”曾泽生语调低沉地说：“我没有意见。不过，部队士气非常低落，突围，60军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史说表示，新7军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他服从命令。郑洞国要他们回去准备一下，下午来开会讨论行动计划。曾泽生立刻表示：下午他派参谋长来开会，一切听从司令官决定。说完就匆匆辞去。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不愿在郑洞国那里多停留一分钟。

下午郑洞国正在司令部里摊开地图与参谋长们研究突围计划、路线、时间和部署时，曾泽生在军部里坐立不安。黄昏时分，派出去联络的张秉昌和李峥终于回来了。曾泽生急切地问：“联络上了吧？”他们二人笑着点头说：“解放军欢迎我们起义！”

原来，张、李二人14日夜里出城来到我军前沿阵地后，经过盘问和逐级转送，到达一兵团政治部已是15日上午。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与潘朔端将军、负责对敌工作的刘浩同志看了曾泽生的信，认为可靠，就向兵团司令部汇报。萧劲光、萧华等领导正在开会，这天林罗刘得到沈阳内线情报，得知蒋介石在沈阳命令长春守军突围，并安排新3军、新6军准备接应。马上命令六纵向通江口前进，五纵向彰武西北前进，堵截长春之敌，要一兵团围城部队作好应战准备。萧劲光他们就是在研究如何落实总部的这一指示。突然听到60军要起义的消息，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曾泽生的信中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参加革命，并提出十一条协议条款。前三条是60军出城后的集结地点，都是我军前沿的主要阵地，同时对新7军的态度和编制情况一字未提。有人认为曾泽生在耍花招，以假降骗人，实质是想突围，不要相信他。刘浩认为，从他与陇耀等人的接触看，60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是有可能的。他表示愿意冒险进长春联络起义。萧劲光认为刘浩说得有道理，如果能争取60军起义，对解放长春将有决定性意义。但是也不能放松警惕，就是他们真想突围，我军也有能力消灭他们。萧劲光等提出几项条件，让60军代表考虑：

甲、必须表示对新7军的态度，表现是真正反蒋起义行动。

乙、起义后集结地点、路线由我们指定，其余一切按我党我军对起义部队的保证执行。

丙、即派一高级主管官出来当面谈判。[7]

萧劲光、萧华等将这一情况分别向东北局和林罗刘报告，马上得到东北局的答复：应该相信60军是真起义。[8]东北局、林罗刘又马上向中央报告，中央的答复也非常迅速。16日中央来电指示：

东北局、林罗刘：

你们二处16日电及转来一兵团15日电均悉，你们争取60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60军的分析和处置也是正确的。惟要60军对新7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制。吴化文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作战的现象。只要60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的和60军代表加紧谈判，并注意这些代表。如果曾泽生愿见潘朔端，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60军能按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7军。即使目前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

十月十六日[9]

中央及时的指示和宽大的政策，使萧劲光等能够大胆放手去做促进起义的工作。曾泽生的两位代表得到我方的肯定答复，匆匆赶回城里向曾泽生报告。这天夜里，暂21师545团的我方内线侯方同志派人来联络，要求该团起义。并带来行动计划，还说已经得到团长朱光云的同意。兵团领导当即指示：暂不行动，等待我方命令，但须作充分的准备，严守秘密。行动时间和路线以后再通知，要密切掌握两军动态，将一切具体情况及时报来。[10]

曾泽生听了张秉昌和李峥的汇报，心里如同一块石头落地，精神振奋。他立刻派李佐、任孝宗两位副师长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出城去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具体行动，然后，他赶到暂21师师部地下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曾泽生宣布起义的决心，得到部下的一致拥护。曾泽生发布命令：暂21师马上行动，对新7军布防。为了解决靠不住的暂52师，他命令师长李嵩带所属三个团长夜里11时来军部开会，准备强迫他们就范。

李嵩以为要突围，9时就来到军部。接待他们的副官长张维鹏因时间不到，敷衍了两个小时，到11时才将曾军长的信交给李嵩。李看后心情沉重，但也知道大势已去，只得表示服从命令。他打电话把副师长找来，说：“千万要服从军长的命令，起义，起义，保全我们的性命。”这样，暂52师的问题解决了，60军全体起义。只有军参谋长徐树民是蒋介石的亲信，拒绝参加起义，被当场扣押起来。

这天夜里，李佐、任孝宗出城来到我军阵地，刘浩同志很快乘车赶来把他们接到一兵团政治部。他们把曾军长交给他们的蒋介石突围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交给唐天际主任，以表示60军起义的诚意。唐天际马上打电话向兵团首长报告，过了一会儿，唐天际回来转达兵团首长意见：欢迎60军起义，起义后待遇与解放军完全一样。派刘浩同志作为解放军代表与他们一起进城，与曾军长见面。17日上午9时，刘浩来到60军军部，曾泽生正在指挥部队在市中心挖工事，戒备新7军。听说解放军代表来到，马上赶回军部，与刘浩紧紧握手。刘浩热情地说：“曾军长，解放区军民正忙着准备欢迎你们呢！”曾泽生非常激动，当场解下腰间的手枪赠给刘浩，表示他弃暗投明的喜悦。

16日这一夜，郑洞国也没有睡好。他布置完突围行动计划后，不仅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反而觉得空虚和沉重。因为他明白，突围是凶多吉少，明天很可能就是他们全军覆灭的日子。新7军的几个师长也不回去调度部队，而是赖在史说副军长屋里打麻将，明天多半是死，最后玩乐一夜吧。

大约夜里10时，郑洞国的电话突然响了，暂52师副师长欧阳午急促地说：“司令官吗？60军已经决定起义了，今夜就行动。”郑洞国大吃一惊，如果真是这样，局势就无法收拾了。他立即通知副参谋长杨友梅调查60军的动向，过了一会儿，新7军副军长史说、参谋长龙国钧等都跑来了，紧张地报告说：刚才新7军军部附近遭到乱枪射击，60军防区对新7军加强了警戒，60军的电话也打不通，说明60军情况可能有变化。郑洞国拿起电话要曾泽生军长讲话，半天没有人接。他无力地放下电话，长叹一声说：“算了，他们要怎么干，就由他们干去吧。”这一突然变故完全打乱了郑洞国的安排，突围是不可能了，他只能向卫立煌请示下一步的行动。众人面面相觑，惶惶不安地散去。

17日早晨，杨友梅、史说、龙国钧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等人都跑到郑洞国这里来探听消息。正说话间，60军一位军官送来曾泽生的亲笔信。郑洞国打开一看，曾泽生在信中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罪行，劝说郑洞国：“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同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但是郑洞国作为黄埔学生、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仍然坚持效忠蒋介石的立场。他冷冷地对来人说：“信我留下，就恕不作复了。请你回去转告曾军长，他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60军的信使转身走了。在场的众人传看信件，各打主意。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建议去与曾军长面谈一下，看看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郑洞国想了想，决定派杨友梅、尚传道和崔垂言三人去作说客。他们三人到了60军军部，崔垂言对曾泽生说，念多年的情谊，是否再考虑考虑。曾泽生丝毫没有回旋余地，要他们转告郑洞国认清形势，作出选择。话不投机，三人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郑洞国让尚传道等人马上回去销毁档案文件，他要带着随员迁往最坚固的中央银行地下室，准备顽抗到底。

但是新7军上上下下人心大乱。史说、龙国钧等回到军部，马上召集军官会议商量对策。有人主张突围，更多的人反对。一些军官激忿地说：部队饿了将近半年，体力太弱，就是徒手行军一天也走不了四五十里，何况是战斗中的急行军呢！再者，我们退往沈阳，沈阳部队又退往山海关，必然由新7军当后卫，这不明明是当替死鬼？还有3 000多伤员和1 000多户家属，当初容易撤的时候置之不理，现在要我们抛弃他们，这算什么道德！争了两个钟头还是拿不出一致意见，史说与龙国钧商量：突围没有希望，起义要郑洞国领导才行，眼下只有全军放下武器投诚这条路了。他们两人与杨友梅通电话说明意思，杨友梅让他们到兵团部来劝说郑洞国。

下午龙国钧来到中央广场西北角的兵团总部大楼，这里已是一片紧张气氛。广场东部是60军控制区，大楼前堆着沙包，窗户里伸出枪口，郑洞国还在准备打。杨友梅把龙领进郑洞国的卧室，郑洞国蒙着被子睡觉。过了一会儿，郑问龙有什么事，龙说请他去新7军军部主持军官会议。郑问李鸿军长和史副军长为什么不来，龙说军长病着，副军长在主持会，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司令官去参加，问题就容易解决些。郑洞国察觉到新7军也靠不住了，想要挟持他。撑起身来痛斥道：“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龙国钧见他这样顽固，几乎气炸了，愣了几分钟，扭头就走。[11]

此时，曾泽生军长在刘浩陪同下，出城来到一兵团政治部所在的村庄。唐天际主任迎出来热烈地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展开军用地图，研究60军交防和撤向解放区的具体行动计划。经过协商决定，60军从夜里22时开始交防，然后撤出长春市区向九台、德惠方向集结。如果新7军没有动作就这样办，如果新7军进攻就协同解放军一起消灭他们。曾军长对这样安排表示十分满意，谈了一个多小时就匆匆返回军部，布置当夜的行动。

当天夜里，双方开始行动。我独6、独8两个师进入长春市内，从60军手中接收了阵地。60军还解决了新7军的后方机构，扣押了派到军里的国民党特务。然后，26 000多官兵扛着枪、拉着火炮，列队秩序井然地出城。因部队饿了几个月，到18日天亮时走了20多公里，到兴隆山独立11师师部所在村庄休息。当地政府和老百姓早已作好准备，把热炕让出来给60军的官兵住。各家煮熟一大锅白米饭，炖了喷香的猪肉粉条白菜给他们吃。曾泽生很受感动，指示各部说：“我们在半饥饿中过活已有数月，肠胃消化力差，今日有了好饭好菜，不可过量。”

这天，萧华政委和唐天际主任、解方参谋长、潘朔端将军等来到村里，热情慰问曾军长和60军官兵们。萧华握着曾泽生的手说：“你率部起义，我代表党和人民热烈欢迎你们。你抗日时打过日本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要亲如手足兄弟。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就坦率提出，大家研究，不要顾虑。”曾泽生马上说：“我们感谢共产党对60军3万官兵的挽救，今后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受教育。”当天晚上，曾泽生笑着对部下说：“今天可以高枕无忧了。”

17日17时，林彪、罗荣桓电告中央：“60军已举义，曾泽生本人已到长春东之兴隆山我独11师师部。新7军之后方已为60军解决，并扣留不愿起义之暂52师三军官及特务。60军本晚奉命开德惠。曾泽生已去信劝郑洞国投降，郑考虑中。我各独师及十二纵向长春进，威逼郑投降，并准备歼灭不投降之新7军。”

西柏坡中央驻地，毛泽东看完电报，与周恩来商量对策。周恩来介绍说：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其起义，则对整个黄埔系的影响当会很大。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委托周恩来起草致东北局和林、罗的回电，介绍郑的有关情况，指出郑洞国“现既已动摇，可努力争取之”。夜里，周恩来在油灯下给郑洞国写了一封信，用电报发往长春前线。信中说：“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危处孤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帝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12]

17日早上，我独6、独8师接管长春市区60军阵地后，根据东北局和林罗刘的命令，一兵团各部队迅速行动，进逼长春市监视新7军行动。兵团指挥部也转到长春近郊，作好战斗准备。我军撒下天罗地网，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他们。紧跟60军之后，长春国民党地方部队3 000多人也向我军投诚。

当新7军发现60军防区已经布满了解放军的部队，上上下下都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郑洞国依然十分顽固，没有表现出任何转机。曾泽生临走时接通了郑的电话，刘浩接过电话说：“我是解放军的代表，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必再作无益的牺牲。”郑洞国愤愤回答：“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说完他把电话一摔，表示回绝。[13]

郑洞国真正成了孤家寡人，新7军将领对他也极为不满，但谁也不敢先提起义之事。这时，一个局外人主动打破僵局。年轻的记者杨治兴与郑私交很好，不愿看到郑洞国如此下场，就假借郑的名义来找史说商量。杨说：“目前突围和战守都没有前途，您是否有意率部声明退出内战，与解放军商议停战？”史说听说这话忙问：“桂公意下如何？”杨谎称：“桂公也有此意，不过依他的身份怎么好讲呢？”史说以为是郑委派杨来传达信息，大喜过望，说：“倘若桂公同意，一切就好办了。”

18日早晨，史说派出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和暂61师团长姚凤翔分头去与解放军联络。解放军方面很快有了回应，一位姓周的团长只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暂61师2团与姚凤翔会面。国民党官兵都非常惊讶，共产党人胆子真大，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一个团长敢公开走到新7军的团部来！二位团长会谈很短，只是口头协定互不侵犯，要新7军这边接通电话线，便于双方谈判和联系。这个机会不能再放过了，史说与李鸿军长商定，在晚间派38师副师长彭克立、暂61师副师长宁伟和王及人、杨天挺、姚凤翔前往解放军指挥部，进行正式谈判。

我军接待了新7军的代表，并委派解方（沛然）参谋长作为我方全权代表出席谈判。解参谋长对新7军代表很客气，会谈开始后，新7军代表表示：起义有一定困难，但是在答复他们的条件后，放下武器是可以的。解参谋长表示理解，说：“你们这样做，我们很欢迎，这也是一种形式，也是解决长春问题的一种办法。”接着新7军方面摆出具体条件，解参谋长一一作答。据当事者回忆主要内容有：

一、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双方同意，通过。）

二、不参加群众斗争大会并保证任何人亦不得在群众大会上受斗争。（双方同意，通过。）

三、请保留一个农场安排新7军人员，允许他们在那里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同意，通过。）

四、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按原级录用，不愿参加工作的遣返还乡。（解参谋长指出“按原级录用”应改为“给予工作”。双方同意，通过。）

五、不得抄腰包，亦不得侮辱眷属。（解参谋长说：“在解放军和解放区里都不存在这样的事，这条可以不要。”双方同意，通过。）[14]

答复了新7军的条件后，我方谈了新7军缴枪的具体安排和接管长春的事项，主要有七条：

1．新7军代表回部后立即下达全军放下武器之命令。

2．19日上午10时由新7军司令部派大卡车3辆并由该军代表押乘，迎接解放军代表前往受降，不得有任命冲突。

3．新7军所部驻守之大同广场周围中央银行、邮电管理局、省政府、孝子坟、励志社、高等法院、满映、青年中学、海南大楼、前伪‘关东军司令部’等据点首先撤出。并由新7军代表直接将解放军部队迎到该地控制，以便保护新7军官兵与家属及建筑物。

4．保证10月19日10时30分前，将放下武器认真集中于指定地点。

5．将放下之武器弹药及一切军用品分别集中于解放军代表小组指定之适当地点。

6．所有仓库及建筑物在解放军一时不能控制时由新7军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或损失。并由新7军派代表交解放军管理。

7．第一兵团司令部及新7军所属电台和机要密码无条件全部交出，不得有任何破坏或私存。

以上条件新7军代表均表示同意。解方参谋长与新7军代表在协议上签字，和平解放长春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关于与新7军谈判的经过与我方提出的条件，10月18日夜里东北局向中央作了汇报。电报说：

中央：

一、本日报上午新7军派一代表到我独9师2团罗、刘师长处谈判投降，其条件要求我们安置老弱残废。

1．保护所有军官的生命财产，包括郑洞国在内。

2．愿回家的准许回家，愿工作者（安排）工作，他提出保证：不破坏仓库武器，集体缴械。

3．要我派一高级（干部）与之谈判。

4．保证自由，不当俘虏看待。

二、现我们的处置：

1．已由独9师派2团周团长去见面，并即派解参谋长为我军全权代表去独9师，找新7军更高级军官、能代表郑洞国的当面谈判，并签订协定。领导各师具体组织受降事宜。

2．所提条件我们完全答应，包括郑洞国及一切高级军官在内。愿意回沈阳者一律欢送。

3．具体办法是先指定地点集合缴枪，时间在白天。先缴38师的，缴枪后以团为单位，完全徒手开到城外指定地区待命。

4．指定范家屯、大南屯、双阳、怀德四处临时集结地区，并由独6、7、10、11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率领干部押送武装，负责分头率领到各指定地区。

5．团以上军官送兵团，转送吉林解放军官团。家属财物同各军官随行。

6．收缴武器时先占要点，先缴重武器，分头点验，集中统一分配。不得自由乱拿，违者处分。

以上处理是否有当，请总部即电示。

东北局[15]

10月19日的经过说明，新7军完全是按照我方的安排放下武器的。19日早晨，谈判代表返回新7军军部后，向李鸿、史说汇报了情况。史说下令将军官和家属都集中到军部地下室，部队以连为单位原地等待解放军来接收。代表还带回了周恩来副主席给郑洞国的信件，史说派一个参谋给郑送去。由于郑洞国盘踞银行大楼准备顽抗到底，这封信当时没有送到郑洞国手中。

根据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后来的统计：60军26 000人起义，新7军22 000人放下武器，加上地方军共解决73 400多人。缴获榴弹炮8门、火箭炮14门、山炮9门、战防炮28门、平射炮24门、迫击炮51门、六零炮183门；重机枪146挺、轻机枪845挺、步枪13 000多支、子弹450万发、炮弹8 000多发；飞机1架、装甲车2辆、卡车450辆。

杨友梅得知新7军放下武器的消息，赶紧来向郑洞国报告。他也早就不想打了，当史说与他商量劝郑洞国起义的事时，他就表示赞成，但是觉得投降太丢脸，告诉史说郑洞国要象征性地打一两天再缴枪。史说没功夫和他磨时间，自己求生路去了。此刻据守银行大楼的郑洞国、杨友梅和特务营被完全孤立，插翅膀也飞不出去了。

杨友梅叫醒郑洞国，怯生生地说：“刚才接到新7军史副军长和龙参谋长电话，他们已经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决定放下武器了，解放军同意保证司令官以下全体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军长和史副军长都希望由您来率领大家行动，解放军方面也再三表示了这个意思，您看我们……”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说了，语气里充满期待。

郑洞国彻底绝望了，他在长春苦苦支撑了半年，没有人来救他，也没有像在四平那样拼个你死我活，十万大军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失败了。对一个将军来说，比在战场上被打死还要难受。他没有同意投降，只是将全部情况向卫立煌那边作了汇报。不一会儿，他收到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的电报，他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来沈阳收拾残局的。他拟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接郑洞国出去，问有没有降落地点。郑怀着感激又沉痛的心情回答：“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况亦不忍抛弃部属而去，只有以死报命。”

20日这一天银行大楼一带非常平静，解放军没有向郑洞国发起攻击。实际上杨友梅也决定不再顽抗下去，瞒着郑洞国与我军联系放下武器的事。我军接管了新7军移交的阵地和武器，正忙着清点、运送。东北局为了配合接管长春，派陈正人率领一批干部赶来接收市政部门，并在长春部署军管，恢复长春的正常生活秩序。这么多事情要做，郑洞国也飞不了，放一天再说。

10月19日东北局作出对长春守敌处理的决定报林罗和中央。主要方针是：

1．仍以解放团名义组织起来。

2．为便于改造教育，所有政工、特务人员与部队分开单独组织。此批人员如愿回去，将来可送其出去。

3．对郑洞国等高级军官礼貌相待，争取其发宣言、通电，但绝不勉强。

4．拟要曾泽生及郑洞国等均来哈尔滨。

5．暂由军大抽调一批干部去组织及运送等工作。

20日中央回电完全同意东北局意见。下午，我独立9师1团朱政委进入银行大楼与杨友梅谈判，重申了我方的宽大政策。杨友梅因为郑洞国态度顽固，左右为难，最后要求我军给他们一点面子，在21日早晨让他们象征性地抵抗一阵，然后卫队投降，我军进去，向外界公布郑洞国受伤被俘。朱政委表示：上级会采纳这些意见。[16]

10月20日是郑洞国在长春的最后日子。这天夜里，郑洞国给蒋介石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报：

10月19日下午7时亲电谨呈，职率本部副参谋长杨友梅及司令部与特务团（两个营）全体官兵及省政府秘书长崔垂言共约千人，固守央行，于10月19日竟日报激战，毙伤匪300人，我伤亡官兵百余人，入夜转寂，但匪之小部队仍继续分组前来接近，企图急袭，俱经击退。本晨迄午后5时，仅有零星战斗。薄暮以后，匪实行猛攻，乘其优势炮火，窜占我央行大楼以外数十步之野战工事。我外围守兵，均壮烈成仁。刻仅据守大楼以内，兵伤弹尽，士气虽旺，已无能为继。今夜恐难度过。缅怀受命艰危，只以德威不足，曾部突变，李军覆灭，大局无法挽回，致遗革命之羞，痛恨曷已。职当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惟国事多艰，深以未能继续追随左右，为钧座分忧，而竟革命大业为憾。时机迫促，谨电奉闻。

职郑洞国

10月20日23时[17]

今天读了郑洞国这份悲壮的诀别电报，颇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感觉。郑洞国忠于蒋介石、没有临阵逃脱，这是事实，在蒋介石的黄埔门生中是少有的。但他编造了一堆战斗的情节，表明他是壮烈牺牲的，岂不是笑话？解放军就在大门口，但是一枪没放，等着他们到了约定时间缴枪呢。可见国民党内部是你骗我、我骗你，编造谎言，掩盖失败。国民党的气数真是尽了，这也算是其中的一段插曲吧。

21日凌晨4点，银行大楼内外枪声大作。我军与国民党军在进行最后的“战斗”。只是枪全是朝天打，没有伤着在场的人，萧劲光的司机正送潘朔端将军去接郑洞国，倒被流弹伤了腿。郑洞国以为“成仁”的时刻来临，转来转去找武器准备自杀，被卫士紧紧抱住，拥到一楼大厅。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已在那里恭候他了。没有别的选择，郑洞国只好同意放下武器，听候处理，被押上车送出城外。长春完全解放了！

这天晚上，在郊区四家子一兵团司令部，萧劲光、萧华等摆下丰盛的宴会招待郑洞国。郑洞国神情沮丧，闷头喝酒，一言不发。二萧为他夹菜斟酒，非常客气，使郑略感宽慰。酒过数巡，郑洞国说：“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失败了，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二萧表示我党对此已有政策，请他放心。萧劲光说：“既然过来了，大家都是一样的，都还可以为人民服务嘛。郑将军今后打算如何？是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郑表示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并提出两条：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二萧笑笑，毫不介意，爽快地答应了。宴会结束时，二萧建议郑到哈尔滨去休息学习一个时期，郑也答应了，并感激地说：这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

郑洞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倒霉的是尚传道。郑洞国迁往银行大楼时，他怕死没有一起去，在长春市里东躲西藏。20日当我军正在市内接管时，他想托人搞张路条逃出城去，没想到很快落入我军之手。他撒谎说是商人，一位干部很和蔼地说：“你不用隐瞒了，我们都认识你。”就这样，尚传道成了解放长春中少数俘虏之一，自然是追悔莫及。只有军统特务头子项乃光等漏网，逃到沈阳。

长春解放后，东北局领导了紧张的恢复工作。60军编入东北野战军序列，在1949年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东总后勤部在几天之内赶运来3万套棉军装，为全军将士换装。他们后来随四野大军南下参加解放战争，在抗美援朝作战中，50军打得英勇顽强，受到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新7军官兵被分批送往各地整训，一部分炮兵立即被编入我军，西进与主力会合参加解放沈阳的战斗。在陈正人为首的军管会领导下，10月21日吉长铁路通车，紧急调运30万斤救济粮，连夜发给饿得奄奄待毙的老百姓。22日成立解放官兵招待所，收容在市内流散的国民党军人，对国民党政府人员进行登记。一兵团主力21日夜退出长春市，留下少量部队看守要害部门、仓库、工厂等，抢运军用物资。经过一周紧张工作，长春的电灯、电话、邮局、自来水、电车等均恢复正常，发动群众掩埋了13 000多具尸首，27日全市商店开业，29日中小学均已复课。虽然长春遭到国民党军的严重破坏，但共产党人勤奋努力的工作，在短期内就有了这样显著的成效，受到长春群众的赞扬。[18]

不战而胜是战争中最理想的结局，长春的解放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用不流血方式占领大城市的第一次成功范例。这一胜利不仅大大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也对长江以南许多大中城市的解放起了促进作用。

[1]　东北野战军一兵团政治部：《围困长春综合报告》，1948年9月22日。

[2]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3]　东北野战军一兵团政治部：《围困长春综合报告》，1948年9月22日。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2页。

[5]　曾泽生：《长春起义记事》，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9页。

[6]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7]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8]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10]　东北野战军一兵团政治部：《60军起义总结报告草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存件。

[11]　龙国钧：《长春解放经过》，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78页。

[1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1页。

[13]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4]　姚凤翔：《新编第七军放下武器前后》，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0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16]　参见萧劲光、萧华1948年10月20日15时给东总的电报。

[17]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18]　东北野战军一兵团政治部：《长春军管工作总结报告》。

第46章　黑山阻击战

蒋介石坚持要廖兵团西进——廖耀湘浪费了五天宝贵时间——东北局建议抓住时机解放全东北——毛泽东和林罗迅速定下辽西会战计划——十纵奉命死守黑山——高家屯大血战——我军主力及时赶来——黑山阻击战的历史经验

1948年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廖耀湘率领的东北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还按照原定计划由辽西的彰武向新立屯进攻。

这天早上，在徐州的杜聿明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要他飞到沈阳去。杜还不知道锦州的最新情况，军人的直觉使他预感到东北形势的严峻，当天下午就赶到了沈阳，蒋介石也是刚从南京到达这里，马上召见杜要听他的意见。杜表示不了解情况，要求先到廖耀湘兵团去摸摸情况，研究一下再说。第二天，锦州方向没有任何信息，估计范汉杰兵团大势已去。蒋介石匆匆飞往葫芦岛，杜聿明则到新立屯召集廖耀湘和各军军长开会研究对策。

出身黄埔六期的廖耀湘是国民党军中的少壮派。三十年代留学法国，抗战后期参加了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他那一套军事理论和指挥方法完全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郑庭笈说廖“是个书呆子，看书看得多，有唯武器论，没有装备不能打仗。很重视训练，重视士兵的小动作。射击、瞄准，自己爬；对步炮协同很重视。曾说：‘解放军是人海战术，很勇敢，只有用炮火轰才行。宿营一定要把炮火布置好才行，否则不去睡觉。’他的图上指挥是头头是道，如何布置，如何掩护，但炮火一打就沉不住气了，没有实际经验”[1]。廖耀湘的军事生涯一直比较顺，他的新6军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来东北后在第一次四平战役中占了便宜，所以相当骄横自负。

当杜聿明与他见面时，发现这位与他一同进东北的老部下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北形势的逆转，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使廖耀湘和几位军长都感到震惊和恐惧。10月初决定西进兵团出动，就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卫立煌是坚决反对的，廖耀湘占领彰武后，表面上看是切断了我军的后方供应线，有所进展。卫立煌仍然不许廖兵团继续西进，他要廖把主力部队摆在新开河以东，卫说：“锦州恐怕靠不住，万一锦州失守，则渡新开河西进的辽西兵团，就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10月15日与锦州联络中断，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骧都反对廖兵团继续西进，要求杜聿明见到廖耀湘后，让他把大部队撤回沈阳来。

廖耀湘也觉得西进无望，但是他又有自己的算盘：回沈阳要越过三条大河，万一被共军抓住，后果不妙。即使退回沈阳，也无法扭转局面，等于慢性自杀。他早就向蒋介石建议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从营口撤退，这是惟一的生路。摆在西进兵团面前有两条退路：一条路是由巨流河车站南渡辽河，经辽中退往营口；这样要经过四条大河，行军速度慢；如果共军得知他们的企图，就很可能在半路拦截或抄近路直取营口。看来走这条路不利的因素要多。另一条路是由新立屯南下，经黑山、大虎山以东撤往营口。这条路地形上有困难，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没有像样的公路。但距离短，没有大的河流障碍，如果抓紧时间，两天半急行军就可以通过。廖耀湘考虑：“实行这一案，首先须争取时间，其次需要占领黑山，作为战略停止侧卫的据点，以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走廊。不能占领也要猛烈攻击黑山，阻止黑山守军向东活动，以免它截断走廊。同时，造成我继续向锦州进兵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掩护我向营口撤退的企图。”[2]

16日中午杜聿明会见廖耀湘，向他传达蒋介石的西进命令。廖耀湘摆出种种理由，力陈西进的危险和南下营口的可行。杜是明白人，但不敢违背蒋的命令，又拉他回到沈阳与卫立煌商量。卫立煌认为，此时绝不能再西进，但是对撤回沈阳还是南下营口犹豫不决。在廖的催促下，卫立煌让廖马上回去集结部队，作好进攻黑山的准备，等蒋介石批准就开始行动。

就在廖耀湘在新立屯开始布置各军的行动时，蒋介石于18日再次飞抵沈阳，听取卫立煌等下一步行动的汇报。赵家骧指着地图说：“敌军在东北约有80万，目前使用于锦州、锦西、黑山、大虎山一带的约有11个纵队及若干独立师约六七十万人，长春有敌人两个纵队10万人，不久可能南下威胁沈阳。现在沈阳附近只有52、53军的6个师，廖耀湘兵团有新3、新6、49、71军的12个师和骑兵师、炮兵团等。两相比较，敌军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有被敌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顿时大怒道：“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仍旧坚持要廖兵团西进。杜、卫、赵三人都不表态，蒋只得说：“你们再研究研究。”当日又飞往北平。

18日廖向卫报告一切准备完毕，请下达前进命令。卫说要等蒋介石的决策，廖耀湘进攻黑山的行动就这样搁浅了。十万大军进不进、退不退，白白浪费着一天又一天的宝贵时间。卫立煌与杜聿明又被蒋召到北平，与傅作义共商对策。19日的会议开了4个小时，仍然争吵不休。蒋介石坚持要夺回锦州，卫立煌要集中兵力守沈阳，杜聿明、傅作义则不表态。蒋介石见众将领都不支持他的意见，急得拍桌子瞪眼，先骂卫立煌，后骂马歇尔。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就不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了！”

杜聿明毕竟是蒋的忠实门生，见校长着急上火，便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东北国民党军有计划地向营口撤退，放弃东北。二是要廖兵团继续西进，攻击黑山、大虎山，打得下就进而收复锦州，打不下来就逐次向营口撤退。蒋立即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并打定主意，要把东北的指挥权交给杜聿明。

20日早上杜聿明被蒋介石召去，得知要他去指挥东北战事，顿时感到沉重的压力。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败局已定，谁都看得清，唯独蒋介石还仗着空军和炮火的优势，执意要收复锦州。杜聿明只得搬出《孙子兵法》，作最后的劝说。

杜问：“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

蒋说：“六成把握总有。”

杜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杜咽下了‘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现在我们只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

蒋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

蒋介石对杜聿明说了实话，杜也就不好再推托了。他答应去指挥东北战事，但不愿和卫立煌搞僵。蒋作了妥协，任命杜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保安司令，指挥部设在葫芦岛。他向杜聿明面授机宜：要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守沈阳，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率主力部队进攻黑山，收复锦州；要52军军长刘玉章夺取营口。蒋介石说：“你们对共军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攻，共军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共军打不退，有52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当天下午蒋介石再次召集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开会，宣布了杜的任职和收复锦州的决定。会后，卫和杜立即乘飞机回沈阳。

在飞机上，杜、卫两人谈起蒋介石放弃东北、收复锦州的策略，卫立煌气愤地说：“这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蒋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地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杜也左右为难，在飞机上发了电报，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沈阳商议。

廖耀湘在新立屯天天等着命令，但一天又一天过去，上边总是研究不完。他急得不得了，19日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南下营口。蒋介石还等着他收复锦州呢，当然不会答应。20日他接到杜聿明的电报，夜里赶到沈阳卫立煌家中。周福成、刘玉章、赵家骧也都到了，听杜聿明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廖耀湘、刘玉章都表示：攻下黑山、营口没有问题，可以马上行动。杜强调说：“你们行动要快，执行这一计划主要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就退。”谈到深夜，廖、刘才各自返回部队。

卫立煌、杜聿明睡不着，还在商量。他们同感到蒋介石的决策隐藏着危险的阴影。杜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说：“沈阳怎么办呢？”杜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但是我现在不能提从沈阳撤退的意见。老头子预计我们夹攻之下，共军会撤退。如果共军真退了，我们不是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立煌肯定地说：“共军不会退，你看着吧！新立屯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耀湘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杜表示同意，交代赵家骧去办此事。[3]

国民党统帅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蒋介石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在锦州作战后我军伤亡很大，必定要用一段时间休整补充部队，才能准备下一次行动。他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我军一部向山海关移动，攻锦大部队向北票、阜新移动，判断我军不会固守锦州，因而作出要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的决策。廖耀湘凭借手中的精锐部队，充满自信，认为我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吃掉他这十万大军。因而他虽然要撤往营口，总觉得时间还很从容。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0月16日到21日这几天中，国民党统帅部还在那里扯皮争论，而毛泽东和林彪已迅速决策，调遣部队来歼灭廖耀湘兵团了。直到廖被俘之后，他才痛悔自己为什么不当机立断，迅速南下。在新立屯等待的五天宝贵时间，断送了他们求生的最后机会。

林彪、罗荣桓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蒋介石的错误决策给我军提供了全歼廖耀湘兵团的机会。报告说：“徘徊于彰武与新立屯地区之廖耀湘兵团，既未达到解锦州之被围，也没有达到策应长春之突围。如果按卫立煌之办法，锦州一被打下，即缩回新民，或退守沈阳，可以不致失败到如此之快。但蒋介石误认为刚攻克锦州之师，必不可能迅速继续作战。再加上指挥锦葫作战之陈铁（卫立煌的副手——作者注）被我攻克锦州之七、九两纵向锦州西南移动及一小部分重炮增加到塔山阵地所迷惑，而发生错觉，以为我可能乘机攻击锦葫而向上叫喊。同时，我将锦西附近两个独立师和十一纵一个师向南佯动，并通知沿铁路线到山海关地区，准备军房舍及粮草，虚张声势。这更促成蒋介石决心以廖兵团继续沿北宁线攻击前进，企图重占锦州。”[4]

锦州战役结束后，我攻锦部队仅仅休整了三天。10月17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复电：“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西）、葫（芦岛），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15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

这时，长春60军起义的消息传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8日10时林罗电告军委：他们原定诱沈敌南下后，再打大运动战。但60军起义、新7军被围，估计蒋不敢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所以他们也认为目前打锦西、葫芦岛之敌比较合适。毛泽东当即复电指出：“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5]

无论打锦西还是占营口，毛泽东、林彪都是算在11月的作战计划内。在哈尔滨的高岗、陈云、伍修权等预见到东北形势将发生巨大变化，向中央和东总提出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建议。10月17日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临时全体会议，研究商讨目前形势与工作。大家认为，目前东北形势正急速变化，已进入最后消灭敌人的阶段。要将目前的有利形势向东北全党阐明，提高各级组织所有干部争取胜利的积极性，发挥高度的进取精神。18日长春新7军放下武器后，东北局再次电告中央和林罗刘，他们已经安排十二纵和另外三个独立师从四平上车，24日以前全部运到青源，然后以急行军速度向鞍山、海城前进，以堵塞敌人向营口的退路。这个行动由十二纵司令员钟伟统一指挥。东北局电报说：“目前是对我十分有利的革命形势，我有全歼东北蒋军的绝对把握。故应利用目前胜利鼓励全体指战员，以高度吃苦耐劳的决心，不怕疲劳，克服困难，坚决英勇全部消灭东北蒋军。”[6]

后方的积极态度对前方的林罗刘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9日林罗向中央连发三封电报，汇报敌情和他们的行动计划。夜里21时的第三电，决定放弃打锦西，全力以赴回头打廖耀湘集团。电报说：“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时，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有若干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向沈阳撤退转向营口撤退的象征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将新1、新3、新6、71、49军全部歼灭，使之不能退回新民、沈阳和退至营口。目前该敌有随时缩回沈阳的可能，故我军须采取迅速行动方针。盼军委即回电指示。”[7]

19日毛泽东彻夜不眠，连续发出四份答复和指示林罗的电报。20日凌晨4时，他在给林罗19日21时来电的复电中说：“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高（岗）伍（修权）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惟十纵仍须准备从大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当然，十纵目前可在大虎山不动，待敌有退营口征候时迅开营口。”三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在第四电中指示林罗刘：“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8]

辽西大会战的计划，在短短三天内就基本酝酿成熟，付诸实施了。没有任何争论，大家各抒己见，谁的意见正确可行就照谁的办，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指挥机关的高度团结协作精神，与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扯皮，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国民党将领认为我军在辽西会战中是靠运气好而取胜，有什么不服气的话，看看双方决策的过程就能明白一些了。

收到毛泽东20日4时的电报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立即定下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决心，并于20日10时向各纵队发出指示，命令十纵并指挥一纵3师、内蒙骑兵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止敌人南逃和再占锦州。原在彰武以北的六纵（缺17师）、彰武西南的五纵进至黑山东北的厉家窝棚、郑家窝棚、二道岗子一线，切断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主力一、二、三、七、八、九纵、六纵17师及炮纵，由锦州地区挥师北上，向辽西急进。对敌人的打法是“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务求全歼廖兵团。锦西方向仍由程子华、黄克诚的第二兵团指挥四纵、十一纵牵制侯镜如兵团，阻其北上。十二纵和一兵团11个独立师由长春南下，拖住沈阳敌人。南满独立2师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路逃跑。东总命令强调：“此次大战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如敌退路已断，则沈阳之敌将亦被拖住。”总部要求“目前各部应忍受疲劳，奋发精神，坚决歼灭廖兵团之5个军，并继续歼灭沈阳周围之敌，解放全东北。我十纵、五纵、六纵及第三师的行动，切不可稍有疏忽与犹豫，切不可让新立屯、彰武之敌逃走。否则会放过伟大胜利的机会，故该三纵须时时准备大胆冒险坚决行动，我锦州东北各纵皆能迅速策应作战”。[9]

同日，林罗刘谭签署颁发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东北局势已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我应乘敌连遭惨败，极端恐慌混乱，企图作东北总撤退的时机，连续作战。为此，首先抓住沈阳出来的廖耀湘兵团，与敌决一死战。此战成功，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还将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的覆灭。动员令还指出：此战我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军必须有连续打胜仗的决心，一口吃掉敌七八个师、十数个师，一次俘虏七八万、十数万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但敌退路已为我所断，也有可能拼命挣扎，不可轻敌。[10]

辽西大战的重担，首先落在十纵身上。10月21日，驻在黑山县城内的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接到总部命令，要十纵立即到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进行顽强死守，以掩护我军主力到达后歼灭前进之敌”。梁、周马上找来各师首长，部署任务，进行动员。梁兴初是东北野战军中出名的虎将，林彪特地把他从一纵1师调到十纵，就是希望他能带出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十纵是刚组建一年的新部队，但干部中有不少359旅和北满剿匪的老战士，素质是不错的。梁兴初在纵队党委会上表情严峻地说：“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就是全东北的解放，又抹掉了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打坏了，十万敌军就要逃入关内，我们就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大家看，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样严重的任务面前，要求只能是一个：只准打好，不准打坏！”各师首长都表了决心，党委会提出“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当天夜里，各部队就紧急出发，向各自指定的阵地奔去。

黑山、大虎山是北宁、彰武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又有公路交错，黑山以西是医巫闾山脉，山高500米以上，像一堵大墙挡住西行道路。大虎山以东是绕阳河沼泽地，水网交错，不宜大军行动。大山和沼泽之间就是一条宽20公里的狭长走廊。黑山以北3 000米长的丘陵地带，把公路限制得更加狭窄。千军万马到这里也使不上多少劲，能够展开作战的部队是很有限的。

22日早晨，十纵的3个师都到达指定地区。黑山到大虎山的正面约16公里，十纵3个师装备都不好，只有机枪、步枪、手榴弹。炮兵只有配属的3个炮兵营，30多门炮，炮弹也不足。要防御这样宽大的正面，就只能把三个师一线摆开，师采取两个梯队的战斗队形，两个团在第一线，一个团当预备队。梁兴初到担任正面防御的28师去察看构筑工事的情况，这里西侧是大白台子，东侧是高家屯，丘陵地带突出部是一零一高地。梁兴初看到，这个制高点竟是一个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形。战士们挖工事，根本刨不动。梁兴初与28师贺庆积师长商量，果断决定在地表上堆起工事来。这时，当地老百姓在我军和地方政府组织下，扛着木板、拉着钢轨，浩浩荡荡前来助战。2 000多军民扛起装满泥土的麻袋、草包，在高家屯一带堆起10个火力发射点，其他各部队也和群众紧张劳动，在20多个小时的短时间里修起壕堑、机枪掩体、指挥所、观察所、救护所等，每个主要火力点都铺了一层钢轨、几层木板和一米厚的积土。大虎山阵地前还挖了一道防坦克壕。大家严阵以待，一场血战就要展开。

就在同一天，廖耀湘下达了攻占黑山的命令。从沈阳调来的207师3旅在兵团直属重炮团配合下担任高家屯正面主攻，71军的两个师从侧面迂回进攻。廖耀湘以为我军兵力不多，一天之内拿下黑山没有什么问题。23日早晨，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从芳山镇南下，向尖子山我28师82团7连阵地发起进攻。7连是担任警戒任务的，没有坚固的工事。上午敌军以两个营的兵力，向尖子山发起三次进攻。7连1排冯祥瑞排长巧妙组织火力，等敌人靠近才用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将敌人一次次打回去。因守卫主峰的8班大部伤亡，弹药耗尽，尖子山主峰被敌人占领。冯排长率领1排剩下的同志退到后面的一个小高地继续坚守。下午敌人又发起两次进攻，7连战士与敌人短兵相接，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就用石头与敌人搏斗。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喊，硬是坚持到黄昏，在人员大部分伤亡后，退出阵地。7连的英勇战斗，为主阵地防御赢得了宝贵的一天准备时间。

这天夜里，28师侦察队抓住了国民党71军87师师部的一个通信班长，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送往各团的战斗命令。这个俘虏抓得正是时候，纵队首长全面掌握了敌军的进攻计划。敌207、169师从正面进攻我28师高家屯阵地，敌新22师从侧面迂回我30师阵地。梁兴初通知28师连夜加固阵地，准备迎接敌人的进攻。

24日清晨，国民党军以4个师的兵力、5个炮团的火力向我黑山、大虎山阵地发起全线进攻，黑山阻击战打响了。梁兴初在纵队司令部询问各师情况，29、30师都报告敌军正在集结运动，目前还没有发起进攻。28师贺庆积师长报告：国民党军避开黑山正面防御工事，向侧面的高家屯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梁兴初心里一沉，高家屯阵地因工事难修，原来没有作为防御重点，九零、九二和一零一三个高地只摆了84团2营担任一线防守，一个山炮营的炮火支援。国民党军也狡猾得很，企图进攻我军薄弱环节，冲破我军防线。想到这里，梁兴初一跃而起，到前方28师指挥部亲自坐镇。

国民党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重炮，第一次炮火准备就打垮了高家屯三个高地上的大部分工事，84团2营也遭受重大伤亡。梁兴初来到28师指挥所的地堡，从望远镜里看到高家屯阵地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密集的炮弹不断落到三个高地上，泥土飞溅，烟柱四起。梁兴初告诉贺庆积：要把防御重点放在一零一高地，坚决守住阵地。就是丢了，也要马上夺回来。要82团作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前接应。贺师长请纵队首长放心，28师一定守得住高家屯。

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始了，冲在前面的是207师3旅，新6军169师作预备队。旅长许万寿在一线展开3个营的兵力，呼喊着向一零一高地和侧面的石头山发起冲锋。我84团2营6连的两个排守在一零一高地上，连续打退敌人两次进攻，阵地前横躺下一大片尸体。但是进攻石头山的敌军不顾伤亡，反复冲击。我军一个排在激战中大多数伤亡，援兵不继，14时敌军在第四次进攻时占领了石头山。

石头山失守，九二高地的我军4连侧翼暴露，受到敌人的两面夹攻。敌军以一个营兵力向九二高地猛烈进攻。我4连以机枪、步枪火力打击敌人。207师是国民党青年军，相当顽强，不顾伤亡连续进攻，逼近4连阵地。4连伤亡严重，得不到及时支援，1排长李永发坚决不放弃阵地，与仅存的6名战士端起步枪，与敌人进行肉搏。李永发用刺刀拼倒几个敌人，自己身负三处重伤，终于牺牲在九二高地上。

16时敌军占领九二高地后，又向九零高地进攻。我84团2营经过大半天战斗，实力已失，阵地失守。这时，一零一高地上仅剩下6连的10个战士坚持战斗。敌军连连得手，又向一零一高地冲上来。我军战士已经没有阵地可以依托，只能在弹坑里滚进滚出，向敌军投出一个个手榴弹。很快手榴弹也打光了，只有拼刺刀作最后的搏斗。16时20分，一零一高地终于也失守了。

情况万分危急！高家屯阵地失守，敌军必将突破我黑山防线，打开南逃的缺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28师贺庆积师长表现了高度的沉着。他不给敌人丝毫喘息机会，立即命令集中全师的12门山炮，向一零一高地猛轰。高地上密集的敌人正准备修工事，我方的炮弹就劈头盖脸落下来，炸得敌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贺师长又命令82团的1、3营统由84团蓝芹指挥，迅速向高家屯阵地冲去。1营主力冲向一零一高地，3营兵分两路，分别冲向九零、九二高地。经过半小时激战，敌人在高家屯阵地上丢下100多具尸体，狼狈溃退下去。敌207师3旅耗尽3个团的兵力，猛攻了一整天，就这样惨遭失败。

这天，向黑山西北我29师阵地进攻的国民党71军，向大虎山我30师进攻的新6军22师，在我军的顽强抗击下也未能前进一步，损兵折将。廖耀湘兵团对黑山、大虎山第一天的进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夜里，十纵首长向野战军司令部汇报当天战况，林罗刘回电指示：“盼你们发扬顽强精神，死守阵地，只要守住黑山、大虎山两点，总退却之敌必遭全歼。大军正北进。”[11]

在纵队指挥所，梁兴初召集师以上干部研究敌情和下一步行动。敌军虽然第一天进攻没有得手，但廖耀湘为了争取时间夺路南下，明天必然会全力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明天敌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将指向哪里？根据情报，国民党新6军的169师已进到一线阵地，大家认为：明天战斗的主要方向仍然是高家屯。经过一天激战，高家屯阵地已经打烂，明显暴露出防御的弱点。敌人一定会以更猛烈的炮火和攻击，从这里打开缺口。梁兴初果断作出部署：28师连夜加固阵地，以82团替下84团担任正面防御。接受了84团在阵地上遭受敌军炮火伤亡的教训，决定以少量部队守卫高地，其余在高地背后的壕堑内隐蔽；保持强大的预备队，适时进行反冲击，巩固阵地。这天夜里，十纵战士们不顾疲劳，在当地老百姓帮助下积极修复工事，准备迎接更残酷的战斗。

24日的进攻失败，廖耀湘极为愤怒。71军91师进攻大虎山作战不力，刚一接触，士兵便四下溃退。廖下令严办该师师长戴海容。71军认为廖耀湘损人利己，留着嫡系主力不用，让他们当替死鬼，怨气冲天。当廖不得不甩出王牌，以新6军169师代替207师进攻，新6军军长李涛傲慢地说：“207师打不下黑山，看我们新6军给他打下来看看！”在二线的49军军长郑庭笈预感到了危险，建议不要在黑山久留，改道后撤寻找退路。他在电话中警告李涛：“你要走不走，这样打，我们都要到哈尔滨扫茅房去（即当俘虏）！”但是廖耀湘坚持认为能打开黑山，命令新6军不计牺牲，占领黑山走廊，并要新1军以全部炮火支援，作最后的努力。

25日清晨6时，新6军169师一个团向我军黑山高家屯阵地发起进攻。他们接受了207师失败的教训，不从正面硬攻，而是迂回运动到一零一高地东南侧，使我突出阵地上的部队处于不利地位。而后配合正面的主力，发起多路进攻。守卫石头山的6连一小时内打退敌人两次进攻，但在敌军炮火下伤亡大半，阵地也基本被摧毁。当敌人第三次冲上来，仅存的战士们冲上前去与敌肉搏。这时，敌军炮火突然袭来，在阵地前沿搏杀的敌我双方人员全部伤亡。169师占领了石头山，又向九零高地的5连冲击。5连干部不够冷静，命令两个班出击，结果遭敌炮火全部牺牲。5连干部相继伤亡，敌人还是一波接一波地往上涌，一部分突入阵地。在这危急时刻，4连2排在孙永胜排长带领下前来增援。孙永胜打得积极果敢，率领战士们将敌人压了下去，收复了阵地。但是169师占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他们的第二梯队又冲上来，我军有限的兵力越打越少，又缺乏预备队支援，在人员大多伤亡的情况下，前沿阵地于11时被敌人占领。207师的助攻部队，也迂回攻占了九四高地。

这样，一零一高地处于敌军的三面包围之下，情况十分紧急。82团军事教导队队长张国率领全队100多名学员，向九四高地发起反冲锋。他们集中冲锋枪和手榴弹，一个猛冲，消灭了近一个排敌人，半小时内收复了九四高地。但是一零一高地受到敌人炮火的不断轰击，敌军组织军官敢死队，以重赏收买亡命之徒向我方阵地冲击。82团2营战斗了大半天，阵地上的部队基本打完了，在弹尽人寡的情况下，一零一高地于16时再次失守。

高家屯阵地失守，又一次打开了黑山的门户，直接威胁到十纵的全线防守。贺庆积师长在电话中请示梁兴初，能否等到晚上再反击。梁兴初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定要黄昏前反击！我们现在虽然极度疲劳，有伤亡；但敌人的伤亡比我们更大。晚上攻，敌人就喘过气来了，工事也修好了，当然是现在就进攻划得来！”贺师长表示坚决执行命令，马上组织反攻。

但是梁兴初知道，28师苦战了两天，手头已经没有预备队了。他下令把89团2营从大边壕调过来增援高家屯，又亲自到城北28师师部坐镇指挥。师政委晏福生报告梁兴初，贺师长又到前沿组织反击去了。梁拿起望远镜一看，北面公路上有大批敌军前来增援。他命令28师山炮营集中火力打敌人后方，十分钟的炮火急袭，打乱了敌人的增援队伍，迫使其退回胡家窝棚。然而敌军也不甘心吃亏，我军的炮火刚一停下，他们的重炮群马上进行报复，把我军阵地打得浓烟滚滚。

遵照梁兴初的指示，28师集中82团全部和84团3营，于当日20时在炮火支援下，分四路直扑高家屯阵地。82团1营主攻一零一高地，84团3营从两面迂回；82团的2营和3营分头收复石头山和九二高地。进攻开始后，我军所有的山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都向高地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前进。担任夺取一零一高地任务的82团1营1连在战斗英雄倪恩善的带领下，巧妙避开敌人火力，十多分钟就冲到高地上，与敌军展开激烈拼杀。战士张连发拿着手榴弹连破敌军火力点，把红旗重新插在一零一高地上。经过一小时战斗，2营、3营也分别占领了阵地，高家屯又回到我们的手中。梁兴初听到报告之后，一块千斤重石才从心头落下，长舒了一口气。[12]

10月25日是黑山阻击战最残酷的一天，廖耀湘集中了新6军、71军和207师5个师的兵力、全部重炮火力，发射了近万发炮弹，发起数十次猛烈冲锋。我军与敌人死缠烂打，寸土必争。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绝不放弃阵地。阵地丢失后又马上组织反冲锋，坚决在当天把阵地夺回来。高家屯是黑山阻击战的关键，28师经受了重大考验。守卫黑山北面大白台子的83、85团也表现得英勇顽强，将71军两个师打得狼狈溃退。三天的战斗，黑山前沿硝烟弥漫，尸横遍野。国民党军伤亡8 000余人，6 000多人当了俘虏。十纵也付出了4 100多人伤亡的沉重代价。[13]

梁兴初可能没有感觉到，他们反击高家屯的战斗相当顺利，敌军没有预料得那样拼死抵抗。这是因为情况起了变化。黑山三天攻不下，使廖耀湘完全丧失了西进锦州的决心。情报机关向他报告，解放军主力已经到达北镇地区，行动之迅速出乎意料之外。廖耀湘决定放弃进攻黑山，夺路向东南方向退却，准备逃向营口。25日他电告卫立煌，马上得到批准。卫立煌还告诉他：“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廖耀湘想利用最后的机会为他的大兵团冲开一条生路，命令25日黄昏停止黑山进攻，队尾变排头，新3军和49军作先头部队向东南方向的台安、大洼前进，71军殿后掩护大军行动。

此刻，十纵也打得筋疲力尽。梁兴初正在为明天如何组织战斗苦苦思索，26日凌晨3时，野战军司令部发来急电：“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梁兴初万分激动，这真是他日夜盼望、期待已久的“一声春雷”！他立刻命令将总部指示传达到各部队，让大家分享这胜利的喜讯。一纵副司令员曹里怀带着几个参谋，风尘仆仆地赶到十纵司令部，联络商议追击部署。梁兴初紧握着这位当年一起闯关东的老战友的手，兴奋地说：“老曹，你们四天赶了300里路，可真是大大地辛苦了！来吧，现在一盘‘肥肉’摆在我们面前，你看哪块最‘肥’，就由你们随便挑吧！”曹里怀风趣地说：“我们一跑来就抢吃最肥的‘肉’，不是太没有礼貌了么？”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这种共享胜利的自豪和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用任何文字来表达。

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十纵以顽强的战斗精神，顶住了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封闭了他们的南逃之路，为我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北上赢得了宝贵时间，达到全歼这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的目的。当然，与历史上的著名战役一样，黑山阻击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正如十纵在事后总结所说：由于当时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判断不够准确，“故而在阵地编成上，以黑山以北构筑主要防御阵地，对黑山以东则视为翼侧保障阵地，仅布有一个营兵力防守，防御设备不强，工程亦无保障（石质山不易做工事），敌对该阵地进行主要突击时，军、师思想上作战方案上在该阵地均无大打准备，致阵地数度失守。后以较大兵力进行反冲击与敌争夺，遭到很大伤亡。如战前能对敌人的善于攻击侧背、善于迂回有较充分较正确的估计，以一个步兵团固守十里岗子、曹家屯，其防御前沿推至井家凹子、五里岗子、下万子一线，至于一零一一线高地则作重火器发射阵地，也可能要好一些，不致于遭到很大的伤亡”。[14]

黑山阻击战在十纵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无论从部队编成或装备来看，十纵都不是东北野战军中最强大的。这支部队没有辜负野战军总部首长的期望，以鲜血和生命守住了阵地，创造了与塔山阻击战一样的辉煌胜利。到今天人们谈起辽沈战役，论述最多的就是塔山和黑山阻击战，因为这是整个战役中打得最残酷、最成功的两仗，也是保证战役成功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黑山阻击战被拍成电影，让青年一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1]　郑庭笈：1961年6月15日的回忆。

[2]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1页。

[3]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3页。

[4]　《林、罗关于九、十两月作战一般情况向毛主席、东北局的报告》，1948年11月8日。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11]　军事科学院编：《黑山阻击战》，《战术参考资料》第1辑。

[12]　梁兴初：《黑山阻击战》，载《辽沈决战》上册，第457页。

[13]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载《辽沈决战》上册，第131页。

[14]　军事科学院编：《黑山阻击战》，《战术参考资料》第1辑。

第47章　辽西围歼廖兵团

东北野战军主力向辽西急进——林罗指示务必打好这一仗——独立2师主动出击——国民党将领玩忽职守——六纵厉家窝棚阻击战——三纵7师打烂廖兵团指挥部——廖兵团溃不成军——我军展开分割围歼——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廖耀湘、李涛被俘记

1948年10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敌军动向，决心围歼廖耀湘兵团于彰武、新立屯、黑山地区。这天，他们向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发布命令：十纵在黑山地区阻止廖耀湘兵团西进；五纵、六纵迅速隐蔽插入敌后切断廖兵团向沈阳退却的道路；独立2师抢占营口，切断敌军的海上退路；一纵、三纵、八纵为第一梯队，由锦州分三路向东急进，担任正面攻击；二纵、七纵、九纵为第二梯队跟进；四纵、十一纵仍在塔山阻击锦西、葫芦岛之敌；长春的十二纵和各独立师也兼程南下，策应主力作战。我军布下天罗地网，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兵团逼近。

各部队接到命令，不顾连日作战的疲劳，就匆匆上路。一纵、三纵、八纵由锦州沿着铁路线向沟帮子一带进军，经过大凌河时，为了隐蔽，各纵于21日夜间徒涉。10月的东北，天气已经很冷，夜间气温接近零度。我们的战士穿着单薄的军衣，在冰冷的河水中咬着牙趟过去。200米宽的河道，把人都要冻僵了。上岸后还不能烤火，只能继续前进。如果坐在地上休息，可能就站不起来了。过河之后，八纵大多数战士肚子痛得厉害，有的人还因此落下了病。

但是究竟在哪里与廖兵团决战，情况尚不明朗。因为林彪不清楚廖耀湘将指挥他的大部队向哪个方向移动。在野战中吃掉国民党十万精锐部队，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为了打好这一仗，林彪、罗荣桓于23日9时给各部队发出重要指示：

以下指示，请仔细阅读。

一、沈阳、新民、彰武、新立屯之敌，正全部经大虎山、黑山向南总退却。

二、我军决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求得歼灭全部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的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的迅速溃灭。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败，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即打散，或剩几个人，也不害怕），但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

三、争取此战完全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三：（1）在干部和战斗员有充分之认识和动员。（2）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但并不是随便暴露目标；或在部队冲锋时，也跑在前面，这仅仅是个人勇敢，对战斗指挥无大益处。（3）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是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大部队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的乱打乱冲。此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遵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打胜仗。

林、罗要求各纵队首长将这一指示电层层向下传达，他们在电报最后说：

我们所最担心的就是怕部队不实行这个打法而将仗打坏。因此，你们必须将此电印发各级，各级均应开会研究此电，特别是战术办法必须使每个干部弄明白。因许多干部是新提升的，原有的干部也有许多还没有弄明白。[1]

23、24日两天，各纵队陆续到达北镇、沟帮子、盘山、彰武地区，接近黑山和新立屯地区的廖兵团。但是总的情况仍不明朗，所以各部队都走走停停，没有很明确的攻击目标。23日八纵到了北镇大吴屯，总部命令现地停止待命。到18时接到总部命令向中安堡、大虎山一带前进，部队刚要动身，19时总部又命令停止待命，上述部署作废。[2]

23日早晨，六纵奉命进攻彰武。原以为廖兵团的主力和后方应该在这里，结果18师冲进城内，只有几百民团，扑了个空。当天晚上，总部命令六纵南下进军到泡子地区寻找敌军。司令员黄永胜拉起队伍就走，第二天早上到达泡子，又扑了个空。黄永胜等判断敌军主力应在新立屯以南，请示总部继续前进，然而却接到总部停止待命，在泡子附近隐蔽的命令。要六纵等到敌军正式进攻黑山时，再听命令前进。[3]

当黑山阻击战打响后，林彪并没有马上下命令要各纵队合围廖耀湘兵团，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十纵顶不住，就在黑山以南阻击；如果廖掉头逃回沈阳，就在新民一带阻击；或是等廖兵团在黑山打得疲劳了，各部队再一齐围上去。也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廖兵团的行动方向还不明确，所以林彪还要观察一下，再定决心。然而就在25日这一天，围歼廖兵团的大会战却由辽南独立2师和六纵16师主动打响了。

原来，黑山阻击战之前，总部给独2师布置的任务是从盘山南下进攻营口，阻止敌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特地派参谋处长苏静带领一个重炮连从锦州去独2师指挥。22日苏静出发两天后，总部发觉敌军没有向营口撤退，认为独2师去营口无仗可打，于是改变部署，令独2师去新民和半拉门一带侧击敌军。23日，当独2师到达盘山隐蔽待命时，苏静也带重炮连赶到了。他与左叶师长研究了敌情，认为应该在大虎山以东地区阻击敌军。

到25日中午，黑山阻击战已近尾声，又传来营口被敌军占领的消息，总部还没有命令来。苏静果断地对左师长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肯定南逃。你师于三点半出发，目标是大虎山以东地区。遇见敌人就马上迎头痛击，打他个措手不及。你们要有打硬仗的思想准备，一定要咬住敌人，等主力大部队一到就算完成任务。”苏静以主动求战的姿态下达了命令，事实证明是十分正确的。独2师刚出发不久，林彪就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五、六、七、八纵应即由现地向台安急进，独2师应即至台安东大胆猛击退却之敌。”

独2师经过急行军，夜里到达大虎山至台安公路与绕阳河交汇处。突然，前面部队发现大批戴钢盔的国民党兵。这些敌人看来十分疲劳，纪律松懈，挎着枪成四路蹒跚前行，有的一边走一边打瞌睡，竟把独2师几个穿大衣的人当成长官。我军一拥而上，没开一枪，用刺刀将敌人俘虏，一问原来是49军105师的前卫团。

抓住了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左师长下令将部队展开，阻击后面跟进的敌军。105师的跟进部队不知前卫团出了事，仍无战斗准备，直到近距离内我军手榴弹、机枪一齐打响，敌人才发现已经受到围攻。顿时惊慌失措，四下逃散。独2师没有追赶逃兵，而是继续向敌军后方插去。26日凌晨，他们在三家子附近发现大批敌军，住满了村子。敌军正在集合站队，混乱不堪，我军悄悄围上去，在30米内突然开火。敌军像一群乌合之众，狼狈向后收缩。抓住俘虏询问，原来这是最精锐的新6军22师。[4]

独2师在台安的截击，使敌人大为慌乱。他们以为遭遇林彪的主力部队，遂改变方向向沈阳逃窜。按廖耀湘的命令，49军应作为兵团前卫，为南下营口打开通道。但49军军长郑庭笈胆小，竟然跟在新6军22师之后行动。所以105师遭受打击他竟然不知道，也没有向新6军军长李涛和廖耀湘通报。廖事后认为他们的失败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郑庭笈没有执行他们兵团战略前卫的任务，没有使用他的主力对敌攻击或继续向翼侧搜索，看看解放军的包围圈究竟有多大。反之他却在新22师之后和在新22师掩护下，停止于大虎山以东陈家窝棚地区（在大虎山至老达房往沈阳的公路上）。他直接报告卫立煌，卫竟要他立即率该军两个师和在他近旁的新6军的新22师与新3军的第14师经老达房退回沈阳。也是直到26日黄昏，我到新22师师部时才知道这一重要情况的。”[5]

玩忽职守的不仅是郑庭笈，还有廖兵团的参谋长杨焜。25日下午，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向廖兵团司令部报告：“在彰武以南发现一个长约5华里的大行军纵队，向无梁殿方向前进。是否我们自己的部队，如果不是，我们就轰炸了！”杨焜答复：“不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你们轰炸、扫射吧！”说完，杨焜接通新3军军长龙天武的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请新3军注意对付。但是杨焜却忘了将这一极重要的情报报告廖耀湘。廖兵团南北受到我大军夹击合围，兵团司令竟全然不知！[6]

更要命的是龙天武也没有当回事。25日夜里，新1军军长潘裕昆来到新3军军部，进门就说：“你们还不走？我军奉命来这里接防的。”龙天武说：“慌什么，明早天亮了再走不迟。”没想到天还没亮，我军的六纵就已经赶到，与新3军打响了。

原来，六纵司令员黄永胜于24日夜接到总部命令，要他们以强行军速度由彰武以南插到半拉门地区，防止敌军向西南撤退。六纵连夜行动，在25日中午赶到预定位置。正积极构筑工事准备作战，黄昏时又接到总部命令：要他们向台安以东急进，途中遇敌则歼灭之。六纵马上部署行军，又接到总部命令，要他们立即向大虎山前进，切断新6军退路。

半天之内几道命令，行军和攻击方向一变再变，说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稍有迟疑就可能失去战机。黄永胜甚至来不及给总部回电，部队也来不及作片刻休息，就于25日夜23时出发，向大虎山地区急行军。

26日凌晨4时，16师46团通过北宁线，进至腰家窝棚，先头部队与敌新3军14师遭遇。尖兵班击毙敌哨兵，突入村内。但是他们连长没有紧跟猛冲，而是命令部队散开。结果尖兵班在村内与敌人孤军奋战，全部牺牲。团长赶上来询问情况，从敌人的枪声判断村里最少有两个连敌人。他当即拉上来四个连，摆上三门迫击炮，开始向村子里猛攻。我们的战士动作勇猛，不怕伤亡，在火力掩护下一拥而上，杀进村中，与敌人逐屋争夺。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46团占领了腰家窝棚，全歼新3军一个营，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伤亡。

26日9时，六纵首长到达16师指挥所于家窝棚。黄永胜亲自审问了一个刚投诚的国民党军少将。据其供称：因黑山、大虎山路被截断，廖耀湘决定由半拉门退回新民，固守辽河东岸再作打算。因此廖兵团主力新1、新3、新6、71共4个军正集结于黑山东北胡家窝棚一带，准备沿公路东进。前卫部队新3军已经到了这里。

这样，六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能不能堵住敌人东进之路，关系到能否全歼廖兵团。这是对六纵严峻的考验。来不及请示总部了，黄永胜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李作鹏当即决定：不再按总部命令组织突击，而是改为阻截，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放跑廖耀湘。16师正当敌军退路，由李作鹏负责指挥。[7]

六纵强行军两天，又遭遇强敌，紧张投入战斗，一直没来得及向总部报告情况。林彪两天没有六纵的消息，不知出了什么事，一向不露声色的他也沉不住气了，不断催问刘亚楼六纵有电报没有。刘亚楼比林彪还急，两人越说越生气。林彪沉着脸说：“这个黄永胜，简直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非严办不可！”刘亚楼起草了一个电报，于26日5时30分发往六纵。命令他们立即向大虎山东南地区追击，迅速前进，寻敌攻歼。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应受处分！

26日18时，六纵的电报终于来了。黄永胜告诉林彪：六纵为了堵住廖兵团，强行军两天一夜，走了200多里。为了减轻负担，加快行军速度，他们扔掉了行李和干粮袋，只留下枪支弹药。部队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有的战士累得吐血，既没时间埋锅做饭，也没时间架设电台。现在六纵已经堵住了廖兵团主力，正在与敌决战。六纵决心以16师死守阵地，18师向东北突击，绝不让敌人跑掉。林彪、刘亚楼看了电报，顿时精神振奋，连声称赞六纵做得对，干得好。部队都有这种积极主动的作风，仗就好打了。林彪亲自复电给六纵和16师：“26日18时电悉，盼你们顽强固守，勇敢反击，保持阵地歼灭敌人。我各纵队均可陆续加入战斗。”

在腰家窝棚，六纵16师与敌军激战正酣。新3军14师遭到截击后，龙天武与新1军商量，企图绕道翟家窝棚向东北突围。六纵首长闻讯，决定16、18师死守正面阵地，抽调18师54团跑步占领段家窝棚，歼灭敌人一个工兵营，将翟家窝棚的敌军堵了回去。为了加强防线，黄永胜决定将16、18师统归李作鹏指挥。防御的重点是北宁路上的厉家窝棚火车站。

26日下午，六纵与新3军14师进行激战，16师46团5个连坚守腰家窝棚，敌军从姜家窝棚、铁家窝棚、朱家窝棚三面向我军阵地多次冲击，想打开东进的缺口。46团各连与敌军反复搏杀，展开白刃战。2连指导员率一个排与铁家窝棚之敌拼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47团在插断14师与廖兵团主力联系后，以两个连兵力向小孙家窝棚之敌攻击。虽然伤亡很大，最后将两个连合并成五个班，仍与敌人死缠烂打。黄昏时候，廖兵团大部队潮水般涌向厉家窝棚车站，18师52团坚守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冲击。敌军集合炮火，猛轰我方阵地，并以步兵两面迂回进攻。48团1连遭受重大伤亡后，被敌军占领张家窝棚。我全线防御有被敌人冲破的危险，48团立即调遣主力在朱家窝棚、崔家窝棚一线展开防御，坚守不退。这一夜厉家窝棚地区各个村子都在激烈战斗，许多村庄房屋倒塌，草垛起火，映红了黑夜的天空。六纵许多连队打得只剩不到十人，仍然坚持战斗。许多指战员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又爬出来；一些战士身负重伤还咬着牙奋勇作战。52团2营一昼夜连续打退敌人14次进攻，终于没让敌军越过北宁线。战至27日凌晨4时，敌军突然全线溃散。原来是五纵、十纵等兄弟部队赶来围歼敌人。与六纵分开一个月的“攻坚老虎”17师，也从锦州赶到这里，加入围歼廖兵团的行列。[8]

六纵在厉家窝棚阻击敌军主力一昼夜，为我军各部队迅速赶来围歼廖兵团创造了条件，立了大功。特别是16师迅速捕捉敌军主力，展开防御，顽强坚守，受到总部的高度赞扬。10月31日东总传令嘉奖16师的电报说：“16师此次堵击廖兵团向新民东南围的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英勇。勇敢顽强地抗击了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汹涌反复冲锋，使敌突围企图未遂。你师虽有9个连队每连打得只剩六七人至十余人，但这是光荣的和壮烈的，单是你师就俘获了敌人18 000余人。由于你师的顽强抗击和其他各师的勇猛进攻，使廖兵团12个师及2个团全军覆没。你们的这次胜利是由于你师在政治工作及党的工作上有很大的转变，因而军事教育也大有进步。但师级首长作战决心勇敢顽强则是有直接意义的因素，纵队首长此次战斗中的决心与指挥也是好的。”[9]

就在六纵阻击的同时，三纵7师21团3营，竟然摸到了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打烂了敌军的指挥中枢。三纵原来的任务是向正安堡的敌71军进攻。24日黄昏三纵赶到那里时，发现敌人已向东南方向撤退。7师一夜行军，25日6时追到黑山以北的尖山子与8师会合，还是不见敌人大部队，他们决定向胡家窝棚一带搜索，寻找敌人主力决战。

这时，廖耀湘还不知道我军正从各个方向向他包围过来。由于他的兵团参谋长杨焜和新3军军长龙天武的疏忽，没有向他通报发现我军大部队运动的情况。所以他下达停止攻击黑山的命令后，还从容不迫地率新3军和新6军向胡家窝棚撤退。25日夜晚，廖耀湘命令71军接替新3军和新6军在胡家窝棚的防区，71军军长向凤武提出部队连续进攻黑山，十分疲劳；夜间换防容易引起混乱，要求26日早晨再行动。廖想想有道理，就答应了向凤武。新3军和新6军急于南下，也放松了胡家窝棚地区的警戒。没想到就在这一夜，胡家窝棚的接合部正好成了三纵的突破点。

26日早晨，胡家窝棚西边高地突然枪声大作。廖耀湘在村中的兵团司令部里大吃一惊，连忙往新3军挂电话问情况。龙天武回答：他的军部附近发生了战斗，71军部队正在纷纷向后撤，共军快要打到军部门前了。廖耀湘要他尽快脱离危险区，去掌握部队，仍按原计划向营口撤退。龙天武口头答应，不久就与廖耀湘中断了通讯联系。

原来，龙天武在乱军之中惊慌失措，临阵逃脱。他抛下军部官员不管，跳上一辆吉普车，带上一辆拉行李的卡车，与少将高参郭树人一起逃出村子。出村不远，两辆车都陷在一条小河中，龙天武等只好弃车徒涉过河。水深没膝，河面上结着薄冰，他们的军裤和皮鞋都泡了水，冻得索索发抖。龙天武挟着皮大衣，只有一个卫兵跟随，真成了光杆司令。他这一跑，新3军便陷入混乱之中。

廖耀湘又呼叫新1军，谁知军长潘裕昆跑得比龙天武还快，已经不见踪影。廖耀湘扔下话机就往新6军军部跑，只见村里村外秩序大乱，街上挤满了卡车、大车、骡马，一群群的溃兵向潮水一样涌向村东，谁也制止不住。廖耀湘跑到新6军军部，所幸李涛还没跑，他也不知道169师和207师现在何处。廖要李涛务必收拢部队，稳住阵脚，占领胡家窝棚西头的高地，然后掩护兵团司令部转移到新22师那里去。说完，廖耀湘就到胡家窝棚以东的开阔地区观察形势。只见胡家窝棚西面的高地正在进行激烈战斗，解放军眼看就要打进村子。胡家窝棚以东有条小河，解放军部队正沿着小河向新1军军部所在的村庄运动，切断新1军和新6军的联系。当时我军部队距离廖耀湘本人不过四五百米，枪弹就在廖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廖吓得不敢再返回新6军军部，落荒而逃，向东南方七八里外的新1军30师驻地跑去。半路上回头看看，胡家窝棚已经笼罩在战火之中，他的兵团部和新6军军部都被打散了。[10]

冲向胡家窝棚的是三纵7师21团3营。他们在黎明时行军赶到这里，发现村里村外到处是卡车、吉普和大炮。料定是国民党军主力，根本没想到廖耀湘就在这里。当时新3军部队正在公路上向东南撤退，3营战士冲上去突然开火，将敌人打得乱成一团。随后他们在19团配合下冲上村西的高地，向村里扫射。3营8连2排从胡家窝棚南边迂回过河，发现村东有敌军的重炮阵地。他们冲上前去，俘敌近百人，缴获155毫米口径重炮18门和数十辆卡车。敌军为了争夺重炮，集合两个营的兵力向2排反扑。国民党军骑兵也扔下战马，与我军战士步行拼杀。因我增援部队未能赶到，2排在与绝对优势之敌激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三纵9师的两个主力团于下午赶到胡家窝棚以北的小谢屯。新3军部队正多路南逃，被我军拦腰切断。前面的敌军慌忙掉过头来，对我军进行火力封锁。因地形开阔，不利于硬拼，三纵与敌军对打，形成相持状态。黄昏时我军又有一个团加入战斗，新3军抵挡不住，乘夜色昏暗，夺路东逃。我军追击捉住俘虏，才问明白是新3军。

三纵的这场遭遇战虽属偶然，但是他们勇猛地又冲又打，打烂了廖耀湘的兵团部和新3军、新6军的军部，等于打碎了廖兵团的脑袋，使十万国民党大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三纵事先没有想到会打出这样的战果，但确实为我军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11]

林彪获悉我军在胡家窝棚与国民党军主力激战的消息，立即发电报给二纵和六纵17师：“黑山以东之敌正向东南退却，二纵及17师立即出发向胡家窝堡（黑山东北）东南地区猛追敌人。”一旦抓住了廖耀湘的所在，他就插翅难逃了。

这天中午，廖耀湘逃到新1军新30师师部，这里尚未受到攻击。廖耀湘惊魂甫定，立刻呼叫各军军长向他靠拢。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6军军长李涛、71军军长向凤武和兵团参谋长杨焜先后来到。被打散的兵团指挥部官员也陆续来会合。这些残兵败将聚在一起，商量他们的出路。廖耀湘听说各军都受到沉重打击，目前正处于危急关头，只有台安方面的49军目前可能稍好一些，还没有崩溃。廖用电台向卫立煌报告，请求紧急指示。下午，新6军新22师师长派车和警卫部队来接廖耀湘。22师是廖在缅甸带出来的亲信部队，廖感觉与22师在一起会更安全，便乘车转移，命令潘裕昆指挥新30师就地抵抗。

此时的廖耀湘，已经完全失去了他往日的骄横和自信，惊慌失措，全无主张。他用无线电话呼叫各军长时，竟用明语直接喊。参谋长杨焜大惊，这不是等于向解放军暴露自己的目标吗？他再三劝说廖不要性急，要用密语，廖也不听。[12]这天黄昏廖耀湘转移到新22师师部唐家窝棚，与49军军长郑庭笈通话。郑汇报说：他的军部位于大虎山至沈阳铁路线上的陈家窝棚，目前还没有行动。这里地图上标的是一片沼泽，实际上都已变成农田，四通八达，地形开阔。从陈家窝棚有一条公路直通老大房，过了辽河就可以到达沈阳。目前这是他们的惟一通道，沿途还没有发现解放军。他还告诉廖耀湘：卫立煌命令49军退回沈阳，他派军部特务营到辽河边筹集船只和渡河工具。要走就快走，晚了就来不及了。

听郑庭笈这样一说，廖耀湘又犹豫不决起来。南下营口的决心动摇了，回沈阳又觉得没有前途。其实郑庭笈也不明白，他的退路早已被八纵堵住了。八纵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纵队首长一再命令部队不许休息，全力赶路，终于按总部规定的时间赶到预定地点，接替了独立2师的阵地。49军的前卫团已经被歼灭，郑庭笈居然全不知道。就在这时，卫立煌给廖发来电报，说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辽西的部队应该迅速退回沈阳。廖耀湘拿着电报发愣，一脸痛苦羞愧的表情，想起当初，感到没脸回去见卫立煌。参谋长杨焜焦急地催促道：“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老总要你回沈阳，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廖耀湘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算计还能打出去多少部队。照目前情况，只有新22、新30、14师和49军的一个半师能拉出去，其余的部队就很少有希望了。廖耀湘越想越痛苦，命令接通新1军潘裕昆的电话。他命令潘率领新1军、71军和169师及兵团重炮部队，于27日拂晓沿大虎山至新民铁路向沈阳撤退。在老大房地段渡过辽河。重炮和车辆如果带不走，可以毁弃。潘裕昆接受命令时也很痛苦，声音颤抖地说：“我将尽我的能力去做。”[13]

10月27日是廖耀湘兵团全军崩溃的日子。26日下午林彪命令各纵队：“六纵已在二道境子以南地区击溃敌人，现敌已成混乱。我各部队速向二道境子、半拉门方向猛追，乘机歼敌。”夜晚21时，林彪又命令各部队：

一、今夜及明日、后日各部队均应勇敢主动寻敌攻歼。

二、应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最好以三个师围敌一个师，以二、三个团歼敌一个团。

三、应各抓住一股敌人，先包围后，经过几小时准备再发起攻击；对溃退的敌人立即发起冲锋。[14]

最后的总攻开始了。一纵、十纵从黑山向胡家窝棚，二纵、五纵向无梁殿、半拉门，三纵、六纵向厉家窝棚，七、八、九纵向姜家屯，把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包围在方圆几十里的狭小范围内，进行分割围歼。各纵队都下了命令：今夜不许吃饭、睡觉和休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追。27日凌晨，各纵队都与敌军遭遇，展开了围歼。

五纵13师39团在27日凌晨插到二道境子一带的茶棚庵，天还是漆黑的。张团长骑着马去联络3营，没想到3营与一股斜插过来的国民党军搅混在一起，谁也看不清谁。我军向南走，敌人向北插。张团长骑马追过去喊道：“谁让你们往那边走，回来！”对方骂道：“咋呼什么！暴露了目标，老子毙了你！”张团长见这帮人不听招呼，上去就骂。只见一个戴大沿帽的军官上来问他是哪部分的，张团长才大吃一惊，怎么和敌人撞在一起了！他急中生智地说：“我们是50师的，前边有共军，想去送死吗？”敌军官说：“我们是新6军警卫营的，军部在胡家窝棚被共军打散，我们保护参谋长突出来，转了一天找不到部队。”

张团长一听，高兴得差点跳下马来。抓住“大鱼”了！他稳住敌人，说是回去找人接应，拨转马头回到前面部队，叫他们在公路两侧埋伏好。等这股敌人跟在3营后面进了包围圈，张团长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一跃而起，高喊“缴枪不杀”。敌人完全没有准备，包括新6军参谋长黄有旭在内乖乖当了俘虏。[15]

天亮之后，我军各纵队发起攻击，枪声、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根本无法组织战斗。廖耀湘等随新6军军部和22师行动，在一片开阔地被我军隔断包围。东边枪响，人群往西逃；西边枪响，人群又往回跑。廖耀湘、杨焜、李涛等坐在吉普车上，颠颠簸簸坐不住，又下来跟着汽车跑。只见大炮、卡车、辎重被扔得到处都是，官兵们四下溃散。杨焜等分头向人群大喊：“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此时谁还理睬他们，官和钱都没有用，顾命要紧。廖耀湘等眼睁睁地看着22师逃散，只剩他们几个人懵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也只好分散开，各自逃命去了。

六纵向新1军和新6军发起围歼，部队向洪水决堤，向厉家窝棚、张家窝棚西南横冲直杀，敌军完全丧失指挥和控制能力，纷纷缴枪投降。16师48团两个排战士端着枪排出一座“解放门”，向面前的敌人宣布：凡是放下武器从这个门里过去，就算解放，不以俘虏对待。不长时间，就有2 000多敌人从这个门走过，身份竟包括5个军9个师的番号。

此时的战斗，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各纵队的建制也跑乱了。27日一天林彪基本上没再下达命令，把权力下放各部队，只管消灭敌人就行。我军人人上阵，捉俘虏、缴武器，忙得不可开交。这天有三四百敌军骑兵盲目窜到六纵司令部驻地的村子，六纵全体机关人员，包括男女宣传队员、医生护士，人人投入战斗。敌军反而惊慌失措，人马全部被俘。这一天六纵总共俘虏敌军约2万人之多。

新1军30师、新6军169师还算顽抗了一阵，他们盘踞在几个村子里，与我军激烈交火。三纵、五纵、十纵的几个师将其包围，打了一阵，几千敌人向半拉门以西突围。五纵14师彭飞龙师长调两个团堵截，迫击炮弹在敌人群中爆炸，机枪火力向冲在前边的敌军骑兵扫射，敌人开始溃散逃跑。彭师长命令所有的人都上去追。师部直属队的机关干部、“八大员”共70多人，有枪的冲在前，没枪的随便抄个棍子跟在后，前去捉俘虏。不一会，他们就扔掉了手中的棍子，换上崭新的卡宾枪，押着几百俘虏得胜而归。

五纵司令部侦察科长侯显堂出去执行任务，回来经过郭家窝棚，发现一群敌人正抛枪丢炮准备逃命。侯科长只身上前喊道：“蒋军弟兄们，你们被包围了！往哪儿也逃不出去了。跟我走吧，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敌军营长说：“长官，你们的俘虏政策我知道，一切听你指挥。”就这样，侯科长解决了新6军169师一个炮营，和几个侦察员押回来400多俘虏。

27日17时，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发出告捷电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已全部被包围和击溃。已俘敌数万，俘虏中已查出副军长一名、师长一名，目前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毛泽东于23时回电，表示“极为欣慰”。并要他们指挥部队向沈阳、营口进军。

10月28日早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基本结束。各纵队陆续退出战斗，稍事休息，清理战场。算起来，他们连续战斗了40多小时，如果加上行军时间就更长了。战斗中猛烈追杀和胜利的高度兴奋，使指战员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战斗结束后，五纵14师41团王团长在刘屯向老百姓买了一只鸡，收拾好用面粉裹住油炸，做了个香喷喷的“虎头鸡”，请吴瑞林副司令员和师政委丁国钰来尝个鲜，大家喝杯庆功酒。几个人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王团长刚吃了几口，手里的筷子不觉滑落到地下，趴在桌子上打起了呼噜。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林罗刘这天又发出连续作战的指示：鉴于沈阳敌人已经准备逃跑，命令一、二纵向新民前进，十二纵直接向沈阳进军。七、八纵由辽河卡力马渡口南下，向营口急进，断敌退路。九纵向鞍山、海城前进；三、五、六、十纵在现地集结休整，打扫战场，收容、清理俘虏。由于廖兵团已经消灭，四、十一纵完成塔山阻击任务，后撤休整。[16]

大虎山以东的辽西平原，硝烟散去，又恢复了平静。我军战士在村里村外收集战利品，拉大炮、推汽车，一箱箱弹药堆积如山，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军俘虏，排着长长的队伍，被押送到后方。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地方政府组织下，帮助部队运送伤员，搬运物资，掩埋阵亡者的尸体。

一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我军俘获。最先被俘的是新1军副军长兼30师师长文小山。27日他的部队被打散后，他与副师长、师参谋长三人躲在黑山东边的一个洼地里，被五纵15师机关炊事班的同志们发现。炊事班长见这三人都穿着国民党士兵服装，但年龄大，细皮白肉不像兵。班长把扁担一横，问其中一个年岁大的是干什么的。文小山战兢兢地说是做饭的。班长让他伸出手来，见他手上没一个裂口，身上也没有烟油味道，怒喝道：“你老实说，到底是干什么的？不然我揍你！”文小山慌忙摇手道：“别打，别打，带我去见你们最高首长再说。”

在五纵司令部，文小山见到万毅司令员，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要求给予保护。万毅说：“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不过想问你一句，此时此刻有何感想？”文小山沮丧地说：“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好比楚汉战争时被打败的项羽，前有乌江，后有追兵，到了山穷水尽的末路，全军覆灭的命运是不可挽回的了。”

49军军长郑庭笈带着195师一个团，27日在厉家窝棚从上午打到夜里，也没有突出去。28日凌晨他带着师长和少数随从想过辽河逃往沈阳，走了20多里被我七纵俘获。71军军长向凤武混在俘虏群中，也在台安被我军查出。

再说廖耀湘、李涛在新22师被击溃后，带了部分卫兵仓皇逃命。周围村庄都已被解放军占领，廖为了缩小目标，遣散了卫兵，与李涛、22师副师长周璞等躲在一个洼地里，等到天黑再行动。他们向南徒涉绕阳河，周璞不慎掉进一个深坑，大呼救命，招来了解放军的巡逻队，李涛又跑散了。天亮后廖耀湘、周璞走进一个看来很平静的村庄，没想到村里也住满了解放军，幸亏天还不太亮，他们躲过哨兵，又钻进田野里的一个高粱杆堆里藏身。白天他们看着解放军大部队向各个方向行军，等解放军过尽了，他们才出来找当地农民用钱换便衣和吃的东西。廖原打算逃回沈阳，走到辽河边上，听说沈阳已经解放，遂决定掉头往回走，进关去找出路。他们混在逃难的老百姓中，走走停停，11月6日到了黑山西南的中安堡。

辽西围歼战结束后，东总政治部就给各部队发出电令缉拿廖耀湘。并指出廖是湖南口音、矮胖、眼睛近视。这天，驻在中安堡的我军三纵后勤部的战士发现街上来了两个身穿破衣、肩披麻袋的南方商人，其中那个头发花白的矮胖子，特征与通缉令上说得一样。后勤部将两人扣留，李股长负责审问。矮胖子自称姓胡，在沈阳作生意，战乱中被人抢了，只好逃难回老家。这些鬼话当然骗不了人，李股长命令把他送警卫连看管，却把周璞当普通士兵给放了。

到了连里，连部卫生员是个解放战士。他指着廖问：“你不是廖耀湘吗？在西安阅兵时你还给我们讲过话呢！”廖慌忙否认，脸涨得通红，前言不搭后语。警卫连林指导员看在眼里，心想八九不离十了。行军时廖将帽沿拉得盖住脸，只露两只眼，生怕新补充来的原国民党军士兵认出他来。一天夜里，他想翻墙逃走，押送他的战士一梭子子弹打出去，大喝一声，吓得他搭到墙上的腿又缩了回来。林指导员劝告他：“你最好自己承认，不然新解放的战士也能认出你来。”他还是否认，并乞求给他开通行证，放了他。达不到要求就装病不肯走路，后勤部让他坐卡车，司机是新解放战士，一看就说：“没错，他就是廖耀湘！”11月11日后勤部段政委亲自审问他，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廖耀湘终于低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17]

新6军军长李涛是最后被俘获的。他与廖耀湘失散后，装成乞丐东躲西藏近半个月，11月14日，他穿着一件女式长大衫、破棉裤经过北镇南关，见到我军岗哨就躲躲闪闪。我卫兵见其行迹可疑，上前盘问，一听他是南方口音，立即将他扣留，送到七纵20师政治部去。李涛又累又饿，看到桌上又高粱米饭，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审讯时他自称原铁岭县政府文书，但是要他写出原铁岭县政府科长以上人名单时，他犹豫半天写不出来，于是露出了马脚。

我军干部问他：“你看这次东北解放军打得好不好？”他马上回答：“贵军战术颇佳，装备优良。”满口的军事术语，更暴露出他的身份。当我军干部向他要证件时，他脱口而出：“丢在胡家窝棚了。”谁都知道这是廖兵团的司令部，于是，干部向他交代政策，告诉他廖耀湘就是刚刚在这附近被俘的，现在很平安，要他坦白承认。这位“文书”双手颤抖，含着眼泪请求给他换身军官服装。终于，他承认自己就是李涛。[18]

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除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带少数残部冲出重围，在新民乘火车逃回沈阳外，就这样全军覆灭了。短短的三天辽西大围歼战，表现出东北野战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和连续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顽强精神。是我军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宣告了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和东北全境解放的到来。偌大一个国民党战略机动集团，因为蒋介石的错误决策和最高统帅部的迟疑不决，长时间徘徊于无用武之地，失去了战机和撤退的时间，再加上廖耀湘临阵慌乱，导致陷入我军合围，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陷入混乱而被我军分割歼灭，这是我军战史中一次成功的大兵团运动战的范例。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2]　《第八纵队司令部作战日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3]　《43军秋季攻势作战概述》。

[4]　左叶：《辽沈战役中的辽南独立第2师》，载《辽沈决战》续集，第288页。

[5]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8页。

[6]　杨焜：《辽西战役补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

[7]　《43军秋季攻势作战概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9]　《43军秋季攻势作战概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0]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81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2]　杨焜：《辽西战役补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

[13]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86页。

[14]　《第八纵队司令部作战日记》。

[15]　万毅：《浴血彰武，激战黑山》，载《辽沈决战》续集，第387页。

[16]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9页。

[17]　《东北日报》1948年11月24日。

[18]　《东北日报》1948年12月7日。

第48章　胜利

刘玉章的52军逃往营口——毛泽东批评林彪——九纵急行军南下——52军部分漏网——卫立煌逃离沈阳——沈阳守军联系起义投诚——沈阳解放——接管也是战斗——胜利的喜悦——大军南下入关

林彪在指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大会战时，没顾得上派部队去占领营口。

毛泽东对营口是非常重视的。我军攻克锦州之后，营口就成了东北国民党军逃往关内的唯一出海口。在10月18日他与林罗刘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时，在电报中告诉林彪：“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提议“在日内长春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及新7军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11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以后的几天中，毛泽东连发几封电报，催促林彪调十纵、十二纵去占领营口。[1]

林彪也不是不想要营口，10月21日，郑洞国刚刚放下武器，林彪即发布命令要十二纵和一兵团所属的几个独立师迅速南下。考虑到他们距离太远，一时难以赶到，便命令参谋处长苏静带着重炮连去辽南独立2师，2师隐蔽在盘山，距营口最近。苏静乘车从锦州匆匆上路，24日到达盘山。

苏静刚走，情况变了。林彪决心以十纵死守黑山、大虎山，阻止廖兵团南下营口，命各纵队迅速前进，准备在辽西平原进行决定性的会战。22日林彪命令：“因敌（指廖耀湘——作者注）不向营口撤退，辽南独立2师去营口无仗可打，应即返回，进至新民与一半拉门之间，侧击敌人。”十二纵则继续南下，去监视铁岭和沈阳的敌人。[2]

就在我军布下围歼廖兵团的天罗地网时，却让国民党52军钻了空子。当廖兵团奉蒋介石的命令西进时，52军也开到新民维护廖兵团的后方。当时军中上上下下情绪低沉，认为凶多吉少，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后来听说杜聿明向蒋建议占据营口，必要时在辽南抵抗，蒋没有表示反对；52军军长刘玉章立刻跑到沈阳活动，主动要求去打通营口。卫立煌本来也想留条后路，批准了这个方案。52军仿佛捞到了救命稻草，动作出奇迅速。10月23日拂晓52军从辽阳、鞍山出动，24日黄昏就到达营口。因南满我军主力已全部调出，他们仅在海城遇到地方武装的轻微抵抗，就占领了营口。

当林彪获悉国民党军占领营口的消息，黑山阻击战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各主力纵队正向黑山全速前进，辽南独立2师也正在堵截廖耀湘兵团的南逃路线，眼下真是无兵可派。25日9时，林罗刘向中央军委报告：“一、敌52军部队23号占海城、牛庄，昨（24日）已占营口，我在辽南只有地方武装，辽南独2师已不能先占营口。二、我一个独立师昨日已插到铁岭以南与敌对战，我十二纵本晨可包围铁岭，意图拖住敌人。三、昨日新6军、71军及207师一个旅各一部向我黑山、打虎山进攻，四次冲锋，均被击退。四、我六纵本日可插到黑山、大虎山以东地区，断敌退路，其他各纵均陆续前进，首先抓住敌人。”

毛泽东看到电报，大为不满，当天18时回电批评：“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后，又根据52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52军部队于24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长春各独立师现在何处？我们认为这些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海城，并以主力位于大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3]

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也感到问题严重，当天电令十二纵南下。十二纵此时尚在长春以南的公主岭，纵队司令钟伟当即拉起部队出发。然而不凑巧的是：长春经四平、梅河口到清原的铁路被破坏，不通火车。十二纵只好沿着中长铁路步行南下。当他们到达铁岭的时候，已经是10月30日了。[4]

10月27日，廖耀湘兵团陷入我军合围，呈现土崩瓦解之势。卫立煌在沈阳急得坐卧不安，令52军立即北上，驰援沈阳。刘玉章接到命令，只得派25师的一个团先出发，再召集军师级长官商量对策。军参谋长廖传枢认为：廖兵团目前情况不明，再把52军调回去，分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嘛！到不了鞍山就会被共军吃掉。他问副参谋长：“牛庄、盘山已经发现敌情，总部知道吗？”副参谋长说：“得到情报时，部队已经出发了。”刘玉章本来就考虑如何留在营口不走，听到这话马上说：“你们起草一个电报发出去，并随时与总部保持联系。”廖传枢立即拟定电报稿，谎称共军大部队已从盘山南下（当时根本没有此事——作者注），52军返回必遭侧击。援沈无望，进退失据，不堪设想。请卫立煌立即回电指示。几小时后沈阳回电了，刘玉章等急不可耐，大家围着译电员，译一字看一字。只见纸上写着“来电悉，该军固守营口，已电总统派舰来接。”刘玉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25师师长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跳上吉普车去追已经出发的部队。后队变前队，又返回营口。刘玉章收缩部队，修筑工事，眼巴巴等着蒋介石派军舰来救他们。[5]

27日深夜，毛泽东收到林罗刘发来的全歼廖兵团五个军的捷报，表示“极为欣慰”之后连发两道命令。23时半的电报命令“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一小时后，又命令林彪等抽出几个纵队兼程东进，追歼沈阳之敌。

未等毛泽东电报到达，林罗刘就已经考虑南下夺取营口的问题了。27日这天，他们电令辽宁军区司令员陈奇涵、政委张秀山等：“盼你们立即重新架设一座浮桥，以便我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继续歼灭沈阳南下之敌。此事万分紧要，务须办到。”然而在宽阔的辽河上架浮桥，谈何容易？没等军区准备好，七纵、八纵、九纵和辽南独立2师就已经开始渡河南下了。

九纵经过六天六夜急行军，27日刚刚赶到大虎山以东。先头部队26师赶上围歼廖兵团的尾巴，投入了战斗。另外两个师还没喘口气，詹才芳司令员和李中权政委又接到总部急电，说敌军有从营口逃往海上的趋势，令九纵立即赶往营口。大仗没赶上，肥肉没捞着吃，又得赶路。但是九纵没说二话，研究情况之后，詹、李命令25师先行，从台安东渡辽河；27师为左路，先占海城，切断沈阳敌军退路；26师待战斗结束后南下，当预备队。

八纵28日上午结束了围歼廖兵团的战斗，退出战场，南下到满都户宿营。准备南下。在辽河边上，他们发现河水既宽又冷，不能徒涉；架桥器材和船只都很难找到。于是29日6时八纵停止行动，向总部请示。9时总部来电：“七、九纵均在渡河，总部始终未让八纵停止待命。你们应即渡河向海城、鞍山急进，截击敌人，不得延误。”[6]

老等总部指示，也得挨批评。八纵不敢怠慢，马上开始渡河。但由于缺少船只，渡河相当困难。林罗刘29日17时向军委报告：“我向营口前进部队昨日已抵辽河沿岸，但只有渡船两只，三天才能渡一个师（不带重武器）。”10月31日早晨，八纵才全部渡完，向鞍山急行军。

渡过辽河之后，各纵队日夜兼程，向营口急行军前进。连续多天的行军作战，战士们已经疲劳到极点。但为了不让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他们忍受着饥饿、困乏，咬牙坚持前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困得睁不开眼，为了防止掉队，每个班发一条绳子，班长牵着绳头，班副拿着绳尾，战士们拉着绳子，可以边走边打瞌睡，不至于因困极而倒在地上。首长看着实在不忍心，但谁也不敢下命令休息。为了让战士能吃上一口饭，纵队派出仅有的几辆卡车拉着炊事班往前面开，准备好饭。部队一到，一人接一碗，边吃边走。多数战士脚上打满了血泡，衣服上又是泥土又是汗水。10月30日下午，九纵25师到达营口北郊的石桥子，开始投入扫清外围的战斗。

这天夜晚，从葫芦岛开来的国民党海军两艘炮舰到了营口海面。刘玉章等得望眼欲穿，恨不能马上登船逃命。但是海军指挥官马纪壮告诉他：来自天津的商船队要在葫芦岛卸完货才能开来，让52军坚持等待。31日夜里，船队也到了营口海边，因赶上退潮，进不了营口港。眼睁睁看着船上不去，国民党官兵焦急万分。为了逃命，刘玉章命令手下死守阵地，绝不能让解放军攻进营口、占领码头。

31日这天，詹才芳、李中权率九纵主力到达营口市郊，布置进攻营口。不料52军以攻为守，想乘我军远来疲乏，立足未稳，打九纵一个措手不及。52军的25师和军属辎重团一天向九纵25、27师发起几次进攻，敌军一度冲进我25师师部所在的村子，进行激烈巷战。九纵渡河的时候把重武器都留在后边，此刻不能组织强大的火力进攻敌人。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硬拼是无济于事的。詹才芳命令部队向后稍撤，做好准备再进攻。

11月1日上午，海水涨潮，接应52军的船只开进营口港。早等得不耐烦的国民党官兵争先恐后往船上拥。由于船只太少，不敷使用，刘玉章下令抛弃所有的卡车、马匹等辎重，打乱建制，把人员全部塞上船。每条船都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没有半点空间。就是这样才塞进一半人，刘玉章优先安排特种部队，多数步兵都上不了船。刘玉章许愿只要船只有空，让他们从阵地坐上卡车直接开到码头登船。

就在52军忙乱上船时，九纵和辽南独立2师开始向营口市区进攻。经过1日全天激战，九纵三个师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阵地，进入营口市区。不料晚上敌军以团为单位，向我军发起反冲锋，这是刘玉章丢卒保车，掩护主力撤退的举动，目的是迟滞九纵。因为刘玉章等上船之后，又赶上退潮。船要在码头上停泊一夜，到2日早晨才能出海。这些人挤在船上，岂不是活靶子么？52军的军官们心情紧张，辗转反侧地熬过这漫长的一夜。

2日早晨，趁着涨潮和浓雾，船只慢慢地驶离营口港，向海上的国民党海军战舰靠拢。与此同时，九纵与独立2师向市区发起总攻。留下的敌军全无斗志，被我军分割包围，仅3个小时，营口市区就被我军占领。26师把大炮拖到码头上，向逃离的船只猛轰。一艘满载三千多敌人的轮船被击中起火，引起剧烈爆炸。船上的人纷纷跳海逃生，不少人被烧死或淹死。当天七、八纵先头部队赶来营口参战，然而九纵已经结束了战斗。

在解放营口战斗中，我军共歼灭52军的2师、25师大部及军属辎重团共14 800多人，缴获各种火炮88门、轻重机枪301挺、长短枪2 574支、汽车66辆和大批弹药物资。刘玉章率52军1万余官兵逃走，成为东北国民党军在辽沈战役中侥幸逃脱的部分。[7]

话分两头，当七、八、九纵南下解放营口和辽东半岛时，林彪遵照毛泽东的电令，指示一、二、十二纵向沈阳急进，解放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

10月27日，卫立煌就再没得到廖耀湘的报告，急得派出飞机到辽西上空侦察，只见地面上一片混战，卫立煌知道廖兵团算是彻底完了。28日上午，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率少数残兵，疲惫不堪地逃回沈阳。他们报告说：26日廖命令他们向沈阳撤退，49军在最后掩护。他们不了解情况，也没有派出部队侦察，结果遭到解放军拦阻截击，把队伍打得稀烂，谁也不能掌握了。他们只好沿途收拾残部，跑到新民车站乘火车逃回来。卫立煌愤慨地对部下骂道：“我早就向委员长说过，一出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们看，我不是说中了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然而一切牢骚痛苦都已无济于事，他们都清楚大势已去，问题是如何逃生。

杜聿明在葫芦岛也是忧心如焚，廖兵团兵败如山倒，是他也没有预料到的。30日蒋介石命令他去沈阳布置防务，当他飞到沈阳上空时，空军通知地面机场已经失控，千万不要降落。杜无可奈何地转而飞向北平，在机场上正遇到蒋介石。杜向蒋汇报了东北的情况，蒋窘态毕露，沉默不语，只是要杜回葫芦岛等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请示蒋：“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答：“叫他到葫芦岛指挥。”说完就登机飞回南京去了。

此时的沈阳已是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卫立煌把沈阳防务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于30日下午与赵家骧等乘汽车赶往东塔机场。机场上挤满了想要逃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等了约一小时，降落了两架运输机。卫立煌在身强力壮的卫兵保护下第一个登机。参谋长赵家骧、国民党东北政务委员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长董彦平、辽宁省长王铁汉、沈阳市长董文琦和潘裕昆、龙天武两位军长也争先恐后地爬上飞机。这时秩序大乱，人们你争我挤，卫立煌的副官把守舱门，把从舷梯往上爬的人一脚一个都踹下去。嫩江省长彭济群从梯子上摔下来伤了腰，有的爬上飞机翅膀赖着不动。赵家骧见无法起飞，急中生智，在舱门口向下喊道：你们不要着慌，马上有四架飞机来到。他假装宣布名单，哪些人乘第一架，哪些人乘第二架。然后又说：等一会飞机来了，都按排定的次序登机，我保证大家都走得了，不要乱抢！这一着果然把飞机下面的人都蒙住了。飞机翅膀上的人也下来了。于是飞机立即起飞，时间约在下午4时。黄昏时飞机在葫芦岛降落，杜聿明、侯镜如前去迎接。卫立煌一下飞机，长叹一声：“差一点见不了面！”[8]

卫立煌等逃跑之后，30日晚上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沈阳防御问题。当时沈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还有53军两个师、207师两个旅、新1军一个师、四个守备纵队（相当于师）和从外地逃进沈阳的杂牌武装，约8万人。除了207师有些战斗力，其余部队都军心涣散，内部极为空虚混乱。

周福成原来是东北军张学良的旧部，经历过西安事变。抗战期间蒋把53军编入远征军，参加了在缅甸的作战。抗战胜利后从越南回国，即调回东北。周福成不是蒋的嫡系，53军也处处受到排挤。因而我党认为53军可以争取，曾多方做工作、进行秘密联络，想启发周福成的觉悟，退出内战，弃暗投明。没想到周福成居然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到了这种局面，还想负隅顽抗。在兵团部会议上，周福成宣布要固守待援，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王理寰等纷纷反对，说这个仗是打不了啦。周破口大骂，扬言要法办他们。众人敢怒不敢言，散会后就开始各找门路，与解放军接洽起义。

这时，我军主力一、二、十二纵正向沈阳进军。十二纵急行军三天三夜，10月28日从公主岭赶到开原。这时钟伟司令员接到林彪电令：“十二纵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钟伟重新部署36师打铁岭，他亲自率34、35师向巨流河前进。铁岭守敌116师的一个团已成了惊弓之鸟，我军一个冲锋，他们就四散逃命，没费多少力气就占领了铁岭。战斗结束后，36师又匆匆上路，赶上了纵队主力向沈阳进军。

31日十二纵到了沈阳以南的苏家屯。这是沈阳南郊的一个大站，占领它就切断了沈阳敌军的南逃之路。钟伟发布命令：今晚集中火力进攻苏家屯，然后向北夺取浑河铁路桥和浑河机场。这里的守敌是207师一部，他们据守碉堡，企图依托宽阔的浑河阻挡我军的前进。

就在十二纵进行攻击准备时，二纵5师从西边赶来了。钟伟原来就是5师师长，见到老战友，非常高兴。大家经过协商，制定了战斗计划。11月1日凌晨，二纵、十二纵集中十几个炮连的全部炮火，向浑河北岸的敌军阵地猛轰了一小时。乘着敌人狼狈不堪，我军冲过浑河铁路桥，扫除敌军据点。当天，二纵5师和十二纵从西南方向进入沈阳的铁西区。

一纵和二纵主力消灭了新民、巨流河的敌人后，势如破竹地向前进军，11月1日，他们从沈阳西北进入铁西区。吴信泉副司令员率一个团冲在前面，与敌人接触。发现敌人三三两两的闲逛，没有要打的样子。我军一冲上去，他们就缴枪投降。十二纵的一个师长见到吴信泉打听情况，吴说：“敌人没有抵抗，你们赶快进去缴敌人的枪吧！”在后边纵队指挥所，刘震接到一纵李天佑司令员电话：“我们的部队已经到齐，东总命令由你统一指挥。”刘震笑着告诉他：“现在已经不需要统一部署了，你们赶快进城肃清残敌抓俘虏吧！”[9]

刘震、钟伟可能感到奇怪，沈阳的敌人怎么这么稀松，一点作战的样子也没有。除了207师稍作抵抗，其余就是开着大门等解放军来接收的。其实几天以前，53军军官就与我方秘密联络，要求起义。

130师师长王理寰与我方早有联系。1948年初，我军放回几位53军的被俘军官，吕正操托他们捎信给王理寰，劝他反蒋起义。后来又有我方地下工作者去沈阳，与王理寰建立秘密联系。王受我方感召，早就不愿再打内战。但因起义条件不成熟，一直未能行动。廖兵团在辽西被歼灭的消息传来，沈阳守军人心大乱。王见时机到来，召集一批军官开会，商量组织起义。10月29日他派参谋出城与解放军联系，找到辽北军区独立2师，管松涛师长复信表示欢迎。31日，130师在城里贴出起义标语，王要求部下集合，在市内担任警戒，维持好市区秩序，保护工厂物资，等待解放军来接收。[10]

新1军暂53师也在寻求机会。师长许赓扬是东北军出身，这个师由东北地方部队编成，划归新1军，但不是嫡系。许本人与53军关系密切，与我方地下党有过接触。在战局迅速发展，解放军逼近沈阳的情况下，他决定主动采取行动，弃暗投明。从10月29日起，他连续派人出城找解放军联系，也找到了独立2师。30、31日暂53师代表与辽北军区负责人谈判，报告了沈阳市内的情况，辽北军区派出干部随53师代表进城，进行接收。

10月30、31日两天，沈阳国民党军的不少部队都与我军联系起义。31日辽北军区政委陶铸向东北局报告：“新1军之暂53师与周福成部正接洽投诚，他们要求起义，我们要求放下武器，正请示林罗决定。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起义部队太多了，将来怕很麻烦是其坏处。城内工作同志已接上头，据说卫立煌走后，城内已呈现混乱。新立屯失败之残兵游勇散入沈市乱搞。已告其宣布我党我军进城后之各项政策，并号召工人组织护厂、学生护校、职员保护机关、市民维持街道、警察也可利用留下。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11]

林彪、罗荣桓接到电报后，都不赞成接受沈阳守军起义。在国民党军土崩瓦解、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沈阳守军的这种作法只能算作反正投诚。他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也是这样看。但局势发展太快，再指示辽北军区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林、罗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12]

在辽北军区答应沈阳国民党军各部的起义要求后，沈阳国民党军政官员商议组织“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以王化一、王理寰、许赓扬、秦祥征等为委员。10月31日，他们到周福成的司令部劝说周起义。不料周态度极为顽固，公然叫嚣要焦土抗战，与共产党拼个死活。骂王化一“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王化一告诉周福成：“今天沈阳市内全体百姓和军队、警察，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解放军入城。你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周狂怒地说：“谁敢？”王理寰站起来严肃地说：“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这一师不愿无辜替蒋介石去死，决定放下武器。”副军长赵国屏和其他两位师长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周福成脸色大变，像泄气的皮球，颓然坐下，仍拒绝投降。大家决定把他送到“世合公”银行大楼，使其脱离司令部，不能再起反作用。周被送到那里后，卧床蒙头大哭。

11月1日，我一、二纵由铁西区进城，各独立师从东部进占联合兵工总厂，进入东边门。新1军暂53师奉命向我军移交阵地，开出城外。53军各部队和其他地方部队集结在指定地点和大楼内，等待我军接收。重炮11团官兵守护着18门美式155毫米重炮，交给我军说：“这是国家的财产，现在要交给国家了。”汽车11团将全部车辆摆好队形，司机端坐车上等待我军命令行动。第二守备总队少将总队长秦祥征在街上等候我军到来，对我军干部说：“你们今天来缴也行，明天来缴也行，反正我们等着就是。”在沈阳市内的廖兵团散兵也纷纷向我军投诚，一个打着白旗的军官开着吉普车找到我军，拉上几个战士，一路走一路喊：“解放军来了，出来缴枪吧！”到了中午，大街上听不到枪声，看不到混乱，老百姓都涌到大街上，热烈欢迎解放军。

二纵6师16团1连连长黄达宣和苏指导员带领队伍从大西门进了城，一路警惕地搜索前进，当他们来到“世合公”银行门前，发现这里聚集了不少国民党兵，坐着、躺着，毫无抵抗的意思，手枪扔了一桌子。黄连长问当官的在哪里，他们往楼上指。黄达宣踏着木楼梯“噔噔噔”跑上去，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中等个头的汉子，自称“我是周福成，我们正在和你们商量投诚事宜”。黄达宣不知道周福成是何许人，只觉得他挺可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我军进城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官员、第八兵团和53军军官纷纷找到领导机关，要求保护。东总特地派三纵政委罗舜初进城处理此事。我军在城里征用了四家旅馆，辟为“解放军官招待所”。周福成等将级军官集中在二所，其余的住校级军官。罗舜初召集国民党军官讲话，宣布我军政策。除周福诚等少数人迁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与廖耀湘等一起改造外，大多数军官都被释放回家。王理寰保护沈阳有功，很快就发给“解放证”和“优待证”，让他回家与家人团聚。其余的校级军官也在半月之内全部释放。有的家在北平，我军发给路费，还派人护送到锦西前线，让其自行进入国民党占领区回家。当时许多国民党军官非常感动，异口同声地说：“真没想到，敌对数载的我们，今天会受到这样宽大优越的待遇，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味道！”至于53军和新1军暂53师部队，根据东总的指示，按放下武器对待，处理方法与长春的新7军一样。各师调出沈阳后，在指定地区接受我军的改造整编。清洗了一批有问题的反动军官，部分士兵补充进东北野战军各部队中。40年后，中央重新认定他们的起义行动。

国民党沈阳守军中，只有207师拒不投降。11月1日，林罗谭专电下令捉拿207师师长戴朴。电报说：“207师师长戴朴极端反动，已令其部属焚烧物资，望各部注意清查逮捕，以便战后依法处办。”但戴朴本人见大势已去，即化装逃跑。207师各部没接到命令，还蹲在地堡里顽抗。11月2日，207师1旅2团在东大营被我独立师围歼。2旅一部分残兵被我军击溃后，从沈阳市南郊的苏家屯等地退集乔家窝棚，企图以假投降之计逃跑。我军识破其阴谋，将其全部歼灭。至此，解放沈阳的战斗全部结束。总计消灭国民党军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共134 500人。其中有周福成等将级军官106人。缴获各种炮1 685门、轻重机枪4 811挺、步枪71 383支、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以及大批弹药和物资。

沈阳、营口的解放，宣告了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东北三年的解放战争，以我党我军的最后胜利而告终。然而谁也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松一口气，恢复战争留下的创伤，整顿混乱局面，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工业交通和人民生活，是摆在东北局面前的头等重任。前方打胜仗，后方也在日夜忙碌。我军主力回师歼灭廖耀湘兵团时，东北局领导人就预感胜利将会很快来临，必须作好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充分准备。10月26日，东北局领导人陈云、林枫、王首道、叶季壮、李立三、吕正操等在高岗住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接管沈阳的具体方针和办法。会议决定由陈云任沈阳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为副主任兼沈阳卫戍司令员；陶铸为副主任兼沈阳市委书记、卫戍区政委；朱其文为沈阳市长。东北局决定抽调4 000名新老干部前去搞接管工作，哈尔滨除了少数干部留守，几乎是全面出动。28日开动员大会，29日就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南下，速度之快与前方部队行动不相上下。

30日列车到达开原，因沈阳尚未解放，专列在这里停留等候。陈云在列车上昼夜工作、开会，部署接管沈阳的分工、职责、政策乃至办公驻地、起草安民告示等许多复杂而又具体的事项。11月1日晚上，陶铸从前方来信，告诉陈云我军今夜进城，要军管会领导人与他们会合。陈云决定主要干部当夜出发，分乘十几辆汽车于2日凌晨到达沈阳郊外榆林堡。陶铸、伍修权也分别乘车赶到，他们会商了情况，2日下午率领干部进入沈阳市区。

进城之后，军管会马上发出第一号公告，宣布七项规定：保护人民和市内一切工商业财产；戒严三天，严防破坏分子活动；保护一切公共建筑、机关、设施不遭破坏；蒋军官兵须自动向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任何机关部队不得非法捕人，有坏人可以检举报告；除卫戍部队外，任何部队不得随便入城；在城里的部队必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许自由外出进入影院、剧场等公共场所。

接管沈阳也是一场紧张的战斗。进入沈阳的一、二纵和担任卫戍部队的独立1师、独立4师分头行动，看管各重要机关和仓库、工厂。散入市区的国民党军散兵游勇经各部队收容，三天内集中3万多人，对安定沈阳市面的秩序起了积极作用。从11月1日起，国民党飞机连续从葫芦岛起飞轰炸沈阳，重点是兵工厂、军火库和火车站。军管会发动部队和铁路工人奋力抢救，紧急疏散了48节车皮弹药。敌机扔下几百枚炸弹，没有造成多大损失。东总调来高射炮兵部队，担任沈阳防空。我军的高射炮一开火，敌机再也不敢来了。沈阳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沈阳解放前蒋介石打算将兵工厂内迁。厂长陈修和是陈毅的哥哥，他倾向进步，坚决抵制蒋介石的阴谋，保护了工厂，将其完整地移交给军管会。厂里储存着大量弹药和机械设备，对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有重要作用。陈云感谢陈修和作出的贡献，指挥哈尔滨来的几百干部和技工，与厂内工人奋战几昼夜，抢运出绝大部分弹药和枪炮成品。对国民党公务员、警察等大批旧人员采取稳定政策，让他们仍按正常规定上班，保护好机关档案，银行、邮局、电信、电灯、电车、自来水等重点部门正常运转。接管后三天，沈阳商店开门，水电畅通，市政通讯设施也都恢复正常。为了解决沈阳的粮食、取暖和财政，军管会从南满调来大批粮食，从阜新调来煤炭，从哈尔滨调拨足够的资金，一扫以前沈阳市面萧条、混乱的景象，给沈阳注入了新生的活力。老百姓都佩服共产党有办法。在我军管会的努力工作下，沈阳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到11月10日左右，接收工作就基本完成，人民新政权的各项工作走上正轨。[13]

11月4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总部乘火车到达沈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其中毙伤55 000人，俘虏32万人，投诚起义9万人。我军也付出了67 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其中阵亡14 010人，伤53 327人。我军在战役中消耗子弹697万发，手榴弹13万发，炮弹15万发。11月9日到12日，锦西、葫芦岛和承德的国民党军分别从海上和陆路向关内撤退，东北全境解放。

战争的硝烟散去了，在东北的土地上，人们迎来了没有战火和枪炮声的和平日子。战士们确实是太劳累了，该好好休息一下了。11月3日，林罗刘发布命令，让各部队休整一个月。“为恢复体力，各部在到达驻地后的前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不正式出操、上课，开会时亦求内容扼要，应多进行文化、娱乐工作。”但又指出“应一切为了新的行动和继续作战，切戒太平、享乐、保守的观念。须指出革命如不能全部胜利，局部胜利是决不能巩固的。只有迅速使蒋介石遭受全部失败，则中国人民才能得到彻底解放和幸福。”[14]

毛泽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兴奋不已。11月2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解放的同日，就电告林罗刘谭，要他们向全军公开提出准备进行平津战役和夺取平津的任务。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这不是幻想，因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东北野战军的百万人马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基地，我党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11月18日，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迅速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23日，东北野战军12个纵队、1个铁道纵队和特种兵共84万人，分三路秘密出发。30日，林彪、罗荣桓等离开沈阳，随同大军向关内挺进。这一去又是万里远征，一直把红旗插到了海南岛。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2]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9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4]　钟伟：《雷霆万钧克沈阳》。

[5]　廖传枢：《第52军营口撤逃记》，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06页。

[6]　八纵司令部：《作战日记》。

[7]　李中权：《营口追击战》，载《辽沈决战》上册，第509页。

[8]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38页。

[9]　刘震：《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二纵队》，载《辽沈决战》续集，第139页。

[10]　王理寰：《在沈阳酝酿起义及其结果》，载《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37页。

[11]　《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辽沈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13]　李锐：《接管沈阳记事》，载《辽沈决战》续集，第477页。

[14]　《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尾声　历史不会终结

卫立煌逃到葫芦岛，越想越窝火，简直不明白他们在东北怎么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杜聿明、赵家骧与他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卫立煌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蒋介石当然不会负责，他理所当然地拿卫立煌当了替罪羊。1948年11月10日，他发布命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从“东北王”沦为阶下囚，被宪兵、特务软禁家中，令旁观的国民党将领寒透了心。幸亏战局变化快，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恢复卫立煌的自由，并听取了卫的申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

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果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东北的结局就像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引起连锁反应。此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年之内就被赶下了海。多年以来，国民党将领也在不断反思失去大陆的原因和教训，一致认为东北的战败是军事上的关键原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的腐败和混乱则是经济上的原因。也有不服气的，如关麟征在谈起国统区发行金圆券导致经济崩溃时说：“这只是促成失败的一个原因，而非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银行准备金不足，但总算还有银行；还有不少准备金，钞票也是精印出来的。请问毛泽东的银行在哪里？准备金在哪里？他们的钞票是在布条子上盖一颗印，写上多少元就算是多少元。怎不见他们的金融受到影响！这是事实呀！这个事实是根据军事上的成败而存在的。人家天天打胜仗，所以布条子也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我们天天打败仗，什么券人民也不信任。”[1]

关麟征说的当然是实话，但他就怎么也没搞明白，共产党凭什么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为什么天天打败仗？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一生中的顶点，他就是国家和正统的化身。他第一次视察沈阳的时候，不也受到民众的欢呼吗？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刚进东北的时候不也是八面威风吗？杜聿明不也曾步步进逼，迫使林彪一直退过了松花江吗？但是国民党是怎样失去了民心，共产党又是怎样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从弱到强的呢？国民党将领们是说不清楚的。1983年在筹备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陈云谈到辽沈战役胜利的原因，总结为六个方面：

一、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这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二、是由于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为了支援东北，先后调进去了山东军区的主力，新四军的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抗大炮校等部队的一部分，以及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部队，共十多万人。另外，还派进去了一百个团架子的部队干部和二万左右的党政干部，其中包括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力量加上抗联原有的力量，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十分雄厚的基础。为了迅速歼灭东北的敌人，东北局曾向中央提出：希望关内能牵制更多的敌人兵力，不使他们再增援东北。那时，全国各个战场都打得很好，确实牵制了大部分敌人兵力，以至敌人大部队不仅没有再进来，有的还出去了。这也是全国对东北的巨大支援。可以说，如果没有全国各个根据地的支援，没有一野、二野、三野和华北野战军的支援，就不可能有四野，就不可能有东北战场的胜利。

三、是由于我们动用正规部队进行了剿匪。东北的土匪实际上就是伪满军警和地主武装，如果不把它们剿干净，农民就发动不起来，后方也不可能安稳。

四、是由于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了身，我们党才能在东北站住脚，扎下根，我们的部队才可能有那么充足的兵源、充足的粮草，来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较量。

五、是由于建立了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东北解放区原有的经济基础就比关内各解放区雄厚，……再加上我们在解放区迅速建立了政权，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发动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充分动员各方面的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这就使我军有了一个强大的后方，物资特别是粮食供应有保障，部队可以不断扩充，而且调动起来快，机动性强。

六、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2]

陈云同志的这番论述，是目前为止对东北解放战争最全面、最深刻的总结。他的总结中贯穿了一个主题：东北解放战争是我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因为共产党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发动了群众，给贫苦农民分了土地，才得到人民的支持。谁赢得了民众的大多数，谁就能赢得战争。这不是最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事实也是如此，我军的每一次作战，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辽沈战役中，除了我军后勤部门在运输、军粮、服装、弹药等方面的保障之外，各战区都组织起省委负责的支前委员会，从地方抽调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据战役后的统计：共动员民工160万人，出担架13 000多副，马车6 700多辆，火车皮近2万节，筹措粮食7 000多万斤，抢修铁路4 300多公里，架设桥梁280座。大军入关时，还有10万民工随军，他们为战争付出多少辛劳，是没有办法计算清楚的。

支援战争是一个方面，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更无法统计了。哪一次作战不要打烂一些乡村和城镇，蒙受的损失和重建工作最终还是要老百姓自己承担的。辽沈战役结束后，黑山和附近地区几乎被扫荡一尽。陈云、陶铸1948年11月7日致东北局的报告说：

黑山、彰武及阜新东部，在此次辽西会战中负担很大，仅担架即达1万多副，粮食被部队吃去为数很大。特别是敌人的掠夺，许多村子已无存粮。最严重的为牲口损失约80％，据彰武二区14个村调查，被敌人抢去牲口1 001头，大车几百辆，鸡为敌吃掉达15 000只，猪、羊1 500头。村干部被杀200余人。总之，战场地区群众很苦，现已无法生活，明年生产当更成问题。除政府应拨一笔救济款解决群众目前生计困难外，是否可以在后方各省农村，发动号召农民捐些粮食与牲口。对战场地区群众给以援力。这不仅使该地区的群众得到更大的帮助，更可以在农民中间激发一种阶级的友爱，而辽北本身更应以大力来组织这一援救运动。[3]

援助工作当然做了，但在当年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每户农民能得到的恐怕也只是维持过冬的粮食和一些衣物。远远弥补不了战争造成的灾难。中国老百姓的承受能力是极强的。他们没有抱怨，默默地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劳动。为了新中国和幸福生活，付出这些代价是值得的。

辽沈战役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然而历史并没有终结。当年在东北战场上风云一时的主角们，又演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幕悲喜剧。

廖耀湘被俘后到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新中国成立后又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虽然是败将，心里总是不服的。见到解放军干部坐汽车、住楼房，他说：“解放军还不是一样，坐汽车住洋楼！”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他说：“跟美国人打，非哗啦不可。”直到志愿军的捷报不断传来，廖才服气地说：“解放军还真有一套。”他开始认真地改造思想，1959年以后，与杜聿明、郑庭笈等获得特赦，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为祖国统一大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郑洞国虽然也到“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了一段时间，但他与李鸿、史说等不是被俘，自然也就不算战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获得了自由，分配了工作。郑洞国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经历，终于在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后找到了答案。在周恩来关怀下，他到水利部与傅作义将军共事，后来又一起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受到很高的待遇。他将自己的戎马生涯写成回忆录，给后人留下了东北战争的真实记载。

新中国成立后，卫立煌栖身香港，时时受到台湾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新中国建设的成就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卫立煌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反复考虑之后，他向中共在香港的工作者转达了想回国的信息。周恩来得知后，表示极为欢迎。1955年3月15日，在我方周密安排下，卫立煌回到广州。毛泽东听说卫归来后，立即发电报表示祝贺，并盼望他早日来北京，好好聊聊。卫立煌到北京后，毛、刘、周、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亲切会见了他，畅谈抗战时的情谊。昔日的部下，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陈明仁、国防委员会委员郑洞国也来拜访。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卫立煌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常委，晚年为国家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60年病逝。

留在大陆或回来的国民党将领，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过上了安定生活。去了台湾的反而命运多舛。赵家骧被蒋介石派往金门，任防卫部副司令官。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万炮齐发，猛轰金门，赵家骧正在回司令部的路上，被密集的炮火当场炸死。

蒋介石的宠将孙立人，从东北调离后，奉蒋之命驻守台湾，为国民党政府经营最后的地盘。他干得很卖力气，被蒋介石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权倾朝野。但是他与美国人的密切关系引起蒋的猜疑，1954年以莫须有的罪名撤掉了他的一切职务，遭到长期监禁。直到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去世之后，孙立人才恢复了自由，但几十年岁月的煎熬，他已变成垂垂老翁，全无当年风采。

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变化。林彪、罗荣桓率大军南下后，高岗成了“东北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地位已在林彪之上。由于他在恢复东北经济和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中作出了成绩，又被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大权在握。高岗的头脑发昏了，急不可耐地要谋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席位，被毛泽东识破了阴谋。1954年2月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毛泽东巧妙地避开了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会议。在开会之前，高岗托杨尚昆带封信给毛泽东，表示要认错，想在开会前到杭州见毛泽东，当面解释。毛泽东在1月22日给刘少奇写信：“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高见事情无可挽回，自杀未遂。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高岗问题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高的问题定性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的行为是“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在隔离审察期间，高岗借口失眠，每天要一粒安眠药，偷偷存起来。到8月17日，终于将一把安眠药吞入腹中，完成了第二次自杀。[4]他的尸体被秘密埋在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没有任何碑铭标志。就是这样，也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找到铲平了。

高岗之死对林彪究竟有多大震动，历史没有任何记载。高饶事件后，毛泽东认为六大军区权力过重，在1955年撤消六大军区，分为十二个军区。此前，高岗是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林彪则是华中军政委员会主任。撤销大区对政治上极为敏感的林彪，不可能没有影响。从此，林彪借口养病，过起了隐居生活。直到林彪死后，专案人员在林彪看过的书上，发现了这样的批注：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5]

可以看出，林彪开始了一种双重生活。他深居简出，窥测政治方向，看风使舵，以投毛泽东之所好为主要目标。庐山会议他最后上山，出语惊人：“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对前一段的失误作了检讨。唯独林彪与大会唱反调，在讲话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后，在党内的地位一步步向前移动，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一人之下，亿人之上”，成为党章中规定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林彪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他就放手大干起来。选亲信，结死党，为抢班夺权作准备。他任命黄永胜当总长，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李作鹏当海军政委，邱会作当总后部长。他还安插一批亲信部下在各军区和省革委会担任领导职务。毛泽东毕竟高出一筹，预见到了这种潜在的危险，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给了林彪迎头一棒。

林彪图穷匕首见，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8日，他下达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他与叶群、林立果等仓皇登机外逃。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这一声爆炸把全国人民震得目瞪口呆。批判林彪的运动把他从过去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下翻成“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阴谋家。老账从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算起，还专门印发了一个材料，揭露他在辽沈战役中是如何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处处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证据就是打长春、锦州、营口的那些电报。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1月25日，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从此，辽沈战役也成了一个敏感话题，很少有人说了。

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客观公正的历史，在那个年代，历史被来回的颠来倒去，人们从无所适从到厌烦冷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去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枷锁，人们开始重新研究历史、反思历史。

1984年2月11日，几位从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撰工作的军队干部来到黄克诚的住所，就关于“林彪”这个词条的写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1959年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蒙受冤屈，被打成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被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当时他写信给林彪说明情况，但是林彪没有为这个东北战争时期的老同事说一句公道话。“文化大革命”中，黄克诚被投进监狱，身心受到残酷折磨，恢复自由时，已是双目失明。他是最有权利控诉林彪的，但是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

“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这是我的想法。林彪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10万多点，经过3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100多万人。带10万人进去，带100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领导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也需要稍具体一点，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

黄老也已经成为历史人物，读到他生前的这篇谈话，仍然为他那宽阔的胸怀和科学严肃的态度而深深感动。黄克诚，不愧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如果人人都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历史，研究历史，我们才能给后代留下一部可信的历史。

[1]　何家骅：《国民党怎样失去大陆？》，载香港《明报月刊》1989年第11期。

[2]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载《辽沈决战》上册，第2页。

[3]　《东北局1948年电报稿》。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页。

[5]　彭程、王芳：《庐山，1959》。

参考书目

《毛泽东军事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编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辽沈决战》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辽沈决战》续集　辽沈战役纪念馆　《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辽沈战役亲历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胡乔木著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峰与谷》　师哲著　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

《周恩来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黄克诚自述》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罗荣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萧劲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回忆与怀念》　伍修权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何长工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张闻天传》　程中原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张闻天在合江》　魏燕茹主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东北解放战争锄奸剿匪史》　王元平等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解放战争回忆录》　红旗飘飘编辑部编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纵队》　梁必业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解放战争中的辽吉根据地》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解放战争记事》　姚夫等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李兆麟传》　刘枫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朱瑞传》　郑建英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东北抗日游击日记》　周保中著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　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

《东北解放战争》（摄影集）　罗先达主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和谈内战交响曲》　孙其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王成斌等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回忆卫立煌先生》　赵荣声著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流浪王妃》　爱新觉罗·浩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的纠葛》　赫伯特·菲斯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译本。

《大东亚战争全史》　服部卓四郎著　商务印书馆1984年译本。

东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7月）附表1①

附表1②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7月—9月）附表2①

附表2②

附表2③

东北野战军（1948年8月—9月）附表3①

附表3②

东北军区（1948年8月—9月）附表4①

附表4②

东北行营（1946年6月—7月）附表5

东北行辕（1947年7月—9月）附表6①

附表6②

东北“剿匪”总司令部（1948年8月—9月）附表7①

附表7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袁德金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208-14617-4

Ⅰ．①决…　Ⅱ．①袁…　Ⅲ．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华北地区　Ⅳ．①Ｋ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255号

出版统筹　齐书深

责任编辑　马瑞瑞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插页设计　陈　酌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决战：华北解放战争1945～1949

袁德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7.5

插　　页　9

字　　数　531,000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17-4/K·2660

定　　价　68.00元

目　录

第1章　“保卫华北”

第2章　反击傅作义侵犯

第3章　昙花一现的和平

第4章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

第5章　撤离张家口

第6章　转战平汉路

第7章　三战三捷（一）

第8章　三战三捷（二）

第9章　第一个大歼灭战

第10章　攻克石家庄

第11章　庄疃之战

第12章　出击察南绥东

第13章　攻取运城、应县

第14章　降伏“卧牛”

第15章　建立华北军区

第16章　转战热西冀东

第17章　鏖战晋中

第18章　围困太原

第19章　进军绥远

第20章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

第21章　决战平津前夕

第22章　包围张家口

第23章　新保安之战

第24章　兵临北平城下

第25章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第26章　天津激战

第27章　第一次和谈

第28章　再次和谈

第29章　第三次和谈

第30章　北平和平解放

第31章　解放华北的最后一仗

第32章　“绥远方式”的实现

参考书目

华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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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乘火车开往绥远前线

阵地上的我军战士

攻克汤阴后，战士们在城墙上欢呼胜利

1948年6月14日，炮兵摧毁丰润县城垣后，突击队登城

晋察冀部队沿铁路北上

我军占领晋中门户、曾被阎锡山称为攻不破的“金刚岭”——百狮岭

太原外围作战中，我重机枪手向义井村逃跑之敌射击

在天津外围战斗中，我军炸开敌人外壕工事，乘烟雾冲锋

待命总攻天津的我军炮群

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冲入市区

炮兵在天津巷战中向守敌作抵近射击

天津军民举行祝捷大会，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1949 年4月29日，在炮兵掩护下，战士们通过沟壕铁丝网障碍，向炼钢厂守敌冲击

解放太原时，我军战士搀扶老大娘脱离险区

和平解放大同

第1章　“保卫华北”

抗战胜利了，延安一片欢腾——延安总部连发六道命令——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来了---毛泽东发表《蒋介石挑动内战》——蒋介石电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国民党军抢占华北——美国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我党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保卫华北

1945年8月10日，在裕仁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当这个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中国的时候，古老的神州大地立即沸腾了起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景象。经历了罕见的劫难和巨大的牺牲，与日本侵略者整整拼杀了十四年之久的亿万中国人民惊喜若狂，用各种方式表达胜利的喜悦。

在陪都重庆，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万人空巷。人们涌上街头，狂欢庆贺。正如美合众社报道当时的情景所说：“中国各地鞭炮齐鸣，重庆在狂欢庆贺中的鞭炮声达到顶点。”

在东北，长期处于日本鬼子铁蹄蹂躏下的三省人民，14年的积怨也一下子倾泻了出来。他们走上街头，将日本侵略者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铜像推翻在地，砍掉脑袋。他们撕下沾满中国人民血泪的太阳旗，让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

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一片欢腾。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成筐的红花果抛向天空，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这天夜里，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欢呼跳跃，把衣服帽子抛向空中，扭起了粗犷的陕北秧歌舞。看到这欢庆的情景，著名诗人艾青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提笔写下了长诗《狂欢的夜晚》。今天，当我们重读这首长诗时，仿佛又被带回到几十年前的欢乐之中。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消息像闪电，
划过黑夜的天空……
人们从各个角落涌出，
向街上奔走……
向广场奔走……
“日本投降了！”
没有话比这
更动人！
更美丽！
有人在点燃火把，
有人在传递火把，
有人举起火把来了，
拿着火把的都出发了，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
愈来愈多了……
愈来愈多了……
什么地方在不停地敲着钟……
钟……声向全世界宣告：
“正义胜利了！”
“伟大的人民胜利了！”
“苦难的人民胜利了！”
快乐的锣敲响了……
人群，到处都是人群，
感激传染着感激，
欢喜传染着欢喜，
人人都挺着胸脯，
高高地举着火把，
跟随着锣鼓队，
拥向街市……
所有的门都打开了，
迎接欢乐，
等待欢乐，
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
锣鼓的声音，
直冲到天上……
连星星都要震下来了！
洋槐树都震得抖动了！
火把照耀着队伍，
锣鼓伴送着队伍，
队伍来到了广场，
队伍走成了一个又厚又大的圆圈。
……
笑呀，叫呀！
奔呀，跳呀！
舞蹈呀！
拥抱呀！
没有人能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人人的心像火把一样燃烧……
地壳在群众的脚步下震动了！
这是伟大的狂欢节！
胜利的狂欢节！
这是中国人民，
用血泪换来的欢乐，
用血汗栽培的花果，
这是毛泽东同志、朱德总司令
八路军、新四军带给我们的幸福！
……
告诉我：什么夜晚，
能比今天更动人？更美丽？
告诉我：什么欢乐，
能像今天夜晚，
这样激荡万人的心呢？[1]

人们在为胜利而欢庆。这胜利的到来，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但它来得那样快，却出乎意料。两个多月前，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还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搬到华北，还准备可能要集中20到30个旅去打大城市。然而，这一切现在都没有必要了。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忙开了。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他每天都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的指示。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但在中国国土上还有上百万的日本军队没有放下武器，日本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2]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3]同日24时，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发布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顿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4]

第二天上午，朱德总司令又连续发出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军，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保护居民。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明确地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5]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拉开了大反攻的序幕。

这时，正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对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反攻十分关注。8月10日，他致电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其他领导人，要求全区部队立即向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大同、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承德、山海关等城市前进，准备接受日伪军投降；冀东军区抽出三个主力团挺进东北，协同苏联军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作战，收复东北国土；冀晋军区尽可能抽出两个团向太原逼近，配合晋绥军区部队夺取太原及其附近地区。据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立即做了部署：以冀察军区一部兵力夺取张家口、张北等城镇，配合南下的苏联军队作战；以冀晋军区部队夺取大同、丰镇、集宁、高都等城镇，并配合晋绥、冀中军区部队夺取太原、石门、保定等城镇；以冀中军区主力夺取天津、塘沽等地；以冀热辽军区主力进军东北，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夺取唐山、秦皇岛等地。8月11日，晋察冀军区向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出通牒，令其缴械投降。

8月12日，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迅速逼近指定目标。冀察军区统一指挥冀中和冀热辽军区一部从东、西、南三面对北平构成了包围态势。在进军北平的同时，冀中军区集中主力共13个团的兵力，于8月19日夜以天津为主要目标，对北起杨村（今武清）、南至唐官屯一线城镇之伪军同时发起进攻，一部攻入天津西火车站，并切断了北平与天津间日伪军交通线，从而使天津陷入包围之中。与此同时，向保定进军的部队一度攻入保定市，切断了日伪军平汉铁路交通。

与进军平津相互呼应，进军张家口的冀察军区部队主力于8月20日晨占领了张家口及万全县城，策应攻城的部队先后收复涿鹿、尚义、康保、崇礼等县城，使晋察冀解放区与晋绥解放区相连接，并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冀晋军区部队主力分别占领了行唐、孟县、平山县城，一度攻入石门和阳曲县城，切断了正太（今石太）铁路和同蒲铁路北段，向太原逼近。一部收复了集宁、丰镇等城镇，并向大同推进。冀热辽军区以八个多团的兵力会同地方干部共1.3万余人，分西、中、东三路进军东北。

经过半个多月的反攻作战，晋察冀军区所属各部队，夺取县城29座，切断战区内日伪军控制的铁路交通，日伪军被迫龟缩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唐山、太原等大中城市。河北、山西两省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晋绥军区部队也于8月11日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促令晋绥区境内的日伪军立即停止作战行动，将全部兵员、武器装备、运输工具及其他作战物资，开具清单，交于八路军，不得毁坏，若在限定时间内拒绝缴械，八路军即以违反命令予以军事惩处。同时，决定集中主力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分南北两线对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及同蒲铁路北段平绥铁路西段日伪军发展进攻。

北线大反攻由晋绥军区兼雁门军区司令员吕正操、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许光达指挥。第120师骑兵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8月中旬先后攻占武川、陶林（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县城及归绥以东部分地区，一部攻克归绥，包围日伪军300余人，但由于傅作义率部沿平绥铁路东进，逼近归绥，八路军腹背受敌，遂又撤出归绥，归绥被国民党军抢占。

南线大反攻在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指挥下，调集主力以太原为中心展开，并在冀晋、太行军区各一部的配合下对太原形成了包围之势。至此，晋绥军区部队已逼近归绥、太原两城及平绥、同蒲铁路两侧，日伪军被迫放弃中小城镇据点，北向大同一带集中，南向太原、汾阳、平遥等地集中，以逃避各个被歼灭的命运。

正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纵队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之际，抗战时期躲在峨嵋山上消极抗日的蒋介石，这时候却跑下山摘“桃子”来了。据说：日本刚一表示乞降，蒋介石便开始策划“受降”之事了。他曾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一份“受降”接受的人员名单。名单拟好后，由当时分别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二处主任的林蔚、陈布雷把它呈送给蒋介石审阅。他看到名单上有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心里很不高兴，不假思索地拿起笔，将其划掉。林蔚、陈布雷却不以为然，遂婉转地劝道：“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人，加上为好，这样对内对外也可以说得过去。”可是，蒋介石并不理睬他们的建议，反而沉着脸说：“先让朱德待命好了……”林蔚、陈布雷见此再也不敢劝说了，但一走出蒋介石的办公室，陈布雷立即嘟囔起来：“先生连这点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弄巧成拙……”。[6]

8月11日，也就在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的第二天，蒋介石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地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该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国民党发言人甚至把延安总部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的行动”。蒋介石甚至电告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他命令在华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度，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7]蒋介石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他就是要想方设法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手脚捆起来，让国民党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我们从这里已经可以感觉到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浓烈气息了。

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蒋介石“这个非常无理的命令”。华北和华中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来了，不让我军去受降，这有何道理？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指出：

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8]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并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口号。[9]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8月13日的电报说：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10]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

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11]

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迫切地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任何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12]

于是，蒋介石想出一条“妙计”。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定大计”。

蒋介石难道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吗？并不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当时，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正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另一个，可以利用谈判来争取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是8月14日发出的，电文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13]

电报发出之后，但毛泽东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无数。他一面等待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指示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8月16日，毛泽东发出了给蒋介石的第一封复电，他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14]

对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既未表示接受，也未完全拒绝。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蒋介石首先对朱德的电报作出答复。电文中所提朱德的电报，即前面引述过的8月16日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那封电报。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封邀请电。他对朱德8月16日电文中所提的批评做了辩解，并倒打一耙。电文说：

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15]

接着，蒋介石又在这封电报中重申对毛泽东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已得到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谈判，于是他一反常态，佯装高姿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烈了。他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幸邀，务恳惠诺为感。[16]

接到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是否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17]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主席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18]毛泽东最后说：“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开会。”[19]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一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到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20]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报又到了。电报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21]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七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同意毛泽东去重庆。第二天，举行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争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22]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山城重庆顿时沸腾起来了。

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当周恩来看到毛泽东被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团团围住，而各党派代表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同毛泽东接近的情景时，立刻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为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这句话一下子把大群的记者吸引过来。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能同各党派代表握手交谈，才微笑着打开纸包，向记者一一分发“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的书面谈话。

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举行欢迎宴会。重庆谈判开始了！

这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

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重要问题多次进行直接商谈。每次两人相见，毛泽东为尊重蒋介石不抽烟的习惯，均忍着不抽烟。有一次，蒋介石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23]一些具体问题由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的代表王世杰（外交部长）、张群（四川省省主席、政学系首领）、张治中、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进行谈判。

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上签了字。签字后，正在桂园二楼的毛泽东走下楼，和在场者一一握手。

第二天，毛泽东由张治中陪同由重庆飞返延安，在机场受到2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周恩来和王若飞留在重庆，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同国民党谈判。

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只不过把和平谈判看做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内战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而且越燃越大。

让我们看一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另一副嘴脸吧！

9月9日，蒋介石在日志中写道：

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实为本党五十年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仍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因之迪化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未有甚于今日者。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党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24]

9月17日，蒋介石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9月20日，蒋介石又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25]

10月13日，即《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为了加紧内战的准备，11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军事会议，各地重要将领都到重庆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

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北平、天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哈尔、绥远。

他们还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国民党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决定对这些地区依据铁路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

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多次讲话。对于“第一收复区”，他声称：“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土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区又将让土匪蔓延，则一旦土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对于“第二收复区”，他认为基本方针、进攻步骤虽已确定了，但具体的兵力分配，“还要针对土匪的行动计划，作最后的决定。”[26]

蒋介石还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其要点是：（1）提出了“戡乱”规划。蒋介石声称：“我们回想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惟一的敌人。”“只要各位知道今天局势的紧急……奋发努力……那么我就敢确信最少五年最多十年，一定可以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2）确定了“剿匪”的部署与方针。蒋介石称“将来的剿匪区域，当然要照铁路干线来划分。军令部所划的六个区域，甚为正确。”“第二收复区内之六个剿匪区，应各设一指挥机构。”关于作战方针，“我们在游击之外，不能不采用阵地战。”（3）制定了新的“剿匪”战术。蒋介石要其高级将领继续研究运用他在《剿匪手册》中提出的“碉堡战”、“纵深配置”、“侦察战”、“伏击战”、“游击战”、“山地战”、“夜战与夜行军”的战术外，并规定组织战（即保甲战）、宣传战（精神战与心理战）、补给战（交通战）、通讯战（情报战）等新战术。（4）确定了“先关内后关外”的“剿匪”步骤。蒋介石说：“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

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和谈是假，图谋挑起内战是真。

正因如此，从8月至9月中旬，国民党利用谈判作掩护，以“受降”为名，调动其第1、第2、第5、第7、第9、第10、第11、第12战区部队的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特别是《双十协定》签订以后，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包围进攻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进攻益急，规模日益扩大，由9月中旬的73个师增加到11月上旬的111个师，总兵力达82万余人。如果加上正在开进和准备进攻解放区的部队，总计达100万以上。[27]

为了迅速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打开通向东北的通路，蒋介石调集4路重兵向华北我各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第一路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主力9个军连同配合其进攻的第5战区第15军，共21个师约19万人，由陕西东出潼关，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入山西，一部沿陇海路东进郑州，企图控制陇海、平汉两路沿线，进而占领石家庄、北平、天津。

第二路由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纠集7个军23个师共8.8万余人，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控制同蒲路沿线，隔断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并配合第十一战区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第三路由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其6个军14个师10万余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新乡段和津浦路济南、徐州段。其中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经郑州北渡黄河进占新乡，企图与第一战区胡宗南部会合于石家庄。

第四路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其6个军12个师约5万人，向绥远东部地区进攻，然后沿平绥线继续东向，夺取我晋察冀首府张家口。

蒋介石以大批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同时，为了扩充反共势力，竟不顾全国人民的谴责，认敌为友，与日伪军合流，利用日伪军进攻解放区。一方面，从8月中旬起，陆续将几十万伪军收编为“国军”；另一方面，利用投降的日军进攻解放区。在华北，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部、坦克第三师团等部共10.6万余人，以保护铁路为名，分驻北平以外各铁路沿线，“作有效之防御”，并命令这些部队，“坚决反击”，必要时应向中共武装“收复失地”。对驻太原、大同的约4.9万日军，阎锡山不仅不令他们立即投降，反而将其中的2万余人编为“山西先遣支队”，布防于正太路西段和同蒲路北段，执行所谓“护路”任务。

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深受侵华日军的欢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乘机通过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中国的对日抗战是结束了，但今后难题尚多，主要的就是剿共问题。这是中国的心腹之患。我既受到天皇的命令投降了中国，我就应该忠实地找机会为中国政府效劳。现在我们驻中国的完整部队还有一百几十万，装备都是齐全的，趁现在尚未实行遣散，用来打共产党当能发挥一定的力量。这是替中国着想。”[28]

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和日伪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流离失所。向绥远以东地区进攻的傅作义部骑兵第四师师长刘万春，于9月23日给傅作义的电报中不得不承认：“自我军东进以来，部队骚乱地方，甚至奸淫抢掠，纪律荡然，以至民怨沸腾。”[29]

为了帮助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美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8月1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指示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说：“军事援助目前将继续用于支持（中国）中央政府部队为收复中国战区内现在被日军占领的全部地区所必须的军事行动。”[30]这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魏德迈根据这一指令，组织了巨大的海空运输力量，把分布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迅速运到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从1945年9月至11月，即《双十协定》签订前后，美军以空运和海运方式，将国民党的7个军19个师24.4万余人，从广西、湖南、九龙和越南的海防等地运到华北、华东各战略要点。运往华北的国民党军有：第94军3个师3.77万人，由广西柳州空运天津；第92军3个师4.05万人由武昌空运北平；第52军3个师4.3万人由海防海运到秦皇岛。后来，美国又以海军军舰将国民党军第53军周福成部、第54军阙汉蹇部、第60军曾泽生部、第71军陈明仁部、第93军卢浚泉部、新编第1军孙立人部、新编第6军廖耀湘部共18个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及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约30万人，由大后方运往华北、华东、华南、东北等战略要地。一名帮助国民党军搞运输的美国士兵说：“我们应该有勇气老老实实说真话，我们正在帮助国民党军队进行其反对共产党的战争。”[31]

不仅如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驻华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魏德迈，派海军陆战队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以帮助国民党政府迅速抢占战略要地，并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给中国之国民政府”[32]。于是，9月7日，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上海港，60艘舰只进驻黄浦江及长江口，随后又在外滩设立司令部。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1.8万人在塘沽登陆，并入侵天津、北平、唐山地区。10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1.8万人在秦皇岛登陆。4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侵入烟台港海面，竟肆无忌惮地派军官上岸向八路军烟台驻军送来“通牒”，要求“接收”烟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16日，美军军舰只好离去。10月1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1.5万人在青岛登陆，并占领青岛基地。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航空兵第一、第二、第三大队进驻青岛、北平。从这一年的9月到10月，美军总计在华北、华东等地登陆达5.3万余人。从而在华北出现了一种怪现象：“高大的美国陆战队和铁路沿线的矮小的日本兵在孤零零的车站上一起站岗。……从外表看来这些日本人是满腔热情地承担我们的警戒任务的……，因为人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减少被遣返日本的机会。”[33]一个美国士兵在一封信中说：“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34]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先后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我军在华北、华中敌后艰苦八年，功在国家，但国民党不让我军受降，并动员了70万军队在敌伪的掩护和帮助下，正向北平、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石家庄、济南、青岛等地急进，企图控制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35]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继续执行“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战略方针，已既不可能，又对我不利，只能“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与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了《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应改变方针”，“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巩固解放区”，各党委各军区应“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华北和南方各解放区革命力量的发展各不相同。抗日战争结束时，华北、华东地区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山东和华中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经过对日反攻作战，人民革命武装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总兵力已达60万人，民兵103万人，解放区面积已达30.5万平方公里，已具有较好基础。[36]晋察冀解放区发展得较大也较巩固，它不仅据有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五省各一部分地区，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基地，而且拥有30余万人民武装和90余万基干民兵。

但是，位于南方的各解放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尚未得到广泛发展，兵力比较分散、薄弱。

上述情况表明，欲保卫南方各解放区，必须依托华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支援中原和华中解放区的斗争。同时，华北是关内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要抢占东北，势必夺取华北。因此，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便成为国民党军事进攻的重要目标。正是根据这种分析，9月19日，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同一天，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指示。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的战略部署作了调整，调整的中心内容是把完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作为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为实现这一任务，中共中央决心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4条铁路沿线组织几个有力战役，以阻止国民党军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达到我军顺利进入东北。因此，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的部队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1]　《艾青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68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9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5页。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17-218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6]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作战经过（三），第613页。

[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

[13]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14]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2页。

[15]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6]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18]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9]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0页。

[20]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21]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6页。

[23]　王泰栋：《陈布雷外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4]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9日。

[25]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6]　《蒋总统集》第2册。

[27]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28]　转引自《蒋介石传》。

[29]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30]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1]　美国《花旗报》（中文版）1945年11月。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　《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

[34]　《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日记》1945年9月28日。

[35]　《中共中央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的方针、部署致各区党委电》，1945年10月15日。

[36]　中央军委：《关于我军实力及解放区面积、人口、政权情况统计》，1945年9月26日。

第2章　反击傅作义侵犯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密电——聂荣臻飞回晋察冀——5万大军会师卓资山——围攻归绥、包头陷入僵局——聂荣臻的不同意见——绥远战役未能歼灭傅作义部主力

8月中秋季节，若在华北平原，还正是碧空万里，淡云舒卷，黄花满地，桂子飘香的好季节。但是，塞上的后套，在8月冷漠的天空下，辽阔的原野里已是寂静无声，农田里留下一片凄凉的景象。一眼望去，坑洼不平的道路两旁，全是光秃秃的麦茬地，收割过的牧草地里，牲口低头在来回走动。成熟了的玉米，忧郁地发出沙沙的响声。成群的灰雀不时像一片乌云从玉米地里腾空飞起，纷纷散落在满是尘土的道路上。

这时，身为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傅作义，望着屋外这一片萧瑟的景象，有一种怅惘的感觉袭上心头，并勾起了无限的愁绪。

傅作义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1895年6月27日，他出生在黄河之滨的一个小村庄——山西省临猗县（旧荣河县）安昌村。1918年23岁时，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开始了职业军人的戎马生涯。1933年3月，日寇突入我长城古北口、喜峰口，直犯北平。傅作义不顾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干扰，率部火速驰援，由他指挥的怀柔战役被誉为“最有力的光荣一战”，胜利地保卫了故都北平的安全。1936年绥远抗战，先后拔掉了日寇经营多年的红格尔图、百灵庙、大庙各战略据点。尤其是百灵庙大捷，声震中外，群情振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粉碎了日寇妄图吞并满蒙，进而灭亡中国的阴谋。全面抗战后，他又亲自率领广大官兵，先后转战长城内外、晋中、绥南；指挥并参加了驰援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太原守城。尤其1939年末至1940年夏，在河套地区进行的包头、绥西、五原三战役，特别是五原大捷，战果辉煌，扬国威而丧敌胆，为抗战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抗战胜利以后，傅作义也欣喜异常，认为从此可以在治理地方、建设国家上大展鸿图了。因此，当日本投降时，他在绥远向他的部下说，抗战胜利了，中国的前途应该是和平建国。后套有这么广大的土地，你们就在这里种田当老百姓吧！他也曾多次向他的女儿傅冬菊说过：老百姓太苦了，我不愿打内战。他多次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请求解甲归田，蒋介石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1945年8月16日，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二天，蒋介石给傅作义发了一份密电：日皇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你战区部队务速沿平绥线向东挺进，勿稍松懈；努力进剿铁路沿线共军，火速接受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集宁、大同、张家口诸城市；已电令张家口日军总部责令他们暂时维持治安，待缴械投降后，集中遣送回国；伪军（包括蒙疆骑兵）一律接收；行政人员随军前进，及时建县政府。

这是蒋介石抢占华北走出的一步毒棋，也是他调集重兵进犯华北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傅作义接到这一命令后，其心情是极其复杂的。他不愿打内战，但蒋介石一心要打内战，这对傅作义来说，又是无法违抗的。于是，他立即率领第35军、暂编第3军、第67军、东北挺进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约5.1万余人，在其他杂牌部队和大同阎锡山部队的配合下，从五原出发，至9月11日，先后攻占了包头、归绥、集宁、丰镇等城后，除一部驻守归绥、包头外，主力分布在平绥铁路丰镇至卓资山沿线地区，企图控制平绥路，以待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北平、天津后，再从东西两面向我张家口进攻。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要聂荣臻尽快从延安回到晋察冀解放区。

晋察冀解放区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西倚五台山，北枕恒山、燕山，东临大海，地形险要，沃野千里，人烟稠密，物产丰富。它包围和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唐山、山海关、承德、沧州等大中城市和平汉、津浦、北宁、平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它东与山东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西与晋绥解放区相毗连，是华北各解放区的枢纽。北面，是东北三省，它对于发展和控制东北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我们经过多年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祖国土地，决不能再让国民党占领。

1945年9月9日，秋高气爽的西北高原上，晴空万里，一架美军C-46飞机从延安机场腾空而起，向西南方向飞去。机舱里，一位中年人紧贴着舷窗，深情地往下望着，那巍巍的宝塔山、长长的延河水、熟悉的山城迅速退去、变小，高高的山岭、深深的沟壑从脚下滑过……他看着这一切，心中似翻江倒海，思绪万千，眼睛有些湿润了。

他就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他同乘一架飞机回晋察冀的有刘澜涛、萧克、罗瑞卿、郑维山、李一氓，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

飞机在飞越太行山，发出了沉重的“嗡嗡”声，不断上下颠簸着。这架飞机是前不久飞到延安的，这次是要到晋察冀接美国飞行员。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中国领空对日军飞机作战。一些飞机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落到了各个解放区。聂荣臻曾对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说过：你们的人降落在离开铁路5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指在晋察冀）就安全了，只要说清是美国人，会得到保护的。从那以后，一些美军飞行员就散落到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晋察冀广大地区在与日寇敌伪的斗争中成了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日伪军只能盘踞在大中城市和固守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是比较安全的。

飞机在空中平稳的飞行着，聂荣臻在飞机上陷入了沉思。

时间过得真快啊！两年前的8月，聂荣臻接到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回到延安，参加我党的七大。在延安，他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同时，继续担任着晋察冀分局书记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只是在他离开晋察冀时，由程子华代理分局书记、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一转眼，在延安已有两年了。

两年来，形势变化也真是太快了。……

飞机飞越太行山顶，随即是一阵剧烈的颠簸，打断了聂荣臻的思索。他立即回过头来，提醒第一次乘飞机的郑维山系好安全带。

经过艰难的飞行，傍晚时分，飞机飞临灵丘上空。在飞机即将降落的灵丘机场上，跑道两端早已铺上作为记号的宽幅白布，各摆成一个英文V字，尖端指向跑道。

9月11日，刚刚从延安回到晋察冀第三天的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就接到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各战略区粉碎蒋军进攻”的电报。电报说：“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绥远傅作义部夺我归绥、武川、陶林、丰镇、集宁五城后，于六日又夺我兴和，逼近天镇、柴沟堡，有向张家口进攻模样……我必须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晋察冀军区必须立即集结二万五千兵力……协同晋绥军区转向傅顽进攻。”[1]

看了这份电报后，聂荣臻站到地图前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感到此时向绥远之敌发起进攻有些仓促。从气候条件来看，塞外秋冬交替之际，往往是“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当时已是农历八月，部队进入绥远作战，还需一段准备时间，等进入绥远境内作战，恐怕已经是天寒地冻马蹄僵了。显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对我军作战行动甚为不利。再从部队的现状来看，晋察冀军区的部队正处在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时期，组建野战军的工作刚酝酿搭架子，配备各级领导班子，各团队也正在陆续进行整编，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没有经过很好的战术、技术训练，他们比较熟悉游击战，不熟悉运动战，更没有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这对进攻绥远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真是困难太多了。

但是，这一仗又是一定要打的！只有打好这一仗才能为粉碎蒋军进攻华北开一个好头。

经过思考，聂荣臻决定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认真做好战前的准备。首先统一干部的思想。当时，晋察冀干部中的思想偏差主要表现为：一是因为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气愤急躁；二是认为和平已经到来，盲目乐观。为统一干部的思想，10月2日，聂荣臻在张家口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目前的时局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反和平反民主的势力正在积极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为和平民主而战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夺回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我们必须为巩固我们的胜利而战斗。因此一切盲目的乐观心理，以为抗战已经胜利，我们已经拥有广大的解放区，天下从此便可太平的心理是不对的。我们目前正处在历史的最紧要关头，抗日战争胜利了，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正在开始，我们必须坚决地进入斗争中去，以不懈怠的精神继续斗争，来巩固与扩大我们的胜利。”“我们要发展与巩固察哈尔（以张家口为中心）、热河两省，控制冀热辽全境，争取我党在东北的优势，争取绥远之大部。这就是说，我们在华北要大大地向北发展，形成更大的解放区。”[2]这次会议，是对晋察冀党政军民的思想动员。其次，遵照中共中央9月21日关于编组野战军，以适应高度机动作战的指示，集中整编部队。这也是他在延安一直到归途中萦绕于怀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他把冀察、冀中、冀晋、冀热辽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成2个纵队，共8个纵队，23个旅，约20万人，分属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由聂荣臻直接指挥，耿飚兼参谋长，西出绥远反击傅作义的进犯；第二野战军，下辖4个纵队，加上准备进入东北留在热河地区的晋冀鲁豫第一纵队，共5个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指挥，着重向北，以确保华北与东北战略区的陆上通路。

这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有成效。但新整编的部队不少指战员还穿着便衣，缺乏训练，武器庞杂不一。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回忆说：数百股游击队从冀中平原上集中起来了，他们甩掉头上白毛巾，丢下自行车，走入了长长的队列，在进军途中改换了军装，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以营或连为单位按口径调整了步枪，通过教育批评了家庭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树立了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3]

在上述准备的基础上，聂荣臻决定集中晋察冀军区的3个主力纵队9个旅，协同晋绥军区的5个主力旅，共14个旅，约5.3万人执行绥远战役任务。

晋察冀军区参加绥远战役的三个主力纵队是：

晋察纵队，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刘杰，参谋长易耀彩，下辖第6、第7、第9旅和骑兵旅。

晋中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林铁（兼），参谋长沙克，下辖第11、第12、第13旅。

冀晋纵队，政治委员王平，副司令员陈正湘，参谋长唐子安，下辖第3、第4旅。

晋绥军区参加绥远战役的五个主力旅是：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独立第2旅，旅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独立第3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绥蒙军区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

这时，贺龙率晋绥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交给的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的任务，正在山西分南北两线与阎锡山和傅作义部作战。8月26日，中央军委在《关于目前军事方针》中指出：“晋绥军区应以协助聂军区夺取大同，巩固张家口，因此须在绥远境内，集中力量在野战中寻求几个胜利，消灭傅作义一部或大部，可能时争取收复归绥。”8月30日，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争取绥察全境的指示，指出：傅作义、马占山夺取归绥，继续东进，阎锡山占太原后向北伸张，在此情况下，我力争太原已不可能，应集中兵力，巩固对张家口的占领。为此，中央军委要求晋绥部队除留一部分兵力牵制阎锡山部以外，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协同晋察冀部队共同打击傅作义的进犯。

贺龙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立即行动。他让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副政治委员罗贵波留在晋中，执行牵制阎锡山的任务，自己带领主力部队北上绥远作战。

9月24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刘澜涛就这次战役的准备，联名致电给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张宗逊，提出这次作战需有15天的准备时间。电报说：“为执行军委坚决打击胡（宗南）、傅（作义）顽指示，必须争取时间，乘胡未到平津前，首先打击傅顽，以便击破一面，避免胡顽到后，迫我处于胡傅夹击的不利情况。但自反攻以来，部队尚未组织和集训好，从现在起至少须有半月时间才能把所有集中部队组织成大团，并给以必要训练，同时进行周密侦察，及完成各种必要之战役准备工作。”

25日，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军区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争取胜利结束讨傅战役，以便转移兵力对付胡宗南、孙连仲两顽部。”

为了统一指挥两区部队的作战，聂荣臻、萧克等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贺龙同志带电台及必要人员到东面来，与我们共同商量组织打击傅顽战役，并可由贺、聂统一指挥两区的战役行动。”这一建议开始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但是，贺龙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较多的情况，立即向中央军委提出：绥远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贺龙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提出贺龙暂不东去张家口。

从9月中旬开始，聂荣臻就抓紧调集部队，做好作战的一切准备。冀察纵队的四个旅集结在兴和、怀安一线；冀晋纵队的两个旅在解放了阳原、浑源后，北进到了阳高地区；冀中纵队的三个旅经过千里跋涉，从冀中平原到达了张家口以西新平堡附近地区。

9月28日，中央军委在给聂荣臻、萧克等的电报中指出：“绥远战役计划须以一切努力准备，争取于10月中旬结束，以便及时转移兵力于南口及平汉路。”

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后，聂荣臻于30日给贺龙和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对作战提出了初步的意见：

贺并报军委：

一，我们因冀中部队须由冀中临时运棉衣来……且各军区尤其因精简而极不健全。现在组织大规模作战十分困难，故此战役，最快须于下月十六日才能开始。

二，因敌情地形不大清楚，我们提出初步作战意见，以供考虑：

1．拟以主力攻集宁，并进占集宁至大同以北铁路。

2．提议以许、孙、姚喆部攻陶林、武川，进逼归绥，贺率主力攻凉城北面，逼归绥，如集宁攻下，我们行动则沿铁路西进，会攻归绥。

聂萧刘罗
九月三十日

10月11日，中央军委提出：绥远战役准备须迅速完成，最好在20日以前开始行动，以便11月初转移兵力对胡宗南、孙连仲两部10个军。第二天，聂荣臻、萧克、罗瑞卿致电贺龙并中央军委，报告了战役的计划。提出这次战役拟分两个步骤完成。第一步主要目的，在于消灭傅作义部之外围军，歼灭敌苏海龙、王绳武部，攻占陶林，我120师占浑源城后，晋察冀军消灭集宁至丰镇以东之敌。各部队于18日发起攻击。计划实现后，我军主力即歼灭集宁、丰镇一线之敌，120师一部向归绥，钳制归绥之敌军，一部进至丰镇东，协助晋察冀部队完成或围城或打援。晋绥部队独立第2旅许光达部即进至卓资山至集宁间截断铁路。

毛泽东对这次战役一直十分关注。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致电聂荣臻，指出：平绥战役关系大局，望坚决执行。同日，毛泽东又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央晋察冀局和晋绥局的电报。进一步指出：“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4]

晋绥部队主力于10月17日在贺龙的率领下北越长城，向绥东地区进军。

这次进军绥东的行动是十分隐蔽的。部队昼宿夜行，战士的负重很重，长枪、手榴弹、子弹袋、干粮袋，足足有40斤。夜间行军，除了听到战士们的急促的呼吸声和战马偶尔嘶鸣外，听不到别的声音。

夜晚的天空满挂着星星，干冷干冷的。战士们满身挂上一层白霜，眉毛也都发白了，胡须结满了细细的小冰柱。但战士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他们在长途的行军中，默念着，前进，前进，向绥远进军！

两支部队协同进行大兵团作战，无论是对晋察冀部队还是对晋绥部队来说都是第一次，如何搞好战役的协同作战，是聂荣臻和贺龙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们共同商定了这一次战役的具体部署：晋察冀部队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皋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起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主力于绥东地区。

10月18日，聂荣臻率领晋察冀部队对隆盛庄发起了进攻。这是一个距集宁东南近百里的城镇，公路北通集宁，西南通丰镇，敌骑兵新编第4师和新编第31师第91团驻守在这里。晋察纵队以两个骑兵团从兴和地区迂回到隆盛庄以西，切断了隆盛庄之敌向西逃跑的退路；冀中纵队向隆盛庄的西南方向推进。第二天，冀察纵队在司令员郭天民的指挥下开始对隆盛庄之敌发动攻击，曾一度突入敌纵深，但因对敌情了解不够，我后继部队未能跟上，未能将敌人歼灭，又被迫撤出了敌纵深阵地，敌新编骑兵第4师突围转向红沙坝方向，仅留第91团和一个骑兵连据守隆盛庄。这时，我冀中纵队已直插到隆盛庄的东北和西北，策应冀察纵队攻歼隆盛庄之敌。经过一昼夜激战，我歼敌留下的步兵第91团500余人。20日，攻克了隆盛庄。

在晋察冀部队对隆盛庄之敌发起攻击的同时，晋绥部队也对凉城地区之敌发起了攻击，很快占领了凉城、陶林等地。21日，晋绥部队向丰镇进攻，守敌新编第32师连忙向北撤退，我军占领了丰镇，下午又攻克了大同之北的孤山、古店，从而割断了傅作义与大同阎锡山部队的联系。

傅作义见此情景，急忙收缩兵力，主力全部撤至卓资山以西铁路沿线。其第67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26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踞守；新编第32师撤至三道营、福生庄一线；伪蒙骑兵第5师由新堂撤至卓资山以南苏木地区；第102师、新编骑兵第4师撤向了归绥。

为全部歼灭傅作义部主力，10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聂荣臻、萧克等，并告贺龙、李井泉的电报：

聂肖罗刘并告贺李：

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时

贺龙也在密切地注视着敌人的动向，他看出傅作义想把他那已经分开的五指，匆忙握成拳头的企图。他考虑，如果不抓住时机，敌人将很快集中归绥。这样一来，不仅不能各个歼灭敌人，而且会给整个战役的发展造成困难。贺龙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进攻的计划，命令在平绥铁路以南的晋绥部队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造成有利的态势；同时命令已到商都的独立第2旅和骑兵旅迅速南下，对卓资山之敌形成包围。

卓资山是在归绥以东75公里处的一个城镇，北靠大青山的灰腾梁，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镇而过，东向集宁，西过归绥、包头，一条公路北至陶林，南达凉城，是绥远东部地区的一个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早就看中了卓资山的重要地位，他电令第67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已坚守了一个月，以便他调整部署。

24日，晋绥军区主力第358旅，独1旅、独3旅，分别从凉城、新堂、天城村地区向卓资山疾进。贺龙随部队也到达卓资山附近，当即奔赴作战第一线。警卫人员担心贺龙的安全，上前劝阻说：“老总，危险啊！你不要到前面去了。”贺龙一听，生气了，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们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打仗能没有危险？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当贺龙来到第358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贺龙也不答话，拉着他们要到前面去观察敌情。黄新廷和余秋里赶忙拦阻：“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再往前啦。”贺龙瞪了他们一眼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贺龙了解到卓资山守敌有逃跑的迹象，马上指示，要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击。不要因为我们部队刚刚赶到，不熟悉情况而丧失时机。你们要一面加速查清敌情，一面部署战斗。情况变化了，随时可以调整，不能按部就班。他决定，黄昏时分，部队发起攻击。随即命令：第358旅担任主攻；独1旅（两个团）在卓资山东面阻击由集宁来援之敌；独3旅进占卓资山以西、以北地区，断敌逃路，并准备阻击归绥来援之敌。

当贺龙得知驻守卓资山的敌人是何文鼎的部队时，高兴地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这次一定要敲掉他。”他告诉第358旅旅长黄新廷：你们一定要集中兵力攻击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敌第67军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敌人的防御作用很大。他反复叮嘱：这一仗，一定要打得快，打得猛，打得好！速战速决，力争全歼。

24日晚8时，向卓资山之敌的攻击开始。我主攻部队勇敢机智，迅速占领了制高点，而后，穿插分割，逐一歼敌。他们充分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战斗发展异常迅速。敌第67军军长何文鼎率军部特务营，乘作战时机悄悄地逃走了。经我一夜猛攻，歼灭敌新编第20师大部，残余之敌退缩到卓资山东北高地的集团工事里。25日拂晓，我第358旅全力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激战到上午10时多，胜利结束了战斗。此时，独立第3旅也打垮了敌新编第32师两个团的增援。

这次战斗，晋绥部队歼灭了傅作义部新编第26师4000余人，俘虏了中将师长张士智，可惜的是，在押解途中他又逃跑了，给他留了一条性命。

晋绥部队在卓资山打了一个漂亮仗，聂荣臻立即发布命令，号召晋察冀部队向兄弟部队学习。

就在晋绥部队向卓资山之敌发起进攻之时，晋察冀部队又对集宁之敌发起了攻击。10月22日，在我军猛烈的打击下，敌人都拼命向西逃窜，集宁守敌第35军军部和第101师成了孤军。第35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本钱，这是当年张学良给他的番号。而第35军的主力又是第101师。如果把这股力量消灭掉，将是对傅作义的一个沉重打击。聂荣臻决定抓住这个战机，用冀察、晋中两个纵队聚歼该敌。于是，他命令冀察纵队立即进占集宁以西的十八台，切断敌人的退路；令冀中纵队占领集宁以南的榆树湾等地，从南、西南对集宁之敌发起进攻。战斗发起后，冀中纵队击溃了敌人一个团，并以一部兵力前出到集宁以西。敌第35军军部和第101师乘夜弃城向西逃去。24日，晋察冀部队占领了集宁。

25日，由集宁西撤的敌第35军军部和第101师企图前往卓资山增援，遭到了晋绥部队独立第1旅的顽强抗击，但是由于后续部队独立第2旅没有及时赶到，让敌第101师逃到归绥去了。贺龙后来说：“如果独2旅赶上来了，我们就打上101师了。101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

傅作义遭我军打击后，于10月26日命令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2.4万余人猬集归绥，并加强了包头的兵力。同时，他还加紧部署建立新作战机构，将归绥、包头划为两个作战区：萨拉齐以东为归绥作战区，由第35军的第101师、新编第32师、第17师和暂编第3军的暂31师、暂10师、暂11师及长官部的直属炮兵等部队约3万余人防守，由傅作义亲自指挥。他以暂3军为城防主力，第35军为机动部队，集中兵力于城区附近，依托城防工事进行防御。

卓资山战斗后的第二天，聂荣臻来到了隆盛庄，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贺龙相会了，然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资山。在这里，聂荣臻与贺龙、李井泉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

聂贺：

我军应在卓资山附近休息数天，完成一切进攻准备，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傅顽，夺取归绥。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并须准备血战多天。

军委

二十七日十八时

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虽然强调还是要夺取归绥，但在具体部署上重点强调的是要“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因此，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断敌退路，实行由西向东打。然而，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并没有引起聂荣臻和贺龙的重视。他们根据当时敌我的实际情况，决定：先肃清归绥外围之敌，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分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部西逃之路，孤立归绥。很显然，这个决定的重点是在于夺取归绥，派一部兵力西进包头仅是一种配合夺取归绥的行动，没有充分体现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提出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的意图。贺龙后来说：“本来，在集宁、卓资山战胜敌后，就应该按军委指示早日西进，攻截傅军退路，消灭其主力。在卓资山时，我没有把军委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我要负一定责任。”[5]

接着，聂荣臻和贺龙对围攻归绥做了具体部署：晋察冀部队的冀察纵队、冀晋纵队沿大青山山麓向西进击，肃清平绥路以北之敌，从北面包围归绥；冀中纵队从东面包围归绥；晋绥部队主力肃清平绥铁路以南至大黑河以北之敌，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归绥；独1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2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10月底，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开始从平绥铁路南、北两面，扫荡归绥外围敌人据点，构成了对归绥的包围。这时，敌人全部猬集于归绥的新、旧城内。暂编第31军的第11、第17两师分守新、旧城垣，第35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为预备队。为了便于指挥，聂荣臻在陶卜齐设立了指挥所，指挥攻城作战。

据守归绥的敌人并没有放弃进攻，他们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战术，在十多天内，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军阵地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反攻，都被我军击退。敌人虽然付出了伤亡3 000余人的代价，但终未突破我军的合围，从此被迫转入了单纯凭坚防守。

此时，傅作义在归绥有6个师之众，蒋介石又从重庆空运一个重迫击炮团前来增援，敌人的粮食、弹药也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我军并不占优势，同时，我军又缺乏大兵团攻坚作战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多次攻城，都未成功，敌我双方在归绥形成了对峙状态。

下一步怎么办？11月6日，中央军委给聂荣臻和贺龙发来了一封长电，对下一步作战提出了三个方案：

聂贺同志：

来电及二局情报傅顽集五个师约两万人固守归绥，当有一场激战。特提以下意见，作你们参考。

（一）如我兵力、士气、技术三方面均占优势，应毫不犹豫一举攻克，今则三者有二，惟技术准备不明。据云张垣缴有七生五野重炮附以山炮，备足量炮弹（五千以上）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只要能弥补这一技术缺点，最好采用这一方针，迅取归绥。

（二）敌集五师守城，似准备积极防御。顺应敌之企图，我以一部积极佯攻（使敌认为是真攻），隐蔽主力，诱敌出击歼灭之，此种战法亦可与第一项战法联系运用。

（三）围坚攻弱，即是以小部弹性的围困归绥，主力西进攻取萨拉齐、包头、五原得手后，回头再攻归绥。

（四）以上三个办法均不可能时，发动群众，武装民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竭弃城，然后歼灭之，此法需要较长时间，以上四项办法以何项合乎主客观具体条件，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军委

十一月六日

我军围攻归绥仍无进展。11月14日，中央军委又致电聂荣臻和贺龙，指出：“归绥久围不下，我军应以一部监视归绥，以主力迅速西进，攻占包头、五原、临河，使归绥傅顽陷于孤立，粮尽援绝，必求突围，然后以野战消灭之，最后夺取归绥。”

包头位于黄河北岸，是绥远第二大城市，占领包头就能截断傅作义的退路。因此，在归绥被围期间，由于傅作义部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归绥。我军曾乘包头敌人兵力空虚，由晋绥部队的独1旅、骑兵旅与晋察纵队骑兵2团组成挺进军，在王尚荣的率领下，沿平绥铁路西进，进攻包头。

包头是一座坚城，早在伪蒙疆时期就有城防设施。土城，高8米，城周15华里，有东门、东北门、西门、西北门、南门5个城门。城外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城墙下及部分墙角有水泥浇筑的明暗碉堡；外壕内侧险要地带，设有电网，布满地雷，城外各据点与城内有明壕沟通。敌守城部队自围城开始，又增筑了城防工事，构成了严密的防护体系。守备兵力为傅作义部第67军军长何文鼎、暂编第3军副军长王雷震、包头市长马秉仁统一指挥的第101师、新编第32师、新编第33师等三个师的补充团和第12战区别动队，李守信的骑兵第4、第5、第6师，王有功的骑兵第3纵队和鄂友三的骑兵第5纵队的残部，共约1.2万余人。

我西进的挺进军从11月1日至5日，一路连克兵州亥、察素齐、沙尔沁，歼敌5个骑兵团，直抵包头城下。但由于挺进军兵力不足，也与敌包头守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王尚荣的这一报告后，甚为焦虑。经与聂荣臻商量后，令第358旅两个团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

11月12日，我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包头发起进攻，首先拔掉城郊外围据点，在我军猛烈的攻击下，很快攻占了除城南的发电厂和玉皇庙两个据点外的所有其他据点，敌人开始撤入城内。我攻入城内的四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但由于玉皇庙是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点，发电厂是包头惟一的电源，均为战略要地。因此，傅作义挑选了精锐部队加强火力，并以城内炮火支援，分别固守。在敌人猛烈的反扑下，我军伤亡很大，弹药耗尽，被迫撤出城外。

也就在这时，敌宁夏马鸿逵部的一个骑兵师到临河，逼近包头，前来增援。

情况万分紧急。聂荣臻接到中央军委的11月14日的电报后，立即从陶卜齐来到了归绥城西与贺龙、李井泉会面，再次商议下一步的决策。

聂荣臻和贺龙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虽略占优势，但劳师远征，供应极其困难，难为久计，而且要再增加兵力也有很大的困难，严冬即至，给作战带来了更多的不便，能拿下包头再回师归绥当然最好，否则不宜久滞坚城之下。他们经过几番研究决定：由贺龙和李井泉率领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之敌。晋察冀部队在聂荣臻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迅速东移，配合晋察冀部队共同围攻归绥。

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写道：

军委：

前日去城西，与贺、李面商情况，与部署如下：

（一）我自十月三十一日开始围困归绥，已将半月，另以独一旅两团及八旅之两团（缺一营）及骑兵旅，进攻包头。在此期中，敌曾举行五次较大规模之出击，均遭击退，共毙伤约三千，我亦消耗不小。经历次证明，敌在野战中，战斗力不强，但归绥新、旧两城在抗战前后，及最近所建工事，一般已经完成，在我现有之技术条件下，尚不易克服，如决心以大的牺牲强攻，旧城可能攻入，唯敌集六师之众，我部队又缺乏城市巷战之训练与经验，能否解决问题，经讨论均感无大把握。攻包部队于十二日曾一度攻入城内，因不惯于街市，我突入之缺口，被敌截断，有两营被割断，城内受挫。另马鸿逵部队之骑兵一个师于十四日已到临河，正向包头前进。

（二）我之部署，贺、李率晋绥全部增援包头，继续进占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之敌，已于十四日出发，以三日行程进抵包头附近。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主力集麻西八，保证攻包任务。如我攻占包头，并打退援敌，晋绥主力再行东转共同继续围困归绥，使归绥敌更陷孤立，但傅顽固守归绥之决心将必坚持（如退则早退包头矣，目前再退，以其野战战斗力之低弱，必受严重损失，除万不得已必凭坚固守），因之，围攻归绥之战役，将转为持久。

聂

十一月十五日

16日，中央军委复电聂荣臻，同意改变作战计划，并对绥远战役作了新的部署：

聂贺李：

绥远战役在突破丰镇时，我主力未及时猛烈西进，截断傅顽归路，以致失去野战歼灭敌主力的机会，傅逆得集中主力步兵五师、骑兵一师（二万三千人）凭坚固守，与我顽抗，依坚短促出击，给我以消耗。聂十五日电改变部署，贺、李率所部先取包头是好的，但为确保胜利，须集中力量，准备消灭东西可能增援包头之敌，故聂司令应率晋察冀主力与贺、李一同西进，留部分适当兵力控制归绥周围要点，弹性围困，封锁袭扰，如包头能迅速攻下，应即攻占，否则贺、李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聂主力控制包头、萨拉齐地区，隔断绥、包傅顽联系，相机攻取包头，引敌出击，求得野战，贺、李完成任务后，一部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与聂合力再攻归绥，夺取东胜，你们如何部署，望速告。

军委

十一月十六日

这就是说，中央军委要求聂荣臻“应率晋察冀主力与贺（龙）、李（井泉）一同西进”围攻包头，只留部分适当兵力围困归绥。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后，聂荣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攻取包头的方案，是不妥的。特别是在晋绥部队主力西进包头后，傅作义就曾派骑兵第4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企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经过反复考虑，聂荣臻于11月17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军委并贺李：

十六日午电示于十七日收到，对执行这一指示，经过讨论研究感到很难部署。特将困难情形及我目前部署经过报告如下：

（一）对军委指示之三种方案，我们研究讨论后即对归绥的敌情具体侦察，准备攻城，依据敌及工事情形，强攻不利。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夺取包头。晋察冀部队仍以与归绥之守敌均相等之兵力，继续围困归绥，并能策应贺部。如归绥敌西窜，我即能在绥、包间形成野战，因傅顽以主力据守归绥，并非单纯固守，系采取积极防御，连续主动出击，企图寻求机会，对我各个击破，但屡次出击无一次其伤亡不三四倍于我，迄未得逞，如我围城部队转为劣势，敌必乘机集中力量向我反击，则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二）我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夺取五、临，则第一，兵力更加分散（我贺部两部共二十八个团，现有人数每团平均不过一千一百人），如分作五、临、包头、归绥三区作战（包头至五原三百余里，五原至临河二百余里），互相策应困难，处处兵力薄弱。第二，绥远地区原非根据地，大兵团作战如无巩固之后方，入境后则粮食弹药不得前运，有时即有粮也磨不出，伤员后运也成问题，目前部署本不为难，但不能实现，本部现在伤员即不得后运，以上请再讨论复示。

聂

十一月十七日

很明显，聂荣臻并不同意中央军委提出的将晋察冀部队主力随晋绥部队一道西进进攻包头。他主张仍按原来的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的发展再说，并提出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慎重考虑。11月22日，中央军委在复电中除进一步强调了“绥远战役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以外，并根据“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的情况，对绥远战役提出了三个方案，并进行了分析：

第一，就是以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力攻取包头。但根据贺龙、李井泉的来电，攻取包头的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打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时间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

第二，放弃围攻归绥，集中晋察冀和晋绥两部队主力，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的敌人。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增援之敌。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作义部控制，我之攻包头部队后方可能被敌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

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等候机会打击。如此我虽暂时脱离被动，但战略未能完成，晋察冀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于执行肃清同蒲北段敌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作义将仍为我大患，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会傅作义部。

中央军委最后表示：“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因为能攻下包头、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战略任务，归绥附近要点失去一点无关大局，并可回头各个攻击之，但两部（晋察冀和晋绥部队）主力攻包头亦可能攻不下，五原更是无法攻取，那时实行第三个办法，撤退下来，亦不会陷于被动。我们意见如此，但我们对于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特别聂（荣臻）、耿（飚）根据情况及上述三个办法，决心执行之。”

第二天，即11月23日，中共中央又给聂荣臻和贺龙发来了一份电报，指出：“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根据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的指示，聂荣臻于11月24日致电贺龙询问进攻包头的情况，指出：“请考虑攻包头有否绝对把握，我们意见，如经考虑有确实把握，就照原计划迅速动作”，否则，就放弃攻击包头。

贺龙是很想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意图的。他在包头东郊沙尔沁对部队说：“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6]聂荣臻见贺龙不回电，于11月26日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绥远战役只有消灭傅作义部的主力，才能达成战略上的要求，如果傅作义部之主力不能消灭，即使攻克包头、五原，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对包头、五原亦难巩固，但如进攻包头，确有把握攻克包头后，归绥守敌更陷孤立，可能争取在战局上某些变化，若攻克包头没有把握，攻而不克再陷相持僵局，就更为不利，曾电贺龙、李井泉询问攻包头之把握，并述迅速动作，未得其电复。根据马全良昨由五原增援包头的情况，将更增加进攻包头的困难，因此我们同意军委23日指示，在攻包头无把握的条件下，避免与敌僵持，而从事新的部署，以求机动之方针。12月1日，在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说：“一般干部对攻包具有信心，但绥远战役如不能消灭傅顽主力，基本上即未崩溃，任务即使攻包头，估计不会改变傅顽固守归绥决心，仍不能求得消灭傅顽主力，故无决定意义。天气日寒，如我持久与敌坚持在作战上，后方运输上更将增多困难，你们后运之几百伤兵不少因天寒冻坏。因此，我们主张如攻包无绝对把握用迅速坚决战斗时，即放弃攻包，集结主力控制绥东及察西南，寻求新的机动”。

12月2日，贺龙率部队又向包头发起了进攻。晋绥部队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英勇作战。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衣着单薄，天寒地冻，土工作业、排除障碍和部队生活保障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加之敌人已经充分准备，因而，激战终日，未能奏效。

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发作，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只能躺在床上关注着战斗的情况。当他得知进攻包头再次受挫后，反复思索，感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攻城，将会消耗更多的有生力量，也没有取胜的把握，这种仗不应再打下去了。因此，他决定停止攻城，于12月4日夜把部队撤离了包头。

晋绥部队撤离包头后，晋察冀部队围攻归绥的战斗还在进行着。正在这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现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进攻张家口的迹象，遂命令结束绥远战役。12月13日，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我晋绥部队主力回师晋西北，晋察冀部队撤回张家口一带。

绥远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收复了绥远的广大地区，消灭了傅作义部队1.2万余人，孤立了大同守敌，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近百万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对于争取国内和平局面，迫使国民党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次战役没有达到歼灭傅作义部主力，收复归绥、包头，解放绥远的预期目的。从而给后来华北解放战争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正如郑维山回忆所说的那样：“假如停战前的绥远战役消灭了傅作义军主力，那就不仅不会有大同、集宁、张家口诸战役的失利，而且华北整个解放战争的历史将是另一番模样了。”[7]

[1]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42页。

[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5]　贺龙：《晋绥军区建军会议总结》，1947年5月6日。

[6]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7]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第3章　昙花一现的和平

蒋介石玩弄“和平”新花招——马歇尔来到中国——《停战协议》的签订——北平军调部——傅作义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艰难的整军谈判——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晋察冀部队的精简复员——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和平之光的消失

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然而，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到这一年底，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局部进攻都一一失败了。先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歼灭入侵山西长治地区的国民党阎锡山军13个师3.5万余人，击毙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敏斌，生俘第19军军长史泽波及炮兵司令胡三余。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又率领晋冀鲁豫部队大战平汉路，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第30军和第40军，争取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生俘第11战区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歼灭4.5万余人。蒋介石损兵折将，又做了一次“黄粱美梦”。平汉路大捷，令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1]紧接着，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1.2万余人，给蒋介石又是沉重一击。与此同时，我山东军区部队进行了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限令11月底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四个月来，蒋介石在军事上连吃败仗，说明蒋介石要打全面内战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尽管美国帮助蒋介石运了两个军到秦皇岛，两个军到北平、天津，两个军到山东，但他的绝大部分部队还在西南，华北的兵力仍然不足。加之，全国人民反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使蒋介石在军事上不能继续打下去了，又重新高唱起“和平谈判”的调子来。

我军几个月来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也使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深为不安起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还没有准备好，为确保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他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于是，便亲自出马，装出一副“中立”的面孔，关心起中国的“和平”来了。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声明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应立即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虚伪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

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前不久，杜鲁门宣布调回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到中国。

马歇尔1880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他原是美国陆军参谋长。虽然，他说不上是一个中国通，但他于1923~1926年在天津的美国步兵第13团服务过，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1945年8月20日，这位美国五星上将正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桌前，阅读完刚刚从远东发来的紧急电文。接着，他提笔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信是这样写的：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做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了。

我在陆军部服务七年有余，其中六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推荐艾森豪威尔将军，其人于特殊时期之参谋长一职务最适胜任。

马歇尔辞去美国陆军参谋长后，杜鲁门即派他前往中国，并提醒他说：远东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内战的战火正在整个中国蔓延，美国只有坚决进行干预，才能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一场可怕的悲剧。

对于马歇尔这时来中国，蒋介石高兴得很，忙不迭欢迎马歇尔的到来。

12月19日，上海天气潮湿，阴沉小雨淅沥不停，来自北方的寒流分外袭人，一架美国空军的大型运输机钻出厚厚的云层，降落在停机坪上，从飞机上走下了马歇尔。

马歇尔在上海只停留了一天，12月21日，便匆忙赶到了南京。蒋介石作为一国的元首，本来不必要专程去南京迎接。但为了讨好美国，蒋介石不惜从重庆来到南京恭候，并和马歇尔进行了短暂的晤谈。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很兴奋，说：马歇尔将军获得杜鲁门总统的授权，足以使他对僵持的中国的问题，有达成迅速解决的希望，这样一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了。

12月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第二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到马歇尔的住处与他会晤。

12月27日，中断了一个多月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在马歇尔的主持下，再度恢复了。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除周恩来、王若飞外，又增加了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是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三个人。蒋介石曾急电张治中回来参加谈判，但当时他还在新疆，未能及时赶到。

在谈判恢复的第一次商谈中，周恩来就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三点建议：一是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均暂时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是避免内战的一切问题，均应于停止军事冲突后，经和平协商解决；三是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的地区进行考察，以保证前两项措施的实行。[2]

国民党对中共的建议最初的反应是不予理睬，采取了顽固对抗的态度。致使谈判无法进行下去。30日，马歇尔会见了国民党代表，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

由于马歇尔施加了压力，国民党才同意组织一个三人小组，由国共两党和美方各派一名代表参加，讨论解决与停战有关的问题。12月31日，国民党方面又对中共所提出的三条建议作出了书面答复。与中共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复文只是笼统地表示可以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却避而不谈双方军队均应各驻原地，并提出将“恢复交通”与停战并提，实际上是以恢复交通为停战的先决条件，确保停战以后国民党政府能够继续运兵。

可见，中共要求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则坚持有条件停战，这就成了停战谈判中的主要分歧所在。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6年1月3日，马歇尔分别向毛泽东和蒋介石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动；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这是马歇尔在明显地偏袒国民党。

就在马歇尔发出备忘录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复函国民党，同意建立三人小组进行谈判。1月5日，双方代表继续协商，就三人小组和实现停战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继续磋商实施停战的具体细节。

1月7日，三人小组在马歇尔的重庆宅邸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张群坚持要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调动作为例外，并写进停战令上。他还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接收热河、察哈尔两省的重要城市赤峰和多伦。

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同意。1月9日，在延安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代表团：必须坚决拒绝蒋介石占领赤峰、多伦的要求，同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军仍然向热河、察哈尔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同时停止向华北、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否则，一旦发生更大的军事冲突，中共概不负责。[3]

当天，周恩来便将中共的这一立场转告马歇尔。

经过十多天的反复磋商，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下午3时，张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了字，作为调解人的马歇尔也签了字。协议规定：从1月13日午夜起，“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毛泽东依据协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指示：“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但蒋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4]

在停战命令生效的前一天，即1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通告：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各地统限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限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国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于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

（二）停战包括对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

（三）我依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

（四）从一月十二日特别是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任何部队、政府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应将其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伤等完全准确的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揭露。各地电台须与北平叶剑英建立联系。

中央

在国共停战谈判中，国共双方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决议》，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虽然，“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请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经三委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布。

为执行建立军调部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

郑介民，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随即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广西省政府委员、国防部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处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罗伯逊，1894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年4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题。同年5月来到中国，任美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

这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三委员及其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15人，乘上马歇尔的专机，离开重庆，飞往古都北平，住进了北京饭店。

当天，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见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他说：本人从未来过古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视我国最大的都市，深感其名不虚传，堪称我国最伟大的都市。这次我等三委员北来，负责执行部工作，决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致行动。他特别指出，今日和平建国乃为全国一致要求，我们当立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从事建设。[5]

三委员到达北平以后，立即着手建立组织机构。按照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在组织机构上，规定三委员各带助手、随员数人，下面各设一参谋部，配备若干参谋人员。执行主任由美国人白罗德担任。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谋人员。预定派出8

个执行小组。但是，工作开始以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和调处任务的增加，组织机构随之不断地扩充和加强。首先确定在三委员之下各设一名参谋长，中共方面最初由耿飚担任，后由罗瑞卿接任；国民党与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凯担任。在各自参谋长之下分设4个科：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总务科、通讯科。叶剑英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机构和人员配制上又作了一些变化，在委员之下设一秘书长，由李克农担任；参谋长之下设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行政科；另外，还设了几名顾问，由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等担任，马海德则以卫生顾问名义参加工作。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通过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定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

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

军调部的第一个执行小组，是派往绥远集宁地区的。为什么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一个阴谋家。他虽然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也发布了停战命令。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停止内战。因此，他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前夕，于1月7日又秘密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进军令：“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6]

傅作义接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后，立即率部向绥东、绥南解放区进犯。1月12日抢占了陶林、和林两地后，13日进攻卓资山，遭到了我晋绥部队的沉重打击，暂编第3军军长袁庆荣被撤职。14日凌晨2时，傅作义部骑兵第4师和伪蒙军一部共3 000余人，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了集宁。集宁被敌占领，就对张家口和绥东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回集宁，我军决定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率领晋绥军区第27团，由冀晋纵队第3旅，分别由卓资山、丰镇向集宁急进。冀晋纵队第4旅第6团，迎着塞外的大风雪，也从遇驾山赶来参加战斗。他们配合原在集宁外围的晋察冀部队八个连的兵力，经过彻夜的激烈战斗，占领了集宁外围的全部阵地。16日拂晓时分，我军从四面八方紧逼集宁城下，向集宁城发起总攻击。

就在我军猛攻集宁城的时候，敌人耍了个恶人先告状的伎俩，向北平军调部告急。郑介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提议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去集宁，监督停战。叶剑英根据我军集宁前线发来的情报，严正指出，集宁在1月13日前，为解放区军队驻守，是国民党军队进占，违反了停战令，必须立即退出。郑介民狡辩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队就在集宁城内。他反诬共产党军队挑起冲突，向集宁城的国民党军队进攻。

美方委员罗伯逊见双方争执不休，遂以“中间人”的身份予以调解。他判定，1月13日24时国共双方军队均在集宁城内。因此，要实现集宁的停战，双方军队均撤出集宁一日行程（60华里），划集宁为中立县城。但是，郑介民仍坚持要解放区军队单方撤退。叶剑英则严词拒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到了1月17日，叶剑英得到解放区军队在18日前有把握夺回集宁的情报，于是，表示同意国、美方面关于派执行小组去集宁的提议。

北平军调部派了由美军上校莱克、国民党军中校林光军率领的执行小组先来到了张家口，同聂荣臻会晤。

1月17日12时左右，执行小组乘坐北平军调部的一架飞机，到达了张家口，随即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们向聂荣臻说明了来意后，要求晋察冀军区派人同他们一起飞往集宁，共同视察集宁的停战情况。聂荣臻当即向他们说明集宁的事实真相，并对执行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说，集宁是绥蒙军区所在地，归晋绥军区管辖，晋察冀军区不能指挥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和晋绥军区取得联系，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晋察冀军区可以考虑派人陪同前往集宁。听聂荣臻这么一说，执行小组的成员只好同意先与晋绥军区取得联系，然后再派人一同飞往集宁。这时，已经是下午3时左右了。执行小组看看时间也不早了，就飞回北平，约定第二天上午10时再来张家口，由晋察冀军区派人一同飞往集宁视察。

利用这一时间，聂荣臻立即命令冀晋纵队第3旅等部队，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向集宁发动强攻，务于18日8时以前，歼灭集宁城内之敌，夺回集宁。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急电姚喆，要求部队坚决执行这一命令。17日黄昏，我军各部队向集宁发起了总攻，用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突破口，在敌人一片慌乱之中，我军突入了集宁城内，经过激战，到18日晨，歼灭集宁城内之敌2 000人，使集宁城又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一夜，贺龙通宵未眠，时刻注视着战斗的进展。18日晨，当他接到夺回集宁城的报告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忙命令参谋给姚喆发电报，命令他们马上打扫战场，准备迎接执行小组的到来。贺龙的命令一传到集宁，全城军民一齐出动，清扫街道，修补城门，使集宁很快恢复了战前的面貌。

1月18日上午11时，执行小组乘坐飞机来到了集宁。情况又怎样呢？当时，随执行小组进入集宁的记者这样写道：“执行小组抵集宁时，集宁已无战事，晋绥八路军驻防该地，社会安谧，秩序良好。”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看到这种情景，只好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话可说。国民党代表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无可奈何。傅作义真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三天后，当贺龙冒着塞外飞雪，从土台子赶到丰镇，以“中共山西司令员”的身份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时，他们又把集宁的问题提了出来。参加这次执行小组会议的有大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温开和、中共代表李波、美方代表霍雷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

会议开始，美方代表霍雷发言。此人站在国民党一边，闭口不谈国民党军队侵犯集宁的责任，只讲什么要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等等的题外话。贺龙衔着烟斗，冷眼旁观，察觉到霍雷是在故意回避会议主题，转移大家对国民党侵犯解放区的注意力，心里很不高兴，便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的权力有多大？你是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调处冲突，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

霍雷愣一下，马上又说：“我的责任是监督停战。你们共产党在集宁就违反了停战协定，侵犯了政府的地方。”

贺龙一听这话就火了，他大声地说：“集宁的事我们最清楚。”接着，他指出集宁是1945年8月22日由八路军从日本军手里解放的。以后被国民党军抢走。当年10月24日，八路军重新解放了集宁，一直到今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前都在八路军管辖之下。1月14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将停战令丢在一边，袭击集宁，被我们打退了，他们丢了几百具尸体。说到这儿，贺龙停了一下后，又冷冷地问道：“你说集宁到底是谁的地方？”面对贺龙的问话，霍雷无言以对。

事情还没有完。郑介民对在集宁调处问题上的失败一直不甘心，耿耿于怀，多次找机会进行报复。

1946年2月下旬，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决定乘飞机到全国，主要是华北、华中各地巡视一遍。

第一站是到北平。

2月最后一天的下午2时许，在北平西郊机场上，一大群欢迎者已翘首等待三人小组的到来。人群中有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还有北平军调部的三委员。

不一会儿，一架银色的美国C-54号巨型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降落在欢迎人群面前。

下了飞机，稍作休息，三人小组开始听取北平军调部三委员的工作汇报。

3月1日，三人军事小组在军调部三委员的陪同下，离开北京，飞往张家口、集宁等地。

到了张家口，聂荣臻设宴热情招待大家。吃的菜一律是中国菜，但也有刀叉乳油果子酱。第二天，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说，这顿饭是他在世界上所吃过的饭中最好的一顿。

几天以后，三人军事小组在军调部三委员和贺龙的陪同下，来到了集宁进行视察。这时，郑介民和张治中还没有忘记几个月前集宁调处的事。他们马上提出了集宁调处的是非问题来。周恩来、叶剑英当即给予了有力驳斥。马歇尔见此，只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事情。”郑介民和张治中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正式揭幕。会议进行了22天，开了10次大会，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提案，确定了整编全国军队等原则，为军队的整编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是一个视军队为生命的人。十几年来，中共军队的存在对他的独裁统治威胁太大了，一直是他的心腹之患。他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吃掉中共的军队。他妄图通过这次整军的机会，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思早是了如指掌。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和平与民主的保障，当然不能交给蒋介石，更不能让蒋介石“吃掉”。

国共两党的这次整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1946年2月1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拉开了整军谈判的帷幕。

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谈判一开始，国共双方首先为整军协定的正式名称争论了起来。

张治中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曲解重庆谈判时签订的《双十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把整军谈判说成是仅仅为了整编和统编中共军队。

中共方面当然无法接受。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整编对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同样适用。

最后，周恩来提议整军协议全称可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被三人军事小组所接受。

国共双方争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整编后双方应保留军队的比例。

在重庆谈判时，中共在军队比例问题上曾做过重大的让步。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也不同意，直到毛泽东离开重庆，此事仍未达成协议。

这一次整军谈判开始之前，马歇尔事先曾秘密地向蒋介石提交过一个建议草案，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比例提出过意见。这个草案的内容，据张治中透露，有以下几点：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22％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20个军，包括60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 000人。60个师中20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训练，其比率至少占30%。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实力30%。

从这个草案中可以看到，在全国60个陆军师中，中共占20个，国民党军占40个，国共之间的比例是二比一。中共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但草案中也要在空军、海军中各给中共至少30％的编制。

马歇尔的这个草案，蒋介石当然是不会同意的。难怪蒋介石看到马歇尔这个草案时，大为震惊。他气急败坏地立即让张治中去找马歇尔，赶快修改。他还再三叮嘱张治中，此事千万不能让周恩来知道。

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马歇尔只好把比例修改为五比一，并取消中共官兵加入海军、空军的动议。

但是，国民党还是不同意，张治中要求把比例改为六比一，周恩来则强烈反对，坚持五比一，即整编完成后，国民党军队为50个师，中共军队应有10个师。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五比一的方案。

此外，在军队整编与统编的时间和实施程序上，国共双方也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争论，最后，才在马歇尔的调解下达成协议。

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终于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上正式签了字。

在签字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做好整编军队的准备工作，大意是：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关于整编全国军队的计划已经决定。第一期六个月，国共两党军队各自整编；第二期又六个月，国民党军缩编成90个师，我军缩成18个师；第三期再六个月，国民党缩编为50个师，我军缩编为10个师。并以我军8个师加国民党军4个师编成4个军，以我方人员任军长；另以国民党军4个师加我军2个师编成2个军，以国民党人员任军长。为将来国民党内反动派一旦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去请求政府加委，以便在一旦受到袭击时，他们能自由行动。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字，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他认为，中共保留的军队还是多了，而他的愿望是，中共的军队留下的越少越好。这样，只要有机会，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中共军队“吃掉”了。所以，在整编军队的方案签字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便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所部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蒋介石所说的中共18个师，是指整编一年后中共应保留的军队数字，此时，国民党应保留的军队则为90个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提案通过了，整军的方案也签订了，一丝和平之光终于穿透满天阴云，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从此以后可以过上和平安定的好日子了。

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早在2月1日，也就是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当时，毛泽东虽然在生病，但是，他还是带着病认真地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是真心诚意地渴望和平民主的到来的。刘少奇后来曾说过：“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的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糊涂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的。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7]

3月6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

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望根据恩来所告，再行考虑，制定详细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晋绥方面，请贺立即筹划，并偕荣臻一道，乘飞机来延开会为盼。

中央

三月六日[8]

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又说：“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实行。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延，并不要远离部队。在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须向一切人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反复解释多次，由当地主要负责人出席解释，并发动复员者自己讨论，以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方向。”[9]

对于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各战略区在执行过程中是不一样的，并没有完全实行，至少没有一律按三分之一实行。郑维山在回忆时说：“值得庆幸的是，上述要求基本上没有实行，至少没有一律按三分之一实行。据知，中原只撤销了第二纵队第14旅的番号，主力部队由原来的七个旅编为六个旅；西北将教导1旅与2旅合并为教导旅，第385旅并入警备第3旅，即合并了两个旅部，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其他战略区也不见有大量复员的。”[10]

但是，晋察冀军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2月，晋察冀中央局就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共编22.5万人，按野战军和地方军2∶1的比例，野战军共编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并规定“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发布《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据此，聂荣臻对晋察冀部队进行了精兵整编，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地方军增加约5万余人，编为6个军区，21个军分区，13个独立旅，总计复员约10万人。精兵整编后的部队序列是：

第一纵队（原晋冀鲁豫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芦绍武，辖第1、第2、第3旅。

第二纵队（由两个冀察纵队合编）：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韩伟，辖第4、第5旅。

第三纵队（由两个冀中纵队合编）：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参谋长陶汉章，辖第7、第8旅。

第四纵队（由两个冀晋纵队合编）：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郁，参谋长唐子安，辖第10旅、第11旅。

地方军除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外，另设六个军分区：

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刘秀峰（兼），副参谋长张挺，辖教导旅及警卫团、警卫大队。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参谋长张开荆，辖第1、第2、第3军分区及独立第1、第2旅。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参谋长萧思明，辖第4、第5、第6、第7军分区及独立第4、第5旅。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参谋长黄寿发，辖第8、第9、第10、第11军分区及独立第7旅、第8旅。

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楚离，参谋长王智涛，辖第12、第13、第14、第15军分区及独立第10、第11、第12旅。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黄火青，参谋长舒行，辖第16、第17、第18军分区及第13、第14旅。

热辽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胡锡奎（兼），参谋长朱军，辖第19、第20、第21军分区及独立第16、第17旅。

另外，为统一指挥东部地区各军区的部队，仍保留了冀热辽军区指挥机构，并进行了相应的充实。程子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陈奇涵、黄永胜任副司令员，黄火青任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辖冀东、热河、热辽三个军区。

从这里可以看到，与其他战略区不同的是，晋察冀军区在精兵复员问题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复员三分之一的指示的，特别是在这次精兵复员中，约有5万多野战军编为各地方军区的独立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部分力量，但由于野战军数量的减少，地方部队又都处于分散状态，这对于部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影响的。郑维山在回忆这一个问题时说：“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是一个例外。它不仅如数复员了三分之一，伤了部队的元气，而且早在3月1日中央局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了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两支野战军共九个纵队，除第一野战军的冀晋纵队和第二野战军的冀察、冀中纵队外，都是每个纵队3个旅，第一野战军的冀察纵队和第二野战军的热辽纵队各4个旅，共26个旅，77个团，215 000多人，加上地方军10 400多人，总计32万多人。复员整军后，野战军缩编为四个纵队，除第一纵队外，每纵队两个旅。”郑维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关于复员整军的指示是必要的，适时的。但是，“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又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精骨方能完成。”[11]

晋察冀军区在精兵复员中精简数量过大、过快，“伤了部队的元气”。《聂荣臻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写道：“聂荣臻在主持这项工作中，由于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晋察冀复员人数较多，时间也较快，比起其他各区要突出一些。精简整编是中央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问题是复员人数多了些，影响到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和尔后的作战。”[12]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诚心诚意地渴望和平。但是，蒋介石对和平从来就没有丝毫的诚意。“和平”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欺骗的手段和进行大规模内战的准备步骤。《停战协定》规定，停止一切军队的调动，但是从1月13日停战令生效起，蒋介石就背弃协定，疯狂地为全面发动内战作准备，到5月底，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向内战前线运送和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共138万余人。在军事行动上，虽然大举进攻暂时停了下来，但对我各解放区的蚕食进攻却有加无减。6月14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自1月10日停战协定起，到5月20日至，据我们现有资料统计，国民党军队向关内各解放区大小进攻达3 675次之多，先后使用兵力共为258万余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 077个，县城26座。”“如能搜集全部材料，恐这个统计数字还不止于此。”[13]特别是国民党拒不承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利用关内休战的机会，抽调了大量兵力向东北我军大举进攻，造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在华北，国民党军从未停止过对我解放区的进攻。停战令生效以后，国民党为抢战略要点，在集重兵向东北进攻的同时，又以北平行营李宗仁所辖第11、第两战区所属主力，在阎锡山第二战区驻大同部队协同下，发动了对张家口和承德的进攻。

1月10日，蒋介石密令傅作义于13日停战令生效前抢占集宁。何应钦通报阎锡山，在国共战事停止前，山西应该“保持有利形势”。

接到密令后，傅作义以第35军新编第31师、第32师，于1月12日分别占领陶林、和林，停战令生效，又以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于14日凌晨，抢占了绥东要镇集宁，严重威胁我张家口和绥东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以驻大同的骑兵第4师、省防第5军，分三路向我抢占战略要点。一路向大同南，省防第5军第14师，于12日偷渡桑干河，13日占我浑源，第13师进犯左云。另一路向东，骑兵第4师，于13日晨攻击我遇驾山冀晋纵队第4旅第47团阵地，企图进占阳高。第三路向北，12日晚，大同敌一部进袭我驻孤山的第四纵队第3旅第12团2营阵地，我丰镇驻军第3旅主力驰援，大同敌伪蒙军王英部及马占山部一部乘我丰镇兵力空虚，于13日拂晓突入城，我第3旅旅部被包围。

为此，我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发动了晋北保卫战、集宁保卫战，先后收复了浑源、集宁。当时，贺龙在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上，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绥东进攻卓资山、丰镇，在晋北侵犯左云的事实。他问美方代表霍雷和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你们说，究竟是谁违反了停战令？这个责任要谁来负责？”温天和呐呐地说：“晋北是阎长官管辖的地方，出了事由阎长官负责。”贺龙马上指着记录员说：“好，阎长官负责，温代表说的，请把这记录在案。”温天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立即转换了话题。

但是，国民党军又继续向我华北各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在热河地区，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13军第54师、第4师、第94军第5师等部，集中于平泉至朝阳铁路两侧和平泉南北140里地区，对我展开蚕食进犯，对承德形成正面战役包围，企图夺占承德，进而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抽兵进攻东北我军。2月16日，敌第5师由冀东调热河进至平泉勃罗树地区，并企图向我党坝地区进攻；同时，第54师两个团由天义进占我平泉北黄土梁；第13军有正面进攻的企图。至此，国民党军已形成三路进攻承德的态势，企图首先解除我军对平泉的包围形势，尔后向承德进攻。

为坚持停战协定，保卫承德，我晋察冀部队于2月下旬发起了保卫承德战役，于27日将敌第5师包围。经三天激战，残敌第5师1 300人，被我军压缩到一条长宽不到3里的山沟里。正当我军最后准备聚歼该敌时，军调部承德小组赶来，在美、蒋代表的袒护下，第5师逃脱了被我全歼的命运。

5月中旬，国民党军从热河抽调了三个师增援东北，我冀热辽军区于5月12日发起了辽西、热东破击战。至5月19日，在辽西，炸毁了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的大部桥梁，占领了若干车站和据点，使北宁路交通一度中断；在热东，我控制了赤峰至叶柏寿间铁路260里，歼灭了敌第13军第45师第162团全部及炮兵营大部，迟滞了国民党军向东北增援，配合了东北我军的自卫作战。

敌我蚕食和反蚕食斗争的重点是冀中地区。由于冀中解放区位于华北各战略要点的中心，紧靠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及平津、津浦、平汉、正太四大铁路干线，直接威胁着敌人华北的指挥中心和运输动脉。因此，冀中解放区是国民党军对我实行蚕食的重点。国民党军为占领华北，确保和扩张其占领区，首先对冀中解放区的周边地带展开了频繁的蚕食进犯。停战令生效后，4月15日，保定敌伪军向我唐河以西、漕河以南地区侵扰，强占我村镇十余处。5月下旬，石家庄敌伪军对石家庄、滦城间广大地区发动了蚕食进攻。

5月下旬，国民党军第16军、第94军、第92军各一部近万人，向我冀中解放区又一次发起进攻。进攻之敌分作两路，一路向永定河以北进犯，遭我坚决阻击后，不敢贸然前进；另一路约5 000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津西重镇胜芳进攻。我军经9昼夜英勇作战，歼敌1 500余人，将敌击退，取得了胜芳保卫战的胜利。聂荣臻为此专门写了《胜芳保卫战的经验总结》。自4月初5月底，我冀中军民对敌作战70余次，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

利用停战机会，蒋介石一方面进行“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不断向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4月9日，蒋介石秘密接见美国记者说，他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并说：“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5月2日，蒋介石到河南新乡视察，在那里，他对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队长官发表了讲话。他说：“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着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共产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14]为此，蒋介石在命令熊式辉、杜聿明等人在东北大打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关内的调兵遣将，把军队、武器弹药运送往内战前线，建立各种军事设施，调整指挥机构，制定作战计划等，到6月份，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基本完成了，他要大打了。6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指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15]6月17日，蒋介石又蛮横无理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5项要求：即要我军退出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胶济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冀东沿海、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1946年6月7日以后我从山东、山西两省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并声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退出这些地区，才能考虑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同意这些无理要求，于6月21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蒋介石对此不加理睬，关起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于6月26日，以30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

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和平之光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轰轰炮火声中完全消失了。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2]　《停战谈判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转引自《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4日。

[6]　转引自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7]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6日。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0]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1]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2]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51~552页。

[13]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编》。

[14]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15]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第4章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

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重兵攻晋察冀——中共提出“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阎锡山妄图重做“山西王”——贺龙发起晋北战役——“进大同吃月饼”——蒋介石走出一步毒棋——“煮熟的鸭子飞了”——傅作义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一线和平之光很快消失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了大规模内战准备后，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求在和平之树的绿荫下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全国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解放军的3.4倍。

蒋介石对其一手发动的这场内战的性质与规模，在战争初期就有明确的表述：“今日之共匪，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1]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到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

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向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于这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2]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3]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4]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要”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人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5]

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作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6]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我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乐观的，从而为解放军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战略计划。

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关内各战略区首长，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7]。

中共中央在6月21日的指示中，对争取和平前景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严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美国；如果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自6月19日至28日，先后对各战略区作出了当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立即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部署。

对北线（指当时的晋察冀、晋绥战场）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于19日指示：大打后，我晋察冀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龙、李井泉部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又一部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部夺取正太线；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晋察冀军区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一部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部夺取晋西南及同蒲铁路太原至蒲州段；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

28日，中共中央又对北线作战作出进一步的部署，指示晋察冀军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三路，指平汉路北平至石家庄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指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当国民党军进攻承德时，“乘敌北进，集中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指石家庄）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个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太岳五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对南线（指当时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战场）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于6月22日指示，全面内战后，“太行区（指晋冀鲁豫军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指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徐州至蚌埠之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华中军区主力对付长江以北之敌，配合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大主力的作战。并提出：“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强调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一大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两天以后，中央军委对南线作战又作出了进一步的部署：为使作战有重点起见，（一）开封和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当晋冀鲁豫负担。（二）山东军区全力担负占领徐州和蚌埠间铁路及调动徐州之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和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部队主力占领蚌埠至浦口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

不难看出，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解放军制定了一个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全面出击的战略计划，即“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

1946年7月，晋察冀解放区含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北与东北解放区相接，东南与山东解放区相依，西与晋绥解放区相连，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境内西倚五台山，东有冀中、冀东平原，物产丰富。晋察冀解放区包围着国民党军占领、控制的北平、天津、保定、太原、大同等大中城市和以平津地区为交通枢纽的北宁、平汉、津浦、平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整个解放区的面积为54.95万平方公里，2 655万人口，拥有96座城市，首府设在张家口。晋绥解放区含吕梁、雁门、绥蒙、解放区。东抵同蒲路北，与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相接，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解放区隔河相望，南至汾河，与太岳解放区相接壤，北越平绥路，抵山西北部和绥远东南部。境内吕梁山脉横贯南北。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全解放区的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89万，拥有城市19座，首府设在兴县。

蒋介石对我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早已虎视眈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立即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我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中共军队。第十二战区在关于各部队任务中提出：“维护华北治安及保护平汉、津浦、北宁、平绥交通线之安全。”[8]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进攻计划，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9日发出指示：华北方面要首先消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作战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间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步以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主力会攻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相机攻占石家庄、太原。

山西，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老巢。

阎锡山，号龙池，字伯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今属定襄县）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因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刁钻顽猾的性格。辛亥革命后，他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把山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成为独霸一方的“山西王”，人称“阎老西”。他在统治山西时，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当时有一个名叫刘师亮的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讥讽阎锡山对山西人民的残酷剥削。

阎锡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1946年1月，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生效后，他便利用暂时停战的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加紧扩军，准备内战，妄图实现重新恢复旧日“山西王”美梦；另一方面不断蚕食解放区，捕杀地方干部。从5月中旬起至5月底，阎部占领了汾东地区。6月中旬，又占领了晋北的崞县、忻县等12座县城，并将其划分为北岳、关南两个作战区：以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等五个县为北岳区，部署1.5万人，由第43军军长楚溪春为总指挥；以宁武、崞县、代县、繁峙、五台、定襄、忻县等七县为关南区，驻有1.53万人，由第19军军长于振江任总指挥，日本人今村为副总指挥。阎锡山大修据点，北起大同，南至黄寨（今曲阳），沿交通线建立大小据点140余个，以收编的日伪军驻守，并且不断地向解放区进扰。

阎锡山的企图是：扩大其占领地区，缩小解放区，为发动全面进攻和消灭解放军创造条件。在晋北地区，阎锡山部的兵力分布是，第19军暂编第40师第2团一部及地方团队其1 000人驻守繁峙，伪军1 200人驻守代县，暂编第40师第2团1 000人、伪军1 000人、日军20人驻守崞县，暂编第40师第13团驻守忻县，第37师一个团及保警队一部驻守五台县，第39师一个团及保警队一部驻守定襄，总兵力约1.8万人。

对于阎锡山部的种种倒行逆施，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发表声明，义正辞严地警告阎锡山：“我方忍容已至最大限度，如还不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出侵占地区，我方为保护边区人民之生命财产土地之安全，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力，并防止内战继续扩大之我见，定将坚决实行反击，因此而招致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由阎锡山方面负责。”

为打击阎锡山部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9日电示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一）你们可以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两点。（二）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去惊动。（三）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9]23日，又致电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唐延杰：“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10]

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任务，贺龙和李井泉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感到晋绥部队同时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必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部的1至2个师，首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县等地，完成任务后，即挥师北上，再取应县、怀仁，控制同蒲路以北，切断大同与太原的联系，孤立顽之阎锡山部，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对傅作义部控制区暂时采取守势，集中力量对阎锡山所占领区采取攻势。贺龙说，这就叫“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方针。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中央军委，考虑到晋绥军区兵力不足，并建议从晋察冀军区调一个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贺龙的计划，并由晋察冀军区调第四纵队第11旅和地方部队一部协同作战。

6月下旬，晋绥军区在兴县蔡家崖成立了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立第2旅、雁门军区的地方兵团和晋察冀军区第11旅作战。

6月16日夜，我军对朔县县城发起了攻击，拉开了晋北战役的序幕。

朔县是敌北岳区南端一城，也是敌北岳区与关南区的接合部，守敌约1 300人。攻取朔县，就截断了敌防御体系的中间一环。我军由独2旅第36团和雁门军区第3团、第1团担负攻城任务。

16日夜0时30分，我军攻城部队隐蔽而迅速地摸到城下，突然竖起云梯，攀上城墙，守敌这才惊觉，仓促抵抗，但已来不及了，我各攻城部队迅速发起攻击，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第二天晨，我军攻克朔县，歼灭敌1 200人，并乘胜沿同蒲路南下再战宁武。

宁武位于内长城以南，属敌关南区第一城，由保安第12团和第40师3团一部约1 400人驻守，保安第12团团长辜仁声兼宁武总指挥。敌为防我军直接攻城，在四周200~300米处构筑了碉堡和护城墙。

6月29日夜，天下起了大雨，我军在独2旅旅长唐金龙、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孙超群指挥下，冒雨接近城周围敌据点，发起了外围战斗，至30日先后扫清了外围敌据点，又于当夜发起攻城。城内守敌1 100余人不敢抵抗，趁着天黑下雨，分两个梯队弃城突围，纷纷向原平逃窜，沿途遭到了我军的不断袭击，敌人跑的跑，散的散，最后只剩下300余人跑入原平镇。

我军连克朔县、宁武两城，切断了同蒲铁路，分割了北岳区与南关区之敌。接着又攻克了繁峙，代县守敌闻风窜向崞县。这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宁武、繁峙夺取后，两部应即统一指挥、协力夺取代、崞，打通两区联系。”

7月8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及独2旅、雁门军区部队抵达崞县附近。

崞县城坐落在大同至太原公路上的崞阳镇，驻有敌第40师第2团、崞县“爱乡团”和几天前刚逃窜而来的代县“爱乡团”，共约2 270余人，工事坚固，防守严密。

为了进攻崞县，我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崞县西北的驻地召集了独2旅、第11旅干部讨论了进攻崞县的计划。决定以独2旅对崞县城实施主要攻击；第11旅位于崞县城南，担负阻击原平方向之增援部队和截击崞县城逃跑之敌；以雁门军区地方部队一部袭击阳武之守军，以另一部破坏忻县到太原的交通线，警戒太原方向阎锡山部的行动；以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在五台、定襄之间牵制阎锡山部。独立2旅还推广了第36团战士张八的爆破经验。在进攻朔县的战斗中，张八独身从敌人火线下往返4次，连破两道城门，自己却毫发未损，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技巧。

7月11日晚，我独立第2旅在扫除了崞县城外围碉堡后，于23时发起了攻城。各团将仅有的一门山炮与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集中起来，抵进到敌前沿阵地只有300~70米内，在统一时间一齐开火，猛烈的炮火打得城头上的敌人根本无法抬头，爆破队员和突击队员们踏着弥漫的硝烟一起扑向城下。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军歼灭阎锡山部第40师第2团及地方团队2 200余人，我军仅伤亡71人。对于这次攻坚战斗的胜利，贺龙极为重视。他和李井泉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将其经验归纳为4条，即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使我火力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占优势；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中央军委通报了攻克崞县的经验，毛泽东批示说：“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垣、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11]

崞县解放第二天，晋北野战军以第11旅为先头部队继续南下，向原平、忻县两个敌军支点挺进。

晋北野战军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惊恐不安，他立即变“分兵把守支点”为“集中固守支点”，急忙收缩兵力，令原平、五台、定襄、河边等地之守军迅速向忻县集中。当我军冒着连天大雨，涉过涨水的阳武河时，原平守敌4 000余人已于前一天晚上抢修了铁路，乘火车南撤了，使忻县的守军一下子增加到8 000余人，包括第19军军部、暂编第37、第39和第40师各一部，以及一些保安团队。

此时，久旱的晋北已进入雨季，道路泥泞，河水暴涨，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了很多困难，敌军大量收缩、集中到忻县，更给我军的攻城作战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忻县城下必有一番苦战。

忻县堪称太原的“北大门”，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我晋北野战军兵临忻县城下，威逼太原，令阎锡山非常惊慌。7月15日，阎锡山连忙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从太原赶到忻县，安抚城内守军。赵承绶一到忻县，就向守军训话说：“如果忻州失守，太原将不保，守忻必守城，否则忻州尤难守。”训话以后，他不敢久留，第二天就匆匆地跑回到太原。太原城里的阎锡山对部下连丢数城更是十分恼怒，一气之下，他竟然下令枪毙了首失朔县、只身脱逃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第40师师长王乾元。阎锡山用这一杀一关，企图以儆效尤，稳住军心。

我晋北野战军于7月18日进抵忻县城附近，即以第11旅、独2旅向外围之敌进攻，分别夺取了忻县西北和南面的几处据点，雁门地方部队在忻县与曲阳间开展破路战斗，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部队由司令员曾美率领从定襄前来助战。这时，贺龙告诉周士第说：阎锡山怕丢了忻县，危及太原，很有可能要调兵前来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的援兵一部，并力争将敌人各个击破。

果然不出贺龙所料，为了确保忻县，阎锡山急忙调驻黄寨（今阳曲县城）的第68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共2 000多人，附山炮四门，北上前来增援忻县。我晋北野战军立即作出“围城打援”的部署，留一个旅在忻县外围监视敌人，主力八个团迅速南下打援。22日夜，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大地，我打援部队向平社东面敌山头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相继夺取了六个阵地，敌军于次日晨向南逃窜，正好遇到我预先布置在那里的第36团的坚决堵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处逃散，敌师长许鸿林仅率200余人逃脱。

平社战斗的胜利，使太原之敌再不敢派兵前来增援，震撼了忻县的守敌，切断了忻县至太原的铁路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我雁门部队继续南下，独2旅回师忻县。

忻县守敌盼援无望，只得做困兽之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城外我军阵地反击，以图打破包围；阎锡山眼看地面救援失败，改派飞机一日数次向我轰炸扫射，并向城内空投物资补给。在飞机的配合下，忻县守敌接连出动千余兵力向我军疯狂反击，都被我军打了回去，丢下了几百具尸体。

为了加强进攻忻县的力量，贺龙决定调原在吕梁一带的独立第4旅由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带领，冒着连天大雨赶来忻县，参加作战。

7月28日，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攻忻县的部署。这时，忻县城内守敌共有8 000余人，由第19军副军长于振河、日本军官少将今村指挥。敌人把日军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增修加筑，配以重兵把守，构成了一套纵横交错、内外相连的防御体系。根据敌情，前委扩大会议决定，31日晚对忻县城发起攻击。

又是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我军各部队冒雨向预定方向运动，经过激烈的战斗，独2旅将南关之敌扫清，并拔掉了城外的几个碉堡，第11旅进入匡村、营盘敌军阵地，但因雨大路滑部队运动困难，加之敌人的工事坚固进展较慢，待接近城墙时天色渐亮，不便继续攻城，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各部队撤出战斗，返回到原出发地休整。

不料，待天亮以后，敌人的一架战斗机乘我军攻城部队返回，不断在我部队的头顶上盘旋、骚扰。第11旅的战士们立即架起机枪迎着敌机一通猛打，当即将敌人的飞机击落在城西我军驻地附近，战士们欢呼着跑过去，发现两名敌军飞行员已被击毙。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干部们也到敌机坠落现场看了一番。这一天正是8月1日，这个意外的收获，一扫部队攻城未果的情绪，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也为我们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看飞机去！”成了这一天部队和驻地老百姓的主要活动。

经过十多天的休整，8月11日夜，我军对忻县再次发动进攻，我攻城部队接连摧毁数个敌人的碉堡，突入敌部分阵地，与敌军展开了数次冲锋与反冲锋。但是，凌晨3时许，天降大雨，我军攻城部队的速度明显迟缓下来，至天亮时再次撤出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县再打下去，成效可能不大。经过五十多天的作战，这次的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攻忻县多费时日。于是，于8月15日，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历时近两个月的晋北战役，虽然没有攻下忻县，但收复了九座城池，歼灭阎锡山部8 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原平之间敌军的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成为了一座孤城。

大同位于山西北门口，北接绥远，南连察哈尔，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为山西省北部的战略要地。大同的城东北及西北山岳环抱，城东面有御河障碍，城南面地势平坦，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晋北战役后，大同是阎锡山在晋北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晋察冀与晋绥两解放区联成一片的惟一障碍。

阎锡山对大同是十分重视的，他以重兵把守。当我晋北野战军发动晋北战役后，阎锡山就判断我军将会进攻大同，遂积极修筑城防及外围工事，大肆抢掠粮食，征抓壮丁，准备坚守大同。7月14日，国民党军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阎锡山还亲自从太原飞往大同部署坚守事宜，并陆续空运大批粮弹到大同城内。

早在晋北战役前夕，毛泽东曾命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罗瑞卿赶回延安，派他到晋察冀部队去工作，并当面指示晋察冀部队的任务是先出平汉路，消灭弱小的敌人，扫掉敌人的小据点。

但是，还在晋北战役期间，我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就曾考虑到晋北战役胜利后，大同已成为孤城，如果用15天至20天的时间攻占大同，使两区完全连成一片，将有利于下一步集中更多的兵力用于平汉线作战。因此，7月5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如对大同城、平汉路、正太路同时动作，则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所以在作战步骤上提议：第一步，先攻大同；第二步，大同攻下后，约须半月集中三个纵队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25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同意先攻大同的计划，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8月1日，中央军委来电询问聂荣臻、刘澜涛、贺龙、李井泉：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攻大同计划如何？你们准备以多少时间扫清外围及攻下大同？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应当估计到。

8月2日，聂荣臻从张家口来到了阳高，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了如何部署攻打大同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

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晋北战役后，大同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尽管大同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我军如能在外围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能够攻克的。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当时敌强我弱，特别是我炮兵不足，又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因此应先打平汉线保定南北段敌人薄弱环节。会议估计进攻大同以10天作准备，20天扫清外围，再10天即可拿下大同。张宗逊在会议上提到我军进攻大同时，傅作义部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但大家又认为，大同属阎锡山管辖，不属于傅作义所管辖的战区，估计我攻击大同进展顺利，傅作义可能不会出援；如果我攻击的时间拖长，傅作义即使出援，兵力也不会很大。因此，会议决定：晋察冀军区以第三纵队周彪的第7旅，易耀彩的第8旅，第四纵队邱蔚、傅崇碧的第10旅，第二纵队肖应棠的第4旅，军区教导旅李湘部，第1军分区刘苏部的第12团、第13团，炮兵团进攻大同；晋绥军区以第358旅，第5军分区两个小团协助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西北方向的任务。进攻大同的总兵力约1.6万余人。

当时，攻城任务原准备交给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但杨成武要求由第三纵队来承担，聂荣臻同意了这一要求。

为便于统一指挥，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组成了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为副政治委员。

阳高会议以后，聂荣臻即打马返回张家口，将会议和打大同的准备情况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中央军委同意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7月31日，正是酷热的季节。这一天，我攻城部队打响了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第三纵队第8旅和第1、第5军分区的部队扫清大同城南和城西的怀仁、口泉等据点；教导旅攻击御河以东地区。大同外围点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第8旅在应县进展迅速，一举攻克白家窑子，并预计到敌人会争夺这个要点，乃以一营兵力固守，主力在两翼布阵准备歼敌。次日，敌人果然调集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白家窑子实行猛攻。守卫白家窑子的这个营，在团长徐信、政治委员李克忠指挥下，利用村前沿阵地，顽强防御，击退和消耗敌人。当敌人逼近村前沿阵地，打得相当疲劳时，第8旅主力从两侧出击，首歼敌人一个整团，残敌向磊同溃逃，第8旅乘胜追击，逼近南大庙。

南大庙在大同城南，离大同城只有几里路，是敌人的重要据点。每当我军向南大庙进攻时，敌人就从大同派出援兵，还伴随二三十辆坦克。我军没有炮弹，对坦克缺乏打击力量，几次形成僵局。要攻下南大庙，就必须切断来自大同的援兵。在困难面前，第8旅发扬了冀中子弟兵打地道战的传统。一天夜里，第8旅副旅长宋玉琳率几个营的兵力，到南大庙背后300米的地方，拉成5里长的横队，就地展开土工作业，待到天亮前，挖出一条5里长的反坦克壕，把南大庙与大同隔开了。敌人的坦克在沟前一筹莫展，跟随在后面的步兵遭到大量杀伤。敌人再不敢从大同城里派援兵了，南大庙成了孤点，经围困后攻克了南大庙，部队从南面逼到大同城下。

大同外围战斗，在各个方面都是逐点争夺。阎锡山收编的几百名侵华日本炮兵，对我争夺各据点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至9月3日，我第120师第358旅与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7旅的两个团并肩战斗，占领了大同北面的东大街和北关车站，接着又攻占面粉公司和酒精公司，完成了城北的外围战斗。我第19团在打到北门时，把团指挥所安在火车洞子里，踏响了地雷，一个团的领导干部只剩下了两个人。与此同时，晋察冀第四纵队第10旅攻入东关。至此，拿下了大同周围的全部据点，部队开始坑道作业，准备向大同发起总攻。

向大同发起总攻的时间预先定在中秋节。我攻城部队提出了“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

总攻前夕的夜晚极其宁静。当一轮明月升起之时，杨成武走出了大同前线指挥所，踏着皎洁的月光，巡视着总攻前的阵地。

他来到坑道口，看到通往城墙下的、长长的坑道，看到担任引爆的战士们。他们枕戈待旦，见到他们的首长时，都由衷地笑了。杨成武握着他们的手，拍打着他们的肩膀道：“怎么样，有把握吗？”

“没问题！准能把城墙给他端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当杨成武来到突击队的出发阵地时，他看到突击队员们身上蒙着征尘，军装上挂着口子，眼里布着血丝，旷日持久的外围争夺战，使战士们的体力有了很大的消耗，但战士们一个个仍然是精神抖擞的。

几万人马都在等待着一声冲锋号令。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战局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南京，蒋介石坐在他的行宫里，也时刻注视着大同的战况。他实在不愿丢掉大同这个重要的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前往增援大同，但傅作义却迟迟不动。这并不是说傅作义不想要大同，而是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第2战区管辖的地域，傅作义岂肯为圆滑的“阎老西”做嫁衣。傅作义不愿出兵增援大同，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没有用。一名幕僚看到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2战区的大同划归为傅作义的第12战区管辖，那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增援大同了。

蒋介石8月10日，签发一道命令，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第12战区管辖，并派参谋总长陈诚亲赴归绥面授机宜。

蒋介石的命令一下，就使对大同觊觎已久的傅作义积极了起来。他一面假借和谈之名派周北峰到解放区，与我大同前线指挥部谈判；一面马上命令自己赖以起家的王牌嫡系部队第35军新编第31师、暂编第3军两个师和四个骑兵师，共3万多人，于9月3日，以平绥路为轴，分南、中、北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凉城；主攻是中路，傅作义集中3个师的兵力向卓资山、集宁进犯。

傅作义吸取了前次攻击卓资山和集宁失利的教训，这一次进攻比较谨慎。他以董其武、孙兰峰分别担任第一线主攻部队的指挥官，预计攻下卓资山后，继续向集宁进攻。以第35军第101师第105榴弹炮营为第二线部队随后跟进，支援攻城部队，着第35军（欠两个师）与卫景林机动兵团向三义堂一带推进，与第101师保持密切联系。以孙兰峰为骑兵总指挥，指挥各骑兵部队向集宁东南迂回攻击，策应主力部队作战。

部队出发前，傅作义特地召开了参战部队团以上军官会议。各师将领如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杨维垣、刘万春等都参加了会议。傅作义在会上讲述了作战要旨和部队部署，并鼓励大家振作士气，努力完成任务。

9月5日晚，傅作义部进袭卓资山。

我军原来估计傅作义部不会出动那么快来增援大同，即使出动少数兵力进攻卓资山，我独立第1旅最少也可以守三天，到时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不料，傅作义部来得如此快，兵力也大。我独1旅苦战了几个小时，损失很大，卓资山便告失守。在得知傅作义部出动时，张宗逊即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一道，率晋绥军区第358旅和晋察冀部队的肖应棠旅等部驰援卓资山，但我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卓资山就已失守了。

面对突变的情况，我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首先歼灭傅作义的增援部队，然后再攻打大同。由杨成武指挥晋察冀第三纵队和晋绥独2旅等部队，继续围困大同；张宗逊、罗瑞卿指挥第358旅和由晋察冀第二纵队的第4旅、教导旅临时组成的陈正湘纵队北上打援，并急调杨得志、苏振华的晋察冀第一纵队向集宁增援。

傅作义部占领卓资山以后，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说，估计敌人可能有三种动向：一是在卓资山呆着不动，二是向凉城推进，三是进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在麦胡图附近集结部队，以观敌人的动向。

集宁地处绥远东部，是平绥路上的战略要地：东南出兵丰镇、隆盛庄、大同，可控制晋北地区作战；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下张家口，以左右察哈尔之军事。傅作义为挺进绥东，径取张家口，集宁势在必夺，已多次攻打过集宁。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傅作义即从八路军手中抢去了集宁，这是傅作义第一次攻打集宁。1946年1月，傅作义受蒋介石密令，于1月13日国共宣布《停战协定》生效前夕，又派暂编第3军袁庆荣偷袭卓资山，同时派孙兰峰指挥骑兵部队攻打集宁，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是傅作义第二次攻打集宁。这一次，则是傅作义第三次攻打集宁了。

从当时的兵力来说，我军在集宁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只要指挥得当，是可以击退傅作义部的这一次进攻的。可是，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傅作义部的行动，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致使傅作义部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新编第31师，于9月7日从平绥铁路北侧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直到第二天晚上，我大同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

9月10日晚，我军与傅作义部会战于集宁城下。

“凉秋九月，塞上草衰”。塞外集宁的9月，已经相当冷了，夜晚气温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我军战士身穿单衣，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

我打援部队即急速转向集宁前进，指挥部和先头部队于9日赶到集宁南郊。第二天上午8时，敌以三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发起攻击，我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由游击队编成的两个小团和配属作战的第27团。集宁城没有完整的城墙，我军只能依据工事，英勇抗击攻城的敌人。当天，我第358旅和独1旅经过上百里路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外，立即投入战斗。

11日，陈正湘纵队四个团也到达了。当夜，第358旅、独1旅和陈正湘纵队包围了攻城的敌军，并发起攻击，经过一天两夜激战，击溃了敌人，歼敌5 000多人，敌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此时，我杨得志、苏振华纵队也到达集宁附近。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三个师。在激战中傅军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军乘势再猛攻一下，就会全歼这股敌人。这样，既能消灭赴援的傅作义部主力，又能使大同守敌最后绝望。

可是，由于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不明了前面战场的情况，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从而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到了12日下午，我军才再次向集宁城下之敌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这时，敌第31师和第11师在空军的配合下，再次发起攻城，并攻占了集宁城的西南角，城内情况非常危急，我军急调杨得志、苏振华纵队一个团打进城内增援。与此同时，敌人的后续增援部队第101师和新编第32师逼近了集宁。此时，我集宁前线指挥部下令停止了对围攻集宁之敌的攻击，掉转主力部队西进，求歼赶来增援集宁的敌第101师，结果给围攻集宁之敌新编第31师、暂编第17师及第117师残部以机会。不但打援的计划未完成，也失去了聚歼集宁城下傅作义部的机会。

第二天拂晓，集宁城下之敌乘我军主力西进打援之机，夺回了集宁城外的阵地，并策应第101师东进。敌新编第31师经过激战，趁烟雾弥漫之际攻入集宁城内，暂编第11师也由城西南角与我军展开了争夺战，新编第32师、新编骑兵第4师，又尾随第101师前来增援，敌人六个师的兵力在集宁地区扭成一团，更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同时，我军各部队经过几昼夜的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这样在集宁附近歼灭敌人已无可能，我军前线指挥部决定，于9月13日晚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

我军在集宁一战失利，使傅作义能够集中主力急忙向大同增援，大同也不宜再攻了，我军忍痛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中，我军虽然歼灭敌人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

傅作义这次侥幸取胜，得意极了。9月20日，他授意新闻处少将处长、归绥《奋斗日报》社长阎又文起草并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说：

……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字里行间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态和对解放军的极端轻视。国民党的报纸、电台为此还真是大肆喧嚣了一阵子。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们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人人怒火中烧，愤慨之极。在西北，当我军撤出延安时，朱德总司令拿着电台人员抄收的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把它向连以上干部宣读一下，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编者还引用了陶渊明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两句诗来重点介绍。

9月15日，晋察冀召开了中央局干部大会。聂荣臻在这次会议上对大同、集宁战役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一方面看到了这次作战失利后的不利局面，认为“集宁战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这个战役我们没有消灭傅作义的主力，形成了目前的形势，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他说：“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是很多的，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下来。《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12]

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发扬。”[13]

几十年以后，聂荣臻又回忆和总结了大同、集宁战役。他说：“我军虽然在大同、集宁之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对部队也是个很好的锻炼，但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31师，而去全力打第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这话还是有些道理的。[14]

[1]　蒋介石：《关于匪军战术之研究及对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

[3]　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4]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

[5]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6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8]　《敌军进攻解放区汇编》。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90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90页。

[11]　《中央军委致贺龙、李井泉电》1946年7月26日。

[1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3]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第5章　撤离张家口

蒋军从东西两线夹击张家口——弃与守的争论——聂荣臻提议放弃张家口——撤离前的激战——出击平汉路北——蒋介石故伎重演——傅作义偷袭张北成功——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胜利者”的悲哀

1946年9月的一天，晋察冀军区作战科科长杨尚德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北平回到张家口。杨尚德在北平军调部跟随叶剑英工作，为什么急匆匆赶回张家口呢？对他的突然而至，聂荣臻感到十分诧异，连忙问道：

“你怎么回来了？”

“送情报。”

“情报在哪里？”

杨尚德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包顶球牌香烟，从里面抽出一支，小心地从两头掰开，里面露出了一张纸条，只见上面写满了蝇头小楷。杨尚德汇报说，这是打入国民党军第11战区地下工作人员提供的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命令和部署。字迹太小，聂荣臻看不清楚，马上派人整理出来，他看过后，又叫杨尚德作了详细的汇报，听汇报的有罗瑞卿、萧克、刘澜涛、赵尔陆、耿飚。

敌人进攻张家口的部署是：东线，由李文兵团的第16军、第53军沿平绥铁路向怀来进攻；第13军从承德到丰宁（大阁）、沽源作为配合；第94军在北平作为预备队。西线，傅作义的第35军的三个师、新编骑兵第4师、暂编第38师集结于大同、集宁一线。东西两线的敌军协同抢占张家口。

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我华北战局就陷于被动，我军处于东西两个方向作战，张家口的战略态势更为严重了。

当我军主力集中大同、集宁方向作战时，国民党军东北行辕就制定了对冀东、热南第一、第二期的作战计划，并由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在锦州设立指挥所，第11战区在唐山设立指挥所，联合向冀东、热南发动进攻，企图为尔后进攻张家口和进攻东北解放区做好准备。

8月21日，国民党军以三个军七个师分三路向热河南部的承德发动进攻。敌第13军的三个师由凌源、天义（今宁城）、八里罕向承德进攻。第53军的两个师由绥中向青龙进攻。第93军的两个师由锦西向建昌方向进攻，以策应第13军在承德地区的行动。

这时，我在承德地区的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因参加大同、集宁战役，早已调至大同地区。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决定，以冀热辽军区独立旅和各县、区武装以及民兵，拖住进攻的国民党军，争取歼其一部，并准备在不利的情况下主动撤离承德。

27日，国民党军由平泉分三路出击：一路沿铁路、公路经上板城向承德前进。一路经土沟、六沟前进，其进展较快，两路于28日攻陷承德。另一路国民党军经黄土梁、六营子，于29日攻陷承德以东45公里的头沟地区。

国民党军占领承德后，又集中6个军14个师的兵力，连同非正规军共10万余人，于9月4日向冀东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冀东解放区是华北与东北联系的走廊地带，直接威胁着北宁路和国民党平津地区的安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是从冀东西部的通县、怀柔、密云南，南部的武清、唐山、滦县，东部的山海关、昌黎等地先后出动，企图消灭冀东地区的解放军。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我主动撤出了迁安、乐亭等15个县城。

国民党军在先后占领集宁、大同、承德以后，便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张家口。9月10日，蒋介石下达了进攻张家口的命令，要北平行辕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进攻，他在命令中说道：“于完成冀东扫荡后，以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1]

一时间，张家口上空，战云密布，形势极为紧张。

张家口，位于平绥铁路东段，是连接察绥、大同、晋东地区的一个重城，北依长城，南傍洋河、桑干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察哈尔省会，伪蒙疆政府所在地，日军驻蒙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1945年8月23日，我军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了张家口，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便从侵略者的铁蹄下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从那时候起，张家口一直是晋察冀边区的首府，是我党我军领导的最大的一个城市。一年来，我们已经把张家口建设成为遐迩闻名的城市，已经成为晋察冀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为多少进步青年，特别是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所向往。

面对紧张的形势，对于张家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是坚守张家口还是放弃张家口？聂荣臻终日站在地图前思考着。他知道，我军部队在大同、集宁外围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休整。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这些天，国民党军的飞机已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我们要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将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之敌对抗，就会陷入被动。

放弃张家口？聂荣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当这念头出现在他的头脑中时，他便会产生这种感觉。张家口是我军付出血的代价后直接从日军手里夺回来的，放弃，部队会怎么想呢？

聂荣臻左思右想，他决定请杨成武火速赶到张家口，一道商议后再说。

此时，杨成武带领晋察冀第三纵队从大同撤围后，正开往老根据地易县地区集结休整。他接到聂荣臻发来的电报后，便带着几个随行人员，向张家口飞快地赶去。

杨成武一行赶到张家口时，已是深夜了。他直奔聂荣臻的住处。

这是一所平常的小院，卧室是一问简易的平房。聂荣臻正准备躺下睡觉。小小的平房里一片静谧。砖地上，放着一个帆布躺椅，躺椅旁边是一个小方凳。聂荣臻常常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半躺在这帆布椅上思考问题。

“报告”，一声报告打破了小平房的宁静。杨成武向聂荣臻敬了个军礼，说：“聂司令，我来了。”

看到杨成武到来，聂荣臻赶紧坐了起来，身子向后靠着，指了指床边，示意杨成武坐下。

聂荣臻在分析了张家口面临的敌情后，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杨成武说：“敌人同时几路来，我为什么受你包围？搞这个被动局面呀？只要离开张家口把包袱丢掉，我就自由得很，我到哪个地方随便打，进退自如啊！所以，我们应该撤离张家口，不能背这个包袱！”

聂荣臻接着说，撤离张家口，我们一定能够打败敌人，战胜敌人。怎么打？就是毛主席阐明的：今天歼灭你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明天歼灭你一个营一个团一个旅，一天一天地啃，积小胜为大胜，总能啃下去。不错，敌人被消灭了，可以补充起来，但战斗力是差的。而且，我们连续作战，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不给它以喘息的机会，不让它补充、重建和训练部队，它是很难甚至不可能拉起新的部队。它现在的部队是利用我们在敌后抵抗日军的时机，在大后方、在缅甸训练出来的，那是他几十年中积蓄起来的老本。这些老本，他输掉一部分少一部分，输得差不多了，势必要退出历史舞台。

聂荣臻声音不高，侃侃而谈。谈着谈着，一个新思路清晰了起来。这就是：当敌人以重兵进攻张家口时，我军主动撤出张家口，并利用这一地区的有利地形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当杨成武离开聂荣臻那所静静的小院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

但是，在我军的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对于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的问题，意见分歧还是很大的。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张家口守不住，弄不好可能被迫撤退，那损失就大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被逼得从中央苏区撤出来，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现在蒋介石军队比那时要多，又有美国支持，我们怎么打？二是认为我们有晋绥军区和第三纵队等部队，东面有冀热辽军区和第二纵队等部队，张家口是可以守住的。更多的人是舍不得丢掉张家口，认为这是抗日大反攻以来，我军攻占的惟一大城市，怎么能舍得放弃呢？他们以当年冯玉祥就固守过张家口为例，证明张家口是可以守和应该守的。

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聂荣臻主持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会议。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等中央局多数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必要时应该放弃张家口。经过热烈的讨论，晋察冀中央局做出了准备放弃张家口的决定。萧克后来回忆说：“放弃张家口，中央局开会表决，我首先表示同意。党内的思想工作难做，有人战略眼光差，就事论事。因为放弃了平绥线，才能在平汉路打击敌人的弱点。我和聂荣臻同志是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个正确的措施。”[2]

9月15日，聂荣臻又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做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他提出：东线我军放弃承德，西线撤围大同，张家口两面受敌态势形成。“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绝不能轻易放弃。”针对敌人兵力不足的特点，聂荣臻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战役指导上是以速决战、歼灭战为原则”。[3]

想法考虑成熟以后，9月17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弃守张家口的问题。电报中写道：

中央军委：

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之情况下，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之两种方针，我们考虑，因杨成武、陈正湘两纵队经晋北、大同、集宁战役伤亡大，教导旅在撤离集宁途中伤亡亦大，未受太大损失者，仅郭（天民）与杨（得志）、苏（振华）两纵队，且杨、苏纵队很不充实。目前各纵队正在进行补充新兵，如继续进行大的战斗，不易恢复战力，影响今后斗争，故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将陈（正湘）纵队、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增援郭（天民）纵队。一纵队务必集中于平绥路，以杨成武纵队转至平汉路，以便进行整理、补充，并统一指挥冀中、冀晋、冀察之一部分，对平汉路之斗争。今后则形成冀热辽、平汉路与平绥路三个战线。是否有当？请中央考察复示以便部署。

聂萧刘罗

九月十七日

陕北。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以后，他平静的脸上并未露出过多的惊讶。聂荣臻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多少有一些不谋而合。保住部队，争取胜利是第一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应看得太重。正是这一点，透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根本不同。

18日，中央军委立即复电给聂荣臻等人，指出：“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4]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9月20日，聂荣臻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命令规定：以八个旅置于怀来、延庆地区，为主要防御方向，争取在运动中歼敌一两个团，再扩大战果。另一个纵队部署于西线柴沟堡地区，配合天镇、阳高地区的晋绥部队，防范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

在占领张家口问题上，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蒋介石一心想让其嫡系李文兵团抢先占领张家口，不使其落在傅作义的手中。而实际上，傅作义早就对张家口怀有野心，他从心里就不愿让李文抢先拿下张家口。于是，他不甘示弱，摆出了争夺张家口的架势，竭力争取向华北腹地发展。正因为如此，傅作义和他的参谋长袁庆荣对攻占张家口的作战计划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有时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定了如下的作战部署：

以平绥铁路为一线，从大同方面出动铁甲车、炮兵等，佯作攻击态势，诱使我军错误地判断傅部的攻击重点；实际从集宁以东出兵，步骑结合，沿玫瑰营子、尚义、张北一线，攻击张家口的侧背，以达到出其不意，一举攻占张家口。

但傅作义又对不久前在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中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记忆犹新，从而对争夺张家口暂时采取了一种观望的态度，不敢贸然东进。

根据对蒋介石与傅作义之间矛盾的分析，聂荣臻判断，东面是敌人的主攻方向，所以把兵力重点放在东面，投入这一战场的有第一纵队的第1、2、3旅，第二纵队的第4、5旅，第三纵队的第7旅，第四纵队的第10旅和独立第5旅，还动员了大量的民兵参战；并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耿飚为参谋长，组成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力争在撤离张家口之前，更多地消灭敌人。

萧克和罗瑞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郭天民的第二纵队主力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以杨得志、苏振华指挥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怀来之南地区，待机出击。当时担任第二纵队第5旅旅长的萧文玖回忆道：聂荣臻司令到二纵队时曾对部队干部动员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你们必须在这里准备打恶仗，打大仗，顶住敌人的一切进攻，以保卫张家口。”

为了配合张家口正面作战，晋察冀军区还决定，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晋察冀军区政治委员王平，指挥第三纵队第8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的五个独立旅发起平汉路北段战役，打击国民党军的侧背。同时，命令冀热辽军区部队主力向热西出击，牵制敌第13军，一部出击北宁路，破坏交通，配合主力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首先从东面打响。

9月20日，耿飚带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杨尚德一行三人来到怀来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勘察地形和落实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两天后，萧克和罗瑞卿也来到了怀来。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第5旅旅长萧文玖来到了前沿阵地。他们看到战士们正在紧张地构筑工事，不少人光着膀子，汗流浃背，有些战士手上磨起了血泡，还在抢着挥锹抡镐。

耿飚看着一排已经筑好的工事，笑着说：“这是现代的长城！”

这时，萧文玖一个箭步跳上一个碉堡，在上面用力跳了几下，对大家说：“瞧，都是用枕木、铁轨构筑的，抗住一般的炮弹不成问题！”

就这样，到9月下旬，我军在怀来和延庆地区，动员民兵、民工与战士一起，共修筑了几百个露天土堡和部分水泥堡，挖了40余公里长的纵横交通壕，把原来用水泥构筑的一些半永久性工事联成了三道阵地，基本完成了战役准备。

9月29日，国民党军李文兵团的第94、第22、第109、第130师在370多架次飞机和数百辆坦克的掩护下，沿平绥铁路分两个梯队，趾高气扬地向怀来地区发起攻击，企图首先攻占延庆，再迂回怀来。在飞机和炮火的狂轰滥炸面前，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沉着应战，凭借野战工事，英勇地抗击优势装备的敌人，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至10月2日，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占领了东、西花园地区。

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十分关注这一战局的发展。9月30日，我党驻南京的代表团致函蒋介石发表声明，严正谴责国民党的这一军事挑衅行动。声明指出：“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因此而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全部责任均应由政府方面负之。”

对于我党这一义正辞严的劝告，蓄意侵占张家口的蒋介石竟置若罔闻。敌军不仅没有停止军事进攻，反而变本加厉，连夜调整部署，开始使用第二梯队第94、第101两个师的兵力投入战斗。10月3日拂晓，敌用两个师的兵力，以我怀来东、西火烧营阵地为重点，分别沿铁路两侧10公里宽的正面，展开全线猛攻，企图突破火烧营阵地，夺取怀来，打乱我军整个防御体系。这一天，敌人出动飞机100多架次，炮火多次齐放，对火烧营这个小村子，一下子倾泻了7 000多发炮弹，大量步兵协同行动，我守卫在火烧营阵地的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们，在敌步坦进至我阵地附近时，采取以短促火力向敌急袭；用集束手榴弹和汽油瓶打击敌人的坦克，以分队或部队对进攻之敌进行反冲锋、反突击，甚至插入敌群，与敌人白刃格斗。从拂晓打到黄昏，我军打退了敌人三次大的进攻，终于制止了敌人陆空联合宽正面的攻击，进攻之敌被迫退到东、西花园等地。李文兵团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被迫转攻为守。这可急坏了蒋介石，原先他已夸下海口，一定要快速攻占张家口，若不能速战速胜，他又将如何向世人交待呢？于是，蒋介石急忙派他的总参谋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于10月4日亲自来到南口，重新部署进攻怀来。

陈诚一到南口便使出了一个毒招。他调李文兵团的预备队第94军第43师和第101师火速赶到沙河，企图从怀来东侧迂回我军侧背。

当时国民党的头目们自以为这一招必定能够取得成功，所以中央社大肆吹嘘：“各方面皆表示相信，一切战事至10月10日即将停止，届时政府自铁路线上肃清共军之战可告完成。”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早已被罗瑞卿和萧克所识破，很快调杨得志、苏振华指挥五个旅零一个团在马刨泉地区设伏。8日傍晚，敌人的一个师、一个团和三个山炮连进入我伏击阵地。我马刨泉东南山顶的部队迅速切断了敌人退路，担任突击任务的各部队居高临下，发起冲击。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歼灭了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的敌人一个团和三个炮兵连约1 600人。对于马刨泉地区，聂荣臻除在春天时带领作战处处长实地勘察外，战前还曾带领郭天民等纵队领导看过地形，做过具体部署。他一直到晚年还能清晰地记得那里的地形地貌。“作为防御，那不是很好的地形吗？在那里筑点工事，打击他呀！”他这样描述了那个预设阵地。

接着，敌人又分别经镇边城和横岭城迂回怀来，我军又先后在南石岭、镇边城东南两次阻击战中歼敌1 600人。就这样，敌人从侧翼迂回怀来的企图，以死伤3 000余人的代价而宣告失败。事实无情地打了国民党中央社一记响亮的耳光！

经过十多天的作战，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平绥路东段歼敌一万余人，将敌李文兵团阻止于怀来以东地区。

与平绥路大捷同时，由杨成武率领的第三纵队第8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各军区的五个独立旅在平汉路北段发起了大规模的破击战。

杨成武在接受任务后，便立即赶到易县以南的一个小村庄。首先，从各旅、各军分区抽调干部，以第三纵队机关为基础组织了指挥部。尔后，一面对部队发出动员令，一面进行作战准备。

9月29日21时，我军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以突然动作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当夜，即炸毁了北河店、徐水、定县等铁桥，攻克了固城、漕河等据点。第二天晚，又向望都、徐水发起攻击，先后攻占了两城，歼敌1 300余人。与此同时，冀晋、冀中数万民兵和群众，配合主力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在保定以北70余公里、以南50余公里的铁路上，炸铁轨、拆枕木、平路基，彻底截断了敌人的交通动脉。在破击战中，晋察冀爆破英雄民兵李混子和他的爆破组大显身手，先后炸毁了敌人的铁甲车一列、汽车一辆，炸死敌人44名。

我军突然出现在保定南北，特别是攻占了望都、徐水，形成对保定的南北夹攻态势，使保定守敌十分惊慌，连连向北平告急，要求增援。为了调敌南援保定，减轻北线压力，在大破平汉路的同时，杨成武命令第8旅向定兴发起攻击。

定兴，位于徐水至涿县之间，距保定50余公里，是敌保北地区重要防御要点。守敌为暂编第一路第一纵队直属队和定兴县保安队，由纵队少将副司令康莫飞坐镇指挥。

第8旅接到命令后，在旅长易耀彩、政治委员王道邦的率领下，立即出发，昼夜兼程于10月2日黄昏，冒雨涉水抢渡暴涨的拒马河，当夜发起攻击，一举攻占了定兴城关和火车站。并于3日下午15时，乘敌正在开饭之时，突然发起攻击。战斗中，曾在大同战役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的青年战士张新年，在梯子被打断情况下，他用双手紧抓住城垛口，第一个登城，又立了一大功。经过三个小时激战，我第8旅占领全城，全歼守敌1 500余人，敌少将副司令康莫飞做了俘虏。

我军连攻三城，切断了保定南北的联系，陷保定于孤城后，守敌更加惊慌。

保定是北平的南大门，天津西面的屏障，是敌战略三角的要点。敌恐保定有失，急调刚刚北援的战役预备队——第94军主力两个师，匆匆南下，去恢复平汉线，救援保定。

敌第94军主力一到平汉路后，就急于想打通平汉线，增援保定。我军则利用敌人这一急切的心理，一面命令保定南北部队积极活动，调动敌人；一面利用千疮百孔的平汉铁路和铁路两侧的良好群众基础，迟滞阻击敌人。同时，将主力隐蔽调至待机地区，休整补充，以逸待劳，寻机歼敌。

10月15日，敌先头两个团进至涿县以南熨斗店、贾家庄一带，孤军突出。杨成武立即命令第8旅和独立第4旅，乘敌立足未稳之机发起攻击。敌以两个团依偎在一起，依村坚守，我激战一夜，未能将敌歼灭，遂撤出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获悉保定之敌第3总队率三个团出保定向北进犯。敌第3总队属杂牌部队，战斗力比第94军弱，过去很少出城作战。如今，为了配合其主力运动，被迫出城，一路小心翼翼向北开进。

我军决定先吃掉南面的这股敌人。一面命令独立第7旅继续在北面抗击敌第94军，迟滞其南下；一面指挥我第三纵队第8旅和独立第8旅调头向南，准备消灭保定出援之敌。为了不使敌过早发现我军企图而缩回保定，杨成武严格要求第8旅和独立第8旅远离敌前进的路线和区域，隐蔽行动，封锁消息。同时，命令徐水县大队积极与敌接触，且战且退，诱敌深入。

战机终于来了。10月24日，敌3个团进至漕河头地区的几个村庄。杨成武急令第8旅和独立第8旅立即出击，以奔袭的手段，围歼该敌。

我两个旅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以急行军向战区开进。他们边开进边动员，当晚将敌分别包围在几个村内。第三纵队第8旅首先歼灭了敌人的总队部，使敌人失去了指挥，为我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敌人的第3团是第3总队的主力，比较起来战斗力较强，武器装备也好。我第8旅第22团、第23团将其包围在漕河头村。敌人依靠几个地主大院顽强抵抗。第8旅副旅长宋玉琳亲临一线指挥。宋玉琳对部队要求严格，有比较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一到第一线，发现在敌人火力下难以接近，立即调整部署，指挥仅有的两门炮，在近距离上射击，命令攻击部队借助炮弹的硝烟接近敌人。在我炮火猛轰下，敌人只好弃村溃逃。当逃至村外时，被我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机枪火力大量杀伤。

漕河头战斗，我军以奔袭的手段在一夜另半天的时间里，全歼敌人第3总队三个团和直属队4 600多人，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受到了中央军委、晋察冀军区的嘉奖。嘉奖电报说：杨成武易旅（第8旅）及魏（洪亮）旅（独8旅）歼灭李瑛部队4 000余人，甚慰……望传令嘉奖。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把保北漕河头战斗的胜利与华东涟水的胜利并称为“南北两捷”。从9月29日至10月3日的5天时间里，我在平汉路北的部队先后攻克保定南北的定兴、徐水、容城、望都四座县城，歼敌8 000余人，控制铁路120公里，在敌战略三角区打开了缺口，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在张家口怀来方向的作战。

我军在张家口东面作战进展得比较顺利。那么，西线的情况又如何呢？

对于西面傅作义部，我军一直是注视着的。虽然，在9月30日，中央军委在电报中指示晋察冀军区：“傅作义不可能出很多兵向东，且有张宗逊、陈正湘两部钳制”，要求晋察冀部队集中全力在民兵的配合下，各个击破东线敌人的进攻。但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张家口西面的防御力量，解除晋察冀部队东线作战的西顾之忧，于10月1日命令晋绥军区采取下列行动：一是在丰镇、集宁、凉城地区开展游击战，积极袭扰敌人，迫敌分散，尔后寻机集中力量每次消灭敌人一两个连的兵力，以此牵制傅作义部队，使傅作义配合东线进攻张家口，只能集中两个师兵力左右。二是张宗逊应遵照贺龙、李井泉的指示，率三个旅迅速过平绥路东至阳高、天镇、怀安地区，与陈正湘纵队靠拢，集中十个团之兵力，由张宗逊统一指挥，集中兵力，以4(5）∶1的绝对优势兵力，每次消灭敌人一至两个团。这样打两三个胜仗，不仅傅作义东进企图可以击破，绥东局势亦可开展。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在战法上，要注意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指出：只有歼灭战，才可能培养我军战斗作风，打出威风，提高士气。只抗击不进攻，只击溃不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是打不出威风来的。

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张宗逊率部东移，到达张家口以西预定地区，并积极行动，主动出击，拦住了傅作义沿平绥路东进的去路。

傅作义对蒋介石要他离开绥远老巢，远征东进张家口，本有顾虑，但又不能不故作姿态，以掩人耳目。所以，他以第35军军长鲁英麟指挥该军主力新编第32师和暂编第3军朱大纯的暂编第17师，扩大番号，伪装成两个军，大造声势，扬言要沿大同、阳高路东进张家口以西预定地区以应付蒋介石。名为主攻，实则佯动。仅以刘春山的骑兵第4师和鄂友三的骑兵旅及刚刚收编的杂牌骑兵部队组成快速先遣队，由孙兰峰指挥，自集宁向尚义地区先机行动，视战局发展而动作。如果东面孙连仲发展顺利，就快速出击，直插张家口。胜了，既捡了便宜，又可向蒋介石卖乖；败了，损失的不是他的嫡系部队。其主力第35军郭景云的第101师、暂编第3军安春山之新编第31师、暂编第11师和司令长官部机械化部队集结隐蔽于远离战场的集宁地区，由董其武指挥，对外佯称是第35军的后续部队。

当得知东面李文兵团损兵折将，西面我军又加强了防御，挡住了去路时，傅作义部更加举步不前。但在蒋介石的再三督促下，傅作义一面虚造假象，派司令长官部副官亲自带人到大同号房子，派人到平绥路沿线征集草粮，大造东进声势，但实则与蒋介石面和心离，坐观李文兵团挨打。

10月8日，蒋介石见东线失利，西线傅作义只打雷不下雨，按兵不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情急之间，他又重演把大同划归第12战区的故伎，手写一纸命令，把张家口划归第12战区的傅作义管辖，以城相许，调动傅作义出兵。

当我军在东面与敌李文兵团激战时，在西面的傅作义却按兵不动，他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与我军激战，受到重大伤亡，无法接近张家口，正暗暗得意。接到蒋介石把张家口划归第12战区的手令，看到有利可图，这就大大刺激了傅作义早已想抢占张家口的野心和积极性。于是，他不由得冷笑一声，立即假戏真唱，南路两个师由鲁英麟率领，继续虚张声势，拔营东进，向兴和方向佯动；北路由孙兰峰率骑兵第4师等先行，其主力第101师、暂编第31师、暂编第17师、暂编骑兵第4旅和机械化部队由董其武指挥，自集宁地区出发，向东穿过几百里草原，绕道商都，经大清沟突然袭击张北，尔后，从北侧偷袭张家口。

张北县在我第7军分区内，由该军分区司令员陈宗坤率两个团驻守。该部在前一天就发现大清沟方向有敌活动，但却误认为是小股敌人袭扰，即绕道出发，前去围歼。张北县城仅留下一个人数较少的连队驻守，致使敌先头部队乘虚而入，未遇到任何抵抗即至张北城下。恰在这时，我派出执行警戒任务的卫戍司令部警卫团一个连到达张北城南，在向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报告了敌情后，即投入战斗，增加了守城力量。

郑维山对傅作义偷袭张北和我张家口以北地区兵力空虚等情况并不清楚，只知道主力部队在东西两面，而且作战顺利。但是，对于张家口以北的地形郑维山是十分了解的。那里几乎是一马平川的大草原，只有位于张北与张家口之间的狼窝沟一带地形可作屏障，但山势多为北陡南坡，不易向北坚守。这里又没有部队，敌人会不会以小部分兵力从这里进攻？出于不放心，8日凌晨2时半，郑维山派警卫团团长李金时率五个多连的兵力，去张北一带警戒。并命令李金时带一个步兵连和机枪连一部乘车先行，其主力由副团长邹新民带领，徒步跟进。

8日9时，我先头一个连到达张北。10时，敌骑兵700余人，开始攻城。我警卫团一部与原守城连队在李金时的指挥下，依托城墙，抗击敌人，掩护该县和分区党政军机关人员转移。战至12时半左右，敌兵增至2 000人，并以炮火袭击。张北城西门被突破。敌人突进城内与我军进行巷战。下午2时，我守城部队建制被打乱，但仍以班自为战，人自为战，依托房屋院落打击敌人，直至张北党政干部撤出县城后，我守城部队即分散越城墙突围。下午3时，张北陷于敌手。

下午4时，我警卫团后续4个连赶到张北城南，但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和骑兵的袭击，部队被冲散，损失严重。余部边收容边向狼窝沟退守。

傅作义偷袭张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我军情报部门没有发现。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彭富九对于没有破译傅作义偷袭张北的行动一直不释于怀，北平解放以后，他找到原来傅作义的办公室主任，作了详细的了解，从中得知：傅作义怕失密，内部没有用蒋介石统一的密码，他自己另搞了一套密码，蒋介石的电报正规，而傅作义的电报故意搞得颠来倒去，把时间和签名插在电文里边，致使破译十分困难。彭富九还了解到：傅作义没有破译机构，但架了几部电台测向，听无线电的方向和声音大小，以此得知解放军在张家口西南面有主力，而在张北方向空虚。其次，和我军在张北方向的失误也有一定的关系。我军只部署了一个团在万全地区警戒，要张北的地方部队“注意西面敌骑兵之扰乱”。后来，聂荣臻检讨说：“我们对傅作义经丰镇、大同、阳高东进策应怀来是有准备的，但对他从集宁、尚义直插张北估计不足。”[5]

张北，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张北失守，张家口以北仅剩下狼窝沟一道屏障了。

狼窝沟，位于张北城南25里处。敌人骑兵如果从张北出发，不用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张家口。敌人若突破狼窝沟，可直逼张家口。此时，张家口市内，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敌人已经占领了张北，正从北面向张家口袭来，更不知道我在张家口以北地区没有主力部队，党政军机关、学校、大批物资还没有来得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因此，我军只有守住狼窝沟，坚决阻住敌人，争取时间，在张家口才能有秩序有组织地转移。但是，我军在张家口地区没有机动部队，西线部队调动又来不及。市区内我军仅有教导旅，而且经过一个多月的集宁战役征战，刚刚归建，还未得到休整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经聂荣臻批准，郑维山命令教导旅旅长李湘、政治委员张明合立即率部出发，抢占狼窝沟，坚守防御，抵抗敌人进攻。

此时，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已经得知傅作义部偷袭张北的消息，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电示聂荣臻、刘澜涛：“闻傅作义一部，窜至张北，必须立即击灭，巩固后方；傅作义还可能以一部东进，你们必须准备击退该敌。”不久，毛泽东又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电报给聂荣臻和刘澜涛：

聂刘：

傅顽东进至多不过万人左右，你们应先在张家口设立坚固碉堡及防线派兵固守，同时组织机动兵团位于张垣附近不轻动，看清敌情后，或在张家口近郊歼敌或外出歼敌，免陷张北覆辙。

军委

显然，这时，中央军委还没有得到蒋介石将张家口划归给傅作义的情况。由于情况不明，对傅作义向东进犯的意图和兵力就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直到9日上午，晋察冀军区接到内线密电后，方知敌情可能有很大的变化，立即通电各部队并中央军委：“据密息，傅顽101师、31师之电台，自昨日（8日）23时起未出来，似在东进。骑第4师电台联络频繁。”晋察冀军区判断敌人已经在东进途中，遂立即组织西线野战司令部，由张宗逊任司令员，陈正湘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第2旅、第385旅、第四纵队陈仿仁旅和第1、第6、第7各分区的部队，准备抗击傅作义东犯之敌。但此时，对于敌人的进攻方向、使用的兵力仍没有做出准确的判断。

敌人占领张北后，又向狼窝沟扑来。

一场恶战迫在眉睫。

我教导旅到达狼窝沟阵地后，立即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斗准备，他们提出了“坚决阻击敌人，誓死保卫张家口”的战斗口号，并依据狼窝沟的地形，构筑了多道防御阵地，兵力部署上，以一部兵力置于前沿阵地，主要兵力则放在纵深。旅长李湘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狼窝沟以北沟门口的第一道阵地上，在第一线指挥战斗。警卫团副团长邹新民，将该团余部编为三个连，紧守在狼窝沟口的左侧，准备随时加入第一线战斗，消灭突入阵地之敌。10日上午10时，敌人以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炮火掩护配合下，向我狼窝沟阵地发起多次攻击。战斗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教导旅、警卫团指战员打得十分顽强艰苦。

教导旅原由冀晋纵队第1旅与晋察冀军区教导师精简合编的，成分老，骨干多，相当能打。在大同、集宁战役中，由于第一次与敌人骑兵作战吃了亏。如今仇人狭路相逢，分外眼红。连续打退了敌骑兵的17次集团冲锋。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教导旅第1团打得更为顽强。多次与敌人白刃格斗，将突入阵地之敌驱出。但终因敌众我寡，战至中午，我第一线阵地为敌人突破。敌人乘势向狼窝沟、黄土坝、草狐坝我第二道阵地攻击。

情况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

不久，我第二道防御阵地亦被敌人突破。郑维山命令教导旅立即转入机动防御，以坚决的战斗迟滞敌人。随后，他向聂荣臻报告了情况。

10日12时，晋察冀军区电告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傅敌乘空突入张北，本日敌骑（后面可能有步兵）向我张垣以北狼窝沟以及长城线进攻。前面只有李湘部……张垣空虚。敌已突破二道防线，正在长城线与空（军）配合猛犯中，我各方均增援不及，张垣危急。”

敌人进攻之快、之猛，势头之大是出乎我军意料的。10日13时，中央军委终于查明了敌情并电告晋察冀军区：北平息，进攻张家口任务，蒋已交给傅作义，你们必须严防傅作义部于数日内进攻张垣。你们必须数日内布置好巩固张垣之防务。傅部来攻至少两个步兵师及一个骑兵师，约1万至1.5万左右。

当郑维山得到这一情况后，想到，这情报来得真是不容易。可是，来得太晚了。

此时，傅作义的主力部队已于张北以南展开，向张家口进犯。其先头部队已突破我两道防线，距张家口市已不足40公里。在这一地段内，我军防御力量相当薄弱，除了教导旅及警卫团部分兵力外，再没有其他的部队了。

教导旅真不愧是抗日骨干组成的一支光荣部队。他们转入机动防御以后，不畏强敌，利用狼窝沟至张家口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充分发挥游击战的长处，以前面阻截，两翼侧击，背后袭扰等手段，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效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10日17时，我部队转至张家口南天门以北地区，再一次进行坚守防御部署。教导旅做好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准备。这时，张家口市内除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外，大部分机关、人员和物资都已转移。郑维山急忙赶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向聂荣臻报告了情况，请聂荣臻撤出张家口。

这一天，敌人的六架飞机飞临张家口上空进行轰炸、扫射。聂荣臻在东山坡司令部的坑道里正忙着指挥战斗。敌人的突然袭击并没有引起他的惊慌和失措。他向郑维山询问了张家口城内的转移情况，并对郑维山说，对市内的民用设施和建筑不要破坏掉。因为我们撤出以后，人民群众还要在张家口过日子。撤离张家口也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我们还是要回来的！

郑维山在后来回忆这一段的历程时说：

傅作义乘我张家口西北方向空虚，用少数部队朝兴和方向佯动，调集主力步骑两万余众，先头于10月8日占我南壕堑（尚义）、大清沟。在张北担任警戒的第七军分区部队，误以为是小股敌人窜扰，即派骑兵两个团绕路出发，围歼该敌，张北只留一个连驻守。同日，敌两千余骑（兵）乘虚直插张北，张家口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此时，正好我派警卫团团长李金时带一个营前去张北警戒，以防小股敌袭扰，不想一到竟发现敌人主力，便同七分区部队一起拼死奋战。我得知情况，又派警卫团主力急速奔赴张北。但由于沿途遭到敌机轰炸、扫射而迟滞了时间，到达张北时，敌大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形势更加严重了。聂总命我立即派参加集宁战役刚刚归建的教导旅，火速赶往张北与张家口之间的狼窝沟一线抗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6]

10日晚6时，聂荣臻起草一份电报向中央军委报告，晋察冀军区及边区政府一级机关撤出张家口。

蒋介石下令10月11日攻占张家口。也就在这一天，聂荣臻和刘澜涛收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一份电报：

聂刘：

傅顽远道奔袭，必轻装，且系孤军深入，粮草弹药难多携带，平绥主道未通，追送亦甚困难。我张垣有两团兵力，不要全城防御，择重点坚守数据点，

特别是坚固独立家屋，坚持数日是完全可能的，钳制傅军，集中张（宗逊）、陈（正湘）两部主力，在野战各个歼灭傅顽，消灭其四五个团，该逆必退，如张垣已失，即在城南坚数据点（如宁远堡、左卫），仍可打退傅顽。请酌决。

军委

可是，要做到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11日，我军机关、部队在教导旅的掩护下，陆续撤离张家口。指战员们眼含着泪花，心里默默地说着：别了人民的城，美丽的城！但不久，我们将会迈着胜利的步伐，再回到你的身边，投向你的怀抱！

天渐渐晚了，一轮明月从天空中慢慢地升了起来。敌人的飞机在张家口上空嗡嗡了一天，天黑前飞走了，空气骤然沉寂了下来。大路上的汽车为数不多了，更多的是大车和毛驴驮子，载运着生活用品，布匹、药品、盐巴等，比较笨重的物资早已就转移到北岳山区了。

晚上八九点钟的样子，一辆吉普车从东山坡司令部大院开出，驶上宣化大道。聂荣臻在明亮的月光中，告别了张家口这座塞上山城。

月亮很圆，像有送别之情。出了这座山城，聂荣臻眼前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耸入高空的太平山，那古老的城墙，那缓缓流淌的大洋河……

聂荣臻不时地回过头向张家口望去，此时，这座山城市内正闪耀着点点灯火。忽然，灯火全部熄灭了，全城一片漆黑。原来，虽然在撤离前，聂荣臻已经向郑维山嘱咐过，不要破坏张家口市内的民用设施和建筑。但是，工人们思想上一时想不通，他们自发地把下花园的发电厂给破坏了。当年察哈尔省主席张苏回忆说：“我和省委的牛树材到下花园，看见下花园发电厂被破坏，那是工人搞的。因为工人思想不通，他们不愿留给敌人。”

就在聂荣臻走后不久，从司令部的院子里又开出一辆卡车。押车的是作战处处长唐永健。车上有一部综合电台，伴着这部电台的是台长马萍。

机关、部队撤离时，郑维山带领教导旅正在抗击着傅作义部的进攻，以掩护机关、部队的撤离。11日9时，傅作义集中4个师的兵力倾全力向我进攻，教导旅与敌激战一整天，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当晚撤出阵地，最后撤离了张家口。

这一天，张家口的人民眼看着一批批子弟兵的离去，都沉浸在依依惜别的深情之中。有一位中年教师见景生情，低吟出这样一首诗句：

夜空如洗万仞山，塞上名城已入眠。
遥看天边凄凉月，何时照得征人还。

傅作义占领张家口，为蒋介石再立了“战功”。国民党的报纸对傅作义的“成功”大肆宣扬，竭力吹捧，把傅作义吹捧为“天之骄子”、“中兴之臣”。并得意忘形地说：“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其实，傅作义本人则是喜中有忧，心中充满了重重矛盾。日本投降后，他本想保境安民，励精图治，使绥远休养生息，人民安居乐业，以报绥远父老的期望。不料蒋介石发动内战，把他拉上了战车，和解放军打了包头、绥远、集宁各战役，又东进攻打张家口，使军民不得安宁，他又深感到内疚。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究竟为谁而战？为什么人而战？这一切的一切，在这位“胜利者”的脑海里，形成了一连串的问号，如坠五里云雾，而不能自拔。他深深地沉浸在这矛盾之中。在“庆祝”攻占张家口的“庆功”大会上，傅作义就表现出这种内心的痛苦和抑郁的心情。当时有一位将军见此便问他：“长官，我们取得了攻占张家口的胜利，你为什么这样郁郁不乐呢？”

傅作义回答说：“我们的战士流血牺牲，这是为谁而战！为哪种人服务……我们虽然攻占了张家口，但人家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我们消灭，人家不是战败，而是有计划的转移；我们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胜利，只是得了座空城……”因此，当他和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到伤兵医院去看望伤病员时，他的心情非常沉重。在回来的路上，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简直是造孽！”

但是，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威名提高了，地盘扩大了，面对蒋介石的“嘉奖”、报纸的吹捧、如雪片似飞来的贺电贺信，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员的莅临慰问等等，他内心也是沾沾自喜的。他更想在这场内战中扩大更大的地盘和自己的势力。所以，在他攻占了集宁以后向张家口进攻时，竟通电毛泽东，得意洋洋地声称击败聂荣臻、贺龙部“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的胜利”。字里行间，透露出傅作义的狂妄。

[1]　《敌进攻解放区部署》。

[2]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68页。

[3]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6]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64~565页。

第6章　转战平汉路

国民党军加紧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进攻——我军调整战略计划——涞源会议，统一思想——晋察冀补充、调整部队——三战易县——激战满城——驰骋保定南——又让敌人跑掉了

1946年12月底，新年即将来临的一天，在南京的蒋介石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他虽然在攻占张家口后，到处吹嘘他的军队“多能达成艰巨任务，奠定统一基础”，但在12月31日的当年总《反省录》中却流露出悲伤的心境：“总之本年实为余自革命以来最为艰难困苦之一年。二十年来共产党集其所有之实力与阴谋，向余作最猛烈之攻击，尤以其十年来竭尽一切以破坏余在美国盟友心中之历史与地位，可无微不至。”[1]蒋介石之所以流露出如此悲伤的心境，是有原因的。

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至1946年10月达到了最高峰，其进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72个旅增加到117个旅，增加了63%。10月份，也是国民党军夺占解放区城市最多的一个月，共63座。但国民党的正规军被我军歼灭约达六分之一。因此，自11月份以后，就全国战局来看，由于国民党军的战线拉得太长和兵力不足，其攻势日渐减弱。国民党军的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们对这场内战的前景开始悲观；甚至少数高级将领也开始动摇了对战争的信心。整编第69师中将师长戴之奇在全国内战爆发四个月后的日记里就写道：“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一般官兵对剿匪的自信力异常感到渺茫”，“得混且混”是军官中普遍存在的“危机”。[2]国民党军的士兵在作战中逃亡也日益增多。驻山西水文县的阎锡山部第49、第72师，自全面内战爆发至1946年底，半年内即逃跑2 000余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加紧惩办作战不力的军官。据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统计，1946年月至12月，因为作战不力等原因而受到免职、停职、记过以至撤职查办等各种处分的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就达122人。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慢对解放区的进攻，他要力争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解放军。

与国民党军相反，解放军在头四个月中不断壮大、发展，总兵力由战争开始的127万人发展到137万人。在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后，行动更为自由了。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适时调整了战略计划。

全面内战爆发时，我党和中央军委曾经提出以主力举行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企图以作战的胜利促使国内和平的实现。在华北战场，这一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具体体现为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但四个月战争的实践证明，这种外线出击的战略计划并不完全符合战争的实际。自1946年10月以后，国民党军在几个主要战场均已将战线推进到解放区的腹地。战局的演变，迫使解放军要更加注意研究在内线作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结战争初期的经验，并充分听取各战略区指挥员的合理建议，在战略计划上作出了重要的调整：1946年10月1日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通过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适时实现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思想。这个指示指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3]并预见在歼灭敌军75个旅后，“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战略区首长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过此即无力再攻。我军如能于今冬（十月起）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4]

11月21日，毛泽东在与中共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召开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分析形势时指出：人们对停战幻想少了，现在已经不存在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胜不胜的问题。在半年内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可以达到国共双方对比的平衡，此后，要超过就很容易。经历一年的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可以开始反攻，打到外线。为此，中央军委要求各战略区、各野战军，主要采取内线歼敌的形式，而不要急于转入外线作战。

从华北战场来看，国民党军在侵占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以后，气焰极其嚣张，不可一世。就在占领张家口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下令召开伪国大。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大肆叫嚣，“共军已总崩溃”。几天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要“五个月内打垮共军”。主子一声令下，喽罗们就得一呼百应。陈诚立即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宣布“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可以完全以军事解决问题”。

于是，国民党军在打通平绥路全线以后，一方面，以部分兵力继续向察北、察南扩展占领区，到11月初，侵占了察北的全部县城和察南的涿鹿、阳高、广灵、阳原、蔚县等大部地区；另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打通平汉铁路北段；同时，在冀东、冀西等地区继续压迫和蚕食解放区广大农村。国民党军北平行辕的企图是：切实控制平汉、平绥、北宁、津浦各条铁路交通干线，切断我华北与东北、内蒙与蒙古的联系，深入解放区腹地，将解放军逐出平原地区，分割、封锁于山区，尔后各个歼灭其主力。为此，国民党军制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甲）在年前（指1946年底）打通平汉路，巩固平绥路。（乙）打通津浦路，将华北划成三个作战地区：平汉路西、太行山以东为一个；平汉路东、津浦路以西为一个；津浦路以东至渤海为一个。（丙）作战采取首先形成包围网，然后军政密切配合，稳扎稳打的扫荡清剿，实行过去江西剿共法。主力扫荡后，立刻完成地方武装。”[5]

11月初，国民党军在晋察冀战场的9个军（整编师）、24个师（旅）部署的态势是：第12战区的第35军、暂编第3军及新编骑兵第4师占领张家口及其南北地区；第11战区的第16军占领察南的怀来、涿鹿地区，正向南发展攻势；第53、第94军集结平汉线保定以北段及其两侧各要点，主要执行打通平汉铁路的任务；第92军分散守备冀东各主要城市，巩固、扩大其占领区；第31军（实际上只有青年军第208师一个师）、整编第62师及第3军分别驻防北平、天津、保定、石门（今石家庄）诸战略要点。

在此部署的基础上，国民党军随即兵分三路，向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一路以第35军及地方保安队恢复维护平汉路交通，一路以第16军由北向察南进攻，另一路以第94军由保定地区向西进攻易县、紫荆关。敌军的企图是首先攻占易县，再出紫荆关，与察南南下之敌会攻涞源，尔后再南窥阜平，控制冀西平原，造成晋察冀解放区南北分割局面，使我军陷于不利境地，进而占领全晋察冀。

我晋察冀部队撤离张家口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晋察冀军区的电报，提出了张家口失守后，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方针：

聂刘萧罗，张宗逊，并转各纵队各军区首长：

张垣失守后，傅作义部已极端分散，利于我各个歼灭。但目前我仍应以一部在张垣附近钳制傅军，我主力仍在东面原地依原计划歼敌，以期彻底击破东西之敌。我对十六军已给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打击，如这两天对九十四军又能给以根本打击，则今后只须对五十三军以一二个打击及对十六军再给一二个打击，便可彻底粉碎东面之敌人之进攻。然后我军加以休整即可向西打傅。在几个月内完全可能打破东西两面之敌。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均已到达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望本此方针鼓励士气，团结全党，完成中央给你们的神圣任务。

中央

酉文

然而，晋察冀部队自撤离张家口以后，思想十分混乱，尤其是一些党政军机关的干部，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对于为什么要撤离张家口，心里一直想不通，感情过不去，好像撤离张家口就不得了，什么都完了似的。

有的人说，我们经过浴血奋战从日本鬼子手里夺回了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我们刚进去一年多点儿，现在又让国民党军占领了，真憋气。有的说，我们抗战多年，老是在山沟、农村、树林子里钻来钻去，好不容易有了张家口这个大城市，却又放弃了。为什么要把张家口让给敌人呢？还有的人充当起事后诸葛亮来了，对于弃守张家口说长道短，大发议论。……人们议论纷纷，由此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

聂荣臻听到这种种议论后感到：张家口得而复失，觉得可惜，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由此产生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这又是十分错误的。如果我们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部队以后的作战，而且对执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也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聂荣臻的心情沉重了起来。他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着重解决这个问题。

1946年10月22日，正是个秋高气爽的好日子。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在冀西涞源召开了。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聂荣臻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首先组织大家认真学习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三个月总结》等文章，并联系实际，统一对弃守张家口的思想认识。

聂荣臻在会上作了重要的发言。他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撤离张家口的原因，指出：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处于劣势，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难以守住。如果我们把主要兵力都拖在张家口这一个城市，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就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心撤离张家口，把这个包袱丢给敌人，回到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根据地回旋余地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嘛！

他最后还说：从战争的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实际上，我们暂时放弃张家口，正是为了将来的胜利嘛！所以，我们撤离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也是横行霸道，不可一世，我们同它较量了八年，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我们胜利了吗？蒋介石也不例外，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不可抗拒。[6]

会议对前一时期作战的经验教训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认为：晋察冀部队在前四个多月的作战中，虽然给进攻的国民党军一定的杀伤，共歼灭敌4.6万余人。但是，未能达到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目的。这在主观上是由于“对国内和平局面估计过高，……在思想上、军事上、工作上对战争准备不足”。正如罗瑞卿在会议的发言中所说：“一个是远的，叫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军工建设也没有大力进行，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连手榴弹、迫击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些……”，“近的原因，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7]

会议还讨论了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即《涞源会议决定》，决定指出：“张垣失守后，我们处于更加分割和依靠中小城市与广大乡村的环境”，号召全区“按照中央指示，进一步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支持长期战争。坚持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而力求更加自由主动的继续大量歼灭敌之有生力量”。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反对平均使用兵力”。“为了大量歼敌，须乘敌后空虚，坚决勇猛的挺进敌后，实行敌进我进，变敌后为前线。”并对壮大主力、加强训练，改进兵役制度、成立武装动员部，全面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开展大规模生产节约运动以保证长期战争的需要，精简党政军机关、充实作战部队等工作，都作了全面部署。

涞源会议提高了晋察冀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思想认识，总结了经验教训，克服了悲观失望的情绪，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树立了大家战胜敌人的信心，特别是提高了全区部队对执行运动战，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的认识和自觉性。

涞源会议期间，中央军委反复强调晋察冀部队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要求晋察冀军区“应集中三个纵队一起行动，在运动中坚决歼敌”。并要求晋察冀部队“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手里要经常掌握十二至十八个团一起行动，要能一次包围敌一个师（三个团）而歼灭之，就能打开局面”。[8]

同时，中央军委对晋察冀军区的军队建设也作出了指示，强调要加强主力军，指出：“主力极不充实，深为可虑。应迅速采取有效办法，首先补充杨（得志）、苏（振华）及（杨）成武两纵队，每团至少充实两千至两千五百人，……在本年度底务使该两纵队每纵队有三个旅九个团，并经常注意保持满员”，“要反对补充中的平均主义，只有首先培养两强有力纵队，才能有效歼敌”。“要利用一切战斗间隙，十分认真地进行练兵”，“充实主力，加强训练，是你们当前日常重要工作之一，也是收复热察冀失地最实际的工作”。[9]

涞源会议后，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主力部队的指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确定在1947年1月前，在冀中、冀晋、冀察、冀东四区共动员新兵4万人，全部补充野战军，从而，各地迅速掀起了新的参军热潮。同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地方部队升级到野战军：将冀中、察哈尔、晋察冀军区所属独立旅，分别调拨给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使三个野战纵队都由原来的两个旅扩充为三个旅。具体情况是：晋察冀军区教导旅拨归第四纵队，改为第11旅，旅长李湘，政治委员张明河；冀晋军区独立第2旅拨归第四纵队，改为第12旅，旅长曾保堂，政治委员李志明；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拨归第二纵队，改为第6旅，旅长盛治华，政治委员钟华农；察哈尔军区第11旅拨归第三纵队，改为第9旅，旅长陈坊仁，政治委员黄文明。11月间，第一纵队调回晋冀鲁豫军区。该纵队司令员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经过扩军补兵、充实建制，晋察冀军区的三个野战纵队总兵力达8万余人，较补充前约增加85%。

为紧缩机构并提高作战指挥的效能，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又于12月初撤销了晋察冀野军司令部，由晋察冀军区直接指挥各野战纵队及地方部队。

晋察冀军区对所属的二级军区也作了必要的调整：将冀察军区和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合并为察哈尔军区，由郑维山任司令员、刘杰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6、第22军分区及独立第4旅，管辖察南、平西及冀西北地区；将原冀察军区所属的平北、察北地区划归热河军区并改称冀热察军区，由段苏权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辖察东、平北、察北、热西四个军分区及独立第5旅、独立第13旅。全军区共设冀晋、察哈尔、冀中、冀热察、冀热辽、冀东6个二级军区。

经过调整和补充，晋察冀军区的总兵力达24万人，其中野战军约8.5万人，占总兵力的35%，比重仍然偏低。当时，部队的装备也比较差。以全军区装备最强的第三纵队为例，1946年底，全纵队各类炮仅71门，轻重机枪仅408挺。与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相比较，火炮只占第四纵队的43%，机枪只占42%。在当时的各大战略区中，是火力比较弱的一个区。野战部队的数量少，装备差，给晋察冀军区的作战增加了不小的困难。

正当晋察冀部队统一思想，进行部队建制调整之时，国民党军为了实现将我晋察冀部队困锁在山区各个消灭的战略计划，于10月13日发出“追击令”，其要点：“察境匪军主力向平绥路西南，其一部向龙关市（位于宣化东北）逃窜。国军打通平绥路后，应立即追剿，捕捉匪军主力而歼灭之”。“十一战区应以十六军分由矾山堡（位于怀来以南）、涿鹿南下追剿，进占蔚县，相机向灵丘进击”，“以九十四军之一部沿平汉路南下，打通平汉后，向西扫荡房山以西前后地区，攻击易县，向紫荆关进击。俟十六军确占蔚县后，配合进占涞源”。[10]敌第16军于11月初占领蔚县，随即按照这一部署，会同驻涞水、定兴地区的第94军，企图以钳形攻势合击易县、涞源，分割冀察解放区腹地，进而消灭晋察冀部队主力，以便与其他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相呼应，实现其“在三至五个月内，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的梦想。

针对国民党军新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曾于10月下旬、11月初指示晋察冀军区，集中主力，首先歼灭深入察南之敌第16军，以利于开展战局，而对平汉线之敌则以小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牵制之。中央军委在10月23日的电报中指出：

罗萧并聂刘：

敌一部东占涞水，西占怀安，除掩护平汉路南进，平绥路西进侧翼外，其主要企图是吸引与分散我兵力，以便十六军由怀来、涿鹿向蔚县进攻，我为隐蔽集结最大限度主力于桃花堡以北地区，灵活的歼灭十六军全部，故对涞水、怀安之敌，应以小部配合地方部队，积极袭扰，阻击佯攻，迷惑敌人，对十六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在其正面、侧翼不要多抗击袭扰，让其大胆南进，让其深入到与我有利地区，然后各个歼击，打几个好仗，歼灭该军。如何部署，望根据实情处理。

总之你们须集中一切力量歼灭该军，开展战局。

军委

但是，晋察冀部队在察南与敌第16军周旋了一个时期，因主力未能适时集中，失去战机，遂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我现正力争打敌十六军，求得歼灭其一部，惟敌（第十六军）两路比较靠拢，我极受限制，且察南群众条件、地形不好（遍地围寨），粮食亦逐感困难。张垣撤退时民负很重，大军久留颇不适宜。且察南气候再过半月作战困难”，“提议于必要时集中力量于平汉，求得在东面打开局面。平汉战场条件好，易寻歼敌之机。若平汉战局能发展，定可调动平绥敌人，减轻察南负担，敌如会攻涞源，亦以集中力量打破东面一路为有利”。[11]

第二天，中央军委回电指出：如敌第16军南下，还是先打16军后再转至平汉路为好；如果敌第16军不南下，即可转至平汉路作战，并强调，晋察冀军区必须再歼敌六至七个师（旅），方能停止敌人进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事隔一天，中央军委明确要求晋察冀部队“应集中力量消灭十六军”：

聂刘萧罗：

你们必须集中最大力量解决十六军，你们避开十六军不打的方针是错误的，你们应集中三个纵队一起行动，在运动中坚决歼敌。否则你区将产生极大困难。

中央军委

十一月三日

11月7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再次提议转战平汉路，寻机歼灭敌第94军。电报中说：“接中央军委电后，因涞源地区粮食困难，大军无法久停，故仍决心以主力先在东西寻机歼敌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待敌十六军深入我区后，我们再集全力逐次歼灭之，以打开局面。”两天以后，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指出：“只要能大量歼敌，先打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再打十六军也好，你们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三至四个月歼敌六个旅左右，不是不可能的。手里要注意掌握十二至十八个团，一起行动，只要能一次包围敌人一个师（三个团）而歼灭之，就能打开局面。”

当时，敌第94军正集结在涞水、定兴一线，准备西攻易县。

易县，位于平汉线西侧30余公里处，古为燕国之地，秦时荆轲刺秦王，就是从易水出发，前往秦国的，因此便有了那凄哀悲绝的千古诗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由于易县位于涞水、满城、涞源之间，东临平汉铁路，西接晋察冀解放区，是我晋察冀解放区的东大门。因此，几年来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早在1939年，日本师团长桑木就说过，欲扫荡晋察冀军区，须先肃清满城以北地区即易县一带。日本侵略军“扫荡”晋察冀，第一个步骤经常是进攻易县地区，抗战期间，这里的战火始终没有熄灭过。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对易县垂涎三尺。

11月2日，敌第94军第121师由涞水沿易涞公路耀武扬威地向易县进犯。

军情紧急！这是退出张家口后，敌我双方主力第一次交战。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决心以第7旅第19团和独立第8旅一部，在正面节节抗击，步步诱敌深入。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好美械化敌人第一仗，歼灭蒋军主力，粉碎敌人进攻，保卫易县！”

3日晚，敌先头部队第361团被诱至南北桥头、二十里铺、门墩子山一带。杨成武立即命令主力部队出击，敌迅速龟缩一起，固守待援。我军随即调整部署，决心全歼该敌。遂以第7旅主力进至南北秋兰地区，阻击援敌，断敌后路；以第8旅、第7旅第19团和独立第4旅，围歼立足未稳之敌。

是夜21时，战斗打响。我军各部队分工明确，配合密切，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敌发起攻击。敌第361团是全部用美机械装备起来的一个团，虽落入我军包围圈，仍然依仗装备好、火力强，疯狂抵抗。一经接触，各种兵器一齐开火，照明弹、曳光弹把大地照得如同白天一样，枪炮声如暴风骤雨。我军指战员毫不畏惧，充分发扬夜战的优势，勇猛近战，大胆穿插分割。23时，徐信率领第22团攻占了台头村，张英辉率第23团攻占樊家如，钟英率第24团占领了冀家沟东侧无名高地和二十里铺。敌被我压缩至南桥头村内固守。为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次日零时，杨成武命令部队连续攻击。拂晓前，我军又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火力，首先从村南打开缺口，突破了敌前沿阵地。敌人仓皇向东北方向突围，与由涞水接援的敌第363团的一个营会合后，企图向涞水逃窜。我各部队前堵后截，敌溃不成军，慌不择路，一部钻进了我第7旅主力的埋伏圈，被歼于南北秋兰一带，余部在我部队猛追下，少数被击毙，多数举手投降。敌军第121师主力企图出涞水救援，遭到民兵的袭击。天亮，我军将敌美机械化主力部队第361团和第363团一个营全部歼灭。一夜之间，毙敌360余人，俘获敌团长以下军官2 000多人，缴获火炮20门，坦克、汽车各1辆，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给敌第94师一个有力的打击。

在灿烂的阳光下，部队押着2 000多俘虏，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样，进入我察南的敌第16军在占领蔚县后，见第94军的进攻受挫，再不敢继续南进了。敌占张家口后，第一次进犯保定以北地区被打败了。

国民党军北平行辕并未因此放弃其攻取易县，会攻涞源的企图，即将位于平汉线北端的第53军和第94军第5师南调，增加攻击力量，于11月13日，分两路再向易县进攻。这一次，敌人以第94军第5师全部和第121师一个团为南路，沿平汉路西侧涞（水）易（县）公路，由东向门墩子山、易县进攻。北路敌第53军由中、下车亭经永阳、居士由北向易县进攻。

正当敌人猖狂西进时，我晋察冀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已从察南地区转移到保定以北地区。晋察冀军区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北路之敌——第53军，集中主要兵力歼灭向易县进攻的南路之敌——第94军4个团。

16日晚，我向敌第94军发起攻击。我第三纵队攻击台头、樊家台的敌人；第四纵队攻击张家沟、二十里铺、南桥头的敌人。战斗打响后，由于敌以4个团猬集于十多个村庄，互为依托，难以分割，我各纵队进展不大。在我纵队进攻之正面，敌前有樊家台、台头村为屏障，后有南桥头、刘家沟为依托，再向后面和两侧的村庄，均为敌所占领。我军多次向敌发起进攻，但都进展不大。为了迅速歼灭敌人，杨成武命令第8旅第23团第1营乘夜暗插向敌人的侧后，占领刘家沟，以切断樊家口与南桥头之敌的联系，从侧后向敌发起攻击，配合主力歼敌。

第1营是战斗力很强的分队。17日拂晓，第1营在营长朱彪、政治教导员曹良率领下，连夜插到刘家沟，准备从敌侧后攻击。

刘家沟，位于樊家台的北面，是一个仅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四面是平地，无险可守。樊家台之敌发现侧背受到威胁，急忙以两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包围刘家沟，企图吃掉这支竟敢钻到自己腹地的队伍。

我第1营到达预定位置后，发现敌以两个团的兵力扑来。营长朱彪看到这阵势，命令各连乘敌人进行炮火准备时，冒着纷飞的弹片，抓紧时间构筑防御工事，作好一场恶仗的准备。

同时，他又派出通信员，去团里报告情况。每派一个，他都用望远镜盯着，耽心着战友们的安全。敌人的炮火太密集了，派出去的通信员都一个个倒下了。最后，朱彪选了一个最小的通信员，但也只冲出去100米，便英勇牺牲了！于是，求援的希望成了泡影。

朱彪急忙把连级干部召集起来，命令各连死守东北角、西北角上的两个院子，指挥好部队，准备坚守一天，打垮敌人的任何进攻，为主力歼灭敌人创造条件。

简短的动员一结束，一场恶仗便打响了。

敌人以十个连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刘家沟发起了进攻。战士们从倒塌了的房子、院墙下面一跃而起，用密集的火力回报敌人，把敌打退了。

经过几次激战，敌人发觉了第1营的机枪阵地，一顿猛烈的炮火，几个机枪射手牺牲了，枪管被炮弹扬起的尘土堵塞。全村的房屋都被打塌，整个村庄笼罩在浓烟火海之中。各连的伤亡越来越大，一个营只剩下几十个人，是坚守，还是突围？

这时，营长朱彪决定，为了主力歼敌，一营誓与阵地共存亡。敌人再次用炮火轰击，一气打了上千发炮弹，刘家沟几乎翻了个儿。这个时候，第1营二连指导员向朱彪提出，让他冒着炮火的浓烟冲出去，向上级求援。然而，当他刚爬出去200米，就牺牲了。

炮火一停，敌人的坦克出动了。坦克后面是大队步兵。战士们向敌坦克投出手榴弹，毫无效果。一辆敌人的坦克推进到了墙角，战士们从近距离上甩出汽油瓶子，把敌人的坦克打着了，它拖着浓烟向后逃去，跟在后面的步兵“哗”地一声败退下去。

敌人的坦克败退下去后，又出动了飞机。敌机临空轰炸、扫射，掩护其步兵冲锋。

守在村东南的一连一个排打得只剩下一个排长、两个战士，才撤到村里。全营的重枪机全被打坏了，大家都作好了与敌人拼到底的准备。营长朱彪在自己身边留下一挺歪把子机枪，压满了子弹，不叫任何人动，准备到最后必要时他抱起这挺机枪，扑向敌人，与敌人决一死战！

教导员曹良把自己的表砸了，把所有文件、信封、信纸、战地日记全都烧了。

剩余的轻机枪、步枪都集中了起来，上面堆起了柴草，每个战士都分到了几根火柴，都可以随时点火。重伤员能爬的爬，不能爬的由战友抬着，躺到草堆顶上，准备与草下面的枪支一起化为灰烬。

营长和教导员都负了重伤。

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朱彪和曹良又对指战员作了动员，进一步激励了大家的战斗意志。新战士李右华负责监视敌人，被炮弹掀起来的土埋掉四次，仍沉着应战，把手榴弹打光，又到连长那里要了一颗，继续执行任务。

在敌人的弹雨中，在熊熊的烟火里，每个战士都镇静如常，每个人的脸都被火药和浓烟熏得焦黑，一张张焦黑的脸上转动着像灯一样发亮的眼睛。谁看到这发亮的眼睛就会想像得到战士们心中装着多少仇恨！

战斗到下午4点多钟，西北角的阵地丢失，营指挥所旁边的一所房子也相继被敌人占领。营长朱彪拖着受伤的腿把一连连长叫到营指挥所，小声地对他说：“我受伤了，你要亲自掌握情况，把房子夺回来，不要轻易受到损失，今天一营的存亡，就看你们打得怎么样了。”

一连果然打得很好，把失去的房子从敌人手里夺了回来。

打了整整一天，一营打退了敌人数十次冲锋。在苍茫暮色中，敌人丢弃300多具尸体，丢弃两辆坦克，拖着400多个缺胳膊少腿的伤兵，从英雄的阵地面前溃退下去。

战后，第1营受到了晋察冀军区嘉奖，《晋察冀日报》以醒目的大字发表消息，“钢铁第一营以寡敌众，死守阵地气壮山河。”在表彰大会上，杨成武亲自把绣着“钢铁营”三个金色大字的红旗，交给了第1营营长朱彪的手中。

在我第1营血战刘家沟的同时，我第三纵队第8旅攻占了樊家台，第四纵队从右翼攻占张家沟，我军正准备给敌第94军以致命打击时，我军北边的部队却没有按预定计划赶到出击地域，因而未能将敌第53军和第94军的联系切断，致使这两路敌军得以靠拢，集结于二十里铺、南北桥头、门墩山地区，与我对抗。我失去了歼敌的有利时机，遂于18日晚撤出战斗。

敌人两犯易县，在我军的打击下均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敌人并没有死心。经过近一个月的准备后，又于12月16日，再次向保定以北地区、易县发动进攻。

敌人这次进攻，以第94军由北面高碑店、涞水出动，向易县进犯；以第53军和暂编第2总队，由保定、漕河一线分路向满城方向进犯，企图钳制和迷惑我军，策应敌第94军行动。

由于敌人在保定以北地区连遭我军的打击，因此，这次进攻其行动非常谨慎，采取缩小间隔，齐头并进，步步为营，每天前进不到10公里。左翼敌第53军第116师两个团进展更为缓慢。右翼敌第130师第388、第389团和中路暂编第2总队两个团较为突出，像两支触角伸了出来。

针对当时敌情，晋察冀军区决心砍掉敌这两支触角。鉴于我军对保定以北地区地形比较熟悉，晋察冀军区又命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及独立第7、第8旅消灭敌人这4个团。

狡猾的敌人鉴于进攻易县屡遭失败，便采取了新花招，敌以第53军第13师主力和第116师主力，加上暂编第2总队刘化南部，共六个团的兵力向满城进犯，以便策应第94军再次由涞水进攻易县。

晋察冀军区决定，将计就计，乘敌人分兵之际，先歼其一路，即集中我军主力，歼灭进犯满城之敌，而以一部兵力钳制敌第94军。

敌人大概是害怕重蹈易县之战的覆辙，因此，在向满城进犯时，行动显得更为谨慎，不敢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了兵分三路，齐头并进，缩小间隔，步步为营的战术，每天推进不足10公里，宿营后立即构筑工事。

12月16日，敌以第130师的两个团为北路，第116师的两个团为南路，暂编第2总队的两个团为中路，同时从平汉路上的漕河、保定一线出发向西逼进，企图在满城东面的一亩泉地区会合，然后攻占满城。

这时，我晋察冀部队的第三、第四纵队已经隐蔽集结在满城以东地区，决定分路迎击并歼灭来犯之敌。以第四纵队主力迎击并围歼中路之敌，并以一部监视南路敌第116师；第三纵队主力迎击并围歼北路敌先头部队第388团，并以一部钳制敌后续部队第389团；而后集中第三、第四两个纵队主力，合歼南路敌第116师。

中路敌暂编第2总队刘化南部，原是投靠日寇的伪军，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将其收编为地方保安部队，同国民党正规军相比，装备较差，战斗力较弱。因此，我军确定首先歼灭这一路之敌。

20日晚，我第四纵队主力从敌侧后向敌暂编第2总队发起攻击。敌人在我军的猛烈进攻下，一下子就慌了手脚，急忙命令各点上的敌军靠拢。但是，我第四纵队已经包围了敌人，使敌人无法靠拢。趁此机会，我军首先打掉了敌保安总队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失去了指挥所的敌人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结果，被我一一歼灭，只有少量残敌向南路敌第116师的驻地逃窜。敌第116师却把这些逃窜的士兵误以为是向他们进攻的我军，不管三七二十一，慌忙开枪射击，互相厮杀了起来，一下子死伤百多人。

为了就近指挥，晋察冀军区决定在满城前线组成前线指挥所。21日上午，耿飚和萧克骑马来到前线指挥所。满城前线指挥所设在一个土坡上，距北路敌我对峙的前沿阵地只有二三里，从这里观察前沿战斗，会看得十分清楚。

耿飚站在土坡上的最高处，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我第三纵队主力像一道铁箍似的箍在后大留村四周，把龟缩在这个村庄中的敌第388团包围得水泄不通。敌人从村庄东面数次向我军发起反击，企图突围，都被我军击退。

战斗到傍晚，我军对后大留村之敌发起了总攻。一时间，野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一起吐出火舌，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随着炮弹的呼啸声和落地后的爆炸声，敌人的工事一个个炸飞。忽然，有几个炮弹落在了我军的阵地上，原来，这是敌人的炮兵在向我还击。于是，耿飚命令我炮兵把炮口对准隐蔽在纵深的敌人炮兵阵地，将它摧毁。我们的神炮手真是不负重托，几发炮弹打过去，没有几分钟，敌人的大炮变成哑巴了。

嘹亮的冲锋号声吹响了，我军各团的战士像猛虎下山一样，扑向了敌人的阵地。在我军指战员的呐喊声和敌人的惊叫声中，我军分别从东、西、南三面突破敌人阵地，冲进了村里，敌人一看大势已去，慌忙择路逃窜。我军乘势猛插过去，将敌人分割为两截，一部敌人被堵在了村内，除顽抗的被击毙以外，其余的全部被俘；另一部向东夺路而逃，也被我追击部队歼灭。

遭到我阻击部队沉重打击的敌第116师和第130师的第389团，得知我军在歼灭中路敌军暂编第2总队两个团以后，又如此神速地歼灭第388团，惊恐异常，便不敢恋战，仓皇逃回了保定。驻扎在涞水、定兴一带的敌第94军也不敢再南下了。

晋察冀部队在易县、满城取得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94、第53军和暂编第2总队等部近8 000人，使敌人寻歼我军主力、分割我晋察冀解放区的计划接连受挫，不得不把部队退集于保定以北的铁路沿线地区。

这时，保定以南从望都至正定间长达100多公里的铁路线上，主要由保安第5总队侯如墉部的六个团和一些县的“自卫队”担任守备，兵力比较薄弱。晋察冀军区决心挥戈向南，求歼望都至正定间铁路各点之敌。遂决定由第四纵队统一指挥冀晋独立第1旅、第3军分区和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部队发起保南战役。

第四纵队司令员是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接到发起保南战役指示后，第四纵队立即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研究制定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第四纵队所属旅的领导，有冀晋独立第1旅旅长曾美、政治委员金行生，第3军分区司令员成少甫、政治委员齐文俭，第9军分区司令员马庆山、政治委员张庆春等20余人。

第四纵队决定战役先从定县以北展开行动。这首先是因为当时我军主力均在完县、唐县地区，出击方便，利于进行秘密、突然的动作。其次，这里是平汉铁路望都至新乐段保安第5总队的侧翼，兵力薄弱，又是敌保安第5总队与保定之敌的结合部，从这里开刀易于奏效。同时，敌主力集中于保定以北地区，估计其从北实施大规模增援的可能性大。所以，集中我主力以迅速突然的动作，首先攻歼定县以北望都、王京之敌，以切断保定至定县的联系，打开战场。如果保定及其以北之敌出援且兵力较大，我可集全力打援敌，先从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后视情况的发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如果情况没有更大的变化，兄弟部队完全可以应付时，我第四纵队即于攻歼望都、王京守敌后，立即南下，乘胜扩张战果，一举扫清定县至新乐间的敌人各据点，最后攻击定县城。

1947年1月19日，寒风凛冽。第四纵队各部从完（县）唐（县）地区出发，分别向预定目标挺进。这一天下午，天空上乌云密布，先是撒落细碎的雪糁，继而，雪花纷纷扬扬，不多时，原野变成一片白茫茫。这天夜里，第四纵队第10旅旅长邱蔚、政治委员傅崇碧以一个营钳制保定可能增援之敌；另以侦察连积极向保定侦察敌人的行动，主力冒雪包围了望都之敌。第11旅第32团包围了王京之敌，第31团阻击可能由定县出援王京或由王京向定县溃逃之敌。

第二天，正是农历腊月三十，我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坚决打好这一仗，以实际行动迎接新春佳节。

天慢慢亮了。严冬的冀中大地上，朔风凛凛，寒雪霏霏。我第10旅向望都、第11旅第32团向王京，同时发起了进攻，拉开了保南战役的帷幕。

王京，位于定县城北约12公里的平汉铁路线上，其设防坚固，高垒深沟，障碍密布。敌保安第5总队一个营和一个特务队共400余人严密防守。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会在大年三十突然将其包围。我第32团在团长马卫华、政治委员张乃更的指挥下，很快攻占了王京。

在我军攻击王京的同时，我第10旅也对望都之敌发起了攻击。望都位于平汉铁路西侧，城墙坚固，城河环绕，守敌为保安第5总队第3团和第5团的一个营约1 100余人，地主反动武装100余人。

这是一场恶仗，打得比较艰苦。

1月20日的早晨6时，大地还在沉睡，我军的攻击已经开始了。担任主攻的第28团首先将敌城下的一些鹿砦炸毁，炮兵也连连向城墙及其上面的堡垒轰击。因敌人凭坚固守，依托有利的工事顽抗，加上我们的步、炮协同不好，我攻击计划受挫。

相互的炮击及机枪互射持续到下午2时多，收效还是不大。陈正湘和纵队参谋长唐子安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后，当即决定先以密集炮火集中轰击城西北角工事，打开缺口，步兵则乘机从缺口处登城。3时30分，我野炮、山炮齐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城西北角的敌四方堡垒，“轰轰”几声巨响，堡垒被炸得开了花，城墙也被轰开一个大缺口。随着我军冲锋号声，担任主攻任务的第2营战士们在我纵深火力的掩护下，从掩体内飞身跃起，迅速越过开阔地，直逼城下。这时，城头烟雾弥漫。我炮火刚刚停止轰击，战士们便从缺口处爬上城去。两侧的敌人虽然拼死抵抗，但我军的登城胜利，使其动摇混乱了，我军乘胜攻进了城内，守敌除死伤和少数被俘外，大部乘天黑昏暗从东门逃脱。由于我担任阻击任务的第29团思想麻痹，组织不严，未能截歼这股敌人。敌人如丧家之犬，大部沿铁路向保定方向逃窜。当除夕之夜来临时，经过战斗洗礼的望都城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我军解放望都、王京，切断了定县与保定之间敌人的联系，实现了第一步作战计划。广大指战员们顾不上同父老乡亲一起欢度除夕，立即按预定作战计划，于大年夜秘密南下，准备攻打定县。

1月22日上午，敌第3军第32师两个营和保安第5总队第1团正由定县前往新乐，准备加强新乐的防守，北援寨西店和定县。

新战机出现了。晋察冀军区决定抓住这个战机，集中主力于寨西店、三十里铺及其西南方向，沿铁路、公路两侧地区隐蔽待机，以伏击手段，将由正定北援之敌歼灭。

寨西店位于定县南10公里的铁路线上，是南出定县的第一站。22日夜，我军向寨西店之敌发起攻击，于次日拂晓歼敌200余人。接着，我军以主力准备歼灭定县出犯接援之敌。

我军设伏地区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地形开阔平坦，便于组织观察和发扬火力，有利于大部队向敌大规模猛烈冲击。但在此天寒地冻、满地积雪的情况下，不便于大部队野外隐蔽。好在我军设伏地区村落稠密，因而部队就利用村庄隐蔽。

夜晚，寒气逼人。我军各级指挥员冒着刺骨的寒风，再次实地勘察，紧张地作好战前的各项准备。

24日早晨7时左右，敌第3军第95团和保安第5总队第1团，共约1 000余人，从新乐城出发，成两路疏开纵队沿铁路向寨西店方向开来。12时，敌主力进入了我军的伏击区。经过四小时的激战，北援之敌被我全歼。

这下吓坏了新乐守敌。当我冀晋独立第1旅赶到该地时，敌人早已弃城逃窜到滹沱河以南。这样，保定至正定间只剩下定县一座孤城了。

定县城坐落在平汉路保（定）石（家庄）段的中间，是石家庄至保定的重要连接点，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敌人经常依托此城四出骚扰，直接威胁我解放区的安全，敌还依靠此城控制着望都至新乐的铁路线，以分割我冀中、冀西的联系。因此，晋察冀军区下决心夺取这一战略要点，铲除这个反动堡垒。

但是，定县城防护特别严密，城高约10米，敌人并在城墙上构筑了许多砖木质的碉堡及野战工事，居高临下地控制着城四周，并在城脚下的突出部构筑了土质地堡，作为机枪火力发射点，控制着城脚、外壕及前沿，与城墙上的发射点构成了双层火力网。我军在炮火不强、器材缺乏的情况下，突破这样的一座坚城也是十分不容易的。

因此，如何突破敌人的城墙，这是攻克定县城的关键。1月5日，第四纵队副司令员曾思玉亲自率领侦察、作战参谋及侦察部队秘密逼近了定县城周围现地侦察，决定将突破口选择在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地段。

28日早晨6时，总攻开始了。我炮兵首先袭击目标。呼啸炮弹，纷纷在城上的碉堡和垛口处爆炸。刹时间，城头上硝烟滚滚，瓦砾横飞。我步兵则用火力封锁了城下的地堡。接着，各部队登城小组抓住时机，迅速冲出掩体，向城下扑去。

城的东南角是我第11旅主攻团第32团的攻击目标。该团3营8连又是团的主攻连，其1排组成了四个梯子组，2排为第一突击排，3排为第二突击排。乘我火力将敌压住之机，小梯组利用我炮火烟幕，迅速在护城壕上架好梯子，开辟了通道。大梯组刚刚越过护城壕，设于城墙腰部的敌机枪突然开火，前进受阻。8连连忙调整火力，对敌进行压制，大梯组乘机继续向城下前进。此时，第一突击排的四班长王祥海已迅速跃到城脚下，在大梯组尚未将梯子架好前，即机智地利用城角的有利部位攀小树登上了城墙。当他攀登到城墙腰部时，发现城上有几个敌人，便一手挽树，一手从腰间抽出两枚手榴弹投向敌人，只听见“轰”的一声响，敌人倒下了，他自己也负了伤。但他不顾疼痛，借烟幕奋力攀登，终于第一个登上城头。接着，机枪手刘梦起也从梯子登上城头，端着机枪向敌猛扫。最后，团主力通过并排在城东南角突破口上的四个大梯子，越过城墙，以勇猛的动作向城内进攻，很快攻占了伪县政府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十字大街，从而摧毁了敌纵深之中心防御体系。战后，英勇的第32团3营8连，被评为定县登城第一功，授予“登城先锋”锦旗，荣记集体大功。

战斗至中午12时，我军全歼定县城守敌3 400余人，解放了定县。在红日辉映下，40里城垣更加壮美雄伟，千年古塔越发巍峨挺拔。一连数日，各界群众纷纷拥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沉浸在欢乐之中。

在保南战役中，我军先后攻克望都、新乐和定县三座县城，歼、俘国民党军 200余人，控制了200多里长的铁路线，切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军的联系及其补给线，并使我冀晋和冀中两个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敌人在保定以南地区失败后，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想翻本，便又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保定以北地区。他们乘我军主力南下之机，于2月6日，集结第94军第22师再次从涞水向易县进攻，第53军在徐水、固城一线策应第22师的进攻。

晋察冀部队为诱敌深入，寻找新的战机，于2月8日主动撤出易县，向西南方向退却。敌占易县后，随即以第94军由易县南下，以第53军由固城西进，企图钳击我晋察冀部队主力于满城以北地区。

为了调动敌人，我第二纵队（欠第4旅）和第四纵队的第11旅，迅即向固城、漕河、徐水一线出击，迫使敌第53军和第22师东移，从而孤立了进至易县姚村地区的敌第94军，出现了歼灭大股敌人的有利战机。聂荣臻立即命令杨成武统一指挥第三纵队、第四纵队，迅速北进。

杨成武接受命令后，连夜强行军70多里，到达了指定地点。我晋察冀部队五个旅，包围了姚村地区的敌第94军军部和它率领的五个团。这时，敌我兵力对比是我五敌三，我占绝对优势，胜利的把握是很大的。

但是，战场上的变化是十分快的。当我部队于黄昏正要向姚村地区之敌发起总攻时，突然误传姚村被围之敌已突围向东逃窜。我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便自行撤围，分路追击。当发现情报有误时，我们的部队已经追了出去，一时无法收拢了，结果丧失了有利的战机。接着，敌第22师和独立第95师已向姚村增援而来，并将于拂晓后派飞机前来轰炸，以掩护第94军的撤退，情况发生了对我极其不利的变化。这样，我晋察冀部队不得不在凌晨4时撤出战斗，又让敌人跑掉了。

耿飚在向部队传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后，东方已露鱼肚白。他连忙赶到聂荣臻的住处，催促他赶快走，说：“敌人的飞机可能马上就来轰炸了，你的住处目标太大了，你必须尽快离开。”聂荣臻开始还不想立即走，在耿飚的一再催促下，他才从容不迫地站起，一边穿衣服一边风趣地说：“敌人的飞机来赶咱们啦，好吧，咱们走吧！”

他们刚刚离开聂荣臻的住处，敌人的飞机就飞过来了，接着便投下几颗炸弹。耿飚望着那被炸处的滚滚烟尘，心中暗想：“好险哪，幸亏早走了一步。”

晋察冀军区第2局局长彭富九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

姚村战斗，电话上报告，敌人跑了。聂司令员问我，我说，敌人肯定没有跑，敌人的电台还在工作，正在发出“SOS”紧急呼救信号，向北平求援说：“姚村被围，火速增援，非常危险！”但前面部队都去追“逃敌”去了，天快亮了，已经出去很远。为这个，2局的同志火了，因为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很不容易。[12]

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就这样眼睁睁地失去了。聂荣臻在总结时说：“究其原因，主观上，部队指战员对大兵团作战还生疏；客观上敌人各部相距太近，机械化部队增援又快，战机稍纵即逝。失去这次歼灭战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参加姚村战斗的两个纵队的指挥员杨成武、胡耀邦，一直到几十年后相遇时，谈起那次战斗，还感到惋惜。”[13]

[1]　王俯民：《蒋介石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2]　《戴之奇日记》，1946年10月24日、11月14日。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第530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第530页。

[5]　《敌军进攻解放区部署汇集》（1946年10月—1947年1月）。

[6]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7]　《罗瑞卿在涞源会议上的发言》。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页。

[9]　《中央军委致聂荣臻、刘澜涛等人电》，1946年10月26日。

[10]　《敌军进攻解放区部署汇集》（1946年10月—1947年1月）。

[11]　《聂荣臻、萧克等致中央军委电》，1946年11月1日。

[12]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573页。

[13]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72、573页。

第7章　三战三捷（一）

蒋介石被迫改为重点进攻——晋察冀战场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安国会议——发起正太战役——聂荣臻破敌“围魏救赵”之计——狮脑山打出日本兵——阎锡山失算——石家庄成为孤城

蒋介石从1946年7月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以来，至1947年2月，仅八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就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正规军66个旅（师）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共计71万余人。国民党军占领解放区城市105座，但每占领一座城市，平均就付出近7 000人的代价。

1947年春，国民党军经过补充，总兵力为394万人，比全面内战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了9%。在现有的200多个旅中，被歼后重建的已超过四分之一。多数部队不满员，且新兵比重不断增大。

随着战线不断延长，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也不断下降。尽管蒋介石抽调了可能抽调的战略预备队到内战前线，使其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增至219个旅，但能用于第一线攻击的兵力则从1946年10月的117个旅，下降为85个旅。这样，国民党军战线过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党军还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其武器装备的补充也发生了困难。2月1日，彭德怀指出：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1]。

面对如此的困难，国民党军士气低落，部分高级将领腐化堕落。1947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承认：目前部队中，高级将领不研究学术，不检讨敌情，“各官长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习成见，不但官长与官长赌，同级与同级赌，而且长官与部下同赌，官长与士兵同赌，匪军的纪律那么严肃，而我们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为匪军所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改变不利的军事局面，并维持其战略上继续进攻的态势，自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而采用重点进攻的方针，即在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企图在消灭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后，再转用主力于其他战场，以各个消灭解放军。蒋介石对于这个方针曾作过如下的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2]据此，国民党军集中了94个旅的兵力向陕北、山东解放区进攻。而在其他几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则集中兵力守备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

面对蒋介石被迫采取的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军委要求陕北、山东战场的人民解放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军，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要求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发动战略性反攻，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逐步收复失地，以配合陕北、山东战场的作战。

从华北战场我军的情况来看，晋察冀部队转战平汉路，激战保定南北，虽然打了一些好仗，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控制了平汉路保定至石家庄沿线地区，切断了敌人南北的联系，使我冀晋、冀中解放区连在了一起，基本上遏止了国民党军在这一战场的全面进攻，为扭转华北战局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整个战局上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主要表现就是未能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聂荣臻在回忆这一时期的作战时说：“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我们的一些作战行动，往往为敌人的行动所吸引，费力气不小，歼敌却不多。有些仗打得不痛快，根本问题就在于没有掌握主动权。”[3]杨得志也认为：那段时间，晋察冀部队“仗打得不少，但大家对所取得的成绩，都不很满足。我们感到主要是未能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敌人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控制”。“敌我双方实际上仍处于胶着的对峙状态。”[4]

晋察冀战场的这种被动局面，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注意。为了扭转晋察冀战场的这种被动局面，从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连续给晋察冀军区作了多次指示：

1月5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我根据地内作战，各路只要相隔十五里至二十里，以小部钳制一方面，即可大胆各个歼敌。你们学习宿北、鲁南打大歼灭战经验，不轻敌亦不怕敌，每次须准备三昼夜的恶战，消灭敌两个至三个师，至少每次歼敌一个整师，连续三四次这样打大歼灭战，歼敌五六个师，即可改变敌之攻势为守势。为完成这一任务，你们下大决心准备二三万人伤亡是必要的。这种打大歼灭战的决心，必须贯彻到下面去，使每个指战员均有思想准备，并接受过去对敌作战经验……各战略区及中央均热望你们打大胜仗，改变战局，过去六个月自卫战争，你们已有不少胜利，但比陈（毅）粟（裕）集团、刘（伯承）邓（小平）集团，陈赓纵队（只有四个旅）的胜利是落后的，现在正是你们赶上去的有利时机。”

1月25日，中央军委在给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电报中提出了“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即“（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并指出：“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2月21日，毛泽东在给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的电报中指出：“你们最近时期在保（定）易（县）间的争夺战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故打不出好仗，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方针”，“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3月16日，中央军委在给聂荣臻、萧克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应独立作战，按实际情况如何，以能在运动中集中我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为主。”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扭转晋察冀战场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晋察冀局于3月底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

安国地处冀中平原，古称祁州，土地肥沃，特产丰富，民情纯朴。自从1946年下半年我冀中军区解放了安国以后，这里的老百姓对人民军队一直很热情。

安国的夜晚，十分宁静。晋察冀军区领导所住的舍二村更是静谧得出奇，只有屋外哨兵的轻轻走动声。

一个月光明媚的夜晚，安国会议召开了。会议在聂荣臻的主持下，分析了晋察冀地区的军事形势，认为晋察冀军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没有完成中央给予的任务，还没有完全摆脱被动地位，敌人还有力量向我进攻，有些地区还可能暂时沦陷或变成游击区，整个晋察冀的军事形势仍未发生根本变化”。会议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自卫战争爆发以前，领导上抓战争准备不够，“军队大量复员，练兵没有抓紧，影响后来的扩军与部队战斗力；同时，放松了边缘区斗争与地方武装的领导，影响后来游击战争与运动战的配合。直接原因则是执行运动战方针不够，时常处于被动，没有很好的调动敌人，缺乏对情况的周密调查研究，对作战计划全面考虑不够充分。”[5]会议强调：只要我们虚心检讨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的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力争主动，大量歼敌，晋察冀战场的被动局面是一定可以改变的。会议提出了实行如下作战原则：大踏步地进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主动向敌守备薄弱的点线出击。

中央晋察冀局安国扩大会议，对于晋察冀部队确立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扭转被动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安国会议期间，晋察冀军区首长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情况，决定抓住正太铁路沿线敌人防守薄弱的战机，发起正太战役。

这一年春，国民党军北平行辕为确保北平、天津、保定等战略要地，并保持与东北的联系，将其正规军十个军（整编师）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及平汉、津浦、北宁、平绥等铁路沿线，并企图使用驻平汉线、北宁线之第16、第94军及整编第62师第95旅等部，侵占晋察冀解放区大清河以北地区。而在石家庄周围和正太铁路东段（娘子关以东，含娘子关），只部署正规军三个师，其余为地方团队。

石家庄外围及正太铁路沿线，不仅国民党正规军较少，而且由于正太铁路沿线分由敌保定绥署和太原绥署不同建制单位守备，他们各图保存实力，互相支援的可能性不大。自从平汉铁路被晋察冀军区部队切断后，石家庄守敌第3军已处于孤立少援的境地。此时，在华北战场上，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是国民党军守备最为薄弱、孤立的地区，便于各个击破。

此外，石家庄周围及正太铁路沿线过去是老解放区。对晋察冀军区部队来说，群众条件好，地形熟悉。这些都是取得作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根据上述情况的分析，晋察冀军区为抓住正太铁路沿线的有利战机，尽快扭转华北战局，决定以晋察冀部队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的全部及地方武装一部，向石家庄周围及正太路沿线之敌发起进攻，以大量歼灭敌人，彻底击破正太铁路。3月31日，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向中央军委报告说：

我即举行正太战役，目的在歼灭正太线及石门（即石家庄）外围之敌，并彻底破坏铁路。战役分两期完成：第一期重点于东段，以三个纵队歼石门外围之敌；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在第一期完成后，如平汉北段之敌南援，可打时则先歼援敌，然后向西破击。预计九日前打响，全战役约一个月左右完成。

这一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并提出：

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杨得志）去晋西北打傅作义（晋西北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

正太战役首先从扫清石家庄外围之敌打响。

4月3日，聂荣臻一声令下，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林铁指挥第三纵队，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分别从高阳、任丘间地区，成威庄、富头、东杨村一带和肃宁西北、蠡县以东地区出发，经过二至三日行军，分别到达无极西南地区，行唐、新乐地区和蒿城东南地区。

9日1时石家庄外围作战开始打响。我攻击部队分作两路：一路指向滹沱河以北正定、安丰之间；一路指向滹沱河以南石家庄以东的敌人。在滹沱河北岸，第二纵队先后攻克大小白庄、东西杜村、赵庄等据点，歼灭国民党军一部。第三纵队首先攻克了捌角铺、吴兴，尔后乘胜向辛安火车站守军第7师第19团主力发起攻击。该部不支，即向正定方向突围。第三纵队立即转入追击，将其大部歼灭于途中，仅少数逃入正定城。4月10日，第二纵队推进至正定以东地区。第三纵队攻占了正定火车站、正定城北关、西关及城南大杨庄，并炸毁了滹沱河正定铁桥，切断了正定敌人与石家庄的联系。随后，第二、第三纵队迅速合围了正定县城。

正定是一座古城，位于滹沱河北岸，距石家庄16公里，有铁路和公路连接，是石家庄北面的重要门户。城方圆20多公里，城墙高12米很坚固，守敌在日军设防的基础上又加修了许多工事。城门、城角、突出部和城腰，有高低碉堡和射击孔300多处，形成上下、正侧交叉火力配系。城外地形开阔，有一条宽10米的小河流经城西、南、东三面，形成一道天然障碍，并筑有护城壕沟两道。守敌为保安第5总队三个团和第3军第7师等部共6 000余人，其战斗力较一般国民党军地方团队要强。

4月11日黄昏，第二纵队向正定发起了总攻。第二纵队第4旅在旅长萧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的带领下，从东门以北和北门以东，马龙旅长、李水表政治委员指挥第5旅从南面和东门以南，第三纵队第7旅从西面和北门以西分别攻击。盛治华旅长、钟华农政治委员指挥的第6旅为第二纵队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先集中火力摧毁突破地段的堡垒和火力点。第5旅第14团突击南门西侧，15分钟即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这个团的第7连梯子组七人，在班长刘海的带领下抬着12米多长的大云梯，仅用十分钟就通过了护城河，冒着国民党军绵密的火网，将梯子靠上了城墙。刹那间，突击组副班长王儒奋勇当先第一个攀梯跃上城头，顺势投出几枚手榴弹，炸死炸伤了当面的国民党军，打开了登城的突破口。敌人见南门西侧被我突破，疯狂反扑，我指战员们奋勇抗击，连续打退敌多次反扑。继第5旅突破敌城垣后，第4旅和第3旅也分别从城东面和城西北角、西面、北面突破，并且迅速向国民党军纵深发展。经过激烈巷战，至12日9时，战斗胜利结束。第二、第三纵队等部将敌保安第5总队、第7师第19团残部和保安团队一部全歼，俘敌第7师副师长刘海东，敌保安第5总队司令侯如墉化装潜逃。

在我军进攻正定的同时，在滹沱河南岸，我第四纵队主力及冀中军区第11军分区部队，在冀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以奔袭战法，迅速攻占了石家庄以东、东南地区的韩通、白佛、方村等据点，歼灭敌第32师两个连和保安团一部。这时，石家庄近郊敌一个大队急忙出援，被我军全部歼灭于方村。我军乘胜以一部直插石家庄以南的高迁、窦妪两车站，一部包围了栾城的敌人。接着，我第四纵队主力又向栾城发起攻击，仅七分钟，就攻入城内，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取得了栾城作战的胜利。同时，第四纵队第12旅在石家庄西北攻克了南胡庄、北固城等据点，破坏了石家庄至获鹿间的铁路。第四纵队的积极行动，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军第3军主力，使其不敢贸然北援，从而配合了主力部队歼灭滹沱河北岸国民党军的作战。

经过三昼夜战斗，晋察冀部队胜利地完成了正太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攻克正定、栾城两座县城，夺占石家庄外围据点90余处及辛安、正定、柳辛庄、高迁、窦妪五个火车站，控制铁路45公里，歼灭国民党军第3军第7师第19团、第32师第95团和第96团各一部及保安第5总队等部，共万余人（俘虏近万人），为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4月15日，毛泽东得知晋察冀部队取得正太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的消息时，十分高兴，亲自致电表示庆贺。电报说：

（一）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奖励。

（二）傅作义对晋西北已无大威胁，杨（得志）纵可不调动。

（三）你们彻底完成正太作战任务后，休整若干天再歼三军一部甚为必要，尽可能全部歼灭第三军，只要能歼敌有生力量，时间可以延长。[6]

由于晋察冀部队取得石家庄外围作战的胜利，并逼近石家庄，这就使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罗历戎非常恐慌，他一面紧急收缩兵力，凭坚据守石家庄，一面向保定绥署告急求援。敌北平行辕急忙调集第94军及第16军等，向我冀中腹地霸县胜芳镇疯狂进攻。其用意有二，一是为蚕食我解放区，侵占地盘，二是为诱我主力部队回返，以解石家庄之围。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向正太路继续进攻，完成正太战役任务，还是把部队拉回来，到大清河北岸去保卫地方？这是一个重要关头。这时，聂荣臻并没有被敌人的诡计迷惑，他说：这是敌“围魏救赵”的把戏，我们不要理他。于是，他命令冀中军区独立第7旅和第10军分区部队、民兵与进攻胜芳镇之敌周旋，主力部队在完成正太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任务以后，继续沿正太路西进。

当敌人在大清河北步步进逼的时候，聂荣臻毅然挥师西进。这一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4月22日，他在来电中说：

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7]

正太铁路东起石家庄，西抵太原，全长虽然只有249公里，却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把巍巍太行山劈成两部分。这条铁路沿线不仅有天险娘子关，还有燃料基地阳泉和井陉。

我西进正太路的任务分别为：第二纵队负责歼灭阳泉以西之敌，第三纵队负责歼灭阳泉以东之敌，第四纵队是预备队。

我军决定从井陉和井陉煤矿开刀，以打开西进正太路的大门。

4月的夜晚，星光闪烁，大地沉浸在寂静之中，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部队是秘密开进的。趁着星夜，第二、第三纵队沿着滹沱河两岸，顺着蜿蜒的小路悄悄西进。聂荣臻同萧克策马扬鞭，随着第三纵队一起行动。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骑在马上，看着月光下的莽莽群山，看着几路纵队并进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听着长空雁叫，战马嘶鸣，想起了当年百团大战时进军的情景。同样也是夜晚，而且是同样的前进路线，连目标也是相同的——井陉。……想到这一切，他豪情满怀。

部队一路顺利。聂荣臻在井陉城外设下指挥所。当他拿起望远镜向井陉望去，这座古老的煤城还是老样子。倚山筑起的县城，城北面是煤矿区。城西南，雪花山高耸碧空，从云端里俯瞰着古城。星罗棋布的据点和碉堡群，拱卫着城垣和矿区。外壕、鹿砦、电网、铁丝网等，比比皆是。

井陉城北的井陉矿区，正笼罩在一片浓浓的烟雾之中。

杨成武决定采取“挖心”战术，直捣敌人心脏，即以第8旅攻占井陉城，第7旅夺取煤矿区，第9旅接着四面开花。

第8旅接到命令后，趁着黄昏，从四面八方向井陉包围过去，仅用了30多分钟就全部突入城内，把慌作一团的敌人一一歼灭。第7旅也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占领了矿区。这样，井陉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第三纵队夺取井陉后，稍作休整，即以第7旅西进夺取娘子关，第8旅沿正太路继续向西发展，直指阳泉；第9旅攻占平定县城后，插到阳泉以西地区，截断敌人的后路。

娘子关，在山西省平定县东北90里的地方，是长城线上的著名关隘，是出入山西的咽喉要地。相传，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平阳公主曾统率娘子军驻在这里设防，才有了娘子关的称呼。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娘子关的两翼衔接着长城，长城依山就势蜿蜒，向东西逶迤而去，成为山西、河北两省间的天然屏障。关的北侧是洮河，水流湍急。正太线顺着山峡铺设，在关隘飞瀑之间。

驻守娘子关的敌人，是阎锡山的保安第4团1 000余人。敌人凭借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堡垒群，控制着周围的村庄和道路。正因为如此，阎锡山称娘子关为固若金汤的“东方要塞”。

4月24日，我第7旅连克南峪、地都，迫使敌缩回娘子关后，当夜切断了敌人的退路。第二天，对娘子关之敌发起了攻击。敌人凭险顽抗，并趁大风放起了火，企图借火势，打退我军的进攻。一时间，整个娘子关到处是烟雾弥漫，火势炽烈。我第19团的指战员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猛地冲向浓烟烈火，与敌人拼刺刀，击退了敌人的反扑，乘胜插进敌人纵深。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全部歼灭了娘子关守敌，解放了天险娘子关。

与此同时，第8旅沿正太路向西发展较为顺利，连战连捷，占领了移稂、乱流等地，进入了阳泉以南地区；第9旅直逼平定城。

这时，杨得志率领的第二纵队也经四天的山地行军，进到了阳泉以北地区，并于22、23日连续发起攻击，锋芒所至如风卷残云，阳泉以北的大小40多个据点都一一被扫清，部队迅速逼近阳泉近郊。

阳泉煤铁矿区和寿阳黄丹沟煤铁矿区，是山西主要的重工业原料产地，是阎锡山心中的一块“肉”。他感到，晋察冀部队如若攻占阳泉，将对他的工业生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因此，当阎锡山得知我军逼近阳泉的消息后，心急如焚，惟恐阳泉失守，为确保阳泉和阳泉矿区，趁我晋察冀部队尚未完成对阳泉包围之际，即令其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东援阳泉。

4月24日，赵承绶率第33军第71师、暂编第46师（各欠一个团），由太原、太谷乘火车东援。

为歼灭敌人援兵，聂荣臻命令部队放手让敌援兵进入阳泉。25日晚，敌第33军第71师等部进入阳泉，与暂编独立第10总队及独立保安第5大队等部会合，从而使阳泉城内之敌达1.1万余人。同时，敌人在阳泉以西的寿阳县附近也集结了暂编第49师、第71师一个团及暂编独立第8总队两个团、暂编独立第9总队一个团共约1.2万余人，以防我晋察冀部队继续西进。

当驰援之敌进入阳泉市区后，依托坚固工事企图固守，与我军抗衡，聂荣臻针对阳泉易守难攻的特点，决定设法调动敌人求歼于运动之中。遂将部队作了新的部署：以第三纵队彻底扫清阳泉至娘子关及平定外围国民党军据点，孤立阳泉、平定之国民党军，并准备向阳泉以西进击，配合第二纵队、第四纵队主力作战；以第二纵队首先攻歼盂县之敌暂编第49师，控制盂县，尔后切断寿阳至张净间正太铁路，歼灭该段国民党军，创造打援战场，并防国民党军西窜；以第四纵队主力在第二纵队后跟进，并归第二纵队指挥；如寿阳等地敌东援，第三纵队以一部监视阳泉、平定之国民党军，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在寿阳、阳泉间合力歼灭增援的国民党军，如国民党军不东援，第二、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则歼灭阳泉、平定之国民党军；第12旅仍留在井陉以东地区，准备阻击石家庄西援之国民党军，保证主力歼灭寿阳、阳泉、平定之国民党军。

4月26日，平定城的战斗还没有结束。为解平定之围，敌由阳泉南出动6 000余人，分三路增援平定县城。我第三纵队为保证第9旅攻克平定城，以第7和第8旅分别在冠山、白洋墅、义东沟以北山地，顽强地展开阻击战。两天后，第三纵队考虑到平定内城坚固，短时间内难以攻克，增援的国民党军已逼近，为保持主动，令第9旅撤出平定外城，进至阳泉东南石门口地区，监视国民党军；第7旅则西进测石驿东南上、下南菇地区；第8旅进至平定以南锁簧地区。

这时，杨得志率第二纵队第5旅正向盂县奔袭，部队强行军80多公里，一天半没有吃饭，歼敌一个营并占领了盂县城。我第4旅又向盂县西南的解愁、宗艾等敌据点发起攻击，全歼守敌。当向神山制高点发起攻击时，寿阳之敌第8总队集中了五个营的兵力向第4旅扑来。正在这关键时刻，我第四纵队主力经过四天急行军，绕过阳泉进至芹泉以北地区，在获悉暂编独立第8总队等部向神山反扑的消息后，立即以一部猛插神山、寿阳之间地区，截断了敌人的后退之路，敌人开始动摇。就在这时，部队反映，神山往南有很大的雨裂沟，部队难以通行。杨得志立即赶到神山前沿察看地形，经与第4旅旅长萧应棠研究，决定主力由高地两侧绕道迂回，一部兵力以爆破和攀缘通过障碍，正面牵制。敌人在我第二纵队第4旅和第四纵队腹背夹击下很快溃乱，1 000余人缴械投降。

接着，第二纵队乘胜从东北方向直逼寿阳城。第11旅主力摧毁了正太路芹泉与张净段，并向其东面发展，第10旅进至寿阳东北地区，准备歼灭由寿阳出援的阎锡山部。

这样，我第二、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主力，就切断了阳泉、寿阳阎锡山部北窜、西逃之路，并从西北、南和东南三面将阳泉围住，使阳泉之阎锡山部成为瓮中之鳖。

阳泉被围，太原郊区又受威胁，阎锡山一时乱了阵脚，他误认为晋察冀军区部队即将对太原发起攻击，紧急命令第7集团军首先将尚在阳泉的部队集中于寿阳，尔后西进；令第8集团军东进，企图东西夹击晋察冀军区部队于太原以东地区，以解太原之危。

5月1日，阎锡山在给赵承绶的电令中说：“敌已西侵，攻省城的征候甚显。我已令第8集团军集结第34军和第19军向东打；你速将阳泉部队集中寿阳，阳泉只留下几十个敌人打不了的力量即可，大敌来了能跑。等你把部队集中到寿阳，东西夹击敌人。”据此电令，赵承绶当即命令独立第10总队队长荆谊，“即率所部及保安第4团开寿阳”。

荆谊接到命令后，于5月2日，除令独立保安第5大队守备狮脑山，暂编独立第10总队第3团第3营固守平定外，亲自率领独立第10总队主力、保安第4团和部分伪政府人员共8 000余人，沿正太铁路向寿阳西逃。晚7时，敌先头部队进到芹泉地区，被我第四纵队阻击，并由西向东压，第三纵队则由东向西尾追，把敌人紧紧地包围在旧街、狼峪、测石、坡头地区。

这时，被围之敌由于连日来东援西逃，日晒夜露，十分疲劳，战斗力急剧下降，我军决心集中兵力，将其歼灭，遂以第四纵队主力和第三纵队分别由西面和东面夹击；以第二纵队主力集结在寿阳东北地区，准备打击由寿阳西援之国民党军。

5月2日夜晚，我第三、第四纵队对被包围之敌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坡头西北高地，我第三纵队两个团七次攻击才占领。敌失去这一制高点后，于3日晚夺路而逃。暂编第46师、第71师残部向西南方向逃去，被我第三、第四纵队和太行军区部队各歼灭一部，约有1 000余人逃往榆次。敌第10总队等部向北溃逃，我第二纵队除留一部监视寿阳之敌外，主力旋即北上追堵向北溃逃之敌。4日早晨，敌先头部队进到盂县西南地区，被我第二纵队事先设伏的第5旅第14团堵截。待我主力赶到，将敌全部包围在郭村地区。当日16时，我军发起攻击，激战到22时，将5 000余敌全部歼灭，俘敌2 000余人。第10团2营营长平茂修趁敌慌乱之时，带领全营勇猛冲入敌群，捣毁敌指挥所，6连班长张黑子活捉了敌独立第10总队队长荆谊。

这样，经过两天奋战，我军将阳泉、寿阳、狼峪等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只剩下狮脑山的一支部队在负隅顽抗了。

狮脑山位于阳泉以西4公里处，是个地形险要、工事坚固的制高点。早在七八年前的百团大战中，我陈赓旅便在狮脑山与日军展开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打得十分惨烈，伤亡之大，令人难忘。

如今，晋察冀部队又要在这里同敌人作战了。5月1日，我第三纵队第8旅第23团就把狮脑山包围了，但一直未能攻下这个制高点。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有些意外，这股敌人怎么会如此顽强？若是在往常，他可能会命令部队绕过这个据点，但这时正太战役已经接近尾声，聂荣臻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他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进一步摸清敌情。

没有多久，杨成武来电话了。他说：“司令员，固守狮脑山的是日本人。”

“什么？日本人？”聂荣臻感到有些奇怪，又追问了一句。如果在两年前，晋察冀到处都有日本人，聂荣臻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可是，现在是解放战争，是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作战，怎么突然会冒出一支日本军队呢？

“是日本人。”杨成武语气坚定地重复道。“是日本保安第5大队在狮脑山固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这是阎锡山玩的鬼把戏。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深知日本军队有战斗力，于是，趁日军投降时，便悄悄地把这部分日军改编为保安第5大队，收编到自己部下，用在抗击人民解放军的第一线。

聂荣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说：“日本军队也好，国民党军队也好，我们都要坚决拿下这个据点。”

我第23团经过两天的强攻，占领了狮脑山发电厂并切断了敌人的水源。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到了第三天，一名日本兵挑着一面白旗，从狮脑山上走了下来，送来了一封用中文和日文写的信，信上写道：日本已经战败，军队已无斗志，本来不应该再留在战场上，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只得听命于阎长官，混碗饭吃。现在他们愿意和谈，希望能保妻子儿女的性命安全。

第23团团长张英辉看完信后，又气又恼，义正辞严地对送信的日本兵说：我们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像你们日本军队那样惨无人道，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残害儿童。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但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以后的生活我们也会妥善安排的。

这个日本兵弄懂了张团长讲话的意思以后，连连鞠躬，但他要求张团长派一名代表到狮脑山上与日军大队长直接谈判。张团长便派正在狮脑山核心阵地战斗的3营营长马兆民作代表，上山与日军谈判。

马兆民带着通信员，上了狮脑山山顶，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向他“咔”的一个敬礼，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已经不能打了，我们可以投降，要求贵军保障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我们家属安全。

看见这伙日本兵，马兆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爷爷和奶奶，真恨不得给他一枪，但他强忍着气说：我们和什么敌人作战也没有污辱过妇女，没有杀害过儿童。我们是优待俘虏的。这三条我们可以保证，你们赶快放下武器！

听了马兆民的话后，藤田信雄喊了一声，数百名日本兵争先恐后地从工事里走了出来，把枪架好，列队站在一旁。然后，藤田信雄送上花名册。只见上面写明：一共多少人，打死多少人，有多少武器装备。依照花名册，一一对照清点。一部电台上的仪表玻璃有裂缝，用胶布粘着，军械官说：这不是故意破坏的，它早就坏了。

清点完后，藤田信雄问把部队带到什么地方。

这时，马兆民感到有点儿纳闷：敌人一再担心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安全，可是怎么一个也不见呢？便问：你们说保障妻子儿女的安全，他们在哪里？

经这一问，藤田信雄才把一群日本妇女和孩子从一个岗楼里叫了出来，一数有上百人。

马兆民派部队把日本兵及其家属、孩子送下山后，他走进岗楼里看了看，只见里面污秽不堪。一个小岗楼，挤了这么多人，又不敢出来，在这里面吃，在这里面拉，境况是可想而知的。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部队把这些日本兵及其家属、小孩带下山后，杨成武叫人把他们安置在阳泉原日军营房里住了下来，尽量给他们生活上的方便，使这些日本兵及其家属们都十分感动。藤田信雄说：你们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我们放心了。

后来，杨成武还专门派马兆民前去阳泉看望这些日本兵，并同藤田信雄谈了话。藤田信雄说：你们进攻狮脑山运动比较隐蔽，我们没有发觉你们，你们就打到战壕跟前了。你们打枪比较准，发射不多，我们有伤亡。贵军纪律严明。说着说着，他伸出了大拇指。

有两个日本兵，在我们的政策感召下，还要求参加我们的队伍，缠住马兆民不放。马兆民离开那座日军旧军营时，所有的日本兵的家属都出来送行。

拿下狮脑山后，我第23团从日军手里缴获了十几门炮和几百发炮弹、几十挺机枪，及其他日军装备。我们用这些装备，组建了一个炮兵连。

晋察冀部队沿正太路西进以来连连取胜，阳泉宣告解放后，广大指战员们都十分高兴，日军过去盖的营房里有个大澡堂，大家痛痛快快地在那里洗了个澡，真是感到浑身舒畅，皆大欢喜。

阳泉被我占领后，寿阳之敌预感到命运不佳，于5月4日纷纷撤回榆次，我第三纵队随即进占寿阳。为扩大战果，第5旅及第4旅第11团沿铁路线继续西进，在连克芦家庄、段延、西洛等车站和据点后，逼近榆次。至此，正太战役历时一个月，共歼敌3.5万余人，解放七座县城和三个煤矿区，控制了从获鹿至榆次180多公里的铁路线，切断了山西与河北之敌的联系，完全孤立了敌华北战略要点石家庄，把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联成了一片。

5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对正太战役胜利结束，表示欣慰。

5月8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祝寿阳大捷》的时评，指出：“这是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为策应西北战场作战，在石家庄外围发动强大自卫攻势以来一连串辉煌胜利的又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第一，谁也知道这次就歼的敌人不是一般的阎伪军，而是阎锡山最精锐的看家老本赵承绶部的主力，以及阎锡山费尽心血收编豢养的日军保安第5大队，作战的地区则是西距阎锡山太原老巢百华里的寿阳、阳泉地区坚强设防地带。这就标志着晋察冀人民解放军从战争中已锻炼成强大的力量，不管阎锡山的主力也好，他的阎日联军也好，或是他的‘不可摧毁的要塞’也好，在人民解放军面前都将一一破产。”“第二，这一巨大胜利的结果造成了这样的局势，全长四百八十华里的正太线已为我控制三百多里，三十五个车站已为我解放二十二个，就是说将近百分之七十的铁路线已经回到人民手中。”“第三，正太沿线井陉、阳泉、黄丹沟三大煤、铁工业区转入人民手里的意义是很显明的，它不但对解放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并且使蒋阎的军事工业遭遇毁灭的命运！”[8]

[1]　《彭德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47年2月1日。

[2]　《蒋总统集》第2卷。

[3]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4]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页。

[5]　《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1947年4月6日。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页。

[8]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第8章　三战三捷（二）

朱德和刘少奇来到晋察冀——晋察冀部队再次整编——东北战场发起夏季攻势——蒋介石“挖肉补疮”——东取青沧——再战保北——华北战场由被动转为主动

正当华北战场进行正太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在陕北正酝酿着一个重要的决策。

3月的陕北，还没有一点儿春意。呼呼的西北风卷起满地的黄沙，使整个天空都变成了黄颜色。

1947年3月29日，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枣林子沟小村里，中共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议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着重讨论了中共中央机关是否继续留在陕北和领导人谁留下来的问题。五位书记们都抢着挑重担，争着留在陕北。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决定，书记处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精干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为常委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

两天以后，朱德和刘少奇从陕北绥德县石嘴驿出发，东渡黄河。

离开陕北，真是有点儿恋恋不舍。临行前，朱德把中央警卫团连以上的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叮嘱他们：“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他还让警卫员把自己的望远镜拿来，亲自送给骑兵连连长，说：“你们担负着武装侦察的任务，是党中央的耳目，拿着它去发挥作用吧。”[1]

朱德和刘少奇一行经过将近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于4月26日，抵达了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不久，来到了平山县西柏坡。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北部，坐落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南临岗南水库，北依层层峰峦，距石家庄市90公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属晋察冀解放区。

朱德和刘少奇来到华北战场，毛泽东向他们交待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当他们一行到达阜平县城南庄的时候，聂荣臻正在前线指挥正太战役，没有能亲自迎接他们。直到5月3日，正太战役即将结束，聂荣臻才赶到了平山县城，会见了朱德和刘少奇一行。

这一段时间，聂荣臻实在是太紧张了。集宁失利，撤离张家口，他的压力很大。正太战役即将取得胜利，这使聂荣臻的心情稍稍舒畅。他向朱德和刘少奇等汇报了工作，并在封城召开了各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对晋察冀军区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再次作了检讨总结。朱德和刘少奇同聂荣臻等晋察冀军区领导人一起研究了晋察冀解放区的土改和军事工作，进一步确立了“打大歼灭战”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同晋察冀部队领导人多次谈话时，朱德充分肯定了晋察冀军区取得的胜利，同时也指出：

你们最近打了一些胜仗，只是仗打得零碎了些。如何打大歼灭战，你们还没有十分学会。从张家口退出来以后，没有很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河北这个地方很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民兵和地方武装也很多，如果你们学会了集中兵力，一定能够打大胜仗。

打歼灭战，是红军的传统战略思想。我们历史是靠歼灭战来壮大自己，你们一定要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

党政军民一定要团结一致，军队的纪律必须整顿好，要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民兵和地方武装，到处打敌人，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决不能叫主力到处去抵抗，分散兵力去保卫地方。相反，应该加强地方部队的建设，从地方部队挤出一部人来充实野战军。现在是吃饭的人多，打仗的人少，这不行。要实行总力战，党政军民结合为一体，共同对敌作战。[2]

在冀中干部会议上，朱德还讲了打歼灭战的原则：（1）集中兵力，主动作战。所谓主动就是让敌就我，而我不就敌。我能调动敌人，而不受敌人调动；（2）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打侧背需要胆大，要练出“欲打”敌人跑不了，“欲退”敌人追不上的本领。要发扬迅速、秘密、坚决的红军传统；（3）利用有利地形，把敌人消灭掉。

朱德所讲的这一切，恰恰是晋察冀部队在正太战役以前，许多重要的战役、战斗没有能打成歼灭战的重要原因。聂荣臻听后深受教育，感到很亲切。

为了从组织体制上适应打大规模歼灭战的要求，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2日同意中央工委朱德和刘少奇5月31日的建议，将晋察冀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在军区领导下重新组成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机构。

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曾命令晋察冀军区成立野战军，这一年的9月，晋察冀野战军正式成立，司令员是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但是，到12月，晋察冀军区撤销了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作战时由军区临时组织前方指挥所。

重新组成的晋察冀野战军的情况是：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野战军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和炮兵旅。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韩伟，下辖第4、第5、第6旅。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文年生，下辖第7、第8、第9旅。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参谋长唐子安，下辖第10、第11、第12旅。

另外晋察冀野战军首次编成了炮兵旅，以原晋察冀军区炮兵团为基础，把各纵队的炮兵集中起来扩编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瑞，下辖三个炮兵团，一个教导团。

朱德对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构的组建是抓得很细的。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的杨成武调任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后，朱德亲自找他谈话。杨成武在回忆朱德同他谈话的情景时说：

他在阳泉接到中央工委的电报，立即赶到朱德所在的行唐县上碑镇。

上碑，是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镇子。自从撤离张家口，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就设在这里。朱德住的院子里长着几棵枣树，枝头缀满绿茵茵的嫩叶，散发着农家的气息。

朱德从屋里走了出来，老远就伸出了手，笑呵呵地说：“成武同志，你从阳泉前线回来了。”

进到屋里，朱德指指靠墙的一张硬木靠背椅，示意杨成武坐下。

朱德首先讲明了战争的形势。接着说：“在这种形势面前，需要加强战争机构。晋察冀军区的野战部队还需要加强，需要组成一个更强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野战军要完全适应打运动战和打大歼灭战的要求；军区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组建野战军，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更有力的拳头。

说到这里，朱德停顿了一下，握了握拳头，然后向杨成武宣布了中央关于组建野战军的决定和野战军的组成。

杨成武继续回忆说：

朱总司令象个循循善诱的老师似的，和我促膝谈心，谈了很久，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我深深感到，朱总司令的话，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是对部属的殷切希望，我生怕忘记，很快地挥舞手中的笔，把朱总司令的指示，一条一条地记录在本子上：

一、要团结。

二、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

三、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

四、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

五、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

六、注意巩固部队。

七、威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把工作做好，工作交给你两杨负责。

八、处事处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

九、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

十、静坐当思己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戒，加以反省，纠正之，加以这方面之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

十一、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

十二、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3]

当天下午，刘少奇又同杨成武谈了话。刘少奇说：恢复晋察冀野战军的意义，是需要统一指挥。军区一方面要统一指挥，一方面要做后方支前、兵源补充工作，要解决装备、服装、伤员问题。他特别强调了野战军领导的团结问题。说，你们几个过去是老战友，组织起野战军后，要注意团结。团结一致就是力量。

在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的同时，考虑到晋察冀军区后方保障系统不统一，各纵队、各旅乃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保障系统，影响了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的状况，成立了军区后勤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任后勤部长，军区副政治委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晋察冀军区部队的供应、卫生、兵站、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项工作。

通过这次供应后勤体制的调整，加强了部队的整体观念，实现了武器装备及物资的统一供应，克服了混乱现象；精简了机关人员，充实了野战部队；特别是使野战军从此摆脱了后方勤务工作的沉重负担，部队轻便、灵活，便于实施广泛的机动。

与此同时，晋察冀军区的二级军区也作了调整：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辖四个军分区和三个独立旅；冀晋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辖四个军分区和两个独立旅；察哈尔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兼），政治委员刘杰，辖三个军分区和一个独立旅。

晋察冀部队通过这次整编，加强了野战军的建设，整编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已有三个纵队，共约12万人。部队扩充了战斗人员，装备有了改善，指挥机构更为精干，形成为适应打大歼灭战的有力拳头。地方军的兵力也有了增加，冀晋、察哈尔、冀中三个二级军区，增编为六个独立旅。晋察冀部队的总兵力达到了23.8万人。

朱德和刘少奇把在晋察冀所进行的工作及时地向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表示很满意，回电说：“处置很对。”

此时，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获得了重大胜利。在东北战场上，东北民主联军自5月13日发动的强大夏季攻势，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捷报频传，消灭了敌人四个师的兵力，沈阳至长春间的交通被我拦腰截断，开始打破国民党军分割东北各解放区的局面，并迫使国民党军放弃了沈阳以北的大片地区。正如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所说：“经过这一年多来的作战后，东北蒋军的战斗力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那种骄气被打下去了。”[4]

面对东北日益严峻的局势，蒋介石为了确保东北这个战略要地，不惜“挖肉补疮”，命令北平行辕派兵增援东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蒋介石痛痛快快地把北平行辕的部队调到东北，这将会增加东北战场的压力，对战争的全局极为不利。

蒋介石急于抽调华北之兵力向东北增援这一步棋，早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预料之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晋察冀野战军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以策应东北战场。5月8日，中央军委在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要求晋察冀军区部队下一步作战，在地区、目标的选择上，应以能拖住北平行辕的部队使其不能调东北为原则，以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电文说：

聂萧罗，并告朱刘：

东北我军由北满出动主力八个师（每师约万人）入南满，向敌举行反攻，五、六、七月是重要关键，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你们主力立即开始休整，辰有（5月25日）前休整完毕。你们下一步作战，打何地何部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作战，望拟具计划电告。

军委

辰齐[5]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要求的“拖住敌人，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晋察冀部队进行了向天津以南青县至沧县一线之敌出击的青沧战役。

战役发起前夕，晋察冀军区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同志参加的作战会议。

会议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可供选择的作战方向有四个：一是察哈尔南部地区；二是北平至保定之间；三是大清河北、永定河南地区；四是天津至沧县间。究竟向哪个方向出击最有利？大家仔细地分析比较，认为察南之敌第16军的部署虽然分散，但这个地区城寨较多，战役打响后，傅作义部必定会派兵前来支援，不易速决，对配合东北作战意义不大；北平至保定之间，敌人的部署有第94军（欠一个师）、第53军和整编第62师的第95旅，主力云集，不易取胜；大清河北地区之敌虽然较弱，但地区狭窄，我主力进入这一地区难于开展，而且敌人可以从东、西、北三面迅速增援，也难速决。比较理想的作战方向是天津至沧县一线。这里的敌人是一线守备，是华北敌人防御体系中既敏感又薄弱的部位，在这个方向作战可以直接威胁天津之敌，拖住保定绥署系统之敌，使敌人不敢轻易出兵驰援东北。而且，正太战役结束不久，敌人的注意力还集中于我主力所在的南线战场，这样容易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我军如能趁虚一举攻歼这一线之敌，不但可以实现战役企图，而且能够调动敌人，分散北平至保定之间敌人的主力，以便尔后视情况在北平至保定地区或北平、天津和保定三角地带开辟新的歼敌战场。

根据上述分析，晋察冀军区决定出击青沧线，予这一线之敌以突然、迅猛的打击。聂荣臻立即把这一想法向正在河间、任丘地区视察、指导工作的朱德作了报告，得到了朱德的同意。5月18日，晋察冀军区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青沧战役的作战计划，中央军委于21日复电说：

聂萧刘黄罗，并告朱刘：

同意你们五月十八日电所提意见，下一步打津沧线，目前加紧休整，六月十日左右开始作战；东北我军八个师八日渡松花江，十七日攻克怀德，歼新一军一个团及一个保安团，十八日歼灭援敌七十一军两个师（缺一个团），约月底可进入南满，依托山地作战，东南西满我军均正在配合作战，迭获胜利。在此形势下，平津保敌军是否调一部出关增援，望你们严密注意。

当时，津沧线敌守备部署是：静海城驻有河北保安第2总队主力及静海县保安警备队共1 000余人；陈官屯及碱河铁桥为河北保安第2总队第3大队和保警队600余人，青县城及其周围驻河北保安第8总队主力1 200余人；姚官屯驻沧县保警队一部，沧县城及其周围各点，为河北保安第6总队和沧县、献县等保警队7 200余人。

战役开始前，晋察冀部队广泛地进行了战前动员，使大家认识到，尽管津沧线上的敌人不是国民党军的正规部队，但这些敌人大都是与我为敌多年的老牌伪军，自从被国民党收编后更加凶残猖狂。战斗打响后，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死硬分子，必定负隅顽抗。天津还驻有国民党的重兵，我们打青沧，他们随时可能出兵增援。我军还要克服运河、碱河横阻和作战地区低洼多水等天然障碍。青县、沧县、兴济等地都是以外围据点、城关要点、城垣核心阵地组成严密的坚固设防区，各据点均依地形筑有外壕、碉堡群、堑壕、交通壕等工事，并密布鹿砦、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城垣核心阵地更加坚固，都构成立体交叉火力网。这一切，对我军的作战行动造成很大的困难。

可以说，青沧一线的敌人也是一块不好啃的“骨头”。

根据青沧一线国民党军分散守备、一线配置的特点，晋察冀部队决心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分头围歼、各个击破的战术，以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全线同时出击。以第二纵队并指挥渤海军区两个团攻歼沧县及其附近之敌；第三纵队攻歼青县、唐官屯等点之敌，同时依托北碱河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可能由天津来援之敌；第四纵队主力攻取兴济、姚官屯等点，以一部攻取娘娘河以北的大朱庄等点守敌，配合第三纵队阻敌南援，并堵击可能向北逃窜的沧县、兴济之敌。

为密切配合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行动，晋察冀军区命令渤海军区以一个团围困津南小站，相机占领之，并警戒天津国民党军，以一个团控制北碱河水闸，防敌掘堤放水，确保北碱河以南部队的安全，以一个团配合对沧县的围攻。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部队向独流以西的南王口、茁头、黄岔一带进攻。独立第7旅及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部队破击北宁铁路平津段，将重点置于北仓至廊房间，并相机攻占永清。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部队于徐水、漕河间，察哈尔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于徐水、定兴间，第7军分区部队于汤县、良乡间，独立第4旅于松林店、高碑店间，连续破击平汉铁路，炸桥、翻车、袭点，迟滞国民党军的调动。冀晋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向保定佯动。

为加强作战指导，中央晋察冀局决定，成立青沧战役前方指挥所，以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各纵队、炮兵旅、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及渤海军区之参战部队的行动。

为夺取青沧战役的胜利，各纵队抓紧时间进行攻坚战术、技术训练与河川战斗演练。其中，第二纵队针对沧县及其周围的国民党军多系收编的伪军和惯匪，战术狡猾，射击技术水平高的特点，研究确定了进攻战术。

5月29日，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各纵队先后分别从河北的平山、灵寿、曲阳地区出发跨越平汉铁路，进入冀中千里平原。此时的冀中平原的田野里，小麦正在抽穗，一眼望去，绿浪滚滚，如波如涛，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各地乡亲们为欢迎子弟兵，搭起了彩棚，准备了大批慰问品。部队路过每一个村庄，乡亲们都夹道迎送。老大娘提着一篮篮煮熟的鸡蛋往战士挎包里装；青年妇女端着一碗碗绿豆汤往战士手里送；姑娘们和儿童团扭着秧歌舞，打着霸王鞭做表演；青年小伙子们你抢我夺，争着给战士们背背包；事先组织好的向导组，抢先要求带路。老解放区人民对自己的军队的深情厚谊，激励着广大指战员。

经过数日行军，部队穿越我解放区冀中腹地，接近了青沧地区。因运河水大，不便由西而东向敌攻击，除第二纵队进到津浦路西外，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绕道沧县以南的泊头镇一带渡河，挺进到津浦路以东。各纵队在6月11日前全部隐蔽地到达了沧县以东地区。

这一地区十年前即沦陷在日军手中，人民群众生活非常悲惨。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收编的老牌伪军高洪基、刘佩忱等部，继续鱼肉乡里，残害人民，实行血腥统治。他们成立了骑兵大队和以自行车编成的所谓“快速部队”，常常远距离奔袭我地方干部和游击队；他们多次掘开运河大堤，放水淹没村庄和农田，使其据点周围一片汪洋，用以防止我军进攻；他们还组织暗杀团，大搞暗杀活动。因此，我军进入这个地区后，人民群众纷纷向战士们诉说敌人的暴行，希望替他们报仇雪恨，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满腔仇恨。

6月12日夜，青沧战役打响。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几乎在同一时间里，向青沧一线的敌人发起猛烈攻击。霎时，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夜空，震撼着津南大地。北宁线平津段、平汉线保定至良乡段及其他方向配合我主力作战的各地方部队也先后展开了作战行动。

第三纵队主力两个旅战至13日晨，分别攻占唐官屯和马厂，随后，控制了北碱河铁桥，又攻克了陈官屯火车站，歼灭河北省保安第2总队600余人。这样，第三纵队就拦腰斩断了津浦铁路津沧段，取得了打援和堵击逃跑之敌的有利阵地。与此同时，第三纵队第9旅向青县城及火车站发起攻击。战斗打了整整一夜，第9旅控制了火车站，并夺取了南关。接着，该旅又以一部向东关北侧积极佯动，吸引守军火力，以一部乘机徒涉齐胸深水的护城河，迅速夺取了东关。漆黑的夜晚，天下起了倾盆大雨，指战员们冒着大雨向青县城发起总攻。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爆破组用炸药炸开了东门，突击组迅速用梯子登上城头，紧接着，主力部队迅猛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战至14日1时，我军控制了青县城，将守军大部歼灭，并将由城西北角突围向沧县方向逃窜的一部分国民党军歼灭于途中。

第四纵队于6月12日23时对兴济、姚官屯等地发起攻击。战至13日晨，各旅先后攻克了李窑、炕头、姚官屯、徐官屯、高官屯及兴济火车站。攻击兴济的任务交给了具有光荣传统的第11旅来完成。

兴济，是一个近2 000户居民的大镇，位于青县和沧县之间，津浦路旁。镇西面靠近运河，东、南、东北三面环水，环镇有一道高约4米的土围墙，墙外挖有深宽各约3米的外壕，并与运河贯通。镇南北各有一条道路通入镇内，其余道路被水淹没。该镇是天津之敌沿津浦路南伸、企图据守津浦北段以分割我冀中和渤海两区诸据点中的主要据点。守敌河北省保安第8总队原为日本侵略军豢养的一支汉奸土匪部队，成员多为一些汉奸、流氓、地主、恶霸。这支汉奸部队在献县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总队长高洪基更以凶残毒辣而扬名。日军投降后，高洪基通过青县伪县长刘凤凯的关系进驻兴济，继续为非作歹，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袭扰解放区，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为了同我军顽抗到底，他对兴济镇的防御作了周密部署，在主要通道要口紧靠围墙处筑有三层高碉堡，围墙腰部控有射孔，围墙外筑有地堡，西北侧靠墙外筑有两层中碉堡；镇东北池沼地中的庙周围有四个地堡，由一个连防守，镇西北约400米外运河东侧筑有一个三层高碉堡，由一个排防守；镇北水壕外设有铁丝网、鹿砦各两道。高洪基还命令部下从镇南扒开运河东堤，将运河水引满环镇的外壕。他倚仗高低结合、远近相辅、火力可以互相支援的坚固工事和水障碍，狂妄地说：北平、天津可破，兴济不可破！

攻击兴济前，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等陪同朱德找到了第11旅旅长李湘、政治委员张明河谈了话，指出，兴济是青沧战役中难啃的一块硬骨头，鼓励他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第11旅决定首先将敌包围，尔后由南北两面对攻。第32团配属五门火炮，从镇北主攻，第33团从镇南助攻，第29团在运河西南佯攻，牵制敌人，防敌西越运河后突围，第31团配置在镇东铁路一线，防敌从东面突破。

12日夜晚，第11旅各部队悄悄地逼近了兴济镇，积极进行攻击准备。第二天早晨，第33团向兴济火车站发起攻击，造成了该团由南向北攻击兴济的有利依托。同时，主攻团第32团逼近了城门以北的地区，一部攻占了运河堤东侧敌人的炮楼，保障主力迅速进到攻击位置。

总攻原定在13日下午2时，但这时天突然下起了大暴雨，工事里到处积满了水，道路泥泞，爆破器材失效，第11旅不得不把总攻时间改为14日10时。这一夜，敌人多次向我阵地出击，企图夺回运河堤东侧高碉堡，我军冒雨坚守在阵地上把敌人一次次打退。

总攻开始了。我炮兵进行破坏射击，因炮兵阵地选择不当，射界受限制，未能发挥威力。第32团1营在步兵火力的掩护下向兴济之敌发起了冲击。2连冒着北门敌碉堡火力封锁，不顾伤亡，前赴后继，向敌猛攻，首先捣毁敌铁丝网和鹿砦，继而越过水壕，抵近了北门，炸毁了高碉堡。3营从镇西北跃过水泊和敌人设置的障碍，炸毁了围墙外地堡，突入了镇内。敌总队长高洪基见镇北被突破，立即率400人疯狂地反扑。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因我后续部队遭到敌人的火力拦击，前进受阻，突击部队伤亡也不断增加，我军下令停止了攻击。

停止攻击后，第32团的官兵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从镇西北角再次攻击，并将炮兵阵地前移，以便充分发挥炮火威力。

三个小时过去了，第32团的第二次总攻击开始。只听见“轰轰”几声炮响，兴济镇西北角围墙外敌高碉堡顶层被炸翻了。爆破组在我炮兵火力的掩护下，越过水壕，炸开了围墙外高碉堡的底部，碉堡内的敌人停止了射击。但当我梯子组正要架梯越墙时，高碉堡内的敌人又恢复了火力射击，我梯子组人员大部伤亡。在此情况下，我火力组的一位战士，冒着敌人的火力，冲入了敌人的高碉堡内，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我突击组乘机从被我炸开的围墙缺口处迅速冲进镇内，并向围墙东侧高碉堡发起进攻。

敌人见防线被我突破，急忙以一个连的兵力向我疯狂反扑，企图封闭突破口。此时，我突击队虽然仅剩下30余人，但仍与反冲击之敌展开了顽强的战斗。在这关键时刻，我第3营营长指挥重机枪占领了围墙，向敌猛打，并率部队突入镇内，和突击队一起迅速歼灭了反扑之敌。

战斗仍在继续地进行着，整个兴济镇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被我分割之敌，仓皇失措，有的胡乱打枪，壮胆助威；有的豕突狼奔，瞎撞乱闯；有的连惊带吓，猬集一团。我军则越战越猛。第32团1营2连新战士赵志祥在巷战中追击敌人时，与部队失去联系，在只剩两颗手榴弹的情况下，俘虏了60多名敌人，白国华等七人插到敌人的指挥部，一下子将逃到这里的98名敌人全部俘虏。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兴济镇大部守敌被歼俘。这时，敌总队长高洪基率残敌数十人骑马向外突围，他们正在向东涉水时，被我第31团和第33团连人带马大部打死在水中，高洪基胸部受伤，带着两名活下来的士兵钻进了苇塘，天黑后潜入一户人家，换上便衣逃脱了。

兴济镇攻破了，人们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在我第四纵队攻击兴济、姚官屯等地之敌的同时，杨得志、李志民率领第二纵队各部队也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兵分九路，向沧县城发起了攻击，渤海军区的两个团从城北同时进攻。

沧县城位于运河、碱河之间，四周是一片沼泽地带。城墙上端、腰部、底部都挖有射击孔，在城墙上面还修有工事。城外，据点星罗棋布，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

战至13日14时，第二纵队各旅先后攻克了沧县城外围王希鲁庄、捷地镇、东大圈、南关、军桥等据点和捷地火车站、沧县火车站，歼灭沧县保警队600余人。

第二纵队经过一昼夜的准备，于14日19时开始攻击沧县城。此时风雨大作，城壕水猛涨。第6旅第16团突击队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以架桥、爆破、登梯子三结合的办法，仅用13分即通过外壕，由城西南角登上了城墙，打开了突破口。后续部队源源而上，迅速向纵深发展。第18团团长张川组织了爆破队，用500公斤炸药，将西门炸开，随后组织部队突入城内。与此同时，渤海军区部队和第5旅、第4旅一部也由北面和东面突破城垣。各部队与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房争夺。战至15日晨，将守军全歼，河北保安第3总队队长李靖华被抓获。

为配合青沧战役，冀中、察哈尔、渤海军区的部队广泛出击，牵制当面之国民党军。冀中军区独立第7旅及第10军分区部队，于6月13日攻克永清县城，全歼河北省保安第3总队主力1 000余人，破坏了平津铁路。第8军分区部队，于6月12日至14日攻击静海县王口、大王子头、义合庄、茁头等据点，歼国民党军400余人。第9军分区部队，破击了平汉铁路徐水、清河段。察哈尔军区独立第4旅，攻克了平汉铁路新城县高碑店、松林店据点。第5、第7军分区部队，破击了平汉铁路徐水至良乡段。渤海军区部队于13日攻克了天津以南大里八口据点。

6月15日，青沧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晋察冀野战军等部队歼灭河北保安第6总队全部，河北保安第2、第3、第8总队主力，青县、交河、新海、盐山保警队等共万余人，解放沧县、青县、永清三座县城，攻克了兴济、唐官屯、陈官屯、马厂等据点和火车站，控制了津浦路以南80余公里，津浦路北段被我拦腰斩断，冀中军区和渤海军区连成了一片。青沧战役的胜利，使晋察冀解放区与华东解放区沟通了联系，造成了对天津的威胁，并震动了北平、天津之敌，调动了敌保定绥署在平汉路两侧的部队东移。6月24日，保定绥署副主任陈继承令第16军军长袁朴率第94军22师（欠一个团）及第53军第116师由保定、丰台向静海地区增援。这样，分散了平汉路北段国民党军兵力，为尔后在此地作战创造了条件。同时，使在冀东等地的国民党军第92军第142师及整编第62师一部亦向静海地区增援。第94军第43师原拟增援东北，于16日到达天津后，被迫滞留在那里不敢出关。这样，就牵制了北平行辕拟增援东北的一部分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作战。

朱德得知青沧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在《冀中战况》一诗中，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写道：

国贼难逃千载骂，
义师能奋万人心。
沧州战罢归来晚，
闲眺滹沱听暮砧。

青沧战役结束后，朱德和刘少奇曾指示晋察冀部队“休息三五天后，继续向平津段出击”。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意见。1947年6月19日，毛泽东在给朱德、刘少奇、聂荣臻等人的电报中指出：“下一步行动似以全力（主力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向平津段出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机歼敌之正规部队”。

聂荣臻和罗瑞卿在全面分析了国民党军保定绥署的兵力部署后认为：敌在天津及其以南地区兵力比较集中，诱敌南下在运动中歼灭的可能性不大。而此时，敌在保定以北地区的兵力比较空虚，除地方部队外，只有两个正规军师和一个团。其部署是：独立第95师及两个保安师驻保定，第16军第109师325团驻徐水；第94军第5师在涞水、易县；第121师主力在定兴、北河店一线，其第162团驻固城；保安第7总队驻新城、容城。

根据这一情况，晋察冀野战军决心乘雨季到来之前，发起保北战役，集中兵力攻歼漕河、徐水、固城、北河店地区之敌，并争取在敌来援之时，在野战中歼其一部。

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青沧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部队仅以三天的时间进行休整补充，即开始向保定以北地区进军，白天宿营，夜间行军，严密封锁消息。

保北地区，指南靠保定的徐水至北靠北平的涿县之间的一段铁路沿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定一带，西有险峻的太行山雄峙，东有群川河谷汇集，宣化、大同是它的外围屏障，倒马关和紫荆关是它的内地阻隘。这些屏障、阻隘互相联络，构成表里之势，共同护卫着京师。

解放战争中，我军曾多次出击保北地区。由于这一带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不适宜大兵团运动作战。同时，这里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错，我军每进入此地，敌人迅速沿铁路、公路汇拢而来，使我军不易分割、包围敌人，更难全歼敌人，甚至每战只打几天就需撤离战场，否则就会造成不利局面；所以，我军数次出击保北地区，始终未能打出大的歼灭战。但是，这里作为敌军在华北的战略基地，集重兵于此，我军只有向保北出击，才能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更重要的是可以钳制华北之敌，配合东北战场我军的作战。

这一次出击保北，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6月24日，晋察冀野战军全部到达保北平汉路以东预定位置。因天下雨，杨得志、罗瑞卿决定，保北战役推迟一天举行，并作了具体部署：以第二纵队攻占徐水；第三纵队攻歼固城至北河店、容城之敌，并相机攻占固城；第四纵队攻占漕河南北至徐水段。

6月25日晚，保北战役打响。第二纵队第4、第5旅围攻徐水城。战至26日13时，先后攻占了南关和北关。在此期间，第6旅攻克了徐水至田村铺间的碉堡。徐水城守军判断我第二纵队不会白天进攻，因而戒备松懈。17时许，第二纵队乘机向徐水城冲击。战斗仅10分钟，第5旅第13团就突破了城垣，并迅速向纵深发展。接着，第4旅也投入战斗。经过激烈巷战，至23时，第二纵队主力将徐水守敌第109师第325团全部歼灭，徐水城战斗胜利结束。

我第三纵队从6月25日夜间开始，向北河店至徐水间各据点及大楼底之守军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第7旅拔掉了北河店以南100-106号碉堡，攻占了北河店火车站，全歼守敌，并在红树营东西地区构筑了向北的第一道防御阵地。第8旅在控制了刘家庄、十五汲、九汲庄地区后，构筑了向北的第二道防御阵地。接着，又攻克田村铺、固城间碉堡，完成了对固城守敌的包围。

固城，位于徐水、定兴之间的平汉铁路线上。北面是开阔的平地，东面紧靠铁路，西面和东面有深水塘围护，难以接近。守敌为第362团，这是国民党军第94军第121师的主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之一，大部分军官都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全部美式机械化装备。这个团自1947年初进驻固城后，就加强设防，在镇内外，筑有大小碉堡500余座、伏地堡2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钢筋混凝土永备性工事。在镇东西两侧及镇北100米处均为居民地，西南角大庙处地形较高，镇内各主要路口均以暗堡控制。守敌依仗美械装备和地险城坚，相当骄狂。敌团长张剑秋曾狂妄地吹嘘说：只要有我第362团在，就是丢了北平，也丢不了固城。还说什么：固城之防固若金汤。

6月26日，我第三纵队第8旅并指挥第9旅第27团，分别从固城北、南、东三面向固城之敌进攻。在主攻方向，我第22团迅速占领了北面的居民点，当继续向前推进时，遭到了敌人的火力拦阻。东面进攻的第27团，在通过苇塘沼泽地带时，遭敌侧射火力封锁，冲击未能成功。南面的第23团攻击部队虽然也遭到敌人顽抗，但已抢占了南舍村。这个村庄与固城仅有一河之隔，并有小石桥、房舍可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第8旅遂调整部署，将第24团第3营加强第23团，依托南舍村，从固城南面实施主攻。

27日下午，第8旅对固城守敌再次发起攻击。第23团集中全团重机枪和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担任突击任务的第9连指战员全部脱去上衣，轻装冲击，迅速越过小石桥，突破敌人的阵地，攻占了敌人的两个院子。敌人以两个连的兵力反扑。我3营长马兆民、教导员费国柱及时指挥营主力加入战斗，巩固扩大了突破口。之后，第23团的二梯队也加入了战斗，突入镇内，与守敌展开了巷战。

与此同时，东面，第27团遭守敌火力阻拦后，及时在阵地上召开军事民主会，研讨攻击对策。战士高春提出：以单兵滚进，小组爆破，炸毁敌大碉堡，开辟冲锋道路的战法。于是，他们以送假炸药包的动作，吸引敌人火力。然后，把浸湿的棉被盖在方桌上，由人顶着把炸药包送到敌人碉堡跟前，将敌人的碉堡炸掉，部队乘机冲入镇内。

北面，第23团的一个营亦突入固城镇中。敌人依托坚固工事，疯狂顽抗。我突入镇中的部队与敌人逐房逐院争夺。

在我攻击固城的同时，敌人为了救援固城，以第94军第5师由涞水地区急进南援固城，被我第7旅阻于红树营、北河店以南地区。26日拂晓，敌先以五个连的兵力偷偷渡过拒马河，袭击北河店。失败后，又以两个营向我第19、20团阵地进攻，又被我击退。第二天，敌以第5师三个团的兵力投入进攻，并以飞机支援，从两翼向第19团第1营阵地打了近3 000多发炮弹。我第19团组织了四个梯队轮番抗击，激战一整天，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七次进攻，坚守了阵地。

28日，固城守敌即将被歼，敌人为了挽救固城守军灭亡的命运，不惜重大伤亡，又增调第121师第363团加强其第5师。这样，敌人的援兵达四个团。敌人先以一部兵力攻击红树营我第19团阵地，主力突然沿铁路南下，冲击第20团十五汲阵地。面对敌人的攻击，第20团第1营在东刘庄、第3营第9连在泥马铺，节节抗击敌人，完成大量杀伤、迟滞敌人的任务后，主动撤回十五汲、受坊村主阵地。12时左右，敌人向我第20团第3营阵地发起猛烈进攻。第3营的指战员们依托十五汲村沿工事顽强抗击敌人。经过两个小时激战，由于敌众我寡，阵地几度得而复失。敌人逐次增加兵力，战斗愈打愈烈。中午，营主力第8、第9连被迫转移至村南，第7连被敌人包围在村内。敌人为迅速攻占十五汲，组织两个营的兵力，向7连猛攻。7连指战员依托房舍院落，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使敌人每占一座房院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战至下午，我第7连仅剩下连长、指导员和12名战士，而且，连长的耳朵被炮弹震聋，鲜血不断向外流淌。但是，他们顽强地扼守着村南的一个大院，挡住了敌人通往固城的道路。

英雄的7连14名指战员，关系着固城战斗能否全歼敌人一个美式机械化主力团。7连党支部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在连长负伤的情况下，指导员宋双来沉着指挥战斗。他抓紧时间，和战士们把一幢一明一暗的平房筑成一个坚固阵地，用老乡们备用的土坯堵上门窗，在门后架上机枪，还备上两缸水，以防敌人火攻。

正当他们做完这一切以后，几十个敌人冲进了院子，他们用机枪、手榴弹打退了敌人。

敌人见从大门强攻不成，就改变战术，从侧面爬上西房顶，扔下几颗手榴弹，企图从后侧爆炸大门，尔后乘烟雾冲击。宋双来立即命令机枪手以机枪首先消灭西房顶上的敌人，并严密封锁大门口，又打退了敌人的冲击。

敌人又爬上了房顶，并开始挖房顶。房顶只有两拳头厚，如果由着敌人挖下去，很快就可以挖透，一旦房顶挖透，房里就再也无法存身了。

这时，一个机枪手说：“等敌人挖透了再打吧！”

宋双来当即制止说：“不行！等敌人挖透了，塞进一颗手榴弹就完了！”

接着，宋双来对着发出“咚”、“咚”响声的地方打了3发子弹，一个敌人应声摔下房去，敌人的挖房被制止住了。

敌人恼羞成怒，一连几个集团冲击，虽然全被打退了，但形势越来越险恶。

在危急的情况下，刚才建议等敌人把房顶挖透了再打的机枪手又向宋双来提出：“指导员，我们不能在屋子里等死，赶快冲出去吧！”

这句话，引起了宋双来的警惕。

因为，事情明摆着，正是这座房子，这座院落阻止了敌人南下增援固城的道路。如果这时候我们冲出去，让出这座房子，不要说自身无法保存，完成任务就根本谈不上了。

机枪手的话，也使宋双来想到：这个人是在一次战斗中俘虏过来的，他原来在步兵班，机枪手牺牲后，才叫他当机枪手的，眼下，他手里正握着一挺机枪。

宋双来注意到，这个家伙的背后正站着司号员铁山，便一语双关地对铁山说：“敌人要进攻了！铁山，要提高警惕！”

铁山机智地领会了指导员说的“敌人要进攻”和“要提高警惕”的含意，把手榴弹放在胸前，拉出了环儿，说：“指导员你放心，到时候我就拉响这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慑于背后铁山手中的手榴弹，那个妄图投敌的机枪手虽然手里握着机枪，但没有敢动。

宋双来在机智地威慑住准备投敌的叛徒后，又指挥战士们与敌人展开了多次激战，抗击了数倍敌人的反复冲击。

战至28日下午6时左右，7连的弹药打尽。正当7连的英雄们准备焚烧房屋与阵地共存亡时，我主力部队第8旅和第9旅第27团经过激战，已打开了突破口，攻入固城内，与敌人进行巷战，很快把守敌第362团全部歼灭，活捉了敌团长。这样，围攻7连宋双来等14人坚守的小院的敌人便仓皇撤退了。

硝烟未散，杨成武在第8旅旅长易耀彩、政治委员王道邦的陪同下，策马来到了固城。

就在我第三纵队第8旅进攻固城的同时，第9旅向容城及其西南1公里处的大楼底据点发起了进攻。据守大楼底的敌人是河北保安第7总队王凤岗部第3大队。这个村庄筑有两层围墙，外壕深宽约有两丈，壕底布满削尖的木桩，埋了地雷，设有陷阱等障碍，火力组织严密。而且，周围地形较低。由于第9旅事先对这样一个特殊又坚固的据点了解重视不够，没有进行周密侦察和认真细致的准备，加之缺乏攻坚火炮，连续三次攻击均未奏效，后又进行坑道爆破，亦未成功，加之敌第16军前来增援，固城战斗结束后，遂主动撤出战斗。

第四纵队自6月25日至27日，在保定以北地区攻克了刘洋店、荆塘铺、漕河、抬头、米家堤等据点，全歼敌河北保安第2总队第5团第3营及保安第3师一部。

晋察冀野战军突然出现在保北地区，三天歼敌两个多团，迅速攻克徐水城，腰斩平汉铁路，这使在青沧战役中就陷入惊慌状态的平津之敌更加恐慌，急忙将增援天津以南的第16军及在天津的原拟增援东北的第43师，连夜调回平汉铁路良乡及其以南地区，并被迫放弃易县，集中第94军第5师、第121师共五个团的兵力，并附军直属重炮营南援定兴、北河店地区。

晋察冀野战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命令第二纵队主力迅速北上，进至定兴以西、涞水以南地区阻援。6月28日，第二纵队第6旅一部及第三纵队第9旅一部在十五汲一带，依托既设防御阵地，与敌人激战。我第6旅另一部由红树营插入敌人侧后，敌人见势不妙，当即退至北河店以北地区，不再南进。这时，保定的守敌也龟缩不出。至此，保北战役胜利结束。

青沧、保北战役，晋察冀野战军部队共歼灭国民党军1.8万余人，调动拖住了敌人，粉碎了敌增援东北的企图，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我军的作战。同时，我军在攻坚战术、技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6月29日，朱德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在这两个战役中，“打堡垒及攻城的战术技术都有相当的提高。能步炮协同及善于使用炸药，能迅速秘密组成，故能成功，对于打歼灭战大有进步”。[6]

从4月到6月，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晋察冀野战军部队南下正太铁路沿线，东击青沧，再战保北，在华北大地上纵横驰骋，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4.2万余人，从而牢固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北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对于这个转变，朱德很满意。他在7月20日写给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信中报告道：“晋察冀工作，这三月已有转变。”“现在野战军已完全组成，所委人员已到职，人员补充也正在进行，约可得一万补充兵。”“后勤已组织好，支援前线已较前合理而有力，兵工大有进步。”“最近野战军进行了青沧战役及徐固北战役后，引起敌人大集中”，“好好打一次十个团的歼灭战，此间敌人就能大转变，转到守，成为被动，这是很有可能的”。[7]

[1]　《红旗飘飘》第13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

[2]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3]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0~71页。

[4]　东总：《关于东北军事状况给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的报告》，1946年4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6]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第9章　第一个大歼灭战

蒋介石的重点进攻破产——我军实施战略进攻——出击大清河北——围攻徐水，引蛇出洞——敌三军北上——我飞兵南驰——保北阻击——激战清风店——罗历戎低下了头——创歼灭战新纪录

北方的春天是短暂的。当稍暖尚寒时，只要来自塞外的冷风一停，便是烈日炎炎的夏天了。现在，塞外的冷风已经停止了呼啸，漫天的黄沙也随之消逝，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葱绿，1947年的初夏来到了华北。同1946年的初夏相比较，大自然依然如旧，但人间却是另一番景况了。

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一年的较量，到1947年6月，整个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变化。我军不仅总兵力有了上升，而且士气旺盛。对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共产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毋宁说正相反，他们似乎获得了较好的武器供给，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估计到时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1]而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已近破产，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信仰动摇。正如蒋介石在这一年的6月所说：“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是“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了，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2]同时，蒋介石还对一年来的所谓“剿匪军事”进行了检查。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蒋介石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方面”。[3]

蒋介石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一方面他要南京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发布“采取紧急措施”训令，宣布了一项穷极无聊的措施，即悍然“通缉”毛泽东，企图以此来挽救国民党军队已普遍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发出了“戡乱总动员”，叫嚣要“加强剿匪军事力量，加速消灭共产党”。

面对蒋介石的叫嚣，毛泽东信心十足。7月10日，他提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4]并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为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作战任务，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就华北战场来说，在过去的一年中，晋察冀解放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同其他战区相比仍有差距，周恩来在1947年7月21日的小河会议上说，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为：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和陕甘宁、晋察冀。[5]聂荣臻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战争爆发后，“军事指导上犯了一些错误，执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的方针不够大胆。那时有一种保守性，‘怕失地盘’”。“在这样的思想下，主动性不足，集中主力主动进攻敌人，大量歼灭敌人，这种指导思想不明确，因而运动战的思想就不能很好贯彻。这使得我们的自卫战争，在这一年中胜利是很不足的。”“比起晋冀鲁豫等友邻区来，我们还是落后的。”[6]

但是，正太、青沧、保北三战三捷后，华北战场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北战役以后，晋察冀野战军部队集中到安国、定县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整训。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部队的士气旺盛，杀敌心切。

这时，国民党军在晋察冀解放区只占有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带和被我军包围的几座城市，如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等。晋察冀野战军面对的主要对手，一个是保定绥靖公署孙连仲集团4个军11个师及整编第62师、青年军第208师等，其主力分布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一个是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集团8个师又3个旅，分布于平绥铁路沿线。

为保住华北阵地，蒋介石于1947年7月1日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各靖绥公署主任、副主任等，均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重点守备平、津，并对平、津、保三角地区主动出击，还确定以第3军守石家庄，以保定绥署主力编成机动兵团，利用铁路公路在平、津、保三角地区往来机动。

为更好地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以配合刘邓大军外线作战，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在野战军休整期间，反复研究了各种作战方案。8月19日10时，他们致电中央工委、晋察冀军区并中央军委，建议出击大清河以北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并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其一：集中三个纵队全部进攻青县、马厂、静海地区，将敌东调后，我再转至大清河北岸作战。其二：“为调动敌人寻其弱点歼敌，建议配置以三纵（熟习）向涞水、涿县、定兴地区进攻，目的调动敌人主力西援；我主力（二、四两纵队）进至任丘西南及东南地区待敌调动后，即进至大清河北歼敌。如敌主力不动时，三纵即将涞水攻下。”

8月23日9时，朱德、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等，“遵照军委过去指示”，逐渐削弱北平行辕李宗仁集团，“以利尔后配合东北作战之目的，我们同意杨罗杨19日10时之第二方案行动（三纵去西面涞水一带行动）。可否请军委批示。”

8月24日，中央军委复电朱德、刘少奇：“同意以一个纵队攻涞水一带，主力至大清河以北机动之方案。”

8月30日，朱德、刘少奇致电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明确指示部队如何作战：“你们应寻求运动中消灭敌人。”“部队行军宿营都要紧缩，灵敏，避免笨重累赘，善于利用群众掩护及地形熟悉的条件。即能寻求在运动中突然袭击或打埋伏的好机会，去消灭敌人。如多次布置无效亦不必灰心，下级亦不宜说怪话，能长此灵活运用，一年内能一二次收效亦可算成功，或可大量歼灭敌人。”

战前，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和纵队首长认真研究了作战任务和战场情况，并提出建议，先以平汉路保定至徐水段敌独立第95师的第284团及保定第6团的两个营为目标，采取奔袭的手段，予以歼灭。尔后破击这一段铁路，准备打援。这样，既可调动敌人西援，达成战役掩护任务，又可创造战机，歼灭敌人。如果此战不成，再打涞水。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同意了第三纵队的这一建议。

9月2日22时，我第三纵队以70里急行军奔袭保定、徐水段，但只攻克了漕河头及其附近数个小碉堡。因此，便向北转攻涞水。6日，郑维山率第8、第9旅抵近涞水。

涞水地虽小却有几分名声。早在秦汉以前，就有关于它的记载。东晋时“闻鸡起舞”的豪杰祖逖，便是涞水人。

涞水县城不仅是保定以北地区一个护路要点，而且是敌平、津、保地区防御体系西翼的警戒阵地，该城设防比较坚固，守敌第94军第5师之第13团，火力较强，而且东面有拒马河之阻，涞水、松林店、高碑店一带，地域又比较狭窄，易守难攻。

当日晚22时，我军对涞水县城发起了攻击，但战至第二天晨，仅克十里铺、南郭下两个外围据点，8日又攻占了东、南两关，黄昏时，我军继续攻城。

我攻涞水，开始调动了敌人。敌第94军第43师及第5师第15团、第121师第361团进抵高碑店，并以第15团和第361团向涞水增援。同时，敌第13军第4师、第16军第22师，正向平汉路北段集结也准备增援涞水；第16军第109师亦有西援的行动。这时，郑维山命令我第7旅守住拒马河东岸的南、北义安，控制位于这两个村之间的拒马河便桥，以保障第8、第9两旅攻击涞水。结果，第7旅出了差错，他们以为郑维山只要他们守住北义安，南义安轻易被敌人占领。南义安被敌占领，我便失去了对拒马河桥的控制，援敌即将源源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于8日24时撤出了涞水战斗，第三纵队部队撤至拒马河西岸石亭地区休整。

在我第三纵队进攻涞水之时，大清河北仅有敌第16军第94师及河北保安第7总队王凤岗部守备。7日晨，敌第16军第94师主力由毛尔湾分两路渡河向南进犯：一路西犯王村、杨子庄；一路南犯大、小围河及南辛庄。晋察冀野战军决心乘此机会，以第二、第四纵队及冀中军区部队全力向大清河北之敌发动进攻，收复大清河北广大地区，尔后再依情况再配合我第三纵队夹击平汉线之敌。

9月9日22时，我军对大清河北之敌发起了攻击。但是，当我主力北渡大清河以后，发觉敌第16军第94师只有一部在昝岗和板家窝，第16军第22师主力由牛驼进至霸县，雄县、开口各一个营。我军决定歼灭这几处之敌。

然而战斗打响后，我军在各点进攻都不顺利。

在板家窝，第二纵队于10日24时开始攻击敌人，当即突入两个团，因暴雨联络中断，攻击受阻。11日11时，再度发动总攻，将敌压缩在板桥湾村西南角与东南角。

在昝岗，第四纵队于10日黄昏对敌发起攻击，两次突击都未能奏效，后因天雨受阻，遂停止进攻。后又发动了两次总攻，但因敌工事坚固，我伤亡甚大，又停止了攻击。

在霸县，我独立第7旅于11日晨攻克南关和东关，黄昏发起了总攻，22时突入城内，将敌压缩于城北关。

在开口，第10军分区部队经过多次攻击，于11日20时将敌压缩于村中三处大碉堡里，12日攻克一个碉堡。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第二、第四纵队未能夺取以上四个据点。这时，西面的援敌独立第95师已到达徐水，其第327团抵近新城。我第二纵队决定撤出板家窝，主力控制于板家窝东南，保障第四纵队继续围歼昝岗之敌。

然而，敌情仍在变化之中，敌第34集团军主力及第16军全部，陆续集中于板家窝一带，企图压迫我军于大清河北地区，与我决战。敌人已集中了20个团以上的机动兵力，而我军仅有第二、第四两个纵队18个团及冀中军区五个团的兵力，加之大清河以北地区属水网地带，进出困难。为避免敌援兵赶到使我军陷入被动，我第二、第四纵队于12日晚撤离了板家窝、昝岗，主力转至大清河、赵王河两岸地区休整。

晋察冀野战军这次进攻涞水和出击大清河北，虽歼敌5 278人，但自己伤亡6 778人，打了一个消耗战。这一仗打得不够理想，部队情绪又有了新的动荡。有的战士说：人家前进，我们后退。甚至有的指挥员还说什么：肉没有吃上，反把门牙给顶掉了。

晋察冀部队对这次作战作了认真的总结。聂荣臻在9月15日致中央军委、中央工委的报告中认为：这次作战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主要是“决心太厚，包围敌过多，因而兵力分散，因而不能速决，故不得不撤退”。杨得志等野战军领导人9月16日的检讨报告认为，主要原因是侦察工作与情况研究不够，以及对国民党军的新式工事和火力加强估计不足。朱德、刘少奇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大清河北战役因围敌过多，不能最后解决”，“但此次士气旺盛，干部大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罗（瑞卿）因病未去，聂（荣臻）初离开，杨（得志）、杨（成武）初出马，未获大胜，后方干部难免浮言。朱拟去野战军整理一时期，随同杨、杨等打一两个好仗，将野战军竖立起来”。[7]

接到这个电报后，毛泽东立刻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指出：“此次大清河战役，歼敌一部，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伤亡较多并不要紧。休整若干天，按照该区具体条件部署新作战，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别区配合问题。”[8]

看了毛泽东的电报，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聂荣臻鼓励部队说：顶掉了门牙不要紧，可以镶金牙，打一仗进一步，歼敌的机会多得很嘛！

华北平原转眼进入深秋。

深秋季节的冀中平原上，高粱、玉米已经收割完了，枯干发黑的红薯藤蔓，还匍匐在地里。

9月中旬，我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之间进行的秋季攻势越打越猛。蒋介石为增援东北，不得不先后从华北战场抽调第92军第21师、第13军第54师、第94军第43师等五个师的兵力出关。这样，国民党军在华北机动兵力不足的弱点更加暴露。

蒋介石为了保住华北，防止我军乘虚而入，相对集中主力部队：第16军驻守大清河以北的雄县、霸县、新城；第22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第94军第1师第1旅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第5师在北河店、固城、徐水一带；新编第2军的两个师守保定；主力中的主力罗列戎的第3军仍然镇守石家庄。上述各地，除石家庄外，均在保定以北铁路线的东西两侧。他们的企图仍然是要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带这一战略要地。如果把这一三角地带比作一头牛，那么，北边的北平就是牛头，东西两侧的天津、保定便是牛腿了。

怎样才能歼灭当面国民党军，并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呢？出击大清河北作战后，聂荣臻曾对晋察冀部队的下一步作战行动提出了四个方案：一、出击察南；二、进攻石家庄；三、再出大清河北；四、再一次进击保定以北地区。在这4个方案中，聂荣臻认为第四个方案为好。因为，执行这一方案，可以彻底切断北平至保定段的交通，抓住敌第94军和李文所指挥的敌第3军和第16军，可收各个歼灭敌人之效；且在战役发展中，在敌第16军主力调动时，我冀中部队主力又可伸向大清河北，收复失地，歼灭这一地区的分散之敌，向平津段发展。

9月15日，晋察冀军区致电野战军领导人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报朱德、刘少奇和中央军委，决定乘蒋介石急于抽调华北兵力增援东北的时机，既不砍它的牛头，也不剁它的牛腿，而是在保定以北实行中间突破，吃掉这头牛最肥的部分。

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接到电报后开始仍有再出大清河北的考虑。10月1日，聂荣臻再次致电给杨得志等人，指出：目标指向平保北段或再出大清河北，由你们切实弄清情况后自定，并要求他们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力争运动中歼敌。

二是拟定战役计划时，需预计战役过程中敌我情况之可能变化及我在新情况下之处理。

三是情况不明之仗与无胜利把握之仗均不打。

10月3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了由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的作战问题。一致认为，再出大清河北，敌虽只有五个团及河北保安第7总队王凤岗部，但仍需攻坚，背水作战，进出不便，且不便集中主力。相反，出击保定以北地区则比较有利。“主力进展完全集中（独七旅按时参战），可以创造打援条件，有发展前途，进退可以自如，牵制敌人，配合东北有利。”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晋察冀野战军同时向中央军委、中央工委和晋察冀军区上报了出击保北的三个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以第二、第四纵队及独立第7旅，由东向西，第三纵队由西向东，攻克徐水、容城，扫清固城、保定之间的据点碉堡，开辟打援战场；尔后，以一部由北向保定外围佯攻，引敌来援，以一部扼守徐水，主力准备于徐水附近歼灭援敌。

第二方案，扫清固城、徐水、保定间各敌小据点，从而孤立固、徐、保三点；然后采取围城打援，如援敌多，则西转隐蔽于遂城、姚村以西，诱敌向遂城或姚村追击，而各个歼灭之。

第三方案，以一部围攻涞水，争取于涞水与高碑店之间打击来援之敌。

晋察冀野战军首长认为，第一、第二方案比较适宜。这就是说，如果保定之敌出援，就歼敌于徐水以南地区；如果敌从北或东北地区来援，就歼敌于徐水以北地区；如果来援兵力过大，则给敌以杀伤后，西转遂城、姚村地区，诱敌深入，迫敌分散而寻机于运动中歼灭之。

10月5日，朱德、刘少奇复电杨得志、杨成武等：“同意你们出击保北，并仍以寻求打运动战为主之方针。”

晋察冀野战军很快发布作战命令：“乘东北我军大举出击，敌北平行辕为应援东北，在我区采取守势之际，我决再度发动保北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二纵队配属独立第7旅围攻徐水，破坏徐水至徐河桥间的铁路，扫清沿线敌人据点，吸引国民党军出援；以第三、第四纵队在徐水以北和以东地区集结，准备在运动中歼灭从北、东方面来的援军；以冀中军区独立第8旅监视石家庄的敌第3军。这就是说，先以主力攻击徐水，采取“围城打援”的战役方针，力求先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增援之敌。

敌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获悉我军即将再战保北的消息后，急忙向南京统帅部报告，求取应付方策。10月6日，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华北行辕主任、绥署主任、副主任和各军军长、各师师长等40余人到会。各军长在轮流报告情况时，都“诉述粮食被服的困难”，请求统帅部解决，而对作战中屡遭挫折的主观原因避而不提。

蒋介石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只顾到遭遇的困难而忘记了我们根本的任务”。他要求会议“应该着重于剿匪的经验，要指出匪军的长处，检讨自己的缺点，并研究如何制胜匪军的方法”。对如何解决部队粮食困难，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法：一是“对于本地的粮食物资要能切实控制”，二是“对于附近二三百里匪区以内的粮食，亦要派军队去搜集”。蒋介石说，“第三军现在驻石家庄，四面为匪军所包围，交通阻绝，真是孤军远戍，试问中央有什么办法来接济你们？”其言下之意，是可用抢粮的办法来解决粮食困难。

我军按照预定计划，战役的第一步是围城打援，即围攻徐水，吸引敌人来援，以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里的关键是围攻徐水的部队动作要猛，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徐水，打痛敌人，否则，援敌是不会出动的。这个任务交给了陈正湘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的第二纵队，并将冀中独立第7旅配属他们指挥。

徐水位于平保之间的平汉铁路线上，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路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徐水若一旦被我军攻占，保定便危在旦夕，石家庄将受到更大威胁。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已经两次攻克徐水，又两次放弃徐水。部队对徐水的地形特点、风土民情比较熟悉。

这次防守徐水的敌人是第94师第15团和地方保安队，还加强配备了一个榴炮营。敌人依托该城城墙，在城区和护城河构筑了较为完备的防御工事。护城河宽7米、深6米，里面灌满了齐腰深的水，外沿设有铁丝网，遍地布满数不清的地雷。城墙上修有高堡，城腰设有三层射孔，城角筑有地堡，四周挖设掩体，形成了以城墙为重点、以城内钟楼为核心的火力网。

10月11日，我第二纵队以风扫残云之势，迅速破击徐水、固城段铁路，并扫清了北河店至徐水间敌之据点，直逼徐水城下。

13日下午4时，阴云遮住了太阳，徐水城冷冷清清地躺在昏暗的秋色里。

霎那间，三颗鲜红耀眼的流星，一颗接着一颗冲天而起，在半空中划出三道弧形的红线，戳破了四周的宁静。围攻徐水城开始了！密集的迫击炮、手榴弹在徐水城墙内外搅得地覆天翻，敌人顿时陷入恐慌。我第4、第5旅在炮兵和友邻部队的支援下，分别从西北、东南两面，呐喊着直扑城垣。

“嘿！没有想到这么快就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阵地！”第4旅副旅长许诚搓着手，得意地说道。

“蒋介石这小子，打正规战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嘛！”政治委员龙道权也风趣地说。

在南关城墙根前，我第10团1营的官兵们冒着弹雨，正在抢架云梯。只见重机枪“咯咯咯”地射出一长串火光，几个探出身来推梯子的敌兵中弹栽下了城墙，一次次被推倒的云梯又被我勇士们迅速地竖了起来。突然，城楼里扔出几个炸药包，随着一阵轰响，云梯被炸断了。敌人反扑了过来。登上城墙的战士们临危不惧，与敌人奋力搏斗。双方对射的机枪子弹狂飞乱舞，红光在黑烟中摇曳。城墙上，我们的战士们终因敌众我寡，大部伤亡。

经过彻夜激战，拂晓时分我军攻占了徐水的南关和北关，第5旅的三个突击连曾一度突入徐水城内，可惜由于第二梯队动作稍慢，三个突击连没能坚持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围攻徐水城。

徐水城被围攻，援敌终于被调出来了。孙连仲急忙令第94军两个师及独立第95师各一部共6个团，在战车第3团配合下，由高碑店、定兴经固城南下；第16军两个师的四个团由新城、霸县出发，经容城推进，企图解徐水之围。

增援徐水的敌5个师在李文的率领下，齐头并进，不敢孤军深入。10月15日，我第三纵、第四纵队在徐水以北、以东地区阻击增援徐水之敌。经数天激战，将敌困集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的地区。

这是一个小三角地带，敌我双方众多的兵力集结于此，运动起来相当困难。敌我双方形成胶着对峙局面。

为打破这种僵局，晋察冀野战军调整了部署，按照预定的第三种方案立即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遂城、姚村地区转移，在平汉铁路东侧的第四纵队向铁路以西转移和原来在铁路以西的第三纵队一起，背靠山区，侧击敌人的西翼，引诱北路援敌西进，迫敌分散，寻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第二纵队仍不撤徐水之围，夺城攻势不减，以迷惑敌人，掩护全军的行动。

10月17日黄昏，平汉铁路以东各纵队向路西开始运动。部队要西移必须首先北进，因为只有北进，才能绕过徐水、固城和容城这个敌人兵力集中的小三角地带。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只带了几个作战参谋和警卫员，就随着西进的大部队，骑马从晋察冀司令部驻地容城东马村出发了。

深秋10月的华北平原，庄稼大都收过，空旷无际，我军浩浩荡荡的西移队伍、各村头地边偶然出现的牵牛花，给肃肃的田野增添了生机。

不知不觉，部队已经走了十几里路程，来到了一个小村庄。作战参谋余震纵马赶上来问杨得志司令员：“首长们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杨得志看了看并马而行的杨成武和耿飚，说：“怎么样？休息一下吧。”

还没等杨成武和耿飚答话，忽听从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同时，有人大声喊道：“首长请停一下，首长请停一下！有重要的情况报告！”

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听到喊声，立即翻身下马，站在路旁。

来人是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的通信员，只见他满脸汗水，上衣都湿透了。他向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敬了个军礼，接着把一份电报交到杨得志的手中。

电文极其简单，大意是：罗历戎率第3军出石家庄。现已渡滹沱河，向新乐开进。

“大鱼”果然上钩了。看完电报，杨得志脸上露出了异常兴奋的神色。

我军围攻徐水，罗历戎率第3军可能出石家庄来援，这是我军早有所料，但是，罗历戎出动得这样快，却是我军完全没有料到的。

罗历戎为什么如此急匆匆地率第3军出石家庄前来增援徐水呢？原来，早在10月初，蒋介石飞抵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时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我军主力被吸引在保北的徐水地区，兵力不足，陷入了被动，脱不了身，因而急于想在保北地区合围我军。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了罗历戎，对他说：“石家庄应该固守，可将第3军抽调一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蒋介石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要罗历戎亲自率领第3军主力赶赴保北战场，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我军。罗历戎作为蒋介石和胡宗南的嫡系，他深感既要固守石家庄，又要减少石家庄的防守兵力，其下场不会好的。因此，当蒋介石询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时，他立即自告奋勇地说：“由我带他们北开。”于是，孙连仲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便急令罗历戎率第3军以四日行程由石家庄赶到保定，以便从南北两面夹击围攻徐水的晋察冀野战军。

罗历戎在孙连仲的一再催促下，于10月15日午后1时，由石家庄出发了。

罗历戎是驻守石家庄的敌第3军军长，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任胡宗南的第1师第2旅第5团团长，后晋升为第3军军长。抗战胜利后，以“接收”为名，北渡黄河，进入华北。

第3军，在国民党军中算得上是历史最长的一支部队了。它出身于云南护国军。北伐战争之前，广东国民政府就编这支部队为第3军，后一直保持这一番号没有变化。

罗历戎率第3军送上门来，晋察冀野战军决定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歼灭第3军。

那么在哪里歼灭罗历戎的第3军为好呢？杨得志、杨成武、耿飚感到，在保定以北地区打，是敌人所求，绝对不行。这一仗必须放在保定以南地区打，但又不能离保定太近。因为敌人不仅在保定有一个军，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耿飚伏在地图上，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罗历戎当时的驻地），其中方顺桥以南地区对我军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这是因为，方顺桥以北是敌占区，方顺桥离保定仅20多公里，敌容易与保定敌和保定以北的敌人取得战役上的配合，不利我军迅速歼灭该敌；方顺桥以南清风店地区是解放区，群众条件好，利于封锁消息，便于取得人民的大力支援。同时，该地区的地形适合我军打运动战，无坚固的城镇可供敌利用坚守。如果战场再往南移，这不仅给我军迅速机动抓住敌人造成困难，而且更主要的是敌人可依托定县城顽抗坚守，增加我军歼敌困难。

要在清风店地区歼灭罗历戎部，关键在于争取时间。这时，罗历戎部队距清风店地区只有约45公里，而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要从徐水以北，绕过敌人固守的保定，赶到方顺桥以南地区，其路程距离清风店最近者约75公里，最远者约125公里，而且正在继续西进。如果战场北移，我军的行程可以缩短，罗历戎的行程会加大，但那样就离保定太近，不行；南移，我军的行程将更远，也不行。所以，能不能打上和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在罗历戎的前边，到达清风店。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胜利！我军必须在10月19日以前，至少把敌人阻击在方顺桥以南。这就是说，我军必须在一昼夜多点的时间里，用双脚走完100公里以上的路程。如果让这股敌人赶在前头，就会越过方顺桥钻进保定，使我军歼敌计划完全落空。

10月17日18时，晋察冀野战军下达了作战命令，全军除原攻击徐水的部队不动外，其余各部一律立即掉头南下，目的地是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广阔的冀中平原，秋雨初霁，空气潮湿清新。放眼望去，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平汉铁路穿过原野伸向远方。就在这条铁路北段的两侧，在同一时间里，晋察冀野战军展开了六个旅的兵力向南急进。路东四个旅，其中有第四纵队的第10、第11、第12旅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路西两个旅，第三纵队的第9旅和第二纵队的第6旅，六路大军如同六支离弦的箭，沿着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不同的路线，向着同一目标——清风店地区疾进。

这是在和敌人争时间，也是在同敌进行一场比意志和战斗力的较量。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伤亡、消耗、疲劳，在“提前赶到清风店，坚决活捉罗历戎”等口号的鼓动下，向南疾进。李志、朱成两个战士，都是十八九岁的小青年，两脚都打了泡，着地就疼，但他们仍然坚持着走。在行军途中，杨成武和杨得志商量，起草了一份紧急战斗动员令，以号召全军将打大胜仗的愿望和条件变成现实。这份动员令是这样写的：

前线全体指战员：

配合兄弟地区反攻，打大胜仗的机会到来了！我们面前是蒋匪忠实走狗罗历戎亲率第七师和六十六团四个团。敌人轻率远逃，行军疲劳，孤军深入，心理恐慌，已经给我们造成打大歼灭战的充分条件，我们已调了绝对优势兵力和炮兵来歼灭敌人！

一、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追！发挥三猛战斗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毫无顾虑地冲垮敌人！包围敌人！歼灭敌人！

二、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饭吃、没水喝！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许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

三、高度发挥作战机动性，哪里有敌人就冲向哪里，哪里枪响就冲向哪里，哪里敌人没消灭就冲向哪里！各连、各营、各团、各旅，步兵、炮兵在统一命令和指挥意图下，要积极主动，密切协同作战！谁消极观望就是犯罪！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

同志们！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歼灭敌人！活捉敌人军长罗历戎！活捉敌人师长、团长！创造晋察冀空前大胜利，看谁完成任务最多、最好，看谁胜利果实最大。

打胜仗的比赛！缴枪捉俘虏的比赛！为人民立大功！[9]

这个紧急动员令，很快用电话传到了各部队。动员令像吹响了号角，激动着每个战士的心。

经过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强行军，10月19日，当晨曦洒满大地时，我先头部队终于从东西两面绕过保定，出现在通往方顺桥的大小道路上。

这里是解放区，展现在面前的是另一幅生动的图画。村头上，道路旁，一群群男女老少正朝着我军翘首张望，招手致意。在他们身边，摆着冒着热气的大缸、小罐、筐子、篮子，里面是开水、热汤、大饼、白薯及各种美味的干粮。

部队走过来了，乡亲们这个递上一张大饼，那个送过一碗热汤。

一位老大爷，将刚出锅的白薯剥了皮，凉得不冷不热送到战士的手中。战士们热血沸腾，边走边吃……

罗历戎又怎样呢？此时，他正率领他的主力1.4万余人，随带大车200多辆，刚刚过了定县。从新乐到定县不过50多里的路程。这位罗军长竟走了不止一天一夜。

不是罗历戎不想走快，而是他不能走快。从石家庄到保定这段距离，路虽不远，但中间的正定、新乐、定县、望都，都是被我军控制的解放区，一路上，罗历戎不断遭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群众的袭扰和钳制。在新乐，他们是宿营了，但觉却没有睡好。罗历戎虽然连酒醉饭饱后用以取乐的魔术团也带在身边，但部队的粮草他是准备靠沿途抢劫来补充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解放区的人民群众迎接他们的是空舍清野，有些村庄连水井都填死了。最使罗历戎恼火的是我们地方武装很有声势的袭击，他由于摸不透虚实，有时还不得不摆出阵地战的架势来对付。17日，罗历戎又发现我独立第8旅尾随其后，为免遭袭击，他急忙将万余人马收缩成一团，行动更加缓慢了，三天多才通过定县，走了不到200里的路。

19日上午，罗历戎率部到达了唐河岸边。这时，他犹豫了起来。过还是不过？过去了想再回来可就不一定能回来了。不过吧，又如何向蒋介石交差？

午后，罗历戎命令部队渡过了唐河，临近清风店，便计划着宿营望都城。正在这时，一架飞机从北向南飞来，罗历戎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他倒不是害怕飞机，飞机肯定是他们自己的，只是这时飞来怕带来什么不好的消息。他抬眼望着飞机，飞机围着第3军的行军队伍开始降低高度，低空盘旋，然后投下了一个通信袋，只见上面写着：“北上第三军指挥官请注意，大部共军南下，距你们不远，即作战斗准备。”

罗历戎有点儿不敢相信，共军主力明明还在保北地区，难道是插上了翅膀，飞到了保南。不一会儿，又一架飞机飞过来了，投下了一个通信袋，写着：“我们发现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第三军紧急作好战斗准备。”罗历戎这才大吃一惊。他一面立即放弃到望都城宿营的计划，赶紧命令部队在清风店附近的东南合及南北合等几个村庄宿营，构筑工事，准备作战；一面急忙向孙连仲和第34集团军司令李文报告，要求速运粮弹。

一个小时后，孙连仲派了两架运输机，给第3军投下了大量弹药和饼干等物品。

我军南下各部队仍在急速前进。19日傍晚，各部队按计划先后到达了清风店地区。晋察冀野战军的前线指挥所也移到了清风店以东温仁村外的一片松树林子里。我们的指战员十多个小时走了二百多里的路，这不是在走，简直是在跑啊！

如果说19日上午罗历戎渡唐河前还有机会回撤的话，此时此刻已绝无可能。敌第3军已被我阻止和包围在清风店周围的高家佐，东、西南合，大、小瓦房一带，插翅难飞了。

面对我军的重重包围，罗历戎虽已感到威胁就在眼前。但是，他仍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认为我军连续行军，已十分疲劳，只要收缩兵力，固守待援，是不会被消灭的。在他看来，在同一时间内，我军既要消灭他的部队，又要挡住北面敌人的增援，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罗历戎一面命令部队依托村庄准备顽抗，一面向北平、保定发电求援。

不久，李文来电：“即调兵南下支援，助兄一臂之力。”接着，孙连仲复电：“本部已达徐水，决于近日摧破当面之敌，即向方顺桥挺进。”

罗历戎连接两电后，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心中似乎安定了些，遂又立即复电孙连仲、李文：“以目前情况论，诚乃歼匪良机，应饬南下部队轻装兼程南进，以期将匪歼灭于望都以南地区为宜。”

就在罗历戎还在作着美梦的时候，晋察冀野战军前线指挥所内，杨得志紧眯的双眼已经盯上西南合这个村庄了，他用铅笔重重地一圈，说道：“突破口就选在这儿！”

10月20日拂晓，寂静了一夜的清风店地区沸腾了。天色微明，晋察冀野战军对敌第3军发起了攻击。

当我军发起攻击后，罗历戎的信心又明显不足，一经我攻击他就亲率第3军军部、第7师师部及两个团，以西南合村为指挥中心，将兵力收缩在周围的南合营、高家佐、胡房、东同房及西同房、东南合等七八个村子里，构成所谓“梅花形”的防御体系。

战斗是酷烈的。静谧的华北平原上，无数双眼睛都盯住了清风店。战斗整整打了一天，但进展并不大。20日晚，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研究分析了情况，认为战役的关键问题，是将收缩的敌人，迅速分割歼灭，一旦拖长了时间，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决定对南合营、南合庄、高家佐、西南合村的敌人同时发起进攻，分割守敌，各个歼灭。

第二天，我军采取分割战术，把敌人切成若干小块，集中兵力，将罗历戎及其主力第7师所在的西南合村的外围扫清，打破了他的“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我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的轰炸扫射，向预定的目标猛扑。在逐村逐街的争夺中，许多部队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国民党军出动飞机十余架次，在解放军阵地和后方的上空低空盘旋扫射轰炸，被解放军的轻重武器击落、击伤各一架，有六名飞行员被俘。此后，敌人的飞机再也不敢低飞了。经过21日一天的激战，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攻占了南合营、高家佐、东西同房，巩固了西南合村东北面和西南面的约200米的突破口。

战斗进行到21日晚，周围的几个村庄全部被我军攻占，罗历戎剩下的一万多人马，全部被围困在西南合村。在这个不满400户的小村子里，敌人乱成一团。此时罗历戎并没有死心，他等待着南来的援兵，更期待着保北的友军。他甚至相信，只要自己能坚持住，等援兵一到，“南北夹击”共军的局面也许会出现。

然而，罗历戎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在保南清风店激战正酣时，我在保北进行的阻援作战也变成了一场恶仗，从而阻止了敌向第3军增援。

晋察冀野战军主力部队南下清风店后，留在保北地区的只有第二纵队的第5旅，第三纵队的第7、第8旅及冀中军区独立第7旅，共12个团的兵力。而当面之敌却是扭在一起的5个美式机械化师，共19个团。留在这里负责阻援指挥的是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和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

偏偏保北地区是一马平川。

如果19个团的敌军主力突破我保北阵地南下，不但敌第3军之危顿时可解，而且势必对我南下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只有坚决阻击大量援敌于保北战场，才能确保我主力部队歼灭敌罗历戎的第3军。

为迷惑敌人，我仍以四个旅的兵力，摆着决战的架势，照样围攻徐水。孙连仲被迷惑住了。

李文似乎聪明一些。他从空中侦察发现晋察冀野战军主力星夜南下，料知我军围攻徐水是假，截击第3军才是真正的目的。

李文这才大梦初醒，着了急，他想越过徐水，援救第3军。

一定要拖住援敌，不能让其南下。10月19、20日两天，我军依靠一道又一道阵地，沉着地抗击敌人的猛烈攻击，炮弹像雨点般地落在我军阵地上，敌人的飞机不断地狂轰滥炸，敌坦克轮番冲击，可是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我军打了回去。

21日，阻援作战到了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刻。

敌人以十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孙连仲甚至亲自飞临保北上空督战。在我独立第7旅扼守的伸向南方的公路上，敌人约三个团的兵力在炮火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像汹涌的波涛一样，进行集团冲锋，一个浪头卷着一个浪头向我阵地冲来。在敌前沿阵地的后面，伸向南方的公路上一字长蛇地排列着几百辆大卡车，车上满载着敌人的增援部队。看样子，李文是动了真格的了，他宁肯报销这几个团，也要打开这条公路的缺口，好让后面几百辆满载敌军的汽车飞驰南去，以解第3军之危。从保定到清风店一个小时就足够了，这样，第3军之围即刻可解。但是，就是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我军的阻击下，援敌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不可得。

直至22日，援敌仍被阻击在保定一线。

现在再让我们看一看南线清风店战场。

顽强固守的罗历戎等了一天，还不见一个援兵的影子，他真正感到了局势的严重性。为了免遭覆没，他决定率部突围。他把这一决定报告给第34集团军总部时，李文复电制止说：“援兵已派出，约在本晚十二时分乘汽车南下，计时二十一日拂晓可到，希坚守待援。”罗历戎本来就对突围缺乏信心，接到李文的电报，便放弃了突围计划，令部队拼力死守。为鼓励士气，他特地把李文的电报内容，用大字写成通报，张贴在村子的墙壁和要道口上，以安定军心。通报上写道：“军长谕：奉总司令李电：南下大军已于本日晚用汽车输送到望都，我当前之危，至迟明日可解。望我各级官兵振奋士气，坚守阵地。”

等了一天又一天，罗历戎还是不见援兵的到来，这一下，他急了。他想牺牲第16军的第66团，要他们坚守阵地，他自己率他的第7师残部逃回石家庄，但又觉得路途太远，难以如愿。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面一次又一次地命令部队向我军反击；一面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援兵。他在给李文的电报中说：“由二十一日晚，匪以全力包围向我西南合猛攻，激战竟夜，惨烈异常。匪我伤亡均重，西南合数度被匪突入，迨发电时为止，仍在村之边沿混战中。”在给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的电报中说：“本军已全部集中西南合坚守中，希火速派大量B51、B52机前来助战为盼。”接着，他又急电孙连仲：“恳速饬南下部队火速兼程应援解围，并恳速饬空军，大量前来轰炸。”

夜深了，罗历戎既不见飞机，又不见援兵，他如同一条丧家之犬，拿起报话机向孙连仲喊道：“我们没有饭吃，没有老百姓，部队疲劳伤亡，今晚援兵不来，我们就完了。我只有自杀。”然而，孙连仲在回电中却说：“贵部既已集中西南合，点少兵多，必益坚守，利用墙壁作工事，挖沟壕，防炮火轰击，在村庄四周突出部构筑地下堡，以火力消灭死角，交通壕互相联络。希勉励将士，惟有与匪死拼方能求全，若撑两昼夜，则援军必到，此辉煌战果则是贵军之功。”

罗历戎看着这样的电报，真是哭笑不得，气得把电报扯得粉碎，狠狠地扔在地上。

22日3时40分，随着杨得志一声令下，一颗彩色信号弹腾空飞起，全歼敌第3军的总攻开始了。顿时，排炮齐鸣，西南合这个村庄立即被淹没在烟和火的海洋之中。

天空中飘浮着暗淡的阴云，雾雨朦胧，轻抚着我军战士们忿怒、仇恨的焦热的胸膛。冒着浓烈的硝烟，我第6旅主力由北向南，第4旅及第12旅的第35团由南向北，第10、第11旅由东及东北向西南，第9旅由西向东，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突入村内。

罗历戎此时很清楚，这是决定他命运的最后时刻，他把步兵、工兵、炮兵、通信兵、大汽车、小汽车、弹药车、军需车都集中在马家大院的四周，准备孤注一掷，作垂死的挣扎。敌人的飞机也成批地赶来为罗历戎打气，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战至11时30分，战斗全部结束。

清风店的枪声一停，保北增援之敌也就仓皇地撤走了。

大量的俘虏，押在几个村庄的院子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院子，一清点，却不见罗历戎的踪影。

按说罗历戎是插翅也逃不走的，他也不会死，但是他究竟去哪儿了呢？

这一天，罗历戎见败局已定，便令副军长杨光钰和副参谋长吴铁铮在军部继续指挥作战，自己却跑到第7师指挥所，换上一套士兵的破旧军服，扮成一个老炊事兵，在混战中与师长李用章带着300余人从西南合村往东南方向逃窜，被我独8旅歼其一部；转而向东北逃窜，又被我第11旅歼其一部。罗历戎和李用章都做了俘虏。

由于罗历戎身穿士兵的服装，我们的战士也不认识他。但战士们凭着经验，还是把他放在“俘虏官”的队列里，送到了第8旅的旅部。当时，各部队都在寻找罗历戎。第8旅旅长徐德超从战场回到旅部，一进联络科的门，就看见一个相当熟悉的面孔。

“这人怎么有点像罗历戎呢？”徐德超心里在想。但他没有贸然发问，而是把联络科的一位干部叫到一旁，问那些俘虏的身份都清点了没有，有没有大家伙？联络科的干部说，有些人的身份问过了，还没有核实。

徐德超指了指那个像罗历戎的人，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联络科的同志顺着徐德超指的方向看了看，说：“还没问到他哩！”正在这时，那人的目光也向徐德超望来，徐德超一步赶到那人面前，问道：“你不认识我了吗？”那人抬头望着徐德超，尴尬地站起来，苦笑着说：“这，这，这不是徐代表吗？啊，遇见老熟人了。”

罗历戎和徐德超可以算是“老熟人”了。1946年上半年国共停战谈判时，徐德超曾任军调执行处石家庄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住在石家庄，同罗历戎打过交道。那时，这位国民党的中将军长衣冠楚楚，跟着他的美国朋友，气派得很。如今，这位将军成了俘虏，又换了装，徐德超没能马上认出他来。

杨得志听说抓到了罗历戎，立即派专人把他送到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

不料，罗历戎提出要见聂荣臻。

罗历戎为什么急于提出要见聂荣臻呢？

原来，罗历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罗历戎作为学员听过他的政治课，他们之间有过师生关系。而且，罗历戎知道聂荣臻和他还是四川老乡。

杨成武向聂荣臻报告了这件事，聂荣臻同意见他。

罗历戎由徐德超领着，先到了杨成武的住处。他用游移不定的眼神打量着杨成武。

杨成武对他说：“让你受惊了，请坐吧。”

“你是四川什么地方人？”杨成武问道。

“四川渠县。你府上哪里？”

“我是福建人。”

交谈了几句后，杨成武便带罗历戎来到了聂荣臻的住处。

杨成武回忆说：聂司令的住处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和罗历戎边走边谈，很快就到了那里。

聂司令住的屋子稍大些，放着三个并排在一起的八仙桌子。聂司令坐在一端的半圆木椅上，两侧坐着军区和野司的其他领导同志。聂司令见到他（指罗历戎），和他握了握手，然后就叫他坐在对面。[10]

聂荣臻对罗历戎说：这次内战完全是蒋介石逼我们打的，你为蒋介石卖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我们提供学习机会，你们愿意回家，我们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不管留下还是回去，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过，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聂荣臻一席话，说得罗历戎低下了头，他表示很惭愧，后悔不该走上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清风店一战，晋察冀野战军歼灭敌第3军主力1.3万余人，其中俘虏敌1.1万余人，取得了晋察冀战场第一个大歼灭战的胜利。在祝捷大会上，聂荣臻说：“这次歼灭战打得很干脆，从军长至马夫没有一个逃跑掉。李文亲率十六军、九十四军和九十五师等部的增援救不了他们，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也救不了他们！”

10月23日，中共中央在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的贺电中指出：“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3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

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晋察冀解放区沸腾起来了！胜利的歌声彼伏此起，人们涌上街头，尽情地唱，尽情地跳。就连那些平时羞于见人的冀中大姑娘和小脚老大娘，也禁不住扭起了秧歌。一位诗人触景生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滹沱歌，
太行舞，
遍地皆锣鼓。
胜利者的节日，
蒋家军的末路。
唱吧！
跳吧！
胜利在歌舞中迎来，
黑暗在锣鼓中扫除！

朱德在得知这一次战役胜利的消息后，也立即赋《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诗一首：

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1]　［美］肯尼斯·雷、约翰·布鲁尔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134页。

[2]　蒋介石：《国军如何才能完成剿匪救民的任务》，1947年6月5日。

[3]　《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全体学员的讲话》，1947年6月1日。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7]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

[9]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10]　杨成武：《战华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10章　攻克石家庄

陆上“孤岛”——攻打石家庄已瓜熟蒂落——一座坚城——激战前夕——一个响亮的口号——攻取云盘山——血溅内市沟——智捉刘英——石门撞开——“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清风店战役胜利后，聂荣臻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锣鼓声中，他在思考着下一个战役将从何处打起，下一次胜利将从哪里取得。

清风店战役胜利结束的当天，聂荣臻就认真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他感到，经过晋察冀部队多次在保北地区作战，石家庄与保定、太原之间的联系被割断，敌驻守的石家庄已成为深陷我解放区的一个陆上“孤岛”。当时，新华社一名记者写的一篇报道，题目就叫《石门——摇摇欲坠的孤岛》。文中记述了被俘的第3军一个上尉副官的苦诉：“从四月以后，我们苦守石家庄，东走不出五里，西走不出五里。要作个比喻，我们好似死了的人没有埋，简直就像活死人！”特别是清风店战役歼灭了敌第3军的主力，石家庄守敌只有正规军一个师，连同地方保安团和石家庄周围19个县的保警队等，也只不过有2.5万人，且军心不稳。因此，乘胜夺取石家庄，对晋察冀野战军来说已是瓜熟蒂落，势所必然了。

想到这里，聂荣臻提笔向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写了一份电文，正式提出了“乘胜夺取石家庄”的意见。电报说：“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是否批准此方针，请即复。”[1]

聂荣臻的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的支持。罗瑞卿对杨得志说：“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可是我看不会有多长的休整时间。‘夫战，勇气也。’聂司令要求一鼓作气拿下石家庄，这太好了。”

杨得志说：“聂司令征求意见时我说了：要打，要快打！”

朱德、刘少奇也同意聂荣臻的这一意见。10月23日，他们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批准聂荣臻夺取石家庄的意见。电报说：

军委：

聂刘黄罗养电谅达，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石门无城墙，守兵仅三团，周围四十里长的战线，其主管官被俘，内部动摇，情况亦易了解。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你们意见如何，望速复。

朱（德）拟即日到杨（得志）、杨（成武）处。

同一天，朱德、刘少奇又致电聂荣臻等，指出：“我们同意乘势打石门。有可能打开。即不能打开，亦可能引起李文、袁朴等南移，在石、保间可能寻找大规模的运动战，对我有利。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

23日12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亲自复电给聂荣臻等并告朱德、刘少奇，电报中说：

二十二日十二时电悉。

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想法同聂荣臻有所不同，聂荣臻强调的是“乘胜夺取石门”，毛泽东则主张“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聂荣臻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说，打石家庄，当时讨论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围点打援，一个是全力攻下它。围点打援是个好办法，我们一面把石家庄打下来，同时又能歼灭它一部分援兵，岂不妙哉？所以，我们就这样部署了兵力。但究竟怎么打，还要看情况的变化。援兵来了，我们就集中主力打援，打了援回头再打石家庄；援兵不来，就一直打下去。我们既然研究了各种因素、条件，认为可以打下来，就应当有信心，就不是盲动和冒险。我们希望打运动战，但是情况变化了，条件具备了，我们就要攻坚，就要打石家庄。没有这个决心是不对的。少数干部信心不足，顾虑太多，就是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不打失去了战机，那就不是客观条件不许我们军事上翻身，而是我们不愿翻身，不敢于胜利。

夺取石家庄，可以说是晋察冀部队多年的愿望。早在全面内战开始后的1946年10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聂荣臻就提出，石家庄是华北的要塞，华北的门户，不能久在敌手，一旦条件成熟，就要坚决夺取之。解放石家庄是我们目前主要战役目标，从现在起，我们的军事斗争和民政工作，都要围绕着夺取石家庄来做，这叫有钢用在刀刃上。现在敌我力量悬殊，石家庄又有坚固的设防，不可轻易去打，要创造条件，只要消灭了第3军几个团以后，就可以打。这一年的年底，聂荣臻向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明确提出：创造条件，适机夺取石家庄。

正太战役结束之时，石家庄就被孤立起来了。从这以后，晋察冀我军曾几次想夺占石家庄，但由于条件不成熟，都没有发起正式攻击。实际上，晋察冀野战军近一年来所进行的大大小小数十次的战斗，都是为了孤立石家庄，最后解放石家庄。清风店歼灭战之前，没有机会消灭敌第3军主力，以削弱敌人在石家庄的防卫力量。现在，第3军主力被歼灭了，石家庄内敌兵力空虚，军心动摇，攻打石家庄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晋察冀野战军即着手部署攻克石家庄的准备。

但是，要真正攻打石家庄，在当时，人们还是有不少的担心的。

石家庄又称石门，原来，这里不过是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相传只有十来户人家，所以叫十家庄。后因村上人都姓石，又叫石家庄。1900年修建平汉铁路，途经这里，并设车站，才有所发展。1903年修建正太铁路，起始点在这里；1907年通车后又设路局于此地。于是，商贾云集，居民骤增，逐渐繁华，改石家庄村为石家庄镇。1925年，占据北方的奉军为向南扩张，将镇改为市，并将石家庄镇、休门镇及东北栗村、西北栗村四个村镇合在一起，各取两镇名中的一字，定名为石门市。

石家庄一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早在宋朝有个工部尚书叫宋祁，他就曾说过：黄河以北是天下的根本，而真定（即今石家庄一带）又是黄河以北的根本。这里是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扼平原与山地之陲，西出太原，东接山东，南连豫鄂，北通北平，是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因此，自古以来，不管是吞并称雄，还是攻城略地，凡发生在华北境内的战争，几乎都把控制石家庄一带作为关键之举。

远的不谈，就说抗日战争以后，日本侵略军分三路入侵华北，其中一路沿平汉路南下直取石家庄，使石家庄成为日军侵略和掠夺华北的一个重要基地。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深知石家庄的战略地位，急令胡宗南部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文，率其嫡系部队第3、第16军东渡黄河，入侵华北，第3军进占石家庄。之后，国民党第16军、第94军、第92军、独立第95师等蒋介石嫡系部队，经常集结于这一带，使这座城市成为向我华北各解放区进攻的战略依托。国民党军保石家庄，就是为了保整个华北地区。

为了保住石家庄，国民党军在日寇侵占时所修工事的基础上，经连年加修，从市郊到市中心，以外市沟、内市沟和市区核心工事为骨干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以原日军挖的经济封锁沟组成。这道沟深7米，宽6米，周围长60余华里。

第二道防线，以环市区的大建筑物和北兵营为依托筑成的内市沟组成，全长36华里。

第三道防线，以在外市沟外和内外市沟之间及市沟内都设置铁丝网、地雷群、电网和暗堡，大小碉堡达6 000个以上组成。外市沟内沿还筑有一条50多华里长的环市铁路，铁甲列车日夜巡逻，战时作为活动堡垒。

在市街纵深以正太饭店、大石桥、铁路工厂、电灯厂及车站等作为核心防御阵地。因此，石家庄看起来虽没有城墙，但深沟层层，暗堡林立，也算得上是“地下城墙”了。加之石家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要靠近城垣是极其困难的。国民党军气焰嚣张地叫嚷：“石门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以坐守三年！”[2]

当时，我军既没有飞机、坦克，连山炮、野炮也不多。要攻取像石家庄这样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特别是蒋介石也不会轻易放弃他多年经营的这个战略要地的。如我军攻打石家庄，蒋介石和华北敌军总部是不会坐视不救的。清风店战役后，蒋介石就曾一连几次给石家庄警备司令、第32师师长刘英发电，不惜屈尊以“老弟”相称，说：“共军若敢进攻石家庄，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刘英得到蒋介石的许诺，立即复电蒋介石，发出“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誓言。不久，孙连仲又急急忙忙地把驻保定的第3军野炮营和保定绥署独立团也空运到石家庄，以加强守备石家庄的力量。

但是，石家庄是国民党控制冀南、冀中的重镇，是敌人联络华北、山东和中原的要冲。它就像一颗钉子楔在华北的腹地，阻隔着我晋冀鲁豫、晋察冀等解放区的联系。拔掉这颗钉子，从全国战局来看，对于稳定和发展华北形势，割断敌人山西与中原、华北与山东之间的联系，孤立华北之敌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就可以把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接起来，进一步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

为充分做好攻打石家庄的战役准备工作。10月25日，朱德来到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河北安国县南关，首先听取了各种情况汇报。27日凌晨，朱德又来到安国县西北的西伯章村炮兵旅驻地，并深入到各个炮团实地视察。他虽然已年过六旬，仍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坑洼不平的田野里检阅炮兵部队。他走近大炮，看前看后，向指战员仔细询问炮的性能：射程怎么样？有多重，如何挽驮？弹药准备得怎么样？他对大家说：“咱们的炮兵有发展，东北部队的炮多，炮兵有十几个团，千把门炮了。山东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等地也有炮。你们也有一个旅了，很好。你们有前途，装备好，还要继续发展扩大，将来要准备打出去。”“炮兵很重要，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减少伤亡。炮不打，口不开，打开缺口可以胜利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在战术上要注意，接近敌人要秘密，打炮时要猛，要突然，火力齐整集中，集中里面还要再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3]

整整一个上午，朱德又骑马，又步行，连续到了六个村庄。当天下午，他又给炮兵旅团以上干部讲了话，说：“要打石家庄了，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打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他并提醒大家说：“石家庄敌人经营了多年，有坚固的工事，摆在你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阵地攻坚战。炮兵对这个课题应该学得更好。要研究运用炮兵为步兵打开缺口，把敌碉堡打掉，支援步兵向纵深发展。”

10月31日，杨得志、杨成武主持召开了有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加了这个会议。

朱德看到一张《石家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挂在墙上，便问道：“这是从哪儿弄来的？”

“是清风店战役时缴获的。”

“这还是罗历戎亲自带在身上，准备到北平后呈送给孙连仲和蒋介石的呢！”

朱德微微点头，又仔细地看了看这张图，说：“这个图很重要，敌人的工事构筑、防御体系、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都详细标在上面了，对我们攻取石家庄非常有用。”

罗瑞卿立即吩咐作战处长说：“复制它几十份，发给各纵队，以便于各部队更好地了解敌情。”

会议开始了。

朱德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针对部队不太重视战术技术的问题，特别强调要“学会攻坚战术”。他说：“石门战役打的是攻坚技术，是勇敢加技术。”

朱德还和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共同拟定了石家庄战役的作战计划：以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指挥的第三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指挥的第四纵队及冀晋军区、冀中军区部队担任对石家庄的主攻；以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和独立第9旅、第3、第9军分区部队，集结在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如我攻击石家庄，敌主力由平汉路南下增援，我则以冀晋、冀中两军区部队继续围攻和钳制石家庄，集中野战军全部于保定与石家庄之间，歼灭援敌一部或击溃援敌后，再攻石家庄；如敌不增援，则采取积极手段，力攻石家庄。

会议开得热烈而成功。

会后，晋察冀司令部把朱德关于“勇敢加技术”的指示，作为一个口号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一个练技术练战术的高潮很快在晋察冀各部队掀起。

一是练土工作业技术。平原地带大部队攻坚，没有隐蔽点，等着挨打绝对不行。针对石家庄是一个有坚固设防的城市，而我军炮兵和工兵都比较少的情况，必须进行空前规模的土工作业，改造地形，解决大平原上隐蔽机动兵力的问题。敌人有沟壕，我们便以沟对沟，以壕对壕，以枪眼对枪眼，要求前沿部队把沟壕挖到距敌二三十米处，不仅手榴弹可以掷过去，而且冲锋号一吹，翻身便可以扑到敌人沟里，以迅速接近前沿阵地，并明确规定各进攻部队以第一梯队构筑进攻阵地，以第二梯队挖进攻阵地的交通壕；战役的第二梯队和民兵、民工挖后方交通壕。在作业技术上，是先前而后、先点后线、先前后再左右，先建立抵抗阵地，然后再构筑交通壕。

二是练爆破技术，实行爆破、火力、突击相结合。石家庄里里外外6 000多个碉堡，完全靠炮兵去摧毁是不可能的。沟壕之内，街道楼房和上千个的暗堡，主要靠炸药包。晋察冀部队原来只有土造的黑色炸药，清风店战役中缴获了一批威力更大的黄色炸药，要学会使用，还要提高爆破技术。

为保证攻取石家庄的成功，晋察冀野战军还发布了政治训令，约法九章，强调了入城纪律和城市工作。政治训令明确指出：

这次攻打石家庄，除全军一致努力完成军事任务外，入城纪律与入城工作关系亦极为重大。我军历次解放城市作战中，关于入城纪律与入城工作虽有很大进步，但稍有松懈，往往会发生严重问题，尚须普遍的严格要求与继续进步。目前，力争解放石家庄与保证入城纪律优良，此为各参战部队的两项中心任务，望各级首长负责，全军努力，充分顺利同时完成。为此发布入城纪律要项如下：

一、实行一切缴获归公，增加边区财政收入，统一分配胜利品，坚决反对本位主义、自私自利、发洋财及贪污腐化现象。高度提高政治自觉性，不受各种形色所引诱，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发扬人民军队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与作风。

二、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入城后卫戍机关为维护秩序所公布的一切纪律和规定，任何部队人员必须切实遵守，并自觉地成为遵守与维持秩序的模范，防止居功骄傲，不听指挥。一切物资的没收与处理，户口的清查、反革命的逮捕，均由地方党政机关负责，调查材料可交有关机关，不得私自动手，以求处理完善。

三、严禁破坏机器、工厂、医院、电灯、自来水、电话电线、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筑和设备（除军事行动必须）。向全军深入说明，城市一经解放，即为人民的城市，为人民所有；深入思想教育，教育全军爱护物资，爱护建筑，反对破坏行为。解放后的石家庄，对发展解放区生产建设，繁荣经济，支援前线，作用极大，任何损失将为人民的损失，必须加以爱护。

四、不许自行动用与搬运一切物资资财及房舍用具，对仓库、贮藏室只有爱护的任务，报告的责任，没有动用的权利。一切军用物资，除战场缴获者外，统归军区机关处理。

五、不侵犯城市工商业，不侵占学校、不私入教堂，尤应保护城市贫民的生命财产，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对于新从蒋介石与日寇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应给予同情和帮助，加强对广大人民的宣传解释工作。

六、于战斗结束之后，除逮捕奸犯之外，严禁私自鸣枪或投掷炸弹等。凡试枪试炮，必须经卫戍机关或高级机关之批准。

七、加强战斗的团结，防范部队之间、部队与地方人员的不团结、闹纠纷等现象的发生；强调互助、互让，如发生问题，均应以冷静态度寻求解决。

八、严禁个别人员徘徊闲游茶楼酒馆，尤其娼寮地区，不许大吃大喝，注意军风纪与军装整齐。

九、非因军事特殊需要，不准民工、民兵进入城市，并予以善意的说服解释。

以上望即联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部队一切人员中进行反复教育，预作思想准备，经过各级党委讨论，全军动员，组织保证，一致遵守。如有违犯者，定予纪律之处分。[4]

进攻石家庄的战役就要开始了，朱德仍留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敌人的飞机不断前来狂轰滥炸，大家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得知朱德到了石家庄战役前线，也很不放心，他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朱总到杨、杨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5]杨得志回忆说：我们几次劝朱老总“到冀中军区所在地河间县去，他却摇头不肯。他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来找我朱德’。我知道他是关心着战役的发展情况，便说，‘你到河间，我们会随时向你报告的’。朱老总笑了。他幽默地说：‘野战军司令向总司令下了逐客令，没得办法，我只好去找孙胡子（指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了。’”[6]

11月1日，朱德离开安国，到达河间。行前，他给聂荣臻、萧克等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7]

11月5日夜晚，天空一片漆黑。参加进攻石家庄的我军各部队，渡过滹沱河，以隐蔽突然的动作，包围了石家庄外围各据点。紧跟着，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也转移到距石家庄只有二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

一场首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战役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杨得志与聂荣臻通了战前的最后一次电话，向他报告了各部队的情况，告诉他石家庄的守敌刘英虽然已经手忙脚乱，但还是相信他的工事。

聂荣臻说：“事到如今，他不相信也得相信了，这叫自欺欺人。蒋介石给他发了电报，要他固守待援。你们要反复向部队讲清楚，战斗会相当艰苦的！”

杨得志请聂荣臻司令员放心。

聂荣臻说：“我相信你们，战斗进展要力求快速，但指挥上不要太急。要特别向部队交代清楚，入城后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还有，告诉罗瑞卿、耿飚、潘自力，你们习惯靠前指挥，这我不反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聂司令员的关心，杨得志答应着，但感动得没有说出话来。

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大战前的沉寂往往更令人紧张、激动。

当时针转到11月6日零点时，一颗信号弹冲天而起，紧接着，枪炮声震耳欲聋，大地似乎被震得颤动了起来。

石家庄战役打响了。

攻击是激烈的，但稳步向前发展。战至拂晓，我第三纵队占领了西郊和南郊的留营、张营、大车行、北杜村、王村、西三教、塔谈村。

第四纵队占领了东郊和东北郊的柳辛村、小沿村、南翟营、北翟营、谈固村、北宋、方北。

冀中军区部队占领了东南郊的大安舍、大郭村、马庄、西三庄，并包围了位于大郭村的飞机场。

自石家庄被包围后，飞机场已成了蒋介石支援石家庄守敌的惟一通道。因此，夺下飞机场断绝敌空中增援，是我军夺取石家庄战役胜利的关键。敌人也很清楚，机场是他们的命根子，救命的稻草，他们要拼死命地抓住不放。早晨8时许，敌人以飞机掩护保安第9团主力，向我占领小安居的独立第1旅第1团3营扑来，妄图夺回村庄，保障飞机场的安全。第3营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下，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十多次的进攻，坚守住了小安居村庄。7日拂晓，我冀晋军区独立第1、第2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歼灭敌保安第9团一部，占领了机场，切断了石家庄之敌向外的惟一通道。

在我攻占飞机场的同时，云盘山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

云盘山是石家庄东北郊惟一的一个制高点。据说，该山“仰望有连云之势，俯瞰似圆磨一盘”，故而得名。它高出地面15米，面积240平方米，距外市沟约有600米，在一马平川的石家庄的东北部，可算是一个庞然大物了。日军占领时，此山即修有碉堡；第3军“接收”后，又以山上的一座庙宇为核心，用钢筋水泥修筑了三层地堡。从山顶到山腰有13个碉堡和地堡，以战壕、交通壕相连接。山下有内外壕沟两道，宽深各6米、11米，沟间有一道电网。山上山下还有地道相通，可直通市内。守敌为一个保警队的加强连，配置了4挺重机枪、9挺轻机枪、4门六〇炮，构成了严密的交叉火网，控制着整个石家庄的东面和东北面，故而被称为“铁打的云盘山”。攻下它，就等于打开了从东北方向突入石家庄的大门。

担任攻打云盘山任务的是第四纵队第10旅。由于旅长邱蔚在清风店战役中负伤住院，政治委员傅崇碧肩负起了指挥第10旅和配属的野战军炮兵群攻打云盘山的任务。他首先命令炮兵在300米近距离向云盘山核心工事直瞄射击。顿时，炮弹在敌核心工事上爆炸了，敌人火力成了哑巴。我爆破组乘着硝烟向云盘山的地道口冲去，引爆事先埋在那里的25公斤炸药，把敌人外壕炸开了一个缺口，我突击组和梯子组乘势猛冲了上去。

傅崇碧从望远镜里发现敌工事完好无损。突然，敌人又开了火，将我突击队压在了外壕里。敌人的一辆装甲车沿着外市沟内侧的环形铁路开了过来，用炮和机枪压制着我突破组。

这时，天越来越黑，我们的炮火失去了准确的射击目标，停止了射击。

第一次攻击云盘山没有成功。

当晚，傅崇碧指示部队挖地壕接近敌人，把几百斤炸药装到了敌人的核心工事跟前。随着一声爆炸，部队冒着浓烟冲了上去。敌人虽没有被炸死，核心工事仍然完好，但敌人已被震晕了，失去了抵抗能力。第10旅第30团第3营第8连的战士们，在副连长李长云带领下，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就已经冲到跟前，从射孔里塞进爆破筒，敌人的一个加强连被消灭得干干净净。我军终于攻取了这座敌人所谓的“铁打的云盘山”。

这时，傅崇碧感觉耳底还在嗡嗡直响，看到身上也蒙上了一层爆土。原来，他的指挥所离敌人的云盘山工事太近了。

外市沟外面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拔除了。傅崇碧指挥炮兵将数门大炮架到云盘山顶上，居高临下朝敌固守的石家庄发电厂轰击，很快击毁了发电设备。整个石家庄的灯光顷刻之间全部熄灭，全市电源断绝，使敌人内、外沟壕的电网全部失效。

扫除了外围据点，我军开始向石家庄之敌的第一道防线——外市沟阵地进行攻击。

深而宽的外市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家庄近郊的周围。它实际上是石家庄的地下城墙，沟沿后是电网和环形铁路，有铁甲列车作为活动碉堡日夜巡逻。沟外地形开阔，全部经过改造，不要说树木了，连一块墓碑一座坟地也全铲平了，整个一大片开阔地带，没有一块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由于地形，如果我军要硬冲，不仅会造成重大的伤亡，而且也不一定能冲得上去。怎么办？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耿飚说：还是老办法，实施土工作业，改造地形。

土工作业于11月6日夜里开始，整整两天两夜，到8日早晨，冲击出发阵地和交通壕已经伸展到距敌外市沟百米以内，隐蔽的坑道已经挖到外市沟的外沿。敌人地面和空中的火力，都已不能阻止我军对外市沟的攻击了。

8日16时，晋察冀野战军对外市沟发起总攻。第三纵队第20团首先在外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外市沟炸开了两个8米至10米宽的缺口，第2营乘着爆破的烟幕跨越外市沟，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尔后向两翼发展。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各攻击部队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结合坑道爆破，都迅速突破了外市沟。至9日晨，内外市沟之间除少数几个据点外，其余均被攻占。这时，杨得志命令派一部兵力包围还没有攻克的据点，不过多与此敌人纠缠，而将全部兵力和民兵转入改造地形，准备不失时机地向内市沟推进。

外市沟被突破，石家庄守敌第32师师长刘英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拉开尖尖的江西乡音，呵斥着要枪毙这个，又要枪毙那个。该骂的人几乎都被他骂了个遍。他是决心要守住内市沟的，他也觉得他是可以守得住内市沟的。因为内市沟是石家庄的第二道防线，也是其主要防线，其周长约36里，密布尖桩、铁丝网、挂雷、鹿砦，沟沿上碉堡林立。同时，还有他的第32师在这里直接防守。一旦有失，他这个黄埔第三期生，何以对得起校长的栽培？何以对得起胡宗南长官的提携？

11月9日晚，初冬的石家庄寒风习习，细雨蒙蒙，天显得更为阴冷。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在夜色掩护下，顶风冒雨，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改造地形，抢修交通壕和坑道。夜深人静，稍有一点响声，便引来敌人一阵枪炮声。急疯了的敌人，为阻止我军进攻内市沟，使用了全部大炮，在11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我阵地和土工作业现场疯狂轰击，我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不顾敌人的火力威胁，提出了“人到哪里，工事筑到哪里！”“多挖一锹土，少流一滴血”等口号，一刻不停地挖着，通宵达旦。第二天，当朝辉驱散了晨雾的时候，放眼望去，昨天还平展展的田野，一夜之间已经面目全非了，数不清的掩体和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壕，布满于内、外市沟之间纵深2 000米的开阔地上。各主攻团还在距内市沟60米处挖了坑道，直达内市沟外壁，并构筑了装炸药室，完成了内部爆破的准备。这一切，敌人做梦也是想不到的。后来，被我军俘虏的敌第32师第94团团长说：头一天黄昏，阵地前还是一片开阔地，我们想你们不但过不了内市沟，你们连接近内市沟也不可能；可第二天拂晓一看，我们防御的信心失去了一半。

10日16时，太阳西沉，红光似火。我强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对内市沟的总攻击开始了。

火炮按照各自的性能和分工的目标猛烈轰击：山野炮弹吼叫着射向敌人的高碉堡；战防炮、步兵炮封锁着敌人的碉堡射孔；迫击炮弹在敌人的野战散兵阵地上到处开花；重炮向敌纵深实施压制性射击。内部爆破与外部爆破并举。石家庄在震耳欲聋的炮声、爆炸声中颤抖不已，到处闪着红光，到处腾着浓烟，到处飞着瓦砾。

16时30分，在西南方面主攻的第三纵队第7旅，用梯子战术把先头连下到沟里，但没等梯子靠到对面的壁上，即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杀伤。呼啸的弹雨好似刮起血腥的旋风，旋转着、扩张着，向我们的指战员们袭来。这个连队的指战员血染沟底，为解放石家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就在这时，从西南方向传来山崩地裂的响声。第三纵队第9旅第23团的爆破队采用地道战术，把暗道通到敌人的内市沟下面，装上大量炸药，拉出导火线，俟发起总攻后引爆炸药，霎那间，那一段内市沟，就像个小火山爆发似的腾空而起，落土沉积下来，使几丈深的沟壁立即变成平缓的斜坡。坑道爆破，终于开辟了通道。战士们冲上这道口子，但由于土质过松散，前头的战士一踏上去就浑身陷入土中。然而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铺平了道路。

十分钟以后，敌第96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我第23团发起了疯狂的反扑，我第23团连续三次将敌击退，歼灭敌大部，终于巩固了既得阵地，从这里冲了进去。接着全旅各团都依次从这里冲了进去，赫赫声势如同潮涌，使敌人无法遏止。

著名作家魏巍曾在石家庄战役中进行过采访，他亲眼见到内市沟西南突破口的激烈战斗场面，写出了一篇充满硝烟味道的散文《在突破口》。文中写道：

11月10日，暗淡的落日，照着石门。尽管敌机来回地扫射轰炸，我军已经以各种形式的阵地，迫近了敌第二道防线五十多米的距离，4点，总攻的炮声，开始响起。密集的炮火连续排射，引起了整个战壕兴奋的骚动。大家挤着，看着，指着，叫着。眼看这道两丈多深，布满电网的深沟的里沿上，那些用铁轨构成的密密的地堡和密密的枪眼，顷刻都被炮烟罩住。这时，同志们纷纷脱下棉衣，有绑鞋带的，紧腰带的，还有人就在鞋底上磨起刺刀来。战壕里布满了花花绿绿的标语：“坚决解放石门！”“打到那里占到那里！”“打进去就不出来！”[8]

刘英眼看着他的“天堑”被我撕开了口子，预感到了末日就要到了，便把他的老本——第二梯队第96团全部投了进来，在坦克的掩护下，又一次发起反击。

战斗到了最激烈、最紧张的阶段，也是最重要的时刻。打不退敌人的新的反击，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沉着果断地指挥第23团以一部正面抗击敌人，大部经左右两翼向敌侧后迂回，截断敌人的退路，将敌第96团大部歼灭。这时，我第7旅经过第23团的突破口也先后通过了内市沟。第7、第8两旅开始进入市街战斗。

就在我第三纵队突破敌内市沟的同时，第四纵队第10旅第29团也在东面突破，接连打退了敌第94团在坦克掩护下的七次反扑，顺利地通过了内市沟，推进到市内中正路。

第四纵队担任第二梯队任务的第11旅，早在10日23时投入了战斗，一路向中正路高大建筑猛攻过去，一路从民生路向车站攻击，还有一路经休门镇直插大石桥。第三纵队担任第二梯队的第9旅，在第7旅与冀中军区部队之间加入了战斗，沿平安路、机场路向大石桥发展进攻。

此时，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里，也同战场上一样紧张。杨得志正在等待着部队突击内市沟的消息，一位参谋突然跑来报告，要他赶快去接朱德从河间打来的电话。杨得志拿起话筒，简要地汇报了战况，当说着我军正在向内市沟攻击时，参谋又跑来报告说，内市沟被我们突破了。杨得志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朱总司令。

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了朱德兴奋的声音：“打得好呀！我祝贺你们！按你们的计划打下去，告诉大家，后面的同志可都望着你们哪！”

杨得志把朱总司令的指示告诉了罗瑞卿、耿飚和潘自力，对他们说：“总司令是希望我们打得更快一点哟！”

罗瑞卿说：“聂司令员也是一样啊！”他说罢，转身告诉参谋：“把总司令和聂司令的指示和希望迅速通知各纵队，要他们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告诉大家，总司令和聂司令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哪！”

11月11日晚，我军不但全线占领了敌人的内、外市沟，而且占领了市区的大部分街道。在街市战斗中，我军及时组织小分队穿插迂回，充分发挥近战火器的作用。各小分队各自为战，采取避开街巷的直线运动，破墙连院，大胆穿插、迂回，分割包围敌人，用冲锋枪、手榴弹等近战火器开辟前进道路，与敌展开逐屋逐院的争夺，同时辅以政治攻势，歼灭顽抗之敌。

又经过了一夜的激战。12日晨，敌第32师师部和第95团残部仅据守着核心工事顽抗了。

所谓核心工事，就是以大石桥为中心的敌防御体系。大石桥是一座铁路天桥，因以大块方石修成而得名。敌第3军进入石家庄后，罗历戎看中了这座桥作为指挥所，于是下令将桥孔统统堵死，又在四周筑起了围墙，大石桥就成了一座能打能藏的巨大碉堡了。

刘英眼看大势已去，在一天零两夜的时间里，告急的电报竟发了四五十份之多，然而得到的答复总是“固守待援”之类。蒋介石毕竟奸滑一些，他的答复则比孙连仲、李文的要明确得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铁路会合点，命空军竭尽全力配合。”蒋介石的命令犹如给刘英打了一针兴奋剂。另外，他又想起了蒋介石对他以“老弟”相称，誓言要“亲率陆空大军前来相救”的话语，深感荣幸，他要为之效力而死也在所不惜。

敌人在作垂死的挣扎，总攻核心工事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激战之时，杨得志来到了设在云盘山的第四纵队指挥所。他了解了战斗进展情况以后，立即命令第四纵队第11旅对大石桥地区的火车站、正太饭店等核心阵地展开攻击。当我军攻至火车站一带时，遇到了敌人坦克和铁甲车的阻击。由于我军当时对付坦克没有经验，几次使用爆破的方法都没有成功，但却抓住了坦克的活动规律。有位叫康德才的指导员，带领战士杨大海乘再次爆破的烟雾，勇猛迅速地登上敌坦克，并命令敌坦克手调转炮口向火车站和正太饭店轰击。

战斗还在进行中，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忽然接到了第10旅政治委员傅崇碧的报告，敌第32师师长刘英被抓住了。

曾思玉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问道：“再说一遍！杨司令正好在这里，你再跟他说一说吧！”

放下电话后，杨得志和曾思玉都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时市内的战斗还正在激烈地进行，敌人的最高指挥官怎么会落入我军之手呢？

原来，在对敌人核心工事发起总攻之前，傅崇碧带着团以上干部，到前面观察地形、敌情，以便展开兵力。在他们面前，一个侦察连在前面搜索前进，他们悄悄地摸了两三里路后，发现已经离火车站不远了，尽管夜色很浓，还是可以看到车站里有很多敌人。他们立即抢占了右侧的高大水塔。几个打前站的侦察兵又往前摸，敌人竟然没有发现他们，他们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敌人的师指挥所里。

敌第32师指挥所内，刘英等人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堵到他们的胸口了。就这样，刘英就成了俘虏了。

过了一会儿，打前站的侦察兵回来了，对傅崇碧说：“政委，我们抓到敌人的师长了！还有敌人的参谋长！”

“敌人的师长？”傅崇碧当时还不敢相信。

“是敌人的师长，还是敌人的参谋长……”

这时，傅崇碧顾不上再问，敌人已经黑压压地向他们扑过来了。

他们很快进了水塔。水塔里边有很大的空间，一个侦察连都进去了，几挺机枪守在水塔门外。

敌人显然想抢回他们的指挥官，不顾一切地轮番冲锋，但都失败了。激战了一个小时之后，敌人丢下两百多具尸体，不得不退了下去。

傅崇碧叫警卫员把手电打亮，这才看清几个俘虏的装束。一个俘虏四十多岁，佩着将军军衔，衣服笔挺，中等身材，长脸，高颧骨。无疑，他就是刘英了。

傅崇碧看了看刘英，对他说：“我们已经把车站包围了。为了减少伤亡，你必须马上下命令，叫你的部队立即投降！”

刘英此时虽然被俘，但他嘴上还是挺硬，说：“他们是军人，不会听我的。再说，他们现在接不到我的命令了。”

“我是前线指挥官，我现在命令你写！”

刘英还是迟迟不肯动笔写，傅崇碧大怒，掏出手枪，哗啦一声顶上了子弹：“你不写，我就枪毙了你！”

傅崇碧并不是真要枪毙刘英，而是吓唬他，叫他赶快写投降书。

这一招还真见效，刘英的脸色顿时变成了灰白，连连说：“我写，我写。”他写了要正太饭店一个团守敌投降的命令，叫一个校官送了过去，并派他的副官到火车站以他的名义喊话。这个曾经扬言“誓与石家庄共存亡”的将军，终于发出了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我和团长们被俘，你们坚守待援无望……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就这样，大石桥、正义饭店、火车站等要点的敌人都放下了武器。

11月12日11时，敌人停止了抵抗。内、外市沟之间被围的那四个据点的敌人，有的投降，有的被歼。向北逃窜的400余人，也被我第二纵队第4旅全部歼灭于灵寿以东地区。

国民党吹嘘的“可坐守三年”的石家庄，六天六夜即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胜利的消息传来，晋察冀军民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与此同时，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各地的电报纷纷而至，祝贺胜利。

石家庄战役结束的第二天，朱德就发来了贺电：“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特嘉奖全军。”同时，他还以《喜闻收复石门》为题，赋诗一首：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
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
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11月15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题为《庆贺石家庄的胜利》的社论，指出：“蒋匪华北强大战略据点石家庄，在我晋察冀人民解放军雷霆万钧的攻势下，庆获解放，石家庄二十八万人民从此得到了民主自由，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此后整个华北战略形势将开始大变，蒋匪军在我晋察冀战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人民解放军则完全取得了主动权，并能继续运用与发挥此主动权，这是可以断言的。”“如果说清风店大歼灭战的胜利，已是晋察冀战场我军战略地位的重大转变的关键，那么，石家庄大歼灭战的胜利则完全确定了这个战略地位。如果前一个胜利对全国大反攻已经作了很大的贡献，则这一次胜利，对全国大反攻就作了更大的贡献。”

解放石家庄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夺取的第一个大城市。朱德对石家庄战役的经验总结十分重视。11月18日，他来到河北束鹿县东小庄村，参加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召开的总结石家庄战役经验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强调：“必须极大地注意学习阵地攻击战术，这是我军建军以来经过三次革命战争的新课题”。[9]接着，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在晋县北侯城村的一个青砖平房的农家院落里，朱德又召集参加攻打石家庄的50多位指战员，一连开了四天座谈会，总结攻取设防城市的经验。12月2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晋县周家庄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朱德对石家庄战役的经验总结了四条：“一、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打石家庄准备了一年，对敌情作了详细的调查；准备了充足的兵力，为敌军的四倍，既准备攻坚，又准备打援；物质条件的准备也很充分。“二、这次动员工作做得很好”。“三、讲究战术。这次作战，战士们很勇敢，不但勇敢，还做到了勇敢加技术。”冲锋前，在冲击出发位置上挖了工事；炸药使用得很好；炮兵起了很大作用，采取集中几十门炮打一个突破口的办法。炮、炸协同，炮、炸、步协同；集中火力突破一点，随即向两边扩张：1个班分为3个战斗小组，互相掩护，分散前进；巷战中充分使用手榴弹、炸药。“四、善于利用俘虏。”战前，将清风店战役中的一批俘虏放回石家庄，对动摇敌人军心起了作用；战中，动员俘虏为我所用，一个连“缴获了敌人一辆坦克，马上把俘虏争取过来，利用坦克里的炮和炮手打敌人的阵地。”[10]

朱德总结的这些经验很快推广到全国的各个战场，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1]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2]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3]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126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6]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魏巍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9]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章　庄疃之战

蒋介石易帅——傅作义踌躇满志——晋察冀扩编野战军——破路引敌——佯攻保定——迫敌分兵——李铭鼎叫阵——痛歼“虎头师”——敌骑兵师来势凶猛——鲁英麟自杀——给傅作义当头一棒

石家庄失守后，华北战局对国民党军更加不利。蒋介石不得不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后，北方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1]加之，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也节节失败，“间接对华北民心士气之影响及对侧背之顾虑，亦使华北指挥阶层，备受纷扰”[2]。

蒋介石真有点着急了。他多次找身边的谋士商议这样一个问题：论兵力和装备，北平行辕所属部队都要超过晋察冀的部队，但又为什么屡屡打败仗呢？

他们商议来商议去，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指挥机构不统一。北平行辕之下，虽有张垣、保定两个绥署，但都不听统一指挥，互相之间也难合作。

蒋介石回想了一下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一年多来的战绩，使他感到很失望。这时，在蒋介石的眼里，孙连仲实在是一个缺乏指挥能力的人了。他下决心要撤掉孙连仲的这一职务。

那么，又让谁来接替孙连仲的这一职务呢？蒋介石想到了颇有才干，曾给晋察冀部队以不小损失的傅作义。他决定统一华北军事指挥机构，重用傅作义。

一切似乎都想好了。1947年11月26日，即石家庄战役结束后的第14天，蒋介石便急匆匆地由南京再次飞抵北平。

两天以后，蒋介石在北平召开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宣布统一华北军事指挥机构。12月2日，他发出手令：“保定、张垣两绥署即行撤销，另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调傅作义、孙连仲兼北平行辕副主任，并特任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晋、冀、察、热、绥五省军队归华北剿匪总司令管制指挥。”[3]

傅作义对于蒋介石给予他的这项新任命，似乎一下子没有敢贸然承应下来，因为他知道这副担子具有怎样的分量。

军事会议一结束，傅作义便马上从北平回到了张家口，急忙召集少数高级幕僚就是否去北平出任新职进行商讨。多数意见都主张他上任，理由无非是做华北地区的总司令在名气上更大一些。

也许傅作义还有些不放心，他又飞到沈阳、太原分别征求陈诚和阎锡山的意见。

12月6日，华北“剿总”司令部成立，傅作义在张家口宣布就职后飞抵北平。第二天，他在中山公园中山堂的一个集会上发表了简短的就职讲话。主持这次集会的是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当李宗仁来到时，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的傅作义，立即按照典型的军人动作，跑步上前，恭恭敬敬地向李宗仁敬了一个军礼。

12月下旬，傅作义带领一批随员乘火车离开张家口，抵达北平，正式上任了。26日，他将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迁至北平西郊的“新北京”。

重用傅作义指挥华北地区的“戡乱”战争，是蒋介石企图挽救华北危局的一项重要措施。马歇尔对蒋介石这一做法，“感到满意”，但认为为时已晚了一年。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措施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在这以前，蒋介石不是已经撤换了郑州的刘峙、徐州的薛岳、苏北的吴奇伟、鲁南的汤恩伯、豫北的王仲廉、沈阳的杜聿明，以及接替杜聿明的熊式辉了吗？然而，蒋介石不停地易帅并没有挽救国民党军的败局。

傅作义一上台，就想扭转华北的战局。为此，他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大量扩编地方武装，把各地杂牌部队、地主武装，统一编成保安团、保安旅，或守护团、守护旅，以代替主力部队担任地方守备，增加机动作战兵力。强化保甲制度和特务制度，实行所谓军事、政治、思想、经济的“总体战”。同时，他认为，过去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处于被动，与军事部署上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有关。要争取主动，必须改变这种部署，实行新的作战方针。他将所有正规军编为三个机动兵团：以李文的第34集团军为平汉兵团；以侯镜如的第92军和林伟俦的第62军为津浦兵团；以嫡系第35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和稍后组建的暂编第4军为平绥兵团。他命李文、侯镜如兵团驻守原址，随时准备机动；把他的第35军、暂编第3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部署在北平近郊和北平、天津、保定之间地区，实行以主力对主力、集中对集中的机动作战的新战法。他说，今后各个守备军或游剿部队如粘住解放军于战场上，我会不失时机地运送机动部队，歼灭解放军于战场上，扭转过去想打打不上，不打又挨打的被动局面。他甚至对中外记者说：“过去，国军处于的是被动地位”，“今后将改取主动，决定反守为攻，不仅要收复点线，而且要将匪区全面收复，消灭共匪武力。”一时间，气焰颇为嚣张。

在与傅作义赴北平走马上任的同一时间里，晋察冀野战军也在酝酿新的作战计划。

1947年12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提出：“预定下一个战役行动，仍集中力量向平、保段击敌，以削弱敌人，孤立保定，抓住三角区之敌，配合东北为目的。”[4]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说：“同意你们六日十时电所提下一步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为原则，至于何时在何地打及如何打法统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东北方面冬季作战本月中旬可打响，你们二十日以后开始打甚为适宜。”

为适应新的作战任务的需要，晋察冀军区对野战军部队进行了扩编。

早在1947年7月8日，中央军委就曾指示晋察冀军区再组建三个野战军纵队。指出：“根据晋冀鲁豫军区在刘邓野战军南下之前，从四个二级军区组成四个地方纵队，担任解放区野战任务的经验，晋察冀军区亦可于最近在冀中、冀晋、冀察三个军区各组建一个纵队，仍归军区指挥，以增强歼敌力量。”7月9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发出了《关于扩军工作的指示》。11月14日，聂荣臻等军区领导人致电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提出了调整二级军区、组建新纵队的方案。16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扩编方案电完全同意。但扩编后，全军实际人数不宜较现有人数增加太多，以利持久。”12月2日，在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晋察冀军区新组建三个野战纵队的决定。

以原察哈尔军区机构和冀中军区的独立第7、第8旅及察哈尔军区、冀晋军区的三个独立团、五个独立营，合编为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新槐，辖第16、第17、第19旅。

以原冀晋军区独立第1、第2旅和察哈尔军区独立第4旅组成第一纵队，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王平，副司令员萧文玖，参谋长张开荆，辖第1、第2、第3旅。

以冀中军区第9旅及该军区所属各军分区的六个独立团组成第七纵队，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副司令员周彪，参谋长李波，辖第19、第20、第21旅。

新组建的三个纵队，第一、第七纵队为地方纵队，分别属北岳军区和冀中军区；第六纵队属晋察冀野战军。

在组建新的纵队的同时，晋察冀军区对地方军区的区划也作了新的调整，全区划分为北岳和冀中两个二级军区。

冀晋军区与察哈尔军区合并为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副司令员萧文玖，参谋长张开荆，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军分区。

冀中军区下辖第8、第9、第10、第11军分区。

同时，新组成石家庄警备区，司令员曾涌泉，政治委员毛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叶楚屏，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

经过扩编，晋察冀军区已经有4个野战纵队、2个地方纵队、1个炮兵旅，共12.9万人，较之1947年7月的8.5万余人，增加了近4.5万人，另有地方军4.4万余人，连同后方机关、学校，全军区总兵力达21万余人。当然，这仍然是不够的。正如聂荣臻在中共晋察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所说，扩编纵队，“这样就把分散的小拳头握成几个大拳头。分属北岳、冀中的纵队，必要时也都集中使用。但还不够，我们的力量还要不断生长，加上土改搞好，兵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扩编和装备新的纵队，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增强”[5]。

怎样才能调动敌人，寻机歼灭敌人呢？晋察冀野战军决定首先在平汉铁路北平至保定段和平绥铁路东段发动大规模的铁路破击战。

12月27日晚，夜幕降临，纷纷扬扬的大雪，给长城内外披上了银装。晋察冀野战军各纵队和各地方纵队突然出现在保定以北地区，迅速包围敌人各据点，同时在民兵的协同下，展开了铁路大破击。枪声、炮声、爆炸声划破夜空，隆隆四起；翻铁轨，烧枕木，炸桥梁，割电线，热火朝天。经过一昼夜奋战，我第三纵队将高碑店至良乡之间的铁路全部破坏，使高碑店、良乡、松树林、涞水、涿县敌据点陷入孤立。

第二纵队在保定、徐水间；第四纵队在徐水、高碑店间也同时进行破击。

第六纵队集结在定县以北地区为战役预备队。

在破击铁路的过程中，28日，徐水之敌一部出犯进至固城以南地区；北河店之敌进至泥瓦铺一带；保定之敌河北省政府特务团进至后营，都被我第二纵队所部阻击。

正当我军在平汉路北平至保定段破击铁路时，在平绥路上，在津浦路上，在有关地区，也像平汉路上一样翻腾起来了。

我北岳军区所属的第一纵队并指挥冀热察军区部队一部，破击北平至南口之间的铁路，将清河至南口段铁路大部炸毁，并攻占了古城、辛庄、小汤山等据点，打退了阳坊、向阳城、八沟之敌的进犯，摧毁了沿线堡垒40余座。第6军分区一部，于平绥西线的柴沟堡与天镇之间进行破击，炸毁铁路桥一座。

我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部队，在静海至唐官屯间破击，击退静海、唐官屯之敌的两次出击，并攻克五里屯。第9军分区部队一部，攻克大韩家、大小福庄，并一度攻入南大冉。第10军分区的第75、第76团及回民支队，攻克雄县，摧毁敌堡垒8座；同时，横扫大清河沿岸，摧毁敌堡垒14座。

配合晋察冀部队作战的冀热察军区独立第2师主力，在康庄至岔道之间破击铁路，炸毁铁桥和路轨，并攻克高山寺，全歼守敌。热西军分区独立团攻克波罗若；平北军分区部队连续攻克敌六个据点。28日24时，敌暂编第4军一部乘30辆汽车，由下花园、怀来地区出发，向老君堂、王皇山开进，企图增援延庆之敌，29日晨与我独立第2师激战，我歼灭敌两个营，残敌窜往延庆。

经过两昼夜的大破击，至12月29日，我军已将平汉路保定至涿县段，北宁路黄村至魏善庄段；津浦路静海至唐官屯段；平绥路南口至清河、沙城至青龙桥、聚乐堡至天镇各段，总长约400公里的铁路全部破坏，尤其是平汉路保定至涿县段破坏最为彻底，从而使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铁路交通完全瘫痪。

我军在平汉路平保段和平绥路东段发动的大规模破击战，惊动了敌人。傅作义为确保铁路安全，并为了在华北“剿总”成立伊始，打一个漂亮仗，以振他的声威，他曾冒着严寒，带领有关人员亲赴天津、唐山、高碑店、涿县、保定等地视察。然后，立即命令由察哈尔一度开往通县、黄村地区企图增援东北的第35军第101师和新编第32师，相继转向平汉路；暂编第3军亦由北宁线平津段向平汉线北平至保定段移动；分布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区的第16军，则向新城地区靠拢，28日夜进至高碑店、涞水地区。

不久，敌已有4个军12个师35个团猥集于涿县至徐水之间，作纵深配置，既不冒进，也不分散，只不断以小部队向我作侦察性进攻。

为了继续调动敌人，分散敌主力，晋察冀野战军改变了预定在易县与敌作战的计划，决定以围攻保定之势，迫敌南向保定增援，以创造歼敌之机。

保定守敌是新编第2军军部率暂编第32、第33师及河北省政府特务团，共7个团，约1.8万人左右，另有几个县的保安队、还乡团7 000多人。

时间已经到了1948年1月，隆冬的华北大平原上，寒冷的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刮在人的脸上就好像刀割一样的疼。

7日10时整，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对保定发起了攻击，当日攻克了王家、七里店，迫使守敌退至东西连良、水碾头、东庄等据点，第六纵队又对五里铺、小汲村进行猛攻。与此同时，我独立军区第9旅攻克了米家堤，并击退了徐水出援之敌。

保定告急。傅作义误以为我军真的要攻打保定，急令第16军、第94军、暂编第3军及新编骑兵第4师主力沿铁路西侧南下，进入保定以北地区。

敌人再一次被调动，但傅作义的几个军仍然抱成团团，我军仍未寻得良好的歼敌时机。为分散敌人的兵力，没等进入保北地区的傅作义部得到喘息之机，晋察冀野战军又快速作出了新的决定：命我主力回师北上，攻歼涞水之敌。

我军已经是多次围攻涞水了。这次担任主要攻击涞水任务的还是第三纵队。

1月11日晚7时，我第三纵队的第7旅和第8旅主力就开始向涞水外围敌据点发起攻击。

我军围攻涞水，急坏了傅作义。现在他既要南顾保定，又要北保涞水，只好把重兵集团一分为二，命令第35军军长鲁英麟率他的王牌第35军主力新编第32师和第101师乘汽车，星夜由保定直奔涞水而来。

1月12日早晨，弥漫大雾笼罩着华北平原，眼前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我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正在思索着晚上向涞水城发动总攻的计划时，忽然听到东南方向我第9旅的阵地上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连忙问道：

“怎么一回事？”

参谋立即打电话问第9旅，回答说有一股敌人正在向拒马河桥头阵地进攻。

“是什么敌人？”

“雾太大，看不清楚。他们判断，可能是民团。”

“民团？那就赶快把它消灭掉！”

过了一会儿，第9旅传来了报告：“拒马河桥头阵地被敌突破，第27团3营退入庄疃村，正与敌人继续抗击。”

郑维山的注意力还是放在当晚就要打响的攻击涞水城的战斗上。他听了第9旅的报告后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感到民团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就说：“命令第3营坚决把敌人消灭掉，不要影响攻击涞水。”

谁知，第9旅的报告接连而来：

“敌人跟踪追击，进入庄疃。”

“敌人正在庄疃与第27团3营激战。”

“第27团3营已被敌人压缩在村西北角的一所院落里。另有一股敌人向史各庄进攻，被第27团1营击退。”

郑维山惊疑了。民团怎么会有这么强的战斗力？他马上下令：“告诉他们赶快查明敌人！”

再一查才得知，敌新编第32师和第35军军部到达高碑店，新编骑兵到达高碑店以东地区后，12日拂晓，新编第32师师长李铭鼎命令所属第94团派一个营向拒马河桥头堡进行威力侦察，但他们此时并不知道据守桥头堡阵地的正是我第三纵队第27团3营。我3营放弃拒马河桥头阵地后，敌第94团全部继续向前推进。李铭鼎率师部及第96团跟进至拒马河桥头堡附近，并令其第94团乘大雾通过拒马河，追击我第27团3营。中午，鲁英麟率第35军军部也来到了拒马河桥头堡附近，李铭鼎见军长既到，便留下第95团随第35军军部行动，自己即率第96团通过拒马河继第94团之后跟进。

李铭鼎率新编第32师主力进驻庄疃村，夜幕已经降临，浓雾迷漫，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村庄，空室清野，非常沉静。从拂晓到入夜，敌人既无随身带的干粮，后方又无人送饭，又疲累又饥渴。

时值寒冬，河水结冰，又是雪后，分外寒冷。拒马河桥上可以行走，河面的冰上也可以行走。第35军军部在拒马河东岸，鲁英麟害怕夜战吃亏，命令李铭鼎将部队撤回拒马河以东，准备明天再打。李铭鼎接到鲁英麟的命令后，即同第94团团长研究，团长段吉祥说，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为什么要撤退呢？撤退要影响士气，而且正在激战中，也很难脱离战场。李铭鼎据此向鲁英麟报告不撤回拒马河。鲁英麟历来是遇事迟疑，很少决断，人称“鲁蘑菇”。他虽觉得情况不明，地形不熟，夜战恐会吃亏，但又怕得罪了李铭鼎，只是以电话通知新编第32师参谋长王谐轩，让王谐轩转告李铭鼎，把部队撤过拒马河来。当王谐轩把鲁英麟的意见转达给李铭鼎时，李铭鼎不加任何思索地说：请你转告鲁军长，给军部留下第95团，不要再管我们的战斗了。

鲁英麟听到这一切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傅作义对自己的部队最珍爱的有两个师，一个是第101师，另一个就是新编第32师。他把前者称为“一块金子”，后者视为“一块银子”，称为“虎头师”。

我军得知敌新编第32师进入庄疃以后，立即命令第三纵队缓攻涞水，以一部监视涞水之敌，纵队主力挥戈东进，歼灭敌新编第32师。同时，又命令第二纵队在庄疃、拒马河西，钳制进攻进至高洛、吴村的敌第101师；第一纵队第1旅在高碑店至拒马河公路北侧占领阵地，阻止援敌。

第三纵队接受任务后，郑维山以第9旅一部从白堡以北实施反冲击，迅速占领了北义安以西拒马河桥头阵地，切断了敌新编第32师与拒马河东岸之敌的联系。随后，其主力从四面八方把庄疃包围了起来。

1月12日23时，庄疃的东北方向升起了两颗信号弹。我第三纵队开始向庄疃之敌发起进攻。

然而，敌新编第32师居然到了这个时候还公然叫阵：“你们是野战8旅，我们就打一下，不是野战8旅就滚开！”在敌人的眼睛里，似乎只有我们的第8旅有些战斗力。

第8旅也真正显示了自己的威风。当第22团第1营营长阎同茂率领突击连从西北角突入时，突击连连长牺牲，阎同茂负伤，他们把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扔回去，接着冲上去拼刺刀。第23团第3营突至村内被横街密集火力所阻，恰逢敌机轰炸，一颗炸弹在街心爆炸，先头排排长郭恩寺来不及等命令，就率领战士从爆烟中冲过去，后面部队跟着一拥而上，终于把敌人打垮。

敌新编第32师也不愧是“虎头师”，还是有些战斗力的。夜间战斗，他们开枪并不多，而是在我军的冲锋队伍靠近时，才投出大量的手榴弹，使我军指战员伤亡不少。

13日1时，我第23团及第24团第1营，从庄疃西南方向加入了战斗。但因无炮火支援，每攻取一座房院都要与敌反复争夺，进展很慢。这时，郑维山立即命令山炮营和由各团迫击炮连临时组成的迫击炮群，从涞水城下调来庄疃。

东方渐渐地露出了鱼肚白，天慢慢地亮了。

忽然从拒马河上游传来激烈的枪声。敌骑兵第4师从我第1旅阵地北面远远地绕过来，已过了拒马河，兜着圈子从第三纵队的背后冲杀过来。晨光中，马刀挥舞，呼啦啦的一大片，来势凶猛。

背后有敌人的援兵一个骑兵师，村里是敌人的一个步兵师，形势对我第三纵队相当严重。我一个纵队对敌一个师，可以说是优势兵力，而对敌两个师，就不怎么乐观了。而且，经过一夜战斗，又未能把村里敌第32师分割开。在这种情况下，第三纵队必须打胜这一仗，如打不胜，就会使两股敌人合二为一，那时，局面对第三纵队就更不利了。

这对第三纵队真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杨成武给郑维山打了电话，鼓励他们要敢于胜利，不怕牺牲，坚决打退敌人的骑兵，消灭敌新编第32师。

杨成武的命令迅速传达到第三纵队的前沿阵地，指战员们决心背水一战。这时，承受压力最大的是第22团和第23团，敌骑兵第4师已直接向他们的背后冲来了。

第22团团长徐信和第23团团长张英辉，立即协同作战。一方面，指挥各营加紧对庄疃村内敌新编第32师的围攻；另一方面，把两个团的机枪全部调到背后，成一线摆开，在敌骑兵冲到三百多米远的时候，一齐开火。敌骑兵被瓢泼般的子弹打懵了，风卷残雪似的连人带马一片一片地倒下，后面的敌人见状急忙掉转马头，一溜烟跑了。

13日5时，我军对庄疃之敌新编第32师进行了20分钟的炮火袭击，炮弹已落到敌司令部附近。师长李铭鼎和司令部的所有人员急盼与军长鲁英麟取得联系，援兵能迅速赶到。但敌电台始终联络不上，报话机也呼叫不应，徒唤奈何！这时，天色已经大亮，忽然听到嗡嗡的飞机声，敌人以为是来投弹助战的，但是，飞机却飞得很高，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就飞走了。也就在这时，我军第22团从西北、第25团从西南及正南方向，向庄疃之敌发起攻击。6时30分，我各部队全部突入村内，与敌人逐屋逐院地争夺，战斗异常激烈。第22团从西北角突入后，遭敌火力封锁，两次爆破都没有成功，部队前进受阻。第三次从侧翼接近院墙，连续使用了三箱炸药，外墙院被炸毁，部队冲进院内。随后，又连续两次爆破，内院墙亦被炸毁，第1连乘势冲入，俘敌百余人，第1营继续向前发展。第23团从村西突入后，第1连连续占领五座院落，并粉碎了敌人从两翼的侧击，为部队开辟了通路。第23团1营与第25团第2、第3营，并肩向村东推进，逼近了敌师指挥所。敌人集火力封锁南北大街，使我军部队不能接近。第23团1营集中了全营的重机关枪，猛烈封锁敌火力点，并以迫击炮抵近射击，消灭敌火力点，在第25团的协同下，向敌师部发起攻击。经连续四次爆破，终于将敌师指挥所的围墙炸开，部队越过南北大街，就像决堤的潮水，汹涌而入。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向村东口溃退。此时，村东口敌炮兵阵地还在向我军射击，我集中炮火一下子将敌炮火压制了下去。第26、第27团和第7旅的两个营，从东面和东北面突入村内，继续向纵深猛插分割。只见敌人四处逃窜，在我军的猛烈冲击和政治争取下，纷纷放下了武器。村东南角的一股敌人企图向东渡过拒马河而逃，被我预伏在河边的第26团的第3营全部消灭。

上午9时，庄疃战斗胜利结束，我第三纵队一举全歼敌“虎头师”新编第32师7 000余人。在老百姓的菜园子里，躺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一床被子。敌俘虏兵说，这是我们的师长。狂妄自大的李铭鼎终于没有逃脱失败的下场，被我军的炮火炸死了。

正当庄疃激战，敌新编第32师处境危险之时，敌第101师也被我军围困在吴村、高洛。12日17时，我第二纵队向敌第101师发起攻击，激战至次日15时，攻入吴村，歼灭敌第101师600余人，其余部逃回定兴城。

这时，鲁英麟心急如焚，如同热锅上蚂蚁。他非常明白，这两个师对于傅作义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它们是构成第35军的基本力量，是傅作义发家的资本。当年，张学良给了傅作义一个第35军的番号，傅作义便是第一任军长。以后，他逐步摆脱阎锡山部，被蒋介石任命为第12战区司令长官。一出大同，二进张垣，这两个师都是傅作义部的急先锋。

面对两个师的失败，鲁英麟只好带着第35军军部和第95团无可奈何地在涞水至高碑店之间的公路上徘徊，他哪里知道，我第二纵队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第二纵队第1旅在旅长曾美的指挥下，在这条公路北侧高地上筑好了阻击阵地。他们本来的任务是阻击增援庄疃的敌人。天近黄昏，公路上出现了长长的汽车队伍，车上载满了人。曾美当即下令向前头的汽车开火，迫使整个车队突然停顿。接着，不等敌人喘息，又立即发起冲锋。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有几部汽车起火燃烧，照得满天通红。车上的敌人就像炸了群的山羊，纷纷跳下汽车，争相逃命。我军一个冲锋解决战斗，当场打死敌第35军少将参谋长田世英以下200多人，俘虏校级以下军官430多人，缴获满载弹药的汽车80多辆、美式105榴弹炮3门。这是第35军惟一的榴弹炮连的全部武器。

第1旅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鲁英麟的指挥车，但里面却没有人。查看尸体，也没有发现他。敌人第二天的广播回答了这个问题：鲁英麟自杀了，在一个小车站上发现了他的尸体。

鲁英麟为什么要自杀呢？原来，他见战局险恶，急忙于12日14时率第35军军指挥所及两个营向温辛庄撤退，当即遭到我第一纵队第1旅的阻击。鲁英麟从前来增援的新编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手里要了些马匹，带着少数亲信逃到了高碑店，在一个小邮局里住了下来。这一夜，他回想着所发生的这一切，一桩桩惊心动魄的恼人消息，使他精神失常了。他不吃、不喝、不睡，手里掂着手枪，手枪开着保险，在室内外来回转悠，眼光有些发直，痴痴地出神；有时口中不停地叨念着：“总司令起家的第35军，竟然断送在我鲁英麟的手中。”他的随从张副官用央求的口吻劝他上床去躺下休息一会儿，他好像也没有听见。政工处长见势不妙，又不敢上前夺下他手中的枪，害怕激起意外，便一再叮嘱张副官要妥为保护。晚间，傅作义从北平打来了电话，鲁英麟紧握话筒，口中只是答应，“是，是，是，……”。至于傅作义在电话里向他说了一些什么话，谁也不知道了。

好容易熬过了一夜。1月13日，天刚刚亮，鲁英麟走出了小邮局，来到了车站的站台上，趁着张副官和其他人员不注意的一刹那，飞步进入一节空车厢，及至人们看到时，只听见车厢里“啪”的一声枪响，人们赶去时，鲁英麟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

鲁英麟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第五期的同学，后又同去晋军供职，感情很好，据说还是结拜兄弟。傅作义得知鲁英麟自戕的消息，非常痛苦，在北平北长街的一座小楼里哭了好几次。

1948年2月1日，傅作义在北平中山公园为鲁英麟、李铭鼎召开了追悼大会，蒋介石还题写了所谓“浩气长存”的横挽。傅作义在追悼会上慷慨陈词，说，“我们是以0.1倍的兵力打8倍的敌人，而敌人的伤亡则10倍于我们”。并用“胜利是在顿挫不诿，再三再四反复冲杀中得来的，不牺牲就不会有胜利”的话为部队打气。而他“愿踏着鲁英麟、李铭鼎的血踪，在李主任（李宗仁）和各界同胞指导协助之下，悉力所赴”。傅作义的机关报——《平明日报》2月1日第3版、2月2日第4版特设专刊，大登题词、挽联和悼文，说涞水之战是“孤军制胜的血战”，“鲁将军精神不死”，“成功成仁的李铭鼎将军”等等，妄想借尸还魂。其实，他们非常清楚，这都是凄厉的哀鸣罢了。

敌第35军的这次败绩，无疑是给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他似乎感到非常突然，应该很好地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于是就派高参邓世通和参谋李知非前往涿县一带暂编第3军、第35军驻地检查作战情况。他们到连队问长问短，观察士气，查究问题，及时总结。但是，他们到涿县首先看到的则是车站附近列棺待运的惨景，心里不由得泛起了一种不妙的思绪。

[1]　《蒋总统秘史》。

[2]　《国民革命战争史》，第5部第4册。

[3]　《民国大事日志》，台湾，1979年版。

[4]　《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致中央军委等电》，1947年12月6日。

[5]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第12章　出击察南绥东

历史的转折点——蒋介石提出“总体战”——晋察冀部队的新式整军运动——打敌弱处——组成两个“拳头”——宽大机动的方针——挺进察南——引敌西援——我进攻绥东受挫——傅作义疲于奔命

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了1947年的岁末，战争的天平更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这一年的12月14日，陈毅高兴地提笔写下了一首题为《吟反攻形势》的长诗，形象地叙述了当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

百万旌旗大展开，蒋匪到处成飞灰。
空心战术今已矣，重点进攻安在哉？
江汉飞传刘邓捷，中原重见李郑回。
陈谢挥戈下宛洛，聂杨立马薄燕台。
关陕伐狐张天网，辽吉猎虎布火雷。
谭许佼河收上站，苏鲁前线逼两淮。
反攻形势见略远，动员群众赖雄才。
举国艳说新民主，土改狂潮遍地来。
南天民变羽书急，准备审判蒋独裁！

战争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不仅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就连毛泽东对这急骤前进的步伐亦深感兴奋和惊异。

12月的陕北虽然还是寒冷的冬天，但人们的心头已不再感到那么冷了。

25日，平时很安静的杨家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中共中央的“十二月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杨家沟是一个只有两百多户的一个小山村。它位于陕西米脂县东南，无定河支流小沟河的西岸。这里四面环山，只有中间一条大道贯通南北，地形比较偏僻。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移到了这里。

参加“十二月会议”的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陕甘宁晋绥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了会议。

正式开会的第一天，毛泽东就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谈到中国军事形势时，以激昂的语调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1]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上，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进一步低落。正如蒋介石在12月22日对中央训练团讲话时所说：“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今天变成这样畏缩不前，懦弱无能，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完全成了一支无用之军队了。

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又玩起了他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旧花招，提出了什么“总体战”战略。11月4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说：“匪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上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军中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2]

然而，“总体战”也救不了国民党军失败的命运。

与国民党军士气进一步低落相反，人民解放军则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新发展，我军各战略区先后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其基本内容，一是“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二是“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是“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1948年1月下旬，庄疃作战结束后，晋察冀野战军即转入休整，正式开始了新式整军运动，在干部中进行“三查”。营、团以上干部一般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进行；连、排干部在支委扩大会议上进行。采取个人检查与群众揭发相结合，普遍检查与重点批判相结合的方法。至2月上旬，“三查”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把“三查”运动引向深入，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又于2月12日在河北定县召开了扩大会议。杨成武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顿纪律、整顿制度、整顿作风的报告，罗瑞卿作了总结。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深入三查展开三整的决定》。决定指出：目前全军中心整顿纪律，就是要强调服从命令和更加提高军队的集中性、统一性、组织性，以适应今后更大规模的作战要求。杨成武明确提出了12条纪律，其中6条军事纪律是：战场纪律；内务纪律；管理教育纪律；革命军人道德纪律；爱护公物武器纪律；遵守军事机密纪律。因此，“目前部队中所一再发生过的违抗命令，或执行命令不坚决、不彻底，贪生怕死、临阵不打、打滑头仗、遇急不救、延误时间、谎报情况、欺骗上级、遗失机密、泄露军情、贪污腐化、侵犯群众利益、违反俘虏政策、丢失或损坏武器、变卖或破坏公物、殴打谩骂战友、破坏政府法令等等违反纪律行为，则是绝对不允许的。”

整顿制度，晋察冀部队制定了供给制度；民工运输力使用制度；处理俘虏制度；战地救护工作制度；报告与汇报制度；军械工作制度；收旧工作制度；人员调动制度；干部工作制度；点名与点验制度等十项制度。要求全部队上下必须仔细研究，无条件遵守并认真执行。

整顿作风，要求在查思想中深入查作风，反过来又从作风中追查思想。经过查作风之后，要求全部队必须广泛地确立与发扬一种优良的作风，这就是“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切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在进行“三查”、“三整”的过程中，晋察冀部队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整个诉苦运动分为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是充分的动员酝酿，打破诉苦的思想障碍。”“第二，是发现和培养诉苦典型，用以带动一般。”“第三，是全面开展诉苦运动。”其顺序：一是吐苦水，挖苦根；二是吐甜水，抓甜根；三是吐脏物，扔脏物。“第四，是把运动引向一定的政治目的，把阶级仇恨变成有生力量，发动拟订计划，组织宣誓竞赛，与当前中心工作密切衔接”。[3]

1948年3月初，晋察冀部队的新式整军运动结束了。通过这次新式整军运动，晋察冀部队的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求战的情绪十分高涨。但是，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是什么？整军后的第一仗在哪里打？这是部队中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

当时，国民党军在华北战场上连遭失败。与此同时，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冬季攻势不断发展，在东北我军的沉重打击下，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处境更加不利。华北、东北两战场局势的恶化，迫使蒋介石于1948年1月10日从南京飞到沈阳，并把傅作义也召到了沈阳。11日又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东北、华北作战与两区协同配合问题。对于华北战场，蒋介石、傅作义经过研究，依然决定集中主力确保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与经济政治中心城市，实行由点、线扩大到面的控制，以求稳定华北，支援东北。

根据这一战略，敌第35军在庄疃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后，傅作义便把他的主力部队调集平、津、保三角地带及平汉、平绥、北宁等铁路沿线，并继续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这就使得晋察冀野战军很难在上述地区求得打歼灭战的机会。与此相反，在察哈尔省南部、绥远省东部广大地区，傅作义部署的兵力相对薄弱，其正规军、非正规军总数不超过5万人。

为了继续削弱、歼灭傅作义集团有生力量，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冬季攻势，1948年1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中央工委并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野战军，同意晋察冀野战军一个时期内执行一个纵队向大清河北行动，主力围攻保定并打援的计划，然后休整若干天后，“以主力展开于平绥路大同、北平线，大举破击该路，并准备向路北和冀东机动，以一部在三角地区机动。”

1月17日13时，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致电中央军委、中央工委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再围保定，然后出察哈尔的作战设想。电报提出：因傅作义以四个主力军集结保定、涞水、涿县三角地区，“我不便继续在平、保北段作战，拟再南下围保定，将主力置于保定东南及西南地区，又拖敌南援，求得寻机歼敌一部，并配合东北”。“我（们）预定战役继续到下旬末即停止，休整若干天，并进行各种准备，尔后则进入察哈尔作战。”

1月18日1时，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十七日十三时电所提作战计划。”1月31日，又致电杨、罗、杨、耿等，指出：

你们部队是否正在作出击平绥路的准备，何时开始行动，作战计划如何。我们意见除冀中地方兵团外，野战主力及五台、察北一切部队，同时对北平、大同线举行攻势。但主力先打北平、张家口段，得手后向西再打张家口、大同段。此战役时间估计为一个月至四十天，然后休整一个月向冀东出动。

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明确规定了晋察冀野战军今后作战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平绥路，二是冀东。

2月7日，杨得志、罗瑞卿等报告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军委三十一日指示”电悉，“我们正在进行各种准备工作，以便下一步进入平绥东段作战。战役具体步骤候我们研究确定后再报告”。

这一电报发出以后，晋察冀野战军对作战方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察南、绥东地处平绥线东段，是华北敌占地区的腰部。我军出击这一地区，不仅可断敌重要兵粮来源，而且可以威胁平绥线，还可以威胁傅作义的老巢绥远。同时，这一地区敌人的兵力薄弱，只驻扎着傅作义部的二、三等部队，大部为补训师，数量不多，战斗力不强，配置分散，便于我迅速达成战役目的。察南一旦为我军攻占，便成为我军新的根据地，对于尔后向冀东、热西转战，配合东北我军作战，就会有了可靠的前进基地。我军出击察南，敌军必然来援，这样就可以分散敌人，造成歼敌之机。

2月22日17时，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就共同研究讨论后确定的下一步作战方向与计划，向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委作了报告：

经讨论，下一战役方向，如先出怀来、南口段，不能速决，敌主力增援快，我军运动道路受限，有陷被动之虑。拟以二、三、四纵队（缺一个旅），首先歼灭蔚县、西河营、桃花堡守敌。尔后依情况向北、向东扩张战果。一、六纵队全部经浑（源）、涞（源）向阳高、天镇线进击，歼灭守敌，破坏铁路，求得吸引敌一个至两个军援兵，造成主力机动有利的条件。如敌以主力（三至四个军）寻我主力决战，则野战军主力转向平绥路东段，或乘虚回师保北，一、六纵队继续向柴沟堡或大同外围扩张战果。野战军主力抽出一个旅，配合冀热察独二师及地方军各独立团向沙城、南口段破击铁路及公路交通，迟滞敌向察南增援，保证主力方面作战计划成功。七纵队位于大清河以南，相机再出大清河北收复地区。

为与东北行动协同，各部定于三月上旬开动。三月十五日以后开始攻击。一、六纵队提早一天至两天动作。

2月2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并强调指出：“此次行动是一年多以来你们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干部中如果现在尚存有这类思想，你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同时，中央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学习刘邓、陈粟、陈谢诸军敢于在江淮河汉之间远离后方，而能与强大敌人作战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学习东北我军敢于在零下30度气候条件下，在完全敌占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保证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

根据当时的敌情，晋察冀野战军还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当我军在察南发起攻击后，扫除平绥铁路以南敌各据点并占领一段铁路是有把握的。但是，敌人在平、津、保地区的主力必然会迅速来援，这样，敌我双方就会形成对峙。因此，他们主张组成两个作战兵团，东击察南，西出绥东，以调动敌人，分割歼灭。3月10日15时，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这一想法。指出：“在作战上，我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我集中敌亦集中，敌常以三十个团左右的兵力堆在一起，我割他不开，咬他不烂，总是不好下手。在此情况下，往往不是打不成就是打不好。故此次在战役指导上，我们有意识地组成两个‘拳头’，好打时就集中全力打，否则以两个纵队引敌西去，主力则乘胜出击平张线。敌如以主力出察南，不好打时，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必要时再加一个纵队）则一直向绥远挺进，歼灭分散、孤立之敌，切实截断平绥西段，并收复广大地区。如此做法，目的在于迫敌分散，使我各个击破。”

3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中央工委、晋绥分局等，认为：“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很好，在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全绥远为活动范围。”并明确指出战胜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战法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实行宽大机动的作战方针：“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灭的困难问题。”

中央军委并明确规定了晋察冀野战军的机动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同时，军委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交界地区及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和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为帮助晋察冀野战军领导人尽快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在2月7日曾致电朱德、刘少奇：“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以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晋察冀野战军决定避实就虚，出击平绥线，发起察南绥东战役。并且将五个纵队组成两个兵团：以第一、第六纵队为左翼兵团，在第一纵队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王平统一指挥下，首先攻克阳高、天镇等据点，切断天镇至周士庄段铁路，吸引傅作义部主力增援；以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为右翼兵团，在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的直接指挥下，向桑干河以南的广灵至桃花堡一带攻击，并准备打援。

当时，敌军在平绥线及察南的兵力部署情况是：暂编第4军的主力担任平绥线东段至张家口段的守备。整编骑兵第5旅在柴沟堡，暂编第11师及整编骑兵第11旅各一部在化稍营、阳原，补训第5师在天镇、阳高，补训第6师驻在蔚县城，整编第38师分驻大同及其附近。

出击平绥线前，我左右两翼兵团领导考虑，战役发起后，我军扫除平绥铁路以南各据点并占领一段铁路是有把握的。但是，敌人猬集在平、津、保的主力必须会迅速来援，又将形成对峙态势，不利于我军各个歼敌。如何预防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突出矛盾。

为配合野战军举行察绥战役，晋察冀军区于3月9日作出如下部署：

“一、冀中纵队（七个团）于平汉线保定、安新、容城地区配合三、四纵队所派之旅佯攻后，主力（欠一个旅）出大清河北恢复地区，一个旅西调满城以北，防敌向冀西山区威胁我主力之侧背。如敌北调则破击平保路滞敌调动。另八分区配合渤海一个团于十八日晚积极向天津南及津浦路北段动作。

二、冀东以独四、五两师及十四、十五分区四个团，分向平古路及三河、通县、香河、武清地区出击配合。

三、冀热察以冀察分区部队破击南口、怀来段铁路、公路。蒙汉联军（指绥蒙军区部队）向张北附近活动，如敌调动则乘虚袭击该城。

四、晋绥可能以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及独立团向怀仁、大同、集宁线出动配合。

五、为防阎匪乘机东犯，抽石门警备部队（四个营）控制于阳泉西地区，协同二分区监视太原方向敌情。”

各部队接受任务后，举行了誓师大会，并根据晋察冀中央局制定的《关于我军进入敌占区作战几项政策的决定》和野战军前委的动员令，进行了深入的动员与各项准备。

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胡耀邦在动员中，发现有些干部战士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了解不多，认识不清，这样将影响部队对这次战役的信心，便同政治部主任陆平一起，以歌谣体编写了《十大胜利歌》，以政治训令形式颁布，教育干部战士。《十大胜利歌》是：

一、蒋贼卖国打内战，全国民心已大变。

二、兵力不足又分散，年半被歼二百万。

三、军官腐败又无能，士气低落不愿干。

四、美国帮忙不顶事，经济危机没法办。

五、蒋区人民活不了，到处反抗闹翻天。

六、帝国主义纸老虎，民主力量大如山。

七、平分土地农民乐，军民团结不困难。

八、自由人民一亿六，全国解放将一半。

九、人民军队炼成钢，雄师已过二百万。

十、毛朱指挥无敌手，眼看蒋贼快完蛋。

《十大胜利歌》打开了干部战士的眼界，提高了觉悟，鼓舞了士气。为和这次战役的具体任务相结合，他们还编写了《十分把握》：

困难虽然有，把握有十分。大家来注意，细听说分明。

第一，傅敌只有几个军，东拉西扯不够用。

第二，敌区空虚战线长，到处挨打无处防。

第三，傅敌缺兵到处抓，不愿打仗愿回家。

第四，敌人庄疃败得苦，傅敌也是纸老虎。

第五，敌区人民盼我军，痛恨傅敌入骨深。

第六，我区人民翻了身，支援战争顶认真。

第七，整纪练兵有进步，这次打仗劲头足。

第八，主动出击兵力大，哪些好打哪里打。

第九，友邻配合真有力，敌人顾东不顾西。

第十，上级指挥顶可靠，任务更能完成好。

战前的思想动员，有力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作战热情。

北国的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到了3月上旬，封冻了的冰河本已开始解冻，但草木的嫩绿仍然被一片枯黄掩盖着。春天的脚步如此缓慢，征战者却以迅速的步伐踏上了征程。

我北进各纵队正分别从安国、定县、曲阳、唐县、易县等地出发，按照统一规定的路线，横跨雄伟的北岳恒山，穿越绵延的古老长城，浩浩荡荡地向察南挺进；由数万翻身农民组成的支前大军，并担架五千余付，大车两百多辆，也随军开进。

察南地区自1946年10月被国民党军侵占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就把一个富庶的米粮川，弄得民穷财尽，满目凄凉。苦难深重的察南人民，日思夜想地盼望着、期待着人民解放军的到来。

3月20日，南山各隘口突然涌现出大队大队的人民解放军。

“咱们的队伍回来了！”这个惊人的喜讯像一声春雷，在察南的上空震响着。亲人相见，悲喜交集，人们在欢笑着，哭诉着……

当天晚上，进攻察南的战役打响了。

我左翼兵团首先向大同、张家口之间的周士庄至水嘉堡一线发起进攻，当晚就攻占周士庄、王官屯、罗文皂、聚乐堡等车站，接着攻占阳高、天镇。战至24日，全歼敌补训第5师和保安第20团，切断了张家口至大同的交通线，控制铁路50余公里。

右冀兵团于3月21日拂晓展开全线攻击。

第二纵队第6旅首先向广灵县城发起了进攻。广灵可称得上是察南的第一道屏障，城墙高8米，厚5米，护城河宽7米。守敌依托城墙和野战工事组成严密火网，拼死顽抗。21日凌晨5时，第6旅发起总攻，用150斤炸药炸开北门，仅半个小时就结束战斗，歼灭守敌1500余人。第4旅也同时攻克暖泉、洗马庄等据点。第5旅奔袭桑干河以北的阳原县城，24日拂晓完成包围，25日8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暂编第11师及整编骑兵第11旅各一部，共1 500余人。

第三纵队于3月20日至21日，攻占了桑干河以南的桃花堡、吉家庄、白乐堡、北水泉等据点后，乘胜向桑干河以北挺进，进攻敌桑干河北岸的重要据点花稍营。花稍营位于张家口、蔚县、宣化、大同公路的交叉点上，北靠山，南临桑干河大桥，筑有5米高的围墙及外壕，由敌暂编第11师一个团及整编骑兵第11旅一个连防守。23日，部队抵进桑干河畔。桑干河宽一里有余，夏季水深不能陡涉；冬季冰厚可以通车。此时，正值清明前夕，冰解水冷，大小冰块，互相撞击，顺流而下。我进攻部队冒着塞外寒风，徒涉冰雪初融的桑干河，第7旅切断了花稍营守敌的退路。第8旅攻占桑干河大桥，进而包围了花稍营。24日22时开始攻击外围据点，激战两小时，全部扫清。25日7时发起总攻，守敌依托强固的工事，顽强抵抗，我军连续爆破，先后炸开西门和东门，又以迫击炮平射打开了南门，经一小时的激战，突入城堡，与敌展开村落战，至13时结束，击毙守敌300余人，俘正、副团长以下1 500余人。

第四纵队第10旅攻占北峪口后，直逼蔚县城。蔚县位于张家口以南，是敌人在察南的主要据点，城墙高14米，宽约6米，筑有碉堡和射击孔。护城河宽约10米，水深1米。守敌为补训第6师等部2 500余人。23日3时，我第10旅攻占蔚县城东关、南关和城西南的李家堡，黄昏又夺取西关，把敌人紧紧包围在城内。第四纵队决定以第10旅从城南、城西两面攻击，第12旅从城东和东北面攻击，第11旅集结在代王城附近，负责监视花稍营方向之敌，担任打援。为加强火力，第四纵队集中了各旅迫击炮和野炮五门，支援第10旅向城南和城西的攻击。24日6时40分，总攻开始。第10旅首先突破城垣，向东、南门方向发展进攻；其余各部炸开东、西、南三城门，突入城内，穿插、分割、包围，将守敌压缩在玉皇阁，战至9时，全部歼灭守敌，解放蔚县城。

至此，察南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晋察冀野战军攻占了广灵、阳高、天镇、蔚县、阳原等5座县城和10多处据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万余人，收复察南大片地区。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第一步作战胜利。”

不出所料，坐镇北平的傅作义为阻止晋察冀野战军的攻势，迅速抽调猬集于平、津、保地区的暂编第3、第4军和第35军等部共六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三个骑兵旅，向张家口柴沟堡地区集结，又形成“以主力对主力”的态势。

而这时绥远地区之敌只有独立第7师，补训第2、第3、第4师及地方保安警备队等非正规军，共3万余人。于是，杨得志、罗瑞卿等决定以左翼兵团即刻挺进绥远东部地区，破击大同至集宁段铁路线，歼灭沿线守敌，视情况攻打凉城、集宁，引诱傅作义部主力西进；右翼兵团一部破击平张段铁路，切断傅部后路，造成在察南广大地区进行运动战的机会。

3月25日，我左翼兵团的两个纵队从天镇地区秘密西进。第一纵队以远距离奔袭手段，于27日一举攻占丰镇，并破坏了丰镇南北铁路线15公里及丰镇以北的公路。傅作义发觉后，忙调柴沟堡地区的暂编第4军等部三个师一个旅西援。29日，敌先头部队进至天镇地区，而主力仍在宣化至柴沟堡一线集结，迟迟不进。杨得志、罗瑞卿为再度诱其西进，迫其分散，乃以第一纵队于4月3日相继攻占了天成、新堂。第六纵队以奔袭手段，于4日袭占凉城，歼灭敌补训第4师大部，直逼归绥城。

果然，傅作义误以为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已经西进绥东，遂调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整编骑兵第5旅由张家口经柴沟堡西开。5日，第35军先头两个师乘汽车经集宁进抵卓资山，后尾一个师进到集宁；新编骑兵第4师、整编骑兵第5旅进抵丰镇至集宁一线；暂编第4军率两个师进到天镇、西湾堡地区。

鉴于调动傅作义主力分散的计划已经实现，杨得志、罗瑞卿等决定抓住战机，以右翼兵团歼灭天镇、怀安地区的暂编第4军五个团。

4月7日黄昏，我攻击部队向前运动。但在开进途中突遇暴风雨，山洪暴发，行军困难，战士们手拉着手前进。连向导也迷失了方向，全靠指北针定向摸索前进，一夜间只走出十几里。这样，耽误了五个小时之久，等我军赶到时，敌暂编第4军主力已经弃城逃跑，撤到柴沟堡地区，我失去了歼敌的机会。第二纵队在追击中俘虏500余人，再克天镇。第三纵队在开进中攻占滹沱店。9日拂晓，第9旅包围怀安城。当日黄昏发起总攻，至19时战斗结束，守敌大部经城北暗道逃遁。

天镇失守后，傅作义慌忙将西进部队东调，并令在平绥铁路东段的部队西进接应，还将第94军主力由冀东调到宣化至下花园铁路沿线。这样，傅作义的主力再次结集于张家口东、西地区，又形成了“以主力对主力”的势态。晋察冀野战军原拟以右翼兵团西去绥远与左翼兵团合力歼灭敌西援的第35军，因该地区粮食缺少，敌情发生重大变化而未能实现。

4月10日，我左翼兵团东返，右翼兵团南返蔚县、广灵地区，察南、绥东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历时20天，以伤亡和失踪3 589人，消耗子弹54万多发、手榴弹1.683 6万枚的代价，取得歼灭国民党军共1.8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轻重机枪等各种武器装备，解放察南、绥东地区1.3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迫使傅作义抽调主力往返驰援，疲于奔命，无法抽出兵力援助东北，并使傅作义的后方交通线陷于瘫痪，其战略要点张家口、大同等地更为孤立突出。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

[2]　蒋介石：《国民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项》。

[3]　尹肇之：《目前连队开展诉苦复仇运动中的几个问题》，1947年12月15日。

第13章　攻取运城、应县

徐向前病后上阵——配合陈谢兵团作战——第一次攻打运城的回顾——第二次攻打运城——阎锡山的小算盘——胡宗南的诡计——王新亭检查攻城失利的原因——第三次攻打运城——突击队冒死坑道作业——血溅突破口——运城解放——晋察冀部队围攻应县——粉碎阎锡山偷袭石家庄的阴谋

让我们把视角转移到华北战场的另一部分——山西吧。

山西是阎锡山的老巢。这个在旧中国反动军阀中挣扎时间最长、残酷统治山西人民近40年之久的土皇帝，自解放战争以来，不断与我军作战，到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在我军强有力的打击下，其军事力量也遭到严重消耗，其主力被迫退守晋中地区，占据着晋中的平川地区，即同蒲路中段北起忻县、南至灵石及本段内汾河两岸略呈柳叶形的地区，而在晋南和晋北仅有运城、临汾、大同等几座孤城，企图凭借那十几个残存据点的坚固工事，负隅顽抗。

此时，我军主力开始执行外线作战的任务，在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挺进大别山的同时，我原在晋南和晋西地区担负对阎锡山军队作战任务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兵团，也于1947年8月横渡黄河，向豫西挺进。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分部队则继续留在山西，执行在内线歼敌的任务。

早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徐向前就因患结核性胸膜炎在延安住进了医院。毛泽东曾到医院看望过徐向前。徐向前向毛泽东请求说：“日本鬼子快投降了，再不让我打仗就没仗可打了！”毛泽东亲切地劝慰说：“身体还未痊愈，还是继续安心静养，以后国民党是不会叫你闲着的。”

1945年冬天，徐向前出院了。他离开了柳树甸和平医院之后，作为毛泽东的客人，住进了延安枣园。第二年的上半年，中共中央曾考虑让徐向前去中原局工作，但细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远远谈不上已恢复健康，更不能胜任紧张的工作。徐向前自己希望上前线打仗的要求难以实现。

1946年11月，当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准备偷袭延安，我党中央准备撤离延安时，徐向前和徐特立等同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了绥德。到绥德不到一个月，徐向前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想到前线正迫切需要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决心上前线去。他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太行解放区。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夏天，徐向前奉命到晋冀鲁豫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

摆在徐向前面前要做的工作太多了，由于晋冀鲁豫军区留在内线作战的正规部队少得可怜，首先要解决兵力不足这一燃眉之急。他和薄一波商量，提出扩军15万。

“扩军数字这么大？”薄一波问。

“是的，一部分给出征部队输送兵员，另一部分，升级组建内线野战部队，用作补充兵员。”徐向前说明了他的想法。

从8月到12月，他们以太岳军区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了第八纵队，辖第23、第24两个旅六个团，作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主力部队；以太行军区的分区团队、县独立营、游击队，组成太行独立第1旅、独立第2旅，共六个团；以冀鲁豫第8军分区地方武装为基础，组成冀鲁豫独立第2旅；以太岳军区第18、第19、第20军分区的地方武装，组成四个团；以冀南地方武装组成两个独立旅，从而使晋冀鲁豫军区的总兵力达到5万余人。

接着，徐向前又对作战问题进行了考虑。

9月2日起，陈谢兵团主力自洛阳等地向西进击，以一部进逼潼关、威胁西安。这样，位于晋南的敌人战略据点运城便成了插在我军后方的一个孤岛。徐向前认为，如果我军先攻占运城，西可出击关中，南可威胁陇海铁路、潼关要冲及黄河渡口，不仅对巩固晋南解放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又能解除陈谢兵团从豫西出击陕东的后顾之忧，切断敌人南逃的去路，对钳制陕西之敌胡宗南部于渭北地区，配合西北野战军的作战，亦有积极意义。

思考成熟后，徐向前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以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名义致电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军委决定第八纵队主力即攻取运城。太岳军区以得力地方团营，控制临汾以西，监视临汾守敌，使其不得从地面向韩城转移。”

运城，古名凤凰城。位于晋南南部，是山西的南大门。运城原为阎锡山部队的防地。1946年秋，胡宗南派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四个整编师进入晋南配合阎锡山作战，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随即将临汾及东西一线以南各县划归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当时，驻守运城的敌人是国民党军整编第36师、第17师各一个团，炮兵第11团第2连，国防部汽车第6团，阎军保安第5团、保安第11团以及其他杂顽武装万余人，均是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此外，城内还有阎锡山武装起来的伪政权机构3个专署、16个县政府，以及许多逃亡地主等。敌人的城防工事，是日本军队留下来的坚固堡垒。外围以高碉堡、低碉堡、野战工事组成交叉火力网，有十二三米高的砖石结构的坚固城墙和深宽各8米的护城外壕，加上在城墙上、城墙中、城墙外构筑有大量明暗火力点，构成护城的火力网。这的确是一座具有重兵防守的坚城。

我军这一次进攻运城以前，曾打过一次运城。

那是在1947年4月4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晋南攻势以后，4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晋南我军：应乘胜夺取运城，并以一部向吕梁地区扩张战果，继续威胁陕北敌之侧翼。于是，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的王新亭率领第22、第23旅及第19军分区的部队，西出吕梁，在晋绥军区地方武装的密切协同下，先后解放了襄陵、汾城、蒲县、乡宁四个县，歼敌5 000余人，使吕梁和太岳两地区连成一片，给进攻陕北的敌人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完成这一任务以后，王新亭立即又转到了运城前线来了。

与此同时，陈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的第10、第11、第13旅并指挥太岳军区第24旅和第20军分区的部队围攻运城。

5月1日，为了引诱运城守敌出援，以便歼其一部再相机攻城，我攻城部队首先向运城西北郊的羊驮寺飞机场等外围据点发起攻击。守敌整编第17师第49团及炮兵四个连、保安团等部共4 000余人，依托坚固工事，在空军支援下，进行顽强抵抗。经过激烈战斗，我第四纵队等部队攻占羊驼寺机场和运城的西、北两关，并控制了运城东、南敌人要点。太岳军区的第24旅占领西关外的马家窑，第20军分区的部队控制了从风陵渡至太阳渡黄河北面的重要渡口，截断豫陕援敌的通路。

5月5日，西安绥靖公署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运城为晋南战略要地，必须固守待援”，胡宗南急令整编第10师师长罗广文率第10旅和青年军第206师一个团，由韩城东渡黄河增援运城。

就在这时，陈赓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领第四纵队主力，准备南渡黄河，挺进豫西，执行外线作战的任务。于是，5月9日，我军围攻运城的主力主动放弃了对运城的围攻。太岳军区的部队除第24旅划归第四纵队建制，改番号为第12旅外，其余部队仍然留在晋南地区担任围困运城，牵制敌人的内线作战任务。

胡宗南见我围攻运城的主力放弃了对运城的围攻，为加强豫陕两省沿陇海路一线的防务，先从运城调走其第83旅及第80旅的一部去西安，尔后又调驻运城的青年军第206师增强陇海路东线的防务，并且指派所谓“王牌御林军”、原蒋介石驻重庆的警卫团青年军第248团护送第206师渡过黄河。

当王新亭得知敌第28团护送青年军第206师至陕县后，沿太阳渡和张村垣原路线返回运城的消息后，立即命令第20军分区司令员王庸、参谋长樊执中亲自组织战斗，坚决消灭这一敌人，截断晋豫敌人这条惟一的陆上交通线。

夜晚，下起了大雨。王庸带领部队冒着大雨及时赶到了预定地区并设下了埋伏。果然不出所料，7月12日上午10时，敌第248团携带着大量的物资返回，路经庙底村时，我第20军分区第54团和第56团对敌发起了攻击，仅经半个小时的战斗，即全歼这个美式装备之敌，俘敌团长刘麻子以下1 400人。逃窜到张村沟底的少数残敌，亦被我独立第3团堵截，创造了我以地方团队的兵力，以1比50的伤亡干脆利落地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正规团的范例。

我军这一次攻打运城是第二次了。对于这一次攻打运城，徐向前是十分重视的。尽管这时晋冀鲁豫中央局正在冶陶召开全区土地会议，徐向前要协助薄一波主持开好这个会，他不能亲临作战前线指挥。但是，他对这次攻打运城的具体实施，考虑得非常周密。他在给王新亭的电报中说：

你们攻运城，务作充分周到准备，打有把握、有准备的仗，不能打消耗战，不轻敌。注意下列工作：

（一）详细侦察敌工事构筑，特别是地堡情形，有无地道及秘密之处，兵力、火力点等。过去我们对敌地堡认识不足，曾吃了不少的亏。对敌炮火，亦注意侦察。

（二）攻城器材应充分准备，根据敌情同时作各种攻城手段之准备。

（三）战斗前应联系实地情况，作反复之战斗演习，特别是攻地堡、爆破外壕与城门，坑道作业（筑碉推进，以地堡对地堡），火力组织，以及突击队之专门训练等，吸取前次攻运城经验，并准备一次攻击不成作连续攻击。

（四）作充分的政治动员，发动群众性的讨论，发挥群众智慧，并遵守群众纪律之教育。

（五）攻下运城，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能全歼敌人，我们就不怕付出代价。

为了使攻打运城更有把握，徐向前又与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商讨，调来吕梁军区独立第3旅的部队，与太岳军区部队准备打援。

正当我第八纵队进行第二次攻打运城的准备之时，发现运城之敌企图空运一部分兵力到临汾去。王新亭当即命令第24旅第71团奔袭运城飞机场，破坏敌人从空中运兵的企图。

第71团经一夜急行军，第二天早晨到达运城东北角的原王庄时，敌运输机正在装人准备起飞，在我炮火的猛烈射击下，飞机升空逃跑，集结于机场的敌兵又缩回城内。我军占领了运城东北角外5华里的原王庄，控制了敌机场。

10月8日，我军第二次攻打运城的作战开始了。王新亭指挥第八纵队第23、第24旅，吕梁军区独立第3旅，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基干团等部队，突然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运城。

当时，我攻城部队的装备技术是很差的，只有两门旧炮，其中一门还是牛车拉的，撞针很短，要用镢头撞一下炮屁股，才能打出一发炮弹，因而，攻坚作战颇感困难。但是，我们的部队打得非常英勇。经过数日与敌人外围激战，基本上扫清了敌人的外围据点，接近到距离城外壕100米左右。

外围作战是十分激烈的，我军与敌人打得难解难分，交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徐向前对此很关心，不断给前线指战员作具体的战术指导。他电告王新亭说：“只要有把握攻下运城，支付一千人乃至更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你们对时间和敌情，不可有任何顾虑，专心致志攻城。充分进行土工作业，并激励全军奋勇战斗，为人民立功。”10月14日，他又指示说：

（一）攻下运城即有把握攻下临汾，望不必顾虑时间与周围的敌情，专心攻城。

（二）攻克运城之重要关键：第一，充分的准备工作，扫清一切登城障碍。第二，在城外给敌有生力量以相当杀伤，而我军力量在登城前又不致有过分消耗。

（三）估计敌仍将继续反扑，建议你们在敌可能反扑地区，预先部署秘密

的短促火力，诱敌出击，待敌接近至数十米，突然给以杀伤，结合步兵小部队的反突击，予以歼灭打击。

（四）以小部队（一个班至一个排）夜间连续不断袭扰敌人，以消耗疲惫敌人。

（五）所有交通壕沟，应有顶盖设备，以防敌曲射火力，特别六〇炮及枪榴弹之杀伤。第二、第三梯队位置，亦应筑工事（不规则形）。

（六）尽量利用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破坏敌外围工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汤阴外围据点之攻取，几乎全靠土工作业。

（七）要克服指战员怕做工事的心理，可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鼓动口号，以充分准备和小的代价，取得决定胜利。

运城守敌在我军的攻击下，见情况危急，不断请求支援。此时，阎锡山在心中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从山西的地理位置上说，运城虽然是一个军事要地，而对阎锡山要保住以太原为中心的地盘，却又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运城离太原太远了。但是，运城对蒋介石实施重点向陕北进攻，却极端重要。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要胡宗南竭力保住运城，另一方面又要阎锡山加强防御力量。事实上，阎锡山对防御运城只不过是做一点表面文章，应付蒋介石而已。所以，当运城守敌总指挥第14区保安司令谢克俭请求派部队驰援时，阎锡山总是一味推给胡宗南。请看一看阎锡山这几天的日记吧：

十一月四日　星期二　晴　风

一、第十四区保安司令员谢克俭，戎（十一月）冬（二日）军电，运城情况危急，“诚恐发生万一，恳祈早请中央派援解围为祷。”

二、绥靖主任（阎锡山）接电后即以戎（十一月）支（四日）署刚战电复：“戎冬军电悉，已电西安胡主任（胡宗南）派队增援矣。”

十一月九日　星期日　晴　风

一、第十四区保安司令谢克俭戎（十一月）齐（八日）军亲寅（五时）电：“查，十号碉距东北城角仅百公尺，匪已突破，迫近运城，势甚危虑，除仍会商竭力设法外，万祈电派部驰援。”

二、绥靖主任（阎锡山）据报后，即以戎（十一月）青（九日）亥（二十四时）署刚战电复：“戎齐军亲寅电悉，已急电西安胡主任派队驰援矣！”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

一、第十四区保安司令谢克俭，戎（十一月）佳（九日）军亲电，“运城危急，已屡电呈，现匪以轮战方式，日夜更翻猛攻，致我军民苦守四十余日中，杀不胜杀，精疲力竭，对破坏各处工事，已无暇整修，弹药缺乏，尤以手掷弹使用殆尽，城防垮虑，我如能以一师兵力北渡增援不晚，运城之危或解，即汾南亦不难协同，一鼓荡平，万祈电催增援为祷。”

二、绥靖主任（阎锡山）据报后，即以戎元署刚战电复：“戎佳军电悉，已电催胡主任迅速增援矣！”[1]

运城外围攻击战斗，整整打了一个月，敌外围据点基本上被我军扫清。眼看运城据点危在旦夕，胡宗南不得不将原准备南调陇海路增援的钟松的第36师四个旅撤回，北渡黄河，增援运城。

敌增援部队进展很快，已从太阳渡、茅津渡北渡黄河，进至平陆县的杜马村、柳沟一线，此地距运城只有几十里远。增援之敌如若翻过中条山主峰，直下运城，将对我围攻运城部队形成居高临下的极大威胁。

王新亭根据我攻城部队的兵力，既要围城又要打援难以兼顾，决定主动撤围，集中兵力迎击援敌。于是，在运城周围仅留下独立第3旅和太岳军分区部队共五个团监视，王新亭率第八纵队主力两个旅与由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来晋南曲沃地区休整的两个旅，联合起来打援。

平陆县南临黄河，北上中条山顶，中间地带完全由南北纵向的条形鱼脊似的黄土高垣连接，梁与梁之间，沟深壁陡，只有羊肠小道通行，对大部队的行动非常不便。敌我双方谁先占领主梁，谁就得地形之利。援敌过黄河后沿杜马村、柳沟之线的黄土梁，控制了有利地形。我军要进击该敌，要翻山越岭，兵力高度集中和机动都受到限制，不能形成优势于敌的兵力部署。

在这一情况下，王新亭率领第八纵队南击柳沟敌四个团，王震率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进击杜马村之敌四个团。经与援敌激战数日，歼俘敌3 700余人，我军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伤亡3 000人，致使钟松的主力跑掉。防守运城之敌在援兵的声援下，破坏了我军攻城阵地，烧毁了我军构筑工事用的门板15万块，使我军无力再攻运城，我军第二次攻打运城又未能成功。

运城仍然在敌人的手中！

我军第二次攻打运城又未能成功，使部队的士气颇受影响，参战部队的指战员们都有点灰溜溜的，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11月21日，王新亭向中央军委和晋冀鲁豫军区作了检查报告：“此次撤运城打援敌，打成一大消耗战。此役教训，我们在指导上的主观错误，乃对此南北横断、东西水阻、绝壁深沟、天井窑（之地形）；对在杜村、马村、七里坡有敌来时挖的工事之利害关系认识不足。我预伏在敌通过道路东西两侧十五里地左右，夹击敌二十里行军纵队，敌发觉我即成密集队形，跑进村落防御，我跟着猛扑，不得手，伤亡甚重。”[2]

11月22日，中央军委在复电中指出：“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一时引起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教训，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徐向前也来电指示：“攻打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

第二次攻打运城结束后，王新亭率领第八纵队集结在运城以北地区休整了近两个月，王震率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在新绛、稷山一带休整。不久，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仍参加攻打运城的作战。

12月1日，王新亭和王震来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武安县冶陶镇，他们首先向徐向前汇报了第二次攻打运城的情况，并提出第三次攻打运城的请求。

徐向前说：“你们和全体指战员要求最后攻下运城的决心很好，但必须很好地总结上次攻打运城的经验，接受教训。第二次攻打运城，部队是很英勇的，但步兵的顽强性还不够。教育部队要顽强不屈，坚持最后五分钟，取得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徐向前与王震、王新亭认真研究了再打运城的问题后，12月3日，徐向前连夜起草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作战方案，报告中央军委：

与王震、新亭谈后，拟集中二、八纵队再次攻取运城。

……

我们拟于12月15日后开始行动。以八纵两个旅及独三旅并军区部队担任突击。王震纵队为预备队及打援。敌工事可能加强，但我们部队情绪甚高，地形熟悉，又有初步经验，火力很强（榴弹炮，山、野炮，重迫击炮等重炮四十余门），有把握打下。

第二天，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军委复电：“（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3]

王新亭和王震回到部队后，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传达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和晋冀鲁豫军区关于再次攻打运城的指示，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运城前线指挥部，因徐向前正在参加土地会议，不能来运城前线，决定王新亭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运城前线部队作战。

这时，运城守敌除钟松援兵送来的第250团的一个营、雷文清（又名雷哼哼的土匪头子）残部外，加上原有的胡宗南部两个团一个营、阎锡山部三个团和土顽部队，共1.3万余人，有各种火炮近百门，轻重机枪340余挺。城防工事又有了新的加强，火力配系更为严密，城东又增修了不少碉堡，但敌人士气低落。

12月16日晚，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阵阵寒气袭人。就是在这气候恶劣的夜晚，我军开始了第三次攻打运城的作战。我攻城部队先各以一个团的兵力，伸进到距运城半日行程之内的地区隐蔽起来。第二天黄昏，以突然奇袭手段向运城城郊各据点发起了攻击。龟缩在碉堡里、野战工事里的敌人，突然遭到我军猛烈的进攻，被打得晕头转向。

经连续数日扫除敌外围据点作战，城西、城北两面登城障碍全部扫除。运城守敌指挥官、阎锡山的专员侯屏翰、朱一民、谢克俭在给阎锡山、胡宗南的报告中说道：

养（二十二日）黄昏前，匪复开始以步枪协同向城北、城西两面猛攻，烟雾障天，手掷弹如雨，并携带大量炸药到处爆炸，城内外落达多型炮弹千余发，匪以十倍以上兵力硬与我拼，激战彻夜，北门外最坚固之十九号碉及西门外最坚固之西大碉均经陷落，其他各点亦多残破不完，守军弹药缺乏，又无空军助战，大部壮烈牺牲，匪已迫近北城及西南角数十公尺，危在旦夕，设有不幸，职等绝对殉城，以报国家，所有物资，除尽量使用外，余当竭力破坏，免资匪用，敬请释念，并早定收复晋南之策。但为挽救一线生机，仍请飞电胡主任及中央，立即投送大量弹药，日夜派机助战，尤其黄昏及拂晓前后，大量轰炸，并立即派军救援，为祷。[4]

运城再次危急，胡宗南梦中惊醒：上次不是派出钟松第36师的四个旅出动“吓唬”了一下，共军不是就撤围运城了吗？这一次，不妨再来四个旅渡过黄河试探试探。也是给阎锡山求援的那几个专员指挥官打打气。

得到这一消息后，王新亭立即和王震商量，决定抢在援敌到来之前突破城墙。于是，他们把原定25日黄昏发起总攻的时间提前到24日夜间进行。

然而，由于总攻时间提前，登城准备仓促，接敌运动的交通通路未完全开辟出来，只好又把突击部队撤开，至25日拂晓，最深的交通壕还没有挖到有半人深，加之，隆冬季节，土冻地坚，又在敌城墙火力下作业，部队伤亡很重。突击队拥挤到外壕和城墙脚下时，我军火力又压不住敌人，天亮时，敌人站在城墙上用各种火器杀伤我登城突击队。使我军攻城又失利了。

25日晚，我军又组织一次攻城，仍以同样的不利情况而被迫停止进攻。

一天之中，我军连续两次攻城失败，运城守敌又一次侥幸地向阎锡山、胡宗南报告说：“有（二十五日）拂晓匪即分由北门附近及西南角，蜂拥猛扑，炮火之烈无可形容，城墙多处被毁，匪即趋势冲入一部，战况惨烈，战斗十时许，始将匪击退，现仍激烈拼战中”。

徐向前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这样说道：

25日两次攻运，各主攻部队均已登梯，终因人顽强性不够，被敌击退。昨日开干部会检讨，情绪很高。现城墙已有五处毁坏，外壕已填平，敌火力已弱，决心27日继续攻城。对敌增援部队，我已派独三旅、太岳两独立团阻击，保障二、八纵攻城。

12月26日，徐向前向我攻城部队下了死命令：“坚持最后五分钟，坚决攻下运城。”

命令传到运城前线，我各攻城部队的战斗情绪沸腾起来了。各旅纷纷在阵地前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法。前线指挥所里只留下了主任桂绍彬和参谋处长晋夫与上下级保持联系，王震、王新亭和参谋长张祖谅冒着空中乱窜的流弹和满天飞舞的雪花，来到了第八纵队第23旅指挥所，参加了旅召开的团以上干部的紧急作战会议。王新亭和王震考虑到在炮火不足的情况下，坑道爆破是攻城的最有效手段。现在时间紧迫，别无他法，只能冒着敌人的火力，跳进敌人外壕，选择距城墙最短距离强行挖掘坑道了。而在几个旅中，只有第23旅在打曲沃县城时使用坑道爆破最成功。

第23旅的指挥所就设在城北不远的一个烧砖瓦窑内，这里距城墙根只有一千多米，虽在敌人火力威胁下，但地形便于观察城外情况。王新亭对到会的干部说：请同志们考虑一个问题，胡宗南派四个旅的援兵来，先头部队已渡过茅津渡，距运城只有一天的路程。虽在我阻援部队的打击下，也是越来越近。我们要接受第二次攻打运城的教训，主力决不能再撤围去打援。我们一定要赶在敌援兵到来之前，拿下运城。我们虽一日两次攻城没有成功，但创造了与第二次攻打运城时不同的有利条件。这次除城墙上边在敌人手中外，我军已控制了城墙外的阵地。就像砸核桃吃一样，用什么手段砸开这个核桃壳子、挖核桃肉吃呢？大家知道我们虽有12门野炮，可也只有12发炮弹，靠这个火力是轰不开城墙的。大家想想我们还有什么好办法？不能再把吃到嘴边上的肉丢掉！

会上，虽然没有人立即回答王新亭提出的问题，但从大家握紧拳头、决不气馁的神态上看，是想先听听他还说什么。王新亭接着说：你们第23旅有用坑道爆破曲沃城的经验和光荣的战斗历史，难道现在炸不开运城的城墙吗？我想你们旅是有这个勇气和条件的。前线指挥部决定，把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旅，行不行？

这时，坐在王新亭身边的第23旅旅长黄定基站起来说：“我代表全旅指战员请战，有信心、有勇气，竭尽全力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王新亭为这个旅在这个节骨眼上挺身而出感到高兴，随即鼓励他们说：“对的，有决心，有信心，再加上细致的组织指挥和战士们的勇敢精神，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作战任务！”

王震又说：“第23旅在坑道爆破方面，已经有了经验，应该贡献更多的力量。现在，晋南人民和整个运城前线的部队，都在看着你们，等待你们爆破成功！”

会议在紧张、坚定的气氛中结束了，王震立即赶回第二纵队阵地去作动员，王新亭和张祖谅留在了第23旅。

“完成挖掘强行坑道的期限，只有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的时间。”王新亭对第23旅旅长说：“定基同志，能完成任务吗？”

“请首长放心，我们决心尽力完成任务！”黄定基坚定地回答道。

黄定基把第69团团长张国斌、副政治委员蔡剑桥留了下来，共同研究了一个方案：第7连的交通壕已经挖到距城北外壕二十多米处了，有强行作业的可能，这是个捷径。从那里出发，深入到外壕去挖坑道，填好炸药爆破，开辟冲击道路。

他们马上把这个想法通报了第7连。第7连排长刘明生和战士车元路等九位勇士，主动请求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

当天夜里，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刘明生等九人背着门板和湿被子防御敌人子弹，带着作业工具和同指挥所联系用的绳子，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分头开始行动。第一战斗小组刘明生、乔永亮、郭海顺，在火力掩护下跃进，通过铁丝网时，刘明生负伤，郭海顺孤身滚进外壕，联系绳被炸断，上下失去联系。第二战斗小组崔有福、郭宪章、常豫恭下到外壕后，也断了消息。第三战斗小组车元路、申士功、张有才出发时，他们提出：“不用火力掩护，免得暴露目标，也不再背门板和湿被子防弹，身子也灵便些。”团里同意了这个建议。车元路他们悄悄地向外壕方向爬去了，果然出敌意外，同先前进到外壕的同志会合了。

突击队员们在寒风刺骨，冰水盈尺的泥浆中，迅速挖掘坑道，热汗冰水泥浆混在一起又脏又冷，使人难以忍受。敌人还不时地往外壕扔手榴弹和手雷。进到外壕里挖坑道的同志，大部分负了伤，个别同志阵亡了。他们把战友掩盖起来，剩下的同志，带着伤艰难地、不停地进行坑道作业。战斗携带的工具施展不开，就用双手刨土，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出洞口，强行坑道作业。

战火中，鹅毛大雪又飘落下来。

第69团团长张国斌伏卧雪地，一动不动地观望着前方的动静。刘明生、车元路等九位突击队员于12月26日晚7时，冒着敌人的弹雨，分批进入外壕，现在已是27日清晨，还没有听到联络绳连接的铃铛声。他在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他接到联络观察组的报告说：“从敌人的外壕方向爬过来一个人！”这人正是车元路。他已负了五处伤，满身都是泥雪和冰碴，鲜血浸透衣裳，仍以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忍着伤痛，从敌人的外壕爬回自己的阵地，报告了他们在外壕里彻夜挖坑道的情况。原先联络用的绳子早已被敌人打断，连接的铃铛成了“哑铃”，而深入外壕的勇士们，奋不顾身地挖坑道，不完成任务是决不会回来的。

张国斌把水壶递给车元路，并叫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这位坚强的战士则勇敢地说：“不要紧，没有伤着骨头，我还能战斗！”由于车元路路熟，人又机灵、勇敢，只有派他再到外壕去了解情况，传达领导的意图，一定要保住坑道，这是关系着攻取运城的成败关键。在这个生死线上，车元路一夜共往返五次，为攻取运城建立了卓越战功。

旭日东升，晨雾尽散。王新亭在第69团指挥所刚刚开完会，部署好了攻城行动便听到令人兴奋的消息；英雄们经过彻夜的努力，终于在拂晓前，挖成了5.5米长的坑道和可容纳3 000公斤炸药的药室，并且在通向我阵地的开阔地上，还挖好了几步一个的避弹坑。这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爆破运城城墙的坑道。

这时，王新亭对在场的同志们说：“根据情报，敌人的援兵，再有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这里。是成功、是失败，就看今天晚上！攻下城来，敌人援兵不打自退；攻不下来，我们就腹背受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今晚一定要攻下运城来！”

第69团团长张国斌回答说：“一定打好，保证完成任务”第67团团长康烈功也说：“我们一定和第69团同心协力，并肩登城！”

12月27日黄昏，我军攻城部队按预定时间再次发起总攻。第八纵队第23旅的爆破队仅用40分钟就完成了3 000公斤炸药的传递和装填，在老北门的坑道爆破成功，一声巨响，将城墙炸开了20多米宽的斜坡。

第67团第2营和第69团第2营均为突击队，他们乘着爆破烟雾迅速登城，同时分别登上城墙和城北门楼。第69团团长张国斌亲自带领第2营冲上突破口，在烟雾尘埃的掩盖下，迅速突入城内。他指挥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拦截向突破口增援的敌人。但是敌人又用猛烈炮火轰击封锁突破口，使我后续部队无法前进。我登上城楼的部队又遭敌人暗堡袭击，伤亡很大。敌投入成营的兵力，从东西两侧夹击我登上城头的部队，并沿城墙向突破口轮番反扑，我登上城头的部队终因寡不敌众，结果突破口被敌人封锁。我第二梯队被敌人隔绝于城外，张国斌带领的突击队的五个连却被敌人反包围在突破口内。

在这情况十分紧急的时刻，王新亭和张祖谅又来到第23旅指挥部，命令黄定基旅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再次打开突破口，并立即采取多路进攻，分散敌人封锁突破口的兵力！黄定基立即组织部队勇猛反击，同时王新亭又命令第24旅王墉旅长调部队加入争夺突破口的战斗。第23旅在老北门东侧，第24旅在老北门西侧，再次向突破口冲击。被反包围在城内的突击队同守敌反复进行白刃格斗，打退敌数次反冲击。经过激烈的战斗，突破口又被我军夺占。

突破口恢复和巩固后，第23旅和第24旅勇猛攻进城去。随后第二纵队一部，也从西门绕到北门攻入城内。与此同时，留在西门的第二纵队主力，也架搭云梯从西门登上城墙。几支部队攻入城内后，经过激烈巷战，守敌防御体系呈现混乱，纷纷弃守。当夜将守敌1.3万余人大部歼灭，12月28日2时，敌4 000余人向盐池庙方向突围逃跑。其中一股3 000余人由运城南门逃窜至平陆县北面七里坡附近，为我独立第3旅等阻援部队歼灭；另一股700余人逃到永济以西中村附近地区亦被追歼。

12月28日7时，运城守敌残部被全数歼灭，运城解放了。

此时，徐向前在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室里整整呆了个通宵，时刻关注着攻取运城战斗的进程，直到运城被我军完全占领。他极端兴奋地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电稿：

我于昨日（二十七日）黄昏从城北突入运城，今日（二十八日）拂晓已占该城，缴获正清查中，已开始抢运物资。

运城解放了，转眼就是1948年元旦，攻城部队过了个胜利年。当时，新华社记者在谈到运城战役的意义时指出：“运城一战歼敌万余，攻克了为日寇建筑又为蒋匪增修的坚固工事，证明我内线兵团战斗力已大大提高，不仅能够在野战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且能够拔除强固的据点，残敌即使缩踞工事，凭坚顽抗，也逃不脱死亡命运。”“此次战役，有力地配合了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对平汉、陇海两路的破击战，同时也证明我大军打到外线后，我内线兵力还很强大。不但能拉住他，而且能反攻并消灭他”。[5]

蒋介石眼看运城被我军攻取，感到“运城陷落，有关晋局甚大”，于是，急忙手令胡宗南“从速收复”。已捉襟见肘的胡宗南，虽派出救援部队，但一闻运城失守便立即缩了回去。

我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晋南攻下运城后不久，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晋北又展开了攻打应县的战斗。

应县位于山西省北部，既是军事重镇大同的南面屏障，又是阎锡山部伸入雁北解放区的一个反动据点。应县周围各县的地主、富农、恶霸大都逃至这座城内。应县周围地形平坦，多沙土，水位高，不易坑道作业。守敌是国民党军一个步兵团、一个保安团和骑兵队，共5 000余人。守敌以城墙为骨干，构筑了较坚固的工事，组织了严密火网。

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奉令担任夺取应县的任务，于1948年4月10日由左云地区向应县开进，15日到达指定地区，完成了对应县的包围；第六纵队奉令于16日进至怀仁地区，准备阻击从大同方向来援的国民党军。

4月20日晚，第一纵队扫清应县外围之敌的作战开始。我军刚一发起攻击，外围守敌1 000余人，迅速缩回应县城内。

4月22日16时，第一纵队第2旅，在六门山炮、野炮的掩护下，从城东南角；第3旅在4门山炮掩护下，从城西南角，同时发起攻击。三次攻击，均遭守敌猛烈反击，我军伤亡300余人，第一次攻城未能奏效。

5月3日18时，第一纵队对应县城发起了第二次攻击。第1旅和第3旅在14门山炮、野炮的火力支援下，集中突击城西南角，将城墙炸塌一个缺口，我突击队趁机勇猛向上冲，终于登上城墙。但是，由于敌人火力强，我突击队冲上城头时只剩下五个人，接着部队又被城下的敌暗堡侧射火力所阻，没能紧跟着登城。结果，登上城头的突击队又被敌人的反冲锋打了下来，这次攻城又未成功。

第一纵队虽两次攻击应县城都失败了，但指战员们的士气仍非常旺盛，他们决心再战。经过14天的充分准备后，5月17日18时，第1旅及第3旅的两个团，在14门山炮、野炮的火力支援下，重点攻击城西南角突出部。战至18日拂晓，我军已向南、向北发展700多米。此时，应县城内守敌已伤亡过半，城垣工事部分被毁。但是，就在我军继续猛烈扩大战果的时候，突然传来敌傅作义部的三个师来接应应县守敌突围，其前锋一个团已过桑干河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攻城部队撤出了战斗，准备转向歼灭援敌。后来查实这个情报是误报，我军失去了攻取应县的机会。

5月24日下午，应县守敌残部在驻大同的阎锡山部暂编第38师等部的接应下，撤离应县，我军乘机解放了应县。

在应县作战期间，阎锡山乘晋察冀野战军主力远在察南，而石家庄防守兵力较为薄弱之机，以其第43军暂编第49师及第8总队，自山西寿阳东犯，企图偷袭石家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命令位于浑源地区的第六纵队迅速南进，并指挥冀中军区第七纵队一个旅、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的两个团，歼灭偷袭石家庄的阎锡山部队。第六纵队于4月30日出发，5月8日进至盂县附近。与此同时，吕梁军区独立第3、第7旅及太行军区三个团亦奉令逼近太谷，配合第六纵队作战。

5月9日，敌暂编第49师等部进至盂县西南的东、西郭村和南、北上社，继向盂县城前进。第六纵队当即以一部从正面攻击，主力从两翼迂回，首先围歼敌第8总队。接着，第六纵队又在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攻击敌暂编第49师，歼敌大部，残部于10日分散向榆次方向逃跑。

此次作战，我第六纵队等部共歼敌4 700余人，俘虏敌第43军中将副军长兼暂编49师师长张翼以下1 700余人，粉碎了阎锡山偷袭石家庄的图谋。

[1]　乔希章：《徐向前与阎锡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96年版、1997年版。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

[4]　乔希章：《徐向前与阎锡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4章　降伏“卧牛”

阎锡山看重临汾——徐向前亲临前线——精心准备——坚固的“卧牛城”——战役提前发起——东关激战——梁培璜的哀鸣——地下争夺——节外生枝——“土行者”显威——“卧牛”降服

运城失守，国民党军丢失了晋东南的半壁河山，临汾已成了整个晋南的一座孤城。

阎锡山对运城失守，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损失的只不过是那些杂七杂八由伪军改编的保安团队，并没有损伤主力部队的筋骨。

然而，运城失守，又不能不引起阎锡山的注意。他立即把他的高级将领和得力助手梁化之等，召集到太原。

跟随阎锡山几十年的将军们，群集一起，等待着他们的首领发话。

阎锡山说：“这次请大家来，不为他事，只想同各位商讨运城失守后的山西形势。”

商讨来商讨去，他们还是把眼光盯在了临汾城上。阎锡山说：“临汾城，可不是运城，自古以来就是襟带河（黄河）汾（汾河），翼蔽关（潼关）洛（洛阳）的军事要地。各位还记得吗？太原失陷后，绥署和省政府军政官员，一并撤退至临汾，不就是因为临汾是军事要地的缘故吗？临汾古城墙，各位也都登上眺望，看到了它的威风，可以想象得到，明末李自成攻临（汾）城不克，损兵折将，束手无策，只得撤兵而去的惨败情景。况且，我又有了日本顾问指导帮助下构筑的城防工事，临汾城铁壁铜墙啊！有哪位将军敢来碰一碰吗？其结果，还不是明末李自成的下场！”

临汾，确实是太重要了。它是晋中的桥头堡、太原的南大门。国民党军要想保住晋中和太原，并牵制我晋冀鲁豫部队对西北战场的支援，就不能没有临汾。阎锡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不能再让临汾丢失了。于是，他作出了加强临汾防卫力量的决定，命令驻介休的第66师徐其昌率部从晋中赶来增援。同时，为统一调动指挥临汾驻军，命令已任临汾守备军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梁培璜兼任晋南武装总司令。

“还得给临汾的梁将军发个电报！”阎锡山命令他的参谋长郭宗汾说：“要他根据运城失守教训，加修、改造城防工事。日本军事顾问三人，将同第66师徐将军一同进入临汾。”

这时候，阎锡山为什么要让徐其昌任师长的第66师前去临汾呢？因为，徐其昌原是驻临汾第6挺进纵队司令。一来，他对临汾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来，在阎锡山的眼中，徐其昌看起来虽是个笨头笨脑的大胖子，实际却是个精明强干、灵机应变的将军。

就在阎锡山把眼光放在临汾，并下令加强临汾防卫力量的时候，徐向前也看中了临汾。

还在运城作战期间，徐向前、滕代远就已在考虑夺取运城后下一个战役目标了。1947年12月29日，他们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今后作战我们提议两个方案：甲，二、八纵并独三旅及地方五个团攻取临汾；乙，如二纵需西返，则八纵开豫北，结合太行、冀南四个独立旅及独立师共八个旅兵力，攻取安阳、新乡、焦作等据点。”当天，中央军委就复电指出：“攻克临汾对各方面（特别是对支持西北战争）极为有利。”“但对临汾城防及陕州宜川两处敌人增援之可能性，我们尚无把握，望调查并考虑电告。”[1]

1948年初春，大地还没有解冻，徐向前就向晋南前线出发。他在临出发时对夫人黄杰说：“这次出去，打不下临汾不回来！”

途经阳城时，徐向前在这里召开了太岳区党政军联席会议，研究了攻打临汾的问题，并就这个战役的准备工作进行布置，成立了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参战部队。

2月17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第一步作战计划，拟攻歼临汾之敌。”因未解冻，准备在作战开始前普遍进行以“土工作业，连续爆破，破坏外壕，坑道作业，攻击碉堡群、地堡，打开城墙突破口，竖梯登城，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纵深战斗及步炮工协同动作等项”为内容的攻坚训练。只有熟练掌握这一套攻坚战术，“才能代价小，收效大”。

18日，毛泽东给徐向前发来了回电，说：“（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荫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为不失时机地歼灭可能逃跑的敌人，徐向前考虑了攻打临汾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第八纵队第20旅位于浮山、大阳以西地区；太岳军区部队一个旅位于洪洞、赵城以东地区，控制同蒲路东侧；以吕梁军区指挥的西北野战军独立第3、第7两旅隐蔽在汾西地区，控制同蒲路西侧。主力集结翼城、曲沃地区，如敌逃窜，即以东侧两旅占领要点，阻击敌于赵城以南地区，西侧两旅截击从汾河西岸北逃的敌人，并迟滞南下接援的敌人。为不过早暴露行动企图，在战役发起时，主力部队即以一天半行军北上投入战斗。19日，他把这一考虑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毛泽东在复电中说：“部署甚好。”为此，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相继来到了翼城进行整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第八纵队扩编为第22、第23、第24旅外，又成立了由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鲁瑞林任副司令员的第十三纵队，下辖第37、第38、第39旅。

2月21日至23日，前线指挥部在翼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动员大会，徐向前特别指示工兵连排干部也参加。大会由王新亭总结报告运城攻坚战的经验，他指出：攻打运城的经验：一是注意攻击准备；二是强行坑道作业；三是采用小组连续爆破；四是在兵力使用上反对平均主义；五是坚决执行命令，不打滑头仗；六是要有忍劲，坚持最后五分钟。[2]

23日，徐向前在会上作了攻打临汾的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先传达了朱德总司令关于为了解放内线敌占区城市，要求培养专门攻坚兵团的指示，要求与会的全体干部，认真虚心学习运城攻坚经验。接着，徐向前指出：朱总司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本军区今后的作战任务，在本区说来，就是要肃清内线敌人及其残留的据点。在全国范围说来，要配合外线作战，同时要把晋冀鲁豫军区的野战军培养成为专门的攻坚部队。这样，各有专门的装备，各有专门的经验，作起战来非常便当而有力量。今后去收复国民党占领的许多大城市，需要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攻坚战斗。本军区春季攻势的第一个战役计划，主要的对象就是临汾。

在谈到攻打临汾的重要意义时，他说：“夺取临汾，不仅可使晋南全获解放，而且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连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胡守敌，解放华北扫清障碍。”因此，这个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地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

能不能攻克临汾这样设防坚固的城市呢？徐向前分析敌我力量后，认为“是有胜利把握的”。就敌人方面而言：一是“已丧失了守城信心。敌人内部不团结不统一，临汾城的敌人，有胡宗南部队，有阎锡山部队，还有土顽部队，他们内部矛盾重重，互相磨擦、抵消”。二是“敌人是孤立的，四周被我们解放区军民紧紧包围着。敌人要想来援，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北边是惟一可以来援的方向。如果敌人来援，正是我们欢迎的，我们就打援，在野外消灭他”。三是“临汾城内的敌人，总计不过二万五千来人，而且也受过我们的打击。临汾的工事，同运城差不多，可是临汾城的四周，比运城大得多，这也是便于我们突破的”。就我方来说，“内部是统一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有全边区三千万人民的支援，我们的兵力比敌强”。徐向前说，以上这些“只是解决问题的根据，要经过战斗才能解决问题。”[3]

徐向前强调指出，要在战斗中解决问题，现在必须加强部队的训练教育，要加强学习。学习的重点是攻坚的战术和技术。干部和战士学习各有重点，干部基本上学战术，但要懂得技术；战士基本上是学技术，但要与战术结合起来。勇敢和技术结合起来，勇敢与智慧结合起来。

针对阎锡山所说的临汾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徐向前指出：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可攻破的“铜墙铁壁”。阎锡山一贯是“乌龟战术”，胆小如鼠，轻易不敢伸头，估计不敢在解放军围攻临汾时派兵南援，但仍要作好围城打援的准备，要把“老鼠”当做“老虎”打。一个指挥员，首先一条，要胆大心细。打以前要心细，一打开了，就要胆大，要有“打鼠如虎”的精神，把弱敌当强敌打，把强的敌人当更强的敌人打。军队的战斗作风应该是：谨慎、细致、迅速、果敢、沉着，不怕困难，不叫苦，胜不骄，败不馁。

2月25日，徐向前亲自率领参加会议的全体干部，观看了第八纵队组织的火力、坑道爆破、突击三结合的实兵演习，检查了模拟临汾城墙的目标被破坏的程度，并在现场对各部队领导作了指示。他还深入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了解敌人火力配置情况，深深感到攻打临汾这场攻坚战，看起来比原来预想的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

临汾，位于汾河下游的同蒲铁路线上，是晋南最大的城市和战略要地，相传为尧王建都之地，有尧庙宫、尧陵等古迹，历来是军事重镇。自从纵贯山西全省、沟通华北与西北交通的同蒲铁路建成后，这里是同蒲线南段的枢纽。临汾城依自然地形筑在汾河东岸一片冲积而成的黄土高坡上，城外地势比城内低。黄土垒砌的城墙，粘结得非常坚固。基部最厚处有30多米，墙面如牛背，倾斜向上，高达14米，顶上有10米宽，可并行三辆大车。城周长近10公里，城外的东南部又加修一座护卫城，高度与厚度略次于主城，周长3公里多。整座城，西傍汾河，南、东、北三面均为开阔地。从远处看，临汾城宛如伏在汾河东岸的一头黄牛，故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

当时，防守临汾是阎锡山的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武装总指挥梁培璜。他是河南光山县人，保定军事学校第三期毕业，历任阎锡山部的旅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等职，是阎锡山的“铁军组织”的28名骨干之一。驻守临汾的国民党军除胡宗南的第30旅和阎锡山的第66师两支正规军队外，还有逃到临汾的4个伪专员公署和14个流亡伪县政府所属的各种杂牌武装还乡团、保警队等，整编成的8个团，总兵力近3万人。

梁培璜深知用这3万人来固守临汾是难以和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抗的。况且在这3万人中有一半是地方团队，战斗力很差。因此，梁培璜的如意算盘就是凭借工事固守，进行顽抗。于是，他搜刮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临汾原有工事的基础上，构筑了四道防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第一道防线是外围警戒阵地，以城东、南、北各2.5公里，城西7.5公里内的较大村镇为据点构成。筑有高碉堡、明暗火力点和外壕、电网、地雷等障碍物，形成一个个独立支撑点，各点驻有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兵力，配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既可独立作战，又可相互支撑。

第二道防线是护城阵地，以环城周的31个碉堡构成，三碉一组作品字形布局，以水泥、片石构筑的主碉居中，距城50至80米不等，周围并有地堡、暗火力点和外壕、铁丝网、地雷等防御物，有的还有暗道通往城内。

第三道防线是外壕和城墙阵地，外壕在旧护城壕基础上挖成，深20米，宽30米，紧靠城墙，在城墙顶部四角和四个城门楼上修有火炮、各种枪和喷火器使用的据点工事，将城墙腰部挖空，修筑轻机枪、步枪和喷火器的发射掩体。

第四道防线是城内纵深阵地和地道工事，城墙内有一条深、宽各3至6米的内壕，壕内每隔15米修一伏堡，城内主要街道和高大建筑物上，共修了11个巷战据点，在城东偏南的东关，高度略低于主城，也构筑了完备的防御工事，与主城形成一个整体。

面对如此坚固的城防工事，梁培璜极为得意，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多胜少，我们把临汾城周工事筑成法国的‘马奇诺’，来个以少胜多。”

梁培璜自认为他的“马奇诺防线”万无一失了。几天以后，他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说：

（一）城防工事，在日本朋友帮助指导下，按计划全部加固改造。如果徐向前敢来进攻，他所指挥的土八路，定叫他死在我坚固阵地和各道防线之前沿。

（二）六十六师接防，三十旅交防，交接将毕，将设宴迎送。

（三）坚守临城，唯粮荒在即，难以持久。

阎锡山看过电报，甩在一边，向参谋长郭宗汾大发雷霆：梁培璜真是个糊涂虫，守成没有粮食，还守个甚？傅作义当年守涿州教训还不够吗？快给梁培璜发急电，趁共军大练兵尚无攻城之意，还不出城把粮食抢到手？

进攻临汾的时间原定在3月10日。

3月初，西北战场传来捷报：胡宗南派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4个旅驰援宜川。结果，连同守军一个旅被西北野战军全部歼灭，近3万人无一漏网，刘戡本人亦被击毙。胡宗南慌了手脚，再也顾不上与阎锡山协防临汾，急着要撤走整编第30旅返回西安，可是通路已断，只得靠飞机空运。

正在这时，徐向前得到情报：阎锡山的第66师的一个团及三个保安团，进到襄陵南的古城地区。当晚，徐向前即令第十三纵队提前出发，西渡汾河，配合吕梁部队作战，先奔袭歼灭这一敌人，并肃清汾河西岸外围之敌。尔后，再转河东，按原计划作战。

哪知，阎锡山早有预感和防备，他对第66师师长徐其昌说：“和共军打交道何止一日，对你来说，更有亲身体会，部队向临汾开进途中，一定要防止中埋伏！”

阎锡山的这几句话，真起了作用。徐其昌率第66师由介休出动，过灵石下韩信岭，便不再沿同蒲路向南开进，而急急忙忙涉过汾河，转道汾河西岸向南开进！而我军汾河西岸的部队却没有能阻击敌人，致使徐其昌率部由临汾大西门进入城里了。

徐向前对这次临汾城外一仗战机消失，感到遗憾。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阎锡山的“老奸巨猾”，要提防他打“猾头仗”。

3月6日一早，徐向前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攻临汾的部署：

（一）八、十三两纵及太岳部队，攻坚训练与三查、民主运动，最迟者可于八日以前全部结束，决按原定计划，灰（十）日开始行动。第一步，先扫清临汾外围之敌，作攻击城垣准备。此时如晋中阎敌南援，决先歼之于霍、赵间，再攻歼临汾敌。如晋中敌迟疑，一切攻城准备已完成，即拟一举攻克临汾，再向晋中发展。各级干部经过三查学习、改造，经过民主运动，再加攻坚技术战术训练，一般上下级与兵官之间团结加强，军事技能提高，政治情绪旺盛。对攻取临汾都有信心。

（二）昨日六十六师之一九六团，及三个保安团，进到襄陵南之古城地区。十三纵全部提前已于昨夜出发，西渡汾河，先歼灭此股敌人，并肃清汾河西岸外围之敌，即转河纱，按原计划作战。

中午时分，徐向前正坐在院子里草垛旁的躺椅上批阅文电。参谋送来情报：今天清晨，胡宗南偷偷派来一队大型运输机，在临汾城南尧庙宫机场降落，接运第30旅，已将旅长尹瀛舟及约一营人运走了，明天还要来飞机继续空运。徐向前看着，不禁皱起眉头，然后，拿铅笔在上面重重地写上四个字：“失之过迟！”同时，此时已接近春耕时节，考虑到部队作战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畜力运输物资，为避免过多地影响人民群众的生产，徐向前当机立断，随即吩咐参谋处长梁军，马上给部队下达紧急命令，并向军委报告要提前攻打临汾。他在报告中说：

临汾敌三十旅，今鱼（6日）辰（7时）已开始向西安空运（我们只发现两架大运输机）。我决提前出动，以八纵全部明虞（7日）拂晓前控制飞机场，肃清临汾以南外围之敌。太岳一个旅，肃清城北之敌，十三纵肃清城西及西南之敌，尔后即开始攻城。

命令也立即传达到了各部队：第八纵全部立即出发，以急行军于第二天早晨天亮前赶到临汾城南抢占机场；太岳部队全部出动，以急行军于明晨到达临汾城北，与第八纵队以向心合围的态势逼近城郊；第十三纵完成河西歼敌任务后，迅速移河东向临汾城郊压缩包围；吕梁部队控制汾河以西，监视敌人和打援。

临汾战役发起时间，比原定的提前了三天。命令下达后，不少部队正在练兵，许多人仓促忙乱了起来，开始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卧牛”又搬不走，是“瓮中之鳖”，何必要提前三天呢？还有人说：就让敌第30旅跑掉了，临汾城不是更好打吗？

徐向前考虑的正相反。他认为：如果放走敌第30旅，等于加强了胡宗南在西北战场的力量，就达不到预定的牵制敌人、配合我西北野战军作战的目的；当面之敌，只有第30旅较强，让它逃走而轻易地攻下临汾，就不能取得真正的“攻坚”经验，完不成培养过硬的“攻坚”兵团的任务。

眼下，徐向前最关心是第八纵队。3月7日下午3点多钟，徐向前命令接通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的电话，但联络不上，估计王新亭已经上路了。他随即写了一张手令：“不能让敌人跑掉！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到敌人的飞机前边，不能叫敌人逃走，最好是在敌机降落以后发起攻击，缴获它几架飞机。”

两名年轻的参谋，乘上惟一的一辆中型吉普车去追赶第八纵队的部队，徐向前大声向正在登车的参谋说：“必须在部队宿营以前把命令送到，亲自交给王司令员！”话音刚落，他随即坐进也是惟一的一辆十轮卡车驾驶室，率领前线指挥部干部朝临汾方向进发。

王新亭接到命令后，一面率领部队加快行军的速度，一面命令已集结在浮山、大阳镇以西的第24旅，利用距离飞机场比较近的有利条件，首先打响抢占机场的战斗。当时，十架飞机已经降落，敌军正列队等候上机。埋伏在机场南面的我第24旅，在信号弹的闪光中猛烈开火，两架敌机被击中，其余八架飞机没等停稳，又慌忙滑行上跑道起飞。几个敌军官，爬上吉普车朝城里逃跑，后边跟着几百名夺命逃奔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机场迅即为我军占领，胡宗南空运第30旅回西安的计划破产了。

初春的晋南地区，连续数日雨雪交加。梁培璜为引诱我军于临汾坚城之下，命令外围各据点守军边打边撤，逐次向城周各据点集中，并随即调整部署：以整编第66师守东关及外壕外沿各据点，以杂牌部队填补空隙及次要据点。

3月8日，刚刚到达目的地的第八纵队第23、第22旅，立即按照预定的目标展开攻击，分别攻占柴村、张吴、尧庙宫、乔家庄、东西赵村、义园等外围据点，并打垮敌人多次反冲击而巩固了阵地。战至11日，攻城部队推进到距离城墙3 000米处，对临汾构成合围，并加紧作全线攻击的准备。

3月16日，我各部队攻击临汾城外围和城东关外壕外围的主要据点，以掩盖交通壕攻击推进，紧缩包围圈。由于城北地形较高，对登城有利，第八纵队除留下第22旅仍在城南担任助攻任务外，主力第23、第24旅迅速转移到城北新的攻击方向上，准备先夺取兴隆殿，再依托该阵地攻城。

3月22日，在准备攻击兴隆殿阵地前夕，第24旅旅长王庸不顾安危，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亲自登上制高点，观察兴隆殿地形、敌情，不幸头部中了敌人冷枪，光荣牺牲，年仅33岁。

王庸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徐向前沉思怀念很久。他在给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次攻临尚未进入决定作战，八纵因干部看地形不隐蔽，亡营长一，副营长一，伤营长一，挖交通壕因土质松，连日阴雨天又解冻，又挖得大与宽，致土塌下，压死者数十人，我已下了一个训令纠正这一现象，但昨天24旅旅长王墉同志又到前方地堡看地形，被敌冷枪击中头部而牺牲，真正令人不胜悲愤！”[4]

从22日夜开始，我攻城部队全线发起攻击，重点攻击临汾东关和南北外围据点。

临汾这座古城，说来有点奇怪，它不像别的中国古城设有东西南北四关，而只筑有一座东关，亦筑有城墙。整个东关，相当于主城的三分之一，与主城紧紧相连，就像“卧牛”的头伸至城的东南部。在我军攻打东关之前，守敌为发挥他们的火力，把东关紧靠城墙的房屋全部拆除，形成了一片开阔地带，以防止我军利用。

可见，要宰掉“卧牛”的头，实在不易。但是，要攻克临汾又首先必须攻占东关。这是一场硬仗！

前线指挥部把攻取东关的艰巨任务，先交给了新成立的第十三纵队。接受任务后，第十三纵队第38旅第113团冒着倾盆大雨，从河西开到东关的制高点黄土包下，向黄土包之敌发起了攻击。经过三次攻击和反攻击，占领了该高地，并摧毁了敌人的暗道。

接着，第38旅又以两个团的兵力，于3月23日、27日两次进攻东关，但由于我炮兵火力弱，射击技术不熟练，口子轰开得晚，把城墙轰开一个10米宽的口子后，步炮协同不好；外壕内沿只爆炸一次，突击部队通过不便，第38旅主力未能突入，我军两次攻东关都遭失利。但是，这一仗，我军干部战士都非常英勇、顽强。突击连有个战士叫李海水，战斗中负伤，晕倒在掩体里，部队刚撤离阵地，敌人又开始反扑了过来。他醒过来爬出土坑，把别的连队的十几名伤员组织起来，连续打退了敌人六次反扑，一直坚持到第二天的上午。最后，他奋不顾身把一个5公斤的炸药包投向敌群，掩护战士们安全撤回阵地。

在第38旅攻打东关的同时，第39旅又向电灯公司发起了进攻。电灯公司位于临汾城东、东关北侧的三角地带，南侧紧靠东关北面敌人的外壕，是一个复杂的集团工事。敌人在这个据点设了三道外壕，内外沿有大小碉堡和明暗火力点，组成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和密集的火力网，各碉堡群环绕以交通沟堑，由暗道相互贯通，守敌达千余人。

23日夜，第39旅第115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第117团从东北方向分三路向电灯公司发动攻击，另以部分兵力包围电灯公司东北侧翼之敌。

夜晚，炮火把天空映红。在炮火的掩护下，我第115团以连续爆破的手段炸毁了敌人的两道铁丝网和一道电网，顺利地通过了第一道外壕。但在通过第二道外壕时，部队受到了阻碍。一个小时以后，第115团又一次猛攻电灯公司守敌，控制了敌占据的几处房屋。但由于我第38旅第一次攻东关失利，使东关守敌得以拼凑成一个团的兵力，在三个小时内，连续向我第39旅已得阵地发动了七次猛烈的反扑，最后我攻占部队被迫放弃已占领的几处房屋，撤回到原出发阵地。经再次组织反击，于25日晨3时，又夺回了这一阵地。第二日晚，第39旅又向敌核心阵地进攻。第1连班长毛德兴带领七名突击队员，在炮火的掩护下，以迅猛之势，顺利通过第三道敌外壕，猛攻敌人外壕内沿碉堡群，迅速占领了敌人两个碉堡，猛插敌之纵深，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围墙。但是，正当我军向敌人纵深发展时，东关守敌从暗道绕至我突击队背后，切断了我军后续部队。这时，东关守敌的炮火重点转向了电灯公司，使我部队伤亡重大，被迫撤至围墙以外，坚守已占阵地，与敌对峙。

与第十三纵队猛攻东关、电灯公司同时，我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城北攻打“日本坟”、兴隆殿两高地。他们连续爆炸三道又深又宽的外壕与障碍物，攻上去占领一群碉堡，歼敌一个排。但因敌人炮火与反扑，又退到外壕。苦战一天一夜，我军消耗弹药甚多而未获成功。

我军一次次的攻击，一次次的失利。这可乐坏了太原城里的阎锡山。他马上给临汾守敌发去贺电，给梁培璜打气，说他指挥有方，说徐其昌守东关应该受到嘉奖，要给守东关的将士每人赏二块银元。同时向蒋介石报功，说：“我守临汾将士，血洒城头，临城稳如泰山。”还说：“从共军首领徐向前临汾城下的失败，足以证明山西城镇据点工事结构的坚固，火力配备的得当，徐向前连临汾都攻不动，休想打下太原！”

我军并没有因攻击东关失利而气馁。为及时总结作战的经验教训，晋冀鲁豫军区前线指挥部于3月31日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攻临汾外围作战检讨及今后作战等问题》的报告。他指出：“阎锡山花样多，一贯主张防守战法，当我开始包围临汾时，敌远距离外围据点，不战而退；但近距离城壕外围据点则拼命固守，土顽换为正规军。”由于“守敌待援无望，突围有被歼之危险，只有死守一条路”。接着，徐向前自我批评说：在战役指导上，开始对敌人工事特点估计不足，想在短时间内，以小的伤亡解决战斗。战斗部署改变几次，企图打东关同时准备登城，没有集中最大火力，兵力有些分散。他指出，东关外围争夺战，正好锻炼了部队，也摸到一些敌人防御工事的底；敌人有五个正规军，已经被我军消灭2 500至3 000人。“我们人力物力消耗亦很大，也只有坚决打下临汾的一条路。”最后，他说：“坑道是我军当前攻坚的主要手段，我们要实行土行孙的战法，钻到地下去，用坑道破城。”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前线指挥部于4月1日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集中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主力，从东北、东南两面，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第三次攻打东关。

第八纵队第23旅，是一支具有坑道爆破攻坚丰富经验的部队。他们接受任务后，在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的带领下，在地面与敌展开争夺外壕的激烈战斗的同时，在地下进行了紧张的坑道作业。

守敌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一面以炮火拦阻，用步兵连续向外反扑；一面在外壕底部修地堡，挖“T”字形深沟，阻我坑道接近。然而，在我军的抗击下，都一一失败了。敌人没有办法了，就用水管往外壕里泄水，妄图淹没我军在外壕里筑起的碉堡。可是，外壕原来是条护城河，泄下来的水就顺着水沟流走了，形成了一条潺潺的小溪。战士们幽默地把自己筑的碉堡称为“近水楼台”，有一个碉堡还命名为“得月楼”。

4月9日拂晓，我第23旅先后完成了四条通向东关的坑道和药室，第十三纵队也完成了两条坑道。这样，临汾城外围就布满了掩盖的交通壕，四通八达，犹如蛛网。为了不致迷失方向，战士们给各交通壕起了名字，如“胜利大街”、“英雄胡同”等等，在交叉路口还插了路标，这就使我军完全控制了突击地段的外壕。夜晚，黄定基组织了240人的两个运输队，一夜之间从十几里路外将8 700公斤炸药运送进了坑道，并填装好了三条坑道的药室。与此同时，副旅长邓士俊集中了全旅92门八二迫击炮以上火炮和重机关枪成立火力队，以支援步兵冲击。担任突击任务的第68、第69团也进入了攻击阵地。

一切都准备好了。4月10日下午4时，炮火越打越紧。徐向前在炮兵开始火力准备的隆隆声中，来到了离东关不远的一处房屋制高点观察和指挥。只见我军的榴炮、野炮一起向东关门楼及城内敌人的炮兵阵地进行压制射击，摧毁了东关门楼及东关城南角突出部。

10日下午6时，黄昏的天空中，高高地升起了两颗红色信号弹。只听黄定基旅长用电话大声传达着前线指挥部的命令：“突击部队，准备好，爆破声一响，立即登城。”

话音刚落，“轰！轰！”两声巨响，大地随着摇晃了一下，东关城墙上卷起了两股冲天的土柱，裂开了50多米和20多米宽的两个大缺口。

“爆破成功了，同志们冲啊！”第69、第68团的两个突击营应声而起，乘尘烟腾起，像离弦之箭冲进烟雾，顶着落下来的砖块，发起了冲击，不到一分钟就登上城头，迅即向纵深发展。

第十三纵队第37旅因坑道爆破经验不足，两条坑道一条爆破处距城墙尚有8米，另一条的点火装置因发生故障而没有起爆。徐向前立即命令第37旅突击队循着第23旅的突破口跟进。两旅突入，据守各要点的敌人迅速被歼。

当我攻入纵深的部队打到东关十字街口敌人的一个师指挥所时，敌第66师师长徐其昌，率少数残兵败将从地道里仓皇逃进主城大东门，紧紧关上城门闸。东关被我军占领了。

这一夜，整个东关都被枪炮声笼罩着，有几处燃烧起了熊熊大火，把夜空照得通红。

东关失守，使阎锡山惶惶不可终日，忧心如焚。4月3日，他派出第61军副军长娄福生，乘坐小飞机降于临汾城内传达他的命令：死守临汾不动摇，愿梁将军与全体将士与城共存亡，人尽物尽，城存成功，城亡成仁。并告诉梁培璜“不要希望援兵”。

梁培璜还真的给阎锡山发了个回电：“本人愿与全体将士死守临城，与城共存亡！”又在他的床底下放了一些干柴，旁边放了一桶汽油，对娄福生说：望兄弟回去回报阎长官，这便是我梁某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事实上，梁培璜在3月9日就已发出“参战字第114号代电”，说：“临汾之保卫战，已入严重阶段，本官已下定决心与临汾共存亡，如中途战死，即以徐师长其昌为本官之第一代理人，谢副旅长锡昌为第二代理人，继续执行保卫临汾之任务。”这时，临汾城内守敌，仅剩第30旅还有一些战斗力，兵员已明显不足，而且士气沮丧。但是，残暴成性的梁培璜仍不甘心失败，一面重申他规定的“八杀”命令：奉命进攻不进者杀；奉命赴援不进者杀；未奉命令放弃阵地者杀；邻阵被攻有力不援者杀；邻阵被陷不坚持本阵地者杀；滥用射击虚报弹药、阵前无敌尸者杀；谎报军情企图卸责者杀；主官伤亡次官不挺身而代行职者杀，图以此种恐怖手段胁迫部属为其卖命。一面将第30旅调至城外，争夺地面阵地，并大肆搜捕城内青壮年和学生补充兵员，强迫居民加修工事，增筑碉堡，决心死守。

东关失守，也使当时出席南京伪国民大会的山西省议员们，乱成一团。他们一日两次向蒋介石请愿，望他当面答应立即派飞机助战，挽救临汾危机。蒋介石为给阎锡山、梁培璜打气，在伪“国民大会”上宣称“决心保卫临汾”，并令国防部次长林蔚请求陈纳德派飞机助战，疯狂轰炸临汾城外我军阵地，并向城内投送面粉、大米、罐头以示援应，还说：“只要临汾城内机场修好，就空运部队增援。”其实，临汾城内机场早已修好，但始终并无一兵一卒增援。

我军攻取东关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更增强了徐向前攻下临汾城的信心。他总结了东关使用坑道爆破的成功经验，决定以坑道爆破为主的战法，攻克临汾城，首先从城东、城南两面控制外壕，完成破城坑道，尔后发起总攻。于是，部队开始夺取登城阵地，掩护坑道作业。

我军一步步向临汾主城逼近。这时敌人如同输红了眼的赌徒，妄作垂死的挣扎。他们除加强了防守和不断进行反扑外，竟向我军阵地施放了毒气，并立即从太原、天津、西安派出轰炸机对东关日夜狂轰滥炸，一时间，东关大部分的房屋都被炸毁。争夺登城阵地的战斗异常激烈，形成了空中、地面和地下的立体争夺战。

临汾攻坚战，的确是一场恶仗。

自4月15日以后，全线展开了激烈的登城阵地争夺战。我军每攻占一阵地，敌人必拼命疯狂反扑。

20日，我第八纵队第23旅第67团奉命夺取敌人的“火车头”阵地。“火车头”阵地位于东关以北170米处，距城墙80余米，敌人在铁路上集中了一部分机车和车厢，构成火力点，与“老鸹嘴”1、2号护城据点相呼应，构成敌人从东北侧至城东北角的前沿阵地。“火车头”阵地正对着城墙的两个突出部，是我第23旅必须夺取的攻城依托，也是第23旅挖掘破城坑道的理想开口地区。利用夜晚，我第67团将交通沟挖至“火车头”阵地前沿，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夺取了“火车头”阵地。

在第23旅夺取“火车头”阵地的同时，太岳军区部队也分别占领了“火车头”阵地以北的“老鸹嘴”阵地和1号护城据点。从而，我军控制了从段家窑到卢氏庄约200米的铁路路基。第23旅和太岳部队各三条坑道即由路基后侧开口挖掘。

临汾守敌梁培璜见我军逼近外壕，非常恐慌，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回“火车头”和1号据点阵地。

22日下午，敌人向1号据点和“火车头”阵地坑道口反扑了过来。情况十分紧急。我第67团一部在火力的掩护下，坚决实施阵地反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将敌人全部消灭。第二天，敌人又反扑过来了，又被我军击退。我军终于保住了阵地。

就这样，我军的几条破城的大坑道，正在激烈的战斗中紧张地挖掘着……

挖掘破城坑道是一场紧张、激烈而又十分艰苦的斗争。临汾守敌在东关已尝过坑道爆破的厉害，也在绞尽脑汁，采取反坑道战的种种措施。他们挖掘大量的T字形反坑道，在坑道内，遍设听音缸，发现动静即实施对挖，临近时炸毁对方坑道。在地面上，则以各种手段侦察我军坑道口的位置，窥得迹象则以飞机、炮火猛烈轰击，还派敢死队袭扰坑道。

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坑道战术，徐向前命令部队与敌展开对挖、对听、对炸的斗争。但是，困难一天比一天多了。坑道通过城下外壕，进入了非常艰苦的阶段。由于坑道长严重缺氧，掘进速度缓慢。为加强坑道掘进的保密，战士们挖土改用三股齿、小铁铲，脚缠破布棉絮走路。敌人的反坑道又多又密，攻城部队主坑道得不断拐弯，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正当我军在临汾与敌人打得难分难解之时，却突然节外生枝。

原来，傅作义见我军在攻临汾，急忙赶到太原去与阎锡山商量，企图纠合阎锡山部趁机出兵，偷袭石家庄。中央军委得到这一消息后，于4月30日致电徐向前，指出“我必须保卫石家庄，除从应县急调六纵三个旅南下位于阳泉外，难以再抽兵力，临汾攻克是否有把握？并是否能于短期内攻克？是否可以抽调两至三个旅北上，位于太谷附近威胁阎锡山军？如阎攻击阳泉则向阳泉会合六纵歼灭之。盼复。你部无论临汾攻克与否，第二步全力对阎作战，各个歼灭阎军，保卫石家庄。”

徐向前冷静分析了形势，认为坚决攻下临汾即保卫了石家庄，乃于当晚电复中央军委：敌以炸药、毒气破坏攻城部队土工作业，故进展甚缓，肃清城东与城南外壕前面及坑道内之敌，尚须三至五天。只要坑道成功，攻下临汾不成问题，预计尚须15天。

为防敌乘隙东犯，徐向前建议中央军委是否先将驻赵城准备阻援之晋绥独立第3、第7两旅由彭绍辉、罗贵波率领东移太谷以南，协同太行地区牵制阎敌；若敌东进，即移阳泉，协同我第六纵队歼东进之敌，待兵团攻下临汾、北出晋中时，再西返协同作战。

电报发出后，徐向前连夜调整部署。翌日清晨，中央军委来电称：阎锡山已集结一部兵力，有于日内向娘子关方向攻击的模样。在阳泉附近仅有两个小团，无防御能力，六纵在应县向阳泉走需要12天时间。要徐向前即派两至三个旅兼程开至太谷附近，有力攻击太谷一带敌军，牵制敌人，同时主力继续攻击临汾不变。

情况如此紧急，徐向前当即报告军委，除吕梁军区彭、罗两旅外，再抽出太岳一个旅，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北上晋中策应。下令免除太岳部队攻城任务，以第八纵队接替其攻城地区及攻城坑道，以第十三纵队接替第八纵队东城外以南原攻城地区及攻城坑道。

这一部署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命令徐向前北上部队均应立即由驻地出发。徐向前当即将彭、罗等可争取于8、9日赶到太谷以南，以及该部作战行动计划等详报中央军委。次日，中央军委复电，认为甚好，同时指出：“你处攻打临汾行动仍按原计划进行，不宜性急，为能更有把握地攻下临汾，如必要可照预定日期再延长若干时日。”

5月7日，徐向前给朱德、刘少奇、滕代远、薄一波写了《克临东关以来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报告说：现战斗之关键在夺取外壕，战斗正在地上地下同时进行。双方争夺已半月，60天作战，我伤亡约9 000至1万人（内有4 000人归队），但部队情绪仍极高涨，普遍反映说，我们是打强了，不是打弱了，信心更打高了。新部队说，经过这样锻炼，也成主力了。

但是，攻坚战对于长期习惯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广大指战员来说，毕竟是从未经历过的。临汾已经攻了60多天，如此旷日持久地再打下去，弹药实在难以为继。现在，敌人又派兵威胁石家庄。在这种情况下，“莫如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的议论，在一部分人中提了出来。

朱德在赴濮阳视察华东野战军的途中得悉这些议论后，当即于5月11日晚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薄一波、滕代远：“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价值。”朱德嘱薄一波、滕代远全力给徐向前一切支持，“撑他的腰”，一定可以攻下临汾。朱德还告诉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

情况再复杂，也没有动摇徐向前要攻下临汾城的决心。他对王新亭说：就是胡子打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打不下来，我和你到五台山当和尚去！这说的虽是笑话，但确实表明了他的坚定决心。[5]

情况正是如此，我军加强了对临汾的攻击，从而使阎锡山既不敢南援，也不敢东进。傅作义见阎锡山因一个师被我军第六纵队歼灭，已无胆量与其配合行动，又见冀中的我军严阵以待，他那攻打石家庄的计划便破产了。

这一节外生枝，并没有影响我军攻打临汾城。到4月底，我军挖的三条主坑道都已掘进到60余米，距外壕只有10多米了。然而越是靠近城墙，斗争也越尖锐。5月3日，2号坑道突然被敌人轰炸，经过外壕内的紧张争夺，保证了坑道作业的安全。又经过近十天的紧张坑道作业，5月12日，我军三条主坑道通过了外壕。在这事关成败的关键时刻，战士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一点一点地坚持挖掘。挖至14日，坑道进入城墙的基部。当天夜里，敌人又向外壕投放了大型炸药包命中了1号坑道，顶部被炸塌了一个大洞，如果不在天亮前修补好，被敌人发现坑道位置，后果不堪设想。工兵张贵云立即带领几个战士紧急抢修，由于土质很松，修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在这紧急关头，战士刘增练急中生智，想出了先用门板堆湿土堵洞口，再将门板固定的办法，几个人奋战了五个小时，抢在天亮以前终于堵塞了漏洞。

5月15日，我第23旅挖掘的117米和115米两条破城坑道到了城墙底部，第二天，又完成了爆破药室的挖掘。为了争取时间，前方指挥部命令每条坑道以两个排传递炸药。天刚擦黑，突然下起雨来，旅政治部主任张向善带领部队从炸药库到坑道口，排起了一条300来人的长队，冒雨往坑道里传递炸药。为了防止炸药被雨淋湿影响效力，干部战士们都脱去了上衣盖在炸药上传递。

漆黑的夜晚，雨还在下个不停。经过一夜工夫，1号坑道装黑色炸药6 200公斤，2号坑道装黄色炸药2 500公斤、硝氨炸药500公斤。

这时，临汾守敌经过我军的不断打击和长期围困，伤亡惨重，兵源枯竭，而且物资困难也与日俱增。敌人不仅吃不到油盐蔬菜，粮食也不够吃，弹药也极缺乏。梁培璜不得不发出：“粮弹殆尽，若不空投接济，实无法坚持”的哀鸣。结果又怎样呢？5月16日晚，梁培璜收到阎锡山的电报：“胡（宗南）部已空运抵太原，日内即协同高倬之、沈瑞两军南下，临汾之围指日可解。”看了这一电报后，梁培璜心里似乎高兴了一下。然而，17日中午，他又接到阎锡山的一份电报：“晋中局势已变，南下部队暂缓赴临，短期内仍须苦力支撑。”看了这一电报，梁培璜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提不起神来了。他只能苦苦地支撑着。

破城坑道完成后，我前线指挥部决定5月18日对临汾城发起总攻。

离发起总攻还有30多个小时。这时，整个临汾前线，表面上显得更加平静。实际上我军各兵种在前线的活动，更加频繁和紧张了。炮兵作攻击前的射击准备。工兵把炸药装填完毕，攻城部队开始进入阵地。一切准备就绪，各级指挥员都进入各自的指挥位置。整个前线上上下下，都在等待着总攻的号令。

就在这时，我坑道部队忽然听到敌人向我坑道药室对挖的声音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我前线指挥部很快得到了这一报告，决定将总攻的时间提前到17日19时30分。

5月17日，太阳渐渐地西沉，夜幕慢慢地降临，对临汾城发起总攻的时间到了，随着“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引出了两声巨大的轰响，震得大地不住地抖动，浓烟冲天。

坑道大爆破成功了！城墙上出现了两个各宽30米的大缺口子。接着，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我突击部队顶着劈头落下的砖头土块，踏着爆破后的废墟登上突破口。

此时，徐向前正站在城东的一块麦地里，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战况。天气并不热，他却敞开着军服的衣襟，全无半点病容。

不一会，王新亭打来了电话：

“报告司令员，突击队乘烟雾弥漫之际，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登上了城头，突入城里。”

“你在什么位置？”徐向前立即追问。

“我现在突破口，正准备跟部队进……”

“天这么黑，你进去干什么？还不赶快给我下来！”徐向前给两眼高度近视的爱将，下了这样一个既严厉又关切的命令。

“那……好吧！”王新亭回答道。

我军部队正迅猛地向纵深冲击。第69团遇到了雷区，踏响了地雷，又遭到内壕里的守敌火力点的拦阻，部队伤亡很大，一度受阻。但是，他们不顾残敌的阻扰，采取正面牵制、两翼迂回的手段，经过40分钟的激战，歼灭了顽抗之敌。车元路单身冲进了设在过去镇守使衙门的梁培璜的总指挥部，看到后续部队没有跟上来，他机智地从敌人尸体的头上摘下钢盔戴上，又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挺轻机枪，调过头逼着敌人一个排缴枪投降。紧接着，团长张国斌带着部队跟了上来，占领了敌人的总指挥部。

紧接着，我第24、第37旅又分别占领了徐其昌的第66师指挥所和谢锡昌的第30旅指挥所，歼灭了守敌。

5月18日，经过72昼夜的奋战，我军终于降伏了“卧牛”，“卧牛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然而，敌防守临汾城的三个主要人物——梁培璜、徐其昌、谢锡昌这时还没有捉到手。

梁培璜虽然多次向阎锡山发誓要“与临城共存亡”，“城存成功”，“城亡成仁”。但是，当5月17日晚我军对临汾城发起总攻时，梁培璜感到自己的末日已到了，于是带了六个随从人员，仓皇出西门逃命去了。逃到汾河边，我军的枪声急速地从后面飞来，他们来不及脱下鞋袜，就跳下水去。过了汾河，枪声仍然从四面八方传来，并且到处隐隐约约传来我堵溃部队“缴枪不杀”的喊声，他又惊又急，走了一个通宵才到了汾河西岸姑射山下的麦地里。他们真是又饥又饿又困，便躺在麦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后，他们从麦地里爬出来晒衣服时，被我军俘虏了。[6]

徐其昌和谢锡昌也是在5月17日晚逃出临汾城的。徐其昌从西城门的一个小门缝里钻了出来，一路跑到汾河岸边，连鞋带袜就跳下了河，鞋子也陷落了，只好光着脚爬上了岸。听说有人给了他一双鞋穿，但是他肥胖如猪，鞋根本穿不上，加上心里吓得作慌，那里还走得动。于是，就在汾河西岸下圪垛村躲藏了起来。到了5月30日，还是被我军活捉了。谢锡昌逃出临汾城后，就拼命向西跑，沿途遭到我军堵击部队的不断打击，被打得精疲力竭了，逃到乡宁牛王庙东西南沟村时，再也不能继续逃跑了，结果，他率领130多名残兵败将做了俘虏。

5月18日，我军举行了入城仪式，王新亭陪同徐向前进入临汾城。傍晚，被俘的梁培璜低垂着脑袋站在徐向前面前。

徐向前见他还光着脚，就叫人拿了一双鞋子给梁培璜穿上，接着问他：“你是保定军校第几期的？”

梁培璜回答：“第三期。”

“打了几十年仗，难道没有记住‘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救之城’这条城防基本法则吗？”

“知道……”

“明摆着临汾是座孤城，阎锡山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自顾不暇，蒋介石更帮不上手，你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死守？”

梁培璜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徐向前又问他为何要使用毒气？他企图抵赖，直到指出种种证据，他才认罪。再问他原来有何打算，他说：“贵军如果晚两天攻城，我们就要突围了。估计西山是个缺口，想从那里逃往西安。”

徐向前说：“到处都是天罗地网，走不了哇！”说完，吩咐把梁培璜的家属找上，让他们团聚。这时，这个“保卫临汾总指挥部”的总指挥，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第二天，徐向前冒着5月晋南初夏的炎热，穿着那沾满战斗灰尘的灰布军装，背上背着一顶草帽，带领前线作战的各级指挥员，从城外到城内，从城下到城上，踏遍战斗过后的残堡破壕和敌人主要防御地带，亲自一一察看。在坑道轰开的突破口现场，徐向前和各部队的领导干部，登上城头席地而坐。他说：“我们在临汾这一仗是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攻坚经验很宝贵。”

临汾大捷，贺电纷纷而来。5月20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

同日，中央军委来电说：“你这次以新成立之兵团，取得攻临汾经验，将为继续消灭阎锡山敌据点开展胜利道路，望于休整中总结此次战役经验电告。”

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也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5月2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致电徐向前并转临汾前线全体指战员：“我们热烈庆祝解放临汾的大捷。当此华北我党我军与全体人民在各解放军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声中，业已形成统一的华北解放区，建立了全华北党政军的统一机构，在华北中央局统一领导之下，将更加集中力量，齐一步伐，努力建设，继续支援前线，为解放全华北而奋斗！”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2]　《王新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4]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82~583页。

[5]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6]　《人民日报》1948年5月28日。

第15章　建立华北军区

我党中央东移西柏坡——毛泽东来到晋察冀——和聂荣臻彻夜长谈——城南庄被炸真相——刘少奇的建议——五书记最后拍板——华北军区的建立——华北野战兵团的编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1948年的2、3月间，我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全国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我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于3月21日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离开陕北，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显得格外的繁忙，他起草了一份长达4 000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党中央准备东移华北同中央工委会合和战争形势。

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陕北，踏上了东移的征途。

离开陕北，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周恩来、任弼时来说都是依依不舍的。在这里，他们生活和战斗了整整13年，和陕北的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3月21日，他们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的行军，于23日中午到达了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准备从这里登船东渡。下午，河滩上、山坡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岸边停泊着当地政府早已准备好了的十几条船，船工们都是粗犷结实的小伙子。毛泽东登上了第一条船，随后，周恩来、任弼时登上了第二条船，……

一上了船，毛泽东就和船工们一一握手，说：“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回答：“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说：“谢谢，谢谢了。”

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不断挥手致意。船已经离开岸边很远了，不停地摇晃起来，浪花拍打着木船，警卫战士劝毛泽东赶快坐下，他不为所动，望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望着渐渐远离的西岸和岸上的人群，两眼流出了泪水。

正是凌汛时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冲撞着，发出一片轰轰巨响。小木船忽而冲上浪尖，忽而沉落波谷；冰块撞击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啊！

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

船一靠东岸，便是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1]

踏上黄河东岸，毛泽东等就来到中央后方委员会的驻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接待了毛泽东一行。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2]

毛泽东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继续东行。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了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4月1日和2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大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毛泽东等在蔡家崖停留了八天，又上路了。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一个风雪之夜登上五台山，游览了这里的著名寺庙。

这时，聂荣臻接到晋绥军区的电报，得知毛泽东要来晋察冀，当即和在河北阜平城南庄的刘澜涛、蔡树藩、黄敬、许建国等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人研究接待问题，并派请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等赶到五台山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下了五台山，很快进入河北境内。数辆中型吉普车缓缓地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路面上结了冰，车轮经常打滑。车到山腰，毛泽东招呼司机停下了车，徒步在山路上行走。随后的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下了车，同毛泽东一起翻山越岭，边行走边谈天，不知不觉过了龙泉关。

4月13日傍晚，红日西沉，天地间变成了银灰色。城南庄周围，乳白色的炊烟和银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使得整个城南庄显得尤为美丽。这时，毛泽东一行到达了城南庄。这一天，城南庄戒严，老百姓不懂戒严的严肃含义，越是不让出门越好奇，他们跑到房子顶上去看，那些平房上差不多全都站满了人。毛泽东乘坐的是一辆中型吉普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聂荣臻迎到毛泽东的车队。他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迎进一座小院。

小院前门外是一条公路，后面依托着小山，出院后门便是防空洞。小院距城南庄还有一段距离，虽然简陋，但不失幽静清雅。它是晋察冀军区的驻地，聂荣臻也就住在这里。得知毛泽东到来，他把自己住的两间房子腾出来，作为毛泽东下榻之处，自己则搬到隔壁一间较小的房子里住。其他几排房子安排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人居住。

毛泽东在这座田园式的小院里住了下来。第三天，聂荣臻请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吃了一顿饭，有蛋、有肉，还有本地土产枣酒。

聂荣臻和毛泽东住隔壁，当时聂荣臻患有气管炎，天微微亮时就咳嗽。毛泽东住进小院后，他知道毛泽东睡眠一向不好，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睡眠，每天一清早，他就爬起来，走到院子外边去度过这段时光。他还派了一个警卫战士用长竿子驱赶附近树上的麻雀，不让它们惊扰毛泽东的睡眠。

这几天，毛泽东和聂荣臻经常交谈。有一天已到深夜了，毛泽东谈兴犹浓，并叫聂荣臻搞点酒来。他们两个慢斟细酌，侃侃而谈。毛泽东谈到解放战争的想法时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越快越好。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军的力量，去年已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下一步拟让陈（毅）粟（裕）大军的一部打过长江去。再下一步，就是彻底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则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放华北剩下的城市。他们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东方出现曙色。

在城南庄，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等共商军情大事。接着于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五位书记第一次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战略性的意见：第一，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没有这一条，不能胜利。第二，胜利使人欣喜，但目前民力负担很重。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上一寸，才能适应战争需要。第三，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适当缩小地方权利。[3]他这几点意见，后来被归纳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0个字。

聂荣臻希望毛泽东在城南庄把身体保养好。因为，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身体欠佳，加上转战陕北劳碌过度，没有恢复过来。当时的作战处长唐永健回忆说：那时，城南庄没有什么好吃的，毛泽东喜欢吃鱼，警卫排就到小河里去捞，河水没及脚面，鱼只有指头大小，把一个坑洼的水掏干，才能捉到一些。但是，炊事员将小鱼油煎红烧，香味扑鼻，毛泽东吃得很香。[4]

聂荣臻还向部属交待，一定要注意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但问题还是发生了，一次敌机轰炸了城南庄。

聂荣臻当时的秘书范济生回忆说：一天早饭时，冀晋军区电话报告，有六架国民党飞机，沿阜平西大庄大道飞往阜平城上空，现拐向史家寨。我接完电话马上报告了聂总，聂总要我保持与冀晋军区的联系。我刚回到房间，冀晋军区又电告，六架飞机转向南飞。再报聂总后，时间不长，就听到敌机声。一架野马式战斗机飞临我们驻地城南庄上空，对着城南庄到易家庄之间几个驴驮扫射。聂总得知敌机转向我们驻地方向飞来，随即到院中观察。敌机一到，聂总就去动员毛主席进防空洞。毛主席工作了一夜，刚刚上床休息，不肯去。敌机对驴驮子一扫射，聂总急了，要我搬来行军床，要几个人用担架把毛主席抬到防空洞去。毛主席见此情景，说“自己走，自己走”。这时，先来的那架战斗机刚走，又来了一架B-25轻型轰炸机。聂总等人陪同毛主席刚到防空洞时，敌机就投下了第一枚炸弹。我到防空洞时，看到聂总、赵尔陆用身体挡着毛主席，毛主席从他们俩人之间向外看。听不到敌机声了，聂总要我向冀晋军区了解敌机活动情况，得知敌机确实全部飞走了，聂总才请毛主席回房休息。这次敌机共投了四枚杀伤弹，其中一枚落在聂总住房前面（毛主席曾在此住了几天），一枚落在营房门前没有爆炸，聂总曾要工兵来把炸弹拆走。饭后，毛主席出去散步，见到没响的炸弹，蹲在旁边观看。聂总在院中见此情况，急步跑到毛主席跟前，拉起毛主席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不能在这里看”。我从未见过聂总急成那个样子。聂总扯得快，毛主席也没争，但莫名其妙。毛主席走后，聂总要我再催工兵来拆走。炸弹拆走后，聂总才放心了。

对这段惊险的经历，聂荣臻自己也回忆道：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群机的轰鸣声。”“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了。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走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我想不能再延迟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俩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5]

敌机飞走以后，聂荣臻好生奇怪，十多年了，连日本鬼子的飞机都不到这里来，今天怎么啦？他神色严肃地思索着，向晋察冀军区保卫部许部长问道：“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部长回答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他们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了，敌人肯定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

解放后，我军从大同接收的敌人档案里，才查清了这次敌人飞机轰炸城南庄的真相：

当时，晋察冀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孟宪德是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得知我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住在城南庄的消息后，就急急忙忙来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家里。刘从文早已被孟宪德拉入了特务组织。经过密谋，他们把情报送到了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作了详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转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队便派出了飞机前来轰炸城南庄。轰炸未达到目的，敌人的特务机关又叫刘从文往毛泽东的饭里放毒。但聂荣臻早做了布置，配专人为毛泽东做饭，外人不得参与。唐永健回忆说：“当时没有对毒物的化验手段，聂帅就叫用银筷子先试食品有没有毒。而且，毛泽东、聂荣臻吃的是一种饭菜，聂荣臻先吃，毛泽东后吃，即使有毒，这道关也挡住了。”刘从文无从下手，只好作罢。

查清了事情的真相以后，特务分子孟宪德、刘从文经法院审讯后受到了应得的惩处。[6]

敌机轰炸以后，聂荣臻感到城南庄不安全，几天后，他劝毛泽东转移到相距几里远的花山村。花山村夹在两个相邻的山峰之间，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清幽隐蔽，敌人的飞机难以轰炸。

毛泽东在花山村没有住多久，便去西柏坡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会合了。从此，西柏坡便成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司令部。周恩来说：“我们这个司令部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不发武器，不发弹药，就是天天发电报，指挥着世界上少有的大决战，叫前线天天打胜利仗。”

在4月30日到5月7日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华北、中原分别成立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机构。这一建议五位书记一致同意。

建立统一的华北解放区，成立统一的华北领导和指挥机构，刘少奇早在2月16日就有所考虑，他在给彭真、聂荣臻、薄一波，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分界线，原系被敌人封锁分割。故我们亦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来划分我们的行政与工作区域，这是正确的。”但是，在分界线两边虽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却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不统一，政策执行的先后与分量不同，财政负担轻重不一，货币不流通，贸易往来困难等弊害不胜枚举。“自正太、德石两路及石家庄、元氏之敌完全消灭以后，两区分界线的客观原因与必要，即已全不存在。”

为此，刘少奇提议：“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完全合并。邯郸局（即晋冀鲁豫中央局）与五台局（即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管辖太行、太岳、晋鲁豫、冀南、冀中、北岳六个区党委，将来或者再与华东局商量合并渤海区，共辖七个区党委。此外，两个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财经办事处、银行贸易机关、后勤机关、学校、报纸等，亦均合并办理。两个边区政府暂不宣布合并。但可合并办公，待召集两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时再宣布合并。”“野战军仍分南北两个兵团，但指挥与建制统一，若干军分区亦实行合并统一。”[7]两个解放区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既可以抽出大批高级与中级干部到黄河以南去工作，又可以发动几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

毛泽东收到刘少奇电报后，即在2月20日复电：“我提议由中工委于寅（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8]

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央工委电，指出：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9]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将统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事，通报全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10]

这样，毛泽东到达城南庄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正式提出了这一问题。

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此问题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发出通知：“（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原隶属晋冀鲁豫解放区之豫皖苏解放区改隶于中原解放区。原属太岳区沿同蒲路自赵城、洪洞（均含）以南直至蒲州以及路西各县，均划归晋绥解放区管辖；原属晋绥之太原附近各县，则划归华北解放区管辖。”“（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峰）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三）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以聂荣臻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委，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为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为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为参谋长，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蔡树藩为副主任；以徐向前兼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及政委，调王建安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未到职）；以杨得志为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罗瑞卿兼第一政委，杨成武为第二政委。（四）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未召开前，暂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席，黄敬、杨秀林（峰）为副主席，宋劭文为秘书长。（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并以刘澜涛为党校校长；叶剑英兼军校校长及政委，萧克兼副校长，朱良才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磐石为华北日报社长；范文澜为华北大学校长。”

经过这次调整，华北解放区包括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和以东的部分地区，同蒲铁路以东、平绥铁路以南和以北的部分地区，拥有4 370多万人口，1.63亿亩耕地。

5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正式合并，成立华北军区。

华北军区成立后，所属野战部队编为第1、第2两个兵团：

第1兵团由原晋冀鲁豫军区留在内线的野战部队编成。徐向前兼任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下辖三个纵队：

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副政治委员周仲英、政治部主任桂绍彬，下辖：第22旅，旅长胡正平、政治委员王焕如；第23旅，旅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24旅，旅长邓仕俊、政治委员王观潮。

第十三纵队，司令员曾绍山（未到职）、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司令员鲁瑞林兼、副政治委员袁子钦、参谋长白天、政治部主任郭林祥，下辖：第37旅，旅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38旅，旅长安中原、政治委员杨绍曾；第39旅，旅长钟发生、政治委员王贵得。

第十四纵队，司令员韦杰、政治委员甘渭汉、副司令员石志本、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思和、参谋长高厚良，下辖：第41旅，旅长曹玉清、政治委员丁先国；第42旅旅长黄光霞、政治委员张希才。

第2兵团由原晋察冀野战军编成，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下辖四个纵队：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韩伟、参谋长赵冠英、政治部主任刘国梁，下辖：第4旅，旅长萧应棠、政治委员龙道权；第5旅，旅长马龙、政治委员李水清；第6旅，旅长盛治华、政治委员钟华农。

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胡耀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道邦、政治部主任陆平，下辖：第7旅，旅长易耀彩、政治委员蔡顺礼；第8旅，旅长宋玉林、政治委员黄文明；第9旅，旅长陈仿仁、政治委员蔡长元。

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副政治委员王宗槐、参谋长唐子安、政治部主任李昌，下辖：第10旅，旅长邱蔚、政治委员傅崇碧；第11旅，旅长李湘、政治委员陈宜贵；第12旅，旅长曾保堂、政治委员李亚光。

第六纵队，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副司令员萧新槐、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旷伏兆、副参谋长张挺，下辖：第16旅，旅长廖鼎祥、政治委员李斌；第17旅，旅长徐德操、政治委员李志远；第18旅，旅长罗文坊、政治委员严庆堤。

第一纵队，仍属北岳军区建制，司令员唐延杰兼、政治委员王平兼、副司令员萧文玖兼、参谋长张开荆兼、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兼，下辖：第1旅，旅长曾美、政治委员丁莱夫；第2旅，旅长成少甫、政治委员钟炳昌；第3旅，旅长马辉、政治委员黄连秋。

第七纵队，仍属冀中军区建制，司令员孙毅兼、政治委员林铁兼、副司令员周彪兼、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漆远渥、参谋长李波兼，下辖：第19旅，旅长杜文达、政治委员谢继友；第20旅，旅长刘秉彦，政治委员马泽迎；第21旅，旅长黎光、政治委员邓可运。

晋冀鲁豫军区炮兵旅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1旅，旅长赵章成；晋察冀军区炮兵旅组成华北军区炮兵第2旅，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祥。两旅均归华北军区直接领导，分别配属给第1、第2兵团指挥作战。

华北军区成立后，对所属各地方军区也进行了调整：

北岳军区，司令员唐延杰，政治委员赵振声、王平，下辖第1、第2、第3、第5、第6军分区。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下辖第8、第9、第10、第11军分区。

太行军区，司令员鲁瑞林，政治委员赖若愚，下辖第1、第2、第4、第5军分区。

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王鹤峰，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

冀南军区，司令员徐深吉，政治委员王从吾，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军分区。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委员潘复生，下辖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第8、第9军分区及独立第1、第3旅。

晋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贵波，副政治委员解学恭，下辖第1、第2、第3军分区。

5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太行军区第2军分区、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吕梁军区第8军分区各一部合并成立太原军区，司令员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归华北军区建制；因王建安改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决定周士第任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8月，中央军委又对华北野战军重新调整，将华北军区两个兵团编组为三个兵团：

第1兵团除原有的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外，又将太岳军区各军分区所属的十个团编组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副司令员方升普，参谋长熊奎，下辖第43旅、第44旅、第45旅。原属第1兵团的第十四纵队改为直属华北军区。

第2兵团由原第2兵团所属的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组成。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11月初，又将第4旅和冀东军区的独立第1、第2旅编组为第八纵队，司令员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应棠，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蔡顺礼。

第3兵团由原第2兵团所属的第二纵队、第六纵队，北岳军区的第一纵队组成，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参谋长易耀彩。

至此，华北军区野战军三个兵团共九个纵队。直属军区的部队有第七纵队和第十四纵队。特种兵有炮兵第1、第2旅。地方部队为北岳、冀中、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和晋中七个军区。此外还有军政大学和补训团，全区总兵力约42万人。

华北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的建立，使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便于统一组织和调动华北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对加强华北解放区建设和提高华北军区部队的战斗力，加速华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都有重大意义。

[1]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引自杨尚昆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的谈话。

[3]　中共中央会议纪录，1948年5月3日。

[4]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5]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6]　北京军区关于刘从文等特务案的全宗档案。

[7]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48年6月12日。

[8]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48年6月20日。

[9]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9页。

第16章　转战热西冀东

再一次配合东北我军作战——野山坡分兵——挺进热西——暂不打承德——牵住敌人鼻子走——激战七昼夜——杨成武率部再战保北

这是华北军区成立以后，华北我军打的第一仗。

察南、绥东战役后，傅作义的主力部队仍摆在平绥铁路东段的察南地区，而在热河西部与冀东地区的守备兵力只有第13、92军及一些地方部队。

这时，东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冬季攻势的胜利，把东北国民党军50万余人分割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孤立地区内。蒋介石为了扭转东北的危局，答应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准备从关内抽调几个军增援东北，打通北宁线交通。1948年1月，蒋介石除将青岛的范汉杰及其兵团所属第54军调往锦州地区外，还准备从华北调兵增援东北。

为配合东北人民解放军作战，早在察南战役开始之前，中央军委就曾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察南战役结束以后，要有向冀东行动的决心。因此，察南、绥东战役一结束，晋察冀野战军便一边休整，一边准备挺进冀东。

冀东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它北面是绵亘的燕山山脉，南面濒临浩瀚的渤海，山与海之间狭长的平原地带，不仅是富饶的农田，而且是军事要地——北宁路从中而过，素称东北和华北的走廊。正由于冀东在战略上所处的重要地位，全面内战爆发后不久，各军事要点及交通要道均被国民党军占领，冀东人民重新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因而，晋察冀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到冀东作战有着特殊的积极性。

但是，正当晋察冀野战军整装待发之际，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要他们率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于5月20日以前进入热河地区，结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和冀热辽军区部队，向平承路及承德以东地区之敌发动进攻。中央军委在4月22日的电报中说：“你们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主力三个纵队必须于5月初出动，5月15日以前到达热河境内。这三个纵队立即在桑干河以南休息至5月2日左右为止，“准备七天携粮并在政治上完成远出之一切准备工作，注意不要暴露企图，待命出动”。[1]

热河本是一条河流的名称。1928年建立热河省，省会承德，辖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内蒙东南部。热河在军事上是战略要地，辽宁的锦州到热河的朝阳、凌源，就是过去满清军队进入长城线上的喜峰口从而攻占北平的通道。后来自锦州到朝阳、凌源至承德修筑铁路，经长城线上的古北口直达北平，被称为热西走廊。1933年4月日军侵占承德，进而通过长城各口向热河西部扩张，直逼北平城郊；并西向察北而绥东，成为进攻全华北的基地。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东北与华北的联系上，热河的战略地位是何等重要了。

4月23日11时，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致电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表示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当即遵照执行。”但由于部队远出之前必须穿上棉衣、补充新兵、作好政治上组织上的必要准备，因此5月初出动来不及。他们建议5月15日前后出动。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

5月中旬，华北军区已经正式成立，野战军编成了第1兵团和第2兵团。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率领华北军区第2兵团几个纵队从广灵、蔚县地区分路向平绥路东段（北平至张家口之间）前进，指向冀东。经过九宫口、石门峪、赛虎口、摩天岭、金水口等地，翻过板城以北地区，到了野山坡。

野山坡，位于宛平县西南，坐落在几十个村庄之间，离北平不过百余公里。这里曾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次，我第2兵团来到这里，受到了乡亲们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乡亲们忙着腾房子，搞慰劳，热热闹闹，就像红军时期的老区瑞金、兴国的群众那样。

部队刚在野山坡住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就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针对傅作义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我要采取新的作战方针，即以相应的分散对敌人的集中，实行大踏步进退的机动作战，对分散守备之敌进行远距离奔袭，大胆深入到敌占区内歼灭之。同时决定：在北线的第2兵团和第一、第七纵队分成东西两个集团，即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共七个旅的兵力，由杨得志、罗瑞卿率领，挺进热西、冀东地区作战；第一、第二（欠第4旅）、第六、第七纵队，由杨成武率领，留在平汉路、平绥路一带，寻机歼敌，钳制内线敌人，策应热西、冀东地区的作战。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华北军区第2兵团颁发了《为执行新作战方针告全体党员、全体干部、战士、民工同志书》，指出：在适时分散的时候，不要怕在短时期内打不出轰轰烈烈的大仗，我们打小仗取得小胜利，就是为了促使轰轰烈烈的大仗和取得大胜利的时机到来；要有大胆打到敌占区去的勇气，外线作战要准备克服各种困难；不要怕强行军，行军是作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不要怕有严重的敌情，要机动、巧妙地调动敌人，歼灭敌人；不要怕一时粮食困难，即使偶然吃不上饭，也要同样行军、作战；不要怕暂时的群众条件不好，要积极做群众工作。只要我们努力，困难就一定可以克服。

5月13日，一吃过早饭，杨得志、罗瑞卿便率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共七个旅，分路从野山坡出发，急速地向热西、冀东地区挺进。部队夜行晓宿，经过三天昼夜的行军，于16日晨，第四纵队越过平绥路，抵近延庆地区；黄昏时分，会同冀热辽军区独立第7师，一举攻克延庆县城，歼灭延庆守敌800余人后，继续东进。不久，第三纵队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进至平西北的西峰山、高崖口地区，准备于18日黄昏，从沙河、南口之间越过平绥路，进至昌平以北地区。恰在这时，敌为巩固北平至南口间的铁路交通，以第92军的第142师两个团进至北平西北郊的上店和下店，一个团进驻阳坊、桥头地区。敌人虽然未发觉我军，但却妨碍了我军越过平绥路的行动。为了扫清这一障碍，我第三纵队第8旅、第4旅第10团及第7旅第19团分别对上店、下店两村立足未稳之敌发起了猛攻，激战至第二天中午，全歼敌第142师两个团，我也付出了伤亡3 000余人的较大代价。

我军越过平绥路和攻歼上店、下店之敌的举动，惊动了傅作义。他急忙调第16军两个师和第92军的一个团集中到平绥路南口、沙河段，阻止我军越过平绥路；并调暂编第3军和第94军尾随我第四纵队进到延庆，调第35军进至沙城，暂编第4军进至宣化，围追我军。为不影响出击热西、冀东地区作战，我第三纵队和第4旅机警地突然回头向西，出敌不意地绕道沙城与土木堡之间，顺利地越过平绥路继续向东疾进。5月29日，我第四纵队和第4旅跨过外长城，到达汤河口、宝山寺和杨木栅地区，与冀察热辽军区的独立第4、第5师会合，攻击矛头指向了平承路古北口至承德段以北之敌；第三纵队进至平承路西段，直逼怀柔至古北口间沿线守敌。在此之前，我东北第十一纵队已对承德以东的平泉、建昌段守敌形成了包围。

5月29日晚，太阳渐渐西沉，月亮还没有升起来，喧闹的热河大地刚刚宁静下来。突然，枪声大作，火光烟尘冲天，我挺进热西各部队向守敌发动的猛烈攻击开始了。战至6月2日，东北第十一纵队攻克承德以东的平泉、建昌，全歼守敌，并破击了这一段的铁路；我第四纵队、第二纵队第4旅和冀察热辽独立第4、第5师解放了丰宁、隆化、鞍匠屯，全歼了古北口以北之敌，破击了滦平至古北口间的铁路；我第三纵队战斗在古北口至怀柔间铁路沿线，歼灭了敌护路军警，破坏了沿线的一切铁路设施。从而将平承路拦腰截为三段，斩断了连接华北、东北的重要陆上通道——热西走廊，使承德、古北口孤立，严重地威胁着北平之敌的侧背。

傅作义见此，又急忙调第92、第94军、暂编第3军、新编骑兵第4师和独立第95师共3个军11个师的兵力，由平绥线到平古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平承线增援。

这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正准备率领挺进热西的七个旅同冀察热辽军区部队乘胜打承德，尔后向东或向山海关以北地区扩张，以钳制敌范汉杰集团北调，更有效地配合东北我军作战。5月29日10时，他们在给中央军委、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华北军区领导人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等的电报中说：

（一）因敌过早收缩，及在平古线上布防，现敌十三军第四师，及八十九师部附若干地方伪军，集中于承德；九十二军主力及六十三师集结于古北口、石匣地区；九十五师亦有东运唐山之消息，使我在平、古、热西歼灭分散之敌目的没有达到。我下一步有两个方案：

（1）集中力量打承德，并包括阻援。就敌我各种条件对比来看，把握不十分大，粮食恐亦为大问题。

（2）以热河部队围承德，我们结合冀东部队在冀东广大地区对平古、平津、津、榆各段作战。就配合东北来说，似以第一方案为好，就歼敌来说，则第二方案较好，请军委就整个需要考虑决定。

（二）不管执行哪个方案，建议二纵主力到北面归建。

不料，6月2日12时，中央军委在复电中指出：“你们率部在古北口、密云间之线以西或以东地区休息数日待命，或向冀东机动，或在现地区机动，总之不打承德，也不去山海关以北。”

正在这个时刻，冀察热辽军区的程子华、刘道生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在滦平县会面了。他们商议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并把商议的结果分别报告东北军区和华北军区的领导。电报中说：

（一）我们在承德西南地区会面，商量与研究结果，对行动问题，我们认为根据各种条件来看，目前平承段暂无好仗可打，又无饭吃，因而建议第十一纵出榆关、兴城段，求歼守敌暂六十师；华北二兵团主力向冀东机动，但唐山、玉田、三河之线以南河流水洼地区较多，大部队活动困难，雨季以后根本无法活动，所以拟第一步先打滦河东西之北宁线，此对钳制范汉杰兵团可达目的。此计划完成后，看情况再打平古或回击热河。

（二）估计打北宁线，时间在十五号前后，建议二纵主力（依吃饭打仗条件看，该纵可暂不北来）及一、六纵在平绥线，七纵在平、津、保，于二十日前后发动攻势。

不久，我第二兵团立即召开有第三、第四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及第二纵队第4旅旅长、政治委员和冀东、冀察热辽军区部队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根据当面敌情，决定把第2兵团主力分为左右两个作战集团：第2兵团机关率第四纵队及第4旅为左翼集团，秘密东进，直逼唐山；第三纵队为右翼集团在平承路以东地区牵制敌人；冀东和冀察热辽军区各独立师，依情况分别配属。这样，在南北两个作战方向上协同一致，陷敌于此落彼起的攻势之中，在漫长的战线上拖来拖去，两头失塌，从而造成我之相对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积小胜为大胜。

6月上旬，我第2兵团命令第三纵队迅速在平谷地区布阵，摆出与敌决战的态势，把四倍于我之敌引诱过来，扭住不放，在数日内，既不能让其脱钩，又不能被其吃掉；命令第四纵队及第4旅在第三纵队的掩护下，直下北宁线滦县至唐山以北地区，准备对北宁线实行破击。

战役行动开始了。我第三纵队为把敌人主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选择平承、北宁两条铁路之间的平谷县城东西地区。这里地势平缓，前宽后窄，对我不甚有利；但与敌人相离不远，便于引诱敌人，并有助于阻隔敌人，保障第四纵队和第4旅南下作战。

傅作义得到我第三纵队转向平谷的消息后，自以为是歼灭我华北部队主力之良机到来了，于是，他立即命令机动兵团3个军11个师的兵力进至平谷西北地区，企图一举合歼我军于平谷东西的狭长地域。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中了我军的圈套。

6月6日上午，战斗打响了。敌以第94军、暂编第3军分四路向我阵良城、前后芮营阵地猛扑过来。我第7旅主力英勇抗阻，激战至夜，敌人虽然付出了巨大伤亡，但始终未能前进。傅作义又命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全部作战飞机和大量炮兵，连夜向我阵地狂轰滥炸，直炸得整个居民地一片火海，我阵地工事大部被炸毁。傅作义满以为我军已无力抵抗了，马上又命令暂编第3军军长安春山亲自指挥新编第31师向我发起攻击。在敌的飞机和炮火轰炸时隐蔽到阵地两翼的我第7旅指战员，再次发起了抗击，就连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都投入了战斗，敌人在一天之内连续十多次向我发动集团冲击，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最终没有得逞，其主力不得不在大小王庄、云枫寺一线停住了，与我形成对峙。此时，风云突变，雷电交加，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傍晚时分，第三纵队司令员郑维山得到报告，说敌人有的蜷缩不动，有的有后撤之势。郑维山惟恐敌人跑掉，便命令第7旅故作姿态，佯装溃逃，有计划地放弃阵地向东引退，并提出了“牵住笨牛的鼻子走，拖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扭击。敌人果然信以为真，天刚放晴，就猛追了过来。等到敌人接近时，我隐蔽在平谷以东北侧山区待机的第8旅和第7旅另一个团，突然出击，随后，采取节节抗击的办法与敌反复厮杀。就这样，第三纵队先后只用两个旅，扭住了敌人的两个军，激战七天七夜。当扭敌接近靠山集山区时，第三纵队正准备命令埋伏在这里的第9旅向敌出击时，敌人突然回撤了。

在七天七夜的扭击作战中，第三纵队的部队中产生了一些怨气，埋怨第三纵队的领导光知道打了撤，撤了打，老是被敌人追着跑，就是不知道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为此，郑维山和政治委员胡耀邦专门进行过一番交谈。那是一天的深夜，他们正在一家老乡的土炕上小憩。作战还在进行着，尽管他们已经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但仍然是毫无睡意。

“政委，你看到底是我们拖着敌人跑呢，还是敌人追着我们跑？”郑维山问道。

“当然是我们拖着敌人跑了！”胡耀邦肯定地回答说。

“完全对！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下！”

就在我第三纵队拖住敌人之时，我第四纵队和第4旅就从鞍匠屯、古北口地区秘密东转，6月10日到达遵化东北地区，严密封锁消息。12日夜，以奔袭行动，分割包围了丰润、榛子镇、任各庄、野鸡砣等据点之敌。13日，我军对榛子镇之敌发起攻击。榛子镇位于丰润城东约20公里，守敌为第151师的一个营和伪自卫队900多人，设防坚固。我军以优势炮火和兵力，一举突破敌村沿工事，并突入镇内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终于把敌人压缩到地道内，迫使其全部缴械。至15日，共攻克大小据点15处，歼敌5 300余人，破击了北宁路滦县至古冶段，扫除了北宁路唐山至滦县段以北敌据点，直接构成了对唐山及北宁路的威胁。与此同时，我东北第十一纵队攻占了昌黎，这才使傅作义如梦初醒，急忙命令暂编第3军、第16军、第92军共三个军七个师，自平谷地区经三河、蓟县、玉田向东驰援；同时，调第157师和独立第95师分别由杨村、通县乘车赶到唐山，企图与我军决战。但是，援敌还没有到达，我第四纵队及第4旅已向东转移到卢龙、迁安一带休整了，使东援之敌主力扑空。

第四纵队及第4旅在南线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北线的我第三纵队指战员的士气，部队中的一些怨气自然就消除了。

敌人主力东调北宁线，平古线敌兵力又出现了空虚，这又是我军出击的好时机。为牵回敌人，掩护我第四纵队及第4旅再战北宁线，第二兵团又命令已经转移到遵化以东马兰峪地区休整的第三纵队并配属冀察热辽独立第4、第5师，向平古路的石匣、小营及古北口发动攻击。

平古路和北宁路，并称东北与华北联系的两条走廊，除此以外，在长城沿线上就只有冷口和喜峰口可与关内相通了，其中以古北口最为险要，并有铁路与承德相通。

古北口的地势，恰似雄伟高耸的燕山山脉开了一个大门，两侧山势陡峭，又有长城位于其上，中间的通道横宽不到一华里，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石匣，是位于古北口与北平之间的一个军事要点，被人称为京东重镇。城墙是石头砌成的，高大而又坚固，位于两山之间，威武而雄壮。它是北平外围的一个堡垒，又是古北口纵深的一个支撑点，地位相当重要。

6月19日，我第三纵队第7旅和第9旅，突然分别包围了石匣和小营，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插入城内，当天就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2 000余人，掐断了平古路的纵深联系。

在第7、第9旅进攻石匣、小营的同时，第8旅对古北口发起了攻击。这时的古北口，经国民党军的几年经营，利用长城和山势，筑有大小碉堡数百个，以交通壕与地道相通，构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体系。守敌是石觉的第13军暂编第63师师部带两个团，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这是一个强者。

6月20日，攻占古北口的战斗打响了，我军勇猛进攻，敌人拼命死守，经激战，我虽攻占了南关、北关、车站、东营房等几个要点，并一度突入敌核心工事，弄得石觉也失去坚守的信心，连连向傅作义乞援，但终因我后续部队未能及时到达，大量援敌已迫近，而不得不撤出战斗。

古北口一战，虽然我军未能攻下古北口，但却又一次调动了敌人。敌第16军、暂编第3军调三河、蓟县；第94军及第92军的第21师，由密云北援。

敌人机动兵团再一次北调，敌在北宁路的兵力又出现了空虚。6月23日，我第四纵队及第4旅在东北第十一纵队的配合下，以神速的动作出现在昌黎、滦县地区。至25日，再克昌黎县城及石门镇、景家庄、安山镇、后封台等据点，歼敌4 800余人，并且再破这一段铁路上设施，巩固了掐断北宁路的胜利。

华北军区第2兵团在冀东地区高度机动作战，在东西两面，攻势此伏彼起，不断创造战机，歼灭敌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6月22日，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将这一时期的作战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央华北局、东北局作了报告。报告说：“我此次在冀东作战，依照敌人多次对我之规律（即我集中打哪里，他即集中跟上来），一反我过去的行动规律，即采取差不多为平分兵力左右开弓的打法。以三纵先在西面吸敌，而以四纵率四旅突然出现其东面，并预定三纵于四纵打响后，适时收缩隐蔽平古东侧，待敌东援时又突然出现打平古北段。我四纵在丰润、野鸡坨线歼敌六千一百余人（内正规军两个半营），三纵于十八日晚打石匣、小营，只几个钟头歼敌一千八百人，现正打古北口。敌主力又向西增援，我四纵及十一纵共七个旅，预定二十四日晚打滦榆段，估计还可歼敌一部。这几仗打完，拟休整半月，待南面发起攻势，敌分散时，我再集中两个纵队打，求得歼敌一两个旅。”收到这一报告后，毛泽东很高兴。他在给罗瑞卿等的电报中赞许说：“只要有分散之敌可打，分兵打小规模及中等规模的仗，较之集中兵力更为有利。”

正当我挺进热西、冀东部队在东线作战东西相呼应、此伏彼起，使傅作义部疲于奔命、平汉路北段敌人兵力空虚之时，我留在南线的由杨成武率领的第二、第六纵队及北岳军区第一纵队、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在地方武装和老区民兵的配合下，又发起了保北战役，以配合我军在热西、冀东的作战。

这是我军第六次发起保北战役了。保北地区对于敌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郑维山在解释“我军为何总是要选择这一狭小地域为战场”的原因时说：“有人认为，这里战略地位重要。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解放战争中我军多次出击保北，却并不因为这里战略地位重要，更不因为这里战场条件优越。依我所见，恰恰相反，实属处于不得已。平、津、保三角地区，是敌人在华北的战略基地，集重兵于此，只有向保北出击，方能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凡出击保北的作战命令上，几乎都有‘配合东北我军’的字样”。经过清风店、石家庄、察南诸战役后，华北敌人被压缩到北平、天津、保定铁路沿线的区域，敌人倚仗北平、天津控制着三角地区。现在我军又出击保北，必能调动敌人。

杨成武制定了战役计划：第一纵队并指挥北岳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炸毁琉璃河及永乐南北铁桥，破击长辛店至涿县铁路、公路，阻击傅作义部南援；第二纵队（欠第4旅）进攻涞水、徐水县城；第六纵队攻击定兴县城和北河店；第七纵队并指挥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部队攻取新城和高碑店、固城镇等地。北岳军区第1、第6军分区部队突破张家口以西平绥路，策应保北作战。

7月15日战役打响了。

这次战役开始前，7月10日，我第二纵队主力奉命从涞源地区向涞水逼近。涞水守敌原为敌暂编第31师第2团。7月7日，敌第2团团长率其第1、第3营东撤北义安，7日又继续撤至定兴。同时，涞水之敌第2团第2营第5连撤至北义安。8日，该团长又率一个营由定兴增援北义安。当驻守涞水的敌第2营得知我军即将抵达涞水时，闻风丧胆，立即弃城东逃，被歼灭于北义安附近，我第二纵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涞水。

北义安位于涞水以东，南拒马河从其中间奔流而过。我第二纵队第6旅的两个团于15日战役发起之日的黄昏，向敌人的孤立据点北义安发起攻击。北义安的守敌为我攻击部队的六分之一，而且平原地区又无险可居，这反而使攻城部队产生轻敌思想。战斗打响后，两个团的指战员在事先没有进行严密组织的情况下，满足于以往的攻坚经验，以为平地上的碉堡只要火力一压，部队一冲，就可解决战斗。结果，突入外壕的部队反被敌堡垒群中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伤亡200多人。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次日，第6旅的首长来到前线亲自指挥。第一次攻城失败，这使第6旅的指战员清醒了许多。这一次，他们经过充分准备，采用先爆破，扫清外围，再发起冲击的方法，一举顺利攻克北义安镇。

第二纵队攻占涞水和北义安后，沿平汉路南下，经过两天的急行军，于7月18日逼近徐水城下。这是第二纵队自解放战争以来第四次攻击徐水了。徐水守敌为新编第2军暂编第31师第3团及保安部队，试图依托“王凤岗式”工事进行顽抗。所谓“王凤岗式”工事，就是在平原开阔地域修筑的隐蔽小型堡垒群。第二纵队吸取攻击北义安战斗的沉痛教训，克服轻敌思想，仔细察看地形，了解敌军工事构筑、分布情况及特点，进行战前的充分准备。

7月20日拂晓，第二纵队开始进攻徐水城。攻城部队以北门作为主攻方向，以城门为突破口，用强大的爆破炸毁城门，尔后突击登城。不到十分钟爆破北门成功，突击队登上城头。接着，南门也相继爆破成功，各部队源源冲入城内。经三小时巷战，全歼城内守敌2 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10时30分，徐水战斗胜利结束。

在第二纵队进攻涞水和徐水的同时，第六纵队奉命攻击定兴。7月5日，第六纵队从正定地区出发，途经新乐、唐县、完县、满城，绕山区隐蔽北进，经过九天的艰苦行军，于13日先后到达定兴以西15公里的老堡、解村、周仁地区。15日18时，第六纵队开始从集结地向攻歼目标开进。第16旅在古桑渡河后，沿南北大位、西侯、西城逼近定兴城下。

定兴城地处北平至保定铁路与天津至涞源公路的交叉点上，坐落在拒马河东岸，是保定之敌的补给基地，城内储有大量的军粮、弹药和军用物资。该城城墙高10米，外壕深5米，筑有碉堡及鹿砦、铁丝网等副防御设施，拒马河、北易水为其天然屏障，四周地形平坦，交通方便，更使该城显得易守难攻。守敌是新编第31师师部和两个营。

我第六纵队不给定兴守敌以喘息机会，乘着夜黑接近定兴城时，正遇拒马河的河水暴涨，为完成对定兴城的包围，按时发起总攻，我攻城部队和1万多民工涉水而过，在预定的时间赶到了指定地点，完成了对定兴城的严密包围。

7月15日23时，第六纵队围城部队向定兴城发起总攻。第16旅首先在城北打响，枪声、炮声响成一片，并实施连续爆破，守城敌军误以为我军要在城北打开突破口，慌忙把兵力、火力调集到北面，以加强城北的防御。我军的这一声东击西之计，果然奏效，第17旅乘机炸开南门与东门，主力部队从炸开的这两个城门涌进城内。可是，敌人负隅顽抗，继续用火力封锁突破口，使我突进城内的部队与后续部队隔断了。

而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也正迅速接近定兴。在这紧要时刻，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旷伏兆亲自赶到了突破口察看地形，为了赶在援敌到来之前解决战斗，他亲自组织火力压制敌人，直至敌火力一个个变成了“哑巴”，使我后续部队又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内。

接着，他又进到城内，指挥攻入城内的部队投入纵深战斗，直捣敌新编第31师指挥所，活捉敌师长陈治平。敌指挥机关被歼，敌人就像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城内东南、东北两角的残敌，被从东门突入的第46团的勇士们迅速歼灭。其余的残敌，分成数股向城西北角边撤退边抵抗，凭借城垣工事，火力居高临下，疯狂地顽抗。我军将最后的残敌围困在城西北角后，至7月16日12时30分，残敌被全歼，定兴解放。

定兴战斗刚一结束，旷伏兆就在电话里激动地给杨成武报告说：“杨政委，这里有几屋子炮弹！”

杨成武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十分高兴，对旷伏兆说：“你赶快组织人运，一发炮弹也不准丢！”

“是，马上组织人往城外运！”

当杨成武赶到现场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只见一条长长的运输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背炮弹的、扛子弹箱的、抬汽油桶的，人声鼎沸，抢着往公路两侧的青纱帐里运送战得品。过了不久，旷伏兆又在电话里给杨成武报告说：“这一仗，我们共缴获9 000多发美式炮弹，100多万发子弹，800多桶汽油和大批粮食和军用物资。”

杨成武马上把消息报告给了聂荣臻。聂荣臻又亲自打电话给旷伏兆说：“旷伏兆，你当城防司令，负责把所有的炮弹都运出来。这个了不起呀！有这些炮弹，把我们的炮兵部队补充起来了。你赶快组织人运！”

当第六纵攻克定兴时，我第一纵队在涿县、长辛店间大举破路。恰遇敌暂编第17师来援，当即转入阻援作战。第七纵队相继攻克新城、固城镇和高碑店。

我军的这一突然行动，又使傅作义为之大惊。他惟恐平、津、保三角地带不稳，又急调暂编第3军、第94军、独立第95师和新编骑兵第4师进至平汉路北段的良乡、涿县地区；保定的敌暂编第32师也向漕河推进。敌人主力南调后，东线兵力又出现了空虚。杨得志、罗瑞卿立即率第三、第四纵队和第4旅迅速插向平津夹角地域的香河、武清，进击守敌。7月20日攻占香河，歼敌第92师一部；两天后，又攻占武清，歼灭守敌两个中队。我军的行动，又使傅作义慌了手脚，急将刚到平涿地区增援的敌人，回调北平、天津之间的通县以东地区，企图解除平津保三角地带受到的威胁。

正值此时，我军接到中央军委之急令，结束在保北地区作战，准备接受新的作战任务。电报中说：“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二十五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以西山地隐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八月十五日为止，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为此，保北地区的杨成武部和冀东地区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部，先后于7月25日和7月底结束作战，进入指定地区休整，以迎接新的战斗。

两个多月来，我军在热西、冀东、保北广大地域的机动作战，称得上是一出壮观的战争活剧，而傅作义在这出活剧中，正如敌人自己所说，扮演了一个“调兵司令”的角色。正是由于这出活剧的生动演出，我军腰斩平汉、平绥、平承、北宁铁路，歼敌3万余人，使傅作义集团首尾不能相顾，无法增兵东北，并钳制了锦州范汉杰集团既不能北进又不能西靠，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我军的作战。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的一首无名作者的诗，多少反映了这次战役的特点，诗中这样写道：

野战军能野战，
东西南北打个遍。
敌人来集中，
我们就分散；
他的主力往东调，
我们就往西边转。
这边敌人不覆灭，
那边敌人就被歼；
牵着笨牛到处跑，
不愁敌人不完蛋。
跑路吃苦算个啥，
全国解放乐不完！

7月27日，中共中央发来了庆贺的电报：

庆祝你们最近在北线歼灭敌人两万余人，解放县城八座的伟大胜利。这次战役，各部互相配合，陷傅作义于左支右绌之境，证明我军的高度机动是能制敌死命的。尚望继续努力，为歼灭傅匪，解放全华北而战。

贺电传到各部队，广大指战员们深受鼓舞，新的求战情绪又像大海的波涛，汹涌而起。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第17章　鏖战晋中

毛泽东的决定——阎锡山的新战术——调虎离山——绕过要塞——歼敌保粮——“亲训师”的覆灭——赵承绶出马——我军巧设战场——徐向前下了死命令——“前牵后逼”之计——敌人进入了“口袋”——生擒赵承绶——晋中大捷

华北军区成立后，杨得志、杨成武率领第2兵团在热西、冀东、保北广大地域上演了一出机动作战的战争活剧，沉重地打击了傅作义。

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1兵团也不甘落后，他们在晋中也打出了威风，痛击了阎锡山。

我军攻克临汾后，晋南全境解放，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绥、陕甘宁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从而缩小了阎锡山的统治区域，使其处境更加孤立。

这时，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曾打电报给中央军委，希望徐向前率第1兵团横渡黄河，赴西北战场打胡宗南。华北军区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也几次向中央军委建议，要求徐向前率第1兵团出战绥远打傅作义。但是，毛泽东都没有同意。1948年6月1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明确指出：

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上的直接援助。杨罗几次要求向前兵团协助打傅作义，你们现又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我们认为均不适宜。……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1]

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华北局和华北军区明确规定徐向前的第1兵团的当前任务是：保卫晋中麦收，削弱阎锡山的军事力量，相机在运动中歼敌一至两个师。

中央军委和华北局对第1兵团作战任务的决定，正符合徐向前的想法。早在临汾战役前和战役期间，徐向前就已开始考虑临汾战役后进入晋中地区作战的问题。2月27日，徐向前在给滕代远、薄一波等和中央工委的电报中就说过：“我们攻克临汾后第二步战役计划拟北上攻歼介休、平遥、孝义、汾阳等地之敌。”3月6日，又在给中央军委并中央工委的电报中提出，攻克临汾后，“再向晋中发展”。3月22日，他在东堡头村给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写信，提出：“在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行动计划，拟即向晋中作战，打下介、平、汾、孝，并准备歼灭阎之援敌。……兵力可集中八纵、十三纵，太岳八个团，晋绥吕梁八、九个团，兵力约在六万上下，打阎匪与开展晋中局面，当较有把握。”[2]

晋中盆地，纵贯山西中部，自北向南有大同、忻县、太原、临汾、运城等河谷盆地。太原盆地，北起阳曲，南达灵石，北高南低，为云中山、系舟山、吕梁山、太岳山所环抱。汾河、文峪河等河流贯穿其中，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盛产小麦、谷子、玉米、高粱及棉花、烟草、花生、大豆等，是山西省的粮仓，也是阎锡山兵员、物资供应地和赖以生存的基地。因此，阎锡山极其重视晋中地区的防守。

当临汾被我军围攻时，阎锡山就预感到临汾是守不住的，我军攻占临汾后必然要向晋中发展进攻。所以，他赶快重新部署兵力：除在大同驻守一个师以外，另外的3个集团军、3个总队、22个保安团、21个警备大队，共13万之众，都集中盘踞在太原和晋中地区。

为保住晋中，阎锡山还感到需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就是改变以往的一套战术。3月1日，他在《寅东对各干部唯一活路的指示》中，总结了屡吃败仗的教训，他认为，人民解放军之所以打胜仗，就在于他们的指挥员善于打运动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走，以保存有生力量。他说：“共匪不要城可是想出了个不要城的办法，就是会跑，使我们打他，百打百空。”共产党“能把孙子的‘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从来未实现的兵法，实现在他的军队之中”。“我们有飞机，有大炮，占了这飞机大炮的光，学了个守，受了飞机大炮的害，没有学下个跑。”所以，阎锡山告诉他的部下，只要学会跑，就能打胜仗了。他说：“我们今天是万事皆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就是只要我们军政能迅速配合起来跑，我们即可打通临汾、打通大同，恢复我们寿阳、平定。”[3]

我军攻克临汾后，阎锡山更加慌了手脚，急忙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布防“保卫晋中”、“固守太原”。阎锡山采取固守点线，以攻为守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据守晋中各县城乡据点，控制晋中平原通往山区的隘口要地。将其主力组成“闪击兵团”机动于铁路、公路沿线，摆出一副与我军决战的架势。一时之间，阎锡山投入晋中平原的兵力，就占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他认为照他这个布防，就可以“永保晋中，万无一失”。即使我军向晋中作战，以他“强大”的野战军主力与我军机动作战，我军亦难以在晋中立足。退一步说，一旦晋中难保，太原城里有兵、有粮、城池坚固，又有军工厂可以自制武器弹药，还可以求得美蒋军援助，太原城固若金汤。按照这位“土皇帝”的如意算盘，徐向前所指挥的“游击队”用挖地道的土办法能打下临汾，但绝对攻不破太原。现在要按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这个“十六字诀”打“运动战”。战机好，就从太原出去打，形势不好，就跑回太原来，寻找战机，再出城消灭共军。这样就可以“以城复省，以省复国”，重温他独霸山西的旧梦了。

而阎锡山这时面临的一个致命困难就是缺粮，首先是军粮问题。13万军队，按每人每天平均一斤半粮食计算，每月需要耗粮292.5万公斤。阎锡山认为临汾失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好粮食储备问题，而解决缺粮的有效办法就是抢。这时，正是6月天气，时近麦子成熟的季节，整个晋中平川一片麦浪滚滚，丰收在望。盘踞在晋中平原十几座县城里的阎锡山各部队都挂出了“军食司令部”的牌子，各保安团、队也在正规军一部的掩护下，到其控制区去，执行“快割、快打、快交、快运”的抢麦计划。晋中地区人民望着黄灿灿的麦穗，满腹愁肠，小孩子唱出歌谣：“麦子麦子不要黄，黄了不够交公粮”，表露出对阎锡山的极端仇视。

对于阎锡山的这一切动向，徐向前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并在胸中酝酿了相应的对策。他在兵团召开讨论战役计划的会议上说：阎锡山的“十六字诀”纯属无稽之谈，它实际上是“一事无备，东风不吹”。但是，我们对他的“一跑万有”的“跑”字，要十分注意。不要以为他出动那么多部队布防晋中，是要与我军决战。其实他最怕损失兵力。他出动的野战军，名为打仗，实际上是时刻准备“跑”。我们的正确方针是抓住战机，不使敌人轻易跑掉。阎锡山的地盘已越来越小，到目前只剩下被我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的晋中这片柳叶形的孤岛，大同已成为悬在北方的孤城。阎锡山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依赖不牢靠的空中通道。虽然太原有军火工厂，弹药还可维持，但粮食全部要由晋中各地供给。这是他不可能集中兵力固守太原，而不得不找上门来挨打的根本原因。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将它的主力而不是小股，诱引出巢，给以出其不意的攻击。

5月30日，徐向前在给中央军委和华北局的电报中说：“此次晋中作战，虽以保卫麦收为目的，但应充分估计阎锡山处此失地失人的情况下，势难坐以待毙，必纠集其主力与我决战，以图解救其粮缺、兵缺之危难。我亦必须攻下若干据点，楔入其纵深地带分割包围，求得歼其主力一部。争取在敌主力与我决战时，予以歼灭性的打击，方能达到确保麦收和创造尔后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

但是，要想在晋中地区大量歼灭阎锡山的部队，摆在徐向前面前的困难还是很多的。第一，敌人的兵多，装备好，工事坚固，机动性强，占优势地位。阎锡山在晋中尚有3个集团军（5个军、14个师）、3个总队（内有以投降的日本侵略军为骨干编成的第10总队）、22个保安团、21个保警大队，共13万人之众。另有飞机37架常驻太原，供阎锡山使用。而我军投入的兵力是第八、第十三两个纵队，华北炮兵第1旅一部，太岳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陕北警备旅、晋绥、太行与北岳军区部队各一部，总共46个团，约6万人，兵力对比上是13∶6。第二，我军刚经过72个日夜苦战攻克临汾的消耗，相当疲劳，亟待休整。第三，平原地区，烧柴极缺。北上晋中作战，如出动部队、民工10万人，每天做饭烧水，至少需耗柴30万斤。平原不同于山地，老百姓烧柴本来就困难得很，哪来如此多的柴草供应我军！

中央军委和华北局考虑到第1兵团的实际困难，只要求第1兵团在保粮的过程中，寻机先歼灭敌一至二个师。但是，徐向前考虑再三，提出了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在一次兵团作战会议上，有人对徐向前的考虑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胃口”不宜过大，相机歼敌1至2个师较为稳妥。面对不同意见，徐向前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他认为，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就愈加顺利。同时，敌人以五分之四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正给我军以可乘之机。我军以6万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的四至六个师，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虽然刚刚经过艰苦的临汾攻坚战，按常规理应休整。但是打破常规，正可出敌不意，攻其无备。最后，徐向前坚定地说：“错了由我负责。”

6月4日，也就是我第八纵队召开解放临汾庆功会的那天深夜，徐向前就晋中战役的具体部署报告中央军委：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锡山的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一些据点，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而于野战中求得消灭其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匪实力，缩小敌占领区，创造攻取太原之有利条件。整个战役的重心，要求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上，力争给敌以致命的打击。

战役发起前夕，徐向前派第1兵团副司令员周士第前往西柏坡，将战役计划向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作了汇报。周士第后来回忆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在西柏坡晋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晋中战役给了极重要的指示，说：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敌人要抢粮就要出动，你们就有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灵石解放了，阎锡山还有14座县城，只要再打掉一两个，敌人就会慌乱了。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毛主席又说，要达到消灭敌人，保卫麦收的目的，要经过艰苦的战斗才行。不但要善于打运动战，而且要善于打阵地战，不但要会攻，而且要会防。”周士第返回前线传达后，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受到莫大鼓舞。部队随即提出了“消灭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的口号。

为保证我军能迅速北上晋中，不让阎锡山知道我军的作战意图，在战役发起前，我军制造了一系列假象，以迷惑敌人。徐向前组织一些地方部队，佯作解放临汾的兵团主力部队，进军风陵渡，并在该地发动群众，征集船只，摆出要准备西渡黄河的姿态。同时释放了一批俘虏，让他们放出徐向前部主力将支援西北战场作战和东进豫北攻打安阳的消息，使敌人以为我军主力不会马上向北推进晋中，以此来麻痹敌人。

当时，第1兵团虽然宣布组成，但指挥机构人员并没有增加。领导成员也不齐，周士第副司令员赴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均未到职，在前线指挥晋中战役的还是徐向前一个人。徐向前对阎锡山、赵承绶等人了如指掌，他在战役开始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晋中敌人的最大弱点是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集中就不能达到控制整个晋中局面和抢粮的目的；分散又怕被我军各个击破。阎锡山如发现我军进入晋中平川，势必将被迫集中主力与我军决战，不到其主力受到歼灭性打击时，是不会自动放弃广大晋中平原的。

徐向前看准了这一点，决定首先“运动”一下敌人，拟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他首先命令吕梁军区部队攻击汾阳、孝义间的敌人；太岳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正面推进，趁机占领灵石；第1兵团主力第八、第十三纵队则由太岳山区东侧，隐蔽向晋中开进，直入敌人腹心地区。

6月7日，第十三纵队自临汾向东进发。经安泽后，于山区北转沁源、沁县等城，向太谷、祁县以南的来远镇、神堂头、箭壑一带集结。6月10日，第八纵队自洪洞出发，向东入山后，经岳阳镇、祁县开向沁源、平遥交界之王和镇地区待命。这时，《人民日报》刊登出《徐向前将军谈临汾胜利意义》的文章，这就进一步造成徐向前部正在休整的假象。

一切按既定部署进行的时候，徐向前却回到了长治。在那里，他要了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沁县地图，聚精会神地看着。

晋中战役的序幕，就是这样从汾河西岸地区拉开了。

6月11日，吕梁军区部队出敌不意，突然出现在汾河以西的汾阳、孝义之间的高阳镇地区，主力独立第3、第7旅攻占高阳镇，进逼汾阳、孝义。12日，沿同蒲铁路北上的太岳军区部队一部，又解放了晋中南端的灵石县城。

原先，阎锡山错误地判断我军第1兵团主力已经他调，仅留下两个地方部队掩护麦收。此时，当他获悉我吕梁部队首先进入孝义、汾阳地区活动后，6月13日急忙命令第34军军长高倬之率“闪击兵团”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由平遥、介休、汾阳三路出动，以所谓“藏伏优势”和“三个老虎爪子”的战术，扑向高阳镇，企图一口吞掉吕梁军区部队。吕梁军区部队则坚守阵地，以牵制敌人。双方展开了激战，形成对峙状态。阎锡山为迅速结束战斗，又将他的“亲训师”第72师和“亲训炮兵团”调来增援。这样一来，阎锡山的五大主力师就被我军调动了：其中有暂编第40师、暂编第46师、第71师、第72师、第73师。

徐向前在长治得到报告，知道敌军主力已被诱调出巢，当即率领兵团指挥所提前离开长治，火速向子洪口要隘兼程进发。

子洪口是从东山进入晋中平原的门户，距祁县只有15公里。这一带地形复杂。顺昌源河谷，两侧群峰耸立，是晋东南通往晋中的孔道。白晋公路经长治盆地入山，越过沁县北面的分水岭、来远镇，依着河的东岸前行，沿途悬崖峭壁，直至子洪口，才豁然开朗，一片晋中平原就在脚下。在这势险路窄的咽喉之地，阎锡山构筑了星罗棋布的碉堡群，其中最为坚固险要的白狮岭据点，在子洪镇南侧，居高临下，控制着公路的出入口，阎军称为坚不可破的“金钢岭”。整个要塞区，由敌第37师严密防守。

当敌“闪击兵团”被吸引到汾河以西高阳镇地区，受到吕梁军区部队坚决抗击并形成对峙的时候，平遥、介休、祁县地区敌人的守备力量大为空虚。徐向前为减轻吕梁军区部队的压力，立即提前于6月18日令兵团主力第八、第十三两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以突然动作，拦腰侧击介休至祁县间东南山口的敌据点，直下同蒲铁路东南平川作战，意在诱引“闪击兵团”回援，以便在它回窜途中予以包围歼灭。

高踞子洪山头的敌据点碉堡群，虽有很强的防御能力，但我军有了临汾攻坚经验，并不难攻取，只是需要消耗时间，不利于突然发起战役。考虑到驻防要塞的敌人只会固守，不敢脱离工事出战，徐向前决定避实就虚，暂时不去夺取，乃令第十三纵队于6月19日黎明前，乘黑夜绕过白狮岭，直出山下，以第37、第39两个旅的兵力，分头突袭守敌不足一个团的菩萨村和元台沟两个据点，以第38旅插至东观镇与子洪镇之间，监视、阻击东观镇敌人出援。

这一天清晨4点30分，战斗发起。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仓皇应战，后因山上并无动静，以为不过是“小股游击队”活动，便借着坚固的工事抵抗，等到判明是徐向前的野战部队前来袭击，顿时惊慌失措，军心动摇。至下午4时，两处据点均被攻占，守敌全部被歼。初战获胜，敌人的子洪要塞被割断以后，成为一着死棋。与此同时，第八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也分别占领了平遥、介休东南山口的东西泉、岳壁、北汪、原家庄、段村、洪山等处要点。吕梁第8军分区在汾阳东北神堂头地区重创敌第70师，击毙其师长侯福俊。

我军主力绕过子洪敌要塞，拔除上述据点，歼灭封锁山口的小股敌人，打开了晋中敌人的“大门”后，立即以猛虎下山之势，出现于平遥、祁县地区，从正面迅速展开，逼近同蒲铁路，切断了国民党军北逃退路。

我军主力突然从祁县、平遥间突入晋中腹地，给敌人以严重威胁，打乱了敌人的部署。阎锡山原以为第1兵团兵力有限，只会沿同蒲路向北逐步推向晋中，绝没有料到会大踏步前进，向自己的腹心地带杀来，更没想到徐向前对子洪要塞置之不顾，而“金钢岭”的守军，又竟然连眼皮下面通过的大部队也没有发现，不仅没有把住门户，甚至也没有采取一点阻滞行动，起到争取时间的作用。阎锡山的部署完全被我军的突然行动打乱，为保太原老巢的绝对安全，便急令高倬之回师东“跑”，并强作镇定，令榆次、太谷驻军南下祁县与“闪击兵团”靠拢，以观动静。

敌人果然被调动了。我军决定乘敌运动，围歼敌“闪击兵团”主力第34军于平遥、介休地区。当即命令吕梁部队一部进行追击，第八纵队及太岳部队进至平遥、介休东侧地区堵截敌人，第十三纵队进至祁县以南、洪善以东地区阻击南来之敌。

兵团的作战任务下达后，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根据徐向前的命令，立即召集各旅干部进行部署，拟于平遥以南张兰镇以北的曹村地区，伏击可能沿铁路向北行动的敌第34军。部署好了以后，王新亭率第22旅靠近前线指挥所和第十三纵队，以便随时接受徐向前的指示。张祖谅、桂绍彬则分别率领第23、第24旅在第22旅行动的左侧出山，按预定计划伏击敌高倬之的第34军。

然而，正当我军在预定地区张网以待之时，回窜的敌第34军竟从汾河以东渡河，直插平遥县城。敌“亲训师”及“亲训炮兵团”则返回介休。这样，我军准备歼敌第34军于平遥、介休地区的计划，遂落空了。那天正下大雨，我军部队冒雨埋伏在野外阵地上，好容易等到了天明，没能打上敌人，叫人真是失望。

我军发现敌人有沿汾河西岸北窜的企图后，王新亭当即命令第八纵队二梯队第23旅直奔平遥城南的三狼渡口截击改道的敌第34军。原在铁路上设伏的第24旅第71团立即撤出原地区随第23旅跟进，以便投入战斗。

6月20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我第24旅向介休、平遥之间铁路线上的张兰镇方向开进，半夜天气变得更坏，风大雨急，战士们被雨水淋得睁不开眼睛，加上天黑路滑，在泥泞中行军十分困难。第二天凌晨，虽然风停雨住，但大雾弥漫，低空一片昏暗，什么也看不清楚，战士们怕掉队，只好互相扯着背包带前进。

当我第八纵队第24旅第71团穿过大堡、曹村时，大雾才逐渐地消散。在几十米距离内能隐隐约约地看见附近地形的高低，人的走动。就在这时，行进在大堡村中的我第71团第1营，突然听到铁路上、公路上人声嘈杂，还有马叫和车轮滚动的响声。搜索的结果，发现高出地面的铁路地基上有队伍和我军平行，铁路左边有行动的马队，人头黑压压的一片。第1营李营长接到这一报告后，立即亲自前去察看，发现敌人分四五路纵队并排前进，目标很大，似乎还没有看见在村落里前进的我军。

从行军态势上看，这股不明番号的队伍，肯定不是我军的部队，是不是敌人又在这里冒出来了？李营长想到这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先敌开火抢占有利的地形。于是，他立即命令第1连向铁路上冲锋，并把全营的轻重机枪、小炮集中起来，进行火力掩护。

战斗打响了，敌人顿时大乱，数千敌人挤在不到2.5公里的麦地里。西边是汾河，不能徒涉，也不是渡口，正面已被我军堵住。被我军占领的有利地形，敌人反复争夺不下来，正在运动中的24门山炮也被冲垮了，不能占领阵地进行射击。

我军在北沙团长的指挥下，以三个营的兵力把敌人分割开来，乘敌人队形混乱之际架起轻重机枪，向敌人一阵猛烈射击，手榴弹也像雨点一样在敌人的队伍中间落了下来，敌人的尸体堆成了堆。

王新亭接到上述情况报告后，又立即命令第23、第22旅迅速展开，先后向敌人主动发起攻击。在大堡村西北方向5公里多的曹村，我第23旅第67团依据曹村南侧，向大甫村方向出击；第69团从铁路东侧的桥头村杀出，沿铁路向西南发展；刚由三狼渡口跑步赶来的第68团，依托曹村东侧，由北向桥头村西南出击，一部则由曹村西北侧向曹家堡方向出击，控制汾河渡口，切断敌人向汾河西逃跑的退路。

我军各路出击部队，在王新亭的统一指挥下，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原野上顿时响起了一片枪炮声、喊杀声。应着枪炮声，战士们如同潮涌一般迅速跳上土埂扑向敌人，全团人霎时冲进了敌人的行列。敌人像一群乱了窝的马蜂，东奔西窜地挣扎着、抵抗着。

第71团政治委员姚晓程紧跟着第2营追下去。只见沿途到处是俘虏、敌尸、枪炮、弹药。我军一直追到汾河边。一群混乱的敌人正在忙着要渡过汾河，我军的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响了起来，就像刮风一样扫向河中心的敌人，汾河上的敌人人仰马翻，打死打伤的敌人顺水而下。一个敌兵企图抱着马脖子游向对岸，在激烈的机枪声中，受惊的战马又转游了过来，他只好跪倒在河滩上，发出凄厉的哀叫：“我是回来投降的啊！你们饶了我吧……”

一股敌人流窜到了曹村东南一条干水渠附近，企图夺路逃回平遥。我第67团副政治委员郭铁正在召集机关干部部署后勤工作。近旁仅有团的迫击炮连和救抗所的人员。郭副政委对大家说：“沉住气，坚决消灭逃跑的敌人！”大家用仅有的几支短枪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战斗。随军行动的一部分民工担架队和各营留守在曹村的炊事员们，也都闻声赶到，用他们的扁担、菜刀参加了战斗，还抓了不少的俘虏。

两个多小时后，敌人大部被歼，只有敌师长陈震东负伤率少数人逃跑，俘虏中还发现几个日本人。徐向前在《晋中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总结》中说：“此役敌死伤极大，沿汾河东岸五里宽地区，每公尺均有一、二尸体，敌死亡将近三千人，牲口死伤占百分之八十（因敌密集队形运动，被我压于汾河岸开阔地，遭我火力急袭）。”

战场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代枪炮声而起的是我军各部队收兵的联络号音。战士们押着成批的俘虏，背着成捆的枪支，牵着一匹匹驮着山炮的高头大马，各自寻找自己的部队。战士们正往一起集中俘虏，我1排长苏长永在查问一个敌军官：“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是第72师的。”

第72师就是阎锡山的“亲训师”。它和“亲训炮兵团”是阎锡山的“闪击兵团”的主力，被称为“精神支柱”。抗战胜利后，由阎锡山“挽留”的原“日军山西派遣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军官担任顾问和教官，以阎锡山的亲信为师团长和各级“肃伪”基干特务，用“军国主义”精神培养成的一支“铁军”。由于这个师名义上为阎锡山亲自训练，所以被称为“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它的装备、待遇都比其他军优越。

“亲训师”遭此突然打击，阎锡山的一只“老虎爪子”被完全斩断了。

高倬之见势不妙，带着他的“闪击兵团”慌忙逃回了平遥县城。

6月21日晚，我第十三纵队第37旅攻占梁官村，歼守敌一个连。当夜又包围祁县东南敌守备要点张名村，发起攻击后，遭敌反扑，被迫撤出。这次攻击，虽成为得失相当的击溃战，但使敌平遥与祁县之间的交通大受威胁。

这一天的夜里，第1兵团前线指挥所人员从报话机得悉阎锡山的第19军军部率暂编第40师及“亲训师”残部，准备从平遥向北开往祁县。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歼敌机会。为不让敌人发觉已知其情况并利于今后继续侦听，徐向前向团以上干部发出命令：使用报话机，只准收听，不准讲话，任何人不得违反纪律。同时决定，以第十三纵队主力从东面迅速出动，于洪善车站以北地区实施伏击，以吕梁军区部队东渡汾河，从西面实施堵击，以伏击手段将敌人歼灭在祁县、平遥之间。

23日早晨8时，敌人由平遥进至洪善车站，因接受“亲训师”被歼的教训，惟恐再中埋伏，便就地构筑工事，装作守备的模样。中午，敌离开铁路分三路转向西北，企图绕路开向祁县。由于汾河水涨，我吕梁部队没能及时东渡堵击，敌暂编第40师一个团及太原民卫军乘隙窜入祁县，其余的被压缩在北营村内。到晚上，敌第19军军长温怀光和暂编第40师师长曹国忠见情势危急，率少数人逃回平遥。

6月24日，北营村的战斗打得很激烈。被包围在北营村的敌人死命抵抗也无济于事，强行突围，全部被歼灭在北营村外野地。祁县敌33军曾出动三个团驰援，也在东山湖、郑家庄一带被我军击退。这一仗，我军共歼灭阎锡山部1个军部、1个师部、2个团共3 000余人。当天下午，太岳部队一部攻克张兰镇，将“亲训师”残部及暂编第40师“老虎团”歼灭。

据敌第19军军部被俘人员供认：这一次阎锡山集中兵力“闪击”进入汾孝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因为“侦悉”第八纵队已过黄河南，第十三纵队返回河北，一个地方纵队沿汾河与同蒲路两侧北上，所以才用重兵出动全力抢粮，结果遭到惨败。

取得歼灭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和暂编第40师大部的胜利，全军指战员兴高采烈，称颂“徐老总真是神机妙算，连敌人都乖乖地听他调动！”

至此，晋中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取得了胜利，华北第1兵团共歼灭阎锡山部1.7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百余门，并为下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徐向前在三贾村临下山前给中央军委报告中所设想的：“在运动中歼高匪即晋中战局大大展开。”他指出获胜的主要原因：一是主动地调动了敌人，诱使阎锡山的主力全部出动，从而创造了野战条件；二是部队行动秘密、突然；三是火力高度集中。

徐向前及时给中央军委作了总结报告。他认为这次获胜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主动调动了敌人，以吕梁部队在汾孝地区佯动迷惑敌人，诱阎锡山以其所谓五大主力师全部出动，创造了野战歼敌的条件；二是部队行动秘密、突然，敌事先未发觉，战斗发起后，敌部署完全错乱，星夜北撤，给了我军以打歼灭战的良机；三是战斗中我军火力高度集中，如北营村歼第40师，炮兵先轰击两个小时，发射八二迫击炮弹1 500发。报告中还提到此次作战存在的弱点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立即加上批语转发全军。批语说：“我们很需要此种战役总结报告。希望各兵团在每一战役结束后，不论胜负及胜利大小均向军委做一总结报告，以利交流和总结经验。”[4]

整天等待着“闪击兵团”报告“万有、万胜”消息的阎锡山，等来的却是亲自训练的第72师和暂编第40师相继被歼的消息，这使阎锡山一下子病倒了。此时，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还在给他打气，说共军主力已开往中原、西北、华东和东北战场。山西只有地方部队数万，要他大胆决战保卫晋中。

阎锡山眼看“亲训师”等部被歼，十分恼怒。他遭此沉重打击后，并未清醒过来，反而决心同我第1兵团在晋中决一死战。此时，阎锡山剩下的惟一野战部队，就只有第34军、第43军和第10总队了。他急令其第7集团军中将总司令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出马，到南线指挥作战。

赵承绶是阎锡山的五台同乡，又是他的亲信。清末民初，赵承绶就读于山西陆军小学第三期、保定军校第五期。他曾经在阎锡山的授意下，带上一笔钱，到保定军校为阎锡山拉人，一共拉了13个，被称为“十三太保”。从此，他就同阎锡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阎锡山的心腹。当上野战军总司令后，在榆次，他整天同他的副总司令日本人原泉福（原名元泉馨，为侵华日军独立步兵第14旅少将旅团长），下象棋、打麻将，花天酒地，寻欢作乐。有一天，他的亲信幕僚向他进言：从目前形势看，我们同人民解放军的仗是非打不可的。平遥、介休不打，太谷打；太谷不打，榆次打，总之是躲不过去的。现在晋中地区有五个军，各有各的领导，要打一个大的战役，没有一个总司令统一指挥怎么打呢？如果我们在榆次等死，倒不如你亲赴平、介，统一指挥，好好打一下。如果把人民解放军顶回去，咱们可以安生半年；如果失败，也就完了。不管怎样，总比在这里等死好。

听了这一番话，赵承绶略加思索地说：“对，就这么办！”

也就在这时，赵承绶接到了阎锡山的命令。于是，他一面命令高倬之率第34军两个师由平遥北上；一面令沈瑞率领第33军的两个师，由祁县南下；同时，又命令原泉福率领以原日军官兵为骨干组成的暂编第10总队，协同指挥作战。

第1兵团指挥机关的参谋人员闻报后，看到在兵力对比上，敌人又增大了优势，不免有些担心。徐向前却高兴地说：“来了才好！日寇战犯原泉福一贯骄傲自大，赵承绶昏愦无能，做不了原泉福的主，我们正可利用敌人指挥官的这些弱点，加上自己的努力，寻找机会把他吃掉！”在徐向前看来，敌人能从强固设防的太原城出来，这是求之不得的。现在消灭它，比以后去攻坚消灭它，要容易得多。

6月26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决心集中主力在祁县、平遥以东地区与敌决战，而把重点放在消灭敌第34军上。具体部署是：以第十三纵队位于北面监视东观之敌；太岳部队插入到洪善、平遥间，监视平遥之敌；第八纵队一部插入洪善、祁县间堵溃打援；吕梁部队位于汾河东岸，配合第八纵队主力由北依涧正面攻击，首先歼灭第34军；由太行第2军分区和北岳第2军分区部队组成的萧文玖集团在榆次以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主力作战。但是在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时，敌人十分狡猾，对于徐向前分割歼灭这一手，非常警惕。敌第34军和第33军始终紧紧靠拢，白天出战，夜间即龟缩在铁路沿线据点。加上我军准备不够和个别部队指战员对敌情判断有误，处理失当，因而分割围歼第34军的计划未能实现。

6月29日，徐向前召集我各纵队首长开会，决定修改作战方案。他分析了阎锡山的心理状态，认为阎锡山虽然摆出了与我军决战的架势，但决不敢叫赵承绶指挥的野战军继续南移，离太原过远。假如我军主动继续北移，把歼灭敌人的战场放在太原以南，倒可以诱敌出来，有可能前截后逼，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置赵承绶于死地。如果阎锡山仗着战场离太原较近，敢于派守城部队出援，我军可回师将他“吃掉”。这对以后攻取太原，更为有利。

关于战场的设置，徐向前认为：榆次守敌暂编第8总队、太谷第9总队、徐沟冲锋枪大队，战斗力均弱，惟祁县守敌暂编第37师两个团加地方武装2 000余人，有一定战斗力。如先行围攻全歼祁县之敌，那么，榆次、太谷、徐沟、祁县间的犄角形地带，敌人守备空虚，距铁路线不远，正是我军在运动中歼灭赵承绶集团军的好战场。会议一致同意徐向前的分析和决定。

徐向前立即将会议精神和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决定改变作战计划，“调动敌人于太谷、祁县间歼灭之。”其部署是：以太岳、北岳、太行等军区部队破袭榆次、徐沟之铁路，切断阎军北撤退路，迫其由榆次、徐沟之间北撤，投入我预设之包围圈；第1兵团主力第八、第十三纵队在太谷、祁县之间地区待机。为策应我主力在太原以南地区作战，另外以晋绥军区孙超群集团（七个团）切断黄寨至太原段铁路，威胁太原，箝制当面之阎军两个师，不使南援。

这一部署的重点，就是拦头切断敌人逃往太原的通道，在预设战场，聚歼赵承绶集团。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指出：“部署甚好。”

6月30日上午，各部队开始按照命令行动。徐向前决定首先打开子洪口，拿下白狮岭据点，使后方的粮、弹等物资，能通过白晋路运出来。该处由敌暂编第37师一个营的300余人凭险防守，地形复杂，工事坚固，攻取实属不易。但我第十三纵第39旅第117团早在北营村战斗之后，就受领夺取白狮岭要塞的任务。干部们利用作战的空隙时间，抵近侦察，并根据缴获的敌《金钢岭守备方案》，展开军事民主，选择恰当的突破口和隐蔽的突击道路，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工作，使担任攻击的部队信心很高。

7月1日5时战斗发起后，部队动作勇猛、迅速，步、炮、工协同作战，充分发挥了“单兵爆破，小组突击”战术手段的威力，以极小的代价，攻克了要塞。敌营长率十余人逃回暂编第37师师部后，被赵承绶就地枪决以泄愤。

接着，第十三纵队主力进占东观镇，确保我第1兵团后方运输安全。

当时，正值6、7月天气，烈日炎炎，战地似火。为了能北上创造战场和争取时间，我各部队冒着酷暑，连续行军，挥汗如雨，体力消耗很大，减员甚多。第八纵队因连续行军作战，生活补给差，部队十分疲劳，加之在山地行军，速度甚缓。王新亭在给徐向前的电话中说：“司令员，大家实在走不动了，能不能休息一两天，缓一缓劲再走？”徐向前斩钉截铁地答复说：“不行！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的位置上！”他又解释说：“新亭呀，告诉大家，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运动战，就是打活战，要求动作要快，等歼灭了敌人才能休息。”晋中平原，地势狭长，中间有同蒲铁路直通南北，敌人占领一系列县城和铁路沿线据点，既可就地固守，又可运动集结。敌人打不赢，一昼夜间，便能逃之夭夭。时间有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失去了时间，就没有战机可提，没有胜利可言，必须抓住战机不放松。能打仗的部队，就要有一股狠劲、硬劲。

经过紧张、艰苦的急行军，我军各部队终于在预定地点抢占了有利地形。徐向前和周士第将兵团指挥所设在徐沟以南的张家庄。徐向前身体不好，经常坐着担架指挥作战。

狡猾的敌人很快发现了我第1兵团主力向北移动，惧怕自己的后路被切断，即停止对祁县和洪善东南地区的进攻，回师保卫其“心脏”。第33、第34两军连忙由祁县沿同蒲铁路东开，利用沿线一系列县城与据点作为依托。7月2日，敌第33军主力已集结在太谷地区，第34军及第10总队也抵东观镇一线，并继续沿铁路北撤，但在董村遭到我太岳军区部队顽强阻击。第33军、第10总队，并附山炮二十余门，装甲车三列，全力猛攻，激战三昼夜，未能突破。赵承绶被迫放弃通过铁路北撤的计划，改由榆次、徐沟间北撤。

徐向前看透了阎锡山的鬼算盘，随即变更部署，以“前牵后逼”战法，诱歼赵承绶集团。7月2日，太岳部队按照徐向前新的作战部署，昼夜兼程，北进至榆次和太谷间的铁路沿线，协同太行部队展开破击战，并构筑工事。赵承绶发觉铁路切断，侧背受威胁，感到情况极为严重，如果不控制东阳镇地区，特别是不夺回董村，就会与榆次和太原的大本营失掉联系而成为孤军。于是急令一部兵力攻击东阳镇我军阵地，并以第33军主力第71师、暂编第46师一个团、暂编第9总队等共九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飞机和装甲车的掩护下，轮番猛攻董村。赵承绶和第33军军长沈瑞亲自坐镇指挥。

董村防线能不能坚守住，是能不能堵截赵承绶集团予以歼灭和取得晋中战役胜利的关键。敌人的火力很强，拼上了死命，要突破我军阵地，逃往太原。坚守董村的我军第41团伤亡严重，有一个连只剩下九个人，仍英勇抗击。敌人的装甲车曾一度开进村口，被徐英小组由房上投炸药包击退。徐向前守候在电话机旁，忽然接到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的报告：部队已经坚持了好几天，十分疲劳，伤亡又大，请示能不能后撤稍作休整。徐向前给刘忠下了死命令：“不行！再疲劳也要打，要把钉子钉在那里，坚持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绝不让敌人跑掉！”

命令传达到前线，战士们互相鼓励说：“徐司令员号召我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这就是为人民立功的时候！”“我们能打下临汾，就能守住董村！”有一个营的指战员，子弹打光后，英勇地进行白刃格斗，打到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战斗。前线指挥员在电话里向徐向前报告这些情况时，徐向前告诉他：“你防守董村的这个部队是好样的，就是要那样坚决守住，不能让敌人跑掉！”

敌人连续四昼夜猛攻董村防线没有成功，伤亡已近千人。赵承绶眼看从董村北跑已无希望，遂指挥其主力，于7月6日夜间撤离铁路线，妄图由榆次和徐沟间夺路北逃太原，这就进入了我军的预设战场。

当天深夜，徐向前得悉敌军已西撤的情况，高兴地对周士第说：“肥肉送上门来了，有便宜就得赚哪，这一回要紧紧把它抓住，决不能放跑了，现在的关键是先把赵承绶包围起来，稳住，等部队赶上去再从容不迫地打，我们兵力不太够，要一口一口地吃。”周士第完全赞同。

当赵承绶集团被赶入预设的包围圈后，7月6日，徐向前下达了聚歼赵承绶集团的作战命令：以第十三纵队全部并指挥第八纵队第22旅，跟踪追击由东观镇向徐沟撤退的敌第34军，插入徐沟、尧城镇以东，子牙河以南地区，切断其由徐沟北撤之道路；以北岳军区部队自东阳地区进至车辋村东西一线，与第十三纵队接通，切断敌向榆次的退路；以太岳军区部队在东阳以南地区堵击敌第33军；吕梁军区主力独立第3、第7旅自汾河以西东进，位于榆次西南永康地区打援堵溃；以第八纵队主力第23、第24两旅攻克祁县后兼程北上，由南面封闭合围圈，协同友邻各部队歼灭赵承绶集团。

当第八纵队把祁县外围敌据点肃清，围起来后，敌暂编第3师师长雷仰汤犯了判断错误，他以为我军这次围攻祁县仍要沿用攻打运城、临汾时的坑道爆破手段，所以他就学梁培璜的守城办法，从城内挖破坏坑道、埋水缸侦听，想以坑道对坑道守城，拖延时日等待外援。

王新亭召集各旅首长研究，分析城内敌人动静，准备给敌人来一个意外的打击。祁县城墙虽坚，但城墙较薄，重炮火可以轰开口子。为攻取祁县县城，徐向前亲自拿笔计算需要使用多少门炮和多少发炮弹，和周士第一起仔细计划攻城方案。

7月7日下午6时，攻击祁县城战斗开始。第八纵队首先以兵团炮兵旅的两个野炮连进行破坏城墙射击，以旅的山炮负责摧毁敌东门楼及城上碉堡。因炮火密集射击，仅仅50分钟就炸毁了祁县东城墙，轰开十多米的缺口。第23旅等攻城部队在日落后，从东城墙缺口突入城内。第24旅在西城，同时以炮火开口，因指挥不好，未能轰开缺口。突击部队搭梯子登城，迅速爬上城墙，与第23旅在祁县城内会师。经四小时激战攻下祁县，全歼守敌暂编第37师师部及所属两个团和保警队，俘虏敌师长雷仰汤以下3 200余人，从而把平遥、介休、孝义、文水等县之敌与太原完全隔断。

我第八纵队两个主力旅正在打扫战场时，接到徐向前命令，除留少数部队继续打扫战场外，第23、第24旅立即集中出发，兼程北进大常镇地区，在戴李青西南与第22旅会合，围歼赵承绶的野战集团。7月7日晚，第十三纵队与第八纵队第22旅也不顾极度疲劳，赶到指定位置，与车辋东西一线的太岳军区部队和晋中部队接合，将赵承绶集团3万余人包围在太谷以北的大常镇、小常村、西范村、南庄等东西一线长10公里，南北不足5公里的狭长地带内，即徐向前6月29日作战会上预设的歼敌战场。在这里即将展开晋中平原上最大的一个歼灭战。

部队位置变动快，使用报话机又不妥，为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徐向前命作战参谋杨弘骑上快马，连夜向祁县至徐沟一线的部队下达命令：各部赶快收拢部队，如果一时收不拢，有一个班走一个班，有一个排走一个排，有一个连走一个连，旅长走前边，追上去加强包围圈，包围起来后做两面工事，先不要打，但必须守住，敌人要来就打回去。

由于部队已经连续二十多天行军作战，人员伤亡之后又没来得及补充，不少连队只有二三十人，打扫战场都非常吃力，而被包围的敌军建制基本上还是完整的。因此，纵队领导都感到这个仗不好打，希望有多一点准备的时间；兵团机关的参谋也颇有些担心。然而，徐向前的决心毫不动摇。他明确答复说：“非打不可，有意见打完仗再提。做好工事可以吃饭睡觉。总之有一条，不准让敌人突围。谁让敌人跑了，就找谁是问！”

兵员补充有待时日，当前战斗刻不容缓。第八纵队打下祁县，又增许多伤亡，第24旅第71团伤员已占三分之一，团的干部大部带伤。8日凌晨，北沙团长接到兵团命令，把部队集中到城西，打算进行一个简短动员，可是在晨曦中发现根本无人在听，因为战士们几天几夜没有休息，都抱着枪睡熟了。部队的疲劳程度，由此可见。

对于部队的困难情况，作为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心中是一清二楚的。他在7月8日上午致中央军委、华北局的报告中有如下陈述：

临汾战役伤亡1.5万人，另逃亡2 000余人；晋中战役伤亡5 000人；共减员2.3万人。临汾战役后，补充新兵1 600人，俘虏6 000余人，伤员归队6 000人，共1.36万人。至晋中战役，俘虏大部尚不能补充，因须进行一定教育。现部队三个纵队轻重武器及炮兵已大体配就，但连队极不充实。八纵一个主力团，每连战斗员最多者66人，少者27人。十三纵37旅为人数最多者，每营多只两个步兵营，每连两个排，每排两个班。部队目前正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力争在野外歼灭阎军主力，及攻取某些必要据点，以造成围攻太原之有利条件。否则，增加今后攻太原很多困难，支付更大代价。但是，连续战斗必将大伤部队元气。为此，恳请迅速补充新兵1.5万人（每纵5 000人）。

本已无心恋战，意欲逃跑的赵承绶，此时如集中全力向徐沟一点冲击，以其装备和两个军部、四个师、一个总队的兵力，按说尚有可能突围。但此时其上层指挥却出现了徐向前所说的“原泉福一贯骄傲自大，赵承绶昏愦无能，做不了原泉福的主”的情况。原来，赵承绶在离开太谷之前，原泉福就提出应当坚守太谷作依城野战的主张，理由是太谷城的兵站积存有很多粮草弹药，可与共军周旋。只因其他将领反对，说太谷一带全是平地，无险可守，一座孤城坚持不了几天，这才一致同意向北转移。行到中途，因阎锡山发觉前景不妙，电令赵承绶立即从小路和田埂撤回太原。赵承绶找原泉福商量，原泉福极力反对，骂阎锡山是胆小鬼，叫赵不要怕，把部队集中起来“同共军决一死战”。赵承绶无法，只好听任原泉福的摆布，没有集中兵力突围，反而分兵三路向人民解放军进攻，企图“一决雌雄”。这就为我军部队赶上巩固包围圈赢得了时间。

7月8日开始，敌以暂编第46师一部为一路，由胡村向西进攻我军第十三纵队第117团墩坊村阵地；另一路第34军一部，自东、西贾村向东南方向的我第十三纵队第115团阵地进攻；又一路为敌暂编第10总队一部，自大常向东北方向的我军车辋村阵地进攻。我军各部刚刚到达，边打边修工事，顽强阻击。其中突向徐沟方向的第34军一路，相继攻占了“三李青”、东楚王庄等地，徐沟敌人出动来援，情况一度十分危急。战斗中，第38旅旅长安中原不幸负重伤牺牲。部队伤亡很大，但十分英勇，终于夺回东楚王庄等阵地，打退徐沟方向接应的敌人。另两路敌人，也被第十三纵队第39旅和萧文玖集团坚决堵住。

9日，第八纵队及时赶到“三李青”以南一线，第十三纵队已巩固了北面阵地。徐向前及时调整部署，以第十三纵队位于北及西北，第八纵队位于西南，萧文玖集团位于东北，第十五纵队位于东及东南，紧缩包围圈，困敌于东西20里、南北不足10里的范围内。赵承绶和原泉福这时才发觉形势不妙，再想突围逃跑，已为时过晚。

在我第八纵队从祁县进抵徐沟东南的张楚王与东、西怀远地区时，第1兵团指挥机关已前移到徐沟以南的张家庄。当敌向东楚王进攻的关键时刻，徐向前的指挥位置，距敌人不到两公里。此时，包围圈已最后形成，敌3万余人，被紧紧包围在仅占13个村镇的狭小地域，成为釜底游鱼了。

晋中平原的村镇，又大又密，一般在四周筑有坚固围墙，房屋大部是青砖结构的瓦房，相当坚固。被围的敌人又相对集中，可以凭借这些村镇房屋和沿村野战工事据守，且有空军轮番出动助阵。华北第1兵团与敌人的总兵力相比，并没有占绝对优势。徐向前考虑到这些情况，认为不能同时攻击这些村镇，决定采取集中兵力、火力，逐个进行村落攻坚，以战斗小组逐屋爆破、逐屋夺取的战法，由西向东逐步压缩包围圈，最后全歼敌人。为了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再次调整了部署。

7月9日夜深了，徐向前还守在电话机旁，了解各处情况，下达对赵承绶集团所占据的“三李青”、南庄、西范、大小常等村镇防御阵地发起总攻的命令。总攻任务下达后，各团立即作了具体部署。

10日晨6时，总攻的信号弹升起。第十三纵队向东、西贾村的敌人发起了攻击，第八纵队的任务是首先从戴李青打开突破口，然后向南庄扩大战果，合击赵承绶指挥部及第34军、第33军于大、小常庄。王新亭以第24旅第71团从戴李青村北门、第23旅第68团从戴李青西北角实施突破。

但临战前也出现了不利情况。因大部队从祁县北进时，路线交叉，运送炮弹的牛车全部被挤掉队，只有步兵和配属的四门山炮于7月9日半夜到达戴李青村西北。这时距发起总攻时间只有两三个小时，冲锋道路上的交通壕、火力阵地的构筑都来不及挖，掩护冲锋的山炮，没有炮弹也无法组织火力支持。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王新亭请求把总攻的时间推迟一天；但是，徐向前坚决不同意。他对王新亭说：“大兵团作战，统一协同行动，四个方向都统一于明日（10日）拂晓发起攻击，你们一个纵队要推迟一天，那时我们的行动就失去突然性，伤亡代价更大，这是错误的意见。没有阵地，夺下敌人阵地就有了进攻出发阵地，明日晨要克服一切困难，按规定时间发起进攻，必须突破。”[5]

第八纵队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向被围之敌发起了攻击。步兵组织三人爆破小组，轮番爆破村外庙墙。第71团在天亮前一举拿下了戴李青北门外200米的一座庙，乘机突进到村北门楼前。这时，天已大亮了，我军进攻部队受阻，被压在村墙底下的北门外边与敌对峙起来。戴李青村西北一片开阔地，无地形地物可以利用，第68团突击部队前进更困难，与敌相峙在村墙上下。村墙上的敌人不敢露头，我突击队员也无法突进村内。

10日上午9时，从太原机场起飞的敌轰炸战斗机一个编队，轮番在我军头顶上扫射轰炸，我军伤亡很大。

傍晚前，最后一批敌机向戴李青北门外我突击队进行俯冲，因投弹误差，弹着点撞在村子的墙上，轰隆一声把村子土围墙炸垮一个大缺口。我第71团趁机突入村内进行巷战，敌第10总队，死不缴枪，逐屋坚持，但还是被我军消灭。我第68团投入战斗后，村内我军力量大增，迅速控制戴李青全村。不久，温李村、杨李村、戴李青村之敌一齐逃到第10总队防御的主阵地南庄。我第23、第24旅后续部队在黄昏时，向敌纵深的南庄扩大战果，组织连续进攻，遭敌顽抗，我军进行村落攻坚。

激战到第二天，第八纵队两个旅开始向南庄之敌发起了进攻。南庄村是这一带村子中房屋构造比较好的一个，青砖砌顶大院比比皆是。敌人把坚固的房子全做成防御工事进行逐屋反复争夺，鏖战一整天，战斗打得很艰苦。敌人把每一座院子都修成了一个碉堡式的工事，互相之间组成交叉火力网进行死守。敌机在南庄上空掩护支援，不时对我部队俯冲扫射，掩护敌步兵反扑。我军集中多数曲射火炮，破坏敌人固守的坚固房屋和院落；爆破手连续炸开砖墙厚壁，支援小分队冲锋；以山炮、野炮摧毁敌村外火力支撑点，轻机枪射手占领房顶，掩护突击队组打退敌人反扑，争夺每一座房屋，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南庄民房大都被毁，但顽敌仍拼死抵抗。我第23旅第69团第8连连长田其中，率领全连猛冲敌第10总队指挥所，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我军指挥员在阎军中看见日本鬼子，火冒三丈，血海深仇，涌上心头，恨不得一刺刀能杀两个鬼子才能解恨，更恨阎锡山认敌作父，把投降的日本鬼子，加官厚禄编成自己军队再用来打内战。在战斗中，不待指挥员作动员，个个与敌拼杀报仇，士气高昂，连重伤的同志也不愿被抬下火线。

我第69团的一位无名英雄，在敌人指挥所内，冲入日军群中，拉响了一束手榴弹，炸得敌人尸体横飞，自己也光荣牺牲。

战斗至7月12日晚，我军全部攻占了大常镇、南庄，残敌退缩到紧靠小常村赵承绶集团军总部的西范村。敌暂编第44师师部及两个团被歼，第10总队伤亡过半，又被第22旅追至西范村予以全歼，从而全部控制了南庄至西范之间的河堤阵地，继续配合第十三纵队围歼赵承绶的集团军指挥部。

在两天的激战中，敌机不断前来助战。徐向前命令对空射击，先后命中两架。敌飞行员跳伞后，落入阎军阵地，向赵承绶报告“四周都是共军，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了！”赵承绶无可奈何，原泉福也不再提“与共军决一死战”的话了。阎锡山这时急忙命令所有部队迅速脱离战斗，撤回太原。

被压缩包围在西范、小常、南庄、新戴四个村里的赵承绶野战司令部和残部，面临末日，恐慌万状。他们已把粮食吃光，连骡、马、羊、犬也没有剩的。阎锡山每天派八架飞机空投食物也无济于事。赵承绶急电太谷第9总队队长郭熙春率部向小常村方向出击，以接应主力返回。郭熙春反而放弃了城池，向榆次方向逃跑了。

7月15日拂晓，徐向前命令百多门火炮猛击西范村敌阵地。10时左右，第十三纵队两个旅和第八纵队一个旅由村西、北、南三面突破敌阵地前沿，敌人拼命反抗，不断反扑，形成对峙。第二天早晨，我军再次组织进攻，垂死的敌人竟施放毒气，我第39旅两个突击连全部中毒。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我军的攻击前进。最后，赵承绶集团总部及第33军两个师与暂编第11总队残部万余人，被压缩在小常村一处，覆灭的局面已定。

攻占西范村不久，第1兵团侦察科从报话机里听到阎锡山呼告赵承绶的声音，得知阎锡山又集中暂编第49师、第68师及暂编第40师残部，由郭宗汾率领组成所谓“南援兵团”，进至榆次西南之怀仁镇、王都地区，企图接应赵承绶突围。另派飞机到小常村增援，令赵承绶等飞机一来就突围，向北与郭宗汾会合。

徐向前得此报告，当即令第十三纵队抽出一部兼程北上，配合北岳、太行部队插到潇河以北地区，待郭宗汾南渡即断他的归路，主力则于歼灭赵承绶部后往北迎战，两面夹击，吃掉阎锡山送来的“加餐”。

徐向前考虑到阎锡山军打坚守防御战还能抵挡一阵，不如来个“围三阙一”，利用赵承绶的逃跑心理，将他放到野外来打，就可加速解决，使主力及时北转再收拾郭宗汾。于是命令第十三、第十五两纵队放松小常村东北角的网，从其余方向逼近，使敌必然突围，脱离设防阵地时，在野战中予以歼灭。

7月16日上午，原泉福带着几个随从，刚从西范村狼狈逃到小常村，就被我军一发炮弹击成重伤。他对总部的参谋处长哀叹：“没想到徐向前的厉害，十总全完了！”说完，他不断地喊叫着：“枪杀之！”他的参谋对着他连击两枪，随即也开枪自杀了。

7月16日下午，我军占领小常村。缩在避弹坑里的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军长沈瑞和参谋长曹近谦等，被一一活捉。村外失去指挥的敌人，被赶到一片无地形地物可以利用的野地，一群群地放下武器。成百个日本军官扔下指挥刀和望远镜，低垂着脑袋高举双手。在一间满是日本兵的大屋里，为首的日军官，拦住冲进去的战士问道：“你的太君的徐向前？”这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敌人立即乖乖投降。

落日余晖还没有消失的时候，几名穿着将军服的战俘，被带到兵团机关的院子里。徐向前对赵承绶说：“还认识吗？”

“认识。”赵承绶回答的声音很低。

十多年前，1937年秋，为了与阎锡山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徐向前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来到太原，与赵承绶多次见面。在一次集会上，赵承绶还把徐向前介绍给他的部属说：“请俺五台徐向前将军训话！”此情此景，记忆犹新。哪能不认识呢？

在指斥其使用毒气的罪责以后，徐向前问赵承绶：“你看我们作战指挥上有什么缺陷？”

“战败之人，哪能看出缺陷！要能看出来，哪能走到这一步！”赵承绶的头耷拉得更低了。

警卫员搬来凳子，徐向前招呼他们坐下，说：“看你们为阎锡山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该是多么不合算！你们应当认清形势，太原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要选择自己的道路，站到人民的一边，为解放太原做些事情。”见他们连连点头，又说：“太原还有多少粮食？能维持多久？”

赵承绶长叹一声，回答说：“谁人不知！阎锡山历来是不准管粮的问枪，管枪的问粮。不过，据估计也只能维持几个月的样子。”

徐向前说：“那你看是不是回城里去劝劝阎锡山，叫他和平解决吧。我们可以保证人身、财产安全。”

“我损失了他这么多军队，我回去，他非杀我的头不行！”赵承绶苦笑着。

“你可以写信去劝说，这件事过些日子再谈，今天先休息吧。都很辛苦了！”

参谋人员把赵承绶等带走之后，徐向前得到这样的报告：由郭宗汾率领的“南援兵团”，徘徊在怀仁、王都、张庆一带，始终没敢过河。不久获悉赵承绶被歼，我军又向其扑来的消息，遂仓皇后撤。南边的枪炮声一停止，他就迅速折回到榆次去了。

赵承绶部被歼之后，晋中孤立守点的国民党军纷纷向太原逃窜。徐向前指挥的部队，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乘胜追击，敌人则是“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我军在追击中，几个战士追击着上百的敌兵。敌兵只知道拖着枪跑，顾不上停下来还击，直至累倒在地，乖乖缴枪投降。人民群众也纷纷跑出来抓俘虏，清源县有个老农，拿着扁担，一下缴了十几个敌人的枪。三名新华社记者，俘虏了37个敌人，还缴获了两门炮，两挺机枪，十多支步枪。继围歼赵承绶集团后，我军又先后歼灭敌暂编第9总队、第43军军部、第71师全部和第61军军部，第69师、暂编第37师、暂编第40师各一部。从忻县南逃的暂编第39师，被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全歼于小豆罗村。至7月21日，我军先后占领灵石、平遥、介休、汾阳、孝义、祁县、文水、交城、太谷、榆次、晋源、清源、徐沟、忻县等县城，解放了晋中的全部土地。除太原、大同两座孤城外，山西省全境均获得解放。

晋中战役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各个野战军，还有华北各行政区的党、政、人民团体的贺电，雪片般地飞来。中共中央贺电的全文是：

聂荣臻、薄一波、徐向前、滕代远、萧克、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华北和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之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五个军部、九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十一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晋中战役，是华北军区第1兵团刚刚成立后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创造了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　《山西文史资料》第14辑。

[4]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15页。

[5]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第18章　围困太原

孤独的“碉堡城”——阎锡山拼凑队伍——蒋介石飞抵太原——徐向前抱病返前线——老秀才进城劝降——提前发起太原战役——夺取“四大要塞”——未成功的起义——“围而不攻”的方针

晋中战役，如同一场风暴席卷晋中大平原，我军乘胜从四面八方，逼进了阎锡山在山西的老巢——太原城。

太原古称晋阳，有人口四十余万，是华北的工业中心之一和军事重镇。它位于晋中盆地北部，濒汾河东岸，东、北、西三面都有高山拱卫，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太原城好像搁在瓮底一样，地形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残部被压缩在太原孤城之中。他一面整饬兵力，一面加修防御工事，企图凭坚恃险，负隅顽抗。

早在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从晋西回到太原，就命令他的太原地区守备司令杨玉振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的防御方案。会议制定了“百里圈”计划，即在太原城东起罕山，西至石千峰；北起黄寨、周家山，南至武宿、小店这百里方圆的范围内，构筑5 000～6 000个防御碉堡。这些碉堡不仅数量多，而且式样也多，无一不是精心设计而成。依地形险要，有主碉、副碉的布置；依武器火力，有炮碉、机枪碉的配备；依兵力布置，有半班碉、排碉和连碉之分；依形状，有高碉、低碉、人字碉、十字碉、方碉、圆碉、伏地碉、半径碉。大多数碉堡内均存有粮、水和睡觉的设备，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城周还修有环城铁路，装甲列车日夜环驰，不愧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具有坚固而又完整的防御体系的设防城市。一位美国记者到太原看了这些碉堡后，吃惊地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方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力网。”

阎锡山曾经说过：“太原形势像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石咀子和凤阁梁，好比眼睛高又亮；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东山是太原的主要屏障，它高出太原市500米，最高峰是距城50里的罕山。整个山区南北约30里，东西约60里，筑有大小碉堡3 000多个。每个山头都有一个碉堡群，有10个左右钢筋水泥或水泥、片石筑成的各式碉堡，拱卫在外壕劈坡之上。劈坡是就山势削成的，有的多达十几层，每层都有丈余高；外壕深三丈有余，并有坑道同各个碉堡相通。各个山头、各个碉堡之间，构成严密的火力网。罕山西麓、太原城东的山神庙是炮兵阵地，周围碉堡林立，用以屯兵；从城东北至城东南，有卧虎山、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双塔寺，都筑有坚固的工事，构成环形的要塞堡垒线，距城5里、10里不等。东山要塞是阎锡山用了三年多经营而成的，他曾得意地说：“凭此三千堡垒，足抵百万精兵。”

太原东部的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被称为“四大要塞”。双塔寺有大碉堡13个、小碉堡35个；黄家坟有大小碉堡160多个，密密层层，望之如林。

阎锡山曾对国民党的许多将领自夸过：“你们只是武装人，却没有武装地。”言下之意，他是既武装了人又武装了地的。但是，他似乎对这些还不满足。他说：“我们的工事要随着地球的转动而加强！地球转动一天，工事就要加强一天。”

太原的设防的确是第一流的。但在晋中战役以后，它毕竟已成为一座孤城了。眼下这座孤城又靠谁去防守呢？此时，阎锡山的兵力只剩下了第66、第68、第69师、暂编第45师、第49师和暂编第8总队等六个师了，加上从晋中战场逃回的残部，也显然是不够用的。不过，阎锡山还有招数，他派他的太原绥署副主任杨爱源，亲自到南京找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过司徒雷登，恳请陈纳德派B-25型轰炸机来太原助战；一路又派彭士弘等前往青岛，恳请美军第七舰队司令白吉尔出兵应援；还派他的高参、原日伪山西省长苏体仁东去日本，策划成立“东亚同盟志愿军”，空运太原作战。其结果又怎样呢？除了美军在青岛、烟台等地拼凑了一个假名经济考察的军事组织来太原外，其余都成泡影。此招不成，阎锡山自然有些不高兴，但也并没有灰心丧气。他一面连电向蒋介石求援，一面补充残余部队。经过东拼西凑，他恢复了晋中战役中被重创的第61军军部；重建了晋中战役被歼的第19、第33、第34、第43等四个军部和第70、第71、第72、第73师，暂编第39、第40、第44、第46师，暂编第9、第10总队等十个师。同时，将太原民卫军编为铁血师；将各部队抽来受训的“铁军基干”编为铁干师；将太原绥署军官队和各部编余军官编为神勇师和迫击炮师；将被俘返的人员编为忠贞师。这样，阎锡山防守太原的兵力达10万余人。

阎锡山集中了11个师、21个保安团，在太原城外组成了东、西、南、北四个防守区：东防区，以第19军军长温怀光兼总指挥；西防区，以第61军军长赵恭兼总指挥；南防区，以第43军军长高倬之兼总指挥；北防区，以第33军军长韩步洲兼总指挥。城东南的双塔寺专设要塞司令，由第43军军长刘效曾兼任司令。城内以特务团、宪兵团、装甲团，设中心防区；另留有七个师作为预备队，并任命第10兵团司令王靖国为太原守备司令，指挥全局。

早在晋中战役结束之初，太原开始陷于孤立时，阎锡山就提出了所谓“总体战”的主张。这不仅是军事行动，同时又是政治统治与经济搜刮，是把反动的军事、政治、经济融为一体，孤注一掷。1948年9月，成立了“总体战行动委员会”；10月，又提出了建立太原“战斗城”的12项“行动纲领”。

总之，阎锡山妄图凭借太原的坚固防御，作最后的抵抗。

7月21日，天下着大雨。蒋介石冒雨从济南飞到了太原。为了给阎锡山吃“定心丸”，蒋介石许诺继续空运援兵至太原，还亲自接见山西高级军政要员，把太原捧为“反共模范堡垒”，号召所有国民党军事将领向阎锡山学习。阎锡山对蒋介石表示绝对服从，决心要以“火海战术”打败徐向前的“人海战术”。

历史上巧合的事很多。太原，不仅是徐向前故乡的首府，太原还有徐向前的母校。1919年，徐向前曾在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读书。

还在晋中战役中围歼赵承绶集团的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徐向前的目光就已转向太原了。7月15日晚，他和周士第一道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军委，提出准备在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即行北上，完成对太原的包围，有可能即夺取太原的意见。毛泽东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并给粟裕和华东局、中原局发了一份电报：

我徐向前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一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锡山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1]

晋中战役结束后，华北军区第1兵团伤亡较大，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主力部队休整两个月，厉兵秣马，准备参加太原战役，攻克阎锡山的最后一座“要塞城”。

7月21日，徐向前在给中央军委、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电报中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一）我收复榆次、太原县城及控制南机场后，太原市外围的作业已基本结束。我主力现已接近太原郊外筑垒地带，今后则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击战。总之，晋中保卫麦收战役已经结束，进攻太原战役的准备阶段已开始。

（二）阎匪太原外围据点工事，南起王村、亲贤村、狄村、椿树园，北至韩寨、西庄、新城、凤阁梁、后沟，东起孟家井，西至石千峰、白家庄、西铭，长宽各二十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系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

（三）阎匪主力除此次歼灭的约五万五千余人外，其余兵力计四十九师、四十五师、六十九师全部，六十八师、四十师、八总队残部及三十八师一部或全部（正空运中），阎匪直属部队以及十二个保安团，至少在六万人以上。此外，由外县带到太原民卫军约万余人，在太原市组织者不详。另有西安空运太原之三十师一部及由忻县南下之三十九师尚不在内。另阎匪兵农合一执行后，每师都有一个新兵团，故补充及时，各师兵力数量充实。

（四）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八纵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团战士只八百人左右，每团步枪兵只百余人；十五纵一二九团三个连，每连只六个步枪兵。全兵团一千人以上的团只有两个。干部伤亡甚大，八纵二十三旅六十七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三人，营级干部只剩一人；六十八团团干部全部负伤；六十九团连干部只剩四人；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五）根据上述情况，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阶段，完成下述工作：补充兵员（争取俘虏，我方伤员归队），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城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同时抽派一部继续完成控制机场，攻取东山、西山某些据点及工矿任务。

（六）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的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2]

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作战方针和计划，并命令第1兵团成立以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华北第1兵团及西北第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军区第1炮兵旅。接着，徐向前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制订了部队的整训计划，拟定了进攻太原的作战指导思想。

摆在徐向前面前的，是如何巧夺太原这座“碉堡城”。

早在晋中战役结束时，徐向前和周士第就曾考虑过争取太原和平解放的问题。他们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提出：阎锡山如能降服，减少我方伤亡，保存太原军工和各种建设，其人力、物力统为我所用，利益甚大。拟命赵承绶劝降，其内容条件如何，请速指示，以便遵办。

7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周士第：“你们完成对太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速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对于全部阎军将领及其眷属，亦可保证不杀。”

7月21日，中央军委又电复徐向前、周士第：“据一波电话说，阎锡山在我兵临城下控制机场情况下，逃走之望既绝，自杀又非其所愿，敌投降的可能是有的。阎及其部下，最顾虑的是他们的家产，别的不容易打动他们的心。最击中要害的是如能保存他们的私人财产，则阎的部下会纷纷劝阎投降，即使阎不同意，也可能发生内变，或者在我军攻入城后，愿以保护公共财产自赎。而与阎系军官私有财产最有关系者，莫过于西北实业公司及保晋公司。故你们与赵承绶及杨澄源谈话时，可告以阎及其部下，任何人肯早日自拔，将功赎罪，我们不仅保证本人及其家属生命安全，即其私人财产，只要不是以特权掠夺的官僚资本，我们亦将予以保护，其在西北实业公司的私人股份，只要查明确属私股，亦当照私人资本待遇，保证不予没收。”

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华北军区派副参谋长王世英等同志组成的工作组来到了太原前线。王世英是山西洪洞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抗战初期曾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当处长，与阎锡山等人经常打交道，在太原有很多熟人。他想利用旧关系，亲自潜入太原城内，与阎锡山谈判。徐向前当即表示，不能进城去。因为，虽然现在兵临太原城下，但阎锡山尚有10万人马，自恃太原有强固工事防守，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要他放弃抵抗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会与共产党谈判的。在这种情况下，让王世英进城去同阎锡山谈判，风险太大了。

怎么办？决定先来一个投石问路。于是，徐向前和王世英请来了阎锡山的一位老师，问他愿不愿进太原城见阎锡山。那位老秀才年近八旬，表示愿意进城。于是，便以徐向前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让老秀才带给阎锡山。信大意是，太原已是孤城，劝他认清大局，以太原30万人民生命为重，还是和平谈判解决为上。谁知，阎锡山非但不听忠告，竟连师生情谊都不顾，把他的老师杀掉了。

消息传来，大家为之感到震惊和义愤。徐向前对王世英说：“你看，你要是进城去，脑袋早已搬家了！反动派不打不倒，我们只有一条：打！”

这一时期，徐向前的身体状况不好，胸部经常疼痛，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徐向前的身体十分关心。8月11日，中央军委在批复前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和整训具体计划的电报中提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局及中央一谈。”

8月中旬，徐向前住进了石家庄和平医院。9月初，他出院后便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再叮嘱他注意休息和调养。他自己担心支持不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倒下来，完不成攻打太原的作战任务。经再三考虑后，他找刘少奇谈了自己的顾虑。刘少奇安慰说：“你的身体状况中央很清楚，但现在实在抽不出人去顶替你。开完会后，你先到石家庄住院，休息一下，争取把太原打下来，再好好养病。”

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九月会议”，徐向前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共有31人参加。大家重新聚首，自有一番欣喜、热闹的景象。

正式开会前，各地汇报工作。徐向前也发了言，当他讲到华北第1兵团进入晋中的部队，总共不足6万人时，毛泽东插话说：“唉呀！你们还不到6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徐向前在讲到打太原的设想时，说：“敌我炮火大体相等，兵力也相等。我共9万多，敌也9万多，其中民卫军1.5万。因此，打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打是一定要打下来的。我已经给部队说过，我们长出白胡子，还是要我们打下来。”

一次会间休息，徐向前和毛主席一起到室外散步。谈到假如阎锡山接受谈判的条件、同意和平解决时，毛泽东说：“你请他们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那样麻烦就少了。”徐向前说：要能和平解决太原是最好。不过阎锡山生性奸诈，不会轻易让出他那个独立王国。他派人勾结陈纳德，邀请美国记者参观那些数不清的碉堡，是幻想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还可以重新出头。所以，解决太原问题，我还是照主席讲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去办。毛泽东笑着点头称是。[3]

中央“九月会议”结束后，徐向前让第1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先返回太原前线，自己在石家庄暂留几日，休息一下再走。

9月下旬，周士第和第1兵团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打太原的作战方案。其要点为：（一）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战役。（二）进攻步骤分三步。第一步突破敌第一防线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的据点；第三步攻城。（三）攻击方向选定于东南、东北两处，以东南为主要方向。以两个纵队用于东南，一个纵队用于东北。（四）对于攻城妨碍不大之据点，尽量不打。战术上力求连续攻击。10月1日，毛泽东将上述作战方案批送给了徐向前征求意见。徐向前写了以下复信：

聂薄滕赵并请电话转毛主席：

一日信及转来主席指示和一兵团前委电均奉悉。

对攻取太原的计划，我因地形尚不熟悉，没有别的意见。前委九月二十八日电中计划，分三个步骤作战，很好，但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假如情况允许的话，这样做是最好的，但假如第一步计划或第一、第二两步计划都完成了，而到实现第三步计划时那就比较好打了，但仍存在一个兵力对比问题。假如第一步计划完成后，实现第二步计划时即遭到较大障碍，不能按预期计划进行，即只有先围困使敌更疲惫后再猛攻之。总之，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

关于兵力分配与使用上，我亦同意前委决定，时间于十八日开始亦可以。因时间已迫近，我亦无时间再休息，拟于七日夜即赴前方，待太原攻下后再抽暇休息。

关于弹药问题，前已谈过，我没别的意见，前方必须照顾后方的生产力与财政力，亦属重要。其他一些详情待我到前方再报告。

我仍本着不急（急躁）不缓（紧张的工作着）的精神去工作，一定坚决的完成任务，请放心。

谨复并致布礼

徐向前　十月三日[4]

徐向前正准备回太原前线时，接到前线来电，获悉阎锡山以七个师的兵力，从10月1日分三路沿汾河以东同蒲路以西，向南出犯，企图乘秋收之际，到太原城南平原地带产粮区抢粮，以缓和城内的粮荒，同时达到破坏我军的战役准备、拖延攻城时间的目的。徐向前考虑到敌人脱离其坚固工事，正有利于我军野战歼敌，即复电提前于10月5日对出犯之敌发起攻击。

电报发出后，徐向前就抱病返回太原前线。

太原战役迫在眉睫。10月6日，中央军委两次发出指示。凌晨1时电示说：你们原定10月19日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13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胜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胜攻城，提早解放太原。晚8时又电示：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围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向前三日函称，连续一直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全歼敌人直至夺取城垣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是中策，旷日持久是下策。此项意见和我们今晨电意见相同。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此外尚有一点，即城外之敌大部歼灭，一部尚未歼灭（例如北面），是否可以派兵监视城外残敌，使用主力即行攻城，此点亦可考虑。

太原前线总指挥部，在前委副书记周士第的领导下，正日夜紧张地工作着。10月10日晚，徐向前赶了回来。他不顾路途劳累和病情，当即召开前委会，研究如何实现中央军委的指示，尽快进入攻打太原城垣作战的具体行动计划。

从10月5日对太原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以来，实战中发现敌在城东南马庄、双塔寺一线的工事很坚固，原先前委认为东南地形较开阔，兵力易于展开，供应补给也比较方便，因此确定为主攻方向，现在证明不利，需要重新选定主攻方向。

大家急等着徐向前拿定主张。

对于夺取太原城，徐向前早已考虑了多种方案。当完成包围太原的布局时，他就曾向晋中战役中被俘的赵承绶等高级将领调查过太原城的守备力量、防御体系、敌作战特点、工事的坚固程度、弹药物资储备与补充情况，以及各主要防区指挥官的名字、特点等情况。这时，他还是先询问了近期搜集到的敌情资料。当陈漫远参谋长报告各方面侦察所得情报时，说到前两天从敌占区东山柳沟村来了一位地下党支部书记赵炳玉。徐向前听说人还没有走，连忙叫人去请来见见。

乘会议休息的时间，徐向前会见了那位党支部书记。他叫赵炳玉，50来岁，精明强干，是从敌人刺刀下冒着生命危险来送情报的。他不仅了解敌军的许多内情，还提供了东山防线中间有一条秘密小路。沿这条小路可以隐蔽地插到距城仅约5公里、敌东北防线后方的牛驼寨。这个地方，正是徐向前的作战预案中，亟须找到的最理想的突破口。徐向前边问边在地图上标出了这条楔入敌后的路线。

会议重新开始后，徐向前对大家说：从太原的自然地理形势和敌人的防御重点来看，要进攻城区，首先必须攻破城东的群山防线，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塞”，也就是阎锡山的所谓“第二道坚固防线”。我主张由南北两个方向，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把太原与东山主峰从中间一下切断。攻下“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就等于割断了敌太原城防的咽喉，整个东山就会被我控制，既可以奠定攻取太原的基础，又可以打通后方人民支援我军作战的道路，“土皇帝”就变成“瓮中鳖”了。

徐向前继续分析说：东山看起来险，只要打得妙，一定能打下。柳沟村地下党同志给我们提供的一条路线，是敌人东山守备区与北区的分界线，两区都不大管。我们从这里插进去，一定能攻上东山，占领牛驼寨。目前，我们刚刚在城南、城北发起进攻，敌人正集中兵力在这两处顽抗。我们要乘敌不备，采取突然袭击，坚决夺取牛驼寨，进而一举拿下“四大要塞”。

会议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并作出决定：趁敌注意力已被吸引到南北方向，东山薄弱空虚之际，占领东山各要点，确实控制城北机场。

从10月5日拂晓开始的太原外围作战，各部队按照预定部署，经过11个昼夜的连续战斗，到10月16日胜利告一段落，共歼灭敌军两个师又三个团，占领了武宿机场，炮火控制了北机场，断绝了敌人获取外援的空中通道。同时，攻下太原东南的最高点石嘴子、结岭石一线阵地，打开了敌东山碉堡防线的南侧门户。

10月17日清晨，秋风萧瑟，白霜荒草铺满山坡。徐向前和周士第身着御寒的衣裳，来到了山坡上。他们举着望远镜，全神贯注地观察。

东山是太原城东的天然屏障，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在东山西麓的顶端，距城仅3至5公里，地势高出300多米，可以直瞰城垣、城北工业区及北机场，是东山防线的主要阵地。攻下东山的四大要塞一线阵地，我军就可以东山为依托，造成攻取城垣的有利态势。

17日深夜，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主力在柳沟村地下党支部书记赵炳玉带领下，从秘密小道直插牛驼寨，歼灭敌第276师一个团，攻占牛驼寨八个阵地，另一部同时攻占了大小北尖等据点，并以炮火再次控制了城北新城机场。第十五纵队17日攻占南坪头、千家坟及石咀子全部阵地，18日攻克石儿梁、道巴沟等地，与第七纵队南插之部队会合，切断了东山与太原的联系。

为夺回牛驼寨，阎锡山从18日开始组织反扑。敌人以1 500人以上兵力，在几面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十余次进攻均被击退。21日，敌第30军及独立第10总队又以三个精锐团，在各要塞阵地百门以上山野榴炮交叉猛射与飞机支援下，再次向牛驼寨反扑。这一天，阵地落下上万发炮弹，工事尽毁，交通壕被填平。我第七纵队第7旅第19团终因伤亡过大，弃守牛驼寨，转至以东阵地。

东山战斗打响后，阎锡山要全力固守四大要塞，我军为扫清攻城道路，要夺取四大要塞，一场激烈的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势在必行。10月23日，华北军区第1兵团司令部颁布对东山四大要塞的攻击命令。命令规定于10月26日晚发起攻击，并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

26日16时，我军各纵队按照预定的作战部署，开始攻击四大要塞。双方均以主力投入战斗。阎锡山部除守备西山的三个师、城南城北的两个师外，其余八个师、三个总队及保安团，全部投入战斗。我军先后投入的兵力共27个半团，仅有四个团未参战。双方动用火炮达800余门。

牛驼寨位于太原城东北5公里处，可屯兵5 000人，由三个集团阵地构成环形防御，十个主碉为三个集团阵地的支撑点，10号碉（炮碉）位于阵地的中心和最高点，有11层劈坡。守军为敌独立第10总队主力和第68师。

10月26、27日，我第七纵队又两次对牛驼寨发起进攻，但都遭失利，又以独立第3旅和独立第12旅投入战斗。守敌两千余精锐部队，拼死顽抗，猛烈反扑，使我军伤亡甚多，攻势受挫。经过十余次激烈的反复争夺，第七纵队终于攻占牛驼寨。

小窑头要塞位于太原城小东门正东4公里处，阵地建在大小十多个山头上，由1~15号阵地组成，其中11~15号阵地为最高支撑点。这里可以钳制东门城壕和环城铁路，是敌人要害之处。敌人投入兵力较多，火力也很强。各阵地均有3~10米劈坡，劈坡上沿和各死角筑有水泥碉堡，整个阵地交错连环。守军为第279师一个团，独立第10总队一个连及保安第6团一部。攻击小窑头的战斗任务，开始决定由第八纵队第24旅担任。

10月20日，王新亭和第八纵队副司令员张祖谅及第24旅旅长邓仕俊、政治委员王观潮，第22旅旅长胡正平等来到小窑头以东的小北山尖，察看地形，研究打法。为加强对小窑头的攻击力量，当即决定调第22旅第64团归第24旅指挥。

徐向前对夺取四大要塞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在王新亭等察看地形的第二天，徐向前就打电话到前沿阵地，找邓仕俊了解攻打小窑头的准备情况。当邓仕俊提出多给点弹药时，徐向前说：“好，设法多给你们一些炮弹吧！这次战役，我们的炮弹比以往哪一次都要多。不过和敌人比，还是少得很。所以，炮弹还要适当的掌握使用。小窑头很重要，敌人非反扑不可，你们的任务也就艰巨了。不过你们一定得把它打下来。只要能坚持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0月26日晚，第八纵队以第24旅、第22旅第64团对小窑头发起攻击。经过近一昼夜的连续进攻，战至27日下午，全部占领1~6号阵地，歼灭敌第10总队一个连。27日晚，第24旅以第71团的全部兵力进攻8、13、14、15号等敌人的主要阵地。战至28日上午7时许，第71团全部占领上述阵地。但是，敌人决不罢休，28日中午12时，阎锡山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在炮火的支援下，以14号阵地为中心目标，对小窑头各阵地发动大规模反扑，并施放毒气弹、燃烧弹。在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反复拼杀后，第24旅被迫放弃8、11、13、14、15号阵地。

紧接着，我军又两次向小窑头阵地发起攻击。经反复争夺，至31日夺回8、15、14号阵地。这时，我第24、第22旅损耗过大，第23旅又投入了战斗。31日16时30分，我军夺取了小窑头一线的全部阵地。

淖马距太原城2公里多，由淖马主阵地及1至9号阵地共十余个阵地组成，其中以主阵地及7号阵地（炮碉）最为坚固。主阵地修在山顶，四周有五层劈坡。守敌为第30军和独立第8总队各一部。

10月26日16时，第十五纵队向敌主阵地发起攻击后，经一天激战，即打垮守敌，占领主阵地。敌“执法队”暴跳如雷，将放弃阵地的敌第8总队第1团2营营长姜啸林等20人当场枪毙。守敌在“执法队”的威逼下拼命顽抗，第十五纵队的进攻受阻。

当天午夜，我攻击部队以爆破手段冲上第一层劈坡，但又与守敌相持在第二、第三层劈坡之间。拂晓前，第129团警卫班以连续爆破突入主阵地，后续部队随着乘势发展，于27日晨攻占主阵地。

10月27、28日，阎锡山以第279师一个团和独立第8总队大部共4000余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连续反扑19次，均被我军击退。31日至11月1日，我第44旅乘胜攻占了阵地以西的六个阵地。11月10日，第127团又在炮火掩护下以连续爆破、连续突击手段，激战五个小时攻克炮碉。次日，阎锡山以独立第8总队司令赵瑞率部作最后反扑。赵瑞在我军政治争取之下，率500余人起义。至此，淖马阵地全部为我第十五纵队占领。

山头要塞位于城东南5公里处，其阵地由主阵地及其以东的大脑山阵地组成，两阵地之间有交通壕连接。主阵地又有1～5号骨干阵地组成，周围有劈坡2~6层，每层高4~6米。守敌为独立第9总队全部、第73师一个团、第267师和独立第8总队各一个营。

10月26日，第十三纵队首先以第38旅发起攻击。战至28日，该旅连续攻占大脑山三个阵地，接着向主阵地发起进攻。由于将主阵地误认为是次要阵地，在31日的进攻中只使用了一个团的兵力，致使两次进攻均未奏效。11月1日，第38旅集中两个团攻击山头主阵地再次受挫，此后遂将进攻兵力增加为三个团。

在我军的猛攻下，蒋介石担心太原不保，又将整编第10师第83旅（后改番号为第83师）4 500人于11月初由榆林空运至太原。阎锡山遂用该部接替原山头守军的防务。

11月9日，第十三纵队第38旅对敌山头要塞主阵地发起总攻，两次进攻均未成功，仅于当日攻占了3、5号阵地。但在守敌的反扑下，3号阵地得而复失，总攻失利。第十三纵队又以第37旅接替第38旅，继续攻击，于11日晚攻占了山头阵地。

11月12日，我军攻占东山“四大要塞”的作战结束。这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仗，整整打了17个昼夜，共歼敌1万余人，我军伤亡8 500人。

我军在对太原外围敌据点进行猛烈攻击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政治攻势。其中，为争取黄樵松率部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黄樵松，河南尉氏县人，早年参加西北军学兵团，是在西北军中从排长任职到师长的爱国军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台儿庄、娘子关等前线与日寇奋战。西安事变时期在杨虎城部，拥护张、杨联共抗日，对共产党的爱国主张有一定了解。当时任太原守军第30军军长。他从西安调到太原后，阎锡山虽然倚重他这支部队能打仗，极力拉拢他，但他与阎锡山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天，阎锡山母亲寿诞，阎锡山的高级官员都送礼表示祝贺，惟有黄樵松称病未往。作为“客军”，他深知困守孤城，外援无望。

第30军空运至太原后，徐向前即把从平汉战役中起义的高树勋调至太原前线，开展争取敌军工作。高树勋也是原西北军的将领，与黄樵松熟识。他写信给黄樵松，晓以大义，希望能以太原3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寻求一条光明的出路。

黄樵松接到高树勋的信后，就用电报向南京、上海等地的旧同事，探寻济南吴文化军长起义的详情。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心弃暗投明，并准备于四大要塞争夺战开始后率部举行起义。他在给徐向前的信中表示：为了拯救太原30万父老兄弟姐妹出水火，我决心起义，站到人民和正义之方面来，望请指示，定当效劳。

10月31日深夜，黄樵松派第30军少校谍报队长王正中和谍报员王玉甲，出城与我第八纵队接洽，表示愿意交出第30军防守的东、北两城门，接应解放军入城。11月3日，王正中、王玉甲第二次出城，来到第八纵队司令部，要求解放军方面派代表进城，与黄樵松共商起义的具体行动方案。第一兵团经过研究，决定派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于4日晨随同进城联络，以便里应外合，夺取太原。

晋夫，原名吕金印、吕守成，191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市郊西吕庙村。1937年月在河南新乡县参加我八路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参谋业务。解放战争中，先后参加过晋南运城战役、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转战山西南北。

第1兵团前委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4日复电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一）同意你们支辰电所提意见，望按情机断处理。（二）迅速整理部队以便协同动作。”

没有想到，此时，太原城内的情况发生逆转。11月3日，黄樵松把第30军第27师师长戴炳南叫到了他的宿舍，并把起义的计划告诉了他。戴炳南听后说：“请黄军长再三考虑，阎锡山尚有大量部队，弄不好我军会失败，……”。黄樵松打断了他的话，说没有考虑的必要了，并叫戴炳南向各团长传令行动，戴炳南只好答应了。

戴炳南是黄樵松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官，在一起南征北战近20年，可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友了，所以，黄樵松对他深信不疑。

但不幸的是，由黄樵松一手提拔为师长的戴炳南，却出卖了他。

这一天夜里11点多，戴炳南驱车直奔太原绥署，向阎锡山告密来了。

当戴炳南来到太原绥署时，阎锡山已经睡下了。戴炳南双腿跪在床前，把黄樵松准备举行起义的经过和行动计划全部说了一遍。

阎锡山一听，如晴天霹雳，大惊失色，呆了半天说不上话来。他开始还不敢相信真有此事，又让戴炳南重说了一遍。接着，他想出了一个诱捕黄樵松的鬼主意来。

夜已经很深了。黄樵松突然接到了阎锡山要他立即到太原绥署开军事会议的紧急通知。当黄樵松赶到时，阎锡山立即逮捕了他。

4日清晨，太原前线激烈的枪炮声趋于沉寂。从市郊杨家谷一带我军前沿阵地一战壕里，走出四个人来。他们借着浓重的晨雾，直奔敌人阵地而去。即将接近敌人阵地时，他们停了下来，为首的人向敌方发出联络信号。当看到敌方放行的信号时，他转身向后面招了一下手，后面的三个人急速赶上。不想，他们刚跨入战壕，就被敌人捆绑了起来，押往太原绥靖公署。这四个被捕的人当中，有晋夫、翟许友、王正中、王玉甲。

阎锡山惊魂未定，就想立即杀掉黄樵松，以泄其愤。但他考虑到黄樵松是中央系，是“客军”外将，又怕在太原杀掉黄樵松后造成第30军的混乱。经与蒋介石电报往返，于11月6日，把黄樵松一行五人，用专机押送到了南京，不久，在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黄樵松在狱墙上留下一首诗：“戎马仍书生，何处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乞求死！”

黄樵松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在守敌内部产生极大的影响。在外围作战中，共有守敌5 400余人起义或投诚。

攻占四大要塞作战后，我军由于伤亡较多，急需休整补充。再加上国民党又调来第83师增援太原，阎锡山趁我军在东山鏖战之时，在汾河西红沟、圪了沟、万柏林、三角村、城北炼铁厂附近抢修了五个新机场，其外援通道一时难以切断，迅速攻克太原已不可能。11月8日，华北军区第1兵团致电中央军委：“为争取早日打下太原，避免旷日持久，增大消耗，特提议在可能条件下增加两个纵队的兵力，以免牛抵角，从敌人弱点上突破，便利防线配合东山主力，迅速解决战斗。”

中央军委曾考虑以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第三、第四纵队及第八纵队第24旅参加太原战役，但考虑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从全局出发，于11月16日致电徐向前、周士第：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5]

11月17日，徐向前、周士第复电中央军委：

（一）经前委讨论完全同意军委十六日五时电示。（二）我们执行的部署如下：以巩固东山之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要点继续向前推进，再打下数要点，以利有力围困敌人与展开政治攻势。另以晋中军区三个分区部队攻占河西重要阵地，以炮火确实控制机场，我东山部队即准备在东山过冬，加做窑洞并开井修路、运粮克服困难。[6]

这样，我军对太原的进攻转入了围困阶段，时达半年之久。

[1]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2]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3]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45页。

[4]　《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19章　进军绥远

东北我军南下作战——杨成武接受新任务——“要准备饿三天肚子……”——林彪节外生枝——毛泽东发火了——西进的时间又推迟了——西进！西进！——东线拉住了敌人十个师——傅作义后院起火了——我主力转向绥东——又进军绥西——包头解放——贺龙来到了包头——兵临归绥城下——撤围归绥城

当徐向前率领华北军区第1兵团鏖战晋中，围困太原，向阎锡山进攻之时，华北军区第3兵团则在杨成武的率领下，开始向绥远挺进，消灭华北战场上的另一敌人傅作义集团。

华北与东北在地理位置上紧密相连，两区国民党军经常在战略上策应，配合作战。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运筹这两个战场作战时，也把华北与东北解放军联系在一起考虑。自全国内战爆发以后，华北我军已多次配合东北战场我军的作战了。

1948年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在东北。

此时，在东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放弃了对长春的围困，主力正准备南下进行北宁线作战，达到毛泽东所要求的“关起门来打狗”，即封闭东北大门，在东北境内消灭敌人的战略目的。7月2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的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8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以后，十分高兴。早在五个月前，毛泽东就向东北我军提出了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计划，经过这五个月的反复协商，现在终于可以付诸实施了。22日，毛泽东提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1]

但是，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最忧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后，有可能受到沈阳卫立煌、北平傅作义集团的夹击。因此，接到毛泽东复电的当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2]为确保东北野战军主力北宁线作战能顺利进行，中央军委、毛泽东接受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建议，决定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的同时，要求华北人民解放军进军绥远，威胁傅作义发家的基地，端傅作义的老窝，吸引傅作义部主力西顾，使华北国民党军很难出关或少出关增援东北，从而减轻北宁线作战的压力。

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要求他们“立即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3]。第一步相机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第二步相机夺取包头、五原、临河，占领整个绥远产粮区，以利东面作战。接着，将原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六个纵队重新调整，以第三、第四和第二纵队的第4旅组成华北军区第2兵团，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以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组成华北军区第3兵团，由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李天焕任副政治委员。并确定第3兵团为西进兵团，直接受中央军委指挥。

7月31日，杨成武正带领部队准备在狼牙山附近地区进行为期一周的整训。

部队刚安顿下来不久，突然，杨成武接到了聂荣臻要他立即赶到华北军区的电报。

第二天一早，杨成武准备好了行装，骑马登程。

天刚下过暴雨，群峰叠翠，百鸟齐鸣，秋风拂面，杨成武骑在马上纵目远眺，有一种心旷神怡之感。他信马由缰，不知不觉来到了易水河畔。这两天一连下雨，水涨了许多，浪花发出汩汩的响声，向东流去。

没有桥，杨成武的警卫员李正先下水试了试，水深及胸。他把东西搬了过去，又把马牵了过去。杨成武随着也过了河。

一路风尘，杨成武于8月2日到达了华北军区所在地平山县烟堡村，见到了聂荣臻。

聂荣臻对杨成武说：毛主席找我们去一起谈，任务是准备配合东北作战。东北部队准备攻打锦州，先打锦西、沈阳增援的敌人。毛主席考虑，要华北军区部队配合东北作战，把华北的敌人拖住，不让他们出关，否则东北作战会受影响。你指挥的部队组成第3兵团，具体情况等我们到那里再谈。

8月3日，聂荣臻和杨成武各骑一匹马，沿滹沱河北上，由南岸到北岸，一个上午就赶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

他们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他们说：下午3点，毛主席和书记处的同志跟你们一块谈。

下午3时，聂荣臻和杨成武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这是一座前后院相连的小院。聂荣臻和杨成武走进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只见正中放着一张高脚旧八仙桌，四面摆着条凳。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都到齐了。毛泽东坐在对面的一边，左边坐的是周恩来、朱德，右边坐的是刘少奇、任弼时。

等聂荣臻和杨成武坐下以后，毛泽东拿出一份电报，说：你们先看一看。

聂荣臻接过电报，看完后递给杨成武。这是中央军委7月22日23时发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告东北局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转到南面作战，指出到南面作战的种种有利条件，也预计到这一行动会遇到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要求东北野战军研究克服困难的方法，加紧政治动员和粮食各项准备工作，制订出具体作战计划，于8月间在北宁、平承、平张等线打响，并命令东北野战军机关先期南下，加强冀察热辽区域的工作。这份电报的核心是命令东北野战军8月份开始南线作战。

杨成武看完电报后，把电报放在了桌子上。

这时，毛泽东对聂荣臻、杨成武说：有没有问题？同意不同意？毛泽东见他们完全同意，又拿出一份电报递给了他们。

这是中央军委7月30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里，中央军委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大力集中兵力于锦州、唐山，这样很可能卫立煌、范汉杰协力向西增援傅作义，那时东北野战军可能处于很困难的地位。这一份电报使前一份电报更具体，特别是把攻打锦州提到议事日程上。

读完两份电报，杨成武心中有些明白了：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召他们来，要赋予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和东北野战军下一步的重大战役——攻打锦州密切关联着。东北、华北唇齿相依，中央军委曾多次指示华北部队：“配合东北作战，不使敌人向东北增援”。这一次，毛泽东又描绘出一幅“东北打，华北牵”的宏伟蓝图来了。

看完两份电报，毛泽东又问聂荣臻、杨成武有没有意见，他们回答说：没有意见，坚决执行！

这时，毛泽东站起身来，伸出两个指头说：晋察冀野战军六个纵队，现在改组为华北野战军第2、第3两个兵团……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接着说：你们第3兵团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作战。绥远为傅作义部必救之地，你们把傅部的主力拖在平绥线上，调动他们向绥远转移，使华北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与此同时，第2兵团出击冀东，以一部在承德、北平线配合东北作战；另一部在北平、张家口线行动，配合你们第3兵团在绥远作战。徐向前、周士第率领的第1兵团仍在山西作战，对付阎锡山。这样，就可以保证东北我军作战的胜利。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你们20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

杨成武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

毛泽东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逐一分析了困难，指出：绥远是傅作义部的老窝，他在那里经营了二十多年，国民党搞了许多欺骗宣传，那里的群众对共产党、对解放军还不太了解，特别是那里的粮食相当紧张，征粮不是一般的困难。傅作义部的政策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搞坚壁清野。过去，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分部队两次出击绥远，都没有站住脚，主要原因就是吃不上饭。第二个困难是供给支前困难，供给到前线很不容易。第三个困难呢，可能战斗很不顺手。这些困难都摆在你的面前。这些困难中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困难。毛泽东说到这里，问杨成武：“你看怎么样？”

“没有问题，都可以克服！”杨成武说。

毛泽东提醒杨成武：这不是当年在毛儿盖过草地，那个时候你带一个团，不过两千人。现在是一个兵团，四个纵队，还有骑兵师、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万人都要吃饭呀，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

出师绥远的任务就这样定了下来。

当天，毛泽东就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份电报，通报了这件事：“本日杨成武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二十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动，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

回想一下，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我军已有两次进军绥远的经历，两次都退了回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粮食困难啊！

这次出师绥远，已是第三次了，粮食问题不能不考虑！其他的困难不能不考虑啊！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问杨成武：“过去一纵队、六纵队被人家赶出来了，你们会不会被赶出来？”

杨成武肯定地说：“我们去，不会被赶出来！”

毛泽东说：“为什么？”

杨成武说：“我们有四个纵队，两个骑兵师。”

毛泽东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了两支主力，即：孙兰峰兵团和董其武部。这是他的全部资本。你要消灭他，他要拼命地和你干。你要消灭他的命根子，端他的老窝，触犯了他的根本利益，他非和你干不可。困难就在这里，要估计透，这是第一。第二，傅作义经营绥远，采取了许多欺骗手法，还搞了些小恩小惠，群众对他有幻想。他进行连保法，一人“通敌”，株连全村。他又在群众中进行像我们对付日本侵略军那样的坚壁清野。你搞不到粮食，就站不住脚。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

刘少奇接着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

杨成武说：能坚持住。

毛泽东又说：不行！我刚才讲了这不是过草地那个时候。现在部队多了，如果你没能站住脚，怎么行呢？察南战役你们派两个纵队进入绥远怎么没有站住脚啊！就是因为没有粮食。这个教训你们必须记住。如果要保证站住脚的话，你们必须做到：一、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就是思想准备。要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够想透，充其量最大的困难有多大。根据存在的困难，想出如何对付的办法。你们必须依靠群众，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把困难统统摆出来，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从思想上要不怕困难，怕困难的可以不去。你讲困难可以讲十条，讲有利条件讲五条就够了。要把遇到的困难，一条一条地向干部讲清楚，至于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到绥远开辟新的战场以及如何把傅作义的主力孙兰峰兵团、董其武部和华北的中央军拖住，可以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事前作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有了精神准备，遇到困难就吓不倒你们了。为了把精神准备、思想准备作好，你们兵团要开一个团以上干部会议，请聂荣臻同志为团以上干部做一次讲话，困难可以讲十条，甚至12条，有利条件只讲五条，告诉全体指战员，害怕困难的可以不去，明确地讲，可以报名。告诉他们，去了以后，到了傅作义的统治区，如果跑回来那就不好了，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会失密。聂荣臻讲完了你杨成武再讲。再开誓师大会，然后，每一个军，每一个师，根据你们住的地区，以军为单位或者一个师两个师一起，开一个全体指战员誓师大会。誓师大会就是摆困难，振奋精神，提高战胜困难的勇气。如果估计到了充其量的困难，困难只来了七分、八分，克服它就有了把握，那时，我们就更主动了。进军绥远，端傅作义的老窝，抄傅作义的老家以及到绥远开辟新的战场，是为了配合东北作战，保证把关内傅作义的两支主力拖住。能拖住这两支主力，就可能把华北的中央军都拖住。这就是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你们进军绥远也就是要把傅作义集团的注意力引向平绥线，将其抑留于华北，以便在适当时机就地消灭。傅作义虽然当了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但舍不得他的老本钱，他是不会丢下他的两支主力，把中央军派到关外去支持卫立煌的。抓住他的这个特点，做到华北的敌人不出关，少出关，东北的部队就可以完成锦榆线上的作战任务，完成整个东北的作战任务。这就是东北在那里打，华北在这里牵。你们不是直接地参加东北的作战，而是间接地参加东北的作战。这是第一点，你们要做到的，这叫精神准备、思想准备。第二点，要作好充分的物质准备。武器弹药该补充的能补充的就赶紧补充。刚才杨成武同志讲，没有问题，可过去进去是两个纵队，现在是一个兵团啊。现在人多，力量大了，是个优点；但人多了，吃饭便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把吃饭问题当做能不能站住脚的最大问题来抓。但是也要看到，绥远那个地方只要有银元，就能搞到粮食。

毛泽东说到这里，转向周恩来：你交待薄一波同志，给他们10万现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粮食。现大洋在绥远是很管用的。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好吧，我立即通知薄一波同志，叫他们着手筹划这笔款子。

杨成武听说要拨给这么一大笔现洋，忙说：“10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呀，我怎么带得动啊！”

朱德笑了笑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没有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杨成武听后，连连点头。

接着，毛泽东说：克服困难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晋西北、晋察冀组织有力的支前部队，支援你们。组织一个强大的工作团，到绥远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也可以带一批支前的民工、担架队，这些都要组织好，包括民工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都要做充分。

说到这里，毛泽东稍作停顿，又接着说：第三个准备，就是要首战必胜。第一仗要把集宁那个师消灭，消灭一个师可以用两个纵队，六比一的兵力，要占领集宁城。然后从集宁，由东向西，各个纵队以归绥为总目标，同时进军。把东面的集宁占领了，把西面的包头占领了，把凉城、丰镇也都占领了，只留下一个归绥，那你们就站住脚了。首战必胜，第一仗必须打好。这是你们要注意的第三点。

周恩来说：包头是个工业区，占领了以后，可以堵击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向东增援。

刘少奇说：占领包头很重要。包头以西就是宁夏的马家骑兵，卡住这个口子，“二马”就不敢东进。

等刘少奇说完，毛泽东说：第四个准备，就是全体指战员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把群众工作做好。做群众工作，就是宣传我们党的政策、我们党的主张。因为傅作义搞了许多欺骗宣传，群众不了解我们。我们要从行动上做出样子来，让群众知道我们是去解放他们的。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主要的是要秋毫无犯，严格执行工商业政策，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买卖公平，军民一家。要帮助群众治病，帮助群众挑水、扫院子，用实际行动做群众工作，让群众敢于接近我们，了解我们是解放他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地方工作团要组织大一点，可以几百人，一旦我们占领了地区呀县呀区呀，工作团都要立即组织群众组建人民政府，组建人民团体，做宣传工作，帮助前线的解放军作战。这一条很重要。

朱德说：还有一条你们要严格注意，就是要严格执行俘虏政策。敌人欺骗他的部下说，共产党的部队，俘虏一个杀一个。你们必须做到缴枪不杀，不搜俘虏的腰包，不收俘虏的任何东西。凡经过教育，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可以让他参加；不愿参加的，发几块钱让他回家。我军建军以来行之有效的俘虏政策，你们必须严格执行。

毛泽东说，第四点就是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群众政策、俘虏政策、工商业政策。出发之前要让全体指战员明白，人人开口，把这个工作做好。这是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泽东看了看表，又说：你们今天就不要走了。你们想一想，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事情要解决的。你们就住在这里，还可以和周恩来谈一谈。只要你们把今天谈的在全体指战员里都落实了，或者基本上落实了，我看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们就能在绥远站住脚。再说一遍：你们进军绥远，是抄傅作义的老家，端傅作义的老窝，目的是要把傅作义的两支主力拖住，把关内的敌人拖住，不让他增援卫立煌。东面的杨得志兵团，配合你们作战。这样，我们的东北野战军作战夺取全胜就有把握。你们兵团进军绥远以后，要在地方工作团的配合下，把绥远变成解放区。这次出兵绥远和过去出兵绥远不一样，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胜仗，还要经营绥远。

毛泽东连行军中的鞋子问题都想到了，指出每人要多带一双鞋，否则到绥远有钱也买不到。他还说，棉衣也都得带上，因为一到那里就冷了，绥远比河北冷得多。毛泽东还指出，行军要分若干路，没有打响以前要注意隐蔽，越是接近绥远，越要尽可能地夜行昼宿。

当天晚上，聂荣臻和杨成武就住在西柏坡暂作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

西柏坡的夜像许多冀西山区村庄的夜晚一样，一片宁静。偶尔从背后的深山里传来几声当地老乡所称“王刚哥”鸟的啼鸣。杨成武躺在床上想到党交给的新任务，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聂荣臻和杨成武便离开西柏坡，踏上了归程。

当天晚上，他们回到了华北军区驻地烟堡村。在这里，杨成武只停留了一天，就取道石家庄，回到了兵团司令部所在地狼牙山东麓的远台村。

杨成武回到远台村后，立即着手一切准备工作。

这时，毛泽东对杨成武兵团这次进军绥远的困难还是极为担心。8月7日，他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说：

绥远为傅作义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三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在绥难于立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粮缺，必须取得集宁归绥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4]

8月9日，聂荣臻来到远台村，参加了第3兵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挺进绥远的动员会。这是第3兵团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聚会，会场就设在远台村的一个帐篷里。

聂荣臻在会议上作了这一次进军绥远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的报告。他说：“关于华北的发展趋势，除太原外，日前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北线，我们要在那里想办法。消灭北线之敌是东北与华北的共同任务，二兵团打到冀东去就是为了配合东北。现在不是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的问题，而是我们要到敌人的线上作战的问题。二兵团到冀东一打，傅作义立刻把兵调过去，我们在保北一打，他又马上把兵调回来，狼狈不堪。有人称傅作义为‘调兵司令’。现在傅部老巢空虚，根据军委指示，三兵团要排除一切困难，坚决抄掉他的老巢，给他以很大威胁。解放绥远，使华北与东北连成一片，对解放全国有战略意义。”[5]

接着，杨成武分析了进军绥远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提出了兵团的作战计划、行动部署、行军路线、出发时间以及与李井泉政委率领的工作团会合的地点和时间，并针对绥远敌情制定了运动战、攻坚战和打骑兵的战术、技术训练计划。

就在这时，林彪对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作战又发生了动摇，多次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要求杨成武兵团应于东北野战军南下之先向绥远行动，并以各种困难为借口，强调“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

对于林彪的这种节外生枝，毛泽东十分生气。于8月12日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毛泽东不仅批评了林彪的做法，而且又一次为杨成武兵团进军绥远的困难表示忧虑：

……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得志）罗（瑞卿）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6]

动员大会以后，第3兵团组织了由第二纵队参谋长赵冠英任司令员的先遣支队，为大部队挺进绥远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杨成武对赵冠英说：兵团从每一个纵队抽出一个小分队，组成一个先遣支队，由你带领先进入绥远，把敌人的情况，特别是归绥敌人的情况搞清楚；做个调查，看看敌人的票子、晋绥的票子以及我们的票子怎么个使用，想办法筹措一部分当地的票子；再就是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政策，能不能取得当地群众的拥护，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聂荣臻又对赵冠英说：你搞清楚，我们到那里以后，要制定什么样的具体政策，你最好先提出个意见。

杨成武又接着说：还有就是绘制地图。敌人在哪里，村庄里蒙古族人、汉人有多少，哪些地方是沼泽区，行军路线在哪里，哪些河流需要架桥，需要什么器材。你们要穿便衣，采取各种侦察手段，把情况侦察清楚。你们必须在10月12日以前完成任务，到达朔县。也就是说，主力部队到达朔县地区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听你们的汇报。

赵冠英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一切都准备好了。

然而，东北的林彪这时又发生了变化。中央军委原定东北野战军于8月中旬南下作战，由于林彪对南下作战发生了动摇，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而使中央军委原来规定杨成武兵团8月10日挺进绥远改为8月21日行动，时间向后推迟了11天。

一直到9月9日，东北野战军才开始南下作战。

9月5日，杨成武率领第3兵团及北岳军区所属的五个团，分别从易县、涞源地区出发，分南北两路，向山西雁北开进。

冀西的初秋，不冷不热，秋风拂面，漫山遍野披着烂漫的红叶，层层梯田上，红红的高粱，金黄的谷子全熟了，好一派丰收的景象。

经过一周的行军，部队按期到达了朔县、山阴、代县地区。杨成武在朔县的米西马庄，与在这里训练随军工作团的李井泉会合了。在这里，兵团前委召开了有晋绥党政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战役计划。

会议期间，部队进行了模拟式渡河和攻城训练。归绥城外有一条河，米西马庄与朔县之间正好有一条河，而且两条河的地形又极其相似，我西进兵团抓紧时间在河对岸筑起象征性的工事，进行战前练兵。一连好几天，河水两侧喊杀声震天，枪声、爆破声不绝于耳。

当时，傅作义以独立第7师、暂编第2师一部、保安第5团等8 000余人防守归绥，暂编第2师第2团守包头，骑兵一个旅和保安第6团等守集宁，保安第2团守丰镇，保安第3团、暂编第2师第1团守凉城、和林、新堂，新编骑兵第13旅守萨县、察素齐。

经过练兵，杨成武率领西进兵团开始由朔县向绥远挺进。

长途行军，每人负重达五六十斤，对于指战员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干部、战士们背负着粮食、弹药、银元，逢山跋山，遇水涉水，尽管脚上起了泡，肩头磨出了血，但仍然精神抖擞，顶着塞外的寒风前进。经过几天的行军，翻越北岳恒山，跨过万里长城，以两日行程进入绥远境内。为了隐蔽行动，部队只能白天宿营，夜晚行军了。

塞外的天气变化无常，偏偏这时下起了大雨，寒冷的秋风一个劲地吹着，风横雨斜，道路泥泞，伸手不见五指，走一步滑一跤，很多战士摔成了泥人。为了少麻烦苦难的绥远人民，部队就宿营在屋檐下、门洞里、院墙边、草堆旁。

当着我西进兵团在杨成武的率领下向绥远腹地挺进时，为掩护我西进兵团开进，杨得志、罗瑞卿指挥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三、第四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于9月8日——西进兵团向绥远挺进的第三天，在东线迅速向平承路的密云、通县及平北地区发起了攻势，并一举攻克了平东的三河，造成了威胁北平的态势。傅作义急调第16军、暂编第3军、第35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分别由密云、昌平、延庆等地向我军扑来。为吸引敌人，第2兵团先以第四纵队主力迅速转至平承路，在顺义、怀柔段破路断绝交通，破坏了平承铁路，摧毁沿线碉堡，将敌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北引。第三纵队则积极地运动防御，且战且退，连续92个小时走了430里路，将敌暂编第3军和第16军牵至平北山区，凭借山高路险，与敌周旋。这个纵队的第9旅在横跨莲花瓣山时，遇到了平北山区少有的9月“冬天”，寒冷的气候冻伤了不少的战士。这座山又名“小西天”，上下50里，部队一上山就下起雨来，指战员们都身穿单衣，冒雨攀登。当爬至山顶时，已是天黑如漆，冷入骨髓；再往前走，便是被当地群众称作“鬼见愁”的一段险路。这段路只能一人侧身而过，路下便是300米深的绝壁，稍有闪失，就会粉身碎骨。战士们脱下单衣，拧成绳索，挡住悬崖，以保安全；同时，又取出被絮，醮上炊司班的食油，点燃照明。将敌人诱至平北山区汤河口、宝山寺一带，与敌激战了五天五夜。

第2兵团两个纵队就这样拖着傅作义的这十个师的兵力，辗转于崇山峻岭之中，周旋于崎岖艰险之途，歼敌虽然不多，但有力地掩护了我西进兵团的行动。

正当第2兵团把敌主力扭至平北山区时，杨成武率领的我西进兵团于9月11日，如神兵自天而降，突然出现在绥远大地，完成了战役展开。

9月24日，我西进兵团兵分五路，向绥东、绥南之敌发起猛攻。当天攻占冀东重镇丰镇城及丰镇东北的隆盛庄。25日相继攻克当绥东南的凉城和林格尔。26日攻克绥远南部的清水河。三天之中，连克5城，歼敌3 000，控制了平绥路400余里，使大同完全孤立。27日，我西进兵团步骑联合向战略要点集宁发起了总攻。

集宁是绥东的重镇，是通向大同、张家口的必经之地。我军已多次攻打过集宁，但都在这里吃了不少的亏。这一次，我军用两个纵队、一个骑兵旅包围了集宁。

9月26日黄昏，我西进兵团一部逼至集宁城下，第2旅第5团首先向卧龙山敌阵地发起进攻，仅用20分钟，就完全占领了阵地。

卧龙山的胜利鼓舞着进攻集宁城的部队。晋绥军区第八纵队第11、第14旅从两个方向向集宁城发起了进攻，很快攻入城内。城西老虎山上的敌人以炮火配合城内残敌顽抗。通过发挥我军政治攻势的威力，近一个连的敌人从工事里走出来投降了，并交出2挺重机枪、3门小炮和70多支步枪。结果，城里的敌人完全失去了掩护，在我军刚刚占领的卧龙山、老虎山的火力压制之下，面对强大的攻势再也支持不住，至27日11时，我军攻克了集宁。这一仗，我军全歼敌一个骑兵旅和一个保安团共5 000多人，还俘虏敌旅长一人，传出了进军绥远的第一个捷报。

继集宁的胜利，杨成武率领西进兵团继续扩张战果，于10月9日攻克绥远最东面的兴和县城，16日又攻克陶林县城，歼敌1 000余人。

至此，我西进兵团在绥远和晋西人民大力支持下，解放了绥南、绥东广大地区，歼敌6 500多人，控制了丰镇到归绥以东的平绥线，对归绥城形成了团团的包围。

我西进兵团的这一突然行动，直接威胁到傅作义的后方基地。这不仅使傅作义震恐，使蒋介石吃惊，就连美国也感到势态严重。美国通讯社惊呼这是一个“绞杀性的进攻”。

这个时候，东北我军正在部署攻打锦州之敌。9月2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致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们攻锦州的兵力，共五个纵队（二、四、七、八、九纵队），又两个最强的师及炮兵与大小坦克十五辆”，“锦州，是敌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

蒋介石急了，他急需从华北抽兵增援东北。于是，他命令傅作义对华北解放军行动“应置之不顾”，集中兵力沿北宁线向东攻击，与沈阳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合力夹击锦州地区人民解放军。

然而，傅作义的后院起火了，他已无暇东顾，对蒋介石的这一命令难以执行。他担心自己的老窝被端掉，于9月24日亲自飞抵归绥。为确保绥远的安全，急忙把被我第2兵团牵制的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和张家口地区的暂编第4军等步骑十个师星夜西调增援归绥。

消息传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说，我们拉住了傅作义的嫡系两个兵团，傅作义就不会派部队增援东北了。

然而，对于我西进兵团来说，压力就更大了。敌人援兵多，行动迅速，我军阻援的兵力就嫌不足了。9月27日24时，中央军委在给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的电报中说：傅作义增援甚快，先取归绥已不可能，你们除以一部佯攻归绥外，主力东转，先歼援兵，再打归绥。并强调指出：“你们行动要快，不要迟延”。你们要准备连续战斗，要有歼灭全部援军之“决心与勇气”。

在这种情况下，我第八纵队于30日撤出了集宁，转到集宁以南和以西地区监视敌人。当日晚，敌第35军及三个骑兵旅占领了集宁，余部于翌日均开到了集宁附近的官村、台基庙、兴和地区。敌人采取了集团行动，深怕分散被我军歼灭。

杨成武又留下了第六纵队第18旅和晋绥地方部队以后，兵团主力于28日向绥东急返。从归绥至集宁地区400余里，部队沿途露宿，供给又困难，有的部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即使如此艰苦的行军，部队仍以五天的时间，赶到了集宁附近的丰镇以西以北、卓资山以东以南地区集结，以一部兵力与敌保持接触，准备诱敌深入，迫敌分散，歼其一部。

这时，位于平北地区的我第2兵团为了配合西进兵团作战，兵分两路：第四纵队再向平承路出击，同时以一部攻占平东的白庙、燕郊，以监视平承路，防止敌第16军由此出援东北；第三纵队及冀热察军区独立第7师则迅速转至平绥路东段，先后攻占了赵川堡，并破坏了新保安至康庄段铁路，关闭了敌主力东去的大门。10月1日，沙城守敌暂编第31师两个团被我第三纵队诱至宣化以东的贾家湾、贾家营地区。第三纵队立即抓住这一歼敌良机，决定以三个旅一齐出动，奔袭这一敌人。当日黄昏，部队还没有吃完饭就出发了，经过七十多里路的急行军，拂晓前我第7旅包围了贾家营之敌；第9旅包围了贾家湾之敌；第8旅在宣化方向阻击敌人，仅四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两个团的敌人，活捉了在现场指挥的敌副师长，从而结束了战斗。

我第2、第3兵团的西线作战，迫使傅作义慌忙又把第16军主力由平承路西调怀来，又把暂编第3军和暂编第11师由张家口、宣化东调，敌人捉襟见肘，只好命令第35军新编骑兵第4师由绥东回援张家口、柴沟堡、宣化，填补张家口的空虚。

为了吸引西犯敌人主力再向东调，我第2兵团集中主力破击北平、张家口间的铁路线。第三纵队破击怀来、宣化段，第四纵队等破击怀来、南口段，第12旅破击南口、昌平段，并扫除沿线火力点。9日晚，第三纵队第7旅攻占沙城，歼灭守敌。第四纵队同日攻击西拨子、岔道、青龙桥、八达岭诸点。尔后，一连三夜破坏铁路，使平张铁路陷于瘫痪。

在这种情势下，傅作义疲于应付，自东西两面调动兵力，企图恢复中断了的铁路线。敌人在集宁地区只剩下整编骑兵第10旅、整编骑兵第5旅、整编骑兵第11旅。杨成武决定乘傅作义部主力东转之机，集中主力攻歼集宁地区的国民党军。10月7日各部开始行动，集宁等地守军闻风东撤至张家口，第3兵团重占集宁。

接着，杨成武在丰镇召开了西进兵团前委会议，研究如何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歼敌六个旅和在一年内经营全绥远的问题。

这次会议以后，杨成武留下第八纵队和北岳军区部队负责掩护，并在绥远东部地区继续发动群众；兵团主力又向绥西、绥北地区进军。

10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同意杨成武兵团主力向西行动，以利我第2兵团在东面作战，指出：“归绥城则作为将来之攻取目标，目前不要理他。”并强调：“杨李李主力到西边后，应确定一个时期内专打中等的及小的敌人，即用全力攻占毕克齐、察素齐、托克托、陶思浩、萨拉齐、包头及该线以西以北地区，广占地面，征集粮食。”如此，“将使傅作义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现在已经处于被动地位）”，避免杨成武兵团“又想打大仗又想打小仗两头失塌。”

10月12日，我西进兵团各纵队分路向绥西、绥北进军。这时天已很冷了，夜间温度下降到摄氏30度，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暴风卷地而来，天空中大雪飞扬，人在马上都坐不住了。战士们戴着口罩，呵出来的气很快变成了“冰须”，眉毛上都结了冰霜，整个像个百岁寿星了。部队忍饥耐寒，艰难地在行军途上拼搏着。

向绥西、绥北的进军是极其紧张的。敌人都是骑兵，行动迅速，往往闻风而逃。我军徒步和敌人竞走，每小时要走15里，甚至18里路。第5旅第13团追击固阳的敌人，26个小时就走了220里路，中间只吃了一顿饭，硬是用两条腿追上了敌人的骑兵，将其消灭。

就在我西进兵团主力向绥西、绥北进军途中，在10月16日至23日的这一周时间里，第八纵队解放了陶林、乌兰花和武川；第一纵队解放了台格水、毕克齐；第六纵队解放了托克托、萨拉齐、察素齐和陶思齐；第二纵队兵临包头后长追二百余里，将敌人全部消灭。

我军刚一开进包头，包头一家广播电台就说：包头解放了！

原来包头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他保存了电台，并一直收听我们的广播，他自己弄了一套广播词，等我军一踏上包头的街道，不到20分钟，他就向全国人民广播了这一胜利的消息。

我第6旅进入了包头，成立了包头卫戍司令部，赵冠英任司令员、沈图为政治委员，当天就召集群众大会，宣布我党的城市政策、保护工商业政策，约法三章，安定民心。包头解放的第二天，商店营业，市面正常，供水供电，秩序井然。

12月25日，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贺你们秋季攻势开始后一个月内歼敌万余，解放包头及其他城市15座，控制平绥路大部的巨大胜利。

在包头解放不久，杨成武接到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电报，说他要到前方来。贺龙很关心绥远，当时他刚从我党中央开完会回到晋西北。

接到电报后的第三天，贺龙来到了第3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托克托附近的一个村庄。刚住下，他就提出要去看看包头。杨成武觉得眼下敌人的散兵游勇很多，怕不安全，而且他刚从中央返回晋西北，就赶来绥远，旅途劳顿，暂时还是不去包头好。杨成武说：“老总，你是不是不去包头。我给包头卫戍司令赵冠英拍一个电报，叫他来向你当面汇报。”

贺龙摇了摇头，说：“不，一定要去。看看你们执行中央政策的情况，看看现在的包头，看看那里的战场。”

贺龙执意要去，杨成武就预备马匹，安排警卫人员。第二天，由杨成武和李井泉陪同，并派了一个骑兵营随同登程。

贺龙在前，杨成武、李井泉稍后，一行人催马西行。沿途经过的村镇，乡村政权正在召开群众大会，民兵正在操练，手持红缨枪的孩子在村头站岗放哨，热烈的场面比比皆是。看到这些景象，贺龙称赞工作团的同志抓得紧，几天时间就大见成效了。

第一天，他们由托克托到萨拉齐，第二天黄昏进入包头。

包头坐落在大青山南麓，黄河的北岸，西边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刚刚解放的包头，呈现出一片和平的景象。大街两侧的商店生意兴隆，头戴白色小圆帽的回族，穿着皮靴的蒙古族和一般装束的汉人，从店里出出进进，络绎不绝。警卫战士在街头执勤，军容整齐，风纪优良。

贺龙一行住在卫戍司令部里，受到赵冠英、沈图等同志的热情欢迎。

又是一天了，杨成武等陪同贺龙参观了十几家小工厂，看了几条街道，来到了包头的西北门。西北门，是包头的最高点，在大青山的山腰间。从这里看下去，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整个市容。

贺龙等人进入西北门，来到染着烈士鲜血的阵地上。这里是一段开阔地，长满了枯草，中间有许多壕沟。这是敌人以防万一的一种手段，因为在这样的地形上，无法很快冲过去，必须翻沟越埂，而敌人也就得到发挥火力的喘息机会。而我第3兵团这次对包头的攻城部署，是用第5旅从北面的大青山居高临下地压下来，第6旅从东门助攻，两个旅形成合力，敌人感到行将被歼，在枪响之前就弃城西逃。贺龙表扬了第3兵团的攻城部署。

紧接着，我第3兵团又以积极的战斗行动向傅作义经营多年的绥远西部边陲的河套地区发动进攻，于10月31日一举攻克安北县城。

至此，绥北、绥西广大地区宣告解放，归绥成了汪洋大海上的一座孤岛。我军的旌旗东指归绥。

11月5日前，我军各部队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勘察地形，进行敌前练兵和物资准备，预定11日扫清外围，16日攻打归绥城。

第3兵团司令部设在黑河边上的昭君墓附近。杨成武与李井泉住在一个贫苦农民家中。这户人家只有一个行动不便、说话很少的老人，家中的其他人十有八九是躲到山里去了。在归绥郊区，敌人的反动宣传显然更厉害，群众受蒙蔽的程度更深一些。在炕头铺上了杨成武和李井泉的行李，安上了电话机，同院还住着参谋处长晨光和作战科的同志。

白天，杨成武和李井泉到各纵队检查战前练兵和其他准备工作，晚上坐在热炕上，作长时间的甚至是竟夜之谈。眼看就要攻打归绥了，大家都很兴奋。

攻打归绥，这是几年来的夙愿。我军也曾多次攻打过归绥。一打归绥，跃马归绥城下，因条件不成熟而撤军；二打归绥，部队已眺望到归绥古老的城楼和堞口，终因接济困难而罢兵。这是第三次攻打绥远城了，这一次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在望了。

就在第3兵团对归绥城展开总攻的前夕，忽然接到毛泽东的指示：缓攻归绥，撤围归绥，到集宁、丰镇地区集结待命。11月24日，毛泽东又在给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华北局，程子华、黄志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

（一）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二一〇师及骑十一旅），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张宣两处各有敌一个师），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处之敌不能逃掉。如周家河、怀安之敌迅速缩入张家口或张家口之敌迅速向东收缩，则你们应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宣化（一个师）或下花园（一个师）。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后，再相机攻击。

（二）北岳集团迅速开至大同附近，监视大同之敌，不使向东或向西跑掉了。

（三）井泉率姚喆八纵留在绥远。

（四）给养等事，请聂（荣臻）薄（一波）筹备。

毛泽东为什么要下令撤围归绥城？因为，当时在东北战场上，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卫立煌集团全部歼灭，东北我军主力即将入关。为了不过早地惊动敌人，给傅作义留下某种幻想，因此，毛泽东作出了这一决定。

第八纵队是晋绥军区的一支老部队。在进军绥远中，与华北的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一起，完成了挺进绥远的任务。

于是，杨成武与李井泉分开，率领三个纵队挥师东进，投入了伟大的平津战役。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第542页，第544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第542页，第544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第542页，第544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2页。

[5]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3页。

第20章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

险恶的阴谋——部署偷袭——我地下党获取情报——周恩来下达命令——毛泽东的三篇电讯——傅作义吃惊不小——破路阻敌——我第三纵队南下——阴谋的破产

1948年10月，正是北平金秋季节。但蒋介石却感到一阵阵寒气袭来，冷得他浑身发抖。

还在9月16日至24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了被称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东省会济南，接着在东北战场上，锦州、长春解放，孤城沈阳，指日可下，辽沈战役即将胜利结束，在华北战场，我军以配合东北战场为目的，徐向前率第1兵团围困山西省会太原，杨得志率第2兵团出冀东，杨成武率第3兵团占察绥，克包头，挺进绥远，使傅作义集团左支右绌，穷于应付。

面对国民党江河日下的军事形势，蒋介石坐卧不宁，不能不感到浑身发冷。但是，他还要强打起精神，作垂死挣扎，他一会儿从北平飞到沈阳，一会儿又从沈阳飞回北平，到处给他的军事将领们打气。不过，那些骗人的空话，不仅没有给他的军事将领们带来一点儿胆气，相反却引起了许多军事将领们的不满，就连他的嫡系黄埔第一期的弟子李文都叹气地说：“老头子老了，以前的气概一点也没有了。”傅作义也感到很失望，私下对他的亲信们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怎么办？看来靠说一些空话是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只有做出一点实际行动来，才能稳住慌乱的军心。能做一点什么实际行动呢？

10月的一天，蒋介石从圆恩寺临时行辕亲自驱车前往位于北平西郊的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

蒋介石和傅作义几经密商，终于想出了一个他们自认为的“妙计”来。他们决定乘我华北第1兵团在山西，第3兵团在绥远，我军在冀中兵力空虚这个机会，组织一支快速部队偷袭石家庄，然后向西直指我党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以收扭转战局之效。

此计一定，蒋介石和傅作义都得意地笑了。他们想到，此举一旦成功，那就是“剿共”战争的一个奇迹，它将首先在华北“中兴”，进而导致整个国民党的“中兴”。到那时，军心必定为之大振，整个战局也将会转败为胜，最后消灭共产党仍然是指日可待的。即使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也可打乱我军的部署。

为使这一“妙计”成功，傅作义忙开了。他先在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召见了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一开始就向他说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和意义，并说将派由美式武器装备的国防部驻华北的新式技术大队队长杜长城同去。他给由竹生下达的具体任务是：高速调十个“人民服务队”（每队16人，每人配备一支卡宾枪）专门监视部队行动，兼做些地方工作，归由竹生指挥。

傅作义还吩咐由竹生说：如果能进入石家庄，你以市长的身份找几个地方有名望的人及教会、学校联合向全国发出“拥护国民政府、感谢蒋总统”的通电。在石家庄市最多住上三、五日，把军用物资抢运出来，不能装运的和坚固的城防工事，叫杜长城派人彻底炸毁。

10月23日上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门口，岗哨林立，如临大敌。

“剿总”作战室里，傅作义遵照蒋介石的面谕，正在召开由高级将领参加的秘密军事会议。傅作义首先下达了攻占石家庄的作战任务和部队编成的命令，并任命第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新编第2军暂编第3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

傅作义在讲到攻占石家庄的意义、目的和执行方法时指出：吸引围攻太原的人民解放军东移，缓和太原的危紧局势，以收“围魏救赵”之效；沿途破坏解放区的军事设施，以削弱其防御力量；在解放区大量抢购物资运回保定，以增强守备保定的物资储备；抢购各类物资时，要尽量使用伪造的边区币，以达到扰乱解放区金融之目的。

最后，傅作义还规定了部队在保定集结的时间。为掩盖这次行动的目的，对外佯称“援晋兵团”。

会议结束了，作战室里静了下来。傅作义和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还没有走。李世杰又走到了华北地图前看了看，说：任务下达了，但我心中很不踏实。自从共军攻克济南后，大有一种决战之势。林彪南下，攻锦州，战辽西，切断国军东北与华北的联系，封闭东北，造成卫立煌进退失据，眼看东北国军即将覆灭。委员长又生一计，高唱什么“华北中兴”。依我看，华北不但不可能“中兴”，相反，我们的“援晋”也好，“突袭”也好，说不定也会是损兵折将。途经几百里路的共区，保守机密、出其不意的说法，显然是自欺欺人。既然无密可保，所谓奇袭也就自然不复存在了。

傅作义背着手，来回地踱着步，他对李世杰说的话，如同没有听到似的。

第二天，参加偷袭石家庄的国民党军队在涿县集结，27日在保定会合。当晚7时左右，总指挥郑挺锋在保定城内新编第2军军部召开了师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郑挺锋下达了攻打石家庄的兵力部署命令：韩迪的第121师，沿铁路西经定县、行唐等地迂回石家庄以西地区，截击由石家庄撤出的解放军；何宝寅的第150师沿旧铁路线前进；第94军军直属工兵、炮兵、通信、辎重、卫生各营和汽车团以及第5师的一个团，随第150师跟进；刘化南的暂编第32师，由铁路东侧前进；刘春方的骑兵第4师，由保定经博野、蠡县、安国和深泽等县，迂回石家庄以东地区，截击从石家庄撤出的解放军。

命令下达以后，郑挺锋又要求各师务必本着傅作义总司令的指示，沿途遇有解放军的储备物资要尽量带上，不能携带的要就地烧毁，军事设施要一律破坏。

接着，华北“剿总”参谋处副处长任兆同，宣读了“剿总”关于夺取石家庄之后部署的命令，大意是：占领石家庄的各部队，要积极构筑防御工事；同时派出兵力，搜集市内战略物资，装车运回保定，成立石家庄市政府，由“剿总”政工处副处长由竹生任市长；成立石家庄警备司令部，由暂编第32师师长刘化南任守备司令。到达石家庄时，即按此转报华北“剿总”，以便通电全国。占领后，如不能固守时，由杜长城爆破大队和工兵部队协同，破坏一切军事设施和建筑，一直破坏到不能使用为准。

一切部署就绪，一项险恶的军事阴谋就要开始付诸实施了！

然而就在这时，我地下党得到了这一情报。

当时，在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里有一个刻蜡版的人，傅作义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都由他刻印下发。他叫甘霖。这天，他突然接到一份文件，上面写的是：94军和新编骑兵第4师为先头部队，配属汽车500辆，装载大量炸药，其后是骑兵第12旅，暂编第32师，总共为两个军的兵力，由涿县等地经保定南下，偷袭石家庄。看完这份文件，他感到很吃惊。于是，他刻好这一文件以后，秘密地搭车来到了徐水，从徐水县政府给华北军区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唐永健知道这一情况后，也很吃惊，就立即向聂荣臻报告。[1]

同时，以新闻记者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的我北平地下党工作者刘时平也得到了上述消息。

当时，北平有许多家反动报纸，有天主教背景的《益世报》就是其中之一。刘时平早年就打入这一家报社，后来又当上了采访主任。同刘时平交往最深的，一个是傅作义的整编骑兵第12旅旅长鄂友三，一个是国防部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兼华北“剿匪”总部爆破大队队长杜长城，另有一个是宪兵第3营营长刘津龙。刘时平同这三个人都是绥远同乡，并且还是一块长大的中学同窗，过从甚密。他们每次相会，都不免开怀畅饮，无所不谈。在一次酒宴上，鄂友三透露出了“委座下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的消息，并且还自豪地说：“这次为兄的要大显身手了，让他们看看咱们绥远人的厉害，老弟等着瞧吧。”

刘时平得到这一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惊，但立刻镇静了下来，佯装狂欢豪饮，把这一军事阴谋摸得一清二楚，然后，马上赶往《平明日报》社，找采编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党员）紧急一同前往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崔月犁那里汇报。崔月犁和地下电台工作人员冒着机毁人亡的莫大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将这份加急情报报告了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2]

1948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正处在一派繁忙之中，辽沈战役正在胜利进行，淮海战役正在运筹，……

上午10时左右，中央军委机要局收到华北军区转华北局城工部的一份急电。机要参谋一看极为震惊，神色有些紧张，他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快的速度，把电报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领导人。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一起来到了作战室，使这里本来一直保持的紧张气氛骤然更加紧张起来。他们集聚在华北地图前，一面指划着北平—涿县—保定—石家庄—西柏坡各点线的作战地图，一面研究对策。当毛泽东和其他军委领导离去时，周恩来在一把破旧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提起笔起草了给华北局、华北军区、第2兵团，并告第3兵团的电报：

据北平确息，蒋傅匪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并配属汽车四百辆，带炸药百吨，企图炸毁石门，现九十四军一二一师先头已抵北河店，其五师已抵新城。估计27、28两日，九十四军可能集中保定，29日可能会合新二军大部向石门前进。

我为坚决保卫石门，破敌计划，七纵主力应即转移至保定以南坚决抗阻南进敌人，以待三纵赶到会合歼敌，使其不得南进；七纵队另一旅应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坚决抗阻阵地。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得电后，应立即令三纵受军区直接指挥，于明（26）日起，以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到望都地区，协同七纵主力作战并指挥之。杨罗耿率主力，应相机过路，到后，或直插平涿线破路，或向保定、望都方向随三纵后跟进，视情况再定。

聂（荣臻）、薄（一波）已直电三纵行动，二兵团电台应于宿营后随时保持与军区及军委联络。

华北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以后，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等当即给第七纵队、冀中、北岳两军区的负责人发去一份电报：

七纵队主力今晚立即转至保定东南地区，以一个旅在河南岸构筑阵地，准备背靠西面纵深防御；第二十一旅明（26）日阻击敌人一天后归还主力建制，尔后纵队直接掌握之两个旅，应协同民工破坏保定至高阳，保定至望都、至温仁公路，准备于敌人进至保定后，在正面及铁路两侧迟滞敌人；纵队工兵连，先进至唐河南岸指挥民工构筑工事。八、九、十分区部队仍统一归周（彪）、漆（远渥）指挥，继续以地雷战、游击战阻滞敌人；敌逼近保定后，八、十两分区之三个独立团，即转至保南随七纵主力行动。冀中应即派干部负责指导破坏高阳至安国、望都至定县公路。北岳军区萧思明同志亲自掌握三分区之独立团，继续协同民兵在徐水地区破路、布雷阻敌及五分区部队、民兵在铁路西侧各县挖路、布雷。

10月26日，聂荣臻、薄一波再一次给冀中、北岳两军区、石门市委及第七、第三纵队发去一份电报，指出：

为实现将进犯匪军滞留于唐河以北地区，俟三纵赶到以三、七两纵歼敌之决心，七纵队应以方顺桥及定县两点为中心，构成面的防御地带，主力构筑坚固的抵抗阵地纵深配备，以机动防御有力地反突击、反冲锋手段完成阻敌。在第一防御地带包括方顺桥、定县、大庄、高阳以西地区和第二防御地带包括望都、唐县、张登、温仁地区，应以各独立团、独立营及各县民兵组织村村联防，村村阻击的地雷战或村落游击战使敌到处遭受杀伤，不能无顾虑地行动一步。

在这电报中，还强调指出，目前破路是迟滞敌人汽车前进的关键，除北岳萧副司令员已亲赴5分区掌握外，冀中亦须派专人掌握。地区划分：平汉线两侧附近及路东归第七纵队、冀中统一进行；路西由北岳军区部队负责。破路顺序应以保定向外放射之，各路先行破坏，然后再在铁路两侧进行；各县城之南北道路，先完成望都以东以北，再完成定县、望都、唐县、曲阳、安国等县。为作战指挥的方便，决定成立石门临时指挥部，由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萧克负责，组织第8军分区贾桂荣部和石门中央警卫团、警卫第1、第2旅及步兵学校等，分别在沙河、滹沱河以南布阵，作直接保卫石门的防线；石门市的战备措施，则由华北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负责，太行、冀南两军区协助。

在傅作义向石家庄实行突袭计划后的四天里，中央军委通往华北军区的电话线上，昼夜不停地往返传送着中共中央和华北军区的声音，冀中、北岳和有关军分区，通往有关县的电话线上，也都在日日夜夜往返地传送着上级领导人的声音，无形的电波和有形的电线同千万人的行动交织在一起，使辽阔的冀中平原正在变成吞没敌人的汪洋大海。

转眼已到了10月29日。东方刚发白，聂荣臻再次拿起电话接通了西柏坡，向周恩来报告说：据侦察得知，傅作义发现我主力第三纵队南下，惟恐其突袭部队被歼，一面命令进至奇连屯的第94军及骑兵师、骑兵旅停止前进；一面命令第35军、第16军的两个师及第92军的一个师迅速南下增援，打算会合前敌，与我第三纵队决战，尔后再继续向石家庄推进。

情况变化如此迅速。周恩来放下电话，稍加思索，便提笔起草了发给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并转告华北军区的电报：

郑挺锋率其两个师（其四十三师主力留在涿州，一团留定兴）于昨（28）日仅向方顺桥及其以南作试探性推进，傅（作义）于昨夜电告郑挺锋饬十六军附第四师（现在通县）及三十五军主力（估计为暂十七师和暂二十六师）即开平保线，立即增援该敌作战。

照此部署，傅匪以三个军及两部骑兵位于平保线向石门进攻，除去沿途守备兵力，真能向保定以南者，不过两个军多一点，是我歼敌良机，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灭该敌。

杨（得志）罗（瑞卿）率主力，昨晚如尚未过路应于今夜过路，于明（30）日起，以四天至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至满城地区，配合三纵、七纵作战歼敌，破坏敌之进扰石门计划。如杨罗昨晚已过路，应于日起亦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

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主力应即东移归绥附近，准备于敌十六军、三十五军南下作战后，即发起攻打归绥。十六军及三十五军主力南下后，平张线仅暂三、暂四两军守备，至多只能以一个军增援归绥，对于杨李李并无重大威胁。

望杨罗令詹大南部应向张北、张家口、宣化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使不能增援。杨李李在绥东并应自行配备阻援兵力。[3]

周恩来的这一电报发出后至当天23时，中央军委又三次致电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命令东北野战军派部队进入玉田、蓟县、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平谷、平津、平榆三线，主要威胁北平，迫使南下突袭石家庄的敌军一部回师北平一带，以配合华北我军破敌突袭石家庄的阴谋。

在此之前，当敌人南下突袭石家庄行动之初，华北军区已电令在太原的我华北第1兵团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严密围困阎锡山所部，不使东犯，以保障石家庄的侧翼安全。

对于蒋介石、傅作义发兵突袭石家庄的阴谋，中央军委和华北军区，除了在军事上作好了严密部署，给敌打击以外，我军在政治上也及时给予揭露，自10月25日至31日，毛泽东亲笔为新华社写了三篇电讯。

第一篇电讯，《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

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

这一篇电讯是要告诉蒋介石、傅作义，共产党已经侦知了他们要突袭石家庄的阴谋，并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如果他们胆敢来进犯，则将全部消灭之。

第二天清晨，当傅作义看到他的新闻秘书为他抄录的这篇电讯时，如同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一直凉到脚。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兵力尚未集结，人家就全都知道了。军事机密不保，偷袭又岂能成功？！

傅作义顺手拿起电话，要通秘书长王克俊，“德明，昨天夜里中共方面广播了我们的‘援晋’行动，你听到了吗？看来不妙，人家既然了如指掌，就会有所准备，我们的行动，将难以成功。你要与刘春方保持联系，不要让他轻举妄动。你也要通知郑挺锋，一切行动要谨慎小心，不要中了共军的埋伏……”

他打完电话，有气无力地坐在了椅子上。

两天以后，新华社又播出了毛泽东写的第二篇电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

新华社华北二十七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跑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意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两匪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四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息，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匪首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方，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匪首）。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先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匪扰河间，因我方事先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匪部也被其逃逸。此次务希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匪徒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傅匪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匪一师在盂县被歼，傅匪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的经验；此次因蒋匪在北平坐督，傅匪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作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有利无害。

这篇电讯是号召解放区军民，要加紧准备迎战进犯的敌人。同时，警告来犯者，如敢冒险，必被歼灭。

当傅作义看到毛泽东的这第二篇电讯时，他有些害怕了，看来是偷袭不成了，该考虑撤军的时候了。于是，他向已回到南京的蒋介石作了请示。

敌突袭石家庄的副总指挥刘化南，在见到毛泽东的第一篇电讯后，就曾经哀叹说：我们自以为这次的军事行动是极为机密的，但部队尚未出发，人家就知道了，只怕这一次也是有去无回了。

但是，蒋介石是一个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人，他一定要实现这个妙计。他命令突袭部队要继续向南开进。

突袭之敌如潮水般向石家庄开进着……

情况十分危急！因为从北平到石家庄，总路程只有600华里，其中保定以北的铁路基本为敌人所控制，而保定距石家庄则只有300多里路，如果进犯之敌依靠它的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要两天最多三天的时间便可到达石家庄了，而我军主力则远在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定以南地区也要四天的时间。这就是说，担任阻敌任务的平汉沿线军民，必须在徐水至定县间不到200里的距离上，抗阻敌人三天以上，否则，将会出现极其不利的情况。

但是，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冀中、北岳两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几乎在国民党军队出动的同时，就动员了起来。冀中军区第七纵队和上万民工，在孙毅、林铁的指挥下，很快就到达了望都、唐河两线构筑抗阻阵地。北岳、冀中两区的党政军和各界主要领导，也都带领所属部队和20万民工，在平汉线上展开破路断桥埋地雷设障碍的活动，准备迎击敌人。

10月26日，突袭之敌自涿县南北地域沿平汉线向南进犯。先头的第94军当日下午乘火车到达了定兴，尔后又换乘汽车向保定开进。很快抵近徐水了，敌第121师师长韩迪颇有些得意，连忙向他的顶头上司报告：进展顺利，日内可达保定。但是，刚过徐水，道路断了，地雷响了，汽车瘫了，马匹惊了，顿时人马乱作一团。正在这时，预伏在路西的我北岳军区3分区的第9团、5分区部队和数百名武装民兵，突然冲了过来，猛烈袭击慌乱之敌。战至黄昏，敌死伤100多人，损坏汽车30多辆，再也无法继续前进了，只得返回徐水以北地区。这样，敌原定集结保定的日期，被迫推迟了一天。

27日晚，敌艰难地到达了保定。第二天，兵分四路，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齐头向石家庄奔袭。其右翼军第150师及第94军直属队、汽车团、第5师一个团向方顺桥开进，由于路被破坏和常常踩到地雷，七个小时只走了15公里。进至大固店时，又遭到我北岳部队的阻击，始终不能从大固店南进一步。

敌左翼军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以骑兵师、骑兵旅在前面开路，企图仰仗骑兵不受道路、地形限制的特长，纵马驰骋。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刚出保定进入清苑境内，便如坠地网。原来，早在敌骑兵还没有到达保定时，我第10军分区政治委员吴起瑞就把各村的民兵组织起来，进行了打骑兵的训练。冀中平原，村庄密集，人口众多，各村三五人编成一组，预先埋伏在敌骑兵经过的各自的村庄、路口四周，当敌骑兵一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各战斗组立即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使敌人亡马惊，四下逃窜，以致前进受阻，使整个左翼部队不能南进一步，直到29日，大部还滞留在望都以北地区，只有鄂友三的骑兵旅绕过安国，突进到唐河。当晚，他们人困马乏，刚到正定县的北旺村准备宿营，就遭到我第七纵队一部和民兵的袭击。经40分钟激战，打死打伤敌人150余人，被迫仓皇回逃。

敌骑兵第4师师长刘春方见到这种情况，感到很伤脑筋，几次向傅作义发电告急：此举“谏请钧座考虑”。而此时，另一副总指挥刘化南也早想班师回朝了。

在我军民的节节抗击下，敌突袭主力第94军的情况也不妙。29日晚，傅作义电令郑挺锋，要他30日突过唐河，向石家庄进袭；同时，又命令后梯队第35军自涿县出动，乘汽车进至保定策应。由于我第5、第10军分区军民埋地雷、破路，使敌人两昼夜才进到徐水以北的田村铺，走了不到120里路。第二天上午10时，郑挺锋先是命令炮兵向唐河南我第七纵队阵地实施火力急袭，一小时发射炮弹竟达340发；尔后又令暂编第32师为东路，第150师为北路，121师为西路，齐头并进向唐河南我军阵地发动攻击。我第七纵队经过顽强抗击，将敌暂编第32师击退，歼其一部；其他两路因唐河水深达1米，改从东、西、北三面迂回进攻。第七纵队经过六个小时的英勇阻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歼敌1 500人。但因我工事较弱，被敌突破，第七纵队迅速转至沙河防线，准备作新的抗阻。这样，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进至唐河南岸的奇连屯、小奇连一线，离石家庄只有200余里了。

而此时，我守备石家庄的部队很少，可谓是一座空城。聂荣臻请萧克向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叶剑英转达自己的意见：把学员组织起来，应付情况。

情况越来越危急！人们都在等待我第三纵队的到来。

这时，我第三纵队的三个旅正在司令员郑维山的率领下，准备围歼被诱至平绥路南侧的矶山堡到涿鹿一线之敌暂编第3军一部，突然接聂荣臻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对郑维山说：“周恩来副主席命令你带三纵队立即出发，轻装、隐蔽、取捷径，以四天赶到满城，会合并指挥七纵，阻击向石家庄进犯之敌。”

郑维山虽感到有点儿突然，但他坚决地说：“坚决完成任务！”并问道：“还有什么指示？”

聂荣臻说：“可走紫荆关，翻山抄近路，昼夜赶，不要怕疲劳。出动后，设法同我联络，周副主席等待着你们出发的消息。”

当任务传达后，指战员们一听说敌人要突袭石家庄，都知道情况的严重性，人人都义愤填膺，急着要去消灭敌人。

10月26日下午3时，第三纵队出发了。

由矾山堡到满城，不下500里，四天赶到，每天就要走100里以上，如果是平坦的大道，问题不会太大。但是，第三纵队要走的路，是层峦叠嶂、沟河纵横的山区小路，加上七个月来部队在察绥、热西和冀东等地连续征战7 000余里，极度疲劳，要完成这次任务，自然是相当艰巨的。

部队在无声地前进着……

在西柏坡，周恩来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我第三纵队的行动。在第三纵队出发后，在10月27日4时至7时的两个半小时里，周恩来三次向毛泽东报告了第三纵队的情况。

第一次他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

已与聂通了电话，要他转令三纵连二十六号在内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他说以五天赶到，每天已将近百里，我要他们以此命令转告郑维山（三纵司令），他定今日接通电话后即转告郑，并催其轻装取捷径按四天行程赶到。七纵主力今（二十七日）夜到达完县方顺桥、高阳以西之线布防。军区给他们的命令，是坚守方顺桥到唐河西线，以待三纵到达。其他一个旅，则尚在来沙河途中。顷聂第二次电话，他已将提前一天到满城的命令，经北岳电话，转告三纵。三纵今（二十七）日可能赶到紫荆关以北。地方已在动员。物资在疏散。

周恩来

二十七日四时半

一个半小时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第二次报告：

主席：

三纵昨二十六日上午方得到出发命令，得令下午即走，故昨日下午及夜间均在走路。今日恐亦须下午才能出发。俟叫通电话后，当告聂转达你的指示。

周恩来

二十七日六时

第三次报告是在一个小时后：

主席：

顷与聂电话，三纵昨天多部分时间是白天行军。在山沟里走，不成问题。今天，得催其三天（今天起）赶到满城，当更会白天走。已告其再以电话通知。给各县命令，已告。与各县通电话，须经过地委。现新乐、望都、安国、高阳等县，均由孙毅及九地委在直接指挥。完、唐、曲阳、行唐等县，则由四地委在指挥。石门附近各县，则由萧克指挥。聂经过他们三处与各县联络。并负责检查各条道路要点及纵深的破坏情形与民兵日夜的袭援，聂总认为如三纵赶到出现，及我正面阻敌三天，可能破坏敌之袭击计划。今天下午，当再检查其执行程度。

周恩来

二十七日七时

第三纵队连续走了两天两夜，行程270余里，终于翻过紫荆关，作第一次休息，准备天黑后继续赶路。

乘部队休息之时，郑维山向聂荣臻报告了部队到达的位置。

这几天，聂荣臻十分紧张。他已做好了万一第三纵队赶不到指定地区的阻敌准备：就在正定附近蓄水，抬高滹沱河水位，阻滞敌人南进。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回忆说：“当时情况十分紧急，聂总和我轮流守电话机，白天晚上，吃饭也不离开。前方不断报告紧急情况。当时叶总在石家庄军政大学，叶、聂商量如何把学员武装起来开到滹沱河桥头担任守备。两位老总在电话上经常联系。聂总和周恩来副主席也不断地通话，直接报告情况。”[4]

聂荣臻听了郑维山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周副主席刚来过电话，问你们今天能否到达紫荆关。你们提前到了，我立即向他报告。部队要恢复一下体力。突袭之敌今天已集结保定，明天会合刘化南师南犯，我们已令七纵和九地委至少在保定到唐河段阻敌两天以上，只要你们30日赶到望都地区，就有破敌把握。

已是日落西山，部队休息三个小时了。郑维山又率领部队上路了。

29日下午3时，第三纵队的先头部队到达了满城西南的康关，这里离望都不到80里。这时，又转来华北军区的电话，说傅作义的第35军和第16军已经出动，今晚可到保定。中央军委已命令第2兵团主力南进，要第三纵队与第七纵队会合后正面阻击敌人，准备与第2兵团主力南北合击敌人。

郑维山决定再一次轻装，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望都。战士们都丢掉了背包、米袋及一切生活用品，只剩下枪支弹药，急速向望都奔去。然而敌第94军右翼部队此时已突破了我望都防线，正向唐河以南进犯，我第七纵队已转退沙河一线布阵抗击。郑维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问题很严重：唐河到沙河只有四五十里；沙河到石家庄也仅有100里。如果敌人强行突进而我第七纵队在沙河防线立足未稳，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郑维山当即决定：不管多么疲劳，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沙河一线，会合第七纵队，坚决把敌人阻住。

一声令下，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向沙河急驰，终于在31日凌晨，赶到了沙河以北的燕赵、东抵村地域。

傅作义见我主力部队已到，眼看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又害怕部队被我军歼灭，只好急急忙忙地命令突袭石家庄的部队立即向保定撤回。

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的第三篇电讯《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又发表了：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当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似乎还有一点生命力的狗子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样两匹狗子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来看，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35军，蒋介石派的是第16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5]

傅作义的这次偷袭行动，非但无补于挽救其垂危的战局，相反使傅作义集团本已经枯竭了的兵源、财源，又丧失官兵3 0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尤其不妙的是，本来已离散了的军心，又蒙受了一次打击。据刘化南后来说：“部队返回原防地时……对剿总产生很大的怨恨”。

粉碎傅作义偷袭石家庄阴谋后的不多几天，即11月12日，恰好是我军解放石家庄一周年。聂荣臻为纪念这个日子，写下了《石家庄永远是人民的》一文。他写道：

今年五月，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般地打击，粉碎了阎匪赵俊义的第一次偷袭；而这次人民解放军和平汉路沿线广大民兵，又以英勇的阻击和广泛的破袭，粉碎了蒋傅匪的第二次偷袭。石家庄，这人民的城市，紧紧掌握在人民手中，对蒋傅匪来说，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正标志着蒋傅匪万恶的统治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它的一切穷极无聊的妄想，只不过是它垂死前可耻的插曲。而华北军民将以石家庄为出发点，迈向平津解放、全华北解放，以及配合其他友邻区人民解放军，迈向全中国解放的胜利大道！

[1]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2]　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3]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4]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620页。

[5]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第21章　决战平津前夕

解决华北成了中心问题——先阎后傅的构想——“惊弓之鸟”惊魂不定——蒋、傅各打小算盘——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一个新的战略构想——“东北虎”入关了——毛泽东不同意先打唐山

1948年的冬天来到了，这是蒋介石一生中最为暗淡和伤心的季节。10、11两月，东北易手；11月到第二年1月上旬，徐蚌地区作战失利；几乎与此同时，北平、天津又在告危。

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构划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即“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辽沈战役的胜利比预料的要快、要早，冬季不到一半，卫立煌集团就全部解决，东北全境基本解放了。因此，解决华北国民党军的问题也就提前成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中心问题。

解决华北，主要就是消灭国民党军的两个战略集团，一个是傅作义集团，另一个就是阎锡山集团，解放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城市。消灭了敌这两个集团，加上已在辽沈战役中消灭和正在消灭的卫立煌集团和刘峙集团，就吃掉了蒋介石六大战略集团中的四个，剩下的就只有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了。

为了实现华北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原来预想是，先阎后傅，即先取归绥，继取太原，消灭阎锡山集团，在绥远、山西解放以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主力，夺取北平、天津，消灭傅作义集团。

为此，毛泽东决定在华北打三个战役。

这一年秋天，命令杨成武以华北第3兵团为主组成西进兵团，为配合东北野战军消灭卫立煌集团，牵制傅作义集团不得出关东援，向绥远进军，解放了察哈尔和绥远的大片地区，兵临归绥城下。11月5日，毛泽东就攻绥作战指示杨成武等人，待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入关进至冀东后，发起攻击归绥作战，具体时间定在11月15日左右，并争取在十天左右攻克归绥城。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部署太原作战，命令徐向前、周士第的华北第1兵团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争取于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

第三个战役就是平津战役了。按照这一部署，在辽沈战役结束前两天，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要求东北野战军除派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即行南下，进至蓟县、遵化地区休整待机外，“其余在沈（阳）营（口）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1]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部署先遣兵团出动的同时，于10月30日提出了一个立即夺取北平、天津的方案：东北野战军主力“等营口、沈阳之战结束后，稍加补充动员，即向北平、天津前进，夺取平津”。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先夺取归绥、太原后，再夺取北平、天津的总的战略构想出发，以及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之后部队要休整，没有同意东北野战军提出的这一方案。在10月31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东北局、华北局的电报中指出：

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2]

就在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的时候，南线我军打响了淮海战役，蒋介石与傅作义加紧了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商讨。

对于辽沈战役后的华北战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一次会议上说：“傅作义不能抵挡共产党在华北所能集中的力量对他的进攻”。[3]蒋介石一方面承认，东北卫立煌集团被歼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大的教训和最大的挫折，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最严重时刻；另一方面又认为，“东北军事虽然失利，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党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党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华北国军战意战力均佳，且已有坚强部署，共党窜犯占不了便宜去”。[4]“傅总司令作战精神与战略之运用，均极勇敢周备”，只要“适时加强战力，整个战局无虞”。[5]

傅作义虽然意识到，“东北不保，华北亦难独存”。但他自恃还有相当强的实力，解放军一时对他还无可奈何。他说：“目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6]

由于蒋介石与傅作义对华北战局处于半乐半忧的心理状态，加上蒋、傅之间的矛盾，在华北作战方针问题上，又陷于或撤或守的两难之中。

傅作义对北平、天津退守问题是早就有考虑的。他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不久，即偕河北省主席楚溪春“为平津战守等问题，乃联袂飞太原，就商于阎氏”。阎锡山作为傅作义的老上司，纵论华北形势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筑坚强碉堡1万个至2万个，密布于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线，以阻止东北林彪部进关，或消耗歼灭向关内进攻的东北共军；中策——退守北平，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及黄河西马家军成犄角之势；下策——坚守北平。[7]

在东北问题未决之前，傅作义基于华北的兵力优势，采取了“以机动战术保北平”的方针，即以北平为中心，以平津保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在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往返机动作战。

辽沈决战开始后，傅作义感到华北战局已面临危机了，北平、天津退守问题务必尽快定夺，即指示华北“剿总”参谋部速拟行动方案。于是，参谋部提出了三种方案：第一案，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至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便于尔后作战；第二案，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于天津、塘沽而坚固守备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第三案，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将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分别守备各该地区，以便尔后运动。[8]傅作义认为第三案分割兵力，影响整体，不便公开提出，遂将第一、第二案分别征求各兵团司令官和军长们的意见，他们比较倾向于第二案。实际上，摆在傅作义面前的只有第二案了：是守还是撤。撤，又分西撤绥远还是南撤江南。

南撤江南，这是傅作义极其不愿意的。因为，傅作义的根据地在绥远，其嫡系部队如第35军等部绝大部分是绥远一带人，故土难离，很难将这些部队带往江南。同时，傅作义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与秉性，虽然蒋介石器重他的才干，赞赏他的“剿共”业绩，并将整个华北的军政大权托付与他，但他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如若离开自己起家的地盘，寄于蒋氏篱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排挤，以至最后被吞并。再说，从整个局势来看，跟着蒋介石走到底也未必能有好的结果。

经过再三的权衡，傅作义认为，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西退绥远老巢是比较可行的有利的方案，既可以带走自己的基本部队，保住基本的根据地，又可以摆脱蒋介石的肘制，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但退守绥远也有不少的困难，“一是只能带走他的嫡系部队，中央军他带不走；二是西北有马鸿逵，傅作义不能与马鸿逵合作”[9]；另外，“绥远省境物资缺乏，地广人稀，运输补给困难，不便运用大军”。因此，不到万不得已时，傅作义不想不战而放弃北平、天津去保守绥远一隅。

傅作义顾虑最大的是东北野战军入关。在他看来，过去应付华北解放军已感非常吃力了，若再加上一个东北野战军，实在难以支撑。但是，他错误地认为，辽沈战役以后，我东北野战军最少要休整半年的时间，而且，正值隆冬严寒，部队难作远征，预料最早明年春天解冻时，东北野战军才能入关，到那时，结局未必变坏。因而，总的说来，是守，是撤？是西撤，还是南撤？傅作义仍处于举棋不定的困境之中。最后，选择了一个他认为最理想的方案：暂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以观时局的变化。

傅作义企图争取美国的援助，并不是空想。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心，但要继续维护美国在华的利益，它又不得不找新的代理人，从而由扶蒋反共转而扶植其他地方反共实力派，这样，傅作义就成了美国政府着意扶植的人选之一。美国“国会中有人认为掌握华北兵权的傅作义是一位第一流的军人”[10]，“以为傅氏颇有可为，征诸过去事迹，为欲阻遏共党，径与傅氏签订援助契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作出了直接给予傅作义军事援助的决定。美国的这一举措无疑给傅作义以不小的刺激，增强了他固守平、津的信心。

蒋介石则另有打算。东北决战之前，他提出的目标是“于东北在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东北决战开始后，他意识到，稳定东北已不可能，巩固华北的愿望也有可能落空。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改变了在华北的原定目标，决定集中兵力，缩短战线，“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11]。

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已面临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的联合攻击，撤、守华北的决策，对于蒋介石来说，已是不可或缓的严重问题。11月3日，即在沈阳失守的第二天，国防部长何应钦在南京国防部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紧急商讨华北作战方针。何应钦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乘华东解放军正集中兵力举行淮海战役、济南地区防守兵力较少的有利时机，傅作义部南下袭取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此案的好处是既可撤出华北部队，又可以牵制华东解放军，使其不能全力进行淮海战役，从而减轻徐州“剿总”刘峙集团的压力。其不利因素是从平津地区南下济南，要经过近千里的解放区，沿途必遭重大损失。因此，又提出第二方案，即将傅作义全军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再海运江南。

蒋介石基本同意将华北部队南撤。但基于“华北作战，一直由傅宜生（作义）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12]，对傅作义的意向心里没有数，遂于11月4日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共商华北行动。

蒋介石试图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傅作义南撤。他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傅作义。当晚，蒋介石在官邸会见傅作义，并共进晚餐。第二天，何应钦又出面做傅作义的工作。之后，蒋介石又邀请傅作义到他的官邸参加高级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对傅作义抚慰有加，并亲口许诺只要他放弃华北，把军队带过长江，可以把江南所有的部队都交他指挥，由他出任东南军政长官。

但傅作义不为所动，微笑着面对蒋介石，他深知其为人狡狯，封官许愿是迫于形势，不过是一时利用而已，完全是蒋介石投出的诱饵，决不能上他的圈套。但是，傅作义又不能公然拒绝，便以积极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沽依海作战”的主张，并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并表示，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他可以再扩充20万至50万军队，加固津塘60公里弧形阵地，以完善平津防御系统。

这时，蒋介石从全国战局考虑，对放弃北平、天津，还是固守北平、天津，还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徐州“剿总”刘峙集团面对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联合打击，前途凶多吉少，倘若徐州、蚌埠丢失，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即暴露于解放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因而急需增加徐蚌战场兵力，及时加紧布置长江防线，华北傅作义集团则是惟一能够调动的兵力。因此，蒋介石极想将傅作义集团南撤。另一方面，若撤出傅作义集团，就等于放弃平、津，放弃华北，在政治上必将产生极其严重影响。而且能否安全撤出这支庞大军队也成问题，如从陆上南撤，要经过辽阔的解放区和黄河天险，成功的希望很小；如从海上南撤，一是运输力不够，二是渤海湾冰冻期将到，时间上也来不及。又由于傅作义力主守平、津。因此，蒋介石决定傅作义集团暂守平、津，牵制东北、华北解放军一个时期，以便争取时间组织长江防御。

据此，蒋介石最后决定，在华北地区采取“暂守平津，控制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16字方针。并特别指示傅作义：“以一部兵力守备北平，以主力确保津沽”。[13]以便“在华北不能支持时，就经海上南撤”。直至12月上、中旬，蒋介石还两次派军政要员赴北平，向傅作义传达作战意旨，令其“以主力保守塘沽、大沽、天津”，“确实控制一个海口”。

傅作义为确保北平、天津地区，除在这一地区加强工事构筑、扩充兵力以外，重新调整了部署，缩短战线。在兵力部署上，他并没有完全按蒋介石和南京国防部提出的以一部兵力守北平，将主力集中于津、塘、唐地区的一再要求，而是将他自己的嫡系部队17个师（旅）置于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以确保其西撤绥远的退路；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25个师配置于北宁线平津唐段和北平以东地区，以阻东北解放军入关，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不利时就各奔西东。

这时，傅作义集团还有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旅），共50余万人，他把这些兵力收缩在东起北宁路的滦县，西至平绥路的张家口，长达1 200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张家口为重点，形成了一条兼顾东西撤逃的“一字长蛇阵”。其具体部署是：

北平地区2个兵团部（第4、第9兵团）、6个军（第13、第16、第31、第35、第101、第104军）共18个师，重点防守北平及南口、密云、通县、涿县地区。

津塘地区1个兵团部（第17兵团）、5个军（第62、第86、第87、第92、第94军），共16个师，重点防守天津、廊坊、塘沽、唐山地区。

张家口地区1个兵团部（第11兵团）、1个军（第105军）共8个师（旅），重点防守张家口、柴沟堡、宣化、怀来地区。

从傅作义的战略意图和兵力部署来看，他并没有放弃西撤绥远或南撤江南的打算。

对于傅作义的战略意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也在不停地分析。11月6日，我军发起淮海战役，7日，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傅作义集团有可能采取三项方针：固守平津；放弃平津，傅作义嫡系部队撤回绥远，蒋介石嫡系部队撤至南京一带；放弃平津，蒋介石和傅作义的部队都向南撤。毛泽东考虑，如果傅作义采取固守平津的方针对我是有利的；如果采取撤退的方针，对我是利害各半，我虽可不战而得平津，但对今后作战不利，因为平津敌人保存了下来，以后还得打。这样，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把指挥重心放到防止敌人撤退上，并开始考虑改变原定计划，适时发起平津战役问题。

夜深了，大地在沉睡，一切都是静静的。然而，在西柏坡一间普通的平房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还没有睡下。毛泽东披着一件旧棉袄，他的目光盯在地图上的北平、天津处，说：东北一解放，华北的傅作义就要变成惊弓之鸟了。鸟呢，大概要飞了。如果不抓紧时机，把北平、天津的敌人就地歼灭，他们随时都可能跑掉。华北的蒋、傅军队共有60多万，不管窜到哪里，对我们迅速解放全中国都极为不利。看来，为了加速敌人在全国的总崩溃，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已成为当前华北战场上最紧迫的任务了。

听完毛泽东的话，周恩来说：“傅作义集团处于我华北、东北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中，是坚守还是撤退，举棋不定。我们乘此机会，就地包围歼灭最好。”

通过权衡利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了“抑留傅匪于（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以待我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总方针，并着重强调“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逃跑”。

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毛泽东开始考虑华北第3兵团撤围归绥，首先集中华北第1、第2、第3兵团迅速攻取太原。

对于攻太原，徐向前、周士第曾于11月8日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增加兵力的建议。电报说：为争取早日打下太原，避免旷日持久，增大消耗，特提议在可能条件下增加两个纵队的兵力至太原前线，以便迅速解决战斗。

中央军委在收到徐向前、周士第建议增兵太原的电报后，认真地分析了华北战场形势，反复考虑了华北三个兵团的使用问题，认为：“华北局势在我军胜利影响下，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尚似未下最后决心。但我如攻打归绥，有促使傅作义集团其嫡系三个军及骑兵三四个旅提早西退可能，而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因无打援把握，亦有被迫撤围南退可能。阎匪则因空运未断，阵地坚固，我攻城兵力尚非优势，仍在负隅挣扎，企图在旷日持久中，增大我之消耗。”[14]若要打破僵局，惟有增加太原前线的兵力。这样，“可助徐、周攻下太原，并使徐、周早日南下接替刘（伯承）邓（小平）在中原的任务，以利刘、邓明年渡江”。[15]毛泽东还估计，由于太原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在我攻太原时，傅作义“可能按兵不动”，也有可能乘我华北第2兵团西出太原、平保线兵力较空虚之际，“再度进扰石家庄”。果真如此，对我攻克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保地区是有利的。

然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总意图，对增兵太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停止攻击归绥是抑留傅作义集团的一个重大步骤，但仅此还不够。11月15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

他们认为，淮海战役发起后，徐州国民党军已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在我刘（伯承）陈（毅）大军的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被歼和瓦解的可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回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为避免这种可能情况的发生，建议除华北第兵团暂不攻归绥外，华北第1、第2兵团目前“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这一可能也是存在的，他可控制我军行动，而又随时可能从海上安全撤退）或守北平”。等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与华北部队合力发动攻势，全歼傅作义集团。至于太原，已成死城，“在我军歼灭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后，届时可随时轻易拿下。故太原之敌横直可歼灭的，并可有意留在打了平津之后作为无仗可打时的目标”。[1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这一建议立即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所采纳。16日，毛泽东致电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征询推迟攻击太原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17]

17日，徐向前、周士第复电中央军委，表示完全同意暂不攻太原的方针。因此，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2兵团“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阻止敌人逃跑”。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这一系列欲擒故纵，以退求进的做法，只能在心理上减轻傅作义迅速决定逃跑的作用，如果傅作义要放弃平津，华北我军的部队仍难以阻止其逃跑，而这正是毛泽东最不放心之处。毛泽东认为，华北的第2、第3兵团集结在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嫡系部队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蒋、傅两系部队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因为“敌共有三十五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沽逐步船运”。停攻太原，要华北第1兵团放弃已攻占的阵地，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匪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18]

这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让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了。对于这一决定，朱德表示同意。他说：“我华北40万野战军，要包围阻拦60万蒋傅军队逃跑，并就地歼灭他们，恐怕会有一定困难。有一步棋很重要，东北野战军必须提早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共同发动平津战役。”

主意拿定，11月16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了一份电报，请他们考虑东北野战军主力是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19]。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的第二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回电说：“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一是辽沈战役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由于入关思想动员按计划安排在休整中、后期，目前尚未进行。要大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二是新兵补充还未就绪，俘虏战士的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三是部队冬衣、棉帽、棉鞋均未发下，后勤准备工作尚未开展。

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的许多具体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中央军委也是清楚明了的。但是，11月中旬，淮海战役已进入紧张时刻，华北国民党军又有撤退的可能，为了抓住战机，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必须克服各种困难，迅速入关。17日，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东北局、华北局发出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电报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并经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阅后发出。电报的主要内容有：

蒋介石的惟一的机动力量只有华北的傅作义集团。预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解放军可能达到歼敌18到19个师的胜利，在我胜利的威胁下，蒋介石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要加强长江防线，蒋介石惟一可以使用的兵力只有华北“剿总”内的蒋系24个师，从别的战场是无兵可调的。华中白崇禧要防御长江中游地区，西安绥署胡宗南负有掩护四川和西南的任务。另一种可能是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在南方重建军力，不惜牺牲平津等处兵力，只求挡住你们三四个月。这一种可能也是有的，并且在今天以前他就是这样部署的。“但是我们的计划应当放在他可能调动一点上”。

抑留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对全局最为有利。“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二十四个师及傅系步骑十六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利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

为着抑留平津之敌，我必须增加兵力。“欲抑留蒋傅匪两部于华北，依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线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部西退，因傅部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利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一部，难于截歼其主力，“傅部一退，蒋系必同时南撤，使我两头失塌”。

电报最后要求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郑重考虑两个方案：一是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州、义县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灭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二是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即是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于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伯承）、陈（毅）会攻京沪。[20]

中央军委这一电报的态度很明确：华北敌人有向西或南撤退的可能，而抑留华北之敌在平津地区对全局最为有利；而要抑留华北敌人，必须增加华北战场上我军的兵力；而要增兵力，惟一可行的就是东北野战军提早入关。

已再没有时间商量了。11月18日，毛泽东下了最后决心，断然命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21]

问题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东北野战军面前。19日9时30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共中央：“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当天，他们就紧急行动起来。罗荣桓在沈阳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将会议原来布置整训工作的议题，改为紧急动员入关作战。罗荣桓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立刻入关！一两天后部队就开动，去拿下天津、北平，必须紧急的动员起来。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再有一个月的休整。全国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想撤退华北，要部队南下，傅作义却想西跑和‘二马’会合。徐州已经歼灭敌人十九个师，现在敌人已经更加混乱，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进关去。”

为隐蔽入关，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部署东北野战军主力分南北两路，夜行晓宿，分别从喜峰口、冷口入关。

时间实在来不及，许多战士的冬装还没有来得及换上，入关的时间只好往后推迟了一天。从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进军。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纵队70余万人，火炮1 000门，坦克100辆，装甲车130辆，随军民工15万人告别战斗过的黑山白水，踏上了800公里的征程。

浩浩荡荡、绵延不断的炮车人马，在黄尘滚滚中一路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平津。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治委员的刘西元在回忆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时说：“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我和纵队几位领导同志站在大路旁，深情地注视着眼前那动人的场面。只见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火炮，全副武装、步伐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那川流不息的行军队伍，似滚滚铁流向前奔腾。”[22]当这支大军的先头已在平古线上打响的时候，它的后尾还在沈阳。

为迷惑敌人，不使蒋介石、傅作义过早发现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行动，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伪装措施。他要求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夜行晓宿，不走山海关，走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出冀东。他还要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他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考虑到沈阳有敌特电台，他令沈阳附近的部队推迟出发时间，否则，部队一出动，敌必察觉。这一系列的战略伪装，还真的欺骗了敌人。

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指挥所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到锦州后改乘汽车，经义县、朝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12月7日到达了蓟县以南10公里的孟家楼。

11月底12月初，敌人的飞机终于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部队已无密可保，夜行晓宿已失去了意义，林彪当机立断改变原来计划，命令各部队改为白天急行军，日夜兼程，由沈阳地区出发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东以排山倒海之势猛进。对于这件事，事先林彪没有来得及向中央军委报告，事后他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部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三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

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了山海关。整个华北都听到了东北野战军咄咄逼人的脚步声。

国统区惊呼：“东北虎”入关了！

为阻挠东北野战军入关，国民党军不断派飞机轰炸我行军队伍。林彪的车队在遵化也遭到了袭击。车队扬起满天尘土，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目标，敌机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在遵化附近，林彪的吉普车曾被敌机枪子弹打中，罗荣桓的车就在后面，车队不能前进了，只好停了下来，他们和大家一起下车，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上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还好，大家都没有受伤。

至12月8日，东北野战军已有5个纵队越过长城入关，另五个纵队及特种兵纵队正在加紧入关途中。

对于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从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开始，即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认真磋商。

11月18日，中央军委在下达的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命令中规定，第一步作战目标是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重点是防止津、塘、唐地区的国民党军逃跑。当时，在津、塘、唐地区布防的是蒋介石嫡系5个军16个师。中央军委认为，只要抓住了这一地区的敌人，就达成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的主要目的。

1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估计国民党军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向冀东前进时，秦皇岛的守敌可能向海上撤退，唐山守敌可能退塘沽或天津。从就近用兵和便利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考虑，建议以位于冀东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程子华、黄志勇兵团）于24日左右全力包围可能退塘沽或天津的唐山守敌，并以主力位于唐山以南进行顽强防御，阻止唐山守敌南退，待东北野战军主力陆续赶到接替包围。届时程黄兵团或插至北平以东阻止北平守敌东退，或直接包围天津，依当时情况再定。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从傅作义西到张家口东到唐山、天津的一字长蛇阵的布局来看，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是北平，蛇尾在宣化、张家口。林彪主张先打蛇头唐山，阻敌南退，这是不妥的。因为在没有将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尤其是海上退路切断，在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唐山、天津尚远的情况下，先以一部兵力去打唐山，无异于打草惊蛇，会促使“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所以，11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

如果说这时毛泽东还没完全否决林彪要先打唐山的意见，只不过时机值得考虑的话，那么，到了26日，毛泽东已更清楚地意识到不能先打唐山了。他说：“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因此，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了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第一个作战任务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切断平津联系，并以一部包围唐山。在完成这一任务后，第二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天津、唐山间敌第62军三个师及独立第95师等部。第三个作战任务才是歼灭唐山之敌，然后是夺取天津，歼灭北平周围之敌，最后夺取北平。

27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向中央军委表示：“平津行动均依军委命令实施”；“东北主力南下后，拟在平津间歼敌，时间与具体部署，须依当时情况作出方案，经军委批准实施”。

东北野战军主力突然入关，出乎傅作义的意外，他大为震惊，然而为时已晚，等待他的将是更大的震惊。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编：《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157页。

[3]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

[4]　《大公报》1948年11月4日。

[5]　《中央日报》1948年11月2日。

[6]　《平民日报》1948年11月14日。

[7]　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

[8]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9]　杜建时在平津战役座谈会上的发言。

[10]　《顾维均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9日。

[12]　《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4日。

[13]　《戡乱战史》。

[14]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5]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6]　《从延安到北京》。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20]　柯仲平著：《从延安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0年版。

[2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22]　《合围北平　准备攻城》。

第22章　包围张家口

毛泽东不同意先打唐山——包围张家口引敌西向——林彪的新建议——东向！东向！——包围张家口的外围战——孙兰峰惊慌了——敌果然上钩——拖住敌第35军——包围与突围的较量——东北先遣兵团得而不值——第2兵团又来晚了——傅作义飞抵张家口——郭景云向东回撤——第3兵团的失误——敌人在眼皮底逃跑了——中央军委的严厉批评——张家口被紧紧包围

毛泽东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先打唐山，那么，平津战役又应该从哪里打起呢？毛泽东认为，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的要害不在蛇头唐山，而在蛇尾张家口。因此，他提出要从西面打起，先揪蛇尾，追蛇回头，即先攻歼平绥路平张段之敌，包围张家口。这是因为，平张线（指平绥路东段北平至张家口一线）是连接平津地区与傅作义集团后方绥远的惟一交通线，也是傅作义集团西逃的惟一交通线，张家口则是平张线上的要冲。为了确保这一交通线的畅通，傅作义将他的嫡系部队十多个步、骑师（旅）部署在张家口至南口一线，其中兴和一个骑兵旅，柴沟堡、怀安一个师、两个骑兵旅，张家口一个兵团部、一个军部、一个师，宣化一个师，下花园一个师，怀来、土木、沙城、南口一线一个军部、三个师。我军如若包围张家口，切断平张线，就能打中傅作义的要害，傅作义必然要派兵来救。这样，我军就可以引敌向西，抓住傅作义集团主力，既阻止其西退绥远，又使傅作义很难舍弃嫡系主力南逃，从而达到拖住蒋系主力于平津地区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对东北先遣兵团和华北第2、第3兵团说，只要在12月份内抓住傅作义集团的步骑兵16个师于平张线上，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的胜利。

为此，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切断平张线的行动计划。1948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致电华北第3兵团领导人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以你们三个主力纵队迅速秘密东进，协同冀热察军区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地区国民党军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傅作义集团向南逃跑之时间。[1]24日，再次电示第3兵团，要求他们率主力三个纵队于25日从现地出发，迅速秘密东进，以六天时间（越快越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怀安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使周家河、怀安、张家口三处之敌不能逃掉。如周家河、怀安之敌迅速缩入张家口或张家口之敌迅速向东收缩，则应迅速向东，协同冀热察军区部队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宣化或下花园。“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2]

同一天，中央军委将华北第3兵团的部署，及准备以华北第2兵团担负“或牵制北平之敌，或加入切断平津”的初步计划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请他们提出意见。同时，要他们将东北野战军各纵队到冀东玉田、蓟县及到达平津线之时间计算及时电告中央军委。

25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复电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中央军委对华北第3兵团的部署，并建议杨得志的华北第2兵团和程子华的东北先遣兵团亦加入平张线作战。电报说：盼我两杨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拖住和分散敌人。如敌向张家口增援，可以两杨兵团及程（子华）兵团全力于平张线在运动中大举歼敌。

中央军委采纳了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建议，决定华北第2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也加入平张线作战。11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的电报中指出：第2兵团于本日由曲阳出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地区待命。尔后依情况或向平绥线协同杨（成武）李（天焕）作战，或向平西地区活动打击并牵制北平守敌，或向其他地点作战，由尔后命令规定。[3]

两天以后，中央军委在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及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的电报中，正式下达了平张线作战命令：

为着在十二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我林（彪）罗（荣桓）主力于十二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一）以程（子华）黄（志勇）所率东北四纵、十一队及一个骑兵师，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所率华北第二兵团之三纵、四纵、八纵，杨（成武）李（天焕）所率华北第三兵团之一纵、二纵（两个旅）、六纵，再加詹大南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以上各部受程黄统一指挥。（二）杨李率所部于二十五日由绥东地区东进，三十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柴沟堡、怀来，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一个军左右之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三）杨罗耿率所部已于二十六日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荫蔽待命，然后准备以五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四）程黄所部务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完毕，待杨李在柴、怀、张、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4]

命令还要求冀热察军区部队应于华北第3兵团在张家口、宣化地区出现的同时，在宣化、怀来间铁路，坚决阻止张、宣守敌南退。如北平地区敌人向张、宣增援，该部亦应节节阻击，迟滞其行动。

命令还提醒各部队：在柴沟堡、怀安、张家口、宣化之敌被围，我各部前进后，位于北平地区的敌第16、第35军有极大可能向西增援。加上这一地区原有之部队，你们须准备与敌13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作战。同时，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作义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之；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守敌将夺路东窜，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

为加强对平张线作战的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在林罗刘入关以前，平绥线作战受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以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12月6日，中央军委又决定：“杨罗耿到达宣化、下花园地区后，杨李即受杨罗耿指挥。待程黄到达怀来后，即以程、黄、杨、罗、耿、杨、李七同志组织平绥前线委员会，以程子华为书记，罗瑞卿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作战及粮食、弹药、处俘等项事宜。以全歼张、宣、怀等处敌人十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并收复张、宣、怀诸城为目标，争取一个月左右完成任务。”[5]

11月中旬，华北第3兵团在撤围归绥后，便进入了卓资山、集宁、丰镇地区休整。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华北第3兵团在杨成武、李天焕的率领下，第一纵队由卓资山，第二纵队由官村、隆盛庄，第六纵队由集宁，采取急行军，分三路向张家口、宣化地区开进。

不久前，华北第3兵团曾奉命向西挺进绥远，如今又要东进张家口了。

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的首府，是北达张北坝上，西达山西、内蒙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傅作义为控制这一战略重镇，派他的得力干将、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第105军和第104军第258师等部共五个师、两个整编骑兵旅及地方保安团队共5.4万余人防守。1945年8月23日，我军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了张家口。但是，第二年的10月11日，在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面前，我军又主动撤离了张家口。现在，又要攻打张家口了，战士们都显得十分兴奋。

塞上的严冬，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积雪，气温常在零下二十多度。进军路上，寒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西北风如同小锥子，直往骨髓里钻。几百里的连续行军，翻大山，走小路，越长城，每日行程一百多里。许多战士的脚上打了血泡，一瘸一拐地坚持走着，没有一个掉队，他们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向东！向东！第一纵队第2旅第4团政治委员杨子安在宣传动员时提出：“为了完成切断张、宣之间联系的任务，我们爬也要爬到张家口”的口号。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塞外转战带来的疲惫，连续行军带来的劳累，全被一阵阵朔风吹得无影无踪了。唐延杰、旷伏兆率领的第一纵队行程最远，但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沙岭子南边洋河南岸地区；韩伟、李志民率领的第二纵队准时到达平堡一带；文连生、向仲华率领的第六纵队以三天半的时间进抵张家口西南的洗马林地区。

11月29日夜，华北第3兵团包围张家口的战斗打响了。第一纵队涉渡洋河，部队踏破薄冰，在齐腰深的水中前进。尤其是炮兵，花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把大炮拖了过去。至拂晓，全纵队完成涉渡，占领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同时占领怀安，切断了张、宣之敌的联系。第二纵队占领柴沟堡，第六纵队占领万全、郭磊庄。由于柴沟堡、万全、怀安之守敌第210师和整编骑兵第11旅等部事先逃回张家口，第3兵团这次作战只歼敌保安团2 200余人。接着，第3兵团以第二、第六纵队在张家口以西，第一纵队在张家口以南，先后占领张家口外围的重要据点，并从西、南两面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华北第3兵团突然包围张家口，触动了敌人的神经。包围张家口外围战刚一开始，面对我军的迅猛攻势，孙兰峰一下子慌了手脚。他立即召开了有第105军军长袁桂荣参加的各师、旅长及省保安司令部负责人的军事会议。一面调整部署，收缩兵力，立即将张家口附近的第105军两个师及骑兵第5、第11旅等部，集结市内，加强防守；一面急电北平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

北平，华北“剿总”司令部里，傅作义手里拿着孙兰峰的电报，眼睛紧盯着“来势凶猛，重兵包围”这几个字，也吃惊不小。但他对派兵增援张家口却有些犹豫。一方面，按照“固守平津、控制海口”的方针，张家口是要准备逐步放弃的；另一方面，他心中又顾及张家口为通往绥远之通道，为保住往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同时，由于傅作义此时还不明白解放军的战略意图，误认为这次我华北部队向张家口的进攻，不过是继察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局部行动。因此，他决定乘东北野战军主力尚未入关，华北野战军兵力分散的时机，立即调兵遣将，一举击溃华北第3兵团。于是，他命令驻守北平附近的第35军、驻怀来的第104军第258师，分乘汽车、火车增援张家口，协同张家口守军反击，并向万全反扑；命令驻怀来的第105军第310师增援宣化，以确保平张线交通。

第35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张家口告急，傅作义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郭景云任军长的第35军。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35军的第四任军长，前三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麟，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惟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这一相貌不扬，生着一脸麻子的中将军长，出身贫苦农民，人称“郭麻子”。他专横跋扈，孤傲得很，但打仗勇猛，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自以为“所向无敌”，很受傅作义、董其武赏识。11月29日，傅作义亲自接见他，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回，打完仗就回来。

郭景云受领任务后对其部属说：“总司令要我们救援孙兰峰，我想不会有什么麻烦。不过你们要注意，北平没有我们三十五军，总司令不放心的。所以他要我们快去、快打，打了快回来。”[6]

郭景云这次只带了他的第101师和第267师，涞水一战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的第32师留在北平未动，分乘四百余辆汽车，是一副“快去、快打、快回”的架势。他走得确实很快，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

这个时候，敌人在张家口地区集中了一个兵团部、两个军、六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两个保安团；在宣化有两个师、一个保安团。12月1日黄昏，我第一纵队以一个团占领辛庄子车站，切断了下花园与宣化之间的铁路。这样，傅作义的大部分嫡系部队共约10万人，被牵制在平绥线上的张家口地区，实现了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我军入关的第一步计划。调动敌人西援的目的达到后，毛泽东指出：“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7]

华北第3兵团三个纵队八个旅，一下子包围这么多敌人，在兵力上处于劣势。这样一来，包围与反包围将是一场严峻的较量。而摆在第3兵团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紧紧地拖住敌人，不让他们跑掉？这时，毛泽东发来电报：“在包围张、宣之敌后，即应迅速完成阻击之事，务使敌人不能跑掉，准备和进攻之敌作多日顽强战斗，保证切断张、宣联系。”

就在华北第3兵团占领辛庄子车站，切断下花园与宣化间铁路的当天，郭景云会同张家口守敌接连组织数次大规模的分路反击。东面，敌人扑向沙岭子阵地，被我第一纵队击退；南面，敌以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向孔家庄一线大举出动，其势汹汹，企图一举冲破我包围圈。

这一天，枪声一直未断。华北第3兵团指挥部设在张家口西南边的旧怀安以北，离孔家庄很近。杨成武来到第二纵队指挥所，得知第5旅前沿的一部分阵地丢失。此时太阳偏西，敌人从早上一直打到现在，已经七八个钟头了。尽管依仗其雄厚兵力夺得一些阵地，但已是强弩之末。黄昏前，是我们组织反击的好机会。

第二纵队参谋长赵冠英当即要求到第5旅指挥所，协同马龙组织战斗，夺回丢失的阵地。纵队政治委员李志民向他交待：“你和马龙说，不要搞‘红眼战术’！”

所谓“红眼战术”，就是打仗打红了眼，不管三七二十一，豁出去和敌人硬拼。第5旅旅长马龙作战勇敢，亲临第一线指挥，现在一部分阵地被敌人占领，压力当然很大。中央军委命令规定：敌人从哪个部队的阵地上跑掉，哪个部队的指挥员要负全责。

杨成武对赵冠英说：“敌人是强弩之末，一定要把它反击下去！”赵冠英说了声“是”，就匆匆离去。

第5旅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村庄里。赵冠英走进第5旅指挥所，马龙脱口就说：“参谋长，你来得正好。你在这里，我到前面炮兵阵地去！”

赵冠英说：“你哪里都不能去，就在这里组织反击。”

马龙说：“我服从命令可以，可是反击，用什么反呢？”

敌人搞“人海战术”，轮番攻击，一波退去一波又起，尽管在阵地前沿丢下大量尸体，可第5旅也把预备队全都拿上去了。敌人已经相当疲劳，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支撑着。在此情况下，如果组织一次突然的反冲击，一定能够奏效。必须抓住这个时机，把敌人反下去，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

赵冠英提出，向友邻第一纵队借部队。在第5旅的东边，有第一纵队的一个团，那里战事不紧。马龙觉得向兄弟部队借兵丢面子，不大愿意。赵冠英直接给第一纵队首长通电话，借用了最靠近第5旅的一个营。

这个营接到命令后，从孔家庄、老鸦庄、小河东岸一直往北打，反击得非常有力，势如破竹，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就像大海退潮一般席卷而去。第5旅丢失的一线阵地被夺了回来。

赵冠英和马龙来到刚结束战斗的兄弟纵队1营。1营长把全营集合在一个小院子里，一清点人数，总共只剩下几十个人。营长向他们报告：“全营到齐！”赵冠英和马龙见此情景，感动得重复着一句话：“你们打得好！……”

当郭景云以四个师（旅）的兵力从张家口的西面向我第六纵队阵地反击时，没料到，杨成武把主力部队开走了，放弃了万全城，只留下一支小分队与敌人周旋。郭景云命令第101师师长冯梓率兵攻进万全空城。他大惑不解：共军为何不战而退？

正在这时候，我军突然向张家口南面30里外的宁远堡发起进攻，而敌第35军军部和第267师就驻扎在宁远堡一带。郭景云急忙对第267师师长温汉民说：“共军欺人太甚！你到正面去迎战，我命令冯梓的第101师迂回到他们背后，使共军腹背受攻。”但温汉民万万没有想到，他率部队到达宁远堡时，又扑了个空。我军主力早已撤离此地，向南走得无影无踪了。

在万全、宁远堡被共军这样捉弄，郭景云气得暴跳如雷。而且，驻在怀安、柴沟堡等张家口外围据点上的我军部队都纷纷撤离，留下一座座空城。这使郭景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一种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杨成武这时收到毛泽东发来的急电：“你们的任务是必须围几部敌人……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不使敌跑掉，至要。”他反复读着电文，“围而不打”是关键所在，目的是要拖住傅作义的这个“王牌军”。

为迅速达到完全分割包围平张线上傅作义嫡系部队，12月4日16时，中央军委致电程子华、黄志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又全面部署下一步作战计划：

华北第3兵团以两个纵队在张家口以西，以一个纵队在张家口、宣化之间，切断张、宣联系，阻止宣化之敌向张家口集中（此点极重要）。但须注意迅速增强阻击阵地，准备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在阵地前消耗敌人，以利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此敌。

华北第2兵团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先歼下花园之敌）；以主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

东北先遣兵团迅速取直径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到达后，相机各个歼灭该线之敌，隔断北平与怀来间敌之联系。

待完成上述任务后，再集中全力解决张家口守敌，杨李、杨罗耿、程黄三部须每日互相通报一次情况，并告中央军委。[8]

当天21时，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天焕并告程子华、黄志勇，指出：目前数日最大顾虑就是张家口之敌乘我东北先遣兵团将到未到之际突围向东，而怀来、南口之敌则向西接应。因此，除已告各点外，尚须作如下补充，望迅速确实坚决地执行：

华北第2兵团务于明（5）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向西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要忙于攻击宣化之敌。如下花园只有一个团，则歼灭之；如有一个师，亦不要打，只包围之，等候程黄兵团到怀来、南口线后再打。

华北第3兵团之第一纵队务必固守张家口、宣化间阻绝阵地，如兵力不足，应增加兵力。

如张家口、宣化之敌绕道向北平撤退，华北第2、第3兵团则应在敌运动中追堵包围之。[9]

程子华、黄志勇接到命令后，立即率东北先遣兵团从蓟县、三河地区出发，向怀来、南口急进。但是，当第十一纵队进抵密云时，兵团领导考虑到密云位于北平东北部潮河和白河汇流的三角地带，控制着潮河、白河渡口，如不歼灭密云守敌，兵团全部的辎重、车辆难以通过；另据侦察，密云城内只有一个保安团一两千人防守，如果没有意外情况，速战速决，顺手“牵”掉这“小羊崽”，以我军的优势兵力是有完全把握的。于是，决定以第十一纵队攻击密云城。

12月3日，攻击密云城的战斗打响了。经两天的激战，我第十一纵队扫清了密云外围据点。当日晚从俘虏口中得知，驻守古北口、石匣镇的敌第13军第155师数千人已退缩至密云城内，密云守敌实际有四个团的兵力。这样，由于“对敌战斗力估计不足”，对密云的攻击就由“顺手牵羊”变成了“啃硬骨头”。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天，第十一纵队只好抽回已大部渡过潮、白河的第32师协同第31师攻击密云城。

5日拂晓，天色灰暗，阴霾沉沉。5时，总攻的时间到了。

“轰隆，轰隆……”我军密集的炮火，准确地落在各预定的突破口上。

“哗啦——哗啦——”炮楼、城墙倒塌的巨大声响震人心魄。又经一番激战，当夜幕将至时，第十一纵队攻克密云城。

密云城攻下了，我军歼敌6 000余人，自己亦伤亡1 500人。然而，由于这一战，东北先遣兵团未能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8日到达平张线的要求。

再来看一下华北第2兵团的情况。11月26日由阜平、曲阳经易县、紫荆关，向涿鹿、下花园间疾进。12月4日，毛泽东在19个小时内连向华北第2兵团发出三份电报。在第一份电报中，要求他们“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下午4时，又一次命令他们“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夜间9时，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第2兵团“最重要的任务”是“务于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但由于路途遥远，道路少，河流阻隔及电台发生故障，加上兵团领导对张家口之敌东逃估计不足等种种原因，除部分部队到达了北平西南的涿鹿地区外，第2兵团主力未能按中央军委预定计划于12月5日或6日到达平张线。

此时，平张线上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他下飞机后没有休息就直奔第11兵团司令部，立即召集孙兰峰、郭景云、袁庆荣、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及各师、旅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名义上是征求对防守张家口的意见，而在随后召开的小型秘密会议上，他又说：在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有撤退的准备。

临近散会时，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打来了紧急电话，傅作义又急匆匆地赶回北平。

傅作义赶回北平后，当他得知密云失守，我东北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密云一带，华北第2兵团正向平张线挺进，部分部队已进到了涿鹿地区，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时，他作出一个错误判断：我军将要首先进攻北平。

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感到放弃张家口，将全部部队、物资撤回北平已难以完成，遂改变计划，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郭景云率第35军及第104军第258师快速撤回北平，以加强北平的防御。

12月6日，郭景云奉命立即率全军人马分乘400百多辆汽车，在飞机的掩护下，迅速向北平回撤。这时，他心中在想：西线实在太危险，与其被共军牵着，还不如让自己的总司令牵着。

傅作义最担心的是第35军能否在我军切断平张线之前安全撤回北平。为此，他命令驻怀来的第104军主力向西接应，掩护第35军通过怀来后，再乘火车撤回北平；又令南口地区的第16军西向康庄，以策应第35军回撤北平。

敌第35军向北平撤退，引起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堵住！必须堵住敌第35军东逃；牵住！必须把敌第35军牵在张家口附近。”从西柏坡发出的一份份急电，飞向平张前线的华北第3兵团指挥部。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包围张家口任务的华北第3兵团却作了错误的判断：张家口守敌在发现东北先遣兵团和华北第2兵团向平张线运动时，向西逃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决定以防止张家口守敌向西逃为重点，在张家口以西部署了两个纵队，在东南地区只部署了一个纵队，未将隔断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联系作为重点。

错误一个连着一个。在张家口以东拦阻敌第35军东退的第3兵团第一纵队也发生了失误。由于张家口、宣化守敌为恢复平张线张、宣段的交通，从12月2日起向沙岭子阵地发动两面夹攻。防守沙岭子阵地的第一纵队第1旅顽强阻击，多次击退敌军进攻。第一纵队经过连续三天的激烈战斗，伤亡很大，遂决定放弃沙岭子阵地，将主力撤至张宣线西侧洋河两岸地区，以一个旅位于张宣线东侧西望山监视张宣线。如此部署，势必造成我军后撤到公路两边，给敌第35军让出了退路，任其向北平逃去；有些地方，部队虽然未撤，但工事简单，缺乏纵深，不够坚固，再加上指挥慌乱，敌人一攻就破，因而未能在沙岭子至宣化之间阻住敌第35军东撤。

12月6日，正当敌第35军大摇大摆地越过沙岭子，继续往新保安逼近之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立即发急电给杨成武、李天焕并转华北第2兵团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东北先遣兵团的程子华、黄志勇，以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严肃批评了华北第2、第3兵团和东北先遣兵团领导没有领会中央军委的意图，没有督率所部按期完成任务的错误，同时部署了新的作战方案。电文如下：

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不是确实切断张、宣联系，孤立张、宣两处之敌，反而提议将一纵控制于张、宣两侧洋河两岸地区，让宣化之敌可能向张家口会合，使以后攻击张家口感到困难；你们不是将二纵一部加到一纵那里去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已占阵地，反而提议二纵马上加到张家口西北。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四个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家口是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九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尔后难于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势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四个师，再歼灭张家口五个步师三个骑旅。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10]

敌第35军从张家口东逃后，华北第3兵团于12月6日重占沙岭子，又切断了张家口与宣化的联系。宣化守敌两个师陷于孤立，7日向张家口撤退。敌第310师逃回张家口，敌第271师在沙岭子被华北第3兵团第一纵队伏击歼灭，俘虏该师师长，并乘胜解放宣化，从而完全截断张、宣通路。华北第3兵团进一步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

华北第3兵团虽然切断了张、宣的联系，加紧了对张家口的包围；但是，毛泽东对华北第3兵团擅自放任敌第35军东撤的错误还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12月7日的一份电报说：

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敌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两个师竟敢乘车三百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观，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五日到达宣化、怀来之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亦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便五日不能到达，六日上午也应该可以到达。三十五军于六日十三时由张家口附近东逃，只要杨、罗、耿六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即跑不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11]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又致电程子华、黄志勇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

你们几次给杨、李电令都不合具体情况，都与军委隔断张、宣两敌联系的规定冲突。现杨、李已放任三十五军东逃，又不知杨、罗、耿能否于新保安阻住该敌，你们自己则不以后卫军打密云，而以先头军打密云，致耽搁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你们尚未赶到，三十五军及怀来之敌即已一起东逃，你们到后毫无事做，空劳往返。虽然如此，但你们仍须星夜赶进。希望杨、罗、耿能于六日夜或七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三十五军及一〇四军主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你们可协同杨、罗、耿歼灭该敌。[12]

对于放任敌第35军东逃的错误，杨成武、李天焕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向中央军委作了检讨，同时也对部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处分了撤兵让敌第35军东逃的第1旅第1团的主要负责干部。杨、李对各部队下了死命令：不准敌人突围，敌人从哪里突围，哪里的部队要负全责。华北第3兵团各部队吸取经验教训，立即行动起来，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了对张家口之敌的包围。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3]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6]　杨得志：《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10]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1]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2]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第23章　新保安之战

抓住敌第35军——华北第2兵团赶到了——敌被围在新保安——安春山见死不救——敌第104军被歼——再来一个“围而不打”——郭景云占卜吉凶——“先打两头后取中间”——进攻新保安的时刻到了——新保安解放——张家口之敌要西逃——突围与反突围——激战西甸子——张家口又回到人民的怀抱

敌第35军从张家口东逃后，为了堵住该敌，不使它逃回北平，毛泽东又于12月4日要求第2兵团“用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之间，其中较大的集镇有响水铺、下花园、鸡鸣驿、新保安等。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15公里，新保安向东不足30公里就是怀来县城。这段路程对于完全机械化的敌第35军来说，走起来是十分容易的。而且，怀来县城距北平外围的天然防线八达岭也很近，这里并驻有傅作义集团的另一嫡系第104军。如果让敌第35军继续突破新保安，与敌第104军会合，这对平津战役的整个战略部署是极为不利的。

在这紧急时刻，冀热察独立团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在鸡鸣驿以西地区，首先开火阻扰敌第35军。12月6日中午，敌第35军开始由张家口东逃，通过了沙岭子，又通过了宣化。但是，东出宣化不远，车队就突然停住了，前方远远传来阵阵枪声。郭景云当即对他的参谋处处长贾承祖说：“你快到前边看看是怎么一回事。我想不会有什么大的情况吧！”过了一会儿，贾承祖回来向郭景云报告说：“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当前共军不多。”于是，郭景云命令车队停止前进，并派出一个团，一面迎击我军的攻击，一面强行修复被我军破坏了的道路，尔后，又继续东退。下午2时，当他们行至下花园时，再次遇到我军的阻击，车队不能前进。两个小时后，我军主动后撤，路又被敌修复。

12月的天气，下午4点多钟就接近黄昏了。郭景云下令部队赶到新保安以西的鸡鸣驿宿营。

鸡鸣驿位于下花园至新保安之间，距离新保安10公里。由于地方小，汽车多，敌第35军到9时后才全部进入宿营地。

当晚，敌第35军的官兵们大都在鸡鸣驿安然睡觉，仍做回北平的好梦呢。然而，就在这时，郭景云接连得到了以下的情报：

——从鸡鸣驿以北高地下来的共军很多，分别在公路以北及山上构筑工事；

——从下花园以南山地下来的共军部队不少，在公路以南构筑工事；

——下花园方面似亦有共军构筑工事；

——新保安与鸡鸣驿之间的公路及两侧，有很多共军在构筑工事；

——鸡鸣驿四周，共军调动频繁……

郭景云鉴于以上这些情况，连夜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不能让我军在夜里顺利地构筑工事，应派兵扰乱。但是，郭景云则认为没有关系，并且很有把握地说：“叫弟兄们好好休息，明早以第267师为前卫，来一个拂晓攻击，一下子就可冲过去了。其余部队于早8时前准备完毕，待命出发。”

敌人在睡大觉，华北第2兵团则在加速行军。就在这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又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希望杨、罗、耿能于六日夜或七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三十五军及一〇四军主力……”

杨得志、罗瑞卿、耿飚三人传阅着毛泽东的电报，认真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这时，第2兵团的绝大部分部队还在平张线和大洋河以南，只有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王昭率领的第12旅（旅长曾宝堂）在铁路和大洋河以北的东面（新保安附近）执行牵制任务。

敌第35军是沿铁路线北面的公路乘汽车东退的。华北第2兵团要在宣化、怀来之间截住它，必须渡过大洋河。12月初的大洋河面覆盖着一层薄冰，但还没有完全封冻。这给需要急速过河的部队，带来很大的困难。

杨得志说：“我们马上给王昭同志发一个电报，命令第12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第35军。一定要坚持至大部队赶到！”

耿飚说：“电报同时发给第三、第八纵队及第四纵队的其他两个旅，告诉他们要加快行军速度，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来，往敌第35军的前头赶，往新保安赶！”

罗瑞卿补充说：“如果让敌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与怀来的敌第104军会合，那我们第2兵团是交不了账的，将会铸成历史大错。”

经过这一番议论，华北第2兵团领导决定：一方面要王昭、曾宝堂先全力阻击敌人，就地组织防御，同时火速向新保安方向进发；另一方面，组织大部队顶着寒风，破冰下水，徒渡大洋河。

第12旅的指战员们接到命令后，即在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下连夜赶挖工事，并作好了阻击敌人的准备。

12月7日拂晓，敌第35军在鸡鸣驿休息了一夜之后，准备出发。我第12旅向敌第35军的前卫部队开了火。战斗一直持续到10时以后。郭景云几次用电话询问前方的情况，但敌第267师师长温汉民始终回答说：“正在激战中。”等到中午12时后，敌人仍然没有打开通路。下午2时，枪炮声还是没有消失，这时，敌人的飞机也飞临上空，一个小时后，我第12旅主动撤退，向新保安急进。12月7日清晨，当我第12旅出其不意地抢先一步占领新保安时，敌第35军还在路上。

新保安城位于平张线下花园与怀来之间，是平张线上的咽喉。当我第12旅的战士到达新保安西门时，守城的敌警卫团一个营三百多人还没有睡醒。他们脑子里只想着，这两天要准备迎送第35军过城，根本没料到解放军一队人马先进了城。前后仅用了二十多分钟，三百多敌人全部缴械，第15旅便占领了新保安。

我第12旅占领新保安城不久，郭景云率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也赶到了城外。他要东逃回北平，新保安是必经之路，非要先拔掉这颗“钉子”不可。王昭奉命除留下少数兵力堵截敌人外，大部人马主动退出了新保安，郭景云很快进入新保安城内。

我第12旅主动退出新保安后，在天寒地冻的塞外，仅一昼夜就在西八里、新保安、东八里地区构筑了纵深8公里的三道阻击阵地，为迟滞和阻击敌人创造了条件。他们顽强抗击，经过激战阻住了三倍以上多于自己的敌人，使敌人除占领新保安外，只有两次进攻，在付出极大的代价后，才前进了4里。

敌第35军进入新保安后，得知前面的公路已被破坏。这时，太阳已经西沉。敌第35军副军长王雷震认为新保安地形不利，地区狭隘，不宜在此久留，主张连夜由新保安经沙城以南向怀来行进，并对郭景云说：“上路虽然破坏，下路还可通行。”“如果马上行动约需两个小时，当可越过怀来；即使走不出去，也应该进一步抢占较有利地形，以便应付。”[1]但是，郭景云骄横自负，根本不把王雷震的话当一回事，更不把当面的我军放在眼里，同时，他也担心夜间行军容易遭到伏击，乃令全军在新保安宿营，待天明后再继续走。

我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断，为华北第2兵团主力赶到新保安地区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

12月初的大洋河面覆盖着一层薄冰，西北风一个劲儿地刮着，刮得树枝发出“呜呜”的响声。华北第2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徒涉过河。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与棉衣下摆竟冻在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但是，大家还是不顾一切地往前赶路。8日拂晓，华北第2兵团主力经过连续六昼夜的急行军，克服天气寒冷、道路拥挤且有河流阻挡的困难，终于赶到新保安地区。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立即以第四纵队第11、第12旅和第三纵队第9旅占领新保安以东的八里沟、东八里、崔黄口、吴家堡一线；以第八纵队第4旅、独立第1旅占领新保安地区的金堂房、西八里一线，组成了第一层包围。以第三纵队第7、第8旅，分别占领碱滩、沙城、鸡鸣驿，构成第二层包围，坚决阻击敌第35军东逃和怀来方向敌第104军可能的接援。[2]

同时，冀热察军区部队、华北第3兵团、东北先遣兵团也包围了新保安之敌。中央军委决定这些部队由华北第2兵团统一指挥。第2兵团指挥所就设在距新保安只有四五里的赵家山。

赵家山是地处燕山山脉西侧八宝山地段的一个小村庄，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兵团指挥部就在老乡的家里，地方很小，开会时，两三个人在屋里连身子都转不过来。这时，毛泽东发来电报，要求对新保安之敌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久围困，待命攻击的方针。

敌第35军被围困在新保安，郭景云当然是不会甘心的，因为傅作义给他的命令是“火速”赶回北平。所以，他在进入新保安的第二天便开始组织突围。开始，他只派其主力第101师的一个团打头，并命令其他部队上汽车跟进，似乎他的一个团便可以打开通往北平的道路。第一次失败后，他派了第101师的两个团突围，仍然以失败告终。这时，郭景云有些紧张了，决定用第267师全部兵力加第101师两个团，由他自己亲自指挥一齐往东突击。他这次“总动员”的攻势相当猛烈，曾一度攻破我军的防线，但最终还是被堵回了新保安。

郭景云见突围无望，即闭城不出，企图固守待援。

傅作义得知他的“王牌军”第35军被围困在新保安的消息后，惶惶不可终日。用郭景云的话说：不要说整个第35军，就是那四百多辆汽车，也“是傅总司令的命根子，不能不要”。傅作义急令驻怀来的敌第104军和第16军西进接援第35军冲出新保安我军的包围，并令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第16、第35军，“全力以赴，内外夹击，迅速击破当面共军，接应并掩护第35军安全返平”[3]；又令张家口的第105军向下花园、新保安方向发动攻击，以策应第35军突围。

安春山受命后，立即率领第104军第250、第26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于12月8日晚夜从怀来沿公路西进。当西进至土木时，遇到我冀热察军区独立第7师等部的顽强阻击。敌第104军只得改道绕新保安东南的下湾子、宋家营和东西水泉一线进攻，又遭到华北第2兵团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的猛烈阻击。这时，傅作义电令郭景云抓紧时机迅速脱离险境。第35军在郭景云的指挥下，从新保安拼命向东突围，试图与援军会合。这样，我军便处于敌人东、西两方的夹击之中。激战一整天，敌人始终未能突破我军阵地。

9日，敌第104军和第35军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第2兵团第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依托临时构筑的野战工事，以密集火力和白刃格斗，进行两面阻击作战，打退了东西两面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安春山的第104军向西突进至赵家营、碱滩、马圈一线，一度占领距新保安不足4公里的马圈子村。也就是说，这时敌人两军相隔仅4公里，形势对我军十分严峻。

但是，郭景云与安春山两人素有积怨，特别是这一次郭景云把第104军第258师丢在了张家口，更使安春山不满，而郭景云对安春山任“西部地区总指挥”更不买账。郭景云对他的部下说：“我郭景云怎能受安春山的指挥呢？”两人先是在给傅作义的电报中互相攻讦，郭景云怪安春山接应不力，观望不前；安春山埋怨郭景云不该在新保安宿营，坐失良机，两人直至发展到在电话中互相对骂。在这种情况下，当第104军进至马圈子村时，安春山为保住自己的实力，立即命令停止不前，一定要郭景云“无论如何抓住这千载一刻的良机，果断突围”，东出新保安与他会合；而郭景云则因为多次突围被我军挡住，坚持要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他对安春山说：“傅总司令要你来解新保安的围，你的部队就应该打通道路，到新保安城来接第35军。不然，我就不走。”安春山则说：“我的部队来接第35军，就只能到这里。”气得郭景云破口大骂道：“安春山这个小子，看我将来突围回北平后，和你小子打官司。”双方就这样僵持不下，以至耽误了战机。

事实上，安春山对解救郭景云的围困，本来就不积极。那时，傅作义打电话给他，让他去解新保安的围，他假装睡着了，不去接电话，而是让他的副军长去接。

就在郭景云与安春山争吵不休之时，华北第2兵团乘势发起反击，迫使第104军从宋家营、马圈子等处后撤，第35军退回新保安城内。有一天，郭景云又准备突围，命令部队把所有笨重的东西都扔掉，以便轻装突围。在一切准备妥当就要突围时，郭景云又突然变卦了，说：“不走了，固守待援吧！”

当敌第35军被围困在新保安之时，毛泽东又命令程子华、黄志勇率领的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立即向怀来、八达岭间进攻，从敌人的侧背插进来，在康庄岔道包围了正准备向西增援的敌第16军。12月10日3时，敌第16军向南口方向突围，除一个团逃脱外，其余在距康庄50公里处被我第四纵队全歼。至此，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一线，切断了敌第104军的退路。当即，毛泽东指示东北先遣兵团迅速以一个纵队协同华北第2兵团歼灭敌第104军，以另一个纵队隔断怀来、康庄之间及康庄、南口之间诸敌的联系，并相机歼灭敌一部。于是，东北先遣兵团在歼灭敌第16军主力后，即向怀来攻击前进。

刚刚从新保安附近退回怀来的敌第104军发现自己腹背受敌，退路已断，遂决定经十八家子、横岭关沿日伪时期修筑的丰沙线返回北平。东北先遣兵团立即追击，于12月11日在横岭、白羊城地区歼灭敌第104军1.3万余人，只有军长安春山率少数人逃回北平。东北先遣兵团完全控制了怀来、八达岭、居庸关、南口、昌平一线。

12月9日，敌第105军奉命由张家口东进策应第35军从新保安突围。当行至沙岭子时，遇到华北第3兵团第一纵队的猛烈阻击，被迫退回了张家口。

这样，平张线第一阶段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华北第3兵团包围了张家口，华北第2兵团包围了新保安，东北先遣兵团控制了怀来一线。对此，毛泽东感到很满意。12月10日，他在给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的电报中说：杨、罗、耿兵团昨（9）日英勇击退新保安敌35军、怀来敌104军的两面夹击，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这时的敌第35军，已是孤军被困，既打不赢又逃不脱，只能坐以待毙。眼看新保安城内粮草渐少，又外无援兵，郭景云急得真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北平的傅作义此时对第35军也是欲救不能，欲弃不忍，只好派飞机给第35军空投食品、弹药。敌人的飞机飞低了怕我军打，飞高了又投不准，许多空投物品都飘到我军阵地上了，只有一小部分投进城里。

此时，傅作义在指挥上陷入了混乱，但他仍然没有放弃通往张家口、绥远的要地新保安。

原先，傅作义以种种理由拒绝南撤，但在其第35军等嫡系被分割于平张线上，又得知宝坻地区有解放军大部队向天津方向运动的情况后，他判断东北野战军已大举入关，即预感到北平、天津间交通有被切断的危险，遂再次收缩兵力，调整部署，实施北平和天津、塘沽“分区防守”，并加强天津、塘沽的防御力量，即以第4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防守区司令官，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等地，集中力量防守北平；以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守区司令官，放弃唐山、芦台、汉沽，将第86、第87军分别撤至天津、塘沽，令第62军从北平回防天津，以集中兵力防守天津、塘沽。[4]

中央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对傅作义集团今后的动向作了科学的分析：

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没有向西安、郑州、徐州逃跑的危险，因为我西北野战军和华北第1兵团可以阻止其向西安，有中原、华东两军可以阻止其向郑州、徐州；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没有向绥远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八个纵队在平绥线上。

平、津地区国民党军有向青岛逃跑的某种危险，因为我在天津、济南、青岛之间没有兵力。但此种危险不大，因为敌人由天津经济南到青岛，比我军由徐州附近到青岛的路程要长些，我军可以由徐州到胶济线去截击它。

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其原因，一是东北野战军主力于11月23日从锦州、营口、沈阳地区出发，至12月8日有五个纵队从喜峰口、冷口入关到达迁安、丰润、蓟县地区。东北野战军主力大部刚刚到达冀东地区集结，距平、津、塘地区有数天路程，这时，平津之敌虽无法西逃，但平津铁路和津塘公路尚未切断，塘沽海口控制在敌人手中，故敌仍有南逃的条件；二是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在十天时间内即可全部解决被围的黄维集团和杜聿明集团。此敌解决，蒋介石全局动摇，势必重新部署，有可能以上海集中待命的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平、津、塘、唐诸部之计划。因此，目前“惟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

为消除平、津地区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危险，实现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的既定方针，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提出“隔而不围”、“围而不打”的部署，变傅作义这只“惊弓之鸟”为“笼中之鸟”，即要求东北野战军和华北第2、第3兵团从12月11日至25日的两星期内，对平张线上的张家口、新保安等地之敌只作战役包围，不作战术攻击；对北平、天津、塘沽等地之敌只作战略性分割，隔阻诸敌之间的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为此，中央军委要求东北野战军主力克服疲劳、饥饿和寒冷的困难，兼程前进，以神速的动作，切断平、津、塘、唐诸敌的联系。毛泽东还指示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在两个星期内淮海战场不作最后歼敌部署，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使蒋介石难下从海上撤退平津部队的决心。中央军委还命令山东军区部队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在胶济线事先作好准备，防止敌人沿津浦线经济南从青岛方向逃跑。这样，我军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使平津的敌人插翅难逃。

华北第2兵团以九个旅（师）的绝对优势，把敌第35军的两个师及一些杂牌部队包围在新保安，各纵队的求战情绪极高，都要求早日攻打新保安，彻底歼灭敌第35军。第2兵团领导曾几次向中央军委反映广大指战员的要求，毛泽东多次发电指示要“围而不打”，强调：“目前全力防敌突围，大约十天以后方能攻歼该敌。你们预做攻击准备是可以的，但不要实行攻击。”因为，此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后，正在进行战役部署，对平、津、塘的敌人，尚未完全隔断、包围。如果先攻击新保安的敌第35军，不但会使张家口的敌人向西逃窜，还会使张家口以东的敌人决定逃跑。

“围而不打”，就是不宜即打，但又不能让敌人跑掉，这是一种特殊的战斗。当时天气特冷，地下冻土在两三尺以上，华北第2兵团的指战员们顶寒风踏冰雪，风餐露宿，时刻准备粉碎敌人的突围行动。战士们的生活很艰苦，但整个部队的情绪很高。第四纵队一张油印战地小报上，登载过一首打油诗：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
已经放锅里面；
解放军四面来烧火，
越烧越煮越软绵。
同志们，别着急，
山药蛋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
时间一到就攻击。[5]

这充分体现了广大干部战士对“围而不打”作战方针的理解和支持。

新保安当时有两千多户人家，多数居民经商，有七座学校，面积约1平方公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镇子。此地在明朝万历前叫李家堡，万历年代开始修城，改名叫新保定，清康熙年间才叫新保安。此时，新保安虽以镇建制，但建有府衙，把守张家口至北京之间的要道。该镇有城墙环绕，城墙高12米，顶宽6米，可以并排行驶两辆大车。分东、南、西三座城门，是按照“城池三门”的规格修建的。每座城门都修有高大的门楼，镇内以钟阁楼为中心和制高点，分东、南、西、北四条街。钟阁楼内有六耳钟一口，传说此钟一响，西可至离新保安60里左右的宣化城内的半坡街；东可至八达岭。钟阁四面凿有大字：西为“耀武”，东为“兴文”，南书“纲纪上游”，北刻“锁钥重地”。“锁钥”二字出自五朝名臣寇准镇守大名府时的“北门锁钥”一说，以表明新保安地理位置之重要。

“不可一世”的郭景云被围困新保安，特别是几次突围不成，傅作义又命令他“固守待援”后，心绪不宁，经常求神问卦，占卜吉凶。有一天，他召集部下训话，说：我们第35军有跟傅总司令守城的传统。直奉联阎对冯军作战，我们守过天镇；北伐战争我们守过涿州；抗日战争，我们守过太原；“剿共”战争，我们守过绥包。四次守城战，除太原以外，没有不胜的；现在守个新保安，那还有什么说的？接着，他又以迷信之说自欺欺人。他说：我们今天守新保安，地名很吉利。我是陕西长安人，我的儿子叫郭永安。长安、永安、保安——有了这“三安”就可以保证我们转危为安，平安地返回北平。[6]

郭景云的幕僚们则昼夜收听广播，希望形势有所变化。至于大部分下层官兵，眼见小小的新保安镇内，兵多于民，三五天后吃粮成了问题，怨气冲天。为加修工事，他们砍树、拆房、扒墙、挖地，最后把居民的门板全都拆光，引起群众更大的不满。郭景云加紧对下层官兵的控制，出阵中日报，派出慰劳队，在碉堡、工事内张贴标语。他还发誓，如果新保安被我军攻克，他令全军营长以上军官集体用汽油自焚。

面对顽抗到底的敌人和坚固难攻的新保安城墙，华北第2兵团一面展开政治攻势，一面进行攻城准备，利用这一时机，紧张地进行土工作业，构筑各种掩体、交通壕、堑壕。塞外的严冬，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多度，地冰一米多厚。战士们冒着严寒，干得汗流浃背。他们把地道一直挖到新保安城墙底下，在空棺材里装满炸药，准备爆破城墙；又组成爆破、火力、梯子、登城等小分队，开展有针对性的多种形式的战地练兵。兵团指挥部制定了具体的攻城方案，只等攻击命令下达。

12月14日和16日，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向中央军委报告了攻击新保安的部署与计划。报告说：我兵团全部正对新保安进行土工作业，缩紧包围，一切攻击准备工作拟于16日完成，待中央军委命令攻击。预定攻击部署是：以第三纵队对城南及西南部攻击，重点是西门；第四纵队对城东关及东部攻击，重点是东门；第八纵队对城西北部攻击，重点是西北角。第三、第八纵队并肩突击，各纵炮火亦相互支援。虽然第35军是傅作义嫡系主力，可能作最大限度的抵抗，但我在兵力、火力上均占优势，估计三天最多五天可攻歼该敌，也可能更快些。

12月15日凌晨，毛泽东发来了电报，他一面鼓励前方将士“加紧完成对三十五军攻击准备甚好”，一面再次告诉“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大约在20日左右”。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总攻击的命令。“不消灭第35军，死不甘心”，战士们胸中早已填满怒火。从敌第35军被围的那天起，几个旅的领导就忙得不可开交，一份份决心书从连里、营里、团里，直接送到兵团指挥部；请示担当“尖刀”任务的电话昼夜不停地打来。

针对部队指战员中出现的思想急躁情绪，杨、罗、耿亲自向部队解释“围而不打”的意义，教育干部、战士耐心等待，服从全局，从而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

杨得志说：“现在不打第35军，是为了稳住傅作义，拖住傅作义，不让他下决心从海上逃跑，然后来个就地歼灭。”

罗瑞卿说：“第35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老本，丢掉它南逃，他心疼！咱们围起来不打，等于给傅作义留个‘想头’。”

耿飚说：“‘围而不打’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争取时间，使东北野战军切断平津之敌从海上南逃的通道。只有在完成对平、津的分割包围后，歼灭新保安第35军的时机才成熟。”

从1948年11月29日到12月21日的22天内，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终于把华北的国民党军五六十万之众，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五个要点上，全部完成了对敌人的战役分割与合围，并切断了平、津守敌由海上南逃的通道。这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开始考虑先打哪一点上的敌人了。毛泽东明确指出：“先打两头，后取中间”，即先打新保安、张家口、塘沽之敌，再打北平、天津之敌。事实上，在12月11日，毛泽东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这是因为，攻克塘沽可以控制海口，切断华北之敌从海上南逃之路；歼灭被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的“王牌军”第35军，就会直接动摇傅作义固守平、津的决心，更不用说放弃平、津而南逃了。

但是，傅作义还不知道郭景云的末日就要到来，他除了不断派飞机给第35军空投一些物品、弹药以外，还电告郭景云：“鼓励官兵发扬守涿州，守归绥的优良传统”，拼命固守以待时局变化。郭景云不愧是傅作义的得力干将，接到傅作义的电话后，他以新保安南北直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守区。东防守区由第267师附保安团及一个山炮连防守，其中第801团防守城东南，第800团防守城东北，保安团防守东关，第799团为预备队。西防守区由第101师附一个山炮连防守，重点置于西门外，其中第303团防守西门以北，第301团防守西门以南，第302团为预备队。军部位于钟楼附近，炮兵阵地配置在西防守区内。为使各部协力防守，郭景云还成立了新保安防守司令部，以第101师师长冯梓为防守司令，第267师师长温汉民为副司令，企图作最后的顽强抵抗。

12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华北第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已向张家口前进，待他们到达张家口，与原在该地的华北第3兵团完成对张家口的部署后，我们即发起对新保安的攻击，准备五天左右解决战斗。

经过多少个漫长的严寒昼夜，进攻新保安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兵团领导，从赵家山移到离新保安只有3里左右的地方指挥战斗。在这里，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新保安。

罗瑞卿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对杨得志说：“从我们北出紫荆关，一个月多了，毛主席指挥敌我一百多万人，到底把这顿‘饭’煮熟了。”

有一位参谋说：“第35军这锅山药蛋快煮烂了。”

罗瑞卿听后一摆手，笑着说：“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宝殿哪！”

罗瑞卿的这一席话，把大家都说笑了起来。

笑归笑，进攻新保安，毕竟是平津战役“各个歼敌”的第一仗。为了攻克新保安，歼灭傅作义的“王牌军”第35军，华北第2兵团还是进行了认真的部署：决定集中全部兵力参战，造成我与敌兵力对比为四比一的绝对优势。为加强炮火攻击力量，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定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炮兵团配属华北第2兵团作战。第四纵队主攻城东南角；第三、第八纵队（缺第24旅）分别攻击西门和城西北角；第八纵第24旅为兵团预备队，准备阻击敌人向东突围。待各纵队集中兵力、火力扫清外围障碍后，有重点地从多路向新保安镇内突击，务求全歼守敌。

12月21日14点，第2兵团发起新保安外围战。第四纵队一举攻占外围重要据点东关，及东门附近的龙王庙；第三纵队在第八纵队的配合下，攻占城西的水温泉、和尚庙等据点。各纵队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分别在二至三小时内即扫清了各自正面进攻上的敌外围工事。郭景云一看兆头不妙，急忙打电话给北平的傅作义向他要飞机、要炮弹。傅作义回电说：“明早七时派飞机十架前往助战，另十吨弹药于明晨由青岛起飞运往。”接到回电，郭景云心里凉了，今晚人民解放军攻击得这样猛烈，就怕等不到明天早上了。

这一夜，郭景云和他司令部的人员没有合眼，每个人的面色都随着外边的报告和枪炮声的稀密而时有不同，老是嫌时间过得太慢。

22日7时，天刚蒙蒙亮，6颗信号弹从新保安西北方向升起，直入长空，随着是震耳欲聋的炮声，我军对敌第35军的总攻开始了，1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着敌第35军的前沿阵地和新保安城墙上的防御设施猛烈开火，新保安立时淹没在炮火的浓烟密雾之中，刹那间，城上城下，堡垒被炸翻，城墙被炸塌，砖石飞向半空，东面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9时许，第四纵队第11旅率先突入城内，第10旅随即炸开东门入城。在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后，第四纵队全部突入城内，进行巷战。第三纵队从西门、南门以东突破未能成功，遂从第四纵队突破口攻入城内。第八纵队从城西北角和城北突击，遭守敌暗堡火力封锁，连续突破未果，与守敌呈胶着状态。

突入城内的各纵队穿插分割，继续向纵深发展。这时，新保安城内，满街汽车，有些正在燃烧，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不绝于耳，敌人的尸体遍地皆是。敌人躲藏在院落和城根地下工事里继续顽抗。第四纵队适时将预备队第12旅投入巷战，很快将敌第267师和第101师分割开来。从发起总攻仅五个小时，至中午，我第四纵队便占领了敌第35军核心工事钟阁楼，并围歼了第35军军部，生俘了少将副军长王雷震，以及其他官兵8 000余人。第三纵队第7旅猛攻敌第101师侧后，与随后突入城内的第9旅并肩突击。第八纵队于14时在城北重新发起进攻，不久也相继从西北角和城北突入城内。第三、第八纵队在发起总攻的十个小时内，全歼敌第35军主力第101师及其他残部7 000余人。

22日下午5时，新保安被我军完全占领，敌第35军两个师1.6万多人全部被歼，新保安从此宣告解放。

敌第35军盼望已久的飞机，这时才来了一架，绕新保安一周，见地面战斗已结束，便向北平飞去了。

18时，华北第2兵团向毛泽东发出电报。22时，毛泽东复电说：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望你们仿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休整十日，准备行动。

第二天凌晨，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等兵团领导下山进入新保安。激战后的新保安，狭窄的街巷，横七竖八的汽车，毁坏的工事，沟壑纵横，坑洼相连，群众的房舍仍然冒着滚滚浓烟，枪炮车辆、物资弹药遍地皆是。在这样的地形中，傅作义、郭景云的400辆“大道吉”汽车，我们就是让他们开，也是开不出来的。毛泽东“围而不打”的决策，在这里起到了比打还厉害的作用。

新保安被我军攻占后，不少群众在工事里寻找自家的东西。他们说：“第35军连我们的切菜板都抢来修了工事。这些该死的家伙！”

杨得志等一行来到北街半截巷郭景云的指挥所。这座本来比较宽敞的四合院，已是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门外堆着几个汽油桶。在我军发起总攻后，郭景云曾下令实行营以上军官集体自焚的计划。但是，连他的副军长也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只是他自己在我军战士攻进这座四合院时，自毙而亡。郭景云在临死前曾打电报质问傅作义：“你见死不救，眼看追随你多年的部下，坐以待毙，于心何忍？”

郭景云做梦也没有想到，新保安成了他的葬身之地。我人民解放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特意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埋在新保安城东门外的火车站旁。

新保安之战，全歼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华北第2兵团的领导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杨得志对罗瑞卿说：“打掉第35军，我真有点13年前渡过大渡河的感觉。”罗瑞卿笑着说：“那时候是敌人追我们，现在可是我们追他们！”杨得志点点头，感叹地说：“那时候他们追我们总共才一年，可我们追第35军，已经好多年了。”是啊，新保安这一仗的胜利，确实来之不易。

歼灭敌第35军，解放新保安后，华北我军接着向张家口发起了进攻。

张家口被我华北第3兵团围困之初，国民党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采取“依城野战”的方针，将守卫张家口的部队分成野战部队和城防部队。野战部队以第105军第201师、第259师，第104军258师及整编骑兵第5、第11旅等组成，由第105军军长袁庆荣指挥，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城防部队以第105军第251师、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所属三个保安团及独立野炮营、铁甲车大队和侦察大队等组成，由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指挥，负责守城。野战部队白天出城骚扰，或抢掠马草饲料，夜晚协助城防，企图坚守三个月。

在华北第2兵团包围、歼灭新保安第35军时，华北第3兵团已占领张家口外围的大小据点。特别是控制张家口西北2公里处的黄土岭、树儿山、帽儿山阵地后，既可以观察到张家口守敌的一切动静，又可以直接用炮火控制张家口北半部市区。

新保安敌第35军被歼灭后，被包围在张家口的敌第11兵团面临着灭顶之灾。为了逃脱灭亡的命运，必然要择路突围。就在新保安第35军被歼的当天下午，傅作义电令孙兰峰、袁庆荣：“张垣被围已无守备意义，可相机突围转进绥远。”并令绥远董其武部予以配合。孙兰峰当即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由第11兵团参谋长贾璜和第105军参谋长成于念参加的秘密会议，紧急商讨，决定12月23日拂晓开始突围。为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采取分路突围。步兵从大镜门撤出，骑兵从七里茶坊分数路向商都方向突进，两部最后向绥远转进。整个突围行动，由袁庆荣指挥。当时，成于念曾建议：“兹事重大，成败在此一举，应召集各师、旅长、民政厅长等共同研究突围计划。”袁桂荣害怕泄露机密，引起骚动，于是决定，除密电察北、绥东总指挥鄂友三外，其余各师、旅长由袁桂荣分别面授机宜。

张家口之敌想突围西逃，毛泽东早在12月16日就有所料。他指出：张家口敌人兵力在5万以上，在华北第2兵团攻歼第35军或第35军已被歼时，张家口之敌有极大可能突围逃跑。因此，他要求在华北第2兵团攻歼第35军前增加一部分兵力，以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开往张家口归华北第3兵团指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执行包围张家口任务的华北第3兵团分析了敌人的动向，认为，敌人突围的时间和方式，很可能是在夜间或拂晓以前悄悄行动，拂晓时大集团猛扑；突围方式，估计向正西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正西面地形开阔，便于大部队行动；其次可能是向东北面沿旧公路向张北方向突围，因为突过朝天洼、西甸子之后，再往北便是一片草原，直至绥远。

根据上述分析，杨成武拟定了作战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第二纵队全部部署在张家口以西；第六纵队和第一纵队的3旅（归六纵指挥）部署在张家口的西北面，命令部队倚山据险，作好阻击敌人集团冲锋的准备。除了在这两个方向上部署外，第一纵队的主力和第四纵队的部队部署在张家口以东和东北地区，其他部队在张北、尚义、集宁地区也作了相应的部署。为便于指挥，不失战机，不耽误时间，在张家口的西太平山上开设兵团前进指挥所。

张家口以北是东、西太平山。西太平山，位于张家口西北，与东太平山隔河相峙，耸立在群峰之上，在这里开设指挥所，居高临下，视野开阔，能够俯瞰整个战场，对于指挥全军聚歼敌人是个极其有利的地方。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观察张家口市的全景，能够及时发现敌情的变化和掌握战斗的进程。

山下，是东太平山和西太平山夹着的一条往北延伸的约500米宽的河滩。这条河滩南通大境门，逶迤北去，止于西甸子、朝天洼，约有二十来里长。河滩中间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是公路，一直通往张北。

沿着大沟往北抬高视线，借助望远镜能够隐隐看到西甸子和朝天洼两个小小的山村和周围的高地，那里由我第一纵队第3旅扼守着。

张家口南面和西南面，林木扶疏的原野上，横贯着大洋河，河床白亮亮的。南面得到了第一纵队的加强，兵力雄厚，防线绵密。

不久，杨成武在兵团指挥所直接观察到大境门外有敌人活动，便密切注视着西甸子、朝天洼一线3旅方向的情况。不一会儿，第六纵队报告，敌人有出大境门向北突围的迹象；第二纵队又报告，在孔家庄东、大洋河北发现敌人的骑兵，敌人有向西南突围的迹象。

杨成武当即命令第六纵队堵住从大境门向北的大沟，不让敌人向北突围，又命令第二纵队要密切注视敌人，防止敌人突围方向转向西南继而向西。

12月22日22时许，敌第259师乘黑夜偷偷溜出大境门，向东北方向运动，作试探性攻击，遭我军第一纵队第3旅顽强阻击。23日凌晨4时许，敌整编骑兵第5、第11旅向张家口以西突围，进至郭磊庄附近，发现孔家庄一线有我重兵把守且工事坚固，便掉头向大境门方向转移。

23日拂晓，第三兵团指挥所直接观察到大境门外守军的活动情况，判明张家口守敌正全力向北突围。但是，敌主力出大境门向北后，遭到我第六纵队第16旅顽强阻击；第六纵队第17旅奉命，经菜市、稍道沟，抢占了四岔、西甸子一线的有利地形，以便堵住敌人。与此同时，敌军的炮弹在西甸子、朝天洼我第一纵队第3旅的阵地上爆炸了。有的炮弹直接命中工事，但那些工事仍屹立不动，坚如磐石。塞外天寒，地冻三尺，这些工事是战士们用石头和泥垒成，再浇上水，水和石头冻在一起，如同钢筋水泥那样坚固。在20多里长沟的尽头，形成好几道300米宽、2米高、3米厚的栏墙。

此时，从大境门以外，张家口守敌5万余人正沿着河滩、公路，拼命向西甸子方向突围。冰封的河道和公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挤成一团。敌人的大队人马全涌到这里来了，密密麻麻地扑向我第3旅阵地，看样子非杀出一条血路不可。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的步兵和骑兵轮番攻击，试图占领西甸子和朝天洼。

针对敌情，杨成武下达了围歼敌人的命令：第一纵第3旅和第六纵队全部坚守西甸子、朝天洼阵地；第二纵队从黄土岭向大境门出击；北岳军区部队、蒙察两个骑兵师插到五十家子、麻地营子、汗诺坝、甸门口、广土坝及其东南地区，构成第二、第三道堵击线，截断敌人的去路。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一个旅插到朝天洼、西甸子东南，由南向北进攻，与第六纵队形成南北夹击；另两个旅和第一、第二纵队并肩由东南、西南向张家口市攻击。

下午4时许，我第17旅旅长徐德操和副参谋长祖岳嵘率队伍赶到稍道沟的东山上，向东望去，只见正东及偏北方向，硝烟弥漫，枪炮轰鸣。战斗最激烈处，正是西甸子、朝天洼一线及其稍北地带。如果第17旅继续向四岔前进，显然达不到堵住敌人的目的。于是，徐德操当机立断，率队向北，抢占北营子以南一线高地。

要把敌人堵在一条长沟里，担负正面阻击的我第3旅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西甸子是张家口大境门北六七里地大沟左岸上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的两侧是大山，临村穿过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从张家口一直通往乌兰哈达，是敌人绕道张北向绥远逃跑的必经之路，也是敌人北进的第一关。坚守西甸子一线阵地的是第3旅第8团的第1、第3营。

敌人接近我西甸子一线阵地后，发起了疯狂的集团冲锋，遭到我第3旅的打击，前面的敌人首先倒下了，紧接着冲锋的敌人满坡乱滚，督战队抡起大刀逼着士兵往前冲，但溃退的敌人像开了闸的流水把督战队淹没了。

敌人的第一次集团冲锋被击退。第二次，他们用了两个师的兵力。在那样狭长的地区投入这样多的兵力，有孤注一掷的味道。而我军在前面阻击的兵力只有两个营，相差悬殊，我在第一线的第1连承受的压力更大。

当敌人进至第1连阵地前六七十米的洼地，突然卧倒不动。与此同时，第1连右侧山头出现了敌人。那个山头居高临下，原来是个空白点。敌人从那里用机枪、迫击炮、枪榴弹的火力压制着第1连。霎时间，第1连阵地上硝烟弥漫。就在这个时候，伏在阵地前面的敌人突然仰攻上来。第1连指战员在敌制高点火力压制下，仍奋勇投弹。敌人不顾伤亡，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跟上去。在那一小块斜面上，手榴弹的爆炸声一直响个不停。半小时后，手榴弹的爆炸声停了，烟雾散去。洼地的整个斜面都布满敌人的尸体，阵地仍在第1连战士的手里。

第1连打退敌人的这次冲锋后，全连剩下的子弹和手榴弹都不多了，六〇炮弹几乎打光了。没有等他们喘息，右侧山头上的敌人又向他们俯冲下来。战士们在阵地一弹不发地等待着，最后敌人走到相距六七米的地方，双方仅隔一道石墙，连敌人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都能听到了。敌指挥官高喊：“里边没有人了，冲啊！”

“你冲！”第1连副连长一抠扳机，那个家伙两臂一张，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剩余的敌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争相逃命，溃散而逃。一发子弹，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冲锋。这真是一个奇迹！

在我第3旅阻击阵地上，这种奇迹并非绝无仅有。在代三十窖子阵地就出现了用两颗手榴弹夺下敌人一个山头的英雄事迹。

敌人在西甸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只好抽出一个师并一个骑兵旅，闯进了第3旅第8团第8、第9两个连防守的代三十窖子。当双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70多个敌人抢占了阵地旁边的一个制高点，使我方受到威胁。营教导员把夺回制高点的任务交给了第2排。

排长侯国忠问教导员：“还有弹药吗？”

“没有多少了！”侯国忠看出教导员的难处，对战士们说：“谁是英雄，谁是好汉，全看这一着！就是一颗手榴弹，我们也要坚决夺回这个山头！”

在没有任何火力的掩护下，我第2排的勇士们向敌人发起了进攻。他们冲得太猛太快，直至接近山顶时，敌人才忽然发觉。侯国忠向敌人投出几颗手榴弹。随着手榴弹的爆炸，敌人向他们甩过手榴弹来，他们拣起冒烟的手榴弹又反投过去。敌人被这股英雄的气势所吓倒，慌慌张张地溜下山去，制高点被夺了回来。敌人想在代三十窖子另辟通路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在西甸子阵地上，不怕牺牲的英雄们不断涌现。战士宋玉在打光子弹和手榴弹后，就和敌人拼刺刀，刺刀钝了又抡起枪托来拼，枪托打断后喊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抱住一个敌人一起滚下了悬崖；共产党员陈水把刺刀拼断后，赤手空拳地扑向手执小旗的敌人指挥官，把敌人掐死，接着他又拾起一颗手榴弹，打倒敌机枪射手，夺下机枪，向敌群扫射，直到他中弹倒下，手指还紧紧地抠着扳机。

经过反复拼杀，由于敌众我寡，西甸子被敌人占领。接着，敌人扑向我第8团指挥所和第3旅指挥所。

面对敌人的反扑，第3旅旅长张开荆的压力很大。他既要指挥全旅阻击敌人，又要指挥旅部的警卫分队坚守自身的阵地。由于地形的关系，旅、团两级指挥所，几乎全在第一线。第8团团长命令通信兵、电话兵、炊事员、马夫全都上阵地，投入战斗了。

在第8团指挥所所在的山头上，漫山遍野滚动着大石头。山势陡峭，滚石连滚带崩，像雪崩似的飞向仰攻的敌群。敌人纷纷倒下，与石头一起往山下滚动，霎时间，石头砸人，人撞石头，一面山坡上全是滚动着的尸体。敌人的攻势被遏止了。

就这样，敌人用两个师的兵力，疯狂地进攻了八个小时，仅仅占领了几个小村庄，其余阵地都未能突破。由于敌人向来不敢夜战，随着夜幕的降临，敌人停止了进攻。

12月23日下午4时许，张家口市内枪声四起。华北第3兵团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已突进张家口市区。经过巷战，突进城内的部队跟踪逃敌追出大境门，将敌拦腰切断，俘敌万余。

在我军前堵后截和侧击下，最后将孙兰峰部的几万敌人压缩、包围在大境门外西甸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窖子之间的一条山沟里。敌人车辆、人马争相夺路逃命，骑兵踏倒了步兵，大车翻进了人群，一大排无法带走的汽车付之一炬，火光冲天，人仰马嘶，乱作一团。这一天的夜里，下起了大雪，敌人还在饥寒交迫中东突西窜拼命地挣扎，但已陷入绝境。

第二天，西北风刮得更猛，天空仍然大雪纷飞。8时前，第六纵第17旅多次打退敌人的冲击，抢占了北营子、破窖子以南一线山头，先头营和旅侦察排在啕喇庙与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某部衔接实现了合围。紧接着，我军对敌人展开了全面的歼灭战。各部队纷纷插入敌群，纵横厮杀，从大境门至西甸子、朝天洼，到处都是敌人的骑兵、步兵。骑兵那么多，乱成一团，把自己的逃路都堵塞了。

敌人很快被分割成无数小块。由于我军动作迅猛，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使得敌人简直没有招架之力。许多部队成百上千地俘虏了敌人。到下午3时，围歼战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敌第11兵团团部、第105军军部及其所属第210、第259、第310师及第104军第258师等5.4万余人。只有敌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卫士逃到了商都，与敌整编骑兵第12旅、暂编骑兵第一、第二纵队等部会合，向绥远逃去。

张家口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庆祝张家口光复》的社论，指出：“察哈尔省会，平绥线上的重镇张家口于本月二十四日为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和华北人民解放军联合大军所光复了。这是人民解放战争继东北战役、淮海战役之后的又一个伟大胜利。”“北线人民解放军一个月以前解放了保定，现在又解放了蒋傅匪军侵占的张家口。一月之内，连克两大省会，歼灭蒋傅匪军十四个师的兵力，傅匪作义所赖以起家的三十五军及其他主力，均已就歼，这仅仅是平津战役的开始，全部彻底干净消灭北线蒋傅匪军的战争正在进行着，平津蒋傅匪军如果不投降，就只有等着全部被消灭。”[7]

张家口收复后，大同以东，直到北平以西，就全被我人民解放军所控制，傅作义向西撤退已不可能了。

[1]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2]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3]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4]　《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5]　《星火燎原》第8册。

[6]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7]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版。

第24章　兵临北平城下

平津前线总部一场平静的“争论”——“能战才能言和”的信条——“一定要把丰台夺回来”——敌七个师向丰台反扑——我军采用近战歼灭战术坚守阵地——敌军疯狂反扑两天未能奏效——傅作义制定分区防守方案

就在华北第2、第3兵团取得新保安、张家口之战胜利之时，东北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长城各口进军华北，出其不意地完成了毛泽东对平津诸敌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战略部署，并于1948年12月13日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使傅作义嫡系部队与蒋介石嫡系部队分割于平津两地。

这时，在平津前线总指挥部里，聂荣臻和罗荣桓一边忙碌着，一边议论着。

聂荣臻说：“老罗，我们吃掉了第35军这张‘王牌’之后，这对傅作义的打击和震撼是极不寻常的。如果我们再把天津、塘沽拿了下来，封住了他的出海口，很可能会把他逼上和平谈判的道路。”

林彪正在踱步思考着什么，他停了下来。

聂荣臻继续说：“傅作义是个精明人，往哪里走是深渊，往哪里走是光明，他会算这个账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有用两手准备解决北平的打算，我看，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罗荣桓说：“我赞同你的意见。在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的同时，争取通过和平方式敲开北平的大门，这是上策。现在我考虑的是：应当如何把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聂荣臻转向林彪：“林总，你怎么看？”

林彪说：“聂总的想法很好，也符合中央和主席的考虑。但是，我觉得目前这还只能是一种理想，军事问题最终是要靠打来见分晓的。”

罗荣桓接着说：“我们一天也没有放松打的准备。如果傅作义顽固不化，我们是一定要奉陪到底的。”

聂荣臻说：“在平津战场上，我军占绝对优势，打下天津不成问题，要打北平也很容易，北平工事不强，敌人又是惊弓之鸟，我们掌握着主动权，随时可以下命令去打。不过，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存下来，因为一旦打起来，枪炮无情，古都北平就会被打得千疮百孔，我们对历史不好交待的。”

林彪还是摇摇头，说：“一厢情愿呀，老罗，你的意见呢？”

罗荣桓说：“我赞成聂总的看法，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让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聂荣臻和罗荣桓的意见一致，林彪也就没有再说什么。[1]

在完成包围北平的部署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抢占丰台这一战略要地。

12月11日，我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从冀东三河县出发，向北平地区挺进。部队整夜行军，越过潮白河、平古路，人人汗流浃背，刚穿上的新棉衣，几乎全被汗水浸透了。经过两天一夜的行军，走了220里路，还打了几仗，抢占了北平城北的屏障据点昌平和沙河。13日中午，第五纵队先头部队第113师的三个团，已挺进到圆明园以北、红山口以东的地区。这时，师指挥所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一份加急电报，命令：“避开名胜古迹，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抢占丰台，协同南苑方向之第三纵队切断南苑、津通公路南逃和逃向天津的敌人，从西南方向包围北平。”

丰台是北平的南大门，是沟通平津、平汉、平绥三大铁路的交通枢纽，又是北平守敌最大的军用仓库所在地。敌人在这里集中了大量弹药、粮食、武器、军需物资，还驻守了由王凤岗指挥的第101军第271师、第272师、华北“剿总”直属战车坦克第3团和陆军医院等部队机关。我军迅速占领丰台，就可以切断了平津守敌的联系，堵死了北平敌人的南逃的道路，并与在东郊南进的兄弟部队共同完成对北平的战役合围。这样，北平守敌南逃与西窜的道路均被切断，又断绝了供应，要负隅顽抗也办不到了。

问题在于，这时的丰台，傅作义派驻有第101军的两个师等部队，而我军先头部队只有一个师，后续部队还未赶到。要夺取丰台，必须要穿过圆明园、颐和园、红山口、香山、西山一线防御，然后插向敌二十余公里的纵深，经石景山、古城、黄寺、田村、五棵松、岳各庄直到丰台。很显然，困难是很大的。怎样才能完成“抢占丰台”这一重大任务呢？大家认为，敌人虽然在丰台这个局部占优势，但已是惊弓之鸟，只要发扬勇于前进、勇于胜利的精神，摈弃常规战法，就能出奇制胜。

我第113师指挥所又研究了进军路线。万寿山以西，从北宫门逶迤向北，是一线岗峦起伏的高地。高地上有敌人凭险据守，第113师的第37、第39团曾于13日下午作过试探性进攻，这时正和敌人对峙。有人主张从北面绕过敌人这一线设防阵地，从西山脚下迂回前进；有人不同意，说这样走要比从红山口南下直趋丰台，多用一天一夜的时间。

第39团政治委员郭保恒说：“红山口上，据俘虏供称，最高指挥官是个营长。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个排作侦察性的进攻，快攻到碉堡下，仍未发现敌人有重火器，证明俘虏的话是可靠的。我们如组织好炮火，根据过去东北作战的经验，给敌突然袭击，从红山口实行突破，迅速攻占这个阵地完全有把握。”

郭保恒的这一席话，使大家坚定了采用牛刀子剜心战术的信心，一致认为野司命令中不说攻占丰台而说抢占丰台，这个“抢”字大有文章。抢就是要快，兵贵神速，出敌不意，趁敌人还未摸清我们的意图，立即突破红山口，在夜色掩护下，趁敌混乱实施渗透进攻，直取丰台，遇敌阻拦，就能坚决打垮它。

天黑下来后，我第113师指挥所发出了攻击的信号。不一会儿，红山口两边的高碉，变得一片火红。第39团第6连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20分钟就夺下敌人一个营扼守的红山口，活捉了敌营长。各部队立刻从一路变成数路，像汹涌的潮水漫过红山口，从青龙桥和玉泉山之间，向南卷去。

夜半1点钟，前卫部队到达了北平通往石景山的田村车站。正通过铁路，一列军用列车亮着灯，飞奔而来。战士们立即就地隐蔽起来，列车刚开进车站停下，战士们蜂拥而上，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敌人说：“到站啦，下车吧！”敌人糊里糊涂就当了俘虏。缴械后，把人枪分开，关进车站的房子里，然后直插丰台。

天气突然变了，乌云密布，眼前一片漆黑。部队在向导老乡的引导下，仍然快步前进。前卫营营长邢嘉盛和第7连连长魏同东，带领着一个尖刀班走在最前面。他们刚过城郊的一个十字路口，迎面驶来两辆大卡车，战士们用机枪一顿猛扫，一辆撞在电线杆上，一辆翻到路边的沟里，人车俱毁。

此时，整个前卫营全赶到了，正准备继续前进，西南面又传来隆隆马达声。瞬息间，一辆装甲车开过来了。战士们一阵猛打，它还是不停地前进。第7连第4班班长孙宝义飞步窜上去，把手榴弹和爆破筒塞到车底下，只见红光一闪，装甲车随着一声巨响，猛地跳动了一下，正好和被打坏的两辆汽车摆成一条线，把街口堵得严严的。这当儿，后面又出现了一长串装甲车和坦克，开到这十字路口，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急得直打转。战士们趁此机会来了个大包围，有的用枪打穿了装甲车的轮胎，有的把手榴弹、爆破筒塞进坦克的肚子里，还有的爬上车命令敌人投降，吓得敌人一个跟一个爬了出来。[2]

我军继续向丰台前进，天刚蒙蒙亮，就占领了丰台北面的岳各庄。这时，丰台北面大井的高地上，发出密集的枪声，封锁着我军前进的道路。正当难以判断敌人的兵力和企图的时候，捉来一个俘虏。这个家伙是敌第101军的一个营长，以为是自己人闹了误会，特地来“自投罗网”的。从他嘴里得知第101军只有一个多旅驻在丰台北面和镇里，主力都在西面和南面，虽正在靠拢，但却没有发觉我军的行动。师指挥所当即命令，第39团和第37团从北面猛攻丰台。在炮火的掩护下，第37团首先攻占兽医院，第39团接着占领了火车站。

抢占丰台后，这仅仅是战斗的开始，敌人一定会拼命争夺的。此时，我军赶到丰台的除第13师的三个团外，只有第15师、独立第9师各一个团。这就是说，我军要用现有的少数兵力，守住丰台，阻挡大量敌人的猛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这时发来特急电报，表扬第13师比预计的时间早一天一夜抢占了丰台，并指示要作好充分准备，只要能奋战一天，主力即可赶到。战士们听说首长来电表扬，情绪异常高涨。大家不顾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积极抢修工事，并从仓库里搬来缴获的武器弹药装备了自己。他们说：“我们既能抢占丰台，就能守住，不怕死的就来碰碰看！”

12月14日早晨，傅作义刚刚起床，负责协调作战的副参谋长梁述哉和作战科长雷立法，就向他汇报了丰台失守的情况。雷立法说：“昨天夜里，共军东北五纵，由西郊机场、田村、五棵松一线直插丰台。今日凌晨，在丰台以北的小井、周庄一带发生一些战斗。共军利用夜暗，悄悄潜入丰台。清晨，国军有的还在睡觉，有的虽然已经起床，但还正在出操，糊里糊涂就当了共军的俘虏。现在丰台以东的财神庙、莲花池、跑马场一带，双方正在交战。但是，由于丰台的失守，住丰台部队的仓皇撤退，这里的战斗也很难得手，坚持不了多久就会败下阵来……驻守丰台的第101军三个师的建制还在，由于他们撤得快，伤亡也不算大。惟独华北联勤直属的看守仓库的部队，损失严重，多数当了共军的俘虏。”

傅作义一听，立即蔫了下来。他重新拣起“能战才能言和”的信条，并且决心要奉行这一原则。在傅作义看来，不能打仗，一打就败的部队，与对方战罢言和，不是真正的言和，只不过是投降的代名词。他认为在我军围城的过程中，有些战略地位重要的据点，绝不能轻易放弃。通过这些据点的武力交接和非战略地点的主动撤离，要使我军知道：他傅作义不是一打就败的草包。现在之所以出现大兵压境、兵临城下的军事态势，除了我军的战略眼光、实力强大、作战勇敢外，还有他有意摆成这种态势的因素，以便在谈判桌上争取主动。可是，丰台这一战略要地被我军轻易夺走，打破了他“能战才能言和”的设想，这就刺激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

傅作义控制着自己十分恼怒的情绪，边踱步边对梁述哉和雷立法说：“既然李士林（第101军军长）的三个师还在，并无大的伤亡，就以他的军为基础，再抽调三至四个师，趁共军立足未稳，一定要把丰台夺回来！没有了丰台，不仅切断了北平与外界的陆上联系，单说丢失丰台储存的军用物资，我们今后也无法维持了。”

在傅作义“一定要把丰台夺回来”的指令下，华北“剿总”纠集了7个师的兵力，于12月15日分别由复兴门、西直门、广安门出城，向丰台地区的解放军展开反扑。凌晨3时，以一列装甲车为前导的敌人大批反扑部队，开始了对我军阵地的进攻。一霎时，丰台镇里镇外到处响起枪声。敌装甲列车一直冲到我第13师第39团指挥所的门前，扼守着火车站的我三个营被分割成三段。第39团的战士们被敌分割后，各自坚守自己的阵地，与敌反复拼杀。战士们趁着夜色掩护，预备队从敌人侧后楔进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天亮了，敌人又组织第二次进攻。整师整团的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又冲向我军阵地。同洼埠阵地首先被两连敌人突入，坚守在这里的我第1连反复冲杀四次，最后只剩下二十多个人仍在坚守着阵地。

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反扑，这一次反扑，敌人竟集中了六个师的兵力，上百门榴弹炮，不惜大量伤亡，从各个地段上以优势兵力突进我军阵地，战斗延伸到指挥所附近。参谋和警卫员编成战斗小组与敌拼杀。在这紧急关头，我第十一纵队的先头师师长欧致富听到丰台激烈的枪炮声，立即带着身边的一个团，赶来参加战斗；华北的部队也主动找到第339团，协同他们防守火车站。以后，我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上来。[3]

7时许，敌第101军的三个师，在炮兵的掩护与坦克的引导下，又向我军把守的财神庙、跑马场阵地发起猛攻。我军采用近战歼敌的打法，把反扑的敌军放到离阵地前300米以内，然后火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一起开火，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激战三个多小时后，敌军损失近千人，第一次反扑失败。

另一路反扑的敌人由第94军第5师、第13军第89师、第92军第56师与第142师，在百余门榴弹炮的支援下，以两列装甲车为先导，沿铁路及其两侧，向纪家庄、沙帽园、孟咸、同洼埠、观音堂等解放军阵地发起攻击。我军在“守住丰台，寸土必争，坚决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等口号的鼓舞下，击退了敌人的七次进攻后，战斗暂告一个段落。

16日，反扑的敌军不甘心15日的失败，又卷土重来，组织更大规模、更为激烈的反扑。

南面的敌第94军的两个师，在十多门榴弹炮的支援下，沿于家胡同、老河、王爷坟向我军坚守的观音堂、纪家庄一带进攻；敌第92军第142师在装甲列车的引导下，沿铁路及其以北，向解放军同洼埠、孟咸、沙帽园一带进攻。每次发起攻击前，都要先火力袭击二十多分钟，比15日的火力更猛，打得解放军阵地和整个丰台镇火光四起，浓烟冲天。接着就是成连成营的密集队形的冲击，大有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架势。

我军战士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所吓倒，在炮火的支援下，沉着应战，继续发扬近战歼敌的大无畏精神，把敌人放到阵地前沿再打，用炸药包、火箭筒拦头爆破的方法，将装甲车炸毁，并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

敌第101军又两个师的兵力，在十多辆坦克和装甲汽车的掩护下，向我军的水口子、莲花池、跑马场、财神庙等阵地进攻，企图配合第94、第92军夺回丰台。我军水口子阵地一度被反扑的敌人占领。我军组织了各反坦克小组，在火力掩护下，炸毁敌坦克、装甲车多辆，步兵随之实施了阵中和阵前反击，击溃了敌人，夺回了阵地。

华北“剿总”组织的两天反扑，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相反又大大损伤了兵力。我军共歼敌4 000余人，自己伤亡1 700多人。

傅作义不仅没有夺回丰台这一战略要地，而且在这段时间内，我军还迅速地占领了北平周围的南口、沙河、颐和园、海淀、石景山、宛平，以及通县、马驹桥、采育镇、廊坊、黄村等。连连失守的消息，又把傅作义驾驶的这艘华北“剿总”破船，推向了风口浪尖上。

四处求援的电话、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李世杰、梁述哉每接一处报告，都一字不漏地传达给傅作义，要傅亲自作出答复和处置。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傅作义，这时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叫来了华北“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世杰，说：“我们分析一下近半个月来的华北形势，然后确定一条处置战事的原则。你们今后按照原则去办，不要什么事都来找我。”

回顾最近以来的作战，傅作义实在是沉不住气了。

傅作义说：“11月29日，杨成武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攻万全、夺怀安、占领柴沟堡，大有夺取张家口之势。我当时判断：这是华北共军的一次局部行动，没有意识到这是华北决战开始。派第35军去张家口救援，未能从全局考虑。”

李世杰接着说：“是的。派第35军援救张家口，是一着错棋。这可能是毛泽东出兵西线的根本目的。如此一来，我们的嫡系三个军的兵力都用在了平张线上。当我们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平张线的时候，正好掩护东北共军80万人马分路秘密潜入关内作战。”

傅作义这时不得不承认：“第35军去张家口，不是一着之错，而是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境地的一着带有全局性的坏棋。”

沉思了一下后，傅作义又说：“密云一告失手，我又错误判断，东北共军与华北共军企图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遂又调第35军回返北平。这个不听话的郭景云，认为他来往于平张之间，历来如行平坦大道，从不把华北共军放在眼里，结果被围困在新保安。”

李世杰说：“接着，我们派第104军、第16军向西接应，不仅没有接出第35军，而且这两个军的大部也被东北共军给吃掉了。”

傅作义接着说：“我们的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下决心带着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退守江南。即使到了江南，我们成了没有自己部队的光杆司令，还有什么戏唱？这就是共军的抓住傅系，拖住蒋系，然后等东北共军入关，再分割包围，各个消灭的计谋啊！”

李世杰说：“东北共军入关以后，日夜兼程，风雪无阻，分别向北平、天津进军。现今丰台、廊坊一失，就把平津之间陆上的交通切断了。并且，我们储存在丰台的军用物资，也全部落入共军之手。我们想守，又用什么守呢？这真是，走不能走，守不能守，哪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傅作义叹了一口气说：“走不成，战也不成，那我们就和共军言和。不过，此事与你无关，你还是随时准备要打。”

李世杰忧虑地说：“眼下，东北与华北共军已经会合，用不了几天，我们所辖的几十万军队，就会被共军切割成一块一块，分别包围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天津、塘沽以及北平这几个军事孤岛上。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傅作义思考片刻，说：“现在我们要重点加强北平、津塘地区的防守。北平防区由第4兵团司令李文为司令；津塘防区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任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

此时，傅作义在北平城内的兵力部署情况大致如下：以鼓楼、天安门为轴线，以东为石觉的第9兵团及其所指挥各部，以西为李文的第4兵团，第35军的暂编第17师、骑兵第4师与一个补训师，还有警卫团为总预备队，并兼负保卫华北“剿总”之责。德胜门一带为赵树桥师，西直门、复兴门至广安门一带为第101军和孙英年、刘坚一等师，安定门外黄寺一带为青年第5军，新编骑兵第4师在永定门先农坛设防。城防及城内治安由郭宗汾（“华北剿总”副司令）为首以及李文、石觉、李世杰、梁述哉、楚溪春（河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等人负责。

从这里可以看出，驻守北平的大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且大多或被我击溃过，或被我重创过，或被我歼灭过，元气大伤的部队。

面对重重的包围，傅作义的内心更是矛盾重重，思虑万千，整天在办公室内独自踱来踱去，时而以手击额，时而仰天长叹。

[1]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2]　《星火燎原》（选编之十）。

[3]　《星火燎原》（选编之十）。

第25章　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双管齐下——争取傅作义走和谈之路——第一次试探——秘商“战”与“和”——刘厚同与傅作义——傅冬菊突然而至——致电毛泽东——举棋不定的痛苦——思想有了转变——策反傅作义的部属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调兵包围北平，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放北平的同时，又力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以保全北平，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利于来日在北平建都。于是，北平地下党在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武力解决北平的工作的同时，又在努力争取傅作义接受我党的和平谈判。

北平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早在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市委下设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平民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党的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撤销了北平市委，五个委员会全部改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直接领导，城工部设在河北沧县泊镇，对外挂的牌子是永茂公司，刘仁为城工部部长。北平地下党在城工部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发展了大批的地下党员。

我们党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早在1948年春就在中共中央和聂荣臻的领导下着手进行了，它的直接组织者和指挥者就是城工部。战斗在第一线的是北平地下党，主要是学生工作委员会。这就是我华北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随着我军兵临北平城下，张家口、新保安的相继丢失，傅作义内心矛盾重重。他想战，但他又感到取胜的希望已很渺茫；他想和，但他又不甘心这种结局；他想逃，但西去的道路已被切断。这重重的矛盾搅得他坐立不安，他在寻找一条出路。

事实上，傅作义的这种矛盾心理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正是根据傅作义的这种矛盾心理，我们党认为有把傅作义争取过来的可能。因此，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要大胆利用能对傅作义开展工作的各种关系，尤其要通过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以争取傅作义走和谈的道路。

第一个向傅作义试探和平解放北平的人是杜任之。

那是在1948年9月下旬的一天，在华北“剿总”傅作义的办公室里，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正在与傅作义交谈。

这个人就是杜任之。他和傅作义是同乡，关系可不一般。

1933年，杜任之从德国留学回国，任太原绥靖公署秘书、山西大学讲师。1934年春，傅作义到太原办事，杜任之以公开身份与同乡关系和傅作义见了面，并畅谈了国内外形势，使傅作义很感兴趣。此后，傅作义每次到太原，都主动找杜任之谈话。当年，杜任之与周北峰在太原组织“中外语文学会”，介绍国际左派报刊上的政治、经济、军事论著，聘请傅作义担任名誉副会长。不久，杜任之和周北峰又推荐他们的学生、傅作义的同乡阎又文给傅作义当了文书。

1936年冬，傅作义领导的绥东抗日连战皆捷，杜任之在太原发起支援抗日捐献运动，曾寄捐款2万元。接着，杜任之组织文工团，亲自率领赴绥东前线作慰问演出，与傅作义合影留念。1937年“七七”事变后，杜任之写信召回在日本学医的胞弟杜敬之，介绍他到傅作义那里工作。太原沦陷后，杜任之在临汾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说他要打回绥远去，要杜任之向他介绍政工人员。杜任之先后介绍了十多名“抗大”学生、“民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到傅作义那儿做政工和文教工作。1946年傅作义侵占张家口后，曾通电全国，说什么如共产党能胜利，我傅某甘愿为其执鞭。杜任之得知后，立即写信给阎又文并转告傅作义：“该电措词狂妄，执鞭之说可能实现，且看战局的演变吧。”那时，傅作义自然是不予理睬的。

1948年7月，杜任之在山西大学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因在太原有被阎锡山逮捕的危险，特借故从太原飞抵北平。

杜任之到北平后，住在胞弟杜敬之家中。杜敬之当时在傅作义部任卫生处处长、惠民医院院长兼傅作义的保健医生。杜任之让杜敬之和当时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兼政工处副处长的阎又文一同去找傅作义，约定了与傅作义见面的时间。

老朋友见面后，杜任之直接告诉傅作义：“我是因有共党嫌疑在太原有被捕危险才来北平的，你这里能不能让我安全地住下去？要能，我就留下；如不能，我就走。”

傅作义说：“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阎锡山不能加害你。再说，像你们做大学教授的，就是‘国统’要抓，也得先同我打招呼。你住杜敬之家很安全。”接着，傅作义以困惑的神情说：“我现在是一只倾斜的船，随时都可能葬身汪洋。近些日子我为北平城里发生的事很苦恼，学生游行、示威，与军警冲突，有的受了伤，社会舆论攻击我，你看有什么办法？”

杜任之说：“学生请愿，可以同学生领导人洽谈，在可能情况下，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还可以召开大学教授座谈会，疏通情况和思想，也是个办法。”

杜任之在北平安顿下来后，很快被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聘为该院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接着，他又通过吴晗与北平地下党学生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崔月犁取得联系。崔月犁代表地下党组织对杜任之说：“你与傅作义将军有几十年的交往，希望你在北平秘密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

崔月犁向杜任之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策反傅作义的精神。崔月犁说：“傅将军过去在抗日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受到中国人民和我党的肯定和赞扬。1933年初，日军继侵吞我东北三省后，又进犯我长城各口。傅将军率部驰平郊，在怀柔、顺义间的牛栏山一带与敌激战两昼夜，使敌不能得逞。1936年，傅将军不顾蒋介石‘不抵抗’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毅然进行‘绥远抗战’，取得驰名中外的百灵庙大捷。为此，毛泽东从山城堡向傅将军发出贺电。‘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后，傅将军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各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守城。这一时期，与我八路军并肩作战，携手抗日，不愧为抗日将领称号。由于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排斥异己，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的今天，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但是，近两年来，他追随蒋介石戡乱反共，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会轻易转向人民。因此，又必须立足于打，在打中争取和。”

今天，杜任之就是根据北平地下党的指示，来与傅作义谈形势，策动他走和平道路的。杜任之说：“人民解放军打下济南以后，已经全面开始夺取城市的阶段。济南的解放，吴化文与解放军的合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宜生兄，你对战争发展前途如何看法？”

傅作义说：“共军智勇双全，用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在山东战场取得很大胜利。的确，吴化文的投降，在济南战役中是起了作用的，那是共产党对吴化文做了策反工作的结果。但济南一城一地的得失，还不能决定战局。”

傅作义是一只倾斜的船，船在倾斜，倾向何方？当时还看不清楚，杜任之只是觉得双方对战争发展形势的看法差距很大，没有办法提出让傅作义与中共和谈的问题，看来时机还不成熟，只得终止了这次谈话。当杜任之告别时，傅作义送他到门口，杜任之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请留步，秋后再见。”[1]

在这之后，傅作义仍令参谋长李世杰策划华北作战方案，作最后的挣扎。但是，傅作义在私下经常和他的亲信谈论是“战”还是“和”的问题。

在徐州会战以前，傅作义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华北“剿总”副参谋长梁述哉随往。会后回到北平，傅作义说：“国防部提出的意见与我们的计划差不多，也没作决定，再没谈别的问题。”李世杰向梁述哉询问情况，梁述哉说他只参加了一次国防部的汇报会，汇报中最突出的事，就是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对准备徐州会战的兵团集中配置提出深刻的批评，最后结论是，如果这一集中配置得不到适时的修正，恐怕徐州会战是最后的一次了，如再有一次会战那将是南京附近的会战了。主持汇报的何应钦，问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些提出修正案呢？”刘斐说：“谁听我们的话！”何应钦又说：“不管他们听不听，该讲的你们还是要讲，这是责任问题。”许朗轩说：“讲过多少次了，没人理。”

李世杰问梁述哉：“现在江南有多少军队？台湾训练的新军有多少？”梁述哉回答说：“据会议与同学们闲谈，现时江南只有五六十万人，分布在各省，大部分是新成立的部队，在台湾只训练成一个军。”此时，国民党中央的指挥机构已濒临瓦解，军队实际上已无作战力量。东北兵团已失败，如徐蚌兵团、华北兵团再失败，江南即再无力组织会战。[2]

在锦州会战之前，蒋介石带着许多中央军事要员亲临沈阳视察。1948年9月30日又飞抵北平，指挥东北援锦兵团和华北援锦兵团的作战，傅作义每天在蒋介石那里研究增援锦州的问题。布置就绪以后，又到葫芦岛视察。蒋介石由葫芦岛返回北平后，曾在华北“剿总”召集了驻北平师长以上的官员作了一次讲话，首先对东北高级将领作了一些批评，然后对傅作义表扬了一番，说：“华北形势决然不同于东北，傅作义总司令指挥有方，屡建战功，不愧为‘华北长城’。”接着，蒋介石讲了一些打气的话。他说：

当年，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发北伐时，兵力很少，武器很坏，对优势装备的军阀部队作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完成了北伐大业。为纪念在北伐中平定了全国政局，我们把北京改为北平。现在对共军作战，虽然各部分有不少挫折，这只是说明各部队指挥官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目前我们的全部兵力比共产党的军队还是优势，武器装备更处绝对优势，只要大家努力作战，同心同德，胜利是不成问题的。现在，美国决定以大力援我，已无问题。“戡乱必胜”的关键在于以美苏为主要对立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美苏必战，苏俄必败，美国必胜，美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各将领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要继承总理遗志，要为三民主义而奋斗而牺牲，不应有所顾虑。

蒋介石的这个训话本想鼓舞人心，结果却适得其反。第92军军长黄翔说：“我听了之后，并没有受到鼓舞，相反只是感到他好像是在哄小孩子。”[3]会后举行会餐时，每个人的神情没有一个流露出兴奋或愉快的情绪；相反，每个人都显得心情更加沉重。

傅作义听了蒋介石的这一番话后，心里也不平静。夜深人静之时，傅作义问李世杰对蒋介石的讲话怎样看？李世杰讲了自己的看法：

北伐时期由广州出发的部队是革命军，是新生的力量，而现在的国民党部队，是封建军阀的打手，是没落的力量，这是不可比拟的。如说革命军必胜，那就是说解放军必胜，而国民党军必败。况且蒋介石的党与政府都已成了革命的对象，怎么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情况呢？

就美国来说，美国势力到中国后，引起了各大城市许多工商业的倒闭，枪杀人民，强奸妇女，已激起社会上的普遍愤恨；不要说它是欺骗性的援助，即使是诚心诚意地派上几十万兵来援助，时间上也来不及。再说，外国兵到了中国“又瞎又聋”，怎么能打仗呢？至于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事情并不那么容易。纵然很快爆发，蒋介石和他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处的地位怎样，尚且于胜利之后，搞得众叛亲离，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把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扶起来吗？稍微明白一些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望梅止渴”，实际上得了梅也止不了渴。

蒋介石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准备实行三民主义，相反地都是违反三民主义的。政治上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经济上是行将崩溃，民不聊生。到了这样危急存亡的时候，又拿三民主义当符号用，那有什么效果呢？[4]

傅作义静静地听着他的部下在说，没有插一句话，听完后也没有表示可否。傅作义是一个性格内向、对上级向来不乱议论的人。现在，他既然问李世杰的意见，就是说明他也有意见；他既不反对李世杰的意见，就是默认其意见是对的。实际上，傅作义此时看到蒋介石日暮途穷，已开始与其亲信酝酿罢战议和的问题了。但是，此时，他还在犹豫，还在观望。

10月25日夜12时许，傅作义又把他的贴身卫士、勤务一一借故支开。他对其勤务兵说：“你倒好一杯茶，就去叫王克俊来，然后就没有你的事了，不必在屋内候命。”王克俊知道有要事，急忙来到傅作义的住处。

王克俊是傅作义的同乡、心腹，山西第一师范毕业，1932年投奔到傅作义的手下。开始任译电员、绥远丰镇五区区长，后继任译电室主任、译电处处长、政工处长、副秘书长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王克俊通过电波的传向和时间，推断对方电台位置，破译对方电台密码，为傅作义截取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使傅作义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因此，傅作义对王克俊十分器重，加之王克俊办事机智、干练，慢慢地就成为傅作义身边的一位重要的智囊人物。

傅作义让王克俊坐了下来，说，咱们谈谈。王克俊问谈什么，傅作义却反问道：“你说要谈什么呢？”王克俊想了想，便说：“是否要谈自张家口以来，咱们屡次谈及但没有谈透，而今需要作出决定的一件事情？”傅作义点点头说：“对。现在左右没有别人，你有什么看法都可以直说。”

原来，自张家口失守后，王克俊已同傅作义多次商谈过战还是和的问题。那时，傅作义对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还不愿意。今天，傅作义又要谈这个问题，王克俊说：“还是先谈谈你的想法吧。”

傅作义想了一想说，现在，南京政府已腐败透顶，蒋介石为人奸诈，排斥异己，独裁专横，许多很有才干的进步人士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接着，傅作义又对战争的前途，人心向背以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之不同等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话中，傅作义还谈到1945年蒋介石要缩编他的部队，而近来又慷慨予以扩编；蒋介石一再要傅作义以福建为安置干部家属的后方基地，还封官许愿；又从蒋介石对待张学良和卫立煌的毒辣，说到必须走自己的路，等等。谈话自然集中在一个老问题上：“我们的前途何在？究竟谁是真正能使中国独立统一复兴的人？”

既然傅作义和盘道出了自己的想法，王克俊心中也没有什么顾虑了。他说：“从目前局势发展来看，‘戡乱’是无前途的，是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的。现在，人心都倒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再打下去将以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而告终。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毛泽东才是国家民族勃兴希望之所在。眼下必须当机立断，脱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回到人民的道路上去才是惟一的出路。”

傅作义问王克俊：“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沉思了片刻，傅作义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戡乱、剿共’的话，而今天要秘密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王克俊说：“我虽是个军内文人，但还深知‘士为知己者死’。我王克俊有一颗头，绝不畏艰难险阻，定要不辱使命地去完成此事。”

傅作义再三嘱咐说：“与中共准备和谈之事，联络、送人、接人，我都托给你了。你的行动一定要保密，万不可走漏一点风声。”王克俊回答：“我相信，无论是军统中统或其他反对此事的人，不会有愿舍其命而为蒋介石效力的。只要无私，就可以无畏。我会相机行事的，请总司令放心。”[5]

最后，傅作义又问王克俊：“刘厚同从天津来了，你跟他谈没有？”傅作义授意王克俊与刘厚同深谈一次。

刘厚同已年近七旬，山西虞乡县人。他幼时就喜读诗书，知识渊博，头脑清楚，很开朗健谈，是个有才学的文人。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进步思想，是傅作义十分敬重的老师和多年的契友。他曾担任过甘肃省陆军部长兼总招讨使，后返回故里任山西学生军总教练、军士学校校长，又当过北洋政府京畿卫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抗战期间，他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指出“攘外才能安内”。傅作义与刘厚同在政治上关系很深，又有师生关系，每当关键时刻，他总能给傅作义出谋划策。傅作义以前在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与刘厚同过从甚密。日军入侵华北后，傅作义给刘厚同专门留下一部电台及一些人员。在以后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等时期，刘厚同常用这部电台向傅作义提供日、伪军情或提出参谋意见。现在，刘厚同仍然是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头衔是华北“剿总”中将总参议。

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这一次刘厚同特地从天津来到了北平。

刘厚同一到北平，傅作义当做上宾迎进了他的联谊处，和他的胞兄傅作仁一处下榻。

在这段时间里，崔月犁多次同刘厚同接触。北平地下党正是通过刘厚同，对傅作义做了许多工作。

王克俊和傅作义密谈后第二天，便来到了联谊处与刘厚同商谈。

刘厚同与王克俊的意见没有原则分歧，但在具体做法上未获一致。刘厚同主张发一个和平通电，停止内战就行了。王克俊说这是辛亥革命时代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比以前要复杂得多。这样做不可能达到使北平千年文物古迹不受毁坏，人民生命财产不致涂炭的目的，甚至连傅作义的生命安全也难保障。

王克俊对刘厚同说：在发通电令前，先给毛泽东发个电报，请中共方面派人来谈判，以试探一下中共对和谈的态度，你看如何？

刘厚同想了一下，缓慢地低声说：给毛先生发个求和电报，表明宜生（傅作义）的态度，并让毛先生派人来谈判，这倒是一个好办法。通过共产党领导稳住共军，特别是稳住东北共军，我们就可以赢得时间，从容不迫地使华北问题，通过和平谈判得到解决。

于是，他们商讨了电文的内容，由王克俊草拟了电文。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中共派南汉宸来谈判，并报告了傅作义在北平能控制的陆、空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幻想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做法，已经认识到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6]

王克俊把拟好的电文，交给了傅作义。

11月17日清晨，一夜都没能睡好的傅作义，强打精神，拖着沉重的步子，正在室内踱步。按照他平常的习惯，起床后，他要到室外活动。最近一个时期，他的心情不好，也就懒得出去了，只是在室内独自活动活动。今天早晨，他又没有出去，是想等大女儿来给他送药时，找她谈一件要事。

傅作义的大女儿叫傅冬菊，长得文文静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就读，表现进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大公报》社当记者，表现一直很好，后来，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中共地下党的一些宣传品，常常由她拿到北平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印刷厂印刷。有关负责人印也不是，不印也不是。印吧，怕傅作义怪罪吃不消；不印吧，又怕傅大小姐到总司令那里告状也同样吃不消。所以，傅冬菊每次都能如愿以偿。

有一天，北平地下党组织联系人佘涤清对傅冬菊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傅冬菊从天津调到了北平，名义上是照顾傅作义的身体，实际上是要利用父女关系来做傅作义的工作，掌握傅作义的情况，并将她所能了解的情况，隔一天向崔月犁汇报一次。对于这一切，傅作义当然是不知道的。

但是，当女儿突然来到自己身边时，傅作义还是有些惊疑。

当傅冬菊向傅作义转达我们党的意图时，傅作义害怕是“军统”特务通过她的女儿套他上钩，就问他女儿：

“他们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冬菊毫不含糊地说。

“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作义又问。

“是毛泽东派我来的。”傅冬菊回答道。

“派你来干什么？”

“劝您停止抵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还比我小四岁，叫我向他们投降？”[7]

这是父女俩第一次单刀直入的谈话。后来，傅冬菊便和父亲一起住在中南海。傅作义不在家里，傅冬菊一进家门，就感到空荡荡的一阵寂寞；而当傅冬菊不在家里时，傅作义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她以特殊的父女之情，使傅作义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缠绕中，获得很多安慰，排解不少忧虑。她经常走到父亲的桌前，把几份解放区刚刚出版的报刊和小册子放在桌子中间醒目的地方，以起到调剂父亲“口味”的作用。傅作义的神态、言谈、情绪变化，傅冬菊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清楚，及时准确地报告北平地下党组织，每天再通过地下电台，转告平津前线指挥部。这为人民解放军作出正确的判断，适时制定正确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开门的声音，把傅作义从梦境般的昏昏迷迷的回想中拉了回来。进来的不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而是勤务兵，给他送来了洗脸水。傅作义洗漱完毕，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王克俊和刘厚同一起商讨后起草的电文，又认真地看了几遍。

“爸爸！”女儿傅冬菊来了。傅作义抬起了头。傅冬菊看到父亲一脸倦态，以关切地口气问：“爸爸，昨晚又没有睡好觉吧？”

傅作义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脸色变得严肃了起来，说：“我问你一件事，通过你最近以来的接触和观察，你的那位同学究竟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有没有值得你生疑的地方？”

“没有啊！”傅冬菊说，“爸爸，上次不是对你讲过了吗？”

傅作义站起身来，来到了女儿的面前，十分郑重地说：“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不能通过你的那位同学办一办？”傅作义说后，两眼直盯着傅冬菊，等待着她的回答。

傅冬菊连忙说：“行，当然行！我与他都能做到守口如瓶，请爸爸放心好了。”

傅作义与女儿并排坐在沙发上，说：“我想让你的那位同学，替我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

就这样，傅作义准备议和的电报发了出去。

但是，傅作义这时还是处于是战还是和的矛盾之中，他在彷徨，在观望。大半辈子从事军事的傅作义，眼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部队不断受到损失，心情很沉重，他实在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当跟傅作义多年的总参议张濯清来安慰他时，傅作义若有所思地说：“军队的被消灭，我和你们同感沉重。但从全局看，向未来看，这未始不是一种战场上的移交。车到山前必有路，也未始不是我们新的政治生活的开始。”他转而安慰起其部属来了。

这一个时期，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整天走来走去，见了人也似乎没有看见的样子。他时常向李世杰提出问题，当李世杰答复时他并不认真地听，不久又来问。他所提的问题，有时是新的，但大半是把谈过的问题又提出来，一个问题三番五次地提出来。他所提出的问题不外是：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李世杰当时能答复的就答复了，当时不能答复的就说考虑考虑后再答复。对以上三个问题，李世杰的答复大意是：一、和谈是革命，绝不等于投降；二、我们应当讲革命道德，不应当讲封建道德，况且汤放桀，武王伐纣，自古即称道之，不认为有伤道德；三、历史有应当保留的，也有不应当保留的，不应保留的，用不着可惜。[8]

也就在这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了《约法八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以及对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供职人员提出警告和劝告。同时，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发动与组织下，北平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和平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各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千所的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的生灵涂炭”的呼声更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凛冽寒风中上街游行高呼“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等口号，要求国民党军顺从民意，实现和平。

在北平地下党的多次工作下，傅作义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同意与我们党和平谈判。

北平地下党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的同时，又对傅作义的下属部队开展了工作。

在傅作义华北“剿总”直属部队中，有个铁甲车总队，下属1、2、4三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于维哲，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八期，1935年任东北军何柱国的第57军第109师通信连连长。直罗镇战役被红军俘虏，送到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学习。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被派回东北军进行秘密工作。后来同我们党失去了联系，平津战役期间，到处寻找党的关系，经过许多周折辗转找到了学委会的魏焉。于是，崔月犁就让一位姓王的北平地下党员和魏焉一起出面，跟于维哲联系。他们商谈的结果是，一旦我军攻城，铁甲车第1大队就从前门攻向永定门，接应我军进城；同时，以火力封锁东单的临时机场，防止达官贵人们逃走。于维哲还答应联系第4大队及第2大队各一个中队，一起参加起义。此外，还谈好把北平地下党员马骥安插在铁甲车第1大队工作，以便联络。

不久，崔月犁又给这位姓王的地下党员一项任务，要他去接触一位国民党军的师长。这位师长的亲戚是一位中校军需官，这位军需官的侄子是清华大学学生、民主青年同盟盟员。王的工作首先是从这位民主青年同盟盟员做起的，最后，又由军需官出面，要求见地下党的负责人。军需官约好王在王府井一家广东饭馆会面。两人相见，几句客套话说过，军需官就提出：

“我们师长委托我和地下党联系，如果起义，能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能！”王果断地回答。

“愿意见见我们的师长吗？”

“当然可以。”

军需官打了个电话，那位师长便派车将他们俩接到了沙滩附近师长的公馆。

“你打算怎么办？”这一次是王开门见山地问师长。

“我是蒋先生的学生，不能对不起他；但我也不想抵抗。你们能保证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吗？”

王郑重表示：“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只要投诚起义，可以保证生命财产的安全。”

最后议定，我军发起总攻时，他把全师军官召集到一起开会，使我军和平通过他的防区进入北平城。

北平市企业公司经理冯杰宸，跟刘厚同及傅作义的一些高级将领是同乡，又是知己之交。杜任之来北平后，冯杰宸与杜任之在刘厚同的住处相遇，二人政治见解颇为一致，一见如故。以后，冯杰宸便直接协助杜任之通过刘厚同做傅作义的工作。有一天，杜任之对冯杰宸说，是和是战是逃，傅作义还举棋不定，我们得有所准备。接着便问冯杰宸，能不能冒险同丁宗宪联系一下？

丁宗宪何许人也？他是傅作义于新保安战斗后新编成的第35军副军长，是冯杰宸的好朋友，当时率部防守北平的德胜门和西直门。对于和平解放北平，丁宗宪是赞同的。于是，冯杰宸特地邀请丁宗宪在前门外山东饭庄吃饭，并由杜任之领导下的北平地下工作人员吴晨、刘学周二人作陪。吃饭中，四人还当场结拜为兄弟。经过做工作，丁宗宪答应，如果和谈不成，丁宗宪就率部起义，打开城门迎接我军进入北平城。

在国民党军第92军军部里，有一位人称“光拿饷不干事”的军官，名叫李介人，他原来任第92军军长，现在，他虽然没有具体职务，但由于他是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的外甥，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他。有一天，李介人突然通知第92军第21师师长张伯权，说韩子立的一位好朋友，邀请张伯权到前园恩寺侯镜如家里见面。外人对于这里面的真相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张伯权心里明白得很。原来，张伯权和侯镜如是连襟，他不仅知道李介人是中共北平地下党员，而且知道前些时间，安子文曾给侯镜如写过一封信，送信的人就是韩子立。因而，张伯权按时来到了侯镜如的家里，见到的正是我们党的一位地下党员卞立中。卞立中首先向他分析了战局，然后指明了国民党军的出路，张伯权决定举行起义。随后，李介人又偕同张伯权来到了王府井梯子胡同第92军军长黄翔的家中。

“现在北平已经被围，形势这样危急，军长有什么打算？”李介人首先问道。

“除了当俘虏或者战死以外，还能有什么打算？”黄翔接着反问了一句，“你们有什么打算？”

这时，李介人说明了来意，黄翔表示同意。因为黄翔知道李介人、张伯权同侯镜如的关系；而黄翔得以接任第92军军长之职正是侯镜如力举的结果，侯镜如对黄翔有知遇之恩，更不用说黄翔对国共两党战争的结局早有看法了。

为了能控制这支部队，北平地下党又派卞立中来到张伯权的第21师司令部任参谋，黄翔、张伯权派自己的心腹、主任参谋宋铨夏，同卞立中一起，以侦察敌情为名，通过警戒线，去马驹桥，与我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地下党的努力下，傅作义的思想有了转变，对傅作义的下属部队又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要争取北平的和平解放，路还很长。

[1]　文剑等著：《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第1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5]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专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8]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载《回忆傅作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第26章　天津激战

该围歼平津塘之敌了——林彪提出先打天津——放弃攻打塘沽计划——“大天津堡垒化”的防御——我军集中22个师攻天津——林彪致函陈长捷劝降——刘亚楼接见出城谈判代表——天津外围战——发起总攻——天津解放——塘沽五万余敌从海上逃走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迅速歼灭，傅作义在华北的嫡系主力丧失殆尽。至此，平绥线全部为我军控制，从而完全切断了傅作义西逃之路。这时，中央军委决定华北第2、第3兵团继续西进，解放绥远，东北先遣兵团第四纵队归还东北野战军建制。

这一情况表明，平张线上的新保安、张家口之战全歼傅作义嫡系主力后，平津战役的重心就转移至围歼平、津、塘地区蒋介石嫡系部队上来了。这一任务主要就由东北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来完成了。

围歼平、津、塘地区的蒋系国民党军队，又应该从哪儿先打起呢？按照中央军委提出的“先取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计划，“两头”的西头，是新保安、张家口，东头就是塘沽。中央军委的原定计划，是在西线华北第2、第3兵团攻击新保安、张家口后，东线东北野战军主力应“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算在望”[1]。这是因为，我军占领平绥全线后，虽然使傅作义集团西逃的希望变为泡影，但是，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却在增大。为此，中央军委曾多次要求东北野战军，务必刻不容缓地攻克塘沽、天津，切断敌人南逃之路，把北平变成一座四面无援的孤城。

塘沽，位于渤海湾海河入海口北侧，西距天津45公里，是华北地区重要港口。塘沽自明代以来就成为海防要塞，它不仅是控制天津的沿海前沿，也是北平的海上门户。解放战争时期，塘沽是华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重要出海通道和海上补给线，一直以重兵把守。傅作义为确保津塘，将天津、塘沽两区合为一个防守区——津塘防守区，以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任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兼任副司令。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为了加重侯镜如的责任，减轻陈长捷的负担，因为国民党驻津塘部队主力基本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央军，陈长捷是难以指挥的。

傅作义深知塘沽的重要，他命侯镜如指挥第87军及独立第95师、第318师、交警第3旅、保安第5团及津塘水上保安队等部，防守塘沽。另有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马纪壮率主力舰“重庆号”及其他舰船数十艘在渤海湾巡弋，支援陆军守备，并在必要时担负撤退运输任务。东北解放后，北平和天津的敌人都乱了套。北平的往天津跑，天津的往塘沽跑。很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偕带家眷都到塘沽等船南逃，码头上人流滚滚，拥挤不堪。

12月21日，东北野战军左路大军隔断了津塘联系，并从北、西、南三面形成对塘沽和大沽的包围态势。同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决心“先取塘沽，后攻天津”。随后又决定由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共十个师担负歼灭塘沽和大沽之敌。攻击时间预定在27日以后。

也就在这时，中央军委再一次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出：“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以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并强调“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对侯镜如进行劝降。[2]

接到中央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七、第九纵队积极进行攻击塘沽的准备，各纵、师领导人抓紧勘察地形，侦察敌情，拟定作战方案。

塘沽被围后，敌第87军军长段云及三个师长都建议侯镜如下令撤退。侯镜如决定以团为单位分配船只和渡口，预先将笨重物品和重要物资搬上舰船，并将其指挥所设在船上，随时准备在海军舰队掩护下撤逃。

经过我前线部队的实地侦察，塘沽附近的地形特点是，东南两面滨海，西面和北面直至海岸都是草地和积水的盐滩，冬季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的退路，又不便从正面展开兵力，同时，不能挖工事，大兵团作战比较困难。

邓华、吴富善等鉴于塘沽地形复杂和守敌有一攻即撤之势，于12月25日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建议推迟攻击塘沽时间。在目前的情况下，打塘沽不如打天津，对我们更有利。

战场的情况变化很快。正当东北野战军准备进攻塘沽之敌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平津两地之敌有突围逃跑的征候。

情况也正是如此。12月18日，蒋介石派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总统府参军罗泽凯、联勤总部参谋长吴光朝乘飞机到达天津。这三人都是当时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在陆军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且共事多年，于是，杜建时就把他们接到家中。这时，李及兰递给杜建时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写道要杜建时和李及兰等三人商量，将防守天津的部队集中到塘沽，从海上撤退，以加强华中的军事力量。李及兰见杜建时表示同意，就说：“给你一个军方名义把部队赶快带走。”当杜建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陈长捷、林伟俦、刘瀚云时，因林伟俦、刘瀚云是蒋系中央军，对固守天津早已失去了信心，都同意趁天津到塘沽口岸的公路、铁路、水路尚能通行时，立即行动。只是由于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嫡系将领，他不愿意撤才放弃这次突围之举。

林彪接到邓华、吴富善的电报后，又根据“平津之敌突围象征甚多”的情况，认为在我攻击塘沽时，平津守军有冒险向塘沽突围和增援企图。如我攻击塘沽不能迅速得手（很难做到这一点），我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林彪于12月26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推迟攻击塘沽的时间。

同日22时，中央军委复电林彪，同意推迟攻击塘沽的时间，指出：“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全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3]

为了防止平津之敌冒险突围，中央军委于12月26、27日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林彪迅即作出防止平津之敌突围的整个作战计划并电告中央军委。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一）应加强包围平津两敌的兵力，严防平津两敌突围逃跑。如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归建后仍兵力不足，则可调华北第3兵团甚至第2兵团参加平津作战。可令华北第3兵团在张家口休整待命，第2兵团或者停止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总之，“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的整个部署”。

（二）“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三）迅速指挥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在目前情况下，平津敌向西突围可能性不大。北平敌向天津集中然后会合天津、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因我有充分的力量位于平津、两沽之间，故必不会成功。我们认为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平津两处之敌则向南面突围会合于石家庄或德州，然后沿平汉路或津浦路南下可能性较大。由于永定河可能成为部署追击的障碍，而我们的南面又最空虚，敌向此方向突围的危险性就最大。同时，因杜聿明尚未歼灭，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不能部署堵击，此种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应速以必要兵力指挥卢沟桥、静海等处，并迅速在永定河上架设多座桥梁以利追歼逃敌。

（四）聂荣臻、薄一波应速部署华北军区部队和民兵，协同野战军主力歼灭平津突围之敌。周士第、陈漫远应即秘密准备在必要时，以一部指挥太原阵地，率华北第1兵团主力赶到石家庄地区堵击平津逃敌，以利东北野战军赶到后聚歼。[4]

中央军委的这一部署的重心是将打两沽之敌改为打平津突围之敌，将防敌从海上逃跑转为防敌从陆上南逃。

根据中央军委将重点放在打平津突围之敌的部署，因罗荣桓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林彪和刘亚楼开始调部队转围天津。

12月26日，林彪派刘亚楼亲自到塘沽前线，会同前线指挥员，再一次详细调查塘沽周围地形。他向林彪汇报说：“塘沽地形，北宁路与海河之间便于接近，但突破前沿后均系独立地物及建筑物，其坚固程度虽不大，但连续扩张困难。”其他方向均为一片平坦的盐田，无一村庄，无法通行，炮火亦无法封锁海口。刘亚楼估计：“攻占塘沽有把握，全歼两沽之敌则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歼敌一部，大部逃窜，结果得失不合算。”塘沽前线的指战员们也说：“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使不上劲。”

根据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和塘沽不利攻击的地形条件，林彪和刘亚楼果断决策：放弃攻击塘沽、大沽计划，先集中兵力夺取天津。12月29日11时，林彪、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

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亦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

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即批准这一建议，立即复电：“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5]

考虑平、津、塘三地之敌可能同时动作，林彪提议华北第2、第3兵团全部东调参加平津会战。12月27日，林彪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平津及两沽守敌共30个师，我军虽有胜利的充分把握，但难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故杨成武部，仍以开北平附近为好”。28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应有与平、津、塘敌三十个师同时作战的准备，要把它看作一仗，因敌很可能在我打一处时，其他两处同时动作，以孤注一掷之决心，以图侥幸之成功。为慎重起见，我两杨兵团皆开北平附近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即令我军在作战过程中有某些差误，亦能有余裕力量补救。”

当天20时，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并告杨罗耿、杨李：“同意林之提议，杨李全部，杨罗耿主力均调平津参加会战，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

在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林彪即令华北第3兵团于29日向北平前进，在孙河镇附近地区集结。华北第2兵团向北平前进，在沙河镇一带集结。华北两兵团由西进改为东进北平地区，使得绥远的一部分国民党军得以暂时喘息。

东北野战军决定要先打天津。那么，摆在林彪面前的天津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当时拥有200万人口，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地处水陆要冲，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明清两朝北平定为都城后，天津就有“京畿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天津东临大海，地势低洼，河流纵横，整个市区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海河、白河、北运河、南运河等切成许多片段，不利于大兵团作战。这些自然的地理条件，造成了天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

天津防守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早在1947年初便抓夫10万，征调大批财力，开始修筑“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工事。天津很多地段过去没有城墙和护城河，为防御需要，环绕全城挖掘深3米、宽10米、长达50公里的护城河，引进运河、海河的水，使护城河水位经常保持在1米半至2米半之间。护城河外侧建起了碉堡群，内侧修起5米高的土城墙，墙上设有铁丝网、电网。到解放军攻城前一个月，市区内外共有380多座大碉堡，小碉堡不计其数，构成了坚固的城防体系。东北野战军逼近天津时，陈长捷根据傅作义“加固既设工事，想尽一切办法，坚决将天津守住”的指示，采取各种应急措施，以“应付非常时期”。

国民党守军为扫清射界，日夜清除天津外围防御阵地前1 000米以内的树木、房屋等，形成天津城外的10公里的“真空地带”，并在这一地带埋设近4万颗地雷。陈长捷凭借着这些堡垒化的工事，凭借着深沟高垒，河流纵横，试图固守顽抗。

天津的守城部队共有10个正规师，4个特种兵团，还有地方部队，计13万守备兵力。陈长捷调动兵马，部署防御。他利用海光寺、中原公司和警备司令部的高大建筑物，构成市区的防御中心阵地，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都在此处防守。城北部地势较高，也是防守重点；城南部多为水网区，有许多建筑物，工事构筑也坚固，兵力相对弱一些。天津警备司令部在海光寺附近。陈长捷对其部属说：这样坚强的碉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总司令当年仅仅一师守着涿州城，不知优越多少倍。“涿州的防守三个月，创造战史上的伟绩。我们现在傅总司令的指挥下，也必定坚持胜利。”[6]

此时，陈长捷自恃力量还不弱，一方面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扭转局势；另一方面，即或不能取胜，也可实行依城设阵的收缩，等待来自海上的海军支援，还可收拾残部，从海上退到江南。

12月30日，东北野战军决定以第一、第二、第七、第八、第九纵队2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12个团，共34万人，参战的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等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刘亚楼任天津前线司令员，负责统一指挥攻取天津的战斗。

天津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以东的桑园。时间很紧迫，攻歼天津守敌的准备工作必须在十天之内完成。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1949年来到了。1月初，刘亚楼在杨柳青召集参加攻打天津的各纵队的指挥员开会，详细地研究了天津守敌的情况、地形，同时，天津地下党也提供了有关天津守敌的各方面的情报。

天津市区狭长，南北长25里，东西宽10里。陈长捷把战斗力强的部队放在北部，战斗力弱的部队放在南部，在兵力部署上形成了“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

刘亚楼根据天津市区地形特点和敌人守备情况，决定将主攻方向置于中部，采取“东西并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部队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89门、高射炮15门、坦克20辆和2个工兵团，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273门，组成西集团，为第一主攻方向，由西向东攻击，从和平门附近南运河西岸地区突破。首先向金汤桥发起攻击，求得迅速与东集团会师；再会同南集团先歼南半部守军，尔后视情况向北半城发展。

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第七、第八纵队，配属火炮67门、高射炮8门、坦克10辆和2个工兵营，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169门，组成东集团，为第二主攻方向，由东向西攻击，从天津以东之王串场、民族门地区突破。第一步在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师；第二步以第七纵队向南半城发展，第八纵队向北半城进攻。

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34师，配属特种兵部队地炮24门、装甲车16辆，加上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大口径火炮96门，组成南集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中权统一指挥，为助攻方向，由南向北攻击，从天津以南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围歼南半城守军。

第八纵队独立第4师主力、第二纵队独立第7师一部及野战军总部警卫团两个营，在城北民生门、丁字沽等处佯攻，迷惑牵制守军，以配合主要方向上的作战。

第六纵队第17师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加入第一主攻方向上作战。

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地区，向塘沽方向警戒，并防止天津守军向塘沽突围。

东北野战军参加攻津作战的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天津外围各指定地点集结，很快完成对天津的战役包围。

东北野战军34万大军将天津围得水泄不通，傅作义焦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是战是和，思想动摇，举棋不定。12月30日，他打电报给阎锡山，征求对策。第二天，阎锡山回电说：“军事上能守才能攻，政治上能战方能和。不能守而谋攻是速败，不能战而和是投降。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阎锡山为傅作义撑腰打气，要他与人民顽抗到底。

担任天津警备司令还不到半年的陈长捷，犹如困兽被围在天津城内。傅作义与陈长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又都出身于晋军而脱离晋军。他们曾同在阎锡山部队共事，尤其涿州之战，困守孤城三个月之久，是两人一段难忘的经历。提起涿州之战，傅作义常引为自豪，情不自禁地说：“我和陈长捷均在青春年少、血气方刚之时，干得实在惬意！”陈长捷作为傅系将领，是傅作义特地把他从兰州调到天津任职的。天津是傅作义手中的一个砝码，陈长捷要对傅作义负责。

天津守敌为作垂死挣扎，企图利用水患来阻止解放军进攻。敌人在三元村附近将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让南运河水流入护城河，使护城河水位经常保持3米深左右，而且每天派人在河上打冰，以防止河水冻结利于我军通过；又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通入海河的通道。护城河里的水有进无出，不断暴涨，河水很快向天津西南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使我军预定的几个主要突击方向的阵地也成了汪洋。面对这一情况，我军天津前线指挥部广泛发动当地群众打破了敌人的放水计划，但护城河水仍然很深，这必然会给攻城造成很大的障碍。

为确保攻津作战的胜利，参加天津作战的各部队，全力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在“攻下天津城，打好入关第一仗”的口号鼓舞下，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抓紧兵种战术协同演练，群情振奋，斗志高昂；发动群众，研究克服护城河障碍的办法，发明制作渡河工具，想出了扎苇桥、活页桥、翻梯桥、船桥等渡河办法。前线指挥部将大家提出的二十多种渡河方案统一印发部队，让各级指战员互相参照，最后由群众确定本单位的渡河方法。

天津是华北的工商业大都市，经济、教育、文化发达。当时，天津有4 760余家工厂企业，占全国工业比重的十分之一；有28 500多家商号，有13所大学和几十所中等学校。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攻津部队，最大限度地保护天津的工商业和文化基础设施。1949年1月3日，中央军委电告林彪：“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1月6日，又两次致电林彪：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和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工厂、学校顽抗，自应采取战斗手段，如果天津其他区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和学校的敌军，“则应试图采用劝降的方法，以便减少破坏”。[7]前线指挥部经过深入的战前动员，人人表示严格执行政策纪律，争做军政双全的模范。

东北野战军各攻津部队进入集结地域后，在加紧攻城准备的同时，从1月3日起先后开始扫清天津外围作战。天津外围守敌的重要据点很多，但攻克后能置敌于死地的有三处：杨村、白塘口、军粮库。

杨村位于天津西北25公里处的平津铁路、公路干线上，是连接北平和天津的一个枢纽。杨村的守敌是新编第105军的一个师及两个团。在这之前，他们对这个要塞一直死守不放。当我第八纵队的一个师赶到杨村时，他们竟不战自退，运载敌兵的列车很快就要开动。在敌人想逃跑之际，我军战士很快包围列车，攻击摧毁。敌人纷纷跑出瘫痪的列车，仿佛才清醒过来，进行反击。一时间，杨村车站上的激战白热化了。敌人由于熟悉杨村，容易找到反击的有利地形，双方打得都艰苦。经过整整三小时的激战，杨村守敌才全部被歼，少将师长宋海潮被生擒。

白塘口是天津东南的一个交通要道。攻取白塘口，就把天津守敌逃向大沽口的退路给堵死了。第八纵队的另一路部队执行此项外围战的任务。傍晚，部队从武清出发，一夜急行军，次日清晨占领白滩寺大桥。接着，某团抵进津西镇杨柳青，俘敌500多人。当日中午，又进攻韩家墅之敌，激战三小时，毙伤俘敌1 800多人。当晚，部队急行军直插白塘口，全歼龟缩在这一带的敌人。白塘口街上的俘虏队伍，三人一行排了里把长，静海县县长也在俘虏队伍之中。

军粮城是天津守敌向塘沽突围的必经之地。林彪说：我们改变了先打塘沽的计划，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塘沽之敌东逃以及天津之敌向塘沽逃窜的可能。塘沽方面仍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一个重点。第八纵队奉命占领军粮城后，又沿着津塘公路两侧构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陈长捷向塘沽突围的希望也宣告破灭了。

接着，西集团第一纵队先后攻占张八坟碉堡群、西营门西南碉堡群、王顶堤、大堤等据点；第二纵队先后攻占安徽义地、鲁西义地、三元村、丁字沽、霍家嘴等据点。义地，是旧时埋葬穷人的公共墓地，也指由私人或团体购置，专为埋葬一般同乡、团体会员及其亲属的墓地。天津郊外这样的义地很多，敌人在各地义地设立了外围据点，以加强防御力量。

东集团第七纵队先后攻占曾家窑、义顺窑、东局子、广东义地、浙江义地、姜家窑等据点；第八纵队先后攻占范家堡、刘家场坊、四合窑等据点。第七纵队攻击东局子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东局子离天津城垣约2公里，是遮蔽津东主阵地的一个外围核心据点，陈长捷令第86军派一个加强团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死守。1月7日，第七纵队以第19、第21师各一个团从南北两面夹击东局子。守军拼死反抗，并得到该军主阵地的猛烈炮火支援。经两次攻击，第七纵队攻克东局子，歼守军1 100余人。陈长捷后来说：“第八十六军举其精粹力量用在东局子支点上，只经解放军一日夜的猛攻强袭，即被突陷，炮火的日夜支援，也没起作用，一个大团干净灭亡。这使得原来软弱的第八十六军就全部丧胆了。”[8]

南集团的第九纵队和第34师分别攻占造纸厂、大河庄、灰堆及赵家坝、李七庄、纪家庄等据点。其中，灰堆（今辉德镇）位于天津东南角上，距城垣不到1公里，是天津守军屏障津南的一个核心据点。1月5日，第九纵队第26、第27师共四个团对灰堆发起攻击，经六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攻克灰堆，全歼津南第1、第2支队等部3 500余人，活捉第1支队少将司令白英杰。

至1月12日，天津外围作战结束，共歼国民党军近5 000人，基本上扫清了天津外围防御地带的大小据点，缩紧了对天津城垣的包围，整个天津城防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火力之下。

总攻天津城的战斗还没有开始，但大大小小的战斗每天都有发生。陈长捷困守在天津城内，企图凭借深沟高垒，想尽一切办法负隅顽抗。但他的内心却是惶恐不安的，他感到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在抖动，好像天也要塌下来，眼前一片黑暗，似乎自己马上就要被黑暗所吞没。

我军扎营城外，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较量。

天津属平原城市，郊外地势平坦开阔，加上敌人在城防工事区内外制造大片无人区，拆毁民房村落，砍伐树木，扫清射界等，使我军难以隐蔽接敌。为确保突击胜利，减少伤亡，各师都集中一定的兵力进行近迫作业，改造地形，在自己的进攻正面挖数条长达几公里的交通壕。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指战员们不顾天寒地冻，冷风刺骨，一刻不停地坚持挖掘着冻土。这些交通壕纵横交叉，如同蛛网一样遍布整个前沿阵地上。

为了天津的工商业免遭破坏，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炮火之灾，平津前线指挥部仍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1月6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68军军长刘云瀚发出亲笔信。信中写道：

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将军：

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国洞将军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林彪

罗荣桓

林伟俦看完信，找到刘云瀚，然后一同去找陈长捷。陈长捷看过信后，又让警备副司令秋宗鼎通知杜建时一起前来商量，想出了一个主意。

陈长捷为拖延时间，探听我军虚实，摸清我攻城准备，决定施用缓兵之计，派出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丁作韶、杨云青、胡景熏、康相九四名代表，穿着长袍、戴着大礼帽，打着白旗，于1月8日、10日、11日三次出城与我方谈判。他们转达了陈长捷提出的只放下重武器，要携带轻武器撤至塘沽，然后由海上南撤的无理要求。刘亚楼当即予以驳回，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明确提出四条意见：第一，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第二，天津守敌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第三，人民解放军保障一切愿自动放下武器的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安全。第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坚持顽抗到底，人民解放军将采取攻击行动。城破之日，守军方面主要反动首领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处罚，并限令陈长捷在12日18时前答复。[9]

谈判中他们毫无诚意，刘亚楼看出敌人的花招，将计就计，故意在城北接见他们，让他们产生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错觉。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事后又使用重炮向天津北部试射，以野司警卫团从北面进行火力侦察。这一妙计果然奏效，陈长捷误认为我军攻城指挥所在城北，主攻方向也在城北面，就急急忙忙把战斗力最强的主力第151师从城核心区金汤桥调至城北面，以加强防御。这就更便于我军从城市中心拦腰斩断。

此时，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傅作义代表进行和平解决平津的谈判已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但傅作义仍未下定决心。1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10]同日，平津前线司令部通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要傅作义命令天津国民党军必须于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解放军14日即开始攻城。

陈长捷又连忙召集天津市警备副司令秋宗鼎、天津市长杜建时、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商讨对策，结果都表示“放下武器有为难处”。此时，天津已陷入解放军重围之中，天津各界群众强烈要求和平解决，傅作义本可下令天津守军停止抵抗，离城改编。但是，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向天津发出的指示，仍然是“坚定守下去，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决心“在军事上为傅负责到底”，拒绝放下武器。

最后，由陈长捷口授，秋宗鼎执笔给林彪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为了天津免于糜烂，可以商谈和平，请解放军派代表进城商谈。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的耻辱……这等于是拒绝了解放军发出的最后通牒。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至今仍缺乏诚意，旨在借和谈拖延时间，遂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方针，即：一方面欢迎傅作义再派代表来谈判；另一方面，第三次谈判不再包括天津。

1月12日、13日，陈长捷拒不答复和平条件。13日12时，我军限定时间已到，天津守敌没有丝毫要放下武器的表示。林彪当即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击天津。接着，又致电刘亚楼：“一、天津之敌毫无投降的诚意，仅在拖延时间。二、各部应按计划于明（14）日开始攻击，坚决歼灭该敌。”[11]平津前线司令部正式下达了1月14日总攻天津的命令。

13日夜晚，在夜幕的掩护下，我步兵各突击部队，冒着呼啸的寒风，通过早已筑好的交通壕，分头进入各处的攻击阵地；炮兵各连队，也都按照预先指定的路线，进入发射阵地。一夜之间，在天津的外围，按照火炮的种类、射程，布满了密密麻麻四层炮兵。

这时，刘亚楼顶着寒风，朝主攻方向和平门走去，几个警卫员紧紧跟随着他。借着暗淡夜色，隐约可见敌人的城垣、碉堡、护城河和一道道障碍。几天来，他和纵队指挥员、各主攻师师长们把敌人的防御体系和火力系统都琢磨透了。但是，在大战前夜，他还是忍不住要来前沿阵地看一看。13日午夜过去了，敌人没有任何放下武器的表示，刘亚楼发出了攻击命令。一时间，从各指挥部到各前沿，从各前沿到各指挥部，一条条预设的电话线传递着战斗命令。

1月14日凌晨，整个阵地上一片宁静，总攻前夕的气氛使人烦躁不安。乘这一时机，陈长捷给他的部下发了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并规定“各级主官如果战死，也要预先指定继承人”。出乎预料的是，寒冷的天津上空却是浓雾弥漫，白茫茫一片。敌人阵地上的工事和重要目标被大雾笼罩着，模糊不清。原定的总攻时间，不得不暂时改变。10时左右，数发红、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打破了宁静的气氛。

总攻开始了！

东北野战军的五百多门大炮一齐怒吼，在一小时的炮火准备内，数千发炮弹呼啸着划空飞过，倾泻在敌人的明碉暗堡上。预定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头、泥土飞上半空，并在城墙上炸开数道豁口。敌人炮火被我军炮火压制住，发挥不出威力。两架敌机刚出现在天津东南方向我阵地上空，配置在津保公路两旁的我高炮团1营，随着指挥所“全营集中射击”的命令，就被猛烈的炮火击中，先后坠落下来。

紧接着，我军各路突击部队，在硝烟弥漫的田野上，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突破口发起冲击。工兵部队在炮火、坦克掩护下，迅速排除了护城河外各种残留障碍物。护城河，这个曾经为它日夜操心的一道前进的障碍，竟因我军跟敌人展开放水斗争，使它出现了奇迹：敌人放一次水，我们堵一次水，结果，流进一层水结一层冰，河面上的冰越结越厚。人可以从冰上通过。至于原来大家想出的苇子桥、木船桥以及坦克沉在河中心等渡河方法，现在都不必使用了。护城河的冰面虽然被炮弹炸开大大小小的窟窿，却冻得很结实，战士们绕过或跳过去。他们有的失脚落在冰窟窿里，有的陷在雪堆烂泥里，但是仍不顾浑身湿淋冰冻，爬起来又飞奔向前。

争夺突破口的恶战展开了！城西两个纵队，城东两个纵队，像四只铁拳，两面夹击，城南一个纵队也在积极向城垣发起攻击，使敌人无法招架，首尾难顾。

在城西第一主攻方向上，第二纵队第6师、第一纵队第2、第1师在南运河以南，第二纵队第4师在南运河以北，并肩突击。11时30分左右，各主攻师相继突破城防。在和平门城垣两侧的几个突破口上，原来被我炮兵震昏了的敌人，一清醒过来，又从残碉破堡中钻出来，向刚刚攻入突破口的我军反击。无比英勇的我军指战员有进无退，在突破口与顽抗的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第一纵队第2师的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敌人，巩固住突破口，把鲜艳的红旗插在天津城防线上。位于第一纵队左侧的第二纵队第6师，与第一纵队并肩突破。战士们在向城垣冲击中，四名旗手先后牺牲。第17团第1营又从和平门南突破城垣，与残敌展开激战。各突击部队在击退守军多次反扑后，勇猛向纵深发展。16时左右，我攻击天津的总预备队第六纵队第17师从第一纵队右翼投入战斗。随即，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第17师向金汤桥、海光寺、中原公司突击。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突破城垣后，沿忠庙大街、金华桥向金汤桥突击。

在城东面，东集团的主攻方向为突破民权门以及包括民族门、中正门在内的地段。民权门是天津东北面的重要门户，由敌第26师四个营防守，另有四个营位于两侧作机动支援部队。敌人在民权门前构筑了各种坚固工事、碉堡、副防御，纵深配备达400米左右，并密布地雷。我第七纵队第21师第61团在炮火刚向纵深转移时，突击连战士就勇敢敏捷地冲过敌人的数道附设防御设施；爆破组的战士越过铁丝网，扫清突破口正面的全部障碍物，炸开一条通道。担负突破民权门的是第八纵队第24师第70团尖刀1连，这个连的爆破组利用炮火射击烟幕进至敌前沿开辟通道，突破组的勇士像猛虎一般扑向敌阵，直至将“杀开民权门”的大旗插在城楼上。

标志着杀开民权门的大旗在城头飘起来了。这红旗像一把雪亮的利剑，直插在敌人的心上。红旗招来了敌人无数的炮弹，英雄旗手钟银根勇敢地护卫着红旗，伫立在炮火硝烟之中。一发炮弹在他脚边爆炸，他的双脚被炸断。他伏在红旗下，一次又一次地竖起炸倒的红旗。当这面红旗第三次竖立起来时，又飞来一发炮弹，旗杆被炸成两截，钟银根又一次负伤而昏迷过去。红旗倒下了，钟银根的鲜血浸透了这面弹痕累累的红旗。然而，红旗只倒下了一刹那，激烈的枪炮声和杀声使钟银根又苏醒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咬紧牙关，爬到红旗旁，双手抓住旗杆，两肘撑在地上，又把红旗竖了起来，用自己的脸颊紧紧地保护着这面红旗，直至壮烈牺牲。战友们看见了这面红旗，在红旗的激励下与敌人拼死厮杀。

市区敌人出动了坦克，被我军的反坦克炮顶了回去。攻克突破口的先头部队，在连续击退敌人的反击后，以迂回、包围的动作，顺大街小巷向纵深发展。所有的街头巷口，都被敌人用麻袋垒起了工事，较大的建筑物的门窗，也大多被改造成枪巢射孔。敌人顽强地抵抗，不断组织反冲击。我军发扬小部队孤胆作战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大胆灵活地运用分割穿插战术，先头部队遇到坚固的据点，只用小部队监视起来，主力绕过去继续前进，分段穿墙越户，直插猛进，快速发展。后续部队发现前面部队受阻，立即另行打开道路前进。

战至下午1时，我围攻天津的各路大军在东、西、南三个方向打开9个突破口，大部队如狂潮怒涛般地涌进天津城内，展开激烈的纵深战斗。敌人分兵据守负隅顽抗，我军各路出击且战且进。巷战、街垒战、白刃战，在天津的每一个角落展开。

天渐渐黑了，到处都是枪炮声。陈长捷用电话召集了天津防守区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俦、第86军军长刘云瀚及天津市长杜建时开会。陈长捷说：“目前天津局势，无法维持下去，我们准备放下武器。”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是，当陈长捷打电话给北平华北“剿匪”总部参谋长李世杰时，他要陈长捷“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气得陈长捷一下子把电话摔在桌子上。

我军按照预定计划，东西两路突击部队的会合处是金汤桥。金汤桥横跨海河，钢身铁架，东对着旧城东门，西对着鼓楼大街，桥头两侧各有一个大型碉堡，是敌人在城区接近市中心处的一道重点防御阵地。

第一纵队第1师第2团8连在向金汤桥猛插时还剩下70多人，连长赵芳玉和指导员卢锡勤曾考虑，全连人数减员过半，又远离营团，长驱直扑会不会吃亏？但他们还是毅然决定按战前计划坚决打到金汤桥，争取与东面的兄弟部队会师。他们坚信，在我军已经深入市区的情况下，即使是一支小部队插入敌人的心脏，也会给敌人以极大的威胁。他们找到一位老乡，了解通往金汤桥的道路和沿途街口的工事情况，经僻静小巷在敌人间隙中穿行，于14日夜11点到达横跨海河的金汤桥边。他们首先闯进了天津市警察局的办公室，当许多枪口对着失魂落魄的警察局长李汉元时，他战战兢兢地读着战士扔给他的“约法八章”，喃喃地说：“贵军神速，神速，没想到，没想到……”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李汉元拿起话筒，在解放军战士的逼迫下，对着查询情况的陈长捷，只好撒谎说：“平安，平安，无事，无事。”

就在这时，第1排排长赵相林带人摸过桥去，在碉堡旁吹起哨子喊“集合”，一枪没放就活捉敌人一个排。刚把俘虏押进警察局大院，忽听东马路上吵吵嚷嚷过来一伙敌人。他们在桥头埋伏好，赵芳玉连长喝问：“哪一部分的？”敌人答：“第26师炮兵营的，奉长官命令到河东去！”话音刚落，敌人的联络员走了过来，当他发现情况不对，正欲止步时，战士们上前把他扭进了碉堡。赵连长接着喊：“弟兄们，请过桥吧。”敌人毫无戒备地走来，我第8连一枪未放又活捉了敌60余人。后面跟进的敌人另一个连，听见前面被捉了，连忙撒腿逃了回去。这时，坦克轰鸣声大作，河东敌人开始夺桥反扑。

正打得紧张之时，从东城突入的我第八纵队部队也到了金汤桥边。第八纵队第2师部队在10华里宽的天津市区穿行了8华里，从东鼓楼大街涌了出来。第7连的爆破手们前仆后继，终于爆破桥头碉堡成功，首先登上金汤桥头。与此同时，第二纵队第5师、第一纵队第2师先头部队攻至金汤桥，完成了第一步战役分割任务。这样，两支主攻部队于15日凌晨2时胜利会师在金汤桥头。

金汤桥会师，将敌人的防御体系拦腰斩断，全线敌人发生了动摇。随后，我各路纵队的战士按照既定的目标，乘势穿插追击敌人，席卷全城。

15日清晨5时，灰蒙蒙的浓雾还笼罩着正在酣战的天津城。经过一夜的激战，我军包围了敌人核心区西南屏障和最顽固的支撑点之一海光寺。过去这里曾是日本人的兵营，工事坚固，驻有敌第93军、第94军留守部队。我军几个团主动协调动作，共同向这个据点发起攻击，不到两小时，全歼据点内敌人。

第一纵队第1师第2团副团长刘海清带领前卫营打到了敌防守司令部的西北角，这个连的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很快冲进了敌防守司令部，从楼下打到楼上，抓到大批俘虏。战士们正在清点俘虏人数，排长跑来，指着一个庙堂喊道：“快到那边抓大头子！”邢春福带领战士飞跑到忠烈祠，冲进一间摆着十几张办公桌的地下室，活捉了一群军官。再深入地下室的另一套间，只见一个矮矮胖胖的军官正在打电话，他就是国民党天津防守司令陈长捷。

当时，陈长捷正向傅作义报告天津市的防御体系被攻破的情况，说“解放军离指挥部不远了，正和警卫部队激战中……”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们的战士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大喝一声：“不许动！”这个妄图顽抗的“司令官”这时才说：“弟兄们，我们缴枪，我通知部队不要再打了。”从俘虏中找来电报员和电话员，让这位“司令官”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陈长捷以“投降”二字结束了他所指挥的天津守卫战。林伟俦、刘云瀚、杜建时等都一一成了俘虏。

陈长捷被俘后说，对平津战役他有四个没想到：一没有想到，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关那么快；二没有想到，毛泽东挥师张家口出奇制胜，使傅作义部被动；三没有想到，天津工事那样坚固，却被解放军一夜间大部突破；四没有想到，解放军攻城的第二天，他自己就当了俘虏。

1月15日下午3时，天终于放晴了，天津战役胜利结束。整个天津战役只经过了29个小时，我军全歼守敌2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彻底粉碎了敌人“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的神话。当傅作义在北平得知这一消息后，无力地放下了手中的电话，“就瘫痪在座椅上”。[12]

我军攻歼天津守敌后，即令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迅速逼近塘沽，塘沽守敌第17兵团率第87军等部5个师共5万余人，因慑于被歼，于1月16日拂晓开始乘船从海上南逃，我第十二纵队追歼其后尾3 400余人，于17日解放了塘沽。

天津解放后，黄克诚、黄火青带领接管天津的干部，随攻城部队一起冒着战斗硝烟进入了天津市区，宣告成立了以黄克诚为主任，谭政、黄敬为副主任，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为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发布第一号布告，宣布军管会为天津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管制事宜。同日，以黄敬为市长、张友渔为副市长的天津市人民政府也宣告成立。

平津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在向新华社记者谈天津战役的特点时，指出：“第一，这次天津战役我军以雄厚的兵力首先截断和包围了天津、塘沽两地的守敌十八万余人，在这一水网地区打烂了敌津塘守备区的防御体系，随即在扫除天津外围和完成周密的准备工作后，于一月十四、十五两日，以二十九小时的激战，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华北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全歼守敌十三万余。”“第二，这次战役的特点，又表现在我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更加熟练，这说明我军正规化作战的战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第三，人民群众热烈地支援前线和华北、东北两支兄弟野战军胜利会师配合作战，是这次战役迅速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第四，这次战役的另一特点，表现在我军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遵守群众纪律。”[13]

天津战役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一次重要的攻坚战，在平津战役中有着它举足轻重的分量。天津在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后而获得解放，这是促使北平和平解放和解放全华北的关键。“天津方式”教训了傅作义，也教训了其他国民党残余力量。天津13万守军在29小时之内全部被解决之后，才使傅作义真正认识到人民军队的力量，从而促进了北平问题的谈判达成协议。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8]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

[9]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11]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12]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27章　第一次和谈

试探虚实——通向和谈的第一步——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中央军委的谈判策略——第一次正式和谈——谈判搁浅——中断和谈之后——深沉忧虑中的傅作义——蒋介石的拉拢与胁迫——除夕之夜的密谈——我军重开和谈之门——又是一线希望

傅作义虽然思想上有了转变，但他还在彷徨之中，对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他还在试探我党我军的态度。

早在1948年11月中旬，傅作义就通过民主人士彭泽湘、符定一两人来到石家庄华北军区驻地，想直接探寻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态度。

彭泽湘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自动脱党。辽沈战役后，彭泽湘来到北平，自称是李济深的代表，向傅作义进言，要傅作义独立树一帜，走第三条道路。既不追随蒋介石，又不能投向共产党，而是通过与共产党的谈判，把华北搞成一个独立区，成立联合政府。

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上学时的老师。

彭泽湘、符定一来到石家庄后声称，傅作义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的是起义的时间和如何处置20多万中央军以及和中共联系的问题。

傅作义当时的基本考虑是，中国共产党既然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就可以以华北五省二市实力派的资格，参加联合政府。为此，他设想划华北平、津、保、察、绥地区为“和平区”，华北“剿总”所部改称“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其实，傅作义的目的是想在军事上“保存实力”，谈判尚无诚意。

对于彭泽湘和符定一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傅作义托人带来口信，说明他跟随蒋介石的立场已发生动摇。他关于通电起义的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华北“剿总”50多万军队中，傅作义所能控制的只有他的20多万嫡系部队，而将20多万的中央军，傅作义是控制不了的。傅作义嫡系部队大多分散在平张线上，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驻防在平、津、塘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要指挥和控制中央军一同起义根本不可能。若一旦他通电起义，蒋介石立即会下令镇压他，并将从海上接走中央军。而且，傅作义想在政治上与中共平分政权，在军事上保存实力的企图，更是不切实际的。但是，为实现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战略意图，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1]因此，对傅作义愿意进行和平谈判表示欢迎的态度。

11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起草了一份电报：

林罗刘：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

（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四）我们已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阻止傅作义西退。徐向前、周士第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

（五）如何部署盼复。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2]

11月19日，毛泽东以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和符定一两人，信中说“某先生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信中所提到的“某先生”就是傅作义。

11月26日，中央军委在致林彪等人的电报中，详细阐述了与傅作义进行和谈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主要精神是：与傅作义谈判是以解决蒋傅两系军队，夺取平津为目的。因为不解决傅作义嫡系部队，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前，假如傅作义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作义和蒋介石。首先解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不给傅作义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某种有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3]

傅作义的思想有所转变后，他第一步同意派出代表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12月中旬的一天，李腾九奉命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傅作义要他找个真正的共产党来，李腾九立即想到了李炳泉。

李腾九是华北“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他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与傅作义是前后同学。毕业后，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患难与共，甘苦同享，可谓挚友，是傅作义身边少数几个能说上话的人之一。他所领导的联络处，对外叫联谊处，直接受傅作义领导，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客人或会见普通客人，并代表傅作义出席城内非军事性的比较重要的会议。

李炳泉是李腾九的堂弟，中共地下党员，受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南系学委领导。他毕业于西南联大，1940年在联大期间就加入共产党，原为北平《益世报》外勤记者，后傅作义在北平筹办《平明日报》，遂经李腾九介绍，到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记者。他利用较好的职业掩护和合法身份，借工作之便，为党搜集情报。李炳泉开始以亲属关系与李腾九漫谈形势，讨论前途，阐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出只有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有出路，逐步打通了李腾九的思想，再让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一天，一辆黑色轿车驶进了华北“剿总”司令部的大门。车上坐着的就是李腾九和李炳泉。他俩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时，傅作义正背着手、低着头踱步，王克俊待在沙发上。看到李炳泉到来后，傅作义停止了踱步。

刚刚坐下，李炳泉就对傅作义明确地说：“我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来见傅将军。欢迎傅将军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使北平问题获得和平解决。”

傅作义问道：“能否由崔载之代表我同你一起，到解放区见中共方面的领导？”

“可以！”李炳泉十分肯定地回答。

傅作义说：“那好，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派崔载之作为我的代表，携带一部电台，由你陪同出城联系。与城外解放军方面的联系，也请你通过地下党负责办理。”

事情就这样敲定了，人们随即离去，傅作义一人独自留在屋里，似乎感到有一点轻松。

崔载之是傅作义的亲信，追随傅作义多年。抗战初期，傅作义在绥远陕坝时，曾办过《奋斗日报》，崔载之是该报的负责人。之后，傅作义在北平创办《平明日报》，又委托崔载之为社长。崔载之工作出色，使《平明日报》成为傅作义集团的喉舌。

12月14日夜晚，傅作义秘密召见了崔载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崔载之、李炳泉同报务员、译电员和司机五人，携带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由王克俊把他们从广安门送出城。他们原准备去平山县西柏坡，希望见到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北平和平解决。但他们出城后，随即又折了回来，向傅作义报告说，路上一再受阻，解放军要他们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联系。不久，王克俊又把他们从西直门送了出去，吉普车很快到了解放军的防区，解放军战士把他们送到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治委员陈仁麟接待了他们，并将这一情况电告了平津前线司令部。

平津前线司令部接电后，一面转报中央军委，并提出“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我军皆有绝对把握，因此，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有利”。[4]一面电令第十一纵队派人将崔载之、李炳泉一行护送到距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孟家楼不远的蓟县八里庄。

中央军委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后，于16日16时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出电报，明确指出与傅作义代表进行谈判的原则和主要内容。电报全文如下：

林、罗、刘：

十六日十时电及转来贺（晋年）、陈（仁麟）、杨（春甫）、何（廷一）十五日二十时电，均悉。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

（二）具体策略现在不做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

（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〇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军（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

（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

（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

（六）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

（七）李炳泉并非傅作义亲信，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军委

十六日十六时[5]

根据中央军委的这些指示精神，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由东北野战军作战处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让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担任苏静的助手，先与他们谈判，以摸清其真正意图和条件。

苏静选择了八里庄村周庆海家，作为接待和谈地址。这是一座两进院十几间房子的宅第，房子都是砖木结构。这原是本村地主的家产，解放后，分给了世代扛长工活儿的周庆海。

12月17日，崔载之起草了一份电报：“腾九兄：我们安全抵达平津前线司令部，解放军代表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热情接待了我们。谈判即将开始，进行情况另报。”

不久，双方代表开始交换意见。这一天天气很冷，苏静安排人生了火炉。三人坐在炕上或是围在火炉旁交谈，没有程序，没有确定议题，只是互相了解情况。

崔载之再三表白说：“傅先生派我们出城，与贵方和谈，是诚心诚意的。傅先生对和谈十分重视，早在一个月前，华北解放军尚未包围张家口，东北解放军还未入关时，傅先生就派了彭泽湘、符定一去石家庄，向中共领导转达傅先生的意见：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的是起义时间和如何处置20多万中央军的问题。接着，又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给毛泽东先生发了一封求和电报，请求毛泽东派代表来谈。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傅先生的和谈诚意。”

苏静说：“傅先生想和谈，以解决平津察绥问题，这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怀疑之处。但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傅先生所说的和平解决，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和条件？希望能明确一下。”

崔载之思考片刻，接着说：“出城的前一天晚上，傅先生在中南海居仁堂召见了我。当他要我作为他的代表出城与贵军谈判时，我即提出我方谈判的具体条件是什么的问题。傅先生当时未作正面回答，只是说：为了多搞到一些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请贵军放弃对南宛机场的控制，哪怕是火力控制，请贵军目前也暂不要实施；为了加强北平城内傅系军队的力量，以制约蒋介石的中央军，以便和平解决问题，请贵军放出被包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如贵军愿意，可以派一部分解放军随第三十五军一起进城；选择和确定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的时机；傅先生还提议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其所统辖的部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大体上就是这几层意思，可暂且当做我方的条件吧。”

李炳泉补充说：“傅将军想和谈，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华北问题，以结束他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历史，这是比较明显的事实。傅将军早年从军，历尽艰险，苦心经营了自己的一支部队。这支队伍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打过不少胜仗，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因此，在今天的形势之下，傅将军总舍不得把这支军队交出来，也在情理之中。我想，崔社长所谈傅先生的意思，关键恐怕就在保全自己的军队上。”

第一次双方交换的意见，到此结束。苏静立即把与傅作义代表的会谈情况，特别是傅作义提出的三个条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了汇报。

12月19日，中央军委又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进一步明确同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指出：你们可以利用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等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决不允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

摸清情况后，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由刘亚楼参谋长与傅作义的代表举行正式谈判。

19日上午，一辆吉普车由孟家楼驶出，沿着平榆公路向西疾驶而去，很快在八里庄周庆海家门口停了下来，王朝纲闻声跑了出来，把刘亚楼引入后院，苏静对双方作了介绍。

两张八仙桌对起来，蒙上草绿色的军毯，成了简陋的谈判桌。双方代表，分坐在两侧，第一次正式和谈就这样开始了。

崔载之首先发了言。他再次说明了傅作义对和谈的诚意，又重申了傅作义的三个条件。

接着刘亚楼在谈了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华北的战局后，针对傅作义提出的三个条件，也谈了三点意见：

第一，平、津、张、绥战事，通过谈判一起解决的方法，我们是十分欢迎和赞同的。但傅作义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傅先生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

第二，傅先生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目的在于傅先生及其军队参加联合政府，我们不能接受。

第三，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先生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傅先生留下两个军，把蒋系中央军中师长以上的头目统统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者由傅部让路给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军。

崔载之将上述谈判情况向傅作义报告后，傅作义只答复：北平城内中央军的兵力比他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除此之外，傅作义对其他问题则置之未答。很显然，他有保存军事实力的想法。

很显然，双方所提出的和平条件相距太远，分歧的焦点是一方要保留军队，一方要解除其武装，显然达不成协议。因此，第一次和谈就此搁浅，没有任何结果。不过，经过这一次和谈，双方条件已经明确，意图清楚，达到了相互了解的目的。

时间已到中午了，刘亚楼宣布休会，并设宴款待傅作义的代表。

席间，刘亚楼说：“傅将军是一位抗日名将。他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和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为国家为民族建立的卓越功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长城抗战时传诵的傅将军一首诗：‘塘沽协定事堪伤，自折樊篱引虎狼；死战怀柔坚不退，放到最后一声枪！’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刘亚楼接着说：“在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傅将军一直和我党合作得很好。他看到我军政治工作是提高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要求我党派政治工作人员到傅部去，我们派了；他根据毛泽东为我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傅部制订了‘十项纪律’；他在军事上热心研究毛泽东和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法，把《论持久战》中的战略战术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共产党所提出的一些抗日主张，他都能主动接受。从傅将军当时所走的道路来看，不愧为一位有政治眼光、能征善战的爱国将领。遗憾的是，抗战胜利结束后，他竟追随蒋‘戡乱反共’，充当起打内战的急先锋。现在，让我们重新携起手来，希望历史的悲剧早日结束。”

这番话，说得崔载之、李炳泉连连点头。

和谈暂时中断了。苏静、崔载之、李炳泉等仍留在八里庄。

这时，北平的傅作义又怎样呢？

12月下旬，我军对傅作义集团又发起了凌厉的攻势。22日傍晚，传来新保安之战，以第35军两个师全部覆灭，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而宣告结束，人民解放军正在围歼张家口守军的消息。这无异于给心绪不定的傅作义当头一棒，傅作义在为他心爱的战将自杀身亡而痛哭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前途而担忧。

经过深思熟虑，傅作义于12月23日又给毛泽东发出一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十二月二十三日[6]

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又传来张家口突围部队第105军被全歼的消息。至此，傅作义赖以起家发迹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了。

又熬过了一天，25日拂晓，傅作义的新闻秘书收听到新华社的广播，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名字列在第31位。新华社在播发43名战犯名单的同一天，还发表了另一则新闻，其中写道：傅作义要想不作战争罪犯，避免人民的惩处那是不可能的，但略为减轻这一惩处则现在还有可能，那就是命令全军缴械，并保障不再杀害革命人民。

傅作义听到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大惊失色。“战争罪犯”这顶帽子，使傅作义在刚刚遭受沉重的军事打击之后，又遭受到巨大的政治打击。他最担心的是，平津问题若和平解决后，仍得不到共产党的理解。

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傅作义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他外受解放军军事、政治双重压力，内受蒋介石软硬要挟胁迫，思想斗争激烈。他既不想关闭与解放军已经开启的谈判大门，又不愿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既不愿率部南撤为蒋介石殉葬，又不想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背“叛将”之名；既不想战到最后做俘虏，又想尽快按他自己的想法和平解决平津地区战事。

傅作义在城内闭门谢客，精神恍惚，经常一个人独坐，不思饮食，自言自语，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完了。傅作义身边的人为他担心，王克俊甚至把周围的手枪都收了起来，以防傅作义自杀，但跟随他的人都无法解除他心中的郁闷。

12月26日，傅作义一个人躺在卧室内，他女儿傅冬菊坐在床边，面带愁容，不知所措。这时，王克俊和刘厚同推门进来，看到此情景，傅冬菊忙向他们使了一个眼色，示意请刘厚同劝说开导傅作义。此时，傅作义孤独的心田正需要人来安抚。

刘厚同来后，傅作义从床上起来，坐在沙发上。他情绪很低，喃喃地说：“我现在是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只剩下坠落，埋葬自己了。”

刘厚同对他说：“宜生，不要悲观！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依我看，只要坚定不移地沿着和谈道路走下去，旧的生命的完结，标志着新的生命的开始。”

傅作义说：“我是想走和谈的道路，可对方条件太高，难以接受呀……”其实从内心深处讲，当时他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是由于思想上有“五怕”的顾虑：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的理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被人看做叛逆。

刘厚同说：“不就是要你逮捕中央军的军、师长吗？你如办不到，可以说明情况，重新再谈嘛！”

傅作义说：“那不是条件，是让我缴械投降，是让人们把我当叛逆看，落个千古骂名！”

“宜生，此念差矣！商汤、周武是桀、纣的臣，反而讨伐桀、纣，后人不仅不骂他们是叛逆，而赞美他们是圣贤。《左传》所谓忠者，忠于民事也，非忠一人之谓耳。现在，国事败坏至此，家室仳离，民生涂炭，人民都迫切希望和平，政治需要改造，你若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起来倡导和平，天下人会箪食壶浆欢迎你，谁还会骂你是叛逆呢？”刘厚同最后劝道：“你要当机立断，顺应人心，抓紧和谈，前途是无限光明的。”[7]

傅作义紧闭着嘴，陷入沉思，他今天的话特别少。

代表傅作义出城与中共谈判的崔载之得知新保安、张家口相继被攻克，连续给傅作义发电，劝他不要发通电，要慎重考虑中共方面的条件，军队放下武器，守城没有出路。电报发出后均未得到回音。直至12月26日下午，李腾九急电崔载之称：“总座为国家、为人民及保全平津文物与工商业基础，毫无任何政治企图，其意也即帮助成功者速成功，而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因之，如果缴械亦先从傅身缴起，吾兄迭次来电意见均好，希望即返平面谈。”崔载之接到电报后即返北平，由王克俊到德胜门外接他回城，并立即到中南海向傅作义详细汇报了会谈结果。李炳泉及译电员、报务员带着电台仍留守在八里庄。

崔载之回北平后不久，傅作义有一天忽然对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李世杰一听此话，知道崔载之出城和谈遇到障碍，就说：“我们是军人，在没有实现和平之前，当然准备随时打仗，但实际上并不是一说打就能立即打起来。可见和谈这一问题，也不是一谈就可和的。你不要动感情，随便放弃和平。你要很理智地考虑好。”

停了片刻，李世杰接着说：“我认为纵然打几个胜仗，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是政治腐化、经济崩溃、军事瓦解的总结果。如果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我们离开北平，可以到绥远再打，绥远失败可到宁夏再打，宁夏失败再走。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情况，是政治、经济、军事总崩溃的时候到了，我们有什么办法挽救呢？你常说，‘一切为人民，一切为士兵。’再打下去，只是牺牲人民和士兵，与你向来的主张不合。但是，我们当然一方面准备打，一方面要去创造条件去谈和，实际上和比打更难。”

傅作义对李世杰的这个意见，表示同意。李世杰继续说：“如果要打仗，我鼓起勇气，准备着牺牲，下达作战命令，就可以打起来，大家原来都习惯这一套，那是比较容易办的事。但谈和则是革命的行动，需要更大的勇气、耐心和智慧。”

李世杰分析说：“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并不熟悉和谈工作。这首先对共产党和解放军方面不熟悉，不经过几次接触，相互了解和谅解，是很难谈成的；二是为了使部队人员了解，必须事先进行说服工作，由上而下地在精神上作好准备，才不致感到突然，引起骚动。我认为只是目前要办的主要工作，怎样准备，何人负责，请你考虑一下。我打算先由本部起与各高级军官谈谈，应当早行决定，以免将来来不及。”[8]

傅作义赞成李世杰的这一建议，并令他先在华北“剿总”人员中进行。

接着，傅作义就和谈问题，分别与亲信梁述哉、郭宗汾、郑晓岚、安春山、刘春方等人谈话，征求意见。

梁述哉说：准备守城是临时的办法，准备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的；但单独讲和很不容易，得不到好处，应当及早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取得一致主张，一致行动才好。

郭宗汾认为：现在只有坚守北平一条路，可惜北平事前准备得不够，但是按太原守城的办法去做，赶快做工事也还是可以的。我们军人只有这一个主张。为了集思广益，找些地方上、行政上的人谈谈也好。

郑晓岚主张，过去没有采用向津沽转进的方案是失策的，目前只有坚守，和谈是不赞成的。

安春山、朱大纯、刘春方都同意和平谈判。[9]

亲信们各抒己见，傅作义莫衷一是。

傅作义召回崔载之，似乎要把已经开始的谈判中断下来，但中共方面并未因此放弃努力。12月27日晚，中央军委致林彪的电报中，对与傅作义和谈的政策问题再次作出三点指示：

林：

感（二十七日）九时电悉。

（一）傅作义代表既已回北平，其译电员、报务员及李炳泉尚留下，他可能有电报发来或者本人会再出来，因此你们仍可不断与傅作义的电台联系，以利侦察傅之动向。

（二）为打击国民党的和谈欺骗，为澄清中间派别中的混乱思想，我们已用非正式方法（权威人士发言），宣布头等战犯名单四十三名。另在一个新闻报导中说到傅作义要想不作战争罪犯，避免人民的惩处，那是不可能的，但略为减轻这一惩处则现在还有可能，这即是命令全军缴械投诚，并保障不再杀害革命人民，不再破坏公私财产及武器。这即是你们曾向傅作义代表说过的，假如他能这样做，可以保障其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及私人财产。

（三）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但在我采取上述政策（即保存其个人的生命财产）下，在攻城紧急一切绝望之时，仍有缴械投降的某些可能，但你们不应依靠这一点，而应依靠强攻。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时[10]

在傅作义同解放军进行磋商和平解决办法之际，蒋介石有所察觉，先后四次派人来加紧拉拢傅作义。

第一次，约在李炳泉出城未回之际，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南京飞到北平劝说傅作义，大意是要求傅作义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到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尔后再候命南撤。傅作义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为由，予以回绝。

第二次，徐永昌去后不久（隔了一两天）蒋介石又派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来到北平，继续策动南撤。郑介民除谈了徐永昌所谈的内容外，还表示在北平的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南撤，说什么“我的所属人员听傅总司令的指挥就和听蒋委员长的指挥一样”。傅作义以形势不可能作答。

第三次，不久，蒋介石又派其次子蒋纬国持亲笔信来北平。信的内容大致是：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作，我要借此一劝，特派次子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蒋纬国“面陈”的，和徐永昌大致相同，说只要傅作义经海陆两路撤至青岛，则有美军援助南撤；还说什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介石要任命傅作义为华东南军政长官，并发给傅作义一等“卿云”勋章，以拉拢傅作义南逃。傅作义亦婉言拒绝。

第四次，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来北平，对傅作义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完全支持傅，美海军将沿海援助南撤。傅作义说：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给援助可以到南京政府去说，我是个地方负责人，不能直接接受。白吉尔一再强调今后将抛开蒋介石直接支持傅作义。最后，傅作义严正地回答道：我是个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能解决好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毋需外人来干涉。白吉尔讨了个没趣，只好败兴而去。[11]

这期间，傅作义就和谈中断之后，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与王克俊、阎又文、刘厚同商议了好几天，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1948年的除夕之夜，傅作义又把李世杰找来谈话，当时王克俊也在座。

傅作义对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我自己决定了三条：一是近日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呼吁平津问题和平解决，为人民请命；二是我自行解除兵权，交由第4兵团司令李文代理；三是我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傅作义把问题这样提出来，李世杰当时愣住了。他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和谈的路还没有走绝，为何要出此下策？”

未等傅作义开口，李世杰接着说：“恕我直言，这样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吧，李文是蒋介石的嫡系，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吧，兵燹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蒋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但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一个空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你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是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一定不客气地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我都找不出赞成的理由。”

当时傅作义的态度很窘，对李世杰的话似乎没有法子来否定，只是说：“我们既然为着全国的和平而这样做，牺牲也是有意义的。我要召集师长以上的官员来给他们说一说。”李说：“只召集察绥以上官员谈，影响不大，和他们谈了再说。”傅作义当即告王克俊通知察绥高级官员来总部开会，李世杰随即离开傅作义的办公室。傅作义提出和平通电及到南京请罪的意见后，安春山表示赞成，刘春方提出反对意见。商谈后没有得到结论而散。[12]

1949年1月1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电令：“北平四郊国民党匪军业已就歼在即，北平将告解放，为着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持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即日起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叶剑英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当时的军事管制范围为北平城郊，东至通州，西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一俟北平解放，军事管制区域即加入北平全市。

毛泽东洞悉傅作义的心理。傅作义召回崔载之后，毛泽东仍指示平津前线司令部转北平地下党告知傅作义，中共对他并未放弃宽大政策。

元旦刚过不久，1月2日李炳泉回到北平，并在李腾九、崔载之的引见下，来到中南海。他是奉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指示，来向傅作义当面传达中央军委1月1日给林彪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关于与傅作义谈判的六点方针》的。电文如下：

林：

十二月三十一日各电均悉。

（一）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我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

（二）你们应通过平市之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的，是很危险的。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的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见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己、彭泽湘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三）上列六点最好由平市再派一个可靠同志，经过傅作义亲近的人（出城谈判之崔某如何）的引进，当面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告傅保守机密。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

军委

一月一日二时[13]

李炳泉直接告诉傅作义并强调说，目前不要发通电，因为通电一发，他就失去了“合法地位”，并有可能为蒋介石嫡系部队所解决；因他反共甚久，我党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等一同列为战犯，而这样便加强了他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以掩护其与我和谈的行动。

以上意见，不仅表明中共中央对北平和谈的原则立场和政策，又表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傅作义在听了以上诸点意见后，如释重负，茅塞顿开，情绪大为好转。他看到自己面前并不是一条绝路，和谈的大门仍然敞开着。

解放军已包围平津多日，随时可发起进攻，但平津前线司令部遵循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直耐心等待着傅作义在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上有明确表示。傅作义在抵制住蒋介石的数次拉拢与胁迫后，终于在我党政策的启发与感召下，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决定再派代表与中共继续和谈。

这时，从傅作义的内心来说，他是想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地位，作为今后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资本，而不愿意接受投降或缴械的方法。为此，崔载之一再向李炳泉表示，傅作义可以放弃军权，但要求中共方面给予政治地位与荣誉。

傅作义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与当时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1948年12月下旬，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派，利用蒋介石在东北、中原战场上的失败和美国当局对蒋介石失去信心的机会，向蒋介石挑战。12月24日，白崇禧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通电，要求相机将真正谋求和平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白崇禧发和平通电的本意是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介石下野，由桂系取而代之。这时，经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打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而桂系部队尚未受到严重打击。

12月25日，李宗仁和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分别发出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李宗仁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总统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并任命各民主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共产党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12月30日，白崇禧再次发出通电，逼蒋介石下野。同日，河南省政府主席张轸和湖南、湖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也发出通电，敦请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继任。与此同时，司徒雷登方面也作出了让蒋介石下野的表露。

蒋介石在重重压力下被迫作出“引退”决定。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邀请国民党中执监委员聚餐，宣读了第二天将要发表的新年文告。文告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

李宗仁、白崇禧以呼吁和平名义迫蒋下野，使“和谈”之声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一方面要拖延时日等待时局发展，一方面要为自己将来的政治地位作打算。

傅作义在作第二次和谈的打算。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2]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1页。

[4]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5]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6]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7]　刘厚同：《故都八十三天和平史略》。

[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0]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1]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载《回忆傅作义》，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1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3]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第28章　再次和谈

傅作义约见张东荪——谈判老手周北峰——傅、周密谈——《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第二次出城——聂荣臻与周北峰交换意见——中央军委的来电——第二次正式会谈——草签《会谈纪要》——周北峰遇险——两天痛苦的思索——傅作义表示第三次和谈

第一次谈判搁浅后，傅作义经过痛苦的沉思，准备再次谈判。问题是，谁能担此重任？共产党方面要求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出城去谈，谁符合这个条件呢？傅作义又陷入了沉思。他考虑再三，选定了华北“剿总”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副主席张东荪。

张东荪，浙江杭州人，1904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在上海、北平当过记者，1916年任北洋政府参议院秘书长，不久又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0年起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作义一向以尊重知识，敬重文人自居，喜欢与文人雅士交往。傅作义之所以让张东荪去参加谈判，主要是因为他的老友侯少白推荐的。因傅作义从未与张东荪有过接触，故亲自接见了张教授，以观察定夺。一天下午，傅作义让王克俊派车去燕京大学接张东荪来到中南海。居仁堂内，两人一阵寒暄之后，傅作义直接谈出自己的想法：“张教授，我想与共党言和，你意如何？”

张东荪说：“依愚之见，言和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宜生兄当机立断，不受南京方面的干扰，决意走和谈之路，令人敬佩。”张东荪赞同傅作义从速与共产党“罢战言和”。

傅作义对张东荪教授的身份和坦率的性格感兴趣，当即表示请他与周北峰一起出城与中共和谈。张东荪欣然接受傅作义的邀请，傅作义再三嘱咐张东荪千万不能对外透露半点风声。

张东荪不是傅作义的代表，傅作义请他参加谈判，为的是让他以第三者的身份起一些缓冲作用。

周北峰才是傅作义信赖的人。周北峰认识傅作义是在1937年夏季。那时蒋介石邀请各地大学教授和“名流”在庐山召开茶话会。当时周北峰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山西大学被邀请的有校长王禄勋和周北峰两人。因为傅作义与周北峰是同乡，傅作义希望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所以在茶话会后电邀周北峰到绥远一行，周北峰便欣然应允前往。

周北峰到绥远后不久，傅作义的部队在南口与日本人接火了。战争一开，绥远至太原的交通断绝，周北峰只好从宁夏乘飞机，假道西安返回晋南临汾老家。此时，傅作义也在太原失守后到了临汾。他们见面后，傅作义便请周北峰作为他的代表赴延安与我党商谈合作问题。傅作义此时被任命为第7集团军兼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那时，八路军的第120师驻在晋西北兴县、岢岚一带，正是傅作义的北路军防区以内。我党曾派曾三、程子华到山西柳林会见傅作义，所以傅作义就请周北峰代表他去延安走一趟。

周北峰在延安拜见了毛泽东。恰好此时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和副师长萧克也在延安，毛泽东告诉周北峰可以和他们两位谈谈。周北峰接着就拜见了贺龙和萧克。周北峰从延安返回傅作义那儿后，便负责北路军总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时常与八路军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察、绥的受降官。傅作义又派周北峰作代表，到绥远商都和察哈尔张北与苏联红军接头。不久中共与国民党会谈，成立了三人和谈小组，周北峰又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1]

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周北峰代表他参加的。可以说，周北峰是谈判的老手了，自然也是这次与中共谈判的最佳人选了。

转眼已是1949年元月5日了。

我人民解放军为了督促傅作义尽快派人出城再次和谈，同时将准备用和平方式解决平津问题的意图通告华北的国民党军全体官兵，在这一天，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全文如下：

华北国民党将领：

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从海上和空中纵有少数人逃跑，你们的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的命运。现在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你们要想待援，是无援可待；要想待变，是越变越险；要想突围，张家口和徐州的教训，是摆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只要你们保证不杀俘虏不杀人民，并将所有武器资财仓库和驻地工业交通设备，完整无损地交给我军接收，我们对于你们也可以仿照我军对待郑洞国将军的办法，一律宽大待遇，对于你们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迅速率领你们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本司令部接洽，无论是哪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我们一律欢迎。本军总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也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周北峰已经睡下了。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打来的，说傅作义要他立即到中南海居仁堂来一下。

周北峰赶忙起床穿衣上车。进屋后，周北峰看见傅作义单独一人，在房间内绕屋而行。傅作义看到周北峰后，双目注视着他一言不发。稍后，他问周北峰：“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周北峰因长时间没到中南海来了，有时偶尔见面，傅作义也没有同他谈这一类问题，今天夜半电召单独接见，开门见山就问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周北峰猜透了几分。于是，他反问傅作义：“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

傅作义听了周北峰的问话后，仍不停地在室内踱步，并边走边说：“前不久，李任潮（即李济深）派个代表叫彭泽湘（事后查实，他是冒充李济深的代表），建议我反蒋独立举行起义，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民盟也派来一个叫张东荪的代表，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建议我与中共接头。”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周北峰随即问他：“总司令打算怎样？”

傅作义沉思了一下说：“看来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就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我看毛泽东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数月前，我曾给毛泽东又发了个电报，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一趟，至今未见复电。不料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与中共在蓟县接上了头，并带去一个电台。一个多星期的谈判，没见到中共的负责人，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载之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北平。我又去电说派你去重新商谈，他们已复电同意。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到蓟县去怎么样？”[2]

周北峰问：“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些什么？应该怎样说？”

傅作义向周北峰简单地交代了两点想法：一是北平城内蒋介石的中央军能够控制，因下级军官一大部为傅作义委派；二是允许解放军和平接收，问题在过渡期间采取什么方式和军队整编调遣以及过渡时期的供给。接着，他说：“你去之后，相机行事吧！”说完，傅作义在室内绕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待了一会儿，他说：“你去准备吧。”他又再三嘱咐，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也只说在中南海住几天。

1月6日清晨，天气奇冷。王克俊乘车来到西城穿堂子胡同周北峰的家，说：“咱们一起到张东荪家，他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到了张东荪的家，王克俊对张东荪说：“张先生，前天傅先生请你吃饭时，你所谈的意见，周北峰先生也赞成。今天你们就出城去谈判吧，不知你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就走吧！路线及联络记号已约好。出西直门，通过前线的办法，我都安排好了，就坐我的车走吧！”说完话，王克俊就走了。

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进来，自我介绍是崔月犁，他对周北峰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欢迎。”

周北峰与崔月犁是第一次见面。周北峰提议：“我们是否在这里先谈谈？”崔月犁说：“不用了。您二位就走吧，不能耽搁！我们已为你们的行动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淀，那里有我们的人接，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往东的意思）。”他又说：“我已接到我们党的指示，叫我和你们在这里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要小心，多多保重。”这时，崔月犁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到一根棍子上面，告诉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

周北峰与张东荪乘车出发，到西直门后，汽车停下来接受检查。这时过来一个军官，打开车门对周北峰说：“主任，您还认识我吗？”

周北峰抬头看了一眼，说：“面熟得很。”

那位军官说：“我叫卫树槐，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你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现在我在第101师当团长，今日奉命在西直门送你们出城。”他又说：“出西直门后，直奔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

汽车继续向颐和园方向驶去。到了白石桥，一个军官拦住汽车，打开车门看了一下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又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有三五百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认识你，前面那个军官不认识你，我给你写个条子，你交给那个人，他是个连长。”

就这样，这两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学教授打扮的人，持杖步行前进。周北峰与张东荪一面前进，一面注视着道旁的情况。走了十多米，后面那个军官大声喊道：“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

他们继续前进，走到了前沿战壕。这时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人，周北峰即将纸条交给他。那人看后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现在这里很安静，没有响枪，你们小心点就是了，听到打枪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向前走。”

他们又走了约一百米，突然听见有人喊：“站住！”顺着声音，看见农研所门口的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就摇晃着手中的小白旗走了过去。到了跟前，他们问是干什么的？周北峰和张东荪说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要回家去。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像是有点了解情况，便领着来到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设在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内。一位干部同他们谈话，他们说是“找王东”。这位干部很热情地招待两人吃了一顿面条，饭后让他们在一间屋子里休息了一下。

两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并有一位干部陪同乘车前进。走了一会儿，周北峰发现是向颐和园方向前进，便说：“我们是去清河镇的，现在好像是去颐和园。”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已请示了上级，指示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去。”

半个小时后汽车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大院的门口停了车，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站在门口。抗日战争时期，周北峰与程子华在山西汾阳、离石等地接触过几次，彼此是熟悉的。程子华一见到周北峰，就热情地握手，说：“今天本来准备请你们从海淀向东去总部的，但时间晚了，要绕道北山脚下，路也不好走，你们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出发，大约明天下午就能到总部了。”

晚饭后，程子华对周北峰说：“时间不等人，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希望转告傅先生认清形势，早下决心，赶快起义，共产党和人民还是欢迎的。”

翌日清晨，天气虽然还是那么冷，但很晴朗。周北峰、张东荪乘着第2兵团护送他们的车辆，由西山出发，向八里庄开去。

就在这一天凌晨时，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聂荣臻，再次明确谈判的基本方针，即“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3]

下午3时，中央军委又给林彪、聂荣臻发来《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四点意见》的电报。电报说：

林、聂：

（一）六日二十三时转来北平党六日十六时电及程子华六日二十一时半电，均悉。

（二）谈判方针照我们七日五时电办理。

（三）周北峰、张东荪到后，你们先要他们对我们六点意见表示态度，并与他们商谈具体办法，随即以他们态度及商谈意见电告我们，并留他们住几天，到谈判末尾，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

（1）傅氏反共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

（2）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3）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国洞部的办法办理。

（4）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

（四）估计在你们作了上述四点表示之后，傅作义态度可能要软一点，可

以侦察傅的动摇程度究竟如何，以便尔后我们的决策。你们现在只准备提出上述四点，而不要马上提出，待你们将和周、张会谈情况电告，经我们加以斟酌后，最后决定是否如此提出。

（五）你们对如此提出有何意见，盼考虑电告。

军委

七日十五时[4]

下午4时许，周北峰、张东荪到了八里庄。这时有一位同志过来招呼说：“周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不认识我了吧？”周北峰说：“好像在哪里见过，记不准了。”他笑着说：“我叫李炳泉，在《平明日报》工作过，现在由我负责招待您与张先生。我已用电话向首长报告你们来了。这里是蓟县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呢！”随后，李炳泉让他们进屋休息。

1月8日晚，刚从平山县西柏坡回到蓟县孟家楼的聂荣臻又来到了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张东荪作礼节性会晤，以了解傅作义近来的变化与要求。

他们稍事寒暄，聂荣臻便问张东荪说：“张先生，这次出城前，傅先生向您交了些什么底？”

张东荪稍作思索后说：“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二）平津以后能否有其报纸；（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要用投降的方式，调出城外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从张东荪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傅作义的思想动态。聂荣臻听后没有说什么。转过来又对周北峰说：“你这次来很好，我们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1945年你代表傅先生和我们在张家口进行了三人小组会谈，那时，傅先生是搞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只让我们的中央军委副参谋长王世英与你见面。这次和那次不同了，我欢迎你。”

周北峰说：“很荣幸见到聂司令。”

“周先生，你看这次傅先生有诚意吗？”聂荣臻问道。

周北峰说：“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们来主要是看看解放军方面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

聂荣臻说：“条件很简单，就是要求他停止抵抗。如果傅先生再用当年困兽犹斗、守涿州的方式，在北平负隅顽抗，是要碰壁的。”

“我看傅先生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可能有些周折，这也是难免的。”周北峰说。

停了片刻，聂荣臻又对周北峰说：“周先生，唐朝祖咏那首《望蓟门》诗，你还记得吧。今天读起来，是否很耐人寻味？”说着，他就背诵了起来：

燕台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夹，论功还欲请长缨。

周北峰听罢，感叹地说：“是啊，此时此刻我们亲临蓟县，对当年诗人望蓟门军营所产生的立功报国壮志是很理解的，今天，贵方大军压境，真可谓‘海畔云山拥蓟城’了。”

“时过境迁了，现在平津并不是往日的天津和涿州了，请你转告傅先生早下决心。”

“是呀，聂司令员的意思，我一定向傅先生转达。”

聂荣臻问：“你们这次出城来曾有人与你会过面吗？”

周北峰说：“崔月犁和我见过面。”

聂荣臻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谈这些吧！你们早些休息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5]

夜深了，孟家楼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林彪在办公室里正和聂荣臻研究分析与周北峰、张东荪的谈话。

1月9日凌晨2时，中央军委对关于与傅作义谈判中应注意的问题，发来了电报：“八日十五时电悉。

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少，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1月9日，难得的一个好天气，风和日暖。上午9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一同来到了第一次谈判的地点——周庆海家。

第二次正式和谈又开始了。

林彪首先说：“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

周北峰说：“昨天夜间，我已与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

罗荣桓说：“那好吧！咱们今天先作初步会谈。你们来是只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的问题都谈呢？”

周北峰说：“傅先生的意见是：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他的统辖区一起谈。”

罗荣桓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但首先要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还请再次告诉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思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即把傅作义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作义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6]

聂荣臻在分析平津形势后说：“关于部队改编问题，傅先生要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在规定时间内把军队全部调出城外，开到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张东荪听后，连忙说：“这个办法好，傅先生是会接受的。”

接着，林彪也初步谈到对傅作义本人的安排问题。他说：“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们会赦免他的，而且会做出妥善的安排。我们党从来不会亏待一个为人民立下功劳的人，尽管这个人也许有过错误甚至罪恶。请周先生向傅先生转达我们这个意见。”

时间已近中午，大家一起共进午餐。下午，周北峰将这次会谈的情况，通过上次谈判留在这里的电台，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来电没有其他意见，只是希望双方代表谈得更具体一些。

1月10日上午继续会谈，双方就军队的改编办法，军政机构的接管，以及人员安排的具体问题，作了进一步交换意见。

林彪对周北峰说：“你对今天所谈的这些内容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可以先详细地谈一谈。”

周北峰没有推辞，顺着林彪的话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出城时草拟了个意见，很不成熟，请诸位将军考虑。傅先生的意见主要是：军队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不要用投降方式解决；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的人员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对傅作义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等。傅先生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总之，关于他的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安排，给以生活出路。”

周北峰还提到：“傅作义在北平出版有一个《平明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傅先生还说：他追随蒋介石作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以往罪过，请不要追究了。”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听取周北峰陈述傅作义的意见后说：“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对他们追究以往的责任。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返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给予资遣费及资遣证明书，令其还乡，并通知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不予歧视。”“我们对傅作义先生不但不作战俘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一定的地位。”[7]并又强调：“首先解决平、津问题，由傅作义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城外，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先头部队必须于1月12日13时前开始行动。”他们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是别无出路的，希望傅将军早下决心，并特别说明1月14日以前为傅方答复的时限。

第二次正式会谈就要结束了，这次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气氛也比较融洽。聂荣臻又问周北峰、张东荪还有什么意见。张东荪说：“我没什么意见。”罗荣桓说：“请周先生说吧！”周北峰说：“傅的希望与要求全部都谈了。”

聂荣臻还对周北峰说：“下次来，请傅作义将军派他的全权代表来，我们可以谈得更具体一些。”

会谈时，由刘亚楼作记录。谈完后，林彪、聂荣臻陪同周北峰、张东荪来到了别的屋子里休息，罗荣桓嘱咐刘亚楼尽快将会谈的结果整理成一个《谈判纪要》，以便草签。

午饭后稍事休息，刘亚楼便将《谈判纪要》整理出来了，他让周北峰看后，林彪、聂荣臻分别在上面签了字。轮到傅作义代表签字时，张东荪说：“我不签了。我是民盟成员，代表不了傅先生，只能在你们双方之间当个调解人和见证人。而且，我这次不回北平城了，打算返回燕京大学，尔后启程去石家庄。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周北峰就签了字。

签字以后，聂荣臻又对周北峰说：“今天是1月10日，你方答复的最后期限是14日午夜12时，四天时间，够用了吧？”

周北峰说：“好吧，我现在就启程返城，争取早日答复贵方。”这时，刘亚楼说：“你们回去吧。路上要小心，我们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火线的联络方法，你们用电报详细联络。”又再三嘱咐说：“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缝在衣服里面，千万小心。”

周北峰立即与王克俊通电说明会谈已结束，并要求安排回城时通过火线的地点及办法。一切就绪后，下午2时许，解放军派王参谋陪同乘汽车出发。当晚，周北峰住在清河镇，汽车送张东荪回燕京大学。

第二天清晨早饭后，王参谋带了四个战士陪同周北峰继续前进。为了安全起见，大家一律步行。10时许，走到了德胜门北边距土城子（俗称燕王城）约3里处，王参谋说：“前面就是火线，不能前进了，请按你们联系好的路线、方向行进。”周北峰说：“谢谢诸位同志，请回去吧。”

告别后，周北峰一个人沿着公路继续前进。走了约半里多路，突然响起了枪声，子弹呼啸着从他头上掠过，他立即卧倒。几分钟后不打枪了，周北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东边有一个茅草房子，门外有两个老人，看样子是老夫妇。周北峰急忙匍匐到草房前。老人对他说：“这里有两天没打枪了，怎么今天又打起枪来了？你是干啥的？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这里可不能走啊！”

周北峰站起来，走进茅屋里说：“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好久没有回家了，现在想进城回家看看，麻烦您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

那老人似有难色，不愿承诺，经周北峰再三请求，才应允前去。周北峰在他后面约30米处跟着向前走。老人到了战壕后，同从壕沟里出来的两个士兵说了几句话，便招手叫周北峰过去。

周北峰走到战壕前，那两个士兵端枪厉声问道：“进城干什么？”周北峰说：“进城回家。”那两个兵停了一下，就摆手令老人回去，随后将周北峰带到一个指挥所。

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对周北峰进行了盘查。周北峰一听他的口音，就觉得不好了。王克俊与他联络时，明明说德胜门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怎么他们说话却是南方口音，而不是察、绥人的口音？这一定是蒋介石的嫡系。周北峰心里埋怨王克俊把事情办糟了，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果然，他们见问不出别的来，就令周北峰将衣服脱下来，仅留下内衣，对周北峰进行彻底搜查。幸好文件是缝在内衣里面的，没有被搜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周北峰带的香烟，及随身所用的零碎物品都拿走了，然后让周北峰穿上衣服说：“行了，你可以走了！”

周北峰向德胜门走去。走到城门口一个茶馆门前，看见一个军人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东张西望，看见周北峰后急忙跳下来说：“你是周主任吧？我等了你好半天了。”周北峰忙问：“谁叫你来的？”他说：“王克俊处长。”周北峰说：“这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吗？怎么不到第一线去，而在这里接我？”俩人边说边走进城门，乘上等候在那里的汽车回家去了。

一到家，周北峰就给王克俊打电话，告诉他已平安回来，吃过饭就到华北“剿总”去。过了一会儿，王克俊来电话说：“总司令请你立即来！这里给你准备饭，来这里吃吧！衣服也不用换了，你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一直开到总司令办公室，请赶快来吧！”

汽车一直开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中南海居仁堂。不巧得很，周北峰刚下车，正好碰上“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出来，彼此打了一下招呼，周北峰就走了进去。周北峰从屏风的夹缝中看见大客厅里正在召集军事会议，只听见傅作义大声地布置着北平城防事务。

周北峰退出了门外，找到了傅作义的随从副官，叫他通知一下王克俊，说我已来了，在办公室等候。不一会，傅作义走进办公室，外面的军事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傅作义和周北峰说了几句话，就问：“你来电说已签了个协定，有文件吗？”周北峰说：“不是什么协定，而是一个会议纪要。”说着便从内衣口袋中取出文件交给傅作义。傅作义很快就从头至尾把《谈判纪要》看了一遍，看完后慢腾腾地把它往桌上一放，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唉声叹气。

周北峰提醒傅作义说：“这个纪要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纪要末尾有一个附记说明，要求我们对所谈各项务必于元月14日午夜前答复。”傅作义仍一言不发，又踱起步来。周北峰安慰总司令几句，傅作义平静了一些说：“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平安地回到北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文件，我再好好考虑考虑，过两天再说。”[8]

由于傅作义对解放军方面提出的一些条件仍有保留意见，他又一次陷入极度的心理矛盾之中。在之后的几天内，周北峰心中非常不安，因为看傅作义的神情，他是在拖延时间，说不定还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真是这样，北平这个数百年的古都岂不是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过去的历史文物岂不都付诸战火了？当然，周北峰也理解，傅作义对此等大事，是不能不千思百虑、慎之又慎的。

之后，周北峰与崔月犁作了数次联系，崔月犁向他说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周北峰不断地到傅作义那里去催促，提醒他于14日午夜之前答复，要早下决心。但是，傅作义见到周北峰总是闷闷不语。当一提到14日午夜前要作答复的事，傅作义就用别的话岔开。此时，崔月犁又与傅冬菊联系，要她继续做她父亲的工作，争取他早下决心。

就在这前不久，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平津战役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五大书记都发了言。在研究中决定，如果傅作义再拖延时间，不执行第二次谈判中议定的“离城整编”的协议，就在适当的时间内攻占天津。

1月11日12时，林彪、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说：也许要待我真正攻下天津后，傅作义及北平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才更容易就范。为做到仁至义尽，平津前线司令部建议将原定的部队离城时限推迟一天，天津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月13日12时以前开出，否则我14日即开始进攻。天津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即可以解决北平问题。

当天，毛泽东同意命令傅方限天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月13日12时以前开出，并指示林彪、聂荣臻要向傅作义的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作义在借谈判拖延时间。傅作义如真有和谈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不得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又经过两天痛苦的思索，傅作义终于表态，他对周北峰说：“你可以电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诸位将军，说前次所谈的都已研究，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有关离城改编的问题，因为部队相当复杂，在双方观念意旨未沟通之前犹作战斗准备，今日起方能转作和平部署。打通思想及说服工作，均非仓促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不日你将同邓宝珊再去会谈。”

1月13日清晨，当周北峰将此意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后，上午便接到了复电：“电悉，欢迎邓将军前来。”于是，北平方面又做第三次出城和谈的准备。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

[4]　北京市档案局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5]　《傅作义一生》。

[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7]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第29章　第三次和谈

邓宝珊来到北平——崔月犁与邓宝珊的三次面谈——前往五里桥——林彪说：“打天津三天就够了”——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第三次和谈开始——签订《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一封没有封口的信——《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傅作义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1949年1月14日，我军对天津发起攻击，这给傅作义又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其失去了与我军和平谈判时“要价还价”的筹码。傅作义决定与中共进行第三次和谈。

这一次，他要派邓宝珊亲自出马。

1月14日上午10时40分，即我军对天津发起攻击不到一小时，苏静收到了周北峰发来的电报：“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

请邓宝珊出马，这还是傅作义的好友马占山提醒了他：“现在是请邓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

此时，马占山因肺病正留居在北平治疗。1948年底的一天，他的好友蔡运升带来一位名叫王之相的人，是华北法学院俄语系教授。马占山与王之相两人一见如故，便聊了起来。王之相首先谈到对时局的看法，认为如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既可保护北平12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保护了文化古城。接着，又对马占山说：“马将军可以借助友谊关系，劝告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北平人民将感念不忘！”马占山听后很受启发。[1]

几天后，马占山果然带病去见傅作义。傅作义对马占山说：“您是旁观者清，今天抱病前来，我很感动，咱们好好谈谈！”傅作义对马占山说，他已两次派代表与中共接过几次头，因所派的人地位不高，谈判进展迟缓，都是不得要领而回，他正在为此事发愁，不知你是否有什么好办法。

马占山说：“北平是古都，有数不清的珍贵文物，不能打，不能当千古罪人，还是跟共产党谈判为上策。我看，咱把宝珊接来。他是个文人，早跟共产党有过接触，比咱俩谁出面都好。眼下，我没权，你正打着，你我都出不了头。”[2]

马占山的一句话提醒了傅作义，他决定立即发电报，请邓宝珊来北平，共商和谈大计。

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在新疆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还在陕西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24年，他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时，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抗战期间，邓宝珊与傅作义、马占山同在西北一个战区。傅作义是第12战区长官，马占山是副长官，邓宝珊是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无论公谊私交，关系甚密，并结拜为兄弟，互为依靠。1939年马占山因打猎受伤，去延安治疗后到榆林邓宝珊家养伤，住了一个多月，邓宝珊对马占山照顾得无微不至。邓宝珊长期率部驻军榆林，距延安很近。他很赞同中共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抗战期间曾多次前往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建立了友谊。

邓宝珊当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傅作义知道，邓宝珊在北方国民党将领中有一定的资望，且与共产党关系深，两次国共合作中交过不少共产党朋友。他处事沉稳，能言善辩，既不墨守成规，又不失法度，派他为自己的全权谈判代表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1949年1月4日，傅作义派蒋介石为示“恩宠”调给他使用的总统座机“追云”号，将在绥远的邓宝珊接来北平，随行的还有邓宝珊部的副师长张之衢，军需处处长张曼文和随从副官王焕文。当时北平的南苑、西苑机场已为解放军控制，城内东单操场和天坛公园修了临时机场。当专机降落在天坛机场后，邓宝珊对亲自来接他的傅作义说：“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一句话说得傅作义顿时感到思想上轻松了不少。

邓宝珊到北平后，住在东四孙家坑51号。当天晚上，傅作义与邓宝珊作了彻夜之谈。两人分析时局后一致认为，华北战场四面受围，势难坚持下去。邓宝珊看出傅作义的思想深处仍有想走“和局”之路与怕被人耻笑为“降将”的矛盾，诚恳地说：“蒋介石孤意内战，几年来举措失当，演出国民党今日如此可悲的局面。你我若弃民心、大义于不顾，有何意义？北平是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宜生兄你即使成了‘党国英烈’，也逃不脱‘千古罪人’的骂名。”邓宝珊的一番肺腑之言，廓清了傅作义这一思想顾虑。

邓宝珊又对傅作义说：“我们都已年过半百，戎马生活几十年，饱经忧患，同心为国家强盛，人民安生，抗战才赢得胜利，这是多么不容易啊！我多次和毛泽东谈过关于国家和民族问题，很受启发。毛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要完全依赖他。现在结束内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以后我们便可安度晚年了。”[3]

邓宝珊到北平三四天后，第二批派出去的和谈代表周北峰回来了。

1月9日，由蔡运升通知王之相教授，请于当日晚7时后到地安门马占山住宅会见邓宝珊。王之相与邓宝珊谈得很融洽，谈到国内外形势，涉及美国出兵干涉，或挑起世界大战等问题，王之相都从分析当时政治、经济形势加以说明和解释，解除对方顾虑，使邓宝珊很感满意。

1月10日下午，傅作义与邓宝珊二人先谈了两三个钟头，又把李世杰找了去。傅作义说：“我们谈了好久，有些问题需要你和宝珊谈谈。”说完，傅作义就出去了。

邓宝珊说：“毛主席有电报，欢迎我到前方去与林彪、聂荣臻会面，傅先生也要我不久就去，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讲清楚，怎样去呢？所以要请你提出意见研究。”然后，他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我去前方，解放军是否会把我扣起来？

二、如果我提出的意见解放军承认了，解放军所提出的意见我也接受了，但是我们的部队不接受，那还是没有结果，你对于部队估计怎样？

三、我们应当怎样提出最低限度的条件？

邓宝珊还说：“以上三项必须妥为研究，但傅先生什么问题也不谈，让我明天就去，我不能糊里糊涂就走，必须考虑考虑、准备一下才好。你看怎样？”

李世杰的看法是：“一、你在北平名义上是‘剿总’的副总司令，但实际上等于一位客人，你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也是一位客人，解放军扣下客人有什么意义？况且有毛泽东的欢迎电报，不必有此顾虑。二、关于和平运动，驻北平的察绥部队是绝无问题的；至于中央军部队，我与周善初、李文已作了初步试探性的谈话。据我估计，将来接受和平，可有十分之七八的把握。黄翔、廖博是陆大同学，他们说话比较真实，认为不应当打了，再打下去也没有好结果。其他的人对国际国内形势、政治经济军事状况都很悲观。关于和谈一节还没有和他们谈到，待你出发以后，我再相机和他们谈谈，我想是无大问题的。三、关于条件方面，崔载之、周北峰怎样谈的，傅先生没有给我说，我也没有知道的必要，所以我也没问。最好是在谈过的条件基础上进行，你再和傅总司令去研究。”[4]

接着，李世杰将与邓宝珊的谈话情况，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傅作义说：“随后我再和他们谈谈。本部的三个人（指郭宗汾、梁述哉、郑晓岚）就有三种不同意见，那么李文他们意见就会更多了，那怎么办呢？”

李世杰说：“我打算找机会再和他们深入地谈谈。目前我先和周善初谈，因为他不是黄埔学生，又是你最近保荐升了警备总司令的；其次，我再找廖博和黄翔谈谈，他们是陆大的学生，容易谈出内心的话来。据此才可以推断其他人员的思想轮廓，再和他们进行谈话就容易了。”傅作义表示同意，但一再嘱咐他要慎重进行，不要性急。

这时，我北平地下党也加强了与邓宝珊的联系。崔月犁曾三次去王之相家，准备与邓宝珊面谈。

在王之相家里，崔月犁终于与邓宝珊第一次见面了。这一天，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一见面就对崔月犁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崔月犁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征录的新闻宣传材料，就送给了邓宝珊一份，他很高兴。崔月犁说：“战争发展的形势，将军可以从这些材料上略知一二。”

邓宝珊说：“共产党必胜，蒋介石必败，这个形势我早就看清了。”

崔月犁说：“你和傅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

邓宝珊表示，他会尽力劝说傅先生弃暗投明，继续走和谈之路的。

他们第一次谈话之后，北平已被解放军围得岌岌可危，包围圈越来越缩小。城内不断听到隆隆的炮声，有些炮弹已经打到城里来了。还是在王之相家里，崔月犁与邓宝珊作了第二次会谈。一见面，邓宝珊的情绪有点紧张，对崔月犁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

崔月犁说：“这个意见当然可以考虑，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但留给傅先生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第二次交谈时间很短，谈完后临出门时，邓宝珊说：“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送你一段路吧。”

邓宝珊用汽车把崔月犁送到了景山东街。

第三次见面还是在王之相家里。这一天，看起来邓宝珊心情很好。他这个人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但这一次，他一见面就面带微笑地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心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很好，我把他的女儿冬菊叫到一起，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5]

原来，在这一时期，邓宝珊与傅作义又进行过几次深入的谈话。正是在邓宝珊的多次劝说下，傅作义终于从犹豫的迷雾中走了出来，下定决心，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

时间过得很快，1月14日已经到了，午夜前一定要与平津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这一天上午，傅作义把邓宝珊和周北峰请到了他的办公室，叫他们两人当天立即起程，再赴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

周北峰立即发出电报：“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我平津前线司令部马上复电说：“欢迎你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6]

这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已由蓟县孟家楼转移到通县宋庄。苏静所领导的有关谈判人员和在第二次谈判后一直留在八里庄的李炳泉以及傅方的电台、电务人员一同来到了通县五里桥，选择在张永和家为第三次和谈的地点。

这是一座四合大院，朱红色的大门，引人注目。

1月14日午后1时，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带着参谋刁可成和自己的副官王焕文，一行四人由王克俊护送，经德胜门出城。邓宝珊对随行人员说：“傅总司令是一位好胜心强的人，这是一次带根本性的转变，确实是不容易的。”

过了土城子，到了前沿战壕，护送的人回去了。邓宝珊等人向前望去，好像有八匹马拴在树下，也有人走动，可能是接应人员。越过战壕步行向前，走了二三百米，就有人来招呼。接谈后，果然是接应人员，其中就有王朝纲科长。于是，一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改乘两辆吉普车前进。

车，风驰电掣般行进在晚霞的余辉中。一小时后，开进了五里桥村，在张永和家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这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已在大门口迎候。邓宝珊急忙下车，与快步迎上来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一握手。林彪说：“欢迎，欢迎！邓将军一路辛苦了。”

走进屋里，只见宽敞的房间中央，摆着由四张方桌对在一起的大桌，上面覆盖着白布，显得大方朴素。

大家坐下以后，罗荣桓说：“路上辛苦了，先喝点茶，休息一下吧，等一会儿再谈。”

周北峰说：“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可以先说说情况？”

这时，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还是非常自信的，认为在短时间内，解放军是打不下天津的。因此，他以自信的口气说：“天津嘛，最好不要打！”转而，他以一种询问的口气又说：“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打天津三天就够了！”林彪回答得很干脆。

“三天？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邓宝珊不以为然地说。

聂荣臻听邓宝珊这么一说，有点儿生气了：“30天打不下来就打三个月，打半年，半年还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双方都不讲话了。一阵沉默之后，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回去，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指示。”

北平，傅作义很快接到了周北峰的电报。他马上复电：“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月14日，针对蒋介石的和平阴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最后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同时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7]

1月15日上午，第三次和谈正式开始，但已不包括天津了。

参加这次和谈的我方代表是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傅方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苏静与刁可成分别担任记录。

双方围绕着关于国民党军队改编的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剿总”和部队中团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对北平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归纳整理出具体条款十余条。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

正在这时，我军攻克了天津。傅作义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得不指示邓宝珊加紧谈判，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1月16日清晨4点多钟，李炳泉到周北峰床前说：“天津已经解放了。”不一会，苏静也来了。他说：“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侯镜如在天津打响之前，就率其部队由塘沽出海南逃了。”

一个小时后，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来了一份电报：

林、罗、聂：

（一）你们给傅作义的书面通牒应于本日面交傅方代表。

（二）请告傅方代表，如果傅方决心和平缴械或决心出城改编或决心里应外合协同解决中央军（三项中无论哪一项均可由傅方选择，通牒中未提第三项是为了保守机密），就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如果傅方决心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决不会亏待他们。吴化文那样的人我们也没有亏待他。因此，傅方一切行动均应事先和我们商量，他们准备发表的通电必须事先送我们看过，取得我们同意。

（三）你们应向邓（宝珊）、周（北峰）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

（四）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榆林方面，接邓八日电，要派人寻见毛主席的消息，毛主席已知道了，此点你们亦可告他。

（五）你们应迅即准备派出适当代表带随员及电台入城工作。此人应懂得我们的全部策略态度，并要机警，有应付能力。

军委

十六日五时[8]

下午，继续会谈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就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的时间、地点，进行改编的原则和具体办法等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初步形成了《北平和平解决十四条》：

为消除此间部队机关心理上之疑异，需要由傅适时对部队及城内各机关明及准备的要点。经拟定：

（一）部队开动后，由双方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办理过渡期间一切军政事宜。

（二）部队开动时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可集中一部于德胜门及西直门附近，与守城部队密切取得联系，以应时机需要时动作。

（三）为维持城内秩序，除留警察及看守仓库部队外，可酌留察绥部队及一部临时充任警卫部队，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四）开动出城之部队可携一星期之补给粮，以后由联合机构负责继续补给。

（五）部队出城到达驻地，约一月后开始整编。

（六）整编后兵团以下（含兵团）部队暂仍用原来番号，其管理、约束、补给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办理。

（七）部队整编后为人民解放军，要按制度整编。该项制度主要包括设置政治组织、官兵平等、废除打骂教育、执行命令政策、服从群众纪律。其人事方面按下述原则：

1．能力称职愿继续者，留原职继续服务。

2．能力优异者且可提升。

3．不能适用者予以调整。

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

5．不能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予以便利。

（八）为避免军权不一，北平军管会应纳于前述联合机构。

（九）平市行政机构、公营公用企业及银行等原则上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损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

（十）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持现状，不得破坏损失，或合并或结束，另商办理。

（十一）对傅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仍由傅部分别妥为办理，双方协助。

（十二）邮政电讯暂时尽量保持对外联系，各种报纸仍继续出刊。

（十三）对于中统、军统情报组织，除别有企图、继续有破坏行为、证据确凿者，依法处理外，一律坦白自新，既往不咎。

（十四）以上适用于临时过渡期间，有否意见请示。[9]

双方还确定1月17日由邓宝珊、刁可成、王焕文同苏静、王朝纲进城，周北峰仍然留在通县五里桥，以便联系。

会谈结束前，邓宝珊说了这样一段话：“有句古训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怀千岁忧，总有一天会遭到后人耻笑甚至责骂的。我也这样劝过傅先生。傅先生以及我本人，还有在座的诸位，总有一天要黄土覆面的。在我们化了灰后，后人写历史时总会是公正的。”

谈判终于胜利结束了。邓宝珊为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而高兴。晚饭后，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说完便走了。

这封信就是中央军委电报中所说的“书面通牒”，这是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一封公开信。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贵将军接取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河北、热河及山西北部，向着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涞水、易县、望都、定县、河间、高阳、任丘、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平、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芦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城及广大乡村。贵部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曾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北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焚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民，斩伐风景林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令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万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示下列诸点：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

（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

（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军官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

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等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十四日上午十时开始总攻，至十五日下午三时即解决战斗。贵军十余万人全被缴械，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睹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

北平被围，业已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作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以减轻或赦免。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持抵抗到底，则本军实行攻城时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本军将用精确战术，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破城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

严惩办，决不姑息，勿谓言之不预。

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

司令员　林　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10]

林彪走后，邓宝珊打开信一看，感到这封信措词严厉，与其说是一封公开信，莫如说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估计傅作义一时是接受不了的。他更担心又有什么节外生枝，影响北平的和平解放，于是，便向苏静谈了自己的想法。

苏静听后，觉得事关重要，因他不知道信的内容，又不便索阅，未做任何表态。但他认为邓宝珊的这种想法是出于好意。于是，他连夜从五里桥乘车来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宋庄向林彪报告这件事。

林彪听完汇报，沉思片刻，说：“措辞是有些严厉，要么暂时不交也可以。”1月17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关于与邓宝珊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情况：

军委：

甲、邓宝珊初来时，我正布置攻津，故聂第一次接见时，采取强硬态度，以说明因傅一再拖延，我始攻津，故傅应负全责。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不盛气凌人）。林首先从整个形势均对我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但为保障北平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仍甚望和平解决，惟不可再拖时间。并提出如下条件：

（一）限本月二十一日，首先开出一个军至北平城外三十里至六十里间地区（除宛平、通县两方面外，任何方面均可），以后再陆续开出。

（二）为指挥军队开出行动，可在德胜门外设两方面参加的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可派军政负责人入城。

邓表示完全可以照办。以后邓提出几点：

一、要求我派代表同其入城，我乃同意派东总野司一处长苏静与之同去。二、提出和平解决后，傅以去何地为宜，以试探我对傅之处理。我答傅之位置有二：一去台湾，一留北平。并以吴化文为例说明只要傅真能站到人民方面来以赎前罪，我们不会亏他的。

乙、因此次与邓谈话态度和空气与通牒中之口气不大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牒踌躇，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与傅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邓去后周北峰仍留此。

丙、彭、叶今抵此，我们共同研究，认为军管会不宜要傅方人员参加。但在军管会下各机构，可由适当的旧人参加，以利接收。

林　罗　聂

十七日二十一时[11]

在回城的路上，邓宝珊对苏静说：“关于那封信，我考虑，为避免发生意外，以暂不交给傅先生为好。”

苏静回答说：“交与不交，何时交，我看就由邓先生自己定夺吧，不过，只要有利于实现协议，暂时不交给也可以。”

邓宝珊、苏静一行到了北平城后，住在华北“剿总”联谊处，工作和生活由崔载之负责联络和照应。

就在这天的深夜，傅作义接到了蒋介石的一份电报。大意是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8日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催傅即复。

傅作义一面复电“遵照办理”，一面发电通知平津前线司令部说明蒋介石来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蒋军飞机着陆。1月18日，飞机果然来了，接着，城外解放军对天坛上空的炮击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飞机始终未能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最后企图用飞机运走他的嫡系“精锐”及其装备的梦想。

邓宝珊、苏静一行回到北平城的第二天，傅作义在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联谊处看望苏静。见面后，傅作义即表示十分感谢，并向苏静表示慰问。最后，傅作义对在场的人说：你们可以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实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要有利于北平的和平解决，怎样都行。

当天，苏静和王克俊、阎又文、崔载之等人，以通县五里桥第三次谈判时所达成的14项条件为基础，草拟出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协议书分正文和附件两部分。正文内容如下：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意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一月后实行整编。

四、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五、华北总部成立联合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俟以上工作已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时为止。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俟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次接替之。但傅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失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九、金圆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别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之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接管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族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为处理。

十五、邮政电讯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继续出刊，俟后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　静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

崔载之

附件的内容是：

一、联合办事机构以七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四人，华北总部方面三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戎子和、徐冰，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之。

二、部队移驻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下列各点：

（1）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

（2）实行官兵平等；

（3）废除打骂教育；

（4）执行命令政策；

（5）服从群众纪律等。

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1）能力称职愿继续服务者留原职继续服务；（2）能力优异者可提升；（3）不适任者予以调整；（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愿返籍亦可予以便利。

三、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收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交接期中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前线司令部指挥，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移前线司令部接受，转交军事委员会管理之。

四、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系双方代表分别请示东北野战军林司令、罗政委及华北总部傅部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者。

东北野战军前线司令部代表　苏　静

华北总部代表　王克俊

崔载之[12]

崔载之在协议书上签字后，对苏静说：“我们草拟协议之处，就是当年袁世凯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21条的地方。21条签订的消息传开后，全国民怨沸腾，一片抗议声。今天，我们签署的这18条公布于众后，人民一定会欢呼喜庆的。”

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条文，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协议》条文，只有少数中央系将领石觉、李文等不愿意留下来执行《协议》，请求南去。但石觉、李文当时并不表态，却狡猾地说：“我们说不出什么意见，只是克俊你的部下有意见。”王克俊笑道：“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两人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你政工处管的人吗？他们有意见。”他俩以此作梗，以为得计。

这时，正好到了开饭时间，傅作义应机说：“先吃饭吧，饭后再议。”王克俊乘他们用饭的间隙，立即让人分头电话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15分钟内必须到勤政殿集合。有关人员按时到齐后，王克俊即宣读了《协议》条文，问有何意见，大家绝大多数赞同，但不出所料，只有石觉、李文两兵团的政工处长提出意见，要求放他们走。王克俊当即作了处理，严肃地答复说：“不愿留下要走，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把工作做好，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遵守纪律，圆满实施《协议》的规定之后，我保证请傅总司令把你们送走，保证你们的安全。”两人再也无话可说了。

这边安排好后，王克俊找到了傅作义，这时各人用饭已毕。傅作义见王克俊进来，问：“是否继续开会？”王克俊笑了笑，傅作义便对众人说：“好吧，继续开会吧。”石觉、李文还是坚持饭前的话。王克俊笑着说：“没有问题，各处长均赞同。”随即让卫士要石觉、李文两兵团的政工处长的电话，两人不知何意，王克俊说：“请二位直接问各自的政工处长。”两人表示诧异，王克俊便将在他们吃饭间的事在会上复述了一遍。傅作义说：“对嘛，好嘛。”石觉、李文说：“既如此，也就不必接电话了。”傅作义再次问李文、石觉有何意见，两人才回答说：“同意条文，但要求能走。”傅作义当即说：“可以，可以走，我给你们作保证，但条件一样，要把事情办妥。”

1月21日，《协议》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执行。22日，北平《平明日报》等刊出了《协议》要点。傅作义提出，拟于日内在双方前哨中间地区适当地点会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傅作义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走出这一步又是多么得不容易啊！

《协议》公布后，广大北平市民欣喜万分，奔走相告，各界群众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日子。

[1]　《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

[2]　《马占山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3]　王焕文：《邓宝珊先生与北平和谈》。

[4]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的经历与见闻》。

[5]　《文史资料选编》第20辑。

[6]　周北峰：《北平和平解放》。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9]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0]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1]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2]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第30章　北平和平解放

陶铸进北平城——傅作义率部出城——北平联合办事处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北平解放了——傅作义为何不满——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改编部队——傅作义西柏坡之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中共中央迁移北平城——西苑机场的阅兵——通电和平

1949年1月21日下午，一辆吉普车从通县五里桥村开出，直奔北平朝阳门而去。车上坐的是周北峰与化了装的解放军首席代表陶铸及徐冰、戎子和等人。车到了解放区的防区内，由陶铸亲自下车联系。当进入国民党军防区时，陶铸笑着对周北峰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前边是傅将军的部队了，请你联络吧！”

正说话间，突然前面“轰”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司机有点慌了手脚，把不住方向盘，汽车摇摆起来。周北峰从后座急忙抓住方向盘，并叫他停车灭火。车停后，发现前面有一群羊，因来了汽车惊散离开了公路，跑到两边的土路上，踩响地雷炸死了几只。司机见到这种情况更有点紧张。于是，周北峰说：“我来开这段路吧，放心好了！”陶铸说：“好吧！让给周先生开。”

行了二里多路，碰到了两个国民党的兵。周北峰停车说：“我是华北总部的周北峰，王克俊处长没有通知你们，我在这个时间坐一辆吉普车入城吗？”他俩互相看了看，未置可否，就领着到指挥所向一个军官报告。这位军官知道此事，说：“一位刁参谋等了一早上，刚才进城吃饭去了，可能一会就来。”

周北峰对他说：“刁可成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们不等了。”周北峰说完就上车，把车一直开到华北“剿总”联谊处，立即给王克俊打电话说已经进城。

1月22日中午，傅作义设便宴招待陶铸一行，作陪的有邓宝珊、郭宗汾、王克俊、周北峰、崔载之、阎又文等。宴会一直沉浸在友好、兴奋的气氛中。席间，傅作义对陶铸说：“部队出城改编的计划已拟好了，程子华将军已接管了北平的城防，守军按既定计划出城改编了。”

当天下午，陶铸对周北峰说：“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应立即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办事处主任，另指定我、徐冰和戎子和为委员。傅先生方面的三个委员请你们定了后告诉我。一两天咱们一起到城外看叶剑英副总参谋长去。”[1]

晚上，陶铸和傅作义又进一步研究了城内部队开出城外的日期、次序、地点和整编计划，同时磋商了双方成立联合办事处的各项细节，以及妥善处理军队改编、军事、后勤、工矿企业、军政机关移交等等事宜。

22日上午10时，古都北平城下敌对的双方——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属的25个师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属的进攻北平部队，正式休战停火了。

傅作义为确保自己在北平的嫡系部队20余万人能顺利开出城外，他对部队出城的次序作了周密的考虑和精心的部署。他决定骑兵第4师率先出城，以便给其他部队带一个好头。

骑兵第4师，在傅作义嫡系部队中，可以与“王牌”第35军相媲美，可谓之“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师长刘春方，是河北迁安县人，1901年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8年考入山西太原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傅作义部队见习，后来，一直跟着傅作义几十年，他俩同生死，共患难，可称得上是无话不说的知己，用刘春方自己的话说：他们是“过心的人”。今天，傅作义把带头出城的任务交给他，刘春方深深懂得傅作义的良苦用心，他认为在战场上没有给傅作义丢过脸，现在更不能丢脸。

刘春方的骑兵第4师驻守在位于南城的陶然亭、永定门和先农坛，在宣布停战以后，他们没有丝毫的松懈情绪，那里仍然呈现出整装待发的繁忙的军事景象。只见战马长鸣，兵旅匆匆。刘春方把部队集合在陶然亭墓地旷野，正在下达着出城开赴改编地点的命令。他说：“今天的行军序列：我和副师长走在最前面，后面按1团、师司令部、2团、3团的顺序前进。师的后勤和各团的后勤、辎重，要与本队拉开一段距离，不要挨得太近，免得把本队队形搞乱了，影响本队整齐的队容。”停了片刻，他对部队提出了要求：“出永定门时，谁也不准坐在马鞍上，要脚踩蹬，腿夹鞍；要挺胸正视，不准旁顾；要充分显示出骑兵的威风！我们是出城改编，走向光明，而不是打了败仗。因此，我们要振奋精神，雄赳赳地开出城去。沿途任何人不准打枪，尤其是通过解放军的防区，更不允许打枪。谁打枪，就是找死。各级官长一定要掌握住部队。”

说完，刘春方骑着他的高大的白马，两眼凝视前方，走在部队的最前面。当这支部队走到西直门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并对刘春方的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神态带队出城报以热烈的掌声。

骑兵第4师率先出城，给后续部队作出了榜样。但是，从23日开始，国民党驻军出城暂时停止了，傅作义又派人到没有出城的部队做工作，1月26日，各部队又陆续开出城外，到30日上午12时，除了留守的第104军一部和第35军第17师担任着北平各城门的警卫未曾出城外，其余各部队都出城开到了指定的地点。这一天的下午，傅作义带着他的华北“剿总”，在警卫团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了中南海，又回到了北平西郊罗道庄。这样，傅作义在北平的1个“剿总”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共25个师、25万人开出了城外，听候改编。

转眼春节就到了，为了使出城官兵愉快地过个年，傅作义给每个战士发银币一元，军官五元，布一匹，还把城内存有的军用罐头全发给部队，总算把部队安抚了一下。

1月31日12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近日来傅作义率部出城的情况。电报说：“傅部截至昨日（三十）止，已开出四、九两兵团所属各军及一〇一军、骑四师等部。现城内只有一〇四军安春山残部及十七师，决定今日全部开出。”“傅两次谈话表示以及亲信有意的、无意的谈论中，傅是决心将部队交出，只要我们给他面子好看些，对其部下不要侮辱其人格，能尊重军官的去留自由，改编时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要怎样编就怎样编。因为傅已知道，我们在武装问题上是毫不让步的，部队既已开出，再在这问题上使我们对他不好，倒不如干脆点为好。”

傅作义的部队开出城后，根据第三次和谈商定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规定，成立联合办事处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前几天，陶铸已向周北峰通报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为办事处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为委员。但是，傅作义方面的委员是谁，他还没有回话。1月28日，叶剑英给傅作义写了封信：

宜生先生勋鉴：

联合接交机关拟于明日（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城郊开筹备会，请转告贵方参加人适时到会为荷。

叶剑英

一月二十八日[2]

1月29日，傅作义复信给叶剑英：

剑英先生勋鉴：

一月二十八日函敬悉，兹派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前往参加，即请查照，并颂

时祺

傅作义

一月二十九日[3]

郭宗汾当时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焦实斋为华北“剿总”秘书长。

29日，那天正是春节。北平西郊颐和园里，冷冷清清，没有游人。下午2时左右，程子华、莫文骅乘车来到了颐和园东门，他们没有急于进入园内，而是站在门外向东张望。不一会儿，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也乘车来到了东门口，程子华、莫文骅迎上去，握手致意，尔后一起步入园门，径直向景福阁走去。

景福阁里，叶剑英早已摆好了茶点在等候，陶铸、徐冰、戎子和也已到来。他们听到外面的脚步和谈话声，迎出门外。

大家坐定后，北平联合办事处筹备会议就开始了。

会上，叶剑英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词，他说，我们很高兴傅先生派三位代表与我们共同工作。我愿意代表我们的四位同志向我们的朋友说明几点，以便今后共同工作：

（一）我们确守我们的原则。这就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原则。当我们讨论问题或处理事务的时候，应当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为了这点有时我们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原因也就在这里，希望朋友们要谅解；

（二）我们一定履行我们的诺言——凡是在会议上共同通过的或我们签了字的事项，我们都履行，答应了的绝不含糊，避免讲了不干；

（三）我们愿意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傅先生今天是我们的朋友，从前曾长期与我们对立，我们在宣传上或文字上，都曾视为反人民的，今天傅先生为230万人民所一致拥护，假使傅先生所作的事能推广到太原、大同、陕坝、南京、上海、武汉，那更能符合人民的愿望。现在我们一致称他为傅将军。

接着，叶剑英提出了关于联合办事处的机构问题。他说，以精兵简政为原则，在联合办事处内设秘书处，下设整编委员会和接管委员会。联合办事处是临时的过渡性质的，而不是政权机构，只是具体的办事机构。

叶剑英讲话后，郭宗汾也致词。他说，北平休战和平的事，做到今天已有相当的收获。我们愿意这种收获更扩大。叶先生所提的原则，我们完全同意。傅先生的意念，很愿意将这个局部和平，促成全面的和平，至少可以做一个桥梁，并以最大的努力，于最短期间完成之。对于联合办事机构，我们愿以最大的诚意，请叶先生领导我们努力。

会议还对一些有关事项作了协议。

2月1日，联合办事处又在颐和园景福堂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确定机构名称为“北平联合办事处”；设立军事、财经、文教行政三组，另设正副秘书主任，下设秘书若干人；北平办事处主任为叶剑英、副主任为郭宗汾。军事组由陶铸、郭宗汾负责；财经组由戎子和、周北峰负责；文教行政组由徐冰、焦实斋负责。

就在前一天的上午，北平城内城外，到处传说着“解放军下午1点进城”的消息。霎时间，街道上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向前挤着，踮起了脚尖向前望着。一辆广播车开过来了，播音员高声说着：“亲爱的同胞们，北平得到了真正的和平解放，大家早晚盼望的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了！”播音员的话音未落，掌声、口号声就轰然而起，犹如雷鸣！

中午12时30分，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10师迈着整齐的步伐，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引导下，由白石桥向西直门走来。站在路两旁的人群立即欢呼起来，他们跳着，跑着，随着解放军队伍向前进……

欢呼吧，跳跃吧，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

这一天，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解放》的评论，指出：“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式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北平的人民久已像亲人一样地渴望着人民解放军。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的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4]

当北平在欢腾之时，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领导依然在忙忙碌碌地工作着。2月1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位爱国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祝贺北平解放。2月2日凌晨，毛泽东以他和朱德的名义连夜给这些爱国人士写了复电。复电中写道：

二十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写完复电，兴奋不已，没有一点儿睡意，他在屋里踱步几圈，又伏案疾书，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贺电。电文如下：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人民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解放北平、天津，从而在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的伟大胜利。你们在华北两个月的作战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兵团部、一个警备司令部、四个军部、二十四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二十六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个“剿匪”总部、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二十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凡此伟大胜利，都是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军民协力奋斗和全国人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赞助的结果。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绝境，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八项和平条件，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

现当伟大的北平古都被解放的历史节日，特向我全体英勇的三百余万人民解放军致敬意！一切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5]

傅作义这几天的思想比较愉快。2月1日早晨，6时起床后，就在室外散起步来，又恢复了他多年的老习惯。

然而，令他苦恼的事又发生了。就在今天，《人民日报》北平版全文登载了1月16日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公开信，这封信，邓宝珊在这之前曾让傅冬菊交给傅作义看，但傅冬菊怕父亲接受不了，直至《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没有敢让傅作义看。今天，傅作义终于看到了。他边看边生气，当他耐着性子把这封公开信全部看完以后，再也忍受不住了，拍着桌子说：“太不像话了，怎有这等事，部队已经出城了，城防也交接了，我再也没有用了……”两天以后，他给林彪、罗荣桓写了一封信，对发表公开信表示不满，并说在解放战争中自己负有罪责，应该受到惩处，要求毛泽东给他指定监狱，他要去投监，承受惩处。

2月3日，中共中央对关于对傅作义态度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谭政、叶剑英、彭真，指示应对傅作义本人及其左右公开明确表示下述观点：“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电报还要求林彪与傅作义、邓宝珊“见面扯开谈一次”。[6]

第二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就准备与傅作义谈话的内容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并在电报的一开头说道：“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们，极力争辩他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之概。兹将该信转上。”后来，经过多次做工作，傅作义的思想又通了。

2月3日，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入城仪式。这一天早晨，人们一群群一队队，从四面八方拥向前门广场。

上午9时30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彭真等党政军领导，由北京饭店乘车来到前门城楼下面，健步登上前门楼。

10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直冲蓝天，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以第41军为主的解放军步、骑、炮等部队从永定门进城，精神抖擞，雄伟庄严，步列整齐地通过前门，向各个主要街道前进。

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前面的队伍过了平安里，后头的队伍还向前门走。北平的街道，变成了人的河流，整个北平城，成了歌声的海洋。外国记者对解放军入城式有这样的评论：“中国解放军入城，规模空前未有、士气高涨、装备异常精良，实为一支强大的有战斗力的部队。”[7]

2月8日，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在北京饭店会晤并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双方作了坦诚的交谈，并与傅作义全面讨论军队的改编问题。林彪说，此次北平和平解决，在全国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将军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今后继续为人民服务。同时，表明了团结傅作义的态度。傅作义则表示，过去执行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是错误的，今后应为人民服务，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于对北平守军的改编问题，解放军方面“不要顾虑过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由于傅作义在和平改编北平国民党军问题上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平津前线司令部决定实施彻底改编的方针。

2月12日，北平20余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在大会上庄严宣告：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建设人民的新北平开始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将20多万北平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新问题。林彪、聂荣臻提出改编傅作义部的初步设想：第一步将傅部以军为单位，分散与解放军插驻，以便将其整个力量分散；第二步将团以上军官调出集中管理和训练，愿走者遣散；第三步将排、连、营军官集中，其部队与解放军合编，准备以两个师溶化其一个师。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不遵守命令者，则坚决将其缴械解决。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设想，并在1月22日凌晨4时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北平二十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同一天，聂荣臻在给薄一波、滕代远等的一份电报中也指出：“我们对傅部取‘分步骤的编散，不得留旧机构’的方针，已经中央同意，即首先将团以上干部全部调出，愿回家者听其自愿；第二步以我们两个师溶其一师，将之编散，并将排以上干部全部调出教育并遣散，估计北平排以上军官不下三万人，故应预先组织训练机构。”

联合办事处对军队的改编方案召集有关人员研究过多次。

2月21日，北京饭店里人来人往，不同一般，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在这里召开了由受编的国民党部队的师以上军官参加的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以及郭宗汾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首先由陶铸致词，并宣布了改编方案。他说：

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对于起义部队官兵实行‘起义有功、既往不咎、宽大处理、妥善安排’的政策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和双方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有关条款，本着改编一要彻底、二要合理的精神，与傅作义将军反复磋商，最后形成了一个大家一致认为合理的改编方案。此方案规定：

（1）原国民党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和八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应全部结束，其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二十五个师则改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

（2）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

（3）原国民党部队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各级干部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

（4）原国民党部队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职位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其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

（5）国民党军官中，愿意回家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甲、回家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饷。

乙、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其家属在内）。

丙、除不许携带武器及公用资财外，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回。

丁、回家的国民党军官可按其工作职务与需要，酌许带一二名护兵同行。

戊、凡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其本人系地主家庭，则其土地财产不论已分与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处理。至于本人，只须今后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的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

己、回家的国民党军，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受欢迎。[8]

改编方案宣布完以后，陶铸特别指出：采取以上措施，是因为参加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并且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加以奖励和优待。

罗荣桓也在会议上强调：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改编。这是从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改变。因此，要首先学习人民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这套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中的制度是根本不同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并且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依靠启发战士自觉，讲道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少数人控制的，是采取依靠特务监视和欺骗蒙蔽的办法。

最后，刘亚楼颁布了《关于改编北平周围国民党军队的命令》：

战字第3号

顷奉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在北平周围候编的原国民党军队，军以上各指挥机关即行结束，其所属各师以师为单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师改编后之番号规定如下：

原十六军二十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五师。

原十六军九十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一师。

原十六军一〇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四师。

原九十四军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一师。

原九十四军一二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九师。

原九十四军一五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十四师。

原一〇一军二七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三十五师。

原一〇一军二七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一师。

原一〇一军二七三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二师。

原十三军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七师。

原十三军八十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六师。

原十三军二九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师。

原十三军二九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十八师。

原九十二军二十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三师。

原九十二军五十六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五师。

原九十二军一四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十七师。

原三十一军二〇五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六十二师。

原一〇四军二五〇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一师。

原一〇四军二六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二师。

原一〇四军三〇九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七十四师。

原三十五军一〇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七师。

原三十五军二六二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师。

原三十五军二六七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九十九师。

原三一一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八十八师。

原新骑四师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骑兵独立第五师。

各独立师的负责干部另行公布之。

此令

司令员　林　彪

政治委员　罗荣桓[9]

不久，又宣布了《关于傅方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的任命令》。2月27日，各受编部队开始调动，归还新建制。

28日，孙英年的原第331师接到部队开到天津杨柳青受人民解放军第45军指挥的命令后，与副师长王步云一同去见傅作义。

当孙英年说完部队改编情况，并说于明日开赴杨柳青后，傅作义沉默不语。过了几分钟，孙英年又说：我们明天就要开赴杨柳青，傅先生有什么指示？傅作义还是不语。孙英年停了停说：傅先生没有指示，我们可以走了吧？这时，傅作义才对他们说：“要像过去听我的话一样，去听解放军指挥，要掌握部队维持纪律，向解放军学习。”

但是，改编部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改编原国民党军第5师的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些麻烦。这是国民党在华北战场的王牌部队，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21师的番号。当时平津前线司令部任命李欣为这个师的政治委员，杨大易为副师长。在按指定路线开赴我第38军驻地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他们的反动气焰并未因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的溃败而有所收敛，一路鸣枪打炮。到驻地以后，当我军政工干部分别赴任时，即遭到了阻扰。他们在墙上用石灰水写着一行大字：“决不听信共党政工人员的欺骗宣传！”

有一天开会，人群中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少校军官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发言，我拒绝接受这个和平改编！”

他的话刚说完，接二连三的人争着发言。

“依我说，你们的手段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个字：一叫诈，二叫骗，三叫混。我们决不会跟你们混的！”

“甭说编为你们人民解放军，给你们打先锋，就是给你们当后卫，也是壮大了你们的声威，我们也不干！”

“依我说，无非再打一仗，我宁可当第二次俘虏，也不接受你们的和平改编！”

……

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还把我军政工人员一个个都软禁了起来。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才使这个师的改编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北平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的改编工作就是这样完成了，傅作义部队的20万人从此走上了新的道路。

2月22日，一架民用飞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直奔石家庄方向而去。机舱里，坐着上海民众代表团成员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以及专程去拜见毛泽东的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的随从阎又文。

十天前，傅作义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周北峰听后表示赞成，说：“我马上去向叶剑英主任汇报，转达你的心愿。”

周北峰向叶剑英汇报后，叶剑英答应立即请示中共中央。

第二天，叶剑英告诉周北峰说：“党中央欢迎傅先生会见。”并说：“上海的民众和平代表团就在这一两天来北平，他们也要去石家庄会见毛泽东，傅先生可同他们一起去。”

2月21日叶剑英请陶铸转告周北峰：“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乘飞机到石家庄，请傅先生和邓宝珊先生，偕一名随员乘这架飞机同去。9时前赶到西郊机场。

飞机在石家庄西郊大郭村机场着陆后，受到了中共中央专程派来迎接的李维汉的欢迎，尔后，换乘吉普车驶向西柏坡。

傅作义等到达西柏坡后，首先受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欢迎，并畅谈和平解放北平的胜利经过。

当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一起来到傅作义的下榻处后沟执行所，看望傅作义。傅作义急忙迎上前去，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罪！”毛泽东回答说：“你有功，谢谢你。”

随后，毛泽东又同邓宝珊、阎又文一一握手。

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来到了傅作义的住处。车刚停，就见傅作义已在门口等候了。

进屋坐下后，毛泽东愉快而风趣地对傅作义说：“宜生，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10]

这几句话，一下子道破了傅作义的心思，使他一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这就是说，毛泽东是把他当成亲戚和朋友看待的。

这时，傅作义内疚地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毛泽东说：“和平解放北平，你功劳很大，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当谈到对傅作义原部属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们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听后有些惊讶，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回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说到绥远问题，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

周恩来对邓宝珊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老朋友，现在你回到‘娘家’了。”邓宝珊听后深受感动，他说：“我这次为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一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绵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11]

不知不觉已经到深夜了。

第三天下午，傅作义、邓宝珊等人飞回北平。就在傅作义飞回北平的当天，新华社发布了一则消息：

新华社石家庄二十四日电：傅作义、邓宝珊两将军，二十二日与颜惠庆、邵力子诸氏同机到石家庄，向中共中央诸领导接洽公务，二十四日与颜、邵同机返北平。

傅作义返回北平后不久，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11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20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总结，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会议于3月13日结束。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七届二中全会，于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

为给中共中央迁移北平选择驻址，1月19日，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等一行先前往北平，经过细致的调查，提出确定中央驻地的初步意见，并向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汇报。1月底，范离带着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的亲笔信，回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信中说：“范、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后来，中共中央又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前往北平作全面调查，2月7日，他们和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去香山勘察，即确定香山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的驻地，对外称“劳动大学”。2月8日，李克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昨（7）日与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住该地。”“林总已允调给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

在西柏坡，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出发前，毛泽东很兴奋，只睡了四五个小时觉，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12]

他们共坐了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进入华北大平原。行车途中，毛泽东很高兴，在车上不断同警卫人员说笑。他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警卫排长阎长林说：“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他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

阎长林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两年就进北平了。”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说道：“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这就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蒋介石必定失败。”[13]

那天本来是准备赶到保定的，因为路不好走，天黑以前就在唐县附近的淑闾村住下了。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他的卫士回忆说：“这一夜毛主席没有休息，前半夜同村干部座谈，后半夜坐在小凳子上，趴在用木板支的床上写材料。”[14]第二天上午车队继续出发，中午到保定休息吃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第42军军部大院里。3月25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达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还有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黄炎培、马叙伦、傅作义等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西苑机场阅兵是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入北平后第一次阅兵，也是他到达北平后办的第一件事。还在西柏坡时，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建议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被他一口否决了。毛泽东说：“还是简单点好，不要动员那么多人，等到全国解放了，再好好地庆祝。”这时有人提议搞个阅兵式，毛泽东欣然应允。因此，中共中央指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这项工作。

为了组织好这次阅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刘亚楼、程子华等党政军领导人齐聚六国饭店，就阅兵事项进行专门研究，决定由刘亚楼担任总指挥。参加的部队主要有警备北平的第41军三个英雄团（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和连以上干部，还有一个摩托团、两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营及一些英雄功臣模范代表。

3月20日，受阅部队接到刘亚楼下达的命令后，立即在所属部队进行动员，连日来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正式阅兵前，刘亚楼想预演一下。他对第41军军长吴克华说：“吴军长，你来当主席和朱总，我来演习一次向你报告。”

吴克华连连摆手：“哎，不行不行，我哪能代替主席和朱总呢！”

刘亚楼非常认真地说：“你不配合，待会要是我报告不好，你负责？”

“行，行行行。”吴克华只好很不情愿地当了一回主席和朱总。

3月25日下午3时，机场上空升起四颗信号弹。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当毛泽东出现时，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各界代表，立即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军乐队高奏着欢乐的乐曲。随着50门六〇炮发射出500发照明弹，天空顿时一片灿烂辉煌。紧接着，从南到北，一溜敞篷汽车缓缓驶入机场，毛泽东登上第一辆浅绿色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人也依次登车，阅兵车队有一二十辆。

乐队奏起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刘亚楼响亮地向毛泽东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阅兵首先从步兵开始，后按高射炮兵、坦克兵和骑兵部队的序列进行。一声“敬礼”的口令，站在队前的干部，举手向领袖们行礼。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身穿朴素的灰布军大衣，在刘亚楼的陪同下，缓缓行进，不断举起右手给部队还礼。50门六〇炮陆续发出500发照明弹，有如千万颗亮晶晶的星星高挂空中。当毛泽东乘的吉普车行进到“塔山英雄团”前面时，刘亚楼向毛泽东报告了英雄团的事迹。毛泽东看到了胸前佩戴着奖章的战斗英雄，举手向他们敬礼。

检阅完部队，毛泽东来到欢迎的人群中，人们争相与他握手问好。在欢迎的人群中，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傅作义。

当天夜晚，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到9月21日才移居北平城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

毛泽东在香山又一次接见了傅作义，并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这一切使傅作义心情舒畅，精神焕发，很快就将通电定了稿。这个通电经陶铸和周北峰一起请示了周恩来后，于4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文公开发表。《傅作义将军通电》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一月二十二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的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地斗争着，北平和平的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都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里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镳。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在不断地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这种错误的原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靡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地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地说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疑、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诚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

4月2日，毛泽东亲笔复电傅作义将军，高度评价了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所作出的贡献。复电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15]

至此，北平的和平解放圆满完成。

[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3]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5]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北平解放始末》。

[8]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9]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1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1]　王劲：《邓宝珊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2]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13]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14]　《中共中央在香山》。

[15]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31章　解放华北的最后一仗

我三个兵团会师太原城下——彭德怀来到太原前线——阎锡山逃离太原城——争取和平解放太原的努力——赵承绶等人进城劝降——我军下达总攻命令——扫清城外守敌——《告困守太原敌官兵书》——总攻太原开始了——太原守敌的下场——红旗插上太原城——我两兵团转入新战场

平津战役以后，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地及绥远的董其武部了。正如1949年2月23日，新华社华北记者在《两年余华北解放战争》中所说的那样：“平津解放后，华北已基本上全部解放了。现在国民党匪军仅仅盘踞着太原、大同、新乡、安阳等几个孤立的城市，这几个在美丽的华北地图上不过是极渺小的污点，不久也将被解放军所扫除了。”“华北的历史现在正翻开新的一页。”[1]

当时，董其武部正酝酿起义，太原之敌成了孤立无援。中央军委决定对被围的太原之敌发起总攻，解放太原。

平津战役后，根据中央军委1948年11月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统一全军部队番号序列的决定，华北军区第1兵团、第2兵团、第3兵团，分别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第19兵团、第20兵团，三个兵团共23.8万人，直属军委总部。

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徐向前，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6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新亭；第61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第62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

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下辖三个军：第63军，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第65军，军长邱尉，政治委员王道邦。

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延杰，副政治委员李天焕，政治部主任李志民，下辖三个军：第66军，军长萧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第67军，军长韩伟，政治委员旷伏兆；第68军，军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向仲华。

太原之敌，自1948年11月中下旬被我军围困以来，已有好几个月了。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即命令解放平津的华北第19兵团、第20兵团及第四野战军（原东北野战军）炮兵第1师、华北军区炮兵一个师从平津地区西进，开到太原前线，与第18兵团一起参加总攻太原的战斗。当时，第19兵团、第20兵团各需编进一个在北平起义的国民党军。中央军委指示：两兵团等候编进起义部队，则需时甚久，攻取太原后又要休整。因此，不要等候编进，应派出干部率编进部队跟进。

1949年3月上、中旬，杨得志率领第19兵团及第4野战军炮兵第1师经石家庄、娘子关；杨成武率第20兵团经大同附近分头开进，经过一千多里路的行军，于4月初先后到达太原以北五十多里的地区。这样，加上在此久围太原的第18兵团等部队，我军攻打太原的兵力达到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2个炮兵师，共32万余人，拥有各种火炮1 150余门。

华北三个野战兵团数十万大军，还从来没有集中到一起进行会战过。一年来，三个兵团一个转战晋南，一个出师绥远，一个跃马平北平东。现在，当华北战场上的战争活剧快要落下大幕了，三个兵团才有机会汇集在一起，对太原发起总攻。

为了统一指挥太原前线作战，中央军委3月17日决定：由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李天焕、陈漫远、胡耀邦八同志组成太原战役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同时，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18、第19、第20兵团，以第18兵团政治部为太原前线政治部。

总攻太原前夕，徐向前身体一直不好，正在榆次峪壁村养病，未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这几天，徐向前的屋子里可热闹了。杨得志、罗瑞卿刚到太原附近，就来看望徐向前。徐向前看到他们到来，十分高兴，连忙招呼他们坐下，说：“欢迎你们呀，得志、瑞卿同志！”又问道：“杨成武、李天焕也快到了吧？”

说话间，杨成武、李天焕就进门了。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成武、天焕同志，你们辛苦了！”徐向前更加高兴了。

3月28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德怀，奉中央军委之命令，在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从西柏坡直赴太原前线，指挥徐向前指挥总攻太原的作战。彭德怀到太原后，又立即赶往榆次峪壁村看望病中的徐向前。他们俩自从1935年6月相识后，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天能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彭德怀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当时没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把18、19兵团调给一野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说：“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彭德怀说：“你应很好保重，身体好些再去也可以。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也是来学习的。在西柏坡，毛主席特别给我讲了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徐向前忙说：“彭总太客气了，毛主席那是过奖。我们没有完成包打太原的任务，正需要彭总多指示呢！”

接着，彭德怀向徐向前介绍了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太原战役的准备情况。后来，徐向前深情地回顾道：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要彭德怀返回西北途中，来太原前线看一看，解放太原后，即可将十八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归彭指挥。他到峪壁村看望我，讲了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也向他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我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他表示同意，报请军委批准后，彭总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字签署，实际上是彭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都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2]

4月5日至7日，彭德怀参加了太原前线总前委在大峪口召开的扩大会议，向到会的师以上干部150余人讲了话。他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会议结束前，彭德怀又明确指出：“这次战役的规模大，参战兵种多，战役战斗样式复杂，一定要有坚强的集中指挥，特别要注意搞好兵种、部队间的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把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华北最后一仗了。我们要用新的胜利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3]

随后，彭德怀就留在了太原前线指挥部，和太原前线总前委几位负责人一道，指挥了太原战役的后期战斗，直至太原战役结束。

自我军把太原之敌包围在以太原为中心的一个不足30里的狭长地区里之后，阎锡山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他曾亲自飞往南京向蒋介石面陈困难局面：“太原被围已届三月，粮弹补给已感到极度困难。”“只凭空运接济困难甚多。”蒋介石指示阎锡山，太原绝难长期固守，要他迅速退往西安，担任西北行营主任；把重要的干部用飞机接走，部队尽量往西突围；在放弃太原之前，要彻底破坏兵工厂，不得留给共产党。但阎锡山表示不愿放弃太原，要坚守到底。

蒋介石要阎锡山放弃太原，但阎锡山明里却仍然要他的部属坚守到底，与太原城共存亡，暗里却加紧寻找机会，自己准备逃离太原。

在平津战役中的一天，有几个美国记者来到了太原，采访阎锡山死守太原的情况。美国《柯利亚》杂志记者约翰旦生采访阎锡山时，以试探的口吻问：

“阎将军，太原保卫战，你预计能支持多久？”

“能支持到恢复晋中，收复全省，把共产党全消灭，配合政府友军，使全国土地光复！”

约翰旦生反问道：“共产党现在占了大半个中国，力量如此的强大，如果阎军没有了外援，又能支持到什么时候呢？”

阎锡山顺口回答：“我现在不能对你说出确定的日期，但至少能支持到北平逆转以后。”

约翰旦生复以疑问口吻发问：“如果支持到北平逆转以后，不能成功，又怎么办呢？”

阎锡山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命令他的侍卫端来了501个瓶子。约翰旦生一看见这许多瓶子，就感到很奇怪，说：“阎将军，这些瓶子是作什么用的呢？”

“这些瓶子里的物质，就是答复你‘不能成功’时的办法。”

“这些瓶子里的物质又是什么呢？”

“这是我应我的500个反共基本同仁的请求，预先配好的501瓶自杀药水，如果太原保卫战不能成功，我们就都喝这些药水自杀！”

约翰旦生又带着惊奇的神态问：“你这些自杀药水，为什么不配成500瓶，或者499瓶，而一定要配成501瓶呢？”

阎锡山给这位美国记者解释说：“500瓶是应我的500个反共基本同仁的请求配的，另外一瓶，是留着我自己使用，所以一共有501瓶。”

阎锡山真的是想与太原城共存亡吗？这不过是骗人的假话。他早就作好了逃跑的准备，只不过在寻找机会罢了。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

阎锡山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指使在南京的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在李宗仁面前巧于周旋，意图要李宗仁委任他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如果这一目的达到，他就进退有路：太原再紧张下去，他就飞往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形势有所缓和，就留在太原继续顽抗。

3月12日，李宗仁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并请在南京的山西大员贾景德给阎锡山发电，说什么阎锡山的名望很高，不敢以行政院长一职委屈。阎锡山接到电报后，极为恼火，但当务之急是找机会赶快离开太原，于是，他急忙复电贾景德说：为拯救晋民，名为高下，在所不计，虽副席亦可。

这时，人民解放军对太原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战斗从外围进展到太原市郊区附近。南郊和北郊的飞机场已由我军控制，新开辟的西门外红沟临时机场也在解放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整个空中运输线眼看就要被解放军完全切断，阎锡山整日暴躁不安，三次发电报给他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方闻，要方闻“多方活动，尤要接近李代总统，设法将吾调出太原”。特别是当他得知我第19、第20兵团向太原挺进，准备对太原城发起总攻的消息后，自感到太原的命运不会太长了，更为惊慌，处于吃不下睡不稳、焦虑不安的状态，见了人就发脾气，批公文就骂人，眼睛红得怕人，肝火特别旺。

经过方闻的活动，李宗仁3月28日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三十一日飞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阎锡山接到电报，批了“有飞机即去”五个字。

3月29日下午，阎锡山召集要员开会，宣读了李宗仁的电文，告诉大家这次去南京“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他还宣布，在他离开太原期间，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玲、吴绍之组成五人小组，负责太原的所有事务。随后，他匆忙登上飞机，逃离了太原。

阎锡山逃至南京后，继续遥控着太原。他在南京每天都要通过无线电与太原联系，严厉督促五人小组必须顽抗到底，拒绝和谈，坚决与人民为敌。

为负隅顽抗，孙楚、王靖国等将独立第8、第9、第10总队残部，保安团，民卫团等编入正规军，强抓市民、学生组成“铁血师”、“神勇师”、“坚贞师”，使太原守军仍保持近10万人，拥有各种火炮900门，并以韩步洲指挥第33军防守城北，以温怀光指挥第19军防守城东北，以刘效曾指挥第43军防守城东南，以高倬之指挥第34军防守城南，以赵恭指挥第61军（并指挥“坚贞师”）防守城西，以戴炳南指挥第30军及第83师位于城内及城垣附近，任机动部队，以“神勇师”、“铁血师”守备城垣，以所有炮兵组成十个炮兵群，分置双塔寺、大东门、黄家坟等处，企图以外围部队节节抵抗，消耗人民解放军，然后在城郊诸要塞与人民解放军决战。[4]

4月1日至15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与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在此期间，李宗仁表示愿意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4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况望告。”[5]

太原前线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致函孙楚、王靖国，并派阎锡山旧部、被解放过来的原阎锡山第7集团军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高斌和第35军参谋长曹近谦进城试谈。临行前，彭德怀同他们谈话，要他们告诉太原守军：人民解放军的攻城力量和决心，寄希望于美援和坚固工事是靠不住的，如愿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采取长春方式或北平方式都可以。

4月8日，赵承绶等人进入赵恭的第61军防区时，与赵恭派来的杜坤就彭德怀的谈话内容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将人民解放军的信件交杜坤转达孙楚、王靖国，要求孙楚、王靖国务于10日12时前答复。王靖国竟以“阎锡山临走前有命令，被俘人员不准进城”，“老头不在，无人作主”为由，加以拒绝。

为促使太原守敌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围攻太原的主力部队对太原守敌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第18兵团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由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负责，专司政治攻心战的组织指导工作，共印发各类宣传品四十多种五十多万份。例如，针对阎锡山逃离太原，印发的“阎匪固守太原，自知没有几天，老婆孩子黄金，先后搬到台湾，他们决心逃跑，你们做何打算？”但是，太原城的敌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4月11日早晨向我军阵地发炮，并在广播中宣称：“坚强意志，奋斗到底。”当天下午，太原前线司令部再给太原守敌送去《最后通牒》，同时命令部队完成攻城的各项准备。

各攻城部队积极进行战前军事练兵，结合实际敌情、地形，学习训练攻防战术、爆破和土工作业。针对部队在前一阶段四大要塞争夺中暴露出的侦察不够周密、步炮协同不密切、连续攻击动作不够快、不善于插入守敌纵深和切断守敌退路及包围迂回等弱点，提出了十个战术原则：充分准备，精心计划；进攻防御，都要精通；军事民主，命令服从；主要方面，力量集中；隐蔽突然，敏捷机动；坚决顽强，果敢勇猛；发挥爆破，步炮协同；插入切断，连续进攻；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全歼敌人，建立战功。经过军事练兵，各部队约有80％的人学会了爆破，并着重训练了外壕爆破和城墙爆破。

根据太原前线的形势，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于4月14日致电中央军委：

（一）自赵承绶、曹近谦与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方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现据内线关系出来谈，敌方宣传北平国共和谈已得协议，汉口、京沪国共双方共管，太原敌军由孙楚率领开西安（由我让出一条路）。西北实业公司则有准备交代之说。又今日敌太原广播，其社论仍宣传其坚强意志，奋斗到底之方针，近日调整其部队，加强战备中。（二）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仓库区敌仍固守阵地（城东）。我军作成六条坑道，其中有一条已为敌挖通破坏，估计敌可能发觉，现我正在设法防范。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乘胜攻城，把握是较大的。（三）太原之敌，在我围歼外围敌几个师以后，则可能容易就范。如十六日南京谈判无大结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时间如何？[6]

4月17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卯寒电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据此，太原前线司令部将总攻太原的时间确定为4月20日。

自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之后，彭德怀十多天来一直亲自深入前沿的主要阵地，检查各部队的作战准备，并和太原前线总前委一道共同制定总攻太原方案。病中的徐向前，这时不能走动，躺在担架上，仍然日夜关心着最后的总攻部署。

此时，华北三个兵团和一野的第7军以及晋中地方部队会师太原城下，已把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太原城及其外围的敌人，经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只剩下第10、第15两个兵团部，下属6个军部、16个步兵师、3个特种兵师约8万多人，内部混乱恐慌，城中所存粮弹仅能维持半个月，油盐蔬菜断绝了来源，敌机空投越来越困难。士兵生活异常困苦，士气十分低落。孙楚、王靖国、梁化之为了给部队打气，除进行残酷的特务统治以外，还印发了阎锡山从南京发来的公开文告，上面写道：“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还说什么他“因事被阻，不能和大家一起保卫太原，是一生最大的遗憾”。要求所有军政要员，“本成功成仁的决心，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

我军如何以较小的代价，夺取“碉堡城”——太原？太原前线总前委经反复研究，制定出总攻方案：第19兵团由南，第20兵团由北，第18兵团由东，首先以穿插、分割的战术，将太原城外围的敌军主力围歼，然后集中兵力从四面攻城，全歼守敌。鉴于卧虎山是敌人外围防御中最坚固的阵地，明堡林立，暗堡无数，为了减少伤亡，变敌之强点为弱点，我第20兵团在战役的外围作战第一阶段，只对卧虎山实施包围、压缩，在战役第二阶段，即攻克太原城后再攻山，或在攻城的同时伺机攻山。

4月19日夜，东线第18兵团左集团一部，首先向东南方向的阎家坟、郝家沟阵地插入，与从南线同时插入的第19兵团一部会合，切断了马庄守敌的退路，调动和迷惑敌人。4月20日凌晨2时起，太原战役围歼战开始了！我军按照原定部署，分十路长驱直入，向太原城发起总攻。

在城北面，我军第20兵团及第7军两个师于20日2时分三路向南攻击。第68军及第7军第19师由城西之兰村沿汾河两岸直插新城、新店、芮城及芮城以东之汾河大桥；第66军沿同蒲路南下，先后占领皇后院、七府坟等地；第67军及第7军第20师由城东北之西岭向西攻击，占领了飞机场、丈子头、牛驼寨等地，包围了卧虎山。当日夜即肃清了城北十里铺以北之守军。21日，三路部队又攻占了城北工厂区及享堂村左右地区。

在城南面，我军第19兵团及晋中军区三个独立旅，亦分三路于20日5时发起攻击。第64军及晋中军区部队沿汾河西岸向北突击，把敌军分割成几块，攻占大小王村，并迅速进至万柏村地区，与第7军第19师会合。接着，包围歼灭了汾河以西守军，敌第61军军长赵恭一边命令各师“坚决固守”，一边乘着汽车逃命。可是，还没等他逃上汾河铁桥，就被我军击毙了。阎军官兵慌乱地四处逃命。我军从四面八方合围上来，展开了大捉俘虏大缴枪的竞赛，阎军的四个师，被全部歼灭。第65军沿汾河东岸向北攻击，突破了杨家堡防线，攻占老军营、西寇村、大营盘、东岗，直逼大小南关；第63军及第62军第186师在城东南肃清双塔寺附近之守军。21日攻占面粉公司、民众市场等地。

在城东面，我军第18兵团和第7军主力于20日下午发起攻击，首先以炮火轰击太原绥靖公署敌指挥部，并压制大东门等地守军炮火。18时，部队分作两个突击集团展开攻击，先后攻占剪子湾、大把沟、郝家沟、黑土港、大东关等地。

至21日18时，太原周围除双塔寺、黄家坟两点外，其余守敌全部肃清。22日，第63军攻克双塔寺，第67军与第7军第20师攻克黄家坟（卧虎山）两个坚固要塞。城郊四周的守敌，在我军多路的攻击、穿插下，乱成一团，不堪一击。各路部队一鼓作气，直插城根。到22日上午9时，太原外围作战全部结束，城郊的国民党军13个师基本被歼，约占太原阎军总兵力的80 %，只有少数残兵败将逃入太原城内。

为减轻太原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等将军，于4月22日发布了《告困守太原敌官兵书》，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很快就要对太原举行总攻击了。本军曾三番五次劝告阎锡山和你们的许多高级军官，希望他们停止抵抗和平合理的解决太原问题。但战犯阎锡山却死不接受本军的忠告，并梦想以太原城人民和你们的生命来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还在外围作战的时候，阎锡山就下过一个反动的“八月二十三日手令”，强迫你们“与阵地共存亡”。在“谁退却就当场打死谁”的口号下，许多官兵遭受了残酷的屠杀。以后又组织所谓“战斗城”，逼迫太原所有市民继续给他修工事，当炮灰。并且几次飞往南京请求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继续鼓吹战争。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你们给他白白送死。

自从太原作战以来，本军多次给你们指出一条应该走的活路，你们中的许多官兵因为接受了本军的劝告，已经跑过来了。他们得到了解放，愿回家的已经回家，愿工作的已经得到工作了。

蒋阎军官兵们，本军现又调来了强大兵团，无论兵力火力，都超过你们多少倍。请你们仔细想想，太原这座孤城，能够抵挡得住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么？北平、天津、锦州、沈阳、长春、济南等城都抵挡不住，太原难道比这些地方强些么？你们要好好记住，不要相信阎锡山什么“战斗城”、“铁城”、“钢城”等等的鬼话，什么林立碉也好，钢骨水泥碉也好，都是经不起人民解放军强大炮火和大量黄色炸药的打击的。现就抛开这些不说吧，请问你们吃得饱饭、吃得上油盐么？请问你们中的许多人晚上何以都变成了瞎子？人民解放军就是不打你们，只要完全截断你们的粮食接济，再围上你们个把月，请问你们受得了受不了？

蒋阎军官兵们，你们应该好好为自己打算一下，你们已经陷入这样的绝境，你们有什么理由要为阎锡山送掉性命？你们有什么理由把太原的老百姓一起拖下水？你们有什么理由使你们的父母妻子成天哭泣着为你们担心？

蒋阎军士兵们，你们都是被抓来卖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或小商人。你们的家，大部分都得到了解放，而且还分到了土地和房屋。你们应该要求你们的官长马上投降。如果他们不听，就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跑过来。你们应该秘密串通，打死监视你们的特务，打死逼迫你们作战的军官，万一跑不过来，就要在本军攻击的时候，自动放下武器，千万不要抵抗，白白送了自己的生命。

蒋阎军军官们！你们切不可再继续与人民为敌，再继续为战犯卖命，你们应该要求阎锡山和你们的上级长官，马上投降。如果他们不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率领你们的部队投降过来。万一不能，就要在本军攻击的时候，命令你的部下，不要抵抗，趁早放下武器。

蒋阎军官兵们：请你们记住这两句最要紧的话，如果你们企图顽抗，就是自寻死路，只有投降过来或不作抵抗才是生路。[7]

接着，太原前线司令部又发布了《最后警告阎锡山书》，但太原守敌仍拒不投降。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攻克国民党老巢南京的消息传来，更如晴天一声霹雳，将太原城内的守敌吓得魂飞魄散。

4月24日清晨5时30分，三颗绿色信号弹直上云霄，我军向太原守敌总攻开始了。霎时间，1 300门大炮齐鸣，太原城头红光闪闪，硝烟弥漫，城墙一段段地塌了下来，碉堡一个个往下垮，空中飞舞着敌人的尸体、残枪、断炮。随后，第18兵团及第7军主力从城东之大东门；第19兵团从城南之首义门；第20兵团从城北偏西方向同时发起总攻。各部队或以连续爆破炸开城墙或城门，或用云梯登城，至7时40分，我军12路部队从四面八方攻入太原城。

攻入城内的各路部队，向太原守敌纵深猛插。9时将残余守军包围在市中心、太原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一带。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守军纷纷缴械投降。

在城东北，我第66军第589团的勇士们陆续登城，冲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冲向阎锡山的指挥中心——“太原绥靖公署”。

从城南突破的我军，由文瀛湖以西，穿过羊市街和钟楼街，抢占了鼓楼，并缴获了三辆坦克。英勇机智的战士们，立即跳上坦克，命令敌坦克手向太原绥靖公署和山西省政府冲击，撞开了紧闭的铁门，直冲向敌人的办公大楼。我军从左右两边都逼近了太原绥靖公署。从城东突破的我军炸塌了绥靖公署的东墙，冲进院内。敌太原绥靖公署已是一片混乱。

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孙楚、太原守备司令兼第10兵团司令王靖国等一伙敌高级军官一个个从身上解下手枪，“军人魂”短剑，战战兢兢地走出了地下室。到了外边一数，竟有380多个，其中还有第10兵团副司令温怀光、第61军副军长娄福生等43名高级将领。从俘虏群里还查出日本战犯太原绥署中将第10总队（全由日本人组成）总队长兼炮兵大队长今村、少将炮兵顾问岩田。

传闻梁化之已从地下室逃跑。后经被俘官员提供线索，在太原绥靖公署东花园的地下室里找到男女两具尸体，经检验是服毒后点火自焚的。从男尸身上找到一颗图章，证实就是阎锡山的外甥、杀害过许多共产党员的特务头目梁化之。他和姘头阎慧卿，一起服毒并烧尸灭迹。阎慧卿是山西尽人皆知的“女妖”，本是阎锡山的堂妹“五姑娘”，多年和阎锡山公开姘居。阎锡山逃跑时为“稳定军心”，将她留下，表示自己还要回来“与太原共存亡”，暗中则命梁化之悄悄把她送往南京，但没想到梁化之拿她当了“压寨夫人”，做了陪葬品。

4月24日上午10时，我军全歼太原守敌，解放了太原。

6个多月的太原战役，我军共歼敌2个兵团部、1个山西省保安司令部，6个军部，16个步兵师，3个特种兵师，总计16.8万余人，生俘敌官兵12.8万余人。

太原解放的当天，徐向前等两次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太原作战已经结束，并提出阎锡山忠实帮凶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对人民解放军十数次的宽大劝告、警告与通牒，不仅不理，反而烧毁民房、工厂，破坏财物，施放毒气，挣扎至最后。为平民愤，拟公开宣布这四人为战犯，并令部队严予缉拿。第二天，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宣布梁化之等四人为战犯，缉拿治罪。

这四人中，梁化之自杀了，孙楚、王靖国被俘了，惟独不见出卖黄樵松和晋夫的敌第30军军长戴炳南。经过查寻敌人尸体，又在战俘营里反复查询，仍无戴炳南的踪影。这个戴炳南究竟到何处去了呢？问戴炳南的卫士李连杰，说是“被炮弹炸死了”。

又问他戴炳南的尸体在什么地方，李连杰不说话。经过再三追问，他才说：“这个事可以问问他的女人。”

原来，早在我军攻占了太原外围各据点时，戴炳南自知太原城是保不住了，他也深感自己的罪大，人民解放军是绝不会放过他的。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地先隐藏起来，以趁混乱之机再逃出太原城。他先躲藏在姑姑阉18号潘大姑娘家中，由他的大连襟李发贵到外面观察动静；后来又躲藏到钟楼街阴阳巷2号潘德荣的三姐潘德贵家里，由他的三连襟高敬禹在外放哨观风。阴阳巷是太原市最小的一个胡同，住户也最少，2号又在胡同的最里边，平时很少有人前往。戴炳南就躲藏在日式壁橱的最底层里，白天伏卧不动，夜晚出来吃饭，企图寻找机会混出太原城去。然而，戴炳南逃跑的计划终未实现，我军进城后，还是抓住了他。

太原解放的第二天，太原前线总前委及前线司令部移至太原城内。徐向前担任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裴丽生任太原市市长，并成了太原警备司令部，罗贵波为司令员、赖际发为政治委员、萧文玖为副司令员。

太原的解放，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血腥统治，受尽苦难的太原人民涌上街头，以种种方式表达兴奋的心情，到处是歌声和欢笑声。一位老艺人边弹边唱道：

从前当牛马，如今做主人；

昨日泪满襟，今天庆翻身。

盼了多少日和夜，

熬过了寒冬迎新春。

老汉我不是六十二，

我成了二十六的年轻人……

转眼间，1949年五一劳动节来到了，这一天，中共中央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及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山西及华北各省全体军民发来祝贺太原解放的贺电。贺电说：

战犯阎锡山及其反动集团，盘踞山西，危害人民，业已38年，为国内军阀割据为时最久者。抗日时期，阎匪即与日本侵略军勾结妥协，与抗日人民为敌。近几年来，阎匪在蒋介石指挥下，参与反革命内战，节节溃败，最后退守太原一隅，犹作顽抗。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锡山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诚。从此，山西全省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8]

太原战役后，徐向前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中央军委指示徐向前必须继续休养，在他养病期间，第18兵团工作由周士第代理。徐向前当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请求立即解除现职，并提议由周士第接替第18兵团工作，王新亭任第18兵团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时，毛泽东又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于5月初回陕北，并要彭德怀回陕北前对第18、第19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再次告诉彭德怀：“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于是，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先后由山西进入陕北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当第18兵团即将开赴西北战场之际，徐向前对这支由他亲手培育起来的队伍，充满了难舍之情，他多么想去作一次告别，可是身体不行，只好坐在病床上，要人拿来纸笔，一笔一笔地给第18兵团全体指战员写下一封信：

我们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之下，与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援及前后方各机关密切合作之下，在我全体战斗员指挥员政工员后勤员英勇作战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的精神之下，终于打下了蒋阎匪帮进行内战反对和平的强固据点之一的太原城。但敌人尚未全部消灭，尚图作困兽之斗，幻想着卷土重来。因之我们每个指挥员与战斗员决不可稍有骄傲和松懈的心理，我们要本着打下太原的决心勇猛前进！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那里。敌人敢于在哪里抵抗我们就坚决把它消灭在那里！把人民胜利的旗帜插到全中国的领土上去！[9]

我军攻克太原，使大同守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大同地处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处，是晋北的军事重镇，一直为阎锡山部据守。早在1948年5月雁北13县解放后，大同就成为一座孤城。守敌主要是田尚志的第275师（原暂编第38师）等部，约1.7万人，统归大同军事指挥官于镇河指挥，国民党大同行署主任孟祥祉则握有这个市的党务和行政权。[10]

平津战役期间，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奉命东进，参加解放平、津的战斗。为防止大同守敌撤逃绥远，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3日决定：由第3兵团政委李井泉统一指挥晋绥军区第八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和冀察军区部队，监视大同、归绥之国民党军。

1月13日，大同守军为逼退我军并出外抢粮，由田尚志率所部三个团向城东进攻，但被我军歼灭600余人后逃回城里。遭此打击后，守军不敢再轻举妄动。我军在监视的同时，对大同守敌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守敌小股和零星投诚者日益增多。

1月下旬，在太原前线的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派遣被解放过来的国民党第33军军长沈瑞、隰县专员孙海丞及于镇海的旧部秦炯、李又唐等，赴大同前线做于镇海等人的工作，争取大同和平解放。

但当秦炯、李又唐两人携带华北军区的信件，潜入大同面陈于镇海时，被阎锡山得知后，电令于镇海、孟祥祉：如沈瑞、孙海丞等进城，立即拿获枪决，并将李又唐押解太原。于镇海遂一面为李又唐开脱，一面叫秦炯转告沈瑞和孙海丞不要进城。

3月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征得华北军区同意，动员正在北平读书的于镇海的儿子于澜沧、孟祥祉的弟弟孟祥祚以及于镇海、孟祥祉旧部王达三、刘仪亭等七人，携带他的信件去大同做于镇海、孟祥祉的工作。但此时我军晋绥第八纵队已北返绥远作战，我军围困大同的部队仅剩下察哈尔军区（1949年1月由北兵军区与冀热察军区合并成立）的地方部队6000余人，大同守敌对和平解放大同持应付态度。

当我军对太原城发起总攻时，大同守敌自知顽抗无望，即撤退外围据点，企图分路西逃。根据这一动向，我第8军（原第八纵队）第22师于4月25日赶至新堂西南榆树林、毫切一线，绥蒙军区和察哈尔军区的部队也作好了应战准备。25日晚，大同守敌从南门出逃。当其先头部队到达十里河时，与察哈尔军区骑兵师第1团遭遇，敌惧歼又返回城内。

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突围不成的情况下，大同守敌被迫同意与我军谈判。经过4月26、27日两次初谈，29日于镇海、孟祥祉、田尚志等到大同城东西坟村，与察哈尔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等举行正式谈判。经过谈判，大同守敌接受了我军关于放下武器，听候改编，保证一切物资、仓库、案卷、图表不受损失，不得转移匿藏，照数移交等条件。

5月1日，于镇海率部1万余人缴械，开赴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内，大同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山西全境获得解放。

新华社北平1949年5月4日发表题为《我军接防大同国民党军出城改编》的电讯稿，全文如下：

人民解放军于一日以和平方式解放山西北部军事重镇大同，国民党军一万三千余人全部放下武器，离城开赴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山西省至此全部解放。在去冬平津战役中，大同即为人民解放军所包围。但国民党守军始终拒绝以和平方式解决大同问题，太原解放后，该守军仍企图突围逃窜。后以不逞，该守军指挥官于镇河、田尚志等不得已，乃派代表向解放军请求和平解决。大同国民党军长期顽抗及种种残害人民之罪行，早为人民所痛恨。惟解放军为整个人民利益着想，仍本对一切愿意放弃抵抗，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军宽大处理的精神，准予放下武器，予以改编。上月二十九日，解放军即开入城北车站，二日入城接防。大同和平解决后，该城人民无不欢腾。解放军入城时，人民夹道欢呼，情绪十分热烈。[11]

太原、大同解放后，安阳、新乡成为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除绥远之外的两个孤立据点。安阳、新乡位于平汉路中段，是豫北的两座重镇，人口均有10万左右。驻守安阳的国民党军为“冀豫边区清剿指挥部”及其所辖之保安旅、河南反共自卫队第4路军第九纵队和第40军第337师，共1.4万余人。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为第40军军部及所辖第106、第264师近2万人。安阳、新乡分别被我太行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和华北军区第70军监视和包围。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第四野战军决定由平津地区南下途中，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第42、第47军及第38军炮兵团，会同华北军区第70军等部共13万人，发起安新战役，并先由第42军围歼安阳守军，再由跟进的第47军会同第70军攻打新乡。

安阳城的防御工事，经过侵华日军的八年经营和国民党军的不断加修，较为坚固。

第42军受领任务后，于1949年4月1日由河北省涿县地区出发，15日到达磁县、成安一线。

16日15时，第42军第155师、第124师由磁县出发，直扑安阳西南、西北，第125师、第126师由成安县出发直插安阳东南、东北，至17日将安阳守军包围，并抢占外围据点17处，歼灭守军1 000多人。18日，各师转入肃清外围作战。在四面攻击、各个击破、逐步压缩、逼近城垣、为攻城作战扫清障碍的方针下，至22日肃清除四关之外的全部外围据点。

为减少破坏和伤亡，第42军奉命向安阳守敌发出最后通牒，但守敌拒绝投降。5月5日18时，我军对安阳城发起攻击。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炮火打击，我攻城部队向护城河和外壕发起进攻。战至第二天上午8时，全歼安阳守敌，解放了安阳。

新乡守敌第40军原为西北军庞炳勋部。平津战役后，这个军的军长李振清乘飞机逃往南京，部队由副军长李辰熙指挥。1949年2月下旬，该军第106师第316团团长庞庆振在华北军区的政治争取之下，率部起义。这在第40军广大官兵中引起很大震动。

安阳守敌被包围后，新乡敌军见大势已去，即向我第70军表示了愿谈判接受改编的意向。4月17日，程子华致电第70军领导：“目前仍按你们意见，要新乡之敌放下武器，待安阳之敌解决后主力转到新乡时，再考虑用北平方法解决。因目前我力量不占优势，即使用北平方式解决，恐你们力量不够，但与敌保持谈判联系仍属必要。”为争取第40军放下武器，我第47军派炮兵团长、新乡守敌第40军副军长李辰熙的表弟冉影，进新乡城做争取李辰熙的工作。

4月29日，第47军到达磁县后，和平解决新乡守敌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为此，程子华等致电第70军：“对新乡敌人谈判，目前应坚持要敌人放下武器”，“明确告诉新乡敌人，兵团正指挥歼灭安阳之敌，须候兵团到后解决新乡问题，并警告敌人，必须保证特务和一切反动武装不逃散一个，保护武器、弹药、物资、建筑等之完整，作兵团到后商谈之基本条件”。[12]

同日，程子华向林彪、罗荣桓等转报了冉影关于李辰熙对和平解决新乡问题的意见：愿以和平名义解决，民主原则改编，不愿交出武器；希望快些解决，不愿等包围后再表明态度；该军有历史，编散可惜。根据第13兵团的指示，第70军参谋长高厚良于30日与李辰熙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但未取得应有的结果。

5月1日，第四野战军首长致电第13兵团：“新乡之敌如能做到放下武器则最好，如不能放下武器，则许可其出城改编。如两者皆无效，则坚决歼灭之。”

为对新乡守敌增加军事压力，以便和平解决问题，第13兵团首长指示第47军，除留一个师于安阳以南配合第42军作战以外，军部率三个师向新乡前进，并作攻城准备。

第47军主力遂于5月1日由安阳地区出发南下，3日进至汲县，逼近新乡。在军事压力与政治争取之下，新乡守军召开团和独立营以上军官会议，一致认为以不流血求得和平处理为妥。

3日，程子华与守敌副军长李辰熙举行谈判，达成了允许国民党军第40军军部率两个师1.7万人出城改编，地方武装、保安团队放下武器的协议。3日夜，守军中的地方武装1 000余人向原阳方向逃跑。当即被追歼。5日，新乡守敌在和平改编协议上签字。6日，出城接受改编（后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独立师）。至此，安新战役胜利结束。这样，我军扫清了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的障碍，打通了平汉线，使华北与中原连成了一片。

[1]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2]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8]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9]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675页。

[10]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12]　《程子华、彭明治致甘渭汉、石志华、高厚良电》，1949年4月29日。

第32章　“绥远方式”的实现

董其武飞抵北平——“绥远方式”提出——双方代表的和谈——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王克俊等进入绥远——国民党政府使出“杀手锏”——傅作义亲去绥远——与孙兰峰密谈——蒋介石企图破坏绥远起义——设计赶走徐永昌——39人联名通电起义——“绥远方式”实现了

太原、大同、安阳、新乡解放后，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傅作义原部属绥远董其武部了。

对于绥远守敌，我军在平津战役期间曾提出如何解决的问题。1949年1月15日，李井泉、王平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建议在天津攻占后，北平未下前，即抽一个纵队秘密行动，配合八纵急占包头，截断归绥敌西逃道路，以主力控制归绥附近，骑兵控制归绥。因此，监视归绥之敌以待主力到达攻歼之。”

1月17日，中央军委将此建议转林彪、罗荣桓及杨成武、李天焕征求意见。次日，林、罗致电中央军委：“攻北平兵力已足，三纵抽往归绥无影响，但恐很难抓住敌人。”“我军如由东向西歼灭绥远、宁夏等处之敌，敌则节节后退，甚难达到歼敌目的。绥远之敌逃跑的可能尤大，在北平、大同、太原之敌歼灭后，宁夏之敌亦可能西退，即令不退，对我亦无重大威胁。故我们意见，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目前暂时不管，等西安打下后，以我军之某一部配一千辆汽车及集中尽可能的骑兵占领兰州，由西向东歼灭宁夏、绥远之敌，然后解决青海、新疆之敌……如由纯粹步兵由东向西近逼，则敌有广大后方回旋地区，使我军到处扑空，则必收效甚小，愈向西敌之骑兵愈多，非单纯步兵所能解决。”[1]

杨成武、李天焕也表示，绥远守敌4万之多，即使派一个纵队西去，亦很难不使西逃。

据此，1月19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同意你们暂不派兵去绥远的意见。”从军事上利弊得失考虑，中央军委决定对绥远暂不用兵，但究竟以何种方式解决绥远问题，只能视北平能否和平解放及此后绥远守军的态度等情况决定。

1月21日夜，归绥的千家万户都已入睡，为绥远前途安危而焦虑的董其武，在广播里听到傅作义与中共达成协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董其武虽然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在时间上仍感到突然。一时间，一种既兴奋又不安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于是，他当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第二天派飞机接他去北平看看。

第二天，董其武乘坐的专机到达北平后，直接来见傅作义。

傅作义一见到董其武就问：“在这么忙乱的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董其武说：“正是在这会儿才要来看看您……”

“你来了也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向你谈谈。”傅作义说。

情况谈完以后，傅作义又对董其武说：“现在局势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了。”他还说：“你回去后，要告诉咱们的干部，抗日战争我把大家的家属送到兰州、宁夏可以，日本到不了。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小，很快全国都要解放，除非你有钱把家眷送到国外去，否则没有立足之地。”

董其武急切地问道：“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有提到绥远呢？”

傅作义说：“绥远的问题等我见了毛主席后再说吧。”

这时，董其武望着傅作义说：“我多年跟您做事，对您是言听计从，您怎样走，我就怎样走。可是绥远的情况相当复杂，不可拖延，应尽早安排。”

傅作义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又说：“这种重大的事情，不是光几句话就能成的，要认真做好准备工作。要给大家讲明道理，认清利害，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体官兵的前途，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必须走人民的道路。”

就这样，经过董其武和傅作义的这次长谈，绥远的去向——坚决随傅作义走人民的道路，就定了下来。

绥远与傅作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绥远主持军政多年，和绥远军民甘苦与共，对绥远有很深的感情。北平虽说和平解放了，但在绥远还有他指挥过的旧军队，有他任命提拔的军政界高级干部，这一切，他不能不管。因此，北平和平解放以后，绥远，就成了傅作义日日夜夜萦怀的一个大事了。

1月2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中央军委：“王克俊马（21日）十三时半给周北峰电转如下：绥远问题须同时和平解决原则林已同意，目前军事上须停止任何大小冲突，先行恢复交通，听候接受新政府之政策制度，请正式提出商谈，如何，电即复。”这表明，傅作义于北平和平解放以后准备解决绥远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从全国战局考虑，对傅作义、董其武主张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决定对绥远问题采取一种比北平更为宽松的政策。1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李井泉电：“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2]

1月31日，中央军委又命令位于归绥以东的晋绥军区第八纵队停止作战行动，以缓和敌对气氛。2月12日，又致电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指出：“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退入后套让出绥包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傅、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绥，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3]

这样，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傅作义、邓宝珊开始商谈，并将情况于2月19日上报中央军委，提出了解决绥远的意见：“归绥问题，将傅之正规军改编为一个建制军，由我方派各级政委及政治工作人员，军队今后归我方调遣，非正规军则解散复员。部队与我军待遇相同，干部及其眷属亦与我军干部待遇相同。”[4]

2月22日，傅作义、邓宝珊等来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并明确提出绥远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决，即先划一个和平线，让董其武先做好内部工作；派一个联络处，把平绥铁路的东西两方接通，便利人民通邮、来往；把解放区与绥远区的贸易搞起来，逐渐统一货币；加强双方的宣传和文化交流。然后，待条件成熟时，即看董其武将军什么时候觉得可以起义，再举行起义，并允诺该部起义后可以编两个军。

关于这次会见的情况，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李井泉等：“傅作义、邓宝珊已到中央谈过，表现尚好。为了争取李、白桂系共同对付蒋系，为了使太原、西安、武汉、南京、上海等处蒋系军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地解决起见，使傅、邓站在我们一边，极为必要。北平二十余万人，傅、邓已完全交给我军，任凭我们处理。绥远傅部则其预定计划是希望我们按照另一方式，即大体上按照吴化文、曾泽生方式解决，而在目前则大体上维持现状。我们已预先估计到他们这种心理，故不待他们提出即告他们绥远军队及政府暂维现状，一个时期以后，再按我们制度编整，惟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这点我们未作决定，留待林、罗、聂及李井泉和他们商谈解决。”[5]

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并指出：“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6]“绥远方式”正式确立。

傅作义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即委派王克俊“负责联系绥远准备起义的事情”。不久，他又派随从参谋刘庸笙和原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到绥远传达毛泽东关于绥远问题的指示，并叮嘱董其武要实行完整的起义，勿使部队分裂，勿使人民遭受损失。

董其武得到这些指示以后，进一步坚定了走和平的道路。但他又清醒地看到，绥远的情况比较复杂，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谨慎从事，不能出差错。他首先估计的是南京方面的情况，由于北平和平解放，南京政府对绥远部队一定不放心，会进行这样或那样的干预，并指使特务进行捣乱和破坏。于是，董其武立即找了军师旅一级的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晤谈的情况，并提出几个问题发给各部队、各机关讨论。内容大意是：

（1）当前国内外形势怎样？共产党的军队能否渡过长江？

（2）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

（3）对北平起义的看法如何？

（4）在当前形势下，绥远应该怎么办？

从讨论的结果看，大多数认为：在当前形势下，绥远亦应走和平道路，不应再做无谓牺牲。但也有少数人认为：“北平和平解放，一切都完蛋了，绥远要坚持到底。”[7]

接着，董其武又巡视了部队和地方，和一些军政干部、士兵作个别谈话，并开了小型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做到了心中有底。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确定的“绥远方式”，中共中央于3月决定以华北局派出代表为主，在贺龙、李井泉的参与领导下，与傅作义、董其武谈判绥远问题。

3月23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李井泉、陶铸在北京饭店与傅作义、邓宝珊会商，确定了双方谈判代表。解放军方面的代表是：李井泉、潘纪文（中共绥远省委城市工作部部长）、张友渔（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绥远方面，傅作义说：仍由周北峰参加吧。

周北峰说：“是否可由王克俊负责，我来协助。”

傅作义说：“克俊还有华北总部结束的事，就仍由你负责吧！”

贺龙说：“双方各派二人。”

傅作义说：“那就让阎又文帮助周北峰。”

于是绥远和平谈判的双方代表就这样产生了。谈判由贺龙主持，后改由聂荣臻、薄一波负责。

以后一段时间，便开始具体问题的商谈。参加的人员共五人：华北局方面是张友渔、潘纪文，傅方是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谈判地点一般都是在中南海的西华厅。在谈判的整个过程中，傅方代表每天都向傅作义报告，并反复与董其武电报商洽，直至达成协议草案。

经过一个多月谈判，双方就划界、交通、金融、派遣驻绥联络机构及驻军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4月下旬，傅作义又派安春山和刘庸笙携带双方拟定的和平协议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去归绥，征求董其武的意见。5月5日，董其武派其绥远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康保安带修改意见赴北平，向傅作义报告。5月28日，双方代表举行草签仪式，由董必武、董其武分别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和绥远方面在协议草案上签字（董其武由康保安代表签字）。6月3日，董其武答复同意协议内容。

6月8日，在北平西郊民巷银行俱乐部双方举行了正式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的仪式，由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兰公武主持，并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在协议上签字，康保安代表董其武履行签字手续，在协议上盖了董其武的图章。

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同意以陶卜齐附近的古力板乌素为中点，向南、向北划定界线，停止一切冲突，并尽可能撤退沿线驻军，和平相处；恢复平绥线交通，包头至白塔段之平绥铁路，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统一管理，对董部之公用运输，在过渡期予以特殊优待及便利；恢复商业贸易往来，并根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严禁携带违禁品；银元、银元券与人民币在董之辖区内均得自由流通，货币兑换由中国人民银行在绥远设一办事处办理；由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协同执行协议；解放区书刊得在董之辖区内自由流通，董应对所部进行思想改造，应令特务分子停止活动并离绥。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陶铸、薄一波在中南海丰泽园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在座的还有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毛泽东勉励傅作义后说：“李德邻（李宗仁）在和谈未成时，说他是六亲无靠。他那样做，本来就造成了六亲无靠嘛！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成了姑舅亲。绥远的问题就按他们商订的条款办理吧！但是条款中未说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采取这种绥远方式的和平起义，所以不要登报了。因为别处都要求按绥远方式办时，我们就不好办了。最近，你可去绥远走一趟。绥远不采取军管，由你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一波同志担任政委。”[8]

6月14日傅作义派王克俊、李杰忠携带《绥远和平协议》去绥远协助董其武执行协议。当时，国民党方面的绥远驻军共有8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4个骑兵旅和3个保安旅，共8万余人。这些部队番号众多、成分不一，政治态度各异，虽然董其武已做了一些工作，但要使《绥远和平协议》最终实现，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王克俊临行前，傅作义对到绥远后如何开展工作作了详尽的交待。他对王克俊说：“有了办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绥远的事情就好做了。不过绥远当前的局面很复杂，不是过去那个可以想象的样子了。”最后，他又说：“入绥后要以董为主，帮助其武做好内部统一认识的工作。”[9]

傅作义最不放心的是刘万春的态度，因此特别提醒王克俊他们要警惕。刘万春原是徐永昌的旧部，曾任独7旅参谋长。1937年太原战役后划归傅作义部，任师参谋长、绥北游击司令、暂编第17师师长和第35军副军长，1945年任骑兵第4师师长。1945年底刘万春在隆盛庄因侵吞军饷、滥发空头条子、贩卖鸦片被告发，傅作义将其撤职，交军法处查办。经董其武出面保释，才免予处分。后又随董其武暂任第3军副军长。1948年7月间，蒋介石欲将华北嫡系部队抽走，给傅作义四个军的番号，傅作义将第111军的番号拨给绥远，让董其武兼任军长，董其武转为刘万春任第111军军长。后来，刘万春还兼任归绥、包头两市警备司令，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傅作义分析了刘万春的情况后说：“刘掌握一部分兵权，又倚仗与徐永昌的老关系，再加上他是回族，与宁夏马鸿逵相识，自认大权在握，进退有路，是不会甘心情愿听我们驾驭的。刘万春、鄂友三、乔汉魁等人最近在归绥瞒着董召开秘密会议就是例证。”傅作义告诫王克俊：“对刘万春必须严加防范，要最大限度地孤立他，削弱他对执行《绥远和平协议》的干扰。”[10]

说到孙兰峰时，傅作义说：“孙与我共事较董更早，多年来在军事上都很好，就是不多谙政治。”傅作义知道蒋介石的特务必然要加紧拉拢孙兰峰，嘱王克俊向他陈明利害，做好劝说工作。

王克俊一行抵达归绥后，王克俊与刘万春见了面。刘万春神情诡秘地说：“绥远这里许多人都不赞成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反对投降共产党，《协议》千万不能公布，不然要出乱子！”王克俊郑重地向刘万春转达了傅作义对解决绥远问题的态度和对他的期望，并特意加重语气：“当前处变，惟你是赖。”

王克俊与董其武商议后，于6月19日下午在德王府召集当地军、政、地方士绅会议。当时孙兰峰在包头未到会。董其武讲话后，王克俊正式宣布《绥远和平协议》条文，传达毛泽东对绥远问题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对绥远的正确方针、政策，转达了傅作义对大家的殷切希望。之后，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除个别人外，大多数人都表示欢欣鼓舞。

次日，王克俊又同刘万春谈话。刘说：他对部队的情况都了解，有力量开展工作，自诩“小将”（师长）们都听他的，只是地方部队如乔汉魁、鄂友三等旅有问题。他还颇为得意地说：在执行《协议》的问题上，“董唱的是白脸，孙唱的红脸，我是花脸”。这显然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讲的。[11]

对于绥远和平解放，蒋介石是决不甘心的。为破坏绥远和平解放，1949年3月国民党政府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遭到董其武拒绝后，又派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绥远籍的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两人乘飞机去绥远，要接董其武去南京与蒋介石见面，也被董其武不硬不软地托辞拒绝了。

国民党政府两次碰壁后，便使出“杀手锏”，停发了绥远军政经费及一切补给，以便给董其武造成压力。阎锡山也利用绥远守军与山西方面的历史关系，以金钱名利为诱饵，拉拢收买绥远守军中的个别军官，企图制造叛乱。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中统特务张庆恩至包头，建立中心据点，组织“华北反共救国军”等特务组织，与国民党绥远省党部潘秀仁、张遐民以及部队、地方上的顽固分子勾结在一起，不断进行破坏和恐怖活动。《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他们又不断制造谣言，组织不明真相的人上街游行示威；砸毁宣传进步言论的《奋斗日报》报馆；在大街上张贴“立即将出卖北平官兵，又来出卖绥远官兵的王克俊驱逐出境”的标语；并阴谋破坏铁路交通等，企图阻挠和平协议的实现。

斗争是极其复杂的。

针对上述情况，王克俊致电给傅作义，说绥远问题“非钧座亲来不能处理”。傅作义接到王克俊的电报后，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绥远方面最近工作情形，表示了自己愿去绥远解决问题的意见。信中说：“因情况已至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锡山）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归问题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之实施，彻底执行。”[12]

16日，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傅作义7月14日的信，“学习有进步，信写得好，观点正确”。对傅作义的功过，毛泽东说：“绥远抗战你首先发动，有功；剿共有罪；北平方式有功，绥远方式更有功。剿共不好，但将功折罪，清洗了剿共一段，以后再不提了。”毛泽东提出，让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携带大批现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官兵，推动绥远起义。对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当时曾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是“放虎归山”。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作义这次去绥远定能解决绥远问题。[13]

毛泽东把解决绥远问题的大权交给傅作义，派他前往归绥，进一步解除了傅作义起义后是否真有人身自由的疑虑。这次谈话使傅作义深为感动，他说：“我这样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归宿，不容易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在潘纪文率领下，几经周折进驻归绥，但受到董其武某些部属的百般抵制，无法开展工作。7月24日，联络处铁路组秘书王士鑫遭特务袭击遇害。这时，董其武部有些部队也开始向解放军防区袭击骚扰。鉴于董其武难以驾驭局势，联络处人员生命安全难以保障，经上级批准，联络处除鲁志浩、曹玉文、何树声等三人继续留下工作外，其余人员暂时撤离归绥。

《绥远和平协议》的执行遇到障碍，归绥城内引起一阵惶恐不安，董其武也感到十分焦虑。但是，中共中央对绥远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又一次接见傅作义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仍用‘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主席多加注意。”[14]

在绥远的军统特务以为破坏起义的阴谋已经得逞，要求国民党中央派要员来绥远。国民党政府也希望利用绥远一度出现的这种紧张局面大作文章，阴谋在绥远上层制造分裂。7月下旬，蒋介石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与孙兰峰同乡）乘飞机抵达绥西陕坝，约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前来分别谈话。徐永昌、王叔铭代表国民党政府宣布董其武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指挥绥远的所有部队，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命令他们率部西撤，保存实力，以退为进。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分化部队，夺董其武的军事指挥权。徐永昌又单独和孙兰峰谈话，答应再给他编两个军，全以美式武器装备，每月特支经费200万元，必要时可以调他到兰州去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还说，即使绥远丢失，还有大西北的广阔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后方，最后一定胜利。董其武以部队欠饷几个月，又以士兵和班排长多是绥远当地人为由，说部队走不开，抵制了蒋介石命令部队西撤的阴谋。

鉴于绥远和平解放困难多，阻力大，局面复杂，毛泽东再次下决心请傅作义出面，以加快解决进程。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的电报中指出：“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15]

为筹备傅作义赴绥远，薄一波通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给绥远拨出现洋15万元，傅作义也从其原来部队积蓄的基金中拿出现洋5万元，由傅作义带去绥远，慰问董其武部官兵。

8月23日，一列开往归绥的专列，由北平前门火车站徐徐起动。傅作义和邓宝珊站在车门口频频向前来送行的聂荣臻、薄一波招手致意。随同傅作义一起前往归绥去促成绥远起义的有：原华北“剿总”参谋长李世杰、总参议张濯清、秘书长王克俊、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文教处处长秦丰川、军需处处长潘瑞征、经委会副主任茹麟阁等人。

中共华北局派潘纪文专程送傅作义一行到丰镇，绥东中共党政领导到丰镇车站迎送，并派鲁志浩由丰镇护送傅作义去绥远。车到集宁时，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等领导登上列车会见了傅作义。

傅作义动身前往绥远的前一天，毛泽东又找傅作义、邓宝珊、王克俊谈话，聂荣臻、薄一波和刘澜涛也参加了。毛泽东说：“黄炎培讲上海解放，共产党要过一关。我回答他，不只过一关，还要过三关。共产党要过，大家都要过。过三关，一是进城以后，经济困难，敌人封锁，需要两三个月；二是土地改革关，需要两至三年；三是社会主义关，需要二三十年。希望宜生先生和我们一起过好三关。”[16]此次谈话还商定，傅作义、邓宝珊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回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董其武得知傅作义要来绥远的消息后，非常欣慰和愉快，并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他首先派康保安代表他到集宁迎候，又派卫景林率领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代表他迎接，与解放军接交警卫任务。临行前，董其武让卫景林向傅作义转报了如下的话：

“您回来很好，同情我们的人非常欢迎，团结在我们方面的人越来越多了，顽固分子占极少数。由于您的威望所在，敌人的阵脚乱了，非常惊慌，看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傅作义一行于8月25日到归绥后，董其武率军政首脑和各界知名人士到车站恭迎。傅作义在归绥停留了三天，按照事先商定的要求，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接待来访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传见营以上的军官，又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检阅了驻绥驻军。归绥官兵亲眼见到傅作义安然无恙，“反共分子”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

傅作义又向董其武、刘万春说：“北平解放时，曾向解放军要求留下了几座军需库未交，所以这次来带来一车皮的军服用布；我已向毛泽东请示过，在原来绥远的部队里‘奋斗基金社’的积蓄，除大部分交给国家外，北平还有些现大洋，这次也带来了10万元，准备连同人民银行拨给的10万元，一同发给部队。”官兵们领到了慰问金，干部每人10元，士兵每人5元，感受到共产党政策的宽容温暖，都觉得前途有靠，情绪振奋，加快了绥远和平解放的进程。

9月10日，傅作义、邓宝珊来到包头，并在包头南门外的包头中学操场检阅了驻军和第9兵团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在检阅部队以前，警戒部队搜索场地时，在一个窗口发现了阴谋分子架设的机枪，枪口正对着操场。傅作义知道后泰然镇定，仍然下令按时检阅部队。检阅部队后，傅作义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战友们！我知道大家非常惦念我，我也很想大家。所以特意看看你们，至于说我来绥远还有什么事，不几天大家就会知道的，希望你们努力进步！”随后又召集绥远各地军、师、旅级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地方士绅，共商绥远起义的问题。邓宝珊在对其所属第228师部众做起义动员工作时，先未正面提出起义，而是从多方面分析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已不可挽回，列举历代封建帝王昏庸亡国之例，说明“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道理，告诉大家：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是人心所向的必然结果。

经过傅作义、邓宝珊多日的工作，大多数官兵表示赞同起义，只是孙兰峰仍犹豫不决。

孙兰峰与傅作义共事多年。数十年患难相处，生死与共，结成了非同寻常的袍泽之谊。当孙兰峰在绥远从广播中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他曾感到十分困惑，认为傅作义不战而降，自毁了半生的声誉。正在他思绪纷乱的时候，特务头子张庆恩、史泓别有用心地一再找他，说傅作义已被软禁在北平西郊钓鱼台，生死难卜，煽动他不要重蹈覆辙。之后，傅作义派了几位高级幕僚来绥远和他接谈，孙兰峰对他们说：“希望傅先生亲自来绥远。”

傅作义到包头后，用商讨的口气问孙兰峰对北平和平解放有什么看法。孙兰峰说：“共产党在北平同我们定的和平协议很好，但有的就没执行，协议规定的地区有的被俘和在押人员也没释放，尤其听说在北平把你软禁起来。这样的结局，我怎么能参加？”

傅作义听了孙兰峰的这些话，说：“实际情况并不是如你说的那样。首先从我来说，我并没有被软禁过，那完全是特务们的造谣。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随便活动，而且还乘飞机到石家庄去见过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并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你说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经知道了，问题很快就会改正过来。在张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当地让他们赶快释放，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所顾虑。共产党同我们定的协议很好，但有的人没能很好地理解，执行上不得力，并不是共产党的政策不兑现，说话不算数。这一点必须要认清楚。”

听了傅作义的这段解释，孙兰峰仍不大相信，因为有人告诉他说：共产党的手段是先甜后辣。所以，孙又说：“傅先生说的是暂时现象，日子一长，就会变样子的。”傅作义听后说：“那就等着以后用事实来说明吧！”

傅作义来到绥远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保密局毛人凤密电给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赵思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即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傅作义到包头后，又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文说：“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前往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傅作义还收到代总统李宗仁、阎锡山的“贺电”，庆贺傅作义“脱险”，邀请傅作义到广州。还说：“你在北平的部属来了也均妥善安置。”傅作义将这些电报搁置一旁，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也不怕阴谋陷害。

在这期间，傅作义不断来电汇报在绥远工作的情况。9月4日，聂荣臻和薄一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署名给傅作义回电：“各电已呈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为兄在绥远所取态度及步骤是正确的。揭破反动宣传，巩固部属信心，团结绝大多数，孤立那些坚决反动的分子，打破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徐（永昌）阴谋及扣压一批最反动的特务尤为必要。”

傅作义接电后，9月12日致电薄一波、聂荣臻，全面汇报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今后的意见，说：“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确指示，逐步实施，军队大致均可掌握，通电日内即可发出。”为了进一步妥善解决绥远问题，傅作义提出四项处理原则，即“（一）坚决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并提出三项实施步骤：“（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通电发出后，立刻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由我负责教育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17]

13日，经毛泽东修改的，由聂荣臻、薄一波署名的电报答复了傅作义：“（一）同意来电所提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个步骤，经过这些步骤，使绥远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使绥远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军。毛主席说，不论什么步骤和办法，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二）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在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的情况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不好，正在加以检讨。毛主席说，回到绥远的一万八千人，应全部收容起来给以适当的安置和教育。并说，由傅宜生去处理这些人比较我们去处理为宜。”[18]

14日，毛泽东又起草一封以薄一波、聂荣臻名义致周北峰的信：“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请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

至9月中旬，绥远起义酝酿成熟，和平起义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蒋介石仍不死心，派人进行最后干扰。9月15日，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亲笔信又飞抵包头，想说服傅作义、邓宝珊去广州“共商大计”，被傅作义、邓宝珊拒绝。傅作义对徐永昌说：“我一向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而奋斗，谁能救国救民，我就跟谁走。蒋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顾国家民族。国民党政府已丧尽民心、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即使我去了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解放，全国很快也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19]

徐永昌又表示要同孙兰峰见面，孙兰峰托病住进了医院，对外任何人都不见。徐永昌见游说无望，又生一计，佯称肚子有病，要住医院，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9月21日召开，傅作义必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便赖着不走，企图使绥远起义不能如期实现。

为驱徐永昌尽快离开包头，傅作义与邓宝珊、李世杰反复计议，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说：“……宜生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好医院，请你马上入院。……宜生还说，你能在包头住下来也好，那就请你领衔，参加绥远起义吧，不要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这话，愣住了，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成了问题，就连声说：“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对共产党没有认识，明早就动身，不妨碍你们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邓宝珊越是挽留，徐永昌就越是不肯，结果于19日早晨飞离包头去了广州。但在上飞机时，仍不甘心地说：“三年后再见吧！”

徐永昌走后，傅作义又一次与孙兰峰谈话，他用郑重的口吻对孙兰峰说：“徐永昌来想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现在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惟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20]

傅作义的这番话，终于彻底拨开了孙兰峰思想上的迷雾。自从孙兰峰和傅作义相识以来，他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心。孙兰峰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一时万感交集，有多少话一时说不尽，只是简单地说：“我和傅先生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谊如师生，我怎么能离开你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更不能离开你！就是火坑，我也跟你跳。你是毛主席派来的，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21]

9月19日下午，董其武、孙兰峰等39人，在包头市举行了起义签字仪式，联名通电毛泽东、朱德、聂荣臻、薄一波，宣布率全体官兵6.5万人起义，实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通电说：“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崇高的敬礼。”[22]

当天下午4时左右，傅作义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召集干部讲话。他说：我过去一度把大家领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要我来负责。现在我把大家领到光明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在毛泽东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自我改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后如果谁自己走错了路，那要自己负责。这一番情真义深的告诫，使所有参加签名的人都深受感动。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给董其武及其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发了复电：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23]

与此同时，董其武也接到了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治委员的复电：

董其武将军暨绥远全体将士、各界行政人员：

接到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于欣慰余，特致热烈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作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完全消灭之期在迩，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的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密切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肃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为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聂荣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24]

至此，“绥远方式”实现了。

绥远和平解放后，成立了省军政委员会，傅作义被任命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董其武为绥远省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原绥远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6、第37军和骑兵第四师。

华北战场自绥远和平解放后，全境获得解放。为适应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7月18日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有的行政区划，以旧省界为基础，将华北划分为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平原五个省。华北军区下属的各军区部队陆续进行了调整，按行政区划组成五个省军区。

华北全境解放以后，境内的土匪、特务还较猖獗，当时，华北全区发现的武装土匪、特务就达3万余人。这样，华北军区部队转入了剿灭残匪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第19兵团奉命转战西北战场，第四野战军主力进行南下作战，第20兵团调驻北平、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地区布防，执行保卫首都北平的任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毛泽东庄严地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0月1日，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华北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1]　转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页。

[4]　《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2月19日。

[5]　《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425页。

[7]　《傅作义一生》。

[8]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0]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1]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2]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13]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4]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4页。

[16]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7]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8]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19]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0]　《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1]　《傅作义生平》，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2]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

[2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参考书目

《毛泽东文集》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聂荣臻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1-5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5卷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996年版、1997年版

《决战的历程》　陈廉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沿革（1927-1949）》　张国琦　李国祥　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解放战争纪事（1945-1950）》　姚夫等编写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解放战争回忆录》　吴玉章等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解放战争史话》　张平等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

《华北解放战争》　晋察冀文艺研究会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

《停战谈判资料选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重庆谈判纪实》　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战略防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战略进攻》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平津战役》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星火燎原》（8）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毛泽东传（1893-1949）》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周恩来传》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刘少奇传》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朱德传》　金冲及主编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贺龙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罗荣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徐向前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聂荣臻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叶剑英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

《历史的回顾》　徐向前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肖劲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杨成武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杨得志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战华北》　杨成武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　郑维山著　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王新亭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薄一波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耿飚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程子华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清风店歼灭战》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石家庄战役》　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编　1959年

《临汾攻坚》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解放太原之战》　程秀龙等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北平和平解放前后》　北京市档案馆编　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　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天津解放纪实》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傅作义生平》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平津决战中的傅作义将军》　文剑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邓宝珊传》　王劲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邓宝珊将军》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王成斌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　韦显文等编写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蒋介石详传》　王俯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

《平津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马占山将军》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马占山》　王鸿宾　王秉忠　吴琪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阎锡山评传》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华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晋察冀军区（1946年7月—8月）　附表1①

附表1②

晋察冀野战军（1946年9月）　附表2

晋察冀军区（1947年7月）　附表3

华北军区（1948年8月—9月）　附表4①

附表4②

第二十兵团　附表5

华北军区（1949年6月）　附表6①

附表6②

北平行营（1946年6月—7月）　附表7

第二战区（1946年6月—7月）　附表8

北平行辕（1947年6月—7月）　附表9

太原绥靖公署（1947年6月—7月）　附表10

华北“剿围”总司令部（1948年8月—9月）　附表11①

附表11②

太原绥靖公署（1948年8月—9月）　附表12

太原绥靖公署（1949年3月）　附表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袁德金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208-14619-8

Ⅰ．①决…　Ⅱ．①袁…　Ⅲ．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西北地区　Ⅳ．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056号

出版统筹　齐书深

责任编辑　马瑞瑞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插页设计　陈　酌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决战：西北解放战争1945～1949

袁德金　著

世纪出版集团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39.25

插　　页　9

字　　数　633,000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19-8/K·2662

定　　价　72.00元

目　录

第1章　和战之间

第2章　序战拉开

第3章　撤退延安

第4章　给胡宗南当头一棒

第5章　“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第6章　再战羊马河

第7章　攻坚蟠龙镇

第8章　收复陇东、三边

第9章　小河会议前后

第10章　“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第11章　分兵内外线

第12章　二攻榆林失利

第13章　新式整军

第14章　宜川大捷

第15章　毛泽东离开陕北

第16章　挺进西府，收复延安

第17章　鏖兵渭北

第18章　冬季攻势

第19章　春季攻势

第20章　解放西安

第21章　粉碎胡、马的联手反扑

第22章　“钳马打胡”

第23章　“钳胡打马”

第24章　血战兰州城

第25章　挺进青海、宁夏

第26章　打垮“秦岭防线”

第27章　和平解放新疆

第28章　进军新疆

第29章　清剿土匪

参考书目

西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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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野战军某部搭人梯攻上蟠龙城墙

一支远征民工担架队开赴前线

榆林外围作战中，我军在元大滩沙漠地带阻击敌人

西进大军涉过渭河，追击胡宗南、马步芳残部

1948年3月3日，宜川攻克，战士们登上宜川城

炮兵部队夜渡黄河

我军某部在追击胡宗南残部时，跨过川甘交界的岷山，把火炮拆开扛过岔岗岭

西北野战军强渡泾河，向西府地区挺进

西安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通过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第一野战军某部攻打兰州外围据点狗娃山

第一野战军某部通过兰州黄河铁桥

我军进入甘肃和政县城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军途中

人民解放军在沙漠地区追剿土匪

第1章　和战之间

巨大牺牲换来的胜利——大反攻开始——蒋介石的无理命令——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十万大军闯关东——《双十协定》的签订——马歇尔来到中国——国共两党恢复和谈——《停战协定》的签订——《整军方案》的签订——三人军事小组到延安——对和平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蒋介石作好了大打的准备

1945年8月，在陕北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显得格外繁忙。

这一个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骤的变化。

8月2日，美国下达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8月6日2时45分，美国携带原子弹的飞机从提尼安岛起飞，8时左右飞抵广岛上空，于8时15分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顷刻间，广岛几乎被夷为平地。三天后的10时8分，美国飞机又在长崎上空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日本上下一片惊慌。

8月5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于当日接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交给了他苏联对日宣战的宣言，要佐藤通知日本政府。该宣言指出：

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由于以上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即8月9日起，苏联将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时，苏联军队对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军发起了攻击。

苏联的宣战对日本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日本企图通过苏联的斡旋，在对日本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战争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

8月10日，在日本裕仁天皇的授意下，日本政府向苏、美、英、中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达3 500万人以上，其中牺牲的就有2 000万余人，财产损失仅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官方的财产损失及战争消耗的统计，即达1 000亿美元以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古老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乐景象，在陕北延安更是一片欢腾。卖水果的农民情不自禁地把成筐的红花果抛向天空，高喊着让人们吃“胜利果实”。夜晚，延安军民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山坡上，山沟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灯笼火把。人们欢呼着，跳跃着，敲响了腰鼓，扭起了粗犷的陕北歌舞。

对于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早已预料并着手准备的。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知道苏联出兵东北的计划大约是在这一年的6月初。但由于与中共中央早已失去联系，这一情报一直无法传送到延安。

当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传来，在延安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意外。还在5月7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就预料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时刻将会到来。但是，对于来得如此之快的胜利，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没有预料到。此时，中共中央正在按照预定的部署，有条不紊地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后又举行了中共中央七届一中全会，来自各地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还聚集在延安，没有来得及返回到各地。

从苏联军队正式向日本宣战，出兵中国东北起，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延安的气氛由祥和一下转入了紧张。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忙开了。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军事将领。他不分昼夜，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就坐在那里等候毛泽东的指示。[1]

当时，虽然日本政府发出了乞降照会，但在中国土地上还有上百万日本军队没有放下武器，日军大本营仍命令各地日军坚持继续作战。8月9日，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2]同时，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发出指示：“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们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3]8月10日，即在日本乞降消息传出的当晚，朱德即向各解放区抗日军队发布了向日伪军加紧进攻的第一号命令：

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

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

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4]

第二天上午，朱德又连续发出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以及在华北之朝鲜义勇军，各以一部兵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攻，配合苏联军队作战，消灭抗拒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保护居民。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5]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朱德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各抗日游击队，利用自己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镇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并配合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拉开了大反攻的帷幕。

这时，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还退缩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延安的行动，急煞了远在大后方重庆的蒋介石。

8月11日，蒋介石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地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伪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甚至把朱德发布的命令称为“唐突和非法之行动”。[6]

蒋介石甚至电告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要他命令在中国的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可暂保有其武器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7]

中共中央当然不能接受蒋介石“这个非常无理的命令”。华北、华中和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用生命和鲜血创造出来的，如今胜利了，却不让我军去受降，道理何在？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题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严厉地指责了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指出：“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8]

同一天，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9]

接着，毛泽东又以朱德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反对他的错误命令，并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8月13日的电报说：

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10]

8月16日的电报口气更加强硬：

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11]

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定，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一时还有许多困难。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抗日战争，普遍反对打内战，迫切地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在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等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还在于他的部队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时间。对于这一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当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军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再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12]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想出了一条“妙计”。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进行谈判，“共定大计”。

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份电报是在8月14日发出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未寒

电报发出，但毛泽东能否接受邀请，蒋介石心中无数。他一面等待毛泽东的公开答复，一面指示国民党政府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当面了解毛泽东的反应。

难道蒋介石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吗？并不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中国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内战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从而使自己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当时，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正如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说：“我们明知道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中国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中国共产党交出解放区。另一个是，可以利用谈判来争取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两天后，8月16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一份复电，内容很简单：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8月14日）电悉。朱德总司令今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时间。

毛泽东

未铣

在这一回电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邀请并没有明确表态，既未表示接受，也未拒绝。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蒋介石首先对朱德的电报作出答复。电文中所提朱德的电报，即前面引述过的8月16日毛泽东代朱德起草的那份电报。在公开复电的同时，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政府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明确告诉他们，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他们转告重庆蒋介石。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份电报。他对朱德8月16日电报中所提的批评作了辩解，并倒打一耙。电文说：

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

接着，蒋介石又在这份电报中重申对毛泽东的邀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介石已得到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的报告，知道毛泽东无意赴重庆谈判，于是，他一反常态，佯装高姿态，反而邀请得更加热烈了，他说：

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接到蒋介石的第二份电报后，中共中央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决定先让周恩来去重庆一趟，看看蒋介石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然后再决定毛泽东是否去重庆。于是，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二份复电：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之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

蒋介石自给毛泽东发出两份电报之后，就在紧张地注视着延安方面的动态。

连续接到蒋介石的两份电报，为了决定毛泽东是否亲自去重庆谈判，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很快就要离开延安奔赴作战前线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宜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介石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13]

对于毛泽东是否亲自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14]

周恩来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15]

朱德说：“和平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这次去谈判是必要的，蒋介石可能作些让步。毛主席去谈判是有利的。有无危险？看来比过去保险得多了。我们要保持军队，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胜利果实。”

会上，陈云、张闻天、彭真、彭德怀等先后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说：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他又说：“我是否出去？我们今天还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我出去，决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16]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一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到一批小的，失去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17]。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份电报又到了。电报说：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8月22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

梗

8月24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发出了第三份复电：

蒋介石先生鉴：

梗（23日）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从这一复电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这时已经作出了亲自去重庆的决定，但仍计划让周恩来先行一步，至于他本人何时动身，还没有作最后的决定。

8月25日早晨，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各战略区前线。

就在这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等七位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毛泽东何时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定毛泽东立即去重庆。第二天，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争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出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城下之盟的可能，但签字之手在我，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还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我们让步的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要在谈判中看看。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由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所以决不要怕”。[18]

当毛泽东要亲自去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开后，不仅一些地区的中共党政军领导人担心毛泽东的安全，纷纷发来电报劝阻，就连延安的人民群众的心也像系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许多群众还聚集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窑洞前，请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为了统一中国共产党内的思想，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通知指出：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19]

蒋介石得知毛泽东居然会答应亲自来重庆则吃惊不小。他原先一直估计毛泽东不会亲自来重庆，企图借此捞一些政治资本。不料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同意来了，蒋介石只得派人作紧急准备。并于8月26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四份电报：“顷闻先生可偕周恩来先生同时来渝，至为欣慰。兹派张部长文白同赫尔利将军明日乘专机来延速驾，特电先闻。”

8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坐的用于接毛泽东去重庆的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

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

山城重庆顿时沸腾了起来。紧接着，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以后，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刘少奇在延安忙了起来。摆在他面前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迅速抢占东北。

早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已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就这样写道：“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20]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多次谈到东北问题。5月，他说：“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我看这就可以说我们的胜利有了基础，也就是说决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也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也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块整个的地方。我们要有包括东北在内的一块整个的根据地。这就全国范围来说，就是胜利有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毛泽东还提出：“要准备二十到二十五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21]6月9日，他又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22]

1945年8月10日，日本发布乞降照会的当天，毛泽东就致电山东的罗荣桓、黎玉等，命令“万毅部东北军人数、战斗力与干部配备状况请查明，即告并待命调动”。

8月11日，苏联军队出兵东北的第三天，朱德在一命令中指出：“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伪满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正当中共中央派兵进入东北的时刻，8月14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一些协定，保证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有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并准备把占领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并没有放松进入东北的准备工作。8月18日，毛泽东在给罗荣桓、黎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人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万电台与军委联络。”

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的电报：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报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

未号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千余名干部在林枫率领下去东北，万毅等所率部队仍在热河待命，可去东北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以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指出：“东北四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没有问题。”

但是，当毛泽东离开延安到达重庆后，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原先只能派干部暂不派部队进入东北的想法。8月28日，朱德在延安为即将去东北开辟工作的干部作报告时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占城市，我们占乡村。有同志这几天看到苏联和蒋介石订了条约，有些灰心。过去以为苏联会大大帮我们一手，现在失望了。这是因为过去希望过奢。但是要知道有个条约，东北的工作还大得很。苏联三个月撤兵，中国要归中国人自己管，东北要归东北人管，我们当然可以管，条约上没有规定不要我们去，不要我们管。现在要派五万部队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也指出：东北“我们决定还是派军队去，能走路的先走，能快走的先到，到了热河边境瞪着眼睛望一望，能进去就进去，以后再抽些部队抽些干部去东北，抽几万去。一切要看情况，有空子就钻，铁路不能走就跑路，大路不能走走小路。日本人垮了，满洲皇帝溥仪捉到了，苏联红军走了，国民党还没有去，你们要赶快去抢”[23]。

8月29日，即毛泽东离开延安的第二天，刘少奇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山东分局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由于中苏条约明确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活动，只要它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的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最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苏联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因此，刘少奇要晋察冀与山东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到苏联红军后方了解情况，随时报告。同时要求“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还要求晋察冀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迅速出发，“但要用东北地方军和义勇军的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不要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接洽与联络……”。[24]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虽然早已有争取东北的预案，但由于对东北的情况还不大了解等因素，因此还未最后定下派大部队前去争取东北的决心。

为了摸清楚苏联军队对于中共中央派部队进入东北究竟持什么态度，以及进一步了解东北的情况，中共胶东区党委派吕其恩、邹大鹏率领一个连100余人带电台渡海到辽东半岛进行战略侦察。这时，尽管苏联还没有允诺中共领导的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刘少奇仍决定加大派部队进东北的力度。9月1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胶东区党委派吕易率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交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本人，并有自发组织。我在东北之抗日同盟会员，有大作用及活动。我一排武装在大连登陆后，一经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由萧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起程。”

为适应这一部署，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派一个“有名的军事指挥员”和一名“最高负责人到东北去领导。”

9月13日，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初步拟议彭真、程子华等人前去东北，“组织东北中央局，以彭为书记，以便迅速开展东北工作”。当天深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同意。

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人乘苏军的飞机离开延安前往东北。

9月17日，彭真一行飞到山海关时，飞机出了故障，降落时，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都受了伤。

对于这次意外事故，伍修权后来回忆说：“由于苏联飞行员的疏忽大意，飞机在路中段降落下来，结果一下子冲出了跑道，直插到一块稻田里，机头栽进地，机尾高高地翘了起来，机身几乎成了垂直状态，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部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到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损伤。苏联机组人员马上将我们一一请下飞机，叶季壮同志是抬下来的。正在我们狼狈不堪时，远远地奔来一些八路军同志，带队的是冀东行署主任朱其文。他们看到一架苏联飞机降落后遇险，立即赶来接应。他们马上把我们安顿下来，表示了欢迎和慰问，并找人为我们检查治伤。”

飞机是不能坐了，第二天只好改乘火车。9月18日，到达了沈阳。

中共东北中央局的成立及其进入东北，为迎接中共中央大规模调干部和派部队进入东北作好了准备。

这时，蒋介石也急于抢占东北，在美国的帮助下，他的军队正加紧从数千里的西南运兵前往。

时间十分紧迫，中共中央只有抢在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东北以前，派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才能取得抢占东北的主动权。9月17日，刘少奇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即将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25]

怎样进行战略部署呢？刘少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将没有保障。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李）富春、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

在这一电报中，刘少奇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后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最初提法。

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这一电报后，于9月19日立即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寄予了高度的信任。毛泽东指出：完全同意提出筱（17日）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建议由政治局形成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接到毛泽东的复电后，刘少奇立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的重要领导人共18人参加了会议，集中讨论了将原来中共中央决定的“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说：“我们今天的方针应确定，这是最重要关头。方针即刚才这一电报上所说的——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搞得好，苏也可掩护我们。仅有苏联帮助，不成功。要我们有决心，有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才有可能。”“是否有危险性——‘两头塌’？可能。但赶快动作，利用时机，还可能实现。”“因此，我们要当着（成）全军全党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大缺点就是没有飞机，时间太迫促，干部走得慢。因此，可能做到，但保证难说。危险有一点，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因此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26]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将战略方针的提法确定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和毛泽东的安排，刘少奇提出调整全国兵力部署的具体计划：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6万兵出来，3万去东北，3万去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归华东局领导。东北局现已去了东北，再派5万军队去，各地送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在东北内部再组织20万武装。

当天夜里，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27]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提出的所谓“向北发展”，就是大力发展东北、华北，力争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支持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向南防御”，就是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力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

随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以及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号令的下达，从各个解放区抽调的部队和干部立即像潮水一般涌向东北，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十万大军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当时，延安把所有能够派出的干部都抽调到了东北，除由林枫、陶铸等带领的800名干部到达东北外，同时到达的还有张平化、倪志亮、程世才、袁任远、雷经天等。不仅如此，中共中央派出的由李富春率队的第二批延安干部也正在赴东北的途中。西北派去东北的部队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旅长黄永胜率领该旅第1团和教导第1旅第1团共3 350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 000人和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和政治委员邱创成率领的炮兵学校1 069人他们奉命于9月初分批奔赴东北，经晋北、察热地区，于11月12日到达辽宁的阜新、沈阳地区。一些原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兼程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也掉头向北进发了。如第359旅自1944年王震率领部分人马组成南下支队深入湘赣边界地区后，其余部3 300余人于1944年4月在刘转连、晏福生率领下，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另有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1旅旅长文年生率领的警备第1旅，两部合计6 300余人也风尘仆仆向南疾进，计划与王震会合。9月中旬，当刘转连、晏福生、文年生率部行进至河南林县时，突然接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命令，要他们掉头北上去东北，并指示放下重武器，轻装北进。9月中旬，刘转连、晏福生部3 300人从河南林县出发，向东北挺进，10月底到达本溪、抚顺地区。10月中旬，文年生部3 000人也到达锦州地区。可以这样说，中共中央为了抢占东北，抽空了陕北和其他一些解放区的干部和部队。

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同蒋介石的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谈判从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

10月11日晨，毛泽东同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商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告诉蒋介石，他返回延安以后，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努力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上午9时左右，毛泽东同蒋介石最后一次握手，道别后，即乘车离开山洞林园，赴九龙坡机场，登机飞返延安。蒋介石再一次派张治中护送毛泽东回延安。

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到达延安时，在机场受到了两万多党政军民的盛大欢迎。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毛泽东对国内和平抱有极大的希望。在返回延安的当天，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时说：“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28]

事实上，蒋介石对和平谈判根本就没有诚意，他只不过是把和平谈判看做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准备内战的一种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的签订，不仅没有驱散神州大地上内战的烽火，反而有越燃越大之势。

让我们看一下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前后的另一副嘴脸吧！

9月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实为本党五十年光荣与胜利的一日。然而东北失地，仍在俄军之手，而且新疆各重要地区亦皆为俄国傀儡。哈匪着着叛乱……因之迪化演成风声鹤唳，朝不保夕之局。而且外蒙问题亦未解决。国耻重重，可说抗战以来局势未有甚于今日者。故人以为荣，而余则万分忧辱，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党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29]

9月17日，蒋介石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了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

9月20日，蒋介石又给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一份绝密电报。电报说：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30]

10月13日，即《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又向各战略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杀气腾腾的密令：

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首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作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特饬所属剿匪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为了加紧内战的准备，11月9日至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了军事会议，各地重要军事将领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重兵于北平、天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线，占领察哈尔、绥远。

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还专门讲了《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进一步确定了军事方针。

不难看出，蒋介石的和谈是假，图谋挑起内战是真。正因为如此，从8月至9月中旬，蒋介石利用和谈作掩护，调动其第1、第2、第5、第7、第9、第11、第12战区部队的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向解放区不断进犯，并将进犯的重点放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主要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路，并抢占东北，然后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在谈判中屈服。

为了迅速抢占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打开通向东北的道路，蒋介石调集了四路重兵向华北、华中解放区发动了进攻。

第一路由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率领其主力9个军连同配合其进攻的第5战区第15军，共21个师约19万人，由陕西东出潼庆，一部北渡黄河沿同蒲路进入山西，一部沿陇海路东进郑州，企图控制陇海、平汉两路沿线，进而占领石家庄、北平、天津。

第二路由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纠集7个军23个师共8.8万余人，分别向晋南、晋中、晋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控制同蒲路沿线，隔断我太行、太岳两解放区的联系，并配合第11战区部队沿平汉路向北推进。

第三路由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率其6个军14个师10余万人，沿平汉、津浦两条铁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石家庄、新乡段和津浦路济南、徐州段。其中以一部兵力沿平汉路，经郑州北渡黄河进占新乡，企图与胡宗南会合于石家庄。

第四路由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率其6个军12个师约5万人，向绥远东部地区进攻，然后沿平绥线继续东向，夺取晋察冀首府张垣。

面对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中共中央命令部队进行了有力的反击。先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歼灭入侵山西长治地区的国民党阎锡山部13个师3.5万余人，击毙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敏斌，俘虏第19军军长史泽波及炮兵司令胡三余。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又率晋冀鲁豫部队大战平汉路，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沿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第30军和第40军，争取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俘虏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歼灭4.5万余人。紧接着，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1.2万余人，给蒋介石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山东军区部队又进行了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限令11月底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仍在进行。但是，到11月中旬，当谈判双方接触到东北问题时，因双方观点相差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11月25日，周恩来飞回到了延安，国共谈判暂告中断。

随着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宣告中断以后，两党冲突愈演愈烈，内战的危机日益严重。

中国的内战危机引起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的严重关注。美国政府这时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目前“绝对没有能力用军事手段镇压共产党”，如果蒋介石此时发动大规模内战，其结果“可能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这是美国政府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美国政府装出一副“中立”的面孔，关心起中国的“和平”来了。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声明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应立即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

就在杜鲁门发表这一声明前不久，杜鲁门宣布调回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到了中国。

可以说马歇尔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早年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菲律宾服役。1932年时，已满52岁的马歇尔还只是一个中校。然而，到了1939年欧战爆发时，他成了美国陆军参谋长，为临时上将和永久少将军衔。1941年12月后，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主要军事助手和主持美国联合参谋总部工作的陆军参谋长，出席过多次首脑会议，参与作出各盟国重要决策，组织和领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1944年12月，马歇尔晋升为五星上将。恰巧马歇尔的姓同英语“元帅”一词谐音，而五星上将往往被人们视为一种相等于元帅的军衔，所以他又被人们称为马歇尔元帅。但当美国国会准备通过授予他美国陆军元帅这一头衔时，马歇尔自己却不同意，他公开提出的理由很有趣：如果今后把他称作马歇尔元帅，听起来叫人别扭。

1945年8月2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没有几天，马歇尔就向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信中写道：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决策已经作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了。我在陆军部服务七年有余，其中六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推荐艾森豪威尔将军，其人于特殊时期之参谋长一职务最适胜任。

马歇尔这一举动，使人们一下子惊呆了。但是，杜鲁门还是于11月26日为马歇尔举行了告别仪式，并向他许诺：“将军，您已经为国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我绝不打扰您的退休生活。”

可是，第二天下午，杜鲁门就食言了。他打电话请马歇尔到中国。

12月15日，马歇尔由华盛顿乘坐一架美国空军“霸王”号巨型运输机离开了美国。12月19日，马歇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第二天，马歇尔赶到了南京，蒋介石专门从重庆来到南京迎他，两人并作了晤谈。

此时的蒋介石日子并不好过。经过一个时期的边打边谈，蒋介石既未从谈判桌上捞到好处，也未从军事进攻中拣到便宜，相反却遭到了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凡此种种均对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令蒋介石坐卧不宁。1946年1月2日，时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秘书的唐纵，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前年八月间，美国舆论对我最坏，压迫最甚；去年底杜鲁门声明，莫斯科公报，与马歇尔之来华，对于政府施用之压力，无殊前年”，“此时主席心境之痛苦，不堪言状”。在内外交困下，蒋介石不得不感到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和准备尚不成熟，于是，他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次玩弄起和谈的手段。

中共中央对和谈一直是极为关注的。12月9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赫尔利政策失败，马歇尔来华在方法上有改变可能，故我宜严整阵容，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但同时又应使其在军事上知难而退，在政治上有道理可讲、有文章可作。”12月15日，即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认为调整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扶持蒋介石，但目前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打内战，赞成中国的和平统一，这种变化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需要和和平民主事业的发展，从而作出了恢复国共谈判的决定。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党内指示，指出：“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31]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2月27日，中断了一个多月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在马歇尔的主持下，再度恢复了。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除周恩来、王若飞外，又增加了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是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三个人。蒋介石曾急电张治中回来参加谈判，但当时他还在新疆，未能及时赶到。

经过艰苦的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作为调解人的马歇尔也签了字。协定规定：从1月13日午夜起，“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延安太累了，从11月中旬就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毛泽东自己说是“神经疲劳”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曾回忆说：“十一月，毛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我每天都要看他几次。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32]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的坚决劝说下，毛泽东答应暂时治疗养病。但是，毛泽东根本休息不下来。《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毛泽东就抱病依据协定，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行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33]

同一天，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指示：“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但蒋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34]

在《停战协定》生效的前一天，即1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通告：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各地统限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限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国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于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二）停战包括对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三）我依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四）从一月十二日特别是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任何部队、政府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应将其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亡等完全准确的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揭露。各地电台须与北平叶剑英联系。

中央

在这次国共两党停战谈判中，国共双方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决议》，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就是实行军事调处。

就《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了，会议进行了22天，开了10次大会，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提案，确定了整编全国军队等原则，为军队的整编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是一个视军队为生命的人。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存在对他的独裁统治威胁太大了，一直是他的心腹之患。他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吃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他妄图通过这次整军的机会，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思早已是了如指掌。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和平与民主的保障，当然不能交给蒋介石，更不能让蒋介石吃掉了。

国共两党这次整军的谈判就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

又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又终于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上签了字。对于这个《整军方案》，蒋介石是根本不满意的。他认为让中国共产党保留的军队还是多了，而他的愿望是想让中国共产党保留的军队越少越好，这样，只要有机会，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吃掉”。因此，在《整军方案》签字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便在日记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所部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订，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整军方案》签订以后，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决定乘坐飞机到全国，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各地巡视一遍，以检查《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的执行情况。

巡视地点的确定，主要有两条根据，一是有较好的飞机场，便于三人军事小组成员乘坐的飞机起落；二是军事调处部所派执行小组的工作不太顺利，问题较多，亟待解决的地方。巡视的计划是先到北平，然后张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再到延安，最后在汉口结束。

3月4日，三人军事小组的飞机离开归绥直向延安飞去。

这天的一大早，坐落在延安东门外的延安飞机场上就热闹了起来。简陋的飞机场上早已搭好了一座红布牌楼，上面插着色彩鲜明的中美两国国旗，两旁挂着剪纸标语，标语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欢迎马歇尔将军！欢迎张治中将军！欢迎周恩来将军！”

到机场欢迎的，有热情洋溢的数千干部群众，有服装整齐、精神抖擞的仪仗队，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等。

不多时，飞机降落在机场上，毛泽东等迎上前去，欢迎从飞机上下来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罗伯逊、郑介民、叶剑英等人。

毛泽东与马歇尔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尚不熟识。周恩来连忙给他们作介绍。毛泽东握着马歇尔的手说：“欢迎马将军到延安来视察！”马歇尔回答说：“感谢毛主席的盛情欢迎！”

周恩来又把罗伯逊、郑介民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也表示热烈的欢迎。张治中则是老朋友了，当他和毛泽东握手时，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说道：“真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接着，在毛泽东、朱德的陪同下，三人军事小组检阅了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

然后，马歇尔一行被接到王家坪朱德的住处——两孔修整得较好的窑洞里休息。主人准备了茶点，宾主一边吃喝，一边叙谈。

稍事休息后，马歇尔、罗伯逊等去美军观察组驻地看望他们在延安工作的同胞，张治中等人则留在王家坪。

下午，马歇尔来到了枣园毛泽东的住处——也是两孔窑洞，两人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

《马歇尔传》的作者在书中这样描写了这次会谈的情况：

毛答应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马歇尔则赞扬周恩来在长期的重庆谈判中友好合作。这位美国人宣布他无意干涉中国的事务，但他强调了停火的必要。然后他向毛直接表明了已对蒋介石讲过的要点：如果中国不统一，美国就不能给予援助。

在会谈过程中，毛说他希望停战协定能引用于满洲，把执行小组派到那里去。马歇尔想到，当共方在满洲得势时也很不愿意实行上述措施去限制他们，他决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他向杜鲁门报告说，他讲得“极其”坦率，毛并没有表示不满。马歇尔说，据他理解，停战协定本是可以引用到满洲的，但共方事先宣布在那里有特殊权益，对引用停战协定有怀疑。蒋介石不愿执行小组去满洲，是为了小组内有美国人，怕引起国际纠纷（委员长甚至断然说，苏联要求派人参加执行小组）。

会见毛泽东后，马歇尔也拜访了朱德。

张治中与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进行了互访。

当天晚上，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所，毛泽东、朱德设宴招待了马歇尔一行。

宴会开始，毛泽东首先致词。他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与各位将军、同志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位努力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表示衷心感谢。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最后，他举起杯来，讲了这样的祝酒词：“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团结万岁！祝杜鲁门总统健康！祝蒋主席健康！祝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各位朋友健康！”

马歇尔的祝酒词讲得很简单，他说：“感谢毛泽东主席、朱德将军及各位主人的热情欢迎和盛情款待。为中国人民干杯！”

宴会结束后，客人们又被请到中共中央大礼堂内，出席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晚会。

晚会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主持，朱德致欢迎词。他再一次代表中共中央向客人表示欢迎，对政协、三人小组的一切协定表示拥护，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忠实履行这些协定。

张治中在晚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向主人保证，国民党百分之百地执行整军协议。然后，他便风趣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

听到张治中的这句话，毛泽东也高兴了起来，他笑着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张治中回答道。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35]

马歇尔、张治中的延安之行，就在这样友好、和谐而又充满希望的气氛中结束。

3月5日上午，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飞往汉口。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又亲自到机场欢送。马歇尔临上飞机之前，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诚恳地说：“再说一句，一切协定，一定保证彻底实行。”

是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是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真正地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早在2月1日，也就是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一天，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当时，毛泽东虽然还在生病，但还是带病认真地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这一份指示，虽然也提醒全党“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这样写道：

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阶段是到来了。

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指示还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36]

这种对和平形势的乐观估计，也反映到对各种协议的执行上。3月6日，即《整军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

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望根据恩来所告，再行考虑，制定详细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晋绥方面，请贺立即筹划，并偕荣臻一道，乘飞机来延开会为盼。

中央

三月六日[37]

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又指出：“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成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执行”。[38]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在这一时期对和平形势的估计确实有些乐观了，而对蒋介石破坏和平的决心的估计有些不足。正如全面内战爆发后刘少奇所说：“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39]毛泽东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七大”时，我们估计在日本投降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和中国的斯科比事件，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后来还是证明“七大”估计是正确的。谈判是有成绩的，教育了人们，党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40]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大阴谋家，他虽然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也发布了停战命令，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停止内战。因此，他从一开始也就不打算履行所有协定。早在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蒋介石就于1月7日秘密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进军令：“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41]接着，蒋介石又利用停战机会，一方面进行“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4月9日，他秘密接见美国记者说，他已经作好了打的准备，“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5月2日，蒋介石到河南新乡视察，在那里，他对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队长官发表了讲话。他说：“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着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为此，蒋介石在命令熊式辉、杜聿明等人在东北大打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关内的调兵遣将，把军队、武器弹药运往内战前线，建立各种军事设施，调整军事指挥机构，制定作战计划等。到1946年6月，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基本完成了，他要大打了。6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6月17日，蒋介石又蛮横无理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即要我军退出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胶济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冀东沿海、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1946年6月7日以后我军从山东、山西两省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声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退出这些地区，才能考虑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同意这些无理要求，于6月21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但是，蒋介石是铁了心要打内战了，他根本不加理睬。

一场中国人民不愿看到的全面内战在所难免了。

[1]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17页。

[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　转引自《周恩来传》（二），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2编。

[8][9]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第12页。

[10][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2页，第1146页。

[12]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

[13]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14][1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15]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

[17]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1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6日。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3-1154页。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682页。

[21][22]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23]　刘少奇对出发东北工作同志的报告记录，1945年8月28日。

[2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25]　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

[26]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9月19日。

[2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29]　蒋介石日记1945年9月9日。

[30]　转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

[31]　中共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

[3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33]　《解放日报》1946年1月11日。

[3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5]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3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7][38][4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9]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1946年11月21日。

[41]　引自《蒋家王朝》，荣孟源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第2章　序战拉开

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纵论“纸老虎”——陕甘宁掀起备战热潮——接应359旅回陕甘宁——发起横榆战役——陕北保安团队起义——粉碎胡宗南偷袭延安的阴谋——周恩来回到延安——“囊形地带”争夺战——“得民者昌，失民者亡”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大规模内战准备后，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望在和平之树的绿阴下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全国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解放军的3.4倍。

蒋介石对其一手发动的这场内战的性质与规模，在战争初期就有明确的表述：“今日之共党，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1]从这里不难看出，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

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帅部决定采用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向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三至六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于这种“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作了如下的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2]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的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蒋介石及国民党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都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中断，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3]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领”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4]

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首先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5]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尽管提醒全党“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6]但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在五至六个月以内是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恢复国内和平的。因此，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战略计划。6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关内各战略区首长的关于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7]

6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对争取和平前景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8]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自6月19日至28日，先后对各战略区作出了当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立即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部署，即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北线夺取三路四城（三路，指平汉路北平至石门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指保定、石门、太原和大同），南线出击津浦线。为此，毛泽东又明确地提出了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是打运动战的作战方法。他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9]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出：“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这种作战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敌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10]

然而，面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飞机加大炮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打得赢吗？当时国内外有许多人表示忧虑和怀疑。

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来访的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记者。她1925年首次访问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又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可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946年初，她又以61岁的高龄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7月31日，经过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乘军调部的飞机来到延安采访。

在延安，首先接见斯特朗采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朱德。朱德向她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计划，并说明蒋介石正在占据原来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城镇。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原则是，以对方的伤亡和武器辎重的损失为代价而放弃这些城镇。朱德还形象地解释说：“国民党军队就好比一只大船，而我们则像大海。大船来临时，大海不平静。但是，船过后，大海又恢复平静了。”

8月5日，应斯特朗的请求，毛泽东决定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她。但是不巧，由于天下大雨，延河洪水暴涨，根本无法通过，会见只好推移到第二天。

8月6日，延安雨后初晴。上午，斯特朗搭乘美军观察组的一辆大卡车过了延河。卡车在泥泞不堪的河堤上滑动，从砾石中择路行进，越过一条深谷，爬上了另一边，下午3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来迎接斯特朗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马海德医生。他们一道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了窑洞，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的小女儿李纳紧抱着他的腿站在旁边。

8月的延安，天气已经热了，他们就在窑洞前小院子的一棵苹果树下，围着一张石桌坐了下来。

已是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照在贫瘠的山坡上。毛泽东对斯特朗不辞辛苦来到延安表示欢迎，又对她前些时候访问华北解放区所写的一些公正的报道表示赞赏。

接着，毛泽东询问了美国的一些情况，这使斯特朗感到十分惊讶，原来毛泽东对美国的事情，比她还了解得多。

斯特朗从和平问题谈起，提出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作战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精辟的回答。当斯特朗问起美苏能否发生战争时，毛泽东摆弄起石桌上的茶杯，他在桌的一端放上一个大茶杯比作美国反动派，另一端又放上一个茶杯比作苏联，中间放上了一些小茶杯和火柴盒，算是美国人民和美苏之间的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时，他面对斯特朗说：“你看，美帝国主义现在怎么能进攻苏联呢？首先，他们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人民不需要战争。美国反动派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废除了战时物价管制，向国外市场倾销美国货，而不管美国人民对这些货物本身的需要。要对苏联进行战争，反动派还必须更进一步加紧迫害美国人民。他们还必须把法西斯主义引进美国。没有法西斯制度来统治美国人民，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斯特朗想起来了，今天正好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一周年的日子。于是，她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纸老虎”，该怎么翻译呢？陆定一把它翻译为“稻草人”，以使斯特朗好懂些。但是，稻草人是插在稻田吓唬小鸟的，并不是吓人的。斯特朗仍然不能理解，陆定一也觉得这样翻译不准确。坐在一旁的马海德插话说：“不，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 tiger。”

“很对头”。毛泽东对马海德的话感到满意，说：“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东西。纸老虎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看样子像是一只可怕的野兽。”说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他接着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观点来看，力量在人民这一边。蒋介石——纸老虎。”于是陆定一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告诉斯特朗，就是paper tiger，the tiger made of paper。这一下斯特朗听懂了，高兴得很。毛泽东又作了解释，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淋坏了。毛泽东讲得生动，斯特朗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毛泽东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谈话快要结束了。斯特朗说：“请等一下，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只是那么说，”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水冲跑。”[11]

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很快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对增强人们战胜蒋介石的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又集中了19个旅20万人的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继续包围封锁并伺机发动进攻。

陕甘宁解放区，东临黄河中游，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9.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拥有城市19座。解放区境内属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800至1 200米。由于洛河、延河、无定河等河流的长期侵蚀，形成沟壑纵横的多种复杂地形，山岭交错，道路稀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老根据地，也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陕甘宁解放区的首府延安，自土地革命战争末期以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政治影响极其重大。

当时，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的12个旅14万人，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1个军2个旅1万余人，驻守榆林地区；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部5万余人，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主力胡宗南部除不断袭扰和进犯外，还妄图用偷袭的手段，大举进攻延安。

现在延安的气氛已和抗战胜利的时候迥然不同了，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山城，笼罩着整个陕甘宁解放区。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只有5个旅，2.8万余人。

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陕甘宁解放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战备热潮。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揭露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延安的阴谋，号召解放区军民作好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8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指出在蒋介石破坏和平民主协议，点燃内战火焰的情况下，全解放区军民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7月初，中原军区右路突围部队之一、由王震率领的第359旅越过平汉路封锁线，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计划，连跨汉水流域的唐、白二河，远远摆脱了刘峙的追击。蒋介石闻讯大骂刘峙无能，严令刘峙继续追击，同时令胡宗南派兵速到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一带堵截，严防王震率第359旅进入陕南。

7月11日，王震率359旅进至豫陕交界的淅川附近，突然与胡宗南的堵截部队遭遇。王震没有想到胡宗南的动作如此迅速，当即决定抢占淅川西北险要山隘荆紫关，并相机夺取淅川县城，以便迅速打开向陕南进军的通道，争取尽快进入陕南的秦岭山区。为了亲自指挥前卫部队的行动，王震带了20几人的警卫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在淅川城南的马蹬附近，突然出现在第359旅的前沿阵地上。

王震很快找到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向他们了解了敌情和部队情况，决定首先打退堵截的胡宗南部，然后抢占荆紫关和相机夺取淅川县城，为后续部队扫清进入陕南的道路。

淅川是豫陕边界地带的重镇之一，城内守敌是盘踞豫西南20余年的地主武装刘廷芳的嫡系，城墙坚固，戒备森严，几米宽的外壕水深没顶。经一夜激战未能攻克。同时，攻占荆紫关的第718团在中途与敌遭遇，得悉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占领荆紫关，其先头部队正沿丹江南下，向淅川推进。此外，刘峙的追击部队也相继逼近，大有与胡宗南部队合围第359旅于丹江东岸的趋势。王震看到情况危急，便决定迅速抢渡丹江，然后沿丹江西岸的鲍峪岭一带进入陕南。

7月14日夜，王震指挥第717、第718团首先强渡丹江。丹江水宽50米，又逢连日暴雨，山洪暴发，水势猛涨，水深流急，江上既无桥梁，又无渡船，涉水、泅渡相当困难。这时，敌人又紧追而来，只有在第二天凌晨前全部渡过丹江，才能摆脱敌人的围堵。当天夜里，指战员们开始了强渡丹江。他们紧急解下绑带拧成一条条长长的布索，把一头固定在沿江石头上。王震心急如焚，为了争取时间，激励士气，他脱下衣服，在漆黑的雨夜中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毅然跳下了激流率先涉水泅渡。就这样，拂晓时分，胜利渡过了丹江，进入了西去的高山丛林之中。

王震率第359旅历经数次血战，胜利地进入陕南地区，与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会师，开始了创建以陕南为中心的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处境危险。王震请示中央军委，要将部队带回陕甘宁地区。8月15日，中央军委为使第359旅摆脱险境，增加陕甘宁边区粉碎胡宗南等部进攻的兵力，批准第359旅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从8月19日起，第359旅分左、右两路纵队，经三天两夜急行军175公里，突破国民党军的追堵，由宝鸡、凤县间通过川陕公路，强渡黄河，穿越陇海路开始北进。

胡宗南发觉第359旅北返意图后，急调九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企图将第359旅聚歼于千阳、陇县地区。

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接应第359旅顺利进入陕甘宁解放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组织南线出击，消灭围追堵截第359旅的国民党军。他们以新编第4旅为左翼兵团，从长武、彬县之间突破敌军的封锁线；以警备第3旅7团及第5团一部为右翼兵团，从平凉、泾川间突破；另以警备第1旅在旬邑地区分散游击，牵制国民党军。当第359旅的指战员们得知中央军委为迎接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来接应的消息时，信心和力量倍增。8月23日，第359旅左路纵队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出击的同时，在陇县以南地区与敌激战后，西折马鹿镇。胡宗南判断第359旅可能由平凉以西北进，急调整编第36师进至瓦亭一带堵截。然而第359旅左路纵队已经绕道陇县，以日行75公里的速度向北疾进。8月29日，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与此同时，第359旅右路纵队也经过连续30天的艰苦行军和10余次战斗，穿越微县、两当、六盘山等地，从平凉以西跨过西兰公路由马渠进入陕甘宁解放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顺利地完成了接应第359旅返回陕甘宁解放区的任务。

第359旅自6月26日从中原突围起，至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止，先后转战鄂、豫、陕、甘四省，浴血奋战90余次，日夜兼程5 000余里，粉碎了大于自己20余倍之敌军沿途的围追堵截。警备第3旅兼陇东警备区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郭炳坤，在与王震会合后当天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的电报中说：“王震率三五九旅八团、九团（千余人），于今日二时到达宁县屯子镇与我旅会合。九旅全体同志已疲劳不堪，绝大部分都骨瘦如柴，面呈菜色。当他们经过我旅欢迎队列时，激起了全体指战员对敌人的仇恨心理，有许多流泪的……”。这一壮举，调动和分散了国民党军围攻豫、鄂、陕我军的兵力，打乱了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步骤，为陕甘宁解放区备战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中共中央在第359旅和警备第3旅会师的当天，就给王震发来了贺电，祝贺部队重返陕甘宁边区的胜利，命令他提前返回延安，部队暂留陇东休整。

王震在庆阳休息了几天，把部队安顿好，就于9月12日带着少数随行人员向延安进发。

正是金秋季节，天高气爽，田野是一片丰收的景象。王震怀着满心的喜悦，环顾沿途的山山水水，感到格外的亲切。

王震到达延安以后，连家也没有回，就直奔王家坪毛泽东的住处。一见到毛泽东，王震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向他敬礼、问好。毛泽东也十分激动，紧紧握住王震的手，上下打量着他，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王震那满头的长发，那瘦削的面孔和满腮的胡须，还有那褴褛的衣着，仿佛都在向毛泽东诉说着一路的风尘劳苦，诉说着九死一生的艰辛历程。毛泽东不禁热泪盈眶，感叹连声地说：“王震同志，你受苦了，你受苦了！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随后和王震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12]

9月27日，第359旅胜利回到了延安，延安人民高举着“威震华夏”的横幅，载歌载舞，热烈欢迎这支远征归来的英雄部队。《解放日报》当天发表了题为《欢迎三五九胜利归来》的社论。

这一天，王震一早就到远处迎接部队的到来，他带领着第359旅在千万群众夹道欢呼声中进城。行至七里铺时，王震对第359旅全体指战员们说：“为了解放中国人民，我们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任何蒋美反动派的力量，都阻止不住我们继续为中国独立和平民主奋斗到底。”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了欢迎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第359旅的英勇顽强的精神。他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胜利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的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个长征。将来，你们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的城头上。”[13]他勉励第359旅要重整旗鼓，加紧训练，准备打仗。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又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宴请了南征的团以上干部。朱德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二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王震当即站起来回答说：“仅仅是二万二千里！”参加宴会的革命老人续范亭看到这一切，兴奋不已，即席赋诗一首：

王震将军不会飞，八千子弟两条腿，
天罗地网都突破，万里长征百战归。

胡宗南部在围追堵截进入陕南、豫西的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北返的第359旅后，损耗甚大，疲惫不堪，急需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然后准备大举进攻延安。这时，黄龙、麟游山区和关中地区的游击战争活跃，胡宗南又调集部队开抵陇东、麟游山区，使陕甘宁解放区南线出现了暂时平静的局面。此时，驻守在榆（林）横（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邓宝珊第22军等又从北线不断向陕甘宁解放区进击。为了打击北线进击之敌，并策应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进行反内战的起义，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以减轻我军北顾之忧，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了榆林、横山战役，并成立了北线指挥部，王世泰任总指挥，张仲良为政治委员。

早在1946年初，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解放区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陕甘宁解放区的北线，加强对邓宝珊部第22军及陕北保安团的统战工作，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争取一块回旋之地。

习仲勋随即召开了中共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有倾向民主的思想，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和坚持内战的政策不满，有争取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西北局决定派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以参谋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去横山县的波罗堡胡景铎部驻地，同胡景铎详细谈了中共对国内形势的看法，转达了毛泽东、习仲勋希望他率部起义的意向。胡景铎当即表示：“跟共产党走，坚决起义。”

应胡景铎的要求，中共西北局抽调30多名干部到胡部，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当蒋介石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中共西北局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并派统战部处长范明带着习仲勋的亲笔信去波罗堡，向胡景铎传达这一决定，共同商讨了起义计划和行动方案。范明返回延安后，先后向习仲勋和毛泽东汇报了起义的方案。毛泽东当即决定里应外合，乘势夺取榆林。

10月1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北线指挥部和绥德地委，在响水堡召开会议，决定由王世泰、张仲良指挥教导旅第1团、新编第4旅、警备第3旅第8团、新编第11旅第2团一部和绥德、西乌审、三边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共万余人，配合起义行动。

10月13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向北线发起攻击。胡景铎同时率领国民党军第22军第86师3个连，新编第11旅一部及保安第9团5个大队共2 100多名官兵，分别从波罗堡、哈兔湾、海兔庙等地发动起义。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相继攻占薛家寨及镇川城西北角、吴家园子、麒麟沟、石湾等地。14日，占领镇川、武家坡、鱼河堡后，一面配合起义部队包围响水堡，一面向吴庄、兴隆寺、旧寨、安崖等地进攻。15日，攻克万佛洞、乌龙山。16日，驻横山敌新编第11旅1团团部及1个营300余人被迫投降。20日，陕甘宁联防军集中兵力，向无定河以南惟一残留的国民党军据点响水堡猛攻。

这时，国民党军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铎的哥哥胡景通率两个营前来增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定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围攻响水堡外，集中主要兵力将援敌包围。经四小时激战，除胡景通率少数人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21日，陕甘宁联防军攻克响水堡。原来，中共中央计划继续夺取榆林，但考虑到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加之榆林守敌已有准备，遂取消了攻打榆林的作战计划。至此，榆横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国民党军共2 100余人起义，1 000余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12万人口、5 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榆横新区民主政权。为尔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夺得了极为宝贵的回旋之地。

胡景铎率部起义后，部队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6师。胡景铎任师长，范明任政治部主任。12月中旬，起义部队到达延安，受到陕甘宁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24日，中央军委在枣园举行了欢迎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赞扬这次起义，指出：“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他还风趣地说：“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14]

就全国战局来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至1946年10月达到了最高峰，其进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72个旅增加到117个旅，增加了63%，相继占领了解放区的承德、张家口、安东、淮阴、菏泽等105座城市。蒋介石被国民党军抢城掠地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之后，即下令于11月中旬召开“国民大会”，继续加紧对各解放区的进攻。

蒋介石一声令下，胡宗南立即又一次发动了对陕甘宁解放区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偷袭延安。他于11月上旬，先后从陕南、晋南地区抽调其主力整编第1、第90师等部6个旅，连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解放区的4个旅，共10个旅及1个装甲团。以其中6个旅集结于洛川、宜川一线，作为主力由南面进攻；以宁夏马鸿逵部5个旅向东进攻，并以山西阎锡山部的晋西地区总指挥杨澄源部队，从晋西南由东向西进攻，以策应偷袭延安的行动。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中央军委早已料到。10月19日，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蒋介石政治上正进行和平攻势，军事上积极准备长期大打，进占张垣后更加猖獗，胡宗南军正积极准备进攻延安，我必须破坏胡顽此阴谋，积极发展吕梁山全区，造成威胁关中，开辟黄龙山，保卫延安之有利条件。（一）晋绥军区之独立第四旅，及吕梁区在太原以北之地方团，应于本月底前集中离石、中阳地区；太岳之二十四旅集中汾西京香地区，上述各兵团到达指定地区时，即由王震、彭绍辉、罗贵波统一指挥，夺取石楼、隰县、永和、吉县、蒲县、乡宁、大宁，肃清该区阎（锡山）顽残余势力，放手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使陕北、太岳、晋西北连成一片。（二）为了有效保卫延安，张宗逊应迅即率两个主力旅开延安，愈快愈好，其他各部由许李率领向同蒲路以西转移，接替太原、大同、归绥地区防务，开展绥远游击队”。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给贺龙、李井泉等的电报中也指出：“（一）确息：蒋（介石）大打内战决心更强，谈判一破裂，将必先打延安，可能在国大前打，但估计南线半月尚不致大打。（二）今午向中央请示保卫边区问题，已得中央同意，采取积极方针，并即令晋绥调来两个旅，组织强力野战兵团，于敌未攻时挺进中（阳）、宜（川）、洛（川），以保卫延安。（三）榆林宜趁此时机争取陷（30）日前全部占领，解除三面作战之虑，绝不宜迟，尤应注意宁马西来。（四）攻榆兵力以现有四旅两个团，教一团、警区一个团，加金铎部全部约五个团之众，猛袭榆城。……”

针对胡宗南企图偷袭延安的阴谋，11月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各战略区领导人的一份电报，对保卫陕甘宁解放区作了军事部署，命令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快速西渡黄河，执行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任务，电报指出：

（一）第一军、第九十军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主力集结河东准备进攻三边，然后两路会攻延安。（二）我军有粉碎该敌保卫延安并于胜利后发展西北之任务。（三）决调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协同边区部队执行此项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四）贺（龙）李（井泉）令张纵队迅即开至兴（县）临（县）地区休整补充，待命开延。（五）聂（荣臻）刘（澜涛）令杨苏纵队迅即补充新兵开至兴、临地区，待命开延。事前应进行充分政治工作，保证减少逃亡。（六）陈谢纵队迅即攻占隰县、蒲县、大宁、吉县、乡宁，控制马斗关渡口，开辟到延安之道路。贺李即令彭（绍辉）罗（费波）及独四旅南下吕梁配合陈谢作战，并于陈谢西进时接管吕梁各县而巩固之，彭罗立即至汾西与陈谢商讨一切。（七）第一第九十两军回陕后，留晋胡（宗南）军已大减，待陕甘战场开辟，留晋胡军将大部或全部调陕，太岳方面除留二十四旅外，应就地方升级组成一个新旅即可应付。皮（定均）徐（子荣）在华中至少须待粟（裕）谭（震林）再打一胜仗方能调动，且路远缓不济急，故须就地自行设法。

11月12日，彭德怀来到富县、茶坊、金盆湾等地视察南线防务。视察后回到延安，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对记者说：“此次保卫边区，保卫延安，我军是必胜的。”他回忆起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围剿”的情形说：“那时的根据地只有三十万人口，红军只有一万人，而且刚才经过长征，疲劳不堪，每个战士只有子弹两颗到五颗，而蒋介石的‘围剿’军队，则有东北军九个师，和阎锡山、马鸿逵、高双成、高桂滋等各部，共计五十多个团，十万人以上，四面八方向我进攻，我军仍然粉碎敌人的‘围剿’。”“现在我们的情形大不相同，根据地比以前大了七八倍，人口多了五倍，东面靠黄河没有敌人，南面还有陕南第五师相互呼应，胡宗南的攻击力量只能有八个旅，马鸿逵三个旅，榆林方面胡宗南最近空运了些部队去，但是没有多大力量进攻的，故至多不会超过一九三五年‘围剿’的进攻兵力。”“胡过去是败将，一九三六年边区军队在山城堡消灭过他的一个师，最近在晋南被我陈赓将军所部消灭三个旅（原亦师），连他最精锐的第一旅也被消灭了。边区经过十年建设，军民团结，兵强马壮，物资丰富，并且有整个华北各根据地的帮助，这样还能不打胜仗吗？”“只要大家努力，大家坚决地打，保卫边区和延安，可以取得惊人的胜利，可以使胡宗南进犯军一败涂地。”[15]

11月13日，《解放日报》发表《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指出：“蒋介石一只手发表所谓‘停战令’欺骗人民，另一只血淋淋的毒手，却在积极布置进攻边区，进攻延安。蒋介石的这种布置已经进行了半个月，现在大体完成。”“边区是民主中国的圣地。蒋介石进攻边区，进攻延安，这是撕破他自己最后一点点脸皮，赤裸裸露出法西斯匪徒的本相。”社论指出：“要认清蒋介石过去几次要打边区，不敢下手，这一次一定下手。千万不要以为蒋介石这一次仍不敢下手。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是想用一个打击，就把中国民主运动彻底消灭，打延安，打边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坚定胜利信心。蒋介石的队伍是可以消灭的，我们四个月来，已经把他的全部军队消灭了六分之一，即三十五个旅。”

11月18日，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偷袭延安的阴谋，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份文件中，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6]

也就在这时，毛泽东根据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经全面破裂的现实，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9日这天，延安天气晴朗，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山头的宝塔，抚慰着淙淙的延河，把延安装饰得更加庄严美丽。尽管这时的延安已进入战备状态，但人们仍从四面八方拥向机场。

下午4点多钟，周恩来乘坐的专机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徐徐降落。周恩来和从南京回来的其他同志一道走下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人群中成千上万只手臂向周副主席挥动着。

周恩来换乘汽车，缓缓地离开机场，沿途又受到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了杨家岭，周恩来下了车。这时，毛泽东正站在山脚下的礼堂门口等着。毛泽东一见周恩来，就迎上前去，笑呵呵地说：“恩来，你辛苦了！”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彼此的双手紧握着，爽朗地笑着说：“主席，我们被蒋介石赶回来了。”

毛泽东高声地说：“好啊！我们早就准备这一手了。蒋介石赶你们，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17]

周恩来回到延安以后，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指出：国共谈判一年多，工作做得好，教育了群众，在党内也是一个教育过程。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更清楚了，美国的欺骗也清楚了。第一次国共决裂时，我们完全被动，这一次，我们有了准备。

在分析军事形势和战争前途时，毛泽东说：曹操83万大军，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事情要分析，近四个月来，我们消灭蒋军已达83个旅，现在有攻势的是薛岳80个旅，顾祝同30个旅，胡宗南20个旅。再过三年，如果刘、邓再打几个胜仗，共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双方力量平衡了，往后，要超过就容易了。蒋介石多年准备的力量，被我们一年打破，那就很便宜，他的威风就只那么大，不要信那个邪。我们第一年在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到外线去，三到五年发展到南方去。美国可能进一步帮助蒋，我们要藐视他们，又要重视他们，要周密，不要疏忽。总的来说，战争是长期的，中间会有许多曲折。我们现在的口号还是坚持1月13日停战令和政协决议，不提打倒蒋介石；土地问题今冬明春可以解决，这是根本，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于我们，我们就输了。[18]

11月26日，毛泽东致电陈赓、谢富治，命令他们立即发起吕梁战役和汾孝战役，以钳制胡宗南部不西调陕北，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指出：“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不要讨厌吕梁区居民落后，物质困难，应使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19]

胡宗南万万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一招。他的整编第1、第90师刚刚离开晋南西渡黄河，屁股后的中阳、交口、隰县、蒲县等一大批县城，便被陈赓、谢富治率领的部队席卷一空。随之，形势急转直下，胡宗南的这两个师一只脚踏进陕西，一只脚还留在黄河一边，这样，西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阻在前面，东有占据吕梁各县的我第二、第四两个纵队堵在身后，腹背受敌，威胁之大足以使胡宗南吓出一身冷汗，于是，他急忙命令进入陕西的部队火速东返。胡宗南企图偷袭延安的阴谋就这样被粉碎了。

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接到中央军委关于“西渡黄河，迅速赶赴延安”的命令后，立即率部队从阳高附近开往黄河东岸不远的临县三交镇，在那里补充物资弹药。贺龙不放心，也急忙从兴县赶到临县，对部队作了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粉碎敌人进攻延安的阴谋，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第一纵队在临县休整数日，便出发赶赴延安。部队从碛口渡过黄河，经吴堡、绥德，于12月初到达了延安地区，在延安南边的七里铺进行整训。12月7日，全纵队在延安机场召开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动员大会，并接受了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的检阅。

12月9日，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西方记者，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当西方记者问，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时，毛泽东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打垮。”[20]

不久，胡宗南部又企图从东、南两个方向向延安进袭，并集中马鸿逵部5个骑兵团从西面偷袭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定集中兵力打击进犯的马鸿逵部。12月3日，警备第3旅8团在三边分区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突然奔袭盐池兴武营，一举歼灭马鸿逵部的精锐骑兵第19团团部及1个营。进犯盐池的其余敌军狼狈西逃，我军乘胜收复全部失地。在南线和东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屡次挫败胡宗南部的袭扰，使其不能前进一步，从而彻底粉碎了胡宗南与马鸿逵相互配合偷袭延安的阴谋。

胡宗南两次偷袭延安的阴谋彻底失败后，并未放弃其攻占延安的企图。胡宗南为作好大规模进攻延安的准备，一方面继续抽调部队加强对延安正面的攻击力量，另一方面准备集中兵力攻占陕甘宁解放区的关中地区，以期保障其进攻延安时的侧后安全。

陕甘宁解放区的关中地区是陕甘宁解放区南面的突出部，它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的向南的“囊形地带”，正好位于胡宗南部准备进攻延安的出发地洛川、宜川一线的左翼侧后，如同是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的一把尖刀。

这个“囊形地带”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便于西北我军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及陕甘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的威胁。我军据此向西可以直接威胁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的指挥中枢、战略重镇西安，向东可以切断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交通干线咸阳至榆林公路，割绝胡宗南部北上的交通要道，因而是保卫陕甘宁解放区的重要前哨阵地。二、使陕甘宁解放区可以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蒋介石对陕甘宁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三、使西北国民党军增加约300里封锁线的守备兵力，不敢转用于其他地区。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很感头痛，早就蓄意侵占，只因时机未到，不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胡宗南一心想要进攻延安，下决心要夺占这一地区了。他们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部队，消除进攻延安时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个“囊形地带”就非夺不可了。

12月31日，胡宗南调动第48、第12、第135旅及2个保安团开始向关中地区进犯。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及警备第3旅第7团驻守茶坊、牛武、南泥湾、临真、固临一线；警备第1旅、新编第4旅驻守关中分区；警备第3旅旅部率5团驻守陇东分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定集中新编第4旅及警备第1旅第3团、警备第3旅第7团向进犯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展开反击，诱敌于运动中予以歼灭。

反击战打得十分艰苦，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至1947年1月31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歼灭敌第368团直属部队2个营共939人，粉碎了胡宗南部第一次进攻关中地区的计划。

胡宗南第一次攻击关中地区受挫后，并不死心，他又抽调更多的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列来到了三原，这是整编第29军军部的所在地。在这里，胡宗南召集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整编第12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24旅旅长张新、整编第48旅旅长何奇、整编第123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说：“诸位，委座已要求我们尽快进攻延安，摧毁共党首脑机关。当前，我们要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到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希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下面，先请第29军参谋长文于一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

文于一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军用地图前，比画着对大家说：“为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之目的，我们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24和整编第48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断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的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制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部署在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对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提出。”

文于一刚讲完，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站起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从东、南、西三面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堵塞袋口似乎没有必要。”

文于一马上解释说：“我们这个方案主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二是夺取战略要地。只有消灭共军的有生力量，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要隐讳下一步必将进攻延安已不可能。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立即发动。所以，应以歼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撤退。”

薛敏泉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文于一争执起来。这时，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我认为文参谋长讲的有道理，我们应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袋口不能放开。”

还有几个师、旅长见会上出现争论，也私下嘀咕着，有的想站起来发言。胡宗南见气氛不对，忙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说：“好了，不要再争了。我看，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就照他的意见办，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军预备队部署在三原附近。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击。会后大家立即着手准备，现在散会。”

到会的将领都知道胡宗南的脾气，皆相视无语，旋即返回驻地作准备去了。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第29军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延安，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部队的力量，并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自己的地位。

这次，胡宗南从晋西南、陇南及陇海铁路沿线抽调兵力，连同原在关中地区的部队，共集结了8个旅。2月18日，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率领其中7个旅共5万之众，开始从关中地区东、南、西三面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起攻击，企图削平“囊形地带”，排除对西安的威胁，为下一步进攻延安扫清道路。

面对强敌的进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认为，关中地区地理位置虽极为重要，但地形狭窄，回旋余地小，易受敌合围。为争取主动和保存力量，决定除留下少数地方部队坚持游击战外，主力部队于2月19日掩护关中地区党政机关撤离马栏。当刘戡率部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早已从容主动地向北撤走了。

延安的战备越来越紧张，毛泽东也更加繁忙了。但是，在1947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还是抽时间在杨家岭接见了由高树勋部下范龙章率领的原起义部队参观团人员。毛泽东亲切地走到他们跟前，和他们一一握手，并笑着说：“我们已经是熟人了，这是第二次见面！”是的，这些跟随高树勋起义的军官们见到毛泽东确实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在1946年10月31日庆贺高树勋起义一周年的干部晚会上。那天，毛泽东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接着和蔼地说：“上一次见面没有讲话嘛，今天就要补一次了！”停了一下，他又笑着说：“你们都有过打日寇的光荣，现在不愿意戴起美国帽子打中国人，人民称赞你们这一义举！”

毛泽东说到这里，坐在前排的一位起义军官激动地说：“毛主席，这条路我们是完全走对了！”

毛泽东同意地点点头，燃起一支香烟，站起来，举起右手比划着，生动地打比喻说：“中国好像是一条大河，现在河里有两条船在朝不同的方向开着。原来你们所乘的是蒋介石的那条船，是逆着潮流，背着风向，已被风浪打击得破烂不堪，现在快要翻了。你们这些船伙计，是识大义、辨利害的人，从蒋介石那条船跳到人民这条船上来了，从此就可以一帆风顺！”

这时，一个高个子军官笔直地站起来，激动地说：“我们过去受够国民党的苦了，今后我们要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坐了下来，亲切地向大家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是啊，应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要为人民服务就要讲政治啊！政治是什么呢？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心嘛！”他接着又说：“这里所说的‘人心’，是指人心的向背。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不得人心，现在蒋介石打内战也不得人心，如今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更是不得人心！因为，人民是要革命的，是要和平，要民主的，是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我们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人民的心是向着我们的。而一切中外反动派要压迫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势必人心丧尽，引得中外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别看蒋介石、胡宗南这阵子凶得很，可是他们终究是纸老虎。他们违背人民的心愿，同人民作对，到头来是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我们人民的军队，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打胜仗的。军队和群众的关系，好比是鱼和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活不了，你们看是不是这样？”

天色已经很晚了。最后，毛泽东鼓励大家说：“你们回去带兵，切不可用军阀那一套办法！官兵要靠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要使他们相信你们，这样你们的威信就会高，你们就能打胜仗！”[21]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使这些起义人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

[1]　蒋介石：《关于匪军战术之研究及对策》。

[2]　台湾“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2册。

[3][4]　《蒋总统集》第2册。

[5][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6-1187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4页。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

[11]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12]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1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

[14]　陕西省军区政治部编：《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史料选编》。

[15]　王政柱口述：《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9-1220页。

[17]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18]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讲话，1946年11月21日。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21]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第3章　撤退延安

蒋介石重点进攻陕甘宁——陇东西华池战役——胡宗南兵临延安城——延安是守还是弃——让敌人背上包袱——彭德怀临危请命——延安保卫战——延安大撤退——“延安，我们还要回来的”

蒋介石从1946年6月对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以来，至1947年2月，仅八个月的作战，国民党军就被人民解放军歼灭正规军66个旅（师）54万余人，非正规军17万余人，共计71万余人，少将以上的高级军官死、伤、被俘达100多人。这使蒋介石十分伤心，他曾哀叹说：“我们的团长、旅长、师长等高级军官被俘之多，为数惊人。实在是敌的长处，而是我们的短处。如不急图补救，以后敌军便专心设法来俘虏我们的高级军官，这对我们将来的军事形势影响何堪设想！”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虽占领了解放区城市105座，但每占领一座城市，平均就付出近7 000余人的代价。

1947年春，国民党军经过补充，总兵力为394万人，比全面内战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了9%。在现有的200多个旅中，被歼后重建的已超过四分之一。多数部队不满员，且新兵比重不断增大。

尽管这一时期人民解放军也有一定的伤亡，但国共两党兵力损失的比例，已由内战爆发后最初四个月的3.8比1，上升为6比1。

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消长，使得这一时期战场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明显不足。蒋介石为全面内战后头四个月攻占解放区的表面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第二个四个月仍继续到处进攻。由于战线拉得太长，用于防守的兵力不断增加，加上有生力量又不断被人民解放军所歼灭，虽然这一时期蒋介石恢复了抗战时期的征兵制，在全国极力到处抓兵扩军，总兵力有所增加，但用于进攻的兵力还是在不断减少。蒋介石虽一再抽调可能抽调的战略预备队到内战前线，使其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从内战开始时的193个旅增加到219个旅，但能用于第一线进攻的兵力却从1946年10月最高峰时的117个旅锐减到1947年2月的85个旅，用于防守的兵力则增加到125个旅。这样，国民党军战线过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已经充分地暴露出来。同时，国民党军还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其武器装备的补充也发生了困难。正如彭德怀在1947年2月1日所说：蒋介石要继续作战，“不仅兵力发生困难，军火也已发生很大困难”。

面对如此的困难，国民党军士气低落，部分高级将领腐化堕落。1947年5月19日，蒋介石在对国民党军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全体学员讲话时，不得不承认：目前部队中，高级将领不研究学术，不检讨敌情，“各官长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习成风，不但官长与官长赌，同级与同级赌，而且官长与部下同赌，官长与士兵同赌，匪军的纪律那么严肃，而我们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为匪军所消灭？”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改变不利的军事局面，并维持其战略上继续进攻的态势，自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战略，而采用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即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上转取守势，集中兵力进攻解放区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企图在消灭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以后，再转用主要兵力于其他战场，以各个消灭人民解放军。

对于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制定的这一重点进攻战略方针，蒋介石曾作过这样的说明：“我们在全国各‘剿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共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1]

蒋介石为什么要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放在山东和陕北两大解放区呢？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说得很明白：共军政治中心在延安，军事重心山东。蒋介石也说：“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2]

由此可见，蒋介石把重点进攻的目标首先指向陕甘宁解放区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一，在经过八个月的军事较量后，国民党军遭到了惨败，为挽救全面进攻失败的局势，蒋介石只有改变策略，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延安。如果进攻延安得逞，蒋介石即可以此来蒙蔽官兵的耳目，激励士气。其二，西北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手中掌握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前八个月的作战中，这支战略预备队还基本没有发挥作用。蒋介石企图在摧毁陕甘宁解放区、占领延安后，把这支战略预备队从西北地区抽调出来，投放到华北或东北战场上去。其三，西北地区国共双方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

蒋介石想得是多么美好啊！依据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蒋介石先后调集了34个旅25万余人的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企图以其优势兵力，一举消灭陕北人民解放军，夺取延安，以“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外地位。”[3]

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解放区作战的集中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已于1947年2月10日决定成立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王世泰为副司令员，廖汉生为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为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野战集团军下辖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第358旅）、教导旅、新编第4旅、警备第1旅、警备第3旅。

2月上旬，蒋介石把胡宗南从西安秘密召到了南京，与他一起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方案。

别看胡宗南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但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可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因此，他成了备受蒋介石青睐和器重的军官之一。

2月28日，蒋介石又突然从南京飞抵西安，召集国民党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副主任裴昌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第三军区司令刘国运等人举行秘密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进攻延安的具体部署。按照蒋介石的作战计划，以胡宗南部5个旅的兵力担任防备任务，以15个旅14万人，由宜君、洛川、宜川之线向北担任主攻；以西北行辕所属马鸿逵、马步芳部的10个旅5.4万余人，由宁夏之银川、甘肃之同心、镇原地区向东，以晋陕绥边区邓宝珊部的2个旅1.2万余人，由榆林向南助攻配合。为加强攻势，蒋介石还调集作战飞机94架，由王叔铬指挥，分别自郑州、太原、西安等地起飞，轰炸延安，配合进攻，以达到驱逐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在延安及其附近地区围歼西北人民解放军，或逼西北人民解放军东渡黄河，由胡宗南部与黄河以东的国民党军夹击而歼灭之的目的。

就在蒋介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这一天，胡宗南命令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指挥第48、第24、第144旅和新编第1旅、骑兵第1旅计5个旅的兵力，在青海马步芳集团整编第82师的配合下，分三路向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区的庆阳、合水进攻，企图吸引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调，然后再乘我正面兵力薄弱之机，集中主力袭击延安。

廖昂接到命令后，立即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他首先讲了进攻陇东的战略意义和目的，然后宣布：兵分两路，以第24旅进攻庆阳，以第48旅进攻合水。

中共中央军委认为，胡宗南以5个旅的兵力进攻陇东，是他大举进攻延安的前奏，打好陇东这一仗，对推迟和打乱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有重要意义。因此，决定张宗逊、习仲勋率第一纵队和新编第4旅、警备第3旅（缺第7、第8团）西进陇东，打击进犯陇东之敌。2月25日14时，张宗逊、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据息：敌七十六师师长廖昂及一四四旅部四三○团于二十五日向陇东肖金镇前进，二十四旅于二十五日向宁县前进。（二）估计七十六师有向我陇东进攻之企图。我准备歼灭其进犯之敌，已令独一旅于二十七日集结古城川，三五八旅于二十八日集结塔儿原、黑亩原，新四旅于二十七日集结盘客附近，野司进驻盘客东北之武乐。”第二天，中央军委在给张宗逊、习仲勋的回电中指出：“敌向西转移，准备进攻陇东，我军不要出动得太早，让敌深入，弄清情况，以逸待劳。待敌进至与我有利地区，准备连续几个战斗消灭敌人一两个旅，如过早暴露，恐打不好。切戒急躁。”

第48旅隶属于胡宗南部整编第17师的建制。旅长何奇向来骄傲自大，喜欢自我吹嘘，总以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自居，又经常自夸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因而有“何大炮”之称。这时，他率部由宁县出发，首先攻击董志塬上的赤城镇。该镇驻有我陇东军分区独立营，守城部队英勇作战，以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反击敌人。何奇眼看攻城不利，恼羞成怒，迫令第142团不惜一切代价搭云梯连续冲锋，经过大半天激战，攻进赤城镇。

第48旅攻下赤城镇后，气焰更加嚣张。3月1日，何奇率部向赤城镇东北40华里的板桥镇进犯，当天渡过了马莲河，下午5时未经战斗就占据了合水县的板桥镇。

板桥镇依山傍水，南上华池塬可通宁县，北与庆阳相连，东控子午岭，地势险要。何奇令辎重营长冯子涛留守板桥镇。

为了诱敌深入，我警备第3旅奉命撤退到子午岭东麓的蒿咀铺镇。

3月1日下午，敌张新率领的整编第76师第24旅侵占我陇东分区首府庆阳，驻守该地的我军主力已安全转移；3月2日，骄横不可一世的何奇率领第48旅侵占合水，企图步步为营，合围延安。何奇部队到达合水时，只有东北角山头有机枪向部队扫射，但很快就撤走了。何奇命令部队搜索全城，结果只发现一个老汉和一头山羊。到黄昏时，何奇部队在合水宿营。不一会儿，突然爆炸声迭起，何奇急忙命令部队抢占阵地，准备战斗。整个部队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已。过了一个小时，才发现是几名士兵在搜寻食物时，不慎触及地雷，算是虚惊一场。此时，胡宗南得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进的消息，以为人民解放军主力已被调动，又命令侵入陇东的整编第76师经宁县开至黄陵附近集结，以增加进攻延安的兵力。

根据敌情变化，3月2日13时，彭德怀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阎揆要的电报：

张习王廖阎：

（一）敌东（1日）四十八旅占板桥，二十四旅占庆阳，一四四旅占郭家要岭、三十里铺，新一旅占孟埙三盆。（二）一六五旅、四十七旅开洛川，十二旅之一团开洛川，接替七十八旅防，一二三旅主力开洛川以东，均限三号到达目的地。（三）九十师开宜川，第一师开宜（川）洛（川）间之旧城，何时到达不明。关中留十二旅、一二三旅各一团、两个保安团，共四团守备。根据以上敌之调度，似以九十师由宜川犯临真、金盆湾，第一师由牛武犯九龙泉、南泥湾，一六五旅、四十七旅由洛川犯交通、富县、甘泉，新一旅担任庆（阳）、合（水）守备，四十八旅、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可能由庆阳东犯，进攻延安之大战可能三月七八号开始。（四）我们作战方案有三：

（1）迅速消灭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击守备之敌。

（2）我主力迅集张村驿、直罗镇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一路（几个战斗）。

（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果，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以上何者为宜，请即考虑并将理由说明电告。

军委

三月二日午时

同日，彭德怀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张宗逊、习仲勋的一份电报，指出：“胡宗南令进占陇东之二十四旅、四十八旅、一四四旅迅速东开中部、宜君，并于八号到达，如确实，望乘敌南撤中，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18时，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四十八旅一四二团二日上午十二时进占合水，何奇及一四三团二个营住板桥，另一营住赤城镇。庆阳之敌系二十四旅、一四四旅，随廖昂似在西峰镇及驿马关、白马铺、板桥、宁县有一个营进占娅岘，现西华池无敌。（二）我们明（三日）晚拟以八旅向板桥之敌进击，独一旅位置于板桥、合水之间，伏击合水、西峰镇之敌，警三旅夏团配合一旅向该敌尾击。新四旅及七团阻止西峰镇、赤城之敌，向板桥增援。”中央军委立即复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二日十八时消灭四十八旅部署，得手后求得再歼二十四旅或一四四旅一部或大部，如此不仅陇东失地可复，延安亦将保，此战斗关系极大。”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以后，部队立即活跃起来。因为，这几天部队总是打个小仗就后撤，每撤退一次就向延安靠近一步。许多同志焦急地说：“我们往延安方向一步一步地撤，那党中央、毛主席又往哪里撤？我们要和敌人拼了。”现在听说要打大仗了，都很兴奋，大家把枪擦了又擦，互相鼓励着：让敌人进得来，出不去。

一切准备就绪，我军严阵以待。但是，等到天黑，狡猾的敌人不但没有来，反而撤走了。原来，第48旅进至合水后，已经脱离该师主力，加之发现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由甘泉向合水方向运动，害怕退路被我切断，形成孤军作战之势。因此，还没等何奇定下神来，胡宗南就来了新的电令：第48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撤退路线，多数人认为，从原路折走板桥，要渡冰河，路程又远，而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不如走西华池，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既可缩短两天行程，且沿途村多户广，容易征集粮食。于是，决定经西华池南下。第48旅于3月2日连夜弃城而逃，像一群饿狼似的向西华池涌去，以便尽快靠拢其主力。我部队立即跟踪追击，坚决咬住敌人。一路上，我军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急速前进，战士们的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连夜跑了70多里，到达西华池西北侧20多里的板桥，此时第48旅已进至西华池。

3月3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侦悉第48旅南撤至西华池、板桥一线，即决心歼灭该旅。

当接到彭德怀为中央军委起草的3月2日13时的电报后，3月3日10时，张宗逊、王世泰、习仲勋、廖汉生给中央军委发了回电：

军委：

冬（2日）电悉。根据我军集结位置与当前敌情，决遵第三方案执行，今晚先击板桥再打合水，歼灭四十八旅（如四十八旅待命令撤退，我仍决击板桥，求得消灭其一个团到一个旅），然后转入敌后收复关中。

四十八旅如被歼，敌西线即行动摇，而关中又为其薄弱一点，此种情况敌必须照顾，且根据其企图消灭我军主力之方针，东线主力可能来援，是达成推迟进攻延安之目的，妥否，请示。

张王习廖

三月三日十时

这一天的13时，张宗逊、王世泰、习仲勋、廖汉生又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据悉何奇率一四二团全部、一四三团两个营去合水，一四三团之另一个营昨晚由赤城开板桥。（二）我决于今晚以八旅消灭板桥之敌，并警戒庆阳，另集中主力伏击可能由合水退回之敌。如敌于今由合水退回板桥，则集中全力击歼该敌。”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以南约70里的黄土塬上，是合水县的一个城镇，距胡宗南对陕甘宁解放区的碉堡封锁线南义镇大约60里。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达陕西关中，是甘、陕两省边界货物集散重地。镇内南北长达2里的大街两旁，住有1 000多户商号和居民。由于西华池地处塬上，四周被洪水冲刷得峡谷纵横，沟壑陡直，镇东有固城川，镇西有马莲河，两条南北走向的大沟，把镇子高悬起来，好像是座山顶寨子，整个西华池南北看去，就像一个大葫芦，是个易守不易攻的地方。

3日晚，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对西华池之敌发起了攻击，4日晨，我突击分队虽从北、东南两面先后突破守敌的前沿阵地，并攻占若干据点，但由于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在守敌猛烈的火力下进攻受阻，和守敌形成对峙。

这时，何奇急得在指挥所的院子里直转圈圈。他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战况。正当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大腿，血流不止。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48旅在西华池被围的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

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刚看完电报，一发炮弹落在院内，随着爆炸声，他长叹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就一命呜呼了。

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命令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并向各团重申：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而擅自后退，违者严办！他又连忙致电西安绥靖公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救。

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48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我军阵地。

为迅速歼灭西华池守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重新调整部署，于4日晚再次发起攻击。

3月5日，中央军委在给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的电报中说：“破坏胡（宗南）军进攻延安计划，首先是你们能在陇东、关中两区打几次好仗，每次要集中五倍六倍兵力消灭敌一个团，即消灭敌一个团要从集中更大优势兵力火力，首先消灭敌一个营，再消灭敌一个营，逐次消灭之。消灭敌一个旅也要从首先消灭敌一两个营着手。”并指出：“对黄龙山游击战，目前是配合主力破坏胡军进攻延安，因此应着重翻车、破路、炸桥、割电线。”

西华池作战至5日晨，由于敌增援部队整编第76师第24旅已经逼近，再继续作战于我军不利，为避免被动，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决定撤出战斗。

西华池战斗，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虽重创胡宗南部第48旅，歼其1 500余人，击毙其旅长何奇。但由于敌情、地形不熟，攻击区域与外围的兵力分散，在主攻方向逐次用兵，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兵力，因而未能达成全歼敌第48旅的战役目的。3月5日21时，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分析其原因时说：“此次未达歼敌目的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敌反动教育很深，较为顽强，并于守备且占房屋据以顽抗，我在巷战中炮兵使用受到限制。（二）指挥机关及各旅刚合起来，六个机构不灵便，协同不密切，对情况调查不确，原了解敌驻于板桥、西华池以北地区，实敌全旅集结于西华池以及附近张家庄、七里店一线；庆阳、赤城情况亦未查清，因此，在部署上有错误，将重担置于北面，新四旅在南面且受城外敌人钳制，将大部兵力对付城外敌人，减弱突击力量。另地形不熟悉，地区窄小，对机动受到不少限制。思想上出发于保卫延安的政治目的，急于歼敌以破坏敌人攻延计划，对战斗组织后勤工作、政治工作等考虑均差，同时，情况变动很快，形成仓促作战。”

西华池作战以后，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除警备第3旅转到庆阳以南地区外，第148旅均集结于西华池以东地区，准备休息三天，如敌情无大变化，即转移到新宁地区，向关中或新正与宁县之间进行作战，以围敌打援，或寻求敌人弱点，以各个歼灭敌人，钳制向延安进犯之敌。3月6日，中央军委又给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发来了一份电报：

张习王廖：

西华池战斗给了四十八旅以严重打击，何奇毙命，今后任务是内外线配合，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陈〔赓〕谢〔富治〕、王震、王〔维舟〕三纵在外线，后告），独一旅、新四旅、八旅、警七团八号由现地东进，限十号隐蔽集结张村驿附近地区，准备内线机动，警一旅、警五团在原地集结休整数日，待廖昂主力转移至中部洛川线时，在关中、陇东地区寻求小歼灭战，每次消灭敌一连一营，我武工队、游击队、独立营等在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利益的口号下，他们应深入封锁线外，配合主力作战，加强翻车、破路、割线、炸桥、袭夺辎重的战斗。

军委

三月六日未

就在同一天，胡宗南最终确定了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决定“战区以一举攻略陕北敌巢，肃清黄河西岸敌军之目的，彻底集中优势之兵力，由宜（川）、洛（川）间地区直捣延安，以有力之一部突入敌后而袭击之。”[4]

3月8日晚，一辆专列悄悄地离开了西安，车上坐着胡宗南和他的两个随侍人员，一个是他的贴身卫士，另一个就是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熊向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1936年12月，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由周恩来安排打入胡宗南身边，直至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中国共产党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一位重要的地下党员。

胡宗南一行三人乘坐专列先到同官（今铜川），然后脱去了军官服装，换上了士兵穿的灰布棉军装，转乘一辆小吉普车前往洛川。在此之前，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裴会昌、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已先期到达洛川，在那里设立了前进指挥所。此时，胡宗南已在宜川、洛川一线集结了整编第1军、整编第29军等共15个旅，约15万人的兵力。

3月10日，胡宗南到达了洛川，11日上午，他在洛川城内西北角洛川中学召开了进犯延安的军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裴昌会，薛敏泉，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贾贵英，第7补给区副司令狄兴宇，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参谋长朱侠，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宇一，整编第1师师长罗列，整编第17师师长何文鼎，整编第27师师长王应尊、副师长李奇享，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参谋长刘学超，整编第90师师长陈武、第1旅旅长吴俊、第78旅旅长沈策、第47旅旅长李达、第12旅旅长陈子干、第31旅旅长李纪云、第165旅旅长李日基、第167旅旅长李昆岗、第135旅旅长麦宗禹等约30人。

胡宗南首先传达了西安会议的决定，然后部署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他对众将领们说：“奉委员长命令，要我们进攻延安，尽快地将久居延安的共匪消灭，彻底摧毁共产党的根据地。总裁盼望我们加倍努力，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使命。大家要不负领袖重托，奋勇作战，建立奇功。”在谈到攻占延安的意义时，胡宗南说：要消灭共产党，首先必须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延安，消灭它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一举摧毁它的首脑机构。他甚至“信心十足”地说：全力以赴，三日之内就可以占领延安，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全部军事问题。

接着，胡宗南叫薛敏泉将进攻延安的计划和军事部署图分发给大家，并要他解说。

薛敏泉急忙站起身，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跟前，说：“共匪在陕甘宁地区的总兵力很可怜，所谓正规部队，就只有警备第1旅、第3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总兵力不过两万人，加上地方一些杂七杂八的部队，最多也不会超过5万人。”说到这儿，他喝了一口水，又说：“看来共军的主力已集结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一线，延安附近只留下了部分兵力……”。因此，决定兵分两路，右路由董钊率七个旅的兵力，由宜川、瓦子街分两路向北进攻，经临真镇到延安东北的拐峁地区停止待命；左路由刘戡率领八个旅的兵力，由洛川以东地区靠紧右路军向北进攻，经牛武镇、金盆湾，到达延安以北枣园一带，停止待命。

最后，薛敏泉又加重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过参谋次长刘斐同意，并且认为很满意。”

这时，胡宗南的脸上是一派得意洋洋的样子。而到会的其他人，特别是同人民解放军较量过并吃过苦头的军官们，面部表情却是另一种样子。他们手里拿着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图，耳朵听着薛敏泉的讲话，大脑在沉重地深思着，对这一军事行动，抱着怀疑的态度。

薛敏泉说完后，胡宗南见大家都默不作声，便要裴昌会给大家讲话。

裴昌会刚被任命为前进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西安绥靖公署所属各部进攻延安的行动。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国民党军中属保定派。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能到西安绥靖公署来完全是借了老同学陈诚的光，其实只是给蒋介石做一个幌子。当然，胡宗南也乐得用他这个老牌军人的资格和声望，来给自己撑撑门面，实际上他连一个营的兵力都调动不了。

听到胡宗南要他讲话，裴昌会笑了一声说：“没意见，我们本着政府的命令和胡主任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来奠定西北的局面。”

胡宗南又点名要董钊、刘戡讲话。董、刘二人都站起来说：“没什么说的，干就是了。”约两个小时的作战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3月11日下午，胡宗南又找裴昌会、董剑、刘戡、钟松、王应尊、陈武、何文鼎等七八个人，再一次商议进攻延安可能发生的情况。胡宗南要大家各自说出自己的看法。钟松首先说：“共军盘踞延安多年，当有一个充分准备，决不肯轻易放弃延安。激烈的战争当在延安以南、劳山以东地区。我们希望战争地点离延安以南越远越好，这样对我们越有利。可能在临真镇、金盆湾一带发生大战。”

钟松刚说完，刘戡就说道：“我们这样多的军队行动，延安当然会知道的。打仗要算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以我之判断，由开始直至到达延安，这一段不会发生大战。可能发生局部之战。我众敌寡，零星抵抗是会有的。较大的激烈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以后发生。那时共军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势下进行抗击。我们谨防中伏，千万不可大意。”

裴昌会同意刘戡的看法。王应尊插话说：“我认为共军在陕北的人数不多，我们到达延安不会有战争，如同行军一样。”[5]

王应尊说完后，胡宗南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似乎他对占领延安已经胸有成竹了。

通过熊向晖的关系，中共中央军委对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已了解得一清二楚，并作了准备。3月7日，中央军委给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下达了保卫延安部署的指示：“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二十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如此持久防御，教导旅正面太宽，拟重新区分如下：（一）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仍由警七团接替，该团须于真（11）日到达富县城附近，休息三天，接受守备任务。（二）教导旅之第二团守备临真、金盆湾线不变，第一团守备牛武、九龙泉、南泥湾线不变。（三）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真（11日）派张参谋长侦察、动员民力构筑，限二十号以前完成。（四）真（11）日在榆林桥或茶坊开一次团、政委以上干部会，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留队指挥，会后进行两三天的地形侦察，因此，部队中战斗准备工作须预先计划好。”同日，中央军委又在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指出：“敌进攻延安，除守备外，集中13个旅，我以三个团在富县、甘泉、劳山、牛武、南泥、临真、金盆、榆林地区坚决抵抗，坚持二十天，待敌弹尽粮绝，兵力疲惫，进退维谷时，集结十团以上兵力出击，可能击破敌之进攻，此役胜利关系甚大，望你们尽量帮助迫击炮弹、掷弹，用汽车送军渡，此间派汽车接运，十天内能送出多少，盼告。”

就在胡宗南秘密前往洛川的时候，3月8日下午4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行了保卫党中央、保卫边区的动员大会。延安各界一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邓颖超等也出席了大会，并发表演说。

当周恩来走进会场时，他指着主席台两侧的大幅标语，小声念道：“坚决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保卫民主，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保卫毛主席！”

“全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把法西斯匪徒胡宗南打出去！”

周恩来念完后，大声地称赞说：“这就是边区军民自卫战斗的吼声啊！它表达了英勇的边区人民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坚强意志！”

会场上，人们情绪激昂，精神振奋。这一边，小伙子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陕北民谣：

胡蛮不灭，百姓遭劫；
胡蛮不亡，百姓遭殃；
打垮胡蛮，边区解放！

那一边，民兵自卫队员则高唱起《保卫我们的边区》这首歌：

千年的荒山，变成了良田。
民主的政府，代替了封建。
土地改革，家家有吃有穿。
毛主席的主张，到处实现。
党中央的计划，遍地开花。
肥美的土地，自由的蓝天。
快乐的边区，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爱护她！我们要建设她！
我们要保卫她！

歌声嘹亮，彼落此起。看着这一切，周恩来感慨地说：“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大会开始了。林伯渠在开幕词中说：“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发祥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培养了革命干部，做了很多使人民翻身、使中国民主和平独立的事情，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保卫朱总司令！”

紧接着，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分别讲了话。

朱德说：“同志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今天开动员大会。为什么动员？国民党蒋介石、胡宗南已把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和平谈判的使节送回来了，同时在北平、重庆各地逮捕我们的人和一些民主进步人士，这是干什么呢？这是说不讲和平了，一定要打仗，已关死了和平的大门。”“蒋介石要坚决地打内战下去，我们也没有和平可讲了，当然也只有打下去。”“今天的动员大会就是为的打仗。”[6]

彭德怀习惯性地挥动着粗壮的右臂，用洪亮的声音说：“蒋介石、胡宗南调动大军，要打我们边区，破坏和平，我们为了和平，就要消灭它；不消灭它，就不能和平。”“不消灭蒋介石的独裁，中国就没有民主。”“问题在于能不能消灭他的进攻军队。”“胡宗南的三十五个团十七个旅，有很大可能就被消灭在这里。消灭它三十五个团后，他打延安，那时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

周恩来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以为上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了。同志们，不要这样想，这一次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呢？因为他在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许多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他们的大量部队。蒋介石在财政上也破产，滥出票子，人民已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和他闹。“因为这样，他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最后一个手段，拿进攻延安来挽救已失的人心，这岂非梦想！”[7]他问道：“别的解放区已打了胜仗，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落后吗？”

台下立即回答：“不能！”

“对，不能。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

周恩来最后说：“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嘛！我们这里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一定能够打胜仗。一定能够彻底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8]

人民群众抗击胡宗南进攻的热情是高昂的。但是，胡宗南用于进攻延安的兵力毕竟有34个旅25万人之多，而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只有6个旅不足3万人，不仅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在胡宗南大军压境、兵临延安城下的严峻时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延安是守还是弃？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又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彭德怀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从1946年11月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至1947年在3月10日以前，尽管毛泽东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是力争最好的可能性——守住延安；一是作最坏的准备——放弃延安。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立足点还是放在守住延安上。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保住延安的两种方案。方案之一就是从内线保卫延安。正因为如此，在1946年11月1日至14日这十多天的时间内，毛泽东曾连续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十几份电报，命令陈赓、谢富治纵队三个旅，杨勇、苏振华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快速从山西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协同陕甘宁部队保卫延安。方案之二就是通过其他战略区的作战，钳制胡宗南的部队，从外线配合陕甘宁部队作战，粉碎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3月8日，中央军委在给王震并告贺龙、李井泉的电报中说：“胡（宗南）军进攻边区十七个旅，除守备维持交通外，进攻延安只有十二个旅（马鸿逵、邓宝珊除外），利用延长、延安以南有利地形与群众条件，在内线可能击破敌人，你率四、九两旅即从延水关西渡，隐蔽集结延长附近，准备配合教导旅在临真、金盆湾地区，各个歼敌。”

1946年12月9日，当美国记者郝戈登就国民党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询问毛泽东时，毛泽东回答说：“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有很大可能是我们把进犯的军队打垮。”[9]1947年2月24日，彭德怀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估计，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兵力不超过15个团，“敌指挥差，兵力疲劳，士气不振，我可击破敌之进攻，保卫延安。”不过，他在3月2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张宗逊、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又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1）迅速消灭陇东敌整编第48旅，然后我主力转向关中；（2）我主力迅速集结于张村驿、直罗镇一线，准备歼击北进或东进之敌一路；（3）“让敌深入延安、延长后，待敌困难增多时再从敌侧后歼击”。在这第三个作战方案中，彭德怀提出了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在内线歼灭敌人的问题。但是，此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还是想通过其他战略区的外线作战，钳制胡宗南部队，来保卫延安。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的电报中强调：“陈谢率五个旅寅皓（5月19日）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为调动胡军、保卫延安最好方法”。“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10]

从3月10日开始，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胡宗南主力部队已经由晋南、豫西和关中地区，向陕甘宁边区南线的洛川、宜川等地集结完毕，而作为外线配合的主要作战行动，刘伯承、邓小平出击平汉线和陈赓、谢富治在晋西南的攻势还未准备就绪。在胡宗南部对延安的进攻已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也就在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派彭德怀又一次前往金盘湾、三十里铺、富县一线检查部队的防御部署情况。

金盆湾和南泥湾一样，位于延安东南方向八九十里的地方，这里也是高山夹着大川，山上梢林密布，荒草萋萋。

陕北的早春3月，天气还十分寒冷。彭德怀根本顾不了这些，他带着几个参谋、警卫人员乘着一辆中型吉普车就上路了。当他赶到金盆湾，检查教导旅的设防情形时，听取了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等前方指战员对防御的意见，越发感到长时期坚守延安是难以做到的。因为部队的子弹太少，平均每支枪不到十发。他问部队的防御能坚持几天，罗元发说能坚持五天。彭德怀说，尽可能阻击，给敌以杀伤，但不死守，争取防守一星期，使中央机关撤出延安有充裕时间。[11]

面对这种日益严重的局面，3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郑重地讨论了延安弃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12]根据这种判断，中共中央定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决心，并据此确定：急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王震部（两个旅约万人）自吕梁地区西渡黄河，加入西北人民解放军序列；西北人民解放军必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依靠自身的力量部署一切；在当前，应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陷敌人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的困境，然后乘机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歼击，以达到钳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部，从战略上配合其他战略区作战，最终夺取西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目的，驻延安的党政机关及人民群众立即紧急疏散。

毛泽东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延安？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的师哲回忆道：“在延安保卫战打响后的一天晚上，我特地从枣园骑马急行几十里赶到王家坪去见毛主席。”“我忧心忡忡地问主席备战工作到底该怎么做？一定要疏散吗？可否设法保住延安而不撤退？”“主席点燃了一支烟，转过来微笑着打开了话匣子：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挡住他们去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党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13]

但是，对于放弃延安，不少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还是一时想不通，在感情上很难接受。针对这种情况，3月13日晚上，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来到延安的新4旅的干部。当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时，笑盈盈地对大家说：“让大家久等了。”随即又幽默地说：“你们看，要搬家了，要给胡宗南腾延安嘛，忙一些。”这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长征最困难的时候到达了延安。陕北人民和我们血肉相连，休戚相关。当年这里是我们惟一的根据地啊！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年，吃了十年小米，培养了一大批干部，指导了全国革命，陕北人民的功劳是很大的！现在敌人要来，陕北人民有了困难，我们必须挺身而出，坚决战斗，保卫住人民胜利果实！”

“请主席放心，”新4旅的干部们表示决心说，“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要保住延安！”

毛泽东点了点头，又意味深长地说：“延安要保，但又不可保啊！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呵！我们若不管自己力量的大小，和敌人生杀硬拼，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舍不得坛坛罐罐，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教训啊！”

毛泽东这一段简短而精辟的分析，把长久以来结在大家心头的思想疙瘩，一下子解开了。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继续说：“当前，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搜罗了二十多万人马，并且配有飞机、坦克，敌人来势很猛，兵力集中；而我军呢，装备极差，弹药奇缺，仅有两万余人，我们一下子消灭不了它。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我们部队数量和武器装备都占劣势，这就决定我们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先打分散孤立的，后打集中强大的。如果死守一城一地，那是自背包袱啊！因此，中央才决定把延安让给蒋介石。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要知道，蒋介石是个小气鬼，一贯以占地盘为胜利，一旦占领一个小小的村庄也是舍不得放的。好吧！我们就把这些包袱一个一个都给蒋介石背上。他背得越多就越走不动！那时，我们再集中力量，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人们很快就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大家：“现在你们看，是不是应该撤出延安呀！”

新4旅的干部们回答说：“是啊，这既是撤退，又是进攻！”

毛泽东说：“你们说得对！现在胡宗南拼命要我们的延安，好吧，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也搬不走，我们可以奉送几个窑洞！将来蒋介石得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都交给我们。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回一个全中国。那时，他心疼也没有办法啦！”

毛泽东这一番幽默而又风趣的话语，又使大家笑了起来。

最后，毛泽东说：“延安是人民的延安，延安永远是我们的。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我们下一次在哪里见面呢？可能不在延安了，也许是南京、上海或者是北京吧！”

毛泽东还用通俗的语言向当地的老百姓作了解释。他说：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14]

周恩来又对干部战士们反复作了动员。在对警卫战士的动员会上，周恩来说：“我也不愿意离开延安，毛主席也不愿意离开。但是，我们撤离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现在走是为了将来不走。”他问战士们：“你们一顿饭能吃多少馒头？”战士回答：“一斤。”周恩来接着说：“一斤一个没法吃，还得做成三四个才好吃。这次蒋介石调动二十万大军围攻延安，也得把他们拉开，一个一个地吃。这样才能吃掉。”他还满怀信心地说：“毛主席讲了，这次撤离延安，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15]

3月12日晨4点钟，驻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刚刚乘坐飞机离开延安，胡宗南就命令国民党军空军对延安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率先自枣园北上子长县瓦窑堡以东的王家坪，毛泽东、周恩来由杨家岭搬到了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王家坪办公，同彭德怀住在一起。这一天，正好彭德怀回到了延安，在王家坪他向毛泽东报告了视察部队的情况。考虑到当时贺龙在山西，具体负责晋绥军区的工作，不在延安。彭德怀主动向毛泽东请命：在贺龙未来延安前，陕北几个旅及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人，是否由我暂时指挥。毛泽东当即同意了彭德怀的这一请求，说“很好！”[16]

当年曾参加保卫延安的第2教导旅参谋长陈海涵在回忆这件事时这样说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门帘掀开，只见主席、恩来、弼时同志围坐在火盆边，正研究着问题，彭德怀同志的到来，使窑洞里的气氛顿时活跃了。

“彭总喝了一口主席送上的茶，打开我们给标好的那张作战地图，首先向主席汇报他到延安南线视察的情况。他说：‘总的看来，情况是好的，部队士气正旺，指挥员决心很大，从富县到临镇一百多华里都构成了防御工事，但有三件事还没有做好。’毛主席问：‘哪三件事啊？’彭总说：‘第一，部队弹药太少，每人达不到五十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二三发炮弹，需要尽快解决。第二，中央和延安各机关疏散的速度太慢了，需要加快，特别是中央，要尽快下决心撤出延安。第三，要立即建立西北战场的指挥机构。贺龙同志正忙于晋绥事务，一时还不能回来，因此我想……”

“也许话语已接近主席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了，于是，主席催他讲下去。

“彭德怀同志诚恳地说：‘我想在贺龙同志还没有回到延安之前，陕北这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请主席和副主席考虑，是否先由我来指挥一下。’

“主席和恩来、弼时同志互相交换着兴奋的眼神，各人的心中都无比激悦，可是谁也没有说话，窑洞里静得能听到时钟的嘀哒声。”

“彭总见主席、副主席都没有表态，又补充说：‘等贺龙同志返回延安，仍请他来指挥。’”

“毛主席突然站了起来，用劲地握着彭总的手，他望了望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微笑地点了头；他又望了望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兴奋地举了举握着烟斗的拳头，主席说：‘老彭啊，在危难之时，你总是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放，很叫人佩服哩！你这是临危受命，为党分忧，肝胆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好嘛，我们三个人都同意了，回头再召开一个会，作出决定，再正式任命，现在你可以先开展工作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别无他求，给我几个人就行。’”

在危急之际，彭德怀主动请命，表现了彭德怀的大无畏精神。后来，彭德怀自己曾回顾说：“当我回到延安，在王家坪开会，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两万多人，是不是太少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17]

3月13日，胡宗南率部从洛川、宜川一线开始向延安发起进攻。他向蒋介石保证：“三天之内占领延安，向校长、向全国，也向全世界报捷！”

敌人来势汹汹。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为中共中央机关和广大军民安全撤离延安赢得时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组织部队进行了艰苦的延安保卫战。最激烈的战斗是在金盆湾地区。敌整编第90师在陈武指挥下，以第53旅与第61旅分为左右两个纵队齐头并进，进抵金盆湾阵地时，遭到我防御部队猛烈抵抗，前进较缓。据敌整编第90师副师长任子勋回忆：“金盆湾以南约有十里一段地区，解放军到处埋设土造地雷，进攻部队在前进途中不时发生触雷事情，炸死炸伤人马不少。每前进一步，都要先派工兵进行搜雷工作，因之，行动甚为缓慢。”[18]夜晚，陈武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在山头上露营。天亮后，陈武观察战场形势后，改变了战术，调集重兵向我教导旅第1团与第2团结合部这个薄弱环节发动进攻。战至3月16日，敌人突破了我防御部队的第一线阵地。

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保卫延安的命令，指出：“（一）敌三股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突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宗南）军进攻延安企图。”为给进攻延安之敌以更大的打击，毛泽东重新区分了各防御部队的任务：以独立第1、第8旅、警备第7团组成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以教导旅、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指挥，先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镇、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七天；以新4旅组成中央兵团，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其余为预备队，部署于延安附近，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并要求各防御部队“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人。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19]同时，毛泽东规定：从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我防御部队在彭德怀、习仲勋的指挥下，迅速调整部署，改进战术，白天以少量兵力固守要点，适时实施反冲击；发挥夜战特长，利用夜暗不断袭进犯之敌，使其每日前进不及5公里。

随着敌人向延安的步步紧逼，中共中央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撤离延安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事实上，撤离延安的工作早在194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这次会议要求“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20]第一批撤离延安的是一些年老干部、家属小孩约两三千人和一批笨重的物资器材。特别是一些重要文件也得到了处理和转移。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回忆说：“文件的清理是从1946年11月就开始的。中央规定：重要而机密的文件‘指定专人妥善带’，事务性的应即销毁。秘书处将由高级干部交来的1.6万多份文件，经过分类，烧毁了十几箱。机要处烧毁电报1.33万多件。毛主席特地关照：‘疏散档案，不要惊慌失措，确实不需要的文电可以销毁，重要文电一定要保护好，片纸只字也不要落入敌人之手’。这以后，中央各部门向延安以外陆续疏散档案，中央秘书处先将16箱档案疏散到保安县（今志丹县）的安筱农场，另外13箱送到清涧县十家塬子。”[21]

周恩来还在百忙中，亲自动员大家坚壁清野，检查机关疏散物资器材的情况。有一次，机关工作人员搬运家具时，将办公室内一张沙发椅子丢了下来。周恩来看见了，指着椅子严肃地说：“我们的每一件东西都是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大的、小的、破的、旧的，我们回来都是要用的。毛主席已一再告诉我们：离开延安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很快就要回来的。现在搬不走的东西，可以把它保护好，埋起来嘛！我们要叫胡宗南来了，不仅见不到一个人，就连找一把椅子也得大伤脑筋！”

当年任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在回忆延安大撤退时说：“第一批先把学校、妇幼机关向河东疏散，到冬季基本上告了个段落。疏散工作中最困难的是粮食不好办，当时农村已经普遍达到‘耕二余一’，每户人家存几千斤，有的存上万斤粮食。大囤粮食收进时一两天就可以装满，可现在一口袋一口袋向山上运，朝沟里藏，真难人呀，运粮的小伙子累得汗流浃背，一架屯粮食一整天也不过挖个小坑，后来实在搬不动，大家又想办法，就地挖窑。挖好后，在里面放上一层谷秆，再封起来伪装好。埋藏好一窑粮食，也得费好多劳动。战前的具体疏散工作，首先是协助中央、边区机关疏散，然后是市民疏散。当时规定东西南北二十里范围内，把碾磨都要就地埋了。把吃的、用的都坚壁起来，把敌人困死、饿死在延安。”[22]

延安的撤离没有任何的惊慌，而是有准备有秩序的大撤退。正如当时的外国记者所说，这是战时最有秩序的一次主动撤退。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赛尔斯上校撤出延安后，在接见北平的中外记者时也说：延安的撤退，其秩序非常良好。中共在延安的任何物资均经迁撤，医院及无线电设备亦皆迁至新基地。

情况越来越紧急。3月17日清晨，裴昌会又指挥两个整编军15个旅14万人的兵力开始向北进攻。同时，国民党军的飞机45架又对延安进行了大轰炸，投下了59吨炸弹，延安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有一颗重磅炸弹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面爆炸了，气浪冲进居室，冲倒了桌子上的热水瓶，毛泽东仍然若无其事地在批阅文件。

3月18日清晨，延安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基本上撤离完毕，延安城里也已可听到清晰的枪炮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王家坪窑洞里同刚刚从晋绥赶到延安的王震谈撤离延安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已决定主动撤离延安，我晓得大家在感情上想不通。可是敌人来势很凶，兵力相当集中，就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一下子吃不了这一砣。怎么办？我们两万多人要消灭二十多万敌军，就得有个正确的方针。只能继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又说：“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是暂时的。胡宗南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们失败的开始，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

王震问毛泽东：“敌占领延安后，是不是想用重兵把我们击溃，消灭我们？”毛泽东说：“不会的。他是想把我们赶过黄河去。胡宗南可不是你王胡子，没有那么大的本事！”[23]

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了，毛泽东还没有离开延安的意思。他和周恩来一起，在他住的窑洞里，和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同志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将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24]

敌人正在逼近延安，整日枪炮不停，敌机也不停地凌空狂轰滥炸。彭德怀催促毛泽东迅速撤离延安，但毛泽东坚持要最后一个离开延安。他只好把毛泽东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他的窑洞，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最后，他又断然地嘱咐，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不能由他的性子来。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这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过了劳山，正逼近三十里铺，机枪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飞机还在不停地轰炸着。彭德怀、习仲勋再三催促毛泽东早一点撤离延安，毛泽东却说：“我有言在先，我是要最后一个撤离延安的。走这么早干什么？我还想在这里看看胡宗南的兵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彭德怀着急地说：“那胡蛮的龟儿兵有什么看头！有同志代你看。你马上给我走！”[25]

太阳快要落山了，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胡宗南的部队已过了二十里铺、十里铺，从南泥湾插到七里铺，接近延安宝塔山了。毛泽东这才走出窑洞，对彭德怀说：“胡宗南占领延安，也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命运。”说着，他伸出一个指头对着彭德怀，又说：“你只要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不用三年就可以恢复延安。”随后，他要彭德怀告诉阻击部队立即撤出防御阵地，并和周恩来、彭德怀一道察看了王家坪的几孔窑洞，又叮嘱身旁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你带一个班，再检查一下房子，要把房子打扫一下，文件不要丢失，家具也一点不要破坏，叫胡宗南知道，延安，我们还要回来的”。说完，他走出门来。

院子里，吉普车已经发动，毛泽东环顾四周，看见了人群中的毛岸英，便招了招手，说：“岸英，来，我们照一张相好不好！”叶子龙端起相机，为他们父子俩拍了一张合影。[26]

照完相，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你看，我要最后一个走，他老彭不同意，我就服从命令吧！”这才同彭德怀握手道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居住十年之久的延安，坐汽车经飞机场、桥儿沟、拐峁，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方向转移。在拐峁，毛泽东在和王震分手时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27]

彭德怀、习仲勋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后，又转回到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还在等着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沉重又焦急的张宗逊和廖汉生说：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把胡宗南放进来，正是为了消灭胡宗南。

听完张宗逊、廖汉生的汇报以后，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撤离情况，问延安还有没有人，东西都运完了没有，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他又亲自去杨家岭等地检查，当确知各机关和群众都已经安全撤离，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的时候，他的脸上显出了宽慰的神色，并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接着，彭德怀又回到自己的窑洞里投入紧张的工作，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图，对我军撤出延安后的歼敌计划，进行周密的部署。这一天，中央军委在一份电报中指出：“胡宗南此次集中刘戡、董钊两个军第一、第十七、第二十七、第三十六、第七十六、第九十等六个师、十四个旅（二十九团）、四个炮兵团，共三十三个团，连同军、师直属队约十五万人之众，十三日起从洛川、宜川之线打入边区，大部走无人荒山，向延安前进。我以小部利用山险，节节抗击，疲惫消耗之。敌机连日炸延安（多者一天四十五架），除南郊死伤居民数人外，毫无损失。中央及边府机构全部安全后移。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五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胡宗南共有二十六个旅（其中四个旅在晋南），再加榆林、宁夏七个旅，总计三十三个旅，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

夜已经很深了。稀疏的星斗眨巴着似乎有些困倦的眼睛，点点暗淡的星光照在大地上。这时，敌人离延安越来越近，枪炮声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越来越清晰了。侦察员不断回来报告，右路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在了飞机场，顺公路向东撤退已经不可能了。参谋长张文舟问：“撤电话线吧！”彭德怀说：“不忙！我们高级机关撤得早，下边也就撤得早，这对监视敌人不利。”

周围的人焦急地催促彭德怀快一点儿撤离延安，彭德怀环视了一下身边的人，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平常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的心里才稳当。”

彭德怀又亲自给部队打了一次电话。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规定了撤退路线，布置了作战意图和撤退时间。他对部队的首长讲：“你们打得很好，大挫了胡宗南的锐气，光荣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的任务。延安已经撤空了，我们也准备走了。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撤出延安，部队免不了有一些思想波动，要耐心做好思想工作。告诉指战员，敌人占领延安，只不过是暂时的，要有胜利的信心。”

彭德怀刚放下电话，第358旅旅长黄新廷和政治委员余秋里来了。彭德怀详细地向他们交代了任务。黄新廷和余秋里走后，时间已到了3月19日的凌晨。彭德怀在他自己住的窑洞里踱了一圈，用手摸了摸桌子、木椅和床板，接着把手一摆，说：“走！”

走出窑洞，彭德怀又站住了。在警卫员手提的几盏马灯放出的微弱光亮里，他又左边看看，右边瞧瞧，还望了望墙上张贴的标语。他对王家坪的每一孔窑洞，对延安的一草一木，都流露出依依惜别之情。

又过了一会儿，彭德怀才毅然回过身，迈着从容的步伐，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机关，踏上王家坪后沟的一条小路。

当彭德怀一行爬上一个山头的时候，他又停住了脚步，久久地眺望着延安城，对身边的人说：“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这里虽然苦一点，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这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敌人占领延安没有什么了不起，等着瞧吧。我们还要回来，延安是我们的，谁也搬不走；不久全中国都将是我们的。我们这次撤离，不过是同延安暂时告别。”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下山，经北沟、一里铺，向东北方向走去。

[1][2]　《蒋总统集》第2卷。

[3]　《戡乱战史》。

[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3册下。

[5]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6]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7]　《解放日报》1947年3月9日。

[8]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9]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11]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3月11日。

[1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14]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16]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01页。

[1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21]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　李彦清：《黄土地、红土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2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24]　王政柱口述：《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5]　王政柱口述：《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2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章　给胡宗南当头一棒

为“头功”的争吵——延安被攻占——一场虚假的胜利——胡宗南寻找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定计——胡宗南上钩——李纪云孤军深入——彭德怀布下“口袋”——敌情发生了变化——青化砭伏击战

当毛泽东撤离延安时，董钊正命令整编第1师和整编第90师竭尽全力向延安攻击。3月18日黄昏时分，陈武的整编第90师已进攻到狗梢岭以西地区，其第61旅的先头部队已进至距延安只有15里。因黄昏，陈武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就地宿营，准备第二天向延安城发动进攻。这时，第61旅参谋长兴冲冲地跑来向陈武报告说：“师座，我们刚才窃听到共军指挥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的命令，让他们迅速撤离战场，撤退到延安待命。这样一来，我们师正面就没有共军的阻击部队了。”

陈武一听这一消息，高兴地蹦了起来，说：“这下子我们就可以得到占领延安的头功了。”

说着，他打开军用地图，用手在上面指着对副师长任子勋说：“你看，从17日以来，在我们左翼的整1师的先头部队才进至杨家畔左后方的一个村庄，他们比我们师落后了大约有15里的路程，明天若按规定的时间前进，他们到达我们师现在的位置时，说不定我们已进占延安了。”

正在这时，一名参谋送来了董钊转来的胡宗南的一道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1 000万元。

陈武看了这一命令更加高兴了，他满以为攻占延安的头功只能是他的整编第90师了，这一下子他完全可以名利双收了。

陈武高兴得半夜都没有睡着。正在他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之时，突然传来了董钊的一道紧急命令：整第90师在3月19日上午9时由现在的位置开始攻击，攻击目标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及其以东地区。

这一命令明显的就是不让整编第90师抢先进入延安城内，并且给整编第1师率先进入延安城内让路。陈武看完这一命令后，感到大惑不解，便连夜打电话给任子勋商议。任子勋听完命令后，说：“以我之见，军座的这道命令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不让我们整90师首先进入延安城；二是让落在后边的整1师赶到我们的前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1师不是先进入延安城了吗？这攻占延安的头功就只能落在整1师的头上了。”

听任子勋这么一说，陈武感到是这么一回事，他真是气坏了，在电话里，他十分气愤地说：“为将帅者要取信于人，最宝贵的是待下要公平，其次是赏罚严明。如果存私心，图私利，必然招致上下不和、士不用命的恶果。我们90师从17日以来，连续两天担任强攻，牺牲这么大，而第1师不过是‘跟屁虫’，既未遇激烈战斗，又行动迟缓，落后我们15里。现在眼看延安我们唾手可得，却来限制我们第90师先进入延安，而偏袒第1师，让它去夺进攻延安的头功，也欺人太甚了！真他妈的岂有此理！”

陈武气得整整一夜未睡。

但是，陈武大骂归大骂，生气归生气，董钊的命令到底不敢违抗。原来要让整编第1师抢在整编第90师之前进入延安城，是胡宗南下的命令。据胡宗南的副参谋长薛敏泉透露说：“胡宗南之所以让整编第1师，特别是第1旅抢先进入延安城，是因为整1师尤其是第1旅是胡宗南的发迹之部队，他对此有着特殊的感情。加之，第1旅在进犯晋南时就已全部被歼灭，胡宗南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在运城由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组建起来。这次必须先由第1旅进入延安，用意在于表示它不但没有被歼灭，而且还是这支‘天下第一’的王牌军把中共中央根据地占领的。”

3月19日凌晨1时刚过，整编第1师得到向延安开进的命令，当即披星戴月，急如星火般地从后面往前赶。到达整编第90师阵地后，就争先恐后地插进整编第90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整编第90师的前进道路。早晨6时，陈武发现了这一情况，便怒气冲冲地派一位作战参谋前去阻挡。不料，不仅没有结果，反而被整编第1师的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团长一把揪住这位作战参谋的衣服，破口大骂道：“我们奉胡先生的命令攻占延安，你小子挡什么道？90师算个球，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陈武的脑袋也保不牢！”

这可把陈武的肺都要气炸了。他气得全身在发抖，手几次摸到手枪上，然一想到小心脑袋几个字，终至气馁。他实在没有任何办法，不得不执行命令，老老实实地为整编第1师让路。

上午9时，整编第1师的辎重行李也挤上来了，陈武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立即命令师部警卫连全副武装地上前拦截，双方争吵了起来，就差开枪互射了，最后总算作了一点让步，双方的部队共同挤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弄得整编第1师第1旅欲进不得，整编第90师也欲进不能，部队嘈杂混乱一片。此时，整编第90师的官兵一边被裹挟在整编第1师的辎重行李队伍中寸步难行，一边还要在凛冽的寒风中看着第1旅率先进入延安城，去拿那1 000万元法币的巨额奖金，简直恨死了第1旅，一个个怒目横视也就罢了，口里还要不住地大骂：“我们在前头打，你们在后面看，可是有功劳你们就抢先。”

陈武看着这一切，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过去有人出胡宗南的洋相，说他在玩诡计方面有一套，但指挥打仗只是个连长的材料，这话不假。今天我看董钊的指挥才能，只配当一个排长，不配作军长，更不配作兵团司令，你们看，敌方实在兵力不足，如有一支强大部队在这一带山头埋伏出击，我看延安城下非闹出大笑话不可啊！”

就在陈武的整编第90师被阻、不得先进入延安城的同时，刘戡的整编第29军各部也被阻于延安城南二十里铺东西一线，也不得先进入延安。

3月19日上午10时左右，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了延安城。董钊立即向胡宗南发去了“报捷电”，称：“我军经7昼夜之激战，第1旅终于19日上午占领延安”。

胡宗南闻讯大喜，立即命令中央社发布两则电讯：

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4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猛烈反击，昨（18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19日）上午10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调查中。

中央社西安19日下午5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10时为国军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10时，完全占领延安，刻正抚辑流亡中。

发完电讯后，胡宗南便亲自拟电发往南京，向蒋介石报捷。3月2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以“国军收复延安，生俘共军—万余人”为标题，发布了胡宗南取得“延安大捷”的消息，内称：“国军本无意进攻延安，一直延到本月13日，共军贺龙、陈赓率部十二万余人，由陕北出发对西安采钳形攻击的后两天，才决定于迎头痛击之余，更进一步去解放延安”；“共党这一次发动全面攻势，实用以配合莫斯科会议中外人酝酿国际干涉中国内政的外交攻势。……政府对于这种出卖国家的第五纵队，自有严厉教训之必要，而最能收教训的效果者，莫过于扫荡延安。”

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胡宗南的电报后，也是大喜过望，立即给胡宗南发去了嘉奖电，内称：

宗南老弟：

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

这一天，裴昌会和薛敏泉正在洛川前方指挥所吃早饭时，胡宗南手里拿着蒋介石的这一嘉奖电报，以一种显得特别得意的神气递给他们看，并说：“你们看，攻占延安，先生是多么高兴呀！”蒋介石不仅致电嘉奖胡宗南，还授予了他二等大绶云麾勋章，将他从中将晋升为上将军衔。

蒋介石反复看着胡宗南的捷报电，越看心里越兴奋，又给胡宗南发了一份嘉奖电报：“延安如此收复，为党为国雪二十一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诚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图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蒋介石给胡宗南连发两份嘉奖电后，又对在南京的一些将校军官说：攻占延安，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们还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它发生联系，为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的力量了”。他甚至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夸口说：“到8月底或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被驱往僻远的内地去。”

胡宗南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他把“延安大捷”吹嘘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攻克柏林还要“伟大”。他在3月20日的西安报纸上吹牛说：延安战役激战甚烈，用猛冲猛打，两翼包围的神妙战术，击败了延安外围“敌人”的猛烈抵抗，打垮“敌人”两个旅，打死3 000人。“敌人”在猛烈攻击下，极慌乱地向延安以北溃退，他的军队乘胜追击，占领了延安全城。

在胡宗南的指示下，西安城更因“收复延安”而热闹起来。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令全城商店与居民悬挂国旗，燃放鞭炮，庆祝“陕北大捷”。陕西广播电台还特地请来一些名演员来电台播音献唱。

在一片肉麻的“赞扬”声中，胡宗南更是得意忘形，自认为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大功绩。3月24日，即整编第1师占领延安的第六天，胡宗南乘坐吉普车，离开洛川，来到了延安。

当胡宗南踏上延安这片黄土地时，真是春风得意，连脚都是轻飘飘的。“前进指挥所”已先期到达，为他安排的住处是延安最好的房子——原陕甘宁边区交际处。但他嫌这里不隐蔽，而决定住进延安原陕甘宁边区银行的窑洞里。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1]

胡宗南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要熊向晖找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同他视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等处。每到一处地方，胡宗南都要仔细地观察询问一番，想象这里的主人当年在这儿生活的情形，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据说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胡宗南兴致颇高地看了毛泽东写给他的留言。也许毛泽东已经预料到胡宗南在占领延安以后，一定会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参观他的住处，所以特意在桌屉里给胡宗南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后来，熊向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胡宗南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2]毛泽东的留言当然不会合乎胡宗南的心意，那么就是道出胡宗南的心病了。

当胡宗南还在洛川时，南京国民党国防部就通知胡宗南说，驻南京、重庆的中外记者，将要赴延安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胡宗南想，这是宣传自己的一个极好机会。于是，他一到延安，就赶紧布置人员准备，并在西安、延安专设招待所，招待中外记者和来延安参观的各界人士。

接待中外记者的任务，由胡宗南交给了西安绥靖公署新闻处处长王超凡及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来负责。

中外记者要来延安参观，岂可没有战利品？为了自欺欺人，胡宗南密令工兵连夜在延安近郊赶挖“坟墓”，以示战况之激烈；又把自己仓库里过去用过的旧武器、旧装备秘密北运，当作缴获的战利品。又在延安周围10公里处，建立了10个战俘管理处，从边区乡村抓来500多名青壮年编成青训队，与从城防部队第27师中挑选出的1 500多名伶牙俐齿的士兵混合在一起，一律穿杂色服装，组编成“俘虏队”，集中训练，强迫他们按照事先规定的一套“对答”应付参观的新闻记者。

胡宗南还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旅长。他说，这是重点，要装得像。他估计到这位“共军旅长”，一定会成为记者们采访的热点，不得不亲自查看一下。谁知道，王超凡挑选的这位“共军旅长”原来是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4团”受过训练的胡宗南部下的军官，是个湖南人。他一见到胡宗南就两腿发直，腰发软，马上立正、敬礼、弯腰。胡宗南问他的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交待的一一作了回答。不料，胡宗南刚刚问了几句，就不耐烦了起来。他当即斥责王超凡不懂革命，批评他选的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了马脚，根本不像共军，更不像共军的旅长。最后，胡宗南只好要王超凡安排这位“共军旅长”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

然而，假的毕竟还是假的。4月13日，《中央日报》刊载了该报记者龚选舞采写的题为《陕北行》的“纪实”报道。文中这样写道：“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20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不仅给他带来了名和利，而且还给他带来了新婚之喜。

胡宗南早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就在家乡奉父母之命和一位女子结了婚。可是自从进了黄埔军校以后，他便忘记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也因在家郁闷而死。抗战时期，胡宗南蛰伏西安，许多人见他孤身一人，便纷纷给他做媒。但胡宗南却并不着急，宣称：“国难当头，何以家为，等抗战胜利之后，我要在北平太和殿举行婚礼！”后来，陈立夫曾想把孔祥熙的二小姐介绍给胡宗南作夫人。孔二小姐倒有此意，但胡宗南却没有见过这位孔二小姐。当他了解到孔二小姐的生活放荡不羁，品行不端后，心里很是不快，可又觉得孔家是名门贵第，与孔二小组结婚是攀龙附凤的好机会，便生一计，亲自前去探个虚实。于是，他身穿一套破破烂烂的棉军服，前往孔家窥望。这一看，果然如此，他就彻底打消了和孔二小姐结婚的念头，没有同意。他在给陈立夫的信中说：“目前国难当头，正是我辈军人抗敌御侮，效命疆场之时……”

但是，过了不久，戴笠又给胡宗南介绍了军统女特务叶霞翟，不料胡宗南倒满意了。攻占延安后，胡宗南认为大功告成了，于是便在3月25日向蒋介石报告结婚之事，得到批准后，3月27日赶到西安，28日在西安南郊王曲张学良原住所与叶霞翟结了婚。其时，胡宗南年已51岁了。当时，《观察》周刊评论说：“胡宗南这个神秘的不娶将军，居然因为延安攻下，素志得偿而结婚了。他该是如何兴奋高兴，以为从此西北可以稍定了，10年戍守自此可以稍松一口气了。”

胡宗南在为攻占延安而欢庆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要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他急于要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决战，恨不得一下子把西北人民解放军消灭得干干净净。3月24日，就是胡宗南到达延安的当天，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薛敏泉向他报告，部队最大的困难是补给困难。但是，对胡宗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敌情不明。他要和共军决战，却怎么也找不到彭德怀指挥的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在哪儿？更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机关在什么地方？这是胡宗南急于要弄清的问题，也是蒋介石急于想得到的消息。

这几天，胡宗南一直在看一份我新华社3月20日电，电文中说：“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蒋介石使用于第一线的部队达九个整编师，十三个整编旅，把胡宗南所有的主力都集中起来，企图以突然袭击占领延安，打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蒋介石这次进攻延安的政治目的，显然是对其内部振奋消沉已极之士气，和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替其党内主战派壮胆；在国际上则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大棒’政策和使马歇尔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中渡过难关。我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向来不死守一城一地，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此次保卫延安则着重于破坏其突然袭击，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现在可以宣告于世人者，就是此项目的已经完满达成，而蒋介石企图在3月10日以前窜抵延安的计划，已被打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3]

胡宗南看到这份电文的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仍留在陕北。他越看越心慌，越看越心忧。他苦恼，他气愤，攻占延安后带给他的喜悦和新婚带给他的欢愉现在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不仅派出四架飞机，而且下令侦察部队必须立即查出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的行迹。但是，负责侦测无线电台的分队长却报告说，攻占延安后，未再发现陕北有固定大型电台信号，有时捕捉到小电台的征象，但迅即消失，飘忽不定，难以判定共军指挥部所在。

事实上，在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周恩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野战军领导人的一份电报就指出：“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4]这太让胡宗南失望了。但是，他并不罢休。他想，3月13日至19日，中共的军队和他十几万军队整整打了七天，可见担任阻击任务的中共军队，决不是一个小数字，也决不会是一些地方武装，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了呢？再说，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是中共的神经中枢，大型电台，车辆辎重，头头脑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隐蔽不易，行动不灵，这是所有首脑机关的通病，即使说中共的精干一些吧，但是，也不可能不留一点蛛丝马迹，何以就找不到一点迹象呢？

胡宗南不相信找不到共军的主力，他命令董钊、刘戡率十数万人马，从3月19日至23日，在延安以北的东西线上，迎着陕北高原的刺骨寒风，整整徘徊了五天之久。

3月23日，焦急不安的胡宗南终于从董钊的口中听到了有关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消息。董钊说，据整编第1军报告：在延安西北方向发现共军一支部队，经派部队追击，共军一触即溃，丢盔弃甲，不堪一战，仓皇向安塞方向逃去。

胡宗南接到这一情报后，心中暗暗高兴了一阵子。果然不出他所料，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撤出延安后不可能沿咸（阳）榆（林）公路向东北方向而去，最大的可能就是出延安向西北方向，到安塞去。因为，这一带全是山川沟壑，利于人民解放军活动。

根据这样的判断，再加上董钊提供的情报印证，胡宗南不再犹豫了，于是，他决定以主力整编第1师、整编第90师5个旅的兵力，由董钊率领，沿延河两岸向安塞方向急进，尔后向右迂回；另以整编第29军一部向北进攻，企图围歼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于安塞东北地区。以整编第27师的第31旅（欠第91团）由临真镇经拐峁向青化砭前进，保证主力侧翼安全。

再说毛泽东、彭德怀早在撤出延安的时候，就谋划着下一步该怎样消灭胡宗南部了。毛泽东指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派出一定数量的部队，佯装我军主力部队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撤退，诱敌追击，而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方向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等待战机，歼灭胡宗南部队。

毛泽东、周恩来于3月18日黄昏离开延安后，于当晚到达了位于延川县永坪镇西南的刘家渠。中央军委给各战略区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待敌进延安之后，我当集中五个旅寻机打运动战，各个歼敌。胡宗南只有二十六个旅（其中四个旅在晋南），再加榆林、宁夏七个旅，总计三十三个旅。以边区地域之广，地形之险，人民之好，有把握钳制胡军并逐渐削弱之，保持广大地区于我手，以利他区作战取得胜利。”

3月19日，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命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第一纵队除以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在延安西北地区伪装主力，节节抗击，诱胡宗南部主力北进外，主力位于安塞、茶坊地区之间；第二纵队位于甘谷驿地区；教导旅位于青化砭以东任家岔；新编第4旅位于青化砭、石绵羊沟之线，集结待机。

3月20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敌于皓（19日）午后三时占延安，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留临真，第一师某旅留金盆湾，胡宗南令派一部向金沙镇、甘谷驿、延长侦察。我二纵须力求隐蔽，切勿暴露目标。甘谷至延安之线及其以南，均不要驻军，须驻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金沙镇高地及临真以北，派便衣队伪装民兵担任侦察、警戒，封锁消息。”

我独立第1旅第2团第2营接受任务后，立即佯装我军主力，故意摆开阵势，漫山散开，大摇大摆地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转移。董钊果然以为是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立即报告了胡宗南。

3月21日，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部署：

军委：

我二纵集结甘谷驿以北及东北地区，教导旅集结青化砭以东之何家山盆附近地区，新四旅在青化砭附近地区，集结一个营在拐峁、十里铺警戒。上述各兵团力求隐蔽，警戒部队伪装民兵，一纵八旅在安塞、茶坊间，一旅在高桥，准备移至茶坊，各以一营在枣园、兰家坪警戒。敌占延后动向尚未判明，我各兵团就上述地区自养（22日）起暂休息七天，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并准备干粮四天。边区全局部署，今晚发中央，请批示后再发各区。

彭习

三月二十一日

彭德怀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胡宗南来了。

胡宗南果然上钩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处，南北是一条15余公里长的蟠龙川，咸（阳）榆（林）公路蜿蜒曲折地从中间穿过。公路的东西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山上长着密密的杂树。毛泽东在撤离延安路过此地时，看到这里地形险要，就曾感到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3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到达了清涧县的徐家沟。这是一个位于咸榆公路西边的一个小山沟里的小村庄。在这里，毛泽东要叶子龙通知已经到达瓦窑堡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陆定一等于三天内齐聚高家崄，以便开会商议问题。

这一天中午，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在这里，他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军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别任西北野战军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一共有五六十人。彭德怀对大家说：我们要同心协力搞好工作，不能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3月21日晚上，西北野战兵团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第31旅的电报：第31旅旅部带一个团，于3月24日向青化砭进击。王政柱急忙去向彭德怀报告。彭德怀正在他住的小土窑里，面对着地图思考问题，听王政柱一讲，接过情报一看，兴奋地握紧拳头说：“好哇！终于送上门来了。把这个家伙吃掉！”[5]

为抓住战机，彭德怀不顾已是三更半夜，立即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仔细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决定采取伏击战术歼灭敌第31旅，以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彭德怀对张文舟说：“命令部队在青化砭两侧地区隐蔽集结。”

张文舟答了声是，刚要走，彭德怀又说道：“这回我们放弃延安，好多人想不通，敌人也在那里造谣，说我们扔下陕北人民跑了。告诉各纵队，这次战斗是我们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是稳定民心、军心的关键性一仗，必须慎重，一定要打好，不能有丝毫疏忽！”

3月22日这一天，彭德怀、习仲勋连接发出了五份作战电报。

凌晨1时，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第一份电报，这是给张宗逊、廖汉生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

张廖并报军委：

（甲）胡宗南二十日令三十一旅二十四日开青化砭，并要其构筑工事固守，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方向，有进攻安塞模样。（乙）我准备伏击该敌（31旅），着一纵队主力经安塞开至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石家沟、白家沟之线，八旅（缺一营）限二十三日晚到达兰家坪、北之营，继续与敌保持接触，吸引敌主力向安塞，独一旅开高桥很不妥，应即尾八旅开安塞以东之王家庄、丁家庄、枚家庄之线，限二十四日到达，不得迟误，行动时须特别注意隐蔽。（丙）张、廖于二十三日九时以前到梁村开会，我们在梁村等候。

彭习

三月二十二日丑时

同一时间，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第二份电报，这是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

军委：

（一）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临临真之三十一旅在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二十四日到达。（二）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敌。我第二纵队、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以东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限二十四日晚集结完毕，二十三日看好地形，化装民兵切实封锁消息。（三）新四旅二十二日晚集结青化砭以北及东北地区之二卯渠、聂（常）家塔、朱家沟、高家沟；第一纵八旅二十三日集结青化砭以西之梁村，独一旅二十四日位置于冯家庄附近，作预备队。（四）王、罗看好地形后，定出由东南进攻青化砭，截敌归路，警戒拐峁之详细部署计划，限二十三日午前电告我们。

彭习

三月二十二日丑时

早晨7时，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第三份电报，这是给毛泽东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

毛泽东并报中央：

（甲）哿（20日）敌约两个旅向蓝家坪进攻，似系九十师，与我八旅一个营接触。另约一个旅经杜甫川、小砭沟向枣园东进攻，似系一六五旅，与我独一旅一个营接触。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限二十四日到达青化砭筑工据守。胡似系判断我主力在安塞及其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企图。（乙）我拟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王震纵队及教导旅限二十二日晚隐蔽集结青化砭东南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新四旅隐蔽集结青化砭东北之二卯渠、聂（常）家塔之线；张（宗逊）纵队八旅集结青化砭西之梁村，独一旅拟集结于冯家庄，但须二十四日才能赶到，只能为预备队，监视延安、安塞方面，因该旅擅自开高桥之故。（丙）上述部署有何指示，盼告。

彭习

养辰

中午11时，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第四份电报，这是给王世泰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的电报：

世泰并报毛、周、军委：

敌九十师、三十六师，于二十一日向安塞前进，寻求我主力决战；二十七师之四十七旅守延安；三十一旅有向青化砭前进消息；七十六旅之一四四旅似分布于临真、金盆湾，其他各旅似在甘泉、南泥湾、三十里铺地区；八十四旅由同官徒步开洛川；四十八旅或已进至洛川以北，似在关中，敌之守备只有保安队。应集中力量各个歼灭之，收复关中，截击成渝铁路、公路，劫夺资财，勿为新一旅骑兵在陇东边沿袭扰所牵制如何？望电告。

彭习

三月二十二日午时

接着，彭德怀发出了第五份电报，这是给中央军委并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军委并毛、周：

敌一师、九十师、三十六师可能还有七十六师各一部向安塞前进，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有于二十四日前进抵青化砭筑工固守息，决心歼灭该敌，我张（宗逊）纵主力准备集中安塞、茶坊，以不超过两营兵力散布延安西北，诱敌迷敌，现该纵主力集结高桥及茶坊以南打三十一旅，可能赶不上，弹药甚感缺乏，晋绥炮弹运到甚好，请用汽车星夜赶送一半至永坪以西之贺家渠，另一半请暂存瓦窑堡，准备打第二战（其中迫炮弹、掷弹请配匀）。

来电丙丁是否剑英代名，盼告。

彭德怀

三月二十二日

3月23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习仲勋：“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

为确保撤离延安后第一仗的胜利，彭德怀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及旅以上的指挥员来到了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在现地分配作战任务，具体部署了兵力。看完了地形，彭德怀对大家说：“这一仗是我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主席很重视，胜败影响很大。打胜了，可以给边区军民以极大鼓舞，增强胜利信心；给疯狂来犯这敌以迎头痛击，可以使其陷于被动地位。因此，初战必须打败。”[6]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3月23日，彭德怀、习仲勋向各部队下达了关于歼灭敌第31旅的作战命令：“本军决于明二十四日以待伏动作，消灭敌三十一旅全部之任务各兵团部署如下：（一）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统归王震指挥，伏击于青化砭至房家桥大道以东，待敌后尾通过房家桥后，教导旅由东向西猛烈侧击。第一纵队应首先截断敌退路，沿小河东岸由南向北猛击敌侧背，并于拐峁、延水南岸派出便衣队侦察桥儿沟方向敌有无后续部队。（二）一纵队之八旅自阎家沟（青化砭西北五里）至白家坡沿小河以西山地，宽正面伏击，待一纵队截断敌归路后，由西向东猛烈夹击，独一旅为预备队，位置于守头庄、丁家庄、郭家庄（安塞以东）之线，除对安塞布置警戒外，须以小部（不大过一营），位置于冯家庄以南高地，对延安方向警戒，并切确封锁消息。（三）四旅伏击于青化砭正东及东北高地，待二纵、教导旅打响后，即向青化砭猛烈扑击。（四）各兵团务于三月二十四日六时半以前部署完毕，部署时须注意隐蔽，于敌侧卫搜索以外，勿使敌过早发现。”

彭德怀把指挥所设在青化砭西北高地。

3月24日拂晓前，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已经全部进入了预定的设伏阵地。当时陕北高原的山地尚未完全解冻，春寒料峭，冷气袭人。指战员们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出击。

当王震率领第二纵队各部和教导旅进入青化砭到房家桥大道以东伏击阵地时，他和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王恩茂走出纵队指挥所，先到第359旅及独立第4旅阵地上检查战斗准备情况，又到教导旅指挥所，和罗元发旅长一起撑开地图，研究了战斗部署。他们在指挥所里注视着蟠龙川，很久不见敌人的动静。大家正在焦急，彭德怀打来了电话。王震接完电话后，对罗元发说：“老总要我们别着急，其实他比我们还要急。”

然而，我设伏在青化砭地区的部队，在冰雪未融的阵地上卧伏了一整天，从拂晓到天明，从天明等到日出，又从日出等到中午直至下午5时，也不见敌第31旅的踪影。彭德怀只好命令各部队于6时后撤出阵地休息。

指战员们在山头上趴了一整天，又冷又饿，眼睁睁地看见敌人没有来，预定的歼敌计划未能实现。这下子，纷纷议论了起来，有的人担心离延安这么近，会不会走漏了消息？有的人沉不住气了，怀疑情报的可靠性。还有的战士说：准来？哪有那么准，敌人听你指挥啦！

彭德怀听了这些议论，摇了摇头，他对大家说：“不！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得很。大家要坚信，老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去向敌人告密的，情报也是不会错的。敌人是一定会来的。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成咱们的一次演习。”他略停了片刻，又接着说：“你们要掌握敌人的心理嘛！胡宗南虽然是个草包，但是他的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一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他怎么能捞到一个陆军上将当呢？何况他有大炮、坦克，有汽车，又想捕捉我主力部队，这陕北惟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所以说，他一定要来。”[7]

当晚，彭德怀、习仲勋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敌31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军明日仍按原计划部署待伏敌31旅。同时，又电令各部队：“明日我军仍以伏击态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并再三强调各部队一定要严格做好伪装保密工作。

敌第31旅为什么没有按规定在3月24日进入青化砭的原因，完全让彭德怀猜着了。

原来，敌第31旅在旅长李纪云的率领下，经临真镇、松树林、川口，于3月23日进至延安以东的李家渠地区。3月24日，该旅第91团奉命进驻了延安东北约30里处的安塞，这是一个位于拐峁镇以东、姚店子西南的小地方，担任延安东北的警戒任务，而第31旅旅部及所辖第92团则沿咸榆公路继续北进，企图进占青化砭。但当到达拐峁镇时，因需要补给粮食，不得不在拐峁镇住了一宿。

李纪云住在拐峁镇时，探知青化砭附近有不少的“共军”，便当即向胡宗南报告。然而，胡宗南不仅不相信李纪云所报情况，反而回电斥责李纪云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8]

3月25日凌晨4时左右，寒星闪烁，群山灰蒙。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已再次进入各自设伏阵地。晨6时许，我侦察部队发现敌第31旅由川口、拐峁沿咸榆公路向青化砭前进。其先头便衣队20余人，沿咸榆公路两侧登林坪西山梁搜索前进，一部沿公路东侧山地搜索，在半山腰扫射了一阵机枪，几架敌机也不停地在青化砭周围山梁上空低飞盘旋侦察。空中侦察和地面的火力搜索，都没有发现西北野战兵团的伏击部队，于是，敌人就大模大样地朝前走，机枪、小炮裹着枪衣、炮衣，还捆在驮子上。彭德怀闻讯，马上让指挥部把情报通知所有部队，他自己又用电话向各部队指挥员作了具体指示，然后，就和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等一起，向前边的指挥所走去。

大约上午10时左右，敌第31旅的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本队进到石绵羊沟，后卫部队也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了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

这时，我各部队指战员在阵地上已子弹上膛，手榴弹拧开了保险盖，眼睛一齐紧盯着窜进山沟的敌人，只等进攻的信号。

“叭！叭！叭！”，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山川的寂静。枪声、炮声、杀喊声顿时怒吼了起来。只见青化砭的川道里，火光四起，烟雾腾腾，打得敌人傻头傻脑，乱得像一窝戳掉巢的黄蜂。我伏击部队立即像猛虎下山扑向敌群。在南面担任截尾任务的独立第4旅扎紧了“袋”口，在北面担负拦头任务的新编第4旅迅速堵断敌人，掐住了脖子，收拢了“袋”底。与此同时，东西两侧山头上的战士们跃出了阵地，端着枪刺向敌人。

敌第31旅在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遭到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不光士兵们慌了，就是指挥官们也懵了，队伍还未来得及展开，即被包围压缩在十多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内，首尾不能相顾，进，进不了，退，退不了。李纪云在进退不得的危急时刻，指挥部队企图抢占石绵羊沟西侧山梁，不料刚爬到半山腰又被我军打了下来。我军沿着石绵羊沟和石家圪崂一线山梁，向敌第31旅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时，空中窜过几架胡宗南派来助战的飞机，不停地在山沟上空盘旋。但因此刻敌我双方交互混战，无法掷弹、扫射，只能绕着圈儿旋转，发出尖厉刺耳的悲鸣声。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敌第31旅直属队及第92团2 900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被俘。李纪云被俘时，完全是一副狼狈相，就像一根木头似的站在公路边上，耷拉着脑袋，直流冷汗，一面发抖一面瞎咕哝：“就这样完了，就这样完了，真想不到，太快，太快了。”

枪声渐渐地停了下来，山川恢复了平静。

这一仗打得非常快速、干净利索，子弹消耗少，缴获多，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例之一”。确实给胡宗南当头一棒。这也是中共中央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仅六天取得的第一场胜利。首战告捷，彭德怀很高兴，他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他特别赞扬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作用，说：“我们这么多部队，在距敌人几十里远的地方埋伏了好几天，敌人却连一点消息也得不到。”说到这里，彭德怀用自己的右手抓住左手五指，比划了一个瓶子的形状，接着说：“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给说真话。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9]

彭德怀没有忘记把这胜利的消息报告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3月25日，他在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今日歼灭之敌军为三十一旅直属队与九十二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

[1]　《蒋介石秘录》第4卷。

[2]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3]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4]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

[7]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9]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第5章　“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筹划下一步作战——周恩来前往晋西北——枣林沟会议上的争论——毛泽东留在陕北——刘少奇、朱德过黄河——“三支队”产生——“我叫李得胜吧”——《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中共中央机构一分为三

1947年3月20日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共中央机关已转移到清涧县高家崄。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从大路田边到沟畔的村庄，砌着一层层石板，仅离咸（阳）榆（林）公路东边5公里。在这里，毛泽东一住就是五天。3月25日，他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陆定一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会合了，并一起研究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情况。

3月26日，他们又一起从高家崄出发来到了子长县任家山。青化砭一战的捷报传来，毛泽东高兴地笑了。中午11时，他提笔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一是表示庆贺，二是提出了下一阶段的作战任务。电报全文如下：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三）毛（泽东）于昨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

寅宥午

这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榆树坪一带短暂休整，养精蓄锐。

3月2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并丙丁：

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一师、九十师进扑安塞后即返延，判断我主力在延长、延川、永坪地区，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位置于青化砭东及东南，节节向延川方向抗击；该旅主力位于青化砭至永坪之线纵深防敌北进；集结五个旅隐蔽于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此区地形好，粮食多，群众好，能封锁消息，待敌深入至甘谷驿、岔口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时，我可争取三至五天休息，然后在东进敌后寻求机动，歼击九十师、一师，每次只歼敌一个团至多两个团，求得一月内连续打两三仗，停止敌进攻，才可争取较长时间休整。（青化砭）伏击战斗，我伤亡甚少，估计不超过二百人，歼敌四千人以上，旅长、副旅长、参谋长、团长均被俘，弹药约得二十万补充，士气大振，信心提高。陈（赓）谢（富治）有电仍在沁水、端氏间集结待命，该纵行动请毛（泽东）复或由我复。以上有何指示，盼告。

彭德怀

寅宥

3月2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任家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不走。当接到彭德怀3月26日电后，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回电：

彭：

宥（26日）电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赓）谢（富治）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宗南）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的一○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但只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毛泽东

寅感

接着，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李井泉的电报，指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这时，阎锡山、傅作义为配合胡宗南在陕北的作战，分别向晋西北和晋西地区发动了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已经转移到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干部、家属，包括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等老同志的安全十分关心。在3月25日的电报中要求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作义）阎（锡山）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为了解决是把这些人员继续留在晋西北，还是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太行解放区去，以及转移的路线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专程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一趟，直接同贺龙和先期抵达晋西北的叶剑英、杨尚昆等商量。3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中直、军直向太行转移的两个方案的指示》中说：为了与贺龙、叶剑英和杨尚昆面商转移的路线，决定“派恩来同志即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任弼时立即通知王震，从停泊在延水关的船只中挑选一只较大较好的拉到辛关渡口备用，并叮嘱“对此勿声张”。[1]

3月28日，周恩来前往晋西北。杨尚昆在回忆录中写道：“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 500多人，恩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2]

当天夜里，毛泽东、刘少奇等转移到了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

枣林沟，与陕北其他的村庄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它没有华丽的房屋，有的只是山前排列着的一孔孔窑洞，周围几乎全是枝干坚硬的枣树。虽是3月底了，但树枝上还没有露出一点绿色。

枣林沟是一个只有一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散布在沟两侧的山坡上。毛泽东、刘少奇等来到了一处窑洞前。主人吴进增已在门口迎接了。这位中年汉子面对毛泽东显得有些拘谨。毛泽东与他拉了几句家常后，说：“老乡，打搅了，我们住在这里，你到哪去住啊？”

吴进增回答说：“不打搅，我们吴家在村里是大姓，住在什么地方都行，坡上就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那儿。”

毛泽东就在吴进增家的窑洞里住了下来。

3月29日，在枣林沟一个极为平常的窑洞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议正式讨论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的问题。

自从3月27日毛泽东在任家山作出“中央在陕北不走”的决定以来，各战略区的领导人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角度考虑，还是多次要求毛泽东撤离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有的甚至提出要向陕北增派部队，以保障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但是，毛泽东提出，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也不离开陕北。一是因为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多年，一直处于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对不起陕北的乡亲们；二是因为在陕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力量的比例是十比一，我们在这里拖住胡宗南，蒋介石就不敢轻易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投入到别的战场。这样，其他战场上的敌我兵力的对比也就不会那么悬殊了，这也就可以减轻其他战场的许多压力了。出于以上考虑，毛泽东决定不打败胡宗南就决不东过黄河，离开陕北。

因此，在会议上，毛泽东首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反复考虑过了，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这是我一路上深思熟虑的问题。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同时，他也不同意给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的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负担不起了。”

但是，任弼时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说：“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打电报来，请党中央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以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是有道理的嘛！”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是一面濒水，三面临敌，万一让胡宗南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因此，党中央的安全是个战略全局，我主张大家都过黄河去。”

刘少奇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不过，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我们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安全我们是要考虑的。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会有保障的。”毛泽东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抖掉了手中的烟灰，又坚定地说，“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

任弼时说：“主席呀，敌人要是真的知道你在陕北，那就会像疯狗一样扑过来的啊。”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了起来，说：“中央好比一块招引绿头苍蝇的肉，放到哪里，都会引许多苍蝇来叮，可以把人家搞乱。”

经过一番商议，大家都同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这时，毛泽东说：“如果我们五个人都不过黄河，中央坚持在陕北……”

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刘少奇就接着说：“这样比较好！”

毛泽东却反问道：“如果这样，万一胡宗南真的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刘少奇笑了笑说：“这不大可能吧？”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会议最后决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会议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是，朱德还是有点不情愿，他说：“这一回，我是不想过河喽。”

刘少奇也诚恳地说：“我再次请求留在陕北。”

任弼时举起了手，说道：“我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但请允许我保留意见。”

见大家还在争论，毛泽东说：“我看就这么定了吧。”[3]

3月30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发出了给贺龙并转周恩来的一份电报，将这一决定告诉贺龙和正在晋西北的周恩来，电报中说：“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并请周恩来接到电报后“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在咀驿附近。敌已占两延，下一步行动待侦。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由于这时，胡宗南的部队正向清涧进袭，黄河东西岸的来往有被敌人切断的可能，因此，毛泽东、任弼时在电报中又叮嘱周恩来，“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方面的事，在刘少奇、朱德过黄河后“由刘、朱、董、叶处理”。

根据枣林沟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部分。毛泽东对警卫团团长刘辉山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少奇和朱总司令过黄河。保卫少奇和朱总司令要紧。”

这又怎么行呢？朱德决定，警卫团人员也一分为二，一个骑兵连，一个手枪连和两个步兵连跟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其余的跟随朱德、刘少奇过黄河。

安排完后，毛泽东把石国瑞、伍银苓、孙振田等几个家在河北的警卫人员叫在一起，对他们说：“我要留在陕北，你们如果愿意回河北，可以随少奇、朱总司令先回河北去。”警卫员们都愿意留在陕北。毛泽东又对司机周西林说：“老周啊，以后我们要和敌人在山沟里转，没有公路，汽车用不上了，你还是到河东去吧。”

周西林给毛泽东开过六年车，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在这时候离开陕北。他说：“汽车没有了，我就随主席在陕北打游击吧。等将来打了胜仗，缴获了汽车，我再给主席开车。”

3月31日傍晚，狂风大作，寒气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从绥德南部的石咀驿出发，驱车向西北方向行动。在田庄镇稍事休息后，大家走下了车。这时，上弦月还没有升起，初春的老黄风夹着从毛乌素沙漠吹来的飞沙，强劲地向人们刮来。刘少奇、朱德要和毛泽东、任弼时分手了。刘少奇、朱德紧紧握住任弼时的手说：“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一定要想尽办法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说完，朱德又转过身来叮嘱警卫战士们：“主席的安危，关系着我们中国革命的前程。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可要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啊！”

说罢，大家分别踏上了征途。刘少奇、朱德驱车东行，渡黄河，奔向山西临县的三交镇；毛泽东、任弼时西行，到达了绥德县的邱家坪。警卫战士们都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看出了大家的心思，微笑着说：“你们也要我过河吧？可是我们不能这样做啊！胡宗南、蒋介石千方百计逼我们离开陕北，我们要是都走，不正是中了敌人的圈套吗？”[4]

毛泽东一到邱家坪就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两天后还是夜半时分，他离开这里，率领着中共中央机关沿淮宁河继续西行。4月2日，毛泽东来到了一个叫高家塔的小村庄，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就又朝着子长县的涧峪岔方向转移。

4月2日，刘少奇、朱德渡过黄河，到达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镇。

三交镇是西到碛口，南到方山，北到临县、兴县的三岔交会点，四周是高峻的山，中间夹一块小平地，山是土山，但植被很少，看起来黄乎乎的一片。

在三交镇，刘少奇、朱德和贺龙、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在一起开了个会，通过商量，决定已到晋西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后又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 5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共中央会合。

不几天，毛泽东、任弼时从子长县的石家湾来到了靖边县青阳岔。

青阳岔坐落在大理河北岸的张峰山下，是从宋家川、绥德到三边、银川大道旁的一个小镇子。镇子背后有一个青杨坡，青杨坡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青杨树。

青阳坡东面有一座面水靠山的窑洞院落，靖边县第一区区公所就设在这里。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来了以后，就在这几座窑洞里住下了。

从延安撤离以来，毛泽东一直处在紧张的行军之中，夜行晓宿，在一个地方住上一两天，最多四五天就走了。到了青阳岔后，毛泽东住了下来，总算有了一个稍长时间的稳定，一住就是十多天。

这几天，毛泽东一直在盼望周恩来能早点返回陕北。4月3日，当他接到周恩来要从山西临县夜渡黄河返回陕北的电报后，立即派一支骑兵小分队去迎候他。

在山西临县，周恩来同贺龙、李井泉等见面后，贺龙对周恩来的在路上的安全很不放心，便向周恩来的警卫员询问一路上过来的情况，还问他们带了什么武器。当他听到说只带了两支短枪时，觉得短枪射程太近，火力太弱，回去路上如遇上敌人怎么办？就叫周恩来的警卫员换上一支卡宾枪和几百发子弹。4月2日，周恩来在三交镇同刘少奇、朱德会面后，还是带着两个警卫员于4月3日夜离开三交镇西渡黄河返回陕北。在路上，周恩来发现警卫员的枪换了，就严肃地批评他说：“换好枪，要手表，要马，要这个要那个，这是旧军队的作风。”警卫员立刻解释说：“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请示。”周恩来还是很不满地说：“你总是有理！”[5]

4月6日晨，周恩来到达绥德，随后经辛店到子洲县城双湖峪，7日到达子长县石湾镇。4月8日下午5时，周恩来又从石湾镇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与毛泽东、任弼时会合。晚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召开了会议，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人员以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4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治委员。为了保密，“直属司令部”代号为“三支队”。中共中央领导人也都用化名。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想了片刻，说：“我叫李得胜吧！”

周恩来说：“我叫胡必成，革命必定成功！弼时同志是司令，你就按照司令的谐音叫‘史林’吧。”

陆定一也照此方法为自己起了化名，叫“郑位。”[6]

夜深了，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他正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

这两天，毛泽东的手因为皮肤过敏，肿得很厉害，起了一片一片的小水泡，但他却毫不在意。警卫战士看到他因为手肿握笔困难的样子，连夜就去卫生队把黄树则队长请来了。

当黄树则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主动伸出双手，说：“不知怎么搞得，皮肤有点发炎了。”[7]

黄树则在灯光下把毛泽东的双手看过之后，给他敷包上了药，并建议他立即停止写作。

毛泽东又怎么可能休息呢？送走黄树则以后，他又全神贯注地投入紧张的写作。

山村的午夜静极了。四周的山峁、沟壑、窑洞都入睡了，惟有青阳坡的这孔窑洞还亮着灯光。

第二天，4月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通知》。通知指出：

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以上三项，为上月所决定，业已分别实行。特此通知。[8]

吃罢早饭，警卫战士们坐在窑洞门口，又谈起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留在陕北这个问题。周恩来听到了，就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

“我家就住在海边，还出过海哩！”一个警卫战士回答说。

“那你说说海上行船的情况吧！”

“海上行船那可不容易呀，俗话说‘无风也有三尺浪’。海上一旦起了风暴，浪头就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翻滚过来，那船一会儿抬得好高好高，一会儿落下去，就像要掉进海底似的，真叫人胆战心惊哩！”

周恩来说：“是呀！海上卷起风暴是很厉害啊！航船在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毛主席留在陕北，这是同样的道理嘛！长征后，陕甘宁边区成了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在这里掌了十几年的舵，壮大了红军，打败了日寇，排除了千难万险，使革命迅速得到发展。今天，蒋介石又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的恶浪，全国、全世界的人都望着咱们陕北。在这严重的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革命气魄啊！”[9]

4月11日，周恩来在青阳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康生、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亦留中央工委为常委）。董必武将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

这样，留在陕北行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权力，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就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后来，周恩来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的总是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主席、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10]

[1]　任弼时致王震的电报，1947年3月26日。

[2]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页。

[3]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8页。

[7]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9]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10]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第6章　再战羊马河

胡宗南改变战术——西北野战兵团遇到了难题——彭德怀的对策——毛泽东提出四种方案——新的战机来了——永坪一仗并不理想——敌第135旅南下——定下消灭敌第135旅的决心——桑树坪会议——阻击敌主力——激战羊马河——董钊、刘戡无法救援——麦宗禹被俘——“看胡宗南能有多少旅”

胡宗南在青化砭挨了当头一棒后，既恼怒又懊丧，一度不知所措，但他并不敢吭声。据裴昌会回忆，当董钊率整编第1军到安塞转了一圈，精疲力竭地回到延安前进指挥所时，胡宗南正与几员大将闲谈着什么。忽报：刚才第31旅李纪云的电台在青化砭以南发出危急呼号，几分钟后就呼叫不出了。对这一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薛敏泉诘问董钊：是谁叫第31旅向青化砭前进的。董钊回答说，谁也没有叫他前进，只是叫他在拐峁镇远出进行威力侦察后相机前进。

胡宗南知道这个祸事是他自己惹出来的，当然不允许沿着这个思路追究下去，当即气愤地说：“不要先追究这些了，整1军主力今天行军不远，即刻向拐峁以北前进吧。”

吃了个败仗，胡宗南只好迅速总结教训，改变战术。他认为青化砭之败主要是因为兵力分散而被歼，于是他采取了国民党国防部提出的“方形战术”。所谓“方形战术”，即采取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队伍开进时，全军轻装，携带干粮，布成横直15公里至20公里之方阵，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进，缩小间隔，便于互相策应；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每日只前进10公里至15公里，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

但是，裴昌会对这种“方形战术”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被动挨打，或者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找死的战法。而此时的刘戡因青化砭“救援不力”，受到胡宗南的严厉训斥和警告处分，心中正暗暗叫苦。他对这种“方形战术”也说：“还当是什么新货色，不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吗！”

青化砭一战，胡宗南吃了败仗，这才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并不在延安的西北方向，而是在延安的东北地区，即于3月25日命令其整编第1军、第29军共11个旅立即掉头东向，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三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他在其作战命令中宣称：要“以主力由延川、清涧地区先切断黄河各渡口，尔后向左旋回包围匪军于瓦窑堡附近而歼灭之”。

董钊、刘戡率部队出动了，十多万人马麇集在一起，排成数十里宽的方阵，行则同行，宿则同宿；行则走山不走川，宿则睡岭不睡村，每天就在黄土山上滚来滚去，活像一个石滚子，滚过来，转过去，笨拙而又缓慢。

胡宗南这一战术改变，确实一度使西北野战兵团难以找到可战之机。彭德怀几次想歼击敌人，均因敌人兵力密集而未打成。针对这种情况，西北野战兵团采取了相应对策，以少量兵力与胡宗南部周旋，主力则进至蟠龙西北地区隐蔽待机。3月31日，彭德怀、习仲勋在给张宗逊等的电报中指出：“（一）敌占延川扑空后：（1）或北犯清（涧）绥（德）；（2）或暂图巩固延长、延川、永坪、青化砭地区；（3）或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前一种可能少，后两种可能多，不管敌人实行哪种可能，永坪至延安公路我必须打通，否则后方运输无办法。（二）我主力昨晚（30日）已移至新的待机位置，定能寻得歼敌机会。敌愈深入分散，歼敌机会亦将增多。你们主力须集结永坪西北张家湾附近，注意封锁消息，上下石窑方面留一个营附侦察员、电台，派得力团级指挥员率领，跟踪侦察，随时报告，如敌北进，节节稍加阻击，诱敌北进，如敌西进，一枪不要放，使敌大胆向永坪、蟠龙、青化砭，以利我主力歼击。贺家渠、永坪、聂家坪段公路，如有城寨堡垒，利用夜间化装民兵配合群众彻底破坏。”

4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指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此次我在蟠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但只要敌前进总有机会歼敌。请考虑敌攻瓦窑堡，我应如何部署方为有利：（甲）在瓦窑堡、清涧之间（丹头、杨家园子一线）设伏，准备打清涧西进之敌；（乙）在永坪附近设伏，准备打延水西进之敌。以上两方案究以何者为宜，请酌定。”

彭德怀也在考虑这一问题。他准备在永坪公路两侧伏击敌人，但因敌人前进时十个旅摆成方阵，间隔小，西北野战兵团没有寻找到歼敌机会，只好停止攻击。彭德怀、习仲勋及时把这一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军委：

敌十个旅背依延川、清涧两城，分三路前进，敌之左路进至永坪东之冯家坪，中路进至永坪西北之王家沟，右路进至热思湾西高地。我冬（2日）于永坪公路侧伏，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三十五里，东西四十五里深，以十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隐蔽撤至蟠龙西北地区集结。敌未发现，另寻找机会击敌。自三十一旅歼灭后，此间未弄清敌情，请二局所得，随时电告。

彭习

四月二日

这一电报刚发出去以后，彭德怀、习仲勋接到了毛泽东4月2日关于“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埋伏之部署”的电报，连夜，他们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回电：

主席：

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如：二十五日青化砭战斗后，二十七日以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以两旅沿青化砭、拐峁大道两侧山地，一旅偕行李走，另一师自拐峁以东十余里向岔口北进，九十师在一师左侧，此其一例，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是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术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队守备交通，达后予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此法拟试行，妥否盼示。

彭习

卯冬戎

接到前一电报后，毛泽东于第二天7时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和习仲勋的回电：

彭习：

冬（2日）电悉。（一）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二）敌占瓦窑堡后，动向如何速报；（三）我们现在瓦窑堡东北地区，二局无法侦察，敌情完全不明，望派一个营附电台到瓦窑堡以西旧安定城附近担任侦察及掩护之责，我们尚须两天至三天时间方能转移至安定以西安全地区；（四）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丙丁

三日七时

这几天，西北野战兵团一直没有寻找到有利的歼敌时机。4月4日，彭德怀、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一）胡（宗南）进占延安后，第二步战略方针，是求战还是避战，打通咸（阳）榆（林）路，始终未弄清。自寅有（3月25日）歼李纪云部后，调一军、五旅、三十六师两旅、一三五旅及十二旅共九个旅，拥集青化砭，似求主力战。当时我主力在蟠龙附近休整，敌突然转向延川，又似避战。占延川，合七十六师集十旅之众，占清涧不即北上，而卯（4月）西进，我伏击永坪一路未成，移至蟠龙西北。王纵有司务长投敌，供出全部兵力部署，敌避我主力，占瓦市，使我备战扑空。从上述九日行动来看，敌似战又似采取避突击，虚走之字路，迷惑我军，目的在打通咸榆路，或者真正不知我主力所在。（二）我目前行动方针：一是集结绥德、清涧、瓦市、双庙湾四点之间，待敌向绥德前进时，寻机歼敌一两个旅，但因敌挤得太紧，有不好打的可能，其次向延长、延川寻求七十六师作战，打五十五旅，然后出甘、富、关中，即所谓各打各的。两者以何者为是，或另有方案，请示。”4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了四种行动方案，供他们参考：“（一）你们进至绥德、双庙湾、瓦市、清涧之间以后，如南面不好打，是否可打北面，歼灭邓高有生力量，补充自己并减轻北面威胁。如打邓高如何打法（邓高如不出击，我须攻坚）；（二）马鸿逵是否已至定边，共有多少兵力，如我进至绥德地区南北都不好打，是否可移师打马鸿逵，然后再打陇东、关中之敌，或由现地直打马鸿逵再打陇东；（三）打延长、临真、甘泉是一个好方针，但如胡军不进绥德，将过早引退胡军，是否对尔后行动有妨碍，是否引胡军北进绥德，于我尔后行动更为有利；（四）率性休息数天，看情况再定行动是否有利。”

在毛泽东与彭德怀电报往来商讨作战方针之时，新的战机来了。

至4月5日，胡宗南部数万大军辗转于延安以北千山万壑之间12天，行程达200多公里，仅占了延川、清涧、瓦窑堡等几座空城，不仅没有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反而使部队疲惫不堪，吃了不少的苦头，给养也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好留下第135旅守瓦窑堡，整编第76师守延川、清涧，其余人马又统统撤回蟠龙、青化砭地区，进行休整补充。

彭德怀决定抓住敌南撤之机，在永坪地区组织一次伏击，袭击从瓦窑堡南撤途经永坪之敌。4月6日，他在给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副政治委员饶正锡等的电报中说：“本日战斗首先以歼灭十二旅及刘戡军直属队于永坪附近地区，然后各个歼击三十六师。胜利的关键在教导旅的英勇坚决动作，确实牵制住三十六师于大寨小寨地区，并望罗、饶转达给教导旅全体指战员，特别是每个共产党员，应亦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其他各兵团亦应有此精神，换取本战役胜利，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任务。”这一仗歼灭敌整编第29军600多人，其余之敌仓皇向蟠龙、青化砭逃窜。

永坪这一仗打得并不理想。按照彭德怀的预想，撤至永坪地区的敌人只有刘戡的整编第29军军部和1个旅，是完全可以一举歼灭这一弱敌的。但是，由于参战部队仓促上阵，准备不足，指挥员没有周密地侦察地形，部队也没有构筑好完备的工事，加之发动攻击的时机选择不适当，刘戡部很快就占领阵地，实行有效的反击。董钊的救援部队也迅速赶到。因此，我军歼敌一部后，为避免与敌大部队纠缠，便迅速撤出战斗，进至蟠龙、瓦窑堡大道两侧地区继续休整待机。

4月8日，彭德怀、习仲勋给廖汉生、阎揆要等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一）敌六日被我袭击后，更加恐慌，将一军、二十九军挤紧行动，八日有向青化砭撤退模样，以一军之一师归刘戡指挥，控制贺家渠，机动军主力（指两军主力）向财神庙（贺家渠东南山高地）搜索前进，并以一部控制杏树山（图上无此地名，似在贺家渠东南高山）掩护军主力左侧背。（二）敌异常疲劳，一纵队应以小部队在敌前左右后，灵活袭击追击，增加敌之恐慌、疲倦，捉落伍士兵，劫夺辎重等。”

根据敌情的变化，彭德怀、习仲勋在同日又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对作战问题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电文如下：

毛主席：

（一）敌机向榆林运输已五天，每月约十五至二十架计可运一个营，绥德报已运三个团，还有两个团在西安待运中似不确，如确则系十师之八十五旅，十师之八十三旅在关中被歼一个营，瓦市留一三五旅，清涧留二十四旅，廖昂率一四四旅之一个团驻三十里铺、二十里铺之线（清涧、延川间）。延川驻该一旅直属团两个营，延长驻一个营，延安驻二十七师之三个团缺一营（内有一营驻宜川），一军、二十九军八日永坪向青化砭交替前进，似求补给北进模样，榆林敌分向波罗堡、响水堡、井道卯、猫儿湾南犯，宁马鸿逵有四个团进占盐池。根据上述情况，胡军仍有北犯模样，但胡军后方空虚，我陈谢在晋南胜利威胁，从寅元（3月13日）起歼逃亡之敌至少一万人以上，且敌甚疲劳，亦有暂时集主力于延安休整可能或调一军回关中，留三十六师两旅、十五师之一个旅、十七师三个旅、二十七师一个半旅、五十五旅守备侵占区，须数日后才能弄清楚，我军决从九日起休息五天补兵（俘虏兵）补粮。

（二）如敌北犯，待深入绥德后，我军出延长或清涧、延川间，寻找七十六师，得手后出临真打五十五旅，甘泉打四十八旅，并相机接陈谢西渡，取得在陕北根据地内各个歼灭胡军主力，只要不犯错误，不放过有利战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故为上策。如一军南调关中，我亦如此行动。如敌主力既不南调又不北进时，我则北进歼击二十二军北犯，部队求得补充，围榆引敌深入。如胡军主力不北进，则相机夺城，如城坚不可得时，则出三边打马，得手后击陇东、甘南。此举不能歼灭胡宗南主力，但仍可牵制胡军主力于西北，有利于其他战区反攻，故为中策。不出北而仅西出三边打马，绥（德）米（脂）失守与黄河东岸暂时隔断可能，此亦不关重要，惟在敌主力成方阵交替前进的情况下，寻求歼敌不易，且常陷被动，故为下策。应行何案，盼示！

彭习

四月八日

毛泽东在4月9日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敌情正在变化，可实行你们前建议，分散三四个营，各带电台，四面袭扰敌人之方法，主力则在现地待机为有利。”

永坪战斗后，胡宗南侦悉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到蟠龙以北李家川、牡丹川一带集结，判断西北野战兵团将在“清涧、安定、安塞地区，凭借有利地形实行游击”，为彻底消灭牡丹川以北的西北野战兵团部队，决定“以主力由蟠龙地区逐次扫荡牡丹川以北各山沟，并向右旋回，会同瓦窑堡南下之一部，包围共军而歼灭之”。为此，胡宗南于4月10日命令驻清涧的整编第76师第24旅第72团于11日开向瓦窑堡，接替第135旅的防务。第二天又命令：“整一军于4月2日推进至碾沟门附近，以一部于牡丹川南岸高地行动，掩护主力左侧背；以主力于川北岸高地及川内行动，4月13日推进至李家岔、杨家市之线，14日推进至刘家屹　（原文此处为空格）、丁家户之线”。“整二十九军附五十五旅于13日（由）蟠龙镇以一个师在核桃坪、白家坪川道以北高地行进，掩护军之右侧背，其余在川道以南高地及川内行动”。“第一三五旅于4月14日由瓦窑堡向李家岔前进，阻止共军向东北逃窜，并接应二十九军越过李家川”。胡宗南要求“各部队前进时，应以逐点越进法，以一部搜索，一部停止掩护，主力迅速突击共军而歼灭之”，“扫荡山沟时，应极力搜求共军之物资移屯于据点内或焚毁之，并移民于规复后地区，坚壁清野，根绝残敌。”[1]

4月11日，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提出：“（一）蟠龙地带已驻二十天，民粮公粮，均已吃光，不能再在此地停留，准备移至瓦市东西地区，就粮和围困瓦市之敌，吸引敌主力北援和邓部再向南进一步。（二）敌人十师向马栏、柳林增援，王世泰部不能出三原、耀县，已令其出同官、宜君、中部、洛川段行动半月。（三）从七日起，即在敌主力（青化砭）四周活动，阎揆要率两营在青化砭东永坪南袭扰一军、二十九军东侧，新四旅、一纵队直接派出小部在敌南、西、北三面袭扰。（四）马鸿逵已占安边（中央社广播），新一旅之一个团及骑兵一团虞（7日）占庆阳。”

但是，当中央军委在得知清涧的敌整编第76师第24旅第72团要调瓦窑堡的消息后，认为该团到达瓦窑堡后，敌第135旅很可能要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于是，在4月11日23时，毛泽东将这一情报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击之。”

4月12日，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二十九军主力集结蟠龙附近，一部沿核桃坪南北高地前进，有驱逐我军主力于安定以北或以西，接应一三五旅南进企图”，“一三五旅南调进路有三，即沿瓦市、安定道以南山地进安寨，或向永坪、清涧，或沿瓦、蟠道向南，以后者可能最大。”从而决定“乘一三五旅移动中歼灭之，得手后准备连续歼击其他部分”。19时，彭德怀、习仲勋给王震并报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对作战作了具体部署：“（一）二纵三个旅隐蔽集结岭湾、黑山寺、杜家畔地区，敌由瓦（窑堡）、蟠（龙）道南进时，由东向西侧击。如敌经瓦（窑堡）、安（塞）道出安塞时，应尾敌全力追击，如瓦敌窜永坪或清涧时，务须单独歼击该敌。阎揆要率之团（清涧西南）应灵活堵击敌。（二）新四旅除以小部于石咀、李家沟线，阻止二十九军北进外，主力集结于新庄沟、阎家沟线以西山地，待敌先头进至阎家沟、新庄沟间高地扼制之，主力由西南向东北猛击。如瓦敌西进，该旅左翼依托警七团由南向北突击，如敌窜永坪或清涧时，即向岭湾前进与二纵靠拢，并归王震指挥。（三）二纵、警七旅有钳制敌第一军三十六师及协同主力歼击一三五旅之任务，独一旅于本（十二日）黄昏移安家咀、石家坪地区，警七团同时围攻石窑河、南家湾之线，如瓦敌南犯与新四旅于阎家沟南高地接触时，应首先断敌退瓦之归路，由西向东猛击，如瓦敌西进时，警七团即在安定西十里铺石家河间占领阵地，诱敌攻击，独一旅迅速迂回敌右侧，由西北向东南突击之，八旅坚决钳制第一军三十六师于蟠龙、白岔河、白家坪之线以南地区，以利主力歼敌。”

电报发出以后，彭德怀让通知旅以上干部：明天到野战兵团司令部参加紧急会议。

这时，敌整编第1军5个旅、整编第29军3个旅分别由青化砭、蟠龙地区出动。当日，被西北野战兵团第358旅和新编第4旅一部阻于夏家沟、安家崖底、张喜沟一线。敌整编第1、第29军前进态势已明显显示敌第135旅必经子长、蟠龙大道南撤。

4月13日天刚亮，西北野战兵团各纵队和各旅的干部都按时到达了位于瓦窑堡西南的桑树坪，这是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大家把彭德怀住的那孔小土窑挤满了。会上，彭德怀分析了敌人的态势及其企图，具体提出了歼灭第135旅的作战方案。他用一根树枝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刘戡由清涧调一个团到瓦窑堡，目的是接替135旅的防务，让135旅由瓦窑堡南下，同正在向北推进的主力靠拢，企图集中兵力围歼我军。现在，从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可能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因其路程短，距敌主力较近。我们的决心，是要在135旅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彭德怀边说边在地图上的羊马河一带划了一个圈，继续说，“把它一举歼灭掉。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

王震走上前，盯着地图看了看，沉思了一下，说：“从敌我态势来看，必须把北进的胡宗南部主力军调开或者挡住，才能消灭一三五旅。同时歼敌的时间要快，时间过长会增加阻击部队的困难，会被增援的敌人冲过去。”

王震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当场各纵队、旅领导干部各抒己见，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场速决战。我军的兵力有限，将要两面作战，时机必须把握好，要打得利落，速战速决，否则弄不好会遭到敌人的夹击。

大家讨论时，彭德怀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彭德怀站了起来说：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灭敌第135旅于东。这里就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坚决阻住南线敌军主力八个旅的进攻，不让它同第135旅会合；一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我们不但不能歼灭第135旅，自己还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各部队都要好好配合，坚决打好这一仗。[2]

会议之后，彭德怀又把作战部署作了调整。为了不暴露战役意图，他命令伏击部队让出敌第135旅可能经过的高地，务必诱其就范。

在一切部署停当以后，已是深夜。西北的春天，天冷风大，窑洞外呼啸的冷风卷着沙土，不时钻了进来。彭德怀半躺在坑上，没有半点睡意。他在想：全歼敌第135旅，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敌人北上的主力八个旅拖住，不使其增援。他觉得有必要具体了解一下阻击地区的情况。于是起身走出窑洞，跨上马，带着随行人员，直奔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旅部，查看阻击地区地形和作战部署。他询问了独1旅旅长王尚荣关于阻击的准备情况后，指着地图上蟠龙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你们一纵队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把敌人一大坨坨引过去。”“358旅已把第1军吸引向西，你们如能把29军阻在羊马河以南，歼灭135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你们能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就算完成了任务。”[3]

王尚荣也是一位有名的战将，当年32岁。听了彭德怀的话后，他深感独1旅的责任重大，他向彭德怀表示：请彭总放心，再大的困难也保证完成任务。

4月14日晨，南线传来隆隆的炮声。胡宗南北上的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主力八个旅，遇到佯装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的第一纵队两个旅的顽强阻击。第一纵队按照彭德怀“每天只让敌前进5里至10里”的命令，采取运动防御，在山头上节节抗击，打一阵走一阵。

董钊、刘戡见我第一纵队阻击部队人马众多，炮火猛烈，打得顽强，又产生了错觉，断定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就在蟠龙以西地区，以为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被捉住了，心里高兴得要命，就拼命地咬住。

董钊要求各部队行动要慎重，每小时用无线电报话机联络一次。但是，整编第90师师长陈武则对董钊的约束颇不以为然，傲然说：“这下子可把共党主力部队抓住了，咱们为寻找共军主力，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现在好容易追上了，却又胆怕起来，为了取得联络，每小时停顿一次，这要耽误多少时间。这不是故意地要放走共军的主力部队，要它跑掉吗？”于是，他还是命令部队拼命追了过去，从而就被一步步地被牵往蟠龙西北方向去了。

胡宗南也以为与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的时机已到，一面命令董钊、刘戡继续向西猛追，一面命令第135旅火速从瓦窑堡南下，以便协同主力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

上午8时，奉命迅速南下的敌第135旅在代旅长麦宗禹的率领下匆匆离开瓦窑堡南下，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逐山跃进。不出所料，敌人不敢走山谷平川，而是沿着山岭推进。敌右翼第404团到李家滴哨附近时，先头部队爬上山顶，搜索一阵，未见我军踪影，部队直向我伏击地区开进。10时左右，敌第135旅进至羊马河西北冯家石嘴附近，就同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担任诱敌任务的小分队遭遇了。

战斗打响以后，彭德怀立即返回西北野战兵团指挥部。他一会儿用电话询问前线情况，一会儿要参谋汇报刘戡、董钊两路主力的动向，随时作出判断，并不断地向前线主攻和阻击部队发出指示。

麦宗禹指挥第135旅且战且进，不久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

羊马河的地形与青化砭非常相似，也是两边两道山梁，中间沟里夹着一条大路。彭德怀估计到敌人接受青化砭的教训，不会再走大路，要走两旁山梁，因此，要求各部队的埋伏阵地都设在三至四道山梁里，使敌人看不到、打不着。敌第135旅进入羊马河后，被预伏在这一地区的第二纵队与教导旅、新4旅所包围。霎时间，枪炮齐鸣，硝烟滚滚，敌第135旅遭到了四面伏击，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

胡宗南得报后，连忙命令第135旅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待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紧紧吸住；同时，急令董钊、刘戡急速回转，赶快援救第135旅，与西北野战兵团在羊马河决战。

但是，这时董钊、刘戡所率的八个旅主力，正遭我第一纵队的顽强抗击，几乎寸步难行。刘戡无奈，便命令钟松率整编第36师前去援救，钟松又命令与整第135旅只隔两个山头的李日基率第165旅去援救。李日基奉命先夺下一个山头，却无论如何也夺不下另一个山头，两个旅之间仅隔一道山梁，相距不过数里，但在西北野战兵团阻击部队的顽强抗击下，虽已接近羊马河的第165旅却再难前进一步，最终未能形成对第135旅援救的态势。

下午两点左右，彭德怀来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具体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当他看到第359旅和独4旅打出去的炮弹全在敌群中开花，敌人如同丧家之犬乱跑瞎撞时，连声称道：“打得好，打得好！”

战斗进展得很顺利，至下午4时左右，敌第135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全部被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教导旅、新4旅紧紧包围在羊马河西北高地。被围困在羊马河的敌第135旅处境越来越危急，援兵无望，后虽有几架飞机赶来助战，但因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炸弹不能投，机枪不能扫，只好又飞回去了。彭德怀打电话给罗元发，命令各部队采取分割手段，首先集中兵力消灭东405团，要教导旅正面攻击，独4旅攻敌右侧，第359旅攻敌左侧，新4旅钳制西山之敌，使敌各自处于孤立地位，无法策应。

罗元发立即对部队作了新的部署，同时报告王震。只见罗少伟团长带领第1团由胡草沟向西进攻，第2团团长王季龙率全团由兔儿河向西南进攻。阵地上立时响起嘹亮的军号声，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跃出交通壕，冲向敌人。敌人经不住这猛烈的冲击，顿时失去了指挥；其他各旅也在同时发起攻击，乘势连占几个山头，彻底歼灭了敌第405团，活捉了敌团长陈简。

全歼敌第405团以后，第二纵队的士气更为高涨，随即向西山的敌第404团发起总攻。独4旅主力实施正面攻击，教导旅和第359旅由东向西，新4旅主力由西向东。王震集中第二纵队的全部火炮，集中火力猛轰敌人阵地，掩护步兵交替前进，逐一攻占了敌人在西山的制高点，支援攻击部队迅速攻占了敌人前沿阵地。麦宗禹把工兵连、特务连都投入顽抗，仍然无济于事。

教导旅开始向敌纵深攻击的时候，王震带着几名参谋来到这个旅的指挥所。他向罗元发旅长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就要继续向前走。这时战斗异常激烈，罗元发担心王震的安全，但也知道劝不住他，于是就把旅的指挥所一起带到最前线。

经过八个小时的激战，至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兵团对敌人发起了总攻。新4旅冲进了敌人化学炮连阵地，敌炮兵排长王自荣率部投降，程悦长副旅长对他说：“现在是你立功的时候。”他就应声掉转炮口，向敌人旅指挥所连发三炮，炮炮中的。战士们乘机冲入敌人阵地，敌人很快土崩瓦解，第135旅4 700余人全部被歼或被俘。

枪声渐渐停歇了下来，王震和王恩茂等一行十几个人，从羊马河大道旁边的山坡上走下来，迎头碰见几个战士押解着几个被俘的军官。其中一个矮个瘦削的军官，戴着没有帽徽的大盖帽，领章上显出少将军衔，这就是第135旅代旅长麦宗禹。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旅参谋官主任朱祖舒、新闻室主任王文新等。

麦宗禹这次被俘的经过，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追述说：14日激战到“下午4时，解放军全线出击，西山最后的阵地也被攻占，我被迫退入沟内，没想到这里正集合着大部解放军。在沟内我遇到一个战士，我随这战士到他的部队，就这样被俘了。在路边没停多久，我见到王震司令员、王恩茂副政委，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随即他们率部队向东行进，我也跟着同行。傍晚，到达一个小村庄的一间民房内，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当晚我被安排在一个土炕上，与王司令员、王政委睡在一起。当时我在想，在前数小时，双方以步、炮兵战斗厮杀，现在像朋友一样，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真令我非常敬佩，这戏剧性的故事，可能有人不相信，但这是事实，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不会忘怀的。”[4]

说起这个麦宗禹，也算是王震的“老相识”了。1946年王震率领第359旅从中原突围，在国民党的追击部队中就有这个第135旅（原为师）。当时的旅长是祝夏年，麦宗禹是副旅长。祝夏年在山阳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一条腿，往西安去治疗，麦宗禹就代理了旅长。由于祝夏年一直没有返回，麦宗禹也就一直当着代旅长。那时，他率领这个旅尾随第359旅，一直跟到陕南。1947年1月，第135旅由商县调到咸阳，3月中旬编入第29军建制，执行胡宗南的命令进攻陕甘宁边区，最终成了俘虏。

当彭德怀得知麦宗禹已被俘时，笑着说：“这会儿就不需要他代理了！”

羊马河一战，西北野战兵团在胡宗南的十个旅中间，挖掉了一个整旅，首创西北野战兵团全歼敌一个整旅的战例。4月14日21时，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央军委报告：“一三五旅全部歼灭，祝夏年亦被我俘虏，尚未清出，战报暂勿发表，敌情请即得即告。”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已从青阳岔来到了靖边县的王家湾（今属安塞县）。一到王家湾，毛泽东就急于了解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情况。当胜利的消息传到王家湾时，毛泽东非常高兴。他说：“就这样，一个旅一个旅地消灭他，看胡宗南能有多少个旅！”

正是4月下半月。王家湾背后山崖上的野草已开始发绿了。乡亲们正忙着春耕，毛泽东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去帮助群众劳动。田野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歌声：

红旗呼啦啦飘，喜鹊喳喳叫；
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打得好；
把敌人两个旅消灭掉，
胜利的消息人人都欢笑。

4月14日，《新华社》播发一篇题为《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毛泽东在修改这一社论时，加写了这样两段话：“可以预计，4月开始后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为攻势”。“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5]

4月1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彭德怀、习仲勋等庆贺羊马河作战胜利的电报，指出：“接彭、习寒亥（14日亥时）电，继寅有（3月25日）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4月14日）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十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望通令全边区军民开会庆祝，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4月16日，彭德怀、习仲勋向中央军委较详细地报告了羊马河作战的情况：“一三五旅六千余人，十四日经八时战斗，旅长麦宗禹（原旅长祝夏年在西安未来，麦为副旅长代旅长）、四○四、四○五团长、副团长、参谋长以下共俘四千余人，毙伤近千人。该旅非战斗人员和少数掩护部队，走先头，紧靠刘戡之接援部队，故有数百人漏网。缴获武器、弹药颇多，正清查中；我军伤亡约五百人。此次战斗，刘戡、董钊率九个旅，经我三天抗击，始进至崖畔（瓦市西南）南山、高山，我歼击一二三旅于前后李家接哨、羊马河地区，南北对进之敌，相距不及五十五里，仍歼敌一旅，使刘、董率九旅之众，无法救援。此役，我集中兵力的对比，尚不及敌三分之一，足见敌军战力弱，士气低，我军战力强，士气高。”

第二天，中共中央西北局给各部队发来了贺电，指出：“这一胜利，给胡宗南进犯军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西北局特向我英勇作战的全体将士，表示嘉慰，并望再接再厉，为保卫边区，保卫中央，保卫毛主席继续立功。”又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以边区现有兵力和地方部队，完全可以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敌以相等边区人口十分之一的强大兵力进攻，边区人民难免遭到暂时的痛苦，但只要熬过这暂时的痛苦，更加团结、坚忍、奋斗，必可取得战争最后胜利。也只有战胜敌人，才能排除边区人民的痛苦。胡军现已深陷不拔之地，其部队日益疲困，其士气日益低落，胡军将被全部消灭在深沟山谷中的命运，已不可避免。全体将士更加坚决勇敢，更加严肃纪律，和人民紧紧结合，继续歼灭敌人。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民兵队员们，广泛在敌人侧后开展并坚持游击战争，保卫群众，袭击疲困敌人，配合主力军进行歼敌。全边区党员和干部们，勇敢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深入群众，艰苦工作，反对任何卑怯退缩者，彻底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紧张地完成每一个自己受领的任务，全边区人民更加积极协助我军作战，全力支持战争直至最后胜利。”

[1]　《西北三战三捷敌情资料》。

[2][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第7章　攻坚蟠龙镇

毛泽东到达王家湾——战友情深——“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蘑菇”战术的提出——敌人已被拖得疲惫不堪——陈谢威胁胡宗南侧背安全——刘戡、董钊率部南下——永坪一仗又不理想——蟠龙成了孤立据点——毛泽东走出两步高棋——彭德怀“调虎离山”——一场攻坚战——精心准备——强攻集玉峁——“胡蛮胡蛮不中用”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是在1947年4月13日到达王家湾的。在这里住了57天。

王家湾，坐落在远离公路的一条大山沟里。村子很小，半边靠山，黄土斜坡上有几排窑洞，只有十几户人家。沟底下是一条名叫双羊河的小河，弯弯曲曲，绕过村庄，向北流去。河对岸是一道叫石寨的山壁，岩石赤红似火，屹然而立，成为王家湾的一道屏风，在黄昏余日的照射下，显得更加雄伟。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来到王家湾后，这个平常很安静的小村庄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里的老乡们住处本来就不宽敞，为了不给老乡们增添更大的麻烦，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只好挤住在贫农薛如宪腾出的两孔半窑洞里。

这是一进两开的窑洞，被烟熏得黝黑黝黑的。毛泽东住在左边的套窑里。里面除了土炕、一张无斗柳木条桌、两个小圆木坐墩外，还砌了个长方形的土粮仓，安着一溜酸菜缸，几乎挤满了。毛泽东只能在炕上放一张小炕桌办公。

周恩来和陆定一住在一进门的过道窑里，连一张桌子也没有，他们工作时，只好坐在小木墩上，膝盖上垫一个用高粱秆结成的锅盖拍拍（盖帘），把电报、文件放在拍拍上，边看边批。腿麻了，就伏在锅台上继续工作。

任弼时则住在右边的那半间小窑里，是个有炕没脚地的半截窑，条件更差，连腰也直不起来。

在这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经常深夜伏在小桌子上，仔细地批阅电报，不断地标记着报告材料中的问题和数字，缜密地计算着，认真地思考着。每当战场上传来重大胜利消息时，毛泽东总是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拿着红蓝铅笔，俯身在铺满地图的小炕上，细心地察看着，指划着，思谋着。

因为住得很挤，进出又只有一个门，平时除开会外，大家都各自聚精会神地工作，窑里没有一点响声。周恩来每天清早起来，常要连着咳嗽几声，他总要快步走到院子外面去咳，免得影响别人。

由于这一年王家湾闹灾荒，粮食极为紧张，毛泽东他们在王家湾的生活十分艰苦。一次，毛泽东沿双羊河散步，走到深沟里的一个僻静处，发现沟畔上一个小水塘边上长有灰青菜，他喜出望外，弯下腰拔了一棵，抖落根上的泥土，问随行的警卫员说：“你们看，这是什么菜呀？”

警卫员不知道这种野菜叫什么名字，只好摇了摇头。

毛泽东说：“这个菜南方有，来北方后很少看到，我在老家吃过，长征的时候还用它当饭吃呢！”[1]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就经常吃这种野菜了。

由于毛泽东经常整宿工作，加上生活艰苦，身体日见消瘦。警卫参谋龙飞虎看在眼里，心中很不安。他就想买一只鸡回来，给毛泽东补一补身子。

为这事，龙飞虎一清早就去找村长高老汉了。高村长一听要给首长买鸡，就说：“这周围村子里可没有鸡卖，只有上靖边城去一趟，那里也许能买到。”

靖边城离王家湾足有40多公里，来去得走两天。龙飞虎不好意思麻烦高村长，就说：“你在村里事情多，年纪又大，还是我叫部队的人去买吧！”

高村长说：“我路熟，还是让我去一趟吧！”

鸡买回来了，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地对龙飞虎说：“现在，群众的口粮还没安排好，我们必须节衣缩食，来保证老乡们不受饿啊！你叫老汉去那么远给我买了只鸡，我能吃得下吗？要时刻记住：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时为人民着想，要处处与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有丝毫的特殊呀！”

毛泽东怎么也不肯吃这只鸡。后来还是周恩来提议，大家合伙吃了这只鸡，才使这件事收了场。[2]

王家湾离胡宗南部的据点蟠龙只有百十里路。在黄河东岸的贺龙时刻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也为他的健康担心。贺龙特地把自己骑的两匹好马从黄河东岸送来给毛泽东，以便他行动时，能顺利地上路。看着贺龙送来的马，毛泽东笑着说：“离开延安坐汽车，到青阳岔骑马，再走就要步行了。好马留给部队打仗用吧。贺老总南征北战需要千里驹，我是可以安步当车的。”[3]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毛泽东仍然日夜地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而忙碌着。4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彭德怀、习仲勋等庆贺全歼敌第135旅的电报后，他对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又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思考成熟后，他提笔起草了给彭德怀、习仲勋并告朱德、刘少奇的电报：

彭习并告朱刘：

（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三十一旅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达使敌相当疲劳与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歼敌以有利条件。

（二）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困，将我军主力赶至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故敌寅世（3月21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西进瓦（窑堡）市是赶我向绥、米。现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

（三）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与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与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及人民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与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四）你们现在位于瓦市以东及以北地区，引敌向瓦市以北最为有利；然后可向廖昂薄弱部攻击，引敌向东；然后你们可折向安塞方向，引敌再向西。

（五）但你们在数日内，即应令三五九旅（全部）完成向南袭击之准备，以便在一星期以后派其向南，担任袭击延长、延安之线以南，宜川、洛川之线以北地区，断敌粮运。

（六）以上意见妥否望复。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在这个作战方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蘑菇”战术。这是正确总结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与胡宗南部周旋20余天的作战经验的结果。任弼时曾用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毛泽东的这种“蘑菇”战术：“我们就像正月十五闹秧歌，来回和敌人转圈子，扭辫子，时间长了，不把他拖死也得拖垮。”他又说：“毛主席在撤离延安时就说：‘敌人像五块豆腐，撂在一起，我们的胃口没有那么大，吃不下；等他摆开来，再一块一块吃，就比较容易了。’现在，我们已经用‘蘑菇’战术吃了两块，第一块在青化砭，第二块在羊马河。第三块也快到口了。我们用这种方法再吃他两块，就可以反攻了。”[4]

在毛泽东考虑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同时，彭德怀、习仲勋也没有因胜利的喜悦而陶醉，他们也已在考虑歼灭敌第135旅以后的作战问题了。4月15日，彭德怀、习仲勋在给王震并报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你希望在杜家畔、大小寨、热思湾、新岔河地区隐蔽休息三天（自十六日起），一三五旅被歼后，胡宗南将开始慌乱，四月下半月，我还须争取打一至两仗，求得再歼敌一至两个旅，破坏敌增援山西计划。目前方案有三个：一是佯攻清涧，调敌主力向东；一是佯攻延安，调敌主力回头；一是隐蔽主力于机动位置，待敌先动，窥机歼敌。究以何者为是，待情况清楚后再决。”

羊马河战斗后，胡宗南命令整编第1军沿山神峁、安定、瓦窑堡大道以南山地前进，命令整编第29军绕过羊马河迅速转向东进，企图围歼西北战野战兵团于瓦窑堡以南地区。4月15日这一天，他们在瓦窑堡东南地区会合了，但再次扑了个空。结果部队被拖得苦不堪言，病号和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加之战线延长，携带的给养罄尽，给养供应更加困难。

为了进一步增加敌人的恐慌，疲劳和消耗敌人，彭德怀、习仲勋要求各部加强对敌人的宣传和疲扰、监视。他们在给各部队的一份电报中说：“（一）敌机本日特别活动，九十师亦在安定城附近及西南搜索，似表现恐慌与不了解我主力所在。（二）第一纵队应派出两三个连，以排为单位，附轻机小炮，派一营长指挥，分在第一军西南北三面活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纠缠敌人，增敌恐慌与疲劳。王（震）纵对刘戡部派出隐蔽、监视哨与便衣侦察，新四旅对瓦市秘密监视其行动。各兵团主力均须隐蔽待机，并照前电进行夜间作战教育。（三）以麦宗禹、李纪云之名义发出传单（由徐立清主任统一规定），当前瓦解敌军口号，多宣传，多散发至敌军周围。夜间组织对敌宣传小组，实行火线上喊话，宣传活捉董钊、刘戡（不提其他），增加刘、董恐慌。（四）大兵团注重情报侦察网，情报收集所用传、骑，迅速传达。设立夜间观察所，使敌一出一动均在我控制下，并随时向指挥所反映。”彭德怀、习仲勋强调：“以上各项是战胜敌人不可少的工作。”

正在这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等部已在晋南地区转入战略性反攻，相继解放了绛县、曲沃、猗氏等城，并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严重威胁了胡宗南部的侧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胡宗南于4月17日决定：将整编第1军、整编第29军撤回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充，尔后再视情况决定下一步行动。

胡宗南的这一行动，彭德怀早已料到，4月17日4时，他和习仲勋在给张宗逊、廖汉生并王震、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敌董（钊）刘（戡）两军已集结瓦市以南及西南地区，有东退清涧极大可能，亦有南退蟠龙可能，不管敌南退或东退，我军必须继续截击敌一至两个旅”。

第二天，刘戡、董钊带着整编第29军、整编第1军分别沿瓦窑堡、永坪大道西侧山地和桑树坪、石家川、榆树坪南下了。4月19日上午9时，西北野战兵团乘敌南撤之机，在永坪西北的新岔河地区企图对敌整编第29军第123旅发起攻击。彭德怀、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本日（十九日）准备集五个旅首先歼灭一二三旅，钳制一六五旅、十二旅，午前九时发起战斗。判知刘戡三个旅集在一块来，按胡宗南令分两路向永坪前进中。除九旅全部进入战斗外，其余新四旅、一旅各一团进入战斗，共伤亡二百余人，准备今晚大夜战。”

经过一夜激战，西北野战兵团歼敌整编第29军2 000余人。4月20日上午10时，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了这次作战的情况：“（一）十九日经一夜激战，给二十九军以严重打击，使敌第一军被迫停留与二十九军靠拢，增加胡（宗南）军回救晋南、豫北困难，挫敌士气，增敌疲劳，造成今后继续歼敌机会。（二）牵制敌人主力，疲劳与动摇其军心。各兵团准备继续困扰敌人。”但是，这一仗打得并不是太好。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说：“十九日战斗，二纵、教导旅、新四旅由东北向西南打得过早，致敌未脱离宿营阵地与工事；一纵由西向东打得过迟，故未隔离刘（戡）董（钊）两军，使之愈打愈靠拢。我们对敌判断错误，以为一二三旅或十二旅在永（坪）瓦（窑堡）大道以东，结果相反，一六五旅在东，一二三旅在中，十二旅在西，且敌三旅均集结永瓦大道以西，大道以东仅少数警备部队一旅，面向西靠拢，当即形成相持形势，企图使各部队取得夜战经验，当夜给以猛攻，夺取敌阵地数处。九旅伤亡较大，各部均有少数缴获，在清查中。”

这一作战后，西北野战兵团随后转移至永坪东北地区继续休整待机。

4月20日，胡宗南部的这两个整编军终于到达蟠龙、永坪地区休整补充。这时，蒋介石从空军侦察中得知，绥德、米脂以东黄河各渡口有大批船只，并有多路小部队向绥德前进，便断定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向绥德附近集结，准备东渡黄河。于是，急忙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命令邓宝珊部第22军由榆林南下配合，妄图南北夹击，一举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歼灭在葭县（今佳县）、吴堡地区。

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连忙进行部署，除第167旅旅部率第499团及陕西民军第3总队，在蟠龙修筑工事，守备这个重要的前进补给基地外；即以整编第1、第29军共9个旅的兵力倾巢而出，在董钊、刘戡指挥下，于4月26日从蟠龙、永坪分左右两路，携带七天干粮，向绥德急进；同时，以整编第76师守备清涧、瓦窑堡、延长、延川地区。

4月27日，胡宗南部整编第1、第29军主力进至瓦窑堡及其附近地区。彭德怀、习仲勋对这一情况分析研究后认为，敌整编第1、第29军主力北上后，蟠龙即成为孤立据点，西北野战兵团如对蟠龙发起攻击，守备延川、清涧地区的胡宗南部无法抽出机动兵力，延安、青化砭地区的胡宗南部则至多抽出一个旅进行增援。因此，彭德怀、习仲勋于4月27日17时给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

（一）董（钊）、刘（戡）两军感未（27日15时）进抵瓦市，有进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

彭习

感酉

第二天7时，毛泽东立即回电：“感酉（27日17时）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为此，毛泽东下出两步高棋。一是命令西北野战兵团以少部兵力佯装主力，诱敌继续北进绥德地区；二是命令黄河两岸的守备部队大张旗鼓地调集船只，大造声势，造成东渡黄河的态势，进一步迷惑敌人。

彭德怀也在考虑如何“调虎离山”，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和习仲勋商量后，确定了作战部署：以第359旅一部和其他主力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军分区部队第4、第6团和晋绥西渡之独立第5旅，佯装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节节抗击敌整编第1、第29军主力，诱其北进；集中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的独立第4旅和新编第4旅共4个旅的兵力攻歼蟠龙守敌。

4月27日，王震和王恩茂奉命来到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新庄。一见面，彭德怀就对王震说：“现在陈赓横扫晋南，胡宗南想回兵救援山西，但又不放心，想把我军赶过黄河，好腾出手来招架河东我军。我们得想个法子叫他加速北进。”停顿一下，又说：“王胡子，这个任务就给你们二纵了。这是一个既斗勇、又斗智的任务。我的意思是由三五九旅具体执行。”

王震忙说：“请彭总放心，我们粘住他，不让他动弹，不给他机会，给陈胡子创造战机，放手歼灭晋南之敌。”

彭德怀笑道：“我们不仅要粘住他，牵上他的牛鼻子，而且还要咬他一口。”说到这儿，他把目光转向挂在墙上的地图，用手指点着蟠龙镇说，“我们现在就吃他这一砣。”

王震高兴了起来，说：“听说防守蟠龙镇的李昆岗是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中的一个，我倒很想见识见识是真金刚还是假金刚。”

最后，彭德怀对王震、王恩茂说：“你们可以三五九旅一部，我再通知各旅抽一点部队，配合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和独立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他又交待说：“要摆出一副且战且退的架势，节节抗击，步步后退，与敌周旋。敌人现在是急于找我主力决战，我们利用他这个心理，把他们的主力引到绥德去，我们再夺蟠龙。”

夜已经很深了，雷电交加，下起了瓢泼大雨。王震和王恩茂分别后，立即跨上马背，狠抽一鞭，冒着大雨，连夜来到了第359旅驻地。一进窑洞，王震顾不上抖掉满身的雨水，就大声嚷道：“郭鹏啊！快拿地图来，有好仗给你打啦！”王震把彭德怀的命令交待一番，就对第359旅旅长郭鹏说：“你们的任务就是让敌人以为你们就是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要做出一副给养困难，不堪其忧，准备东渡黄河，退入晋绥的样子，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一直把敌人吸引到绥德去，好让我们主力部队在蟠龙痛痛快快地打个漂亮仗，敲掉敌第167旅和敌人这个大兵站。”[5]

郭鹏深感身上的担子重，但他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几天来，在去绥德方向的路上，第359旅等部佯装成西北野战兵团，打出了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等所有主力部队的番号，有意暴露地摆开十多里长的阵势，冒雨向绥德方向行进。一路上，还有意丢弃一些臂章、符号、物资等，制造败退的假象。同时，不断地在敌主力北进的道路上进行阻击，且战且走。敌主力见阻击的火力很猛，以为咬住了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部队，益发地紧追不舍。

第359旅等部执行任务后，彭德怀也一直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背着敌人九个旅的兵力啊！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整个作战计划。

胡宗南的整编第1、第29军等主力部队被吸引到了绥德。这时的绥德已成为一座空城了。5月2日，董钊、刘戡率部先后占领绥德城后兴高采烈地打电报给胡宗南说：“共军溃不成军……我全部兵力南北夹击，当将共军主力压至黄河边，一举歼灭之。”胡宗南也认定这一回真的抓住了共军主力了，洋洋得意地说：“5月份我要在绥德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歼灭陕北匪军的消息。”

就在胡宗南“得意”之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完成了对蟠龙镇的包围任务，开始了攻打蟠龙守敌的部署。

蟠龙，是咸榆公路上的重镇，位于延安东北四十余公里处，距青化砭北边十来里路，雷鼓川和龙川汇合在这里，形成一个三角地带，形状像鱼脊背，镇子就坐落在这个三角上。镇东边有一道由北向南延伸的山梁，最高点为集玉峁，西边有一道平行的山梁，称庙梁，上有磨盘山等山头，两道山梁拱卫着镇街，地位险要，易守难攻，所以这里是胡宗南部队的一个重要战略补给站，储存着大量军用物资。

4月29日20时，彭德怀、习仲勋对攻打蟠龙守敌作了具体部署：“围歼蟠龙之敌部署如下：（一）一纵队由核桃坪、孙家台线南北高地，由西向东攻击蟠龙镇、窑坪线之敌。（二）二纵之独四旅由向家峁子、郭家庄之线，向北攻击蟠龙线之敌；教导旅主力位于青化砭以北地区机动，一部肃清青化砭及其以南之反动组织，彻底破坏青化砭南北公路。（三）新四旅由谢家嘴、刘家坪向纸坊坪、蟠龙线之敌攻击。（四）各兵团务必根据上述地域区分，明三十日进行详细侦察与各种战斗准备，限明三十日午后四时以前报告和提出攻击部署意见，以备五月一日攻击参考。”

作战部署下达以后，彭德怀于5月30日中午前赶到了蟠龙东北侦察地形和敌情，下午2时前又赶到了薛家沟附近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

蟠龙可以说是一座坚镇。守敌利用蟠龙周围高地，修筑许多大小地堡，形成交叉火力网，有交通壕、外壕连接，阵地之间可以互相支援，各种火器都有精密的射击计划，构成以蟠龙为中心，依托各制高点组成坚固的支撑点的防御体系。不难看出，攻打蟠龙是西北战场第一次攻坚作战。因此，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说：“这是一场攻坚战，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我们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要切实做好攻坚、打硬仗的各种准备。”[6]

攻打蟠龙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鉴于这次作战是西北野战兵团对坚固设防的城镇进行的首次攻坚战，部队既缺乏攻坚器材和火炮，又缺乏攻城战经验，困难很大。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习仲勋的一份电报，指出：“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运动中歼敌。”这一天，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新编第4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蟠龙，并完成了进攻准备，决心于5月1日对蟠龙发起攻击。

5月1日，天下起了大雨，山洪暴发，遍地泥泞，西北野战兵团不得不推迟攻打蟠龙的计划。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原准备东（1日）拂晓攻击蟠龙，因天雨路滑停止，待雨停后，冬（2日）攻击。胡（宗南）军为避免消灭，现工事技能已达最高点；清（涧）瓦（窑堡）以南至延水，所有山头村庄，均有相当强固野战工事。蟠龙工事已完成外壕、鹿砦、铁丝网，平毁甚不易。该军所到之处，木器门板大部烧光，牲畜杀光，一切工具均损坏，壮丁抓走亦不少，与日本三光政策同。人民损失五年难以恢复。”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于5月2日回电说：“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5月2日下午，阵阵西北风吹散了满天的乌云，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彭德怀走出窑洞朝天空望了望，然后又急步走进窑洞，命令各部队黄昏开始攻击蟠龙。

5月2日黄昏，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向蟠龙发起了攻击，最初战斗进展得很顺利。第一天，蟠龙四周密密麻麻的碉堡和纵横交错的堑壕大部分就已被占领了，并且向纵深发展。新编第4旅以勇猛动作一举攻占集玉峁东北守敌警戒阵地及纸坊坪东北之地堡。第一纵队于5月3日夜间2时占领田子院寨子及蟠龙西北守敌阵地。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亦占领了集玉峁东南守敌警戒阵地。

5月3日拂晓，西北野战兵团对敌主阵地集玉峁发起了进攻。

集玉峁是蟠龙守敌的防守重点。这里明堡暗碉，星罗棋布，工事坚固。守敌凭仗着坚固的工事进行拼死顽抗。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在新编第4旅一个连的配合下，多次猛烈攻击，因未压住敌暗射火力和扫除铁丝网而未能成功。王震非常着急，当即给第13团团长打电话，说，为什么攻不上去，要发动大家，认真地讨论讨论。

与此同时，担任夺取蟠龙以北高地的第一纵队一部也在攻击中受阻，而且有较大伤亡。正在这时，敌人从南线前来援救的两个旅的两个团，在两辆坦克的掩护下，又正在向蟠龙逼进。

在这危急时刻，彭德怀决定暂时停止攻击。他说，集玉峁是蟠龙主要屏障，夺得集玉峁就夺得了蟠龙镇，独四旅一定要拿下来。但要防止急躁情绪，发动全体指战员出主意，发扬军事民主。5月3日7时，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拂晓攻击均夺取了第一线阵地，俘虏保安队约四百人，击落敌机一架，已令二纵、新四旅各以一部，巩固已得阵地，进行筑工逼近作业，破坏敌外壕、鹿砦，我山炮与迫炮，转移至阵前最近距离，准备猛烈射击（注意使用迫炮），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十分钟连、排、班干部会，班的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具体分配各兵团出击任务，准备黄昏猛击。动员一切非战斗人员，送水、送粮、救护伤员、搬胜利物资。”13时，他们又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今拂晓攻击，敌将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第一线后，即已天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六百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小，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毛泽东在第二天的回电中说：“江未（3日13时）电悉。俘敌六百甚慰。敌主力似在绥（德）米（脂）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已令张新率二十四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

5月3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兵团再次向集玉峁发起攻击。由于边打边总结经验，边改进战术，终于克服了深沟、坚垒、集团堡群等重重障碍，独立第4旅从东、西两面一举突破守敌碉堡群，经激烈近战搏斗，首先歼灭了集玉峁主阵地守敌一个连。新编第4旅和独立第4旅各一部也相继攻占了集玉峁以北和西南的守敌阵地。

第二纵队经过一番部署调整和准备以后，于5月4日中午对集玉峁敌主阵地再次发起猛攻，攻击部队依托已占领阵地，向守敌东山和北山主要阵地发起攻击。战至16时，将守敌东西两面阵地全部占领。这一天凌晨1时，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道：“昨江（3日）黄昏前后，我用坑道爆破，夺取蟠龙东南与西南高地，敌一六七旅尚据守蟠龙村落，及西北、东北数小高地，均有外壕、鹿砦、铁丝网、地雷，故仍须采取坑道爆破，估计尚须两昼夜，才能全部解决战斗。敌敢于白刃战，昨黄昏夺取蟠龙东南一高山阵地（一连据守），仅俘二十人，余均被刺死。昨日俘虏共约一千人（保安队占八百）。”

在夺取了蟠龙的东山、北山主阵地后，蟠龙守敌已成瓮中之鳖。这时，王震写信给敌第167旅旅长李昆岗，劝他放下武器，不要作无谓的抵抗。但李昆岗接信后仍不听劝告，依然率部抵抗。于是，西北野战兵团于4日黄昏，居高临下从四面八方向蟠龙镇内街猛攻。镇内的敌人乱作一团，像一群没头的苍蝇似的乱冲乱撞。

在战斗最激烈的5月4日，时间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彭德怀还没有吃中午饭。警卫员把饭放在小炕桌上，他连看也没有看一眼，仍然在地图前来回地走动着。警卫员第二次催彭德怀吃饭时，他仍然没有理睬，王政柱副参谋长只好向警卫员摆了摆手，让他离开了。彭德怀拿起电话打给王震，对他说：“万一敌人想跑，不论从哪一个方向突围，都要坚决围歼，绝不能让跑掉一个人。”接着，他又给张宗逊、廖汉生打电话，强调必须堵击、截击、追击一切想逃窜的敌人，不使一人漏网。[7]

傍晚时分，集玉峁山头上的炮声和机关枪声稀疏了起来。独4旅完全占领了集玉峁敌人的主阵地。听到这个消息，彭德怀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

战至5月4日午夜12时，西北野战兵团全部肃清了从各个山头阵地上溃退到蟠龙镇的敌人，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共毙伤守敌1 300名，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敌第167旅旅长李昆岗以下6 700余名官兵，全部当了俘虏。缴获夏季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100余万发，还有大量的药品。

彭德怀看了战果报告后，把手里的红蓝铅笔往炕桌上一丢，高兴得哼起歌来。机灵的警卫员，赶忙把再次热好的饭菜端进窑里。彭德怀一见，把手一挥，说：“好！现在该吃饭了。”

在西北野战兵团围攻蟠龙时，从青化砭北上救援的敌第251团被教导队顽强阻击在青化砭以北地区，蟠龙守敌被歼后，于3月5日晚冒雨连夜回逃了。

5月4日，当胡宗南得知蟠龙被西北野战兵团攻克后，立即命令整编第1、第29军主力放弃绥德，南返蟠龙。董钊、刘戡接到命令后，急忙率主力部队南返，但是，由于路途遥远，又害怕中埋伏，只敢绕道小理河西行，然后折经老君殿、南沟岔、瓦窑堡。走这条道路不仅要翻山越岭，而且最感困难的是一条羊肠小道，只能单人通行。数万人马，排成一字长蛇阵，往往先头部队已经宿营，后尾部队尚在等候出发。就这样白昼夜晚兼程前进，5月9日才赶到蟠龙地区。此时，蟠龙镇已经失守五天了，街上已空无一人。

5月8日，一位女播音员广播新华社记者写的《评蟠龙大捷》一文，文章最后的一首打油诗，活生生地刻画了胡宗南军的狼狈相：

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
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
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
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8]

听了女播音员的广播，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5月12日新华社发表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的题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的评论，文中辛辣地写道：“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9]

[1]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3]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战场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6]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7]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8]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9]　《晋察冀日报》1947年5月12日。

第8章　收复陇东、三边

胡宗南被迫休整——真武洞祝捷大会——共商下一步作战方针——西出陇东——攻击合水城失利——王震自我检讨——攻打环县——百里追逃敌——北上三边——毛泽东强调“集中全力打一点”

胡宗南自1947年3月中旬占领延安至5月初，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他在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的过程中，到处扑空，连续遭到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打击，损兵折将，粮食困难，士气低落，战斗力日减。正如整编第1师师长罗列在给胡宗南的电报中所说：“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到。夜则露宿，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者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坏，且士气亦远非昔比。”面对这一切，胡宗南占领延安时的高兴劲现在丝毫没有了，只好被迫命令部队缩集于永坪、蟠龙、青化砭地区休整补充。

蟠龙攻坚战取得胜利之后，西北野战兵团打扫完战场，已转移到安塞地区休整。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还住在王家湾。蟠龙作战缴获战利品后，彭德怀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他们，他决定送一些面粉、军衣、骡马等物品到王家湾给毛泽东他们。5月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提出了这件事。任弼时接到彭德怀的这一电报后，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他们几个人商议后，毛泽东说：“仗是西北野战兵团打的，他们打得好，打得精彩，打得辛苦了！这些物质、装备正好是他们再战的粮草，弹药的补充，让他们迅速将这些战利品发给官兵。我们的生活不困难，比起战士们要好得多，不要送什么东西来，代表我们谢谢西北野战兵团，谢谢彭总，谢谢战士们！”[1]

西北野战兵团在休整，但是，彭德怀却没有一点儿休息的时间。他除了要求各部队认真总结作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模范外，还要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机关准备召开一个盛大的陕甘宁军民祝捷大会，以振奋广大军民的斗志和信心，灭灭敌人的威风。

祝捷大会确定在安塞县的真武洞召开。

真武洞位于延安以北90里处，据说这里有个山洞，为道教的真武祖师修行的洞府，香火很旺，所以称为真武洞。

为了开好这次祝捷大会，彭德怀还派人在真武洞专门搞了一个战利品展览。

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5月10日凌晨3时，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请毛泽东参加这次大会：

毛主席：

祝捷大会推迟到十四日举行，地点在真武洞，盼你亲来。如不能来，中央能否派其他同志，或者彭习二人中，以一人到中央报告与请示下期作战方针。

彭习

灰寅

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决定派周恩来和陆定一去真武洞参加祝捷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前往祝贺。当日13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习仲勋的回电中说：“（一）灰寅（10日3时）电悉。恩来、定一今日动身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并参加祝捷大会；（二）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

周恩来、陆定一动身前往真武洞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请你到会上去宣布，我们共产党的中央还在陕北，让边区的军民知道，让蒋介石、胡宗南也知道。他们不是宣称捣了‘共匪的老巢’吗？可我毛泽东还在陕北！”

周恩来和陆定一从王家湾来到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真武洞西五里的马家沟时，周恩来紧紧地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这几仗打得很漂亮，我们听到胜利的消息以后，都很高兴。”彭德怀笑着回答说：“你们也辛苦了。我们大家都一直担心着你和主席的安全，主席的身体好吧！”

周恩来和陆定一的到来，使彭德怀格外高兴。他打破惯例，亲自吩咐负责后勤的同志：“今天可一定得搞点好吃的！”[2]

周恩来和陆定一来到后，首先要商议的是西北野战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于下一步的作战方针，早在蟠龙作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就在考虑了。5月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习仲勋的一份电报说：“蟠龙完全攻克后，如二十四旅增援到达，则歼灭该敌再歼拐峁之敌，并在蟠龙、拐峁地区休息数日，然后请考虑取直路（南泥湾或临真）直趋洛川、中部、宜君、蒲城、白水，大闹关中，并考虑是否接应陈（赓）谢（富治）纵队主力（四个旅）过河协力歼灭胡（宗南）军，打开西北局面。”蟠龙作战结束后，毛泽东还曾考虑歼灭敌第144旅后再出关中、陇东。5月5日，他在给彭德怀和习仲勋的电报中说：“分布于延川、交口、延长等处之一四四旅工事强弱如何，是否有攻取可能？请加调查。如董钊徘徊绥德一个时期，似可考虑于青化砭解决之后（休整数日）移师解决一四四旅，然后再出关中、陇东。”但在同日的另一份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报中，毛泽东又提出：“如无好仗可打，仍以隐蔽待机，待敌分散并更加疲惫之时，发起攻击为适宜。”同日21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要西北野战兵团隐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

彭习：

蟠龙之敌解决后，延安、瓦市、清涧等地之敌必起恐慌。昨日白天胡（宗南）以绥德重要令一师留守，半夜得悉蟠龙陷落，又刻令董钊放弃绥德。本日董钊均已行动，似是回头。如急行军走公路，可能四五天内赶至蟠龙。因此，青化砭战斗及一切战后处理，望在三四天内办理完毕。部队如甚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隐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似较稳妥，如何，望酌定。

毛

微亥

这几天，周恩来、陆定一、彭德怀、习仲勋一直都在一起开会讨论战场形势，分析敌情，以确定西北野战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彭德怀说：“现在胡宗南缩成一团，这就给我们继续歼灭胡宗南部造成了困难。而我们的大军集结在安塞地区，人要吃粮，马要吃料，安塞是无法长期支持下去的。”

周恩来问道：“你们有何打算？”

习仲勋说：“据报告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趁我们跟胡宗南作战的时候，率整编第81、第82、第18师等部，不断自西、北两面蚕食我陕甘宁边区，已相继侵占了陇东军区的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和三边军分区的盐池、定边、宁条梁、张家畔等城镇，并继续在进行‘清剿’。看来，蒋介石的下一步用意是让胡宗南部在延安地区整补待机，让青、宁二马向东逐步推进，紧缩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围歼我西北野战兵团于安塞、志丹地区”。[3]

根据这种分析，周恩来、彭德怀认为，如果西北野战兵团继续在陕北地区作战，一是暂时没有良好作战时机，二是粮食、物资的供应将更加困难。另外，青、宁二马继续东进对西北野战兵团的威胁很大。因此，为粉碎蒋介石的企图，并解决粮食、物资的困难，他们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在安塞地区进行短期休整后，首先集中主力出击陇东，歼灭青、宁二马的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尔后相继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调动胡宗南部主力分散，寻机歼灭之。

5月14日早晨，彭德怀、习仲勋给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报告了这一想法。当日下午，毛泽东在回电中说：“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4]

5月的陕北，杨树已绿了，山沟里，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5月14日，一个阳光灿烂，碧空万里的好日子。这一天，祝捷大会就要在真武洞马王庙河滩上的一片杨树林里召开了。这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祝捷大会，陕甘宁边区的5万多军民打着旗帜，敲着锣鼓，像欢庆节日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从真武渠到山坡上，到处都坐满了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因要防止敌人飞机的袭扰，祝捷大会只能在天黑后才能正式举行。但是，黄昏时分，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鸣声，敌人的两架飞机飞了过来，在山梁上盘旋侦察。因为早已有准备，汇集在四周山沟里的成千上万的部队和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议的群众，立即隐蔽了起来。隐蔽在山沟里的部队，差不多所有的轻重机枪的枪口都指向了天空，注视着敌机的动向。结果，敌机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在掠过河滩上空时，看到了拴在树林边上的马匹，便连续投下了两枚炸弹，炸伤了几匹马，就飞走了。

祝捷大会开始了，主席台两边柱子上的几个大灯泡亮了起来。当彭德怀、习仲勋陪着周恩来、陆定一等登上主席台时，会场上一阵轰动：

“瞧，那不是周副主席嘛！”

“是呐！周副主席在陕北，那咱毛主席一定也在陕北！”

彭德怀宣布祝捷大会开始，顿时，鞭炮震天，锣鼓齐鸣。接着，彭德怀检阅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

随后，大家参观了大会举办的战利品展览。这里陈列着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各种武器和物品，有崭新的美式山炮、轻重迫击炮、火箭炮，有各种各样的机关枪、步枪，还有美国的白面和罐头。几个战士用自己编的快板轮流向参观的人们解说：

叫同志，你请瞧，三战三捷打得好；
战利品，真不少，堆在一起比山高。
美国枪，美国炮，美国军装美国帽；
美国罐头美国糖，还有美国白面包。
叫同志，听我道：为啥都是美国货？
因为蒋介石的主子是美国佬，
美帝在撑反动派的腰。

人们看到缴获的这些武器和物品，个个露出微笑，有的还用手抚摸着黝黑的炮身。一个战士指着一支美式手枪说：“瞧！那就是敌人旅长李昆岗的。他见我们冲了过去，吓呆了，两只手举得高高的。我们班长一个箭步上去，从他的裤袋里掏出了这支手枪。”

另一个战士兴致勃勃地对身旁的民兵说：“那门火箭炮是咱们英雄班长郝万龙缴获的。他在蟠龙战斗中，带领我们这个班，抓到成百个俘虏，不仅缴获了这门火箭炮，还有24挺机枪，20多枝长、短枪，以及许多其他战利品，当时咱扛都扛不过来，还叫俘虏帮着扛哩！”说着说着，这位战士向人们讲起了郝万龙的故事。

那是在蟠龙战斗的第二天，郝万龙和全连的同志正向敌人的纵深发起冲锋时。突然，从右侧喷出骤雨般的枪弹，许多同志中弹倒了下去。原来敌人在右边的陡壁上钻了个暗堡。两挺重机枪喷吐着火舌，封住了前进的道路。郝万龙一看，气红了眼，刷地拔出刺刀，装在枪上，高声喊道：“同志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跟我来！”

说完，他带领全班飞快地从后侧冲了上去。他像一只猛虎下山，扑到外壕，嚓嚓两下，刺倒了两个敌人。敌人一下子给吓傻了。郝万龙趁机跳下外壕，把手榴弹高高举起，对着碉堡大声喊道：“缴枪不杀！”

敌人见势不妙，慌忙停止射击，回答道：“缴！缴！”可是，一会儿敌人的机枪又吼叫起来。郝万龙火冒三丈，就向碉堡冲去，缴了敌人的枪。[5]

第二天，5月15日，祝捷大会在晚上继续开。这一天，周恩来在大会上讲了话。当战士们用从胡宗南手里缴来的大炮鸣放七响之后，周恩来用洪亮的声音说道：“乡亲们，同志们，我们的毛主席与党中央，自从撤离延安后一直还留在陕北。我们没有过黄河，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战斗，毛主席在亲自领导和指挥我们打胡宗南！”

话音刚落，整个会场就响起了欢呼声、口号声和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还在陕北”，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在场的人们再也控制不住内心激动的感情，如痴如醉地欢呼跳跃起来，有的把帽子扔向空中。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不走的消息，虽然在三四月间已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过，但广大指战员和一般群众一直还不知道。自从撤离延安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造谣，说什么“毛泽东早过了黄河”，“共产党不要陕北了”等等，虽然，陕甘宁边区的绝大多数军民对这些谣言并不相信，但又都在为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而担心。现在，听到了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消息，又怎么能不欢呼、不跳跃呢？

欢呼声过后，周恩来又接着说：“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你们打得好哇！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热烈地祝贺你们，衷心地感谢你们！今天的这个祝捷大会，既是庆贺陕北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大会，又是庆贺全国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大会。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打了大胜仗！蒋介石、胡宗南梦想赶走党中央，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摧残边区人民，但是一件也没有做到，现在反被我们歼灭了一个整旅、二个旅部、三个团；他们不仅未能征服边区人民，边区人民反而踊跃参加游击队和正规军，给敌人狠狠打击。”最后，他号召陕甘宁边区300万军民，为彻底消灭胡宗南军队，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和全中国而斗争到底。[6]

接着，彭德怀讲话。他登上讲台，会场上同样响起了热烈的口号声和掌声。他扳着指头给大家算账，以那洪钟般的声音说：“陕甘宁边区和平了十年，被蒋介石的走狗胡宗南打进来了。边区军民坚决自卫，自3月19日到5月4日，平均每半个月消灭敌人一个旅。现在入侵边区的蒋胡军尚有28个旅，如果以过去的速度推算，再有14个月就将其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犯错误，不骄傲，和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不懈，就能全部消灭蒋胡军，解放大西北。”

彭德怀列举了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条件，他说：“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和指挥，有全国解放区的配合；有广阔的良好的回旋地区；有160万人民的拥护，替我们封锁消息、侦察敌情、供给粮食、参加子弟兵、支援前线；有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全体将士的艰苦努力，每一个人都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贡献一切，完成任务。我们能够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7]

习仲勋副政治委员也在祝捷大会上讲了话。劳动英雄刘玉厚、战斗英雄王有福，战士代表武寿人等都在大会上发了言。

祝捷大会在夜色苍茫中闭幕。离开会场时，有的战士兴奋地说：现在是晚上开，明年一定要到延安开庆祝大会，到那时就是白天开啦！

祝捷大会结束后，彭德怀、习仲勋陪同周恩来、陆定一，分别去看望了各部队，并进一步确定了西北野战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

5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查明了青、宁二马的部署：青海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师部和第100旅驻西峰镇、宁县地区；新编骑兵第8旅驻庆阳、合水、西华池地区；骑兵第2旅驻木钵、曲子、悦乐、阜城地区；骑兵独立第5团及甘肃保安第1、第3团等部位于毛居井、孟坝、镇原、西峰镇地区。宁夏马鸿宾部整编第81师师部及其第60旅驻环县、蒋台、元城镇地区；第35旅驻羊圈山地区。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则分驻在盐池、定边、安边一线。

根据敌情，彭德怀、习仲勋决定出击陇东，歼灭青海马步芳整编第82师之新编骑兵第8旅及骑兵第2旅全部，收复庆阳，夺取西峰、平凉，进逼咸阳，扩大陇东、关中解放区。5月19日13时，彭德怀、习仲勋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作战方案：

毛主席：

部队从十日起至十九日，已休整十天，二十二日出动，准备月底打第一仗，歼击骑兵第二旅及八十二师之骑兵第八旅，得手后，再打第二仗，歼击一百旅。有何指示。

彭习

十九日未

第二天，毛泽东立即回电说：“二十二日向陇东出动，先打骑二、骑八旅，再打一百旅，计划甚好。”

这几天，彭德怀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考虑出兵陇东问题。有一天，夜已经很深了，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王政柱推门走进他的窑洞时，见他站在一个木条凳上，一手拿着红蓝铅笔，一手端着蜡烛，正在地图的高处查找着什么地名。滚烫的蜡油流到了他的手上，疼得他骂了声娘，身子猛地向前倾了一下。王政柱急步向前，一把扶住他，说：“彭总，快下来吧，多危险。”

彭德怀却毫不在意地说：“有什么危险的，这凳子不是安安稳稳的嘛！”边说他边把手里的蜡烛握端正后，继续举到地图前，又聚精会神地查看了起来。[8]

为了迷惑胡宗南部，5月20日，彭德怀、习仲勋给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阎揆要发了一份电报，指出：“野战军主力于二十二（日），向预定方向行动，你们两个团即到甘谷驿附近，今后两个团均转移至安塞境内，向延安、蟠龙线敌人活动，在未转移前，可否先向拐峁、青化砭、永坪线敌人，进行一次袭扰，迷惑敌人。”

5月22日，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结束了13天的休整，第一纵队（欠第35团）附陇东军分区骑兵团为右路纵队，从龙安镇出发，首先歼灭蒋台、元城镇、曲子镇守敌，然后以骑兵团位于曲子镇向环县方向侦察警戒，第一纵队主力向庆阳城北前进；新编第4旅附西北野战兵团直属炮兵营为中路纵队，从真武洞出发，首先歼灭悦乐、阜城守敌，然后向庆阳逼进；第二纵队及教导旅为左路纵队，从安塞出发，歼灭合水守敌，并准备消灭可能由宁县来援之敌第100旅。

经过几天艰苦的行军，先后越过陕甘交界人烟稀少、梢林遍地、一片荒凉的子午岭，到达了怀安、悦乐、合水一线。毛泽东极为关注西北野战兵团的西进。5月26日，他给彭德怀、习仲勋发了一份电报，指出：“你们到达陇东攻击准备位置后，望照蟠龙攻击范例，事先进行两天至三天之详细侦察，确有把握然后攻击；如无把握，则宁可改换攻击目标，不要勉强攻击预定之敌。”

5月30日拂晓，第一纵队等部向蒋台守敌发起攻击，全歼守敌宁夏马鸿宾部第81师第60旅第179团，俘上校团长马奠邦。由于马奠邦是马鸿宾的女婿，因此，当将他押送到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时，彭德怀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经过一番教育以后，便把他放了回去。彭德怀对廖汉生说：“放他回去。他们不是宣传说，我们捉住他们要活剥人皮吗？让他们不攻自破。”

这一天，新编第4旅也对悦乐城发起了攻击。第16团主动要求承担攻城的任务，当他们摸进青海马步芳部骑兵第2旅第3团团部时，这个团正在忙着发饷。敌少将副旅长陈应权和上校团长汪韬在里屋打着麻将，毫无戒备。待第16团指战员冲进去，一拍桌子，大声喝道：“缴枪不杀！”他们才省悟过来时，已被生擒了，悦乐城很快地被攻取。

第二纵队等部到达合水东10公里处的蒿草铺时，因教导旅一侦察员为敌所俘，乃于5月29日7时，向合水守敌青海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新编骑兵第8旅一部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占领了二郎山、南寺原及东关等要点，战斗极为激烈。第二天早晨，彭德怀、习仲勋致电毛泽东报告：“青马之八十二师甚顽固，夺取合水东二坨（郎）山阵地及城南阵地，全部击毙，无一生俘。”

但是，位于合水城北制高点的敌人主阵地葫芦把塬，因守敌拥有山炮、战防炮等重兵器，构成了强烈而密集的火网，进行拼命反冲击，经我第717团、第719团连续攻击一天一夜，未能攻占。5月30日夜，王震来到第719团阵地上，重新组织攻击，因天降大雨，影响攻击行动，又未成功。31日下午1时，第718团和第12团一个营攻进合水城内，但却遭到葫芦把塬敌人的反扑，又从城内退了出来。但退路已被敌人封锁，经过英勇冲杀，大部冲了出来，有的跳墙而出，损失较大。第359旅旅长郭鹏当机立断，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9团向葫芦把塬展开攻击。由于部队运动到葫芦把塬前才发现敌工事碉堡，加之预备队改为突击队，没有攻击准备，火力组织不善，结果攻击又失利，造成较大伤亡，郭鹏也受了重伤。这时，庆阳援敌新编骑兵第8旅1 000余人进至合水西南十里铺地区，被教导旅和第一纵队、独立第4旅击溃；敌又以1 300余骑兵增援，当其进至合水西北常家堡子地区时，被教导旅和独立第4旅压缩于太白崤狭窄地区内。在即将解决战斗时，另一路援敌300余骑兵迂回至葫芦把塬与第二纵队攻城部队激战，并与城内守敌取得了联系，合水守敌信心益坚，而敌第100旅亦由宁县分两路向合水增援，第二纵队遂撤出战斗，夺取庆阳、西峰镇的预定计划未能完成。

这一仗，第二纵队伤亡较重，除了郭鹏旅长受重伤外，同时负伤的还有第717团团长何家严，第718团团长周逵、副团长史有和、副政治委员温忠学、政治处主任李国清以及教导旅第1团团长罗少伟、副团长熊光焰，第2团政治委员关盛志等。王震心情十分沉重，他在对第二纵队直属部队讲话时说：“这次合水之战，马匪打了冷枪，我们打了消耗战。主要是对匪军的顽固性认识不足，轻敌。”他还沉痛地说：“我自参加革命以来，打过大小数百仗。这次打了个败仗……”他又专程跑到第359旅看望大家，他对大家说：郭鹏受伤，需去疗养。你们没有旅长了，就由我来兼任吧！过了几天，他又给郭鹏写了封短信表示慰问和鼓励，这是一封写得很别致、很幽默的信，信中写道：“庆祝郭鹏同志第二十七次光荣负伤纪念！……”[9]

5月31日，王震给彭德怀、习仲勋并教导旅旅长罗元发、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发出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攻马我犯严重错误，损失严重。青马如此顽强，出我意外。请罗、饶适时收手，脱离此敌。”

6月1日，王震又给彭德怀、习仲勋发来了一份电报：

彭习：

（一）二纵并罗（元发）旅本日集结石家蒿嘴铺、石家沟地区作待命移苗原之准备。（二）此次战役行动方针是正确的，合水攻城打援均告失利，影响整个战役，我有责任。惟青马惯打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青马特点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三）此次战役共伤亡八百余人，干部伤亡严重，弹药消耗特大，必须移至一个地区整顿几天。（四）请示明日行动。

王震

六月一日未时

直至40年以后，王震提起这次作战，还不胜遗憾地说：“打合水没有打好，是我的责任。那次战斗，三五九旅攻城，独四旅和教导旅打援。战斗是我指挥的，那时没有什么炮，要是有炮，就能把敌人完全消灭，可以把青马八十二师一个团干干净净地消灭掉。我准备不够。没有到前面去具体组织，有些轻敌。那次郭鹏负伤，其他几个团干部也负了伤，打了消耗战。马匪打了冷枪……”[10]

彭德怀在后来总结合水一战的教训时也说，从全战役的组织上来讲，是犯了分兵的错误。但担任攻击合水任务的部队如果缺点少一点，战斗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轻敌是失利的主要原因，认为敌人软弱，经不起打。没有把敌人当成老虎打，以为马家军落后愚昧，火力不行，又不会做工事等，忽略了马家军宗教统制的严密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以及骑兵的快速程度，造成了我军较大的损失。[11]

合水作战后，6月5日，国民党第1战区正式改称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任主任，裴昌会、高桂滋、刘茂恩任副主任，盛文任参谋长，薛敏泉任副参谋长，顾希平任政治部主任。在这前后，胡宗南企图乘西北野战兵团出击陇东之机，以整编第1、第29军猛扑龙安、安塞、高桥之线以西地区。令整编第36师至旬邑、彬县、长武地区，以防西北野战兵团南下关中。

西北野战兵团不为胡宗南部的行动所迷惑，决定继续在陇东地区扩大战果。6月3日，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攻打环县之敌的计划，指出：“明四日拟仍在曲子附近休息一天，如八一师作独骑五团（青马属）坚守环县时，则准备歼灭该敌。如该敌向北退出环县，则五号即准备向南，打八十二师，消灭青马。”第二天，他们又给王震、罗元发、饶正锡并中央军委发了一份电报，指出：敌“十八师在盐池、定边、安边、羊圈山地区，我攻环县时不易南援。八十二师在合水之役，虽未被歼灭，但是进攻边区以来第一次受到相当严重打击，故北援可能亦少。即八十二师、十八师南北增援，我仍可各个击破。围攻环县之敌，吸引三五旅增援而歼灭之，是收复陇东，击破边区西线包围重要步骤，我必须集中一二两纵队，及教新两旅，争取打援攻城全部胜利。”

6月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习仲勋的复电：

彭习：

支戎（4日19时）微辰（5日7时）两电均悉。（一）你们集中全力（六个旅）准备打环县甚好。惟王震部损失较大，似宜令其与一纵、新四旅全军会合，多休息几天，鼓励士气，并作充分准备，然后攻击较为适宜。（二）董（钊）刘（戡）两军昨日起向延安以西清剿，董军或须待此次清剿完毕，然后入晋，亦未可知。

军委

五日亥时

西北野战兵团经一周休整后，于6月9日由曲子地区北上环县。6月13日，包围了环县城。14日，第一纵队在环县西北配合新编第4旅击毁了向环县赶运物资的十几辆敌汽车，环县守敌宁马整编第81师全部缩回到环县城里。

彭德怀吸取了第二纵队攻打合水城失利的教训，对攻打环县城很重视。他曾在一份电报中说：“合水之教训，在歼环县之敌时，不再重复。”6月13日，他到达环县城南15里的王庙嘴后，便马上和部队的指挥员赶到环县城周围，一边查看地形，一边研究攻城的部署和打法。环县城除本身的城堡防卫外，夹环江东西两岸的制高点，敌人都构筑了碉堡野战工事，作为控制环县城的重要支撑点。环县城当时很小，只有十几户人家。城西的王家塬是敌人的主阵地，打下这个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用迫击炮攻打环县城，敌人也就很难固守了。

彭德怀经过仔细观察后，对大家说：“关键是东西山头阵地。只要我们拿下了山头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县城的敌人。敌人失去了两翼的山头阵地，环县城是难守的。环县城虽坚固，但城很小。我们没有攻城的大口径火炮，却可以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

6月15日，彭德怀在王庙嘴发出了总攻环县城的命令。为了指挥方便，他又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机关移至环县城西约6里的周家下塬。总攻战斗开始后，彭德怀又深入到第一纵队指挥所的附近指挥作战。

第一纵队、新编第4旅接到总攻命令后，向环县城西北之二十里沟口、蔡莲湾、萱城之线南北高地之敌第35旅发起攻击。敌人急忙撤往环县城内，企图依托城垣附近的玉皇山、王家塬主阵地的坚固工事固守待援。

经过一昼夜紧张激烈的争夺战，6月16日午前，第358旅在独4旅的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敌人防守的核心阵地王家塬，新4旅同时攻占玉皇山。敌人失去了主阵地，全线立时动摇，西北野战兵团各路攻击部队乘胜猛攻，很快将敌人压向环县县城。这时，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央军委发出了一份电报，说：“固守环县之敌八十一师三十五旅全部、六十旅之一七八团，统归副师长马忠指挥，铣（16日）拂晓前已向该敌猛攻，夺取数坚固集团工事，敌反扑五次均击退，表现顽强，估计三天恶战，可以歼灭此敌，此役胜利后，陇东避势即大开展。”

几天之前还凶焰万丈，横行陇东的宁马整编第81师，此时已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午后1时，残敌扔下马鸿宾十几年积储下来的山炮、野炮、平射炮等重型武器和装备物资，集中全力从第二纵队第359旅和第一纵队独1旅的结合部城东塬突围，狼狈不堪地向北逃窜。6月16日13时，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报告了战况：

军委：

集中四个旅已于环县城西北两方攻击，十二时将敌主要阵地击破，环县战役已结束，缴获正清查中。因九旅在城东堵击并警戒疏忽，溃敌千余向东逃跑，正猛追中。请暂勿发表。

彭习

铣未

当彭德怀得知部分守敌逃跑的情况后，一把就抓起电话，以威严的语气命令王震：马上追击，要坚决把敌整编第81师歼灭在逃跑的路上！

王震放下电话立即向驻在城东的第718团跑去，在路上，当他看到第718团有的连队因还没有接到命令，正在吃饭时，他发火大喊道：“敌人逃跑了，你们还在吃饭，还不赶快去追！”战士们急忙扔掉了碗筷，拿起武器追赶上去。王震也在向前追着，碰见第718团团长尹保仁只顾抱着机枪打，又怒吼了起来：“尹保仁，你为什么不带部队去追？”尹保仁一听，忙把机枪交给别人，拔出手枪，喊了声：“上！”带领部队冲上前去。

王震亲自率领着部队如箭一般地猛追逃窜的敌人，一口气长驱100多里，一直追到洪德城和黑城岔附近，除了少数骑马的军官和骑兵逃脱以外，其他残敌全部被截住，缴获全部重型武器，使宁夏马鸿宾失掉了苦心经营多年的血本。此战，西北野战兵团共歼国民党军1 100余人，缴获满载弹药及粮食的汽车6辆及其他重要物资一批。侥幸逃脱的敌整编第81师师长、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说：“共军作战相当勇敢。环县本是我们计划歼灭他们的地方，却因我们准备不周，指挥失灵，反被共军包围，处于绝境，两天战斗中连一口饭也吃不上。俗话说，兵无粮而自散，致使我军突围后到处抢吃抢喝，闹得鸡飞狗上墙，百姓们视我们如豺狼。我们如此丧失民心，等于自取灭亡。”[12]

彭德怀接到王震在洪德城发回的电报，得知敌整编第81师除部分骑兵和乘马的少数军官逃跑外，均被俘获的胜利消息，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乐呵呵地说：“去年夏天359旅从中原胜利突围返回陕北，就享有‘飞毛腿’的盛名。这次追击敌人，二纵发扬了这个传统，靠两条腿追垮了敌人的骑兵，真是名副其实的‘飞毛腿’。部队就要有这种不怕疲劳，勇猛顽强的精神。”[13]

西北野战兵团在陇东作战半个多月，消灭了宁、青二马步骑兵两个整团，给了整编第81师以歼灭性的打击，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和庆阳、合水以北的陇东广大地区，振奋了陇东人民，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当胡宗南得悉宁马整编第81师在环县遭惨败的消息后，十分震惊，急忙将整编第29军由甘泉、富县调至宜君以西地区，以防西北野战兵团出击关中。西北行辕也急调守备甘肃北部之整编第23师之新编第4旅至固原地区，加强防御，以防西北野战兵团出击陇西。

环县攻克后，下一步怎样作战？6月17日中午，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

军委：

准备在环县休息三至五天，弄清董（钊）刘（戡）两军行动，如该敌确向陇东前进，我即准备在悦乐、无城、东华池地区，寻求歼敌一部。如该敌继续在延属区清剿时，我则向南打八十二师，或打入陕川军，或九十七旅，威胁陕甘公路，分散与调动胡军主力向西向南，然后出中部、宜君、洛川段，截断咸榆公路，然后协助陈（赓）谢（富治）纵队作战。

彭习

十七日午时

同日23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习仲勋的回电中指出：“攻克环县甚慰。董（钊）军铣（16日），刘（戡）军筱（17日）从高桥出发，似准备以五六天行程到达庆（阳）合（水），你们在环县休整三五天后，开至东华池地区打该两军一部，时间上恐来不及，且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敌，目前对董、刘两部野战军及青马八十二师，皆宜避开不打，专打各方分散之敌。在董、刘到达庆（阳）合（水）条件下，我军下一步行动可从打宁马十八师，收复定（边）盐（池），或打延安、洛川间守备之敌，断敌后路，二者择一。如你们觉得打十八师有把握，则先打十八师，再打延、洛线上之敌，最为有利。究应如何，请以你们意见电告。同时，等候董、刘情况完全判明后再作决定。”

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在雨季和夏天到来之前，北上三边作战，歼灭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收复失地，推动三边战局的发展，并策应晋冀豫野战军第四纵队西渡黄河。

三边，指定边、安边（今安边堡）、靖边，位于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部，大都坐落在古长城脚下，处于毛乌素沙漠的边沿，干旱多风，缺少植被，一片荒凉。此地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很大，往往风吹沙起，搅得天昏地暗。

6月20日，毛泽东给彭德怀、习仲勋发来了一份电报，提醒他们：“鉴于打合水未能集中兵力，对宁马十八师作战，务望集中全部兵力（六个旅）一起行动，即使打一个旅也宜如此。”

为了作好收复三边作战的准备，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宁夏马鸿逵部队的情况，请求增调一些部队参加收复三边作战。6月21日，他们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环县战斗，证实宁马军装备战力，并不比胡（宗南）军弱，士气、身体强健善走，比胡军强。八十一师人数不足，每团二营。十八师人数充实，每团二千五百人。马鸿逵为避免被蒋介石吞并，将精锐部队编为保安团。宁夏共有七个保安团，来三边者有三团，据战力比正规军还强。现三边驻暂九旅、骑十一旅（据去无营）及保安共七个团。到灵武、金积有一六八旅两个团，收复三边当是一场恶战。如独立第五旅能担任延属地区游击战，拟将警七团及独一旅之三十五团，均调集三边使用。如独五旅不能南调，亦拟将三十五团调归一纵，如何望告。”

6月22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习仲勋的回电中指出：“（一）独一旅之三十五团可即调一纵归建；延属有警七团即够。（二）独五旅现令在绥德休整，待陈（赓）纵到后配合打榆林，尔后该旅似以返晋绥为宜。（三）三边敌力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二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因陈纵完成打榆林任务，亦需一个月以上，计时约在午哿（7月20日）至未（8月）三十日，要申（9月）方能与边区部队并肩南下作战。”

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就要向三边出发了。野战兵团司令部要求各部队自带饮水。直属队的同志们就用当地出产的一种葫芦晾干后做水壶用，彭德怀看到他们身上背着水葫芦，高兴地说：“你们是革命的李铁拐。李铁拐那个神仙葫芦里装的不知道是什么药，连自己的脚也治不好。你们葫芦里装‘甜水’，能治渴，还能治脱离群众的毛病，这才是真正的宝葫芦。”[14]

6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除以陇东军分区地方武装坚持陇东地区斗争外，主力以隐蔽动作由环县地区挥师北上，向三边挺进。

时值盛夏酷暑，骄阳似火，把浩瀚的沙漠烤得滚烫。部队行走在荒漠苦水之地，忍着干渴，许多人鼻孔流血，嘴唇干裂，呼吸困难，有的战士因中暑而牺牲了。

彭德怀已是近50岁的人了，白天和部队一起行军，晚上同睡在沙窝里，劳累缺水，嘴唇血肿。一次，警卫员从沟底提上来一壶水，准备给他润喉。有个战士渴得难受，想要喝一点，警卫员不乐意。彭德怀说：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要给更需要水的战士！他自己一口也没有喝，继续往前走。经过新编第4旅第49团时，团里送了一杯水给他。他仍然说：“给战士喝吧！我到前边能找到水。”

有一天，彭德怀又要警卫员拿水壶给一个干渴难忍的战士喝水。警卫员急了，说：“喝光了你喝什么？看你的嘴唇都肿得那么高了。”彭德怀说：“你跟我在一起，还不晓得我本来就长着厚嘴唇吗！”警卫员苦笑着，只得把水壶交出来。[15]

就这样，西北野战兵团以惊人的毅力，越过荒凉的苦水地区，于6月30日进入定边南山。西北野战兵团指挥部得悉敌整编第18师开始撤收三边地区长途电话线，以汽车向西赶运物资，步兵也开始西移，判断敌已全线西撤，便立即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4旅向定边进攻，教导旅前出至定边西南，准备截击可能从定边西窜的敌人；以第二纵队向砖井堡及安边进攻。

但当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接近定边城郊时。老奸巨猾的马鸿逵吸取了整编第81师在环县遭惨失败的教训，命令他的部队保存实力不战而逃。于是，定边守敌骑兵第10旅第2团即放弃定边县城，绕到长城外面逃跑。由于我是步兵，而敌人是骑兵，追击了一阵，还是让敌跑掉了。第一、第二纵队分别占领了定边城和砖井堡。

这时，彭德怀、习仲勋接到了毛泽东在6月30日8时发来的电报：

彭习：

马鸿逵迭次令其所部见小敌则抵抗，见大敌则保存实力转移逃跑，环县敌人逃跑是一证，马万荣部骑兵此次在定边（似与我侦察部队作战）稍战即逃赴盐池又是一证。因此，你们打三边时，除注意攻坚外，应部署强大力量，准备于其逃跑时歼灭之。此外，请注意每次作战集中全力只打一点，得手后再打第二点，那怕打一个团也是如此，这样可保证全歼，且常保有余力在自己手中，足以应付意外情况。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三十日八时

自从准备打三边以来，毛泽东已多次提醒彭德怀、习仲勋要注意“集中全力只打一点”了。

7月2日，在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准备进攻安边城同时，彭德怀、习仲勋对作战进行了部署，他们在给王震并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敌骑二十团及一六八旅二个营据守盐池，在我主力压力下，有撤退可能，亦有固守待援可能，我们应作后一种准备。盐池粮草均缺，城郊十里内有水，十里外没水，正在定边收集大车，准备运草运粮，准备油篓盛水驮送，练习沙地行军，防空射击，自动火器与炮须备油布等铺在地面上发射，须防飞沙吸进枪膛内。定边工事坚固，各兵团干部正在参观实地，研究攻击对策，继续动员消灭马鸿逵，收复盐池、巩固三边、巩固作战后方。准备四号开军民大会，六号向盐池进攻。二纵队在夺取盐池战役时，须集盐池北牛毛井东，堵塞敌退路，准备协同一纵队、教导旅（城西北），打击援军；新四旅担任攻城，如时间来不及，可推迟两三日，总以自己准备充分为条件。在安边得手后，即作以上准备。”

攻克安边城后，7月7日，第一纵队继续西进，攻占盐池城，歼灭守敌骑兵第20团一个连，其余敌向西狼狈逃窜。至此，三边军分区所属地区全部收复，战役遂告结束。

从5月21日至7月7日的47天中，西北野战兵团在陇东与三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之地域内南征北战，共歼敌4 700余人，打击了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收复了大片失地。

7月中旬，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进驻陕甘宁边区靖边县政府所在地——张家畔。这里，虽处在毛乌素大沙漠之中，但条件还好。管理科的干部看到彭德怀辛劳过度，日见消瘦，都很焦急。一天，炊事员杨应国超过了伙食标准，以每条两千边币的价格，在集市上买了20条新上市的黄瓜，想给他增加点营养，而一条黄瓜的价钱就相当于半斤小米。彭德怀知道后，把管理科长高克恭找来，问他：“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吃不到！老百姓舍得吃黄瓜吗？舍不得！战争打得这样苦，2纵队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我们应当多为战士着想呀！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来支援我们，他们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浪费一分钱，我们也应当觉得惭愧！”

第二天，彭德怀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专就此事作了自我批评，说：“我们在陇东、三边走了这么一大圈，确实够辛苦了。黄瓜本是极普通的菜。黄瓜虽小，影响事大。在大家艰苦困难时，都吃苦没话说。可大家连饭都没得吃，你买几千元一条的黄瓜，事就大了。战争年月不是讲口味、图新鲜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想想战士，多想想老百姓，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6]

[1]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

[5][6]　龙飞虎：《西北高原帅旗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7]　《人民日报》（晋冀鲁豫）1947年5月23日。

[8]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0][11]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2]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4][15]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6]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第9章　小河会议前后

蒋介石下令活捉毛泽东——“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刘戡扑向王家湾——四个连对四个半旅——东向还是西向——“我要看到敌人才走”——汪东兴留下看敌人——风雨夜行军——小住天赐湾——重返小河村——召开小河村会议——决策陈谢纵队使用方向——陕甘宁、晋绥两区的统一

就在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陇东、三边同青、宁二马作战之时，胡宗南并没有闲着。他对在攻占延安后连吃三个败仗，并不甘心。当他从广播中收听到西北野战兵团在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得知中共中央还在陕北，毛泽东还在陕北后，真是又气又急，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他要报复。于是，他一方面命令董钊、刘戡率部对陕甘宁解放区不停地“清剿”，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要寻找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所在地，以彻底摧毁中共的老巢，活捉毛泽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王家湾已住了几十天了。在这里，毛泽东在周恩来、任弼时等的协助下，为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而日夜忙着。龙飞虎回忆说：“当时山东和西北，是敌人重点进攻地区。这两个战场每次传来重大胜利消息之前，我们总是先看到主席深夜一手端着蜡烛，一手拿着红蓝铅笔，俯在铺满着地图的小炕上，细心地察看着，思谋着……”

当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挺进陇东、三边时，毛泽东就预料说：“胡宗南要来拜访我们了！”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胡宗南通过空中飞机侦察，地面部队搜寻，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等手段，终于捕捉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在王家湾时，他如获至宝，兴奋极了，立即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得到这一消息后，真是又气愤又高兴。气愤的是，他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至今还在陕北。早在3月25日，《中央日报》不是说“毛泽东、周恩来等已迁佳木斯，或已潜逃出国”了吗？为什么至今他们还在陕北？高兴的是，这一下，毛泽东可跑不掉了。于是，他连忙命令胡宗南：想尽一切办法活捉毛泽东。

胡宗南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立即命令董钊、刘戡率领四个半旅的兵力向王家湾一带扑来，企图一下子摧毁中共中央机关，活捉毛泽东。他恶狠狠地说：“就是牺牲两个师的兵力，也要捕捉住中共首脑部”。

一个惊涛骇浪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袭来。

王家湾的空气顿时紧张了起来。

1947年6月4、5两日，董钊、刘戡率领的人马，在空军飞机的配合下，从延安、蟠龙气势汹汹地向王家湾扑来了。

6月7日清晨，胡宗南的飞机飞临王家湾，在王家湾上空盘旋着，刺耳的轰鸣声把窑洞的窗户纸都震得哗哗直响。接着，敌机扔下的炸弹在王家湾村外的小河滩上不断爆炸，滚滚的浓烟淹没了王家湾。

6月8日，刘戡部先头部队离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了。而此时，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远在三四百公里之外的陇东，留在陕北的只有警备第7团，随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行动的只有4个连，300多人。

四个连的兵力要面对敌四个半旅的兵力，力量太悬殊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自撤出延安以后，第一次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中共中央决定撤离王家湾。但是，向什么方向转移呢？任弼时和参谋人员在研究这一问题。参谋人员提出的方案是先向北走，再折向东，万不得已时可以到黄河东岸暂避一下。任弼时对这一方案表示同意。他认为胡宗南部是从南面和东南面袭来，如果往西转移，那里人烟稀少，粮食困难，即使能避开敌人主力，不远处便是宁夏马鸿逵的防区，回旋余地很小；往北折向东是去绥德方向，那里胡宗南部没有留一兵；紧急时秘密东渡黄河暂避，也无不可。任弼时的中心目的就是保障毛泽东的绝对安全。这时，毛泽东连夜工作后刚刚入睡，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转移的行动方案就这样初步确定下来了。

下午，毛泽东一觉睡醒了，任弼时立即把转移的行动方案拿给他看。谁知毛泽东一看这个行动方案，眉头皱了起来，感到这个行动方案欠妥。他主张往西转移。他认为，西边虽荒凉，但胆战心惊的敌人怕中埋伏；如敌人大部队行动，粮食更加困难，即使敌人追来，因地形不好，行进也非常迟缓。往北走青阳岔是一条大道，敌人行动就快得多。至于东过黄河暂避，坚决不行。毛泽东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他要留在陕北，胡宗南正希望他过黄河哩！

任弼时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尽管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有道理，但感毕竟风险太大。他对毛泽东说：“敌人是从西面和南面过来的，人多势众，我们往西走，万一与敌人撞上怎么办？而且往西越走越荒凉，不利于部队的发展；往东走不一定就是过黄河……”

没等任弼时把话说完，毛泽东就大声说道：“胡宗南让我往东，你也让我往东，你们倒是意见一致！”

任弼时见毛泽东发火了，解释道：“往东走是从主席的安全考虑出发！”

毛泽东回答道：“往东就安全，往西就不安全？如果胡宗南学了彭老总，在东边沟沟里给我们设个口袋阵，你准备怎么对付啊？”

任弼时见怎么说也说服不了毛泽东，也生气了，说：“西面太危险了，这是现实问题嘛。我是支队司令员，我坚持我的意见！”

毛泽东说：“你是司令，但如果你不愿意干，可以不干么！”

周恩来赶紧抢过话头，说：“根据掌握的情况，胡宗南在东面没有部署太多的部队。西面的胡军大约有两三千人，比我们多几倍，是典型的敌强我弱，于我不利。但那里山大沟深，群众基础好，又对我们有利。况且我们往西走，出其不意，也许会收到奇效。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嘛。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好么，我们与敌转圈子，这是咱们的看家本领嘛。司令同志，是不是就这样决定了？吃过饭就出发！”[1]

任弼时恳切陈词，但毛泽东不为所动。最后，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向西转移。[2]

毛泽东对任弼时说：“过黄河，我们迟早要过的，现在不是时候。现在向东是绝路，因为这是敌人早已算好了的，就是要我们落入陷阱。”

6月8日晚，雷电交加，大雨滂沱，窑前的小沟里一会儿就填满了水。

刘戡率的部队离王家湾越来越近了，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敌人离王家湾不远了，请主席准备出发吧。”

毛泽东笑了笑，对周恩来说：“不要急，不要慌，我要看到敌人才走呢！”

任弼时一看毛泽东还不快走，就着急了，对毛泽东说：“你别的意见我们都照办，就是这个意见不能办，你得听支队的安排，马上走！”

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说：“敌人着急消灭我，我不着急。要走，你们先走，我看到敌人再走也不迟。”说着，他点起了一支烟，踱出窑洞，向远处望去。

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看到毛泽东决意不肯先走的样子，也没有办法了。马上在一起商量对策，既然毛泽东要等看到敌人才走，不让他看恐怕是不行了，能不能找一个人替他看呢？

任弼时说：“我看这个主意不错，可以试试。”他来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我有个建议，您看可不可以派个同志替你看敌人？”

毛泽东一听，回过头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你敢不敢留下来等敌人？”

汪东兴回答说：“怎么不敢？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等敌人。”

毛泽东大笑了起来，说：“好！给你一个连的兵力够不够？”

汪东兴想了想说：“给一个加强排就够了。”

毛泽东说：“就给你一个加强排，任务是替我看到敌人才能走，还要打他们一下。”

汪东兴一看毛泽东同意走了，就说：“请主席赶快出发，我不看到敌人不离开王家湾。”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们这就走了，给你留一部电台，要和支队随时保持联系。”[3]

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开始离开王家湾。临走时，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

当警卫员知道要向西走时，就对毛泽东说：“主席，往东走吧，抢在敌人前头过黄河，到河东不是照样指挥作战吗！”

毛泽东和蔼地笑着说：“你们是担心我的安全吧？胡宗南正希望我们往东走过黄河，你们怎么又要我过黄河咧！”

警卫员迟疑地说：“主席，主力离我们很远，身边的武装又少，敌人正从西南向我们推进呢！”

毛泽东笑了笑，说：“不要看我们只有几百号人，敌人有好几万，我们是人心所向。敌人则没有群众，对我们是毫无办法的！”接着又笑着说，“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胡宗南要我们过黄河，我们不能听他的指挥，让他往东走好了，我们向西走！”

雨还在下着。

一支特殊的队伍默默地钻进了如墨的夜色之中，王家湾的乡亲们提着马灯，打着火把，站在险要的地段，给他们照路，依依不舍地看着他们朝西北方向走去。

雨哗哗地越下越大。毛泽东顺着王家湾的村后，走上西边山梁。突然，在山脚下的山沟里，还有一群老百姓向东奔去，那是王家湾的群众。

毛泽东问道：“为什么让群众往东跑？”

原来，早在转移之前，毛泽东就曾嘱咐，要让王家湾的群众和中央机关一起向西疏散。可是有人担心呼呼啦啦带着一大群老百姓，会暴露目标，便叫村干部带着群众向东疏散。毛泽东知道后，严肃地说：“快派人把乡亲们叫回来，和我们一起向西走！我们革命干什么？就是为的老百姓嘛，应该时时刻刻关心群众！害怕暴露目标，就不顾群众的安全，这是什么群众观点！”[4]

这一路，山道狭窄，泥泞难行，马不能骑。战士们拉着马连成一线，在狂风暴雨中，时而在山峁上行进，时而在山沟里的羊肠小径中艰难地前进，每个人的衣服都淋得透湿。

突然，山那边响起了枪声，喷出的火焰在夜空里闪跳着，毫无疑问，那是刘戡的队伍放的枪。

刘戡的部队正在漫山遍野地搜索。他们备有美制的测向仪器，能测出附近电台发出的电波。但是，毛泽东他们的电台已经关闭了。

天色微明时，队伍踏上一条平坦的公路，毛泽东问身边的周恩来：“我们现在什么位置？”

周恩来说：“我们上了绥德通靖边的公路。”说着，他把从王家湾带来的向导、民兵队长白生才叫过来问道：“老白，附近有什么村子？”

白生才朝路北一个山口指了一下，说：“进小河村吧，只是离公路太近。”

毛泽东看看山口子说：“好！进小河村。”于是，在天刚亮时，毛泽东他们从山口子进去，翻过一座山，来到了小河村。

本想在小河村歇歇脚，烤烤衣服，但侦察员报告，刘戡的部队已窜到了王家湾，离小河村只隔十来里路。队伍只好继续向西转移。

刘戡窜到王家湾后，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已转移了，暴跳如雷，便在村子里大肆破坏。刘戡还住进了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

6月10日晚，又是一个风雨之夜，队伍继续摸黑行进。前边传来任弼时的命令：不许打手电，不许抽烟，不许有喧哗声。当队伍走到月亮山山峁时，突然停了下来。这是为什么？原来夜幕漆黑，带路的向导迷失了方向。敌人离得很近，能看到沟对面的山上燃起的火堆，甚至可以听到敌人哨兵的喊话。

在这么危险的境地，部队迷了路，向导急得什么似的。

毛泽东披着雨衣站在雨地里。光秃秃的堆儿梁上，不但没有一个避风躲雨的地方，就连一块可以坐的石头也找不到。他突然问：“参谋长，我们该怎么走啊？是不是要在这里睡一觉？”

雨一阵比一阵大，顺着人的脸直往脖子里流。任弼时一面安慰向导，一面派人到半山的一个小村子里，另找了一位向导。半夜，队伍到了两山之间的月牙口，这里离靖边的天赐湾还有十来里。

第二天清晨，毛泽东等到达了天赐湾。

这是一个坐落在大虎高粱山山腰上的小村庄，比王家湾和小河村还要小，条件更为艰难，连喝的水都要到山下的山沟里去挑。大家住得就更加挤了。

正当队伍在天赐湾生火做饭时，刘戡在小河村的部队出动了，离天赐湾只有20多里路。午后又接到报告，董钊的整编第1军已自南向北袭来，距天赐湾也只有15里路左右。

霎时间，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并没有惊慌，他们围着地图，镇定地仔细查看地形，分析敌情。据侦察员说，刘戡到了王家湾，在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里住了一晚后，往东赶去了。毛泽东认为刘戡没有人民群众的帮助，只是盲目乱窜，未必发现了我们。南来的敌人可能是去保安的，如果他们向山上袭来，我们立即就走，如果他们顺着沟过去，我们就在天赐湾住下。于是，布置一个排在天赐湾村东准备阻击敌人，另派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与敌遭遇，且战且走，把敌人引向西南。

刘戡和董钊真的率部远去了。毛泽东把手中的柳木棍朝泥地一戳，说：“好！我们住下。”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在天赐湾一住就是七天。这些天，毛泽东的心情很好。有一天，他站在院子里听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广播，音量放得很大，院门外一个老乡从没听过广播，不知怎么回事，站在那里听。哨兵让他快离开。毛泽东却高声说：“不要走，让他进来！”接着，毛泽东便和他拉起了家常。[5]

这几天，毛泽东他们又架起了电台，同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恢复了联系。6月12日，叶剑英转来王维舟、周士第的电报：董钊部已到巡检司、四乡二村、马家台一带，11日尚未到石湾，“你们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此间尚有六七十里空隙）东向小理河”。于是，毛泽东决定重返小河村。

毛泽东终于化险为夷。6月14日，他在给朱德、刘少奇的电报中说：“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我们自四月中旬移至大理河上游，安静地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九至十一日，刘戡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

在这期间，有多少人在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啊！40多年以后，师哲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这样一个小插曲：194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曾电示，要他立即赶到山西的三交镇，“即日动工修理岚县飞机场……”。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蒋介石在造谣说，中共在陕北受挫，损兵折将，溃不成军，高级将领……都被俘虏，已被解到西安，云云。斯大林得到巴黎的传闻，准备派飞机来接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但第二天，师哲就“收到任弼时发来的一封急电，令我暂停前进”。[6]

6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再度转移到了小河村。

小河村坐落在靖边县城东南约30多公里的地方，依山傍水，绿树掩映，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村。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住在河滩上的一座大石窑院子里，院里有八孔窑洞，三面排开。门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宛若一全天然的大帐篷。毛泽东住在大石窑西侧半山坡上的一个窑院，院内有一进两开的三孔窑洞。

终于又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还作了去苏联会见斯大林的准备。杨尚昆回忆时说道：“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由于“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所以，毛泽东这次没有去苏联。[7]

在小河村，面临新的战争形势，毛泽东又在考虑新的问题。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已进行了一年时间。敌我双方经过一年激烈、残酷的较量，整个战局已发生了有利人民解放军的基本变化。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195.4万余人，其中正规军（野战军与军区正规军）103.5万余人，同国民党军队同期相比，总兵力为1:1.91，正规军为1:1.5。双方兵力对比，同战争开始时的1:3.4，1:3.5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武器装备也有了改善，士气旺盛。对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共产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毋宁说正相反，他们似乎获得了较好的武器供给，自信有继续战斗两三年的能力，估计到时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战斗，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8]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信仰已经动摇，对战争前途丧失信心。正如蒋介石在1947年6月19日所说：“我认为最危险最痛心的一件事”，是“现在一般高级将领对于统帅的信仰，可以说完全丧失了！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人遵照执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的一个老头了，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同时，蒋介石还对一年来的所谓“剿匪军事”进行了检查。他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尤其是空军、战车以及后方交通运输工具，如火车、轮船、汽车等，更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的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中。”但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原故呢？”“匪军”“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介石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方面”。[9]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一方面他要南京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发布“采取紧急措施”训令，宣布了一项穷极无聊的措施，即悍然“通缉”毛泽东，企图以此来挽救国民党军队已普遍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又发出了“戡乱总动员”，叫嚣要“加强剿匪军事力量，加速消灭共产党”。他还想出了一个毒计，即把战争继续扭在解放区打，以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彻底破坏解放区的经济，使人民解放军失去依托，而不得不四处流动，同时又保持国民党军队的大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战争的速战速决。

毛泽东看出了蒋介石的这一毒计，及时提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破坏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为此，毛泽东把战略进攻的首要突击方向选在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心脏——大别山地区。因此，还是在蟠龙战役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对南线的战略进攻作了通盘考虑。1947年5月8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电报中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争取于六月一日前休整完毕，六月十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6月3日，毛泽东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建议，将渡黄河时间推迟在6月底进行。6月30日夜，在强大炮火掩护和南岸两个独立旅接应下，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由张秋镇至临濮集150余公里宽正面地段，一举突破黄河防线，于7月初进行了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为了进一步研究转入战略进攻后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决定在小河村召开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会场就在小河村河滩的大石窑院子里。已是7月了，天气很热。开会前，警卫人员用木料、树枝在院子里的大树下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凉棚，几乎把整个院子都遮住了。凉棚下摆放了一些从老乡那里借来的桌椅板凳。

7月18日，贺龙第一个从晋绥军区西渡黄河赶到了小河村。那时他因胆囊炎再度发作，加上患有高血压病，正在晋绥军区碧村医院住院，但接到中共中央开会的通知后，便不顾疾病缠身，匆忙出院，带了个医生前来小河村。临走时，他还把一年前一位同志特地送给他的、他也一直没有舍得吃的1斤水果糖，要警卫员带着，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你把这包水果糖带上，送给主席。”[10]

贺龙到达小河村时，毛泽东从窑洞里迎了出来，紧紧地同贺龙握手问候。贺龙看见毛泽东略显消瘦，便说：“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毛泽东笑了，摸了摸脸颊说：“是吗？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我看，行军是个好事，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10里、20里，也不觉得累。”贺龙说：“那我们就放心了。”[11]

陈赓早在6月25日就从晋南前线出发，往小河村赶了。彭德怀和习仲勋是在7月16日从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的驻地张家畔开始出发的，在开会前也急匆匆地赶到了。

7月21日，小河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贺龙一到会场，抬头看了看凉棚，笑着说：“我们在晋绥开会都有房子，有些人还觉得艰苦。主席开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我回去一定要好好地宣传宣传。”[12]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讲了关于陈赓、谢富治纵队的使用方向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开始一直考虑调陈赓、谢富治的第四纵队由晋西南渡黄河加入陕北作战，以粉碎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早在1946年11月上旬，当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1、第90师共4个旅经禹门口渡黄河进入陕北，会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为粉碎胡宗南偷袭延安的企图，毛泽东就曾考虑调陈谢纵队和其他纵队，驰援陕北。11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陈赓、谢富治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王宏坤的电报中指出：“（一）你们动身西进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因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现有十万党政军犹感困难，外来大军只能供给粮食。（二）你部每人应做米袋一根，以便携带粮食。（三）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13]后来，陈谢纵队在晋南分别进行了吕梁战役和汾阳、孝义战役，推迟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行动。当胡宗南攻占延安，西北野战兵团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胜利，稳定了陕北战局后，1947年5月4日，毛泽东指出：“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14]彭德怀、习仲勋也同意这一方案，他们在5月9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边区与陈谢两军合力消灭胡宗南主力，至为重要”。并认为两军合力“六个月可能完成”消灭胡宗南主力的任务。

明确陈谢纵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作战的任务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对陈谢纵队西进作战的准备、渡河时间以及进至陕北后的作战等问题又作了指示。毛泽东在5月14日的一份电报中指出：“在目前短期内，陈谢部除以一部扫清吕梁顽敌开辟西进道路外，主力休整待命渡河。陈谢兵团过河后，或与边区兵团分开作战一时期，再集中作战；或开始即集中作战，依当时情况酌定。”[15]在5月24日的一份电报中，毛泽东又指示陈赓、谢富治：“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包括肃清吕梁，打开通路），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应在部队中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告诉他们只有消灭胡宗南才能保卫山西。”[16]6月20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陈赓、谢富治的电报中指出：“你纵务于月底结束休整，不再延长，午东（7月1日）由谢（富治）韩（均）（陈赓二十五日动身先来中央）率领，由现地出发，午灰（7月10日）前后在绥德集结完毕，午哿（7月20日）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17]

在陈赓赶赴陕北途中，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突破了黄河防线，举行鲁南战役，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全国战局发生了迅速变化，毛泽东重新考虑了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他和周恩来研究后，于7月4日4时给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

彭习：

关于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陈赓七月可到军渡（部队仍在曲〔沃〕翼〔城〕整训待令），在绥德停一两日，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

毛泽东

午支四时

在这里，毛泽东对陈谢纵队的使用方向提出了两个方案，尽管认为“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但是，提出了陈谢纵队“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的方案。

在毛泽东、周恩来重新考虑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时候，由于陈赓前来小河村开会，谢富治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均也在思考这个问题。7月5日，他们在给中央军委和陈赓的电报中提出：“在目前形势下，我部出潼（关）洛（阳）与陕北两着何者更有力和有利？请考虑指示。”他们同时表示“我部七月中旬可完成一切出动准备，干部对出陕北均有决心与信心”。

7月19日，陈赓一路风尘赶到了小河村。当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听取了陈赓的汇报后，共同研究决定“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潼关、洛阳至郑州）”。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谢富治、韩均的电报，指出：“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德怀）习（仲勋）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因此，小河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的问题，他说：“原先计划陈赓率部西渡黄河集中在陕北打胡宗南，现在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西北我军打胡宗南，在战略上、粮食供应上都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18]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毛泽东等提出的陈谢纵队不到陕北，而从晋南南渡黄河挺进豫西的决策。7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等的电报，指出：“已决定陈谢纵队、秦基伟纵队、五师、三十八军四部统由陈谢指挥出豫西，冀南纵队暂留豫北，太岳纵队暂留晋南为宜。”“出动时间必须在八月二十五日以前，除陈谢纵队已有准备外，望令秦纵、五师、三十八军速作准备，务于八月二十日以前准备完毕。船只、经费、粮食、干部、新兵补充及政治动员等项，均按此时间准备完毕。”[19]

在小河会议上，毛泽东还说：“陕北的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战争使陕北我党领导的地方和人口缩小，今后更是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20]

彭德怀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这一决定。他在会上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陕甘宁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3个月。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21]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工作”，“解决统一后方后勤、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22]

把陕甘宁、晋绥两个解放区统一起来，由贺龙统一领导，这在小河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已有所考虑了。据杨尚昆回忆说，当他从晋南西渡黄河来到小河村时，毛泽东就派他给彭德怀送一封亲笔信。杨尚昆赶到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驻地——靖边的张家畔，见到了彭德怀，就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彭德怀拆开一看，问杨尚昆：“你知道什么事吗？”杨尚昆回答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彭德怀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总管。”[23]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他考虑了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不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24]

小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又着重谈了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他说：“如不坚持土地革命，则势必丧失了农民，丧失了战争”；“土地革命工作与统一战线相结合”。他强调说：“这些因素是经常起作用的”，我们处处要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的把握放在我们不能长期坚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25]

小河会议开了三天，7月23日结束的那天，毛泽东关照警卫人员搞一次会餐，招待参加会议的人员。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会餐在一起自然备感亲切。一会儿，炊事人员把一碗菜端了上来，说：“这个菜叫‘三不沾’，请各领导都尝一尝！”

原来这是一道用鸡蛋做的菜，因为油比较多，吃的时候不沾筷子不沾碗不沾嘴，所以取了个菜名叫“三不沾”。

这时，陈赓把鼻子凑到碗边，说：“好香啊！哎，诸位，在上海时有一次我在街头一个饭馆吃饭，正吃着，来了个讨饭的，你们猜他是怎么要法？”陈赓说着说着，就“扑！扑”往碗里吐了两口，又说，“你看，这还怎么吃，我只好把饭给了他。”说到这儿，陈赓好像恍然大悟似的，拍着脑袋说：“噢，该死，该死！我怎么真吐了！”

毛泽东见此大笑着说：“好你个陈赓，想吃你就吃呗，别跟我们大家耍滑头么！”

陈赓也笑了，说：“还是主席了解我啊，那我就尊敬不如从命了！”说着，他捧起碗来，几筷子就把一碗“三不沾”吃了个精光，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26]

就在这轻松的气氛中，大家又握手道别，分别奔赴各地，去执行新的任务。

[1]　《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07页。

[2]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1页。

[4]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5]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7]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8]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

[9]　蒋介石：《对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全体学员的讲话》1947年6月1日。

[10][11][12]　《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4][15][16][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页，第71页，第83页，第107页。

[18][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1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2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2]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3]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4]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25]　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7年7月23日。

[26]　《叶子龙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

第10章　“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西北野战军成立——攻击榆林城外围——蒋介石飞到延安——敌整编第36师出动了——攻榆林城失利——狡猾的钟松——胡宗南再次失误——敌整36师孤军冒进——决心打钟松部——冒雨集结沙家店——刘子奇露营北山——激战沙家店——争夺常家山——刘峙故意不前——“经此一次，局势即可改变”——毛泽东和彭德怀会合了

小河会议期间，西北野战兵团于7月22日从三边先后东移到子洲县的水地湾、双湖峪等大小理河一线集结。7月24日，彭德怀从小河村回到了米脂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

还在小河会议时，彭德怀就建议野战军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作战方针和执行战略任务。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7月31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改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为司令兼政委”。同时，成立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组成，彭德怀为书记。

西北野战军，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下辖3个纵队另2个旅、1个山炮营：

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廖汉生，下辖独立第1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

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下辖独立第4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

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下辖独立第2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独立第5旅，旅长李夫克，政治委员王亦军；独立第3旅（留在山西作战），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

另2个旅是，新编第4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黄振棠；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

全野战军除独立第3旅外，共8个旅，约4.5万多人（另说5万人）。

小河会议刚刚结束的当天，毛泽东就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略事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1]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这一战略行动，毛泽东命令陈赓、谢富治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实施战略展开，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

从西北战场战局的发展来看，这时也同全国其他战场一样，对国民党军不利。胡宗南部虽攻占了延安，占领了陕甘宁解放区的所有县城，但要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歼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的战略企图并未实现，且因作战地区扩大，兵力分散，补给困难，而埋怨增多，士气下降。宁青二马所部在陇东、三边地区遭到西北野战兵团沉重打击后，为保存各自的实力，行动谨慎。邓宝珊部兵力不足，正忙于加强榆林地区的防守。因此，为策应陈谢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西北野战军决定出击并相机夺取榆林，以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并吸引胡宗南部北上，继续把他拖在陕北。

榆林，旧称榆阳，又叫驼城，虽处塞上，但由于靠近无定河、榆林河，地势平坦开阔，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素有“小北平”之称。它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它地处陕西、绥远、山西三省交界的长城线上，北、东、南三面环山，山上高地多为沙丘，西面隔榆林河为广阔的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为沙漠与高原之连接点，城墙为砖石结构，比较坚固，易守难攻。这里是陕北与晋西北逃亡地主的集中地，也是国民党军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国民党特别看重榆林的这一战略地位，认为，榆林一旦失守，“不仅晋、绥、陕边区之匪可连成一气，且将予匪囊括河套，直接沟通俄、蒙国际通路之利，于是榆林成为匪我必争之要点”[2]。为确保榆林，蒋介石在这里设立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由邓宝珊任总司令，指挥第22军驻守；胡宗南又将整编第36师第28旅2个团6 000余人，空运榆林，以加强防务，并监视邓宝珊部。这样，到1947年7月，归邓宝珊指挥的部队计有1个军及1个整编旅，连同地方部队，共1.5万余人。

夺取榆林，中共中央军委早有考虑。1947年5月，毛泽东曾确定陈赓、谢富治纵队入陕北后的第一个作战就是在独立第5旅的配合下攻打榆林。当小河会议决定陈谢纵队不入陕北，而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以后，要求西北野战军独立担任攻打榆林的任务。7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指出：“未齐（8月8日）左右边区部队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宗南主力北援”。

为加强陕北的作战力量，7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晋绥军区的许光达率第三纵队由佳县以北西渡黄河，参加陕北作战，归西北野战军建制。

7月26日，彭德怀召开旅以上干部会，研究进攻榆林的作战部署。他说：“毛主席说过，这里是战略牵制区，一定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他，胡宗南的部队就走不了。”[3]接着，大家根据榆林守敌的防御部署，制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

7月30日，西北野战军以三倍于榆林守敌的兵力，从大、小理河地区的双湖峪、周家岭等地向榆林攻击前进。

两个多月来，西北野战军接连西出陇东，北上三边，这一次又长途跋涉，向榆林出击。这时，在部队里出现了这样或那样一些思想问题。8月初，部队到达榆林以南地区。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机关里有的人甚至说：“彭总的命苦。别的地方都比陕北的条件好，可彭总偏偏就在这陕北指挥打仗。”还有的人说：“彭总是解放军的副总司令，可他指挥的部队呢，却比哪一个大区的野战军都少。”

当王政柱向彭德怀汇报基层部队少数人觉得近两三个月来连续行军有点疲劳，生活条件比前一段更艰苦了一些的情况时，彭德怀问道：“我们的直属部队有没有什么反映？”

王政柱把听到的一些议论全部告诉了他。彭德怀听完说他“命苦”的议论后，便哈哈笑道：“什么命苦不命苦的。陕北这个地方是苦一些，但比过去刘志丹、谢子长开辟根据地的时候，比在长征的路上，都好多了。再说，党中央、毛主席现在也在陕北呀。要说苦，毛主席、周副主席不是也很苦哇。俗话说‘苦尽甘来’，今天不吃苦，明天哪来的好日子过呀。”但他听完后一种议论后，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沉思了一会，他说：“陕北的部队不能说是多，如果再多一些，当然好哇。但也不能说我彭德怀就应该比别人指挥更多的部队嘛！这是什么逻辑？”

接着，彭德怀对王政柱说：“我希望兄弟部队的人越多越好，我也希望西北部队的人越多越好。如果其他区的野战军的人数比现在更多些，很快就把那里的敌人消灭掉，西北部队暂时再少一些也没有关系，只剩下一个西北还不好收拾呀。”他充满信心地讲：“虽说西北战场上敌我力量是十与一之比，但我坚信，这个比例不久一定会起变化。我们这个‘一’，一定要战胜敌人的那个‘十’。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最后，彭德怀说：“你们应该对野司机关多注意正面教育。刚才反映的那些问题，不要具体地去回答。等到我们把敌人那个‘十’吃掉的时候，有些想法的同志他们自己会明白过来的。”[4]

8月1日，当中央军委得知胡宗南命令刘戡率部取捷径向冷窑子方向前进的消息后，立即给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你们务将冷窑子、石湾、双湖峪及其附近地区粮食迅速运至安全地带为要。”同日11时，毛泽东又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敌董钊五个旅，刘戡四个旅未江（8月3日）北进，未齐（8月8日）到油房坪、靖边线，在油房坪补给，估计要未寒（8月14日）才能到冷窑子一线，尔后补给困难，我军可以于未鱼（8月6日）开始作战，如能于十天内外完成榆林战役，仍可于月底回头打胡（宗南）。”

8月4日，邓宝珊得知西北野战军已到通秦寨、镇川堡、响水堡一线，立即于5日上午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他采取了部下的意见，决定除神木以外，放弃所有外围据点，集中兵力固守榆林城郊。于是，8月7日晨，他把指挥部由城外金刚寺移入榆林城内，并作了具体的守城部署。

8月6日，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外围发动了攻击，第359旅攻击城东南赵庄，独立第4旅配合第一纵队攻占城南三岔湾，歼灭敌第11旅第2团和第28旅第2团、第28旅第82团第2营，活捉团长周效武。第二天，王震率领第二纵队绕过城东，包围了城北和西北部，战至9时，先后肃清了榆林城守敌外围据点，形成了对榆林城的包围。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的消息后，十分吃惊。他感到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必将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因此，榆林之得失对整个西北战局关系甚大，不可掉以轻心。他急忙于8月7日上午带着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等人，急匆匆地从南京经西安飞抵延安。

当天下午5时，蒋介石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增援榆林的问题。胡宗南、裴昌会、薛敏泉、董钊、刘戡以及王叔铭等参加了这次作战会议。会议提出了固守榆林的作战方案，其要点是：“（一）榆林守军必须坚强固守，以待援军之到达；（二）整三十六师即驰援榆林；（三）驰援时，应以迂为直，避开绥德、横山正面匪之阻援，改循保安、靖边，出长城，沿伊盟南端边缘挺进，出敌不意，一举进出榆林；（四）进抵榆林周边后，应与守城友军切取联系，合力内外夹击而捕歼之；（五）整三十六师前进时之补给，由空军逐日投送粮弹支援。”[5]并限令整编第36师于11日进抵榆林。

作战会议开完后，8月7日晚，蒋介石又召集胡宗南再次研讨榆林战况。胡宗南说：“现在共军围攻榆林，想诱我们去解榆林之围，在米脂以北地区设伏歼灭我军。这次，我们再不上他们的当了。”听了胡宗南的话后，蒋介石当即指示说：今后在陕北作战，不必再稳扎稳打，而要用急进猛打的战法，补救过去的缺陷。此次解榆林之围，主力可以缓缓地沿咸榆公路北上；而另以钟松的整编第36师从安塞西南的永宁寨出发，从左翼疾进，经靖边，出横山，沿长城北边东进，侧击榆林附近的共军。榆林解围之后，乘共军撤退之时，立即出榆林南下，与北上的主力相配合，南北夹击，在榆林、米脂间与共军决战，歼灭共军或将共军赶到黄河以东。胡宗南提出，其部主力全部北上决战，后方交通线会缺乏掩护部队。同时，时值雨季，部队的补给也会成大问题。蒋介石说，可以空军空投和沿途抢粮来解决补给问题。接着，他们商议并拟写了给邓宝珊、第22军军长左世允、第28旅旅长徐保的信，第二天空投到了榆林。

蒋介石对这次作战行动看得很重，他在接见整编第27师军官时说：“陕北为主要战场，为匪之首脑所在，如不肃清，后患无穷。本令七月底肃清，现延长一个月，八月底定须肃清。”[6]一切布置好之后，蒋介石就飞回南京去了。这是蒋介石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延安，全部时间加起来，仅为一昼夜。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立即抽调整编第1、第29军计10个半旅6.3万多人，迅速从安塞、保安地区分两路向绥德、米脂和横山方向北进。钟松的整编第36师也出动了。

中央军委对西北野战军进行榆林之战非常注视。在获悉胡宗南主力北进和钟松的整编第36师绕道横山西北，星夜兼程，进逼榆林时，8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电报：

彭：

望派独五旅及吴德峰部迅速占领横山，并进至横山通靖边之路上阻滞刘戡进路，刘戡已到靖边，尚须几天补给后，可能经横山援榆林，如先阻碍估计未删（8月15日）可到。

军委

七日十二时

8月8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一）胡宗南令刘戡率六个旅支援榆林，拟文（12日）由冷窑则向石湾前进，以我在大理伏有八个旅，有侧击该军之意，令刘先向大理河川道攻击，尔后再北进。（二）昨电要你们派独五旅及吴岱锋至横山，现宜改派麒麟镇附近。”

8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

彭：

胡宗南改变决心，令钟松率五个团以三至四天行程，由靖边经横山赶至榆林近郊增援，望立即派有力部队封锁无定河阻其前进，至急至要。

军委

九日二时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命令教导旅并指挥绥德军分区两个团，由鱼河堡、响水堡进至波罗堡、横山地区，阻击钟松的整编第36师。

8月9日，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需时，至快亦须至十五天才可攻克，现钟松增援甚急，决以独一旅、独五旅继续围攻，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五个团后，再攻城。”同日9时，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以一部围城，主力先打钟松后打榆林。”

8月10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开始攻打榆林城。第二、第三纵队进攻北门和东门，强攻与爆破均未奏效。第一纵队一部炸开小西门，攻入城内，但因后续部队未及时跟进，战至第二天拂晓，又被迫退到城外。11日4时30分，彭德怀接到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的报告：“昨晚城墙作业及运动中，略有伤亡，攻城器材未消耗”，“我已明令改至今晚登城”。“十一日已定在二十时登城，至可保证绝对实行爆炸取城，决不违误”。彭德怀于同日5时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二纵攻北门之坑道破坏，爆炸未成。一纵炸小西门，因药量过少未炸塌，本日二时停止攻击。如董（钊）刘（戡）两军徘徊不进，真（11日）晚再攻城。如在元寒（13、14日）可到，决围城打援。”8月11日晚，西北野战军再次发起了对榆林城的攻击，又因攻城部队爆破准备不充分，第一、第二纵队六个爆破口均未炸开；独立第2旅刚到达城郊，准备不足，仓促参战，加之爆破药量不够，第二次攻城又未成功。

8月11日，毛泽东接到彭德怀11日5时的电报后，于当日7时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电报：

彭：

真卯（11日5时）电悉。

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胡宗南虽因畏我伏击，令钟松停进，而钟松本日似仍行动，仍有此种可能，即胡宗南见钟松绕道横山西北，向榆林西南六十里之白家涧、古城见前进，可以出我不意，仍令钟松前进。因此，你们宜准备于钟松到达白家涧、古城见之当夜，乘其立足未稳，立即攻击之。若当夜不攻，钟松可能在该地建立立足点与榆林石湾（刘戡）成犄角之势，迫我离开榆林。打钟松时宜集中七个旅。

望今晚部署完毕，明晨看好地形，并先以一部适时占领白家涧、古城见。又横山我军于钟松通过横山西北以后，击其后路为宜，如钟松改变计划攻横山，则仍在横山抗击之。以上望酌办。

军委

十一日七时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西北野战军没有来得及执行。因为，钟松很狡猾，这时他率领整编第36师走长城外沙漠地，已经绕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阵地，先头部队已经进抵榆林了。

钟松确实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与胡宗南是同期同学。他虽然参加胡宗南集团的时间不长，但却是胡宗南部军、师长中资历较深，并为胡宗南所赏识的一个。

8月12日，钟松的整编第36师主力已窜至距榆林不到30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这时，彭德怀又接到了毛泽东于9时发来的一份电报。毛泽东在这一电报中指出：“（一）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部明元（13日）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可能到麒麟镇以东；（二）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行动，陈谢定于未哿（8月20日）渡河；（三）为防刘、董（钊）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龙）习（仲勋）立即部署移动。”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于8月12日黄昏撤围榆林。

钟松的整编第36师主力于8月14日14时进入榆林。这一下，钟松成为有功之臣，国民党报纸为他大吹大擂，吹捧钟松的行动神速巧妙，出其不意，榆林城不战而解围，并断定：“共军已仓皇逃窜，势必东渡黄河。”

蒋介石也很得意，他专门致电慰勉胡宗南，鼓励钟松“悉心讨彭，并嘉奖将士”。

毛泽东分析了敌情以后指出，胡宗南的整编第1、第29军可能于8月16、17日进占绥德、义合，为使在无定河、黄河之间“我各后方机关及医院”不受损失，“提议于五日内分路渡过河东，俟敌情变化再回来”。毛泽东要求彭德怀“率主力控制归德堡至镇川堡一线之无定河两岸，准备七天携带的粮食，以利必要时机动”。根据这一指示，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晋绥联防军机关，在西北野战军主力一部的掩护下，冒着狂风暴雨，沿螅蜊峪大川东行，于8月18日渡过了黄河。

胡宗南通过电台测向、空中和地面侦察得知这一情报，以为西北野战军主力攻击榆林不克，“损失”巨大，“仓皇逃窜”，势将东渡黄河。他高兴得不得了，立即命令各部“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

8月15日，整编第1、第29军在绥德会合。胡宗南即以整编第1军军部指挥整编第1师3个旅守绥德，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指挥该军及整编第1军之整编第90师共5个旅，向葭县（今佳县）急进；令整编第36师由榆林向镇川堡方向前进，“协同整29军压迫彭匪主力于葭县附近黄河地障而歼灭之”，[7]或者将西北野战军赶到黄河以东，实现蒋介石的8月底必须消灭中共首脑机关，肃清陕北“共军”的既定目标。

应该说，钟松的整编第36师经过长途跋涉，穿越沙漠，抵达榆林，已是人困马乏，急需休整补充。但是，这时的钟松为救援榆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自认为援榆有功，又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更加骄横，他口出狂言：“一战结束陕北问题”。为抢得头功，钟松到达榆林后，连邓宝珊为他准备的一顿饭都没有吃，除留下辎重部队等待补充外，亲自率领两个旅四个团，孤军南下，向沙家店东面的乌龙铺进袭，妄图与刘戡部主力会合，再立战功。原任整编第36师第123旅旅长刘子奇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这次援榆，经过长途的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林时官兵极度疲乏，打算在榆林附近休息几天，稍加整顿。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师部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大意说：解放军已被压缩在米脂县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的中间地区，整编第1军和整编第29军正沿着咸榆路北上，令整编第36师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部队配合行动，把解放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佳县地区，一举围歼。并说派飞机于翌日早晨运送熟食给养空投榆林飞机场，补给整编第36师。当时各旅团既缺粮又缺钱，临时由师部统一向驻榆林的中央银行分行借给各旅团一部分急需款项之外，把各旅的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部队留在榆林准备接受空投给养追赶送前方。但是这批给养一直到部队被歼灭时也没有接到。”[8]

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8月13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报告了西北野战军撤围榆林后的情况：

军委，贺习：

二纵队为迷惑敌人在榆林、神木间之长乐堡附近，准备寒（14日）后隐蔽集结镇川堡西北地区。一纵队在归德堡及其南北地区。教导旅在响水堡两岸。新四旅在鱼河堡北之赵家卯附近。三纵队协独二、独五两旅在郑家川头设（均榆林城东南），该纵今后任务或向北进攻神府，引敌北进，或协同野战军歼击可能向绥德及其以北（米脂）东南（义合）之第一师。

榆林城东南北仍有我小部队围困，野战军争取三至四天休息，准备歼击五十五旅、十二旅或第一师。不怕胡军北进，愈深入于我有利。妥否盼示。

彭德怀

未元

这就是说，西北野战军在休整三至四天以后，准备首先歼灭北进的刘戡部一部。8月14日8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这一作战方案，指出：“目前情况下宜集中八个旅准备迎击刘戡”。但是，在同日8时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又指出：“钟松本早在榆林接受投粮估计本下午可能向南走二三十里，明日必向镇川前进，其目的是占米脂。刘戡五个旅十六日可到绥德，明（删）日集中八个旅打钟松于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山地是好机会，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这时，西北野战军集结在榆林东南、沙家店西北地区。这一地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侧水侧敌，回旋余地狭小，但正处在钟松的整编第36师南下米脂的道路上，利于部队隐蔽机动。彭德怀接到毛泽东8月14日8时的电报后，决定歼灭钟松的整编第36师。这一天的13时，彭德怀将作战部署报告了中央军委，“刘戡令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我们准备歼击该敌”。并作了具体作战部署：第三纵队寒（14日）晚集结庙儿梁（即十万一图周家梁）附近；第二纵队删（15日）晨集结石窑坪附近，均在镇川堡西北。教导旅删（15日）晨集结西岔东北地区，如敌三十六师进得快，教导旅、新编第4旅在赵家卯附近准备集结，赵家卯、唐家沟、周家险线。第一纵队现在归德堡、鱼河堡之线，待教导旅通过鱼河后，该纵主力即转移上盐湾与镇川堡间，小部在三岔、归德堡节节引敌进至上盐湾东北高地扼制之。“总的意图集中二、三两纵、教（导旅）、新（四旅）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第二天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回电：

彭：

寒未（14日13时）电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部署，但请注意分割该敌为几部分逐一歼灭之，二十八旅主力可能随钟松前进；（二）刘戡十六（日）进绥德，十七（日）补粮，要十八（日）才能开始北进，故南面顾虑甚小；（三）我们今十五日至乌龙铺。

军委

十五日二时

就在毛泽东发出电报的这一天，钟松的整编第36师沿无定河南岸行进，但他却没有走鱼河堡至镇川堡公路，因而又一次避开了西北野战军的预设阵地。西北野战军鉴于隔河出击不利，主力乃转至镇川堡东北的石窑坪、柏树堰地区待机。钟松率整编第36师侥幸躲过了在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遭西北野战军合击的厄运后，仍然孤军向前冒进。

8月17日，刘戡部进到了米脂东南的吉征店以南地区；钟松以第123旅附第165旅第493团为前梯队，由镇川堡绕过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师部则率第165旅为后梯队，在沙家店以西地区跟进，准备在乌龙铺与刘戡部会合。

乌龙铺位于佳县西部，距离刘戡和钟松两部只有几十里。

彭德怀进一步分析了敌情，他判断钟松的整编第36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因此，决心集中主力在刘戡、钟松两部夹击之势尚未形成之前，利用整编第36师一字摆开，孤军前进的有利时机，以伏击手段在沙家店地区歼灭钟松的整编第36师。决心定下以后，彭德怀作了精心的作战部署：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进至川寺南北高地，牵制钟松的前梯队并准备阻击刘戡部增援；第二纵队及教导旅、新编第4旅进到东沟、高家圪塔、宋家井地区集结，待第三纵队与钟松的前梯队接触和第一纵队切断该梯队退路后，向钟松的后梯队发动猛烈攻击；第一纵队集结于高柏山、老虎圪塔地区，待第三纵队打响后，主力绕至沙家店东南地区，由西南向东北攻击，配合第二纵队等部先歼灭钟松的后梯队，尔后集中兵力再打他的前梯队。

在向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之后，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转移到了预定战场以北的刘全塔。正好王震带领各旅长、政治委员以及部队团干部察看地形回来，路过这里来看望彭德怀。彭德怀将他们领到用红蓝铅笔标出敌我态势的地图前，用手指着佳县方向说：“你们看这里，现在刘戡带五个旅，在佳县吉征店以南地区，想压迫我军过黄河。待半渡时消灭我们，胡宗南认为这是他们消灭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依我看，这不过是白日做梦罢了。”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的东面是黄河，西面是无定河，南面是敌人重兵，北面是沙漠，处境确实不利。加上缺粮严重，部队没有饭吃，困难很大。但是，钟松孤军行动，距离刘戡还远，他们北援南调，部队轻松不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在沙家店西南吃掉钟松。”

停了一会儿，彭德怀看着王震，说：“我们部队现在困难很大，二纵队的情况更加艰苦。野司党委要求你们克服困难，把这一仗打好。”

王震说：“要说困难，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没有饭吃，大家饿得肚子干瘪瘪的。但是，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就勒紧腰带也要坚决打好这一仗。”[9]

8月18日，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向集结地开进。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霎时间狂风大作，闪电雷鸣，下起瓢泼大雨来。但是，各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先于钟松部赶到了预定地区隐蔽。此时，钟松部的前梯队在第123旅旅长刘子奇的率领下，进到了乌龙铺以南地区，并同西北野战军的一部兵力遭遇。由于地处深沟峻岭的山区，狂风暴雨引起山洪暴发，满山遍野变成白茫茫的一片汪洋。部队行动十分困难，西北野战军一部只得集结在一些山头、高地上，用且战且退、不即不离的方法来吸引敌军，双方一直僵持到将近黄昏，钟松部的前梯队只前进到乌龙铺北山。敌第123旅实在是疲乏不堪了，刘子奇不敢再冒险追击了。当晚，下令部队就地宿营。虽然离乌龙铺不远，但是，刘子奇惟恐进镇后被包围，只好命令部队冒雨在北山警备露营。

8月19日，钟松部的后梯队从镇川堡出发了，准备经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当天下午进到沙家店附近地区。彭德怀见时机已经成熟，他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说：“（一）三十六师先头已抵傅家畔、李家山，其左侧梯队已抵丁家卯、常高山、常新店线，拟于明号（20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二）我明天不能来你处，请你们明二十号移至刘全塔（距梁家岔二十里）靠近主力”。20日3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回电中说：“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另外又告诉彭德怀说：“据区政府报告，刘全塔西北十五里之吴庄到有小股敌人（确否待证），因此，我们本日在梁家岔不动，如该敌向梁家岔前进，我们拟向槐树湾方向转移。”

钟松的整编第36师后梯队刚通过沙家店，钟松即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正快速向沙家店方向集结，对其形成包围之势。于是，他便一面命令部队在泥沟则以北、张家坪以东占领阵地，抢筑工事；一面急电刘子奇，令其前梯队速向沙家店靠拢：“本日下午以来，解放军分几路逐渐向沙家店前进，可能是其主力有围攻师部之企图，命123旅迅即向沙家店靠拢。”

但当时已是深夜，刘子奇接到钟松的电报后，心里直敲小鼓。第123旅与整编第36师师部驻地相距约30余里，中间需经过几重大山梁和深沟，沿途又没有部队掩护，这个时候贸然回援沙家店，恐怕是凶多吉少。因此，刘子奇不敢夜间行动，怕中途遭到伏击。然而钟松的电令催得又很紧，不能怠慢，怎么办呢？刘子奇真是左右为难，反复权衡了半天，心生一计，便命人把旅参谋长找来，又商量了一番，决定先派配属给他们指挥的第165旅的第493团，连夜冒着倾盆大雨向师部前进。等天明后，他再率第123旅从乌龙堡往师部靠拢。

第493团团长蒋铁英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心中虽然有一百个不乐意，但又不能不执行命令。只好带领部队连夜冒雨出发了。

钟松的整编第36师号称是胡宗南部最精锐的三大主力部队之一，也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主力师之一，原来的编制为3个整编旅，即第28、第123、第165旅，每个旅有3个团，连同师部、旅部的炮兵、工兵、通信、卫生直属部队，共约7万人，部队为半美军机械化装备。因此，这个师的官兵十分狂妄，他们自吹：“共军可以歼灭别的部队，可歼灭不了我们36师！”

这几天，彭德怀的眼睛一直盯着整编第36师。说起来，西北野战军已两次让它逃脱了。第一次，西北野战军准备在榆林城南的归德堡附近歼灭它，可是钟松这只老狐狸，竟西渡无定河钻进了鱼河堡，绕过了西北野战军的预设阵地。第二次，预定在鱼河堡到镇川堡中间的公路上歼灭它，但钟松又绕过了西北野战军的预设阵地，溜走了。这一次，决不能让它再跑掉了。

下了一夜的瓢泼大雨，8月20日雨突然地停住了。风仍在一个劲地刮着，天空中翻滚着团团乌云。拂晓，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对仓促转入防御的整编第36师发起攻击。霎时间，沙家店方圆十几里内，顿时响起了一片震天动地的枪炮声。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首先将钟松的整编第36师师部及第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地区；紧接着，新编第4旅和教导旅又将由乌龙铺西援的敌第123旅，包围在常家高山附近。就这样，钟松的整编第36师的两个旅被分割两地，全部被包围，前后两个梯队无法相顾了。当彭德怀通过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围歼整编第36师情况时，毛泽东大声地说：“好，和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沙家店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向西去，准备走沙漠。因此，这是一场只能大胜，不能失败的战役。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10]

为了在刘戡部赶到之前迅速消灭被围的整编第36师，彭德怀发出了歼敌总动员：“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为着人民解放事业，继续你们无限英勇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地完成任务！”[11]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向钟松的整编第36师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第一、第二纵队密切协同，向整编第36师师部及第165旅阵地发起攻击，战至8月20日17时，除钟松和第165旅旅长李日基化装，带少数人乘黑夜逃脱外，其余均被消灭。

与此同时，新编第4旅和教导旅又向第123旅发起了攻击。这是沙家店战役中最关键的一仗。

8月20日早晨6点左右，先行向整编第36师师部靠拢的第493团，在团长蒋铁英的率领下，已到达乌龙铺南面山梁，刘子奇的第123旅第368团及旅部刚通过乌龙铺，第367团还在后面的北山坡。这时候，刘子奇听到了沙家店方面的枪炮声，知道战斗已经打起来了，而且枪炮声越来越紧。刘子奇认为时机紧迫，立即就地召集各团长研究当前情况和地形。为尽快解除沙家店整编第36师师部之围，他决定第123旅离开第493团行动，选取捷径直接向对整编第36师师部威胁最大的左侧翼急进，以占领常高山北面制高点。但是，当敌第123旅先头部队即将进至常高山山麓时，突然遭到新编第4旅的猛烈打击，前进受阻。这时敌第123旅主力已进到一处地形狭长而比较低洼的山梁上，也稀疏地受到火力射击。常高山制高点已被新4旅占领。刘子奇急于与其主力靠拢，率部对常高山制高点发起了进攻。

敌第123旅好像发了疯一样，一个劲儿用大炮轰山头。炮弹呼啸着，似乎要把山头炸平似的，山头上硝烟弥漫。炮火一停，敌人又爬起来往上冲。

新4旅在山顶上的破庙前，已击退敌几次冲击，但情势仍很危急。教导旅原来的任务是配合第二纵队歼击整编第36师师部，但当该旅进至常家山附近时，正值敌第123旅与新4旅争夺常家山制高点。这个制高点距离我第二纵队阵地很近，如果被敌第123旅占领，不仅严重威胁第二纵队翼侧，而且会使已被分割两处的整编第36师各部会合一处，直接影响到战役任务的完成。教导旅指挥员当即决定协同新4旅歼灭敌第123旅。

经过一场激战，时已过中午，敌第123旅同整编第36师师部的联络中断。刘子奇估计师部可能已被消灭，只好直接发电报与胡宗南和刘戡联系，并想乘机撤退，他在同两位团长研究时，第367团团长表示同意，但第368团团长却反对，两人意见并不一致。

情况越来越危急。刘子奇只好带着残部进行突围，经过多次冲击均未成功。激战至近黄昏时分，敌第123旅被全歼。当我军攻进敌人前线指挥所时，刘子奇慌忙套上一件士兵上衣，钻进了附近的高粱地里，企图逃跑，结果还是被俘了。

在整编第36师遭到西北野战军围攻时，钟松曾不断向胡宗南呼救。坐镇西安的胡宗南对此也是束手无策，只得命令刘戡率部火速增援，又急电刘子奇，命令“固守待援，将派飞机参加战斗”。

刘戡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虽致电钟松说：“已令55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但是，刘戡因“援榆不力”，挨了胡宗南一顿大骂，本来对钟松就有一肚子的气，这次，辛辛苦苦赶到黄河岸边，又没有发现“共军”主力，因此，当他接到胡宗南“增援钟松”电令后，心里更是窝火，故意迟迟不前，致使孤军突进的整编第36师，只能孤军作垂死挣扎了。

沙家店一战，西北野战军歼灭敌整编第36师师部及第123旅、第165旅两个旅，共6 000余人，俘旅长刘子奇。

这一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彭德怀说：这“是陕北战局的转折点”，“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12]

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的第二天，8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战略区领导的人电报中，高度评价了沙家店战役对西北战场及对全国战局的重大意义。他说：“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赓）谢（富治）南进。”[13]

8月23日，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佳县前东原村召开了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骑马从位于镇川堡正北80里的梁家岔来参加了这次会议。

彭德怀带着大家来到村口迎接。一见面，彭德怀就握住毛泽东的手说：“主席好！”

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这一仗打得好啊！”

彭德怀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一握过手，回过头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得好！”

毛泽东一边同大家打招呼，一边又说：“是彭老总指挥得好啊！”[14]

在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又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5]

毛泽东讲完话后，彭德怀站起来说：“毛主席讲过坳了，这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要真正过坳，还得再打几个胜仗。”[16]

会后，在彭德怀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视察了在沙家店歼灭敌整编第36师的阵地。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页。

[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

[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史政编译局1989年。

[6]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下），史政编译局1989年。

[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9]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0]　《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2]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14]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221页。

[16]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第11章　分兵内外线

胡宗南转入战略防御——配合陈谢纵队作战——追击南撤之敌主力——分兵内外线——组建四、六纵队——外线出击——夺下韩城——创建黄龙山根据地——打不打宜川？——王震坚持打宜川——攻打宜川——内线歼敌——“坚决夺取清涧城”——阻击刘戡——激战笔架山——攻打廖昂——攻克清涧

西北野战军在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后，使胡宗南部主力深深陷在陕北战场，不能他调。这时，陈赓、谢富治指挥的野战集团于1947年8月23日从山西南渡黄河，转战陇海路潼关至洛阳段，占领了新安、灵宝、阌乡，直逼潼关，使胡宗南的战略基地西安和关中地区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命令胡宗南派兵增援豫西。于是，胡宗南为拱卫西安，并维护西安、洛阳、郑州之联系，急令绥德以北的主力整编第1、第29军，立即南撤，并决定在陕北战场以保住延安为重点转入战略防御。

8月27日4时，胡宗南主力部队六个半旅由米脂以北35公里地区沿咸（阳）榆（林）公路开始南撤。为避免在南撤途中遭西北野战军袭击，胡宗南把南撤部队分成四个梯队，紧密靠拢，前、后、左、右搜索警戒，梯形交错掩护撤退。规定日行10公里至15公里，集团宿营。如某一个梯队遭到袭击，该梯队立即紧缩一团，固守待援。

为继续拖住胡宗南部的主力不使南下，有力配合陈赓、谢富治野战集团的作战，中央军委于8月28日21时致电彭德怀：“率全军立即转至敌之先头（米脂、绥德之间或直出清涧），阻敌南进。”彭德怀在当天的回电中说：“二十九日主力仍在米（脂）、镇川以东，侧击敌人一部得手与否，二十九日即向绥（德）米（脂）线东转移，准备向清（涧）、瓦（窑堡）、绥（德）间前进。”29日23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回电：

彭：

（一）艳寅（29日3-5时）电悉。今日即向绥（德）米（脂）线东转移，准备向清（涧）瓦（窑堡）绥（德）间前进，甚好甚慰；（二）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驿、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是为至盼。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三时

8月30日，毛泽东又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南撤。我军务宜摆脱当前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德）清（涧）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彭德怀一直在考虑如何追击南撤的胡宗南部主力。但是，部队因连续作战，加之粮食困难，急需要休整。他在8月31日1时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本世（31日）以备战伏击姿态，积极筹带两天粮食，半月以来给养不定，艳（29日）遇雨，有些疲劳现象，……但战斗情绪还好，从部队本身来看，极需有二天时间休息准备，才能南进，太勉强过疲，反难阻敌。抢占先机，已派二纵前去，在敌人不知虚实情况下，两天内（8月31日、9月1日）可能在四十里铺（米脂、绥德间）附近，求得伏击战，如不可能，准备东（9月1日）晚，或冬（9月2日）拂晓前南进。”几个小时后，彭德怀又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本日筹粮，两天敌亦未动，野战军明拂晓前出发南进。”同日7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同意你的部署，总以抢占先机不落敌后为原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于8月31日在高家沟发布了追击南撤胡宗南部主力的命令：“为争取战略先机，迟敌南退，野战军决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向关中平原进军，与陈（赓）谢（富治）纵队呼应，击灭胡（宗南）军，解放大西北。”

9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认为彭德怀的这一命令很好，他要求西北野战军“乘敌二十九军在米脂地区徘徊犹豫，我军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迅速南进（避开一切强固据点）相机攻占洛川中部、宜君、同官、耀县、三原、蒲城、白水、富平及黄河以东渭水以北各城，开辟战场（背靠黄龙山），解决冬衣，扩大兵源，是可能的”。

为先敌南进，第二纵队于9月2日至6日在清涧以北之九里山、石咀驿一带抗击南撤之敌。这几天一直下雨，加之部队供给困难，给部队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9月3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一）天雨不要勉强行动。（二）敌人南进甚快，如东三县有粮，又有歼敌机会，则打一二仗再出去也好。（三）一切由你酌情处理。”第二天，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五至八日行动部署有何指示，盼即告。王震纵队请求，休整补充，张宗逊纵队亦有此意。最近部队因给养困难及雨天行动，反映了部队疲劳情绪。”毛泽东立即回电说：“到延长、交口后可休息几天。”但是，9月4日，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发来了一份电报：

彭：

如粮食情况许可，请考虑在九里山地区歼灭九十师一部，胡宗南仍不敢使用一师为突击力量，在石咀驿者为九十师及八十四团，一师在石咀驿以北，目前九十师仍有骄气，行动迅速，我军业已处于敌之先头，如能歼灭九十师一个旅，则对尔后行动便利极多。

毛泽东

四日十九时

两天以后，彭德怀在给王震等的电报中分析了敌情，提出：“我拟一纵、教导旅、新四旅九号晚隐蔽集结交口东北，相机伏击九十师或一师，如九十师与一师相隔一天行程，即先打九十师，后打一师；如两师紧接前进，则把先头师放过，打后尾师。为争取时间，二纵须以数支小部队沿清涧南北公路积极袭击，迟滞敌人南退，并以一个团在永坪、延川间积极佯动迷惑敌人，威迫敌人取道延长南退，一经证明该敌向延长时，二纵主力即须迅速隐蔽集结交口镇西北之南河、白石河、下坡窑、上坡窑地区，协同主力作战，能给一军任何一师以歼灭性打击，其意义甚大。”

9月9日，第二纵队在延川西北之曲思教伏击敌整编第76师及整编第1师第167旅一部，击毁敌汽车20多辆、坦克5辆，迟滞了胡宗南部的行动。但是，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大、减员多，天又下雨，人员疲劳。面对部队存在的极端困难，王震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发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加速敌人的失败。”

9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延长一带有粮，利于我军在此地区寻机灭敌，如能于半月至二十天内歼敌一个至二个旅，就是好事。”西北野战军以第一纵队为左兵团，新编第4旅、教导旅为右兵团，第三纵队为中央兵团，于9月11日先敌两日进至延川西南之交口镇地区，决心在关庄、岔口地区抗击敌先头的整编第1军，追击、侧击敌整编第29军。

9月13日，敌整编第1军第90师附整编第76师一部进至永坪以西地区，整编第1军军部及整编第1师、整编第29军之整编第38师第75旅、整编第37师第48旅等进至延川西北，并继续向关庄、岔口前进，其先头部队整编第1师第78旅已进至关庄以东地区。这一天，彭德怀下达了追歼敌整编第29军的命令：“据军委电示，三十六师残部及七十六师均已离开绥德、清涧，十二旅、五十五旅真午（11日13时）前被山洪阻于骆驼铺，七十八旅元午（13日13时）由马家店、马家塞向大相寺、十里村撤去。从各方面情况判断，一军九十师沿公路，一师沿二甲里岔口线与公路以东向青化砭、蟠龙方向齐头西退，二十九及五十五旅为后殿。本军以牵制一军，追击、侧击歼灭二十九军残部及五十五旅之目的部署如下：（一）着二纵队、游击支队一部于永坪公路南北高地，主力于岔口、永坪间高地，节节阻击敌人西进；（二）着教导旅取道张家屯、常家沟向岔口、党家坪线及其以北追击前进；（三）着新四旅取道李家圪塔、郭义沟向关家庄、王家圪台及其以北追击前进；（四）着一纵队取道禹居镇与高家攀、曹家河、杨家坪向关庄、二甲里及其以北追击前进；（五）着三纵队取道上下文安驿、二甲里、十甲村、大相寺线追击前进，截断敌后尾；（六）除二纵队出发时间自行规定外，其余各兵团均于明十四日二时出发，教导旅、新四旅注意截断二十九军退路。”

9月14日，敌两个军部指挥五个旅沿关庄、大相寺之线南北高地齐头并进，9时，西北野战军各部由北向南对敌发起了攻击。敌人遭攻击后，立即停止了前进，集结于延安东北处关庄、岔口、上刘家河纵横15里地区。战至黄昏，将敌第12、第48旅击溃，但因天下大雨，停止了战斗，形成了对峙。9月16日，敌继续向西撤退，西北野战军放过其先头两个旅，截击其后梯队，但又因敌兵力过大，而且队形密集，仅给敌以杀伤，未能歼敌。后因天下大雨，又停止了战斗。

从9月1日至16日，由于胡宗南部是有计划的集团滚进式的撤退，加之西北野战军粮食给养困难，又连日多雨，道路泥泞，行动不便，西北野战军虽然仅在九里山（绥德南）、岔口、关庄（延川西），歼灭胡宗南部4 000余人，但迟滞了胡宗南部的运动，使其迅速抽兵东顾潼关、豫西的计划破产，策应了陈（赓）谢（富治）集团转战豫西的行动。

为配合陈谢集团开始向西安方向前进，建立陕东南根据地的作战行动，9月18日4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我陕甘宁野战军全军八个旅及王世泰两个旅有配合陈赓兵团作战，争取战略胜利之任务。”因此，要求“王震纵队的两个旅不惜疲劳，不怕牺牲，立刻出动，星夜兼程，抢占大小劳山、甘泉之线，在敌主力九十师、一师先头，从正面节节阻敌南撤，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必须将敌在大小劳山、甘泉地区至少阻止一个星期；主力在现地休整五天，照彭（德怀）十七日电，二十三日向南急进，相机攻占宜川、蒲城、白水、韩城、澄城、平民、朝邑、大荔等八县，迫使南退之敌，分兵兼顾渭南渭北两方面，只能取守势，不能取攻势，保障我南北两军完成战略任务，是为至盼。”

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除由榆林空运二十八旅赴西安外，又由延安空运一个旅去西安。根据这种情况，9月18日8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我军部署除请令王震纵队两个旅星夜先机赶至大小劳山，从正面（不是从侧面）阻敌，务必保证在该地区至少迟滞敌进一个星期外，我主力休整五天（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后，不要去打宜川、韩城而要走直路，分为两路，一路取道九龙泉、牛武镇，一路取道临真镇，二十三日出动，以七天左右时间全军（六个旅）直取蒲城、白水，到达后休息两天，再分两路，一路直逼富平、三原、高陵及渭河北岸，一路向东南，相机攻占澄城、大荔、平民、朝邑四城。这样，可于十月二日左右到达渭水北岸，使敌完全处于被动，不得不分兵兼顾渭南渭北，只能防守，不能进攻，以利我南北两军达成战略任务。”还指出：“由现地至富平七天内，粮食问题之解决，除迅速动员携带一部外，请令各部下决心宰杀骡马充实；宜川、韩城两县由攻占澄城、大荔、朝邑、平民之部队以一部回师攻击取之。”

9月18日，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14、15、16日几天的作战进行了总结，指出：“此次战役未歼灭敌人建制，但敌溃乱，疲惫不堪，敌胆已寒。我军士气大增，对敌疲惫，情绪低落有新认识”。在谈到为什么没有能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时，彭德怀指出：“未歼灭敌建制，缺点颇多，其中主要两点：一是由北向南截击之兵团，见敌大溃，改变消灭两个旅之预定部署，转至岔口西北，企图一举全部歼灭。二是击破敌人之阵地，各兵团都想捉俘虏补充自己，因此，不迅速彻底解决敌之掩护抵抗，形成无组织混乱，予敌逃机会。但从此次战役中看出敌军战志极弱，六个月变到如此程度，是不易想象的事。”

当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这一总结电报时，9月19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三天战斗，给了敌人以相当削弱，迟滞了敌人南进，特别是认识了敌人士气衰落，我军士气大增，不怕这个敌人，对于我军向渭北出击，争取胜利，大有利益。”后来，彭德怀在米脂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这一时期的作战时说：沙家店歼灭了敌整编第36师，“接着追击，岔口一仗，开始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结果越打越多，打出来五个旅。二纵队又想一口吞，生怕敌人跑了，把敌人出路一堵，结果啃不动，只好放开一个缺口，让他跑掉。”[1]

从米脂以北地区南撤的胡宗南部主力，虽遭到了西北野战军的追击，但到9月20日已到达了延安、鹿县（今富县）地区。这时，延安以东和以北的绥德、子长、清涧、延川、延长等百多公里的交通线上，只有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率领的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及第165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东起黄河，西至洛川、铜川之间的黄龙山区，仅有六个团的兵力分散驻守。

根据敌情，9月23日，周恩来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并告王震的电报中指出：“王（震）纵在劳山阻敌几天后，即可向甘（泉）、鹿（县）、洛（川）、（关）中、宜（川）逐步前进，与王世泰会合，调动敌人一部南撤，利我主力内线歼敌。”同日，彭德怀在延长西北的安家渠召开了由纵队、旅主要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陕北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决定分兵，以第一、第三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4旅继续在陕北内线作战，各个歼灭延川、延长、清涧等孤立据点之敌；以第二纵队南下转入外线，与王世泰部合力开辟黄龙山区，扩大解放区，解决粮食困难，配合主力在内线作战。9月23日20时，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

军委：

准备二十六日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瓦市，准备半月至二十天完成战斗任务。一月后打出去，是否同意，盼示。

彭

二十三日二十时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这一电报后，立即于当日24时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回电，指出：“（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两个旅相机攻占劳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

9月24日6时，彭德怀将经中央军委批准的分兵内外线作战的决定，通告了在前方的王震、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中央军委：

王张并贺习，军委：

（一）军委批准野战军六个旅留内线作战一个月，并指示王（震）部由甘（泉）、鹿（县）、洛（川），节节击敌，逐渐转向关中，与王世泰部靠拢，吸引敌人一部南退。（二）根据军委指示及你敬子（24日23-1时）电，天雨、无粮，请移临真。如能克服粮食困难，即留甘（泉）、洛（川）线以东作战，执行引敌向南。如粮食无法克服，出牛武镇、洛生镇、仙姑镇地区，与黄龙取得联系，即在洛（川）、（关）中、宜（川）、周（至）以东、黄河间地区活动，或者照来电移临真休息三天补粮，准备夺取宜川、集义，向韩城推进，开辟黄龙地区工作，与吕梁联成一片。

彭德怀

九月二十四日六时

为适应新的作战任务，西北野战军调整了作战力量。西北野战军组建时，陕甘宁边区的警备第1、第3旅编为地方部队，由王世泰领导，在关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公路运输，牵制敌人主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为加强西北野战军的作战力量，根据中央军委9月17日的提议，9月29日，贺龙、习仲勋发布命令：决定以警备第1、第3旅及骑兵第6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旅、1个师：

——警备第1旅，旅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

——警备第3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高维嵩；

——骑兵第6师（实为步兵），师长胡景铎，副师长杨拯民。

9月19日，彭德怀致电贺龙、习仲勋并报中央军委，提出将教导旅、新编第4旅合并组成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中央军委批准后，彭德怀、张宗逊、习仲勋于10月11日发布成立命令。第六纵队在清涧东南的梁家岔、双庙河地区正式编成，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下辖2个旅：

——新编第4旅，旅长陈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

——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治委员关盛志。

为加强西北野战军的领导力量，经中央军委批准，甘泗淇于9月26日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9月30日，中央军委又批准彭德怀的提议，任命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任第一纵队司令员。

9月下旬，第二、第四纵队分别由大小劳山、旬邑东南之土桥地区出发，向黄龙山区进军，开辟黄龙山区。

黄龙山在洛川、黄龙、白水三县交界处，为黄河、洛河界山，海拔1 196米，位于洛川县东南。黄龙山区包括洛川、宜川以南，白水、澄城、合阳以北，咸榆公路铜川至延安段以东，黄河以西广大山区。它是陕北的屏障，东有黄河天险禹门口，西隔洛河与亳山山脉对峙，北连陕北山地，南向关中平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龙地区为陕甘宁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全面抗战时期被国民党军先后侵占。西北野战军若重建此根据地，东可与吕梁、晋南解放区相连，西可与关中分区相互策应，北可与延属分区结合，向南可出击关中、东府地区，威胁西安。

胡宗南一直在黄龙山区驻有重兵，并把它作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军事基地。

9月27日，彭德怀等在给王震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情况，调动一军或二十九军向南，分离两军主力，以待我主力歼敌，会合四纵队，开辟同（川）、宜（川）、中部以东地区工作，准备主力南进战场，威胁关中平原，牵制胡（宗南）军主力东援，便于陈（赓）谢（富治）主力歼击李铁军部。我二纵队宜速取捷径，向洛川以东，出仙姑镇，取得该地区以南澄城、白水以北肥富地区，实为有利。不宜再取宜川。”

在王震的率领下，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由大、小劳山经南泥湾、九龙泉、旧县通过梢林重叠、沟壑纵横的山野南进。经过南泥湾时，当王震看到当年他亲手开垦的南泥湾，由于胡宗南部队的践踏破坏，又重沦为野草繁生、渺无人烟的荒地，感慨万端。

与此同时，王世泰率第四纵队也从旬邑东南之土桥地区出发，在白水县地下党组织和黄龙山游击队的配合下，占领了白水县城，接着又继续北上。对于第四纵队的作战行动，9月29日，彭德怀在一份电报中指出：“王世泰部速向中（部）宜（川）威胁，扫清民团及分散之敌，调动一军前撤或仍徘徊延（川）、甘（泉）。”9月30日16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王世泰已占白水，王震日内可到白水附近，该两部应会合一起，即以白水为枢纽向四周发展，建立渭北根据地，即能吸引一部敌军向南。世泰部似不必离开白水向中（部）宜（川），耽误在白水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时间。”

10月1日，王震和王世泰在洛川东南的石头镇会面。10月3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组成黄龙区行动委员会，以王震为书记，王世泰为副书记，统一指挥第二、第四纵队和黄龙山游击队的作战行动。王震和王世泰一起研究制定了开辟黄龙山区的行动计划，决定第二纵队先攻占石堡镇，尔后与第四纵队共同攻打韩城。同日，王震在给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说：“建议两纵主力攻占韩城，扫荡河防守敌，下一步，从九旅抽一个团，分散配合游击队，随军工作团，放手发动群众，两纵主力再移向耀（县）洛（川）线上作战。”

10月4日，第二纵队攻占洛川以东120里的石堡镇，随即向韩城进发。同时，第四纵队从洛川石头镇出发，经澄城、合阳向韩城开进。

韩城是黄河西岸的一个重镇，河东是黄河与汾河会流的三角地带，有禹门口、芝川镇等黄河渡口，是陕晋的交通要道。城内守敌为整编第90师第52旅第158团及该师野炮营两个连。10月9日，第二、第四纵队进抵韩城郊外，并攻占芝川镇。10月10日拂晓包围了县城，当晚即肃清外围据点，进行攻城，但因城墙坚厚，侦察不详，准备不充分，经一昼夜战斗未能攻下。这时，敌两个团正由合阳前来增援，已进至距离韩城不到一日行程的百良镇，第二、第四纵队遂决定改攻城为围城打援。

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是迅速的。就在第二、第四纵队调动兵力，准备围城打援时，韩城守敌却突然弃城突围而逃跑，第二、第四纵队即一面攻城，一面对逃敌发起追击，至10月11日上午，全歼敌整编第90师第53旅第158团及该师野炮营，缴获野炮6门，炮弹600余发。韩城遂告解放，禹门及芝川镇等黄河重要渡口，亦为第二、第四纵队控制。

10月13日，彭德怀就创建黄龙根据地的问题给王震、王世泰发出了一份电报：

王王同志：

你们目前的基本任务是，创造黄龙山根据地，用一切努力争取群众，缴获与没收物资中，应部分分给贫苦群众，要严格注意群众纪律，要发动部队做群众工作，进行社会调查，注意财主如何起家，如何剥削，如何压迫贫苦人民各种痛苦，将这些调查，有组织的汇报讨论加以分析，富者如何富，贫者如何贫？

（一）部队对地主阶级仇恨，使之了解到只有进行土地改革，贫苦农民才能翻身，只有经过指战员自己做群众工作，进行社会调查，才能提高部队阶级觉悟与自觉的群众纪律。

（二）应着重消灭地主武装，重点放在洛河以东，放在乡村，确有把握的条件下，夺取澄、合及其他城市。地方工作亦应有重点的去做，并应以主要力量放在偏僻统治较弱地区准备自己作战，安置伤病员在后方，不要把主要力量使用于城市，使用于交通要道。创造根据地不要采取堵口子或筑长城办法，此种易被敌人打破，一经再破，自己立即陷入被动，要从偏僻统治较弱的核心地区着手，要有重点的突破一处，取得经验，推及与影响其他，逐渐推广之。

（三）任何时候应从长期着想，要有艰苦奋斗准备，要作自力更生打算，不要靠外援，不要依靠别人帮助自己，要以自己如何尽可能帮助别人，经常以此教育自己部队。

（四）中央最近颁布人民野战军宣言口号，应进行普遍深入讨论，广为散发。

彭德怀

元申

韩城战斗后，对于下一步的作战行动，10月13日，王震、王世泰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目前胡（宗南）匪有如长蛇，首尾不能自应。建议集全力攻歼洛川、耀县线守备薄弱城镇之敌，准备野战中歼灭胡匪败疲之师。其条件：（1）该线粮食多（特别是洛东），群众及运输方便；（2）一二三旅残部补充的部队，战斗力弱；（3）洛（川）、宜（川）、耀（县）、同（官）敌人资财甚多；（4）敌冬装尚未北运，南撤时霜夜露宿高原山头，决难维持战斗力；（5）野炮即可使用两门，炮弹有七百多发，带二百发。如我野战军主力南下攻洛川，一部顺便打下宜川，则二、四两纵主力休息两天后（一部结合地方游击队，肃清反动武装，进行居民工作，准备粮食），相机于运动中打敌二十八旅，或消灭合阳之敌后，迅速转回袭占耀县或同官。”三天以后，10月16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震、王世泰的电报中说：“来电你们拟乘刘戡往返奔疲，我主力尚未暴露前夺取宜川，但不知把握如何？战斗开始后五至六天，刘戡援兵可能到。如有可靠把握，同意你们攻取宜川，否则适当分散在合阳、澄城以北广大地区，做群众工作，休整部队，究应如何，请自行酌定。”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王恩茂看到这一电报后，“很赞成后者，因为攻宜川之把握，现尚属未知之数，因为宜川敌情尚未查清”。10月17日14时，中央军委又给王震发来一份电报，指出：“如你们觉得打宜川确有把握，则以乘此时机打下宜川为好。宜川敌情望详查电告。”

宜川东近黄河，距黄河西岸仅20余公里，北与陕甘宁边区接壤，是敌长期封锁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堡垒。城内守敌为新编第9旅第27团、第61旅第182团（欠3营）、第90师野战营一个连及延长、宜川、固临等县地方武装，共3 000余人，由中将许用修统一指挥。守敌经过多年经营，城内外坚固的大小碉堡不计其数，铁丝网、交通壕密如蛛网。城西南的七郎山是敌主要阵地，与城北的老虎山、虎头山，东南的凤翅山形成鼎足之势，使之成为“模范城防”。

面对这样一座坚城，打不打宜川？当时在指挥员之间是有争议的。有的人考虑到部队已相当疲劳，伤亡大、减员多，有的连队只有二三十个人，最多的不超过四五十个人，因此，不同意打，王震则坚决主张打。他在召集第二纵队团以上干部开会时说：“多年来，敌人一直用重兵把守宜川。开始工事修得就多，以后每当换防新来一个部队，都将工事加固、扩大一遍。这样轮番扩大，轮番加固，把个宜川城从里到外搞得工事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大小碉堡，难以计数。至于那些外壕、铁丝网、鹿砦、峭壁，更是用心良苦，不断修整。还有雷区，敌人每换来一个部队，就埋上一批，至今到底埋了多少地雷，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敌人自以为枪弹充足，工事坚固，地势险要，我军会望而生畏，不敢来攻。可是，敌人有敌人的打算，我们不但不怕，恰恰相反，还要好好利用敌人的这种心理，给予狠狠打击，将他们全部消灭掉！”

针对宜川守敌部署和地形条件，王震、王世泰进行了作战部署：以独立第4旅攻击城西南的七郎山主阵地；以第359旅攻城北老虎山、虎头山；警卫第1、第3旅攻城东南凤翅山。

10月19日第四纵队主力包围了宜川城。王恩茂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王（震）司令始终未改变攻宜川计划，但我一直到今天认为攻宜川把握不够，守城敌人有三千多，而且并不是那样没有战斗力，有三个山头，工事比较坚固，敌刘戡所率七个半旅已到延安附近，还有增援可能，我们部队人数不太充实，受不起伤亡……”。[2]

王震把攻打宜川城的主攻方向选在城南及其以西地区，独立第4旅为主攻方向。可是，担任主攻任务的独4旅，临战前对攻打宜川在思想上还不通。团以上干部会开完了，旅长顿星云带领各团干部察看地形和敌情回来还说：“敌人工事这么复杂，硬打宜川，这不是主观主义吗？”旅政治委员杨秀山对打宜川也是不赞成的。

10月19日黄昏，王震来到了独4旅司令部。顿星云和杨秀山向他汇报敌情，并讲了他们的意见。杨秀山说：“这一仗不能打。我们部队减员很大，一个连队只有十几二十个人，最多的连队不过四十多人，攻击力量不足，敌人防御坚固，攻击费时。”

王震说：“还有什么问题，统统说一说。”杨秀山又说：“保卫陕北以来，部队减员很大，现在保存下来的人都是骨干。我担心，部队还没来得及整顿补充，接着就打这一仗，恐怕会大丧元气！”王震说：“这个我知道，你们可以把杂勤人员动员起来，把炊事员、通信员、马兵统统补充到连队去，打他个冲锋嘛！”杨秀山说：“敌人工事太坚固，一般的冲锋恐怕不行。”王震说：“我带两门野炮放在河滩里，专门打七郎山西南角，掩护你们。”

王震没有同意杨秀山的看法，也没有真正说服他。当晚，王震就在独4旅旅部住了下来，和杨秀山睡在一个炕上，反复做杨秀山的工作，并就如何打好这一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杨秀山完全被王震说服了。顿星云也对王震说：“我没有意见，保证打好。”

经过一天的准备，10月20日，王震、王世泰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王维舟发了一份电报，提出：“宜川守敌新九旅二十七团近二千人，雷匪一八二团五百余人，阎匪及两延（延长、延川）、宜（川）、固（关）保警队共一千人，总共三千余人，山炮三门，库存弹药五吨，工事颇坚固。（二）我巧（18日）晚进入战斗，皓（19日）天雨进行迫近作业，我决坚决歼灭此敌，争取有（25日）前解决战斗，请延长、固临动员担架五百付。”

10月20日晚开始攻打宜川城。第359旅第717团迅速消灭了老虎山南北坡圪塔之敌，扫清了敌对七郎山的侧射火力威胁；独立第4旅以一个连绕至七郎山敌阵地侧方陡崖下，秘密筑好攀登道路，潜伏在敌前沿阵地之前。10月21日拂晓，第二、第四纵队在炮火掩护下，向七郎山主阵地发起正面攻击，预伏之部队迅速攀登上去，出敌不意一举突破敌阵地，守敌顿时混乱起来，正面攻击的部队乘机突入阵地，消灭了守敌。王震、王世泰在这一天7时向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王维舟报告说：“我今日八时攻克宜川西南之七郎山，歼敌二十七团三个步兵营，一个重机枪连，一个重机枪排，缴获迫击炮弹、六○炮弹甚多，敌工事坚固，但我集中火力兵力，动作勇猛迅速，一举冲锋成功，伤亡八十多人。凤翅山亦已为我攻下，宜城三面均在我火力压制之下，决今日午后二点登城，确有把握成功。”

虎头山、凤翅山守敌见七郎山已被攻占，顷刻动摇。第359旅及警备第1旅当即发起冲击，守敌弃阵溃逃，城内守敌亦向东北方向突围，第二、第四纵队各部奋起追击、堵击，将敌全歼，解放了宜川县城。这次战斗，俘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县长徐沛（少将）、新编第9旅第27团上校团长彭友明，全歼新编第9旅第27团、第61旅第182团（欠3营），共毙伤俘敌3 300余人，并缴获山、野炮4门，各种弹药100多吨。

10月21日9时，中央军委在给王震、王世泰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庆祝你们连续攻克韩城、宜川的胜利，占领小船窝、铁索桥，向东撤退物资甚妥，望先派队掩护，并警戒吉县之敌。请贺、习即令吕梁军区派队接运。估计敌九十师知宜川失守后，可能不再前进，钟松亦可能折回合阳或径退韩城，亦可能转往洛川。你们除游击警戒九十师外，主力应集结备战，俟查明情况，如钟松之二十八旅好打，即可奔往歼击之。”王震、王世泰于当天21时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宜川西南有七郎山，北有虎头山，东南有凤翅山，环抱宜城，形势险峻，曾为李文、钟松、阎锡山多年筑城之坚固反共堡垒，伏碉成群，山之周围均劈成绝壁要险，以孔道构成交通网，几乎将山完全挖空。我军在猛烈炮火轰击下（韩城解放之炮手英勇），战士奋勇进行逐堡及孔道战中，前仆后继，于昨晚今晨将敌全部消灭，无一漏网。四旅十三团战斗可为模范。”这一天，王恩茂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原想宜川打不下，今日中午将宜川打下了，心甚愉快。王司令始终未改变攻宜川决心，这是很好很对的。”

10月22日，董钊亲率五个旅，由延安、甘泉地区向宜川增援。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于10月23日主动撤出宜川。第四纵队转至固临地区休整，第二纵队转运缴获的弹药物资，由圪针滩东渡黄河去晋南休整。一直在独4旅随军采访的新华社记者、作家杜鹏程也在10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次战斗真是冒险，当初许多指挥员听到敌人众多、力量不弱就有点犹豫，但王胡子（王震）叫坚决打，果然打开了县城，俘敌人三千余，而我军全部兵力也不过三千余。以兵力对比来说，这一战斗是一次不寻常的胜利。旅长和杨政委说：‘这是王胡子的洪福，我们的战功。’究其原因，主要是事先准备工作好，各部指战员勇敢作战得来的。”[3]

在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南下黄龙山区作战的同时，留在陕北内线的西北野战军主力也对守备延长、延川、清涧地区的胡宗南部展开攻击，使内外线互相配合。

在胡宗南的命令下，董钊、刘戡率部一直在南撤。当9月20日撤至延安地区时，作为延安外围据点的绥德、子长、清涧至延长的100多公里交通线上，只有廖昂的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及第165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守备。

这时，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延长、延川之间的文安驿、金沙镇地区休整了十天，补充了兵员，整顿了纪律，并针对各自的具体任务进行了战术训练。10月1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延安四周的胡宗南部，先后攻克了延川、延长两城，全歼守敌两个营。10月2日1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

彭：

两延得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并考虑歼灭邓（宝珊）左（世允）。

军委

二日十二时

清涧城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以南。它四面环山，是延榆公路的必经之地，为北上绥德、榆林，南下延安、西安的交通要冲。清涧河自北夹城东、西在城南会合，向西南流去。城东北部依托九里山支脉山麓，城西笔架山（又称耙子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城东、西屏障，城墙一半建在沟底，一半建在东山的山腰上，地势险要。守敌在城周围筑有大小碉堡52个，以交通壕相连，并设有鹿砦、铁丝网、地雷等大量障碍物，面积达80平方公里，并以城东北的制高点为核心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和炮兵阵地，企图凭险固守。

防守清涧城的是胡宗南部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早在7月中旬就曾和参谋长刘学超、旅长张新谈道：“清涧、瓦窑堡两地虽然重要，但守备兵力均不多，只有防御兵力而无机动兵力，一旦解放军进攻，只能招架，难以还手，且两地相距60里，平时小部队不能自由往来，仅靠无线电互相联络，战时更难互相应援。同时，两地距延安均远，对延安既不能起外围支撑的作用，如发生战斗，由延安派队增援亦不易，与其如此，不如撤出清涧、瓦窑堡两地，巩固延安近郊外围据点。”他将这种意见电告胡宗南，但胡宗南没有理睬。

廖昂虽为一介武夫，却颇有“儒雅之风”。自接防清涧后，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清涧城内的王翰林家藏古书中，“整理”一部四库全书影印珍本及其他大量古书珍品，满载两大卡车，由士兵武装押运西安，转运回四川老家去了。二是在城内的坚固工事中，终日利用扑克牌过五关，或利用牌九预测未来吉凶祸福等等。

就在中央军委于10月2日给彭德怀发出电报的同一天，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

军委，并贺习：

清涧敌有七十六师直、炮兵营、辎重营（东〔1日〕在三十里铺消灭两个连，余被逃入清涧）、特务营、二十四旅直、七十团，惟四三○团改为七十一团，是否在清城，或他调不明。查明该团位置后，才能决定攻清涧与否。如该团确在清城，即有六千余人，攻不易克，拟佯攻清涧，引敌北援，好打则打援；不好打，待敌深入，争取时间补充棉衣、新兵南进，直取渭水以北。如四三○团确已他调，延安一部主力南撤情况下，则决心攻夺清涧。如粮食得到解决，亦可先攻瓦市（该城七十二团两个营），后取清涧。须今明两日弄清敌情，粮草有着，才能最后决定。有何指示，盼告。

彭

冬辰

当日20时，毛泽东在复电中指出：“（一）据我们所得情报，四三○团已随九十师南去，清涧确实情况及工事配备可用包围试攻方法了解之，如有希望则坚决攻取，否则可临时停止；（二）清、瓦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三）以一部附电台迫近延安侦察，如敌增援则加阻击，取得时间。”

彭德怀于10月3日在延川县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研究攻打清涧的部署。第二天，下达了攻打清涧城的命令：“我必须坚决夺取清涧城。”他指出，收复清涧是收复瓦窑堡和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必须坚决夺取清涧城。由于清涧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我们攻打清涧城时，延安附近的敌人势必来援，绥德、子长之敌亦有向清涧集中的可能。接着，他作了作战部署：以第一、第三纵队围攻清涧城；以河水为战斗界线，第一纵队在河水以西，第三纵队在河水以东。首先肃清城外之敌，攻击城垣时，城东西门线以北，属第一纵队，以南属第三纵队。以新编第4旅进至青化砭、甘谷驿以北地区，准备阻击延安可能来援之敌；以教导旅进至清涧以北九里山，切断清涧与绥德敌之联系，准备抗击从绥德方向的来援之敌；以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监视和围困子长之敌，并相机歼灭之。他要求第一、第三两纵队按上述地区分别详细侦察，排、连以上干部，均须看好地形、工事，具体分配各旅、团、营战斗任务。各旅、团须详细研究攻击办法，分别传达营、连、排、班及战斗人员，组织讨论，提高信心。火力阵地、通信联络、爆炸器材、云梯以及必要的土工作业，均须充分准备。尤其是爆炸与手榴弹，白刃扑搏，夜间动作，成为此次攻夺清涧主要手段。一切准备，须在5号16时以前全部完成。

10月4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纵队完成了对清涧城的包围。根据清涧是座石头城，守敌纵深配备并有相当强的工事，彭德怀要求部队必须准备数日的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发扬高度勇敢、坚决、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据点，事先要有充分准备，不草率从事，不放过每一战机，隐蔽运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割裂敌人阵地，各个包围歼灭。各部队必须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争取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歼灭守敌。

一切都准备好了。10月6日，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发出了电报：

军委，并贺习：

（一）清涧敌守兵工事不弱于蟠龙，我大部已有相当充分准备，班排以上干部均看好了地形，讨论攻击办法，均有信心。因天雨、时间关系，小部准备仍不充分，不便延迟，决于六日黄昏攻击，估计三天可得手。（二）一、三两纵东西夹攻，教旅位置于二十里铺、骆驼铺，打绥德南援之敌及清涧北退之敌；新四旅一个团、主力在河家山岔，一个营在拐峁东北，阻敌援军，争取时间；旅直及另一个团，于清涧南三十里铺。（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德、榆林），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队取绥德，得手后即北取榆林，不知粮食有无办法，请贺习考虑。

彭

十月六日午时

10月6日黄昏，秋雨绵绵，攻击清涧城的作战开始了。战至10月7日，第一、第三纵队已攻克清涧城外围据点十余处。

10月8日24时，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如绥德敌没有动，可使用教（导）、新（4）两旅于西南方向阻击一师、九十师，争取数天时间，歼灭廖昂。”

西北野战军主力攻击清涧城，廖昂极为恐慌，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接到求救电报后，一时还不相信西北野战军的主攻目标会是清涧。因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在外线的作战行动，一直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吸引在延安方向上。因此，他在给廖昂的电报中说：“据侦察清涧外围仅有敌一旅之众，并非主力，着再详查具报。”

廖昂又向胡宗南提出，将守备绥德的第165旅及守备瓦窑堡的第72团，调至清涧加强防御，胡宗南仍然没有同意，他复电给廖昂说：围城打援是“共军”惯用之策，如第165旅及第72团脱离既设阵地，驰援清涧，这两部兵力不多又各分离，恐清涧之围未解，反使该两部陷于不利。于中，胡宗南仍命令廖昂按照现态势固守清涧。

廖昂和参谋长刘学超看了胡宗南的来电，想到连日来不断报告情况，而胡宗南迄今仍不相信，感到非常气愤。他俩商量后又给胡宗南发了一份电报，除说明攻清涧确系“共军”主力以外，还在电报的末尾写道：“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

廖昂心里有数，一个“死”当然是吓不住胡宗南的，能吓住胡宗南的是一个“降”了。果然，胡宗南接到廖昂的这一电报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便慌忙于10月7日复电：“已饬刘戡军长率5个旅来援。”10月8日，他命令刘戡率领整编第1师2个旅、整编第90师2个旅、整编第27师第47旅、整编第76师第144旅第430团共5个半旅，由延安增援清涧，并派出飞机助战。

西北野战军得知刘戡出援后，除调新编第4旅第16团及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进至永坪、曲思教及其以东抗击援敌外，命令第一、第三纵队继续加紧攻击清涧城。

10月9日，刘戡率援军进至永坪。永坪距清涧不到30公里，仅一日行程。刘戡一旦赶来，与清涧城内的廖昂部里应外合，攻城便将前功尽弃。此时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尚未完全肃清外围据点，尤其是瞰制全城的城西险要高地笔架山尚未夺取，对攻城部队威胁很大。

笔架山，当地老乡称它为“耙子山”，周围为数丈深的陡崖峭壁，加上敌人多次进行人工切削，攀登极为困难。担任主攻笔架山的第一纵队第358旅和独立第1旅第2团，由于受地形限制，火炮难以直接射击，爆破又不能接近，加之开始时选择目标不准确，因而数次攻击均未奏效。如不及时拿下这个屏障清涧城的山峰，必将影响夺取清涧的战斗。

彭德怀打电话给第一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说：“你要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贺炳炎感到攻击部队伤亡太大，有困难。两人在电话中“顶”了起来。

放下电话后，彭德怀立即带着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直奔第358旅指挥所，同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到攻打笔架山的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敌火力分布点。彭德怀站在一条横向的堑壕里观察，这里经常受到敌人火力袭击，机枪都可以打到。余秋里说：“彭总，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吧！”彭德怀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黄新亭、余秋里见时间长了要出危险，只得上前把他硬架了下来。刚离开，一梭子弹就打在刚才站的位置上。彭德怀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4]

10月9日，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报告了作战情况：

军委，并贺习：

（一）昨晚攻击，共夺碉堡八个，俘敌二百余，敌伤亡超过此数，城外尚有重要碉堡六个，今天可攻克。只要能逼城，再有两三天，即能夺取清涧城，消灭七十六师。（二）援捕先头齐（8日）黄昏已抵青化砭后尾，拐峁发现兵力一军及四三○团。（三）以新四旅之七七一团主力，在永坪、贺家渠线阻敌一个营，在何家岔、青化砭阻敌，并以警区四、六团（缺一营）在永坪南北阻敌，待城外碉堡得手后，即以新四旅主力佳（9日）晚转至三十里铺以西高家渠、刘家渠地区，布防阻敌。如挡不住，即解围清涧，隐蔽主力，拟以教旅一部佯攻绥德，诱敌深入，再另寻机歼敌。

彭德怀

佳九时

16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估计刘戡在无阻碍条件下也要十一日上午才能到清涧附近，如果我用新四旅及四、六两团于远距离阻击，又用教导旅于近距离阻击，则可能使刘戡再要一天甚至两三天才能到清涧附近，可以取得歼灭廖昂的时间。”

10月10日拂晓后，彭德怀调整了攻击笔架山的作战部署，攻击部队集中组织了攻击火力，随着敌阵地被攻占，火炮前推，在准确火力支援下，以对壕作业发起了强攻。第358旅第716团先攻克靠南的四个小碉堡，接着独立第1旅第2团攻克了靠北的大碉堡，上午10时一举夺取了笔架山，控制了清涧城的制高点。

听说攻下笔架山，彭德怀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打电话给黄新亭说：“你们应该嘉奖攻山的部队。”黄新亭也很兴奋：“谢谢司令员的褒奖！”

彭德怀又加一码：“一鼓作气，今夜就攻城！”

“是！”胜利给黄新亭带来更大的信心。

笔架山失守，廖昂更为慌张。这时清涧城内粮食和弹药都已困难了，胡宗南命令西安派飞机往清涧城内空投了20个降落伞，上面装着廖昂急需的粮食和弹药。但因敌防御地区极狭窄，廖昂只收到8个。

援兵无望，粮弹告罄，廖昂急得整天躲在清涧城内坚固的窑洞中坐立不安。

正在这时，廖昂收到了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劝他放下武器投降的一封信，这是由西北野战军放回的一个俘虏带给廖昂的。第24旅旅长张新看见这封信后，便力劝廖昂接受。廖昂没有同意，说：“那怎么可以？！”参谋长刘学超转向张新说：“你是师长的部下，我是僚属，师长决心如何办，我们就如何办吧！”廖昂迟疑了一下，说：“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

当天下午，廖昂命令刘学超用报话机与延安指挥所联络，询问援军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援军先头部队已接近清涧西南高地。

不多时，西南方向果然有联络号音传来。廖昂高兴万分，立即派人前去联络接应。结果，派出的人遭到西北野战军的猛烈射击，负伤而归。廖昂急盼的援军，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一时的兴奋，又成泡影。

刘戡率领的增援部队是正在继续向清涧前进。但是，一路上不断遭到西北野战军教导旅主力和新编第4旅的抗击，使援军在七甲里、下石堂、曲思教一线止步不前。

根据刘戡援军的前进速度，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加紧作好准备，准备于10日下午4时攻打清涧城。后来，为了准备得更加充分，彭德怀又把攻城的时间推迟到10日晚9时发起，争取11日拂晓前解决战斗。他对部队说：“绝不能功亏一篑！要在敌援军到达前攻下清涧，活捉廖昂！”

10月10日晚，西北野战军对清涧城又发起猛攻。张新又劝廖昂放下武器，廖昂未置可否。这时，第一纵队消灭了北门外的敌地堡，攻占了制高点，并利用爆破作业越过了外壕，进入攻击位置。接着，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第5团在火力掩护下，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了城东门，一个营又两个连的兵力攻入了城内，遭到城内守敌的猛烈的反冲击。突入城内的部队，因团指挥所未能及时跟进指挥，加之攻城部队缺乏密切协同，进展受阻，但坚持守住了已得阵地。直到第二梯队加入战斗，才打退敌人的反冲击，并乘胜向纵深发展。

10月11日拂晓，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与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第15团密切配合，爆破清涧城北门成功，并冲入城内，与守敌展开激烈巷战。至晨6时，守敌在我笔架山火力瞰制下，经南北夹击，终被全歼。

此时，刘戡所率援军在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的顽强抗击下，还在20公里之外，对整编第76师被歼也只能束手无策。

清涧一战，西北野战军歼敌整编第76师师部、第24旅旅部、第70团（欠2营）、第72团2营、第12旅第35团第2营等共8 000余人，俘中将师长廖昂、少将旅长张新等以下6 600余人。张新被俘后说道：“好马不吃回头草，寄语‘胡先生’，从此别矣！”不过，张新并未从此与胡宗南诀别，后来，他奉中共中央之命，到汉中说降胡宗南，总算又见过胡宗南一面，这是后话了。

又矮又胖的廖昂，是在城西北的关帝庙炉灶房中被活捉的。廖昂被俘后，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彭德怀找他谈话时，廖昂埋怨胡宗南指挥不当，说：“清涧工事虽多而坚固，但胡宗南竟拿我一个整编师部和一个旅部来守据点，简直是和我开玩笑。”彭德怀对廖昂说：“你们的失败主要并非指挥问题，而是由于你们进行的是反人民战争，士兵厌战，人民反对你们。”谈话后，彭德怀还留廖昂吃饭。当警卫员端来了一盆面条时，廖昂惊讶地说：“副总司令太艰苦了。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彭德怀沉下脸，说：“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的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5]

[1]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　《王恩茂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4]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5]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第12章　二攻榆林失利

毛泽东总结西北战场经验——中央军委的三个作战方案——胡宗南榆林抽兵——北上再攻榆林——榆林守敌退守城内——攻打榆林外围——强攻榆林失利——邓宝珊搬援兵——宁马出兵援榆林——坑道爆破攻城又失利——攻城与打援的思考——打北路援敌——转打西路宁马援敌——元大滩战斗——宁马的脱身计——撤围榆林城——宁马援兵西撤宁夏——追击西撤之敌——挺进三边——放弃北线计划

西北野战军内外作战取得胜利以后，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令毛泽东十分高兴。10月11日，他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的通报，指出：

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1]

对于西北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早在清涧作战开始后不久，彭德怀就曾进行了考虑。1947年10月6日，他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说：“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德、榆林），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队取绥德，得手后即北取榆林”。

10月11日10时，清涧作战取得胜利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和张宗逊的电报：

彭张：

我已歼灭廖昂，刘戡所率五个旅及一个团，只有一个旅粮食可吃至明日，其余灰（10日）即已无粮全靠空投。在此情况下，如清涧城周围堡垒工事可资利用，地形又险要可守，请考虑以教、新两个旅中之一个部署固守，主力撤至附近休息，看形势能守几天即可守几天（守一二天也好），目的是利用我之胜利与敌之被动、沮丧，吸引敌人攻我阵地而杀伤消耗之，假如敌攻我阵地三四天（以教、新两旅换班守备），而我能屹立不动，敌人消耗甚大，主力又已恢复疲劳，则可在清涧城外举行反突击，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的，假如此种反突击又告成功，则可扩大战果，再歼其一部。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军委

十一日十时

当日15时，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已令阻敌各兵团于真（11日）黄昏脱离敌人。新、教两旅隐蔽集结十里铺至三十里铺（清涧南）线以东地区；三纵隐蔽集结于清涧东之大小岔线；一纵隐蔽集结折家坪（清涧西北）附近地区。让援敌进入清涧空城，我处外围，断敌交通，逼敌空运，取得休息时间，避免消耗，行动可南北，比较自由。似此策较拒敌于城外有利，不知妥否。”10月12日15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部署甚妥。刘戡开石咀驿，接绥德敌南退，瓦市之敌亦可能退走。我军休息数日，恢复疲劳后有三个方案：（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其一、二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配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部）、宜（川）、同（官）。以上三个方案何者为宜，请考虑电告。”

这时，胡宗南调整了在陕北的军事部署：整编第1军南调，整编第29军军部位于延安，以整编第17、第27师、第38师第55旅及第76师残部，分散守备延安、甘泉以及富县地区。榆林守敌第28旅徐保部已空运西安，邓宝珊手中只有第22军军部、第86师、新编第11旅及陕西保安第5团，共9 000余人守备榆林孤城。

西北野战军经过权衡南北敌情，认为延安驻着何文鼎整编第17师，南进夺取延安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决定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第二个方案，北上再攻榆林，消灭邓宝珊部第22军，夺取榆林、神木、府谷，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解除南下作战的后顾之忧。彭德怀估计，这时打榆林，“马军（宁夏马鸿逵部）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2]。西北野战军就下定了再打榆林的决心。

10月13日11时，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说：“全体同意打榆（林）、神（木）方案，夺取两城，巩固后方，主力可得物资、人力补充。”为求得攻城全胜，“提议主力不南进渭北，暂让两王（王震、王世泰）一万二千人进行游击战。如同意，请贺（龙）习（仲勋）准备粮草，全军休息五天，十八日北进”。同一天16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复电中指出：“同意集中六个旅北上打榆（林）、神（木），行动时间，须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为有利。如刘戡在现地徘徊，则似宜先打宜川引其南退，然后打榆、神。”10月14日16时，彭德怀、张宗逊致电所属各部队并报中央军委：“野战军主力以夺取榆（林）、神（木）之目的，十八日由现地出发，二十日集结绥德城附近。”同日22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十八日全军北上很好。”

10月22日、24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4、第6团，按照预定计划先后由绥德地区向榆林开进。其中，第一纵队取道无定河西岸，从下盐湾、西岔北渡无定河，截断赵庄、三岔湾、刘官寨一线敌新编第11旅第1团的退路后，主力经归德堡以东向韦家楼、花月沟、三岔湾攻击前进，并于10月27日拂晓分别围歼上述各点之敌，迅速逼近榆林城南；第三纵队经米脂、石窑坪开进，在围歼殿皇峁、长乐堡及其附近之敌后，主力逼近榆林城北；第六纵队于10月25日经石窑坪、漩水湾隐蔽集结于赵家峁附近，27日拂晓以一部包围青云山之敌，主力逼近榆林城东。

邓宝珊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由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北进榆林的确实消息后，对榆林守城兵力作了重新安排和部署，决定坚守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靠城的解宅两个据点，城外据点一律放弃。10月25日，当发现西北野战军大部队集结于旧寨、鱼河堡、归德堡之线后，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第22军军部急忙采取措施，部署防务。由于此时，邓宝珊已离开榆林，去了北平，遂由第22军军长左世允、第86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等组成临时指挥所，徐之佳为城防总指挥，统一指挥驻榆林部队。新编第11旅第1团团长王永清指挥该团和军辎重营防守西城，新编第11旅第2团团长石佩玖指挥该团和旅直属部队防守南城，以上两部统归新编第11旅旅长于浚都指挥。陕北警备司令张之因指挥军特务营机枪连、军补充营、师炮兵营、旅工兵连、新编第11旅第1团第1营和陕北保安第5团一部防守北城（包括北关解宅据点）。第86师副师长张云衢指挥新补充起来的第256团补充营防守东城。城南凌霄塔高地由第86师第257团（团长高凌云）担任防守，归指挥所直接指挥。

10月27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三天激战，至10月30日，除城南三义庙、凌霄塔两个坚固据点外，全部扫清了归德堡、三岔湾、五里墩、九一八高地、青云寺、金刚寺、无量殿、长乐堡、红石峡等榆林城外围据点之敌，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城南的五里墩、西沙梁，轰击榆林机场，并击毁了正在跑道中滑行的敌运输机一架。

战斗正激烈时，10月29日，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进抵榆林城东南的韩家畔。

10月30日17时，第一纵队第358旅第714团、独立第1旅第2、第3团及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第771团，又分别对三义庙、凌霄塔据点发起步炮协同的攻击，而且在其他方向，特别是北城发起猛攻，10月31日拂晓攻占了三义庙。31日15时，全部占领南关楼、凌霄塔敌阵地，守敌第257团被歼过半，残部溃逃城内。

11月1日黄昏，西北野战军按预定部署，利用三义庙、凌霄塔两个重要阵地，集中火力对榆林城发起第一次强攻。第一纵队在城南主攻，第六纵队在城东南主攻，第三纵队向城东及城北助攻。由于驻守榆林之敌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攻打榆林之后，加强和改进了榆林城防御设施，增加了一大批暗藏火力点，这种新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事先侦察不够，守敌很多火力点没有发现，数次冲击都受到敌侧射火力的阻击。

在这种情况下，西北野战军的广大指战员们发扬了英勇奋战的精神，步兵们在火力掩护下，抬着长长的云梯，试图竖云梯强行登城。云梯如同刺向城垣的利剑，一直冲到城根，一声吆喝，如同春笋般竖立起来。战士提枪攀上梯子，首尾相接，川流不息。但遗憾的是，虽经多次组织，因压制火力太弱，不能有效压制敌火力，加上所带云梯的长度又不够，几次竖梯都被敌人从城墙上甩下的手榴弹炸毁。有的云梯长度够了，但敌人在城墙上占据着有利位置，他们用刀砍、枪刺、推翻云梯的办法，致使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登城未能成功。

11月2日薄暮中，西北野战军又以山炮开始从城东南方向轰击。深夜1时左右，城墙一角坍塌，火光硝烟中，攻城战士如潮水般涌进缺口，但遇到敌疯狂的反击，20余架云梯被夺走，攻城部队人员遭受到重大伤亡。战至11月3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又以炮火猛轰北城，并突进北关守敌的解宅阵地。但由于指挥防守该阵地的敌团长张伟如，亲自来到阵地，沉着指挥，适时调兵支援，指挥守敌手挥大刀砍杀，迫使突入城内的西北野战军部队又退出城外。

敌第22军军长左世允见胡宗南、马鸿逵的援军迟迟不来，远水不解近渴，为增强守榆林城的力量，便急调驻府谷、神木的第258团（欠第3营）及补训营，由团长杨钟璜率领，以急行军的速度迅速向榆林城靠拢。

第258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但行至三道河子时，遭到第三纵队的阻击，团长杨仲璜被打断一条腿。由于第一纵队第716团一个营的警戒疏忽，动作迟缓，致使敌增援部队突破西北野战军榆溪河警戒线，全团于深夜悄悄地接近榆林边墙。11月3日凌晨4点左右，榆林城守敌除以火力支援外，立即由城北派出部队出击，以接应第258团，致使这个团的主力大部窜入榆林城内。

敌第358团进了榆林城后，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但西北野战军攻城仍无大的进展。

榆林战事紧张，邓宝珊在北平坐不住了。他先接到左世允的告急电报，后又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他赴张家口计议榆林战事。邓宝珊立即赶赴张家口，面见傅作义。傅作义当时任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是邓宝珊的上司。胡宗南当时已自顾不暇，无力增援榆林。傅作义本身的察绥防线又过长，也抽不出太多的兵力增援榆林。如空运美式装备的交警队前去增援，因榆林机场已失，也不可能了。最后，傅作义决定他本人亲飞宁夏，请求马鸿逵派兵援救榆林，同时派第35军暂编第17师副师长梁泮池与邓宝珊一起，率领绥远援兵一个加强团约6 000多人，乘汽车从包头出发，向榆林开进。当车队行抵扎克萨旗时，得知凌霄塔陷落，邓宝珊心急如焚。他让部队将所乘的30多辆汽车，改换番号，开到十八台和大小保当之间，忽东忽西地四处活动，借以造成大军驰援的浩大声势。

在蒋介石严令和傅作义当面请求下，马鸿逵从维护自己势力范围出发，又见有利可图，遂决定派兵增援榆林。11月6日，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辖暂编第9旅、168旅）、骑兵第10旅、宁夏保安第1总队（辖第4、6团）共约3.5万人，组成“宁夏援榆兵团”，在马鸿逵的儿子、整编第18师师长马敦靖的亲自指挥下，从定边、盐边地区出发，东进增援榆林。

马鸿逵援军出发后，11月7日1时，傅作义在由宁夏飞返途中，又亲临榆林上空巡视，并从飞机上投下一封亲笔慰问信，信中写道：“援军已到，正计划包围匪军。我们不仅要保卫榆林，并要将匪歼灭。此次榆林军民英勇坚决，固守名城，作义谨向诸君致深切慰问，并祝成功。”[3]

敌援兵不断赶来。无疑，这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在心理上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彭德怀最担心城内的第22军得到援助，因为攻城本来就很棘手。彭德怀急忙命令正在扎东搞粮的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赴三道河子，严密注视邓宝珊的行动，命令贺炳炎、罗元发加快攻占榆林城的准备工作。

西北野战军采用云梯进攻榆林城失败后，彭德怀对敌人增援情况进行了分析，下令停止了对榆林的强攻，改用坑道作业，准备以坑道爆破手段攻城。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的指战员们为了争取早日爆破攻城成功，冒着枪林弹雨，坚持坑道作业。榆林城守敌不时派小部队出击，以干扰坑壕作业进展的速度，但均未取得效果。彭德怀指示说：“命令部队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装药位置准确。”至11月8日上午，城东南魁星楼附近一条长60米和另一条长达120米的坑道工程完成了。彭德怀根据部队坑道作业准备的检查报告，决定当晚进行爆破攻城。

11月8日晚23时，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城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轰”、“轰”的爆破声震天动地，一直传到西北野战军指挥部。彭德怀亲自抓起电话，询问爆破攻城的情况：“爆炸位置准不准？炸开多大的口子？突击部队上去了没有？是哪个部队上去的？上去了多少人？”最后，彭德怀对前线的指挥员说了声“你们要亲自到前面去，赶快把情况搞清楚”后，便把电话听筒放下了。这时的彭德怀紧锁着双眉，背操两手，不停地在窑洞里来回走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详细报告。

没过多久，电话铃响了。第一纵队报告说：独1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墙上炸开了一道约20米宽的口子。攻城部队本来是可以从这个缺口突入城内的，但“由于没有领导干部掌握突破口情况，攻城的第一梯队未能乘爆破瞬间发起攻击，到发觉的确炸开了缺口，要发起冲击时，敌人已用火力网封锁了缺口”。[4]新4旅爆炸的另一个坑道，由于测量不准，挖到榆林城外三四米处就爆破了，结果城墙完好无损，等于放了一个空炮。第二次强攻榆林城又告失败了。

彭德怀对这次坑道爆破攻城失利虽不满意，但他尽量克制自己，他在电话里面对部队的指挥员说：“攻城的炸药，是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从一二千里之外，人背马驮辛辛苦苦运来的，我们辜负了友邻部队的支援。要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和总结这次经验教训。”[5]

正当西北野战军在总结第一次坑道爆破攻城失败的教训，抓紧时间继续挖掘坑道，准备再次爆破攻城的时候，由于敌各路援军正在扑向榆林，促使西北野战军不能不考虑攻城与打援的关系问题。早在11月2日，中央军委就及时把邓宝珊援兵的情况通知彭德怀、张宗逊：“邓宝珊东（1日）晚抵扎萨克，据称援兵陆续赶到，你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主力兵团准备打邓援兵，务不使入城。”11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又指出：“（一）邓宝珊所率绥远援兵，据说是十七师及一个炮兵团，查十七师辖三个团，原属暂三军，现属三十五军，战力似不甚强。所谓炮兵团估计是一个炮兵连至多是一个营，以上各部本日由扎萨克出发，六日或七日可迫近榆城，你们须准备于六、七两日歼灭该敌。（二）所谓西安空运至扎萨克援军尚待证实，估计不超过一个团。（三）马（鸿逵）部先头两个骑兵团约二千人马及暂九旅三个团，明五日分由定边、安边出发，九日或十日可能到达榆城附近，马部一六八旅踞一日行程跟进。（四）如你们能于八日以前歼灭援军，则可于十日以后再打马部。你们应将重心放在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11月5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指出：“如十个团打邓（宝珊），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灰（10日）以前取得打邓（宝珊）、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用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鸿逵），然后攻城，究应如何，望酌情处理。”同时指出：“请考虑调王世泰纵队由延长取捷径，以六至七天行程到达横山地区，打马（鸿逵）部后路。”11月6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又指出：“除集中必要兵力准备打邓（宝珊）外，攻城坑道准备以充分完成为宜，只要灰（10日）以前能克城，即为有利。”

彭德怀、张宗逊在第一次强攻榆林城不克的情况下，已于11月6日命令王世泰率第四纵队进至横山附近，准备协同西北野战军主力消灭宁夏马鸿逵部，后于11月9日电告中央军委：“（一）昨晚爆城，因距离测量不确，爆炸孔尚离城三步，炸药已无，不能再炸。因城高，地形开阔，爬城无把握。二十天至一月后天气寒冷，榆城再难攻。晋绥可否再筹四五千斤炸药，备击溃援军后再攻城。（二）三个纵队均集结榆城周围，待北西两路援军进至距榆城一天行程内，集主力首先击破一路，再捕他路。”中央军委同意这一部署，并“望精心准备打援兵一路”。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11月10日先后接到情报，说邓宝珊带领的暂编第17师已抵五道河子、孟家湾一带。11月11日12时，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对敌援军先打何部，日内即须决定，邓宝珊在扎萨克未动，所谓十七师及西安空运部队似均虚张声势，至多不过三五千人，在十八师接近榆城之前，该部亦不敢迫近榆城，十八师则有于十四日接近榆城可能，因此，我军似宜确定打十八师，先歼其一个旅，再歼余部。”

接到中央军委电报以后，彭德怀虽然作出了除以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城守敌外，集中主力先打敌人的援兵的决定，但是，先打的却是北路的敌援兵。

11月11日，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北进，准备先打从北路来的敌暂编17师。经当日中午再次侦察，发现敌暂编17师前进缓慢，距离榆林尚远，而西路宁夏马鸿逵部援军已进至那泥河及其以东地区，并正在继续东进。于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又于11月12日黄昏西移，向榆林西南约30公里的元大滩地区开进，准备打击敌援兵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部队由于经过再次攻城和北上打援已较疲劳，兵员也不充实，现再由北折向西，而且元大滩地处沙漠，部队疲劳加重。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其困难是很大的。

这一次，宁马出兵那么多增援榆林，这对于一个一向保存实力的土皇帝马鸿逵来说，完全出乎其部下的意料。马敦静在集结地说：“与其坐以待毙，莫若死中求生。”马鸿逵出兵增援榆林，是在“增强三边防务”的掩蔽下悄悄进行的。部队从定边、盐池集中地出发后，行至第六天时，飞机空投下蒋介石致马敦静的一封亲笔信，信中除对马部抚慰外，还说：“此次援榆，关系西北全局和贤世侄父子前途，希加速进军。”

快到榆林时，马敦静向固守在榆林城内的左世允发出了一份电报，询榆林城内的情况和进往榆林的便利路线，并希望城内派部队迎接，决定经元大滩、芹河沟，过西河至榆林。不久，左世允回电说：“战况虽趋缓和，但共军仍兵临城下，榆林守军尚感不足，实无迎接之力。我们以大张出击之势，牵制共军，以迎贵军。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实不堪贵军一击。共军主力位置于城东和城南两方面，榆溪河以西也有大部队。惟城北方面兵力薄弱，贵军从城北方面突进榆林较为容易。如从芹河沟之路突进，将共军压迫于西河方面，内外夹击，奏功更伟。即请电告，以便策应。”马敦静看完电报，对左世允大为不满，说：“他们已叫共产党吓破胆了，我们自己干吧！进不去榆林，就回宁夏。”

西北野战军主力转移到元大滩后，一部在元大滩东北，大部在元大滩东南。

元大滩位于榆林西南约60里处。11月13日中午，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58旅第714、第715团，在元大滩附近与东进的宁马援军先头部队遭遇，击退敌数次冲击，形成对峙状态。马敦静误认为所遇为西北野战军少数抗击部队，企图夺路增援榆林。11月14日上午，宁马增援榆林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向第一纵队第358旅阵地发起冲击。第358旅因缺乏沙漠作战经验，兵力未展开，致使第715团第1营伤亡较大，但仍坚守阵地，击退了敌军冲击。14日14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第二纵队副司令员郭鹏的电报中说：“本日黄昏决向元大滩、赵家峁、兔拉滩、套套滩之敌总攻。我步二团现到何处，应向三马路之白成滩截断敌人归路，并注意四马路侦察，如发现敌经四马路西退时，应即向该路截击。”14日17时，西北野战军仍按预定作战计划攻击元大滩之敌，激烈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夜，但是，效果并不理想。11月15日9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暂九旅三个团附保安二团，于元大滩附近，寒（14日）黄昏，删（15日）拂晓，我集三个纵队，从东、南、北三面猛攻，均未动，仅俘虏三百人。除马（鸿逵）军装备有改善，战力较前稍有加强外，主要原因部队有些疲劳，不充实，突击力较清涧战斗时减弱。以目前情况，敌逐步筑工，逐步撤退，消灭敌人战略建制较难。”

元大滩战斗至11月15日中午，马鸿逵增援榆林的部队“全部击退，敌伤亡千余，被俘二百余”，马敦静只好率部向西逃去。15日17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世泰等的电报中说：“敌为避免消灭，节节筑工交替西撤。野战军主力为继续夺取榆林，巩固北线，追击任务，便由四纵及三边兵团，统由王世泰、阎揆要同志指挥，继续追击、堵击、截击西退之敌。”而西北野战军主力则秘密回击邓宝珊部北路援军，然后稍加休息，再攻榆林。

但是，当西北野战军主力由元大滩地区东调三岔湾、归德堡、响水堡地区，准备重返榆林继续攻城时，发现宁马部并非西逃，而是绕道沙漠，窜到了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子，与邓宝珊带领的暂编第17师会合了。

这时，中央军委向彭德怀、张宗逊提出乘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增援榆林之机会，向三边进攻的作战计划。11月16日15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说：“在十八师向榆林靠拢情况下，我军宜乘虚进攻三边。该地区只有几个保安团，较易解决，并吸引十八师回援，歼其一部。该地为十八师准备的粮食必不少，吃的问题可能解决。但我军宜休整若干天，恢复疲劳，然后西进，或以三纵及王世泰部（亦须休息几天）担负攻击安边任务，主力在横山一带休息，钳制十八师，究应如何，望酌定。”

但是，西北野战军主力因在沙漠地区连日战斗和露营，极度疲劳，且粮食困难，急需要休整。11月17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榆林战斗以来，（敌）空军活跃，前所未有。沙漠气候夜间寒冷，加以露营增加，部队疲劳，目前极需短时期休整，拟暂放弃攻榆打马，位置于波罗响、水鱼河休息十天至半月，准备马军回头时，中途歼击，或另寻机歼敌，如何盼复。”11月18日15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复电：

彭张并告贺习：

筱未（17日17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全军集结波罗响、水鱼河休息十天。（二）元大滩战斗意义很大，现马鸿逵及十八师发生恐慌，进退维谷，估计一星期内既不敢进亦不敢退，但一星期后必将退走，望令干部研究在沙漠中打十八师的各种方法，包括如何抵御寒冷在内，准备于十八师后退时，再歼其一部至大部，此战胜利，即扎萨克、榆林、三边乃至宁夏问题基本解决之条件已经具备，因傅作义及西安均不可能大力增援，我可用王世泰部乘胜追击，可能收复三边，主力休整一时期后即可打榆林。

军委

十八日十五时

这样，西北野战军主力撤围榆林，移至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西岔一线休整待机。11月18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移驻响水堡西南20里的赵家峁。11月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领的两路援军，在榆林一部守军的接应下，相继开进了榆林城。

被围困28天后榆林虽解除了包围，但榆林守敌的余悸未尽。邓宝珊特别害怕西北野战军再次攻城，于是，他想与马敦静共谋守城良策。但是，在马敦静部去留问题上，在国民党军以及马鸿逵部内部却有不同意见。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左世允主张马敦静部留在榆林，以观后变；而马鸿逵则以宁夏空虚，三边告急为由，要求马敦静率部立即返回宁夏。

邓宝珊、左世允为滞留马敦静部，以控发给养等手段阻其回宁夏。马敦静也想得到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的同意再走，以取宠于他们。在宁夏的马鸿逵见儿子不归，三边又不断告急，遂用报话机对马敦静说：“你们要是我的儿子，就马上返宁。他们不发给养，沿路可以宰骆驼吃，宰马吃，征蒙民的牛羊吃”，“如果父命不受，咱们就从此断绝关系，我再不管你们了”。马敦厚也对其弟马敦静威胁说：“我不当忠臣，也得做孝子，你若听蒋、胡命令不走，我就带上骑兵离榆。”[6]马敦静在其父兄的双重要挟下，最后只得留骑兵第20团协同邓宝珊部守榆林，自己率主力于11月23日从榆林城出发西撤回宁夏去了。

对于如何歼灭从榆林城西撤宁夏的马敦静部，这几天，中央军委和彭德怀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11月19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世泰、阎揆要并报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一）宁马军入榆后，因宁夏、三边空虚，榆城缺粮难久驻，待其回头时再打击，消灭其两三个团，三边可收复，榆林、扎旗、乌旗、鄂旗可夺取，且可创造夺取宁夏条件。此役实具重大意义，惟须克服粮食困难，接受沙漠地作战经验。（二）元大滩战斗，三、四马路地形不熟，无向导感觉严重困难。因此，必须预先准备好战场。如敌经三、四马路西撤时，我军似宜适时集结红柳河以东、以南，横山以西地区。如敌经乌拉耳林、海流、兔庙及其以北，我军似应集结海流、兔庙、那泥河间之红石桥、斜河子、毛不过、花儿台、补拉滩地区。由此地区向海流、兔庙、木花湖、百汛圪梁线侧击，不知是否适当，较元大滩柴草、房屋、地形条件是否要好些，请揆要作一比较研究。（三）四纵及三边兵团休息数日后，先取梁镇、安边、定边、盐池，择一夺取之利，则引敌向西急退，可能某种程度造成敌人过失，隐蔽我主力侧击企图，则是分散兵力另一办法。全军（一、三、六、四纵）隐蔽集结现地休整，静待马军西退时集全力出击。”11月20日，即马敦靖率部进入榆林城这一天，彭德怀、张宗逊又在给王世泰、阎揆要等并报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一）主力必须休息十天（自十九日起二十八日止），正在动员粮食，准备全力待马军回头时至那泥河、海流、兔庙地区时与之再战，此役胜利意义甚大，时间在月底。如十天准备不及，过迟则粮食难于继续，且气候寒冷，不利我军在沙漠地作战。（二）马军本二十日入榆城，该军今后动态三五日即可判明，四纵在现地再休整数日，看情况再定行止（粮食困难移雷泥湾与张家畔间）。如敌休息一星期即西返，我则集结四个纵队，警区四、六团、三边兵团全力在预定地区与敌作战，以连续战斗，彻底打败该敌，予全部或大部歼灭。如敌迟迟不西返，四纵准备月底（三十日）攻占安边，引敌西退，我集结一、三、六纵截击一部或大部。如敌在榆三天后即西返，或经五马路及以北，我主力不便与之决战，那时四纵可向西行动，牵制马敌，野战军主力拟打榆林。”11月21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十九日电悉。（一）十八师撤退路线以走乌拉耳林、海流、兔庙、那泥河一线之可能性为大，我军在休整期间望令各纵队组织侦察队向该线侦察地形、道路、居民等项，请好向导。（二）在该线作战至少须准备十天粮食。（三）四纵及三边部队在现地休整数日，如数日内十八师即有西退消息，则以集中作战为有利；如十八师久驻不动，则令王（世泰）、郭（鹏）两部进攻三边。”11月22日20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一）马鸿逵令十八师二十三日必须撤退，取道长城以北百里以外。（二）提议我主力于明二十三日行动，不要远道截击而用尾追方法歼其一部，然后乘胜再歼其余部，以四五天时间解决十八师。王（世泰）郭（鹏）两部则取直径堵击其去路。（三）歼灭十八师，不但利于打榆（林）与收复三边，而且有利于尔后夺取宁夏，意义极端重大，望鼓励士气，争取此役胜利”。但是，西北野战军这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粮食，彭德怀、张宗逊在11月22日23时给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除四纵队得到二百石粮，可维持至二十五日，其他各兵团无颗粮。三纵队四、六两团，五日来未得一顿，战士饿得直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感到“很难出动，更难获胜。如二十三日能得六百石粮补充，二十四日即可勉强出动，否则只有四纵、三边兵团向三边进逼威胁敌退，数日后，以六纵出扎旗夺粮，一、三纵困榆城，或待马军西退数日后，四纵不出三边，而出扎旗亦可。究应如何，望速复。”第二天4时，彭德怀又在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敌由榆林经庙咀西折，三天半可到大不占，我由马坊、响水，经波罗、红石桥，三天可到海流、兔庙（此系捷径）。以四纵一部预先在大不占抗击，只要该敌不再向北绕道，即可打到。惟行军敌白天，我只有夜晚，较敌疲劳。沿途无法就地取粮既无颗粮携带，又无后方接济，敌可空投。三、六纵尚缺五分之一棉衣，虽已休息数日，部队疲劳并未恢复。敌虽受创，然回军之强悍仍有战斗力，此种准备不足之战斗，难于制胜，且不可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故拟仍以四纵及三边兵团，立即向安边、定边击进，可能威胁退出安、定两城。如不退，则钳制马军不再援榆林，以便一、三、六纵夺取榆林、扎东。”同日12时，毛泽东在复电中同意了彭德怀、张宗逊的这一意见，指出：“主力依原计划休整不动。四纵及三边兵团可日内出动，首先占宁条梁，虚张声势，可能迫使十八师径回宁夏。如对安定、盐池有把握，则于占宁条梁后择一城攻占之，如无把握则不如不打，而向安定、盐池以北扰击十八师不致暴露我之虚实。”并特别强调：“榆城现已增加绥远一个团，西安空运至扎之八十三旅一个营亦可能日内进城，我军粮食、炸药两项是否有足够把握攻克榆林，请全盘考虑见复。如有把握则主力于休整十日或半月后，以一部占扎东，其余打榆林，否则只好放弃北线计划。”

考虑到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可能于11月27日赶到盐池，11月24日，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我王（世泰）阎（揆要）部如决定侧击与追击，务于今（24）日进至花儿台附近，明（25）日主力进至花儿台以北，占领有利阵地，以有力一部向那泥河上流搜索前进，乘夜从侧面（不要从正面）寻敌袭扰之，王、阎二十六日行动须待敌绝大部分通过那泥河，方可切击其后尾一部，然后放手尾追一二天，看情形再定行止，王、阎行动时务宜积极掌握，不可轻敌。”

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向三边挺进后，配合三边军分区部队于11月25日收复宁条梁，敌进一步向西撤逃。11月27日11时，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世泰、阎揆要、郭鹏等的电报中指出：“（一）宁马军每日行程平均七十里以上，且系沙漠地，粮食不足，夜间寒冷，疲劳情形可想见。我骑团二十六日集结，本二十七日不能至哈拉户劫粮，二十八日可尾敌后袭扰，捉敌落伍掉队者，估计亦可俘数百人。（二）宁镇民团退守安边，以三边兵团围城，歼灭该地之武装，对三边工作有莫大好处，如该敌继向西逃，三边兵团可向公布井侦察前进，威胁西退敌之南侧后。（三）四纵队应乘月色向安边速进，得手后向盐池追击。（四）原在安边西之游击队及二团之营，应向惠安堡与安边道上活动、侦察，迟滞由吴忠堡东进之保三团。该团二十六日是否起程东进，尚不明，即起程东进，至快亦须二十九日晚才能到定边。”11月28日，马敦静率部返回到了盐池，西北野战军追歼不及，收复三边的时机已失去，即停止了进攻。这一天14时，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依大局看，以放弃北线计划，集结训练一个月，配合陈（赓）谢（富治）打胡（宗南）为有利，但如十二月能确有把握攻克榆城，亦可考虑第三次攻榆。部队可就现地休整至亥（12月）初（满半个月），在此数天内再加侦察考虑，然后决定如何行动。”同日24时，毛泽东又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同意放弃打榆林部署，今后二十天练兵工作。”这样，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战役结束了。

西北野战军二打榆林，是在胡宗南部第28旅从榆林城调走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战役削弱了北线敌人力量，使其只有守城之力，不敢轻易再向解放区进攻；同时，打击了宁夏马鸿逵部的援军，调动了三边地区敌人力量，再次收复了宁条梁、安边等地。但榆林城久攻未克，虽毙伤俘敌6 800余人，西北野战军也付出伤亡4 300余人的代价，使部队更加疲劳。

在总结第二次攻打榆林城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曾严肃地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接着，他又语意深长地说：“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7]

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对二攻榆林战役又作了反思：“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休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有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此时二纵不应撤到河东，如果二纵也参加，则此次马军亦可全部消灭）。大军在沙漠地区，饭没得吃，下面叫苦，于是就不好下决心。但是在战术上说，两次榆林也都可打开，打了清涧后，有群众问我们，他说：‘你们为什么北上打榆林，不去打延安呢？’这是群众的远见。”[8]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3页。

[2]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3]　转引自《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11月8日。

[4]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5]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6]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7]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第13章　新式整军

内线反攻作战的胜利——胜利形势下的问题——决定冬季整训——整训计划的提出——诉苦是个好办法——彭德怀来到358旅——挖苦根算细账——进行“三查”——毛泽东找到教育俘虏的好形式——新式整军运动的提出

历史的车轮辗转到了1947年的岁末，战争的天平更有利我而不利于敌。从西北战场来说，西北野战军经过三个多月的内线反攻作战，歼灭国民党军3万余人。至1947年12月，陕甘宁边区境内除延安、甘泉、富县、庆阳、合水、盐池、定边等县城和沿公路一些据点仍被国民党军占领外，大部分失地都已收复，并解放了神木县城及周围一些地方，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

随着作战不断取得胜利，西北野战军各部队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在数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第一纵队就由全面内战爆发初的8 649人发展到12 402人，整个野战军则由1947年3月的2个纵队又2个旅2.6万人发展到5个纵队7.5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地方部队由1.6万人发展到3.4万余人。

由于部队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俘虏兵），有的连队解放兵多达80%以上，从而使部队兵员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之作战频繁，物质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时间短，使部队的思想极不稳定。这种情况带来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为谁打仗，存在着“吃谁家粮就当谁家兵”的雇佣思想；在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害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这些问题不仅在解放兵中存在，而且在从根据地参军的少数子弟兵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有的干部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不能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这些问题在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中暴露得较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西北野战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在其他的野战军中也同样存在。如何解决部队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在批转辽东军区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诉苦运动，收到不少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开展。在内容上过去是多方面的，范围很广。在目前深入阶段，以下几点，希各部注意：（一）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地政策的学习。（二）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工农成分。而且已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进行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受表扬，不应歧视。（五）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发出一系列指示，批转了渤海地区等一些单位的整军经验报告。

西北野战军在第二次攻打榆林失利之后，不仅部队的伤亡较大，而且极疲劳。彭德怀、张宗逊在向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的报告中写道：“半月攻榆伤亡共计二千一百余，元大滩一千六百余（其中八旅五团有百余被俘）。现在人数，一纵队一万零数百人，三、六纵队人数相等，较蟠龙、青化砭战斗时尚多。那时一纵不及八千人，惟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右。半年多激烈战斗中，连、排、班伤亡干部很大，营级亦不少，新提拔者，指挥能力弱，对俘虏兵调皮难驾驭。有些连、排、班长对俘虏怀疑，感觉自己孤立，生出害怕心理。”

根据以上情况，为了提高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整顿部队纪律，适应战斗形势发展的需要，西北野战军决定结合当时党内正在进行的整党运动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整军运动，以提高部队斗志，增强部队战斗力。为此，彭德怀、张宗逊于1947年11月27日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部队“须要有一时期训练，要办各种短期轮流训练班，加强干部与统率能力。需要普遍深入诉苦运动与士兵教育，增强阶级团结，排除某些人对俘虏兵之恐惧心理。”这一报告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西北野战军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训。

对于整训的地区，贺龙、习仲勋考虑到粮食问题，建议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转移到清涧地区休整。11月28日，他们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如北线战役结束，部队整训期间，因北线缺粮，建议除留必须部队钳制榆敌外，主力部队请转移到清涧、延川、延第地区休整，以便吃河东的粮”。第二天，中央军委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等的电报中指出：“据西北局转来材料及参加西北局土改会议回来人说，子洲县已发生大批逃荒现象，绥属其他各县粮荒亦甚严重。仲勋意见，野战军训练地区最好南移两延、临真一带。另据李、周戎寝（11月26日）电称，晋绥现在动员二千石粮到大会坪，一千石粮到克虎寨，碛口至丛罗峪口一线已备妥三千石粮（内有一千石系给中央的）。似此，野战军训练计划似应改为先在北线训练十天，就近取用晋绥六千石粮，然后再南移至延长、临真地区继续训练。在北线训练地区，不去双湖峪，改驻镇川、乌龙铺、米脂、吉征店，以便就近运粮”。

就彭德怀来说，他早就想把部队休整、整顿一下了，但是，由于作战频繁，一直没有找到有利的时机。这一次，彭德怀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决心整顿部队，除总结前一段作战经验教训，提高部队素质，补充兵源外，就是天气寒冷，部队亟待补充棉衣。加之这时胡宗南部主力已退到延安、宜川、洛川诸要点。

为了搞好这次部队整训，1947年11月29日，彭德怀召开了由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各旅长、政治委员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安排了整训计划。彭德怀说，部队很需要整顿一下。无论是从部队本身，还是从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来看，都是需要的。要促进部队内部团结，加强解放兵的改造教育，提高各级干部作战指挥、管理教育能力，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为迎接战略反攻转入外线作战，消灭蒋匪军，解放大西北，打下良好基础。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张宗逊在给王震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了整训计划：“（一）围榆（林）半月未克，发现我们战术上、指挥上缺点不少，马鸿逵步骑十二个团，其三万五千人增援，我们歼灭其两个团。但绥傅（作义）十七师之第二团已入城，胡宗南空运八十三旅属之一营，闻余在继续运中。因此，北线作战决心停止，除已整训十天外，拟再整训二十天，然后南进。你们应利用时间加紧整训。一、三、六纵最近十天中，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进行检查，发现部队许多严重问题。在战斗作风上，有些干部造假情况，打滑头仗，阳奉阴违，不负责任。甚至有个别地主出身的干部，对平分土地不满，在战斗中进行破坏，致受损失。在深入检查中，战士坚决反对这种人，自动公审这样的坏干部，对全军教育意义很大。（二）今后二十天整训的计划是：（甲）提高阶级觉悟。办法是，普遍深入地开展诉苦运动，与土改纪律教育。得到土改利益的新兵，主要进行投弹、射击、利用地物、擦洗与爱护武器训练。（乙）轮训各级、各种干部。办法是，营以上军政干部，由纵队负责，召开各次战斗的检讨会，总结经验，进行演习。连、排由旅负责，班由团负责，进行同样的检查。开办三至五天的各种轮训班，再加演习。此外，供给、卫生、通讯、侦察，以及各技术兵种，分门别类，全都动员起来，进行民主检讨，表扬优点，揭发缺点，总结过去，策划将来。清洗个别隐藏在干部中的反动分子。（丙）扩大党的组织。办法是，在上述整训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平日勇敢、守纪律的模范战士，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经全连民主评议，支部通过，上级党委审查，举行庄严入党仪式。战斗连队，须发展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党员。工作重点在连队，旅、团、营干部要深入连队，尤其深入支部。健全支部生活，发挥支部的积极性。只有支部工作活跃了，才能活跃连队。反对过去那种只有政治工作人员的政治工作，而不是发动支部同志与全体指战员同志做政治工作的现象。这种方式，是靠群众路线的方式。”中央军委接到这一电报后，立即转发给各战略区作参考。

西北野战军的这次整训也是从诉苦开始的。所谓诉苦，就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的苦，诉地主欺压穷人的苦。人民子弟兵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都亲身遭受过地主、富农、国民党政府及反动军队的残酷压迫剥削，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在诉苦会上，有的痛诉被国民党政府逼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的痛诉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生活；有的控诉被抓丁到国民党军队后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常被捆绑的痛苦遭遇。指战员们人人倒苦水，个个控诉旧社会，经常出现一人诉苦全场痛哭的情景。

在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第385旅的诉苦运动搞得比较早。这次整军运动一开始，这个旅的政治委员余秋里就带领工作组深入到第714团蹲点，摸索新的经验，运用典型引导的办法，指导运动。他们发现第714团第6连有位苦大仇深的战士叫刘四虎，是原绥远省丰镇人，家有12亩地，父亲是一个泥瓦匠，农忙时干家里农活，农闲时帮人修房子，生活还过得去。后来，一个姓马的地主想夺走刘家的好地，就设圈套雇四虎爹打一堵土墙（干打垒），工资8.7元。当时天气不好，连阴下雨，土太湿不好打，刘四虎的父亲要求晾几天再打，但是地主逼着他非打不可。当土墙快要打好时，地主暗中使人把墙推倒，并说砸伤了他家的人，地主既不给工钱，还逼四虎爹重新打墙，赔钱治伤。四虎爹去官府讲理告状。那时的“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地主买通官府，判四虎爹赔地主8亩好田，还得设宴赔礼。四虎爹咽不下这口气，撇下妻子儿女，上吊而死。四虎为养家糊口，到银匠铺去学徒。他起五更睡半夜，为店老板打水、做饭、扫地、抱孩子、洗尿布，什么活都干，结果干了六年没挣到一文钱。第六年腊月，他跟店老板要几个工钱给母亲过年，老板非但不给，还要他交饭钱。四虎不服，店老板就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在诉苦大会上，刘四虎摘下帽子，指着自己头上的伤疤气愤地说：“这就是老板给我的工钱！”

刘四虎的诉苦很快在全团以至全旅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旅第716团有一名四川人，叫于德水，是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他在诉苦大会说：“我家5口人租种40亩地，后来父亲眼瞎了不能种地，欠的租子还不起，老财把耕牛拉走了。全家人没法过，父亲打短工，母亲、妹妹做针线，我去给老财放羊。老财嫌我吃得多不要了，父亲又送我到铁厂拉风箱。年底结账给铁不给钱，说了好多好话，才给了点钱回家过年。腊月二十八我被抓了兵。正月初三父亲来看我，因为衣衫破烂不准进，在外面转了三天，碰到我出来才把父亲带进去。父亲掏出糠窝窝吃，我看了伤心，到伙房要点饭。司务长强硬地说：‘要吃饭拿钱来’。”说到这里，于德水放声大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大家都劝他不要再说了，但他一抹眼泪：“我还要说，国民党那里我们穷人是吃不开的。解放军不同，我刚被俘过来就看到对来队家属招待得很好，回去时免费坐火车，还送钱……”说着说着，他又哭了起来。他的倾诉被他们连也有类似苦难的指导员刘传藏悄悄在旁听着了，结果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相诉相哭。这一天深夜，于德水一个人跑到野地里，为死去的母亲立起了一个灵牌，哭诉着他母亲是怎样被恶霸地主折磨而惨死的，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是穷人不共戴天的敌人，立誓在人民解放军里好好地干，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第六纵队教导旅第3团第2营通信员刘德和在诉苦大会上也说，他家祖孙三代都给地主当长工，爷爷在给地主烧砖瓦时，因窑顶塌陷，被活活地烧死在窑里。爸爸为了埋葬爷爷，向地主借了5斗小米换钱买棺材，可是第二年地主硬逼他还两石小米。那时他家里穷得连吃的都没有，哪来的粮去还债？狠心的地主便抢了他的姐姐去抵债，因受污辱被逼疯了，妈妈也饮恨上吊身亡。他的爸爸气不过，去找地主讲理，却被狗腿子打得口吐鲜血，死在大路旁。当刘德和在全营大会上诉说完苦难的家史时，全营指战员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通过诉苦提高了战士们的觉悟。与刘四虎同在第2营的路新理，原来是在蟠龙战斗中被俘虏过来的战士，山东曹县人，补入连队半年多来一直情绪低落，少言寡语，从无笑容，工作不积极，作战不勇敢。榆林战役后，部队发了一次津贴，连里一片欢声笑语，而他却把发的钞票全部撕了。大家一时都摸不透他。在诉苦大会上，他诉了苦：他的父亲给地主当长工，他从小跟着父亲给地主家干活，两人终年辛勤劳动，却养活不了一个四口之家。父亲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又无钱医治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靠他一个人来养活母亲和小妹妹，更难糊口了。实在活不下去，就与本村几家穷人一起向西沿途乞讨。到晋东南又给人家打了一年多的短工，依然温饱无着。几家人家又结伴西行，到了晋南运城，到盐池挖盐谋生。双脚整天泡在盐水中，日久天长皮烂肉裂，疼痛难忍，为了活命只能忍痛干下去。不久母亲又病倒了，依然无钱医治，眼巴巴地望着病情加重死去。同村出来讨饭的同乡凑了几个钱草草埋葬了。剩下兄妹两人，只能在母亲的坟前痛哭。母亲去世不久，他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丢下一个九岁的妹妹流落他乡，无依无靠。他心里积郁的痛苦，对小妹妹是死是活的牵挂，就像刀子在不时地割他的心，痛苦万分。在诉苦会上，他说：“解放过来我认为在国民党军队里是当兵，当解放军也是当兵，反正都是打仗，我是不愿当这个兵，天天想着妹妹。”说着，他把枪狠狠地在地上捣了一下，接着说，“通过诉苦，我才知道我拿这支枪是要打谁的。”说到这里，他大哭了起来。

彭德怀对部队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当他听到第358旅诉苦的情况报告时非常高兴，连声说：“好！”他多次对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的同志说，最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全国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忱。我们军队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是个好办法。一天，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来到了第358旅，亲自听了各团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汇报，又去参加诉苦大会，还找干部战士座谈，了解情况。当他听到于德水的悲惨遭遇时，他的心情非常难受。沉默了好久，然后转头对余秋里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剥削，在国民党军队里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彭德怀在第358旅住了三天，临别前的晚上，旅长黄新亭和政治委员余秋里去向彭德怀请示工作，他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才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要下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余秋里想到部队前段作战骨干伤亡大，干部减员较多，又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就当面向彭德怀请示：“经过诉苦、三查，能不能从解放战士中选一批骨干？”彭德怀完全同意，他说：“好啊！可以发扬民主，推荐干部，确实表现好的可以当排长、连长，当营长也可以嘛！”[1]

部队指战员的诉苦在彭德怀受尽旧社会苦难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也给彭德怀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事隔20年之后，彭德怀在“十年动乱”被囚禁中还经常回忆起这一切。

在全面诉苦的基础上，西北野战军又引导广大指战员进一步挖苦根算剥削账，重点解决“是富人养活穷人，还是穷人养活富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苦从何来，仇向何报”等问题。刚开始，有不少战士，特别是中农出身的战士，对这些问题并不是很清楚的。他们有的说，“穷富在命，富是命好，穷是命不好”；有的说，“富人能算计，会过日子”；也有的说，“地主出地，就应该多得”；还有的说，“穷人租地主的地，是借了地主的光，如果不种地主的地，穷人吃啥呀”。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西北野战军就启发干部战士们算一算账。第716团通信连战士李占银给地主当过长工，他给地主种了35亩地，每年种两季，年收17石5斗粮。其中，工钱2石，加上人吃马喂、种子、工具，共用8石1斗粮，余下的9石4斗粮被地主不劳而获剥削去了。地主还搞大斗进小斗出的名堂，收佃农的地租时用大斗，付给长工工粮时用小斗，这一大一小又被赚取了好多粮。这还不算，地主又拿剥削来的粮食，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放高利贷，1石粮一年就得1石或2石利，不用几年，这息滚利，利滚息，穷人哪能还得起，几年的工夫就有300多亩地了，这不是因为他们命好，而是他们利用土地剥削压榨穷人，以狠心毒辣的手段从贫苦农民手中掠夺去的。算着算着，有些人禁不住哭了起来，他们说：“我一年到头流血流汗，给地主白白干活，过去总以为穷是自己命苦，现在才知道是被剥削穷的。地主老财不劳而获，是靠吃我们的血汗得粮买地才富起来的。”这一算，终于使大家弄清了地主富农是靠剥削农民致富的，不是天生的富人，而农民是因为受地主富农剥削才穷的，不是天生的穷人这一真理。

彭德怀后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三查运动前的思想准备，就是普遍发动挖穷根与彻底挖蒋根。挖穷根的目的，就是在思想上解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打倒地主富农思想与立场，建立明确的为土地而战的意志。挖蒋根的目的，就是要清洗对蒋介石的一切幻想，建立彻底打倒蒋贼的思想。在上述思想准备基础上，再行转入三查运动，以达到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的目的。”[2]

转眼已到了1947年底，在诉苦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西北野战军的整军又转入了三查阶段。所谓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

三查首先是查阶级。这是因为当时部队处在大发展时期，确实存在一些不纯成分。一是混进来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官，这些人为数不多，但往往破坏性很大；二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弟，有些为了逃避土改运动而跑到部队中来；三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隐瞒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身份，也有个别敌特分子或变节分子。因此，三查初始就涉及对阶级成分的检查。在对阶级成分的审查中，整个西北野战军共查出暗藏的敌伪军官和密谋组织投敌的奸细分子100余人；撤换了少数未改造好的地富出身的干部，清除了一批恶习不改的兵痞流氓分子，进一步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军队。

三查重点是查思想、查斗志。干部战士称之为“过秤”或“照镜子”。“过秤”就是看看你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照镜子”就是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

在三查中，西北野战军各部队都明确规定，连队干部同战士一起检查，营以上干部参加本单位的检查，机关干部先下基层再回机关检查。各类人员在三查这个大题目内检查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连队干部主要查战斗意志和带兵作风，机关干部主要查工作态度和思想立场，供给干部主要查经济手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个人在三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一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思想斗争，要求战士们打消顾虑，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大胆批评。被军人大会面对面批评的就有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和旅长、纵队机关的科长、部长，这些人受到了很大的触动和教育。

在三查过程中，彭德怀特别强调指出：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是有联系的。查阶级、查思想，查的目的是为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斗志，提高战斗力。过分强调成分，就会走上唯成分论的偏向。[3]后来，他又总结说，通过三查，揭露了部队思想作风上的不纯问题，检查了违反群众纪律的具体事件和有关人员，批判了贪生怕死、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揭发了一些贪污事件；查出暗藏在部队中的敌军军官和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撤换了一些斗志不强，坚持地主、富农立场的干部，其中有团、营长各一人，达到了“纯洁思想、纯洁组织，加强工作效率，提高战斗力”[4]的目的。

彭德怀在讲到三查运动中的缺点时说：“三查运动中的缺点：（1）严重的是三查运动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纵队与纵队，旅与旅均不平衡，上下也不完全一致，有的表现上动下不动。原因是干部领导未与群众结合，也就是群众路线在具体的执行中，酝酿、启发、商讨一套办法不熟习。也有表现下动上不动者，其原因多半是其直接领导干部存在各种各样的缺点，不愿全面开展三查运动，怕暴露自己的毛病，或顾虑今后的工作威信等。……（2）三查运动中有某些过火的行为：隐藏在部队中的恶霸地主、俘虏军官、组织叛变的奸细分子以及严重贪污分子，一经查出即行捆（也有捆错了的）、吊、打，以致打死人，甚至有个别逼供信的错误。虽时间很短，共有几天即行纠正，但造成某些部队中的恐怖，使真正的奸细不易除根，被打死的奸细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5]

在诉苦、三查的最后阶段，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普遍召开了团结大会。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部队中的团结空气更加浓厚了。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子弟兵与解放战士之间的团结更加紧密了。

1948年1月中旬，正当三查进行中间，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西北野战军前委组织交流了各纵各旅进行整军的情况。第358旅政治委员余秋里汇报了该旅诉苦、三查的典型经验，独立第1旅副政治委员颜金生汇报了该旅从解决剥削关系入手进行阶级教育的经验，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廖汉生汇报了第一纵队开展诉苦、三查的基本情况。

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西北野战军关于诉苦、三查的汇报。他们一边听一边不时地插话，询问详细情况。当听到占连队80%的解放兵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6]后来，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并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7]又说：“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8]“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9]周恩来也说：放手发动群众、高度发扬民主的诉苦、三查运动是有成绩的，是整军与土改结合起来的一种群众性的政治工作，是壮大军队的法宝，是创造了政治工作的新方式，应该受到称赞。[10]

[1]　《新式整军运动》（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　彭德怀：《关于西北野战军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运动致毛泽东的报告》，1948年8月27日。

[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7][8][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在西北高干扩大会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1948年1月11日。

第14章　宜川大捷

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转入外线作战——外线作战的三个方向——南出陕中——再打宜川——围城打援——援敌会走哪条路？——第二纵队西渡黄河——“越是险处越安全”——包围宜川城——围而不克——敌人上钩了——胡宗南又犯糊涂——敌整29军钻进了“铁笼”——对援敌发起攻击——刘戡自杀——“西北战场第一大捷”

西北野战军的新式整军至1948年2月上旬告一段落。经过这次整军，彭德怀高兴地说：“部队中的气象焕然一新”，各部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军事训练之中，从而为完成新的作战任务作好了准备。

从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来看，到1947年底，处于外线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已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实行分区防御。

随着战争的节节败退，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进一步低落。正如蒋介石12月22日在对中央训练团讲话时所说：“我们国民革命军到今天变成这样畏缩不前，懦弱无能，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完全成了一支无用的军队了。

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又玩起了他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旧花招，提出了什么“总体战”战略。11月4日，蒋介石在国防部作战会议上说：“匪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保密，“这四个长处都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决不是单凭武器和物质所能做到。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从精神方面努力，也就是先要从政治上做起，我以前在江西剿匪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地方行政与军事相配合，同样也适用于政治工作与作战业务相配合”。[1]

战争进程发展得如此之快，不仅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就连毛泽东对这急遽前进的步伐亦深感兴奋和惊异。为了进一步发展全国战局，毛泽东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又称中央“十二月会议”。

转眼已到了1948年。根据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彭德怀于1月7日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西北野战军在陕北九个月的作战，研究决定西北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后的基本任务。周恩来、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

1月11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全面分析了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反动派的“分区防御”计划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进攻以来的形势发展，指出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全国战局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而国民党军则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因此，西北野战军主力要坚决打到外线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机动作战，大量歼敌。他强调指出：“要想打好仗，就要坚决打到外线去。西北野战军要在全军作动员，说明我们已经在边区内部把敌人消灭了很多，配合了全国的反攻。十个月来，大家负担的任务很重，面对的敌人比任何地方要多，我们能够把敌人消灭，并且能够到外线去消灭敌人，这是靠指挥得正确，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打出去后，会遇到在内线所没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如减员等，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我们要在外线生根。我们不但要发展大西北，还要向西南发展，在这点上我们西北野战军当仁不让，后来居上，因为我们参战最晚，而打出去又是最后。要在西北展开局面，克服困难，壮大自己。这一点西北野战军过去是有成绩的，从一支小部队很快发展成很能打仗的大部队。”“西北野战军是最后打出外线的，其他部队都能在外线站住脚，我们西北野战军还会站不住？”[2]

同一天，彭德怀也在会上作了《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的报告。他通过回顾从延安保卫战到第二次攻打榆林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四点经验：“（一）指挥者对敌、我、民情及地形要熟悉。了解敌人的一般情形是容易的，了解其具体情形就不容易。了解我情也是一样。敌情、我情、地形是下决心的根据，如果不了解这些，就根据任务来下决心。譬如佯攻，是要使敌人迷惑，以为我是真攻，但是我们的部队不了解，常常是虚晃一枪，回马就走。这就明明告诉敌人，你是在佯攻。这就不会完成任务。（二）要善于根据敌人之企图来诱惑敌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敌人是希望我们过河东的，我们就将敌引到榆林、米脂，以便陈赓出击。并在迷惑之中歼灭敌人。（三）要善于各个击破敌人，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不要丰收一口吞。我们善于战役上的包围，而不善于战术上的包围，元大滩的经验就是如此。（四）兵不要太大（就是说相当的大就可），只要齐心（榆林战役一个团长不齐心就没有打开）；要练得好，用得法。”指出西北野战军经过九个月的内线连续作战，已由内线防御转为内线反攻，累计歼灭国民党军7万余人，野战军主力则从两个纵队又两个旅2万余人发展到5个纵队11个旅6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改善，收复了边区的大部分失地，使之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掌握了陕北战场上的主动权。他强调指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应迅速集中力量，不失时机地转入外线作战，为解放大西北创造必要的条件。[3]

1月15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任弼时的陪同下，也出席了西北野战军的这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西北野战军两个月的整训及这个扩大会，是很有意义的，十个月来前后方的合作及一年战绩都很满意。”[4]“现在的问题是应该准备力量去迎接全国的胜利，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我军主力都要转入外线作战，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打它、吃它，不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5]他还讲到了统一战线的问题，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6]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对即将转入外线作战的西北野战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月20日，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彭德怀在会上又作了《关于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的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决定》指出：“我军在陕甘宁边区经过八个月的内线作战，基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造成了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扩大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还争取了冬季两个月的整训。这是一个伟大胜利。”“今后，我军即将打到蒋管区去。也只有打到蒋管区，才能利用其人力物力，达到彻底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等匪帮，解放大西北之目的。”并规定：西北野战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建立根据地。我们对于两者均应作长期打算，不要看得太容易。”关于作战问题，《决定》指出，由于胡宗南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在数量及技术补给方面仍占有优势，“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的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我们必须根据土地法大纲，彻底平分土地。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的犹豫动摇，束缚手脚，都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执行这个方针时，我们就必须根据敌我力量变化的情形，人民群众觉悟的程度，经过细心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自己的力量，才能逐渐完成此项艰巨任务。过于性急，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为贯彻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的决定，1月29日，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吕梁沟召开了有旅以上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制定转入外线作战计划。

这时，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仍有44个整编旅，31万余人，其中胡宗南部有9个整编师28个整编旅。当陈赓、谢富治率部由晋南渡河，挺进豫西，威胁关中时，蒋介石为策应河南作战，并保守关中，遂命令胡宗南由陕北抽兵增援豫西。于是，胡宗南陆续从陕北、晋南战场抽调整编第1、整编第30、整编第36、整编第65师，组成裴昌会兵团，东出潼关、陕东南，配合刘峙兵团，准备打通陇海、平汉线，增援中原战场。胡宗南本人也由延安溜回西安，把陕北的乱摊子完全交给了刘戡负责。这样，胡宗南的28个整编旅，只剩下17个整编旅用在陕甘宁解放区周围，而在豫西、晋南、陕南地区则有11个整编旅。胡宗南为确保延安并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采取了机动防御态势，其主力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和整编第27、第90师集结在洛川、黄陵地区为机动兵团，用以北援延安、东援宜川，或阻止我军南下；整编第76师第24旅第72团和陕西保安第6团驻守韩城和禹门口，以阻止黄河以东的我军西渡；整编第76师第24旅（欠第72团）驻守宜川；何文鼎率领整编第17师第12旅、第48旅和陕西保安第11团驻守延安和维护延安到富县的公路交通线；其余则驻守铜川、三原等地。青海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驻庆阳、合水、西峰镇；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18师另两个旅驻守定边以西地区，整编第81师驻守中宁。榆林邓宝珊部在我地方部队围困之中。

根据敌情，彭德怀提出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有北攻榆林、西出陇东和南击陕中三个方向可供选择。参加作战会议的指挥员们都纷纷发言，“有的建议打延安，说收复延安政治影响大；有的说应向陇东出击，打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还有的主张直插关中，捅胡宗南的老窝去。”[7]

彭德怀在听完议论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还不到火候。向陇东出击，可打击青宁二马，但路上缺乏粮食，同马步芳、马鸿逵骑兵打仗，可能打不成歼灭战，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消耗，两头一夹击，我们就会打消耗战。至于再攻榆林，不仅粮食困难，气候严寒，对攻坚不利，而且邓宝珊已派代表来要进行和平谈判，再打在政治上也不利。说到这里，彭德怀走近地图，在延安以南一带的地方画了一个圈，又接着说：现在，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8]基于以上分析，这次会议决定，西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应南出陕中。这样不仅可以大量歼灭胡宗南部的有生力量，打开向渭北、陇南进军的门户，又可威胁西安，迫使胡宗南增援豫西兵团回撤，配合中原我军经略中原。

会议制定了西北野战军南下作战的计划：第一阶段，夺取宜川、韩城、石堡（今黄龙）等城，调动中部（今黄陵）、洛川地区的敌整编第29军增援而歼灭之；第二阶段，乘胜扩大战果，解放洛河两岸、黄龙山麓各城镇，孤立延安，调回胡宗南增援豫西之兵力，尔后收复延安，进而解放麟游山区。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1947年10月21日，西北野战军第二、第四纵队曾解放宜川，23日又主动放弃宜川。胡宗南重占宜川后，即以整编第76师第24旅2个团防守，兵力较弱，且地处黄龙山脉之中，道路崎岖，如再遭攻击，胡宗南还会出兵增援，因为“宜（川）、洛（川）乃关中屏障，不容有失。”

西北野战军再打宜川，其有利条件较之前次更多，可以依托陕甘宁解放区，掩护部队行动和后勤供应；第二纵队可由晋南西渡黄河，出奇兵；并能获得晋南解放区的直接支援；可以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伏击增援之敌；时值冬春之交，尚未解冻，胡宗南增援部队在遭到攻击时不易构筑工事，利于运动中就歼。因此，彭德怀决定把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仗放在打宜川上。正如他说：“先打宜川，这是毛主席的决策。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围宜川，敌军必援。原因就在于胡宗南一向对我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英雄劲儿。加上第二纵队仍在河东，敌人可能估计二纵不会马上过来，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样我军以逸待劳，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他又说：“当然，敌人也可能不来增援，那我们就打下宜川，直下黄龙，既可扩大部队，也可解决吃粮问题。”[9]

怎样才能打好这一仗呢？彭德怀进行了认真的思考。1948年2月初，他命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派出20人潜入黄龙山区，熟悉地形情况和敌人的兵力部署。并要求各纵队派副旅长或参谋长，率有力的侦察部队附测绘员，到延安以南金盆湾、临镇一线侦察敌情、地形，绘制敌配备要图，查明敌后情况，搞清敌人实际兵力部署及位置，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他还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到第三、第四纵队了解情况，同许光达、王世泰等纵队领导交换意见，征询对作战计划的意见，然后又在延长以南的佛古原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再一次商讨作战计划，从而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计划，这就是“围城打援，钓大鱼”。彭德怀风趣地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有两种可能。但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指战员们笑着说：“这一招把刘戡的坟墓都准备好了。”[10]彭德怀认为要打好这一仗，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围城打援”，关键是要准确地判明援敌究竟会走哪条路来增援？彭德怀根据侦察的材料分析认为：在西北野战军围攻宜川时，胡宗南的裴昌会兵团远在潼关以东，难以长途增援，只有刘戡在洛川、黄陵的两个整编师来增援的可能性最大。而刘戡要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其路线有三条：一是沿洛宜公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一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但有遭野战军伏击的顾虑；二是经黄龙和圪台街到宜川。这虽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比第一条路远一倍，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一条山间小道，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迟缓，重武器不易通过。

那么，援敌究竟会走哪一条路呢？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里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有时像是在问自己，又像是在问其他同志：“来不来呢？可能从哪条路来呢？”一科副科长接着他的话茬说：“敌人胆小，我估计不敢走小路。”彭德怀认为他这个估计基本正确。根据敌人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戡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而刘戡上次增援清涧时来得慢，受了处分。这一次他一定要走得快，要走公路。彭德怀进一步分析说，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且好走，可以达到迅速解围；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路驰援宜川。于是，彭德怀决定把部署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同时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11]

为此，西北野战军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五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首先以一部兵力攻打宜川城，吸引敌增援，集中主力歼灭取道瓦子街的增援之敌。并要求各纵队在2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

2月12日，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纵队，分别由保安（今志丹）、绥德、米脂地区向宜川开进，16日，进至金沙镇、甘谷驿、延长地区隐蔽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

西北野战军下达给第二纵队的任务是西渡黄河入陕，消灭韩城守敌，策应野战军主力作战。

早在2月9日20时，王震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就提出：“野集主力围宜打援，我由禹门口师家滩西渡。日期及任务，请即示知。贺总（贺龙）已到隰县，须待彭（德怀）确定我纵行动日期，以便决定与贺会面，请示西渡时间、地点。”

2月15日，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在晋南新绛接到了彭德怀命令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的电报。16日，他主持召开了纵队党委会，17日，在新绛举行了为向国民党统治区进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全纵队誓师动员大会。贺龙特地赶来检阅了部队并讲了话，他说：“毛主席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讲，现在的战争，主要的已经不是在解放区进行。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里去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你们要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立大功！今天，我是来欢送你们的，欢送你们打到蒋管区去，解放大西北。”王震也情绪激动地说：“10个月前胡宗南气势汹汹地进攻延安，想一举消灭我们。我们就是那么好消灭的吗？没想到他们天天被我们消灭，几十万军队让我们一口一口地吃掉了他七万。他的人越打越少，我们的人越打越多。就以我们二纵来说，原来只有九千多人，今天却有两万多人。昨天他进攻我们，今天我们去进攻他们。这可是真正的进攻，叫他们来不及还手就把他消灭。今天贺老总讲了，我们从现在起转入外线作战。我们纵队党委提出了1948年的八项任务，首要的一条，就是争取在今年内消灭敌人三万人。贺老总说，要我们为这历史的转折立功。我现在代表纵队党委号召大家：要争取1948年第一功！”[12]

王震接到彭德怀西渡黄河参加宜川战役的电报后，就在考虑究竟从哪里过黄河有利？绕到远一点的地方渡河，平稳安全，却要多费时间，部队多走路也要增加疲劳。如果就近突然从禹门口强渡过去，会使敌人大吃一惊，又能赢得可贵的时间。只是禹门口河水湍急，地势险峻，敌人戒备特严，风险太大。因此，他整整考虑了一夜。天一亮，王震又召来第二纵队的几位领导商讨。当大家听说要从禹门口渡河时，都很担心，讲了许多不利的条件。王震默默地听着，然后说：“因为险，才有意义。我知道那里地势险要，敌人防守严密，胡宗南也会判定我们不能过去。如果我们这两万人突然过去了，这对敌人会有多大的震动？所以，越是险处越安全，越是险处越有价值。”最后，大家同意了王震的意见，决定部队从禹门口渡黄河。但这一决定上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后，彭德怀也感到这个险冒得太大了，要王震重新考虑。由于王震决心已下，彭德怀把王震的渡河方案转报中央军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在毛泽东看来，“王震这个人呐，他说能过得去，就一定能够过得去的”[13]。从而决定了王震率第二纵队从禹门口西渡黄河。

禹门口又称龙门渡，相传古代大禹治到了这里，率众凿开龙门山，黄河之水冲出山峡，浩浩荡荡，奔泻千里。黄河古道两岸刀削般的悬崖绝壁，就像两扇石门，大禹给它取名“龙门”。后世人们不忘大禹凿龙门的功绩，便把它称作“禹门”。

禹门口地当汾河汇入黄河处，隔河距离韩城60里，渡口对岸和韩城有敌人的两个团防守。

2月20日，彭德怀、张宗逊和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围攻宜川，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合力打援。

2月22日，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和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率部向宜川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宜川城外围的敌地方武装据点后，在群众掩护下，利用夜黑秘密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24日突然从东西两面将宜川城包围，揭开了西北野战军由内线转为外线作战的序幕。

这时，准备打援的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第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的率领下，于2月23日到达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集结，待机打援，准备歼灭向宜川增援的敌人。

2月23日，王震率领第二纵队的千军万马涌到了黄河东岸的沙滩上。只见右侧是高耸入云的龙门山，眼前就是禹门口的滔滔急流。王震和第359旅旅长徐国贤等一起来到了首先强渡的第717团。团长杨一青把第4连选作突击连，亲自挑选了13名勇士，组成了强渡突击小组，由4连副指导员徐邦全任组长。当天黄昏，在强烈炮火掩护下，13勇士乘第一船登上对岸。经激战，占领了四处滩头阵地，打垮了敌人反击，掩护主力陆续登岸投入战斗。当晚10时，第717团全部西渡过了黄河，禹门口完全为我军控制，韩城守敌闻讯弃城南逃。接着，王震率部渡过了黄河。多年后，王震回忆说：“我们为什么要走禹门口过河？是出乎敌人意外的。毛主席后来问过我，我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主席说：啊！你还懂得辩证法呀！”[14]

2月24日，第三、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至27日将守敌压缩于城内。彭德怀电告许光达和罗元发，“攻城要猛，但攻而不克，以逼敌呼救求援。围城是手段，打援才是目的。打援要战无不胜，这是此次战役的原则。”[15]此时，第一、第四纵队已进至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待机；第二纵队向宜川西南南圪台街地区开进。

许光达立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说：“为什么围起来了，不马上打呢？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同志们，你们看，刘戡的两个整编师四个旅，摆在洛川、黄陵一线，如果我们把它引出来，一锤子敲掉，你们想想看，西北战场上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野司把主力摆在瓦子街地区，叫我们三纵和六纵攻城，这里面的道理，我想同志们也会明白的！”说到这里，他又对第2旅旅长张开基说：“你们二旅配合六纵一部攻城，要把洛川的刘戡引出来，还不能让宜川的敌人跑掉一个。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迫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接着，许光达风趣地说：“你们听说过活捉老狼的办法吗？有经验的猎人，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给打死，老狼也就不来了！我们现在就是打的这个主意。”[16]

初春的黄龙山区寒风呼啸，由于人烟稀少，西北野战军围城和打援的部队都靠山露营，筹集的原粮无法加工，只能吃玉米粒和山药蛋。生活虽然艰苦，但指战员们的情绪都很高涨。

就在西北野战军主力包围宜川后的第二天，即2月25日，刚吃过早饭，彭德怀就把副参谋长王政柱喊来了。王政柱走进屋里，见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就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彭德怀看完了地图就问宜川方面的敌情。听了王政柱的汇报后，彭德怀说：“咱们一块儿到前边看看去吧。”

说完后，彭德怀带着王政柱和几个参谋、警卫人员，来到了宜川城北的塬上观察城内外敌人的防御工事。由于城郊烟雾缭绕，看不真切。彭德怀说：“看不很清，咱们再往前走走。”他边说边走，一直走到敌人的炮火射程以内。彭德怀站在一个土堆上，用望远镜继续观察宜川城。在这短暂时间里，敌人又打来好几发炮弹，可是彭德怀仍然全神贯注，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突然，随着一阵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传来，一发炮弹在离他们只有十几米的左后方爆炸了。几片弹皮，从他们身边和头顶上疾飞而过。顿时，他们几个人都被炮弹气浪卷起的尘土所笼罩了。彭德怀骂了一声：“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他转过身对王政柱诙谐地说：“敌人的炮镜比我们的望远镜强，我没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了。”

当许光达知道这件事后，急忙从第三纵队驻地打来电话。询问彭德怀的安全，并且对王政柱说：“彭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要好好地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随便让他到太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交代了。”

在这之后，彭德怀又和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一道来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夜已经很深了，彭德怀并没有休息，他还在为作战方案认真地思索和反复地推敲，生怕会有什么漏洞。赵寿山刚刚睡着，彭德怀就把他推醒了，说：“你看还有什么漏洞没有？”赵寿山回答说：“嘿！就看胡宗南肯不肯往里钻了。”

宜川被西北野战军主力围攻后，守城指挥官整编第24旅旅长张汉初惊慌得很，连电向胡宗南和刘戡呼救。这时的胡宗南已从延安溜回西安。

坐守西安的胡宗南闻讯，并没有像张汉初那样惊慌，他认为，西北野战军三分之一是游击队编成的，只有五个纵队，加之连续作战伤亡大，又无重炮，不能攻坚。第二纵队渡过黄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四个纵队，现在以三个纵队的兵力围攻宜川，可能只有一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他“除抽调空军支援外，并即作如下部署：（一）整二十四旅应坚守待援，吸引匪军主力，以为我攻势之支撑；（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即率整二十七、整九十师（实共四个旅十个团）沿洛川、永乡、瓦子街向宜川疾进，歼灭犯匪，并解宜川之围。”[17]

自从占领延安以来，刘戡的本职就成了救援解围。先后执行的救援计划计有援救蟠龙，援救榆林，援救钟松，援救清涧等等。可以说，无论什么地方被攻，也无论什么部队被围，都是刘戡一马当先地率部前往救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救援专家”了。但是，救援的结果，不是“马丢前蹄”，就是成了“马后炮”，总之没有一次救援成功的。这样一来，刘戡常常是吃力不讨好，虽吃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没有得到胡宗南的一句好话，反而常常遭到胡宗南的痛骂，甚至差一点儿革职留任，以观后效。

这一次，刘戡虽然还在西安欢度春节，但他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再也不敢迟疑了，立即于2月26日率领整编第27师第31、第47旅和整编第90师第53、第61旅，约2.4万余人，沿洛川、永乡、瓦子街这条路日夜兼程向宜川疾进。

从洛川至宜川，约为200里左右的路程，急行军两日可到。当日下午，刘戡的整编第27师两个旅到达永乡附近宿营。整编第27师师长王应尊从吉普车上下来，走进了为他准备好的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作战参谋就急匆匆地跑进来报告：在距永乡东北约50里处的观亭附近，发现有西北野战军的部队。王应尊一听吃惊不小，急忙拿起电话准备向刘戡报告，但想了想，又放下了电话，转而吩咐作战参谋：“告诉先头团，让他们派出一个轻装营，星夜前往观亭一带进行侦察。”

派出去的轻装营突入观亭后，和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交上了火，撤退已来不及，遂陷入重围。经过一度混战后，敌轻装营损失大半而回，只有营长率少数士兵逃了回来。

王应尊立即把情况向刘戡作了报告，并向刘戡提出了先集中力量打观亭，然后由观亭前往解宜川之围的建议。

刘戡听了后，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先打观亭？”

王应尊分析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现在共军既包围了宜川，又集结较大的兵力于观亭，这显然是准备打援兵的，如果先不去掉这一翼侧威胁，仍沿洛宜公路前进，不但不能完成解宜川之围的任务，而且解围部队本身亦必遭受危险；如果先打下了观亭，不仅解除翼侧威胁，免受危险。而且就地形上说，可以由观亭沿一条山梁直抵宜川城下，解宜川之围是比较容易的。

刘戡同意了王应尊的意见，便立即请示胡宗南。但是，胡宗南认为，西北野战军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胃口，能吃掉他的一个整军，加之宜川情况紧急，在时间上不允许先打观亭。因此，他当晚命令刘戡，仍按照原定计划，沿洛宜公路迅速前进，以解宜川之急。

为了等待胡宗南的命令，刘戡的数万人马在永乡一带滞留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焦急不安的刘戡终于接到了胡宗南的来电，他看完后，大惊失色。但是，他又不敢违抗胡宗南的命令。于是，刘戡只好把胡宗南的命令向王应尊和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作了传达，命令他们天亮后在公路两侧的山上派出部队担任掩护，主力仍沿洛宜公路向宜川前进。

2月27日清晨，王应尊的整编第27师上路了。一路上，王应尊可谓是提心吊胆，左顾右盼，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他见副师长李奇亨和参谋长敖明权一路上默默无语，便没话找话问他们：“你们说，这次我们去宜川解围，有成功的把握吗？”

李奇亨想都未想，脱口答道：“这次行动不但没有把握解宜川之围，而且我们解围的部队本身倒是颇有危险！”[18]

听了李奇亨的回答，王应尊倒抽了一口寒气。

就这样，刘戡的部队进至瓦子街地区。

瓦子街是洛（川）、宜（川）公路的咽喉，距宜川约25公里，往东经任家湾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峡谷，沟深路狭，荆棘丛生。

刘戡并不是一个草包。他1906年出生于湖南桃源县朝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后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又是蒋介石极为赏识的一名战将。1945年5月，日军欲打乱中国军队退往豫西山区的部署，以上万兵力向西进击。当时任第36集团军司令的刘戡率部利用灵宝、卢氏一带复杂的地形顽强抵抗，使进抵灵宝一带的日军被迅速击溃。1946年1月，刘戡被任命为整编第29军军长，1947年3月，他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率部向延安发动了进攻。现在，他对瓦子街一带的地形太熟悉了，他害怕西北野战军在此打伏击，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请示胡宗南，胡宗南回电说：“宜川紧急，按原定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还说：“平时找共军大军找不到，现在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胡宗南的这一命令，可以说把刘戡推到了死亡的境地。刘戡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前进。

刘戡果然被“钓”了出来。彭德怀于2月28日发出“进字第二号”命令：“本野战军决定于明（二十九）日拂晓发起总攻，歼灭来援之敌。”并按既定的作战方案，适当调整了部署：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继续围攻宜川，集中九个旅的兵力迅速抢占瓦子街至铁笼湾两侧高地，待刘戡援军进入时一举围歼。同时，电令第二纵队集结于圪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2月28日，刘戡率援军继续东进，企图当日赶到宜川。为了防止通过瓦子街以东隘路时遭受伏击，刘戡以整编第90师第61旅、整编第27师第47旅分别沿公路南北两侧的山梁搜索前进。由于公路北侧道路难行，除第61旅沿公路南侧行进外，其余部队仍在沟内沿公路东进。

当刘戡援军的先头部队由瓦子街东进到铁笼湾的时候，彭德怀幽默地说：“刘戡啊，你钻进了‘铁笼子’，就不要再想出去了！”

上午10时，刘戡援军的先头部队一过瓦子街进至任家湾、丁家湾地区，即遭到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和第六纵队教导旅第2团的阻击。我军且战且走，诱敌深入，致使敌前进速度缓慢。王应尊经对我军既设阵地稍事观察后，即以整编第47旅之主力展开进攻，企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击破我当面阵地，靠近宜川，与张汉初的整编第24旅会师。但是，攻至下午14时，未克成功，其先头部队仍被阻于宜川西南丁家湾以西地区。

这一天的下午，天气突变，开始下起毛毛小雨，后变成小雪。到了夜里，又下起了漫天鹅毛大雪，不一会儿地上就铺上了厚厚的一层雪。山陡坡滑，使敌人的行动颇感困难，刘戡只好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第二天继续东进。

夜间，王应尊见已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向刘戡建议，乘公路南侧尚未发现情况之前，立即率部向黄龙山方向撤退，变内线为外线，以解宜川之围。刘戡深知处境危险，同意了这一建议，对王应尊说：“一定要等到深夜12时以后，部队才能行动。因为天降大雪，道路泥泞，等大家走完了，恐怕你的部队也走不出去，因为你的部队正在前面打，势必你要担任掩护，走在最后。”王应尊回答：“我走在最后没有关系，充其量损失一部分部队，主力突出去是没有问题的。”

王应尊的话使刘戡深为感动，他紧紧地握住王应尊的手说：“太感谢你了！”

于是，王应尊即叫参谋长刘振世征求整编第90师的意见。孰料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因腿部有伤，经过数日行军，深感疲困，此时已进入了梦乡。整编第90师参谋长曾文思接到电话，态度生硬地对刘振世说：“仗还没有打，就想跑，这种仗我们还没有打过。”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无奈，王应尊又两次打电话，都没有找到严明。

2月29日拂晓，整整睡了一觉的严明，醒来后给王应尊来了电话。王应尊告诉了他情况后，他问王应尊：现在应当怎么办？并说，如果现在要突围的话，他手中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当时，王应尊没有表示意见，只回答说要转告刘戡。但当王应尊把严明的话转告刘戡时，刘戡似乎想起了自己在胡宗南手下的遭遇，一股怨恨冲上心头，他十分冲动地对王应尊说：“算了，打完了事！”

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19]

早在这一天的凌晨2时，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在王尚荣旅长的指挥下，就从瓦子街以西沿洛宜公路尾敌前进，于6时攻占瓦子街，堵塞了刘戡的后路。刘戡发觉前进道路被堵死，后退的道路被切断，全军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他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援军和飞机上，但由于天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其他援军也迟迟不能到达。刘戡只得孤注一掷，迅速集结兵力突围，整编第90师的一个团回过头来争夺瓦子街，同时又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派出部队，抢占高地以控制向南逃的道路。但这时，负责控制瓦子街东南高地的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尚未到达。如果这一高地被刘戡部占领，就等于让开了一个口子，任敌逃窜。第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发现情况后，在这紧要关头当机立断，主动令第358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

瓦子街东南高地高达千米，刘戡以两个主力团的兵力和较多的重武器，向这一高地发起了进攻，妄图拼死抢占各要点。第358旅旅长黄新廷和政治委员余秋里命令第714团团长任世鸿以最快的速度抢占这一高地，封锁援敌南逃之缺口。

任世鸿迅速带领部队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与前来抢夺高地的敌整编第90师第53旅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任世鸿观察到敌人炮火的情况，判断最密集发射的山头是敌人的主阵地，即派团参谋长武治安组织第2营从正面进攻，第3营从干家沟侧后上山，实行两面夹攻。经过激烈的争夺，第714团占领了敌第159团重兵把守的主阵地，使敌人的军指挥机构全部暴露在我军面前。刘戡严令第157团疯狂反扑，阵地上硝烟弥漫，任世鸿、武治安先后牺牲，团政治委员徐文礼来到阵地上组织战斗。经过整天反复的肉搏争夺，第714团战至黄昏，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扑，在方圆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毙伤敌近千人，终于控制了瓦子街东南高地，堵住了敌人可能突围南逃的惟一缺口。

2月29日上午，王震率领第二纵队到达圪台街。因为连日来指挥部队强渡黄河和兼程行军，王震已有好几天没有休息了，加以连日未能吃上一顿热饭，多年没有治愈的胃病天天发作。但他默默地忍耐着，仍然坚持指挥作战。他到达圪台街不久，张宗逊也到达这里，向他传达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战役部署，确定第二纵队即派主力沿鸡蛋峁、于家崖向蔡家川西侧高地迅速前进，阻止敌人向西突围。

黄昏时，张宗逊和王震一起来到第一纵队指挥所。贺炳炎对他们说，第358旅主力已挫败敌第53旅，控制了宜川东南的南山主峰。王震又来到了第358旅指挥所，计划让独4旅替换作战。但是，黄新亭旅长说，目前部队正同敌人短兵相接，一旦转移阵地，势必增加伤亡，第714团士气正旺，要战斗到底。为尽快投入战斗，王震遂改变部署，派独4旅迅速冲向瓦子街南山梁高地，转到王家窑科、枣卜台方向，协同第六纵队围歼丁家湾的敌第61旅。独4旅赶到时，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旅长程悦长已率领部队打退了敌人20多次冲锋。独4旅便从枣卜台和孙不崾岘中间插了进去向敌攻击。见敌正疯狂地挣扎反扑，独4旅猛打猛冲，终将敌人压了下去。

与此同时，沿公路以北自西向东攻击的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第2团奋战一天，击溃了敌第53旅第158团，夺取乔儿沟北山的敌五处阵地，占领片石及元宝山西北高地，连续打退敌20余次反扑，巩固了阵地。第四纵队主力进占海州塬以南山梁，接替了第三纵队独5旅右翼阵地，第四纵队警备第3旅第7团向敌整编第27师第47旅第140团实施攻击，在纵队炮火的支援下，第7团的三个营轮番进攻，占领了几个山头。敌军进行反扑，第7团接连打退敌人四次冲击，战斗非常激烈，副团长李清业不幸牺牲。双方激战至黄昏，对峙在任家湾北山上。

经过2月29日一整天的激战，西北野战军将刘戡的援敌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及其附近高地的东西不到10公里长、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形成铁桶般合围的态势。

在连日战斗中，刘戡援军伤亡惨重，整编第31旅旅长周由之、整编第47旅旅长李达、整编第53旅副旅长韩指针相继被击毙，其他中下级军官死伤不计其数，颓丧到极点。刘戡见突围无望，急电胡宗南，发出了“败局已成，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绝望哀鸣。这时，胡宗南也是坐立不安，但他手中又无兵再援了。因为刘戡的整编第29军是他的机动部队之一，另一支由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指挥的四个整编师，还在潼关以东，远水难解近渴。胡宗南除一再电请南京统帅部增援外，“惟赖整二十九自力求生耳！”王应尊后来在回忆这一天的战斗情况时写道：“是日拂晓后，解放军发动了总攻，各方面的部队，都进入了战斗。刘戡全军作垂死的挣扎。此时全军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援军和飞机上，但很不凑巧，天降大雪，飞机不能起飞。援军都远在豫西，迟迟不能到达。尽管胡宗南电报纷纷，说什么已令大批空军出动助战，鲁崇义的整编第三十师限期即到，张耀明的整编第三十八师已向西安空运等等，进行欺骗，但远水不解近渴。入夜，战斗更加激烈，火力更加凶猛，四面八方都是炮弹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接着就是一片冲锋的叫喊声和厮杀声，通夜是这样激烈的战斗。经过一日夜的战斗，刘戡全军伤亡惨重，粮弹殆尽，士气更加消沉。”[20]

当天夜里，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冒着大雪严寒，不顾疲劳饥饿，连夜作好了总攻前的准备。

3月1日拂晓，彭德怀发出了总攻命令。9时许，第一纵队沿洛宜公路及其两侧由西向东，第二纵队由南向北，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由东北向西南，第四纵队由北向南，第六纵队（欠两个团）由东南向西北，从四面八方发起勇猛攻击。一时间，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这一天全线战斗十分激烈。刘戡的援军顽强抵抗，与西北野战军反复争夺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电报中写道：“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敌尚顽强。”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阻击部署。当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在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独5旅，只顾阻击，没能见机行事，协同兄弟部队出击时，他便立即踏着烂泥直奔独5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把机枪布置好。你带领这个团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接着，他又对旅首长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要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21]于是，他命令李夫克旅长集中全部火炮，轰击敌山头阵地。不久，颗颗炮弹在敌人中间开花。第四、第六纵队攻击部队乘势紧压过去，很快夺取了那个山头。

这时，刘戡全军的阵地逐渐缩小，伤亡不断增加，特别是各级军官的伤亡十分惨重。整编第31旅旅长周由之和整编第47旅旅长李达相继被打死，其他中、下级军官的死亡更是数不胜数。刘戡及其部下的士气已低落到了极点，各级军官已失去了作用，士兵一批一批地向后退。面对溃败的局面，严明的精神也崩溃了。他的参谋长曾文思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严明深知战局不可挽回，不断逼迫我和他一起自杀。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我借口观察战况，总和他保持十米以上的距离，还暗地将手枪子弹推上膛，以防万一。同时交待严明的儿子严守礼（任通讯营长）：‘你应该特别注意，防止师长自杀！’于是严守礼陪伴着严明，寸步不离，我才感到生命有了希望。”“忽然严守礼找我说：‘赶快突围吧！’我说：‘突到哪里去？白送死！’后来，我带着命令的口气肯定地说：‘你们把师长拖下山到军部去，我随后也下。’于是严守礼等几个人架着严明往山下拖，严明边跑边喊不肯下去，但谁也不理他。二十分钟后到了北边的山沟里，严明埋怨我说：‘你真害死人！在山上我手头还有几个连，可以找机会冲出去，现在叫我怎么办？’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再上山吧！’严明说：‘还来得及吗？就在这里动手自杀吧！’我说：‘为什么？到军部去，要死大家死在一块！’这时公路和两侧人山人海，混乱不堪，只见人流向西涌，一阵激烈的步枪声，人流又像潮水一般向东涌，很快又被挡了回来。我采取了主动，命令到军部去！滑竿抬着严明在人流中沿公路向东涌。我有意慢慢地落在后面，好容易和严明脱离了。乘机在乙庄寨对面公路北边的山岩里隐藏起来。”“后来听说，严明坐了滑竿从乙庄寨以东爬上公路以北的山，被轻机枪打死了。”[22]

战至3月1日下午4时，西北野战军占领了公路两侧全部阵地，整编第29军军部被歼。刘戡和残敌都被驱赶到沟里，狼奔豕突，纷纷投降。刘戡在乙庄寨子里就要自杀，被刘振世夺了手枪。后来，两人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逃跑，也是走投无路，刘戡在地上拾了一颗手榴弹自炸身死。跑在前面的刘征世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刘戡已血肉模糊地躺在壕沟里，气绝身亡了。

下午5时，刘戡增援宜川的部队全部被歼或被俘。

刘戡的援军被歼，固守宜川的敌整编第24旅见大势已去，遂按胡宗南的命令突围。3月2日晚，西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对宜川城发起了总攻，至3月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整编第24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被摔坏，躲藏在凤翅山下的岩洞中，亦被俘。至此，宜川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部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5个旅共2.9万余人，取得了西北战场上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捷。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戡、严明的尸体。彭德怀对就近的部队交待说：“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家属来认领咯！”

彭德怀返回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时候，对大家说：“抗战初期，我们就同刘戡、严明打过交道，没想到十年以后又在这里和他们见了一面。”稍停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胡宗南要是继续同人民作对，总有一天，他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23]

3月7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受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委托，广播了刘戡、严明已在3月1日宜川西南地区战斗中，为蒋介石、胡宗南卖国内战作无谓牺牲的消息，并通知刘戡、严明的家属和亲友说：“遗尸已由本军埋葬于宜川城西羊道村南三里之山地中，你们如果来运尸体，解放区军民必予方便。”这使胡宗南十分难堪。他认为这是中共的一颗“政治炸弹”，目的在瓦解其军心。但不去接运，又无法向全体将士及死者家属交待，加之，刘戡的老婆玉洁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了严明的老婆孙淑贞和整编第29军其他阵亡军官的家属一起要求哭闹，胡宗南不得不派人把刘戡和严明的棺材运回了西安，予以厚葬。

宜川战役对蒋介石、胡宗南的打击是沉重的。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惊。当月，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民大会”，国大代表们对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一败再败的表现深为失望，对宜川惨败更是一片哗然。蒋介石为敷衍国大代表对胡宗南的责难，给胡宗南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并将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盛文撤职。3月13日，蒋介石在给胡宗南的“手启电”中悲叹道：“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宜川大捷的消息传来，中共中央于3月2日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南线进攻全歼胡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及整编二十七师、整编九十师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解放大西北而战。”[24]同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的电报：“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25]并指出：“大胜之后，干部极易发生骄傲，望谆谆告诫，以利逐步扩大胜利。”两天以后，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批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报告的按语中指出：“宜川战役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歼灭胡军精锐部队五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千人，无一漏网，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3月7日，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撰写了《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评论，高度评价了宜川战役的意义，指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26]

[1]　蒋介石：《国民围剿大别山区应注意之事项》。

[2]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彭德怀：《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1948年1月11日。

[4][5]　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

[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

[7][8]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9][10]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2][1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347页。

[14]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350页。

[15]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16]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5册。

[1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9]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0]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22]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3]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

[25]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0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页。

第15章　毛泽东离开陕北

胡宗南下令追击毛泽东——毛泽东离开小河村——露宿小沟村——刘戡穷追不舍——毛泽东处在危险境地——蹚过大理河——夜过绥德城——彭德怀关心毛泽东的安全——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五女河遇险——宿营杨家园子——“我是毛泽东”——前往前东原村——粮食困难时期——进入神泉堡——视察佳县——逛白云庙会——在杨家沟的日子里——决定东渡黄河——毛泽东渡过了黄河

西北宜川大捷以后，不论在全国还是在西北，战争的形势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胜利地转入外线作战，战局的发展越来越好，中共中央坚持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而且全国已经先后转入战略进攻，所以，为适应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不能再囿于陕北这个小天地了，毛泽东决定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东渡黄河转到华北，以便更好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夺取全中国的胜利。

在这一段辗转迁徙、与敌周旋的日子里，毛泽东既要关注西北战场上的作战，又要通盘考虑和筹划全国的战局，其紧张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

还在1947年7月23日小河会议后不久，胡宗南乘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北渡无定河向榆林攻击前进时，就曾下令刘戡和董钊率部向北推进。7月31日，当刘戡指挥的整编第29军一部已逼近小河村所在的大理河一线时，毛泽东决定离开小河村，向东转移。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吩咐警卫人员把借的老乡们的用具一一清点归还，损坏了的照价赔偿，并且挨家挨户地向老乡们道别。

毛泽东并没有急着走，他在小河村又住了一夜。这一夜，他的窑洞里的灯光仍然一直亮到天明。

8月1日清晨，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都早早地起来了。夏天的小河村显得更加美丽，乡亲们都来了。毛泽东告别了已住了45天的小河村，告别了乡亲们，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赶在敌人之前沿大理河向东开进。为了保密，转移一开始，中共中央机关的代号由“三支队”改称为“九支队”，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临行时，周恩来对乡亲们说：“老乡们，你们也知道，敌人很快要到这里来。我们一走，大家要做好坚壁清野，准备转移！不能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饿死他，困死他，彻底消灭敌人的日子不远了！”[1]

大理河发源于白于山，穿行于丘陵沟壑之间，时宽时窄，依山回转，于是，路有时在河的这边，有时在河的那边。河上，有的地方搭了个小桥，有的地方摆着几块青石板。因为不时要过河，一时上马，一时下马，毛泽东觉得累赘，索性不骑马，和大家一起步行。

伏天的陕北，清早还凉凉爽爽的，一到中午，骄阳如火，热浪灸人，空寂的川道里像蒸笼一样，热得人喘不过气。

走了一天的路，傍晚，毛泽东到达了青阳岔。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青阳岔了。第一次是在胡宗南刚占领延安不久，那时，敌人的气焰正盛，追得很紧。这一次来到青阳岔，毛泽东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面对宽阔的大理河，说：“现在可以往东走了，要大踏步前进！”在青阳岔，毛泽东住了两夜，8月2日上午，又朝东北方向转移。

这天夜里，毛泽东来到了横山县的火石山。大家就在小水沟村宿营。

小水沟村的确像一条水沟，背靠山，面朝河，紧挨公路，战士们见窑洞少，便在露天睡下了，毛泽东住进了村长李文运家里，在他家的石炕上支了一扇门板，当起了办公桌。

刚住下不久，8月3日中午，刘戡的部队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已经离火石山不远了。这一天的下午两三点钟，毛泽东他们刚离开火石山，天就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一直下个不停。毛泽东冒雨东行六七公里，来到了石湾镇。在这里，只吃了一顿饭，补充了一些粮草，前后停留了两个小时，又马不停蹄地朝肖崖子方向走去。

刘戡的部队在后面紧追不舍。毛泽东一行刚离开小水沟村，刘戡的部队就追到了这里。毛泽东前脚离开石湾镇，刘戡的部队后脚就赶到了这里。8月3日夜里，毛泽东一行到达了横山县的肖崖子，一个个的衣服被淋得透湿，鞋子里灌满了泥浆。当听到刘戡的部队在石湾镇住下来的消息时，毛泽东说：“那好，我们也陪他们住下吧！”[2]

肖崖子处在两山环抱之中，杨树、枣树、榆树，把几户人家包裹得严严实实，连天都遮去了多半个，这是一个很雅静的小山村。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李俊成家的一个窑院里，院落里一面八孔窑洞，窑院对面不远，有一座屏风似的小山峁，峁上长着几棵沙果树。登高远望，可以看见蜿蜒东去的大理河和一川碧绿的庄稼地。

第二天，毛泽东又由肖崖子来到了子洲县的巡检寺。在这里住了三天。8月6日，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外围的战斗打响了，毛泽东注视着这一作战。8月8日，毛泽东一行又由巡检寺转移了。

雨一直下着，连绵不断的苦雨，织成了一张密匝匝的水网，覆盖了山野。毛泽东一行穿行在铺天盖地的雨幕中，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进。这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了绥德县的李家崖。在这里停了不到两天，又迅速地向绥德方向前进，8月10日，到达了黄家沟。

这时，情况极其危急。蒋介石除令榆林的第22军坚守榆林待援外，又令董钊的整编第1军、刘戡的整编第29军共8个旅，分两路向绥德、佳县急进追剿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并命钟松的整编第36师迅速由靖边经横山绕过长城，直扑榆林增援。11日晚，钟松的整编第36师避开了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部队已逼近榆林，刘戡的部队正拼命向绥德猛扑过来，企图和董钊的部队会师，封锁绥德、米脂一线，以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带歼灭西北野战军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或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逼过黄河，以解榆林之围。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紧急商议敌情，决定西北野战军撤出榆林，在榆林、米脂地区休整。由中共中央机关一部造成东渡黄河的假象，把敌人吸引过来。

8月13日夜里，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急速由黄家沟向延家岔方向转移。

这一夜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月明星稀，凉风飒飒。深夜，绕过了一道山梁，毛泽东问阎长林：“现在几点了？”

阎长林打开手电看了看表，回答说：“凌晨两点50分。”

毛泽东听了后说：“好！我们的部队已经撤离榆林战斗了。”

夜色迷茫，黄土粘泥的路非常难走。前面就是绥德城了，队伍不由加快了速度。

蹚过大理河，绥德城已在眼前。毛泽东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眺望夜色中的绥德古城。接着，队伍来到了无定河西岸。

静夜中的无定河，哗哗的流水声特别轰响，一座九孔大桥自北向南横跨在激流之上，将东西两岸连接了起来。毛泽东正要跨上桥头，步兵连的一位排长跑过来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把坑挖好了，炸药也埋上了，只等队伍一过了桥，马上就把大桥炸掉。”

毛泽东听后，说：“炸掉容易啊，建设就难了。敌人走，就让他走嘛。他们只是暂时走走而已，我们可是要永远地走啊！”[3]

说完，毛泽东就和周恩来、任弼时一道迈步跨上无定河大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沿着咸榆公路向北前进，终于抢在刘戡部队的前面通过了绥德城。

通过一夜的急行军，8月14日深夜，毛泽东来到了米脂县的井口坪。

8月15日，董钊的整编第1军和刘戡的整编第29军两路主力，在绥德城刚刚会师，就接到胡宗南的紧急命令：除留整编第1军军部率三个旅守备绥德城外，其余五个旅统由刘戡指挥，立即向佳县方向追击前进。同时，钟松率领的整编第36师已到米脂以北的镇川堡一带。不难看出，胡宗南想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压缩在无定河和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区，逼我背水一战。

毛泽东在井口坪只住了一天，又开始转移了。

连日的急行军，毛泽东也感到非常的疲劳。出发没多久，一阵倦意袭来，毛泽东在马背上晃了一下，差一点摔下来。毛泽东立即跳下了马，和大家一起步行，借以驱赶难耐的疲困。

见毛泽东累得差一点从马背上摔下来，警卫人员赶忙支好了担架，对他说：“请主席在担架上睡一会吧！”

毛泽东笑了笑，说：“怎么？又让我上担架。坐担架可不是好事情啊，不是生病，就是负了重伤。”

阎长林赶紧解释说：“主席，你太累了嘛，同志们都愿意抬呀！”

毛泽东还是不肯坐担架，他说：“你们愿意抬，我可不愿意坐啊！一样的走路，大家都很累嘛。”说罢，径直朝前走了。

毛泽东就这样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不尽的山峁沟壑间穿行，经过张家岔、惠家沟、峁圪塔，于8月15日夜到达了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

在陈家岔又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毛泽东一行出发了，开始进入佳县境内。这时，刘戡率领的五个旅也由南往北向佳县推进，距毛泽东只有30公里左右的路程。

不多一会儿，毛泽东一行到达了佳县西南的乌龙铺，这是一个较大的村镇，恰逢集会，街道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队伍没有在乌龙铺停留。过了乌龙铺，毛泽东一行又继续朝东走去。傍晚时分，天忽然又变了，陡然间雷电交加，不一会儿，大雨斜着从天上倒了下来，劈头盖脸的雨，打得人睁不开眼，天一下子黑了下来。

冒着狂风暴雨，毛泽东和大家一道行进着。为了行军安全，不能打手电，只能靠闪电来辨认路径，不知摔了多少跤，才摸黑进了一个小村庄。

这里是位于佳县以西15公里的曹家庄。老乡们早已入睡了。毛泽东不让惊扰老乡们，找了一孔破窑洞，便和周恩来、任弼时开起会来了。

雨还在下着。这里距黄河不远，刘戡的部队正在一步步地逼近。大家在心里估摸着：这一回可要过黄河了吧！

但是，毛泽东这时还丝毫没有要过黄河的意思，他要继续留在陕北，把胡宗南的部队死死地拖在陕北。

8月17日，刘戡的部队行进很快，已进到神泉堡，占领了佳县县城。这时，毛泽东一行还在佳芦河的南岸，离刘戡的部队只有15里的路程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当彭德怀得知毛泽东不肯过黄河的消息后，心里十分着急。一面通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涉过佳芦河到佳县北部的通秦寨去，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靠拢，一面派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连夜赶到乌龙铺一带掩护接应。

天就好像被戳了个窟窿似的，雨哗哗地下了一整夜。天亮时分，毛泽东一行来到了佳芦河边。雨虽然停了，但因为一夜的暴雨，山洪暴发，河水暴涨，佳芦河一下子比往常宽了许多，汹涌呼啸的浊浪泥流，把前进的道路挡住了。派了一个水性好的战士下去试探，被河水冲得根本站不稳脚。

突然出现的意外情况，使警卫人员急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前面有激流挡路，后面有敌人数万追兵。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一步了，大家都十分着急。只好绕道而行。

前面又是一座大山。来到山梁下，毛泽东仰头仔细观察了一会，发现有一条羊肠小道，盘旋而上，便招呼大家：“由这里上山吧！”

为了安全，任弼时吩咐军事参谋刘长明：“让后面的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

毛泽东听见了，转过身来说：“擦什么？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我看刘戡也毫无办法啊！”

山高坡陡，加上下了一夜大雨，路上全是稀泥和水坑，行军极其困难。这一天下午，队伍来到了一个叫白龙庙的村庄。

这是一个坐落在山顶上的小村庄。村子虽不大，但是居高临下，地形十分险要。来到村口，毛泽东坐在一块青石板上休息，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京剧《空城计》里的一个唱段。

毛泽东住进了一位叫李树钱的老乡家的窑院里。天黑不久，又哗哗地下起雨来了。在这里，毛泽东休息了一夜，天亮起来，发现雨下得更起劲。天上好像裂开了无数道口子，雨水像瀑布一样地倒下来。天地白茫茫的一片，淹没在暴雨的喧嚣之中。

刘戡的部队又向这里追来了，毛泽东决定冒雨继续转移。

下山的路很滑，加上天下大雨，稍不留神，就有滑倒到山沟里的危险。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警卫战士们手拉着手，一步一步地往山下走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走，来到了五女河边。

这是佳芦河的一条支流，好像是从高山峻岭中斧凿出来的一个狭槽，河谷显得深邃、幽长。平时水小川宽，只有一丝水流温顺地贴着川道流淌着，如同少女一样柔顺，所以又叫五女川。但是，由于天连降暴雨，此时的五女河却失去了平时的温顺，发起了性子，浊浪滚滚，推举着一块块石头、连根拔起的庄稼，咆哮着倾泻而去，令人目眩头晕，如果徒涉，脚下一个趔趄，人就会被滚滚的巨浪卷走。

看来，要涉水过河是绝对不可能了。突然，从乌龙铺方向传来了阵阵的枪声和轰轰的炮声，刘戡的第123旅及其配属的第493团，已经在乌龙铺以南，与许光达率领的第三纵队接上火了。不一会儿，敌人的飞机又冒雨在头顶上盘旋。

乌龙铺离这里只有10公里路程，如果不能及时渡过五女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就有可能在这里遭到敌人的打击。

情况十分危急。李银桥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中央机关来到黄河汊流佳芦河边时，因河水暴涨而不得过。其时，前有大水，不可逾越；后有追兵，数万之众。为了作出不过黄河的决断，毛泽东从卫士手中要来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掼去烟头，嘴里迸出一声：“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胡乔木在回忆当时的处境时亦说：“就像两块大石头中间一条缝，已经可以清楚地听到枪声”。

一定要赶快渡过五女河。警卫团的战士们找到了一处最窄的河床，又在附近的沟岔里找到一根长柳椽，准备搭桥，但只有一根柳椽还是不行。这时，手枪班班长贺福祥发现河对岸有一个村庄，便决然请示，要到河对岸的村庄找老乡借一些木料来。

河水还在不断地上涨。贺福祥下到河里，抓住搭在河上的那根长柳椽，奋力向对岸泅去，大家的心都吊了起来。

贺福祥终于泅到了河对岸，不大工夫就扛来了几根木椽，还拿来了两根绳子。战士们拼着全力，将木料并在一起，又用绳子捆扎。正忙着，一个大浪袭来，把木料冲到河心给卷走了。

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离得更近了。

汪东兴和叶子龙商量，要设法让毛泽东等领导先过河。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不，我留在这里。你们想办法赶快先把秘书、译电员和文件送过河去！”

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指挥下，大家又继续架桥。贺福祥带了几个会水的战士再一次泅过河去，找对岸村子的老乡去借木料和绳子。

毛泽东看一时过不了河，就势坐在一块湿漉漉的石头上，对身边的刘长明参谋说：“我看还有段时间么，把电台架起来吧。”

枪炮声更近了，敌人的飞机又在头顶上嗡嗡直响。但毛泽东仍然坐在大石头上全神贯注地审阅着来自各战略区的电报，并不时地用铅笔写下一道道命令。

经过警卫部队战士和老乡们的努力，一座浮桥终于在五女河上架了起来。周恩来、任弼时和汪东兴、叶子龙先走到桥上试了试，看到浮桥虽然是晃晃悠悠的，但还结实坚固，便高兴地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可以走了！”毛泽东这才站起身来，走在前面，大步走过了浮桥。紧接着，周恩来、任弼时和大家一起相继走了过去。当年在场的陈永清回忆这一历史时说：“此时，打前站的队伍已过了河，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亲自来到河边指挥军民架桥。我们从老乡那里借来一些木料和门板，但是水流湍急，木料递不过河。有位老乡机智地爬上树去，把绳子甩过河南面，拴着木料拖过了河，这才架好了桥。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先在桥上来回走着试了试，然后请主席过桥。”[4]

过了五女河后，毛泽东率队伍沿河岸向西行进。有时走在山坡上，有时走在河滩上，不知不觉地又走了十多公里。天色黑下来了，一阵雷吼电闪以后，暴雨夹着狂风又倾盆而下，无法再走了。毛泽东决定回到五女河南岸的杨家园子宿营。

这一带的五女河河面更宽，河水较浅，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便骑马过河。但是，当走到河中心时，只听得上游“呜呜”的水声，岸上的人惊呼：“快走呀，山洪下来了！”

周恩来的马一惊，三两下就跳上了岸，惟独毛泽东的马站在河中心不动。毛泽东用缰绳猛一抽打，马也猛地一跳，上了河岸。

正当毛泽东刚跃马南岸时，洪峰就像一堵山墙推了过来。大部分战士被洪水隔在了五女河的北岸，他们准备强渡。为了大家的安全，任弼时对身边的通信员说：“快到河边告诉他们，今晚不要过了，就在河北边的村子住下吧！”

时间已经到了8月18日晚22时，在杨家园子，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我们“即在此宿营，明十九日进至梁家岔。”

第二天早晨起了风，天空乌云散去，氤氲的雾气在山谷间涌动、升腾。毛泽东一早就起来了，吃过早饭，毛泽东又和大家一起沿着五女河岸向西行，当天傍晚，到达了佳县的梁家岔。

梁家岔是个小村庄，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散落在一座石山崖的东坡上。这里距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前东原村不到10公里。一到这里，战士们就架设好了电台和电话线。

从离开小河村到现在的近20天里，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走过了靖边、横山、子洲、绥德、米脂、佳县6个县境，住过13个村庄，真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

在梁家岔刚住下，毛泽东没顾上吃饭，就和周恩来、任弼时摆开地图看了起来。这时，毛泽东关心的是西北野战军正在进行的沙家店战役。他说：“沙家店一带要打大仗，两军主力都集中在这里，地区狭小，打得好，我们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就往西走，出长城，进沙漠。”[5]晚上19-21时，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拟于明号（20日）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1时30分，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我们明二十日在梁家岔（梁家岔在柏树坞北三十里、槐树湾南十里）休息不动。”20日凌晨3时，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的电报：“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

天快要亮了，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地区对敌整编第36师发起了攻击，毛泽东听到传来的枪炮声，向沙家店方向望了望，说：“好！我看这一回胡宗南怎么交待了。”

沙家店战役打响后，毛泽东就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了，双眼红红的，不停地抽烟，有时站在军用地图前久久思索。这一天的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彭德怀立即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告这一胜利的消息：“喂，你是李得胜吗？”

毛泽东一听是彭德怀的声音，高兴地说：“是呀，我是毛泽东！”

彭德怀在电话里听到这句话，真是又惊又喜。自从3月撤出延安以来，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李得胜，今天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这个名字，这说明陕北的战争形势已有了重大的变化。

得到沙家店战役胜利的消息，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好！马上给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发电表示祝贺。这一仗使钟松的‘结束陕北战争’的牛皮变成了‘结束他自己’，骄兵必败，古为如此。”[6]

8月23日，天气晴朗，几朵白云飘游在湛蓝的天空中。一清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就一道骑马从梁家岔出发前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前东原村，向西北野战军参加沙家店战役总结会议的旅以上干部祝贺胜利。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不觉就到了前东原村。当天下午5时左右，他们又赶回到了梁家岔，没有休息就又从梁家岔向朱官寨转移。

队伍沿着川道向东行进。天越来越黑了，四周什么也看不见，毛泽东不停地问还有多远？走了十余公里终于来到了朱官寨村口，毛泽东说什么也不肯走了，他实在是太累了。但是，毛泽东住的地方还安排在沟里头，离村口还有三里路。怎么办？汪东兴只好赶紧到村边去打探，幸好村边有一排三个窑洞住着一家当地老乡。老乡很快让出了两个窑洞，毛泽东简单地洗了一下就躺下休息了。

天一亮，毛泽东搬回到了村东面山沟的窑洞里。这是一座五孔窑院。毛泽东住在右起的第二孔窑洞里，周恩来和任弼时住在左起的第一孔窑洞里。在这里，毛泽东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时，毛泽东他们虽然结束了转战陕北时期最艰难的阶段，但是，也仍是他们在转战陕北时期粮食供应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陕北本来地瘠民贫，又经过半年国民党军队的洗劫和破坏，佳县一带人民只能靠黑豆、糠秕、野菜和树皮充饥。部队的供应也十分困难。陕北农民本来吃一种用小米和黑豆轧成的铜钱大小的片片熬成的稀饭，叫“钱钱饭”。现在只能吃米糠、秕谷和瓜菜合在一起，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糠菜糊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朱官寨的一个月，吃的也是这种糠菜糊糊。9月23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电报中说：“陕甘宁边区半年来受敌摧残甚重。一切县城及大多数乡村均被敌占领过。加以今年先旱后涝，收成极坏（只有三成左右）。晋绥又为贫瘠之区，亦遭旱涝。故两区粮食无法长期供应部队作战及大批后方人员。居民饥饿者甚多。因此，陕甘宁、晋绥两区今年须从太岳筹拨五万斤（三百斤一石的）细粮，方能渡过难关。”

毛泽东就是在这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这时，在全国战场上，形势一派大好。9月1日，毛泽东在朱官寨写下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文，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7]

没有几天，中秋节到了。在朱官寨的窑院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请战士们一起席地而坐，就着辣椒喝起了酒，赏月谈天。

因为朱官寨距离敌人盘踞的榆林太近，佳县县委考虑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县委书记张俊贤接连写了两封信，建议毛泽东等转移到佳县城西边的神泉堡去。毛泽东看罢信表示同意，周恩来又把张俊贤找来，向他详细了解了神泉堡的情况后说：“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9月21日，毛泽东一行离开了朱官寨向神泉堡转移。他们先来到了张家崖，在这里住了两天。9月23日下午，到达了神泉堡，张俊贤早已在这里迎候了。

神泉堡坐落在佳芦河以南，依山傍水，东南是一条大川，村南有一条很长的沟。村中住有30多户人家，150人左右，是一个宁静而秀丽的村庄。

9月25日上午，中央警卫团在团部驻地阎家峁的打谷场上召开欢迎新战士大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参加了会议。

打谷场上有一个土台子，上面放了一些长桌、长椅，就算是主席台了。当毛泽东一行来到会场时，全场军民都热烈鼓掌欢迎。刘辉山团长主持会议，他宣布大会开始，即跑向毛泽东，行了军礼后请他讲话。

毛泽东走到主席台前，对大家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是专程来欢迎新战士、看望老战士的！我代表中央前委向全团指战员问好！”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向指战员们招了招手，会场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毛泽东接着说：“蒋介石指挥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消灭西北野战军和中央前委机关，或者是妄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东。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敌人自以为得了大胜，神气了半年。后来我西北野战军先后打了几次大仗，都打胜了。……这些战斗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胡宗南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连吃败仗，我西北野战军节节胜利，特别是沙家店一仗，西北野战军开始胜利地转入大反攻了。现在我们的日子好过了，胡宗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警卫团是一支担负保卫中央前委负责同志和全支队安全任务的部队，你们除了保卫工作外，还应该学习军事、政治、文化知识，特别要强调学习文化知识。有了文化才能更好地学政治、学军事，有了文化，你们就会变得更聪明起来。”[8]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同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吃了饭，战士们还表演了节目，大家都十分高兴。

在神泉堡的这段日子里，无论是全国战场还是陕北战场上，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毛泽东在这相对稳定的日子里，10月10日这一天，先后撰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0月16日，毛泽东对汪东兴和叶子龙说：“我准备出去到佳县城内城外去看看。最近身体感到有些疲劳，下去看看，一来了解一下情况，二来换个环境活动活动，可能对身体有好处。我想东兴和徐业夫跟我下去以外，再带上警卫班及必要的工作人员就行了，你们考虑一下，总之是下去的人不能太多，叶子龙留下。”

10月17日，在汪东兴和几个警卫战士的陪同下，毛泽东涉过佳芦河，来到了佳县城。张俊贤和佳县县委的同志已在城门口迎接了。

佳县，古称葭州，因城西河流两岸葭草丛生而得名。这是一座位于黄河西岸的山城，它高踞山顶，东依黄河，西、南两面是佳芦河，三面环水，只有北部一陡坡与他山相接。自山底望上看，石峻墙高，峡深水险，易守难攻。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铜吴堡，铁葭州”之称。

这一天，正逢佳县城赶集，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毛泽东在街上兴致勃勃地走着看着，当他看到街边上到处摆着卖煮羊肉、羊杂碎的摊子，吃的人很多，也吃得很香时，悄悄地对汪东兴说：“咱们也吃些？”汪东兴向张俊贤表示了这个意思，张俊贤说：“主席想吃羊肉、羊杂碎，这好办，我们买回去吃，怎么样？”

毛泽东却说：“买回去吃就不香了。”

张俊贤说：“这里的羊杂碎吃不得，你们仔细看看，这锅里还漂着羊粪呢！”

毛泽东一听这话笑了，说：“羊吃草长大，羊粪不过是羊消化过的草，煮熟了吃点没有关系。”

说罢，毛泽东就笑着离开了羊肉摊子，向前走去。

在县委吃中午饭的时候，县委的同志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其中就有清炖羊肉、羊杂碎。毛泽东吃得很香，一面吃，一面说好吃。还说要买几斤回去。[9]

10月18日，毛泽东到谭家坪，参观了峪口纸厂。

第二天毛泽东又登上了白云山。这一天天晴气朗，碧空万里，视野特别开阔。毛泽东登上白云山顶，向远望去，只见黄河如带，群山迭涛，大河两岸的村寨田野尽收眼前。接着，他们来到了白云观庙前。

这是一座道教庙。毛泽东叫大家提前下马，把马拴在庙门前，然后便步进了庙。

道长出来迎接了这些“施主”，毛泽东双手合十，闭目低头与道长行过礼，轻声问道：“每天来烧香拜佛的人多不多？”

道长回答：“太平时，来烧香的人就多些，最近人来的比前些时多了。”

毛泽东和道长一边走着，一边又问道长：“烧一次香你收多少钱？”

“不多，烧一次香收二毛钱。”道长回答说。

毛泽东不时地停下来看庙里的建筑，又问：“你这庙里可以烧饭吗？”

道长说：“可以。”

毛泽东说：“好，我们先去逛庙会，回来在这里吃中饭。”

毛泽东告辞了道长，就汇入了逛庙会的人流。

逛庙会的人很多。毛泽东一边看，一边问路边卖枣子、羊肉的价钱。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座戏台前，戏台上正在演山西梆子。台下人山人海，看戏的人坐满了。毛泽东也挺感兴趣，大家找来了一条长板凳，让他坐下来看戏。毛泽东开始坐着看，但根本看不见，就干脆站在板凳上看，就这样坚持把这出戏看完了。

中午，回到庙里吃了午饭。下午四五点钟，准备往回走。走到庙的正门，要下一个很长很陡的台阶，有一百多级。从上往下看，陡得就像一个天梯。警卫人员不敢让毛泽东走，劝他还是走原路回去。但是，任大家怎么劝都没有用，毛泽东非要自己走下这个高台阶不可。警卫员只好让毛泽东扶住他们的肩膀一级一级地往下走。毛泽东一边走，一边感叹道：“这样高的台阶，修造时的艰难可想而知。来庙里烧香的男女老少都能上能下，可见心里是很虔诚的，我们这些男子汉放开胆子走一回，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回到住地，天已经晚了。吃晚饭时，毛泽东说：“今天庙会逛得不错，八个多月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轻松过。”接着，他问汪东兴：“今天在庙会上，你知道演的是哪出戏吗？”

汪东兴说：“好像是杨家将的戏，我听不懂唱的是什么戏文。”

毛泽东说：“是晋戏《三关排宴》，戏中老生杨四郎，老旦佘太君都唱得不错。”

汪东兴对毛泽东说：“今天下那个高台阶，真为你捏一把汗，怕你走累了。”

毛泽东说：“不累。白云观的山不高，庙还不小，烧香的人也不少。有的老百姓有了病不请医生治病，而是在庙里烧香求神保佑。神学把神的意志无限夸大，说什么上帝创造和主宰着世界，说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第七天造物完毕休息去了。你相信吗？”

汪东兴说：“我信马列主义。我发现，凡是庙宇所在的地方，风景优美，森林茂盛，吸引不少游客，留下不少诗文。”

毛泽东说：“庙宇就是选风水好的地方建造，都是修身养性的好去处。我们提倡宗教信仰自由，正当的宗教活动允许进行，但不允许利用宗教活动做坏事。”[10]

一连好几天，毛泽东都在佳县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陕北的冬天来得早，10月下旬，黄土高坡上已披上了一层淡淡的晨霜，空气显得冷多了。

该考虑过冬的地方了。10月24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中央前委机关要选一个地方过冬，你看什么地方好些？”

汪东兴回答说：“我想听听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听说米脂县杨家沟一带不错，那里村子规模大，窑洞多，群众基础也比较好。我想派你带一个连去那里打前站，主要任务是为中央前委机关准备好窑洞，供暖设备（地炕、炉子），过冬衣服以及粮食等。你带一部电台去，随时与支队保持联系。你考虑一下，看十天时间够不够？”

11月14日，毛泽东一行由神泉堡向杨家沟出发，11月22日到达了杨家沟。这时，中共中央机关的代号又由“九支队”改为了“亚洲部”。

杨家沟是米脂县城东40里外的一个较大的山村，是闻名陕北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地主庄园。有一条小河向东一直流入黄河，沿河两岸河滩上有较肥沃的土地，人们称这里是米脂的米粮川。这里四面环山，只有中间一条大道贯通南北，地形比较偏僻。全村270多户人家，其中有72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在余下的近200户人家中，除一户中农外，全部是贫雇农。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一到杨家沟，汪东兴就分别带他们去看他们的住处。毛泽东走上一个高坡，看到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对汪东兴说：“杨家沟有房，果然名不虚传。这窑洞整齐、漂亮，还是新的，比你们画的还要好。”

毛泽东和周恩来住在一个窑院里，共有五间窑洞。毛泽东住在院子东头的三间相通的窑洞里，周恩来住在西头的两间窑洞里，这是一明一暗的两间窑洞，里面是卧室，外面是一个大间，作为会议室。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就住在上面的窑院里。这里的窑洞外面有西式玻璃回廊，内里宽敞明亮，无论居住、办公、开会都很方便。

看完了住处，毛泽东又问：“这个地方叫杨家沟，听说不少住户姓马不姓杨，这家的房主姓什么？”

汪东兴回答说：“这家房主叫马新民，原是北平大学生，因患肺病休学未毕业，现在家治疗。”

毛泽东说：“哦？还是知识分子家庭，他现在住在哪里？”

汪东兴说：“他现在搬到下面的院子去住了。他对我们很热情，主动提出搬回原来住的旧窑洞，把新修的窑洞让给我们住。”

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整整八个月了。到这时，才第一次有了一个比较安定、舒适的环境。这些日子，毛泽东一直很高兴。

12月的陕北正是寒冷的冬天，但是，在12月25日这一天，平时很安静的杨家沟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又称中央“十二月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陕甘宁、晋绥解放区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共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了会议。

在撤离延安八个月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使毛泽东喜出望外，兴奋不已。正式开会的第一天，毛泽东就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在谈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时，以激昂的语调说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11]接着，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意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12]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开了三天，于12月28日结束。毛泽东在谈到《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一报告时说：“‘十二月会议’就是要解决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作一个时期的政治纲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纲领。它比《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更进一步。”[13]

“十二月会议”开得很热烈，很成功。会议期间，正是毛泽东54岁生日。大家当然想给他做寿，但是，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并且讲了三条理由：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更用不着祝寿。做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这样，12月26日那天，毛泽东白天仍然主持会议，晚上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贺龙从晋绥带来的评剧团演出的《恶虎村》。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转眼就到了1948年的新年。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机关的人员召集在一起辞旧迎新。回顾过去的一年，毛泽东对大家说：“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这个年。”当新年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毛泽东热情地向大家举杯祝福：“1948年，我们要以更大的努力取得更大的胜利！”[14]

在杨家沟，由于相对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在关注全国战场和西北战场的作战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了理论创作，先后写了许多重要的文章，仅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就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等11篇。

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和全国战场一样也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取得了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个大胜利——宜川大捷，彻底扭转了西北战场的局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华北去。

据汪东兴回忆：3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以及汪东兴、叶子龙一起讨论了东渡黄河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央前委商议，准备东渡黄河。自从蒋介石指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中央前委在陕北转战一年了。去年三月十九日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可谓蒋介石最得意、最神气之时。蒋介石得意忘形，吹牛要在三个月或半年之内消灭中共首脑机关和西北野战军，至少要把我们赶到黄河以东。现在经过一年的较量，全国各战区、敌占区的斗争形势发展对我们越来越有利，我们在大范围内由被动转为主动了。你蒋介石赶我们过黄河，我们偏不过，在陕北拉着你的队伍转圈子。一年后的今天，我看过黄河的时机到了”。说到这儿，他又对汪东兴和叶子龙说：“把你们两位找来，就是商量一下，咱们什么时候过黄河？准备怎么过？具体由谁去组织指挥？”

周恩来说：“中央前委要在适当的时机与中央后委、中央工委汇合，这样有利于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现在正是黄河上游化冰的季节，我的意见看是不是三月下旬东渡黄河较为适宜。”

任弼时说：“东渡黄河要准备船，要找有经验的船工，和他们商量看什么时间过黄河合适，一定要保证安全渡河。”

叶子龙说：“争取用十天时间完成准备工作，我提议由汪东兴同志具体组织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汪东兴说：“东渡黄河的工作需要仔细策划。渡船、技术船工、木材，还有粮食、草料、当地治安工作等等，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帮助和支援。”

听了大家的议论，毛泽东说：“我同意子龙的意见，由汪东兴组织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派给他一个连的兵力，除担任渡河时的警卫外，还可以在准备工作中担任劳动力。给他带一部电台，一名报务员，一名译电员，随时将准备工作情况向中央前委报告，与我们保持联系。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要注意保密，时刻提高警惕，防止敌人侦察到我们的动向。……东渡黄河的时间暂定为三月下旬，从明天开始，十天内准备就绪。”[15]

3月21日上午，天气晴朗。杨家沟的山峁上，沟畔上，大路旁，站满了欢送的人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了住了四个多月的杨家沟，踏上了东渡黄河的路程。3月22日，到达了黄河岸边的佳县刘家坪。在这里，住了一夜。

3月23日，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中午11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了吴堡县川口村以南的园则塔渡口，准备从这里登船东渡。

这是一个老渡口了。毛泽东大步走到黄河边，看到黄河的水很黄，说：“看来黄河上游水土流失很厉害，若干年以后，要整体规划和治理。”

很快就要上船了，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人们说：“我们马上就要过黄河了，来不及向陕北老乡们告别，请你们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谢谢他们一年多来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和友谊。”[16]

说完以后，毛泽东和前来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告别，踏上了早已准备好的第一条渡船，随后，周恩来、任弼时登上了第二条渡船。

一上了船，毛泽东就和船工们握手，说：“劳累你们了！”

船工们回答：“送毛主席过河，这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毛泽东说：“谢谢，谢谢了。”

木船缓缓地离开了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不断地挥手致意。船已经离开岸边很远了，不停地摇晃起来，浪花拍打着木船，警卫战士劝毛泽东赶快坐下来，他不为所动，望着浊浪滔滔的黄河，望着渐渐远去的西岸和岸上的人群，心情十分激动。

正是凌汛时期，黄河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汹涌咆哮着、冲撞着，发出一阵阵轰轰巨响。小木船忽而冲上浪尖，忽而沉落波谷；冰块撞击着木船发出惊心动魄的砰砰声。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啊！

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的黄河。

船一靠岸，便是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地了。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17]

毛泽东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离开陕北，为时一年零五天的转战陕北的艰苦斗争胜利结束了。毛泽东又踏上了新的征途，率领全国军民争取更大的胜利。周恩来在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当时在陕北，毛主席、任弼时同志和我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1]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3]　《艰难的转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　《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0页。

[8]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9]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4页，第1247-1248页。

[13][1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6]　《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16章　挺进西府，收复延安

乘胜南下洛河东——兵分三路——攻打洛川——洛川久攻不下——“攻洛打援”计划落空——出击西府——孤立宝鸡——收复延安——歼击南逃之敌——攻占宝鸡——四纵队的失误——又撤出宝鸡——转战陇东——六纵遭受损失——对春季攻势的总结——彭德怀作自我检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对于彭德怀来说犹如心头放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使他去掉了既要指挥西北战场作战，又要关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一后顾之忧。当然，毛泽东离开陕北以后，彭德怀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宜川大捷后，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了短暂的休整。这时，在洛河以东、黄河以西这一广大地区内的20多个县城中，胡宗南的部队只驻守一些重点城市，大部分地方兵力单薄。敌人的具体部署是：整编第17师守备孤城延安；新编的整编第61旅守备洛川；整编第135旅、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骑兵第2旅分散守备铜川至咸阳和西安以东陇海铁路沿线。黄龙山以西的中部、宜君和黄龙山以南的白水、蒲城、合阳、石堡地区仅有三个多保安团及各县保警队守备。彭德怀鉴于当时敌我形势和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部队给养面临困难的情况，决定乘胜南下，向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广大地区进军，首先扫清渭河以北分散的敌人，截断延咸公路，围攻洛川，调动和歼灭敌人，巩固和扩大黄龙新解放区，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

还在宜川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就于1948年3月2日在给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拟以一、四两纵取中部、宜君，得手后相机攻同官；以二纵队取石堡镇，得手后取澄城、白水，以上到支（4日）出动。三、六两纵继续攻克宜川，得手后取洛川，收复甘（泉）、鹿（县），准备收复延安各种条件。”当天下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等的复电，同意上述作战方案，并指出：“同意以一、四纵取中部、宜君，相机取同官，以三、六两纵在攻克宜川后取洛川、富县、甘泉，控制甘泉至同官公路机动地带，二纵取澄城、白水，并准备协同一、四纵作战。各部在上述任务完成后，休整半月至一个月，消化俘虏，发动群众。此次休整两个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目前数日整顿队势，如粮食有办法，以寅齐（3月8日）前后出动为宜；如粮食困难，则提早出动。”

3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发出作战命令：

（一）本野战军已取得收复宜川、歼灭来援敌伟大战果。决继续扩大（战果），截断咸延路，消灭分散之敌，夺取小城市，扩大解放区目的。（二）着张（宗逊）副司令统率一、四两纵，五日晨向崾岘镇七十二团两个营，攻击前进，歼灭该敌。得手后，继续向中（部）、宜（君）间挺进。首先袭取宜君，得手后，以一部控制宜君及同宜间要点，主力即围攻中部。（三）着二纵队主力，五日晨向石堡垒攻击前进，歼灭该镇之保一团，得手后，向澄城、白水挺进，相机夺取之。另以一部护送伤兵至河东及接运粮食，任务达成后，由该纵首长令其归建。（四）着三、六两纵队以夺取洛川之目的，六日晨向洛川挺进。三纵取道英旺镇及其南，经旧县，主力进到洛川城东，一部控制交道镇，对鹿县侦察警戒。六纵取道宜洛公路，经旧县以南（旧县不含），主力进到洛川南，小部控制交口河。两均限九日午到达指定位置后，即进行围城部署。三纵担任城东、城北，六纵城南、城西，密取联络，互相架通电话。（五）野战司政各部尾六纵进到洛川东南之下黑母附近。

彭德怀计划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完成上述任务后，如敌人来援，则相机歼灭；如敌援军不来，则西进开辟麟游山区根据地，或北上歼灭敌整编第17师，收复延安。

当时，西北野战军的粮食十分困难。这一天，中央军委致电在晋绥的贺龙、习仲勋指出：“宜川大捷，歼灭胡（宗南）军精锐五个旅，打开了向渭北、陇南进军的门户，形势极为有利。但宜川、延长一带粮食奇缺，伤员及俘虏甚多，半年内新的伤员及俘虏均须向该区后送，新兵则经该区前送，一个半月后还可能移军打延安，因此，从河东筹运三万至四万担粮食至延长、固临、宜川地区极为必要”。

接命令后，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按预定部署，自宜川地区分三路向西南方向出击。3月5日，第一、第四纵队在张宗逊的率领下，分别从瓦子街、张家湾出发，驻守在崾岘镇的敌整编第24旅第72团、整编第135旅第404团和驻守石堡的陕西保安第1团，均闻风南逃；驻守甘泉、富县的敌第34团及保警队等收缩到延安。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延属军分区部队和游击队，当即收复甘泉、富县等地。

3月9日，第一、第四纵队前进到中部、宜君东的冯原镇、雷原镇地区后，以第一纵队第358旅第714团向北攻击中部，一部向宜君以南警戒，主力向宜君攻击。中部守敌新编陕西保安第15团第1大队3个连缴械投降，而宜君的敌人却趁未包围城西门之前，由西门逃走。至下午，中部、宜君两城均获解放。3月10日，彭德怀、赵寿山在给张宗逊的电报中说：“中（部）、宜（君）两城取得，打开了我军西进的道路。”“一、四两纵应各以小部（不超过一团），附电台，尾逃窜民团追击，主力明真（11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征集粮食，寅文（3月12日），四纵向同官前进，侦察该城守敌番号，工事强弱，电台；一纵寅文（3月12日）推进至宜君附近待机，夺取之城垣工事，彻底平毁桥梁、工事，电线确实保护，为我利用。”

3月5日，第二纵队（欠第359旅）从宜川西南的屹台街出发，向白水、蒲城县城攻击前进。这时，王震得到白水城增加敌两个团的防守兵力，并立即向彭德怀作了报告。3月10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王震、王世泰电报中说：“白水城如确到两团守敌兵，须详察地形工事，自己作各种充分准备，有把握时，则坚决夺取该城，如无把握，则主力须集结白水西北适当地区，待宜君、中部得手后，协同一、四两纵夺同官或白水，或另选敌人弱点，看情况再决。总之，不轻敌，不打无把握的仗。”10日拂晓，第二纵队进占了白水县城，并向蒲城前进。这时，王震旧病复发，胃部大出血，病情严重，必须送往设在兴县黑峪口的晋绥军区后方医院治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王恩茂等的一份电报中说：“王震同志病重去河东休养，必须派人护送，切不可大意，如不安全，亦可暂时随队休养。”

3月6日晨，第三、第六纵队从宜川及其附近出发，沿洛宜公路经旧县镇向洛川前进，9日，分别从城东、城北和城西包围了洛川城。

洛川位于洛河以东的一个黄土梁上，是咸（阳）延（安）公路上的一个重镇，是胡宗南部的重要物资供应基地，它作为连接西安与延安的中介站，也是胡宗南留在陕北的最后两个孤立据点之一。洛川周围沟壑纵横，多隘道，塬上地面平坦，视野开阔。敌人利用陡峭的沟壑，构筑坚固的工事，挖掘深达几米甚至十几米的峭壁外壕，设置多层铁丝网，埋设了大量地雷，成为易守难攻的堡垒。进攻洛川，这些纵横幽深的沟壑就是一大障碍。城内守敌有整编第27、第90师留下的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

3月9日晚，第三、第六纵队围城部队向洛川发起攻击，部分外围据点的守敌稍事抵抗即逃入城内。敌守城指挥官整编第61旅旅长兼第36团团长杨荫寰，将从外围逃入城内的官兵大部杀戮，想以此恐怖手段勒令部属拼死顽抗。

在洛川守敌的顽强抵抗下，加之连日下雨，第三、第六纵队两次攻城都不顺利，只好改为修筑工事、作近迫作业，准备再攻。

两次进攻洛川没有成功，彭德怀亲自来到了作战前线视察。在第六纵队阵地，他见到纵队司令员罗元发，便单刀直入地问道：“罗元发，我问一句，到底行不行，不行撤下来，拉到韩城去整训，让别的纵队上！”在第三纵队阵地，彭德怀又对许光达司令员说：“不行就下来，让别人上。”

洛川遭到西北野战军的围攻后，杨荫寰既向延安求援，又向西安呼救。胡宗南急忙命令裴昌会第5兵团从豫西撤回陕北，增援洛川。其先头整编第36师第28旅和第123旅于3月11日开到蒲城。

3月13日20时，张宗逊给彭德怀、赵寿山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我一、二、四纵，目前行动应以四纵首先夺取同官，并可能占领耀县，诱敌西进，集结一、二纵队相机歼灭西援敌一至两个旅。如西援敌兵力过大，不好打援，则待敌西援后，以二纵攻占澄城，并准备歼灭可能来援之三十师四个团，如此可使胡（宗南）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我则取得歼敌主动权。”

彭德怀、赵寿山接到张宗逊的这一电报后，没有同意这一意见。第二天，他们在给张宗逊等的回电中说：“目前打同（官）、耀（县）、蒲（城）均不易得。如不能再歼三、四个旅，即得上述各城，亦难巩固。现攻夺任何一城，敌均可集四个旅来援，故须有充分打援准备。但陈（赓）谢（富治）打下洛阳后，向潼洛压迫时，胡匪即无此可能，我则可适时夺取同、耀、澄、韩，使胡陷于完全被动。目前，胡急求挫我锋锐，我则以牵制罗（列）、鲁（崇文）、钟（松）三师，避免无把握作战为有利。”并指出：“宜川战役，冒着大雪严寒，粮食不足，伤亡相当大（一、三、六纵），未稍休息，即行南进西进（进是必要的），士气虽旺，实际战力较宜川战役前，有若干降低，故争取与利用时间，稍加休整，消化俘虏，补充部队，准备战场，熟悉地形，做地方工作，屯集粮食，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加强军事技术、战术教育，注意纪律检查。如敌北援洛川，我们准备在宜君、秦关镇地区消灭援军，白水城可相机保守，筹粮牵制敌人，便于陈谢作战，均有好处。如敌集兵向白水进攻，我亦可放弃该城。”

3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电报，指出：“你们攻洛川时，必须注意同时部署打援”。3月16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部队攻打洛川的情况：“洛川城周多断壁要险，敌工事坚，外壕深，且从灰（10日）即雨，近日大雪深尺许，敌尚未进行真面目攻城，须待雪溶路稍干，才能开始攻城。又因此次宜川战斗山炮弹无一颗缴获，故攻洛川主要靠坑道爆炸，估计须寅（3月）底，才能夺取洛川。如洛川不夺取，黄龙区工作不易开展。”又说：“洛川地主少，富农多，且存粮不少，拟筹一万三千石，可供攻城部队一月半。中部、宜君拟只筹一万石，缴敌一千一百石，可供一纵队两月。四纵现在同官西，就三原、淳化、关中地区粮，估计两月不成问题。二纵须从白水、澄城、合阳筹粮一万五千石。以上筹粮计划争取在三月底完成，如确能完成，四月份粮食不困难，三、六两纵攻克洛川后，即开至南线，休整就食，主要靠河东接济。一、二两队攻延安，求得四月底至五月上半月解决延安之敌，然后出陇东、陇南就粮。惟打延安需要粮食至少一万二千石，须河东从小船窝、马斗关运输五千石，山西筹一千石，如属可行时，野战军在黄龙区再筹六千石，即可解决打延安战役粮食问题。否则，只有暂时放弃打延安的计划。”3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不论现在打洛川将来打延安，敌均有增援可能，望部署打援。”

洛川一时攻打不下，怎样才能打援敌呢？彭德怀在思考这个问题。3月23日，他和赵寿山在给张宗逊等的电报中说：“以现在情形，洛川攻夺，非大规模木工作业与坑道爆炸，难于奏效，月底恐难完成任务，粮食亦感严重威胁”。“我如何准备击破援兵，是当前重要问题。如敌援洛（川），证实时，拟三纵围洛，进行坑道，抽出六纵打援。敌由洛河以东或以西、北来援，此刻是难判明。如敌经洛河以东，由二纵以一至两个团，节节阻击，沿洛河以西向洛前进，进至苦泉镇、北盖村线及其以北，由一纵派适当兵力节节抗击，金锁关至苦泉镇段，以骑六师阻击。总之，利用地形，如敌攻击精神差，我以节节阻击、疲劳敌人，争取时间，以便我集结主力，寻找敌弱点，首先消灭敌一至两个旅为原则。”

第三纵队以顽强的精神继续围攻洛川。西安民是洛川城北的一个重要外围据点，守敌拼死顽抗，第三纵队一部两次攻击都未成功。3月23日，他们冒雪再次发起攻击，经激烈战斗，反复争夺，3月24日晨占领了西安民，续克屯里、石家庄及飞机场等敌据点。3月25日又攻克窑子村等重要据点。3月28日晚，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从城东，独立第5旅从城北，第六纵队一部从城南及其两侧，协同向洛川城发起总攻。第三纵队因城外地形开阔，敌工事坚固，火力密集，三次攻击未果，于拂晓前撤出战斗。第六纵队向笔架台攻击，已夺取部分前沿阵地，因第二梯队未能及时投入战斗，致遭敌反击，伤亡较大，失去战机。

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破坏了咸（阳）铜（川）铁路及咸（阳）延（安）公路的部分桥梁道路后，待机打援。为诱敌增援，彭德怀命令第二纵队主动出击，调动敌人，创造战机。3月24日至27日，第二纵队攻占韩城、合阳、澄城等县城。当第二纵队主力撤离澄城、合阳，集结皇甫庄、冯原镇地区待机时，敌以整编第30、第1师各两个旅进占澄城、合阳后，即停止北进。

西北野战军在洛川久攻不下，敌增援洛川的裴昌会兵团滞留于合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不敢继续北进的情况下，为达到攻洛打援的目的，彭德怀又决定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继续围攻洛川外，北线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团于茶坊、富县地区监视延安敌军；南线以第四纵队骑兵第6师和第一纵队一部控制铜川以北的金锁关和宜君县城，集中两个纵队主力于铜川西北、东北地区，准备打援。第二纵队位于白水至冯原镇地区机动。

西北野战军攻打洛川已进行22天了，进展很不顺利。这时，延安守敌第48旅旅长康庄率领三个团南援，3月27日到达甘泉。3月31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徐向前、陈赓、谢富治的一份电报中指出：“洛川城固，断沟很深，要险被掘断，且有数道外壕，多层铁丝网与地雷以为核心，与城外的坑道、工事、据点、伏地碉堡形成强大纵深配备，攻三次，仅夺取部分突出阵地，敌伤亡被俘八九百人，我伤亡约一千五百余人，现正进行坑道，通过要险，攻克此城，还须半月，有把握夺取之。”因此，他们提出“在不妨碍陈谢部整训情况下，请以一部向陕南佯攻，请向前派地方部队，在风陵渡、荣河线佯攻，以牵制胡（宗南）匪主力北援，与我攻洛打援均有利。但以不妨害你们本身任务为原则。”

4月初，彭德怀为促使敌人增援，又以第三、第六纵队对洛川组织了几次佯攻，以迷惑援敌，诱其深入。但是，由于胡宗南在宜川作战时吃了西北野战军围城打援的亏，送掉其主力5个整编旅，所以，这一次他增援洛川，害怕重演刘戡毙命的悲剧，于是命令裴昌会兵团谨慎小心。从4月5日开始，裴昌会以整编第1、第65、第38、第36师4个整编师8个旅的兵力，从铜川出发，沿咸延公路北进增援洛川时，采取了援而不进或缓进的方针，4个整编师猥集一团，日行15公里，夜退7公里，步步为营，齐头并进，至4月11日7天仅前进了52公里至宜君。尽管西北野战军采取了一些诱其深入的行动，但仍未获得歼敌机会。西北野战军“攻洛打援”的计划不能实现，战局陷于对峙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得不放弃“攻洛打援”计划，重新考虑新的作战计划。

西北野战军久攻洛川不下，求歼胡宗南援军亦因裴昌会兵团猥集于铜川、蒲城地区而不能获得战机。西北野战军几万人马集中在黄龙山区，军民粮食都很困难。而且，西北野战军如果久驻这一地区，不仅于西北战局不利，而且也于全国战局的发展不利。因为刚遭受打击的胡宗南部可以乘此喘息机会，调整部署、整顿部队；在中原战场上，陈赓、谢富治部取得洛阳战役胜利之后，正在部署新的战役；在山西战场上，徐向前部正在围攻临汾，他们都需要西北野战军牢牢抓住胡宗南部，不让他抽兵增援中原和山西。

下一步作战怎样进行呢？

彭德怀和西北野战军的同志们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他们认为，胡宗南这时把其主力集中于渭河以北、洛河以东地区，而在西府地区兵力较弱，如果抓住这一时机，向西府地区挺进，就能再一次调动敌人。

西府主要是指西安以西，泾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包括现在宝鸡、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在这一地区，除耀县、淳化、径阳三角地区有敌暂编第2旅、新编第9旅及骑兵第2旅守备外，千县、旬邑地区有陕西保安第19团、暂编第2旅第5团守备外，西安附近为整编第203师外，兴平、麟游、陇县、宝鸡等10余县，敌兵力十分空虚；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宝鸡，也仅有整编第76师（清涧被歼后重新编成的）师部、第144旅第40团及陕西保安第21团等部2 000多人防守。

根据西府的这一情况，当时许多同志都瞅准了这次机会，认为西府的敌人兵力空虚，应该甩开敌人主力，大踏步地向敌人后方挺进，相机夺取胡宗南的后方战略基地宝鸡，并调动延安、洛川守敌和裴昌会兵团，寻找战机消灭敌人。彭德怀开始顾虑敌众我寡，深入敌占区，远离解放区于我不利。赵寿山也感到：“不可过于乐观。我们从胡马之间的夹缝里打出去的，不能陷得太深，太深入了，有一定的冒险性。”但是，大部分同志主张打宝鸡，彭德怀经过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同意以西北野战主力进军西府，发起西府战役。[1]

4月6日，彭德怀在给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转中央军委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拟以三纵继续围攻洛川，集中四个纵队寻机歼灭援敌两个旅。如不可能时，则吸引敌人深入洛川，我们四个纵队突然夺取旬邑、千县、永寿、长武、醴泉、乾县、麟游，截断川陕及西兰要道，求得拖疲分散胡匪，各个歼灭之。”

中央军委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向西府进军的计划。彭德怀即以许光达指挥第三纵队继续围攻洛川，以迷惑敌人，钳制裴昌会兵团外，西北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于4月7日从黄陵、澄城地区向西移动，于4月13日在关中的马栏、照金、庙湾、转角等地隐蔽集结。

4月13日，彭德怀在马栏镇杨坡头召开了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进军西府的作战方案。彭德怀把这次西府作战称为“调虎离山”。他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逼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动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他。”[2]会议决定西北野战军分左、中、右三路于4月16日向西府挺进。左路，由第二、第四纵队组成，在张宗逊指挥下，从高王镇以南渡泾河，夺取监军镇（今永寿县城）、乾县，得手后以一部相机夺取醴泉、兴平，向咸阳佯动，威胁西安；主力迅速夺取武功、扶风、岐山，相机夺取宝鸡，并彻底破坏武功兴平段铁路，准备炸毁渭河桥梁；中路，由第一纵队担任，夺取旬邑，从张兰镇渡泾河，向千县、麟游、凤翔挺进，协同第二纵队相机夺取宝鸡；右路，由第六纵队担任，夺取职田镇、太峪镇、世店镇等据点后，由亭口、千县间渡泾河，视情况相机使用。

西北野战军主力突然从北起职田，南至高王庄30余公里宽的战线上，以神速的行动，出击西府地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战役开始时进展异常顺利。4月17日拂晓，中路军第一纵队攻占旬邑城，全歼守敌陕西保安第19团2个营600多人，歼张洪镇守敌第19团1个连100多人；4月18日晚，强渡泾河，攻击彬县；19日，全歼守敌暂编绺2旅第5团第2营及伪第7专署部队共2 000多人。之后，又以急行军直逼麟游、凤翔及敌后方基地宝鸡。

右路军第六纵队于4月17日攻占职田，18日肃清淳化至长武间、泾河北岸的敌人据点，全歼陕西保安第19团2个营及太峪、世店镇等地的敌地方武装，乘胜渡过泾河，直逼长武、灵台。

但是，左路的进攻并不顺利。第二纵队及第四纵队一部，于4月18日攻占永寿县以东的常宁镇，全歼守敌整编第203师第1旅第3团、第6旅第6团，歼敌1 600余人，解放永寿县。之后，直逼监军镇、乾县。由于向乾县进军的路线选择不当，缺乏打援的思想准备，加上敌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从而失去了夺取乾县、武功的机会。张宗逊临机处置，改变决心，首先夺取扶风，再夺取绛帐车站，破坏铁路交通，然后沿着扶风至岐山公路前进，直扑宝鸡。于是，第二纵队于乾县以北的铁佛寺地区歼敌第203师搜索营1个连，击溃西进敌整编38师第177旅第531团，进占乾县、醴泉之间的洋红店及陇海路绛帐车站，又歼灭扶风守敌，于4月22日进占扶风城。

至此，西北野战军已截断了西安至宝鸡的路线，控制了一段铁路。

4月20日，彭德怀在进军途中发出了给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并转毛泽东的电报，报告向西府进军的计划，他说：黄龙山区缺粮；黄陵、宜君打援，敌徘徊不进。“我无粮不能久待，故决提前夺取麟游山脉与陇山脉诸县及断西兰与川陕交通。相机夺取宝鸡。以打击胡宗南为主，站稳脚，建立麟（游）陇（山）两山脉根据地雏形，预计两三个月。第二步入甘肃。求得在广大地区解决给养，减轻老区负担。”[3]

这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已由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与中共中央工作委会员会合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军委接到这一电报以后，周恩来批示道：“西北野战军的目前行动计划是好的，但须注意西北须独自对付当前之敌。”4月26日，毛泽东又复电彭德怀：“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并说，中央已和中央工委会合，这里一切很好。

西北野战军在马栏集结、行将向西府进攻之际，胡宗南发觉西北野战军主力有向西南行动的意图，既恐其突过泾河，长驱直入，夺取宝鸡，切断川陕交通；又惧西北野战军主力越过泾河后转兵东进，直逼咸阳，威胁西安。胡宗南遂决定裴昌会兵团由耀县、铜川、宜君、蒲城速向三原、富平地区集结，准备西援；又先于裴昌会兵团行动之前，将防卫西安的整编第203师主力车运抵监军镇一带，企图加强泾河防线，迟滞西北野战军渡河行动。青海马步芳部整编第82师也奉国民党国防部命令，从甘肃镇原地区向长武、彬县开进。

从19日至25日，西北野战军主力继续攻占前进。右路第六纵队攻克长武、灵台；中路第一纵队攻占彬县、麟游，歼敌2 000多人，俘虏彬县要点守备指挥部少将指挥官赵璋，第七专区专员、少将保安司令乔维森等，后经80余公里长途奔袭，占领凤翔县城；左路第二、第四纵队进攻乾县不克，第二纵队遂转攻武功、扶风，4月22日歼灭扶风守敌，占领扶风和绛帐车站及文殊镇，截断了铁路交通，接着攻占岐山和工业城镇蔡家坡、虢镇。至此，从扶风东南的绛帐到宝鸡以东的底店间长达75公里的陇海铁路已为西北野战军控制，宝鸡处于被围之中。

宝鸡作为陇海铁路与川陕公路的连接点，是渭河平原西部的工业重镇。由于宝鸡具有重要交通枢纽的战略地位，胡宗南把它作为其进攻的战略供应基地，大量弹药和各种军事装备、物资器材都储备在这里。宝鸡城北面是高原，南面是秦岭，控制了南北的险要就很难攻进城里。

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在清涧全师覆没后，胡宗南又委任第28旅旅长徐保为该师师长，前往宝鸡重新组编。徐保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极为骄横。他在来宝鸡前，被围困在宝鸡城内的警备司令刘进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已经准备放弃宝鸡，撤退到秦岭山中去。徐保来到宝鸡，大骂刘进是个胆小鬼。于是，刘进率地方保安团队守备宝鸡城外渭河以南的阵地，徐保部则担任宝鸡市区守备。徐保的整编第76师师部重新组建后，驻守在宝鸡城东十里铺，徐保后又将师部移至城内中央银行大楼。宝鸡守敌在徐保的指挥下，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加修了许多明碉暗堡。城外军械库、城北飞机场、南关、渭河大桥、车站、东堡子、蟠龙山等据点，都是防御的重点。

当西北野战军以凌厉攻势逼近宝鸡时，蒋介石、胡宗南大为震惊，又命令裴昌会第5兵团5个整编师11个旅的兵力，于4月23日从富平、三原地区分三路驰援宝鸡。其右路整编第30、第65师沿西（安）凤（翔）公路北侧西进。中路整编第36师及左路整编第1师沿西兰公路及陇海铁路平行西进。整编第38师由乾县北上亭口地区堵截。青海马步芳整编第82师也由陇东南下长武，向亭口急进，企图堵击。

西北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占领彬县、永寿，切断西兰公路，包围宝鸡，这使延安、洛川的守敌更加孤立。这时，胡宗南的兵力已实在不够用了，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固守延安的价值了。

防守延安的是敌整编第17师，师长何文鼎是陕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和胡宗南是同期同学，多年追随胡宗南。在1947年3月进攻延安时，他率领第17师奉命守备后方洛川至延安的交通线。10月初，他又奉命率所部整编第12旅与整编第48旅移往延安，接替整编第27师统守延安。何文鼎指挥两个整编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利用延安险要的地形构筑了大量坚固的工事，企图固守延安。

这时，何文鼎看到延安已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延安通往西安的咸榆公路上连一支警戒部队也没有，供给毫无保障。如若西北野战军主力来攻，延安定将不保。

何文鼎和他的整编第17师守在延安真是卧食不宁，多次向胡宗南请求放弃延安，撤回西安。他还提出了从延安撤回西安的路线，说：“从延安沿公路南下，必受道路限制，部队不能机动，而且要遭共军袭击；最好的办法是将重武器空运西安，其余销毁，部队轻装由延安向北，经安塞、靖边、定边，取道宁夏、甘肃回关中，这样虽然绕路，却可以万无一失。”[4]

但是，延安这处地方又非同寻常，乃是蒋介石策划多年，胡宗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毛泽东手中夺过来的。更何况当年为庆祝“延安大捷”，胡宗南又是何等的风光。现在，要不战而弃，这叫胡宗南的脸面又往哪儿搁？所以，胡宗南开始并没有答应何文鼎撤离延安的要求。然而不撤离延安又怎么办呢？事实上，在胡宗南的心里，早在4月上旬就有撤离延安的打算了。不过，恰在这一时期，国民党“行宪国大”召开，蒋介石于4月9日还要在会议上说，国军仍然是有力量的，要占领共产党的政治中心延安，就能够占领延安。要占领共产党的经济中心烟台，就能占领烟台等等。因此，胡宗南不得不把放弃延安的行动推迟十余日，直至4月18日，胡宗南才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为集中兵力，以及改变不利态势，乃决定放弃延安”。4月20日，胡宗南派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长裴世禺与西安空军第3军区副司令易国瑞乘飞机到延安，将撤退命令送交何文鼎。胡宗南不同意何文鼎绕道宁夏的建议，而要沿咸榆公路南下。

4月21日，天还没有亮，何文鼎就和整编第17师开始放弃延安城南逃了。延安城郊到处都是一片荒乱凄惨的景象，城内的烈火冲向天空，南关的仓库物资也燃起熊熊烈火，面粉、黄米、衣物、绷带、纱布、药物等，乱撒在公路两旁，官兵争先恐后地向南逃跑，经甘泉一直向洛川跑去。

何文鼎和整编第17师南逃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1军分区立即进入延安。被胡宗南侵占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延安城内城外一片欢腾。路口、崖畔、窑洞、街头，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人们兴奋地互相道贺：“延安，我们回来了！”

收复延安，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也是欢欣若狂。4月24日，中共中央为收复延安给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发来了贺电，贺电中说：“庆祝你们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一切事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当今收复延安的时候，特向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及延安全体人民，致慰问之意，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4月25日，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就收复延安发表了谈话，他说：“历史事变的发展，证明中国人民必然胜利；民主圣地延安的收复，标志着这个全部的彻底的胜利已不很远了。”“当去年我们撤离延安时，我们坚信一定还要回来的，现在我们果然回来了。”[5]

上海《观察》周刊对此事发表评论说：“就是去年这个时候3月19日，国军胡宗南的刘戡、董钊两兵团打下延安，但是扑了空，并没有击溃共军的主力”。“胡宗南是政府多年在西北培育的‘防共长城’，打下延安泄了气，丢了晋南，丢了豫西，清涧、宜川两战失败得更惨。在河北石家庄，望都全军覆没的也是他的部队”。“胡宗南可以宗南而不能安北，他失去了威望，就等于西北‘防共长城’的溃决，所以局面的危险，并不减于东北。”[6]

再说何文鼎率领整编第17师逃到洛川后，没敢停留，立即与洛川守敌杨荫寰的整编第61旅等部，连同地方武装及眷属共约3万人，又沿着洛（川）白（水）公路南逃。第三纵队于4月26日解放了洛川城。

彭德怀决定抓住敌南逃的机会，歼灭南逃之敌。4月21日中午，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给第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李景膺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何文鼎马（21日），全部南撤。由于野战军在泾、渭间继续扩大胜利进攻，川陕与西兰交通均截断，敌有被逼放弃延安、洛川模样。三纵队应以一个团，附电台，派得力指挥员率领，于二十三日前，位置于交口、中部、偏桥之线，节节阻击南逃之敌，待敌先头退至偏桥时，该团主力应灵活隐蔽集结偏桥以西，以便配合纵队主力，东西伏击南退敌之后尾一两个团。以一个营，宽正面继续阻击，引敌主力南退。纵队主力隐蔽集结偏桥东南地区。伏击得手后，不顾一切猛追。延属游击队应尾敌追击至交口河为止，交口河以南，不要再尾追，而转入正面阻击，使敌后尾放心。至为重要。”

许光达立即率领第三纵队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奋勇追歼南逃之敌。经过4月26日夜至29日晚的连续猛烈追击、截击，在洛川以南的石头镇、吴庄镇地区给逃敌以沉重打击，一直追至洛河边上、白水城郊，歼敌整编第61旅第182团、整编第17师野炮营全部及整编第17师师部、第48旅第144团各一部，共3 000余人，俘敌1 500余人，全部缴获敌坦克、汽车、榴弹炮、山炮等重武器。4月29日，何文鼎率残部逃进了蒲城。

胡宗南放了延安，想拼命保住宝鸡。在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挺进西府后，蒋介石曾错误地估计，西北野战军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并不利，这正是歼灭西北野战军主力的一个良机，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胡宗南急调裴昌会兵团率部星夜向宝鸡疾进，在青海马步芳整编第82师的配合下，以11个旅的兵力分两路，妄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宝鸡地区。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彭德怀决心抓住战机，在运动中再歼敌几个旅。他采取两翼防御、中间突破的战术，以第六纵队教导旅于长武、彬县地区转入机动防御，阻击青海马步芳整编第82师，保障主力右侧后的安全；以第四纵队在扶风、岐山之间抗击西进的裴昌会兵团，第二纵队独立第6旅于武功以西午井镇、罗局镇至虢镇地区阻击沿陇海铁路西援之敌，保障主力左侧后的安全；集中第一、第二（欠独立第6旅）纵队，夺取宝鸡。

4月25日，一直指挥第二、第四纵队作战的张宗逊与彭德怀在宝鸡城东会合。

这一天深夜，第一、第二纵队向宝鸡发起了突然攻击。宝鸡四周枪炮声不断，守城的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西北野战军会来得这么快。4月26日拂晓，第一纵队从城西和城北灵原机场方向、第二纵队从正东和东北方向向宝鸡城攻击前进。攻城部队用山炮、迫击炮和全部轻重武器压制敌人的火力点，勇猛地冲向敌人的制高点和碉堡。面对第一、第二纵队的强大攻势，守敌斗志全无，不少敌人吓得不战而逃，有些保警大队立即缴械投降，很快失去了许多重要据点。

战至4月26日上午10时，第一纵队完全控制了灵原机场并突入宝鸡城内进行激烈的巷战。12时许，第二纵队亦从上马营方向突破金陵河，由东南突入宝鸡城内。与敌激战至17时许，城关残敌除一部南逃外，被全部肃清。在激战中，徐保率400余人乘铁甲列车且战且逃，被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第12团阻于金陵河与十里铺之间，随即在第358旅一部配合下从铁路两侧发起进攻，战至当夜22时，全歼铁甲列车敌军。经过一天激战，宝鸡遂告解放。徐保被炸成重伤后被俘，于次日毙命。这一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并转中央军委电报中说：“（一）宝鸡城已全部攻占，惟南关处车站尚有少数敌人据守，今晚可解决。缴获军火仓库已发现者，即有四窑洞，其他物资亦极多。现正组织向千阳、凤翔以北山地运输中，惟物资颇多，运输需时，且须临时动员民夫。此次出征老区无一副担架，一个民夫，深感不便。（二）敌三十六师、一师、三十八师、六十五师、三十师均向西进，主力已到扶风以东十余里，另一部占盐军镇。青马之八十二师占我长武后，仍向亭口前进，威胁我后方联络。我只有不顾后方联络，争取稍加休息，寻机再歼灭胡（宗南）匪三四个旅及八十二师一个旅，才能使敌完全处于防守。”

几个月来，胡宗南的几位干将，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整编第90师师长严明、整编76师师长徐保都先后被打死了。胡宗南不能不感到悲伤，他在西安为这三个人开了一个追悼会。据说，当时西安的学生，曾给追悼会送去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平身先死”；下联是“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横联是“纪律严明”。这副对联巧妙地讽刺和嘲笑了刘戡、严明和徐保为蒋介石卖命的可悲下场。

第一、第二纵队占领宝鸡之时，在东面的裴昌会兵团正在加速向宝鸡前进，其先头部队很快就在扶风杏林镇地区和西北野战军执行机动防御任务的第四纵队发生战斗。第四纵队由于兵力部署过于分散，抵抗又不坚决，右侧被裴昌会兵团的后续部队突破阵地。第四纵队既未请示上级，又不通知友邻部队，即自行撤退到岐山东北的山地，致使敌人得以长驱直入。

4月27日，裴昌会兵团经岐山西进，逼近虢镇、凤翔，距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仅10多公里。在这危急时刻，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迎上去阻击敌人。经过激战，反复争夺阵地，将敌阻在凤翔以东10里的地方。独6旅旅长张仲翰率部沿铁路和渭河两岸机动防御，他们在敌人猛烈的攻击下，节节抗击，又将敌阻在元大营以东地区。

与此同时，青海马步芳整编第82师的4个步骑团，在其儿子马继援的率领下突破了教导旅的长武、亭口等阵地，直逼崔木镇，威胁第一、第二纵队的侧后。这样，攻占宝鸡的第一、第二纵队便处于胡宗南部的裴昌会兵团和青马整编第82师联合夹击的危险境地。为摆脱敌人，彭德怀临危不惧，沉着指挥。他果断命令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独立第6旅和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在凤翔地区阻击裴昌会兵团，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第359旅迅速炸毁转运不及的军火物资，于4月28日拂晓前全部撤出宝鸡，向陇东转移。

裴昌会兵团的迅速西进与马继援整编第82师的迅速增援，大大出乎第一、第二纵队的意料之外。4月27日这一天，部队正在宝鸡分散做群众工作，运送和处理战争物资。这时，彭德怀还在距敌人不远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凤翔南屈家山村忙着。他让电台叫通每一个纵队，亲自布置撤离宝鸡的路线和集结地区。他交代第一、第二纵队：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这时天色已晚，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单位已准备撤离，但还有一个部队的电台没有联系上。从传来的枪炮声判定，敌人更逼进了。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警卫营紧急挖工事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彭德怀把警卫员的手枪要去，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直到给各纵队的紧急电报发完后，他才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向北转移。[7]

西北野战军左路阻援未成，右路抗击也受挫，宝鸡攻下又撤出。马继援非常猖狂，整编第82师又一次袭击第六纵队教导旅。至4月29日，进占旧永寿县、旬邑及彬县，截断了西北野战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并继续向麟游地区急进。由于裴昌会兵团兵力集中，不易捕捉战机，彭德怀决定率西北野战军主力继续向陇东挺进，准备寻机消灭敌整编第82师。

5月3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甘肃平凉、泾川之间的花锁镇通过西兰公路，涉过泾河继续北进，准备先夺取屯子镇、北合镇、党原镇，然后夺取肖金镇、荔镇、西峰镇、宁县等地，歼灭青马整编第82师一部或大部，以摆脱敌人。5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一）游麟山区，群众、地形好，惟粮食缺，大兵团难活动，小部队好坚持，且永寿、游麟、彬县民团、保警队已全部消灭，凤翔、扶风消灭半数，决留骑六师以游麟境为中心，坚持游击战。（二）野战军主力江（3日）支（4日）已从泾（川）、平（凉）间北渡泾水，准备休息二三天，进攻西峰镇、荔茵、肖金镇、宁县，收复陇东。战役得手后，拟休整一月，相当巩固后方，解决粮食问题。”

这时，裴昌会兵团一改过去密集方阵推进，实行数路并进长追不舍的战术，在其途经地区不留兵力守备，企图挟其优势兵力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

5月4日，张宗逊率领第二纵队向北合镇、王都庙前进，准备夺取荔镇。这天，马继援的整编第82师进到镇原，准备配合裴昌会兵团围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屯子镇地区。5月5日下午，第六纵队机关和教导旅按原计划进占屯子镇，以策应第一纵队夺取肖金镇。马继援部的三个步骑团依仗着骑兵的优势，则紧紧咬住第六纵队不放。当第六纵队机关进抵屯子镇以后，虽从敌人没撤走的电话线上侦听到敌人的意图，但对敌人兵力等情况还不清楚，没有及时退出屯子镇。结果，第六纵队机关和教导旅遂被马继援部包围。当天，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也向屯子镇前去，但未能解围。屯子镇地方很小，东西长300多米，南北宽200多米，第六纵队的部队在这个小镇里拥挤不堪，敌人不时用迫击炮向镇内轰击，造成第六纵队很多伤亡。[8]

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彭德怀命令教导旅在屯子镇坚守，吸引住敌人。他亲率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机关部分人员，指挥第一、第四纵队在5月6日拂晓由党原镇、王都庙向屯子镇进攻。当天，西北野战军攻击屯子镇的部队，除独立第1旅第3团在西坡里地区和从镇原增派来的马继援部一个骑兵团打成对峙外，其他担负攻击包围屯子镇敌军的部队，由于相互协同不好，没有同时发起总攻，只形成逐次冲击，虽然杀伤了敌2 000多人，却没有达到全歼该敌3个团的目的，仅在5月6日夜里将第六纵队机关和教导旅接应突围出来。

在屯子镇解围作战的同时，张宗逊于5月6日率第二纵队占领荔镇，并在荔镇宿营。彭德怀鉴于情况紧急，处境仍然不利，当天夜里决定西北野战军全部迅速沿屯子镇通肖金镇的公路，向宁县、正宁方向转移，以摆脱敌人。同时决定：由第二纵队在5月7日占领肖金镇；第四纵队沿公路构筑野战工事，作机动防御，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东进转移。

5月7日拂晓，张宗逊率领第二纵队从荔镇向肖金镇前进。荔镇和肖金镇在南北相对的塬上，中间是深沟。从屯子镇到肖金镇的公路就在附近通过。西北野战军如果控制了两侧塬上，就可以安全东进。但由于西北野战军对这一线的敌情并不太了解，当担任前卫任务的独立第4旅进到肖金镇时，才发现该镇已被马继援部的骑兵第5团和甘肃保安第5团占领。

张宗逊随第二纵队司令部正下到沟里，向北塬上走，听到独立第4旅的报告，立即命令独立第4旅包围肖金镇。接着，又从荔镇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原来第359旅和独立第6旅正要从荔镇出发时，发现敌钟松率领重新组建的整编第36师和马继援部骑兵第1团从南面逼近荔镇，担任后卫任务的独立第6旅已和敌人打响了。

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敌整编第36师后面还有整编第1师跟进。如果让敌整编第36师占领荔镇，和肖金镇的马继援部南北会合，西北野战军主力东进的道路就会被堵死，也就将陷入屯子镇、西峰镇和泾川的三角地区，有被敌围歼的危险。张宗逊急忙来到已设在肖金镇西南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彭德怀不在这里，他带领一部分人员随第一纵队行动去了。

在这紧急关头，张宗逊和第二纵队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和副司令员郭鹏等研究，当机立断，改变原来部署，命令独立第6旅和第359旅在荔镇坚决抗击敌整编第36师等部的进攻，独立第4旅主力继续围攻肖金镇的敌人，独4旅另以第11团抢占荔镇和肖金镇以东的三不同，并在那里构筑工事，以保障西北野战军主力东进的道路。

独立第6旅和第359旅迅速在荔镇以南展开，给予敌整编第36师迎头痛击，消灭敌人2 000余人；独立第4旅主力击溃肖金镇敌的多次反冲击，紧紧地包围着敌人；独立第4旅第11团迅速占领了三不同。三不同在三道沟交叉点的塬上，占领三不同，就能有效地控制西北野战军主力东进的通道。

但是，担任由屯子镇到肖金镇公路作机动防御的第四纵队则没有完成任务，特别是由于第四纵队警备第3旅第5团团长郭应春违抗命令，擅自将部队撤到肖金镇以东，使马继援部得以跟踪追击西北野战军主力，致使第六纵队新编第4旅和第一纵队独立第1旅在转进过程中，受到敌迂回堵击，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损失。[9]

5月7日下午，彭德怀听到荔镇方向第二纵队抗击钟松整编36师的激烈枪炮声后，迅速率领第一纵队向第二纵队靠拢。

第二纵队全体指战员在荔镇和肖金镇与敌浴血奋战一天，以顽强的斗志为西北野战军主力转移赢得了时间。西北野战军摆脱胡、马部在荡镇、肖金镇的合击后，又以顽强的战斗精神，于5月8日在三不同，9日在宁县以东的良平镇，11日在永和镇、织田镇，给马继援和钟松的追击部队以连续打击。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主力继续向东转移，于5月12日回到关中的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才完全摆脱了敌军的追堵。5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又进到黄龙、韩城一带地区。

西北野战军主力进到黄龙、韩城地区后便进行了休整。5月17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各部队发出了十天休整计划：“各纵队（三纵另有任务）到达指定位置后，自行拟定十天休整计划（十八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主要是恢复疲劳，整理组织，传达收复延安，巩固后方，在国内外的重大意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新区，夺取延、洛大批军用物资，特别是百余万发子弹，数万发炮弹，以及坦克大炮，在麟（游）、宝（鸡）、彬（县）、旬（县）地区消灭了二○三师之第一旅三团及二旅六团、七十六师部之通（信）、特（务）两营及新编之四十团，陕保二十一团、十七团，暂二旅五团二营……上述这些是伟大的胜利，但在此次行动中仍有严重的缺点，以致在战役战术上犯了某些错误，个别兵团更为严重，主要原因是轻敌（亦有怕敌者），造成个别纵队中的相当损失，对此应有足够估计。我们确定彻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民主的检讨经验教训，集中各纵意见，二十五日带来前委扩大会作总结，定出下一战役计划及整训方针。”

5月26日，彭德怀在洛川县土基镇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自2月11日南下发动春季攻势以来的作战作了总结。他说：“经过了连续三个月的行军作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同时也暴露了许多缺点和某些错误”。在谈到这次挺进西府作战时，彭德怀说：“我军向西府进攻的战役企图：第一步是建立麟游山、千山山脉根据地，并从外线的进攻中达到收复延安，夺取洛川，巩固黄龙新解放区的目的。第二步是依靠麟、千山脉根据地北出平凉、固原，速达收复陇东，逼退三边之敌。”[10]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取得了收复延安、夺取洛川、扩大和巩固黄龙新解放区、歼灭敌2万余人、一度攻克县城14座、摧毁敌人西北供应基地宝鸡等战果，但是，却“未能完成建立麟（游）千（县）根据地及收复陇东、收复三边的任务”。对此，他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指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战役指导上犯了若干错误和缺点，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第一，是我对胡、马两军密切配合与马军实力认识不足（青马有正规军骑兵五个团，步兵四个团），对胡宗南可集中的兵力估计过低（此次共集中十三个旅），对敌军六十五师行动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第二，战役配合有很大缺点，个别纵队部署不当，不完全明了敌情，亦不完全明了我情。我军不能与陕南配合，由陕南牵制敌军四五个旅，即可站住脚。……”[11]说到这里，彭德怀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说：“彭德怀啊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互相矛盾的一面，忽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一面。”他十分沉痛地说：“出发前准备不充分，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敌人估计不足等三项，战役领导机关与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在停顿片刻之后，他又感慨地说，我们打了礼泉，应观望一下再打出去，没停。打了扶风，应该背靠麟游，钳制马军，消灭胡军一部，可是我们又前进了。一个人哪，“悬崖勒马”是不容易的。[12]在事过20余年后，彭德怀在回忆起这件事时还说道：“当时想乘胜进攻宝鸡，破坏胡宗南后方，缩短西北战争时间。这就是思想上急躁病，产生了轻敌思想。”“这样的教训在我的战斗生活中，过去就有几次，但都没有这次深刻。过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在行动上是冒险主义，而且往往发生于连续大胜之后。”[13]

当然，彭德怀也毫不留情，当众严责了对造成这次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他质问四纵队负责干部：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14]

彭德怀的严厉批评，使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屏息静气，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彭德怀环视了一下会场，看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加重语气说：“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有丝毫疏忽。战役、战斗前须有确切的计划，周详的准备，严格的检查。切戒粗率行为。……粗率行为可能招致战斗中不必要的损失，那时真正杀掉你的头，又如何能抵偿损失呢？”[15]

西北野战军根据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于6、7月间在黄龙、韩城地区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开展了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功查过的“四评”运动，并开展射击、投弹、土工作业和爆破四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这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6月2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等的报告中说：“野战军决心争取整训一月至两个月，中间准备向胡（宗南）匪打一战，尔后向青马作战。此次我北返，同青马接触，初步了解青马共九个团（步四骑五），兵力充实（步兵每团二千八百至三千一百人，骑团一千五百至一千七百人），现分布陇东、庆阳、合水、宁县、镇原等地，另宁马八十一师除一个团驻平凉，主力在固原，该师实力情况不明。”

[1]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2]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　经盛鸿：《西北王胡宗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册。

[6]　姚夫：《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

[7]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8]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9]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10][11]　《彭德怀军事文选》。

[12]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4]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5]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第17章　鏖兵渭北

蒋介石召开“戡乱检讨会议”——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胡宗南实施“机动防御”——歼灭北进之敌——钟松又来了——诱歼敌整36师——血战壶梯山——追击逃敌——渭北寻机歼敌——秋季攻势的准备——大荔之战

1948年7月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开始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被迫从重点进攻转为重点防守。军事上的接连失败，使国民党军队中的厌战心理不断发展蔓延，对战争的前途普遍感到悲观、失望，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许多高级将领“对于剿匪军事的前途，表示悲观，以为没有胜利的希望”[1]。“许多同志，都丧失了革命的信心，忘却了自己革命的立场和责任，心里面笼罩着一片悲观的心理。”[2]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决定召开“戡乱检讨会议”，对两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求得“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为召开这次军事检讨会议，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早在这一年的6月16日就给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总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发出了通知。7月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又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

经过一番准备，8月3日，国民党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正式召开了。蒋介石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蒋介石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蒋介石说：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近几个月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讽讥蔑，令人实难忍受。”本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劳心焦思”的反省和“废寝忘食”的检讨，已经找到了两年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高级干部对国民党的“主义”“心理动摇”，“信心丧失”；二是高级将领“精神颓废，生活腐化”；三是国军对“共匪”的战法缺乏研究，不能做到“取匪之长，补我之短”。

经过一番“彻底检讨失败的原因何在”，蒋介石制定了新战略方针：在战略上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具体地说，就是“军事上于东北力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

蒋介石对这次军事检讨会议寄予厚望。他说，此次检讨会议的“意义十分重大”，是政府今后“剿匪成功的关键”，各将领“务必要把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于两星期之内积极执行”。[3]美联社于8月2日也发表评论说：蒋介石率其高级将领拟定的“对付共军的新的军事战略”，“标志着政府对付共军战略新阶段的开始”。

在蒋介石忙着召开军事检讨会议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发展全国战局，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也在西柏坡忙着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称为“九月会议”，以全面检查两年来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以确定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与方针，为取得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准备。

中共中央为了开好这次政治局会议，也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早在这一年的4月25日，毛泽东就致电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准备讨论若干问题，其中有一项即确立人民解放军行动方针。[4]

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如何发展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问题时，决定暂不渡长江南进，而首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三点战略性意见：要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区域；要使后方的农业和工业长一寸，以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要在全党全军反对某些无政府无纪律状况和适当缩小地方权利。这次会议为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8月28日至9月7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九月会议”的文件和有关事项。

9月8日，中共中央“九月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里正式召开。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其贯穿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如何实现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和胜利后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三年的作战方针和任务，即继续发展外线进攻，把战争深入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并准备打若干次、每次消灭国民党军两三个兵团的带决战性的大会战，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15个旅（师）左右。其中规定西北野战军歼灭敌人12个旅（师），钳制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向其他战场实行战略机动。

在西北战场上，西北野战军挺进西府、陇东后，胡宗南部经过兵员补充，仍有11个整编师30个旅，约25万人的兵力，加上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和榆林邓宝珊部，共计有19个整编师、50个旅，合约31.8万人，加上特种部队2.3万人、非正规军5.9万人，共40余万人。蒋介石考虑到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总兵力仍占有较大优势，而在中原战场则连遭败绩，华北军区第1兵团发起的晋中战役正进入紧张阶段，太原告急，遂命令胡宗南抽兵援晋。

此时，胡宗南还在大肆宣扬其陇东的“胜利”，认为西北野战军经西府、陇东一战，“元气大伤”，须经“六个月后始能作战”。蒋介石也电示胡宗南说：西府、陇东一战，西北共军“被歼过半，应捕捉千载良机，西安绥署应彻底轻装不分地域越境穷追，使西北战局获得决定之好转”。

胡宗南为保存实力，一方面不得不空运整编第30师到太原，以整编第65、第27师和新组建的整编第13师（由第84旅、135旅编成）陆续调到豫陕边境，作出增援中原的姿态，防止中原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西进，保障其侧翼安全；另一方面为实施蒋介石“在西北阻匪扩张”的决策，将其主力整编第1、第17、第36、第38、第90师等部约10万人，实行“机动防御”。

所谓“机动防御”，就是在以渭河北岸的三原、蒲城、大荔为中心的地区，以这三个距离约100公里左右的城镇为支点，充分利用其地势险要、城高墙厚、交通便利等条件，以公路、铁路为依托，构筑工事，置重兵守备并相互应援。企图乘西北野战军休整之际，着其主力向黄龙山区南麓蚕食，向关中解放区“扫荡”，封锁围困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

5月26日，胡宗南命令整编第38、第90师等部先后占领了白水、澄城、合阳，在“扫荡”关中分区后，又攻占旬邑、马栏等地，企图再次封锁和堵截西北野战军南进。

根据胡宗南部的进攻态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人于6月16日就今后作战问题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提出如合阳、澄城之敌进犯韩城，准备以第一、第二、第三纵队歼击之；如敌不进，我则以备战姿态进行整训。此后，西北野战军集中五个纵队作战，有聚歼合阳、澄城这一带敌人的可能，唯无打援的力量。“请考虑（徐）向前兵团打阎（锡山）可否推迟两三个月进行，将该兵团（华北军区第1兵团）与西野共同组织渭北战役，求得消灭渭北胡部之十二个旅，使渭北敌与渭南不能连成一片。否则西北野战军于七月先寻机打胡一两个旅，取得俘虏和等待新兵补充，秋后再打马。”

6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

彭张赵甘并告贺习：

十六日电悉。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的直接援助，杨（得志）罗（瑞卿）几次要求（徐）向前兵团协助打傅作义，你们现又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我们认为均不适宜。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决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惜时间各自寻机歼敌较为有利。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惟在两个月以后，彭罗指挥之晋绥两个旅可以调给你们，并归入你们建制。你们于七月寻机歼胡一两个旅加以休整，秋后打马之计划是很好的。

军委

十八日十四时

西府、陇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召开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今后对胡宗南、青宁二马作战问题时就指出：西北野战军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个是大量消灭敌人，一个是扩大新解放区。作战方针仍是集中兵力继续各个歼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过去主要是胡部，今后则应是胡、马部并重。

7月上旬，胡宗南命令裴昌会率4个整编师10个旅，另1个骑兵团，共7.8万余人，分左右两路由白水、澄城、合阳一线，向黄龙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试图首先控制黄龙山区南麓的壶梯山、将军山、合公山等要点。其中，以整编第38、第17师为右路，由合阳进犯韩城、占领禹门口，企图切断西北野战军与晋南的联系，封锁西北野战军南进道路；以整编第36师为左路，由白水进犯石堡；另以整编第1师，由铜川北犯宜君，并随时准备东援。

这时，西北野战军正集结在韩城、黄龙地区休整。7月19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集中西北野战军主力歼灭北进的胡宗南部的计划。电报说：“胡（宗南）匪集十二个半旅北犯，企图声援解救太原之危。我拟集中一、二、三纵队于石堡镇附近，首先消灭十七师（二万四千人），得手后再打三十师（一万六千余人）或三十八师（二万五千余人）。六纵集中韩城以西，利用我二、三纵队构筑之工事，抗击三十八师，保持禹门粮道，四纵队主力拟南进秦关镇及其东南地区，小部吸引敌向黄龙、洛川前进。请贺（龙）习（仲勋）告延属、吕梁、晋南立即动员一批担架，洛川地委、专署、延大分校立即准备迁宜川。”

7月20日1时，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的复电中指出：“关于胡（宗南）军行动，我们获得两种情报：一种是胡应蒋（介石）求以两个至三个师出中原，并已集中潼关。因此昨电要你们准备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配合作战；另一种是分路进攻黄龙区。我们原来不大相信，如果胡宗南竟如此做，必是他不愿出兵中原宁可冒险北犯。不论他出哪一着均于你们有利，均可歼击获胜。你们首先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洛川机关、学校亦应待命迁移，惟实行迁移则可待到情况完全明了以后，准备担架则完全必要。因不论敌东进北进，你们不久均须作战。”同日21时，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王震等并告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指出：“（一）胡匪最近令敌三十六师、一师沿公路进洛川，三十师由白水北进，十七师进石堡，三十八师进韩城。根据上述部署，看胡匪似以一切办法掌握部队在自己手里，既不欲入晋南，又不想多调主力中原，以巧妙手法应付阎（锡山）匪请求，及敷衍蒋匪调兵入豫（在难以敷衍时以杂牌部分入豫塞责），对我则采取相机推进可能大。（二）我不能不积极准备随时行动，不放过一次有利战机。如敌不前进时，我则在备战姿态下，不放松每一小时整训。如敌前进，我立即集中打仗。总之，胡匪入晋入豫于我有利，以便我向胡匪进攻。如胡匪进攻黄龙区，我则求得运动战于我最有利。如集重兵于渭北（现有十七个旅）徘徊不进，无好仗可打，我则抓紧时间进行整训，待机行动，暂以此处之，你以为如何？”

敌情越来越明朗后，7月29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提出：“拟首先歼灭三十六师及一四二团全部，得手后再歼十七师、三十八师”，并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以第三纵队两个团钳制敌整编第三十八师，第二纵队一个团钳制敌整编第十七师，均在韩城、薛峰镇线以南，已构成纵深野战工事，节节抗击，保障韩城、禹门渡口运输及疲劳、削弱、抓住该敌。以第四纵队之骑兵第6师（约1 000人）在宜君南北节节吸引敌整编第1师向北，以一个团（约500人）置沿河东岸，阻击该敌可能东援。野战军集中主力5万人隐蔽集结于石堡镇东南及西南地区，及沿构有一团兵力阻击阵地，待敌展开于我阻击阵地前，我主力拟从敌两翼侧后猛攻。电报最后说：“部队大部情绪很高，惟六纵较低，只要无意外变故，此役胜利可能大。”7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作战部署。

7月下旬，胡宗南部继续向北进攻，整编第36师在师长钟松的率领下，除留第369团守白水外，主力以石堡为目标，沿白（水）、宜（川）公路推进。7月30日，进至澄城以北之冯原镇、壶梯山地区时，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设伏于石堡地区，该师主力迅即停止前进，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凹地区，构筑防御工事，就地转入防御。

与此同时，敌整编第38、第17师（其第142团守澄城、第143团守合阳）主力，以韩城为目标，进至合阳以北的甘井镇、鸡毛村地区。7月31日，继续向梁山、尖山以南边缘进犯，其突击支队及骑兵第4团一部进占百良镇；主力在飞机及密集炮火掩护下，连续向西北野战军坚守的蔡自洲、仙宫、司马庄、铁营及焦树岭等阵地发起进攻，但在西北野战军的顽强抗击下，进展不大。位于铜川地区的敌整编第1师也向宜君实施钳制性进攻，遭到西北野战军骑兵第6师的阻击。

敌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已被西北野战军歼灭过一次。胡宗南为掩饰败绩，强充硬汉，命令从败军中逃出的原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使用原有的番号，再组编一个整编第36师。钟松率领的这支已不是“原装”的整编第36师，仓促开上战场，发誓要一雪前耻，挽回面子。

钟松因在沙家店战役中吃过亏，这次北进他十分小心。8月3日，西北野战军为诱歼整编第36师，彭德怀令左翼兵团主动放弃韩城，后撤至香山寺、清凉寺、魏山、芝川镇一线，吸引整编第38、第17师继续北进，向韩城进犯，以拉大与整编第36师的距离。8月5日24时，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中央军委和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里构筑工事，三十八师、十七师集结南北太西、鹅毛村、合阳东北地区筑工。我军均已撤开警戒，隐蔽主力，让敌前进。但敌十分谨慎，徘徊不进。黄龙山区房屋甚少，粮食困难，每日暴雨，经过侦察地形条件与敌士气低落，拟于八日晨向冯原镇三十六师进攻，以三个团钳制三十八师、十七师。”8月6日，贺龙、习仲勋在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并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五日战役计划很好，因敌三十六师集结冯原镇周围二十余里，正面狭窄，我们建议在战术上似以正面西攻入敌阵，采取小包围，有重点将其分割，打乱其指挥机关，求得一营一团的挤而歼灭之，尔后再以足够的预备队逐步扩张战果。如能歼灭其大部，再依情况乘胜连续寻敌侧后弱点而歼击三十八师或十七师，以打开南线敌我对比的状态。”

这一天，敌整编第38、第17师的先头部队占领了韩城，但主力仍停留于芝川镇地区。这时，钟松的整编第36师仍停留在原地不敢向黄龙山区冒进。他命令第28旅扼守魏家桥、壶梯山、冯原镇一线阵地；第165旅扼守东、西太极地区；师直属队位置于壶梯山南约3里的东柳村；第123旅为师预备队。

胡宗南和钟松都十分清楚冯原镇地区的地形及其战略价值。冯原镇是黄龙山的门户，介牌山是冯原镇的屏障，壶梯山是冯原镇的锁钥。如果壶梯山失守，则冯原镇以南无险可守，西北野战军就可以从介牌山居高临下，直扑富平、蒲城以及渭南等地，包围西安。为了加强防御，钟松命令整编第36师加紧利用山地要点和村庄，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洼正面宽12公里、纵深长6公里的地域内，积极构筑工事，以壶梯山为主要支撑点，构筑了要点式的防御体系，并以第28旅第82团重点防守壶梯山。

彭德怀想了许多办法，但钟松的整编第36师还是丝毫没有向前移动的迹象，使西北野战军歼击整编第36师的计划一时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改变了原来的战役计划，决定由引诱整编第36师至山地而歼灭变为直接向冯原镇地区的敌整编第36师主动出击。8月6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下达了作战命令：以第四纵队和警备第4旅攻击冯原镇南面杨家洼的敌第123旅；第一、第二纵队进攻冯原镇东北敌的主要支撑点壶梯山和魏家桥的敌第28旅；第三纵队向驻守东太极的敌第165旅进攻；第六纵队进攻刘家洼的敌第142团。各部队必须在8月7日夜间到达指定出发地点，并完成一切进攻准备。

彭德怀把进攻壶梯山的任务交给了善打硬仗的第二纵队时，对王震说：“把这个打不死的钟松又交给你了。你熟悉他，他也知道你，不过他怕你，你不怕他。”王震病后刚出院，就连夜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石堡请战了。他说：“打不死继续打，打成肉酱为止，你放心。”彭德怀又说：“壶梯山是澄、合战役敌人的支撑点，拔掉它，敌人防线就会全盘崩溃。”王震满有把握地说：“我们二纵队在整训中又补充了兵员二千多名，新建立了一个炮兵工团，让钟松尝尝它的威力！”[5]

冯原镇是黄龙山的门户，壶梯山则是冯原镇守敌主要的支撑点。我军如占领了壶梯山，冯原镇以南敌人就无险可守。我军居高临下，可以直扑渭南，威逼西安。王震非常清楚攻打壶梯山的关键作用，所以在指挥上也表现得特别细心。他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回来的路上，就同郭鹏、王恩茂等边走边研究，决定立即带上各旅、各团的干部到壶梯山跟前再作一次抵近观察。

他们来到壶梯山东面的牛堡泉，登上了北山。从这里看到壶梯山，它是伸向平原的一座孤山，山坡上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大树，还有几块瘠薄的坡田。敌第82团已在山上筑满了工事，低处是密密麻麻的单个碉堡，稍上去是用伏地碉堡和交通壕构成的独立集团工事，再上去是前后交替、互相连贯的地碉群，外边都加上了矮墙、外壕和鹿砦。最高的山顶上一座大庙也被改造成大型的堡垒，可能是敌人的指挥部。如果把大庙拿下来，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就会瓦解。但是，要拿下山顶上的大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地形了解后，王震对攻打壶梯山又作了充分的准备。

8月7日深夜，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西北野战军虽兵分三路从介牌山南下，但并未引起钟松的重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西北野战军一些小部队进行牵制与扰乱，故稳坐师部，下令驻防各阵地的部队要死守。

第二天，东方刚发白，雨停了，彭德怀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第一、第四纵队及警备第4旅于当天中午前歼灭魏家桥、东家渠、关家桥、曹家陇头等外围据点的敌人后，向冯原镇整编第123旅发起攻击。第三、第六纵队向冯原镇以东地区的整编第165旅发起攻击，并把第493团包围于刘家洼、梁周村。第二纵队在第一纵队的配合下，于当日16时向冯原镇东北的敌主要支撑点壶梯山发动进攻。

壶梯山地形本来就非常险要，加上敌人赶修了许多明堡暗碉组成的防御工事，使它成为冯原镇、刘家洼一线敌整个防区中的一个重要屏障。正当战斗紧张时刻，彭德怀从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界头镇赶到了壶梯山前线视察。他冒着炮火来到王震的指挥所。因为这里距前沿太近，只构筑了一些简易的防弹掩蔽部。王震一见彭德怀来到这里，顾不上向他汇报前面的战斗情况，就拦住他说：“这里太危险，你还是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彭德怀根本就不听，他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问：“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王震也没有办法，只好赶快向他汇报了作战情况。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不断有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硝烟腾起，弹片横飞。彭德怀听完汇报，又走到掩蔽部外面进行观察。王震实在急得没有办法，大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彭德怀笑着说：“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6]

壶梯山上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西北野战军集中优势炮火向壶梯山敌主阵地进行了集中射击，打得敌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壶梯山守敌见西北野战军攻势猛烈，急忙向钟松求援。不料钟松不但不增援兵力，反用生硬的口气说：“没有部队增援，无兵也要守住阵地，如果放弃阵地，就以违犯军法论处。”

为了作好充分准备，王震把总攻壶梯山之敌的时间推迟到了下午6时。他对郭鹏、王恩茂说：“敌人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准备不充分的仗是千万不能打的，我们几个人现在就分头到下面去进行检查。”

王震到第359旅检查完了，接到郭鹏从独立第4旅打来的电话，建议提前两个小时发起总攻有利于战机。王震果断地说：“好，立即向野司报告，我们决定下午4时发起总攻。”

下午4时，第二纵队对壶梯山之敌的总攻开始了。作战进行得较顺利。第11团攻下敌8号阵地后，正向壶梯山后面的大庙进攻，先头部队在前进中，遭到了敌人两个伏地碉堡的封锁，伤亡很大，仍然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第4连副排长杜立海带领一个班高举红旗冲在最前面，接连炸毁了敌人两个伏地堡。正要继续前进，敌人的火力封锁了前进的道路。霎时，西北野战军的重炮齐发，敌人阵地顿时成一片火海，尸体和木材一齐飞向了空中，敌人的炮火也被轰哑了。

王震赶到第717团阵地时，那里的敌人正在反扑。第717团团长胡政和参谋路略正拿望远镜观察敌情。胡政看到了王震上来，还要往前冲，便拦住他。王震伸出双手把胡政推开了，大声说道：“敌人反扑得那么凶，还在这里看镜子，快给我冲！”胡政立即带着部队冲了上去。对于这件事，王震记得很深。很久以后，他还说：“人们说，打壶梯山时我打了胡政。没有的事。我要往前冲，他阻拦我。我只用双手这么推了一下……”[7]

三面的攻击部队都快要接近壶梯山顶了，只见杜立海举着红旗倒了下去，接着又摇摇晃晃地向上攀去。此时，杜立海已身负重伤，被枪弹打中了腹部，肠子都掉出来了，但他挣扎着硬是把红旗插上了山顶。

这时，王震发现山顶上的敌人要逃跑，就对身边的通信员说：“快通知炮兵高吊，敌人要逃跑了！”

过了一会儿，王震还不见有炮弹落在山顶上，又接连派参谋、卫生员去传达命令。他身边的人都派光了，还不见炮兵照命令射击，王震急了，把警卫员吴宪军喊了过来，对他说：“大个子，你快去再向炮兵传达我的命令！”

吴宪军见王震身边没有一个人了，就说：“你身边现在只有我一个，我不能离开你。”王震说：“有这么多部队，我死不了的。”吴宪军说什么也不肯离开王震，王震火了，大声喊道：“敌人要逃，放走了敌人我枪毙你！”

吴宪军没有办法了，立即跑向炮兵阵地，向第二纵队参谋长张希钦传达了王震的命令。

在炮火的全力支援下，第二纵队经过两小时激战，于下午6时前后全部攻占壶梯山，全歼守敌整编第28旅精锐第82团，其团长董文轩只得收拾残余官兵数十人，逃下山去。

壶梯山失守后，钟松惊慌了起来。他下令全师后撤，预作梯队配置，采取逐次抵抗；同时发电报给西安绥靖公署与驻大荔的裴昌会第5兵团求救。到这时，胡宗南才发觉中了彭德怀之计，只得一面命令钟松部死守阵地待援；一面令进占韩城的整编第38师与在澄城的整编第12旅急速前往增援。

但是，由于壶梯山失守，使整编第36师失去了依托，全线立即动摇。在援军未到之前，整编第36师已经迅速瓦解。8月8日黄昏，钟松害怕再遭沙家店厄运，率其师部及整编第123、第165旅主力利用夜黑下雨，沿冯原镇至澄城公路南逃。当我第718团冲击杨家凹时，发现钟松已率整编第36师师部逃跑了，便立即给王震报告。

“好滑头的钟松！”王震回身向郭鹏说了一句，便立即命令部队转入追击逃敌。

钟松在逃跑的过程中，与第28旅失去了联系。原来，第28旅旅长李规对钟松本来就有意见，特别是对钟松分派给第28旅作掩护、驰援的任务不满，怀疑是钟松挟嫌报复。因此，为保存实力，故意关闭了电台，不遵从钟松的命令，率部擅自撤至澄城去了。钟松得知后气得咬牙切齿。

钟松率部拥挤在一条小道上，人马践踏，混乱不堪，无法收拾。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四纵队乘胜追击，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又由刘家洼附近向南击截，至8月9日中午前在杨家洼地区歼敌整编第36师师部及第123旅第368团，并将第165旅旅部及第494、第495团包围于王庄镇。8月9日黄昏，第165旅乘西北野战军进行攻击准备之际，冒雨向东南突围。经西北野战军各纵队分头追击，除第165旅旅部及第495团一部漏网外，其余均被消灭。困守在梁洲村的第493团，陷于孤立，亦于当日午夜向东南突围，被第六纵队歼灭。就这样，在西北野战军追击分割围歼中，敌整编第36师很快又被第二次歼灭了。钟松再次丢弃他的部队，只带随从数人狼狈溜掉了。

当钟松的整编第36师被围歼时，相距仅25公里的敌整编第38、第17师慑于西北野战军的威力，未敢增援，于8月8日下午放弃韩城，经合阳、澄城南逃。西北野战军尾随追击，于10日拂晓前，在锁子头、段庄附近击溃第123旅留守白水县之第369团及整编第17师第12旅、第48旅第142团等部，乘胜收复了韩城、澄城、合阳。8月11日，第四纵队一部及左翼兵团继续追击南逃之敌，击溃敌骑兵第2旅第4团及第48旅、第55旅第165团的掩护部队。8月12日，攻占太峪河以东的马村镇、韦庄镇、永丰镇地区。

西北野战军澄城、合阳作战消灭了敌整编第36师大部，毙伤俘敌9 000余人，击毙少将副师长朱侠，击伤第28旅旅长李规，俘虏师参谋长张先觉、高级参议李秀、国民党国防部战地视察官马国荣和第494团团长陈定等，从而粉碎了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又乘胜收复了澄城、合阳、韩城，扩大与巩固了黄龙新解放区。中共中央在给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两区的贺电中说：“庆祝你们第二次歼击胡匪三十六师并解放澄城、合阳、旬邑三城的巨大胜利。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尚望继续努力，为全歼胡匪，解放大西北而战。”

在澄城、合阳作战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与彭德怀就开始考虑西北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计划。8月11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

德怀同志：

歼灭三十六师甚慰。目前如我军尚有余力，敌三十八师等部又有歼击机会，则可于休息数日后再打一仗，否则应即收兵休整若干天，然后再在渭北寻机歼敌。渭北是产粮区，东起黄河，西至淳耀，正面颇宽，敌军摆成一线，利于我各个攻歼。在渭北专门打胡（宗南），陇东马部不一定增援；若向西打马，则胡必增援。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部在陕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故我们认为目前一个较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待渭北大体上肃清或虽未肃清但已不好再打之时，即可集中全力打马。是否可以如此，盼复。

毛泽东

未真

同一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并告贺龙、习仲勋：

毛主席，并告贺习：

未真（8月11日）电悉。（一）三十师运太原，六十三师、二十七师出陕南、豫西后，渭北敌守兵大为减弱，有利我军于渭北歼敌。故改变入陇东计划。此次给三十六师歼灭性打击（三个旅建制均打烂，副师长击毙，参谋长被俘，钟松以手枪击毙我拘捕同志逃脱），三面围攻，于敌退路中途埋伏三个团，因埋伏部队不得力，未全部挡住，致被逃脱约三分之一。昨灰午（10日13时）前收复澄城，午后收复合阳。十七师、三十八师于佳（9日）晚即向大荔逃窜。苦果镇、金锁关敌之一旅退同官，进攻关中之七十旅退三原。（二）部队的战斗情绪高，此次全军伤亡共约二千三百人，部队很不充实，晋察冀拨来之新兵尚未补入部队。目前天气炎热且临雨季，拟将新兵、俘虏，补入部队，再整训一月，九月下旬开始秋季攻势。同时收复大块新区工作，亦需要稍加布置。（三）王震头部轻伤（一月可愈），独四旅顿旅长臂部伤较重，均为炮弹破片所伤。

彭德怀

真亥

为了在渭北更好地歼灭胡宗南部。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决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部队整训。8月12日，他们发布了关于西北野战军一个月整训的命令。8月13日，彭德怀在给贺龙、习仲勋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了西北野战军准备完成整训任务后，在10月初发动秋季攻势。电报全文如下：

贺习并报军委：

（一）此次反击战役胜利，恢复了关中、渭北五月上旬局面，黄龙区亦将更进一步得到巩固。澄（城）、合（阳）收复区及大荔北新占领区，可征集三至五万石粮（国民党征粮只运走部分），今后做得好，还可超过。人烟稠密，牛车颇多，由河东运粮亦增加了便利条件。今秋冬两季野战军在渭北作战，力争在雨季后（九月底）严冬前，消灭胡匪四至六个旅，使胡匪完全处于被动，以便明春（二月底）集全力寻求与青马匪军作战。我部队战斗情绪很高（四纵大有进步），各纵队均要求继续作战。为顾及部队极不充实，雨季行军作战兵员消耗大，攻坚训练计划亦未完成，故决从此整训一月至五十天，争取俘虏兵、新兵补充部队。待雨季后，于九月底十月初开始秋季攻势。（二）韩（城）、合（阳）、澄（城）夏麦丰收，秋苗亦不坏，棉花产量颇大，解决公款经费一大泉源。人民对我军亲近，易于发动，且便于直接支援渭北作战，减轻老解放区人力、物力负担，建议西北局组织渭北工作委员会，率大批干部前来进行地方工作。（三）请联司在河津或韩城设大规模手榴弹厂及修械所，或请军委令知临汾兵工厂，接收修理西北野战军轻重武器。（四）陕甘宁边区归队运动成绩如何？张（德生）副主任应速回前方（冯原镇东之赵五镇），主持地方工作。

以上各项是否可行，盼复。

彭德怀

十三日戎

8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中指出：“你们可作一个休整计划，申删（9月15日）完成。申删后如情况许可再延长若干天；如情况需要即可作战。九月起全国各区均将有大战，希望你们能配合。”

8月16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致电中央军委：“照电示，整训一个月，从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五日止，主要是争取俘虏、新兵补充部队，总结此次打三址六师经验及完成攻坚演习，如友军迫切需要配合时，还可稍提早。”这样，西北野战军从8月15日起，在澄城、合阳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训。

8月26日，彭德怀、张宗逊根据敌裴昌会兵团可能进攻澄城、合阳的情况，向毛泽东致电说：“如裴昌会兵团有进攻澄（城）合（阳）企图时，拟让其占领两城，乘其立足未稳时，各个歼灭之。如虚张声势并无进攻企图，我拟九月二十日左右开始秋季攻势，先打哪一点，看以后情况变化再决。陈（赓）谢（富治）兵团可否九月十日左右在陕南给二十七师以打击，以配合西野攻势，请考虑电示。”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考虑到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部各纵队有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任务，因此，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复电中说：“不能抽兵出陕南打二十七师，对胡宗南全军之作战，须由你们独立担负。”

为了进一步作好秋季攻势的准备，9月13日至22日，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合阳县雷家庄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第三次前委扩大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彭德怀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关于西北野战军的作战方针，还是前两次前委扩大会议所确定的，这就是仍然要继续大量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目前，敌人在西北战场上的兵力，除新疆的6个旅不算外，胡宗南部有22万人，青海的马鸿逵及宁夏的马步芳共8万人，加上保安旅等，还有30余万人。西北野战军除警备第4旅及地方兵团不计外，共有7万人，敌我兵力对比仍为4.2:1。现在在力量上我军虽仍为劣势，但我军士气高、战斗力强、人民拥护，而敌人则没有这些条件。敌人与人民为敌，处处是敌，处处害怕，内心恐慌。这就使我军取得了主动权，而且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

他还指出：“今年是继续消灭胡（宗南）军的一年，……打马军因条件不便，如路远、无兵补充（可能捉一些俘虏，但不会多）。打马军，胡军一定去援；但我打胡军，马军不一定来援。这种矛盾可供我利用。又，在个地区（渭北）作战，我军火及粮食供给均比较便利。而主要的，是打胡军有可能。”[8]对于歼击的目标，彭德怀说：“我的方案是打十七师或十七师的一个旅，把西南的敌第一师、六十五师，甚至六十一师及九十四旅等部队吸引到东面，然后我抽出部队由关中打淳化，渡泾河，取永寿及礼泉，又可消灭一部分敌人，调敌向西去援救。我在东面又可打一下，我可打蒲城、大荔，能取得到贤镇、美原镇、铜川、朝邑及蒲城、白水、铜川、富平的中间地区，以缩小敌占区。如此打三下，能消灭敌四个旅，取得粮食就可以过冬了。”[9]

对于在西北战场上的接连失败，蒋介石决不甘心。早在8月上旬在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就决定在西北方面，“计划建立以兰州为中心之独立作战地带，陕西须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并计划在西北成立“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加强以主要城市为战略要点的守备兵力和防御工事，同时以精锐主力为骨干组成若干个机动兵团，以加强应援力量。

整编第36师再次被歼后，为振奋日益低下的士气，胡宗南于8月24日亲率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沈策以及参谋处长、作战科长、情报科长、副官处长等一大批人由西安直赴裴昌会兵团司令部驻地——大荔，主持召开了“冯原作战检讨会议”。

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指名要整编第36师第28旅旅长李规报告壶梯山作战经过。李规报告了因寡不敌众、阵地失守的战况，并自请处分。胡宗南当即就大声骂道：“第28旅旅长李规，图谋不轨，既不固守壶梯山的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撤离主阵地达20余里……着即将李规逮捕交军法会审。”

接着，沈策开口了。他一上来就大讲壶梯山阵地的重要性，而后便指现整编第36师未能全力贯彻西安绥靖公署的作战命令，第28旅闻风逃窜，从而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全盘作战计划被破坏等等。谁知，还没有等沈策把话说完，坐在台下的钟松愤然站了起来，当场反驳说：“壶梯山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大本营对情况判断错误。”钟松继续说道，共军主力已经到了我整36师当面，我们据此报告，而大本营却硬说整36师当面只是共军的少数牵制部队，结果，整36师遭到数倍于己的共军的攻击。此时，“除分兵突围外，只有全军覆没，可是大本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第一线指挥官身上，如何令人心服？”

胡宗南听了钟松的讲话，真是被气晕了。本来胡宗南对钟松只是想不点名地批评几句就算了，算是给钟松一个天大的面子，没想到钟松竟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一碰就跳，而且矛头所指，竟是直奔胡宗南，胡宗南又怎能受得了。他气得当场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你钟松能干，我胡宗南不好，但是我就不要你干。”钟松一听，觉得自己还有话要说，只是被裴昌会等人硬是把他按到座位上坐下，才勉强忍住不说。但是，胡宗南却当场宣布，钟松撤职管押，整第36师师长由整第76师师长李日基调任，整第76师师长由谢文峰担任。钟松听到这里，气咻咻地仍不肯罢休，跳起来还要说什么，又被人挡住，只好忍住不说了。

会后，胡宗南重新调整了作战部署，组成以蒲城、大荔为中心的防御体系，集中机动兵力于交通线上，以防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或西进。具体部署是：整编第1师守备富平、耀县；从洛南和河南卢氏调来的整编第65师守备咸阳、兴平；整编第90（欠53旅）、第76师（欠24旅）守备蒲城；暂编第2旅守备铜川，新编第9旅守备三原、淳化，骑兵第3旅主力守备泾阳，第203师守备彬县、礼泉，整编第13师驻守潼关、灵宝，整编第27师仍分散守备商县、洛南。裴昌会第5兵团司令部附整编第36师残部驻大荔城内，整编第17、第38师驻大荔以北。

此时，胡宗南集团部署在洛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的兵力虽有11个整编师，但多系被西北野战军歼灭后重新编成或受重创的部队。胡宗南为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潼关或再出西府，在洛河以东、大荔以北、大峪河以南地区，以整编第17、第38师及第36师残部，分散守备在蒲城、澄城、大荔间正面东西宽20公里，纵深南北长30公里的防御地带。在这一防御地带内，敌利用大荔以北到永丰镇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构筑了许多工事，几乎把每个村庄和每一房舍，都变成了他们防御的支撑点，形成纵深配备，但各据点之间间隙很大，有可以突破、割裂之处。

为尽快了解敌情，彭德怀指示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派出侦察人员，把敌情、地形详细侦察清楚。在第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率领侦察队员化装深入到了敌人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内，机警地开展侦察活动，很快就将敌人的工事构筑、火力配备、兵力部署以及该地区的村落、河川和道路等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

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彭德怀判断，西北野战军攻击大荔及其以北地区的敌人时，胡宗南派遣兵力增援，极有可能调动驻在蒲城的整编第90、第76师主力，因为这两个师驻地距离较近，但整编第76师已被西北野战军歼灭过两次，整编第90师也被歼灭过一次，他们的战斗力不强；整编第1师、整编第65师虽是胡宗南的主力，但却远在耀县、兴平地区，须三日行程才能赶到。因此，经过反复酝酿研究，彭德怀决定集中西北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动作，穿插迂回，割裂包围，各个歼敌的方法，把敌整编第17、第38师歼灭在大荔以北地区，配合中原及晋中作战。

彭德怀开始预定的作战方案，是由第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第二、第三纵队在左面，第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但第一纵队在讨论这个作战方案时，第358旅旅长黄新亭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不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彭德怀仔细听取了第一纵队的汇报后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亭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意见办。”于是，彭德怀改变了原定的作战方案。

9月24日，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给毛泽东发出了电报，说：“二十八日晚，开始行动。三十日拂晓攻击十七师之四十八旅，得手后，再歼十二旅并准备打击三十八师之增援。估计战斗开始后，六十五师、一师均须三天才能完全集结大荔，三天才能增援章庄镇。如打十七师能吸引敌主力向东增援，以便我主力得手，适时转至西面进攻，甚为有利。”第二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请你们按照当面情况机动处理作战问题”。

一个星期以来，天连降大雨，一直到10月1日才开始转晴。由于泥深路滑，作战行动不得不向后推迟两天进行。

10月5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各纵队进到合阳以南的交道镇、庙洼、岱堡、黑池镇地区集结，当日黄昏向寺前、永丰等攻击目标开进。

经过一夜的行军，10月6日拂晓，西北野战军首先向位于寺前镇、韦庄、永丰镇的敌整编第17师发起攻击。第一纵队以勇猛果敢、神速机敏的动作，乘黑夜轻装急行军，大胆穿插，绕过醍醐、酥酪之敌，突然直插敌人心脏张家城，切断了驻守韦庄的整编第17师师部与其第48旅的联系，并歼灭了由酥酪向韦庄逃跑的第48旅旅部300余人，活捉旅长万又麟，使第48旅失去指挥；第三、第六纵队攻占了北党、寺前镇和醍醐、酥酪两镇；第二、第四纵队攻占两宜、双泉、临皋、凤栖，逼近韦庄镇，切断了韦庄至永丰镇和韦庄至宜井之敌的联系，打乱了敌整编第17师的整个防御体系。

敌整编第17师在防御体系被迅速撕破后，开始仓皇溃逃，西北野战军乘势猛烈攻击。激战至11时，除永丰镇、韦庄的敌军正在被围歼外，北党、寺前镇、西观、醍醐、酥酪、临皋、凤栖等据点均被攻占。战至当天黄昏，敌第48旅大部被歼。困守韦庄镇的整编第17师师部和第12旅第34、第35团，在第一、第二纵队的进攻面前，也在丢失了韦庄外围上下堡、新村、东家村、东白等据点后，向西南突围。

永丰镇地处大荔以北、蒲城以东的洛河边上，是胡宗南控制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为第12旅第36团。城内有坚固完整的工事，城外还有几个大碉堡互相支撑，并有暗道连结通往城内。城墙下有1丈多深、7尺多宽的壕沟，壕沟沿上设有鹿砦等障碍物。城的东西有两道城门，城门上面都是岗楼。但永丰镇地面小，敌第36团聚集镇内，饮水都成问题，而且受到镇外东面高地瞰制，防守也较困难。

西北野战军除以第四纵队继续围攻永丰镇敌第36团外，主力在追击整编第17师残部的同时，第二纵队于10月7日晨转向对整编第38师的进攻。战至下午3时，攻占唐家堡、坞坭湾、汉村、八岔口等据点，歼灭该师第177旅第529团及第55旅一部，整编第38师残部沿铁岭山向西南溃逃。

发现敌人逃跑，王震立即命令各旅勇猛追击。随后他来到了独立第6旅指挥所，张仲瀚旅长正在下达追击命令。过了一会儿，听到外面枪声紧急，王震忙走出指挥所，站在村头举起望远镜，看到前面敌人蜂拥而逃，掀起满天尘雾。当得知第717团攻下铁岭山后没有追击敌人，正在就地待命的消息后，王震十分恼火，大声喊道：“快去传达我的命令，要他们迅速追击！”这时，敌人一个劲地向南逃窜，却不见我部队追击，王震心急如焚，但身边已无传达命令的人了。他连忙回到指挥所，见警卫员吴宪军正在地下摆好了饭等他来吃，王震急了，一脚踢翻了饭碗，对吴宪军嚷道：“敌人都跑了，还吃他娘个鬼！你快给我去九旅告诉徐国贤，叫他们马上追击，追到天边也得把敌人给我消灭！”吴宪军用手拉了拉另一个警卫员左大权的衣襟，想让他去。王震看出来了，不容争辩地说：“就要你去，快走！”吴宪军只好执行命令，临走时悄悄低声对左大权说：“要把司令员看住，决不能让他离开这里，这会儿到处是流弹，乱中会出大事。”[10]

第二纵队追歼逃敌至老君寨以西的洛河岸，俘敌1 000余人，缴获敌整编第38师的全部重武器及其他装备。第三纵队追击至船舍渡附近，歼灭敌增援的整编第1师第167旅第499团一部，残敌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在洛河岸上到处都是遗弃的伤兵、尸体、马匹及其他军用物资，有的被淹死在洛河之中。第六纵队则乘胜直逼大荔城郊，裴昌会第5兵团司令部在整编第36师残部掩护下，仓皇向洛河南岸溃逃。同时，被围于永丰镇的敌第36团向南突围未逞，当夜被第四纵队全部歼灭。第四纵队乘胜挺进到蒲城以东的孙镇、桥头地区。

当西北野战军主力攻歼敌整编第17、第38师时，10月6日，驻守朝邑县的保警队、常备队1 100余人，在南进支队的策应下，由大队长杨海潮（共产党员）、王彦亭（共产党员）率领举行起义，捕获国民党朝邑县县长卜儒英、国民党朝邑县党部书记长刘映南等200余人，解放了朝邑县城，并于朝邑截获由寺前镇逃出的第48旅第144团残部100余人。10月7日，又解放了平民县城。同时，第四纵队骑兵第4师于10月5日攻占铜川东北的周家岭，击溃由同官增援的敌一个团。警备第4旅于10月6日攻占蒲城西北的高阳镇，收复了白水县城。至此，黄河以西、洛河以东以北广大地区除大荔城及船舍镇以外，已全部解放。

胜利的消息传到西柏坡，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的庆贺电报：

彭张：

（一）庆祝你们歼敌两个师主力。这一胜利将帮助你们逐一歼灭胡军主力于渭水以北地区。（二）我军伤亡多少？如我军伤亡不大，则可在休息一段时间后，连续寻机再打一仗；如我军伤亡较大，则宜由现地移至澄城、白水之线，便于东西机动之位置作较长时间之休整，然后再打。望酌行之。

军委

十日一时

10月11日，彭德怀、张宗逊致电中央军委等：“白水、澄城缺粮，故决在永丰镇、韦庄、双泉镇、宜井地区集结，吸引敌主力向东，以便尔后我军机动。部队士气旺盛，战术技术特别是攻坚能力，均有较大进步，惟连队人数极不充足，多则七八十人，少则三四十人（全军近七万人，野直、五个纵直、十一个旅直，共约占两万），为保持元气，故拟于上述地区休整二十天，争取五至六千俘虏兵（共俘万人）补充。此次敌还可集中七个旅来援（一师三个旅，六十五师两个旅，十三师之一三五旅、一四四旅），敌还相当强大，我必须充分准备，寻求与敌机动兵团（一师、六十五师）作战，再歼其三四个旅，才能逐次夺取渭北各城市。”

敌整编第17、第38师被歼灭后，胡宗南不甘心失败，他企图利用交通便利的条件，从耀县、兴平、潼关等地区调集整编第1、第65师和第13师第135旅，连同在蒲城、大荔地区的整编第90、第76师和整编第36、第38师残部，共13个旅9万多人，在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采取军官严厉督战的方法，趁西北野战军休整时拼命反扑。10月10日15时，其先头步、骑兵各一部进至大荔以北的柳池营、中山地区，被第六纵队警备部队击退。10月11日8时，敌整编第1、第65师及第36师残部，共5至6个旅的兵力，沿杨家庄、吕村及铁岭山分两路发起进攻。西北野战军以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各一部阻击敌人的进攻，掩护其主力在杏子河、坞坭村、窑头、南阳庄、曲头地区占领阵地进行防御，待查明当面敌情后再转入进攻。我军阻击部队经过一天的激战，击退敌人10多次冲击。黄昏时，敌整编第65师进至胭脂山、汉村、李家坡、大壕营、多壕一线。同时，国民党空军出动了B-25轰炸机5架次、B-47轰炸机35架次，猛烈轰炸西北野战军阵地，支援地面战斗。

面对敌人的凶猛反扑，彭德怀决心趁敌整编第65师立足未稳之际，要求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实施进攻，首先歼灭敌整编第65师；同时以第四纵队分兵一部监视蒲城之敌，主力由孙镇东渡洛河，由西向东攻敌侧背。

10月12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整编第65师发起攻击，战斗至上午10时，第一、第三、第六纵队攻至东西汉村，并将整编第65师第187旅包围于李家坡。第二纵队包围大壕营，将整编第65师第160旅压缩于土寨内。在西北野战军主力猛烈地攻击下，东西汉村之敌，以密集队形向南突围，遭到西北野战军炮火阻拦与步兵截击，整编第65师及第36师第123旅伤亡惨重，遂在坦克和飞机掩护下向南逃窜。下午16时，第三纵队在李家坡歼灭整编第65师第187旅第560团全部及第561团两个营。在战斗中，西北野战军还击落敌机3架，击毁坦克2辆。

当天黄昏，第二纵队将敌整编第65师第160旅压缩在大壕营土寨里面，几次攻击都未能成功，形成对峙状态。这时，从大荔方向来援的敌步兵2个团、骑兵1个团已经赶到。由于准备不足，阻击部队兵力薄弱，致使援敌3个团进入小壕营与困守大壕营的第160旅会合。第二纵队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自己伤亡1 300余人。同时，右翼攻击胭脂山、西汉村的部队，也因地形限制，进攻亦受阻。

10月13日，敌增援部队陆续赶到，在大荔地区集中了整编第1、第90、第76、第13、第38师等13个旅约八九万人，企图与西北野战军在这一地区决战。彭德怀见胡宗南部已有5个整编师集结于大荔地区，且兵力集中，行动谨慎，不易各个歼灭，西北野战军与之再战将陷入被动，遂改变决心，决定停止进攻大荔。10月13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文（12日）歼六十五师之五六○团全部、五六一团一个营、五五九团之一部，其余伤亡过半，给该匪骄傲之气以严重打击。文（12日）黄昏一三五旅、骑四团复至大荔城北，六十一团亦增大荔，可能还有一四四旅，形成敌南靠大荔城，约七至八个旅，构成一纵深防御，继续攻击难于消灭敌人，故于文（12日）黄昏后停止攻击，拟元（13日）黄昏后撤至永丰镇、韦庄镇、寺前镇线以北休整。”同日23时，中央军委复电彭德怀、张宗逊，指出：“撤回休整甚好。可休整一个月补充及溶化俘虏，必要时还可延长休整时间。如敌停止不进，则你们在永丰、寺前、韦庄一带是好的。但蒋（介石）、胡（宗南）可能乘你们疲劳，以主力向北寻战。你们应准备于必要时北移安全地点休整。”

胡宗南部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向北转移后，又开始向前推进，并于10月14日占领大峪河以南高地及露井镇一线。西北野战军为诱敌深入，分散其兵力，相机歼灭部分敌人，遂于10月14日黄昏放弃澄城、合阳两地，继续向北转移。10月15日9时，彭德怀、张宗逊在一份电报中说：“我为引敌分散，于元（13日）晚放弃永丰、韦庄、寺前（14日放弃），敌一师、三十六师（四个团）、一三五旅、六十一旅、骑二旅之四团共七个旅寒（14日）进占上述地区。如敌继续北犯，我拟放弃澄（城）、合（阳），诱敌深入，以便歼灭第一师。”10月16日，整编第36师进占合阳。17日，整编第1师进占冯原镇，其先头部队进至黄龙山以南，整编第65师进占澄城。胡宗南因害怕部队深入再被西北野战军诱歼，遂下令停止前进，由整编第76师接替永丰、寺前镇防守，掩护整编第1、第65、第36师撤回蒲城、大荔休整、补充。在此期间，整编第36师第165旅残部与华阴、华县地方反动武装又重新占领了平民、朝邑。西北野战军则转移至冯原镇、赵庄镇、百良镇地区休整。

胡宗南部主力北进后，后方一时空虚。彭德怀又乘这一时机，命令第四纵队并指挥警备第4旅于10月14日至17日攻击蒲城、富平地区的龙阳镇、党睦镇、兴市镇、美原镇、流曲镇等地的敌地方武装及留守部队，截断了蒲城至大荔和富平的公路，歼灭敌整编第1师第1旅山炮营及当地保安部队700余人，10月17日撤至白水县的林皋及新窑镇地区休整。

[1]　蒋介石：《建立必胜信心，完成剿匪任务》，1947年6月10日。

[2]　蒋介石：《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1947年6月30日。

[3]　《郭汝槐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

[4]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7]　王震同志谈话记录，1986年8月2日。

[8][9]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0]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第18章　冬季攻势

新的转折点的到来——胡宗南整编军队——彭德怀提出新的作战方案——兵分两个集团——王震不信假情报——围歼敌30师计划落空——执行第二作战方案——激战永丰镇——“张仲瀚，你回来！”——李日基的下场——敌人“被打得东西奔跳”——西北野战军提出休整——毛泽东同意休整一个月——紧紧拖住胡宗南不使他调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到了1948年11月。这时，在东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已全部覆没；在华东战场上，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正在筹划，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和傅作义集团也已面临或即将面临覆灭命运。正如毛泽东于11月14日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所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1]据新华社11月14日公布，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头四个月，即1948年7月至11月2日，国民党军损失建制营以上部队合计83个师的兵力，其中包括63个整师，共约100万人，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虽经补充后人数也只达290万人左右，其中正规军由198万人降至156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第三年开始时的280万人，迅速增加到314万人。国民党军队的士气更加衰落。正如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所哀叹：“自东北战事失利后，高级将领弃职潜逃、临危变节，而投匪者，比比皆是；真正忠贞为国而殉职的将领，寥若晨星。”因此，毛泽东预计：“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2]蒋介石也预感到末日的来临，但他现在能抽调的部队只有胡宗南部了。为了进一步拖住胡宗南部在西北战场，不让其南下中原增援刘峙集团，以配合华东、中原野战军正在进行的淮海战役，并收复与巩固澄城、合阳、白水等地区，解决部队给养。西北野战军决定从11月15日起，向集中在渭北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发动冬季攻势。

荔北作战以后，胡宗南调整了部队的编制，将原整编师改为军，整编旅改为师，想以此提高部队官兵的士气。这时，胡宗南虽在兵力数量和武器装备上仍占优势，但士气日益低落，战斗力锐减。为挽救一败再败的厄运，胡宗南调整了防御部署：以第90军附第69军第144师、以第76军附第36军第165师、以第1军附第30军第30师，共9个师组成3个防御集团，分守合阳、澄城、蒲城地区，并保持相互机动增援的态势。同时，将受到西北野战军歼灭性打击的第38、第65、第36（欠165师）、第17军共4个军，分调三原、富平、大荔、临潼等地进行整补。另以第3军（新编第6师等组成）、第57军（第203师改编）、第69军（整编第13师改编，欠第144师）、第27军等，分散守备铜川、耀县、咸阳、西安、潼关、商洛等地，企图继续以“机动防御”、“重点增援”的战法，阻止西北野战军进攻，以确保西安不失。

西北野战军转入休整后，10月18日，彭德怀、张宗逊就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了冬季攻势的构想。电报说：此次战役“我伤亡约八千人左右，敌之伤亡较我多。拟休整二十天，恢复疲劳，争取八至九千俘虏补充部队，此役表现在战术上，对敌编队、机群与坦克作战尚不熟练。此次夺取敌粮，因时紧迫，多未运出，现黄龙区仅存麦不及一万石，河东（晋南）有麦七万石，须运费一万余石，所剩不足六万石。野战军和民夫、骡马，每月需粮近三万石，故现存粮不足两月半需用，只有广大解放区才能解决粮食。我军冬服单薄，且无棉鞋，动员群众棉鞋，亦无大衣，严冬时不能进行战斗，拟于十一月中旬再组织一个战役，争取收复澄（城）、合（阳）、朝（邑）、平（民），解决吃饭过冬与进行整训。以目前敌我情形看，拟以一纵（冯原镇以西）、四纵（白水以东），争取淳化、通润、口头镇，威胁经阳、咸阳，调动敌主力向西集中；二、三纵（合阳东北二十里）、六纵（冯原东）相机歼敌，收复失地与扩大新区。”10月21日凌晨1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

彭张并告贺习：

十八日戎时电悉。目前敌主力集中澄城、合阳、蒲城，四面较空虚，你们似宜于休整二十天后，全军西移，相机攻取同官、耀县、三原、经阳、淳化一带，并准备在该区打一二仗以后，派一部出乾醴、永寿，大约费时一个月左右。如果你们采取此种行动，澄（城）、合（阳）、蒲（城）之敌势必全部或大部西调，并于其调至西面时相机歼灭几部，那时你们才有可能收复澄（城）、合（阳）、平（民）、朝（邑）地区取粮过冬。若只以一纵、四纵去淳化，恐不能调动很多敌人西去，我两头力弱，恐难收复澄（城）、合（阳）、平（民）、朝（邑）。如果你们在十一、十二两月的大部分时间，以全力向西面作战并就粮，留下晋南及澄、合、平、朝之粮食，在十二月下半月及明年一、二月部队转至东面休整时食用，似较合算。我们不明白西面大军作战有何困难，望你们加以考虑，酌情处理。

军委

马子

接到中央军委的这一电报后，彭德怀、张宗逊等对在现地区作战还是向西作战的利弊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比，认为西面作战的地形条件虽好，但人烟稀少，粮食和草料匮乏，不利于大部队给养的补充等，因此，决定仍以西北野战军主力在东面寻机作战。同日7时，他们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西面作战地形条件比东府好的很，关中之马栏、柳林、庙湾及宜君、苦泉镇困难，已成无人区，房太少，很少粮食，草料比较困难，部队给养、宿营与伤兵安插有顾虑。”

从敌情来看，胡宗南虽在渭北地区有三个防御集团分别据守澄城、白水、蒲城，但他的四个军都尚未整补完毕。根据这种情况，彭德怀、张宗逊于10月29日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甲案：如一三五师、一四四师不在寺前、韦庄情形下，似可考虑继续在澄（城）、合（阳）作战，三个军中只要消灭其中三个师，击溃其余部分，我即可取得平（民）、朝（邑）、蒲（城）线以北粮食过冬。上述三个军，均被我消灭过一次至两次，士气低落，我地形熟，粮弹（迫炮弹、炸药早已补充，子弹全无）能补给，群众好，兵力相当优势（敌三军六师计约四万五千至八千人，我可集全力六万五千至八千人），部署上我以四纵钳制澄城七十六军，以一、六两纵从太峪河以东，由西北向东南攻击，二、三两纵越金水河由东南向西北攻击，首先歼击三十六军、九十军，如此打法，我可集中五万五千兵力，首先打三万人，其中还可分割。缺点：越深沟（二、三纵），突入平原，战一天半至两天须解决战斗，否则援军可到。乙案：集全力围攻同官打援，首先消灭一军，再打城。缺点：粮食困难，缺乏弹药，事先准备七天还有办法，二、三两纵由韩（城）、合（阳）间现驻地向西运动，部队难攻入。丙案：以一、四两纵攻取淳化、口头，威胁咸阳、三原，调动敌一部向西，我主力打同官。”彭德怀、张宗逊强调：“此役关系甚大，如打不好，影响冬季整训。”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确定作战方案，11月6日至7日，西北野战军召开了由纵队以上指挥员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彭德怀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的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越大，越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3]

会议决定在11月中旬发起冬季攻势，再歼灭胡宗南部二至三个师，以改变在渭北地区的相持局面。紧紧拖住胡宗南集团，是西北野战军当务之急的战略任务。

彭德怀和大家一道反复讨论研究了作战方案，一致认为如执行第二方案，西北野战军兵力分散，牵制兵团运动距离较远，敌第3军虽多新兵，但未遭过歼灭性打击，如果胡宗南主力全力向西，西北野战军则不易迅速解决战斗；如执行第三方案，西北野战军远道攻坚，地形生疏，部队易疲劳，只能调动而不能大量歼灭胡宗南部。权衡利弊，最后决定按第一方案实施，首先歼灭蒲城以北罕井、白堤地区的敌第30师及陕西保安第2旅各两个团，相机歼灭第1军第70师，尔后视情况确定新攻击目标。

为此，彭德怀把西北野战军五个纵队分成东西两个集团，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为左兵团，位于洛河东岸；第一、第四纵队为右兵团，位于洛河西岸。这就是说，要用两个“拳头”调动和分散敌人，以不断制造和捕捉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

这是一场关键的仗。11月12日，彭德怀、张宗逊给第四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等发出了一份长电，其中指出：“敌大我小，从西北（陕甘）战局全貌来看还暂时存在”，但是，从放弃延安时、从第一次歼灭敌整编第36师时、从歼灭刘戡时、从西府陇东战役时及荔北战役前后来看，“形势与内容均已起了很大变化。而且一次比一次不同，变得于我有利。全国各解放区胜利更大，益见接近全国胜利。对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的局势看不清楚，或者看清楚了而产生等待友邻胜利来帮助西北，或者忽视西北当前具体情况，均是不对的。胡、马两军现在还比我多两倍三倍或者还稍多一些吧，这是不可怕的，再多一些也会被我们消灭的。可怕的是在具体行动中，因疏忽而犯错误，尤其是每一战斗发起时，不精细准备，或者忽视或者看不起敌人一个团、一个营的集团工事，致妨害取得应有的胜利。”并强调：“对敌一个连，一个排，一个机枪手，单独一个伏地碉，都是不应该轻视疏忽的。一个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几个军，首先都是从消灭敌人几个伏地碉，几个连，几个营开始的，尤其胡宗南几十万军队，首先是从青化砭消灭他一个团和一个旅部开始的。争取大西北解放也要从一村、一区、一县做起。一切只看全局形势有利，而忽视具体情况，与具体准备，更不细心研究取得每个胜利应有的手段和步骤，那只是胜利中官僚主义者空喊家。我们要把全局有利与一个一个的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点地积蓄革命力量联系起来，去处理问题。”“敌大我小，就必须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消灭敌人。就必须求得每个战斗的迅速解决。某些同志把迅速误解成为急躁，把猛攻猛冲误解成为乱打乱冲，这是错误的。迅速须预先有精细准备，严格检查，是否完成了各项攻击准备，绝对不是盲目的急躁。急躁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是缺乏或者没有实际根据的，把胜利寄托于侥幸。要严密组织火力与具体分工，在二三分钟内，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火力，掩护步兵有效的冲锋，这绝不是浪费弹药，乱打，以及细心的选择攻击点，见到自己的火力压制了敌人的火力，即时发起冲锋，一股劲地夺取敌人阵地，继续扩张战斗胜利，一直到消灭敌人。缩短战争时间，避免反复拉锯，减少伤亡的最好办法，这就是猛打与猛冲的正确选择，把猛打猛冲误解为乱打乱冲是错误的。”“下一战役是会胜利的。继续全歼敌两三个师（旅），渭北战局即可改变，拉锯与相持将成过去。要争取这一决定的胜利关键。”[4]

11月15日，战役发起之后，彭德怀又向全军发出了“争取歼敌二至三个军，改变渭北战局”的号召。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西渡洛河，长途跋涉200余里，在同官的上店和富平的底店一带，指挥我右兵团，先后在富平以北的草滩、康庄和同官东南的军台岭、店子坡地区，歼灭敌第17师大部和第254师一部，并炸毁了咸同路铁桥一座，占领了黄堡火车站。

按照预定计划，西北野战军左兵团于11月12日开始冬季攻势行动，先以歼灭蒲城以北白堤、罕井地区的敌第30师等部为目标。11月14日，澄城、合阳、蒲城等地的守敌以为西北野战军已全部西移，遂派出部队分路向北进犯，企图相机占领韩城。驻合阳的敌第69军第144师第430团，由乳罗山附近越过金水沟，向合阳以东施行火力侦察，黄昏时抵临皋村。

这时，位于徐水河以北的第二纵队得知这个情报，副政治委员王恩茂正与参谋长商量还未下定决心，王震来到了指挥部，他果断地说：“这是好战机，敌人刚刚来到，脚还没有站稳，我们应以奔袭姿态去把他消灭掉！”

部队刚要出发，忽然得到报告说：敌人已于14日21时逃走了。这个意外的情报，引起王震他们的犹豫。王震立即追问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当知道来自敌两个保警队员的口供，连逃跑的方向也没说清楚时，王震认为这个情况不可靠。他说：“敌人刚刚落脚，哪能未与任何部队接触，就毫无缘由的逃走？这种没有任何根据的情报，什么人都可以随随便便的编造出来，两个保警人员的话就那么可靠吗？我不相信。我们的决心不能变，即便他真的逃走了，我们作为一次冬季的实地演练也是很有益处的。”[5]他命令第359旅，独立第4、第6旅迅速派出部队，拂晓前按原计划快速前进。

11月15日拂晓，第359旅以第7团由东南、第8团由西北向临皋村逼近；独立第4、第6旅进至临皋以西，断敌退路并阻击援敌。第359旅在独立第4旅第12团的支援下，于11月15日6时向临皋村敌第430团迅速发起了攻击，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将敌第430团1 500余人全歼，击毙该团团长曾挽国，俘敌副团长赵仲宏以下官兵1 300余人。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大家情绪很高。王震对张希钦说：“参谋长，记上一笔账。冬季要消灭三个师，现在已完成了任务的九分之一了。”王恩茂说：“这一战斗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的是司令员决心大，从始至终很坚决，即认为敌人逃跑也不过徒劳一场，并无其他坏处。假如犹豫，顾虑疲劳，是消灭不了敌人的。”[6]

战斗结束后，王震拉着郭鹏等人打起了扑克牌。正打着，侦察员跑来报告乳罗山一线敌人新的部署情况，说已查明被消灭的第430团属第144师，现其师部驻在合阳附近的杨家城，他的第431团驻在吴庄，第432团驻在乳罗山。王震一听，把手中的扑克牌重重地一甩，说：“咱们不打扑克了，去打敌人！”

张希钦问道：“打144师？”王震说：“对！刚消灭了它一个主力团，它的师部和其他两个团部离我们不远，现在敌人发现了我们，就得消灭它！”接着，他又分析说：“144师多半是新兵，战斗力不强。430团是他们最强的主力团，我们能在一个半小时消灭它，这说明更有把握去消灭其他两个团。另一方面，在他们的主力团刚刚被消灭，恐惧心理很重的时候去消灭它，他们本来不强的战斗力就等于垮了一半。他们发现了我们，消灭它这叫‘杀人灭口’。我决定，一面电请野司，一面进攻，去打乱它那个合阳地区的防御体系，说不定还会给我们整个战场带来有利的战机。上面要批评，我王震负责。”[7]

11月15日午后，未得到西北野战军的批准，王震即指挥第二纵队越过金水河向乳罗山等处之敌发起攻击。果然如王震所料那样，敌多为新兵，老兵又士气不振，只经过一夜激战，就歼灭敌第431团和第432团两个营，俘敌团长杨健以下官兵1 200余人。这样，敌第144师只剩下了一个师部和一个营的兵力了。第三纵队此时也以一部向王善庄、南王村线敌第90军发起了攻击。

第二纵队的这一次作战行动，虽然取得了胜利，但由于没有得到西北野战军的批准，受到了西北野战军有的领导的批评。王恩茂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彭（德怀）、张（宗逊）电示，15日早歼灭临皋敌一个团是很好的，但15日夜攻乳罗山、东马村、吴村之行动，破坏了整个战役计划。敌三十师退回蒲城，故决定围铜川、耀县打援。”11月16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原拟二十日拂晓围歼白水南岸罕井地区之三十师两个团及保四、保五两个团，得手后围歼蔡邓镇、孙家庄地区三十八师、一师、七十八师。寒（14日）一四四师之四三○团至合阳东十余里侦察，被我二纵队全歼，寒（14日）晓该纵进攻合（阳）南之四三一团，又被全歼，共俘三千余人，战役开始按原计划推迟两天。”

第二纵队的上述行动，使胡宗南以为西北野战军将在澄城、合阳地区展开大战，急忙将罕井、白堤、山东村地区的第30师缩回蒲城；又将第1、第65军及第17军第12师由蒲城、富平向东赶来增援，11月19日进至澄城永丰镇和露井镇地区。西北野战军围歼第30军第30师的计划无法实现了。

由于胡宗南将其部队大量东调，敌我情况发生了变化，使原定的战役计划不宜继续实行。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实施第二作战方案：把西北野战军分成左右两个兵团，由张宗逊率领第一、第四纵队及警备第4旅、骑兵第2旅组成右翼兵团，于11月20日由白水、汕道、六井镇以西，攻歼铜川、耀县一线敌第3军第17师所部，调动胡宗南部主力由东向西增援；以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由彭德怀亲自率领，隐蔽集结于洛河两侧地区，准备歼击西调之敌。其中，第二纵队主力集结澄城以北，以一个旅留澄城、合阳一线，由北向南及由东向西，积极佯动，迷惑敌人；第三纵队集结于窑头镇、蔡邓镇，向孙庄镇、永丰镇一线进行侦察；第六纵队集结于西固镇、东西姚村。

11月17日，彭德怀、张宗逊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并于当日17时给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发出了一份电报，报告了这一作战方案：

军委并贺习：

原定二十日拂晓集全力（缺个旅）首先歼击白水南罕井镇、白堤镇之三十师及以东大昆通道、故贤村、蔡邓镇七十八师，然后再打孙庄镇之一师。此三师各距二十里，留一旅位置澄（城）、合（阳）线北封锁消息。十四日敌一个团进至合阳东十余里之临皋，当晚被我二纵歼灭，十五日黄昏，该纵因小胜冲动而向合阳南进攻，遂将此战役计划破坏，现拟从西（同官、耀县东）面活动，调动敌人歼击之。如不能时拟进行整训，明春早些（二月初）开始攻势。如何请复。

彭张

十七日申

11月20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复电：

彭张并告贺习：

十七日申电悉。同意你们向西调动敌人歼击之的计划。如不奏效，可进行冬季整训一个月（分两期，每期半月），但不要预定整训时间直到明年二月，因今后两三个月中，由于淮海战役的胜利及东北野战军入关，西北敌情将有极大变动可能，到那时，为适应此情况，你们仍须捕捉战机，及时行动。

军委

十一月二十日

11月21日，右翼兵团第一纵队、警备第4旅进至陈炉镇，第四纵队、骑兵第2旅进至薛村镇、美原镇附近，随即与敌第3军第17师在韩村、康庄、底店附近遭遇，双方展开激战。为全歼第17师，右翼兵团除以警备第4旅控制陈炉镇外，第一、第四纵队于11月22日拂晓向草滩、康庄攻击。战至14时许，先后攻占草滩、康庄等村落及其围寨，歼敌第17师师部及第51团、第50团第2营、第3营1个连、第49团第2营和第3军军部及直属2个营，击毙少将师长王作栋等，共歼敌6 000多人。11月23日，西北野战军右翼兵团乘胜继续西进，攻占铜川以东的军台岭、店子坡等据点，歼敌第254师一部，11月24日炸毁黄堡镇以北的铁桥，攻占黄堡镇及火车站。

当西北野战军右翼兵团行动后，彭德怀来到了第二纵队驻地召集旅以上干部开会，研究敌情和讨论作战部署。他说：“我们不这样行动，就调动不了敌人，歼灭不了敌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分散敌人，调动敌人，让敌人就范。”说完，他就让大家讨论。独立第6旅旅长张仲瀚说，右翼兵团向西面进攻敌第17师等部，猬集在东面的敌主力必然西援，而我们左翼兵团在东面打敌弱点一部，迫敌又向东援。我军两头打，调动敌人来回援。这样像打乒乓球式的打几个胜仗，战役的目的就达到了。彭德怀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打敌人要像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8]

西北野战军右翼兵团向西进攻的行动，果然迷惑住了胡宗南，他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要在铜川、耀县地区的咸（阳）同（官）铁路上作战，急忙将在洛河以东的第1、第65军西调，向铜川、耀县增援；并令盘踞在澄城、合阳以南地区的第76、第90军及第36军第165师向南撤退。这时，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星夜东进至洛河西岸的坡头村，以便就近指挥左右两个兵团主力。

11月23日，第76军退至永丰镇及洛河以西的石羊地区，第90军及第165师在第二纵队第359旅的袭击和追击下，经寺前镇、醍醐，于11月25日退至唐家堡、坞坭村地区，驻守豫西卢氏县的第27军第31师（欠92团）亦调至大荔与第90军衔接。此时，胡宗南向西增援的部队已发觉西北野战军在蒲城、石羊之间设伏，即占领洛河东西两岸后构筑工事固守。敌暂停西调，西北野战军左翼兵团继续等待伏击已不可能。但敌人主力分散，第76军相对孤立，又造成了西北野战军有可能攻歼第76军的战机。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隐蔽集结于蒲城至永丰以北一线的左翼兵团立即行动，将退至蒲城以东永丰镇之敌第76军一举全歼。

敌第76军的前身是整编第76师，曾多次被西北野战军打败。1947年冬在清涧被歼，后在宝鸡重新组建。1948年4月间，在宝鸡战役中，又一次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师长徐保被击毙。同年6月间，胡宗南又在户县附近第三次将这一个师补充起来，不久，整编师改为军，李日基为军长。当时该军辖新编第1师和第24师两个师。两个师除了个别团尚在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他部队的兵额也只有七八成左右。

11月24日，王震派出部队跟踪敌人侦察，自己也带几个参谋人员亲临前沿观察敌第76军的情况，他发现第76军的大部分兵力正向永丰镇子里拥进。

永丰镇位于洛河东岸，围寨高而坚固，扼（大）荔蒲（城）公路，西距蒲城、南距大荔各约25公里，是连接大荔、蒲城两地的交通重镇。第76军进入永丰镇后，军长李日基把其主力布置在永丰镇和附近几个据点内，还以有力部队控制永丰镇两边高地形成支撑点。

王震看到敌第76军拥进了永丰镇，决定抓住这一战机，立即消灭敌第76军。他马上召开了第二纵队首长会议。他说：“一个军挤在永丰镇里，像核桃仁一样，互相挤在一起，怎么展开战斗？想靠那么点厚的寨墙挡住我们的炮火，别忘了我们从打运城开始有了攻坚战的经验，现在我们积攒了这么多大炮，攻下宝鸡又有了充足的炮弹，到了发挥威力的时候了。”[9]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攻打敌第76军确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以一个军的兵力去消灭敌人的一个军，一比一的兵力，能否打得好，这又是一个问题。

彭德怀也在为如何迅速歼灭敌第76军而思索着，他决定除以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及第二纵队第359旅第9团、独立第6旅第16团进至永丰镇以南的楼子塬、韦庄地区，准备堵击永丰镇逃敌和阻击第60军北援外；集中第二、第三纵队主力围攻永丰镇的第76军。

王震是个急性子，他看到第三纵队主力正与敌人接触，一时还到不了，怕等他们赶到耽误战机，于是于11月25日一早，他就骑马赶到了彭德怀那里请战。他列举了许多有利条件，力图说服彭德怀。但是，彭德怀只是坚持一条理由：“在敌人利用坚固工事进行死守的条件下，一个军进攻一个军是很困难的。”王震则说：“一个自由行动的人，去打一个被捆绑住了手脚的人，总是可以打赢的。而且借攻永丰镇，友邻部队还可以打援，消灭更多的敌人。”彭德怀最后只好说：“你要打不好，就会被缠住，别想休息了。”王震说了声“我一定打好”，就离开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直接到各部队查看战前准备情况了。

11月25日下午，第二纵队主力在第三纵队的配合下，奉命向洛河西岸的石羊、坡头、陈家村地区敌第76军第24师发起猛烈攻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打到黄昏后，歼灭敌第24师第71团大部和第70团一部，敌师长于厚之率其余部队慌忙渡过洛河，逃进永丰镇，连洛河上的桥都没来得及破坏。独立第6旅穷追不舍，于当夜渡过洛河进至永丰镇以北的东、西古村，宋村一线；第三纵队独立第5旅及第二纵队两个团进至永丰镇以南的楼子塬、韦庄地区，堵击可能南逃的敌人和抗击北援的第90军；第三纵队第359旅于洛河以东袭取永丰镇附近的凤栖、坞坭村、刘家沟等地，并进占了韦庄，迫使敌第90军及第36军第165师南撤至胭脂山地区固守，从而割断了敌第76军与第90军的联系，造成了围歼第76军的有利态势。

战至11月26日晚，第二、第三纵队主力完全肃清永丰镇外围据点，迫使第76军1万多人压缩在东西长600米、南北宽300米的永丰镇内。

11月27日晨7时半，第二、第三纵队合力向永丰镇发起了第一次总攻。独立第4旅先在西门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缺口，突入镇内两个连，但没有占领房屋、组织火力向前发展。经敌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反击，又被迫退了出来。独立第6旅第18团跳出堑壕，以30名战士伤亡的代价，迅速冲过200米的开阔地，登上了被炮火炸开的突破口。但因我方炮火中断，被堵在土墙底下，进进不了，退也退不下。第359旅第717团第1营冲到突破口旁，敌人从围墙上向下猛投手榴弹，又遭敌人地下暗碉火力的封锁，难以前进。

第二、第三纵队第一次总攻永丰镇没有奏效，王震在西古村召集了各旅指挥员开会。这时，彭德怀打电话给王震，表示十分坚定的决心，要打下永丰镇，全歼敌第76军。

这时胡宗南为救援第76军，除出动飞机助战外，还命令第90军由胭脂山地区向北攻击，同时急调第1军、第65军、第17军等部向永丰地区驰援。

为迅速全歼永丰镇的敌第76军，11月27日黄昏，彭德怀重新调整了攻击部署，决定调第六纵队由山怀里、周家山进到孙家庄、石羊及其以南地区，随时准备策应南面抗击部队或配合第一、第四纵队夹击东援之军；并将右翼兵团的第一、第四纵队从高阳、六井镇附近调至上王镇、罕井、白堤地区，准备侧击由蒲城东援的敌人；由王震、许光达统一指挥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围攻永丰镇。11月27日21时，彭德怀给张宗逊等发出电报，指出：“本日黄昏至此刻，陆续自动投诚者二百余人，这是西北战场首次看到。”并要求他们“决心阻击援兵，不惜代价，歼灭此敌。一、四纵队必须动员全体指战员，不怕疲劳，继续争取打援胜利。”

在王震、许光达的统一指挥下，攻城部队加紧准备，在敌猛烈炮火下强行对壕及坑道作业。到27日夜12时，由于准备还不充分，决定把第二次总攻时间由当夜12时改为第二天拂晓3时半进行。部队经过挖掘坑道爆破终于进逼镇堡墙下，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于11月28日3时发起第二次总攻。第二纵队独立第4旅首先坑道爆破成功，将围墙炸开一个缺口，第12团即从缺口处竖梯登上围墙，以一部占领西门楼及西北角地堡，主力沿围墙及北街向东突击；第11团从西门竖梯突入镇内，顺大街及其北侧向东突击；第10团也在第11团与第12团的结合部投入战斗。随后，第三纵队独立第2旅也从西门南侧突入，沿大街以南推进；独立第6旅第17、第18团也顺利地登上北面的突破口，打退了守敌的反冲击，分别向东南与西南方向勇猛攻击。敌人集中一切火力顽抗，明碉暗堡里的扇形火舌连成一片。由于敌人的炮火猛烈，我许多战士受伤。王震在前沿看到这种情况，高声喊道：“通知炮兵，快把暗碉火力点都给我打掉！”霎时，炮声震天，敌人的暗碉一个个被打垮，战士们乘机冲锋。王震顺手夺过警卫员的驳壳枪正要向前冲，被正走过来的张仲瀚一把拉住，说：“司令员，你不能动，让我去！”说完就随战士冲向前去。王震大声喊道：“张仲瀚，你回来！”张仲瀚已经走远了，王震立即要警卫员：“快把他给我拉回来！”

战斗到了关键时刻，王震又令炮兵快速发射。敌人的飞机来了，在空中猛烈扫射。这时，第二、第三纵队的部队已从四面八方冲进了镇内，与敌展开了激烈巷战。敌人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第11团第6连连长带着一个班就抓了1 000多个俘虏。战至11月28日上午9时30分，敌第76军大部被歼，仅有其军部依托镇内东北隅数座院落顽抗。在独立第4旅的猛烈攻击下，至10时，第76军军部也被歼，永丰镇战斗胜利结束，全歼敌第76军。

在西北野战军攻打永丰镇时，奉命北援的敌第90军及第36军第165师，由胭脂山向永丰镇方向进发，遭西北野战军阻击部队的坚决抗击，被阻于永丰镇以南5公里处。敌增援部队因害怕被歼灭，除以野炮盲目向永丰镇射击外，步兵根本不敢前进一步。11月27日，胡宗南命令由富平东援的第1、第65、第38军及蒲城的第17军等部调转头来增援永丰镇，但他们也因惧途中遭受伏击，一直绕到蒲城以南的党木镇、龙阳镇，于11月28日晚抵大荔以北的八岔口时，第76军已被全歼。次日，这些援敌才进至永丰、韦庄、临皋地区，西北野战军部队已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胜利地转移了。敌人星夜驰援，长途跋涉，除看到5 000多具死尸和重伤兵，再次饱尝战败的凄凉滋味处，只有徒增疲劳和失败情绪。

冬季攻势历时近半月，胡宗南的几个军被西北野战军牵着来回转，拖过来，打过去，兵力分散，疲于奔命。胡宗南东奔西窜的所谓“机动防御”、“重点增援”，在西北野战军的机动迅猛打击下，一败再败。这次，在胡宗南苦心支撑半年之久的洛河以东防线上，他的第76军被歼灭，第36军和第17军遭到歼灭性打击，第38、第65军等也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总数损失达5万人左右。

这次作战，西北野战军共歼灭胡宗南部1个军部、3个师部、9个团又7个营，共2.5万余人，毙伤第17师师长王作栋等官兵7 600余人，俘敌第76军军长李日基、参谋长高宪岗、第20师师长吴永烈、第24师师长于厚之、第17师副师长张恒英等以下官兵1.7万人，投诚300余人。李日基和于厚之、吴永烈被俘后见到王震不禁哀叹说：“我们当官的一直蹲在地洞里未曾伸出头，加上所有的电话线都被炸断了，根本谈不上掌握部队，除掉连续不断的炸弹爆炸声，寨子里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

后来，李日基谈起第76军被歼灭的经过时说，11月25日夜里，他发现陷入包围后向裴昌会求救时，裴昌会却哄他说：“只要能支持过今晚，90军明早就到！”11月26日，他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一会儿要他“即时突围”，一会儿又要他“固守待援”。他说：“27日，重新作了调整部署，北面寨墙西半段新一师的阵地，由军部特务营接替，加强了防务。并向西安请求空投弹药。是日上午，胡宗南又接连拍来两个电报，令我突围。我再一次请两个师长来当面研究。正在研究时，又接到兵团司令部参谋长的电话和胡宗南的电话，令我固守待援，并说马上用汽车运送援军。我即时将这消息传达给各部队，官兵的精神都振作起来，以为援军很快就可到来。谁知一盼再盼，盼到天黑，援军的消息渺然，而激战又起了。当天下午，虽有飞机空投弹药，但落在寨内的很少，落在寨外的多，给自己补充的少，给解放军补充的多，因而这天夜里的战斗条件更加困难。是夜，战斗的中心仍在西门北侧被突破的地方，双方往返争夺，部队伤亡很大。天将黎明，北面东段又被突破一个缺口，接着，东面南段也被突破一处。这时候，我手中一点预备队也不掌握，只带几个卫士跑到北面东段的突破口指挥守兵进行挣扎，企图挨到天明，盼飞机前来支援。可是从东西两面缺口攻进来的解放军，发展得很快。我看到大势已去，马上回到军部，令参谋长把来往的电报和底稿全部焚烧了，以防留给解放军。正在焚烧中，解放军就进到军部所在的窑洞。当时虽然有些身边的人替我打掩护，说我是副官，但是解放军战士中有人认识我（有个战士过去在第一六五旅旅部当兵，在陕北作战被俘后参军），我只好承认我就是李日基。”[10]

彭德怀对在冬季攻势作战中，西北野战军打得干脆利落，非常满意。尽管十几天来他跟着部队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往返行程400多里，常常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不出来，但他仍然精神焕发，神采奕奕，高兴地对指挥部的同志说：“当初，胡宗南占领我们延安，他是那样的神气十足。他没有想到今天，不但延安回到我们手里，连他的老窝西安也自身难保了！”[11]11月30日，他在和张宗逊、赵寿山等给各纵队领导人的电报中说：“自荔北战役胜利后，胡宗南即集中九个军番号（其中六十五军、十七军、三十八军被消灭过半），自以为得意，其结果东至洛河以东，西咸同铁道，十二天中往返奔驰三次，平均每日走八十里至一百里，像乒乓球一样，被打得东西奔跳，其疲劳之状，可想见。”

12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并转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庆祝你们歼敌第七十六军两个整师、第六十九军一四四师和第三军十七师大部共十个整团近三万人的巨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全歼胡宗南匪军，解放大西北而战。”

冬季攻势作战后，彭德怀考虑到西北野战军连续作战，为休整和补充部队，创建巩固的后方根据地，部队应该进行一次冬季整训。因此，在歼灭敌第76军的当天，即1948年11月28日，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和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提出：“我军自十五日开始行军作战，有某些疲劳。如无十分有利战机，拟集结永丰以北、洛河两岸休整”。毛泽东接到这一电报后，考虑到正在进行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情况，12月1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庆贺你们歼敌二万余人的大胜利。你们进行整训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提出整个冬季的整训计划，只提出一个月的整训计划。一个月计划中分为两期，半个月为一期，两期完毕后，如有作战机会，即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再延长整训时间，做第三期整训计划（半个月）。我们的目的是你们既能整训，又能不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借以拖住胡宗南不能调至他处。我们现在所要竭力争取的一是尽可能不使傅作义部（四十个师）向江南撤退，因此，东北我军仅休息二十天，即已令其出动，以便早日抓住平津敌人；二是希望你们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至沪宁一带。”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决定西北野战军的冬季整训先“暂定一月分两期（每半月为一期）”的计划。12月4日至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的钱儿村召开了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冬季整训和开展地方工作问题。12月6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了拟办军事干部训练班的想法，他说：西北野战军“自秋冬以来，对攻坚战有进步，技术、战术至少有二十种以上的新创造，其中多数是很好的，很实际的，增加了部队攻坚的威力与信心。但不普及，不熟练，野司拟办一临时军事干部训练班（约三百人），时间一月（如情况许可，再办二期、三期），从营、团正副职、旅、纵正副参谋长中各调一人，训练方法是除讲解必要的技术学理（如各种炮兵性能）外，主要的演习，把创造的新经验采取示范演习，即是把这些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坚持与贯彻下去，使我们根据各人自己的经验，联系到‘十大军事原则’的学习，这样可能易为体会其中最重要的是歼灭战思想这许多基本原则。一般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事先如何歼灭敌人这一问题上就不完全一致，如大包围中的小包围（即战役包围与战术包围），必须密切联系，首先必须在战术上善于最高度的集中兵力、火器，善于分割敌人，才能由战役包围达到战术上的包围。对此种认识，各纵队是不一致的。训练的目的，不仅交流经验，更重要的问题是把上述认识深化一寸。”

第二天，即12月7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发来了复电，指出：现时淮海战役的胜利正在扩展中，约再有一周左右敌四个兵团可全部歼灭；华北傅作义现有54个师，再过十天，东北野战军将会同华北二、三兵团进行华北会战。如一旦淮北敌四个兵团全歼，华北会战又起，“蒋匪欲布长江防线，惟一可调之兵，只有胡宗南系统及新疆各军。因此，西北敌情不久有起变化可能，你们应以极大注意侦察胡匪动向，准备在必要时，举行牵制胡匪战斗。故补俘工作要快，现在华野部队多采取边俘边补边打的办法，收效很大，主要是依靠于政治教育，再加以生活巩固，就能立即作战，望你们采用这一经验。”12月18日，毛泽东根据淮海战役的情况，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彭张并告林罗刘：

（一）请你们密切注视胡（宗南）部动向，蒋有调胡部增援杜聿明之可能。（二）你们休整状况如何？是否可以于本月底或下月初举行一次作战歼敌一部，借以钳制胡军，盼酌告。（三）黄维被歼，李延年退淮河以南，杜聿明部被歼三分之一，徐蚌战场形势极好。但我军连战四十天，解决了敌人三十五个整师未休息，极疲劳，损伤亦大。现杜部尚有不完全的十九个师（包括邱清泉精锐在内），据守永城东北纵横十余里据点内顽抗，我军须就地休整十天，然后攻歼该敌，决战时间大约在下月上旬。（四）各方向蚌埠增援之敌，除葫芦岛、营口撤退之三个军外，近从武汉军区增来三个军。如果西安、天津两处敌人在十天内外不向蚌埠增援，则有充分把握全歼杜聿明，此点请你们两方加以注意。

军委

巧十五时

12月19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提出：“目前尚未发现敌人弱点”，“目前进行战役，须以两万兵攻取淳化、相机进入泾河间调动敌兵西援后，夺取渭北一两个据点，消灭敌人一两个师方有可能。我军服装单薄（单鞋、单袜、空心棉衣、无毛衣背心、被子一斤半棉花尚未发齐），经过关中山地，人烟稀少，露营等，如无十分必要时，拟明春二月十日以前，不准备进行大的战役。如胡（宗南）匪抽兵援杜（聿明）匪时，待其抽调三五个师行动两三天时，我即于渭北发动攻势，似较有利。”

这样，西北野战军开始了冬季整训。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8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3]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5]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6]　《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7]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8]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9]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10]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1]　王政柱：《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19章　春季攻势

蒋介石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毛泽东发表新年献词——西北野战军召开党代会——第一野战军成立——敌在数量上仍占优势——胡宗南进一步退守——下达春季攻势命令——彭德怀前往西柏坡——张宗逊指挥春季攻势作战——攻打蒲城——主动转移，引诱敌人——春季攻势的总结

西北的冬天是干冷干冷的。西北野战军在冬季整训中送走了1948年，迎来了1949年。

1949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

新年的到来，使蒋介石感到日子更加不好过了。经过解放战争前三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的精锐已丧失殆尽，正面临着全面崩溃，连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了。1948年1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电报中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1]蒋介石在无奈之下，在美国的支持和策划下，又玩起了“和平”的鬼把戏，企图以和谈为掩护，加强长江防御，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南渡，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于是，在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还声称：“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2]1月4日，蒋介石亲自来到李宗仁的家里，再次要求李宗仁出面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他对李宗仁说：“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这样，“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共产党至少不会逼我们这么紧”。[3]于是，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在南京任代总统。

然而就在这个元旦，毛泽东也为新华社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个新年献词在开头就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4]“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5]“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6]

1月11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澄城县以北的武庄举行。在会上，彭德怀作了《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敌人目前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西北野战军在1949年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必须有一套城市政策；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适应全国范围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曾于1948年11月1日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顺序的规定》；1949年1月15日又发出了《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顺序排列》的指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下辖7个军、2个骑兵师，共15.5万人。具体编制如下：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

参谋长阎揆要；

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

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

后勤司令员刘景范；

后勤副司令员方仲如。

原西北野战军所辖各纵队，分别编为军：

第一纵队改称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

第二纵队改称第2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副军长郭鹏、顿星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恩茂；

第三纵队改称第3军，军长许光达，副政治委员朱明；

第四纵队改称第4军，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军长孙超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辉照；

第六纵队改称第6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副军长张贤约；

第七纵队改称第7军，军长彭绍辉，代政治委员孙志远；

第八纵队改称第8军，军长姚哲，副军长王长江。

原纵队下辖各旅编为师：

第1军下辖3个师：第358旅改为第1师，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

独立第1旅改为第2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

独立第7旅改为第3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2军下辖3个师：独立第4旅改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秀山；

第359旅改为第5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

独立第6旅改为第6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3军下辖3个师：独立第2旅改为第7师，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

独立第3旅改为第8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

独立第5旅改为第9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4军下辖3个师：警备第1旅和骑兵第6师一个步兵团合为第10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

警备第3旅改为第11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

警备第4旅和骑兵第6师大部合为第12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

第6军下辖2个师：教导旅改为第16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志；

新编第4旅改为第17师，师长程悦，政治委员黄振棠。

第7军下辖2个师：晋绥军区独立第10旅改为第19师，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

晋绥军区独立第12旅改为第20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

第8军下辖2个师：晋绥军区独立第11旅改为第22师，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

晋绥军区独立第14旅改为第23师，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

另外，第一野战军还直辖2个骑兵师：

骑兵第1旅改为骑兵第1师，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

骑兵第2旅改为骑兵第2师，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也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

整编后的部队，士气十分高昂。

此时，在西北战场上，敌人仍有25个军、61个师约40万人。其中胡宗南部有13个军、33个师及若干直属团队，约17万人，除2个军在四川整训补充外，其余位于陕中及渭河流域；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及蒋系部队有8个军、24个师，14万人，驻守甘肃、青海、宁夏3省；陶峙岳部3个整编师及2个独立骑兵旅，7万余人，驻守新疆省。因此，第一野战军在数量上还是处于劣势。

1949年2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胡宗南根据全国战争形势和西北战场的情况，以及国民党军的战略退却部署，开始收缩兵力，企图第一步将主力由关中地区退守三原、高陵、泾阳、咸阳、西安、宝鸡及渭河南岸，以迟滞第一野战军前进，掩护搬运西北地区的物资及撤退后方机关进西南；第二步，依托巴山，主力集中汉中，以一部据守西安、咸阳、宝鸡，依渭水而阵，保持子午谷后方交通，以四川为后方，凭借秦岭、巴山天然屏障设防，与青宁二马联结，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或西进，以保持西北，屏障西南。其具体部署是：第18兵团部及第65、第90、第1、第38军分驻富平、阎良、三原、泾阳；第5兵团部及第17军（缺第12师）、骑兵第2旅（缺第4团）、第36军（缺第28师）集结于咸阳、户县、西安、临潼、渭南、华县；第84师驻守潼关。另以第57军沿彬县、永寿、乾县、礼泉线担任防御，第14师第40团位于口头镇负责警戒。

早在1948年12月24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对全国解放战争和西北战场的情况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报全文是：

毛主席：

（一）目前情况看，蒋介石之军事方针，似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图保守长江及西南各省，即杜（聿明）部十九个师，傅（作义）部四十五个师被全歼，如其内部无大变化，及我大军尚未渡长江时，此方针可能不会轻易放弃。假设如此估计符合目前情况，胡（宗南）匪也就暂不会放弃西安。但我中原区有适当强大兵力，沿汉水西进，威胁汉中（特别是入川）；或者太原打下后，晋绥部队及华北一兵团转至西北；或者平津张（家口）打下后，华北二、三两兵团入绥、宁、甘、青；或者西野本身在三五个月内全歼该匪三四个军（目前情况，无此把握）。在上述各项威胁下，胡（宗南）匪军则将放弃西安，退守汉中。西北野战军须抓紧上述胡匪两种情况（走与不走），布置工作。如胡匪军不调走，拟继续在渭北、西府逐次消灭胡匪主力；如调走，乘其在移动中，尽量追歼其有生力量，并尽最大可能，准备干部。

（二）按十二月整理敌军材料，胡匪嫡系及属其指挥者，现有十四个军，三十五个师，属张治中之各系共七个军，二十四个师（包括青宁二马十二师及新疆三军八师及新成立之四个师），再加邓宝珊之二十二军，以上总共有二十二个军六十一个师，如使胡及新疆蒋系有十七个军不能调集江南或西南，对全局是有利的。但根据本（一九四八年）年作战经验证明，仅消灭敌十五六个师（旅），敌之补充甚快，我们补充缓迟，故敌数量未减少，但质量已降低，我军扩大甚慢，消灭刘戡部时（三月）全军即有六万八千人，现才九万余人，估计明春攻势时，亦不过十万人。似此，如胡匪军他调时，欲钳住其主力于西北，恐难完全做到。

（三）蒋在进攻时期，贪图无厌，分散兵力，各个被歼而削弱，防御时则守而不固，领导动摇，致长（春）沈（阳）徐（州）迅为我有，且守敌全歼。阎（锡山）匪三万兵固守临汾，我八万人攻之，费时七十五日，付相当代价才取得。攻太原亦大体如此。傅（作义）匪虽兵力分散四点，见退路断绝，无可动摇，我东北军大胜之后，继攻平津，士气极为旺盛，易生轻敌，如无内应（第二个吴文化），须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过于性急，难以周旋，结果可能受挫（张垣、津、沽可能比北平易攻）。

上述不成熟之见，妥否盼示。

彭德怀

亥敬

毛泽东在西柏坡也时刻关注着西北战场的情况。1948年12月，辽沈战役已胜利结束，淮海、平津战役正在顺利展开之际，当12月24日11时，林彪、罗荣桓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防西安敌逃跑。因此，我们建议西北野战军立即迅速全力插到西安以南，断敌退路，徐向前部全力向西安前进与彭德怀会合时，当日22时，毛泽东就指出：“胡宗南尚有二十八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又有青海回军（战斗力较强）在陇东配合，胡军退川退鄂亦尚未定。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联军，因此目前不能切断其退路，即增加徐向前部亦无此可能。”“蒋介石整个部署亦尚未定，如以胡军调京沪，则四川门户洞开，如以胡军守川，则他将以西安为第一线，不会轻易放弃西安，故目前不要忙于去包围胡军”。[7]194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说：“二、三月间拟开二中全会，希望彭、贺、习三同志均能到会”，“如情况许可，西北我军能在你们动身前打一仗，再休整为好。如不可能则不强求。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待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接到毛泽东的这一电报后，1月24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进行讨论。1月27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致电毛泽东报告了会议讨论的情况：

毛主席：

（一）子删（1月15日）电示于二十四日前委会讨论，决于解冻（二月中旬）时即开始春季攻势，拟首先攻夺同官，吸引敌增援，求得第一仗在山地歼灭两三个军。惟近日敌六十五军、一军已撤集富平附近，原驻同官之二五四师有开川说，如敌一军、六十五军调离关中，我拟先攻蒲城，得手后出富平取耀县。（二）全军现九万一千人，情绪很高，战术、技术亦大有进步，较打刘戡时的战力可能增加五分之二，甚至一倍。惟今冬鞋袜发得迟，约三分之一大小不能穿，脚被冻伤者约四五千人。

彭张赵

二十七日午

1月29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给野战军各部队发出电报，指出：“敌一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三十师、十二师均由蒲城南撤富平，有继续撤走可能。我军冬季整训决提早结束，春季攻势决提早开始，各军须于二月八日前完成一切进攻准备，十日出动。根据目前敌情，首先攻占蒲城，得手后进攻富平、耀县，孤立同官，然后夺取之。”

2月1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下达了春季攻势的命令：野战军主力拟首先迅速歼灭蒲城守敌，得手后相机各个歼灭耀县、富平、铜川守敌。其中，第4军（欠第12师），2月11日由三里镇取道宜君、苦泉、柳林，于14日或15日首先围歼小丘地区敌保安团队，得手后进占觅子镇，协同野战军主力夺取富平、耀县，掩护途中送粮，或围歼口头镇、淳化守敌，威胁乾县、礼泉、咸阳。第1军附骑兵第2旅，由大孔寨、郑家石槽、六井镇地区出发，首先进占十里铺，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从蒲城西南角及西门攻城。第6军由罕井镇、方里、白水城地区出发，从蒲城西北角和东北角攻城。第3军由龙山、韦村、雷村、通道地区出发，从蒲城东门、南门攻城。上述各军于2月13日拂晓前到达指定地点，2月14日拂晓完成围城部署和攻城准备。第2军于2月13日拂晓进至孙镇，2月14日中午前进至蒲城西南之贾曲镇附近地区，完成打援部署。第12师于陈炉镇以东的澄家河地区监视守敌行动，防其逃窜。

陕北进入2月，普降大雪。这给第一野战军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月8日，雪下得更大了。彭德怀决定待天晴后再行动，他急电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原决定本月十一日出动，七日又降雪，现还未止。决推迟数日，待天晴后出动。因每人只有一双鞋袜穿在脚上，没有备份，如穿坏了，在雪里就不能走。”

彭德怀打的决心是下定了，他告诉毛泽东：“如暂无力量增加，西北本年春夏（六月前）我军只作夺取同（官）、耀（县）、蒲（城）、富（平）、大（荔）、朝（邑）、平（民）、淳（化）等八县，收复正宁、山河，打算解决粮食困难（现在粮食只能维持到二月底），增强本身。秋季入西府求得解决胡（宗南）匪及青马主力，再看情况，如在三至四月间，彭绍辉部两师及三、七两旅（估计两万人）归还一野，徐（向前）周（士第）部（三至四万人）能入陕，东取潼渭，进逼西安，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夺取宝鸡。似此，胡匪必弃西安退汉中，乘敌离西安在追截中，歼灭其主力，夺取汉中。如不可能时，一野取陇南，出阳平关。”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电报时，他思考的重心仍在即将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深知全国的战争形势必将有大的变动，在此关头，统一全党，尤其是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的思想更为重要。于是，他下决心要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西北战区的主要领导人，同其他战略区的领导人一样，必须亲自来西柏坡参加这次不同寻常的重要会议。2月12日，毛泽东发出了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

德怀同志，并告贺习：

依据你处当面敌情是否有利于即打一仗，如无甚大有利，可以暂时不打，以便你及王震出席二中全会，留张宗逊和赵（寿山）、甘（泗淇）在一起指挥部队继续休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二十三万人可全部用于西北，至少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罗（瑞卿）两兵团十七万人可以用于西北，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徐、杨等部到达。太原、大同大约可于三月内解决，休整一个月至二个月，大约在六月徐、杨等部即可协同你部攻西安。二中全会定于三月一日开会，希望你及贺、习、王诸同志均能到会，二月二十八日以前必须到达中央，如打一仗则你及王震不能到会，故以不打为宜。如何，望复。

毛泽东

丑文

根据毛泽东的来电，彭德怀迅速调整了打的决心，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并明确了他和王震走后的战役指挥关系。同日19时许，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并贺龙、习仲勋：

毛主席并贺习：

文（12日）电悉。三月无粮，须取数县才能解决吃饭问题。估计攻取蒲城、同官两城比较易得，且可逼敌放弃大荔、朝（邑）、平（民），如我不进攻富平、耀县、三原时，不会引起大战。故我与王震离队，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指挥，以张为主，不会有问题。

彭德怀

十二日戎

2月13日凌晨2时，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他的意见，指出：“（一）同意文戎（12日19时）电意见，攻取蒲城、同官，由张（宗逊）、甘（泗淇）、赵（寿山）、阎（揆要）指挥，以张为主。（二）二中全会确定于三月一日开会，你们估计路程，决定动身时间，务于二十七日以前到达中央。”

第一野战军的春季攻势作战方针就这样基本确定了下来。

2月17日，彭德怀同王震一道离开陕西澄城，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彭德怀离开以后，西北战场的作战暂时就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指挥。这时，胡宗南主力集结在耀县、富平、三原、泾阳地区，以第20、第12、第30师，陕西保安第4旅、第2师等分散守备在铜川、蒲城、大荔地区。张宗逊决定，以第4军向耀县、铜川发起攻击，吸引敌人主力西顾，然后集中主力第1、第2、第3、第6军围歼蒲城、兴市地区敌第36军第30师及陕西保安第4旅。

2月16日拂晓，光秃秃的荒野上，第一野战军指战员们冒着严寒向指定地点急进。

王世泰率领第4军的3个师分别从黄陵、宜君出发，两天急行军，于18日中午进至铜川地区之马鞍桥、党家原、龙家原一带。

抵近侦察，孙超群副军长很快得知敌第20师位于王益沟、五里铺、陈炉地区，铜川驻有一个团的情况。

2月18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在给彭德怀、贺龙和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四军报称，同官三十三师有一个营另四个连，以营长穆省三、团长刘奉学为首决心起义，四军决于二十日配合起义部队，乘该敌混乱时全部解决该敌。（二）蒲（城）大（荔）一带仍传敌三十六军、一军、六十五军东进，但各地昨日仍未到敌，荆尧方向情况不明，我主力决等一天后行动。”

2月19日夜，第4军连夜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军长王世泰、参谋长张文舟明确了全军的作战部署：以第10、第11师的5个团向田家原、王里铺、王益沟之敌第20师发动攻击；第12师一部监视陈炉之敌，主力向军台岭攻击。

第二天上午，战役打响了。

第11师在师长郭炳坤的指挥下，一举扫清了铜川西原敌外围据点，并乘胜攻占白家原。第10师在师长高锦纯的指挥下，攻占了高家原，歼敌一部。

驻守在军如岭、陈炉的敌人一触即溃。铜川守敌也相继向三原逃跑。王世泰立即指挥第12师乘势而进，顺利解放了铜川，并攻占了该城南五里铺据点和煤矿区，尔后又乘胜追击，一部进占耀县城。

第4军的行动，使原驻守在蒲城墙村、十里铺、兴市、美原镇、到贤之敌第10、第12师闻风丧胆，慌忙于2月18、19两日相继西逃，只留下陕西保安第4旅据守蒲城。2月20日晚，第1军附骑兵第2旅隐蔽进至高阳地区，第6军进至白水城，第3军进至马湖一带，第2军进至孙镇及其以东地区。

2月21日，第1军准备围歼兴市、美原镇地区之敌第30师，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蒲城进攻。由于敌先行撤退，黄昏时分，第1军进至兴市地区集结。

当晚，第3、第6军向蒲城发起了攻击，第6军扫清城北城西外围据点后，集结于蒲城西坡头、山府地区，对守城之敌造成大军压境之势；第3军第7、第9师由东、南门爆破成功，战斗至2月22日2时，将守敌陕西保安第26团、蒲城自卫团等全部消灭，俘虏第11专署专员、保安第4旅旅长赵国珍以下1 000余人。

第1野战军攻占铜川、耀县、蒲城后，胡宗南再也不敢轻易地向前了。为保存实力，他立即下令主力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待机实施反击。

胡宗南一声令下，敌第1军一口气退至泾阳以南地区，第69军撤至泾河以西，第65军及第18兵团司令部退至泾阳，第90军主力退至永乐镇，除以一部留三原及其附近外，仅留地方武装据守一些城镇。

敌人后撤了，张宗逊指挥第一野战军及时地调整了作战方法，即对准备撤退之敌大胆追击，迂回敌后，截断敌人的退路，有效地歼灭敌人；对敌人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采取袭击的方法，速战速决。

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自我行动开始至解放同（官）、耀（县）、蒲（城）三县后，敌一军退泾阳以南，六十五军及十八兵团司令部退泾阳，九十军主力退永乐镇，以一部在三原及其附近，三十师及二十师残部集结富平及其附近，六十九军撤退位置不明。（二）依敌总退却形势，我拟于一、二、三、六军于明梗（23）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富平地区之敌，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十四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圭、孝义、关山、交口、渭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2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回电中指出：“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请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

于是，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富平、淳化、口头镇之敌展开进攻。2月24日下午，第3、第6军主力向富平推进，守敌第30师望风逃跑，撤往泾阳；第1、第2军进抵阎良地区，准备阻击三原可能来援之敌和切断富平敌之退路；第4军第10师第30团攻占石桥，师主力向淳化攻击，守敌第14师第40团弃城逃跑，第10师随即跟踪猛追，将逃敌全歼，解放了淳化。此时，敌第90军由永乐镇南移高陵，企图在瓦窑头地区与第一野战军继续作战。第一野战军遂改变部署，除以第3、第6军各一部继续歼灭富平守敌外，第1、第2军和第3、第6军各一部集结待机。

2月25日晚，许光达指挥第3军第9师攻占富平县城后，继续向南关车站及连城堡攻击，26日全歼富平敌自卫团400多人。第6军第17师第51团也在富平以西歼敌一部。

第一野战军的这一连串的作战，使胡宗南慌了手脚，他急忙调向南撤退的第76军第20师连同第14师第40团残部，在淳化西南地区组织防御，企图阻止第一野战军继续南进。

这时，第4军向第一野战军首长建议向口头镇及其两侧高地之敌攻击，建议很快得到张宗逊的同意，2月28日夜，第4军兵分三路向敌展开攻击，第10、第11师向铁瓦殿、口头镇攻击，第12师除以一部控制嵯峨山向东警戒外，主力向云阳镇方向警戒和截断口头镇敌之归路。

2月28日晚19时，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向中央军委并彭德怀报告了作战情况：“（一）我军二十五日解放富平后，敌军位置：一军、六十五军泾阳附近，六十九军及三十师、十四师三原，九十军高陵，三十三师口头镇，泾（阳）、（三）原、高（陵）地区共集敌十二个师，该敌放泾惠渠水于清河内，利用清河障碍及便利交通，与平原地形条件，进行机动防御。（二）据以上情况，在三原地区作战把握不大，决以四军相机歼灭口头之敌，以六军二日东进解放大（荔）、朝（邑）、平（民），求得歼灭该地区之二十八师（该敌以两个营驻大荔城内，余均驻渡口、渭之间，随时准备逃渭河南岸）及地方团队以一、二、三军集结富平（三军）、庄里镇（一军）、关山、康桥（二军）地区以备战姿势休整待机，暂定半月，以政策、纪律教育为主，并协助地方进行蒲（城）、富（平）、同（官）、耀（县）、临、渭新区工作。”

3月1日5时，第4军第12师主力攻占九倾原，第11师攻占口头镇，守敌南逃，该师主力即向马宝、西凤山地区之敌侧后迂回，展开于马窑、朱家庄地区，全歼仓促转入防御之敌第76军第20师师部及第60团；第10师于西凤山及崔黄家地区同敌第58、第59团激战，将其全歼。口头镇一战共毙伤敌260余人，俘敌第20师师长褚静亚及参谋长、各团团长以下1 500多人。

第一野战军相继解放铜川、耀县、蒲城、富平、淳化后，胡宗南以第69军、第90军、第1军共8个师集结在三原、高陵、泾阳和咸阳以北地区；另以第36军防守渭南至华阳线，第84师除以第252团守大荔外，主力驻潼关。鉴于胡宗南部队猬集一团，不易分割，第一野战军决定主力以备战姿态，就地休整待机；以第6军和骑兵第2旅协助东府军分区部队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守敌。3月3日，第6军第16师经武家、官子池，第17师经羌白向马坊、石槽攻击，歼第84师第252团1个营。3月4日，第17师渡过洛河攻克大荔，歼大荔敌自卫团和第8专署及突击大队。当天，东府军分区部队攻占朝邑、平民县城，敌地方武装300多人投降。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胡宗南部遭第一野战军打击后，节节败退。青海马步芳害怕胡宗南部若继续撤退，会使自己陷于孤立状态；而胡宗南亦想利用马步芳的力量钳制第一野战军，于是，双方商定实行“胡马联防协议”。马步芳即以第82军4个骑兵团由常宁向淳化地区进攻。胡宗南得到马步芳的增援后，好像捞到了救命稻草，暂时打消了继续撤退的念头，于3月5日以第1、第38、第65、第69、第90师共11个师向第一野战军占领的蒲城、淳化、耀县、铜川等城实施反攻。针对胡马联合反扑的情况，第一野战军决心采取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针，除以第4军1个团配合关中地方武装位于方里地区游击迷惑敌人外，主力则主动撤出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地，转移至黄陵、宜君、白水、澄城和大荔以北地区待机。

第一野战军主力的转移使胡宗南高兴了起来，他命令第69、第38军攻占口头镇后，又命令第1军进至永乐镇，第36军一部北渡渭河，第38军攻占富平，第65、第90军分别进至马额、华里场、文家、袁家……

胡宗南部来势汹汹，马步芳也不甘落后，他令第82军抽调第100师马成骏骑兵团、第190师高登瀛骑兵团、第248师马全骑兵团以及第357师铁维诚骑兵团四个骑兵团，在第248师师长兼骑兵纵队指挥官马得胜指挥下进占淳化，一部进至爷台山地区。

马得胜奉命后即偕同参谋长马成林、参谋主任刘敬臣及两名译电员，携带报话机一台先乘车赴泾川会见第82军军长马继援。在第190师师长马振武的办公室里，马继援在挂着关中地区军用地图前，向马得胜等详细地介绍了双方的态势、出击的路线，并口述了命令。当马得胜等退出来时，马继援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停车处，这使马得胜感到无上荣幸。

3月11日，马得胜率四个骑兵团经铁王、凤凰山向东疾进。当太阳快落山时，部队到达泾河边，清澈见底的泾河水，汹涌东奔，两岸山崖陡峭，攀登无径，却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沿河群众早已闻风逃遁，村落空无一人，没法找到一名向导。这时，有渡河任务的马全骑兵团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河岸上团团打转。选派了几名骑兵试图过河，但泾水河床均系岩板夹有漩涡，稍一失足就有陷入的危险，而且对岸陡峻不易攀登，实在无计可施，只得作罢。最后派出一个骑兵班折返永寿，在半道村落里找到两名熟悉渡口情形的向导，才过了河。

沿着淳化去柳林的山道，马得胜率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前奔驰，下午3时到达了柳林附近。这时，马得胜的先头部队已与第一野战军部署在这里的第4军第10师交上了火。第10师坚决抗击，打退了敌骑兵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接近战斗的所有通道都被炮火封锁，炮弹不时地交叉爆炸，气浪席卷着人马，扬起的尘土弥漫天空。被炸死的人马尸体横七竖八。马全骑兵团按命令在左翼展开了攻势，其右翼马成骏骑兵团还来不及即时展开攻击，急得马得胜就像一个凶神恶煞，咬牙切齿地斥骂马成骏。激战至黄昏，击毙敌第248师师长马得胜，毙伤和俘虏1 000余人。马得胜的随从人员拖着他的尸体，且战且退，拼命往耀县方向逃窜，狼狈地逃回了陇东。

3月12日，胡宗南部进占耀县后，又相继进占铜川、蒲城、大荔、朝邑、平民。3月19日，第一野战军第4军转至七里镇、黄陵、偏桥，第1军转至林皋、新跃，第3军转至王庄镇、窑头，第6军转至澄城、交道，第2军转至韦庄、寺前，第一野战军直属队转至平定、刘家洼地区进行休整。3月20日至22日，第2军一部及东府军分区部队又收复了平民、朝邑、大荔三城。

历时一个月的春季攻势，第一野战军取得了胜利，主力又转入了休整。第一野战军在总结这一次春季攻势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一）由于胡（宗南）匪过去采取守点增援战法均受我歼灭性打击，此次战役则变为后退集中，进行反扑，当我进军时，一发现我军即向后逃，仅留地方武装孤守城垣所据点。（二）我军进攻采取大胆深入，插入敌人纵深，割裂敌人，迂回截击其退路者，则收歼敌之效。未适应此具体情况而采取过去攻敌据点阵地之进攻态度者，则攻击扑空。（三）攻击敌人弱小地方武装守备之城镇，只要事先有充分准备，采取袭击，均收成效。如准备不周，又按攻击敌有强大兵力守备之据点，则均误事失时。（四）攻城突击队与炸破组必须统一指挥，密切联系，否则会遭不必要的损失及误事。”

[1]　《中美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辑。

[2]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

[3]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5][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第466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页。

第20章　解放西安

彭德怀赴太原前线——胡宗南再次退守——张宗逊的两个作战方案——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提出——第9军受一野指挥——进军关中——杨德亮留守西安——敌固守汉中的战略——提出解放西安的任务——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第6军——逼近咸阳——抢渡渭河——罗元发捏了一把汗——西安解放——解放关中地区

在第一野战军胜利结束春季攻势之际，在华北战场上，总攻太原的战役即将开始。中央军委考虑到徐向前身体不好，正在山西榆次峪壁村休养，因此，决定彭德怀参加完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在返回西北的途中，从西柏坡直赴太原前线，协助徐向前指挥总攻太原的作战。

3月中旬的太行山麓虽然还是春寒料峭，但大地已经苏醒，田野里的庄稼、向阳坡上的野草，都开始在抖动着它们稚嫩而又充满生机的身躯。这一切都在向人们悄悄地传送着春之将至的信息。

一天清晨，当朝阳把金色的光辉洒向太行山南麓的时候，在西柏坡村外的一条小路上，有几个中年人正在散步，他们就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毛泽东走在前头，掉头说道：“现在，我们还有两个包袱没有甩掉了。”

朱德问：“包袱？什么包袱？主席指的是……”

“我指的一个是绥远，一个是太原，我们不能再把它背下去了。前一个，还可以往后放一下；后一个嘛，必须尽快把它甩掉，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毛泽东笑着说。

周恩来听着，把目光转向了彭德怀，说：“德怀同志，我看你要帮主席解除这个后顾之忧了，让大家好轻装前进嘛！”

听了周恩来的话，彭德怀抬头向远处望了望，接着看了毛泽东一眼，又看了看朱德和周恩来，仿佛是想说些什么，但很快又低下了头，继续向前走去，还是没有开口讲话。

周恩来又说：“太原战役虽然已进入攻城阶段，胜利在即，但是，向前同志却在这关键的时候病倒了。”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彭德怀，接着说，“向前同志的身体，现在实在是太糟糕了。”

毛泽东扔掉了手中的烟蒂，也看了彭德怀一眼，说：“德怀同志，中央想让你从这里直接去太原前线，接替徐向前实施太原战役的后期作战，你对此有何意见？”

彭德怀还是没有说话，继续朝前走了几步，然后停住了脚步，一字一句地对毛泽东说：

“不过，我得提个条件。”

“条件？”毛泽东知道彭德怀在接受任务时是从来不讲条件的，为什么这一次讲起条件来了，便问，“说说看，什么条件？”

彭德怀说：“向前同志前一段仗打得很苦。他虽病了，但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去，只是协助他。”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说：“好哇！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还是由你当机立断。”

“请主席放心吧！太原这个包袱一定要尽快甩掉才行。”彭德怀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又对毛泽东说，“太原打下以后，华北的两个兵团我可以带走了吧？”

毛泽东说：“好！就这样定下来。太原战役一结束，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就跟你过黄河，充实一野部队，投入西北作战。”

“那就太好了！”彭德怀高兴了起来。

彭德怀早就盼望华北这两个兵团进入西北作战了。因为，在西北战场上，从兵力对比来说，西北野战军在数量上一直处于劣势。当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后，就更感到兵力不足了。因此，彭德怀曾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能否抽调华北部队进入西北战场作战。而毛泽东当时考虑的是，先解决华北战场上的山西之敌，再解决西北之敌。于是，1949年1月17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待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接到毛泽东的这一电报，彭德怀对第一野战军的作战进行了两种考虑。2月8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如暂无力量增加，西北本年春夏（六月前）我军只作夺取同（官）、耀（县）、蒲（城）、富（平）、大（荔）、朝（邑）、平（民）、淳（化）等八县，收复正宁、山河，打算解决粮食困难（现在粮食只能维持到二月底），增强本身。秋季入西府求得解决胡匪及青马主力，再看情况。如在三四月间，彭绍辉部两师及三、七两旅（估计两万人）归还一野，徐（向前）周（士第）部（三至四万人）能入陕，东取潼（关）渭（南），进逼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夺取宝鸡。似此，胡匪必弃长安退汉中，乘敌离长安，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夺取汉中。”3月11日，张宗逊在给正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也提出：“至于下一战役，请考虑向军委提议，如攻太原不需要三个兵团时，可先以一个兵团入陕，争取歼胡（宗南）匪主力于关中为有利。如待太原攻下后，再入陕，恐敌主力南移，增加我歼敌困难。如四月份一部入陕不可能时，我下一战役只有待敌稍分散歼其一部，但扩大筹粮区仍困难。”

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三个兵团二十三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徐（向前）周（士第）、杨（得志）罗（瑞卿）两兵团十七万人可以用于西北”。“太原、大同大约可于三月内解决，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大约在六月，徐、杨等部即可协助同你部攻西安。”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已有所考虑，他告诉彭德怀：要彻底解决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有待于华北两个兵团的到达。可见，毛泽东的意图很明确，先以第一野战军拖住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待华北问题解决后，再调华北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解决西北问题。

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当面告诉彭德怀：解放太原后，可将华北两个兵团调往西北作战。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彭德怀就和王震打点上路了。他们带着一班警卫人员分乘两辆美式吉普车，告别了西柏坡。

一上了车，王震就睡着了。当车过了娘子关，彭德怀推醒了王震，说：“喂，该分手了！”

王震揉了揉眼睛，朝车窗外望了望，说：“不急嘛，彭总，还可以同一程哩。”

彭德怀说：“还是分手吧，现在情况紧急，我要抄小路走了。”

王震没有办法，只好和彭德怀分手，各自向太原前线和陕北战场奔去。

3月28日，彭德怀到达了太原前线，立即赶往榆次峪壁村看望病中的徐向前。他们俩自从1936年6月相识后，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日重逢，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彭德怀对徐向前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了，当时没有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就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被彭德怀的话感动了。他说：“很希望能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彭德怀说：“你应该很好保重，身体好些再去也行呀。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也是来学习的。在西柏坡，毛主席特别给我讲了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徐向前忙说：“彭总太客气了，毛主席那是过奖了。我们没有完成打太原的任务，正需要彭总多指示呢！”[1]

后来，彭德怀参加了太原前线总前委在大峪口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向到会的师以上干部150余人讲了话。他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2]

再说王震赶回陕北已是4月了。4月的陕北，大地解冻，已进入春天了。

1949年4月19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在陕西澄城县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王震向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

会议期间，好消息不断传来：

4月21日，鉴于蒋介石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谈判彻底破裂，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要求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3]

同日，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解放。

4月24日，太原解放。

听到这一个个好消息，参加第一野战军前委第六次扩大会议的同志们心里高兴极了，再也坐不住了，感到全国的战争形势发展得这样快，真是瞬息万变，只有加快战斗步伐，才能赶上飞速发展的形势。

会议结束的时候，习仲勋讲了话，他说，南京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可能会老实一点了，这是天真的想法。从我们长期与他打交道的经验证明，胡宗南这个人是很反动的，是不见阎王不死心的。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回到三原、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孤注一掷，同时又在秦岭南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是一位四星将军呢！

说到这里，习仲勋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央军委已经决定华北第18、第19兵团入陕，不久，彭总就将带着这两个兵团回到西北，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各军先派出一支侦察部队进行侦察，完全弄清敌情，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4]

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作战以后，3月28日，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在给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等的电报中，曾对下一步的作战行动和作战准备提出了看法，指出：“（一）占领了蒲（城）、富（平）、同（官）、耀（县）、淳（化）五县甚好。如敌自动放弃大（荔）、朝（邑）、平（民）三县时，为以十二师前去占领为宜，否则让敌暂时占领。（二）太原得手后，将有二十万人入陕，并西野现有人数每月需粮十二万石，考虑四月中仍须按预定计划进行一个战役。根据目前情况，以消灭三十八军、五十七军，进占乾（县）、礼（泉）、永（寿）、兴（平）、麟（游）等县，逼敌放弃渭北、陇东各县，我则可于夏季征粮三十至四十万石，作为与胡匪决战粮食”。4月3日，彭德怀在给第一野战军前委的电报中又说：“太原得手，大军渡越长江后，胡、马匪军可能后缩，请考虑乘敌移动时消灭敌数师，取得渭北粮食，供给入陕大军之用。”4月23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又召集各军领导人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问题，他们在给彭德怀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关于行动问题，本日召集各军研究，一致认为在太原攻下，大军渡江的情况下，胡（宗南）匪势必动摇，但也可能不立即南撤。在敌不南撤的情况下，我于五月初中旬以现兵力举行一战役将吃力，且战后将要休整，如此将影响陕甘战役的执行，以目前部队的情况，故在军事、政治教育方面需作充分的准备，因此拟于卯宥（4月26日）继续训练一个月，若在训练期间，敌南逃时，则稳步坚决地追歼敌人，否则可在六月初华北兵团入陕前行动。”

4月24日，太原被攻克后，胡宗南更加惶恐不安，他采取了一种大踏步撤退的战略。他在对第38军军长李振西分析西北局势及今后行动时，说：“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有些不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如果进攻太原的共军过河来与西北的共军会合，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了。今后我们的战略，是要大踏步地撤退，大踏步地前进，来歼灭共军的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因此，“鉴于华北、华中、华东大部陷匪，关中及秦岭东侧已完全暴露”，“为集中兵力巩固西北”，胡宗南遂决定“放弃淳化、铜川、耀县、富平及蒲城，留一小部于口头、三原任警戒外，主力退守泾、渭两河南岸，左与陇东兵团联系，阻匪南进。另各以一部任秦岭北麓第二阵地之构筑及东麓各隘口之守备。并控制四个军于宝鸡、永寿、礼泉及咸阳，保持机动。”[5]4月25日，胡宗南开始把部队从铜川、蒲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退到了三原、泾阳、咸阳、高陵、临潼一带，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地带，企图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互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第一野战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一旦发现华北兵团西渡黄河，增兵西北，就立即退居陕南、川北，作最后的挣扎。

对于这一大踏步撤退的战略，胡宗南自己很自信。他在西安和军统大特务沈醉闲谈时认为：“只要友军不扯后腿，是有办法打败共军的。”他还夸口说：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他和共产党短兵相接地斗了十来年，从而得出一套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只有他最了解共产党，在这一点上，谁也比不过他。

根据胡宗南的这一行动，张宗逊、赵寿山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4月28日，他们给第一野战军各军首长并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

各军首长并报军委、彭总：

蒲城、大荔地区之敌，已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相继西撤，其第一步似集结西安、三原、临潼地区，大的撤退尚无所悉。根据目前情况，我军行动有两方案：第一方案，即向敌迫近，随时查明敌情，歼敌一部；若敌大退，则进行追击战。敌集西安地区不动时，我可继续整训，并开展地方工作，给华北兵团准备战场。现在是粮食稍有困难，妨碍整训。第二方案，是以少数部队收复无敌地区，积极查明敌情，主力在现地整训，等待河东新兵与炮补充。现在是主力离敌过远，易失歼敌时机，地方工作开展不易。以上两方案请考虑，于二十九日电告。

张赵

二十八日十五时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提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电报说：

德怀同志：

假如西野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如何，盼复。

毛泽东

卯俭

为及时查清胡宗南部的动向，捕捉歼敌战机，第一野战军决定各军向南推进。5月3日，第4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1军进至美原镇、流曲镇地区；第6军进至贾曲镇、龙阳镇地区；第3军进至荆姚、到贤镇地区；第2军进至交斜镇、羌白镇地区。各部队进入指定地区后，都以一部兵力及侦察部队组成先遣支队，进行战斗侦察。

5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

中原局并告彭张赵、西北局：

（一）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退路。（二）在上述战役期间及战役结束后一个时期内，刘金轩部受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指挥，请刘金轩部与彭、张、赵联络，并接受彭、张、赵命令。（三）在上述战役完毕之后，西安等处之敌已被歼灭或驱逐，陕南、陕北之联系已经打通，陕南区党政军领导关系应予改变为受西北局、西北政府及西北军区领导，此种改变之时间大约在七月或八月，在歼灭胡宗南的战役中，陕南区应起配合作用。（四）刘金轩部的现状、位置及向汉中进取有何困难条件及顺利条件，请你们迅予查明，电告我们及彭、张、赵。（五）此电请转发刘金轩及陕南区党委。

中央军委

五月八日

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到的刘金轩部就是指第二野战军的第19军，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第二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下辖第55师、第57师，共15 000余人。第55师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第57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张文彬。这两支部队过去一直是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作战，1947年8月奉命强渡黄河，进击豫西、陕南、鄂西北，打得相当出色，短时间内便开辟了拥有10个县200多万人口的陕南根据地。1948年6月，他们组织了陕南军区。现在，毛泽东命令他们接受第一野战军的指挥，这就更加增强了第一野战军的力量。

5月11日，张宗逊、赵寿山得到情报，胡宗南又开始向南撤退，第1、第65、第36、第90、第27军将于5月15日南撤，西安、宝鸡各留一指挥所，分别由罗列、沈策负责，留第38军驻守高陵以南地区，第17军第12师驻守三原，其余驻守西安，第57军驻守乾县、礼泉，第69军驻守咸阳，掩护部队南撤。根据这种情况，张宗逊、赵寿山召集了各军首长开会进行讨论，提出了作战计划并报中央军委：“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重点地打乱敌撤退计划，尽量抢救其搬余物资，不致破坏，并更有利于我下一战役开进，本日召集各军首长讨论后，拟于辰删（5月15日）出动，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看情况，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歼灭以上地区之敌，同时也足够地估计到青马（步芳）可能出动，配合胡匪撤退”。这一作战计划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5月12日晚，三原之敌开始秘密南撤。13日晚，第一野战军第2军侦察部队攻占高陵，歼守敌300多人；第1军侦察部队进占三原。

这一时期，胡宗南简直就像个一输再输的赌徒，把手中掌握的部队调来调去，不知道该把这最后的一点赌注押在哪里才好。但他是个赌红了眼的赌棍，拱手把自己经营几十年的西安丢给共产党，他是绝对不会甘心的。于是，他要作最后的顽抗。至5月14日，胡宗南部大规模撤退的情况是这样：第90军撤至泾阳地区，沿泾河两岸布防；第36、第65军分别撤至咸阳，乾县；第38、第57军分别撤至礼泉、永寿；第1军撤至宝鸡；第17军撤至西安、三原；第69军撤至灞桥、蓝田；西安绥靖公署已迁至汉中。

胡宗南部为什么这么快地大规模南撤？原来就在这几天里，第一野战军第6军副军长张贤约正奉命率领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改编补充第一野战军的七个团，一路向西，直奔陕西而来。胡宗南得知这一情况后，误以为是我华北的两个兵团开始进入陕西，于是，他大吃一惊，慌忙决定将主力撤到秦岭以南地区，把留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第17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统一指挥，准备将主力在宝鸡一线布防，阻止第一野战军南下，并伺机反扑。

说起杨德亮这个人，在荔北作战以后，胡宗南让他到残缺不全的第17军当了军长，他自我感觉很不错。一段时间，他全身心地投入招兵买马，刚刚把那个几乎只剩下一个骨头架子的第17军，整补出一个大概模样来，就突然接到了胡宗南的一道新令，要他火速接替钟松西安警备司令的职务，第17军随之从户县大王镇进驻到西安西郊，担负起保卫西安的重任。

钟松可是胡宗南的亲信。多少年来，杨德亮曾为成不了胡宗南的亲信而生气过、苦恼过，他多次埋怨自己是“小娘养的”，得不到胡宗南的重用。而现在，胡宗南突然让他去接替钟松，把守卫西安的重任放在他的肩上，他立刻觉得胡宗南不再把他当外人看了，他要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于是，他把西安警备司令部来了个大换血，从第17军直属辎重兵团里精心挑选了5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充进了西安警备司令部。同时，给第17军作了部署：军部和直属部队驻西关飞机场东侧营房一带；第48师担任飞机场和西安城防；第12师驻草滩一带，负责渭河的防守，并调动大量民工在西安城内外紧张开挖城防工事，出动部队在大街小巷加紧警戒盘查。

胡宗南把留守西安的任务交给杨德亮后，就在六谷庄西安绥靖公署招待所召开了紧急疏散会议。自5月以来，胡宗南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坏。在会上，胡宗南面对战争形势的迅速逆转、关中更加危急的情景，更是焦急不安，面如土色。当一些地方士绅尚在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侈谈西安帝王业，应该浴血守土时，胡宗南极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们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再啰嗦了，现在情况变化，我主张撤出西安才是上策。西北共军已到三原，华北共军已到潼关，我们暂时转移阵地，这不是逃跑。我们要把共军吸引过来，再来个反包围。”不难看出，胡宗南已经考虑到固守西安将是十分困难和没有希望的了，因此，他决定进一步收缩兵力，把防御重点后移。5月17日晨，胡宗南部又开始全线撤退。这样，胡宗南就将原先背靠关中、屏障西安的机动防御战略，改为放弃西安和关中、保存实力的待机反击战略，即依托秦岭，重点退守宝鸡，固守汉中。

张宗逊、赵寿山判断，胡宗南部主力可能沿渭河北岸撤至宝鸡，尔后沿川陕公路撤汉中入川，一部经柞水、镇安、东江口、佛坪越秦岭退守汉中。为掩护其撤退，敌人可能于宝鸡以南沿秦岭布防。

胡宗南果然如此。

5月17日晚，在陕西富平县谢村，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

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正在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作战部署。他们估计到在胡宗南部主力南撤之时，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可能要配合胡宗南部行动的这一复杂情况，进行了反复的研究。经过一番研究，他们决定不等华北部队入陕，抓住胡宗南部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

接着，阎揆要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以第4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击前进，准备打击马步芳、马鸿逵可能之增援；第1军向临平镇、岐山之间，第2军向咸阳、武功，第6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3军为预备队。

赵寿山说：“如果胡宗南部仍据守西安、咸阳，那我们即就地集结，进行进攻准备。”

夜越来越深了。张宗逊决定马上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作战会议，下达作战部署。

5月的春夜是那么的静。各军、师领导接到通知后，立即向谢村赶去。

会议一结束，第一野战军各部队马上按计划行动了起来，很快越过泾河经乾县、关头向前追击。第1军向临平、岐山，第2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6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第2军第5师于永乐镇以南之泾阳塔全歼敌第90军第53师第157团，第4、6师在永乐镇歼敌第158团两个营大部。由于泾河以东地区的敌人全部西撤，第2军顺利进占泾阳，渡过泾河。5月18日，张宗逊致电张仲勋并报中央军委：

仲勋并报中央军委：

（一）一、二军昨晚渡泾河，现正向咸阳追击中，待咸阳得手后，二军即沿陇海路向宝鸡追击。一、三、四军向乾（县）、礼（泉）、凤翔追击，并保证二军翼侧，准备打马。六军即进西安，并担任警备任务。（二）敌正南撤中，西安即将解放，请你及西安军管会主要干部一、二日内赶来前方，主持进西安工作，其他接收干部亦须从速赶来。

张宗逊

辰巧十时

就在这一天，第2军进占咸阳、兴平，并在咸阳东北之新庄、阎家庄地区，于行进间歼敌第90军第53师第159团及骑兵第2旅第4团一部，俘敌1 200余人。5月19日，第2军沿咸阳至扶风公路继续西进，解放兴平、武功，5月20日又乘胜进占扶风、岐山和蔡家坡。

与此同时，第4军又攻克了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促使武功县自卫团起义。第1军抢渡泾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5月20日到达岐山、横水镇地区；第3军进至武功以北之临平及其以西地区。东府军分区地方部队也由大荔南渡渭河，配合第一野战军作战。

解放西安的条件具备了。

张宗逊、赵寿山把解放西安的艰巨任务交给了第6军。

还在第一野战军师以上干部紧急作战会议上，张宗逊就对第6军军长罗元发说：“把解放西安的任务交给你们，有困难吗？”罗元发当即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第6军接受解放西安的任务后，立即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罗元发和参谋长陈海涵还亲自来到各团检查情况，当他们来到第16师第46团的驻地时，老远就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

挺进！挺进！
向大西北挺进！
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同胞在等待我们。
……

团参谋长任书田向罗元发、陈海涵汇报了团的训练情况，并带他们来到了第2营的训练场上，只见指战员们正在进行攻城战术训练。

训练结束后，营长向罗元发报告，并请罗元发讲话。罗元发先赞扬了大家在训练中不怕苦不怕累、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又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向我们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彭总要求我们作好战斗准备，向西安、向大西北进军，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解放受苦受难的西北各族人民。”

接着，罗元发又说：“我们就要向胡宗南的老窝西安进军了，请大家想一想打下西安后，我们应该干些什么？”

这一问，大家议论了起来。罗元发引导大家说：“西安是个大城市，解放它要流血牺牲，不容易，解放后我们要保卫它、建设它更不容易。所以大家不仅要练好兵，准备消灭敌人，而且要学习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城市政策十五条，准备既当战斗员，又当工作队。”

各部队还开展了英勇杀敌立功竞赛活动。第42团第2营第6连有个战士叫马成贵，本来没有什么文化，却写了一首诗：

不怕苦，不怕难，
不怕挨饿没有饭，
不怕行军路程远，
不怕战斗流血汗，
不怕渡河有艰险，
英勇杀敌做模范，
遵守纪律政策不违犯，
打到西安活捉胡宗南。

这首诗抒发了第6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攻取西安的决心。

5月18日下午，第6军在配合第2军进攻咸阳后，从三原县大程镇出发渡过泾河，5月19日急速向西安挺进。第16师攻击咸阳以东林场，第17师攻击咸阳以西五陵。当晚，第17师第49团和第50团急行军50余公里到达咸阳近郊。

咸阳守敌十分惊慌，急忙撤到渭河以南。敌人在撤离咸阳时，还派出一支爆破队，准备去炸毁咸阳纺织厂。纺织厂的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护厂队，将工厂大门封锁了起来，把敌人的爆炸队关在厂门外。一位姓张的师傅对大家说：“机器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决不能让他们炸毁了。如果他们敢冲进来，我们就和他们拼了。”敌人的爆破队队长气急败坏地喊道：“谁不闪开，老子就给他脑壳上钻个窟窿。”说着就下令往工厂里冲。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第6军的先头部队一个连赶到，敌人仓皇逃跑了，纺织厂终于保住了。

敌人撤到渭河南岸后，拖走了北岸所有的船只，并炸毁了咸阳大桥，妄图凭借渭河天险，阻止第6军渡河。

必须渡过渭河，第6军下定了决心。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天然屏障，抢渡渭河是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由于敌人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河对岸修筑了工事，配备了炮兵，加上时值雨季，河水深达1米以上，这给渡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摸清河水情况，部队一到渭河北岸，各师、团就派出小股侦察人员进行侦察、试渡，并选好了适于徒渡的地段；各连也把水性好的战士组织起来，担任突击任务。

为了确保抢渡渭河一举成功，入夜以后，罗元发、徐立清再次召集各师的主要干部，亲自来到渭河岸边，察看了准备偷渡地段河水深度、河道地形，摸清了对岸守敌的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并在现地听取了各师的抢渡计划，决定5月19日夜间以第17师第49团在咸阳以南，第16师第47团在咸阳以北强渡渭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第50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尔后，全军兵分两路：第17师主力沿三桥镇向西安市区攻击前进；第16师从鱼化寨方向攻击前进，相机夺取敌人机场，然后向西安市区进发。

西安古称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中央，地处渭水之南，秦岭之北，其间有渭、泾等水流过，有“荡荡兮八川分流”之说，肥沃的土地，形成了著名的八百里秦川，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自西周、秦、汉至隋唐五代，先后有11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则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胡宗南带着几十万人马一直镇守在这里，专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围剿。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而且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都有重大的作用。

此时的西安城，已经失去昔日的平静和繁荣，乱糟糟的一片。杨德亮为准备逃跑，又将部队重新作了部署：第48师集结于三桥一带待命，把西安城防任务交给西安自卫总队。但他对西安自卫总队并不信任，又调第48师第144团集结在飞机场，作为机动部队，以防不测。当咸阳传来第一野战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时，杨德亮命令军部非战斗人员和直属辎重兵团先撤至凤县一带，同时命令所有战斗部队一律整装待命，作好逃窜的准备。

5月19日夜，四周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渭河的水哗哗地流淌着，河对岸西安城的灯光在黑夜里正忽闪忽暗着，掩护第6军抢渡渭河的炮兵已悄悄地进入阵地，偷渡渭河正式开始。

罗元发和军的其他几位领导正在指挥所里，焦急地等待着两个先头团的偷渡消息。

忽然，渭河对岸敌人的阵地上升起了几颗照明弹，把河水照得通明，紧接着，敌人火炮猛烈地向渭河北岸射来，炮弹在河水中炸开，腾起了一股股水柱。

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罗元发心里不禁捏了一把汗。

罗元发正要查问部队情况，第17师师长程悦长打来电话，说：第49团刚刚渡到河中心，就被敌人发现了，处境十分危险。

罗元发当机立断，偷渡不成立即强渡。于是，他命令各师集中一切火力，掩护渡河部队，一定要保证强渡渭河成功。

“轰、轰”，炮兵开火了，一排排炮弹腾空而起，飞向对岸，在敌人的阵地上发出了天崩地裂的响声，敌人阵地上冒起了滚滚浓烟。罗元发看到这种情况，在电话里大声地喊道：“狠狠打，一定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罗元发打完了电话，走出指挥所，只见我军阵地上火光迸发，各种轻重火器遮天盖地地压向了敌人，敌人的碉堡开了花，阵地上起了火，敌人的炮火成了哑巴。冲到河中心的突击队员高呼着口号，加快了徒涉步伐；有的战士受了伤，仍在一声不吭地向对岸冲去。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渡过渭河就是胜利！”

战士们互相鼓舞着，搀扶着，高喊着，边还击边向渭河南岸冲过去。

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第6军终于胜利地渡过了渭河。第17师先头部队攻占了敌人阵地。第16师第47团也在大桥北侧强渡成功，占领了沙梁林附近地区。

5月20日3时，第17师第50团向桥头之敌发起攻击，突破了河防守敌暂编第2旅第6团渭河南岸之防线，歼灭敌第48师1个营及暂编第2旅第6团。

黎明时分，第6军全部胜利地完成了强渡渭河的任务。

渡过渭河，古城西安便暴露在眼前了。西安守敌根本没有还击之力，他们纷纷逃的逃，起义的起义。5月20日上午11时，先头部队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并撤出城防，部队顺利进入西安市区。与此同时，第16师第46团也从南门攻入城内；第17师第48团在第46团配合下占领了飞机场，机场上的几架旧飞机、地勤人员和警戒人员全部被俘。

第17师第50团在强渡渭河后，迅速攻下三桥镇，发现铁路上正停着一列火车，一位姓王的火车司机听说人民解放军向西安进军，便自告奋勇地为第50团开车。第50团团长刘兴汉立即命令第1、第3营上车，将枪炮架在车厢顶上，乘火车向西安开去。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了西安火车站，车站上几百名敌人早已慌成一团，战士们向敌人发起了猛攻，很快占领了车站。接着又夺下北门，沿着大街冲到市中心钟楼，正好和从西门攻入的第49团会合。

早在第一野战军发起对西安城攻击之前，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就开始了积极的工作。当第49团进入市区时，遇到了地下党组织派来的赵和民，由他带路，进展非常顺利。为了能迅速与各部队取得联系，尽快占领敌人要害部门，第49团团长聂凤炎、政治委员于春山给赵和民亲笔写了一个证明，并配备一辆汽车，让他到各部队联系工作。

当第48团攻占了飞机场时，西安地下党代表王超北等也赶到了机场，迎接部队。

当部队进入西安城郊时，已查明西安守敌第17军残部在杨德亮的带领下，于5月18日向城南秦岭山区逃窜了，第6军即以一部追击，另一部占领北草滩。到5月20日下午2时，第6军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安。先后歼敌暂编第2旅大部及第17军第48师、第12师各一部，共计2 000余人。至此，古城西安宣告解放。

第6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芷园。刚刚安置好，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唐磊、杨荫东、王超北和西安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闵继骞分别赶来了。

送走了客人，天色已近黄昏。罗元发这才感到有些困倦，肚子也有些饿了。原来一天一夜都没有休息了。他要通信员去搞点吃的东西。这时，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范明又来了。一坐下，他就风趣地说：“前天还住在破寒窑里，今天就住上公馆啦，真是今非昔比呀！”

徐立清笑着说：“在这大城市里，为了联系方便，还非住有名的地方不可。”

5月22日，阳光灿烂，春风和煦，第6军举行了入城仪式。第46、第47、第49、第50团和军直属部队的指战员们都穿上了干净的军装，在南门外集合，组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

几十万西安人民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5月24日，贺龙、贾拓夫等来到了西安，宣布西安市军管会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第二天，西安市人民政府成立，贾拓夫任市长。

西安地方人民政府成立了，第6军立即主动地将缴获敌人的一切物资、汽车等全部移交了过去。贺龙十分满意地说：“6军不仅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而且是一支非常遵守纪律的部队。”贾拓夫也不胜感慨地说：“你们不愧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主动把战场上缴获的物资上交，帮助政府克服了很大困难，全市人民向你们致敬！”

在第6军解放西安的同时，第1军于5月21日进至岐山、横水地区，第4军进占麟游，发现敌第57军和第30师经麟游向凤翔逃窜，当即发起追击。为配合第4军歼灭该敌，刚刚赶到岐山的第1军第2师，2个半小时急行军20公里，抢占了凤翔东北之姚家沟西山至老君岭及其以东高地。当天黄昏前，切断敌人退路，经通宵激战，挫败敌人多次反扑，协同第1师和第4军，于5月22日10时前，将敌团团包围在一条山沟里。敌第57军和第30师像一条待死的长蛇，拖散在麟游、凤翔公路的两侧，既无法展开，又无力进攻，被全部歼灭于姚家沟地区，俘敌8 000余人，击毙敌第30师师长王敬鑫。

第2军也积极配合第1、第4军的作战行动，其第4师攻占虢镇，歼宝鸡保安团一部，并夺占胡宗南的兵工厂，南渡渭河，并于虢镇以北歼敌千山守备区司令部自卫团，俘敌800余人；第5师于5月21日12时攻占凤翔城，歼敌千山守备司令部警备团、保警队等部，俘守备司令李梦笔以下1 800余人；当晚第6师一部南渡渭河并攻克眉县。接着，第4军又歼逃敌第215师第643团一部。5月24日，第2军第4、第6师南渡渭河，向窜至五丈原、高店镇的敌第36军发起攻击，俘敌800余人；第6师又绕过周至，向盘踞周至南山辛口子、马召镇之敌攻击，歼秦岭守备司令部及第48师第144团各一部，俘敌1 500余人。另外，敌第48师警卫营和1个保安中队共1 300人及渭南县守敌警备司令吴伟、何威部5 000余人，先后投诚。

东府军分区部队为配合第一野战军主力作战，5月20日由大荔南进渡过渭河，至24日先后解放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等县城。至此，宝鸡以东渭河两岸之关中广大地区全部解放了。

[1]　《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667页。

[2]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页。

[4]　《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7册。

第21章　粉碎胡、马的联手反扑

青宁二马主动请战——联手计划的制定——彭德怀赶回西北战场——第18、第19兵团调整班子——进军陕西的准备——踏上入陕之路——第18兵团抵达西安附近——第19兵团也出动了——华北两兵团归建第一野战军——西北战场敌我力量的变化——第一、第二兵团组成——胡、马偷袭西安行动——采取“适当引敌深入”方针——“阻胡打马”计划——改变“阻胡打马”计划——诱歼敌第36军——西安危急——狂妄的马继援——咸阳阻击战——是放弃西安还是利用西安——胡、马撤退——榆林守敌起义

西安及关中地区，为甘肃、宁夏、青海之门户。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和关中广大地区以后，主力已进至西府地区，逼近宝鸡，使甘肃、宁夏、青海门户洞开，陇东地区直接暴露在第一野战军的进攻面前，从而为第一野战军大举西进敞开了大门。这就使得长期以来躲在胡宗南背后的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慌了手脚，他们都深深地感到唇亡齿寒，处境孤危。“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决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1]他们经过策划，并取得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的支持，主动向蒋介石请缨，愿意出兵协同胡宗南一起，打回西安，收复关中失地，确保大西北。

蒋介石虽早已下台，由李宗仁代总统，国民党政府也迁到了广州。但是，蒋介石仍然操纵着国民党的统治大权，特别是仍然操纵着军事指挥大权。他得悉马步芳、马鸿逵愿为反攻西安和关中地区效命的消息后，自然喜出望外。对于二马的实力，蒋介石是知道的。既然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总是一败再败，何不让二马出来试一试呢。于是，蒋介石遂连电催促胡宗南立即与二马协商联手反扑西安之事。

胡宗南正带着他的第1军经宝鸡逃往汉中，只留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第5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坐镇宝鸡。当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以后，心情极其复杂。在数十年中，胡宗南曾经多次耍弄过马步芳、马鸿逵，使二马暗中吃过他的不少亏。这一次，二马则反戈一击，设计了一个联手反扑西安的计划，骗得了蒋介石的信任，并且要将他胡宗南赶出汉中，配合二马的行动，因此，胡宗南不能不对二马深为怨恨。况且，这次出击完全打乱了他的继续撤退，避免与共军决战的计划，从心里他就有点儿不情愿。但是，蒋介石多次来电相催，他不能不硬着头皮出来敷衍一下。不过，胡宗南转念一想，如能利用这一次机会，把二马诱出陇东，拖进关中，替他在前面挡一阵，亦未必不可。想到这里，胡宗南似乎感到有了一线转机，可以松一口气了。他开始后悔起自己向后撤退是否太快了一点，丢失了西安吃了大亏，也盘算着怎样同马步芳、马鸿逵取得联系，联手反扑西安。于是，胡宗南立即改变了作战部署，拟订了作战计划，并派专员赴兰州与马步芳、马鸿逵协商。

马步芳生于1903年，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或遭削弱，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族武装势力，成为“青海王”。1930年，他彻底投靠了蒋介石，从此积极与中国共产党为敌。1936年7月，在初次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时，马步芳就指示部下在青海、四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千余人，对被俘的红军也残酷杀害，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

马鸿逵生于1892年，年长马步芳11岁，按辈分马步芳称他为“老爸爸”。他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达17年，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8岁那年，马鸿逵在西安行宫中得以见到慈禧、光绪、隆裕、李连英、小德张等前清权贵们，20岁出头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1932年，马鸿逵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他的信条就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

正因为如此，人们把马步芳称作“青马”，把马鸿逵称作“宁马”，合称为“青宁二马”。

尽管按辈分马步芳称马鸿逵为“老爸爸”，但是，青宁二马相互争斗则由来已久。1949年春，由于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北平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西北军政长官这一职位便成为马步芳和马鸿逵相互争夺的目标，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顶点。马步芳经过极力活动之后，终于靠自己的部队作战实力强，击败了竞争对手，他称之为“老爸爸”的马鸿逵，登上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宝座。当蒋介石从广州给马步芳发来委任状时，他得意极了，不停地哈哈大笑，说：“娘的！先人没办到的事情，我办到了！”又对他的部下说：“我们的官是从血里捞起来的！”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兰州的“三爱堂”。“三爱堂”这个地名还是原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命名的。张治中解释说：“三爱堂，即爱兵、爱民、爱友军。我说的友军，就是解放军。”据说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大骂了张治中一顿。但是，不知为什么，“三爱堂”这一地名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5月23日，马步芳兴高采烈地从他经营了数十年的青海西宁老窝里爬出来，到兰州“三爱堂”宣誓就职。当马鸿逵收到马步芳派人送来的让他参加宣誓仪式的请柬时，气得一把将请柬撕得粉碎，甩在地上，大骂道：“妈妈的！这一回老子败在小崽子的手上了。”

虽然青宁二马相互之间以及胡宗南与青宁二马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目的，在共同夺回西安这一基础上联起了手。

在兰州的“三爱堂”，胡宗南派来的专员和青宁二马经过一番协商，最后达成了如下联手作战计划：

一、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方面

（一）马继援司令统一指挥陇东、宁夏兵团，于六月上旬集结平凉以东，准备沿西兰公路、泾水两侧，向东南席卷，夺取咸阳，断匪退路，包围匪军而歼灭之。

（二）第一一九军附一九一师，为陇南兵团，归裴昌会司令指挥，于六月上旬集结于陇县东北地区。

二、西安绥署方面

（一）第五兵团裴司令指挥第五十七、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九十军、第三十师及陇南兵团，准备沿渭水北岸向兴平攻击前进，协同宁夏、陇东兵团，围歼渭北之匪于咸阳以西，并准备以一部南渡渭水，策应第十八兵团。

（二）第十八兵团李振司令指挥第三十六、第十七、第六十九、第三军，分路出斜峪关、子午镇、大谷口，歼灭渭南之匪，恢复西安，并准备北渡渭水，协助第五兵团。

（三）第一军由凤县准备向虢镇以南渭水河畔挺进，扫除南岸之匪，掩护第五兵团南侧，并竭力与第三十六军联系。

（四）陕保旅及骑二旅，随作战之进展，任第五兵团与陇东兵团之警戒与联络。

攻击发起时间，预定为六月十日。[2]

从这个作战计划中可以看出，胡宗南这次主要出动裴昌会的第5兵团，计四个军，沿陇海铁路及其两侧向咸阳推进；青宁二马则出四个军，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向咸阳推进。

作战计划虽然拟订了，但是，胡宗南的用意是，让青宁二马去打头阵，若能顺利收复咸阳，他再让部队推进也不迟；若攻打咸阳失利，他调头就走，到时也不至于受损。因此，他暗地里对裴昌会说：“马家军历来狡猾，不要上他们的当，部队要慢慢地前进，或者不动，千万不要突出前进。”[3]

面临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的联合反扑，一场新的作战又要在西北战场打响了。第一野战军正在为新的作战而准备着。

太原战役一结束，彭德怀就急着要赶回西北战场。4月23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就说：“攻太原得手后，我拟参加一次军以上座谈会，时间至多三天，交换整训经验，于五月东（1日）、冬（2日）起程回陕。”并提出：太原“得手后，十八兵团拟位于徐沟、榆次休整，准备从陕区潼关线渡黄河。十九兵团、七军拟位于太谷及南休整，准备从荣河、韩城线入陕。二十兵团（杨成武同志）等希望同往。如三个兵团全部入陕，估计今冬可占南郑、兰州、西宁，相机解决宁夏。明年分两路入川入疆，惟看守绥远，攻取大同，巩卫华北似嫌兵力太弱，可否以杨成武部一个军，姚喆、王平两部，共约四五万人，暂归唐延杰、李井泉统率，担任上述任务。杨成武率两个军入陕。”两天以后，4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回电中指出：“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同一天，毛泽东又在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第18、第19兵团，当时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徐向前任第18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杨得志任第19兵团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

太原战役后，第18、第19兵团按计划分别在徐沟、榆次地区和太谷及以南地区休整。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第18、第19兵团的广大指战员们还来不及洗尽太原战役的硝烟，就迅速地投入到了向西北进军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长途行军，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最要紧的是要调整和配备好各级指挥员。

徐向前因身体不好，需要继续休养，第18兵团由周士第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周士第是广东乐会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当年任起义军第25师师长。因为早年参加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队，并任队长，在国民党阵营里也很有名气。后来从红军第15军团参谋长当到红军第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中又任第120师参谋长，到晋绥军区，仍旧当参谋长，一直是贺龙的得力助手。后来任第18兵团副司令员。现在第18兵团由他来挑大梁是很适合的。

第18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是王新亭，参谋长是陈漫远。这两位都是老红军，曾长期在高层军政机关工作。特别是王新亭，当过军、师、旅的政治部主任，还当过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又当第129师组织部长，后来到第386旅，先后从政治部主任干到政治委员，然后到太岳纵队当政治部主任，又到太岳军区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司令员。第18兵团成立后，任第60军军长。

本来，王新亭的命令早在攻打太原城的前夕就已经下达了，但他一再要求留在第60军指挥总攻太原的作战，徐向前也就批准了他在攻占太原城以后再到第18兵团任职。

现在，太原攻克了，王新亭立即赶到第18兵团就职，挑起了新的重任。

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由胡耀邦担任。

接着，第18兵团下辖的三个军的班子也配好了：

第60军，军长张祖谅，政治委员袁子钦；

第61军，军长韦杰，政治委员徐子荣；

第62军，军长刘忠，政治委员鲁瑞林。

同第18兵团一样，第19兵团的指挥班子也作了不小的调整。杨得志还是任司令员，由于原来担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的罗瑞卿要调到北平去工作，第19兵团的政治委员决定由李志民接任。李志民接到调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这个命令感到有些突然。当时，他正任第20兵团政治部主任，由于第20兵团没有进入西北作战的任务，他还在为不能赴西北战场而遗憾。不料，太原城攻占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任第19兵团政治委员的命令，这一下，可以进入西北战场作战了，真是喜出望外。

杨得志得知李志民要来第19兵团当政治委员也十分高兴。他们俩既是湖南浏阳同乡，又是老战友了。1946年他们一起调到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互相之间配合得就很好，现在又要在一起，率一个兵团随彭老总进军大西北，能不让人高兴吗？

第19兵团机关的有些干部听到罗瑞卿要调到北平的消息后，有些议论。而罗瑞卿还是同往常一样，忙于战斗总结和进军西北的各项准备工作。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罗瑞卿手里拿着一份材料来到杨得志的屋里，见杨得志还在看西北地区的地图，便说：“怎么还没有休息？”

“你不是也在忙吗？”杨得志回答道。

罗瑞卿没有说话，坐了下来，把带罩子的煤油灯捻亮了些。

杨得志看了看罗瑞卿，对他说：“机关里有些反映，你听到了吗？”

罗瑞卿还是没有说话。

“下面的同志舍不得你走啊！”杨得志又说。

这时，罗瑞卿站了起来，说：“中央和毛主席决定了，走还是要走的。”

“那当然。”杨得志说，“不过……”

“不过我们这次是在胜利中分手，应该高兴！”罗瑞卿接过杨得志的话说，“还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在观音崖那一仗吗？那颗子弹无论是再往上一点，或者是再往下一点，我和你早就永远分手了。”说到这里，他把材料交给了杨得志，又说，“李志民同志大概快来了。工作嘛，我总得有个交待。你把这个材料看一下。”

杨得志接过材料放在桌子上，说：“你走之前，是不是给机关的同志讲一讲？”

罗瑞卿似乎早有考虑，说：“大家都忙，我想不要开什么大会了。有些同志我是要分头找他们谈一谈的。我去北平，你们去西北，两个北字，大不相同啊！我们这个部队，打硬仗打恶仗是不怕的，进入西北后我估计硬仗、恶仗不一定很多，而政治仗——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政策，管理城市，组织人民群众，建立政权，对我们不少同志，包括一些军、师干部都是新问题。另外，基层干部和战士同志华北人多，初到西北，生活不一定能很快适应。说到底，我进京城，你们奔边塞；我是电灯电话，你们是黄土沙漠。想到这些，真有点舍不得你和同志们噢！”[4]

谈着谈着，东方已经发白了。

不久，李志民接任了第19兵团政治委员。他同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葛宴春、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潘自力一起，经过认真研究，对下辖的三个军的班子也作了调整：

第63军，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

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

第65军，军长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

就在第18、第19兵团各级领导班子调整补充的同时，这两个兵团的部队也新补了大量的兵员。

然而，随着部队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一股不愿离开华北老家、怕去西北作战、怕过艰苦生活等思想倾向，在部队蔓延开来。

为了克服部队中这种家乡观念和一部分人怕过艰苦生活的享乐思想，第18、第19兵团都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胡耀邦在给部队干部作动员时提出：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决心，这就是“革命到底，光荣到底！”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向前进，解放大西北去，解放全中国去！”[5]

胡耀邦还亲自动手，写文章动员大家要下定决心：“我们要当革命到底的英雄汉，绝不做半路人。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执行新的光荣任务，争取最后的无上光荣。”他还在《注意纪律检查》一文中，要求部队“在出发之前应该普遍进行一次驻地纪律检查”；在部队行军过程中亦须经常检查，“确实保证我们的群众纪律在经过的一切地方都表现得很好，真正做到军行所至，秋毫无犯”。

就在第18兵团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同时，第19兵团各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

5月初，第63军政治委员王宗槐在军部驻地山西祁县的南社村，主持召开了军文艺工作者大会，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做好向大西北进军的宣传鼓动工作。第64军针对部队将要离开华北、进军西北的思想动态，结合形势与任务进行了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思想教育。

经过政治思想教育，部队广大指战员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提高了斗志。

在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各部队还进行了军事上的准备工作。第64军专门开展了打敌人骑兵的训练，有人还把怎样打敌人骑兵编成了这样一段顺口溜：

见敌骑兵莫惊慌，
他是铁来我是钢，
掌握部队莫跑散，
沉着勇敢来应战。
目标又大又好打，
集中火力把敌杀，
……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彭德怀的一声令下。此时的彭德怀正紧张地谋划着第18、第19兵团向西北挺进的战略步骤，精心计算着这两支大军入陕作战的时间、路线。5月3日，彭德怀命令第18兵团由南河陕州附近渡黄河，进至潼关、西安之间，先消灭潼关及其以西地区的敌人，然后向西南发展。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第18兵团确定由会兴镇、陕州、灵宝三处渡黄河西进，并组成了以参谋处长梁军为队长、民运部长米建书为政治委员的先遣工作队，准备于5月15日先行到达陕西了解进军地区的敌情、地形、道路、粮食、群众及地方武装等情况，并负责组织供应线。5月4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陈漫远等给中央军委、彭德怀等发出了一份电报，报告了情况：“十八兵团拟由兴镇、陕州、灵宝三处渡河西进，并组成一先遣工作队，于辰删（5月15日）左右到达陕州，了解潼关、华阴、华县以西，西安、子午、盐田、镇安、朴水、商县、洛南地区敌情、地形、道路、粮食、群众、反动地方武装情况，并组织供应线。该敌以参谋处长梁军为队长，民运部队米建书为政委，请告陕南地委、陕州地委，派负责人带上材料到陕州与梁、米会晤。”并提出：“据（李）井泉来谈，晋南民工仅能支援十九兵团由韩城西进，建议十八兵团过黄河后之民工，由河南省委解决，我们同意此意见，估计需在河南动员三万民工。陕州、灵宝地区现有船只不多，建议由华北、中原自下游调集若干船只，并有若干大船，能装载十五公分之榴弹炮（一万斤）以上。”

鉴于西安解放后，胡宗南企图与青宁二马联手反扑西安的情况，彭德怀又于5月22日指示第18兵团“速用火车运一两个师至灵石下车，从潼关渡河，接替西安六军卫戍，以便该军向宝鸡集中。”

5月22日，张宗逊、赵寿山在给第7军军长彭绍辉和第18、第19兵团首长的电报中说：“（一）敌陇东兵团（马继援）原集平凉地区，陇南兵团（王治岐）将迂回集结陇县地区，宁马住陕兵团，辰巧（5月18日）起开始向泾川地区集结，胡（宗南）敌有以一部停留宝鸡地区可能。（二）根据以上情况，乘马匪远离巢穴，我军进行歼击甚为有利，因此，请各兵团务须遵守彭总指示的出动时间行动。七军及三、八两师务于六月十二日到达咸阳地区，十九兵团应于下月十五日后到三原地区，十八兵团应于下月十七日后到渭华、潼关一线。”

5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确定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消灭西北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年春解放并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第二野战军协作解放贵州、四川、西康三省。[6]

5月25日，彭德怀乘汽车由太原经禹门口，赶回到了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陕西乾县秦家庄。

时间紧急，彭德怀一到秦家庄，就立即和张宗逊商量，命令第18兵团先头部队迅速赶至潼关，再车运至西安、户县。同时命令，第7军和第1军第3师、第3军第8师亦应迅速向礼泉前进，每日行程不少于70公里。

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踏上了进军大西北的征程。

5月26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中央军委并告第18、第19兵团首长的电报中指出：“华北各兵团未到关中前，除特别有利外，暂不向敌进攻，如敌向我反扑，拟于咸阳、兴平、礼泉、长安地区各个歼敌。”同日，毛泽东立即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回电：

彭张赵：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目前胡（宗南）马（马步芳、马鸿逵）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我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你们是否亦是这样计算的，彭（德怀）是否已到野司，盼告。

军委

辰宥

也就在这一天，第18兵团在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胡耀邦的率领下，分四个梯队开始从太原出动，经风陵渡西过黄河，向陕西关中地区进发。5月27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致电周士第、王新亭和杨得志等，明确了第18、第19兵团进入陕西后的集结地域，指出：“根据目前情况，各兵团到达关中集结如下地区：十八兵团长安、鄂县、渭南地区；十九兵团三原、泾阳、咸阳地区；七军醴泉附近。”

担任第18兵团后卫的第62军中，有许多官兵都是山西人，也都头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由于前一时期，这个军一直忙着进行运城、临汾、晋中和太原战役，许多人已有好几年没有同家人见面了。离开家乡之前，他们是多么想和家里的亲人见一次面啊，但是，当西进的命令下达后，每个人都没有时间回家看一看，便立即作好了出发的准备。这个军的第186师从太原出发时，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樵就代表师党委向全师指战员提出了响亮的号召：

“争当新时代的新禹王！”

全师上下齐响应，人人表示：“路过家门不回家，誓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光！”

部队经过十多天的行军，进入了晋南平原，当大家见到巍巍的中条山和孤山，看到田野里绿油油的庄稼，尤其是看到在每个村口设的茶水站，乡亲们把一碗碗茶水送到指战员们的手中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欢快，更加快了行军的步伐。

当第186师第557团第1营进到晋南重镇运城时，有些干部战士的家人早已赶到了部队要路过的村镇，等候看望久别的亲人，但是，由于部队正在行军，时间紧急，见面了只能说上几句话，就匆匆地告别了。第1连有一个排长，他的妻子抱着刚一周岁的儿子赶了30多里路来看望他，1连陈指导员关切地向这位排长说：“快和你爱人到村里找个地方说说话，天黑前赶到部队宿营地就行。”

但是，这个排长怕耽误行军，只是抱了抱出生后第一次见面的儿子，向妻子说了句：“照看好老人和孩子，搞好生产支援前方打胜仗，等消灭完蒋介石军队，全中国解放了，再回来看你们”，就匆忙告别了妻儿，又随部队上路了。

时值盛夏酷暑，烈日当头。第18兵团各军的广大指战员不畏任何艰苦，浩浩荡荡地向西疾进着。

第60军第178师进入灵宝、大营一带，分兵合击虢镇至灵宝地区之敌，经过5天先后4次战斗，于6月15日全歼这一地区反动武装，毙俘敌800余人，掩护了主力西进。

第61军在军长韦杰的率领下正日夜兼程向西前进，当接到彭德怀限他们于6月6日赶到黄河北岸之风陵渡渡口，渡河后车运西安的命令时，韦杰立即命令各师不顾疲劳，不避风雨，快速前进，并限第182师务于6月6日前到达风陵渡。

第182师连续11天强行军，每日行程80里以上，最后两天行程均在100多里，指战员们十分疲劳，脚上打泡的占70%以上，但战斗情绪却非常高涨，终于6月7日晨抵达西安，接替了第6军警备西安的任务。

第62军于6月5日渡过了黄河，到达潼关，尔后乘火车西进至西安以东的坝桥、临潼一带集结待命。

到6月24日，第18兵团已全部集结在西安附近地区。

在第18兵团西渡黄河以后，第19兵团也紧随其后出动了。

在出发前，杨得志命令：第63军政治委员王宗槐和第64军副军长唐子安，带领少数同志先期赶到禹门口，组织一个渡河指挥部，具体安排兵团渡河西进。两位先遣官立即出发，赶到了禹门口，展开了渡河的各项准备工作。

6月3日11时，杨得志、葛宴春、耿飚等在给彭德怀并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十八兵团来电已收到，车运之后尾部队于七日在灵石下车，因而我兵团先头部队须推迟至八、九两日出发，以二十四天行军（含休息及渡河五天），于七月一日到达指定位置，而后尾部队须至二十三日始能出发（因通过灵石、霍县山地及渡河不便，军与军间需隔两天出发），故全兵团集结完毕则至七月十五日前后。”

但是，时间不等人。6月5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给第18兵团的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和第19兵团的杨得志、葛宴春、耿飚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西北八月即进入雨季，至十月底甚至十一月中雨季才得终止。西府（宝鸡、凤翔、千阳、陇县）麦收六月十日左右，陇南、陇东麦收六月中旬，如我军六月底，七月初不能开始战役行动，七月不能取得汉中，不能取得天水、平凉，我们不仅陷于雨季行军作战，增加不少困难，且陇东、陇南夏麦将全部被马匪抢走，增加我军今后粮食的严重困难，请注意及此。十九兵团应有一部走汾河西岸，取平行道运输，笨重行李走全军后尾（十八兵团笨重行李亦应走十九兵团后），每日行程应不少于七十里，走四至五天休息一天，争取六月三十日以前，两兵团主力集结预定地点，不要再推迟。”

杨得志接到这一电报后，“不要再推迟”这几个字深深地印在他的脑子里。他决定第19兵团提前向陕西进发。

6月5日以后，第63、第64、第65军和兵团机关先后从晋中地区出发。在通往西安的公路上，征尘滚滚，遮天蔽日。两旁雄赳赳的步骑兵和中间隆隆的炮车队、坦克车队、供应汽车汇集成一股铁流，日夜不停地向西南方滚滚而去。战士们的歌声一阵阵响起：

眼看全国胜利就到来，
英雄立功在今朝，
勇敢进军大西北，
活捉胡马，解放人民把仇报。
斩草要除根，
革命要到底，
坚决向前，奋勇向前，
要为人民立功劳。
……

初夏的季节，干燥的热风一阵阵吹着，天气越来越热了。

部队在大踏步地前进，战士们脸上淌满了汗水，但他们不知疲倦，一路行军一路歌。一座座村庄，一道道山梁，一条条河流被渐渐地抛在后面。

部队经灵石、霍县、赵城、临汾、河津，陆续来到了禹门口，准备从这里渡过黄河。

禹门口又称龙门渡。从这里朝黄河上游望去，只见对岸的梁山和山西境内的龙门山对峙如屏，两岸断壁千仞，如同刀劈斧削一般，最宽处不过百米。在峡谷的末端，两山越夹越紧，最后终于伸崖相抱，形成了一道缺口，也就是著名的峡谷尾闾——龙门。因为传说这道龙门是大禹治水时凿开的，所以人们也称之“禹门口”。这里是700公里晋陕峡谷的最后通道，水流异常湍急，奔腾的黄河穿过龙门直泻而下，形成了著名的龙门瀑布。

第19兵团的广大指战员大多数是华北子弟，没有见过黄河。未见到黄河前，大家都想看一看黄河到底是什么样子，但见了黄河后，看到这奇观险景，又一个个都惊得缩脖吐舌。

当部队渡过黄河以后，指战员们站在高高的梁山上，以无限的深情望着河东，心里都默默地说道：“别了，战斗了几十年的华北！别了，河东的父老乡亲们！等解放了大西北，我们还会回来的！”

渡过黄河以后，第19兵团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再经韩城、合阳、蒲城，于7月3日全部到达了指定地区。

这样，第18、第19兵团由山西进入陕西，第19军调归第一野战军和第7军归建，使第一野战军的兵力由原来的15万人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西北军区等地方部队，西北战场上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达40万人，从而使西北战场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6月4日，第一野战军所辖的第1、第2、第7军组成了第一兵团，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第4、第6军组成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员，王世泰任兵团政治委员。

正当第一野战军主力解放西安后转移兵力，第18、第19兵团还没有进入西北之际，胡宗南和青宁二马便想乘机联合反击。他们集中了30多个师，20余万兵力，企图先夺咸阳，以一部偷袭西安，然后主力越泾河，在三原附近以北地区与第一野战军决战。按照这一企图，宁夏马鸿逵将第128、第11、第81军及两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约4万人，组成宁夏兵团，由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任兵团司令，卢忠良为指挥官，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青海马步芳则将第82军和第129军约4万人，组成陇东兵团，由其儿子马继援指挥，集结于彬县、泾川、灵台地区；由第119军等组成陇南兵团，由军长王治岐率领，集结于千阳、陇县地区。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还决定，以上各兵团统归马继援指挥，会同胡宗南部第18兵团（下辖第38、第65、第90军）和第5兵团第36军联合实施反扑。

6月8日，宁夏兵团经长武向永寿集中，陇东兵团向麟游、乾县间地区集结，陇南兵团由千阳、凤翔向岐山开进，准备向第一野战军展开大举反扑。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来势凶猛。面对胡、马集中兵力大举反扑的严峻形势，彭德怀并没有惊慌。他一方面作了部署，要求第61军到达风陵渡时，“应立即南渡乘车开西安接替六军防务，对南山匪之三军、六十九军、十七军布置防御，六军应准备随时出动开赴乾（县）醴（泉）地区，协同三、四军消灭马匪之八十二军全部”。另一方面，他于6月8日10时，给毛泽东发出了一份电报，除报告了敌情外，并提出：在未放弃西安前，是胡宗南求马步芳、马鸿逵；放弃西安后，则是马求胡。因此，拟采取“适当引敌深入”的方针，以第3军的第4、第5师位置岐山、阳平镇、扶风地区，第6师置于眉县、周至节节阻击胡宗南部；以第3、第4军集结乾县附近地区，各以一部于唐高宗陵、铁佛寺、仪井线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吸引青马攻击；以第1军集结青化、法门寺地区，第6军置于礼泉及其以北地区，“准备四个军歼击马匪，待马匪疲劳攻击受阻，粮草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彭德怀认为，“如此役成功，对我很有利”。

很显然，这是一个“阻胡歼马”的作战计划。

此时，毛泽东已随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移到了北平的香山。6月9日21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出了回电：

德怀同志：

齐（8日）电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毛泽东

佳戎

就在毛泽东发出电报的同时，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第18、第19兵团发出电报，指出：“青宁两马五个军、甘肃一个军，胡（宗南）匪六个军沿泾、渭间向我反扑，我以一部节节抗击，主力集结乾（县）、礼（泉）、武功，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望尽速行动，尤其七军及十八兵团，以便不失时机参战。”

6月10日4时，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就在泾渭间作战问题作了详细报告，电报全文如下：

毛主席：

佳戎（9日21时）电敬悉，特复如下：（一）放弃泾渭之间，撤至西安、户县、三原、泾阳，比较有以下之不利：（1）将来仍须渡河作战，比较难以歼灭敌人。（2）六七月时，暴雨河水时涨，徒涉有困难。（3）咸阳一带，工厂、桥梁、铁道重遭破坏，修复需时，将推迟行动。（4）八月下旬，即开始雨季，无论进攻平凉、天水、汉中，中途均人烟稀少，大军雨季行军作战不利，保持现在地区集结兵力，可提早半月。（5）泾渭间麦熟正收，现占区可征粮二十余万石，被敌占烧毁，增加困难。（二）在泾渭间作战，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上述情况有利我钳制胡匪，打击马匪，乾（县）、礼（泉）以北，麟（游）、永（寿）地多深（采取发展）。（三）骑兵作战比较不利，敌死守宝鸡、平凉工事，我以一部抗击，付之代价，如能求得歼敌两三个军，减少将来攻坚代价。我六十一军灰（10日）晚可全部抵西安，六十军寒（14日）可开始由潼关西运，三、八两师文、元（12、13日）可归建，七军寒、删（14、15日）可到三原，过数日后，我即稍有优势。如敌果然凶猛，形势不利于歼敌，我则撤守咸阳、户县、西安，待全力集中再出击，想不致有意外危险，妥否，盼复。

张（宗逊）赵（寿山）在西安开财经会议，尚未回。

彭德怀

十日四时

毛泽东又是一夜未眠，6月11日1时，他在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十日四时电悉。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6月10日，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对第一野战军阵地发起了联合反扑。

陇东兵团沿西（安）兰（州）公路进至永寿、崔木一线。

陇南兵团即向凤翔缓慢推进。

胡宗南除以第36军（欠第123师）向斜峪关推进外，主力第90、第38军向岐山、蔡家坡地区进攻，于马家、安华、三庄子、赵家之线遭第一野战军第2军的顽强抗击，被歼800余人。

第1野战军政治部立即发布了《诱歼胡马匪军的政治动员令》，指出：“西安解放胡匪南逃，我军当时是没有立即穷追的，为什么？固然当时西北部队需要短期休息，并待华北兵团的全部到来，但最主要的是我们统率机关深知胡马匪帮，为了垂死挣扎，必将互相利用作狂妄的反扑。果然如此，则敌人远离巢穴，我则以逸待劳，将造成西北空前聚歼敌人的良机，今天一切正如我们所意想的，敌人诱来了……”

鉴于胡宗南与青宁二马配合紧密，兵力占据优势，而我第18、第19兵团主力还未到达，与胡、马决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为争取时间，彭德怀决心改变原定的“阻胡歼马”的作战计划，主动放弃泾渭三角地区，后撤待机，并作出了具体部署：第1、第2军南渡渭河，撤至眉县、周至、户县地区；第3、第4军转向三原、云阳、泾阳及其以西地区；第6军转至石桥、王桥地区；以已赶到西安的第18兵团第61军第182师担任西安的防务，以第181师和第183师位于咸阳以北及西北地区，构筑工事，阻击由兴平、礼泉方向来犯之敌。

6月11日，胡宗南和青宁二马步步紧逼，继续向关头、杨峪镇、铁佛寺、注甘等地猛扑。第82军先头进至大小竹杠地区，宁夏兵团之第11、第128军先头到达监军镇和关头镇地区后，遭第一野战军第6军和第3、第4军迎头痛击，被歼1 000余人，退至常宁镇、永寿、邵寨、崔木镇地区。

当日晚上，第一野战军各部开始后撤。6月13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在给杨得志等的电报中说：“我为诱敌深入，争取时间集结四个野战兵团，于真（11日）晚放弃泾渭间三角地区。三、四、六等军集结泾阳、云阳、口头镇地区，于北屯镇控制泾河桥头阵地；一、二两军集结周至、户县地区，三军文（12日）晚在眉县东南之宁堡、金渠镇歼击三十六军其军部、六十五师，于元（13日）二时解决周至，子午镇线以南尚有敌十七军、三军，今午以前开始蠢动，正准备进击中，六十一军已集西安，一个师守咸阳、渭河桥头堡垒，六十军两个师元申（13日15时）可由潼关开始西运，一个师配合中原区向灵宝以南扫清反动地（主）武（装）中。我七军元（13日）到三原休息一天，开户县以西归还一兵团，三、八两师元（13日）均可归建”。

6月12日，第一野战军各部分别后撤进至指定地区待机。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发现第一野战军主力东移后，马继援误认为第一野战军的这一后撤行动是败退。第190师师长马振武在给马继援的急电中说：“关中共军，望风披靡。我若乘胜前进，西安指日可下。”马继援在复电中说：“该师长这种旺盛的攻击精神值得嘉许。该师攻击目标与第100师对调。”即原命令第100师攻咸阳，第190师攻兴平，现调为第190师攻咸阳，第100师攻兴平。当时，第100师驻叱干镇，距咸阳只有30多里路，而第190师则离咸阳有60多里。

命令发布以后，马继援即指挥部队向临平镇、兴平、监军镇和咸阳方向加速跟进；陇南兵团则沿宝（鸡）咸（阳）公路以北地区向杏林推进；胡宗南部主力则在裴昌会的指挥下，由扶风沿宝成公路以南向武功推进，其中第36军（欠第123师附第165师）单独由斜峪关沿渭河南岸东进，企图经宁堡、金渠镇向西安前进。

6月12日11时许，敌第36军进入金渠镇地区。当晚，第一野战军第2军军长王震得到这一消息后，认为是歼灭这一敌人的好机会。他说：“三十六军第四次又送上门来了，要坚决消灭它！这次让它再也活不过。”于是，他当即指挥部队将敌第36军右翼之第165师包围，激战至第二天凌晨2时许，歼其大部，俘敌师长孙铁英以下2 200余人，第36军军部率第28师退入五个堡子转入防御。第2军在续歼其一个辎重营后，因敌第65、第38军已由眉县附近渡过渭河前来支援，为避免陷入不利地位，第2军主力适时撤出战斗，转移至周至哑柏镇、横曲镇地区。

6月12日晚21时，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胡（宗南）、马（马步芳、马鸿逵）两匪军均甚谨慎，难以全部各个歼敌渡河，决于真（11日）晚转移至渭河右岸、泾河左岸，一军集结鄂县，二军集结周至，三、四、六军集结泾阳、云阳、口头镇地区，泾河两岸北屯镇、阡东镇、北杜川各留小部筑工事，据守桥头阵地，保证我随时渡泾河向敌出击，六十一军主力集结西安，一八一师据守咸阳城，巩固桥头阵地，咸阳正在抢修中，浮桥已架成。（二）三十六军真申（11日17时）由斜峪口进宁堡、金渠镇附近，正准备歼击中。”

这时，马继援为了争功，亲自率领第82军的3个师，越过宁夏马鸿逵的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向咸阳猛扑了过来，企图直取西安。

6月12日，马继援的第82军主力占领了兴平县城，并进至咸阳城郊。马继援得意地吹嘘说：“三个钟头到西安城里吃饺子。”第二天，胡宗南的第64军之第84师，又窜至西安以东的坝桥车站附近，另一部已窜至西安以南大雁塔附近，沿渭河两岸东进之敌，已进至武功、周至以东地区。

一时间，刚解放不久的西安，在胡宗南和青宁二马扬言要打回来的威胁以及土匪、特务四处抢劫、骚扰下，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失去了往日的平静。

就在这关键时刻，第18兵团的先头部队第61军赶到了西安以西之三桥镇地区。为了壮我军威，稳定西安的民心，第61军遵照第一野战军的指示，组织了第181师代表华北部队举行了入城式。这简单的入城式，实际上是警告胡宗南和青宁二马：你们不要嚣张，我军的增援部队已经到了！同时也告诉广大人民群众：请你们不要受敌人的欺骗而惊慌，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了！

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第181师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地列队从东向西，穿过西安市区时，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欢呼声震天，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

很快，第18兵团的几位领导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胡耀邦也乘车到达了西安地区。

一下车，他们就感到情况紧迫，随即部署兵力，准备应战。决定以第61军主力坚决阻击胡宗部于咸阳以西、渭河以北，确保西安的安全，并且要求部队在咸阳阻击战中，控制咸阳桥头堡，保证主力的出击道路。

第61军军长韦杰正率领军指挥所进驻在西安西郊的机场修理厂里。指挥所里一片忙碌的景象。电台很快同第一野战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接着就收到了彭德怀的电报，要韦杰和军政治委员徐子荣立即赶到第一野战军司令部驻地——马嵬坡去接受新的任务。

韦杰是广西壮族人，曾经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第129师旅长、晋冀鲁豫军区纵队副司令员。多年来，他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即不管旅途多么疲劳，工作多么累，一旦有新的任务，他总是勇于接受，不讲任何条件。

于是，他和徐子荣立即带上骑兵班，扬鞭策马，渡过渭河，越过铁路，深夜12时赶到了马嵬坡。

位于咸阳城外的马嵬坡，是一个镇子，一条大街横贯东西。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就设在路南的一所大房子里，看上去，好像是一家财主的大院，门口挂着一盏用红布包裹的马灯，这是为联系方便而专门设置的。

值班参谋把韦杰和徐子荣带进了院子。第一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等先后和韦杰、徐子荣见了面，热情地招呼他们吃饭。然后，便一起来到了作战室。

漆黑的夜，使作战室的灯光显得特别明亮。韦杰看到墙上挂着十万分之一的西北地图，我军的位置都插上了红旗，敌人的位置则插上了蓝旗，清晰可见。

不一会儿，彭德怀来到了作战室，同韦杰和徐子荣亲切握手、互致问候后，就坐在桌子旁边凝视着地图，没有说更多的客套话。

李夫克简要地向韦杰和徐子荣介绍了敌我态势后，彭德怀的视线转向了韦杰和徐子荣，问道：“从太原到西安，部队的行军序列怎样？”

韦杰回答说：“61军前卫，然后是60军、62军，最后是兵团直属队。”

“你们军的情况怎么样？”彭德怀又问道。

韦杰详细地向彭德怀报告了第61军的行军序列和现在的位置后，又说道：“第181师原来是皮定均旅，是太行部队的老底子，以后到了中原归李先念指挥，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解放太原时担任第一梯队师，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好。军里其他两个师，第182和第183师也都是385旅、386旅，新1旅的干部，扩大部队时，由太行各县独立团升级扩编的，都打过仗。我过去在六纵队，打太原时才到十三纵队的。”

彭德怀认真地听韦杰的汇报，并不住地点头。

接着，徐子荣又向彭德怀汇报了第181师的装备、人员及干部情况，然后蛮有信心地说：“打太原时，部队的装备、人员得到很大的补充，现在3个师都在1万人以上。”

韦杰又补充了一句：“181师现有1.3万多人。”

听到这些，彭德怀高兴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地图前，一边用手指着地图，一边说：“这是兰州，这是咸阳，这是西兰公路，这是西安至平凉的公路。”

一位参谋递给彭德怀一根高粱秆，他指着地图接着说：“西兰公路以北是二马的部队，以南是胡宗南的部队。二马主力在平凉及其西北地区，他们在胡宗南的统一指挥下，企图乘我华北兵团尚未到达之际，夺回西安。现在，二马的各师已到达彬县一线。”

稍停了一下，彭德怀讲到了第一野战军的情况：“当前，罗元发的第6军一个师还在西安，另两个师和军部部署在咸阳的西北地方，在彬县的公路两侧设防，担负阻击任务，估计能够阻击三至五天。”

为了使刚来到西北战场的韦杰和徐子荣更好地了解敌人的情况，彭德怀又强调说：“我们过去和胡宗南部队打仗多，还没有同二马的军队打过仗。马继援是少壮派，骄傲得很，且又是骑兵来势凶猛，他不会从我预筑工事正面来的，很可能采取迂回的方式突然插过来，这一着，请你们务必特别注意。”

讲到这里，彭德怀又停顿了一下，然后，向韦杰下达了作战任务：“你们以一个师，也就是181师，昼夜兼程赶到咸阳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坚决阻击敌人。一个师接替6军防务，驻守西安，另一个师和军部放在渭河南岸，担任第二道防线，不让敌人突破。时间很紧迫，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听到此，韦杰、徐子荣已经明确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回答说：“没有了！”并向彭德怀表示：“坚决按照你的部署执行，保证181师于明日黄昏前全部到达咸阳。到一个连部署一个连，到一个营部署一个营，到一个团部署一个团，坚决完成阻击任务。”

夜已经很深了。韦杰和徐子荣接受完任务后，便马上要赶回去。彭德怀送他们走出院外，目送他们上马消失在夜幕中后，便转身叫上李夫克，也翻身上马，前往作战第一线。

黎明时分，韦杰和徐子荣等来到渭河渡口。因为船小，只好人马分渡。渡口由第6军的部队日夜守卫，韦杰从他们口中得知，二马的部队已经很快要到了。

就在这时，只听后面传来了马蹄声。韦杰回头一看，彭德怀、李夫克他们也已赶到了渡口。彭德怀急切而又沉着地对韦杰说：“敌人离这里不远了，按刚才的部署办，要部队很快占领阵地。”说完，他们就快马向咸阳方向赶去。

咸阳是耸立在西安西北的一座屏障，也是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联手反扑西安的桥头堡。守住咸阳，不仅能保卫西安，而且能赢得时间，为第18兵团后续部队和第19兵团迅速赶到，为解放整个大西北打开新的局面。

韦杰接受任务后，深感肩上的担子重。他一回到驻地，就马上按照彭德怀的部署，加紧了各项准备工作。首先向第181师下达作战任务，并派出骑兵去通知第183师迅速赶到咸阳城外渭河南岸。随后，他就把军指挥所前移到咸阳以南，以便靠前指挥。

这时的第181师刚代表华北部队举行完进入西安的入城式，全师正在师长王诚汉的率领下，集中在西安飞机场休整待命。

忽然，王诚汉接到了军部骑兵通信员送来的一封信。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军首长命令他立即赶到咸阳第一野战军临时指挥所接受作战任务。

这时的王诚汉虽然刚刚才30岁出头，但从他13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在将近20年的战火中，他先后参加过鄂豫皖、鄂豫陕苏区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又参加了苏山、直罗镇等战役。解放战争一打响，他又率部参加中原突围，可以说已经是身经百战了。于是，他和师政治委员张春森研究决定，由张春森在后面率领部队，他和副政治委员黎光带领十几个人先去咸阳接受任务。

赶到了咸阳，王诚汉一走进第一野战军临时指挥所，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很面熟的人，他热情地招呼王诚汉和黎光。

王诚汉很快想起来了，这是李夫克副参谋长。说起来，王诚汉和李夫克早在1936年时就是红军大学的同学。久别重逢，还来不及寒暄，李夫克便说：“是彭总找你们，要给你们亲自布置任务，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接着，就把王诚汉带进了一间屋子里。

彭德怀正在屋里忙着，见王诚汉他们进来，亲切地同他们一一握手，然后关心地说：“你们辛苦了，走了十多天的路，也没有得到休息，现在又要打仗了。”

在这之前，王诚汉一直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129师、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工作，他虽然曾多次见过彭德怀，但当面接受他布置的作战任务这还是第一次。

王诚汉认真地听着，说：“报告首长，只要有仗打，战士们总是高兴的。”

“部队怎么样？很疲劳吧！”彭德怀问道。

“是有点疲劳，但听说打敌人，劲头就来啦！”王诚汉照实说。

彭德怀高兴地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说：“胡宗南和二马纠集了近20万之众，企图乘我华北兵团和第一野战军尚未会合之际，反扑关中，现在二马来势汹汹，直扑咸阳而来，企图夺取咸阳，重占西安。因此，这一次你们要打一个新的敌人了。”

说到这里，彭德怀走到了墙边，拿起一根小棍子，一边指着地图，一边对王诚汉说：“马继援的第82军和骑兵第8旅已经到达了彬县附近，离咸阳不到100公里的路程，他的骑兵在明天中午前可以赶到。你们要在这里顶住它，打好这一仗，不仅是守住咸阳，保卫了西安，更重要的是对马军的一个迎头痛击，打掉他的凶焰，掩护华北入陕部队的顺利集结和展开，为解放大西北创造有利的条件。”

彭德怀又进一步嘱咐说：“马步芳的部队受尽民族矛盾的影响和封建迷信的麻醉，十分蛮悍，你们要特别留心。敌人兵力大，我们兵力小，并且缺乏对骑兵作战的经验，应该发动干部战士多想想办法。”

王诚汉向彭德怀保证说：“坚决守住咸阳，决不后退一步！”

彭德怀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问：“部队多久能到？”

“天黑时先头部队可以赶到。”王诚汉回答说。

“来了以后要加紧修筑工事，时间仓促，不可能做得很完善，但要尽力多修一些工事。”彭德怀在说这句话时，把“尽力”两字说得特别重。

王诚汉对彭德怀说：“我们到西北后，都想好好地打一仗，在全国即将全面胜利的时候，应该立一功，才不辜负全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的期望。”

听王诚汉说完，彭德怀又提醒他说：“指挥员在战斗中，不单要看到胜利的因素，还要从不利的情况着想，才会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接着，他又问道：“你们还有什么困难现在可以提出来。”

这一问，反而把王诚汉问住了。刚刚接受任务，王诚汉的确一点也没有想到还有什么困难。他只好回答说：“我还没有仔细考虑。”

“那么，时间还早，你们赶快去看地形。”彭德怀紧握着王诚汉和黎光的手说，“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我在西安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吧。”[7]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落日的阳光把天边映得红红的，像火烧一样。

在返回的途中，王诚汉为了尽快察看防御阵地的地形，便和黎光抓紧时间爬上了咸阳城西北的昭陵和文王陵，从这里俯视咸阳，可以看到，咸阳城南面和东面紧靠渭河，北面系台形高原，向西成斜面高起。渭河像一条蓝色的带子，从城边绕过，截断了通往西安的道路。

就整个地形看来，敌人从彬县来正是从西北向东南，居高临下。我军处在下方，又是背水为阵，没有退路，地形极为不利。但是，王诚汉看到城西北的文王陵、昭陵一带坟墓是较高的起伏地带，靠城垣附近有一小土包，他决定利用这些地形，据守这些起伏地带阻击和消灭敌人。

但是，具体怎样守呢？王诚汉和黎光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放弃文王陵，坚守离咸阳城约5里远的小土包。在兵力部署上，他们决定把第1、第3团放在前面，第2团作预备队。师指挥所设在城墙上，虽然比较暴露，但地点适中，便于观察和指挥。

就在王诚汉在咸阳观察地形的同时，第181师在张春森政治委员的部署下，做好了临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其先头部队已开始渡渭河。

夜幕笼罩下的渭河两岸人头攒动，由于人多船少，渡河速度十分缓慢。王诚汉看到这一切，真是心急如焚，他果断下令，在渭河上迅速搭起一座浮桥。

6月12日凌晨4时，第181师渡过了渭河，在咸阳城外占领了阵地。而此时，敌人的先头部队离咸阳已只有几十里了。

情况十分紧急。为了提早发现敌人，更好地了解敌情，王诚汉派侦察参谋王青山带领一个侦察班迎着敌人来的方向走去，要他们发现敌人就立即回来报告，使部队有所准备。

尔后，王诚汉又和张春森带着全师团营干部到阵地上去看地形，当面部署作战任务。

天刚放亮，他们来到了吴家堡第1团的阵地上，战士们正忙着修筑工事。这时，王诚汉发现右翼李家堡一带紧靠渭河的地方，有很长一段距离没有部队防守，这里有通三原的公路，若敌人投入重兵，沿这条公路侧击咸阳，对我军极为不利。他马上命令第2团团长武占魁带领部队前来防守。但是，这样一来，全师就没有预备队了，他只好命令各团自己留下一部分兵力作为预备队。

一切都部署好了，第181师的三个团成弧形配置在咸阳的西、北、东北三个方面，守卫着咸阳，左右两翼紧紧靠着渭河。

6月12日下午，咸阳四周炮声隆隆，在炮火的掩护下，马继援以第248师从东北方向，第100师从正北方向，第190师从西北方向同时对咸阳发起了猛攻。只见敌人一个个都赤着臂膀，有的脱光了上身的衣服，露出污垢满身的黑肉，挥舞着马刀，嘴里拼命地叫着：“天门开，天门开，南天门开了好上天！”发疯似的，以集团战斗队形，气势汹汹地直向第181师的阵地冲来。

第181师的指战员们瞪大了眼睛看着冲上的敌人，怒火冲天。突然，第2连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成堆地倒了下去，没有被打死的乱作一团，慌忙掉头就跑。

但是，第541团第2连第3排的阵地，被敌人的马队突进来了。副排长魏海东率领战士们冲了上去，与敌人拼起了刺刀，终因我寡敌众，阵地被敌人占去了。

在骑兵出身的第1营营长陈钊的带领下，第3连第2排的战士们挥起在太原缴获的日本战刀，冲向被敌人占去的第3排的阵地，只见刀光闪闪，血溅数尺，砍瓜切菜一般，敌人的头颅纷纷落地，阵地又被第2排夺了回来。

在咸阳城东北5公里处的中午台阵地上，战斗也很激烈。

中午台东靠三（原）咸（阳）公路，公路东南紧临渭河，北面是台形高原地，周围有不少墓冢、土坎，台上有一座大庙，大庙的东、西、北三面环有自然沟和绝壁。所以，这里就成为敌人沿三咸公路进犯咸阳的咽喉，也是第181师防御阵地右翼的核心。

第181师第542团坚守在这里。

下午6时半，马继援的第248师以一个营的骑兵向中午台阵地冲了过来。当敌人冲到距我阵地只有100米左右时，第542团第8连阎官潮连长一声令下：“打！”顿时，第8连阵地上的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一齐猛烈开火，配置在纵深的重机枪和六○炮也喷出了愤怒的火舌。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连忙掉转马头，狼狈逃去。

夜幕已经降临，静静的渭河水在月光下闪闪发着光亮，阵地上的枪声暂时停息了下来。王诚汉走出指挥所，来到了第8连的阵地上。他亲切地对指战员们说：“你们今天打得好啊，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挫败了马步芳先头部队的锐气。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们一定要作好迎接更加激烈战斗的准备。师党委号召全师指战员，要死守咸阳，保卫西安。你们连一定要守住中午台这个桥头堡，确保师右翼阵地的安全，不辜负西北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请首长放心，我们8连保证人在阵地在！”阎官潮连长代表全连指战员向王诚汉师长表示了决心。

6月13日，天刚微亮，敌人的山炮就开始轰了起来。这一次，马继援命令第82军全部出动，向我第181师防御阵地发起了全面进攻。

敌人又向中午台阵地蜂拥而来。疯狂的敌人把从当地老百姓那里抢来的耕牛赶在前面打头阵，一个营的兵力挥舞着马刀跟在后面。

第8连的指战员们看着敌人的这种“耕牛阵”直觉得好笑，他们一阵猛打，把牛吓得四处逃窜，但是，躲在牛后面的敌人，则前进到中午台阵地前不到三四百米的地方，却突然卧在地上不动了。

不一会儿，敌人的后续部队两个团压了过来。这时，卧在地上的敌人，就像中了邪一样，立刻爬了起来，一起向中午台阵地反扑。

王诚汉立即命令山炮、迫击炮一齐向敌群猛轰。只见硝烟滚滚，天昏地暗，烟云散处，可见敌尸成堆，敌人终于被阻在阵地前。

虽然敌人伤亡惨重，但在敌军官的逼迫督战下，又发起了冲锋。由于敌众我寡，前沿阵地薄弱，在敌人居高临下的冲击下，我火力又不能发挥全部威力，敌人很快地冲到了我阵地前，占领了前沿阵地。

中午台的前沿阵地丢失后，敌人插到了后面，想从后面攻进中午台，却被一条壕沟挡住了。壕沟又深又宽，三面护卫着中午台。敌人把预先准备登城的梯子运来，人先站在上边，然后把梯子高高竖起，企图趁势把另一头搭在中午台阵地上。但壕沟过宽，梯子够不着，人和梯子都落在沟里。敌人蛮劲很大，明明梯子太短，还一股劲地冲，结果掉在沟里的人越来越多，都爬不上来。战士们把一束束手榴弹扔到沟里，敌人没处躲，没处逃，被炸得哇哇乱叫。敌人见背后三面攻不动，又转到正面。正面有两个石台，中间只有一米多宽的门。这里我军只有一个班长把守，他端着一把刺刀，虎视着前方，上来一个敌人他就一刀刺过去，就在石台边，他接连挑死三个敌人。因此，敌人再也不敢从这里进攻了，只有围着中午台在打转。

中间的吴家堡阵地离咸阳城最近，由第2连坚守。第2连的前沿阵地上，一个班只剩下副排长魏海东一人，敌人第三次冲上来，他没有子弹了，便挥着战刀冲向敌群，一阵砍杀，接连砍死六七个敌人。敌人被他的勇猛吓昏了，都不敢靠近他。后来，敌人从后边接近他，用三把马刀把他砍倒。可是，他并没有牺牲，凭着他惊人的毅力，又爬了回来。

战斗在继续发展着，指战员们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拼杀。第181师已无后退之地，必须把前沿阵地夺回来。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王诚汉要通了各团的电话，下达了反击的命令。

在炮火的支援下，各团反击作战进行得很顺利。第542团团长报告说，第7、第9连从两个方向反攻，打掉了敌人一个营指挥所，还抓回来一个俘虏。

这是一个了解敌情的好机会。王诚汉马上命令第542团派人把俘虏送来。一会儿，俘虏被押到了。据俘虏说，他所在的营已经伤亡过半，今天是三个师同时进攻，除马继援保存在右翼的骑兵外，其余都已遭到重大的伤亡。

王诚汉决定组织全师进行全面反击，把敌人赶回去。

又到了午夜。第181师的全面反击开始了。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夺回了大部分丢失的阵地。但是，中午台等阵地前沿仍被敌人占领着。第542团团长命令第7、第9连从两翼进攻，打通通往中午台的道路。

守卫在中午台的第8连在连长阎官潮的带领下，立即作了部署。第1排乘敌人连续攻击后的疲惫，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三路出击敌人。

第1排反击进展得很顺利。第2、第3排又一举打破了敌人的围困，乘机向前沿阵地反击。这时，连长阎官潮带领一个战斗小组冲到一个大坟包前，准备夺回这个阵地，发现敌人一个多连的兵力正在集结。面对众多的敌人，阎连长机智地一面让第6班作好战斗准备，一面大声命令道：“1连在左，2连在右，冲啊！”

夜晚，敌人摸不着底细，以为是我军的增援部队上来了，吓得掉头就逃。第6班的战士们趁势追击，阎连长端起敌人丢下的机枪向敌人一阵猛扫过去，把敌人一个连打得唏里哗啦，还缴获了三挺机枪。

6月14日凌晨，第8连的指战员们终于夺回了中午台前沿阵地。

就这样，第8连50余人连续击退了青马第248师整营骑兵的9次猛攻，歼其敌200余人，为保障全师防御阵地的右翼安全作了贡献。

至第二天拂晓，丢失的阵地都先后被夺了回来。

天大亮了，阵地上的硝烟逐渐散去，但不见敌人来进攻。侦察人员向王诚汉报告说：敌人伤亡惨重，已经逃窜了。

马继援曾扬言两个小时攻下咸阳城，但经过13个小时的激战，他丢盔弃甲，逃之夭夭了。

咸阳阻击战胜利了。

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咸阳城。

王诚汉派出骑兵去第一野战军指挥部，将战斗的进展情况向一直高度关注战况的彭德怀作了汇报。

很快，第61军指挥所同第一野战军指挥部的电话线架通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了彭德怀的声音：“你们打得好！顶住了！咸阳保住了！要加强防御，构筑好工事，防止敌人的再次进攻。胡宗南的部队现在还没有攻上来，他还是要来的哟。你们要好好总结经验，补充弹药，调整部署，确保咸阳，保证西安的安全！”

“是！坚决执行你的命令，绝不让敌人占领一寸土地！”韦杰向彭德怀保证说。[8]

战斗结束后，韦杰和徐子荣来到了西安，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住处向彭德怀当面汇报咸阳阻击战情况。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等高兴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听了汇报后，彭德怀赞扬地说：“61军咸阳战斗打得好，把二马打退了。”然后，他又亲切地问：“你们伤亡多少？缴获多少？”

韦杰回答说：“这次作战，共俘敌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 000余人，缴获轻机枪7挺，长短枪47枝，子弹4 000余发，我伤亡200余人。”

彭德怀听了很高兴。他对韦杰说：“打骑兵，要沉着，办法是先打马，把马打倒就好了。长征过草地时，我们遇到敌人的骑兵，第11团派了一个连，作前进路上的侧翼警戒，与敌人的骑兵遭遇了，不会对付，不沉着，是吃过亏的。”

在马继援向咸阳进犯的同时，6月14日，胡宗南以第65、第38军及第36军残部沿着渭河南岸，以第90军沿着渭河北之陇海铁路，陇南兵团沿铁路以北之宝鸡至咸阳的公路东犯咸阳，在第一野战军第2军部队的节节抗击下，进展迟缓，不得不分别退至周至地区之焦家镇、终南镇和兴平一线。

6月15日，彭德怀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发给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的，全电如下：

彭张赵：

各电均悉。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马步芳、马鸿逵）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如敌采此战法，你们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或者放弃西安引敌入西安然后歼击，何者为宜。又如马匪占领西安，我一二两军是否能集中歼灭胡（宗南）匪，首先打开一面的可能。均请电告。

军委

巳删

当日24时，彭德怀、张宗逊给中央军委发出了回电：

军委：

巳删（6月15日）电悉。我分兵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央突破，在十四前，此顾虑甚大，现十八兵团已有五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七军已集结草滩镇以北，马匪攻咸阳受挫后，北撤十里，骑兵两个团窜扰淳化、口头镇、小丘、方里，威胁耀县、三原。寒酉（14日19时）马匪之八十四师袭击坝桥未成，被我六十军一部击溃，正追击中，十七军由东西涝浴口窜袭户县，歼灭约一个营，至十九日后，我可集结三至四个军寻机歼击胡匪一两个军，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矣。

彭张

十五日二十四时

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为吸引和抑留胡宗南和青宁二马集团于咸阳城外及礼泉、兴平、周至地区，争取时间集结兵力，寻机歼灭胡、马主力，于6月16日，重新调整了部署：以第一兵团的第1、第2军和第7军集结庵镇、户县、秦渡镇及其南北地区，在兴平、周至及秦岭配备坚固纵深野战防御，控制主力于户县城东地区。第18兵团仍以第61军主力守备咸阳、西安（各一个师），以一个师于咸阳以南沿渭河南岸配备纵深防御；第60军集结三兆镇、韦曲镇；第62军以一部沿草滩镇至咸阳组织防御，置主力于西安城北和城西地区。第二兵团主力集结泾阳、云阳、石桥、王桥地区，沿泾河左岸布置防御，并尽可能保持泾河右岸之北屯镇、修石渡桥头阵地，随时准备向礼泉、兴平出击，配合主力作战。第19兵团集结三原附近地区。

6月19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野战军司令部驻地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阎揆要、王维舟、甘泗淇、张德生、马明方、张经武、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杨得志、李志民等。

会议主要根据胡、马联手反扑的严峻形势，主要集中讨论了西安要不要守和是打胡宗南还是打青宁二马的问题。在认真分析了战场形势以后，大家一致认为，第一线双方兵力大体相等，胡宗南、青宁二马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人；第一野战军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因此，守住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坚固城防消耗敌人，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胡、马一路，歼其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关键就在于等第19兵团全部到达，集结主力歼胡、马于西安附近。

在会议结束时，彭德怀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于政治、军事和士气都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对于击胡还是打马，按照目前态势，打马比较理想，但在胡、马两军乘我19兵团未到之前，实施联合反扑迫我决战的情况下，也可以先歼击战斗力较弱的胡宗南部，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时，须集中兵力歼敌一两个单位，以迟滞敌人的进攻。

会议很快结束了。这时，胡宗南见马继援部遭到沉重打击和发觉第18兵团及第19兵团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安附近地区后，甚为恐慌，遂全线撤返原来防御地区，青宁二马也随即撤向永寿、崔木镇一线。

胡宗南、青宁二马联手反扑西安的企图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在第一野战军粉碎胡宗南、青宁二马联手反扑西安期间，随着全国和西北战场胜利形势的发展，陕北的榆林守敌深感孤城难守。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第22军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促使其起义的正确方针。一方面，榆林军分区以第39、第40团2 000余人为骨干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也积极配合，形成围困榆林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副主席杨明轩等党政领导，两次写信给邓宝珊和第22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后，也致电左协中，说明第22军起义一事已与中共中央商谈过，要其加强保卫地方，听候中共中央安排，准备起义。加之伊克昭盟乌审旗的解放，断绝了榆林守敌去宁夏的后路，这就迫使榆林守敌不得不考虑出路问题。

国民党第22军并非蒋介石嫡系部队，驻守榆林长达3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军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有较好的关系。毛泽东、朱德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王震、高岗等也曾去过榆林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我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使第22军军部有了一定的进步力量。

全国解放战争初期，第22军受蒋介石、胡宗南之令，参与内战，两次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实力大减。1948年夏，这个军的第228师奉命调往包头，宁夏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又将宁夏防守榆林的保安第2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到1948年底，驻守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和第22军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由徐之佳任师长的第86师，总兵力不过4 000余人。第22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

正当榆林守军中议论颇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当时，在第22军军部，对起义还是不起义的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他坚决反对起义。但在军部起义呼声日益高涨之时，徐之佳无可奈何，只身去了南京。

4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罗明、田子亭为代表前往榆林敦促左协中起义。起先，左协中军长仍举棋不定，只是他单独一人与罗明、田子亭接触。直至5月5日，他才派出第22军参谋长张之因等四人为代表，随罗明、田子亭至延安，向西北军区表示愿意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和平解放榆林。

5月6日，习仲勋接见了他们，并以西北军区参谋长张经武、陕北行署主任曹力如等为代表，与第22军代表在延安谈判，后移至榆林直接与左协中谈判。

5月7日，毛泽东复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同意关于榆林谈判及处置办法。由于我军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加之参加围攻太原的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返抵镇川，伊克昭盟军分区的骑兵团集结于五道河子一线，榆林军分区第39、第40团抢占榆林城北的镇北台等军事要点。此时，榆林城外人民解放军已达8 000余人，超过了敌军兵力，促使左协中最后下了起义决心。

5月29日上午10时，双方代表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第22军方面代表是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张博学等人。由于会前双方事先作了商量，曹力如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协中为第22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第86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双方达成了《榆林局部会谈协议》，西北军区代表曹力如和第22军军长左协中在协议书上签字。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6月1日发文，宣布为正式起义日。6月1日上午10时，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开进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义官兵的热烈欢迎。

第22军宣布起义后，军长左协中、参谋长张之因、第86师参谋长张博学以及各团团长，于6月14日联名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脱离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9]

不久，毛泽东、朱德复电左协中表示慰勉。西北军区即派张达志等前往榆林，与起义部队组成整编委员会，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依照协议将第22军直属队及第86师3个团共4 695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师，由原国民党第86师第257团团长高凌云任师长，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师长黄罗斌兼政治委员，原警备第2旅第6团副团长李新国任参谋长。团、营、连、排干部全部未动。西北军区选派了20多人分别担任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改编后，独立第2师经过短期训练后，开赴三边作战，后转入宁夏作战。

由于西安解放，咸阳退敌成功，再加上榆林的和平解放。这样，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就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部了。

[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7册。

[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7册。

[3]　杨者圣：《胡宗南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5]　《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2页。

[7]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8]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第22章　“钳马打胡”

胡宗南的“羊拉屎”阵势——裴昌会视察阵地——彭德怀分析敌情——“先胡后马”还是“先马后胡”——“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第18、第19兵团总结行军经验——第一野战军前委会议——紧张的战前准备——扶眉战役打响了——切断了敌退路——胡宗南美梦初醒——罗局镇的争夺战——宝鸡又被攻克——“歼胡四个军甚慰”

胡宗南和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联手反扑西安失败后，开始改变作战方针，采取守势，向后收缩兵力。胡宗南部第90军撤至周至以西之哑柏镇、横曲镇地区，第36军（欠第123师）撤至眉县，第18兵团第65、第38军除各以一部活动于武功南北和漆水河以西地区外，主力集结扶风附近地区，另以第1军撤至宝鸡，第17、第69、第57军各一部控制西安以南土地岭至宝鸡一线及秦岭北麓要隘；陇南兵团王治岐的第119军撤至武功、扶风一线。上述各部在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的统一指挥下，转入防御。马继援除以第82军和第129军骑兵部队活动于永寿以东及泾河两岸地区外，主力撤至长武、彬县地区。马鸿逵的宁夏兵团之第11、第128军则集结彬县、永寿线及其西侧地区。

在战略分工上，胡宗南同青宁二马商定：

第一，青宁二马所部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胡宗南部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形地带的守备。如第一野战军主力使用于西兰公路方面时，青宁二马部退到旬邑、彬县、麟游地区固守；胡宗南部则由扶风方面出击，策应二马作战。如第一野战军主力指向扶风、武功方面时，胡宗南部退至千河西岸固守，二马部由麟游方面南下，攻击第一野战军的侧背，将其包围于袋形地带而歼灭之。如华北第18、第19兵团与第一野战军会合，同时指向胡、马两军当面时，即节节撤退至彬县、麟游、千阳、宝鸡一线既设阵地，进行大规模的决战防御。

第二，马敦静军的2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位于乾县以西西兰公路以北地区；马继援军的3个步兵师、1个骑兵旅，位于西兰公路及其以南永寿、麟游地区；两军归西北军政长官部指挥。黄祖勋的第191师归第119军军长王治岐指挥，开扶风、武功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指挥，加强袋形地带的守备。西安绥靖公署以3个军的兵力，守备于扶风、眉县地区；以3个军的兵力，位于眉县、宝鸡南秦岭北麓各山口，封锁秦岭，相机出击，策应袋形地带的作战。

第三，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作战地境为麟游南山分水岭之线，线上属马家军。[1]

胡宗南的这一部署，把4个军东起武功，西起扶风，在100多里的地带并排摆着，每个军的阵地都自成三线。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各师、团、营在阵地配备时，也要各自形成三线，重重叠叠，星罗棋布。当时有人把这种兵力部署讽刺为“羊拉屎”阵地。敌第18兵团司令兼第65军军长李振听后，为胡宗南辩解说：“这是没有军事修养的人说的话。按照胡先生的这一部署，我军纵横都成犄角，共军就无法包围我们，而我军却进退自如，共军惯用的挖心战术也就失去了作用。”

胡宗南在作出兵力部署以后，还是有点不放心，便派宝鸡指挥所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代替他到各军阵地去视察。

裴昌会在国民党军队中可称得上是一个老资格的“圆滑人物”了。自从1947年3月起，他先是任延安指挥所主任，后任潼关指挥所主任，如今又任宝鸡指挥所主任，并兼任第5兵团司令官。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处在作战的第一线，似乎是前线官兵的最高指挥官，而实际上则为虚名而已，只不过是个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传声筒。他连一个军，甚至一个师也无权调动。开始，他对此虚名想不通，但久而久之，他似乎看破了红尘，于是便把愤怨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装出一种心悦诚服的样子，变得无忧无虑起来，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被人称为“懒猴”。他听后，也只是笑笑而已，还说：“我这是在养精蓄锐哩，打起仗来，我可七天八夜不合眼啊！”

裴昌会从内心瞧不起胡宗南。但是，当胡宗南当面要他到各军阵地上去视察时，他也不好推辞。

由于李振身体不好，裴昌会就在第38军军长李振西的陪同下来到了第38军，副军长兼第177师师长刘孟廉一见到裴昌会就试探地问道：“我们能否维持到秋季水果成熟的时候？”

裴昌会回答说：“这倒没问题，打太原的共军，还没有过河，光西北的共军，是不容易把我们撵走的，别说等到水果成熟，我们还要在这里过年哩。不过话得说回来，还要看你们这些‘王牌’军的杀法如何？”

听裴昌会这么一说，刘孟廉似乎来了精神，说：“我们阵地前面那个漆水河，好多地方都是悬崖，别说我们在西岸做下了工事，就是不做工事，只要这边有少数人防守，共军想越过沟来是不容易的。”

裴昌会又对刘孟廉说：“对三十八军同六十五军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顾虑，就怕一一九军是新成立的部队，沉不住气就糟了！我准备同你们军长一会儿到那里，给他们打打气。”

当裴昌会等到达第119军军部时，军长王治岐和第191师师长廖凤运已在等候了。

吃过饭后，王治岐问：“共军最近有没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裴昌会回答说：“太原虽然被共军占领，但是山西是阎锡山统治多年的地方，共军还不容易在短期稳定山西局势，所以大部兵力，也不是短期内能转运过来的，就是过来几个军，只要我们同青宁二马联络好，以逸待劳，仍然可以打个好仗。如果兵力过于悬殊，你们几个军并排摆着，节节抵抗，节节撤退，到千河西岸既设阵地固守。第一军、三十六军、十七军由秦岭北山口大散关、斜峪关、崂峪一带出击，马家军由麟游南下，南北夹击就可一举而歼灭深入的共军。”

视察完以后，裴昌会就回到宝鸡睡懒觉去了。

粉碎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联手反扑西安的阴谋以后，彭德怀并没有因胜利而陶醉，他想到更大更艰苦的作战还在后面。因此，他一天也没有休息，他正在认真分析研究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兵力部署情况。经过分析，他感到，青宁二马远撤，部署分散，采取的是分散机动配置，有利时可进出关中，与胡宗南部配合作战，坐收渔利，不利时则退守平凉，缩回各自老巢，不易聚歼；而胡宗南部的主力除第1军外，其他五个军都部署在扶风、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地区，既便于与青宁二马南北策应联合作战，又能在情况不利时保守实力。他们是既需要联合，互相利用，想借助对方力量，形成犄角之势，便于联合作战；又各怀鬼胎，企图保存各自的实力，准备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后撤，以摆脱被歼的命运。这样，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但是也存在严重弱点，由于胡宗南部主力过分集中，既没有战略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胡宗南部虽与青宁二马可南北策应，但纵深力量十分薄弱，胡、马之间的防御空隙很大，特别是胡、马防线中间的麟游山区地形复杂，双方都未设防，给第一野战军迂回包围，聚歼其主力造成良好战机，而且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南北之敌不能渡河迅速增援。如第一野战军能在扶风、眉县地区将敌主力分割包围，其纵深无预备队可援，必使敌招致全军覆没。

再从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内部矛盾看，青宁二马在反扑西安试图夺回咸阳的作战中，遭到沉重打击时，他们曾向胡宗南求援，胡宗南则隔岸观火，按兵不前，这使青宁二马大为恼怒。他们也想找一个机会报复胡宗南一下。马继援就曾对手下将领交待：“注意前线左右情况，万万不要硬靠右翼胡宗南的联络，如果他们撤退20里，我们要比他们更多的撤退几十里。”还说：“要记取宁夏马鸿逵所属的81军在北线一夜撤退100里，以致将我们推到共产党怀抱里的教训。”

但是，对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这两坨三摊子敌人，到底先打哪个呢？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

彭德怀在紧张、周密地思考着。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第一野战军如先歼灭胡宗南主力，青宁二马出于本性，为保全实力，自然也会袖手旁观，甚至会弃之而去。因此，他决心采取“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发起扶眉战役，以一部兵力牵制青宁二马，集中主力围歼胡宗南部。

西北战场上暂时平息下来的枪声，并没有使远在北平的毛泽东放松对这个战略方向的高度关注，他一直同彭德怀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949年6月20日，在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里，毛泽东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后，对第一野战军如何歼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的作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提笔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电报：

彭张赵：

（一）根据马继援拟向泾阳、三原进攻的情报判断，马匪不知我十九兵团将到三原，故有先击破我许（光达）兵团，灭除侧翼威胁的计划。当马继援向泾阳攻击时，胡（宗南）匪如何动作请你们注意侦察。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二）当你们举行对胡匪三个军作战时，马继援全部及马敦静一部因受我许兵团威胁是不能增援的，但你们应以一部由咸阳向马敦静佯动，使马敦静完全不能增援。（三）在你们歼灭胡匪三个军的作战获得胜利后，只要我军损伤不大，尚有追击的能力，就应以王周两兵团主力迅速向凤（翔）、宝（鸡）、千（阳）、陇（县）方向前进，以期继歼胡匪余部及甘肃王治岐军并占领凤、宝、千、陇，以利尔后配合许（光达）杨（得志）向两马作战。（四）两马兵力在胡匪主力（三个军）在户县以西地区被歼后，必不敢恋战，必将缩回长武、彬县、平凉地区固守待战，因为我杨兵团要本月底才能在三原集中，至快要下月上旬才能协同许兵团作战，故于王周两部本月底攻击胡匪主力于户西地区时，单独使用许兵团绕出彬县、永寿地区，切断两马退路，包围两马以利下一步作战似乎有困难，甚至不可能。故我们主张王周主力歼灭胡匪三个军后，应一直向西歼其余部，占领凤、宝、千、陇，完成对平凉作战的战略展开，对两马则让其退回平凉，然后我以王、周、许、杨十二个军全力向平凉两马攻击，似较有利。（五）以上意见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电复。

军委

巳哿

接到毛泽东的这一电报以后，彭德怀进一步确定了先打胡宗南，后打青宁二马的决心。6月22日，他和张宗逊、赵寿山交换了意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当面敌情，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计划：“（一）马匪确有渡泾河攻我泾（阳）（三）原企图。胡匪刻正以一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九十军，沿渭河南岸，陇东兵团沿咸宝公路，十七军及八十四师、二五四师依南山，沿子午镇东西，有乘马匪在泾、原与我激战时，向西安、咸阳攻击之极大可能。（二）以上情况，我拟以一至三个军（视十九兵团集结程度），位置于三原附近，组织顽强防御，给顽敌青马以重大打击与消耗，以利今后作战。集结三个兵团（若敌很快进攻时，二兵团须留一部于三原地区）于西安附近，歼灭胡匪进攻的七个军。（三）户县以西地区，南靠秦岭，北依渭水，正面仅四十至三十里，且多稻田藕塘，利防御不利出击。因此，拟诱敌于西安附近，我集一兵团全部，二兵团大部以至全部（视敌进攻时间与十九兵团集结程度决定）于西安东南，十八兵团以一个军守咸阳、西安城防与维护工事外，可抽两个军集结于西安、三桥间，待敌进到西安西南地区时，我以七至八个军，由东向西出击歼灭之。”

电报写完了，彭德怀在最后又加上了“妥否请示”四个字。

毛泽东当天接到这一电报后，立即于当日9时，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复电：

彭张赵：

巳养（6月22日）电悉。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光达）兵团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得志）兵团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以上请酌情处理。

军委

养申[2]

电报发出以后不久，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电报，指出：“根据近日情报，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毛泽东考虑到杨得志的第19兵团刚到西北不久，特别强调：“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3]

连日来，彭德怀一直在思考歼击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问题。接到毛泽东于6月26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两份电报后，当天，彭德怀就歼击胡宗南和青宁二马的部署给毛泽东发出电报：

毛主席：

（一）十九兵团七月四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午齐（7月8日）开始向敌进攻。就现在敌人部署，青宁两军集结于乾（县）、永（寿）、彬（县）、常宁镇、南坊镇、通润镇地区。胡（宗南）王（治岐）部目前无变化，拟以十八兵团钳制王匪军，十九兵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匪主力，被歼后，则以一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三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于十九兵团位置乾（县）、礼（泉）、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二）二十五日开军师以上干部会，七月四日以军或兵团为单位开“七一”、“七七”纪念会，尽量动员居民参加会议，主要内容是全歼胡、马匪军，克服困难，解放大西北。妥否盼示。

彭德怀

宥

6月27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给彭德怀的回电，对进军西北和川北作了部署：

彭德怀同志：

二十六日电悉。（一）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县）、永（寿）、彬（县）、常宁、南坊、通润地区，而不是向彬（县）、长（武）、泾（川）、（平）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王（治岐）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7月8日）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担负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彪）罗（荣桓）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伯承）邓（小平）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鸡）、凤（翔）、泾（川）、（平）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给贺龙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

巳感[4]

接到毛泽东的这一长电，彭德怀又对当前的敌情进行了分析，考虑到青宁二马已经远撤旧永寿、彬县、崔木镇地区，并准备继续撤退平凉，而且部署分散不易聚歼，而胡宗南部五个军集结扶眉地区，夹渭河而阵，被天然分割不易配合，青宁二马撤离后，其态势更加孤立，加上其距第一野战军主力较近，极便于我军就近将其抓住加以歼灭。因此，彭德怀最后定下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青宁二马，集中主力歼灭扶风、眉县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和陇南兵团之第119军。

6月27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各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野战军主力决乘敌移动，首先歼灭胡（宗南）匪于武功、宝鸡、周至、眉县地区，部署如下：”

——第1兵团第1、第2两军于28日在原地集结，准备沿渭河南岸消灭敌第36军，占领眉县，得手后或出宝鸡南，或走斜峪关出凤县，或北渡渭河协同主力作战；第7军于28日集结咸阳以西地区，沿渭河北岸西进。

——第2兵团于28日集结礼泉及其以东地区，准备经王乐镇、临平、法门寺向扶风、益店攻击前进，以1个师于乾县构筑工事，派出侦察警戒，待第19兵团到达接替后归还建制。

——第18兵团第60、第62军及第61军第183师，于28日集结于咸阳、兴平附近地区，准备沿兴平、武功、扶风公路攻击前进，第61军2个师除卫戍西安外，由军部率4个团向子午镇、大峪口一线歼灭敌第12师残部，得手后向东家口挺进。

——第19兵团先头第65军于28日进至王桥、北屯一线，准备于29日进至乾县、铁佛寺及义井镇地区，后续各军继续向乾县、礼泉集结，准备随时与马继援部作战。骑兵第2旅位于通润、土桥地区，向常宁、彬县、张洪方向警戒侦察。要求各部队接命令后，立即集结部队，进行动员，积极进行战前准备，准备随时与马匪作战。

7月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向全部队发出了《关于消灭胡马匪军的战役指示》。这个指示，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特点，要求全体指战员研究这些特点，克服盲目的轻敌情绪；提出了战役指挥和战术要求，并号召全体指战员、共产党员、战斗英雄们、后勤工作人员，都要紧张地行动起来，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战斗准备，勇敢顽强地战斗，为彻底歼灭胡马匪军、解放大西北共同奋斗。彭德怀对这个指示很重视，亲自签发后，还指示政治部说，向全军发出动员口号和“奋勇前进，全歼胡马匪军”的战斗动员令。

至7月3日，第18、第19兵团已先后由山西进入了陕西，并进入了指定的地区；但是，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并没有察觉。

第18、第19兵团进入陕西后，立即对这一次进军西北的长途行军作了认真的总结。

6月27日，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在给第一野战军前委并报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兵团于五月二十六日开始从太原出动，（六月）四号出动完毕。先头师于七月到达西安，昨日全部到齐，从潼关到西安全部乘车，从太原到灵石除两个师是走路外，为全部乘车，从灵石到风陵渡行程共七百五十里，因情况需要，部队到临汾后，三个军均以强行军赶进，每日行程均在八十里以上，先头师连续十一天强行军，没有休息，最后两天行程均是一百余里。因我兵团从未作过如此长途的强行军，脚打泡的各军都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加以到后即有任务，物价较高，生活较低，部队相当疲劳，但情绪仍然很高。”

7月5日，杨得志、李志民、葛宴春、耿飚在总结报告中说：“太原战役后，在太谷、灵石线，经过月余的政治练兵，在思想上打下了进军大西北作战的基础。行军前，各部队均进行了隆重庄严的军民联欢、出征西北誓师大会，兵团颁布了训令及行军须知。各师团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进行了周密准备与检查工作（如演习、行军、着装检查等）。由于各级干部积极负责，在组织领导上严密计划，干部的以身作则及模范作用，以及在管理方式上进一步的改善，干部的爱兵观点大大加强，各部队均出现不少典型范例。如五六三团三连长背病号三里地，并有很多干部亲自给战士治脚泡背被包、枪等，即证明了上下级一致、互助友爱及改进管理、领导上之具体表现，对此行军胜利完成上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沿路地方热烈欢迎，给部队情绪很大鼓励，故在军容着装及纪律上，比过去进了很大一步，设营及收容队，一般完成了行军保障工作（在出发前以师或团为单位，出发在沿路设路标及发动老乡烧开水等，到达宿营地后，分头进行其工作，看房子，警戒位置，做饭，烧开水，找灯、碗、洗脚盆等），适当减少了部队的疲劳，但在设营队的组织上，前紧后松（过河后一般较前松懈），主要直属部队差，各机关收容队仍有浪费民力现象，特别是各直属部队机关多要大车等。因天气太热又无草帽，故各军均采用了拂晓出发，正午大休息，准备进行午饭，饭后再行出发，黄昏后宿营。这次长途夏季行军是较妥善的，对战士的体力亦较好，各部队均抓紧利用行军空隙间（大小休息），进行打骑兵、防空、渡河等教育，在方式上多采用漫谈研究，并集各部乘马（干部的在内），作为假设敌情进行之，虽然行军，时间少，没有大时间上课进行，但在收效上是好的（一般了解了打骑兵要领及渡河注意问题和动作等）。”

7月6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咸阳第18兵团司令部召开了有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参加的第七次扩大会议，具体讨论执行“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对于杨得志、李志民来说，这是他们到西北后头一次参加第一野战军的作战会议。于是，他们一接到通知，就立即赶到咸阳。

此时正值盛夏，热浪滚滚，赶到咸阳，杨得志和李志民身上的军衣已经是湿漉漉的了。

彭德怀一见到杨得志和李志民，就握住他们的手说：“你们长途行军，很辛苦。最好给你们一个月时间休整，而现在马上要打仗，连准备的时间也很少了。虽然充分准备是胜利的关键，但失掉战机，纵有充分准备也不能歼灭敌人。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二马，切不可有轻敌情绪。他们惯用的手法是绕到背后突然袭击。只要能防备这一手，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毛主席要我告诉你们的。”[5]说着，彭德怀拿出了6月26日毛泽东发来的电报。

杨得志接过电报一看，其中这样一段文字深深地映入了他的眼帘：“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看完电报，杨得志感到心头一股发热。他虽在长征后期与青宁二马的部队稍有过接触，但那时他指挥的仅是一个团，而现在，他和李志民等率领的是一个兵团，面前的敌人又是实力很强，气焰相当嚣张的青宁二马。毛泽东的提醒，实在是太重要了。

参加会议的人员先后到齐了。

彭德怀主持了会议。

7月的骄阳烧烤着西北大地，天气确实是太热了，坐在会场里，个个都是汗流浃背，不住地摇动着手中的扇子。

会议开始后，彭德怀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意图，尔后，与会人员集中讨论“先胡后马”与“先马后胡”的利弊。

彭德怀指出，由于蒋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和退缩中南的白崇禧身上，妄图以西南作为最后的反革命基地，取得美帝国主义支持，以便待机卷土重来。而蒋介石在西北、西南仍有80万军队，不可轻视。青宁二马至今尚未遭到过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对待，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消灭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所能解决的，需要各个击破，目前向谁先开刀呢？

彭德怀分析说：若“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从战场上考虑，把青宁二马歼灭在陕西比逃回老窝再打有利，但是打马比打胡费力，青宁二马兵力分散，不易聚歼。若“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则较为有利。胡宗南在扶眉地区兵力集中，我包围该地区，其秦岭以南没有战役预备队可以北援，则可全歼该敌。虽然胡、马可以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空隙较大，我军可以从容迂回胡宗南部侧后；同时要看到，青宁二马在咸阳受挫，我围歼胡宗南部，二马不会轻易出援。另外，胡宗南部有三个军在渭河北，两个军在渭河南，渭河沿岸没有大军渡河设备，我军发起攻击的时候，南北敌无法相互支援。权衡利弊，我们应先向胡宗南部开刀，把其主力歼灭于武功、宝鸡、周至、眉县地区，但暂时不打汉中，以免过早威胁四川，影响西南战局。[6]

彭德怀一边讲着，一边在地图上比画着。

听着彭德怀的讲话，王震、许光达、周士第、杨得志等都不约而同地连连点头，感到彭德怀讲得有理。

接着，轮到大家发言了。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会议最终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水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然后集中兵力对付青宁二马。

接着，张宗逊、赵寿山就此次作战作了具体部署，阎揆要向各兵团、军首长当面交代了作战任务：

第19兵团附骑兵第2旅担任钳制青宁二马的任务，于7月10日至乾县、礼县、口头镇及其以北高地，构筑工事，阻击青宁二马，保障主攻部队的侧翼安全。

第2兵团由礼泉附近出发，经乾县、武功间，通过临平镇、法门寺迅速突进，直插青化镇、益店镇占领罗局镇，断敌退路。

第18兵团除第61军两个师守备西安外，另附第1兵团之第7军由咸阳、兴平地区沿西安、凤翔公路西进，从正面对敌发起进攻，首先歼灭漆水河西岸武功南北线之敌，尔后向扶风以南之午井镇地区攻击，配合第2兵团歼灭胡宗南部第18兵团主力。

第1兵团所属第1、第2军由户县、周至沿渭河南岸西进，歼灭敌第36军和第90军，得手后迅速占领益门镇，切断宝鸡之敌南逃退路，并相机策应渭河北岸作战。

作战任务部署完后，彭德怀又一次强调，为贯彻“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扶眉战役意义重大，一定要打胜。他严肃地对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说：“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止敌人向宝鸡撤退。”[7]

随后，彭德怀又对杨得志、李志民说：“得志、志民同志，我祝你们在西北战场上旗开得胜，打一个漂亮仗。你们那里是保证战役顺利进行的关键，一定要把青宁二马盯得死死的。请你们代我向第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问个好！我彭德怀感谢同志们，大西北的各族人民也永远会记住你们的功绩的……”

杨得志和李志民向彭德怀保证说：“请彭总放心。我们第十九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决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培养教育，在彭总的直接指挥下，我们一定要打好到西北战场来的第一仗！”

彭德怀又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按照毛主席电报中的指示去做，不要‘轻视两马’，‘严防两马回击’，特别要注意不让二马绕到背后进行突然袭击，那么，就能取得胜利，而我们主力就可以胜利地完成围歼胡宗南部主力的任务。”[8]

第一野战军前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各部队立即进行了作战动员和准备。

7月8日，第2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在言村召开。

许光达和各军、师首长就如何完成所担负的作战任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就由那个军来执行穿插任务进行了讨论。许光达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由第4军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

第4军是陕北红军的老部队，在创建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中功勋卓著。现在全军上下一致请战要求打硬仗。把穿插任务交给第4军是完全能够完成的。第4军政治委员张仲良对王世泰和徐立清说：“请首长们放心，我们一定连续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敌人，保证战役任务的圆满完成。”

随后，张仲良和孙超群副军长对营以上干部进行紧急动员，要求全军指战员明确担负敌后穿插任务的艰巨性和光荣性，要准备打恶仗。接着立即派出军侦察队，即由第32团副团长刘占荣带领的第11师侦察队，配备电台，深入敌后查明益店镇、罗局镇的敌情，为制定全军开进路线提供情报。

杨得志和李志民参加完第一野战军前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后，马上赶回到了部队，向全体指战员发出了战斗号召：“要以最大的坚忍，最大的毅力，不顾疲劳，不怕困难，全力打好这一仗！”并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杨得志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西北的胡宗南和青宁二马还有相当兵力，二马又是中国反动武装中一支最落后、最野蛮的封建武装。他们借宗教的欺骗、世袭的统治和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离，造成一股官兵与我军深刻的敌对情绪和作战中的盲目顽强。他们虽然战术落后，但骑兵多，作战狡诈，善于突然奔袭和迂回包围，而且由于过去从未遭受过严重打击，因而表现得十分猖狂。我们丝毫不能轻敌，绝不允许有骄傲自满情绪和粗枝大叶作风。要发扬太原作战的英勇精神，准备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战斗，争取把仗打好，把政策纪律遵守好，和西北人民及兄弟部队团结好。

杨得志还特别强调：二马是西北战场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他们曾经屠杀过我们很多的阶级兄弟和无数的西北人民。对这个野蛮残暴的敌人，全军要有高度的仇恨心，要有“刺刀见血”的英雄气概，只要战斗打响，就要狠打、痛打、猛打，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毁灭他！我们一定要打歼灭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但敌人一旦缴枪投降，就必须坚决执行俘虏政策，不杀不辱。[9]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一声令下。

7月10日，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扶眉战役终于打响了。

为了迷惑敌人，担任钳制青宁二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当日，第19兵团附骑兵第2旅很快进至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以一部逼近青宁二马所部，形成对二马进攻之势，使二马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防守西安的第61军（欠183师）率第181师、第182师第545团及第544团1个营，也向西安南的子午镇方向挺进，对退至子午口、小五台为中心地段之敌发起了攻击。

小五台又称南五台山，位于西安市南25公里处，子午口左南侧。它虽不是秦岭主峰，但却十分险峻。五座山峰，巍然耸立，悬崖绝壁难登，崎岖山路难行。荆棘丛生，古林茂密，地形之复杂，地势之险要，真可称得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它是西安通向陕南安康的必经要道。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就驻守在这里。

7月10日午夜，寂静的夏夜，月亮在浮云中时隐时现，不知名的草虫唧鸣声，断断续续地发自石缝草丛中，昏暗的山林呈现出神秘的色彩。第541团和第545团乘着夜黑，悄然无声地从敌哨间隙中，越过敌山口警戒线，攀登悬崖峭壁，钻进深草丛林，向敌纵深猛插，以断敌逃跑之路。

黎明前，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一时间，乌云遮蔽了星空，天地一片漆黑，本来就十分难走的山路，现在行动更加艰难了。

7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太阳升起的时候，天又放晴了。中午时，烈火般的太阳，照在汗已遍体的战士身上，酷暑难当，不少战士中暑昏倒。有时一滴水也找不到，只好以尿解渴。指战员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预定战斗地点，与正面进攻部队一起，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

接着，向山上的守敌发起了攻击。第545团第3连第2排，在老原岭凭临时构筑的简易工事堵击敌人。一股妄图突围逃跑的敌人，为了逃命连续进行了四次猛冲。有的已冲上我2排阵地，战士们像猛虎一般与敌人白刃格斗。在第四次冲锋时，敌第34团孤注一掷，纠集班以上士官冲锋，作垂死挣扎。第2排的勇士们在排长张正春的带领下，顽强抗击敌人的猛攻。战士吕达连续刺死6名敌人，新战士池连河也连续刺死3名敌人，机枪手连子贵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阵地前，敌遗弃尸体40多具，始终无法突破第2排的阵地，南逃的企图破灭了。从正面进攻的542团9连2班越战越勇，冒着敌人的弹雨，连续攻下6座庙宇。

敌第34团突围不成，困守老原岭阵地。7月11日晨5时，我第545团由于侦察周密，准备充分，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攻占了老原岭，将正在酣睡的敌第34团残部全部歼灭。接着，又向北攻击，相继占领了小五台以南以东高地。从正面进攻的第542团在先后攻克了子午口、子午镇以南敌人警戒阵地后，也由山脚直攻至小五台的庙宇内。顽固的敌人龟缩于坚固的工事内，凭借着庙内的正经殿、白云庵、五佛殿等高大建筑负隅顽抗，妄图等待陕南之敌第30军前来接应，以便突围南逃。当得知后路已断，第30军援助无望后，便拼死先后组织了四次突围，向我第545团第3连阵地猛扑多次，都被打垮，未能越雷池一步。7月11日16时30分，在步炮协同下，向敌发起了总攻，仅用了15分钟，就全部占领了敌人阵地。至7月11日17时，敌第12师部及第35、第34团被压缩包围于正经殿、五佛殿等庙内。敌人先是凭险顽抗，后又四次夺路突围，均被击退，最后第545团在第542团配合下，全歼小五台阵地之敌1 500余人。这一次作战，使胡宗南一时摸不清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就在这时，担任穿插任务的第2兵团指战员们正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在礼泉城东一个窑洞里，许光达和王世泰又一次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们以十分严肃的表情，对到会的军师干部说：“我们决不能辜负彭总的期望和兄弟部队的信赖，坚决堵住敌人！”许光达要求部队于当晚7时出发，向临平以西、漆水河以东地区集结，在封锁消息的情况下隐蔽开进，7月11日20时发起进攻。

太阳慢慢地落下山了。西北的7月傍晚，天气还是那样的燥热，没有一丝凉风。在第19兵团和第61军先期行动的掩护下，7月10日晚，第2兵团分别从礼泉城西和城南出发，以迅速敏捷的动作，沿渭河北岸急行军，来到了漆水河前。

漆水河位于两座高垣（西北方言称平坦的高地为垣）之间，是一条河谷，河水并不深，河面也不太宽。借着夜暗的掩护，部队很快越过了漆水河。

第2兵团越过漆水河后，绕道向西行进，冒着酷暑炎热，长途强行军，隐蔽集结于预定地区。

7月11日拂晓，第2兵团又迅速攻占了青化镇和益店镇，并悄悄地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的空隙楔入，由北向南，突然、秘密迂回到胡宗南部第3、第65、第119军的侧后。其中，担任第一梯队穿插任务的第4军经过150里路的急行军，于7月12日3时占领了罗局镇，接着占领了眉县车站，切断了胡宗南部西逃宝鸡的退路。

彭德怀得知第4军行动迅速，出色地完成预定任务后，十分高兴，当即发电嘉奖，并电令全军迅速合围，歼灭敌人。

7月11日拂晓6时，担任正面进攻的第18兵团（欠第61军2个师）附第7军，在周士第的率领下，由兴平地区沿咸（阳）凤（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分左、中、右三路由东向西开始对胡宗南部主力攻击前进。其中，第60军插入武功、扶风间之杏林镇附近，上午8时在绛帐镇地区击溃敌第119军第247师，并歼灭第65军第187师主力，迅速攻占绛帐镇。12日晨，中路的第62军攻克武功，歼敌第244师一部，并跟踪追击逃敌。第7军沿陇海路进至绛帐南大营寨地区。

与此同时，位于渭河南岸的第1兵团，在王震的率领下，第2军第6师向周至、眉县攻击前进，于子午镇、黑山寺地区歼敌第36军第123师一部；第1军第2师于7月11日夜从狭窄的敌据点间水网地带楔入敌整个防御纵深，切断敌第24师与第53师的联系。7月12日拂晓，第1兵团主力又在哑柏镇、横渠镇及以南地区歼敌第24师及第61师第181、第182团，俘敌6 000余人，下午攻占眉县及以西地区。

这样，在一天多的时间内，第一野战军就从西面断敌退路，从北面、东面插入敌人纵深，将胡宗南部的第18兵团部及第65、第38军和第119军等部，压缩在罗局镇以东，午井镇以南的渭河河滩上，给敌人只在渭河南面的眉县留下了一个缺口。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彭德怀会这么快就对他下手了。他还在做着他的美梦，总以为我华北两个兵团入陕后，至少需要休整一个月才能投入战斗，又自以为五个军集团配备，彭德怀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第一野战军向青宁二马进攻时，全力向第一野战军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

当胡宗南在做着美梦时，他的部下也在做着美梦。

就在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主力从胡宗南部第119军阵地侧翼隐蔽通过，迂回到胡宗南部主力侧背时，7月10日下午3时左右，第119军第244师师长蒋云台向第119军军长王治岐报告，武功东北漆水河对岸的一个小高地上，发现有十几个人在那里活动，好像是共军侦察我们的阵地。王治岐认为这不过是共军的小股地方部队。

当第2兵团已插到胡宗南部第38军后面，并发起攻击时，敌第18兵团司令官兼第65军军长李振还认为是共军在解放扶风时留下的武工队，趁夜袭击而已。第38军军长李振西要求李振立即把情况报告给裴昌会，李振在电话里大声地对李振西说：“我刚才要宝鸡指挥所的电话，电话兵说，裴昌会还在睡觉，照例不敢叫他，因而不接电话。你由塬上的电话线上再要一下吧。”李振西把电话要了过去，但是，电话兵还是不敢叫。后来，裴昌会虽然接了电话，但他却不相信会有共军部队跑到他们的第38军后面来，去攻击他们的第38军军部。

然而，当胡宗南真正发现他的主力已被包围，并被切断退路时，他急得浑身出虚汗，慌乱之中急忙下令撤退。

李振接到胡宗南撤退的命令后，立即决定将残部由向东防御改为向西进攻，妄图撤向宝鸡重新组织防御。为此，他命令第90军以一部兵力占领眉县担任掩护，继续阻击，主力转入五丈原；第65军第160师一部沿陇海铁路西进，抢占李家庄西北塬上制高点，主力由李家庄北侧向罗局镇进攻；第187师左依渭河沿陇海铁路向蔡家坡进攻；第38军除以一部兵力堵击由北南进的第一野战军外，主力向罗局镇以北地区取进攻姿态退却。

7月12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李振和第38军军长李振西指挥第65、第38军集全力开始向罗局镇突围。

罗局镇位于陇海路西安至宝鸡的咽喉要道。对彭德怀来说，坚守罗局镇是这次能否全歼渭河北岸胡宗南部三个军的决定环节，而对胡宗南来说，能否夺取罗局镇也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彭德怀命令第2兵团第4军一定要守住罗局镇阵地，不让敌人逃掉。第2兵团也向第4军提出了“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和“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第4军的广大指战员决心进行顽强的阻击战，不让敌人从这里跑掉一个。

一场激烈的战斗在罗局镇地区展开了，直杀得天昏地暗。

一时间，炮声、枪声、喊叫声、马嘶声震天动地，山鸣谷应，山峦、沟壑卷起了巨浪狂潮。

敌人疯狂了，他们向第4军阻击阵地连续发起了十余次集团式冲击，担任阻击任务的第4军第10、第11师部队顽强阻击，奋力拼杀，打得敌人横尸遍地。

许光达把电话直接打到了第4军指挥所，对第4军军长张达志说：“张军长，要告诉全体指战员，敌人的退路被我们切断了。现在敌人要拼命打开逃路，如果我们消灭不了这股敌人，罗局镇就要被侵占了，几个军的敌人就很有可能从这里西逃而去，那么，我们就会前功尽弃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决阻击敌人，吃掉敌人！”[10]

战至7月12日下午3时左右，敌第65军又集中炮火和大量兵力向我第29、第30团坚守的阵地发起进攻，企图孤注一掷，打开逃窜的缺口。第4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打电话给第29、第30团团长：“不管敌人反复突击多少次，你们都要坚决顶住，就是剩下你们两个人也要顶住！”[11]

敌人又一次发起冲击。

第30团的指战员们坚守自己的阵地，与敌人顽强拼搏，阵地前的血流成了小河，前沿的石头大部被染成了殷红色。

在第3连和第7连的阵地上，敌人的炮火几乎把这两个连的工事全部炸毁了，敌人连续轮番冲击了九次，战士们就蹲在简陋的小沟里，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许多干部、战士都负了伤，但他们坚持不下火线。干部伤亡了，下级自动代理，失掉联络的连队自动归并，坚持战斗，打出了部队的顽强作风。

战斗越来越激烈，战士们的伤亡太大了。在紧急的情况下，第30团不得不使用了预备队，但是，兵力还是不够。警卫、通信人员也组织起来了，编为一个小梯队，去支援连队战斗。即使这样，仍不能改变危局。

正在危急之时，第4军副军长孙超群来到了前沿，见此情形，立即调动部队，不断反击敌人。第31团团长王学礼主动向第10师师长刘懋功请战，带领部队从敌人的侧后打过去，以削弱敌人的进攻。只见王学礼带着部队，机智地从一片玉米地里向敌人包抄过去，把敌人拦腰切断压下塬去，巩固了阵地。

在第30团与敌人血战的同时，敌第65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向眉县火车站连续反扑，想从那里打开一个缺口向西逃跑。坚守在这里的我第10师第29团第2营，虽三面受敌，伤亡很重，但在营长的带领下，仍然坚定沉着，相互支援，打得勇敢，守得顽强，连续击退了敌人8次冲锋，毙伤敌300余人。

这个营的第5连守卫在一块坟丘上同敌人反复拼杀，全连还剩16个人了，其中有3人负伤。当一股敌人两次快要冲到前沿阵地时，他们突然杀声骤起，十几个人发起了最后的反冲击。有的右胳膊打断了，就用左手甩手榴弹；有的肠子打得流了出来，就趴在地上射击；有的身负重伤，鲜血不停地流着，依然鼓足最后一点力气，冲进敌群扔出最后一枚手榴弹，在硝烟中与敌人同归于尽。

敌人的冲击又被打了下去。

就这样，第5连最后打得只剩下五个人，他们在连长纪长富的指挥下，始终死守住阵地，没有后退半步。

坚守罗局镇一仗，第4军虽然人员伤亡很大，但战斗作风顽强，阵地屹然不动，打出了威风，为战役的胜利立了大功，因而受到彭德怀的热情赞扬。他对第4军的穿插、阻击战斗十分满意，说：“四军这次打得好，这次立了功。一年以前在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即后来的四军）打得不好。那时部队组建不久，缺乏大兵团的作战经验。这回有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嘛。部队虽然伤亡大一些，但打出来了一个好的战斗作风。”[12]

7月12日3时，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作战情况。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回电中说：“打胡战役已开始，甚慰。我军以尽量向西迂回包围多数敌人，然后歼击为有利。”

当战斗进行到7月12日下午6时左右，从正面进攻的我第18兵团的枪弹炮火似暴雨落向敌人阵地，敌人眼看突围无望，纷纷跳入渭河，企图逃命。在我军炮火的猛烈拦击下，敌人伤亡惨重，出现一片混乱。接着，第2兵团与第18兵团乘敌混乱动摇之机，前后夹击，对敌发起了总攻，将胡宗南部第65、第38、第119军压缩在午井镇以西、罗局镇以东、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河滩上。我军部队对敌实行穿插分割，轮番冲击，打得敌人慌乱一团，如同一窝没了王的黄蜂。敌前线指挥官第18兵团司令官兼第65军军长李振、第119军军长王治岐、第247师师长陈倬等都丢下了部队各自逃命。

战至12日20时，敌第65、第38军各一部开始纷纷跳入渭河，拼命向渭河南岸泅渡，妄想窜入秦岭。这时，王震立即命令位于渭河南岸的我第1兵团第1军，迅速派出部队，控制河滩，堵截敌人。第1军军长贺炳炎指挥部队迅速展开。只见逃敌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斗志，似惊散了的羊群，卷着烟尘向渭河南岸的河滩涌来。敌人背后又尾追着我第2军，前堵后追，把敌人密密地围堵在渭河南岸岸边。最终，8 000余名逃敌无一漏网，全部做了俘虏。

7月12日午夜，渭河北岸之敌被第2兵团和第18兵团全部歼灭于罗局镇地区。

这一天，彭德怀的神情显得既严肃，又兴奋。从早到晚，他一直在紧张地指挥着前线的作战。第一野战军指挥部的同志每次向他报告罗局镇的战斗情况时，他不是说：“好，好！”就是讲：“这一下子敌人可跑不了啦。”当最后一次向他报告：“泅渡到渭河南岸的近8 000敌人已被第1兵团截住消灭掉了。”彭德怀高兴地用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击，笑着说：“很好，这才叫做全胜！”[13]

当时任敌第18兵团司令的李振在后来回忆这一次战斗时说：“坚持到（12日）午后4时许，解放军的围攻愈急，堵击我军西进的炮火和轻重机枪火力更加密集；正面的罗局镇地势较高，要继续西进，须进行仰攻。在炎热天气中，已经经过一天的激战，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官兵都很疲乏。此时惟一的想法是打条出路，突围出去。曾考虑向东向北打，出乎解放军的意料，可能突出重围，但尔后行动，困难更多；又想抽调兵力重新编组突击队，继续向西硬打出去，但当时各方面都成胶着状态，无兵可抽；最后决定南渡渭河。乃用电话征询李振西意见，他很赞成。我遂派第六十五军特务营先行渡河，占领眉县城，掩护兵团主力南渡。渡河前我们的企图就已暴露，解放军由罗局镇方面集中炮火轰击渡河点并封锁河口。河水深而流速急，部队在解放军猛烈炮火轰击下进行强渡，军队序列异常混乱，伤亡很大，不会游水的官兵被水淹没的颇不少，重武器、各种弹药及辎重损失殆尽。渡河后，兵团部及第六十五军军部各处科室人员在眉县城两侧集结时，第六十五军特务营已在城东与解放军发生战斗。为了迅速脱离战场，我决心经斜口关入秦岭，行动不久，又遭到解放军伏兵袭击，官兵不待命令均自动地利用高粱地掩护向西奔跑。我和兵团副参谋长王杰、第六十五军副军长张琛、参谋长何汉西在向西溃逃中重又聚在一起。将近黄昏，路过一小镇，看见第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领着部队在休息，他是临阵脱逃出来的。当晚通过五丈原，连夜后退，于14日中午到达距宝鸡约30里的一个小镇时，胡宗南的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已知道我们突围出来，派了一辆吉普车来接我们。到了指挥所，大家见面，会心苦笑，齐叹：完了！完了！”[14]

当渭河北岸之敌被消灭时，渭河南岸的敌第90、第36军残部，在我第1兵团的钳制下，只能是隔岸观火，不敢北渡支援，只好向南窜进秦岭之中。第2兵团第4军第12师乘胜向西挺进，一部占领凤翔后，主力又于7月14日攻克了宝鸡，守敌南逃。第1兵团第2军沿渭河以南向西追击，7月13日在马营镇围歼敌第53师一部，14日又攻占了宝鸡以南的益门镇。裴昌会只好匆匆地率领残兵败将南逃过大散关后，进入了秦岭山中的凤县双石铺。

7月13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接连给中央军委发出了电报，报告了作战情况：“（一）沿渭河南岸西进之一兵团文（12日），午前于哑柏镇附近歼灭敌九十军之六十师、二十四师（对外称六十六师，归九十军指挥）大部，俘敌六千余，另渡渭河南逃之六十五师大部，及王治岐兵团直一部，午后追占眉县城及其以西之高店镇。（二）沿渭河北岸西进之二、十八两兵团，于攻占武功后，敌向西南逃窜，因二兵团以迅速行动，于四时进占益店镇，七时攻占罗局及眉县车站，断敌退路，并于黄昏前将三十八军、六十五军（约三分之二于渭河泅水南逃，被我一兵团歼灭与溺毙），及一一九军大部于罗局以东地区被歼，残敌近一个多师，于午井镇东北地区被我分头围歼中，扶风、蔡家坡亦为我攻占，十八兵团俘敌约二千人，现三个兵团正向宝鸡追击中（三军向凤翔进击）。”

毛泽东接到电报以后，十分高兴。7月14日3时，毛泽东在回电中说：“元（13日）两电悉。歼胡（宗南）四个军，甚慰。”

扶眉战役从7月10日开始到14日结束，仅5天时间，就歼灭胡宗南部1个兵团部（第18兵团）、3个军部（第38军、第65军、第119军）、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4余万人。其中，毙伤敌1.3万余人，俘敌3.1万余人。缴获骡马2 400匹，各种炮290余门，机枪1 160挺，长短枪9 000余支，汽车6辆，电台26部。收复与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麟游、宝鸡、千阳等县城9座，控制了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第一野战军伤亡失踪4 500余人，与敌损失兵力比为1:10。

战后，参战的各兵团都进行了认真的战役总结。第2兵团在给彭德怀和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总结报告中说：“此役能够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是：（1）贯彻了前委作战方针，全军思想一致。各级党委、司令、后勤部门都作了具体研究，充分的组织准备，召开了各种会议，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较为深入，部队都作战斗计划，机关干部作了工作计划，各军干部深刻认识此役的重要意义，及本兵团所担任务，对此役关系的重大。（2）部队在行动和战斗中，作到了隐蔽、迅速、勇猛、坚决、机智的动作，一夜经一百四十至一百六十里行程，能及时到达，甚至到了就打。六军到多少就投入战斗多少，四军插得快攻得猛，抗得凶，尤以三十团、二十九团打退敌九次猛攻，人人参战。二十九团四连弹药打完了，拼刺刀，没有刺刀的，拿洋镐和抬炮弹的木杠与敌人拼。三十团表现了沉着机智，经过清化镇时，敌人打枪，不停止迅速前进，益店镇我一个连，伪装敌人喊开城门，未经战斗，迅速歼灭敌。……各军部队都坚决勇猛，负伤隐瞒不报，负伤不下火线，带病作战之例甚多。部队从十一日晚至十二日黄昏结束战斗止，没有休息，没有吃喝，因而在行军期间、战斗中，各军热倒数百人，死十六人，没有叫苦。三十团一个战士说：‘这时有口水喝才美哩’，受到战士的批评。各军侦察部队都完成任务，战前都钻到了敌占区，查明了敌情，使部队顺利前进，没有乱碰，却在战时俘虏很多敌人。（3）军与军、师与师、团与团之间，步炮自动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六军部队到时，观察四军方面打得很激烈，未接到命令，就自动前进，攻击敌人，减轻四军负担。三军观察到四、六军方面战斗，迅速出击，配合四、六军。不同建制而能听指挥，并告知请求友邻指挥，直到歼敌后，配合非常合拍。战斗中没有发现争俘虏、争胜利品的现象，真正做到了以战斗行动达到团结的要求。（4）战斗中及战后，普遍迅速整顿组织，贯彻了连续作战的思想。战斗中，干部党员不断鼓励群众，边打边评。干部伤亡了，党员自动代理，战斗结束后半天之内，把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完全配备好了。伤兵迅速转入医院（机关干部人员都抬担架），新解放兵部分即插入部队，很快即可行动和直接作战。”

7月17日，《群众日报》为祝贺扶眉战役的胜利，发表了题为《祝前线大捷》的社论，指出：“西北战场大会战的第一个回合，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完全胜利。这个酝酿已久的战役，开始于十二日晨，解放军以智巧果敢的动作，对彷徨于武功、扶风、眉县一带的胡宗南匪军主力完成了钢铁似的包围，继即展开猛烈火力与强大攻击，将敌人分割开来，迅速消灭，敌人表现得仓皇失措、毫无斗志，仅仅经过约四十八个小时，就把胡匪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及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所指挥的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一一九军共四个军九个师完全消灭了。现我大军勇猛前进，业已解放工业城市宝鸡及凤翔等城市多座。胡宗南残余匪部，纷纷南逃；畏缩于彬县、永寿间的马家匪军，则胆战心惊，赶忙退却；与此同时，我军在长安以南的子午镇及陕东南平利一带，又纷纷告捷。这个相互辉映的胜利，敲起了胡马残匪最后覆灭的丧钟；这个密切配合的协同动作，表现了解放军高度的组织力量和可贵的革命品质；这次的大胜利，带来了大西北即将全部解放的新图景。”[15]7月18日，新华社西北前线也发表了一篇《陇海西段我军大捷》的电讯，指出：“在粉碎了胡马匪军企图重占西安的反扑之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和奉命入陕作战的华北人民解放军，已于本月十二日沿陇海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攻势的第一天，即已获得歼敌四个军的重大胜利，沿渭河两岸冒酷暑向西疾进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指挥部预定计划，在扶风、眉县地区将胡匪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及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所指挥的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和敌陇南兵团的一一九军王治岐部包围歼灭。并在周至以南马召镇地区，歼敌三十六军一二三师、一六五师各一部。据初步清查，解放军已俘敌三万余，毙伤匪军万余（另有逃敌数千在渭河淹死），并乘胜光复武功、扶风、岐山、眉县等四座县城。人民解放军现正乘胜追歼残匪中。”[16]

[1]　《陕西文史资料》第5辑。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0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2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626页。

[5]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7]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8]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9]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0][11]　黄起海等编：《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2]　黄起海等编：《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　黄起海等编：《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5][16]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

第23章　“钳胡打马”

互相埋怨的闹剧——胡宗南退守秦岭——先把胡宗南放一边——实施“钳胡打马”方针——决战平凉——毛泽东对西北战场的思考——青宁二马“平凉会战计划”的流产——平凉成了一座空城——青宁二马企图退守老巢——追击青宁二马——激战固关——大战三关口——血染太白山——马鸿逵死守瓦亭——青宁二马遭打击

扶眉一战，使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光了。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开始互相抱怨起来。马步芳抱怨胡宗南部闻风逃窜，事先没有通知他们，几乎使他的部队被歼灭。第119军军长王治岐也埋怨胡宗南在战前一点情况都不给他们通报，结果使他的三个师糊里糊涂开了上去，糊里糊涂地被歼灭了。而胡宗南则埋怨青宁二马撤退时不通知他，结果使第一野战军的部队由二马部的防区内插了过来，把他的几个精锐军弄光了；他还埋怨王治岐对第一野战军那么大的兵力把他们包围了，还不知道，影响了全盘计划。第18兵团司令李振则抱怨裴昌会不及时接电话，贻误了战机；并责备第90军军长，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西撤。第38军军长李振西抱怨李振在该军战斗紧急的时候，不适时增援，反说第38军两个团叛变。至于其他军与军、师与师，甚至团与团之间的争吵，就更加不可开交了。

胡宗南怀着一肚子的气，命令西安绥靖公署立即召集各部队长到第5兵团司令部驻地——双石铺召开检讨会议，以追查战事失败的原因。这次会议除第119军的军、师长没有参加外，其余各军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胡宗南特地从南郑赶到双石铺主持会议，并叫李振西同李振及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沈策三人进行研究。这三个人在研究中又吵了起来。李振还是把失败的责任推到裴昌会没有及时接电话的问题上，沈策也表示同意。李振西则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共军的行动毫无所知，而共军对我们的一切，却了如指掌。直到第三十八军军部被共军包围，激战了半天，第十八兵团司令部还不相信，说是自相惊扰。特别是像我们摆的‘羊拉屎’的阵势，本难应付临时发生的突然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连我们在战场上直接指挥作战的人，都不知道怎样处理才适当，就是裴昌会及时接了电话，又怎能作出适当的处理呢？”但是，沈策不同意李振西的看法，于是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裴昌会还以为是李振西同胡宗南顶嘴，怕他吃亏，马上派李振西的侍从副官偷偷地劝说李振西少说话为好。

听着部下的争吵，胡宗南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临离开双石铺时，他只对裴昌会说了一句：“好好地养病……”，就回南郑去了。他不敢也不能再去追查这次失败的原因了。

后来，国民党军的战史在检讨这次战役时认为：“关中会战，主决战方面由陇东沿泾水两侧指向于西安方面，打击匪军侧背，立案颇佳。”“主决战方面包含宁夏、陇东及第五（含陇南兵团）等兵团，但无统一指挥，不仅未能使打击力量统合发挥，且诸马只知拥兵自重，互相猜疑，各自为战，于不愿损耗各自兵力下，遇局部小挫而擅退，影响全局，功亏一篑。”“绥署对匪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增援彭匪一事，以及该两匪军兵团之行动，均毫不知情。故西安绥署既不知宁夏及陇东兵团因小挫而退，又不明匪援军之状况，正如兵法所云：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1]

胡宗南的主力在被歼灭后，虽然他尚有10万余人的兵力，但已无力与西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对抗了，昔日“西北王”的威风荡然无存，只好率其残部退守凤县、佛坪、东江口及陇南地区，控制着四川及陕南、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山区阻止第一野战军南取汉中。

彭德怀考虑到，此时应该把胡宗南部先放一放了，以免过早地把他的部队压到四川去，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7月13日，他决定暂时停止对胡宗南部的追击，命令第2兵团停止于岐山、横水、彪角镇地区，第18兵团停止于蔡家坡、罗局镇地区，第1兵团集结于眉县以西，第19兵团仍于乾县、礼泉线。第1野战军各兵团就地休整待机。如青宁二马南进，则将其歼灭于麟游、永寿地区。当天，彭德怀、张宗逊向中央军委报告了部队的部署情况和歼灭青宁二马的想法：“文（12日）晨至黄昏战斗，将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一一九军、九十军等，基本消灭，所向无踪。元（13日）晨向宝鸡、凤翔追击前进，元未谍息，青宁二马向扶风方向进击，正令二兵团停止于岐山、横水、彪角镇地区；十八兵团停止于蔡家坡、罗局地区；一兵团停止眉县以西，但该兵团可能进至宝鸡南；十九兵团仍在乾（县）、礼（县）。明寒（14日）各兵团拟就地休息一天，看清情况再动。如青宁两马继续南进，拟铣（16日）围歼麟（游）、永（寿）地区。”

毛泽东一直对打青宁二马取慎重的态度。7月14日，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回电中指出：“马匪既有反扑援胡（宗南）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2]

但是，当青宁二马获悉胡宗南部四个军已被歼灭后，惟恐遭到同样命运，随即就向陇东平凉地区撤退。

这样，青海的马步芳部第129军退至陇县固关镇、张家川一线，第82军退守威戍镇和静宁地区，第91军位于天水；宁夏马鸿逵部除以第81军分守固原至黑城镇和西峰镇至庆阳线外，第11军和第128军则退守泾川东西地区和平凉附近地区。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依据青宁二马行动新动向，彭德怀决定立即实施“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7月18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示各兵团：“歼灭胡（宗南）匪四个军的胜利之后，我各兵团即将转向歼击马匪的进攻作战，特别一、二、十九三个兵团，已成为当前最主要之任务。”并强调：“对此次深入马匪之统治地区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严防敌骑兵之袭击，应引起我们全体指战员、后勤人员的严重注意。”要求除战斗部队时刻要加强战备外，一切机关、后勤人员都应尽可能武装起来，在一切场合都能随时投入战斗；行军要严密组织，尽量缩短行军长径；必须在驻地警戒，进入阵地后，部队才能宿营，每个宿营区，都要指定随时有充分准备之值班部队，以对抗骑兵袭击；部队进入战斗时，应随时注意加强侧后警戒，并控制必要的预备队。

青宁二马退至陇东平凉地区后，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继续退下去，会失掉甘肃、宁夏的咽喉——平凉，老巢也就难保；如果就地抵抗，自知难以抵挡第一野战军指挥的30万大军，不仅无取胜把握，且有被阻绝在陇东导致被歼灭的危险。

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对此作了分析，认为“青宁两马匪酋对胡（宗南）匪此次惨败认识不足，对胡匪残存实力估计过高，对我军实力估计过低，故有依靠胡匪钳制我军，而集中六个军（宁马第八十一军位固原至西峰镇线，第十一、第一二八军位泾川东西地区；青马第八十二、第一二九、第九十一军位平凉、安口窑地区，一部伸至陇县）于平凉、泾川、陇县依附泾、千两河间山区与我决战”[3]的可能。

为了给青宁二马打气，蒋介石于此时又派他的亲信贺衷寒、顾希平从广州飞到了兰州，借献旗、慰劳为名，以图笼络人心。贺、顾二人一到兰州，就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召集的师、团长会议上强调：“苏联和美国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前要务，在于团结，在于坚守。拖延时间，就是出路；赢得时间，就是胜利。”他们还在兰州组织黄埔同学会非常委员会，四处游说，八方串连。

贺衷寒、顾希平在兰州的活动，一时把马步芳、马鸿逵搞得晕头转向。特别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更是昏头昏脑，忘乎所以，气焰十分嚣张，不可一世。刚愎自用、不知天高地厚的马继援竟口口声声叫嚣要与彭德怀在平凉地区较量一下。

西北的平凉，位于甘肃省的东部“蜂腰”处和六盘山麓，居泾河上游，属黄土高原残塬沟壑区，深壑峭壁，关山险要，人烟稀少，气候多变，是东瞰关中，西通新疆，控扼西陲的要冲。因其具有“外阻河塑，内当陇口，襟带秦凉，拥卫畿辅”的独特地理位置，“关中安定，系于此也”。因此，平凉历史上又称安定。

毛泽东和彭德怀也看上了平凉，决定把打击青宁二马的战役地点就选在平凉地区。因为，平凉作为扼制甘肃、宁夏两省的咽喉要地，我军如能占领，即可形成直捣兰州、银川之势。但是，攻打平凉对第一野战军来说，也有不利的地方，这就是远离后方，供应较为困难；而二马后有兰州、银川为依托，补给相当方便。加之，青宁二马尚未受到严重打击，必将凭借平凉一带的天险拼死抵抗。

西北战场的角逐，就要转到第一野战军与青宁二马之间展开了。

7月19日，第一野战军在宝鸡虢镇以北的文广村一座破旧寺庙的大殿里，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扶眉战役经验，确定下一战役目标。彭德怀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认为，青宁二马正在准备平凉决战，这是第一野战军聚歼青宁二马主力的一个极好机会。彭德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扶眉战役是我们同胡、马集团决战的第一个回合，而第二个回合就是平凉战役。扶眉战役后，胡宗南虽然还有十多万兵力，但分散于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至徽县、成县、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等地，已成惊弓之鸟，短期内没有进攻关中的能力。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退却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这就会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之势，因此，估计青宁二马在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将会在平凉六盘山一带依天险抵抗。

彭德怀还强调指出，西北雨季将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这就要求我们的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推迟则困难更多。

会议决定，乘胡、马彼此远离之机，进行平凉战役（陇东追击战）。采取“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于平凉、泾川地区歼灭二马主力，为尔后进军兰州，解放大西北开辟道路。接着，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除第18兵团（欠62军）取积极防御姿态，位于西安（2个师）宝鸡（4个师）线钳制胡宗南部外，集中第1、第2、第19兵团和第62军共10个军的优势兵力，分为三路向平凉攻击前进：

——以第19兵团及陇东分区部队为右路，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首先歼灭泾川之敌，然后协同中路、左路部队歼灭平凉、安口窑、华亭之敌；

——以第2兵团并指挥第62军为中路，沿千阳、陇县大道前进；

——以第1兵团为左路，与中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准备打击由兰州、固原方向可能增援之敌。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立即将此决定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毛泽东接到电报以后，进行了认真的思考。7月19日，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的回电。在这次电报中，他指出：“以三个兵团追击两马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但可不占褒城），迫使南山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毛泽东在与各战略区领导人商讨作战计划时，对各战略区领导人提出的作战计划有不同意见时，总是以商讨的口气提出，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7月20日，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出了一份长电，除把扶眉战役的胜利消息告诉毛泽东外，又对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提出了看法，电报全文如下：

毛主席：

（一）午文（7月12日）战斗，俘获三万一千人，敌伤亡及渭河淹毙者，约一万数千。因黄昏才解决战斗，敌从高苗中及浮渡渭河，逃脱者约数千（李振、李振西亦逃脱），此役胡匪损失约五万人以上，我伤亡四千五百人左右，两天两晚（包括作战），前进三百余里，一、二两兵团热死者近百人，热病者约千数百人，现疲劳已恢复，士气本月仍极旺盛。敌准备彻底破坏工业，将蔡家坡、虢镇、十里铺等处之约五万余纱锭、纺织厂、机器厂、酒精厂、面粉厂、发电厂、铁桥均已安置炸药，但在迅速解决战斗，猛烈追击中，完整保全了上述，工业完好无损。（二）十八、十九兵团进入西北与一、二兵团会合，互信互助，团结友爱，与地方关系，群众纪律，一般还好。……（三）西北地广人稀，交通运输感觉特别困难，此次战役，每兵团均动员当地牛车千辆，牲畜被热死者、被敌机打死者数目相当大。虽然从缴获牲畜中赔偿了一部分，群众损失仍不少，有廉价出卖与个别破坏大车现象，为顺利完成巳宥（6月26日）电示，解放甘、宁、青（包括甘、凉、肃三州）三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请向某方定购汽车一千至二千辆，供西北军用，未审可否。（四）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十个军，二十六日开始攻击。西北雨季已逼近，陇县南北均大山，人烟稀少，推迟则困难更多。（五）西安、宝鸡线以南之秦岭山脉，险峻已极，林密路少，暴雨、溪河流急，由子午入石泉，须通数道铁索桥，如炸毁，前进困难。由宝鸡入南郑，虽有汽车路，山高势险，易守难攻，取天水，经略阳入阳平关，而汉中归路断，由天水经武都、文县入江油，驮骡可行，将来入川须经凤（翔）、略（阳）、文（县）三路。

彭德怀

午哿

红色电波以它特有的速度，很快把彭德怀的这一长电传到了北平。

7月的北平，天气虽然还是那么热，但是，香山的双清别墅还好，偶尔还会吹来一丝凉风。

7月23日，毛泽东正在办公室里忙碌着，周恩来手里拿着电报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说：“主席，扶眉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毛泽东听了，抬起了头，高兴地说：“好哇！”

说着，毛泽东站了起来，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彭德怀的来电，仔细地看了起来。看过以后，他又和周恩来商量了一番，最后，提笔给彭德怀起草了复电：

德怀同志：

午哿（7月20日）电悉。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定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午梗[4]

毛泽东的这一电报，对西北战场的作战提出了全面的思考。

彭德怀看完毛泽东的来电后，觉得毛泽东的意见很有道理。这些天，他一直在考虑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争取一口气把青宁二马彻底打败。看了毛泽东的来电，更加深了他的这种考虑。

第一野战军关于平凉战役（陇东追击战）的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西进陇东作战的准备工作。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政治动员，纪律教育，像风一样很快在各部队展开了。

在部队进行紧张的战役准备的日子里，彭德怀显得格外的忙碌。他除了亲自筹划车辆，组织后方交通运输，以保障部队的供应等外，还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细细地检查作战准备情况。一连好几个夜晚上，他都没有好好地休息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天晚上，他视察了一个团，先后向20多位指战员询问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最后，他对陪同的第1军政治委员廖汉生说：“扶眉战役以来，部队没有休整过一两天。这些天来看似休整了，其实反倒更忙，战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一定要注意部队的情绪，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同时，务必让战士们睡上几个囫囵觉，解解乏，抖起精神来。这点很重要。”

当廖汉生看着彭德怀发红的双眼，提醒他也要注意休息时，彭德怀用手揉了揉双眼，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把西北战场这副担子交给我，分量可不轻啊！要知道西北战场决战的问题，几十万军队的命运，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搞不好，就会是千古罪人。我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敢休息啊！”

廖汉生还能说什么呢？

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彭德怀指挥第19、第1、第2兵团的30万大军开始西进，向青宁二马的部队迅猛地压了过去。

最先出动是第19兵团。7月21日，在杨得志、李志民的率领下，第19兵团从乾县、礼泉一线出发，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追击敌人。他们将在华北战场上缴获的几十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战车队，放在部队的最前面，为西进大军开路。一路上，猛追猛打，势如破竹。

7月23日和24日，第1兵团和第2兵团也按照预定的计划先后出动，开始向平凉方向攻击前进。

一时间，西兰公路上，黄尘飞扬。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大地上，汇集成了一股强大的铁流。战士们雄壮的歌声一阵阵地响了起来：

快快地向前进！快快地向前进！
跑步追击，包围上去，勇敢冲杀，
把那凶恶的马匪一个不留消灭净！
解放大西北，反动势力全扫清
……

一路追击，进展十分顺利。7月25日晚，第19兵团进至甘肃灵台。

但是，当部队快要进到平凉时，发现青宁二马的部队已全部后撤了，只留下了一座空城。

彭德怀接到部队的情况报告后，陷入了深思。这是为什么？青宁二马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呢？

原来，面对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的锐利追击，青宁二马为保甘肃、宁夏的咽喉之地——平凉，阻止第一野战军沿西兰公路向甘肃、宁夏挺进，马步芳早就下了组织平凉会战的决心，并由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等拟定了“关陇会战指导腹案计划”（即平凉会战计划）。

7月24日，马步芳派刘任带着“关陇会战指导腹案计划”来到了静宁，主持召开师以上军官紧急军事会议，商讨所谓“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军事部署，协调青宁二马所部，部署平凉会战。

这次紧急军事会议是在静宁的马继援的公馆里召开的。会议规定，马鸿逵之子马敦靖指挥的宁夏兵团、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和裴昌会指挥的陇南兵团的所有军、师及参谋长以上人员都必须参加。

但是，马鸿逵却根本不听这一套，早已跑回到他银川的老巢去了，只派了前线总指挥第128军军长卢忠良前去参加静宁会议。

在西北青宁二马部队中，卢忠良是一个惟一当上军长的汉族人。他完全是靠自己对马鸿逵的忠诚和勇敢善战，从士兵爬到军长的高位上的。在宁夏兵团的几个军长中，真正有点指挥才能的，卢忠良也还算是一个。因此，马鸿逵一向很看重卢忠良。

陇南兵团参加这次静宁会议的，除第119军军长王治岐外，刘任还指名要副军长兼第244师师长蒋云台必须到会。但是，蒋云台则以身体有病为由没有参加。

而马继援的陇东兵团的所有军、师、团长都一个不漏地坐进了会议室。

刘任主持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刘任就拿着一份电文，首先宣布“中央电令：决定发给第八十二军在陕西耀县一线作战阵亡之师长马得胜抚恤金白洋三万元！”

“三万元白洋！”在座的众将校军官，听到国民党中央如此前所未有的特大恤赏，一个个都惊得瞠目结舌。

接着，会议开始讨论“关陇会战指导腹案计划”。这个所谓“腹案计划”包括了这样三个具体作战方案：

第一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一线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一线，马敦静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共军西进。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应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共军深入，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击共军。

第三案：如果共军西进，对我不利时，即诱敌深入，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既设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配合友军，围歼共军，确保兰州。

经过一番讨论，在静宁会议上，根据马步芳的意见，在“关陇会战指导腹案计划”的基础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最后制定了平凉会战的具体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以宁马的第128军与第11军共6个师又1个骑兵团、2个炮兵营，置于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由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地区，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正面抗击与消耗共军主力；

——以青马的第82军、第129军与第91军由安口窑西移平凉以西六盘山地区策应，以便待机迂回，从左侧进行反击，进而击败共军之进攻；

——胡宗南部从秦岭向共军后方出击。

很明显，马步芳的这个计划是把马鸿逵的主力摆在了平凉的正面第一线，而把他自己的部队则西移到了六盘山一线。

静宁会议吵吵闹闹开了两天终于结束了。

当马鸿逵得知平凉会战的计划后，立即察觉到自己的主力部队已被马步芳置于第一线，打头阵了。他在想，按照这个作战计划，即使会战获胜，自己的主力也将损耗尽，而马步芳则坐享其成；一旦会战失利，位于六盘山待撤的马步芳部必定乘机逃走，被歼的仍然是自己的部队。特别是当他看到第一野战军已置重兵于右翼，更是感到难逃被歼的厄运。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恨马步芳，一股无名的怒火从他的心头升起。他狠狠地骂道：“马步芳这小子又在算计我了！老子才不会上你这个当哩！”于是，他急忙给卢忠良发出了一份密电：“保存实力，退守宁夏”。

卢忠良接到马鸿逵的密电后，就连夜把他所指挥的第128军等部队悄悄地向平凉以北撤退，一路向宁夏方向而去了。

马鸿逵把他摆在平凉一线的主力部队这么一撤，马步芳可傻了。这样，他自己的部队就直接暴露于第一野战军的攻击之下了，他真是又气又急，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个老家伙！这次又是你坏了我的大事。你这个老家伙，太背信弃义了，严重破坏了平凉会战计划！现在大敌当前，你这老家伙这么一溜，这仗还怎么打？”

骂归骂，马步芳对马鸿逵也没有什么办法，他不得不命令马继援率领的陇东兵团后撤。

马继援接到后撤的命令后，大发其火，狂妄地说道：“打！没有他宁夏兵团，我照样可以打败彭德怀。”

马步芳当然不会听儿子的。他阴沉着脸，对马继援说：“打？这个仗还怎么打？要打还不是赔本的买卖……还是撤吧！”

马继援没有办法，只好照他老子的主意办。7月27日，马继援除留一部兵力，集结于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线，利用险关隘口的有利地形，阻止第一野战军的进攻外，主力则撤至静宁地区。

不可一世的马步芳阴谋策划的“平凉会战计划”未及实施，就这样归于流产了。

对于青宁二马放弃“平凉会战计划”的真实意图，彭德怀开始也摸不着头脑。后来，根据情况分析，彭德怀判断，青宁二马之所以放弃平凉会战计划，青海马步芳加速逃向兰州，宁夏马鸿逵拼命窜回宁夏，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各保其老巢。

根据这样的判断，彭德怀立即修改原来的作战方案，将追击聚歼青宁二马主力改为分割二马，各个击破。

7月27日，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在给第19兵团的电报中指出：“根据现在态势，宁马似背靠固原，青海马继援背靠兰州，于平凉与我决战企图似改为节节抗击，迟滞我军前进。”因此，第一野战军决心继续执行追击任务，并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同时命令：

——第19兵团向泾川、平凉攻击前进，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发展，追歼宁马；

——第1兵团于7月28日“由陇县经固关镇、马鹿镇向张家川攻击前进”，消灭青马骑兵第14旅、骑兵第8旅，并准备歼击由静宁、通渭方向可能来援之敌，得手后，“出秦安、天水，准备进占陇西”；

——第2兵团一部肃清上官镇之敌后，尾第1兵团沿张家川向龙山镇、莲花镇攻击前进，协同第1兵团歼灭上述之敌，准备出通渭、马营镇。

命令下达之后，三个兵团犹如三支利箭，迅速射向正在后撤的青宁二马的部队。

担任追击青马任务的第1兵团，沿宝鸡至天水公路前进，7月26日解放陇县，直指扼守陇山要隘的固关。

一场恶战，就要在固关打响了。

固关，位于陇县西北60里的陕甘交界处，地势呈凹形，四面高山耸立，山势险峻，沟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十分复杂。惟一的一条公路夹在一条东西走向狭长的深谷里，由陇州穿过固关镇西至马鹿镇，易守难攻。

这是第一野战军西进甘肃的第一个咽喉要道。

马步芳把他的有“精锐铁骑”之称的骑兵第14旅放在这里驻守。在该旅旅长马成贤的率领下，骑兵第14旅依山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企图凭险固守，阻挡第一野战军主力向西挺进。马成贤自信，在他的后方有骑兵第8旅支援；南北两面大山丛林没有通道，可以恃为天险；是完全可以扼守住固关一带险山隘口的。于是，他作了防御部署：在固关东南小山岭上部署两个团为第一防线，分为两个防御区。第1团为右翼区，第2团为左翼区，指挥官分别由两个团的团长担任，以右翼区阵地为主。以旅直属重兵器营、战防炮连和地方保安团为第二防线，部署在固关镇右方小山岭高地，分别修筑工事，指挥官由保安团团长马良臣担任。旅直特务连、辎重连、通信连等为作战预备队，由副旅长马福旺为指挥官，在固关镇后方掩蔽，听候临时调遣。旅司令部设在固关镇右后边高地，无线电台、报话机和有线通信设备，均随旅司令部进行工作。

彭德怀得到马步芳企图在固关一线阻止我军前进步伐的情报后，立即驱车来到第1兵团司令部驻地。一见到王震司令员，就开门见山地说：“王震同志，马步芳在固关一线设重兵防守，企图阻止我军的西进，这一次就要看你们的了。”

王震见彭德怀来到，高兴得站起身来，庄严地敬了个礼，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彭德怀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继续对王震说：“别担心没有硬仗打，比固关更残酷、更激烈的硬仗，还在后面呢！西北‘二马’，特别是那个马步芳，他的部队可不像胡宗南的部队，是比较难打的。西北战场，马步芳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这家伙既反动，又顽固，对付起来还是有点棘手的，决不能掉以轻心。这一点需要我们这些高级指挥员反复地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楚。”

王震把攻打固关的任务，交给了第1军和第7军第20师。他对第1军军长贺炳炎和第7军军长彭绍辉说：“当年我们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就遇到了马家军的堵截‘围剿’，很多战友都长眠在陇东这块土地上了。西府战役，青马又欠下了一笔血债。这次西进，就是要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为战友讨回血债。我们这个铁拳伸出去后，就要把他们彻底打碎。”[5]贺炳炎和彭绍辉都是经过长征的红二方面军战士，王震的这一番话，激发起了他们的同样感情，各自立即赶回部队布置战斗任务去了。

夜幕降临了。大战在即，夏夜显得更为寂静，静得有点儿出奇。远方的幽谷里，不时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声。这叫声，更增添了夏夜的幽深和寂静。

7月28日晨5时，眨了一夜眼的繁星也许显得累了，一批接着一批地从天空中消失，黎明的曙光照彻了险要的固关。

忽然，三颗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寂静的晨空。紧接着，炮声轰鸣。第1军向扼守固关的青马骑兵第14旅发起了炮击。顿时，山谷里布满了烟和火。由于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情报准确，第一炮就打中了敌骑兵第14旅指挥部。敌主要指挥官侥幸不在指挥部，逃得一命，但大部分通信设备被毁。

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第1军担任主攻任务的第1师第2团和第3团，如同两把铁钳向固关守敌迂回包围了过去。经过激烈战斗，于上午10时突破了守敌左翼部分阵地，右翼阵地也出现白刃战。此时，敌骑兵第14旅旅长马成贤曾三次发出紧急信号，向骑兵第8旅旅长马英求援。可是，马英却不急不慢地说：“我已出动，你们再坚持最后五分钟。”其实，马英只是将他的部队集结在战场外围，按兵不动，想等待骑兵第14旅人员损失大半，才出兵应援，好借以向马继援表功。

随着战斗情况的恶化，马成贤束手无策，只好急忙赶往前线。但当他来到右翼阵地后面一个高地上，刚要举起望远镜观察时，突然感到左臂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只见这条臂膀已被枪弹打断，流血甚多，伤势严重。

敌骑兵第14旅参谋长马尚武惟恐被各团官兵看见，影响士气，立即派出30名骑兵，护送马成贤去后方医院，并提醒他要面见马继援，控告马英。马成贤临行前对马尚武交待说：“不要泄漏我去的消息。如果右翼阵地稳住时，继续坚持，等我到马鹿镇要求军长救援；如果右翼阵地一旦失守，即可迅速撤退，伤亡人员和一切笨重的装备，全部抛弃，仅以单枪独马冲出固关镇。能火烧固关镇，就用火烧毁，不要给共产党留下。”[6]

马成贤狼狈逃窜后，守敌前线防御更加吃紧了。防守左翼阵地的敌第2团团长马福魁头破血流地前来寻找马成贤。他见到马尚武说：“左翼线上除两处据点坚持外，其余全部失守，可否放弃固关镇，将兵力撤至镇后小屏山上？”马尚武心慌意乱，不知如何应答，但仍想顽抗到底，便叮嘱马福魁仍要坚守固关镇，组织突击队反扑，以待后援，并威胁他说，如失守固关，要对全线防御负责。马福魁只得返回原阵地。不久，右翼山岭敌主力防守的据点，经过双方激烈的争夺，也被突破。守敌想凭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脱身逃走，但我第7军第20师早已迂回过去，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敌在固关以西三桥子以南地区东冲西撞，无法摆脱我军的包围。马尚武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战斗场面时说：“右翼山岭的主力防守据点，经过双方惨重的牺牲，亦被解放军突破，霎时红旗招展，我军混乱，官兵互不相顾，四处逃命。但炮弹如急雨，倾泻于马群。峡内石块乱飞，硝烟弥漫，全部处于火海包围之中。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积，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当时天气炎热，臭气冲天，几乎令人不能呼吸。残余人马，突围两次，都被击溃。我的乘马中弹倒毙，随即南逃山丛林，又被解放军截住去路，随行的营、连长数人，亦被解放军还击打死。并向我们喊话：‘不要怕，放下武器，投降！’但是我又转身窜入北山林中，向平凉方向逃去。”[7]

7月28日下午4时，战斗结束了，第1军和第7军第20师歼灭青马骑兵第14旅及第248师骑兵团大部，击伤击毙敌副旅长马继奎（负伤）以下500余人，缴获战马2 000匹。其残部则窜至马鹿镇地区。

固关一带，硝烟在慢慢地散去，枪炮声也渐渐地稀疏下来了。川道里，山坡上，工事边，河沟旁，到处都是敌人残缺不全的尸体。

彭德怀站在固关阵地上，望着远方山头上迎风招展的红旗，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过了一会儿，他对身边的王震和几位军、师干部说：“固关战斗，只是我军与马家军的一个初次交锋，虽然获胜，但离最后胜利还远着呢！这次与马家军初试锋芒，敌人并非等闲之辈。看来，今后的西北战场上，我们的真正对手，还得数马步芳父子。诸葛一生惟谨慎，我送这句话与大家共勉，望同志们谨慎再谨慎，千万不可麻痹轻敌啊！”王震和几位军、师级干部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固关一战，青海马步芳部受到重创。青宁二马顿时成了惊弓之鸟，拼命向西逃窜。马鸿逵连忙命令他的部队向宁夏老窝撤退。陇南兵团的王治岐残部则逃向礼县、西固山区；第91军黄祖埙部及第120军周嘉彬部也向洮河方向逃窜。

在第1兵团激战固关时，第19兵团解放泾川后，得知宁夏马鸿逵第128军已退守三关口、瓦亭地区，妄图凭借六盘山及三关口险要关隘，固守瓦亭，阻止我军西进。为了消灭敌人，第64军军长曾思玉命令第191师离开西兰公路，取捷径直插重镇固原，迂回三关口、瓦亭侧后，协同沿西兰公路前进的郑维山第63军，歼灭宁夏马鸿逵部卢忠良的第128军。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是西去兰州、北至银川的咽喉。它既是兰州和银川的一道险隘门户，也是青马与宁马惟一的联络线。如果三关口失守，从地理上青宁二马之间的联络即被斩断，兰州和银川也将面临被我军分割包抄的险境。

卢忠良第128军当时的部署是：骑兵第37团扼守在三关口南山；第256师第767团扼守在北面太白山。

敌人不仅破坏了穿三关口而过的一条公路，而且还遍地埋设了地雷。

马步芳得知第一野战军已兵逼三关口，为保残局，便亲自从兰州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名义给马敦静发来了一份电报：“瓦亭为目前宁、青联络之最后生命线，扼守瓦亭对内对外可转变局势，否则青、宁从此破裂矣！”

宁夏马鸿逵的确也准备在瓦亭、三关口地区死守。7月31日，卢忠良在给马步芳的电报中说：“我军暂移固（原）瓦（亭）地区，决与匪拼战到底，不仅纯取守势，且相机反攻……”。马敦静还亲自来到固原，与卢忠良，马鸿宾的儿子、第81军军长马惇靖和第11军参谋长张寄亚等人，策划在这一地区的作战部署。

当马敦静接到马步芳的电报后，立即请示其父马鸿逵。这时，国民党中央政府已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这对于官迷心窍的马鸿逵来说，高兴万分。他说：“即刻以我的名义，向前线总指挥卢忠良发电，命令第128军利用三关口、瓦亭有利地形，据险布兵，抗击共匪杨得志兵团，务必重创追击之敌！”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对马敦静说：“化猜疑为信任，马长官（马步芳）为人能开诚布公，望遇事请示长官。”

卢忠良在接到马鸿逵电报后，也给部队传了一道命令：“瓦亭为宁夏门户，奉副长官（指马鸿逵）命令死守该地，一兵一卒亦战死到底，与阵地共存亡。”

宁夏马鸿逵部在三关口，如困在笼中的野兽，企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杨得志将攻打三关口的任务，交给了第65军。

第65军军长邱蔚因病不能亲自指挥上阵，只能由军政治委员王道邦和副军长萧应棠具体指挥作战了。

王道邦和萧应棠接受任务后，经过研究，决定将主攻三关口的任务由第193师担任。第193师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史进前决心首先以第579团强攻太白山，待攻占太白山后，再乘机向敌纵深发展，全歼三关口之敌。

7月31日黄昏，西下的残阳把西北黄土高原照得更加发黄。

天慢慢地暗了下来，渐渐地四周变得黑暗，夜幕开始笼罩大地。

在寂静的夜幕中，第193师第579团的指战员们，兵分两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到了太白山下。

月亮升起来了。银白色的月光洒满了整个太白山。宁静的夜晚，正在孕育着一场激战。

战斗开始了，一发发炮弹落在了敌人据守的太白山上，顿时，整个太白山被笼罩在一片尘土浓烟之中。在炮火的掩护下，第579团的突击排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太白山的守敌发起猛烈冲击。濒于灭亡的敌人，钻在坚固的工事里，居高临下，垂死顽抗。他们用最密集的火力向攻击部队扫射，把通往太白山主峰的路封锁得严严实实。不少的战士倒下了，后续部队又踏着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突破的道路继续前进。他们越过了山坡上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向陡峭的太白山主峰冲去。但是，在距主峰还有100多米处，又被敌人的火力挡住了去路。

第579团团长周庆云看部队的进攻一次次受挫，急得直咬牙跺脚，他一口气跑到山炮营，大声喊道：“瞄准敌人的火力点，快给我猛轰！”

一发发炮弹向着敌人的火力点猛飞了过去，太白山主峰下的守敌阵地成了一片火海。

随着隆隆的炮声，敌人的火力点一个个被摧毁了。第579团第5连的勇士们跟随着呼啸而去的炮弹冲向太白山主峰，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搏斗。战士谢晋和在和敌人的拼杀中，用刺刀一连捅死了三个敌人，他的肚子也被敌人刺破了，肠子流了出来，他只好伏下身子一动不动。当十多个敌人挥舞着刺刀和马刀冲向他时，他忽然站了起来，大吼一声，拉响了最后的一颗手榴弹……

经过激烈的拼杀，第579团第5连终于全歼了整个太白山的守敌，一举攻占太白山。

太白山失守，使敌人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觉察到，三关口的扼守和纵深侧翼的安全，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激战仍在继续。惊慌失措的敌人，集中了一个营的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拉成散兵线，开始疯狂地向第5连的阵地反扑了过来。

周庆云见此情景，立即组织火力，对扑上来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倒下了一批又冲上来了一批，就在第5连十分危急之时，第4连主动地投入了支援第5连的战斗，猛虎般地冲向敌人，打得敌人纷纷滚下了山。

但是，没有过多久，发疯的敌人又扑了上来。

就这样，第579团第5连的指战员们连续打退了敌人五次反扑，胜利地完成了坚守太白山主峰的战斗任务。

与此同时，第579团主力与第193师另外两个团一道，迂回到了三关口守敌的侧后，直逼三关口，协同第194师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冲在最前面的是第597团第3连，他们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很快攻占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并勇猛地向纵深猛插，直扑瓦亭以南主峰。

瓦亭是三口关的惟一咽喉要道，两侧皆为悬崖绝壁，中间只有一条狭道可通，极为险要。

这个主峰是三关口的一个重要制高点，位于敌阵地纵深腹地。瓦亭守敌原来并未在这里布置兵力，随着太白山和三关口前沿阵地的失守，交战的双方若一方抢先占领主峰居高临下，将对另一方不利。因此，争夺这个主峰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第3连的战士爬到半山腰时，敌人也以两个连的兵力，从山背后的另一面拼命地往主峰上爬。

时间就是胜利。第3连连长发现敌人也在争夺瓦亭南主峰，就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也在爬山。我们要快，要抢在敌人的前面，占领主峰就是胜利。”

快爬！快爬！战士们不停地鼓励着自己，不停地向上攀登，陡峭的山壁上，长满了带刺的草木，划破了战士们的手和脸；尖利的岩石，刺破了战士们的膝盖，一路上洒下了斑斑血迹。

经过努力，第3连的战士们终于抢在敌人前面登上了主峰，并架起机枪往山下猛烈扫射了过去。敌人抢占主峰的企图失败了。

这时，第65军主力从侧面发起攻击。鏖战四小时，突破了三关口、瓦亭一线敌人的防御，俘敌500多，击毙者不计其数，青马部卢忠良的第128军受到了惨重的损失。

第65军攻占三关口、瓦亭，控制六盘山后，宁青二马最后联络的生命线，被彻底地斩断了。

三关口、瓦亭突破后，第19兵团先后解放了陇山以东地区，从而使兰州、银川失去了屏障，完全暴露在第一野战军的正面攻击之下。

正当第19兵团与宁夏马鸿逵部激战之时，第2兵团奉命追击青海马步芳部，于7月28、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今泾源）。7月31日向张家川、清水挺进，8月3日进至莲花镇地区。

8月4日第3军解放庄浪。

8月6日第6军解放通渭。

第1兵团在攻占固关后，由清水向天水继续前进。驻天水的敌第120军在得知青海马步芳部骑兵第14旅被歼灭后，已十分恐慌，并开始动摇。该军军长周嘉彬是张治中的女婿，王震早先已请张治中给周嘉彬写了一封信，劝他弃暗投明。这时，王震找来了在陕北战场俘虏的敌副军长宋子先，因为他与周嘉彬是军校的同窗好友，想要他带着张治中的亲笔信前去天水劝说周嘉彬起义。不料，宋子先刚走到清水，周嘉彬已带着第120军逃往陇西地区了。

8月3日，第1兵团第1军解放了天水。

8月4日解放秦安。

8月5日，第2军解放甘谷。

8月10日解放武山。

接着，敌第119军第247师骑兵团及武山、天水等地方武装先后起义。

在追击青宁二马的征途中，第一野战军各部队备历艰险。第1兵团向陕甘边境西行，沿途层山连绵，净是峰谷起伏、望不见头的大黑山，令人看来心寒。群山层层叠叠，耸峭的石壁直插云天，山道崎岖，很难行走。时值雨季，西北高原气候瞬息万变，经常遇到狂风暴雨。部队常在荒山梢林中的湿地上坐着过夜。当时随军西征的作家杜鹏程，曾在日记里记述说：7月30日，他和部队一起在固关镇以南地区行军，“今晨从丛林茂密的黑山中钻出来，行三十里到了百镇。固守马鹿镇之敌骑八师已逃跑，我拟向清水、天水进军，在山沟中我们还休息了一阵，部队全是在森林中水淋淋的草地上抱住头睡了半夜，有些人冻醒来，烧起火取暖。在此深山密林中气候寒若初冬，这里麦子初黄还未收割。晨继续出发，沿途有些人掉在沟中跌死了，有的牲口驮子跌在沟中，看起来使人难过。”随军继续前进，途中“突然乌云密布，雷声大作，大风怒吼，冷气袭人，天黑不见掌。当电光闪烁时，马都惊得跳起来；借着电光可以看见部队在大风中摇晃着前进。霎时大雨倾盆，河水奔腾叫嚣，电光频频闪烁，雷声在头上爆炸，天地间成了可怕而恐怖的世界！部队在大雨中一个拉着一个前进，牲口跌倒了，在泥潭水泽中挣扎，人被水推走了，不时可以听到跌倒的叫声，雨水从脖子里下来，顺裤腰往下流。部队又跑步，前边有枪声。既冷且冻，浑身透湿，雷声、雨声、水声，在这茫茫的大川里，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八里路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是多么艰难的行军。走了二十多里后找不到村庄，我们站在雨地淋了两小时。说也奇怪，很多战士坐在泥泞大雨中睡得呼呼的，疲劳到什么程度，由此可知。……”[8]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第一野战军各部队所到之处，都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我军所至均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尤其清水及其以北之张家川、龙山镇、莲花镇居民，回汉居民（大部为回民）很好，如烧开水、张贴标语口号并控诉马匪暴行等。”

在西进途中，彭德怀也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极端贫困的状况。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景象，使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有一次，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他看到一家老小五口，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这种人家一旦有外人来，只好钻进破被里或蜷缩一团。看到这一切，彭德怀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一次，我看到了比我童年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青宁二马的黑暗统治，给西北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深重的灾难！”[9]

为解放饱受痛苦煎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大西北各族人民，彭德怀决心率领第一野战军，加快进军步伐，使西北人民早日脱离苦海。

经过20多天的西进追击作战，第一野战军除先后解放县城20余座，横扫沿途敌零散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并在固关等地歼灭青宁二马主力一部。第一野战军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7月24日开始新的战役（陇东）行动，大军分路指向陇东和陇南重镇平凉、天水。迄8月11日止，本战役胜利结束。共解放县城22座，歼敌万余人。直捣两马匪军巢穴兰州、西宁、宁夏的下一战役即将开始。”报告统计的战绩是：毙伤敌2 539名，俘敌骑兵第14旅副旅长马继奎、伪国防部少将部员杨殿克以下5 898名，起义2 110名，投诚1 356名，共计11 903名，毙伤战马700余匹，缴获骡马2 514匹。[10]

第一野战军西进陇东追击战，有力地挫败了青宁二马的锐气，彻底分割了青宁二马的联系，造成了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为下一步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5部第7册。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3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5]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6][7]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8]　《杜鹏程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第24章　血战兰州城

青宁二马被割裂——蒋介石坐立不安——国民党召开“西北联防军事会议”——胡、马制定“兰州决战计划”——二马不同槽——马步芳父子间的争吵——敌固守兰州的部署——彭德怀下令进军兰州——兰州被三面包围——初次试攻兰州失利——马步芳窜回西宁——总结试攻失利的原因——南山是攻占兰州的重点——一兵团迅速挺进——马鸿逵无援助的动静——青马孤军困守兰州城——毛泽东与彭德怀商量如何攻打兰州——马步芳催促援兵——总攻兰州开始——攻占沈家岭——猛攻盘营岭——争夺马家山——马继援撤退兰州——封锁黄河铁桥——兰州解放了——盛大的入城仪式

已经到了1948年8月中旬，天气还是那么的热。

在全国解放战争战场上，第三、第四野战军已分别前出赣南，逼近福州，挺进湘中；第二野战军正准备进军大西南，从而使踞守福建、两广和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国民党军处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在西北战场上，继胡宗南主力被消灭以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又已被分割，兰州、银川相继告急，这不能不引起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焦虑、惶恐和惶急。

8月中旬的广州，天气又热又闷。此时，远在台北的蒋介石的心里比起广州的天气来更为憋气。听着西北战场上传来的一个接着一个失利的消息时，他急得坐立不安。

蒋介石原想保住西北和西南这两块地盘，以等待时机，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因此，他对西北的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期待着他们胜利的消息。然而，先是胡宗南叫他失望，现在青宁二马又让他失望了。他深深地知道，如果西北保不住了，西南也就很难再保得住了。

但是，蒋介石是决不甘心把大西北拱手送给中国共产党的，他还想利用青宁二马的所有力量和第一野战军争个鱼死网破。

于是，蒋介石急忙背着李宗仁，委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阎锡山，立即在广州召集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等，召开“西北联防军事会议”，以密谋西北的军事防御，筹划在兰州与共军决战的计划。

阎锡山是在太原城被华北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并即将被攻破的时候逃到南京的。逃离时，他找了个借口，说是南京的李宗仁代总统要他即到南京商议大事。为了欺骗部属，稳定军心，他还把他的姘头阎慧卿留在太原，以表示他还要回来“与太原共存亡”。在南京失守、太原城破之后，阎锡山便跟着国民党中央政府逃亡到了广州，在何应钦之后，做起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的官来了。

得到蒋介石的委派，阎锡山当然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不敢怠慢，立即把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叫到了广州。

8月14日，由阎锡山主持的“西北联防军事会议”在广州召开了。

谁知阎锡山刚讲了几句开场白，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就吵了起来。只见三个人你来我往，相互指责，各不相让，越吵越有劲。

阎锡山看到这种情景，连忙加以制止。他说：“我们今天召开的这个西北联防会议，是一次精诚团结的会议，一次同舟共济的会议，一次共保兰州的会议。从现在起，过去的事情，谁也别去提它啦。眼下，当以和为贵，宽容为怀。诚所谓和睦成金，宽容得众。如此则诸事顺遂，千祥云集也。”

接着，阎锡山又说：“下一步关键是兰州会战，兰州有坚固工事和黄河天险为依托，我军兵力集中，弹药充足，共军经过长途跋涉，人困马乏，后方供应困难。因此，兰州会战，我军可以以逸待劳，全歼彭德怀主力于兰州城下！从根本上改变西北战局也是指日可待的！”

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三人虽然都带着各自的心思参加这一次的“西北联防军事会议”，但是，听了阎锡山这么一鼓动，他们都对兰州会战来了劲，纷纷表示要团结起来，在兰州与共军决一死战。于是，他们经过一番谋划，共同制定了一个“兰州决战计划”：

——以马步芳部依托黄河天险和兰州的坚固设防，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

——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陇南徽县、成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四个军击溃第一野战军侧背，切断第一野战军后路。

尔后，以三路夹击，将第一野战军挫败于兰州外围地区。

同时，他们还决定将新疆警备总部陶峙岳部东移，以便参加甘肃、青海、宁夏地区作战。国民党统帅部并答应，调派空军大力支援兰州会战。

会议期间，阎锡山为了竭力协调、缓和胡宗南与青宁二马以及青宁二马之间的矛盾，还正式宣布了8月1日国民党政府所签署的关于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的委任书，并反复强调以党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协同作战。

在阎锡山的极力调解下，马步芳和马鸿逵两人又开始信誓旦旦，表示要同生死，共患难，携力守卫兰州，并商定一同乘飞机回兰州，共同指挥作战。

对于这一切，白天，马鸿逵在嘴上都答应了。然而，到了夜里，他一想，感到这是马步芳设下的一个套，是想把他诱骗到兰州作为人质，必要时逼迫他出兵支援兰州。其实，这时的马鸿逵虽然也弄了个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职位，但他还是不愿受马步芳的控制。他心里认为兰州是马步芳的势力范围，与他马鸿逵关系不大，因而他对兰州的得失并不关心，企图坐山观虎斗，以保住他的宁夏老巢。

这么一想，马鸿逵的心一下子跳了起来。他决定不上马步芳的这个当。于是，9月19日一清早，在飞机即将起飞时，马鸿逵便以先回宁夏部署兵力以便支援兰州为由，直接先回宁夏银川去了。

马步芳得知后，气得大骂道：“这个老东西，真的不守信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上了飞机，飞回到了兰州。

再说胡宗南参加完“西北联防军事会议”以后，就直接飞到台湾去见蒋介石了。此次见面，蒋介石给胡宗南交了个底，即准备将陕南、甘南的部队转移到川北，实施确保西南的战略决策。

不难看出，阎锡山和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在广州“西北联防军事会议”上制定的所谓“兰州决战计划”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空文，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

马步芳回到兰州后，就开始对兰州会战的作战部署忙了起来。但是，就在这时，他和儿子马继援之间，为在何地与共军决战的问题发生了矛盾。

此时，马继援率部正退至定西，他的计划是想利用定西这一带山高沟深的有利地形与彭德怀决战一场。马步芳认为如走这一步棋正好中彭德怀的计，因此，他坚决不同意，命令马继援迅速将部队撤回兰州，以便凭借兰州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作战。

父子俩意见相左，相持不下。马步芳只好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携带坚守兰州的作战方案来到定西，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刘任在会议上代表马步芳强调了坚守兰州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马继援并不想听其父马步芳的，但又不好违背。于是，他给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打了电话，要他速来定西，商议决战之事。

彭铭鼎接到马继援的电话以后，乘车星夜赶到了定西。两人一见面，马继援就开门见山地说：“大敌当前，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打电话约你连夜来，共商破敌之事。现在有两种作战方案，一种是守定西，在定西决战；另一种是守兰州，在兰州决战。你看，哪种方案更有利于我军施展雄兵？”

彭铭鼎首先分析了两种方案的利弊，说：“定西无险可凭，地势不利于守，既无工事，又无囤粮，共军不来则已，若来，兵力必数倍于我。一旦被围，内无粮草，外无增援，其危极甚。而兰州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既设坚强工事，粮弹储备亦多。我军主力在这里占领桥头堡阵地，不仅兵力与阵地非常适合，而且背水一战，将士有必死之心，无生还之念，凭工事、火力，我以优势对敌，必稳操胜券。”

马继援听罢这番分析，沉思许久，才说：“我在定西不打阵地战，打运动战，机动灵活的打，打不赢再走。又为何不可？”

彭铭鼎想了想，又说：“我们的骑兵现已损失很大，还打什么运动战？你能机动过共军吗？到那时，数倍于你的兵力，团团围住，要走也不可能了。”

马继援听了这番话，最后气呼呼地说：“那就向兰州撤吧！”[1]

马继援率部队撤回兰州以后，马步芳立即在“三爱堂”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作战会议，进一步研究兰州会战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确定其作战方针是：“以一部沿洮河、黄河的西岸守备，置主力于兰州附近。如敌来犯，凭天然地障与既设阵地顿挫敌攻势后，适时转移攻势，依西安绥署之协力，一举歼灭犯敌。”[2]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马步芳对兰州会战作了具体的部署：

——以陇东兵团主力之第82、第129军及2个骑兵旅、1个榴弹炮营等部，共约5万人据守城区，其中以第82军的3个师分守兰州门户马架山、营盘山、沈家岭；

——以陇南兵团之第91、第120军和马鸿逵部第81军，共约3万人，配置在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及打拉池地区，以保障兰州之左翼安全，并相机侧击进攻兰州的共军；

——以新组建的韩起功之骑兵军约2万人，以临夏为基地，控制临洮、洮沙地区，以保障巩固兰州的右翼安全，并把守青海的大门。

会议以后，马继援和马步銮、谭呈祥、韩有禄、马振武及以马文鼎为首的作战参谋人员组成了阵地勘察小组，一同乘车循环山公路到皋兰山中央的营盘岭，对东面的主要阵地豆家山、古城岭、马架山、西兰公路以北的十里山，西边的沈家岭、狗娃山都察看了一遍。

8月20日，马步芳在兰州的防御阵地已全部部署就绪。马步芳得意地认为，兰州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共军进入兰州地区后，在他的正面抗击下，加上马鸿逵和胡宗南的两翼出击，就可全歼共军于兰州城下了。

就在马步芳忙着兰州会战的作战部署的时候，彭德怀也没有闲着。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尽快歼灭马步芳的主力。就青宁二马来讲，青海马步芳在西北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军事上也比宁夏马鸿逵强大。歼灭了青马，便可基本解决西北问题。但在哪里歼灭青马主力呢？原来准备在平凉地区打一个歼灭战，但因马步芳过早放弃了平凉会战计划，这一设想没有能实现。现在看来只能在兰州歼灭青马的主力了。因为，如果让青马退回其老窝青海，那里是辽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短缺，势必增加进军作战的严重困难，也会延长解放大西北的时间。攻打兰州虽然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但作战条件远比青海有利。

彭德怀在认真分析马步芳的作战部署后，对在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心里更有底了。当有人担心地问他：“兰州有黄河障碍，敌人如果真要死守，该怎么办”时，他对部队说：马步芳要死守兰州，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情。“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担心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的时候了。”[3]

8月4日午时，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向各兵团下达了进军兰州、西宁，歼灭青马的预备命令：“拟以一部钳制宁马匪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青甘两匪军，并准备歼击新（疆）省可能回援之匪军。”

接着作了具体的作战部署：

——第1兵团（欠第7军）附第62军为左兵团，取武山、陇西、渭源、临洮，得手后渡洮河经临夏直取西宁，截断青马退路。第7军主力控制天水，与第18兵团打通天水至宝鸡铁路，一部控制陇西，保护左兵团交通运输。

——第2兵团为中路，由莲花镇经通渭、马营、通安驿、内官镇、新营镇、马莲滩、洮沙，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前进，准备于主力于兰州上游渡河后，沿西宁至兰州公路东进，包围兰州守敌。如守敌先退西宁或北窜，该兵团应即西进，协同第1兵团进攻西宁，或尾敌北追。

——第19兵团（欠第64军）为右路，第65军由隆德经静宁沿西兰公路、第63军由固原经兴隆镇、会宁、定西，向兰州城东攻击前进。第64军控制固原及其以北，对宁夏马鸿逵部组织积极防御。

——第18兵团（欠第62军）任务不变，仍在西安、天水一线，沿川陕公路前进，钳制胡宗南残部。

彭德怀要求各兵团于8月9日前完成进攻兰州、西宁的一切作战准备。

8月5日，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发出了《解放大西北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体同志及全军指战员、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全军一致，勇往前进，为干净、全部消灭青、甘、宁三省匪军，解放整个大西北而战斗”。并要求各部队努力做到，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并即包围干净全部歼灭之；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命令，不讲价钱，不折不扣，充分表现其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忍受任何困难，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坚决执行回民政策，对惨遭马步芳、马鸿逵蹂躏灾难深重的回民群众，应给予深刻的阶级同情，帮助其彻底解放。对城市政策、各种社会政策、群众纪律，必须认真执行。坚决执行命令，克服一切困难，歼灭一切敢于顽抗的国民党军；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群众纪律、少数民族政策和俘虏政策。

8月6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的回电：

彭张阎：

八月四日发来歼灭甘青匪军的预备命令，一般甚好，惟请注意左兵团所取之路线似过于迂回，且经临洮、临夏渡黄河直取西宁，系深入马家老巢，过去四方面军曾打算走此路西渡，因遇阻路险折回，望令一兵团负责仔细调查此路道路、粮食情况及渡河条件，尤其是回民关系如何，对大军经过具有决定意义。西北军区有任谦对洮、夏地形、民情有研究，可调他详询。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而回民中间又不若宁（夏）回曾受过我好影响，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望以此意告王震为要。

军委

八月六日

也就在这一天，彭德怀又收到了毛泽东的一份长电，电报这样写道：

德怀同志并贺（龙）习（仲勋）：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健全又迅速地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二）关于绥远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林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利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利用他去收拾胡宗南部。现在程潜、陈明仁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桂胡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八月六日

看来，毛泽东对和平解放大西北抱有很大的希望。对于这个问题，彭德怀也不能不认真考虑。但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如何打好兰州这一仗。

从8月9日开始，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和新老解放区的15万支前民工，不顾酷暑灼热，战胜狂风暴雨和冰雹洪水，分左、中、右三路向预定目标进发。由于长途行军，地广人稀，又逢雨季道路泥泞，粮食、鞋子以及弹药接济不上，给部队带来许多困难，而缴获的粮食又没有时间磨面，只好煮麦粒为食，加上部队不适应西北高原气候，长时间露宿荒野、街头，不少人患上感冒、痢疾、疟疾等疾病。

但是，广大指战员战胜了行军途中的各种困难，继续向兰州进军。

经过艰难的行军，8月19日至20日，第2兵团和第19兵团先后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与此同时，向西宁方向进击的第1兵团之第1、第62军也已渡过洮河，直逼临夏。

兰州，因地处皋兰山麓而得名，古称皋兰，位于甘肃省的中部。它的西北面是在地理上控制着青海、甘肃的河西走廊，东面是广阔富饶的河套平原。兰州城夹山带水，地势险要，北依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尤其东西长20公里的南山是全城的天然屏障。作为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的兰州，是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又是甘、宁、青、新四省的交通枢纽。

兰州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构筑了国防工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又在主要阵地上修筑了钢筋水泥工事，青马又不断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1至2道，高6至10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沿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能发扬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因此，马继援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第2兵团和第19兵团对兰州完成三面包围，但北面黄河铁桥仍在守敌控制之下，加上胡宗南、马鸿逵还没有援助马步芳的迹象。因此，此时还不能排除马步芳部随时都有弃守兰州西逃的可能。为防青马部西逃而失去战机，增加西进困难，在第2兵团和第19兵团各部队进抵兰州城郊后不久，彭德怀决定对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发起一次试探性攻击。

8月21日，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等在给王震的电报中说：“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工事有相当坚固，夹河而阵，地形亦有利于守，在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亦有可能促进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凉、甘、肃州退路。在我攻兰州六七天不到得手时，宁马主力可能车运增援兰州（青宁两马汽车据云二千辆以上），似此，我将集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你们占领临夏、永靖两城后，须休息两天，补充粮食，弄清情况，再定行动，并须侦察享堂、红古城、红城寺线渡湟水之难易。六十三军应否留一部于临洮看守浮桥，筹粮掩护前送。”

同一天，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兵团下达了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一）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二）须集中兵力、火力、技术于一点，一个一个山头、房舍阵地，逐次地歼灭敌人。不攻则已，攻必须奏效。（三）进攻中，须充分准备歼灭敌人反冲锋部队，组织歼灭敌反冲锋的火力，构筑抗击反冲锋的工事。对沟与交通壕内，须有打击反冲锋的配备。进攻队形须加强纵深配备。攻占敌沿路阵地后，须立即构筑工事，配备顽强的防御，使这样的阵地作为诱敌深入反扑的坚固据点。（四）集中优势的炮火射击一点，得手后，再击另一点。密切步炮协同。炮兵须反复精细地侦察敌人兵力、火力的具体配备，组织良好的战场观察，切忌盲目的射击，须知再优势的炮火，在顽强的敌人面前，并不是万能的。（五）对敌人外壕陡壁的克服，须用挖对沟，改造地形来接近，用炸药来破坏。因弹药运输困难，炮击只能是补助的，用连环爆炸，破坏陡壁，会有好的效果。”

攻击开始了。第19兵团以第65、第63军各一部共5个团的兵力，对兰州东南的马架山、古城岭发起了攻击。第2兵团也以第6、第4军各一部共4个团的兵力向营盘岭、沈家岭和十里山诸要点发起了攻击。尽管攻击前第一野战军司令部下达了战术指示，强调要“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但由于部队从行进状态仓促投入战斗，加之有轻敌麻痹思想，攻击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因此，虽经一天激战，守敌依托坚固工事拼死顽抗，双方均有不小伤亡，却始终未能攻下守敌的一个阵地。

8月22日，马继援立即召集各指挥官在皋兰山开现场会议。他说：“共军初战受挫，伤亡倍于我军。我方团长郑万良中弹阵亡，全线官兵伤亡百数人。但共军决不会罢休，我们要足够重视，决不能掉以轻心。现在兰州外围的共军，数量上暂时比我们占优势，只要我们坚持战斗，争取宁夏兵团能早日靠拢配合，陇、宁两兵团有6个军，加上马鸿宾的第81军、周嘉彬的第120军、黄祖勋的第91军，共9个军。目前共军3个兵团只有6个军，从整个战区看，我们在数量上又比共占优势。”[4]

会后，马继援又视察了外围阵地，对随同视察的人员说：“沈家岭和狗娃山东西有两条通往阿干镇和临洮的公路，是兰州西南的门户，敌人很可能调整进攻方向，调集大量兵力、炮火，从这里突破，我们有第129军的两个步兵师驻在小西湖及东教场作第190师的后盾，是可以完成防御任务的。”

随后，马继援向马步芳作了汇报，马步芳当即将兰州防御情况及共军21日初战受挫情况，通报马鸿逵，并催请他从速靠拢兰州，加强战斗。然而，马鸿逵除发去了“即准备出兵”的电报外，并无真正的行动。

这几天，马步芳既要操心兰州会战的大事，又牵挂着青海西宁老窝的安全，真弄得他有点吃不消了。忙过以后，他坐了下来又一想，万一兰州保不住，又该如何办呢？他左想右思了一番以后，决定把守兰州的这一摊子事全交给儿子马继援处理，自己还是回西宁守老窝去好。

主意打定了，8月22日12时，马步芳同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主任委员马绍武及兰州警备司令部稽查长陈显宗等一行离开兰州，回到了青海西宁。临走前，他一再告诫马继援说：“兰州会战，事关重大，你可千万不可轻敌啊！”[5]

第一野战军初次攻击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受挫，彭德怀、张宗逊立即于8月21日21时及时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本日试攻兰州外围，十九兵团五个团，二兵团约四个团，结果未攻下一个阵地，守敌尚顽强，工事很坚固。”

第三天，彭德怀来到了第19兵团指挥所。杨得志和李志民、耿飚、潘自力等因为前两天的仗没有打好，心情有些沉重，也憋了一肚子气。看到彭德怀来到，杨得志首先说：“十九兵团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军、师、团干部都很憋气，迫切要求继续打，非出这口气不可！”

李志民又说：“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二马，否则必致吃亏。我们虽然经常给自己敲警钟，也一再教育部队，但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果然吃了轻敌的亏。仗没有打好，责任主要在我们兵团领导。”

彭德怀说：“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准备不够。不过，受阻的主要原因我看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人顽强，工事坚固。青马匪军是当今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之一。我们通过这次试攻了解了敌人，这是最大的收获。告诉部队要沉住气，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仔细地研究敌人的防御特点，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发起总攻。”[6]

第一野战军立即用三天的时间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并总结出试攻受挫的三条教训：一是冲击部队没有组织火力保证自己的侧翼，没有及时压制突然出现的敌短兵火力。冲击队形没有采取梯次配备（倒三角形）。今后应严密组织火力，当敌向我冲击部队侧翼攻击时，配备在我冲击部队侧后的二梯队，应向敌反击部队侧翼发起攻击，抓住敌人离开其坚固阵地出击之良机（可能时设法引诱敌出击），大量耗敌。二是炮火缺乏细密的任务区分，炮火射击不能满足冲击部队的要求。有的炮火射击过早，部队冲击时炮弹已打完，也有的炮火还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力，部队就发起冲击；有的炮兵阵地配置太远，散布面大，不能摧毁敌主要阵地。今后应高度集中火力，做到步兵冲击计划与炮兵射击计划的一致。冲击部队要组织观察，利用炮火压制敌人，适时发起冲击。三是对敌工事特点研究不够。敌有水泥堡、砖堡，并利用自然地形挖地洞、枪眼，外壕内沿有地堡，各碉堡之间火力联系好，还有交通壕连接，副防御设备有外壕（已发现壕内有地碉、地雷）、铁丝网，将陡坡削成绝壁，阵地前埋雷甚多。对此，可用连续爆破或强行坑道爆炸的方法配合云梯、梯桥通过。各部队应切实研究敌工事特点，并找出克服的办法。[7]

第一野战军第一次试攻兰州守敌外围阵地虽然没有奏效，但经过反复侦察，摸清了兰州守敌的部署、战术特点、工事构筑和地形情况。马家山、营盘岭、沈家岭是兰州防御体系中的三个主阵地，马继援以其主力第82军的3个师第100、第248、第190师分别把守；第181师防守城东之东岗镇，其一部于黄河北岸防我北渡；第357师防守七里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骑兵第8旅位于黄河北岸。马继援的这个部署是企图背靠黄河天险，主力控制南山主阵地，以保兰州不失。但其两翼薄弱，城中再无预备队，黄河铁桥是其惟一的退路。因此，攻取南山就成为攻克兰州之重点；而迂回守敌右翼夺取黄河铁桥，则是能否切断守敌退路，全歼守敌之关键。

考虑到攻克兰州的难度，8月22日8时，彭德怀、张宗逊给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副司令王维舟发出了一份电报，说：“兰州工事坚固，守敌顽强，攻夺时间可能延长数日。宁夏的来援可能存在，来援道路：一由黄河北岸增援兰州，一由同心城出固原威胁我后方，固原、海原缴获子弹四十万余发，均存固，并储粮两月，城坚工事强，如宁马来犯，六十四军准备固守。黄罗斌率领之五个团依据目前情况，请令其进至惠安堡、韦州、豫旺地区与六十四军弄通电台联络，以便配合打击宁马匪军。”

在第2、19兵团第一次试攻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失利后，担任截击兰州战役中可能西逃之敌的左路第1兵团正在急速进军。8月22日14时，第2军第6师向临夏发起进击，防守临夏一带的韩起功指挥的新编骑兵军，未战即溃，敌一部被歼，大部逃散，临夏被解放。

至8月23日，第1兵团连续攻占康乐、宁定、和政、临夏、永靖5城，歼灭青马新编骑兵军、骑兵第1旅大部，骑兵第3旅一部，共毙俘敌1 476名，缴获大批枪炮弹药。第62军第185师于23、24两日在临夏南鸣松崖、富家滩地区，又歼敌231师一部及宪兵营全部，俘敌704名，缴骡马、枪支一批。

第1兵团的迅速挺进，使兰州守敌右翼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随后，第1兵团于临夏地区一面准备参加攻兰战役，一面调查黄河渡口，修造船筏，准备于永靖、循化北渡黄河。

第1兵团占领临夏更使马步芳坐卧不安。在此情况下，他不得不抽调骑兵第8旅和骑兵第14旅残部窜回青海，以增强西宁的防御力量，又派专人飞往宁夏求援。

这时，彭德怀对第1兵团攻占临夏之后敌情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作了相应的部署。8月23日，他和张宗逊等在给王震等的电报中指出：“左兵团二十二日迅速占领了临夏，可能引起各种变化。（1）兰州守敌增加了西宁顾虑，因而分兵防守，强迫夺取（车运当天可到），重点仍放在兰州。如此有利于我攻取兰州后，以一部协助左兵团攻取西宁。（2）如敌弃西宁（此种可能是很小的），固守兰州或以新六军及西宁警卫部队（一个师）守西宁，我左兵团均暂不宜孤军深入占领西宁。假若兰州、西宁两处均打不下，宁马集合胡匪以便乘我远出疲劳情况下，出击我侧背，冬衣送不到，即占领西宁，而兰州未打下，亦因兵力分散仍有此种顾虑。（3）如青马放弃兰州退守西宁时，二兵团即跟踪追击，左兵团应不失时机于享堂东西百里堵击、截击、消灭敌主力后再取西宁。如马（鸿宾）、周（嘉彬）、黄（祖勋）三部被击溃消灭，其一部向凉、甘、肃退，我左兵团即取西宁。（4）如我主力明（24日）攻兰州无效，尽力攻无把握时，而宁马主力又向兰州增援，三打兰州困难时，我则暂不急于打兰州取西宁，即以一至两个月时间，重点放在占领区地方工作上，建立地方工作基础，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解决粮食困难，运集弹药，开始对敌政治攻势。左兵团相机地截断宁兰交通，三边之黄罗斌部准备配合六十四军进占安堡、豫旺县、靖远县，即是积极增加打兰条件，十八兵团主力及七军务击胡（宗南）匪分散之部分，开展陇南地方工作，增加进取汉中有利条件。”“为了弄清情况，补充粮食，左兵团三个军主力如增加，即在临夏停止，以一部进占永靖，控制黄河，最好准备随时向享堂、红城寺线侧击堵击，似此比较稳当”。

随着兰州情况越来越危急，而宁夏马鸿逵仍无援助的动静。马步芳、马继援父子二人心如火燎，不停地在西宁、兰州两地间互通电话。他们商定即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马骥乘吉普车由兰州起程，连夜赶往宁夏，请马鸿逵出兵援助兰州。马骥携带马继援的亲笔信及礼品到达银川后，立即面呈马鸿逵。马鸿逵当面答应说：“当前形势紧迫，合则存，离则亡。我们出援兰州，迫在眉睫，舍此再无他途。请电子香和少香（马步芳和马继援）放心。”可是，马骥回到住所等了一天，还是没有下文。第二天清晨，马骥又去见马鸿逵。马鸿逵则态度冷淡，满口支吾。马骥只好将在银川晤见马鸿逵的情况电告马继援，结果，只能更加重了马继援的忧虑。[8]

马鸿逵对增援兰州是这种态度，而胡宗南呢，也没有出兵解兰州之急的意思，这样就形成了青马孤军困守兰州的局面。

在进一步了解了兰州守敌情况之后，第一野战军加强了进攻兰州的准备。

8月下旬，西北大地已开始进入初秋季节。在进行紧张作战准备期间，偏逢秋雨连绵，部队在山坡上、沟洼里挖洞避雨和住宿；粮秣也发生了困难，原来带的吃光了，当地群众贫困，很难征集，因而不少的部队只好依靠地里长的山药蛋、豆类充饥，但是，广大指战员们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

为了便于指挥作战，8月22日，彭德怀把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指挥所推进到兰州东南的乔家湾（又名乔家营）。

大战在即，毛泽东和彭德怀还在紧张地商讨着如何攻打兰州的问题。8月2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在乔家湾指挥所里，彭德怀和张宗逊结合西北战场的具体情况，认真研究了毛泽东的来电，调整了作战部署：以第63军一部进攻东岗镇并向响水子沿河警戒；第65军及63军之一部进攻马架山敌第100师阵地，歼灭当面之敌后，向城东关发展进攻；第6军进攻营盘岭敌第248师阵地，尔后向城南关发展进攻；第4军向沈家岭的中狗娃山、下狗娃山敌第190师阵地进攻，尔后向城西关发展进攻；第3军向七里河进攻，并以第7师配合兄弟部队攻击狗娃山，得手后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第9师攻占七里河地区并配合第7师夺取西关，控制黄河铁桥，第8师封锁兰（州）新（疆）公路口。

8月24日，一个阴雨天。在西宁的马步芳见马鸿逵和胡宗南还是迟迟按兵不动，十分恼火。他只好给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电报：“窜洮河西岸临夏附近共军之第一军、第二军，刻正向永靖、循化进犯，情况万急！如陕署、宁夏友军和国府空军再不迅速行动协歼，深恐兰州、西宁均将震动，千钧一发，迫不及待！务请火速分催，不再迟延。”与此同时，马步芳又密令西宁飞机场的两架飞机，从即日起加足油料，随时待飞。他为自己和儿子安排好了逃往重庆的一切准备。

想好了后路，马步芳从西宁给马继援发了一份绝密电报：“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保存实力，撤守青海。切切！”

也就在同一天，天已经晚了，彭德怀、张宗逊还在指挥所里商量着。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以三个兵团的兵力攻打兰州。随后于当日21时，他们给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发出了一份回电，提出8月25日晨对兰州发起总攻。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军委并贺习：

（一）即遵照未梗（8月23日）电示，以三个兵团打兰州，王（震）兵团决从兰州上游渡河迂回兰（州）北。（二）宁马出动三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城可能性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并周（嘉彬）、黄（祖勋）两部共有十三万兵，据守坚城，我即集三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不能持久，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即弹药亦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四个军围困兰州，集结五个军打宁马。（三）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来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二十五日晨开始攻击。

彭张

敬戎

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毛泽东又是一夜未眠。8月26日1时，他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

彭张并告贺习：

二十四日电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至西兰公路，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援兰州前线的需要。

军委

二十六日一时

在毛泽东发出这一电报的前一天，8月25日凌晨，尽管下了一天一夜的雨停了，但是，整个大地还笼罩在蒙蒙的云雾之中，黄土山岭上一片泥泞。

随着“叭！”“叭！”“叭！”三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第一野战军向兰州发起总攻的时刻到来了。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勇猛地冲向敌阵地的削壁、堡垒和层层防线实施突击。经过一天激战，到下午1时，突破了敌人三道防线，并且连续摧毁了敌人以碉堡群组成的防御阵地，攻击部队的主攻矛头直指皋兰山的营盘岭、马家山和沈家岭敌三大主防阵地。

沈家岭，位于兰州城西南十余里左右，是夹在五泉山和狗娃山之间的一道大山梁，面积百多亩，形状像个横置的葫芦，东侧坡度不大，生长着一些杂草灌木；西侧是红色岩石的绝壁；北面是一片白土开阔地；南面有一个高地，与沈家岭高地形成了一个马鞍形。守敌第190师把沈家岭高地筑成一个大圆形堡垒，设有三道防线。在扼守交通要道的阵地前，除布雷外，还设计了鹿砦、铁丝网等障碍，并在阵地上堆放了许多在汽油筒内装有炸弹的“飞雷”。守敌在两高地间的马鞍部，挖成一条长100多米，宽20多米，深10多米的战壕。

这是兰州守敌的主阵地之一，被称为“兰州锁钥”。要进取兰州，当然得先将这把“锁”砸碎。若能夺下沈家岭，就等于打开解放兰州的大门，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控制咽喉要地黄河铁桥，截断敌人惟一的西逃退路。因此，马继援对守沈家岭的部队下命令说：“有沈家岭就有兰州城，你们活着要守住阵地，死了要为回族争光。”为收买人心，鼓舞士气，他还给每人发了三块银元。

担任沈家岭主攻任务的是第4军第11师第31团。第31团接受任务后，迅速组成了并肩冲锋的两支突击队。总攻开始后，敌阵地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第31团团长王学礼指挥第2营首先从这个大缺口冲了进来，第1营也随后跟了进来，打得守敌措手不及，顿时陷于一片混乱，仅用了十多分钟，便攻破了敌人的第1道防线。

敌人的第2道防线像一条长蛇，蜿蜒地横卧在沈家岭中部的人工绝壁之上。

沈家岭的正面缺口被打开后，第31团又从东西两翼迂回包围敌人，整个沈家岭阵地硝烟弥漫。接着，攻击部队又用集束手榴弹投向敌群，迅速占领敌第2道防线。但敌人为保住这把“锁”，不断从兰州城里调来大批后备部队，一面阻击我军后续部队，一面集中兵力实施反突击，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夺回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拼杀争夺，伤亡都很严重。在战斗中，敌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发起反冲击。时任敌第82军第190师参谋长的李少白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描写当时的战斗情景：“天亮不久，第八十二军参谋长马振武从他的住处回到师部，他命令我与副官主任李生栋率领师直属工兵连、特务连上山增援。我们在坪上刚一露头，前方共军的炮火，就像急风暴雨般袭来，我们只好就地隐蔽待命。……我冒着炮火，向团指挥所跑去。子弹在我周围，像雨点似的落下。子弹落在地面上，冒起一股股白雾，像雨点落在水中激起的泡沫一样。”[9]

在战斗关键时刻，王学礼将第31团的预备队第3营投入战斗，在友邻第33团的支援下，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反攻，占领了沈家岭核心工事。

此时，第31团伤亡很大，全团剩下不足300人，弹药也不多了。在危急关头，王学礼并没有请示支援。他把团直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重新编成战斗单位，把阵地上所有弹药都收拢起来，组织火力，抢修工事，投入战斗。他坚定地对大家说：“在这种时刻，我们不能给上级出难题，叫上级替我们担心。只要大家勇敢顽强，注意节省弹药，我们就有把握守住阵地，消灭敌人。”

8月25日中午，第4军第10师第30团前来增援，与第31团并肩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下午5时，敌又纠集残余力量作最后挣扎，并从白塔山向沈家岭进行炮击。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持续拼杀，敌人渐渐不支，丢下大批尸体，开始向山下溃退。

一个小时过后，第4军完全占领和坚守住了沈家岭阵地。此时，第10师第28团经过一天激战也占领了相邻的狗娃山阵地。

时隔30多年后，原第4军政治委员张仲良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8月25日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13小时。守敌第190师，先后增援的第100师骑兵团和第129军的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9 000余人，被我毙伤3 800余人。我军亦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达3 000多人，其中团级干部13人。在攻占沈家岭战斗中牺牲的3名团级干部是：第11师第31团团长王学礼，第10师第30团政委李锡贵，第11师第32团副团长马克忠……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0]

在第4军苦战沈家岭、狗娃山的同时，第6军在罗元发军长的指挥下也向南山要点皋兰山的主峰营盘岭发起了猛攻。这里，敌人的工事最坚固。8月25日下午，第6军集中全军所有的炮兵，组成两个火力队，向敌人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炮击，将敌工事大部摧毁。当第17师第50团突击队冲到第一道削壁时，突破口未炸开，敌人凭借钢筋水泥暗堡拼命抵抗。爆破组受掩体中敌人的阻击，无法靠近，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这时，第50团第7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爆炸升起浓烟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为突击队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在第50团突击队主攻营盘岭正南阵地的同时，第16师第46团主攻东南敌阵地。第6军军部以42门野炮、山炮及迫击炮组成的另一个炮群，集中火力，猛轰敌人主阵地，摧毁其众多火力点，掩护第46团突击队进攻。炮火轰击后，当步兵沿着交通壕进到敌前沿阵地，被三道削壁挡住了去路时，第3营第7连指导员刘志刚亲自带领爆破组冲了上去。他把炸药包放在已炸过了的小坑里，点燃导火线后，由于来不及撤，腿被炸断了。其他的人接着又冲了上去。经过连续的爆破，终于炸开了两个缺口，为部队打开了通道。战士们以迅猛的动作冲向敌阵地，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弯了，就空拳和敌人厮打。有些连队仅剩下10多人。几次命令后撤都不肯。战斗英雄陈全魁把两个手榴弹捆在一起，连续投出30多对，杀伤大批反扑的敌军，自己身负重伤，仍不下火线。敌人连续反冲击7次，但均被击退了。激战至8月25日17时，后续部队又连续突破守敌第二、三道削壁，第6军终于攻占了营盘岭。

夕阳西下了，夕阳映照下的营盘岭上一片红。

像第2兵团第4、第6军一样，第19兵团面对的同样是两个难啃的硬骨头：马家山、豆家山。

杨得志把攻打这两个据点的任务分别交给了第63军的第189师和第65军的第193师。

豆家山位于兰州东南20里处，和皋兰山相连，是一座海拔2 089米、75度斜坡的条形山梁，山顶平坦，长宽3里，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马步芳曾以一年的时间重新修筑了这里的旧工事。阵地以地堡为核心，并根据地形特点，构成互相连接的15个工事群，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形成一个完整的火力体系。马继援以他的主力第82军第100师驻守在这一线山区，又以他的嫡系警卫部队青海保安第1团防守在豆家山上。守敌狂妄地说：“10万人也攻不下豆家山”。

8月25日12时半，第189师师长杜瑜华手持望远镜，透过浓浓的硝烟，紧张地注视着前方。当他看到第566团第3连占领了敌人一处阵地，打开了攻占豆家山的突破口时，高兴地喊了起来：“好啊！”

13时，豆家山的主阵地被突破。马继援慌了神，急忙调兵遣将，下令不惜代价，夺回失去的阵地，死保豆家山。只见约有1个团的敌人手持大刀，袒胸露臂，猛扑了过来，虽经猛烈射击而纷纷倒下，但在督战队的威胁下，敌人仍不停地向前涌进。战士们和敌人又展开了白刃格斗，连续打退敌人6次大的反扑。

一阵拼杀之后，整个豆家山阵地上，躺满了敌人的死尸，剩下的一部分敌人，逃到豆家山西侧的沟洼里去了。

下午5时，第189师全部占领了豆家山阵地，保证了第63军主力沿西兰公路直插兰州东门。

第65军第193师攻打马家山的战斗打得也很惨烈。当于8月25日黄昏占领马家山时，敌人在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下，连续发动反冲击。第193师的指战员们英勇拼杀，一个壕沟、一道削壁地展开争夺，在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后，才夺得一个个阵地。第193师第577团第3连第2排的4个战士坚守3号碉堡，第6连连长和7个战士坚守7号碉堡，战士们以“膏药”战术坚持到最后，直至击退了敌人，巩固了已得阵地。

经过8月25日一天激战，到中午时分，兰州守敌外围主要阵地相继失守，城内机动兵力又很有限，马继援眼看兰州不保，且向西撤退之路又随时可能被切断，因而完全丧失坚守兰州的信心。8月25日14时，马继援与在西宁的马步芳用密语联系后，立即召集师以上军官开会，决定于当天19时后趁黄昏夜幕降临之际全线秘密撤退。具体部署是：由第190师掩护，第100、第248、第181、第357、第190师依次经黄河铁桥北撤，西逃青海。

此后，马步鸾又率领一个由参谋、军法人员组成的20多人的撤退疏导小组，组长由第129军副参谋长马生福负责，分布在黄河铁桥沿线工作。

兰州的黄河铁桥，位于兰州的西北角，南接兰州的城西，北连白塔山公园，将黄河两岸的兰州城区联为一体。时值黄河汛期，汹涌澎湃的黄河水犹如万马奔腾，滚滚地穿桥而过，一泻东去。因此，能不能夺占黄河铁桥，尽早切断敌人西逃的退路，就成为能否在兰州歼灭青马主力的关键。

正当马继援准备利用夜幕秘密地从阵地上撤退时，迂回到兰州西关的第2兵团第3军第7师从一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已开始想通过黄河铁桥逃走。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第7师师长张开基和政治委员梁仁芥当即研究决定：一面迅速向军部报告，一面命令3个团齐头并进，迅速强占黄河铁桥。

彭德怀立即命令第2兵团迅速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和黄河北岸公路。第7师19团第8连奉命向黄河铁桥进攻。

第8连副连长张金生带领着突击排，以3挺轻机枪、8支冲锋枪在前面开路。

当第8连赶到黄河铁桥时，桥面上挤满了企图西逃的敌人，十分混乱。

乘敌人混乱之时，第8连用冲锋枪对敌一阵猛射，打得敌人更是四处乱窜。守桥之敌妄想拼命抵抗，但第8连集中全连火力进行反击，终于占领了桥头堡。

彭德怀得知第7师一举占领了黄河铁桥桥头堡时，高兴地说：“打得好，打得好啊！”

这时，从兰州城内夺路而逃的敌人，仍然一批接一批地涌上桥头，企图冲越桥头阵地而逃，铁桥上更是一片混乱。敌人只顾各自逃命，骑兵、步兵挤在一起，人马车辆争相夺路，被车压死、被马踩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

8月25日24时，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一份电报中说：“（一）本二十五日恶战一天，四、六两军夺敌两个阵地，俘敌百余，毙伤敌近三千。六十五军、六十三军夺敌一个阵地，俘敌一人，毙伤敌约千余，并马（21日）养（22日）两日战斗，共毙伤敌约六千人，我伤亡相等。敌人很顽强，据各部俘虏称，在兰州（黄河南岸）共五个师（一百师、二四八师、一九○师、一八一师、三五七师），每师三个正式团，一个补充团，每团四个营，每连均在一百七十人左右，五个师共六万余人。骑八师、骑十四师残部（已补充），在兰州上游北岸，新六军在临夏，部分被击溃向西宁退去，周嘉彬、黄祖勋两军约两万五千人，防守兰州北岸至靖远。马鸿逵部四个军（八十一军、一二八军、十一军及新编军，军长马全良）近八万人左右，倾巢援兰，似有准备放弃宁夏模样，如能经过傅作义迟延宁马十日或半月出动，对我有利。（二）据一军贺军长亲自侦察，永靖黄河水大，船只被敌人破坏，渡河很困难，造船需时甚久，且永靖以西、循化地区，均大山人少，极贫苦，粮食无法就地筹购。（三）根据上述各项情形，拟留六十二军停临夏，一、二两军东移，参加攻击兰州之一敌，以便适时打击宁马匪军”。毛泽东在回电中指出：“（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电的部署；（二）六十二军暂留临夏，必要时亦宜令其东移兰州参战；（三）务请注意筹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弹药，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四）傅作义已去绥远，其态度是向我是反我，还须几天才能判明，你们应自筹对付马鸿逵办法。”

古城兰州在炮火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天。8月26日凌晨2时，天放晴了。第3军攻占了兰州西关，火力控制并抢占了黄河铁桥，完全切断了兰州城里青马军的惟一退路。接着，第7师迅速攻入城内，与南山溃敌在中华路展开了激烈巷战。第19兵团等其他部队，也先后攻入城内。第63、第65军直插东稍门，共同消灭城内残敌。

这时，兰州城内马继援的第82军残部，还有保安团和骑兵团搅在一起，混成一团，就像一群被困的野兽，四处乱窜。

7时，太阳出来了。第一野战军主力占领了兰州城内的敌主要据点。激战至上午10时，兰州城内的残敌全部被肃清。11时许，第3军第7师越过黄河铁桥，以迅猛的动作歼灭了黄河北岸白塔山的守敌。

至8月26日中午12时，兰州，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宣告解放了。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敌人工事之坚固，守敌作战之凶悍顽强，地形之有利于敌，均属前所未有。第一野战军集中兵力之多（与敌对比而言），火器之强，战斗之激烈程度及付出代价之惨重，也为前所未有。经浴血攻坚和激烈巷战，歼灭马步芳主力第82军3个师大部，第129军两个师各一部、3个保安团，共2.7万人。其中毙伤1.2万余人，俘1.37万余人，因泅渡黄河淹死2 000余人。缴获山炮6门，迫击炮、战防炮、六○炮合计128门，骡马2 400余匹，汽车40余辆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兰州城战火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8月26日下午，彭德怀、张宗逊、甘泗淇等就率第一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了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就设在“三爱堂”。彭德怀说：“马步芳这一次给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要是他当初丢下兰州继续撤退，想消灭他还真有点费时间呢。他想用一计把我们消灭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兰州。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却将计就计，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随后，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张宗逊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

8月30日，也就是兰州解放后的第五天，这一天，天高云淡，晴空万里，解放后的兰州古城，沐浴在秋晨暖和的阳光之中，显得格外的清爽宜人，古城的东稍门上挂起了一幅红色大标语，上面写着：“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

也就在这一天，第一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兰州入城仪式。

一大清早，兰州的工人、市民、学生、商人、宗教界人士以及居住在兰州的各族人民，心怀喜悦的心情，手里拿着各色小旗，从四面八方涌上了街头。

彭德怀和第一野战军的其他领导，同应邀前来的各界代表、各民众团体领导人一起检阅入城部队和游行队伍。

8时30分，隆重的入城仪式开始了。只见第19兵团第65军第194师第581团的指战员们排着整齐的方队，迈着威武的步伐，准时从东稍门走进了兰州城。团长杨万华、政治委员张振川骑在战马上，雄姿英武地行进在步兵方队的最前面。

紧接着，炮兵、摩托化步兵、高射炮兵部队的方队，走了过来，犹如一股钢铁巨流，滚滚向前。

随着一个个方队的走来，大街两旁的人群不断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和雷鸣般的鼓掌声。

突然，天空中传来了一阵低沉的轰鸣声。

原来，国民党中央政府终于应马步芳的请求，派两架飞机窜入了兰州上空。但是，游行队伍并没有慌乱，正在行进的高射炮立即向敌机开火，一架敌机被击中坠落，另一架赶紧溜走了。

入城仪式结束以后，彭德怀打破惯例，举行了一次会餐。他高兴地对大家说：“这次会餐一则庆祝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二则对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表示欢迎。”

胜利了，在欢庆胜利的同时，彭德怀并没有忘记为兰州的解放而献出生命的烈士们，这一战第一野战军共伤亡8 700余人。他多次说道：打兰州是一场恶战，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11]

[1]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2]　《兰州战役敌情资料》。

[3]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4]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5]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6]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8]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9]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0]　黄起海等编：《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1]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第25章　挺进青海、宁夏

西北之敌处于分散孤立的境地——商讨下一步的作战行动——毛泽东主张先进军宁夏——彭德怀提出一兵团进军青海——“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中央军委同意先占青海——徐永昌飞抵西宁——马步芳飞逃重庆——兰州溃败后的马继援——王震组织“劝降团”——一兵团兵分两路进军青海——强渡黄河——翻过达里加山——解放循化城——进入西宁城——宁夏二马——马鸿逵要效法阎锡山——宁马逃离宁夏——解决宁马的任务交给了19兵团——劝说马鸿宾起义——老中医前往银川——突破敌第一道防线——马鸿宾飞往绥远见傅作义——马鸿宾率部起义——签字的风波——金积之战——卢忠良等发出和平通电——解放宁夏“小天津”——银川和平解放——接管银川

兰州战役胜利后，在西北战场上，敌人已完全处于分散孤立的境地。马步芳部主力遭到歼灭后，残部溃不成军，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马鸿逵部虽还未遭到歼灭性打击，但因孤立无援，士无斗志，内部矛盾日益激化，也已无力支撑局面；逃往甘肃河西走廊的敌人残部，派系复杂，也很难组织有力的抵抗；胡宗南部驻守陕南、陇南的部队，依据国民党军总的部署，随时准备退入四川；惟新疆省尚有驻军7万余人，建制比较完整，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孤立塞外，其主要将领已认清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在考虑退路，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意向。在这种形势下，第一野战军所面临的任务是，继续追击残敌，分路向青海、甘肃河西地区进军，并准备进军新疆；同时抽兵入川，以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的作战，同时扫清陕南、陇南残敌，彻底解放大西北。

兰州战役胜利结束的当天，彭德怀就在考虑兰州解放后的作战行动。从总的部署上说，他决定以左路第1兵团先取西宁，右路第19兵团夺取宁夏，中路第2兵团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然后进军新疆。1949年8月26日19时，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甘泗淇等在给王震、许光达、杨得志等的一份电报中，对第一野战军各兵团的下一步作战行动作了指示，指出：“本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胜利地解放了兰州，分割西北反动军在地理上的联系，应不给击败之匪以任何喘息机会，继续追击，全部干净地歼灭之。左兵团（一兵团）即在平原、临夏、永靖、韩家集地区；二兵团即在兰州城北、城西地区，自八月二十七日起休息，九月一日开始继续追歼青马匪军解放西宁；十九兵团主力即在兰州以东及东北地区，自八月二十七日起休整十天至半月，准备进军宁夏，消灭马鸿逵部；六十四军应以一个师进至打拉池，夺取靖远、西宁，在固原、海原建立地方政权，征集粮食等准备工作。各兵团休整时间自定。”

在北平，毛泽东也在考虑着西北战场的下一步作战行动。早在兰州攻克之前，毛泽东于8月22日在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一份电报中就指出，第19兵团何时向宁夏进军，待占领兰州后看情况决定。如果王震四个军确有把握占领青海，则第19兵团可在兰州休息十天或半月后即向宁夏，否则可略为推迟。入新疆部队至少休整一个月，必要时酌量增加休整时间，作好充分准备。入川部队待与贺龙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第18兵团入川是适宜的。[1]8月26日23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来了一份电报，要求答复三个问题：“（一）兰州城距黄河多少里？我军能否将黄河两岸之敌加以切断？（二）临夏至兰州多少里？王震部须几日可到兰？（三）我军现有粮食可吃多少时间？有无筹得一个月粮食的可能？”

彭德怀决定不给青海马步芳部以喘息之机，王震应立即率第1兵团进军青海，夺取西宁，以彻底消灭马步芳部。8月27日，他在给王震并报中央军委、贺龙、习仲勋的电报说：“青马守兰州的精锐已被歼灭，在青海之新六军守西宁之某部、骑八师、十四师及残存的一八一师、三五七师，总共还有五万至六万人。在新疆之骑五军，约一万五千人，传说已回青，确否待证。”“根据以上情况，拟以左兵团（缺一师）经循化、民和向平戎驿、乐都前进，以三军沿甘（肃）青（海）公路西进，四个军会合平戎驿、乐都地区后，再围攻西宁。三军二十五日未参加战斗，待敌预备队用尽时，二十六日拂晓突然由兰州西关河边攻占大铁桥，敌不及防。因此，该军伤亡极小，俘敌七千，仍算是生力军。”“四、六两军第一步进永登，相机向油厂前进。”“根据上述情况，进攻西宁部署似可稍提早至二十九日行动。你们准备是否来得及，盼告，以便与许（光达）徐（立清）商量。”

不料，8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提出了“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的主张。电报的全文是：

彭张：

看你们二十九日致王（震）张（希钦）电，如马匪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我们亦从伊犁方面获得同样消息，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军委

八月三十日

但是，9月2日，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指出：“（一）同意你们未世亥（8月31日23时）电作战方针。占领青海、宁夏及永登，休整一时期再分兵西进。（二）是否可于申删（9月15日）以前占领青海、宁夏，盼告。”

9月3日，彭德怀、张宗逊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删（15日）占西宁有可能。兰州离宁夏一千二百里，十九兵团申齐（9月8日）才出动，九月底能占宁夏省会还是快的。”毛泽东似乎心里有底了，第二天，他在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回电中指出：“向青、宁进军以适合情况解决问题，不使军队太疲劳为原则，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

再说马步芳从兰州逃回西宁后，仍以电话指示马继援在兰州要继续顽抗。为了“安抚”人心，欺骗部下，他声言决不离开家乡。他还命令青海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青海政情》及《青海民国日报》欺骗说：“这次军队自陇东撤退，是在兰州稍事休整。把拳头收回来，才能有力地打出去。不是后退，而是前进的准备。”并接连多次捏造了陇东“大捷”的消息，大量印发“号外”。同时，他又严密封锁消息，直到兰州于8月26日被解放，一般中下级职员才稍有风闻。

兰州解放的第二天，即8月27日，在广州的阎锡山就派新任国防部长徐永昌飞抵西宁。因为兰州丢得如此快，太使阎锡山恼火了。他要派徐永昌到西宁当面向马步芳兴师问罪。

其实，马步芳也有满肚子的委屈。他青马的主力在兰州一战已被打光了，更令他感到气愤的是在兰州会战当中，马鸿逵、胡宗南都袖手旁观，只让他孤军同共军浴血苦战。

马步芳越想越感到冤屈，因此，他在同徐永昌会晤中，当徐永昌将兰州战败的责任怪罪于他时，他同徐永昌争吵了起来。

争吵当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争吵完后，马步芳决定要走了。于是，当天下午，马步芳稍作了准备，便带着家人驱车赶到了乐家湾机场，爬上飞机直飞重庆去了。

马继援则在兰州溃败后，一路向永登逃去。当时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的彭铭鼎回忆在永登见到马继援的情景时说：“我在永登见到马继援仅带少数随从，自红城子方面蹒跚而来，光头鹄面，状极狼狈。见面时哽咽落泪，语不成声，半晌才说出：‘我以为第一○○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2]

在永登，马继援原想收集残部，逃奔凉州，与新疆骑兵第5军马呈祥部会合，作最后挣扎。但是，当他听到西宁吃紧，其父已逃离西宁的消息，并连续接到西宁方面的来电，催他从速返回西宁时，他没有敢在永登久留，便朝西宁而逃。在永登岔口驿，他和第190师师长马振武分手时，对马振武说：“父亲（马步芳）来电话，乐家湾飞机等着哩，我们一同走吧？”

马振武说：“军长，你走，我不去了，我没有钱，出去会有困难，我再也不好意思向你们伸手了。”

“你如不去，我见了阿姑（马振武的母亲），怎么回答？”马继援问道。

最后，马继援说：“那好吧，你带领部队到大通桥头集中，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说完，马继援就带了40余名卫兵，过了天堂寺北大通河，经互助威远堡，抄小路向西宁逃去。他一路逃一路还在想，怎么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对此种结局，他是实在不甘心。

8月29日，马继援逃回到了西宁。在西宁，马继援见大势已去，稍事休息后，他就开始作逃走的准备。第二天，他就带着第129军军长马步銮、新编步兵军军长马全义、新编第1师师长马璋、马继融、兰州市政府秘书长高文远、兰州警备司令赵珑等少数军政要员乘飞机由西宁逃往重庆，并带走黄金28箱，每箱700两，共计黄金1.96万两。

当时整个青海的情况，8月19日，彭德怀在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青海原有七县，旧属西宁府。从民国十八年后，逐渐增设七县，共十四县。人口一百五十万（旧属西宁府七县，现改为十二县，汉、回人五十五万余）。藏民约六十万，汉人三十万余，回人二十五万，蒙古人十三万余。余系土番，亦即藏族中之另一派系，以及其他小民族，如果洛等藏番头户（千户、百户）、土司，不满马家设县，伤害其世袭权力与尊称。虽是一种封建割据，反对封建集权，但其中仍有民族意义。我可利用这些矛盾，接近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的人民。回、汉以农为主，藏、蒙以游牧为主，土番纯游牧。我军入青，暂时只能占领西宁原属七县（现改为十二县），此区汉、回、蒙、藏、番五族杂居（经济互相有联系，如皮毛换粮茶）。此外，都兰、玉树两县面积几占青省四分之三以上。”

马步芳父子逃走后，西宁守敌就散了架了。马步芳的第82军第100、第248师，第129军第357师残部准备逃往西宁以北的上五庄；第190师、骑兵第8旅等残部也准备逃往海晏。

根据这种情况，当时在临夏的王震经常与临夏的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接触，以通过他们力求用和平方式解放青海。他不仅亲自登门拜访当地上层人物，还派人叫回逃跑躲藏在山里的马步芳的亲属马丕烈。

马丕烈曾任青马第82军副官长、青海省财政厅长、伪国大代表，是马继援的舅舅。经过王震的劝说，马丕烈答应帮助做马家军的工作。他还请来了马步芳的叔父马良，马良又推荐汉族士绅徐秀直、祁子果和其他在社会上有声望的青马亲属同王震见面。他们一起很快组成了一个“临夏赴青海和平代表团”（又称“劝降团”），帮助劝说青马军官放下武器，投降人民解放军。王震又请夫人、第1兵团司令部秘书王季青和第6师师长张仲瀚等，连夜写了一封词严义正的《劝降书》，派参议卢德和司令部参谋李骥作为代表，协助“劝降团”工作。

“劝降团”组织起来后，就经循化前往西宁，一路劝说青马人员投降。到达西宁后，他们当晚就找西宁市原警察局督察长，组织了30多人维持西宁社会治安，并召集各种小型会议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政策。马丕烈等还到西宁上五庄马步芳的公馆，劝说从兰州逃回来的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第100师师长谭呈祥、第129军副军长韩德铭、第357师师长杨修戎带领部队投诚；又到海晏劝说准备逃跑的青马第190师师长马振武、第248师师长韩有禄等放下武器。[3]张宗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兵团把甘肃青马有威望的家属组织了一个劝降团，随军到青海劝降，这是个很成功的经验。这个劝降团不断地揭露青马的反共宣传，而且为我军的行动提供了很大方便。九月五日，第一军解放了西宁，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劝降团动员敌军政官员和散兵到军管会报到，对维持地方秩序，起了很大作用。”[4]

8月27日，第1兵团离开临夏地区，踏上了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征程。

王震把部队分成了两路：一路由王震率第1兵团机关和第2军，由临夏取循化，过黄河，经甘都、化隆，直取西宁；另一路由第1军军长贺炳炎和政治委员廖汉生率第1军，从永靖渡黄河，经民和、乐都，沿湟水以南山区小道进军西宁。

两路大军犹如两股强大的铁流，形成了钳取西宁的态势。解放青海夺取西宁的历史性大进军，就在这浩浩荡荡的铁流的滚动中开始了。

在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征途中，第1兵团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跨越黄河天险。

第1军很快到达了永靖莲花黄河渡口。这个渡口原来有一座浮桥，还有20条木船。但在第1兵团进军临夏时，马步芳为阻止第1兵团部队过黄河，不仅烧毁了浮桥，船也被烧得一条不剩了。

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望着滚滚的黄河水，显得有点儿焦急。

“马上架浮桥！”贺炳炎果断地说到。

但是，由于缺乏器材，几次架桥都没有成功。

“快把2师工兵连拉上来！”贺炳炎命令道。

第2师副师长王万金带队匆匆赶了过来。

一场紧急架桥的战斗开始了。

然而，架桥的进展却很缓慢。

离上级规定渡河的日期还不到两天了。怎么办？贺炳炎和廖汉生十分焦急。他们立即去永靖莲花渡口察看情况。当得知当地的牛、羊皮筏子渡人安全可靠时，他们便立即决定放弃架桥，全力搜集牛、羊皮筏和赶造木排。

8月28日拂晓，第1军渡黄河开始。

第2师打头阵。副师长王万金带领参谋人员指挥先头第5团第3营秘密开始渡河，守敌没有发现什么。第3营第8连过河后，即向守敌发起了攻击，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

这时，第8连连长刘勇生、副连长左存正以小包围迂回战术，打退了敌人的抵抗。第3营很快控制了渡口。

第3营控制了渡口以后，第1军于9月2日乘皮筏和木排全部渡过了黄河。当时，第1军共有3万余人，骡马2 000多匹，还有火炮等各种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这样一支大队，就是靠乘牛、羊皮筏子和木排这样原始的渡河工具，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天险，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第2军首先要解放循化。要解放循化，眼前就是要通过达里加山。这是一座横在临夏与循化之间的大山，海拔3 500米左右。山势高且险，山两边数十里没有人烟。

第2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部陆续来到了达里加山脚下。面对横卧在进军青海夺取西宁的必经之路上的这一大山，郭鹏对大家说：“同志们，眼前的这座大山就是达里加山，翻过这座山就到了青海循化县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翻过达里加山，解放循化城！”

“之”字形的山路，又陡又险，行走十分艰难，越往上走越感到吃力。但是，山路再难也难不倒第2军英勇的指战员们。

8月26日中午时分，为第2军开路的第5师终于翻过了达里加山，到达了循化以东。

这时，循化民团团长王福成放火焚烧了城东四里多路的土门子桥后，泅过黄河逃到积石山去了。其他溃兵则一面四处逃窜，一面大声喊着：“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

第5师前卫营在距土门子桥三四里路时，发现民团正在放火烧桥。当前卫营赶到时，民团已把桥板烧毁了，桥梁木还在冒着火苗和浓烟。

正当前卫营要抢修木桥时，忽然沟两旁的小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和步枪声，敌人企图用火力封锁土门子桥。

在营长王国恩的带领下，战士们一边反击敌人，一边攀着正在燃烧着的桥梁木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动。

终于到达了对岸。战士们立即向两边小山头上的敌人发起冲击，打得敌人乱成一团，慌忙抱头逃窜。接着，前卫营的指战员们纷纷冲过了桥，解放了循化县城。

随后，王震也率第1兵团机关开进了循化城。

循化，位于青海东部、黄河南岸，邻接甘肃省。站在黄河南岸，只见黄河在循化境内像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被小积石山制服在怪石林立的峡谷里，水深流急。在黄河对岸有青马新编军的民团3 500余人把守。他们沿河滩摆下了40余里长的防线，构筑了工事。他们也烧毁了渡口上的桥梁和所有船只，妄图借黄河天险将人民解放军阻止在黄河南岸。

为了解决船的问题，第5师师长徐明贤派人把当地的群众找了回来，四处动员群众，夜以继日地扎木排，绑牛、羊皮筏，修补破烂的船只。经过三天的搜集和抢修船只，寻找水手，第14团4个班与军侦察队1个排在炮火的掩护下，由草滩坝强渡成功，接着团主力迅速北渡，向守敌展开攻击，将敌击溃，全军胜利渡过了黄河。

9月4日，第62军一部也由永靖北渡黄河成功。

各部队渡过黄河后，分路急速前进。9月2日至5日，第62军先头部队185师解放民和，第3军1个营占领享堂、第2军第5师进至甘都镇，第1军骑兵侦察部队进至平安驿，第3军第8师解放乐都县，第2军第5师解放化隆。各路大军直指西宁。

这时，西宁的守敌已全部逃掉了，偌大的西宁城已成为一个空城。

王震这时决定让第1军先进入西宁。

早在向西宁进军开始时，贺炳炎和廖汉生为加快解放西宁的步伐，就抽调第1军直属队及第1、第2、第3师的骑兵侦察连和9个团侦察排的骑兵班以及各师侦察科长、各团侦察参谋等，共600余骑，组成了军的先遣侦察部队，由军侦察科长孙巩带领，查明沿途敌情，为全军开辟前进道路。

这支侦察部队组成后，边侦察边前进，进展十分顺利。9月5日，第1军先遣侦察部队率先进入了西宁。当第1军前卫部队第2师第5团到达平安驿时，遇到前来迎接的原西北民生公司的13辆汽车，遂乘汽车进入了西宁城。

9月6日，第1军主力和第2军前卫第5师亦开进西宁市。随后，王震率第1兵团机关和第2军主力也进入了西宁。

就这样，第1兵团基本上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马步芳父子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宁。

在马步芳、马继援从西宁逃走前，都曾密令其第82军副军长赵遂等人，要他们把“战马当耕马，武器埋地下，分散隐蔽，待机而动”，并还大肆散布蛊惑人心的流言蜚语，企图挑起民族矛盾和宗教事端。但是，西宁解放后，在“劝降团”的劝说下，青马残部在第82军副军长赵遂、参谋长马文鼎和第100师师长谭呈祥、第248师师长韩有禄等人的带领下，320余名高级将领、312名中下级官佐和1 636名士兵，集体自动投诚，计收缴各种火炮46门，轻重机枪570挺、各种枪支1 137枝、战马1 192匹，以及其他大量的军用物资。新编骑兵军第2旅亦向我驻临夏部队投降。宣布投降的还有第100、第248、第357师和骑兵第8旅等20余名师旅以上军官，投降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共2 000余名。至此，青海马步芳部彻底覆灭，除玉树、果洛地区外，青海大部分地区宣告解放。

9月8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宁解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宁解放》的短评，写道：“我人民解放军雄师数十万长驱西进，挺进甘肃、青海，势如破竹，上月二十六日解放甘肃省会兰州，相隔十天，捷报传来，解放大军已于五日解放青海省会西宁。”“西宁是国民党匪帮及马匪步芳长期残酷统治的军事、政治中心，地当湟水南岸，城垣周约五公里，全市商贾密集，……西宁解放了，久受马匪蹂躏的青海各族同胞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建设民主自由幸福繁荣的生活，尤以占青海全省一百五十余万人民近半数的回藏等少数民族，从此可以解脱二千余年来被压迫奴役的痛苦，完全实现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摆脱一切民族歧视和压迫，充分发展各族人民的无限创造力，为共同努力建设新青海而奋斗。”[5]

也就在这一天，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西宁市人民政府、西宁警备司令部宣告成立。冼恒汉任军管会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刘枫任市长，钱平任副市长；兴中任警备司令员，曹光琳任政治委员。

第1兵团解放西宁后，第1军留驻青海，担负起清剿残敌的任务。9月6日到10日，第1军占领大通、湟源线，收缴投降的敌步、机枪1 000余挺，遣散士兵1 000余人。接着解放互助、湟中、共和等县。9月中旬，玉树区行政督察专员马峻率全区军政人员2 405人宣布起义。为改造青马投降的军官，第1军成立了“解放军官训练处”，集训投诚和被俘的青马军官1 405人。在解放青海的过程中，第1军共收容俘虏敌散兵游勇2 821人，缴获炮77门，机枪373挺，汽车70辆，战马1 760匹，炮弹2.2万余发，子弹244万余发。

9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决定，组成中共青海省委，以张仲良、廖汉生、贺炳炎、王尚荣、冼恒汉、傅子和、余秋里（未到职）等为委员，张仲良、廖汉生、贺炳炎、王尚荣、冼恒汉为常委，张仲良为书记。9月26日，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廖汉生任主任。9月28日，中共青海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残余股匪，收容散兵，收集武器，巩固阵地，站稳脚跟，进行艰苦深入的工作，达到长久的生根”。10月1日，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决定，由第1军兼青海军区，贺炳炎兼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司令员，冼恒汉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任第二副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从此，青海进入了剿匪、建政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新时期。

青海马步芳部被歼灭后，就还剩下宁马了。

宁马实指马鸿逵、马鸿宾。宁夏则是马鸿逵、马鸿宾的发迹地。

宁夏二马同出一宗，是叔伯兄弟。两人虽以兄弟相称，但关系历来紧张。宁夏主要被马鸿逵控制，他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残杀人民，从来没有做过好事。马鸿宾的情况则与马鸿逵有所不同。他长期受马鸿逵的排挤，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鸿宾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地区与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军。1947年4月，他的第81军第179团被我军歼灭后，彭德怀亲自接见了该团被俘团长马奠邦，并让他带回一封信给马鸿宾，诚恳规劝其再不要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并要其释放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这个团长回到宁夏，把信交给马鸿宾后，马鸿宾不仅没有加以责怪和刁难，反而奖给他一匹马，并立即释放了关押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第一野战军进军甘肃后，马鸿宾深知以自己现有的力量，是无法抗拒人民解放军进攻的，因而有率其所部第81军起义的意向。

兰州战役后，马鸿逵为保宁夏老巢，迅速率部退守宁夏。

退守宁夏后，马鸿逵首先拼命整军备战。他除了将现有部队改编调整，把保安部队全部隶属各军外，还自行增编了一个军——贺兰军。他在解释为什么要增编这个军时说，这是取岳武穆满江红一词中踏破贺兰山阙之意，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如果将来失败了，还可以到贺兰山去打游击。不仅如此，马鸿逵还狂妄地对部下说：“将放弃的地方，一面放水淹没庄田，一面放火烧毁仓库，节节抵抗，直到打完为止。并控制好飞机场，以便最后派飞机把你们接出去。银川城里放火时，先从我的公馆烧起。”还说：“宁夏要效法太原阎锡山的办法，抵抗到底。就是损失净尽，也在所不计，最后阎锡山还不是当了行政院长吗？”[6]

此时，宁马还有4个军约7.6万人，由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任总指挥。其中马鸿逵部3个军约6万人，马鸿宾部1个军1.6万人。马鸿逵的3个军为：马光宗的第11军、卢忠良的第128军、马全良的贺兰军、马敦厚（马鸿逵的大儿子）的骑兵第10军。马鸿宾的1个军主要是第81军，由他的儿子马惇靖任军长。

宁夏地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海拔千米以上，地势南高北低，其大部分地区为沙漠、黄土和草原覆盖，黄河由甘肃兰州向北流入宁夏，从它的中部斜穿而过，使中间地带形成了一片绿色的冲积平原。这就是黄河流域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著名富庶区“河套”地区，这里东、西两面是山，人口稠密，相当富庶，宁夏首府银川就坐落在这里，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宁夏的命脉。为保宁夏，宁马利用这里的有利地形，设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骑兵第20团守同心，骑兵第81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1旅守景泰；第二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81军主力守中卫；第三道防线以第123军守金积，第11军守灵武。这些防线妄图凭借有利地形，采取分区防守、纵深配置、层层抵抗的方法，阻止人民解放军北进。

马鸿逵也知道，依其现有力量是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的。他早就想逃离宁夏了。但是，他又担心落个弃城逃跑、怯敌怕战的罪名，既不好向部下交待，又可能被蒋介石问罪。正当他左右为难之时，1949年8月下旬，马鸿逵接到蒋介石让他携带作战地图去重庆开会的电令。于是，他立即召集手下的三个军长吩咐道：“蒋先生来电，令我去重庆开会。我这一去，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来天，待会议一完，立即就回来。我走后，望各位多多操心，加强防备，死战到底！”

马鸿逵的部下并不同意他这时离开宁夏，他生气地说道：“你们大家不让我离开宁夏，要我主持大事。试问我为谁而战？你们因为我的关系，尊尕老二（马敦静）为司令官，他有啥能耐？”

然后，他又对儿子马敦静暗暗叮嘱说：“蒋介石这老狐狸现在叫我去，一则想拉咱们的队伍，二则也是怕我投降共产党，把我骗到重庆去当人质，逼你们与共军作战。不过，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声张，弄不好就会军心大乱。刚才我把三个军长叫来，都跟他们交代过了，让他们听你的。你要稳住，有事跟我通话。看来宁夏是保不住了。我也不一定回来了，要是解放军打过来，你就见机行事吧。”

在马鸿逵离开宁夏前不久，他也给马鸿宾发了两份电报，约马鸿宾到银川，商量两人一起走的事。马惇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道：“当时父亲没有走的打算，未亲赴银川，派我到银川去向马鸿逵说明他不能出走的原因。另外再看看马鸿逵是如何打算的。我到银川是上午11时左右，便直接到他家。当时马鸿逵正与军政人员开会，等到会后和我见面。

“他问：‘你父亲为什么不能自己来，他愿不愿意走？’

“我答：‘父亲的意思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如果出走，日后的生活如何办呢？’

“他说：‘难道你父亲不怕共产党害他吗？’

“我答：‘父亲觉得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的。’

“我问：‘你走后宁夏怎么办？’

“他答：‘给共产党送礼就要送全礼，我先走重庆，接着叫老大（马敦厚）走，因为老大沉不住气，又不听老二（马敦静）的话，留下他会误事的，到必要时再让老二走。’”[7]

马鸿逵把事情一一交代完毕，于9月1日就匆匆赶往机场飞往重庆去了。据说在重庆，蒋介石还给了马鸿逵数百万银元的军饷，这使马鸿逵十分感动，他向蒋介石当面表示顽抗到底的决心说：“不成功，便成仁，马家军要和共军战到最后一兵一卒！”

然而，马鸿逵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宁夏了。

马鸿逵走后，宁夏的军政大权全由马敦静掌管。9月5日，马敦静根据马鸿逵的命令，在吴忠堡召集有各军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破坏青铜峡公路，占领牛首山阵地，必要时执行马鸿逵的“放水”、“放火”的计划，并调整了部分兵力部署。

对于宁马的斗争方针，早在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指出：“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9月4日，毛泽东又在给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宁夏人少地狭，马部军政党可能有二十万人，加上十九兵团十万人，粮食问题必甚严重，请预为筹备。”[8]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把进军宁夏、解决宁马的任务交给了第19兵团。彭德怀在向杨得志、李志民交代任务时说：“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过两个多月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不仅我们看到了，全世界人民也看到了。毛主席说要‘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喊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话和口号可不是随便提的呀！意义重大呀！人民共和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你们看怎么样呀？”[9]

第19兵团刚刚参加完兰州战役的作战，接到任务后，就立即投入了进军宁夏的准备工作。

为争取和平解决宁夏问题，早在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就派邓宝珊由包头来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策动他趁青马陇东兵团东向扑陕西之际，出兵陇东，截断青马陇东兵团的归路，消灭马步芳部，为人民立功。但马鸿逵顾虑重重，没有答应。西安解放后，第19兵团又曾派联络部长甄华等赴宁夏同马鸿逵、马鸿宾接触，并派马鸿逵原驻西安办事处少将交通处长孟宝山回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但马鸿逵拒绝和平解决宁夏，仍想继续顽抗，而马鸿宾则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还存在一些疑虑，起义的决心还未最后下定。

兰州解放以后，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韩练成曾给马鸿逵写信，讲明形势，劝其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但遭到马鸿逵、马敦静父子的拒绝。同时，据马惇靖回忆：当第19兵团前锋部队第64军到达固原县三营镇时，“三原镇绅士马明三等人，约我父亲马鸿宾在中宁县以南的四口子地方见面，说有要事商量，父亲考虑自己不便前往赴约，决定派我去四口子同马明三等人见面。见面后，马明三等人说他们是三营镇解放军派来的，向我转达了解放军对我军的劝告，希望第八十一军迅速起义，为和平解放宁夏做出贡献。还说，如果目前不起义也可，但在解放军进军宁夏时不要阻挡。当时我的回答是：第八十一军决不是解放军的对手，请他们放心。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那时虽然知道大势已去，但是自己对起义问题根本没有什么认识”。[10]

后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杨得志又请回族著名老人郭南浦前往宁夏做马鸿宾的工作。

郭南浦是一位老中医，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威望和影响。杨得志和李志民曾多次去他家看望他。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位老人身材瘦长，常穿一件银灰色长衫，戴一顶雪白的回民小帽，童颜鹤发。虽已年过七旬，却动作灵敏，头脑清楚。那时他刚得一子，我们每次去他家，他都将幼子抱出来，讲些笑话。当他知道我们要进军宁夏，又有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时，便主动提出承担向马鸿逵和马鸿宾通报信息的任务。他说：‘我与他们虽不同姓，却系同族同教。我愿将大军对回家之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他们。’我们担心他年事已高，北上银川路途遥远，万一有什么闪失就不好了。这位老人却引用古语侃侃而谈：‘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马之智可用也’！”[11]

杨得志和李志民迅速将郭南浦的意愿报告了彭德怀。得到彭德怀同意后，杨得志又要第19兵团联络部长甄华选几位有经验的同志，与郭南浦一道研究进入宁夏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如何开展工作，并与他结伴同行。同时，杨得志又将此事告知了当时已在宁夏固原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副军长唐子安和副政治委员傅崇碧，要他们注意保护郭南浦的安全。

9月1日，第19兵团下达了进军宁夏的作战命令，确定第一步首先歼灭中宁地区守敌。其具体作战部署是：

——以第63军一个团并附军工兵营和第65军工兵营组成先遣队，于9月2日出发，负责扫清残匪，整修道路，筹集粮秣任务。第65军主力于9月7日出动，以四日行程进至靖远以北地区，尔后以一部向北经陡城堡、水泉扫清残敌后，沿公路东进，主力经打拉池向中宁进攻前进，第188师于9月7日经贡马井地区、郭城驿、黑城子、靖远、打拉池，随第63军跟进；

——第64军俟兵团主力进至靖远地区后，主力经红寺堡向中宁东北推进，截断中宁守敌退路，协助第63军夹击中宁地区守敌；

9月5日，第63军第187、第189师沿黄河南岸，第188师沿黄河北岸，成钳形之势向宁夏推进。

就在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的同时，郭南浦一行乘汽车也从兰州出发向银川行进，劝说宁马。

9月7日，汽车穿过隆德城后，沿着盘山公路，缓缓地向六盘山攀越。时值9月初秋，山下盛暑还未消失，山上却细雨霏霏，寒气袭人。由山腰走向山顶，山花野草从茂密青葱渐渐变成橙黄翠绿杂沓相间，一派迷人的初秋景色。

一路风尘，一路颠簸，郭南浦一行终于到达了银川。一到银川，郭南浦就开始先做马敦静的工作，但是，马敦静断然拒绝。接着，他们又做马鸿宾的工作。经过郭南浦的一番工作，马鸿宾虽然同意起义，但是，态度还是不那么坚决，表示需待时日才能行动。

在郭南浦一行在做宁夏二马工作的期间，第19兵团在进军宁夏的途中，进展顺利。左路第63军第188师于9月12日逼近甘肃景泰县城，突破敌人防御阵地，守敌新编骑兵第1旅旅长张钦武率部1 000余人投诚，景泰获得解放。9月16日，继续向中卫进击。

中路第64军主力和第65军沿黄河东岸向中宁前进。其中沿兰宁公路北进的第187师先头部队第561团于9月5日占领一条城、小炉子，解放靖远县城，歼敌一部。9月11日，师主力冒狂风暴雨越过香山，取捷径向中卫追击，第561团于9月16日突然出现在黄河南岸的枣林子，并进占村北，断敌退路，敌第81军第294师第881团1 000余人被迫放下武器。与此同时，敌第81军第35师第103团向高家滩渡口逃窜，第651团第2营猛追10余里，经半小时激战，将该敌全歼，毙伤俘敌1 833人，当日攻占高家滩渡口，从黄河南岸接近中卫。

右路第64军配属兵团榴弹炮团和战车队，并指挥西北军区独立第1、第2师，从9月10日起，由固原、海原、七里营等地出发，沿西（安）银（川）公路北进。行进中，敌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出动第128军第357师、骑兵第10师、宁夏保安第7团，共七个团的兵力，9月10日在豫旺堡、下马关附近偷袭独立第1、第2师，使这两个师遭受较大损失。第64军第191师一个团闻讯后，立即前往增援。在辽阔的平原上，我炮兵部队机动地占领临时发射阵地，向敌人行进中的骑兵，实施急袭射击，击败偷袭之敌。炮弹轰隆轰隆地在敌人马群中爆炸，打乱了敌骑兵的行军队形，敌纷纷狼狈四散。9月12日拂晓，第64军190师在击溃守敌骑兵第20团后，解放同心县城，守敌望风而逃；9月13日，第191师由同心城出发，向北通过百余里没有人烟的荒漠草原，翻过2 000余米的高山，于9月14日直取中宁县以北重镇鸣沙洲和黄旗营、薛旗营，守敌贺兰军又闻风西逃。9月14日中午，第190师进占中宁。

至此，第19兵团三路大军突破了马鸿逵部第一道防线，从黄河南北两岸进入河套地区，逼近了中卫。

马敦静在其第一道防线被第19兵团突破后，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急调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第11军退守银川。这样，宁夏守敌的第二、第三道防线的兵力极为空虚，第二道防线仅有第81军，第三线仅留第128军。

马惇靖也考虑中宁是通往银川的必经大道，为了避免与第19兵团作战，他便将原驻中宁的第81军军部、部队及家属全部搬迁到了中卫，同时电令驻靖远的两个团迅速撤回中卫。这样，第19兵团就形成了对马惇靖的第81军的夹击之势：右路和中路在黄河右岸与中卫隔河相望，左路从黄河左岸逼近中卫。

第19兵团在进军宁夏途中，经过的地区大多数是荒凉的沙漠之地，人烟罕见；有些地区虽有百里草原，却无一条道路可寻。更困难的是严重缺水。偶尔遇到一点积水，多半又苦又涩又咸，根本不能入口。而且气候多变，日出曝晒闷热，日落冷风飕飕，加之秋雨不断，道路泥泞。这对于负重在七八十斤以上，来自华北平原的第19兵团的广大指战员们来说，实在是从未经历过的。但是，他们战胜了这一切。

在第64军第191师进占鸣沙洲，第64军主力沿平（凉）中（卫）公路向中卫进击时，在马家河湾，曾思玉等同刚从中卫赶来的郭南浦一行见了面。

在路旁的沙滩上，曾思玉和副政治委员傅崇碧等同郭南浦亲切握了握手，然后，曾思玉问道：

“老先生，你与马鸿宾商谈有结果吗？”

郭南浦说：“马鸿宾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和平解放办法，并让我代请贵军停止前进，以便继续商谈。”

“老先生，你的经验是很多的，你想这么大的军队停止在草原上怎么能行呢？我军奉兵团的命令，是要打到银川去，解放宁夏人民。为了给马鸿宾以考虑的机会，达到和平解放的目的，我军已推迟了向宁夏进军的时间。……宁夏马家军只有两个前途，就是：战与和。何去何从，这就要由他们自己选择了。要和就按照北平和平解放的办法；要抵抗，就要被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

听曾思玉这么一说。郭南浦急忙问道：“军长，怎么办才好呢？”

曾思玉说：“马鸿宾要我们停止前进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因为81军、贺兰军企图在长山头、中卫地区与我军决战，他们想争取一些时间进行作战准备。”

“不，他们不敢打，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撤到黄河北岸去了。只有81军军长马惇靖还在中卫。”郭南浦说道。

“那就好，请老先生再劳神一趟，劝告马惇靖，向他说明现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应该果断地下定和与战的决心。如果马惇靖有和平诚意，就应该欢迎我军前进，只要81军不抵抗，我们就一定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共产党解放军是言行一致的。”

郭南浦听了曾思玉的这一番话，连连点头，又急忙坐上汽车，掉头向中卫急驰而去。[12]

郭南浦赶回中卫和马惇靖紧急商谈后，又赶到了银川。

在银川，马敦静不仅避而不见郭南浦一行，反而封锁消息，派人监视，以致限时要郭南浦一行离开银川。

马鸿宾在银川接待了郭南浦一行，他说：“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已不往来。此刻他不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81军马惇靖部我能负责。”又说：“怎样叫个和平呢？和，就是和气，平，譬如一碗水拿平了，水便不会摇荡……”[13]

同郭南浦一行谈过话后，马鸿宾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9月17日，他从银川飞往绥远，面见傅作义。马鸿宾曾是傅作义的部下，两人私交不错。傅作义便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马鸿宾讲述了“和有利，战无利”的道理，这对坚定马鸿宾的起义决心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时，马惇靖的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精神压力很大。为了迫使马惇靖早日定下率第81军起义的决心，9月17日，第64军命令第188师进占中卫沙坡头附近的黄家庙、迎水桥后，即摆开进攻中卫的架势；并利用第81军撤退时未来得及拆除的电话线与守敌通话，劝告马惇靖立即认清形势，弃暗投明。第64军同时命令榴弹团以突然猛烈的炮火，袭击黄河左岸的第81军的碉堡和公路上来往的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马惇靖下定了起义的决心。9月18日，他决定派师长马培卿为代表前往中宁县城，同第64军联络部长牛连璧洽谈有关起义事项，起草了“和平解决协定”，并商定9月19日中午12时在“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但在商量签字地点时，双方发生了争执。第64军的代表要求把签字地点放在黄河南岸，马培卿则要求在黄河北岸。双方争持了约半个小时而不决，最后只好决定把签字地点放在黄河中间的一个小沙洲上。黄昏时，马培卿带着和谈条件回到中卫，同马惇靖进行了研究。

9月19日，彭德怀、张宗逊接到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指出：“顷接傅作义九月十七日电称，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惇靖，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如何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八十一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同时，毛泽东又起草了薄一波复傅作义的电报，指出：“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14]

就在这一天的上午，马惇靖带着马培卿等人乘着羊皮筏子向黄河中间的一个小沙洲划去，准备在“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

这一带的黄河，穿过甘肃的几道峡谷，流至宁夏中卫、中宁平川后，河面宽阔，水流平缓。在中宁、石空堡之间的河中心部，由两股黄河水分途壅起来了一个平整的小沙洲，洲的下端却是一个整的河流。

11时，马惇靖等走上了小沙洲，不久，第64军的代表也来了。马惇靖看到小沙洲上长满了齐腰高的荒草，连可坐的地方都没有，谈话又不方便，便提出不如到中宁县城商谈签字。

来到中宁县城，马惇靖见到了曾思玉，经过正式谈判之后，9月19日19时，曾思玉和马惇靖作为双方的代表在“和平解决协定”上签了字。“协定”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存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颁布和平解决八项原则，经双方代表数度协商做出如下协定：

（一）国民党第八十一军遵照指定地点集结，听候按民主制度和原则整编军队，并由人民解放军派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工作。

（二）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保护一切武器、物资和仓库，不得破坏和转移隐藏、盗卖，应准备点交。

（三）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将莫家楼船只于二十日二十二时移交申家滩解放军，石空渡船只二十一日八时移交解放军。

（四）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停止中（卫）、银（川）公路之运输。

为了以上四项条款保证迅速执行，特作以下具体规定：

（一）第八十一军应立即将部队集结在中卫以东至李家营子，中卫以西至张家营子城北，王家营子以北地区给解放军驻防。

（二）第八十一军应立即让出人民解放军东进宁夏路线经中卫镇乐堡以北通过。

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确实履行上项条件后，人民解放军保证该军全体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允许部队不放下武器。但第八十一军不得有任何损害人民利益和破坏交通的行为。

本协定于九月十九日十九时签字后立即生效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全权代表　曾思玉（签字）

国民党陆军第八十一军全权代表　马惇靖（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九月十九日

签字完毕，双方代表合影留念，曾思玉并设宴招待了马惇靖一行。马惇靖于当晚返回中卫后，召集全体官兵宣读“协定”全文，并认真贯彻执行诸项条款。后来，马鸿宾的第81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2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

彭德怀得知马鸿宾部第81军起义的消息后，即向马鸿宾发出祝贺电，马鸿宾亦向彭德怀回复了申谢电。第19兵团还将一面绣有“和平老人”四个大字的锦旗，送给了郭南浦。这四个大字是李志民题写的。

9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甘泗淇的电报，指出：“你们则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15]

马鸿宾部第81军的起义，使宁马第二道防线彻底摧毁。为挽救败局，马敦静又将所属的3个军11师的兵力重新作了部署，除贺兰军（欠保安第1师）和第11军（欠第256师）退向银川、灵武、宁朔地区外，在黄河以东分四个地区组织防御：以第128军军部和第256师位于灵武县；保安第3师位于吴忠堡；第356师及骑兵第20旅位于金积以南以东地区；保安第1师位于金积以西及牛首山、老山地区，企图在金积、灵武一带组织防御。并命令国民兵团司令马得贵挖掘水渠引来黄河洪水，妄图制造金积泛滥区，凭借青铜峡的天险，以崎岖的广武岭、小西天作屏障，在黄河以南，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与第19兵团决战。

9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针对敌情变化，第19兵团决定首先消灭敌第128军于金积、灵武地区。其具体部署是：以第64军配属兵团机械化营和坦克战车队，并指挥第65军第195师、西北军区独立第1师、独立第2师，共5万余人为主攻部队。同时命令第63、第65军从中宁等地北渡黄河，对贺兰军发动攻击，配合金积、灵武地区作战。第64军的攻击部署是：第191师首攻牛首山，然后从西、南两个方向向金积进攻，力求迅速分割围歼守敌；第192师指挥兵团野炮营经滚泉，从南和东南两个方向向金积进攻。协同第191师攻歼金积守敌；独立第1师及第571团沿豫（旺）灵（武）公路攻击前进，迂回吴忠堡，协助主力歼灭金积之敌。第190、第195师为军第二梯队，随主攻部队后跟进。

这一战首先由第64军第191师从牛首山打起。

牛首山位于黄河东岸，南北走向，长40公里宽10公里，因西天寺与太阳宫两峰突出，形似牛角，因此而得名。从远处望去，巍峨的牛首山就像一头倚卧在黄河边上的牛，与对岸的贺兰山隔水相峙，成为金积、灵武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中（宁）金（积）公路沿黄河盘山南而过，是通向金积的干道，中间要经过著名的黄河天险——青铜峡。但青铜峡地势险要，两侧山头制高点均被敌人控制，大部队难以通过。为了打通进入金积、灵武地区的道路，首先就必须占领牛首山各制高点。

9月17日下午7时，第191师先头部队第573团第3营开始向牛首山进发。指战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快步疾走……

夜，渐渐降临了，终于吞没了整个大地。在夜幕的掩护下，第3营以突袭战术，轻装直扑主峰小西天。第8连指战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小西天主峰两侧向敌人猛攻了过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即向东寺方向逃窜，第3营很快占领了牛首山制高点小西天，随后又一举摧毁了敌人在广武岭、牛首山一线的山头阵地。

枪声渐渐地平息了下来，牛首山又恢复了夜晚的寂静。

第二天傍晚，第3营又击溃了东寺守敌，从而占领并控制了东寺这个金积、灵武的锁钥之地。

牛首山被占领后，马敦静更加惊慌失措。他一会儿提出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回家，武器沉入黄河，待机再起；一会儿决定把军官们的家属送走，部队留下打完了算；又一会儿要把部队从后山阿拉善旗拉到甘肃河西，和那里的中央军一同防守，真是吓得六神无主了。

就在这时，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乘飞机来到了宁夏。马敦靖自知已无反攻的能力，便想逃之大吉了。9月19日凌晨，他爬上了徐永昌的飞机，不告而别，逃往重庆去了。

在马敦静逃跑的当天上午，第64军按计划发起了攻击。第573团沿着牛首山，又开始向着青铜峡口的守敌进击。

从青铜峡方向不断传来激烈的枪声，大约中午12时，中青铜峡口守敌第128军第356师第2团一个营，在我第573团的攻击下，已经放弃峡口阵地，向金积方向逃窜。第191师立即一面以第573团在左，第572团在右，并肩向金积方向猛攻，一面以师机关通过青铜峡，随后紧紧跟进，以歼灭金积之敌。

在第573团攻占青铜峡的时候，协同第191师向金积攻击的第192师，正从牛首山的侧背绕过，经滚泉向金积方向发展。这一带是荒凉的沙漠草原。敌人在沿途布置了两个骑兵团，不断袭扰第192师，企图阻止第192师前进。

就在第192师刚刚走出滚泉不远，敌人的一支骑兵突然从路旁的土丘后冲了出来，他们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狂喊乱叫地向正在行走的炮兵营扑来。当时，炮兵营前面的师指挥机关和前卫部队第574团已经过去，后面的第575团还有一段距离。炮兵营的自卫能力较弱，处境十分不利。炮兵营和一些后勤人员立即组织起来，隐藏在高高的路沿上，一面以为数不多的轻火器顽强抗击，一面向前面的师部呼救，等待增援的部队到来。敌骑兵的一次次攻击被击溃了。敌人见正面攻击不成，又从两侧迂回，炮兵营的处境更加危急。就在这紧要关头，第574团一部迅速赶到，敌骑兵见势不妙，这才掉转马头逃跑了。

但是，当第192师的前卫部队进至侯家湾子南侧时，又突然发现金家寨子方向敌骑兵约一个团，正分为数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第192师迎面扑来。师长马卫华站在山坡上，沉着地用望远镜观察着敌人。当他发现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敌骑兵猬集在一起时，连忙命令炮兵：“快把炮架起来，给我向敌人猛轰，越快越好！”炮弹准确地在敌群中炸开了，炸得敌骑兵人仰马翻，陷入一片混乱。

就这样，第192师在向金积挺进的60里路上，击溃敌骑兵两个团的五次轮番阻击，攻占了王家桥、田家桥，逼近金积县城外围。

9月20日下午2时，第191、第192师形成了对金积守敌的包围之势。为断金积守敌退路和攻歼吴忠堡之敌，第191师和第192师除各留一部兵力继续围困金积外，主力准备转向吴忠堡。与此同时，第190师经鸣沙洲、滚泉向金积疾进，接替了第191、第192师的围困任务。第191、第192师立即向吴忠堡进发。

金积被围，吴忠堡又难保。在这种形势下，宁马的高级将领于9月19日上午一起聚集在银川仁存渡口共商对策，经过一番商议，最后确定由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128军军长卢忠良、第11军军长马光宗等领衔，于9月20日15时向毛泽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发出要求停战、听候改编的通电。通电原文如下：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七十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二十日停战，服从毛泽东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如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在通电上署名的除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以外，还有第11军副军长兼第356师师长马宝琳、副军长兼第257师师长马英才、第189师师长马世俊、第256师师长马福元、第168师师长马清、保安第1师师长王有禄、保安第2师师长马义忠、保安第3师师长周福财、保安第4师师长马全忠、贺兰军副军长王伯祥、第128军副军长何晓霆、骑兵第1旅旅长马得英、骑兵第2旅旅长马万荣、保安副司令马如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处长马希贤、柴桂勋、马友梅等人。

彭德怀于9月21日19时向马全良等人发出复电，电文如下：

贺兰军马军长，一二八军卢军长，十一军马军长：

经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电告杨得志司令知照。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特复。

彭德怀

马酉

马全良、卢忠良等人虽然发出了和平通电，但是，他们并没有组织部队待命整编，也没有及时派出正式代表到驻中宁的第19兵团接洽谈判，甚至仍然在黄河东岸一带调兵遣将，进行抵抗。因此，第19兵团决定继续攻击马敦静部。

9月19日，为了配合第64军主力从正面歼灭吴忠堡守敌保安第3师，第191师增援豫旺下马关的第571团和西北军区独立第1、第2师奉命从惠安堡出发，沿豫旺至灵武公路，向吴忠堡的侧后迂回。

经过七八十里的强行军，当太阳落山的时候，先头第571团进到石沟驿头地区，遭到敌一部骑兵的突然袭击。敌骑兵从两侧山沟冲杀了出来，企图把行进中的第571团拦腰截断。但是，第571团的指战员们却早有准备，很快打败了敌人。

9月20日16时，第192师第575团扫清清水沟南岸敌各据点后，逼近了金（积）吴（忠）公路，但是，公路跨越清水沟的劳河桥已被敌人破坏，敌人并在桥西北300米处构有高碉为核心的碉堡群，保安第3师第7团一个连据守。第575团三次进攻均未成功。后来，在炮火掩护下，突击队分路迂回敌后，用炸药包炸毁敌碉堡，才占领桥头堡。随后，第192师主力跨过了清水沟。

第192师主力通过清水沟后，潮涌般地冲向清水沟北岸的敌人，以迅速、猛烈的穿插、分割围歼惊慌失措的敌人。第575团攻向上桥、吴东乡，将敌保安第7团大部围住，用炮火把敌工事轰毁后，部队冲进村内，俘获敌500余人。第576团越过表水沟后，沿着沟堤连续攻下杨家桥、八家房、陈桥、下桥等敌据点，从而把敌保安第7团全部消灭光了。

9月21日6时，第191师集中优势兵力、火器，以勇猛动作突破吴忠堡东南门和清水沟防线，与迂回吴忠堡东北之独立第1、第2师及第571团相互配合，大量歼灭了吴忠堡外围之敌，于21日11时占领吴忠堡，歼灭保安第3师大部。有“小天津”之称的宁夏商业中心吴忠堡就这样被解放了。

吴忠堡解放以后，残敌纷纷向灵武县城逃窜。灵武驻有马敦静部第128军军部和其所谓主力之主力的第256师，再加上从各处逃来的残敌，整个兵力也不算弱。可是，第128军军长卢忠良和第256师师长马福元等高级将领，只顾自己性命，把部队撇在黄河以东地区，早已只身逃到黄河以西去了。根据这种情况，曾思玉考虑，灵武之敌已处于群龙无首，士无斗志的境地，在我军进攻面前，很可能只是稍事抵抗一下，就弃城从黄河仁存渡口逃往黄河以西。于是，他命令第192师和第191师第571团及西北军区独立第1、第2师，继续乘胜向灵武追击，力求控制仁存渡口，包围灵武守敌，全歼第128师于黄河以东地区。

在通向灵武的公路上，一支支部队在急速前进，沿途到处可以碰到敌人的游兵散勇。离灵武越近遇到的越多。9月21日黄昏时分，第192师第575、第576团相继攻占了灵武城的东、西两关；第574团逼近两关，并派第2营夺取仁存渡口，切断了灵武守敌的退路。接着，第191师又进攻灵武，21日17时攻占东关和南关，两个小时后，突入灵武城内，守敌第128军军部、第256师及刚从吴忠堡溃逃来的保安第8团，共1 0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了。

金积被围困之敌第356师退路被切断后，援兵无望，敌第128军副军长何晓霆派人出城求和，除何晓霆在混乱中逃跑外，所部全部投降。至此，金积、灵武作战结束，共歼敌主力第128军，俘7 3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24门，汽车23辆，各种枪支2 890多枝，以及各种弹药110万发。

第64军攻占黄河东岸的金积、灵武以后，不仅使宁马的三道防线全面崩溃，而且撤去了宁夏首府银川的一面屏障，从而使宁夏完全暴露在第19兵团的攻击之下。第19兵团决定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

9月22日，领衔通电起义的马全良派他的代表——贺兰军参谋长郑毅民，由银川东渡黄河来到中宁第19兵团司令部进行联系。杨得志、耿飚、潘自力、甄华等同郑毅民见了面，杨得志奉命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交给他，并让他转交宁夏当局，规定必须于9月24日12时前，派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以和平方式解决宁夏问题，否则即以武力，将宁夏敌人全部歼灭。

郑毅民表示完全接受协议，并携协议书速返银川面告马全良。

与此同时，马鸿宾遵照彭德怀的复电指示，于9月22日上午在银川私宅“五亩宅”内召集马全良、马光宗及逃至银川的卢忠良召开紧急议事，商派谈判代表。会上经马鸿宾提议，推派卢忠良为全权代表，马光天、马廷秀为代表，三人同赴中宁，与杨得志等人会晤。

马鸿宾说：“卢军长过去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卢军长去，一方面表示认错，一方面表示诚意，就让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是卢军长的助手，也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9月23日，第19兵团作好了西渡黄河的一切准备。这时，以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组成的宁夏谈判代表团，来到了第19兵团司令部驻地——中宁，向杨得志、李志民、潘自力表示代表宁夏军政各方承认错误，接受和平。

杨得志一见到卢忠良等人就说：“解放军从兰州出发，郭均三（南浦）老先生曾自动前来，为和平解放宁夏奔走。但你们不理，反派人监视。听说你们有人想在战败之后，把队伍拉到贺兰山或在沙漠里和我们打游击。那好嘛！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打出来的，可以说是打游击出身吧，这一点你们应该是清楚的！要打游击，你们肯定是不行的，肯定也是要被消灭的！至于掘堤放水，那是罪上加罪，也根本不可能阻止我军的进攻。”[16]

卢忠良等人听后羞愧难当，卢忠良连连恳求说：“无论如何，请司令长官多多给我们宽大！……”

李志民安慰他们说：“你们放心，解放军是最守信用的，如今你们既然放下武器归降人民，我们仍本宽大政策，既往不咎，愿意接受你们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要求。”

经过商谈，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9月23日14时，杨得志、李志民作为第19兵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作为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分别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的全文是：

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协议如下：

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部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可是，“协议”签字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接到各方报告：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驻银川的第11军，已经失去控制，自行溃散，散兵游勇还在银川城内公开鸣枪骚扰滋事，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事情发生后，马全良与副军长王伯祥连夜赶到第64军驻地——吴忠堡，向曾思玉面告银川的情况，说：“贺兰军没有控制好，一夜之间跑了个精光，我是一军之长，负有不可推脱责任，全良愿意接受解放军的任何惩罚。”接着，他又讲了第11军自行溃散的情况，并请人民解放军迅速进驻银川，维护社会治安。

听着听着，曾思玉的眉头紧蹙了起来，看来银川城里的情况，比他预料的要糟得多。按他本人的愿望，当然巴不得立刻就开进银川城，解放这座西北古城，使那里的人民早日得到解放。可是，这事关系到和平解决宁夏的政策问题，没有兵团首长的批准，是不能提前入城的。想到这里，曾思玉只好对马全良、王伯祥说：“部队开进银川的命令兵团还没有下达，还是请二位耐心等待一下，解放军迟早是要进银川城的，时间不会很久的。”

“曾军长，时间拖不得呀”，马全良见曾思玉不肯发兵，急得直搓双手，连连请求说，“既然大军注定要解放银川，早进去几天又有何妨；反之晚进去几日，兵散民乱，殃及池鱼，情况就大不同了。请曾军权衡利弊，还是早日发兵进城吧！”

“那好吧”，曾思玉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我请示一下杨司令员再说！”

说着，曾思玉要通了杨得志的电话。正好这时，杨得志刚接到了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甘泗淇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顷接马鸿宾申梗（9月23日）急电称：除遵电示推派军政首长赴中宁谒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外，查宁夏军队已面崩溃之势，省垣沿途抢劫，小坝、叶升堡、王洪堡等弹药库兵及守军散走，要求我军星夜派兵进省，维持治安等情。应即派队前往，但须周密组织，并注意部队军风纪，并注意与马鸿宾联系。”

通过电话后，9月23日晚，曾思玉当即派第191师由仁存渡过黄河，乘宁夏代表带来的40辆汽车，连夜进驻银川城。

部队接到进驻银川的命令后，都十分兴奋，马上作好了准备，赶到了仁存渡口。但是，当夜风疾雨大，黄河浊浪滚滚，木船根本无法摆渡，幸好还有一只汽船。可是，船小人多，往返一趟需要50分钟，而且每次只能装100多人，一个师怎么也无法全过河了。第191师决定由副师长孙树锋带领第572团第2、第3营先行渡河，连夜进驻银川城。

第572团的两个营冒雨向银川疾进。

从银川城里传出的枪声，已经隐隐约约地可以听见了。

深夜12时，第572团抵达银川，市内街道上冷冷清清，枪声不断，军库被抢。指战员们立即占领了四个城门以及钟鼓楼、王皇阁等制高点，并进占了马鸿逵公馆等指挥要地。

拂晓前，第3营营长刘东起和教导员赫永昆，带领一个班赶到银川以西15里处的新城。

在新城的南门，第11军第168师师长马清和他的参谋长王凤岐已经出城迎接了。但不知是为了给自己壮胆，还是想再逞逞能，他们竟摆出一个连的兵力，手持三八刺刀枪，列队站在大门两旁，阵势咄咄逼人。刘东起和赫永昆只带有一个班兵力，为防不测，他们在大门外站住，命令马清立即把队伍撤掉。马清先是支吾其词，解释说是他的随从卫队，后来在刘东起的责问下，才不得不下令解散“卫队”。最后，解放军接收了第168师。

9月24日清晨，雨后天晴，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金灿灿的阳光映红了巍然屹立的城墙、高耸挺拔的西塔和金碧辉煌的玉皇阁，照亮了银川古城的每一个角落。

中午12时，第64军军部率第191师主力，在群众热烈的欢迎中，浩浩荡荡地进入银川城。

沸腾的银川，到处是人群、歌声、锣鼓声、欢笑声，这座有悠久历史的西城，第一次欢度如此盛大的人民节日。

9月26日，第19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这一天，银川各族人民张灯结彩，夹道欢呼，万人空巷，盛况空前。马鸿宾率各族人民代表700余人，到南门外热烈欢迎。当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牵引炮车、载重汽车发出震耳的轰鸣，从南门徐徐而入，通过欢迎的人群时，锣鼓声、爆竹声和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军管会在第一号布告中声明：“银川解放后，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迅速确立革命秩序，以利今后建设，着令暂时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期间，为银川市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党政军民机关，均须受军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凡银川市人民均须遵守军管委员会的命令，服从其管制。特任命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兼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为副主任。”

银川，宁夏，从此获得新生！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3]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4]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

[6]　《解放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

[9]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0]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1]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12]　《解放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

[16]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第26章　打垮“秦岭防线”

胡宗南的“秦岭防线”——秦岭沿线无战事的原因——宋希濂来到汉中——“汉中决策”——“进军滇西”方案的破产——第18兵团兵分三路——马步芳又出新招——胡宗南策应马步芳作战——敌进攻宝鸡——发起秦岭战役——打破“不可攻破的秦岭防线”——张新策反胡宗南——胡宗南改走四川——第18兵团入川作战

第一野战军按照“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先后消灭了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解放了兰州、青海和宁夏，对胡宗南残部并没有进行追歼，以防其过早地撤退入四川。

扶眉战役之后，胡宗南部被赶出关中，被迫退入秦岭以南的陕南地区与陇南地区。在第一野战集中主要力量歼灭青宁二马期间，胡宗南利用秦岭，将其残部部署于陕西安康地区至甘肃天水老山村一线，组成了所谓“不可攻破的秦岭防线”，以确保汉中，阻止第一野战军南进四川。其具体部署是：第1军位于两当、成县及其以南地区，沿天水至双石铺公路两侧组织防御；第38军附骑兵第2旅分布于观音堂、隘口一线，于川陕公路两侧沿秦岭山脉组织防御；第36军位于川陕公路以东咀头镇、江口镇、旧佛坪地区，防守斜谷、驿谷两条古道；第5兵团率第214、第78师及第90军为战役预备队，位于凤县、双石铺、留坝一带。

秦岭山脉自古即称天险，位于渭水以南，汉水以北，西起甘肃、青海交界的西倾山，东至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北连关中平原，南抵岷山、米仓山、大巴山和武当山，东西绵延约1 500公里，南北宽100多公里，海拔多在2 000米以上。它既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又是中国南北方的重要地理分界。岭内山峰高耸，峡谷深幽，人烟稀少。川陕公路自宝鸡以南之益山镇进入峡谷，经大散关、二林关，迂回盘旋20余公里而至岭上，形势极为险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及”之势。除川陕公路外，只有几条可通行单人的古驿道和樵夫、采药者攀登行走的羊肠小道，实为关中平原南部的天然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胡宗南3个军约15万人退守秦岭后，不仅破坏和封锁了大路、驿道，而且修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沈策得意地对各军、师长们说：“我军主动由关陇地区撤守秦岭山岳地带，是西北战场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秦岭山峦重叠，坡陡无路，到处可以据险扼守，居高临下，俯视秦岭以北广阔平原，使敌人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我守军眼前，寸步难行。我军则进可攻，退可守，利用这一天险，整训部队，养精蓄锐。如敌军胆敢继续西进，深入腹地，我们伺机而出，腰击敌军，一举可以收复关中地区。”他甚至说：“以秦岭为屏障，可以誉之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

胡宗南退出关中以后，一直令他不解的是，第一野战军在7月中旬取得扶眉战役胜利并占领整个关中地区后，却没有乘胜南下进攻汉中夺取这个战略要地，只留下第18兵团的第60军与第62军这两个军在秦岭地区，而以主力向甘肃、青海和宁夏进军了。

胡宗南左思右想也没有想明白其中的道理，反而却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因惧怕秦岭天险易守难攻而暂缓南进。

其实，胡宗南根本就无法知道毛泽东的用意。早在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就从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局着眼，对彭德怀作了这样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作由广州迁移重庆的准备，“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1]

正因为这样，从7月中旬扶眉战役后直至8月底，秦岭沿线没有发生大的战事，相对平静了近两个月。但是，胡宗南的内心却一直不平静。他对防守陕南、陇南表面上气壮如牛，但实际上他已从自己与彭德怀军队作战的经验中知道，第一野战军迟早要挥戈南下，解放巴蜀。汉中北据秦岭，南依大巴山，地势固然险要，然而，第一野战军若封锁了四处隘口，他的这十几万人马就会成了瓮中之鳖，纵使插翅也难逃厄运。既然汉中也不是久留之地，那么今后将何去何从呢？胡宗南陷入了进退失据的两难境地。为此，他日思夜想，焦虑不安。

就在胡宗南退守汉中，一筹莫展，苦思无计的时候，8月11日，一位神秘的人物来到了汉中，这人就是胡宗南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宋希濂。

说起来，宋希濂早在1940年9月就离开胡宗南，由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奉调蒋介石兼任团长的中央训练团任副教育长；1941年11月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兼任昆明城防司令。随后，宋希濂率部在滇西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长达三年之久，对滇缅边境的情况十分熟悉。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希濂先后出任中央军校设在新疆的第九分校主任、西北行辕参谋长、新疆省警备总司令等职。1948年，始调任由白崇禧任总司令的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前不久，出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指挥两个兵团计6个军14万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设在湖北恩施，任务是负责守备川鄂边境，拱卫四川，保卫大西南。

宋希濂手下虽有10余万兵力，但战斗力都不太强。因此，在这一时期，他也和胡宗南一样，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出路。他想把他的10余万兵力拉到滇西的中缅边境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以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因为，他曾在那里打过三年仗，不仅对那里的地形、民情、物产都十分了解，而且他也知道，缅甸军队也没有多大的力量，阻挡不了他手下的10余万兵力的进入。如果在那里建立起根据地，就可以凭借澜沧江、怒江及高黎贡山的险阻，不但能抵挡共军的进攻，而且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退到缅甸东北部的密支那、八莫、腊戎等高山密林中去打游击。

宋希濂在考虑这个方案时，想到了胡宗南，认为胡宗南手中亦有数十万军队，若能与胡宗南部联合起来，一起向滇西进军，不但势力更大，而且也更容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正是带着这个方案，8月9日，宋希濂由恩施乘飞机先到达了重庆，11日由重庆飞到了汉中。

宋希濂一到汉中，胡宗南就亲自把他接到了住所，并于当晚8时，开始了密谈，至第二天凌晨2时，密谈长达六个小时。

胡宗南、宋希濂先谈了当时的全国解放战争形势，一致感到，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说，国民党军队都已不是共军的对手了。然而在谈到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胡宗南则显得很无奈。事实上，这也是他退守汉中以来一直深感苦恼的一个问题。

宋希濂见此，便把他久已考虑成熟的“进军滇西”的方案讲了出来。

根据这一方案，第一步先要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兵力的基础或跳板。为达此目的，胡宗南部应先期抽调一个军的兵力，进驻川南的乐山、峨眉等地区，准备进入西昌；宋希濂部应先抽调一部分兵力开驻泸州，为将来主力部队开往滇西构筑前进通道。据此，要有解决西康刘文辉部的决心和计划，必要时则以闪电手段夺取并控制西康，以西昌作为第一个根据地。

第二步，当共军开始向大西南发动进攻时，立即将主力转移到滇西的保山、龙陵、腾冲三角地区，建立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

听着宋希濂所讲的这一切，胡宗南似乎感到很新鲜。他认为自己的几十万军队虽不是共军的对手，但对付几万缅甸军队，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有立足之地，就不愁没有翻身的日子。这么一想，好像又给他带来了一线的希望。于是，他对宋希濂说：“老宋，这个计划好极了！好极了！”

然而，当胡宗南、宋希濂到重庆把这个“进军滇西”方案告诉蒋介石时，蒋介石却坚决不同意。他说：“从目前看，广东、广西恐怕已经很难保持了，在大陆上必须保存住西南这个基础，这样，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我们现在放弃了西南，也就等于失去了整个大陆，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就会丧失地位。西南地区地形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的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使它成为我们反共复兴的基地。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发扬黄埔精神，守住西南。”

不管胡宗南、宋希濂如何陈说、恳求，蒋介石就是不为所动，从而使两人苦心思虑的“进军滇西”方案流产了。

就在胡宗南和宋希濂在汉中商议“进军滇西”的计划时，第一野战军主力正向兰州挺进，并逼近了兰州。为配合第一野战军主力进攻兰州作战，彭德怀依据中央军委、毛泽东关于解决西北、西南战场之敌的整体部署，将第18兵团一分为三：

——第62军为第一野战军总预备队，随野战军主力西进，追歼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

——第60军及第61军第183师位于宝鸡外围地区，控制要点，构筑工事，担负钳制胡宗南部于秦岭之任务，并相机歼敌一部；

——第61军（欠第183师）仍位于西安及其以南地区担任警备。

短暂的休战，第18兵团抓紧时间进行了军事政治整训，使部队的斗志更加旺盛。

8月中旬，第一野战军主力铁流滚滚，直逼兰州城下。这时，马步芳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说他保证最低限度能在兰州坚守一个月，并向蒋介石建议，当他把共军主力吸引在兰州附近时，令胡宗南部主力北出秦岭，攻克宝鸡，截断共军的后路，然后胡宗南与马步芳共同夹击共军于定西，一鼓击败共军，解决西北问题。

蒋介石果然听了马步芳的话，他立即命令胡宗南策应马步芳在兰州的作战，第一步攻取宝鸡，截断陇海路，威胁西（安）兰（州）公路，扰乱第一野战军主力的后方联络线；然后以三个军的兵力进出天水，袭击围攻兰州的第一野战军主力的背后。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尽管胡宗南的心里还是有点儿不情愿，但是，他还是要这么去做。因此，为策应马步芳在兰州的作战，胡宗南将其主力第1、第65军等部置于徽县、两当地区，企图袭战天水，攻占第一野战军主力侧背；第38军及第214师残部，位于观音堂、东河桥、黄牛铺一线；第36军位于江口、咀头一线；第90军据守双石铺至庙合子一线，并蠢蠢欲动，企图进犯宝鸡。

8月22日，胡宗南又将第27军从汉中调至两当、双石铺间地区作为预备队。这样，胡宗南就以第1、第65、第90、第27军共4个军的兵力，在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指挥下攻击天水。同时命令第38、第36军及骑兵第2旅在第38军军长李振西的指挥下，分三路向宝鸡进击。第一路，第36军第123师由进口关经杨家岭，以主力协同第55师进攻益门镇，以一部渡渭河攻占宝鸡卧龙寺车站，切断宝鸡与西安的交通线；第二路，第177师由黄牛铺经宽滩以一部协助第55师进攻益门镇，以主力渡渭河占领固川车站，切断宝鸡与天水之间的交通线；第三路，第55师于第123、第177师到达指定之线后，即经大散关向益门镇及王莽台进攻，于攻占益门镇、姜城堡及宝鸡公路大桥后，即以主力进攻宝鸡；骑兵第2旅集中于黄牛铺、益口及其以北地区为预备队，必要时进出固川车站以西地区向天水方向警戒。

胡宗南还规定，在攻占宝鸡后，除第55师担任宝鸡城郊守备外，其余均集中千河西岸宝鸡北原地区，准备尔后行动。并要求各部队于8月25日拂晓攻击开始。

作战部署确定以后，第5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和副参谋长李竹亭一起来到了第38军军部驻地——位于凤县黄牛铺南的北星。他们除对作战部署表示同意外，裴昌会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宝鸡没有多少共军，充其量不过营把人。重庆对收复宝鸡很重视，这一次是你们出风头的机会。其实天水的共军，也不过是千把人，现在第一军、第二十七军、第九十军正分别向徽县集结，只等你们拿下宝鸡，他们就向天水攻击……”

8月26日拂晓，胡宗南命令各部队按照指定的目标开始攻击前进。第1、第65军和第90军开始从成县、徽县和两当地区出发，沿公路向天水进犯。第二天，第1军先头进至成县以北之傅家坝、大山坝、大门镇及关峡口地区；第90军一部进至徽县北之党家川、观音殿；第65军残部及第167师则进占西和县城。同一天，沿川陕公路进犯的第177师在没有遭到任何战斗的情况下，当日下午主力已进到益门镇西北地区，一部渡过渭河到固川车站；第123师在同样的情况下主力进到杨家岭附近，一部正向渭河北岸前进中。

进展得如此顺利，这使胡宗南兴奋不已，他立即把这一消息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经激战而‘收复’宝鸡，歼敌甚众。”蒋介石接到这一电报以为是真的，当然十分高兴。

这时，敌第55师师长黄家宣向李振西报告说：“益门镇没有共军，只益门镇西南王莽台高地有几十人，在晚饭前有两辆胶轮大车已把东西拉走，似乎准备黄昏撤退。听说宝鸡城内没有正规部队，第五十五师的便衣队已在渭河大桥南姜城堡一带活动。”李振西听了黄家宣报告的情况后，半信半疑，便告诉了裴昌会。谁知，裴昌会一听就说：“马家军不是好打的，共军兵力分配不过来”。还说：“听说重庆方面接到激战收复宝鸡的消息后，还燃放鞭炮庆祝，绥署已派通信兵团协助南郑电报局修复黄牛铺到宝鸡的电报线，限一两日内通报……”听裴昌会这么一说，李振西也不再敢怀疑了。

但是，8月26日早饭后，敌骑兵第2旅旅长吕纪化向李振西报告说：“在益口西北老林中，发现很多共军，正在爬山修路。经步兵第5团的哨兵射击后，停止前进……”李振西迅速把这一情况向裴昌会报告，不料裴昌会却说：“你们大概是吃了扶眉战役的亏，蛇咬了，见草绳都怕，那么大的深山老林，崖陡林密，别说没有道路，连方向都不容易辨清，大部队咋能跑到那里去！大概是逃难的老百姓。你们叫吕纪化派精干人员，详细地侦察，把情况先弄清楚再作处置……”[2]

为保证第一野战军主力的侧翼安全，彭德怀决定在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击兰州的同时，由第18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击退胡宗南的进攻，以策应第一野战军主力在兰州的作战。

第18兵团接受任务以后，立即召开了由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进行具体部署。紧接着，发出了秦岭战役预备命令，决定以位于宝鸡以南地区的第60军和位于西安以南地区的第61军两个师首先攻歼东河桥、黄牛铺地区之敌，并相机攻占凤县、双石铺。

命令下达后，第18兵团各部队立即行动了起来，作好作战准备。

第61军第181师第593团参谋长周光璞带领一个侦察队，深入敌后，攀越崇山峻岭，忍饥受寒，插到敌人秦岭防线的纵深，活动了九天，摸清了敌情和地形情况。第60军第178师也派出部队进行侦察，并通过一位熟悉秦岭路径的牧羊人，发现了一条荆棘丛生，罕有人知的小路，可绕过敌人的前沿阵地，插到敌人的纵深。

8月25日，第178师由宝鸡出发，开始行动。当晚在坪头镇一带集结，第二天下午渡过渭河，隐蔽集结于沟底村附近。8月27日下午2至3时，敌第531团的一个参谋和通信兵误入第178师指挥所防地，被作战参谋郭志耕、张德荣二人擒获。经过询问，查清了敌情。于是，当天下午16时，第178师开始作战行动，第535团为前卫，对敌第117师第531团发起攻击。在牧羊人的带领下，部队通过那条秘密小径，很快接近了敌人，在进至敌人几米远的地方，敌人还未发觉。当时敌人正在推牌九赌博，喊叫之声清楚可闻。当战士们几个箭步冲进敌人碉堡时，把冲锋枪一举，大喊一声“缴枪！”敌人才如梦初醒，面面相觑，在失魂落魄之中，都乖乖地缴了枪。就这样，第178师第535团一连拿下了五个山头。

第535团的指战员们，一面追击敌人，一面命令被俘的敌人修通道路，清除前沿和各通道上埋设的地雷，为后续部队顺利通过扫清道路。8月28日拂晓3点左右，第178师越过秦岭的第一道山梁，到达一条南北走向的沟底。当晚19时许，进至川陕公路附近，与敌展开战斗，俘敌数百名，天黑后第178师在东河桥和黄牛铺之间的公路两旁的一个小村内宿营。

第178师从8月27日下午16时开始进入战斗，到28日下午19时半左右，在27小时之内，推进到东河桥和黄牛铺一线，前进了180里。战士们只是在越过秦岭第一道梁时，略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其余几乎没有休息，都是一边战斗，一边前进。在沿着秦岭山梁向东南前进时，山下边就是清清的流水，一个战士因口渴难忍，他宁肯趴在地上喝马尿，也不跑到山下去喝水，他喝了几口马尿后，就继续跑步前进，追击敌人。[3]

8月28日，敌第55、第123师和第28师一个团，进至荞麦山地区，被我第61军第181师第541团阻击于高家河、杨家岭地区；沿马峪河向宝鸡以东进犯的第28师亦被阻击于虢镇以南的白雀寺、小寨子地区。

为更好地各个歼灭敌人，第18兵团根据新的情况，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法，调整了原来的作战部署：以第61军两个师附兵团炮兵团，位于宝鸡、益门镇、虢镇地区，暂取守势，准备从正面出击，配合第60军行动；第60军首先攻歼孤立深入七里沟的敌第177师及骑兵第2旅等部，尔后向川陕公路咽喉东河桥、黄牛铺地区进攻。

8月29日14时，第60军第178师向七里沟敌第177师发起攻击。敌第177师与我接触后，发现我兵力强大，立即向后撤退，第178师随即向南进攻，在能见度极差的秦岭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翻沟爬坡，秘密接近敌人，跟踪追击。8月30日拂晓，第178师攻占七里沟以西秦岭要点；第179师突然出现于五林子之敌侧后，敌猝不及防，一部被歼，一部仓皇溃逃，占领庙儿沟、罗家山；第180师占领汉王丞、狗头寨，从而歼灭了敌第177师及骑兵第2旅各一部。

胡宗南部第177师及骑兵第2旅各一部被歼后，即以部分兵力于清风寺地区扼山隘口要道节节抵抗，大部向黄牛铺及北星街地区逃窜。第60军立即沿川陕公路发起追击。至8月30日晚，各部先后占领东河桥和宽滩、北星街、黄牛铺，一部攻占清风寺和红花铺，敌第177师继续向新厂和老厂方向逃窜。第61军两个师附炮兵团按预定计划，于8月30日拂晓从川陕公路正面及其两侧发起攻击，敌第38军第55师和第36军分别据险抵抗，掩护主力向东河桥东南山地撤退。第61军乘势相继占领观音堂和秦岭主峰东河桥隘口，以及大王岭阵地。敌第38军第55师和第36军除一部被歼外，余部逃往沙坝、进口关。第61军两个师和第60军第180师向核桃坝、进口关、咀头地区进击，以求歼灭向南退却之敌第36军。

8月31日，第60军和第61军部队在东河桥会合后，我第18兵团决定第60军率第179、第178师继续沿川陕公路及公路以西向凤县、双石铺方向追击；第61军指挥第181、第183师和第60军第180师，经河口洞、安河寺、沙坝，分向核桃坝、进口关、咀头镇方向勇猛追歼逃敌。各追击部队接令后，冒着连绵的秋雨，许多干部战士打着赤脚扛着迫击炮和重机枪，沿着崎岖的山路猛追。由于部队的前进速度很快，后方供应不上，很多部队只能以生马铃薯和生苞谷充饥。全体指战员克服种种困难，翻山越岭追歼逃敌。经十多个小时的连续追击，至9月1日，追击部队分别进至核桃坝、进口关、王家楞、黄李园、王家台和唐藏以北，一部进至白石铺。

之后，第179师沿川陕公路向凤县追击，第178师向唐藏方向发展，第180师向东南推进，与第61军合歼核桃坝之敌。此时，敌第36军退至黄李园、丁家坪、黄牛湾一线顽抗。9月2日，第60军一个团攻占凤县城北凤凰山后，胡宗南紧急从两当车运第27军一部至凤县组织反击，退守王家楞、黄李园、丁家坪的第36军在得到支援后，也继续组织顽抗。因敌已猬集在双石铺、两当地区，加之秋雨连绵，山区严寒，供给困难，我第18兵团于9月6日下达停止进攻命令，秦岭战役即告结束。

在周士第等人的指挥下，第18兵团进行的秦岭战役将胡宗南部第36、第38军及骑兵第2旅等五个师的重点防线全部摧毁，共歼敌3 741人，打开了胡宗南部严密防守的秦岭防线。通向汉中的门户打开后，为随时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岭战役结束后，新华社于1949年9月20日发布《评突破匪秦岭防线大捷》的评论，高度评价了这次战役获胜的伟大意义，指出：“这一战的胜利，证明敌军企图倚为屏障的任何所谓‘天险’和敌军吹嘘的所谓‘不可攻破的防线’在无坚不摧的人民解放军面前，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4]

此时，胡宗南在陕南的部队也遭到了我第19军的沉重打击。

胡宗南进犯宝鸡未逞，固守秦岭山区的部署又打破了。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又企图依据四川天险和利用川北24县的资源建立大巴山防线，以秦岭为游击区，顽抗到底。他在凤县双石铺召集军长以上军官开军事会议时说：我们“目前进攻共军的力量，没有必胜的条件。惟一办法，先补足各军人数，充实力量，扼守凤岭要点，掩护整补。如果能在陇岭之线苦撑两三个月，则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因为快到下雪季节，雪封秦岭，共军就无法运动，要前进必须等到来春三四月间雪消后才能行动。我军有休整半年时间，就可恢复原来力量。到那时国际形势就会有变化，我们进战退守均有办法。”

9月中旬，胡宗南正式被任命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他将固守大巴山一线的部队编为第7兵团，任命裴昌会为司令官，李文任第5兵团司令官，并以李文的第5兵团担任秦岭一线的正面防御，李振的第18兵团担任陇南方面的防御，裴昌会的第7兵团则担任大巴山一线的防御，企图继续加强秦岭和大巴山防线。同时，他又在作退入四川的准备。这时的胡宗南，其精神好像失常一样，时而大发脾气，时而放声大哭。据胡宗南的亲信之一、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训导处处长李犹龙说，胡宗南这段时间里竟有过闹自杀的事情，心情苦恼透顶。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曾派张新来劝说胡宗南投诚起义。

张新原是胡宗南的亲信将领之一，在1947年10月的延（延长、延川）清（涧）战役中被俘后，经过在解放区的学习，被分配到第一野战军联络部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护送胡宗南部被俘军官和整编起义的地方团队。因此，中国共产党要策反胡宗南，挑选人员，张新自然成了首选人选。为中国共产党具体筹划策反工作的，也不是别人，就是胡宗南当年的恩师胡公冕。无论是出于过去的私交，还是出于国共大势，胡公冕、张新确实都希望胡宗南在最后关头，能够高举义旗，为西南解放建立伟功。因此，胡公冕、张新曾多次研究如何争取胡宗南起义。在作好一切准备后，张新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亲笔信，密藏在特制的鞋底里，于9月23日奉命南下，经宝鸡沿川陕公路，直扑汉中。

胡宗南听到张新来到汉中的消息后，吃了一惊，在张新到达汉中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的后半夜，胡宗南第一次将张新传到汉中问话。

当胡宗南见到张新时，令张新感到奇怪的是，胡宗南既没有声色俱厉地训斥他，也无任何不快之意。相反，却语气亲切地说道：“你回来了！”张新没有多说什么，就直接说明了此行的意图，并按胡公冕事先的交待，对胡宗南的问话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便脱下鞋子，取出文件和信交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拿了文件和信后，走进了内室，随后又走了出来，与张新闲谈了起来。当张新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时，胡宗南立即打断了张新的话，站了起来说：“不谈那一些。”张新说：“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我们能够经常在一起。”胡宗南听明白了张新话中的含义，强笑了一下，故意说道：“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这一晚，胡宗南和张新谈了近两个小时。

隔了一天，又是下半夜，胡宗南又传见了张新。据张新说，这一次胡宗南的态度很客气，不仅主动叫张新坐下，而且还摸摸张新的手，摸摸张新的背，问他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等等。张新估计胡宗南可能对他带来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文件和胡公冕的信进行过一番深入研究和思考，便问道：“胡先生决心下定了没有？”

谁知听了张新的这一问，胡宗南笑了一笑，一连串地反问道：“共军还在秦岭以北吗？”“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

张新虽一一回答，但胡宗南似乎没有听进耳朵里面去。

两个小时又过去了。这一次交谈又没有结果。

第三天以后，胡宗南又传见了张新。这一次，胡宗南一上来就提出了三个问题，询问张新。第一个问题：“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胡宗南之所以要问赵寿山，这是因为，赵寿山原是杨虎城的部属，曾任国民党第3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7月率部起义，此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新回答说：“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胡宗南提的第二个问题是：“那边是怎样称呼我的？”张新答道：“称胡宗南。”胡宗南笑了笑，说：“不是叫我胡匪吗？”张新也笑了笑说：“你站过来，那就称胡将军了。”说完之后，又补了一句：“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宗南不解地问道：“我哪半个是军阀？”胡宗南又提出了第三个问题：“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新回答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净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张新的这一回答也许触动了胡宗南的痛处，他一时竟冲动得失去了控制，躺在了沙发上掩面而泣。此后，胡宗南再也没有传见张新。

但是，通过和张新的三次见面以后，胡宗南整天在自己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夜里睡觉不脱衣服，不脱鞋，不盖被，日夜不宁，状若疯人。这是胡宗南自退守汉中之后，第二次出现这种绝望的举动了。[5]

的确，张新的汉中之行，曾引起胡宗南在思想上的一时矛盾和痛苦。然而，胡宗南最终并没有走上投诚起义的道路。结果他逃窜到四川，也没有逃脱他失败的命运。

转眼已经到了1949年10月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的进攻矛头已直指大西南。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胡宗南部，毛泽东决定周士第的第18兵团在完成西北战场的作战任务以后，由陕西进入四川，与第二野战军一道执行解放大西南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于10月10日给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

德怀同志：

（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二）刘金轩部及七军配合作战。战后七军位于陇南工作，刘金轩除守卫陕南外，是否抽一部队入川，那时再酌定。（三）歼胡（宗南）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州）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四）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崇禧），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五）担负西北任务的三个兵团可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请准备适当兵力，于数月后，接任宁夏地方工作。（六）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

酉元

周士第接到第一野战军转来中央军委的命令后，立即将第18兵团附第7军、陕南军区部队，归第二野战军建制，作进入四川的准备，统归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指挥，任务是将胡宗南的三个军抑留在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川境，从南线切断胡宗南、宋希濂两集团退路，完成合围后，第18兵团再南进四川，占领川北，参加成都会战，彻底歼灭胡宗南部，解放大西南。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24-625页。

[2]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3]　《陕西文史资料》第17辑。

[4]　《王新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5]　杨者圣：《胡宗南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27章　和平解放新疆

打开进军新疆的通道——翻越祁连山——抢占张掖——酒泉敌人的起义——兵临玉门关下——新疆敌分化成二派——毛泽东关注和平解放新疆——“你到新疆就是演红娘”——中共中央联络员到新疆——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毛泽东与包尔汉的电报往来——张治中再做工作——曾震五见彭德怀——尖锐复杂的斗争——新疆和平解放的障碍消除了——和平起义通电的发布

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青海、宁夏以后，基本上歼灭了青海马步芳部和宁夏马鸿逵部，而胡宗南残部则抑留在秦岭山区，这样，整个大西北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

在兰州、青海、宁夏解放以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的敌第91、第120军撤往甘肃河西走廊。

河西原有国民党军第8补给区和河西警备总部等单位，现在加上逃窜而来的两个军等，便有敌4万余人。

敌第91、第120军撤至古浪后，先在乌鞘岭布防，幻想第一野战军主力南下入川，无力顾及河西，可再喘息一段时间。但当他们获悉第一野战军将立即西进时，遂于9月1日在古浪以北之双塔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步兵乘车，骑兵掩护，继续向西撤退，企图利用第一野战军步兵难以追上汽车的困难，退至玉门地区。

甘肃河西走廊，亦称甘肃走廊，地处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地带，东邻黄土高原，南依祁连山脉，西近塔里木盆地，北靠北山山地，是祁连山脉与北山山地间的狭长地带，因地处黄河以西，形如长廊而名。该地区因是沟通内地与新疆的交通要道，自古为咽喉要地。早在唐汉时期，著名的“丝绸之路”就由这里通过，是中国联系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主要陆上通道，也是内地通往新疆的惟一要道。

为防止溃散之敌退入新疆，增加进军新疆的困难，同时打开进军新疆的这一通道，第一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于8月31日发布进军河西走廊的作战命令，决定以第2兵团及第1兵团部率第2军奋力追歼河西走廊之敌。其部署是：

——第1兵团第2军自青海西宁，沿西（宁）张（掖）公路挥师北上，翻越祁连山直取张掖；

——第2兵团沿兰（州）新（疆）公路及其右侧地区西进，其中第6军为右路，绕乌鞘岭和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大靖西进，第3、第4军附第一野战军炮兵团、战车营为左路，直取武威、酒泉。

9月4日，第2兵团按预定计划，由兰州附近出发，沿兰新公路追击西逃之敌。

由于逃敌军心涣散，指挥混乱，大有不击自溃之势，因而进军途中未遇到什么抵抗，所到之处敌人纷纷投诚或逃窜。

黄新廷率领的第3军由享堂、河桥驿向永登及以西前进，先头部队第9师解放永登后，跨越乌鞘岭，解放安远驿。

张达志率领的第4军由安宁堡、沙井驿沿兰新公路向永登方向前进，9月8日进占大通堡、大柳树，溃散永登以西的骑兵第8旅第25团残部投诚。

罗元发率领的第6军由哈家咀（树屏）、小涝池向松山、大靖前进，进至古浪以东松山时，敌第120军第191师骑兵团800余人，在团长带领下投诚。

9月12日，第2兵团作出攻占古浪、进军武威的作战部署。9月13日，第2兵团全线出击，第6军沿兰新公路东侧，取道大靖、土门子向武威前进；第3、第4军继续沿兰新公路经古浪向武威挺进。由于在我军尚未发起攻击时，敌先行逃走，第3军顺利进占古浪，9月14日，第6军进占大靖。至9月15日，第2兵团各部队即进至武威以南及以东地区。9月16日，第4军侦察部队于武威以南之李家庄地区击溃敌第173师骑兵团后，占领武威。9月17日，第3军第9师先头部队第25团也到达武威。在武威附近地区，敌第91军骑兵团、第246师骑兵团和甘肃保安3团、4团、武威自卫队等共7 500余人投诚。

9月18日，第2兵团全部集结武威以北地区。为促使酒泉地区之敌起义和投诚，第2兵团决定集中各军骑兵部队组成兵团骑兵支队共800余骑，以及兵团战车营和1个步兵营加强6门山炮，分乘20余辆汽车，组成快速部队，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率领，于9月21日由武威出发，向张掖挺进。在此期间，第3军先头部队于9月19日进占永昌。第4军先头部队经17天急行军，行程700余公里，于9月21日进占山丹。国民党军联勤第8补给区监护营及第173师溃兵600余人，携马300余匹，在山丹以西的东乐镇投诚。9月22日，第4军第10师解放了民勤。

对于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早在兰州战役前夕，毛泽东就曾在给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指出：在以三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兰州解放后，毛泽东又于8月30日在给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西宁刚一解放，王震即率第1兵团部进入西宁市区，和第2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一道做进军河西走廊的准备工作。

在第2军的党委会上，对西进是该走大路，还是翻越祁连山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王震参加了第2军的这次党委会，在会上，他认真地听过大家的意见以后说：“要讲痛快，那当然走平路最好。我们从这里出发，再返回河口，从那里顺着兰新公路前进，沿路碰上零星敌人，打点把子仗，天亮启程，天黑宿营。多舒服，多正常啊！可是你没算算，我们从这里绕到河口，比翻越祁连山要多走五六天的路程。等我们赶到民乐、张掖，敌人早已乘坐留在酒泉的一千多辆汽车逃到新疆去了。到那时，我们再跟着逃敌的汽车跑，在没有人烟的戈壁滩上追击敌人，一路挨着饿，忍着渴，冒着风，顶着雪，再在几千里的戈壁上饿死几个，渴死几个。将会是个什么局面呢？我们现在从西宁前进到门源，翻过祁连山，虽然艰苦一点，我们走的是弓弦啊！二百多公里的路，可能艰苦。那里海拔高，可是咬牙坚持，用两天半或三天的时间，就可以翻过山到达民乐嘛！我们这支当年经过长征的部队，而今在没有敌人追击堵截的情况下，翻不过祁连山吗？一下山我们就直接插到民乐县境，那将是什么形势呢？到那时我们和六军二兵团的同志们会合在一起，把敌人解决了，坐着汽车开进新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新疆的稻米香了。那当然是我们亲手种出来的。”[1]

9月10日，王震率第1兵团部和第2军由西宁附近地区开始北进。第5师为前卫，第6师为后卫，第4师为本队。9月12日，前卫第5师越过大板山、渡过大通河，攻占大通、门源，然后顶风雪、冒严寒，开始攀越祁连山。山区气候奇特，瞬息万变。上午还是晴空万里，日丽风和，下午就突然下起了雨来。战士们衣衫被淋湿了，背包也沉甸甸的，泥巴沾在鞋底上，越走越吃力。到了夜里，狂风呼啸，气温骤降，转眼间军衣就被冻硬了，像穿上了铁甲，在行走中发出响声，越往上走越是艰难。9月14日，进入终年积雪、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15日，翻越海拔4 000多米的祁连山高峰。沿途荒无人烟，又突遇狂风暴雪和冰雹袭击，由于部队缺乏防寒用具，许多指战员还光着脚，穿着单衣，加上高山缺氧，行军异常困难，冻死、冻伤200余人。但是，第5师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狂风、大雪、奇寒等严重困难，仍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第2军广大指战员们的这种英雄气概，使王震深受感动。他在祁连山为这次壮行吟诗一首：“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经过两天半的艰苦跋涉，第2军终于于9月15日翻过海拔4 000多米的祁连山，越过110公里的荒芜草原。经28小时的连续行军，于9月16日进占祁连山麓的俄博。溃逃到这里的敌人，正要抢劫财物，突被第5师截断后路，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举手投降。

9月16日10时，第2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给王震发出了一份电报，说：“十四团十四日由寺湾向卧包前进中，因气候恶劣，整日雨雪交加，狂风不止，战士全身湿透，冻死一百三十人，冻坏脚不能行走者一百余人。五师直及十三团15日由寺湾向卧包前进中，同样气候恶劣，掉队一百余人。部队因雨天行军费鞋颇多，十四团有四百余人打赤脚。……”王震接到这一电报后，即于当日15时给郭鹏、王恩茂发出了回电，并向彭德怀作了报告。电报指出：“（一）十四日五师通过祁连山脉，与风雪狂风交加的恶劣气候斗争、奋勇前进中，已经前后通过了祁连山的无人区与气候恶劣区，这是为配合二兵团截断周（嘉彬）黄（祖勋）匪后路，全歼该匪的胜利前提。谨向全体英雄们致亲切慰问，其牺牲的百余指战员们的尸体请设法掩埋。（二）请令五师在民乐以南地区集结休息，用白洋买牛肉炖烂饮食，相机挺进，袭占张掖或其东西，青甘段上要固守。（三）军直、四师俟天晴继续前进，组织吉普通过，收容。”

彭德怀接到王震率部翻越祁连山的报告后，当晚就给王震发出了一份电报，赞扬第2军翻越祁连山，截击敌人有功；号召全军学习第2军这种不怕困难，在风雪交加的气候中奋勇前进的精神，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致敬志哀。

在翻越祁连山时，王震一直随第2军行动。早在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讨论这次挺进河西走廊战役时，王震就说：“我率二军从青海出发，翻越祁连山，取捷径直插河西走廊，堵截西逃敌人。”彭德怀考虑到王震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便劝他随第6军沿兰新公路走，说：“部队翻过祁连山要吃很大的苦。你近两年身体不大好，我看你个人就随六军一起出发吧！”王震并没有同意，他对彭德怀说：“红四方面军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都翻过了祁连山，今天又有汽车坐，还有什么要紧。在胜利后的今天，再走走当年西路军战友们走过的险路，会长精神添力量的。”开始王震乘坐吉普车攀登祁连山，当部队爬上4 100米高峰，见有体弱的战士晕倒路旁时，他的车就专门收容晕倒的战士，自己跟随部队徒步行军，共同经历了饥寒交迫的艰苦行程。他后来在总结这次行动时说：“我们应该永远记着胜利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永远记取人民战士的英勇功绩。这次过雪山中，有很多战士当他迈出左脚时，他脑中还想着毛主席，奋勇前进，追击敌人，消灭敌人，当他迈出右脚时，他就英雄式地倒下了。”[2]

9月17日6时，第5师第14团指挥两个营，突然出现于甘肃民乐城下，迅速将兰州逃至民乐的敌骑兵第15旅旅部及第32团残部包围。民乐守敌猝不及防，经一小时战斗将其全歼，毙敌副旅长董毅，俘旅长王子喧、团长黄耀中以下400余人，攻占民乐县城。

民乐距张掖约50公里，民乐之战后，逃至张掖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深感危机，立即抽调公署警卫团乘车驰援，妄图配合逃至六坝的第120军第245师第735团阻止第1兵团继续北进。

张掖是塞上江南，虽时已初秋，但尚有春意。敌人逃至张掖后，打算在此喘一口气，以苟安一时。

9月18日，第5师在三堡地区击溃企图增援民乐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并在追击中全歼第245师第735团，俘团长唐知仙以下300余人，毙伤200余人，缴获汽车6辆。

为抢占张掖，切断敌周嘉彬的第120军、黄祖勋的第91军两部的逃路，第5师又从六坝出动，通过30公里沙漠，对张掖实行包围攻击。9月19日，第5师进至张掖新湾时，得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已经西逃，而沿兰新公路西逃的第120军第245师2个团，正向张掖撤退。第5师决心乘其人疲马乏之时发起攻击，经10多分钟的战斗，即将逃入张掖南关之第245师第733、第734团以及保安第3团2个连全部歼灭，俘团长、副团长以下700余人，缴获战马400余匹。9月19日20时，郭鹏、王恩茂等在给王震等并报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说：“五师于本日十三时攻占张掖，全歼敌二四五师七三三团、七三四团，俘敌四百多人，内有七三四团团长刘培裕、副团长洪作春。另七三三团团长张如旭闻亦已被俘，但未查出，缴获骡马四百多匹，汽车十二辆（稍为修理即可使用）。……我五师主力现集结张掖，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以一个营车运向西追击，一方面求得在追击中再歼一部敌人，一方面查明酒泉方面情况。在张掖之我军，并注意堵歼可能尚未通过张掖之黄（祖勋）匪。昨日六坝战斗仅一小时许，我伤亡九名，今日张掖战斗仅十几分钟，并未见伤亡，敌士兵均不愿跑了，丧失了斗志。部队急需补充鞋子和棉衣，因通过草地，雪雨行军，鞋又大部破了，许多战士打赤脚。”

9月21日，王震率领的第1兵团和许光达率领的第2兵团在河西重镇张掖会师后，继续挥戈西进。

此时，逃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机关、后勤单位，以及第91、第120军残部，已溃不成军。战斗部队仅有5个师，除第231师组织完整、人员充实外，其余4个师都已零零落落，仅有500至千余人，人数较多的第246师，也只有2 300人，士气极为低落。再加上几个独立团和地方部队，根本无法支撑局面。在地理条件上，河西走廊没有可以利用的关隘和可以固守的坚固城池；后勤保障上，已面临枯竭，官兵3个月无饷，国民党广州政府空运的100万银元滞留汉中，兵员和物资得不到补充；敌内部已分崩离析，矛盾日益尖锐，不可能再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的抵抗。因此，当第1、第2兵团先头部队兵临高台、酒泉时，国民党军队中的顽固派首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第91军军长黄祖勋等都已先后出逃，主和派将领掌握了军权，不得不酝酿投诚起义。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为争取和平解决河西地区之敌，第一野战军坚决贯彻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双管齐下的方针。一面是大军急速西进，一面是通过多方关系，做政治争取工作。

毛泽东还于9月21日致信张治中说：“关于周嘉彬、黄祖勋两将军，自向甘、凉、肃州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将军注意与该两将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采改编方针。要紧的是，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兰州谈判，表示诚意。”[3]张治中接信后，于9月22日迅速将此信内容转告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兼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

在陶峙岳的安排下，国民党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于9月21日从迪化赶至酒泉，与第1兵团第2军第5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副师长何家产会见，要求暂停攻击高台。接着，又于当天赶往张掖求见王震，表明和平解放河西的愿望。当晚，王震派第2军第5师副参谋长刘振世，到高台国民党军第246师防地，与正在此间积极组织起义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彭铭鼎、第246师师长沈芝生会谈。

刘振世原是国民党整编第29军参谋长，后在瓦子街战役中被俘，经过教育，进步很快。他和彭铭鼎是好朋友，两人相见，故旧重逢，自然十分高兴。刘振世向彭铭鼎传达了王震关于驻高台、酒泉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原地待命，听候改编，并确保玉门油矿安全的命令。彭铭鼎当即明确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命令第一线部队撤回酒泉附近，待命通电起义。

由于和平解放河西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野战军即令前线部队停止进攻。

9月24日，在彭铭鼎、曾震五、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汤祖坛等人的率领下，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第91、第120军残部，以及第8补给区司令部、河西警备部司令部、整编第42师第231旅等部，共3万余人在酒泉起义。9月25日，第2军第5师由高台、张掖等地乘车进入酒泉，受到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由第3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快速部队到达老君庙，顺利接管了玉门油矿；接着第5师一部进驻安西、敦煌等地。此时，额济纳旗防守司令也宣布与国民党脱离关系，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至此，河西走廊地区全部解放。

9月27日，王震、许光达等率第1、第2兵团进驻酒泉，直接领导对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为保证起义部队改编工作的顺利进行，成立了酒泉军事管制委员会，朱辉照任主任，高闻天任副主任。

9月28日，王震、许光达等在酒泉召集起义部队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改编起义部队的基本原则和要求。随后，第2兵团参谋长张文舟宣布改编命令：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河西警备总部所属部队和机关、学校共15 629人，由第2兵团负责接收改编；原第8补给区所属部队、单位共11 714人，由第1兵团负责接收改编；原保安部队和地方武装共5 000余人，由酒泉军管会负责接受改编。在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度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各级军政干部认真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10月4日，酒泉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基本完成，开始移交接收，所编12个团、3个营及文工团、军乐队、电影队、印刷所等，分别编入第3、第4、第6军和第2兵团直属单位。[4]

至此，西北五省已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青宁二马已被聚歼于嘉峪关内，第一野战军10万大军集结酒泉、安西之线，兵临玉门关下，打开了进军新疆的必经通道，直叩新疆大门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面积有16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新疆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阿尔金山等。由于天山横贯中部，又在北部和南部地区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水源奇缺，气候干燥，沙漠的边缘多为戈壁荒漠，盆地的边缘多为草原。

新疆又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共13个民族的430万人。

当时，国民党军在新疆的兵力和部署主要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驻迪化，直属骑兵第4旅辖2个团驻莎车，骑兵第9旅辖2个团驻喀什，独立骑兵第8、第9、第10、第11团分驻迪化、杜温克勒、焉耆、绽福寺等地区；整编第42师师部驻疏勒，第65旅驻阿克苏、第128旅驻焉耆；整编第78师师部驻景化，第178旅驻哈密，第179旅驻迪化，第227旅驻绥来；整编骑兵第1师师部驻迪化，第6旅驻吉昌，第7旅驻奇台；总兵力共7万余人。

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先后基本解放以后，新疆军政当局在外有第一野战军重兵压境，孤立无援，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分化成了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晋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等，赞成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积极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

另一派是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79旅旅长罗恕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呈祥、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以及原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省政府秘书长艾沙和阿山公署专员乌斯满、哈密公署专员尧乐博斯等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他们在美国驻迪化副总领事马克南的策划下，妄图以其掌握的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

从国民党军驻新疆的兵力和部署来看，其7万人分为3个师9个旅，以及新疆联勤总部和空军地勤分驻天山南北各战略要地的部队。叶成、马呈祥、罗恕人还掌握着大部分兵权，驻守北疆，是新疆和平解放的主要障碍。陶峙岳和赵锡光所能掌握的部队，主要是迪化的警卫团、警备营、新疆军官训练班以及驻守南疆的整编骑兵第9旅、整编第42师等部队，是和平起义的可靠力量。

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的关系极为密切。马呈祥原是骑兵第5军军长。他的这支部队开始属马步芳的亲哥哥马步青所部，不但封建，而且顽固，有一定的战斗力。后来，马步芳调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督办，马步青无法抗拒，只得交出兵权。马步芳得到骑兵第5军后，便提拔自己的外甥马呈祥做了军长。马步芳以为吞并了骑兵第5军，控制了青海和甘肃两省，再图谋新疆，便可成为“西北王”了。因此，当蒋介石下令调骑兵第5军入新疆时，马步芳自然求之不得。骑兵第5军调入新疆后改编为整编骑兵第5师，后又改为整编骑兵第1师，驻地在乌鲁木齐老满城，习惯上仍称为“骑5军”。

青海解放后，马呈祥一度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是好。陶峙岳每天都用卧车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备下清真饭菜，耐心地做说服工作，但仍毫无效果。不久，马呈祥便同叶成、罗恕人结成了反对和平起义的联盟。叶成是蒋介石的同乡，又是蒋介石的学生，在委员长侍从室里工作过，掌握着北疆的全部兵力。他忠于蒋介石，但能力不强，只知聚敛黄金。罗恕人是个军统特务。叶成、罗恕人为胡宗南系，但罗恕人与马呈祥私人亲善，勾结甚密，而叶成则俯仰其间。这样，国民党军驻新疆部队的这三个人，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实为主谋，就成为公开声明反对和平起义的顽固派。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和平解决新疆问题非常重视。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解决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震把一份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新疆去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王震说：“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更需要发展经济。”

这天晚上，在作为会场的小俱乐部里为与会代表举行晚会，演唱京剧《红娘》。王震没有去看戏，和彭德怀、古大存在任弼时那里聊天后，便一个人找了个安静的地方看起了文件。这时，毛泽东走了进来，问他为什么不去看戏？王震回答说：“我没有艺术细胞啊！”毛泽东坐了下来说：“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这出戏你应该去看，那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演红娘要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她在台中间大家都跟她转，不像演老夫人，只在台上摆那么两下子就行了。”[5]

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4月28日，南京解放不久，毛泽东就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北）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因为张治中原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并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在西北地区特别在新疆有较大的影响。5月初，毛泽东、周恩来又委托张治中经绥远向新疆转发电报，劝导陶峙岳、包尔汉和陶晋初、刘孟纯等，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稳定，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5月23日，毛泽东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6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至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这个阴谋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进行。

8月4日，毛泽东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8月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一次明确地提出，关于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的方针。在谈到新疆问题时，毛泽东说：“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这时，正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为促进新疆军政当局和平起义的工作，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携带专用通信器材来到新疆。

8月15日，邓力群抵达伊宁后，立即同“三区”临时政府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接触。

“三区”指新疆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1944年9月，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尼勒克和伊宁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同年冬，成立“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并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军。1945年9月，民族军解放了伊犁、塔城、阿山地区。其后，“三区”革命力量配合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新疆国民党军队，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

邓力群同“三区”领导人接触后，建立了“三区”同中共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之间的联系，向中共中央及时汇报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同时，他向“三区”领导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三区”革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对“三区”领导人的关怀；并奉中共中央之命，邀请“三区”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将毛泽东起草的一份邀请信交给了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邀请信的全文如下：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合买提江先生：

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将制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斗争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蒙同意，请于九月上旬到达北京。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北平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郑重地把三区称作“特别区”，肯定了三区革命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取得成功的意义，同时明确指出了三区革命的性质。“特别区”就是指解放区。三区政府领导人阅信后，都非常高兴，立即以阿合买提江的名义拟了复电：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敬爱的毛泽东先生：

您的来信收到了，信中所提的问题是我省全体人民长期以来所盼望的。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也是我省和世界人民的伟大胜利！所以，我们以最高的热情向敬爱的毛泽东先生表示致谢，并派代表前往北平，参加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

顺致

敬礼

特别区人民的代表

阿合买提江·卡斯米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日

大家拟好给毛泽东的复电后，研究确定了去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由阿合买提江任代表团团长，代表团成员有民族军总司令伊斯哈克拜克、省政府（联合政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民族军副总司令达列力汉、汉族知识分子罗志。邓力群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代表团组成人员，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经过两天的周密准备，代表团定于8月23日启程。

9月3日传来噩耗，阿合买提江所率领的代表团座机，在途经伊尔库茨克飞至扎巴依喀勒山附近，因气候恶劣不幸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罹难。

邓力群将有关阿合买提江一行座机失事的消息电告中共中央，后收到中共中央复电，电文首先对阿合买提江一行的不幸遇难表示沉痛哀悼，然后指示另派代表团赴北京，三个人也行，由赛福鼎率团火速启程。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领第2军和第6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南疆和北疆。

为促进和平解放新疆的进程，9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约见张治中将军，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尽早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毛泽东对张治中说：“你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是你的部下，只要你去电，新疆方面是会照办的。”张治中听了毛泽东的话后兴奋地说：“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

9月10日，张治中遵照毛泽东指示，致电陶峙岳、包尔汉，晓以大义，嘱即行动，并对今后部队安排作了详细指示。电报说：“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6]他特别叮嘱陶峙岳，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须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地顺利完成。

9月10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中，进一步明确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方针。他说：“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今日我们邀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他谈新疆尚有六万军队，数万党政后勤，共约十万人左右，我们认为应该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五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四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二人至三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实权掌在我们手里，你可偕王震去迪化主持一时期，尔后可往来于甘（肃）新（疆）之间，以上方案大体是否可行，请考虑电复。”

9月13日，邓力群电告中共中央，准备携带张治中电报，秘密前往迪化，向陶峙岳、包尔汉进一步阐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

同一天，中共中央在给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的回电中说：“（一）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后回伊犁，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犁之间。（二）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如陶自己愿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与友方商榷，问他们能否派飞机送陶或其代表往兰。（三）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整编，以免秩序混乱。……”[7]

9月15日，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住在包尔汉家里，先后同包尔汉、陶峙岳和其他进步人士交谈。邓力群向包尔汉、陶峙岳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

9月17日，陶峙岳、包尔汉等与邓力群会见后，即电告张治中：一俟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离开后，立即通电起义。陶峙岳还致电张治中，回答前电询问新疆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问题，披肝陈言：“新省情况特殊，一切与内地不能等量齐观。除将来补给方面，应请中央妥为筹济外，暂时可渡过严冬，职当负完全责任，决无任何顾虑。今后新省问题，似宜着眼于民族、经济、政治各方面，顺应人心，执行钧座已定之政策，由毛主席审慎考虑，加以领导，为国家奠定百年大计，实为当前之急务。”

9月18日，陶峙岳、刘孟纯交给邓力群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要求转报中共中央。《意见书》写道：“新疆是中国最西边远的省份，历来由于民族和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特殊的因素，国家对新疆始终没有执行正确的政策，造成历史上迭次的仇杀和变乱。自四年前张文白（张治中）将军莅临新疆和伊犁代表商谈签订了和平条款，改组了省政府，颁布了施政纲领以后，才把新疆问题作一次划时代的解决，中间虽然因为全国政治局面的影响，伊方和政府之间不能继续彻底合作，但在政策上的了解，并没有任何基本上的差别，所以，新疆全省和平的局面才能始终维持，驻在新疆的军队，在张文白将军的领导下，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维护张将军的和平政策为达成本身的任务，而尽其最大的努力。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任务主要的不外：（一）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二）保障人民和平安定的生活，（三）军队不作无意义的牺牲。在这个认识之下，我们虽然一向在本着南京政府的正朔，但实质上，我们并不完全遵从南京政府的政策。例如，南京政府反苏，我们却坚决地亲苏；南京政府要战争，我们却坚决主张和平。我们的信念是丝毫不为环境所支配，所影响，这是有其事实可以证明的，新疆在最近、将来必须服从中共的正确政治领导，那是必须而且是惟一可以遵循的道路，这是我们早就体认清楚的，但是我们的看法，新疆的确有其特殊的情形，我们的决策必须是和平的转变，才能顺行地圆满达成我们的任务。基于这一原则，我们经过半年的慎重考虑，当中还经历了多少困难、挫折，终于排除了一切障碍，完成了一切应有的准备，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施的阶段”。

《意见书》在军事、政治和其他方提出了具体意见。在军事方面提出了十条意见：“（一）驻在新疆的军队决定在本年九月内由陶峙岳将军以新疆或警备总司令的名义，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服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二）在宣布转变以前，原有的少数高级将领基于个人的立场，要求将所部交给陶将军领导转变，他们将带少数的干部离开新疆，陶将军已经保证准许他们安全离开，不加以任何阻碍。（三）驻新疆的军队从本年七月份起，就没有得到广州方面的任何接济，全军生活异常艰苦。因此，陶将军不得不以全军东调的姿态，请广州方面发给欠饷和行军费用，预料最近可要到银元和黄金全值约一百八十万元，如果在转变以前，能够全数运到，过去的欠饷可以发清。但是，从十月以后，包括本年度冬服，请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法补给，因为在新疆这几年来，我们对于地方，从来没有任何不付代价的征发，一切都依靠中央政府直接补给的。（四）军队宣布转变以后，决遵照国内和平协定的规定，全部驻在原来的防地，继续维持地方秩序，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尚未命令如何改编以前，仍由陶峙岳将军负责，以总司令名义指挥，维持防务现状。（五）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部队依据和平条款的规定也应该各驻原防，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就地改编。（六）转变后的军队，第一步拟改称为新疆边防军，一切组织暂维现状，至正式改时应如何确定他的指挥系统、番号和人事，悉听民主联合政府的命令，但正式改编的工作，希望能延至明年春季办理。（七）在民主联合政府进行改编驻新军队的时候，所有全军的官兵从总司令以上，拟请准许随他们自己的志愿决定去留，凡是自愿脱离军事生活的官兵，有的请民主联合政府负责他们的眷属一起妥为遣送到他们的目的地，并由当地的人民政府予以适当的保护和安置。（八）各级军事人员，除在转变以后有以反动行动为之确据，应予制裁外，其在转变以前在职务上之任何行为，概不加以追究，并一律予以适当保护。（九）在民主联合政府尚未全部接受改编完竣以前，所有新疆境内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马匹、械弹、器材及一切辎重，概由陶将军负责，命令各该主管单位妥为就地保管，准备全部移交。（十）在军队未改编以前，所有在新省军政关系仍保持原状，即除政府方面有必须驻军之事件以外，军人概不干预过问政治。”

邓力群看了《意见书》后，便问陶峙岳和刘孟纯：“这个意见书是不是新疆和平转变有前提条件。”陶、刘回答说：“这个意见书不是新疆实现转变的前提条件，而是实现转变后，他们对今后解决新疆问题所提的意见，何者采纳，何者不采纳，悉由中央决定。”他们还强调说：“这次转变是无条件的。”

9月19日，包尔汉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全文如下：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之克服困难。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贵党所领导的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鉴。

包尔汉

申皓叩

几天之后，毛泽东就给包尔汉发来了回电。电文是：

包主席：

申皓电悉，极感盛意。新疆局势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特此布复，敬颂勋祺。

毛泽东

申梗

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包尔汉心潮难平。按照毛泽东电报上的指示精神，包尔汉等人为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更加倍地努力工作。

在这期间，以赛福鼎为首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到达北平。9月19日，周恩来来到了新疆代表团住地，与赛福鼎等人长谈。周恩来在向他们通报了包尔汉、陶峙岳、屈武、刘孟纯、刘泽荣等准备起义投向人民解放军等有关新疆的新动向后，便将新疆“三区”发来的一份电报交给了赛福鼎。

赛福鼎打开电报一看，其中有以“三区”临时政府名义向乌鲁木齐国民党政府提出的要求。其内容是：

1．将马呈祥、叶成、麦斯乌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尧乐博斯、贾尼木汗、哈德万、乌斯满、哈力伯克、扎克钦、赛义德、艾合买霍加、苏皮伯克阿吉等人列为战犯，没收其财产。

2．新疆省政府要脱离蒋介石集团，宣布起义。

3．清除省政府中的穆·布格拉、贾尼木汗、王曾善等反动分子，在民主基础上成立有各民主党派团体参加的新政府，该政府要宣布实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4．新政府要宣布立即实现民主，实现言论、出版、集会、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性别诸方面的平等。

5．关闭省反动军事机关和各地特务机关，立即停止发行反动报刊。

6．全数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所谓政治犯。

7．保证国民党起义或撤退地区人民的安全，保护档案资料。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前，毛泽东又与张治中谈话，表示将来还要他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毛泽东在谈话中常流露出幽默感，他当时很客气而幽默地对张治中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意去做彭老总的顾问。”毛泽东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

为了确保解放新疆，第一野战军前委于9月20日作出重要决定，指出：新疆国民党军有投降、抵抗、逃窜三种可能，如逃窜可能先逃南疆，不得已时骑兵和军官可能逃入西藏。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力争敌军投降，充分准备武力解决，防止敌人逃窜。拟以第2军经星星峡、哈密入吐鲁番。第6军经敦煌、阳关击若羌，如敌在七角井、哈密线抵抗时，第6军即由若羌、焉耆迂回敌后围歼之；如敌投降和逃窜，第6军则由若羌击于田。第3军为预备队位于玉门、安西线，如敌在哈密、七角井线抵抗，准备尾第2军前进；如敌向南疆逃窜，则尾第6军追击；如敌投降，则准备回陇南，作入川的准备。第4军位武威与兰州，第1军位青海。

9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的电报中指出：“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8]

9月21日，毛泽东又致函张治中，让其继续给新疆及河西的原部下做工作。信中说：“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妥为接洽。邓力群已由伊宁15日至迪化与陶、包见了面，谈得还好。现在先生如有电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张治中22日即致电陶峙岳、包尔汉，传达毛泽东的嘉许之意。张治中还特嘱陶峙岳最好派员直接与彭德怀联系。

根据邓力群转达中共中央和张治中的建议，陶峙岳很快派出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五前往兰州，代表陶峙岳面见彭德怀，商谈新疆和平解放的问题。

曾震五是湖南人，是曾国藩的后代，和陶峙岳是保定军校同学，和张治中关系很好。

9月24日，曾震五到达兰州，受到彭德怀的热情接待。曾震五就新疆部队起义和改编问题，代表陶峙岳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改编部队要张治中回新疆；二是陶峙岳的部队要向南疆集中，人民解放军主要在北疆；三是民族军不要接管他们的防地，让人民解放军把他们和民族军隔开。彭德怀答应：一新疆部队一律原地不动；二陶峙岳本人的地位不变，各级军官的地位不变；三是这支部队要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他还请曾震五转告陶峙岳，左宗棠巩固了新疆，陶将军应当效法左宗棠，部队留下来建设新疆，不再开出。彭德怀还说：“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冬必须结束西北解放战争，以便明年进入和平建设，新疆不能例外。国民党军队、政府腐败透顶，如无人民解放军援助，靠自我转变是不可能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转变，而是彻底改造，不彻底改变其性质是不行的。国民党在新疆的所有军队，必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进行改编。在新疆境内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完成上述任务，不管进军新疆困难如何，必须克服，并不因为这些困难而有所犹豫。”[9]

此时，新疆的爱国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的斗争极为尖锐复杂。为争取军队支持新疆和平起义，包尔汉向军队做了宣传。在省政府西大楼召开的一次国民党将领会上，包尔汉讲几千年来新疆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能侵略和分裂它；讲到近年来由于新疆停止了同苏联通商贸易，很多土产都被糟蹋掉了，损失了大约1 000骆驼的银子。（新疆通常估算为一骆驼驮载8普特货物，约13公斤。1 000骆驼的银子约重130吨。）包尔汉暗示了新疆要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军队要支持，不要胡闹，要看清形势，不要以卵击石。

西大楼的国民党将领会议开过没几天，包尔汉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一起商量和平起义的具体事宜，主要是想取得军队的支持。包尔汉请他们去找陶峙岳，在摸清了陶峙岳也同样有和平起义的意向时，包尔汉便亲自去找陶峙岳商谈。包尔汉对陶峙岳说：“只要你支持和平起义，我以八十高龄的母亲作担保，对您不会有什么损害。我说的话是有十分把握的。”陶峙岳见包尔汉一片真诚，就把率国民党军起义的决心透露给了包尔汉。于是，新疆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就可军政齐头并进，双管齐下了。

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峙岳又对反对起义的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顽固分子，加紧做劝导工作，言明利害，辨析前途。

9月的一天晚上，陶峙岳约见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恳谈。由于时机紧迫，陶峙岳只有打开窗户说亮话了。他说：“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援。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民族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十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都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你们自己选择吧！”这一席话，似乎对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有所触动，罗恕人还为此流下了眼泪。但并没有解决问题。

陶峙岳也深深地知道，要想使马呈祥等人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不容易的，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甚至可设法满足他们个人的物质欲望。

在陶峙岳与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经过多次恳谈后，一天深夜，陶峙岳已经就寝，叶成急匆匆地来敲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经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陶峙岳想，叶成来将此事相告，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他一面将叶成留住，一面电话约罗恕人、马呈祥来面谈。由于陶峙岳的语气极为恳切，他们果然来了。相见之后，陶峙岳一言直入地说：“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于你们有何便宜？”

听了陶峙岳的话，他们当时相顾无言，过了一会，罗恕人嗫嚅地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陶峙岳接过罗恕人的话头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的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求得问题的妥善解决，何用遇到困难而只是长吁短叹，甚至相对涕泣呢？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问题了。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部队也好，大家仔细考虑一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的面前，我个人决不离开新疆，我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10]陶峙岳的这一席话，使马呈祥、叶成、罗恕人平静了下来。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当东方发白时，他们才各自散去。

第二天，陶峙岳又来到了整编骑兵第1师师部驻地——老满城，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他们正在开会，见陶峙岳突然而来，他们的神情十分不安。但见陶峙岳并没有带一个随从，感到对他们还是相信的，也就放心了。陶峙岳乘机对他们又作了进一步的劝说：“你们要走我怎么办？你们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但有一点，我不能跟你们走！”“仗是不能打的，我只能生死置之度外，以性命担保大家，绝不是我有什么政治作用！”“你们要走我同意，希望好来好去，把一切事情安排好吧。”马呈祥三人都没有话说。

之后，陶峙岳又单独找罗恕人谈话说：“马呈祥是青海人，本乡本土，到时化整为零，也许能打一阵游击。你又不是青海人，你现在和马的感情虽然很好，到那时候就不是个人感情所能维系的，应该很好地考虑。”

事实上，这时的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已在老满城制定了一个十分恶毒的破坏性很大的暴乱计划，即预定9月21日晚，他们三人率部同时行动，首先逮捕省政府及各界中积极支持起义和领导起义的主要人物，并杀害以包尔汉为首的40人并绑架陶峙岳，然后纵兵劫掠全城，把部队带到南疆，与南疆部队会合，顽抗到底。[11]

包尔汉和陶峙岳获悉这一消息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刘孟纯于9月19日举行晚宴，宴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三人，并同时邀请省保安副司令张凤仪、迪化警备司令陈德法、迪化市长屈武、省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等作陪。

这一次宴会颇为丰盛，宴后打麻将，紧紧拖住他们彻夜不散。这样，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部队失去了指挥，他们的预谋被挫败了。

当然，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的这次预谋没有能实现，除了上述宴会的牵制外，他们三人的意见不能最后取得统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叶成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当他的老婆知道了其密谋之后，非常害怕，坚决不让叶成参加。叶成左右为难，迟疑不决，一直到被刘孟纯邀去赴宴也没有下定决心。

马呈祥、罗恕人见叶成举棋不定，也都灰心丧气，一筹莫展。

最后，马呈祥、罗恕人、叶成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

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要出国，伊敏、艾沙也要离开新疆。这是他们的“和平撤退”。为了使新疆和平解放尽快得到实现，包尔汉也表示同意他们离开。9月20日，叶成等人派代表到省政府办公室，找包尔汉说有批货物准备出手，希望省政府给以方便。因为他们连签证都已办妥，包尔汉没有再加以阻拦，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让省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组织估价小组具体办理。他们的各种布匹、茶叶和汽车，甚至连房院都估了价，共折合800多两黄金，由包尔汉签署证明，到银行领取。艾沙提出要把印刷机卖给政府，包尔汉说这是公家的东西不能卖。包尔汉知道伊敏要出走，曾在省政府大楼里劝说过他。但伊敏说：“我是非走不可的，因为我过去做了不少对不起新疆的事情。”[12]

就在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前夕，胡宗南又分别给陶峙岳和叶成、罗恕人发来了电报。在给陶峙岳的电报中说：“据报，兄已率河西新疆部队投降共匪，真太胡涂！究竟情形如何？应速来电报告！”在给叶成、罗恕人的电报中，是要他们“肃清迪化叛乱分子，将部队撤往南疆”，并说以后可以空援接济。

陶峙岳接到电报后，立即给胡宗南发了复电，说：“我所以留在新疆，实因现在情况是部队不能战，又不能动，这里有十万人以上的生命，非同儿戏。我无别意，就是不能把十万人扔在戈壁滩上置之不顾。”

叶成、罗恕人接到胡宗南的电报后，又踌躇了一番，但马呈祥表示对此不感兴趣。最后他们三人又集体商议了一番，才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决定外逃。[13]

9月23日，马呈祥、叶成、罗恕人、伊敏、艾沙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奔印度出走。同时出走的，还有民政厅长王曾善、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杨为、迪化市公安局长刘汉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周昆田、宣传委员会委员胡恩钧、前阿克苏县长林兴智、卫生处长马恕基、回文会理事长兼伪立法委员马国义、回文会常务理事杨春青等。这些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经喀什、莎车等地到了印度，其中有部分人转往台湾。

新疆反对和平起义的势力出走后，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就消除了。

9月24日下午，陶峙岳通过刘孟纯来同包尔汉商量：“陶司令计划比你早一天发电报宣布起义，不知你同意不同意？”包尔汉原想军政同时通电起义，后考虑到陶峙岳先行一步，更能以军队起义稳住人心。包尔汉表示同意军方首先通电起义。

9月25日凌晨，陶峙岳在迪化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任命莫成若为整编第78师师长、韩有吾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刘抡元为整编第173旅旅长、罗汝正为整编第179旅旅长、陈俊为整编第128旅旅长，并要求新任人员各尽其责，约束部队，防止叛乱。当天下午3时，总部召集300多名校以上军官开会，陶峙岳在讲话中指出，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和平起义，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会后由陶峙岳和赵锡光、韩有吾等人签名通电起义，通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

朱总司令

彭副总司令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代表钧鉴：

我驻新疆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治中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政策。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热烈之期望。深愿在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努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

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

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吾

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成若

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全梁、朱鸣刚、罗汝正、刘抡元、杨廷英、马平林

同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14]

当时参加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的整编第42师所辖第128、第65、骑兵第8、骑兵第9整编旅，整编第78师所辖第176、第178、第179整编旅，整编骑兵第1师所辖第1、第2两个整编旅，包括驻在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资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当天，彭德怀接到陶峙岳的和平通电后，立即给陶峙岳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9月26日上午，包尔汉在新疆省政府召集省府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长屈武、省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昱、省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省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社会处处长刘永祥和副处长尔德尼、语文学校副校长钟棣华等。会议讨论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新疆省政府起义的通电，宣布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归向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讨论决定：自起义之日起，各党政机关人员和各民族人民要切实负责保护一切文件、档案和一切公共财产，维持正常工作，不得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两项议案顺利通过，到会人员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会后，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亦通电起义。

9月27日，为稳定新疆局势，陶峙岳、包尔汉联合署名向全疆发布了《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要求全省军民在这伟大转变时期，同心协力，做到“一、不要侵害他人的生命财产；二、不要扰乱地方秩序；三、不要破坏民族团结；四、不要对他人报复过去的嫌怨；五、不要抬高物价；六、不要挑拨军民感情；七、不要侵害外国侨民；八、不要侵害公家财物。”[15]

9月28日，包尔汉又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

毛主席：

申梗电奉悉。嘱望殷切，深感雅爱。此间已于申宥（9月26日）正式宣布与广州反动政府脱离关系，接受北平中央人民政府一切领导。当时群情兴奋，欢腾达晚，是征人心所趋，无分民族。但转变伊始，一切均感茫然，敬恳多加指示，俾便遵循。再邓力群同志与尔汉相处甚得，一切均就近商酌办理。谨电布闻，敬祝建康。

包尔汉

申俭

9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给陶峙岳和包尔汉，及新疆军政界起义人员发来了电报，对新疆和平起义表示嘉勉。电报全文如下：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6]

当周恩来把包尔汉、陶峙岳已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的消息，告诉正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赛福鼎等时，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立即给毛泽东和朱德写了一封信：

伟大的引路人毛主席、朱总司令：

我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喜闻原国民党新疆驻军司令陶峙岳为首的军事将领及包尔汉主席为首的若干政府成员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投向人民解放军，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消息，我们对在您们领导下、在解放大军指引下消灭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使人民获得自由而感到无比高兴。谨对您们给予新疆人民的这一恩惠表示感谢。

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赛福鼎·艾则孜、阿力木江、涂治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此外，新疆代表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还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对于新疆当局陶峙岳、包尔汉等通电宣布脱离广州国民党残余政府，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三位新疆代表于今天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在北京正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之际，听到了前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发表通电，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的声明，我们认为这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声明是正确的，也是新疆人民的愿望。

多年以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奋斗的新疆人民，包括已解放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在内，由于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支援，和平地获得了解放，衷心表示感谢。

新疆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行将改组的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保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几年来，反对迪化国民党反动政府，而今后在和平环境下，为全新疆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三区人民，坚决保证必能和全省人民一道，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新疆而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代表

赛福鼎、阿力木江、涂治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远在新疆“三区”的“新盟”代理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为新疆和平解放一事也给毛泽东发了贺电。电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尤其近来在西北取得胜利之际，我谨向阁下并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表示祝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中，奠定了自己的民主新生活的基础，但是仍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民族歧视和文化破坏。这次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我省的国民党反动派被消灭了。全省人民在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举行了空前盛大的集会，表示拥护和庆祝这一历史事件。三区人民向阁下表示衷心的感谢。全新疆将在阁下的领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巩固经济，为建立幸福、进步、文明和各族一律平等的新生活而努力。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

代理主席　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于伊犁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在百忙中以个人名义给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发了复电。电文如下：

艾斯海提先生并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胞：

感谢你们的祝贺，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人民的斗争，是对解放新疆、解放全中国作出的重要贡献，愿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为建成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新疆解放了。从此，苦难的新疆结束了黑暗，迎来了光明，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

[1]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2]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3]　《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6]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7]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76-577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0]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11]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12]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13]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1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6]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5册。

第28章　进军新疆

新疆的动荡局势——急派部队进入新疆——进军新疆的准备——进军新疆的部署——彭德怀来到酒泉——包尔汉的急电——“酒泉会谈”——西出玉门关——“开路先锋”——胜利到达迪化——开进南疆——风雪征程——粉碎和田叛乱——穿越“死亡之海”——改编起义部队——王震与陶峙岳的交谈——新疆军区成立——向阿里进军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但是，新疆社会情况异常复杂，反动势力还有相当力量和一定影响，要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并使新疆获得真正的解放，在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之前是不可能的。

对于新疆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挠。蒋介石、白崇禧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新疆军政当局中的一些反动顽固分子，也主张与人民解放军打到底，打不赢时实行烧、抢、杀“三光”政策，不让人民解放军不战而得到新疆，不让新疆毫无破坏地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他们阴谋把军队东撤到与甘肃交界的猩猩峡一带设防，阻挡人民解放军入疆；如果此计不成，就平毁新疆东部公路沿线的城镇乡村，把这块地方变成“无人区”，然后退踞南疆，依托天山、昆仑山，背靠国外反动势力，与人民解放军长期周旋。在这些人的罪恶阴谋遭到失败后，新疆境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封建头目仍然作垂死挣扎，妄图把新疆从祖国的怀抱中分裂出去，趁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新疆之际，策动武装叛乱，继续捣乱，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成果。因此，为了保卫新疆和平解放的成果，安定新疆局势，中央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决定，第1兵团率第2、第6军火速进入新疆。

关于进军新疆的问题，早在兰州战役前，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彭德怀就在运筹。1949年7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就指出：“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指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苏联），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

8月3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对进军新疆的时间作了安排。电报说：

毛主席：

由平凉至迪化全长二千二百四十至二千三百公里，步行日以二十五公里计，需时六十六天，每四天休息一天，共需三个月才能到迪化，其中猩猩峡的东西约四百公里，无人烟，缺柴、水、粮等，均须预备运送。三、四月间系风季，安西至猩猩峡处常起旋风，黄旋风来势缓人可避，黑旋风来势猛，事先如无准备，人可吹走。酒泉至迪化严冬时气温降低至零下三十至五十，非皮帽、皮衣、毡靴难过冬。目前两马（马步芳、马鸿逵）主力未遭歼击，今年能否进兵哈迪，须打下兰州、西宁后才能作具体计划。

彭德怀

八月三日

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这一电报后，第二天就给仍在苏联的刘少奇、王稼祥发出了一份电报，指出：“我曾以甘（肃）、新（疆）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德怀同志，接彭八月三日复电，现转给你们。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9月10日，第1兵团还在西宁、乌鞘岭一线作战时，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中又指出：“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由我们做准备的事项是汽车三四百辆，银洋五十万元及单独在新疆用的人民币，这些是可以办到的。你们申支（9月4日）电要四千辆汽车，则是办不到的。”

9月11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了回电：

毛主席：

申灰亥（9月10日23时）电悉。（一）十月初旬，才能占领玉门，十一月初、中旬（非十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省进军。（二）皮衣、皮帽、毡鞋前电军委后勤，请将东北军存平津之能用旧物给我们（他们去南方不要此服装），未见复，昨接军委后勤电，发十万件皮大衣，五万皮帽子，未云毡鞋，原拟自做皮大衣十万件，惟经费困难，已令停止。兰州不能做毡鞋，拟至凉、甘、肃做，如再不能做时，即改做一部分皮套裤。（三）野勤原有汽车近百辆，兰州缴获约六十辆，估计凉、甘、肃还可能缴少数，共约二百辆，中央能帮助四百辆，总共六百辆，经常能保持三分之二行驶，三分之一修理，即可运柴、水、粮、草，其中一小部分汽车轮番倒运体弱人员，部队主要徒步，以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出发至十二月底，拟二军进至吐鲁番、哈密，六军拟经敦煌进至菇羌及且末，友方能帮助三十架左右运输机，沿途投送粮食，则方便多矣，如不可能则作罢。新省维人三百万，汉回各约二十万，其他民族共四十万，印新省人民票数目，须有汉维阿三种文字较好。（四）人事配备待商讨后再报。

彭德怀

十一日午

9月26日，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发出了一份电报：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二十五日电悉。（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州）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四百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三十架至五十架运输机。（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龙〕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鲍（包）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鲍（包）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鲍尔汉省政府是汉人十名，维族等十五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鲍（包）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三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1]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新疆的动荡局势，9月28日，第一野战军前委向第1、第2兵团党委以及第2、第6军党委、战车营发出了《关于入新工作指示》，指出：“新疆是我国边疆最大的一个行省，油源及其他矿藏极富，久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四百余万人民仍处在帝国主义走狗中国反动派的蹂躏之下，全体人民迫切盼望我军迅速进军解放他们。新疆的反动派遭受人民反对及士兵厌战威胁，其上层最反动分子马呈祥、叶成等逃跑，陶峙岳等通电求和，这支七八万士兵的军队，亦热烈盼望早获解放。虽然敌人已经表示投降，但新疆问题仍未真正解决，敌军中尚有反动派，我们仍须充分作战斗准备，以防万一。消灭反动派在西北的最后残余力量，解放祖国边疆，并开发油源，建筑铁路并与苏联连成一片。对于发展经济，巩固国防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一永垂不朽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很光荣地落在一、二兵团之二、六两军、装甲车营的身上。”

在这个指示中，还就进军新疆问题作出了新的部署：“二军将要解放北疆之哈密、奇台、迪化与伊宁自治区，与苏联领土连成一片。六军将进军南疆之吐鲁番、焉耆、库尔勒、阿克苏、和阗（田）、于阗，除准备各地区之地方干部外，并须准备改造陶峙岳四万军队的政治干部。”

因此，指示要求：“一、二两兵团党委须有充分准备，对少数民族政策及回民生活习惯，亦须在全军中进行教育，切实遵行。”“对进入沙漠寒带地区作战行军宿营等项，应进行必要的教育。其暂不必前往之机关、人员及弱马、笨重行李，二军在酒泉、六军在张掖设置后方。一兵团司令部、二军及装甲车营须于十月二十日以前准备完毕。六军十一月一号以前准备完毕，骡马准备走路，步兵准备汽车轮番倒运及步行。”同时要求“远征部队之皮大衣、手套、棉衣、棉鞋、棉袜、棉帽、水壶、帐篷等由野勤准备出动前发齐。帐篷，一兵团之二军六百个，六军四百个。毡靴出动后继续追送。入新之经费，除携带部分银洋外，另发新疆省人民币”。

遵照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指示，第1兵团为进军新疆作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力争和平进军新疆；二是不放松战斗的准备，必须有了战斗的准备，才能保证和平进军新疆的胜利。

考虑到进军南疆要比进军北疆更困难、更艰巨。王震感到第2军原来就隶属第1兵团建制，加上历史关系，应该让第2军负担一些更艰巨的任务，于是，他便向第一野战军前委建议，改变原来进军新疆的部署，由第2军为左路军，进军南疆；第6军为右路军，进军北疆。第一野战军前委批准了王震的这一建议。

10月4日，彭德怀从兰州来到酒泉。

酒泉古称肃州，传说城东门外有一水泉，当年班超通西域途经这里，把一罐酒倒在泉中，将士舀水痛饮，从此得名。

这几天，王震在酒泉显得十分高兴。他对郭鹏、王恩茂说：“同志们，我们到边疆去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进军新疆是伟大的光荣任务，又是异常艰苦的任务。特别是在当时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要实现规模巨大的进军新疆的计划，任务更为艰巨。行军路线长，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从酒泉至迪化1 253公里，迪化到伊宁698公里，酒泉至喀什2 547公里，喀什到和田514公里。沿途要经过渺无人烟的戈壁瀚海，翻越高入云霄的雪山峻岭。当时新疆没有一寸铁路，公路情况极差，交通工具十分缺乏。酒泉解放时，接受起义投诚部队第8补给区的几百辆汽车大部破旧不堪，辎重粮秣也无法全部载运，多数入疆部队只能徒步开进。时值10月，塞外漠北风寒水冷，气候恶劣多变，时已下雪，很多部队的御寒物资尚未备齐。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有的甚至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同时，新疆又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语言不同，风俗各异，这给进军新疆带来了很多不便和很大困难。

为了做好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第1兵团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王震十分严肃地说：“这次进军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关系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顺利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停顿了一会儿，他又大声地说：“新疆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想把这块地方割走，你们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大家斩钉截铁地回答。

“对！”王震接着说，“要不让帝国主义割走，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进军新疆。要准备吃苦，准备走路，无论多大的困难，也要想尽办法快些开进去。”[2]

彭德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就进军新疆执行各项政策和注意事项提了四点要求：（一）对新疆各族人民要表示热爱，搞好与新疆民族军的团结，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团结与帮助各族人民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使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友爱团结的大家庭中。（二）对起义部队采取诚恳、热情的欢迎态度，帮助他们改造成人民的军队。（三）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加强中苏友谊，学习苏联，建设新疆。（四）发扬我军爱护人民、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

10月5日，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军新疆的誓师大会，宣布了向新疆进军的命令，彭德怀、王震分别讲了话。兵团党委向部队发出了“不怕一切牺牲，不怕一切困难，奋勇前进，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的战斗号召。

当天晚上，陶峙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与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会面。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起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并希望他“带好部队，共同努力，把新疆工作搞好。”

然而，新疆的情况变得严重了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包尔汉于10月5日，以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的名义，给毛泽东、朱德以及彭德怀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不仅报告了新疆的情况，而且在最后说道：“总之，本省危机四伏，情势严重。务希转饬西来之人民解放军兼程来新，以解危局，并慰人民之热望；同时更希多派政治工作人员偕来，以资推动。临电无任迫切翘企之至。”

为了保证顺利进军新疆，10月6日至8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与陶峙岳、郝家骏、彭铭鼎、曾震五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酒泉会谈”。会谈中，陶峙岳汇报了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与彭德怀等共同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起义部队改编，新疆军政委员会、省委、省政府、军区等机构的组建问题。彭德怀还请陶峙岳向第1兵团师以上干部介绍了新疆的情况。鉴于当时新疆的动荡局势，陶峙岳亦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

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峙岳会谈的结果。准备将陶峙岳部整编为步兵四个师、骑兵一个师，实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供给制度。当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赛福鼎，由北京飞抵酒泉，又向彭德怀汇报了新疆的有关情况，同时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要他稳住新疆局势，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疆。这时，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特派屈武等率领各族各界代表团也赶到酒泉，迎接进疆的人民解放军。

进军新疆的准备工作真可谓千头万绪。为此，彭德怀、王震等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班超驻守重镇，唐玄奘去西土取经，左宗棠率部进疆路线，都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深入部队，听取了干部战士对进军新疆的想法和建议，制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和解决困难的具体措施。

第1兵团成立了酒泉至迪化运输司令部，曾震五任司令员、张英明任政治委员、陈实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具体组织指挥空运和车运兵员的工作。并在酒泉成立甘新物资供应站，由第6军第16师师长吴宗先负责；在酒泉、哈密设立了空运指挥所，后又在迪化由第17师师长和程悦长负责组建指挥机构。各师、团还对一些干部的职务作了调整，对一些连队的作风纪律进行了整顿，并从起义部队选调补充兵源8 500多人。

运输工具和各项物资准备工作极为繁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尽力为进疆部队解决困难。中央军委决定从华东、华北军区抽调3个汽车团的汽车536辆；从苏联航空公司租用运输飞机45架。第1兵团从河西起义部队中抽调汽车450辆，还从地方征集了近百辆商车，主要担负酒泉至南疆喀什的兵员运送和西安至兰州的物资转运任务。各部队还补充了骡、马、骆驼等畜力。组建了骡马大队，修好了木轮大车，用作短途运输。被服的补充，由于运输困难，仅能发齐棉衣和部分大衣。在地方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共筹粮3.3万吨、饲料380吨、草80吨、牛肉35吨、汽油1 600吨，以及棉衣、棉鞋、袜子、水壶、风镜、皮帽等各10万件和皮衣5万件，帐篷1 000顶。为解决沿途供应问题，除部队携带粮食外，各军均在沿途设立补充站，负责粮食、草料及柴、水的供给，并设加油站负责往返汽车油料的补充。沿途还建立了8个大休息站、2个大补给站。

10月10日，第2军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王震作了西北形势与解放新疆的斗争特点及任务的报告，强调了正确执行改编起义部队的政策、民族政策和对苏政策的重要性。甘泗淇在讲话中指出，必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新新疆。王恩茂就改编起义部队和执行民族政策问题讲了话，提出高高举起团结的旗帜，对于新疆的进步具有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第2兵团也在永登召开了党委会，明确第6军的进疆任务。第6军在张掖召开了团以上参谋长会议，提出整顿部队作风纪律。第2、第6军均下发了《到新疆去，解放新疆人民》的宣传材料，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开展了诉苦教育和“讲形势、讲任务、讲传统、讲政策”的活动，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的革命斗志，全军上下立即掀起了表决心、应挑战的热潮，人人制定立功计划，个个献计献策，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为使新疆各族人民和起义部队官兵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第1兵团政治机关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和新疆同胞见面的几句话》、《人民解放军是各族人民的好朋友》等宣传材料，翻译、印制和散发了维吾尔、蒙古文的传单，通俗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主张和政策。为了解和掌握新疆各地情况，第1兵团政治部派第2军联络部部长张希康等，先期来到迪化、焉耆、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秘密与各族各界有关人士联络、座谈，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为大军进驻各地做好准备工作。

尽管作了认真的准备，但进军新疆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彭德怀在第1兵团率第2、第6军即将挥师西进的时刻，又鼓励指战员们说：“新疆的特殊条件，可能给进军部队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我相信，你们这支久经战斗考验的英雄劲旅，一定会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为党为人民再立新功。”

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在王震指挥下，第1兵团率第2、第6军，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北穿猩猩峡，从空中到陆地，数路大军，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齐头并进，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顿时，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疾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

作为陆地进军的先遣支队是第1兵团战车营（附加强步兵连）。营长胡鉴，原是红四方面军老红军，随西路军左支队受挫，进入新疆后曾在陈潭秋、毛泽民领导下坚持多年革命斗争。他率战车营首先从玉门起程，穿过猩猩峡，9月13日进至哈密。哈密驻有起义不久的国民党军第178旅，其指挥权被几个并非真心实意起义的反动分子把持。先遣支队到达后，他们以为该支队人数不多，又经长途跋涉，疲乏劳累，密谋将战车营安排在该旅炮兵团火力控制下的一个河套里，利用宴请支队干部的机会，吃掉这支部队。胡鉴在接到他们的“邀请”时，识破其诡计，调整了部署。少数反动分子见先遣支队已有准备，只好作罢。胡鉴在宴会上严肃揭露了他们的罪恶阴谋，并重申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从而避免了流血和损失。10月17日，先遣支队继续向西挺进，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下午3时进入迪化。这时，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郊外数十里欢迎我军已第三天了。战车营进入迪化市区，开始接管城防，维持秩序，控制机场，保障后续部队的顺利到达。后来，王震曾给予先遣支队战车营以很高的评价。他赞扬这支年轻的装甲部队，从东北一直打到新疆。战车营共有555人、战车45辆、汽车37辆，是1949年9月3日奉命由天津抵达兰州的。9月14日，战车营配属第2兵团第3军进军河西走廊。9月22日，与第1兵团一部会师张掖。9月25日，经16个小时的强行军占领玉门油矿。10月10日，划归第1兵团指挥并配合第2、第6军向新疆进军。战车营历时82天，行程4 391公里，快速奔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了战功。第1兵团把“开路先锋”的锦旗授予了战车营。

10月21日9时，彭德怀向中共中央报告：“装甲团哿（20日）十五时抵迪化，人民热烈欢迎。”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高兴。当天，他在写给胡乔木的信中说：“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人民解放军到达迪化》，其中写道：“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部，在新疆军政当局的同意和欢迎之下，在二十日下午达新疆省会迪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10月1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彭德怀、甘泗淇并告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九日酉（17）时电悉。（一）伊宁民族军必须有一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3]

同一天的清晨，郭鹏、王恩茂率领的第2军按预定计划向南疆开进了。

新疆之所以分为北疆和南疆，是因为东西走向的天山横贯新疆，人们习惯把天山之北称为北疆，把天山之南称为南疆。

10月13日，第2军第4师前卫第12团进抵哈密；14日，第4、第5师主力及军指挥部相继到达。由于仅有的400余辆汽车，车况较差，沿途油料供应困难，保养和修理材料缺少，部队迅速进军不能全靠车运，决定以一部分车辆往返倒运进至哈密一带的部队向焉耆前进；另一部分车辆返酒泉接运整装待发的部队至鄯善，分别到达上述地区后，各部队即徒步行军，于11月20日至26日分头进驻巴楚、伽师、岳普湖、喀什等地。30日，又集中载运辎重的汽车送第11团进驻莎车。12月1日，第2军军部随第4师主力进驻喀什。

这时，新疆已进入严寒的冬季。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天山南北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温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等地，积雪竟达一米以上，部队在进军中，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第5师主力到达焉耆后，即陆续步行前进。指战员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干粮、饮水和烧柴，在深雪里顶风冒雪赶路。战士们写了这样一首诗：“大雪纷飞边塞天，革命战士意志坚。精神抖擞不怕冷，定要战胜大自然。”进军路上，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棉衣，却像赤身掉进冰窖一样。为抵御风寒，战士们在行军中，总是将腿抬高，大甩胳膊，以运动全身，增加热量。刚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个雪洞，把脚放在里面，以免冻伤。高山峡谷中，积雪更深，有时要从没颈的雪坑中把战友救出来。一路上，指战员们饮冰雪，吃干粮，翻过了无数山岭，涉过了不少的冰河，越过了千里浩瀚戈壁，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来，或者打着赤脚走。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11月底他们到达了阿克苏地区。11月22日王震、徐立清在给彭德怀、张宗逊、阎揆要的电报中说：“（一）二军四师已到阿克苏。该师十九日由阿克苏继续徒步行军，向喀什前进，三十日前头团到喀什。（二）五师师部率一个团另两个营，由焉耆向阿克苏徒步行军，该师决以一个团由阿克苏经大戈壁到和阗（田）。该师另两个团及军教导团、炮兵团均尚在哈密。（三）六师现仍留玉门、酒泉，一个团正向若羌前进。（四）六军车运及空运迪化者，约一千五百人，工兵团乘苏油车抵迪（化），二军徒步行军无夹鞋。”

11月28日，第5师第15团徒步行抵阿克苏，郭鹏、王恩茂获悉敌特在和田策划武装叛乱的情报，即令第15团迅速进入和田，稳定当地局势。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立即向第15团下达作战任务：“从迪化、兰州、西宁逃到此间的反革命分子与当地特务、民族败类勾结，准备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你团迅速进军和田，稳定和田局势。”

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两条路，一条是沿迪化至和田的公路，经喀什、莎车到和田；另一条是沿和田河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如步行走第一条路，沿途虽有水有人家，但要费50多天时间。走第二条路则是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没有道路。为了争取时间，尽快粉碎敌人的阴谋。第15团选择了艰难的第二条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们兵分两路，立即行动。12月2日，团长蒋玉和带领小分队，乘汽车经喀什、莎车、皮山、墨玉，先行赶赴和田。团副政治委员黄诚、副团长贡子云则率领团主力，徒步向南，沿和田河故道，横穿塔里木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插新疆东南的和田。

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视之为险途。

12月5日，第15团大部队出发前，郭鹏、王恩茂专程赶到驻地进行政治动员。指战员们斗志昂扬，踏上了艰苦的征程。他们穿过胡杨林，越过干涸的河泊，进入浩瀚沙海。这里没有道路，只能凭指南针摸索前进。白天行军，酷热难耐，往往是整天见不到一滴水，吃不上一顿饭，嘴唇干裂，饥渴难忍，指战员们以惊人的毅力和胆量，奋勇地同流沙、风暴搏斗。晚上宿营，寒气袭人，有时狂风骤起，沙石铺天盖地，用床单搭起的帐篷被风刮得无影无踪。他们从沙土中钻出来，迎着风沙，手挽着手，顽强地继续前进。指战员们就是凭着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飞滚的流沙上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就这样，他们终于以每天一百多里的惊人速度，走了15个昼夜，行程750多公里，于12月22日胜利到达和田，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叛乱计划。

12月25日，彭德怀、习仲勋给第15团发了嘉奖电报，说：“你们进驻和田，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

第6师除师部率第17团一部及第18团大部进至焉耆从事生产准备外，因汽车运输困难，师主力在玉门至安西一线过冬。

11月4日，担负进军北疆任务的第6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的率领下，开始了空运和车运。11月6日，军机关和第17师先遣队，分别乘机抵达哈密、迪化，至1950年1月13日，第17师除炮兵外，全部空运至迪化。这次空运共出动飞机1 033架次，运兵12 446人。其中，从酒泉运至哈密2 908人，由哈密空运迪化9 538人及军用物资125 734公斤。车运从11月4日至1950年1月13日，从酒泉运至哈密12 986人，从哈密运至迪化6 550人，从安西运至哈密2 540人，从迪化运至伊宁2 492人，从迪化运至绥米2 112人。1月3日前，第16师大部到达哈密、镇西、奇台、吐鲁番、鄯善等地。同时，第6军的2 027匹骡马和骆驼分3批进入新疆，经68天行程，12月底全部抵达迪化、绥米、古牧地等地区。

这样，继先遣支队战车营于1949年10月20日进驻迪化后，第2军于12月22日前，先后进驻南疆各重要城镇；第6军于11月5日至1950年1月20日间进驻迪化及北疆各地。至此，第一野战军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 000多公里，圆满地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在进军新疆途中，第1兵团还以迅速果敢的行动，先后平息了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轮台、库车等地的反革命叛乱。

11月7日，王震率领第1兵团指挥部由酒泉乘飞机到达迪化。同机来的还有第1兵团副政治委员徐立清、参谋长张希钦等。这一天早晨，王震等在酒泉机场先送走彭德怀前往西安的飞机，转过身来，面对正在发动的飞机喊道：“同志们，我们也站个队、点个名啊！”立正、稍息、报数后，在马达轰鸣声中，王震高兴地看着战友们熟悉的面孔，一个一个指点着过了一下数，就挥手让大家登上飞机，随即起飞。

王震一到迪化后，便按照原计划着手改编起义部队。12月7日，报经中央军委同意，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兵团下辖第9军和直属2个骑兵师：

——第9军，军长赵锡光，政治委员张仲瀚；

——骑兵第7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

——骑兵第8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第9军下辖3个师：

——第25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

——第26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

——第27师，师长陈俊，政治委员龙炳初。

当时，张治中随同彭德怀从兰州来到了迪化。王震曾先后两次召集在迪化的起义官兵和机关干部，请张治中作了题为《怎样改造》、《再谈怎样改造》的讲话。在讲话中，张治中针对起义部队中一些顽固分子制造的严重危害人民利益的烧、杀、抢、奸事件，指出：“我们确认现在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部队里还是不免存在着反动顽固分子、特务分子，我们要赶快从事肃清，不要让这些少数的害群之马危害人民，拖累我们的信誉。这是丢脸出丑的事件，你们再不能优容姑息了！”又说：“军队改编为兵团以后，便同王震司令员领导的兵团一样，都是人民解放军。不过，光是改为解放军的名义是不够的，我们要名实相符，在实质上不愧为人民解放军，从制度上、思想上、教育上、经济方面、纪律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彻底加以改造，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人民解放军看齐。一切的一切，都要不愧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光荣胜利的旗帜。”

王震还同陶峙岳多次谈话。陶峙岳在谈吐中流露出他在起义时的两种心情：一个是“军人守土有责”。他这个“守土有责”含义比较宽，不仅新疆不能让英国、美国搞去，也不能让苏联搞去。他说，大好河山啊，不能让外国人搞去。再一个是“袍泽情深”。对自己的部下，要负责安置。打仗不能让他们暴尸荒野，不打仗也不能让他们流离失所。特别新疆这个地方，这一地区的士兵将来处境会怎么样？有家回不了，在新疆安家也难。他心里想来想去，踏实不下来。对于陶峙岳的这些想法，王震都一一耐心地说明。特别是当他得知起义前国民党还拖欠这个部队三个月军饷时，立即进行补发。这一切使陶峙岳对他担心的两件大事完全放心了，他把自己存下的六根金条都交给了王震转交新疆军区。他在《自述》里这样写道：“兵团之成立，所有起义人员均得到妥善的安置，人心大为振奋。还有一件事是值得称道的，那是国民党政府南移广州后，三个月欠发部队薪饷，这笔账也由解放军核算全部补发。这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事。”“原来，我曾与赵锡光相约，将部队交给解放军接收，我们即可卸肩，故刚解放时犹有求去之意，以为交待清楚即可回去休息。因受共产党大公无私的感召，思想上起了一次大变化，决心打消引退之意，跟共产党走，跟毛主席走，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以赎前愆。”[4]

11月12日，王震又从迪化乘飞机到达伊宁慰问民族军官兵。当天下飞机，就参加了“三区”革命五周年纪念大会，向“三区”军民转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驻疆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亲切慰问，对“三区”斗争在新疆和平解放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王震的这些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11月19日，毛泽东在给王震的电报中说：“你们赴伊犁及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兼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第19兵团兼陕西军区，杨得志任司令员，马明方、李志明任政治委员，耿飚、吴岱峰、左协中任副司令员，耿飚兼任参谋长，李志民兼任政治部主任。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徐国珍任副司令员，张德生、孙作宾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朱明任政治部主任。

12月17日，第1兵团与“三区”民族军及起义部队在迪化胜利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同一天，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后任代司令员），陶峙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张希钦任第一参谋长，曾震五任第二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曾涤、哈提诺夫任政治部副主任；包尔汉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委员中有王恩茂、王震、陶峙岳、邓力群、韩有文等13人，秘书长仍由刘孟纯兼任。

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三区”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军长列斯肯，政治委员顿星云，下辖2个师和2个独立骑兵团。

1950年2月，王震向第2军第5师独立团下达了进军阿山的任务，并抽调6辆汽车、400峰骆驼，配合该团行动。为缩短行军路程，争取时间，春节过后，部队从迪化步行到小地窝铺乘车进抵乌苏，尔后步行经黑油山、乌尔禾、和什托洛盖，径直向东，再涉过冰封的沼泽地带，向阿山承化挺进。时值数九寒天，北疆连降大雪，弥盖了无边的山野，浅则及膝，深则没脐，看不清道路，见不到行人。指战员们冬服较薄，难御风寒，他们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冰雪中坚持行军。很多战士脸上的皮肤被寒风吹裂，有的战士冰伤了鼻、耳、手、脚，三分之一的人患了雪盲症，稍不留意就掉进雪坑。他们渴饮雪水，饿啃干粮，露宿冰天雪地，经过18天的行军，3月3日抵达承化，胜利地完成了进军北疆重镇的任务。

与此同时，第2军第4师第11团一部，于1950年3月进驻中印、中巴之隘口的巴札大拉；第5师第15团一部进驻通往印度的要地赛图拉；第5军（民族军改编）第13师一部进驻蒲犁（塔什库尔干），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喇昆仑山。

接着，王震遵照毛泽东关于“你们进军的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又先后派出了三支部队向阿里进军。

王震率部进军新疆对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成果，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建设新新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73-674页。

[2]　黄起海等编：《解放大西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4]　《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章　清剿土匪

大西北匪患猖獗——中央军委作出剿匪决定——下达西北剿匪指示——大剿匪开始——陕西剿匪——处决匪霸周寿娃——甘肃剿匪——宁夏剿匪——清剿匪首的斗争——抓住“贺兰王”——青海剿匪——新疆剿匪——平息西北匪患

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大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全部解放了。但是，解放后的大西北，匪患十分猖獗。这些土匪特务疯狂地进行暴乱破坏活动，残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袭击地方区乡政权和人民解放军小分队，破坏交通、毁坏通信设施，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极大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彭德怀的领导下，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对大西北的土匪进行了大清剿，揭开了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幕。

大西北解放后，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残部的骨干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一道，纠集溃散官兵、惯匪、流氓、地主和反动会道门首领等，组织了土匪武装。当时，西北全区较大的股匪就有470余股，约13万余，被裹胁群众约9万人，其中陕西160股，3万余人，主要活动在陕南、关中地区；甘肃140余股，3万余人，分布于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走廊地区；青海105股，1.5万余人，主要活动于大通、门源、贵德地区；宁夏的贺兰山区有股匪24股，约3 300余人；新疆50股，5万人，主要活动在北疆；在青海、甘肃、新疆、四川交界地区也有股匪活动。

青海是西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兰州战役以后，青海境内的马步芳残部尚有5万人，校以上军官就有千人以上，他们大都携枪乘马分散逃蔽，秘密纠集成股，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反革命暴乱。1949年12月5日，马步芳残部骑兵第8旅旅长马英股匪5 000人袭击大通县城；7日，马成彪聚匪700人攻陷门源县城；8日，马步芳残部团长韩海如纠集土匪300余人占领小峡、平安驿；10日，哲马禄、马彦纠集土匪700人攻占湟中；13日，韩有福纠集马步芳残部胁迫群众1 500余人，在循化查加沟暴乱。一时间，匪患四起，猖獗至极。

1950年1月4日，马步芳残部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马老五）、骑兵第14旅旅长马成贤、第100师师长马呈祥、国民党西宁市市长韩进禄等20多个军官在化隆卡里岗召开军事会议，成立匪“新编第82军”，马忠义任军长，阴谋组织暴乱。2月23日，民和的土匪首领马希统、马中福和甘肃临夏漏网之匪纠合千人，在甘肃、青海交界的王家台子暴乱，被我第1军一部、第4军一部消灭。马忠义、马全彪600余人，流窜到循化西北的五道岭、民和峡门等地。1951年5月，青海贵德昂拉地区的土匪头子项谦纠集匪特1 980人，裹胁群众6 700人，进行叛乱。

1949年10月中旬，盘踞甘肃临夏地区的阿里马免和马步芳残部军官马金山、马保匪部约3 000人，和“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回民支队”铁秀戈、马积福匪部近1 000人，围攻临夏、定西。在两个月内，打死打伤群众200余人，烧毁民房1 800多间。1950年5月，甘肃平凉发生1万多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事件。1950年河西走廊匪特4 000人猖狂活动。

宁夏土匪主要有马绍武、张廷芳、郭栓子股匪，他们组织所谓“仁义军”、“贺兰剿共总部”，盘踞同心城两南的五当山、麻黄沟、惠安堡一带，烧杀抢劫，猖獗一时。

陕南解放后，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及国民党在陕南的特务组织，窜至川陕边的大巴山，收罗胡宗南的溃逃官兵、惯匪及其他反动武装，共3万余人，编为新编第4、第5、第8军、“鄂陕边自卫总队”、“川陕边人民自卫军”等匪部，王凌云自任总指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地区匪情十分重视，适时作出了坚决剿灭土匪的决策。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南方，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等，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后来，毛泽东又指出：“当前全国人民的任务是迅速肃清残余反动力量与有步骤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建设。剿匪是肃清残余反动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又是保障实施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1]5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工作，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6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的两篇短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解放区的广大乡村，派遣大批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和地主恶霸分子，利用封建会门，组织土匪，烧杀淫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村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扰乱人民解放军后方的事实。指出：“不彻底肃清这些特务匪徒，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将无法安定，各项革命工作将很难推进。”因此，各级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要“采取坚决的而又谨慎的步骤，进行周密细致的组织工作，来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捣乱。”[2]8月6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指出：在解脱国民党暴政的压迫之后，特务土匪便是人民当前最主要和最可恶的敌人，而肃清土匪，安定民生，则成为各界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因此，发动大批干部和革命的工人、学生下乡，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动员广大农民，肃清土匪特务，推翻反革命恶霸分子的统治，安定秩序，发展生产，并进而有系统地有步骤地进行各种社会改革，便必然成为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10月1日，朱德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上，向全军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3]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决定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的同时，还确定了剿匪的方针和政策。新华社在6月25日发表的两篇短评中提出：“对于查获的特务匪徒，应按情节轻重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对那些被胁迫参加，真心悔改的分子，可宽大处理，给以自新之路；对那些作恶多端，不知改悔的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应该发扬人民民主政权的威力，严加惩办，为民除害。”[4]新华社在8月6日的社论中又要求各地在剿匪过程中，必须抓紧时机，建立统一领导，有计划地配备力量，确实掌握情况，展开全面而又有重点的清剿，不怕疲劳，不畏艰苦，长途奔袭，连续追歼，务期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必须发动群众，争取一切社会力量，组织剿匪反霸的统一战线，使整个斗争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一切实行剿匪的地区，必须做到肃清潜匪，收尽匪枪，捕尽匪首，瓦解匪众，摧毁匪特指挥机关，打倒通匪窝匪的反动恶霸。要求参加剿匪的部队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必须与政治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必须城乡结合，全面展开而又有重点地进行，以免土匪特务利用空隙，流窜城市与乡村之间。担任剿匪任务的部队，必须进行短期的政治和政策教育，确立为民除害，为民服务的决心，成为顽强的战斗队和能干的工作队。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确实掌握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原则，打击和瓦解土匪，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对付武装的土匪特务，一定要采取主动的军事行动，予以沉重打击；同时必须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人民政府处理土匪问题的政策，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自新土匪和土匪家属，利用各种形式，对土匪进行瓦解争取工作。对于土匪分子，必须区分首从，采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办法，对于作恶多端，死不改悔分子，予以坚决镇压；对于作恶不多的胁从分子，予以自新机会；对立功自赎的分子，则可予以宽大待遇。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5]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西北地区剿匪斗争也十分重视。当甘肃的临夏、平凉，青海的大通、门源，新疆的迪化、景化等地发生大规模武装暴乱时，中共中央多次在电报中指出：“匪特暴乱同回民的群众性武装骚乱纠缠在一起”，因此，“暂时在军事上以防御为主，政治上积极进行分化瓦解和招抚工作”，“对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应公开镇压”。在对新疆剿匪的指示中说：“乌斯满匪首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彭德怀为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作出了正确的指导。1950年1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有计划地在我解放区内，组织所谓“游击队”，故在新解放区，首先第一步要进行剿匪肃特反对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的斗争。5月23日，第一野战军前委下发了《关于剿匪问题的几点指示》，指出：“匪特有乘我军队要集中力量生产、防务空虚与我地方工作某些弱点，大施活动之阴谋。为此我应特别重视，在剿匪部队进行动员，提高警惕，并注意以下各点：（1）各剿匪部队、驻防部队，应以镇压反革命活动，维持地方治安为主要任务。只有在维护地方治安许可条件下，才尽量抽出部队去生产，不能因生产而放松剿匪，剿匪部队可减免生产任务。（2）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人民解放军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应坚决镇压。在实行坚决镇压的同时，丝毫不放松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经过军事打击后，政治争取工作更为重要。只有个别的纯出于群众性的误会，或因我工作缺点、错误而造成群众性的骚乱时，才着重政治上去解决。总之，须按对象，使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密切配合起来，并按进剿的情况，灵活的运用军事、政治力量，以达到镇压叛乱，孤立与捕捉匪首，争取群众的目的。（3）根据上述精神，对少数民族中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也应坚决镇压，但为了避免历史上民族间相互屠杀的惨剧，应特别注意争取少数民族广大人民，把对反革命事件的态度与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态度分开，镇压与打击的只是反革命的叛乱事件与反动分子，对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绝对保护其利益，不容丝毫侵犯。发动少数民族人民，配合解放军肃清匪特，为此须在剿匪部队中，作深入的动员，尊重少数民族信教自由与切身利益，团结少数民族人民共同剿匪。（4）军队须抽调一批干部做地方工作，对我地方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须在群众中进行自我批评的揭发工作，但不能说反革命活动的起因是由于我工作缺点，须把工作缺点的性质与反革命活动的性质严格分开，教育群众对我工作缺点应取的态度与正当办法。……”

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在彭德怀、习仲勋等的领导和指挥下，西北军区部队先后出动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9个师、70个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当时，陕西境内土匪主要有：陕南的“豫陕边区挺进军”王凌云匪部，陕北的高怀雄、段宝珊等股匪。

活动在陕南的“豫陕边区挺进军”系由胡宗南部溃退到陕、鄂、豫、甘、川5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土顽和土匪拼凑组成的。王凌云任总指挥，下属新编第4、第5、第8军共3个军9个师，加上“川陕救国军”、“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青年义勇救国军”、“鄂陕自卫总队”、“陕南暂编总队”等大小股匪3万余人，号称“十万地下军”，妄图建立所谓“敌后根据地”。

1949年1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兼陕南军区，向王凌云匪部盘踞的通江地区开进。28日，第19军第55师两个团采用长途奔袭、大胆迂回包围的战术，每天疾进100多里，兵临万源、通江城下，守敌不战而降。1950年1月2日至12日的11天内，第55师多路出击，全面搜剿，先后于平溪坝、长坪、苦草坝、鸡背梁等地全歼该匪，俘王凌云和军长徐经济、季凌云、李学正及副军长崔振山。

此时，第55师获悉国民党第127军第310师正由巴中沿南江北逃，即令第164团追歼该匪，兵分两路，昼夜兼程240里，21日到达南江以东官路口，与敌激战1小时，全歼敌1 700余人。

与此同时，第19军第57师和汉中军分区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3纵队司令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 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4旅旅长谭华初率领1 000余人投降。

1月17日，安康军分区独立第7团在镇坪元木沟歼灭“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790多人，俘匪司令柯玉珊。

至1950年1月21日，陕南部队共歼匪50余股，17 730余人，缴获各种炮167门、各种枪17 900多支、电台47部。

随后，陕南军区部队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清剿小股土匪，先后争取匪特21股、6 000余人投降。

7月初，第19军第57师集中12个连的兵力，在陇南第7军一部的支援下，连续进剿40天，彻底消灭了“忠义救国军”、“反共救国军”等反动武装。

安康军分区抽调2个团、10个独立营的兵力，会同江北剿匪指挥部、第55师1个团，在陕南开展彻底清匪剿特活动。至8月初，陕南山区土匪基本肃清。

陕北的土匪是流窜在陕（西）绥（远）交界的高怀雄、段宝珊、张世华等股匪千余人。榆林军分区第39、第40团、骑兵连和独立第2师第5团，联合伊盟部队经3次连续进剿，至1950年6月底，将该匪歼灭于东乌审地区，共歼土匪1 340人，其中匪众投降820人。

在陕西剿匪中，还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匪霸——周寿娃。

周寿娃，外号“周狼”，陕西省商县大荆周岭人。他在占据大荆一带的10多年间，伙同其爪牙杀害无辜群众300余人，罪恶多端。奸污妇女，烧、杀、抢、掠，残害民众，无恶不作。西安解放后，1949年6月19日，周寿娃率部进驻红岩寨、马角山一带，保安第6旅旅部警卫营300多人，也先后进驻两岔河，并在大荆、腰寺两镇火速摊派小麦800多石，指定专人，采取暴力手段，加紧催收，妄图负隅顽抗。周寿娃扬言：“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打他几年游击怕啥，我就不相信共产党能坐天下。”

1949年6月30日晚，商洛军分区部队和洛南支队，先后抵达两岔河西边的七里店和大龙庙麻村一带。洛南支队侦悉匪敌警戒疏忽，队长蔡兴运便命张青山连绕道登上马角山高地，严防匪敌外援，自己带领第2连趁匪敌熟睡之际，冲了进去，于7月9日黎明前，一举歼灭保安第6旅300多人，俘匪敌参谋长孙英以下1 160多人，击毙击伤匪敌副旅长姜炳功以下百余人。

与此同时，商洛军分区第5团向盘踞在秦岭庙一带的周寿娃匪部发起了猛烈攻击，战斗进行了约半小时，土匪四处逃窜，但因他们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很快分散隐蔽了起来。周寿娃在其所属武装逃散之后，即躲进东箭子沟李有娃家，后由李有娃、李文福护送，翻化岔岭，直达渭南油火川李忙庄家隐藏起来，后又由李文福护送到郑州隐蔽了起来。

大荆地区解放后，周寿娃的残余势力继续在腰寺、大荆两岔河一带残害人民。仅1950年2月至4月，大荆、腰寺一带就发生抢劫案24起。当地党政军对这一问题非常重视，亲自研究布置对这一带的搜山剿匪工作。商洛公安处侦察科长韩彬、县公安局长杜景，带领工作队，深入大荆山区，指导剿匪工作，先后抓获了护送周寿娃去渭南的李有娃等一批土匪，后由李有娃引路，地、县公安部门在渭南油火川找到隐藏过周寿娃的李忙庄。最后，终于在1950年6月28日将周寿娃抓获，并于这一年的12月30日在商县南门外丹江河滩召开万人大会，处决了周寿娃，全县人民拍手称快。

甘肃省是以回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地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一些回汉民众矛盾事件。甘肃解放后，青宁二马残部和国民党特务勾结惯匪武装，利用民族间的矛盾，大肆挑拨民族关系，以“保教、保枪、保命”为口号胁迫大批回族群众为匪作乱。

临夏地区是甘肃匪患严重的地区之一。1949年12月9日，第4军第11师奉命开赴临夏地区，接替第1师防务，担负剿匪任务。第11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副师长武志升、代参谋长雷宗林、政治部主任刘昌汉，率部于12月12日由陇西出发，18日抵达临夏地区。这时，临夏各地的土匪乘我部队换防之机，数日内就发展到1 000人以上，并有继续蔓延之势。加之群众因受土匪的欺骗煽惑，对剿匪政策不很了解，造成恐惧心理，纷纷逃至深山树林，从而给剿匪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第11师经过短时间的准备后，决定于1950年元旦前夜集中优势兵力，展开划区剿匪：第33、第35团在东乡，负责剿灭马保股匪；第31、第32团在西乡，负责剿灭马八娃、马英贵股匪。战术上采取分进合击，穷追猛打的手段，指战员以“不怕严寒，不怕爬山扑空”的精神，对土匪实施围剿。

1月初，第31、第32团以迅猛的动作翻过荒无人烟、冰封雪压的南贫大山，出其不意地首先在土墩、牛头墩一带聚歼马八娃、马英贵股匪百余人，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接着以政治攻势，迫使马英贵、马拉寺、长毛等匪首率900余人投降。

5月，第11师兼任临夏军分区，统一指挥临夏地区之独立团、营、回民支队和各县人民武装。第4军为便于剿匪指挥，将驻临夏地区的军骑兵团、第12师第34、第35团统归第11师指挥。至7月，第31、第32团先后在西乡消灭了李元虎股匪后，又对马子龙、张斌、马二不都等股匪实施了连续进剿，击毙匪首张斌；第33、第35团对东乡马保、马明义等股匪连续合围，迫使其残部窜过洮河，被河东部队击散；第4军骑兵团、第32团、第34团、第35团各1个营在岷县独立营的配合下，对康乐县赵凯成股匪进行了连续合围进剿，歼灭土匪200余人。到8月，基本上消灭了临夏地区的大股土匪。

在进剿大股土匪的同时，第11师还抽调了班、排、连干部200余人，组成5个武装工作队进驻乡村，发动群众，配合大部队清剿匪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大股土匪消灭以后，第11师根据股匪变散匪，由公开变隐蔽，由中心区转移到边远区和公开组织匪徒不成转入封建会道门的活动特点，转入了分片包干驻剿的阶段。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第11师共进行大小战斗621次，歼匪9 000余人，消灭了临夏地区的土匪，安定了临夏地区的社会秩序。

甘肃陇东地区的土匪也较猖獗。1949年9月，清水县张家川特务分子马云山在四川接受胡宗南的指示，窜回平凉、化平、固原、西吉、海原、隆德等地操纵惯匪、特务、恶霸等，组织了“忠义救国军”，拼凑了2个旅、19个团，共8 000余人，裹胁群众5 000多人，于1950年5月8日在平凉举行武装暴乱，攻打平凉县城。西吉、海原的千余匪徒也举行暴乱，策应平凉匪乱。叛乱期间，土匪杀害干部群众100多人，致伤237人，抢去枪33支，子弹2 337发及大批财物。

为了迅速平息平凉匪乱，甘肃省成立了平凉剿匪指挥部和工作委员会，省委副书记孙作宾任工作委员会书记兼剿匪指挥部政治委员，省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任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剿匪指挥部司令员。5月18日，甘肃省军区以骑兵2个团、警卫第2团1个营，向张易、张化等土匪活跃地区进剿；以回民骑兵团，在固原一带展开清匪，给予土匪沉重的打击。

土匪遭打击后，即由公开转为秘密分散活动，我军随即转入分散驻剿，至7月底，击毙匪首马云山，俘匪首李福林等以下1 561人，彻底平息了匪乱。

在此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第4军各一部，在河西走廊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1949年底，溃散在河西走廊武威、张掖等地的国民党第90军军长黄祖勋残部约千余人分散隐蔽活动。第4军派第10师、第11师两个团前去征剿，俘匪1 345人。1950年初，河西走廊尚有土匪7股，2 853人，主要活动在酒泉、玉门、张掖、敦煌等地。第3军第7、第8、第9师各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及军骑兵大队共3 000余人参加围剿，歼匪近400人。然后，转入分散清剿，肃清了河西走廊地区的土匪。

宁夏的剿匪是从1949年12月开始的。这个月的中旬，中共宁夏省委召开了省委常委及驻宁夏部队领导人会议，部署剿匪工作，决定由第19兵团第65军负责清剿黄河以北贺兰山一带的郭栓子股匪，宁夏军区和独立第1师负责清剿黄河南部山区股匪。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治委员潘自力对大家说：“把剿匪工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总结前一段工作的经验教训，下了很大决心才确定的。……我们的剿匪斗争就是为了彻底肃清残敌，巩固我们建立的政权，也可以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6]

宁夏南部，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山多沟深，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利于土匪活动。山区的同心、海原、固原地区共有大小股匪20余股，共500余人，小至三五为群，大至一二百人，其中，以马绍武、张海禄为首的两股匪徒为最大，其他股匪多直接受其指使。

马绍武曾任“同、海、固反共游击大队”大队长。1949年7月，他率匪徒在固原县王家湾打死打伤我游击队战士20多人。同年8月在甘肃会宁县抢劫我边区政府长枪50余支，打死打伤我战士各1人。宁夏解放后，他害怕被歼灭，于1949年12月，曾向我军假投诚，1950年元月即叛变为土匪。他纠集200余匪徒，盘踞同心县高崖子西南的庙山，自称“小台湾”，公言反共到底，干尽了坏事。

为歼灭马绍武股匪，1949年12月25日晚，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黄罗斌、参谋长牛化东和独立第1师师长李治洲率部队从灵武出发，避开公路，绕东山根的荒芜小路连夜急行军，于第二天拂晓赶到了豫旺地区，隐蔽于山村休息。接着又以两个夜晚急行军200余里，按时到达了庙山附近。

原准备从东、西、北三面向庙山包抄过去，但因地形不熟，不得不在距庙山不远的王家团庄找了三个当地向导。不料，这三个人中，有两个是通匪的，带着部队转来转去，结果延误了战机，向导则乘机溜走了。此时，天色微明，山上土匪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和工事，首先开火，发起攻击。我军炮兵连立即开炮，骑兵迅速向庙山东南方向围截，第1、第2营分两路向南北两侧延伸包围。战斗中，我炮兵连只用3炮就摧毁了马绍武部的指挥所，匪徒们一窝蜂似的仓皇逃窜。这时，我军轻重机枪和冲锋枪一齐射向匪群，不到3小时就结束了战斗，共击毙匪徒30余人，击伤20余人，活捉10人。溃散的残匪一部分由马青云、李少俊带领向高崖以西地区逃窜，一部分由郝福祥带领向豫旺方向逃走。匪首马绍武和中队长李成富也受伤潜逃。为了不给匪徒以喘息之机，我军迅速封锁了交通要道，挨村逐户地进行搜捕。

马绍武受伤后，和李成富逃到了杨家湾一老乡家里，因我军步步紧逼，搜捕甚严，他们不得不转移隐藏地点，最后逃到了川口地区。我剿匪部队边侦察边追捕，数九寒天，北风刺骨，整整7天7夜，追捕部队日行百余里，中履冰凌，连续蹚过10多条小河，克服了许多困难，农历腊月24日，终于在川口地区一个破窑洞里，捉住了马绍武和李成富。接着，对两股残匪展开了全面围剿和政治争取工作。2月中旬，在海原和盐池地区歼灭了马青云股匪20余人；下旬在豫旺地区击毙了郝福祥等4人，至3月上旬，基本上肃静了同心地区的马绍武股匪。

宁夏军区和独立第1师活捉了马绍武和李成富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匪投降，就把李成富放了。但是，李成富却毫无悔改之意，又纠集王彦福投奔张海禄。

李成富外号“李大瓜子”，我军抓了他两次都把他放了，然而，他又上山继续为匪。群众对此做法很不理解，并产生了疑虑，再也不敢报告匪情了。鉴于这种情况，只有第三次抓到李成富并予以严办，才能平息民愤和解除群众的顾虑。否则，剿匪工作将会陷入被动。但是李成富自己也很清楚，如果再被抓住，绝对难逃。因此，他的行动变得更为诡秘，我部队多次根据密报搜捕，都扑了空。牛化东参谋长在高崖镇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向群众保证说：在三天内一定将李成富捉拿归案。会后，他带领部队一面抓紧搜捕，一面召开各种形式的调查会和谈心会，深入发动群众。到了第三天，一个叫金明好的阿訇报告：“李成富今晚在他姘妇家过夜。”

当天晚上，牛化东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小分队，由金明好带路，直奔李成富姘妇家，抓住了他。第二天，当押着李成富送往高崖镇指挥部时，沿途群众都十分高兴地说：“解放军说到做到，真是天兵神将，再狡猾的土匪也逃不出解放军的手掌！”由于李成富作恶多端，死不改悔，群众一致要求公审处决。经宁夏省委批准，在高崖镇召开了公审大会，当场枪毙了李成富。

杀了李成富，但是，土匪头子张海禄还没有抓住。张海禄原是马鸿逵部的一个军官，解放后窜到同心、海原一带，纠集溃逃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并与海原惯匪李彦良、杨伯义合并，号称500余众，编为1个团，下辖8个队，张海禄自封为团长。张海禄既懂军事，又会指挥，且熟悉地形，尤其是他会运用政治手腕迷惑和收买人心，比一般土匪更为阴险狡猾。他手下的一帮匪徒大多是一些反动军官和兵痞，善骑马，以夜间活动为主，一夜可以转移三四个地点，他们采用游击战术，能迅速疏散、隐蔽。因此，要想彻底肃清这股土匪，是有不少困难的。

面对这股土匪，宁夏军区和独立第1师采取了连续作战、跟踪追击、不给喘息机会的战法，进行紧逼包抄。

1950年6月12日黄昏，我部队得知张海禄正在西同抢劫乡政府，打死了乡长的弟弟的消息后，立即以骑兵、步兵4个连的兵力，分3路包围了过去。但是，张海禄却早已转移了，部队扑了个空。14日，我部队侦察到张海禄在黄谷川一带抢劫，又立即派骑兵、步兵9个连的兵力，分4路围剿，张海禄又提前逃出了包围圈。

我追剿部队虽然两次都扑了空，但已盯住了张海禄的踪影。于是，由独立第1师参谋长带领骑兵、步兵4个连的兵力跟踪追击。从海原县兴仁堡追到甘肃的靖远、打拉池，后又追回海原县，前后追了8天8夜，行程千里，张海禄终于逃回了老巢——海原黄谷川。

匪徒们已被追得精疲力竭，无处可逃，只得纷纷缴械投降。但是，张海禄却逃到山上去了。为了抓住张海禄，我部队一连几天，采取篦梳式搜山，始终没有发现其踪迹，但已把黄谷川封锁得如铁桶，使张海禄无法再逃了。

搜捕还在继续进行，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一天，搜山部队在山坡上发现一个背筐的小孩，神色紧张地往山上爬，筐里有五六个大锅盔，引起了战士们的怀疑，便把这个小孩带到连部询问，开始小孩不敢说实话，一口咬定是自己上山割草用的干粮。经过反复教育启发，他才承认是给土匪送饭的，并表示愿意带路。搜山部队马上组织一个排，在小孩的指引下直奔土匪隐藏的地点。在一条长满齐腰深茅草的山沟里，小孩指着一个比井口稍大的山洞说：“土匪就在里面。”通过喊话，土匪们都怕死，只好先扔出武器，一个个挨着爬了出来，张海禄等八个匪徒就这样被抓获了。至此，宁夏南部山区的股匪全部被肃清。

在肃清宁夏南部山区股匪的同时，第19兵团第65军在黄河以北贺兰山区一带对以郭栓子为首的股匪也进行了清剿。

郭栓子的真实姓名叫郭永胜，郭栓子是他的乳名，宁夏惠农县米家村人，是贺兰山区的惯匪，有“贺兰王”之称。在宁夏地区抢劫行凶已达20多年。马鸿逵曾以重兵对他进剿多次，但未剿灭，只好封他为“贺兰山警备司令”。

宁夏解放时，郭栓子见大势已去，便率领手下的五六十名保安队员向人民解放军假投诚，并伪装进步，但暗地里却与国民党特务联系。1950年3月5日，他借口保安队要上山打柴，把部队拉上了贺兰山又成了土匪。

郭栓子上了贺兰山后，组成了“贺兰剿区总部”，自封为司令，下辖4个队。1队活动在王全口地区；2队是郭栓子股匪的骨干力量，开始活动在北岔口、简象子北山，经我军打击后，又分散潜伏；3队为游击队，昼伏夜出，游击于潮湖堡、归得沟；4队则活动于整个南北长渠地区。

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郭栓子股匪就连续袭击了我第194师教导旅、第582团团部、第583团侦察班等，使我伤亡了140多人，损失武器80多件。

为了壮大力量，郭栓子还与张海禄、李成富、张廷芝、杨沙虎等股匪南北策应，精心策划了一个攻打黄渠桥的计划。事前，郭栓子先派金廷全、马英德等匪徒到惠农、平罗一带秘密潜伏，侦探我驻军和人民政府的情况。然后，郭栓子亲自在下营子、将军庙、目洪寺等地分别召集哥老会头子、反动旧军官和地痞流氓等开会，号召他们煽动落后群众配合他们攻打黄渠桥。

4月16日清晨1时，郭栓子在辛庄子西滩内集合了百余人，每人胳膊上系一条白布作为标记，一部走元渠，一部走普渠，兵分两路将黄渠桥包围。当郭栓子派匪徒杨玉和先潜入镇子侦察时，被我哨兵发现，连喝三声不应，当场开枪击毙。我第582团驻黄渠桥部队听到枪声，立即吹号紧急集合，对土匪进行了猛烈还击，经两小时激战，匪徒们被击溃，四散而逃。

面对郭栓子股匪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宁夏人民群众迫切盼望人民解放军剿灭这股土匪。为了警告郭栓子，潘自力又亲自给郭栓子写了封信，指出当土匪是没有出路的，迟早要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只有悬崖勒马，尽早向人民解放军投诚，才是他惟一的出路。但是，郭栓子根本不听这一套，变本加厉进行罪恶活动。他把百余匪徒改编为“贺兰山黑虎军”，自任司令，张绪绪为副司令，下编两个大队，张绪绪兼第一大队长，谢占魁为第二大队长，经常分散活动。后来，郭栓子与美蒋反动派的“西北反苏讨共委员会”联系上了，“贺兰山黑虎军”又被改编为“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讨共救国军”，下设两个旅，分别由杨格娃、谢占魁任旅长，郭栓子为司令官。

5月6日，我第580团发现郭栓子带40余名土匪在归德沟一带活动，立即命令第1营奔袭该匪。第1营指战员于5月7日凌晨出发，以前后夹击之势对郭匪进行突然袭击。在沙窑的陶家羊圈与匪徒接火后，土匪马上溃逃，第1营追击了30余里，消灭土匪10多人，但是，郭栓子化装逃跑了。

7月31日夜，郭栓子股匪窜至阿拉善旗一带，围攻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杀害蒙汉干部，劫去电台武器等许多物资。第583团团长赵永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带领第1营迅速乘车前去围剿，给了土匪迎头痛击，使定远营得以解围，但是，郭栓子还是没有抓到。

原来，郭栓子狡猾得很，他为了防止内部出问题，他从不和大股土匪住在一起，只带几个亲信单独行动，有时一夜转移好几个地方，所以，要想抓住他是非常困难的。

转眼已到8月下旬了，宁夏省军区召开了党委会，对清剿郭栓子股匪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一致认为，对这股土匪必须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量进行清剿。潘自力说：“现在已是秋季了，郭栓子股匪仍没有被消灭掉。如果这样拖下去，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仅要受到影响，而且革命事业还可能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等冬季一到，贺兰山冰天雪地，部队在山地清剿困难会更大。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决心，在冬季前无论如何要把郭栓子这股土匪彻底消灭干净！”[7]

最后，军区党委决定：抽调第193师侦察分队，第194师第581团、580团第1营，第195师4个步兵营共8个营、2个骑兵连的绝对优势兵力，从9月10日开始对贺兰山大举进剿，务必于11月底前全歼郭栓子股匪。

我各路剿匪部队按照严格的保密命令，从9月上旬开始向贺兰山开进，先后到达了指定地段。在宁夏省军区剿匪指挥部的统一部署下，首先将贺兰山各主要山口、隘路、山内交叉要道等严密封锁控制了起来，有的还作了必要的工事，防止土匪逃窜。然后以第194师为主，负责贺兰山的北段，以第195师为主，负责贺兰山的中段，同时进行严密的搜剿合围。

贺兰山往北，山势渐渐变陡，一岭高过一岭。指战员们沿着嶙峋的山道，艰难地向上攀登，他们根据土匪善于住洞钻山的习惯，不放过每一道峡谷、每一个石洞，甚至每一条可疑的石缝都不放过。

密林里搜剿更是困难重重。贺兰山阴坡多是高大茂密的森林，那里浓荫覆盖，终年不见太阳，遍地是枯枝烂叶，像个阴暗冰冷的世界。横生交错的树枝，使人寸步难行。

剿匪部队就这样在贺兰山里钻来钻去，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10多天的不断清剿，终于捕获郭栓子股匪的“旅长”杨格娃、副队长吴国梁等14名土匪。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在我军大规模清剿下，郭栓子股匪已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不得不分散行动，妄图伺机逃脱。

土匪分散行动了，剿匪部队决定仍然集中兵力，继续保持对匪围剿的态势，不给土匪以溜走之隙；然后抽出一部分机动兵力，加紧对分散之匪进行搜剿，使他们没有喘息的机会。

转眼秋季快要过去，冬天即将来临。从阿拉善草原吹来的一阵阵寒风，吹落树木上最后的几片枯叶，使贺兰山变成了光秃秃一片。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一阵风雪，一阵冰雹，恶劣的气候给剿匪部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一次又一次的搜剿，各部队仍没有发现郭栓子的踪迹。后来，从一个被俘土匪的口中得知郭栓子家属的隐匿处，即派骑兵小分队将其父母子女等六人搜了出来，并给予了妥善的安置。经过启发教育，他们说出郭栓子仍在贺兰山中。于是，各剿匪部队更加紧了对贺兰山的围剿和搜索。

第584团团长史秉廉、政治处主任刘长治率领两个营，从苏峪口一线向西北方向进行搜剿，但一无所获。9月底，他们又转回贺兰山西面的黄土梁一带搜剿，仍然没有结果。大家心里有些着急了。一天，刘长治和史秉廉商量，到定远营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关于土匪的情况。

定远营离驻地很近，只有二三十里路，刘长治带着一个通信员下了山。

在阿拉善旗保安总队，罗队长向刘长治介绍并没有发现土匪活动的情况，这使刘长治感到有点失望，正要起身告辞，罗队长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把拉住刘长治说：“别急，我们前几天抓住一名散匪，是从贺兰山下来的，他说很早就洗手不干了，我们不妨再审一审，没准对你们有些帮助。”

这是一个瘦小个子，鸠形鹄面，头像个干葫芦，又打哈欠又流泪，一看便知是个大烟鬼。刘长治审他时，他翻来覆去只是说土匪已经分散活动了，他们这一小股在山上没吃没喝，冻得实在受不了，才埋了枪各自逃生，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刘长治仍不放心，决定把这个土匪带回继续审问。

这次由史秉廉亲自审问，他向土匪反复交待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后，土匪说：“我们小分队在分散前，把一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埋藏在山上好几处地方，虽然确切地点有点儿说不准，但只要我领你们去，总能把枪找回来。”当再问他还有什么情况时，他打了个哈欠，突然眼珠子一转，说：“对了，我下山时，路过山前一个小村子，正赶上烟瘾犯了，就进村想讨口烟抽，恰巧在一户人家遇见了一个麻子，那人我认识，是郭栓子身边的人，我们开会时见过面……”

史秉廉决定带领第1营，由被俘的土匪带路去抓那个麻子。经过急行军，他们赶到了洪广营的乔家寨子。为了缩小目标，史秉廉派一名精明干练的排长，带20几个战士，随被俘的土匪去抓那个麻子，其他人留在乔家寨子等待。

一切都很顺利，很快就把那个麻子抓来了。没有费什么功夫，这个麻子就承认自己是张绪绪派下山搞粮食的，绰号叫“李六麻子”（李学珍），同他一起下山的还有一个叫张长明的，就住在附近一个村子里。李六麻子说他已下山多次了，没有想到这次刚回来就被抓住了。

很快张长明也被抓住了。

一审问，李六麻子和张长明说，现在山里气候寒冷，土匪们无衣无食，每天只靠打青羊度日，生活越来越难过，情绪十分低落。郭栓子带着几个亲信今天钻山，明天住洞，谁也不清楚他的行踪。现在，张绪绪、黄乱子等匪徒30多人都躲在大峰口以西山沟的树林里。

李六麻子还说：“听说最近各股土匪都要到那里聚集开会，郭栓子也一定会去的。”

当史秉廉要求李六麻子和张长明带路去大峰口抓郭栓子时，他们都吓得低下了头，不敢说话了。

在一再教育下，李六麻子和张长明才同意带路，去大峰口。

漆黑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史秉廉带领第1营的战士们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向北疾步行进。经过一夜50多里路的急行军，终于在拂晓前赶到了大峰口。

大峰口西面有一座骆驼似的山岭，两头高中间凹，高的两头是陡峭的山脊，低突的地方有一块小平地，上面长满了树，这就是郭栓子一伙藏身的地方。由于这个地方正面有树林遮盖，背后是险峻的高山，地势十分隐蔽。

天慢慢地亮了，山林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了。突然，从树林里传出几声粗野的吆喝声，接着走出三个缩着脖子、抱着枪的土匪，一个往山顶、两个朝山沟走去。当他们猛然发现山上有人时，吓得惊叫了起来，连滚带爬地窜回了小树林。

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宁静的山野。史秉廉一声令下，战士们向土匪开了火。只听轻重机枪、步枪、六○炮声响成一片，小树林就像开了锅似的，把匪徒们轰得一下子从里面窜了出来，东奔西逃，完全丧失了抵抗力。

一阵激战以后，土匪们都乖乖地缴枪投降了。

这次战斗除被击毙和个别侥幸逃脱外，共活捉了土匪30多人。可是一查郭栓子，都说没有抓到。史秉廉一听就着了急，心想难道这次又让郭栓子逃掉了吗？他估计郭栓子就在被俘的土匪里，就叫出一个年轻的土匪，要他说出谁是郭栓子。这个年轻土匪开始吓得要死，不敢说话，后来，他慢慢地走到一个高个子土匪面前，连眼皮都不敢抬地怯生生说：“他……他就是郭……”

那个高个子土匪抬起了头，气得一张黑脸憋得像个紫茄子，额角上胀起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在蠕动，恶狠狠地瞪了年轻土匪一眼，嘴里骂道：“婊子儿，作死的！”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就是郭永胜。”史秉廉当即派人把他反剪两手绑了起来。

1950年11月19日，宁夏省人民法院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大会，公审并处决了以郭栓子为首的土匪头子。

青海的匪患比较严重。兰州战役后，马步芳残部逃往青海，在大通、门源、湟中、化隆、循化和西宁地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形成几股较大土匪。1949年12月，第1军平息了西宁周围地区股匪的叛乱，歼匪4 000余人。1950年初，原马步芳部新编军参谋长马忠义纠集20余名反动军官，在隆化成立了“新编第82军”，马忠义自任军长，与民和县匪首马希统、马中福匪部遥相呼应组织暴乱。第1军和第4军一部奉命对股匪展开围剿。从2月下旬开始至7月，各剿匪部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终将股匪剿灭，马忠义、马全彪、韩进禄等匪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率1 000余人投降。

1951年5月，贵德昂拉地区藏民千户项谦在国民党特务操纵下，纠集匪特2 000余人，裹胁群众6 700余人，公开与人民为敌。青海省人民政府多次派出包括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加措在内的代表前往谈判，但是，项谦执迷不悟，不断袭击人民解放军武装工作队，包围人民解放军驻地，并阴谋发动更大的暴乱。1952年4月10日，西北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一）昂拉项谦匪部，自青海解放以来我即进行政治争取，迄今两年余毫无效果，近派喜饶副主席前去劝说，仍执迷如故，并且不断四出抢劫骚扰人民，袭击我军，更形猖狂。为防匪蔓延，巩固地方治安，同意一军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以三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围剿项匪之方案，立即进行充分准备，争取于五月初完成此全歼项匪之任务。（二）四军派步兵两营、骑兵一团，从同仁方面堵歼，统归一军围剿指挥部一师首长指挥。（三）围剿的具体计划、部署，由一军首长决定并报军区。”4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西北局并转青海省委、张宗逊、阎揆要的回电：

西北局并转青海省委、张阎：

（一）四月十一日十四时电悉。（二）昂拉匪部经十七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我们原则上同意西北局关于进剿项匪的意见，但要尽力设法引诱项谦部出来，以争取将项匪全部歼灭，并将项谦俘虏后，再给予宽待。我进剿具体部署及诱敌计划请报中央。（三）请将昂拉匪区怙恶不悛事实及政府争取和平解决经过详告中央，以便必要时发给各地供解释之用。

中央

四月十三日

随即西北军区抽调了5个团、8个营和1个大队的兵力，对项谦股匪进行清剿。5月6日，西北军区在清剿项谦股匪的指示中指出：“据进剿部队报告，进剿昂拉战斗自五月二日进攻以来，击毙匪首熊武、马三十五以下共百余人，俘匪首宗务管家以下共百余人，缴步枪二十一支，杨弄账房投降，余大部溃散，仅项谦率百余人由尖巴昂经德钱寺窜至豺狼沟，现正在搜捕中。在匪众遭我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我进剿部队应采取政治争取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的方针。除军事上严密封锁，防止项谦漏网逃脱，准备足够粮食，继续分区搜剿外，对项谦及其所属百户头人，应宣布只要投降改过，既不治罪，也不动其财产，并准仍任原职。凡俘虏、投降者，经过短期教育后即行释放，使其安心生产；对自动散伙回家的群众，只要不继续为匪，安心生产，一律宽待，不咎既往；对未归头人家属及从匪家属，也可利用其做投降工作，应发动其写信叫回他们的亲人。应发动部队，帮助妇女老幼生产，代匪散未归的群众管理家务，给群众治病，宣传政策，缴获牲畜经调查后退还原主，在群众中揭露外来特务、土匪煽动叛乱的罪恶，充分说明我们是打土匪特务，保护群众利益，而不是打昂拉，启发群众仇视特务土匪，以便通过群众，捉净潜伏匪特和逃亡反动地主恶霸。邻近昂拉各部落，必须注意争取，如项谦逃往某一部落，不必越进某部落穷追，以免引起误会，主要应用昂拉头人及项谦亲属，进行政治工作争取项谦回来，并向其说明，项谦被特务土匪诱骗上当，只要改过认错，决保全其生命财产。”5月10日，中央军委在给西北军区的电报中指出：“同意你们对清剿昂拉予青海军区和四军的指示。”

从5月开始，西北军区剿匪部队经过17天的连续追剿，歼灭股匪1 595人，解救了被裹胁的群众，将股匪剿灭。7月11日，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青海省人民政府投降。7月16日，习仲勋在西北局的电报中对解决项谦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一）项谦势穷力孤，走投无路，又因我之正确政策的影响，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确是很大的，只要将昂拉区的工作做好，不犯错误，就可更快地解决项谦问题。（二）应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决心归来，一定对他负责到底，能将项谦问题尽快解决，则对我好处甚多。（三）也许项谦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是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止。（四）部队不可全散，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

新疆和平解放以后，乌斯满、贾尼木汗、尧乐博斯等民族分裂分子，在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下，勾结反动军官和惯匪，纠集匪徒6 000余人，裹胁哈萨克族群众4.5万人，在新疆地区发动大规模暴乱。这些股匪长于奔袭，善骑射，有一定战斗力。在股匪骚乱严重的迪化、哈密地区，有11个县的社会秩序极其混乱，人心惶惶。1950年3月叛匪围攻伊吾县委机关，破坏道路、桥梁，阻击人民解放军支援部队，残杀干部战士27人，抢走长短枪28支，严重威胁着政权机关和执勤部队的安全。3月13日，中央军委指示西北军区，坚决剿灭乌斯满匪徒，指出：“乌斯满匪首与美特有关系，应坚决消灭之”。为此，新疆军区成立了以王震为总指挥，赛福鼎为副总指挥的剿匪指挥部。在北疆成立了由罗元发任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抽调第2、第5、第6、第9军各一部与公安部队、地方武装，共计1.5万人，从4月份开始发起剿匪作战。在向大小红柳峡和前山子进剿作战中，歼灭股匪1 000余人。5月中旬，清剿部队发起第二次进剿，在两个多月的追歼作战中，歼灭乌斯满匪部主力，毙俘股匪2 700余人，生俘贾尼木汗匪首30余人，迫降1.7万余人，解救哈萨克群众8.6万余人，取得了剿匪作战的初步胜利。

1950年7月中旬，北疆景化、绥来、迪化地区先后发生乌拉孜拜、司迪克股匪暴乱，土匪裹胁16个部落的哈萨克群众2万余人，成立“保卫哈族人民革命军”。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根据匪乱情况，立即抽调第5、第6、第9军和骑兵第7师各一部，对股匪展开大规模清剿，至11月下旬，进剿部队转战8 000余公里，歼股匪7 000余人，解救全部被裹胁的群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匪首乌拉孜拜、司迪克等被迫投降。

从1951年至1952年9月，新疆剿匪部队还在奇台、迪化、木垒、孚远地区追歼谢尔德曼、哈通拜克、季奎、哈依沙、刹尼牙孜等6股土匪。至此，新疆清剿土匪工作基本结束。

1952年底，西北地区的大部股匪基本上被歼灭，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于12月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甘肃、青海、四川边界地区残存土匪马良、马元祥部发起清剿作战。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1师、骑兵第1和第2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2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共计126个连，约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又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发动围剿。

3月20日，甘青剿匪指挥部下达了进剿命令：以骑兵第1师并指挥第23团为中央纵队，以骑兵第1团和公安第11团为左纵队，以骑兵第2团、果洛支队为右纵队。

3月27日，各剿匪部队到达预定位置后，马良匪部窜向唐昆地区与刘华初股匪会合，马元祥部逃至巧料地区。3月28日，中央军委给西北军区等发出了一份电报：

西北军区并转剿指，并告西南军区：

据息：马元祥匪部已窜至巧料西北，并拟继续向青海之兴海流窜，马良匪部主力已窜唐昆，似有继续向阿坝或向西逃窜之可能，如此我进剿部队均已扑空，各该匪部与黑水地区之苏永和、傅秉勋等固定之匪大不相同，在我进剿下可能分散流窜；如敌向青海逃窜，将更增加我今后进剿之困难，因马良在青海尚有一定社会基础，我进剿部队也可能因扑空而松劲，这种情况，请予注意。

根据过去剿匪经验，我剿匪部队应以驻剿、清剿与追剿相结合，加强各部之间通讯联络，驻剿部队（主要是步兵）应适当分布，占领城镇要点，构筑工事，防匪侵袭，并派出必要部队，向周围清剿散匪。追击部队（以骑兵组成），跟寻匪踪，猛追、奔袭、反复合围、不怕行军、不怕扑空，不使匪得到瞬息之喘息。在敌山穷水尽时，方被我瓦解歼灭。确实保证部队供给，除自己携带及陆地运输外，应适时组织空军投送，同时加紧修筑通向阿坝公路，这样可与西南进剿部队取得战术上协同，也只有在公路修成后，供应保证无缺时，我才能巩固该区及开展该区工作，且可从经济交流上开展少数民族工作。

并望教育部队要作长期打算，不全歼匪部决不休兵，并特别注意搞好民族政策，团结各少数民族下层群众，争取中、上层分子，并通过中、上层分子进行工作，这些都是取得剿匪胜利的重要关键。虽然主力扑空，但打下了我开展藏民工作的条件。

为协助我剿匪部队及时察明匪部流窜动向，避免扑空，中南技术局应即与西北军区及甘青剿指直接沟通电台联络，波长呼号密本等，由军委技术部发给，为使情报及时，请你们考虑，能否将所收情报直发各追剿团，而前方部队加强对当面情况之搜索，使匪无隙可乘，我能主动进行追剿。

军委

三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央军委这一电报精神，3月29日，西北军区调整了剿匪作战部署：骑兵第1师进到唐昆，骑兵第2团进到巧料后，如无消灭土匪之条件时，暂时停止追击，一面进行补给，一面侦察匪情，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公安第11团、第32团应在崇路、江岔地区发动群众，捕捉散匪，并应掌握主力，搜剿股匪；工兵第2团立即开始抢修郎木寺至唐昆之公路，务期于短时间先完成便道通车，维持第1师补给。同时指出：“甘青剿匪应以大部运输力量向骑兵第1师追送补给，并将四仓新寺屯粮向郎木寺转运，空投因受天候限制，故无保障，不能仰赖。”“果洛支队应特别注意马良、马元祥匪向果洛地区逃窜，应加强本身警戒，防匪袭击，在现地构筑工事，并与骑一师、骑二团设法联络，如匪西窜时，应坚决堵击，配合主力消灭该匪。同时果洛工委应组织一切力量，发动群众，坚决反对马良、马元祥匪逃窜果洛地区，宣传匪特之末路，积极配合军队剿匪。”“甘青剿指政治部应组织地方随军工作团，在郎木寺一带地区，广泛宣传政策，组织与发动群众，揭露匪特阴谋，配合军队肃清散匪。”

从3月29日至4月19日，各地剿匪部队在追击中歼灭股匪348人，击毙匪首马虎山。5月7日，骑兵第2团、青海独立团在得苦乎沟地区歼灭马元祥股匪大部，击毙匪首马步祥、马希贤、马全彪等69人，俘台湾空降特务程毓杰、匪首马寿山以下43人，马元祥在逃窜中被击毙。5月18日，骑兵第1师追剿部队在郎木寺东南石穴中活捉了马良。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积极追剿，歼灭股匪1 300人，基本肃清西北边沿地区的股匪。

5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给西北军区、西北局并告西南军区、西南局的电报中说：“此次西北军区和西南军区参加剿匪的全体同志，经过将近两个月的积极作战，不顾饥饿疲劳，昼夜追击搜剿，已击毙匪首马元祥，活捉屡次叛乱之匪首马良，并将各股土匪基本消灭，获得很大胜利，甚感快慰。”

清剿西北地区土匪的斗争，是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进行西北解放战争的继续，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幕。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4余万人。在这场艰巨的剿匪斗争中，第一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一道，共歼匪特12.9万余人，其中毙伤1.1万余人，俘虏3.9万余人，投降7.9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6万支，子弹18.1万发，重炮370余门，炮弹3 900多枚，电台72部，牛、马、羊、骆驼等牲畜192万头（匹）。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也付出了伤亡4 360多人的代价。

随着匪患的平息，大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烽火狼烟熄灭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下来，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灾难深重的西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1]　华北军区、第三野战军《关于剿匪政治工作指示》，1949年8月10日。

[2][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建国后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6]　《解放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　《解放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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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彭德怀军事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1-5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51年编印

《毛泽东传（1893-1949）》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年谱》（修订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周恩来传》　金冲及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刘少奇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彭总在西北解放战场》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任弼时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贺龙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王震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

《陆定一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邓宝珊传》　王劲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1-5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96年版　199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新式整军运动》（回忆史料）　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　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解放大西北》　黄起海等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和谈、内战交响曲》　孙其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薄一波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西北高原帅旗飘》　龙飞虎　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版

《横刀立马彭将军》　黄克诚等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杨尚昆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肖劲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耿飚回忆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宗逊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杨得志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王新亭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叶子龙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　熊向晖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赛福鼎回忆录》　赛福鼎著　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新疆五十年》　包尔汉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

《林伯渠》　涂绍钧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汪东兴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蒋家王朝的覆灭》　何克希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西北王胡宗南》　经盛鸿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胡宗南这个人》　杨者圣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青海三马》　王亚森、姚秀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宁夏三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西北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6年6月—7月）
附表1①

晋绥军区（1946年6月—7月）
附表1②

西北野战军（1947年7月—9月）
附表2①

注：第六纵队于10月组建。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7年7月—9月）
附表2②

西北野战军（1948年8月—9月）
附表3

陕西宁晋绥联防军区（1948年8月—9月）
附表4

第一野战军（1949年6月）
附表5①

附表5②

注：原直属总部的第十八、第十九兵团于1949年4月归第一野战军建制。

西北军区（1949年6月）
附表6

西北军区（1950年5月）
附表7①

附表7②

附表7③

西北行营（1946年6月—7月）
附表8

西北行辕（1947年6月—7月）
附表9

西安绥靖公署（1947年6月—7月）
附表10

西安绥靖公署（1948年8月—9月）
附表11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1948年8月—9月）
附表12

西安绥靖公署（1949年6月）
附表13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1949年6月）
附表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刘统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ISBN 978-7-208-14618-1

Ⅰ．①决…　Ⅱ．①刘…　Ⅲ．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华东地区　Ⅳ．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2057号

出版统筹　齐书深

责任编辑　楼岚岚　马瑞瑞　王继峰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插页设计　陈　酌

·解放战争系列丛书·

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

刘　统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41　插页9　字数659,000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618-1／K·2661

定价　74.00元

目　录

第1章　全线出击

第2章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第3章　津浦路上争夺战

第4章　阴云笼罩下的“和平”

第5章　苏中七战七捷（一）

第6章　苏中七战七捷（二）

第7章　转战山东、淮北

第8章　两淮失守

第9章　艰难的转折

第10章　集中兵力宿北歼敌

第11章　鲁南战役：“快速纵队”的覆灭

第12章　一面打仗，一面建设

第13章　生擒郝鹏举

第14章　莱芜大战

第15章　两位韩军长的道路

第16章　“耍龙灯”寻战机

第17章　激战孟良崮

第18章　化敌为我

第19章　七月分兵

第20章　战斗在敌后

第21章　将战争引向蒋管区

第22章　挺进豫皖苏

第23章　胶东保卫战

第24章　战略的抉择

第25章　豫东之战（一）攻克开封

第26章　豫东之战（二）血战睢杞

第27章　山东大反攻

第28章　攻济打援

第29章　策动吴化文起义

第30章　红旗插上济南城

第31章　从“小淮海”到“大淮海”

第32章　围追堵截黄百韬兵团

第33章　徐东大血战

第34章　“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第35章　车轮滚滚支前忙

第36章　风雪陈官庄

第37章　向江南进军

第38章　百万雄师过大江

第39章　“紫石英”号事件

第40章　别了，司徒雷登

第41章　战上海

参考书目

华东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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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人民热烈欢迎东江纵队胜利到来

参加两淮战役的我军某部通过浮桥

我军在宿北战役中缴获的野炮

我军向莱芜挺进

我军紧追退向孟良崮的敌人

参加齐家埠战斗的战士们渡河

解放开封的战斗结束了

我军登上兖州西城墙

突击队冲向济南城东南角的突破口

炮兵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长江南岸守敌，掩护部队渡江

我军战士冒着严寒渡过碾庄圩五丈宽的深壕，发起总攻

淮海战役的俘虏成群地被押出战场

南京市民在新街口庆祝南京解放

我军战士冲过苏州河，向上海市区进攻

解放上海后，进驻部队为避免惊扰市民，露宿街头

第1章　全线出击

我军将领们乘美国军用飞机返回前线——中央部署大反攻——陈毅受命回华中——新四军出击大江南北——上海起义计划暂停——山东五路大军进展神速——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对江南地区的战略考虑

1945年8月25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美国军用运输机在轰鸣声中腾空而起，向东方飞去。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航行，窄小的机舱里拥挤地坐满了二十多人。他们是来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抗日根据地的代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等。此刻，他们都怀着急迫的心情，恨不得马上回到各自的领导岗位。

时局变化得太快了。两个月之前党的“七大”闭幕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是：虽然德国法西斯已经灭亡，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尚需时日。1945年6月中央给南下支队负责人王震和广东省委的指示中说：“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到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美军由欧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1]因此，“七大”闭幕后，毛泽东没有急于要各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返回，而是让他们再等一段时间，以便中央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人事调整。

8月9日，无线电广播中突然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数十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在此之前，根据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议，苏方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采取了严格保密，没有通知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秘书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看来苏联是认真遵守同英美达成的秘密协定，即只同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

平静的延安顿时忙碌起来，党中央领导人日夜紧张工作。毛泽东把办公地点从他的窑洞移到枣园小礼堂，一面同各根据地领导人谈话，一面挥笔疾书，起草给各地的电报、指示。他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工作人员就把馅饼、面包、西瓜放在办公桌上，让他饿了随时拿一块吃。小礼堂四周摆上一圈长条靠背木椅，干部们坐在那里等候毛主席的召见，受领任务。[2]

当时中央最重视的是山东和华中根据地。山东是以八路军115师为骨干，加上几个分区的地方部队，控制着鲁西南、鲁中、山东半岛等地区，由罗荣桓同志在那里主持。华中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在苏中、淮北、浙东拥有大片根据地，此时由饶漱石在主持。这两个地区经过多年抗战，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最有利于我党我军大发展的地方。毛泽东的计划是要抢在国民党军队之前，指挥我军接收日伪占领区，猛烈扩大解放区。他要派最得力的干部去加强和领导那里的工作。

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派林彪去山东，让陈毅仍然回华中。对此，林彪是非常满意的。115师是他的老部队，可以放手去干。而陈毅却有几分顾虑：他不会忘记1943年10月期间，在盱眙县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政委饶漱石发起了一场对他的批判斗争。饶漱石罗织罪名，诬陷陈毅“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企图把陈毅整倒，排挤出新四军。直到毛泽东来电要陈毅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陈毅才得以脱身。但是在延安，毛泽东不愿意听陈毅的申诉，而是要他先作自我批评。陈毅听从了毛泽东的劝告，在整风期间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检查，在“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时，当毛泽东要他回华中工作时，陈毅考虑到与饶漱石的关系，坦诚相告：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情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陈毅看毛泽东这样说，就答应下来。为了让陈毅能顺利开展工作，毛泽东于8月26日陈毅乘飞机走后致电华中局：

“陈毅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决定饶漱石任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及华中局副书记，其余不变。”[3]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与各根据地保持着密切联系，频繁往来电报，下达命令，部署反攻和向日伪占领区进军的行动。8月11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说：“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8月10日和11日两天，周恩来同志起草了延安总部的第一到第六号命令，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命令解放区各部队前往敌占区接管受降。任弼时同志也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几份重要指示。8月10日，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中，要新四军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占领津浦、沪宁两线，并向长江以南的城市进军。要新四军军部“即日发表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主席，上海、南京两个市长。”遵照中央指示，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发表粟裕为南京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的委任声明。

延安的行动，急坏了在重庆的蒋介石。8月11日，他也连发三道命令。一是要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沦陷区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非经蒋委员长许可，不得擅自迁移驻地。”三是特地命令第18集团军（八路军）“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地区秩序之恢复，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均勿再擅自行动。”

毛泽东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怒不可遏。华北、华中、山东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打出来的。如今胜利到来，不让我军去受降，是何道理？他奋笔疾书，在8月13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给蒋介石回电指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4]当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战斗口号。

但是，怎样与蒋介石进行争夺，中央的考虑还不是很成熟。毛泽东的眼睛盯住广大农村。8月12日在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5]同日，陈毅代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中局的指示：“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郎溪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地。并在以上各地造成一些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对京沪沿线苏州、无锡、武进、镇江、丹阳等城相机占领，不可能时即不要去，能占领时亦不宜作久住之计。江南的任务是占领各城镇后，即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囤积资财，布置内战战场。……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6]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根据地都积极行动起来，向日伪军盘踞的据点和县城发起攻击。在江北，张爱萍指挥新四军4师收复淮北的宿迁、泗县、泗阳三县；罗炳辉指挥新四军2师攻克淮南的定远、嘉山、天长、六合等县城；谭希林指挥新四军7师攻克无为县城；黄克诚指挥新四军3师攻克沭阳、涟水等城。在江南，粟裕、叶飞指挥苏浙军区一、三、四纵队连克长兴、溧水、溧阳、金坛等县，解放了江阴、无锡、常熟三角地带的大多数乡镇。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华中、淮北、淮南根据地基本上联成一片，江南、浙西地区根据地也有很大的发展。

8月20日，华中局饶漱石得到上海传来的消息，说地下党组织了几十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等待我军去支援接应。饶漱石致电中央，请求发动上海起义。毛泽东立即回复两电表示同意。第一电说：“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第二电说：“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区内数百万农民武装起义，策应上海起义。从江南、江北分派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分布各县为核心。”但是想了一夜，8月21日毛泽东又给华中局发去电报说：“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在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7]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决断是正确的，当时饶漱石命令叶飞带部队前往上海，他们集合队伍准备上船，得到中央停止行动的命令。事后得知，所谓几十万工人准备起义的情况是上海个别人虚报的，当时我党还不具备接管上海的条件。[8]

山东形势的发展也同样令人振奋。8月10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山东军区有占领徐州、济南、德州、青岛、连云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务”。要求他们“迅速进攻与招降伪军，争取群众，扩大部队”，“将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为正式省政府。”[9]罗荣桓立即召集会议，向干部们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下达了进军的命令。13日，山东行政委员会宣布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黎玉为主席。山东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迅速进行整编，组成一线的8个师、12个警备旅。按照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5个军分区编成五路大军，动员了10万民工支援，山东大地展现出空前规模的大反攻和大进军的热潮。

鲁中军区部队在王建安、罗舜初指挥下，连克临朐、博山、莱芜、周村、益都等城市，切断胶济铁路，逼近济南。滨海军区部队在陈士榘、唐亮指挥下，占领日照、青口，切断陇海线东段，逼近海州、连云港；又北上切断胶济线东段，解放胶县。胶东军区部队在许世友、林浩指挥下，解放了威海卫、烟台、蓬莱、即墨等山东半岛大部分城镇，逼近青岛。渤海军区部队在杨国夫、景晓村指挥下，解放了昌邑、临淄、广饶、邹平、吴桥等地，切断了胶济线中段，与鲁中军区部队会合，逼近济南。鲁南军区部队在张光中、王麓水指挥下，切断津浦线，解放泗水、曲阜、台儿庄，逼近兖州。短短半个月内，山东部队战果辉煌，解放了山东境内40多个县城，将残存的山东日伪军压缩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少数孤立城市中。

蒋介石对共产党方面的积极行动感到焦急不安。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达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顶点。他不仅得到了美国、英国的支持，苏联也与他的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他的正统地位。天时、人和，都让蒋介石占据。惟有地利这方面不占优势，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就挨着敌占区，迈开双腿就到。蒋介石必须要想一个冠冕堂皇的办法，阻止共产党的进军。于是，蒋介石在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封电报，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并表示已经准备好飞机来接毛泽东。

蒋介石的这一着确实厉害，当时全国上下渴望和平，重庆方面的舆论都表示拥护。斯大林也来电报要中共中央去谈判。如何应付这个复杂局面，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商讨对策和下一步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

毛泽东清醒地分析了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列举了解放区目前的有利条件。他说：“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我们不易被消灭。”毛泽东估计今年的局面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大规模内战，但很可能是“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所以，毛泽东说：“这次谈判应该去，不能拖，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我们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的中心议题而展开。周恩来表示不愿意毛泽东去冒险。朱德则主张应该去。最后多数的意见是：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随后再去。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发言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我们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我是否去重庆？还是出去。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先派恩来同志出去。我出去，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和恩来同志出去以后，书记处还有五人开会。”他的建议得到了一致的同意。[10]

方针既定，中共中央立即安排有关的准备工作。因为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各战略区的领导人和主要将领还都在延安。现在迫切要求他们立即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就在25日这天，恰巧美军观察组的飞机要从延安飞往太行山区的黎城县，中央紧急决定，刘伯承、邓小平、林彪、陈毅、陈赓、薄一波等二十多位将领搭乘美军运输机返回各自地区。

上飞机之前，刘、邓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你们回到前方，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8月26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他决心亲自去与蒋介石谈判的决定，并考虑到谈判期间可能要作出的妥协和让步。他说：“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但是毛泽东估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现在形势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苏、美两国也介入了。大家都不愿意中国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的独裁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延安不要轻易搬家。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11]

会后，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在通报了即将去重庆谈判的决定后，指出：“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如他们必欲内战，英美苏可能出而干涉。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绝不要被反动派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手段，达团结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能忘记。”“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12]

考虑到江南地区我军部队可能要作战略转移，毛泽东在8月24日特地给新四军负责人发出指示。电报中说：“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因此，大城市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和谈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13]

作好了一切安排之后，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专程前来的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举国上下都关注着这场历史性的国共谈判，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

[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2]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6]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8]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

[9]　《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第2章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重庆谈判的交锋——来自东北的好消息——中央下达战略指示——林彪、陈毅的新任务——山东部队北上——黄克诚率3师远征——新四军江南部队再次渡江——东江纵队到达烟台

9月的重庆，天气依然是那么炎热。站在阳光下，汗水很快就湿透了衬衫。但此时人们的心情比天气还热，毛泽东来重庆的消息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从毛泽东走下飞机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各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人们对毛泽东表现的崇敬和热情，是蒋介石没料到的。为了显示出“国家领袖”的风度，他盛宴款待中共代表团，对毛泽东表示：“任何问题皆可坦白提出，尽量发表意见。”然而在召集国民党要员商量对策的会议上，蒋介石定下三条基调：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他还说：对中共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可予以宽容，而军事统一则严格要求，不稍迁就。[1]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蒋介石所谓的“政令、军令之统一”，就是要共产党把解放区和军队交出来。毛泽东偏要给他一个针锋相对，“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等唇枪舌剑，围绕着解放区和军队数额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国民党代表软硬兼施，当他们听到我方提出的方案是将解放区军队改编成16个军、48个师的数额时，连连摇头。蒋介石交代的底牌是共产党军队只能保留12个师，张群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邵力子亦表示：“有数点根本无从讨论。”

王若飞指出：“今日我党客观之事实如何？即拥有120万军队，19个解放区政权。此种事实如不承认，而要用武力解决，则不仅为今日之国情所不容许，而且为我党坚决反对。”

周恩来补充说：“我党不仅事实上拥有敌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而且拥有百余万党员。此百余万党员如何安置，必须有一过渡办法，我党所以要求几个省与几个市便即为此。”

邵力子说：“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恩来严正指出：“事实依然存在。”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谈不成，只好休会。

以后的日子依然是在这样的争论中度过的。张治中说：“现在中央军队并非国民党之军队，乃是国家的军队。本党还政于民，则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既然国民党已无军队，则中共系何理由要保持一党私有的军队？”

这种话是蒙骗不了人的。王若飞当场反驳：“在尚未实施宪政的现在，国民党处于党治时期，所说的中央军队实系国民党之军队。”

邵力子说：“如中共放弃武力与地盘，诚意奉之国家，则以蒋主席之精诚谋国，天下为公之做法，不仅不亏待中共，而将敬重不置。”

周恩来反驳：“我方提出的11条建议，无一项不是作相当让步，以期解决问题。”

鉴于国民党方面的顽固态度，毛泽东与大家协商，决定作适当让步。9月19日会谈时，周恩来公布我方的新方案：中共军队缩编为20个师，我方撤出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地区的八个解放区。但华北四省应由我方掌握，在其他一些省市中，也应有我方的相应地位。然而国民党代表仍然是摇头，张治中说：“兄等所提华北四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乎割据地盘？是否中共欲由此四省以北联外蒙，东北联东三省？果如此，则兄等实际作何打算，作何准备？”

面对这种攻击，王若飞愤然而起，大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2]

谈判桌上不解决问题，谈判桌以外的形势却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分区部队于8月中旬开始向东北进军。曾克林率领的部队在苏军配合下打开了山海关，于9月5日到达沈阳。他们在那里收集武器，扩充人马，放手大干起来。苏军统帅部感到不安，决定派人与延安取得联系。9月14日，曾克林与苏军代表一起乘飞机到了延安。

听到东北来人的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报告了他的部队进入沈阳的经过后，说：东北各地秩序混乱，到处堆积着武器和物资，无人看管，各种轻重武器都可以随便拿。任何人只要不打八路军和中央军的旗号，都可以自由进入东北。乘火车不用买票。在东北扩兵很容易，我们四个连进沈阳，一星期就扩大了四千人，还收编了一万多人的保安队，全都装备了新式武器。我们已经看守了沈阳各重要仓库和工厂，枪有几十万，大炮有几千门。弹药多得数不清。红军只占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都没有人管。

曾克林的汇报使得中央领导人都喜形于色。这真是天大的好事，东北遍地是物资武器，我们不去谁去？晚上，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就东北局势展开热烈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东北工业基础雄厚，物产丰富，蒋介石还没有派军队进入东北，这是我党占领东北的大好时机。朱德兴奋地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四十至六十万军队。”刘少奇原来就打算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曾克林的汇报促使他下定了决心。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两项决议：

一、立即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马上随苏军飞机去沈阳。

二、从华中、华北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去东北。“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

事不宜迟，9月17日彭真、陈云等搭乘苏军飞机前往东北。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连续向重庆中共代表团发报，向毛泽东汇报这个重大消息，并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提出党的战略方针应该是“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为了避免主力分散，处处陷入被动的局面，建议新四军在江南的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从华东、华中抽调10万部队北上。

毛泽东在重庆已有20天，谈判还是毫无结果。9月15日以后，延安方面的电报突然增多，东北的好消息使毛泽东精神振奋。9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延安，完全同意组建东北局和力争东北的决策。并且指出：东北及热河、察哈尔控制在手，全党团结一致，什么也不怕。9月19日，毛泽东再次电复延安，完全同意“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人事安排作了重要调整。[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于9月19日发往各中央分局。指示中说：“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在12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为了完成战略目标，中央的部署是：“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中央指示最后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们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4]

此时，陈毅、林彪一行正在向河南濮阳进发。8月25日他们乘飞机在晋南的黎城机场降落后，即与刘伯承、邓小平告别，在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一支小分队的护送下，匆匆赶路。途中他们收到军委指示：为了配合重庆谈判，促成国内和平，要林彪、萧劲光指挥在中原打一个大战役。当时，国民党何柱国部正向徐州前进，白崇禧的桂系部队正沿津浦铁路北上。林彪、萧劲光分析了敌情，电告军委：“我们意见，应在徐州、开封之间占领陇海路一段，屯集重兵，寻求胜仗，以威胁蒋军各路北上部队之整个部署。威胁平汉、津浦两铁路，以造成华北、华中之联系。”军委同意他们的意见，于8月30日命令各军区：以林彪、萧劲光指挥冀鲁豫军区两万人、山东军区部队及新四军4师组织陇海路战役。[5]

9月10日，林彪在通过平汉铁路之前给罗荣桓发出一封电报，要他转告军委：“陇海路情况不明，对陇海战役问题希能作最后决定。”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23日，刘少奇紧急致电冀鲁豫军区司令宋任穷：“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望你及你所率之军事干部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能迅速去东北。林、萧已决定不去山东，直去冀东履行新的任务。”

26日陈毅和林彪在濮阳获悉中央指示，立即分手。一个向东，一个向北，日夜兼程。各根据地的部队也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开始了一场大调动。

罗荣桓在山东正忙得不可开交。9月初他指挥鲁中部队攻克临沂，并将军区和省委机关迁到那里。就在各分区部队忙于攻占县城乡镇时，又接到中央要求他们派先遣部队渡海北上的命令。中央在8月下旬就命令滨海军区万毅部渡海北上，因为没有部队接防，拖延了些日子。中央对此很不满意，几次批评山东方面行动迟缓。9月19日，中央向各分局传达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9月20日，刘少奇电告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去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其他各地加以帮助。”要求“罗荣桓及萧华望能很快到东北，林彪到冀东。”9月28日，中央电告罗荣桓：“向东北和冀东进兵及运送干部是目前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行动，对我党及中国人民今后的斗争，有决定的作用。在目前是时间决定一切，迟延一天即有一天的损失。”第二天下达严厉的命令：“必须在二十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再不能容许片刻迟缓。”[6]

但是，主持山东军区工作的罗荣桓却无法立即动身。因为陈毅还在途中，山东这一摊也很重要，不能扔下就走。再说，罗荣桓的肾病越来越重，已经卧床不起。军令如山，罗荣桓忍着腰痛，调遣人马，一部分由萧华指挥走海路，一部分过黄河北上走陆路，许世友、王建安等留在山东，接受陈毅指挥。

10月5日，陈毅长途跋涉一个多月后，到达临沂。罗荣桓见到这位井冈山的老战友，非常高兴。他抓紧时间向陈毅交代山东的工作，同时开始组织山东各主力部队进军东北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整编部队，设置兵站，筹集粮食，制订渡海和陆地行军路线。

10月10日，旷日持久的重庆谈判终于有了结果。蒋介石迫于国内各界压力，也作了一些让步。国共双方签署了“双十协定”，在解放区与军队的问题上，虽然国民党方面拒绝承认解放区的合法地位，但同意“维持现状”，承认了它的存在。共产党方面同意将军队缩编为20个师，并撤离江南的根据地。事后证明，蒋介石决心消灭共产党人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协议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毛泽东在重庆期间，通过会晤各界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真正赢得了人心，这才是他重庆之行的最大收获。

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部署催促进军东北的行动。25日，毛泽东又给陈毅、罗荣桓等下达严厉的渡海命令：“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7]其实，罗荣桓和山东军区领导未敢稍有怠慢，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当天，罗荣桓带领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等，乘汽车离开临沂去胶东。肾病严重的罗荣桓一直在尿血，在通过敌占区时，既不能乘车，又不能骑马，只好由战士用担架抬着行军，其痛苦可想而知。11月5日，他们到达龙口海滨。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指挥各部队渡海。码头上挤满了征集来的帆船、汽船。（据萧华回忆，当时征集到小汽船三十余只，每只可载七八十人；小帆船一百四十多只，每只可载二三十人。）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气象预报，没有导航设备，缺乏通讯联络的条件下，只要不是赶上狂风暴雨天气，一条条满载战士的小船就从港口强行出海，向辽东半岛驶去。

这次山东部队的大搬家规模空前，也是争夺东北战略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陆续到达东北的山东部队有：

万毅率领的滨海支队，约3 5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半岛，10月中旬抵达吉林的磐石、海龙地区。

萧华率山东军区机关人员及部队1 000余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于10月下旬到达安东（今丹东市）。

胶东军区副司令吴克华率山东6师及5师两个团，约8 000人，9月下旬从海路到辽东，10月24日到达营口地区。

渤海军区司令杨国夫率山东7师三个团，副政委刘其人率三个团，共12 000人，从陆路行军，11月分别到达山海关、古北口一带。

山东军区2师罗华生部，约7 5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上旬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山东军区1师梁兴初部，约7 500人，走陆路于11月中旬到达锦州以西地区。

山东田松支队约1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中旬到达牡丹江地区。

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直属部队和几个独立营，约4 000人，从海路到辽东，11月到达沈阳、安东地区。

最后出发的是鲁中军区司令罗舜初率领的山东3师及鲁中警备第3旅，共9 000余人。从海路到辽东，12月上旬到达沈阳、鞍山地区。[8]

上述各部队，人数总计约六万人。在1945年进军东北的十万大军中，除去黄克诚部三万多人，山东部队显然是绝对的主力。他们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这些经过抗日战争考验的老部队，作风硬朗，战斗力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3师，是进军东北的部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1945年9月初，黄克诚率部队从津浦路西返回苏北根据地，参加解放淮阴、淮安的战斗。在华中局驻地他获悉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东北，当即向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建议：给中央发电报，要求派大部队到东北去。饶漱石认为这不属于他管辖的事，不同意发这个电报。于是黄克诚以个人名义，于9月13日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就当前形势和我党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东北既能派队伍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黄克诚强调指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9]

黄克诚的建议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刘少奇向毛泽东通报情况时，特别汇报了黄克诚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3师开赴东北。这样，3师主力4个旅、3个特务团共35 000人在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领下，士气高昂地从苏北淮阴北上。经过山东时，山东军区希望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协助山东部队作战。黄克诚以为兵贵神速，直接向军委请示。中央军委10月6日答复：“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10]

3师仅在临沂休息了两天，补充粮食，便继续北上了。由于淮北痢疾流行，不少老战士生病。新补充的地方部队也来不及训练，拖着全部辎重长途行军，进度很受影响。黄克诚只好下令把辎重全部留下，轻装前进。在河北行军中，又遇上连阴雨天，部队在泥泞中艰难行进，一些战士的脚走烂了，一些掉了队。历尽千辛万苦，这支大部队终于在11月10日到达玉田境内。队伍减员3 000人，还有32 000余人，都已经疲惫不堪。[11]

为了填补上述部队走后留下的空白，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也开始大规模北上。从9月下旬开始，罗炳辉率新四军2师从高邮地区、张爱萍率领新四军4师从泗县地区、谭希林率新四军7师从无为地区相继北上到鲁南根据地。新四军江北主力的北上，给华中、淮南根据地造成了兵力不足的空缺，党中央认识到这些根据地的重要性，9月26日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如我在苏中、苏北、皖东不能击退顽军进攻，则对全国战略形势将受影响。”“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需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需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仍须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需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12]

新四军在江南的部队，也开始陆续北上了。9月下旬，在江苏宜兴县的张渚镇，新四军1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主持会议，研究北上的行动方案。

粟裕，湖南会同人，1927年参军，在叶挺部队中任班长。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红军中的一员战将。1934年他随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边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先遣队不幸失利。粟裕率领余部突出重围，在浙江南部山区打游击。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成立后，他率领部队北上东进苏中，协助陈毅打开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在指挥黄桥、车桥等战役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新四军中以擅长运动战、歼灭战闻名。1944年底，为了迎接抗日战略反攻，他奉命率1师主力再下江南，开辟天目山、四明山敌后根据地。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粟裕指挥部队出击，在短短一个月中收复许多县城、集镇。部队得到很大发展。此时，国民党军队在顾祝同指挥下，向南京、上海、杭州等铁路沿线大城市进发，抢夺胜利果实。粟裕、叶飞曾于8月底向华中局报告说，苏浙军区主力一、二、四3个纵队共9个团，12 000余人，加上浙东地方武装5 000人。由于这一带比较富裕，根据地的给养不成问题。如果新四军江北部队能抽调部分主力南下，他们就有了进攻大城市的力量。“如不能增兵江南，依现有兵力，放弃占领京沪大城市计划，依靠广大农村，我们有把握长期坚持苏、浙、皖三省边区斗争。”

9月25日，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华中局作出华东部队北调的行动计划。江南部队的行动是：“苏南先由粟裕率第一批两个旅约15 000人迅速集中后，立即出动到达苏中地区。稍加休整，并由苏中抽调两个旅补充估计约22 000人左右，作为第三批入鲁部队。叶飞率廖（政国）旅及苏南地方部队、地方干部约15 000人，掩护浙东部队经江北绕道五分区再到苏中。待浙东部队到达安全地区时，叶由苏南方能开始北撤。将来拟作第四批入鲁部队。”[13]

10月1日，新四军军部发表《关于江南部队北撤事告全体民众书》，向全国人民表明我党、我军的立场：“我们的抗战是胜利了，我们现在要什么呢？我们要和平、民主、团结；我们不要什么呢？不要内战和独裁。”“毛主席应蒋委员长电邀，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同时为了促进谈判成功，为全国和平团结的迅速实现，就又委曲求全，自愿将江南的新四军全部转移到江北。谁都了解这是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一个极大的让步，但共产党为了制止敌伪和反动派的阴谋，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全国和平团结，就不能不忍痛这样做。我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顾全大局的伟大胸怀及委曲求全的苦衷，是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赞许和谅解的。”[14]公开声明之后，江南部队开始了北调的秘密行动。10月初，粟裕率领苏浙军区机关和主力一、三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共约万人，从宜兴地区出发，在常州至奔牛之间越过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10月8日全部安全转移到江北的泰兴。由于行动隐蔽，国民党军队并未察觉，事后才派出10多艘军舰，在长江上来回巡逻。

叶飞率领的浙东部队转移则历尽艰辛。9月下旬，叶飞率苏浙军区四纵从金华地区出发，集结于长兴，配合浙东游击纵队渡钱塘江北上。这时，国民党军顾祝同部已进至杭州，企图拦截我军于钱塘江口，重演“皖南事变”的阴谋。形势顿时紧张起来。10月3日，华中局指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然而此时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4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在澉浦登陆，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我军坚决突围，血战竟日，在付出213人伤亡的代价后，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北上。

得悉浙东部队突围后，叶飞即率四纵主力经宜兴、句容，渡江北上到达泰兴。渡江时仅租到一艘商轮，昼夜不停地运送我军。10月16日夜里，当商轮运送最后一批人员时，因轮机损坏，船又超载，不幸沉没。叶飞闻讯赶到江边，黑夜茫茫，人手又少，除几十人获救，四纵政委韦一平等800余人不幸遇难。这是江南部队北上遭受的最严重的意外损失，令人痛心。[15]

最后一批北上的是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士们。抗战时期，在广东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活跃着几支抗日武装。主力是以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的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敌人，度过了极为艰苦的岁月。抗战胜利后，他们正准备迅速发展时，根据国共谈判的协议，党中央指示他们北上转移。为了保证转移的安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出第八小组前来广州。小组中有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少校、美方代表米勒上校。

执行小组到达后，国民党方面处处阻挠破坏。广东行营主任张发奎矢口否认广东有共产党武装存在，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从未听说有中共武装的番号、驻地和人数的通报，只有“专事扰乱治安者，仅系地方零星土匪”，“不能承认其为军队”。国民党的目的是等部队调遣完成，一举消灭广东境内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报纸上几次发表声明，驳斥国民党方面的谣言。周恩来安排林平到重庆，向各界人士介绍广东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历史和现状，迫使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并在重庆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1946年3月，由中共代表廖承志等组成的三人小组来广州，协助第八执行小组实施东江纵队撤退计划。

又是一场长时间的斗争和谈判。国民党方面使用种种手段，在东江纵队集结地点、人数、运送方式、所需经费等方面刁难拖延。我方则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灵活地与其周旋。美国代表米勒上校采取了比较公正的立场，尽力促成谈判的成功。当我方电台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他允许我方使用他的电台与延安联系。国民党方面提出没有粮食供给东江纵队，要我方先运送一批粮食给华北的国民党部队，作为交换才能保证东江纵队北撤的粮食供应。叶剑英同志办妥了这件事，并给广东党组织汇来一笔现款，终于保证了撤退计划的实行。

1946年6月29日，全面内战的阴云已经笼罩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上。东江纵队和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共2 500多人从各游击区集结到大鹏湾，登上三艘美国海军登陆舰，开始了北上的航行。7月5日，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各舰相继进入烟台港口。在岸上等待的胶东解放区军民热烈欢迎来自广东的战友们，烟台市内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扭着秧歌。东江纵队的干部、战士们含着热泪，高呼口号，仿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他们是幸运的，在内战爆发前，能安全圆满地撤退到解放区，的确是一个奇迹。东江纵队的北上，标志着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计划，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16]

[1]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　参见《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7页。

[4]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军委一局编：《山东我军行动部署摘报》。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8]　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9]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192页。

[10]　《黄克诚自述》，第194页。

[11]　《黄克诚自述》，第195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13]　《华中我军行动及部署》。

[14]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1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

[15]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16]　《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第3章　津浦路上争夺战

山东形势的新变化——破路阻敌北上——国民党军步步为营——陈毅到津浦路前线指挥作战——舍身炸碉堡的英雄陈金合——攻克滕县——围困临城——三个月战斗的成绩

1945年底到1946年初，山东部队主力奔赴东北，新四军主力相继北上，我军基本上完成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转移。陈毅元帅总结这个时期的形势是：“抗日战争结束，华东战场起了新的变化。一方面要抽调主力争取东北，山东六个师去了四个，黄克诚带3师也去了，华东的力量有所削弱；另一方面，华东面对上海、南京、徐州，国民党兵力很大，我们要重新组织战场，要统一力量，缩短战线。新四军北上山东，山东、华中两块合成一块；苏南、皖中、两广纵队撤回来，收回五个手指，捏成拳头。这是华东一个很大的特点。”“当时中央决定抽调主力去东北，山东、华中合并，撤回两广纵队、浙东的部队，缩短战线，吸引、分散敌人，进行各个击破，是完全正确的。华东执行是坚决的。”[1]

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兼程北上，国民党军队也在平行地与我军赛跑。从抗战胜利以来，蒋介石一边同毛泽东谈判，一边迅速调动兵力沿平汉、津浦铁路北上，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向解放区进攻。到1945年9月中旬，蒋介石就已经调动了36个军、73个师。其中一部分是国民党嫡系部队，由云、贵、湘、黔出动北上，或由越南海防、海南岛乘船北上。一部分是投降的伪军，蒋介石给他们加委封官，充当进攻解放区的先头部队。在这些调动的国民党军队中，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率12、97、骑2军进占商丘、徐州，准备打通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10月，19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率霍守义的12军、廖运泽的骑2军由徐州向济南推进，开路的是由伪军改编的吴化文部第3方面军。李弥率领的8军由海运到青岛登陆。

抗战胜利的果实，绝不能让蒋介石轻易夺走。为了阻止国民党军从平汉、津浦铁路北上，中共中央连续发出破路指示。10月1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起草了《关于在铁路线上消灭和阻止北进敌军的方针部署给各局、各区党委的指示》。在介绍了日本投降两个月来的敌我形势后，指出：“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

为了完成破路任务，刘少奇按各军区、军分区所在位置，分片负责，主要破坏津浦、陇海、平汉、正太、同蒲、平绥等几条干线，既要阻挡蒋军北上，又要防止阎锡山、傅作义部对解放区的进攻。但是，刘少奇特别指示不得破坏北宁线的北平至塘沽段，胶济线全线及津浦线徐州至海州段，为的是让投降的日军回国。在非解放区的铁路沿线，“应积极组织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务使其不能乘车而必须步行前进”。

刘少奇特别强调：“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轨、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定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定价奖赏。对于铁路工人和路警，应十分注意联合和解释，其失业者，须加救济，使其参加破路，不反对我军破路。”“凡为我控制之铁路及在可能时，对于高出地面用土垫起之路基，及车站、月台等，均须彻底破坏。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须彻底毁坏。”[2]

中央指示一下，各解放区军民闻风而动，在几天时间内，就将铁路扒了个稀烂。南北交通大动脉被切断，火车动弹不得。国民党军队北进的步伐被大大延缓了。与此同时，十万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和来自各解放区的干部，正源源不断、日夜兼程奔向东北。这一个月的竞赛举足轻重，共产党人尽管没有飞机、火车，就凭两条腿，硬是走在老蒋之前到了东北。如果没有破路的配合，这个先机是占不到的。

但是，山东军区在破路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罗荣桓执行中央的指示是从不含糊的，眼下他却忙得两头顾不过来。中央催促山东主力进军东北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口气又急又严厉。山东主力六个师中，四个师已经上路或整装待发。就是这样中央还嫌慢，毛泽东电报中说得很明确：“渡海与野战并重，而渡海最急。”又命令罗荣桓也到东北工作。这样，罗荣桓只好先顾一头，破路阻敌的事就交给鲁中军区留下的部队去办了。

国民党军队也不是傻瓜，特别是吴化文的伪军，与八路军打了多年交道，也有一套应付我们的方法。在沿津浦路向济南进军的途中，他们采取边修路边前进，步步为营的战术，让你无隙可乘。据罗荣桓、黎玉10月9日致军委的电报中反映：国民党军队行军的组织相当严密。

“行军两侧警戒严密，约1 000至3 000人不等，沿铁路两侧护路沟墙步行。其机关人员、行李辎重、伤病员均载车上。

出发前，其侧卫部队先乘车至警戒地带，下车警戒。待整个部队车辆通过后，再乘车跟去。

步行者全系轻装，多用跑步行进。火车与步行部队互相掩护，火车很慢。

侧卫部队沿护路沟墙行进，遇我袭击时，即以沟墙为主阵地进行掩护，火力较强。一般不向我冲锋，但某些要点，有时冲锋占领或争夺之。

火车载机动部队随时增援薄弱处，较远据点，敌亦用大炮策应。”

就这样，陈大庆、吴化文部沿津浦路步步北上，相继占领临城、兖州、邹县、大汶口等地，进入济南。山东军区10月11日向军委报告：

“12军、骑2军及吴化文等部15 000余人，自9月底沿津浦路北上，10月1日抵临城，3日抵滕县。此时我8师部队尚在台儿庄南，迄我转至滕县东，为时已晚。我破路不彻底，敌积极修路，使其顺利北上，我失去这一着。顽5日抵邹县，6日抵兖州，7日一部乘车，一部徒步北上。此时我3师及警3旅集于官村东，8日，其侧翼3 000人于官村附近与我激战一日，伤其70人。我因兵力分散，顽以护路沟墙作抵抗，形成火力对峙，未能有力堵击，敌窜大汶口。9日于南留村附近，复遇我4师截击，俘10余人，当日都抵泰安。10日继续北上，一部已抵济南。我鲁中阻击均未奏效，其主要原因是破路不彻底，未能争取多余的时间控制有利阵地，致形成单纯尾追，相当被动，使我在战略上又失一着。”[3]

陈毅刚到临沂，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困难局面。然而敌情的严重只是外部的困难，更严重的困难还是山东部队内部的问题。《陈毅传》中是这样描述的：

“首先，山东主力部队将以绝大多数开赴东北，包括八路军山东军区第1、2、3、7师全部，第5、6师的主力，18个警备团和基干团，部分军政干部共约60 000人。只留下第4、8两个师。与此同时新四军3师约30 000余人，也由黄克诚师长率领北调出关。陈毅所能指挥使用的山东野战部队，实际只有50 000人，加上警备旅和区县武装，以及华中方向新四军9个旅，整个华东总兵力也才40万人。兵力不强这是第一难。

第二难，是华东局面复杂，敌情严重。蒋介石还都南京，苏鲁解放区将成为直接威胁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大患’，成为蒋介石调兵北运的‘大障’，必先除之而后快。而陈毅所辖部队，力量相当分散，有刚从华中调来山东的，有刚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有在某一地区活动发展多年不愿远离老家的，也有干部过去对陈毅并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的。要在这种情况下将各个方面的力量归统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中协调的、可以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大兵团，来对付装备、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陈毅与罗荣桓交接工作后，马上与黎玉赶到邹县香城的前线指挥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陈毅向大家传达了中央指示和津浦路作战的意图，他以简洁的语言表示战斗的决心：“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谁敢来摘果，把枪缴下来！”

然而在兵力部署上，情况却是一点也不乐观。当时山东2、3师部队开赴东北，已经到了津浦路附近，陈毅原来想让这两个主力师参与对陈大庆部的战斗，由于中央一再催促，时间紧迫，2、3师来不及参战就匆匆北上了。新四军叶飞纵队已经到了淮北，中央命令他们准备去东北，也不能前来助战。到10月23日，陈毅手中掌握的部队仅有六个团。这么少的部队要控制几百公里的铁路沿线，简直不可能。陈毅向中央报告：“截止今晚止，我们手中只集中山东8师三个团，新四军9旅三个团，湖西一个地方团（600人），新四军5旅两个团要有日才能赶到。山东2师本日开至我们附近，又奉罗（荣桓）令东开。3师因开东北而东撤。新四军2旅王必成部及19旅谭希林部，本日从淮南、苏中动身，最快得11月10日左右才能赶到。顽方利用我军来去未能接替的空隙，正陆续取道徐州北上。陇海路没有阻击兵团，亦为最大原因之一。”

兵力不足也得打仗。在陈毅指挥下，山东军区8师师长王麓水、鲁中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带领部队首先向邹县、滕县之敌发起攻击。部队和民兵相结合，发动上万群众，几天之内把邹县南北的津浦铁路扒了约80里，迫使吴化文部龟缩在邹县、界河等几个据点内，切断了其与临城陈大庆部的联系。滕县以北的沙河据点为日军盘踞。我军令其缴枪，县城的日军装甲列车开来增援。我军派人与日军交涉，日军头目表示他们不愿与八路军作战，缴枪缴给谁都是一样，只是上边没有命令，他们不敢擅自行动。我军表示，不缴枪就不准通过，至少要求日军保持中立，不得帮助国民党军队。日军在城里有很多家属，准备一起回国，士气低落，接受了我方的条件。这样，我军可以集中有限的兵力，专门对付国民党军的北上部队。

这时，新四军二纵的5、9两个旅在罗炳辉、韦国清率领下赶到邹县前线。加强了我军的力量。11月1日，吴化文部5个师从滕县北上，我军在界河集结埋伏。国民党军以300多日军开路，进入我军包围圈内，顿时枪声大作，国民党军陷入混乱之中。日军根本不想卖命，早早缴枪，国民党军队被切断后路，无法退回滕县，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吴化文带领残余部队仓促逃往两下店。11月3日中午，国民党军企图突围，我军各路伏兵分头出击，除吴化文本人只身逃脱，国民党军军长于怀安、师长许树声以下4 000余人被俘。[4]

邹县被我军收复后，8师沿津浦路西侧南下，向临城逼近。11月11日夜里，该师23团向临城以西的柏山国民党军阵地发起进攻。敌军依据一个大碉堡，以密集火力死守。连队派爆破组上去，想用拉线手雷炸掉它。不料放好手雷，爆破员退下来使劲一抻拉线，线断了手雷却没响。连长眼看天快亮了，急得要命。这时班长陈金合主动请战。连长让他挂上拉线就撤回来。陈金合在机枪掩护下爬到碉堡跟前前，发现没办法挂上拉线。这时，他没有犹豫，也没有退回来，毅然用手拉响了手雷。碉堡在一声巨响中坍塌，陈金合也粉身碎骨，光荣牺牲了。陈毅在指挥部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地说：“陈金合是实际战争的领导者，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英雄！”这是山东部队在解放战争中涌现出的第一位战斗英雄，他的精神激励着所有的战士们，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接着，陈毅命令8师进攻滕县县城。滕县驻有国民党新2师约万余人，依仗高大的城墙和外围众多地堡企图顽抗。8师先扫清外围，消灭2 000多人后，将县城团团围困。8师师、团首长亲自到距城墙50米的前方观察地形，决定以东门为突破口。东门有三个炮楼，是最大的障碍。城墙下还有鹿砦、河沟，形成四道封锁线。8师组织主攻连队反复看地形，研究战术，组织了爆破组、投弹组、突击班，准备了攀登城墙的梯子、镢头。待准备工作完成后，于11月18日黄昏发起攻击。

下午4时，我军的山炮开火，发射17发，15发命中，东门的三个炮楼均被摧毁。爆破组冲向第一道铁丝网，第一包炸药一响，我军的机枪、迫击炮跟着怒吼起来，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第二爆破组冲向鹿砦，战士看见鹿砦稀松，便从中间钻过去，爬到城门前，一声巨响，东门被炸开。后面的投弹组、突击班乘着烟雾，迅速突入城中。他们机智地避开街道上的地堡，钻屋翻墙，展开巷战，使敌军火力无法封锁前进道路。后续部队冲入城中，对敌军实行分割包围。并使用俘虏当向导，专找敌人的师、团指挥部打。这一手很见效，一个敌军团长本来还想顽抗，看到自己手下只剩200人，又与其他部队隔开，遂丧失信心，缴枪投降。这一仗8师以400人伤亡，歼灭守敌8 000多人。其中俘虏7 600人，毙伤敌师长以下1 000余人。缴获山炮6门和大量枪支弹药。但是，8师师长王麓水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5]

滕县攻坚战的胜利使得我军士气高昂，陈毅与参谋长宋时轮商量，决定下一步进攻临城，拔掉国民党军在津浦路上这个最重要的据点。当时陈大庆属下的97军已经进据临城，听到我军连续进攻的消息，97军在临城匆忙布防，准备死守。

临城就是今天的薛城。东边是枣庄煤矿，西靠微山湖，南面是徐州。自津浦铁路开通后，临城就是交通枢纽和军事重镇。日本侵华时期，对临城尤其重视，修建大量炮楼和工事，铁路上有装甲列车巡逻。临城分为南北两个区，城外有几个小山作制高点。97军军长王毓文老奸巨猾，命令各部依托日本人留下的军事设施，加强防御。

在攻克滕县的同时，新四军9旅也攻克了枣庄的小窑、陶庄两个据点。这里是国民党新29师和日军一个中队把守。研究了敌情之后，大家认为小窑敌军力量比较薄弱，可以先拿下来。决定27团带上2门山炮、5门迫击炮进攻小窑。12月11日夜里开始攻击，一面前进，一面进行土工作业，挖掘壕堑。挖了一天一夜，把壕堑挖到了敌军工事前沿。13日下午，我军先用炮火将敌军的大碉堡全部摧毁，突击分队冲入村中，与敌军展开近战。日军比较滑头，保持中立不动。小窑之敌很快被消灭。守陶庄的国民党新29师副师长何志彬在我强大攻势下，经过谈判，被迫率所部5 000人投降。因我军清扫战场，看管不严，何志彬带领一部分人逃到临城。

11月25日，我军主力山东8师、新四军4、5、9、19旅开始进攻临城外围。先后占领了城北的官桥、辛庄；城南的沙沟、官庄等十几个村镇，破坏了临城至兖州、枣庄和徐州的三段铁路。12月1日起，5、9旅对临城东面的新29师发起攻击。激战两昼夜，消灭国民党军一个团，占领了全部阵地。在逐个争夺碉堡和制高点的战斗中，我26团打得极为艰苦，团长严光、政委谢锡玉等1 100余人负伤，294人牺牲。在炮火掩护下，外围国民党守军仓皇退入临城。鉴于我军重武器太少，攻坚能力有限，指挥部命令对临城实行围困。待国民党军忍受不住，我军就可以寻求机会，在运动中歼灭突围的97军或徐州来援之敌。[6]

据97军军部11月20日的记录，“本军给养已在极度困难情形下维持。今日后则仅以红薯、高粱、黑豆维持。甚而一日仅得一饱”。26日以后，“全军给养已极度困难，至四里石外围据点不守，补给更形困窘。官兵日仅稀饭一餐，战马饿死者已达百余匹，马草、马料更无处采购。弹药耗损殆尽”。就在97军处于穷途末路之际，蒋介石终于拉了他们一把。12月5日，国民党空军运输机在战斗机护航下，飞抵临城上空，投下30多包粮食弹药。以后又多次前来空投，使97军得以维持下去。直到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宣布停战，临城之围才因我军主动撤离而解除。[7]

我军在津浦路沿线连续获胜，使国民党军队及其收编的伪军大为震惊。为了北上增援临城，进犯鲁南解放区，陈大庆命令冯治安的第33集团军分三路进攻鲁南。打头阵的是郝鹏举指挥的第6路军。

郝鹏举，河南阌乡（今属灵宝市）人，早年投入冯玉祥的国民军，曾到苏联学习，因与人打架被开除学籍。回国后在冯玉祥军中任军参谋长，1929年蒋冯中原大战，郝鹏举见形势不利，脱离西北军，躲到郑州开澡堂子为业。后来又投靠蒋介石。蒋历来排斥杂牌部队，郝鹏举混得很不得志，又被撤职。抗战期间，他又投入汪精卫汉奸集团，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等职，带领部队驻守徐州、海州地区。抗战结束后，他随冯治安部接受国民党的收编。陈大庆到徐州后，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百般歧视。郝鹏举虽然心怀不满，也无可奈何。这时，陈大庆命令冯治安部北上，郝鹏举的部队又是打头阵，这不是明摆着让他们去送死嘛！郝鹏举不敢违抗军令，只能消极避战，希望能保存实力。1945年12月底，郝部进至江苏、山东交界的台儿庄，掩护国民党军队北上增援临城。郝鹏举感到自己的部队过于突出，随时有被新四军消灭的危险，日夜不安。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动员下，郝鹏举决心再赌一把运气，于1946年1月9日通电起义，脱离内战，率领部下1 000余人进入鲁南解放区。陈毅对郝鹏举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郝的通电全文，并将他接到临沂，盛宴招待。郝鹏举的部队被命名为“中国民主联盟军”，转移到莒县学习休整。这也是津浦路作战中取得的又一成绩。[8]

由于新四军部队调入山东，为了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决定将津浦前线部队组建为山东野战军。1946年1月7日，任命陈毅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黎玉为政委，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第二纵队和第7、第8师，共70 000余人。在此之前，1945年11月10日，渡江北上和留在华中、淮南的新四军部队组建为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共40 000余人。1946年1月4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电告华中局和陈毅：“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于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同志指挥。你们野战军经常的位置及战略性的行动，必须事先取得陈毅的同意并报告军委。”原来八路军、新四军的体制在新形势下重新组合，形成了山东、华中的两大主力。

三个月津浦铁路沿线作战，我军在战略调整的动荡中，克服兵力不足、装备落后等困难，连续出击，控制了津浦线260里长的路段和临城到枣庄的铁路，歼灭了众多国民党军和日、伪军，使国民党迅速打通津浦路，调兵北上的计划被迫延迟。不得不寄托于海运，将调往东北的军队运到秦皇岛上岸。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各解放区进军东北的大军，为开辟东北根据地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然而，三个月的作战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由于山东部队处于换防调整阶段，部队间的作战协同尚未建立起来。作战时各打各的，不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致使多数战斗打成了击溃战、消耗战。陈毅调兵遣将也不是得心应手，与各部队领导之间还要有一段适应过程。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作战中又表现出来，战争出现了曲折反复。

[1]　陈毅1962年2月10日的谈话。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1辑第1册。

[3]　军委一局编：《山东我军行动部署摘报》。

[4]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过渡阶段上册。

[5]　前锋：《8师滕县攻坚战经验》。

[6]　军委一局：《津浦线徐济段作战经过概述》。

[7]　《绥靖战史》97军战斗详报。

[8]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7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第4章　阴云笼罩下的“和平”

国共双方宣布停战令——蒋介石向王耀武面授机宜——光明与阴暗的两个世界——陈毅舌战国民党大员——国民党制造摩擦——黄河归故道的斗争——蒋介石整军备战——党中央告诫各地坚持斗争，不怕分裂——内战不可避免

“双十协定”签署之后，蒋介石即向北方各战区下达进攻命令，企图一口吃掉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两个月的战争进程给蒋介石迎头一棒，津浦路上进展缓慢，占领北平、天津都要依靠空中和海上运兵。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在东北到处活动，而国民党军队还在北宁线上慢慢推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被刘伯承、邓小平打得落花流水，马法五被擒、高树勋起义。这些挫折使蒋介石感到，要调兵遣将与共产党作真正的较量，尚需一段时间的准备。而国际国内要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美国也向蒋介石施加一些压力，召回赫尔利，派来马歇尔。于是蒋介石只好暂缓执行内战计划，接受共产党代表团提出的建议，于1946年1月10日宣布停战。在北平成立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为首的三人军事小组，监督停火和解决国共双方军事上的矛盾冲突。

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希望和平的。毛泽东在停战令中指出：“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需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1]

停战的消息传到山东临沂，当地群众一片欢腾。邮电局门前挤满了人，等待买一份《大众日报》的“号外”。阅报栏前也聚集着一大群人，听识字的人在高声朗读。当念到停战令已经下达时，在场的人都鼓掌高呼“好啊！”一位50多岁的老大爷买了20多份“号外”，嘴里喃喃地说：“和平，停战，俺老百姓可盼死了！”郊区后皮庄的民兵们召开大会，传达停战令。村长激动地说：“共产党为了咱老百姓，去年9月毛主席亲自去见老蒋，替俺们提出要求民主的那个意见，哪知老蒋说人话，不办人事，开了一百多万大军进攻解放区。这回国民党发下停战命令，实在是毛主席谋虑周到，没有俺们组织起来的力量，庄户粗人，谁爱听俺们嚷嚷。”有的说：“还没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时候，没听说国民党又向热河进攻了吗？我看咱们还得加点小心。”[2]

蒋介石是不希望和平的。就在停战令公布几天后，他向长沙发出紧急电报，要国民党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马上来重庆见他。王耀武是山东泰安人，出身贫寒，黄埔三期毕业生。抗战期间，他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在1941年春季江西上高会战中，他指挥74军重创日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很快被提升为方面军司令。在国民党将领中，王耀武被认为是比较有头脑，善于打仗的将领。

王耀武从长沙匆匆赶到汉口，换乘飞机到达重庆。蒋介石见到王耀武，面带笑容，勉励一通，然后表情严肃地对王耀武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们的部队变成国家的部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和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望。”他又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援华北及东北，任务繁重，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4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队改为第2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

回家乡当总司令，王耀武当然很愿意。但考虑到要与“共军”作战，又恐怕落下个发动内战的罪名，王耀武感到很矛盾。几天后他再次去见蒋介石，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第一，抗战胜利之后，军队风气太坏，需要整顿，目前不适宜与共产党作战；第二，官兵和老百姓都有厌战心理，想过太平日子；第三，要共产党放弃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最好能划给他们一个区域，可以减少冲突，也有利于国民党方面巩固地方统治。

蒋介石断然拒绝王耀武的建议，他说：“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你们不要因为和谈放松了准备，我们如果被他们打败了，就死无葬身之地。山东很重要，青岛又是美国的海军基地，我们必须控制。”接着，他向王耀武面授机宜：“现在津浦、胶济路都被共军截断，我吩咐空军运送你的司令部和部队到济南。以当前山东的情况看，胶济路比津浦路还重要。你到济南后，应尽力打通胶济路。我们的军队将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占领后，再由点线扩大成面。”[3]

看来，蒋介石对于打内战是决心已下，而且有了具体的方案。王耀武作为蒋的嫡系，当然是坚决执行。这么多的部队，要空运到济南而不暴露目标，该是一件多难的事。王耀武与先到济南的李延年商定：飞机将军队运到时，机场戒严，用带篷的卡车将部队拉到空闲的工厂，不许与老百姓见面。对外就说是李延年12军的。这样，在1946年2月停战期间，国民党第4方面军的部队从武汉机场起飞，陆续运送到济南。

王耀武到济南后，发现情况确实对他十分不利。共产党在山东占有绝对优势，除了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外，县城和广大乡村都是共产党的根据地。由于交通尚未恢复，城里的粮食、物资极度匮乏，人心动荡。济南这座历史名城，过去被人称颂为“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而现在是“三面八路一面匪，一城司令半城兵”。何应钦来济南视察，夜里听到城南郊区有机关枪和迫击炮声，不觉胆战心惊。早晨起来就问王耀武：“昨天夜里有枪炮声，你听到没有？”王说听到了。何应钦说：“济南郊区就有共军活动，他们如果用炮向城里射击，都可以打得到。这样对我们威胁太大，要把他们打远一些。”王耀武苦笑而已，何应钦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山东共军的力量优于我们，济南四面楚歌，处在孤立状态中，如不增加部队向外开展，前途并不乐观。”

别处的情况比济南也好不到哪里去。泰安城里闹哄哄地挤满了逃难的汉奸和伪军。有个人叫辆黄包车去县政府，走了一段路，车夫突然问：“先生，你去哪一个县政府？”原来八路军大反攻时，附近各县的伪政权和保安队都仓皇逃命，涌入泰安城，一个城里竟有八个“县政府”。这些汉奸把伪军和保安队纠集起来，自制“山东省防军暂编1师”的旗号，为非作歹起来。城墙上修了碉堡、垛子，城墙外挖了深沟。城里各街巷口都修了工事，这些都是强迫城里的老百姓拆房扒瓦，做苦工搞起来的。伪军在城里要吃要喝，三天两头向百姓派粮派款；伪军经常破门而入，抢了面条抢柴禾，还顺手拿走人家的衣服被面。老百姓愤怒地说：“鬼子投降以后这几个月，比鬼子在这里的八年还难熬！”当停战谈判代表来泰安视察时，每次都有许多老头老太太跪在街头哭喊：“救救我们啊！”[4]

而解放区这边，却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记者在临沂城看到：热闹的集市上纸烟、布匹、肥皂、毛巾等工业品应有尽有，价格也非常便宜。一条抽纱大手帕只卖3元，在重庆至少要500法币。蔬菜摊子更多，卖猪肉、生熟牛肉、煎饼、锅贴的摊子走几步就是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向记者介绍，自临沂解放以来，集市规模扩大了20倍。民主政权成立后，先是发放救济粮，然后是清算分配敌伪资产，同时发展生产，使当地面貌迅速发生变化。原来城里没有一家工厂，现在有了纺织厂、制硝厂。农民分到土地，养了猪，现在一斤猪肉仅14元（解放区货币），普通农民也吃得起。走在街上看着每个人的脸，都流露着喜悦和兴奋的表情。[5]

山东的大部分矿产资源也掌握在解放区人民手中。著名的枣庄煤矿，我方控制着三个大矿井、七个小矿井，占全部矿产的90%。周村煤矿在我方积极修复下，已经日产2 000多吨煤。胶东的金矿也恢复了生产。淮北沿海地区的大部分盐场也在我方控制之下。我军恢复了运河的航运事业，促进了华中、两淮和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往来，运河的税收为解放区经济增加了收入。山东解放区当时是各解放区中最富庶的，有力地支援了中共中央和其他解放区的发展。所有这些，都令国民党当局垂涎妒忌。

1946年1月24日，军调部徐州执行小组从徐州飞到峄县，与山东解放区领导人会晤，商谈停战协定执行问题。陈毅、黎玉、张云逸、陈士榘、舒同等前往迎接。美方代表黑里斯上校询问陈毅停火执行情况，陈毅直言相告：我军部队严格执行了停战令，但一些地方的伪军拒不投降，仍向我方开枪挑衅。至于国民党方面声称我军仍在进攻，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

黑里斯上校问：“目前在临城为共产党军队包围的政府军，粮食极感困难，可否下令将部队向后稍撤，给对方解决此问题以方便？”

陈毅答：“我们正在这样做，日前我方曾几度派人前往临城交涉，允许其运粮。”

黑里斯又问：“据盐务局报告，共产党部队在苏北控制许多盐田，希望能将部队撤离以上地区，以便恢复生产。”

陈毅答：“这些盐田都是我军从敌人手中夺回来的，因为国民党盐务局在抗战初期即到大后方去了，现在以上盐田，已交当地民主政府管理，并早已恢复生产。”

黑里斯上校又说：“煤为上海、南京各大都市需要，希望共产党军队控制的煤矿，不至损坏矿上的设备才好。”

陈毅答：“煤不仅为各大都市需要，而且也为我们解放区人民所需要。我们对山东的煤矿，无论公营和私营，均一律采取保护的方针。比如山东的淄博煤矿，我军曾和敌人反复争夺过三次，最后终为我解放。我们对该煤矿主要考虑如何复工的问题。”

陈毅见黑里斯上校絮絮叨叨，好像在为国民党讨饭，不觉好笑。他将话题一转，指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伪军仍盘踞着若干地区，拒不向我军投降。而且国民党方面无理剥夺我军受降的权利。陈毅严肃地说：“一个打胜仗的士兵，他应得到战利品；一个打胜仗的军队，他应该受降。假如剥夺这种正当权利，不仅不公道，不合正义，而且是一种侮辱，这是很难容忍的。”

陈毅的谈话，从容大度，有理有节，黑里斯上校为这位共产党人的风度所感动，连连点头称是。在谈判桌上，共产党人先赢了一分。[6]

1946年3月1日，陈毅、黎玉等乘飞机从临沂到达济南，准备迎接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来济南、徐州视察军事调处事宜。在济南等候的一天中，陈毅会晤了王耀武。陈毅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就问：“你们的报纸说，‘山东国军对共军像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是真的吗？”

王耀武表情尴尬，很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吹牛皮的。”

陈毅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呢，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的报纸总是什么‘土匪’长‘土匪’短的，都是王婆卖瓜的那一套。”

王耀武说：“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陈毅有兴趣地问：“哪三大好处？”

王耀武说：“一是共产党方面还读书，经常看到你们高级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内哪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群众关系好……”

陈毅幽默地打断他的话：“你们不是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吗？”

王耀武说：“那是宣传的。三是你们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你们。”

陈毅觉得王耀武还是个说实话的人，有些见识。就说：“我们也有缺点，一是读书没止境；二是与老百姓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的关系便是搞不好的；三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差。”

三天之后，陈毅到了徐州，又见到“皖南事变”的老冤家顾祝同。陈毅对他说：“现在和平民主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北伐是一种潮流，你和蒋先生都是那时候起来的，可知顺潮流的人便能存在。抗日也是一种潮流，现在民主和平也是一样，谁想抗拒阻止，他一定要失败的。”

看顾祝同表示同意，陈毅就问他：“你看和平民主是否有希望？”

顾祝同说：“这完全决定于美国。美国人要打就非打不可，美国人不打，要打也打不起来的。”

陈毅问：“老先生不是闹着要打吗？”

顾祝同说：“委员长也没有办法，老头子能顶什么事！”

陈毅问：“打起来前途如何？”

顾祝同说：“你们作战勇敢，但装备不好，现代战争主要是技术决定一切的。”

陈毅顶他：“我们也缴获了日本人很多武器，装备不一定差吧。现在美国人要打，你们应该起来反对嘛。”

顾祝同摇着头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真难说。你们共产党的报纸说我是‘皖南事变’的刽子手，其实真冤枉。我不过是执行命令。”

顾祝同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知道当面斗不过陈毅，就派参谋长去作说客。参谋长先给陈毅戴高帽子，吹捧一通，然后说：“陈先生要负责让步些，不要给国民党刺激太多了，让好战者找到借口。”

陈毅立即反驳：“你的话不对，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刺激太大太多了。如果进犯解放区，我们是要坚决自卫的。你们总是称我们为‘土匪’，这不是刺激吗？你看我是不是‘土匪’？”

参谋长说：“陈先生很有学问，哪里是‘土匪’。”[7]

国民党反动派一向口是心非，他们当面说好话，背后却一再搞阴谋，用种种手段破坏谈判，制造事端。

1946年3月2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一行飞抵济南。陈毅、黎玉及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第2绥靖区长官王耀武等到机场迎接，然后一同到国民党省党部大楼开会。济南老百姓挂起彩旗，张贴标语，夹道欢迎“和平使者”。但在欢迎人群中，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少数人乱喊污蔑共产党的口号，但响应者寥寥。

当三人小组分别听取了国共双方代表所作的汇报后，省党部大院里聚集了一批“学生”。他们呼喊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回家”，一个中年男人混在他们中间低声吩咐：“一定要求周恩来出来讲话，你们的口号和要求态度要强硬。”当周恩来出现在讲坛上，他从容镇定地对大家讲道：

“各位先生，我和马、张两将军在此受到各位热烈的欢迎，甚为感谢。诸位的希望很清楚，就是要和平。抗战胜利后，我和马、张两将军所努力的就是要全国实现和平。山东在抗战当中，在敌人的残酷统治下，受尽了痛苦，我现在来慰问诸先生。现在乡村和城市不应再隔绝了，应该恢复交通了，城市父老需要粮食，乡村父老需要商品，我们应该保证实现这些要求。我看见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握手言欢，我很高兴，山东从此可以获得和平。这次我们三人来，诸位所希望的和平、民主、统一是一定要实现的！”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鼓掌之后便散去了，并没有发生一些人盼望的反共场面。[8]多年后王耀武在回忆录中承认，这些请愿是国民党当局策划的，鼓动一些地主子弟和国民党职员闹事，“借机诬蔑共产党，使周副主席难堪，使马歇尔认为山东的百姓是反共的”。遗憾的是，这些把戏又失败了。

停战谈判期间，共产党和民主政府认真执行协定，积极配合停战谈判的工作。各军分区向执行小组提供详细材料，标明我军各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并介绍等待回国的日军和伪军的驻地和具体情况，便利执行小组进行划界和调停。执行小组在解放区活动期间，我方都给予热情接待。而国民党方面一再玩弄阴谋，以种种手段进行挑衅。当执行小组前往地方视察时，经常遇到闹事者高喊诬蔑共产党的口号，扣留、毒打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例如1946年5月21日，第22小组我方代表甘重斗及翻译吴武汉到枣庄中兴煤矿开会，解决伪军王继美部盘踞破坏煤矿设备问题。会后乘车返回途中，遭到便衣伪军士兵毒打。甘重斗被打断肋骨，伤势严重。在山东野战军总部强烈抗议下，被军调部送往北平医院治疗。6月10日，执行小组到晏城调解伪军向我军挑衅事件，途中遭到伪军射击。结果子弹不长眼，打死了国民党联络官雷奋强，我方人员刘仁秀负伤。国民党方面硬说雷是被共军打死的，将我方代表缴枪、扣押几天，又强迫他们离开济南。从2月中旬到6月中旬，仅我方代表团向军调部提供的备忘录中，我方谈判代表和小组工作人员被侮辱和伤害事件就有25起。国民党军和伪军向我方挑衅的事件就更多了。

国民党利用停战时期暗中备战，调遣军队，并得到美国人的暗中支持。当时泰安城内驻扎着宁春霖部伪军8 000余人，在我军包围下，已成瓮中之鳖。粮食弹药都极为缺乏。王耀武想保存这部分力量，设法让其突围到济南。如果没有足够的弹药，这帮家伙出城不远就会被我军消灭。当时我军严守停战协定，停止对泰安的军事行动，并允许往城内运送粮食柴草。王耀武想借运粮的机会，把子弹装在麻袋里，每次运几十包。他把偷运子弹的事预先告诉了美方代表雷克上校，得到他的默许。正逢军事调处小组要到泰安视察，王耀武命令部下把子弹与大米混在麻袋里，装了几车厢，随车运到泰安车站。不料搬运工人卸货时，感到有的麻袋重，有的麻袋轻，产生怀疑。我方代表要求开包检查。国民党代表慌了手脚，命令关上车厢，宁可再拉回济南，也不让开包检查。结果，偷运子弹没有成功。雷克上校也当众出丑，回去对王耀武大发牢骚。

1946年3月间，国民党在济南制造了一起“王道事件”。王道是鲁中军区独立旅旅长，奉命带几个干部到济南与国民党省政府接洽交换日用品的事情。国民党军统特务诬陷王道是共产党派来搞情报的，硬将他们扣留起来。特务编造了王道等人的脱离共产党的“电报”，造成既成事实，让他想回也回不去。国民党特务的如意算盘是：王道不是老八路，原来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旅长，后来带部队投奔了八路军。把他争取过来，可以得到许多共产党的情报。他们派王道去给国民党军官办训练班，教授对付共产党的战术。谁知王道讲课时反复宣传共产党的好处，说：“共产党就是因为抗战到底，才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学共产党的方法来对付共产党，首先就学他们诚心诚意为人民。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就是好，没有二流子，没有浪费和不生产的事，所以遇到灾荒也饿不死人。”特务们把情况报告给王耀武，王耀武感叹地说：“共产党真厉害，像王道这样的人，过去是国民党的旅长，一旦投了共产党，竟对共产党如此忠心。不要让他讲了，把他关起来好了。”后来王道被关了将近一年，才被人救出，辗转回到了解放区。[9]

在停战的半年内，国民党当局从各方面捣乱破坏，给解放区制造困难和麻烦。1946年1月，南京政府宣布“黄河归故”的决定。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与日军作战中节节败退，为了阻挡日军进攻，竟然不顾中原百万人民的生死安危，炸开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大片“黄泛区”，造成河南、安徽、江苏的44个市县受灾，淹没耕地84万公顷，89万人死亡，390万人逃荒。从此后，黄河改道经由中牟、扶沟、太康等县，夺颍河、涡河入淮河，再入黄海。抗战期间，花园口以下黄河故道成为我冀鲁豫、山东抗日根据地管辖范围。

从理论上说，黄河应当回归故道。但是国民党选择的时机居心叵测。正如周恩来1946年1月8日的谈话所指出，蒋介石急于将黄河回归故道的用心“就在想利用黄河水淹死豫、鲁解放区人民和部队，隔断解放区的自卫动员，破坏解放区的物资供给，好便于他的进攻和侵占，以达到他的军事目的”。

黄河改道八年间，从花园口到山东利津的下游故道变化很大。由于河床干枯，很多老百姓迁到大堤内开荒种地，拆护堤的砖石盖屋建房。形成了200多个村庄。河堤多处被挖开口子，变成通衢大道。黄河归故，首先要迁移几万户居民，修复上千里破旧的河堤。这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办到的事情。国民党方面不顾解放区老百姓死活，强行在花园口开始堵口工程，扬言要在两个月内合龙，将黄河回归故道。国民党的蛮横行径引起了故道两岸人民的愤怒，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共中央指示冀鲁豫解放区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山东渤海解放区成立黄河河务局，一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一面动员群众做好准备工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暂停堵口，与解放区代表谈判。1946年4月在开封达成初步协议：堵口与修复大堤同时进行，由南京方面拨款救济河床内的迁移百姓，并解决修堤所需的民工、物资、运输等工程费用。

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内战，加紧堵口行动，白崇禧、刘峙等将领先后到花园口视察，带有明显的军事目的。对解放区的救济粮款和工程用款，则一拖再拖。根据协议，解放区一期修堤工程应由南京方面拨款100亿元，实际只拨40亿元。7月应将8 800吨面粉运到菏泽，2 500吨面粉运到渤海解放区。实际上只有500吨运到菏泽，1 300吨运到渤海区，致使数万修堤民工忍饥挨饿。1946年7月国共破裂，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长清、东明等地袭击修堤民工，抢走修河工具，多次骚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合龙，黄河水滚滚东流，全部注入故道。沿河的濮阳、范县等10个县的河滩区内就有237个村庄被淹，淹没耕地27万亩，造成了大量新灾民。国民党借黄河归故之名，行淹没解放区之实的罪恶行径，暴露无遗。[10]

在制造摩擦、对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挑衅的同时，蒋介石抓紧时间整顿军队、调兵遣将，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1946年3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名为裁减军队，实为整顿军队质量，进行战争动员。蒋介石在会议上说：“我们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有信心，有把握取胜，问题是在军事上，就是在你们这些高级将领身上。你们是否有把握指挥自己的部队打败共军？你们必须确实掌握好你们的军队，不要腐化堕落，要努力完成任务。”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时期的整顿，把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如王耀武的老部队74军改为整编74师，由张灵甫任师长。原来的师整编为两个团建制的旅，拆散一个团补充其他的团，使之达到满员。多余的军官调到后方，拉大批青年学生入伍，进行训练。以日军投降缴获的武器和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部队，重点装备几个嫡系部队。这样，表面上看起来国民党军队编制少了，而战斗力实际上加强了许多。整编好的部队陆续调往靠近解放区的战略要地，以求集中优势兵力向解放区发动突然进攻。华东地区是蒋介石进攻的重点，1946年1月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在华东共有17个正规军47个师，加上部分伪军。到6月底，南京方面陆续将第100、65、99、5、73、88、54军共7个军、19个师增调到华东解放区周围。这样，国民党军对付华东解放区的总兵力达到23个军，共52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停战半年时间，国民党方面对华东解放区的袭击达900余次，蚕食村庄城镇300多个。

当时，国共双方的争夺焦点在东北，中共中央命令东北局与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斗争，组织四平保卫战。而在其他地区则尽量保持克制，避免与国民党破裂。因为对全面内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平”的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干部和部队。有的同志认为，战争一时打不起来了。山东8师曾在一个连队进行调查，全连72人，认为“人人要和平，和平可靠”的占44人；认为“努力就可靠，不努力不可靠”的占7人；认为“解放区地面小，蒋介石队伍多，美国还帮他，现在小冲突，将来大冲突，和平不可靠”的占21人。可见，能保持警惕性的同志仅有三分之一。在根据地后方，也出现了许多混乱的现象。许多人要求复员，回老家去过太平日子。机关脱产人员大量增加，财政开支盲目增长，出现赤字。本来各根据地依靠征收公粮就能维持党、政、军人员的口粮，由于脱产人员剧增，粮食供应也出现紧张。有的单位“自筹经费”，竞相开设商店，与民争利，影响了市场的稳定，造成物价上涨。有的地区解散或削弱了民兵武装，这些现象在淮南地区表现比较严重，全面内战爆发后，使得淮南地区出现了不应有的混乱局面。[11]

这种情况，不仅华东有，其他根据地也有。蒋介石表面上鼓吹“民主”，召开政协会议，却根本不承认政协的决议。暗地里却调兵遣将，加紧内战准备。中共中央很快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乐观情绪中清醒过来，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停战协定、政协决议、整军方案我们是不愿其破坏的。但反动派必欲破坏，只要使人民了解这是由国方破坏的，而不是由我方破坏的，那对于中国的前途，也会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们不破坏它们，但我们决不怕反动派破坏，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12]

山东、华中的领导人接到中央指示，命令各部队开展“百日练兵”运动，提高政治觉悟，加强正规化训练，以便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果然，从4月起，东北炮声隆隆，东北民主联军展开四平保卫战，与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激烈厮杀。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我军因消耗过大，主动退出四平，放弃长春，撤退到松花江北岸。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在短暂的停战期间，向中共驻南京谈判代表团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苛刻条件：中共让出南满、西满、东满地区，只准许保留3个师的编制和北满部分地区；中共让出热河、察哈尔全境；中共立即退出山东新收复的城镇，让出烟台、威海卫让国民党军进驻；让国民党军队继续增兵青岛、天津、北平，以便使美军撤退。

面对蒋介石的恐吓和威胁，周恩来愤怒地拒绝了国民党的条件。中共中央迅速通知各解放区，全面内战将于7月爆发，各部队要加紧准备，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平的气氛已经散去，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2]　《大众日报》1946年1月16日。

[3]　王耀武：《蒋介石指示我在山东破坏和谈和调处的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4]　李普：《泰安城的悲哀》，《大众日报》1946年3月2日。

[5]　李普：《临沂风光》，《大众日报》1946年2月28日。

[6]　《大众日报》1946年1月30日。

[7]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8]　周而复：《济南一幕》，《大众日报》1946年3月9日。

[9]　王耀武：《蒋介石指示我在山东破坏和谈和调处的真相》，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10]　王传忠等编：《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

[11]　南京军区战史资料编辑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第1章第2节。（1958年8月初稿）

[1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第5章　苏中七战七捷（一）

巩固苏中根据地——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毛泽东筹划南线作战——粟裕请求在苏中先打几仗——宣家堡、泰兴初战告捷——如皋痛击49师——毛泽东指示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军主动撤离海安

1945年10月中旬，粟裕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到达海安。这里是苏中军区所在地，他们受到老战友、苏中军区司令员兼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的热烈欢迎。

当时的苏中根据地拥有长江以北、京杭大运河以东、北至斗龙港、东至黄海的一片约23 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相当于今天江苏省的南通地区大部和盐城地区南部。这里城镇比较稠密，人口800余万。盛产粮食、棉花、食油、海盐等重要战略物资，棉纺织业和商业也很发达。平原上水网密布，公路纵横，生存环境相当优越。抗日战争中，陈毅率新四军渡江北上，在盐城建立新四军军部。粟裕被任命为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到东台、泰兴、海安、兴化、南通一带开辟根据地。1944年底粟裕奉命过长江开辟苏浙根据地前，苏中已经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时隔不到一年，粟裕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老根据地，如同回到家乡一般的亲切。

“双十协定”公布后，苏中地区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在此之前，新四军苏中部队在管文蔚、陈丕显、吉洛（姬鹏飞）领导下，自8月中旬大举出击，向盘踞大小城镇的伪军发起进攻，很快收复了泰兴、海安、兴化、如皋等一批县城，向高邮、南通逼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从津浦路向大运河以东的苏中和淮南、淮北地区进发。苏中解放区与南京、上海仅隔一条大江，蒋介石当然容不得身边有这样一个解放区的存在。他委任顾祝同为徐州行营主任，汤恩伯、李品仙为副主任，用飞机将嫡系的5军、74军空运到南京。伪军孙良诚的25军进至扬州，4军盘踞盐城，还有几个师也正从徐州、安徽调往津浦路以东，企图三面包围，将苏中解放区吃掉。

到达苏中后，粟裕与大家分析了形势，认为和平是靠不住的，苏中地处与国民党斗争的前线，战争不可避免。这时，党中央根据战略形势的变化，决定将中共山东分局与华中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饶漱石为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陈毅为副书记兼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原华中局改为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因此，华中的党和军队领导也作了相应的调整。10月27日，粟裕接到华中分局转达的中央命令，任命他为苏皖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邓子恢、谭震林为正、副政委。粟裕认为张鼎丞资历比他老，当副职不合适，当天就给中央发出电报，说明鼎丞同志“抗战以前为长辈，抗战初期为职之上级”，“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中央领导看到粟裕这封恳切的电报，感到粟裕确实是从大局和团结的愿望出发，表示了不计职位高低的谦虚态度，于是29日指示华中局，同意粟裕的要求，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1]

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势必要对部队也进行调整和改编。当时新四军部分主力北上山东，江南主力回到华中，部队产生了一些动荡不安情绪。一方面要适应新的环境，一方面要重新组织部署，使之尽快安定下来。当时华中局曾有指示，以老部队与新部队混编，成立新建制。粟裕感到不妥，老部队是作战的骨干，一旦打乱原有编制，与新部队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相互适应，很可能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不能适应突然情况。而战争危险时刻存在，不可能有很从容的时间来完成整编。想到这些，粟裕在10月27日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不要过分打乱各师建制。电报说：

“此次华中北调部队除三纵保持整个建制外，其他各主力师均系分别抽调。似此不同建制之部队，今后须有较长时期方可打通思想，但对目前战斗之协同配合不利（特别是华中分局领导下之部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此点虽曾向华中局及分局建议，未蒙采纳，对此问题尚不能完全理解。因职以为各师地区既留有地方兵团，虽将当地主力师调走，对坚持似无大影响。因此，职意应尽可能不过分破坏建制，较为有利。职敢冒本位、宗派主义之嫌，特电告中央，尚盼指示。”[2]

中央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意见。认为集中主力，形成拳头，对作战是有利的。回电同意粟裕的建议，在原来老部队的基础上组建华中野战军，编成四个纵队：

原苏浙军区一纵编为六纵，王必成任司令，江渭清任政委。

原苏中军区主力编为七纵，吉洛任司令兼政委。

原苏浙军区三纵编为八纵，陶勇任司令，卢胜任政委。

原新四军4师的11、12旅编为九纵，张震任司令兼政委。

这四个纵队加上华中地方武装，总数近15万人，由于新四军主力大规模的调动，华中的情况并不稳定。这时，山东野战军领导向中央建议，再抽华中部分主力北上，支援山东方向的作战。华中局领导接到电报，认为这样会引起华中局势动荡，不如先在华中打几个胜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再支援山东。11月30日华中局致电中央，说明华中存在的不稳定现象。“此种现象，除继续政治动员与解释外，尚须在各主要方面打几个胜仗才能稳定。”

关于作战的设想，华中局的电报说：“依华中情况发展，将来至少有两个以上的作战方向。除蚌埠至徐州段为主要方向外，高邮运河线亦将为顽军主要进攻方向之一。现25军有两个师正开扬州、泰州、高邮一线，此路对分割我华中地区威胁甚大。淮南及南通和灌云方向亦将是其次要的进攻方向。”

华中局的电报告诉中央：现在他们能够机动作战的主力只有六、八、九三个纵队，近4万人，骨干只有王必成、陶勇的6个团。加上华中地方部队也不过6万人，力量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实在无法分兵给山东，必要时可以临时抽调配合山东作战。

当时华中部队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打几个胜仗，扩大和巩固根据地，真正在这个地区站住脚。当时伪军孙良诚部的4军盘踞着盐城和周围的几个据点，等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是一个心腹之患，华中局决定肃清这股伪军，夺回盐城这个战略要地。苏中军区受命完成这个任务，管文蔚、陈丕显调集两个纵队和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从四面包围了盐城和附近的伪军据点。

伪军据点的防御还是比较严密的，我军首先进攻的目标是伍佑镇。这里有伪军39师数千人把守。管文蔚等研究了敌情，决定设计把伪军引出城来消灭。他争取了一个伪军俘虏，模仿4军军长赵云祥的笔迹写了一封信，叫伪39师师长按时向北门突围。随后，我军开始向伍佑城发起佯攻。伪军师长是个粗人，信以为真，便下令打开北门往外冲。伪军一出城就乱了套，四散逃命，我军杀声震天，合围上来，把2 300伪军干脆利落地消灭干净。然后乘胜追击，将盐城团团包围。

盐城中的赵云祥非常恐慌，39师是他的主力，竟然这样快就被消灭，说明新四军力量强大，以盐城里这些伪军恐怕是守不住的。部下建议赵云祥找新四军谈判，他只好惴惴不安地来见管文蔚和姬鹏飞。

管文蔚直率地对赵云祥说：“你的部队只有两条路，要么打光，要么投降。你走哪条路？想好了没有？”

赵云祥低声说，他们请求起义，希望新四军不要拆散他们的部队建制，保护军官和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管文蔚要求赵云祥放下武器，带部队出城等候整编。这样，盐城不费我军一枪一弹，顺利解决。11月11日，新四军进入盐城。赵云祥心里发虚，怕新四军追究他的罪恶。借口到扬州说服孙良诚起义，带家属离开盐城。到了扬州，赵云祥便被孙良诚扣押起来。他的部队经过我军的改造整编，组成3个团，充实了华中野战军的力量。

盐城收复后，粟裕率领六、八两个主力纵队与管文蔚的部队会合。下一步打哪个地方，粟裕经过思考，12月15日致电陈毅、饶漱石，建议组织高邮战役。他指出：现在伪军孙良诚的25军占据高邮，如果敌人沿大运河北上，华中解放区有被分割、孤立的危险，对山东的配合也会减弱。如果夺取高邮、邵伯，我军就可以控制大运河这条运输线，保证华中的经济供给，对今后的作战意义极大。

中央军委、华东局很快批准了粟裕的计划。粟裕命令管文蔚指挥7纵攻邵伯，而以主力八纵主攻高邮。高邮是两淮地区的门户，西临运河、高邮湖，三面是水网，只有一条运河大堤公路贯穿南北，工事坚固，易守难攻。高邮城里驻守着日军一个大队、4 000多伪军，一个小小的城市，几乎家家住兵。日本人奉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在那里留守，人无斗志；伪军则等着国民党来接受，气焰嚣张。我军士气旺盛，志在必得。战斗打响后，12月21日，七纵攻占邵伯，25日，八纵攻克高邮，日军很快投降，我军俘虏日军891人、伪军3 493人。高邮战斗的胜利，拔掉了敌人设在解放区门口的一个重要据点。除扬州、南通、泰州等主要城市外，苏中、苏北全部解放，并与山东解放区联成一片。粟裕高兴地对管文蔚说：“现在苏北地区，除了南通、泰州、扬州、海州、徐州这几个孤立的城市外，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原来四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东滨黄海，南界长江，西迄涡河、裕溪口一线，北接陇海路这样一块广大的解放区。有这么多人口，养二三十万兵不成问题。给养、兵源都有了保证。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已建立起来，群众的基础又那么好，加强和平建设是有很大力量的，即使再打起仗来，我们也有条件在这里战胜敌人的。”[3]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后，苏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受和平思想的影响，一部分干部认为国共开始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召开了，武装斗争可能没有了，即使有也是局部摩擦。军队要国家化，整军复员也搞起来了。部队干部很多人对此是表示怀疑的，认为和平不可靠，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但上级说和平了，有的干部就想结婚成家，过安稳日子。有的看到地方干部穿得好，部队还穿老粗布衣服，也不安心，想转到地方工作。但是粟裕等领导人却没有放松警惕。遵照中央和华东局指示，他们开展了“百日练兵”，教育干部战士不可松懈。

果然，到了1946年5月，东北方面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四平之战结束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了长春。蒋介石认为他有把握消灭共产党军队，得意洋洋地飞往沈阳督战。美国方面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显地偏向国民党一方。当时，中共中央还不愿与国民党全面破裂，6月初周恩来回延安汇报时，中央还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但蒋介石咄咄逼人，6月17日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停战条件：要求中共退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山东的烟台、威海，东北的哈尔滨、安东、通化，以及6月7日后在山东解放的大小城镇。25日，更要求中共退出胶济铁路沿线、苏北和6月7日后在山西、河北解放的大小城镇。马歇尔也压中共代表团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周恩来对此极为愤慨，表示根本不能考虑。国民党代表在与周恩来谈判时又提出由美方行使最后决定权，周恩来怒不可遏，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丧失国权的办法。[4]

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蒋介石是决心要打全面内战，退让已经没有出路。周恩来于6月22日电告中央：蒋介石不仅要在东北大打，也将向关内解放区进攻。战争可能在7月初开始，所以应在8天之内积极备战。

毛泽东思考了几天几夜，终于下定决心以自卫战争对付蒋介石的全面内战。6月22日，他设想了一个南线作战的战略计划，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同志考虑：如果国民党军队向我大举进攻，山东、太行两区的我军主力则实行外线出击，向南作战。刘、邓主力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开封；陈毅主力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相机占领徐州；力求在野战中歼灭国民党军一部分有生力量。华中主要对付江北敌军，配合南线作战。毛泽东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保护老解放区不受损害，同时开辟新解放区，并保障中原李先念部队的安全。对于苏中地区，毛泽东考虑到那里靠近南京，肯定是国民党要重点进攻的地方。6月25日，毛泽东电告华中分局：“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5]看来，中央对华中局势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

为了实施这个战略计划，中央于6月26日指示华中分局，要粟裕、谭震林率领15个团的主力向淮南进发，配合山东主力进攻蚌埠。留下少量部队牵制扬州方向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新四军军部表示执行中央命令，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待命。

接到这些电报，粟裕立即从海安动身赶往华中分局驻地淮安，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等同志分析形势，商量对策。大家认为：抽调华中主力到淮南，苏中根据地可能有失陷的危险。苏中保不住，淮南作战也将处于不利局面。粟裕回忆，当时他们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一百三十余万，抗日战争后期，该区环境比较安定，转入战时状态需有一个过程。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由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由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十万斤，两三个月的粮食将达数百万斤，其他军需供应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九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钳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富人稠，人口九百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盛，税收就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为敌人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6]

经过慎重研究，华中分局领导人于6月29日联名致电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在陈述上述理由后表示：目前华中主力不宜调到淮南作战。建议将华中主力王必成、陶勇纵队仍留在苏中解决当面之敌，改善苏中形势，钳制敌人。待山东及太行主力完成第一阶段任务后，华中主力再西进津浦线，配合第二阶段作战。

毛泽东收到这份电报，认为有道理。30日复电华中分局：“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以后的几天中，毛泽东从各方面转来的情报获悉，国民党军队可能向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几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7月4日，他指示刘、邓、陈及华中局：“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7]这样，粟裕等坚持苏中作战的方针，实际上已经获得肯定。

粟裕晚年，谈起当年坚持苏中作战的指导思想说：“我们部队营以下干部、战士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即使是团以上干部，虽然大都是外地干部，但是由于长期在苏中地区坚持抗战，与人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与地方党政关系也是很融洽的，很密切的。那时是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大家曾经是生死与共，艰难困苦都是一道的，这是我们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部队对于当时的地形、地理、道路、人情、风俗习惯都很熟悉，这对我军作战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同时，我军的补给无所谓什么交通线很长的问题，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可以安置我们的伤病员，到处可以得到补给，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当时考虑了，如果我们不利用苏中这些有利条件打几仗，不打就撤，那不仅会影响士气，而且会大大的失掉民心，也会影响到该地干部、党政机关的信心，更谈不上坚持那个地方的斗争。”[8]

形势如同党中央和华中分局领导所预料的那样，1946年6月间，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准备向苏中大举进攻。驻守在常州的国民党第1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接到上司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的命令，前去密商进攻苏中的行动计划。6月24日李默庵见到薛岳，薛岳将他召进内室，密谈了一阵，将一个密封的大信封交给李默庵和他的参谋长罗觉元说：“这是我们根据国防部的意图拟定的作战计划，你们回到司令部再拆开，要绝对保守秘密。”李默庵遵命回到常州才打开信封，只见里面是一张作战部署要图和计划。要求黄百韬的25师从扬州向邵伯、高邮进攻；李天霞的83师以泰兴为基地向兴化进攻；王铁汉的49师以南通为基地向如皋、海安等地进攻；行动的时间定在7月15日。[9]

从7月上旬，粟裕就密切注视着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江北国民党军队的调动集结和有关情报，使他确信战争将会马上爆发。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粟裕决定主动出击，先发制人。在国民党军队完成进攻准备之前，先打他个措手不及。他在地图前反复思索，第一仗究竟在哪里打响。

为了应付战争，粟裕是有准备的。5月间经过“百日练兵”，部队的状态有明显提高。为了攥紧“拳头”，他把华中野战军的两支老部队——陶勇的八纵和王必成的六纵恢复原来的番号。陶勇部为1师，粟裕兼任师长，陶勇为副师长；王必成部为6师，谭震林兼任师长，王必成为副师长。当时华中野战军这两个主力师和其他部队共19个团约3万余人驻扎在如皋、海安一带，究竟先打哪一路敌军比较合适呢？粟裕考虑：泰州之敌离我军最近，威胁较大；但泰州是个中等城市，周围水网密布，大兵团行动不便，不是理想的战场。而泰兴、宣家堡这一带是敌军蚕食解放区占据不久的地方，各有1个团把守，虽然临时修了些工事，但远不如泰州、南通坚固。打掉泰兴、宣家堡这孤立、分散的一路敌军，我军就能连续作战，打开局面。

在调兵遣将上，粟裕是熟悉他的老部队的。他想：陶勇部比较灵活，我们把他用于宣家堡。宣家堡离敌人大据点泰州比较近，敌人来援的可能性大，必须赶在敌援军到来之前解决战斗。王必成部阻击能力强，把他用于泰兴方向，虽然敌军增援的可能少些，但攻打这个县城是要费力气的。只要陶勇能迅速解决战斗，腾出手来，就是敌军来援，我们也不怕，可以进行第二次战斗。考虑成熟，粟裕、谭震林于7月10日午夜发布命令，向泰兴、宣家堡进军。[10]

7月12日，陶勇率领1师急行军向宣家堡进发。陶勇原名张道庸，安徽霍丘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在红四方面军中当过团长，身经百战。长征中在西路军的9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西路军不幸失败，陶勇与战友坚贞不屈，终于被党中央营救回到延安。抗战时期他奉命到新四军工作，由于勇猛善战，深受陈毅、粟裕的信任，在粟裕的1师中任旅长，转战大江南北。这次他接受任务去打头阵，部队上下士气高昂。

宣家堡是泰兴以北的一个镇子，三面环水，一条小河横贯镇中。镇子四周有土圩和炮楼，驻守在那里的是国民党38师的56团。38师原来是第100军，属于蒋介石的嫡系，参加过缅甸远征军，师长李天霞颇为傲慢，没把新四军放在眼里。我军到达时，敌军还在仓促修工事。

13日黄昏，1师先头部队2团到达距宣家堡不远的许家堡，发现敌情。当时以为敌军兵力不多，师首长命令3团解决许家堡之敌，主力仍去包围宣家堡。3团于当夜打响。因为没有时间进行战前准备，3团发起攻击后，遇到河沟障碍，被国民党军的轻重机枪火力封锁，造成人员伤亡。3团发觉敌军比他们估计的要多，便重新调整部署，选择适当的突破口于次日清晨分两路发起进攻。在我军密集火力压制下，敌军终于顶不住，夺路突围，被3团战士追赶围歼，一个营的敌军大部被俘。

14日，陶勇指挥1师4个团的兵力围攻宣家堡。在扫清外围战斗中，敌军迅速收缩，退入宣家堡镇中。8团首先向敌人发起进攻，没想到当天月光明亮，能见度很好，敌军集中火力，猛烈封锁前沿，第一次攻击失利。陶勇骑马赶到8团团部，只见团干部正在准备再次攻击。陶勇感到这样硬拼肯定伤亡很大，果断制止8团行动，亲自观察阵地。粟裕指示陶勇，要投入6：1的优势兵力消灭敌军，而8团投入的兵力是1：1，所以打成了消耗战。陶勇重新部署兵力，将7团和9团调上来，三面围攻宣家堡。第二天夜晚，8团再次开始攻击，敌军仍然像昨天一样集中火力封锁8团的攻击路线，西北方向是敌军侧后方，河流环绕，地势起伏，敌军只设了两道铁丝网。8团吸引敌军火力时，7团突然从西北发起攻击，很快突破敌军防线。敌军慌忙调兵前来抵挡，正面又被8团突破，开始巷战。敌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溃不成军，天亮时冲出镇子，向西北方向突围，被赶来参战的1团、3团堵个正着，国民党军56团和附属山炮营全部被歼灭。[11]

王必成率领的6师担任泰兴攻坚任务。泰兴是一个古老的县城，有完整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国民党军38师的57团和一个炮连驻在城内。王必成的部队是新四军中打硬仗出名的“老6团”基础上扩编的，干部、战士士气旺盛。13日黄昏，6师开始扫清外围，很快逼近城墙。敌军依靠城墙进行抵抗，炮弹和机枪子弹从城头上猛烈地喷泻下来。王必成暂停攻击，重新组织兵力，选择突破口，14日黄昏从三个方向再次攻城。我军集中了几门山炮，猛轰城墙，48团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城，突破敌军防御。二梯队紧跟突入城内，夺取东门。52团两次进攻失利，团首长及时调整部署，组织突击队架起梯子攻城，终于在后半夜突入西门。53团也攻入北门，王必成令47团投入战斗，在巷战中消灭敌军。到15日早晨，国民党守军基本被消灭，只有敌军团长带百余人在城角的庆云寺内顽抗。我军缺乏攻坚经验，没有使用爆破的方法，一时难以攻下。[12]

13日下午，李默庵在常州突然接到38师李天霞师长的电话，说宣家堡和泰兴受到共军攻击。李默庵以为是小接触，没当回事，叫李天霞看着办。半夜李天霞频频告急，说泰兴眼看守不住了。李默庵顿时紧张起来，命令赶紧增援。15日靖江国民党军出动增援，粟裕决定主动撤离泰兴，命令陶勇、王必成率领部队向如皋方向转移。苏中首战以我军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团约3 000余人而结束。比起后来的战役，这两仗的规模不算大。但初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我军和苏中百姓的士气，为以后的连续获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默庵获悉我军发起进攻后，加紧向苏中调运兵力。当时戴之奇的69师99旅乘火车到达无锡，原计划调往苏北，被南京国防部命令增援李默庵。这样，99旅与65师的两个旅迅速过江增援，于7月15日左右占领黄桥。王铁汉率49师3个旅分两路从南通北上，16日进攻杨家桥、林梓，准备夹击如皋。83师、25师也从泰州方向前来增援。国民党几路大军向如皋地区逼近，企图将华中野战军包围吃掉。

毛泽东关注苏中战局，7月15日指示华中分局：“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为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仗，方能解决问题。”

粟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他根据敌情迅速作出决断：“南通的敌人乘我军正在激战于泰兴和宣家堡的时候，迅速向我如皋进攻；靖江的敌人也向泰兴前进。敌人以为我军主力在西边，可以乘虚夺取我们的如皋、海安这样一些城镇。当时敌人估计我军第一仗伤亡必然很大，不敢再战了，而且泰兴还在战斗。这时我们把泰兴战斗当成一个钓鱼的鱼饵，因为我们在泰兴还没有解决战斗，敌人判断我们的兵力不会转移到东边去，至少不会转移得这么快。而我们利用泰兴没有完全解决战斗这样一个条件，把坏事变成好事。除了以极少数部队继续在那里猛攻，不管能否打下，吸引敌人注意力。而以陶纵全部、王纵大部昼夜兼程东进，这样又出乎敌人意料。”所以，宣家堡、泰兴战役结束后，部队没有休息，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即下达命令，主力部队除一小部分牵制泰兴、靖江之敌，大部前往如皋消灭国民党军49师。

陶勇、王必成率领1、6师部队不顾疲劳，一夜强行军100余里，16日早晨赶到如皋以南地区。管文蔚率领的七纵也奉粟裕之命前来担任阻击任务。17日王铁汉的49师分两路北进，右路的26旅在王铁汉带领下占领丁堰镇，推进到田肚里、鬼头街；左路79旅推进到宋家桥、杨花桥地区，准备占领如皋。这天夜里，我军集结了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悄悄出动，分别包围了鬼头街、杨花桥等地。18日早晨，49师的炮兵营从白蒲出发沿公路北上，被我1师2团包围，我军上前猛攻，将敌军击溃，缴获野炮3门。然后我军调过头来，1师和七纵向林梓逼近。国民党军迅速收缩，向丁堰镇逃去，王铁汉指挥26旅残部和师直属队盘踞丁堰纱厂，企图依靠高大厂房固守待援。1师3团向鬼头街守敌进攻，激战一夜，敌军顶不住，19日下午开始突围。他们有意让大批骡马和辎重行李走在前面，想诱惑我军战士“发洋财”，趁机突围。3团首长发现这些情况，立即通报各部不许捕捉骡马，把几十挺机枪架在房顶上，封锁道路。敌军突围中遭到我军猛烈火力杀伤，混乱不堪，我军战士冲入敌阵，杀声震天。除王铁汉带领少数敌军逃往宋家桥，26旅的两个团基本被我军解决。

宋家桥位于如皋以南，北面是一条河，形成天然障碍。盘踞在这里的49师79旅战斗力比26旅要强些，王铁汉逃到宋家桥后，立即命令加强工事，并向李默庵紧急求援。20日下午，王必成的6师和从丁堰赶到的1师1团包围了宋家桥，准备消灭这里的敌军。当天夜里，6师从西北、1师1团从东北分别向宋家桥发起攻击，连续的胜利使一些干部产生骄傲情绪，事先没有认真看地形，就匆忙下达命令。部队渡河后才发现前面还有鹿砦等障碍，无法前进。而敌军不断从村里向外发动反冲锋，我军每次进攻只有一两个连的兵力，显得力量薄弱，被迫撤回。这样冲上去又撤下来，反复了几次，连队干部、战士伤亡较大。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不善于打攻坚战的弱点暴露出来，在战术配合上也不如国民党军队。后来1师总结经验教训说，国民党军队善于组织火力与使用火力，“敌在部队展开后即用远距离炮火向我纵深二线阵地轰击，再以中距离火力杀伤我密集部队，迫使我过早展开兵力；又以短距离火力杀伤我接近前沿部队。他们善于发挥火器性能，用六零炮、掷弹筒打我二线阵地，火箭炮专打我军占领的前沿房屋。重机枪封锁我军二线部队，山炮打我三线部队，步枪仅射击单独目标”。国民党军队也擅长村落战斗，他们“占据要点后很快构筑工事，并利用民家各种用具和牛车等构筑简单抵抗工事，普遍架设鹿砦，在鹿砦下埋手榴弹。阵地内除配备正面火力外，还组织侧射火力，从侧面杀伤我前进部队，消灭死角”。我军虽然善于打近战、夜战，冲锋勇猛，但战术配合比较差，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最令人着急的是战斗中联络通讯很差，我军缺乏通讯器材，技术不好，电话架不到前沿。战斗打响后连队的情况上级不能及时掌握，只靠通信员跑来跑去口头转达命令，非常误事。[13]

1师1团在宋家桥打了一夜，6师也连续发起三次进攻，均因兵力不集中，相互协同不好未能奏效。王必成非常恼火，命令21日晚集中四个团的兵力猛攻宋家桥，并向华野首长保证当晚解决战斗。没想到敌军拼命死守，6师虽然打得很努力，把敌军阵地冲开两个缺口，但仍然没能拿下宋家桥。国民党守军一再向李默庵求救，李默庵也命令其他国民党部队迅速向如皋靠拢。21日，国民党65师占领黄桥，又前进到杨花桥附近。49师的105旅也从南通赶来救援，83师也到达姜堰一带。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到宋家桥轰炸，使6师的进攻受到阻碍。粟裕见我军主力连续作战，已经相当疲劳，为了避免陷入被动，果断决定停止战斗。命令陶勇、王必成率部撤离宋家桥，转移到海安东北地区休整。23日清晨，我军开始主动后撤，国民党军趁机占领如皋。如南战斗我军消灭49师近万人，俘虏敌军6 000人。我军在攻坚战中也付出了5 000人伤亡的代价。

毛泽东得知苏中两次战斗的胜利，十分高兴。7月21日致电粟裕：“（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14]

国民党军队占领如皋后，对共军主力的去向一无所知。李默庵眼看王铁汉的49师遭受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大意轻进。他指示国民党江北各部队，下一步的目标是占领海安。为了谨慎起见，他命令65师和49师的105旅由如皋向北；以83师、25师各一个旅由姜堰向东；采取锥形阵势两面靠拢前进。其正面不足15公里，纵深约10公里。21师的第二梯队向如皋集结，随时准备增援前面的部队。国民党军队互相靠得很紧，不给我军以各个歼灭的机会。

我方的形势严峻起来。粟裕回忆当时的情况：“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点和交通枢纽，（南）通（赣）榆公路、（南）通扬（州）公路，以及从海安向东延伸到黄海边的公路都联结于此；贯穿南北的串场河，沟通东西的运粮河也在此交汇。记得1940年10月5日黄桥战役胜利发展到追击阶段时，我们曾向部队提出一个口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部队控制海安后，立即斩断了韩德勤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联系，使我军迅速控制了富饶的江海一角。但是，如果我兵力处于劣势，则海安这个苏中战略要地势难固守。”[15]

海安是苏中根据地的中心城市，轻易放弃必然影响我方士气。早知道要撤退，前两仗不是白打了？而国民党军队有明显的优势，我军主力与其硬拼，必然大伤元气，以后的形势就很难预料。粟裕考虑再三，希望上级能加强苏中的兵力。7月25日，他致电山东的陈毅、淮南的张鼎丞，并转告中央，希望将中原突围到达淮南的皮定均5旅调来苏中。电报说：“我们经十天或半个月之休整与兵源及干部补充，尚可再战，但以当面尚有顽十师（旅）之众，而我仅能集中35 000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时期中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现目前我淮南部队形势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在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为有效。”[16]

海安究竟能不能守，粟裕是打算放弃的。这样可以避免我军主力与国民党军硬拼，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但放弃海安责任重大，粟裕一个人是不能轻易作决定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与华中分局领导一起研究。于是他日夜兼程从海安赶往淮安，300多里路，他开始骑摩托车，又坐了一段黄包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用的交通工具全用上了，一天一夜赶到淮安。华中分局立即召开常委会，讨论苏中战局和我军的行动方针。大家基本达成一致，在海安采取运动作战。

毛泽东在7月20日起草了中央给各战略区的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要求各解放区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坚持持久战争，不怕暂时放弃若干城市，与国民党军队打运动战。接到粟裕来电后，他于7月30日复电华中的张邓粟：“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对付恶劣环境之精神与组织准备。”[17]这样，中央与华中局的意见也一致起来。

粟裕返回海安，决定组织力量先守一个时期，不能轻易将海安交给敌人。守海安的任务交给管文蔚的七纵。七纵是地方部队新组建的部队，许多战士是刚从俘虏兵里补充的，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如1、6师。但是七纵干部战士积极挖工事，准备节节阻击敌人。

7月30日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海安，在飞机大炮配合下，65师向杨家桥我军阵地发起轮番冲锋，七纵55团凭借水网和工事，顶住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并在夜间组织小部队反击，扰乱敌军部署。31日敌军连续冲锋九次，55团用上所有的预备队，最后把团部的勤务人员、参谋全部调上火线，终于又坚守了一天。这时，我军阵地已经完全被炮火打烂，管文蔚决定将部队主动撤到二线阵地防守。

海安前线激战正酣，后方也发生了变故。管文蔚夫人张云在东台后方医院生小孩，当地的地主和坏分子听说国民党军队要来了，掀起叛乱。他们煽动群众说：“我们本来不要打仗，都是管文蔚叫我们的子弟上前线，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国军来了还要抓我们的人，烧我们的房。我们找管文蔚算账！”他们冲进医院，抓走张云和一个孩子，扬言要杀掉她们母子，动摇前方部队的斗志。粟裕得到消息，非常愤怒，命令刘培善立即带领部队坚决镇压，一定要救出管文蔚家属。刘培善迅速出动，将叛乱分子打得四散逃命，救回了张云和孩子。战争是残酷的，在那个艰难的时期，前方后方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18]

8月2日，海安保卫战进入第四天。七纵且战且退，55团撤到海安城西的三线阵地。敌军尾追而至，与我军在前沿厮杀。55团边打边撤，守在蔡子湾桥的一个连没得到撤退命令，被敌军包围。他们依靠地形熟悉，冲出包围圈，连续渡过几条河流，与部队会合。这天下午，国民党空军8架飞机轮番轰炸海安城。天降倾盆大雨，泥水过膝，我军阵地工事在大雨和轰炸中大部被毁，眼看无法再守下去，粟裕命令七纵主动放弃海安城。四天的防御作战，七纵杀伤国民党军3 000人，而自己仅伤亡200多人，作战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为华中我军主力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为下次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1]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军委一局编：《华中局往来电报》1945年8月—1946年5月。

[3]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页。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6]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9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8]　粟裕1978年5月16日的谈话记录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9]　罗觉元：《国民党军进犯苏北的回忆》，载《江苏文史资料》第3辑．

[10]　粟裕1978年5月16日的谈话记录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1]　陶勇：《苏中初战》，载《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2]　华野参谋处：《苏中50天战斗要报》，1946年9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3]　1师3旅参谋处：《如东南战役对敌我的战术研究》，1946年9月17日。载华野《建军增刊》第12期。

[1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15]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374页。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18]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第6章　苏中七战七捷（二）

粟裕谈改进我军战术——撤军淮北还是坚持华中——抓住战机奇袭李堡——丁堰、林梓歼灭交警总队——邵伯保卫战——如黄路上的大胜仗——粟裕总结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经验——毛泽东高度评价苏中战役

1946年8月3日，我军撤出海安后，国民党军65师、49师105旅、新7旅争先拥进海安城。虽然他们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也纷纷向南京方面报捷，吹嘘说“歼灭共军主力三万人”。李默庵没有亲自去前线视察，轻信了下级的鬼话，认为苏中共军大势已去，以后就是分散清剿的问题了。

国民党军进入解放区，变成了瞎子和聋子。华野的1师和6师就驻在海安东北的村庄里，天天出操，开会唱歌，休整了半个月。本地出身的侦察员庄庄有熟人，天天上公路，国民党军却一无所知。而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休整不是睡觉。粟裕指示各部队把大批俘虏兵补充到连队，使缺编的充实到满员。伤员得到治疗护理，缴获的武器装备也进行分配，每个团都有了大炮和一定数量的机枪。休整中最重要的是进行总结，粟裕将团以上干部召到司令部，谈改进今后作战的问题。

粟裕说：“我们在7月13日开始作战以来，近一个月中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全体同志用头颅血肉和热汗所换来的。但是胜利中还存在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由于我们部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环境中，从未曾有过这样大的兵团在一起作战。大兵团作战，是各种力量的比赛，等于一架机器一样，要全部开动，一个螺丝钉也不能有丝毫障碍，才能顺利的生产出好东西来。整个作战计划也像做一道算术题那样，一个数字错了，全盘都会错。”

前段作战存在哪些问题呢？粟裕谈了五个方面：“一是遵守时间，坚决地按时完成作战任务，在有些兵团做得不够。还有的存在爱面子的心理，以为人家都打下来了，我打不下来吗？因而拒绝友邻的帮助配合，以至把时间延迟了。”

“二是通信联络一向是差的。在如南战斗中就很严重：如7月19日，找某部队找了一晚未找到，其实相距只几里路。第二天打的时候，也因为通信联络不好，致使动作不协调，这个团打，那个团休息；这个团打疲劳了，那个团才开始动作；因而几个团的兵力只起了一个团的作用，不能解决战斗。”

“三是协同动作还不好。在完成自己任务之后，主动地机动地照顾友邻，帮助友邻完成任务，也做得不够。同时还存在着等待观望，依赖友邻，这是不好的。”

“四是炮火的组织使用上，也存在严重缺点。我在海安营以上干部会上，提出炮火要集中使用，许多同志还不重视。因此，在这几次战斗中，我们炮火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相反的还遭受了敌人炮火的威胁与杀伤。据卫生部统计，伤员中为炮弹炸伤的占45％以上，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五是还有个别干部对利用地形地物，隐蔽自己，减少与避免伤亡，做得很差。只凭个人勇敢，把隐蔽自己视为怕死，致在战斗中干部伤亡不少，这是不应该的。如个别营团干部站在屋顶上观察敌情，久站一地，毫不隐蔽，这样怎能不挨打呢？还有个别干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集合部队讲话，以至受到不必要的伤亡。这样做，损伤了革命力量，削弱了战斗力，有什么好处呢？”

摆出了问题，粟裕提出了纠正和改进的办法。第一就是要加强通信联络，要不失时机地相互通报情况和意图，必要时野战军司令部可以直接对团布置任务。作战时指挥所一定要带电台，不能认为麻烦讨厌而把电台与伙食担子放在一起。要保证报务人员日夜值班，行军时可以让报务员在担架上休息，一到目的地就可以工作。作战时要尽量使用电话，指挥员不要全跑到第一线去，负责人要守在电话旁，掌握全盘情况。送信时重要的信可以写几封，派人分几路送，总有一路可以送到。

第二是加强协同动作。各兵团要想尽办法，坚决按时完成自己的任务。不等待观望，不依赖友邻，更不打滑头仗。不仅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主动协助友邻。在敌情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时，应不待上级命令，不等待友邻，机断专行发起冲锋，以便促成各方之进攻。

第三是火力组织与使用，要集中大部分炮火于主攻方向，正面不要太宽，集中火力突破一个缺口，即可发动冲锋。要以一个团甚至一个旅的炮火压制敌军一个营的火力，在我们炮弹不足，技术不高的情况下，更应该这样做。

第四是集中优势兵力，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要三个到五个打敌人一个，不要存在爱面子或怕别人来分缴获品的想法，而由一个兵团包打。集中兵力是为了迅速解决战斗，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不失时机地进行第二个战斗。

接着，粟裕还讲了抓紧时间休整部队，恢复战士体力；随时作好战斗准备；防空和伪装；注重搜集敌军情报等问题。为了使各级指挥员都能掌握这些经验，华中野战军把粟裕的讲话印在内部刊物上，下发给各部队。[1]

这时，徐州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向我淮南根据地大举进攻，很快占领了盱眙、天长等县城。遵照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计划，陈毅、宋时轮率领山东野战军主力50 000余人从鲁南进至泗县附近，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展开大战。陈毅考虑面前的对手是桂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才有胜利保证。8月1日陈毅向中央报告：“现淮南地区丧失，敌进攻重点转趋苏中和淮北。张邓谭粟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该地打仗，实际上淮南在全局比苏中更重要。”因此，陈毅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的”。

毛泽东对此持谨慎态度，他在8月2日电询粟裕：“主力休整及补充情形如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形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慎重地考虑了毛泽东和陈毅的电报，8月5日粟裕回电中央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分局领导人，提出如果能将皮定均的5旅调来，在8月内再歼敌两个旅是有把握的。粟裕提出自己的忧虑：现在苏中、淮南、山东都有我军主力，形成平分兵力，这样恐怕解决任何一路敌军都有困难。但他力陈苏中的有利条件，要求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再转移。“否则淮南、苏中均成僵局，于整个战局亦不利。”

毛泽东看了粟裕的电报，感到华野在苏中连打两个胜仗，士气正旺，如果急于调他们北上，未必效果就好。8月6日他给陈毅个人发了一封电报：“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目前大战方在开始，粟部多少带地方性，此种情况不能不顾到。你手中有五万兵力，用每次歼敌一个旅之方法，可能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歼敌三至四个旅，即足以顿挫敌之攻势。那时，粟部主力亦可西调，叶（飞）赖（传珠）部亦已南下，可以大举向淮南出动。究应如何，仍请你按照具体情况考虑决定指示粟裕，此间对粟不直接指示，以上意见只是提供参考。”[2]

毛泽东的电报，反映了他在军事决策上的民主作风。在定下决心之前，他总是反复征求战略区指挥员的意见。当双方意见不统一时，他是从实际情况着眼，谁能打胜仗就让他放手去打，而不是横加干涉，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苏中究竟能否再打胜仗，他认为粟裕手里兵力不多，把握不是很大。于是8月7日毛泽东再次电询粟裕：“对苏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针，而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五日午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

就在毛泽东与陈毅、粟裕商量作战方针时，苏中形势发生了变化。粟裕于7日电告中央和陈毅：“歼敌良机已到，战况完后再报。”毛泽东非常高兴，8日立即指示粟裕、陈毅和华中局：“（一）粟虞辰电悉，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二）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个旅。（三）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3]

粟裕所说的“歼敌良机”是什么呢？他晚年叙述说：“敌人挨了宣泰和如南两次打击后，这个时候是用肩靠肩地并列前进，它50 000多人的攻击正面不过20华里左右，防止被我们各个歼灭。这个时候我们确实有点不好下手。在七纵3 000多人对抗敌人50 000多人的进攻的情况下面，居然打了4天多，本来还可以打的，因为我们的弹药不够，在这个4天多的战斗中间，杀伤敌人3 000多人，我们于8月3日主动地撤出海安，敌就进占海安。在我们撤出海安之后，敌人又发生了一个错觉，因为这个时候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的王纵和陶纵这两个主力纵队，以为我们的部队已经伤亡很大，不堪再战了，造成了错觉，就轻易地向我们出犯。当时我们估计一方面敌人可能继续北进，占领东台；另一方面也可能东进，占领李堡、角斜，这样封锁我们到通、如、海、启的通路。可是敌人这种估计错了，而且恰恰相反。敌人占领海安之后，他以为我们不能再战了，所以他就大胆地分兵东进，占领了丁家所、李堡、角斜这样几个点，这样就使敌人又背上了好几个包袱。敌人要封锁通、如、海、启，也不得不分兵把守这几个地方；这样他的整个进攻兵力，正面进攻兵力就越来越少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敌人。其实，我们这两个主力纵队已经在那里休息了两个星期，也把俘虏兵争取过来了，补充了新兵。所以，敌人继续分兵东进，就造成了我们继续打击敌人的有利条件。”[4]

8月8日，粟裕得到情报：李默庵命令占领海安的65师调往泰州接替25师的防务，以新7旅到李堡接替105旅的防务。国民党军队的频繁调动，给我军创造了战机。粟裕当机立断，命令陶勇率1师攻击李堡之敌，王必成率6师攻击丁家所之敌，管文蔚率七纵隐蔽于贲家巷，准备伏击海安来援之敌。10日黄昏，陶勇的1师主力悄悄包围了李堡镇。国民党军的两个旅部各带一个团正在换防。要走的刚把电话线拆除，新来的电话线还没装好。李堡的工事也比较简单，只有一道鹿砦，一道交通沟和少量地堡。1师依靠青纱帐接近敌军，侦察好地形，夜里10时从两个方向突然发起攻击。新7旅是四川军阀的杂牌部队组建，老兵多，装备差，但是还能抵抗一阵。1师3团的突击连队与敌军交火，敌军以重机枪封锁前沿。我军迅速上前，用手榴弹炸毁敌军重机枪，占领阵地。敌军连续四次反冲锋，均被我军击退。相持到天亮，到了该吃早饭的时候，我军坚持连续战斗，以小分队迂回包抄，夺取了李堡镇内的一些房屋。敌军眼看要被包围，军心动摇，开始突围向杨家庄的105旅靠拢。1师穷追猛打，将敌军歼灭在野外。105旅守在杨家庄的一个团在旅长指挥下固守尼姑庵，1师集中炮火轰击，敌军被炸得四散逃命，除旅长等少数敌军逃生，又一个团被1师消灭。

这时，新7旅旅长黄伯光正带一个团从海安前往李堡，路上听见枪炮声，以为共军正在和他的部队激战。下令部队跑步前进，想与李堡部队夹击我军。中午到达西场，正遇见6师主力刚打败丁家所之敌，在这里埋伏打援。地里的玉米长得很高，国民党军被包围夹击，陷入混乱。黄伯光命令突围，两头都被打回来。下午5时，王必成下令总攻，战士们杀声震天，黄伯光带少数随从狼狈逃窜。不到一昼夜时间，国民党军两个旅部、两个团约9 000人被我军歼灭，5 000多人被俘。而我军伤亡不到1 000，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5]粟裕原来打算乘胜追击，收复海安，听说敌65师回援海安，黄桥的99旅也向如皋增援，而我军主力作战两天，相当疲劳，决定停止行动。

李堡之战我军战术有明显提高，部队进攻时能集中兵力，以14个团打敌军3个团，迅速突破。电话联络畅通，起了很大作用，并发扬连续作战和猛追猛打的作风，在运动中消灭敌军，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这一胜仗大大鼓舞了我军士气，粟裕向陈毅和中央报捷，13日陈毅回电：“海安捷讯悉，甚慰。为贺你部继续胜利，宜就地继续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毛泽东也为苏中的捷报感到兴奋，15日指示粟裕、谭震林：“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6]

国民党军在李堡损失惨重，李默庵很受震动。他命令江北各部队采取守势，稳扎稳打，不再主动进攻。我军没有在运动中歼敌的机会，粟裕、谭震林决定主动出击，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他们致电中央，请求率主力南下，攻打南通、海门等城市。中央考虑我军目前攻打中等城市的力量不够，20日复电：“同意主力南下的行动，但不必去强攻城市。”粟裕等分析了敌情，海安、如皋等地驻有国民党军主力，我军应避实就虚，设法切断如皋至南通的交通线，孤立和打击敌人。林梓和丁堰是敌人交通线上的两个重要据点，没有正规军，只有交警大队把守。粟裕决定以1师打丁堰，6师打林梓；七纵袭击海安，九分区地方武装袭扰南通，牵制国民党军主力。

林梓是南通至如皋公路上的一个镇子，南通至扬州的运河流经镇中。镇子三面环水，镇子虽有不少地主大院和寺庙。这里有一个交警大队和一个保安团，交警大队是由原来的“忠义救国军”改编，全部美式装备，都是轻武器，没有火炮。这些家伙名为维护交通，实际上是专门镇压老百姓的。平日为非作歹，但不会打仗。林梓有日军遗留的碉堡，加上壕堑和铁丝网，工事比较坚固。21日黄昏，6师到达林梓外围，王必成指示54团当夜发起攻击。敌军虽然没有大炮，但是短兵火力还相当猛烈。54团组织了两次进攻，只占领了镇子北边的一个大碉堡。抓了几个俘虏来审问，才了解到镇子里的敌军比估计的要多。同时还了解到，敌军的工事是外边强，里面弱，只要突破一点，敌军就会瓦解。

王必成马上调整部署，又调来一个团和两个炮兵连，集中兵力从东南方向突击。攻击前在河上架起一座浮桥，准备好梯子等攻击器材。22日14时再次发起攻击，炮兵把大炮推到阵地前沿，抵近射击，一炮就摧毁一个碉堡。我军集中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完全压制住敌军火力。第一梯队迅速突入镇中，连续夺取几个大院，向镇子里面展开兵力。这时，其他方向也在助攻。敌人成了瓮中之鳖，纷纷缴械投降，少数想逃跑的，都被打死在河里。仅用了两个小时，林梓战斗结束。[7]

1师前不久刚刚在丁堰痛击过王铁汉的49师，这次华野又让他们打丁堰，大家都很高兴。21日晚，3旅奉命主攻丁堰。丁堰的工事不如林梓，只有一个纱厂可以用来防御。1师两个团向丁堰发起进攻，激战一夜，敌人大多数被歼灭。少数逃往如皋，半路上被1师1旅的阻击部队截获。这样，丁堰、林梓战斗胜利结束，我军消灭国民党交警部队3 000多人，缴获大量美制轻机枪、卡宾枪，第一次缴获了7辆军用卡车。意外缴获是大堆的美制脚镣、手铐，敌人原打算用来残害解放区人民，还没派上用场就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就在华野主力进行丁堰、林梓战斗时，扬州国民党军为了配合徐州方向进攻淮北解放区，8月23日以25师向我苏中解放区的邵伯发起进攻。邵伯是扬州北面的一个大镇，西边是邵伯湖，南面是大运河与扬（州）（南）通运河交汇处，东面是水网地带。当时大运河从邵伯到淮阴一段处于我解放区的控制下，从地理形势说，邵伯是两淮的南大门。从经济上说，解放区的主要财政来源于运河的税收，失去邵伯就等于失去运河。可见邵伯对苏中和两淮解放区的重要意义。1946年6月内战爆发前，这里由华野第十纵队的4个团、华中第二军分区的2个团守卫。粟裕曾与滕代远同志一起来此视察，明确指示要加强防御，坚守邵伯。十纵是地方部队新组建的，尚未经过大战的考验，武器装备也不如主力1、6师。驻守邵伯的十纵副司令员常玉清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干部，他是在鄂豫皖苏区参加革命的老红军，随红25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期在八路军115师，后转到苏中工作，身经百战。他在邵伯积极构筑阵地，主阵地是镇子南面的运河大堤，堤上设有暗堡、纵深配备；大堤到镇南修了堡垒群，层层设防。副阵地是运河东侧邵伯镇入口处，扬州北来的公路经过这里。这里河流多，我军毁掉公路大桥，在岸边构筑了工事。邵伯镇北运河船闸也是敌军可能攻击的目标，船只可以在此靠岸，但有河滩地，不适于大部队行动。邵伯东面的乔墅镇是敌军可能迂回进攻邵伯的地点，十纵也放了一个团。在邵伯的背后，皮定均的5旅坐镇高邮，把守着解放区的第二道防线。

一个多月过去了，东边华野主力打得热闹非凡，十纵只有一些策应的小行动。严阵以待，守卫邵伯。8月23日，严峻的考验到来了。从清晨起，国民党军的大炮轰鸣，震颤邵伯的土地，25师向邵伯正面发起进攻。108旅从扬州公路、40旅从乔墅两线冲击。前沿部队因武器较差，被迫后撤，扬通运河南岸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夜间敌军用汽艇和民船发起两次强渡，均被我军打退。第二天敌军在炮火掩护下继续用船只强渡运河，我军依托运河大堤工事坚守，苏中军分区2团表现得十分勇敢，与冲上大堤的敌军拼刺刀，不怕伤亡，打退敌军一次次进攻。但是敌军占领了桥头阵地，形势更加紧张。

8月25日战斗进入第三天，敌军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术，向邵伯发起总攻。40多门大炮向我军阵地不停轰击，弹如雨下。运河大堤我军阵地上烟雾弥漫，一个地堡内听不清人讲话，电话线被炸断数十处。我军碉堡大部被摧毁，钢筋水泥工事也未能幸免。我军伤亡多数是为炮火杀伤，但是4团表现极为勇敢沉着，依靠军区支援的两门加农炮向敌军准确射击，打坦克、打汽艇，一炮一个目标弹无虚发。敌军潮水般拥上大堤，我军阵地只剩下一道铁丝网。没有退路了，我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战，大堤上杀声震天。敌军到底怕死，狼狈溃退。4团坚守两天，伤亡很大，常玉清以十纵82团换下4团。天色昏暗，敌军的总攻没有成功。

25师108旅连攻三天没有进展，又调来40旅的主力团投入第四天进攻。敌人在火力组织、步炮配合等战术上显得较强，但是主官一直在重复错误。国民党军总是正面进攻，突破点又选在我军防御最强的运河大堤上。这里正面狭窄，有河流障碍，如果他们采用侧后迂回，局势可能就不同了。我军以十纵82、87团固守阵地，到黄昏时，敌军显出疲劳和信心不足，攻势已经是强弩之末。到了27日，由于华野主力在黄桥发起进攻，李默庵急调25师东援泰州。国民党军报复性地用飞机和大炮轮番轰炸邵伯，随后趁黑夜撤军。邵伯保卫战以我军的胜利结束。国民党军伤亡2 000余人，我军也付出1 200人伤亡的代价。[8]

邵伯保卫战，我军十纵和军分区部队以弱胜强，表现十分英勇，超出了粟裕的估计。粟裕晚年提到邵伯保卫战，还是赞不绝口。他说：“我守卫邵伯的部队是刚由地方部队升级而成的第十纵队的三个团和两个分区的地方团，虽然训练不多，但士气旺盛。当时我们指定常玉清同志指挥。同志们知道，元末明初朱洪武有个大将叫常遇春，打过采石矶。我们在邵伯指挥作战的是十纵队的副司令常玉清，名字差不多。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白刃肉搏战，经四昼夜的连续激战，敌人终于被我击退，敌伤亡两千多人。”

粟裕密切注视着邵伯的局势。他知道如果邵伯失守，将会给淮南的形势造成严重后果。但如果现在出动主力前往邵伯解围，不仅路程太远，赶到那里也是疲劳不堪，难以即刻投入战斗。粟裕想起战国时代“围魏救赵”之计，来个古为今用，设计出“攻黄（桥）救邵（伯）”，用攻其必救来调动敌军，变被动为主动。他命令1、6师和5旅大踏步向敌占区前进，寻求在机动中歼灭敌军。

这个行动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粟裕回忆：“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着险棋。这个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封锁圈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如果国民党军掌握了我军动向，以优势兵力合围，那是对我方很不利的。由于老区封锁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多误。我军主力行动时，他们判断我军是要攻如皋，急忙派黄桥的99旅出动增援。没想到我军的目标是黄桥，8月24日获悉99旅出动的情报，粟裕命令部队在行进中密切注意敌情，准备在半路上打遭遇战。

8月25日，从黄桥出来的99旅到达分界，与王必成的6师遭遇。6师以少数兵力正面阻击，以主力4个团从两侧和背后出击，迅速完成对99旅的合围，展开猛烈进攻。这时敌军才发觉我军的意图，派如皋的187旅、79旅的一个团向黄桥方向增援。这部分敌军也被陶勇的1师截在加力和谢家甸一带。这天夜里，分界和加力都在激战。打到天亮，由于敌军采取依托村庄固守的战术，我军未能解决战斗，形成对峙局面。

这样的形势对我方不利。当时邵伯战斗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乔墅阵地已被敌军突破。如果我军主力与敌人僵持，邵伯一旦失守，形势就会发生剧变。粟裕当机立断，命令1师1旅张震东旅长前来受领任务。26日上午，张震东骑马赶到野战军司令部，粟裕指着地图对他说：“敌人已被我包围在加力、分界地区，如果我们两个地区同时打，兵力不足，不能迅速解决战斗。现在采取‘雷公打豆腐’的办法，先集中力量打分界的99旅。因为先打加力的一个半旅，时间要延长，如皋还有两个团可能出援，这样会成为僵局。你旅立即奔赴分界，协同6师先歼灭99旅。”

张震东接受任务，马上赶回部队。1旅从加力强行军向分界前进。26日中午，1旅到达分界东北的指定地点。6师见1师前来支援，士气大振。下午1时，6师发起总攻，经过两个小时激战，99旅大部被歼。残敌1 000余人向东南方向突围，又被1旅阻截。在一片开阔地上，敌军如同没头苍蝇，东边枪响向南逃，南边枪响再向东逃。我军包围圈越缩越小，敌军走投无路，只好缴枪投降。99旅旅长刘光国以下1 400人被1旅俘虏，这样，分界战斗结束，99旅被全歼。

1旅和6师18旅、特务团又迅速挥师东进，去解决加力的敌人。准备26日夜里发起总攻。因1旅没能赶到，3旅先发起攻击。打到27日天亮，18旅一个团和特务团赶到谢家甸以东投入战斗。上午，敌军以营为单位向如皋方向突围，被1师、6师18旅、5旅、特务团等分割围歼。一个半旅的国民党军于黄昏时被分别歼灭于加力、谢家甸之间，零星逃回如皋的不足1 000人。

我军乘胜追击，扩张战果。七纵原来担任监视海安敌人任务，见兄弟部队打得热闹，也主动出击。27日晨攻占大白米镇，晚上攻占曲塘，控制了海安到泰州的公路交通线。5旅向黄桥攻击，守敌只有5个连，听说99、187旅被歼灭，极为恐慌。5旅包围黄桥，开展政治攻势，喊话要敌军投降。敌军依托碉堡、围墙负隅顽抗，我军使用迫击炮抵近平射，打掉敌军碉堡。又用炸药包连续爆破，将敌军压缩到镇西北角。眼看大势已去，突围无望，敌军于31日晚缴械投降。黄桥被我军解放。

这一仗是苏中战役中最大的一个胜仗。我军歼灭国民党军99、187旅全部，79旅一个半团，160旅五个连，63旅两个连，总计俘虏12 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0多门，轻重机枪600挺，步枪3 500支。我军伤亡3 500多人。邵伯保卫战的结束和黄桥的解放，标志着经历七次战斗的苏中战役胜利结束。

一个半月的苏中战役，我军七战七捷。共消灭国民党军6个师、2个交通警察总队，共60 000多人。占国民党军在苏中南线总兵力的40%。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这些胜利改变了苏中的形势，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手中，敌军不仅无力进攻，连维持交通线都很困难。恐慌到1个旅不敢单独出动，1个团不敢守一个据点。当初长驱直入的骄横气焰一扫而光，变成胆战心惊。我军为什么会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在华中野战军干部总结会上，粟裕司令员说：“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的、教条主义的运用战略指导原则，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死守一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合算的。但也不是一枪不打，望风而逃，而是给进犯的敌人以阻击和重大的杀伤后才弃守。海安撤出前就是这样打的。”

“其次，就是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战，坚决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我们每打一个仗，中央总是来电说，你们要好好休整部队准备再战。因此，不断积蓄与充实战斗力，便于连续作战，符合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在战术上则恰好相反，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如李堡之战，敌人三个团，我们使用了十四个团，差不多是五个打他一个，而且是在运动中打他，所以能迅速干脆地消灭敌人。分界之战敌人两个团，我们用了十个团打他；加力之战敌人三个半团，我们第一线即使用了十三个团，连第二线的兵力共有十五六个团，加上还有无数的民兵与地武，敌人当然就很难跑掉了。”

“第三就是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许多同志对于上面要求限时限刻完成任务认为是不体谅下级，是主观主义，太蛮横。其实要求战役战斗的速决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五个打敌人一个，武器弹药也不比敌人差，运动中敌人又不能带着碉堡跑，当然是可以速决的。也只有速决才能减少伤亡和消耗，才能争取时间打第二仗。”“战役战斗中不采取速决战就会变成僵局，就不能连续作战，也就不能歼灭敌人，更会变成劣势与被动，甚至于失败。所以要取得更大更多的胜利，必须要在战役战斗中采取速决战。要速决，就要不怕疲劳。作战时不要顾虑部队疲劳，要用一切办法鼓励部队，克服一切疲劳去争取胜利。但在战斗结束后，就要很好的照顾部队疲劳，给部队很好的休息。”

“第四，各兵团的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各兵种的协同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我在以前几次干部会上屡次提出要组织炮火集中使用，大家还不大相信，直到这几次战斗中受了敌人的教训，才改进了。如李堡之战，集中炮火使用，便很快地解决了战斗。打丁堰、林梓也是如此，所以都很快地取得了胜利。”

最后，粟裕总结说：“我们对进攻苏中的敌人作战，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形势，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原因之外，主要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应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消灭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9]

苏中七战七捷，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成功战例，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的士气。毛泽东接到苏中的捷报，非常高兴，于8月28日起草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推广苏中的经验：“我粟谭军从午元至未感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当时如黄路战斗尚未结束——作者注），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10]这是对苏中战役的高度评价和褒奖。

[1]　粟裕：《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题》，载《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页。

[4]　粟裕1978年5月16日的谈话记录稿，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5]　华中野战军第1师1旅：《苏中七战七捷资料汇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0页。

[7]　参见王必成：《慎重初战，旗开得胜》，载《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　华中军分区4团：《邵伯保卫战初步总结》，1946年9月16日。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9]　粟裕：《苏中战役总结》，《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

第7章　转战山东、淮北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讨逆战役扫荡伪军——淮南失守——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朝阳集首战告捷——泗县苦战——陈毅承担责任

1946年5月，蒋介石气焰嚣张，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将各解放区一举消灭。他派白崇禧到徐州、开封、济南等地进行战前部署，调兵遣将，对山东和淮南解放区进攻。从1946年1月停战到5月底，国民党抓紧时间从南方调运军队北上。此时，在徐州附近集中了7个整编师和2个旅，其中97军已在临城。济南王耀武掌握12、96军，李弥的8军由青岛沿胶济铁路进至高密、胶县；阙汉骞的54军也在青岛登陆。国民党正规军沿津浦、胶济线从三个方向向我山东解放区压过来。

王耀武心里清楚，这些军队要想占领山东解放区是不够的。而且这些军队都在解放区边缘，向里推进尚需时日。盘踞在铁路沿线城市中的伪军部队，一直没有解散，等待国民党军来接收改编。伪军虽属杂牌，但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对解放区进行破坏和骚扰。当时伪军分布的情况是：德州王继祥部约14 000人，泰安、大汶口宁春霖部约4 000人，枣庄王继美部约4 000人，周村、张店张景月部约9 000人，胶县、高密、即墨赵保元部约12 000人。这些伪军在抗战时期投靠日本侵略者，为非作歹，罪行累累。抗战结束后，他们并未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奉蒋介石的命令盘踞城市，继续与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为敌。国民党军队的北上，这些伪军摇身一变为“保安”部队，气焰更为嚣张。王耀武承认：“约在1946年6月间，胶济路西段益都至淄博一带的保安团队，约有五六千人猬缩在张店、周村，地区狭小，食粮无着，纪律甚坏，人民恨之入骨。我为了整理这些保安团队和统一指挥来对共产党作战，即派第二绥靖区中将高级参谋于兆龙前往负责训练及指挥作战。我指示他到张店以后，积极整理部队和向外扩展，选解放军的薄弱之点而攻击之，扩大粮源。于兆龙至张店后，约于6月间派队向张店附近解放军所住村庄攻击，掠夺粮食。”[1]其他地区的伪军，也由济南派来的国民党军官操纵指挥，蠢蠢欲动。

伪军破坏和平的挑衅行为，激起解放区军民的极大愤恨。正如我方所指出的，这些伪军“在敌伪统治期间，作恶多端，臭名昭著。这些伪军头子或曾充任伪总司令，或曾高居伪山东省长，出卖祖国，屠杀父老，尤为人民切齿痛恨。敌寇投降时，理应立即解除武装严加惩办，不意摇身一变受国民党当局加委，继续残害人民。1月13日停战令后，不但不知稍敛凶焰，反因得到国民党当局陆、空接济，而愈嚣张，几乎无日不向解放区攻击。此外如阻挠调处、枪击执行组人员、私运军火、扣留商民、摊派苛杂、囚禁人民、奸淫妇女、放水淹田、破坏工厂等等各种无法无天罪行，不一而足。最近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大规模内战，而盘踞山东的这些伪逆遂亦大肆蠢动；张店伪军进犯历城解放区；胶县、高密伪军进攻胶济路两侧；枣庄伪军王继美部不但不遵守协议撤离枣庄，反杀伤执行组中共代表甘重斗，并进攻山东新四军，施放糜烂性毒气，致使我军民8人中毒，我营长胡子和牺牲。对于各该伪匪之违约行为，山东军区司令陈毅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刘伯承将军均曾发表声明，严予指斥，令其改悔，但彼辈执迷不悟，进攻愈烈，人民受害愈甚，纷纷请求灭此大害。”[2]

国民党和伪军的挑衅，使山东的局势越来越动荡。对于内战危险，陈毅是有准备的。5月23日他向中央报告：如果内战爆发，山东我军将采取“北攻南守”的战略。即以山东野战军主力进攻济南、青岛和铁路沿线伪军，对国民党重兵集结的徐州方向进行防御，保卫淮南解放区。5月30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陈毅，指示山东军区部队“似以首先消灭泰安、大汶口、兖州地区吴化文部一万二千人，张店、周村、南定地区张景月部一万二千人，德州王继祥部六千人，共三万人为有利。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3]

毛泽东一声令下，陈毅迅速调遣部队，于6月7日展开山东境内的讨逆战役。渤海军区两个团和警备8旅在友邻冀南军分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向德州伪军发起攻击。9日早晨占领城外的飞机场、汽车公司和德州城的西、南、北关，并将盘踞铁路桥的伪军击溃，完成了对德州的包围。德州伪军当晚纵火烧房，企图乘乱突围。我军一面帮助百姓救火，一面攻城。有两个团先后从南门、西门突入，与伪军展开巷战。激战至深夜，王继祥率卫队从地道逃到南堤。其余伪军全部被歼，原日伪山东“省长”杨毓洵、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光第等被俘虏。10日上午，我军包围东堤，向残存伪军喊话，进行政治攻势。王继祥走投无路，只好投降。济南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轰炸德州，也不能挽救伪军灭亡的命运。

叶飞的一纵奉命进攻泰安、大汶口之敌。7日夜里，1、3旅发起对泰安的攻击，8日下午，泰安外围被我军扫清，伪军退入城内。一纵作了充分准备，10日黄昏发起总攻。我军集中轻重机枪，以密集火力压制伪军火力点，打得他们无法还击。担任西门攻坚的3旅8团4连战士架起梯子，只用15分钟就登上城墙，突入城内。另一路也攻占东门，两路夹击城内敌人。当天夜里，除伪军头目宁春霖率少数人从城东北角地道逃窜突围，其余4 000多伪军全被歼灭。大汶口由一纵2旅进攻，7日下午4团以近迫作业挖壕堑接近围墙，用炸药从东南角炸开缺口，很快占领了大围子和火车站。残敌退守小围子，凭借坚固攻势顽抗。我军坑道爆破效果不好，形成对峙。7月5日一纵参加胶济线作战，撤围转移，大汶口残敌向兖州逃窜，我军遂收复大汶口。

枣庄伪军王继美部4 000余人盘踞煤矿公司，已被我军包围数月，全靠国民党军空投救济。国民党方面派19军副参谋长王纲为指挥官，指挥伪军与我军对抗。陈毅命令山东7、8师和新四军二纵共20个团由罗炳辉同志指挥，歼灭枣庄敌人。9日黄昏，7师和8师部队利用挖好的坑道进行爆破，迅速将伪军的铁丝网、电网、鹿砦等工事清除，并炸塌两段围墙。我军立即发起冲锋，与伪军展开厮杀。伪军几次反扑，都被击退。10日早晨，枣庄伪军被全部歼灭。王纲被俘，王继美被击毙。

周村、张店伪军盘踞在十几个据点内。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指挥山东军区4、9师和鲁中部队共13个团于7日分别包围各据点，夜间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战斗，周村伪军先被我军消灭。张店伪军分路突围，又被我军预先设伏和追击部队两下夹攻，全部歼灭。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7个团的兵力，负责消灭胶县、高密、即墨等地伪军。6月8日，我军首先进攻胶县。警备5旅扫清外围后，四面围攻胶县县城。他们以爆破和架梯登城相结合，突入城内。经过一夜战斗，歼灭伪军2 700人，将长期盘踞胶东的大汉奸赵保元击毙。占领胶县后，我军乘胜进攻高密、即墨。12日，警备5旅围攻高密县城。13日攻入城内，将4 000多伪军歼灭。警备4旅于14日晚进攻即墨，占领四个城关。当15日向县城发起攻击时，因伪军密集火力顽抗，几次冲击没有成功。16日下午，伪军弃城向青岛突围，被我军歼灭于城南地区，仅少数逃脱。

10天的讨逆战役，在我军的奋勇攻击和广大老百姓的热烈参与帮助下，取得辉煌战绩。共俘虏伪军23 000余人，毙伤9 000余人，加上溃散之敌，总数超过40 000人。拔除了残存的伪军据点，拆除了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的跳板，为人民除了大害，也使胶东、滨海解放区联成一片。这些胜利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山东的进攻。[4]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全面内战的部署，准备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集中50多个旅的兵力，分三个方向向我苏中、淮南、淮北和山东鲁南解放区进攻。其中以嫡系部队5师、74师、172师主力向天长、盱眙进军，向我淮南第三军分区攻击。企图将淮南我军就地消灭或赶到淮河以北，从南面威胁淮安、淮阴。淮北方向，国民党以5个师10个旅的兵力自徐州、夹沟、固镇地区分三路东进，配合苏中北上的国民党军队占领我淮安、淮阴。国民党方面的战略意图是切断华中与山东的联系，达到把我军分割消灭的目的。

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重点是淮安、淮阴，而这个地区正是我军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山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两淮正好是个空缺。淮南军分区仅有3个旅总共8个团的兵力，战斗力和装备不强，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中共中央预见到内战不可避免，在国民党军行动部署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6月26日，毛泽东指示陈毅和华中分局，为粉碎国民党进攻，命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主力出徐州、蚌埠间；华中主力西进与陈毅配合，调动敌人而歼灭之。陈毅接到指示，即召谭震林从淮安到鲁南商议，于28日答复中央：准备于7月15日左右率山东主力南下，对徐州至蚌埠间的津浦沿线发起进攻。

就在山东野战军主力进行南下准备时，国民党军精锐部队5师在师长邱清泉指挥下，向淮南解放区进攻。邱清泉，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毕业生。1934年到德国留学，对机械化部队作战和装甲兵战术有相当的研究。回国后到杜聿明的5军任师长，在1938年12月广西昆仑关血战中与日本人拼死战斗，表现勇敢，又参加了云南西部的对日作战，深得蒋介石的欣赏。抗战结束后，邱被任命为整编第5师师长，从云南调到浦口，与张灵甫的74师担任南京卫戍任务。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邱清泉又当上急先锋。他生性狂傲，脾气暴躁，打起仗来确有一股疯狂劲。

淮南军区司令员周骏鸣、政委萧望东手头的部队只有成钧的5旅、陈庆先的6旅、罗占云的淮南独立旅等8个团的部队，总数不过30 000人。作为主力的5旅是刚从山东军区南下来到高邮的。华中军区交代的任务是配合当地部队牵制74师，坚持淮南根据地。获悉国民党军将对淮南发起进攻的情报时，华中军区指示周、萧以6旅在盱眙西南牵制5师的96旅，以5旅、淮南独立旅在六合东北对5师的45旅实施反突击，迫使其后退，然后消灭96旅。

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淮南我军的人数、装备、战斗力均弱于国民党军，淮南部队首长对5师、74师也没有什么具体了解。5旅刚到淮南，在地形不熟、准备仓促的情况下，7月17日对进占樊家集的5师发起攻击。因缺乏攻坚经验，各团动作不协调，未能得手，当即撤退到东旺庙一线。国民党军乘机推进，20日到达东旺庙。当天下午，成钧指挥5旅再次向5师实施反突击，但是独立旅没有按时到达配合作战。5旅苦战一夜，伤亡很大，只消灭敌军两个连。这时邱清泉发现共军主力在东旺庙，即调96旅从竹镇向天长的汊涧进攻，企图迂回包围我军。淮南军区首长看形势严峻，命令部队转移。一部分守天长县城，一部分在汊涧以北待机。7月25日，国民党军再次发起进攻。5师45旅自东旺庙向天长突击，96旅向盱眙县城进攻。26日，45旅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分三路向天长县城发起总攻。5旅15团与其血战一天，连续打退多次进攻，但国民党军锐气正盛，天长位置突出，不利于防守，5旅15团只得于27日拂晓撤出战斗。5旅主力在汊涧张公铺反击，歼敌一个营，包围一个营；由于没有大量歼敌，整个战局仍未好转。5师全线逼近，华中军区政委谭震林原打算将驻高邮的皮定均旅拉上来，与国民党军再打一仗。但淮南部队已极度疲劳，没有回旋余地，不宜再战。谭震林命令留下一个团与地方武装就地打游击，其余部队自29日先后撤退到淮阴、宝应地区，淮南解放区遂为国民党军占领。[5]

淮南半个月作战，我军遭受几千人的伤亡，丢失了淮南根据地。其中的原因除了国民党军力量较强、兵力集中以外，暴露出我军不善于打正规战，作战指导思想落后的弱点。正如后来三野战史研究工作者所总结的，淮南军区领导人“在作战指导上违背了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保守地方，分散兵力，不能集中机动，各个歼敌。整个半个月过程中，都是与敌人正面对抗，敌人进一步，我们退一步，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致使自己拖得非常疲惫，最后不得不退出淮南。”“其次，战争动员不充分。军队中存在着骄傲自满、游击习气和山头主义，执行命令不坚决，组织战斗不严密，各部队在战斗中不能很好的协同动作。以至有些战斗本来可以打好，结果未打好。地方党政工作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盲目地依赖军队，没有积极组织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没有组织支援前线的工作。枪声一响，群众和地方党政人员逃避一空，使军队给养补充和伤员转运都发生困难，甚至连向导也找不到，对军队士气影响极大。”[6]

遵照中央关于山东野战军主力南下徐州地区作战的指示，陈毅、张云逸、黎玉在鲁南与淮安的华中分局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反复商议作战方针和相互配合的问题。按照陈毅的想法，打算集中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主力在徐州地区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但苏中局势紧张，粟裕、谭震林来电坚决要求先在苏中内线歼敌，不主张急于调华野主力北上。虽然中央曾有指示，华中野战军在战略行动上归陈毅指挥，但实际上华野是由华中分局领导，陈毅只能协商解决问题。为了协调好两个野战军之间的关系，陈毅总是将华野的建议先转告中央，求得指示后再行动。

毛泽东考虑粟裕、谭震林坚持苏中作战的建议有道理，也可行，7月13日复电山东、华中领导人，指示鲁南主力不要急于南下，让“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7]毛泽东让粟裕在苏中打，是赋予他战略侦察的任务。粟裕在苏中连战连捷，华野也就暂时不能北上了。

陈毅原打算调叶飞的一纵参加南下作战。但是山东军区此时也开始了胶济线作战。一纵是鲁中地区的主力部队，张云逸、黎玉要求陈毅把一纵留在山东，也能起到保卫临沂的作用。陈毅考虑，不能为了淮北而放弃山东，同意了张、黎的意见。这样，陈毅手里又少了一支得力部队。三个方向同时开战，兵力是集中不起来了。

当时，陈毅手中的兵力有韦国清的二纵、谭希林的山东7师、何以祥的山东8师，以及先期到达淮北睢宁地区担任保卫淮北任务的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共50 000余人。这比胶济、华中两个方向作战的兵力都多，应该是能打大仗的。7月17日，国民党军开始向苏中、淮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中分局向陈毅告急，电报中汇报敌情后表示：“我苏中淮南只能与顽纠缠及逐步歼敌，达到击溃顽之进攻。但淮北如山东主力不南下，很难支持。如果五河、泗县、灵璧、睢宁等城失守，对将来整个战局不利。建议山东主力迅速南下，首求将进犯顽军歼灭后，乘胜西攻占领蚌徐段，以免造成华中四面楚歌之势。”

陈毅将华中电报转告中央，他考虑南下有几个敌人要打，究竟先打哪一个，要看敌军的行动和我军集中的情况而定。7月19日毛泽东回电：“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如打得好，歼灭蒋军东进主力，则我军可以南打九十九及五十八等军，可以切断徐蚌路，配合刘邓大军发展新局面，杂牌军亦可能起来反内战……因此你们必须等候八十八师、二十八师出来，并进至有利我们之地点，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师，得手后再歼第二个师。此两师解决，则全局胜利。”[8]接到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下达命令，鲁南部队连夜南下。

韦国清指挥的二纵由台儿庄越过陇海铁路，到达睢宁以北的古邳镇。韦国清是广西东兰县人，壮族。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加入红7军。后转入中央苏区，长征中在红一方面军中任干部团团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9旅旅长，彭雪枫同志牺牲后，他接任4师副师长，坚持斗争。抗战胜利后新四军主力北上，他的部队组建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他任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了打枣庄等战斗。这次二纵是最先南下的部队，所属4、9旅隐蔽于曹八集一带，寻找战机。

张震率领的华中野战军九纵被华中军区调来阻击进犯淮北的国民党军，已在睢宁地区集结。张震是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了两次攻打长沙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任团参谋长，抗战中调到新四军，任4师参谋长，协助彭雪枫指挥多次打击日伪军的作战。抗战胜利后被编入华中野战军，任九纵司令员兼政委。九纵虽然是新组建的部队，但干部战士斗志旺盛。在山东主力南下之前，他们在灵璧进行了四天的运动防御作战，给进攻的桂系部队以较大的杀伤，也取得了山地守备与运动防御作战的初步经验。

从徐州方向进攻淮北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兵分三路，平行推进。先打哪一路呢？陈毅和宋时轮原来决定打击位置最突出的左路敌军——28、57师。那几天，二纵几乎每天夜里行军，来回运动寻找战机。正当我军主力向左路敌军接近时，中路敌军69师的60、92旅于25日到达朝阳集地区。26日60旅向左路靠拢，92旅显得孤立突出。陈毅、宋时轮迅速改变决心，命令二纵、九纵和20旅共13个团的兵力集中歼灭92旅，并在运动中攻击60旅一部。任务分工是：二纵4旅担任主攻，夺取九顶山、凤凰山等制高点，然后进攻朝阳集；9旅从另一路迂回进攻，切断92旅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并助攻朝阳集。九纵和20旅负责打援。

7月27日凌晨，战斗打响。4旅以密集战斗队形猛打猛冲，进占了几个小高地。国民党92旅是薛岳的老部队，抗战中参加过台儿庄、长沙等会战，属于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但是他们从江西出发到徐州，又参加这次行动，长途奔波加上连日下雨，部队相当疲劳。而且他们对我军很少了解，进入解放区后又大胆分兵去清剿地方，到朝阳集后只是简单修了些工事，没想到我军来得如此之快，一时被打昏了头。9旅攻占了杨桥、唐庄，切断了朝阳集与双沟的联系。九纵攻击鱼沟敌军，包围了一部分敌人。敌军凭借一所大房子抵抗，我军战士用炸药将房屋炸塌，百余名敌军全被压在房下。4旅乘胜追击，28日拂晓从北门、西门攻入朝阳集内。经过激战将敌军压缩在集市南部。天亮后敌军不支，抛弃重武器及辎重向西突围。我军三个团在后追赶，将92旅全歼于野外。经过两昼夜战斗，我军歼灭国民党军92旅全部，60旅一部共5 000余人，92旅旅长带少数人逃跑。我军伤亡800人，取得了朝阳集战斗的胜利。[9]

南下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山东野战军的士气。薛岳发现中路国民党军遭受打击，放慢了进军步伐，命令左路15个团的部队相互靠拢，谨慎前进。这样，我军若按原订计划攻敌左路，只能打击溃战，没有机会打歼灭战。陈毅、宋时轮看到右路敌军172师两个团占领泗县，显得较为突出，决定改变计划，调集主力部队19个团打泗县，尔后再向徐州方向攻击。7月31日，陈、宋电告军委打泗县的计划。

当时正是雨季，泗县地区地势低洼，山东野战军部队行进艰难。陈毅亲眼所见“到处一片汪洋，每夜部队只能走20里至30里，手榴弹遭水湿即不能用，部队特别疲劳，病员增多。敌驻扎之村即沟深水满，不好突击”。但是陈毅告诉中央：“现华中全境，苏中敌气已颓，淮南淮北敌气正旺，我决心在淮北打一、二好仗，即可改变局势。”

华中分局的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以往的经验，感觉桂系部队由白崇禧经营多年，是有相当战斗力的。7月30日致电陈毅，劝他改变主意去打蒋军。8月2日陈、宋复电华中分局：“张邓卅日电，要我们打蒋军不打桂系。我们事前经过慎重考虑，蒋军计八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四十里，彼此间隔不到十里、廿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战不能歼灭。此次打92师，我九个团打两天两夜始结束战斗，故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蒋军。但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桂系四个团分布在灵璧、五河、泗县三处，其增援均在七、八十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均用相等兵力，故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可能奏效的，已决定5日夜攻泗城不再变。”

8月3日，毛泽东看到陈毅7月31日要求打泗县的电报，感到雨季作战条件不好，指示陈、宋：“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次日再次电告陈、宋：“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10]但是陈毅、宋时轮已在8月2日下达攻打泗县的命令：8师与九纵3个团主攻，二纵、7师负责打援、切断泗县与灵璧之敌的联系。毛泽东的电报并未使他们改变决心。

8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和九纵负责人来到泗县城外，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担心。泗县有石梁河等五道大小河流环绕，县城周围原为湖泊沼泽地，平坦开阔，利于守而不利于攻。这些天连降暴雨，河水暴涨，城外壕沟水深两丈，宽达五丈，对我军形成天然障碍。泗县城门已经修筑了炮楼，城墙上每百米有一火力点，四角上也有碉堡，城外设有鹿砦。大家看过地形后，向宋时轮参谋长建议等大炮运到再动手，但是遍地大水，不知还要等几天，建议被拒绝了。

8师在山东曾有几次攻坚经验，这次是6个团打敌人2个团，大家认为没什么问题，产生了轻敌思想。8月7日夜里，二纵、8师和九纵同时对外围据点和县城发起攻击。二纵迅速消灭了鹿鸣山守敌，控制了泗县至灵璧公路的虞姬墓等要点，切断了泗县与邻近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另一部分攻占泗县西门。8师以部分兵力拔掉泗县城外据点，然后以5个营兵力攻击县城。面对宽阔积水的护城壕，战士们跳进水中，游向城门。原来准备的梯子无法带过去，部分炸药包、手榴弹也被水湿失去效用。但8师战士仍然勇猛向前，仅十几分钟就突破了北门。九纵进攻东门，这里积水最深，战士们在敌人火力封锁下，泅水强渡，占领了城墙东南角，控制了一座碉堡。

但是进城之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桂系军队不像山东伪军一打就垮，而是熟练地运用战术，向我连续反突击。8师先头部队进城后，干部高喊：“一班冲，二排冲！”“拿手雷，打机枪！”暴露行动意图。敌人在黑夜中专找有喊声的地方打，造成我军的严重伤亡。8师习惯密集冲锋，敌军一排手榴弹扔过来，我军一个排就只剩下四五个人。而且这些广西兵打起仗来特别拼命，后来陈毅在一次讲话中这样形容：“两广军队是很顽强的，是蒋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硬不缴枪，真是蛮子蛮打，非打死不缴枪。伤兵还拿枪打你，伙夫挑起担子逃跑还骂‘丢那妈’。你捉他，他放下担子就用扁担打。他们不做工事，一到村子排长就用刺刀在围墙上画几个圈圈（梅花形），以重机枪架起来打，通通通就成了枪眼。十多分钟就把阵地摆好，射击很准确的。他们都是老兵，有的营连长还是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学生。……他们封建团结很厉害，他们说：‘广西人打败仗就没饭吃，打胜了老蒋还要我们。’他们战术好，可是纪律很坏。打开每个碉堡都关着三、四个老百姓姑娘。……我们消灭他一个班，打垮一个碉堡要伤亡二三十人，消灭他一个营要伤亡四五百人，消灭他一个团要伤亡近千人，非常吃劲，要付相当代价。”这实际上就是泗县战斗的情况。[11]

8月8日天亮后，敌军在泗县城内发起反击，先以猛烈炮火切断城内我军与城外的联系，接着以连、排规模依托房屋向我军冲锋。8师的火炮因为洪水运不上来，火力上没有优势。敌军占了上风，夺回了西门，8师22团的三个营在城里苦战，伤亡很大。这时2营指挥员惊慌起来，竟调头往西门外跑，2营战士也跟着突围，在敌军火力封锁下伤亡惨重。1营、3营顶着巨大压力，坚持战斗。1营2连连长在战斗中牺牲，3排长李以琴马上代替指挥。他不怕敌军炮火封锁，积极向前发展。占领一个院落，立即组织战士挖好枪眼。敌军冲锋上来，大家沉着应战，9班长钟宝鼎一人消灭17个敌人。李以琴带领机枪组成机动小组，哪边紧张就到哪里增援，专打敌军的小股冲锋。8班长要求说：“咱们打了一天，叫别人来换换吧。”李以琴严肃地说：“别人都有任务，换什么！有我李以琴在，就不会丢掉阵地！”在他指挥下2连一天打退敌军9次冲锋，坚持了阵地，而且伤亡不大。战后总结，他被评为“泗县战斗中最出色的指挥员”。[12]

8日白天的战斗非常激烈。九纵77团在东门与敌军血战，1营全部军事干部都伤亡了，2连军政干部全部伤亡，7连打得只剩一个班长指挥。73团干部在攻城时留下文件书信，表示战死的决心。突击排冲上城墙后，与敌军争夺碉堡。因炸药包受潮不能用，机枪在泅渡时掉到水里，手榴弹很快打光了。但因城外水深，后续部队跟不上，全排几乎伤亡殆尽。他们抓了3个伤兵俘虏，结果战斗中没人看管，一个通信员经过，发现3个伤兵在咬我军的1个伤员。通信员一刺刀捅死一个，那两个才屈服，可见战斗之残酷。[13]

8日战斗最激烈时，宋时轮参谋长来到8师指挥。陈毅在睢宁葛楼山东野战军指挥部听到泗县战报，焦急不安，一再询问情况。8师在8日黄昏时再派两个营进城增援，但兵力始终不占优势。陈毅当夜指示宋时轮：“今夜如已总攻，望坚决打。如今夜不能总攻应后撤。”9日上午，战斗仍然处于对峙状态，敌军向北门连续实施反突击，双方均伤亡严重。鉴于8师伤亡太大，战士们过于疲劳。九纵、二纵因大水阻隔，无法投入更多兵力增援。为避免继续消耗，山东野战军领导决定停止攻击，全部主力撤往睢宁地区休整。

泗县战斗是山东野战军一次失利的战斗。我军虽然消灭桂系172师3 000余人，迫使其撤离泗县，但自己也受到重大伤亡。山野主力8师伤亡2 700余人，元气大伤；二纵、九纵也各有数百人的伤亡。8师干部战士士气受挫，牢骚、埋怨话很多。有的说：“上级老说要集中兵力，临到打起来却要敌人两个打我们一个！”有的说：“打起来见不到炮！”有的说：“上级成天说选择弱点，我们这次是选错了。”这些议论不是没有道理，我军此次集中了22个团，但攻城部队仅6个团。而这6个团在攻城时还分去一半打外围据点，优势变成了劣势。事先对桂系军队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侦察和战前准备都不充分。指挥员对雨季、水网等自然条件对战斗行动的影响估计不足，没有准备防水设施和渡河器材，造成洪水阻碍造成炮兵上不来、弹药受潮失去作用。战斗过程表明我军的战术还很粗糙，不善于协同、巷战、防炮，部队之间增援不上。这些很多是主观上造成的失误，有很多教训值得汲取。

泗县战斗没打好，陈毅和各级指挥员都心情沉重。8师政委丁秋生战斗结束后来见陈毅，请求处分。陈毅先是安慰他说：“泗县之战，我不认为是什么败仗，充其量也只是一次平仗。”又针对8师的消极情绪严肃指出：“我要批评你们的是，8师还不够全面，你们只会打胜仗，不会打败仗。你们要经得起各种各样的磨练，打了胜仗，骄傲了，那很危险；打了败仗，气馁了，这也很危险。那是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话虽这样说，陈毅作为首长，主动承担了失败的责任。10月4日，他在给8师领导写的信中说：“三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两个错误，一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二是不坚决守淮阴。”他肯定8师是一支很好的部队，自我批评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他鼓励部下在困难的时候，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勉励大家“愿山野同人在不利情况应赞成撤退，在有利情况善于勇进”。[14]陈毅的胸怀和气度，是促成山野和华东各方团结，扭转不利局面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泗县战斗对淮北形势产生了不利影响，国民党军队气焰嚣张，乘势向淮北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东我军面临最艰难的时期。

[1]　王耀武：《蒋介石指示我在山东破坏和谈和调处的真相》。

[2]　《山东军区关于讨逆战役总结》。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5]　成钧：《淮南作战的教训》，1950年4月的谈话。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377页。

[11]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

[12]　《8师22团泗城战斗总结》。

[13]　《九纵泗城战斗详报》。

[14]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第8章　两淮失守

国民党军部署进攻两淮——山野主力举棋不定——毛泽东打算派徐向前到山东——山野未能识破敌军企图——74师突袭泗阳——陈毅忧心如焚——华中主力北上——两淮失守——我军指挥员对战局的认识和看法

泗县之战，山东野战军没有打好，实力受损，部队的士气也受到影响。国民党军队则气焰嚣张，8月19日，参谋总长陈诚到徐州绥靖公署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分路进军，占领我华中解放区中心城市淮安、淮阴的战略计划。国民党军的部署是兵分三路：中路以李延年集团为主攻，以4个师、12个旅的兵力向睢宁、宿迁进攻；北路以冯治安集团12个团的兵力向台儿庄、鲁南解放区方向进攻。为了加强李延年集团，国民党军统帅部特地将最精锐的74师从盱眙、天长用火车运送到徐州，然后进至古邳镇一带。另一支增援部队26师41旅则进占朝阳集。原来的主力7军则驻守灵璧、泗县地区，牵制我山东野战军主力。

泗县战斗结束后，陈毅感到压力很大。他手中的部队经过一个月作战，相当疲劳，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山东方面张云逸、黎玉来电报说鲁南形势严峻，兵力不足，要求山野主力回山东。粟裕、谭震林建议韦国清的二纵南下高邮，配合华中野战军防守，阻止国民党军队沿运河北上。陈毅左右为难，8月26日与宋时轮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他们的建议。电报分析了敌情，认为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是睢宁。“估计敌近日克睢宁后，可能迅速东进，进占运河西岸宿迁、洋河等地，亦可延迟一周至十日再东进。”

陈毅告诉中央：他的部队在泗县战斗后伤亡较大，需要补充整顿。有的部队战斗力不强，纪律不好，也需要进行缩编和整顿。但最困难的是“淮北、淮海两区近又大雨大水成灾，为近十年所未有。部队炸药、手榴弹水湿不能用，部队走水路不能穿鞋袜烂脚。”“张、黎建议山野回山东，粟、谭建议二纵南下高邮打25军，均各有利，建议对山野行动宜作全盘考虑。”

陈毅的设想是：“山野集结泗阳及运河东，要争取一个月整训再举行出击。”这样“可南可北，亦可相机向西反攻。”[1]

8月29日毛泽东回电，拒绝陈毅的建议，要求山野寻求机会打歼灭战。电报说：“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我军休整一个月之计划事实上不可能，将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士气。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2]

陈毅也想打个漂亮仗，扭转被动局面。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的大雨和洪水使山野的部队无法行动。8月30日陈毅向山东军区和军委通报情况说：“我二纵、7、8师日内集结泗阳、众兴、王集、里仁集之线，由泗阳现在北移。中间三条大河，泗阳城南大水成灾，计四个区。居民乘船，淹死人畜无数，故暂不能回鲁，仍在现地不变。近连日大雨，到处泛滥，居民言非到秋后水不能退。只能争取休整部队。”对山东军区要求主力回鲁南作战的请求，陈毅也无法应允。原因“主要由于1 500个伤员拥挤在宿迁城内两条大路，万余民夫运了五夜，昨夜才运完。部队无法再进该地，故南移泗县”。

就在徐州国民党军准备向淮安、淮阴进攻时，山东国民党军也开始了进攻。李弥的军队沿胶济铁路向我鲁中解放区的淄博、张店、章丘等地发起攻击，由于山野主力南下，叶飞的一纵又受命保卫临沂地区，鲁中解放区兵力空虚，无法阻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顿时严重起来。据华东局9月4日《关于敌攻胶济路情况给各区的通报》中说：“敌人此次进攻胶济路济青段及淄博矿区，由于我张店、周村战役胜利后，一般干部盲目乐观太平麻痹，在形势转变之后，便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使我在工作上物资上均受极大的损失。据已知者，有工商局及兵站机关的粮食损失不下三百万斤。独3团损失机枪9挺，子弹万余发；各机关在淄博的物资均全部损失。计棉花百余包、火柴百余箱、食盐五十余万斤；后方200余支枪被起去。章丘民兵枪支除拉回的一部外，其余大部损失。更严重的是鲁中区保卫部及淄博特委存在地方的文件都损失了。”“干部表现悲观退后，博山地区当敌人来时，半数以上分区级干部回家隐蔽。25个干部坚持工作，13个钻石洞不敢回去，不愿再坚持下去等。经过思想动员，召开高干会议，布置坚持边沿的斗争后，正在转变中。”[3]

山东、两淮，都等着陈毅带主力来增援，但是陈毅要在睢宁、泗阳一带等待阻击徐州方向的国民党军，哪里也去不了，形势令人十分忧虑。我军在华东的总兵力并不少，但分成山东、两淮、华中三大块，各自为战，虽然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也未能减轻山东和两淮的压力。过早集中兵力，就必然要放弃其中的一两个解放区；不集中兵力，在几个方向分别作战，就无法打成大歼灭战。这就是当时的局面。毛泽东也为此十分忧虑，权衡之下，他认为山东解放区是最重要的。9月6日，他电告陈毅：“请你考虑调第8师回鲁南，暂时受叶飞指挥，协同一纵及两个地方旅组成鲁南前线。我们准备派徐向前同志来鲁，负鲁南前线指挥之责。你率2、7师及九纵组成淮海前线，准备敌切断陇海时亦有一个时期留在淮海区域。如此则胶济、鲁南、淮海、苏中四个前线均有适当兵力与指挥人员，而你则负统筹各个前线之责，并直接指挥淮海。这样是否妥当，或有其他方案，望考虑见复。”

陈毅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当然明白中央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然而他一向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地位的升降。9月7日复电作三点表态：1．“现秋天水落，部队南北机动往来，敌前敌后定有好机（会）仍可打，故仍请8师不北调。在获得一、二胜仗后，即可逐渐与一纵合并，扫荡淮北、鲁南之敌”。2．“欢迎向前来鲁”。3．“在全国战局均需要淮北打几个胜仗，我们协商认为集中兵力在淮北大有开展的机会。”[4]

此时，陈毅最盼望的是粟裕能率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增强两淮解放区的力量。但是毛泽东对苏中的形势相当乐观，希望华野能在七战七捷的基础上扩大战果。8月29日他致电张鼎丞、邓子恢，询问华野主力能否西进攻击泰州、扬州地区，以切断津浦线，策应其他解放区的作战。粟裕、谭震林感到部队连续作战，已相当疲劳。战斗中的伤亡使老战士越打越少，新兵、俘虏兵的成分越来越多。俘虏兵虽然军事技术好，但纪律很成问题。尤其是干部，自开战以来已经换过三批，连队干部中老骨干也很少了。苏中地方武装多数已编入主力部队，从地方上再动员新兵入伍也很困难。如果再打下去，前景也难以预料。他们也希望部队能得到一个短暂的休整机会，待秋收后得到粮食和冬服的补充，到10月中旬再向淮南进军。8月31日，粟、谭向军委、山东、华中领导发了一封长电报，如实汇报了上述情况。但粟、谭9月2日报告中央，他们仍然准备执行西进的计划，拟定先攻占海安、如皋，稳定华中形势后，再进攻泰州、扬州之敌。

苏中的作战动员了苏中和两淮解放区的全部人力物力，战争的消耗使解放区的形势越来越艰难。两淮失守后，陈毅在11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如实反映了9月期间华中的情况：“华中方面扩大新兵和动员民夫达到空前程度，再扩新兵也很困难，目前只能以扩大地（方）武（装）的方式准备坚持现地，以便部队转入主动。三个月作战经验，每一万兵力至少要用一千余民夫，主要是运粮食、炮弹、伤员等。因此各地冬麦未种，豆子山芋未收，影响甚大。民夫在部队服务流泪，部分地方干部逃亡，人民躲夫和扩兵。华中粮食只要地区不再缩小可支持到明春，华野部队虽连捷，伤亡万余。”[5]

这时，国民党军李延年集团已经完成了进攻两淮的准备，于8月底兵分三路向运河以东进攻。南路的7军渡过濉河，31日占领洋河镇；中路的69师27日占领睢宁城，29日占领宿迁；北路的58师在朝阳集、渔沟地区与我军对峙。而担任主攻两淮任务的74师则跟在7军的后面，隐蔽自己的企图，悄悄前进。当时国民党军摆出要在泗阳与我军决战的架势，在河上架桥，派部队四处“清剿”，虚张声势。由于我军在战役侦察上存在严重的失误，受敌军的佯动迷惑，没有观察到国民党军直扑淮安、淮阴的战略企图。[6]

根据侦察的情况，陈毅、宋时轮决定将山野主力北移到沭阳方向，打击徐州东进之敌，并照顾鲁南方向。留下九纵守泗阳。9月7日，山东野战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本军为便于新的机动，打击可能由宿迁进犯沭阳之敌，或向南打击可能由洋河进犯淮阴之敌，决以主力转至泗（县）、沭（阳）、宿迁县属地带隐蔽待机。”部署是二纵在新集、九纵到泗县以南、7师到大兴集、8师仍在渔沟。当夜部队即开始行动。

在苏中的粟、谭得知山野的部署计划，认为这个方案虽然可以保持同鲁南的联系，但将主力集结泗阳，两淮空虚，是很危险的。9月5日，粟裕看到陈毅通报的山野行动方案后，马上通过华中分局邓子恢转告陈毅和中央：“敌占宿迁、洋河之线，有进犯两淮之极大可能。来直捣我华中之心脏，与截断华中与山东之联系。”“以山野目前之布置，似乎尚让敌过运河以东再与敌决战。如决战顺利两淮当无问题，否则华中局势将受极大影响。我运河线防务之固守三面受敌，而我苏中南线亦因后顾之虑将受影响。”

9月7日，粟、谭再次电告陈毅、华中分局和中央：“我们请求山野必须在泗阳地区打几个仗以挫敌锐，否则两淮不保。如两淮失掉，不仅政治影响不佳，且直接影响南线作战甚大。”他们表示：“如山野必须离开淮、泗而向北转移攻势，则请求将二纵留下，我们当于攻占海安后，暂时放弃苏中之较有利局面，而转移主力于淮、泗。”

8日，粟、谭以更强烈的语气电告陈、宋和张鼎丞、邓子恢：“我们意见：军长将主力转至沭（阳）、宿（迁）间阻顽东进之方案，在实质上将使敌人迅速占领两淮及运河线，变成放弃华中而使山野主力被迫撤回山东。如此，苏中主力势必造成我军因无后方补给，在强敌三面包围下没法北撤，只有渡长江前进。如军长仍坚欲北开，则我们坚决要求调二纵全部留下，由韦国清统一指挥，钳制敌人。候苏中主力北转，以求阻击南下之敌。否则华中局势变化，责任难负。”

陈毅、宋时轮收到粟、谭的电报，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作战计划。9日他们给粟、谭、张、邓回电，口气还是很有把握的：“淮北敌情正在变化中，7军已南移灵、泗、睢、宿迁地区，由蒋军接替。现再看数日，如蒋军由宿迁东进，我军及时出击，或在宿迁、沭阳、新安之间歼敌。或西攻睢、宿地区，保证可以改变战局。如是，沭阳、两淮及鲁南均不致引起突变。”他们指示：“粟、谭部队仍以打下海安，争取休整，相机转移为最好。”

山野的态度也影响了毛泽东，他看到陈毅9日的电报，复电对山野的计划表示“甚好甚慰”。同时指示粟裕部队主要任务是休整，打不打海安可按实际情况决定。[7]

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再看数日”上。9月10日，国民党7军、74师共6个旅的兵力，突然南下，避开山野主力，直扑泗阳。这里是我军九纵的阵地，虽然构筑了工事，但因时间仓促，人员有限，所以不够坚固。11日拂晓，7军以猛烈炮火向我九纵75团阵地轰击，步兵随即发起冲锋。我军防炮经验不足，干部伤亡大部，部队失去指挥。在敌军连续进攻之下，阵地被突破，我军退至二线防御。12日敌军继续猛攻，九纵与敌激战竟日，杀伤数百敌军，下午阵地又被突破，九纵被迫放弃泗阳，撤退到李口运河东岸。

陈毅获悉国民党军发起进攻，13日下达命令：由谭震林同志统一指挥九纵、5旅、皮旅及淮南各分区部队担负保卫淮阴的战斗，命令5旅和皮旅火速从高邮、宝应一带北上增援，在南新集一线组织防御，配合山野在沭阳地区歼敌，等待华野主力北上。

9月13日，74师投入战斗，越过泗阳，占领南新集后，向淮阴以西的沭河沿岸的码头、朱家渡等渡口急速进军。15日上午，74师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我九纵73团的码头及77团的朱家渡阵地同时发起进攻。因西岸河堤高于东岸，我军在地形上就吃亏，被74师居高临下地打。74师的攻击相当狡猾，他们先以十几只橡皮艇试探性渡河，当我军集中火力将其打退后，他们选择我军火力薄弱处，以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掩护百余艘橡皮艇强渡。我军防御线过长，机动兵力太少，待我军明白敌军主攻方向，74师已经冲上朱家渡东岸。在我军反击下，形成对峙。当夜我军再次后撤，在码头以东的天地闸一带布防。

这是我军第一次与74师交锋。这个敌人确实非同寻常。据九纵战后总结说，74师的战术特点是：“多采取正面佯攻，侧后迂回，或行超越攻击。该敌系蒋军五大主力之一，部队骄傲，攻击精神较旺盛。”“善于集中使用兵力，先以集中炮火打我阵地一点，掩护步兵攻击，且善于使用小部队，以锥形渗入我侧背，错乱我部署。但敌不善于近战。”

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山野指挥部才判明敌军企图。宋时轮参谋长火速赶到二纵，命令韦国清司令员指挥二纵和8师，打算乘7军过运河立足未稳，即从来安、渔沟拦腰打击敌人，以阻止敌军前进。但是7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是助攻，而74师是主攻。所以7军采取稳扎稳打战术，以守为主。部队齐头并进，呈扇形攻势，中间不留空隙。泗阳、洋河一带战场狭小，南有洪泽湖背水作战，对我军不利。我军由于攻击准备不足，17日以6个团的兵力向来安反突击，结果因动作不协调，几次进攻未能奏效。山野主力被7军拖住，无法向淮阴方向增援。[8]

驻守高邮的皮定均旅于9月13日接到华中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的命令，要他们尽快赶到淮阴。为了争取时间，还为皮旅调来部分卡车。皮定均接受任务，立即上路。全旅顶着敌机的袭扰，乘了一路汽车，又跑了30里地，14日赶到码头、杨庄阵地，增援苦战的九纵。根据陈毅的指示，淮阴前线由谭震林统一指挥，张震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在码头南岸的一个城隍庙里建立指挥所。

9月15日，皮旅和九纵在运河东岸的码头阵地与74师展开激烈拼杀。皮旅与敌军一天战斗九次，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运河。皮定均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没有作准备工作，到了上午，敌人不愿再等我们做工事了，开始了进攻。不断地向我们发出了猛烈的炮火。我们为了自卫，为了保卫两淮，不准他来强占我们的土地，全旅对突过运河东岸滩头之敌，进行反复地冲杀，干了九次！几次打得很英勇！敌我伤亡都是很大的，特别是我们有很多优秀的抗日战士被国民党惨无人道的屠杀了。”这一天，九纵也与敌军激战，由于九纵连续作战已达七昼夜，部队伤亡很大，弹药告罄，战士们也极度疲劳。这天夜里，74师占领杨庄、码头阵地，向淮阴城又逼近一步。

谭震林决定破釜沉舟，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16日他电告陈毅：“13旅（皮旅）昨日攻击未奏效，敌人现攻击很猛。为确保淮阴，决定把城西、城南变为水乡，部队以水设防。城北大桥是否破（坏），要看水的程度。部队下午5时左右可以转移完毕。”发出电报后，皮旅即接受任务，将运河大堤扒开，放水形成一片沼泽，迟滞74师的进攻。

陈毅接到谭震林从淮阴发来的一封封告急电报，命令二纵火速向淮阴开进，没想到国民党军队破坏了通向淮阴的王营大桥，使二纵无法过河，看着淮阴方面着急。陈毅感到忧心如焚，9月17日他给华中局的电报中说：“此次出毛病，没有估计到敌迅速南下。原想避开桂军，控制主力于河北，不料蒋军又不来，未碰着它。山野9日过六塘河，14日又转回来；部署调整完毕，当面敌情未能分清楚，故丧南移时机。8师即可转移，二纵转移不及，15日桥又破坏，与桂系接触。总之此次淮北作战，由于主观指导错误，贻误全局；五内俱焚，力图挽救，当尊重兄等建议。”[9]

此刻，粟裕正在赶往淮阴的路上。他的心情也与陈毅一样焦急。9月8日他电告陈毅准备由苏中北上时，毛泽东还同意华野先打下海安后再北上。但11日发觉国民党军开始向淮阴发起进攻，毛泽东马上以军委名义指示陈宋、张邓、粟谭：“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粟率苏中主力（1、6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华中野战军主力没有片刻休息，即匆忙布置由海安北上淮阴的行军。粟裕将坚持苏中的任务交给管文蔚、姬鹏飞的七纵，自己先赶往淮阴。陶勇、王必成带领1、6师陆续北上。

从海安到淮阴相距500华里，一路都是水网地带，天又不断下雨，道路泥泞，大部队只能依靠船只运送。匆忙中调集不到足够的船只，给北上造成很大困难。陶勇只好先运送一个旅，然后放回船只再接一个旅。为了防空，船运只能在夜间进行，白天则无法行动。粟裕心里明白，华中主力最快也要20日左右才能到达淮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9月17日淮阴保卫战更为激烈。74师以猛烈的炮火和十几架次飞机轰炸配合，向皮旅、华中5旅和九纵阵地连续发起五次攻击。我军顽强抗击，击落敌机2架。皮定均集中手里的炮火向敌军阵地打了300发炮弹，遏制了敌军的进攻，阵地呈相持状态。夜里皮定均还组织了三次佯攻，又打炮又吹号，疲劳敌人。直到弹药耗尽，才退往二线阵地。[10]

经过几天激战，74师也打得筋疲力尽。张灵甫依靠飞机空投补充弹药，在水网地带作战，也使他的战术很受限制。张灵甫一度信心动摇，想喘一口气，等其他部队前来增援。但是南京方面来电报说，国民党中央电台将于18日广播攻占淮阴城的消息，这就把张灵甫逼得无路可退，只有孤注一掷地进攻。18日，74师使用第二梯队57旅和28师一部参战，对淮阴城西部和南部的胡庄、高兴桥、道士庄等进攻。谭震林、张震指挥皮旅守城西、5旅守城南，九纵休息一下，担任二线防御。从早上打到晚上，敌军的几次进攻又没有进展，锐气受挫。这时，谭震林接到陈毅电报，说二纵将于今夜赶到。同时，王必成的6师一个旅也到达淮阴南郊的板闸镇。谭震林非常高兴，复电陈毅：“今日敌复以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并以大量飞机助战，曾数度猛攻。我除失王家庄半个村子，仍保持原有阵地，此刻战斗仍在进行中。但淮阴危机已过，祈释念。6师一个旅今晚可到板闸，同时军长已决定派二纵来援，因此我们明晚可转入反攻。首先歼敌一个旅，而后击其全部。”[11]当夜，前线指挥部决定调整部署，一面加强正面防御，一面派出部队转至74师侧后，准备19日晚协同二纵、6师向74师发起反击。不料二纵被国民党7军拖住，没能按时到达淮阴。我军的防线出现了空档。

狡猾的74师利用我军调整部署的空隙，以2个连的兵力于19日拂晓前轻装从我九纵和5旅阵地的接合部爬过阵地，捉住一个我方人员，获得口令，于是冒充我军撤下的部队，骗过城门岗哨，潜入淮阴南门。进城后马上抢占几所房屋，建立阵地。接着正面敌军开始猛攻。前线指挥部一面命令皮旅、5旅抗击正面敌军，一面命令九纵预备队围攻突入城内之敌。但是5旅在敌军前后夹攻下，已被迫放弃阵地，由东、西门退入城中抵抗。正面敌军蜂拥入城，与城内敌军会合，与我军展开巷战。皮定均在早晨7时听说敌军进了淮阴，马上派1个团向城里增援，想把敌军赶出去。但敌军攻进城内，士气上升，而我军已极度疲劳，士气下降。皮定均虽然向上级建议马上行动，但反击效果不大，只得停止进攻。

这时，粟裕已经赶到淮阴，与谭震林会合。他见情况严重，感到再打下去只能消耗我军力量，不可能改变局面。于是，粟、谭决定放弃淮阴。他们于9月19日16时电告陈毅和中央：“突入淮阴城之敌已达一个团以上，其后续部队继续跟进。我军经一周激战已极度疲劳，且主力尚未赶到，故决定撤离淮阴。”根据命令，九纵撤到淮阴以东的钦工镇，皮旅撤到涟水。20日，我军主动放弃淮安。两淮保卫战至此结束。

两淮的失守对华东我军的形势产生了严重后果。邓子恢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来源全部都被切断了，特别是运河的税务问题，我们的一切是靠运河来的，现在没有了。清江（淮阴）在政治上也是很重要的，是华中经济、政治上的中心，对国民党有很大威胁，失去了，我们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各级指挥员们也感到极为痛心，皮定均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敌人进攻泗县是很早就开始了的，敌人占领宿迁县也是很早的，敌人进攻两淮的计划我们一个月前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准备的时间很晚，如果我们要早点调兵，作出长期的战斗准备，是来得及的。有主要的原因：我们主观上有些过分地看到自己的力量，而看不到敌人的特点，看不到敌人的阴谋，主观上认识不够，有时过分地夸大自己的力量。”

“今天两淮丢失了，整个苏中、苏北解放区都失去了主动权，大块的地方都变成了游击区。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重点的地方，把军事上的天然屏障全都丢光了。我们要是有洪泽湖、有高邮湖、有运河，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天然地形作我们的防御，这些防御任务全部可以交给民兵来担任，而我们还可以放心地在外面作战。”

“在经济上把中心要点和来源都失去了。华中的经济收入全部依靠几条河流，如淮河、运河、盐河、黄河，还有其他的很多小河。华中的工业和商业全都在这里，这样一来，工业全部没有了，不能供前线需要了。当然这都是暂时的，但增加了战争困难。”皮定均的话，可以代表当时华东我军干部的普遍看法。

但是粟裕不这样悲观。他认为：“两淮并无死守之必要，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动撤出两淮是符合我军战略方针的。若因两淮是华中首府，便以保卫这个城市为目标，同敌人进行战役决战，则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样看呢？粟裕指出：“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的形势很明显，打歼灭战的规模必须有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一直认为，即使第一、第六师赶到淮阴，并在淮阴同敌人作战，不仅不会讨便宜，还会吃大亏。华中主力在苏中几战打得比较顺利，没有吃过什么大亏，由小到大，逐步发展作战的规模，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记得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我曾应新华社记者之约，谈了我军主动撤出两淮后之华中战局，其中说到：‘我军的撤出两淮，绝对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这个分析是符合战争发展的实际的。”[12]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10月初稿。

[9]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

[10]　《皮定均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11]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12]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404页。

第9章　艰难的转折

两淮失利后的艰难局面——陈毅写信一吐郁积——关键在于集中兵力——山野、华野商议合并——鲁南形势骤然紧张——毛泽东确定在淮北作战方针——张灵甫其人——涟水保卫战挫败74师

1946年9月，徐州方面的国民党军李延年集团以优势兵力连续占领我华中解放区的宿迁、泗阳、淮阴、淮安、宝应等城市，将我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主力压缩在运河以东的沭阳、涟水、盐城、东台一条狭长地区。北线的冯治安集团则沿津浦路进犯我鲁南解放区的枣庄、峄县，企图直插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将我军分割在几个狭小区域内，加以消灭。暂时的得手令南京方面欣喜若狂，蒋介石特意嘉奖74师，授予张灵甫云麾勋章。李延年得意地说：“有十个74师，就可以统一全国。”王耀武也为他的后任感到自豪，说：“中国军队只有74师能打仗，是我亲手培养起来的。”张灵甫则对蒋介石夸口：“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吧，有我们74师，就无新四军葬身之地。”

国民党方面总结了这个期间的作战，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进展，除了优势的兵力加上空军配合外，战术上也有成功之处。共军方面则有失误，比如“对海安久围不拔，战略上对苏北之攻守模棱两可，兵力过于分散”；“居内线作战未能彻底集中兵力击破任何一点”；“无炮兵、空军协助，白昼不能行军，只能利用夜间逐次增援有限兵力”；“判断运河及湖沿价值过高”等等。[1]从以上评价看出，国民党军统帅部确实抓住了我军的一些弱点。

10月上旬，国民党军打通运河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我军也得到十天的休整机会。这些天来，陈毅和华中分局的领导人都心情沉重，两淮失守后，华东我军的局面越来越被动，部队和解放区内部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现象。

山野南下作战两个月，华野没有休整就匆忙北上。连续的行军、战斗，伤亡、疲劳、阴雨和洪水的折磨，后勤供应跟不上。很多干部战士颇有怨言，指责上级没指挥好。有的说：“天天都说打胜仗，天天都在丢地方。”“西边不亮东边亮。”“宁可打死，也不要拖死。”有的部队之间互相抱怨，嫌对方没打好，不配合。这些都使部队的士气下降。更为严重的是淮南、淮北分区出现较普遍的退却逃跑现象。正如华中分局1946年11月20日《关于开展反退却逃跑斗争的决定》中指出的：

“在敌人未到或敌虽到而尚可坚持的地区彷徨的退却逃跑，如淮南区党委将路东全部地武与地方干部撤出，淮北邳睢铜地区在未恢复工作前，不仅干部武装甚至积极分子家属亦全部撤出。淮宝县委负责人在两淮失守后，违反五地委坚持斗争的指示，擅将全部武装及干部撤出。……在逃跑中有的不但自己跑，还带了许多干部大家跑。有的甚至下面干部与群众反对跑，而比较负责的干部反而下命令强迫他们跑。至于区乡级干部也不少上行下效，只要发生敌情，也逐县逐区向后跑。”

《决定》中批评一些干部“公然抗拒党的一切服从前线的号召，不愿到前线去服务，到了前线又借故推托到后方来。有的即在后方也不安心工作，打报告提理由要求上山东、去东北，甚至要求未遂自动跑向山东。心中老是盘算怎样才能暂时离开华中，时刻幻想一个最保险的地方去藏身。”

“在这一群人中间，最坏的便趁机摸鱼，只要个人舒适安逸，可以任意拉夫拉车逃难搬家，可以浪费公款纵情吃喝，可以破坏纪律打骂地方党政干部，可以据公物为私有，私人东西多至八九小车，可以私抛公家物资购买金子、银元，准备后路。”[2]

战争是对人的灵魂的考验。要想扭转这些不利局面，仅靠动员和思想工作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要打几个胜仗，才能杀下国民党的威风，使我军从被动转为主动。

在那些日子里，陈毅和华中分局的领导人一再反思，总结教训。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回忆：“敌人对华东进攻，开始在中原进攻李先念，那里是一个战场；南京、徐州是一个战场；青岛、济南又是一个战场。当时我们分兵迎敌，华野在淮阴以南，山野在淮北，叶飞、王建安他们在胶济线。淮阴以南很顺利，指挥得也好；淮北打了一个胜仗后，泗县没有打好；胶济线也不顺利。分兵把口，三个拳头打敌人，结果打不好。以后克服了地方主义，放弃了分兵把口，合成一个拳头，就顺利了。一定要集中兵力，这条经验很重要。本来在内战中就已经有了这个教训，但到这个时候，还要重复一遍，说明接受毛主席思想不容易。”[3]

两淮保卫战一结束，陈毅即奔走于沭阳的山野总部和涟水西北的陈师庵华中分局所在地之间，与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等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当时华中分局领导对陈毅没有及时派主力救援淮阴，很有意见。陈毅作为一个战区负责人，并不推卸责任，心里也很窝火。但他毕竟心胸开阔，面对险恶的形势，他的主要任务是促成领导班子的团结，鼓舞部队的士气，而不是互相埋怨指责。10月4日，当他回到山野总部，宋时轮参谋长向他汇报了8师的思想状况。因为时间紧张，陈毅来不及到8师视察，他提笔写了一封长信给8师干部。这封信真实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内心思想，信中说：

“此次南行决定行动，并得中央批准：即集中华野、山野两部，避开桂系，突击中央系；避开两淮，突击淮北，巩固苏、鲁。避开敌正面，突击敌后及其弱点；先掌握陇海路，巩固自己的根本，然后渡河出击，这是胜利的打算。当我军北移沭（阳）、宿（迁）之间，使战局已变成对我有利的地位。假令敌早几天占领沭阳、宿迁，则战局对我极不利（因造成了山东震动、华中被围的局面）。假令敌人不进两淮，而进新安、沭阳，同样造成我军极大困难。主要是补给线打断，山东空虚。这证明敌人兵力不足，企图打下淮阴，造成对外的声势。而实际这一着并不足以扼我。当我军仍留在来安、渔沟之际，我十分担心这一着；现我军北移，并华野已北移，战局开始有利于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山东无虞，淮海区巩固，因而华中局面亦有保障；加上出击淮北胜利，则全局改变。”

“由于三月来战争，山野在淮北未获连续胜利，既未完成截断津浦的任务，内线亦未歼敌，而且丧失五个城。部队撤退多，前进没有，转移多疲困痛苦。与各兄弟兵团如刘邓、粟、陈赓等比较相形见绌，因而生长失望情绪，因而对领导不满，这种现象急需说明。可分两层：对悲观失望的情绪，由于没有看见全面局势，我军胜利的有利局面，两淮和承德撤退，并不足以决定战争。决定因素是有生力量的消长。蒋已被消灭廿几个师近卅余万，实难弥补，已决定了蒋军必败。今后蒋还可占领更多的城市，但蒋军必更多被歼。一到我军全面反攻之时，蒋军必陷于丧师失地的两处俱败的局面，故战争仍可在一定时期结束。这些道理讲清楚，始能提高士气战力。另外一层对领导不满和不信任，这又应分两层：一方面是好现象，这是自我批评的表现。三个月来未打好，不是部队不好，不是师旅团不行，不是野战军参谋处不行，主要是我这个统帅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即不应打泗县；一个是不坚决守淮阴。如不先打强，至少64师、28师已被我消灭；我8师、9旅不会损伤过重，即使损伤亦有代价。一个如坚守淮阴，74师即可能被我消灭，蒋军不会吹牛。我应以统帅身份担负一切，向指战员承认这个错误。然而三个月来，我军主力保持，敌未消灭我一个排、一个班。在长期战争中谁笑到最后，则谁笑得更好。我军将有消灭敌人的机会，有追逐兄弟兵团骥尾的机会。因而要认识到缺点和估计到胜利的基础，因而才能全军一道争取胜利，不至于发生怀疑不满和不信任的情绪。世界上有常胜的军队吗？有不后退的军队吗？如斯大林及其红军堪称常胜而无愧，曾一退莫斯科，二退斯大林格勒。因此常胜规律，在于善于撤退然后再进。我愿山野同人在不利情况应赞成撤退，在有利情况善于勇进。目前已到猛进的时候了，应该集中精力，恢复淮北，表现本领，这是战局的重点。不此之图，我们将再犯错误。”

陈毅信中最后说：“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从来不抱怨部属，不抱怨同事，不推拒责任，因而不丧失信心……。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过去党内同志曾有公论，认为我这个人最善于打败仗，这话很对。我愿意这次从不利转到有利，再度证实这个评价。”[4]

两淮的失利给山野和华野领导人敲响了警钟，要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分散迎敌是不行的。必须集中兵力，攥成一个拳头，才能扭转被动局面，去争取胜利。谭震林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回忆，两淮失守后，我军的战略思想才真正的开始走向统一。他说：“失掉淮阴后，我说好睡觉了。邓（子恢）政委还说：你这个人，淮阴失了，你还说好睡觉！我说：淮阴没有失守，就各坚持各的道理。淮阴失守了，就统一了。大家都是山大王刚下山来，以前各霸一方，各有各的特点；虽然总的是一致的，但遇到具体的事就不可能一下子一致起来。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个过渡时期。”[5]

就是这个过渡，也经历了几次曲折。两淮失守后，我军向何处行动，成为当务之急。9月20日，华野领导人致电中央、陈宋，指出淮阴失守后，“华中形势起了基本变化，沿运河线之淮安、宝应、高邮一线，因地形关系很难求得歼灭，只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整个运河线以东地区，成长蛇形，不利主力作战。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他们设想在淮海地区打一个胜仗，插到李延年集团背后攻占津浦路，迫使李延年集团回援徐州，我军可以在运动中求得打歼灭战的机会。这也是华野首先提出与山野合并的建议。

陈毅立即表示同意。9月21日致电中央：“我同意华中分局廿日夜建议，山野华野集中由淮海区向西行动的办法，并主张两个野指合成一个。”9月23日毛泽东复电：“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正、副参谋长以何人为宜？由你们酌定电告。”陈毅等领导人均同意毛泽东的安排，根据陈毅的建议，原山野参谋长宋时轮调渤海军区，由陈士榘同志接任参谋长的职务。10月，陈士榘由临沂来沭阳，协助陈毅进行指挥。

毛泽东非常关切山野与华野的联合作战，9月26日电令粟、谭：“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你们对于当前战役意见如何，两军何时可在何地会合，你们两人是否应当早日去陈处共同计划一切。”

在此期间，陈毅亲自来到陈师庵，与华野商量作战方案。最初商定两军集中兵力打桂系部队，即宿迁方向的7军。由于74师向涟水方向推进，陈毅又建议山野打桂系，华野打74师。粟裕认为：“两军会合初战必须获全胜。华野全部经两淮月余之战斗，未得休整之前，暂不宜与桂顽进行恶战。山野部队亦应以先打较弱的，以提高士气为宜。”粟、谭把这个意见报告中央，9月28日毛泽东回电指示陈毅：

两军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6]

得到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又前往陈师庵华中分局驻地，大家共同商量决定：1．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和六塘河以北地区，如敌军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我军就西渡运河收复淮北。2．涟水、宝应地区留下皮旅，配合坚持苏中的七纵等部队钳制敌军，掩护解放区为主力制作冬季棉衣，使部队得到补充，由谭震林主持。3．在淮海、两淮等敌占区、游击区坚持斗争，将部分兵工机器转移到山东。陈毅于10月1日向毛泽东汇报上述决定后表示：“两次到分局会谈，他们战争方针很正确。但我至淮北战局顾虑太多，决心不够，未能发挥山野力量，有负党与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结张、邓、粟在一起，军事上由粟多下决心，定可改变局面。”陈毅对粟裕的尊重和信任，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区首长的博大胸怀和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品质。毛泽东对此非常赞许，10月3日复电：“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7]

就在陈毅准备实施行动计划时，山东鲁南解放区的形势突然紧张起来。早在6月下旬，蒋介石为了消灭我山东解放区，将韩浚的73军空运到济南，阙汉骞的54军海运到青岛。这样，王耀武手中有了4个军、12个师的兵力。按照预定计划，山东国民党军从济南、青岛同时出击，沿胶济线对进。企图打通胶济线，分割我山东解放区。当时陈毅正率山野主力准备南下津浦线作战，二纵、7、8师作为第一梯队集结于鲁南，叶飞的一纵作为二梯队也正在南下。山东军区就没有多少主力部队了。因此国民党军乘虚而入，54军连续占领即墨、胶县，96、73军占领章丘、益都，到7月5日，国民党军东、西兵团在周村、张店会合，初步打通了胶济线。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气焰，保卫山东解放区，陈毅命令一纵停止南下，配合鲁中军区在北线作战。

但是，一纵在鲁中转战一个多月，作战情况很不理想。叶飞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正当我们一纵队由临沂地区南下时，发现济南、青岛之敌向胶济线进犯，山东军区要求一纵队停止南下，北上到胶济线配合鲁中部队作战。陈毅同志来电同意山东军区的意见，命令我一纵到鲁中配合作战，予进犯胶济线之敌以打击，一个星期以后仍按原定部署南下，加入淮北战场。我纵到鲁中后，受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同志指挥。此时，济南之敌已进占明水、淄博，青岛之敌已进占青州，构筑工事固守，不再分兵出犯。我山东部队长于攻坚，一纵队则长于野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鲁中同志主张围攻淄博，我们则主张攻城打援，由鲁中部队围攻淄博，由一纵队打援，吸引敌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大家同意采取攻城打援的方案。我3旅于7月7日攻击文祖镇敌96军一部，切断胶济线，占领打援阵地，部署打击来援之敌。但是鲁中部队攻击淄博一夜，未能得手，天一亮，撤出了战斗。攻城部队一撤，敌人就不来增援了，我们的打援就打不成了。这一仗没打成。7月中旬，我纵越过胶济铁路，进至临淄、金鸡岭一线，配合渤海军区部队打益都（青州）。益都驻有敌第8军一个师，我仍采取攻城打援办法，由渤海军区武装第7师围攻青州，吸引东线之敌第8军荣誉1师增援，由我纵负责在运动中歼灭援敌。18日，攻城部队未得手，拂晓后即撤出战斗，敌援兵不出，我纵又打不成了！”

“两次围城打援都没有打成，无仗可打，我们便分电陈毅同志和山东军区请示，要求继续南下，执行原来的作战部署。陈老总立即回电，要我们火速南下，加入淮北战场。接到电令，8月2日我纵立即挥戈南下。不料，8月3日山东军区来电，要我纵停止南下，继续在山东内线作战。我们正在为难，陈老总催我纵南下的电报又到了，我纵即继续南下。12日到达临沂附近，山东军区又来电报，据称敌人有进攻临沂的企图，要求第一纵队留在鲁南地区作战，保卫临沂。并说已通报了陈毅同志并报告了中央军委。这样，我们只好停下来了。……从此以后，我纵就留在鲁南作战，担任保卫临沂的任务。鲁南军区只有一个师（第八师已调往野战军）。我们在鲁南先后打了三仗，但都未能打歼灭战，打了消耗战、击溃战，很窝囊。”[8]

山东、两淮作战的问题是同样的。山野主力南下后，山东军区就剩下那么几个师，却兵分三路，在胶东、鲁中、鲁南分别作战。而面对的敌人是美械装备整师整军。国民党军有强大炮火支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还能依靠铁路快速增援。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是稳扎稳打，紧靠在一起，让你没有单独歼敌的机会。而山东军区负责人又舍不得丢失地方，分兵把口，所以在敌军的进逼下，根据地越缩越小。

当时，山东军区内部也存在山头主义倾向。叶飞纵队从江南北上，当时是山东最大的一支主力部队。但是某些负责人把他们当外人，不愿意把自己的物资补充给一纵。致使一纵在山东头几个月，遇到很多困难。据一纵政委赖传珠9月3日给陈毅、黎玉和军委的报告中反映：一纵“初到山东时约两万五千人，兖（州）泰（安）之战伤亡约一千余人，复员老弱者一千余，逃亡病故者约四百余，共减员将近三千五百人以上。除泰安战后补充俘虏千人质量很坏不够巩固外，八个月来未得补充。现3团有九百余人，特务团八百余人，平均每团约一千四百人，重武器背不动，如连续战斗实有困难。因被服厂、炮弹厂、后方医院自办，留后方干部及工作人员占部队总数七分之一，各级机关编组不甚合理，头重脚轻，各作战地区无固定兵站线，及兵站线医院无组织，战后部队转移均需自己担负，拖累甚大，因此持枪作战者与实数比例大为惊人”。[9]

1946年9月底，依照蒋介石的命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调遣整编26师北上，与驻台儿庄的冯治安部第33军配合向鲁南发起进攻。目标是占领枣庄、峄县，打通津浦线，与王耀武部会合，进一步攻击临沂。26师师长马励武指挥全师和配属的第1快速纵队，10月5日开始向峄县进攻。叶飞奉命率一纵阻击敌军，战斗在峄县以南地区展开。我方情报不准，原以为只有26师，战斗打响后，敌33军也在助攻。国民党军还将预备队整51师投入战斗。一纵与敌军激战一昼夜，敌军越来越多，马励武出动快速纵队，用坦克冲击一纵阵地。一纵第一次与敌军坦克遭遇，缺乏反坦克武器，也没有打坦克经验，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被迫后撤到峄县以东。10月8日，国民党军攻占枣庄、峄县，南京方面吹嘘“鲁南大捷”。

陈毅接到山东军区告急电报，十分焦虑。山东是华东我军的根本，一旦失去，后果不堪设想。9月18日毛泽东就曾告诫他“不要只顾苏北忘记山东”，现在鲁南告急，打乱了他与华野联合作战的计划。权衡之下，陈毅决定率山野主力回援。华野领导人闻讯，也着急了。因为74师逼近涟水，粟裕、谭震林已率1、6师南下，一方面补充冬衣，并准备抗击74师。这时山野要走，华野将更加困难。10月7日张、邓、粟致电陈毅：“我们始终认为，统一指挥是今后取胜的基本条件，因此建议山野、华野司政机关必须合并。”“建议陈、粟会合一起。”“如果山野、华野名合实离，陈、粟仍分开，不仅影响指挥统一，对财粮供应我们亦无法解决，对下面影响也不会好。”

然而陈毅在山东催促之下，仍准备北上。8日复电华野：“鲁南敌7日开始向北进攻，昨已与叶飞部激战。如鲁南紧张，则应考虑山野回固根本。目前华中战局已到难于兼顾的时候，粟谭部南下解决冬衣问题是必要的，待南下数日后看南北情况再定夺，但集中10万人马突击一面仍是急切的需要。鲁南如吃紧，我便不能南来你处，只好分任南北。”

双方各执己见，都向毛泽东汇报。10日毛泽东回电：“山野以适当力量回鲁南，配合叶飞击敌，这是必要的；但山野全部回鲁南则与华野平分兵力，于目前形势下作战不利。……因此，山野必须留下适当力量于现地区，待粟谭歼灭74师东进部队后，北上与该部会合向淮海攻击。”

为了劝说山野留下，张鼎丞、邓子恢前往山野，与陈毅面商。陈毅12日致电中央，表示愿意在淮海作战，比喻为“赢棋不要家”。但考虑一夜，又觉不妥。13日再电中央，表示要带华野主力一同回鲁南作战。“在淮北敌有准备，工事强固，敌火下渡河有困难，战场不好。在鲁南战场好，供应便利，易求运动战。可避开桂系，山野华野同去胜利有把握。现鲁南敌正部署东攻，如敌先我行动，鲁南仅一纵是难抵御的，故行动宜速决。如临沂失守，粮秣、新兵、兵工等项均陷混乱。前淮阴失守，已造成华中上述方面极大困难，此事是由于我之部署错误。如临沂再失，山野华野两大兵团供应均成难题。……故主力回鲁南歼敌为有利，并望粟率1、6两师迅速北移。”

毛泽东看了陈毅的电报，颇为不满。14日回电责问陈毅：“现在因感渡运（河）向西作战困难，而主张全军入鲁。假如入鲁后仍感作战困难，打不好仗，而苏北各城尽失，那时结果将如何？且渡运（河）作战是你自己曾经同意之方案，此次你与张邓曾会商，亦以渡运作战列为方案之一。何以13日亥电又不相同？如按13日亥电实行，你与张邓粟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请对各方利害分析再告。”[10]

这样，陈毅决心留在沭阳不走。15日电告毛泽东“回鲁南打算已暂缓”，并要调粟裕主力来沭阳求得与国民党军决战。毛泽东当天回电：“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11]在毛泽东的努力促成下，山野、华野的联合终于定型，对以后的形势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0月19日，国民党军以整编74师和28师192旅共4个旅的兵力，由淮阴出动，向涟水县城发起进攻。企图切断我华中与苏中解放区的联系，迫使华野主力退向山东。当时守卫涟水城的是谢祥军的十纵、成钧的淮南军区5旅。

涟水城位于淮阴东北，淤黄河从城南流过，自涟水西南折向东南形成一个河套。盐河自城西南与淤黄河平行，至城西大岗绕至城北向东北流去。因历史上淤黄河连年水患，所以大堤越筑越高。自涟水城南至淤黄河岸边有三道堤防，内堤较低贴近河床，外堤为一大堤，高过涟水城。大堤与县城之间还有一道土埂，起到护城作用。城内房屋分散，空地和水塘较多。成钧等观察地形，认为守涟水关键在于大堤，失去大堤城内无法设防。涟水是老根据地，群众条件很好，积极支援我军构筑工事，在生活上给予很大帮助。

74师初战告捷，占领淮阴，师长张灵甫骄横异常。张灵甫本名张钟灵，字灵甫，陕西长安县人，黄埔四期。原来在胡宗南部下，在川陕甘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张生性残忍，在广元时曾听信传言，开枪打死新婚妻子。抗战中转到王耀武的74军，先后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与日军作战中表现顽强，能攻能守，得到蒋介石的赏识。抗战结束后，74军整编为74师，担任南京卫戍任务。蒋介石精心培育74师，配备美国新式装备，由美军顾问严格训练，作为国民党军的“模范师”。根据我军与74师的接触，认为这个部队“官兵素质在蒋军中比较起来是很好的。老兵占极大部分，军官、射手甚至马夫都经过一定标准的训练，战术指挥及技术动作均较正规熟练。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两淮战后，该敌伤亡重大，敢大胆缩编建制，亦不顾兵员之缺额。其官兵对蒋甚为信仰，且骄横自大。”[12]

张灵甫又是一个狡猾的对手，在两淮作战中，他体会到我军的厉害。虽然表面上口气很硬，声称“打下涟水再回南京”，暗地里却处处研究我军特点。孟良崮战役后，陈毅向74师俘虏了解张灵甫的情况，在后方作报告时讲了有关他的故事：“张灵甫打两淮时被我杀伤数千人，他数次挨打后打电报给11师、7师等部说：‘共军无论在战略、战役战斗皆优于国军，数月来共军向东则东，向西则西；本军北调援鲁，南调援两淮，伤亡过半，决战不能；再过年余死无葬身之地，吾公以为如何？’这是说出些道理，但受到蒋介石的申斥。张灵甫是研究我们的，他打两淮得我军装一套，研究我军装的好处，把军装带到南京见蒋介石说‘共军军衣比我们做得好’。蒋介石说：‘匪军还有军衣吗？赶快拿来看。’他拿给蒋介石说：‘这军衣好处，一是长厚，很暖和，穿起来可节省大衣，又方便。我们的军衣短，遮不住屁股，又很薄，不穿大衣受冻，穿了又不方便。二是肩上扎线，背枪弹不容易坏；我们的不扎，烂得很快。三是军裤很长，我们的很短，还要用绑腿打起来。’蒋介石说：‘你不要在这里宣传共产党好，赶快下去。’”我军对74师也是高度重视，涟水之战是我军与74师的第二次交锋。

10月19日，74师在飞机掩护下从淮阴出发向涟水、茭陵一线进攻。由于华野主力尚未赶到，十纵虽节节阻击，仍未能挡住敌军进攻。22日，74师51旅强渡淤黄河，打到涟水城下。5旅奋起迎击，在大堤上与敌军反复争夺。敌军在炮火掩护下乘船强渡，先头部队过河后隐蔽不动，待后续部队上来后才发起攻击。突破河防后，迅速改造阵地，半天之内即将我方阵地改造完毕。造好浮桥，并建立强大火力的滩头阵地。粟裕得知74师向涟水进攻的消息，火速调遣华野主力1、6师、皮旅、九纵连夜南下，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74师于涟水城下。23日，74师在飞机和炮火配合下，向涟水城发起几次猛攻。5旅坚决反击，战斗非常激烈。到黄昏时，74师以57旅增援51旅，冲破5旅城东南、西南防线，少数敌军冲进城内，与我军展开巷战。正在危急关头，王必成的6师一部赶到，我军士气大振，合力反击，将敌军挤出涟水城。

24日战斗继续进行。74师扩大滩头阵地，向我军阵地猛攻。淤黄河大堤阵地又被敌军占领。5旅将部队撤入城内，准备打巷战。5旅首长认为：黄河大堤高于涟水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将无法防守，关键在于夺回大堤。当夜，5旅集中部队，组织反击，在涟水城南、黄河北岸长5里、宽1里的大堤之间展开激烈争夺。这时十纵、6师、1师、皮旅全部赶到指定位置，夜间从几个方向出击或迂回，当夜夺回大堤，迫使74师退回黄河南岸。

25日，74师和前来增援的28师一个团再次渡河，主攻的57旅以下级军官、老兵配备自动火器组织突击分队，在炮火支援下向涟水发起总攻。黄昏时重占大堤，攻到县城南门，约2个排爬城进入城内。5旅坚守城墙，反击突破口。危急时刻，十纵、6师先后赶到，向敌军两侧实施反击，局势得以稳定。突入城内的敌军被全部消灭。敌军伤亡千余人，当夜退回黄河南岸，仅留少数部队坚守北岸大堤阵地。这时，74师已显出疲劳相，攻击力明显减弱。

26日晚，华野主力分三路反击。6师、5旅于黄河北岸歼灭57旅一千余人，全部收复大堤阵地。1师、皮旅向涟水以东的苏嘴镇进攻，十纵由顺河集进攻，74师陷入三面被围的被动局面。30、31日，华野部队在茭陵、钦工镇消灭28师192旅一部，11月1日又歼灭57旅一部。张灵甫为避免被消灭，指挥部队撤回淮阴。第一次涟水保卫战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我军歼灭、俘虏敌军8 000余人，使74师的51、57旅遭受沉重打击。我军也付出6 000余人的伤亡。十纵司令员谢祥军同志在战斗中牺牲。这是继王麓水同志之后，华东牺牲的第二位高级指挥员。

涟水保卫战从形式上看是我军的被动防御，但对稳定华中战局有积极的意义。首先是华野与74师打了一场真正的硬仗，给不可一世的74师以沉重打击，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了进攻。华中争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保证苏中、两淮的机关、群众和后方物资向山东转移。在战斗中我军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特别是5旅守城部队，以劣势装备与优势之敌在狭小正面上反复争夺大堤阵地。这次没有全歼74师，一是受地形限制，战场狭小，不易展开大部队；二是74师毕竟是战斗力很强的敌人，我军尚无绝对优势。

粟裕对涟水战斗有清醒的认识，11月2日他给中央和陈毅的报告中说：“涟水之战由于部署欠妥，方针未慎，部队往返调动，不仅在战略战役上处于被动，且在战斗上也处于被动。敌兵火力均已展开，且一部已突入城内。故我伤亡较大，俘获不多。卅晚继续攻击黄河南岸之敌时，该区敌已构成据点网，逐村抵抗，节节后退，也未达大量歼灭目的。”“自涟水战役迄今，共毙伤74师约6 000人，28师约2 000，生俘仅2 000余人。指战员打红了眼，于是杀俘者颇多，特别是苏中战役中俘虏补入部队者杀俘虏更凶，正加紧教育制止中。”他认为“涟水战后，估计74师暂时不敢轻动，我已开始争取局部主动，如再能将桂顽本钱打塌，我即能完全转入主动，则今后对我更有利”。[13]

[1]　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徐州绥靖概要》。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3]　陈毅1962年2月10日的谈话。

[4]　《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

[5]　谭震林1960年2月18日的回忆．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8]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78～379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3]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第10章　集中兵力宿北歼敌

毛泽东指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陈师庵会议——陈毅的誓言——回援鲁南未能获胜——陈毅、粟裕会合——确定宿北作战计划——九纵来龙庵阻击战——一纵插向敌后——全歼69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胜利——华东战区局势的转折

就在山野、华野领导人酝酿在淮海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粟裕指挥涟水保卫战之际，从延安发来两份重要文件：一是毛泽东1946年9月16日的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二是毛泽东10月1日写的《三个月总结》。

在9月16日的指示中，毛泽东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

在《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号召全党坚定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总结了自7月全面内战爆发以来我军歼敌的成绩和经验，再次强调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分析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危机，提出了军队今后的作战任务，对土改、民兵、解放区建设等一系列与作战有关的工作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总结》强调：“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改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1]

当时各解放区都处于艰难时刻，李先念部中原突围刚刚脱险，晋察冀解放区重要城市承德失守，东北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加上华东菏泽、两淮、苏中等地相继失守，我方丢失了几十座中小城市。常人看来共产党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毛泽东表现了卓越的远见，从不利中看到了有利因素，确定了不争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方针，给党内军内指明了方向。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些预见的正确性。文件传到陈毅那里，陈毅立即到华中分局所在地陈师庵，与张鼎丞、邓子恢等一起学习领会精神，研究行动方针。

从1946年10月中旬到下旬，山野与华中分局领导人多次在陈师庵开会，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历史记载的“陈师庵会议”不是一两天的一次会议，而是一个过程，包括多次大会小会。期间粟裕、谭震林指挥涟水保卫战，没有全部参加。有的人说陈师庵会议是华中分局领导批评陈毅的会议，叫“七人批陈会议”，从历史记载看是片面的。两淮失利后，在追究责任时，确实有人对陈毅未能及时救援两淮有意见，陈毅自己也很痛苦，从给8师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个反映。但大敌当前，谁都明白抱怨不能解决问题。在这个时候，陈毅表现了虚心接受批评的大度，和善于团结各方面的领导艺术。

管文蔚回忆：“陈师庵会议之初，部分同志对陈毅有些‘意见’，情绪很激动。陈毅当时说：‘别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陈毅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别人能打胜仗，我陈毅也能打胜仗！’经过学习中央文件，统一了思想，这场小小的误会才平息下去。陈毅根据《三个月总结》的精神，对华东战场初期的作战经验进行了总结，肯定了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指出我军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战，以撤出苏皖边区的大部分城镇的山东边沿区的少数城镇为代价，换取了歼敌八万余人的战果，迫使敌人延长了战线，分散了兵力，减少了机动力量；而我军则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这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他强调必须号召全军认真学习毛主席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以统一战略思想，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消除埋怨和怀疑情绪，同心协力，努力完成作战建军任务。”[2]

10月27日，陈毅在华中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直言不讳：“三个月自卫战，还只是在我解放区的大门上打的，这是初期。双方还都缺少经验。今冬明春，敌人可能登堂入室，占领主要城市，打通铁路线，并控制某些乡村，在我们腹地残酷纠缠。而双方力量也可以就在这时期起根本变化。那时敌人兵力更分散，战线更延长；而我防线更短，兵力更集中，经验更丰富。于是力量的变化由量到质，这也就是我们开始反攻，收复失地，开辟大块新解放区的时候了。所以今冬明春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是很重要的。”

在分析了我军内部的问题，指示了当前的主要工作后，陈毅慷慨激昂地说：“三个月的战争，考验了我们华中的同志，替我们审查了干部，实行了精简，也真正给我们上了一课。因为我们的仗还要继续打下去，许多地方还要放弃，地区可能更紧缩，单位必须减少，机关必须合并，干部必须降级使用。和平时代照顾这个照顾那个的一切都要收起来。现在只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一个意志，一个行动。这就要求同志们服从组织，约束自己，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牺牲生命。在此伟大战争中，牺牲是无上光荣的。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又说：‘一夫拼命，万夫莫当。’现在正是拼命的时候了，是用斗争来考验我们干部的时候了。战争首先靠勇气，就是拼，其次才是战术。所以我们要提倡自我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敌进我进，挺进到敌人后方去，准备杀他个七进七出。我出来时就准备三条路：胜利回去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不能再有别的了。中国的和平民主是难产的，现在正是胎动的关头，胎儿是命定要出来的，这时是忍痛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困难和失败混淆，今天不是失败，而是困难。我们只要巩固团结，不怕困难，埋头苦干，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华中还可能丧失更多的地方，只要主力打胜仗，各地方坚持，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就能打开局面，恢复失地，走上胜利之路！”[3]陈毅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深受感动。直到今天，他们回忆起陈老总，耳边还回响着“打胜仗开欢迎会，打败仗开斗争会，死了开追悼会”的这句名言。

粟裕大将回忆：“从十月底到十一月初，我们在涟水西北陈师庵等地先后召开了多次干部会议。陈毅同志针对当前战局和两个野战军统一作战的新情况，在会上讲解形势，总结初期作战的经验，号召全军进一步学习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同心协力克服暂时的困难，积极完成作战和建军等任务。这些会议，对于提高华东全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当前形势的认识，正确理解保存地方与歼敌有生力量的关系，以及增强军内外的团结等，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4]陈师庵会议，是华东解放战争初期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这时，国民党南京统帅部调兵遣将，加强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10月，原驻淮南的整编26师调到山东峄县，原在开封的整编11师调到宿迁，加上相继调来的44、46师等部，在华东的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到25个师。就在74师向涟水进攻的同时，整26师、77师根据薛岳的命令，于10月27日由枣庄、峄县、台儿庄一线向鲁南解放区发起进攻。

叶飞率领一纵在兰陵、傅山口一线阻击，国民党军26、77师靠得很紧，步步为营。我军想寻找机会消灭敌军突出的部分，叶飞请示山东军区，将敌军引到向城一带。山东军区负责人认为向城到临沂都是平原，无险可守。打电话指示叶飞：“如果把敌人放到向城，临沂震动，军区和省级机关就要跑反了。必须迅速出击，阻止敌人东进。”于是叶飞只好指挥1、3旅向傅山口的77师出击。77师是冯治安的部队，战斗力不强，被我军击溃，一个团被我军包围在马家楼村子里。这时，敌26师师长马励武出动8辆坦克和部队来解救77师，国民党军坦克横冲直撞，我军不得不调过头来阻击26师，而77师被包围的一个团乘机突围，我军又打了一个得不偿失的击溃战。

淮北方向，74师进攻涟水失败，7军等部在宿迁一带按兵不动，陈毅的山野主力找不到仗打。这时，山东军区一再向陈毅告急，迫使陈毅不得不再次分兵，回援鲁南。10月30日，陈毅率领8师返回鲁南。

11月初，峄县国民党军26、77师继续向东进犯，占领向城，企图直接进攻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陈毅与指挥员们研究了敌情，决心以一纵阻击26师，8师歼灭77师。11月10日夜，8师向南罗、北罗、马兰屯地区的77师驻地发起攻击，很快包围了两个团的敌军。但是敌军凭借工事、鹿砦，以密集火力顽强抵抗，8师是一个团包围一个村，兵力不占优势，形成对峙，只好等11日夜里再打。

11日晨，马励武命令26师附属第1快速纵队的一个坦克连共8辆坦克，在一个步兵营配合下向圈沟镇出击，为77师解围。我一纵3旅顽强阻击，但因为缺乏打坦克经验，也没有相应的爆破器材，无法阻挡敌军坦克的前进。叶飞命令2旅4团出击，坚决阻止敌军前进。这时，马励武又派出二十多辆坦克冲过来，想拦腰截断我军。2旅4团在一片开阔地上，与敌军坦克奋勇拼杀。战士们拿着手榴弹、炸药包，爬上行进中的坦克，以血肉之躯进攻装甲的敌人。不少人被坦克碾死轧伤，4团受到重大伤亡。战至黄昏，国民党军坦克撤回峄县。当时马励武曾到战场视察，看到“在峄县东20余里的圈沟镇沿铁道线附近，新四军叶飞将军所部死伤千余人，死者断臂残腿，尸体累累”。马励武都感到“目击心伤，惨不忍睹”。下令尽快掩埋尸体。[5]

当天夜里，叶飞到陈毅的指挥部开会。他回忆：“8师领导同志提出，要求一纵派一个旅增援他们，并指名要第1旅，否则以该师三个团的兵力歼灭不了被围的两个团敌人。我也提出了意见，今天第2旅阻击敌快速纵队，伤亡很大。明天敌人肯定要拼命攻我泥沟、圈沟阵地，如果把1旅调出，就没有把握挡住敌整26师和快速纵队的冲击，1旅确实调不出来加强8师。眼巴巴地可以消灭敌人两个团，但就是缺少兵力，至少缺一个旅的兵力，结果吃不掉。陈老总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地抽着，紧皱着眉，一声不吭。深夜1点钟了，该下决心了，陈老总一甩烟蒂，说了一声：‘只好不打这一仗了！’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白白地丢掉了。”[6]

26、77师与我军这场恶战之后，也暂时停止了向临沂方向的进攻。这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准备加冕“总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以鼓舞士气。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作战计划，分四路向我鲁南、华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其部署是：以整编11、69师共六个半旅，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由宿迁向沭阳、新安镇方向进攻；以整编74师、28师、7军共七个旅，由李延年指挥由淮阴向涟水进攻；以65、83、25师共六个旅，由李默庵指挥，由东台向盐城进攻；以26、51、59、77师共九个旅，由峄县、枣庄、台儿庄向临沂进攻。国民党军的企图是切断山东、华中解放区的联系，聚歼我华野主力于苏北地区。各路敌军的行动时间，从12月13日开始。

毛泽东关注着华中战局的变化。当陈毅率8师回援鲁南时，毛泽东于10月31日电告陈毅、粟裕等，判断“敌既不打通津浦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11月的战事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国民党军的主攻方向依然是苏北。峄县战斗之后，陈毅清醒地观察敌情，也得出了正确的判断。12月6日，他向毛泽东报告：国民党军11师将调宿迁，配合69师进攻沭阳。为了打击国民党军的气焰，他拟定了五个作战方案，“我们意见以集中力量确保沭阳，歼击11师之一路为最好”。

粟裕也看到了陈毅的作战方案，当时他正在盐城一带指挥陶勇的1师、七纵等部队进行防御作战。王必成的6师在涟水监视74师的行动。粟裕、谭震林的见解与陈毅完全一致，也认为应该先打沭阳一路敌人。粟裕、谭震林马上复电陈毅，要求山野主力迅速南下。12月9日陈毅回电，决定亲自率领山野8师和叶飞的一纵连夜南下到山东郯城以北的码头镇一带，兼顾鲁南，并随时准备进至沭阳。这样，集中兵力打宿北之敌的决心，基本定了下来。

从11月26日起，华中野战军部队进行了盐城保卫战，一方面保障苏中与淮北解放区的联系，一方面掩护苏中的机关和物资向山东转移。在十多天战斗中，消灭国民党军5 000多人。虽然这种防御战是消耗战，但也起到了牵制国民党军力量，使其不能集中兵力进攻苏北、鲁南的作用。12月9日，粟裕向毛泽东报告盐城保卫战胜利的消息。12月11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首先庆祝盐城大捷，对指战员传令嘉奖，然后指示“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接到电报，粟裕立即动身，第二天赶到沭阳与陈毅会合。

毛泽东以为粟裕还在盐城，12月13日再次电告粟、谭：“整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六十九师及预三旅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7]

对宿迁这一路敌人，先打哪一个？在什么地方打？陈毅、粟裕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胡琏的整11师是陈诚的起家本钱，系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该师在抗战中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装备实力不在74师之下。与11师交锋是一场恶战。而69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央委员，“反共”的死硬分子，他急于进占新安镇，封锁陇海线，向蒋介石邀功。他的部队轻狂冒进，正利于我军围歼。宿迁以北的来龙庵、晓店一带，西边是骆马湖，东边是开阔地，公路两侧有几个小高地，村落小而密，房屋不坚固，利攻不利守。运河、六塘河、沭河横贯其间，不能徒涉，有利于我军分割包围。此时山野和华野主力已经到达机动位置，随时可以出动，造成战役优势，在运动中歼灭敌军一部。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变被动为主动，改变苏北、鲁南战场的局面。

陈毅、粟裕很快定下决心，集中山野一纵、二纵、7师、8师、华野九纵共24个团的兵力，先打69师。12月13日，国民党军11、69师从宿迁出动向沭阳进攻，其中69师的60旅、92旅一个团及57师预备第3旅、26师的41旅共三个半旅为左翼，向新安镇进攻。11师为右翼向沭阳进攻。针对敌情，陈毅、粟裕命令九纵在来龙庵一带坚决阻击11师；以一纵、8师为左翼，从骆马湖方向直插峰山、晓店；以二纵、7师（各欠一个旅）为右翼，从沭阳方向直插敌后，由东向西发起攻击。毛泽东很快批准行动计划，15日回电说：“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5日拂晓，一纵、8师经过两夜隐蔽行军，到达晓店、嶂山镇西北的攻击位置。二纵到达韩集、太山集一线；为69师布下一个“口袋”。当天胡琏指挥11师118旅向沭阳方向发起进攻，在来龙庵遇到九纵75团的顽强阻击。国民党军的密集炮火支援步兵向我军阵地冲来，有的新战士沉不住气，慌乱起来。6连连长喊道：“不要慌，等敌人靠近打！”有的新战士忍不住开枪，连长又大声喊：“听指挥，等敌人距离60米一起打！”当敌人靠近射击有效距离时，6连战士一齐开火。有的不瞄准就乱打，老战士喊：“好同志，沉住气瞄准打！”在这些口号鼓励下，战士们射击逐渐准确。敌人几次冲锋被打退后，不敢以密集队形前进，改为个人滚动跃进。6连排长喊：“机枪沉住气，瞄准打点射。”大家弹无虚发，又一次打退了敌人。9连的阵地上，有的新战士被炮火吓得躲在工事里不敢抬头。2排长喊：“同志们，你们看，我开枪了！”胆大的新战士抬头一看，排长打倒一个敌人。排长又喊：“我打倒一个了，你们看！”大家都抬起头来，排长接着喊：“我打第三个了，很好打，你们快打吧！”新战士在排长鼓励下，都端起枪开火了。敌人几次进攻失败，集中炮火猛轰6连阵地，连长和战士们被炮弹掀起的土埋住五六次，班长喊道：“大家隐蔽好，炮弹来，进工事；敌人来，出工事。只要准备好，没有关系。”连长被战士从土里扒出来，高喊：“没有什么，注意敌人！”在干部的带领和鼓舞下，6连战士虽然被炮火震得头晕眼花，很快镇定下来，投入战斗。工事被摧毁，他们利用弹坑隐蔽。九纵57团就这样顽强抗击，使国民党军主力11师无法前进一步。自己也遭受严重伤亡，2营损失过半。[8]这天，九纵77团在邵店，81团在五花顶阵地，也顶住了11师的多次进攻。

11师被九纵拖住，使其与69师的间隔拉长，为我军创造了分割穿插的机会。按照山野指挥部的命令，8师于15日黄昏向嶂山镇与晓店之间的制高点峰山发起攻击。峰山高约100米，是敌军进攻与防御的重要依托。绕山脚修筑了几个独立的集团工事，在山顶修了小围寨，挖了壕沟，拉上铁丝网和鹿砦。由国民党预备3旅的一个加强营把守。8师23团1营于夜间发起攻击，第一次突至壕沟，因沟又宽又深无法通过，部队拥挤受敌地堡火力杀伤而失败。因指挥员不冷静，又连续组织两次硬攻，结果都因壕沟阻碍而伤亡很大。这时天将拂晓，如不能占领峰山，整个战役将受到影响。在这关键时刻，副教导员张明组织全营尚能参加突击的40余人，重新选择突击路线，在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的火力封锁，冲过鹿砦、铁丝网，跳进壕沟，搭起人梯爬上沟沿，占领山顶围寨。此时从西北方向攻击的24团也冲上来，大家协同作战，将山顶敌人消灭，控制了峰山这个重要的制高点。[9]

叶飞指挥一纵奉命向井儿头、晓店、曹家集穿插，切断11师与69师的联系。15日夜一纵的三个旅同时行动，上级告诉的情况是敌人已经溃退南逃，要一纵堵住敌军退路。然而一纵到达指定位置时，发现情况不对。敌军没有溃退迹象，而是在加强工事。双方很快交火，情况不明，叶飞决定不贸然进攻，命令部队撤回原集结地区。3旅两个团穿插很快，已经深入敌军腹地，当时靠徒步通讯，等命令传达到，天已大亮，撤也撤不回来了。叶飞发现他的两个团深入到11师纵深内，担心被敌军包围，心里万分焦急。事情突然发生偶然性变化。3旅的两个团在穿插中俘虏敌军的电话兵，查明曹家集是敌11师师部所在地，于是不等命令，主动出击。一举突入曹家集，俘虏刚刚睡醒的敌工兵营长以下600余人。这里距离胡琏的指挥部只有几百米，11师不知来了多少共军，慌忙组织部队反击。我军与敌人混战一场，黄昏才撤出战斗，向新店一纵主力靠拢。国民党军不明情况，未敢追击。3旅的两个团就这样靠主动进攻摆脱了危险。[10]

8师占领峰山，一纵穿插到峰山以南的高家洼、蔡林一带，九纵逼近69师师部驻地人和圩，戴之奇发觉自己已被包围，十分惊慌，连连向胡琏求救。同时命令预3旅不惜代价夺回峰山，打通南逃的退路。16日的战斗空前残酷，预3旅、60旅约两个团兵力在飞机和炮火配合下，向我8师峰山阵地发起多次进攻。山野参谋长陈士榘坐镇8师师部指挥作战，8师打得英勇顽强，一天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守住了峰山。嶂山镇预3旅见势不妙，绕道退入晓店。

17日，胡琏指挥11师的两个旅向蔡林、高家洼我军一纵3旅阵地猛烈进攻，企图为预3旅、69师解围。遭到一纵的顽强阻击。双方伤亡都很大。一纵3旅7团阵地防御打得最为艰苦，最后只剩下一座小山。阵地东西不过千米，南北不到两千米，11师118旅在飞机和榴弹炮团的支援下，向我7团阵地发起集团冲锋。叶飞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要守住山头。3旅参谋长谢忠良在山头亲自指挥，表示“人在阵地在”。在敌军重炮轰击下，高家洼我军阵地大部分被摧毁。这时，北面的敌军也拼命向南进攻，企图打通与11师的联系，夺路突围。一纵三面受敌，情况万分危急。叶飞在指挥部里用望远镜看到，敌军第一次攻击后，7团一个营的阵地丢失，只撤下来五六个人；敌军第二次攻击，中间一个营把守的阵地又失守了，只跑回来六七个人。眼看小山的山头就要落入敌手，叶飞当机立断，下令1旅、2旅全部投入战斗。以连队为方阵，战士们端起刺刀，向11师翼侧猛烈冲杀过去。11师反而猝不及防，全线溃退。一纵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宿迁运河边。11师遭此打击，丧失了士气，在宿迁运河边构筑工事，采取守势。

当一纵向南面11师攻击时，北面的69师之敌趁机逃窜。一纵只剩下一个营牵制，叶飞再也没有机动部队可以调遣。只见敌军乱糟糟地从他的指挥部前四散逃跑，叶飞把警卫、机关干部、勤杂人员甚至抬担架的民工都组织起来，追赶捉拿敌人。1旅、2旅把11师赶过运河后，立即调回头来，围歼69师溃散的敌人，把将近一个旅的敌军全部兜住，歼灭在野外。

这天黄昏，8师对晓店之敌发起攻击，在炮兵火力急袭后，仅用25分钟就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当夜全歼预备3旅。69师残存的敌人纷纷向师部所在地人和圩收缩，企图固守待援。粟裕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命令二纵、九纵等东线部队向人和圩、罗庄等69师据点进攻，但因没有集中兵力，当夜进展不大。粟裕感到战役已到最后关头，再使一把劲就能全歼69师，如果因为疲劳而松懈，形势也可能发生变化。17日深夜，他电令九纵，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人和圩。野战军指挥部向二纵下达最严厉的命令：“9旅配合九纵，务限18日拂晓前坚决攻下人和圩，不然受处分。旅、团、营首长不执行命令，就地枪决！”韦国清立即传达了命令，进行部署。九纵由饶守坤副司令员负责从东北及西北两个方向进攻，9旅的两个团由东南、西南方向进攻。拂晓前攻击开始，9旅的26团1营从东南角突击时，受到人和圩和邻近高庄敌军的两面射击，地形开阔，营长当场牺牲，部队失去指挥，攻击到天亮，被迫撤退。25团从西南进攻，攻到人和圩边上，占领一排房屋，但69师残敌困兽犹斗，争夺非常激烈。25团暂时巩固阵地，没有继续深入。[11]

12月18日，戴之奇在人和圩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用报话机连连向胡琏求救。胡琏心急如焚，亲自指挥11师全力北援，但在我军一纵和8师的顽强防御下，进展甚微。只听见北面的枪炮声响成一片，就是伸不过手去。我军二纵、九纵、7师等部队正在分割围歼人和圩、李圩、罗庄之敌。敌军阵地已经支离破碎，无法防守。为了摆脱全军覆没的命运，69师残敌开始分头突围。李圩、罗庄的60旅残部2 000多人在旅长黄保德指挥下向南突围，在野外被一纵、8师包围，很快被全歼，黄保德被俘。人和圩的敌军下午也作试探性突围，被我军堵了回去。粟裕非常关注二纵、九纵在人和圩方向的战斗，这是最后解决问题的关键。黄昏时，粟裕指示韦国清：“二纵继续突，今晚把它（69师师部）解决。要严密组织几道包围网，不要使敌人跑掉。不要顾及疲劳，调4旅先去一个团，马上把人和圩搞下来。”过了不多时间，粟裕再次打电话给韦国清：“你们要不顾一切代价把人和圩搞下来，拖下去不好，要注意联络，决心要贯彻。如果今天不能解决，明天敌人增援，情况可能发生变化。你们组织总攻，歼灭69师后再集中兵力歼灭11师。”[12]韦国清统一指挥二纵、九纵做好攻击部署，当夜22时开始总攻。我军在炮火和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突破，冲进去两个连。到午夜时，已经冲进去两个团。九纵也冲进去四个营，与敌军展开房屋争夺战。戴之奇与师部残敌在村东北角顽抗，用报话机向胡琏发出最后的呼叫。胡琏一再给戴打气，要他坚持到天亮。然而戴之奇知道大势已去，难逃灭亡命运。在高喊口号后，举枪自杀，向蒋介石作最后的效忠。副师长饶少伟等当了俘虏。天将破晓，胡琏准备全力进攻，听见人和圩方向枪声渐渐平息，69师的通讯也已中断，知道69师已经完结，遂取消攻击命令，就地转入防御。

19日上午，困守苗庄的敌41旅分两股突围，被一纵两个团穷追猛打，除300余人逃脱到皂河，其余全部被歼。陈毅、粟裕本打算以一纵、二纵、8师等乘胜歼灭11师，但胡琏指挥部队固守宿迁、曹家集，凭借运河、六塘河有利地形设防。紧缩部队，不给我军以分割围歼的机会。我军经过连续战斗，也需要休息，于是陈毅、粟裕命令各部队撤出战斗，宿北战役胜利结束。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万1千多人，取得了山野、华野会合以来的第一个胜利。毛泽东收到捷报，非常高兴，18日就致电陈、粟，“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同时指示他们：“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使鲁南获得巩固。”

就在宿北战役进行的同时，谭震林指挥华野6师正在涟水与74师苦战。这次74师做了充分准备，并有172师前来配合。12月14日，国民党军开始向涟水进攻。王必成的部队与74师展开浴血奋战，打得十分艰苦。但是由于防御部署上出现失误，防线过长，兵力单薄，在翼侧作战的19旅阵地被突破，两个团被国民党军迂回包围，伤亡很大。16日74师攻进涟水城，华野6师随即撤出。陶勇的1师奉命从盐城赶来增援6师，到达时涟水已经失守，无法再战。盐城也被国民党军乘虚而入。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我军与敌军各伤亡4 000人，我军虽然失去了两座重要城市，但牵制了东线敌人，保证了宿北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对此表示理解，12月18日给陈、粟的电报中说：“此战（宿北）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13]

宿北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陈毅几个月来郁闷痛苦的心情一扫而光，他会见了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询问了敌军的作战情况。组织各部队进行了战斗总结。1947年1月1日他给中央写了一个详细报告，汇报战役的情况：“宿北战斗，戴之奇（三青团中委）自杀，临死高呼口号‘国民党万岁’。黄保德（60旅旅长）亦自杀，魏人鉴、黄继陶突围时被击毙，副师长饶少伟、副参谋长章秉伊均俘。合称此次失败：1．由于未判断我军南下出其侧背，以为马励武东进定可牵制鲁南部队。2．由于11师增援不积极（实际是我3旅第二晚挺袭11师师部，解决其工兵团一个营及骑兵队，击溃其炮兵团，复受二纵牵制，增援实难；又二次出援，均被我击溃）。3．称赞我炮兵射击准确，炮火猛烈。4．称赞我战士英勇。5．被俘后见我民夫担架众多，便说国民党多失人心，一定失败。”

谈了成绩谈教训，陈毅写道：“由于要守涟水，6师不能参战，陶师从盐城开涟水亦未赶上，故造成盐城失守，涟水亦陷，而11师亦未能歼灭，为此役最大缺点。由于要尽量保持华东盐阜地区，我未能贯彻集中大兵的主张。数月来用于钳制的兵力太大，今后当可多用兵去突击（由于华中城镇沦陷，包袱放下）。”

陈毅认为，宿北战役最大的收获是山野、华野统一了思想，决定集中兵力作战。报告中说：“今后问题是山东部队常不安心南下作战，华中部队亦不肯入鲁作战，数月来的矛盾由于战局演变现已解决，今后可集中，从鲁南向南打。部队番号均须统一，一面作战，一面正商讨整编办法。”为了进一步解决好华东部队的统一和集中问题，陈毅提出了“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思想。

陈毅的捷报是给毛泽东最好的新年礼物。毛泽东看完陈毅的报告，非常高兴，完全赞同陈毅的军队建设思想。1947年1月2日复电：“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三至四个旅。”[14]

几十年后，粟裕大将谈起宿北战役，将其评价为“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这一战役比起华野以后的胜仗，算不得大仗，为何评价如此之高？他认为：“这次作战是两支野战军会师后在战役上初次协同作战，这也是一种初战。这仗打胜了，兄弟部队之间就产生了彼此的信任，两支野战军合并后的新的领导机构和所属部队也就产生了上下之间的彼此信任。这一切，都是无价之宝。相反，如果这一仗我们被打败了，上下之间和兄弟部队之间就容易相互埋怨，就要花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弥补过来。‘慎重初战’的道理也适合宿北战役。”[15]他还指出：由于这次战役的胜利，我军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是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的一个开端，对于以后的战局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7页。

[2]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4页。

[3]　陈毅：《华东三个月自卫战争的总结》，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32～433页。

[4]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7页。

[5]　《蒋军整26师马励武部峄枣被歼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6]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83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5页。

[8]　《九纵75团来龙庵守备战的宣传鼓动工作》，存《华东战史资料政工类》第13卷。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0]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89页。

[11]　《第二纵队沭阳保卫战役要报》，1946年12月29日。

[12]　《华野宿北战役阵中日记》。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1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

[15]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26～427页。

第11章　鲁南战役：“快速纵队”的覆灭

确定鲁南歼敌的作战方针——国民党军的“快速纵队”——马励武回后方过年——坦克陷入沼泽地——陈毅赋诗庆胜利——总结打坦克战术——峄县攻坚生擒马励武——再克枣庄——鲁南战役胜利的意义

宿北之战，国民党军遭受沉重打击。1946年12月下旬，陈诚飞到徐州，与薛岳等研究作战方案，仍坚持进攻鲁南的既定方针。他们认为：74师等组成的东线兵团连续占领盐城、涟水，华中共军已经失去根据地，只能向鲁南方向撤退。山东在国共双方的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陕北虽然是中共中央所在，但地瘠民贫，难以持久。东北共军虽然力量强大，但地处边远，对关内局势影响不大。“只有山东军区，地当中国心脏，山东半岛深入海中，沂蒙、崂山等山脉绵亘起伏于其间，地形错综复杂共军自称前后经营达八年，根深蒂固。加以烟台、龙口与旅大仅一水之隔，易得外援，因此山东便成为共军最优良同时也可能守得最久的根据地。山东之得失，在国内战局中，也便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在苏北失守后，陈毅必然要坚守山东。而国民党军则以“攻其所必守”的战略，与我军决战。[1]

这时，国民党军分布的态势为：南线的两大主力11师在宿迁，74师在陈师庵，隔运河、六塘河与华野6师、九纵、山野二纵、7师对峙。国民党7军在泗阳、28师在涟水作二线部队。西线是马励武的26师附第1快速纵队突前到峄县以东，准备进攻临沂。周毓英的51师在枣庄，冯治安的77、59师在台儿庄。因宿北之战刚结束，各部都暂时停止行动，未敢轻进。

宿北战役的胜利极大鼓舞了我军的士气。陈毅、粟裕等指挥员在研究考虑下一步的作战方案。12月19日，陈毅、粟裕得到情报：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命令74师向沭阳进攻，企图与7军、11师夹击我军。华野在淮北与74师几次交锋，恨透了这个敌人，当时上下都有一股情绪，要与74师决一死战，报淮阴、涟水之仇。所以陈毅、粟裕当天请示中央军委，要求回师消灭74师，此后视情况回援鲁南或向西进军。毛泽东20日回电：“74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然而并非所有的领导人都同意打74师，在临沂的黎玉、张云逸马上电告中央，请求主力回援鲁南。山野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于12月22日联名给中央发了一封长电，要求调山野主力一纵、8师回援鲁南，待鲁南局势稳定后，再配合华野合歼苏北之敌。陈士榘一面发报，一面打电话向陈毅汇报。陈毅对参谋长越过他这个司令员向中央发报十分不满，在电话里发脾气：“你们有电台，你们能发报，你们向党中央告我的状！”陈士榘见老总发火，连忙解释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全局的考虑，并不是闹个人意见。[2]

陈毅虽然发火，冷静下来后便与粟裕研究情况。已经等了三天，74师不见动静。而鲁南之敌又向前推进，迫近临沂、郯城，企图切断我军主力与鲁南解放区的联系。陈毅、粟裕当机立断，决定改变决心，12月24日他们请示中央：“我为应付今后苏鲁敌人之南北夹击，必须先击破一面，故不再等74师进，决即集中主力彻底歼灭鲁南之敌，攻占台、枣、峄之线。”同时电告山东的张云逸、黎玉：“74师迟拔，我决放弃歼击，留部队钳制，大军回援鲁南。”陈毅、粟裕命令一纵当天夜里全部北上，陶勇的1师西进。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返回临沂，张云逸组织山东部队阻击敌人保卫临沂，陈士榘、唐亮到新安镇指挥一纵、8师进攻冯治安部。各部得到命令，立即开始分头行动。

毛泽东收到陈毅的电报，基本同意先打鲁南之敌，但觉得部署有些不妥，24日夜间指示陈、粟：“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74师不打，似宜集中25个团（包括4师、9师、十纵、警旅在内）于鲁南地区歼灭26师，迫退冯治安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第二天毛泽东再次指示陈、粟：“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3]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局的关键，提出先打马励武的26师，不仅要求陈毅集中山野、华野主力，而且要求将王建安的鲁中部队也调来参战。这样，我军集中的兵力比宿北战役还多，胜利就更有保障。粟裕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电报，明确地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他回忆说：“经过这样一个反复酝酿的过程，加深了我们对于在鲁南作战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要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今后的一定时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我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如果分兵进入淮北，远离后方，不仅需要作好充分准备才能行动，而且不一定能调动进攻鲁南和苏北之敌回援。”[4]

马励武的26师作为国民党军进攻临沂的主力，此刻进至峄县以东的向城、尚岩、傅山口一带。26师的师部位于马家庄，配属的第1快速纵队、炮5团作为总预备队随军前进。左路周毓英的51师在枣庄、郭里集一带；右路冯治安部的77、59师位于台儿庄以东的兰陵等地。两侧的部队显得滞后，使26师位置突出。薛岳的意图是想利用鲁南平坦的地形，以26师为主，发挥机械化兵团的突击能力，求得迅速侵占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配合淮北的李延年集团消灭我山野、华野主力。宿北战役结束后，马励武见自己位置突出，距离峄县约有百里，两侧没有配合的部队，感觉有危险，于是停止进攻，就地构筑防御工事。但是薛岳仍然命令26师继续东进，马励武只好派出部队四下袭扰，侦察共军主力行动，实际上按兵不动。

陈毅、粟裕坚决执行了中央军委的指示，12月23日定下鲁南作战的决心后，即下令一纵、8师、华野1师秘密兼程北上，会同由鲁中调到鲁南的4、9师及正在抵御国民党26师的10师、滨海警备旅等部队，准备歼灭国民党军26师及第1快速纵队。另以韦国清的二纵、华野6师、九纵等部队，由谭震林指挥，在沭阳地区防御74、11师，防止南线国民党军北上，以保证鲁南战役的进行。12月30日，在北上行军途中，各部队接近集结地域前，陈毅主持召开了各师、纵队首长参加的野战军作战会议。会上介绍了敌情，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鲁南战役的指示，进行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陈毅在会上讲话，特别强调了集中统一指挥的重要性，要求山野、华野加强团结、密切协同，主动支援，打好这一仗。

为了便于指挥，陈毅、粟裕决定将参战部队编为两个纵队：右纵队以山野8、9、10师、滨海警备旅等组成，共12个团，由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鲁南军区政委傅秋涛等指挥，首先歼灭傅山口、太子堂地区的26师44旅，切断26师向峄县、枣庄方向的退路，阻击来援之敌。尔后攻取向城，配合左纵队消灭26师师部及快速纵队。左纵队以叶飞的一纵和陶勇的1师组成，共15个团，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负责歼灭卞庄之敌，然后在右纵队配合下围歼26师169旅和快速纵队。鲁南第3军分区武装负责监视外围敌人，保证战役顺利进行。作战命令规定，各部队于1947年1月1日拂晓进入指定集结地域，1月2日24时发起攻击。

马励武不是傻瓜，从12月28日起，他的侦察分队不断向他报告有共军主力部队向鲁南方向运动的消息，获悉的共军部队番号有11个师（当然不一定准确）。马励武预感大战即将来临，为摆脱孤军深入的不利局面，他向薛岳报告，请求退回峄县。薛岳不信，仍然命令26师继续前进。马励武无奈，只好召集部下会议，部署收缩阵地，以马家庄为中心，构成一个东西25公里的狭长防御阵地。以快速纵队的坦克往返巡逻，作机动增援部队。但是马励武内心依然是骄横自负，认为有快速纵队的优势装备，不怕共军的进攻。

第1快速纵队，是国民党军中少有的机械化部队。1942年抗战中期，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在昆明组建国民党第一支坦克部队。一个营的官兵被送到印度的新德里，由美军顾问开办战车训练队进行正规化训练。然后配备美式坦克，成立坦克1营参加滇缅公路作战。三年间他们在与日本军队的作战中勇敢冲锋，从未打过败仗，受到美军顾问的称赞和尊重。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用缴获的日军轻型坦克组建两个团，与坦克1营合并为第1快速纵队，任命其次子蒋纬国指挥。蒋纬国身份特殊，并不亲临前线，此时正在徐州。随同26师行动的快速纵队由步兵第80旅、炮兵第5团、坦克第1团1营、搜索营、工兵营、汽车团等部队组成。坦克1营有美式中型、轻型坦克36辆，士兵的军装、皮靴、用具都是完全美式装备，论技术、战斗力、速度都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因而快速纵队的官兵们都带着一股傲气，根本不把土里土气的共军放在眼里。

马励武预料共军会在12月30、31日左右发动进攻，命令各部摆好了架势，准备大打。谁知三天过去，到了1947年的元旦，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全无一点战争迹象。马励武松了一口气，认为几天之内可能不会有什么意外。于是元旦上午他在师部与同僚会餐，然后把部队交给副师长曹玉珩和参谋长，自己回峄县后方过年去了。1月2日，他在峄县会见了27军军长李玉堂，同他交换了情况，晚上回到26师的后方司令部，照样吃喝一通，然后观看京剧《风波亭》。看到岳飞就要被害，心里正不舒服，突然李玉堂打来紧急电话，劈头一句就是：“前方打起来啦！”[5]

1947年1月2日22时，我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从各个方向发起攻击。8师以主力22团进攻尚岩。这里是26师44旅一个营防守，工事比较坚固。村外有土围墙、鹿砦和突出地堡，围墙上有射击孔。村子里以独立房屋构成核心工事，可以交叉火力，节节抗击。22团3营战士从西南角连续三次爆破，炸开鹿砦，后续部队奋勇突破，占领突破口。与敌军展开巷战。敌军盘踞村东头工事顽抗，从马家庄方向开来几辆坦克增援。但是坦克在水沟边上不能前进，只能向村里打炮。我军不为所动，坚持攻击。村里的敌军终于顶不住，除少数逃跑，大部被歼。尚岩被8师占领。敌军坦克见势不妙，也调头退回马家庄。

一纵从东面向卞庄进攻。在宿北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大炮，此时为我军发挥了作用。当时敌军凭借一个小山丘的阵地顽强抵抗，一纵炮兵奉命射击。炮手墙龙是原69师士兵，宿北战役后刚刚被补入我军。他与观测兵配合，测得敌军阵地距离为3 350米，他连放8发，发发命中敌军地堡。老战士们都为他的高超技术叫好。一纵很快拿下卞庄。其他各部队的进攻也十分猛烈，到3日清晨，鲁中10师攻占平山，9师占领石城崮，滨海警备旅占领石龙山，完全控制了北面的制高点，马家庄、傅山口之敌完全处于我军炮火控制之下。陶勇指挥1师勇猛穿插，攻克洪山、兰陵等村镇，切断了南面冯治安部与26师的联系。

马励武得知前方打起来后，马上用电话与马家庄师部联系。电话已被切断，于是他只好用报话机与曹副师长联络。3日早晨，马励武带领两个连乘上卡车，准备返回前线，路上遇见侦察部队说前方战事激烈，乘车极不安全。马励武只好返回峄县向薛岳报告，请求将26师、快速纵队撤回峄县。薛岳允许后，马励武用李玉堂的指挥系统同前方保持联络，命令26师残部在快速纵队掩护下向西撤退。

马励武原有撤退方案，万一战事不利，他让坦克在部队周围巡回作战，掩护部队乘卡车沿公路撤退。他把这种战术称为“肉泥战”，共军的血肉之躯总是抵挡不了钢铁的坦克，再加上天空中飞机掩护，撤退是能够成功的。

谁知4日天气骤变，雨雪交加，乌云密布。国民党空军的飞机无法出动，26师残部和快速纵队一早就开始夺路突围。我军从缴获的报话机中侦听到国民党军撤退的行动路线，粟裕命令各部队迅速出击，合围敌军。参谋人员看天气太坏，来问粟裕作战计划有无改变？粟裕说：“不变！这是天老爷在帮我们的忙。雨雪交加，道路难行，会把重型装备陷在那里，敌人就更难逃脱了。”鲁中军区部队接到命令，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战士们抓起两块煎饼，扛着枪边吃边赶路。出了庄子，漫天大雾像伙房刚刚揭开蒸笼盖，白茫茫什么也看不清。雨雪融化在地面上，到处是又黏又稠的泥浆。行军的队伍里只听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扑喇扑喇的脚步声。不时有人摔倒，滚上一身烂泥。队伍越走越快，很快来到大路上。等雾散开大家一看，真是前所未见的壮观场面啊！

此时，陶勇的1师已与北面右纵队鲁南10师的部队会合，占领了四马寨，堵住了敌军逃向峄县的道路。北面山野8师、9师、滨海警备旅分别向马家庄、太子堂、陈家桥突击，南面华野1师主力向作字沟突击，东面一纵向马家鱼沟突击，将26师和快速纵队包围在作字沟到漏汁湖一块狭小的地域内。漏汁湖是南北八、九里宽的一片洼地，水沟交叉，干旱时是平原，雨雪一泡，土地就像海绵一样泥泞松软，成了一片沼泽地。国民党军慌乱地向西突围，坦克、卡车、重炮拥挤在一起，谁都想抢先跑掉。他们等不及排成队伍沿公路开进，而是将坦克、卡车开进道路两侧的田野，成三路、四路平行开进。前边的卡车和坦克很快陷入泥沼，后边的被堵住，不断鸣着喇叭。步兵穿行卡车、坦克之间，拥挤不堪，国民党军完全陷入混乱。我军各部队如下山猛虎，呐喊着冲入敌阵。分割围歼26师和快速纵队。26师副师长曹玉珩和参谋长带领7辆坦克冲在最前面，侥幸逃出重围。后面的坦克都陷入泥沼，任凭驾驶员加大马力，坦克吼叫挣扎，越陷越深。射击手们不断转动炮塔，向四周扫射，但坦克死角很大，我军战士迅速接近，与敌军短兵相接。有的用炸药包、手榴弹炸坦克，有的奋勇爬了上去，扯断通讯天线、折射镜，有的用铁镐又砸又敲，有的找到通气口将步枪伸进去射击。有的抱来高粱秆，点火烧坦克。里面的驾驶员受不了，只好爬出来投降。

一些明智的国民党军官，眼看无法逃脱，也无法抵抗，就下令部队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其中有26师的副旅长丁孑夫、团长王景星等。快速纵队239团团长陈维金下令吹集合号，率领全团放下武器。这些举动受到官兵的赞同，从而避免了无价值的牺牲。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到15时，国民党军26师44、169旅全部，第1快速纵队战车营、工兵营、炮5团、运输团及80旅两个步兵团共3万多人被我军全歼，缴获坦克24辆和美式重炮数十门、卡车200多辆。鲁南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胜利结束。

硝烟散去，战场上一片胜利的欢乐景象。战士、民工在收缴战利品。我军记者看到“十余辆卡车牵引着野炮和榴弹炮，炮弹堆满到车篷帆布顶。吉普车装满各种子弹，也有数辆装载着大米和美国制造的罐头、饼干、糖果之类的。再向南瞭望，原野上好像布满了无数的黑点。向前走去，在广阔的七里多路的平面上，都是敌人留下来的物资。在这些装运的卡车侧旁，有的写着汽车队的符号，有的用白漆写着‘炮5团’的字样。一个刚解放过来的蒋军告诉我们：‘卡车拉的重炮，这次战斗一炮也没打，就送到贵军手里了。’几个站在坦克前的八路军战士用幽默的语句议论着：‘老蒋又把山炮、野炮、坦克送来了。’”干部、战士们在分拣堆积如山的炮弹、子弹、军用物品，要把这些军火马上补充到各部队，用于下个阶段的作战。战士们看着炮弹作难，上面标的都是英文，不知道做什么用。干部中有懂一点英文的，派上了用场。他们把有“H”记号的穿甲弹和有“F”记号的燃烧弹分开放，然后根据炮的型号分配。这些刚送来的炮弹，没过几天，在攻打峄县、枣庄的战斗中又都打回到国民党军的头上。这对“运输队长”蒋介石真是绝妙的讽刺。

山野10师的战士们在泥塘边拖拉坦克。原蒋军驾驶员在坦克里面加大马力，坦克发出阵阵吼声。20多个战士在后面使劲推，但由于坦克陷得太深，怎么也开不动。战士们从村里扛来门板、高粱秆垫在底下，但沉重的坦克压碎了门板，又陷下去了。大家十分焦急，连长对团长说：“拉坦克比打坦克还难。”团长灵机一动，派人找来会开汽车的俘虏，开过一辆中吉普。大家把坦克上的钢绳套在吉普车的挂钩上，吉普车、坦克同时开动，战士们在后面使劲推，终于把坦克从泥塘里拉了出来。这时，大家都欢呼起来。[6]

粟裕带着司令部的几位参谋来到战场视察，看到干部战士们在寒风中打扫战场。有的指挥俘虏兵开汽车，有的推拉大炮，有的在搜集武器弹药。不少同志站在泥泞中用冻僵的双手比划着向粟裕讲述打坦克、捉俘虏的经过，脸上显出自豪的笑容。接着，陈毅和张鼎丞、张云逸也来到战场，一些被俘的坦克兵说：“我们在印度、缅甸打了三年，一直是向前冲的，美国人对我们也看得起，想不到今天会败得这样惨。”陈毅听了哈哈大笑，乘兴赋诗一首：“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他们来到一辆被缴获的坦克前，陈毅纵身登上，在炮塔顶上坐下，与同行人员合影留念。[7]

经过清理，上千名被俘的蒋军快速纵队坦克、卡车驾驶员被集合起来，排列成整齐的队伍。我军一位指挥员宣布：他们被作为“解放战士”加入我军行列。这位首长拍着几个司机的肩膀说：“好好地在我军干吧！”这些“解放战士”深受感动，他们迅速跑向自己的车辆，把车发动起来。百余辆卡车拖着重炮，首尾相接地向后方缓缓开去。明亮的车灯把田野照得如同白昼，喇叭声响成一片。

深夜，当坦克开到临沂城的时候，全城的人都跑到北城门来看热闹。有的人抢先爬上坦克，坐在炮筒上，有的抚摸左右两边的重机枪。想爬坦克的人争先恐后，驾驶员有点不耐烦，要大家向后退。马上有人高声喊道：“过去进攻临沂的战车，现在成了保卫临沂的战车，为什么不叫好好看看它呢？”大家嬉笑着，围着坦克团团转，用手抚摸坦克的车轮和履带。一位拄拐杖的老人叹息道：“哎，过去不相信报纸上登的消息，这次看到了事实，真是一点不错呀……”这天临沂好像在过正月十五花灯夜，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我军后方兵站设宴招待加入我军的快速纵队驾驶员，领导干部亲切致辞：“诸位在抗日战争的印缅战场上，曾有过光荣的功劳。可是蒋介石拉你们进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使你们变成牺牲品。这是一条危险与黑暗的路。但是你们今天来到人民军队中，为人民事业而奋斗，这是可喜可贺的。人民欢迎你们！”一位汽车驾驶员说：“我们被俘过来，从未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盛大的宴会来欢迎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过去受的毒害与欺骗太深，今后为了报答人民与长官对我们的热望，我要求长官能将快速纵队的人车组织起来，成为人民的快速纵队，让我们去服务，发挥我们的技术与能力，我们绝不推辞。”席间大家高举兰陵美酒，相互致意。[8]

鲁南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我军认真总结了歼灭国民党军快速纵队的经验。山野陈士榘参谋长在《快速纵队之歼灭》一文中写道：“战斗的经过是这样的，机械摩托必须依靠步兵配合掩护，步兵又以机械摩托化为依靠。结果愈深入解放区，步兵愈增加累赘，机械摩托化愈受限制。地形、道路、油路、供应、后方补给等均遭受我军民兵地武不断破坏袭击，甚至其处境比骑兵都会更糟。我们这次采取了集中优势力量，首先包围歼灭蒋军的步兵26师两个旅，来孤立包围快速纵队，再集中全部炮火来消灭快速纵队。蒋军所自恃的快速纵队，在我军严重的打击下，像水塘被爆炸的鱼一样，昏头乱窜，各自突围逃命，其在野外者则全部被我缴械。战斗中，该部炮兵第5团某营长当他自己的吉普车翻倒在沟里的时候，一辆牵引榴弹炮的十轮大卡车飞驶而来，路过道旁，车上装的弹药及人已满，他只得骑在炮筒上，把头缩在护板下逃命。结果同样被击伤，整车的人和炮一同被擒。美国的战车是不坏，蒋军以为我们没有可以抵击的武器，而不知蒋军早已送给我们美式火箭炮和战防炮、烧夷手榴弹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非常有效。加上我战士们高度无敌的英勇精神，蒋军坦克亦同样无用武之地，经过了这次战斗之后，我们战斗经验是更加丰富了。”[9]另一篇题为《华东权威军事评论家评鲁南大捷》的文章说：“战场事实指出：步兵乃战场皇后，步兵士气低落，战意不坚，指挥笨拙，其一切技术兵种，必转成累赘。反之，如步兵坚强，战意旺盛，技术高超，指挥巧妙，必能压倒一切，获得战场决定性之胜利。鲁南战役，更证实人民解放军与蒋家军之优劣。”[10]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毅、粟裕决定指挥部队继续进攻峄县、枣庄、台儿庄等地，彻底歼灭26师和冯治安的33军。但是情况不如人意，敌军迅速收缩，做好了防御的准备。而我军的动作迟缓了一些，据陈毅1月12日给军委的报告中说：“我们在3日晚即下了追击预先号令，准备于4日夜袭占台儿庄、峄县。但我各部在4日下午结束战斗后，陶（勇）师只有三个团主力，部队因情况不熟，和受66师掩护部队的钳制及各部队均有大批俘虏、胜利品所拖赘，迟迟不动。前后经严格督促，5日晚才出动，至6日晚才开始向台儿庄、峄县攻击。敌已退缩布置就绪，又加无决心打，仅派出一个营作侦察性的攻击，故均未奏效，要求停止攻击。待后商量，我们建议占台机会已过，乃转令集结主力攻峄、枣。”[11]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粟裕带领一个精干的前线指挥所，于1月9日拂晓到达峄县前线。

马励武在峄县县城里眼睁睁看着他的26师主力和快速纵队被我军消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竟日废寝忘食，狼狈之情，实难笔述”。侥幸逃脱的副师长曹玉珩等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回峄县城里，伤兵们悲惨呼号，令守军官兵胆战心惊。城里一片混乱。马励武一面收容整理残部，一面向徐州的薛岳请示。马励武说明26师已失去战斗力，要求退往后方休整补充。但薛岳一口拒绝，命令他整理部队，坚守峄县。同时命令51师周毓英部固守枣庄，97军固守临城，形成三个孤立据点。薛岳知道，如果他同意马励武撤退，让共军再次切断津浦线，蒋介石绝对不会饶恕。马励武没有办法，只好整理残部，增强工事，部署外围防御。在军事会议上痛哭流涕地声言要为死去的官兵报仇，要求部下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信心。因为当时峄县城中只有51师配属的一个团是完整的，加上26师所余人员，总共不到1万人，还有7辆坦克和30多门火炮，可以说大局已定，简直就是瓮中之鳖了。

按照陈毅、粟裕拟定的第二阶段作战部署，以山野8师、9师、4师10团和滨海警备旅进攻峄县；陶勇的1师北上进攻枣庄、齐村；叶飞的一纵摆在峄县西南的文峰山、白山一线，阻击台儿庄出援之敌；山野10师位于临城、齐村之间，阻击临城出援之敌；另外派地方武装破坏公路、铁路，切断峄县、枣庄敌军的退路。我军布下天罗地网，决心以绝对优势兵力，全歼峄县、枣庄之敌。

8师在何以祥师长、丁秋生政委带领下于1月9日到达峄县城外，担任主攻县城的任务。这是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地形是熟悉的。8师首长到前线观察敌情，看到“峄城虽小，但很坚固，且地形对敌有利。城墙由大青砖砌成，顶部较宽，城外有护城河，城东有檀山要点，城南有南关屏障，城西有河流阻隔，城北地形开阔，宜守不宜攻。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就有设防，后又经蒋军经营，加强了工事。”[12]突击部队看得更详细，国民党军“以原有城墙壕沟和主要巷口加修地堡，城门外设有刺马，将坦克开到城门上配合守备，城周围设有鹿砦。外围有檀山、邵家楼等皆修成独立外围据点，工事较坚强。”[13]

1月9日夜里，我军首先扫荡峄县外围据点。经过一夜战斗，檀山、邵家楼等阵地先后被攻克，守敌部分被歼，其余逃入峄县城中。10日白天，我军将前几天缴获的野炮、榴弹炮拉到城下，做好总攻前的准备。8师的主攻方向是县城南门，黄昏时指挥部一声令下，我军的数十门重炮、山炮、迫击炮向城内猛轰。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将1 500多发炮弹射向城中，浓密而沉重的爆炸声震天动地，城内国民党军的炮火被完全压制。我军的炮手有的是刚解放过来的26师俘虏兵，在战斗中表现出高超的技术。王隆福参军只有7天，他用自己原来使用的榴弹炮向城中发射。只打了五发炮弹，就把城里的山炮打哑巴了。连长走过来问：“怎么上次没有你们的炮响呢？”他说：“你们运动的太快了，叫我们措手不及；你们又赶得紧，我们哪里有心开炮呢？再说我以前走错了路，是为卖国内战出力，现在是为争取和平出力啊。”他指着城里的一股火光说：“那是114旅旅部，就是我这门炮打着的。”说完，他又俯下身，向城防工事猛烈开炮。马励武做梦也没想到，昔日的部属将炮弹准确地倾泻到他的头上。

炮火准备过后，18时，8师22团向峄县城南关发起突击。南门有宽阔的护城河，不能徒涉，唯一的通道是南门桥，敌军在桥上布满鹿砦和拒马等障碍物，城门两侧筑有地堡。城门紧闭，里面堵着装满泥土的麻袋。两辆轻型坦克开到城楼旁向下射击。22团3连第一爆破组在火力掩护下将桥上的障碍物炸开，第二组乘着浓烟迅速冲上前去爆破城门。因炸药包只有20斤重，只将城门炸开一个小洞。第三组再冲上去，用40斤炸药将城门炸开，突击班借烟雾掩护迅速突入。敌军在我方强大火力压制下慌乱后退，突击班冲上城墙，消灭顽抗的敌人，迫使正在射击的坦克投降。这时，城里敌军的炮火向南门轰击，突击班6人被炸伤，但在班长鼓舞下坚持战斗，掩护突击连进城。我军后续部队涌入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14]

此时，马励武在位于城南天主堂的26师师部负隅顽抗。当我军扫清外围时，马励武不断向徐州的薛岳和临城的李玉堂求救，要他们火速派部队增援，派飞机空投弹药。然而徐州方向并没有派飞机来，李玉堂的参谋长在报话机里对马励武说：“请老兄忍耐点守着，上边有办法的。”马励武吼道：“上边有办法，必须乘我前方有办法时，办法才能用得上。如果我这里没办法了，上边纵有办法亦无法挽救了。”那边除了说空话安慰，没有一点具体行动。国民党军在危急时刻只求自保，不顾他人危亡的恶习，再次暴露无遗。这时，北门也被我军突破，南北夹击，峄县城内蒋军陷入混乱。天主堂的房顶被炮弹打穿几个大窟窿，马励武带着随从仓皇逃命，想从北门突围。我军战士冲进26师师部，缴获了马励武的作战地图、望远镜、照相机、与蒋介石的合影、信件、日记等。到1月11日凌晨1时，战斗已接近结束，士气低落的26师残敌纷纷投降，被押出城外。马励武早已脱掉中将军装，换上士兵的棉衣，想混杂在俘虏中出城。他悄声对身边的随从说：“不要吭气，等有机会再逃出去。”天亮了，马励武再也无法隐藏，只得坦白身份，束手就擒。[15]至此，国民党整编26师被全部歼灭，几天前逃入峄县城中的7辆坦克也被我军缴获。

毛泽东关注鲁南战役的顺利进展，又在考虑今后作战的问题。1月11日他指示陈、粟、谭等：“为着准备举行新的大歼灭战，在峄枣战役结束后，山野、华野全军须休整两三星期，将大批俘虏兵及新兵补进部队，使主力团达到二千至二千五百人，次等团到达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共补充五十个团左右，并加训练。此事对今后作战甚关重要，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峄县战斗刚刚结束，8师的战士们正押解着缴获的坦克出城，粟裕就赶到南门，现场考察，总结经验。华野部队作战使用爆破不多，所以攻坚比较吃力。8师战士中有不少是枣庄煤矿工人，擅长爆破。粟裕很有兴趣地向他们询问爆破经验，干部、战士们向粟裕介绍：选几块炸药，插上雷管用力捆好，导火索捆在一侧。将炸药包扎在木架上，对地堡、铁丝网、鹿砦、房屋等目标进行爆破。一般的炸药包重20斤，太重不便搬运。如炸坚固工事，可先用一包炸洞，再将两包塞进洞内爆破。这样就能作到无坚不摧。粟裕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将这些经验通报陶勇和其他华野部队。

陶勇的1师攻击枣庄的战斗，进行的并不顺利。1月6日1师完成歼灭快速纵队的战斗任务后，乘胜向台儿庄方向推进。但是冯治安的部队非常滑头，迅速收缩到运河南岸，凭借防御工事固守，与我军形成对峙状态。9日下午，粟裕来到1师师部，与陶勇等研究敌情后，决定改变计划，调头向枣庄运动，消灭国民党第51师。

51师原系东北军，为蒋介石收编，属杂牌部队。装备不如26师，新兵多，战斗力一般。师长周毓英得知26师和快速纵队被歼灭后，知道以51师的力量是不可能守住枣庄的，几次要求撤退，都被薛岳拒绝。周毓英没有办法，只好在枣庄加强工事，等待援兵到来。他把核心工事建在中兴公司，利用钢骨水泥的建筑物构筑工事，工事周围有宽阔的壕沟、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在核心工事外围建立独立的支撑点，支撑点周围设立若干小据点，形成火力的相互联系和策应。如果我军进攻，必须先打掉外围支撑点。不打掉外围据点，就无法展开部队进攻核心工事。打外围必然要耗费很多时间和力量，不能集中优势兵力突击歼灭敌人。

1月10日夜里下起大雪，1师连夜行军到达枣庄外围。上级要求的时间很紧，来不及准备攻城和爆破的器材。侦察干部报告的情况也很简单。他们汇报的许多地名陶勇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用1师干部的话说，是“整个的情况糊涂，地形也不清楚，真是瞎子摸泥鳅，大家碰运气”。然而大家因为几天前的胜利，不把敌人放在眼里。连队开会研究攻击战术，有的干部说：要开什么会，我们拿上去打就是了。随即仓促投入战斗，三个旅打了一夜，除1旅攻占大兵营，2旅、3旅的攻击均未得手。[16]

以后的三天中，1师发起多次进攻，但51师依靠坚固工事顽抗，我军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失利，消耗了1师的力量。陶勇在苏中以善战出名，但华野部队不善于攻坚的弱点这时暴露出来。与此同时，叶飞的一纵在14日顺利攻克枣庄附近的齐村，消灭了51师的113旅。一纵1旅在战斗中进行连续爆破，先炸开大围子的石墙，炸毁东南角的大碉堡，随后又炸毁东门楼。青年战士杨根思（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特级战斗英雄）大显身手，每炸必成，一个人就抓了100多个俘虏。粟裕见1师进展不顺，14日下午来到陶勇的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行动。

粟裕打电话征求叶飞的意见，叶飞主张坚决攻下枣庄，并表示可以调一纵部队配合1师攻坚。叶飞告诉陶勇：他们打下齐村靠的就是爆破，这是攻坚战斗的关键。粟裕见一纵和1师态度积极，很高兴，决定将善于攻坚的8师调一个团来，集中16个团的优势兵力，坚决拿下枣庄。[17]

这次我军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观察地形，准备爆破器材，分配任务；战士们恢复了体力，士气高昂。我军两次派人送信给周毓英，敦促51师放下武器，但被置之不理。17日黄昏，我军再次发起进攻。一纵4团炸毁东南角地堡，打开缺口，占领天主堂制高点。1师攻占北大井，敌军外围工事被我军摧毁，残敌逃入中兴公司的核心工事。19日晚，我军发起最后的总攻。炮兵进行炮火准备，将中兴公司方圆十余里的蒋军阵地打得天翻地覆，一片火海。51师仅有的几门炮被完全压制，无力还击，蒋军纷纷逃进地下工事躲避。一纵部队从枣庄老市区突入，连续爆破炸开大围子，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8师23团爆破未成功，从一纵突破口投入战斗。1师炸开大围子西门，向中兴公司大楼冲击。51师官兵顽抗多日，已经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又不见援兵，士气低落，纷纷投降。1师的宣教股长徐一丰率先冲进大楼，挥动手枪喝令蒋军投降。他一把抓住一个军官问：“你们师长在哪里？”那个军官面色苍白，领着我军战士进至51师师部的防空洞内，51师师长周毓英、副师长韩世儒、参谋长李献忠等所有师部人员都放下武器，当了俘虏。

1947年1月20日中午，随着枣庄被我军攻克，鲁南战役胜利结束。在18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共53 000余人，其中俘虏17 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汽车470辆、各种火炮200余门。收复了峄县、枣庄及其以东地区，粉碎了敌人会攻临沂、消灭华东我军主力的计划。

战役结束后，陈毅在临沂的指挥部接见了被俘的马励武、周毓英。陈毅热情地对马说：“我们从此开始是朋友了。”陈毅与马励武谈了两个小时，从国内局势谈到鲁南战役，最后勉励马今后多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事业努力。马励武感动地说：“陈军长待人和气，见面才知道，若早给我一封信就更好了。”并表示今后愿意留在解放区参观学习。周毓英见到陈毅，对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而且在生活上给予优待，表示极为感谢。陈毅诚恳地说：“希望经过此次见面，诸位能明了和平民主的真谛，从蒋介石的独裁欺骗下觉悟过来。”51师参谋长请求与家庭通信报平安，陈毅当即许诺，并派车送他们到后方休息。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使这些国民党将领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今后不愿再打内战。

粟裕大将评价鲁南战役写道：“这次战役，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华东我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五万余人的新纪录。特别是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对华东以至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宿北、鲁南两个战役的胜利，使我军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夺取了战场的主动权。”“鲁南战役和宿北战役的胜利，对华东我军的建设，亦有其特殊的意义。一方面那时随着战局的发展，华中部队由苏北转到鲁南，再由鲁南转到鲁中，指战员思想问题较多。宿北、鲁南两战役全胜，使部队顺利地实现了思想转弯，进一步坚定了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信心。另一方面，我军由分散作战到集中作战，由打小仗到打大仗，既打敌人步兵又打敌机械化部队，既擅长野战又能城市攻坚，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全面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特别是使山东和华中两野战军在作战思想、指挥关系和组织编制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为尔后扩大胜利、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奠定了基础。”[18]

[1]　《申报》1947年1月8日。

[2]　陈士榘：《天地翻覆三年间》。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4]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435页。

[5]　《蒋军整26师马励武部峄枣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6]　黄作军：《战斗在峄东前线》。

[7]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8]　《大众日报》1947年1月30日。

[9]　《大众日报》1947年1月15日。

[10]　《鲁南战役资料选》。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12]　丁秋生：《峄县突破》，载《鲁南战役资料选》。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5]　《蒋军整26师马励武部峄枣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16]　《第1师第3旅枣庄战斗总结》。

[1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5页。

[18]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50～451页。

第12章　一面打仗，一面建设

短暂的平静——部队中存在的问题——陈毅在鲁南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十三个纵队

1947年1月12日，我军攻克峄县后，陈毅打电报请示中央军委：部队打算继续留在枣庄、临城一线作战。如果南线敌军北上增援，则就地歼灭之；如敌不来，则就地整训，准备迎接新的大战。1月14日毛泽东复电：“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如南面敌军未动，全军休整两三星期，极为必要。新兵补充是否有办法，俘虏兵可否大量补入部队，先补后训，以期迅速。”[1]我军攻克枣庄，结束鲁南战役后，南线国民党军74、11师等因受华中部队牵制，未敢贸然北上，淮北、鲁南战场出现了短时期的平静。我军抓住这个短暂时期，在统一指挥机构和军队建设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

陈毅为什么如此重视休整，是因为形势的变化使一些重大问题亟待得到解决，否则将会给作战和根据地工作造成麻烦和困难。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统一，两淮保卫战后，原华中分局机关大部分撤退到临沂，与山东分局合并。原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结束了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回到临沂。两地机关需要合并，建立新的机构，理顺关系。

在军事指挥上，山野和华野虽然已经联合作战，但由于中央没有明确的任命和分工，在作战时仍然保持两套指挥机构，各自指挥作战。部队番号有八路军的，有新四军的，还有地方部队的，很不统一。在宿北、鲁南战役指挥中已经表现出很多不便和缺陷。

部队思想作风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大家是各个山头来的，谁也不服谁。山东八路军穿黄军装，北上的新四军穿灰军装，南方部队到北方，生活习惯与当地差别很大，难免产生隔膜和误会。叶飞率领一纵刚到山东时对此感触很多，他回忆道：山东“人民群众对待子弟兵非常热情，但对我们这支南方部队大为惊奇。地方干部归纳为：第一奇，讲话像鸟啼，好像来了一批外国兵；第二奇，个个留头发，好像来了一批学生兵；第三奇，不少人盖着五颜六色的绸面丝棉被，有人还穿着绸衬衣，好像来了一批少爷兵。他们悄悄议论起来：‘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年轻的战士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学了几句山东话，加上比划手势，就能交流情况。山东老大爷、老大娘弄清了这支部队来自出产丝绸的鱼米之乡，穿件绸衣，盖条绸被，并不一定是地主、资产阶级；习惯于留个小分头，也不是‘腐化堕落’”。“对部队来说，地区的转换毕竟是一个转变，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部队是吃惯大米的，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面食只是点心，高粱是酿酒的。山东人民非常照顾我们，尽量把小米供应部队，在当时当地来说这是上好细粮。但是炊事员们不会淘小米、煮小米饭，更不要说做出各式各样美味的小米食品了。小米饭里砂子很多，嚼起来满嘴嘎巴响。战士们对远离家乡本来就有情绪，于是讲怪话了：肚子吃得像砂包，打仗省得做工事。”一纵由于和地方政府关系搞不好，几个月内得不到补充，叶飞、赖传珠等曾多次向陈毅反映情况，要求去东北或回华中。

山头主义产生了在各种条件下的本位主义行为。就叶飞自己的感觉，一纵三个旅，1旅是苏中部队，2旅是苏南的，3旅是浙东的。纵队成立初期，各自为政的现象相当严重。1946年2月，叶飞派2旅去接管一个日军仓库，等待纵队后勤部来清点分配物资。当时部队有些“发洋财”的思想，在清点过程中，2旅的战士偷偷把物资往自己的部队里搬，纵队政治部的干部制止不住，连副政委谭启龙也管不了。叶飞大怒，乘吉普车赶到现场，命令把负责带队的2旅副旅长捆起来。战士们见事不好，把东西丢下跑散了。[2]

鲁南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快速纵队，缴获的装备堆积如山。陈毅考虑这是壮大我军的极好机会，下令将各部队的战利品集中上缴野战军总部，统一调配，并组建自己的特种兵纵队。但是一些部队“打埋伏”，不肯把缴获的东西全部上缴，致使陈毅不得不下命令。1947年1月7日陈毅、粟裕、陈士榘、唐亮联名下达《关于一切缴获上交统一处理的命令》：“此次鲁南战役第一步伟大的胜利，彻底消灭了26师及快速纵队，俘获其全部人员资材，尤以快速纵队的人员、装甲车、汽车、炮兵及其他军用资材除少数逃窜损坏外，绝大部分被我俘获。此种人员、装具、资材如我能很好争取组织教育管理掌握，即可以组成我野战军快速纵队，成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中技术上的基础，成为人民革命武装的优良资本与歼灭反动蒋军的有力工具。这对我军进入反攻及中国和平民主事业的保证是有极大意义。这种伟大珍贵的缴获是经我参战各部队两昼夜坚决战斗与我许多英勇同志的牺牲流血代价取得的，如果我们不加爱护妥为管理，使这些人员武器装具资材失散损坏，即是丢弃此次战役果实，破坏了我军装备的提高与现代化的建设，亦有负于我许多英勇牺牲同志的流血，这是极端不应该的。因此希望各兵团各级首长应该深刻认识此点，切实负责，严格管理，不得放任随意破坏、拆毁或私藏不报与不顾大体现象。兹决定所有缴获武器弹药除必要补充自己各部队外，其余物资器材统由本部统一处理。”[3]

《命令》具体规定了各部队可以自留的卡车、吉普车、发报机数量，指定了接收机关和地点。陈毅召集各部队政委专门开会，要他们负责落实此事。由各位政委打条子到有关部门领取物资。不料一个单位的管理员说：“没有司令员的条子我不买账。”竟把政委顶了回来。陈毅对这种本位主义发展到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非常气愤，感到非整顿不可。

华中野战军部队北上山东后，干部战士中产生了许多思想问题。本来他们在苏中是打胜仗的，但上级却要他们离开家乡，到经济基础较差、环境艰苦的鲁南地区来。由于华野的北上，华东根据地面积缩小一半，苏中、两淮家乡大部分沦于敌手，亲人遭受国民党军的残害欺压。大家对这种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方针感到不理解，总想打回家乡去。当时华野部队中流传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手拿煎饼，口咬大葱；大好形势，思想不通；有啥意见，要回华中。”

纪律也是大问题。部队在激烈战斗过程中，老骨干不断伤亡，新战士和俘虏兵补充得越来越多。战斗行军没有休整，无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教育，部队中出现违犯纪律、不尊重地方政府、打骂群众的问题。两淮失守后，部队、机关、后方工作人员大量向山东转移，造成了很多混乱。陈毅回顾当时的情况说：“我们从华中撤退二十万人，一些必要的器材、工厂、银行、荣誉军人、家属、医院及后方机关、工作干部等，要预先有组织有计划地撤退，到枪声响了再撤退是不成的。沿途设兵站招待所，准备好粮食，这样撤到山东的成为很好的宣传者。无秩序撤退就变成流亡政府、难民，散布失败情绪，惊慌失措。他们到山东后把金融也搞乱了，华中票子到山东买东西，商店不要。他们说：‘毛泽东出的票子，你们为什么不要？’后来有些伤兵就不用票子，见到合作社就去乱拿东西。”[4]

1947年1月下旬，陈毅、粟裕、饶漱石、张鼎丞、陈士榘等一起开会研究地方机关合并与华东全军进行统一整编等问题。1月23日陈毅、粟裕、陈士榘电告中央军委：“我们集议后，饶、张诸同志昨回临沂，部属苏、鲁各地方机关的合并。我们在前线部署整编部队，成立华东野战军。”陈毅委托司令部起草了华东野战军整编方案，并向军委作了详细的说明。2月3日军委复电：“同意丑东电十个纵队的编制。”

为了保证整编的顺利进行，野战军在临沂附近召开干部会议，由饶漱石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关时局的指示，指出全党全军今后的战斗任务。随后，陈毅作了题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

陈毅首先肯定了山野、华野两大主力的会合和宿北、鲁南战役胜利的成绩。他说：“华东野战军是山东、华中部队的汇合，（华东）是解放区兵力最大集中的地方，是解放区爱国自卫战争的主要战线之一，又是美蒋集中大军进攻的主要方向。特别是今后，山东地区的战争将成为中国人民与美蒋恶势力的决战场所之一，因此我们的任务很大，担子很重。”“这一次自卫战争，要使历史上未完成的民主斗争任务在这一次最后完成。我全体同志能亲自参与这个伟大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担负重大任务是最光荣的，这是至高无上的革命幸福。”“在此非常时期，为了执行中央所给的任务，我想向同志们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双重任务，是为了能迅速纠正部队中现存的一些缺点，更能加倍提高战斗力，更能迅速地最后击败美蒋。我在此对部队的整顿问题，也就是对部队建设上带基本性质的问题提出几点，作为今后部队的中心工作。”

陈毅在报告中从人民军队建军路线的高度，针对部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号召全军加强团结，建立整体观念，实行统一集中的领导。为了保证今后的大规模作战，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打破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群众观念和群众纪律，实行“以战养战”。夺取敌人武器装备自己。要爱护装备物资，反对“破坏专家”。实行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新技术，掌握新武器，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会战。要爱护新战士，争取解放战士，加强团结去争取伟大胜利。

陈毅指出：“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组织，统一制度，建立野战军的整体观念，便是保证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我想以野战军今天的现状来说，各兵团具备了坚决完成任务的优点，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人人有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高贵的革命品质。”“但应当指出，由于部队不断伤亡，老骨干损伤很大，新骨干亟待培养；又加战斗频繁，训练时间腾不出来，不能不使部队的组织和制度方面大大削弱，于是便产生各种坏现象。”“某些部队骄傲得很，自以为天下第一，天兵天将。……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除骨干伤亡、战斗频繁等客观原因外，还应着重指出：在主观上一部分干部中由于连续胜利冲昏头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自己本事高，不懂得一切是由于党与人民的基础的强大所获得的，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这种政治上的盲目性，妨害进步很大。因此，我们要提醒全体同志赶快猛醒，集中精力举行自我批评，走建立整体观念实行集中统一的正确道路。”

陈毅批评山头主义等错误倾向时说：“山头主义站在自己的山头上，自以为是，只知道本山头的光荣历史和特长，忘记了其他方面的光荣和特长，是自己应该学习和尊重的。本位主义只着眼本单位的需要，缺乏对整个人民事业的关怀和认识，必然犯狭隘自满、自私自利破坏团结的毛病。游击主义必然把自己束缚在分散游击作战时代，许多不适用的旧经验，必然不适合正规战时代高度协同动作的要求。总之，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均是妨害整体健全，妨害大局发展，妨害团结进步，妨害胜利的恶劣表现，必须坚决纠正。我们今天号召全军应该以整个人民事业为出发点，大家齐心，以各单位的努力促成整个人民事业的胜利，人人具有牺牲一己以换取整个人民事业胜利的革命精神。如是便能着眼大局，照顾友邻，照顾团结，照顾地方，照顾兄弟兵团，不骄傲，不灰心，坚守岗位，争取模范，向人学习。我军人人养成这种作风，于是统一的、集中的、模范的、铁的人民武装便可以造成。”

谈到群众观念时，陈毅说：“来自人民，回到人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天性。因此，一切为人民打算，为人民着想，帮助人民，体贴人民，爱护人民，成为我们军队的神圣义务。离开人民，我们军队不仅创不出什么事业，连生存的条件也就取消了。”因此，“脱离群众，压制群众是我们的耻辱和罪恶。无论行军、作战都应照顾考虑人民的利益。人民中间由于战争频繁，对帮助军队方面，如送粮、送草、出夫、招待部队准备不及或表现不能及时等等，我们应体谅，不能加以责备。而是要加以帮助，迅速动员准备起来，以应急需”。

在谈到服从党的领导，尊重政治工作制度时，陈毅指出：“现在部队中个别同志在屡胜之后，误认为自己本事高，会打仗，特别不喜欢讲道理，讲制度，总感到自己的军阀残余受到约束，这种现象是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上次打快速纵队，我们召集几个部队政委来开会，商定统一集中使用汽车和攻击坦克器材，由各政委打条子去后方机关集中器材收到上边来，不料竟有某部人员说没有司令的条子我不买账的荒谬回答。这不仅不尊重政治委员，而且是不尊重上级决定的违法行为。特别要求每一个军事指挥员要养成这种尊重政治工作，提倡政治工作，参加政治工作的良好习惯。作为我军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工作制度，是经过政治工作人员来代表的人与制度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希望不了解此点的同志迅速反省。”“中央决定在各级部队中成立党的领导委员会，建立党的集体的领导，党的一切决定交由部队首长执行，把过去的首长制度置于党委的领导之下，这正是为了发扬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作风。”

在谈到“以战养战”，夺取敌人装备武装自己，反对破坏专家的问题时，陈毅说：“我军连续胜利，缴获极大，如医药、电料、粮食、卫生器材等，每每堆积如山，但实际上有计划保管整理分类很差。把这个兵团缴获有余的枪弹调剂到另一个兵团，则困难重重。某些同志把自己部队的缴获看成是自己个人的本领高，看成是个人的私产。当党提出有计划地分配这些战利品时，他们便嚷着侵犯了他个人的权力。他们虽不曾公开反对，但不是勉强执行便是把一些弄坏的器材交上来，自己留用最好的最新的。当他们不高兴时，甚至发展到不愿意交给上级或别人，他们宁肯痛快地加以破坏。照这些同志的办法干下去，自然造成我军缴获越多，破坏也越大。今后的办法，凡战斗中的一切缴获品应由各兵团负责保管，汇报数目。应遵守每个共产党员忠实于党的原则，凡不报确数者应受处分。同志们，我军既有本领把美蒋的进攻变为运输队，更应有本领把一切战利品加以妥善保管分配，来加强对美蒋的新的打击。这种以战争中壮大自己培养自己的以战养战的思想必须确定，就要从反对个人主义、反对破坏公物的破坏专家着手。”[5]

陈毅的报告，是华东我军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报告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针对性很强地指出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改进措施，对统一部队的认识，加强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因时间紧迫，很快又开始了新的作战，部队整训时间很短，一些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部队的作风建设和思想改造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学习整顿。但是鲁南会议和陈毅的报告是一个良好开端，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加强了全军的团结。

在鲁南会议召开的同时，华东部队进行了统一的整编。1月23日，陈毅委托山东野战军参谋处起草了《华东野战军整军方案》，上报中央。中央军委很快批准了这个方案，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东部队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建立中共华东野战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华野前委）。新四军、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番号同时撤销。

华东军区领导成员：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委黎玉，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中、苏北六个军区。淮北支队、东江纵队、华东军政大学等单位。共约30万人。

各军区主要领导人：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傅秋涛。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政委景晓村。苏中军区由第十一纵队兼。苏北军区由第十二纵队兼。

华东野战军领导成员：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6]

华东野战军统编为9个纵队，每个纵队辖3个师（旅）、9个团。总部直属的榴弹炮团、汽车大队、战车营等合编为特种兵纵队，作战时根据需要调拨作战部队使用。野战军指挥机关以临沂原新四军军部加上山野指挥部成立华东野战军总部，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加华东军区司令部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负责陇海前线作战。根据当时作战需要在胶济线设一指挥所，以鲁中军区一部与胶东军区合并编成。

华东野战军的9个纵队，根据1949年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编写的《各部队历史沿革》，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纵队：原为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1945年11月10日，中央决定黄克诚的新四军3师奔赴东北，同时再组建一个纵队跟随北上。为此，华中军区决定将从江南北上的浙东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旅共22 000人，在涟水组建为新四军第一纵队，奉命调往东北。进至胶济路附近时，参见津浦路阻击战，改属津浦前线指挥部领导。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委，谭启龙为副政委，贺敏学为参谋长。先后参加过收复泰安、大汶口战斗，胶济线西段作战，保卫鲁南作战，宿北、鲁南战役。整编后辖1、2、3师及独立师，共23 000余人。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副司令员何克希，副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张翼翔。

1师：前身为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独立师，国共合作后编入新四军北上，称挺进纵队，参加黄桥战斗。1944年底编为苏中军区教导旅，成为该部队的基础。后由苏中南下浙东天目山，改称苏浙军区四纵。北上后编为一纵1旅，是一纵中历史最久，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师长廖政国，政委曾如清。

2师：原系新四军6师52团的基础，抗战中在江南常熟等地发展武装，北上后编为一纵2旅，历史与1师相等。师长刘飞，政委张文碧。

3师：原为浙东地区游击队，活动于四明山、会稽山区，后编入新四军，组成浙东纵队。渡江北上后编为一纵3旅。师长刘亨云，政委杨思一。

独立师：由中原突围到华东的中原第一纵队1旅改称。师长方升普，政委徐子荣。

第二纵队：原为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1945年10月，新四军2师的4、5旅和4师9旅在山东峄县合编，组成新四军第二纵队，参见津浦路阻击战，先后进行界河、枣庄、临城战斗。1946年改称山野第二纵队，司令员罗炳辉。罗逝世后，由韦国清任司令员。6月，5旅调归淮南军区建制。1945年11月，以新四军4师11、12旅为基础，在淮北组建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张震。1946年7月朝阳集战役中，二纵、九纵开始联合作战。后参加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和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后，二纵主力和九纵一部在山东郯城组建为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为副司令，詹化雨为参谋长。下辖4、5、6师，共29 000人。

4师：原为新四军2师4旅的基础，在淮南军区坚持抗战。北上山东后改编为第二纵队4旅，为二纵主力部队。师长朱绍清，政委高志荣。

5师：原为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的73、75、79团的基础。由淮北根据地的地方武装编成。师长姚运良，政委秦贤安。

6师：原新四军4师9旅的基础，在淮北地区坚持抗战。北上后并入第二纵队，仍称9旅。师长兼政委滕海清。

第三纵队：原为山东军区8师。1945年9月，山东军区所属鲁南军区第3、5团和第2军分区主力团在峄县组建山东军区8师，辖三个团10 000余人。师长兼政委王麓水。10月参加津浦路阻击战，王麓水在滕县战斗中牺牲。8师以何以祥为师长，丁秋生为政委。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8师，南下淮北参加泗县战斗、两淮保卫战、宿北战役等，鲁南战役后，与滨海军区警备旅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何以祥，政委丁秋生。下辖8、9两个师。1947年3月将鲁南军区10师改编为7师，并入三纵建制。

7师：1946年8月，根据鲁南战争的需要，将鲁南军区的三个团组建为鲁南10师。其中鲁南军区特务团为主力，由三个县独立营组成；警8旅15团也由县独立营组成；警9旅18团由运河支队为基础组建。10师部队是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成的，战斗经验不多。但干部多由8师派来，作风较好。全师7 000余人，师长贺健，政委罗野岗。

8师：1945年8月以鲁南军区主力3、5团和二分区三个基干营编成。这些部队是长期坚持鲁南抗战的主力部队。3团前身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直属特务团，建立于1940年。5团原属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二分区部队是由活动于津浦路及微山湖地区的铁道支队、黄河支队等老游击队员组成。8师建立后，将部队改为22、23、24三个团。当时师里有一个山炮连，团里有炮连，装备在山东部队中是比较好的，干部素质较强。战斗作风勇猛，擅长攻坚，是山东野战军中头等主力师。整编后全师11 000人，师长王吉文，政委王六生。

9师：原为滨海警备旅，属滨海军区建制。其前身是由地方游击队和部分起义伪军组成。经过在中心区整理，充实干部，扩充成完整建制的部队。但装备较差，全师只有一个炮连，团里没有炮连。编为警备旅时尚未参加过大的战斗。鲁南战役中配合8师作战，进步较快，士气高昂。全师5 000余人，师长郭廷万，政委刘伟。

第四纵队：由原华中野战军第四纵队组建。1945年11月，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三纵队从苏南宜兴北撤到淮安，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下辖五个团，共12 000人。参加高邮战役，配合津浦路阻击战。后转至苏中如皋，改编为华野1师，粟裕兼任师长。下辖1、3两个旅，共16 000人。在苏中战役中担任主力。1946年10月北上，参加涟水保卫战。后从各部队中抽调人员组建2旅，完整师的建制。12月参加盐城保卫战，后入鲁南参加鲁南战役。1947年2月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委，梅嘉生任参谋长。下辖10、11、12师。

10师：原华野1师1旅，系新四军老部队，前身是在苏中坚持抗战的1师海防团，南下后扩编为旅，是1师主力部队。在苏中战役中几次担任主攻，作风勇猛，善于打运动战。师长张震东，政委卢胜。

11师：1946年10月华野1师由苏中北上参加涟水保卫战，以1、3旅和山野7师20旅各一部及华中军区特务团组建。师长谭知耕，副政委王敬群。

12师：原华野1师3旅改称。师长彭德清，政委伍洪祥。

第六纵队：原为新四军1师2旅的基础，后以2旅直属队与16旅合并为1师16旅。南下浙东后编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抗战胜利后北上返回苏中东台县，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下辖五个团，共11 000人。在邵伯地区扼守运河，保卫淮阴。1946年5月与苏中军区独立旅合并，组成华野6师，下辖16、18旅，共14 000人。在苏中战役中为主力部队，后北上参加涟水保卫战，鲁南战役期间在苏北方向担任阻援。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下辖16、17、18师。

16师：由原16旅改称，师长张云龙，政委宋文。

17师：1946年10月以山野7师20旅改编为17旅，归6师建制，共同进行涟水保卫战。1947年1月改为17师，师长梁金华，政委黄先。

18师：由原18旅改称，师长饶守坤，政委张闯初。

第七纵队：1945年10月，新四军7师师部率19、20、21三个旅近20 000人由皖江地区开赴鲁南，参加津浦路阻击战。先后参加临城、枣庄战斗，1946年1月改称山野7师。1946年6月南下淮北，参加朝阳集、泗县战斗及淮阴保卫战。两淮失守后调整部队编组，20、21旅被并入华野1、6师。11月，7师师部及19旅与华野淮南军区部队合并，仍称山野7师，参加涟水保卫战和宿北战役。1947年2月改编为第七纵队，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下辖19、20、21师，共25 000余人。

19师：由原山野7师19旅改称，师长熊应堂，政委肖学林。

20师：由原淮南军区5旅改称，师长殷少礼，政委邓少东。

21师：1947年3月，以鲁中军区第4、6团为基础组建，师长谢锐，政委何志远。

第八纵队：由原山东军区所属鲁中军区部队组建。1946年6月胶济路作战，以鲁中军区指挥部率领4师、9师和鲁中军区警备旅共九个团参战。12月奉命到鲁南保卫临沂，警备旅留泰安。参加鲁南战役后，在临朐集结，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下辖22、23、24三个师，共32 000人。

22师：1945年8月，以鲁中军区主力4团和一分区部队、县大队武装组建山东军区4师，师长孙继先。参加胶济路作战，攻克张店。以后南下保卫临沂，参加鲁南战役。整编后师长李迎希，政委王文轩。

23师：1945年底，以鲁中军区第二、第三分区干部为骨干，将分区特务团、独立营及部分地方武装合编为9师，整编后改称23师。师长陈宏，政委李耀文。

24师：以鲁中军区警备旅改称，师长周长胜，政委陈美藻。

第九纵队：1945年底，山东军区胶东主力部队5、6师调往东北，根据形势需要，胶东军区以13、16团和东海独立1团重新组建5师，以东海军分区的六个县武装编为6师，以南海、北海军分区独立团编为警备第3旅，在胶东军区指挥下进行解放胶东半岛和切断胶济路作战。1946年6月参加讨逆战役，并牵制胶东半岛国民党军，配合山野主力进行宿北、鲁南战役。整编时以胶东军区部队组成第九纵队，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下辖25、26、27师，共31 000人。

25师：由胶东军区5师改称，师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26师：由胶东军区6师改称，师长刘涌，政委仲曦东。

27师：由胶东军区警备3旅改称，师长孙端夫，政委刘仲华。

第十纵队：1945年底，渤海军区主力山东7师调东北。1946年7月山东军区将渤海军区特务1、2团和警备7旅的13团重组7师，参加胶济路反击战。在济宁、邹平等地作战。11月渤海军区以警备6、7、8旅中各抽一个团组建11师，直属渤海军区前方指挥部，成为野战部队。1947年2月将渤海军区部队组建为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下辖28、29师，共16 000余人。

28师：以渤海军区7师改称，师长宋时轮（兼），政委王若杰。

29师：以渤海军区11师改称，师长肖锋，政委李曼村。

以上九个纵队，是山野、华野主力部队合并后编成的，总兵力为27万人。其中前七个纵队归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胶东、渤海军区的两个纵队独立作战。此外，在鲁南战役缴获快速纵队大量装备的基础上组建了特种兵纵队。当时称为第十五纵队，直属野战军司令部指挥。

特种兵纵队：由总部榴弹炮团、野炮团、鲁中炮兵团、胶东炮兵团、渤海炮兵团、工兵团、骑兵团等七个团组成。1947年3月于山东沂南县苍子坡组建。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

当时苏中、苏北还有部队在坚持敌后斗争，为了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又组建了两个纵队。

第十一纵队：1945年11月，以新四军苏中军区的55、57、59、61、63五个团组成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参加高邮战役。1946年5月将57、61团调出。6月，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下辖以所属三个团组建的31旅和第1、2、9军分区。参加苏中战役和东台、盐城保卫战。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后，以七纵在苏中、苏北坚持敌后斗争，1947年2月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管文蔚，政委吉洛（姬鹏飞）。下辖31、32旅和三个军分区，共31 000人。

31旅：由苏中军区55、59、63团组建，旅长段焕竞，政委刘毓标。

32旅：由华中军区调来的87、89团和特务团组建，旅长吴咏湘，政委钟民。

第十二纵队：1946年3月，以华中军区第5军分区部队和盐城起义的伪军部队合编组建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辖六个团，并兼苏北军区。参加苏中战役和涟水保卫战，掩护华中军区后方机关转移，司令员谢祥军在战斗中牺牲。华野主力北上后，第十纵队留在苏北坚持敌后斗争。1947年2月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下辖由所属部队合编的34、35旅和第5、6、11三个军分区，共50 000余人。

34旅：1946年11月组建时称6旅，1947年1月兼第5军分区，5月改称34旅。旅长廖成美。

35旅：由1947年1月组建的华中军区10旅改称，旅长汪乃贵，政委谢振华。

1947年2月的这次整编，是华东野战军正规化建设迈出的第一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经过这次整编，实现了山野和华野两大主力的真正合并，统一了组织、编制，进一步实现了作战指挥上的集中统一。这次整编由于时间短促，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马上就要开始，所以许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并没来得及做，是在莱芜战役之后继续进行的。但是，这次整编是卓有成效的，在莱芜战役中显示了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协同作战的巨大威力。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8页。

[2]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3]　参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4]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5]　参见《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第13章　生擒郝鹏举

陈诚部署“鲁南会战”——毛泽东指示诱敌深入——郝鹏举叛变投

敌——朱克靖坚贞不屈——韦国清指挥讨郝战斗——陈毅怒斥郝鹏举

宿北、鲁南战役后，国民党军虽然遭受沉重打击，但在苏中、淮北方面，由于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华中分局及后方机关也主动撤离，退到临沂地区。国民党军在遇到我军顽强抵抗后，付出很大的伤亡代价，得到我军主动撤离的涟水、盐城等几座空城，占领了比较富庶的苏皖解放区。国民党统帅部认为，虽然他们损失了几个师的部队，但占领了苏北的大片土地，并把共军主力挤到山东境内，这是战略上的胜利。参谋总长陈诚当时在一个指令中说：“国军部队虽略受损失，但就全盘战局而言，实属莫大之成功。”并判断“共军大势已去”，经过宿北、鲁南连续作战，共军伤亡损失一定很大。而且部队刚刚集中到鲁南，有不少是地方武装，战斗力不强。临沂是山东解放区首府，共军必然全力死守。根据这些主观判断，蒋介石、陈诚等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集中重兵，迫使我军在临沂地区与其决战。蒋介石对薛岳的指挥不放心，派陈诚亲临徐州以北的新安镇调兵遣将。

国民党军的部署是：以整编19军军长欧震指挥第11、25、59、64、65、74、83七个整编师和7军共20个旅，组成南线突击集团，自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分三路北犯临沂。中路以74、83两个主力师从郯城北上为主攻，由83师师长李天霞统一指挥。左路11、59、64师由11师师长胡琏指挥，右路25、65师由25师师长黄百韬指挥，为辅助攻击部队。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第12、46、73三个军（未整编）共九个师，由胶济路的明水、张店一线南下，乘虚袭击我后方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实行南北夹攻。同时从陇海线抽调王敬久集团集结于鲁西南地区，阻止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陈诚认为这个部署是十分稳妥的，他亲自督阵，声称：“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1]

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获悉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的消息，于1947年1月26日赶到鲁南前线的原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坐镇指挥。他们研究了敌情，当天电告中央军委：“我们可以集结50个团在鲁南决战，……我正商决先打敌右翼25、65两师，再引诱74师、11师北进再行歼灭。”27日毛泽东复电：“先打右翼较弱之敌很好。”“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

毛泽东发出电报，又考虑了一天，觉得目前形势尚不明朗，作战行动不必操之过急。28日指示陈粟谭：“如果陈诚之进攻确将于二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但如敌进攻时间推至二月底或三月初，则我军自不宜等候太久。”

到了31日，毛泽东对鲁南决战的战略考虑基本成熟，他打电报给陈饶粟谭：“蒋介石企图于三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以前击败我军。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进至郯（城）码（头）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码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决定。此外，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许世友、王建安野战军须立即组成，开至胶济路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夹击之计。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十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2]毛泽东制订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甚至不惜放弃临沂，显示了极大的气魄，也给了陈毅等指挥员充分的机动空间。国民党统帅部以攻城掠地为胜利标志，而我军则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根本目标，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基本因素。

正当国民党军重兵压境，我军准备奋起迎战的时候，陈毅突然得到消息：原“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郝鹏举叛变了。

1946年1月，当郝鹏举在面临被我军歼灭的压力下被迫投诚，他摆出一副“反对内战”的面孔，又是发表谈话，又是发出通电，斥责蒋介石的罪行，歌颂解放区的民主。我方对郝鹏举的起义表示热烈欢迎，把郝鹏举请到临沂，盛宴款待，希望他能为国民党军和被收编的伪军作出表率，脱离内战，弃暗投明。在解放区政府安排下，郝部开拔到莒县，进行整编改造。1946年3月成立“军官教导团”，编有将校班、政治训练班、干部队、学生队，郝鹏举任团长。我方派朱克靖同志和一些干部到郝部做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提高思想。陈毅曾到教导团上课，为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解放区对郝部实行优待政策，供应大米、白面，冬天的棉衣和香烟都满足供应。这种待遇超过了山东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郝鹏举的部下也很受感动，各师团在驻地开展修路种树，为农民抢收小麦等劳动，都在《大众日报》上进行了报道。

但是郝鹏举这个反复无常、投机取巧的家伙本性没有改变。从本质上说他与共产党是完全不相容的。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是旧军阀的惯用伎俩。虽然共产党对他是推诚相见，但他却一直存有戒心。当时为了消除郝鹏举部的疑虑，我军就宣布不拆散他的部队，仍保留其基本建制和指挥系统。只是改名为“华中民主联军”。而郝鹏举却暗中命令部下在驻地秘密修筑工事，不是为了防御国民党，而是防备新四军。他以为共产党会像军阀那样搞大鱼吃小鱼，但是大半年过去，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于是郝鹏举便暂且苟安一时，坐机待变。

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郝鹏举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必胜无疑，暗中准备再度叛变。他要制造机会，又要掩盖意图，表面上主动请战，要求将部队迁移到竹庭县（今江苏赣榆）境内，靠近国民党军控制区。7月11日，他在《大众日报》发表“对解放区的观感”一文，伪善地表示：“人民要我们流汗，我们就流汗；人民要我们流血，我们就流血。”“全军愿与八路军、新四军携手并肩，作神圣的自卫战争。”国民党方面加紧对郝鹏举的拉拢，8月，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先后派郝的旧部李克昌、李笠雨等前去说降，郝鹏举老奸巨猾，不急于表态，而是采取更蛊惑人心的办法，多次公开表白其革命的“决心”。9月5日他发表通电，驳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关于他已“率部反正，与共军激战”的广播和传单，发誓“头可断，血可流；此心如冰洁，此志如玉坚”。然而在信誓旦旦表白的背后，郝鹏举却与国民党方面加紧勾结，寻找叛变的时机。

对于郝鹏举部的动向，我方已有所察觉。陈毅为此曾向中央请示处理办法，中央指示对其采取宽大和来去自由的政策，让他们自己选择前途。陈毅亲自到莒县郝部驻地，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劝其坚定立场，不要作违背良心和历史潮流的事情。随后，陈毅满足郝鹏举的要求，将他的部队调到东海前方，不改变其优厚待遇，任其选择出路。在郝部作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朱克靖等也随其行动。当时陈毅和山东解放区领导对郝鹏举是仁至义尽的，新四军张云逸副军长和渤海军区代表访问民主联军总部，对其表示慰问和争取；9月中旬，中共华东局代表舒同也到郝部出席中秋聚餐会。

9月中旬，两淮战事激烈，国民党74师占领淮阴，华中分局后方机关撤至鲁南，华中野战军主力也主动北上。郝鹏举认为国民党军队连连取胜，而我军形势极为不利，于是加紧与国民党徐州方面的勾结，随时准备投降国民党。[3]

1947年1月9日，郝鹏举借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一面致电延安的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伪善地表示：“我们在解放区得到军民的热烈爱护与帮助，尤其他们常从一百里外给我们送给养、柴草，真正使我们万分地感激与兴奋。”另一方面，他调集军队，准备军需辎重，接走莒县中楼村的部队眷属，加紧了叛变投蒋的行动。他邀请陈毅出席纪念会，图谋不轨。陈毅提高了警惕，没有赴会。郝鹏举去见陈毅，询问对局势的看法，实际上是作最后的决定。陈毅回忆说：“汉奸郝鹏举，他叛变前几天来找我，他说：‘延安报纸说消灭这么多敌人，俘虏这么多军长、师长和旅长，我认为这是战役、战斗上的胜利；蒋介石已占领我们二百多座城市，这是战略上的胜利。’意思是我们不行，蒋介石靠得住。我说：‘我不是军事教员，但是许多军长、师长让人家抓去了，不会与战略无关，世界上没有这种战略，我们失去的二百多座城市很快就可恢复的。’他不相信我的话，回去后没几天就叛变了。”[4]

1947年1月23日，正当陈诚到徐州前线部署向鲁南解放区大举进攻前夕，郝鹏举认为叛变的时机成熟，他暗中接受了薛岳委任的国民党“鲁南绥靖区司令兼第42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发动叛乱。26日，他诱捕了朱克靖及中共联络人员康宁等四人，当天夜里率部投向海州城下蒋管区。1月27日，郝鹏举发表反共通电，宣布“还军于国”，公开叛变投降蒋介石。他到徐州拜见陈诚、薛岳，表示效忠。并将朱克靖等同志献给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

朱克靖是我党老资格的统战工作者，湖南醴陵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1922年入党，1923年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他先后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新四军北上抗日到苏中开辟根据地，朱克靖受陈毅委托去泰州，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李明扬等与新四军合作。电影“东进序曲”就是反映这段历史。抗战期间他一直从事统一战线和瓦解伪军工作，卓有成效。1946年策动郝鹏举起义后，他就一直留在郝部，从事统战和改造工作。郝鹏举的背信弃义，使朱克靖等落入魔掌。国民党当局将他们押往南京，让新闻记者前来采访，想从这些共产党人的口中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朱克靖等同志面对记者的拍照与提问，除了谈自己的个人经历外，拒绝回答其他问题，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尊严和气节。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于1947年10月将朱克靖等秘密杀害。

当郝鹏举叛变时，我方的部分干部杀出重围脱险，向陈毅报告了消息。国民党当局的报纸广播大肆吹嘘，得意洋洋。我军将士义愤填膺，决心彻底消灭这个反复无常的汉奸军阀。2月4日，陈粟谭报告中央军委：“郝部叛变，架走朱克靖及干部随从共七人，其余干部二十余在郝部叛变时据屋坚决抗击，叛军退去，得安全回来。故除朱等七人被架去献交国方外，余无损失。郝部后方计千人，均被我解除武装。郝部叛后，顽方委以42集团军兼鲁南绥靖分署的名义，但不让郝部进海州，驱其赴前线作战。郝部逃亡甚多，内部对郝之叛变不诚者甚众。我们拟郝部北进时予以歼灭战，但不因之妨害我们的主要的歼灭薛、陈部队的任务。”[5]

郝鹏举在徐州极力向国民党当局献媚，对记者发表谈话，污蔑共产党和解放区，并发表致解放区军民的“公开信”，进行策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再捞一把，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武器装备的补充，扩大自己的实力。他请求薛岳让他的部队开到后方进行整补，不料国民党人可不像共产党人对他那样宽厚。蒋介石、陈诚历来是不信任叛徒的。尤其像郝鹏举这样的军阀、伪军，反复无常，说不定哪天还会再叛变。所以国民党利用郝鹏举叛变制造舆论，达到宣传目的后，就把面孔一板，命令郝鹏举部到海州以西的房山集进行点验，既没发给军装，也不给任何新式武器装备，只是补充了少数粮食（其中不少是粗粮），就将他们派往海州前线白塔埠地区，充当进攻解放区的炮灰。郝鹏举的部下在解放区养了一年，好吃好喝，没有参加过任何战斗，却被国民党毫不留情地赶上火线送死，上下一片抱怨，人无斗志。郝鹏举如同打掉牙往肚里咽，后悔也来不及了。

1月31日，国民党军各部开始行动。陈诚指挥的南线敌军兵分三路，齐头并进向临沂方向进攻。为了避免被我军歼灭，国民党军各部之间靠得很紧，每推进到一个地区，马上加强工事，不给我军以各个歼灭的机会。陈毅、粟裕分析了敌情，感到海州方向的敌军实力稍弱，可以先打掉这一路。2月3日他们向各部队下达作战预令，4日他们请示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案是“以韦（国清）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之郝部，威胁海州，以吸引25师之东援，或74、83及11师等部之北进，而后集全力首先歼灭其好打的一路，再歼灭其第二路。”

当时，韦国清的第二纵队驻守在白塔埠以北40里的沙河镇一带。2月4日接到野战军总部命令，要二纵以疾进之势，歼灭郝部，造成威胁海州之敌的声势。我军干部战士对郝鹏举早已深恶痛绝，接到命令后，二纵上下士气高昂。韦国清司令员于6日下达命令：4师向白塔埠东北的上庄进攻，6师向白塔埠西北的董马庄、蔷薇村进攻，然后迂回至白塔埠南，切断郝部后路。5师则向白塔埠以西的陇海线驼峰地区进攻，阻止国民党军东援，保障4师、6师战斗的顺利进行。

6日黄昏，二纵各部分头行动。由于时间太紧，我军对敌情尚不清楚，只知道白塔埠一带有敌人，但郝鹏举的三个师驻在哪里，具体的情况都不知道。韦国清决定出奇制胜，乘郝鹏举还没做好准备，一下砸烂他。韦国清命令各师搜索前进，靠抓俘虏了解情况，组织战斗。

朱绍清师长率领4师三个团乘着夜色向南行进。他命令11团向东歼灭鸭当（今江苏东海县叶荡村）之敌，切断郝部与海州之敌的联系。10团作为主攻部队沿董马庄、蔷薇村一线南下，进攻白塔埠。12团为预备队，待敌情查明后再投入战斗。夜里21时，10团占领高庄，俘虏郝部几个士兵。从口供中得知郝部2师在马小埠，郝鹏举的司令部和4师在白塔埠。朱师长命令10团带上配属的山炮连全力进攻马小埠，10团以两个营从东、西两面发起进攻，将敌军逐步压缩，加以歼灭。这时，12团5个连以急行军赶来参战，一下冲到小埠村前。敌军发起反冲锋，企图夺路而逃，我军将敌人打回去，到7日天亮，架起炮轰击村子。敌军溃逃，被4师全部消灭。

滕海清师长率领6师直插白塔埠。先头部队17团进至董马庄，敌军已经逃跑。17团继续前进赶到蔷薇村，从东北角突入。郝部还没来得及修工事，一触即溃。一部分残敌占据村西南院落固守，因地形开阔，我军一次攻击未成，果断变换攻击点，实行爆破，敌军乘天黑逃窜。这时，4师11团从鸭当向白塔埠以南迂回，与6师部队会合于白塔埠村南。7日白天即向白塔埠发起攻击。我军集中炮火猛轰村子，敌军于黄昏前实施突围，我军分路围歼敌军，将其消灭于白塔埠、前后小埠之间的旷野里。

4师战士抢先冲到郝鹏举的司令部，喝令敌军投降。当战士们冲进郝鹏举的房间时，只见郝鹏举惊慌失措，连连向我军战士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样，二纵用一昼夜时间，干脆利落地全歼郝鹏举部，共歼灭、俘虏敌军5 000余人。4师俘虏郝鹏举以下2 700多人，机枪、步枪1 800余支，迫击炮20门，子弹16万发。5师、6师也有相当的缴获。7日夜里，韦国清指挥二纵北撤，战斗胜利结束。[6]

讨郝战斗的胜利，在政治上影响很大。解放区军民拍手称快，国民党军则受到震慑。陈毅得到二纵生擒郝鹏举的战报后，感到胸中出了一口闷气，当即提笔写下《示郝鹏举》一诗，训斥郝鹏举：

教尔作人不作人，

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

仍自教尔分人狗。[7]

郝鹏举被擒后，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人民的惩罚，他请求陈毅能接见他一次，表示他的悔罪。陈毅答应了他的请求，接见了郝鹏举。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见面，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对话。华东野战军参谋张剑在座，作了详细纪录。1947年2月26日的《大众日报》以《陈军长赐见郝鹏举谈话记》为题，发表了以下的报道：

背叛人民的郝鹏举，于2月13日被押解至临沂附近某村，要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军，陈军长仍以宽大态度赐予接谈。记者在旁参加，兹将谈话经过报道如下：

郝鹏举见着陈军长，即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陈军长答：“请坐下慢慢谈。”

郝此时手足无所措，感愧交集，眼泪夺眶而出。

陈军长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只谈了两个小时。”

陈：“你见着蒋介石吗？”

郝：“没有。”

陈：“你与陈诚谈些什么？”

郝：“谈战局，薛岳也在座。”

陈：“陈、薛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说：“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加。”

陈：“他们有信心吗？”

郝：“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各路部队均怕侧翼暴露和后路被切断，且半年来失败太多，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难道让你出任鲁南绥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长声叹气：“唉！陈诚向我说，42集团军番号仅系一个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均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绥靖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了当，不过是要我以一个孤弱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提。”

陈：“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声叹气回答：“我29当天（按：系1月29日，即郝叛变后第三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后，一、部队不准进驻海州城；二、立即奉令接防白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队未领到经费，仅由段霖茂（按：系蒋55师师长，现率预4旅驻海州地区）暂借一部分，又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烦，领不到款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一百三、四十斤，但仍照二百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吃烟、穿鞋更谈不到。报到一年来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四军、八路军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有天壤之别。所以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2月6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心为上的战术，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那么为什么你要投蒋呢？”

郝悔恨叹气：“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呀。”

陈：“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完全送回？”

郝：“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少数坏分子的劫持，企图以此向蒋、陈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像古人所说的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军长态度很温和：“你讲完了你的意思，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数点：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经验，把你们这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露，自卫战争不能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已无希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的政策，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区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要保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于开到边境后各种待遇不变，无非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人民方面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优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首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或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能安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到了去年9月两淮失守前后，蒋、薛与你们的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用电报，屡次劝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优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又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方有出路，投蒋不过是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不觉悟。我知道已无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决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并无什么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然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于在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我这时才派部队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竟到了这种地步！”

郝俯首点头，顿足叹息作答：“对于临走捉杀军长派来之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11日，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爱国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及你作用最大。”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还能够保全、能够宽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虑。不过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陈军长谈话至此，即令退，郝俯首辞出，连呼：“一切由我负责，我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共，对不起军长……”

延安的《解放日报》于2月16日发表社论《郝鹏举事件的教训》，指出像郝鹏举这样的反复无常、奸猾狡诈的军阀，其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当他宣布退出内战时，我方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争取。但是一支旧军队不经过彻底的改造，仅仅换个名义或宣布“起义”，是不会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遇到紧急关头，他们就会叛变革命。通过郝鹏举事件，我们也可以吸取教训。

1947年5月，蒋介石向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我军为了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实行有计划的撤退。鲁南机关向渤海军区转移，郝鹏举也被押解随行。这个狡猾的家伙以为时机已到，寻机逃跑。一天当部队撤至小清河边准备渡河时，突然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郝鹏举乘大家隐蔽时跃起逃遁，被我军战士开枪击毙。这个军阀、汉奸、叛徒，就这样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3]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7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4]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4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7]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5页。

第14章　莱芜大战

华野北线作战方针的确立——主动放弃临沂——王耀武的疑虑——华野主力北上莱芜——王耀武几次变更部署——和庄歼灭77师——一纵拖住李仙洲集团——吐丝口攻坚战——全歼李仙洲集团——蒋介石大骂王耀武——运动战的胜利

国民党统帅部为了进行“鲁南决战”计划，进行了充分的准备。1947年1月31日，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到徐州以北的新安镇指挥南线三路大军同时向北发起进攻。同时命令济南的王耀武指挥北线国民党军南下，企图南北夹击，将华东我军包围压缩，予以消灭。

面对国民党军的大兵压境，如何打击敌人，争取打几个大歼灭战，是陈毅、粟裕等指挥员昼夜思考的问题。起初，华东野战军领导人把主要作战方向放在南线，准备乘鲁南战役胜利的气势，消灭三路国民党军的一路。粟裕回忆：“2月3日，我们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预备命令，拟定了在临沂及其以南地区作战的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如果敌右路前进较快，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25师及整编65师于郯城以东，东海（今海州）以西地区。这一路敌人的战斗力较弱，侧翼暴露，易于歼灭。第二方案，如敌左路前进较快，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11师于沂河以西的苍山地区。这一路敌人侧翼虽不暴露，但比较薄弱一些，容易打。第三方案，如敌左右两路均前进迟缓，而中路突出时，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74师于沂河、沭河之间，郯城以北地区，这一路敌人战斗力较强，两翼又有掩护，不易被歼。”为此，粟裕命令第三纵队坚决抗击中路的敌军，目的是想让南线国民党军两翼突出，使我军找到歼敌机会。

这些方案需要一个条件，就是要等待敌人一路突出。但是国民党军也很狡猾，他们坚持齐头并进，并且越来越靠拢，不给我军可乘之机。陈诚估计我军必定坚守临沂，他要等待北线的王耀武部队南下，时机成熟再行决战。

敌军步步进逼，而我军没有机会，形势使我方变得被动起来。陈毅、粟裕又在研究新的对策。2月4日毛泽东的电报指示他们诱敌深入，“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这就使华东我军放开了手脚，陈毅受到启发，向粟裕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设想：既然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威胁我后方，我们不如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重兵集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陈毅要粟裕认真考虑一下，拿出具体的行动计划来。[1]

粟裕对形势进行了全面的估价，他认为：“敌在沂河以东，沭河以西宽约三四十里的正面，即摆上了二十多个团的兵力，整个南线有五十多个团。我亦集中五六十个团，在此情况下与敌决战，尚无把握。固然临沂不能轻易放弃，但根据目前情况，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及人力、物力诸条件下，还不能采取死守方针。同时在敌人兵力未消耗到一定程度前，不应过早进行决战。可是敌人却认为我非在临沂决战不可，因此敌人在战略指导上犯了‘攻其必争之地’的教条。”

“在南线，敌人很谨慎，不敢大踏步前进。而北线之敌却威胁到我们的后方。我们虽无重工业，但二十多万部队如果没有一个后方，部队给养便无处供应，伤兵医院便无处安插，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大踏步北上，首先解除敌人对我后方之威胁。”[2]

陈毅、谭震林同意粟裕的分析，他们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于2月5日上报军委：“第一，即以韦（国清）纵队进攻白塔埠附近之郝部，威胁海州，以吸引25师之东援，或74、83及11师等部之北进，而后集中全力首先歼灭其好打的一路，再歼灭其第二路。第二，如执行第一方案仍未能吸引敌人前进，则除以一个纵队住于临沂以南监视敌人外，主力均集结至临沂以北地区休整，以待敌之北进，再选歼灭机会。第三，如南线敌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则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次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5日未电第三方案，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一星期至十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待敌12军占领莱芜，73军及46师占领新泰、博山之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一个纵队）首先歼灭73军、12军及46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3]

就在陈粟谭向军委请示时，他们向二纵下达讨郝战斗的命令。二纵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一夜奔袭数十里，干脆利落地消灭了郝鹏举叛军。但是与我方预料相反，国民党军并没有前来增援，而是采取更为谨慎的动作，加强了各部的防御和配合，还是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2月9日电告陈粟谭：“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忍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并无妨碍。你们须在两个方针之间有所抉择。”

不必再等待了，陈粟谭下定决心集中兵力先打北线之敌。他们于2月11日电告中央军委：“我们决心集中叶（飞）、王（必成）、陶（勇）、成（钧）各纵队及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等部共五十三个团，拟首先集中全力解决73军及南北师庄12军之一个师，而后再转移兵力解决进占新泰之46师，及向胶济线进攻，以彻底解决北线问题。”对于南线敌军，拟“稍为阻滞敌人进占临沂之行动，决由陈士榘率指挥所留临沂附近，指挥韦（国清）纵及三纵（鲁南8师及警旅六个团）于临沂附近，必要时可再抽一部参加歼灭进占新泰之46师。”

总部一声令下，华东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开始秘密向北运动，鲁中、渤海、胶东三个纵队也向莱芜方向集结，准备在北线打仗。第二、第三纵队在陈士榘参谋长指挥下，伪装华东野战军全军，在临沂以南实行宽正面防御。为了迷惑敌人，我军公开在沂河和临沂至卞庄的公路旁大挖工事，显出决战的样子。鲁南地方武装伪装成主力部队，到处号房子，征粮草，在运河上架桥，并派一部攻打兖州。这些迹象使国民党情报部门误认为我军要死守临沂，守不住就向西转移，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为了迟滞南线国民党军进攻，保证主力部队赶到北线投入战斗，陈士榘认真部署保卫临沂的战斗。由鲁南军区特务团在临沂以北地区担任正面抗击任务，三纵8师、二纵5师在临蒙公路两侧作配合。2月13日，南线三路国民党军开始进犯临沂。中路的83、74师担任主攻。

与宿北、鲁南战役不同，国民党军这次进攻相当谨慎，力求扬长避短。他们特别注重侦察，情况不明决不轻易冒进，每天只前进十余里。第一批前进，第二批就在后面修工事。下午第一批又后退集结宿营，与后面梯队靠拢。就这样逐步增加兵力，逐步推进，免遭我军围歼。在攻击中，国民党军一般不作正面强攻，而是依靠强大炮火向我军针对猛轰，其部队从两侧包抄。或是拂晓前利用沟渠隐蔽地形向前方运动，黎明时展开攻击。进攻时至少展开一个营的兵力，后面有大部队跟随，避免孤军突出。这样的作战必然推进速度很慢，正适合我军迟滞敌军、消耗时间的要求。

2月12日国民党74、83师以18辆坦克和大量炮火支援下，向我三纵8师的李家庄、八里屯一线发起进攻。我军顽强抵抗，以各团轮番作战的方式，使部队不致过于疲劳，得到适时休整，保持旺盛的斗志。原来我军只在正面修筑工事，针对敌军的迂回进攻，我军及时赶修两侧工事，并将正面工事修成有纵深的几道工事，加强了防御能力。在战斗中注意利用村前的开阔地，充分发扬火力，杀伤敌军。当敌军进行炮击时，我军就隐蔽起来，或利用交通沟退到二线，减少其炮火效用。当敌军接近时，我军用短促火力向其猛烈射击。在明显的地形上，我军作些假工事，派少数人虚张声势，吸引消耗敌军炮火，使敌人以为我军兵力众多，不敢放手进攻。12日的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我军在给予敌军重大杀伤后，夜里主动向后转移。这样且战且退，到14日，临沂我方人员已全部转移，临沂已是一座空城。二纵、三纵完成阻击任务，撤至临沂以北的高里地区。[4]

2月15日上午10时，李天霞、张灵甫指挥83、74师进入空空荡荡的临沂城。国民党方面欣喜若狂，鼓吹“临沂大捷”，认为其“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方面发布的消息说：“王耀武一手培养的五虎将之二的李天霞、张灵甫两师所部劲旅，于15日上午10时已正式收复临沂城。按临沂为中共第二支强大部队新四军之根据地，亦为中共华东局、山东省政府与山东军区所在地。亦即大江以北、大河以南中共之军事政治中心。其对中共之重要性，仅次于延安，而超过东北之佳木斯。亦即无异华东之延安。”“陈毅率残部分三路向沂蒙山区溃逃，一路由蒙阴奔泗水，一路由梁邱投邹县，一路由费县亦趋泗水。其企图，或将在鲁南山区稍事休整，再越津浦路西窜。因沂蒙山区北麓已有王耀武兵团坚拒，北去实不可能也。陈毅所率之新四军，据官方估计，其损失总数已有16个旅，7个纵队，约当总兵力三分之二。”[5]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王耀武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毅的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王耀武的头脑毕竟还冷静些，他不相信共军会被如此轻易地消灭掉。早在1月份陈诚调集兵力准备进攻临沂时，就催王耀武派部队南下配合。要他迅速调集三个军的兵力，南下牵制并吸引共军，并限其2月8日以前占领新泰。王耀武很不情愿。因为他手头的部队本来不多，守济南、青岛，看住胶济线和津浦线就够困难了。他复电陈诚，表示山东军队不多，南进孤军深入，补给线长，危险性大。主力部队抽调南下，淄博和胶济线无法确保。陈诚见王耀武不肯从命，于2月1日以蒋介石的名义电告王耀武：“此次鲁南战役，有关国共两党之存败。如鲁南失败，山东亦不可独存。”要他下定决心，顾全大局。[6]

王耀武还是犹豫不决，他让参谋拿着南京国防部的作战计划去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征求意见。庞是山东人，对山东地形比较熟悉。他指出：“从山东地区的战争历史来看，自北向南作战有三条路：一是由临朐南出穆棱关遥控沂蒙山区；一是沿泰山、徂徕山一线南进兖州、沂南地区；一是取道吐丝口出泰山东侧直下新泰、莱芜。前两条道路是居高临下之势，可操胜算。后一条道路则兵出峡谷，处于被动；如果孤军深入，易于腹背受敌，等于自己投进对方口袋，首尾不能相顾。而国防部采用的正是最后这条路线，表面上看来最近便，实际是下策。在对共军情况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万不可轻易采用。”王耀武对庞的意见表示重视，并转达给陈诚。[7]

刚愎自用的陈诚，根本听不进王耀武的意见，在占领临沂后，即致电王耀武说：“我军在苏北和鲁南与敌作战，歼敌甚众。敌军心涣散，粮弹缺乏，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陈毅已率其主力放弃临沂，向北逃窜，有过黄河避战的企图。务须增强黄河防务，勿使其窜过黄河以北，俾便在黄河以南的地区歼灭之。”陈诚求得蒋介石的同意，向王耀武下达了更明确的指令：“着该司令官派一个军进驻莱芜，一个军进驻新泰诱敌来攻，勿使其继续北窜。待我守军将敌吸引住以后，再以部队迅速增援，内外夹击而歼灭之。”

王耀武根据同共军作战的体验，仍不相信陈毅的军队已被击溃。他建议不要分兵南下，而是把12军摆在博山、莱芜之间，把守既设阵地，与博山的73军相配合，等待共军来攻。但是蒋介石、陈诚都不同意王耀武这种保守的战术，2月13日，蒋介石以亲笔信催促王耀武派部队进驻莱芜、新泰，口气坚决，无商量余地。王耀武只能执行蒋的命令，派第2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为前线指挥官，到博山调遣部队南下。[8]

李仙洲，山东长清人，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北伐战争，一直打到济南。当时正值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同胞，李仙洲激昂请战，被蒋介石阻止。蒋介石赏识其为人正直，让他去改造旧军阀的军队。李仙洲任21师师长，将这支杂牌部队改造为蒋军嫡系部队。抗战期间，他参加居庸关、忻口会战，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仍鼓励部下坚守阵地，受到蒋介石嘉奖，晋升为92军军长。抗战后期，李仙洲部驻军淮北、鲁南，经常寻衅与八路军、新四军摩擦，遭受我军沉重打击。抗战结束后，李仙洲的部队被整编，其28集团军番号取消，他被任命为第2绥靖区副司令，位于比他资历轻的王耀武之下。李仙洲手中没有自己的老部队，实际上被架空，挂名而已。

2月12日，李仙洲到达博山指挥部，指挥12、73、46三个军向南进攻。这三个军未经整编，实力相当于南线的国民党军整编师，从战斗力和装备说，除了韩浚的73军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稍强一些，其余两个军都属一般。韩浚与李仙洲同为黄埔一期生，但毕业后就再没共过事。12军军长霍守义、46军军长韩练成则根本不认识。李仙洲说：“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首先讲历史的关系及个人感情，已养成一种习惯。”这些生疏的部队，他是指挥不动的，只能听王耀武遥控。

按照预定计划，12军应该走在最前面。王耀武命令12军军长霍守义进占莱芜县城，掩护南下部队的集中，并侦察情况随时报告。但霍守义老奸巨猾，不肯拿自己的部队去冒险。2月15日，12军慢吞吞地到达吐丝口镇以南、莱芜城以北的孝义集，就不敢再向前进。此时莱芜已是一座空城，连老百姓都隐蔽起来。霍守义侦察确实后，才派人进占莱芜，并向王耀武报功。李仙洲对霍守义行动迟缓十分不满，向王耀武告状。王耀武也认为霍守义不得力，16日下令驻博山的73军与12军对调，将12军的新36师留在吐丝口。新36师是王耀武刚组建起来拨给12军的，不是霍守义的基本部队，所以霍也没有意见，动作迅速地撤至博山。73军军长韩浚与李仙洲的司令部一起南下。这次是韩练成的46军走在前面，16日由博山出发，当天到达颜庄。沿途所见村庄是坚壁清野，人烟罕见，没发现解放军的部队。于是46军又前进到新泰，在县城安营扎寨，构筑工事。73军则沿着46军行进的路线，于18日到达颜庄。国民党大军五六万人，在丘陵间的狭窄公路上缓慢行动，每天的给养就要200吨，需要几百辆卡车输送。12军在后边担负保障，队伍拉得老长。

这时，华东野战军主力正在向莱芜地区行进。鲁南的第一、六、四、七纵队隐蔽北上，预定16日前在莱芜西南、蒙阴东北地区集结。北线的第八、九、十纵队分别到莱芜以西、新泰东北集结。各部队的具体任务，待进一步查明敌情后再定。广大指战员在没有充分时间准备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冒着雨雪严寒，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在道路崎岖的鲁中山区行军。各部队边走边布置、边动员、边准备，并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为了隐蔽战略意图，对下级指战员没有明确说是到莱芜打大仗。一些战士见放弃了临沂，又仓促向北走，思想又产生了误会和动荡。七纵政治部及时发布指示，对一些问题作出解释：

“为何不先在鲁南进行战斗，是因为蒋军孤注一掷，从南北二线夹击，以求歼灭我们的主力。我们不上他们的当，先以集中优势力量歼灭北线一路，打破敌人的部署，使我们无后顾之忧。”

“消除那些北上是‘到东北’、‘到延安’去的怀疑，说明我们是华东野战军，我们的行动，没有脱离华东的范围，现在是到了打的时候了。”

“说清在山地作战对我们是很有利的，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使用困难，我则更容易包围与歼灭敌人。因此，要克服爬山苦的种种怪话，要发扬刻苦耐劳的精神，不会爬山的迅速学会爬山，要学会迅速抢山顶、堵口子，使敌人一个逃脱不了。”

七纵政治部的指示中提出要求：“由于在山东作战行军，故宿营住房常常成问题。为此要大家互相容忍，尤其与个别部队相挤时，更应有团结友爱的精神，不许吵架，不许相骂。同时更应注意群众纪律，不要丝毫损坏群众的东西，不要随便抱草烧火，群众纪律检查组应严格执行检查。”[9]

在大军北上过程中，山东老区人民给予大力支援，表现出高度的觉悟和革命热情。原来集中在临沂的几十万民工支前队伍，调转头来，运送大量作战物资随军北上。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肩挑担子，赶着毛驴，推着独轮小车，将粮草、弹药及时输送到前线。鲁中军区的老百姓在国民党军南下时，到处坚壁清野，不给敌人留下一粮一柴；到处埋雷破路，使敌军陷于困境。当我军主力到达时，当地老百姓积极配合，为我军站岗放哨，反奸防特，封锁消息。日夜赶制煎饼，筹集粮食。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不仅使我军北上部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保证，而且极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2月15日，华野总部根据掌握的敌情，向各纵队下达作战预备命令：以第一、第六纵队为左路，进攻莱芜、吐丝口镇；以第四、第七纵队为中路，进攻颜庄；以第八、第九纵队为右路，进攻和庄的193师。命令十纵抢占口镇以北的锦阳关，切断李仙洲集团的北逃退路。

国民党军南线集团占领临沂后，陈诚命令王耀武催促北线部队迅速南下，对共军形成合围夹击。王耀武凭多年经验，认为共军主力并未消灭，有转移作战方向的可能。他派出飞机四处侦察，果然发现地面上有大部队移动的迹象。这时，46军发现颜庄两侧亦有共军活动。李仙洲电告王耀武，认为北上部队确系共军主力。他判断：鲁南始终未有决战之征候，鲁中是共军良好的根据地，共军绝不会放弃。

李仙洲的意见与王耀武一致，2月16日凌晨，王耀武电令46军撤出新泰回颜庄，李仙洲的指挥部和73军从颜庄撤至莱芜。命令下达后，46、73军官兵都不满意。他们相信蒋介石和陈诚的吹牛，认为在南北夹击的有利形势下，还没与共军接触就后撤，太没面子，有损士气。陈诚闻讯大为恼火，责问王耀武：“为何不得命令，擅自后撤！”并说共军是“已围之师，无足顾虑。”命令北线部队恢复原来的部署。46、73军刚开始行动，王耀武的电报又来了，按照原定位置不动。国民党军官都很高兴，趾高气扬地说：“除非新四军不来，如果敢来，非叫他吃苦头不可。”[10]

敌情的变化给我军的行动带来麻烦。粟裕回忆：“在敌人突然后撤的情况下，当时很使我们许多同志担心，因为我们部队尚未到齐，有的兵团首长要求以右路军切断敌人退路，左路军向莱芜挺进。即使不能将敌人全部歼灭，也可以吃掉它的‘尾巴’。这个意见幸亏我们没有同意，否则部队一伸出去，这五万多敌人就很难消灭。”[11]陈毅、粟裕等坚持既定决心，令部队继续隐蔽开进。在主力未集结前，暂不惊动敌人。

2月17日，46军返回新泰，73军主力返回颜庄。敌军的犹豫徘徊，重新南下，说明我军作战意图尚未暴露。粟裕根据各部队到达的位置，对作战任务作了调整。规定于19日发起进攻。因各部行军疲劳，准备未周，又决定延至20日攻击。

到2月19日，我军各部队已秘密接近莱芜两侧，即将完成战役包围。国民党方面发现我一纵1师已在莱芜以西等了三天，同时发现我右路军在鲁村集结，有几个逃跑的俘虏兵回去告密，王耀武、李仙洲才判明我军真实意图。国民党的战史陈述：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略转移，经由临沂、蒙阴、新泰、莱芜东西山区小径，昼伏夜行，秘密前进。我空军既无法搜索，地面情报亦不易侦知，一时竟不知共军主力所在。及至判明其企图与行动时，我南进兵团已被个别包围于古马陵道中”。[12]

王耀武判断共军有集中兵力先消灭73军，再消灭46军的企图，乃采取紧急措施，命令已经到达颜庄的46军火速撤回莱芜，与73军合力固守。同时命令73军的77师经博山南下归还建制。这样可以避免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46军军长韩练成当晚就指挥部队缩回莱芜，李仙洲向两位韩军长部署防守任务。粟裕获悉敌情变化后，马上调整部署，命令一纵进攻莱芜李仙洲总部及73军，四纵进攻颜庄的46军，六纵进攻口镇的新36师，八纵主力和九纵一部在博山以南的和庄设伏消灭77师，十纵攻占锦阳关，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战斗定于20日15时发起。

20日拂晓，八纵、九纵分别进入和庄地区隐蔽，而77师也同时由博山南下，中午到达和庄。根据这一情况，我军必须提前发起战斗，否则敌军将越出我军包围圈，接近口镇。13时，我军提前两小时发起攻击，接近敌人，九纵25师冲在前面，歼敌两个连。由于出击距离较远，山地行动不便，未能在公路上将敌分割歼灭。敌军迅速收缩到和庄、不动两个村庄内，集结固守。黄昏时，八纵、九纵25师抢占和庄、不动周围制高点，向敌人发起进攻。九纵用连续爆破突入村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李仙洲接到77师的告急，命令韩浚派吐丝口镇的一个团去增援。韩浚认为黑夜不便行动，相信77师能坚持到天亮。然而在我军的猛攻下，到21日拂晓，77师大部被我军歼灭。师长田君健率领残部向博山方向突围，在青石关被九纵26师和鲁中警备5团包围，田被击毙。和庄战斗歼灭77师，为莱芜战役的胜利开了一个好头。

20日黄昏，叶飞命令一纵1师、3师分别向莱芜城西、城北国民党军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因四纵尚未赶到，八纵去围歼南下的77师，攻击莱芜城的战斗，由一纵独立承担。当天夜里，一纵3师7团猛攻莱芜城西的小曹村。经五次爆破，三次突击，占领部分阵地。73军193师顽强抵抗，一夜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用李仙洲的话说，“双方杀了个七进八出”。韩浚命令73军集中炮火轰击城西我军，并在21日晨派部队出城增援。在国民党军优势火力下，3师白天进攻没有得手，退出小曹村阵地。与此同时，1师2团向莱芜城北的矿山阵地进攻，苦战一夜，占领矿山制高点三个碉堡。73军在21日上午以密集炮火配合步兵进行反击，我军展开困难，暂时撤离矿山制高点。在城北的马家庄和小洼村，我军进攻顺利，占领了这两个阵地。

王耀武得到李仙洲共军猛攻莱芜外围的报告，颜庄附近也发现有共军大部队运动。王耀武判断我军可能先消灭突出的46军，再解决73军。为避免被各个歼灭，王耀武急令收缩兵力，要46军放弃颜庄，退入莱芜城与73军会合。当时莱芜城南是四纵的作战区域，因四纵行军受阻，未及时赶到，46军由颜庄撤入莱芜城。21日上午，一纵8团和46军先头部队遭遇，双方误会为自己人，8团抓了俘虏，叶飞亲自审问，才知道46军已经进了莱芜。叶飞心头一沉，国民党两个军聚集莱芜，原来由五个纵队担负包围莱芜的任务，现在要由一纵独立承担了。

21日早晨，李仙洲命令韩浚指挥73军向城北的小洼和矿山进攻，一定要保持莱芜北面公路的畅通，为国民党大军保留退路。韩浚派出一个团，向小洼我军阵地发起进攻。莱芜城北通向吐丝口镇有两条平行的道路，东边经过北铺镇，西边经过矿山。小洼正处在两条道路之间，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两边是高地，后面是矿山。矿山在国民党军手里，机枪可以打到小洼。北铺镇在我军手里，1师1团在小洼放了一个连，由副营长孙洪春指挥。这天早晨，矿山方向的敌军向小洼进攻，被我军战士打了回去。团首长察觉敌军有向北突围迹象，命令小洼的1连坚决顶住，不能放跑敌人。拉上几挺重机枪和掷弹筒加强1连的火力。过了不久，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扫射，把房子都烧着了。敌军开始分几路纵队出城，向小洼扑来。1连沉着应战，待敌军靠近再打。敌军受到杀伤后迅速散开，利用起伏地形与我军交火。战斗激烈进行，1连长前往村旁高地指挥时不幸牺牲，2排、3排与冲上高地的敌军混战，拼起刺刀，3排长也牺牲了，2排长负伤。高地被敌军占领。

1排长王国栋和战士们守在小洼村正面的一个小围子里，看到2排长和几个战士向这里跑来。王国栋问2排长：“你是干部，为什么下来了？”2排长说：“我带花了，连长、3排长牺牲了，指导员也负了重伤。”王国栋果断地说：“好，你下去，我来负责。”他迅速把从山上跑下来的战士收拢，临时编成一个班，配上一挺重机枪，让他们封锁山上，不让敌人下来。王国栋仍然负责抗击正面敌人。这时，敌人从正面、侧后三个方向进攻小洼，王国栋指挥机枪猛烈开火，并高声鼓励战士：“我们坚决守住小洼，决不后退。我们1连从来没打过败仗，我们不背历史包袱！”战士们边打边响应：“哪个向后退，哪个是孬种！”通信员跑来喊王国栋：“副营长让你指挥1连！”王说：“我已经在指挥了。”在这危急时刻，北铺镇那边的1团部队用重机枪封锁小洼村旁高地，使敌军无法居高临下冲进小洼村。王国栋想起廖政国师长的话：“打仗要打敌人，不要等敌人来打我们。”他带领一个班主动出击，两个班掩护，几次将公路上的敌人压回去。在战斗中，王国栋的手心被子弹打穿，仍然坚持战斗。1连坚守小洼村五个小时，挡住了国民党军十倍以上兵力的轮番进攻，到下午撤出阵地。国民党军也没敢再进攻，黄昏撤回莱芜城内。[13]

22日，73军的一个团又向莱芜城西北的安乐山阵地进攻。莱芜城西北有两个山头，中间呈马鞍形，安乐山是西边的山头。一纵1师的8连坚守阵地，扼住国民党军突围的通道。李仙洲怕共军居高临下，城内受到威胁，命令夺回安乐山。国民党炮兵向山头打了500多发炮弹，飞机扔下燃烧弹，将整个山头包围在烟雾之中。8连战士组成战斗小组，组织火力，轮番到前沿战斗，打退国民党军七次冲锋。国民党军虽然有强大火力支援，无奈步兵就是占领不了山头，留下一大片尸体。8连在多数伤亡的情况下，主动撤出阵地，将莱芜国民党大军又拖住一天。一纵的三天战斗，打得极为艰苦。他们拖住了莱芜城内的四万蒋军，保证华野的各主力纵队赶到预定位置，对国民党军进行围歼。粟裕在3月8日的战役总结报告中说：“在各纵队配合上说，一纵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应算第一功。”

就在一纵进攻莱芜，牵制李仙洲集团时，王必成指挥六纵进攻吐丝口镇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口镇处于明水、博山通向莱芜公路的交叉点，镇子长3里，宽2里，面积比莱芜城还大些。李仙洲集团的后方基地设在这里，储存了上百吨弹药和数十万斤粮食。拿下口镇，就切断了李仙洲集团的退路和济南方向的增援。陈毅、粟裕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六纵，王必成命令16、18师担任口镇攻坚，17师阻击青石桥方向之敌。战斗开始前，王必成等到前沿观察地形，发现口镇四周是石块砌成的围墙，有一人多高。西门外的铁厂是敌军突出阵地，外围设了鹿砦。镇东北角是敌军防守重心，碉堡密集。驻守此地的国民党军新36师是伪军改编，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善于死守，因为他们当年曾替日本人守过许多据点，对付八路军是有些经验的。

2月20日夜里，六纵18师派48团一个突击连隐蔽接近口镇，以偷袭动作向里插。靠近口镇围墙外的一个小房子时，敌人尚未察觉。当敌军哨兵发现喊起来时，我军已爬过围墙，十分钟后突进一个营的兵力。敌人也转入阵地向我军射击，我军向南门方向运动，并沿小巷向镇子纵深发展。敌人在南门楼上用迫击炮轰击我后续部队，并用机枪火力阻止我军前进。我军用炮火进行压制，再派47团进入突破口，与48团突进部队汇合，消灭南门敌军，巩固阵地。47团一个营在进攻西门外铁厂战斗中，遇到敌军顽强抵抗。我军用迫击炮轰击，消灭一个排敌人，但仍有部分敌人死守不退。这时天亮日出，国民党军飞机前来袭扰。六纵暂时停止战斗，进行防空和巩固阵地。

21日白天，驻青石桥的敌军出动，一方面增援口镇，也企图吸引我军分散兵力。六纵17师在阻击的同时，坚决反击，激战一天，迫使敌军缩回青石桥。王必成命令夜里解决口镇，做好战斗准备后，16、18师于夜里由西向东对口镇之敌发起攻击。敌军依靠房屋进行抵抗，在每一条巷口组织火力封锁我军前进路线。我军在墙上挖洞，与敌人争夺房屋，敌军守不住，就纵火或投掷燃烧弹把房屋点燃。熊熊大火给我军进攻造成困难，进展缓慢。在城东北角关帝庙，敌军师长曹振铎据守核心阵地，有地道与碉堡联接。依仗充足的弹药，他一面指挥用密集火力阻止我军，一面向莱芜的李仙洲求救。因口镇内地形狭窄，我军无法展开大部队，打了一夜，占领口镇大部街道房屋，只有东北角敌师部阵地攻不下来，形成对峙。[14]

王耀武接到李仙洲的告急电报，亲自乘飞机到莱芜上空观察。看到共军有大部队运动，莱芜、口镇的情况都很危险。到21日，陈诚的南线兵团仍然没有北上解围的行动。王耀武判断：莱芜城小，粮弹缺乏，靠空投支援不能解决问题，李仙洲集团是守不下去的。济南兵力空虚，无法增援口镇、拖延下去只能眼看新36师被消灭。王耀武认为固守莱芜极为不利，只能经口镇北撤。来不及请示蒋介石、陈诚，他向李仙洲下达撤退命令。同时派副参谋长带上他的信飞往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撤退是不利的，但王耀武命令已下，不便更改，只得同意，要求李仙洲注意部队后面和两侧的安全。

李仙洲接到王耀武的命令，马上召集73军军长韩浚、46军军长韩练成、高参王为霖、作战处长陶富业等开会商议。李仙洲是不愿意撤退的，他知道行军途中可能会遭到共军合围。如果坚守莱芜，等待南线兵团来解围，还有保全的希望。当时有一个旅长提议：“共军情况不明，可以派两个旅出击，试探一下。如果碰上共军主力，其余五个旅可以突围。”李仙洲当即反驳：“老弟，你这是拿肉包子打狗哩！”陶富业是王耀武的亲信，是个骄横自负的少壮派。会议上有人指出从吐丝口方向突围有危险，他说：“怕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兵力，还怕共军包围？”王为霖则竭力主张撤退，他说这是责任问题，打胜了没有功，打败了谁也担当不起。多数人认为困守莱芜粮食弹药都成问题，也同意撤。李仙洲说：大家都主张撤我也没意见，既然决心撤，就宜快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韩浚主张22日早晨行动，而韩练成则坚持要有一天准备时间，23日再撤。大家同意了韩练成的意见，研究部署撤退方案。李仙洲下令：73军为左路，46军为右路，他的指挥部随46军行动，向吐丝口方向撤退。[15]

22日下午，粟裕得知因四纵、七纵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致使46军进入莱芜城的消息，感到情况不顺利。国民党两个军的兵力聚集在一起，显然给我军增加了困难。他下令一纵暂停攻击，重新研究部署。当时他作了两种估计：一是敌人可能固守莱芜，这样我军就于23日晚集中一、二、四、七、八共五个纵队的兵力对莱芜实行总攻。莱芜城小，敌军密集，可以用炮火大量杀伤后予以歼灭。二是敌军可能向吐丝口方向突围，若如此，我军就在运动中歼敌。粟裕决心已定，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以一、二、七纵队组成左集团，由叶飞统一指挥；以四、八纵队组成右集团，由王建安统一指挥；从两面强攻莱芜城。如敌军先突围，则两集团即歼敌于莱芜与吐丝口之间。战斗定于22日夜晚开始。因二、七纵队尚未赶到，粟裕命令推迟一天行动。

战争中的一些偶然因素的巧合，可能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六纵未能攻克吐丝口镇，反而促成了李仙洲向北突围的决心。韩练成在我地下工作者说服下，拖延一天时间，寻找机会起义，恰恰给我军提供了宝贵时间，使各纵队能赶到集结地域，张好口袋等待李仙洲集团。

23日早晨，莱芜城中国民党军开始准备撤退，到处乱糟糟的场面。6时，李仙洲准备出发，与46军军长韩练成一起从指挥部来到东门外集合场。这时，韩练成借口说某团长没得到通知，他要亲自去一下。李仙洲说派传令兵去就行，他执意要自己去，说完就转身回城里去了。谁知这一去就不见踪影，李仙洲等得着急，派人到处找，都说没看见。李仙洲本来就对46军不信任，当初让46军前进到颜庄，他就说这个部队太狡猾，让他们孤军深入解放区，不是送狼入虎口，就是放虎出囚笼，总之不可靠。这时韩练成突然失踪，更使他怀疑。韩练成不来，46军无人指挥。李仙洲当即焦躁地大骂：“他妈的，46军胡闹，这是搞的什么鬼！”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韩练成已在我地下工作者协助下，脱离国民党军队，投向解放区了。

到了8时，韩浚见部队还不出发，跑来催促李仙洲。李仙洲决定不再等待，下达出发命令。73军在左路，46军在右路，平行前进。李仙洲为保自己安全，让73军派一个团掩护指挥部随46军行动。国民党军的撤退行动非常糟糕，事先他们遣散城内老百姓，各部队联络又多用明语喊话，其行动企图早被我军掌握。

粟裕得知李仙洲集团要跑，立即下达在运动中歼敌的命令。除已到达的五个纵队外，他命令王必成的六纵抽出18师参战。这样，我军的兵力与敌军几乎相等。当国民党军缓慢出城时，有同志建议将其截断。粟裕断然拒绝，指示一定要等国民党军完全离开莱芜城，才能发起总攻。

从莱芜到吐丝口镇距离15公里，有两条间隔约3公里的平行公路相联接。两条公路之间地形低洼，泥土松软。公路以东多为断绝地，以西地形平坦，村庄较多。一条小河从公路间穿过。李仙洲集团的五万多国民党军，带着全部火炮、卡车、辎重，拥挤缓慢地在公路上行进。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亲自坐镇，指挥20多架飞机为地面部队保驾。中午13时，当国民党军后卫部队完全离开莱芜城，四纵一个师迅速冲进城内，断敌归路。埋伏在沿途公路两侧芹村、张家洼、高洼、矿山的我军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围歼国民党军的进攻。

国民党军虽然陷入重围，仍作拼死争斗，想冲开一条生路。73军左侧护卫萧重光师、46军右侧护卫海竞强旅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开始还组织部队向我军反冲击。萧重光师向高洼一纵阵地冲击，我军坚守不动，叶飞命令炮火向密集的国民党军轰击，造成萧重光师重大伤亡。敌军丧失斗志，陷入混乱。李仙洲命令少数部队保护辎重，其余均投入战斗。他呼叫王叔铭指挥飞机轰炸扫射，为地面部队开路。王叔铭用无线电话告诉李仙洲：地面上共军部队甚多，突围不易；建议李仙洲退回莱芜，占据有利地点固守待援，他愿负责空投接济。李仙洲回答部队已经出来，回去更无希望；不如一鼓作气冲出重围，到吐丝口就有希望。王叔铭答应李仙洲的要求，对吐丝口前方通道进行轰炸。粟裕命令四纵、六纵不要顾忌敌机轰炸，坚决冲上去，靠近敌人。我军从四面八方冲上前去，将五万国民党军包围在南北20里、东西五六里的狭长地带，与敌军展开近战肉搏。国民党军在我军强大突击下，行军纵队陷入混乱。辎重、车辆、人员挤成一团。46军在四纵、八纵的冲击下，2万多官兵纷纷向西边逃跑，把73军的队伍也冲乱了。韩浚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大家在混乱中争相逃命，李仙洲与韩浚一会儿会面，一会儿被冲散。他们无话可说，相对唏嘘。许多士兵疲劳不堪地躺在地上说：“老子不走了，被共军打死倒好了！”有的忿怒喊道：“从来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不打了，交枪！”李仙洲、韩浚还想作最后挣扎，他们大喊着收拾起几千人的队伍，向吐丝口方向突围。途中李仙洲腿部负伤，走到距离吐丝口镇只有几里的地方，因失血过多头昏，李仙洲从马上摔到沟里，被我军俘虏。韩浚与部分残兵冲到吐丝口，被我六纵阻击。他们转向青石关前进，天黑时被我九纵包围，被迫放下武器。

这时，王耀武也乘坐飞机在空中观战，只见地面上炮火连天，杀声一片。解放军占据所有制高点，居高临下扫射国民党军，并冲入国民党军队伍中，双方扭杀在一起。王耀武见情况万分危急，呼叫王叔铭增派飞机不停顿地轰炸。王叔铭回答：“我指挥着飞机轰炸，一直没有中断。可是共军不怕死，阻止不住他们前进，我有什么办法！”眼看自己的精锐主力被消灭，王耀武的痛苦可想而知。得便宜的是新36师师长曹振铎，他见共军主力都向南面作战，放松了对吐丝口镇的包围，于是根本不执行坚守口镇、接应李仙洲集团的任务，调头逃向济南。

到下午17时，战斗基本结束。我军战士忙着捉俘虏，打扫战场。在博山到莱芜的公路上，九纵的一位战士邓江海老远看见一个骑马的国民党军官落荒而逃。他持枪隐蔽在路旁，待那骑马的靠近，邓江海冲上公路拦住去路。骑马者误将邓看成蒋军，问他前面的情况。邓持枪大喝：“缴枪优待你！”没等骑马的军官掏枪，邓一刺刀擦过军官的胳膊，又刺倒跟随的卫兵。骑马的军官想逃，邓江海一枪打伤了军官的右脚，把他打下马来。骑马的从口袋里掏出两支钢笔，乞求道：“同志，这点东西就送给你吧。”邓江海严肃地说：“新四军、八路军是不搜俘虏腰包的，请你收起来吧。”当邓江海问那军官的身份姓名时，军官只得老实说：“我是175师师长甘成城。”邓江海说：“你负了伤，我马上送你到医院去。”于是招来一副担架，把甘成城抬往后方。[16]

莱芜战役全歼李仙洲集团，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王耀武为了避免更大损失，保全济南，下令霍守义的12军一夜撤退百余里，放弃周村、博山等重要城市，退入济南，使我九纵、十纵追赶不及，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蒋介石得到王叔铭的报告，极为震惊，于24日秘密飞到济南，不敢进城，叫王耀武去见他。见到王耀武，蒋介石狠狠骂道：“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这样的失败真是耻辱。莱芜既已被围，你为什么又要撤退？遇到这样大的损失，你是不能辞其咎的。这次你选派的将领也不适当，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卫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如果派个能力好的指挥，还不致失败。李仙洲已被敌人捉去，你们要知道，高级人员被捉去，早晚会被共产党杀掉的。济南无论在军事、政治、地理上都是很重要的，如出意外，你要负责！”蒋介石推卸责任，委过于部下的习惯，再次暴露无遗。王耀武一肚子委屈无处诉，默然不语。蒋介石担心安全受威胁，在济南机场度过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匆匆飞回南京。[17]

莱芜战役的三昼夜，我军歼灭李仙洲集团两个军、七个师（旅），毙伤10 000人，俘虏46 805人，其中中将2人，少将7人。缴获各种口径炮414门，轻重机枪1 869挺，长短枪15 700支，炮弹、子弹30多万发，汽车56辆及大批军用物资。我军牺牲1 459人，负伤7 007人。战后我军收复周村、博山等县城13座，控制了胶济铁路中段。这是华东解放战争中一次空前的胜利。[18]2月23日陈粟谭向中央军委报告莱芜大捷的消息，次日毛泽东回电：“极为欣慰。”

被俘的国民党军将领，受到我军的友好待遇。李仙洲受伤后，换上士兵服装混在队伍中，被我军认出。他被押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炮兵司令员陈锐霆同志曾在他部下当过团长，因政见不合，脱离李仙洲时，还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身负重伤。陈锐霆听说李仙洲被俘，不计前嫌，前来探望。对李仙洲态度温和，表示关怀。李仙洲负伤后身体虚弱，问陈锐霆：“能不能添点衣服？”当时战斗刚刚结束，哪里去找现成的棉衣？陈锐霆当即脱下自己穿的毛衣，双手递给李仙洲。李仙洲深受感动，眼中含泪。3月15日，陈毅司令员前来看望李仙洲。他亲切询问李仙洲的伤势，嘱咐李好好休养。谈及莱芜战役，李仙洲承认：“我们此次失败，主要是国防部战略指导错误。王耀武先生干涉下面太严，他直接给军、师甚至团下命令，我在前方有时也不知道。”李仙洲感慨地说：“我想打了多年抗战，打日本鬼子是应该的，现在打内战是不对的。”陈毅与李仙洲虽是初次见面，但一谈就是两个小时，李仙洲对陈毅评价很高，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陈毅还接见了与李仙洲住在一起的各位国民党将领，鼓励他们对解放区多作观察研究，待和平实现后，对国家有所贡献。[19]

莱芜战役是华东野战军继宿北、鲁南战役后，转入内线腹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运动战。敌我双方的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对战役都作了精心筹划，双方都投入了所能够集中的最大兵力。战役以国民党军的惨败而告终，最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的战略指导思想的错误。他们过分重视城市的得失，拘泥于“攻其必争之地”，以为占领了临沂就是取得了胜利。而我军则以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目的，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毅然放弃临沂，挥师北上，取得了战役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中央军委决策的正确，也是陈毅、粟裕在战役指挥中机动灵活的表现。陈毅战后高度评价粟裕的指挥艺术，他说：“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导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20]在围歼李仙洲集团过程中，敌情曾发生四次重大变化。粟裕指挥若定，敌变我变，及时捕捉战机，达到全歼的目的。这是华东野战军整编后各纵队第一次协同作战，大家克服困难，坚决执行总部命令，是战役胜利的基本条件。粟裕在战役总结中对各纵队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各兵团首长在山地作战、通信联络困难及超越敌第一线作战等条件下，能按照总的意图，机动灵活，果敢坚决地完成了任务，也是决定这次胜利的重要原因。在各纵队的配合上，第一纵队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多，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第八、第九纵队迅速解决敌第77师，打开战场，使我能腾出兵力，功也不小。其他各纵队都有功劳，如第10纵队及独立师在西北牵制敌之援兵，使我能安然解决莱芜之敌；第六纵队虽未全歼口镇之敌，但在口镇以南的一个师，堵击向北突围之敌，起了相当作用；第二纵队虽未打到仗，却切断了敌向西南之退路；第四、第七纵队初期虽未完成切断敌第46军退路的任务，但战役后期坚决地完成了任务；第三纵队的功劳也不能抹煞，如果没有他们在南线钳制敌人，我们也就不可能集中全力来解决北线之敌。”[21]

莱芜战役的胜利是在山东解放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为了支援战争，各级政府组织了几十万人的民工队伍，为部队运送粮食、弹药，抢救伤员。当部队飞速北上，粮草一时赶运不及，鲁中人民提出“破家支前”的口号，在寒冷的冬天扒掉自己的草房，供给部队草料，使干部战士们深受感动。在战役过程中，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配合作战，他们坚壁清野，袭击敌军运输队，破坏公路，侦察敌军活动，给敌军造成极大困难。部分国民党军官被俘后说：“我们的补给线太长，交通不时受到袭击，为了每天运送200吨军用品，不得不用一个军来维护交通线。”可见民兵的作用之大。

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莱芜战役结束的八个月中，形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处于主动进攻，他们凭借优势兵力和装备，占领了苏中、淮北、鲁南等部分解放区的城镇，迫使华东野战军转入山东。从表面上看是国民党军不断攻城掠地，我军不断向北转移。但是我军集中兵力，艰苦奋战，在宿北、鲁南、莱芜战役中越打越好，歼灭战的规模越打越大。国民党军则损失惨重，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战略上逐渐失去主动地位。莱芜战役后，国民党统帅部被迫修改战略方针，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1页。

[2]　《莱芜战役初步总结》，载《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3]　山东出版总社泰安分社编：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莱芜战役》。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5]　《申报》1947年2月16日。

[6]　《莱芜战役前后敌情综合介绍》，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7]　庞镜塘：《关于莱芜蒋军被歼记一稿的补充材料》，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8]　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9]　《第七纵队关于动员北线战斗的指示》。

[10]　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11]　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8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13]　王国栋：《在华东野战军模范竞选会议上的报告》，见《莱芜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第六纵队鲁中战役口镇攻坚战初步总结》，1947年3月29日。

[15]　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16]　《大众日报》1947年3月9日。

[17]　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役选编》，莱芜战役。

[19]　《大众日报》1947年3月26日。

[20]　《大众日报》1947年3月10日。

[21]　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第15章　两位韩军长的道路

韩练成与我党接上关系——舒同深入46军——陈毅向刘贯一面授机宜——杨斯德协助韩练成脱险——周恩来向李仙洲说明真相——韩浚从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将领的经历——莱芜战役韩浚被俘——人生道路由自己选择

莱芜战役中，李仙洲集团5万多人马在短短三天中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这个结局令王耀武大为震惊。他气愤地骂道：“5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5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呀！”

莱芜战役能够迅速解决李仙洲集团，除了我军正确的指挥和各纵队的英勇作战，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我军政治部门对国民党军的秘密争取工作。根据党中央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我军政治工作者对国民党军中反蒋反内战的高级将领进行了多种方式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促使他们退出内战，站到人民一边来。莱芜战役中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对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将军的争取，是一次成功的范例。对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下工作是充满惊险、曲折的，从事这种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耐心，又需要高度的灵活和智慧。我党对韩练成将军的联系，早在抗战期间就开始了。韩练成原名韩圭璋，1908年生，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1925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参与了北伐战争，从排长很快升到团长。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在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被蒋介石分化瓦解，大部被收编。韩练成于1935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以其精明强干逐渐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抗战期间，韩练成由旅长升到副军长，被蒋介石调到重庆担任侍从室高级参谋。这个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国共产党人。他与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有过交往和联系，赞成中共团结起来一致抗战的主张。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派他出任第46军军长。

46军原属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抗战后期归第四战区张发奎指挥。当时张手下还有31军，1944年10月，日本侵华军在冈村宁次大将指挥下向湖南、广西发起进攻，意在打通湘赣铁路到越南出海口的交通，切断大后方的供应线。张发奎指挥九个军顽强抵抗，31、46军受到严重损失，以后合并为一个军。在选派46军军长时，因韩练成与蒋介石、白崇禧两方关系都不错，就被任命为军长。合并后的46军有23 000人，装备有美式和日式，虽不及74师等嫡系部队，但46军是桂系的骨干，战斗力也不弱。师长以下军官大多是广西人，忠实于白崇禧。46军完成整编后，即到海南岛接受日军投降。当时韩练成想与我琼崖纵队联络，因琼崖纵队与党中央没有电台联系，韩的尝试没有成功。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命令46军调往山东。韩练成不愿与中共打内战，想与中共南京代表团联系，寻找出路。当时形势紧张，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无法与韩见面。韩练成设法与董必武同志联系，要求在上海接头。此时白崇禧也心怀贰志，授意韩练成与中共达成默契，避免广西军在内战中与共军硬拼，以保存实力。这正好给韩练成提供了机会。他与董必武会面的地点，就在上海的白崇禧公馆，白崇禧夫人亲自在楼下为他们放哨。

韩练成在与董必武谈话中，明确表示了反对内战，愿意站到人民一边来的愿望。董必武反复考虑，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韩如果不当国民党的军长，不仅安全无保障，也不好安排出路。劝韩练成先执行蒋的命令，把部队开到山东，再见机行事，为人民立功的机会总是有的。董必武向他交代了到山东后与我方联系的方法，两人密谈了两个小时，韩练成心里踏实了一些。[1]

1946年秋季，韩练成带领46军由海路到达山东的胶东半岛。中共中央将这个秘密关系转告给华东局。华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同志即派一位年轻的联络员前去接头。这位联络员见到韩练成后过于性急，要求韩举行起义。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韩练成请联络员转告：希望与中共中央或华东局代表取得联系，商量重大问题。

陈毅和华东局领导人非常重视此事，派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和魏文伯同志前往兰底46军军部。不巧韩练成去青岛接部队未回，舒同等在46军军部受到严密监护，如同“软禁”。在那个年代，我军一位高级干部在国民党军中活动，是要有过人胆量的。几天后韩练成回来，与舒同谈了很多问题。韩提出46军要进威海、烟台，要求我军不要坚决抵抗，放46军过去，好向蒋介石交代。舒同向他提出掩护我方在烟台、威海的地下党组织，以后双方在战场上相遇，再见机行事。双方达成协议后，舒同告辞。这样，华东军区与韩练成建立起联系，派联络部（当时又称国军工作部）部长刘贯一和胶东军区联络科长杨斯德同志化名潜入46军开展工作。

韩练成对我方工作人员表现出真诚合作的意愿，他向刘贯一谈起对胶东战局的判断，指出54军可能西进打通津浦线，由46军接防胶东。他希望我胶东军区不要破坏胶济线，这样也可以保证胶东与邻近解放区的联系畅通。如果我方决心保卫诸城，可以集中力量打击54军，以小部队牵制46军，使其不来参战。韩练成的判断事后证明符合实际情况，刘贯一向胶东军区报告后认为：“从韩之口中得到他对胶东战局之观察，实系一重要情报。”[2]

韩练成本想驻扎胶东，与我军和平相处，避免作战。但是王耀武急需调集兵力进攻鲁南，1947年1月底命令46军调往博山。韩练成不能抗拒，只得调动部队西进。他请刘贯一、杨斯德前去鲁中军区联络，接上关系，以便协调动作，并询问我方有何要求。刘贯一先去找鲁中军区接头，但战争期间，部队机关都已转移，也不知舒同主任是否与鲁中军区交代过此事，所以短短几天想接上头是很困难的。韩练成见刘贯一几天没有回音，心里着急，在行军到新泰途中遇见两个老头，想托他们带封信。不料两个老人警惕性很高，一问三不知，不透露我方任何情况，韩练成只得作罢，再作打算。2月8日46军进驻新泰后，韩练成委托杨斯德去蒙阴找鲁中军区联系，表示：“请陈军长一心一意掌握鲁南会战，不必顾虑北线。如对北线有动作时可事先告诉，以便配合。最好先打12军和73军。”

杨斯德到了蒙阴，被当地民兵当作“国民党高级特务”，押送到华东野战军总部。陈毅亲自召见，才真相大白。杨斯德向陈毅汇报了46军的情况，大战在即，这是很重要的情报。这时刘贯一也找到这里，陈毅要他回去转告韩练成：第一，希望他努力民主事业；第二，中共中央和陈毅本人对他是信任的；第三，彼此之间的联系不便向下边讲，因而发生摸哨之类的事在所难免，希望不要见怪。这样，在莱芜战役发动之前，我军已经把46军的活动掌握在手中。

2月17日，46军转至颜庄。韩练成发现我军大部队向北运动，心里感到不安，再次派刘贯一前往华野指挥部联络。这时我军已经完成莱芜战役的部署，为了争取46军起义，20日，陈毅向刘贯一面授机宜：1．我们的决心是将李仙洲集团全部吃掉，不过开始不打46军，先打莱芜城。待解决后，再将46军包围起来，迫其起义或放下武器。2．估计战役打响后，李仙洲一定要韩练成增援。我们要力争他不增援，如果增援，那就没办法，46军必遭被歼之命运。

陈毅严肃地对刘贯一说：“为了求得战役的彻底胜利，我们决定不撤出你们两位同志。要以你们两人战胜敌人两万人。你们应在其内部积极活动，动摇韩之军心，要防备对方在紧急情况下可能翻脸而产生的危险，要机动灵活，沉着应战。你立即返回颜庄，等到晚上10点炮响，再把我们的决心和布置大体告诉韩，但不能过早泄露秘密，否则将会给战役增加很大困难。”最后陈毅亲切地对刘说：“我代表党中央和华东局向你们二位同志表示党对你们的态度，党对同志们是非常爱护和关心的，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需要你们两位同志去担当。”刘贯一当即表示：“党和上级耐心地教育了我好几年，我虽然质量不高，但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向敌人屈服，请上级放心。杨科长的质量比我高得多，他也决不能向敌人低头，亦请首长放心！”[3]

刘贯一回到颜庄，韩练成便催他会面。刘贯一和杨斯德有意拖延时间，到预定的战役发起时间快到了，才向韩转达了陈毅的话。韩听后心情紧张，惟恐战斗打响我军分不清部队，把46军也打了，请求刘再去联系，请我军一位高级干部来46军掌握政策。刘和杨商量，认为战斗已经开始，他们不能离开岗位，要见机行事，争取46军脱离包围，举行起义。但是情况变化很快，21日早晨，李仙洲就命令46军向莱芜增援，韩练成想拖延时间。这时王耀武乘飞机来到颜庄上空，用无线电话命令韩练成：“46军到莱芜城，限你即刻入城门！”韩练成痛苦地摔掉电话说：“完啦，完啦，我这个部队毁在他们手里了！”杨斯德坚决不同意进城，说这样就和李仙洲的部队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了。但是王耀武的命令无法抗拒，21日夜里，韩练成和杨斯德一起进了莱芜城。

22日我军与46军后卫部队发生激战，黄昏时伤兵们纷纷涌进莱芜城，城里一片混乱。韩练成无法掌握部队，找杨斯德商量。杨斯德说：“起义那是最好的，你说不能掌握部队，现在我只能负责保护你的安全了。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离开部队。否则随军突围，是很危险的。”杨斯德的意思是使46军失去指挥，便于我军歼灭。韩练成表示同意，杨斯德带他藏在城内一间民房里，李仙洲找不到韩练成，只好亲自指挥46军突围，遭到全歼的命运。李仙洲走后，韩练成带领他的卫队在杨斯德陪同下来到华东野战军前线指挥部所在地。

当时战役尚未结束，陈毅等忙于指挥，请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康矛召同志以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的身份接待韩练成。这天黄昏，陈毅和华野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看望韩练成，对他表示热烈欢迎。韩练成表示：今后如何为人民效力，完全听从陈毅将军安排。如果交通条件有保证的话，可以回国民党统治区。陈毅对韩的设想表示赞同，但是担心韩的安全没有保证。韩表示：“只要能为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陈毅同韩练成又谈了一会，表示战地不可久留，指示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负责安排韩练成将军的行动。韩练成向舒同交代：他的卫士都是广西普通士兵，请我方给予安排照顾。只有情报科长是国民党特务，要求将其处决。舒同一口答应。韩练成在杨斯德陪同下乘车离去，舒同按照韩的要求，处决了情报科长，将韩的卫士送往两广纵队，编入我军。[4]

韩练成被我方送到潍县附近解放区边缘，与杨斯德等告别，经胶济线到达青岛。他向王耀武报告说是只身突围。蒋介石马上把他接到南京，当面询问莱芜战役的经过。韩练成向蒋报告：前线将领情报不准，判断失误，指挥失当，致使陷入重围。他虽经死战，仍无法挽救败局，最好化装只身逃回。蒋介石听信他的话，委任他为总统府参军长。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崩溃，在我地下党组织帮助下，韩练成离开南京到达香港。尔后辗转来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陈毅代表党中央约见他，询问他：“你想当民主人士，还是当共产党？都可由我安排。”韩练成当即表示：“要当共产党，从当兵开始也干。”1950年，韩练成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肃省副省长、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职务。为表彰他在莱芜战役中的功绩，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韩练成为党和国家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直到1984年病逝。[5]

1960年11月，我党和政府特赦并释放了第二批国民党战犯，其中包括李仙洲。李仙洲获得特赦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李仙洲是黄埔一期，对周恩来执弟子礼。周恩来与他交谈时，李仙洲问：“当年莱芜战役，我率六万大军杀不出一条路，韩练成军长如何只身突出重围呢？”周总理含笑答道：“韩练成同志就在北京，你们可以相见。”李仙洲虽然没有去见韩练成，但多年的疑问已经有了答案。直到韩练成去世后，这段详细的历史才得以公开。

在莱芜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73军军长韩浚，走的则是另外一条道路。韩浚，湖北黄冈人，1893年生。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同年10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5月回国，先后在上海、南京从事革命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韩浚被调到张发奎的11军教导营当营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形势顿时紧张。5月，夏斗寅叛变后，韩浚在叶挺指挥下带领部队参战，打垮了夏斗寅叛军。6月，韩浚被调到张发奎部任警卫团参谋长。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是个共产党员，韩浚与他关系很好。7月，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周恩来等到南昌组织起义。8月2日深夜，卢德铭、韩浚接到两封电报，一封是周逸群同志从南昌打来的，说“我们起义了，脱离了张发奎的部队”。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打来的，命令警卫团速到九江待命。韩浚与卢德铭商量，决定去南昌和起义部队会合。当部队行军到武宁县时，前去联络的人回来报告：南昌起义部队已经离去。这时张发奎得知警卫团起义，派部队前来围堵。卢德铭、韩浚带领部队转移到江西修水，扩充部队，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为了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卢、韩等人秘密来到武汉，找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同志汇报了工作。向警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他们回去组织起义。在返回部队途中遭遇敌人，韩浚被唐生智部抓住，关押了两个月才被保释出来。当他再回武汉时，党的机关已经找不到了。卢德铭则回到部队，在毛泽东领导下参加了秋收起义。

这个意外的变故使韩浚脱离了共产党的组织，他辗转来到广东，在陈铭枢手下找了个工作。不久，蒋介石电告陈说：韩浚是潜伏的共产党，要陈把韩押送南京。陈铭枢还有同情心，把电报给韩浚看，韩浚被迫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当时黄埔一批反蒋的同学组织起“黄埔革命同学会”，韩浚当了组织部长。他们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搞了一些活动。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蒋的地位得到巩固，汪精卫被迫出国，黄埔学生的反蒋组织也相继解散，韩浚只得另找出路。

1931年，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剿”，笼络黄埔旧部为他服务。韩浚正在穷困潦倒之际，蒋介石派人招抚他，转达口信：“黄埔学生犹如亲兄弟一样，过去一时气愤分开了。现在意见统一了，兄弟们还是一家人。只要你回南京，绝不歧视。”韩浚受了感动，向蒋介石表示效忠。蒋委任他为中央军校政治部教官，从此，韩浚从一个革命者转入了国民党反动派阵营中。

1932年，韩浚到湖北京山县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因守卫京山县城有功，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抗日战争中，韩浚先后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和武汉保卫战，虽然作战勇敢，但部队损失惨重。1941年，他调任国民党第73军77师师长。77师原是一支素质很坏的部队，被老百姓称为“害人害到底”的军队。韩浚上任后大力整顿，严肃军纪，加强训练，使部队素质发生很大变化。在长沙会战中，韩浚率部英勇作战，受到王耀武的赞赏。1944年，韩浚升任73军军长，在湘西会战中经过50天激战，打退日军进攻。抗战胜利后，73军升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装备美式武器，调往南京担任卫戍部队。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3军作为国民党军主力调往济南，进攻山东解放区。蒋介石在徐州对韩浚说：“津浦、陇海、胶济铁路是国家的动脉，现在全被共产党控制，国家的交通运输都停滞了，这成什么国家！我一定要把这几条铁路拿过来，控制在政府手中。”73军到达济南后，韩浚奉王耀武的命令打通胶济线。他指挥部队从济南向东打，与解放军多次战斗，占领淄博并在当地驻守。[6]

1947年1月，蒋介石、陈诚为实行“鲁南会战”计划，命令王耀武部从北线南下配合进攻。王耀武顾虑山东国民党军兵力不足，想保存实力，只派出12军前进到吐丝口镇就不动了。蒋介石写信催促王耀武，说鲁南会战关系党国安危，希望顾全大局，必须派出三个得力的军，严格执行作战计划，向南进攻，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韩浚也同时收到蒋介石的信。王耀武无奈，只好把73军这张“王牌”打出来。他在电话中对韩浚说：“我本不想派你这个军参战，领袖的亲笔信指定了73军，你就辛苦一趟吧。”韩浚当时根本不把共军放在眼里，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然而73军南下到颜庄后，韩浚才感到形势的严峻。他回忆说：“从吐丝口到新泰这百余里的解放区内，我们不足两个军的力量，摆成一个长蛇阵，随时都有被截断歼灭的可能。而整个山东除济南、青岛外，是解放军的老根据地。特别是胶济路以南的广大地区，人民群众组织得非常严整，军民早已团结一致，交通要隘、军事消息封锁很严。解放军的情报极其灵通，我们的兵力大小、装备情况、战斗力的强弱，以及全体官兵的情绪、指挥人员的性格和部队的行动等，他们都了如指掌。相反，我们在解放区内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侦察队形同虚设，情报人员在解放区内根本不起作用，偶尔得到点消息也是道听途说，因此，我们的进与退和兵力的部署，全都是盲目的行动。”直到他与李仙洲在莱芜被包围，王耀武下令突围也来不及了。

1947年2月23日是韩浚终生难忘的日子。当他指挥73军刚离开莱芜城不远，就受到解放军大部队的四面围攻。走在右侧的46军在解放军的进攻下发生混乱，很多士兵扔掉武器向西边逃命，拥入73军，顷刻之间把73军的指挥系统搞乱了。韩浚回忆道：“我们各级指挥人员失去了控制，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人们在混乱中争相逃命。看着那种凄惨现象，我们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当时我气急败坏地向乱兵大声呼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个包围！大家跟着我攻击前进，到了吐丝口我们就有办法了！’我带一部分人冲到吐丝口附近，迎面一排枪从吐丝口方向射来，乱兵中又倒下一批。我判断解放军已攻占了吐丝口。我仍不服气，继续高喊：‘同志们，向博山攻击前进！’此时跟着我的残兵败将大约有三四千人，并且人数越走越少。突破包围圈后，随行人员为我找来一匹马，怕我自杀，把我的手枪摘下了。我们平安走了三四个小时，天黄昏时，弃马徒步前进。虽然一天没有吃饭，走了将近五六十华里，并不觉得疲倦。在黑夜中，我问随行人员这是什么地方？答复是已到博山外围青石关附近，很快就可以到博山。听说前面是青石关，我思想上发生了变化，行动上也犹豫起来，同时感到又饥饿又疲倦。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黄炎勋高级参谋对我说：‘军长，我是不愿意回南京的，也不想离开解放区。国民党不失败世无天理，回去有什么办法？还不是失业。这里可能有解放军，我们去找解放军，就住在解放区内，好吗？’这时我心乱如麻，许多问题浮现于脑海中：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打败过侵华日军47师团，俘虏他二百多人，显示了我们73军的力量。今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为什么一败涂地？73军是10个美械装备军之一，我是这个军的军长，觉得光荣。今天全军覆没，出去何以见人？蒋介石对美械装备军很重视，今天我把美械转送给解放军，可能要受极严重的处分。思来想去，心情很不平静，对黄炎勋高参找解放军的主张也未及答复。他认为我已默认了，马上跑去高喊：‘这里有解放军没有？’特务连连长也喊：‘我们73军军长要找你们解放军，请派人来谈话！’解放军在黑夜派来不少的人，把我们招到他们的营部，营长对我很客气，在深夜中准备很好的饭菜招待我。第二天，解放军把我送到后方。”[7]

韩浚被俘后，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转移到后方的“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又在战犯管理所中度过了十几年的改造生活。1962年底他在北京获得特赦，根据本人愿望，政府安排他回武汉定居，担任湖北省政协文史专员。1977年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他在武汉安度晚年，直到1989年以96岁高龄去世。

人生的经历是复杂多变的，韩练成从一个旧军人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韩浚则从一个大革命时代的老共产党员转变为国民党嫡系将领。两位韩军长在同一次战役中作了不同的选择，足以给后人提供借鉴。历史的发展虽然有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选择什么道路，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

[1]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　刘贯一：《关于争取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月3日。见《莱芜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4]　康矛召：《忆韩练成将军》。

[5]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1995年版。

[6]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7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7]　韩浚：《莱芜战役回忆片断》。

第16章　“耍龙灯”寻战机

大矿地会议——蒋介石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陈毅坦埠遇险——攻克泰安——在运动中寻求战机——毛泽东嘱咐不要分兵，不要性急——74师中央突进——陈毅、粟裕定下打74师的决心——“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莱芜战役结束后，我军迅速打扫完战场，主力转移到淄博地区休整。陈毅与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成员来到淄川以东的大矿地，安顿下来。国民党军由于北线集团被歼，南线集团失去配合，不敢贸然北上。山东战场出现了一个月的平静，我军抓住这段宝贵时间，进行休整和部队建设工作。

莱芜战役前举行的鲁南会议，陈毅同志提出“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号召，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短时期内进行了合并整编。整编后的华东野战军虽然初具规模，但由于时间太仓促，很多工作没来得及做细，就投入了莱芜战役。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华东野战军需要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加强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集中。从3月8日开始，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在大矿地召开师以上高干会议，历史上称为“大矿地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华东局书记、华东野战军政委饶漱石传达了中央政治局2月1日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指示精神。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革命的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解放区的胜利越大，这个高潮来得越快。他援引《大公报》预测中国的三种前途——政治协商的前途、南北朝的前途、十月革命的前途，说明中间派人士都不相信蒋介石能统一全中国。因而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提出打倒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打倒他们。”毛泽东起草的这个指示中指出：“蒋介石的攻势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1946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此，要求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抓住战机，逐批消灭进犯的敌军，为以后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1]

会上印发了陈毅司令员在鲁南会议时作的《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陈毅在会议上又作了报告，再次强调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强调集中统一和整顿纪律。各纵队领导联系实际，自觉检查和纠正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骄傲自满等不良倾向，全局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明显增强。这是对鲁南会议精神的再次落实。

粟裕副司令员代表华野指挥部作了莱芜战役的总结报告。报告肯定了我军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战役中通讯不畅、追击不及时、不讲究战术等缺点，要求各部队本着“打一仗，进一步”的方针，在休整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3月13日，华东局、军区、野战军领导人联名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我们在前指集议，传达和讨论中央时局和任务的指示，开了师及纵队干部会议，商定部队休整至3月底。项目是：深入中央指示的讨论，如何去完成今年作战新任务，并整顿纪律和军事操习，并续开参谋会议、政工会议。陈、粟、谭并抽出时间到各纵队去研究和帮助工作，饶、张、黎、舒抽时到渤海、胶东布置工作。同时利用此时，而把八、九、十等3个纵队的编制成立。另外如能休整至3月底，可从渤海补入1万新兵，4月初胶东亦有1万新兵陆续补充，从渤海运粮1亿至2亿斤到路南供应，同时从渤海、胶东、鲁中抽5个地方团把各纵队均补足9个团。以上各事办妥后，4月份即寻敌作战，执行新的作战任务。”[2]

大矿地高干会议结束后，陈毅、粟裕等即分头下部队，检查各纵队的训练和整编工作。从胶东、渤海等老区抽调的地方部队和新兵共两个旅、11个团的兵力上升为野战军，莱芜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经过教育，以“解放战士”的名义被分别补入各纵队。原来建制不全的八、九、十3个纵队得到很大的充实。用缴获的装备为各纵队建起炮兵营、工兵营。各连队在训练中认真搞好爆破、攻坚、小部队攻击的战术动作。一个月的休整时间紧紧张张地过去了。

莱芜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发动全面内战后最大的一次失败，对蒋介石震动极大。他回顾了八个月的作战，虽然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但被我军歼灭了66个正规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损失71万人。为了进攻各解放区，蒋介石已经抽调了所有的战略预备队，使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增加到219个旅。但能用于一线作战的部队，由内战开始时的117个旅下降到85个旅。蒋介石深感到战线过长和兵力不足的矛盾，他回顾说：“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共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广大正面积极活动，将我们各个破击。”结果是“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共军牵制，成为被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必然要改变战略方针。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统帅部对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山东、陕北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我们在全国各剿共区域中，应先划定共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再及其余战场。”“凡是共军的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的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惟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蒋介石特别重视山东战场，强调指出：“共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共军的主力，则其他战场的共军就容易肃清了。”[3]

为了实施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蒋介石采取断然措施，撤消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换掉原来指挥山东作战的主将薛岳。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所辖部队共24个整编师、60个旅，45万人。国民党军统帅部吸取以往分路进攻易被我军分割歼灭的教训，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法，组织进攻。具体部署是：第1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指挥第74、25、28、57、65、83师集结于临沂、郯城、海州一线，打通临沂至兖州公路后向蒙阴进攻；第2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第5军及整编第72、75、85师集结于汶上、宁阳地区，打通津浦铁路后向莱芜、新泰方向进攻；第3兵团司令官欧震指挥第7军及整编第11、48、64、20、84师集结于兖州、邹县、滕县地区，打通兖州至临沂公路，然后与第1兵团合作向新泰、蒙阴进攻。王耀武、冯治安的两个绥靖区部队在防御各主要城市的同时，配合三个兵团的行动。为了配合军事进攻，蒋介石下令实施“黄河战略”，于3月15日堵住花园口黄河大堤，迫使黄河回归山东故道。这样不仅淹没了解放区大片土地村庄，而且切断了晋冀鲁豫和山东解放区的联系。蒋介石的战略目的是或将华东我军压迫到胶东狭窄地区加以歼灭，或将华东我军赶过黄河以北，全面占领山东解放区。

3月下旬，国民党军的三个兵团开始行动。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正在南线视察部队，他们感到形势的严重，27日致电后方指挥部的粟裕、陈士榘，要求结束部队休整，准备作战。关于作战方向，陈毅提出四点设想，最倾向于主力南下向临沂、东海、新安之间突击。粟裕、陈士榘研究了陈毅的意见，很快拟定了南下作战计划，28日报中央和陈毅、饶漱石。电报中说：为粉碎顽之企图，使顽防线延长，逼顽分散兵力和支援华中斗争，我们拟以三个纵队（二、七、八纵共82 000人）伸入郯城、码头、新安镇。再向西扩张，占领运河线，以威胁津浦铁路之势，吸引74、83师回援。以主力第一、三、四、六、九纵队集结于蒙阴东南、临沂西北地区，待机歼灭敌74、83师。或歼灭泗水方向之11师、大汶口方向之5军。以上部署从4月1日开始行动，14日左右打响。陈毅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粟裕、陈士榘等率野战军指挥所迅速南下，与陈毅在蒙阴县坦埠镇会合。

出乎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华野主力南下是昼伏夜行，自带干粮，不惊扰百姓，按说是相当隐秘的。但是我军刚刚行动三天，国民党军就发现了我军的行动和企图。4月3日，国民党飞机轰炸了坦埠地区，陈毅、粟裕和华东野战军指挥所的同志经历了一次死亡的威胁。当年在司令部工作的王德同志回忆：“就在我野指机关南移到坦埠附近一个村庄里，第三天就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幸亏那时我们还注意防空，进村那天，我就嘱咐管理科长方如玉，要他给首长们准备个防空洞，要稍大一些，因为那时粟副司令的爱人楚青同志、谭副政委的爱人郭惠民同志，都跟随野指行动。张茜同志还担任了警卫排的指导员。炸弹都丢在庄子的中心点，那里住的是机关工作人员，大家早就分散到村外去了。首长和家属原先分散住在村边的零散小屋里，又有挖好的防空洞，所以没有伤亡。”[4]

坦埠遇险，使陈毅、粟裕感到惊讶。敌人何以这样快就掌握了我军的行动，情报又是如此准确。他们以为是保密工作出了问题，4月15日向中央报告说：“我们主力南移后，原拟于12日前后开始执行28日电作战方案。但我军行动与企图，三日即为敌人发觉，对我军部署敌人均很清楚。我军指挥所移至蒙阴东之坦埠附近，仅三日，即遭轰炸（中作战室、机要科、政治部、警卫队，除警卫队伤数人外余无损失），敌方并完全知道我指挥所驻地。如依电台测向器谅不致如此准靠。恐密本电台有误，故在南移中，除北线仍留有伪装电台外，我们根本未与各纵通报，恐系内奸告密，现正追查中，并尽力减少通报。凡作战命令均用口头或书面传达，但部队南移，于晨昏时被敌机发觉，亦为原因之一。”[5]后经追查才知道，有个补充到指挥所直属队的俘虏兵，原系国民党军排长。他得知我军的行动计划后，便开小差投奔国民党军告了密。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国民党方面掌握我军行动方向，一纵等主力南下作战已不可能，原作战计划需要改变。陈毅等研究了敌军的行动，感到鲁西南地区敌军力量相对薄弱一些。为了分散敌军兵力，求得在运动中歼敌主力，野战军指挥部决定以一、三、十纵组成西线兵团，由陈士榘参谋长、唐亮主任统一指挥攻击泰安。其余各纵队待机行动。

陈士榘带领一个精干的前方指挥所来到泰安郊外，部署十纵主攻泰安城。泰安是一座古城，位于雄伟的泰山之下。城墙高8尺，护城河较宽，驻守泰安的国民党军第72师是川军部队，三个旅编制，28 000人。该师日式装备，老兵多，善于守备和山地作战，但战斗力不如嫡系部队。泰安的工事是日本人修筑的，城墙和城门突出部都有地堡群，外围蒿里山、娘娘庙设有独立据点，修筑了地堡、鹿砦、壕沟，火力可以交叉支援。地堡修筑得相当隐蔽，低平荫伏，状如坟丘，不仅炮火无法摧毁，在夜间近距离都很难发现。可见泰安攻坚，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陈士榘将泰安攻坚的任务交给十纵。十纵是渤海军区地方部队新组建为主力的，当时只有28、29两个师，其兵力相当于旅。一般说来，攻坚兵力应当超过或数倍于守敌，才有胜利保证。十纵与72师相比，确实敌众我寡。当时十纵指战员有些议论，宋时轮司令员说：泰安守敌虽占优势，但兵力分散，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攻其一点，用山东人“吃大饼”的办法，把敌人一口一口吃掉。他们决定走一步，啃一块，每次消灭几个营，最后发动总攻。

4月22日黄昏，十纵向泰安外围据点发起攻击。经一夜战斗，拿下外围四个村庄，逼近西关。敌军怕我军“吃大饼”，23日将西关外部队全部收缩入城，城外只有蒿里山、摩天岭两处制高点。十纵29师奉命夺取这两座山头，摩天岭山势陡峭，83团战士在石壁悬崖上攀登，用绳子拖着机枪上山袭击敌军，歼灭守敌三个营，占领摩天岭。85团进攻蒿里山，战至拂晓，突破鹿砦，敌军发动反冲锋，我军被迫后撤。

陈士榘见十纵两天没有攻下泰安，发起火来，责怪十纵动作迟缓。其实他也知道，凭十纵这点兵力，又缺少炮火支援，想打下泰安确实困难。这时，泰安附近的75、85师并没有按我们的预料前来增援。5军到了大汶口也不动了。这样，我军布置的打援部队就不必再等候。华野特种兵纵队在陈锐霆司令员带领下来到泰安城外，陈士榘、唐亮与陈锐霆商量，决定将主力三纵调来参战。

三纵是以鲁南8师为骨干组建的，擅长攻坚。他们接到命令后，一夜急行军赶到泰安城外。陈士榘部署8师主攻蒿里山、西关，7师对济南、肥城方向警戒打援，9师作预备队。十纵配合从东南方向攻城。24日夜里，8师23团开始攻击蒿里山。20分钟就突破了鹿砦、壕沟和铁丝网。由于时间仓促，观察地形不细，没有发现和控制几个主要地堡，部队往上冲时遭受敌军火力杀伤，突击队伤亡百余人。敌军乘势拼命反扑，我军被迫撤回山下。有三个战士占领半山腰一座地堡，在部队后撤，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独立作战，与敌军苦战一天，战后被嘉奖为“三勇士”。22团对西关外围攻击进展顺利，夺取娘娘庙据点，基本控制了西关。

25日，陈士榘重新部署，将特纵的榴弹炮团拉上来，配合8师再次进攻蒿里山。陈锐霆司令员到前方详细观察地形，配置火力，于黄昏时对敌军阵地发起炮击。陈锐霆是炮兵出身，原在商震的部队中当过炮兵团长，精通炮兵技术和指挥。我军的105毫米榴弹炮开火后，精确命中目标，摧毁敌军前沿阵地和地堡。然后延伸射击，将山顶上一个营的敌军打得四处逃窜。城内的敌72师师长杨文泉用无线电话拼命向南京呼叫，请求增援。南京回话让他“顶住，坚持！”杨文泉说：“顶不住，共军有大家伙（指105榴弹炮）！”南京问：“共军都是土八路，哪里来的大家伙？”杨气急败坏地说：“共军的大家伙，还不是你们在鲁南送给人家的！”8师战士看到我军大炮如此厉害，士气大振，炮火一停立即冲锋，仅用30分钟就冲上山顶，占领了蒿里山。歼敌一个营，我军仅伤亡2人。

夺取蒿里山后，8师和十纵乘势攻城。泰安是座古城，古建筑多，我军决定不用炮火，采取爆破战术步步推进，与敌军展开巷战。25日21时，十纵首先突破东门、南门，8师随即发起攻击。突击连以连续四次爆破，炸毁鹿砦、城门，5分钟突入城内。敌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节节败退，杨文泉的师部盘踞在岱庙内，依靠古建筑的高墙顽抗。到26日拂晓，8师和十纵部队会合后集中攻击岱庙，8师22团以连续七次爆破炸开高墙，突入庙内。杨文泉混在乱兵之中向西门跑，被三纵打回来。又调头向东门逃，被我十纵28师俘获。[6]

经过四天激烈战斗，我军攻克泰安城，全歼国民党第72师2万余人，俘虏中将师长杨文泉以下11 400人，缴获105毫米榴弹炮4门，汽车40多辆。这次战斗是华东野战军步炮协同作战的成功范例，也使我军指战员深刻体会到炮兵在攻坚战斗中的巨大作用。杨文泉被俘后感叹地说：“你们有这么多大炮，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你们炮兵火力组织得这样好，步炮协同这样密切，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7]

在泰安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在附近的部队一直没有前来增援。这里面的原因一是72师非蒋军嫡系，即使被消灭也没什么了不起。二是顾祝同的战略有所改变，他不注重城镇的得失，而是一心要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虽然泰安战事激烈，他却不为所动，命令11师、5军、64、83、74师等部队向新泰、蒙阴方向前进，命令7军和48师向莒县、沂水方向前进，企图乘我主力分散，夺取蒙阴、新泰，引诱我军出击，与我主力决战。

陈毅、粟裕识破国民党军的企图，决定以九纵固守蒙阴外围的观山、白马关一线，以八纵固守桃墟、紫荆关一线，四纵、六纵位于机动地区。自4月20日起，开始了临（沂）蒙（阴）路阻击战。

胡琏指挥的整编第11师这一路，4月中旬由曲阜出发，经泗水向沂蒙山区进犯。杨伯涛指挥第11旅作为先头部队，到达平邑县东北的白马关。他举起望远镜眺望，只见突起的沂蒙山脉，由北向南逶迤绵延，白马关是进入山区通向蒙阴的隘口。杨伯涛派侦察部队向前搜索，发现共军占领了山顶阵地，不断向山下射击。杨伯涛决定集中兵力攻下白马关，天近黄昏，国民党军不善夜战，就在山下宿营。杨伯涛见宿营地四面开阔，无险可守，利用白马关西面一座南北千余米，10米高的土丘，上面配置一个加强营，修筑工事防守，土丘后面配上炮兵。半夜，解放军果然前来袭击。两军猛烈交火，天亮前解放军主动撤离。拂晓后，杨伯涛集中炮火猛轰白马关山头阵地，并组织步兵冲锋。激战一天，占领白马关。[8]

守卫白马关的是九纵25师77团。他们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顽强防御。虽然一个山头只有一个排或一个连的兵力，但敢于同五大主力之一的11师硬拼。白天国民党军用强大炮火掩护步兵占领山头，半夜我军再进行反击夺回来。白马关、黑山、天台山、九女关一线，从4月20日到27日多次易手，反复争夺。我军的长处是守备沉着顽强，待敌军进入我火力有效射程内才一齐开火，给密集队形的敌军以大量杀伤。短处是麻痹轻敌导致不应有的损失。77团2营第一天守白马关，因为没修工事，遭到敌军炮火杀伤。在反击时缺乏严密的战术，队形混乱，所以几次反击均未完成预期任务。[9]

临蒙路阻击战持续一周，八纵抗击国民党军第25师于紫荆关一线，也打得十分顽强。为了分散敌军注意力，陈士榘命令一纵于28日奔袭攻克宁阳，威胁敌军后方。十纵一部也攻占晏城。但是国民党军对蒙阴、新泰的进攻并未停止。粟裕想调陈士榘的西线兵团回来，因白马关失守，5军南下，陈士榘指挥的三个纵队被隔开没能与东线兵团会合。11师攻占蒙阴后，屯兵不前，等候欧震兵团来接应。欧震到达蒙阴后，胡琏向他交代情况，又进占新泰，在那里等候王敬久的部队到来。国民党军谨慎前进，始终靠得很紧，不给我军以歼敌机会。4月29日，粟裕决定以二、四、七、九3个纵队分头攻击汤恩伯的第1兵团。打算分割敌军并歼其一部。由于我军全靠步行，迂回穿插动作较慢，国民党军迅速收缩，退守临蒙公路以西山区，构筑阵地固守。我军只在青驼寺抓住敌军一个半团，战果不理想。5月3日，粟裕指挥四个纵队围困新泰，准备打11师，因王敬久兵团迅速来援，我军不能速战取胜，即主动撤围。

在一个多月的作战中，我军始终是处于主动地位。西线兵团进攻泰安、宁阳，东线兵团在沂蒙山区与敌主力周旋，我军时南时北，有进有退，以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调动和迷惑敌人，使其无法抓住机会与我军决战。陈毅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即挥舞彩球，引诱敌军像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这一个多月的行动，实际上是敌我双方互相试探，寻找战机的过程。华东野战军各纵队没有什么大战，但各纵队都跑了不少路，非常辛苦。一些同志对来回调动不理解，编顺口溜说：“陈司令员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底板啪啪啪。”

新中国成立后编写战史的同志们总结这一段的行动，感到是有教训需要汲取的：“主要是军队调动大，而歼敌不多。显然，当时主客观存在的许多困难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敌人较强大且集中，又改进了战法，行动狡猾谨慎，情况瞬息万变，不易捉摸。加以我军回旋地区较狭窄，部队机动受限制，战机难以寻找和制造。在这些情况下，某些决心不能实现，某些仗打不好也是难免的。”但我们的缺点是在连续大捷后存在着轻敌和急躁情绪，急于求战，只想打一次比一次更大的胜仗，缺乏对敌人的确切分析，就使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产生了矛盾。面对敌军的进攻，我方决心多变，4月上旬先集中，中旬又分散，下旬再集中，使部队调动多而疲劳。“如陈兵团27日受令进迫兖（州）济（宁），29日已全部过汶河，当晚又急令东返，以致既未能乘泰安之胜进迫兖州，继续在津浦路西扩张战果，调动5军等回援；又赶不及围歼蒙阴之敌。在这里，也表现了指挥上的要求与部队实际调转的速度不相适应，要求急，而部队实际上赶不及。”[10]

陈毅、粟裕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战机，心里也很着急。5月3日他们向中央军委报告：鲁中敌人集中，不好打，准备分兵让第一、第六纵队进入鲁南敌后，第七纵队进入苏北敌后，以扯散敌人重点进攻的兵力。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5月6日，他复电陈、粟指出：“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鉴于青驼寺教训，尤不宜分兵，不但一、六两纵不宜过早分出，即七纵亦似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作为钳制之用，一个月后看情形再行南下。因此，五六两月你们除以七纵位于滨海外，其余全部似宜集中莱芜、沂水地区休整待机，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击。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毛泽东建议：“我主力距敌要远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后面一枪不打，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11]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粟裕立即调整部署，取消一纵、七纵南下的计划，命令六纵从新泰南下到平邑以南，隐蔽于鲁南敌后待命。华野主力与国民党军脱离接触，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待机歼敌。沂蒙山老区群众条件好，能严密封锁消息。地形复杂，道路狭窄，不利于敌军重装备行动，而利于我军隐蔽穿插。

我军的耐心等待，使敌情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军南线、西线部队在新泰、蒙阴会合后，不见我军主力去向，蒋介石和陈诚认为我军“攻势疲惫”，已向淄川、南麻、坦埠等地退却。于是命令汤恩伯的第1兵团向坦埠地区大举进攻。汤恩伯于5月10日下午发布命令：以74、25师为先头部队，由25师师长黄百韬指挥，11日开始进攻。除留一部控制孟良崮、桃墟等要点外，限于12日攻下坦埠。74师师长张灵甫遵照命令，于11日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向坦埠以南的杨家寨、孤山我军九纵阵地进攻。

粟裕得到九纵的报告，引起高度重视。这究竟是局部的行动，还是新的全线进攻？华野的情报部门获悉了国民党军的作战部署，立即报给粟裕。粟裕分析了情况，认为敌军是在向我发动全线进攻。其部署显然是以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兵团的掩护下，对我军实施中央突破。其目的是要打击在坦埠的华野指挥中枢，使我军陷于混乱和包围之中，便于其聚而歼之。粟裕认为，敌军的行动恰恰给我军到来了有利的战机。在前一个月的作战中，顾祝同的战略是密集靠拢，行动谨慎，一打就缩，让我军很难捕捉。现在74师大胆突前，我军应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就近迅速调集几个纵队的兵力，切断74师与其友邻部队的联系，彻底消灭74师。

74师能不能打？有没有把握将其全歼？这是需要周密考虑的。粟裕又作了一番分析：74师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它全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军官训练，具有相当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之师。把它歼灭了，将给敌人实力上、精神上以最沉重的打击。74师是我军的死敌，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对我华东的数次进攻，常常以74师打头阵，曾先后抢占我淮阴、涟水，我军亦多次寻歼该敌，均因未遇有利战机而未能得手。此次如能将该师歼灭，对我军指战员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从兵力对比看，进攻鲁中山区的一线敌军在120公里的距离内，一字长蛇阵摆了8个整编师，多数部队距离74师只有一、两天路程，25、83师靠得更近。我军有9个纵队，兵力不占优势，但是74师中央突破，进入我军主力集结的正面。我军不需要大的调整，即可在局部形成五比一的绝对优势。74师虽然是强敌，但也有弱点。他们的重装备在山区受地形限制，不能发挥威力，原来强大的一面就相对削弱了。而且74师十分骄横，与其他部队矛盾很深，在我们围歼74师时只要坚决阻援，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考虑成熟，粟裕将这些想法向陈毅司令员汇报。陈毅高兴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并立即定下战役决心。[12]陈士榘参谋长和司令部人员拟定作战方案，粟裕特别交代说：“这一次别忘了六纵，我向王必成许过愿，打74师不能少了六纵的份。”陈士榘完全理解，答道：“王必成在两次涟水战役中都和74师交过手，六纵的干部战士最恨张灵甫和74师。六纵要从鲁南强行军，突然插入敌人背后，打击敌人。”陈毅说：“这是奇兵！”战争年代的机关工作效率非常高，野战军首长议定的事情，参谋处很快就标出草图，拟好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和向各部下达的命令。陈、粟首长一签字就可以上报、下发。战役的准备工作就是这样高速运行的。

当时胡宗南的部队进攻陕北，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在黄土高原上与敌军周旋。他与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仅带一个精干的小分队，昼夜转移。在那种艰难时刻，他仍然十分关注山东战局。5月12日，他指示陈、粟：“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13]毛泽东的指示，表现了对华东前线指挥员的信任，使陈毅、粟裕极为鼓舞。他们立即回电，报告了打74师的决心和计划。

5月12日，在坦埠东北西王庄华野前线指挥部，陈毅、粟裕、谭震林召集各纵队首长开作战会议。粟裕宣布了打74师的决心，具体部署是：以一、四、六、八、九纵和特种兵纵队担任主攻，以二、三、七、十纵队担任阻援。以地方武装牵制各路敌人，破坏敌后方公路，进行袭扰。陈毅对各纵队负责人说：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在敌人强大兵力展开进攻时，通常是打击敌人的侧翼有利。但是当敌人连续遭到这种打击而防范严密，特别谨慎，同时中央之敌却比较冒尖，而我军又在其附近隐蔽了相当兵力的情况下，采取一面抗住援敌，一面集中兵力猛攻中央之敌的战术，同样可以达到战役目的。这次围攻74师，就是这种打法。

然而，74师这个敌人不会自己送上门来。要取这颗“上将首级”，就要把这个“上将”从“百万军中”剜割出来。而剜割的关键，就看我们的穿插部队能否坚决插向74师后方，把74师同附近的国民党军分割开，与正面攻击部队将74师团团包围，彻底歼灭。野战军首长原来打算让八纵打穿插，切断74师与25师的联系，后来考虑八纵路程太远，难以按时赶到，谭震林提出要一纵来承担这个任务。当时一纵刚从鲁西南赶回来，战士相当疲劳，粟裕打算让一纵当预备队。一纵司令员叶飞听说有仗打，马上赶到华野指挥部受领任务。粟裕向叶飞交代了穿插任务和路线，叶飞表示愿意承担任务，但部队确实太疲劳，思想准备不足。陈毅说：“你们的任务很艰苦，责任重大，如果你们任务完不成，整个战役部署就完了。我们把独立师调来加强一纵，你就有四个师的兵力了。一纵战斗作风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叶飞再没二话，受领任务就返回部队。[14]

王必成的六纵当时隐蔽在百里之外的费县铜石镇，接到野战军指挥部的命令，六纵干部战士顿时兴奋起来。六纵政治部进行战斗动员时说：“74师是我们的死对头，我们为了歼灭他，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去年一次已经布置好了打他，因为情况变了便宜了他。我们来到山东，他也赶来了。今天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再不好好收拾他，等待何时？今天是我们报仇雪恨的机会了！”全纵连夜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74师的后方基地垛庄赶去。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2]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366页。

[3]　台湾“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2册，第1597～1599页。

[4]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7]　陈士榘：《天地翻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8]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

[12]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页。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

[14]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第17章　激战孟良崮

我军向74师背后穿插——独立师抢占天马山——李天霞打滑头仗——汤恩伯要张灵甫“中心开花”——六纵飞兵占垛庄——廖政国顽强阻敌——陈毅命令不惜代价消灭74师——孟良崮大血战——张灵甫之死——战后双方的总结

1947年5月12日，华东野战军部署已定，准备组织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74师。此时，74师师长张灵甫正按照兵团司令汤恩伯的命令，继续向坦埠方向进攻。13日，74师经过一天猛烈进攻，占领大箭、马山等地，距离坦埠不到10公里。我九纵部队坚决抗击，迟滞74师的前进。就在张灵甫全力向前进攻的时候，13日夜里，我华野一、六、八纵队开始行动，向74师背后插去。

一纵1师的任务占领曹庄附近的黄牛顶山、尧山等地，切断蒙阴的敌65师与74师的联系。廖政国师长带领队伍出发时，尚不清楚敌军究竟占领着哪些山头。他命令1团拿下尧山。1营、2营乘夜向尧山挺进。1营分路后即与团部失去联系，14日拂晓时到达尧山下的小村庄，遭到敌军射击。1营前进受阻，只好就地投入战斗。2营开始攻击后，摸黑走了6里地没发现敌人。营长感觉不对，怕孤军深入不利，派副营长带5连搜索前进。天色微明，他们摸到尧山脚下一个村庄，立即猛扑上去，活捉一名国民党军勤务兵。供称山上有敌军一个连，天明后还有一个营增援。营长立即命令5连抢占尧山，并组织重迫击炮朝山上轰。敌军措手不及，慌乱起来。5连抢占山头。但是连长有些大意，只留一个班守卫，其余下山去休息。结果敌军组织反击，尧山失守。团首长认为尧山得失关系重大，命令4连、5连坚决夺回山头，并组织炮火支援。4连1班长朱金林很有头脑，他观察地形后，与全班制定攻击计划。第一步冲过沙河，第二步占领庄子，第三步到达山下小高地，第四步攻占山间小庙，第五步迂回到山顶，第六步打掉山顶敌军地堡。在我军炮火连续轰击下，朱班长带领战士按计划行动，仅用半个小时就冲上山顶。敌军溃散，尧山再次被我军占领。[1]

叶飞率领一纵2师和独立师向孟良崮开进。叶飞在老鼠峪等候两个师前来会合，但从下午等到黄昏，独立师才赶到。原来他们没有向导，完全是凭着指北针从山里摸索到指定地点的。叶飞一看表，已经比规定的出发时间晚了几个小时，行动的迟缓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独立师没有辩解，立即跑步前进，强行军40华里，在14日拂晓赶到天马山。叶飞随2师开进时，正逢74师也在向孟良崮收缩。两军靠得很近，74师走在山岗上，我军走在山脚下。74师以为山下的部队是25师，既不问口令，也不打枪。当时暮霭浓重，视线不清。叶飞命令部队坚决前进，不能停下。如果被敌军发觉，火力向下一压，一纵的处境就十分危险。就这样，两军平行前进，我军的行动没有暴露。[2]

独立师急行军整整一夜，14日拂晓抢占了天马山、蛤蟆崮、黄家峪等制高点，切断了25师与74师的联系。在行军中有两个连队因疲劳过度，休息时睡在路边，干部没听到集合命令而掉了队。占领天马山后，独立师1团又向垛庄飞速前进。在半路上发现了74师的急造军用公路。团首长认为这是敌军的必经之路，命令抢占附近的285高地，切断敌人的后路。2连、9连战士以勇猛果敢的动作，迅速冲上山顶，迫使敌军向孟良崮方向溃退。

74师毕竟是国民党军队中战斗力很强的部队。14日中午，74师对285高地组织反冲锋，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据独立师战后总结中说，74师战术运用得相当熟练：“在进攻中，善于小群之迂回动作。正面以少数兵力佯动呐喊，另使用小集团兵力，从我两侧钻隙前进。如其迂回部队得手，正面佯攻部队立即向我前沿攻击。”“其班排干部指挥熟练，善于掌握部队，撒得开也收得拢。并能机动掌握情况，如发现我之弱点，立即乘隙突击。部队进出，均极迅速。不恋战，不穷追，占我一地，即行火力追击。其进攻队形疏散，善于采取分段分梯次交互前进。进攻道路之选择亦极隐蔽。”“轻重机枪均能行交叉火力，善于寻找我防御前沿与纵深之轻重机枪火力点，行压制射击，往往打坏我之机枪及射手。”“步兵每占一地，立即迅速改造工事，并插满小旗，标示其到达位置。其攻击部队狡猾多端，常以钢盔放于棱坎，伪装停止，部队由两翼隐蔽运动。或以少数短兵火器隐蔽与于山脚设伏，主力故意暴露退却，俟我反击，即突然以短促火力杀伤我反冲锋部队。”但是74师最大的弱点是缺乏近战的勇气，不敢拼刺刀。14日下午他们对285高地连续组织13次冲锋，均被独立师1团2连、9连战士用手榴弹和刺刀击退。黄昏时乘我军换防空隙，敌军发起第14次攻击，占领285高地。这时天色渐黑，后续部队没有到达，1团改向285高地以南公路两侧突击，截获敌军辎重车百余辆。从13日下午开始行军到这时，独立师已经连续战斗了30个小时。叶飞在战后总结中对独立师的顽强作风给予高度评价。[3]

第八纵队在王建安司令员指挥下，越过沂河，绕过孟良崮向万泉山、老猫窝发起攻击，准备在垛庄与一、六纵会师，完成对74师的包围。垛庄以南至青驼寺一线是83师防区，他们的任务是配合74师进攻沂水，并保护74师右侧的安全。83师师长李天霞与张灵甫矛盾较深，李天霞是王耀武的黄埔同学，曾是张灵甫的上级。张灵甫作战强于李天霞，得到蒋介石信任，李对此很是嫉妒。因而在配合74师作战时，惯打滑头仗，以保存实力为原则。不仅李天霞如此，国民党军其他部队也是如此，在战场上互相观望扯皮，谁也不愿为别人付出代价。战后据74师俘虏谈起，他们向坦埠进攻时，张灵甫曾与11师师长胡琏通话：

张：“请你们一齐动！”

胡：“上级叫我们等你们动才动。”

张：“我们现在已经动啦。”

胡：“上级要我们等到你们打了才动。”

张：“那么你们将动到哪里呢？”

胡：“坦埠以北约80华里的地方。”[4]

其实，胡琏的11师在蒙阴根本没有动。张灵甫请李天霞的83师一起行动，汤恩伯也命令83师派一个旅到沂水西边。李天霞阳奉阴违，派出战斗力最弱的57团，仅用一个连的兵携带报话机一部，冒充旅的番号，同友邻部队联络，弄虚作假。57团团长罗文浪驻守在垛庄以南的老猫窝，掩护74师右后方。

5月14日拂晓，情报部门向张灵甫报告：当面共军连夜调动前进，有积极反击之企图。张灵甫不相信，维持原来的决心，命令74师向指定目标进攻。清晨，74师58旅在马牧池、王山庄的高地受到解放军攻击，被消灭一个连。58旅报告：解放军的兵力有一个师以上。张灵甫犹豫起来，下令暂停对坦埠方向的进攻。10时，各下属部队纷纷报告：74师两侧的天马山、覆伏山、万泉山都受到共军进攻，共军有向垛庄进攻迹象。张灵甫这才确信解放军要包围74师，下令74师迅速撤退到孟良崮、垛庄一带。他向汤恩伯报告了情况，并要求友邻的李天霞等给予支援。

谁知李天霞的83师不仅没有动作，在沂水西岸的阵地也很快被我军突破，致使74师的57旅被隔开。张灵甫打电话问83师57团团长罗文浪，沂水西岸有多少部队。罗不敢直说，支吾其词。张灵甫大怒道：“你们搞得什么名堂？现在右翼出了毛病，我们有一个旅没有下来。共军大部过了河，形成包围。我已向国防部告了状，出了事，你们要负责。”他要罗转告李天霞，马上采取措施补救。罗文浪心里十分不满。57团在去年苏中战役中曾两度被歼，现在是由伪军改编的，装备最差，士气低落。而李天霞却总是让57团打头阵，其用意是即使57团被消灭了，于83师实力无损，他还可以向上司交代，可见李天霞的狡猾毒辣。

不一会，罗文浪又接到汤恩伯的电话，询问垛庄情况。罗回答垛庄还在74师手中，没有发现共军。汤嘱咐要派兵确实占领垛庄，不能让74师的后方出问题。晚上，李天霞打电话询问情况，指示罗说：“夜间作战要多准备向导，特别注意来往的路，要多控制几条。”暗示如果发生战斗，就可以后撤。可是很快又接到旅长电话，说是奉师部命令，要57团坚守阵地，行动归张灵甫指挥。罗心中暗想：“李天霞一面公开下令叫57团归张灵甫指挥，又暗示我后撤。很明显，这是他的花招。一旦出了问题，上边追究责任，我就是牺牲品。”国民党军内部的勾心斗角，在战斗中充分暴露出来。[5]

14日上午，74师的正面遭到我军四纵、九纵的猛烈进攻，侧后又发现一纵、六纵、八纵的穿插，张灵甫感到事态严重，遂组织74师向后撤退。他本想撤回垛庄，但撤退中得知垛庄已被我军占领，只得被迫退向孟良崮、芦山等地。企图凭借山险固守待援。他向汤恩伯报告了情况，汤恩伯虽然感到震惊，但考虑到74师战斗力强，又占据孟良崮，可以进行防御作战。附近有众多增援部队，正是与我军决战的好时机。他电告张灵甫：“匪来犯我，实难得之歼匪良机。贵师为全局之枢纽，务希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并以一部占领垛庄，协同友军予匪痛击，以收预期之伟大战绩。”汤恩伯命令74师吸引我军主力，又命令新泰之11师、蒙阴之65师、桃墟之25师、青驼寺之83师迅速向74师靠拢，并招呼较远的5军、7军、9师、20师、48师、64师向蒙阴、垛庄前进。国民党统帅部企图以74师为“磨心”，来个“中心开花”，以10个师（军）的强大兵力对我华东野战军的5个纵队进行反包围，求得决战的胜利。张灵甫自恃建制完整，外有援兵，表示能够坚守孟良崮，要求空投弹药，依托山头高地固守。但是74师的美式榴弹炮等重装备无法拖上山，只得抛弃于山下。

孟良崮位于蒙阴东南60公里的芦山山区。芦山山区东西宽40到50公里，南北纵深30到40公里。万泉山、雕窝、芦山、孟良崮等山峰起伏相连，主峰孟良崮高500余米。这一带的山峰全是清一色的石头山，山峰陡峭，怪石耸立，草木稀疏。这里本来人口就少，国民党军到来之前，当地群众早已坚壁清野，十室九空。74师到达孟良崮后，张灵甫部署58旅防守中心区域雕窝、芦山、孟良崮，51旅防守西北方向的540、520、285等高地，57旅防守北面的石旺崖、大碾等地。孟良崮山上石质坚硬，无法构筑工事。74师士兵用石头堆起围墙，在山路上设了鹿砦和障碍物，以山沟和石缝为隐蔽处。

14日夜里，解放军向57团发起猛攻，这是王建安指挥的八纵在向74师后方穿插。罗文浪指挥部队抵抗了一阵，便瓦解逃窜。八纵占领老猫窝，切断了74师与83师的联系。罗文浪带领57团残兵逃到通往临沂的公路上。他考虑了一下，自己的任务是保障74师后方的安全，现在74师还在孟良崮，57团如果跑回去，必受军法制裁。如果向74师靠拢，还有一线生机。于是他命令部队调头，冲向垛庄以东的高地，与74师58旅会合，防守西南阵地。

王必成的六纵是粟裕安排的一支奇兵。12日六纵接到夺取垛庄的命令，王必成喜出望外，立即收拢部队，由百里之外飞速前进。这一路多是山区，六纵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翻山越岭，徒涉河流，14日拂晓到达距离垛庄20多里的观上、白埠，稍事休息，下午继续前进，先头部队击溃25师阻击部队后，到达垛庄外围。黄昏时发起攻击。垛庄是74师后方基地，只留下运输营和辎重营，在六纵猛烈攻击下，很快就被解决。大量弹药和军用物资及上百辆卡车被六纵缴获。当夜，六纵与西北的一纵、东南的八纵取得联系。

14日夜里，我军发扬夜战特长，从几个方向向74师盘踞的山头发起连续攻击。四纵、九纵经彻夜激战，推进到唐家峪、赵家城子一线，并一度占领当阳、雕窝。八纵23师经过8小时连续战斗，终于占领万泉山。这样，我军进攻孟良崮的5个纵队打通了联系，将74师合围在孟良崮的狭小山区，并构成了阻击25、83师的坚强防线。当夜23时粟裕下达命令：“一纵已占覆浮山、天马山及孟良崮两山地，四纵部队已过汶河南下，八纵部队已抵万泉山，敌已为我包围，退路基本上已截断。明日拂晓前3时发动总攻，以期尽可能于明日上午解决战斗。”[6]

战役到了关键时刻。对我军来说，一是能否迅速围歼74师，二是阻援的4个纵队能否挡住敌人援兵。陈毅当即发出“歼灭74师，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号召。粟裕带领指挥所由坦埠向前推移，来到前线艾山脚下张林村的一个山洞里，密切观察和指挥战斗。各级指挥员的位置也前进到第一线，准备15日发起总攻。

在汤恩伯和南京方面的督催下，15日晨国民党军25师、83师等向我军阻援部队发起攻击，企图向孟良崮靠拢，为74师解围。25师在这次行动中与74师编在同一纵队，由师长黄百韬负指挥之责。这天上午10时，黄百韬以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覆浮山、界牌、天马山发动攻击。黄百韬没有打滑头仗，25师在不间断的炮火下，以“人海战术”向我一纵1师阵地密集进攻。山坡上双方展开肉搏，杀声震天，尸横遍野。在1师阻击部队伤亡殆尽的情况下，25师以重大伤亡占领了覆浮山和界牌，虽然只前进了不到5公里，但与74师只隔一座天马山，几乎就要突破我军防线了。

此时，一纵已将主力投入总攻孟良崮的战斗，抽不出机动部队来增援1师了。15日拂晓陈毅司令员打电话给叶飞：“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74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10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军周围，先后打响。当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纵队把74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巴望了，我们也就免得两边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叶飞已经感到两面作战的压力，仍下定决心将多数兵力投入孟良崮方向，把防御25师、65师的任务交给1师师长廖政国。廖政国从来没有承担过如此困难的任务：他带领1师的两个团和刚由地方部队升为主力的3团、9团，要守住60公里长的阵地，挡住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但是他没说二话，接受任务就出发了。当25师攻占界牌后，黄百韬命令全力进攻天马山。下午16时，天马山阵地告急，国民党军已经攻到半山腰。廖政国已经用上所有的预备队，叶飞正在指挥攻击孟良崮的战斗，赶调部队也来不及了。正在危急时刻，忽然看到一支部队正沿山沟向孟良崮方向前进。廖政国拦住询问，原来是四纵28团的一个营。廖对营长说：“我是1师师长，命令你们立即赶援天马山。”营长说：“我营奉命跑步赶去攻击孟良崮，任务紧急。”廖政国指着硝烟弥漫的天马山说：“天马山阵地得失，关系重大。如果敌人打通联系，全局皆输。我手里只剩几个警卫员，只有使用所有到达这个地区的部队。”那营长考虑了一下说：“好，我执行你的命令。”这一营生力军赶到天马山，和1师同志一起将25师击退。黄百韬的努力在最后一步遭到挫败。[7]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83师、7军在坦克和炮火支援下，连续向我二纵、八纵桃花山、留田一线发起攻击，一度接近我军包围圈，距离74师只有5公里。李天霞用上了预备队，也未能突破我军的顽强阻击。11师从新泰南下，受到我三纵的阻击。胡琏白天虽有进展，夜里又遭到三纵袭击，被阻挡在蒙阴以北。七纵在7军、48师背后积极佯动，牵制敌军不敢大胆前进。华野阻击部队3天的顽强防御，给主攻部队最后歼灭74师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15日的孟良崮，战斗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陶勇指挥四纵向孟良崮西北麓的540高地攻击。从山脚下望去，山麓上排列着7个逐渐上升的小山头，很像阶梯。四纵先头部队一个营从黎明开始发起攻击。74师守备部队在错落的山坡上构筑工事，围上鹿砦。布置交叉火力封锁大小道路和凹地。我军先上去一个连，沿着山沟和凹地隐蔽前进。左右山坡上敌军突然开火，我军战士倒下几个。其余战士向旁边隐蔽，又遭到交叉火力的袭击。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第一次攻击失败。营长吴可如观察地形后，认为应该集中兵力，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占领。我军集中六零炮、八二无后坐力炮向第一个山头开火，摧毁敌军工事。敌军在岩石山上无处隐蔽，只得向高处的山头逃命。我军战士乘势占领第一个山头，炮火又向第二个山头延伸射击。就这样，我军一个一个地占领山头，向540高地山顶前进。敌军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跳出工事进行反突击。我军迎上去与之肉搏，到下午3时，终于将七个小山头占领。后续部队和友邻的一、六纵队沿着这个“阶梯”，直扑孟良崮。[8]

许世友指挥九纵攻击孟良崮东南的制高点雕窝。雕窝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控制它就可以直接打击孟良崮阵地。九纵与74师在这里展开反复争夺。15日拂晓，九纵26师76团在炮火支援下向雕窝发起攻击。在敌军火力密集封锁下，进展十分艰难。到11时，76团才占领雕窝。立足未稳，74师一个营就来反冲锋。雕窝又被敌人夺去。到16日黎明，我军集中强大炮火猛轰雕窝，76团再次攻击，仅用两小时就再次占领雕窝。

在我军5个纵队的猛攻下，74师伤亡惨重，国民党军被困在孟良崮山上，断水断粮，饥渴难熬，战斗力和士气大大下降。张灵甫的信心动摇了，他拼命向汤恩伯和南京方面呼叫，要求附近各师前来解围，并要求空投弹药粮食。汤恩伯在15日中午致电张灵甫，还在给74师打气：“目前战局，贵师处境最苦，而关系最重。黄（百韬）李（天霞）两师并王凌云师即向东出击，只要贵师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亦即贵师极大之功绩。务希转告全体将士一致坚毅奋斗，以达成此伟大任务。”[9]但是张灵甫坚持不下去了，他命令74师各部全力突围，争取杀开一条路，和增援部队会合。15日下午，74师在飞机轮番轰炸掩护下，先向垛庄方向突围，被六纵阻击堵回来。又改向西北方向突围，被一纵打回。后又转向东突围，一度重占雕窝，但也被九纵打回。74师官兵居高临下，依托巨石和山头阵地，不断发起反冲击。我军与敌军展开肉搏，每一处阵地都经过数次乃至十几次冲锋和反冲锋。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战斗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罕见。孟良崮上缺少水源，74师士兵在太阳暴晒下饥渴难忍。九纵控制的野猫圩山沟中有一眼山泉，74师发起集团冲锋，与我军争夺水泉。九纵25师73团一个连固守阵地，打退敌军20多次进攻，连队干部几乎全部伤亡，仍坚持不退。敌军死尸遍地，却没有得到一滴水。战斗到黄昏，74师伤亡惨重，被我军压缩到孟良崮、芦山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几个山头上，人员、马匹、辎重等密集地挤在山头上、山谷中，完全暴露在我军的炮火之下。张灵甫等转移到孟良崮600高地的一个山洞里，74师参谋长魏振钺用无线电话呼叫：全师终日战斗，伤亡极为惨重，请求空投弹药，并望援军速进解围。张灵甫亲自与25师黄百韬师长通话，要他们占领天马山，解救74师。汤恩伯则命令74师、83师共同向万泉山方向突击，求得会合。但74师回答：目前已无力攻击万泉山。

15日这天夜里，华野指挥部也无人入睡。陈毅考虑：在决定性的战斗中，要舍得拼。在关键时刻，要舍得本钱，才能保住本钱。在残酷的战争中，部队不可避免要有消耗，只有勇于承担牺牲，才能夺取胜利。现在孟良崮战役好比骑虎，不能下背，下来就会被咬死。夜里22时，陈毅打电话给叶飞说：“敌11师已靠近蒙阴，5军已到新泰，64师已到青驼寺。如果明天（16日）拂晓前不能全歼74师，我军将陷入敌人包围。”陈毅沉默半晌，口气坚决地说：“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74师，我们就全盘皆活了。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他授权叶飞统一指挥一、四、六、九纵队，总攻孟良崮。粟裕下达总攻部署：九纵以两个师攻击520高地，然后向孟良崮发展；四纵以6个团猛扑540高地，会同九纵攻击孟良崮；八纵以4个团攻芦山；六纵自宫山向北攻击；一纵以7个团向东攻击。总攻时间定在16日凌晨1时。

16日凌晨，各纵队开始向74师发起全力猛攻。我军集中全部炮火向孟良崮山上猛轰，把山上打得浓烟滚滚，血肉横飞。炮弹打到岩石上，迸溅的碎石给密集的敌军造成重大杀伤，一炮就打倒一片。74师的骡马、辎重、伤员、非战斗人员拥挤在山岗上，伤亡惨重，部队已呈混乱状态，失去控制。炮火准备后，我军几路大军杀声震天，奋勇登山。敌军困兽犹斗，与我军白刃格斗。我军攻势如潮，越战越勇。陈毅、粟裕在指挥部里，不断收到各纵报告：

3时：九纵爬上东540高地。

3时30分：一纵占领西540高地，独立师攻占600高地两侧。

4时30分：八纵登上芦山主峰。

8时：四纵攻上540高地，将敌军一个旅压向东南谷地。

10时：一纵向600高地攻击。

10时15分：九纵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山凹发现2 000敌人，正在消灭中。[10]

就在我军主力总攻孟良崮顺利进展时，从西北方向传来隆隆炮声。这是国民党25、65、83等师正在向我阻援部队发起攻击。蒋介石于16日8时下达命令：“山东共军主力今晚向我军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军，完成革命之惟一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定以畏敌避战，纵敌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黄百韬、李天霞犹如刀架在脖子上，不能不拼命了。惯于保存实力的李天霞也用上了他的预备队，但是我一、六纵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和二、三、七纵都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与敌军死缠烂打，反复争夺，坚决不后退。迟滞了国民党援军的前进，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时间。陈毅、粟裕急于解决74师，每隔5分钟就向各纵询问一次。上午，陈毅打电话问九纵司令员许世友：“聚歼74师，成败在此一举！我们能争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们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把孟良崮拿下来？”

许世友回答：“现在已经打成这个样子，还能让敌人跑了！我手头还有一个师没用上，74师不要想从我这里跑掉一个人，通通打完，把它消灭！”

陈毅大声说：“好！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一千，我给你们补一千；打掉两千，我给你们补两千。谁打下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许世友立即将陈老总的指示向各级传达，同时命令把预备队全部用上去，抽调机关人员补充到战斗部队中。他命令25师萧镜海师长：“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冲！”九纵打乱建制，干部战士不待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冲。到15时，我军5个纵队会师于孟良崮、芦山山顶，74师官兵纷纷就擒。战斗基本结束。[11]

这时山雨欲来，满山浓雾，能见度很低。各纵队忙着打扫战场，清点俘虏，收缴枪支弹药。有的战士高兴地举枪向天空射击，表达胜利的喜悦心情。但是华野指挥部监听到孟良崮地区仍有敌军电台活动，陈毅、粟裕命令各纵队立即清查上报毙伤俘虏敌军的准确数字。首长们亲自汇总核实，发现各纵队所报歼敌数字与74师编制数相差甚大。即令各部不顾疲劳，组织部队进行战场搜索。陈毅嘱咐：“不要放走张灵甫一兵一卒。”经过3个小时的协力搜剿，终于发现约有7 000残敌隐藏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这里是我军攻击孟良崮的接合部，攻击部队见他们没有开枪，以为是我军的友邻部队，没有攻击他们。当这股敌人被发现后，四、八、九纵马上组织最后的攻击，将其包围全歼。到17时战斗全部结束，粟裕向陈毅报告了全歼74师的消息，陈毅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祝酒致敬。”说完，他如释重负般地坐下来，长叹一声：“嗨呀，这三昼夜总算是熬过来了！”这时，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像是在冲洗孟良崮的战火硝烟，恢复它的平静故态。

华野首长曾计划歼灭74师后，乘胜扩张战果，再歼灭25师或83师。但因南北两个方向敌军全力向垛庄、孟良崮方向前进，已经密集靠拢，不易分割。我军经三昼夜战斗，已经极度疲劳。陈毅、粟裕于16日深夜决定不再恋战，各纵队脱离战场，后撤到坦埠、马牧池、莒县以北地区休整。国民党军占领垛庄、孟良崮后，已不见我军踪影。74师的灭亡令他们胆战心惊，遂全部转入防御态势。

战役结束后，陈毅最关心的是追查张灵甫的下落。5月16日18时30分四纵曾向野战军指挥部报告：张灵甫为30团所俘，后又失踪，刻正清查中。[12]第二天，得知张灵甫的尸体被抬下山来。有的说自杀，有的说在战斗中被击毙。陈毅进行多方调查，才知道战斗结束前，张灵甫和副师长蔡仁杰、参谋长魏振钺等给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将团以上军官姓名报告蒋介石，表示要“集体自杀，以报校长培育之恩。”实际上他们都不想死，正犹豫间，四纵战士冲进74师师部所在山洞，张灵甫等均被生俘。在押解途中，六纵特务团的干部见到张灵甫，旧恨新仇涌上心头，头脑一热，开枪击毙张灵甫。然后让俘虏兵抬着尸首随部队转移，掩埋在沂水县野猪旺村后的山冈上。坟前竖一木牌，上写“张灵甫之墓”。[13]

陈毅得知此事，非常生气。杀俘是严重违反我军政策的行为，特别是活捉张灵甫，政治上的影响多大，但是人已经死了，给胜利打了折扣。5月29日，陈毅在山东坡庄华东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此次对俘虏政策的破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放下武器的自由杀害，不多责备，不追究责任。要推动全国革命高潮，主张不多杀俘虏，有些同志不相信俘虏策反成绩，甚至害怕。”“重伤兵杀俘虏，不老实，公开对党进行欺骗，违反政策。张灵甫是我们杀的，报告说是自杀的，我们便欺骗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14]为了向党中央如实报告事实，5月3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谭、陈联名致电中央军委：

“（一）据最后调查证实：74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58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风山当场所击毙。当特团何副团长走近张灵甫等藏身之石洞，据师部副官出面介绍为张灵甫等人。现尚在俘官处可证。

（二）另查出51旅旅长陈传钧、副旅长皮宣猷、57旅旅长陈嘘云、参谋长魏振钺、副参谋长李运良、58旅副旅长贺诩章、师新闻处副处长赵建功均被俘，现在野战俘官处生活。”[15]

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全歼整编74师及83师一个团。其中毙伤13 000人，俘虏19 676人，合计歼灭32 676人。缴获山野炮28门、轻重迫击炮235门、轻重机枪987挺、长短枪9 828支和大量弹药、物资。我军阵亡2 043人，负伤9 300人，加上其他减员，共计伤亡12 189人。在这次战役中，我军的伤亡几乎与74师相等，远远超过鲁南、莱芜战役的伤亡数字，可见这次战役的激烈和残酷程度。也说明胜利来之不易。中央军委高度评价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毛泽东5月22日致电华野领导人：“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16]

粟裕副司令员在战后总结报告中指出：“这次战斗确实是个硬仗，参战的各个纵队都下了最大的决心，高度地发扬了我华东部队英勇顽强，连续战斗、不怕伤亡、不怕消耗和能攻能守，攻防结合、积极主动协同配合作战，坚决歼灭敌人的光荣传统作风。全战役共毙伤俘敌三万二千余人，我军伤亡一万二千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三比一。这个伤亡代价是值得的，我们换取了在敌人重点进攻的高峰、在敌人密集的进攻队形中歼灭其一个主力师的巨大胜利，砍掉了敌人一支最强的骨干力量。”

“这次战役过程中，我们几次定下决心和变更决心，而最后决心集中全部兵力捕歼位于敌军密集队形中央的王牌第74师于孟良崮地区，是很不容易的。充分体现了歼敌决心的坚定性和战术的灵活性，这要归功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也是陈总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积极贯彻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速决歼敌方针的又一杰作。从整个战役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我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通过解放战争以来历次战役胜利，对陈毅司令员的正确指挥无比信任，从而真正作到了上下一致、万众一心、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不怕走路、不怕疲劳、服从命令听指挥、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几十万大军如同一个人一样，捏成一个铁拳，捶到预定歼击敌人的头上。没有这个条件，任何作战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7]

国民党统帅部那边，是一片沮丧和哀鸣。16日下午15时，汤恩伯还在向各部队绝望地叫喊：“我张灵甫师连日固守孟良崮，孤军苦战，处境艰危。我奉令应援各部队，务须以果敢之行动，不顾一切，星夜进击，破匪军之包围，救袍泽于危困。其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决非我同胞所忍为，亦恩伯所不忍言也。”[18]但此时孟良崮方向的枪声渐稀，增援部队知道74师大势已去，也就不再拼命进攻了。两天后，一个侥幸突围出来的74师副团长带伤逃到临沂，向汤恩伯报告74师灭亡的消息。为了掩盖失败真相，他编造了张灵甫等自杀成仁的谎话。

蒋介石获悉74师被消灭，极为震惊。他哀叹这是自发动内战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蒋介石在南京为张灵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玄武湖边立碑纪念（1949年第三野战军解放南京后，拆除了张灵甫的纪念碑）。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追究孟良崮战役失败的责任。汤恩伯被免去兵团司令之职，黄百韬、李天霞更是主要责任者。黄百韬自知难逃惩处，索性大胆承担。他在开会之前见到汤恩伯，表示战败的责任由他完全承担，与汤无关。汤恩伯正苦于无法交代，见黄百韬如此仗义，深为感动。在会议上汤恩伯力陈张灵甫骄傲自大，不听黄百韬指挥，才导致全军覆没。顾祝同也指示黄百韬大胆报告张灵甫轻敌冒进，擅自行动的情况。黄百韬在会上侃侃而谈，汇报了孟良崮战役的经过和25师为救援74师，自己伤亡一万多人的事实。在场的人都认为黄百韬是尽了自己的努力，蒋介石只给他撤职留任的处分，黄百韬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化险为夷。李天霞则受到应有的处罚，被撤去职务，送军事法庭审判。他上下疏通，送了很多金条，才逃脱判决，一年后复出。

为总结孟良崮战役的教训，国民党军官训练团曾进行专门研究。他们承认自己有多种失误。如74师是重装备部队，在山地作战中不能发挥优势，反而被重装备所累。指挥官只看地图，不像共军亲自侦察地形，犯了主观的错误。74师修建垛庄公路，暴露攻击方向，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方面总结的教训是：“重装备部队不能离开公路，轻装备部队应在公路两侧道路行进，始不会遭敌袭击。对共军之攻防，应使360度均无弱点，始可操取胜算。”“与敌作战，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19]蒋介石认识到这次失败不仅是战略战术问题，主要是部队作风败坏，互相拆台，协同不力。不解决内部矛盾，战争是打不赢的。他在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研究班上说：“我自张师长殉职以后，立刻命令前方（沂蒙山区）部队停止进攻，同时召集各将领来彻底检讨，彻底研究，彻底改正我们部队的作风和习惯，重新决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因而，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暂时停顿下来。

[1]　《一纵孟良崮战役基本总结》。

[2]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31页。

[3]　《第一纵队独立师孟良崮战役总结》。

[4]　《74师战俘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1947年6月15日。

[5]　罗文浪：《孟良崮战役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6]　《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

[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

[8]　四纵政治部编：《战斗》第15期。

[9]　国民党第1兵团：《蒙阴东南地区战役战斗详报》。

[10]　《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

[11]　《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480页。

[12]　《华东野战军孟良固战役阵中日记》。

[13]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5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2册。

[15]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6页。

[1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1页。

[17]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18]　国民党第1兵团：《蒙阴东南地区战役战斗详报》。

[19]　国民党军官训练团：《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

第18章　化敌为我

陈毅会见74师军官——融化俘虏补充我军——审查甄别工作——“解放战士”的思想问题——老“解放战士”现身说法——评功会上的民主气氛——诉苦启发阶级觉悟——陈毅称赞“解放战士”

1947年6月9日，陈毅接见了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74师将校级军官。当时华野政治部组织这些军官举行时事座谈会，陈毅同与会者会见，一一握手表示慰问。当74师的军官们谈到孟良崮战役失败的原因时，陈毅说：“历来国民党军失败均归咎国防部，归咎陈诚，我在此替陈诚分辩几句。其实陈诚本人也很难作主，一切都由蒋介石老头子紧紧控制着。”他指出：“蒋介石自北伐中期背叛人民，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道路。蒋介石的这一条反人民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产生错误的战略路线。在蒋介石独裁媚外的政策与战略的双重错误下，国民党军队之遭受失败是必然的。例如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陈毅对在座的军官表示：“对于各位此来，我应负责照料大家，爱护大家。贵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之牺牲，毫无意义，应该惋惜。各位留在解放区内好好研究问题，重新认识问题，各位应视为平生最大幸事。我们能帮助你们的地方，一定尽量帮助你们，绝不为难。”会后，陈毅与他们共进晚餐。[1]

陈毅对74师被俘军官坦诚、热情的态度，令他们深受感动。后来这些人被转送到渤海军区庆云县境内，与鲁南、莱芜等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校们集中，组成“华东解放军官教导团”，接受教育，进行改造。我军的宽大政策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国民党军官思想产生深刻变化。在反省自身的同时，他们也以自己在军事业务上的专长，向我军提出建议，帮助我军指挥员提高战术水平。华东野战军首长非常重视这些意见，将其汇集整理，通报给各纵队。

74师的军官们承认他们的失败，但也指出我军在孟良崮战役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缺点。如步兵班排进攻时，以纵队队形前进，过于密集，如果中间落下炮弹，三个班都要受损失。排长指挥进攻，前进时高举帽子，后退时放下帽子，这种方式太简单，不能适应战场上迅速变化的情况。在战斗中不善于保护自己，如卧倒后应该挖个简单的卧射坑，隐蔽后进行射击。伪装应注意与周围环境一致，这次在山地进攻，有的人把花草绑在帽子和皮带上，与土色不一致，连飞机都看得出来，有时不伪装就是伪装（指黄军装与土色一致——作者注）。炮兵在孟良崮作战中发挥了威力，但山炮阵地选择不很恰当。有一门山炮设在小高地两棵树中间，这个高地低于74师阵地，如果当时被74师炮兵发现，居高临下，很容易击中。炮兵阵地最好选择在村落中，在民房墙上挖开一个洞就可以。在打扫战场时不注意收集有价值的物资。如阵地上遗弃的美制新式无线电话机，我军战士问俘虏这是什么，俘虏告诉了他，他仍把电话机丢弃在地上。74师拖大炮的骡马都经过半年以上的训练，如果放在步兵营中驮普通物资，是一种浪费，应该集中使用。[2]

在战争中融化俘虏，改造俘虏，补充部队，是华东野战军的一项重要工作。陈毅对此极为重视。据华野政治部统计，解放战争第一年，我军歼灭国民党军8个师、29个旅共43万人，俘虏国民党军官兵26万人。除少数军官送后方学习改造，部分伤兵、身体条件差的释放外，绝大部分都补入我军各部队。因为每次战役，各纵队都会有程度不同的伤亡，把国民党军俘虏兵补充进部队，是保持我军建制完整、恢复战斗力的必要措施。陈毅在回顾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时说：“每一战役后，每个团要补充一千多俘虏兵。俘来后就给发枪打仗。我们融化俘虏有一套经验：一是用老解放战士争取俘虏兵；二是用翻身农民战士教育俘虏；三是不搜他们的腰包，失掉东西给一定的赔偿；四是民工教育俘虏。我军每团都有二三百民工，他们有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他们虽不洗面，手脚很黑，穿着便衣，但经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阶级觉悟很高，时事政治都了解。利用他们向俘虏兵宣传教育，使俘虏兵感觉了不起，一个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这样多，往往比指导员或高级干部的讲话作用还大。再经过评功记功，给他们挂上红布条，升为班长，他们就高兴得很：‘在蒋介石那里，当兵一辈子升不了，到解放军不几天就升了班长。’我们很多指挥员愿意要解放战士，不要翻身农民。因为解放战士听指挥、有战斗经验，认为翻身农民到部队给你讲民主，有时开小差，很难侍候。但解放战士在打胜仗时没有问题，一到艰苦时候就开小差。如华中撤退，反攻转移，解放战士就大批开小差，而翻身农民很少，甚至没有。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有些部队则不要，以翻身农民同别人换解放战士。后来因在困难时期解放战士逃跑多，大家不愿要解放战士了。最好部队补兵比例是翻身农民十分之四，解放战士十分之六。一年来，我们补充了二十万解放战士，十二万翻身农民。”[3]

陈毅阐述的是华东野战军融化俘虏补充兵员的基本过程和经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也艰难得多。一个国民党军的士兵或军官，要他们在短时期内把枪口调过来，把立场转过来，为革命事业流血拼杀，谈何容易。孟良崮战役结束后，74师的俘虏被转送到后方，进行审查、集训，再分配到各纵队，就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负责这项工作的野战军政治部俘管处，在孟良崮战役结束后顿时忙碌起来。各纵队除留下一部分士兵以外，共送来6 746人。俘管处的干部将俘虏编为27个中队。上级指示“一个不放”，严加管制不使逃跑。各级干部对74师仇恨很深，都很尽职尽责。这样就使俘虏产生恐惧感，生怕被杀掉。军官更是隐瞒身份，最初进行登记的时候，是“三少四多”。即国民党政工人员、谍报人员、部队主官少，书记、文书多，军需、司务长多，军医、看护多，士兵多。这里面的虚假是一目了然，必须要弄清俘虏的真实身份，俘管处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对俘虏进行审查。

俘管处的干部把审查工作形容为“剪头去尾”。即先把校官、政工、谍报、特务清理出来，同时也把军士、列兵清理出来，分别管理。军士和士兵尽快补充部队，军官则根据情况，另行处理。审查的方法是首先成立校官访问组。俘管处组织科的同志从已知身份的74师校官中选择10个人组成第一个访问组，其中有74师师部的人事科长、一个新闻室主任、一个副团长、一个师部副官主任、两个谍报组长、一个参谋处长等。他们都是坦白了身份，有立功表现的军官。我们的干部注意到以下几点：1．照顾到原来的部队，74师师部和三个旅都有人参加；2．照顾到各种职务，如特务、谍报、政工人员最害怕被揭露身份，所以要有这些部门的人参加；3．要选在部队历史较长、熟悉人事的，如人事科长、负责主官等；4．选择在原部队中有一定威信的，有一定号召力的；5．选择敢说敢作的，最好事先动员，自愿参加，明确要求他们把同部队的熟人部下指出来。我方干部交代政策，先觉悟比后觉悟好，早立功早得宽大处理。涉及个人利益，国民党军官还是很会抓住机会的。

访问组成立后，俘管处干部便以大队为单位，集合全体俘虏开大会。首先让74师人事科长讲话。他说：“你们个个我都清楚，人家宽大相待，你们再不坦白，我就不客气了。大家不要认为我是出卖朋友，其实我是为大家的好。”俘管处的干部严肃宣布：现在坦白者不再追究，仍继续隐瞒者，表示他与共产党对抗，我们的宽大政策就要重新考虑了。说完后，访问组成员到人群中挨个指认，我方干部验明身份，记录在案。这下俘虏们沉不住气了，纷纷举手坦白。

访问组的作用，不但能促使隐瞒身份的俘虏坦白，在指认过程中也反映出访问组成员自己的表现。俘管处的干部意识到：“应当看清他们是不愿意帮助我们动员俘虏坦白的，许多人讲话是出于不得已，指认更是非其所愿。经过访问的大队，俘虏虽然有不少坦白了，但绝非万事大吉，访问组明知某些人隐瞒而不提供材料的大有人在。访问组到队访问时，要严防访问者随便和俘虏交谈。因为访问者基本上是无意助我，如使他们互吐衷肠，反而影响坦白运动的开展。”

利用访问组辨认俘虏身份，有一定作用，但不能彻底查清。俘管处的干部又想出“对照人”的办法，让老俘虏辨认新俘虏。6月14日，7中队来了54个俘虏，俘管处干部让老俘虏前去辨认。经过对照检查，认定其中38人是74师的，并查出51旅野战医院院长、151团情报主任和两个连长。然后又让新俘虏辨认老俘虏，其中140人再次被证实身份。这个方法很灵验，俘管处第二天组织7中队与8中队共400多人进行有组织的双方对认，结果300多人的身份得到证实和重新确认，只有少数新兵、后勤人员或到职不久的没有确认。俘虏们说：“这真是以毒攻毒，叫自己人认自己人，这下隐瞒不住了。”有的说：“这才好呢，我坦白了，再也不会怀疑我了。”有个上等兵，原来被我方怀疑为排长，被俘虏确认后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有人认得我了。”

最害怕被认出来的是那些国民党特务、谍报人员。他们在74师中就是监督官兵的，最招人恨，当了俘虏又怕受到惩处，因此想方设法隐瞒身份。俘管处也采用“以特制特”的办法，以前新安镇作战时，我军曾俘获74师一个谍报员。俘管处的干部通过他在俘虏中作工作，现身说法交代政策，使得谍报组长郑某主动承认了自己的身份。郑某在74师谍报队中有矛盾，受排挤，坦白后向我方提供了不少材料，指认出师部谍报队长毛某。其他隐瞒的谍报队员看到毛某被认出后并未遭到枪毙，怕死的顾虑减轻，于是有的主动交代，有的在我方审查时承认了身份。对有罪恶的特务分子，我方采取重点管制，以防逃跑的措施。并组织审讯，搞清楚国民党军中特务组织如何对我方进行策反、刺探情报、偷听电话、雇佣情报人员的方式等等，配合解放区的保卫工作。

对多数问题不大的74师官兵，俘管处一方面对其进行政策教育，一方面组织他们干些劳动。我军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白天审查教育、修公路、运粮食，晚上带岗放哨，样样干在前面，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引起俘虏的感动和敬佩。审查教育俘虏的工作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成果，首先是俘管处干部努力的结果。[4]

经过俘管处的审查教育后，大批74师俘虏兵被补充到华野各纵队。从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要想让这些“解放战士”真心为我方打仗，单靠命令是不行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教育改造过程。四纵某团分来一批74师的俘虏兵，2营副教导员丁耀卿通过与他们接触，发现了一些问题。

74师是国民党军队中“五大主力”之一，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在74师中，政治组织是全套的，有自己的体系。连队中有专职的指导员、宣传队员、火线喊话组织、监视士兵的特务组织、督战队等。74师士兵有学习制度，蒋介石的《剿匪手册》是必读的。粗通文化的士兵，都有一个日记本，他们记日记成了习惯，被俘后也不间断。上面写着国民党宣传的“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一类东西，5年以上的老兵，还受过专门教育，反动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很深。由于严密的思想和组织控制，士兵想逃跑或投降是很难的。孟良崮战役最后阶段，四纵冲上山头，看到几个伤兵。他们哭喊着说自己是宿迁人，在解放区沦陷后被抓壮丁来到74师的。他们知道我军好，但开小差逃不掉，战场上投降更是办不到。并不是因为74师的兵特别顽强，而是特务和督战队监视太严密。

在物质生活上，74师是很受优待的，富裕生活过惯了，吃不惯我军的粗粮，被俘后常常摇头叹气。有的对我们战士说：“你们真傻，当兵还吃这些东西！”“我们打内战以来苦多了，但比你们的生活还强呢，过去的生活真好呀。”

因此，74师士兵补充到我军后，虽然表面上服从，心里是不服气的。有的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你们在涟水不也被我们打败过吗？”有的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态度，暂时呆下来，过一天算一天，以后再作打算。有的说：“到处都是打内战，你消灭我，我消灭你。虽然74师被你们打光了，可是国民党还有几百万军队，有美国的飞机大炮，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也靠不住。”他们惟一服气的是我军的近战肉搏，他们说：“我们打仗是全靠火力，只听炮声响，不见人上来。跟你们硬拼心里是害怕的，有时就不肯打了，朝天开枪。”[5]

针对74师“解放战士”的这些活思想，四纵政治部进行积极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消除顾虑，了解我军。10师某团2连召开祝捷欢迎大会，各班新老同志坐在一起，举行会餐，老战士以主人之谊，招待新解放战士，建立融洽的气氛。指导员作介绍后，老解放战士纷纷起来讲话。他们来自国民党军不同的部队，以亲身经历对我军的胜利作了生动的宣讲。他们讲得非常真实，有番号、有姓名、有地点、有时间。是对新解放战士最生动有说服力的教育。例如：

原国民党26师来的夏某说：“我是抽丁出来的，我哥哥有病，我替哥哥来补丁。蒋介石把当兵的不当人，训练个把月就送来打仗。我在26师工兵营，天天修工事。才过年，新四军就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炮4团、炮5团都是榴弹炮，装备比74师还好，快速纵队有坦克，有汽车，可是一天一夜统统做了俘虏。你想这不是有鬼？这次新解放过来的74师同志，我们安徽人多，不要想糊涂心思，以后你们会相信的，这个队伍比国民党强。”

原国民党51师的安某说：“我们51师守枣庄，新四军消灭26师后，就包围枣庄。我那时不相信新四军能把枣庄打开，光是窑里就有5个营，院墙是水泥石灰砌的，三四丈高；外壕三四人深，又宽；外面又是电网，谁碰上谁就死。工事里面是轻重机枪，12门榴弹炮、小炮。新四军打枣庄，我看比这次打74师的孟良崮还难。才打时我听新四军的炮就不对，一炮就是两响，头一天就把电网打坏了。10天功夫，枣庄和外面的郭里集、齐村、峄县都打得精光。新四军有一种炸药，你工事再好也吃不住。一个爆破队上来，带花几个还是冲。炸药一响，步兵马上就冲进来。结果51师消灭了，师长、旅长统统被俘虏过来，现在还在后方吃小米。我也俘虏过来了，我对新四军打仗也真心服。我们才过来，不像你们那样吃四个菜，那时真苦，七八天没有吃过菜，吃高粱煎饼。国民党飞机天天来炸，夜里行军一下就是八九十里，真是过不惯。心想中央军队伍大大的，吃得好，穿得好，想开小差过去。但是再想想，还是要俘虏过来，如果再看到我，脑袋瓜子不是要搬家！以后整训开大会，学习讨论思想，脑筋才想开，我才真心在这里干。”

原国民党73军的周某说：“我们73军和46军在莱芜有7个师，开头打得还好，以后全部被包围了。军部决定突围，我们一个团掩护军部出城，走了20里路，前面先被新四军包围，两个团被消灭，营长、连长都被打死。12点钟我们也被包围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哪个跑得动？师长亲自指挥也没有用，结果我被俘虏过来。才来时心里非常难过，也和你们一样。那边讲过新四军抓到要开肠破肚，不知拿我怎么办。老同志和51师、26师过来的都讲不要紧，我不相信。第二天从莱芜开到博山，110里一口气赶到，脚底起了几个泡。国民党那边一天才走二三十里，吃大米，心里想不过来，跑又跑不掉，只好等机会。以后才慢慢好些，看到新四军对老百姓真是好，苦吃苦穿；国民党军队到哪里都搞得一塌糊涂，老百姓跑得精光，失败就在这上边。”

原国民党100军的林某讲得最生动：“我是新四军第一批在宣家堡俘虏过来的，最早。过来没休息就参加战斗，一上去就缴了三门野炮。以后每次打仗，都缴枪抓俘虏。在那边我是上士炮手，碰巧还可以骑马，到这边来生活怎么能过得惯！想开小差，但队伍多，到处有民兵，逮到了怎么办？我心里真希望新四军打败仗，我好过去。但每次都是国民党打败仗，真是没法想。以后到山东来，26师、51师、73军、46军，这次74师都消灭了。这些部队，过去和我们100军在湖南打鬼子，战斗力都是很强的，怎么都被新四军消灭了呢？73军已经走了20多里，我想这下73军可以跑出去了，谁知又被歼灭。26师有坦克、汽车、榴弹炮，谁知天下大雪，也被消灭。真是天都帮助共产党，这是天意，你有什么法子想！跑路吃苦惯了，想想自己过去讲怪话、吵架不对。我现在在2班当班长，在新四军里，不问你是74师过来的也好，老同志也好，你有本领都可以立功劳。”[6]

对74师官兵的审查和改造是成功的，但也有其特殊性。当时国民党军停止了进攻，使我军得到一个多月时间的休整，政治部门可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进行审俘、融俘工作。但是多数时间我军都是连续战斗，没有时间休整。往往是战斗一结束，就把俘虏兵补入部队。鲁南战役中有头天被俘，第二天就随我军参加战斗的。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如何在战斗中做好即俘即补，迅速完成由国民党士兵到解放军战士的思想转变。因为战争的需要，华野实际上很少有条件将俘虏兵集中整训一个时期后再补充部队，多数情况都是即俘即补。华野各级政工干部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改造俘虏的经验，在我军政治思想工作中独具特色。其主要特点是：由包办式的集中训练、审查、处理俘虏，到群众性的融化改造俘虏；由空洞条文和革命大道理的灌输说教，到联系实际，以至完全群众路线的控诉运动；由孤立的思想教育到与实际行动密切结合。由一般性的改造俘虏到研究具体对象（广西军、杂牌军、74师等），对症下药；在组织领导上将党的工作、宣传教育工作、审查反特工作结合起来，由单纯的自上而下转变为机动灵活的群众运动方式。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显示我军政治工作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改造俘虏的第一步，是要让他们从组织翻身到思想翻身。补充俘虏是很简单的，只要把他们的国民党军衣脱下来，换上我军的衣服，分配到连队，就从一个国民党兵变成“解放战士”了。但是从组织上翻身入伍，不等于思想也马上转变。这些俘虏兵身份不同，受教育不同，经历不同，什么样的人都有，思想是相当复杂的。

刚被补入我军的俘虏兵，普遍对我军政策存有疑虑。他们感到被俘总是没好下场，有的听国民党军官说被共军俘虏要抽筋剥皮、活埋、暗杀，终日胆战心惊。有的好几夜睡不着觉，怕黑夜杀他。有的见班长拿镢头修操场，以为是要挖坑活埋他。有的身上藏着手榴弹，准备杀他时拼命或同归于尽。不少人想找机会逃跑，有的盼我军打败仗，有的要求释放回家，还有的人私藏国民党军的徽章、抗战证明书、军衔符号等物品，作为逃回国民党军的物证。一次战斗结束后民兵打扫战场，在掩埋一个牺牲的“解放战士”时，忽然发现衣袋里藏有一枚国民党军徽章。民兵忿恨地说：“虽然牺牲了，还是两条心。”

由于长期受国民党的教育，俘虏兵头脑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反动思想、糊涂观念。不仅前面说过的74师官兵有严重的正统观念，杂牌部队士兵也有。有的说：“蒋介石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为什么要卖国？”有的说：“蒋介石人多地大有外援，共产党早晚打不过，顶多打平手。”即使不信仰蒋介石，也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不肯让，所以就打起来了。”“蒋毛早打晚打还不是为一个地盘，大家都想当领袖。”糊涂观念是大多数：“吃蒋介石饭帮蒋介石打天下，吃毛泽东饭帮毛泽东打天下。”“到底打到哪一天，中国人打光了就不打了。”有的兵痞则怀念国民党军队生活，蔑视我军：“干中央军可以逛大城市，坐火车，吃大米；这边就是吃小米、跑路，太辛苦了。”“在那边吃喝嫖赌，还能找机会痛快一下。这边薪金太少，没烟抽没钱花。”

思想上的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真正为革命事业战斗。刚补充的“解放战士”在战斗中往往表现消极，莱芜之战中，某部已经与敌军接触，许多新战士却隐蔽在一旁抱枪而坐。班长一再催促才勉强端枪射击。有个机枪手故意抬高枪口，把子弹打完了事。有的炮手也故意发射不准，说是打自己的同行太不讲良心。所以，转变思想是教育俘虏兵的头等大事。

又没有时间集训，又要在短时期内让他们转变思想，这个工作怎么做？有的连长没耐心，先把俘虏兵管得老实听话。他命令连里的党员、积极分子、老战士分头包干，看守新兵，结果造成新兵的猜疑隔阂。有的表面装老实，实际上想找机会逃跑。干部们看见新战士写保证书，高兴地说：“我们连里的解放同志好啊，既能吃苦又不说怪话，比老同志还强。”有的说：“我们连的解放战士都没有问题。”结果不久就逃亡了3人。有的虽然没跑，也表现出动摇情绪。有个战士休整时说：“新四军好，不做工事，每天有肉吃。中央军每天做工事，吃的苦说不尽。”等我军开始行动了，他马上叫苦：“中央军一天只走30里，还是白天。新四军一夜走80里，这个兵怎么能当。”

思想教育就是启发解放战士的觉悟。虽然没有时间集训，但解放战士与老战士朝夕相处，生活、行军、战斗都在一起，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开展谈心，交流思想。新战士往往有三个困难：一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感到不习惯；二是被俘时丢掉的物品尚未补充，生活困难；三是怕行军走路。老战士用各种办法帮助新战士解决三个问题，让他们感到部队的亲切，尽快安心。

经过观察，发现新战士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怕走路，二是不愿吃粗粮。老战士抓住新战士的活思想，边行军边教育：“你看，我们要是不能跑路，能把坐汽车的快速纵队消灭掉？会跑路才能打胜仗，少伤亡，跑惯了就不觉得苦。”“你觉得吃小米苦吗？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啊。”听了这些话，新战士就想通了。

让新战士真正了解我军的光荣传统，是最好的教育方法。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官兵一致的民主作风，是最能感动新战士的。战斗时营、连长带头冲锋，老战士就对新战士说：“新四军打仗，当官的不怕死，冲在前面。国民党当官的打起仗来还不知在哪里呢。”我军干部吃、穿、住都和战士一样，使新战士最吃惊。他们说：“我们那边一个排长就有一副挑子（私人财产），连长有两副。你们的排长和小兵一样，真是平等。”班长宿营时帮新战士烧洗脚水，铺稻草，行军时帮战士背东西。连部把好房子让给新战士住，大家感动地说：“国民党的班长什么都要小兵伺候，这里的班长反而照顾我们。”“我们当兵这些年，从没见过这样的好部队。当官的不住大房子，让给小兵住。”新战士被我军优良作风感化，纷纷表示：“死也不离开这里。”“要凭良心，饿肚子也要干下去。”

解放战士大多是穷苦人出身，很容易培养阶级感情。一次宿营，一个新战士图凉快睡在外面。连长怕他受凉，一夜起来三次劝其进屋。不但这个战士受感动，全连10个新战士都说：“新四军干部真好，对我们太关心了。老中央当官的天天享乐，谁管当兵的死活。”有个新战士已经看好机会要逃跑，正巧当天生病，全班同志轮流照顾，送饭送水，使他感动得坦白了错误。新战士亲身体验到我军的纪律严明，处处帮助群众，受到群众的爱戴拥护，感到与旧军队的截然不同。他们说：“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人民的军队，在这里干是有前途的。”有的说：“蒋军《军人手册》上第一条是‘为长官而死’，是耻辱。现在是‘为人民服务’，最光荣。”有了这种觉悟，新战士的思想就实现了根本的转变。

让新解放战士与老战士一起参加战后的评功活动，对新战士也是一种具体的教育。他们看到，在解放军中，无论新老战士，只要在战斗中表现勇敢，都可以立功受奖。七纵57团在战后评功时，就有很多解放战士被评上。莱芜战役中，7连的一位“解放战士”张菊亚在追击敌人时，看到前面有两个敌人在逃跑。一个扛着机枪，一个扛着子弹箱。他大声喊道：“放下武器吧，我也是放下武器的，衣服还没换。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杀不打。”逃跑的敌人停下了，他上去缴枪，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机枪被战友拿去。张菊亚不丧气，马上打死一个敌人，又缴获一支步枪。下火线时他还背了一个伤员，扛着两支枪。评功时全连同意给他记一大功。另一个“解放战士”樊心林在追击敌人时，看敌人不肯缴枪，就喊道：“你们不要怕，我是74师的，在新安镇解放的。共产党宽大政策，不杀害俘虏，你们过来没有关系。”他的喊话使对方放下了武器。连里也给他记了一大功。

在评功中，连队充分发扬了民主。每一个记功都要经过全连军人大会通过，每个战士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有一位班长，战斗打得很勇敢，还缴获一支枪。但在冲锋时拾了一条毛毯，违反了战场纪律。记功委员会宣布他的功劳时，战士们不同意，于是将功折罪。新来的“解放战士”看到这些，感到解放军这里真是公平民主。坚定了他们在部队好好干的决心。[7]

在“解放战士”中，绝大多数人是穷苦农民出身。他们有的受了国民党多年的反动教育，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认识不清。为了启发这些人的阶级觉悟，华野各部队结合解放区土改运动，在连队开展诉苦等阶级教育活动。开始有些“解放战士”不接受，有反感。陈毅讲了一个例子：“有的诉苦，一说就是蒋介石卖国内战罪恶，美国如何侵略中国等一套，有位俘虏兵听了起来说：‘蒋介石怎么压迫人呢？我是贵州人，从贵州坐飞机到浙江，又从浙江坐飞机到南京，从南京到徐州；不是蒋介石我哪里能坐到飞机？美国人帮助中国军队武器、金钱打日本，怎么是侵略？’他不参加诉苦大会就走了。一研究，他是一个兵痞，长期受统治者情感的蒙蔽，一时不容易认识与觉悟起来。但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认为自己被共产党抓住没杀了，共产党是他的恩人。要报恩决定不开小差，坚决为共产党打仗。后来先从生活上团结他，与他一起吃饭闲谈，有时顺便把他带到会场听人诉苦。起初还反感，一次他听到一个战士诉说他父亲死了，他母亲卖淫养活他长大，又被蒋军抓兵抓走，母亲饿饭等悲惨情景，全场战士听到都哭了。他也哭了，问他“为什么哭？”他答：‘这和我的历史一样。’问他“为什么不诉苦？”他说：‘这和蒋介石、美国人没有关系。又不是蒋介石、美国使我这样的。’后经过解释启发才慢慢觉悟过来。”[8]教育“解放战士”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觉悟，才能使他们在战斗中自觉勇敢地为人民利益而战。

通过教育、诉苦、立功等思想政治工作，“解放战士”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真正明白了当兵是为谁打仗，找到了自己的奋斗方向。他们加入我军后，勇敢作战，在战斗中凭借个人良好的军事素质，表现出机智灵活、讲求实效的优长。陈毅对“解放战士”在战斗中的战术运用十分称赞，号召我军老战士向他们学习。陈毅在总结我军战术时说：“我军勇敢果然好，就是一排排的集团冲锋。当把敌人冲下来时，牺牲的人也是一排排的。这种冲锋一遇到顽强的敌人，伤亡就更大，说明我军没有很好的战术是不行的。我们有一个营长指挥三个连去打一个村里的敌人，村外是开阔地，不讲究机炮火力掩护，敌人等我们冲到七八十米近才打枪，冲一次就死伤七八十人。一个俘虏兵是轻机枪射手，他看见营长叫‘打！打！打！’说：‘营长你叫打哪里呀？’营长没法答他。他说：要用机枪封锁敌人的枪眼，掩护冲锋。营长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并提出要用三挺机枪封锁五个枪眼，他先负责布置搞好标尺，实验射击目标，然后指挥三挺机关枪一齐开火，压住了敌人的火力。营长就发命令冲锋，以手榴弹打进去，没有一个伤亡，敌人就被迫投降了。这是战术的作用，我们的营长不如人家的班长，俘虏兵起了指挥作用，这是我们战术上有缺点的缘故。”

陈毅又举炮兵的例子说：“现在炮兵多了，榴弹炮、山炮、六零炮、轻重迫击炮等，常常炮兵在战斗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我们的团、营长使用炮兵是老一套的采取近战，实行抵近射击，把炮拉到距敌人二三百米处射击。因炮兵多，敌人用六零炮与机枪就可以把我们的炮打坏，炮兵伤亡很大。在抗战时期我们的炮少，敌人在孤立据点，用抵近射击有效。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现在有三四百门炮，抵近射击，妨碍步兵的战斗动作。我们一定要用间接射击，把炮拉到一定的距离，榴弹炮十里至十五里，野炮十里或七八里，山炮、迫击炮一千到二千米。我们的炮兵多是解放战士，你叫他把炮拉近射击他硬不干，他说：‘世界上没见过这种炮兵，你那套是不行的。我们按一定距离射击，射击不准，杀我的头。’我们指挥员往往枪一响，就命令打炮。但他们不知往哪里打。解放战士有经验，炮打得很好。我某部有一连榴弹炮调到石家庄作战，没有赶上。后来参加元氏战斗，指挥员也是把炮拉到二三百米来打，结果打死了几个炮兵，有一门炮的瞄准镜也被敌人打坏了。有时炮太近了，东面打到西面，西面打到东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解放炮兵往往几炮就把敌人的工事打垮了，人家是科学的。蒋军被我俘虏的一个旅长对我们的炮兵表示钦佩，又带讽刺地说：‘八路军的炮兵就是差一把刺刀。’一面说我们勇敢，一面说我们不懂炮兵战术。我们不能满足于老一套的战术。国民党的步兵操典一般的原则是对的，可以学习。我们考试一个连长关于司令部的卫兵守则，他报告半天要如何提高政治警惕，注意反革命等一套政治讲演；我又叫一个解放战士来讲，他只讲七八条简明扼要的就说完了。”[9]

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注重融化、改造国民党军俘虏，将其源源不断补充到我军部队中。保持和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又使国民党军队质量不断下降。力量对比的天平越来越向我军倾斜。化敌为我，让“解放战士”成为我军的战斗骨干，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从思想上把他们转变为自觉为人民利益而战的无产阶级战士。这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成绩，也是我军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

[1]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7页。

[2]　华野政治部编：《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1947年6月15日。

[3]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7～528页。

[4]　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俘管处：《孟良崮战役俘虏工作总结》。

[5]　丁耀卿：《谈一些74师俘虏的思想情况》，载四纵政治部编：《战斗》第15期。

[6]　金菊如：《孟良崮战后政治工作的经验》，载《战斗》第17期。

[7]　七纵政治部编：《政工通讯》第2期。

[8]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36～537页。

[9]　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1～522页。

第19章　七月分兵

坡庄会议——蒋介石调整重点进攻战略——陕北甚为困难——毛泽东指示外线出击——华野兵分三路——南麻、临朐战斗——粟裕承担责任——陈毅对粟裕的信任和支持——西进兵团艰苦奋战——总结经验教训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撤换了陈诚、汤恩伯，对原来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1947年5月和6月期间，山东战场出现暂时的平静，华东野战军又获得了一段休整的机会。

1947年5月28日到6月2日，华野在沂水西北的坡庄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孟良崮战役的经验，传达贯彻中央军委对山东战场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饶漱石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形势报告。他指出：经过几个月的自卫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治、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人民解放军已接近全面反攻的前夜，74师被歼是华东战场的转折点。我们不像从前那样困难了，国民党的士气受到很大震动，我们的士气受到很大鼓舞。只要我们再歼灭敌人一两个主力师或一个主力师加上两三个次要师，则华东战场即可取得主动，并可开始转向反攻。饶漱石的语气显得非常乐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部分干部的轻敌速胜情绪。

陈毅在会上作了关于山东战局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强调山东今后的作战方针是：坚持以山东为基地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准备反攻条件，争取战局转变。不轻敌，不怕困难，不急躁，不分兵，集中主力消灭敌人主力。他提出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总决战的思想，主张分批歼敌主力，逐次消灭敌人。他着重指出：敌人集重兵于山东，虽然加重了华东军民的负担，却给其他战场的反攻作战以很大的便利。目前除山东、陕北外，我军均已转入反攻。但就山东局部情况来看，我们还未取得主动，敌人正准备再次大举进攻，我们还要准备进行恶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内部团结，坚决服从领导，执行命令，戒骄戒躁，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争取战局的转变。他指示在休整期间，各部队要加强反对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加强组织纪律性，爱惜民力、物力，认真执行俘虏政策，把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搞好。[1]

坡庄会议是一次统一思想，坚持山东根据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粉碎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会议。经过莱芜、孟良崮两次战役的胜利，大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集中兵力的重要性。如果说以前对统一指挥和运动作战还有怀疑，通过这些胜利大家统一了认识。根据华野领导的设想，以后几个月的行动应该是继续坚持内线歼敌。但是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了华野的“7月分兵”。

蒋介石在孟良崮战役失败后，仍未放弃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他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在南京、徐州等地召开多次军事会议，检讨战局，研究对策。国民党军统帅部制定“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调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到鲁中前线统一指挥。国民党军集中9个整编师、22个旅，在莱芜至蒙阴不到50公里的正面摆成方阵，配备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囤积物资，准备发动新的攻势。

华东野战军主力当时集结在莱芜、蒙阴以东，坦埠、沂水以北地区。针对敌军“密集平推，步步为营”的战法，准备在6月中旬对莱芜的国民党5军和85师发起进攻，求得在运动中歼敌一部，调动敌军，收复新泰、莱芜产粮区，打通与鲁南的联系。但我军刚开始调动，敌军即向后收缩，严密防御。我军没有机会，只好放弃原计划，等待机会。6月22日，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2]

此时，毛泽东在陕北的处境，比华东要困难得多。为了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拖住胡宗南兵团，毛泽东坚持留在陕北，一面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一面与胡宗南周旋。虽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战役的胜利，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但胡宗南仍不放弃对陕北的进攻。他盘踞延安，指示手下部队对安塞、保安地区进行“清剿”，一方面寻找西北野战军决战，更重要的是企图寻找党中央的所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机关，连夜冒雨行军，在靖边、葭县、米脂一带黄土高原转移，与敌人周旋。这一带地区荒凉贫穷，毛泽东等经常以野菜、黑豆充饥，的确是非常艰苦。毛泽东感到这样下去毕竟不是办法，需要在战略上采取主动，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就在那些日子里，他构思了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南下江淮地区作战的设想。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心领神会，他在一次报告中这样陈述：“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我们全国各个战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120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3]

根据毛泽东1947年5月4日给刘邓、陈粟的指示，刘邓大军应在6月份南下，向长江或大别山进军。陈粟配合刘邓行动，受刘邓指挥。大约在6月20日左右，刘邓接到毛泽东从陕北发来的一封极秘密的电报，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这样的话，毛泽东从未向其他战区的负责人说过。刘邓懂得这封电报的分量，马上复电半个月后行动。实际上不到10天，6月30日，刘邓大军就强渡黄河，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行动。[4]

当时，华野仍按原定计划，准备在内线歼敌。由于国民党军靠得很紧，找不到歼敌一部的机会，陈毅、粟裕即改变意图，以六纵向临沂、蒙阴公路出击；以四纵奔袭费县，破坏敌军后方补给线；以七纵佯攻汤头，迫敌分兵回援，主力集结在沂水一线待机。

刚刚部署完毕，突然接到毛泽东6月29日电报。电报指示：“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5]

这个指示完全改变了军委过去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使华野领导人感到突然。但是他们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立即兵分三路：以一纵、四纵（称西进兵团）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以陈士榘、唐亮指挥三纵、八纵、十纵（称陈唐兵团）向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陈毅、粟裕指挥二纵、六纵、七纵、九纵在沂水方向迎击正面敌人。命令下达一天之后，7月1日，各部队就开始行动。这就是华野的“七月分兵”。

“七月分兵”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多问题没来得及周密计划。当时正逢雨季，华野部队又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华野的西进兵团和陈唐兵团向鲁南和鲁西南挺进后，国民党统帅部察觉我军意图，7月12日，蒋介石下令从鲁中地区抽回7个整编师，围追堵截我军，阻止华野部队向中原挺进。这样，国民党军在鲁中的兵力被调动、扯散，企图在鲁中决战的计划就破产了。当时留在鲁中的有4个师，其分布是：胡琏的整11师驻南麻，黄百韬的整25师在东里店，王凌云的整9师在沂水，黄国梁的整64师在东里店以西的大张庄等地。此外，王耀武属下李弥的整8师驻临朐，配合行动。

陈毅、粟裕带领华野指挥部来到南麻、临朐之间的三岔店，他们手里有4个纵队，单独对付当面国民党军任何一个师都有优势。7月10日，陈粟命令各纵队向东里店前进，消灭黄百韬的25师。当部队开始行动后，天降暴雨，山洪暴发，我军无法行动。而25师与64师迅速靠拢，东里店这一仗就打不成了。陈粟看到南麻的11师相对孤立，就命令各纵队调头，以二、六、九纵包围南麻，七纵在南边负责阻援。17日，各纵队开始行动。

南麻地处鲁中山区，是一个小盆地。三面是山，东面是小丘陵，北面高地有一个隘口通向博山，沂河从南麻以南流过。这个地方利于防守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国民党整编第11师是“五大主力”之一，师长胡琏是个工于心计的指挥官。74师的被歼给他很大震动，虽然11师战斗力也很强，但胡琏仍然处处小心，谨慎从事。6月国民党军开始行动时，11师从莱芜到达鲁村。胡琏感觉鲁村地形不利，四面是山，中间一块小盆地。只有占领四面高山，才能保住鲁村；否则四面受敌，数万军队压在村庄里无法施展。而要占领四面高山，兵力又不足。胡琏考虑再三，请示上司移驻南麻。到达南麻后，他更不急于向前推进，而是用20多天时间，大力构筑工事，力求先保全自己。

胡琏带领11师4个团驻守南麻，以另外两个旅分别驻守北麻、高庄、北刘家庄、吴家官庄等地，范围很小，各部队靠得很紧。在外围制高点历山、马头崮等设置部分兵力警戒。在村庄周围，修筑了许多以子母堡为核心的一线或集团梅花形工事。这些工事依各种地形作不规则的组成，有的依靠山坡、坟头，沿边垂直下挖成穴，然后开射击孔。堡与堡之间可以用交叉火力相互支援，并有交通沟往来。子母堡修得非常隐蔽，就是接近瞪大眼看，也不容易发觉。子母堡外有鹿砦、铁丝网，埋了地雷，还有单人掩体，弥补地堡的射击死角，防止我军突袭。国民党军在防御上确实做到完整严密，给我军的进攻增加很大困难。[6]

为什么要打11师？粟裕回忆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刘邓大军在六月底前将南渡黄河，军委已经告知我们，我们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当然，策应刘邓大军南渡可以有另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七月初能集中兵力打一个像孟良崮战役那样的大仗，将敌人牵制在鲁中，对刘邓大军的配合将是有力的。”[7]我军自孟良崮战役胜利后，华野上下士气高昂，都想找国民党军精锐主力打大仗。当时有个说法，将国民党军主力比喻为“硬核桃”，把非主力部队比喻为“烂葡萄”，吃掉一个“硬核桃”等于三个“烂葡萄”。这种愿望当然好，但在当时也存在着骄傲轻敌的情绪。

7月17日我军按照部署向南麻开进，途中遇到暴雨，行动受阻。18日晨各纵队到达指定位置后，未作充分准备便分头发起攻击。二纵进攻南麻、吴家官庄正面阵地，遭到11师的顽强抵御。子母堡防御体系给我军造成巨大困难，二纵的战史是这样记载的：“敌工事构筑上，均以子母堡为阵地之核心，外围敷设鹿砦木桩、铁丝网等副防御及照明设备，且多设置有地雷、集束手榴弹等。子堡（小的普通地堡）较简单，母堡（大的核心堡）很坚固，母堡之后大都修有坚固的隐蔽部（控制反击兵力之用）。各堡之间疏通交通，前边以少数有生兵力配以坚强的自动火器进行战斗，大部分兵力控制于后边二线隐蔽部内，如遇前沿伤亡过大，则很快派遣兵力增补。同时在各地堡两侧多有单人掩体和交通沟，以利其两侧出来投弹或进行小的反击。敌人守备特点，一般当我发起攻击时，先以外围预先构成的隐蔽阵地，用少数三五成群的小股兵力向我袭击，迫我攻击部队过早展开，待我攻击部队占领前沿子堡后，以其纵深控制之优势反击兵力向我突入之某一点，施行强烈的反击。当其反击之前，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六零炮、迫击炮、枪榴弹等）反复延伸射击，以其密集火网，求得杀伤我突击部队之有生力量，结合正面反击，达成其坚守之目的。同时敌在战役中，表现了极端狡猾和诡诈，当我正在猛烈展开攻击之际，则以假投降引诱松懈我，以此结合阵地内之守备火力，突然杀伤我突击部队，致使我攻击部队遭受很大伤亡。”我军以前攻坚中，很少遇到子母堡，一时拿不出有效的办法。炮火配合也跟不上，还误伤自己人。战斗期间因连续下雨，炮弹、手榴弹、炸药因受潮失效。道路泥泞，部队冲锋运动受到阻碍。而敌军在地堡里以逸待劳，天时地利都占了便宜。二纵在进攻吴家官庄、石钱山的战斗中，与敌军逐堡争夺，战斗异常激烈。每打下一个地堡，仅能歼敌一个班，而付出的伤亡比敌人还多。敌军在战斗过程中，我军战士也表现出轻敌的缺点：“老战士不在乎，新战士爱靠近老战士，致形成猬集，遭炮击伤亡不少。干部因看地形不注意隐蔽，遭冷枪射击伤亡亦较多。筑工事各级干部抓得不紧，因天下雨工事多水，战士不愿进入工事。”二纵连续攻坚几天，进展不大。[8]

九纵从南麻西北山区进攻11师外围制高点，18日，26师开始攻击高庄西南的145高地。这个孤立高地四周开阔，不易接近。11师18旅旅长覃道善以为有险可恃，派工兵营去防守。工兵营战斗武器较少，也没什么战斗力，营长勉强接受任务，其实心无斗志。我军九纵开始攻击后，他们支撑了一天，第二天夜里我军乘夜登山，占领了一侧山头。工兵营长失魂落魄，连预备队也没有用，拔腿逃跑下山。工兵们看营长跑了，也跟随其后。145高地被我军占领，敌军18旅阵地处于我军三面俯瞰之下，形势极为严峻。胡琏听到覃道善报告，气急败坏，亲自跑到高庄督战。他杀一儆百，命令将工兵营长枪毙。覃道善胆战心惊，命令部下拼死防守，不敢再有半点疏忽。九纵连续两天猛攻高庄，都因敌军密集火力阻挡，进展缓慢。[9]

就在我军猛攻南麻的时候，胡琏向徐州方面求援。国民党统帅部急召25、64师出动四个旅，向南麻增援。19日，25师、46师到达南麻以南的于家崮、牛心崮一线，遭到我七纵的阻击。黄百韬在孟良崮战役后遭受处罚，这次也鼓足力气拼命进攻。在攻击之前，命令炮火轰击我山头阵地，步兵开始攻击后，炮火即打向我军纵深。敌军采用轮番冲锋，对一个山头使用三个营的兵力，头一批垮了，第二批马上出动。敌军不但白天进攻，夜里也派小部队袭击，使我军得不到休息。七纵在敌军的强大攻势下，打得勇敢顽强，在孟良崮补充的弹药，全部倾泻到敌军头上。但是有的部队表现出轻敌骄傲情绪，致使在战斗中出现失误。如七纵60团奉命坚守于家崮750高地，部队上山后没有马上修工事，而是堆了一些石块了事。结果在敌军炮火下遭受重大伤亡，敌军一个炮弹就打倒9人，预备队在山后来回跑，更增加了伤亡。在战斗中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乱打一气。有的连队指挥员看到敌人就喊“打！打！打！”究竟打哪里也不交代。有的指挥员自己抱着机枪打，也不指挥部队射击。有的战士不听命令抢着打，只图打得快活。刚缴获的加拿大轻机枪，又好打子弹又多。60团2营阵地上5挺机枪，一天打了4 000多发子弹，也没打死几个敌人。一个排长晚上在阵地睡觉，有新战士报告山下有火光（其实是萤火虫），他不观察就命令全排开火，机枪、冲锋枪朝山下乱打一气。60团炮兵嫌炮弹太重，要牲口驮，干脆在战斗中全部打光，浪费几百发炮弹，也没打到敌人。这样的乱打必然不能持久，21日上午，黄百韬的25师突破七纵60团的750高地，七纵转入二线阵地防御。[10]

七纵于家崮阵地被突破，东面李弥的整8师也向临朐进犯。我军在南麻于11师打成对峙，一时难以解决战斗。为避免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21日夜里粟裕下令各纵队退出战斗，转移到临朐西南地区整顿。南麻战斗结束。

南麻战斗是场恶战，华野四个纵队伤亡较大，本应休整一个时期。但8师占领临朐，阻断我军向胶济线以北的后方通路，对解放区造成威胁。粟裕得知8师刚到临朐，只有一般性防御工事，主力尚未全部到达，可以乘其立足未稳将其歼灭，以鼓舞我军士气。于是命令二、六、九纵围攻临朐城，七纵阻援，各部定于24日发起战斗。

临朐是座古城，三面环山，沂河、弥河等河流从城旁流过，平时水浅，到处可以徒涉。但遇到暴雨，山洪暴发，交通就被阻断。24日我军向临朐运动中，又遇倾盆大雨，河水暴涨，部队行动困难。25日拂晓，三个纵队才到达临朐城外，而8师主力两个旅已在此前进入临朐城。粟裕没有改变决心，仍以二纵、九纵攻城，六纵扫清外围。26日，九纵占领城外制高点粟山，守敌营长逃回城内，被李弥枪毙。二纵5师当天突入南关，对城墙多处实施爆破。因雨天潮湿，炸药包失效。一个突击连5次爆破，炸药包都没有响。在华野指挥部催促下，5师夜里再组织突击，将城墙炸开大口，14团迅速冲进去7个连。但是由于两侧火力点没有肃清，很快被敌军火力封锁。二纵突入城内部队被敌军包围，陷入困境。李弥以两个团国民党军进行反突击，我军7个连奋战3小时，因弹药用尽，大部伤亡。六纵与九纵27师配合，攻占临朐东北的龙山、寨虎山等据点。此时，国民党军增援部队9师、64师开始向临朐增援，与七纵展开激战。粟裕为尽快解决战斗，命令七纵加强阻击力量，调六纵前来参加攻城。六纵渡弥河时，河水暴涨，冒险徒涉，人员装备被激流冲走淹没甚多，28日夜才到达临朐城外。29日晚，二、六、九纵全力发起总攻，与8师展开激烈战斗。因弹药受潮，攻城器材不足，协同不够密切，仍未能突破城垣。三岔店一线阻援阵地也被国民党增援部队突破，粟裕眼看战事又打成胶着，部队已极度疲劳，伤亡又大，物资粮食供应和运送伤员都十分困难，于30日下令撤出战斗。各纵队向诸城地区转移，争取休整补充。临朐战斗也没达到预期目的。[11]

南麻、临朐战斗，我军虽然消灭国民党军11师、8师14 000余人，但自己付出伤亡21 586人的代价，打了两个消耗战。四个纵队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失，尤其是二纵大伤元气。当时华野政治部到二纵6师18团7连调查，战前全连131人，战后只剩39人。由于伤亡严重，环境艰苦，部队思想相当混乱。疲劳、义愤、悲观失望的情绪都来了。有的吃了睡，睡了吃；枪不擦，衣服不洗，发牢骚讲怪话。有的说：“运动战运动战，南麻吃亏还不算，临朐又来搞一套，一下打成烂葡萄。”有的说：“子母堡子母堡，老虎想把刺猬咬，不但没有吃得成，反而扎破满嘴皮，老革命碰到新问题。”[12]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澄清部队的混乱思想，9月3日粟裕召开野战军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七月份的作战，特别是南麻、临朐两个战役，有人认为是打了败仗，有人认为反攻会因此推迟，也有人反映：‘反攻反攻，丢掉山东。’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不是的，七月份作战不是败仗，也不能算胜仗，只是打了个平手仗、消耗仗。”

“我们应该认识到，七月份山东战场也起了一个重要变化，敌人一贯吹嘘的重点进攻开始被打破了。我们几路分兵，迷惑了敌人，破坏了他的计划，打乱了他的部署，尤其是我西路南路兵团，能阻住敌人向西向东的增援，使刘邓大军得以迅速的渡过黄河，达到全歼敌人九个半旅的目的，这是我们协同作战的结果，也是我们的胜利。”

接着，粟裕总结了南麻、临朐战斗的三条教训：“第一，是把整个局势的可以乐观和当面情况的仍然严重混淆起来了。由于当面情况估计不足，过分乐观，就产生了轻敌骄傲情绪，总想来个‘空前的空前’。因为我们的胃口吃大了歼敌几千人的捷报已无人要看，正像吸惯雪茄再吸黄烟那样无味，所以就放松了主观的努力，过低地估计了敌人，造成了某些错误。”

“第二，有人反映11师比74师强，其实不然，主要是敌人构筑工事多。在一个小村子上就有三四百个地堡，南麻周围就有一二千个地堡，那他当然可以守一下。加上我们对攻坚战术、打地堡尚缺乏足够的经验，因而拖长了时间。如我们再有三天时间也还可以打下的。但是我们打援的部队不大得力，甚至在敌我相等的兵力下还堵不住他。一面是我们对运动防御尚不够熟练，对阻击任务未能有更大的信心；另一面也说明我们的部队一贯的纪律不严，游击习气，散漫惯了。尽管你指定了他的任务，但情况一紧，敌人从两面一插，就虚放一枪，回马就走，不顾一切了。这自然增加我们的一些困难。”

“第三，不可否认，这次天时气候对我们作战是有些妨碍的。连日大雨滂沱，部队被山水所阻，不能及时渡河作战，耽误了相当长的时间，也就耽误了作战任务。再加上炎热酷暑，部队连续夜晚行军，白天露宿，过分疲劳。有的部队20天没有干过衣服和被子，连弹药也弄潮了，这自然增加我们的一些困难。”

粟裕最后强调指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南麻、临朐战役未打好，就忽视我们在七月份所获得的胜利，更不能得出悲观失望的结论。只要我们虚心接受实战中的经验，努力提高自己，就能为今后的胜利打下更好的基础。”[13]

粟裕的讲话为大家澄清了误解，总结了经验教训，提高了部队继续作战的决心，对稳定部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内心也很难过，他勇敢地承担责任。8月4日，粟裕起草了关于南麻、临朐战役的初步总结的电报，报告军委，引咎自责。陈毅对此甚感不安，他与粟裕彻夜长谈，并与谭震林交换了意见。8月6日，陈毅起草了一份“指人译”（最高密级）的电报稿，发往中央军委和华东局：

“一、……最近粟、我共谈，粟态度可佩，昨夜长谈，对今后共同工作很有好处。

二、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谭、我本此观点，互相研究教训，粟亦同意。

三、我本挽三人共谈，谭因东行，故谭未参加。谭临行遗书，此书临别我看了一遍，对粟有帮助。……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军事上一二次失利实难避免，虚心接受必为更大胜利之基础。”[14]

这份电报显示了陈毅作为华东野战军最高指挥员的气度，他信任粟裕、支持粟裕，在失利时勇于承担责任，对华东野战军领导班子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胜败乃兵家常事，中央军委并没有指责华野领导人。接到粟裕8月4日的电报，中央军委6日复电：“粟裕同志4日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是好的，望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同时指示：陈毅、粟裕带领华野机关、六纵、特种兵纵队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一、三、四、六、八、十纵及特纵，统称西兵团。华东局和二、七、九纵留在胶东，由饶漱石、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统称东兵团，在内线坚持斗争。于是，陈毅、粟裕北渡黄河，经惠民、禹城、聊城转赴鲁西南。

华野“七月分兵”后，叶飞、陶勇的西进兵团和陈唐兵团分头作战，都经历了一段极为艰苦的过程。部队开始行动时，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刘邓的建议，由陈唐兵团攻泰安、济宁，然后越过微山湖与刘邓大军会合南下。西进兵团则是起策应作用，收复鲁南根据地。7月8日，陈唐兵团先克泰安，又连克大汶口、平阴、肥城等地。进展顺利。

叶飞、陶勇指挥西进兵团经500里行军插入鲁南敌后，只见原来的老区已经被国民党军队祸害得残破不堪，人烟稀少，一片凄凉景象。大家满怀义愤，决心痛击国民党军，为老区人民报仇。7月7日，一、四纵攻克费县，消灭守敌一个旅。接着收复峄县、枣庄。华野两个兵团在津浦线打开局面，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援。12日，国民党统帅部从鲁中调回5军、7军和57、65、48、83、85五个整编师，加上驻守鲁南的冯治安部，围堵华野两个兵团。这样，国民党军也被分散了。但是国民党军在数量上处于优势，我军则是分头作战，局势开始转变。

根据华野指示，陈唐兵团准备进攻济宁、汶上，与刘邓大军会合。由于泰安、大汶口一路顺利，部队滋长了轻敌骄傲情绪。当时没有作详细侦察，以为济宁守敌不多，也会像泰安之敌一样望风溃逃。善于攻坚的三纵承担了攻打济宁城的任务。

济宁是鲁西南的一座历史古城。有坚固的城墙，分为外廓城与内城。高8米，宽5米，城墙上还有日本人修建的大小碉堡。城外有两道壕沟，南门外为运河，水流湍急。战后才知道，城内守敌有72师全部、66师及70师各一个团，总数近20 000人。三纵没有掌握确切的情报，以为城内敌人是留守部队和被我歼灭后重新组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7月16日三纵包围济宁城，确定7师攻北关，9师攻东关和南关，8师当预备队，当夜发起攻击。经一夜战斗，占领外廓城的东、南、北关，但是发觉敌军比估计的要多。三纵首长把最强的8师拿上来，17日夜里开始攻击内城。

不料，三纵遭到城里敌军顽强的抵抗和反击。17日夜里，城内敌军向占领外廓城的我军猛烈炮击，由于城中街道狭窄，战士缺防炮经验，在街道中不会做工事，遭受很大伤亡。18日黄昏，8师主攻内城东门。经连续爆破，先扫清东门外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然后爆破城门。因城门堵塞坚固，城墙上火力封锁甚严，炸药包送不到城门前，多次失败，只得停止进攻。三纵首长见城门坚固难破，决定搭梯子登上城墙。部队准备一天，临时绑扎长梯。20日夜晚继续攻城，8师有的梯子太短，有的被敌军掀翻、打断，有的上人太多被压断，又没有成功。9师在城东南角架梯登城成功，连续突进去7个连。敌军猛烈反击，我军被压在城东南角城墙下，前面是一大片水泊，无回旋余地。敌军集中炮火轰击东南角，我军后续部队受到封锁不能跟进，指挥突进部队的景团长在战斗中牺牲，部队失去指挥，孤军奋战一夜，至21日上午几乎全部战死。济宁攻击失利，三纵伤亡3 200多人。陈、唐决定停止对济宁、汶上的攻击，主力转移到运河以西的巨野、嘉祥地区休整。[15]

中央军委和华野给西进兵团的指示是占领邹县、滕县，切断津浦路和国民党军的补给线，迫使进攻鲁中的国民党军回援。邹县、滕县是国民党军重要后方基地，工事坚固，粮弹充足。我军原来的估计过于乐观，7月14日，一纵攻滕县，四纵攻邹县，结果因兵力分散，弹药受潮，几经强攻不见效果。18日四纵停止对邹县的进攻，南下与一纵会合攻滕县。这时国民党军察觉我方意图，三个整编师迅速赶来。为避免陷入合围，一、四纵撤出战斗，东返鲁中。国民党军穷追不舍，企图以五个师的兵力将一、四纵歼灭于峄县、枣庄以东，沂河以西地区。24日，一、四纵在枣庄以东遭到国民党7军、48师的拦截，又遇上连日暴雨，沂河水位猛涨，难以徒涉。我军的处境顿时变得十分险恶。

陈、粟首长对西进兵团的处境极为关注，几次打电报要他们东返，为他们设计了几种方案，要求叶飞、陶勇“或两个纵队集结行动，或分两路行动，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叶飞、陶勇分析了敌情，认为向南、向北都有敌军重兵，西面津浦线上敌军正在调动，准备拦截我军。向东面回沂蒙山区，沂河水猛涨，一时难以渡过去。但是如果在现地坐等，必然会被敌军包围。他们考虑再三，只有向鲁西南突围，与陈唐兵团会合。

向鲁西南突围，需要越过津浦线，跨过独山湖，也有很大的冒险性。叶飞掌握着两部电台，一部收延安和华野提供的情报，一部监听敌军的电台。一纵电台主任秦基起了重要作用，他准确地破译了敌军的电报，使我军掌握了准确的情况。当时敌军估计我军要返回鲁中，集中兵力在东面堵。叶飞、陶勇准备用部分兵力向东佯攻，吸引敌军主力；一、四纵主力突然向西，跳出包围圈。要达到这个战略意图，向东佯动的部队必须是战斗力强、有牺牲精神的，在敌军重围中可能要付出重大伤亡甚至全部牺牲。在这个时刻，陶勇主动提出由四纵10师担任佯攻掩护任务。四纵顾全大局，主动挑重担的精神，令叶飞极为感动。他派一纵1师3团配合四纵10师彭德清师长的行动。

7月26日，四纵10师开始行动，向沂河前进。敌军得到情报，赶紧向东追击。叶飞、陶勇率领一、四纵主力乘夜西行，28日在滕县以南冒着倾盆大雨，越过津浦线，向独山湖方向前进，把敌人甩开了一天的路程。敌军发觉上当，扔下10师，再回头来追赶一、四纵，彭德清也率领10师安全渡过沂河，返回沂蒙山根据地。

一、四纵要想摆脱敌军的追击和围困，惟一的办法就是走。当时正逢雨季，鲁西南遍地汪洋，行军非常艰苦。叶飞回忆：“那是独山湖水网地带，七八十里路汪洋一片。部队全部暴露，任由敌机疯狂扫射。连绵阴雨，被服装具全部湿透，鞋袜全无，赤脚在水荡或泥泞里行进。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抢掠一空，粮秣无着。到处散布着还乡团的地主反动武装，不时响起冷枪，突然飞来流弹。确是吃尽了苦头，受到了考验，部队遭到很大损失，非战斗减员不少。部队极为狼狈，空着肚子行军作战，疲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倒在路边的泥坑就睡着了，炮弹和炸弹的交替爆炸也唤不醒他们。女同志就更加艰苦，政治部的、后勤部的，加上野政文工团的，为数不少。徒涉滕县以西的沙河和独山湖边水荡时，矮小的女同志就遭没顶之灾了。幸得随军的胶东民工担架团的大汉们把她们挟着背着，虽然免不了喝几口水，终于到达彼岸。一个个憔悴不堪，面黄肌瘦，披头散发，令人不忍目睹。”[16]

就这样，一、四纵以顽强的意志，7月28日越过津浦路，强渡滕河；30日强渡战家河；31日越过水阔4公里的白马河洼地。他们战胜了国民党飞机的扫射、地上的堵截，战胜了山洪暴发、河水泛滥的艰难险阻，终于在8月1日到达济宁附近，与前来接应的陈唐兵团会师。这时，经历连续行军作战的一、四纵已是疲劳不堪，大伤元气。非战斗减员多达20 000人，每个师实际上只剩下一两个团。陈士榘参谋长见到一、四纵干部战士时，只见他们“身上除了短裤、背心和枪支弹袋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浑身泥水，脚板都泡烂了，许多人还流着血。在这种情况下，一、四纵队的战士们仅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发一双鞋子，睡一个好觉，吃一顿猪肉。’”陈士榘满足了大家的要求。3日，华野西进的五个纵队越过运河到达郓城附近，与刘邓大军会合。[17]6日，毛泽东致电刘邓、陈粟并转告陈唐、叶陶：“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七月分兵”，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分别进行了南麻、临朐、济宁、滕县、邹县等战斗，结果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战斗和行军中，华野各纵队战斗及非战斗减员总数高达50 000多人，是华野组建以来前所未有的损失。事后华野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也有过很多争论。陈毅认为：“仓促分兵反映了领导上的急躁情绪。对雨季作战没有接受泗县的教训，结果一、四纵队搞得很苦，南麻、临朐淹死很多人，在鲁西南搞得疲惫不堪。这主要是我和粟、谭决定的，当时本以为这样可以支援刘邓，结果适得其反，敌人对刘邓反而增加了压力。”[18]陈士榘谈鲁西南作战的教训说：“首先是对敌情缺乏系统的了解，攻城作战中带有盲目性。津浦路中段虽然都是州县城市，但由于地处南北交通大动脉，是敌人最敏感的地方，一般都是城防坚固，有重兵把守。敌人在这里早有防备，一旦遭到攻击，既可顽强固守，又能互相支援。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了解不够，估计不足，仓促上阵，再加上对鲁南在雨季中严重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业未曾料到，因而就难以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大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在山东解放区一再遭受国民党军进攻的情况下，打到外线去是必要的。但孟良崮战役后，华野指挥员中确实存在骄傲轻敌情绪，造成仓促分兵；分头作战中对敌情和困难估计不够，因而几次作战都打成消耗战，没有解决问题。另外，对雨季作战准备不足，战时遇到许多预料之外的问题。一仗没打好，就容易影响士气，造成非战斗减员，也是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但是，华野的指战员们并未因暂时的失利而丧失斗志，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华野主力经过休整，重整旗鼓，实行外线出击，向鲁西南和中原进军，开始了新的战斗。

[1]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3]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载《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8页。

[4]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9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7]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15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9]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

[10]　《七纵南麻战役阻击战斗简报》，1947年9月25日。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12]　《七连如何恢复战斗力的》，载《华东前线》第1期。

[13]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1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6]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463页。

[17]　陈士榘：《天地翻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18]　陈毅：1960年2月3日的谈话。

[19]　陈士榘：《天地翻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第20章　战斗在敌后

管文蔚率部返回苏中——沈灶、李堡之战打开局面——吴堡乡民兵坚持斗争——淮北安峰山事件的教训——淮南、淮北部队战斗在洪泽湖畔——中央关于敌后斗争策略的指示——在江南的秘密斗争——敌后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连续作战，取得“七战七捷”之后，逐步撤出苏中和淮南、淮北，向苏北、山东进行战略转移。到1946年底，两淮和苏中、苏北地区先后沦为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后，进行军事“清剿”，修筑据点、封锁线，将解放区分割为互不联贯的若干小块。逃亡的地主、恶霸纷纷还乡，建立乡镇反动政权，组织保甲，发展特务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企图彻底摧毁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这些地区坚持斗争的党政组织和部队，经历了一段极为艰苦的时期。

华中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管文蔚领导的部队在当地坚持斗争。1946年10月，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进行涟水保卫战。管文蔚的七纵在东台、盐城方向配合主力阻击由海安北上的国民党军。战斗断断续续打了70多天，直到我军主动撤出涟水，七纵的阻击也就相应结束了。12月初，陈粟致电七纵：“你部英勇阻击敌人的任务已经完成，希即向敌后作战，以继续牵制敌人并坚持原地斗争。”

离开主力的七纵，此时的情况十分艰苦。长时间的战斗使部队减员近半，牺牲1 000多，负伤2 000多，短时期内无法进行大的作战。天气已到隆冬季节，可是部队还穿着单衣，粮食、给养都很困难。1947年1月初，管文蔚率部转移到盐城东南海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隐蔽休整。凛冽的海风冰凉刺骨，大家挤在毯子里，点着稻草烤火，依然直打哆嗦。这一带老百姓非常贫穷，根本养不起部队。这时，上级转达了中央1946年12月25日给陈粟、张邓的指示：“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区，我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第三、四、七分区必须派遣部队和干部恢复工作。只要各分区、各县能坚持游击战争，收复失地便有希望。”管文蔚、陈丕显、姬鹏飞等领导同志商量：只有南下回苏中根据地去，才能解决生存问题。但是苏中已经沦陷，能不能回去，能不能坚持住都是问题。管文蔚决定先带一支小部队回去侦察一下，再作决定。

第二天一早，管文蔚带了一个连沿着海边大堤南下。这一带相当荒凉，人烟稀少，中午走到裕华镇（今江苏大丰县境），镇上没有敌人据点，他们在这里休息一下。镇上的人都知道管司令，今天看见他只带这些人回来，以为共产党的部队都叫国民党军消灭光了，群众表情复杂，有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有的干脆躲起来。原来靠拢民主政府的上层人士也都不见踪影，国民党的狗腿子还放出谣言说：附近大中集的国军马上就要来了。管文蔚想：既然深入敌后，就要插到底，不能畏缩，更不能退回去。他对同志们说：“大家多吃点苦，我们今晚一定要赶到大桥镇宿营。”

大桥镇在裕华镇以南90里，是华中的老根据地。管文蔚一行避开了沈灶等地的敌军据点，半夜到达大桥镇。战士们敲开老乡的家门，说：“管司令的队伍回来了！”饱受敌人蹂躏的群众又惊又喜，纷纷开门把子弟兵迎进去，给战士们做饭吃，并严守秘密，不让附近据点里的敌人知道。几个月来，管文蔚他们真正吃了一顿饱饭，睡了一个整觉，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1]

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们听到消息，陆续来到大桥镇向管文蔚汇报情况。华中分区的钟民、梁灵光、许家屯等领导人都来了，他们告诉管文蔚：1946年11月华中野战军主力北上后，国民党军向我华中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和清剿。泰兴、姜堰、如皋等地是敌军重点清剿的对象。敌军出动多股机动部队，对我中心根据地的村庄进行逐个扫荡，分进合击，有的村庄反复扫荡了几次。他们扩大点线占领，修筑了许多碉堡、据点，把解放区分割成小块，在中心地区安上钉子。逃亡的地主恶霸组织“还乡团”，强迫群众参加“民团”。这些反动武装天天下乡，到处打枪，捕杀我方干部和积极分子，企图摧毁我地方政权和武装。他们提出“先求其安，后求其治”的口号，编保甲、搞连坐、抽壮丁、抢物资，无恶不作。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泰兴、姜堰、如皋等地开办乡长保长训练班，建立情报系统，侦察我方行动。

敌人的报复是非常残酷的。地主“还乡团”回到村里，夺回他们在土改中被分掉的土地，强迫农民补交租粮。他们到处抓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烧毁土改积极分子的房屋。“还乡团”虽然战斗力不强，但行动却十分猖獗。许多过去胆小怕死的地主，现在居然也能打枪作战。姜堰区一个地主媳妇受了伤还向我游击队还击，顽抗到底。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完全是靠国民党军给他们撑腰。

为了分化瓦解革命队伍，国民党采取“以共产党杀共产党”的策略，胁迫我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自首。他们先实行利诱，如交一支枪给多少钱，自首后仍可当干部，还发给“奖金”。通过亲属和社会关系劝说干部自首，或采用秘密自首方式，表面上允许为我方工作，实际上当国民党的特务和内线。有人自首后，国民党方面就大作宣传，请自首分子吃饭，坐黄包车游街，放鞭炮欢迎，突破一点，扩大影响。对被捕后坚持革命立场的，绑起来带路，造谣宣传说他已经自首，动摇我方的信心。

在残酷的形势下，一些干部见我军主力北撤，对前途丧失信心，遂向敌人自首，以求得一时的安宁。软弱的结果是受到更多的迫害和侮辱，自首后，敌人不时来敲竹杠，要请客出“自首费”、“自新捐”；一般的乡长、支书都免不了被捕坐牢，有的被送到如皋，有的被送进苏州监狱。没有被捕的要穿上红领褂子，为地主擦背捏脚；当过民兵的自首后，同样要被抽壮丁，到远处当兵。干部自首后往往被敌人利用，带领敌人搞枪、抓自己人，逼上梁山让你变成反动派。如果不去，就送到“惩匪委员会”毒打或杀掉。许多人是被迫自首的，自首前就苦闷了许多天，痛哭流涕。自首后知道上当受骗，表示悔恨，写信告诉亲友不要重走他的路。有的自首后逃亡回来，隐藏起来或保持沉默；只有少数混入革命队伍的流氓和内奸才真心投靠国民党。[2]

管文蔚和大家研究了情况，感到只有在苏中打几个胜仗，才能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把老区根据地恢复起来。大家认为，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在苏中暂时据有优势，但是存在很多空隙。国民党军兵力有限，不可能村村驻军，日日清剿。敌人的据点有大有小，地方兵力也强弱不均。我军的活动余地还是很大的，只要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开展武装斗争，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怎样开展武装斗争？苏中主力部队是有限的，主要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钟民提出：“各种武装层层结合，分区团、县团、区队、小游击队到民兵，在组织上行动上联合在一起，使农村兵营化。敌人一出动，则八面枪声，到处打击，使敌人进入我解放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日有消耗，士气沮丧。从集中攻击敌人到分散进行麻雀战，偷岗摸哨、秘密锄奸，想尽一切办法杀伤敌人，使敌人每次下乡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在敌人侵占一个地方或开始清剿扫荡，反动气焰疯狂时，打响第一枪，打好第一仗是很重要的。在第一仗中打死一个敌人，缴到一顶军帽，都是好的。县团、区队起先导作用，干部起来领导民兵的自卫活动。一个地方打起来，马上宣传，扩大影响，推动斗争。”他的话得到大家的赞同。

能不能打开局面，关键看七纵。管文蔚发电报给纵队领导，陈丕显、姬鹏飞很快带领队伍南下，集结在东台境内。东台是滨海地区，敌军主力不易前来，只有沈灶、大中集等镇驻有少量敌军，有的是一个营，有的是一个连。七纵当时有4 000多人，集中兵力打任何一点都有把握取胜。七纵领导研究：沈灶有一营敌人，储存不少粮食物资，可以解决我军急需，便一致决定先打沈灶。

根据纵队首长的部署，七纵1旅段焕竞旅长率两个团进攻沈灶，另外两个团负责阻击东台方向敌人。沈灶虽然镇子不大，但敌军依靠土围子拼命抵抗，我军两面进攻协同不好，东边打西边停，西边打东边停，打了一夜没打下来。管文蔚到前线察看情况，指示段旅长：“放开西面，猛攻其余三个方向，逼迫敌军逃窜。”这种“围三阙一”的战术果然灵验，敌军看到是解放军主力打回来，仓皇从西门向东台县城逃跑，我军前堵后追，将一营敌军全歼。这一仗管文蔚不是很满意，他在总结中指出：沈灶战斗虽然俘虏敌军200多人，但自己伤亡300多，弹药缴获与消耗相抵，是个亏本的小胜仗。但从政治方面来说，打开了局面，振奋了人心，影响是很大的。我军收复了东台沿海的大块根据地，部队有了回旋余地。收复沈灶后，缴获了大批粮食、布匹，组织大批人员赶制棉衣，几天之内，七纵4 000多战士都换上了冬装，情绪大为高涨。俘虏兵经过教育补充进部队，又动员了一批民兵入伍，七纵很快发展到5 000多人。[3]不久，根据华东野战军的整编指示，华中野战军七纵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休整了一段时间，1947年2月初，十一纵会同地方武装准备打李堡。李堡位于东台与海安县交界处，地位比较重要。敌军占领李堡后，筑起一道封锁线，隔断华中根据地一、二、九分区之间的联系。当时敌军在海安县城驻有一个旅，李堡据点有一个营，相隔数十里。为了使海安之敌来不及增援，十一纵决定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以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一举拿下李堡。这一仗打得很干脆，我军急行军到达李堡，将敌军团团包围，一夜解决战斗，全歼守敌一个营。平毁敌军封锁线后，一分区的干部和地方武装乘机南下返回如皋，到当地开展斗争。第二天海安出动一个团敌人增援，途中听说李堡敌军已经被歼，便缩了回去。我军则乘势扫荡了角斜、西场镇的敌军据点，大张声势。海安敌军听说一万多共军主力南下，不敢轻举妄动，急忙向南通方面求援。

我军打下李堡后没有固守就撤走了，鉴于李堡位置重要，敌军几天后又派了一个营去守李堡。他们加固了工事，比以前警惕多了。敌军分兵守点给我军创造了集中兵力歼敌的机会，3月中旬，十一纵决定二打李堡。这一次，我军使用了山炮，把敌军的外围工事全部摧毁。突击部队冒着枪弹架起木桥，后续部队迅速通过壕沟，冲进镇内，与敌军展开巷战。我军没付出什么伤亡，就将一营守敌全歼。管文蔚高度赞扬这次战斗是一次完满的胜仗。我军收复李堡后，再次打破敌军的封锁，九分区的部队从这里南下，返回南通地区开展游击战。

十一纵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在苏中地区越打越活。4月份先后攻克李堡、丁家所、大中集、西场等20多个据点，平毁了敌军的封锁线。5月又以十一、十二纵主力协同各分区武装向南通至赣榆公路中段发起进攻，连克十几个据点，迫使敌军从“清剿”区抽兵回援。各分区也纷纷转入进攻，如皋、海门、启东等老区大部分恢复。敌军由于兵力不足，顾此失彼，陷于被动。

1947年7月，国民党49师师长王铁汉指挥两个旅部队向东台我十一纵驻地发起进攻，企图寻找我军决战。当时十一纵为了打开启东、南通地区局面，派31旅南下插入九分区。国民党军发现31旅孤军深入，便调转头来向李堡等地集结，企图切断31旅归路，将我军逼到启东海边的狭窄地区吃掉。31旅旅长胡炳云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红军，乘敌军尚未形成合围，于13日抢先占领范公堤要冲王家潭，然后利用潮汐规律，由一位烧盐老人做向导，夜间徒涉海滩几十里，于14日北撤到南弶（今东台县弶港镇），将合围之敌甩在后面。[4]

十一纵避开国民党军的“围剿”，跳到外线作战。苏中地区再次被国民党军占领。但此时已经不是1946年底的形势了，各分区的干部群众坚持斗争，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周旋。泰县白米镇有个吴堡乡，地处海安至泰州公路旁。敌军1947年7月扫荡时，这里又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之下。国民党军扫荡过后，地主恶霸又回乡来进行报复，气氛相当恐怖。乡里有40个党员，我军从姜堰向东撤退时，他们曾在一起开会商量对策。有的主张和部队一起撤走，但乡长、支书和民兵队长都不愿走。他们经过讨论，决定将妇女、小孩转移，老人看家，党员们组织游击队，分为一个战斗班，一个后勤班，靠着仅有的8条破枪（只有1支打得响）坚持斗争。

有人提出：“还乡团”回来怎么办？大家仔细筹划了一番。村里大多数群众是好的，不会帮助地主杀害乡亲。但是有几个家伙是反动的，可能会配合敌人对村里进行破坏。其中有个叫“苏大炮”的最坏，非除掉不可。民兵队长与“苏大炮”有点关系，犹豫不定，党员们怕他不坚决，有意激他说：“队长和苏大炮是好朋友，他敢去杀呀，他真不愿去的。”队长被大家一激，拍胸脯说：“我一定去。”他和几个党员半夜出动，先杀了苏大炮，又镇压了一个伪保长、一个地痞，把镇压坏人的告示贴在公路旁。还乡团的地主失去爪牙，内心恐慌。吴堡乡的民兵在队长领导下，从秘密锄奸发展到公开锄奸，压下了反动气焰，稳定了群众情绪。

主力自姜堰撤退时，有一个班掉了队。吴堡乡的民兵帮他们换上便衣，掩护战士们安全归队。部队领导很感激民兵，送给他们一个班的枪支弹药。吴堡乡民兵枪多了，子弹多了，信心更强。游击队从两个班发展到50多人，天天与“还乡团”、“自卫队”周旋，战斗在泰州至海安的公路两侧。敌军和“还乡团”对吴堡乡又恨又怕，经常来掠夺破坏，吴堡乡富农的粮食和猪都被抢走。民兵配合县独立团打伏击，夺回了敌人抢去的粮食，物归原主。富农表示感激，改变过去的观望立场，积极支持民兵。

吴堡乡民兵发现，敌人几次来乡里扫荡，都是一个伪保长带路。民兵放出风来，要惩办那个保长。吓得保长到民兵队长家里讨饶：“饶我一条狗命，我什么都照办。”党员干部商量后，对保长提出三条：1．今后带路只许走大路，不许走小路，便于游击队伏击；2．把敌军带到地主家去，不许带到干部家；3．事先要送情报。保长一一照办，国民党军到吴堡乡，在地主家连吃带拿，搞得一塌糊涂，把地主家的女人也强奸了。地主都开始仇恨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官问保长：“为什么不带我们到干部家去？”保长说：“干部都在外边，家里没吃的，饿着国军我可担待不起。”军官也无可奈何。游击队的活跃，使敌军也不敢随便到吴堡乡来。一分区把吴堡乡的经验推广开来，让吴堡乡的干部在会上介绍，各乡党员大受鼓舞，回去纷纷开展斗争。苏中地区的敌后斗争，我方采取主力部队打运动战，乡里民兵打游击战，动员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敌人在据点中陷于孤立，越来越被动。[5]

淮南、淮北地区的敌后斗争，比苏中更为艰苦曲折。1946年11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淮阴时，由于两淮地区领导人的失误，造成根据地干部和家属无组织的撤退，局势十分混乱。虽经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严厉批评，两淮地区仍然很快沦陷。干部中悲观失望的情绪较为严重，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敌后斗争。1947年2月在东海县境内发生的“安峰山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46年底宿北战役结束后，华野主力主动撤到鲁南，准备进行鲁南战役。苏北的沭阳、东海等县相继被国民党军占领。当时在东海境内滞留大批淮海区干部和家属，准备退入鲁南根据地。华中分局在东海设立一个办事处，一面安排干部和家属北撤，一面安排坚持敌后斗争的干部南下。1947年2月7日，华野二纵突然南下，一举歼灭白塔埠的郝鹏举叛军，把敌军战线撕开一条裂口。这是掩护淮海干部南下和家属北撤的最好时机，但是办事处主任正好到后方探亲去了，无人负责安排，以致错过了跨越陇海路的时机。2月10日左右，主任罗某回到办事处，得到不确切的消息，说华野有部队南下，可以掩护干部南下。罗某不加考虑，立即通知各县干部集合，14日大家会合到大乔庄，才发觉南下的不是华野部队，而是淮南区干部队。淮南干部队负责人表示他们无法承担掩护的任务，各县的干部只好在没有部队掩护的情况下继续南下。因组织不严密，行动十分缓慢，掉队的很多，也不注意保密。18日到达安峰山地区，19日接上级通知，国民党军队有向安峰山地区合围的迹象，指示他们向颜集方向行动，脱出包围圈。各县干部队伍因行军疲劳，当晚没走，再次拖延了时间。19日晚南下干部到达安峰山东南的许庄，只有东海县大队一个排的民兵护送，沿途也没有加强警戒。

20日早晨，安峰山周围发生意外情况。国民党28师一部向许庄合围，南下各县干部队猝不及防，顿时陷入混乱。在缺乏统一组织的情况下，只好分头突围。宿北干部队王树林指挥部分同志掩护突围，吸引敌军。因情况不明，在抵抗一时后，大部牺牲，部分干部突出包围。沭阳干部队在江县长带领下向青伊湖方向突围，江县长虽然身体虚弱，需要同志架着走，但他提出拼死打出去的口号，鼓舞了其他同志。他亲自指挥一个班掩护，边打边走。沭阳干部队成功地突出重围，损失很小。东海干部队在领导带领下与敌人绕圈子，也安全突围，没受损失。但其他县干部队则显得慌乱不堪，有的干部扔下同志逃跑，遗弃枪支文件，造成许多干部被俘。一些突围后失散的干部又陆续返回鲁南。这对淮海区的敌后斗争是一个严重损失，当地干部称之为“第二个皖南事变”。事后，上级对安峰山事件的责任者进行了严肃处理，表扬了英勇突围的干部。这说明进行敌后斗争，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和高度的警惕性。和平思想，麻痹轻敌必定遭受损失。[6]

淮北党政机关和大部武装于1946年11月东撤后，约有3 700人的武装、2 500多干部被丢在敌后，加上伤员共7 000余人。大部分党员遭敌人杀害，有的被迫自首。只有少数退入洪泽湖，与当地民兵组成400人的游击队坚持斗争，成为淮北敌后斗争的支撑点。1947年1月18日，饶子健等同志率领淮北挺进支队西渡运河，经泗阳、宿迁到洪泽湖与游击队会合，共4 000余人。国民党军纠集8个团的兵力对洪泽湖地区进行“围剿”，淮北支队实行“避强打弱”的方针，经过一个月艰苦作战，攻克湖边十几个据点，初步打开局面，在洪泽湖周围站住了脚。3月，国民党军再度以7个团的兵力向洪泽湖周边进行“围剿”和扫荡，由于严重的春荒，部队的粮食极为困难，主力被迫撤至运河以东。在运动转移过程中，连续遭受两次袭击，部队损失200余人。淮北局面又变得十分艰苦。淮北支队采取机动战术，将主力77团转至外线作战，吸引敌军。5月间敌军两次包围77团，77团经过激战都突围脱险。淮南地方武装则主动出击，消灭敌军据点和乡里政权，恢复部分失地。由于淮北地区党组织损失太大，一时难以恢复。群众情绪低落，不敢坚决起来斗争，致使淮北支队的处境相当困难。但是他们坚持斗争，到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下，华东野战军出击鲁南，国民党军忙于应付，无力“围剿”淮北我敌后根据地。淮北支队终于渡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洪泽湖周围巩固了根据地，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南下，进一步开辟淮北局面打下了基础。

在淮南地区，1947年1月中旬，原6旅政治部主任杨效椿率一个营隐蔽进入淮南，到达宝应境内。他们分散活动，四处打击敌人的乡里政权，初步打开局面。3月底他们配合淮北支队攻克高良涧，形成淮南、淮北相互呼应的局面。这时华东军区又派一支武装南下，与杨效椿部会合。他们决定向盱眙、嘉山一带发展，过去后因山区狭小，敌军控制严密，又退回宝应。5月，李世农同志又带领一支武装由山东南下到宝应，建立淮南支队，实行统一领导。他们改变策略，决定在高邮、宝应水网地区开辟根据地。7月淮南支队连续出击，攻克高邮境内几个据点，恢复了四个区的政权，建立起小块根据地，在淮南站住了脚。[7]

半年多的敌后斗争，情况发展很不平衡。苏中地区是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十一纵回到当地后，在地方党住在组织和群众支持下，打开了局面，恢复了大片根据地。淮南、淮北地区因1946年底遭受严重损失，地方党组织恢复困难，群众没有发动起来，靠两个支队的兵力与优势之敌作战，就显得十分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实际条件，采取多种方式的敌后斗争。1947年，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制订了《关于夺取蒋区农村的初步意见》（下面简称《意见》），分析了蒋管区的形势，阐述了开展敌后斗争的指导思想：“一方面需要有高度信心与百折不挠的勇气以进行斗争，同时又须有小心谨慎的精神与巧妙的策略方法，以避免挫败。蒋管区游击战争的策略指导方针的特点，应该是联系群众，利用合法，巩固地向建立根据地的前途发展。”

《意见》指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乃是开展蒋管区游击战争的基本前提。办法有两条，一条办法：由大城市党组织派遣党员下乡，尤其是动员城市党员去介绍本县本镇本乡的可靠小学教员及其他农村知识分子入党，作为建立农村党组织和开展农村工作的桥梁和骨干。二十几年的经验证明这是极可靠的办法。另一条极可靠办法就是有解放区组织陆续征调、训练干部，派遣出去。”关于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意见》强调要善于使用合法和非法斗争的两面策略：“两面政策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我们以非法打击敌人弱点，又以合法应付敌人强点、掩护非法的发展。非法一面为目的、为内容，合法一面只是形式与手段。但不利用合法，则非法一面赤裸裸暴露在敌人面前，不但不能巩固发展，且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是历史教训已证明了的。因此，利用合法的思想，应在一切问题中贯彻。各种社会风俗为群众所习惯者，统治阶级办法与压力为群众所不能反抗者，皆利用之，这又具体地表现于利用自首政策、利用特务政策、利用自卫组织、反共组织等。在军事上能利用合法，则隐蔽地巩固地发展问题即可以解决；军事上主动性问题，分散、集中、转移问题自然也极便利地得到解决。但基本问题是群众力量问题，利用合法是为了发展群众力量，而惟有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有效地利用合法。因此，应在坚固的群众观点的基础之上，来广泛地运用两面政策。”

《意见》最后强调：“在蒋管区开展游击战争，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其第一种是保守主义，借口环境困难，避免牺牲或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而落在群众之后，不敢进行群众斗争，更害怕武装斗争，或既进行斗争又缺乏坚持的信念。其另一种则是不顾主观条件，不懂得利用矛盾，也不懂结合非法与合法，而盲目地斗争。”江南地区敌后斗争的实践，证明了中央指示的正确性。[8]

1947年底，为了迎接大反攻的形势，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决定成立华中指挥部兼苏北军区，下辖十一纵、十二纵和三个独立旅，任命管文蔚为苏北军区司令，陈庆先为副司令，陈丕显为政委兼华中工委书记。为了开展江南敌后斗争，指挥部决定派部队过江去苏浙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华中指挥部选派了100多人的精干武装，以丁锡山为司令，汤景延为副司令。雇了两条大海船，运载着他们从海上向上海浦东开去。两天后他们秘密登陆，丁锡山原是当地伪军军官，抗战后向我军投诚的，这里靠他家很近，于是他擅自作主，把队伍拉到他的家乡。没想到丁锡山的外甥是国民党特务，看到我军的游击队来了，就向国民党当局告密。次日天明，国民党军队将村子团团包围，丁锡山喝醉了酒，被外甥杀死。汤景延和游击队同志顽强抵抗，大部牺牲，汤被俘后不屈就义。少数同志逃回江北，向管文蔚汇报失败的经过。

这次派部队下江南的失败，固然有用人不当的失误，但也说明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一带，武装部队的活动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站住脚。只有以少数党员为骨干，在江南乡村开展合法斗争，才能坚持下去。1946年底，华中野战军北上后，华中军区派钱敏、包厚昌等各带一支小分队，过江到苏南、浙东开展敌后工作。他们过江后，坚持隐蔽行动，以合法斗争为主，打开了局面。

包厚昌的小分队在常熟古里镇一带活动。这里曾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1945年底我军渡江北上后，国民党在这里欺压百姓，横行霸道，老百姓是盼望共产党回来的。小分队到常熟后，根据实际情况，主要领导群众开展合法斗争。敌人在当地强行征粮收租，包厚昌组织群众进行抗租斗争。首先让群众拖着不交，敌人来抓就躲避起来。躲不过就先交一部分，最后赖掉。抗租斗争并不是完全抗着不交，这样会刺激敌人，给群众带来灾难。而是根据情况，用合法斗争来维护群众利益。在抗租斗争中根据群众的要求，领导一些小规模的反抗行动。如狗腿子带国民党官员来收租，找群众把狗腿子打一顿，威胁他不许再来。晚上组织几十人到地主家敲门，在门外威胁或贴布告，用新四军名义不许收租。或让老太太、妇女到地主家中哭闹，让地主不得安宁。这些斗争使地主和狗腿子感到新四军到处活动，又抓不着人，气焰有所收敛。在组织群众斗争时，一般不以共产党名义出面，暴露身份容易受损失。而是按乡里风俗，用结拜兄弟方式，联络感情，发展群众；或争取当地有威信的人，培养为群众领袖，让他们出面号召群众。

对一些罪恶累累、群众痛恨的反动分子，抓住机会进行镇压，开展秘密的锄奸活动。古里镇镇长邵某最反动，作恶多端。包厚昌组织武工队乘国民党军换防的空隙，袭击乡公所，打死两个门卫，将邵某拖到街上当场枪决。群众拍手称快，各乡保长大为恐慌，纷纷托人来求情，愿意当两面派，暗地里为我方服务。常熟县城里有个外号叫“活神”的恶霸，既是特务又是地痞，收租收捐无恶不作。群众敢怒不敢言，他住的一条街没人敢去，他在茶馆喝茶没人敢和他同桌。对这样的坏蛋必须打击。武工队三人穿上便衣，来到“活神”常去的茶馆。“活神”家对面是“自卫队”，斜角是警察局派出所。“活神”正在喝茶，我们一个同志就在他面前坐下。“活神”见这个陌生人敢如此大胆，起身要走。我们的人叫住他说话，故意与他吵起来。群众前来围观，我们的同志便掏出短枪，把“活神”拖出门外，宣布罪状后将他一枪击毙。群众四散逃跑，我们的同志也混在人群中安全撤离。等敌人追出来，一个人影也抓不到了。当敌人到乡下进行“清剿”时，武工队在老乡家中不好隐蔽，便进入湖泊芦苇荡中，老百姓摇船送饭。就这样，他们用巧妙的斗争方式，在江南敌后坚持斗争。[9]

在其他一些地区，也都闪烁着敌后斗争的星星之火。在苏南，新四军北上后留下的部分同志在茅山、郎溪、广德、太湖等地建立游击基地。除茅山游击队遭敌“清剿”大部损失外，其余数百人在各地分散坚持。

在皖西有胡明、杨明等领导的游击队，在泾县、太平、绩溪等地开辟了多块游击基地，部队由几百人发展到两三千，在一些乡里建立了政权。

浙江的四明山、天目山地区是粟裕、叶飞战斗过的地方。新四军北上时，曾留下一批同志坚持斗争。他们在深山里建立游击基地，以小部队活动四处打击敌人。

福建地区，华东局派曾镜冰等同志前往福州，组织原苏区各县坚持斗争的同志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间活动范围达50个县。

1947年是华东敌后斗争最艰苦的一年，也是转折的一年。坚持敌后斗争的党员和游击队员，在敌人残酷的“清剿”和“扫荡”下保存了革命力量，站住了脚。在中央敌后斗争的有关指示引导下，运用合法与非法斗争，巧妙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扰乱国民党统治，保护群众利益。他们的斗争得到群众的支持，有的地方开辟了游击区，建起民主政权。从而为进一步开展敌后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迎接反攻创造了条件。

[1]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2]　钟民：《苏中一区地委五个月敌后斗争经验总结报告》，1947年1月3日。

[3]　管文蔚：《关于十一纵南下五个月苏中形势和几个战役的基本总结》，1947年6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5]　《一分区吴堡乡支部是怎样领导坚持斗争的》，收录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6]　中共华中第六地委：《安峰山事件总结》，1947年6月。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2辑第1册。

[9]　包厚昌：《苏南敌后坚持情况》。

第21章　将战争引向蒋管区

陈毅、粟裕去鲁西南指挥——毛泽东制订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西进兵团没有打开局面——叶飞报告战斗失利原因——粟裕认为只有打胜仗才能改变局面——沙土集全歼57师——土山集战斗失利——我军扭转被动局面继续南下

1947年华东野战军的“七月分兵”，连续几仗都没有打好。陈毅、粟裕感到心情沉重，致电中央表示自责。

毛泽东并没有责怪陈、粟，此时他正在酝酿一个宏伟的战略规划。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正规军人数由200万下降为150万。部队的质量和战斗力更是严重削弱。这些兵力大部分被用来守备交通线和重要城市，可用于战略机动的部队只有40个旅。我军经过一年的战争，通过歼灭敌人来补充自己，总兵力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部队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我军已处于优势。但是由于战争已深入解放区中心地区，严酷的战争加上敌人的破坏，使解放区受到很大摧残。村庄破败，土地抛荒，人民迁移流浪，生活十分困苦。有限的后方经济已不适应前方日益增长的对人力、物资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寻求一条出路，变被动防御为主动进攻。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实行战略出击，将战争引向蒋管区。

1947年8月4日，中央军委致电陈粟谭和华东局：“山东主力（陈唐、叶陶五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陈唐叶陶休整地点是否在郓（城）巨（野）地区？且宜从速休整，8月15日以后刘邓出动，陈唐叶陶亦须积极动作，勿误时机。”[1]

粟裕接到电报后，深感责任重大。他请求中央让陈毅司令员与他一同西去指挥，中央迅速批准粟裕的建议，8月6日复电：陈毅、粟裕率华野机关及六纵、特种兵纵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及配合华野作战的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统称西兵团。留在鲁中的二、七、九纵由谭震林、许世友等指挥，称东兵团，华东局机关随东兵团行动。9日，陈粟带领华野机关、六纵、特纵由胶济路北的桓台、广饶地区出发，经惠民、禹城、聊城赴鲁西南，与陈唐叶陶兵团会合。

8月11日，毛泽东致电陈粟：“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陈粟率六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毛泽东强调：“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2]

就在这一天，刘邓大军越过陇海铁路，开始了向大别山进军的行动。陈赓、谢富治兵团也向豫西挺进，掀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毛泽东把作战矛头指向中原，他的设想是：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以策应内线兵团作战。中原地区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中原，就可以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毛泽东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站住脚，威慑南京、武汉和长江沿岸，必能迫使蒋介石抽调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为了使党内和全军更明确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9月1日，毛泽东起草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这个重要指示。在分析了解放战争第一年作战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之后，毛泽东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3]

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指导者的高瞻远瞩和雄伟气魄。但是具体执行这个战略意图，华东野战军需要克服许多困难，道路是曲折的。

当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黄泛区向大别山挺进时，蒋介石错误判断刘邓所部是北渡黄河不成而南窜，仅以一部分部队在后尾随。当刘邓大军越过黄泛区，抢渡淮河，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判明刘邓的意图是向华中进军。他急忙调遣罗广文、欧震、王敬久、张淦兵团的几十个旅火速南下，前堵后追，企图将刘邓大军包围消灭在淮河平原上。刘邓大军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突破一道道封锁线，扔掉了大炮和辎重，终于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任务。

刘邓大军的跃进，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全盘部署，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主力被迫调头，停止了对中原、山东解放区的进攻。按照中央的意图，华野陈唐兵团应当迅速南下，在陇海路两侧出击，积极牵制、打击敌人，减轻刘邓的压力，配合战略进攻。但陈唐兵团在8月间并未南下，而是在鲁西南打转，与国民党军周旋。为了拖住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的5军，陈士榘命令宋时轮的十纵北移，在梁山地区活动。邱清泉以为华东共军“溃不成军”，不堪再战，要北渡黄河退回解放区，于是伙同吴化文部南北夹击，企图将十纵消灭在黄河、运河交叉的三角地带梁山。十纵且战且走，在梁山以北的黄河沿岸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料邱清泉十分狡猾，8月10日5军占领梁山县城后，摆出南下打郓城，攻击陈唐兵团的姿态，仅派84师继续追击十纵。十纵认为可以歼灭84师，就停留在梁山以北的戴庙，准备迎战。没想到5军突然调头，会同84师将十纵压迫到黄河与东平湖之间的狭窄地带，十纵形势危急。陈唐来不及救援，命令十纵抢渡黄河，撤到北岸。8月12日十纵组织渡河时突然遭到5军袭击。十纵伤亡1 500多人，损失骡马500多匹，还有4 000多随军民工被截在黄河南岸。十纵吸引5军苦战10天，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陈唐兵团在鲁西南与敌人周旋，因部队长时间行军作战，十分疲劳，无力打大的歼灭战，也没有什么战果。[4]

陈毅、粟裕得悉十纵受损失的消息，从陈唐来电中看出他们有北上返回解放区休整的要求，于8月17日电示陈唐：“你们虽已分别北返至金乡西北及曹县西北，但是否继续北返，尚应慎重考虑，免遭敌人尾击。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该纵只报损失骡马500余匹，人员损失迄未报，内部问题颇多）。因此，你们应克服急于转回内线的情绪，准备在陇海路南北与敌人回旋。只有在无敌人夹击危险且有十分把握时，才能转回内线。”

毛泽东接到陈粟转来电报，于8月19日致电陈粟、刘邓，指示陈唐兵团应吸引鲁西南敌人向南。电报说：“我们认为陈粟15日辰、17日午两电极为正确。陈唐、叶陶必须克服部队中转回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渡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目前刘邓已过颍河，陈唐、叶陶如不准备在现地打大仗而有受优势敌人围攻之危险，则应于适当时间越过陇海线，吸引鲁西南诸敌向南。”

8月22日，刘邓亦严厉批评陈唐：“你们以部队疲劳、炮弹缺、伤员无法安插为理由，在此战略紧张关头，采取打圈子的避战方针，既已放过王敬久、吴绍周南下，又要放过邱清泉南下，是绝对错误的。王张所提采取留5军并破击陇海路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务望照前令，主要抑留并歼击5军并攻占薄弱城市。可以王张及分区部队破铁路为要。”

面对中央和陈粟、刘邓首长的批评，陈唐感到十分委屈。当时因忙于作战，他们没有申辩。10月3日他们写了详细报告给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对8月作战的情况作了说明。报告中说：“一、四纵由鲁南经月余转战跋涉突围，与西兵团会合时，行动已疲惫不堪，思想动荡，组织混乱，减员二万余人。武器、弹药、西药因过河、雨淋大部损失失效。多数人员赤足，已完全失去战斗力。非经短时间休整，无法马上组织战斗。敌人抓去该两纵逃亡人员，完全了解此种情况，即不顾一切跟踪追击，不让我们有停脚休息的机会，企图消灭该两纵队。”

“三、八纵虽元气无大损伤，但因初入平原一切都很生疏，又逢雨季，到处水网泥泞，又必须掩护一、四纵，减去战斗、勤务，利用转移间隙恢复疲劳，迅速恢复战斗力。如当时仅以三、八纵单独组织战斗，不仅无歼灭敌人的把握，并使主力零星消耗（无后方补给），以后虽有歼敌良机，亦将无法下手。本身愿望，是想迅速将一、四纵休整好，能一齐打个好仗，并提高士气。当时未积极给南下之王、吴顽以打击，配合掩护刘邓之南下，是为缺点，但绝非有意放过，危害刘邓。”[5]

当时陈唐的愿望是与敌人周旋于鲁西南，拖住5军，让一、四纵得到休整，等陈粟带六纵和特纵来会合后，再集中兵力打大仗。但是国民党军不让我军喘息，追在后边打。原来见到我军就龟缩不出的吴化文部57师，在师长段霖茂指挥下追赶一、四纵到曹县以西。陈唐也想打个歼灭战，摆脱被动局面，这时正是机会。8月29日，陈士榘命令一、三、八纵向曹县东北冉堌集集结运动，围歼57师。

但是这一仗又没打好，叶飞部负责正面堵击，憋了一肚子气。8月31日他向中央和陈粟报告战斗经过说：“我们在城武东北冉堌集地区围歼吴顽之战，并非小攻坚，完全是运动战转入平原地区村落战性质。当时情况是我们主动由曹县东南向冉堌集地区转移，与三、八纵靠拢，以求寻机歼击57师。29日上午，吴顽由城武出城，此时57师在曹县西，5军在单县及其东南地区。我八纵在我西北，三纵在八纵西北、西南。我三个纵队已靠拢，实为我军歼敌良机。故我们一面诱吴顽深入至冉堌集附近后，即行两翼迂回，正面出击，遂将敌包围于王店、田鹿桥、秦家铺、冉堌集四点。当时因包围之敌有三个团之多，故建议由三纵暂时牵制57师，集中一、八纵全力追击吴顽。得手后，然后由东向西配合三纵再击57师，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能与必要的。”

包围敌军时，叶飞认为是有把握取胜的。因为敌军盘踞的三个村子“原非敌据点，仅为平原地区之村落。因居民防黄水泛滥，筑有土围，并有外壕一道。除此而外，既无鹿砦，又无碉堡、地堡。此种村落，鲁西地区到处皆是，如果此种村落仗不能打，在鲁西地区即无仗可打。”

但是战斗过程出乎叶飞意料之外：“29日晚之总攻，我们因无迫击炮及六零炮弹火力之掩护，地形开阔，吴顽又善守，战斗逐渐激烈。激战至拂晓，我1师四个连突入王店，2师一个营突入秦家铺。由以往战例，本即可解决战斗。然该部手榴弹因水潮，全部打不叫，致不能向纵深发展，与敌陷于混战及反复冲杀，全部牺牲（1师四个连仅四人生还，2师一个营仅八人生还）。24师由鹿桥未突入，伤亡四十余。至此，我于30日白天仍与敌坚持，以待生力军之加入以解决战斗。我再三向王（建安）、向（明）建议，以三纵牵制57师，八纵以全力加入歼灭吴顽后，再以全力西向攻57师。不要分兵，不要打两面。但至30日午后6时，奉命停攻，退出战斗。我们全体将士遂不得不忍气收兵。”

叶飞在报告中说：“此役榘、唐本决歼敌57师之大部或全部，我纵担任正面堵击，三、四、八纵担任分割包围歼敌任务。我纵虽兵员未补，弹药未补发，而在冉堌集、黄岗集之线，以一个破烂纵队，对敌三个旅打了一天一晚，结果又不打。此后我们接奉总部转中央27日电示，我们知道目前为战局严重关头，故一面向三、八纵靠拢，一面提议再度歼击57师。29日吴顽出犯，有此战机，故我纵再度鼓励全军，勉力奋战，以重对战局有所贡献。结果又归失败，实堪痛心。我们对党对革命已尽最大努力，但因部队自鲁南突围后，兵员弹药未补，力量有限，大不如前，心有余力不足，无可奈何。”“我纵于攻吴顽前，实力为1师（仅有四个营兵力）、2师（六个营兵力）、3师（一个团兵力）。战后我们已实行战场整编，1师编一个团（两个营），2师两个团（内一个地方团），3师一个团。弹药已消耗殆尽，现全军上下仍团结一致，整理部队，检讨经验，绝不悲观。”[6]

陈唐兵团在鲁西南没有打开局面，不仅陈毅、粟裕着急，毛泽东也焦急万分。8月30日他电告陈粟：“你们在惠民留驻时间太久，最近几天又将注意力放在胶东，其实目前中心环节是在陇海南北积极行动，歼击及抓住5军、57师，攻占一切薄弱据点，直接援助刘邓。我们对于陈唐、叶陶20多天毫无积极行动，你们亦未严令督促，十分感觉焦急。为此问题军委多次指示，未见具体答复。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7]

这时，陈毅、粟裕正指挥部队在山东寿张县境内渡过黄河。他们在惠民渡黄河时，因为船只太少，又赶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行军十分吃力。令人恼火的是特种兵纵队因为汽车没有汽油，榴弹炮团炮弹太少，无法到鲁西南参战。陈毅只好让特纵留在渤海军区休整补充物资弹药，以后再南下参战。9月2日，陈粟指挥六纵在寿张渡河，一夜渡过三个师，待机关和民工相继过后，他们即向郓城方向急进，与一、三纵队会合。粟裕命令陈唐率部从曹县过来，主力会师在一起，再商定作战计划。

在渡河前，陈毅惦记着十纵。十纵北渡黄河时受到国民党军袭击，损失较大，此时正在张秋镇休整。陈毅8月29日夜里到了十纵，先后与景晓村、刘培善等领导干部谈话，对他们安慰鼓励一番。30日下午，陈毅召集十纵营以上干部开会，他讲述了当前的形势任务，说明目前正处于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的过渡阶段，任重道远，但前途是光明的。他批评了十纵在关键时刻不冷静，不沉着而造成的损失，要求大家吸取教训，打好以后的仗。陈毅的到来，对十纵的士气是很大的鼓舞。因野战军指挥部等待渡河，陈毅又匆匆赶了回去。[8]

9月5日，陈毅、粟裕率六纵、十纵渡过黄河到达郓城以西地区，与一、三纵队会合。陈唐率四、八纵赶到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华野主力部队实现了会合，攥成一个拳头。陈毅、粟裕在郓城西南的王家楼设立指挥部，与西进兵团的指挥员们会见，忙着了解情况，研究作战计划。在调查了解西进兵团的情况时，粟裕感到大家憋了一肚子气。西进兵团进入鲁西南以来，一直被国民党军追逐，未能摆脱被动局面。有的干部发牢骚说：“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弧形，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指西兵团围绕单县、曹县打圈子，走的是圆圈，敌人穿城而过，走的是捷径），昼夜不停，疲劳不堪。”有的说：“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还有的同志说：“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过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居然敢跟着我们的屁股追。”西进兵团的主要负责人顾虑太多，他们认为敌人密集靠拢，战机难寻；时值雨季，我军行动困难，没有后方，部队减员多，伤员无处安置。主张部队休整一下，进行补充后再打。

纵队指挥员多数求战心切。他们说：“我们和敌人所处的天气、地形条件是一样的，敌人能打，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有的说：“我们在雨雪交加的鲁南消灭了26师和快速纵队，活捉马励武。在沂蒙山区消灭了74师，打死了张灵甫。现在反被我们的手下败将追得东奔西跑，真是窝囊。”

陈毅主持会议，让大家把心里话全说出来。粟裕感到部队是要求打的，应该支持干部战士的求战心情。西进兵团在鲁西南是受到很多损失，确实有困难，休整一下当然很好。但刘邓大军更困难，毛泽东一再催促华野行动，局部必须服从全局。粟裕在会上指出：我们再困难，也要自己克服，尽量争取早打。我们的困难只有在打了胜仗之后才能得到解决。我们打好一个歼灭战，就能从敌人那里得到武器、弹药、粮食和人员的补充。关于后方问题，毛主席9月2日来电指示：“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被服、弹药，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只有打了胜仗，当地老百姓才会有信心帮助我们，建立起新的根据地来。我军在鲁西南被国民党军追了一个月，他们以为我军是“溃不成军”，骄狂失慎，很可能分兵冒进。这就给了我军打歼灭战的机会。我军各纵队虽然实力下降，但现在集中兵力，完全可以对敌军形成以多打少的战役优势。粟裕的分析得到陈毅和各纵队指挥员的赞同，一些有顾虑的同志也鼓起了信心，大家决定同心协力，打一个漂亮仗。[9]

这时，骄横的国民党军还跟在我军后面追赶。8月31日，一、三纵退出冉堌集战斗后，敌军以为我军“损失巨大，向北逃窜”。根据5军军长邱清泉的报告，共军四个纵队已向郓城方向运动，估计有两个可能：一是北渡黄河休整，一是退回山东补充。9月1日，国民党飞机发现万余人的队伍在渡过黄河南下，他们根本没想到是陈毅、粟裕亲率主力南下，估计是为南岸共军送弹药的，也没当回事。9月4日，徐州绥靖公署下达命令：68师守备菏泽，控制东阿一带黄河渡口；5军占领郓城以东至巨野一带，阻止共军渡河；57师由曹县北上，与84师齐头并进，由南向北将共军压缩在黄河南岸，予以消灭。

国民党军第57师是一支杂牌部队，原系98军，1945年6月进犯浙东天目山时被粟裕指挥的新四军打得大败。以后调到苏北海州地区，在宿北战役中又被我军消灭一个旅。现在只有两个旅编制，一万余人，武器是日式装备，比较陈旧。57师没打过什么硬仗，却骄横得很。9月5日，57师奉命由新兴集出发向北进犯，当日到贾敬屯、王姑庵一带宿营。夜里接到徐州命令，说共军三、八纵仍在曹县，要57师回曹县待命。57师本应取道菏泽回曹县，因连日行军过于疲劳，师长段霖茂与参谋长商量，想偷个懒，取道沙土集，走捷径回曹县，而且还准备在沙土集休息一天。这样，57师与邻近的5军拉开了40里的距离，处于相对孤立状态。

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机，粟裕及时地抓住了。6日野战军指挥部定下决心：不休息，不开会，各纵立即于7日发起攻击，求得歼灭57师于沙土集地区。部署是：以三、六（欠17师）、八纵担任攻击57师的任务，以四、十纵和六纵17师在郓城方向阻击5军及68师，以一纵为预备队。各部立即开始行动。

沙土集是菏泽至巨野公路上的一个村庄，呈椭圆形，南北宽1里，东西长2里多，周围有道土墙，围墙之外有道壕沟，三面有水。北面是一片沙滩地，地势较高，壕沟无水。敌军认为这是开阔地，不易接近，在北门外放了一个班担任警戒。57师以一个团分散守备外围的马庄、精良寺等据点，其余大部都收缩于沙土集村中。6日黄昏，57师在沙土集宿营，发现放出去采购粮食的人员纷纷逃回，说是遇到了共军。段霖茂派出的谍报队报告说：共军的三、八纵正在向沙土集运动。段霖茂想保存实力，命令部队连夜修工事，只要守住一夜，第二天一走了之。因此他没有向南京方面报告。

7日晚三纵先头部队占领马庄，8日白天又将精良寺守敌一个连歼灭，扫清了沙土集北面外围。守外围的57师10团团长负重伤，仅带残敌200人逃回沙土集。57师的预4旅曾向我军进行反扑，遭到沉重打击，丢弃了大炮逃回沙土集。段霖茂向上司呼叫求援。徐州回答已经派5军增援，但一个师正在王老虎庄与共军激战，一个师去夺郓城抽不过来，要段坚守两天。段霖茂叫喊没有弹药了，徐州方面答应8日给他空投。这时八纵由南面、六纵由西北接近沙土集，完成了对57师的包围。总攻定于8日黄昏开始，这天下午，担任主攻的三纵8师向沙土集隐蔽开进。前面的22团在北门外200米处捕捉了敌军一个警戒班。经过审讯，摸清了北门守敌和工事情况。部队迅速进入攻击阵地，在沙地上做了简单的工事，挖了交通壕。57师的士兵在沙土集围墙里面修工事、筑地堡，忙忙碌碌，高声喊叫，根本没发现我军的行动。20时30分，总攻时间到，各纵队的炮火向沙土集村内射击，将村子打得浓烟滚滚。三纵8师突击队勇猛地向北门发起突击，敌军惊魂未定，北门已被我军占领。后续部队两个团紧跟着冲进村内，与敌军展开巷战。[10]

与此同时，六纵、八纵也从两个方向突破，3个纵队在沙土集村内对57师进行围歼。段霖茂惊慌失措，丢弃部队，换上士兵服装，带了100多人乘着黑夜向村外逃跑，没跑多远，就被我军在一片黄豆地里生擒。57师残敌人无斗志，在村子里乱跑，在我军喝令下纷纷投降。战斗只进行了5个小时，天还没亮就结束了。

段霖茂被俘后不停地抱怨：打了两天，5军也不来增援。其实邱清泉接到徐州命令后就向西增援了，但是被我十纵和六纵17师阻挡在郓城以南的王老虎、八里河一线。我军以简单的野战工事抵抗着精锐国民党军的一次次进攻，打得英勇顽强。邱清泉气急败坏，一次出动3个团的兵力，在大炮和装甲车的掩护下向十纵八里河阵地冲击，我军杀伤300多敌军，坚守阵地，保证了沙土集战斗的顺利进行。听到57师被歼的消息，5军和在巨野的84师立即收缩，转入阵地防御。

沙土集战役打得干脆利落，我军歼灭57师师部及两个旅，生俘师长段霖茂以下7 500人，毙伤2 000余人。缴获榴弹炮、野炮、山炮20多门，轻重机枪数百挺和大量军用物资。我军伤亡2 300人。这是华东野战军自外线作战以来，在不利的天候、地理条件下，调动敌人，抓住战机打的一个歼灭战。这一仗的胜利，改变了我军前一段的被动局面，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打掉了敌人的威风。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呢？粟裕分析说：“沙土集战役前变被动为主动的关键是处理好打和走的关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是对我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高度概括，同时又是避免被动，保持主动的一条重要原则。这个原则，运用起来颇不容易。打得赢就打，这还比较好办一些；打不赢就走，却不那么容易，因为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敌强我弱，我军被逼到被动地位，常常有个走得了走不了的问题，在走的过程中吃了大亏，也不罕见。走，一支小游击队还好办，一个大兵团却不好办。好几个纵队，敌人天天咬住尾巴，被迫打掩护战、撤退战、遭遇战，部队得不到休息，粮食得不到供应，弹药得不到补充，伤病员得不到安置，士气也受影响。我五个纵队进入鲁西南的处境就是这样。当时我们抓住了走和打互相关联着的这一对矛盾，认为要扭转被动，关键是要打好一仗。”集中兵力坚决打掉敌人一路，一路打掉了，敌人就不敢那样轻进，我们的自由就多了，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了。[11]

毛泽东获悉沙土集战役的捷报，非常高兴，11日致电陈粟：“郓城、沙土集歼灭57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他指出：华野下一步的任务是全军南下，“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12]

毛泽东的贺电给华野将士极大鼓励，粟裕本打算乘胜扩大战果，打击郓城的5军或济宁的75师。但邱清泉是个狡猾的对手，他救援57师无效，马上命令部队转入防御，以郓城南郊的几个村庄为据点，挖掘深沟，加固工事与我军对垒。那里地形开阔，到处是水洼，不利于我军进攻。济宁地区的战场情况也差不多，粟裕考虑胜算不大，决定停止进攻，以十纵守卫郓城一线阵地，牵制5军，其他纵队进入休整，将伤员运送到黄河北岸安全地区。几天后，主力稍向南移，占领曹县。

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的胜利，震动了南京国防部。他们害怕华野从陇海路南下威胁华东，急忙调动在鲁中周村一带休整的整编11师南下，填补防御的漏洞。胡琏接到南下命令后，马上集合部队乘火车经济南、兖州、徐州到达商丘。在那里补充了弹药，配备了8辆轻型战车，于9月20日向曹县前进。21日，11师先头部队进至曹县以南的大义集、土山集地区。

鉴于11师远道而来，又是单独北进，粟裕认为是歼敌良机，21日下达命令，以十纵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负责牵制5军、75师，集中五个纵队的兵力分别围歼11师于土山集、大义集地区。三纵和八纵担任进攻土山集的任务。

胡琏的11师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在南麻曾与我军交手，有一定的经验。11师的特点是善打防御战，进攻时比较谨慎，常常是进50里，退30里，选择地势有利的村庄宿营，并迅速构筑工事。这次也是如此，胡琏的主力在大义集，覃道善旅在土山集，靠得很紧，有情况可以随时救援。土山集是曹县到商丘公路上的一个村庄，周围有道不高的土墙，墙外有道无水的壕沟。11师到土山集后，马上修筑工事。围墙上每隔几米筑一地堡，以壕堑相连；墙外20米修筑一道鹿砦，必须用炸药才能炸开。在村外利用树林、庙宇部署少量部队构成外围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网，从侧面封锁我军的进攻。在村里堵塞全部街道，凿通院落间的墙壁开辟通道，便于防御时调动部队，在大房顶上配备机枪。在村庄中心保留预备队，准备随时应付紧急情况。我军在发起进攻前，对村庄内的情况不了解，仍以为敌军是“立足未稳”，仓促发起攻击。

9月23日夜里，三纵8师从东面，八纵22师、23师的3个团从其他三个方向同时向土山集发起攻击。8师22团3营冲在前面，用连续爆破炸开鹿砦和围墙，打开一个突破口。敌军早有准备，用反冲锋将我突击班顶回来。我军再次冲上去与敌军反复争夺，重新占领突破口，一个连仅剩下10余人。跟进部队越过鹿砦到达突破口前，受到敌军密集火力的封锁，只能在突破口附近隐蔽，无法向村内发展。团长见进展不顺利，命令1营上去。1营跑步向突破口前进时，受到敌军外围据点的侧面袭击和炮火杀伤，到突破口时已伤亡近半。1营战士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不顾伤亡往里冲，他们超越3营，进入村内。李元斗排长带领两个班听到哪个院子里有人说话，就往里面扔手榴弹，打得敌军步步后退，他们占领了三座院子，即停止发展，等待后续部队上来。

这时，敌军预备队沿突破口两侧围墙和村内院落，从三个方向实行反击。敌军发射照明弹，并用猛烈的火力向我军扫射。我军欲架起机枪还击，被敌军的交叉火力封锁，抬不起头来。因干部伤亡，部队失去指挥，被迫从突破口退出。在院落内的战士孤军奋战，寡不敌众，也退出阵地。[13]

八纵的三个团从三个方向向土山集进攻，有6门山炮、24门迫击炮作火力支援。但是协同动作不好，我军向前运动时，炮兵不停地射击，压制了敌军火力。当我军到达围墙外准备突击时，炮弹却打完了，不能掩护我军向村内突击。敌军缓过劲来，组织机枪、冲锋枪等短兵火力从房顶上、围墙上、地堡里一齐猛烈射击，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给我突击部队以很大杀伤。我军在扫清外围障碍时就使用密集队形冲锋，结果第一排上去倒下一片，第二排、第三排上去也相继遭受杀伤。这样，刚到村子围墙边上，一个连就已经伤亡得失去冲击力量。八纵打了一夜，进展不大。天将破晓，有消息说国民党军罗广文部从兰封、邱清泉部从郓城方向前来增援胡琏，为避免陷入被动，粟裕果断下令退出战斗。[14]

土山集战斗的形式与沙土集战斗相同，但结果不同。57师是杂牌部队，一触即溃。11师战斗力较强，又有南麻战斗的经验。所以胡琏每到一地，必先构筑好工事，配备层次交叉火力，防备我军的进攻。而我军在战斗中表现出战术粗糙，不善于合理分配兵力和火力，喜欢硬冲，所以伤亡大而战绩不佳。这两次战斗虽然是一胜一负，但我军主动出击的力量，震动了国民党军将领。胡琏在土山集战斗之后受到蒋介石嘉奖，被授予勋章。但他知道我军的厉害，更为谨慎小心，不轻举妄动。其他国民党部队也收敛攻势，改与我军对峙。我军得到了休整的时间，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开始南下豫皖苏的行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7页。

[4]　陈士榘：《天地翻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8]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

[9]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22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1]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241页。

[13]　《三纵22团土山集战斗介绍》，1948年1月3日．

[14]　《八纵22师土山集战斗总结》，1947年10月28日。

第22章　挺进豫皖苏

毛泽东鼓励华野进行无后方作战——华野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新区的生存问题——开仓济贫和筹款中的偏差——陇海路破击战——粟裕汇报新区工作问题——临颍政工会议解决土改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致信粟裕：土改不能性急——平汉路破击战——战略形势的转折点

土山集战斗我军进攻胡琏的11师没有成功，附近的国民党各部队积极向11师靠拢，企图在曹县、城武地区与我华野西线兵团决战。为了争取主动，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过早决战，陈毅、粟裕决定放弃对11师的进攻，按照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兵分两路越过陇海线南下，开始了向豫皖苏地区的进军。

豫皖苏地区，当时指陇海线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路（北京至汉口）以东地区。这片地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人口2 000多万。虽然大部分城镇乡村处于国民党当局统治之下，当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后，国民党中原地区的兵力完全被调动打乱。蒋介石、白崇禧将中原主要兵力调去围困大别山、堵截挺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兵团，徐州方面的敌军除了进攻山东解放区外，机动部队只能沿着津浦、陇海线运动。在豫皖苏广大地区，除了保安团队和少量守城部队，几乎没有国民党正规军，成为辽阔的空间地带。这给华野西进兵团远程挺进，开辟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制订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时，一再要求华野克服困难，大胆南下。1947年9月3日他指示陈粟：“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只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1]

实事求是地说，华野西兵团南下之前的状况确实是很差的，是在连续行军作战之后，部队大量减员、弹药物资极度缺乏的状况下开始大行动的。作为华野指挥员的陈毅、粟裕不能不为此感到担心。9月17日他们发出一封长电给中央和邯郸分局，反映了部队的实际情况。电报中说：“一、四两纵鲁南行动迄今，各此战斗减员共计9 000余，另非战斗减员达13 000余。主要是雨季经过滕东频湖水洼地区，部队拉手牵绳通过，人马淹没冲走不少。而敌方前堵后追，我则且战且走，俘虏成分大批逃跑和掉队落伍。而解放区新战士和民夫担架女同志等，多未落伍，近日还有回来找部队的。另外鲁南地区土改不深入，地方党数次自由撤出，使部队缺乏人民援助，无粮食，吃以西瓜生菜度日。故减员最大，已伤元气。”“三、八、十各纵每纵减员约在4 000到6 000人左右，不算大，战力一般保持。六纵减员亦在4 000左右。故目前我们初步作战只能以三、六、八、十4个纵队作骨干，给一、四纵队以整补时间。”总计全军人数为13万2千人，连民夫在内是16万人。

电报又说：“部队因7月初西靠，本拟分进敌后，掉头东西合击，故未作长期转移准备。弹药仅随身携带，卫士材料仅带一月，故已用罄。单衣被服未发齐，沿途又破坏很多，故目前部队缺乏被子，病员很多，每纵千人至二千人以上不等，均是疟疾、痢疾。又无药吃，秋凉夜冻，病员更增加。河南地区无法开医院休养，随队拖得更苦，这是我军最严重的威胁。”“经费仅领冀南票8万，现在为止，只有两日菜金了。不得已拿携带的北海票支用，亦不能支持很久。此地河北交通不能确实保持，故难保持经常接济。……部队因西进，脱离土生土长的根据地，到此转移频繁，诸感不便，故普遍有回山东的要求。”[2]

沙土集一仗的胜利，使华野西兵团的士气大为高涨。部队得到一些补充，改善了困难的局面。陈毅、粟裕不失时机地鼓励部队向南挺进，开辟新的解放区。在土山集战斗结束后他们给各纵队发出指示：“我军第一步，在路北全歼57师，给5军、75师、11师以沉重打击，起了配合全国反攻的巨大作用。现在我军第二步，越路南下。其任务是彻底消灭各县区保安团队，攻占能攻占的县城，初步发动群众，打开路南广大地区的局面，开辟豫皖苏鲁大解放区的初基。……第二步作战任务完成，必更使蒋匪阵线混乱，更有力配合和推进全国反攻形势。为此我军路南路北的全体指战员，应人人奋勇肩负起此一光荣的巨大任务，人人负责研究当地情形，作到学会打仗，学会做群众工作，学会筹粮筹款，我们的胜利就会更大、更多。”9月27日，华野西兵团兵分两路，越过陇海铁路南下。

陈毅、粟裕率领第三、四、六纵队经砀山、马牧集越过陇海路后，三纵向睢溪口、宿县、灵璧方向进军；四纵向夏邑、永城、蒙城方向进军；六纵向亳县、太和、阜阳方向进军。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一、八纵队和晋冀鲁豫第十二纵队经民权越过陇海路后，一纵、十二纵向内黄、杞县、尉氏、鄢陵方向进军；八纵向睢县、淮阳、西华、商水方向进军。宋时轮指挥十纵、晋冀鲁豫十一纵在成武、定陶地区牵制国民党5军、75师，掩护主力南下，尔后在鲁西南与敌军周旋。

华野各纵队在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分散行动，划定地域，以歼灭和扫荡小股国民党地方军队和反动武装为目标，长途奔袭，往返作战，机动歼敌。各纵队展开后，迅速占领了十几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区。

毛泽东获悉华野主力南下，非常高兴，9月30日指示陈粟：“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你们与士榘所部暂时分开建立根据地，将来看情形，各留一个纵队在当地发展根据地，集中三个纵队打较大规模的仗，如此方可迫使敌人分得很散，造成好打之条件。”[3]

华野部队进入新区后，国民党地方部队和伪政权人员望风而逃，也引起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逃亡。我军很快就面临生存的问题，首先是粮食供应。叶飞回忆当时的情况：“进入陇海铁路以南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部队开到村庄，老百姓逃跑一空，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怕抓丁，怕抓夫；也有的是受了反革命宣传欺骗而逃跑的。但是这一地区究竟是有我党我军影响的，我纵连续攻下杞县、尉氏、鄢陵等城镇，摧毁了国民党政权，歼击了保安团队，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才安定下来。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十几万人的大部队，吃饭是个大问题。没有政权，没有兵站，需要自己筹粮。部队到一个新地方，靠后勤人员去弄粮食远不够，于是一个连队起码要派出一个班去征集粮食。后来我们发现农村的粮食大部分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上，这就对我们征集粮食提供了方便，比到每家每户去征集省事多了。我们宿营时，往往选择有地主的村庄，一到就开仓济贫，把地主的粮食留一半分给贫苦农民，以此发动群众。这些地方正是当年李闯王活动过的地方，我们也像李闯王一样开仓济贫，办法很灵。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群众来报信：某村某寨有某地主囤粮若干担，恳请解放大军速去驻扎，解民倒悬。因为部队去住了，他们可以分到粮食。粮食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但这办法有副作用，缺乏调查研究，易于侵犯富裕农民的利益，易于给游手好闲的流民钻空子；而且一扫而光，第二次部队经过时就不易筹粮了。”[4]

不解决生存问题，我军在新区就站不住脚。华野首长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0月1日，华野政治部下达《关于我军进入新区解决给养的指示》，指出：“我军进入新区和群众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给养。要粮食，要烧草、马草、马料，要买油盐菜。这些问题解决的好，不但我们可以吃上饭吃上菜，而且使群众拥护我们。否则将会把群众捣翻，反动派借此钻空子，饭也会搞不上嘴。”当时，华野政治部对筹粮、筹款的方法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例如筹粮主要靠从地主、富农家借，或没收；买菜和煤油则可以用粮食换，或用带来的解放区货币折价购买。

实际上这些规定基本没有执行或无法执行。我军所到之处，地主逃之夭夭，找谁借粮？再说部队是流动作战，在一个地方住不长，谁相信借粮会如数归还？华野南下时是抓住时机匆匆南下的，对一些政策问题，如城市政策、工商政策、乃至土改、锄奸等问题，没有时间对部队进行教育和动员。因而部队散开之后，就各行其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和偏差。

例如，一纵政治部在1947年12月16日下达《关于驻村工作的指示》，根据基层部队的反映，制订了若干政策。其中反映了一些情况，表现出在农村的过火行为。关于追缴地主武装及金银财宝问题，《指示》说：“此区地主武装比较普遍，个别单位已搜出有很好的步枪，甚至轻机枪等，并搜出多年积存的金银财宝，所以各单位应注意此点。但目前一般情况是：我们部队一到，地主恶霸都已逃掉，使追索无对象。因此，当打前站或部队进入宿营地时，应指定部队首先包围地主住宅，将其全家人口扣押，追出其所藏武器及金银财宝，但不应因追财宝致用军刑而轻易处死地主。估计地主财产的大小，罪恶的轻重，而决定没收其大部分或全部。然后调查粮食浮财，进行济贫搞粮等工作。”

关于开仓济贫和筹粮，《指示》中说：“在开仓济贫中，应尽可能留下细粮。除本单位食用外，应尽量设法搬运一部分到根据地储存。其他如布匹、棉花、黄金及贵重物品等，应通过群众方式，作为支援本军的财物。各单位伙食改善应有一定限度，不能大吃大喝，恣意浪费，使群众产生不好的影响，收获任何货币、金银器物，无论多少，一律按级缴呈，不得自私自用。”

关于征用地主的大车、耕牛问题，《指示》说：“目前发现拉走地主耕牛为数不少（如有的一个伙食单位即有七、八头之多），还有在中途无法带走者，到处抛弃。因此决定：凡属地主的耕牛及大车一律应发给雇、贫农，如该庄群众不敢要时，应拉出该庄发给别庄群众。”“各部队运粮食无力解决运输力的时候，可用地主粮食换取民间运输力帮助运送。”“现各部队单位已拉来之地主大车、耕牛，不得沿途随便抛弃，并禁止宰杀。”

《指示》最后说：“目前各单位的驻村工作一般的完成了任务，但还有个别单位不注意执行政策，不注意群众的基本要求，往往有和群众争粮争物争牲口的现象发生。有的单位自己把要的东西拿了之后，把剩下的向群众一推，‘老百姓你们要东西快去拿’，也不教育，也不组织，为了纠正这些与群众对立的弱点，各单位须深入检查，配合土改学习，检查阶级思想，检查群众观念，检查执行的政策与工作，给以纠正。”

一纵发生的问题在其他部队也存在。六纵曾就1947年10月南下初期，部队分散在亳县、界首等地筹粮筹款时一些过“左”和违反政策的行为写了一份检查，总结经验教训。

《检查》说：“南下陇海路时，情况紧急，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战斗行动。到达亳州后始提到新区工作。当时上级交代是三大任务：第一消灭土顽；第二发动群众；第三解决部队给养及物资困难。对后者则指示不能依靠后方运来物资，冬衣要在新区解决。以后通知棉衣不筹，但夹被、棉花、袜子必须自行筹办解决。在政策方面，转来邯郸中央局关于开展新区工作政策指示。但部队已分散，不及研究，组织准备更无计划，我们是在这样情形下开始工作的。”

关于没收地主资产，《检查》中谈到他们在亳州、界首没收商业店号和作坊的事情。“大地主经营的商店作坊，如界首汪殿魁的糟坊，所谓‘亳州八大家’的酱坊、绸缎店等（这同样表现在农村中，如大地主的油坊、糟坊也一律没收的）。这是没有把大地主的土地财产与其所经营的工商业区别开来，当时认为地主很大，既没收地主财产，则其工商业也就予以没收了。”

关于筹款，《检查》说：“为了解决部队需要，是以筹办冬衣为名，向工商业资本家进行劝募征借。开始到亳州时，找到商会会长，以商量态度筹款。但撤离时款未交来，将人带走后交给当地县府（后来知道竟被县府打死）。后来部队要自行解决夹被棉花，因之凡到一较大城镇，布匹棉花几乎全部征借，筹款要求就大就急。如新蔡一城，在六家商号要筹款二亿四千万（旧币），几天内实征得二亿三百七十万。在方式上就发展成为直接扣人，以没收威胁，交款放人。个别同志自称为‘革命绑票’，虽没有杀过一人，没有吊打捆绑，但女人小孩囚禁一起，影响很坏。”

关于开仓济贫，《检查》说：“散发物资，开仓济贫是普遍进行的，这与群众性的宣传工作相结合，对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是有作用的。如太和攻占后，缴获三大宗救济物品，大部分均散发群众。有面粉二千袋、麦子一万斤、豆粉四万磅、干汤粉七千五百磅、男女式衣服五千件等。而部队留下的仅洋面粉一百袋、土面八百袋及部分牛奶之类。界首所没收的几家大地主之粮食浮财等，几十里外都来领取。界首渡口拥挤异常，三天渡不完。在部队第二次经过时，即有自动来部队要求带路去分浮财的，群众情绪是非常高的。但散发缺点很多，所得者是否真为贫苦者无法判断，一般估计在城市流氓痞子得的多，在乡村则身强力壮得的多，大体上中农以下都能分到。”[5]

华野主力南下豫皖苏，军事上积极行动，扫荡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开辟了新区。但在群众工作和新区政策上产生了一些问题和偏向，主要表现是“左”。对于这些教训，1948年12月华东局、华东野战军的曲阜会议上曾专门进行总结，并由政治部起草了《关于我军进入中原新区初期执行新区政策和进行新区工作的总结》。谈到1947年9月下旬越过陇海路到11月平汉路破击战这一阶段的情况时说：“各级领导对新区政策及新区的情况，缺乏有系统的研究，对前委开展新区工作的号召与指示，没有认真的研究与领导所属部队全面展开。对某些机械搬用老区群众斗争经验，因而产生过左和急性病的偏向，不仅未予指示纠正，相反的加以表扬，成为以后群众工作中产生普遍过左偏向的原因之一。对城市政策和城市工作更加忽视，采取‘过一路，抓一把’的办法，存在只要农村不要城市的观点，缺乏建设人民城市的思想。许多领导干部，一般的认为出击外线只是军事上的任务，只是为了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及掩护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缺乏建设新区的明确思想。”

《总结》还指出：“初进中原中有两件普遍严重的现象：一种是浪费民力，拉毛驴、拖牛车、使用民夫。当然为了战争使用民力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不过有些单位在可能节省不用的条件下，还任意乱用。尤其在新政权尚未建立时，制度亦未规定。个别单位在爱兵不爱民的观点下，把一个连的单位几乎全部坐上了牛车。有些战士到一地，进一村，随便拉了毛驴就走，老百姓毫无准备。有些村中男子汉又躲了，于是一些妇女儿童跟在后面追赶毛驴。这样结果是在一个纵队一个师到达驻地时，增加了4条无主的毛驴。这类情况在长期作战行军中相当普遍、严重，对我军影响破坏很大。另一种是对蒋管区认识错误观点而产生了随意破坏的现象：拆毁庙宇房屋，撕毁蒋区学校图书，破坏公共建筑物，破坏工厂机件。在违反这种纪律的同志的观点，认为这是蒋匪财产，破坏了免得留给敌人再用。这种游击思想、缺乏对胜利建设的信念，因此产生这些错误现象。”

对刘邓大军和华野主力南下进行无后方作战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毛泽东是作了充分的估计。在8月12日给刘邓、陈粟的指示电中，他指出：“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华野西线兵团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到1947年11月初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一万多人，攻克杞县、亳县、永城、鄢陵、蒙城等24座县城，重要集镇数十处。建起25个民主县政府，在沙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建立了三个军分区。豫皖苏解放区东西千余里，南北百余里，成为我军实行战略进攻的主要战场之一。

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的进攻确实打乱了国民党军的中原防御。开始国民党军实行处处设防，层层堵截的策略，被我军到处突破，防不胜防。我军进入中原后，国民党统帅部为了调整部署，转为利用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机动运转兵力，争取主动。企图隔绝我三支大军的联系，防止我军会师。

为了彻底破坏敌军利用铁路的优越条件，迫使敌军守护铁路沿线要点，以便华野开展豫皖苏边区的工作，配合陈谢兵团在平汉路的行动，粟裕决定以主力纵队对陇海铁路进行破击战。从11月8日开始，在兰封至郝寨的铁路上，我军在地方民兵协助下，掀翻路轨，烧毁枕木，挖断路基，炸毁桥梁，完全破坏了商丘至郝寨、兰封至柳河段的铁路。一纵攻克砀山、萧县，三纵破坏了徐州至宿县的一段津浦路，15日华野一纵、十一纵逼近徐州九里山，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大为恐慌，调集部队空运徐州，加强防御。粟裕见国民党军15个旅汇集徐州，我军与其硬拼不占优势，于17日结束破击战，华野主力一部分回鲁西南，一部分南下豫皖苏，进行短期休整。

在休整期间，华野领导人有时间回顾总结一下南下以来的情况。11月22日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召集各纵队首长参加，检讨前一段工作的问题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方针。在此之前，陈毅为了解决华野南下部队的后勤供应问题，离开华野北上河北武安，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议工作。这样，华野西线兵团的指挥全由粟裕负责。他考虑到部队南下以来发生的一些问题，在11月20日向中央、华东局作了汇报。

粟裕的报告说：“我军进入豫皖地区，迄今将近两个月。部队虽经参加地方工作，但成绩甚微。其原因约有如下各点：1．部队长期集中，有后方作战，一进入敌后不敢大胆分兵以发动群众。对歼灭反动地主武装之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愿打小仗，更不愿打民团，以为打民团得不到补充。”

“2．长期的对分浮财、发动群众表现右倾，认为如此是破坏统战政策，或认为失去情理，不讲道德。最近又发展为乱没收，侵犯商人利益，影响城市政策及没收后纪律坏，部队取得多，群众得的少等现象。”

“3．有些纵队知道不久将去江南，另有些纵队及部队则以为野战军不会久留一地，迟早是要走的。故对地方工作不愿下大力进行。特别是不肯调出较多的和好的干部去作，如此下本钱自己部队得不到。因此过去只是进行了一些分浮财及宣传等工作。”

“4．我们对发展新区，事先毫无准备，干部实在太少，部队本位主义未克服，不愿尽力多调好干部。地方最缺的是区乡干部，而部队下级干部亦确较缺乏而且弱。”

粟裕告诉中央，他们最近准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南下以来存在的问题；对部队进行土改教育，发动部队参加地方群众工作；将各纵队划定区域，进行新区巩固工作。最后，他希望中央和华东局能多派些干部来。[6]

毛泽东11月28日复电粟裕，就开展豫皖苏工作作了指示：“部队中各种偏向，望在代表扩大会中明确批判。”“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以今年9月初至明年8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

按照中央指示，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各纵队抽出2 000多干部，划分区域进行土改。当时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由于康生等人的误导，掀起一股极“左”浪潮，打人杀人现象相当严重。华野部队从来没有搞过土改，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受到老区的影响，在豫皖苏新区的土改中也出现了不少偏差。1948年底华东局曲阜会议关于新区工作的《总结》中这样写道：

“第二个时期是从平汉路破击战后到临颍政工会议前为止，时间主要为12月，约一个月左右。这一时期内，环境相对稳定，各级领导及全体指战员对开辟与建设新解放区的任务有了初步认识。群众工作普遍开展，造成轰轰烈烈的热潮，但普遍地犯了过左及急性病的偏向。例如：发动群众的粗糙、不细致、不深入，流行所谓‘轰起来’、‘走马点火’的方法，二小时分浮财，三天分土地。组织群众建立政权，虽然提出‘带头干’的口号，而实际上则多是包办代替，群众未能真正发动起来。因而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常常为地富分子及其狗腿或流氓分子所篡窃。同时，没有按地区的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对地主的斗争不分大、中、小，富农也一般地受到同样的打击，中农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旧政权乡保甲长，采取‘一扫光’的办法；对帮会、迷信团体及其武装，一般地采取了一律打击搜缴的政策，并因搜缴枪支，发生了捆绑吊打的现象。未能按党的政策分析具体对象，分别轻重，采取不同的对待，因而扩大了打击面，促成敌人的暂时团结，并使中间阶层发生某些恐慌畏惧现象。”

《总结》写道：“普遍的、毫无限制的分粮、分浮财、开仓济贫，虽然在积极一方面救济了一部分贫苦群众，解决了他们短时间的生活问题，争取了群众一定程度的好感与拥戴，部队给养、装备也得到部分解决。但另一方面，由于实施时的无组织无纪律，人人有权，个个动手，不看对象，不顾条件，造成了粮食、物质、资财的严重损失与浪费。群众虽得到若干利益，但一般未将救济与发动群众相结合，或联系得非常粗糙，以致对群众的实际帮助不大，对部队的影响也不好。加上无限制无制度的‘以粮换菜’（在特殊情形下，有限制、有制度的经过一定机关批准，实行以粮换菜是必要的），及随意取用没收物资，形成一般的大吃大喝，浪费粮食，并便利了某些贪污腐化分子的趁火打劫，助长其享乐腐化行为，相当地削弱了部队的纪律与艰苦奋斗的作风，造成以后部队给养供应上的困难，被迫向基本群众借粮，损害了一部分基本群众的切身利益。”

“综观上述各方面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执行新区政策、进行新区工作的特点，是大做、乱做、自由做，形成普遍过‘左’和急性病，表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这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缺乏新区工作的领导经验，思想上的片面群众观点，机械地搬用了内战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某些经验，对党的总政策、总路线及新区各项具体政策及某些政治口号缺乏深刻研究，对新区情况仍未能正确掌握，缺少切合当时当地情况的步骤方法上的周密部署与具体指导。因而在部队对建设新解放区有了初步认识，特别土改学习开始，阶级观念群众观念一经启发与提倡，及在老解放区农村土改‘左’倾浪潮影响之下，便形成群众工作中的普遍过‘左’和自由乱做。同时，当时天气渐冷，部队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各地贫苦群众的生活万分痛苦，迫切要求吃粮、衣被，有些地方只要军队批准动手，群众就毫不畏缩地干起来，也是促成这种自由乱做偏向的客观因素之一。”

粟裕和华野前委的领导们意识到土改中的这些偏向，下决心予以纠正。粟裕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前一段时期频繁的作战，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一些干部头脑中个人主义、军阀主义思想抬头。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党的领导，强调党的政策的重要性。1948年1月8日，华野前委在临颍五里头召开华野政工会议，集中解决前一段土改和执行各种政策中发生的问题。粟裕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肯定了华野一年来作战的成绩，指出过去一年是伟大变化的一年，我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由有后方作战变成无后方作战。过去一年又是巩固壮大的一年，在艰苦的流动作战中，虽然不断遭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但并未减低战斗力，部队克服了各种物质与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士气。

粟裕指出了部队存在的问题。一些干部接受任务时首先考虑个人利益，不服从组织上的分配。有的首长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有的干部在打土豪、筹粮筹款中有享乐腐化发洋财的思想，严重破坏了政策，脱离了群众。粟裕强调：必须强化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权力。红军时期曾经决定“一切工作经过支部”，现在部队中也要建立正常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保证党的指示和政策得到执行。

关于土改和打土豪，粟裕指出现在发生了“左”倾错误。“不分大、中、小地主或富农都打，无组织无纪律无计划乱打乱没收。号房子的、掉队的也自由没收，谁调查或谁先到谁就没收。这种乱干甚至侵犯中农利益，在界首附近，地主就利用这种事情掀起暴动，打垮我们的地方武装，杀害我们的工作干部。这种‘左’倾错误，是农民的报复性和小资产阶级疯狂性在我军中的反映。认为‘左’比‘右’好，‘左’是革命的。这是错误的，应当好好说服他们改正。”

粟裕指出：我军今年有六大任务：1．大量歼灭敌人正规军和地方军；2．普遍做群众工作，扩大和巩固新解放区；3．完成部队土改学习，彻底清查阶级，检查思想和工作，整顿组织、纪律和制度；4．反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反对一切破坏集中统一的行为；5．厉行精简，提倡艰苦朴素；6．提高军事技术。这六大任务的完成，政治机关要起领导作用与示范作用。今天我军的政治水平超过红军时期，但作风不如红军时期好，这就要求我们以艰苦生活、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深入战士的精神去工作，要克服官僚主义，深入下层解决问题，同破坏纪律、政策及一切不良倾向作不妥协的斗争。

临颍政工会议解决了土改中的一些偏向，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曲阜会议关于新区工作的《总结》指出：“政工会议对新区政策的执行步骤方法，即对新区农村与新解放城市的各种工作，作了具体研究和初步的修正。例如：规定只打大地主，地主较多的村庄只打少数几户首富，没收的东西大部要分发给群众，严格禁止杀人等等。但这些规定还只限于范围的缩小及某些权力手续的限制，还未意识到某些基本政策及口号必须改变。同时，领导思想上感觉如果不加约束，偏向将更严重发展；加以约束，又顾虑削减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引起群众的失望。感到偏向要纠正，但又拿不出一套完整的正确的办法来。”

土改运动中发生“左”的倾向，不仅是豫皖苏新区的问题，在各老解放区中表现得也很严重。毛泽东在由陕北向河北转移的途中，所见所闻引起他深刻的思索。1948年1月初，陈毅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见到了毛泽东。陈毅向毛泽东汇报了华东野战军一年来解放战争的成绩和经验，也汇报了他在山东、河北、山西沿途经过时看到的土改运动种种“左”的过火行为。毛泽东意识到，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坚决执行各项政策，是关系到土改能否成功，解放战争能否胜利的关键问题。他下决心纠“左”，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指示。正好此时粟裕向毛泽东请示有关新区土改的问题，1948年1月22日，毛泽东给粟裕写了一封长信，阐述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

毛泽东的信中说：“你的布置极为适当，惟土改工作不能性急。我们去年曾告诉你们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你们应当灵活执行。你们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三年内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能够全部按土地法分配土地，就是极伟大的成绩。”“所谓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是说依照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及其后中央及中央工委所发有关土改的指示，有步骤地启发群众的觉悟，团结全体农民，达到平分土地之目的，不犯大的‘左’右倾错误，而主要是不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告诉粟裕：新区土改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没收分配地主的土地，中立富农，组织以贫农为主、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第二阶段才是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此时才动。“在群众觉悟有很大区别的新区与老区，例如陇海以南与陇海以北，土地法的应用必须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老区的经验正是如此。”“为了这个原故，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其他地区，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因此，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

对于新区土改，毛泽东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敌人不易再来，来也不能久占的地区，应由开仓济贫、分浮财、组织农会、游击队，逐步发展为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开展土改。另一种是敌人还能再来的地区，在开仓济贫，分发部分财物的情况下，寻找积极分子，发展秘密党组织，并组织游击队与敌人斗争。这种地区还不能进行土改，需要有所等待。[7]

毛泽东的信为新区土改指明了方向。华野的干部们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指示，澄清了误区，明白了政策和策略。1949年华东地区的土改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使国民党统帅部极为不安。1947年11月底，南京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到九江任指挥部主任，调集33个旅的兵力，对大别山实行全面围攻，企图将刘邓大军挤出大别山，并迫使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退出中原。刘邓大军面临巨大压力，但毫不畏惧。刘邓向军委建议，他们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鄂陕豫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

中央军委指示中原三军，密切配合，统一行动，粉碎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进攻。华野西线兵团应协同陈谢兵团大破平汉铁路，并以主力沿平汉路南下，造成直逼武汉之势，调动国民党军，减轻刘邓的压力。从12月13日起，华野西线兵团分头出击，开始了平汉路破击战役。

当时国民党军主力云集大别山，陇海线上只有5军、75师等守卫郑州、开封等大城市，在平汉路郑州以南至信阳段守备兵力薄弱。粟裕迅速作出部署，以陈士榘参谋长指挥华野一、三、四纵对许昌地区发起进攻。六纵、八纵由王建安司令员指挥，在睢县、太康地区阻挡5军、75师西援；十纵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由宋时轮指挥破击柳河至开封段陇海路，并向民权、兰考等地进攻。

各纵队开始行动后，叶飞的一纵于13日攻占中牟，陶勇指挥四纵于14日奔袭新郑以南的官亭寨，歼灭国民党骑1旅旅部及一个团，又回头歼灭新郑守敌1 200人。三纵攻击长葛，敌军望风而逃。三纵顺势南下进攻许昌。许昌是平汉路上的一个重镇，国民党军在这里囤积大量物资，但守敌不到万人，而且多数是杂牌军。三纵首长侦察地形后，决定以8师两个团、7师一个团从三个方向同时向城里发起攻击。战斗从14日夜里开始，南门、北门守敌依靠高大城墙以密集火力顽抗，使我军攻击和爆破受阻。进攻西门的8师23团以山炮轰击敌军工事和火力点，并集中轻重机枪压制敌军火力。当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时，我军爆破手冲向西门，连续爆破，炸开城门，23团战士一拥而入，在城内展开巷战。敌军节节后退，重炮阵地被我军占领。这时，攻击南门、北门的部队也从西门跟进，战至15日晨，攻克许昌。歼敌5 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0多门，汽车100余辆和大量军用物资。十纵于15日攻克兰封，歼敌2 000多人。

六纵在太康东南阻击5军西援，打得非常艰苦。5军作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与74师作风相似，善于进攻。战斗开始后，5军以密集炮火集中轰击我军的重点防御村庄，并以小部队迂回进攻，显示出训练有素的战术配合。六纵因防御正面过宽，兵力不足，只能在节节抗击下逐步后撤。5军连续占领柘城、鹿邑，越过杞县至太康公路。粟裕见我军战场越来越小，背靠黄泛区作战不利，命令六纵主动后撤，与5军脱离接触。这时陈士榘来电说许昌缴获物资很多，需要五天才能运完，要求粟裕支援人力。粟裕遂率六纵去许昌协助三纵、一纵搬运物资。八纵、十纵破坏了商丘段陇海路后，即在当地休整。邱清泉指挥5军到通许后，也暂时停止了前进。[8]

我军攻克许昌，国民党军统帅部极为震惊。白崇禧感到平汉路被切断将严重影响中原局势，于是命令第5兵团司令李铁军率整编第3师由南阳、唐河东进，整编第20师由信阳北上，第47军从郑州南下，企图南北对进，打通平汉路。12月24日，李铁军率整3师到达遂平以北的金刚寺、祝王寨地区，20师则向确山前进。鉴于李铁军部孤立突出，陈赓与陈士榘商议，由陈谢兵团和华野共同歼灭整3师。当天陈士榘向粟裕报告，决心以三纵攻击金刚寺，陈谢兵团攻击祝王寨，得到粟裕的批准。

整3师原是国民党军嫡系，1946年8月在定陶战役中被刘邓大军全歼。这是后来重新组建的，多数是新兵，装备中等，战斗力已非昔日可比。24日到达遂平以北时，天降大雪，道路泥泞。李铁军带领兵团部和3师主力驻祝王寨，20旅驻金刚寺，他们长途行军，也是疲劳不堪，作了简单工事就宿营，认为共军离他们还远，不会有什么情况。

12月25日夜里，大雾浓重，后半夜又开始下雪。华野三纵急行军数十里，完成对金刚寺的包围。察看地形后，纵队首长决定以主力8师主攻。金刚寺是平汉铁路东一个较大的村庄，有围墙和外壕，国民党军堵塞四门，布下鹿砦等障碍物。但村外有许多深沟，便于我军运动接近。26日凌晨2时，8师开始炮火准备，一阵轰击后，22团突击队冲向金刚寺东门。爆破队员炸开第一道鹿砦，身后一个战士迅速爬到第二道鹿砦前，他发现鹿砦与敌军地堡靠得很紧，机智地将炸药包放在鹿砦与地堡之间，一声巨响，鹿砦炸开，地堡坍塌。第三名爆破手冲到围墙下，将东门炸开一个洞口。突击排长带头从这个仅容一人的洞中钻过，3分钟内一个排即全部进入村内。敌军在村里躲炮，8师22团已占领了东门和几个地堡，他们才发觉，组织部队进行反扑。22团突击队坚守突破口，后续部队源源进村，与敌军展开肉搏拼杀。这时24团也从北门突破，敌军慌乱，向西南突围，在野外被三纵7师、9师包围。到天亮时，整3师20旅在金刚寺被全歼，敌旅长被击毙。祝王寨之敌被陈谢部队包围，在我军的炮击和进攻下溃不成军。李铁军带少数卫兵突围逃跑，其余均被我军消灭。这一仗我军全歼国民党军第5兵团兵团部及整编第3师共9 0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9]

行军中的国民党第20师获悉3师被歼，迅速收缩到确山城内，依托城墙和外围制高点固守。20师是川军，下辖两个旅19 000人。装备不强，老兵多，内部帮会团结较好，善于防守。1947年7月华野西线兵团进攻滕县，20师在那里顽强抵抗，免遭被歼。陈士榘碰到这个老对手，决心以三纵、四纵配合陈谢兵团乘胜南下，将其消灭。12月28日，我军包围确山。战斗由陈赓统一指挥，陈谢部队负责攻占城西南各制高点，华野四纵攻打东南670高地，三纵从北门攻城。各部发起战斗后，陈谢部队因地形狭窄，部队无法展开，在城西南高地与敌军反复争夺，进展不顺利。陶勇的四纵攻击城东670高地，29日夜里几次攻击，遭受守敌密集火力封锁，未能得手。30日再组织部队冲击，终于占领了高地的两个山头。但敌军相当顽强，组织反扑，与四纵进行争夺。四纵两天战斗伤亡1 500余人，可见战斗之激烈。三纵负责进攻北门，因主力8师金刚寺战斗过于疲劳，纵队首长命令7师、9师进攻。因部署仓促，没有看好地形，7师、9师突击部队在敌军密集火力封锁下几次进攻没有成功。陈士榘见此情况，31日命令8师投入战斗。这时，情况发生变化，白崇禧命令进攻大别山的部队北上增援，胡琏的11师已到达正阳西北的宋店，与刘邓部队交火。为避免与敌军长时间对峙，陷入被动，陈赓、陈士榘命令部队停止攻击，主动撤离确山。平汉路破击战至此结束。

华野和陈谢兵团进行平汉路破击战，有力支援了大别山刘邓大军的行动。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机关及一纵等部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转移到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邓小平率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分散部队与敌军机动周旋。陈谢兵团与中原野战军一部在确山会合，转至舞阳地区休整。陈士榘、唐亮率华野三、八、十纵留在郾城区，配合陈谢兵团在中原歼敌。粟裕接到中央军委指示，要他带领华野一、四、六纵撤到黄河以北，休整一段时间后准备向江南进军。1948年2月，粟裕率部北渡黄河到达濮阳。

华野西线兵团从9月底越过陇海路南下，到1948年1月结束平汉路破击战，三个多月中转战千里，共歼灭国民党军7万人（其中正规军5万多人）。华野协同刘邓大军、陈谢兵团开辟和扩大中原解放区，华野与陈谢兵团在确山会师，标志着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刘邓大军鄂豫皖根据地、华野的豫皖苏根据地和陈谢兵团的鄂豫陕根据地已连成一片，胜利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任务。我军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开展新区工作，取得初步经验。到处主动出击，造成国民党统治区两条大动脉平汉、陇海铁路的经常中断，使国民党军忙于应付，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以后的战争已经主要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转到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国民党军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1947年12月底，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评价我军进军中原的行动时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10]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4]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174页。

[5]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7]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　华野司令部：《平汉、陇海路破击战经过概述》。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351页。

第23章　胶东保卫战

范汉杰奉命进攻胶东——陈粟指示东兵团集中兵力——诸城攻坚没有打好——华东局和九纵跳出包围圈——毛泽东指示坚持胶东作战——胶河战役反守为攻——追击敌人打海阳——莱阳攻防战——东兵团认真总结战术

1947年8月初，华野主力结束南麻、临朐战役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毅、粟裕率领华野机关、六纵、特纵等去鲁西南，指挥西线兵团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华东局和二、七、九、十三共4个纵队前往胶东解放区，由饶漱石、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统称东兵团，坚持山东的内线作战。东兵团以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饶漱石、黎玉、张云逸、曾山带领华东局机关随许世友指挥的九纵先期前往胶东，8月4日，谭震林与陈毅、粟裕告别，带领二纵、七纵向山东诸城地区转移。

华野主力撤离鲁中地区后，山东国民党军打通了济南至青岛的铁路线。蒋介石认为共军在山东大势已去，急于结束山东战事。8月18日，他飞到青岛召集军事会议，部署“9月攻势”：以整编8、9、25、54、64、45师组成胶东兵团，以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兵团司令，企图一举占领胶东解放区，封锁渤海湾，断绝华野的后方接济和联系东北、华北地区的海上通道。会议结束后，驻守昌邑、潍县和青岛地区的国民党军各部队即从事作战准备，胶东半岛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中。

陈毅、粟裕获悉山东国民党军部署的情报，判断敌军即将进攻胶东解放区。8月23日，他们向华东局和谭震林、许世友通报了敌情，指出：“胶东为我全军军事供应之主要基地，冀鲁豫亦部分供给。如果敌向胶东腹地进犯，对我战争供应影响甚大。因此我东兵团四个纵队及胶东、滨北之地方所有地武应立即紧急行动，齐心协力，单独负起保卫胶东基地光荣任务，以彻底粉碎敌人进攻。为此我们提议：二、七、九及十三纵队应即靠拢于铁路附近，集中力量，先求得干脆歼灭敌之薄弱一部，以打开胜利之序幕。此战关系甚大，务求必胜，以利全局。鼓励全体克服疲劳与困难，努力争取胜利。”[1]

当时东兵团的状况极为困难。南麻、临朐战役后，二、七、九纵伤亡很大，而且损失的多是老骨干。部队伤了元气，情绪低落，战斗力一时难以恢复。当时华野政治部在诸城二纵6师18团7连调查，战前全连131人，其中党员59人；战后全连仅剩39人，其中党员22人。加上作战环境艰苦，生活非常困难，部队思想相当混乱。二纵战史记录当时的情况说：

“部队对战役组织指导、战斗指挥不满，认为上级指挥机关歼敌计划太大，致使部队遭到损失。认为如此下去，反攻无期，表现着对新的形势因局部得失发生了怀疑悲观情绪。”

“老战士感到战争的艰苦残酷，无战斗经验的新战士产生了恐惧心理，甚至有的痛哭流泪，饭吃不下，俘虏成分则对我军力量发生了怀疑，认为还是国民党强。干部感到我们这次战役是失败了，而对及时积极的进行动员解释不够，于是情绪不高，精神不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个别发生吃吃喝喝等消极态度。”

“破坏纪律现象较多，如战后转移途中，随便打枪，与兄弟部队相遇互不让路，野蛮不讲理。因战争影响，居民群众逃难于山区，致使部队途经之地，犯纪律现象较以往任何时期均为严重。”[2]

七纵、九纵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在这种环境下，部队是无法承担重大作战任务的。当二纵到达诸城、九纵到达招远休整后，谭震林、许世友等非常忙碌，组织政治干部下连队作思想工作，鼓舞士气；改善部队生活，恢复体力；补充新兵，恢复建制。正常情况下，这些工作起码要一两个月，部队才能恢复战斗力。但是国民党军大兵压境，一场恶战又在眼前。华野主力纵队西去，在劣势条件下能否保住胶东根据地，谁也没有把握。当时饶漱石、许世友只有九纵一个主力，十三纵尚未组建好，只有一个旅的编制。因此他们希望谭震林赶紧率二、七纵前来会合。谭震林感到有困难，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说：“如果三个纵队都集中到莱西平原地区，也打不到什么仗。地区只有那么大，挤多了，也并不利。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想吃掉敌人一个旅都很困难，想切敌人也没什么好切的。……当时四个纵队都集中到莱西平原打大歼灭战不能说无可能，但可能不大。地区狭窄，我们集中了，敌人也溜了。……当时目的是为了拖住敌人，以配合其他战场，不在于歼灭敌人。”[3]因此，谭震林提出分兵作战，他率二、七纵南下鲁中打28师、83师，并要九纵前来会合，以吸引国民党军兵力，减轻对胶东的压力。然而九纵因连日暴雨，无法南下，饶漱石也不同意主力部队离开胶东。为此，饶漱石与谭震林之间数次电报往来，为合与分的作战方针问题争论不休。

陈毅、粟裕获悉东兵团领导内部的争论后，非常焦急。他们坚定地认为：东兵团只有集中兵力，才能保卫胶东。分兵是没有出路的。8月27日他们致电谭震林、许世友：“胶东为我军最主要之军工生产及物资供应地区，兵员亦多，以我们现有近代化之数十万武装，如无军工供应，对作战影响至巨。此间快纵（炮纵）因无车辆、汽油及炮弹缺乏，不仅无法参战，且亦难以移动。为支持华野之最大部分及冀鲁豫之一部分供应，故我们主张东兵团四个纵队应集中胶东作战，直接保卫胶东，较之二、七、九纵南下作战为有利。……你们向南之计划，因往返电商，已耗去时间四五天，甚为可惜。否则此次25师单独向高密集中，即为歼敌良机。现时机仍未过去，仍希尽力争取四个纵队迅速集中于胶东，求得运动中歼敌为宜。”[4]

陈毅、粟裕的见解是正确的，保卫胶东不仅关系到这个山东最大的解放区的得失，而且关系到整个华野和华北解放区的命运。胶东解放区三面环海，背靠大陆，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解放区拥有烟台市和掖县、招远、莱阳、海阳等十几个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胶东解放区是在抗日战争中开辟建立的老区，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华东和东北野战军中，有四个主力纵队是胶东子弟组成的。此外胶东有十几万民兵组成的地方武装，是华野主要的后备兵源。烟台是天然良港，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航运往来频繁，东北我军兵工厂制造的炮弹、炸药、枪支和药品、布匹等物资，源源不断海运到烟台，再由陆路转运到华野部队和冀鲁豫解放区，支持关内的解放战争。胶东有十几处我军的兵工厂和被服厂，是华野的后勤基地。山东战场上的我军伤员也被送到胶东休养，与后方机关人员合计多达50 000余人。胶东的地位举足轻重，是万万丢弃不得的。

1947年9月1日，国民党军胶东兵团完成作战准备后，范汉杰指挥各部由胶济路东段兵分三路，自西向东大举进犯胶东解放区。李弥的8师由昌邑进攻掖县，王凌云的9师由潍县进攻平度；黄百韬的25师由高密进攻平度，黄国梁的64师在25师后面跟进。阙汉骞的54师由胶县向北进攻，74师的57旅由青岛向即墨进攻。范汉杰采取“锥形突进，分段攻击”的战法，企图以优势兵力和装备将我军压迫到半岛狭小地区予以消灭。胶东解放区形势骤然紧张。

谭震林率二、七纵和部分地方武装集结于诸城地区。9月9日，获悉国民党64师的157旅侵占诸城，谭震林决定乘敌军立足未稳，消灭诸城这股敌人，以配合许世友部的内线作战。当日午夜，二、七纵主力向诸城县城发起攻击。二纵5师13团分两路突击东门，经连续爆破，占领城门楼。城内守敌进行大小十余次猛烈反击，拉锯争夺。13团三个营全部投入战斗，终于将敌击溃，向城里街道发展。10日拂晓，谭震林下令总攻。七纵19师迅速占领西关，21师占领南门外的村庄，敌军凭借城壕工事组织火力顽抗，与21师形成对峙。战斗到10日黄昏，我军控制了东、西、北三面城楼，并占领城内部分街道房屋。敌157旅旅长困守城内天主堂核心工事，不断向64师师长黄国梁呼救求援。黄国梁心急火燎，亲自率131、156旅由高密南下解围。由于敌军行动很快，作为预备队的二纵6师动作慢了，没有及时抢占道口，组织有力的阻击。致使我军有遭受夹击的危险。11日拂晓，二、七纵在城内经一夜奋战，已经占领县城大部，接近敌军指挥部。因战斗激烈进行，来不及报告上级。谭震林、韦国清以为城内一时无法结束战斗，又见援敌迫近，认为继续打下去将陷入被动，于是放弃对诸城攻击，于11日晨下令撤退。

诸城战斗虽歼灭敌军1 500多人，却是一次不成功的攻坚战。二纵后来总结教训说：“此次战斗由于报告制度执行得不够及时，致敌156旅进至王家巴山时，本可及早获悉的情况，至9日上午才知道。既来不及调动部队于运动中歼灭敌人，更丧失争取时间，以一部控制该城，待敌展开攻城而全力出击以歼敌的战机。后待部队投入城内彻夜激战，各部均有进展，11日敌已处于危急不支之境，战斗本可顺利坚持下去，但因检查了解各部战况不周，仅鉴于局部发展不顺利和过度顾虑敌援迫近，怕遭南北合击，南指和纵队轻易动摇决心，放弃了可能争取的彻底歼敌的战机。”[5]

当范汉杰指挥8、9、25、54师分两路向掖县、招远、平度进攻时，华东局和许世友司令员组织部队和群众积极备战，准备迎击来犯的敌军。胶东军区将所属的第5、6、7师改编为华野第37、38、39师，组建起第十三纵队，以周志坚为司令员，廖海光为政委。与九纵一起统归东兵团指挥。在全区范围内组织机关、学校、医院、仓库等单位转移到东海分区农村（即今莱阳以东昆嵛山区），暂避敌军锋芒。各乡村进行坚壁清野，将粮食、棉花、油料、布匹、机械等或转移或掩埋，实在无法处理的，只得忍痛烧毁，不使其落入敌军手中。各县民兵组织侦察队、爆破队，配合主力部队袭扰敌人。许世友司令员动员部队：“牵着范汉杰的鼻子，一步一步把他牵到牛角尖里来，然后杀他几个回马枪，打他几个团团转；看准了，用老鹰叼小鸡的办法，狠狠揍他一下，这样一口一口地把他吃掉。”

9月8日，国民党军9师占领平度，并配合8师进攻掖县。九纵、十三纵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节节阻击，迟滞国民党军行动。18日，敌25师攻占莱阳，9师进至招远以南的夏甸，8师166旅到了夏甸以北40里的道头。这里正是九纵的集结地带，华东局首长和许世友随九纵行动，看到8师敌军突出，决定突袭道头，打击敌军的气焰，并突破敌军包围，从内线跳到外线。

道头在招远县城南30里处，是个交通中继站。道头村周围是起伏的丘陵，村庄里驻扎8师的一个加强营。这里是8师与9师的接合部，防御不是很强。加上国民党军步步推进，气焰嚣张，不把我军放在眼里。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将指挥部设在紧靠前线的银家，指挥25、27师的五个团将道头团团包围。十三纵37师配合行动，切断道头南边敌军退路。

9月18日中午，道头战斗打响。担任主攻的27师三个团分别进攻道头西南的几个小高地。27师81团大胆分割包围，占领李家庄、郝家庄等地，敌军没有防备，大部逃入道头村内。黄昏时79团、80团从两个方向对道头村发起进攻，先后突入村内。25师73团也在夜里赶到，投入兵力支援，残存敌军终于支持不住，全部投降。附近几个村的战斗也相继结束，除敌军团部未能攻下，我军在道头战斗中共歼敌2 300余人。

李弥发现我军进攻道头，急忙调遣部队增援。王凌云的9师配合堵截我军，被十三纵阻击于葛门口。九纵经10个小时战斗后，没有休息，忍耐着饥饿和疲劳掩护华东局和东兵团机关向大泽山区转移。一昼夜行军180余里，摆脱了敌军的追赶，暂时脱离了险境。

华东局机关和九纵连续行军，9月24日抵达大泽山以西、平度县以北的昌里镇。饶漱石、黎玉、许世友等电告中央军委：“内线已坚持三个星期，为减少尔后作战困难，决向敌后转移。今晚敌已发觉我主力一部转出，飞机不断在上空搜索轰炸，估计敌人除有一部分迅速占领我海口城市外，另一部分将西返尾追，造成我愈集中敌愈分散，便利歼敌局面并逼敌无法深入农村，可减少我损失。逼敌无法从胶东抽兵，加重其他地区压力。在我主力转到敌后，尚留十三纵37师并配合地武四个团坚持斗争，掩护疏散。我们电谭率二、七纵到路北与我们会合，以便集中歼敌。为不使我们位置暴露，我们电台全部暂时停止工作数日。……我们在内线坚持三个星期，争取时间，稳定人心，组织抵抗，安插后方，埋藏物资，疏散近2 000高级干部及家属到东海，并补充粮食。九、十三纵系补充装备。从道口歼敌后，九纵战斗情绪旺盛。我们本拟继续在内线作战一个时期，但因牙山以东伤员、家属五六万无法回旋，继而又有大批难民涌到主力与指挥机关附近，影响作战。故我乘道头胜利及敌向招、霞前进时，出其不意向敌后转移。”[6]

此时饶漱石、许世友最迫切的愿望是与二、七纵会合，集中兵力作战。但是二、七纵自诸城战斗失利后，部分指挥员情绪不高，向中央和华野请求离开胶东，南下作战。毛泽东认为保卫胶东意义重大，9月16日指示陈粟、饶黎、许谭：“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只要该区有粮食，就应留在该区打些小胜仗，即使一二个月不打胜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胶东方面敌至多使用十二个旅进攻，而在占领平度、掖县、莱阳、龙口、招远、蓬莱、黄县诸城，留出大量守备兵力之后，其机动兵力就不多了，利于我军各个歼敌。一个月后，敌有很大可能调走一部分兵力，故该方面只要我军不打败仗，局势亦可能好转。”[7]

9月22日，陈毅、粟裕致电谭震林、韦国清，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在胶东作战。电报中说：“我们认为，二、七纵队并非兵员不充实，亦非战士不能打仗，而最重要原因为干部情绪不高，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顾虑太多，致变成犹豫不能贯彻决心。到处怕敌人迂回包围，而又到处分兵钳制，于是在迫近胜利时，不能坚持集中兵力力求取胜。此次诸城战役，既缺乏坚持亦未集中兵力。……为此我们意见：除增强对干部之教育外，对干部亦应作必要的调动、调整。并应从你们起，自上而下克服思想不安。目前时期，即回华中去打好仗的思想，正如中央所示，敌人会跟到华中，亦不见得好打。对二、七纵队不利，对胶东作战则更不利。……望遵中央指示及饶黎张曾20日电精神，依据当前敌情坚决向胶东敌侧后进军，以利配合胶东作战，并可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8]

毛泽东和陈毅、粟裕的指示终于使二、七纵的干部打消了顾虑，9月24日，二、七纵队由诸城北上，越过胶济铁路。华东局机关与九纵也从大泽山向西行军。10月1日，三个纵队终于在高密西北的朱阳会师，攥成一个拳头。就在同一天，国民党军占领了我方主动放弃的烟台。表面上看来，范汉杰是步步前进，连续占领了胶东14个县城，战果很大。但是他不得不分兵把守这些城镇，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大为缩减。一个月来，国民党军始终未能找到华野主力决战。范汉杰发现我军主力在昌邑、高密地区活动，错误判断我军“避战溃逃，不堪一击”，命令9师自招远向大泽山前进，64师由高密向北堵截九纵。鉴于64师行动突前孤立，许世友、谭震林决定集中兵力先打64师。

10月2日，64师先头部队进至饮马，九纵侦察部队误报为64师主力。许世友下令二、九纵全力出击。敌军发现我军大部队，惊慌失措，立即向后收缩，逃至范家集、三户山。我军紧追不舍，当晚对敌军形成包围。

范家集是胶河东岸的一个土寨子，有些土坯民房，村边有土围墙和壕沟。三户山在范家集西北，山势平缓，高109米。山上突出三个圆圆的山头，山凹呈马鞍形，地势虽不险要，但地形开阔，便于防御。64师依靠这一带的村庄和山地，很快构筑起子母堡和环形工事。

3日黄昏，九纵开始炮击范家集和附近的郭村，同时各派出两个团的兵力进攻这两个村子。敌军以密集火力拼命防守。我军一夜战斗无进展，天亮时撤出战斗。许世友改变了计划，决定先拿下三户山。命令二纵调两个师协同九纵攻三户山。4日夜间，我军又向三户山发起攻击。九纵25师75团打得勇敢顽强，于5日凌晨占领三户山东山，然后协助73团扫荡山凹间的残敌，歼敌2个营。二纵6师也攻占了西山，歼敌一部，残存的敌人向范家集溃逃。攻下三户山，使我军控制了有利的制高点，可以俯瞰范家集，组织火力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

64师在范家集被围，范汉杰非常震惊。在64师一再求援下，他急忙调遣9师、45师和64师156旅从三个方向增援范家集。东兵团首长得到情报后，决定一面围攻范家集，一面分兵打援。7日下午，二纵奉命出击45师211旅。韦国清司令员、张震副司令员带领全纵三个师急速向西进发。4师先头部队在侦察中抓到俘虏，明确了211旅驻在潍河岸边的三阳庄。二纵连夜行军，拂晓前包围了三阳庄，从敌军背后先发起攻击。敌军发现退路被切断，惊慌失措，陷入混乱。二纵6师勇猛突入三阳庄，与敌军展开近战。8日早晨，敌军逃出庄子，向西南方向突围。6师穷追猛打，4师、5师也分头出击，与敌军混战于三阳庄南，将敌军分割成几段。到上午10时，将211旅全歼于潍河东岸。还有一部分敌人向东南方向突围，途中碰到二纵的炊事员给部队送饭。敌军调头往回逃，我们的炊事员在后边追。跑到潍河岸边，遇到6师搜索部队，这股残敌只好投降。三阳庄之战二纵全歼211旅，俘虏旅长张忠中以下3 400人，毙伤3 000余人，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9]

10月5日，国民党军9师从东面前来增援。许世友命令成钧的七纵前往红石山阻击，并调九纵27师归七纵指挥。红石山在范家集以东8公里处，是个60米高的小丘陵，附近地形平坦，村落密集，便于部队隐蔽和防御。6日拂晓，国民党军的炮火猛轰红石山，然后步兵发起冲锋。第一天的激战，虽然敌军一度占领红石山，27师组织反击，到黄昏时又夺回了阵地。8日的战斗更加残酷。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石山猛攻，在正面防御伤亡很大的情况下，九纵27师79团大胆迂回，突入敌军第二梯队，猛冲猛打，拦腰打乱敌军队形，迫使敌军全线溃退。七纵和九纵27师坚守红石山三昼夜，以少胜多，使敌军未能前进一步。但是这种硬拼的阵地防御战，也使我军付出了很大伤亡。由于兵力分散打援，进攻范家集力量不足，始终未能解决战斗。为了避免分散作战，陷入被动，东兵团首长决定结束战斗。10日夜间，我军主动撤离战场，到景芝地区休整。敌军尝到我军厉害，也不敢贸然进犯。[10]

这10天的战斗被称为胶河战役。这是胶东我军对国民党进攻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作战，达到了打乱敌军进攻部署，迫使敌军回援的目的。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分兵作战转为集中兵力。在主力纵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十三纵攻克掖县，歼灭守敌一个团。四纵10师攻克诸城，歼敌3 000人。这样，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2 000余人。华东局对东兵团的胜利给予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论说：“这一英勇行动，转变了胶东的战局。”

这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和华野主力挺进豫皖苏的战略行动，使国民党军在中原地区遭受沉重打击。为了挽救中原局势，蒋介石命令范汉杰将9师、25师从胶东调往其他战区。11月6日，驻高密的9师开始行动，向西北的朱阳一带进发。这时，在安邱、景芝地区休整了一个月的二、七、九纵，正越过胶济铁路准备转入胶东内线作战。九纵在朱阳以西的丈岭与9师狭路相逢，先头部队发现敌军，因情况不明，报告聂凤智是敌军运棉衣的两个团，聂凤智命令九纵立即投入战斗，打响后才发觉是9师全部。既然遭遇了，就得死打硬拼。九纵25师攻击丈岭、27师攻尹家屯。7日上午，25师向丈岭发起总攻，但未派部队出击敌军翼侧，结果与敌军打成消耗战，两个连挤在民房周围，被敌军炮火杀伤。27师攻尹家屯，也受到敌军火力封锁，攻击受挫，伤亡较大。当天夜里，九纵以25、27师共同攻击尹家屯，因战术动作迟缓，攻击仍然没有成功。双方改为对峙，9师加固工事，困守待援。[11]

11月7日和9日，华东局、东兵团分别向中央军委报告胶东敌军动向，并判断9师、25师等可能调往其他战场。11月10日，毛泽东指示华东局：“望令许、谭尽可能以寻机歼其一部之方法，阻止该两师一个时期。”许世友将九纵、二纵和七纵在胶济线旁摆开，准备层层堵截9师。11日，敌64师和8师一部由高密出援，接应9师。13日国民党援军到朱阳，9师在其接应下登上火车，向青岛方向逃去。不久，9师由青岛上船，由海路转运上海。

九纵在丈岭与9师的恶战，伤亡1 600多人。许世友、谭震林考虑高密一带战场条件不好，决定改变计划。15日电告华东局：“朱阳、高密、胶县间多水，地形条件不利于我作战。为转向敌于被动，仍按原来计划，七、九纵明日向东北移动，寻机歼灭莱阳之敌，或协助十三纵歼灭海阳敌。二纵仍监视胶、高之9师、64师。”[12]这时，情况发生变化。9师已经逃往青岛，范汉杰命令驻平度的64师198旅东援海阳的54师。198旅乘火车上路后，七纵、九纵即从陆路开始平行追击，行军300多里，在崂山湾以北的蚬子湾追上198旅，将其团团包围。

9师和198旅的东撤，使高密、胶县敌军力量大为削弱。二纵奉命进攻高密县城。高密守敌虽然不多，但城防坚固。韦国清、张震等到前沿观察，只见高密城高1丈2尺，厚7尺，外壕宽4米、深3米，还设有鹿砦和铁丝网。用过去的方法强攻肯定要付出重大伤亡。二纵干部开动脑筋，决定挖坑道进行爆破。在5天时间里，他们在西门和东南角挖了三条地道，通到高密城墙下。在每条地道的尽头放上500斤炸药。部队还准备了梯子等攻城用具，并用沙盘进行战术演练，战前准备工作搞得相当细致。11月26日20时，纵队首长一声令下，引爆地道内的炸药。高密东南角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突击部队17团从地道里破土而出，冲入城内，很快控制了南门。其他三个团也发起攻击，高密城四面都被突破。我军进城后，积极向纵深发展，分割歼灭敌人。经一夜战斗，27日晨，我军包围守敌64师476团团部。经喊话交代政策，敌团长率残部投降。我军以伤亡不到500人的代价，取得高密攻坚战斗的胜利。这是二纵打得最漂亮的一个攻坚战。[13]

蚬子湾位于崂山湾北岸、灵山东北、店集以北，地势开阔，国民党军比我军先到，借助村庄构筑了工事。当时天气寒冷，下起了雪。九纵经过长途行军，相当疲劳，就马上投入战斗。26师主攻，几个团轮番冲击，但都遭到敌军猛烈火力的抵抗，伤亡很大。打了一天一夜，到27日情况发生变化，范汉杰从即墨派出两个旅前来解围。九纵调回头来，配合七纵打援，在卧牛山、南阡一线与国民党军恶战。激烈的战斗又打了两天，双方反复争夺阵地，结果打成对峙，谁也吃不掉对方。眼看无法解决战斗，兵团命令七、九纵于29日凌晨撤出战斗，转移到五龙河以东休整。

蚬子湾、卧牛山战斗没有打好，主要教训是我军没有集中兵力，战术上也是与敌硬拼，虽然战士们打得很英勇，但没有达到歼灭敌军的目的。聂凤智将军后来谈起这些教训说：“蚬子湾战斗，我们意见在即墨以东、蚬子湾以西打，先控制丘陵地，居高临下，让敌人来攻，主力控制在翼侧。这样打，我们就要提前一天半出发，否则就可能把敌人赶到五龙河以西谢福庄一带，在那里打就不行。当时成钧、韦国清都有这个意见，后来兵团说来得及，敌走弓我走弦，我们可以先到。我算了账，河流多、部队疲乏，搞不好要出纰漏。结果我到时敌已先占蚬子湾，我们又提议不去攻，采取守势，以逸待劳让敌来攻。但兵团命令当晚攻，攻了两天，最后伤亡一大堆，没有办法，撤出战斗。同时我兵力也不集中，一个纵队打一个师。”但是蚬子湾、卧牛山战斗使国民党军尝到我军的厉害，士气被打下去了，在9师、25师被调走后，范汉杰兵力不足，只得采取守势，胶东战场的大局面已经扭转，我军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

海阳守敌是54师8旅及36旅一部。11月初范汉杰将其从莱阳东调，7日刚刚占领海阳县城，我十三纵就于8日赶到，将海阳城三面包围。敌军依据城东北的神童山制高点，向我军发起冲击，企图击退十三纵，夺路突围。十三纵以炮火截击，打退敌军一次次进攻。我军占领了另一个制高点玉皇顶，与敌军对峙。21日敌军以两个团的兵力向玉皇顶发起疯狂进攻，一度占领了我军阵地。下午十三纵三个团实施反击，到黄昏又将阵地收复。28日晚，十三纵38师集中炮火猛轰神童山，接着三个团从不同方向发起攻击。激战至29日凌晨，我军占领了神童山。这样，海阳守敌被压缩在县城及附近的狭小区域内，时刻遭受我军炮火的威胁。眼看大势已去，12月11日，敌军从海上逃往青岛，十三纵收复海阳。

经过胶河战役和胶高追击战，胶东半岛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军依靠铁路和海上交通控制着沿海的青岛、烟台、即墨、威海、蓬莱等城市，而半岛的内地除了一个莱阳县城，全部被我军收复。莱阳处于胶东腹地，是阻碍我胶东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最后一颗钉子，也是国民党军赖以牵制我军的据点。为了争取胶东保卫战的胜利，东兵团首长请示华东局，要求打莱阳。12月1日，华东局复电同意包围莱阳，并告诉许、谭：“近两月来，除二纵两次歼灭战外（山阳歼灭211旅及高密歼灭战），多是打消耗战。望很好研究战术，对每次战役战斗均要有把握有准备才打。”

莱阳城内有国民党第54师106团、108团一部和地主武装近万人。城内城外修筑了许多碉堡和暗堡，易守难攻。许世友将主攻莱阳的任务交给七纵，将二纵调到莱阳西南水沟头一带，九纵调到莱阳以南左村一带，准备打援。将十三纵37师从海阳调来作预备队。

攻击莱阳的战斗从12月4日打响。七纵的三个师从四面发起进攻，当夜就突破了外围阵地。7日占领四个城关，9日发起总攻，将敌军大部歼灭。敌106团团长带领一个营的残敌步步退守，最后被压缩在城东北角的城隍庙核心阵地，负隅顽抗。城隍庙是莱阳城内最大的古建筑，地势较高，北依城墙，东临水塘，西边是开阔地。敌军组织密集火力，使我军无法靠近。七纵组织了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形成了对峙的僵局。许世友见七纵连日作战已经相当疲劳，决定调十三纵37师上来，解决城隍庙的敌人。

37师曾在莱阳担任过守备，对城内地形相当熟悉。12日夜里投入战斗，以两个团轮番进攻，敌军以密集火力封锁，我军的爆破员上不去，打到13日中午进攻仍未奏效。许世友派十三纵周志坚司令员亲临前线指挥，并配给他们两个山炮连。周志坚观察情况后，指示37师重点攻击城隍庙的东北角。黄昏时十三纵集中炮火猛轰城隍庙，压制敌军火力后，从东北角进行连续爆破，终于突了进去。这时37师其他两个团也从南边和西南角突破，敌军106团终于被全部歼灭，13日晚上，战斗结束，被敌军占领两个月的莱阳又被我军收复。

当我军进攻莱阳时，范汉杰急忙调54师、64师等八个旅的兵力向莱阳前进，企图解莱阳之围，并与我军决战。12月9日，64师师长黄国梁亲自指挥198旅推进到水沟头，与二纵展开激战。水沟头是百米宽的河滩，地形开阔，便于防御。国民党军以坦克打头，向二纵阵地猛冲。我军没有打坦克的经验，造成很大伤亡。战斗在一线阵地的干部战士表现出英勇顽强的作风，虽然阵地被坦克冲破，他们在工事里坚持不退，向跟随坦克的国民党军猛烈射击，阻止了步兵的进攻势头。坦克没有步兵跟随，不敢冒进太深，又怕掉进前沿的陷坑，因而在阵地面前徘徊。二纵打退了198旅一次次进攻，气得黄国梁暴跳如雷，亦无计可施。到13日我军攻克莱阳城，二纵完成了阻击任务，主动撤出水沟头阵地。

范汉杰不甘心失败，命令54师的两个旅继续向莱阳前进，企图夺回莱阳城。十三纵奉命在莱阳城西展开，正面阻击国民党军。战斗从12月19日开始，十三纵的37、38、39师分别把守阵地，与64师的8、198旅反复争夺。23日到25日，争夺贺家疃、将军顶的战斗达到白热化，54师以炮火和坦克支援，将贺家疃十三纵38师阵地几乎全部摧毁，38师114团与敌军展开肉搏，一个营伤亡过半。敌军刚刚占领贺家疃，37师增援部队赶到，从两翼侧击敌军，夺回了阵地。将军顶只是一个小丘陵，25日敌军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发动五次冲锋。38师113团坚守阵地，副政委荣育德等许多干部英勇牺牲。在112团的支援下终于打退敌军，保住了将军顶这个制高点。

就在十三纵浴血苦战时，许世友命令七纵插向敌军后方。七纵连夜出动，25日占领姜家集。54师眼看夺取莱阳无望，又怕被我军迂回包围，12月26日仓皇南撤，于29日退到灵山以南，与我军脱离接触。莱阳保卫战的胜利，使胶东的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胶东地区除烟台、福山、蓬莱、龙口等几个沿海城市和青岛附近地区为国民党军盘踞，其余广大地区均为我方控制，解放区联成一片，基本恢复了9月以前的局面。长达三个月的胶东保卫战以我军的胜利告终，总计歼灭敌军63 000余人。此后，胶东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牢牢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948年的新年是在喜庆气氛中度过的。在休整的日子里，干部战士都在总结经验，对前段作战进行反思。七纵21师师长谢锐感到：战斗中最大的问题是一些野外运动战往往打成村落攻坚战，使我军不能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增加了伤亡。他再三考虑，于1948年1月9日给许世友、谭震林首长写了一封信，信中研究了敌军战术特点，并对我军战术提出相应的建议。信中说：

“自卫战争以来，蒋匪遭我整师整旅整团的歼灭，或遭到我歼灭的打击太多，迫使蒋匪在战术上改变了过去的冒险进攻，在今天冒险就不敢干，能进则进，不能进则固守待援。……蒋匪在进攻时，如发觉我优势主力企图包围他时，就能迅速改变进攻决心，退入村庄或城镇固守几点或一点，更由于其构筑工事迅速熟练，其守备信心就更加增强。我们只要几个钟头或一天不攻，其内外线子母堡群就构筑更多。以后去攻，越打越多。”

针对敌军的战术，谢锐提出我军的战术应当是：“当敌运动时，或敌正向我阵地前进时，我主力亦向敌侧后运动，仅以小部队与之发生接触。估计敌本队尚未展开，此时我主力就由敌两侧勇猛攻击，使敌本队难以应付，亦无法收缩兵力。如敌收缩我则跟随猛冲猛插，使其仓皇应战，而达到我各个包围歼灭的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与东北野战军常用的“一点两面”战术有相同之处。

许世友、谭震林读了谢锐师长的来信，进行了认真研究。1月14日他们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对谢锐提出的战术给予充分肯定。信中指出：“以前几次野战出击所以没有在运动中完全歼灭敌人，除了敌人的战术的诡诈而外，我们的主观上也还有原因的。例如对情况研究、战场选择、出击时机、兵力部署和使用等问题，都存在缺点的。为什么我们以前的几次战斗都打成了僵局，不能全歼敌人？这因为我们各级指挥上存在一些毛病，值得我们深刻检讨和研究。”随后，许、谭在部队出击的梯次配备、火力组织、抓住战机迅速突破、村落攻坚的近迫作业等方面，阐述了他们的体会和经验。信中最后说：“今后作战，针对敌战术特点的转变，我们的对策亦应是机动灵活的。我们仍应在野战中求得在野战中歼灭敌人，然而当我出击时，在精神上及物质上都须作攻坚的充分准备。……只要我们能迅速的接受经验，改进战术，各级指挥员能虚心检讨、加强学习，不轻敌亦不惧敌，小心谨慎，大胆勇猛，我们就一定能歼灭敌人。”[14]他们把这两封信转发给各部队，在胶东兵团中掀起了总结经验、研究战术的热潮。

[1]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胶东保卫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3]　谭震林：1960年2月18日的谈话。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6]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胶东保卫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

[11]　聂凤智：《鏖战胶东》。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4]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胶东战役》。

第24章　战略的抉择

陈毅到陕北——毛泽东构思跃进江南——蒋介石调整中原部署——大别山局势日见艰难——毛泽东指示华野一兵团准备渡江——粟裕长电提出战略新建议——毛泽东召陈粟商议大计——决定华野在中原作战

1947年11月8日，华野主力七个纵队开始破击陇海路作战。为了解决部队南下豫皖苏作战的后勤供给问题，陈毅与粟裕告别，乘吉普车离开九女集前线指挥部，前往晋冀鲁豫中央局。沿途他受到华野后方机关和地方党政干部的热烈欢迎，听取山东同志汇报情况，并为后方同志作形势报告。他出山东，入河北，11月24日到达晋冀鲁豫中央局驻地武安县冶陶村，受到滕代远、薄一波等负责同志的欢迎。陈毅与他们具体商谈了华野部队的后勤供给问题，得到晋冀鲁豫同志的全力支持，所需物资得到了解决和落实。在平山西柏坡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刘少奇、朱德听说陈毅到了邯郸，打电话要陈毅来汇报华野情况。于是陈毅又北上到了平山。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后，刘少奇、朱德告诉陈毅，中共中央正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来电报邀请他去参加。自延安一别，陈毅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他高高兴兴地上路，翻山越岭，过五台、代县、神池，从兴县渡过黄河，经陕西佳县到达杨家沟。由于风雪冬季和路途艰难，他见到毛泽东时已是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已经结束了。

陈毅一到杨家沟，毛泽东就让他看十二月会议的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他总结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并提出了建立新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纲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献，显示出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宏伟气魄和高瞻远瞩。陈毅读得心情激动，受到极大的鼓舞。

毛泽东让陈毅跋山涉水来到陕北，一方面是为了听取华东野战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是为了和陈毅商谈1949年作战的战略问题。陈毅用了三天时间，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汇报了自他到山东以来华东野战军作战、山东根据地建设各个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对华东的情况表示满意。

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秘密商讨华野下一步作战的战略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华野主力于1949年上半年向江南跃进。

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一个设想。早在1947年7月10日，他给东北民主联军负责人的电报《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中，最早提出了进军江南的设想：“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的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7月23日他给刘邓和陈粟谭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作为战略出击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华野的一纵、四纵向江南进军。电报说：“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1]

毛泽东的指示，相当具体。他把华野一、四纵的南下，作为整个战略反攻计划的一部分。他设想：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野主力深入江南，必将打乱蒋介石的进攻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我军可以转守为攻，在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陈毅、粟裕对毛泽东的指示是认真对待的，但存在很多困难。华野“七月分兵”后，一、四纵前往鲁西南外线作战，就是为南下作准备。但是一、四纵遭到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又赶上雨季，部队减员很多，战斗力急剧下降。陈毅、粟裕8月初带六纵前往鲁西南整理部队，在沙土集打了一个胜仗，才使部队重新振作起来。9月17日，陈粟向中央军委作详细报告，如实反映了华野西兵团的减员状况和急需解决的伤员安置、后勤供应、经费保障等问题。电报最后说：“如中央最近期内，准备以一、四、六纵向长江以南出动时，则拟将一、四纵开（黄）河北整补一个月，待机南下，执行新任务。如无此必要，则拟将两纵分到西南方面，执行游击任务，自行整补。”

中央军委研究了陈粟的报告，9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以军委名义复电：“半年内不拟派一、四纵去江南。同意你们提议将一、四纵调往河北休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再行南渡作战。”[2]

局势发展得很快。1947年8月下旬，刘邓大军开始挺进大别山。9月下旬，陈粟指挥华野五个纵队进军豫皖苏。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军中原防御空虚，忙于应付，乱成一团。毛泽东对形势的转变感到非常高兴，在10月15日给陈粟的电报中再提南下之事。他说：“战局可能发展很快，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之间作战，另准备以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电报还说：“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到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3]

11月20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南下豫皖苏后，脱离后方，连续作战十分疲劳。部队纪律不好，缺乏干部，在开展新区工作上遇到很多困难。电报中说：“有些纵队知道不久将去江南，另有些纵队及部队则以为野战军不会久留一地，迟早是要走的，故对地方工作不愿下大力进行。”如果不能巩固豫皖苏新区，进军江南就是一句空话。几天后毛泽东复电粟裕：“在明年8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仅准备在明年8月以后，派一部分部队渡江南进，究派何部，临时决定。”

就这样，华野渡江的计划拿起来又放下。陈毅在思想上是拥护毛泽东的计划的，毛泽东提出的战略主张，他几乎没有提出过异议。在去陕北的路上，他沿途讲话，几次提到过江。12月30日他给晋冀鲁豫干部介绍华野作战经验的报告中说：“今年秋天能组织100万兵力渡过长江，今年就能结束战争。”[4]因而，毛泽东与他商讨华野主力过江的行动，他表示完全赞成。

1948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的失败，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制订了以固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兵力进剿中原以目的的“分区防御”战略部署。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三个集团在中原战场的37个整编师约66万人，除以一部分配属8个绥靖区担任防御外，其余主力部队组成6个机动兵团和4个快速纵队，集中兵力对付我军的进攻。这6个机动兵团是：邱清泉兵团（整编第5军）驻商丘，胡琏兵团（整编第18军）驻驻马店，孙元良兵团（整编第47军）驻郑州，张轸兵团驻南阳，张淦兵团驻安庆，裴昌会兵团驻潼关。从这个布局上可以看出蒋介石的用心：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并加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5]

完成上述部署后，蒋介石指示胡琏兵团向大别山区进攻，寻找刘邓主力决战。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寒冬腊月，部队没有棉衣穿。刘邓首长带头，全军上下人人动手缝棉衣。1948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以5个师向大别山区压来，刘邓大军又面临险恶的局面。1月25日，刘邓向军委报告：“我们原拟乘粟、陈谢2月初行动，敌军略有调动，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局面，故部队已集结休整。敌发现我集结后，又部署以5个师主力寻我作战。而粟、陈谢又已改变部署，先向郑（州）潼（关）段作战，暂时不能减轻我之负担。而我在几个强师压迫下，又无法作战，故只能再行分散活动。……但这样下去，部队将继续削弱，士气将大受影响。地方工作将继续受到很大摧残。此种情况，甚为不利。请军委考虑指示。”

1月26日，刘邓继续向军委报告：“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胡琏）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6]

当时刘邓大军的情况确实非常困难。多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感慨地说：“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纵队王宏坤、张才千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7]

从上述电报和回忆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刘邓当时的艰难和他们迫切需要友军支援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扭转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华野过江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次毛泽东是下定了决心，并得到陈毅的同意。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向粟裕发出指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3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在具体叙述了三个方案的渡江时间、地点之后，电报说：“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3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电报最后说：“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

粟裕接到电报后，马上与陈士榘、唐亮等同志进行了认真研究。1月31日，他向中央军委发了一封长长的复电。电报中将叶、王、陶三个纵队的现状作了如实汇报，说这三个纵队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减员很多，干部配备、物资装备也很不足。部队思想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整顿和教育，所以马上出动确实有困难。粟裕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将三个纵队调到陇海路附近休整一段时间，3月下旬出动；二是三个纵队仍按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两个战役，然后休整，到5月中旬出动。粟裕告诉中央，他已派出干部前往皖南探查南下路线，另一批干部前往江北含山、和县、巢湖等地组织船只。

在电报中，粟裕谈起过江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当年他随红7军团北上失利的教训：“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能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7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他提出自己的建议：“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8]在这封电报中，粟裕已经委婉地表达了他在战略问题上的独立思考。

毛泽东、陈毅研究了粟裕的电报，2月1日答复粟裕，并转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同意粟裕的第一方案，叶、王、陶三个纵队组成华野第一兵团，到陇海线附近休整，补充新兵，准备渡江；华野其他纵队由刘邓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陈毅日内动身返回部队。为了调动敌军，减轻大别山的负担，毛泽东、陈毅联名致电华东局：“现在南线最紧，战场仍在大别山。”指示韦国清率二纵南下苏北，与管文蔚的部队合并组建苏北兵团，配合刘邓作战。许世友的部队组建山东兵团，由华东局指挥向鲁西行动。渡江的战略方针和实施方案基本上定了下来。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率华野一、四、六纵于1948年3月上旬转移到黄河以北的濮阳进行整训，作渡江南进的准备。华野十纵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一纵越陇海路南下，护送补充刘邓野战军的新兵。陈士榘、唐亮率华野三、八纵与陈谢兵团会合，进行洛阳战役。

4月1日，正当华野一兵团整训热烈开展时，陈毅回到濮阳的华野指挥部。他在向华野干部传达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对华野工作的指示时，4日中央军委又来了指示，要求一兵团整训到5月15日结束，然后开始南下渡江的行动。

这一段时间，粟裕每天都在思考渡江的问题。反复权衡利弊，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中原地域广阔，便于我军机动作战和集中兵力；背靠山东、晋冀鲁豫老区，伤员和补给也好解决。

如果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当然会给敌人以相当大的威胁和牵制。但是行程几千里无后方作战，必然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大量减员，剩下的部队也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即使我军南下，蒋介石也不会把他在中原的主力部队调回南方，这样我军也就达不到预期目的。

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运用，粟裕认为：“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这样想来想去，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能不能把这些意见向中央反映，粟裕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9]想到这里，粟裕决定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逐级报告，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陈毅回到华野后，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对一兵团干部进行渡江南进动员时，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跃进战略方针，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转入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发挥自己长处。”陈毅兴致勃勃地说：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然而在会议间隙，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大感意外。毛泽东制订的战略决策，陈毅是亲自参与的，也是完全赞成的。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我军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陈毅不可能出尔反尔，但是在与粟裕共同作战的日子里，他欣赏粟裕的军事才能，也很尊重粟裕的意见。他没有公开表态支持粟裕的建议，而是表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10]

粟裕也是考虑问题很周密的人。在向中央报告之前，他于4月16日向刘邓发出一封长电，陈述自己的建议，征询刘邓的意见。“请钧座予指正。”

4月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全面陈述他对战略的意见。电报全文如下：

职对目前战局，虽经月余之考虑，但不成熟，恐有不周，致未敢轻率呈述。兹特呈报如下：

一、自去年7、8两月，先后转入外线以来，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使我军转入了反攻，将战争拖向蒋管区，保卫了基本解放区，减少了解放区受战争的直接摧残。当时我军不依靠后方，大胆转入敌后，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因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使敌我形势完全改变，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造成今后向前发展更有利的条件。但自去冬迄今，中原地区战局已形成疲惫而频繁的拉锯形势，我军固然予敌人以极大困难，给敌人的人力物力以极大缩减与损耗，但由于敌人尚拥有相当机动兵力，占有某些交通线和所有交通中心、战略要地及运输工具、技术条件等，在兵力转运军需补给上较我军便利，亦增加我们歼敌困难。

二、我大兵团进入新区，远离后方作战，不仅在群众与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较好的配合，行动上不易保守秘密，往往丧失战机。而且由于补给困难与不及时，以及伤病员之安插，亦大大影响各级指挥员决心的贯彻和下级指战员战斗勇气的发挥。但敌人则因控有要点而可收容其伤病员，我之伤病员则大部被敌残杀或落入敌手。

三、华野现有装备在无正常补给情况下，不仅不能发挥其作战能力，且在某种情况下重装备却变成了拖累。如不要这些重武器，则在敌人筑城能力较强的现状下（敌人四小时即可完成地堡群），不仅难以速决，甚至不可能攻克。在今后战局发展趋势下，攻坚将成为今后作战的中心问题，则又不能不装备与学习使用重武器。近数月来本有许多战机，但以补给不正常，战斗不能速决与持续，在敌各路增援情况下被迫退出战斗，如是既增人员弹药之消耗，亦复影响部队之情绪，且在某种情况下予敌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我军能于运动中疲劳消耗敌人，但自己已减员不少（伤病人员无较安定后方多遭损失或不能归队），长此以往似不合算。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一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一个主力师，如是对战局较有利。

四、大兵团在新区运动，最严重的事为粮食问题。敌我往返拉锯，双方均须寻求大量粮食，形成与民争食（新区地方工作很难供给大军粮草）。如是每个连队每天都向群众要粮（因情况等关系，很难完全做到统筹），侵犯了群众利益，更影响到群众之发动。回忆我军1945年在天目山时不足两万人，控制纵横近五百里地区，仅三个月之久，已弄得民穷财尽。在战斗最紧张时（孝丰战斗）连贫雇农之粮食也取之殆尽，至今在该地区人民中尚留下极深刻之不良影响。今后以十万之众进入江南山区，渡江固为一极大困难（只要能渡江，军事上其他困难尚易克服），但粮食补给则是长期的严重问题。此番南去，固可调动敌较多部队，打乱敌人之深远后方与推进战局。但双方大军往返拉锯，直接与民争食，也同样将自己弄乱（那些新区不久将是解放区，因与民争食而障碍群众之发动），这对发动新区群众又是极大的障碍，这问题可说是我军南渡后能否完成中央所给任务之关键。

五、我们南渡后估计能调动的敌人为25、28、83、63、20师等部及留华南各地之后调旅。至于桂顽之7师、48师等部，蒋不至纵虎归山，仍可能留于大别山；5军及11师则因系美械重装备，亦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此四个整编师战力最强，为中原敌人骨干，如我军南进仍未能调动，或未能予该四个师中之一、二个师以歼灭，则中原局势势将成为较长期僵持局面。果如是，既难减轻老解放区之负担，亦难于中原地区得到新的人力物资的补充（因不能较安定的发展新的力量），甚至会使这一地区遭到残酷的摧残而难于恢复（敌人在此区大抓壮丁，仅鲁西南一个分区即捕走数千人，拉走大批妇女，普遍抢粮，破坏生产），如是则将造成今后更大的困难。

六、根据上述理由，对今后作战特作如下建议：

1．以刘邓、陈谢及华野主力，依托后方（陇海路北）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手榴弹之补给（新区因情况不能生产），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现在的敌人处于交通便利的中原，如无相当炮火，难于歼灭），并求得雨季与夏收前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歼灭仗，使这一地区人民能较安定的得以夏收，才能使我军尔后有粮食等供应与得到人民积极的支援。如中原三大野战军不能于最近有效地打几个歼灭仗，则将增加其他野战军的负担，待敌后调旅及新训师完成后，则又将增加我们的困难。

2．对敌近后方（淮河以南包括淮南和苏中南线直到江边），则派出数路强有力的游击兵团（每路多则一旅，少则一个团）辗转广泛游击，配合正面主力作战，协助该区地武游击坚持。只要正面打得好，则敌有如下两个可能，即或者放弃淮河以北而退守淮河以南直至江边，或者将淮河以南之兵北调而减轻淮河南及大别山之兵力。不论敌采取何者，对我均有利，至少敌人要让出多数中小城市给我们。

3．对敌深远后方（长江南苏浙皖赣闽及湘黔），则派出多路坚强的远征游击队（每路多至三千人，少则一千人即可），配成犄角之势，采取广大范围辗转游击。军事上以歼灭敌人地方武装，摧毁其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弹及其他战争资源为任务；政治上则宣传党的政策，发动与团结广大人民并支持人民的民变运动。这样，派出的远征游击队因人数不多，不致与民争食，且可与当地人民武装融合而更大的发挥人民武装的力量（因人民武装战斗力较差，必须由主力派远征游击队加强；而主力派出之部队则因与当地人民无联系又易孤立，因此必须与当地人民结合，才能发挥威力），二者如能结合得好，是能大量的调动敌人的。现我们已派出七个加强营分路出发，侦察布置渡江，如能先行，则他们先渡，以便两岸策应。

4．以上三线武装部队（野战军主力、游击兵团及远征游击队），依战局之进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则可能使战局得到较快与较大之发展。至于炮弹的供应，依我们所知，华东军工生产足够供给华野全军。如能有阵地作战，则缴获之物资弹药亦可有秩序地搬运，达到以战养战之目的（据报前在许昌、漯河所缴获汽油三千余桶及其他物资交给军区后，因情况紧张，几已全部被敌抢回，洛阳物资亦多未搬出）。

七、如中央认为上述意见可行，则建议集中华野之大部佯攻（或真攻）济南，以吸引5军北援而歼灭之。尔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邓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对苏浙皖赣闽地区，则由华野派两旅兵力分路前往即可。同时建议刘邓、陈谢能各抽出一个旅进入湘鄂赣和湘鄂西地区。

八、以上是职个人不成熟的意见，加以对政局方面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松懈。[11]

就在粟裕发出这封长电的同一天，刘邓致电中央军委并转陈粟，对粟裕13日的电报表示支持。电报说：“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迟出几个月为好（先派多支小部队去）。如果粟部迟出，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半后方作战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刘邓的电报，对粟裕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长途跋涉，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境内的城南庄。这里是晋察冀军区驻地，聂荣臻司令员热情地招待大家。毛泽东让周恩来、任弼时去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联系，自己则留在城南庄阅读各战区来电。当他仔细阅读了粟裕18日的电报，即陷入深深的沉思中。21日，他以军委名义发出致陈粟的电报：“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25日）至卯世（31日）数日内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12]

接到电报时，陈毅正在主持华野一兵团的濮阳整训，要作反军阀主义的报告。这次整训意义重大，华野不能没有首长主持。陈毅、粟裕于22日急电中央，表示粟裕24日作完报告后即北上，陈毅不北上。但是毛泽东同日的回电催得更急，要陈粟提前于27日赶到中工委会晤。陈毅、粟裕也感到事关重大，向部队作完了报告就匆忙动身，于4月30日到达阜平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是粟裕自1934年离开江西中央苏区后，首次与毛泽东的重逢。1928年，粟裕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与战略战术，给粟裕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粟裕被分配到红7军团，参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了中央红军。在长期独立坚持斗争的生活中，粟裕饱尝了艰辛苦难。今天他又回到中央，心情格外激动。毛泽东见到粟裕，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热烈握手，口中喃喃地说：“十七年，十七年了。”

城南庄会议开了7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详细听取了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战场情况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当即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方案。看到中央领导这种实事求是、尊重前线指挥员意见的作风，粟裕深受感动。5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和华东局，通报了中央领导与陈毅、粟裕商讨的结果：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与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13]

城南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对粟裕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粟裕听了非常着急，一再表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要求主席让陈毅回华野指挥。毛泽东说：中央已经决定了，陈毅、邓子恢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原来，根据刘邓的要求，中央决定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粟裕又提出：陈毅同志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这与刘邓的建议不谋而合。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同意了粟裕的请求。这样，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身份，与朱德、陈毅一起离开城南庄返回濮阳。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07～308页。

[4]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7]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8]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9]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

[10]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11]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462页。

[12]　《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9页。

第25章　豫东之战（一）攻克开封

华野一兵团濮阳整训——朱总司令指示“钓大鱼”——邱清泉不上钩——粟裕指示陈唐兵团打开封——开封攻坚战——我军执行城市政策——迅速转向下阶段作战

1948年5月12日，陈毅、粟裕陪同朱德总司令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返回濮阳城东孙王庄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这时，华野一兵团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整训。根据中央军委1948年1月关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和华野临颍政工会议的安排，华野部队在战争间隙的休整时期，普遍开始了以诉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一兵团是华野主力，又担负着向江南进军的战略使命，中央军委对其尤为重视，朱德总司令亲自来濮阳视察。

濮阳整训是华野部队组建以来时间最长、最彻底的一次思想、组织和军事上的整训。在解放战争中，华野部队战功卓著，战绩辉煌。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少数干部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作风有所抬头，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厌倦战争、享乐思想也有滋长，违犯纪律、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部队的迅速发展，大量新成分包括大批解放战士涌入部队，旧思想作风没有得到改造，少数阶级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了部队”。因作战频繁，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战略反攻阶段暴露更为突出。因此，进行整训是完全必要的，为今后执行更大的作战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从1948年3月中旬到6月初，华野一兵团全体干部战士在华野前委领导下的濮阳整训，历史的评价是：“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领导的濮阳整训，成效是显著的。首先，干部、战士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普遍提高，积极支持土地改革斗争，支持贫下中农的正义要求，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发展，激发了广大指战员为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战的自觉性。其次，部队不良倾向得到有力纠正，一度滋长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受到严肃批判，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等现象得到克服。”[1]

5月14日，朱德、陈毅、粟裕主持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陈毅传达毛泽东关于时局与方针的指示，并通报了华野领导调整的决定。下午，朱德在陈毅陪同下亲切会见了一兵团战斗英雄和战士的代表，向大家表示党中央的问候。战士们见到敬爱的朱总司令，心情非常激动。有的战士说：“我看到朱总司令后，死了眼也闭了。”当天晚上，一兵团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朱德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华野在解放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讲述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强调执行政策和纪律的重要性。关于华野下一步的作战任务，他说：主要是争取消灭国民党的两大主力——邱清泉的5军和胡琏的11师。如何消灭这两大主力呢？朱德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拼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第5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你们一定要下决心钓到一两条这样的大鱼。”[2]朱老总形象生动的比喻，给华野干部留下深刻印象，也成为豫东之战的指导思想。

5月21日，中央军委向陈粟、刘邓下达歼灭5军的作战指示。要点是：“我一、四、六纵可于25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5军之条件，而以歼灭5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刘邓担负钳制18军，使不能东援。”“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3]接到指示后，陈毅于30日结束濮阳整训工作，与邓子恢率领4 700名干部绕道太行前往河南宝丰，与刘邓会合。粟裕则调遣部队准备渡黄河南下，会合洛阳战役后东返的陈唐兵团与5军作战。

消灭5军，是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5军与华野部队多次较量。这个敌人既骄横，又狡猾，气焰嚣张。我军几次与其作战未能将其歼灭，恨得它咬牙切齿。中央军委指示下达后，华野一兵团上下群情振奋，大家摩拳擦掌，都想尽快投入战斗。

但是，作为指挥员的粟裕却不轻松。陈毅走后，华野部队由他指挥，担子更重了。他向中央提出不过江，在中原地区歼敌，等于是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对5军的作战能否打好，将对今后华野作战乃至中原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濮阳整训后的第一仗是只能打好，不能打坏。5军是个强敌，必须认真对付，不能盲目应战。那些日子，粟裕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只有自己知道。

5月23日，粟裕作出了在鲁西南歼灭5军的作战部署。他指示陈唐兵团的三、八纵由许昌向淮阳方向转移，吸引驻商丘的5军南下；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和特纵、两广纵队由濮阳南下渡河，进至定陶、成武，力求歼灭5军的75师一部，调动5军北返，然后华野集中兵力，南北夹击，将5军歼灭于鲁西南地区。命令下达后，各部于24日开始行动。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获悉粟裕部渡黄河南下的消息，大为震惊。他原打算让5军进至淮阳地区，堵截陈唐兵团东进，并寻机与我军决战。5军刚刚出动，顾祝同看到粟裕部南下，惟恐中原有失，便命令邱清泉马上率5军返回商丘集结，并从苏北地区调来四个师的兵力，企图在鲁西南与我军决战。粟裕原来设计的战场是在鲁西南的成武、曹县一带，我军先期到达，等待敌军上钩。但没想到5军动作比我军快，迅速收缩，并与鲁西南国民党军会合，抱成一团。粟裕算了一下时间，一兵团要连续行军八天才能抵达成武，陈唐兵团就需要更多时间。邱清泉比我军先到，我军长途行军之后仓促投入战斗，胜算不大。这样，原来的作战部署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当时粟裕反复考虑：“寻歼敌整编第五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不利。整编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四个旅，并指挥一个快速纵队和一个骑兵旅，其战斗素质虽不如整编七十四师和整编十一师，但装备并不差，人数也比该两师多，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猬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那时，华野在外线作战的六个纵队，三个远在河南的许昌、南阳、确山之间，短时间难以集中，即使把其中的第三和第八纵队调过来，再加上中野第十一纵队和华野的两广纵队，我们手中掌握的全部兵力也不足六个纵队（因当时有些部队不满员）。而要歼灭整编第五军，突击集团至少需要四至五个纵队。这样，就只剩下一两个纵队担任阻援。在平原地区无险可守的情况下，用一两个纵队是难以阻止敌人大量增援的。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同时，鲁西南地区的主要点线在敌人控制下，我作战地域比较狭窄，不便于大兵团机动作战，而且战场距离黄河较近，我军处于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基于上述考虑，我觉得在当时情况下寻歼整编第五军，并不是很有把握的。搞得不好，还会给我们自己造成不利局面。”[4]

想到这里，粟裕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把主力集结在定陶一带，休息三天，观察一下再决定下一步行动。6月2日，他和副参谋长张震给中央军委发出请示电，说明情况。毛泽东3日复电：“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5]

6月初，陈唐兵团配合刘邓主力结束了宛西战役，遵照粟裕的命令由郾城向睢县长途行军，准备打5军。在此期间，粟裕的部队在鲁西南与国民党军进行了试探性接触，双方都在摸底。粟裕的主力在定陶、曹县一带运动，想打5军的75师。12日75师一部进入我军预定战场，与一纵接触。粟裕想打，结果发现敌军只是搜索部队，这个仗没打成。邱清泉也非常狡猾，立即命令75师向定陶靠拢，赶筑工事。5军挤在一起，令我军无从下手。敌军还选择我军战斗力较强的一纵和较弱的中野十一纵发动进攻，试探我军实力。我军也摸到5军一些特点，他们依赖炮火，进攻前往往猛轰一顿；步兵行动谨慎，我军一反击他们就跑，快得让你追不上，抓俘虏很难。敌军善于夜间袭击，曾以一连兵力摸掉一纵的前沿突出阵地；善于抓住我军接合部进攻，迫使我军层层堵击，陷于被动。这些情况表明，要想歼灭5军，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敌我双方在定陶、成武一线对峙，可能形成僵局。6月15日，陈唐兵团已经到达睢县西南的圉镇，粟裕当机立断，改变作战部署。决定以陈唐的三、八纵队进攻开封，自己率领一、四、六纵迅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地区，实行运动防御，阻止邱清泉西援开封。这样，我军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先打弱小之敌，引诱敌军主力来援，再抓住敌军一路予以歼灭。这叫“先打开封，后歼援敌”。16日粟裕向军委和刘邓报告，17日晨即得到毛泽东答复：“完全同意16日午电部署，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刘邓也表示同意，并负责牵制平汉路敌军，配合开封战役。[6]

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人口约40万。这座古城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周长20里，高二丈。有六门四关，驻守城内的是国民党军66师的13旅和地方部队两个保安旅，连同炮兵和后勤机关共3万余人。全城防卫名义上由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负责，但正规军由66师师长李仲辛指挥。两人互相扯皮，刘茂恩指挥不了正规军，李仲辛指挥不动保安部队。66师5月间才由商丘调来守开封，李仲辛把师部和炮兵阵地设在城内制高点龙亭，下属三个团分别守卫东面的曹关和西关。保安部队守卫省府核心阵地和较大的南关、宋关。国民党统帅部将精锐部队集中于几个机动兵团，开封守备相当薄弱。城内只有几天存粮，弹药也不够。李仲辛找郑州要，郑州方面不理会。当时各方面都认为共军不会进攻开封，刘茂恩、李仲辛也不着急。直到6月15日，城防工事障碍物还没完成。只是拆除了城外房屋，形成百米宽的开阔地。各城关外挖了壕沟，修筑了一些地堡。6月17日陈唐兵团到达指定位置，将开封城团团包围，敌人才着了急，强征大量民夫在城墙上赶修工事。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所匆忙将开封机场的飞机调往郑州，并从郑州开出一列铁甲列车增援开封。同时命令胡琏的11师和孙元良的47军向开封方向前进。

陈士榘、唐亮率三、八纵于6月17日晨到达开封城外，部队没有休息即投入战斗。他们有洛阳攻坚的经验，大城市攻坚动作一定要快，稍迟疑一天敌军的工事就可能大大增强，造成我军的困难。陈唐迅速布置任务：三纵主攻东面，8师攻曹门，9师攻宋门；八纵主攻南门、西门。各部队受领任务，马上行动起来。17日夜里发起攻击，三纵8师23团攻入东边的曹关，由于动作不迅速，未将守敌全歼。曹关地方狭窄，房子稀疏，敌军在城墙上居高临下猛烈扫射，并出动一个营兵力进行反击。我军无法隐蔽，被挤了出来。八纵23师进攻飞机场，停留的几架敌机仓皇逃去。八纵控制机场后，即向车站挺进。

18日早晨八纵69团占领开封车站，敌军保安团狼狈向城里逃跑。69团正在追击，突然发现西边有一列装甲列车向车站冲来。敌军用六零炮、轻重机枪向我军扫射。69团战士立即散开，将两头铁轨破坏，装甲列车进退不得，在我军集中火力打击下，只得投降。我军缴获列车上满载的炮弹，转手倾泻到开封城内敌军头上。三纵积极攻击曹关、宋关，敌保安部队战斗力本来不强，支持不住，纵火焚烧城关向后溃退。李仲辛原来布置66师守内城，保安部队守城关，并堵塞城门，不让保安部队退后。保安部队求生心切，请示刘茂恩，打开城门逃入城内。李仲辛完全不知道，城关发生混乱。三纵见大批老百姓从城关逃出，乘势突入，9师占领宋关。8师动作慢了一些，曹关被大火吞没，完全烧毁。这样，开封城外的阵地完全被我军控制。陈士榘考虑曹关不宜作为攻城阵地，城北是开阔的沙滩地不利攻击，决定由宋关、南关实施主要突击，曹关、西关作辅助进攻。

9师25团占领宋关后，立即组织火力和爆破队，准备进攻宋门。敌军在宋门前有三角地堡群、壕沟和铁丝网。指挥员观察地形后，决定先用炮火摧毁地堡群，再用爆破炸开城门。19日凌晨1时，25团发起攻击。经半小时射击，我军的炮火摧毁了宋门前的四个地堡和城门楼，乘着烟雾弥漫，爆破队冲向宋门。第一个爆破手把炸药包推进壕沟，为后边开路。接着上去两个战士，将炸药包放在一个大地堡前。没等拉火，里面的敌人一枪打响炸药，地堡摧毁，两个战士也被震昏过去。指挥员命令后面的战士绕过铁丝网直接爆破城门，一个个爆破组连续上去，四声巨响，把宋门炸开宽阔的大洞。埋伏在后面的突击队一拥而上，冲入城中。

城内大街上也有敌军的地堡和工事，我军突击队情况不明，摸索着往前走。黑暗中不辨敌我，看到前面有人就喊一声，回答不对开枪就打。混战中我突击队伤亡较多，宋门城楼没有及时控制，敌军从上往下打，把我军部队隔断。先头部队两面受到敌军火力封锁，坚守不退。后续部队迅速消灭城楼敌人，巩固突破口。到19日拂晓，9师25、27团全部投入城内，向纵深发展。[7]

这天夜里，八纵也突破了南门。冲进两个团向纵深发展。19日李仲辛指挥部队拼命向南门反冲锋，企图夺回阵地。八纵与敌军进行巷战，争夺十分激烈。这时，我军的炮火明显占了上风。李仲辛原以为北门外沙丘高于城墙，我军会把主攻方向定在城北，他把炮兵主阵地设在城北的龙亭。除两门榴弹炮外，其余皆为野炮。没想到我军主攻方向在城南和城东，敌军炮阵地位置太远，野炮隔着城墙朝外打，弹道低，死角大，对我军构不成多大威胁。敌军在城内制高点设置的炮兵观察哨被我军打掉，他们的火炮变成瞎子，盲目乱放。而我军炮兵指挥所和三纵指挥部就设在城外禹王台高地上，把城里观察得很清楚，我军的大炮指哪打哪，摧毁敌军在城内的一个个据点，完全压制住敌人。在我军炮火和攻城部队的双重打击下，敌军只得收缩到省府、龙亭、教养院、铁塔等核心阵地内，作最后的顽抗。国民党军郑州指挥部电令李仲辛：必要时可使用“特种手榴弹”，即含毒的黄磷手榴弹。[8]

在开封守敌的不断呼救下，20日国民党空军从徐州、郑州方向出动大批飞机，对开封城进行残酷轰炸。成吨的炸弹、燃烧弹倾泄在开封的街道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著名的相国寺、河南大学和许多建筑物、古迹、商店都在大火中燃烧，成为一片废墟。老百姓死伤遍地，开封女子师范学校700学生中有400人被炸死炸伤。冲入城内的我军战士不顾飞机轰炸，在烈火浓烟中抢救幸存的群众。有的战士从工事掩体里跳出来，让给老百姓藏身。许多群众为了逃生，前呼后拥冲向城门。各城门楼下挤满了人，秩序大乱。陈士榘、唐亮当机立断，下令打开城门放群众出城隐蔽。有的干部着急地说：“这城门好比华容道，开了门，敌人就要乘机逃跑了。”首长解释说：“为了使人民少受残害，只有这样做了。逃掉几个敌人，以后再找他们算账。”我军干部战士在城门维持秩序，扶老携幼，引导群众朝城外比较安全的地方隐蔽疏散。老百姓感动地说：“你们是救命恩人，真正的仁义之师！”国民党河南省省长刘茂恩丢弃了省府据点，化装成老百姓，与家人一起混出城外，侥幸逃脱了被俘的命运。[9]

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一度迟滞了我军的进攻，但不能挽救开封守敌灭亡的命运。到21日晨，三纵8师攻克城北重要据点教养院，城内只剩下66师师部所在的龙亭这个最后的核心阵地。龙亭坐落在宋代故宫遗址上，雄伟的台基高13米，四周围墙环绕，潘家湖、杨家湖和西北湖从三面包围龙亭，正北是开阔的运动场，集结着国民党军的炮阵地。进攻龙亭的路线只有南边潘家湖、杨家湖之间的一条道路。敌军在龙亭台基、围墙上都部署了火力点，围墙外有地堡，形成交叉火力，真是易守难攻。20日夜和21日凌晨三纵8师和八纵一部从两个方向进攻龙亭，因敌军火力阻击和协同配合不够，没有成功。

陈士榘和三纵首长登上城内制高点——教堂钟楼，观察龙亭敌情。研究既能解决敌人，又能保护古迹的攻击方案。炮兵指挥员提出：将火炮推进到前沿，进行近距离抵近射击，虽然炮兵有生命危险，但可保证准确命中敌军堡垒工事。陈士榘批准这个方案，经过一个白天的准备，21日黄昏，我军的炮火集中轰击龙亭和运动场，完全压制了敌军炮火。担任突击任务的三纵8师24团3连在战斗英雄郭继胜营长指挥下，奋勇炸掉敌军的桥头堡，从围墙的缺口冲进去，直奔龙亭。残存的国民党军被我军炮火轰得晕头转向，丧失斗志，在66师参谋长游凌云带领下从地堡和山洞中爬出来投降。师长李仲辛带着少数人想从城北逃跑，被我军击毙在城墙上。22日白天国民党飞机在开封上空盘旋侦察，报告说“龙亭附近遗尸甚多，并有汽车向南门开。城西北汽车纵横，似已破坏。体育场附近汽车向北门开，全城已无我军符号，东、南两门开放，城内沉静。”这分明是我军已在打扫战场了。

当我军进攻开封时，蒋介石曾乘飞机亲历上空视察，并督促郑州、徐州方向派部队救援。驻汝南的18军奉命北上，到达上蔡。正在舞阳地区的我华野十纵会同中野的一、三纵队不顾疲劳，一昼夜急行军180里，17日晨到达上蔡近郊，与18军展开激烈战斗。胡琏无法北上，被我军整整拖了三天。待他设法以整11师轻装急进，开封战役已近结束，他是远水不解近渴了。邱清泉的5军从金乡、成武掉头西援，被华野主力一纵等部阻击于兰封（今兰考）、民权、睢县以西地区，进展迟缓。中野、华野部队的阻援，有力支持了开封战役的顺利进行。

开封是中原地区我军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为了保护好这座历史古城，党中央特别强调城市政策和纪律。6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起草了给华野的指示对攻克开封后的政策作了七条规定：对公私企业、银行、商店和市政机关、医院、学校、教堂等由部队加以保护，不要没收；除敌方武装和持枪抵抗人员外，其他一切敌方党政人员、警察及地主等均不要加以逮捕和俘虏，而应令他们维持城市秩序；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采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毛泽东强调指出：“估计到开封此次不能巩固地占领，而在占领后不久我军即将退出，故应采取上述政策以示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以便将来巩固地占领时于我有利，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出去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10]三纵、八纵在开封城内严格执行纪律，17日晚，我军攻入河南大学农学院，溃逃的敌军纵火焚烧房屋，我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图书、仪器。18日我军战士在农林实验场休息，他们虽已一夜未进饮食，也不摘园内成熟的水果吃。我军攻克城内一区，立即布置纠察队维持秩序。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仍然坚守岗位。构筑工事借了老百姓的门板，都把主人的名字写在上面，战斗结束后物归原主。自由路一家盐店被贫苦市民哄抢，部队纠察立即上前阻止，商店老板极为感激，自动廉价售出部分存盐。与此同时，华野前委组成以钟期光为主任、张震、骆耕漠为副主任的缴获物资处理委员会，统一指导此项工作。唐亮政委住进开封城内一家银行，主抓城市政策工作。陈士榘、唐亮于21日发布安民告示后，即通过关系寻找一些开封社会人士召开会议，成立临时筹委会，组织救济工作，恢复城内秩序。我军的这些政策深得人心，居民们自动站岗，与我军共同维护秩序，解放后的开封城迅速恢复平静，没有发生任何骚乱。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教授赵俪生等几十位高级知识分子乘坐汽车，与我军一起撤离开封，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许多青年学生也不愿在国统区生活，积极参军或前往解放区。[11]

开封战役我军毙伤敌军12 122人，俘虏26 113人，共计歼敌38 235人。我军牺牲1 546人，负伤9 229人，加上其他减员共11 623人。开封战役的胜利不仅在于我军攻占了一座大城市，更重要的是打乱了国民党军中原作战的部署，使我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6月23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东、中原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祝贺开封大捷，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为消灭蒋军，解放中原而战。

粟裕密切注视开封战役的进展。战役一开始，他就督促陈唐尽快突破敌人的城垣防线，以取得主动。到20日夜里，开封城区之敌大部被消灭，只剩下龙亭阵地尚未攻下，但胜利已经在握。这时，粟裕马上考虑下面的战斗如何进行。作为一个优秀指挥员，在打第一仗时就要想着第二仗、第三仗的问题。他与张震副参谋长、钟期光主任赶到开封南郊陈唐兵团指挥部，督促三、八纵不要留恋开封战场，除留下足够的兵力攻击龙亭外，迅速撤出其他部队，把兵力集中起来，准备下面的作战行动。粟裕对纵队指挥员说：“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为钓邱清泉兵团这条大鱼的钩子。你马上打下龙亭，他增援就不积极了。”听了粟裕的指示，陈唐即组织部队和民工搬运缴获的武器物资，包括6 000多支库存步枪、3 000多桶汽油、30多门大炮和大批军用物资。为了把这些战利品运到黄河以北的解放区，6月24日，四纵在兰封顶住邱清泉部队的攻击，迟滞他们的西进。

6月26日，华野三、八纵完全撤离开封，向通许方向移动。27日，邱清泉率部队进入开封，表面上完成了蒋介石交代的任务。他不知道，华野又转到他的后面，去消灭区寿年兵团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2]　《朱德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4页。

[3]　《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7页。

[4]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5～546页。

[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页。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8]　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郑州指挥部：《开封战役作战经过概要》。

[9]　丁秋生：《光荣的进去，干净的出来》，选自《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豫东战役》，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页。

[11]　陈士榘：《天地翻覆三年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第26章　豫东之战（二）血战睢杞

放弃开封回击区寿年兵团——总攻龙王店生擒区寿年——西线阻击邱清泉——十纵坚守桃林岗——中原野战军配合作战——帝丘店包围黄百韬——邱清泉绕道东进——华野主动撤离——豫东战役的辉煌战绩

开封战役给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沉重打击，南京、上海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无能。蒋介石为了平息内讧，决心收复开封，寻找我华野主力决战，以挽回面子。当陈唐兵团主动撤离开封后，6月26日，邱清泉率5军先头部队进入开封，向蒋介石交了账，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国民党统帅部分析：共军经过开封之战，必定疲劳不堪，消耗很大，急需休整。可以乘此机会寻求决战。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主力正向通许地区前进。国民党军统帅部命令：以邱清泉5军主力南下通许追击，以第四绥靖区刘汝明的部队进驻开封，接替5军；以第6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指挥第72、75师组成第7兵团，由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命令上蔡的胡琏第18军迅速北上。他们企图从三个方向包围华野主力，迫使我军与其在开封以南决战。

然而，战争的主动权此时掌握在我军手中。几天之前粟裕就看透了国民党军这步棋。6月22日他给刘邓陈的报告中说：“依目前情况，敌已分成三大集团（郑州、商丘、驻马店）掎角之势，分向开封来援，以求与我决战。”华野的打算是“争取休补一短期，而以外线部队积极动作，迫敌分散，调动敌人，待机歼敌为好”。

6月25日，眼看邱清泉部队逼近开封，粟裕果断下令放弃开封，与邱清泉脱离接触。然后他报告军委：“我们拟待邱兵团入汴后，以三、八纵分割邱、区之联系，以一、四、六、十、十一纵、特纵、广纵歼灭区兵团于杞县以南。如邱入汴后区又迟迟不进时，则我向北跃进，求得歼灭区兵团一部或大部于民、兰、睢、杞地区。”[1]

26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蒋、白（崇禧）似判断我粟陈张南进与刘邓会合打十八军等，故令邱、区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邱军又以一部守开封。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75师也是很好的。敌指挥官中区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2]

毛泽东、粟裕的目标一致：打区寿年。战机也随即出现了。根据粟裕的指示，6月26日，三、八纵由开封郊区向通许方向转移，给邱清泉让开去开封的大道。一、四、六纵则向杞县以南转移待机。南京国防部认为我军经过开封之战已经疲劳不堪，“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邱清泉急于立功，将开封守备交给刘汝明部，率主力南下通许，尾追我三、八纵。多疑的区寿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没有把握，在睢杞地区举棋不定。这样，两个兵团一路急进，一路踌躇不前，一下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粟裕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不待查明区寿年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27日下达围歼区寿年兵团的作战命令，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了。

区寿年是广东罗定人，青年时代投身北伐军，隶属蔡廷锴将军部下。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因政见不同，蔡部脱离起义军回归国民党集团，改编为十九路军。1932年区寿年任十九路军78师师长，驻守上海。在遭受日军挑衅时，区寿年率部奋起还击，参加了“一·二八”抗战，受到国内赞扬。不久，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江西苏区“围剿”红军。蔡廷锴不愿意打内战，在福建起义，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后遭国民党军镇压，十九路军被改编，区寿年也被迫流亡欧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回国投奔李宗仁部下，参加徐州、武汉会战，表现勇敢。抗战胜利后任第6绥靖区副司令，驻商丘。他虽不是蒋介石嫡系，但打仗还是用得着。蒋介石任命他为兵团司令，就是希望他临危受命，发挥作用。区寿年知道共产党的厉害，不像邱清泉那样猖狂，行动比较谨慎。但他依仗部队的优势装备，不相信自己会打败仗。6月27日，他指挥72、75师进至睢县西北的龙王店、陈小楼、杨拐一带，听说我军已撤离开封，觉得没有必要急于西进。又得到情报说西面发现共军，于是命令各部就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等待邱清泉前来会合。[3]

27日黄昏，根据粟裕的命令，一、四、六纵组成的突击集团由一纵叶飞司令员统一指挥，发起对区寿年兵团的围攻。一纵1师由长岗、河阳集沿睢杞公路跃进，楔入睢县西北，隔断区寿年兵团72师与75师间的联系；四纵向平店方向前进，切断75师与83师间的联系；六纵向榆厢铺、杨拐方向攻击前进。十一纵与六纵18师由民权越陇海路南下，尾追区寿年兵团。28日，我军完成了对区寿年兵团的包围。将区的兵团部及75师一部困在龙王店，将75师其余部队分割围困在杨拐、常朗屯等地；将新11旅围困于龙王店以北的陈小楼，将72师围困于铁佛寺。一场“瓮中捉鳖”的围歼战开始了。

一纵1师在廖政国师长指挥下，向75师与72师的接合部猛插。一夜占领了16个村子，拉开了一条十几里长、四里宽的豁口。将敌人分割开来。1师两个团背靠背修筑工事，准备应付两面敌军的冲击。敌军发现我军的行动，以猛烈炮火向我军阵地轰击，打得到处硝烟弥漫。我军阵地太窄，东面72师的炮弹从我军阵地上呼啸而过，打到对面75师阵地前沿。75师也不甘示弱，集中炮火还击，又打到72师阵地上。就这样乱打了一夜，也不知浪费了多少炮弹。到29日拂晓，敌军看清我军阵地后，修正射程，向1师阵地开火。1师工事被炸塌，电话线被炸断。战士们坚守阵地，直到黄昏。

29日一天，我突击兵团肃清了外围，将区寿年兵团进一步压缩。夜晚，开始分头进攻常朗屯、杨拐、陈小楼之敌。激战一夜，杨拐、陈小楼打成僵局，能否拿下常朗屯就成为战役的关键。常朗屯是睢县城西北、龙王店以南的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此时驻守着75师近5 000人。村外有土围子、小河，村里还有一个内围子。四面地形开阔，敌军布置了立体火力防御，还有强大的炮火。为了歼灭这股敌人，打开歼灭区寿年兵团的突破口，叶飞调1师前来主攻。

战斗进展非常迅速，廖政国来不及侦察地形，就命令2团投入战斗。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进攻战，2团一个营突进村中，在敌人火力反击下被困在村内，与敌军混战，伤亡很大。廖政国手中已经没有机动部队，非常焦急。这时，叶飞打来电话，派遣纵队警卫营跑步前来助战。1师增添生力军，攻得更猛。廖政国把后勤人员和机关中一切能拿枪的人都集中起来，投入战斗。1师拼尽全力，终于在7月1日拂晓将常朗屯之敌全部歼灭。[4]

六纵杨拐战斗打得非常艰苦。28日早晨，16师48团1营进至杨拐，与敌军交火。当时营长以为敌军不过一个连，又是野外无工事，当即指挥部队分三路向敌军猛扑。敌军迅速退入鹿砦，以密集火力封锁开阔地，使我军遭受重大伤亡，1营营长牺牲，被迫停止进攻。下午18师首长来到前线，决定将三个团全部投入战斗。29日再次攻击，48团2营在没有侦察地形和进行战斗准备的情况下，听到号令一拥而上。冲到鹿砦前忘了带炸药，结果在敌军火力下伤亡很大，被迫撤出。47团3营从东南角进攻，也犯同样的错误，营长连长冲在前面，相继伤亡。部队失去指挥，攻击失利。抓住敌军俘虏询问，才知道杨拐驻有敌军一个团。纵队首长得知这些情况后，皮定均副司令员亲自来到杨拐前线，察看地形，重新组织各团的爆破队、突击队；调来两门山炮置于杨拐正西150米处抵近射击，并将所有迫击炮、轻重机枪集中在一线阵地。30日傍晚开始炮击，46团爆破组炸开鹿砦，突击队迅速冲上。但第二道鹿砦还没炸开，二梯队又跟上来。四个连的人挤在狭小地带，进退不得，在敌军火力封锁下伤亡很大。48团连破三道鹿砦，冲入杨拐村内，连续攻占十几个地堡。再向纵深发展，因突击队伤亡较多，其他方向部队没跟上，形成孤军奋战。敌军拼死进行反冲锋，48团突击队寡不敌众，被挤了出来，阵地得而复失。

杨拐战斗连续三天进攻未能解决敌军，48团已失去突击力，47团消耗也很大，18师处于很艰苦的境地。但皮定均和师首长不动摇决心，7月1日，他们将师侦察连调上来作第一梯队，46团3营为二梯队，抓紧时间白天发起攻击。战争就是这样残酷，我们伤亡疲劳，敌军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时刻，就看谁能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杨拐守敌在弹尽粮绝、援兵不到的情况下，终于崩溃，夺路突围。我军见敌军溃散，士气大振，各部队冲上前去，将残敌分割歼灭。战斗结束后，六纵对杨拐战斗中表现的轻敌莽撞，深刻地总结了教训。[5]

7月1日这天，我军相继攻占陈小楼、邱屯、王里店、杨拐等村庄，将国民党第75师的6旅、新编21旅全部歼灭，并对区寿年兵团部所在地龙王店形成包围。龙王店地处睢县西北，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比较大的镇子。镇子周围有厚实的围墙，区寿年的兵团直属队、75师师部和所属16旅46团都集中在这里。他们拥有四辆坦克和相当数量的火炮，弹药也很充足。当6月28日区寿年兵团刚刚被我军包围时，75师师长沈澄年曾向区建议：乘共军立足未稳，自己又有一定实力之机，赶快组织突围，以免坐以待毙。区寿年犹豫不决，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固守待援，夹击共军，反败为胜。他不听沈澄年的劝告，命令部下在龙王店抢修工事。他指挥部队加固围墙，在围墙外挖了几道外壕，砍光了附近的玉米、高粱，设置了鹿砦。在土围墙内拆掉民房，用门板、装土的木箱构筑纵横交错的防御工事。区寿年自信地对部下说：“龙王店不是陈小楼，这里有一丈高的围墙，有上万人的兵力，还有上百门大炮，加上坦克，共军想吃掉我们，没那么容易。”

华野虽然包围了区寿年兵团，但形势不容乐观。在蒋介石的督促命令下，西线的邱清泉5军从开封方向压过来，虽然遭到我华野三、八、十纵的顽强阻击，仍在7月1日推进到过庄、官庄、张阁一线，距离区寿年约10公里。在东边，徐州指挥部将北援兖州的整编第25师调回，与第3快速纵队组成一个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从商丘方向压过来，也到达距整编72师所在地铁佛寺以东10公里的帝丘店。华野一方面包围区寿年兵团，同时又受到强大援敌的两面夹击，面临严峻考验。是坚持还是改变原来的战役决心，需要刻不容缓地作出决断。粟裕和指挥员们对敌我形势作了全面分析，认为我阻援部队能够顶住敌军的攻击，为突击兵团歼灭区寿年兵团争取时间。粟裕决定：原战役决心不变，集中三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歼灭区寿年兵团。他下达命令：1日晚间发起对龙王店总攻，一纵攻南门，四纵攻西门，六纵18师攻东门。

当日晚8时，我军开始总攻龙王店。炮火猛轰一小时后，一纵2师、四纵10师、六纵18师从三个方向对龙王店发起进攻。突击部队沿着近迫作业挖成的战壕迅速接近敌军防御阵地，爆破队大显神威，连续炸毁敌军三层鹿砦，并将围墙炸开大口子。战士们从突破口内涌入，密集的手榴弹投向敌军，很快攻破第一道防线，向村子纵深发展。当18师战士冲到敌军第二道工事前，十几具火焰喷射器突然发射，一条条火龙翻卷着烈焰凶猛扑来，燃着了街道房屋，我军战士当场被烧伤数十人。大家没见过这种武器，进攻受阻。这时两侧敌军也迂回过来，企图封锁突破口，包围我突击部队。在这紧急关头，18师51团彭光福团长命令第二梯队立即发起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往前冲。乘敌军火焰喷射器更换药剂的间隙，我军一排排手榴弹扔过去，将敌人炸得四处溃散。火焰喷射器丧失了作用，18师迅速向纵深推进。到晚上10时，我军三个师都突破了敌军防线，像一把把尖刀插向区寿年的兵团司令部。眼看大势已去，区寿年与兵团参谋长林曦祥慌忙爬上坦克，在其他三辆坦克的掩护下，企图突围逃跑。

六纵18师正在与敌军进行巷战，突然看到四辆坦克从街里开过来，径直向东门冲去。许多战士第一次面对坦克，不知道怎样对付。有的只得闪到一旁，有的端着枪朝坦克射击。子弹打到钢板上叮叮当当响，没有效用。第一辆坦克冲到东门，东门塞满了装土的草袋。坦克撞不开，只好退回来转向南门。后面的三辆坦克在街道里被我军战士包围，动弹不得，只有这一辆坦克沿着村边的围墙慢慢向南开去。

18师52团8连的印永鑫排长看到一辆坦克迎面开来，从围墙上飞身一跃，跳到坦克的甲板上。敌坦克驾驶员发现有人上来，急速转动炮塔。印永鑫被粗大的炮筒扫下坦克，重重摔在地上。他不顾胳膊流血，骂道：“老子非制服你不可！”让战士托举他再次爬上去。这次印永鑫骑在炮筒上，任凭炮塔旋转，也甩不下来了。印永鑫用手榴弹敲着坦克的上盖，高声喊道：“快停下来，缴枪不杀，不停我就炸死你们！”坦克缓缓停下，但是突然从射击孔里打出几发子弹，印永鑫见敌人还想顽抗，掏出手榴弹悬在射击孔前，怒喝道：“投降不投降？不投降炸死你们！”只听里面惊恐地说：“别炸，我们缴枪。”坦克上盖打开了，第一个爬出来的是个瘦高个中年人，肩上佩戴着中将军衔，他就是区寿年。随后参谋长林曦祥、副官、坦克驾驶员也陆续出来，当了俘虏。区寿年怕战士们打死他，拿出美元和金戒指送给印永鑫。印永鑫严辞拒绝：“我们只要武器，不搜俘虏腰包。”把区寿年的左轮手枪缴下，然后把他们押送到附近的四纵指挥部去。为了表彰印永鑫的英勇作战，华野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颁发人民英雄奖章一枚。

7月2日拂晓，龙王店战斗胜利结束。75师师长沈澄年在突围时也被我军俘虏。3日黄昏，六纵17师和八纵23师进攻何旗屯、榆厢铺的敌人。经一夜战斗，全歼敌75师16旅的两个团。至此，区寿年的兵团部和75师被我军全歼。

区寿年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万分焦急。7月2日，他在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下，乘飞机亲临睢杞战场视察。当天下午6时，他在徐州写下手令，严令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寿年、黄百韬会合。手令中说：“龙王店失陷，区寿年、沈澄年二同志若非阵亡，必已被俘。中原战局，严重万分。两日来连电令弟（指邱清泉）全力东进增援，而弟违令迟滞，视友军危急不援，以致遭此最大之损失。得报，五中惨烈，不知所止！故今午特飞杞县，甚望与弟空中通话，以救榆厢铺与铁佛寺友军之危。此时，惟有弟军急进，一面救援75师在榆厢铺之一旅与铁佛寺之72师，一面与西进之25师会合，方能挽坠势，亦所以保全弟军不致孤危被歼也。”[6]焦急之情，跃然纸上。蒋介石也不是无能之辈，他督促邱清泉全力东进，挽救了黄百韬被歼灭的命运。

邱清泉接到蒋介石的手令时，正在与华野三、八、十纵苦战。如果说邱清泉对区寿年是见死不救，确实冤枉。当邱清泉发觉开封是座空城，区寿年兵团遭受我军包围后，就调转头来尾追陈唐兵团，想与我军决战，并为区寿年兵团解围。陈唐按照华野司令部的部署，原准备在通许以北的小城集、万全砦、韩岗一带构筑工事，阻击邱清泉兵团。没想到邱清泉依靠机械化装备，动作相当快，6月27日抢在三纵前面占领了小城集、万全砦地区。三纵22团行军误入敌区，与敌军交火，我方才得知敌军动态。这时华野十纵完成阻击胡琏兵团的任务后，在宋时轮司令员指挥下从上蔡长途行军，回归华野建制，正赶上阻击。陈士榘调整部署，以三纵在陈皮岗、许岗一线，八纵在许庄、高阳集一线，十纵在桃林岗一线进行防御，准备与5军打一场硬仗。

睢杞战役的西线阻援战斗从6月28日开始。5军200旅在优势炮火支援下，首先向八纵阵地发起攻击。八纵65团坚决阻击，经两个小时战斗，敌军占领高许庄、姚庄、于庄一线，我军转至周店与敌军对峙，黄昏撤出阵地。5军83师则向杞县县城进攻，防御在城东的四纵教导团阵地被突破，我军放弃杞县，在杞县以东的村庄组织防御。邱清泉进了杞县县城，督促各部继续进攻。三纵和八纵坚守不退，从侧面牵制5军行动。

6月29日清晨，5军96旅以猛烈炮火轰击我八纵64团马砦、孙砦阵地，然后以坦克和装甲车迂回攻击，八纵猛烈反击，打退敌军多次冲锋。同时5军139旅向八纵高阳集阵地发起攻击，八纵64、67团和特务团与敌军苦战四个小时，部分阵地被敌军占领。下午，敌军分数路再次进攻，企图分割三纵和八纵的连续。八纵一面积极防御，一面向北出击。到黄昏时，高阳集一线阵地仍在我军掌握之下，敌军倾其全力，只前进了8到10里。

7月1日战斗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邱清泉已判明我军将对龙王店、榆厢铺的区寿年兵团发动总攻，他急于向区寿年兵团靠拢，指挥5军和83师沿睢杞公路进攻，企图从正面突破我军阵地。当时防守许岗的四纵12师被华野调走执行任务，由三纵9师接替阵地。狡猾的83师63旅发觉我军调动，马上发起攻击。9师25团接防时正赶上敌军进攻，仓促应战。与敌军混战40分钟，敌军突入村内，25团被迫撤出阵地。陈士榘得知后，认为该阵地被突破将对全局产生严重影响，命令25团乘敌人立足未稳全力反击，并派出27团一个营做预备队。25团下午进行反击，到黄昏时收复阵地。这时，5军45旅向许岗的三纵24团发起进攻。24团激战几个小时，杀伤400多人，将敌击溃。我军干部轻敌麻痹，认为敌军不会马上再来，阵地没有问题，也没有迅速整理部队，调整火力部署。谁知敌军前面的部队正往后撤，后面第二次攻击的部队就上来了。24团措手不及，战斗一小时，许岗阵地失守。当晚纵队首长命令22团组织反击许岗，由于部队连续战斗，伤亡很大，部队组织已不健全，突破后无力发展，反击没有成功。2日三纵撤出战斗，退到滕店一带继续阻击。[7]

最壮烈残酷的阻击战是十纵在桃林岗的战斗。桃林岗位于杞县以东7里，地处杞县至太康、睢县两条公路的要冲，是邱清泉兵团东援的必经之路。这是一个较大的圩子，村周围有土围墙，墙外有两米深的壕沟，便于我军防守。宋时轮以主力28师防守土楼至桃林岗一线，以桃林岗为重点防御阵地。从6月29日起，5军200旅分别向桃林岗两侧的程寨、张阁、权寨发起攻击，我军前沿阵地一度被突破，敌军逼近桃林岗十纵主阵地。

第二天的战斗更为激烈。坚守桃林岗的83团3营，在防御正面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顽强阻击，上午打退敌军两次进攻。下午，敌军对桃林岗进行了半小时的炮火急袭，并以飞机配合轰炸，桃林岗被打得硝烟弥漫，房倒墙塌。敌军一个团的兵力在7辆坦克掩护下气势汹汹冲过来，3营营长朱福修一面命令仅有的两门战防炮打坦克，一面组织部队集中火力打步兵。敌军在长官严厉督促下，使用“肉弹战术”，一批被打倒，后一批又拥上来，已经接近我军阵地。在这紧急关头，我军的战防炮准确命中一辆坦克，其余坦克调头后转。看到敌人乱了阵脚，我军跃出战壕，进行反冲锋。到黄昏时，桃林岗已经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子，许多树木被拦腰炸断，阵地前布满了敌军的尸体。十纵战士已经两天没有休息，仍然忍耐着疲劳和饥饿，抢修工事，准备下一次战斗。鉴于十纵打得很艰苦，伤亡也很大，当天粟裕指示十纵：张阁之敌反击不了，就不要再搞了。明天可放弃屈砦、张阁、桃林岗一线阵地，只要小河铺明天保住，就无问题，但尽量多控制一些时候。[8]

7月2日，区寿年兵团在我军总攻下土崩瓦解。邱清泉被蒋介石催命，坐卧不安，命令各部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我军防线，坚决东援。7月2日上午，5军200旅以两个团的兵力，对桃林岗发动最猛烈的进攻。敌军显示了比较先进的战术，他们先派小部队到我前沿阵地观察，然后指挥炮兵射击。5军善于集中炮火，猛烈轰击一处，务必将我军前沿阵地完全摧毁，然后以小部队正面进攻，而以主力部队进攻我军翼侧。敌军炮火加上飞机轰炸，再次将桃林岗打成一片火海。在敌军炮火和猛烈进攻下，十纵83团伤亡很大，上午西北角阵地一度被突破。这时，粟裕亲自打电话给83团团长、政委，关切慰问，并命令部队坚决阻击敌人，不后退一步。消息传遍阵地，全团深受鼓舞。3营9连组织反击，从侧面袭击冲进村内的敌军，野外敌军支持不住，狼狈溃退，桃林岗阵地完全收复。从7月1日到5日，十纵阻击五昼夜，堵住了5军东援的道路，有力保障了东线突击集团的歼敌，表现出极顽强的斗志。有的团几乎打光了，仍然坚守阵地。在最危急时刻，他们不仅坚守自己的阵地，还抽出兵力增援许岗。与十纵交过手的国民党军，不得不佩服十纵的战斗力。据被俘的75师师长沈澄年说：5军、11师都有这样的评论，十纵防御能力强，防御精神好，作战时白天必能坚持到黑夜，且有坚持到适当时间才撤离战场的决心。他们一致认为：“十纵应列入华野之头等部队。”[9]

从6月27日到7月6日，华野三、八、十纵在杞县以东地区顽强阻击邱清泉兵团，使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5军付出沉重代价，未能冲破我军防线，解救区寿年兵团。虽然距离龙王店不过20余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区寿年兵团全军覆灭。另一支国民党军主力18军在胡琏指挥下到达太康，受到刘邓中原野战军的牵制阻击，也未能再前进一步。刘邓向阻击部队下了严厉的命令：粟裕部队为了歼灭敌人，已经使用了所有的力量，再也没有预备队。我军一定要配合粟裕部队作战，绝不让胡琏增援。中原野战军一、二、三纵队在编制不满员（三个纵队总数42 000人），弹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尾追胡琏，紧紧咬住敌军，迫使胡琏回过头来应付中原野战军，无力北上。陈唐兵团和十纵的西线阻击，中原野战军的配合，有力保障了粟裕指挥东线突击兵团歼敌。国民党统帅部尽管调兵遣将，费尽心机，无奈该增援的来不了，该突围的出不去。在咒骂感叹之余，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豫东之战是一个转折，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南京国防部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匪攻区寿年兵团之时，我即电令5军之邱军长率部星夜东进增援，65师30日由杞县向东推进，被匪三纵、八纵及十纵、四纵之一部，阻止于过庄、许岗、桃林岗之线。连日经5军猛烈攻击，因匪逐村顽强抵抗，尤以桃林岗据点匪我反复争夺，得而复失者数次。又许岗据点亦经我连日猛攻，7月2日始得攻占。惟我伤亡甚重，匪军抵抗顽强，无法进展。”在检讨国民党军本身忽视开封防务，情况判断不明，协同救援不力等失误后，他们承认：“此次豫东会战，匪军所表现特异三点：1．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2．敢攻袭大据点，如开封、兖州、襄樊等；3．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如桃林岗、许岗、董店等。以上诸端，在在足证匪军之战力逐渐强大，吾人应作加深一层之认识与努力者也。”[10]

7月2日清晨，华野东线突击兵团经过一夜总攻，全歼区寿年兵团。这时，粟裕认为预期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部队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下一步任务是如何组织部队胜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到下午东面形势突然发生变化，黄百韬的25师突破中原野战军十一纵的防线，推进到距离龙王店20多里的帝丘店。并且继续分路向我军进攻，中野十一纵因伤亡较大，被迫放弃马口、王老集一线阵地。粟裕听到报告，心头为之一震。黄百韬的到来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如果不给他以有力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难以顺利撤出战场。即使撤出，各路敌军尾随而来，也会使我军陷于被动。想到这里，粟裕下定决心，乘黄百韬长途跋涉，部队尚未全部展开，我军先声夺人，给运动中的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我军顺利撤出和休整创造条件。他下达紧急命令：“四纵、六纵跑步向东攻击前进，与1师取得联络，坚决截断72师与25师之靠拢。”[11]

同日，华东野战军首长发出给全体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战役进行到现阶段，是全战役的重要关键。因为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可以全歼守敌。如果不能坚持下去，就让敌人避免了全歼的命运。我们全歼了守敌，就可以争取在雨季更安全较长时间的休整，就可以改变中原战局。”“部队伤亡、消耗、疲劳是事实，但敌人伤亡更大，消耗更多，疲劳更甚，处在四面包围，随时准备就歼的恐怖中。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要让吃到口边的东西给溜掉了。我们对敌人要狠，要有全歼敌人的雄心，要善于打落水狗，要把一次可以消灭的敌人，不留给以后再麻烦。”信中号召全体指战员“不怕疲劳，不怕伤亡，克服困难，把全部体力智力贡献出来。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为争取此次战役圆满胜利而战”。[12]

睢杞战役最后阶段于7月3日中午打响。叶飞指挥一纵1师由董店向王老集进攻，3师负责切断帝丘店与王老集之间的联系。四纵主力进攻田花园，六纵主力进攻刘楼，两广纵队配合四纵完成对黄兵团的包围。粟裕通过叶飞指示各纵队动作一定要迅速，不得停留，力求在白天聚歼敌军于帝丘店一带，否则以放纵敌人论罪。这天黄昏，各部队按照上级部署，分头开始进攻。华野特纵的榴弹炮，配属给各进攻部队，在战斗中大发神威。4日晨9时，四纵12师攻占田花园，歼敌1 000多人，六纵在杨桥歼灭敌第三快速纵队一个团，残敌狼狈逃窜，收缩到帝丘店附近村庄中。黄百韬兵团北面防线动摇，有全面崩溃之势。黄百韬为挽回败局，亲自登上坦克，指挥三个营部队从帝丘店北门突出，向田花园、刘楼反攻。双方激烈战斗，弹如雨下。黄百韬的两个卫士负伤，跟随黄的108旅李团长也被打成重伤。但黄百韬困兽犹斗，指挥部队拼命攻击，终于将田花园、刘楼阵地夺回。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疲劳不堪。[13]

7月5日，粟裕调整部署，决心集中力量于当晚消灭帝丘店外围之敌，然后总攻帝丘店，预期于7日拂晓解决战斗。他命令叶飞在特纵榴弹炮连到达后，于黄昏开始炮击王老集。四纵进攻许庄、何庄。六纵进攻赵庄、王庄。刚由西线调来的八纵一部负责进攻陈冈。占领上述村庄后，就从四个方向总攻帝丘店。当夜22时，一纵首先发起攻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一纵以近迫作业由战壕接近敌军前沿，用缴获的火箭筒射击敌军工事，将目标一一摧毁。然后步兵发起冲锋，很快突入村庄，与敌军展开近战。6日拂晓全歼守敌一个团。四纵当晚进攻许庄，敌军溃退；继续进攻何庄没有得手。六纵攻击一夜，敌军顽抗，没有解决战斗。八纵未能赶到指定位置，当夜没有参加战斗。[14]

这时，黄百韬兵团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的部队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收缩在帝丘店周围十里的几个村庄里。帝丘店是个方圆三里的土圩子，村内只有一眼水井，一个小水塘。时值盛夏，天气酷热。数万人只有喝带泥浆的水解渴，粮食告尽，空投的食品药品还不够近万名伤兵使用。黄百韬依仗优良的武器，指挥拼命抵抗。7月6日中午，战斗激烈进行中，杜聿明乘飞机到上空视察，找黄百韬通话。黄对杜说：“民国二十二年庐山训练时，我们是上下铺，当时我叫黄新。我自十九年剿匪以来，从未叫过苦，但是今天我不能不告急，免误全局。”他请求杜聿明转告邱清泉火速增援，并令空军加强支援。杜聿明飞走后，黄即下令焚烧文件，枪杀俘虏，准备“不成功，便成仁”了。他在电话中对前沿阵地的一个团长说：“到现在为止，你不要希望我有一兵一弹之增援。黄昏后空军更是爱莫能助。共军由何处突入，你就在该处死拼到底。”他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不抱生还的希望了。[15]

到这天太阳落山，我军并没有像敌人预料的那样对帝丘店发起总攻，枪炮声反而稀疏下来。黄百韬惊魂甫定，庆幸自己又熬过了一天。原来外线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蒋介石、杜聿明的一再督促下，邱清泉决定孤注一掷。他召集高级将领开会，问道：“当面的敌人兵力雄厚，村砦坚固，我们正面攻击力不从心，而友军之围急着要解。我们如何办才好呢？”众人哑口无言，他说：“我要冒一次险，由杞县北上，经柿园、华西营，折而向东，攻击敌人侧背。全军成败，在此一举。”7月5日晚，他命令200旅掩护部队从正面撤退，以45旅为前锋，向北转移。[16]我军阻击部队没有发觉敌军变化。到6日中午，四纵在柿园发现敌军大部队踪迹，立即报告粟裕。粟裕得到报告，是下午16时45分。这样，形势对华野就很不利了。前一天得到刘邓通报，胡琏的18军已经到了太康，刘汝明部也从开封到了商丘。我军如果再耽搁下去，有被敌军合围的危险，将陷于被动地位。粟裕看到部队连续战斗多日，确实已经疲劳不堪。为了保持主动，他于18时下达命令：停止战斗，结束睢杞战役，各纵队向陇海路以北转移。

7日，粟陈唐向军委报告说：“至昨午止，18军先头已到淮阳西南之李集，同时刘汝明部12个团前日进到陈留，似图与邱匪会合。邱匪则除以一部扼守杞县正面与我军对峙外，其主力经由兰封以南东进，图袭我侧背。74师则已到宁陵、柳河县以东，与我阻击部队接触。……根据上述情况，加以我们部队作战近月，已很疲劳，且组织尚未整理。为应付可能的敌人乘我疲劳后之进攻，故决放弃对25师（要8日午才能解决战斗）等部之作战，即现北撤民权、考城、菏、曹、定地区，争取休整。”8日毛泽东复电：“在来电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

但是在撤退过程中，由于行动比较仓促，邱清泉兵团乘我军极度疲劳之机，紧跟尾追，使我军遭受一些损失。粟陈唐7月9日给军委的报告说：“我本已从容离开战地，因抢运伤员又被迫掩护作战；又因担架少且无战斗经验，飞机扫射全部跑光。除5 000南运伤员由豫皖苏接收外，而北运5 000伤员不得已动员各纵、野直指战员自抬。部队本甚疲乏，又要看俘虏、抬伤兵、抬枪炮（缴获的与自己的）、打掩护，颇为紊乱。而邱匪则乘机尾我追击，以部队将伤员抬至路北，地方担架又跑光，致先后损失伤员数百名。本日该敌已进至曹、考线与我战斗中。”[17]

然而邱清泉的努力并未得到国民党当局的赞赏。战斗结束后，黄百韬的25师与另一支被包围的部队72师在董店会合。他们为大难不死感到庆幸，悲喜交集。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表彰黄百韬努力前进，顽强抵抗的功绩，并亲自为他佩戴青天白日勋章。黄百韬感激涕零，一再表示要以死效忠。邱清泉则因作战不力，坐视区寿年兵团被歼而受到训斥。邱清泉一气之下，请假回浙江永嘉老家“休息”，撂挑子不干了。

豫东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决战。直接参战的部队有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冀鲁豫地方部队20万人，国民党军约25万人。我军经历20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攻克开封，歼灭了区寿年兵团，打击了黄百韬兵团，削弱了邱清泉兵团。我军以伤亡33 000人的代价，歼敌一个兵团部、2个整编师部、4个正规旅、2个保安旅，连同阻援作战在内，歼敌94 000人。粟裕精心组织了这场包括城市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被他称之为“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豫东战役显示了我军高度灵活的战略战术，善于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把握战役的主动权。在城市攻坚和阻击作战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运动歼敌时从兵力到炮火都占有优势。20天内连续进行三个阶段的作战，显示我军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豫东战役的胜利是一个转折，为我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7月11日中共中央的贺电指出：“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

[1]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页。

[3]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5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4]　廖政国：《惠济河北的日日夜夜》。

[5]　张云龙：《杨拐战斗总结》。

[6]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06页。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8]　华野司令部：《睢杞战役阵中日记》。

[9]　《敌75师战俘对睢杞战役的检讨》，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10]　南京国防部三厅：《中原会战战斗经过及检讨》。

[11]　华野司令部：《睢杞战役阵中日记》。

[12]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13]　《第七兵团豫东战斗要报》。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8年初稿。

[15]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5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6]　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3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第27章　山东大反攻

山东兵团自胶东出击——九纵奇袭克周村——潍县攻坚战——蒋介石拒绝放弃济南——进军鲁西南配合豫东战役——攻克兖州——严格执行城市纪律——追击吴化文部——山东形势的根本转变

1947年底胶东保卫战结束后，山东战场相对平静了一个时期。1948年初，毛泽东酝酿华野主力挺进江南的战略方针。为了配合华野主力的行动，1月30日他以军委名义指示华东局：调韦国清的二纵南下，与管文蔚、陈丕显的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苏北兵团的行动受陈粟指挥。以许世友、谭震林率七、九、十三纵组成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在休整之后争取在2月下旬开始新的作战行动，“以一部监视胶东之敌，主力向胶济西段行动”。[1]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二纵在2月中旬离开诸城根据地，挥师南下至苏北阜宁，与华中根据地部队会师。山东兵团的三个纵队在胶东掖县、平度地区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补充了人员编制，思想和战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部队上下士气高昂，急切地想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

国民党军在胶东之战中虽然遭受我军打击，但仍占领着胶济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蒋介石认为山东局势基本稳定，于是将范汉杰调往锦州任东北“剿总”副司令，驻青岛的阙汉骞54师海运葫芦岛，加强东北国民党军力量。李弥的8师和王凌云的9师也先后抽调到中原。当华野二纵南下后，国民党统帅部又将兖州的72师南调应付。这样，到1948年3月初，山东境内国民党军只有13个师、27个旅的兵力，分为五个绥靖区，防守津浦、胶济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和部分县城。除济南、青岛兵力较多外，泰安、兖州、烟台这些城市只有一个师把守，其余的县城或一个团，或一个营，兵力分散，捉襟见肘。

许世友、谭震林天天研究向胶济路西段作战方针。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济南至青岛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我胶东、鲁中、渤海三块解放区联成一片，有力支援陈粟主力在中原的作战。先打哪里呢？分析了敌情，许、谭认为周村、张店一带敌军力量相对薄弱，可以作为第一阶段的攻击目标。他们向华东局作了报告，2月25日，华东局复电同意，并决定在战役期间，将王建安的鲁中军区部队和袁也烈的渤海纵队调给他们统一指挥。

第一仗究竟怎么打，有的同志提出先打外围，层层深入，这是通常的打法。九纵聂凤智司令员分析敌情认为：驻守周村的国民党整编第32师，是在去年鲁西南羊山集战役中被刘邓大军歼灭后重新组建的，战斗力不强。32师与部分国民党地方部队防御这么大一片地方，这里摆一个营，那里摆两个营，防御非常分散。就是周村的师部，战斗部队也不过5个营。与其从外围慢慢向里面打，不如采取“挖心战术”，远程奔袭，直取周村。然后再四面开花，扩张战果。山东兵团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以十三纵留在胶东监视青岛、烟台敌军，以七纵、九纵夺取周村、张店。[2]

3月1日，山东兵团从掖县、平度出发，向胶济路西段开进。经过7天急行军，到广饶地区隐蔽集结。然后昼伏夜行，向周村、张店运动。敌人发觉我军有大部队向西运动，以为是我军掩护物资过黄河，没有及时收缩兵力，加强防守。3月10日晚，七纵19师突然包围张店，敌军猝不及防，弃城逃跑。我军在郊外围住敌军，很快解决战斗，俘虏2 400人。首战告捷，给全军鼓励很大。渤海纵队同时出动，12日攻占邹平，13日占领章丘。

敌32师师长周庆祥察觉我军意图，命令附近的141、36旅放弃长山、邹平，向周村靠拢。九纵向周村前进时，正赶上暴雨，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到12日凌晨才到达周村城外。这时，附近的敌军已经陆续收缩到周村，城内兵力由300人增加到15 000人。这一夜究竟打不打，关系到战役全局。此时兵团部与九纵之间的联络一度中断，聂凤智考虑：敌军虽然集中，但立足未稳，部署混乱。抓紧时机打，就能使敌军措手不及。如果等待其他纵队来援，敌军摆好了阵势，加强了工事，必然增加我军的困难。聂凤智当机立断，命令各部连夜冒雨发起攻击。26师78团在开进途中，与一支队伍并肩前进。黑暗中隐隐约约看到队伍中有带大盖帽的，抓个俘虏一问，才知道是141旅的。团长低声传令准备战斗，突然插入敌军队伍，成群的敌军糊里糊涂当了俘虏。76团也追上另一支敌军队伍，他们误以为是同去周村的，76团尾随其后，直插周村城下。

九纵指挥员观察地形发现，周村防御工事相当简陋，只有一道围墙和部分地堡，街上没有构筑巷战的工事和据点。各部队没有休息，立即挖掘工事，迅速发起攻击。25师在东门、北门首先打响，75团4连把山炮推进到距城门100米处，把轻重机枪布置在距离围墙40米的近距离内，一齐开火。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20多分钟就突入城内。九纵三个师从七个方向分头突破，沿街追击敌人，把城内敌军分割成六块围歼。25师75团直插敌32师指挥部。战斗打响后，敌军师、旅、团之间只通了一次电话，电线就被我军炸断，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之中。141旅刚到，连防务都没交接，就被我军的攻击打乱了建制。32师师长周庆祥见势不妙，化装逃跑。九纵经过一个白天的战斗，全歼守敌，打了一个速战速决的漂亮仗。[3]周庆祥逃回济南后，蒋介石以临阵逃脱罪，下令将周枪毙。

许世友、谭震林在兵团指挥所听说九纵连夜进攻周村，非常高兴。这一打，战役全局就活了。后来进行总结时，有的人指责九纵“仗虽然打赢了，但军事上是冒险的”。许世友当场反驳：“打是对的，我就怕你们不打。”谭震林严肃地说：“怎么能说打赢了也是冒险呢？军事斗争本身就有一定的冒险性。兵团就是要你们打！谁要是不打，我就送他四个字：‘机会主义！’”这是对九纵的高度评价。[4]

山东兵团迅速扩张战果，七纵20日攻克淄川，渤海纵队占领桓台。王耀武急派73、75师五个旅的兵力从济南出来增援，21日在明水、章丘一线遭到九纵26师的坚决阻击。王耀武听说32师已被消灭，增援也没有用处，决定保存实力，收兵回城。山东兵团第一阶段作战攻克、收复14座城镇，歼敌38 600人，我军伤亡仅2 000多人。许谭向中央报告说，这次战役的主要特点是“作战时间短，消耗小，缴获大”。

3月20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东局和许谭，祝贺山东兵团取得的胜利，指示他们下一步打昌乐、潍县。特别强调：“胶济全路一切尚存路基、铁轨、车站、桥梁、水塔及其他设备通令保护，不得再破坏（过去破胶济路曾得中央批准，其实是不必要的吃大亏），津浦路津济段已在我手，注意保护。”[5]

王耀武在我军攻占周村、张店后，又作出错误的判断。他惟恐我军会西进攻打济南，一边命令加强济南防御，一面又从潍县调出整编45师两个团。他认为潍县城池坚固，兵力较多，共军不会去打它。然而山东兵团的目标就是潍县，4月2日，渤海纵队和鲁中部队开始向潍县外围运动，完成了对潍县的包围。

潍县、安邱、昌乐三角地区，地处鲁中、胶东、渤海解放区之间，是国民党军楔在山东解放区腹地的顽固堡垒。潍县（今潍坊市区）城是明清修建，分东、西两城，中隔白浪河，有桥梁联接。西城亦称老城，城墙高13米到16米，外壁是石块，内壁是三合土。墙面陡立，只有四门和四角有阶梯可以上下城墙。西城面积4平方公里，东城比西城城墙稍低，形似纺锤，面积比西城大些。潍县四郊为平原地带，南关外有少数丘陵，如九龙山、擂鼓山，高度与城墙相当。潍县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县志记载的战事中还没有攻破城池的记录。日伪时期就大量修筑工事，此时潍县驻有国民党整编第45师的212旅、保安6旅、8旅等部队，加上张天佐、张景月等山东地主武装，共46 000人。

王耀武将45师两个团调往济南，担心潍县兵力不够，命令45师师长陈金城忍痛放弃不重要的据点，集中兵力防御潍县。不可单纯守城，要在城脚下多筑地堡，形成层次防御。陈金城煞费苦心，他以西城为防御核心，在南、北、西三面距城1 400米外围修筑独立的据点群，作为第一道防线；城外400处和三个城关修筑外壕、地堡，作为第二道防线，城墙上修筑了环形阵地，每10米设一处机枪掩体，每个城墙垛上都有步枪射击孔，城墙内部挖洞防炮屯兵，以备反击。在兵力部署上，陈金城以正规军守城，以保安部队守城关，以地主武装守外围。企图在外围逐步消耗我军力量，固守待援。

山东兵团首长分析敌情，认为潍县虽然城防坚固，但它处境孤立，济南、青岛方向敌军很难前来增援。我军可以有充分的时间集中兵力攻坚。45师虽然装备好，但是新组建起来的，士兵战斗力不强，士气低落。地主武装在山东作恶多年，有许多惯匪、伪军，有作战经验，但武器装备差，各自为战，难以指挥。许世友、谭震林决定采取稳扎稳打，逐次歼敌的战法，先肃清外围，再集中兵力攻城。兵团决定以九纵、渤海纵队及鲁中军区部队共23个团的兵力攻打潍县城，七纵、十三纵等31个团的兵力分头阻击来自济南、青岛方向的敌军。特纵留在山东兵团的榴弹炮营、重迫击炮营等配合攻城作战。

扫清潍县外围的战斗从4月2日开始。九纵26师在胶东西海军分区部队配合下，猛打猛冲，势如破竹。先后占领飞龙山、飞机场和部分村庄，切断了潍县与坊子之间的联系。15日占领北关，完成扫清外围的任务。当天，九纵25、27师进入阵地，开始坑道作业，积极准备攻城。

渤海纵队新7师和鲁中军区部队负责扫清西关、南关。渤海纵队是新组建的部队，装备很差，新7师的两个团有一半战士用的是土造枪。他们缺少战斗经验，但求战心切，士气高昂。2团炮兵连很快挖好一条横沟，作为炮兵阵地。战斗开始后才发觉因为缺乏经验，把沟挖在低凹处，射击时影响视线。11日开始战斗，7师2团突击队从距离敌军阵地几百米处开始运动，遭受敌军六零炮和机枪杀伤。7师指挥员命令我军的12门迫击炮射击，压制敌军火力。我军迫击炮使用的是渤海军区自造的炮弹，质量不好，射击中炮弹的尾翅经常脱落，掉下来误伤自己人。炮兵想避免误伤，射程打得比较远。结果炮弹都落到敌军阵地后方，没有起到压制敌军火力的效用。步炮配合不上，进攻几次受挫，新7师只得暂停进攻。12日渤纵和鲁中部队又攻了一天，进展仍然不大。兵团首长看到这个情况，指示渤纵不要分散兵力，如果同时进攻西关、南关有困难，可以放弃西关，集中力量攻南关。从13日起，渤纵和鲁中部队开始进攻南关外的南大营和火车站，又遭到地主武装的拼命抵抗。南大营之敌在我军连续攻击下，伤亡日多。我军又大挖坑道，逼近敌军阵地。14日黄昏，敌军终于动摇，放弃阵地收缩回城里。渤纵攻占外围阵地后，于15日黄昏开始攻击南关。

南关附近有个敌军据点叫五道庙，盘踞着一连敌军。新7师3团2营进攻该处，遭受敌军火力封锁。连续上去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团政治部主任张茂珍亲自上去指挥部队进攻，中弹牺牲。后面的战士继续爆破，炸开围墙，三个战士突入庙中，搜集敌军遗弃的手榴弹压制敌军火力，坚守突破口，直到第二梯队上来，将庙内敌人全部消灭。但是他们缺乏经验，认为任务完成，没等接防部队来就撤回去了。南关敌军乘机又夺回五道庙，我军后续部队上来，与敌军再次展开战斗，连续两次反击才打垮敌人，巩固了阵地。完全占领五道庙，已是半夜12点了。

17日黄昏，鲁中部队攻击南关、渤纵新7师进攻西南关、新7师2团攻击南关外制高点擂鼓山的战斗同时打响。有了前几天战斗的经验，各级干部认真看了地形，明确了本部的任务和突击方向，并将榴弹炮、迫击炮推到前沿抵近射击。战斗打响后，我军火力很快压制住敌军。鲁中部队首先突破南关，敌军惊慌失措，纷纷逃向潍县西城。我军奋勇冲进南关，进行巷战，歼灭残敌。到第二天拂晓，南关战斗胜利结束。

战争是最好的老师。渤纵和鲁中纵队由于装备差和缺乏作战经验，扫清外围的战斗比九纵要艰苦得多。在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突击爆破等方面都是经历了失利和流血后，才取得成功的。但是渤纵和鲁中部队指战员发挥勇猛作战的精神，一次失败再来二次，不怕牺牲，干部身先士卒，以大无畏的勇气压倒了敌人，也在战斗中迅速成熟起来。[6]

为了打好潍县攻坚战斗，兵团首长进行了多次研究。潍县城墙坚固，外围工事密集，我军如果硬攻，必定造成重大伤亡。他们参考华北兵团石家庄战役的经验，许世友提出一个口号：“人马均活动于地下。”号召攻城各部队大挖交通沟，隐蔽接近敌军阵地。这样，敌军的火力打不着我们，我们则可以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打他个措手不及。命令一下，九纵和渤纵、鲁中部队都开始挖起来。潍县城外是一片开阔的沙土地，土质疏松，掘进速度很快。有的交通壕挖了几里长，有的从10里外挖起，蜿蜒曲折，一直伸展到城下壕沟边上。在接近敌军阵地时，我军在壕沟上铺木板，成为隐蔽的盖沟，加强了攻击的突然性。战后统计，九纵两个师在发起总攻前的8天内，共挖交通沟72 500米，从潍县城上一望，交叉纵横。这就叫“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陈金城也没有闲着，他一面加强潍县两个城的工事，一面向王耀武呼救。济南方向派出几十架次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我军有交通沟、隐蔽洞，大大减少了伤亡。为了迷惑敌军，4月21日，许世友命令部队向后“收缩”，进行攻城前的准备。潍县敌军发现我军一夜间全部退去，以为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放弃攻城，高兴地向王耀武报告“潍县解围”。

就在敌军盲目乐观的时候，山东兵团于23日黄昏突然接近潍县西城，许世友将突破重点定在西门，在1 412米的射击正面上，兵团集中了华野特纵和自己的全部炮火，其中榴弹炮12门、野炮7门、山炮12门、重迫击炮38门。加上其他小口径火炮和火箭筒，共269门。而城内敌军只有山炮15门，九二步兵炮8门，迫击炮40门。我军在炮火上具有压倒优势。17时开始炮火准备，重炮猛轰西城城垣。城墙上的碉堡和工事一个个被摧毁，敌军躲在城墙背后的藏兵洞里不敢出头。两小时炮火准备后，各爆破组抱着炸药包越过壕沟，冲到城下，进行连续爆破，将城墙炸开缺口，为突击部队登城开辟道路。

24日凌晨1时，九纵27师79团率先从北面登上城墙，战士们沿着梯子迅速登城，很快上去五个连。四个连在城墙上扫清敌军工事，向两侧发展。79团5连进入城内，占领房屋，与敌军展开巷战。晨6时，敌军从街道和藏兵洞里出动，向我军入城部队和城墙上部队发起反击。5连退路被敌军切断，陷入包围，情况危急。但是干部战士不慌不乱，依托房屋坚持战斗，连续作战18个小时。79团在城墙上的部队遭到敌军猛烈进攻，7连一度被迫后撤，城墙突出部被敌军占领。其他几个连队情况也很危险。有的战士弹药打光了，就拣身边的石头砸向敌人。有的伤员拉响炸药，与冲上来的敌军同归于尽。如果稍有动摇，就会被敌人挤下城去。79团首长亲自登城，指挥战斗，鼓励战士坚守突破口。27师首长也来到城下，组织部队增援。聂凤智司令员得到报告后，当机立断，命令25师73团白天强行登城，配合79团夹击敌人。73团冒着敌军火力的枪林弹雨，13时从北门登城，一小时内上去一个营。73团、79团部队互相配合，不断向城内纵深发展，打得敌军节节后退。激战至下午，渤海纵队和鲁中部队也从南门突破。在我军两面夹攻下，西城敌军终于崩溃，陈金城率残部从东门徒涉白浪河，逃向东城。黄昏时我军完全控制西城，潍县最顽固的堡垒被我军拿下来了。为了表彰79团在攻城战斗中的突出表现，战后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授予79团“潍县团”的光荣称号。

攻克潍县西城后，许世友决定不给敌军喘息机会，趁热打铁拿下东城。潍县西城与东城之间是宽阔的白浪河，两岸街道原是繁华的商业区，数百家商店在战火下变成一片残破的废墟。兵团决定以九纵主力由西城进攻东城，鲁中部队与九纵一部在南北两面助攻。东门外则网开一面，虚留生路。26日黄昏，我炮兵部队将山炮推上西城城墙，居高临下轰击东城。敌军被打得抬不起头，19时30分各部队发起总攻，九纵80团在炮火掩护下徒涉强渡白浪河，以连续爆破首先突入东城城内。鲁中部队也突破南门，投入纵深战斗。经过一夜巷战，到27日拂晓我军已控制东城一半区域。敌军见大势已去，纷纷从东门夺路出逃。我军胶东西海军分区部队早已张开口袋等待他们，陈金城率3 000残敌刚出东门，就被我军围住。陈金城束手就擒。城内盘踞三官阁的最后一部残敌在我军政治攻势下，缴械投降。东城解放，潍县攻坚战胜利结束。

潍县被我军攻克后，山东兵团又向周围扫荡，扩张战果。安邱、昌乐、田马等地敌军非逃即降，我军又解放了一大片地区。潍县战役期间，青岛方向国民党军第11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率整编64师及35师一部西援，被十三纵和胶东军区部队节节阻击，滞留于胶县大沽河沿岸。济南方向国民党第73、75师曾向东增援，被七纵和渤海军区部队阻截于龙山以东地区。4月21日王耀武亲自指挥整编第84师进至益都以西地区，也被七纵和渤海部队阻击，无法前进。潍县被我军攻克后，王耀武、丁治磐不得不停止增援行动，分别退回济南和青岛。

潍县战役是山东兵团进行的一次成功的攻坚战役。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我军以伤亡11 00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整编45师主力及大量地主武装共46 000人，俘虏45师师长陈金城以下26 500人。解放了鲁中地区十几个县、镇，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联成一片。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使山东兵团的力量大为增强。我军解放的地区是山东重要的粮棉产区，对增强解放区经济实力，支援华野部队作战有重大意义。我军控制了200公里的胶济铁路，济南、青岛国民党军的联系被切断，成为两个孤立据点。最重要的是，在这次战役中，山东兵团在作战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从过去的运动战、消耗战上升为能打城市攻坚战，在集中兵力、步炮协同、攻坚战术等方面都日趋成熟，在以后的战斗中成为华野的一支主力兵团。5月19日，许世友、谭震林向军委、华野详细汇报了山东兵团在胶济路中段作战的经过和取得的经验。军委领导看了非常高兴，周恩来5月26日复电，称赞这个报告“甚好，已转发各军区及各野战兵团作参考，并抄送军大作训练教材”。[7]

周村、潍县相继失守，使王耀武受到极大震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损失了8万多人。王耀武感到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早晚会被各个击破。以济南目前的处境，靠现有的部队是绝对守不住的。5月15日，王耀武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将他的部队撤到兖州，与徐州“剿总”的部队联成一片，以利尔后的作战。蒋介石大为不满，一口拒绝。并对王说：“你不从大处着眼，我们必须确保济南，不能放弃。”他指出：济南是山东省会，华东战略要地，为了不让华东、华北打成一片，不让他们掌握铁路交通大动脉，就必须守住济南。蒋介石为王耀武打气说：“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能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我有力量来解你们的围。打仗主要是打士气，鼓励士气，首先自己不要气馁。你要知道，我们的失败是失败于士气的低落，你们如不奋发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说到这里，蒋介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王耀武怀着悲观失望的心情离开南京，他明知守济南是一步死棋，却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死守下去。[8]

山东兵团结束潍县战役后，进行了短期休整。这时，中央军委对华野主力下一步作战行动作出重大决定，一、四、六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打几个大仗，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5月7日，中央军委致电许世友、谭震林，命令山东兵团南下津浦线，配合粟裕在中原的行动。许谭考虑部队的情况，九纵在胶济线几次作战中担任主攻，伤亡8 000多人，需要休整一段时间，补充兵员。十三纵在胶东牵制敌人，减员不多，可以作为主力参战。5月20日，山东兵团作出决定：以渤纵牵制济南敌军，鲁中军区部队打泰安，七纵、十三纵先在泰安南北打援，然后相机夺取兖州。九纵暂时休整，作预备队。5月下旬，许谭挥师南下，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

5月29日，鲁中部队四个团开始进攻泰安。这次王耀武比较聪明，他命令守泰安的84师155旅采取机动防御，能守就守，不能守就走。155旅当然不愿被困，他们先以小股部队出城打了一下，在我军发起正式攻击之前，乘火车退往济南。我军对敌军逃跑估计不足，没有在北面迂回包围。30日，十三纵占领泰安，切断了济南与兖州的联系。

兖州地处徐州与济南之间，是津浦路上的军事重镇。由于历史上兖州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城墙坚固，外壕又宽又深。城南有泗水流过，夏季河水暴涨，只能船渡，不可徒涉。驻守此地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12师，师长霍守义。12师是东北军旧部，许多军官经历过“西安事变”，对我军的政策是很熟悉的。他们在胶济线驻防时曾与华野多次交战，特点是以保存实力、保命为主。12师老兵很多，一个将校队就有800人，善于防守。应该说12师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他们受制于第10绥靖区司令李玉堂，内部矛盾多，所以12师官兵士气低落，没有几个人愿意为蒋介石卖命的。在防御上他们学王耀武，让地主武装守外围，他们集中兵力守兖州。6月7日山东兵团开始扫清兖州外围，在进攻曲阜时，霍守义也命令驻守那里的一个团迅速撤回兖州，留下当地保安部队与我军作战。七纵没费多大力气，就歼灭了一个保安团，解放了曲阜。几天之内，山东兵团连续收复蒙阴、邹县、泗水等八座县城，扫清了兖州外围。6月20日，七纵和鲁中部队包围兖州。九纵、十三纵也从济南方向奉命南下，配合作战。

这时，究竟打不打兖州，还要观察形势的变化。李玉堂发觉我军有进攻兖州的迹象，急忙向徐州“剿总”告急，请求援兵。刘峙急忙将苏北的黄百韬整25师用火车北运，增援兖州。6月26日，25师全部运到滕县。山东兵团留下十三纵一个师监视济南方向，将九纵、十三纵主力调往泗水、曲阜，命令七纵撤围，从兖州南下准备打援。国民党方面察觉我军要进攻黄百韬，加上豫东战场区寿年兵团求援甚急，于是命令25师开往豫东。6月30日，25师乘火车调头南去，山东兵团没赶上，重新包围兖州。

这时，粟裕正指挥华野主力在豫东与国民党军大战。山东兵团考虑如何配合粟裕的行动。粟裕准备围歼区寿年兵团，但西有邱清泉，东有黄百韬，对华野部队构成不小的压力。他希望山东兵团能够南下威胁徐州，迫使敌军分散，减轻此间压力。许谭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7月3日发出一封长电，说明山东兵团的现状和打算。他们指出：兖州守敌还是有战斗力的，“我们过去十天中，对兖州是佯攻，故未认真准备，故尚须十天以上时间，才能打下”。“七纵、鲁中两个部队，从胶济线到现在，四个月中连续战斗，伤亡、逃亡、病员达七千余，很难单独解决兖州，必须全力才有把握。”据此，许谭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全力集中打兖州；二是全力南下威胁徐州，配合中原作战。[9]

7月4日，毛泽东电告粟裕等，要华野主力完成围歼25师战斗后，全军转入休整。“暂时不打邱兵团，不进行严重的作战。”在这种情形下，许谭南下威胁徐州意义不大。“似不如同意许谭刘江午意见，集中兵力攻克兖（州）济（宁），打通山东和你们间的交通，并使许谭兵团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下作战，对于雨季以后你们的作战可起大的和直接的配合作用。这是上策，不是下策。”[10]

攻打兖州的决心既定，许谭调遣部队，在清除外围后，积极布置攻兖州的具体行动。察看地形后发现：兖州城东、南是泗水，水深难渡。城西是开阔地，便于我军运动。但兖州城西门是最坚固的。建有两道城门，外面是椭圆形突出的瓮城。敌军在瓮城构筑了工事，火力可以居高临下。即使瓮城被攻破，里面还有一道城门，四周挖有屯兵洞，里面埋伏部队，作为反突击力量。山东兵团过去进攻即墨县城时，攻打瓮城伤亡很大。敌军估计我军不会以瓮城为主攻方向，守备不是很严。这就给我军提供了一个机会，偏偏从敌军意想不到的地方开刀，集中兵力突破瓮城。

为了保证突破的成功，兵团更注重集中兵力和火力，取得局部的压倒优势。他们改变以往将炮兵配属各师的办法，将12门榴弹炮、7门野炮、3门山炮集中在西门，实施抵近射击，专门协助步兵开辟攻城道路，重点摧毁城墙工事，打开突破口。在西门500米的正面，部署七纵、十三纵三个师的兵力，展开四个团并肩突击。7月12日17时，我军开始总攻的炮火准备。所有重炮一齐开火，震天动地，瓮城城楼、城垛纷纷被炸塌，烟雾弥漫。高大的城墙被炸开10米宽的口子，突击部队不用梯子就可以冲进城中。敌军因我军连日无动作，误以为我军只是佯攻，麻痹大意，等我军的炮弹倾泻到他们头上，顿时慌乱起来。城内的制高点兴隆塔是敌军炮兵观测站，我军的重炮第一发打在塔根上，第二发打到塔顶上，又连续命中三发，将塔上打了几个窟窿。敌军观测站被摧毁，炮兵没了目标，只能朝城外四处乱打，对我军构不成威胁。七纵乘敌军混乱之机发起冲锋，越过外壕，突入城内。60团的架桥班不顾敌军火力扫射，全班战士下水用肩膀扛着木板，让9个连队从“桥”上顺利通过。有的部队干脆跳进外壕，涉水登城。仅一小时，60团就全部突进城内，与敌军展开巷战。夜间十三纵也突破城垣，与七纵合力杀敌。12日一夜敌军组织多次反击，因两个团在外围战斗中消耗，缺乏预备队，在巷战中节节败退。而我军后续部队不断涌入城中，越战越勇。13日中午，我军已经控制了兖州城西、南街区，残存在城东南的敌军人无斗志，黄昏时从东门向外突围，遭到我军炮火拦截，并被埋伏在东门外的十三纵39师包围。除李玉堂化装逃跑外，霍守义以下2万人被俘虏。原来预计要打10天的兖州战斗，一昼夜就胜利结束了。

在兖州战斗中，我军的政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攻城之前，兵团政治部就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城市纪律和俘虏政策，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十三纵115团战士王文仙是潍县战斗后参军的“解放战士”，他在战斗中认真宣传我军政策。一个敌军官被俘后，最初自称是连长。这时一个战士拾到一个金手镯，找到失主——一个国民党官太太。这个“连长”受了感动，承认他是12师的旅长。王文仙让旅长命令部下停止抵抗，旅长照办了。王文仙一边集合队伍，一面宣传说：“我是昌潍解放的，大家不要害怕。”有一批敌人突围时被我军围住，在我军喊话宣传下，前边一个排缴了枪，后面也都不再顽抗。我军干部叫他们去前面庄子集合，有的俘虏扛着枪就去了。十三纵廖海光政委在总结时强调：“好好执行政策，可以少流血。”

在接收城市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感人场面。十三纵参战时正值夏季，许多战士鞋走烂了就赤脚战斗。进城后打开敌军仓库缴获很多鞋子。有的干部让战士先穿上一双好打冲锋，但是战士们宁肯吃苦，磨破了脚也不拿。一个战士撤出战斗时背了很多鞋，自己却赤着脚。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穿鞋？他说：“背的鞋是公家的。”那人说：“可以先穿一双嘛。”战士回答：“不行，我们不能违反政策纪律。”廖海光政委在纵队总结报告中，对这些战士的高尚品德给予赞扬。[11]

七纵负责兖州解放后的军事管制工作。纵队政治部派有接收城市经验的冯平同志进城搞接收。冯平和一批同志日夜工作，清点仓库物资，接收国民党军政机关，恢复城区秩序，救济难民百姓，搜查残存敌人，组织掩埋死尸，十分忙碌。根据兵团指示，他们特别注意对外国侨民的政策。兖州天主教堂是鲁西南最大的教堂，建筑宏伟。设有学校、医院、印刷厂，里面有德国、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国人士。李玉堂强征教堂作仓库和伤兵医院，国民党兵把教堂搞得乱七八糟。我军进攻时教堂落了几发炮弹，震碎了玻璃。战斗结束后59团把一些俘虏和伤兵关在教堂里看管。军管会干部进城后，动员我军战士马上撤出来，并且站上警卫，不许擅自进入。有几个人出于好奇，要进教堂参观，遭到警卫拒绝。有的骂道：“下次攻城遇到天主堂，老子用炸药炸掉，谁也参观不成！”警卫仍然坚守岗位，绝不通融。天主堂的两头骡子在打仗时惊跑了，我军战士听教堂的人诉说后，就到处找骡子，终于在街上找回一头，教士们很高兴，对我军的态度也好转了。[12]

我军进攻兖州时，王耀武派吴化文率84师从济南出援。吴化文部是伪军改编的部队，一向遭王耀武排斥。分配装备物资靠后，打仗卖命让他们靠前。吴化文一肚子委屈，又不能抗命。7月初从济南出发，一路上磨磨蹭蹭，一天前进20里。7月12日84师到达大汶口，次日先头部队161旅渡过汶河，进至太平镇一带。许世友得知济南之敌南下，命令九纵从泗水出发北上，歼灭84师。13日夜，九纵从南驿地区冒雨出击，一夜急行军数十里。王耀武在获悉兖州失守的消息后，估计我军会回头来打吴化文，就在这天命令吴化文撤回济南。吴化文前进动作缓慢，后撤却行动迅速。这天夜里，九纵26师78团先头部队2营推进到太平镇以南的莫庄，与敌161旅交火。2营猛烈进攻，突入太平镇。但后续部队没有跟上，被161旅封锁在太平镇中。战斗至14日中午，2营弹药耗尽，除少数被俘外，全营伤亡殆尽。但是他们的战斗，拖延了161旅的北撤。九纵26师的77团和27师的80团从两侧包抄，渡过汶河，断敌退路。161旅退到汶河南岸，在我军阻击下无法渡河，退缩在齐家庄内，九纵包围村子，15日激战一天，将161旅全部歼灭。九纵其他部队渡过汶河追击敌军，但吴化文跑得太快，只截到155、211旅一部。到15日21时战斗结束，九纵共歼灭84师近万人，其中俘虏161旅旅长徐曰政以下7 584人。我军再度占领泰安、大汶口等地。吴化文损兵折将逃回济南，遭到王耀武严厉训斥。[13]

山东兵团在津浦路中段连续战斗50天，使山东局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攻克兖州、泰安等津浦路中段城市，完全切断了济南与徐州的联系，也切断了华北傅作义集团与中原国民党军的铁路交通，对解放战争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山东兵团从1948年3月到7月的作战中，歼灭国民党军正规部队和地方反动武装共14万余人，恢复了老解放区，又解放了大片新区。国民党军在山东只剩下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几个孤立城市，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山东解放区则联成一片，并与华北、中原解放区打通了联系。山东大批中小城镇的解放，使解放区人口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为支持华东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可靠的后方。山东兵团在作战中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作风，敢于攻坚，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大歼灭战，战斗力和战术水平迅速提高，成为华野的又一支主力兵团。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10月稿。

[4]　《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14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8]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页。

[11]　廖海光：《十三纵队兖州战役中执行政策纪律的检讨》。

[12]　赵启民：《第七纵队兖州城市工作报告》。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10月稿。

第28章　攻济打援

毛泽东催促进攻济南——粟裕提出攻济打援方案——蒋介石调整部署组建机动兵团——王耀武加强济南防务——华野曲阜作战会议——毛泽东指示要敢于攻坚——集中兵力于西线——王耀武求蒋介石增兵——济南战役打响

1948年7月7日，粟裕指挥华野主力在豫东围攻黄百韬的25师过程中，因邱清泉的5军逼近，为了避免两面作战陷于被动，粟裕决定结束豫东战役，主动撤离战场。他命令华野三、六、十纵和中野十一纵撤退到陇海路以北的菏泽、定陶、曹县地区，粟裕的华野指挥部率领一、四、八纵转移到陇海路南的涡阳地区休整。粟裕的打算是：让部队休整一个时期，恢复疲劳，等待山东解放区给他们补充弹药物资，再南下打击邱清泉。

7月13日，山东兵团结束了津浦路中段作战，攻克兖州、泰安等城市。毛泽东对华野的战绩非常满意，他认为在我军节节胜利，敌军慌乱的形势下，应该不失时机地连续作战，争取更大的战果。7月14日，他指示粟裕等华野指挥员：“估计敌人似将利用你们疲劳，集中力量向你们压迫，使你们不能安心休整。似须以有效行动分散敌人，你们则乘敌分散之际，歼灭几部敌人，方能实行大休整（许谭、韦吉亦然）。此种分散敌人的行动，似以许谭攻击济南为最有效。……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1]

7月16日一天，毛泽东给粟裕和许谭连发四封电报，催促山东兵团乘敌军溃败之机，不顾疲劳夺取济南机场，然后完成攻城准备，争取在10天之内攻下济南。一天之内给华野发这么多的电报，是很少见的，可以看出毛泽东心情的迫切。但是华野的实际情况是部队连续作战之后，非常疲劳，急需休整和补充。再进行攻打济南的作战，是不适宜的。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日联名复电军委，直言陈述自己的意见：“军委14日令许谭兵团担任进攻济南两电均悉。如果该部署主要为了分散敌人，以帮助我们取得时间来休息，则我们意见不必如此。因此间各纵，除四、八纵外，疲劳已大体恢复，仅弹药尚未得到补充，正争取分别补给中，半月至二十天内大致可完成。……目前如即以许谭一部抢占济南机场，恐部队本身困难，难以连续作战。……因此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而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2]

许谭接到军委电报后，积极准备攻打济南。7月17日他们召开纵队首长会议，决定山东兵团各纵队18日晚开始行动，22日拂晓开始进攻济南机场和外围阵地。他们将行动计划报告军委，毛泽东看了粟裕和许谭的电报，认为粟裕的意见比较合理。这时山东雨季已到，23日，军委致电粟裕和许谭，命令华野全军休整一个月。“休整完毕后，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线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遵照中央指示，华野在陇海路南北的各纵队和山东兵团相继进入休整时期。

在休整期间，华野指挥员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下一步的作战方针。7月26日军委又来电指示，休整之后，许谭配合华野主力打5军。华野作战的重点是打5军，还是打济南，粟裕与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等进行了反复的磋商。8月10日，他们联名给军委发出一封长电，提出三个作战方案：1．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运动中首先歼灭5军，继而扩大战果。2．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之兵力阻击之。“如济南于短期中攻占，则对全国战局及政局均有好的影响，将造成下一步更有利的战略形势，和解放山东兵团，使其能全力转到外线机动。但坏处是济南守敌兵力已有相当数量，且设防已久，恐非短期所能攻占（估计需20天左右），阻援部队非常吃力。如援兵阻止不了，有打成僵局可能。”3．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与使用兵力。电报中说：“我们详细研究以上三案，认为以执行第三案为最好。”[3]

8月12日，毛泽东复电粟陈唐张并告许谭：“你们所提三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在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电报中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1．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5军等大部援敌；2．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攻克济南，又歼灭部分援敌；3．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毛泽东强调指出：“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办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4]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高瞻远瞩地阐明了“攻济打援”的战略决策。对于华野指挥员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树立夺取济南的信心。我军已经具备了大城市攻坚的作战能力，但是攻坚伤亡大，消耗多，不如运动中歼敌更为划算。所以指挥员在定下决心时，总是顾虑攻坚不下，又受到援敌夹击，陷于被动不得不撤出战斗。南麻、临朐战斗的教训记忆犹新，粟裕在攻济打援上采取谨慎态度，是很自然的。而毛泽东此时鼓励华野要敢于攻坚，真打济南，对华野指挥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粟裕等华野指挥员于8月20日前往曲阜，与山东兵团谭震林、王建安、舒同和部分纵队首长会合，研究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是自1947年“七月分兵”以来，华野两大集团领导的重新会合。津浦路中段战役结束后，华东局预见到我军即将进攻济南，指示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济南市委利用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济南的军事、政治、社会情报。济南市委制订了《调查研究提纲》，发动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目标、有计划地调查国民党军在济南的布防情况。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初步查清了济南内城、外城和外壕三道防御工事构筑的基本情况；市周围主要山头四里山、青龙山、白马山、茂岭山、千佛山等工事修筑情况；重要设防地带飞机场、残废院、黄台桥、糖厂的驻军情况；以及黄河、小清河河堤设防情况。提供了敌军防御体系的工事构筑、地形、水系、地质层的详细、完整的资料。除军事情况外，对济南市区国民党重要机关、军事仓库、工厂、公司、商店和社会各界重要人物、社团、党派的基本情况，政治态度等也作了周密调查。[5]山东兵团从华东局得到这些重要情报后，结合部队野外侦察，编写了《济南蒋匪部队调查》、《济南工事情况研究》、《对济南守备情况研究》和《华情字第30号情况通报》四个文件，印发给各攻城部队。这次来曲阜开会，舒同等同志带上了这些材料，供粟裕等指挥员研究。看到这些材料，济南的情况如同一副立体模型，完全展现在我军面前。

华野指挥员在曲阜开会的同时，国民党统帅部8月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鉴于1948年1月到7月国民党军在作战中损失多达70万人，丧失了洛阳、开封、四平、潍县、兖州、临汾等一批中等城市，蒋介石感到他的“分区防御”战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小城镇都要分兵设防，无法集中兵力与共军作战。在进行战役时，一个军或一个师的机动兵力经常被共军几个纵队包围，救援不及而导致被歼。这样一个接一个败仗，国民党军不仅始终处于被动，有生力量也被共军一口一口吃掉了。蒋介石决定修改防御战略，裁并“绥靖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少则五六个旅，多则十几个旅，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使共军“吃不掉，啃不烂”。在华东，蒋介石以刘峙的徐州“剿总”为核心，组建了四个机动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驻商丘；黄百韬的第7兵团，驻新安镇；李弥的第13兵团，驻蚌埠；孙元良的第16兵团，驻郑州。对四个兵团进行重点整补，完备兵员建制，调拨新武器装备，加强机动作战能力。在济南、青岛、台儿庄、海州、开封等地设绥靖区，最大的是济南第二绥靖区，由王耀武指挥11万国民党军驻守。

济南是国民党的山东省会，人口70万。它与北平、天津、青岛、太原等大城市构成蒋介石支撑华北局面的重点，济南也是华东国民党军突出的前哨，对山东解放区和华东野战军进行牵制和破坏。我军在津浦、胶济铁路沿线作战的胜利，把济南变成一座“孤岛”，但它仍然是威胁解放区安全的祸患。蒋介石意识到，共军要在中原与国民党军决战，就一定要先拔掉济南这个“钉子”。国民党军则必须死守济南，维持这个政治、军事、地理上都十分重要的据点。

1948年8月间，王耀武获悉华东野战军粟裕的主力已经由豫东北上返回鲁西南，他认为共军必有新的企图，十有八九是冲着济南来的。他召集部下开会研究分析情况，得出以下共识：1．山东国民党军目前只剩下济南、青岛、临沂三处据点，共军为了巩固后方，必将集中力量攻取济南，以解除南下的后顾之忧，使华东、华北联成一片。2．从潍县、兖州作战来看，共军的炮兵和工兵力量大为增强，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3．共军在新占领区域抢修公路、铁路，并逐渐向济南延伸。将缴获的火车头和车厢也大部修好使用。这显然是为进攻济南创造有利的运输条件。4．共军不断释放国民党军俘虏，并向老百姓宣传政策，争取民心，意在瓦解济南守军意志，为占领和接管济南做准备。

王耀武不敢大意，迅速开始了备战行动。8月中旬，他致电蒋介石，请求将苏北的整编83师空运济南，增加防务。请求南京方面向济南大量空运弹药、粮食，可供11万济南守军支持两个月。他命令各部增强工事，凡是重要据点都要挖掘外壕和陷阱，架设鹿砦和铁丝网，并演练夜间战斗动作。在千佛山脚下加紧修筑飞机跑道，以防西郊机场失守后应急使用。将城北小清河水闸加宽加高，待共军攻击时开闸放水，将城北变成泛滥区，阻挡共军攻击。将城中居民百姓编为壮丁队、纠察队、担架队、输送队等，协助国民党军守城。王耀武到处视察阵地，督促部队备战，每天忙得不亦乐乎。[6]

蒋介石接到王耀武的电报，8月27日电令刘峙和王耀武：将83师空运济南，限两周内全部运到。指示“济南防务应尽量缩小防御圈，守备要点；控制强大的预备队，采取机动防御；注意夜间防御，勤加演练。”为了储备充足的粮食，蒋介石于8月10日派出四架飞机，满载即将作废的法币运往济南。命令王耀武用这些钞票到济南郊区和解放区边缘农村抢购粮食。王耀武督促各部执行命令，派出部队和兵站人员持法币四处抢粮。济南周围百余里内村镇百姓的粮食几乎被抢购一空，而老百姓手里只拿到形同废纸的法币。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百姓的极大愤怒，他们说：“蒋介石不打倒，我们百姓活不了！”

虽然增援有限，王耀武还是掌握着正规军三个师九个旅，非正规军五个旅，加上特种兵和保安团队共11万人，拥有300余门火炮、迫击炮，15辆日式轻型坦克。这些兵力守一个济南城，不能算少。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三部分，构成基本防御地带。外围防区东起韩仓，西至长清，南至仲宫，北至齐河、泺口。王耀武将外围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73师师长曹振铎担任黄河铁桥至千佛山一线的东区防御，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吴化文担任自泺口镇至马鞍山一线的西区防御，以19、57旅为预备队，以保安4旅守齐河，一个保安团守长清。具体配备是：以齐河、长清、仲宫、历城等县镇据点为警戒阵地，能守则守，不能守就退。以济南郊区制高点鹊山、白马山、茂岭山、燕翅山、四里山、千佛山、黄台山为重点防御地带，在日伪旧工事的基础上构筑碉堡，挖掘壕沟，布置铁丝网和鹿砦，形成160个支撑点，纵深近10公里的几道防御阵地。在市区沿商埠和外城挖掘宽深各6米的壕沟，为第一阵地；外城墙为第二阵地；内城墙为最后一道防线。城墙上修筑了子母堡和众多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易守难攻。王耀武在9月中旬视察了泺口、机场、千佛山、燕翅山、茂岭山等多处工事，感到满意。他认为外围能坚守半个月，城区至少能坚持一个月。他对73师师长曹振铎说：“这样坚固的工事，共军想攻下一个据点，都是极不容易的事。我们如果再守不住，真是太无用了。”曹振铎口气更大：“我在抗战时也没做过这样好的坚固工事，我们把工事做好了，就怕共军不敢来！”王耀武与蒋介石、刘峙达成默契，如果共军进攻济南，王耀武负责坚守，刘峙指挥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以南北27万人的兵力夹击华东野战军，来一场决战。[7]

粟裕、谭震林主持的华野曲阜会议从8月25日到29日开了5天，主要是讨论攻济打援问题。粟裕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军现在的任务，是打济南并大量歼灭援敌，结束山东战局，然后以全力争夺中原。打下济南后，华北、华东解放区就联成了一片。我们占领这个7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巩固它，可以对全国起到号召作用。我们有了大城市，有了工业，可以增加生产，支援战争。一辆卡车可以抵得上一千民夫，可以节省民力。

粟裕指出：去年一年山东兵团不能到外线作战，打下济南后，可以增加四五个纵队，中原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将占优势，如果再打一两个睢杞战役那样的大仗，将迫使敌人在中原全部转入防御，我们可以把战争推向长江沿岸，随时可以渡江。

粟裕说：济南战役将是一场严重的艰苦的战斗。济南是徐州的保障，敌人会死守济南，增援的敌人也会猛而多。我们的战役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占领飞机场，歼敌五六个旅；第二阶段是攻济打援。

粟裕严肃指出：这次战役，最重要的是不能轻敌。济南不比潍县、兖州、开封，王耀武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济南从日寇时期以来长期设防，多次增修，有上百处工事，上千个碉堡，不能掉以轻心。我们睢杞战役的教训就是吃急酒，20天作战一个纵队伤亡多达6 000人，少的也有4 000多。骨干伤亡很大，现在部队新成分很多，能打进攻不能打防御，能胜不能败，这些情况都是要认真考虑的。[8]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粟裕请求军委批准将韦国清的苏北兵团主力调来参加阻援战斗。毛泽东批准苏北兵团两个纵队加一个旅北上，这样，在攻济打援战场上敌我兵力对比，我军取得了优势。

毛泽东对济南战役十分重视，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多种估计。8月26日给粟谭的电报说：“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时尚未攻克济南。……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的力量歼灭援敌。”[9]由于许世友因病在华东局驻地休养，没有参加曲阜会议。毛泽东特别指示粟谭：“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10]

在华野曲阜会议上，围绕如何攻济打援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整个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下济南，多少天能够打下济南。聂凤智将军回忆：“在曲阜会议上有争执，主要是攻击时间问题。我说攻济最多20天，被大家挖苦得不得了。其实我们情况摸得很熟，以后我们拼命打，发展得很快。”这说明，攻打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华野指挥员们是很谨慎的。多数人认为攻打济南将是一场非常艰苦和需要时间的战役，不可能在短短几天打下来。粟裕8月27日给军委的电报，表示了他们的这些担忧。他列举了攻打济南的一些困难：1．敌57、19旅已空运济南，济南敌军总数已达12万人。其中有七个正规旅，数量不少。“且济南为反动巢穴，反动头子聚集济南，可能作困兽之斗。”2．“济南城防虽宽，但兵力不少，非潍县（敌指挥不统一）、兖州（敌指挥官腐朽，战术落后）可比，亦非洛阳、开封（该两城为偷袭性质）可比，有大小据点百余处（每处有堡垒数个至数十个不等），非短期能攻克（至少应准备二十天至一个月）。”3．“王耀武之指挥，经一年多了解，是蒋军中指挥较有才干者，则其在部队中颇有信仰，可能适当增加其抵抗力。”4．“有人认为济敌甚动摇，且有些内线关系，但职以为只能作研究材料，不能当力量计算。”粟裕还列举了华野主力自豫东战役后减员较多，补充的新成分尚不巩固，干部也比较缺乏。“依部队军政情况，东兵团打一个月至两个月进攻无问题，但西兵团担负一个月阻援，则很难完成任务。”基于上述情况，粟裕建议济南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达到吸引援敌之力量（约二至三个纵队）使用于济南方面外，其余应全部使用于打援，以求第一阶段歼援敌六个旅，迫使援敌其余各路不敢继续猛进。然后于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东兵团全部及西兵团三至四个纵队）攻占济南，仅以一部分阻援。”但是粟裕表示：与会大多数同志都拥护军委26日电报指示的作战方针，发动硬攻，以迅速夺取济南为惟一目的。鉴于济南战役事关重大，为稳妥起见，拟定这个作战方案，请军委指示。[11]

8月28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强调指出：“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12]

毛泽东同意粟裕的计划，但强调一定要真攻济南，这就大大增强了华野攻打济南的信心。29日是曲阜会议最后一天，华野指挥员们共同商定战役部署，决定以攻占济南为主要目标，力争在短时期内攻克。在兵力分配上有重大调整，将华野部队分为攻坚和阻援打援两大集团。攻坚集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三纵、十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西线集团，由十纵宋时轮司令员统一指挥，担任主攻济南任务；以九纵、渤海纵队和渤海军区部队组成东线集团，由九纵聂凤智司令员统一指挥，担任助攻；以十三纵为总预备队，特纵炮兵和工兵分别配属两个攻城集团。攻打济南的总兵力为14万人，占华野参战总兵力的44%。阻援打援集团由粟裕统一指挥，阻援集团以四纵、八纵和冀鲁豫部队于运河以西的巨野、金乡、嘉祥等地阻击徐州北上之敌，由陈士榘参谋长指挥；打援集团以一纵、二纵、六纵、七纵、十二纵和中野十一纵于运河以东的邹县、滕县打援，歼击北上之敌，由粟裕亲自指挥。阻援打援的总兵力为18万人，占参战总兵力的56%。会议结束后，粟裕、谭震林即返回各自驻地，舒同和华东局部分干部留在曲阜组织后勤和动员地方支前工作。30日，粟裕向军委详细汇报了华野攻济打援的作战部署。31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完全同意。

济南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紧张展开。9月1日，粟裕、谭震林、唐亮、钟期光联名发布《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号召华野全军“为最后摧毁山东敌人巢穴，全歼守敌，夺取济南；大量消灭来援之敌，更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而战”。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各级指挥员分赴部队层层布置任务，进行战前动员。广大指战员士气旺盛，求战心切。攻城部队派出侦察分队，对济南守敌的工事分布、兵力部署进行深入侦察核实，掌握确切情况。部队开展军事练兵，有针对性地进行战术演习，在沙盘上研究突破方案。打援部队进入阵地后认真加固工事，严阵以待。华东局在曲阜成立支前委员会，以傅秋涛为主任，周骏鸣为副主任，调集冀鲁豫、鲁中、胶东、渤海根据地的50多万民工，出动数万辆小车、担架，为部队运送维持三个月作战的5 000多万斤粮食以及弹药、柴草、蔬菜、麻袋等物资。各级政府沿路设置运输站，将各地运到的物资有计划地分配到部队，并组织管理民工的生活。这样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在山东解放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从9月9日起，担任攻城任务的东、西集团，分别从泰安、莱芜和济宁、汶上出发，向济南郊区隐蔽开进。由于许世友因病尚未返回兵团指挥部，粟裕于9日赶到十纵参加西集团作战会议。宋时轮向他提供了最新动态：济南守敌以飞机场为防御重点，已经集结了五个旅的兵力，日夜抢修工事。以三纵、十纵现有力量，攻占机场有一定困难，至少要拖长时间。粟裕认为占领机场至关重要，可以切断王耀武的援军和空中支援。他立即致电许谭，要求抽调十三纵支援西集团攻打机场，并调鲁中部队前来协助。同日许世友自华东局来电，要求将西集团调出一个纵队到铁路以东，以便集中兵力。粟裕感到许世友的意向是以东集团为主攻，西集团为助攻，与他在曲阜的部署不同。粟裕分析了敌情，感到“济南守城之敌，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守备东线的是中央军，守备西线的杂牌军吴化文部。国民党军历来有正规军和杂牌军、中央军和地方军之分，界限是很明显的。济南守敌既然将中央军置于东线，显然以东线为其重点。西线守敌69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可能在战场起义，这就可使敌防线出现缺口。同时敌人的机场在城西，攻下机场，可切断敌人空中的补给线，不但断绝敌人兵力和物资的来源，而且给敌人精神上严重的打击。为此，我决定将攻城兵力重点首先用在西线。这个问题涉及到集中兵力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体会，如何判断和选择重点是关键。”[13]

9月11日，许世友从华东局驻地来到济南前线指挥所，他致电军委表示：“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毛泽东当日回电强调指出：“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14]在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上，毛泽东一锤定音，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华东野战军筹划攻济打援的同时，国民党方面也在紧张策划守城。8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判断共军有攻打济南的迹象，命令王耀武加强济南防务，并指示徐州“剿总”在共军攻打济南时，派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以解济南之围。遵照南京方面指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飞到济南，与王耀武等商量协同作战的问题。王耀武认为：共军力量强大，要想守住济南，必须调74师或83师来增援，否则没有把握。杜聿明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加强工事，不增派部队也能守住。他说：“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住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为你们解围。”王耀武不相信，说：“增援部队必定受到共军截击，我看十五天绝对到不了济南，所以必须增加防守部队。否则济南守不住，增援部队再多，也无济于事。”王耀武的副司令、参谋长七嘴八舌，都要求增加守城部队，杜聿明遭到众人反对，感到大丢面子，很不高兴地离开济南，向蒋介石告了一状。因为意见不合，徐州对向济南空运部队一直很不积极。

8月底蒋介石命令刘峙将83师空运济南，限十日内到达。王耀武非常高兴，天天盼着援军来。刘峙唯恐83师调走，徐州空虚，对他不利，以先运弹药、通讯器材为借口，请求缓运83师。到9月12日，仅将83师的19旅运到济南。9月10日以后，王耀武得到各地情报，说共军已向济南迫近，总兵力估计有20万。王耀武见援军迟迟不能运到，非常着急，9月15日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告急。王耀武说：“共军大部已迫近济南，有即攻济南模样。共军的战斗力确比过去增强得多了，以他们攻占潍县、兖州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具有攻坚的力量和技术。如不增加一个师，济南是守不住的。请求将74师（孟良崮战役后重新组建）空运济南，固守济南才有把握。”蒋介石答应王耀武的要求，调74师增援济南，同时指示王耀武：共军的战法是猛打猛冲，只要头几天稳得住，他们的攻势就会受到挫折。已经准备了强大的部队增援济南，如果共军一旦攻济，援军会迅速前进；待援军到达兖州时，济南方面要抽出两个师出击，以南北夹击打败共军。王耀武得了指示，稍觉定心，匆匆飞回济南。他回到济南的当天夜里，华野部队就在济南外围打响，拉开了济南战役的序幕。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2]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67页。

[5]　《中共济南市委秘密工作总结》，载《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6]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期。

[7]　南京国防部报告：《济南会战》。

[8]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编：《解放战争时期三野首长报告、会议文件选编》。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7页。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11]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4页。

[1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9～580页。

[13]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82页。

[1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第29章　策动吴化文起义

聂凤智指示东集团猛攻——一夜攻克茂岭山、砚池山——解放战争初期对吴化文的争取——李昌言打入吴家——华东局指示济南市委加紧地下工作——吴化文犹豫不决——军事压力迫吴起义——穿越火线的联络——吴化文起义的意义

1948年9月16日，正值阴历中秋节。月明星稀，秋高气爽。根据攻城指挥部的命令，进攻济南的战斗从午夜时分开始。

实际战斗从15日就打起来了，西集团的渤海纵队在开进途中首先与龙山之敌前哨部队接触。十纵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荡长清西南地区的敌军保安部队。特纵配属十纵的一个野炮连把大炮推进到距离敌军阵地几百米的近处，抵近射击，十纵战士在炮火掩护下奋勇冲锋，仅一小时就解决了敌人，俘虏敌军近千人。两广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于16日凌晨包围了长清县城，并占领了金牛山等一批外围据点。三纵楔入长清以东，袭占琵琶山、孟庄等地。当时西集团的主攻方向是济南机场，力求尽快切断济南之敌与徐州的联系。王耀武接到郊外守军的告急求援电话，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西面，17日紧急命令2师师长晏子风率领总预备队第19旅由济南西北的无影山、马鞍山阵地向机场以西的古城增援，并将57旅由张夏、崮山等地向济南收缩，企图坚守机场。

王耀武顾西顾不了东，当他调预备队向西增援时，我军东集团也发起了猛烈进攻。指挥东集团的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虽然担负的是助攻任务，但他决心积极进攻，打开局面。在向师团下达作战命令时，他把“助攻”改成了“主攻”。师团指挥员纷纷打电话问聂司令是不是写错了？聂凤智坚定地说：“不错！”他向大家解释说：助攻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打。你能先攻进济南不是更好吗？东面攻得紧，对西线部队的攻击就更有利。大家打通了思想，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1]

济南东郊的茂岭山（今五顶茂岭山）、砚池山（今燕翅山）是国民党军守备的重点。茂岭山高300多米，山北是一片平原。国民党73师强征大量民工在山顶修筑了坚固的半永久性工事。山腰另有三个侧防地堡，周围四个小山修成触角形集团工事。73师有一个加强连把守，认为起码可以坚持一个月。聂凤智把攻击茂岭山的任务交给25师74团，并将特纵配属的一个榴弹炮团和纵队的一个山炮团集中起来，组成强大的掩护火力。战前九纵对炮兵的要求是：“适时、集中、准确、短促、猛烈。”直接支援步兵进攻。25师各级干部都到山下看了地形，制订了详细的战术。9月16日24时，74团从东北、东南、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我军的炮火压制了山上敌军的火力，东北角三次爆破，炸开一个一米多宽的缺口。东南角敌军围墙被我炮兵摧毁，也打开一个大缺口。各连用轻重机枪封锁敌军地堡，几支突击队抱着炸药包向山上奋勇冲锋。他们以连续爆破炸毁敌军地堡、工事，敌军被炮火和炸药震晕，醒来已经做了俘虏。仅用两个小时，74团就完全占领了茂岭山。

砚池山的战斗同样激烈。砚池山虽不如茂岭山高，但地形险要，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顶。山下有姚家庄、窑头两个据点互相呼应。担任攻击的75团首先攻克姚家庄，然后向砚池山发起攻击。先是炮兵进行炮火准备，主攻的8连连长张克信见敌军工事并未完全摧毁，果断向上级建议停止炮击，实行爆破。张连长布置特等射手封锁敌军地堡的枪眼，指挥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炸开突破口后，后续部队不顾敌军火力封锁，勇敢通过突破口，冲进敌军工事，与敌军展开肉搏。敌人丧失斗志，敌连长以下60多人放下武器投降。我军攻占砚池山只用了50分钟，战斗结束的时间是17日晨8时。[2]

王耀武倚为济南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仅一夜就被我军占领。王耀武大为震惊。驻守茂岭山后的73师一个营敌军失魂落魄，在营长朱某带领下向后溃退，被师长曹振铎派人拦截。王耀武一怒之下，命令将朱营长枪毙。17日白天，73师以19旅和预备队向茂岭山、砚池山反扑，企图夺回这两个制高点。在我军炮火和步兵火力顽强反击下，敌军一个团长被击毙，一个团长重伤。九纵不仅巩固了阵地，而且继续向东南方向的燕子山、千佛山等地推进。

王耀武在我军东集团的猛烈进攻之下，又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东面，他紧急调遣守卫机场的预备队19、57旅增援城东，并将守卫机场的2师211旅收缩至城西的商埠区。两天之内，王耀武把预备队调得东奔西跑，表现出兵力不足和捉襟见肘的窘迫。部下也是怨气十足，参谋长罗幸理被俘后说：“在外围作战上，我们处处都在顾虑机场的得失。假如我们根本没有援兵与粮弹来，把机场作为一个独立守备点也就算了，然而我们在部署上却要坚守这个不能守的地方，因此我们深感飞机场是个累赘，守它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他还说：“我们原来预计在济南外围至少能坚持七、八天，不料解放军战斗发展太快，茂岭山与砚池山未怎样打，很快的被占领了。使得预备队过早投入战斗，从而牵制了整个兵力的布置，这是影响战局的主要关键。”[3]

济南战役结束后，谭震林在10月9日致毛主席和华东局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九纵在战役初期的作用：“在战役开始，九纵当晚即攻占了茂岭山及其四周，迫使王耀武改变部署，迅速将放在长清与机场之间的19旅、57旅东调平顶山、马家庄一线，将放在机场以西之211旅调回商埠北郊火车站一带，因而便利我军迅速迫近机场、迫使吴部起义，九纵这个行动，在整个战役进程缩短是起了很大作用。”[4]

王耀武调动预备队，造成了西线守备的空虚。我军西集团在十纵宋时轮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以飞机场为攻击重点，进行扫清外围的战斗。17日，鲁中部队沿津浦线向北进攻，占领南郊的仲宫镇。十纵攻占了靠近机场的杨家庄、大刘家庄、饮马庄等村落，继续向北推进。两广纵队及野战军司令部警卫团、十纵特务团于17日黄昏向长清县城发起攻击，很快突入城内，歼灭守敌1 700多人。三纵在夺取西郊琵琶山、玉皇山等制高点后，于18日开始炮击济南机场。当时徐州方向正向济南空运74师部队，刚运到7个连，机场就被我军炮火封锁。蒋介石闻讯非常焦急，命令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到济南上空侦察，设法继续运送74师增援。王叔铭乘飞机到济南机场上空低飞侦察，只见我军的炮弹在机场跑道上不断爆炸，烟雾冲天。满载74师士兵的国民党运输机只好调头飞回徐州。

我军西集团的迅速推进，使防守济南西区簸箕山、段店、辛店的国民党整编第96军吴化文部的阵地，完全孤立和暴露在我军的面前。面对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在我军政工干部的争取之下，吴化文被迫在9月19日晚率84师155、161旅及96军独立旅举行战场起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策动吴化文起义是我军对敌政治工作的一次成功的范例。在此之前，争取吴化文的工作，经历了一个相当长而曲折的过程。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年轻时投奔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后来在韩复榘部下当旅长和济南警备司令。1938年1月韩被蒋介石处决后，吴化文部队被调到临沂驻守。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和困难的时期，吴化文经不起日伪的扫荡和诱降，率部投靠汪精卫，当了伪军。在日本人扶持下，吴化文部成了山东伪军的主力，兵力多达万人，在鲁南抗日根据地周围对我军进行袭扰。为了打击吴伪的气焰，从1943年到1945年，鲁中军区先后发动三次讨伐吴化文部的战役，给其沉重打击。抗战胜利后，吴化文接受国民党的整编，被编为第五路军，奉命由徐州沿津浦线北上，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军嫡系李延年的部队在后面跟进。1945年11月初，当吴化文部北上至邹县境内时，陈毅指挥山东8师和新四军二纵在界河伏击，全歼吴化文部一个军，军长于怀安被俘，吴化文逃脱幸免。遭此打击后，吴化文率残存部队退守兖州，不敢轻易出动。后来我军进攻滕县，国民党徐州指挥部命令吴化文增援，他畏缩不前。蒋介石认为吴化文靠不住，于1946年初密令王耀武召吴到济南开会，想除掉他。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向吴透露了消息，吴拒不赴济，躲过杀身之祸。

吴化文驻在兖州，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部队装备差，给养不足，深感受到蒋介石对杂牌部队的排挤与歧视。跟着蒋介石，是在屈辱和危险的夹缝中求生，日子很不好过；自己单独干，没有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想与共产党联系，自己当过伪军，对山东解放区犯下不少罪行，害怕追究他的汉奸罪。此时的吴化文思想上矛盾重重，为了摆脱困境，保存自己的实力，他急于寻找一条出路。

1946年7月，吴化文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他秘密拜访了自己的老上司冯玉祥将军，倾诉了自己的处境和苦闷。冯玉祥对吴化文在抗战期间投靠日伪、抗战后又进攻解放区很气愤，当场斥责吴化文。他对吴说：“杂牌军历来是得不到蒋介石信赖的，你看看南京的情况就知道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待遇比杂牌部队高得多，他们还搞‘五子登科’，老百姓深受其害。你们是受歧视的，当然不舒畅。”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劝吴化文说：“我们要爱国，爱人民，就要反对他们，否则早晚会被他们吃掉。为了生存，要动脑筋，想办法找出路。”随后，冯玉祥介绍吴去找李济深，通过他和章伯钧将信息传达给驻在南京的周恩来。周恩来表示：吴先生愿意到人民方面来，我们欢迎，以后密切联系。从这以后，吴化文与我党我军开始了接触。[5]

吴化文的情况由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团转告华东局，陈毅司令员十分重视，指示华东局国军工作部负责人刘贯一积极开展对吴化文的政治争取工作。在此之前，我方已经通过被俘的于怀安给吴化文写信，做说服教育工作。7月份，刘贯一和鲁南军区联络部部长胡成放曾先后到兖州秘密会见吴化文，阐明形势，晓以大义，希望他早日起义，站到人民一边。吴化文此时尚持观望态度，推托说：兄弟我倒没有意见，下边的弟兄还需要做工作，马上起义有困难。刘贯一说：只要你的部队不出来骚扰，不出来抢粮食，可以暂不起义，保存实力，我们也不会打你的。吴说：仗恐怕还要打，就是打假仗，不打真仗。通过谈判，双方决定建立电台联系，并交换了密码。其后，吴化文部的赵广兴团在大汶口被我军包围数月，弹尽粮绝，吴化文派代表到我鲁南军区请求撤围。傅秋涛政委答应了吴的请求，派胡成放进入赵广兴团，引导他们撤退。我军放开一条路，赵团装成突围的样子，边走边打枪，还要求国民党空军掩护。我军在赵团撤出大汶口后，也进行了佯攻。我军的实际行动对吴化文是一个深刻教育，为其起义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但吴化文毕竟是军阀出身，狡诈多变。当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后，他认为胜负未定，就从原来的立场向后收缩。原来起义的郝鹏举部与吴化文秘密联络，通过吴化文的电台与国民党方面勾结，在1947年1月底再次叛变，投回国民党方面，吴化文是起了协助作用的。此后，吴化文认为我军打不过国民党，于是中断了和鲁南军区的联系，重新投入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1947年冬，华东战场形势开始转变，我军进入外线出击和反攻，国民党军进攻力量明显不足，开始转入守势。为了开展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刘贯一部长委派原鲁中军区副司令王道去徐州做地下工作。王道曾任山东伪军旅长，1943年率部在寿光起义参加革命。1946年国共双方未破裂前，他曾到济南做国民党军工作，一度被王耀武扣押。被营救出狱后他仍做国民党军的联络工作，因与吴化文共过事，所以他到徐州后，找到他的老师刘子衡先生，一同做吴化文的工作。吴化文此时仍然态度暧昧，口头答应而没有实际行动。吴化文采取的是“狡兔三窟”的一套，在国共双方之间保持平衡，一切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为目标。所以，王道等做的工作收效不大。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1947年5月，吴化文妻子林世英家里来了一个亲戚叫李昌言。他在掖县参加革命，做情报和联络工作。组织上听说他与吴化文家有亲戚关系，便派他到济南开展工作。这时吴化文驻兖州，林世英住在徐州，李昌言在林家寄人篱下，开始谁也看不起，只是扫地做饭，陪林家兄弟打鸟而已。但是李昌言很有耐心，常借闲聊之机向林家人宣传革命道理，使林家人的态度逐渐转变。1947年底，林世英在北平上大学的弟弟林世昌受地下党派遣来做吴化文的工作，他与李昌言互不知底，只觉得有共同语言。林世昌到徐州见到林世英，讲了国内形势和许多道理。林世英是知识女性，为丈夫与共产党作战日夜不安。他委托弟弟到商丘吴化文部队驻地专程拜访，劝吴化文认清形势，脱离内战，吴化文的态度依然不明朗。林世英心里着急，也到商丘与吴化文长谈，吴化文对妻子说：“你不要怕，我将来决心不走死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不然抗战哪能胜利？现在又有冯玉祥先生为我联系，并指定设电台联络，我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但坚决不干八路。干八路无吃无穿，几支破枪，一打就垮。”林世英说：“我听说八路以小吃大，打掉很多国军。去年和今年相比，八路力量就大多了。人家马上要由防御转入进攻，我听人家讲得有情有理的。”吴化文沉默良久，仍抱着“脚踩两只船”的主意不放。但妻子的话他是有亲身体会的，不考虑出路也不行。[6]

当时，吴化文的整编84师归新5军邱清泉指挥，在豫东地区与华野主力周旋。1948年夏季，华野山东兵团在胶济线大举出击，山东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王耀武把吴化文调回来防守兖州。我军进攻潍县时，吴化文奉命增援，他有意保存实力，行动迟缓，走在半路上潍县就已被我军攻克。他迅速率部缩回济南，7月初我军进攻兖州，吴化文奉命从济南南下增援。他一路磨蹭，到大汶口时兖州已失守。吴化文故技重演，迅速回撤。这次我军不客气了，九纵追上吴化文部的尾巴，全歼其161旅，俘其旅长徐曰政。还歼灭其155旅两个营。吴化文损失惨重，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他逃回济南后，心有余悸地对王耀武说：“与共军作战要特别小心，稍不留神，就会被它吃掉。”王耀武知道吴化文是个滑头，但正用人之际，只能笼络人心。他说服蒋介石任命吴化文为整编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调一个保安旅补充84师，称为独立旅。王耀武还把万竹园的一套庭院送给吴家居住，以示关心。但吴化文仍然情绪低沉，无精打采。战争的现实胜于说教，吴化文领教了我军的厉害，才开始认真考虑前途问题。

当时，山东的形势已经很明朗，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国民党的统治日暮途穷。吴化文的父亲和家人都看得很明白。吴化文的父亲被接来济南后，对国民党之腐败甚为痛恨。一次看戏，国民党伤兵大闹戏院。吴父抱不平，为伤兵侮辱。王耀武亲自到府上道歉，吴父愤而拒见，大骂“国民党没一个好人，都是坏蛋孬种”。他还骂吴化文与共产党作战是“不识时务”，“自己找死”。有人对吴父说：“共产党来要杀要斗，你是国民党师长的老子，要快些走开。”吴父痛快答复：“八路刀虽快，不杀无罪之人。”吴化文是个孝子，父亲的态度对他很有影响。[7]

但是要吴化文真正转到人民这边来，是相当困难的。他是军阀出身，反复无常。1948年6月间，林世英多次给他讲时局形势，他意识到妻子可能与共产党有关系。一天，他突然对林世英说：“你无论如何想法给我找找出路，我要同地下工作人员谈话。”林世英没有经验，便说出了李昌言的事情。不料吴化文突然翻脸，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扔，骂道：“他妈的，推牌九两边押，你给我讲！”并将林关在房子里。林世英见情况不好，借上厕所的机会写了一张条子：“我现在处境非常危险，现在已经亮枪了，我牺牲了不要紧，但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成功。等成功后希望给我报仇。”让女儿带给李昌言。吴化文的父亲得知后，出面干涉，吴化文才转变了态度，向太太赔礼。直到大汶口惨败，吴化文才不得不寻求同共产党、解放军建立联系。他于8月初邀李昌言和他见面，表示想起义，委托李昌言去找陈毅联系。李昌言拿着吴化文开的通行证，于8月4日到历城找到中共济南市委，与我方接上了关系。

济南市委对李昌言的背景不了解，把这个重要信息报告给驻益都闵家庄的华东局。统战部部长胡立教向胶东区查明李昌言的身份，立刻派王徵明科长去向饶漱石汇报。饶漱石对此事很重视，指示说：吴化文在历史上是有罪恶的，特别是投降日寇，在临朐一带制造“无人区”，民愤很大。对吴化文不能估计过高，如果工作做得好，也有成功的可能。对吴应揭露他过去的罪恶，晓以大义，喻以厉害，指明前途，让他戴罪立功。饶漱石提出上、中、下三策，供吴化文选择。上策是单独起义解决济南；中策是里应外合，待解放军靠近时配合行动；下策是顽抗到底。饶漱石起草了给济南市委的指示，并派王徵明同志前去会见李昌言，开展工作。

8月13日李昌言回到济南，向吴化文当面转达了华东局领导提出的三条道路，吴化文当即表示要走上策。但对我方提出的建立电台联系则态度迟疑。24日，吴化文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国民党立法委员张瑞璜喝酒，张胡吹道：“我与毛泽东有联系，大战在中原，八路一时不会打济南。”吴化文又动摇起来，林世英反复劝说：如果和共产党断了线，将无路可走。吴化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才于28日会见李昌言，交出联络密码，将李昌言送出济南。

我方与吴化文的电台建立联系后，即要求吴提供城里的情况，并核实我军掌握的济南敌军部署情报。起初吴化文不答复。9月2日，到达济南前线指挥部的谭震林同志和山东兵团王建安副司令员听取了济南市委关于争取吴化文工作的报告，谭震林同志指示：1．吴化文是军阀出身，善于应付，但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是有可能的。他最后五分钟都可能动摇，我们在最后五分钟也不要放弃对他的争取；2．要转告吴化文，济南一定要打，并且一定能够打开，不要抱什么幻想，要对其进行启发诱导，促其早日行动；3．对吴化文的要求能大就大，如扣留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让出一条路来也是好的；4．要讲明政策，一定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对其所属部队，起义后按解放军的原则实行改编。根据谭的指示，济南市委决定由济南市委副书记蒋方宇、华东局统战部科长王徵明等成立领导小组，派黄志平、辛光同志潜入济南，与李昌言一起加强对吴化文的争取工作。[8]

吴化文与我军建立联系后，依然犹豫不决。9月初他请岳母到趵突泉的庙里求签，李昌言陪同，利用老太太不识字，代她取了一个签。吴化文看上面写的是“波涛一小舟，水尽到滩头。展开冲天翼，勋业升王侯”。吴还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看相，那老头说着两面话：“军长有大事犹豫不决，应当机立断，一块石头落地就好了。”这两次算命居然对吴化文起了作用，使他的情绪得到稳定，不再轻易反复。

吴化文与我军的联系，因保密较好，王耀武居然一无所知。8月底杜聿明来济南视察，对王耀武说：“吴化文反复无常，表面服从而内心诡诈，靠不住，要注意他。”王耀武表示没有发现吴化文与共产党勾结，也没有理由撤换他。王耀武还专门向徐州的刘峙打听吴的情况。刘峙说：“我没接到吴化文有与共产党勾结的情报。吴化文在抗战时当过伪军，常和共产党打仗，他与共产党打得很厉害，与共产党结下的仇恨很深，我看他不致有什么问题。”王耀武守济南正是用人之际，当然不能整吴化文。他认为把吴化文的部队放在城外，让吴在第一线拼命，就可以了。

9月上旬，黄志平往返三次向济南市委汇报吴化文的动态。大家分析了情况，认为吴化文既无单独起义的决心，也没有此力量，走上策已不可能。应尊重现实，力争走中策。此时，攻打济南的各纵队已经向济南郊区集结，大战在即。吴化文见局势紧张，才于12日向我方发出第一份电报，声称“一切事项已大致就绪”，请我方再缓几天，等他把家属接来再起义。这是吴化文的第一步实际行动。济南市委决定加紧工作，考虑到战斗打响后出入困难，他们向黄志平详细交代了我军攻济南的确切时间和计划，并约定了联络办法。李昌言、黄志平等积极行动，吴化文的父亲于15日乘飞机到达济南后，王耀武就带着名酒、水果登门看望。大家觉得住在城里不安全，于16日将吴父、林世英等接到商埠的亚细亚大楼，我方的秘密电台也设在这里。

16日深夜，济南战役开始。17日拂晓，吴化文的电台给我军送来一份情报，说晏子风已率领预备队增援长清、古城。这个情报是准确的，西线指挥员宋时轮迅速调遣兵力，打击敌人。同时通知吴化文：“如贵军前沿部队与我军接触，请即迅速后撤集结，以免误会。”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吴化文的电台没有回音。为了对吴化文部队的安全负责，宋时轮司令员深夜找来济南市委的交通员李如刚，严肃地对他说：“现在电台不通，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明天拂晓前把我的命令传给吴化文，让他在24小时以内把他的部队转移到黄河以北地域集结，让开我军直捣商埠的通道。”李如刚受领任务，先乘车到达前线，然后在我军火力掩护下匍匐前进，穿越火线，爬到吴化文部队的前沿阵地上。他有吴化文签发的谍报证，才被送到商埠，见到李昌言，传达了宋时轮的指示。[9]李昌言、黄志平、辛光立即找吴化文商量，吴化文仍然坚持不撤出阵地，只让开北边的一条路让我军进攻商埠，他自己仍然控制着飞机场以南的有利阵地，以坐观胜败。我方代表坚决反对吴的做法，吴化文只得派林世英的弟弟林世勋和李如刚再过火线，带着给我军绘制的进攻路线示意图和联络信号，到我军西线指挥部联络。

18日早上，吴化文致电济南市委：“1．本军在原地集结；2．请转向商埠进攻；3．此间已派人向贵军就地联络。”市委分析，吴化文是按兵不动，要我军避开他的阵地向商埠进攻。如果我军得手他就起义，如果进攻不利他就另作打算。看来吴化文又在玩见风使舵的故伎。战争不是游戏，我军在东、西两线的猛烈进攻，使国民党军遭受沉重打击。王耀武连打几次电话要吴化文来城里开会，吴化文躲不过，也想看看形势，于当天9时来到王耀武的绥靖区司令部。当他得知东郊的茂岭山、砚池山已经失守，顿时惊慌起来。说：“茂岭山、砚池山的阵地那样坚固，怎么一夜就丢掉了呢？”王耀武请他吃饭，端来面条，他一口也不吃。王耀武看他惊慌失措的样子，以为是他被共军吓破了胆，就打发他回去了。

吴化文回到指挥部，左思右想，看来不起义是不行了。他手下的155旅旅长杨友柏、161旅旅长赵广兴都是他的老部下，能服从命令，但是独立旅是新补充的，旅长何志斌的态度不明。吴化文来到饮马庄何志斌的旅部，屏退左右，吞吞吐吐地对何志斌说：“看来八路军这次决心要拿下济南了，我们不能白白牺牲呀！也要同八路军有个回旋的余地，我们总要想个办法才好呀。”何志斌原是郝鹏举的部下，1945年底起义时曾体会过共产党的政策。后来虽然复叛，总觉得心中有愧。吴化文一说，他就心领神会，对吴表示：“军长的意图我明白，必要时，我绝对服从。”吴化文心中一块石头落地，脸上顿时有了笑容，说：“好，好，好极了！”便登车离去。

18日下午，林世勋在李如刚陪同下穿越火线来到我军指挥部，见到宋时轮司令员。宋的态度十分明确，坚持吴化文部必须让出阵地。他要林、李立即返回，要吴化文另派他的参谋长携带一部电台，到我军西线指挥部商谈起义和撤军的有关事项。眼看吴化文一再拖延起义，已经影响了西线我军的攻击行动。鉴于吴化文过去的历史，我军干部本来就不太相信他，西线部队首长认为：不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推动吴化文部起义的。宋时轮一声令下，三纵于18日夜23时向簸箕山吴化文151旅的阵地发起攻击。短短20分钟的重炮猛轰，簸箕山上一个营的守军伤亡惨重。吴化文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叫：“打！只有打，才有饭吃！”命令炮兵还击，死守阵地。气氛顿时紧张起来，155旅旅长杨友柏跑到军部，对吴化文大喊大叫：“我的防线马上就要被突破了，我的一个营快打光了！你还跟他们搞什么和平谈判，快把他们的代表交出来，让我收拾他们。”吴化文把桌子一拍，又骂杨友柏：“你懂个屁，给我滚出去！”

杨友柏骂骂咧咧地走了，在司令部里的李昌言、黄志平、辛光三位同志表情严峻。吴化文随时可能翻脸，争取起义的工作有前功尽弃的危险。黄志平轻声对辛光说：“我们的处境很危险，如果他们要下毒手，咱们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留下最后一颗子弹给自己，绝不让他抓活的。”李昌言表示：即使如此，也不放弃最后5分钟的机会。正商量着，吴化文请他们去。他们把手枪装在口袋里进了吴化文的指挥部，吴化文正在拿着电话喊叫：“顶住，顶住！没有我的命令，谁退下来就枪毙谁！”看到黄志平等进屋，吴化文一边擦汗一边说：“贵军在簸箕山消灭了我一个营，在不到一小时时间里造成如此重大伤亡。”黄志平严肃指出：“贵军不执行协议，一再拖延，致使发生这场冲突，责任全在贵军。事态已发展到这步田地，如不设法挽回，解放军必将集中兵力把军长的部队消灭。后果不堪设想，请军长三思。”吴化文冷静下来，请求黄志平等与我方联系，停止进攻。黄志平表示电台出了故障，他们愿意穿越火线，反映情况。吴化文用汽车将黄志平等三人送到段店，从任家山口463团的防区穿越火线，进入三纵阵地。黄志平要了一匹马，赶到三纵司令部，见到孙继先司令员，汇报了情况。孙继先马上报告谭震林，谭指示：对吴化文不要催得太急，要耐心等一等。西线指挥部下达命令，暂停对吴化文部的攻击。[10]

9月19日早晨，黄志平、辛光、李昌言回到吴化文的军部，向吴化文转述了我军为争取96军起义所作的种种努力。吴化文才真正认识到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迅速派人架通电话，与孙继先司令员通话。他向孙继先通报了96军的阵地情况，报告96军将在当天夜间宣布起义，随即撤离阵地，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孙继先赞扬吴化文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并指示他将部队带到西郊机场集结。撤退时要严格约束部队，绝对不能随便放枪。吴化文表示完全同意，立即下令撤退任家山口的守军。[11]

这天晚上，吴化文在孔庄96军军部召集军官会议，84师副师长杨团一，杨友柏、赵广兴两个旅长和六个团长等出席会议。黄志平等三位同志佩带手枪，把住门口，防备意外。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吴化文态度严肃地说：“济南即将失守，徐州增援只是空喊欺骗。我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几十年，蒋介石逼得我们走投无路，说我们是杂牌，骂我们是汉奸，气也受够了。内战再打下去，将会有什么下场？李仙洲、张灵甫就是前车之鉴。八路军、共产党宽大为怀，不计前嫌，欢迎我们退出内战，我决定走这条路。我吴某是为了全军两三万弟兄们，才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今后有我吴化文吃的饭，也就有你们吃的饭。我已经派人和陈毅将军联系了，也讲好了条件，你们看怎么办？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会上没有人表示异议，都表示服从命令，跟随吴化文起义。于是吴化文命令大家各回本部，向全体官兵传达起义的命令，严禁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大家散去后，吴化文又单独打电话通知独立旅旅长何志斌，他也表示绝对服从。

22时，吴化文的部队开始从各阵地后撤，向我军指定的飞机场以西地区集结。我三纵、十纵迅速前进，接收吴化文部的阵地。并向商埠和济南火车站发起攻击。这时，155旅一个团长王玉臣逃到济南城里向王耀武告密。王耀武既愤怒又慌张，司令部的人也慌乱起来。王耀武正在想对策，王玉臣请求把他的那个团带到商埠或城里来，随王耀武的部队作战。此时王耀武连他也不信任，心想：吴化文的花招很多，这个团长是吴的老部下，有可能是吴派来作内应的，如果让他把部队带进城里，到时候里应外合，济南马上就要完。他让王玉臣随司令部行动，部队就不要了。

20日晨，84师副师长杨团一也跑进城来见王耀武，说自己的家属在城里，他不愿随吴化文反叛。王耀武夸奖了他一番，给了些钱，让他回家去住。王耀武幻想收买吴化文的部下，他派人携带钱和亲笔信去找杨友柏，许愿让他当84师师长，要他把部队拉回来。这一次杨友柏站稳了立场，假意收下信和钱，打发走说客，仍跟随吴化文起义，没有动摇。王耀武的阴谋落空了。几天之后，济南解放，杨团一被我军俘虏，受到应有的惩罚。[12]

吴化文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谭震林同志1948年10月9日给毛主席、华东局关于济南战役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吴部起义，我即攻入商埠，十纵机动攻入车站，迅速攻至普利门以北，造成了提早攻击外城的有利条件。使整个战役中各个阶段形成连续作战，陷敌无喘息机会，迫敌处在由吴部起义所引起的部署缺陷无法调整的恶劣条件下作战，这也是迅速解决济南的重要条件之一。”[13]

吴化文起义是华东我军地下工作的一次重大成功，李昌言、黄志平、辛光都被记了一大功。宋时轮接见三位同志，高度评价了他们促成吴化文部起义的功绩：一是缩短了济南解放的时间，大大加快了战役的进程。二是减少了我军几千人的伤亡。三是保护了济南的工商业区——商埠，减少了人民财产的损失。吴化文的起义对国民党军其他部队也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以后百万国民党军的起义、投诚起到了带头作用。毛泽东于10月22日致电吴化文等，对其起义表示“极为欣慰”和“热烈欢迎”。济南战役结束后，吴化文率起义部队全部渡过黄河，在齐河地区接收改编整训。10月29日，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吴化文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吴化文任军长，杨友柏、赵广兴、何志斌分别任师长。12月底，35军南下参加淮海战役最后阶段的战斗，为解放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　聂凤智：《充满活力的人民军队必胜——回忆解放济南战役》。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3]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5]　《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史实综述》，载《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

[6]　李昌言：《打入吴化文部的工作报告》。

[7]　王徵明：《争取吴化文部起义一个半月突击工作的报告》。

[8]　《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史实综述》，载《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　李如刚：《我在策动吴化文起义工作中是怎样完成交通任务的》。

[10]　黄志平：《在关键时刻接受党的考验》。

[11]　孙继先：《忆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的一段往事》。

[12]　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第30章　红旗插上济南城

蒋介石命令王耀武死守济南——三纵激战商埠——聂凤智命令东集团绕过历城、千佛山——坦克冲开永固门——阻援集团严阵以待徐州之敌——73团登上济南城——109团苦战坤顺门——“边打边补”的政治工作——攻克济南内城——寿光俘获王耀武——济南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8年9月19日深夜，当吴化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济南城里王耀武的绥靖区司令部时，国民党军内部陷入慌乱之中。王耀武感到大势已去，紧急向蒋介石和刘峙发报，请求突围。其方案是：1．收缩阵地，集中兵力，以内城为主，固守城垣；以千佛山、四里山、齐鲁大学、商埠、外城为据点，以小部队守备，拖延时间，等待援军。2．主动突围。南京方面很快回电，要王耀武退守旧城，仿照陈明仁守四平的办法，死守济南。具体指示是：1．守军直接配备于市区各要点；2．各点守军规定死守至一枪一弹，决不后退；3．市区民众除丁壮强征补充伤亡外，老弱妇孺均予以疏散撤退；4．双方分界设明显标志，以利空军面积轰炸。[1]

既然不准突围，王耀武只好部署死守。他将西线外围阵地的保安部队撤至商埠、火车站，统归2师211旅指挥。将空运的74师七个连调到商埠的坚固据点邮电大楼和原德国领事馆，这是二马路上的两座大楼，可以控制商埠通向内城的道路。同时命令曹振铎、晏子风等内城部队清扫射界，拆除焚毁了靠近城墙的许多民房。

19日夜里，吴化文部向我军交出阵地，我三纵、十三纵迅速前进，接近商埠。20日上午，三纵由北大槐树突入商埠，沿经二路、经四路向东推进。十三纵占领青龙山后，由南大槐树突入商埠，沿经七路向东推进。十纵占领济南机场。粟裕在打援集团指挥部得知吴化文起义的消息，立即致电许世友、谭震林、宋时轮等，要他们抓住战机，不给敌军喘息时间。全力攻城。电报说：“吴化文部既已起义，且我军已完全控制商埠以西（包机机场）、以南、西南及城东和东南全部阵地（仅千佛寺、马鞍山、四里山等地仍有敌固守），则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令各部就现态势，以三、十及十三纵并力，迅速向商埠攻击。得手后，则全军全力攻城。对已被分割之外围孤立敌人，肃清商埠及济城解决后，再行肃清分散孤立之敌。”[2]

21日，三纵继续向商埠进攻，与敌军争夺一座又一座大楼。早晨，三纵8师占领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将敌军青年教导总队包围。敌军一面交涉投降，一面乘我军包围不严，向内城逃窜。8师师长王吉文同志身先士卒，督促部队迅速前进。在前进中他不幸被敌军炮弹击中，身负重伤，当日17时光荣牺牲。这是继王麓水同志之后，8师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第二位师长。王吉文是华野的一员虎将，在多次战斗中立下战功。洛阳、开封攻坚，8师都是头号主力。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总是在前沿亲自指挥。就在他身负重伤，生命垂危之际，他还让医生把药品留给其他伤员，表现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8师指战员决心以更加勇猛的战斗为师长报仇，8师先头部队分两路将74师残敌包围在原“绥靖区”司令部大楼。十纵、十三纵也从南北两面插至商埠与外城之间，切断了商埠敌军的退路。

22日拂晓，三纵9师27团2营突击“绥靖区”司令部以西的银行大楼，爆破之后就向里突。因爆破口狭窄，遭到敌军火力杀伤。后以全营投入战斗，因大楼内部队无法展开，敌军居高临下猛烈扫射，2营被迫撤回。中午27团又以1营进攻，再次爆破突入，仍然受到敌军火力封锁，无法登楼。9师首长命令25团2营上去，连续进攻，不给敌军喘息之机，25团2营不顾伤亡，把机枪连也跟进大楼突击，终于登上楼梯，消灭了残敌，占领了银行大楼。随后，9师和十纵部队从两面包围了“绥靖区”司令部大楼，守敌172团600多人盘踞在这座混凝土三层楼房内，拼死顽抗。我军从各角度用机枪封锁敌军的窗口，敌军则不断从楼里往外扔手榴弹，阻止我军爆破。在战斗中敌军不断伤亡，活着的敌军就把死尸从窗子扔出。16时，9师把大炮推到楼前进行抵近射击，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爆破，以35斤到70斤的炸药包连爆7包，将大楼里面炸开一个个缺口，后续部队勇猛冲进大楼，与敌军展开逐屋争夺。敌军惊慌失措，地下室的敌军也被迫缴枪。战斗到黄昏结束，敌172团团长受重伤，600多敌军非死即降，我军占领“绥靖区”司令部后，继续肃清周围马路的残敌。当晚，商埠被我军完全占领。[3]

西线我军进攻商埠的同时，东线的九纵、渤纵也在迅速推进。20日，国民党军放弃黄台山、糖厂、农林学校、全福庄、洪家楼等外围阵地，向城里收缩。我军迅速扫清外围，步步紧逼。这时，东部外围还有两大据点：一个是历城，一个是千佛山。历城据点位于王舍人庄北，守敌是保安部队1 500多人。敌军装备不强，仅有2门迫击炮，但这些家伙是长年与我军为敌的伪军和土匪，凭借外壕、围墙、碉堡、鹿砦构成的坚固工事，死命顽抗。渤海纵队担任主攻的新7师，有兵团调拨的各种火炮共23门，摆在200米宽的正面上，还调来了特纵的坦克参战。大家以为有这样优势的火力，拿下历城不成问题。17日夜22时，渤纵开始攻击。猛烈的炮火完全压制了敌军火力。午夜时分，4辆坦克开始出动。我军的坦克一面向敌军射击，一面前进。炮兵怕误伤坦克，停止了射击。步兵缺乏配合坦克作战的经验，等待坦克发出灯光信号再出击。谁知黑夜间只见枪炮射击的火光，根本看不到信号。待通讯员上去与坦克联络，才发出攻击信号。坦克和步兵行动脱节，敌军用机枪火力封锁我突击部队，在壕沟边架桥的战士在敌人火力扫射下伤亡很大，两个连挤在壕沟之间无法行动。到18日凌晨3时，渤纵首长下令停止进攻。[4]

渤纵攻击历城的失利为我军提供新的教训：在优势炮火和坦克的参战下，应放弃我军夜战的传统打法，改在白天发动进攻。这样步兵可以紧跟坦克前进，坦克也容易寻找敌军火力点进攻。聂凤智得知历城战斗的情况后，指示渤纵留下两个团以土工作业围困历城守敌，其余部队配合九纵攻击济南城。我军主力绕过历城，直接向济南外城推进，做好攻城准备。这时，千佛山还有国民党军1个营把守。他们居高临下，九纵的主要突击方向就在其俯瞰之下。是先攻城，还是先攻千佛山？有同志担心，绕过千佛山直接攻城，可能腹背受敌，会陷于被动。聂凤智分析了情况，认为千佛山守敌孤立无援，并受到我军砚池山火力的控制，不敢贸然出击。当我军进攻外城时，如果敌军从千佛山上开炮，必然打到他们自己。据此，聂凤智向许世友报告：置千佛山之敌于不顾，抓紧时机同兄弟部队一起攻击外城。许世友完全同意东兵团的部署，22日夜间，东、西集团从两面向济南外城发起攻击。[5]

商埠北我军全部占领后，济南城外只有千佛山、齐鲁大学、花园庄等孤立据点尚有部分敌军据守，王耀武还有比较完整的15、57、77、213四个旅集结于外城和内城。王耀武判断我军可能要休整三天才能攻坚，于是命令各部队加修工事，准备顽抗到底。

为了不给济南城内敌军调整部署和加强工事的空隙，许世友、谭震林决心连续进攻。22日下午，他们电告华东局和阻援集团：“我决心黄昏后7时攻击外城，以九纵由东南及东面攻击，十三纵由西南攻击，十纵由西南及西北攻击，渤纵及渤海（军区部队）由东北助攻，三纵及鲁中（军区部队）担任预备队，商埠残敌由三纵负责肃清。”[6]遵照兵团首长指示，各攻城部队开始大挖交通沟，向济南外城迫近。

22日黄昏，东、西集团同时向济南外城发起攻击。九纵25师73团奉命进攻东面的永固门。永固门外500米有座霸王桥，敌军在这片开阔地上修筑了许多地堡和工事，如果靠步兵强行进攻，势必付出重大伤亡。聂凤智从特纵调来4辆坦克协同作战。这些15吨重的美式轻型坦克，是鲁南战役中从国民党军快速纵队缴获的，配备35毫米的平射炮，性能良好。王耀武守济南只有12辆日式坦克，还不如我军的坦克好。当我军坦克怒吼着向敌军阵地冲去，敌军目瞪口呆，有的高喊：“别误会，我们是保6旅的！”有的从工事里爬出，调头往城里跑。我军坦克一面冲锋，一面向周围的敌军火力点开炮，两三发炮弹就摧毁敌军一个火力点。敌军盲目地用机枪向坦克扫射，子弹打在厚厚的钢板上毫无作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永固门外正面敌军工事基本上被摧毁，坦克轰开永固门的城门，后面跟进的73团战士一拥而上冲进城内。由于城门太矮，坡度太大，坦克无法通过。步兵将城门打宽，让坦克能够通过。进入街道后，遇到一个很大的弹坑。第一辆坦克通过时，陷在坑内，阻塞了后面坦克前进道路。九纵首长见街道很窄，坦克没有活动余地，燃油也将耗尽，于是命令将陷入坑中的坦克拖出来，退出战斗。战后山东兵团总结中说：攻击永固门的战斗中“坦克共消耗炮弹约700发，机弹约1 800发，我后随之73团步兵未行爆破，即直接架梯顺利完成登城任务，极少伤亡。……（坦克）火力命中精确，很短时间即完成任务，颇得好评”。

73团在攻击永固门的战斗中，爆破手们大显神威。3连在接近城墙时，对前面的地形和敌军工事并不了解，只知道城外有壕沟，估计会有铁丝网和小桥。爆破开始，连长对第一个爆破手冷来福交代：一面爆破，一面注意观察地形，尤其注意看小桥是否被敌军破坏。冷来福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迅速通过140米的开阔地，钻进铁丝网。他清楚地看到小桥并未破坏，两侧有两个地堡，才转身炸毁铁丝网，回来向连长报告了准确的情况。排长表扬冷来福：“好同志，你完成任务了！”然后再问他：“你有没有决心再送第二包呢？”冷来福表示：“完全可以，你放心，我剩一条腿也能送上去！”他与班长各抱一包炸药，分头炸毁了两个地堡，为突击队开辟了道路。[7]

西兵团的十纵在占领火车站和天桥后，于22日黄昏向济南外城的永镇门、普利门发起攻击。29师85团组成永镇门爆破队，下设7个小组。战士们冒着敌军密集的火力，以爆破掩护爆破，连续炸掉城门外的鹿砦、桥头堡、地堡，最后堆上300斤炸药，永镇门在一声巨响中被炸塌。后续部队随即攻入外城，友邻部队也突破了普利门。十三纵向外城的西南门永绥门进攻，112团首先从杆石桥突破登城，其他三个团从永绥门突入，将守敌213旅一个团消灭。他们乘胜前进，攻占外城西南最坚固的建筑群——红万字会（今山东省博物馆），歼灭213旅旅部。盘踞在齐鲁大学的敌人被切断退路，于23日拂晓向内城突围，被十三纵包围缴械。22日夜，九纵与十三纵在外城内会师，攻击外城的战斗仅用一天就胜利结束。[8]

这时，王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济南内城。他不断向南京和徐州方面呼救，蒋介石焦急万分，一面严厉督促杜聿明率邱清泉、黄百韬兵团北上，一面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济南我军阵地以外，凡共军聚集区域均可施行区域轰炸。”企图把济南城外炸成一片废墟。23日白天，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对济南商埠、外城狂轰滥炸，许多民房建筑被炸塌起火，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十三纵37师政委徐海珊同志也在敌机轰炸中不幸牺牲。这天上午，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下飞临济南上空，与王耀武通话。刘峙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援军进展很快，几天就可以到济南。你们必须坚守待援。需要什么可以空投。”王耀武一方面要求空军轰炸外城，一面要求向内城空投粮食弹药。

国民党的援军在哪里呢？按照杜聿明的计划，他打算在济南作战开始五天后——当共军强攻济南不下，受到重大伤亡，攻势减弱之后再率军北上解围。并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扬言从津浦路北上，实际从微山湖以西北上，以邱清泉兵团为先锋，冲开我军防线。但是济南战役刚开始，蒋介石就发觉形势不妙，严令杜聿明迅速北上增援。杜聿明匆忙集结部队，命令邱清泉兵团自商丘北上，黄百韬、李弥兵团自徐州北上。偏偏又赶上阴雨天气，部队前进缓慢，一天只走20公里。

在粟裕亲自指挥下，我华野主力在兖州、邹县地区严阵以待，准备打援。粟裕在运河以西配置四纵、八纵和冀鲁豫军区两个旅，依托水洼地带，构筑多道纵深防御工事，阻击由鲁西南北上之敌；在运河以东，配置一、二、六、七、十二纵和中原野战军十一纵，准备在邹县以南集中兵力歼灭由津浦路北上之敌。邱清泉等得知我军主力集结的消息，深知北上凶多吉少，有意拖延，济南战役结束时，邱清泉兵团才到达成武、曹县一带，未与我军接触即迅速后撤。有人认为粟裕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预定的阻援计划实际上没有实施，济南就解放了。但粟裕认为不能这么说，“虽然，在豫东战役中，我军一度攻克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但是，济南守城的兵力和构筑的工事，都比开封为强，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我们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以攻打临汾费去七十二天的事实，告诫我们谨慎从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尤其是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能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是战略决战阶段的序幕，必须谨慎从事。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已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致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9]

我军攻占外城后，王耀武估计我军连日作战疲劳，总要休整几天才能攻击内城。许世友等研究了情况后，决定不给城内守敌以喘息之机，连续作战。兵团指示：九纵由东南角攻击，十三纵由西南角攻击。九纵担任主攻的是73团，担任攻击任务的各级指挥员来到城东南看地形，只见高大的城墙有14米高，约12米宽，城墙上有三层火力网，城下有地堡，形成交叉火力。东南角城墙上有一坚固建筑物——气象台，是全城的制高点。护城河宽5米，水深2米，不能徒涉，只能架桥。大家看了地形后，都感觉从这里突破是十分困难的。可是这里护城河比较窄，便于架桥。一旦登上城墙，占领气象台，就可以控制全城，便于大部队向城内攻击。为了配合73团的主攻，九纵首长命令76、79、80团各出一个连队助攻。

23日18时开始炮火准备，我军集中炮火向内城东南和西南角猛轰。一小时后，突击队开始行动。王耀武的主力部队15旅守东南角，77旅守西南角，以密集火力封锁我军行动。九纵76、79、80团的攻击都不成功。80团1连攻击新乐门，炮击后1班长林某带两个战士去炸桥头三个地堡。林某看到敌军火力很猛，心里胆怯，半路上拉弦，将炸药包隔着河扔向地堡，还拿过另一个战士小范的炸药包也扔出去，回去报告地堡炸了。结果地堡没炸掉，反而把桥炸毁了。后面上去的战士只好冒着弹雨架桥，上去一批伤亡一批，连续四次架桥没有成功，倒伤亡了70多人。[10]19时50分，79团7连首先登城。敌军从城墙后面的藏兵洞里涌上城墙，进行反突击。7连顽强地打退敌军的五次攻击，因登城云梯被敌军炸断，后续部队上不来，7连终因孤立无援，激战1小时后全部伤亡。76团也因突破点没选好，敌军火力封锁太严，攻击失利。[11]

73团7连发起攻击后，在战斗中表现出机动灵活的作风和高度的责任感。爆破班长孙喜同志奉命去破坏东南角城墙下的大地堡。他爬到地堡前，发现地堡外有鹿砦和梅花桩。他想，如果只炸了鹿砦就回去，敌人发觉了，下次再炸地堡就要多费事。他爬过鹿砦，先把梅花桩用手拔掉，再回过来炸鹿砦。回到我方阵地，他马上请求再送一包炸药上去。他再次爬到地堡前，选了一个最有效的部位，一包炸药就摧毁了地堡。7连进入阵地时，纵队炮兵已经开始射击。上级要求炮击停止后步兵开始清除敌军工事和地堡。时间很紧，来不及仔细侦察。6班长孙高廷第一个上去，本应该爆破城墙，但他发现身边一个枪眼在冒火，封锁我军前进道路，便主动先将这个火力点摧毁，然后回来向下一个同志交代了前面的情况。后面的爆破员都像班长这样做，战斗结束后受到九纵政治部的高度赞扬，说他们“不但保证了后续爆破者的安全，而且也保证了将来登城突击者的安全。每一个成员的认真负责，单怕‘完不成任务对不起党’的高度革命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成功的物质基础。这种机动灵活弥补了军事指挥上最大的一个缺点——情况了解得不透彻”。

73团7连爆破的硝烟未散，梯子队就开始行动了。7班的6个人扛着沉重的云梯，迅速通过小桥。班长被城上飞下的石头砸破了头，鲜血直流，但是他坚决不下去，仍然跑在最前面。一个战士被打伤了眼，问班长怎么办，班长说：“同志，你闭着眼睛也要把梯子送上去。”全班齐心协力，把云梯靠到城墙上。当他们撤下来后，敌军从城墙上扔下集束手榴弹，毁坏了云梯，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

73团团长张慕韩向聂凤智汇报了情况，调整了部署。24日凌晨1时30分，聂凤智集中九纵的全部火炮向内城东南角开火。7连突击队不等我军炮火停止，就开始登城。梯子队将三丈多高的云梯靠在城墙上，第一突击组刚登上梯子，就受到敌军侧面火力的射击，大部伤亡。这时，2班长李永江奋不顾身，率领全班再次登城。云梯比城墙矮了一截，李永江扒住墙砖，飞身跃上城头。用冲锋枪打倒扑上来的敌军。2班战士相继登城，迅速占领了气象台，控制了制高点。当7连全部上去后，敌军开始反击。伤亡过半的7连与数倍的敌军殊死搏斗，伤亡越来越多。在这千钧一发之际，8连、9连也登上城墙，投入战斗。73团3营经过三小时的战斗，终于巩固了东南角突破口。他们和后续部队冲下城墙，进入内城街道，与敌军展开巷战。[12]

23日晚，十三纵攻击济南内城西南角的坤顺门。经过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37师109团的7连于19时10分登城，首先突破。他们向两侧扩张突破口，策应后续部队登城。短短时间内，109团1营、3营相继登上城墙。这时，敌军实行猛烈的反击，企图封闭突破口。109团除3连、9连下城突入城内，其余大部分牺牲在城墙上。21时15分，突破口被敌军重新占领。3连、9连依托民房，与敌军激战。面对不利形势，十三纵首长决定再次发起攻击。110团在炮火支援下奋力登城，城墙突破口处到处是牺牲的我军战士和敌军的尸体，他们来不及搬运，踩着尸体向上冲。3连、9连发现敌军封锁了突破口，在巩固既得阵地后，向敌军背后冲击，接应110团登城。城墙上的敌军在我军两面夹击下，慌乱溃退。经过四个小时的搏斗，到24日拂晓，37师控制了坤顺门近100米长的城墙，实现了突破。九纵、十三纵像两把尖刀，冲开了王耀武的最后防线，插入了济南内城。[13]

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英勇战斗，为济南战役的最后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役结束后，73团打得仅剩三个连，109团也是“建制破坏甚大”，十三纵37师师长高锐也在战斗中负伤。谭震林1948年10月9日给毛主席、军委和华东局关于济南战役情况的报告中反映了两件事，可见战斗的激烈残酷：“109团百余伤员不愿失掉时机，阻塞突破口坚决不下火线，让后续部队从自己身上踏过去而牺牲。73团首先突入城内，两个连大部阵亡。一个负伤班长被俘，在审问时坚强不屈与敌对抗。敌问：‘你来做什么？’答：‘毛主席命令我来打济南。’问：‘你有把握么？’答：‘完全有把握有信心。’问：‘你已被俘怎么办？’答：‘我们的人多得很。’此人已被敌枪毙，这是战后缴获的口供大意如此。”军委首长看后深受感动，周恩来副主席10月14日以军委名义指示谭震林：“此次报告中所提的一些自我牺牲以求人民解放的英勇感人的战绩，应告新华社记者及政治部人员，将它写成通信或文章，说明人民军队的力量及其因军队民主所造成的高度觉悟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是举国无敌的。”[14]

为了表彰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功绩，山东兵团首长于1948年10月10日颁布嘉奖令，授予73团“济南第一团”，109团“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嘉奖令说：“解放济南作战中，我九纵队25师73团于9月22日突破外城永固门，继即参加攻打内城。23日下午6时，我发动全线总攻，该团受命于城东南角进行攻击。城高14公尺，护城河宽15至30公尺，城头并有坚固建筑物气象台为守匪制高火力点，城下则有地堡、鹿砦、梅花桩等多重障碍。该团突击部队在我强大炮火掩护下，进行连续爆破，虽四次突击受挫，但仍百折不挠，奋勇突击，卒于24日早晨2时15分突破前沿，登上城头，击退数倍于我之敌数次拼死反扑，巩固扩大了突破口，使后续部队得以源源投入纵深，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最后扫除敌军的抵抗。在整个战役中，该团更能恪遵城市纪律及我军纪律，获得军政全胜。为此，特授予该团以‘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

嘉奖令又说：“同一战役中，我十三纵队37师109团在突破商埠，打进外城的连续作战后，仍保持旺盛意志，受命于内城之西南门以北进行攻击。攻击中突击部队与团指挥所的联系被匪军烈火所隔断，但该部仍机动进行连续爆破，通过护城河，排除层层障碍，经四次以上突击，于24日拂晓前登上城头，冒城内敌制高点炽热火力瞰射及城头左右敌火的侧射，与向我反扑之敌白刃格斗，反复争夺达四小时。该团另一部则越过城垣突入城内与守匪来回冲杀，孤军奋战七小时，为后续部队开辟宽阔道路。最后我东、西两个铁拳胜利会师，乃得将王匪最后固守防线割裂，予以各个歼灭。该团此种有我无敌，不怕牺牲的苦战作风，予守匪精神上震撼极大。为此，特授予该团以‘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15]50年代济南进行城市改造，拆除了旧城墙。唯独保留了73团战斗过的内城东南角，并在气象台的旧址上建起一座雄伟的建筑。陈毅元帅亲笔题名“解放阁”，以纪念济南战役中的英雄们。

9月24日天明，济南城内的国民党军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耀武在大明湖的北极阁指挥部里，和各旅的通讯联络都已中断。我九纵、十三纵和跟进入城的三纵、十纵部队与敌军展开巷战，从几个方向向大明湖畔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逼近。眼看大势已去，王耀武把指挥权交代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带领特务团一部于11时由北极阁通往城外的坑道向北突围逃跑。

在内城最后的战斗中，面对丧失斗志、慌乱逃窜的敌军，我军的政治攻势发挥巨大作用。在战前兵团政治部就指示各纵队，对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要实行“边打边补充”的政策，动员他们就地调转枪口，参加我军的战斗。这一着非常有效，十三纵政委廖海光说：“当时不是认为俘虏不重要，而是部队认为俘虏能否补充到部队去不敢说。因而对失散的俘虏采取放任态度，未予很好的收容。但是济南战役就不同啦，战斗一结束大家都注意收容俘虏，轻伤的也要。所以当时补充、收容后，共得八九千人之多。”把俘虏立刻补充进部队，省去了看俘虏的人员，我军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旺盛。一个指导员说：“当时补充了一个小伙子，经过简单的教育后，他便告诉我们敌人的警备司令部在哪里，从哪里打合适，里面的兵力布置等，给我们的指挥以很大的便利。”这种补充在战斗中进行，来不及作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多数要靠我军老战士的带动和模范作用感化。十三纵112团一个指导员碰到从城里出来的俘虏问：“你从哪里来？”答：“我从城里来，刚解放的。”问：“怎么里边还响枪？”答：“里边还打仗。”指导员说：“你解放了还不行，还要解放他们。走！”俘虏就驯服地跟在后面参加战斗了。但是他们心里不安，九纵一位解放战士说：“一被抓住我就寻思：完啦！我怕你们要我去送炸药，把我炸死；怕你们把我埋在防空洞里；怕你们把我送到最前面去挡子弹；这些都是因为过去听了当官的宣传。当时指导员叫我拿了两个手榴弹和你们一道去打，我寻思这真是叫我去挡子弹了，就想找机会跑掉。可是一上去老同志叫我在后面帮他压子弹，并向我讲了许多咱这边的情况，我对原来的思想有些怀疑了。打不远敌人的飞机和炮轰得很急，同志们很和气地叫我到防空洞隐蔽。我又害怕了，这不是要把我埋在防空洞里吗？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我伸出头一看，老同志们都在洞口向外射击，我心里就像放下一个千斤担子似的。我什么也不顾虑了，跟着同志们一齐向前打。”

渤海纵队的战士对新解放战士边战斗边教育。某团6连2班机枪组长韩宗林22日攻入东关后，在围墙外壕捉到一个班的俘虏。这些人原是在围墙外挖战壕的，战斗打响后敌军关闭了围墙的出口，把这一班人扔在外边不管了。他们只好在散兵坑里躲避两边的炮火，渤海纵队攻上来，他们就缴了枪。6连马上把这些俘虏补充到各班参加战斗。韩宗林的机枪组补充了一个叫吕洪德的解放战士，这时炮声响得很厉害，吕洪德很害怕。韩宗林安慰他说：“你不要怕，我们对俘虏是宽大政策。你看别人怎样动作，你就怎样做。”战斗间隙休息，韩宗林问起他的情况，吕洪德说他是老解放区的人，来历城走亲戚时被国民党73师抓了壮丁。他表示：“你们放心，我在蒋介石队伍里干够了，我不跑，你们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后来，他跟着老战士扛门板、挖掩体，干得很积极。防炮时左手负了轻伤，仍然坚持。吃早饭时，韩宗林和同志们拿肉包子给吕洪德吃，饿了好几天的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韩宗林发现他手上的伤，劝他下去休息。吕洪德表示：“这点伤不要紧，我真痛快。解放军官兵一致，打仗当官的在头里，同志们对我这样关心，我不立功对不起人民。”24日攻进内城后，国民党败兵满街道乱逃。吕洪德喊话：“你们往哪跑呀？不要紧，别胆小，快过来！”他对投降的国民党兵说：“来到这儿就到好地方了，解放军宽大俘虏。”解放战士的战场宣传，对瓦解国民党军斗志，迅速解决战斗起到了极大作用。[16]

24日14时，九纵25师和十三纵五个团从四面包围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据守在省府地下室的国民党第2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等绝望之下，派人出来接洽投降。一群国民党将校高举双手，走出地下室缴械投降。被我军分割包围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如双龙街的73师一部、阁后街的19旅一部、南门的57旅一部，也都分别放下武器。2师师长晏子风想从东门逃跑，一颗炮弹在身边爆炸，随行的副官、卫士非死即伤，晏子风也被震晕过去。当他清醒过来，解放军已经站在他身边，他只得乖乖地站到俘虏队伍中去。黄昏时，内城战斗结束。城外马鞍山守敌一个团、千佛山守敌一个营在我军政治攻势下，也于25、26日放下武器。历时8天的济南战役，胜利结束。

9月22日战斗进行中，毛泽东就指示华野、华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17]23日，饶漱石等命令鲁中、渤海各分区的地方部队、干部、民兵在济南外围的各交通要道进行警戒，撒下天罗地网，搜捕王耀武和外逃的国民党残兵。寿光县委根据上级指示，每天在大路上设岗，盘查来往行人。9月28日早晨，县委机关驻地屯田村武装民兵刘金光、刘玉民、张宗学三人正在值勤，从西边公路上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五男二女。民兵查问他们的来历，说是济南逃难出来的。化名乔坤的王耀武躺在车上装病，用白毛巾盖头，棉被遮身。民兵见他们说话不是济南口音，形迹可疑，便将他们扣留，送到县公安局。审讯干事王洪涛挨个盘问，各人说法不一。王洪涛掀开王耀武脸上的毛巾，看到他脸的上部皮肤很白，很像戴军帽的痕迹，估计他最低是个军官。于是王洪涛重点盘问王耀武，发现他自称开饭馆的，却说不出饭馆的字号。与其他人的关系，口径也不一致。王洪涛摸摸王耀武的脉搏，完全正常，根本不像有病，于是把王耀武关进禁闭室。到下午提审时，王耀武表情恐惧，态度失常，刚问了几句，他就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就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那几个人是我的卫士。我要找县长谈谈。”听说捉住了王耀武，张县长马上赶来。王耀武交代：24日中午他从济南北门出城后，在外围的一道工事里隐蔽到天黑。当夜下雨，他们在村子里化装成商人，25日走到周村。在周村雇了大车，27日到益都，当夜赶路想逃往青岛，没想到28日一早就被抓住。30日，王耀武被送到华东局驻地，后转至华东军区高级军官团。[18]不久，外逃的第2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庞镜塘等先后被俘，山东保安司令部中将副司令聂松溪在济南投案自首。

济南战役，我军全歼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部及其所属2师、73师等10个旅、1个团，保安部队4个旅、1个总队。歼灭国民党军共84 000人，其中毙、伤22 423人，俘虏王耀武等将级军官23人。缴获各种火炮890多门，机枪5 200余挺，各式枪支48 000余支，坦克和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并策动吴化文部20 000多人起义。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伤亡26 991人，其中九纵伤亡9 806人，十三纵伤亡5 907人，十纵伤亡4 631人。济南战役后，山东境内的国民党残敌受到极大震动，驻烟台、临沂、菏泽的国民党军先后弃城逃跑，至此，山东境内除青岛和鲁南边缘少数据点外，均获得解放。

济南战役的胜利，是在山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取得的。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冀鲁豫、胶东、渤海、鲁中各解放区都成立了支前委员会，动用前方随军民工、二线转运伤员、粮食及三线运送粮食物资的民工总计50万4千多人，小车18 000多辆、担架14 000多副，供应了充足的粮、草、菜、物等，为战役的进行作出巨大的贡献。各地民兵广泛出击，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济南战役是我军在山东境内进行的最大战役，也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

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攻克有敌军重兵防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解放区后方更加巩固，增强了解放区支援革命战争的力量。蒋介石的“重点防御”受到沉重打击，动摇了国民党军企图依托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济南战役中我军连续作战，不停顿地进攻，在城市攻坚、步炮协同的战术和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粟裕在1948年10月4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蒋介石的任何防御，皆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能够攻占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在运动战中，于很短的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而且在攻坚战中，于很短时间内亦能歼灭大量敌人。仅就此次济南战役来说，歼灭敌人的数量就比战争初期全国各战场一个月歼敌的总数还要多”。9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首长的贺电中指出：解放济南的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已大大提高，胜利影响已动摇了蒋介石反动军队的内部，这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1]　南京国防部：《济南会战》。

[2]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3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5]　聂凤智：《充满活力的人民军队必胜——回忆解放济南战役》。

[6]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　《九纵济南战役政治工作总结》。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8月初稿。

[9]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80～581页。

[10]　《九纵济南战役政治工作总结》。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8月初稿。

[12]　张慕韩：《红旗插上济南城》。

[1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1册。

[15]　参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　山东兵团政治部联络部：《山东兵团“边打边补充”的报告》，1948年12月29日。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18]　寿光县公安局：《捕获王耀武经过情形》，1948年9月28日。

第31章　从“小淮海”到“大淮海”

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毛泽东制订战役方针——蒋介石改变战略——华野曲阜会议——徐州国民党军摆开“一字长蛇阵”——白崇禧拆台——刘邓大军收复郑州——毛泽东指示华野精心组织战役——国民党“徐蚌会战”计划

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

到1948年7月底，经过两年的解放战争，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则不断发展壮大，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中原、西北解放区也逐渐巩固。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关于我军的战略方针，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如何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算了算账：“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向前）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高瞻远瞩，在报告中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占领全国的各方面工作干部，学习工业和做生意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描绘出来了。

会议结束后，各战区的中央委员们迅速返回。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刚刚回到华东局驻地，济南战役就打响了。济南战役的胜利是对中央指示最坚决的贯彻，也大大鼓舞了各战区的信心。

粟裕在南线指挥阻援战斗，由于徐州方向敌军的畏惧不前，阻援兵团没有仗打。利用这段时间，粟裕认真分析了敌情，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电报中说：“为更好的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的支持，建议即举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1]

9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等领导人（邓小平出席中央九月会议正在返回途中——作者注），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筹划了战役的三个阶段：1．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2．歼灭两淮、高邮、宝安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电报要求华野“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召开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2]

在粟裕和毛泽东的往返电报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但是这个设想把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是黄百韬兵团。这个计划可以称之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

9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华野、中野负责人，强调指出“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他要求华野做好充分准备，对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的纵队迅速完成整补，出动的时间可以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

毛泽东的指示已经显示出中央军委要华野打大战役的意图，他将电报同时转告中野，也有两支大军协同作战的考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0月9日，当饶漱石返回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曲阜后，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钟期光、张震等召集各纵队首长举行作战会议，研究战役第一阶段的部署问题。根据前方侦察情报，黄百韬兵团已经回到新安镇集结，准备堵截我军南下，这样，华野24日电报提出的先夺两淮，再打海州、连云港的方案已难实现，需要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会议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对黄兵团进行分割包围，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的力量组织打援。与会者多倾向于第二方案，粟裕在会上讲话，指出这次战役的目的是“收复华中地区，开辟淮海资源，暴露津浦线南段，孤立徐州”。他说：“我们歼灭黄兵团后，直取两淮，进逼长江，威胁南京。敌军现在有三个兵团，我们如果能歼灭黄兵团，再歼援敌三分之一，就能收复淮海广大地区，使敌军防线收缩到沿江一带。所以此次战役意义极大。”在决定采用第二方案的基础上，粟裕作出部署：苏北兵团移至鲁南补充棉衣，一、四、七纵主攻新安镇，六纵攻郯城，三、八纵于运河阻援，九、十三纵威胁徐州，十纵为预备队。最后饶漱石讲话，要大家在连续胜利之后切忌骄傲轻敌，要仔细研究，头脑冷静，把下一个战役打好。[3]

10月12日作战会议结束，粟裕将会议情况和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并附带说明，因华野部队需要补充棉衣，请将战役开始时间推迟到10月28日。就在报告发出当晚，华野首长收到毛泽东以军委名义于11日发出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这份重要指示。毛泽东对战役的设想和部署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面作战。针对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主力集结于徐州附近，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毛泽东着重指出：为达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那样的部署，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和阻援，对付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使其不敢全力以赴东援黄兵团，这样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鉴于郑州的孙元良兵团可能东进，毛泽东指示刘邓陈迅速部署攻击郑州至徐州铁路线，牵制孙兵团。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此时，你们仍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以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域及大别山各城。西兵团与刘邓协力作战的方法，亦是一部兵力打城，以主要兵力打援阻援，这样去各个歼敌。刘邓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实现如像你们攻济打援及淮海战役那样的作战。你们西兵团去后，就可以实现那样的作战。六、七两月开封睢杞战役就是西兵团与刘邓协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出上述指示后，又接到华野12日的电报，经过考虑，毛泽东14日复电华野，对战役作了更具体的部署。他强调打援部队应放在援敌的侧面，即徐州以北、西北和南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之敌“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决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时间歼灭黄兵团”。他强调要“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并以刘邓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就进攻郑州、开封，吸引刘汝明、孙元良兵团停留于郑州、开封之间，不能东援，以配合华野作战。[4]

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淮海战役设计了更大、更稳妥的方案。这样，淮海战役不再是华野单独执行的任务，而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执行的任务。当然，谁也没有预见到淮海战役后来会打到那样大的规模，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方案，不仅局限于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主力。这就使原来设想的“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开阔了华野、中野的眼光，使他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10月14日夜里，华野首长召开第二次作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进一步完善作战部署。会议决定济南只留下渤海军区地方武装看守，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南下作战。决定华野全军于10月31日进至临沂、邹县一带集结，11月5日开始攻击。10月15日，粟裕、谭震林致电中央军委，详细汇报了华野各纵队目前的位置和行动方向。电报中说：“昨晚召集各纵首长研究军委14日电示，均认为一面集中主力围歼黄匪，同时展开主力一部自各方进迫徐州外围要点，滞留、迟阻援敌于运河右岸、徐州间地区，以此种攻势钳制手段争取裕余时间，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歼敌顺利的部署方案，布置最妥慎。大家拥护军委此种指示。”电报中补充建议：除以五个纵队围歼黄兵团外，以八纵、十纵主力袭占韩庄，控制运河桥梁，进逼冯治安部驻守的贾汪；以三纵、七纵抢占台儿庄、万年闸，迫使冯治安部起义或于运动中歼灭之。17日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5]

就在我军运筹帷幄之际，蒋介石集团也没有闲着。济南在短短几天就被攻克，对国民党军是极大的震动。作为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更是深深自责。当初他建议蒋介石集中兵力，组建强大的机动兵团，吸引共军攻击某一城市久攻不下，待其攻击顿挫时，出动机动兵团与之决战。济南失守后，杜聿明仍然坚持这个做法。他考虑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眼下他手中握有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4个机动兵团12个军，李延年、刘汝明、冯治安3个绥靖区5个军，加上中原地区的黄维兵团和徐州的特种部队、二线部队，共计24个军，70万人。杜聿明认为，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在9月下旬，他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集中机动兵团，互相靠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一旦抓住战机，则快速迂回包围；如正面攻击情况不利，则在炮火和坦克掩护下，与迂回部队共同夹击共军。

杜聿明拟定作战计划后，交给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刘峙原则上同意，但认为杜聿明使用的兵力过多，徐州防务空虚。尤其是对冯治安部守徐州不放心。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将李弥的13兵团两个军调来守徐州，将冯治安部调往贾汪、台儿庄、万年闸前线。国民党军保存嫡系，将杂牌部队推上前线的做法，令冯治安部队极为不满，埋下了起义的导火线。

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蒋批准了他的作战计划。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10月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等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6]

如果国民党军先于华野开始行动，淮海战役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就是这样地巧合，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出发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一同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

在积极进行战役准备的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华野于10月5日至24日在山东曲阜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中心内容是贯彻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加强纪律教育。这是华野继濮阳整军之后，又一次提高部队政治思想觉悟，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重要会议。

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精神。他强调毛泽东提出的“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战略任务。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他引用任弼时同志在九月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毛主席在报告中对加强纪律性提得这么重要呢？这是因为：1．今天的战争规模扩大了，在大规模战争中，需要各方面互相配合，互相协同，如果纪律性破坏了，任何一个师、一个纵队闹独立性，任何一个同志闹个人主义，就要使我们军队遭受损失，使整个战役遭受损失。大规模战争要保证胜利，非加强纪律性，非统一集中不可。2．今后要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作战，如果要弄清各个部队的一切然后才打仗，是不可能的。为了战争胜利，不问你是任何部队，只要是共产党的部队，都要坚决服从指挥，不准借口违抗。3．今天的界限已不存在了，地区上已经打成一片。过去的分裂是敌人造成，是客观事实，要求独立坚持作战。而今天客观上打成一片，便要求统一集中。不管你是哪个部队哪个地区，都要统一于中央的领导。过去过早强调集中是错误的，现在不集中就是严重的错误。……因此，在今天要求全党全军绝对的统一集中，特别是对执行党的任务、对革命工作不许讲价钱，反对无纪律、闹独立性的倾向。”

饶漱石在报告中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军事会议中讨论作战、编制、后勤、教育等问题时，华野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中央对华野的作战特别满意，但对华野后勤没有制度，造成浪费，以及部队的骄气，提出严肃的批评。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7]

曲阜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华野师以上干部都认真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华野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和浪费现象、无政府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检查，研究了改进措施。这是一次发扬民主的会议，参加会议的纵队首长回忆：“曲阜会议，确实解决了大问题。开了20天，师长政委都参加，是华东局直接主持的。部队经过土改、三整三查后，有个别纵队也想在这个会议上民主一下，好多人提意见。这个会有三个体会：1．总的说从上而下是把自卫战争开始从思想上、组织上的原则问题搞通了，从上而下发扬了民主，作了自我检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2．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这问题在高级干部中的确严重，我们听了很惊奇。我们只是有些本位主义，是思想问题。粟裕提出今后一定要反对本位主义，我们保证做到。3．关系问题。个别党委关系不好，在这个会上还拍桌子，要指名检讨。总之会议收获是大的，从上而下，解决了民主问题，统一了认识，整顿纪律，整顿作风，反对本位主义，建立了党的统一领导，解决了团结问题。曲阜会议的中心很明确，反无组织无纪律，为淮海、渡江战役作了准备；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得深，每个纵队都写了决议，每个干部都写了保证书。”

曲阜会议是新式整军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通过这次会议，华野全军的组织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顾全大局的观念有了明显的增强，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位参加曲阜会议的纵队首长这样说：“曲阜会议，贯彻毛主席的四句话，强调组织性纪律性，部队整体观念更强了。在这次会议上野战军首长都作了检讨，对我们教育很大。这次会议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我们是革命军队，服从上级一向是没有问题的，但互相配合有问题。曲阜会议后，在淮海战役中打碾庄圩，四纵某师政委就主动到我们这里研究商量，如何共同歼灭敌人。打碾庄圩八纵、九纵从南门一座桥进去，互无干扰。八纵67团先打进碾庄圩，后来九纵说是他们先打进去的，也没有发生争执。及至战斗解决，八纵押运俘虏离开战场，那时天已经亮了，敌机来袭，好多俘虏纷纷逃到九纵那边去，也没发生什么问题。这些都是贯彻曲阜会议的成就。”[8]

曲阜会议期间，徐州方面国民党军的部署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鉴于济南失守的教训，认为“过去不惜任何牺牲以坚守强固据点或主要城市的老战略，必须改变”。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南京国防部于10月22日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等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共军可能会进攻徐州，或进攻蚌埠进逼江淮。与会者坚持“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定徐州“剿总”放弃陇海线上郑州、开封等大城市，集中重兵集团于徐州外围，对华东共军采取“攻势防御”。蒋介石批准了这个计划，并指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徐州两个“剿总”的部队，调黄维兵团东进，策应徐州国民党军的行动。

10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开始调整徐州方面的部署，将郑州的孙元良（第16）兵团调往涡阳、蒙城地区；邱清泉（第2）兵团调到砀山地区；黄百韬（第7）兵团在运河以东的新安镇；李弥（第13）兵团在运河以西的曹八集；台儿庄、贾汪是冯治安的第3绥靖区部队；海州是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部队。此外，命令驻确山的黄维（第12）兵团出周口，策应徐州方面作战。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在徐州方面是沿陇海铁路摆了个“一字长蛇阵”，他们的意图是依托坚固据点，可以及时调动，进可攻，退可守。

当时，杜聿明正在葫芦岛指挥东北国民党军作战，没有参与徐州方面的决策。当他得知徐州方面的部署后，大为不满。他的感觉是：“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9]

不仅是杜聿明，白崇禧也意识到国民党统帅部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蒋介石打算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部队与共军决战，白崇禧10月30日从汉口来南京开会，也满口答应承担指挥职责。但他与李宗仁和桂系将领研究之后，第二天开会时突然改变态度，坚决不肯指挥徐州方面的行动。只同意将黄维兵团调给徐州配合作战。与会者对白崇禧的出尔反尔感到不解，猜测白崇禧是怕蒋介石做成圈套，准备在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也有人认为是李宗仁、白崇禧合谋拆蒋介石的台，如果战败就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大战尚未开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显现出来了。[10]

中央军委依靠隐蔽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情报系统，准确地把握着国民党军的动向。10月14日，我军获悉徐州附近的敌军有所调动，估计是准备进攻鲁西南（这就是杜聿明的计划）。中央军委经过分析认为：如果敌军真的北上，对华野的淮海作战将是非常有利的。毛泽东当日电告中野、华野：刘邓主力暂缓攻击郑州，华野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后来华野发现敌军没有大规模的行动，只是加强了新安镇一带的防务。10月20日，华野召开第三次作战会议，再次调整部署。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力量由原来的五个纵队加强到八个纵队，阻援部队由原来的一个纵队增加为两个纵队，以三个纵队由台儿庄渡运河南下，吸引徐州敌军，策应阻援部队作战。23日，华野发出作战预备命令，淮海战役的时间从11月5日开始，各纵队由原驻地开始秘密南下。

10月22日，郑州国民党守军根据南京的命令，开始撤退。刘邓部队抓住时机歼敌一部，收复郑州。开封守敌也同时撤退，中野随即占领开封。25日，毛泽东指示刘邓要中野主力南下蒙城，直取蚌埠。刘邓表示他们在永城、涡阳地区集结，无论是打孙元良还是攻蚌埠都更有利。毛泽东批准刘邓的计划，同时要求华野在进军中要注意隐蔽作战意图，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对黄百韬的主攻和对邱清泉的佯攻最好在同一天发起，使敌军难以判断。

10月28日，华野首长根据敌情的最新变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对战役计划又作了必要的修正并报中央军委。最后确定的作战部署是：以一、二、六、九、十二纵及鲁中纵队、中野十一纵共七个纵队主攻新安镇，消灭黄百韬兵团；四、八纵和苏北的十一纵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分割黄百韬、李弥兵团的联系；七、十、十三纵出台儿庄、贾汪，歼灭或促使冯治安部队起义；三纵和两广纵队归中野指挥，向商丘、砀山出击，牵制邱清泉兵团。

10月30日毛泽东复电粟裕、谭震林，同意华野的作战部署，强调战役应在11月7日或8日“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毛泽东对战役寄予厚望：“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局面便可展开。……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11]

这时，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廖耀湘的重兵集团已在辽西全军覆没。蒋介石惊慌失措，马上考虑到徐州的危机。11月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徐州，与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等商议徐州作战。邱清泉说鲁西南发现共军大部队，先头已到曹县、成武。黄百韬则说郯城以北有共军主力南下，可能要向他进攻。众将领一致认为，徐州“剿总”各部队在陇海线上的“一字长蛇阵”态势不利，必须调整。于是顾祝同拟定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线两侧，作攻势防御。11月6日，南京国防部正式下达命令：徐州以两个军固守；黄百韬兵团撤到运河西岸，海州方面的第9绥靖区和44军撤至新安镇归黄百韬指挥；邱清泉兵团在永城、砀山集结；李弥兵团在灵璧、泗县集结；孙元良兵团在蒙城集结。这样，国民党军把原来的“一字长蛇阵”改变为沿津浦线两侧布防，各兵团相对靠拢。

但是，国民党方面的行动迟了一步。就在他们刚刚开始调动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大举南下，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1]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1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3]　《华野作战会议记录》，参见《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6～77页。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2册。

[6]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7]　《解放战争时期三野首长报告、会议文件选编》。

[8]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采访记录，1962年4月．

[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10]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页。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154页。

第32章　围追堵截黄百韬兵团

华野大举南下——国民党情报不灵——黄百韬在新安镇等了两天——拥挤的运河铁桥——“十人桥”的故事——毛泽东指示扩大战役规模——张克侠、何基沣战场起义——蒋介石命令在徐东决战——曹八集追歼44师——华野主力合围黄百韬兵团——一纵窑湾歼灭63军

1948年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夜里，华野主力从临沂、滕县地区向陇海路东段疾进。中路突击集团一、六、九纵直扑新安镇、阿湖的黄百韬兵团，四、八纵经邳县向西南进军，目标是占领运河铁路桥。山东兵团七、十、十三纵从临城、枣庄地区向万年闸、台儿庄、韩庄进军，目标是攻击冯治安部。三纵和两广纵队配合中野从鲁西南的单县向砀山挺进，进逼徐州。战斗首先在郯城打响，鲁中纵队包围了国民党山东保安旅王洪九部，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

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始终处于落后状态。战前我军对国民党军的部署和调动情况了如指掌，并根据敌军的变化几次变更部署。而国民党军对我方即将发起的战役行动几乎一无所知。济南战役后，南京国防部情报部门方面曾派遣104部电台，企图深入解放区搜集情报，由于解放区军民的严密组织和高度警惕，使国民党特务无隙可乘。虽然有4部电台在教会掩护下从鲁北地区潜入，却发不出报。他们只能蹲在解放区的边缘，打听一些消息。大的动向，则是靠监听我方的电台信号。[1]到11月初，国民党方面得到华东野战军部队调动的消息，才判断可能是要打徐州。为此，11月4日顾祝同、刘峙在徐州召集各兵团将领开会，决定变更部署，收缩部队集中于徐州周围。黄百韬建议“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备战，各兵团互相衔接”的战术，声称“不是自己怕死，而是只有这样才能持久”。并建议放弃海州，将第3绥靖区部队和44军西调。刘峙批准了这个计划，5日，黄百韬回到新安镇，布置第7兵团的四个军向运河西岸的碾庄地区转移。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黄百韬不是黄埔出身，能够当上兵团司令，是不寻常的。内战开始时他只是整编25师师长。在孟良崮战役中，他拼命救援张灵甫，事后又能主动承担责任，替汤恩伯解脱。南麻、临朐战役中，他又为胡琏的11师解围。在睢杞战役中，他亲自登上坦克冲锋，使25师免遭歼灭。在国民党将领中，像他这样替蒋介石卖命的人是太少了。所以蒋介石授予他勋章，在重新组建被歼灭的第7兵团时，任命黄百韬为兵团司令。黄百韬感激不尽，发誓效忠蒋介石。在组建机动兵团时，国民党军将整编师又恢复军的番号。当黄百韬回到新安镇布置转移时，兵团所属的63军在新安镇、25军在阿湖、64军在高流、100军在瓦窑。各军相距不过二三十里。刘峙5日、6日连下两道命令：将原来准备开往海州的第100军和驻海州的44军统归第7兵团指挥，要求黄百韬带领这两个军和第9绥靖区司令部向徐州撤退。黄百韬在电话里大声问：“第9绥靖区究竟何时到新安镇？本兵团究竟何时撤退？”刘峙无法具体答复，黄百韬愤怒地将电话一摔，只好在新安镇等海州的李延年和44军到来之后，一同撤往运河西岸。

11月5日晚，第9绥靖区司令李延年正在海州的官邸里会见南京总统府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议论撤退还是固守的问题。突然一家盐店的经理唐某来见李延年，说刘峙总司令有电报告诉他与李延年一道回徐州。李延年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某说：“不要海州了。”原来，刘峙私下做盐生意，唐某是他的经纪人。李延年在当日深夜，才接到徐州撤退的命令。他大为不满地对李以劻说：“刘经扶（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这样泄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李延年连夜召集会议，部署撤退事项。海州城内顿时乱作一团，先是第9绥靖区的司令部和直属部队，然后是44军，然后是国民党地方机构、附近各县政府、保安队，最后是商人、学生等，乱哄哄地向新安镇方向撤去。

11月6日21时，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攻击郯城王洪九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王洪九是临沂地区的一条地头蛇，当过土匪、汉奸，抗战结束后被国民党收编为山东保安1旅。我军撤出临沂后，他的部队在当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欠下累累血债。济南战役后，他感到形势不好，10月10日带领所部4 000多人放弃临沂，逃到郯城。郯城是山东与江苏交界的一个小县城，北距临沂50公里，南距新安镇25公里，是山东江苏交通的重要孔道，地理位置比较重要。王洪九盘踞郯城，为黄百韬兵团充当前哨。华野要举行淮海战役，郯城将是我军南下的主要通道和支前基地。曲阜作战会议上，粟裕把消灭郯城敌军的任务交给鲁中南纵队司令钱钧。

华野司令部下达淮海战役作战命令后，鲁中南纵队的两个师迅速由临沂出动，11月6日黄昏到达郯城外围。王洪九的部队守在城外的几个村庄，我军打响后，敌人还以为是小部队。当我军火力越来越猛，敌军才知道是我军主力南下，纷纷向郯城退却。午夜时分，鲁中南纵队已经肃清外围，包围了郯城城关。郯城只有一道土城墙，不高，但有外壕。主攻的47师139团从东门发起攻击，敌军火力封锁，几次爆破没有成功。突击部队没有在东门硬攻，迅速转到南门。发现东南角城墙较低，便于攀登。于是139团一面佯攻东门，吸引敌军火力，一个连从东南角登城，与敌军展开肉搏。东门守敌发现我军入城，慌乱起来。我军里应外合打开东门，47师全部投入巷战。这时，46师也从北门、西门突破，将敌军包围分割。7日黎明，46、47师在城内会合，王洪九部3 000多人被歼。只有王洪九带少数人逃窜。[2]

6日晚间我军进攻郯城的时候，李延年、李以劻从海州到了新安镇。黄百韬刚开完会，面对地图向二李说明形势：“陈毅的部署（国民党军情报不灵，一直以为华野是由陈毅指挥——作者注）是先打7兵团，现在兵团的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军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我已命令63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44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包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果垮掉，就什么都输光了。”午夜，黄百韬紧急把睡着的李以劻叫醒，告诉他共军主力已经南下，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郯城。由此判断，肯定是来打7兵团的。黄百韬要李以劻、李延年明早速行，以免路上出岔子。黄百韬情绪激动地对李以劻说：“请你告诉刘总司令，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如果我被包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与以前的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到存亡。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你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最后，黄百韬又沉重地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3]他已经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11月7日13时左右，王洪九蓬头跣足，只剩一只鞋，满身泥斑地逃到新安镇黄百韬兵团司令部，大家才知道前方已甚紧急。这天，黄百韬兵团的五个军正渡运河西行。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部队行列太长，拥挤不堪，如有情况必然陷于混乱。黄百韬安排工兵在铁桥以北架一座平行的浮桥，加快过河速度。命令100军占领炮车镇，掩护友军过河。63军军长陈章主动请求到南边的窑湾镇渡河，避免拥挤，便指挥部队南去了。即使如此，估计也要到10日，兵团主力才能渡过运河。按照黄百韬的部署，7日一整天是64军过河，到8日拂晓才过完。黄百韬率领兵团部于8日上午过河。然后是44军，在下午全部过河。当100军正在渡河时，华野四纵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运河车站以北5公里处，与100军后卫部队交火。

11月7日，华野主力突击兵团一、四、六、八、九纵分路南下，向运河东岸的新安镇、官湖镇、运河车站等地挺进。当天四纵占领邳县，只歼灭了国民党军担任掩护的小股部队。从俘虏口中知道，7兵团已经大部渡河向徐州靠拢，有逃跑的可能。纵队首长立即将情况报告野战军司令部。九纵先头部队赶到新安镇，群众反映63军刚刚离开不到两小时。8日早晨，粟裕命令四纵：“不顾一切，于今晚午夜攻占运河铁桥，向东堵击西撤之敌，如敌西南窜则跟踪之。”命令九纵：“主力由新安镇以南渡河西去，至新安镇西南地区。一部攻击新安镇之敌。”[4]

四纵、九纵接到命令，立即展开急行军。四纵指战员不顾天气寒冷，徒涉水深及胸的河流，向炮车、运河车站之间猛插。许多战士在行军中跑掉了鞋，光着脚继续行军。8日黄昏，四纵12师36团在运河车站以北的八家杨村与敌100军44师部队遭遇，敌军正在构筑工事，我军一个排冲上去突破前沿。敌军以密集火力还击，我军伤亡较大，一个排打得只剩8人，仍然咬住敌军不放。44师师长刘声鹤命令两个团增援，企图坚守八家杨。四纵36团与敌军激战一夜，到9日天明，主力部队赶到，将44师的两个团击溃，逼近运河铁桥。

100军遭到我军打击，顿时慌乱起来。9日这天，25军在100军掩护下通过运河桥，下午100军军长周志道命令44师撤退，通过铁桥。这样多的军队涌向一座狭窄的铁桥，步兵、卡车、马车将铁桥完全堵塞，拥挤不堪。还有许多从海州逃过来的国民党官员、地主、商人也要过桥，运河两岸一片混乱。44师直属队到达桥东时，见桥上人畜拥挤，便以卡车在前冲开一条路，使后续部队得以过河。守在桥头的25军士兵怕共军逼近，想提前炸毁铁桥。这时，100军军长周志道来到桥上，跳脚大骂：“老子一个师（44）没有过河，哪个敢炸！等仗打完了，非和黄百韬到国防部打官司不可！”44师军官也跟着骂25军：“我们打了一天，掩护你们过河，现在你们过去了，就要炸桥。真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25军工兵见军长发火，没敢炸桥。这时，44师师长刘声鹤率领一个团匆匆过河，周志道才一起离开铁桥。当44师担任掩护的部队撤下来，接近铁桥的时候，桥东的一辆弹药车突然起火爆炸。25军工兵以为共军到了，慌忙将桥炸毁。44师近3 000人被隔在运河东岸，急得团团转。[5]

消灭44师滞留河东的两个团，是由八纵完成的。四纵抓住44师打了一阵后，没有与敌军纠缠，主力向西强渡运河，追击黄百韬兵团。八纵23师69团走在前面。得知国民党军还有一部分没有渡河，一天急行军80里，于9日黄昏赶到运河车站。200多敌军正在吃晚饭，就被我军解除了武装。69团1营直奔桥头，与滞留的敌军展开近战、夜战。敌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非常混乱，人无斗志。我军抓住俘虏，才知道有三个团的番号。1营抓住战机，不等后续部队到达就发起攻击。敌军向南溃退，依靠桥头的大碉堡居高临下，顽强固守。1营强攻不行，就拖住敌人，等10日天明，后续部队上来，将运河东岸的敌军完全消灭。共计歼灭国民党第44师130团全部、131、132团各一部，共2 700多人。占领了运河铁桥。桥虽被敌军破坏，但不十分严重。69团找来木板，铺成桥面。10日晚18时，八纵22、23师就全部渡过运河，向西追击黄百韬兵团。[6]

九纵从新安镇继续南下，追击国民党63军。在沂河边的埝头集，追上了63军后卫的两个团。九纵27师立即分成几路渡河，迂回包围敌人。79团1营2连走在前面，命令3班火速架设浮桥。3班找来一些木板和两架梯子，架起一座简易浮桥。由于桥桩不稳，战士们通过时容易翻转落水。这时，敌军火力已经开始封锁渡口，为了不延误时间，在副排长范学福和班长马选云带领下，全班一齐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十人分两排扛起浮桥，保障全营顺利通过，完成了战斗任务。这个模范事迹被称为“十人桥”，广泛流传，并写进了新中国的小学教科书中。埝头集战斗从8日午夜打到9日拂晓，歼灭63军两个团。63军军长陈章本来满不在乎，自己要求从窑湾渡河，撤退动作又慢。被我军抓住后，他惊慌失措，率领残部逃向窑湾，成了黄百韬兵团中惟一被丢在河东的军。[7]

鉴于黄百韬兵团大部渡过运河，徐州敌军有总退却迹象，11月9日16时毛泽东电令华野：“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他告诉华野：“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8]毛泽东再次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把原来以歼灭徐州右翼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歼灭徐州国民党军主力。

粟裕等研究了敌情，认为当务之急是主力兵团渡运河西进，与山东兵团会合，围歼已经到达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9日，粟裕命令四、六、八、九纵迅速渡河，消灭运河东岸敌63军的任务，留给一纵。当时一纵司令员叶飞因病休息，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翼翔指挥战斗。他接到陈士榘参谋长的指示：63军于8日下午撤离新安镇，在埝头被九纵歼灭了一个团，一纵应立即向窑湾方向开进，追歼63军。张翼翔接受任务后，迅速传达。一纵经过一昼夜近百里的追歼，终于在10日傍晚赶到窑湾镇外围，完成对63军的包围。

黄百韬到达碾庄后，本想继续前进，向徐州靠拢。但是兵团所属各军渡过运河后，部队相当疲劳，建制混乱。25军和100军过河时遭到我军追击，损失惨重。黄百韬打算在碾庄住上一天，10日再行动。他召集各军军长在碾庄开会，多数人主张不要停留，兼程前进。25军军长陈士章说：“西走一里好一里，豫东之战，我们25师和72师只相隔20里，炮火相接，但终于冲不开共军的隔绝。现在留在此地，万一被围困，梦想邱清泉远道来援，恐怕不可能。”黄百韬也说：“相隔5里，他也不会来救我们。”但64军军长刘镇湘反对。因为64军最早过运河，没有损失，他们已经构筑好阵地，仓皇舍弃，如果在行军中遭遇共军，后果不堪设想。黄百韬考虑63军还没过来，丢掉也不好，争论没有结果，还是在碾庄停留了一天。这一天耽搁，就为我军包围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有利时机。[9]

11月8日，当华野山东兵团向台儿庄、贾汪地区行进时，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队第59、77军，在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举行起义。这两个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冯玉祥反蒋失败后，西北军被改编为第29路军，驻守北平。1933年初，日军侵略热河，战火烧到长城脚下。29军奋起抗战，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1937年“七七”事变，29军又在卢沟桥与日军激战。此后，29军被改编为33集团军，张自忠任军长。他们继续抗日，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枣宜会战。在枣宜会战中张自忠战死，冯治安继任军长。这支部队是一支有抗日传统的部队，多数官兵是爱国的。但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把他们推上内战第一线，以其是杂牌部队，采取利用、消耗的政策，最终目的是把这些部队分化瓦解。第3绥靖区的部队一直是在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前线，官兵不愿打内战，但冯治安企图以效忠蒋介石来保存实力，部队越打越弱。到淮海战役前夕，59、77军官兵急需寻找出路，摆脱内战。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抓住时机，策动了这次起义。

张克侠早年参加西北军，1927年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接受革命思想。1929年在上海入党，后奉命返回西北军做地下工作。他深受冯玉祥、张自忠的信任，曾任33集团军参谋长、副司令。抗战结束后，又任第3绥靖区副司令。1946年夏天，他到南京秘密会见周恩来副主席，向他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同志指示：要多向国民党官兵，特别是高级将领说明党的政策，指明出路。争取策动大部队起义。回到徐州，张克侠曾做过冯治安的工作，但冯治安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共产党能够取胜。张克侠又找59军军长刘振三、副军长孟绍濂等交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何基沣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在冯玉祥手下任副师长，参加过北伐。在29军任旅长、师长时，参加了长城抗战和卢沟桥事变。失败的教训使他重新考虑人生的道路，1938年养伤期间，他化装到延安考查，几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的谈话给他深刻的教育。1939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33集团军中做地下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任77军军长，因不愿打内战，受到蒋介石的怀疑。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任命何为第3绥靖区副司令，77军军长让顽固派王长海担任。何基沣思想进步，在77军中很得人心。

张、何二人早就想举行起义，1946年1月郝鹏举在鲁南起义时，张克侠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由于时机不对，张、何二人未能带领部队起义。华东局国军工作部的同志与张克侠、何基沣建立了联系，不断秘密往来。第3绥靖区的将领分为两派，冯治安总司令和刘振三、王长海两个军长是旧派，倾向蒋介石。张克侠、何基沣是新派，倾向革命。冯治安认为张、何不带兵，成不了事。随着形势的变化，共产党越打越强，国民党军不断失败，第3绥靖区的官兵们思想波动日益强烈，大家都看出国民党是腐败得没有希望，都想寻求出路。张克侠、何基沣在部队中的威信也就越来越高。

1948年10月中旬，三位客人来到徐州找张克侠、何基沣。他们是华东局国军工作部的杨斯德、孙秉超、刘连城同志。他们向张、何通报了情况，要张、何配合行动，争取部队起义。张、何认为目前条件已经成熟，是行动的时候了。他们频繁地找59、77军的军官谈话，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冯治安和他的亲信也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11月4日，59军军长刘振三找到冯治安，要他在必要时刻毅然行动起来，再也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混下去。冯治安还是犹豫不决，刘振三只得先为自己找后路，请求到上海治病。冯准了假，刘振三就此脱离前线，临走时将部队交代给副军长孟绍濂。77军军长王长海也称病请假，部队由何基沣指挥。

11月1日，杨斯德、孙秉超同志再次来到贾汪何基沣的指挥部，通报了我军即将行动的消息。他们一起研究了行动方案，何基沣向59军副军长孟绍濂、师长过家芳打了招呼，他们都同意起义，希望张克侠来指挥。当时张在徐州受到冯治安的监视，脱不得身。11月7日，冯治安召集军、师长开会，传达研究“徐蚌会战”的计划。张克侠接到何基沣从贾汪打来的电话，杨斯德在电话中催促张克侠到前方指挥所来。张克侠知道我军即将开始进攻，借口作战时高级将领应在前线与部队在一起，否则部队无人指挥，会引起混乱，要冯治安同他一起到前线去。冯当然不肯去，张克侠坚持要去，冯勉强答应。8日凌晨1时，张克侠与59军副军长孟绍濂等离开徐州，前往台儿庄59军军部。[10]

就在张克侠前往指挥部途中，我军已经开始行动。华野七纵攻占了韩庄至台儿庄之间的万年闸，消灭守桥的59军一个营，控制了运河上这座重要的桥梁。山东兵团主力南下，向贾汪方向推进。何基沣决定抓住时机起义，他用吉普车将杨斯德送过运河，向我军通报起义消息和约定联络方式。8日下午，何基沣召集77军团以上军官开会，宣布起义。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军官离开部队逃往徐州外，大部分官兵都赞成起义。张克侠到达59军军部后，也集合部队宣布起义。当华野山东兵团主力到达贾汪、台儿庄后，59、77军让开大路，使我军顺利通过第3绥靖区防地，挥师南下。9日白天，起义的59军两个师、77军一个半师共23 000余人在张克侠、何基沣指挥下行军北上，向鲁南解放区的兰陵镇前进，继而北上临沂，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11]

第3绥靖区部队在运河前线的起义，是我党地下党员与华东局国军工作部里应外合的一次成功的行动。在起义部队的配合下，华野山东兵团七、十、十一纵顺利通过运河防线，直插陇海线的宿羊山、曹八集地区，切断了徐州“剿总”和正在西撤的黄百韬兵团的联系，为包围黄百韬兵团赢得了时间。粟裕事后曾说：“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呆四小时，我们的战机就丢失了。”这次起义，对保证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有不可低估的作用。[12]

冯治安在徐州听说张克侠、何基沣率部起义，痛哭流涕。他向刘峙请罪说：“没有想到共产党的策反瓦解工作这样厉害呀，我对不起总统，请总司令把我关起来。”刘峙也无话可说，把冯治安送往南京，听候处理。冯治安请求蒋介石为没有起义的残余部队保留番号，送江南整补，幻想保存最后一点实力。蒋介石一怒之下，撤消59、77军的番号，将冯的剩余部队分别编入李弥和孙元良兵团。只给冯一个京沪杭警备副司令的空头衔。这样，冯治安惨淡经营多年的西北军部队彻底覆灭了。对于追随蒋介石的非嫡系将领，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13]

11月10日这天，华野七、十、十一纵占领宿羊山，向碾庄西南插下去。运河东岸除一纵负责围歼窑湾的63军，其余各纵队纷纷渡过运河，追击黄百韬兵团。原来驻扎在碾庄以西20里曹八集（今八义集）的李弥13兵团接到徐州“剿总”的撤退命令，不等黄百韬兵团来到，即全部撤往徐州。致使黄百韬兵团被单独甩在碾庄地区。如果黄百韬这天坚决西撤，华野可能来不及形成合围。但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作出错误的决策。他认为以徐州几个机动兵团的力量，完全可以和共军决战。他亲自指示徐州“剿总”：“应本内线作战之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敌而击灭之。黄百韬兵团应在原地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部队不应再向后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敌。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之作战。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刘峙也电令各兵团：“我军作战基本方针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固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以策应黄兵团之作战。”[14]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企图在徐州以东和华野举行决战。黄百韬和军长们的争论，在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也就结束了。黄百韬把兵团部设在碾庄，以此为中心，25军在北，64军在东，44军在南，100军在西，形成一个环形防御体系。

10日早晨粟裕得到各纵报告：运河以西的十三纵已经到达宿羊山、七纵正渡过不老河向大许家进军。运河以东的四、六、八、九纵正在分头强渡运河，向西追击。一纵已将63军包围。黄百韬的四个军仍在碾庄地区。他立即调整部署，除三纵配合中野作战，一纵在河东歼灭63军外，华野其余十一个纵队都向碾庄方向前进。“战役第一步应以完成包围黄兵团，不使其西逃为主要任务。待我包围后，则分割聚歼之。如敌西逃，各部应不受战斗地境限制，坚决追歼之。”[15]

国民党第100军的44师在运河东岸被我军消灭一大半，只剩下两个营和师直属队，在师长刘声鹤带领下向徐州方向撤退。本来黄百韬命令100军在碾庄以西的贺台子守备，44师认为自己在运河东掩护吃了亏，决定直接回徐州整补。他们一路西行，10日下午到了曹八集。这里原来是李弥兵团的驻地，修筑了大量的工事。围墙、外壕、鹿砦、铁丝网形成层层障碍，地堡与纵横交错的交通沟相连，形成交叉火力网。44师本来还想继续西进，但是听到北面有密集的枪声。军官们不相信共军会来得这样快，有的主张赶快走，有的主张留下据守。等侦察部队回来报告，真的是共军大部队来了，刘声鹤才指挥手下3 000多人赶紧在曹八集部署防御。

十三纵在通过第3绥靖区的运河防区后，经过一昼夜急行军，38师的三个团于10日下午赶到曹八集。十三纵首长指示：“哪个团先到，哪个团发起攻击。”114团在黄昏时首先向曹八集北门外围发起攻击。在炮火掩护下，半小时内扫清敌军外围障碍，从俘虏口中了解44师的情况。深夜，1营1连经过连续爆破，将北门围墙炸开一个缺口。突击部队冲进圩子，与敌军展开巷战。刘声鹤亲自督战，组织“敢死队”与我军争夺突破口。114团指挥员不够冷静，在突入北门后，没有迅速向两侧发展，扩大突破口，控制北门楼制高点，接应后续部队上来。而是一直向纵深冲击。结果突破口被敌军封锁，1营突击部队被切断了联系，困在房屋和碉堡中坚持战斗。在弹药用尽后，30多人壮烈牺牲。114团于11日凌晨3时组织火力发起新一轮攻击，2营再次从北门突入一个排，不久又被敌军封锁突破口。到11日清晨，115团开始从南门攻击，牵制了敌军一部分兵力。38师首长见114团打得很艰苦，攻击受阻，果断将112团投入战斗。11日中午发起攻击，在炮火支援下，10分钟就突入北门两个连，分向两侧进攻。敌军炮弹已经用完，防御能力大为削弱。112团全部进入曹八集后，敌军开始溃散，向南门逃窜，被115团拦截歼灭一个营。112、115团南北夹击，敌军电台被炸毁，指挥系统完全失灵。刘声鹤见大势已去，举枪自杀。下午战斗结束，44师残部被全歼，2 500多人被俘。[16]

曹八集战斗，华野十三纵切断了碾庄圩与徐州之间的陇海线，将黄百韬、李弥兵团分割开。11日七纵向大许家、单集等地进攻，与南面上来的十一纵打通联系。十纵占领韩庄，向徐州方向佯攻。黄百韬西去道路被华野山东兵团四个纵队切断，山东兵团占据有利地形，对徐州方面形成坚强的防线。四纵占领碾庄以北的大杜庄、太平庄，六纵占领碾庄车站西面的孔庄、曹家楼，八纵占领碾庄东南的天启庙、小古庄，九纵占领碾庄车站以南的徐井涯。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在碾庄方圆1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陷入华野主力布下的天罗地网。

被一纵包围在窑湾的国民党第63军原是广东部队，黄百韬组建第7兵团，要求将63军北调归他指挥。10月63军到达新安镇后，因不服水土，不适应苏北气候，部队士气低落。这时蒋介石又临阵换将，让陈章任军长，上下不熟悉，指挥也不协调。陈章原来骄傲自大，从新安镇南下时动作迟缓，被我军在埝头集追上一顿痛打，损失一个团。陈章又惊慌失措，率领部队向窑湾逃跑，连我军同他作战的是哪个部队都不清楚。窑湾位于邳县以南运河、沂河汇流处，小镇三面环水，东面有一条围墙。墙外有断续的外壕和水塘相连，地形开阔，外围有许多零星小村落。居民听说国民党军来了，早已躲避逃跑。63军到镇中连粮食也找不到，陈章和师长们靠从地里挖来的芋头充饥。11月9日夜晚，只听得四周枪声不断，知道已被包围。当时他们商量两条路：一是渡运河西逃，二是南下逃往宿迁。陈章派部队乘船渡河，没想到苏北十一纵33师已经占领西岸，用火力封锁运河水面。敌军看到西岸也有我军主力部队，吓得赶紧退回来。陈章只得部署各师匆忙构筑阵地，固守待援。

一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翼翔在窑湾东北的腰庄纵队指挥所进行部署，为了尽快歼敌，他命令1、2、3师分别从东、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扫清外围后不再调整部署，直接发起总攻。他向粟裕报告后，粟裕在电话中问：“你们一个纵队消灭敌人一个军，有把握吗？”张翼翔坚定地回答：“有！”粟裕当即批准了一纵的作战方案。[17]

11月9日夜里，一纵三个师开始扫清外围的战斗。63军是仓促转入防御的，工事修得很差。各村有些零星据点，并不坚固。敌军想逐村抵抗，消耗我军。我军如果采取逐村攻击各个解决的方法，势必延长作战时间。战前我军各级干部都到前线看了地形，决定抓住敌军防御薄弱的地带，大胆突破，插入敌军纵深，迫使敌军全线动摇。为了有力地摧毁敌军工事，打开突破口，各师配备的重炮要尽量靠前，进行抵近射击。这种战术十分有效，1师2团攻击小上窑村，两个营从两面进行夹击。敌军全线动摇，向南边窑湾镇里溃退。2师6团当面之敌是一群老兵，他们在我军炮火射击时保持沉默，我军接近时也不打枪，隐蔽于道路两边交通沟里。当我军进至面前，突然投出一排手榴弹，给我以杀伤后迅速撤退。但是总的来说，敌军的部署是混乱的，个别部队顽抗也阻止不了全线的溃退。经过一夜战斗，一纵肃清了外围，把63军残余的近万人包围在窑湾镇内。[18]

这时陈章才感到大事不妙，向徐州连连呼救。10日中午，国民党飞机投下刘峙的手令，让陈章“固守待援”。下午来了几架运输机空投粮食，飞行员不敢低飞，粮食有的投到我军阵地上，投到窑湾镇内的被63军各部又抢又夺，乱成一团。陈章的主力师长张泽琛在黄昏时换上便衣，临阵脱逃。陈章企图顽抗到底，他下令拆掉镇上的房屋，加强工事。组织督战队，临阵退缩者枪决。

10日一纵召开作战会议，确定总攻窑湾部署。以1师主攻，配属榴弹炮6门、山炮5门，由东门突破，直插63军军部。2师3师也配置相应炮火，由南北两面突破，配合1师进攻。11日16时，我军重炮向窑湾镇内猛轰，顿时镇内硝烟弥漫，到处起火，敌军感觉有上百门炮在向他们头上倾泻炮弹。炮火之后，1师2团2连炸开围墙、鹿砦，由小东门突入镇中。敌军以一个团的兵力组织反冲锋，一批一批的连续三次反扑，想把我军挤出去。2连沉着应战，半小时内打退敌军三次进攻，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战后2连获得“窑湾战斗第一大功连”的光荣称号。

敌军的反冲锋失败后，全军陷入混乱。63军虽有火炮十余门，都是零星发射，对我军形不成威胁。镇上街道到处是乱跑的敌军，我军边打边抓俘虏，团首长亲自审问，很快摸清情况，1师2团5连一直冲杀到63军军部前，在激战中全连打得只剩20多人，仍然一往无前，冲锋不止。军部守敌丧失斗志，200多人举手投降，5连战后荣获“窑湾战斗第二大功连”称号。

陈章在部队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带领卫队向运河边逃去，企图抱块木板顺流而下。当陈章通过454团阵地时，守阵地的士兵大骂：“丢那妈，叫死守阵地，怕死鬼先跑了！”陈章等刚到河边不久，就遭到我军对岸密集火力扫射，陈章中弹毙命。其余残敌仍然纷纷下水逃生，被打死或淹死百余人。在镇中顽抗的152师副师长黎天荣、李友庄组织突击队向东南方向突围，被我军密集火力打回来。眼看突围无望，他们躲进房子里，等我军上来束手就擒，保住一条命。窑湾战斗到12日凌晨结束，一纵全歼国民党63军，加上前几天的战果，总共歼敌13 000余人。[19]13日一纵全部渡过运河，向徐州以东的狼山地区前进，配合兄弟纵队阻击徐州方面解救黄百韬兵团的援敌。

[1]　李以劻：《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　钱钧：《关于鲁中南纵队参加淮海战役的回忆》，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3]　李以劻：《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4]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淮海战役阵中日记》。

[5]　谭冀平：《44师在八义集的覆灭》，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页。

[6]　王一平：《华野八纵在淮海战役中的日日夜夜》。

[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3页。

[9]　陈士章：《第7兵团的覆灭》，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10]　张克侠：《第3绥靖区部队起义经过》，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11]　何基沣：《运河前线起义》，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

[12]　谢有法：《山东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

[13]　李以劻：《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14]　南京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15]　《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7]　叶飞、张翼翔：《记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

[18]　《第一纵队淮海战役总结》。

[19]　黎天荣、李友庄：《第六十三军窑湾镇被歼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

第33章　徐东大血战

国民党军集结徐州准备决战——碾庄外围攻坚进展艰难——毛泽东指示坚决消灭黄百韬——邱李兵团大举东进——徐东阻击战——苏北兵团牵制敌军——中原野战军攻克宿县——成立总前委——刘邓建议统筹歼敌——总攻碾庄——黄百韬临死前的哀鸣——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来之不易

淮海战役打响了三天，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还没摸清我军的主攻方向。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统一行动，在徐州以西同时发起攻击。配合中野行动的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在邓小平、陈毅统一指挥下，从鲁西南单县向徐州以西的砀山进逼。中野主力向陇海路商丘、砀山以南挺进，锋芒直逼徐州。驻商丘的邱清泉兵团已向徐州收缩，留下刘汝明的55军181师担任后卫，掩护从商丘撤退邱兵团的军用物资。邱清泉一贯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在物资基本撤完时，就命令5军工兵将砀山以西的铁路桥炸毁。181师撤离时没有火车坐，只好徒步行军。11月6日夜181师到了虞城县境内陇海线上的小站张公店（今张公房），被中野一纵抓住。一纵司令员杨勇指挥部队迅速发起攻击。181师师长米文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7日清晨派老百姓给胡庄我军送来一封信：“驻地友军鉴：南面不断打枪，究系共军捣乱，抑或与我部发生误会，望告师部。”我军根据181师的通报，当天包围张公店，经过一夜战斗，全歼181师，俘虏米文和。[1]

刘峙得知181师被歼，大惊失色。他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徐州，急忙调李弥、孙元良兵团向徐州靠拢，加上邱清泉兵团共三个兵团的力量保护徐州，而把黄百韬兵团放到一边。直到11月10日华野主力合围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地区，国民党统帅部才如梦初醒。蒋介石以刘峙指挥不力，紧急召回杜聿明来南京出席军事会议。

杜聿明刚指挥东北国民党军残部从葫芦岛撤退完毕，在北平只住了一天，就被召到南京，心里预感到徐州战局不妙。到南京后他先去见参谋总长顾祝同打听情况，得知黄百韬兵团被包围。他问顾祝同：为何不按原来制订的“徐蚌会战”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顾祝同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还没撤回来，共军就发动攻势了。”

11月10日下午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国防部官员报告：根据情况判断，共军目前是以有力之一部牵制徐州国军主力，而以主力包围消灭黄百韬兵团。因此建议：以李弥兵团和72军守徐州，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主力东进，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当即表示：“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并指定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顾祝同还答应杜聿明在指挥时可以机宜行事，不必完全按照国防部的指令行事。当天深夜，杜聿明飞抵徐州。

当时徐州“剿总”一片混乱，刘峙被我军各方面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又想解黄百韬之围，又怕丢了徐州，束手无策。杜聿明一到，立即与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研究情况。杜对情况也不熟悉，但根据自己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判断，他认为共军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要集中主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他们又得到情报，黄维的12兵团正向徐州方向前进，刘邓主力有南下阻击黄维的迹象。杜聿明感到必须解救黄百韬，但是黄维的援军不到，他没把握战胜华野主力。因此他提出两个作战方案：1．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李弥兵团守徐州，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会合黄维先击破中野的六个纵队，再回头解黄百韬之围。2．以孙元良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为黄百韬解围，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急进。

刘峙、李树正一致反对杜聿明的第一方案，认为黄百韬兵团不可能坚持很久，西进如果扑空，两头落空。执行第二方案，又怕邱清泉不听调遣。在找邱清泉前来商议后，11日下午，刘峙才下达命令：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李弥的第13兵团东进解黄百韬之围。邱兵团在南路，5军向林佟山以北攻击，70军向潘塘一线攻击。李弥兵团在北路，8军向团山方向进攻。战车团配合李弥沿陇海线进攻。徐州空军配合轰炸。同时将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改为第6兵团，辖39、99军和刚从葫芦岛撤下来的54军。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改为第8兵团，辖55、68军。两个兵团在蚌埠集结后，沿津浦路北上宿县。黄维的第12兵团向阜阳进军，然后向蒙城、宿县推进。孙元良的第16兵团进至符离集地区。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于12日开始行动。[2]

至此，国民党军摆出了决战的架势。徐州“剿总”集中了七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在人数、装备方面均占有优势。他们以为这场会战即使不能全胜，共军也吃不掉他们的重兵集团。蒋介石希望黄百韬能够坚守碾庄，配合邱、李兵团迫使我军两面作战。蒋介石派空军给黄百韬投下亲笔信：“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之最大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12日上午，顾祝同乘飞机到碾庄上空与黄百韬通话，为他打气。国民党空军的通讯科长抱着电台跳伞降落在碾庄。黄百韬得意地说：“天助我也。”他有了电台，可以随时要求空军支援，并与南京保持密切联络。

华野首长得知国民党军的部署后，仍然没有动摇先打黄百韬兵团的决心。为了阻击徐州东援之敌，华野再次调整部署：以山东兵团的七、十、十一纵在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带进行顽强防御，阻挡邱清泉、李弥兵团。以苏北兵团的二、十二纵和中野十一纵、鲁中南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独立旅进至徐州东南的潘塘，向陇海线的古山出击，切断徐州援敌的退路，会同山东兵团围歼之。以四、六、八、九、十三纵继续包围碾庄，由陈士榘参谋长统一指挥，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个部署是打援部队多于攻坚部队。能否阻挡邱、李兵团东进，是保障围歼黄百韬兵团胜利的关键。碾庄地区区域狭小，敌军密集，难以展开更多的部队。华野以五个纵队围攻碾庄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兵力上没有绝对优势，这也预示碾庄攻坚必定是极为艰苦的战斗。[3]

碾庄位于江苏邳县境内运河西岸，陇海路北侧，地势平坦。因历年河水泛滥，居民都将村庄地基筑高（高出2、3米不等，居民称为“台子”）。每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之间是水塘、洼地。大部分村庄有围墙和外壕，村庄外是开阔地。李弥兵团原来在这里驻防时修了工事，黄百韬兵团到这里后，利用村庄台地和原有工事，逐村设防，形成圆周形的野战防御阵地。以台子为依托，地堡群为核心阵地，壕堑和交通沟纵横连贯，设置大量鹿砦，将每个村子构成具备独立防守能力的支撑点。在村与村之间也构筑地堡群，控制间隙，防备我军突破分割。[4]

11月11日晚，碾庄外围攻坚战斗打响。六纵从南面进攻陇海铁路线附近的张庄。我军是在长途追击后马上投入战斗，对地形和敌军配备并不熟悉。渡运河时攻坚器材没有带过来。有的干部以为敌军是溃退之师，有轻敌思想。17师两个团从东、南两个方向进攻，守敌44军的一个团凭借地堡群拼命死守。打到半夜，49团只攻下一个集团地堡，歼敌一个排；又打了一小时，占领村东南角两间民房。而50团是由地方部队新编的，缺乏战斗经验，一夜没有进展。第二天继续进攻，碾庄车站和附近村庄的敌军前来反击，援助张庄敌军。六纵英勇战斗，一天打退五次进攻，形成对峙。到黄昏时，张庄敌军怕我军夜战，向北突围。17师51团迅速出击，将敌军击溃在野外。

12日，六纵集中兵力进攻陇海线北侧的王家集。战前观察发现地图与实际情况不符，指挥员重新看过地形后才发起攻击。17师51团沿铁路爆破，扫清铁路两侧的敌军地堡。16师以两个团对王家集进攻，47团攻击村西南的一个台子，20分钟占领六间民房。突破后向前发展，又攻克两个集团地堡。敌军一个团守敌集中固守村中的核心工事，我军进攻时，敌军以密集交叉火力进行封锁，使我军进展缓慢。打到天亮，我军突破前沿，但是没有迂回包抄。敌军眼看守不住，就向后面的王庄逃跑，我军占领王家集，又推进了一步。

13日六纵继续进攻王庄。纵队首长以16师两个团配合18师攻击，决心在午夜前解决战斗。原来准备6时发起攻击，因遭敌机空袭，延缓了行动。20时先炮火准备10分钟，16师47团开始向王庄西南角攻击，3小时连续攻克两个集团堡，突入村内。17师49团也在东边突破，占领了一部分房屋。敌军收缩到村西顽抗，并向49团发起反攻。49团沉着应战，敌军伤亡惨重，47团乘机大胆迂回，占领村西。残存的敌军丧失斗志，向北突围逃跑。[5]与此同时，九纵攻克碾庄车站旁的徐井涯村，并向碾庄车站进攻。国民党44军军长王泽浚在站台指挥，被我军的炮弹炸伤了腿。王泽浚被抬回碾庄兵团部裹伤，黄百韬命令他立即收容溃军，巩固阵地。并下令不许44军败兵退入碾庄。王泽浚在田野里把七零八落的散兵收拢来，集中在王庄与100军军部所在的彭庄之间的前、后黄滩，继续顽抗。

六纵是华野中攻击力很强的部队，在前三天的战斗中虽然集中了兵力，每天只能占领一个村子，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可见战斗之艰苦激烈。其他几个纵队也打得不轻松。八纵在进攻64军唐家楼阵地的战斗中，打得十分吃力。据八纵政委王一平回忆：“我们两个团12日打进村子后，冲破敌人一层层火网和一座座堡垒。敌人的射击孔大都紧贴地皮，很难发现。就是匍匐前进，也多遭杀伤。有几处工事，敌人构成夹墙式，我们部队冲过去，敌人却从我们背后开火。我们两个团遭受重大伤亡，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半个村庄。第二天两个团都调整了建制和部署，65团两个营合编成一个营，由团长亲自指挥。这个团的3连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副连长田胜美把全连还有战斗力的同志编成两个班，打退敌人九次反扑夺取敌人占的一所房子。田胜美负伤不下火线，和全连剩下的四个同志，同敌人搏斗，又占领敌人据以顽抗的一所房子。就这样以我们的顽强压倒了敌人的顽强，终于在13日消灭了敌475团大部和前来增援的七个班拿下了唐家楼。”[6]

在前三天的碾庄攻坚战斗中，华野干部战士感到黄百韬兵团相当凶恶顽强。在华野战后的总结中，对敌军的情况是这样写的：“敌野战阵地以各集团家屋为基点构成支撑点，每个支撑点均采取子母堡式交通壕散兵坑，散兵壕内外连接，并将各村庄之间空地普遍修筑野堡式的阵地，形成犬牙交错、纵横贯通，蜘蛛网式的以堡垒群为骨干的野战阵地。敌人4个军8个师9万多人即依此集中守备于碾庄周围纵横10里的狭小地区，使我困难实施楔入分割、各个解决之态势。敌军在战术上以上述阵地为依托，分区固守，逐村逐屋逐堡顽抗。并组织炮火协同白天空军大量轰炸摧毁我之攻击阵地，掩护其步兵反击。尤以64军（广东军）守备比较顽强。善于避开我之炮火轰击（散兵坑多，房内均修了地堡）与小组爆破，地堡里面不放部队，主要部队放在两侧之散兵壕内隐蔽，待我爆破组接近爆破时，由两翼遂行小部队反击，捕歼我小部队。待我占领某一小村庄后，适时集中炮火，乘我初占阵地立足未稳之际，实施集中轰击，使我无法控制该点为进攻依托。其最大弱点为部队多，地面狭窄，便我集中火力毁灭杀伤。此次战役俘虏较少，毙伤数字约占三分之一以上，个别整连整营即被我全部同阵地一同毁灭。”[7]

我军攻击进展缓慢的原因，如粟裕11月15日给军委的报告中所述：“当黄匪西逃时，我即分头追击。因渡河关系，迟早不一，建制紊乱拥挤（采取谁到谁先截敌向西南退路之办法急进）。直至12日始调整就绪。而辎重、炮兵均未能跟上，13日晚始先后到达。加以地形不好，每一村庄又分成几个集团家屋。以往居民为防水原因，房屋较平地高1米。故我突入后还需连续攻击，消耗炮弹炸药甚大。至15日前已消耗三个基数，后续接济不上，影响攻击，费时甚久且增大伤亡。”由于追击敌人前进太快，后方粮食也供应不上，几个纵队已经把战区群众的红薯和麦种吃光。粟裕向军委告急，请后方火速将炮弹、炸药和粮食运到新安镇。

14日晚，粟裕等华野首长召集四、六、八、九、十三纵和特纵司令员在邳县土山开会，研究敌情，调整部署。在听取汇报后大家认为，黄兵团的25、64军较强，44、100军较弱，粟裕指示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集中兵力先消灭44、100军。针对敌人设防的特点，利用夜间搞近迫作业，隐蔽接近敌人，进而实行对壕作业，突破敌军网状阵地，大胆插入各村之间，逐个消灭之。会议决定由山东兵团谭震林政委、王建安副司令指挥碾庄攻坚集团。[8]

毛泽东非常关注淮海前线作战。得知碾庄攻坚进展不顺利，徐州敌军开始东援的报告后，14日电告中野、华野负责人：“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之间之阻绝阵地。”为了争取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下了最大决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9]

毛泽东的电报坚定了华野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决心。粟裕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说：“战役第一阶段中，在打64军时，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了。”[10]华野调来了重炮和坦克，配合各纵队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新一轮更猛烈的进攻。

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为黄百韬兵团解围，杜聿明亲自上阵，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于11月11日开始行动。李弥兵团部署于运河以南、陇海线以北，8军进攻寺山口，9军进攻团山。邱清泉兵团部署于陇海线以南，5军进攻魏集，70军进攻邓家楼。国民党军集中了最精锐的四个军，拥有几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还有空军支援。杜聿明等认为共军不会打硬仗，也不会打持久战。只要他们猛攻几天，共军就会撤退，为黄百韬解围是有把握的。

在徐州国民党军出动之前，华野山东兵团已经做好了阻击的准备。十纵于北面防御团山、寺山一线；七纵居中防御魏集一线；十一纵在南防御邓家楼一线。三个纵队由宋时轮司令员统一指挥。徐州以东地区地形开阔，除少数丘陵小山，基本无险可守。华野这三个纵队装备不是很强，要挡住国民党军的进攻是非常困难的。在战前准备时，大家充分估计到敌强我弱的现实，提出有重点的防御，把有限的兵力和火力集中在几个核心工事，切忌单线阵地和无重点的配备。防御阵地要有纵深，使敌军突破一层，又受到后面部队的顽强阻击。要掌握机动部队实行运动防御，不断出击，将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将敌军死死拖住。

11月12日，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李弥兵团的8军向寺山口、团山进攻。守卫寺山口的十纵28师83团奋起阻击，坚守在正面的2营一天打退了敌军42师两个团的十余次冲锋。坚守南山坡的一个班在班长苗树柏带领下，连续打退敌军四次进攻。在人员伤亡、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他们用刺刀、石头与敌人搏斗，守住了阵地。

13日天亮，国民党空军对团山、安子村十纵阵地狂轰滥炸，8军也集中重炮猛轰。团山是一座秃山，无法隐蔽，被国民党军的炮火和炸弹打成一片火海。我军为避免伤亡，主动撤出阵地。237师占领团山后，李弥让他们继续进攻，以42师接替团山守备。不料第二天夜里，十纵突然向团山发起反击。国民党军不善夜战，被我军打出团山附近的两个村庄。杜聿明亲自到李弥的兵团部督战，李弥不敢怠慢，命令8军军长周开成千方百计夺回这两个村子。8军在炮火支援下与我军反复争夺，付出重大伤亡才夺回这两个村子。杜聿明目睹了国民党军打进去，又被我军打出来的激烈战斗场面，对李弥说：“今天攻击部队虽然完成任务，但伤亡太大，以后应设法减轻伤亡。”杜聿明计算了一下，国民党军一天进展少则3公里，多则6公里。他估计共军阻击几天后，会因伤亡大或弹药不足而撤退，对解黄百韬之围表示乐观。[11]

13日，邱清泉的5军沿陇海线以南向十纵的大庙、姚庄、马庄发起攻击，受到28师82团的顽强阻击。大庙车站以东陇海线与房亭河交汇处有座铁桥，河东岸有姚庄、马庄、小南庄几个村子。我军把这一带称为“夹河套”，由82团2营防守。2营在桥旁修筑了桥头堡，配上两门迫击炮，重点防御。在村外河岸挖了多道战壕，层层把守。13日晨，5军200师以猛烈炮火轰击82团阵地，桥头堡因目标明显，很快被炮火摧毁。5军在进攻上是有一套的，十纵战后总结敌军的作战特点说：“敌进行攻击时善于集中其炮火与兵力，多采取宽大正面的而有重点的攻击。在主攻方向集中炮火轰击一点，集中坦克与步兵攻击一点。突破一点巩固一点，再行伸展。在攻击队形上采取前接头的三角队形，并有纵深的配备。在战术上善于寻我侧背或接合部，实行迂回攻击。如正面攻击不利时即就地停止，进行近迫作业，判知我翼侧薄弱时，即以一部实行大胆的翼侧攻击。待翼侧成功后，正面即行攻击。”[12]

十纵与5军是老对手，豫东战役在桃林岗，十纵就曾阻击5军东进。这次冤家路窄，又会面了。十纵也有对付5军的办法，敌军炮火准备的时候，2营都藏在战壕里，地堡里不留人。当敌步兵前进到离我军阵地200米时，炮火停止，2营战士迅速起身修筑工事。当敌军渡河接近2营阵地时，战士们从两个侧面以猛烈火力封锁敌军前进路线。敌军伤亡很大，狼狈溃退。10匹骡马拉着一门炮跟在后面，我军的射手打死牲口，让这门炮停留在开阔地上失去作用。黄昏时敌军上来拉大炮，又被我军杀伤多人。

5军正面进攻无效，又施展迂回进攻的战术。下午从北面安子村方向开过来6辆坦克，因为是82团与88团的接合部，敌军先佯攻88团阵地，然后利用河边芦苇掩护，隐蔽接近82团阵地。他们以1个营兵力发起攻击，摧毁2营的重机枪工事。2营在接合部兵力不足，仅1个排的兵力阻挡不住敌军的进攻，被迫后撤，桥头主阵地东侧暴露，形势危急。82团首长赶紧把预备队5连派上去，5连全力反击，恢复了桥头阵地。这时已近黄昏，82团2营坚守夹河套阵地一整天，打退5军的多次进攻，伤亡很大，夜晚奉命撤出阵地。[13]

14日十纵阻击战斗的重点在运河南岸的解台子。正面的敌人是李弥的8军。13日夜里82团1营进入阵地，估计敌军可能把这里作为翼侧攻击。连夜修好工事后，14日凌晨3时宋时轮司令员给1营宋家烈营长打来电话：“你们这个阵地十分重要，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你们要人在阵地在，坚决与敌人寸土必争！”宋营长立即召集各连干部进行传达，规定若无命令，各班排绝不许擅自撤退，要与阵地共存亡。

14日早晨，敌军开始进攻，他们先沿着不老河边向解台子西南的小新庄攻击，遭到1营1连的坚决阻击。1连依托小新庄村外的坟地，毙伤敌军100余人。10时，敌军以1个营的兵力分四路向解台子扑来，守卫解台子正面阵地的3连沉着应战，打退敌人两次冲锋。这时，敌军的坦克迎面扑来，3连1排的战士机智地打了几个烟雾弹，坦克怕我军爆破，后退50米。1排乘机用机枪扫射跟在坦克后的步兵，又打退敌军一次进攻。到中午时，3连1排打得只剩7人，2排也仅有8人。敌军又在坦克掩护下冲上来，宋营长一面报告团部求援，一面严令部队不许撤退。14时战斗到了最紧张时刻，1营的迫击炮、重机枪都失去作用，2连子弹也打光了。宋营长仍然要他们坚持，并要2连抽一个排向敌军侧面反击。2连在打退敌军这次进攻后，已经无力再战，于是分三路向北突围。

宋营长来到3连阵地，见到战士伤亡很多，电话线也打断了。宋营长要求3连长继续坚守阵地，他派通讯员去团部联络增援，还命令跟随他的三个通讯员、电话员投入战斗。这时敌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又冲上来了，战斗英雄戴先运率领一个排坚守解台子高地，一次又一次将突入村中的敌人打出去。爆破能手盖希云率领爆破队利用交通壕接近坦克，用炸药包先后炸坏3辆坦克。战斗到黄昏，解台子三面被围，3连因伤亡过重，被迫突围。转移到后方阵地清点人数，全连只剩下不到20人。他们以伤亡70多人的代价，坚守解台子一整天，毙伤敌军600余人。纵队高度赞扬他们奋勇作战的精神，后来戴先运被华东军区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盖希云被授予“二级人民英雄”称号。在战役总结中，纵队司令部也指出：“有些部队在防御中出现了严重的死守挨打的现象，如244团1营小新庄、解台子的失守和251团常楼的失守均是由于阵地是单纯配备，并一经被敌突破又未适时组织反冲击，致丢失阵地。”引为教训。[14]

华野的顽强阻击令国民党将领大感意外。邱清泉兵团南路攻击部队是70军，13日96师师长邓军林亲自指挥287团向邓家楼进攻。他们出动装甲车配合步兵进攻，三次冲到村边，都被阻击的十一纵31旅42团打回来。黄昏时96师集中山炮营的全部炮火，向邓家楼村内密集射击。炮弹打了一个又一个基数，将全村打成一片火海。邱清泉在电话里还叫加强火力，他们以为如此猛烈的炮击之后，就可以轻易占领阵地。当国民党士兵接近村子的时候，又遭到我军机枪、步枪火力的封锁，尸横遍野。在坚持一天之后，我军才在夜间有序地撤退到后面的阵地。[15]

邱清泉、李弥兵团强攻了三天，才前进不到20里。蒋介石原来以为13日可解黄百韬之围，见援军进展甚慢，焦急不安。13日邱清泉接到蒋介石的电报：“黄兵团危险万分，本晚恐难支持，尤以碾庄东北更为艰难。希倾全力东援，星夜挺进，务于本夜挺进碾庄附近解围，免误大局。”邱清泉认为自己部队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发牢骚。15日顾祝同到徐州督战，一见杜聿明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杜聿明解释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在陆续增加，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才能攻占。”照杜聿明的说法，什么时候才能打到碾庄呢？顾祝同非常着急。刘峙建议放弃徐州，以全力解黄百韬之围。杜聿明下了狠心，将总预备队74军从徐州九里山调到潘塘方向，由邱清泉指挥，企图迂回我军阻击部队后方，以求突破我军防线，为黄百韬解围。[16]

局势的发展非常巧合，毛泽东看到黄百韬兵团即将被歼灭，邱李兵团又受到我军阻击，于是设想以奇兵出击邱清泉兵团侧后，包围消灭邱兵团。14日他电令粟裕等：“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望令正面阻击部队向东撤退，让邱匪深入。令韦吉兵团于本夜切断邱匪退路，完成对该匪之包围。否则该匪一闻黄匪被歼，将迅速退回徐州。”[17]同日粟裕、张震命令苏北兵团司令韦国清、政委吉洛（姬鹏飞），要他们指挥华野二纵、十二纵、中野十一纵向徐州东南的侯集、赵圩方向出击，楔入邱清泉兵团后方。

韦国清、吉洛指挥的苏北兵团在北上参加淮海战役途中，在睢宁县的邢圩包围了孙良诚的107军军部及所属260师。孙良诚部是伪军改编的杂牌，战斗力不强，被包围后非常恐慌。孙良诚本人来到二纵5师师部要求起义，我军表示只能无条件投降。孙良诚无奈，只得率部6 000余人于14日放下武器。

解决了107军后，苏北兵团兼程北上。15日夜，二纵在行军途中与经双沟迂回的国民党74军在房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当时都不清楚对方是谁，第二天天亮后，二纵先头部队6师16团俘虏两名74军电话兵，了解驻潘塘镇是74军，当面的王塘和李村有一个团敌军。6师首长为了开辟前进道路，下令16团带炮兵连攻王塘，17团攻李村。黄昏时16团接近王塘，立即开始近迫作业，半夜发起攻击。7连在炮击后开始爆破前进，因连干部在冲锋时伤亡，部队失去指挥，伤亡较大。6连紧接着发起攻击，打得勇敢坚决，很快突入村内。2营见3营突破成功，也加入攻击，到凌晨4时将王塘敌军一个营全歼。李村守敌见情况不妙，弃村逃跑。[18]

74军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全歼后重新组建的，战斗力与原74师不是一个档次。军长邱维达对执行迂回的命令信心不足，出发前就问邱清泉是不是存心让他们孤军深入。兵团参谋长李汉萍答复他：“这是总统的命令，不去要军法从事。邱司令官也知道很危险，但是没有办法。”74军与我军在潘塘镇西南遭遇后，发现共军越打越多，才知道是与我军主力碰上了。邱维达赶紧收缩兵力，固守潘塘镇，并向邱清泉呼救。邱清泉得知后非常紧张，因为74军不是他的基本部队，能否顶住没把握。如果潘塘失守，74军被歼，不仅徐州保不住，连自己的退路也被切断。邱清泉一夜没合眼，亲自用电话指挥74军作战。并要求空军派飞机轰炸扫射。17日上午74军以重炮轰击李村，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7辆坦克掩护下，从两个方向向李村进攻。二纵6师17团顽强抵御，连续打退敌军三次进攻。为配合李村防御，16团从王塘向敌军翼侧出击，友邻十二纵以炮火袭击敌军，吸引敌军火力。大家同心协力，终于将74军打得狼狈退回潘塘。

17日苏北兵团部队与74军打得难解难分，我军的战壕已经挖到74军主阵地前100米。邱清泉对参谋长说：“现在预备队都用光了，到晚上共军必然会对邱维达发动更猛烈的进攻，74军顶不住怎么办？”参谋长只好将战斗力最强的70军96师及32师从狼山主攻方向撤下来，用汽车运到潘塘镇救援74军。邓军林率96师于当日黄昏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鉴于敌军力量增强，苏北兵团楔入国民党军后方的任务不易实现，粟裕考虑：敌军采取修筑工事，步步推进，我军的进攻只能歼灭营、连单位的敌军，这样拼消耗的效果不理想。于是决心放弃迂回歼灭邱清泉兵团的计划，指示苏北兵团与潘塘镇敌军脱离接触，主动撤退，另寻战机。16日，正面阻击敌军的七纵、十纵、十一纵也撤到大许家以西，布置阻击阵地。

18日晨，96师师长邓军林发现共军有撤退迹象，立即报告邱清泉。邱清泉在电话中大喊：“敌人是溃退！赶快要部队猛追，千万不要让敌人跑掉！”过了不久，邱清泉又来电话：“据空军侦察，共军正在总溃退，叫部队勇猛追击，要装甲车大胆追！”邓军林派出一个团，让装甲车开路向潘塘以南的二陈集方向追击，遭到我军的火力阻截，装甲车调头向后跑，步兵自然也不敢追。邓军林愤怒地要枪毙装甲车连长，部下求情才作罢。邱清泉兴高采烈，向刘峙报告“徐东大捷”的消息。[19]

就在华野为围歼黄百韬兵团，阻截邱清泉、李弥兵团苦战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野战军在南线为阻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增援，也在紧张地战斗着。11月9日毛泽东指示中野，要他们直出宿县，切断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间的联系。宿县是徐州、蚌埠间的重镇，是刘峙集团的补给基地之一，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攻占宿县，就孤立了徐州，堵绝了国民党军的退路。中原野战军出动四个纵队，连夜行军，13日包围宿县，15日攻克，并乘势占领了附近的固镇。中野的行动为配合华野作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由于战役的规模越打越大，已经形成了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与我华野、中野两大主力的战略决战。需要华野和中野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早在战役发起之前，10月31日，粟裕就向军委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军委同意粟裕的要求，请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战役。陈毅、邓小平2日向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当时刘邓陈随中野四纵行动，四纵的电台与华野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电报都各自报军委，军委的指示也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开始几天后，就显示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原来设想中野、华野互相配合，分别进行徐蚌、淮海两个区域的作战。中野的目标是牵制徐州以西的敌军，配合华野在徐州以东的作战。战役发起后，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纷纷向徐州靠拢，摆出决战的架势。战斗之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数量巨大的弹药、粮食等后勤运输工作需要各解放区的合作统筹。这样，华野和中野的作战已经结合在一起，在兵力使用、指挥关系、相互配合上必须统一行动。11月16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指示两大野战军：“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20]

总前委成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集中兵力歼敌一部。战役进行到11月18日，形势相当严峻：黄百韬兵团虽然已被华野主力歼灭一半以上，但仍固守碾庄顽抗，我军等待补充弹药，才能发起新一轮攻击。原来设想以苏北兵团楔入邱、李兵团后方，切断敌军与徐州的联系，因敌军力量强大，苏北兵团难以完成任务。中野同时对付黄维等三个兵团，也感到力不从心。粟裕18日给谭震林的电报中，最担心的是碾庄战斗不能迅速解决，而李延年兵团迂回北上，“在黄百韬未全歼，对邱李出击正进行，同时兼顾，恐都成胶着状态。”刘陈邓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同时想消灭几个强敌，不切实际。19日他们致电军委和粟裕，建议集中兵力，先解决黄百韬，再打黄维。电报分析战局和我军行动说：“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12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加以部队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阶段都需要有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而在南线又无保障，两路大敌不断北进的情况下，我们六个纵队，除四纵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21]

中央军委同意总前委的意见，于是华野放弃了诱歼邱、李兵团的计划，集中兵力部署对黄百韬兵团的总攻。中野则对黄维、李延年采取牵制，阻挡南线敌军北上，暂不主动发动进攻。

黄百韬在碾庄天天盼望援军来给他解围。国民党空军不断向碾庄投送粮食、弹药，南京和徐州方面也不断打气，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14日，六纵、十三纵猛攻彭庄，战斗力较弱的100军残敌5 000多人在我军炮火和部队穿插的打击下被分割成零碎小块，军长周志道被打伤，逃往44军，副军长杨诗云以下大部被我军俘虏。黄百韬眼看阵地越缩越小，部队伤亡越来越多，援军就是迟迟不来。15日下午，他打电话给几个军长：“你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有些人看我黄百韬是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他们是不会全力支援的。我们也不会给别人看笑话。”但是部下除了64军军长刘镇湘比较顽固，其余都已近乎绝望，等待解放军来决定他们的命运了。

11月16日，经过重新部署后，我军再次发起攻击。六纵负责打前、后黄滩，歼灭44军。前、后黄滩是几个独立的民居聚落，相互间隔几十米远，敌军的工事比较坚固，44军军长王泽浚亲自指挥两个残缺的师负隅顽抗。六纵17师先以一个团进攻前黄滩，特纵调来坦克配合作战。黄昏时开始炮击，摧毁一部分目标后坦克出击。17师没有配合坦克攻击的经验，战士们都等着坦克给他们开路。结果坦克走错了方向，步兵开始攻击时缺乏火力支援，受到敌军的火力封锁，形成对峙。初次进攻没有成功。

17日黄昏，六纵再次发起攻击。这次又有两辆坦克助战。为了摸清敌情，17师师长梁金华登上坦克，开到44军阵地前进行侦察。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主动喊话：“我们是第2兵团来与黄司令官取联络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兵团部在哪里？”敌人以为是援军到了，纷纷爬出战壕来打招呼。一个敌军营长很狡猾，大喊道：“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们讲话，进入阵地！”梁师长带领坦克在前、后黄滩转了一圈，看清了敌军阵地，还打了几炮才回来。当夜24时，六纵发起总攻。这一次炮火射击十分准确，摧毁了敌军前沿的大多数工事。44军军部所在的地堡也被摧毁，军长王泽浚几乎被活埋。他从废墟中爬出来，向后面村庄逃命。六纵步兵在炮火准备后发起冲锋，53团占领前、后黄滩之间的一个小聚落，切断两村之间的联系。49、52团向纵深发展，一个小时后占领后黄滩。到18日早晨，六纵把前黄滩的敌军分割成三块，进行围歼。王泽浚逃到炮兵阵地，我军正从四面八方逼近。炮兵打不了炮，又无路可走。王泽浚带着伤，叫部下各自逃命去。一个连长来通知他：“共军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器，叫我们去集合。你也同我们去吧。”我军清点俘虏时，王泽浚谎报是个排长。天渐渐亮了，王泽浚虽然外面穿的是士兵棉大衣，里面却是中将制服，无法蒙混过关。他很快被我军认出，送往六纵司令部。王必成司令员、江渭清政委会见了他，并把他送往后方。[22]

黄滩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44军150师师长赵壁光形容当时的场面是：“通讯设备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信断绝，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气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火势熊熊，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烟尘弥漫，对面几乎不见人。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150师残存的军官聚集在指挥所里，商量是打还是降。一个营长大声说：“要打，叫师长、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哭起来可怜！”赵壁光表示：“不打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团长肖德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于是赵壁光写了信，派人与六纵联系。他聚集了150师残部2 500余人，向六纵的一位教导员移交阵地。到18日中午，前、后黄滩被六纵攻占，44军被全歼。[23]

顾祝同于17日飞临碾庄上空，用电台与黄百韬通话。顾祝同说了许多打气的话后对黄百韬说：“邱、李两兵团在陇海路两侧被阻截，无法前进，你们如能突围出去与邱、李会合也好。”黄百韬知道外援无望，就说：“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顾祝同飞机走后，黄百韬对25军军长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吗？不如在此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叫黄埔同学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勾心斗角只图私利。”25军和64军是黄百韬兵团战斗力较强的部队，黄百韬指望他们能守住碾庄，顽抗到底。

11月19日，我军已经把黄百韬兵团压缩在碾庄圩一带狭小区域内，黄百韬的兵团部、25军军部和40师在碾庄圩、尤家湖，64军的四个团据守大院上、吴庄等村内。碾庄圩是个百余户人家的村庄，有两道圩墙和水壕。水壕宽十多米，水深1米多。两道圩墙之间有近百米的开阔地，敌军修筑了地堡和工事，组成严密的火力网。碾庄圩内有黄百韬的兵团部、警卫营、工兵营、炮兵，25军和64军各一个团近万人。粟裕决定总攻碾庄，他下令八纵由东南、九纵由南面、六纵由西面、四纵由北面总攻碾庄，并调7辆坦克助战。

19日22时，总攻开始。我军集中上百门重炮，对碾庄进行猛烈轰击。几千发炮弹把碾庄圩内打得浓烟滚滚，房倒屋塌。六纵承担支援中野作战的新任务，退出战斗休整。总攻的任务就落在四、八、九纵身上。九纵负责从南面突破。前两天九纵进攻碾庄圩的战斗进展不顺利，敌军死守南门外水壕上的一座小桥。九纵25师挖的交通沟距离外壕有几十米远，我军从交通沟向外壕进攻中暴露时间过长。敌军在南门正面摆上20挺轻重机枪，严密封锁桥头。我军战士成班成排地被打倒在桥上。聂凤智司令员亲临主攻的“济南第一团”73团了解情况，1营长董万华告诉他：有个战士曾经徒涉趟过水壕，证明水不深，不一定非要从桥上突破。聂凤智弄清了情况，找到突破的方法，指示总攻时要通过近迫作业，把交通沟挖到水壕边上，战斗发起后以突然的动作徒涉过壕，实施突破。同时指示纵队炮兵一定要压制敌军火力，步兵突击部队要紧接着炮弹的硝烟冲进圩墙。战斗开始后，47团2连战士跳进寒冷刺骨的水壕，徒涉过去，变助攻为主攻，仅用15分钟就在西南角突破第一道圩墙，打开了突破口。73团1营在南面进行正面攻击，也涉水过壕，打掉几个地堡，冲进第一道圩墙。突破前沿后，敌军依据两道圩墙之间开阔地上的工事地堡，用火力封锁前进道路，并组织反冲锋，双方拼杀得非常激烈。这时，八纵的一支突击分队也从73团的突破口加入战斗，向73团右翼展开攻击。73团在兄弟部队支援下经过四个小时战斗，73团5连终于冲开第二道圩墙，突入碾庄圩内，与敌军展开巷战。[24]抓住俘虏审问，说黄百韬躲在东北角钟鼓楼下的一个洞中，九纵报告上级后，继续围歼碾庄圩内的残敌。

八纵从东南方向攻击，23师67团担任主攻，首先占领碾庄圩东南的小学校，随后涉水过壕，半小时内从东南角突破第一道圩墙。后续部队三个团迅速跟进，扩大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在第二道圩墙外的开阔地上敌军依靠阵地顽抗，并于20日凌晨2时发起一次大规模反击。我军进入圩墙内的部队人数占有优势，将敌军击溃。第二道圩墙突破后，敌军开始慌乱起来，纷纷向北逃跑。黄百韬命令25军残部由碾庄圩东口突围，但敌军已完全陷入混乱，无法组织部队，25军军长陈士章化装逃跑，100军军长周志道混在伤兵当中逃掉，是黄百韬兵团中漏网的两个军长。黄百韬本人率参谋长魏翱、25军副军长杨廷宴等1 000多人逃到大院上村64军军部，他的兵团部被九纵占领，万余敌军官兵被我军俘虏。粟裕命令：“攻碾庄部队即行由碾庄圩出发，继续向东直捣大、小院上、三里庄之敌。告东兵团由谭、王商决之。”

20日白天，我军调整部署，四纵主攻尤家湖村，九纵攻击大院上，八纵攻击小院上。各部队没有休息，实行近迫作业，把战壕挖到敌军工事边上。四纵主攻的尤家湖在碾庄圩正北3里处，守敌为25军40师残部约4 000人。该村地形较高，四周有2米高的土墙，敌军构筑了三层地堡群，交通沟纵横连贯。但是在我军连日攻击下，敌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四纵则士气旺盛，在攻击开始前共挖交通沟7条，总长4 000多米，迫近至敌阵地30米处，完全形成对村庄的包围。鉴于前一段四纵在战斗中伤亡较大，陶勇司令员在交代要多抓俘虏，补充部队。21日，四纵3个师集中火炮29门，在特纵4辆坦克配合下，于16时30分开始攻击。炮兵将山炮推进到敌军阵地前300米处进行抵近射击，30分钟内将敌前沿地堡大多摧毁。然后坦克从西南方向出动，11师31团战士跟在坦克后面冲锋。敌军在坦克面前惊慌失措，我军炸开鹿砦，涉过外壕，突破圩墙进入尤家湖村内。12师34团、10师29团也从东北和西北两处突破。敌军外围工事被突破后，村内工事不坚固，顿时陷入混乱。我军炸开房屋，穿墙攻击，经过短兵相接的搏斗，战斗于19时30分胜利结束。三个小时的战斗，四纵歼灭敌40师4 600余人。陶勇司令员下令将4 100名俘虏立即补充进四纵各团。[25]

21日黄昏，九纵26师76、78团攻击大院上，八纵和九纵77团攻击小院上。64军军长刘镇湘见突围无望，命令部队作困兽之斗。我军集中了所有炮火猛轰这些村子，连昨天在碾庄圩刚缴获的迫击炮都用上了。敌军利用密集相连的工事，以层层火力网封锁我军前进道路。我军在明处，敌军在暗处，夜战中伤亡很大。但是我军战士发扬勇猛作战的作风，有的班打得只剩一人，就主动加入别的班。有的连缩编成一个排，仍然坚持战斗。激战一夜，到22日上午10时，九纵攻占大院上。黄百韬、刘镇湘等逃往小费庄。八纵、九纵穷追不舍，与四纵会合进攻小费庄和吴庄。黄百韬自知气数已尽，叫刘镇湘突围。他说：“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死之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他对杨廷宴哀鸣道：“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44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26]黄昏时刘镇湘、杨廷宴拉着黄百韬由小费庄向西突围，在野外遭到我军追击。国民党残部四下溃散，黄百韬跑不动，举枪自杀。杨廷宴坐在黄百韬尸体旁痛哭，一个解放军战士过来询问，杨说：“我是伙夫，死的是我哥哥。”这个战士颇有同情心，帮助杨廷宴掩埋了黄百韬。刘镇湘被俘，杨廷宴侥幸逃脱。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黄百韬、刘镇湘“自杀成仁”。战斗结束后我军即撤离战场，没有找到黄百韬的下落。一个月后国民党军回到碾庄找到黄百韬的尸体，运往南京埋葬。

邱清泉向蒋介石报告“徐东大捷”的消息，谎报“消灭共军20万”。蒋介石非常高兴，19日下令授予邱清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奖金20万元。并发给刘峙奖金100万元，赏赐其他部队。南京派出“慰劳团”到徐州，采访杜聿明、邱清泉，慰劳伤兵，发布黄百韬与邱清泉兵团“会师”的消息，着实热闹了几天。蒋介石认为共军既已打垮，催促他们尽快为黄百韬解围。11月19日，邱清泉兵团向大许家、狼山、鼓山一线进攻，李弥兵团向团埠、麻谷子一线进攻，又遭到我军阻援兵团的顽强阻击。李弥的170师进攻麻谷子，攻击一昼夜没有进展。20日，李弥要求空军轰炸麻谷子，国民党飞机投掷500磅的炸弹和燃烧弹。李弥的炮兵又向麻谷子猛轰，把麻谷子打成一片火海。李弥认为共军肯定都被炸死了，命令部队搜索前进。他的8军42师由战车开路接近麻谷子时，不料又遭到我七纵21师的猛烈反击，仓皇败退下来。李弥感叹地说：“他们是人不是神，就是钢铁都要融化，为什么能这样顽强呢？”8军军长周开成建议：附近的5军、9军都没有跟上，8军不宜孤军深入，应该稳住阵地才好。李弥以蒋介石有命令，救援黄百韬如有畏缩不前者军法从事，不能停止攻击。结果8军42师打了一天，付出很大伤亡，夜晚七纵主动放弃阵地转移，国民党军才又前进了一步。[27]邱清泉直到22日才攻占大许家，距离碾庄圩仅20里。这时碾庄圩方向枪炮声渐稀，黄百韬兵团已经完了。23日黄百韬兵团的100军军长周志道、25军军长陈士章先后逃到李弥那里，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都傻了眼。继续东进已经没有意义，杜聿明下令撤回徐州。蒋介石得知黄百韬兵团覆灭的消息，11月25日发出训令，大骂徐州东进兵团：“此次徐州会战，我东进各兵团行动迟缓，未能彻底奉行命令，致陷友军之覆没，有乖军人武德。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邱、李两司令官及依次各将领不能辞其咎。另据统计，此次作战共耗各种炮弹12万余发，我军每日进展尚不及1公里，如此消耗浪费，不计战效，亦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28]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历时17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8个军部（含起义、投诚各1个军部）、18个整师（含起义三个半师、投诚两个师），重创了各路援军。毙伤敌军50 500人，俘虏96 600人，加上起义、投诚，共计歼敌178 000人。其中华野歼敌14万人。缴获大量火炮、枪支弹药、汽车和军用物资。中原野战军攻占了宿县，孤立了徐州。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战斗中共伤亡49 000余人，部队打得极为艰苦。据粟裕1948年12月31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当碾庄圩作战一周时（11月12日到18日），参战各纵至少已伤亡5 000人，原有战斗人员所剩无几，且大部为纵、师、团、营之非战斗人员及半战斗人员（如司号、通信、侦察员等人员）。虽然九纵、十纵、十三纵人员较其他各纵为多，但各该纵于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九纵伤亡11 000人，十三纵伤亡7 000人），元气未复，亦颇有影响。因此骨干及干部在此战役中伤亡极大，不少连队只剩十余人（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在内），一般班排里每班只剩下一个至多两个老的（济南俘兵即算老兵），而这剩下的老的在即俘即补后不是班长即为班副，其余全为新俘（碾庄圩打黄百韬的俘虏）。虽然这些俘虏兵基本表现尚好（上午补，下午即打仗），但在部队实质上起了极大变化，故有进攻时拉不上去（俘兵不会打夜战，同时由于骨干太少，无人诱导其前进），后退时撤不下来的现象发生。各级干部由于战术素养不够，以及兵员不充实等原因，伤亡较大，尤以班、排、连级为最严重，营级伤亡亦不少。在此次战役中，班、排、连级已有因伤亡更换五、六次者。这些新提拔的干部由于无时间进行教育，指挥能力弱，因此更增加了伤亡。在某些人数原来极不充实而伤亡极大的纵队中，几乎有不能继续作战的严重情况。”“为解决干部问题，各部教导团几已全部补充部队外，团、师、纵各级通信、侦察、警卫人员及参谋等几已绝大部分调充部队干部，而在侦、通人员中亦有不少新俘虏成分。野直各部门除警卫团（较老）各级之正职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提升一级使用（如警卫团连长调至纵队任营副，警卫团原来副职则提升正职），并由司、政、供、卫各部门中抽出1 000老的人员（包括警卫、侦察、通信及勤杂人员），分别送往各师、团充任下级干部或连队骨干人员。司、政、供、卫抽出后所缺乏之各种人员亦以新俘补充之。野直各机关之指导员则全部调往各师、团工作，其缺职或行政首长兼任，或以女干部接充。参谋人员及各部之科员、干事、文工团员亦大量调往战斗部队工作。虽然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抽出一切可能抽出的干部前往战斗部队，但仍感不足。”[29]各纵队战后的总结和指挥员的回忆录中，也一致认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是极为艰苦和空前残酷的。四纵的战役总结说：“此一时期，经历时间之长，战斗类型之多，情况之艰苦复杂，战斗之激烈频繁均较前期为甚。”而华野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战的作风，贯彻“即打即补”的原则，开展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立功运动，“因而部队经常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及坚强的战斗力，经得起伤亡，经得起连续战斗和残酷战斗的考验”。[30]

[1]　潘焱：《淮海战役中的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

[2]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6]　王一平：《华野八纵在淮海战役中的日日夜夜》，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

[7]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野战村落攻坚战术经验教训初步总结》，1948年12月。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216页。

[10]　粟裕：《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载《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29页。

[11]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12]　《淮海战役第十纵队阻击战经验》。

[13]　第28军82师：《淮海战役中几个主要战斗的检讨报告》，1949年3月。

[14]　《淮海战役第十纵队阻击战经验》。

[15]　胡炳云：《在淮海大战的日日夜夜》。

[16]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9]　李汉萍：《邱清泉第2兵团覆没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

[21]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页。

[2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5年初稿。

[23]　赵壁光：《第44军150师失败经过》，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

[24]　聂凤智：《敢打敢拼，英勇奋战——记华野九纵参加淮海战役始末》。

[2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

[26]　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27]　周开成：《淮海战役中的第8军》，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46页。

[28]　南京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29]　《淮海战役中部队情况简报》，载《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

第34章　“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黄维兵团向徐州增援——中野设下口袋阵——毛泽东鼓励华野继续作战——双堆集合围黄维兵团——廖运周战场起义——中野攻坚受阻——华野阻击南下北上之敌——蒋介石决心放弃徐州——杜聿明集团向西逃跑——华野全力追击——蒋介石再令杜聿明南下——华野包围杜聿明集团——壕堑作业与土造“飞雷”——总攻双堆集——李延年兵团逃回蚌埠

当华野主力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位于宿县、固镇地区的中原野战军两面作战，堵截由河南驻马店东进的黄维兵团和由蚌埠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黄维兵团是1948年9月编成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它的前身是整编第18军，原来辖整编11、3、10三个师，军长是胡琏。整编11师是胡琏的骨干部队，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国民党军组建机动兵团，将整编师升格为军。11师为18军，3师为10军，10师为14军，后又调入85军，并配属第4快速纵队。这样，第12兵团共有4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达12万人，是华中“剿总”白崇禧手下最强大的兵团。

当兵团组建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司令官一定是胡琏的。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在用人问题上大搞任人唯亲。白崇禧不喜欢胡琏，陈诚则推荐自己的亲信黄维，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黄维是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毕业，曾到德国短期留学。1938年任18军军长，是胡琏的上级。抗战结束后任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任命黄维为第12兵团司令官的命令下达后，18军上下舆论哗然。胡琏的部下愤愤不平，胡琏本人不甘心在黄维手下当副手，撂挑子不干了；18军军长杨伯涛也称病住院。黄维为了笼络人心，在驻马店上任时就表示：他与共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是过渡，几个月就走，司令官还让胡琏当。可见12兵团组建之始，内部就是四分五裂，矛盾重重。[1]

国民党统帅部制订“徐蚌会战”计划后，正值我军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进发，12兵团遂由河南驻马店出动，按照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这一带地区没有铁路和公路干线，而且河流纵横，要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浍河等大小淮河支流。这样一个庞大的兵团，带着众多榴弹炮、战车、卡车和辎重，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军，又要架桥渡过一道道河流，其艰难可想而知。当黄维兵团到达安徽蒙城时，已是11月18日了。

对黄维兵团的东进，中央军委和中原野战军都非常警觉。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局、刘邓陈、粟谭张的电报中，要求中野二纵、六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15日前赶到黄维前头，阻止黄维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要求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动员一切力量，破坏桥梁道路，迟滞黄维兵团的行动。毛泽东并未因黄维的到来而动摇战役决心，他在15日给刘邓陈、粟谭的电报中指示华野、中野按照既定方针，先消灭黄百韬兵团，占领宿县。“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2]

11月15日中野攻占宿县后，整个战局变得复杂起来。黄维兵团继续东进，18日进至蒙城，向中野一纵发起攻击。一纵在杨勇司令员指挥下，依托涡河、北淝河的天然屏障，顽强阻击。黄维兵团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和重炮，四天只前进了30公里。蚌埠南线的刘汝明兵团则于15日占领固镇，李延年兵团也准备北上，为黄百韬兵团解围。华野主力一部分用于围歼碾庄的黄百韬兵团，一部分用于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一时抽不出部队。阻击黄维和刘汝明、李延年兵团的重担，就压到中原野战军头上。

这时，毛泽东对战役形势相当乐观，他在18日给刘邓陈的电报中说：“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予各个歼灭。”他指示中野“一纵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二、六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停止其前进”。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等反蒋起义。以三、四纵加华野一纵对付李延年。“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3]

毛泽东的指示使刘邓陈感到为难，当年中野为了挺进大别山，在过黄泛区时舍弃了绝大部分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的过程中，部队始终没有得到补充，兵员装备都不足，战斗力大受影响。现在要与拥有坦克、大炮的国民党军机动兵团打正规战、阵地战，是非常困难的。19日9时刘邓陈复电军委：“以我们现有六个纵队，单独对付两路大军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须分散兵力，不能歼敌，且仍有一路透过增援徐州之危险。如采取机动作战，不受保障徐州作战之限制，则可逐个歼敌，但对粟陈张作战不无影响。如果实行钳制黄维，打李延年五个军，至少须五个纵队，但以一个至两个纵队防御黄维均无把握。”他们建议：只以中野九纵与李、刘兵团五个军周旋，集中五个纵队先歼黄维一两个军，再协同华野对付李延年。[4]

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华野方面，他要求华野在围歼黄百韬，阻击邱、李兵团的同时，派苏北兵团楔入邱、李兵团侧后，争取围歼邱、李兵团。由于邱、李兵团始终紧靠徐州，苏北兵团在潘塘的进攻未能达到楔入敌军后方的目的。华野主力总攻碾庄的战斗已经开始，部队打得相当艰苦。鉴于华野部队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刘邓陈认为想同时歼灭黄百韬、邱清泉和李弥兵团是不实际的。19日17时他们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决心先打黄维。电报中说：“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电报陈述了中野集中兵力的原因：“我们六个纵队，除四纵外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

毛泽东采纳了刘邓陈的建议，20日指示华野：“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十一纵及十三纵外，应即速转移四、六、八、九诸纵之主力对付李延年。”

这时，碾庄圩战斗已接近尾声。粟裕、陈士榘、张震20日复电刘邓陈：“部队因连续行动，追击、攻击，确已相当疲劳，但士气仍高。”“我们完全同意刘邓陈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助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5]他们从碾庄圩前线撤下六纵，令其急行军南下至安徽固镇以北的任桥，接替秦基伟的中野九纵阻击李延年兵团，使九纵可以西去参加对黄维的作战。并准备必要时派韦国清率华野二纵、中野十一纵西去，归刘邓陈统一指挥。

再说黄维兵团从蒙城出发后，在淝河岸边的板桥集遭到中野一纵的有力阻击。黄维命令先头部队14军发起攻击，强渡淝河；以主力18军在后策应。21日上午，14军85师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开始进攻，中野一纵的2团、7团坚守阵地，依靠淝河屏障阻击敌军。经过一个白天的战斗，我军主动撤出阵地，退到五沟集休整。黄维和各位军长预感与共军主力遭遇，随时可能遭受攻击。这时第二梯队的85军还在后面，黄维在蒙城等了几天，待85军到达后才继续前进。

为了避免遭受意外的打击，黄维兵团在前进中采用了“核心机动”的战术。他以蒙城为核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粮食弹药，把触角远远伸出去，与解放军接触。把拳头抱起来，看准目标再打下去。前进时占领前方有利地形，作为新的核心阵地，如此逐次跃进，稳扎稳打。他让12兵团抱成一团，10军在左，14军居右，18军和兵团部居中，85军殿后。12兵团滚动前进，让你抓不住空隙，无法分割歼灭。

23日，黄维兵团到达浍河南岸的南坪集。据侦察部队报告在东坪、南坪集至孙疃一线发现共军主力的阻击阵地。其配备：一部分据守突出浍河南岸的南坪集，其他部队都沿浍河北岸占领阵地。10军报告，他们的便衣侦察队在蒙城西北的酉阳集截获中原军区送往中野六纵的物资，判定他们附近有中野主力活动。黄维指示18军占领南坪集，强渡浍河，打通前往宿县的道路。18军军长杨伯涛以118师为主攻，11师为助攻，配备快速纵队的20辆战车、105榴弹炮营、重迫击炮营的强大火力支援。中午开始攻击，118师对南坪集的进攻遭到中野四纵的顽强阻击，无法前进。杨伯涛亲自指挥20辆战车分数波向四纵阵地冲击，国民党军的榴弹炮也把南坪集打成一片火海。中野四纵在陈赓司令员指挥下坚守阵地，在缺乏重武器的不利条件下，与敌军展开近战。坦克突破正面阵地，就出动小部队迂回敌军两侧，打退步兵进攻。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打坦克，或点燃预先堆好的柴草，迫使坦克退回。18军攻到黄昏，仍然无法突破四纵的阵地。11师在侧面强渡浍河，也被四纵打回来，只得隔河对峙。夜晚，杨伯涛命令工兵架桥，实行偷渡。国民党军悄悄过河，迅速展开占领滩头阵地，却发现我军早已撤走，不知去向了。[6]

原来，中原野战军首长为黄维设置了一个大口袋，等他钻进来。23日夜里刘邓陈致电华野粟陈张：“今日敌18军从上午9时到黄昏，在坦克20余辆掩护下，向我南坪集阵地猛攻竟日。我虽伤亡较大，但未放弃一个阵地。另敌一个多团于午后到南坪集以东10里处突过浍河。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18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浍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张纵向浍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电报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因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再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7]

这时，华野主力刚刚结束碾庄圩战斗，徐东阻击战斗仍在进行中。部队经过连续十几天的战斗，非常疲劳。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领导人，庆祝他们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伟大胜利。同时告诫他们：徐州方面敌军尚有50个师的兵力，“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左右、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说：“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8]

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决战的决心。也使华野指挥员放弃了打一仗歇一歇的思想，不停顿地消灭敌人。为了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从准备伤亡十万到准备付出二十万人伤亡的代价。粟裕在淮海战役之后的总结中回顾：“在战役第二及第三阶段中，部队有一种要歇一歇的思想，认为部队不能再打了，部队太疲劳了，伤亡太大了，恰巧军委又来了个电报，要我们准备伤亡二十万人，这才帮助我们克服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9]

11月24日，毛泽东复电刘陈邓并告粟陈张：“（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相机处置，不要请示。”[10]军委赋予总前委指挥全权，避免因电报往来贻误战机，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华野认真执行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在完成碾庄圩作战和徐东阻击战后，粟陈张马上调整部署，25日派六纵控制了宿县，并在固镇西北的湖沟集一带构筑阻击阵地。二纵、十三纵在攻克灵璧后迅速南下，在固镇以北的津浦线两侧布防，阻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增援。原来配合华野作战的中野十一纵已调往西线加入围歼黄维的作战，华野又调出七纵、十一纵行军至宿县西南支援中野，并以十纵为预备队。徐东战场的华野部队未经休整，带着一身的硝烟泥土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11月24日，黄维兵团的第18军渡过浍河继续向宿县方向攻击前进，逐渐进入中野预设的袋形阵地。这天，18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报告：宿县公路上发现共军大部队运动，宿县已被共军占领。11师的先头部队在浍河以北的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并发现共军的大纵深阵地。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他们的侧后，有形成包围的态势。85军军长吴绍周刚刚到达黄维的兵团部，也告急说蒙城被共军占领，兵团的后路已被切断。黄维意识到情况严重，当天晚上召集各军军长开会。介绍了情况后，黄维说：“兵团的任务是打到宿县，与徐州杜聿明会合。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杨伯涛说：“兵团所处境地，形势非常严重！共军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有意识地放弃涡河、浍河。现在我们已经陷入圈套，但还没有到四面被围的绝境，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如果按照国防部和刘峙的瞎指挥，不加灵活变通地闯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他建议趁东南方还没有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西南靠拢。南坪集到固镇只有80里，急行军一夜就可赶到。到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黄维初任兵团司令，不请示国防部就自己改变行军方向，是要负重大责任的。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后半夜，才下达向固镇转移的命令。

杨伯涛接到黄维的命令一看，上面说要14军由南坪集东南到浍河南岸，85军到南坪集，掩护10军和18军转移。10军和18军与共军脱离接触，10军沿浍河南岸向固镇前进，18军由双堆集向固镇西北的湖沟集前进，兵团部随18军行动。他感到这个命令对迅速甩掉共军转移战场的目的背道而驰。两个战斗力差的军上去掩护两个战斗力强的军撤退，完全是浪费时间的瞎折腾。10军和18军完全有能力自己撤下来，14军和85军原地不动，同样可以稳妥地掩护兵团转移。杨伯涛虽然不满，还是按照黄维的命令将浍河北岸的部队迅速撤回南坪集，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双堆集进发。他到兵团部请黄维下命令开始行动，黄维神态万分焦急地说：“要等我的命令才能开始行动。”杨伯涛吃惊地问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决心？黄维说：“兵团转移的命令让一个参谋给吴绍周送去，结果连人带吉普车都失踪了。正派人寻找，等一等再说。”杨伯涛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重要的是部队赶快行动，赶快离开，不要等着挨打。但是黄维在这紧要关头，既不进也不退，就在南坪集干等。整个兵团部队荷枪列队等待，心急如焚。[11]

就在黄维召集会议的24日夜晚，中原野战军根据刘邓陈的指示，从各个方向开始了包围12兵团的行动。在黄维兵团西边，中野一纵由五沟集、二纵由白沙集、三纵由孙疃集、六纵由曹市镇向东攻击，迂回至黄维兵团背后的双堆集。浍河北岸的中野四纵、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对后撤的敌军进行追击，进攻南坪集。位于蕲县集的中野十一纵由东向西攻击。华野南下参战的各纵队则兼程前进，集结于蕲县集、桃园集地区，切断敌军向固镇的去路。25日凌晨，中野二纵在向双堆集以西行军中，俘获一名敌军官和几个卫兵，缴获吉普车一辆。原来这是黄维派往85军传达命令的参谋，在乘车去110师传达命令途中被我俘获。我军缴获了黄维向固镇方向转移的命令，全面了解了敌军动向，各纵队加快行动步伐，向双堆集扑过去。[12]

黄维在南坪集干等了一个白天，不见参谋的音信。到25日16时才命令各部开始行动。18军列队行军到双堆集，已是日暮黄昏。本来可以夜间继续行军，但是兵团的战车和上百辆卡车行动不便。这一带没有像样的公路，战车和卡车都是在田野中行驶。白天还可以横冲直撞，到夜间水沟洼地都成了障碍，动弹不得。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宿营。这一住下来，就再也跑不掉了。

14军本来可以直接向双堆集转移，却奉命去浍河南岸接替10军阵地，掩护10军撤退。14军接管10军阵地后，25日下午布防尚未完成，中野四纵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过浍河向14军杀来。四纵迂回14军右翼，直插14军前线指挥所。国民党士兵纷纷溃退，14军参谋长梁岱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10军114师在南坪集东南的一个村庄正待出动，14军的溃兵蜂拥而来。114师仓促投入战斗，不分敌我混战一场，结果自己一个团也被冲散，团长失踪。10军军长覃道善紧急调18、75师上去掩护，救援收容14军残部，退往双堆集以东的忠义集地区。85军也遭到中野部队的强大攻击，军长吴绍周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于25日晚到达双堆集与黄维的兵团部会合。26日晨5时，刘邓陈向军委报告：“迄本晨止，黄维兵团完全被我合围于南坪集、蕲县集、邵围子、双堆集、芦沟集之间地区。敌企图向邵围子、双堆集之间突围已被我堵截。我已令各纵逐步收缩，达成全歼此敌。”[13]

双堆集地处平原，稀疏地分布着十几个小村庄。双堆集南北有两个小土岗，南边的叫尖谷堆，北面的叫平谷堆，双堆集即以此为名。时值秋收过后，这里是一片毫无遮蔽的平原。村子里只有土墙茅草盖的小房，老百姓早已跑光。当地不仅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燃料和牲口饲料都极为困难。惟一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是，开阔的地形便于国民党军发扬火力，易守难攻。

黄维虽然被包围，但他尚未惊慌失措。12兵团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重武器多，18军又与我军多次交战，有一定的经验。黄维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构筑环形集团工事，以坦克、火炮、轻重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组织层层火力网，使我军无法将其分割歼灭。他们自称这是“硬核桃战术”，让共军啃不动，吃不掉。黄维不想坐以待毙，经与南京方面联络，26日得到总长顾祝同指示：“贵兵团应不顾一切，以全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敌，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俾利尔后之作战。”[14]当天下午，黄维将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等召到兵团部，部署突围。

黄维见到廖运周就问：“刚才空军侦察报告说，今天午后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他们正在构筑工事，你有什么主张？”廖运周回答：“司令官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我保证完成任务。”黄维说：“我想乘敌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挑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迅猛突围。”廖运周痛快地说：“司令官的决策英明，我们师请求打头阵，我立即回去准备行动。”黄维非常高兴，着实夸奖了廖运周一番。他做梦也没想到，廖运周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廖运周，安徽淮南人。黄埔五期，1927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阜阳、正阳关武装暴动，后来到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2师任团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部队被蒋介石收编，纳入汤恩伯部改编为110师，在抗战中参加过台儿庄等战役。这个部队中许多军官是爱国的，思想比较进步，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1946年起，晋冀鲁豫分局派李俊成等同志来110师开展地下工作，1947年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廖运周等早就想组织起义，回到革命队伍。李俊成传达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要他们耐心等待，在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的作用。当85军被编入12兵团，奉命开往徐州时，廖运周等认为起义的时机到来了。所以黄维要110师突围，廖运周不但痛快地答应，而且要求作为先头部队提前行动，为的是与其他三个师分开，避免影响起义的行动。

回到师部，廖运周立即与李俊成等同志商议，决定派杨振海同志马上去与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110师的正面是中野六纵，王近山司令员、杜义德政委听说110师来联系起义，非常高兴。立即将这个消息和敌军准备突围的情报汇报给刘邓首长。王近山亲自为110师画了行军路线图，规定了联络信号，派司令部参谋武英担任向导，让110师从六纵16师的阵地通过。

杨振海回到110师汇报与解放军联系成功，已是27日凌晨4时，离预定的出发时间很近了。廖运周为了保证起义万无一失，又去兵团司令部找黄维。假报共军阵地有空隙可钻，请求110师提前行动。黄维见廖运周积极请战，非常高兴，拿出白兰地酒预祝突围成功。临出发前，廖运周召集一些可靠的军官宣布起义的决定，大家一致拥护。

27日6时，廖运周率领110师的两个团（另一个团被85军作为预备队留下）官兵从双堆集出发，向解放军指定的大吴庄前进。两小时后，他们顺利通过中野六纵阵地，进入我军控制地区，起义圆满成功。110师通过后，我军立即封锁了通道。黄维不断用电台询问情况，回答都是“沿途畅行无阻”。跟进的国民党军第18军的11、118师，10军的18师在双堆集东南遭到中野六纵和陕南军区12旅的猛烈阻击。尽管国民党军天上有飞机支援，地下有坦克开路，还是被我军一次次打回去，突围行动以失败告终。[15]黄维还奇怪110师是怎样出去的，为了妥善安排好110师官兵，刘邓首长命令对起义的事保密三天。当12兵团得知110师起义的消息，士气大受打击。军长、师长们都垂头丧气，又上下猜疑，互不信任。黄维把85军军长吴绍周请到兵团部居住，名为照顾，实为监视。

廖运周师的起义极大鼓舞了中原野战军的士气。各纵队不失时机地向黄维兵团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11月27日刘邓陈给军委的电报中乐观地估计，“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想象得那么容易。黄维兵团的四个军依靠优势的火力顽强抵御，而中原野战军重武器非常缺乏，战斗力最强的一纵仅有三门山炮。在没有炮火掩护下的进攻，无法压制敌军火力，攻击不能奏效。原中野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回忆：“由于我部队从运动战仓促转入阵地攻坚战，对大规模的平原村落攻坚战感到生疏，对敌战斗力消耗、内部混乱状态估计过高，对其防御能力估计不足，且有急躁情绪，突击时准备不够，组织不够严密，故最初几天的攻击，伤亡大，收效小。”看到这种情况，刘邓陈决定改变战法，11月28日他们给军委的电报说：中野决定“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但是战役的时间要延长，“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中野六个纵队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东西15里、南北5里的狭小区域内，战斗进入相持阶段。[16]

在淮海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术一方面体现在人数上，我军以超过敌军几倍的兵力围歼敌人。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武器上，即以优势的炮火压制敌人的火力，为步兵的攻击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中野顺利地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由于火力不占优势而无法达到迅速歼灭的目的。作为指挥员，粟裕是深有体会的。他在淮海战役总结中说：“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18军比5军强，不弱于74师，而10军、14军、85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17]

毛泽东关注着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11月30日他命令华野：“七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12月4日他又指示刘邓陈：“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中野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采取稳步的攻击作战，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构筑坚固的攻防阵地，与敌人斗战术，斗技巧，利用敌人突围或出击予敌以重大杀伤，消耗敌人。同时等待华野的炮兵和增援部队前来参战。

黄百韬兵团覆灭后，徐州方面的国民党将领垂头丧气，怨声载道。蒋介石的“特派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到徐东前线督战时，邱清泉对他大发牢骚：“总统派你来视察督战，视什么？察什么？冯治安部队造反，事前为什么不知道？这种杂牌部队再多有什么用！妈的，害得我们好苦。总统只知道写手令，打电报，战场情况他老人家不清楚。共军围点打援，是一种消灭生力军的手段。对黄百韬我是出死力相救的，结果伤亡这样大，黄兵团不免于败，上了敌人的当。国防部是打糊涂仗，是亡国的国防部。敌人主力那么强大，我们能在徐州孤注一掷么？”李弥说得更为具体：“敌军的人海战术是围点打援，这次陈毅同刘伯承集中力量来干，就是想把我们的主力打垮。如果在徐州我们不早撤出，将来就是陷入重围。那时敌人再用人海战术来打一点，任何部队都挡不住。敌人的政治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会鼓动，把老百姓组织动员起来。我在山东三年和这次作战中，看到敌人抬担架、运粮弹、修工事，要人有人，我们这一套就不行。所以归根到底，我们的政治就是不行。”但是这些话蒋介石都不爱听，对李以劻说：“当将领的不能服从，不能任劳任怨，还行么？不着眼大局还行么？见危不救还行么？”[18]

黄百韬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东进失去意义，而且自身难保。11月24日，蒋介石把刘峙、杜聿明召到南京开会，国防部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6兵团和12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共军，打通徐蚌间交通。蒋介石批准这个方案，要杜聿明回去部署进攻。杜聿明乘飞机回徐州时，特地飞经双堆集上空。见地面上炮火连天，战斗激烈。他与黄维通话，黄维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这样打不是办法。”杜聿明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下命令，请你照令实施好了。”[19]

11月26日，杜聿明指挥孙元良兵团沿津浦线两侧向孤山集、官桥（今属安徽萧县）地区进攻，邱清泉兵团向潘塘以南的二陈集、刘塘一线进攻。孙兵团的41军奉命攻击孤山集北面的笔架山、纱帽山。当时有美国记者和南京“慰劳团”到前方观战，41军军长胡临聪格外卖力，他命令用一个团的兵力攻击纱帽山，两个山炮营的火力支援。防御的是华野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他们原来是执行牵制徐州敌军的任务，两广纵队只有三个建制不全的团（每团两个营）和三门旧山炮，战斗力较弱。面对强敌，两广纵队表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

27日41军以密集的炮火向纱帽山射击了1 000多发炮弹，将山顶上的泥土掀掉一层。两广纵队1团战士坚守纱帽山，顽强抗击41军的集团冲锋，打死打伤敌军200多人。到当天下午，1团因伤亡较大，在敌军多路进攻下撤出阵地，退守卢村寨、大方山一线。冀鲁豫军区独立旅集中20门迫击炮反击敌军的进攻，部队也付出较大的伤亡。28日，孙元良兵团又向卢村寨、大方山进攻，猛烈的炮火摧毁了两广纵队的全部阵地，卢村寨、大方山又相继失守。曾生司令员见形势危急，命令2团组织反击，坚决夺回大方山。2团组织四个连的兵力，经过半小时的激烈战斗，收复了大方山阵地，稳定了防线。下午，当敌军炮火再次轰击大方山时，两广纵队的战士们也有了经验。他们躲在山脊后的死角区隐蔽起来，等敌军炮火一延伸，就冲上山头，居高临下用轻机枪、步枪向爬上来的敌军开火。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向我军阵地后方的村庄投掷炸弹，广纵的司令部也被炸毁，一度中断指挥，转移到附近的张村才恢复了与前方的联系。[20]

邱清泉兵团从潘塘地区南下攻击，74军在二陈集、仁和集方向遇到强大的华野一纵，打了两天，白天进展，晚上就被一纵反击回来。70军寻找华野较弱的鲁中南纵队阵地进攻，26日下午敌军在四辆坦克配合下，以四个营兵力攻占鲁中南纵队的刘塘阵地。27日70军分三路进攻，占领官庄、刘庄等六个村庄，前进了几里地。鲁中南纵队虽然装备较差，火力远不如敌军，仍以顽强的意志坚决抗击，且战且守，迟滞敌军的前进速度。74军军长邱维达回忆：“各军第一线部队展开以后，大家认为这是最后一着棋，成败在此一举，必须集中一切兵力与火力。26日拂晓，战斗信号刚一发出，炮声轰鸣，全线进攻部队即与当面的解放军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战斗。双方的火力、冲击、反冲击都发挥到最高度，逐村争夺，寸土不让，甚至争夺一村庄或一据点，必须反复争夺四五次，有的六七次之多。以致使70军和74军伤亡惨重，虽然有些进展，也是很迟缓的。战斗一天，前进速度仅3公里。次日清晨又继续发起进攻，战况与昨日比较，则大有逊色，这显示进攻的锐气已经走下坡路了。28日‘剿总’还是强调要继续进攻，但第一线部队已呈现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于军令和‘总统’视察官监督之下，只好放些枪炮装装样子，部队都在原地不动。截止到28日，第2兵团的第一线还停止于褚兰、张集之线，不能前进一步了。”[21]

鉴于徐州之敌倾巢南犯，守卫中心阵地的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和鲁中南纵队连日作战，过于疲劳。华野迅速调整部署，以山东兵团主力增援徐州以南的阻击作战。谭震林、王建安28日下达命令，以九纵增援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担任津浦路西侧防御；以八纵接替鲁中南纵队，担任津浦路正面防御；以四纵增强一纵、十二纵方面的防务，担任津浦路东侧防御。三个强大的阻击集团以孤山集、后官桥、褚兰一线，构筑工事并组织反击。29日九纵接替广纵卢村寨阵地后，当夜就对孙元良兵团发起反击，收复瓦房等两个村庄。30日八纵收复严庄等地，72军两个营进攻范庄，遭八纵包围，敌军仓皇撤退。徐州“剿总”组织的打通津浦线的计划，至此完全失败。正如华野总结中所说：“敌曾企图乘我主力在徐州以东未及转移，及一部南下作战，在我薄弱的部分沿津浦线两侧南犯，妄图寻找我弱点乘机突进。但在此七天中敌前进约30里至10余里，遭我强力反击退回约10余里，实际敌人前进仅20余里至10里。故杜聿明所辖之邱、李、孙兵团倾巢南犯，图沿津浦线取捷径南下靠拢黄维，以便在李延年兵团策应下合股南撤江防之企图，遭严重打击，已使该敌由津浦南下之决心动摇。”[22]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野正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中央军委就提醒总前委注意防止李延年兵团北上增援。11月19日毛泽东致中野、华野负责人的电报中指示：“刘陈邓以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五个纵队除为解决黄百韬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23]25日华野江淮军分区部队和十三纵37师联合攻克灵璧城，李延年感到情况不妙，命令北上的99军马上后撤。华野于27日组织主力南下追击，苏北兵团指挥二纵、六纵、十一纵，十纵指挥十三纵、江淮部队从两个方向任桥、固镇方向迂回，切断李延年兵团的退路。但是敌军于当天就放弃任桥南逃，我军就沿着铁路两侧向南猛追。六纵先头部队渡过浍河，在28日攻占固镇以南、津浦路西侧的张店子等村庄，断敌退路。敌军于当日下午全力突击，六纵的两个师在碾庄已经伤亡了1 200多人，兵力不足，被敌军突破阵地，沿铁路南逃。二纵、十纵先头部队进至固镇，敌军已将浍河上的铁桥破坏，阻挡了我军前进道路。鉴于李延年兵团已经逃回蚌埠，华野决定以六纵和十三纵位于蚌埠以北的曹老集，监视蚌埠之敌。以二纵、十纵、十一纵北调朝阳集、宿县地区，作为预备队，防备徐州之敌向南逃跑。

对刘汝明，华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工作策动其起义。考虑到刘汝明是杂牌部队，不为蒋介石信任。华野政治部门想通过孙良诚劝说刘汝明起义，孙良诚是被迫放下武器的，心里还想再回到国民党那边去。他给刘汝明的信中隐晦表达了这个意思，刘汝明与情报处长商量：“看来孙良诚叛变后，又有后悔情绪，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骗出来。”于是回信要孙良诚亲自来蚌埠商量。孙良诚征得华野政治部同意，与参议周镐（周天亚）、原260师师长王清瀚一起去蚌埠。刘汝明把孙良诚回来的消息报告刘峙，刘峙与刘汝明一同去迎接孙良诚。刘峙逮捕了周镐、王清瀚，把他们交给保密局长毛人凤，让孙良诚去上海居住。不久，周、王二人被毛人凤杀害。11月25日，刘陈邓通知粟裕等：“刘汝明处已有人回来，刘无起义决心。”虽然有人说孙良诚也是被刘汝明出卖，但他在蒋介石逃离大陆时被留在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人民政府逮捕，病死在监狱中。[24]

蒋介石见徐州三个兵团南下受阻，蚌埠的两个兵团又不能北上，黄维兵团的形势日益危急，28日将杜聿明召到南京商量对策。杜聿明见到顾祝同说：“目前挽救黄维的惟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危险。”顾祝同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考虑黄维如果完了，徐州就是孤城，守也守不住。就说：“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阜阳间地区，以淮河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可以解黄维兵团之围。”蒋介石来到会场，杜聿明、顾祝同向他陈述了撤出徐州的方案，蒋介石表示同意。杜聿明匆匆飞回徐州，当天晚上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开会，部署撤退行动。杜聿明命令：30日发动全面进攻迷惑共军，当日晚上开始向萧县、永城方向撤退。李弥兵团以一个师在前面开路，其余作为掩护部队在最后撤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居中，各兵团以“滚筒战术”（即以各部形成圆形态势，防备解放军包围）逐次掩护前进。为了保证撤退的安全，杜聿明下了严厉的命令：1．各部行动要严格保密，务使大军撤退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能让解放军明了撤退的企图，如有泄密，军法从事；2．责成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会同李弥部队，在部队撤离徐州后，彻底破坏徐州车站的所有火车头和无法带走的弹药物资，烧毁全部军用地图和档案；3．命令徐州警备司令部征用城内的所有车辆供撤退之用，并将徐州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随军押运。[25]

29日下午，邱清泉在徐州机场召集手下四个军长部署撤退任务。三个军长都是从徐南前线匆匆赶回来的，听说要撤退，都感到意外。他们提出众多的伤员和带不走的军用物资怎么办，邱清泉干脆地说：“这些问题我没有办法处理，你们自行决定吧！”

杜聿明的“保密”纯属自欺欺人，29日黄昏，徐州城内就开始骚动起来。国民党官兵到处抢购绳索、扁担，征用车辆，搞得民怨沸腾。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要逃跑了。文强派保密局特务爆破队与李弥的工兵营共同破坏徐州车站的火车头，原定30日晚国民党军撤离徐州后进行，李弥部下逃命心切，提前半天开始行动，隆隆的爆炸声传到数十里外。徐州“剿总”和国民党机构院内烧档案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带人到各个银行去查封拿钱，谁知一连走了几家，都是人去楼空。不但现金全部转移，连职员家属都已乘飞机逃走了。照时间计算，他们的行动比军队还快，肯定是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消息。杜聿明得知后拍案大叫：“老头子（蒋介石）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么能打胜仗！”

最可笑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的“慰劳团”，26日才到徐州，团长方治还与记者一起到纱帽山前线“观战”。当他们看到孙元良兵团准备撤退时，慌忙抛弃随身携带的“慰问品”，一口气跑到徐州机场。谁知国民党空军没得到“慰劳”，百般刁难，不许他们上飞机。方治急得要哭，说尽好话，又求刘峙帮忙，这些男女总算登上飞机，免了当俘虏。这些人回到上海，与人说起这番惊吓，心有余悸。记者立即询问南京国民党新闻局长邓文仪，邓仍然矢口否认放弃徐州。12月4日，南京政府才在各报上发布新闻：“蚌（埠）宿（县）间‘共军’进退维谷，国军越北淝河追击，战局已进入决定性阶段”，厚颜无耻地将徐州国民党军的溃逃说成是出击，与黄维会师。而发布这条消息的时候，杜聿明集团已陷入我军的重围之中，插翅难逃了。

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开始撤退，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在前，李弥兵团殿后，加上国民党徐州党政人员和裹胁随军的部分学生，共约30万人，由徐州沿徐（州）永（城）公路向西南方向撤退。由于各兵团撤退前切断了电话线，杜聿明对各部情况一无所知。12月1日晨，他带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少数人员上路。城内所有商店住户全部关门，而西门外的公路上人马拥挤不堪。军队的卡车、大炮与马车、小轿车堵塞道路，动弹不得。各部队完全不顾秩序，争先恐后地超越穿插。有的见公路堵塞，就从田野里开路前进。从徐州到萧县数十里的公路上，一片拥挤混乱的景象。杜聿明指挥不灵，无法收拾局面，只得命令参谋指挥车队出徐州南门，绕道凤凰山向萧县前进。出城不久因道路堵塞，杜聿明的吉普车也无法前进，卫士们搀扶着杜聿明，在泥泞的田野里跌跌撞撞地步行，狼狈万分。一天只走了几十里，到萧县以西的大吴集宿营。

李弥是最狡猾的。他受命掩护全军撤退，但他只留下8军负责破坏徐州的仓库和火车头，自己在30日下午就带领兵团部和9军仓皇西逃，比杜聿明走得还早。他为了保存实力，决心不与杜聿明、邱清泉联系，以最快速度跑到涡阳、蒙城。两天中他带着部队一股劲地向西走，对部下说：“不要同他们主力兵团粘在一起，兵团越大越不易行动，一有情况大家就会牵连着走不了。”还说：“如果他们（杜、邱）没冲出去，我们冲出去了，那我们就成功了。”国民党军将领损人利己之心态，暴露无遗。

12月2日中午，9军军长黄淑在萧县以西的孟集附近休息，与杜聿明的总部不期而遇。杜聿明两天没与李弥联系上，见9军走在了他的前边，一肚子火。当即责问黄淑：“你们为什么走到总部一起了，徐州后续部队通过萧县没有？”黄答：“还有少数没有通过。”杜问：“你们司令官在哪里？谁叫你们撤退的？”黄答：“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昨晚司令官用报话机指示我们撤退的。”杜聿明怒气冲冲地说：“他敢不听命令吗？你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来的掩护阵地，直接归我指挥。等部队通过完毕后，再告诉你撤退。否则不论哪一个单位受到损失都由你负责。”黄淑老大不高兴，只得带领部队掩护了一天。[26]

到达孟集后，杜聿明与李弥接通了电话。杜聿明责备李弥两天来未与总部联系，以至总部对13兵团情况完全不了解。李弥支吾推托，说曾经用无线电联络，没联系上。杜又责问他为什么不按书面命令行动，李说没接到（实际上是13兵团参谋长接受的命令）。杜聿明也无可奈何，告诉他在前面宿营，等待命令。

12月2日这天，邱清泉兵团的74军也到达孟集。74军经过三昼夜行军没有休息，官兵都十分疲劳，只要停下来就呼呼大睡，掉队和迷失方向的不少。邱清泉对军长邱维达说：“部队太疲劳了，这样拖下去，不要打，拖就拖垮了。我已报告杜聿明，同意收容整顿一下再走。”于是当天74军在孟集宿营，休整一天。邱维达回忆：“这一停顿，如同黄百韬在新安镇的撤退，恰好弥补了解放军迟一天发起追击的缺陷。这样解放军就赢得了一夜的时间，缩短了几十公里的追击，使强大的追击纵队由平行追击超越于我军退却兵团的先头，终于到达了大回村、薛家湖附近，把退却兵团的道路完全遮断了。”[27]

在国民党军放弃徐州之前，华野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粟裕说：“当时华野除了参加打黄维的三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28]战史这样写道：“当时，华东野战军要在三个方向上作战，即以一部兵力协同中原野战军直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又在南北两个阻援战场上，阻击和钳制国民党军5个兵团的40余万人马，是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时刻。”[29]

12月1日，华野侦察部队报告：国民党军正在破坏徐州的工厂、仓库，中午有600辆汽车由徐州西开砀山方向。电台监听到敌军拟向阜阳开进的消息。华野首长判断杜聿明集团已放弃徐州西逃，粟裕立即下达命令：以一、三、四、八、九、十二纵、两广、鲁中南纵队向永城、萧县急进截击。命令十纵经宿县向永城进发，渤海纵队占领徐州。中央军委得到华野报告后，毛泽东2日指示华野：“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歼，不要单靠尾追。”[30]

一场围追堵截杜聿明集团的行动开始了。华野九个纵队不顾敌机的扫射轰炸，不分昼夜沿着公路急进，追赶敌人。九纵原来在徐州以南的孤山集作战，位置靠西，走在最前面。12月2日晚，九纵25师到达安徽萧县以西王引河与徐永公路会合处，74团在一个叫官路口的村子宿营。3营长披着一件缴获的美式军大衣回到住处，发现一个士兵在卸门板。他问：“你是哪个连的？”士兵立正回答：“报告长官，我是8连的。”营长一听这种不顺耳的答话，以为是个俘虏兵，就命令他：“叫你们连长跑步到这里来。”不一会儿，3营长只听一声“报告！”一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官站在面前。两个人都愣住了，幸亏营长的通信员机灵，扑上去缴了国民党军官的枪，一问才知道是邱清泉5军45师的，同我军混住在一个村子里。3营当即投入战斗，村子里枪声大作，混战一场。敌军依靠优势火力突出包围，向西逃去。聂凤智司令员听说追上了敌人，命令不许恋战，向西展开平行追击。2日夜晚的行军，九纵部队几次与国民党军走到了一起。3日拂晓前，九纵先头部队25师73团在陈官庄以西的大回村与敌军遭遇，歼敌一个营，超越了敌人。聂凤智命令后面跟上来的27师向北占领薛家湖、芒砀山，切断敌军西进的去路。27师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于3日夜里占领薛家湖，又乘敌军立足未稳，一举攻占芒砀山。[31]

12月4日，华野各追击纵队陆续赶到。八纵到达永城、苗桥地区，鲁中南纵队到达青龙集以南，三纵到达祖楼、王砦，四纵到达张寿楼、张新楼地区，一纵到达袁圩，广纵和冀鲁豫独立旅到达洪河集，十纵到达大回村以南，二纵到达永城附近，十一纵到达涡阳以北。经过三天艰苦追击，华野主力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32]

12月3日对杜聿明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天。如果杜聿明坚持要走，我军追赶他们是不容易的，毕竟国民党军有汽车，四个轮子总比两条腿跑得快。3日上午，杜聿明在孟集正准备出发，突然接到飞机空投的蒋介石亲笔信。信中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读后，感到蒋介石又改变了决心，必然导致他们全军覆没。他想：如果不听蒋的命令，继续向淮河前进，再解黄维之围，尚可将功补过。如果沿途遭共军截击，损失惨重，又不能解黄维之围，失败的责任就大了。从个人利益考虑，杜聿明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召各兵团司令来孟集开会。邱清泉忙于整顿部队，到14时才来开会。大家看了蒋的命令，多数沉默不语，只有邱清泉狂妄地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2兵团担任攻击，13、16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杜聿明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全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感到蒋介石口气严厉，谁也不敢抗命。于是杜聿明决定按照邱清泉的意见，调整部署，向南攻击。这一下，杜聿明集团就陷入华野主力的重围，再也爬不出来了。[33]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战地视察官李以劻12月3日到蚌埠，给李延年、刘汝明下了一道手令。要他们集中力量北进，救出黄维兵团。李、刘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根本没有信心。刘汝明说：“尽人力以听天命。”李延年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什么可说的？我看，围是解不了的。”蒋介石惟恐他们不肯出力，特派自己的次子蒋纬国（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亲率战车2团到蚌埠以北的曹老集、鲍集前线，配合李延年兵团行动。蒋介石勉励蒋纬国，要他像当年淝水之战那样以少胜多，国民党新闻局长邓文仪也随蒋纬国到前方，为他吹嘘鼓劲。[34]

这样，淮海战役的大局面为之一变。华野、中野在淮北平原相距60公里的区域内包围了两个国民党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敌距离黄维兵团也只有40公里。如果相持日久，情况可能会变化。12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对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和李延年兵团分别采取攻歼、围困和阻击的不同方针。在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随手将口杯、砚台、电报纸摆成三堆，对参谋们说：“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叫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要保证挟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灭杜聿明、李延年。”能否迅速吃掉黄维兵团，就成了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35]

从11月28日中野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到12月5日总攻之前，双方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黄维兵团困兽犹斗，依靠武器装备的优势顽强防御，缺乏重武器的中野部队虽英勇作战，但进展不如预想的顺利。缺乏火炮，能不能有效地消灭敌人？刘邓指示部队多动脑筋，扬长避短，与敌人斗战术、斗技术。双堆集地区地形开阔，最利于敌军发挥密集火力的优势。如何避开敌军火力封锁，突破敌军前沿阵地，是克敌制胜的关键。11月27日，中野九纵27旅在攻击小张庄战斗中，有三个战士冲到敌军鹿砦前，遭到敌军火力压制，上不去下不来。为了隐蔽自己，他们就地挖起坑来。先将卧射掩体挖成跪射掩体，再挖成立射掩体，再将掩体用壕沟联通，居然在前沿坚持了一天。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很受启发，11月29日27旅攻击小张庄，利用夜间开始了大规模的近迫作业。各连连长背着石灰口袋匍匐前进，战士们顺着白线一个接一个跟在后面爬行。到达距离敌军阵地几十米处，连长发出信号，战士们先卧着挖，再跪着挖，然后站着挖，到天亮时，各连都挖成了通向敌军阵地的交通沟。攻击开始后，突击部队在山炮、迫击炮、重机枪掩护下突然跃出壕沟，出现在敌军阵地前沿，很快完成了突破。经过一天战斗，九纵攻克小张庄，歼灭守敌10军一个团。邓小平政委表扬了九纵的攻坚战术，号召全军推广。“依托壕堑前进，沿着交通沟发展，掩护连续爆破，先剥皮后挖心”的新战法在中野各纵队普遍运用起来。[36]

这种战法令黄维兵团受到致命打击。原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解放军没有硬拼，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沟壕战术。一道道的交通壕如长龙似地直伸我军阵地边缘，形成无数绳索，紧紧捆缚。然后利用夜暗，调集兵力进入冲锋准备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一声号令，发起猛烈的冲锋，当者很难幸免。这样使我军拥有火力的优势，无从发挥。在人力方面，我军是被动挨打，士气低落，而且战斗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没有补充，远不如解放军拥有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源源补充。这在第12兵团是致命的劣势。”[37]

为了克服火炮不足的弱点，中野部队在围歼黄维兵团战役后期，普遍使用了一种土造的“炸药发射筒”。这是依据民间烟花爆竹的原理，用空汽油桶改造成筒身，内置炸药包。筒身下用铁管制成发火装置，填入发射药。点火后如同迫击炮一样将炸药包射出，在百米外落地爆炸。在战斗中大家不断改进，用发射药量多少来控制射程，提高命中精度。一个炸药包射出去，威力可以摧毁一个地堡，并震塌附近的工事。邓小平政委在1949年1月3日致军委的《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要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方便。”国民党军惊呼共军有了“飞雷”，被炸得魂飞魄散。（可惜，我军的资料中没有发明者的确切记录。潘焱同志的回忆说是中野一纵20旅的顾颜帮同志发明的，李达同志回忆说是中野11旅、22旅试制成功的，华野三纵的记载是他们在济南战役后休整期间发明的，并将其制造、使用方法详细记录在22军的战史中。——作者注）

12月5日，刘陈邓下达了对黄维兵团总攻的命令。决定组成三个攻击集团：以中野四、九、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组成东集团，由中野四纵陈赓司令员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进攻；以中野一、三纵，华野十三纵和特纵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由中野三纵陈锡联司令员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地区攻击；以中野六纵、华野七纵和陕南军区12旅组成南集团，由中野六纵王近山司令员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攻击。12月6日16时，总攻打响了。各纵队集中优势兵力，实行有重点、多方向的突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争夺，向双堆集逼近。

黄维兵团的末日来临了。在陷入包围之初，黄维认为凭借12万大军和众多坦克大炮，一定能够突围出去。被包围10天后，黄维兵团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2万人的粮食，近2 000头骡马的草料，100多门重炮、上千挺机枪、数万步枪、冲锋枪每天消耗的弹药，不下上百吨。从蒙城出发时带的物资够兵团使用5天到7天，最初战斗时不计消耗，拼命地打，几天后即弹尽粮绝，全靠南京空投接济了。黄维在双堆集修了个简易跑道，飞机还可以降落。兵团副司令胡琏从南京飞来，传达老蒋的指示，为12兵团和他的18军打气。我军开始总攻之后，12兵团阵地天天收缩，双堆集也处于我军炮火射程之内，胡琏也跑不掉了。南京方面的空投越来越少，12兵团士兵饥寒交迫，士气低落，人无斗志。

85军自110师起义后，黄维对85军失去信任，将剩余的23师分割使用。军长吴绍周寄住在18军军部，23师通往军部的电话文件都要经18军转接。23师阵地在双堆集外的小王庄，地处前沿，孤立突出。23师害怕我军掘壕作业，多次请求兵团部派坦克掩护出击，黄维派了3辆坦克，绕了几圈就回去了。9日，我军猛攻大王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23师师长黄子华认为黄维是在整85军，23师早晚要完蛋。我军加强对23师的政治攻心，在阵地前放置食物，救护在野地中露宿的伤兵，使黄子华动了起义的念头。他与部属商量：“110师能起义，为什么我们不能？”他派副官爬过阵地与我军联络，受到诚恳接待。12月10日，他又派一位团长去接洽起义事宜，华野七纵19师派干部到23师师部来联系。黄子华坚定了决心，于当晚率师部及所属两个团、216师残部3 000余人投诚。23师的投诚使黄维的双堆集阵地东南失去外围，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一天胡琏、杨伯涛在18军军部刚吃完饭走开，我军一发炮弹落在饭桌上，将收拾碗筷的卫兵炸死。胡琏、杨伯涛吓得躲进掩蔽部，再也不敢出来。

11日，东集团的中野四纵猛攻双堆集东北的杨围子。这里是14军的军部，军长熊绶春在我军连续打击下，惊慌失措。参谋长梁岱在10月24日南坪集战斗中曾被我军俘虏，他冒充书记，带着我军给熊绶春的劝降信被释放，又回到14军。当时熊的态度顽固，把信烧了。此时14军已危在旦夕，熊绶春又想投降了。梁岱劝他与解放军联系，但副军长不同意。熊绶春犹豫不决，拖延了时间，11日黄昏，我军的总攻开始。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杨围子村内，把14军残敌打得死伤惨重。熊绶春神经失常，冲出掩蔽部逃命，被炮弹炸死。14军残敌纷纷向村外逃命，被中野四纵包围消灭在野外。仅一个小时，杨围子被我军攻占，14军军部和两个团守敌被歼。梁岱躲在掩蔽部里不动，当了俘虏。在去后方的路上，一位戴眼镜的解放军首长骑马经过，问梁岱是哪个部队的，又问军长熊绶春在哪里。梁岱告诉他熊已阵亡，首长要梁岱留下熊的卫士，吩咐卫士说：“我派人协助你去找，一定要找到，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被找到埋葬，还立了“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的木牌。我军的人道主义使国民党军俘虏都很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位解放军首长就是著名的陈赓将军。梁岱到了后方收容所，接收的干部还认识他。说：“原来又是你，你怎么变成参谋长了？”梁岱说：“上次不敢承认，这次算坦白了吧。”坦白从宽，梁岱受到高级战俘待遇，每天有白米饭和肉吃，还保留了一个卫士。过了几天，卫士对梁岱说：“我要参军去了，不能照顾你了。”[38]

梁岱大难不死，提前脱离战场，是12兵团中幸运的。黄维、胡琏、杨伯涛等最顽固的将领，还在负隅顽抗。黄维见杜聿明不能为他解围，要求蒋介石派大量飞机用凝固汽油弹进行大规模轰炸，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造成火海，掩护12兵团残部突围。蒋介石回信同意。为了救助黄维兵团，南京国防部派空军投下几十箱毒气弹。胡琏将大部分毒气弹分给18军，叫杨伯涛作好突围准备。杨伯涛知道这是违反国际公法的，同时害怕放毒控制不好，难免同解放军同归于尽。但是到了穷途末路，也顾不得什么道德了。双堆集以南的大王庄和尖谷堆，是18军的主阵地。23师起义后，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于12月10日联合攻击大王庄。我军把条条壕堑挖到敌军阵地前，在夜间发起突击，以近战和肉搏把敌军赶出大王庄。第二天18军用猛烈炮火轰击大王庄近一小时，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进行反扑。我军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与敌军一个一个地堡、一条一条壕堑地进行争夺，战斗的激烈和残酷是空前的，双方伤亡都很大，杀了个三进三出。到黄昏时，七纵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与中野六纵重新组织进攻，终于攻克了大王庄。

从5日开始总攻到10日，中野部队连日苦战，把包围圈逐渐缩小。中野首长下了最大的决心，总攻命令中说：“各部应不惜以最大牺牲保证完成任务，并须及时自动的协助友邻争取胜利。”“对于临阵动摇贻误战机的分子，各兵团、各纵队首长有严格执行纪律之权，不得姑息。”邓小平政委说：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中野各纵队在总攻中都表现得十分英勇，不停顿地向黄维兵团攻击。但黄维兵团的抵抗相当顽强，国民党空军支援的弹药，使12兵团能够保持炮火上的优势。中野部队打得相当疲劳，一时还不能结束战斗。总前委研究了形势，决定从华野再抽调一些部队来加强南集团攻击双堆集的战斗。10日，刘陈邓打电话给粟裕、谭震林等，粟谭当天回电：“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该三个纵队可等于两个纵队的战力），外加一部炮兵，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39]

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布《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指出黄维及其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要求黄维“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但是黄维等不但拒绝放下武器，反而穷凶极恶地垂死挣扎。

大王庄后面、双堆集东南有个制高点叫尖谷堆，是座25米高的土堆子。12兵团依托这个土堆，居高临下，多次阻遏我军的攻击。炮兵的观测所就在上边，对观察情况和步炮协同都极为有利，因此为双方必争之地。12日黄昏，华野七纵部队推进到尖谷堆下，我军从壕沟中发起冲锋，杀声震天。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发射毒气弹，我军的攻势被迫中止，当夜没有再进攻。国民党军使用后才知道，所谓的“毒气弹”就是催泪瓦斯弹，并不能置人于死地。国民党的军工厂并没有生产剧毒瓦斯的能力，所谓的“毒气弹”是吹牛的。[40]邓小平政委在战后的报告中也说：“敌人曾多次使用催泪性的瓦斯弹，因为我们曾事先教育部队防毒，使战士们在精神上产生了紧张状态。某部在攻击杨庄时，就因为敌人放毒发生混乱，直到明了其作用不大时才安定下来。”[41]

14日，三纵到达双堆集前线，以攻坚能力最强的8师归中野六纵指挥，进入大王庄阵地。鲁中南纵队奉命担任预备队，守卫总前委指挥部所在地小李家（临涣集附近）一带的安全。陈士榘参谋长是最擅长使用炮火的，他和三纵首长将纵队炮兵团的一个野炮连、两个山炮连调给8师，会同8师山炮营和两个迫击炮连组成两个炮群，支援突击部队行动。纵队炮兵团和华野特纵的重炮团由纵队直接指挥，压制双堆集敌军火力。经过周密的战前准备，14日黄昏中野六纵、华野三纵部队对双堆集东北的18军核心工事发起总攻。这个工事由胡琏的骨干部队114师54团守备，该团是原整11师中最强的团，号称“威武团”。我军的攻坚部队是中野六纵49团1营（“襄阳营”）和华野三纵23团1营（“洛阳营”）两个英雄部队，来个以硬对硬。18时，我军南集团集中强大炮火对敌军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上百门炮发射的炮弹和火药抛射筒发射的炸药包倾泄在敌军阵地上，近1小时的炮火准备，将敌军工事完全摧毁。守敌被打得逃出工事，“襄阳营”和“洛阳营”并肩突击，勇猛杀入敌军阵地。经过短兵相接的格斗，到19时40分，“威武团”大部被歼，残敌百余名狼狈逃窜。与此同时，华野七纵21师和中野六纵47团在8门榴弹炮支援下，攻占尖谷堆，歼灭敌军一个营和工兵连。18军调上了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向尖谷堆反扑，可以说用上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也被我军一一打退，尖谷堆阵地牢固地掌握在我军手中。[42]

尖谷堆的攻克，使黄维兵团的司令部、炮兵阵地、快速纵队的车辆和临时机场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胡琏和杨伯涛指挥18军的剩余部队将战车、大炮转移到兵团部附近，收缩阵地。把200辆卡车排列起来，堆上泥土，构成城墙式的防御工事。胡琏把保卫兵团部的警卫营调给18军充当战斗部队，并将逃散的14军零散官兵千余人组织起来补充18军，凡是可以拿枪的人都用上了。对于退却的团长、营长，不问理由，一律枪决。这样还是阻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我军的炮火可以直接打到黄维的兵团部，炮弹从黄维、胡琏的头上呼啸而过，落在掩蔽部附近爆炸。敌军死亡枕藉，黄维、胡琏躲在掩蔽部里一筹莫展，12兵团已经到了最后时刻。

黄维感到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4日呼叫南京方面，表示15日要突围，要求空军配合轰炸。15日9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到双堆集上空，对黄维说：“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断然处置了。”他和胡琏召来10军军长覃道善、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各部队破坏重武器和电台，抛弃伤员，于当日黄昏开始分路突围。黄维、胡琏求生心切，在16时就分头爬上坦克，在11师和战车营掩护下提前行动。他们从双堆集西边打开缺口冲出去后，黄维的坦克发生故障，黄维只好下来混杂在溃兵中奔跑，被我军追上生俘。杨伯涛率部队冲不出去，跳入小河自杀，河水冻得他受不了，又爬上岸来，被两个解放军战士架到指挥部里烤火。10军军长覃道善也在乱军中被俘。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比较明智，黄维、胡琏乘坦克先逃，把浮桥压坏。吴绍周乘坐的坦克不能通过，他索性带着参谋长、师长和卫士坐在附近的小庙里，等着解放军来收容。只有胡琏逃到鲍集附近，被李延年兵团部队救起，送到蚌埠，算是漏网之鱼。到16日，黄维兵团4个军、1个快速纵队共10万余人全部被歼。

从12月4日起，蚌埠北上的李延年第6兵团指挥96军对曹老集发起攻击，54军从左侧迂回仁和集，39军在周家口以西牵制。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后面跟进掩护。中野二纵担任固镇以西何集地区防御，华野六纵担任鲍集地区防御。敌军先企图北渡解河，为中野二纵击退。敌军又转兵西向，重点进攻鲍集。蒋纬国率战车2团20余辆坦克向鲍集阵地轮番冲击，华野六纵依靠当地多河渠的地形，层层阻击。8日以后，豫皖苏军区张国华率地方部队5个团、渤海纵队11师相继赶到，增强何集、鲍集地区防御。我军顶着天上飞机轰炸，地上敌军火炮轰击和坦克冲锋，顽强阻击12天，三次转移阵地，付出重大伤亡，李延年兵团三个军只前进了几十里。蒋纬国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能挽回战局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付出13 000人伤亡的代价，还是不能为黄维兵团解围。当16日获悉黄维兵团被歼灭的消息后，李、刘兵团掉头就跑，一夜就撤退到淮河以南。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溃退而结束。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负责人，热烈祝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指出：“凡此伟大战绩，皆我英勇将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尚望团结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全部歼灭当面匪军而战！”

[1]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1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4]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6]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6页。

[7]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9]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11]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

[12]　陈再道：《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记中野二纵在淮海战役中的作战行动》。

[1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4]　南京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15]　廖运周：《第110师战场起义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64页。

[16]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7]　粟裕：《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载《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0页。

[18]　李以劻：《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9]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20]　《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21]　邱维达：《邱清泉第2兵团被歼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2]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

[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24]　李诚一：《淮海战役中的刘汝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21辑。

[25]　文强：《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4页。

[26]　黄淑：《淮海战役第九军被歼经过》，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84～285页。

[27]　邱维达：《邱清泉第2兵团被歼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8]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30]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31]　聂凤智：《敢打敢拼，英勇奋战——记华野九纵参加淮海战役始末》。

[32]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

[33]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34]　李以劻：《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35]　《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7页。

[36]　秦基伟：《中野九纵在淮海战场上》，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37]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173页。

[38]　梁岱：《第14军被歼纪实》，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07页。

[39]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40]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41]　邓小平、张际春：《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向军委报告》，1949年1月3日。

[42]　杜义德：《回忆中野六纵参加围歼黄维兵团之战》，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第35章　车轮滚滚支前忙

解放区人民支前的光荣传统——筹划淮海战役的后勤工作——条条干线上的支前队伍——组织火车、船只运粮——战局多变，粮弹不继——华中积极支前——运送猪肉慰劳部队——科学运输提高效率——山东老区的战争负担——支前民工的英雄模范——人民支援是淮海战役胜利的保证

双堆集战斗结束后，黄维、杨伯涛等12兵团的将领们被我军俘虏，从战场押送到中野后方的临涣集。杨伯涛回忆：“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过屠门而大嚼。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杨伯涛感慨地写道：“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1]

杨伯涛所见的场面，只是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一个缩影。淮海战役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人民群众支援前方作战的规模之巨大，任务之繁重，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

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华东野战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与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帮助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群众就帮助部队送粮食、当向导、照顾伤员，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我军过去没有健全的后勤部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都是依靠根据地政府组织，取之于民。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作战行动越来越频繁，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对后勤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陈毅1947年底在冀鲁豫分局作的报告《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中说：“过去采取抗战时期临时就地动员的办法，这次战争证明不行了。临时就地动员无论如何不够用。在山东时，部队每天要80万斤粮食是无法供给的，临时只能动员民兵来捉俘虏。且弹药、粮食都在数百里外，运来后有时部队因情况变化又走了。运粮大车达两万辆，走起来长达二百余里，比野战军走起来还长。壮丁民工30万人，就需要组织领导。”一个战役打起来，“民工担架前方需要很大，弹药、粮食、菜蔬、伤员、鞋袜等都要运输”。陈毅高度评价山东解放区群众对华野作战的支持：“把落后的农村工具条件来供应现代化大兵团作战，这是自卫战争中最伟大的一面。”

解放战争三年中，山东群众对解放军的支持是难以计算的。他们不仅供给了部队大量粮食和物资，而且在战争过程中逐步完善了组织体制，锻炼出大批觉悟高、作风好支前民工队伍。他们在战场上起的作用，不仅仅是运输队。陈毅称赞民工说：“他们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很英勇，一个俘虏参加部队三天打仗负伤了，很危急，民工救他出火线，他就哭着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民工说：‘你为我们打仗负伤，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他们八个人照护一个担架，做得很好。研究抬担架的办法，使上山下山伤员始终保持平衡。到宿营地时四个人睡觉，四个人照护伤员，十余万民工起到了看护作用。”“民工教育俘虏。我军每团都有二三百民工，他们是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他们虽不洗面，手脚很黑，穿着便衣，但经过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阶级觉悟很高，时事政策都了解。利用他们向俘虏兵宣传教育，使俘虏兵感觉了不起，一个老百姓知道的东西这样多，往往比指导员或高级干部讲话的作用还大。”[2]

依靠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我军在山东战场上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战役的胜利。济南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了民工50万人，小车18 000多辆，担架14 000多副，供应了充足的粮食、蔬菜、草料和其他军需物资，为战役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济南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又在酝酿淮海战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48年9月28日中央军委致华东局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说：“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电报要求华野“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淮海战役的规模有多大，事先谁也没有准确的估计。11月16日战役开始后，毛泽东给中野、华野负责人的电报说：“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3]

根据华东局和华野的部署，淮海战役的后勤和支前工作必须做到统筹规划，严密组织，密切协同。分工是：前方由华野后勤部负责，后勤部部长刘瑞龙随华野指挥部行动，负责掌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后方由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向前方运输，直到把物资送到前方兵站为止。

淮海战役发起之前，山东解放区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10月25日，华东支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转运伤员和设立民站的决定，组织了四条转运伤员的干线，每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每个纵队配备随军担架500副，每副配民工5人。还有机动担架7 500副以供急需。各县都在交通要道上设立民站，供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编组和往来休息。民工根据任务不同分为三种：一线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二线转运民工每期一到三个月；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民工以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为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淮海战役发起后，随着华野主力的南下，后方七条运输干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像七条大血管向前方输送物资。这七条干线是：

由临朐向北转经沂城、临沂、郯城到新安镇、睢宁；

由日照、沭水、大兴庄、李埝、陈镇到新安镇；

由诸城、莒县、十字路、井家店至郯城；

由曲阜、邹县、滕县、枣庄至邳县；

由曲阜东绕泗水、平邑、向城，转向南至台儿庄、宿羊山、贾汪；

由临沂的丰程镇、磨山、铁佛寺、道河站、土山、占城至双沟；

由新安镇向西经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到徐州，然后到萧县、瓦子口、大吴集（这条路线是徐州之敌西逃后开辟的）。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方支前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以承受任务最大的山东鲁中南分区为例，各县民工们先用小车将粮食运到泰安火车站，由火车运到兖州；再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运到韩庄，再用小车分别运送到各纵队。[4]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线迅速向前推移，后方运输线延长，物资运输量大，转运工作日益紧张起来，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发生了。

用小车、火车、船只进行联运，过去从未经历过。大批粮食运到，如何在短期内迅速装卸、转运，就成了大问题。我们的干部没有经验和专业知识，起初是“热情有余，科学不足”。从兖州运到济宁的2 000万斤粮食要经运河南下，最初没有统一计划和周密安排，“开始是有船无粮运，随后是有粮无船运，最后是有粮无船拥挤不堪，卸不下车，装不上船。民工卸粮要等两天两夜，牛无草喂，人车露宿，街道阻塞，交通不便”。济宁地委及时总结经验，改进调度，从小车到兖州拉粮食就合理组织。事先经过联系和计算，确定火车的运载数量和到达时间，将任务分配给各县民工。每日火车到达兖州车站，由各县民工分头装卸指定的车皮。迅速卸粮装车，运往济宁。这样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5]

11月10日后，韩庄、台儿庄的解放，使运河从济宁至台儿庄一段完全通航。船只运粮载重大，损耗小，远比小车效率高。但当时运河的情况比较复杂：敌人长期的摧残压榨、土匪抢劫造成船民的逃亡失散，不易征集船只；微山湖地区土匪的活动造成湖上的封锁状态；运河台儿庄至韩庄段有几道船闸，河道复杂，水流急，需要有经验的船工指引才能通过；新区船民对运粮有顾虑，怕用船搭浮桥，怕不给运费，因而逃避征用或藏匿船只。支前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打消船工的顾虑。用运粮提成的办法给船工一定的收益，一面动员他们支援战争，一面又使其有利可图，调动了船工的积极性。政府将船只组织起来，派干部和部队武装押运，保证船只的安全。船只因大风或过船闸损坏，政府根据损失轻重予以补偿。一次装载400万斤粮食的船队因严寒被冻在湖中，政府对破冻损失的船只进行了赔偿。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大运河上舟楫往来，一片繁忙景象。战后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共用船2 841只，运粮2 000万斤。每只船用4个船工，往返12天，可运粮4 000至上万斤。而小车仅载300斤，两个民工运送往返需20天。相比之下，船运的高效率和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6]

淮海战役开始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原来的预料。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以东同时进行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徐州援敌的作战，中原野战军和华中、豫皖苏地方部队也前来参战，战斗空前激烈。对弹药和粮食的需求剧增。华东局于11月18日在济南召开干部会议，饶漱石在报告中号召华东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保证作战的全胜。他强调：要及时迅速地把运输搞起来，保证弹药供给；把大量的粮食运上去，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战员不要饿饭。他估计前方一个月作战大约需要1亿斤粮食，六个月就需要6亿斤。如何把这样多的粮食运到前方，是党和政府需要精心筹划组织的头等大事。

把粮食运到最前线，需要大量的民工来完成。饶漱石说：“要有足够的民夫，足够的担架，足够的挑子，使前面的伤员能够及时的运下来，使粮食运输到前面。过去的民夫我们临时动员的时间很短，现在必须动员更长时间的民夫。过去我们估计一个纵队500副担架，应付这样大的战役是不够用的，现在初步提出要800副。常备民夫大量增加，加上部队运动非常迅速，失去联络，军需不能及时，对部队影响很大。加上战斗很残酷，猛烈的炮火，天上的飞机，没有经过训练的民夫逃亡很多，因此按我们原有民工的数目，差不多加倍才够用。”他要求各华东解放区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调集大量的干部、民工支援前线，后方要做好接收伤员、修复道路的工作，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战争。[7]

11月20日，华东局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地紧急动员起来，完成下列任务：“1．一切后方机关十轮卡、六轮卡、道奇汽车应服从后勤司令部调动运输弹药及其他军需供给，以保证前线供给。2．抽调大批地方基干团及大批县区武装，补充主力，并保证扩军及归队任务的完成，使主力得到源源的补充。3．动员足够民工担架、小车、挑夫及民兵子弟兵团到前线服务。4．运输大批粮食供给前线，保证前线战士及民工不饿饭。5．抽调足够医院到前线接收伤员，予伤员尽可能的救护及照料。6．修筑铁路、公路，架电话线，保证运输及通讯及时。”晋冀鲁豫、豫皖苏、华中、华北解放区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动员，一个更大规模的支前热潮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广大地区开展起来。[8]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完成后，华野部队未经休整即投入第二阶段作战，部队调动频繁。有的在徐州以南阻击杜聿明集团南下，有的在淮北阻击李延年兵团北上，有的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紧张的战斗使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很少在一个地点停留上几天。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后，华野主力又急行军追赶逃敌。战局瞬息万变，后方粮食、弹药运输跟不上，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情况。华野后勤部后来总结说：“当战役发起，我前线部队当即展开跟踪追击，后续粮库、担架一开始就跟不上了。特别是在第二阶段，部队迅速南进淮海，迎击李、刘兵团之际，即形成前、后方接不上气、找不到头的脱节现象。使前线弹药消耗、粮食补给、伤员后送上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困难。而就战役总的进程来说，当第二阶段全期中，因战局几经变化，部队纵横转战，是后勤补给上最紧急、最忙乱的时期。”

粟陈张12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说：杜聿明集团被华野围困于萧县以西，“战斗规模甚大”。要求华东军区“急运八二迫击炮弹30万发，山炮弹5万发，炸药30万斤及七九步枪子弹两个基数到徐州大湖车站附近”。15日华野给刘陈邓和军委的报告中反映：“战役第一阶段之供应，因事先粮食布置均从战区在运东这一情况出发，华东粮食在临（城）沭（阳），山东粮食在临城以北。战役开始战局速移运西后，运不过来。江淮干部少，大部系新收复区及新区，又经敌人抢掠，开始就地筹措，但筹措有限，拮据万分。”当时中野、华野部队、随军转运民工共120万人，加上牲口和俘虏的消耗，每天需要粮食280万斤。华野后勤最大的转运站韩庄、窑湾兵站存粮有5 000万斤，转运到前线需要时间和运力。附近江淮存粮不多，豫皖苏地区运力不足。[9]华野后勤部的总结说：“战役发展迅速，调运粮食不及，后方粮食赶不上部队。敌迅速西逃，追击中随军之民工、挑子掉队，筹粮工作队未很好开展工作，加之该区连年灾荒，敌长期盘踞勒索。部队拥挤，筹粮政策掌握得不够，个别人发生了强派硬翻，将群众窖存的地瓜干子也吃光了，和逼死人的严重现象。个别部队每天吃一顿或两顿菜煮稀饭。到围歼碾庄之敌时，后续粮食才源源运到运河、窑湾、占城、土山之线。”[10]粟陈张指出：要将战争进行下去，必须投入更大的力量，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这时，后勤运输成了决定战役胜利的关键。

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的胜利，华东局调动人力抢修兖州至徐州的津浦铁路，冀鲁豫军区抢修开封至徐州的陇海铁路。徐州军管会征集城里的公私车辆，为前方紧急运送粮食弹药。徐州刚刚解放，剩下的汽车主要是私营运输公司的车辆。征用汽车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华东支前委员会的干部回忆：“在开始组织时，抛弃了原有公会，不分车主和工人，统统采用集中管制，结果形成了他们的对抗与恐慌。有的竟开了小差，或将车故意弄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后来转为利用原有公会，组织了公司，我们派干部分别掌握与进行教育，对工人主要进行以支前为主的阶级教育，开展立功运动，扭转了其对支前的怠工态度，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为了保证私营运输公司出车运粮，支前委员会付了很高的运费。“在18天的时间中，共动员汽车257辆，除破旧外，参加运粮者共169辆。自徐州至萧县路程95华里，共运粮415万斤，解决了前方的粮食困难。”但要指出：“从运费上说，汽车运粮是最不经济的一种运输工具。但从前方急需用粮的情况来说，是保证了紧急情况下部队的粮食供应。除此情况，汽车运输是浪费过大。”[11]

为了解决前方弹药的燃眉之急，徐州军管会清查了国民党军未能带走的库存，将缴获的弹药迅速运往前方。当时给华野的是各种炮弹53 000发，子弹520万发，炸药10万斤，防毒面具7 500个。给中野子弹120万发，炮弹3 000发，汽油1 000桶。这批军火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后方粮食运输不继时，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战区附近就地筹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勤供应分工是山东负责北线部队，华中负责南线部队。据11月27日华中工委向华东局的报告，淮海地区已运送粮食2 000万斤，江淮地区运送3 500万斤。而负担南线部队和民工用粮，尚有1 600万斤的缺口，需要就地筹借。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山东粮食运输一时上不来，华中解放区的压力明显增加。为了确保战争供应，华中工委于12月13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粮食筹措问题。会后发布的《华中工委关于筹借公粮确保战争供应的决定》指出：“目前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已达一百数十万人，每月所需粮食在百万担以上；而战场又大部在新解放区，久经国民党掠夺，民穷财尽，困难就地取食，必须从数百里甚至千里以外（渤海、胶东、盐阜、苏中等产粮区）连续转运，才能满足前线供应。中间如稍有脱节，稍有疏忽，战争就会立刻直接受到影响。”

《决定》说：“目前供应线以华中距离较近，而战场主要是在华中地区，毫无疑问，拿出一切力量来保证前线的给养，应该是我华中党和人民当前最紧急也是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但是目前华中存粮情况，离开前方需要相差很远，现在运送到前线的粮食加上运耗已有90余万担，冻河以前仍须继续抢运加工粮50万担，运出以后，江淮和第二、五、六专区就几乎不再有存粮。”华中工委研究了形势与任务后，“认为除号召各地组织力量积极在新区征收公粮，加强老区粮食保管、运输工作，减少损失，各后方机关部队尽量节约减省开支以外，必须在全华中范围内筹借100万担粮食，才能确保前线的供给和军事发展的需要”。

江淮地区饱受国民党摧残，部分地区又遭受自然灾害，要在短时期内筹措100万担粮食，绝非易事。华中工委要求各地干部做好动员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负担，使群众的总负担率不超过30%。在动员宣传时要让老百姓了解目前形势，“把前线将士如何忍饥耐劳浴血苦战告诉他们，把战区群众如何在国民党严重掠夺之后，还在继续借出粮食供给解放军作战讲给他们听；把山东人民如何交出细粮，自己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讲给他们听”。只要把情况说清楚，群众是会踊跃借粮给部队的。华中工委发出号召：“咬紧牙关忍受一时的痛苦，拿出一把力争取全华中人民的彻底解放！”[12]在各级组织领导下，华中解放区迅速征集了上千万斤粮食，运往永城地区前线。

在新区借粮，要比老区困难得多。在群众情绪不稳，对我军不了解的情况下，必须灵活掌握政策，采取适当的办法。起初个别部队在新区借粮，自行划分地主富农，叫民兵去起粮。结果只搞到3 000斤，就引起当地群众恐慌。上级及时制止了这种搞法，指出：“必须要很好地动员教育群众。尤其是因为任务急，地区生，干部少，容易忽视教育，而采取简单化的办法硬摊、硬派、硬借，或封粮扒粮，或押人、打人，因为这些办法，其结果只能引起群众的恐慌，加深群众的顾虑，破坏我党的影响。假如予群众以形势教育，打破变天思想；以政策教育打破各种顾虑，认为公平合理。对地富个别户则召开单独会议，使群众能认识我之政策，自动地踊跃交粮。”在萧县、永城地区，支前委员会调动了支前干部、民工、部队到各村宣传借粮，并利用原有的保甲长协助工作，短短五天内就借粮300万斤。[13]

到12月17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黄维兵团被歼灭，杜聿明集团被包围。我军进入休整阶段。粟裕、陈士榘、钟期光、张震以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经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华东局组织慰问，让指战员每人能分到香烟5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他们电告中央军委，周恩来代军委复电说：“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1斤，香烟5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14]华野、中野后勤部门立即落实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中野所需由豫皖苏分区负责，华野所需由山东购买两批。第一批猪肉39万斤很快在1949年新年时运到，发给各部队。油盐和纸烟也陆续送到，让前线战士在战壕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

华东局负责调运猪肉80万斤。支前委员会决定分两批收购调运。当鲁中南分区接到第二批征调猪肉40万斤的通知，已是1949年1月中旬。为了完成任务，鲁中南分区决定动员干部统一收购，以免猪肉涨价。各县、区一面从老百姓家里直接收购，一面到集市上以4斤麦子换1斤猪肉。那些天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屠宰生猪，收购猪肉。群众宁愿自己春节不吃肉，也要慰劳前线将士。仅用8天时间，鲁中南就完成征购40万斤猪肉的任务，用火车、马车运送到前线。新安镇和徐州的铁路职工看到堆积如山的猪肉，都感叹老区人民的革命热情。[15]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我军在包围杜聿明集团后，得到20天的休整。这段时间也使后勤供应得到调整，在恢复粮食、弹药正常供应的基础上提高了运输效率。12月26日，根据总前委的指示在徐州召开联合支前会议。傅秋涛、刘瑞龙同志主持，华东、中原、华中、冀鲁豫各区同志汇集一堂，研究互相协调配合，联合搞好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支前工作的具体问题。对粮食供应、分段运输，民工分配、调换、供应等问题一一作了细致的部署。统一了计量标准，确定各地区粮票的通用。邓小平批准了会议的报告，付诸实施。

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使我军的后勤保障水平在短时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战役第一、第二阶段粮食、弹药供应上出现的紧急和混乱状态，使支前干部感到原来的一套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学会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管理手段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以铁路运输为例，华野支前干部总结说：“火车、汽车、船只运粮，在战役第二第三阶段，成为运粮之主要工具。以前没有使用过，无经验少常识。这次最初使用起来，在干部中表现出来的是热情有余，科学不足；不会运用过去原有的经验，往往把我们农村习惯了的一套办法经验机械地搬去应用。如韩庄粮站主要是收卸河运粮与装粮上火车，搬运完全是使用三百余民工，有码头车站工人，也不知使用。后使用工人的效率比民工大三倍，还不误事。黄口车站收卸粮食使用工人，最初实行日工制，效率非常低；后改按件计薪的包工制，效率马上增加数倍。最初韩庄运一列车粮（92万斤）到徐州，用工人115人，干部100人，18个磅收粮，一天时间只收半数，效率非常低。类似此种情形，在最初都普遍的存在着，以后即不断的克服了。”[16]

克服低效率的方法就是科学管理。“首先是装粮工具于火车运粮之不相称，用小车、小挑运粮，大部是民工自带工具（口袋、席包、篓子等），后来虽购置不少面袋、麻袋，但都是大小不一、重量不一，每次装卸都得逐袋过秤和除皮，浪费时间，减低效率。如韩庄向徐州运粮时，5天时间还没有卸完一列车，粮食数目最后也没有查清。冀鲁豫装粮工具是适应火车运粮的科学办法，即粮食加工之后，按等量定量装袋子，划上斤数，转运起来，按袋折算，免去过秤，不管转运多少回，一劳永逸。在开始装卸火车时，一片混乱，粮食常被人偷走。用了很多干部指挥不了卸车工人，结果影响工人的装卸速度，彼此埋怨。在不断地向工人学习后改为包装包卸、按件提成后，在效率上大为提高，装卸才有了秩序。”[17]

掌握了火车运粮的运输、管理之后，效果是明显的。“济南至徐州750里，一列车即可运200万斤，一晚时间即到。如用小车运输则须6 666辆小车（每车300斤），13 332人至少需半个月（每天50里）才能到达。两相比较，其经济节约是明显而惊人的。在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以全力突击抢修铁路，因而增强支前力量，是非常正确的措施。”[18]

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粮食的民工大军。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在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四省东起黄海之滨，北到山东渤海，南至苏北江淮，西到豫西山区35万平方公里、9 000万人口的解放区范围内展开的。从后方到前方，从乡村到城镇，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都为支前作贡献。据战后统计：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口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 000万斤，前方实际用粮43 400万斤。战役第三阶段，我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3的概算。当我军在陈官庄地区围困杜聿明集团时，前方战事一度平静，后方运输线上却是一片繁忙景象。在各解放区通往前线的十几条运输线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奇观。[19]

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是解放区人民克服种种困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是鲁中南地区。根据鲁中南六分区的统计：该区人力动员为49万人（常备民工17万人，临时民工32万人，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该区总人口300万的16％多。按照以往的战争统计，人民的负担能量一般不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里抽一个民工。去掉年龄和性别差距（老幼、妇女）实际上大多数青壮年的男性都参加了民工队伍。淮海战役对民力的动员，山东已经超过负担能量的最高点。

还应指出：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一直是华野的主战场。三年的战争经历多次战役，每一次都需要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莱芜战役时，贫困的沂蒙山群众就提出“破家支前”的口号。一场战役下来，不仅战区百姓饱受战火摧残，需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后方根据地的百姓也出粮食、出人、出牲口，消耗大量财力。淮海战役是空前大规模的动员，要完成出人出粮出车的任务，实际上是困难重重的。以莒县为例，有自1947年以来常年出民工的，一年负担二三百个工，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一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7头，病6头。受到这些损失，上级再动员支前时就出现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出工多的嫌吃亏，出工少的耍滑头。有的家确有困难，有人无车。有的家是有车没粮食。针对这些情况，华东局认真制订政策，既要保证战争需求，又要照顾民工的切身利益。这些政策归纳起来有三条：1．人工合理负担；2．工具合理顶工；3．照顾民工家属和生产。

所谓合理负担，就是根据各家实际情况，合理摊派任务。积极分子要带头，但是不能让他们老出工。对有条件出工的，要防止他们找借口不出工。只要公平合理，干部带头轮流去，群众也会跟上出工。对于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对出工的家庭，由村里的变工队代替耕田，由耕作到收割一包到底。如果耕作不认真，由村里评议降低工值。这样出工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实行这三项政策，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莒县一个区原来计划出900辆小车，估计已经到顶。县里让再出200辆，区里召开动员会后，群众又出了500辆车、700条麻袋，超额完成任务。[20]

民工支前运输粮食，原来是有固定区域和路线的。随着战局发展，战线不断向前推进，民工也随着部队越走越远。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的小车队是模范的典型。他用的一根竹棍，上面刻着他们支前五个月内经过的路线。从家乡山东胶东区的莱东县（今莱阳万第镇）出发，经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直到濉溪口。包括三省境内的88个城镇和乡村，行程上千里。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奔走为前线送粮。他们自己吃的是高粱米、萝卜干，车上的白面、小米一点不动，留给前线战士们吃。这支小竹棍，拉车时拄着它走路，过河、踏雪时用它探路，它不仅为支前作出了贡献，也是唐和恩和乡亲们历史功勋的见证。

苏北地区小车队支前，正是寒冬腊月。白天有国民党飞机轰炸，民工都是夜里运输。每天太阳落山，一队队的小车就行进在条条公路上。小车上的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星星点点，一望无际，非常好看。华中五区的民工运送一批大米到前方，原来规定的终点是宿迁。到宿迁时部队已经西进，要他们运到睢宁。到睢宁还是没赶上部队，他们又跟到符离集。最后一直到达濉溪口，才将这批大米交到部队手中。这次运粮行程长达700里，许多民工出来时没想到走那么远，有的没带棉衣，有的鞋走烂了。他们历尽艰辛，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任务。[21]

支前中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模范。沂山担架团的民工孙永海是个翻身贫农，支前积极性很高。刚出来不久，父亲去世，家里来信催他回去，他表示不完成任务绝不回去，感动了其他民工。他冬天趟过冰河抬伤员，爬山跌出了血，一声不吭。休息时照顾伤员大小便、喝水，把自己随身带的狗皮给伤员盖。一次部队急需担架运伤员，他一晚上抬了三次。孙永海被评为一等功臣，并在永城火线上入党。像孙永海这样的先进事迹在沂山担架团还很多，在萧县青龙集火线抢救伤员时，战斗进行得很激烈。一些民工被炮火吓得不敢走路，李苑典大声说：“俺不怕，顺着战壕走没有关系，谁跟俺去！”在他带领下，当时就有两副担架跟了上去。在战争中考验出来的积极分子，在支前工作中起到了核心骨干的作用。

民工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山东蒙山县的民工住在萧县新解放区的一个村里，房东非常害怕，每天躲在屋里窥探民工的行动。民工向他借东西，他堵在门口不让人进去。民工就向他宣传党的政策：“解放军是老百姓的部队，不打人不骂人，还帮群众解决困难。你千万别信国民党说的那一套，你想想，我们都是老百姓，要是解放军那样坏，我们还来支前吗？”他们帮房东干活，有空就给房东讲解放区的事情。几天后房东态度变了，对民工说：“我算看清楚啦，今后再不听国民党狗日的放屁啦。”他招呼藏在屋里的姑娘走出来，只见她穿着破烂衣服，脸上抹着黑灰，不像姑娘样子。民工们笑着说：“这些日子不让进屋，咱寻思啥来，原来是房东的闺女藏在里边。”胶东民工住在褚兰镇，房东不让进屋，他们就住在牲口棚里，第二天还冒着雪为房东清理牲口圈。房东大受感动，跑出来说：“对不起啦同志们，让你们在外头冻了一夜，快到屋里炕上来暖和暖和吧。”老区民工在新区的模范表现，也带动了新区支前工作的开展，许多老百姓跟着老区民工投入了支前队伍。

民工为前线部队运粮食、弹药、猪肉、油盐，抢救护送伤员，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战场上军爱民，民拥军的场面随处可见。三纵炮兵团与渤海民工团并肩战斗，互相关照。民工每次评奖，部队都送很多东西给功臣们。部队和民工住在一个村里，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在露天搭棚子睡。前方作战很难找到饭锅，部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他们派专人给民工讲防空防炮知识，指导民工挖防空壕。夜里民工参加火线抢救，到天亮部队就让民工后撤，避免伤亡。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民工。民工感动地说：“三纵待咱这么好，想走也不能走了。”[22]

人民的支援是淮海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中野司令部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中指出：“这次作战中的物质供应，是达到较完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与医术救济诸方面，都未感受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的完满胜利，是不能设想的。”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证实了这个真理。

[1]　《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193页。

[2]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27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

[4]　何晓环等编著：《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粮食供应工作总结》。

[6]　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

[7]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8]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3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9]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10]　三野后勤部：((1949年工作报告》。

[11]　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

[12]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3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3]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粮食供应工作总结》。

[14]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3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15]　高克亭：《鲁中南支援淮海战役回忆片断》。

[16]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粮食供应工作总结》。

[17]　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

[18]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粮食供应工作总结》。

[19]　刘瑞龙：《人民全力支前保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20]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人力支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总结》。

[21]　陈国栋：《华中人民支援淮海战役》。

[22]　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政治工作总结》。

第36章　风雪陈官庄

华野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杜聿明部署向南突围——孙元良兵团逃跑被歼——南阻北压缩小包围圈——华野战场休整——总前委蔡凹聚会——人间地狱陈官庄——蒋军官兵纷纷投诚——《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蒋介石元旦文告求和——毛泽东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蒋杜密谋投毒突围——华野总攻陈官庄——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8年12月3日，杜聿明和他的三个兵团从徐州撤出后，行军疲劳，在萧县以西的孟集、青龙集地区休息一天。蒋介石密切关注杜聿明集团的行动，一方面怕他们只顾西逃，不救黄维；另一方面怕他们行动迟缓，落入我军重围。这天下午，他致电杜聿明，要他们立即南下向濉溪口转进，为黄维兵团解围。不要逃跑避战。他在电报中警告说：“弟南下十五万众，皆集在大吴集周围地区，此最不利。应即分路前进，向敌出击。否则臃肿滞延又将坐待围矣。如欲占领永城牵制敌主力，可派一有力部队进占，切不可全部进取。据报：马庄敌之先头今晚必可先我占领永城，则我军又落后一着。此时应决心速觅敌之主力而歼灭之为惟一急务。”[1]

蒋介石看得很明白，杜聿明却顾虑部队疲劳混乱，停顿了一天。这关键的一天为华野主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当12月4日杜聿明准备出发向濉溪口前进时，华野各路大军已云集萧县、永城、砀山三角地带，对杜聿明集团形成包围。

12月4日拂晓，华野九纵到达永城以北的薛家湖，并向芒砀山攻击前进；八纵到达永城苗桥地区，鲁中纵队到达青龙集以南，三纵到达祖老楼、王砦地区，四纵到达张寿楼、张新楼地区，一纵到达袁圩，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到达张新楼、洪河集地区，十纵到达大回村以南，二纵到达永城附近，十一纵到达涡阳以北地区。在追击过程中，我军抓住敌军的尾巴猛打，造成敌军的混乱，汽车和物资被遗弃的遍地皆是。[2]

粟裕、陈士榘、张震12月3日给各纵队的命令是：“我决即乘敌立足未稳阵脚混乱之际，坚决堵截其向西南突窜道路，压迫其向北、向西北，并先集中主力楔入其纵深，割歼其后尾一部，尔后再分批逐次各个歼灭之。”由于华野追得太急太快，对许多突然的情况来不及应付。12月1日各纵队开始追击，道路少、部队多，也发生了拥挤堵塞的现象。部队是轻装急进，火炮都在后面，遭遇敌军的重兵集团不敢轻易发起攻击。2日拂晓时，一纵的1、3师在萧县以东和敌军接触。当时我军位于敌行军纵队的翼侧，如能大胆猛插，可能会有大的战果。但因听到汽车、坦克马达声音隆隆，又见其部队太多，如潮水般向南拥，情况把握不住，一纵未下决心投入战斗。待情况查明，敌军已退过萧县。在追击过程中，各师甚至没有时间向上级报告情况。1日晚一纵规定三个联络点，但都未接到各师的情况报告，使纵队无法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其原因就是各师没有时间架电话。4日一纵2师在朱楼对敌军发起攻击，因仓促投入战斗，只是从正面驱赶敌人，没敢大胆投入部队从两侧迂回，致使敌军从容撤退。[3]

12月3日夜，四纵先头部队10师30团前进到张寿楼，发现敌军。他们以突然动作攻进村内，歼敌1个连。听说附近的郝汉楼也有敌人，10师首长命令29团和30团从两面迂回攻击。30团发扬猛打猛冲的作风，于4日晨攻占郝汉楼，俘虏李弥第8军三个营1 800余人。29团乘敌军混乱大胆插入，占领了附近的阎阁。8军的一个团在坦克配合下向阎阁反扑，29团坚决抵抗。当时阎阁遭敌燃烧弹轰击，全村一片火海。29团与敌军逐屋争夺，战斗十分激烈。正在危急时刻，正在附近侦察地形的两广纵队两个连主动投入战斗，协助四纵击退敌军，守住了阎阁，歼敌800余人。李弥兵团被迫向后收缩。[4]

12月4、5两日，华野一纵由袁圩向西南的王白楼、孟集攻击；四纵向李石林、陈阁方向攻击；九纵向芒砀山、山城集、倪小楼方向攻击，三纵向刘楼、杨小乔方向攻击，十纵攻占大回村后，将阵地移交给二纵，转移到青龙集东南地区。各纵队努力向前压缩，收紧包围圈。

杜聿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濉溪口方向行动，邱清泉兵团向南面攻击前进，李弥、孙元良兵团跟进掩护。他们陷入重围后，邱清泉兵团进展缓慢，打了两天才前进到青龙集以西的陈官庄一带。而李弥、孙元良的阵地多处被我军突破，纷纷向杜聿明告急。12月6日，杜聿明的指挥部转移到李石林，邱清泉、孙元良仓皇地来找杜聿明，请他重新考虑行动方案。他们一起来到李弥的兵团司令部开会，孙元良说：“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当机立断，才能拯救大军。”

杜聿明心情沉重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三天前大家按这句话办，就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了，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能杀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邱清泉、孙元良表情尴尬，但仍然主张突围。李弥沉默不表态。杜聿明心中无底，最后只得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各兵团要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到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以先破坏。”下午3时散会，各兵团准备突围。[5]

李弥在兵团司令部召集军、师长开会，布置各军在黄昏时分三个方向突围，到阜阳集合。与会的各军、师长都表示时间过于仓促，部队现在都在一线，不要说突围，就是脱离阵地也不容易，最快也要在7日拂晓才能开始行动。邱清泉、孙元良要走，就让他们先走。李弥本来就对突围信心不足，见部下都这样说，表示同意。邱清泉向各军长部署时，大家情绪消沉，突围要抛弃重武器，这个兵团等于就完了。74军军长邱维达迟到，听说要突围，顿时咆哮如雷：“你们怕死，想突围逃跑，那是办法吗？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硬打出去？突围有被各个消灭的危险，应该考虑这个不利的后果，我们74军包打第一线！”他这一闹，大家都没有话说了。邱清泉考虑丢了重武器，回去也无法交代，于是改变主意，与杜聿明商量暂缓行动。

坚决要跑的只有孙元良。孙元良的第16兵团在郑州组建时有41、47和99三个军，加上炮兵、工兵部队约10万人。41、47军是川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内部比较抱团，注意保存实力。99军是陈诚的老部队，建制完整，武器装备较好，战斗力比较强。1948年9月兵团组建，10月就奉命放弃郑州，开始游荡。刘峙将99军调到蚌埠，孙元良指挥41、47军在商丘、蒙城活动。11月初调往徐州参加会战，被我军打得损失惨重。到实施突围时，孙兵团的41、47军只剩下三四万人。

在危急关头，孙元良是打滑头仗的。6日下午他从李弥的兵团部开会回来，马上部署突围。他对各军、师长说：“指挥部已决定离心退却，邱清泉部向南突围，李弥部向东突围，16兵团向西突围。我们集结的地点：第一步到商丘的朱集，第二步到信阳，最后到武汉会合。”部署完后，他就带领参谋人员赶到黄庄的47军125师，这个师是快速纵队，配备了战车，战斗力也较强。孙元良指示125师师长陈仕俊掩护兵团部突围，同时命令将所有电话线截断，电台停止收发报，特别嘱咐指挥部来的电报一概不收，唯恐杜聿明变卦不准突围。[6]

6日晚20时，孙元良兵团开始行动。16兵团的炮兵先乱轰一通，把炮弹打光，然后开始破坏大炮和重武器。杜聿明与邱清泉都在陈官庄，密切注视动向。邱清泉的部队本来不想走，象征性地试探了一下，邱清泉就向杜聿明报告说：“西面、南面敌军阵地重重，无法突围。我仔细考虑了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我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杜聿明与李弥通话，李弥大骂孙元良破坏武器，准备逃跑，表示他也不走。杜聿明要孙元良兵团的电话，怎么也要不通，于是对邱、李指示：不管孙元良兵团情形如何，邱、李兵团不突围。迅速调邱兵团的预备队来填补孙兵团遗留的阵地空缺。如果孙元良能突出去，他们再跟着走。孙元良自作聪明，实际上被杜聿明等抛出去了。

孙兵团突围时，完全是一片混乱，根本没有侦察突围路线，也没有打开突破口。几万人分成多路纵队落荒而逃。当时月色无光，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开始行进时还能一个接一个，互相保持联系。不久经过一道河沟，只有一座小桥，兵团部人员和直属部队走桥上，其余部队涉水而过。这时部队互相拥挤，乱作一团。过河之后，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41军和47军混在一起，建制完全打乱了。大家都朝着人多的地方跑，无所谓方向和道路。在通过第2兵团警戒线时，突然村里枪声大作，密集的火力把16兵团的官兵都打得卧倒在地，死伤不计其数。47军军长汪匣锋派人联络，才知道是5军200师向他们开枪。交涉了半天，5军才停止射击，他们的行动早已惊动了当面的华野八纵。当敌军来到刘集、郭营八纵22、23师阵地前，我军一线部队猛烈开火，并以纵深炮火急袭射击。16兵团在前后夹击之下，全线溃乱，密集的人群在村庄之间的旷野里跑来跑去，四散逃命。孙元良跳下吉普车混入乱军中，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则带领一批人掉头往回跑。八纵全线出击，枪炮声、哨子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交汇在一起，惊天动地。经过两小时战斗，16兵团大部被八纵和友邻部队歼灭，41军军长胡临聪、47军军长汪匣锋等被俘，冲出包围圈的散兵也在萧县、亳县等地被我地方武装和民兵俘获。副参谋长熊顺义收容逃回来的官兵7 000多人，被杜聿明编入邱清泉兵团的72军。只有孙元良化装成老百姓，与少数人侥幸漏网。12月18日，孙元良逃到信阳，被张轸部队收容。[7]16兵团的灭亡，极大地动摇了杜聿明集团的军心。

首次突围没有成功，杜聿明仍然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争取在南边突破与黄维兵团会合。他命令邱清泉兵团集中炮火和战车，以一个军向南进攻。李弥兵团坚守李石林、青龙集地区，以“滚筒战术”跟进。邱兵团前进一步，李兵团就接替邱兵团的阵地，巩固后方。他们把十几万部队收缩在陈官庄一带南北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的狭小范围内，防止我军的突破和分割围歼。

华野指挥部察觉到杜聿明集团的意图，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一、四、九纵由北向南积极攻击；以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十、十二纵，以韦国清、吉洛指挥二、八、十一纵、广纵采取正面阻击和东西两侧夹击，坚决阻敌南逃。

激烈的战斗从12月8日起再次展开。邱清泉兵团的主攻方向是鲁楼。鲁楼村位于引河岸边，是国民党军南下的必经之路。粟裕特地向十纵交代：“守住了鲁楼，就等于堵住了引河的口子。”从6日起，邱清泉就派70军139师主攻鲁楼，打了两天没进展。8日邱清泉又将70军的96师调来助攻，在8辆坦克掩护下向鲁楼猛攻。守卫鲁楼的十纵29师顽强防御，以迫击炮、火箭筒向坦克抵近射击。一天打退敌军三次进攻，毙伤敌军约2 000人。邱清泉见鲁楼攻不下，命令70军32师进攻鲁楼东南的窦凹。邱清泉亲自到炮兵阵地指挥，集中火力猛轰窦凹，支援32师的进攻。

自12月10日起，南线的战斗呈现出白热化的争夺。华野战后的总结中记载：“宋刘集团：十纵10日击退敌向窦凹之进攻，11日又击退犯窦凹敌两次猛攻，12日敌70军之96师及32师全部，附坦克8辆，自4时向我窦凹阵地猛攻，激战一天，得失八次，卒为敌占。毙敌副师长以下2 000余人，俘百余。13日晨因窦凹阵地失守，鲁楼阵地突出，决同时放弃，上午9时敌占鲁楼阵地。11时96师2个团附坦克8辆，分三路向我李楼阵地攻击，激战至14时，我前沿阵地被敌突破，反复争夺至16时，敌后续跟上，遂为敌占领。次日徐小凹亦为敌占领，我确守张庄、耿庄、后刘园之线阵地。十二纵14日攻入陈阁、王林庄、吴楼，敌四次增援，因我突击部队伤亡过大，即停止进攻，毙伤敌300余，俘20余。”[8]国民党军拼尽全力，只占领了几个村庄，邱清泉手下最能打的96师元气大伤，师长邓军林回忆：“窦凹的战斗，是在邱清泉的顽强压力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宣告结束的。部队的攻击精神，已是一蹶不振，一听到攻击任务，官兵都感到惶恐不安。”[9]十纵六天顽强的防御，堵住了杜聿明集团南下的道路。粟裕、谭震林给十纵的嘉奖令中说：“此次聚歼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匪部，会战初期，你们贯彻了这种坚决顽强英勇奋战的战斗作风，给予妄图夺路南窜之杜聿明、邱清泉匪之70军以连续迎头痛击，毙伤敌数千以上，确保了鲁楼、李楼阵地，对于完成全歼杜聿明集团任务，起着重大作用。”[10]

在南线顽强阻击的同时，北线部队积极进攻，迫使李弥兵团不断向后退却。一、四、十二纵在炮火和坦克配合下，连续攻击李弥兵团8、9军阵地，几天内占领了夏砦、魏楼、高楼、伍庄、陶楼、马桥等十几个村庄，逼近李弥兵团部所在的李石林。李弥严令部队坚守阵地，激烈的战斗使李弥的骨干部队大受损伤。李弥情急之下，将丢失魏楼、马桥的两个团长当众枪毙，杀一儆百，迫使部下拼命死战。魏楼紧靠李石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争夺，几度易手。

围歼杜聿明集团的外围战斗从12月6日到14日，华野在南线坚决地阻挡了邱清泉兵团的突围，在北线不断推进，压缩包围圈。但是部队苦战多日，并未达到分割围歼敌军的目的，双方打成对峙局面。一纵叙述这段时期的作战情况说：“在攻击手段上，我仍采取过去一般对村落的攻击办法，先炮击，再爆破，最后是突击，按此三步来攻。其实当时敌人已开始全部转入村落四周之野外，已经不是过去一样集中兵力固守村落的防御，而是散开四周形成蜘蛛网式的防御了。如仍采取过去的攻坚经验，即不能取胜。具体表现：一是炮火使用，过去攻坚多用曲射，集中炮火打一点，可压制敌人，掩护部队前进。但现在敌人全部散开，隐蔽地堡交通壕内，那样打法只有浪费弹药（3师攻高楼，发炮300余发，只见遗尸七八具，地堡无一损伤）。二是突击与爆破分成两个部分担任，不适合当前攻击。因敌已分散各工事中，几包炸药不能解决问题，如炸后突击队再上去，敌人反会封锁爆破口。三是攻击队形，如仍采取集团队形，爆炸一响后，即将部队向内塞，企图与敌进行纵深战斗，但敌主力不在村子上，这样使用部队结果伤亡反大，到处受敌地堡火力之杀伤，而不能取得胜利。必须采取小组动作，先求肃清地堡交通壕之敌，才能取得胜利，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中碰到钉子后体验出来的。”[11]

杜聿明集团一时吃不掉，总前委又要华野抽调部分兵力协助消灭黄维，粟裕不免心里焦急。12月14日粟陈张给总前委和军委的电报中说：“三日来杜匪对我战法，采取东西北坚守，以主力一部配合第二等部队与我纠缠，而集中其主力向五户张集、固上之间突击。在战术上采取绝对优势兵力（三个团至五个团），在战车（5辆至15辆）与空军和炮火掩护下，用密集队形反复猛扑我一个村落（如窦凹、李楼均经过四次以上之争夺）。在敌人此种攻击手段下，敌虽付出很大代价，我也伤亡消耗颇大，且不便集中更多兵力反击。因此，敌集中攻我一点时，我亦很难守住。我曾对北线采取攻势，因敌均坚工固守，每晚仅能歼敌一个团左右。而每个村守备均成敌之据点，分割不易。”为了歼灭敌人，粟裕建议在南边设一袋形阵地，引诱敌军突围而歼灭之。[12]

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平津战役上。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傅作义集团南下，将其留在华北战场，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出：“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接到粟陈张14日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13]接到命令后，华野各纵于16日进入休整，战场出现一段沉寂状态。

休整期间的首要任务是整理、补充部队。自淮海战役开始以来，华野各纵队已连续作战40天，部队普遍出现极度疲劳和因伤亡严重减员的现象。以四纵为例，战役开始时全纵队为18 704人，第一阶段他们伤亡5 306人（伤3 974人，亡1 332人），第二阶段伤亡4 056人（伤2 707人，亡1 349人）。也就是说，一个月内拼掉了半个纵队。有的纵队伤亡甚至超过了半数，据华野12月18日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基层干部伤亡最大的是一、三、四、六、八、九、十等纵队，其次便是十三、十一、冀十一、十二、七等纵队。”在战斗中随时调整编制，不断地合并连、排。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在战役过程中一直实行以俘虏补充部队的措施。对不带伤的俘虏基本上是一个不放，“随俘随补”。上午俘虏，下午就补充到连队参战。各纵队还通过“边打边提”、“随缺随补”和“火线提拔”等办法，解决了基层干部的缺额，保证了作战的急需。济南战役的“解放战士”已经是班里的骨干，从黄百韬兵团补充来的俘虏到战役第三阶段时已经有当班长或副排长的了。据四纵统计，到第三阶段时，“我纵连队解放成分已占80%”。开始华野政治部有指示，各纵队根据伤亡情况，缺一补一。到后来各纵队抓住俘虏都不放，几乎全部补充到连队，所以各纵队人数是越打越多。到战役结束时，四纵已达到43 072人，为战役开始时的两倍多。缴获的火炮也由原来的160门增加的296门。[14]华野全军从战役开始时的36万人发展到46万人。

在休整期间，华东支前部门和华野后勤部门集中大量民工和运输车辆，将徐州缴获的物资和解放区支前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前线，改善了部队生活。使部队战士“穿暖、吃热、吃饱、吃好”。部队实行轮番休息，在前线的部队大力改造战壕，把战壕和阵地变成能休息、能做饭，能活动的场所，真正做到“以阵地为家”。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战士们吃着解放区人民慰劳的猪肉，抽着送来的香烟，送走了1948年，迎来了1949年。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毛泽东高瞻远瞩，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规划。12月12日，毛泽东给总前委领导人发出指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15]为了保守机密，这份电报只发给了刘邓陈。

当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永城南临涣集的小李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萧县西的蔡凹村，两地相距近百里。刘邓陈研究了毛的指示，决定前往华野司令部开会。12月17日早上，他们乘车来到蔡凹华野指挥部，与粟裕见面。粟裕激动地对刘伯承说：“我们有十七年没见面了！”在北线山东兵团指挥部的谭震林也赶到蔡凹，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位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堂。这次会议，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开了一天，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未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他们主要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计划和部队整编方案。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小李庄，谭震林回到山东兵团指挥部。

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此时处境悲惨。近20万人的粮食弹药，都要依靠空投补给。刚被包围时，蒋介石为了抢救这支“王牌部队”，命令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杜聿明集团的生存。根据需要，每日要出动120架次，空投粮食肉类食品240吨、弹药和其他物资160吨，才能满足需要。从12月16日起，南京方面以空军两个空运大队为主，并租用了中国、中央和陈纳德三个民用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开始昼夜不停的大规模空运。开始空投大米，被围困的部队缺柴禾，烧不了饭。杜聿明来电要大饼、饼干、罐头等熟食，除药品外其他不要。一声令下，南京城里城外各食品厂和作坊都日夜赶制大饼和饼干，忙得不亦乐乎。开始的时候天气正常，空军也比较卖力，基本上能满足需求。12月18日以后陈官庄地区雨雪交加，天气恶劣，民航飞机都撤出了，只有靠空军负担。包围圈越来越小，国民党飞行员怕我军射击不敢低飞，在1 000米高空就顺风投下去，结果这样少的物资，还有相当一部分落在我军阵地上。雨雪天气持续了近10天，杜聿明集团饥寒交迫，到了崩溃的地步。[16]

杜聿明终日冥思苦想，寻求突围之计。蒋介石、刘峙都催他尽快突围，与黄维会合。杜聿明心里明白，靠他们的力量是冲不出去的。16日黄维兵团覆灭的消息传来，杜聿明的心更凉了。现在共军可以全力来对付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死守待援了。17日蒋介石要他派人到南京商议，他派参谋长舒适存乘小飞机从陈官庄起飞去南京。19日下午，舒适存和空军官员董明德乘飞机降落到陈官庄，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现在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惟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突围。这次突围，将由空军投掷毒气弹掩护，具体方法与董明德商量。杜聿明同意使用毒气弹，但对突围信心不足。他与邱清泉等商量了三个方案，写信请蒋介石决定：1．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这是上策；2．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和谈，这是中策；3．如果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是下策。当他将信写好，请舒适存再次飞往南京时，不料连日风雪大作，飞机无法起飞，一耽搁就到了28日。[17]

寒冷恶劣的天气把陈官庄变成了人间地狱。国民党军互相抢夺空投的粮食，空投场变成了厮杀的战场。74军利用电台指示空投，抢到一些粮食。其他各军纷纷告状，杜聿明要收回74军的电台，军长邱维达坚决不肯。杜派官员监督空投场，依然不能制止乱抢的混乱局面。为抢粮而打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没有粮食吃，国民党军杀光了牲口。为了烧火做饭取暖，国民党士兵先拆了房子，又扒出地里埋的棺材，最后将阵地的鹿砦也偷来烧了。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外，尚有不少的闲散国民党军人员、机关公务人员以及由徐州盲目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既不在建制之内，连最少量的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强迫将他们编入部队，在快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没有不顺从的。最可怜的是那批盲目而逃的女学生和其他妇女们，便被迫作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个的洞穴，上面将降落伞张开，远远望去，好像一朵朵鲜菌长在冰雪之中，内中便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也是逼良为娼的淫窟所在。”

“四马路是旧社会形容上海一条最污秽的马路，在包围圈中竟也出现了。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在交换中充分暴露出弱肉强食的活地狱情况。凡是有物去交换的人，都是为了活命，惟有少数豪强——当然是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则利用贪污、巧取来的食物、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18]

在此期间，华野前线部队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有的向敌军阵地喊话，宣传政策。如果让投诚人员现身说法，对国民党士兵的说服力更大。有的将传单、宣传品用六零炮打到敌军阵地上去，有的乘夜间将食品、香烟送到敌军阵地前沿，让他们来拿。74军58师官兵收到我军送的一口宰好的大肥猪，肚子里装满了给国民党军官兵的劝降信和宣传品。邱维达不能禁止部下吃肉，也就无法禁止大家看宣传品。只能哀叹共军“攻心为上”的厉害。

我军的政治攻势起到很大的作用。饥饿的国民党官兵不断越过阵地向我军投诚。开始是零星的，以后越来越多。据四纵12月26日报告：“昨晚收容8军、9军87人，均零星散出，枪械没前几天多了。据供：特务和当官的较过去监视更严，晚上除放哨者外，把当兵的枪支收起，实行集体睡觉。步枪由排长看管，机枪由连长看管。发现士兵向我阵地方向跑即打枪，昨晚就打死好几个。跑出者均借口大小便，或利用放哨时偷跑。很多人是偷人家的枪过来，说：‘不带枪来恐怕不大好。’敌军除营长以上还有大米吃外，连、排长均与士兵一样吃榆树叶、山芋藤，士兵都不愿意再打。想过来，没办法，我送去的饭都收到，吃了，但不敢作声。如向我阵地讲句话，甚至笑一下都杀头。”27日报告：“昨晚来之108人中，有10多人途中跌倒，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实在饿坏了。”[19]李弥得知这些情况，无可奈何地对9军军长黄淑说：“要秘密地向师、团、营长说明，士兵愿意到共军那里，就随他去吧，吃饱了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惟一的要求是不准带武器去。”

那些日子，我军每天统计的战果就是有多少敌军投诚。从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相继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有14 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这些人投诚后，先要求吃顿饱饭，然后讲述内部的情况。杜聿明集团的一举一动，都被我方详细掌握。这些投诚的官兵大部被编入我军，调转枪口立功赎罪。

为了体现我军的人道主义政策，四纵、十纵在包围圈东面的青龙集地区开了一个放人的口子。他们选择一条便于控制的隘路，设上几层火力网，然后就大张旗鼓地号召包围圈内的难民和散兵出来。听说解放军网开一面，难民和散兵蜂拥而来。敌军为了减轻包袱，少些没有用的人吃饭，也睁眼闭眼地随他们走。这些人中有从徐州逃难的老百姓，也有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地主。一些国民党军官兵也化装成老百姓，拖着枪想混出包围圈。有几次大队人流向口子拥来，搞得警戒部队十分紧张，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这也挡不住人们求生的渴望。到了路口，人群好像受过训练，逐渐排成一队，一个个放下武器，举着双手，接收我军的检查和收容。据华野司令部阵中日记的记录：12月27日十纵报告：“鲁老家跑出敌四五百人，内大部是民众学生，仅十分之三是当兵的，现我全部收容。”1949年1月3日四纵报告：“由青龙集放出老百姓、学生、伤员、太太等1 000多人，正在政治部审查。”一些国民党军官也想乘机脱身，徐州“剿总”办公厅主任郭某等组织了一个“难民还乡团”，其中有徐州国民党机关人员、从海州撤退的国民党军家属，也有军官。他们与杜聿明打了招呼，被批准从李弥兵团处放行。他们大队人群向解放军的路口拥来，解放军认为其中有诈，便开始射击。人群调头向回跑，国民党军又开枪阻止。郭某等人没跑成，只好退回来。直到我军最后总攻陈官庄，郭某等才当了俘虏。

包围杜聿明集团后，我方积极进行政策宣传，希望杜聿明等高级将领能放下武器。12月8日，陈毅、粟裕、谭震林联名写信给杜聿明等，希望他们“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这封信书写多份，由俘虏分别带进包围圈。邱清泉把信烧了，李弥把信转交杜聿明。杜聿明看完信后，去试探邱清泉的态度。邱清泉依然态度顽固，看了一半，一句话不说就把信烧了。杜聿明从心里还是忠实于蒋介石的，怕邱清泉抓住把柄，也不敢提投降的事。其实邱清泉是色厉内荏，他私下对参谋长李汉萍说：“只有欧洲人打仗最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不像我们中国，明知道不能打，也非打下去不可。”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使他们都戴上了假面具，到生死关头也不肯面对现实。

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野、华野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惟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20]但是杜聿明、邱清泉等仍然执迷不悟，负隅顽抗。杜聿明回忆：“当时解放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未看到，就是看到，令‘全军放下武器’，仅保证‘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我也不会投降的。国民党军官对个人生命固然看得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部队实力，因为他是靠这个升官发财的。”

12月29日，陈官庄地区天气转晴。杜聿明立即打发舒适存、董明德上飞机，带上他的建议去见蒋介石。次日蒋介石来电说：“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治疗。”邱清泉力劝杜聿明回南京。杜聿明心里很明白，他的本钱就是这些部队，丢了部队逃生，他个人绝没有好下场。他拒绝了邱清泉的建议，复电蒋介石说：“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其实蒋介石是无计可施，黄维兵团被消灭后，蒋介石于12月18日密令刘峙将蚌埠的主力转移到长江以南：“54军、66军、39军即开南京集结，归汤（恩伯）司令指挥，从速完成江防准备。28军即控制滁县、浦口间地区，立即完成桥头阵地。52军之两个师着即日开武进、镇江间归建。”[21]这说明蒋介石自顾不暇，根本不会出兵来救杜聿明集团，只能看着他们被消灭了。

29日南京方面恢复了对陈官庄地区的空投。国民党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活地抢大饼和生米吃。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秩序大乱。杜聿明的电台坏了，由74军电台联络，空投的粮食大多落在74军防区内。李弥兵团得不到粮食，大骂邱清泉兵团。杜聿明命令邱清泉调出若干包大米，分给李弥的一线部队，矛盾仍无法平息。华野抓住天气晴好和敌军混乱的机会，于17时集中特纵和各纵队的火炮200余门，向敌军前沿工事进行了全面炮击。猛烈的炮火持续了一个小时，由于我军已经全面掌握了敌军工事的分布情况，炮弹打得又猛又准，敌军的地堡大部被炮火摧毁。这是总攻前的一次试射，也是我军结合政治攻势向敌军施加军事压力。这一顿炮击进一步摧毁了敌军的信心，使其士气低落，人无斗志。

在阴暗低沉的气氛中，蒋介石度过了1949年的元旦。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战场上连续失败，国统区人心动荡，经济形势急剧恶化。12月30日，他将各地军政首脑阎锡山、张治中、胡宗南等召到南京，商议对策。他们有的主战，有的主和，莫衷一是。而白崇禧则于12月24日在汉口发出电报，要求与中共和谈，并逼迫蒋介石下野。桂系的强硬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寻求军事援助，美国政府反应冷淡，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没有美国的飞机大炮，蒋介石是无法坚持打下去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表明立场，他通过秘书转告新任行政院长孙科：“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需。”[22]

在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处境下，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表示愿意下野以谋求和平。文告说：“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至中断，军队有确切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决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在西柏坡，毛泽东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引用了古希腊《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尖锐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他向世界宣告：“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23]这也是对蒋介石“和谈”阴谋的有力回击。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蒋介石表面上高喊“和平”，背地里却丧心病狂。他命令空军向杜聿明集团加紧空投粮食弹药，并运送大量毒气弹，帮助杜聿明集团突围。1949年1月3日，苏北兵团向华野司令部报告：“昨中午12时，八纵方面拾到敌空投之毒瓦斯弹，其名为‘催泪性37式化学抛射弹’，联勤总部64军工厂造。弹色灰，弹体长15公分，式样同88式掷弹筒。中间有一道箍，箍下有六个蓝点。今天下午八纵张参谋试验，第一弹离发射地170米处爆炸，他即向爆炸处跑去，感到口辣、喉痒，淌了一些眼泪。第二弹打出去未爆，拿回后在家拆开，内是气体，闻到硫磺味，嘴辣、喉痒、流眼泪，三分钟后即平安无事，效力并不大。”[24]国民党毒气弹的秘密被我军掌握，原来不过如此。华野将徐州缴获的防毒面具发给前线部队，并指示了防毒知识。国民党军赖以突围的“王牌”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杜聿明等对此严守秘密，电文中都化名“甲种弹”。实际上敌军投诚者多人已向我方交代了国民党军准备放毒突围的计划，我方已有了充分准备。杜聿明对此抱有极大希望，董明德向他介绍毒气弹的性能时，杜聿明问：“用的什么毒气？”董答：“催泪性的。”杜聿明不满地说：“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董答：“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25]在垂死挣扎之际，杜聿明已经完全不顾国际公法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毒气弹也没能挽救杜聿明集团灭亡的命运。

1月3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电令：“照第三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日粮弹。”这是杜聿明建议的下策——突围。杜聿明感到突围是毫无希望，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他复电陈述粮弹不足，将士饥饿，无法执行命令，请继续大量空投。5日蒋介石复电，也是最后的命令：“准再投三日，务必遵照实施。”杜聿明不走也得走了，他与邱清泉、李弥在陈官庄召集军师长会议，部署突围行动。会议商定：1．要求南京派飞机投毒气弹，掩护地面部队突围；2．由5军、74军带防毒面具打开两个缺口，随后扩张战果，后续部队跟着突围；3．每人带三天干粮；4．突围时间定在1月9日。各部队根据命令，开始了准备。

国民党军的行动比我军慢了一步。自12月29日敌军恢复空投以来，华野就密切注视敌军动向。据投诚士兵说：他们29日开始吃马肉，还让吃饱。向我方投诚的人数也逐渐减少。电台监听不断收到敌军相互联络的讯息，部队集结和汽车、坦克调动的噪音也明显增加。种种迹象表明，杜聿明集团准备突围。华野经过20天休整，部队已经完成整补，战士体力充沛，士气高昂。特纵炮兵和后方补充的弹药也已经到位。三纵在双堆集战斗结束后也回到陈官庄前线。华野首长认为：总攻的条件已经成熟。经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1月2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了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命令指出：“近日敌复积极调整部署，似图待空投补充粮弹后，寻隙夺路向南、向东南、向西南分途突围。”“为贯彻战役决心，乘敌人还未能得到充足粮食、弹药补给，且疲惫动摇恐慌之际，争取迅速解决该敌，全歼杜邱李匪部，以获淮海战役全胜，决首先分割攻歼13兵团残部，压缩对敌之包围圈，尔后乘胜扩张战果，攻歼邱兵团残部。”具体部署是：以三、四、十、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为东集团，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向敌东部阵地突击；以二、八、十二纵为北集团，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由北向西南攻击；以二、八、十一纵为南集团，由西南向东北攻击。另以六、七、十三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由济南调来的吴化文部队以及豫皖苏、冀鲁豫军区部队为战役预备队，拦截围歼溃逃之敌。[26]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近迫作业，以壕对壕，以堡对堡，一条条战壕挖到距敌军阵地的前沿仅30米处，有的楔入敌军阵地侧后，对敌前沿阵地形成三面包围。敌军眼看我军的战壕挖到面前，也饿得没有力气抗拒了。

1月6日15时30分，华野的总攻打响了。各纵队和特纵集中绝对优势的炮火，将敌军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在突破敌军前沿阵地时，我军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集团冲锋，而是以灵活的战术，以班为单位，实施小组突破。战士们利用交通壕的掩护，接近敌军地堡，一边爆破一边消灭敌人，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一个班就可以解决敌军一个排的集团地堡。敌军士气极为低落，已经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一纵仅用两个小时就攻占了夏庄，继续向纵深突破。据华野司令部当天统计：三纵攻占窦凹，四纵攻占阎庄，八纵攻占魏小窑，九纵攻占郭营，十一纵攻占李楼、徐小凹，都是在两三个小时内解决战斗。这天共歼敌万余人，占领13个村庄，李弥兵团受到沉重打击。邱清泉兵团的70军军长高吉人被我军的炮弹炸成重伤，杜聿明任命96师师长邓军林为70军军长，组织抵抗。

李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感到末日来临，7日命令兵团各部放弃陈阁、马庄等阵地，向邱清泉兵团靠拢。8军转移到罗庄，9军和兵团部转移到空投场和李庄。上午我军还没有完成攻击准备，李弥兵团各部就从青龙集等11个村庄不战而逃。当天晚上，我东集团各纵队占领了这些村子，杜聿明集团的整体防御被打破了。

我军的强大炮火把邱清泉打得失魂落魄。三年来他与我军作战，从来都是以优势炮火而骄横不可一世的。今天我军的炮火完全压制了邱兵团的火力，使他真正尝到了挨打的滋味。邱清泉自言自语地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7日晚上战况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喝得醉醺醺蒙头大睡。参谋长李汉萍来请示行动，邱清泉怒气冲天地说：“让它崩溃好了。”

7日我军的全面攻击又歼敌三个团，俘3 000余人，占领23个村庄。8日因东线部队拥挤，敌军又收缩向西突围迹象，西线攻击进展不大，阵地也比较宽。为了防止敌军突围，华野在8日夜里调整部署，加强西线力量。这天歼敌两个团，占领5个村庄。杜聿明集团已被压缩在陈官庄附近十几个村庄的狭小范围内，我军的大炮可以直接打到陈官庄内。

杜聿明连续向南京方面呼叫，要求空军支援他们在9日突围。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答应9日早晨出动上百架飞机投掷毒气弹，掩护杜聿明部突围。杜、邱商量后，决定以5军打头阵，在空军掩护下杀开一个缺口冲出去。5军是邱清泉的王牌，在陈官庄地区被困后，尽管战斗激烈，邱清泉始终没有把5军派上第一线，就是为了保留这支力量在最后关头使用。9日早晨，5军军长熊笑三来到担任突击的200师，等待空军支援。上午，王叔铭果然指挥大批轰炸机飞临陈官庄上空。熊笑三只等空军投下毒气弹，就指挥部队突围。谁知投下的毒气弹只有少数几个爆炸，根本没有用。5军分头向郭营、刘楼、王花园、左砦等村进攻，企图向西突围。华野九纵、八纵坚守阵地，迎头痛击，5军仅占领了华野两个纵队接合部的左砦，其余都被打回来。邱清泉气得暴跳如雷，大骂空军内部有共产党，使毒气弹失去作用。熊笑三也垂头丧气地通知后续部队取消突围行动。杜聿明、邱清泉策划多日的阴谋落空了。

9日下午，我军再次发起强大攻击，在炮火和坦克的协助下，各纵队纷纷突破敌军阵地，向陈官庄和空投场所在地陈庄压过来。眼看大势已去，杜聿明和邱清泉于当日下午离开陈官庄总部，来到陈庄的5军军部躲避。他们情绪颓丧，面对各部队的告急，他们既不表示坚决突围，也不表示顽抗到底，眼睁睁看着部队溃散瓦解而束手无策。

到黄昏时，邱清泉、熊笑三催促杜聿明赶快下决心突围。邱清泉说：“趁早突围总可以突出去，还可再干。如果迟疑不决，那就整个完蛋，一网打尽。”杜聿明仍坚持按蒋介石的指示10日上午突围。大家都认为白天突围没有希望，杜聿明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熊笑三对杜聿明极为不满，天黑时不辞而别，自己先逃跑了。这时李弥也来到杜聿明的掩蔽部，请示下一步行动，杜聿明也无话可说。看到各位兵团司令、军长都不愿坚持，杜聿明只好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邱清泉见杜聿明表态，立即打电话通知各军。李弥还想和杜聿明等一道走，杜聿明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李弥走出掩蔽部，见阵地周围炮火映红了夜空，轻重机枪和手榴弹声一阵紧似一阵。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像无数流星，在阵地上空飞来飞去。李弥伤心地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27]

9日这一夜，被华野司令部称之为“迅速、惊人、巨大的发展，是全战役最重要、最紧张、最精彩的一个阶段，也是接近最后一幕最生动的场面”。敌军全面崩溃，四纵尾追朱楼、邓楼等地的逃敌，直扑陈庄的飞机场。十纵解决陆菜园之敌后与四纵并肩向西追击，胡庄敌72军军部向十纵投降。到半夜时，十纵又与四纵一起攻占13兵团部所在的黄庄户。这时，三、四、十纵三支强大箭头都指向陈官庄及附近的陈庄。其余各纵队在原地监视敌人。10日拂晓，华野司令部见东线我军猛烈发展，敌军已呈总崩溃之势，命令全线各部队立即实施总攻击和总追击。“全线战场于10日拂晓前后战斗的气氛更活跃起来，战斗的情绪更高涨沸腾，达于极高的高度。陈官庄及陈庄分别为十纵及四纵的勇士们插上了红旗，解决了敌人，于是全战场的敌军各部失却了指挥的中心，而四面八方强大的解放军又排山倒海压境而来，匪军的官兵们见大势已去，到处慌作一团，纷纷整师整团的放下武器要求投降。”[28]

9日夜22时，邱清泉分别打电话给70军军长邓军林、74军军长邱维达等，大喊大叫：“我没有办法了！你们自己打定主意突围吧！我放弃指挥权，马上离开指挥部。”挂了电话，邱清泉对杜聿明和掩蔽部中的其他官员们说：“现在陈庄三面被包围，只有西南方一个缺口可走，大家突出重围后，谁能到达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全败经过及今晚的情况。”说完，杜聿明、邱清泉等在副官、卫士的掩护下，在茫茫黑夜中四散逃命。他们出陈庄后，因人马拥挤，很快失去联络。邱清泉这时神经失常，到处乱跑，高声大叫：“共产党来了！”他被子弹击中，倒地毙命。72军军长余锦源率残部向十纵投降。邓军林、邱维达等在突围中被我军俘虏。原70军军长高吉人重伤在身，被部下抛弃。我军将他收容，送往后方医院治疗。高吉人隐瞒了身份，伤愈后逃跑了。

李弥离开杜聿明的掩蔽部后，不敢回兵团指挥部，随着溃散的部队东跑西跑，到处挨冷枪。他拿着指北针看方向，半夜才摸到9军3师师部所在地张庙堂。师长周藩希望李弥能领着大家冲出去，李弥疲劳不堪，躺倒就睡，对周藩等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周藩看到外面解放军已经突破他们的阵地，就要打到师部来，他与部下商量，大家都想投降。10日天亮，周藩写了请求投降的信，派人送给当面的解放军部队。中午得到我军答复：要3师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不得延误。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你们哪一个愿意去？”他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若能回去，一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都可以放心。”周藩见他这样怕死，心想解放军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他身为师长是跑不了的，索性自己去报到，给李弥逃脱的机会。他越过阵地向九纵的一位团长投降，整理自己残存的部下离开战场。李弥换上伤兵的衣服，混在人群中，乘天黑人乱逃跑。后来他竟辗转到达青岛，在那里上船逃脱，实在是万分侥幸。[29]

8军军长周开成就没那么走运。10日拂晓他带领军部的人向张庙堂以西逃跑，撞上了十纵29师87团。他以为是邱兵团72军的阵地，派卫士排长上前联络。那排长一到我军战士面前就当了俘虏，在战士命令下，回头向周开成等招手。周便在随从簇拥下走过来，卫士排长介绍：“这是我们军长。”我军战士说：“军长来了，欢迎。”周开成只得束手就擒。走了不远，解放军就给他找来马骑，一直把他送到纵队司令部。在那里周开成受到良好待遇，还吃了一顿面条。

再说9日夜里杜聿明与邱清泉失散后，带着副官和卫士十来人仓皇向北逃跑。跑到夏砦，躲进一条战壕。副官给他剃掉胡子，化装一番。他们看着解放军大部队从路上经过后，又向北跑。大约走了20里路，天色大亮。副官看到附近村庄都有解放军，问杜聿明是跑还是投降。杜聿明还想继续逃，正商量时，迎面来了两个解放军战士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瞎编说：“送俘虏的。”解放军看他们手里都有武器，端枪大喝。杜聿明等只好放下武器，被解放军战士带进村庄。

吃了一顿饱饭，杜聿明等被带到政治部门分别接受审查。负责审查的干部是四纵一位姓陈的政治部主任。询问杜聿明的身份，他自称是13兵团军需高文明。陈主任很有经验，笑着问道：“13兵团有几大处？请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杜聿明顿时傻了眼，手里拿着派克金笔写不出字来。陈主任看他使用的高级金笔和手表，就猜测他不是低级军官。向他交代政策说：“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说完就命令战士把他们带到广场上，与大批13兵团的俘虏们一起听候处理。杜聿明看到许多熟悉的老部下，又羞愧，又恼火。羞愧的是打了败仗，无颜见部下；恼火的是落到俘虏群里，早晚会被揭发出来，与其被枪毙，还不如自己了结。乘我军战士不在身边，杜聿明捡起一块石头朝脑袋上砸，砸得皮破血流，自己也晕过去。

四纵的干部见俘虏们骚动不安，传说“总司令死了”。从俘虏中找到这位“高军需”，见他只是头上破了口子，还死不了，就为他包扎了伤口，单独关押起来。第二天陈主任再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他被送到四纵指挥部，陶勇司令员等对他以礼相待，但杜聿明态度消极，不愿谈任何问题。[30]1月11日，粟裕、陈士榘电告军委：“匪首杜聿明确已被我四纵俘虏，邱、李正继续搜查中。”[31]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到1949年1月10日下午胜利结束。华野经过四昼夜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2个师、1个骑兵旅，共176 000人。华野仅伤亡17 870人。对比一下，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敌我双方伤亡比例为2.8：1；第三阶段敌我伤亡对比为9.8：1。所以华野司令部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是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

1月9日，蒋介石与杜聿明的电台失去联络后，他在日记上沉重地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共军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当杜聿明部被彻底消灭的信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上下人心震动。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从上海到南京求见蒋介石、宋美龄，蒋介石不敢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秀清大为不满，便到总统府找蒋介石的原侍卫长、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又哭又闹地说：“我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在场的国民党官员看到家属的悲伤，个个感到寒心。[32]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关押，“自被俘之日起，他一直是单独监禁的，不仅与外界极少接触，而且与其他著名战犯不通往来。1956年初，公安部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全国重要战犯都集中到北京，进行学习改造，杜聿明也来到这里”。在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终于逐渐好转、康复直到痊愈。在思想上，杜聿明逐渐地能够在再生之路上自觉迈进。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包括杜聿明在内的10名重要战犯被特赦，杜还作为代表在特赦大会上发言。1961年，杜聿明等7人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以后杜聿明曾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5月7日，病逝于北京。[33]

1955—1956年，杜聿明托人转信给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这时，杜家的人才知道杜聿明仍活在人间。1957年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派张文裕（杨振宁的老师）和夫人王承书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前往祝贺。张文裕启程前，在功德林与杜聿明会晤，杜欣然给女婿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1963年，杜聿明夫人曹秀清谢辞女儿、女婿，离开美国。到北京与丈夫团聚，开始了新的生活（曹秀清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女儿、女婿将她从台湾接到美国去的）。[34]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鲁中南、苏北、冀鲁豫等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国民党参战的有徐州“剿总”的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约80万人。解放军以伤亡136 000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共歼灭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 000多人。在兵力和武器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我军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英明决策，华野、中野密切配合，各部队首长卓越指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的结果。而国民党方面统帅部一再改变决心，各兵团之间互不配合，见死不救，在陷入重围后人无斗志，乃至整师整团放下武器。这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不是武器和兵力多少，而是蒋介石的内战彻底失去人心的结果。

淮海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我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淮海战役连同辽沈、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歼灭了蒋介石的骨干军事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

[1]　南京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2]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

[3]　20军司令部：《淮海战役纵队作战经过及主要经验汇集》。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

[5]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始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8页。

[6]　魏煜焜：《第十六兵团就歼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41页。

[7]　熊顺义：《孙元良兵团被歼经过》，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26页。

[8]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

[9]　邓军林：《东打西突难逃罗网的第七十军》，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64页。

[10]　李曼村：《淮海战役中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

[11]　20军司令部：《淮海战役纵队作战经过及主要经验汇集》。

[12]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

[1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16]　程藩斌：《陈官庄地区空投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

[17]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18]　文强：《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19]　华野司令部：《淮海战役阵中日记》。

[2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21]　南京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

[22]　鸿鸣：《蒋家王朝》。

[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24]　华野司令部：《淮海战役阵中日记》。

[25]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27]　李汉萍：《邱清泉第二兵团覆没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25页。

[28]　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

[29]　周藩：《掩护李弥化装潜逃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

[30]　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50页。

[3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2册。

[32]　李以劻：《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载《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33]　郑洞国等著：《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34]　徐胜蓝、孟东明编著：《杨振宁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37章　向江南进军

华野贾汪会议——三野整编——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求和——毛泽东重申把战争打到底——长江天堑——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江南的政策问题——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国民党的长江防线——总前委制订《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毛泽东已经在构思进军江南的战略计划了。12日他致电总前委，要他们开一次全体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的渡江计划”，然后请刘伯承将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毛泽东在电报中谈了他的初步设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华野休整两个月，然后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1]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7日总前委在萧县蔡凹开会后，刘伯承、陈毅立即北上向中央军委汇报。12月底刘、陈到达西柏坡后，参加了1949年1月6日到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明确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野战军负责人在一起研究1949年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会议研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正规化、整顿纪律、解放区建设和经济工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北平解放后，即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全军开始休整。当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指示电《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传到华野后，华野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举行扩大会议。贾汪会议是总结淮海战役和部署1949年华野任务的一次重要会议。20日，粟裕代表华野前委作了题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粟裕充分肯定了华野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和指战员们不辞艰苦英勇作战的优良作风。强调指出这次会议的惟一目的，“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过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粟裕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政策和纪律问题。他长期在江南作战，对江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告诉大家：到江南首先要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爱护人民利益，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肃群众纪律。他说：“今后过江去执行政策很要紧。京沪杭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如果执行政策不好，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孤立。”

怎样执行政策呢？粟裕指出，首先要熟悉江南的民情。他举例说：“上海、南京生活程度高，吃大饼油条是很普遍的，这在许多山东人看来是最好的了。如果认为上海、南京吃大饼油条的都是地主，就很糟糕。南方有些事情是山东人所想不到的，例如：南方有些人吃了早饭不知夜饭在哪里，但他们却穿得很好。很多穷苦的人虽然没有吃的，还穿得好，还烫发。中农有时也吃几个菜，我们不能把两三个菜上桌子的人家都看成地主。总之，我们到了经济生活状况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政策纪律也应该有所不同。”

粟裕说：“过了江，外界的繁华奢侈也会引诱部队。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北有句俗话，‘到了兴化心就花’。估计我军到了苏杭、南京、上海，心跳眼花的人一定有。中央特别要我们加强教育，我们的政治工作要有预见性、顽强性，不间断地进行。我们的军事工作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

粟裕指出：“打破家乡观念，是一件艰巨的工作。我们部队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如今家乡解放了，有的不愿意远离家乡。俘虏兵过了江，巩固便是大问题。不仅北方人到南方会开小差，南方人回到南方也会开小差。因此，对部队要进行教育工作，消除家乡观念，强调天下穷人是一家，将革命进行到底。”

粟裕特别强调了纪律问题：“要尊重政府，服从政府法令。特别是部队打下城市以后，认为‘我们打天下，别人坐天下’，见到政府人员住洋房，点电灯，放暖气，坐沙发而不满，产生平均主义思想。甚至有的把沙发、皮箱割坏，将电灯泡及玻璃打烂，这就不仅是农民意识，而是一种流寇行为。”“有些部队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听军管会管制，不遵守城市治安秩序，强拉车子，强占房屋、车厢，抢购物资，争先入城搞东西，不服从军管会，甚至打骂政府人员等等，都是军阀残余的行为。特别是交通运输问题，最近部队拦车、打车、扣车的事情很多。我们要求从今天起在二十天内禁绝这些事情继续发生，五天内要查明向前委报告。”[2]

贾汪会议认真研究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整编的指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关于部队整编和统一组织编制的问题，中央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考虑了。会议《通知》指出：“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3]经过认真研究，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在贾汪会议上粟裕传达中央关于编制的规定说：“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粟裕说：“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35 000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行事。以后到差要报到，调动工作要办交代，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1949年1月22日，陈毅回到华野参加贾汪会议。26日他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精神，并就形势、任务部署、政策等问题作了总结报告。在陈毅、粟裕主持下，华野部队进行整编，对高级干部进行人事调整。在报请军委批准后，华野于2月9日发布整编命令，改称第三野战军。野战军的编制和负责人是：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粟裕

第一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张震

政治部主任：唐亮

第三野战军下辖4个兵团、16个军，两个纵队，共581 000余人。

第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启龙。辖第21、22、23、35军。

21军（原第二纵队）：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

22军（原第三纵队）：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

23军（原第四纵队）：军长陶勇，政委卢胜。

35军（原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起义部队合编）：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

第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袁仲贤。辖第24、25、26、34军。

24军（原第六纵队）：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

25军（原第七纵队）：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

26军（原第八纵队）：军长张仁初，政委王一平。

34军（原江淮军区部队与何基沣起义部队合编）：军长何基沣，政委赵启民。

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辖第20、27、30、33军。

20军（原第一纵队）：军长刘飞，政委陈时夫。

27军（原第九纵队）：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

30军（原第十二纵队）：军长谢振华，政委李干辉。

33军（原渤海纵队与张克侠起义部队合编）：军长张克侠，政委韩念龙。

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辖第28、29、31、32军和两广纵队。

28军（原第十纵队）：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

29军（原第十一纵队）：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

31军（原第十三纵队）：军长周志坚，政委陈华堂。

32军（原胶东纵队）：军长谭希林，政委彭林（1949年2月15日改编，两广纵队调出后归10兵团建制）。

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1949年3月调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凯。

后勤司令员兼政委刘瑞龙。[4]

三野整编过程基本上是顺利的，但也有不少风波，尤其是35军的组建。吴化文部队济南起义后，为了体现政策，基本保持了原部队建制，主官也没动。淮海战役初期一直在后方整训。第三阶段粟裕命令吴化文部南下参战，在宿县集结作预备队，实际上没有参加战斗。淮海战役结束后到曹八集休整，正逢全军整编。上级把鲁中南纵队与吴化文部合编。吴部缩编为三个团，35军每个师里有吴部一个团，鲁中南纵队两个团。但军长仍然让吴化文当。鲁中南纵队在解放战争初期与吴部是死对头，听说与吴部合编，鲁纵指战员表示强烈反对。说这是“包办婚姻”、“强迫婚姻”。陈毅出面做工作，在贾汪会议总结时说：“华野编16个军，4个兵团。鲁中、渤海、江淮三个纵队不编，充实三个起义部队。这样合编对起义部队的进步是有帮助的，向他们说清楚我们没有把他们当杂牌看待，也没有当客人看待，而当自家人一样。”鲁纵的人还是不服，后来召开全军干部大会，吴化文痛哭流涕检讨自己历史上的罪恶，矛盾才慢慢缓和下来，完成了整编任务。[5]

老纵队改编主要是编制和人事安排的问题。有的纵队在淮海战役中缴获很多，兵强马壮，舍不得把多余的人、枪补充给其他部队。有的对干部任命不满，闹情绪，发牢骚。这时又要陈毅来做工作。陈毅在贾汪会议总结中严厉批评了这些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他谈到干部任命时说：“第一要反对攀比，不要比党票，不要比军龄、党龄，不要比本事。第二不要提不信任案，不要认为党不信任你，认为你受了委屈。第三不要抱小资产阶级立场，怀疑什么个人作用。第四，干部的安排可能是有缺点的，不会百分之百是完满的；但这个名单是正确的，经过反复研究的，是比较妥当，很谨慎的。希望同志们拥护，不准说长道短。”

谈到部队编制，陈毅说：“编制表主要是为了限制人员装备，比较充裕的纵队不能超过。凡是人数超过的纵队，一定要老老实实拿出来补充不足的纵队，不得打埋伏。但是不能拿编制标作为武器向前委要，也不能因为一时没法补充就认为编制表是不必要的。编制表是为了不使部队穷富两极分化，所以我们要反对本位主义和平均主义。我们前委一致同意拨两万俘虏给中野，充实中野，以便在一起并肩作战。两广纵队名义仍然保持到两广，有号召作用。可以归兵团指挥，也可以直接指挥。可以补充一个师打回两广去。”“在编制上不准同志们去比，几十万军队是不能去比的。为了满足这一方面，一定要牺牲另一方面。五个指头不能一般齐，有长有短好做事。有马的就骑，没马的就走路，不能大小事都说理由。”[6]陈老总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谁也不能不听。制度一旦定下来，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到1949年3月底，三野整编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军区也对下属军区和部队作了相应的调整，包括重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统一编为警备部队，配备充实了各军区的领导干部。

淮海战役结束时，平津战役也大局已定。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之后，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已大部丧失。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其中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当时国民党军主力有京沪杭地区的汤恩伯集团、华中地区的白崇禧集团、陕西地区的胡宗南集团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等。汤恩伯集团虽然兵力最多，但许多部队都是被我军歼灭后重新组建，或是遭受我军沉重打击后到江南整补的，战斗力不强。长期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已经陷入总崩溃的局面，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使蒋介石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不仅国民党内，就是美国人也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大维将军就看透了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他在1948年11月16日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自从我到职以来，没有一次战役是因为缺乏弹药或装备而失败的。据我看来，他们的军事崩溃，完全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以及其他许多足以破坏士气的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战斗意志的完全丧失。”巴大维明确地告诉美国政府：“蒋委员长已经丧失了他在政治上的和他的群众的支持，——无论政府迁到哪里去，共军终究将压倒政府。”鉴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得不到应有的效果，巴大维建议停止对蒋介石军队的援助并撤回美国顾问团。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是这个态度。蒋介石发布求和的元旦文告后，曾指派其外交部长吴铁城于1949年1月8日致函美、英、法、苏四国大使，请求他们充当国共和谈的调停者。1月12日美国政府的答复是：“美国政府殊难相信在目前情势下，按中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充当调停人，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7]

司徒雷登在幕后频繁活动，支持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取代蒋介石。司徒雷登委托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转告行政院长孙科：南京政府的惟一出路是与共产党和谈，而蒋介石的下野又为进行和谈所必需。孙科当面去问司徒雷登：“傅泾波关于蒋介石下野的建议是否出自大使本人的意见？”司徒雷登回答：“作为美国大使，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但就个人来说，确实衷心赞助议和。”得到美国的支持，白崇禧在武汉连续发出议和电报，逼迫蒋介石下野。他甚至威胁蒋介石，如果蒋坚持不下野，桂系军队将退出华中，将长江开放给共军，实现局部和平。这一来蒋介石真坐不住了，如果白崇禧这样干，整个局面将不可收拾。1月19日，蒋介石约见张群、张治中、孙科等人，当众宣布：“我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是请李德邻（宗仁）出来谈和，谈妥了我再下野；一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大家都不表态，实际上都盼望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愤怒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国民党人打倒的。”[8]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布“引退”文告。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接替南京政府的权力。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去杭州，回他的奉化老家。国民党新闻这样报道：“总统今着长袍马褂，临行前对此紫金山之革命都城，颇示恋恋，而送行人员亦多神色黯然。”[9]

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革新面目，23日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24日他颁布八项命令：将全国各“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解除报章杂志禁令，停止特务活动等。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希望尽快举行国共和谈。电报中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指1月14日毛泽东声明中提出的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进行谈判的八项条件。——作者注），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谈判基础，进行和谈。”

国民党一面高喊和平，同时又不肯放下武器。1月24日国民党“军事观察家”声称：“政府方面系谋取和平，并非投降。长江为国军之最后防线，如共军仍继续近迫，则战争殆仍难免。”

毛泽东在新年献词中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多年斗争总结的经验。无论国民党当局高喊和平还是积极备战，都不能改变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月15日毛泽东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明确地说：“我方提出的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与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府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10]

1月1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中野：部队休整到3月底为止，在此期间“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遵照中央指示，华野一面进行整编，一面开始了渡江的准备工作。2月4日，粟裕指示各兵团派出侦察部队，到长江边进行实地侦察，任务包括江边地形和船只情况、渡江地点的选择、敌军江防部署、沿江两岸道路情况等。2月9日，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开会，研究渡江作战问题。会后给军委的报告说：“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为最好。”“如推迟到4月出动，4月底5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11日军委复电，同意3月底渡江的计划。指示“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11]

渡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渡江的成败关系到中国革命是取得全国胜利还是半途而废的关键，需要克服种种困难，考虑到多方面的问题。因而渡江的准备工作比以往的任何战役都要复杂得多。

首先要熟悉长江的水情。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中下游江面由西向东逐渐放宽。湖口至芜湖间宽1 000～1 500米，南京段宽2 000～2 500米，镇江至江阴段宽约3 000米，江阴以东宽达万米。江身弯曲，其中芜湖至江阴段形成一个大弧形，水流受潮汐影响较大。枯水季节，江中有许多沙洲露出水面，为渡江提供了一定方便。每年4月春雨桃汛之后，水量渐涨。进入梅雨季节后，降水的增多导致江水水位上涨，道路泥泞，对作战就很不利了。在交通方面江南与江北条件也不一样。江南公路、铁路发达，便于部队运动。江北的公路、铁路条件要差得多。由于这些地理条件，使长江真正如同一条“天堑”，横在我军面前。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过几次渡江的战例。东汉末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因北方士兵不服水土，流行疾病，又不习水战，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北魏初年，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下，在陆战中连续击败南朝军队，进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眼望波涛汹涌的长江，这位擅长骑马的少数民族君主丧失了勇气，叹道：“嗟乎，天之所以隔南北也！”调头回中原去了。金军在完颜亮指挥下大举攻南宋，南宋文臣虞允文指挥精干的水师舰队，在采石大败金军，保全了南宋的半壁江山。而几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如西晋灭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渡江作战的成功，都是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北方军队在充分准备后，从长江中下游多点突破，并以水师顺江而下协同作战取胜的。历史上的渡江作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现实情况是，我军既无空军，也无舰艇，渡江主要依靠木帆船，和曹操的时代差不多。以木帆船冲破国民党军舰、飞机、大炮构成的长江防线，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三野部队到江边进行实地侦察后，产生了许多活思想。少数人麻痹轻敌，看到长江说：“长江最宽五里，爬也爬得过去。”有的说：“准备什么呀，敌人在长江边上那些破烂的部队，还经得住我们打吗？长江那么长，敌人哪里守得住！”但多数干部战士思想上顾虑很大。27军的山东干部说：“打济南打潍县，不管城墙多高，咱都能打过去。山地平原都不怕，到了水上就没办法。”战士们反映：“遍地是水，怎么进行土工作业？”炮兵担心水网地带炮拖不上去，电话兵顾虑没处架电线，通讯员顾虑村庄零散容易迷路，侦察员顾虑不好隐蔽。总之，原来平原作战的一套都要改变。许多战士对南方水土不服，很不习惯。主要反映是南方水多、雨多，饭吃不来，生活不习惯。有的编成顺口溜：“南方好，南方好，说话不懂，吃饭不饱，走小路，睡稻草，泥泞路滑走不了。整天没太阳，天气真不好。”“吃大米，长脚气，光见水，不见地。”山东、苏中许多干部，对过江思想上存有疑虑。有的想回家，不愿南下。[12]

针对这些情况，3月初三野部队南下到达渡江作战准备位置。宋时轮兵团在无为、和县地区，陈士榘兵团在浦口外围，叶飞兵团在江都、泰兴、靖江间，开始渡江准备和水上演习。历史经验证明，要想渡过长江，首先要使北方士兵熟悉水性和水面作战的技术。各部队利用湖泊、内河天天练习上下船只、乘船、划船、游泳、救护、堵漏、救生器材使用。水上作战动作演练水上射击、打敌舰、登陆、滩头阵地防御。这些技术训练完成后，部队开始训练渡江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的战术训练。陈毅曾对《大公报》记者杨刚讲述我军水上练兵的故事：3月中旬，巢湖沿岸的老百姓天天看见成群成队的解放军围在湖边，专门上船、下船，下船、上船。走走跳板又下来，下来又上去。把船摇出去，没多远又摇回来。不但战士们是如此，连武器也如此。天天把枪炮搬上各式各样的木船，搬上又搬下。上帆下帆，摇船撑船，日日夜夜地干。解放军如同疯了一样，专做这些老百姓看来毫无道理的事。就这样，几十万北方人学会了跑跳板，在船上坐得住，站得稳。他们学会在一百吨的木船上放些什么武器，在二百吨的船上又放些什么样的武器。以后他们练渡湖，使用了一个师在一点钟内乘顺风渡过了巢湖。巢湖湖面比长江宽好几倍，北方人因此知道了过长江无非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用找“诸葛亮”方法，找了几百个船老大，讲驾船、风向、水性的道理。老百姓都自愿替解放军驾船渡江。每个军在一个月内使每只船培养了两三个水手，这样飞渡长江的翅膀就完成了。陈毅强调：“这次坚韧卓绝的渡江准备，把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把陆军变成了水军，把浩荡长江变成了平阳大道，这是奇迹。这些都是广大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共同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智慧与血汗的结晶。”[13]

在渡江时，我军面临的是国民党军的立体防御。国民党军拥有空军、海军和相当数量的火炮。敌军企图在我军渡江时依托既设阵地，在海军、空军配合下，在江面上大量杀伤我军，阻止我军登上南岸。所以在渡江准备中，要考虑到一旦船被击毁，我军战士能够自救和泅渡过江。林彪在3月18日给军委写了个报告：“关于渡江的技术问题，去年7月我在松花江边休养时略为注意研究。我曾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走，而不致倾斜沉没，然当时系徒手。但估计如以全副武装亦必照样浮，至多再将木板略加宽长一点即可。……在不能使用船只（目标大易击沉）或无船只的条件下，在敌前渡江，估计使用此法甚有效。”[14]军委将电报转给二野、三野，各部队都准备了三角板。有的用草绳扎成“救生圈”。尽管后来渡江时我军很少有船沉没，这些简陋的泅渡工具对稳定战士渡江的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渡江要有船。国民党军撤退时，已将长江北岸的船只全部拖到江南或就地毁坏，我军筹集船只需要从内河、湖泊的老百姓手中征集。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群众工作。船是渔民、水手的命根子，征集的地区多数是新解放区。要老百姓连船带人支援渡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7军3月份到达安徽无为县后，即开始调查，征集船只。地方同志说能找到上千只船，水手也能保证配齐。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许多船民都把船藏了起来，27军在附近三个县才征集到400多只船，与需求差距很大。于是27军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调查组，沿河巡检漏报船只。有的从小河岔找出来，有的从水底捞出来，有的从部队演习船中查出来”。这样，27军集中了515只能用于渡江的船只，基本保证了一梯队两个师的需要。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各部队努力下，到4月渡江前三野共筹集各类木船20 977只，其中用于渡江作战的有8 302只，同时动员了19 000多名船工随船参战。

随船的船工、水手多数加入了封建帮会。以地域分为“淮帮”、“芦江帮”、“无为帮”等。帮头有很大的权力，帮与帮之间也经常打架。船上的风俗习惯完全是封建迷信的一套，如在船上不准说“翻、沉、滚”三个字，我军送的锦旗上写着“一帆风顺”，他们嫌“帆”“翻”同音不吉利，都不肯要。我军宣传“翻身”他们不愿意听，要说“解放”才行。还不能在船上大小便，筷子不能平放在碗上。船老大和水手都重义气，好出风头，喜欢人家奉承夸奖，愿意见“大官”，愿意听“大官”讲话。对这些习俗，不是几天就能教育过来的。我军干部在政治教育上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团结为主，通过控诉国民党对船民的压迫摧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宣传我军的伟大胜利，开展立功活动，在船民中培养积极分子。解决船民的家庭困难，进行救济，使其安心服务。对船只情况进行登记，损坏赔偿，保证船主利益不受损失。通过多种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工作做到实处，调动了广大船民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写了决心书，按上手印，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送解放军过江，不畏缩不逃跑。不但不破坏船只，而且尽量保护与自己修补。[15]

渡江的木船是从江北各地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为了保护好它们，实现战役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不可能过早把船只摆在江岸边。如果把几千条船摆在江边，必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飞机和军舰的轰炸。在战役开始前，我军的船只都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汊里。内河的出口则被敌军严密监视，因此我军的船只在战役开始时不能从内河进入长江。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邓小平政委在新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这样讲：“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的劳作才完成的。”[16]

25军集结在无为东南的姚王庙地区，他们掘渠翻坝，苦干加巧干。221团负责疏通汤浦到贾家桥的河道，开始没经验，上来就挖。结果前挖后塌，四天的工程干了七天。后来总结经验，挖出的淤泥要翻到远处，如果把淤泥翻在岸边，很快就会塌陷到河床内。对于容易坍塌的淤泥地段要事先打上木桩，防止坍塌。河床内有积水，要先筑坝将水车干。如果贪图省事，在水中挖泥，效率极低。翻坝也要讲技巧，原来是人海战术，前拉后推，蛮干而无功，一个连一夜只能翻六条船。后来研究了办法，在坝上开一丈多宽的口子，坝口略高于江面水位。将船从渠道中拖出来，地上铺竹片作“轨道”，减轻阻力。推船时两边力量平均，组织若干人在船尾用力推，使船头抬高，速度快而省力。翻坝时先过小船，将坝口翻滑，大船就容易过去。到战役发起前，一个连一夜能翻上百条船。[17]

在二野、三野抓紧进行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考虑到更多的问题。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不仅是一个军事战役，更重要的是渡江之后如何有效地占领和接管江南的诸多城市，把战争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保持江南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为新中国奠定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2月8日他给邓小平、陈毅发出一封电报，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3月仍需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身上。”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18]

过江的准备工作不仅是二野、三野部队的事，还牵涉到解放区的方方面面。中央决定，我军渡江后，在江南新区统一使用人民币，取代国民党的“金元券”和其他伪币。赶印大量的人民币交给渡江部队，就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周恩来副主席派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薛暮桥和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到刚刚解放的北平调查国民党留下的印钞机和印钞纸张，计算钞票印刷能力。调查的结果是以现有能力，无法满足需要。2月9日总前委会议后刘邓陈给中央的报告，要求“现洋及人民钞票3月初就要用，应携带数亦应赶运”。在前方催促下，北平和东北的印钞厂日夜忙碌，赶印人民币送往前方。[19]

东北、华北的解放，切断了江南国统区煤炭等资源的供应渠道。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导致上海等城市的经济状况和市场供应日趋恶化。粮食、煤炭、汽油储量日减，奸商囤积居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些问题也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果让国统区经济完全崩溃，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没有煤烧，我军接管这样一个烂摊子，不利于稳定局面。2月7日，国民党当局委托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13日毛、周复电杜、魏：“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中央指示华北局和有关城市负责人认真办好这件事。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上海轮船运送30万吨面粉到秦皇岛港，换取10万吨开滦煤，于4月16日回到上海。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彭真、叶剑英等：不仅要恢复南北通航，而且要恢复电讯、邮政和银行汇兑的正常往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20]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措施对我军顺利接管江南城市，维持江南新解放区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野、三野落实中央指示，开始进行政策教育。2月11日，毛泽东通知各大区和野战军负责人来平山开会。粟裕因病在济南住院，刘伯承在商丘主持渡江准备工作，邓小平、饶漱石、陈毅、谭震林等匆匆上路。3月5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报告，这是一部新中国的建国大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国革命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会的中央委员个个心情激动，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担负的使命和任务。会议闭幕后，中央召集座谈会，酝酿了华东的人事安排。中央决定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谭震林、粟裕等17名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以饶漱石等11人组成中共上海市委，饶漱石为书记。任命陈毅为上海市市长。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问题，定下4月10日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3月21日，总前委、华东局负责人陆续到达蚌埠南郊的孙家圩子，研究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21]

在长江的那一边，国民党也在日夜忙碌。李宗仁“代总统”的南京政府在前台，鼓吹与中共“和平谈判”，改组政府，发布新政策，以示“革新”。蒋介石在奉化老家遥控国民党军队，指示汤恩伯等在长江布防，企图阻止我军渡江。1月25日，蒋介石刚“下野”4天，就在奉化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部署长江防线。他指示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上海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与台湾相呼应。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的第8兵团指挥第55、68、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张世希的第7“绥靖区”指挥第20、66、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以侯镜如的第17兵团之106军在徽州地区为预备队；以李延年的第6兵团及张耀明的“首都卫戍司令部”指挥第28、45、99军防守南京、浦口地区；以丁治磐的第1“绥靖区”指挥第4、21、51、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54军在丹阳为预备队；以陈大庆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52、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段。还有20几个师分布于浙赣铁路沿线和浙东地区为二线部队。海军林遵的第2舰队分驻镇江、上海、安庆等港口，沿江巡弋；空军飞机约300余架分置于南京、上海、武汉机场，支援陆军作战。国民党军在长江上筑起了一道“立体防线”，按照通常的看法，共军想以木船突破长江防线，确实难度很大。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国民党军在江北的连续失败，上下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汤恩伯一面对下级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一面又对心腹说：“从湖口到上海790公里，光靠18个军防守是不够的。”他的副司令万建藩也抱怨：“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上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22]

尽管信心不足，国民党军还是在江南大兴土木，修建工事。江阴要塞是长江下游第一军事重镇，国民党军在这里大修工事，搞得民不聊生。《申报》记者李天行曾随第1绥靖区督察团到江阴视察，只见“要塞以外，沿江一带，西起武进交界的桃花港，至东乡常熟境的金鸡港，迤逦曲折，沿江120华里长的沿江工事，战壕、碉堡、沿江公路、路基、桥梁、涵洞，都次第完成。‘一切为前线’，‘第一是军事’。江阴75万民众，声嘶力竭，已扛起了这副沉重的担子。县长对大军云集的治下，也喊出了‘不得了’的呼吁”。就连江阴县的“议长”也对督察团诉苦说：“江阴民众担负江防和供应，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实在吃不消了。只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要求政府体恤人民，尽力减除一切不必要的痛苦。例如贪污、诬陷、栽赃、吊打……，一切无谓的节外生枝，都应解除。”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诉苦，令督察团十分尴尬。[23]第1绥靖区司令丁治磐对此十分恼火，决心杀鸡给猴看。苏州西区有个刑警探长万斌，是个地头蛇，人称“万阿大”。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没人能管。一次他因倒卖西药分赃不均，被人告发，关在监狱里。万阿大满不在乎，认为凭他的关系，几天就能出狱。偏偏赶上丁治磐前来视察，听人汇报此事，大发雷霆，当即命令：“明天把万斌枪毙了吧！”临上火车前，丁治磐又命令把万斌拉到火车站来枪毙。万阿大被押出来时，还以为要出狱，一路说笑。当宣布他的死刑时，万阿大才知道不妙，高呼“长官救命”。行刑士兵连开三枪，这个当了10年探长的恶棍，当了主子的枪下鬼。《申报》记者以“丁治磐怒杀万阿大”为题报道此事，但是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什么重刑也治不住了。

最离奇的是，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李宗仁竟然不知情。一切军事都由蒋介石牢牢控制，就是白崇禧也只知道蒋介石对华中江防的指示，汤恩伯对白也保密。所以在研究长江防御时，南京国防部与汤恩伯发生激烈争吵。汤恩伯根据蒋介石保存实力的指示，要将主力放在镇江以东。国防部三厅厅长蔡文治坚决反对，他根据全盘作战考虑，主张防守重点应在芜湖一段，以保证南京的安全。汤恩伯明知国防部的人有道理，也不予理会。相反他还悄悄调走江阴要塞的重炮，来加强上海的防御。到了这样的时刻，国民党内部还在尔虞我诈，真是不打败仗才怪。

邓小平、陈毅等出席完七届二中全会后，与刘伯承、粟裕在总前委驻地蚌埠孙家圩子连日开会，根据渡江的准备情况和获得的敌军情报，研究渡江战役的方针和部署。3月31日，由邓小平亲自修改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分析了敌情和敌军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预定渡江战役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以三野第8兵团指挥20、26、34、35军，第10兵团指挥23、28、29、31军和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由粟裕、张震指挥。其中34、35军由仪征、扬州攻占瓜洲、浦口，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主力六个军由扬中县的三江营至镇江以东的张黄港段渡江，切断沪宁铁路、公路，阻止南京敌军东逃和上海敌军西援。以三野第7兵团指挥21、22、24军，第9兵团指挥25、27、30、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主力迅速东进，与东集团会合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二野部队九个军35万人组成西集团，由刘伯承指挥，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切断白崇禧集团与汤恩伯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夺取芜湖、南京。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24]《纲要》向各部队下达后，粟裕、张震率三野机关自蚌埠出发，于4月5日到达江苏泰州以南的白马庙，指挥渡江作战。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2]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

[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5]　石惠南：《35军与南京解放》，载《渡江战役史事新探》。

[6]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编：《三野首长报告会议文件选编》第3册。

[7]　参见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载《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8]　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9]　《申报》1949年1月22日。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7～438页。

[1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

[12]　第9兵团政治部：《目前部队思想情况简报》，1949年4月1日。

[13]　《大公报》1949年6月5日。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6]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5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

[18]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21]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4页。

[22]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23]　《申报》1949年4月15日。

[2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27页。

第38章　百万雄师过大江

毛泽东指示推迟渡江——国共开始和平谈判——李宗仁幻想“划江而治”——蒋介石秘密转移资金——美国拒绝给国民党贷款——27军渡江侦察记——南京政府拒绝《和平协定》——毛泽东、朱德发布进军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江阴要塞和海军起义——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郎溪、广德围歼战——解放杭州

1949年4月6日，粟裕、张震在泰州白马庙三野司令部召集第8、第10兵团军以上干部会，听取各军渡江准备工作的汇报，并部署渡江作战行动。4月8日，粟裕、张震向军委、总前委报告了东集团的准备情况。

“报告”说：渡江的船只都已准备好，配齐了船工、水手，进行了战斗编组，并进行了渡江演习。试验的结果，第一梯队用小船渡江，在无月光或有雾的夜晚渡江最为适宜。“故渡江时应尽量采用偷渡，不成功时则强渡。”现有的50多只汽船集中于主攻方向的10兵团使用，以便尽快输送部队，并作通讯联络之用。

“报告”说：“各军经过教育及实演之后，结合政治教育，解决了渡江作战，减少顾虑（如江无底、无风三尺浪、怕江猪、怕受敌火射沉船只等）。部队中在战术技术上开展了群众性的教育，特别是技术上创造很多。各级干部，尤其各突击部队干部、军师级干部均反复实地侦查观察，研究地形情况，亲自江边实演。各军侦查部队均已过江展开侦查，并在南岸建立隐蔽点线关系。京沪间南岸地形大部经过实地侦查，故渡江作战情况部队一般较有基础，并已实地勘察组织准备炮兵火力，协助突击战斗及封锁敌舰。至此目前部队情绪很高涨，有的部队咬破手指写血书宣誓过江，死也要死在江南，故从开始的右倾不敢、不愿渡江变为积极勇敢渡江。”

“报告”还陈述了渡江作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是如何对付敌人军舰，除以炮兵封锁外，敌舰夜航必须依靠江心的航标灯塔。我军在渡江前先破坏一部分灯塔，或以黑布遮蔽灯光。这样敌舰就不敢行驶，有利于我军渡江。第二是编制部分木排，用汽船拖引，输送火炮渡江，协助渡江部队登岸后坚持阵地。第三是渡江时用红绿色手电筒、报话机、敲钟等多种方式解决联络问题，加强南北岸部队的联系。渡江后采取锥形战术，集中兵力突破，巩固阵地，然后向两翼和纵深发展。[1]看来，渡江已是万事俱备，只待4月15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了。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2]

总前委、二野、三野负责人接到电报，都着了急。10日这天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表示推迟渡江对我极为不利。邓小平、陈毅汇集各方反应，10日下午电告军委：“（长江）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总前委建议：“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3]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上的需要。4月11日他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毛泽东解释推迟渡江的理由是：现在南京的主和派正准备和我们签订和平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我军在协定公布后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他强调：“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因此，毛泽东告诉总前委：“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4]

渡江行动暂时推迟，全国上下的眼睛都在关注着北平的国共双方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寻求与共产党谈判，目的是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1949年2月初，南京政府委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申报》形容他们的使命是“为和谈敲门”。毛泽东指示叶剑英、林彪等在北平接待，“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考虑到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与蒋介石多年的矛盾，毛泽东决定利用谈判，分化瓦解国民党上层。2月18日他指示叶剑英、林彪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最近时期李、白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5]为了表示共产党的和平诚意，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了邵力子一行，并与他们达成八点秘密协定。希望南京政府抛开蒋介石，在中共1月14日所提八条的基础上进行秘密谈判。如能达成协议，便组织国共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

上海代表团毕竟只能起到“敲门”的作用，许多具体问题不好深谈。毛泽东托人捎去口信，让李、白的参议刘仲容来谈谈。刘仲容既是李、白的亲信，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有很深的关系。刘仲容传递的信息是有实质意义的。刘仲容动身前，白崇禧向他交代：现在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进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国民党还有飞机军舰，如果中共硬要过江，他们是会吃亏的。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白崇禧说：“见到毛先生时，你务必向他们陈明利害。”

1949年3月23日，北方阳光灿烂。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兴致勃勃地登上汽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刚到北平不久，毛泽东就在香山双清别墅秘密会见了刘仲容。当听到白崇禧“划江而治”的建议时，毛泽东严正指出：“白先生要我们不要过江，这是办不到的。”如果白崇禧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李、白可以保持其政治地位，参加联合政府。桂系的军队也可以暂时不动，将来协商解决。毛泽东要刘仲容回南京去，向李、白当面转达中共中央的态度。[6]

3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南京政府：4月1日将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中共方面以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以中共1月14日所提八条为谈判基础。

李宗仁在南京听取了邵力子等人的汇报后，准备派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刘斐等组成“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谈判。刘斐本来不愿意担当这个使命，李宗仁找他密谈，和盘托出他的“底牌”。

刘斐说：“仗是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宗仁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刘斐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因此，在有利条件下要和，在不利条件下也只有和。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宗仁说：“我有决心。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地方，我想他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联合政府的。”[7]

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幻想“划江而治”，蒋介石比他们要清醒得多。积20多年反革命的经验，蒋介石深知毛泽东绝对不会半途而废，共产党是一定要过江的。他在溪口与国民党军将领保持密切联系，遥控指挥，并为逃往台湾做准备。3月24日，他在溪口接见宋希濂、关麟征，对他们大发感慨：“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年中，遭受过许多挫折，但从未失败到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我们过去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为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他指示宋希濂：“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关重要，你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山地去，以巩固川东门户。”[8]

蒋介石在绝密的情况下，命令汤恩伯为他转移上海的银行资金。1948年8月，蒋介石发行“金元券”，强行收兑民间金银。连妇女的首饰也不能私藏，一律兑给中央银行。此时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储备着价值几亿银元的黄金、白银，汤恩伯征集轮船，将金银全部抢运台湾。开始装载超重，一艘“太平”号货轮在舟山触礁沉没，损失了部分财产。据李宗仁估计，汤恩伯运到台湾的金银约有黄金390万盎司、价值7 000万美元的白银和7 000万美元的外汇，总价值约在5亿美元左右。除了金银之外，国民党还抢运了大批机械、纱锭、纸张、布疋等物资。这些金银物资成为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经济基础。[9]

李宗仁在南京，既没有兵又没有钱，两手空空，什么事也做不成。他积极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希望美国政府给他提供10亿美元的援助，至少也要5亿美元。李宗仁认为：“此时美援是惟一能使气息奄奄的病人活过来的药物。南京政权从蒋转到我这一事实给有效用药创造了条件。……如美国国会和白宫领导人目光远大，立即更改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之局势，并提供贷款给我们以制止通货膨胀，整个局势恐已大变了。与此同时，由于有了公众对政府的重新支持，加之武装部队士气的重新高涨，我们也可能成功地保卫长江，并在政府中有效地实行民主改革，这样我们才能与共产党在谈判中最终求得和平解决，至少可使半个中国得以自由。”[10]

这只是李宗仁天真的想法，美国人没有那么傻，他们早已对国民党的腐败政府丧失了兴趣。4月20日李宗仁派教育部长杭立武前往拜访司徒雷登，询问“假如国民党军队对长江进行坚强的、有生气的防御，阻止共产党渡江，从而重获一般人民的支持，以抵抗共产党的南进，那么美国采取什么态度？”杭立武又明确地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可能给予财政援助，以稳定地方货币，或者是否可能给予现金贷款，以应防守国民党统治下领土的军队所需？”司徒雷登非常明白，国民党的钱都在蒋介石手里，再给李宗仁输血是没有意义的。他以外交辞令油滑地答复：“中国有相当数量的黄金、白银和外币的库存，现政府如何控制这一切财富，乃是中国内部的问题。”[11]李宗仁得知后感到极度失望，大骂：“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

4月1日，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国共双方开始和平谈判。在这期间，长江北岸我军保持静默，敌军向我方打炮，也不还击。但是渡江的准备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

中集团第9兵团的27军担负从铜陵、芜湖之间的荻港、黑沙洲地段渡江的任务。为了查明敌军江防部署和敌后纵深的情况，27军首长决定派遣一个“先遣渡江大队”过江进行侦察。大队由242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军侦察科长慕思荣指挥，以侦察营的两个连和各师抽调的三个侦察班组成。在过江之前，先组织部分偷渡，2连3班乘一只小船两次夜间到达对岸，抓了三个俘虏回来，其中一个是排长。俘虏供称：江岸一线守备比较薄弱，纵深也无兵力，并交代了登陆地点的工事和地形情况。几次渡江偷摸，积累了经验，鼓舞了信心。宋时轮司令员、聂凤智军长先后听取了先遣队的汇报，作了详细的指示，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搞清楚，用电台向兵团报告。

4月6日夜晚，先遣队带着充足的枪支弹药、给养、电台、银元，分乘15只小船从北岸出发。国民党军舰的巡逻通常在20时以后结束，在夜色掩护下，亚冰率领一部于21时30分开始渡江，20分钟后到达十里厂、皇公庙登陆点。3班的一条船在南岸碰到敌军的木桩，遭敌火力杀伤，损失较大。亚冰决定迅速上岸，摆脱敌人。他们抢占堤埂后，即沿着内河搜索前进。一路上没发现敌人，部队直奔狮子山。慕思荣带领另一部分以夹江口为登陆点，20时起渡，25分钟后到达南岸。5班的一条船被敌军发现，遭炮火击沉，9人掉进江里牺牲。其余顺利登陆后直插杨山。8日拂晓，两个分队在戴公山以北的牧家亭会师，渡江行动取得成功。

由于渡江时有船只被发觉，亚冰判断我们的意图已经暴露，需要深入山区隐蔽，躲避敌军搜捕，与江南游击队取得联系。他们潜入铜陵、繁昌、南陵三县接合部的张家山，隐蔽休息了两天，恢复体力。然后他们研究了情况，把部队分成三组分散活动，有的去找游击队接头，有的侦察江边敌情，有的外出寻找粮食蔬菜。12日他们转移到泾县的陈担冲，这里比较偏僻，没有敌人，有粮草可以依靠，于是部队在这里隐蔽，等待上级指示。

18日接到军首长来电，说是20日发起渡江战斗。先遣队当夜冒雨出发，在崎岖山路中行进，一夜行军90里，返回张家山宿营地。19日他们又行军90里到黄莲山，与杨鹏同志的游击队会合。军首长指示：先遣队的任务是接应配合80师攻占龙门山、马鞍山，并对繁昌、荻港间敌军进行袭扰，破坏电线，错乱敌之部署。亚冰、慕思荣把伤员、电台留在杨鹏处，先遣队兵分四路，分头破坏敌军在交通要道上的电线。20日18时当江北攻击开始时，先遣队在山顶燃起火堆，为渡江部队导向。江边的敌军看到后方山上起火，惊慌失措。夜里先遣队由黄莲山出发，向龙门山搜索前进。他们一路上割断敌军电话线，但是没有与敌军主力遭遇。估计是我军渡江时敌已向南逃窜。21日拂晓，先遣队一部在龙门山与80师先头部队会合，一部在江边鸡头山与79师会合。他们报告了纵深敌情，聂军长、刘政委在江边接见了他们，表彰他们完成了先遣渡江的任务，为人民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根据27军渡江的素材，加上其他军的事迹，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12]

国民党军在江北枞阳至南通段设置桥头据点28处，最大的是浦口，驻有两个师。其余分布在大大小小的江心洲上，给我军渡江造成障碍。根据总前委命令，在不暴露我军意图的情况下，对敌军据点发起攻击。能拔掉的就拔掉，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包围起来。从3月29日到渡江前，22军攻占枞阳镇，30军包围了西梁山、裕溪口，26军攻占仪征、南老洲，20军先后攻占新老洲、永安洲等地。除长江中几个大江心洲如长生、黑沙、鲤鱼、紫沙洲外，国民党军在长江北岸和江心阵地均被我军扫清。我军歼敌6 000多人，为渡江开辟了前进阵地。

1949年4月的国共北平和谈，与1945年的重庆谈判相比，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国共两党从来就没有在平等的地位上谈判过，但这一次，国民党是打着白旗来乞和的。4月1日国民党代表团离开南京时，正值西方的“愚人节”，新闻界颇为揶揄地说：“和谈代表团终于在这个说谎的日子里，不扯谎的走了。”形容代表团成员是“满面笑容，心思沉重”。毛泽东、周恩来对张治中等以礼相待，但在原则问题上是寸步不让。经过一段私下磋商和非正式会谈后，13日中共方面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交国民党代表团研究。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中，对谈判程序作了不容更改的规定：正式谈判时间为13～17日，“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13]

张治中一口气看完了《草案》，不禁大为失望：“第一个感觉是全篇充满了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个感觉是：完了，和平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的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些。”[14]

1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的首次会谈，周恩来详细阐述了中共立场，强调必须首先分清是非，发动内战的责任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包括惩办战犯在内的八项条件，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他强调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战乱的祸根，必须消灭。方式有两种：一是以武力消灭，一是以和平方法改编。

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方面发言，原则上同意这个草案，但希望修改其中过于“激烈”和“刺激”的词句。他心情沉重地说：“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作大家的前车之鉴。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作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

毛泽东的原则就是一条，无论和谈成功与否，解放军都要如期渡江。14日他致电总前委：“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15]

中共代表团研究了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改意见，于4月15日晚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代表团。在双方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周恩来再三强调：这是不可变动的定稿，限定南京政府在20日前答复。如不接受，我军就要渡江。张治中问：“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周恩来表示这是最后的态度。张治中无可奈何地说：“也好，干脆！”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张治中委托黄绍竑、屈武携带文件回南京请示。[16]

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看到《和平协定》的最后文本，众人面面相觑，情绪极为低沉。后来还是白崇禧打破沉默，说：“这样苛刻的条件能接受吗？”李宗仁不发一言，让何应钦17日到溪口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拍案大骂张治中：“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完全拒绝了这个文件。在最后关头，李宗仁违背了签字的诺言，在19日上午召集的“和谈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否决了《和平协定》。会后，白崇禧飞回汉口布防，南京方面的将领则认为南京无法再守，纷纷为自己安排后路。

遵照毛泽东14日电报的指示，邓小平、陈毅请中集团指挥员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来总前委研究渡江战役的细节。考虑到长江战线长，水情复杂，全军不宜强求同时渡江。决定以中间突破的方式，由中集团在20日开始渡江，东、西集团则于21日开始渡江。总攻开始后，即不再停顿，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略加整顿，东进追歼敌人。17日总前委把上述部署报告军委，18日9时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在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17]

20日深夜，张治中等才收到南京李宗仁、何应钦来电，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2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正式展开。

中集团首先实施渡江。从裕溪口至枞阳镇100公里的长江段水道九曲蜿蜒，江心洲珠串连环，江面较窄，水流也相对平缓，利于我军突破。一旦强渡成功，即可控制南京至芜湖的铁路，抄捷径直取南京。担任第一梯队的是第8、第9兵团指挥的24、25、27军。为了确保突破的成功，谭震林于20日中午来到24军，亲自坐镇指挥。当日天气晴朗，江面上风平浪静，对岸绿树成荫，完全没有大战即将开始的紧张迹象。

20日17时，我军各炮群开始试射。24军的炮火首先向江心的闻新洲、紫沙洲轰击，打掉敌军前沿阵地的地堡。同时掩护我军渡江船只翻坝入江。在渡江作战中，我军的炮兵显示出高超的技术水平。榴弹炮、山炮循环射击，摧毁独立的地堡，迫击炮则专打逃窜的敌人。当榴弹炮、山炮修正距离时，迫击炮连续射击填补空隙。对岸敌军炮兵反击，我军立即抓住目标进行压制射击。只见江对岸浓烟滚滚，敌军陷入混乱之中。

在炮兵掩护下，我军突击部队打开大堤的出口，将隐蔽在河道里的船只翻坝入江。黄昏时，空旷的江边已经排满了众多木船，战士们在临时码头上有秩序地迅速登船。尽管要求肃静，也不免嘈杂之声。原定20时开始渡江，但各部队翻坝情况不一样。27军79师19时20分才开始拖船，一小时后235团拖出大部，237团只拖出少部。这时对岸敌军发觉，开始射击。军首长命令已经入江的船立即开始渡江，不必等齐。235团在近21时率先开始了渡江行动。21时24军统一开始渡江，有些翻坝慢的部队则在22时开始渡江。

夜幕降临，江上刮起了风。中集团三个军上千船只扬帆起航，船工用力摇桨，战士们纷纷用铁锹、钢盔帮助划水，加快船速。先头船刚过中流，距离对岸300米时，敌军开始炮火拦截。有的船被打穿，战士们用棉絮、身体堵漏，有的船工负伤，仍然摇橹不停。我军炮群再次齐射，掩护部队渡江。江心里波涛汹涌，水柱冲天；江南岸是一片火海，映红夜空。27军先遣队在山顶点燃火堆，为我军导向。21时，27军79师235团1营3连5班的木船在夏家湖登上南岸，成为“渡江第一船”。各部队也陆续到达南岸，平均渡江时间为15～20分钟。27军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突破。24军先攻占闻新洲、紫沙洲两个大江心洲，然后继续渡过夹江，在铜陵至荻港段突破。25军在大套沟至鲁港段突破。21军占领贵池以北的长生洲。渡江部队纷纷在南岸点燃火堆，向北岸传递胜利的信息。船工们运完第一梯队，马上返回再运送第二梯队。21日凌晨2时，聂凤智率27军军部过江。到21日晨，中集团已渡过10个师28个团，建立了东西长120公里，纵深20公里的江南阵地。渡江战役首战告捷。[18]

邓小平、陈毅在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彻夜未眠，紧张地等候前方消息。当听到中集团各军顺利渡江，正在追歼逃敌的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电告中央军委。21日晨，张治中等把南京拒绝签字的电报交给中共代表团后，正在六国饭店里苦闷之时，街头报贩已经叫卖起“号外”。周恩来兴高采烈地来到六国饭店，告诉张治中等我军渡江的消息。并希望国民党代表团留在北平，不要再回南京。张治中对国民党当局极为失望，采取了顺应潮流的举动，脱离南京政府，站到人民一边。

21日汤恩伯匆忙飞到芜湖部署堵击，然而国民党第20、88、55军等部早已放弃阵地，仓皇南逃。二线的99军开到宣城，见势不妙也掉头就跑。就在汤恩伯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军东集团、西集团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渡江行动。

东集团第10兵团的23、28、29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七圩港到张黄港一带渡江，直指南岸的江阴。这里是长江下游最窄的地方，江面仅宽1 500米。虽然敌军重兵防御，也阻挡不住我军的强渡。兵团司令叶飞在江边亲自指挥，并随28军第一梯队过江。原定启渡所得时间是21日17时30分，可是白天江上风平浪静。叶飞心里着急，有如天助，到16时左右，江上起风了，而且是顺风。指战员们都高兴极了。一声令下，上千条船扬帆向对岸驶去，最快的仅用10分钟就到达南岸。敌军的火力拦截比预计要弱，可见士气之低落。突击部队上岸后迅速消灭敌军火力点，扩张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23军69师207团2营5连1排乘坐一条机帆船渡江，到天生港附近遭敌军火力拦截，船上伤亡20多人，排长也牺牲了。1班长挺身而出接替指挥，继续奋勇前进，突破封锁，强行登陆。他们歼敌一个连，站稳了滩头阵地，保障后续部队上岸。战后荣获“渡江英雄排”的光荣称号。当天夜里，后续部队一批接一批渡江，有的船一夜往返八次。叶飞上了岸才发现，由于渡江心切，忘了带电台。他只好带着人往前赶路，寻找28军军部。[19]

第10兵团渡江的最大障碍，是国民党江阴要塞。江阴要塞是国民党经验多年的江防重镇，山顶有炮台，山腰有壕堑，山脚有地堡群，总兵力7 000余人，新式重炮30余门，火力可以控制附近30公里的一段江面。要塞司令戴戎光是国民党顽固分子。应该说，正面攻击江阴要塞，是相当困难的。

但是在我军渡江过程中，江阴要塞一炮未发，使第10兵团得以顺利渡江。这是我党地下工作的又一杰作——策动江阴要塞起义。

1946年夏，盐阜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接到在国民党军任职的弟弟唐秉琳来信，表示想离开国民党到解放区工作。地委书记曹荻秋同志指示要利用这个关系，建立秘密联络。1947年唐秉琳调到江阴要塞，华中工委将其作为策反工作的重点。要求唐君照“多做上层的工作，要抓实力”。唐君照逐渐发展了唐秉琳、唐秉煜兄弟和吴广文三名地下党员，并要他们设法先后调到要塞。唐秉琳当了炮台台长、唐秉煜当了守备总队队长、吴广文当了工兵营长。他们层层发展，在要塞里建立了组织基础，并联络了一批中间人士。

1949年1月，唐秉煜获得了国民党军的长江布防图和作战方案，亲自送到江北。陈丕显、管文蔚听取他的汇报后，对要塞工作非常重视。三野开始渡江准备后，江阴要塞工作由三野10兵团直接掌握。粟裕派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徵明携带电台，到靖江与唐秉琳等保持密切联系。4月渡江前，王徵明带领29军的四名干部潜入要塞。王徵明当了游击炮团团长的“卫士”，控制炮团，其余的人也分别潜入各部门，控制了要害部位。韦国清政委交代给王徵明等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迎接部队登陆。所谓‘迎接’就是炮不打，枪不响”。

4月21日夜，三野10兵团开始渡江。当我军炮击南岸敌21军阵地时，21军要求炮台火力支援。唐秉琳命令炮台缩减射程400米，打了十几发炮弹，结果全打到21军头上。我军开始渡江后，戴戎光命令炮台射击。唐秉琳执行命令，但炮弹都没有装引信，只听炮响不见爆炸。戴戎光正骂：“妈的，这打的是什么炮，是打的欢迎炮嘛！”唐秉煜和我军干部冲到指挥所，宣布起义，俘虏了戴戎光。22日晨，江阴要塞召开全体官兵会议，宣布起义，并由三野特纵接管。粟裕来到要塞，亲切接见唐秉琳，说：“你们为大军顺利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党为人民立了功，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江阴要塞调转炮口，封锁了国民党海军退回上海的航道。10兵团迅速通过要塞防区，切断了南京至上海的铁路。[20]

当我军炮火封锁长江航道后，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大小舰艇25艘在南京长江下游的笆斗山江面起义。这次起义也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举行的。林遵是福州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中国海军最初是在福建发展起来的，所以海军军官中福建人最多。1948年底，海防第二舰队被调入长江，官兵们对打内战都表示厌恶。这时，林遵的同学、国民党海军司令部官员郭寿生受地下党委托来镇江基地找林遵，要他率领舰队起义。林遵认清了形势，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就联系了几位思想进步的舰长，等待时机。我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林遵派人通知我党联系人舰队将要起义，并告知适宜渡江的地域，避免冲突。20日夜我军开始渡江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命令林遵率舰队马上去芜湖，阻止我军渡江。林遵拖延时间，没有执行。22日我军已全面渡江，桂永清又在下关召集南京江面的舰长们开会，要他们当晚冲出长江，逃往上海。“永绥”舰舰长邵仑是起义组织者之一，借故拖延，使各舰未动。桂永清命令林遵马上去南京，带领舰队下行。23日晨，林遵乘“永嘉”舰到达笆斗山，召集舰长们开会。大家听说桂永清已经乘飞机逃走，南京国防部官员也已逃往广州，都大骂起来，谁也不愿意再为国民党卖命作战。林遵向大家说明了形势和起义的意向，征求各位意见，结果主张走和留下的各占一半。林遵宣布起义，派人起草文告。几个顽固的舰长密谋后于傍晚起锚，有的舰不明真相也跟着开走。林遵用报话机呼叫，四舰返回，七舰逃跑。林遵派参谋到浦口与35军接洽起义，24日凌晨，第二舰队起义成功。停泊在镇江的江防舰队23艘舰艇也随即投降。这些舰艇，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的基础。[21]

在10兵团渡江时，第8兵团也开始了渡江作战。21日20时，20军自三江营渡江，进攻扬中。因遇逆风，内河大部分船只不能按时起航，只有两个营登岸。他们与扬中守敌三个团展开战斗，击退敌军多次进攻，守住了登陆点。22日凌晨，20军有四个团过江，发起全面进攻，守敌仓皇溃逃。34军22日由仪征至扬州段渡江，在炮火掩护下占领北新洲、瓜洲，直插镇江。35军于21日夜间向江浦和浦口之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激战，攻取敌军主要阵地。22日晨，敌军获悉我军主力已经过江，害怕被歼，逃往南京，江浦、浦口随即解放。

22日的南京已是一片混乱。京杭国道上拥挤着国民党的溃军，向上海、杭州方向争先逃命。南京政府的官员都纷纷登上飞机逃往广州。各航空公司的三十多架飞机紧张空运，据说六小时内就将政府部门疏散一空。李宗仁、何应钦束手无策，只得紧急飞到杭州，与蒋介石商讨对策。蒋介石在机场会见他们，李宗仁对蒋说：“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蒋介石说：“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总归支持你。”除了空洞的许诺，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李宗仁依然无法指挥军队，只好在傍晚回到南京。汤恩伯紧急求见，说共军已迫近城郊，请他务必马上撤离。这一夜，南京四郊炮声隆隆，李宗仁彻夜失眠。23日早晨，他带领少数随从乘最后一架专机起飞，先在上空盘旋两周，似恋恋不舍，然后向桂林方向飞去。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和各国外交人员都拒绝与国民党政府南逃，留在南京不走，以窥测动向。[22]

23日上午，35军接到粟裕、张震22日24时的电报：“如南京之敌逃窜，则35军应即渡江进占南京，维持秩序，保护敌人遗弃之一切公私财产，该军应特别注意遵守政策，严肃城市纪律。”35军本来没有渡江任务，手里一条船也没有。接到命令后，全军上下顿时忙碌起来，到处寻找船只。下午103师侦察连在浦口的小河汊里找到一只小划子，经再三动员，船主表示愿意送他们过江。请示军部同意后，103师侦察班长魏继善带着四个侦察兵，在火力掩护下渡江。17时左右到达下关码头，见江边无敌踪影，连忙用旗语制止射击。他们找到下关发电厂，在工人帮助下找到一条小火轮，回到浦口，35军开始渡江。后来找到了火车轮渡船，一夜之间35军就全部到达下关。整顿军容后，开始入城接管。[23]

1949年4月24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据外电报道：“共军于今晨3时45分接收南京。军队系由西北门开入，由军官乘吉普车一辆开路，士兵沿中山路向焚烧之司法院大厦开进。共军进城后，迅速占据各要点，并接收各政府机关、银行与公用事业。共军入城未遇抵抗，早起之市民均在街头，用好奇眼光观看共军。共军散布城内后，即分组排齐坐定，唱歌并听官长训话。”[24]

35军104师312团首先进入“总统府”，将红旗插在“总统府”门楼上。三个师划分了防区，张贴我军城市政策的“约法八章”布告。以吴贻芳等民主人士组成的南京市民“维持会”协助维护城内秩序，并与我军接洽接收。守卫中山陵的国民党军一个营护陵部队向我军投诚，将中山陵完好地转交到我军手中。

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毛泽东阅读“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号外，心情激动。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2日下午汤恩伯下令国民党军全线撤退后，在江阴、镇江段的国民党51、54军绕过太湖向上海逃跑。南陵、芜湖、铜陵段的国民党六个军向郎溪、广德、杭州方向逃跑。在混乱状态下，国民党军狼奔豕突，完全丧失抵抗力。第7绥靖区司令张世希带少数随从逃到徽州时，因带的银元太多，行动不便，只得忍痛分给17兵团侯镜如一部分，可见这时命比钱重要了。有的部队满载弹药的卡车，走到半路上司机却逃了。国民党军连炸毁都来不及，夺路逃命。

总前委原来估计渡江是一场艰苦残酷的战斗，没想到敌军如此不堪一击。过江后我军没有喘口气，就立即转入追歼敌军的行军作战中。粟裕判断敌军主力将向杭州撤退，22日17时命令中集团的第7、第9兵团以急行军向郎溪、溧阳前进，不为小股敌人迷惑。务必切断南京至杭州的国道，不使敌军主力退到杭州。24日，东集团占领南京、镇江、无锡等城市，切断了南京至上海的水陆交通。粟裕在地图上反复测算敌我双方的距离和行程，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部分是山区，敌军撤退中遭受我军追赶拦截，估计要四五天才能到达。我东集团从江边直插太湖，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可占领宜兴。再南下一两天就可到达长兴，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道路。只要我中集团和东集团加速对进，完全可以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国民党军主力。粟裕、张震在23、24日连续发布命令，要各军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加速前进。10兵团除以29军进占苏州外，28、31军沿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猛进；20、26军归10兵团指挥，与23军沿丹阳、溧阳之线南下，尾追南京、镇江逃敌；9兵团各军只留30军监视芜湖之敌，中集团各军沿南陵、宣城、广德之线急进。几大箭头都指向郎溪、广德地区。[25]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干部战士发扬“猛打、猛冲、猛追”和“打得、跑得、饿得”的战斗精神，不顾疲劳和饥饿，顶风冒雨，日夜兼程追赶敌人。有的部队连续四五天急行军，一天只能吃上一两顿饭，非常疲劳。有的边行军边打瞌睡，以至撞在树上、跌到水田里、掉到河里的事时有发生。加上连日阴雨，战士们衣服湿透，感冒的、腹泻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困难都不能阻挡部队的行军，大家都想早一点包围全歼敌人。

25军24日凌晨到达芜湖附近的湾沚，74师的两个团在渡河时发现有一个师的敌人。师首长立即改变决心，停止前进。命令两个团后退，布置阻击。敌军见我军后退，立刻冲上来，企图夺路逃跑。74师与敌军反复拉锯，坚守到下午，25军后续部队赶到，从侧面杀入。敌军立即溃乱起来，在山洼里东逃西窜，国民党第20军军长杨干才死于乱军之中，副军长以下万余人被俘。

23军在25日夜里占领溧阳县城，得知南京方面的国民党溃军正沿宁杭公路向这里逃跑。23军连夜布阵，第二天拂晓，逃敌便蜂拥而至。23军在溧阳城北与敌军展开拼杀。激战一天，俘虏敌军9 000余人。

20军于25日夜到达溧阳以北地区，当天夜里听到公路上有汽车声，但是没发现敌人。其实敌军正在附近宿营，第二天早晨20军准备南下，在老河口突然与数万敌军遭遇。军首长立即决定先消灭敌军再向广德前进，命令58师向南渡、胡桥方向出击，59师向施家桥方向出击。58师174团急行军20公里，下午到达胡桥。只见公路上敌军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尽头，正拥挤着向南逃窜。174团不顾敌众我寡，多路突击，杀向敌群，把敌军冲得七零八落。敌军不知道我军来了多少部队，人无斗志，纷纷投降。经过两个小时战斗，就俘虏敌军12 000多人。20军结束战斗后，来不及清理战场，又匆匆南下了。

在我军快速追击下，南逃的国民党第4、28、45、66军和51军一部不敢再沿京杭国道撤退，转向郎溪、广德的山区逃窜。为了协调部队行动，围歼逃敌并解放杭州，粟裕决定以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统一指挥9、10兵团部队全歼被围之敌，第7兵团迅速向杭州进军。24军接管南京，23、35军归还7兵团建制。[26]

形势发展非常快。26日中集团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郎溪、广德地区，同日东集团的28军占领长兴，27日中集团的27军在吴兴与28军接上联系，封住了“口袋”。我军的23、24、25、31、33五个军围住了国民党五个军，各部队猛冲猛打，“枪声就是命令，敌军就是目标”，开始分割围歼敌人。前线记者刘亮随24军行动，目睹了这场围歼战，并写了如下报道：

“从南京、镇江、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严密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圈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军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首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交枪投降。我军某部三个骑兵与敌军四百余人遭遇，打了一排枪，该部敌人立即全部投降。28日战斗开始不久，数以万计的俘虏已从前线分头押解下来。29日我各路大军冒着寒风阴雨，翻山越岭，穿过丛林，四面八方向被围之敌奋勇攻击，当我突击部队插入敌阵后，敌人不敢迎战，回头就跑，但却无法逃出我军合围的铜墙铁壁，只好纷纷投降。至下午5时许，我各路攻击部队已在包围圈中心胜利会合。战士们密布在山谷及丛林中，捕捉溃兵及收集敌军丢弃的武器弹药和物资。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候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记者在一个不满200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十一个之多。此次战斗为时仅两天，八万余敌人全部就歼。”[27]

与此同时，7兵团的21、22军在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下，日夜兼程向杭州挺进。28日21军占领孝丰，进入天目山区。山高岭陡，道路崎岖，又下着连绵阴雨。部队的后勤辎重都没赶上来，许多战士的鞋子走烂了，只好赤脚行军。虽然十分艰苦，但战士们士气旺盛，5月2日到达余杭。这时，国民党军仓皇向宁波、温州方向撤退，阴谋炸毁钱塘江大桥，阻止我军南下。21军62师在余杭稍事休息，就向杭州方向强行军。3日拂晓，62师越过五云山，突然出现在钱塘江大桥旁。仅半小时战斗，就打垮了敌军守桥部队。敌军慌忙炸桥，只造成轻度损伤，大桥保住了。3日下午，我军侦察部队进入杭州，发现敌军已经撤走，城内比较平静。随后，21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入城，受到市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谭震林等领导人也陆续到达，开始了紧张的接管工作。杭州的解放，标志着渡江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结束。

渡江后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意料之外。陈毅5月10日在丹阳三野干部会议上谈到渡江后的情况时说：“这次部队过江准备两个半月，四月二十日晚上开始渡江作战，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南京，五月三日晚上占领杭州，五月四日占领上饶，并且解放了镇江、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整个渡江作战任务便完成了。任务完成得很快，当天晚上渡过长江，三天解放南京，不到两个星期或仅仅两个星期，占领了整个苏南、皖南（上海除外）和浙江大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进军。百万大军（三野六十万，二野三十万加上直属队）携带重武器骡马辎重等，十天内外进军千里，横渡长江天险，粉碎敌人反抗，平均一天进军一百里，普通老百姓空身走路，也没有这样快。敌人在江南设防共有二十一个军，其中十个军被全歼，七个军大部被歼，最多的只逃掉一个团，仅在上海防守的几个军比较完整。这是历史上一个空前伟大创造，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原先认为渡过长江需要经过三四天甚至于一个星期的恶战，或者渡过去了站不住脚又被打回来；或者只能占领滩头阵地逐步发展，不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横扫千里。原来准备在无锡、南京要打一下，一个半月打下南京，结果三天就实现了计划，半个月解放苏南、皖南，进入浙江、赣东北，证明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敌人的腐朽，军无斗志，亡魂丧胆，不敢抵抗，缴械投降。解放军的威力发展到最高峰，敌人的战斗意志降到零点，标志着全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南京的解放又代表着一个全中国的胜利。”[28]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461页。

[6]　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

[7]　刘斐：《1949年北平和谈的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8]　宋希濂：《和谈前夕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李宗仁的备战部署》，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9]　郭旭：《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杀》。

[10]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发行1980年版。

[11]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第6章第10节。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14]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04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6]　《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843页。

[1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6～547页。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

[19]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9页。

[20]　刘瑞年：《江阴要塞起义》，载《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

[21]　金洵：《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载《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

[22]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发行1980年版。

[23]　石惠南：《35军与南京解放》。

[24]　《申报》1949年4月25日。

[25]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17页。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27]　刘亮：《历史大进军的轨迹》，载《陈粟大军征战记》。

[28]　《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605页。

第39章　“紫石英”号事件

不速之客“紫石英”号闯入三野战区——陶勇下令炮击前来救援的英舰——“紫石英”号在镇江被扣留——丘吉尔扬言“报复”——毛泽东起草抗议英舰暴行的声明——中央军委对英舰处理的灵活策略——“紫石英”号逃出长江口——毛泽东透露当年内幕

在三野东兵团渡江前夕，发生了轰动中外的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冲突事件。

1949年4月20日早晨，长江北岸的三江营（今江苏泰兴县口岸镇西）第8兵团阵地上，配属20军的特纵炮3团战士们正在进行渡江作战前的准备工作。三江营对岸的扬中县原是江中的一个大沙洲，由于泥沙的淤积在南岸形成一个小江岔子。北岸有一条小河也在这里汇入长江。长江在这里拐了一个弯，江面不宽，水流不急。兵团首长认为三江营是一个很好的出发阵地，对岸也是理想的登陆场。兵团主力20军就要从这里渡江，此时，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正在扬州城里召集军师干部开会，作渡江前的最后部署。

9时30分，炮3团7连观察所突然发现东边江面上驶来一艘军舰，溯江而上，闯入我军防区之内。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舰上悬挂的英国国旗。团部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各连实弹待命射击。并指示：如果英舰不向我军射击，我们也不打它；如果英舰敢向我方挑衅，就坚决还击。

这个“不速之客”是英国海军护航舰“紫石英”号（Amethyst，又译“紫水晶”），排水量1 700吨，有炮6门，水手120名，舰长史基纳（Skinner）中尉。据说他们的任务是到南京“保护”英国侨民的，英国军舰根本没有把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放在眼里。当“紫石英”号通过炮3团阵地时，一场冲突发生了。

据炮3团事后的报告说：“该舰于通过我7连第三炮位后，发现北岸我炮兵阵地，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炮兵立予还击，当即将英舰甲板及炮台、司令台、机轮仓击中数处。该舰当即折向南岸，企图依托对岸国民党军，借陆上火力的援助，此时龟山敌炮兵阵地亦闻讯予英舰以援助，合力向我阵地攻击。英舰于驶近南岸时，因水浅被搁，行动失灵。我右翼1连炮阵地亦协同7连作战，前后计命中英舰30余弹。因缺少破甲弹及延期信管，未能将该舰击沉。有一弹射中该舰吃水线下，亦因搁浅未沉。该舰炮手大部于此时伤亡，乃悬白旗告饶；我们即令停火，少顷英舰又将白旗降下，复悬英国国旗。我团乃命令继续射击，迫使该舰再度悬白旗。英舰恐我不见，连挂三白旗，我即停止射击。”

“13时半又有英舰Consort（伙伴号）一艘由南京驶来，增援‘紫石英’号。该舰加快速度顺流急驶，企图冲出我火制区。我1连、7连立即射击，当时命中弹计5发。惜破甲弹用完，未予重创。‘伙伴’号于驶过我军阵地后，转头西来，靠近江北岸，于我火炮死角地带开始轰击。我7连阵地全毁，两炮受伤，炮手亡1、伤1，步兵亦有伤亡。旋该舰即驶往上海，‘紫石英’号仍搁浅于三江营对岸。当晚9时，英舰又驶至三江营向我炮击，并将‘紫石英’号拖出搁浅地区，停泊于三江营西之夹江口，对我步兵登舟南渡威胁极大。我们正计划派人持信令英舰来人接洽，突来一海军巨型飞机，降落‘紫石英’号舰侧，我当即射击，敌机旋即飞去。我续轰敌舰，又命中8发，该舰乃徐徐驶入三江营南岸之夹江口，至22日晨，该舰行踪不明。”[1]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军舰在中国沿海、内河横行霸道，这次“紫石英”号和“伙伴”号挨打，实在是大出意料之外。英国人是不肯吃亏的，21日，英国海军的重巡洋舰“伦敦”号（London）和驱逐舰“黑天鹅”号（Black Swan）在英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中将指挥下，从上海溯流而上，援救“紫石英”号。这天上午两舰到达泰兴南的七圩港江面。这里是10兵团23军的阵地，陶勇军长正在江边指挥部队准备渡江。他见两艘军舰在江面上游弋不去，恐怕影响我军渡江。时间紧急，他立即请示兵团司令员叶飞，是否将其驱逐。

叶飞接到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他已经得到通报，林遵将率国民党海军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他问陶勇：“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陶勇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上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叶飞考虑兵团马上就要渡江，事不宜迟，命令前沿观察所挂起警告信号，要江上的军舰马上离开。

前沿的特纵炮6团挂起信号后，英舰没有反应。从望远镜中看到舰上有人活动，并将炮口对准我方。陶勇不再忍耐了，命令炮兵开火。炮6团的榴弹炮和23军炮兵一齐开火，打得长江上水柱冲天。英舰也向我军开炮，造成我军人员的伤亡。我军炮弹命中了英舰，英军亡15人，伤25人，梅登中将制服被弹片划破。眼看占不到便宜，英舰决定放弃救援“紫石英”号，调头返回上海。

当“伦敦”号和“黑天鹅”号进入23军渡江区域后，叶飞、陶勇曾向粟裕、张震请示。粟、张于21日8时20分紧急请示总前委和中央军委：“我23军七圩港外今晨到兵舰两只，一大一小，上部一文‘英’字旗号。据望远镜观察，舰上除有中国人外，并有外国人。因我已实施渡江，均已下令封锁江面，而请示对该舰如何处理，是否给予轰击？”[2]

当日18时毛泽东以军委名义答复粟、张：“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3]

毛泽东的电报还没到，23军已经同英舰交火了。三野司令部打电话向叶飞询问：“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叶飞打电话告诉陶勇：“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给他们打死了！”叶飞与陶勇商定，上边来问，就说英国人先开炮。[4]

这两次冲突，实际上是在双方都不了解的情况下打起来的。我军渡江在即，没有预料会遭遇外国军舰。英军也不知道我军就要渡江，更没想到会挨打。“紫石英”号搁浅后，即向上海英国海军远东舰队求教。“伦敦”号、“黑天鹅”号向上游进发时，英国大使通过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送信给朱德总司令，说明英舰营救“紫石英”事，请求我方提供方便。毛泽东这才知道我军打的是英国军舰。他于22日3时电告总前委和粟裕、张震：“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三）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5]

但是毛泽东的电报来晚了，23军已经把“伦敦”号和“黑天鹅”号打回上海去了。粟裕、张震调查了事情经过，于23日中午向总前委、军委报告：“21日上午在七圩港（泰兴南我出港口）江面驶来悬英国旗舰二只，先向我开炮（亦说我战防炮先打）。我即还击，命中9炮，并击毁炮2门。该两舰旋即取下英旗西去，驶至口岸港附近，为我各炮兵轰击后，东驶经七圩港时，舰上用广播器向岸上高喊：‘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当时我未予炮击，该舰已驶沪，然番号无法查清。”[6]

再说“紫石英”号被我军击中后，舰长史基纳和舵手丧命，部分水手仓皇跳入江中，游到南岸，在国民党军救护下步行到常州，然后登上火车，于21日逃回上海。新闻报道说这些英军“多被黄布棉军服，各人均极疲惫。有御绷带者，有负伤用担架抬下火车者，有跣足者，有穿拖鞋者，极为狼狈”。谈起共军的炮火，他们依然心有余悸。[7]

21日夜里，驻南京的英国大使馆派一等秘书爱德华过江，到浦口与我方联系，请求停战并营救“紫石英”号的英军伤兵。军委指示粟张：“加强江阴方面之炮火封锁，一使敌海军不能东逃，二不使英舰再西犯，来犯则打击之。”“对营救紫石英之伤员，如爱德华来不要拒绝，可予以营救。惟须英方承认错误，未经允许不得入我防区。且与国民党兵舰及南岸敌军勾结一起，向我攻击，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252人），此种与我为敌的行为，绝不容许。英方必须承认错误并赔偿损失。你们占领镇江后，应即将紫石英号俘获，解除武装，逮捕其人员。但需要给以适当的待遇，不要侮辱他们。对其伤员予以治疗，但不要释放。必须英方派出正式代表和我方代表举行谈判，英方承认错误，方予释放。”[8]

21日我军渡江后，忙于追击国民党溃军，没顾得上寻找“紫石英”号。26日特纵炮3团渡江后，沿岸搜索，发现“紫石英”号停泊在镇江东谏壁镇附近江面上。炮团张参谋向舰上打招呼，一名英军中尉和翻译上岸来与我方联系。炮3团政委康矛召奉军首长命令赶到现场，与英方交涉。他向英方发表三项口头声明：1．英舰未经人民解放军许可，擅自侵入解放军防区且首先炮击解放军阵地，致使解放军官兵252人遭受伤亡，房屋村庄惨遭破坏。英政府及海军当事人应对此暴行负完全责任。2．英舰应向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道歉，并保证以后不进行与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相敌对的行为。3．中国人民及解放军保留对英国当局要求赔偿损失、严惩凶手的一切权利。英方代表表示已死的舰长应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但对首先炮击我军表示抵赖。说是在演习。康矛召反驳说：“当时不是演习的时间和地点。中国人民不应再受帝国主义压迫了，为什么人家打了我们嘴巴还说是摸脸呢？”他要求除留下必要的人员外，英方人员应大部离舰，等候处理。[9]

“紫石英”号被我军扣留，英国当局恼羞成怒。21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英舰获得中国政府许可，有权驻入中国内河。一如中国兵舰获得英国政府许可，可驶入泰晤士河。25日英国海军部增派几艘军舰前往远东，并发表声明：英舰在南京、上海“完全系为于政权更易时治安紊乱之际，从事援助英联邦人民之责。一俟环境许可，即拟撤回英舰”。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下院报告“紫石英”事件时，前首相丘吉尔发言说：“长江事件实为一种暴行，政府以全部责任交由驻华海军司令担负，早应派遣航空母舰作有效之反击。”但是艾德礼对此持谨慎态度，他表示：由于中国局势动荡不定，英国政府对炮击英舰的事件持保留态度。

4月3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严厉驳斥丘吉尔的战争威胁。《声明》说：“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声明》表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10]

毛泽东的声明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绝不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绝不容许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但是“紫石英”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警觉起来。在全局上要有反抗帝国主义的气魄和勇气，在具体问题上又要谨慎从事，避免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4月28日毛泽东给总前委的指示中说：“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11]5月6日，在三野举行上海战役前夕，毛泽东指示粟裕、张震：“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20日粟裕、张震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江之线有敌舰五艘（其中两舰有外国旗，三舰无旗），对我269团及262团阵地作猛烈的炮击，我之守备阵地大部被其摧毁。我因怕打错，已严令不准打。为此，对我威迫与阵地坚守增加极大困难。此事如何处理，请示。”毛泽东复电：“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他告诫粟、张：“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12]

三野部队保持了克制，在上海战役中没有与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中共中央担心帝国主义会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毛泽东于5月28日电告四大野战军负责人，要大家“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措施是加强沿海港口的守卫，保留一部分兵力应付突然事件。在这种形势下，对“紫石英”号的处理就成了一个很微妙的问题。

“紫石英”号在镇江停留期间，修复了被炮弹打坏的船舱。对英军究竟是作为俘虏还是作为客人看待，上级没有明确指示。看管部队每天供给船上必要的燃料，没有派人上舰监视或缴下武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两次致电“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要他与我方交涉放行。我方要求英方首先承认错误，道歉后才能考虑放行的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第8兵团政委袁仲贤将这些情况报告总前委，总前委转报中央。6月10日，周恩来以军委名义起草了《对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处理办法》的复电，指示总前委：“你们可令前线司令部康矛召以公函通知‘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定期至我司令部与袁仲贤将军会谈。届时，袁仲贤可根据英舰四艘武装侵入中国内河及炮轰我军阵地的基本事实，将英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两次函电及克仁斯几次备忘录的无理和威胁词句给以口头驳斥。在会谈中应注意劝导其承认英国军舰闯入未得解放军许可的中国领水和战区为基本错误，至少应劝导其承认无法取得我军同意即行开入亦为冒失行为，然后，才能允予考虑将谈判英国海军的责任及认错、道歉、赔偿等问题，与容许紫石英号军舰开走修理问题分开解决。”

在电报中，周恩来还对“紫石英”号可能逃走的问题指示了对策：“你们估计‘紫石英’号一般地不会偷走，但应准备该舰如采取偷走办法时的对策。我们认为，如果‘紫石英’号采取偷走办法，我方军舰及江岸炮兵应装作不知道是‘紫石英’号，而让其逃去（此点应事先秘密通知有关方面）不要攻击，然后迅即发表声明加以申斥。……我们应严密戒备吴淞、江阴两要塞，如果‘紫石英’号经过江阴偷走，可不予炮击。”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央希望能尽快解决“紫石英”号的问题，避免牵扯过多的精力，避免国际冲突。[13]

然而几次谈判，没有取得进展。英方坚持是我方先打的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和道歉。南京市委将情况报告中央，6月23日毛泽东复电：“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14]我方代表根据中央指示的立场再次与英方谈判，双方又陷入僵局。

眼看释放无望，英方准备秘密逃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军渐渐放松了对“紫石英”号的戒备。英国人把我方每天提供的燃料积攒起来，达到了可以逃出长江的用量。7月30日夜里，“紫石英”号偷偷起航。当时一艘顺流而下的“江陵”号商轮正好驶过镇江，“紫石英”号贴上去，与“江陵”轮并行，借其掩护，躲避我军炮火。21时大港炮台的25军山炮团发现“紫石英”号逃跑，立即开炮拦截。因为没有探照灯等照明设备，黑夜中辨不清目标，结果炮弹多数打到“江陵”号商轮上，导致“江陵”轮不幸沉没。25军山炮团用电话通知下游的江阴要塞，特纵守备部队立即派出步兵沿江巡逻，要塞副司令李安邦赶到黄山炮台指挥。到午夜时分，没听见江上有轮船的机器声，也没有看到步兵发出的搜索信号。突然，黄山炮台山脚下出现一个庞然大物，开足马力向东驶去。原来狡猾的“紫石英”号在接近江阴要塞时，关闭轮机，不出动静地顺流而下。通过黄山炮台时，军舰紧靠南岸石壁，我军炮火居高临下，死角太大。等炮兵们移动炮架调整射击角度时，“紫石英”号已迅速通过炮台，消失在黑暗之中。

逃过江阴之后，江面骤然开阔。拦截“紫石英”号更加困难，只有吴淞口这最后一关了。江阴要塞派出部队，带战防炮2门、机枪4挺，乘汽艇追赶。沿途询问过往商船，说是曾看见一艘军舰向下游行驶，舰上关闭灯光，速度很快。江阴要塞估计“紫石英”号到达吴淞口的时间，通知吴淞要塞的炮18团作好战斗准备。18团等到31日下午，江阴追赶的汽艇都到了，也没看到“紫石英”号的踪迹。根据情况分析，“紫石英”号一定是避开了吴淞口，从崇明岛北面的航道逃出了长江口。[15]

“紫石英”号逃跑后，粟裕召集担任江防的25军、特纵首长及25军山炮团、江阴、吴淞要塞副司令、外交事务处等有关部门开会，就此事进行检讨。8月27日粟裕和三野副参谋长周骏鸣联名向军委写了报告，总结了一些教训：

“领导上没有明确对英舰‘紫石英’号的态度。究竟以俘虏看待还是以客人看待，有些模糊。没有予该舰以必要的限制，如限制燃料或派人上舰监视，或缴下武器。”

“英帝为了照顾其在远东的面子和威信，不肯承认其错误，又不愿该舰长期陷于我手，其惟一办法则为偷跑。而我在对关于执行军委防止该舰逃窜部署动作上缺乏明确具体的指示，只是照样转令各江防部队对该舰‘不以击沉为目的’，而对如何达到不使该舰击沉，且又可以有效阻止该舰逃窜之目的，却未予各江防部队以具体指示。致江阴要塞机械改变原来（以击沉为目的）部署，变换了有效阻击的炮兵阵地，怕击沉了要犯错误（当时山下江岸大水亦是一客观原因）。”

“对英舰的熟悉航道地形乘夜晚偷跑及其逃跑时可能运用麻痹掩护狡诈想到的估计准备不足。因此在防御配备上存在各种弱点，如江阴要塞南岸炮位放在山上，不得遂行低伸水平射击，崇明岛未设炮火，没有估计到该舰由崇明岛以北逃窜，江阴没有照明设备和江面巡逻等。”

“缺乏照明设备，炮兵射击技术不高，对水上活动目标射击无经验。事前守备部队在干部、战士中普遍进行兵舰、商轮夜间识别教育不够，致该夜敌舰利用江陵号商轮掩护前进，而我25军炮兵反误击商轮。”[16]

报告送上去后，中央并没有责怪什么。直到八年后，毛泽东才讲述了其中的原因。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会议期间，会见了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波立特和高兰。毛泽东告诉他们：蒋介石快要灭亡的时候，要求美国出兵。美国说可以出钱，供给军火，但是不能派兵。当时美国有少数部队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陆海军都有。英国也有一些，为数更少。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他们就赶快撤走。美国人员走得快，英国要慢一些。英国曾派“紫石英”号兵舰到南京去接部队，被我们打中了一炮。后来它说是跑了，实际上是我们让它走的。它当时的燃料不足，我们给了一点油。当时的形势是：如果“紫石英”号不走，就使人下不了台，我们同英国的关系就会尖锐起来。我们主要是对付美国，不是以英国为攻击对象。

[1]　康矛召：《1949年4月26日致8兵团的报告——我与英舰“紫石英”号作战经过及对该舰处理意见》，载《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页。

[4]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541页。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487页。

[6]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7]　《申报》1949年4月22日。

[8]　《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9]　康矛召：《1949年4月26日致8兵团的报告——我与英舰“紫石英”号作战经过及对该舰处理意见》，载《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1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6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13]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5页。

[1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2页。

[15]　三野特纵、25军山炮团：《为呈报紫石英舰逃窜事件的报告》，1949年8月1日。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第40章　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毛泽东要“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35军战士闯入司徒雷登住宅——中共中央强调外交政策——司徒雷登看到我军纪律严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美国政府拒不承认新中国——白皮书提供反面教材——司徒雷登晚景凄凉

1949年4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城时，在上海路一座白色楼房内，一位美国老人在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他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J. L. Stuart），1876年出生于一个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人家庭，1905年又被美国教会派往中国传教。1919年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长期担任校长，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并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由于他在中国的资历，马歇尔推荐他于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最后一任大使。尽管司徒雷登表面上是一个“民主派”，但在政治上是支持蒋介石，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他一方面劝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方面又积极为蒋介石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1948年底，国民党的腐败已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司徒雷登终于对蒋介石失望了，他暗中支持李宗仁，积极推动“和谈”，希望能保持“划江而治”的局面。1949年3月，我军渡江的形势已经明朗，司徒雷登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认为自己既是美国官方代表，又是中国“友好人士”，有一定的影响，希望能通过个人的努力，保护美国在华利益。3月10日他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与共产党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要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国右派人士的反对。4月22日我军渡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到司徒雷登住处劝他南下广州，遭到司徒雷登的婉言谢绝。当天在南京的外国使团开会讨论去留问题，大家都看美国人的态度，司徒雷登表示不走，英、法、印度等国大使也都留在了南京。具有特殊意味的是，苏联驻南京政府的大使罗申反而随李宗仁政府南下广州了。主持南京接管工作的柯庆施在南京解放后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上不无幽默地说：“一向支持我们的苏联驻华大使在我军渡江前，随着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去了；而一向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1]

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毛泽东长时间思考的重大问题。1946年马歇尔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对美国是存有一些希望的。但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事实，迫使毛泽东与美国划清了界线。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确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毛泽东概括地比喻说，这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2]

1949年1月，斯大林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秘密访华，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详细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这次会谈对今后中苏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毛泽东确定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3]在全会的总结中他又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4]

这些情况，司徒雷登当然不知道。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使他与共产党方面开始了接触。4月25日早晨，35军某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带着几个战士，出于好奇，进入了司徒雷登的大使馆。司徒雷登回忆：“在六点半钟，我因听见我卧室的门被推开而觉醒，看见有好几个武装的兵士进来。我大声问他们想要作什么，他们就退出去了。其中有一两个带着怒气喃喃自语。我从床上迅速起身，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候，就有十个至十二个武装士兵回到我的卧室来。他们的发言人颇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在逛着玩，并没有什么恶意。又问我懂不懂他的话。当我回答说我完全懂他的话时，他又重申他的保证。但见到我不十分热诚欢迎他们，就领着其余的人走了出去。”[5]

但是美国国务院把这件事看得甚为严重，借新闻报道大作文章。4月27日的《申报》以“共军检视美使住宅”为题引用美国新闻处的报导说：“荷枪之共产党兵士十二人，曾于上午六时四十五分侵入司徒雷登之住宅，彼等询问仆人住于该处者有多少中国人与多少外国人以及大使在何处。彼等走入司徒雷登之房间，第一个走入者高声怒气说话，惟其他之人则较有礼貌。兵士在卧室中徘徊，检视物件，并谓室中器皿最后将归人民，因此等器具系应属于人民者。”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向共产党当局提出有力之抗议”。

虽然美国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但司徒雷登留在南京没走的消息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4月24日南京刚刚解放，毛泽东就催促总前委“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他们尚在途中，就发生了进入司徒雷登住宅的事情。26日，毛泽东从广播中得知这件事，立即给总前委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南京美大使馆施行室内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确实，你们均应立即传令全军，凡对外国大使、公使、领事和一切外交机关人员及外国侨民施行室内检查，采取任何行动必须事先报告上级，至少须得到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一级的批准，方得实施；凡上述行动未经中央规定者，更须电告中央请求批准。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经规定一律予以保护，非经特许不得施行室内检查。此次南京检查如果属实，应认为违反纪律行为，迅予查究。”“南京现为各国大、公使馆驻在地区，我卫戍部队必须特别注意，望刘陈邓饶立即注意此事，亲自掌握外交问题的处理，并督促陈士榘、袁仲贤加强对南京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6]

刘邓陈到达南京后，即严格检查违反外交政策的事件。5月5日华东局、总前委通报了几起事件：

35军某营长、教导员率士兵6人进入美大使馆，并直入美大使司徒雷登卧室。美方以大使馆不受检查为理由，该营长以此系检查地方，有权进入为理由，引起争吵。

我军在奥国大使馆门口的卫兵不准人进出。恰有两个奥国人驾驶汽车出来，该卫兵令其停止，该两奥人不停止，仍开车外出。该卫兵即连放两枪，两奥国人见势不妙，即返车进入大使馆内。

我军在法国大使馆的卫兵遇法大使由私宅到馆内办公，被阻止不准进去，进去又不准出来。

35军政治部秘书率一管理科员到某国使馆去打房子，引起争吵，群众围观。经军政委何克希路过瞧见，阻止作罢。

35军有几个同志走到某国大使馆外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

《通报》指出：“我军未奉命令，毫无事故，仅因为好奇随意闯入私人住宅，任何时候均属错误。就是对本国人住宅亦是错误的。特别闯入外侨住宅，因语言不通，更易招致误会。对外国领事馆驻地，依国际外交公法是不受检查的，故更不应擅自闯入。”“我军对各大使馆、领事馆派岗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外侨，不是去妨碍其进出自由。把保护了解为看犯人样的看管或监视是错误的。故今后决定对各国使领馆无必要时不派岗哨，只派部队在附近警戒巡逻，防止特务暗害。在我军指定范围内，一般不妨碍其行动自由。”[7]

这些事件，是35军缺乏城市接管和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所致。公正地说，35军进入南京后纪律是相当好的。第8兵团的总结中说：“35军进入南京，在保护工厂、看管物资方面真正做到原封不动。该部某机炮连在小北门看管仓库，战士宁可吸着自己的黄烟，对于仓库里满藏着的香烟、罐头食物、葡萄干等均丝毫未动。”[8]总前委在30日给军委的电报中也说明了这一点：“35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35军的情况更好。”[9]4月29日，粟裕命令24军前往南京接防，35军调往杭州归还第7兵团建制。

24军进入南京前，专门进行了三天城市政策教育。兵团首长亲自作报告，首先对营以上干部交代政策，如保护外侨、看管物资、巩固团结等问题，然后在连排干部战士中进行教育，制订措施。在进城前先派部分同志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深入教育，接受35军的教训。在开进南京途中，部队筹粮、筹草，宁可忍饥挨饿到远处筹，不向驻地群众借粮，避免引起恐慌。72师担任后卫，一路上替兄弟部队清理欠款，用华东粮票换回不少空白条子和山东粮票，赢得群众赞扬。71师在南京市区担任警备，纪律严明。[10]

司徒雷登亲身感受到共产党人给南京带来的新气象。自从入宅事件过去后，南京市军管会加强了对外国使馆的保护。司徒雷登回忆：“所有的外国人总是被阻止离开他们的住处，据说这纯粹是一种谨慎的措施。共产党特别关心我，所以我完全不离开我的住宅。”他在楼上可以看到外边的活动，共产党军队严明的纪律使他很受感动，相比之下，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道：“共产党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对照。他们完全没有个人的贪污，军官和士兵全有密切的共同生活，简朴而勤劳，受了严格的纪律训练。当他们进入南京时，这一切都很明显。差不多对于民众完全没有不应有的举动，他们向老百姓借用了许多东西，但十之八九把这些东西完全还清，或赔偿。……他们的士气甚为旺盛，操练和训话每天都在我们大使馆周围的空地上不断举行。所以我们对于这一层得到了看得见的证据，和许多听得见的证据。”[11]所以，他希望能与共产党接触，建立关系。

4月下旬，黄华从北平调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他是原燕京大学学生，抗战时期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在北平军调部工作，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离开北平时，周恩来交代给他的任务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并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他到南京不久，司徒雷登就派秘书傅泾波来联系。5月7日，黄华会见了傅泾波。傅转达司徒雷登的话说：美国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次国民党撤退，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的同意。傅泾波说：司徒雷登盼望与黄华会见，现在是美国对华政策改变时期，能在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转变，比调换个人好些。黄华表示：会见的事考虑后再说，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空言于事无补，需要美国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12]

黄华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复电作了七条指示：

（一）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即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作者注）。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来说，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13]

毛泽东的指示详尽明确，表现出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的诚意。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与他会晤。黄华问起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事情，司徒雷登反应平静。但黄华没有向他道歉，而是告诉他：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进行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豁免权。但作为外侨，自将保护其安全。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黄华要求美国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撤走驻青岛等地的军舰和陆战队。司徒雷登答应转告有关方面。美方确实有了实际行动。5月20日总前委在上海战役开始前电告粟裕、张震：“司徒雷登已向我南京外事处黄华同志作个人的负责表示，吴淞口内已无美舰。”[14]这个通报打消了三野部队的顾虑，以猛烈炮火封锁了黄浦江。

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申请去上海处理美国侨民的事务。南京市委请示中央，6月3日中央答复：“司徒二周后去沪，可许其以外侨身份乘火车前往，但我应予以保护。”“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提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15]

6月6日黄华再次约见司徒雷登。谈了赴沪的手续问题后，双方谈到了相互承认的问题。司徒雷登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表示：“当一个显然地获得中国民众支持，或至少赢得民众承认的新政府出现时，而那个政府又拿出证据来，证明愿意、而且也有能力依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时，那么大家自然会讨论此项问题。但在那阶段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够坐着等候。”司徒显然对中共不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和特权耿耿于怀，也表示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敌视和观望态度。[16]

6月8日傅泾波来见黄华，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他需要了解中共高层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司徒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会见周恩来，希望得到同意。黄华汇报中央后，中央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于是由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得知后非常高兴，将此事报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候批准成行。

中美建立关系的机会被美国政府破坏了。国民党政府垮台后，美国国会中掀起一股反共、反华浪潮。右翼势力追究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中原来对中共态度友好的官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和迫害。在此情况下，艾奇逊不敢批准司徒雷登赴北平的请求，而是在7月2日来电要司徒雷登尽快回国。这无疑给司徒雷登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使司徒雷登极为失望。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等登上专机，从南京取道东京回国。[17]

司徒雷登回国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在这份长长的报告中，叙述了自1844年美国与清朝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公布了大量机密文件，来证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为美国政府扶植国民党政策的失败推卸责任。司徒雷登在夏威夷看到白皮书后，大为震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白皮书昭告世界，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已经失败了。一方面不肯承认美国政策有任何错误，一方面又尽力把所有的过失全部归咎于中国国民政府。白皮书指出美国的政策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为那不祥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并且用暗示方式宣布：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为国民政府的生存所作的各种努力，均将结束了。”[18]

司徒雷登与中共中央接触的失败和美国政府白皮书的发表，使司徒雷登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地步，他成了中美双方攻击的目标。白皮书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份反面教材，告诉大家美国在内战的幕后都干了些什么。毛泽东抓住这个“教材”，连续写了四篇评论，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政府的决裂。最精彩的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豪迈自信的语言，曾经鼓舞了几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司徒雷登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后，他又受到美国右翼势力的攻击。在双重打击下，他心力交瘁，四个月后突发中风，从此瘫痪在床。他从美国政界消失了，也很快被美国人遗忘了。他在病床上始终怀念着中国，把中国当成第二故乡。临终前的遗嘱，就是把他的骨灰埋葬在燕京大学的校园里。但是这个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19]

[1]　钱辛波：《我认识的司徒雷登》，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2]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部分第18节。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5]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7]　《几个违反外交政策的突出事件和应接受的教训》，载《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8]　《第8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10]　《第8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

[11]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12]　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13]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294页。

[14]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6]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17]　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18]　司徒雷登：《在中国五十年》，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19]　钱辛波：《我认识的司徒雷登》，载《燕大文史资料》第9辑。

第41章　战上海

解放上海是艰巨复杂的任务——部队入城发生的问题——陈毅强调入城纪律——国民党军的上海防线——三野决策先打吴淞——外围战斗进展不顺利——粟张指示改变战术——浦东、高桥激战——毛泽东指示先攻市区——刘昌义率部起义——国民党军大溃逃——我军在上海露宿街头——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三野战军渡江之后，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解放了南京、杭州、镇江、无锡、苏州等江南城市。渡江战役第三阶段的任务，是解放和接管上海。

上海是亚洲最大的城市，有600万人口，也是中国工业、商业中心。能否完好无损地占领这个大城市，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陈毅曾对三野干部说：“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1]

解放上海难在哪里？第一，上海是帝国主义利益最集中的地方，美国、英国的军舰还停在黄浦江中不走。如果我军进攻上海，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使国际局势复杂化？第二，在上海作战，犹如“磁器店里打老鼠”。如果打烂了上海，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要蒙受重大损失。第三，如果我军接管工作做不好，导致上海停工停电，发生混乱，变成一座“死城”，我军就可能在上海站不住脚。

这些问题，是中共中央和总前委时刻考虑的大事。因此在部署渡江战役时，中央就提出对上海要“慎重、缓进”。要充分做好一切接管的准备工作。4月27日毛泽东指示总前委和粟裕、张震：“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人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猝进去，陷于被动。”“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猝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猝进去。”毛泽东强调：“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2]

刘邓陈来到南京后，耳闻目睹我军进入大城市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最紧迫的是对部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尽管过江前各部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政策教育，但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是第一次进大城市，新鲜好奇，闹了不少笑话。陈毅和邓小平到南京后，住在蒋介石的“总统府”里。4月28日早晨他们在东园散步，发现地上漫着水，走廊上的地毯也泡在水里。一问才知道是战士不会用自来水龙头，把它扳坏了，到处跑水，好容易才堵住。陈毅很生气，马上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值勤人员外全部撤出“总统府”。陈邓也随即迁移到原国民党“行政院”办公。[3]

23军68师进入杭州后，因不习惯城市生活，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看了电灯、自来水就好奇，浪费水电现象很普遍，几天就损坏了40个灯泡。203团战士在蒋介石公馆里搞坏了三个抽水马桶，用抽水马桶的水洗碗。站岗的哨兵站在马路中央，看到汽车经过就阻拦询问，妨碍了交通。有的对城市看不惯，看见城市女人穿的漂亮，背地里就骂不是好人；有的见商人生活讲究，背地里就骂他是寄生虫。军师领导对纪律抓得很紧，68师政委陈茂辉在武康县城发现卫生队的骡马拴在一间小洋房里拉屎，在行军路上就对该团政委指出；入杭州后发现一个排长在街上买香烟，陈政委当场阻止，并让排长回去作检查。入城那天军长、师长仅吃到一顿饭，宁可饿肚子也不去街上买食物和香烟。有的同志对城市纪律很不习惯，有的说：“城市里真难，动不动就犯错误。”有的说：“当兵不抵老百姓三分之一好。”有个营从城里撤到乡下住，大家都高兴地说：“这下可到解放区了！”[4]

看到部队的报告，总前委感觉到城市接管确实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战线推进太快，许多准备工作来不及或不细致。后方的物资和接管干部尚未到达，部队入城纪律和政策教育还不深入，如果这样稀里哗啦开进上海，非乱套不可。4月30日总前委报告军委，要求推迟进占上海。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人民币因火车拥挤（据说薛暮桥处很难交涉到车厢）不能及时运到，煤的问题因缺运输工具则更难克服。粮食在南京无大问题，估计杭州多无大问题，上海还不知道有无存粮。而在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35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35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5]

5月3日，毛泽东批准了总前委的请求，复电说：“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6]

5月初，小小的丹阳县城突然热闹起来。陈毅、饶漱石于3日到达这里，主持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数千名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投入接管上海的集中整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许涤新。各路精英汇集一堂，分头进行调查研究和准备工作。有关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料，有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有上海地下党调查的、有上海来人报告的，整理成200多本小册子。大家根据这些材料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政策，研究接管上海的具体方针措施。如上海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区别对待，外国人的企业如何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金融如何稳定，流氓帮会怎么办，市民的粮、煤等生活必需品如何保证供应，等等。事无巨细，都要考虑周全才行。陈毅、饶漱石不分昼夜地与分管各方面的干部研究情况，听取汇报。单是财政接管纵队的汇报陈毅就听了两天两夜，对于如何紧急调运粮食、棉花、煤炭保证上海市民的需要，作了周密部署和应急准备。[7]

5月10日，陈毅在丹阳一座大庙里，对数百名接管干部作入城纪律的报告。一开口他就声色俱厉地批判两件违反纪律的事：“8号下午我和饶政委到街上散步，走到戏院门口，有几个穿黄军服的同志，没拿票硬要进去。老百姓拿着票子反而进不去了。那时逼得我不得不亲自出马干涉，他们才走了。如果没有我们去干涉，那天戏院一定要被打烂。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这就是违反纪律！”

“第二件，今天早晨我到丹阳师范学校，问校长、教员有没有解放军进来破坏纪律。他们说：‘一般地很好。前天有位解放军来摘去一个电灯泡，昨天又有两个同志带着摘灯泡的同志来还灯泡。’这是人家不满意中的满意，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纪律。”

陈毅从这两件小事，谈到接管上海的大事。他说：“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是每天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我们会演戏唱歌，人家佩服。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上海是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怎样才能接管好上海，陈毅强调：“必须强调入城纪律，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会大失所望，再去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8]20天的丹阳整训，为接管上海的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军渡江后，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汤恩伯奉蒋介石的指示，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25个师的正规军。加上空军和海军第1舰队及炮兵、装甲兵、工兵、保安部队，总共20万人。4月26日，蒋介石从奉化老家来到上海，亲自策划部署上海防御。他在复兴岛连续召见团以上军官，训话打气。表示自己留在上海不走，“要和官兵共艰苦，和上海共存亡”。他分析的国际形势是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时候美国就会恢复援助。上海战略和经济地位重要，守备上海的兵力是雄厚的，军用物资是充足的，阵地也是坚固的。只要守上三个月到半年，形势一定会朝有利的方向转化。他终日忙碌不停，不断对军官们重复这些话。蒋介石是最善于欺骗的，他向汤恩伯交的底是：尽可能坚守一个时期，待上海的资金和物资全部转运台湾后，就可以放弃上海。当时顾祝同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国防部三厅厅长蔡文治认为几十万大军守上海是死路一条，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守不住大家只好跳海，与汤恩伯大吵大闹。汤恩伯镇不住场，只好宣读蒋介石的密令，说：“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金银运完就了事，这责任由我来负。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请到广东去吧，免得在这里碍手碍脚，必要时我还要保护你们。”顾祝同等面红耳赤，只好登上飞机走路。[9]

国民党军在上海的防御阵地分为三层：以南翔、华漕、七宝、华泾之线为浦西外围阵地，以川沙至北蔡为浦东外围阵地。以吴淞以西的狮子林向南经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真如、虹桥、龙华至黄浦江为浦西主阵地，以高桥向南经高行、洋泾、塘桥之线为浦东主阵地。在市区以国际饭店、四行仓库、海关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等高大建筑物为坚固防守据点。其兵力部署是以6个军20个师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以2个军5个师防守浦东。海空军实施机动支援。

上海外围在抗战前就修筑了不少坚固的碉堡，侵华日军也修筑过永久性工事。1948年以来，国民党军在上海加紧构筑新的工事和配套设施，到1949年5月前，上海外围有4 000多座碉堡，1万多野战工事。配上地雷、铁丝网、鹿砦等，形成了严密的防线。但是部队进入阵地时，发现许多碉堡和居民的房屋建在一起或距离很近，严重影响射击和视线。上海地区人口稠密，这是难免的事。汤恩伯接到报告，命令将阵地周围1 000米以内的民间建筑物一律拆除，以扫清射界。对阻拦的群众格杀勿论。对这些无家可归的百姓，汤恩伯还不许进入市区，而是朝远郊驱逐疏散。第一期疏散的人口为80万，可以想象有多少民居被拆。上海外围顿时怨声载道，哭声震天。国民党官兵本来就人无斗志，面对群众的悲惨景象，有的不忍心下手。但在汤恩伯的严厉督令下，还是执行了。[10]

粟裕、张震率三野前委机关渡江后，进驻苏州，筹划上海战役。5月2日，粟裕返回丹阳，与陈毅、饶漱石等研究作战方案。粟裕提出了三种设想：第一是围困战法。这样可以以逸待劳，减少部队伤亡。但上海有600万居民，粮食和煤全靠外地输入。长期围困，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有海上通道，我们围不死，所以长期围困的办法不可取。第二是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样虽然避开了敌军设防的重点地区，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放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也不可取。第三是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军的海上退路，阻止敌人抢运上海物资。敌军为了保护其海上退路，必将与我军决战。这种战法将是硬碰硬的攻坚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但是为了保全上海这座大城市，第三方案应该是最佳方案。[11]

当时三野负责人有这样的想法：我军渡江之后，国民党军溃不成军，士气低落，上海有和平解放的可能。因而在“文进”还是“武进”的选择上，他们认为“文进”的可能性大。5月5日毛泽东致电陈粟：“据上海吴文义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搬运物资是确定的，在短期内似难搬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搬走的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5月10日以后数天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从吴淞及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去占领上海。”当天陈、饶回电：“5月5日电奉悉。对于10日后先行派部队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人两处逃路，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利的，并不妨碍我们的接收准备工作。而兵临城下，反可争取和平接收与撑主和者的腰，并使破坏者不敢放肆。请军委决定下令实施。”[12]

5月6日军委指示三野：“请粟张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13]

粟裕、张震在苏州作进攻上海的军事部署。7日上报了作战方案：以29军配属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28军控制太仓、嘉定，由第10兵团司令叶飞指挥。以30军攻占嘉兴、乍浦、金山，进入浦东。预定于12、13日发起攻击。经军委批准后，10日粟裕正式下达了淞沪作战命令。

叶飞对作战计划有异议。他回忆：“解放上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的准备工作都很充分，却疏忽了军事上的准备以及作战部署很不周密。战前，既未规定各部队的作战任务，使各部队能作充分准备；临战，又没有召集参战部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研讨作战方案，就下达了作战部署和作战命令。”当时10兵团部队驻在常熟一带，距离吴淞120多公里。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就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14]

当时叶飞也有轻敌思想，匆匆召集军师干部开了会，28、29军就分头出发了。当时三野自上而下都没把敌人放在眼里，认为不费劲就能拿下上海。28军在淮海战役后发展壮大到7万人，每个团就有五六千人，武器装备是三野最好的。渡江之后，部队在追击过程中普遍滋长了骄傲情绪，认为敌人“一切不行了”，“过江过江，没放一枪；追击追击，不堪一击”。有的同志抱怨打不上仗，带的弹药多，负担太重，愿意打仗不愿意行军。[15]所以接到命令后，各部队都情绪高昂，但谁也没有做细致的战前准备。兵团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在总结上海战役初期受挫的教训时说：“本质的问题是突破长江后战役指导思想上重视不够，有轻敌思想。有人说：上海不是打的问题，而是接收的问题。攻上海时三野命令，我们一天走100里也走不到。我当时不知道上海是否有工事。”[16]

5月12日，淞沪战役发起。28、29军一路急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浏河、太仓、嘉定。当天晚上，叶飞率兵团部进驻嘉定，进展之顺利出乎意料。叶飞想：“国民党军队再不能打，也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浏河这个地方总该守啊。为什么不在浏河设防？这是上海的第一道防线嘛！如果真是驻守上海的敌军要起义，为什么又没有人来联系呢？如果真没有仗打，如果当面的敌军真的起义了，该多好！”可是第二天形势就变了，战斗之激烈使我军受到重大挫折。

13日29军向月浦发起攻击，86、87师沿着公路并排前进。月浦、刘行的守敌国民党第52军，是辽沈战役中从营口撤退的一个主力军，建制完整。军长刘玉章曾与我东北野战军多次作战，对付我军比较有经验。52军凭借严密的地堡、工事防御系统，顽强阻击，给29军造成重大伤亡。据29军战斗总结说：“13日上午，87师253团抵月浦西边公路上，沿公路两侧向月浦攻击。260团抵月浦北开始攻击。259团向狮子林、月浦间插入，261团于259团左侧向月（浦）宝（山）公路楔入。各团均与敌军接触，因地形情况不了解，同时敌人碉堡伪装成坟包，既隐蔽又低。在上级号令下不顾一切坚决地、迅速地向指定地域插入与攻击，253团对月浦西头地堡攻击二次未成，伤亡近300人。第三次接受教训，组织火力，连克碉堡三座，歼敌100余人。其余各团均以几次大代价之穿插、硬攻，仅夺下几座。260团在月浦北边攻击两次，遭敌密集炮火压制，伤亡近700人。”当天86师的攻击也几次受挫，干部经过前线观察，发现敌军工事坚固，守备沉着，我军不宜使用猛插的战术，因而停止了进攻。[17]

29军的干部回忆：“上海战役，我们29军先打的，去两个师（86、87），第一仗打月浦很大程度是轻敌。上面一轻敌，造成下面更轻敌。上海有多少敌人，我们知道的。月浦敌人是一个团，上级要求12时打下来，掩护86师攻吴淞口。浦东用30军攻高桥，企图把上海围起来喊话。上面讲没有什么工事，就是几个土地堡。我们讲要注意注意，脑子里还是轻敌的。中午出发到浏河，捉到几个俘虏说有工事，我们不相信，上边也不相信。后来摸掉敌人一个排哨，了解工事是坚固的，但上面不相信，下死命令几个小时打下来。段（焕竞）副军长跟我们师行动，听到宝山公路上汽车响，说：‘快啊，你们听，敌人跑了！’结果攻不下，一天一夜伤亡2 000多。”[18]

28军进攻刘行、杨行战斗同样受挫。据28军战史记载：14日83师244团、247团由东西两面分别包围攻击刘行，248团由左翼包围国际无线电台，经一夜激战，部队伤亡较大。247团1营只夺取一个地堡，伤亡百余人；248团伤亡200余人，未彻底完成任务。244团了解了敌情，采取小群战术，接连夺取了十几个地堡，攻入刘行村内。15日中午全部占领刘行，歼敌52军一个营。“泰安连”2排在敌人火力封锁下通过两道水沟、三道铁丝网，首先突破敌军阵地，表现出高度的英勇机智。

同日，84师也向刘行方向进攻。252团攻占杨行西边的朱家宅后，15日越过公路，占领了几个村庄，切断了杨行和大场、江湾间的联系。52军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在炮火和坦克支援下向252团阵地反扑。由于该团过于突出，立足未稳，阵地被突破。252团陷于混乱，在太仓新补充的俘虏兵乘机倒戈向国民党军投降。252团在撤退中损失600余人。敌军得手后，下午又向248团阵地发起两次反击，均被248团战士击退。15日以后，杨行、刘行、月浦一线，双方进入相持阶段。[19]

14、15日两天战斗，28、29军伤亡较大，战斗处于胶着状态，部队前进困难。这时叶飞才冷静下来，明白敌人不但没有投降的征候，而且要凭借永久性工事顽抗到底。这样，猛进穿插战术就不适宜了，想迅速攻克吴淞口也是不可能的。叶飞决定改变战术，采取淮海战役中的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他把情况和想法报告野战军司令部，粟裕表示同意。16日，粟裕、张震指示各兵团并报总前委、军委，要求改变战术。

指示说：敌守备特点，“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性筑垒地带。部队为沪敌守备之精华，战斗力为蒋军之最强者”。“敌图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行阵地前面积射击。故我在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出1 000人代价。”

粟裕、张震指出：“目前我作战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其战术是“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接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尔后由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集中兵力（应是小群动作），尤应集中火力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的攻击。”“交通壕作业迫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20]

根据野战军的指示，10兵团接受了教训，改变了战术，稳扎稳打。他们调整了部署，以28军主攻杨行，29军主攻月浦。调33军上来配合作战。当时连日阴雨，战士们夜以继日地挖交通沟。上海郊区水田多，挖下去1米就见水，近迫作业比淮海战场要困难得多。大家不顾雨水和泥泞，在敌军炮火下挖出一条条纵横交叉的交通沟，接近敌军阵地。17日以后，部队以单人爆破，先打孤堡，后打群堡的方法，逐步推进。大大减少了伤亡，增强了部队的信心。19日，28军攻克国际无线电台，俘敌1 500人。

第9兵团奉命进攻浦东。兵团政治部在动员时说：“蒋匪帮决心将上海打烂搬空，破坏完才走。我们有攻占上海及接收淞沪警备之任务。我各军均曾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此次必须协同兄弟兵团，在国际观瞻所在的上海，演一出有声有色的全武行来，给国内外朋友和敌人看。必须充分表现出我军军事上的威力与艺术，表现出人民军队执行政策与纪律的本色，使朋友鼓舞，使敌人胆寒。”5月12日，9兵团的20军首先由浙江北上，先后占领了金山、奉贤，进至松江地区集结。27军占领松江、青浦后，在泗泾地区集结。30军在20军之后迅速推进到川沙境内，矛头指向敌军海上通道和防御重点的高桥。汤恩伯急忙抽调市区的51军到川沙白龙港，阻止我军北上。敌51军是东北军，南逃后只有两个师编制，在渡江战役中被我军消灭了两个团，败退到上海的残部仅6 000多人。军长王秉钺怕汤恩伯治罪，虚报有1万人，汤恩伯就拿51军当主力使用了。13日51军到达川沙，只见当地秩序混乱，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事。王秉钺估计共军的主攻方向在西边，浦东不会有大的战斗。再说共军离得还远，最快也要三天后才能到达。所以他不着急，14日部队才进入阵地，开始修筑工事。[21]

谁知30军动作非常迅速，他们14日占领奉贤旧城后，连夜北上，15日中午以急行军速度到达川沙，消灭了留守的保安部队，占领了川沙县城。30军仍然没有休息，继续大胆北上，切断敌51军与高桥方面的联系。王秉钺接到报告，说共军大部队正当面压来，他胆战心惊，16日急忙找手下两个师长商量对策。一个师长说：“共军大部队已经超越我军阵地向北急进，要把我们包围在海滨，我部弹药不多，粮食只够吃两天，就是战斗也不能持久，还是想法躲一躲吧。”另一个师长说：“我们的阵地都在水田里，并不坚固，还是早想办法好。”王秉钺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最怕共军把我们包围在白龙港海滨狭小地区，一举歼灭。我们苦战也没用，还是先向高桥撤退。”于是他下达命令，当天夜里沿公路向高桥撤退。不料天不作美，傍晚下起雨来。敌51军士兵在泥泞中艰难行进，速度很慢。半夜时他们到了顾家宅东北的高桥公路上，突然四下枪声大作，30军向敌军发起了攻击。敌51军顿时陷于混乱，四散逃命。30军大胆穿插，仅用两个小时就将敌51军击溃，军长王秉钺也当了俘虏。逃回去的残部仅千余人，被收容重编为两个团，在市区苏州河驻守，以刘昌义为代军长。

同日，31军也从金山向北进军，16日攻占周浦后，与30军并行北上，夺取高桥。18日拂晓，我军占领高桥外围尹家桥、王家码头、顾家宅一线，切断了高桥守敌12军与浦东市区守敌37军的联系。上海防区司令石觉对高桥格外重视。为保障出海的通路，石觉紧急调遣75军的95师增援高桥。从19日起，国民党军依靠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在海空军配合下，与我30、31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国民党军以优势炮火轰击我军阵地，并组织多次反冲锋。我军就地坚守，予敌军重大杀伤。因为高桥地形狭窄，河流纵横交错，桥梁多被破坏。我军部队展不开，特纵炮兵上不来，在敌军火力压制下伤亡较大。30、31军白天击溃敌军进攻，加固工事，晚上组织进攻，与敌军争夺地堡。这样你来我往，形成相持状态。[22]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我军的主攻方向是吴淞和高桥，从两面钳击国民党军出海口。汤恩伯被迫拆了东墙补西墙，从市区调出三个军增援浦东和吴淞方向，造成市区兵力空虚。这正符合我军争取在市郊与敌军决战，保全上海市区的作战意图。总前委鉴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就绪和吴淞、高桥战斗进展缓慢，17日指示粟裕、张震：“在敌固守上海的情况下，在部署上似应由南向北实行攻击，因苏州河南为敌防御守备较弱部分。且多面攻击，才能分敌之势，使我易于奏效。”18日粟裕、张震报告总前委：“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意见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9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如此实施则我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我们完全同意对淞沪全面攻击，唯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当日总前委复电：“我们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你们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23]

毛泽东密切关注上海战役的进展，他接到总前委的报告后，20日指示总前委和粟裕、张震：“据邓陈饶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先攻市区和允许吴淞之敌逃跑的决策，使三野放开了手脚，采取灵活战法，加速了解放上海的进度。[24]

三野前委根据中央指示和当面敌情，决定抽调第7兵团的23军、第8兵团的25军和特纵主力参战，配属和加强第9、第10兵团力量。上海战役我军参战部队达到10个军、30个师和特纵炮兵，近40万人。5月21日，三野下达《淞沪战役攻击命令》，决定23日发起总攻。以25、29军攻占吴淞、宝山；以29、33、26军楔入江湾、大场、真如地区，并向纵深发展；以20、23、27军进攻苏州河以南市区；以30、31军牵制高桥之敌。为了使上海市区少受损失，规定部队在市区作战时力争不使用炮火、炸药。总攻时间定在5月23日。

这时，汤恩伯已经对坚守上海失去信心，22日登上军舰退到吴淞口外遥控指挥。指挥淞沪防御和警备的石觉、陈大庆也撤到吴淞要塞，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陈大庆找来赋闲的第1绥靖区副司令刘昌义，提升他为淞沪警备副司令兼51军军长，要他指挥51、21、123军和四个交警总队，组成北兵团，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坚守。刘昌义心里非常明白：51军从川沙逃回市区的残部只有两个团，21军是川军，123军是苏北民团改编的杂牌。留下这些不能打仗的部队守市区，不过是当替死鬼，掩护汤恩伯和国民党军嫡系部队逃跑罢了。

5月23日夜里，三野发起总攻。20、27、23、26军分别从东、南、西三个方向攻击市区。24日，20军攻占浦东市区，国民党第37军渡过黄浦江向北市区逃窜。27军先后占领虹桥、龙华，控制了龙华机场。然后越过徐家汇铁路，进入市区。当天夜里，27军79、81师分别沿中正路（今延安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徐家汇路、南京路突击前进。打得敌军节节败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传令军官竟开着吉普车把命令送到27军阵地上。25日凌晨，27军已攻取了苏州河以南的主要街区。在苏州河北岸，国民党军凭借百老汇大厦、邮电大楼等高层建筑，以密集火力封锁苏州河各桥梁。27军多次组织攻击，均遭受敌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杀伤。对峙到中午，27军战士焦急万分，强烈要求军部允许使用炮火攻击。聂凤智军长亲临前线观察，召开紧急会议。强调尽力保护市区人民生命和建筑物，不准使用重武器；改变战术，在夜间实施迂回进攻。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刘昌义派人前来联系起义。

刘昌义早年出身冯玉祥的西北军，抗战中被编入汤恩伯的部队。汤恩伯中原战场溃逃时，刘昌义与日本人打了几个硬仗，受到蒋介石的表彰。但他毕竟是杂牌，抗战胜利后就被解除军长职务，挂个空头副职，长期赋闲。他对国民党当局是极为不满的。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朗，刘昌义与李济深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王葆桢接上关系，准备相机起义。因条件不成熟，一时没有机会。24日，刘昌义得知汤恩伯、陈大庆等已登上军舰逃跑，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决定。如果不想当俘虏，就只有起义投诚这一条路了。24日夜里，他召集21、51、123军的军官开会，主张起义。大家虽然同意，但苦于没有可靠的关系，解放军未必相信。这时，军部的一位军官刘凤德，与我地下党接上了联系。见刘昌义有心起义，便乘机进言说他与解放军有联系，可以保证军长的安全。刘昌义非常高兴，派他过苏州河与我军联系。25日早晨我军答复刘昌义，要他放下武器。刘昌义同意停火，要求与解放军直接谈判。25日中午，刘昌义等来到苏州河南岸的27军81师师部，会见了师政委罗维道和地下党代表田云樵。罗政委向他交代了政策，要国民党军先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刘昌义表示同意，并介绍了他手下部队的情况。罗政委迅速报告了聂凤智军长，聂凤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刻查到刘昌义的电话，晓以大义，指明出路。根据聂军长的要求，黄昏时刘昌义被27军用车接到虹桥路27军指挥部，与聂凤智军长、仲曦东主任谈判。他们共同研究了起义和接收的具体事项，双方达成了协议。[25]

当夜24时，粟裕向军委和总前委邓小平同志汇报：“黄昏时，沪敌殿后部队指挥官派员与我前线部队接洽投降。据息：彼称汤恩伯、陈大庆其主力均已撤离吴淞，彼为殿后部队，约四万人，向我接洽联络投降，我正接洽中。”“陈、饶刻乘火车至苏州，原本拟在此宿营，因得悉上情，即继续东去，拟进至南翔宿营。明晚即进至沪西圣约翰大学或交通大学暂住。我们率三野轻便机关，决明（26日）晚直赴上海与陈、饶会合。”[26]

26日凌晨，刘昌义率领51军等部队根据协议向江湾方向开进，将苏州河北岸的阵地移交给27军。国民党37军和交警总队的部分残余人员拒绝放下武器，在外白渡桥一带顽抗，很快就被我军消灭。刘昌义的部队开到江湾时，还遭到嫡系54军围攻。起义部队和赶到的我26军坚决反击，将54军击退。

25日汤恩伯得知我军已经攻入市区的消息，下达总撤退的命令。在江湾防守的54军中午接到命令，顿时混乱起来，官兵们争相逃命。蒋介石在4月初曾在上海准备了大量船只，打算随时撤退。但是解放军并没有马上对上海发起攻击，而青岛的刘安祺部困守一隅，随时有被消灭的危险。他连电蒋介石求救，蒋介石只得抽调上海的船只去接青岛的国民党军。青岛的部队还没运到台湾，上海就守不住了。因船只短缺，只好能装多少装多少，上不了船的部队就丢弃不管了。54军8师师长施有仁回忆当时的情况：“当天下午下完命令，我就乘吉普车开往虬江码头。开行不久，就被路上的车辆堵塞，无法通行。我尚以为少数汽车抛锚，乃下车徒步到前面观看情况，见到马路上停满了各式车辆，一直走到码头上，也都是这样的。才知道由于解放军的炮弹已经打到码头附近，开车的司机和押车人员都把车辆丢了，赶着上船逃命去了。我到船边一看，我们的部队没上多少，而船被乱七八糟的人挤满了。栈桥上都无法挤上去，我还是由人从舷旁边扶上去的。分配我们乘坐的船是个排水3 000吨的货船，事前就装了2 000多吨的面粉。结果我们的部队仅上了1 000多人，而第6师仅上了140人。情况特别紧急，在我们船的左边已经落下了不少炮弹。船上人员一再要求开船，同时船上也载的像人山人海无法再挤了。我同6师师长商量，无可奈何地只得下令开船。到达基隆港上岸，清查当时撤退到台湾的番号有52军、54军、69军的一个师，每军实际撤退到台湾的一般多在5 000人上下，且以勤杂人员占多数。此外有一部分如75军、21军、123军均由上海直接撤往舟山群岛。还有一大部分如交警部队、37军、51军等在撤退中没得到命令而丢在上海了。”[27]从海上逃跑的国民党军约有50 000多人。

国民党军的撤退引起全线的崩溃。高桥是敌军防御最顽强的地区，30、31军与其激战一周，相持不下。汤恩伯为了确保海上退路，从市区抽调75军等部队接替被打得残破不堪的12军守备高桥。22日，三野特纵的重炮团到达高桥前线，首先集中火力打击黄浦江上的国民党军舰，击伤敌舰7艘，迫使其逃出吴淞口。25日晚，31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30、31军总攻高桥。炮火准备后，敌军已呈瓦解之势。我军从三面发起攻击，15分钟就突破前沿。到20时30分，我军攻入高桥镇，守敌纷纷溃逃。我军乘胜追击，26日晨全歼高桥守敌，俘虏5 000多人，从吴淞口东岸封锁了黄浦江。至此，浦东完全解放。

黄浦江以西的我军各部队也是穷追猛打，27军接收刘昌义部的阵地后，迅速向北发展，26日下午攻克火车站，占领了苏州河以北的大片市区。20军配合27军作战，包围了盘踞铁路管理局的37军残敌，迫使其投降。23、26军向江湾、真如攻击前进，占领江湾、大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等重要地点。25、28、29、33军分头猛攻吴淞、杨行、宝山等地，26日上午，我军潮水般扑向吴淞码头，正在准备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8 000多人都当了俘虏。

在追歼逃敌的过程中，我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敌军不战而降。27军235团沿着中正路向前发展时，有个内线关系在路边等候，说国际饭店内的交警第3大队准备投降。我军迅速包围了国际饭店和周围的高层建筑，团首长派人送信给国际饭店内的敌军，要他们放下武器。敌大队副来联络，说自己看守大楼有功，不愿放下武器当俘虏。经再三交代政策，大楼内1 552名敌军官兵才走了出来。上海最高的建筑物就这样被27军占领了。

26军78师232团2营的副营长带着一个班追击到江湾镇，发现一座大楼上有敌人。副营长找好地形就喊话：“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再打下去是死路一条！宽大政策保证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一会出来一个军官同他接洽，约有一团人出来缴枪。副营长派半个班看管，带着半个班前进了400米，又发现一股敌人。他又喊话：“你们的师长团长都交了枪，就剩下你们啦！”楼里边有人喊：“等我们吃完饭再说。”副营长立即高喊：“通讯员，叫后边山炮射击！”敌人一听着了慌，马上派人出来联系，又一个营的敌人放下了武器。

26军234团的2连长在通往吴淞的公路上截住了54军的五辆卡车，发现其中有54军的副军长。连长对他进行个别安慰，并了解敌军情况。得知前面有一个师失去指挥，连长劝敌副军长立功赎罪，要那个师放下武器。敌副军长答应后，与连长和几个战士乘汽车前去。一路上到处是溃散的国民党官兵，散乱地坐在公路上。敌副军长向他们喊话：“吴淞已经解放，大家赶快把武器放在原处，到后边去集合。”于是7 000多敌人排好队，等待我军收容。[28]

27日上午，27军攻至上海市区东北角的杨树浦地区，据守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的国民党21军230师约8 000人还在负隅顽抗。这是上海地区最后一股残敌，已经无路可逃。但是如果硬攻，势必损坏发电厂和自来水厂，造成上海停电停水的严重后果。聂凤智指示暂时停止战斗，争取政治解决。他向已经到达上海的陈毅请示，陈毅问明这个师是川军，指挥官是副师长许照。他指示聂凤智：“你查一查蒋子英的下落，他在陆军大学当教官时，许照曾是他的学生。让他出面劝许照投降。”蒋子英的电话号码很快查出，接电话的蒋子英做梦也没想到解放军的首长会找到他，连声表示：“我照办，我照办！”当天下午，许照率部放下武器。[29]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经历15天的淞沪战役，我军歼灭国民党军第51、37军和五个交警总队全部，第12、21、52、75、123军大部，总计15万人。我军坚持外围作战，把大上海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创造了战争史的奇迹。在战斗中，我军伤亡3万余人。上海的解放宣告了历时43天的渡江战役胜利结束。第三野战军总共歼灭国民党军10个军、32个师及交警、保安部队共约30万人，其中俘虏23万人，毙伤24 000余人，起义投诚48 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 350余门，汽车1 300余辆，坦克、装甲车120余辆，舰艇72艘，以及大量物资。三野在渡江战役全过程中共伤亡46 000余人。[30]

如何接管好大上海是对我军更严峻的考验。在战役之前，三野各部队都进行了深入的政策教育和纪律教育，反复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约法八章”。根据南京等城市接收的经验教训，华东局、华东军区和三野前委制订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入城守则》、《城市纪律》和《外交纪律》等文件，发到各部队。粟裕为三野干部作了“怎样进入大上海”的报告。干部战士都写了保证书。总前委对三野提出两大要求：一是“打得好”，要显示出我军的威力和艺术；二是“进得好”，即入城后政策纪律好，军容好。陈毅对部队入城后的纪律提出极为严格的要求，最基本的一条就是“不入民房”。有的干部提出：遇见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坚持说：“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5月27日早晨下着小雨，上海市民们在枪声平息后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胜利的军队在城市中露宿，谁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到。27军在市区的部队从聂凤智军长带头，官兵一致。20军入城后，全军露宿街头。最少的露宿30个小时，有的长达几天。59师师长住在小学校门口，政治部、司令部住在一条弄堂里，部队在人行道上。据9兵团的总结记载：“进入市区的部队，虽在战斗中，服装均能保持清洁整齐。初入市区的部队，两三夜均在马路边露宿。适值雨季，连夜下雨，由于从军部起干部均能以身作则，战士亦都有觉悟，毫无怨言。市民（工人、学生、商人等）再三邀请部队进屋休息，均被婉言谢绝。市民送的慰劳品以至开水，均谢绝不受。部队三天无开水喝，吃由30里外送来的冷饭。有一工厂工人送慰劳品给部队，双方互相推让十次之多。工人感动地说：‘这真是我们的队伍。’有个商人夜间送烧饼慰劳他门口的我军哨兵，被谢绝；等哨兵换班后，又送给新接哨的，又被谢绝。连送三四次，直到天明，无一人接受。商人说：‘解放军的纪律个个人都一样，真是好队伍。’闸北水电公司的哨兵发现水管坏了，当即追究责任，找人修理，并向公司交代清楚。据该公司工人说该厂英国人从来不说中国一点好处，这次英国人反映：‘这个部队好，非常负责，纪律好。’攻浦东时，英、美、葡等外商仓库和煤油公司等被蒋军盘踞，外商托人要求我军暂不炮击，答应帮助我们劝降。我军攻击部队接受其请求，和平收缴守军枪械。事后几国领事均托人或用电话向我道谢。外电一致报道我军为他们所见过的最好的军队。”

严格的城市纪律，使我军在上海最初的生活比在农村还要艰苦。9兵团报告说：“前三天吃冷饭，没有开水喝，睡马路边。以后也是吃‘战斗饭’（用子弹箱盛饭，钢盔打菜，炮弹壳做饭碗，甚至用痰盂打面条）。每天早晨天没亮，连长带着全连跑步到黄浦江边去大便。因为找不到厕所，路远，有的战士半路上就拉在了裤子里。”“币制未规定前，就不在市场上买东西。有好几天没吃过菜没抽过烟。20军政治部通讯员看见某部队采买员在买咸菜，大家告诉他币制没规定，不能买。采买员说：‘是首长叫买的。部队几天都没有吃菜了，对身体很有影响。’后来20军政治协理员就把自己从乡下带来的腐乳让了一坛给采买员，把要买的咸菜仍还给店里。”战士干部们就这样坚持不入民房，坚持不在市场上买东西，坚持不入公共场所。三天后接管工作基本就绪，各部队才找到国民党军空闲的营房、仓库、机关用房，陆续住了进去。[31]

上海开始了解放后的新生活。陈毅领导军管会干部日夜紧张工作，对原有的市政、财政、文化、军事单位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接收。市区内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在清查、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逮捕特务，疏散难民，清除垃圾。驻在郊区的部队在拆除碉堡、平毁工事，排除地雷，为老百姓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而努力。两三天内，上海的供电、供水就完全恢复了正常，商店开门，新鲜的蔬菜也源源不断上市。这个巨大的城市迅速地恢复了正常运转。陈毅说：“好好地接管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遗产，好好地接管这些人民多年来血汗的积累和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物质基础，这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毛主席和我党中央非常重视接管工作，号召并领导共产党员，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首先遵守纪律，以自己的模范纪律来对待接管工作，我们是这样做了。这就保证了用战争夺回的人民财产，原封不动地交还人民。”[32]

上海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大的战斗了。华东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三野部队有的进行城市接管和警备工作，有的深入山区追剿国民党残匪，有的南下福建。在清理废墟、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在解放沿海岛屿的进军中，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　《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08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491页。

[3]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4]　《23军入杭州后部队思想及城市纪律执行情况报告》，1949年5月15日。

[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6]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页。

[7]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

[8]　《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城市人民的见面礼》，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页。

[9]　唐文：《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作战的决策和争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10]　施有仁：《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11]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22～623页。

[1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1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

[14]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军史》，1951年初稿。

[16]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采访意见选录》，1962年4月。

[17]　《第10兵团淞沪战役战斗要报》，载《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选编——渡江战役》。

[18]　南京军区司令部战史编辑室：《采访意见选录》，1962年4月。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8军军史》，1951年初稿。

[20]　《粟裕文选》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33页。

[21]　金钺：《蒋军51军上海被歼记》，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22]　《第9兵团淞沪战役总结》。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24]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87页。

[25]　邹能斌等：《淞沪义举——刘昌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纪实》，载《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

[26]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3辑第3册。

[27]　施有仁：《蒋军长江败退和淞沪溃逃的狼狈情形》，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

[28]　第9兵团政治部：《淞沪战役敌军工作综合材料》。

[29]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69页。

[31]　《第9兵团进入上海的政纪检讨》。

[32]　《关于上海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六、七两月的工作报告》，载《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25～626页。

参考书目

《毛泽东文集》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毛泽东选集》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刘少奇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朱德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邓小平文选》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恩来军事文选》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陈毅军事文选》　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粟裕军事文集》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周恩来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陈毅年谱》　刘树发主编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罗荣桓年谱》　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粟裕战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黄克诚自述》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叶飞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天地翻覆三年间》　陈士榘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许世友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皮定均日记》　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曾生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在历史巨人身边》　师哲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陈毅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罗荣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

《刘伯承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　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　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战史》编辑室编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重庆谈判纪实》　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

《苏中七战七捷》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鲁南战役资料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莱芜战役》——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山东出版总社泰安分社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胶东保卫战》——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豫东战役》——中共河南党史资料丛书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济南战役》——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　山东人民出版

社1986年版

《济南战役中吴化文起义》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淮海战役》——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黄河归故斗争资料选》　王传忠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华东战场参谋笔记》　王德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淮海战役史》　何晓环等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渡江战役史事新探》　江苏党史资料专辑1989年版

《陈粟大军征战记》　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李宗仁回忆录》　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发行1980年版

《张治中回忆录》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　王成斌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

《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杨伯涛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风雨中的宁静》　蒋经国著　台北实践出版社1984年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

《在华五十年》　司徒雷登著　求精出版社1955年版

华东解放战争各战略阶段国共双方序列表

新四军兼山东军区（1946年6月—7月）　附表1

新四军（1946年6月—7月）　表附2

华东军区（1947年7月—8月）　附表3①

附表3②

挺进中原三路大军（1947年7月—9月）　附表4①

附表4②

中原野战军（1948年8月—9月）　附表5

华东野战军（1948年8月—9月）　附表6①

附表6②

第三野战军（1949年3月）　附表7①

附表7②

华东军区（1949年3月—4月）　附表8①

附表8②

徐州绥靖公署（1946年7月）　附表9①

附表9②

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1947年7月—8月）　附表10①

附表10②

附表10③

徐州“剿匪”总司令部（1948年8月—9月）　附表11①

附表11②

附表11③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1949年3月）　附表12①

附表12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