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堂课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登天的感觉：我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

自控力：和压力做朋友——斯坦福大学最实用的心理学课程（精装）

自控力

领导力（哈佛商学院领导力荣誉课程；曼联功勋教练弗格森38年管理心得）

宫崎市定中国史（岩波书店经典通识读本 畅销日本数十年！）

生死功课

让生活更快乐的哈佛实用心理学

哈佛博弈课

另类：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经济学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堂课/（美）艾瑞克·赛诺威；（美）梅里尔·麦道著；马婧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9

ISBN 978-7-5502-8613-9

Ⅰ．①我…　Ⅱ．①艾…②梅…③马…　Ⅲ．①成功心理－通俗读物　Ⅳ．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8953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3-0239

Howard's Gift: Uncommon Wisdom to Inspire Your Life's Work

By Eric Sinoway and Merrill Meadow

Copyright &copy; 2012 by Eric Sinowa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opy; 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我在哈佛的最后一堂课

作　　者：〔美〕艾瑞克·赛诺威　梅里尔·麦道

译　　者：马　婧

责任编辑：张　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9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5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8613-9

定价：4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艾瑞克•赛诺威

毕业于哈佛大学约翰• F．肯尼迪政府学院。艾克塞斯国际贸易公司的创建者兼总裁，这是一家与全球知名品牌及人物相关专营创意想法的合营公司。艾瑞克是一个在营利组织、学术界和非营利组织都拥有过资深从业经验的企业家。

现在他与妻子和两个儿子居住在新泽西，他常常带着家人到霍帕从湖边观赏湖中泛起的涟漪。

梅里尔•麦道

白天的身份是哈佛大学学术发展计划院的院长，晚上的身份是剧作家、自由撰稿人、丈夫和父亲。他与家人住在波士顿周边。

目 录

第1章　毕生的职业规划

第2章　外力的反转

第3章　从终点重新开始

第4章　平衡的艺术

第5章　衡量价值的必要性

第6章　自欺欺人要不得

第7章　请勿被外界因素左右

第8章　镜中的马赛克

第9章　你的事业催化剂（上）

第10章　你的事业催化剂（下）

第11章　企业文化的复杂性

第12章　前瞻性的光辉

第13章　不要轻举妄动

第14章　生活的涟漪

致谢

第1章　毕生的职业规划

学会思考自己的职业前途，比制订周密的行动计划更重要。

生活中我们都需要贵人。这些人也许是在我们面临挑战时帮我们理清头绪的人，也许是生活出现变数时为我们指引方向的人，还可能是使我们终身受益的领路人。

当我们需要在职业和生活中做出重要抉择的时候，尤其是面对那些充满未知的抉择，需要我们赌一把时，谁不希望身边能有一个集智慧与经验于一身的人为我们指点迷津呢？

面对现实吧，我们过去这些年所经历的无以计数的变化证明，智慧之道有多么重要。

在我构思这本书时，股票市场还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全世界都赚得盆满钵满，财富榜上的名字每天都会被刷新。经济衰退的日子似乎永远也不会来。老实说，在当时那种环境中，那些没有富起来的人——也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琢磨着是否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获取成功和财富。

人们普遍认为，拥有财富就意味着成功，而成功则意味着幸福快乐。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帮助人们在当时那种经济繁荣的环境中寻找这样的快乐。

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被颠覆了。

我们所了解的那个金融世界瞬间崩溃了。曾经的美国经济龙头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华尔街的象征雷曼兄弟公司的瓦解威胁着全球的金融系统。你我这样过度依赖借贷生存的普通人，不知不觉地把按揭及房产市场推向了深渊。

作为社会群体，我们率先冲到了转折点。

什么是转折点？英特尔的创始人、前CEO，安迪·葛洛夫将其定义为一种彻头彻尾地颠覆常规的事件。转折点可不是小玩闹，这家伙简直能把我们从头到脚调一个个儿。

回想过去的这些年，我们也算是经历过几次转折点的人了。事实证明，我们完全无法预料经济和政治上发生的剧变会对我们之后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久以前，高校的毕业生们还在打着效仿微软、谷歌、Facebook前辈们的小算盘，计划要在三十岁前成为百万富翁。投资银行似乎就是“成为世界之王”的有力支柱。边玩边工作，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日常工作方式。华盛顿的政客们对股票市场所保持的繁荣向上是那么信心十足，以至于他们打算把社保私有化，因为只要有工作就意味着你拥有一切保障。

但2007年至今的这场灾难给我们敲响了两记警钟：一是站得越高，摔得越狠；二是一切建立在虚无上的建筑都是浮云。

一时间，股票市场从上涨变成了保值。有工作的人们不再想着晋升和加薪，而是只要能保住工作就心满意足。有房的不再想着拿手头的房子挣笔外快，而是想尽办法避免房屋被抵押赎回。兴高采烈拿到学位的毕业生所面对的竟然是一个如此惨淡的就业市场。

财产没有受到影响的人过得也不踏实。谁知道这场灾难之后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

无论谁身处这种特大挑战和改变之中，都会期望得到智者的指引。这个人要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成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势态混乱时如何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

智者不论男女，不分长幼，内在修为也各不相同。人们在特定情形下认可的智者类型也不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智者应该是林肯或特蕾莎修女那样的，而有些人则更偏爱巴菲特或奥普拉。

我心目中的智者形象稍微有些复杂：他应该有着巴菲特的商业嗅觉，有《相约星期二》里米奇·阿尔博姆的教授莫里·施瓦茨那样温和的气度，还要像《星球大战》里的绝地武士尤达大师那么幽默，同时又机智、果敢、经验丰富。

虽然出现在我现实生活中的这位智者长得是有那么一点儿像尤达大师，可真正令人心服口服的是他惊人的缜密逻辑思维能力和犀利的洞察力。他是一位真正的人生领路人、良师益友，他陪我走过了风风雨雨、重重险阻和大风大浪。他的名字就是霍华德·斯蒂文森。

霍华德集企业家、作家、慈善家于一身。四十年来，他还是哈佛商学院备受尊敬的资深教授。他拥有惊人的商业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充沛的精力和长远的眼光。他还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而我并没有足够珍惜，直到我差点失去向他求教的机会。

霍华德就是那种在遇到重大决策时人人都想去征询其意见的人。他的智慧与经验拯救了千万个在生活中遇到转折点的人。

在霍华德四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为无数哈佛的毕业生以及全球商业领袖传授了知识和经验。他桃李满天下，学生中不乏国家领导人，大型企业的CEO，还有用头脑改变世界的企业家。

霍华德的学生、朋友、知己数不胜数，其中包括不少世界级的商业领袖和大慈善家。比如巴西的亿万富翁、世界知名饮料企业百威啤酒的控股人豪尔赫·保罗·雷曼，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始人之一威廉·鲍斯，瑞士医疗器械产业先锋人物兼大慈善家汉斯约格·魏斯，风险投资家之父皮彻·约翰逊，以及具有传奇色彩的、在英特尔与苹果的商业联姻中起推动作用的投资家阿瑟·罗克。

为什么像雷曼、鲍斯、魏斯、约翰逊和罗克这些已经在事业上登峰造极的商业大亨还要拜这位不凡的老者为师呢？和我一样，他们想要亲自与这位已步入花甲之年的哈佛商学院教授接触，听他讲述属于自己的领悟、智慧、温情以及生活哲理。

我希望这本书能让读者对我的良师益友霍华德·斯蒂文森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　*　*

每本书的诞生都有一针催化剂，这也是支撑作者写完一本书的信念——“读者们应该知道这一切”。对有些作家来说，这种时刻宛若大地震荡或晴天霹雳，而对另一些作家来说，却更像是细水长流或娓娓道来；对我来说，这时刻像是我肚子上被谁揍了一拳，忍不住要难受一样。

那是个萧瑟的冬日，当时我站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商学院停车场，呆若木鸡地看着我的同事，听他说出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清他的意思——“霍华德的心脏病犯了，情况很糟糕。”

六十六岁高龄的霍华德是哈佛商学院的传奇人物。作为一个代表性的领路人，他是创新企业领域的领导者；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的资产富可敌国。他还是一位在慈善顾问领域久负盛名的慈善家。他是一位杰出的商界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一位知心的朋友和慷慨的领路人。

在哈佛商学院，霍华德被看作企业家之父。而对我来说，他就像是我的父亲一样。

与霍华德第一次见面时，我三十多岁，正处于“职业过渡期”，就读于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他同意在我的独立研究项目上给我一些建议。在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中，我意外地发现我竟然同这位常春藤院校的学者产生了共鸣。他乱糟糟的头发、犀利的眼神、轻微的驼背，与他内在的聪慧、机智、顽皮、好学性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独特的精气神儿让我佩服不已。

可现在——“医院已经给他做了心脏复苏，但他可能挺不过去了”。

尽管几周前刚检查过身体，这天午饭后霍华德却因为心脏骤停而倒在了校园里。这一天本是稀松平常的一天，直到霍华德的生命之钟卡了一下。

这个消息让我大惊失色，接下来几个小时都在打爆同事电话、在办公室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中度过，试图能得到关于霍华德的最新消息，哪怕只有一点点。几天后，霍华德的助理鲍比带来了好消息：他会好起来的。多亏上天眷顾，霍华德摔倒之后，马上有人拿来了移动除颤器。而离哈佛商学院两英里（约3.2千米）的地方恰好有家口碑不错的医院。在发生心脏骤停时，身边若无人看守，存活率几乎只有1%。试想一下，若不是有上天神助，霍华德很可能会长眠在哈佛商学院那片被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

即使在他痊愈之后，每次想到霍华德仰面躺在地上，眼睛盯着天空，差点就去了那个被他称为“天堂高等商学院”的地方，我的胃就会拧成一团。我想到，在我们相处的时间里，我们互开玩笑，一起激烈辩论，一起分析研究，我却从没告诉过他，他对我来说究竟有多重要。我从没对他表达过感激之情，而他却帮助我从不同角度看待事物，让我在商场上勇于挑战自己的能力，他还改变了我的事业和生活。每次和他聊天，我都如沐春风。我从没告诉过他，我是多么敬爱他。

当我去医院探望霍华德时，他已经恢复了精神。他恢复得相当不错，当我问到他在医院醒来，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时，他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却足以让我笑出声的回答。

“我首先想到的是‘完了，我摔倒时一定弄脏了那件我最爱的西装’，而当我看到医院里那些用来全力抢救我的设备仪器时，我庆幸去年没白给医院做那么多慈善活动。”

尽管还能耍贫嘴是好现象，但我还是想让他给我一个正面的回答，因此我追问道：“当你躺在地上，想到可能会死在校园里时，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让你感到后悔的事？”

“你是指我摔倒前吃的那块奶酪蛋糕吗？还是昨晚我纠结了半天，结果也没点的那瓶价格不菲的酒？”

“就没有更特别一点的回答吗？”我说，“比如，‘如果可以，有六十件事我愿意从头来过’或者‘如果我能挺过这一关，我就把生活过得更颠覆一些’。”

他想了想，说：“他们告诉我，在摔倒的一瞬间我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这么说吧，我根本来不及对什么事感到遗憾。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的回答是——没有。”

“从来都没有吗？”

“从未有过。”

“真的？”我问。

“艾瑞克，一个人只有生活不如意或者没有全心全意追逐梦想时才会感到后悔，”霍华德语气平和地道来，“我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得到的甚至比我期望的更多。我拥有完美的妻子、和美的家庭，朋友圈又是那么广泛。另外，我想我也为这个星球上的生物与人做出了一些贡献。”

“这么说，当你离开人世时，你是开心满足的？”

“死亡是无法令人开心的，但我对我的一生感到满足，”他回答道，“人无完人，我们只是凡人，必须接受这一点。当我离开时，我不会为我做过或没做过的事感到后悔。”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五味杂陈。在离开病房时，我觉得我比他的情况还要糟糕。他乐观、积极、风趣，而我则消沉、忧虑、迷茫。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开车回到哈佛的校园里。我在暮色中徘徊，脑子里乱成一团。

几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与霍华德交过手了，他教会我果敢地做出颠覆性的决策。他的方式简单直接，但又不失技巧。他眼光长远，温和友善。我毫无目的地在傍晚的校园里闲逛，意识到原来我在庆幸霍华德平安无事的同时，了解到他过着那种被他自己形容为“毫无悔恨”的生活，我被强烈地刺激到了。一个念头慢慢地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展示在我面前，那就是——霍华德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对自己的生活有多不满。

过去三年里，我和霍华德每周都会在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他家里，或者只是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是这短短的几小时，使他从我的教授成为我的领路人，最终成为我的朋友。我们所聊内容的涉及面很广，虽然有些是无聊琐事，但大多还是严肃正经的。我们聊音乐、书籍和旅行，聊政治和经济，聊家庭和哲学，聊商业战略和职业拓展，聊教育与实践相对比的价值，聊一个人能改变世界的各种方式；我们聊如何追求成功，如何接受失败，如何制定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

如果要把我们谈论过的所有内容汇成一句话，那会是——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向人生终极事业和美好生活的小路，沿着这条小路可以去追寻霍华德所谓的“毕生事业”。

“毕生事业”这个词我们听到过无数次。对我来说，这个词代表人在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下依旧能无私奉献，辛勤劳作。这让我想起在印度救助穷人和病人的特蕾莎修女，以及帮助重建海地的保罗·法默。或许还有那些挣扎在矛盾中的无名艺术家，以及那些期望能将虚幻想法变为现实的发明家。当霍华德说起人们“追寻他们毕生的事业”，他指的不仅是那些圣人和创造者。他指的是每一位在早晨醒来时都决心努力追寻梦想，使生活过得充满意义的人。他指的是会计师和工程师、教师和网页设计员、律师和社工、公司老板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负责人。他指的是你我这样的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

霍华德用毕生事业来形容我们到底是谁：那是由我们创造的劳动、爱、希望，还有由我们的有形需要及渴望纠缠在一起的集合体。这些被称为“工作”“家庭”“余生”的词可以成为我们的小天地和避风港。

在我与霍华德的多次对话中，我的毕生事业在不知不觉中已然浸染了他无尽的智慧和明智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我甚至不需要刻意去学习和领悟。起初，我根本没意识到我到底学到了多少东西。在哈佛商学院，我遇见过很多聪明出色的人，但霍华德和他们不一样，他不仅仅聪明，而且充满了智慧。我终于理解了在我们每次谈话后，我的大脑都会亢奋得嗡嗡作响的原因，那是因为他传递给我的智慧像通过输液管一样流入了我的大脑。他是我见过的最与众不同的人。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我究竟在悔恨什么。霍华德逃过死神魔掌的那一刻，我的潜意识也由此被激活。霍华德一直在致力于研制为人们传播智慧的魔药，而我决定将他所传播的智慧整理成书，使得那些无法同他面对面的人也能受惠于他的智慧之言。

几天后我再次去探望霍华德，我告诉他我已经为他选好了下一步要做的事。“等你和这些管子、电线、针头打完了交道，我想和你合写一本书。实际上是由你来讲述，我来记录。这将会成为你的新书。”

“真的？”他笑呵呵地看着我。

我解释了我想写一本关于他的经验与理念的书，包括那些他亲身经历过的事，还有多年来基于他的学生的经历总结传授的理论。“我想把我们对话中的精彩段落提炼出来，这样就可以让其他人也学到过去这些年我从你这里学到的宝贵知识。”

霍华德想了想，说：“写书是好事，但我认为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不想让你单纯地负责传授我的理念。我很愿意给大家讲讲大道理，但你得和我一起讲。”

“我能讲什么？”我问。

“我想让你加入进来，把你的经验也写进来。我可以成为你这本书的主角，也不介意我出场的次数，但这本书应该属于你。”

“为什么？”

“原因很多。”然后他开始一一列举他的理由，“首先，我的名字已经在畅销书封面上出现过太多次了。”他指的是包括两百部书籍、学术研究，以及他发表过的文章在内的所有出版物。

“其次，把我的话印刷成字自然是好的，但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要把我的话转化成你自己的语言。

“再次，在我们的对话中，我也不是总在说。我也在聆听你的发言，也在向你学习。你总是有那么多趣事可以说。在哈佛我见过不少‘学霸’，但我知道以你的年龄就有此成就绝不是偶然。你跳离了传统的职业发展路线，老天可以证明你的人生经历多有创造力。我想你那非常规且富有启发性的经验是值得传授的。”

听到“非常规且富有启发性”这句话时，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用这句话来形容我的职业生涯真是太过文艺了。的确，我的职业道路不是很常规。别人看我的简历也许会以为我有精神分裂的倾向：从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毕业后我进入了酒店行业工作；随后在美国企业工作了几年；接着，我创建和推广了一种全国性质的社区教育计划；做了几个特许经营；到哈佛读完研究生做了筹款人；现在则成立了一家合资发展公司，与世界领先品牌和创新企业有着良好合作关系。

“还有，你是天生的企业家，像我一样。”他说，“我们都懂得如何在我们掌控的范围之外寻找机会。我们都不喜欢重蹈覆辙，都喜欢从经验中获取知识并运用到工作中去，以此带来更新、更好、更高效、更有趣的改变。”

“我就像是你的克隆版本吗？”我打趣道。

“这个说法不错，尤其是能重新拥有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身体。”他一边大笑一边说，“艾瑞克，我的确十分精通我所做的事，并且还能帮人在成功的道路上走捷径。用商业术语来说，我是个特许产品，但我并不完善。”

“但你是个万事通，而我只是个万事糊。”我说。

他微笑着说：“真正的聪明人所拥有的不只是智慧。最重要的是交谈和倾听，就由你来写这本书吧，万事糊先生。”

虽然他不能完全说服我，但我决定还是不要和一个刚刚病愈的人争论。

“这就对了，”他说，“要是你完成得不错，我或许会多买几本送给我的孩子和外孙们，还有一部分学生。”

*　*　*

记得十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好友在地下室打乒乓球，随着小球蹦跳着来来回回，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次关于成功的对话，这对话对于成长在新泽西郊区的两个孩子来说是多么深奥。

维克拉姆住在街角，我们在上幼儿园时就认识了。周末打乒乓球成了我们固定的娱乐活动。在那个平常的星期六下午，在他为赛点发球时，他突然问我，等我长大了，会不会担心自己是否成功。

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这个问题太怪了，但维克拉姆一向显得比同龄人成熟，他早熟的举止和思想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的父母是印度第一代移民，他天资聪颖，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完全就是一个企业家的苗子。他热爱发明创造，在科学比赛中总是名列前茅，总是能给大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在这个普通的下午，他甚至开始规划他未来的职业走向了。

“成功与否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回答道，“顺其自然吧。我在意的是成功对我来说是不是意味着快乐。”

维克拉姆沉思了片刻，点了点头，然后大力发球，小球擦过了我的球拍。他笑了，说：“如果做一个糟糕的乒乓球手让你感到快乐，那你必然此生无憾。”

回想起这段谈话，我发现，原来早在十五岁时我就已经得出了“成功不等于快乐”这个结论。这也是霍华德对学生、同事、友人反复强调过的，而我也见识和经历过无数次。

我的事业总能让我接触到一些精英人士，比如大学教授、校长、主席，世界500强的CEO们，从事不同行业的企业家，还有著名音乐制作人和百老汇戏剧名家。他们过人的天赋令我惊奇。四年来，作为哈佛的筹款人，我到过世界上很多个国家，认识了许多久负盛名的慈善家。在我的商场生涯中，我曾与世界顶尖企业的执行官们共事过，从成功的酒店行业先驱，到先进技术产业的富豪，再到体育豪门的老板。现在，我是一家公司的总裁，而我的客户则是世界上较为成功的一群人。

我所接触的成功人士有些人活得既成功又快乐，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即便到达了事业的顶峰也依旧没有成就感。这些人如果有像霍华德那样面对死神的机会，大概无法做到无悔无恨。

我曾不止一次发现，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来自哪个国家，抛开我们自己的生活定位、职业野心、商业背景、银行账户、个人能力不说，我们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奋斗：那就是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并获得人生幸福感。在这一点上霍华德比别人做得都出色，接下来我就要分享一些他的成功秘诀。

这本书旨在帮你最大化地获取人生幸福感。如果在工作中你不开心，那么你将很难实现人生的意义。

鉴于霍华德是一名备受尊崇的商学院教授，你可能会认为这本书满是商业理论。实际上这本书充满了关于生活的箴言，就把这本书当成丰富你生活的人生理论吧。我将霍华德的智慧和经验进行了提炼，总结了一系列关于获取人生幸福感的策略。让我们行动起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毕生事业的规划”。

在形容人生目标时，我故意没有用“成功”，而是用了“幸福感”这个词。一般情况下，成功总是和经济财富、教育水平、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成功的标准总是被设定得太复杂，幸福感则超越了金钱、威望或其他什么的限制。每个人对幸福感都有不同标准的定义，这可能与工资、职位、学术谱系相关，而个人幸福感的程度则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并不是那种智囊红宝书。因为每个人对幸福感的定位不同，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统一的智囊红宝书。有时候我们甚至都搞不清幸福感到底意味着什么。

当追求人生理想时，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个障碍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适用于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合伙人、朋友、家人以及各种典型和楷模的成功秘诀也适合我们。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的脱节，导致了我们往往出师不利，工作低能低产，出现中年职业危机，等等，这些负面影响也波及我们的个人生活。

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带你走捷径，而是要给你建立一个清晰的框架。学会思考自己的职业前途，比制订周密的行动计划更重要。

这个框架建立在霍华德四十年来的研究与教学经验上，他教导过的学生层次之丰富可以涉及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企业领袖，从创业者到财团巨鳄，从学者到非政府组织的创办者，等等。

霍华德曾对我说：“我之所以喜欢教授企业学科，是因为我可以听到源源不断的关于企业、产品与合作的新点子、新计划。每个点子都各不相同，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它们之中的固定模式，在创始人富含积极理念的点子背后都有着由相似元素组成的计划框架。”

几十年来，他通过对不同企业的接触所总结出的这个框架，适用于各行各业为实现个人职业目标而努力的读者。霍华德的理论将帮助你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成功，你也可以将其作为“思想的工具”来搭建你所追求的理想事业和生活。

人生规划的过程应该是贯穿我们生命始终的。这本书是写给不同年龄和处于不同阶段的人们的，可以是正在读大二、考虑去哪家公司实习才能对将来的事业发展有所帮助的大学生，可以是二十几岁正在考虑是否接受提拔的工薪族，可以是三十五岁正在犹豫是去读MBA学位还是学弹钢琴的财务经理，也可以是五十五岁面临选择退休还是另起炉灶的中年人。

这本书的受益者会是谁呢？是那些聪明勤奋肯干的人；是那些渴望主动为自己选择职业生涯走向，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天上掉馅饼的人；是那些追寻企业家梦想，实现他们对生活和事业期望的人。这本书是为那些在回顾一生时，能像霍华德一样毫无悔恨的人准备的。

这本书里提到的问题不是空谈，每个问题的答案都绝不简单。如果你不理解，那我就直说吧，这本书不是那种一夜速成的职场成功学。霍华德曾讽刺说：“如果你想获得这样的启发，不如直接去读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写的书。”

生活是复杂的，时常还会出现艰难险阻，人生之路变幻无常又充满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投入你的激情与热情，带着你的计划书在充满商机的世界里经历一场冒险，难道不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吗？实际上，你已经开始这种探险旅程了，因为你正在做着关于你毕生事业的规划。

*　*　*

在你开始阅读前，请再听我啰唆几句。

这本书是基于过去六年来我与霍华德几百个小时的谈话内容而写成的。大多数对话的时间发生在霍华德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前，地点则遍及校园小路、霍华德的家或办公室，还有餐厅。另外还有一些在我们探讨写这本书的主旨时的对话，以录音采访的形式记录了下来。霍华德与我分享的所有理念和智慧加起来足够我写上几本书了。这本书里读者所读到的都是经过筛选、完善、整理、润色后的内容。我们希望能让读者以最有效的方式汲取霍华德的智慧精髓。

这本书不是以时间顺序写的，而是以一种发散你的思维，让你的思想火花不断的方式排列的，希望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的养成可以推动你毕生事业的不断发展。

除了要与你分享我所推崇的霍华德的智慧之外，我采访了一些在我写这本书时认识的杰出人物。你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我对采访对象的名字做了些改动，修改了一些细节，整合了几个相似的经历，为的是不让书中所出现的负面因素影响到当事人的生活。

说了这么多，大概你也知道了这本书的每一章都经过了霍华德精心审阅、斟酌和修改。另外，书中所出现的真实案例也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与授权。

嘉宾故事：柯克·波斯曼特

柯克·波斯曼特是我的长期合作伙伴、导师、老朋友，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了，当时他任职某酒店的执行总监，而我只是他手下一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的年轻实习生，精力充沛但缺乏实践经验。不承想，我们在这个行业里竟然摸爬滚打了二十余年，也没想到之后我们的私人关系会这么好，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到对方的直觉、想法和反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彼此心照不宣。我告诉人们，柯克·波斯曼特就像是一个比我年长、比我个儿高、比我脱发厉害的大哥，而他则说，他比我的妻子还要了解我，当然他没有当着我妻子的面说这句话。

起初我告诉柯克·波斯曼特我要写本书时，他只是点点头，笑了笑，用一种“不错，加油啊”的态度回应我。他把这当作我的又一爱好，没有太当真。实话说，他完全有理由不太当真。我的文笔虽不错，但之前从未有过写作经验，而成为一个作家也不在我的职业规划和生活目标的清单内。不过，接下来的几周，我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本书，终于使得柯克·波斯曼特明白，霍华德的心脏病突发事件是我生活中的转折点。他看到我为这本书所付出的努力后，开始对本书的进程产生浓厚的兴趣。

虽然他没有明说，但我能感受到他的观望态度。所以当我把写好的几章给他看时，我也不能确定他会有什么反应。

起初，他仅仅迅速地浏览，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在上面添加意见。随着他阅读的深入，他阅读和批注的速度明显变慢了。继续读了几页后，他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要把这拿回家，晚上仔细读一读。我们明天再交流意见好吗？”

由于商务繁忙，我们经常身处不同城市，于是我和柯克养成了早上按时通电话的习惯，即使我们当天要见面也会严格遵守这个习惯。于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我在厨房接起电话听到他直截了当地说：“老实跟你讲，起初我担心你在写作上会耗费太多精力。你忙完了公司的活，还要出差见客户，然后再挤出时间写书。”

“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说。

“这我知道。不过我也担心过这本书会虎头蛇尾，白白耽误你的时间和精力。”他说道，“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看起来你和这位超凡的霍华德先生持有与众不同的观点，而这些观点还可以影响我们其他人。这种感觉一定很神奇。”

听到柯克这么说，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忙于写作，却还没来得及阅读成品。这可真是“一叶障目”啊。不过他的意见让我欣喜地发现，我至少用霍华德的智慧和领悟影响到了一个人，并且在他们之间间接地搭建起了交流的桥梁，而这个人还是我的老友兼事业伙伴，这让我感到十分振奋。柯克·波斯曼特能够理解我的想法，也有他自身的原因。

为什么？善于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特点似乎原本就存在于柯克的DNA中，这是他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遗传。他的妻子形容他为“人见人爱的阿甘”，他拥有一种天生能与社会各界人士打成一片的能力，从家门口意大利餐厅的侍者到商务界和娱乐圈的大腕都被他所俘获。柯克记得每一位和他打过交道、在生活中与他产生过交集的人，他拥有将点头之交转变为紧密联系的能力。有效管理人脉资源就是他的人生哲学核心。如果可以，他会把可口可乐的广告变为现实，他会给每个人买上一听可乐，让人们彼此相识、相知，最后一起唱着欢乐颂尽显和谐景象。其实，我们共同创建的这家公司——艾克塞斯国际商贸公司就建立在他的理念之上，即“全面发展人际关系”。艾克塞斯国际商贸公司致力于为高端人群和品牌服务，通过商业协作为商业个体之间寻求商业发展的机会。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在生活中比别人早一步发现真理并获得人生幸福感的幸运儿，他还发明了一个追求成功和幸福感的公式。我管这个公式叫“柯克理念式”——一个融合超凡创意、公关能力和商机敏锐性为一体的公式。他热衷于帮助人们发现自身的优势，从而获得成功。我很高兴能听到他的赞扬：“这本书里除了你和霍华德的亲密友谊让人印象深刻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出现得太是时候了。在人们寻找生命中灵感的火花时——一本为他们的事业之路指点迷津的书出现了。现在正是经济是否能够恢复正常的关键点，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都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好出发去追求梦想了吗？’”

第2章　外力的反转

转折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利的、不利的、简单的、困难的、明显的、微小的。你要么积极抓住机会利用它帮你实现价值，要么就放弃机会任命运摆布。无论你将以何种方式回应，你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开始在哈佛工作后的一天，我和霍华德沿着查尔斯河畔散步。那是在早春四月，虽然依旧还有些微寒，但是已不见晨间的霜雾，树木也在慢慢地吐露嫩芽。这天气就像是悬在针尖上等待某一时刻降临，好一下子挣脱冬天的束缚进入春天。

我喜欢这种“散步式会议”，自从我毕业留校工作后，我们一直坚守着这习惯。有时我们会聊些商务话题，而更多时候我们是没有主题的。我们经常想到什么就聊什么，从心理学聊到哲学再聊到企业管理学。这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也是我们必修的“心灵修行课”。由于霍华德有着哈佛最高管理者之一的身份，我去见他时不用向同事或上司告假。

这天早上我给霍华德讲了我的朋友米歇尔的故事，最近她的老板被开除了。米歇尔在校时比我低几个年级，是一个富有创造力和工作热情的人。她的老板，同时也是她的部门上司，在米歇尔工作期间一直是她追赶和学习的对象。她已经为这个老板工作了十年，尽显了一个女人的忠诚和在职场上不断进步的优点。

尽管米歇尔已经很成功了，但她仍感觉未来悬而未决，觉得她的个人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她的老板这样突然离开实属意外，但也许有其他内情。米歇尔记得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有人告诉她说她的老板马上就要走人了，而公司内部也在“考虑重新调整规划整个部门的结构”。

米歇尔感觉如当头一棒，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果断和自信。她整个人都僵住了，她不知道公司将会用多长时间来审核评估她的表现，也不知道她将会被评估到什么程度，将来要面对些什么，在职业生涯中她头一次感到手足无措。

在我讲述米歇尔故事的过程中，霍华德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困惑的表情。

米歇尔是这样打算的，我对他说，她决定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同时等待部门将会被如何重组的消息。在事情悬而未决的时期，她将按兵不动，待了解了新情况之后她再决定去留。毕竟，这个时候她也不知道她的前途命运会是怎样的，是被裁员，还是被重组后做回她的小职员；是被安排到新部门从头开始，还是出乎意外地受到提拔。她只知道，现在经济形势并不理想，而她已经为这个公司奉献了十年青春，她当然希望自己能有最好的归宿。

听我讲完米歇尔的事，霍华德摇了摇头，踢开脚下的一个松果，叹了口气说：“可惜啊，浪费了大好的机会。”

“她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她将何去何从。”我替她辩解道。

霍华德停下了脚步，轻轻戳了戳我的胸口说：“不，她的问题是她还没有意识到机会已经送到她眼前了。”

这是典型的霍华德式行事方式，从与众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别人眼里的困境，却是他眼里的机会。大多数人都会像米歇尔一样“坐以待毙”，而霍华德却可以透过看似困顿的表象看到希望。

“她不过是在等着有人来决定她的命运，”霍华德补充道，“但她不知道实际上她已经得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什么礼物？”

“一个转折点啊。”他说，“以米歇尔的情况来讲，当部门目前的结构被打散，规则被重新建构时，便出现了新的转机，一个让她可以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转机。她应该重新理清现状，拿出实际行动来接受和改变。”

霍华德示意我陪他到一棵巨大的栎树下坐下歇一会儿。“转折点的出现可以改变我们的固定思维方式。它们带来潜在能量。转折点不常有，其带有的潜在能量一旦被激发出来，将是个人发展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潜在能量？”我一直都开玩笑说霍华德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叫作“霍华德语”，其特点是深奥晦涩得让人难以理解。“潜在能量”就是典型的霍华德式语言，当我重复这个词儿的时候，他跟着大笑起来。

“好吧，好吧，”他说，“这样解释如何？潜在能量就是在某种情境中暗藏着的机遇的定义，这种机遇可以刺激你做出改变从而颠覆过去。”

“再精简一些。”我说道，“要直截了当的那种说法。”

霍华德笑着说：“那是可以为你主动争取职业机会起推动作用的力量。”他停顿了一下，冲我眨眨眼，示意我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证明他的观点了。“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在20世纪70年代阿波罗13号在从月球返回地球的途中，飞船的储气罐爆炸了，命令模块几乎被完全破坏，当时所剩的燃料已经不够他们平安返回地球，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将返航的工作交给月球的引力。随着转速越来越快，只凭一个发动机爆发出的重力，月球的轨道动力就像弹弓一样将他们弹回了地球。他们之所以能够平安归来，就是凭着在月球轨道上遇到的转折点改变了他们的固定轨道，并且还补足了他们所需的能量。”

“我怎么记得这个场景出自《阿波罗13号》那部电影呢。”我说，“你是故意的，因为你知道在现实中他们会被甩进无尽的宇宙黑洞。”

“现在我们回到地球，”霍华德假装没听见我的话，“转折点所带来的机遇很容易被忽略和无视，机会很容易就流失了。最终，人们会像米歇尔一样，意识不到转折点的出现。可即便他们意识得到，反应也往往是无动于衷。当遇到转机时，人们总是采取等待的方式，任由自己成为生活中的旁观者。”

“极少数的人会把转折点当作他们改变生命轨迹的催化剂，这些人会积极改变自己从前顺行的轨道，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到合适的方向上去。”他继续说道，“无论是新的工作，还是新的感情，或者其他什么，转折点都可以给人带来新的机遇，这时人们就该停下来，想一想，自问：‘我是该重蹈覆辙还是开辟新航向？’”

我想到当我在职业道路上做出改变时，当我选择向着全新的方向前进时，我是否将那个时刻看作新的机遇？我是本能地做出选择，还是有意识地改变呢？

霍华德继续说道：“或许停滞不前、坐吃山空是人类的天性吧，可能有人从来没有停下来问过自己这些。实际上，这样走下去就只有一条下坡路而已。我们希望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在行进的过程中，我们却总是选择固定的一条道路来走。”

“因此，除了起到推动作用，转折点还是决定我们人生道路是走上坡路还是走下坡路的时刻？”我说。

“是的，这个比喻很贴切。”他说，“不过在这条路上可没有地图和GPS导航系统。因此，这些转折点的出现更显得弥足珍贵，需要你提前做些功课想想在遇到转折点时，你是接受挑战还是选择离开。”他分析道，“现在米歇尔需要明白的是，即便未来迷雾重重，但她手里已经拥有了一份详尽的职业规划图，她该意识到转折点已经来到了她面前，而她所要做的就是决定是否推自己一把，让她的职业生涯和生活轨迹向前走。”

我看着霍华德，他的神情十分严肃。“这是你的个人经验吗？”

他没有马上做出回应，而是看着一只灰色的松鼠奋力把去年秋天埋藏的橡果挖出来。

“是啊，经验总是有好有坏。”霍华德说，随后把目光转向缓慢流淌的查尔斯河，“对我而言，我同第一任妻子的离婚也是我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他说道，听起来更像是在自言自语，“那段时间的确很难熬，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那其实是一个机会，是一个具有潜在能量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给了我极大的动力去追寻我生活和职业中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些是霍华德不会讲给外人听的私事，我安静地听他讲述着。

片刻之后，他洪亮的声音又将我们带回到了之前的话题。“我想对米歇尔说，”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眼前这件事上，“我跟形形色色的公司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很少见到这种针对整个部门的复审，除非现状十分严峻，公司不得不需要重新整顿。告诉她不必坐等有人告诉她职位会有怎样的变动，不管她喜不喜欢，她现在已经遇到了自己的转折点，她的未来走向将会比她所预想的更加不同。我很早就发现面对‘突发情况’时，你所做出的反应，或者你压根没有做出反应，将严重影响你未来是否会拥有令自己满意的职业或幸福的生活。

“干坐着猜想未来会如何，是对你的前途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米歇尔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她就要失去面对高层次挑战的机遇了。现在她应该认真地审视自己的能力，抓住这个转折点，改变她的工作环境，勇敢地直面危险。”

“所以她应该开始着手规划未来了。”我说。

“没错。”霍华德说，“发现转折点，这只是第一步。正如从前我说过的，时间是无尽的，生活总是要向前看。你可以从过去获取经验，但总要着眼于未来。她可以为老板的离开而感到惋惜，不过那都是过眼云烟了，就像这桥下的水一去不返。”他指着查尔斯河说，那水正向着前方的桥奔流而去。“现在她应该做的是，列出她未来的发展可能，选择一个她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并提前几个月主动为之做出改变和努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动出击与被动等待的区别。”

“很有道理，”我说，“人们在管理投资组合时总是更为积极，因为这能让他们获得巨大回报。在管理员工和任务时也会这样，因为会影响到收入和效率。”

“这关系到她的职业生涯和未来，所以她为什么还要被动等待呢？”霍华德说，这时他的手机响起来，他接起电话，示意我该往回走了。在回去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他说过的话。在管理我们的账户、员工、项目、孩子的日程表，甚至是做我们喜欢做的事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么积极上心。可有几个人会对自己的职业前景管理上心呢？

等霍华德挂上电话，我继续刚才的话题：“你的意思是，与其坐等公司对她的部门进行整合，不如主动将自己推到公司面前，发挥自己的能力推动进程的发展，反正她未来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动。”我组织了一下语言，“这可能有点冒险，但如果她站出来主动为公司做些什么，或许是在向公司发出积极的信号。”

他停下脚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喜欢这个说法。她需要在对话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不是被深深埋没。至少，她应该在决策者面前表现出她的位置和能力，让他们知道她未来职业规划的重点是什么，这对部门重组将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

不过我担心如果米歇尔这样做，会被看作越权行为，显得她不顾一切地想往上爬一样。

霍华德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道：“没有任何一种选择是不存在风险的。无动于衷也是一种选择，那等于选择被动地等着天上掉馅饼。但我认为，如果米歇尔真如你所说的那么聪明，她应该清楚公司的整体目标。她应该表现出作为知情人，她能如何帮助公司重新组织这个部门的工作。她的想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已经不存在什么对与错了。公司高层只是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他们要尽量做到客观，他们的目标并不只是为了给某人升职或加薪。”

“要是他们对她说‘多谢你的建议，但我们不感兴趣’呢？”

“那她就真的该着手为将来做些打算了，要么她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出色，要么领导层对她压根就不重视。不管是哪种情况，她都得到了有用的信息。她了解到了她应该知道的事。”

霍华德的意见总是充满见地。只为得到一个回应，不管是好是坏，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争取。米歇尔的自荐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她得到的回应是好是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得到的回应可以帮她尽快拓宽她的未来视野。

“一旦米歇尔意识到转折点的存在，”霍华德点评说，“她就应该对公司前景做出有根据的判断。告诉她主动出击吧，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她一定得好好享用这份天降大礼。”

我苦思着该怎么把这些话复述给米歇尔听，我敢打赌当她听到我嘴里说出“潜在能量”之类的词时一定会笑话我的。“跟她实话实说！”霍华德提高了声调，“按理说，这至少能给她一些安慰。现在她就像坐在黑暗里，两眼一抹黑，可怜又无助，时刻担心她被攥在别人手里的命运。可是，如果她能有效地利用这个转折点，而不是眼睁睁地错过机会，她将会改变她现在所处的这个糟糕状况，当然也会改变她的未来。让她别再空抱希望等待了，赶快行动起来。”

几分钟后，我们走回到了霍华德的办公室，在门口我逗他说：“刚才听起来你整个就是尤达大师的口气，你记不记得他那句名言‘做梦不能算是计划’？”

他瞪了我一眼，我以为我拿他和《星球大战》里皱巴巴的外星生物做对比冒犯到了他，可当我转身离开时，却看到他偷偷地笑了。

*　*　*

现在，停下来回想一下：上一次你有机会改变你未来职业走向是什么时候？其间有没有出现过“潜在能量”？那力量足够推动你去改变工作方式，或者改变你为之效力的公司，甚至改变你一生的工作走向吗？

不管你遇到的转折点是好是坏，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推动力是强是弱，你当时是怎样回应它的？你有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

米歇尔这件事过去很久之后，霍华德和我又针对转折点这个话题进行过多次讨论。有时是根据我切身相关的经验，但大多数则是由其他话题引起的。有时我们随便聊起什么事，比如公司的良好前景，同事的工作，霍华德与之打交道的公司，他就会停下来，做询问状提问道：“这算不算转折点？”在我们一致同意那就是一个转折点时，他会继续问：“应该如何应对呢？经历这个转折点的人或公司该如何获取其中的推动力呢？”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转折点在我个人职业生涯中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机遇可以叫作转折点。其实我没给这种机遇起过任何名字，甚至没意识到我经历过转折点。但是，当我回想起我选择职业的方向时，我意识到转折点所发挥的巨大力量，无论是那些被我发现并抓住的，还是被我无视和错过的。

我开始注意那些发生在我周围的人身上的转折点。和同事吃午餐或和老友聚会时，我总会用这个问题向他们发起挑战。后来，我发现人们经历的转折点一般可以归为以下三类：有利的、不利的和中性的。

人人都爱对自己有利的转折点。举个例子，某事可以让人们意识到不必勉强去做那些不想做的工作，或者不必坚持不能获得成就感的职业路。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些事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实际上具有哪些可以助我们成功的素质。对我们有利的转折点出现的方式总是很微妙，即便它不主动送上门来，但如果我们一心努力，最后也会收获巨大的成果。比如，你的老板成立了一个学费补偿项目，只要你努力争取就可以拿下梦寐以求的硕士学位。当我们的转折点出现时，对我们有利的转折点就像唤醒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天际的黎明，照亮你的前途。当这样的转折点出现时，我们无疑是最幸运的，我们应该张开双臂全力拥抱它。

看起来对我们不利的转折点在初期出现时很难让人接受，它们总是暗藏杀机，总感觉它们会在背后咬我们一口。它们总是在寻找猎物，我之所以用“猎物”这个词，是因为这种转折点总是会杀我们个措手不及。比如，虽然我们自认为稳操胜券，但唯一的那个我们感兴趣的研究项目申请还是没有通过。或者，公司决定精简掉一个部门，而那恰恰是我们的部门。再或者，我们的另一半终于得到了工作的晋升，但需要我们搬去廷巴克图，一个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

经历对我们不利的转折点就好像在一条职业高速路上快速行驶时，车子突然失去了控制。它会带来震惊和自我否定，让我们手足无措，只能被动等待。这种时候谁也想不出该如何成熟恰当地应对这种局面，更想不到利用这种消极的处境去寻求积极的机会，人们好像只能恐惧、绝望和迷茫。

无论“有利的”还是“不利的”转折点，都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而第三类转折点则存在于你的自身。前两类所引起的反应很强烈，而“中性的”转折点则是细微的，细小到我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最终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对其做出任何回应，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说它是“中性的”，因为它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和寻找的，它不会带给我们什么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当我们意识到需要自己动手去挖掘它时，它才会出现。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转折点。有时它就像在你脑海里轻声耳语一样，提醒你之所以烦躁不满是因为你走的路不对。有时它又像一道火花突然闪现，抛给你一个问题，比如：“要是我把爱好转换成我的职业会怎么样”或者“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行动起来，尽我所能去完善自己”。

当然，很多转折点的成分极其复杂。对我们有利的转折点也存在着消极因素；对我们不利的转折点让我们苦不堪言，也可能会以一种更好、更不同的方式带来中性的转折点；而中性的转折点可能会让你经历短期的痛苦，但最终会苦尽甘来。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是，从自己和身边同事及朋友的经历来看，错失机会的最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对出现的转折点做出哪怕一点儿的回应。

要是你对主动出击是否值得持怀疑态度，请参考霍华德的名言：“转折点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利的、不利的、简单的、困难的、明显的、微小的。你要么积极抓住机会利用它帮你实现价值，要么就放弃机会任命运摆布。无论你将以何种方式回应，你的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转折点的存在，都与你的生活和前途息息相关，你想不到它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嘉宾故事：温迪·科普&阿文德·拉昆纳扎

有些转折点来势汹汹；有的则来无影，去无踪，只有事后你才能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同理，如果一个人在刚入行时就抓住关键的转折点，从此他就有可能打开一扇职业道路的新大门。

美国教育行动的创始人兼CEO温迪·科普和巨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阿文德·拉昆纳扎就有着类似的经历。决定温迪职业走向的转折点出现得非常早，那时她甚至还没从大学毕业，而二十年后，她还深受这个转折点的影响。阿文德曾经在计算机工程学科做了许多年理论研究，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直到有天晚上他读了一本书，而这本书改变了他之后的事业走向。

1989年的时候，温迪·科普即将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而有两件事让她感到头疼。第一件事是她不知道毕业后从事什么职业。“当时我只感觉困惑。”去年夏天我们见面时她这样告诉我，“我甚至连想都不想去找工作。”第二件事在当时给她的压力则更大一些，她还不知道毕业论文该写些什么。有趣的是，这两件事最终都在温迪回答了“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这个问题后迎刃而解。

一天，在参加了一个教育改革的会议后，温迪不禁想到在贫困地区和农村读书的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她想：“为什么不招募毕业班的学生去这些地区支教呢？他们聪明，也有时间，与其去华尔街实习，不如去这些地区支教收获更大。”这个问题最终促成她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选题，也是在这篇论文中她提出了美国教育行动的理念：支持和鼓励大学高年级学生支教两年时间，无论将来职业走向是怎样的，他们的人生都会因为曾作为一名“教育传教士”而充满意义。温迪的这一行动所产生的影响一开始并不积极，她的论文令路人对她说：“亲爱的科普女士，你这样做可真是疯了。”但是温迪自己则感觉充满了干劲儿和信心。

温迪没有在意他人的贬低，而是利用自己的能力协调、动员周围人，决心在全国上下掀起提高教育水平的新浪潮。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她立刻组建了美国教育行动组织，到1990年，已经有500名毕业生参与到这个新生的项目之中。在过了大约二十年后的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名年轻人参加过这个项目，造福了千千万万名学童。

美国教育行动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创建者和执行总裁，温迪也曾遭遇过低谷和困难。即使这样，从她在头脑里酝酿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起，她就被一股激情所驱动，她有完成这项任务的坚定决心。她希望可以建立她理想中的公立教育体系。通过这些年的种种努力，可以说她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美国教育行动被看作经营最稳妥的非营利组织，还是《财富》杂志评选的100个最佳工作环境之一，每年申请参与项目活动的学生数量相比往年，一直在不断增加。温迪的目标是在全世界推广这个项目，不同国家的企业家都可以按照她的模式，通过全球教育行动的引领实现这个项目的意义。

回首创业之初，温迪说：“不管怎么说，当初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想做和适合做的事。能开创自己想做的事业是我的福气，这又能让我能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热情，这简直就是福中之福。”她笑着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职业能比我现在做的事更适合自己的了。”

相比之下，阿文德·拉昆纳扎遇到转折点的过程则显得漫长和复杂了一些。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是发挥了其“潜在能量”，帮助他从印度钦奈的一个毛头小子一路打拼，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和广为人知的慈善家。

阿文德毕业于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之后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拿到了计算机工程博士学位，然后做了三年教授。一天晚上，也是一个平常的晚上，在他读了一本书后，属于他的转折点出现了，从此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一直都是一个书呆子型的孩子，只是恰巧对数学有了那么一点儿天赋。”他告诉我，“像其他在印度长大的小孩一样，我通过电视知道了美国，有了自己的美国梦。想要脱离印度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在印度就相当于麻省理工学院或伯克利大学。当时有30万名学生申请报名，但录取名额却只有2000个。上高中的时候，我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10小时，日复一日为能考上那里而学习奋斗。

“当我被录取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机会蜂拥而至，其中最让我开心的就是能够去美国读研。1988年当我来到伯克利大学时，兜里只揣着100美元，从印度到美国的两天旅途中我还把护照弄丢了。毕业后，我在伯克利大学成了一名教授。那简直太棒了，我喜欢教授的工作，研究、教书，还有思考。我一直坚信只要我持之以恒，我一定会给计算机科学领域带去巨大的贡献。

“过了几年，我开始希望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有一番作为。一直以来，我都在专心研究学术，从没想过要做些其他什么事。但是这一次我头一回认真严肃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吗？’”

这时我想起了霍华德非常喜欢的一句名言：“一切只是看上去很美。”

阿文德点了点头，说：“我能感觉到安逸生活的诱惑，但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帮助我摆脱了这种安逸。在给一个同事送备忘录的时候，他书架上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本书叫《说谎者的扑克》。这本书讲的是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交易员们工作中的故事。我借走了这本书，用了一个晚上把它读完，一个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我知道该怎样做得更好。’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我递交了辞呈，我觉得我这样做是正确的。促使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转折点：我认为凭借我在数学和计算机领域的知识，我能够用更高级的方式取代《说谎者的扑克》里面提到的华尔街那些老旧的工作方式。

“这个转折点的出现，把我引向了一种全新的生活，那是我从没想象过的。”

同样，他也从没想过自己可以帮助那么多的人：他同妻子成了颇负盛名的慈善家，致力于发展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教育及文化交流活动。

表面看起来，温迪和阿文德的经历并没有交集。但当我了解他们之后，发现他们两个都是全身心扑在事业上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获得成功。我看到的是两个通过自己努力造福社会的人：温迪的事业需要慈善组织的大力支持，对改变他人命运和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都有着长远的影响；阿文德则是通过深入调查和了解后选择为新兴企业进行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为自己创建的慈善教育系统提供了就业机会。

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的主人公都成功地抓住了转折点带来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最终乐在其中。

第3章　从终点重新开始

从终点开始意味着回到原点，为自己绘制出一幅未来的蓝图——一幅指引你生活和职业走向的蓝图。

一个五月的傍晚，我坐在霍华德家的厨房里，边喝啤酒边看他做烤牛肉三明治。

“其实我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随便吃一点儿，”我说，“你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地做饭。”

“要是你觉得这就叫‘做饭’，那你要学的东西可比我想的还要多。”霍华德说，“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你吃饱了好干活。”

第二天我们要和霍华德从前的一个学生会面，这个人正在考虑给母校捐一大笔善款，所以当晚我们得把会面内容定下来。

他把三明治摆在我面前，微笑着看我狼吞虎咽，问：“饿坏了吧？”

“中午没顾上吃饭。”我边嚼边说，“遇到了点儿事，有没有兴趣听听？”

“说吧。”他坐下来，等我讲给他听。

是关于我以前的一个同事乔治的事，这个人既老实又聪明勤奋，在我认识他的这么多年里，从没见过像他这样重视自己事业发展的人。

这天，乔治来到了波士顿，我们约好一起吃午餐顺便叙叙旧，但当我们在餐馆碰头时，他说不饿，看起来情绪也很焦躁。我们放弃了午餐计划，花了两个小时在波士顿老区那些历史悠久的街道里闲逛，乔治说起了去年他所遭受的挫败和困惑的经历。

据我对乔治的了解，他是一个相当看重收入的人。但他并不吝啬，也不贪图物质享受，他推崇舒适极简的生活，为人也慷慨大方。作为一个成长在单亲家庭、曾经身负沉重经济压力的人，乔治在渴望成为富人的道路上走得更为艰辛。确切地说，用他自创的一个说法就是要为他自己、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提供“全面的经济保护”。他决心不让他小时候所经历的那些悲剧在他的家人身上重演，他要让他的家人拥有稳定的生活，吃饱穿暖。他不想妻子生完孩子以后，还要因为生活负担繁重而重返工作岗位，他希望他的孩子即便申请不到奖学金也可以安心地去上大学，他会给他缴大学学费。除了他对家庭如此上心外，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不只为家人考虑，同时也会考虑雇员的福利待遇。

刚踏入社会时，我们曾在一家酒店共事。几年后，当他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后，辞职开发了一款适用于酒店在线预订服务的系统。当时我十分钦佩他的这种大胆选择，将自己微薄的积蓄全部投进去，据说还刷爆了信用卡。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我们在波士顿重逢的前一年，他的公司被一家大型酒店集团收购了。根据协议，乔治变成了银行存款达到百万的富人，他实现了自己要为家庭提供“全面的经济保护”的目标。

卖掉公司之后，乔治需要履行合同规定，再在这家公司待上一年。在那段时间，他所做的工作和卖掉公司之前没什么两样。他的生活几乎没有受到这次收购的影响：公司平稳地度过了经济危机，收入节节攀升，新合资公司的老板也不去干涉他的工作。他约我在波士顿见面时，我以为他一定感觉自己现在简直就是站在世界之巅。但是，在我们散步的过程中，乔治说自打公司重组之后，他越来越对自己的工作状态感到不满，而且这种感觉日益增长，让他逐渐陷入深深的挣扎之中。

听到他这样说，我十分震惊，我的第一反应是问他家里一切是否还好，婚姻有没有遇到问题，孩子们是否都好。“卡琳和孩子都很好，他们就是我坚定的基石，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我总是把工作中遇到的糟糕情绪带回家，我真不是一个好伴侣。”

我劝他，从好几个角度来看他的反应都是正常的。一旦有过做老板的经历再给别人打工，无论如何都是很难找到感觉的。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低潮期。如果你已经提前收获了梦想的果实，超前完成了你的目标任务，突然失去动力是很平常的事。

乔治承认，他的热情的确受到了打击，但他一直觉得自己会适应的。他甚至接受现在该是他离开他所创办的公司的时候了。过去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因为他要确保“工作大家庭”的生计问题，这些与他长期共事的员工，一直是推动他前进的坚实动力。

乔治解释说，目前所出现的问题都是长期积累所致，而过去已不是他面对的困难，将来才是。他也想过要进行新的投资，但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会。他也认真考虑过加入一家咨询公司，可在最后一分钟他反悔了。现在他甚至想去读法学，倒不是他对法律感兴趣，而是至少接下来的几年，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他过早地实现了人生目标。”我对霍华德说，“现在他陷入了怪圈，无法找到自己的方向。他是一个积极而充满活力的人，但他现在不知道这股劲该往哪儿使，只能原地踏步。我今天看到他，感觉他就像一个加热过度、马上就要爆炸的锅炉。”

霍华德安静地坐着，我咬了几口三明治，继续说：“他甚至没有心情去享受生活中除工作以外的事。他不再打高尔夫球，也不去音乐厅，可能还要退出由他组织的社会团体。”

“真的？”这是自我开始讲这个故事以后霍华德说的第一句话。

“是啊，听得我也很郁闷。”我说。

霍华德思索了一会儿，抛出了一系列让我惊讶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看起来完全跟我所提到的话题无关。

问题1：据你所知，乔治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是在大学时还是开创事业不久后？（我的回答：高尔夫球是乔治后来才学的。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喜欢打保龄球。我对保龄球一窍不通，但他实在打得太好了，我陪他去玩过几次。）

问题2：乔治参加的是什么社会团体？（我的回答：一个是当地的艺术中心，另一个是美国肺科协会的地方性组织。）

问题3：乔治是艺术家吗？他家族有肺脏疾病的遗传史吗？（我的两个回答都是：我不这么想。）

回答完霍华德的问题，我又把问题抛回给他：“你问这些跟他下一步该如何打算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得很。”他说完回到房间里，再出现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装满玩具的袋子，这是给他的外孙们准备的。他在袋子里翻来翻去，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盒智力拼图。

“我的外孙女可喜欢玩这个了。”他说，“她有一种玩转它们的本能。她喜欢先把边缘部分拼起来，再拼里面。她先搭建外部边框，让拼图有一个大致的轮廓，然后再挑选符合剩余部分的拼图。”

“一个十岁的小战略家。”我说道，“我猜这是遗传了她的外祖母吧？”

他莞尔一笑，无视我的调侃。“很明显，乔治，这个年轻的成功人士已经遇到了他职业和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我们可以把对自己不利的转折点变成商机，但如果你处理不当，本来对自己有利的转折点也可以成为你的噩梦。”他在继续说下去之前停顿了一下。

“还记得我们说过的利用月球轨道这个转折点重返地球的宇航员吗？”

“当然。”我吃着第二块烤牛肉三明治口齿不清地说。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转折点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如果阿波罗13号上的宇航员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实际距离和他们的目标距离，环绕月球的这个冒险举动将把他们卷入无尽的宇宙。如果他们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他们就不能推算出需要多快的速度，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等等这些。”

“实际上这些宇航员所有的依据都很简单。”霍华德继续道，“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目标之上。不能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他们只想去一个地方，那就是地球。而且动作要快，否则他们就要被烧死在飞船里。但是我们在陆地上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在我们毕生事业规划上，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切的目标。”

他晃了晃盒子，拼图在里面哗哗作响。“在每个人的生活和事业里，都有一套完整的拼图。要是你在开始拼图之前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在拼图过程中你又怎么能知道接下来该选择哪一块来使这幅图看起来更完整呢？”

“这么说，乔治手里有了一份新的拼图，但他不知道该怎么把它们组合起来。”我说。霍华德点点头，于是我继续说下去，脑子里飞速运转着，“他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但失去方向，或者说面对毫无头绪的状况，他会把自己逼疯。”

“没错！”他说，把我的空盘子拿到台案边。

吃饱喝足，也找到了乔治的问题源头，我把笔记本准备好，从文件夹里找出一些资料。但是霍华德带着一块硕大的桃子馅饼和一杯牛奶回到桌边，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不许拒绝，乖乖地吃掉这些。”很明显，他还在想乔治的事。

“虽然有句谚语说‘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说，“这么说可能有些老生常谈，但是过去的人更擅长为自己的将来做个良好的打算。我看现在已经没多少人会这样做了。”

我笑了，通过这种方式和霍华德聊天让我感觉又重新做回了他的学生，而且是那种以一对一的方式接受哈佛最出色的理论辅导。

“或许是受到了现在的快节奏生活影响，7天-24小时的文化。”我辩解道，“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又不给人喘息的机会，人们懒得花时间去思考，于是就导致了宁可把时间花在行动上，也不把时间‘浪费’在思考上。这让我想起一个说法，‘根基没打牢，摔得会很惨’。”

“看来你也吃过这方面的亏。”霍华德说，“不过这真的是一个给将来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在采取行动前不先过过脑子，想想他为什么要实现这个目标，而这个成功又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他最后十有八九会既耽误了时间又枉费了精力。”我吃着馅饼，霍华德补充说。

“知道吗，艾瑞克，工作中还有另一种影响我们的因素。”他说，“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有一种被我叫作‘名人式成功’的文化：人们认为我们只要成功就能拥有名望，成功能让我们一举成名。在我们的文化氛围中，‘成功’总是让人们拥有这样的双重想法。”

“首先，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值得成功，也为成功做好了准备。或者说，我们根本不愿意承认我们不够格去获得我们渴望已久的成功。其次，我们在做事时总是假设一切绝对行得通。”

“你的意思是，我们总是自认为生活有责任给我们指明方向？”我问。

霍华德点点头，停顿了一下，在大脑里寻找着恰当的方式进行类比。“正如很多人认为他们在生活里有一个私人导航系统，只要按一下按钮就能为他们指出职业的高峰与低谷。不过很不幸，就连最高级的导航有时都没法告诉你该往哪儿走，而只会告诉你如何到达你自己预先设定的目的地。

“讽刺的是，只有那些自认为聪明、有天赋或勤劳肯干的人才会掉进这个逻辑怪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聪明、才华或是勤奋会自动生成他们达成目标所需的时间和所付出的精力，即使他们连最终想要做什么都还没确定。”

我们陷入思考，霍华德叫我跟他到屋里去。我没有拿我的工作资料，因为这堂课还没上完呢。

霍华德坐到沙发上，把脚搭在咖啡桌上，他的大脑里逐渐形成了清晰的理论。“艾瑞克，我的学生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创业之初，在手里只有几个拼图的情况下就着手开工，最后导致走投无路。还有更糟的，有些人只会用那些本来就在他们手里的拼图。”他说，“不过，要想获得有意义的人生就需要应对难题，花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规划和实践。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和生活只是一条简单的线性图，不去深谋远虑，不去想该怎样往更完善的方面发展，就会遇到瓶颈。”

这个我懂，这些年来，霍华德见识过太多过着不快乐生活的“成功人士”，虽然他们生活无忧，声名显赫，拥有高档汽车和乡间别墅。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些人像乔治一样，以一定尺度来看明显是成功的——这个尺度包括财富、地位、权力或者其他。但是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想什么样的成功标准更适用于他们长远的生活目标。他们没有想过他们所追求的第一个目标，应该也能有利于其他目标的发展，也许这个目标涉及的方面不会太多，但是十分重要。当然，不把问题考虑全面只能导致他们的情绪受到严重打击。

“换一种说法就是，”霍华德解释道，“只把重心放在一个目标上就像是专注于训练某块肌肉，但你的整体健康并未得到加强，这实际上这是非常不利于健康的。你的朋友乔治似乎就是这样，他在某一块拼图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这让他的生活处于失衡状态。”

乔治的情况就让我费解了。虽然现在他处在对未来事业茫然疑虑的阶段，但在我看来他已经拥有了一份非常和美的生活。他工作起来的确很卖命，但这并不耽误他陪陪家人，参与一下他喜欢的运动，参加文化活动，并且和谐地融入社区。我觉得这些都能让他的生活变得快乐又充实，也把他塑造成了他想要变成的那种人。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搞不大明白：他所不满的并不仅仅是他的事业状况，他对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感到不开心，除了家庭之外，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因此，我反驳了霍华德的观点。“依我看，他的生活很丰富。”我说，“事业、家庭、社会活动、社区工作，哪样不是积极向上的？他的生活根本没有理由失衡啊。”

霍华德调皮地笑了，就好像他把我引到了对弈中一个由他亲自布下的陷阱里。“没错，他的这些社交活动、社区公益、高尔夫球……表面看起来，的确，他的生活丰富多彩，像部3D电影一样精彩。但我用满满一盘烤牛肉三明治打赌，其实他的生活只是个‘伪3D’的电影。”

面对一个新的霍华德专属名词，我忍不住大笑：“伪3D？这又是什么意思？”

“无论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他追求钱财上的成功时，他的策略并不完全是为了获得和美完善的生活。看起来他的生活很立体，但实际上只是个空壳，里面只是一维空间。这就是伪3D。”

我按着这个思路想下去。霍华德的意思是说，他打高尔夫球并不是出于爱好，去听交响乐也不是因为他喜欢古典音乐，接受艺术中心或肺科协会的主席工作也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组织的活动抱有极大的热忱。他之所以选择参加这些活动是因为这是社交场合，借此途径可以认识一些公司总裁、银行家、投资家，或者其他能对他的事业有所帮助的人。

或许这是一种策略手段，但更可能是平衡不足而直接导致了他现在这种迷茫绝望情势的罪魁祸首。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在他并未想到这样做也是在做生意时，他就已经编织出了一张包括商业关系、社区联系和社会活动的网，把他和家庭远隔在外。当事情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时，整个关系网就变得毫无重点可言了。从专业的角度，或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乔治现在处于一个重新开始的起点，但他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因为他还不知道之前他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成功的。

“不要误解我，艾瑞克，我其实很佩服乔治的所作所为，那些为了实现‘人生目标’所做出的牺牲很令人敬佩。”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我的意思是，获得经济上的保障不一定是乔治的最终目标，这只是他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他解释道，“我认为他真正的人生目标其实更简单：他只想保护和供养他的家人，这一是指他自己的家庭，一是指由他公司员工组成的大家庭。他想要致富，全都是为了这些人。”

“现在他得振作起来。”我说，“他应该了解他真正的目标是保护供养家人，好好琢磨一下，重新燃起赚钱的斗志。因为只有钱才能保护供养家人，这与他自身的方方面面也息息相关——情绪、思想、精神、社交……”霍华德不住地点头，于是我继续往下说，“不仅如此，他最应该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事对于他来说是重要的，什么能给他带来快乐，什么能让他真正融入他认为充满意义的事物，什么能给他带来满足感。”

“是这样的。”霍华德说，“现在他有的是时间，就该停下来冷静一下。叫他别这么急于去想接下来该做什么。告诉他，花些时间好好全面深入地思考一下，想想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想在生活中获得什么，不论是从大的方面还是小的方面，还有这些方面之间都有什么样的联系。”

“用你那个拼图的说法来讲。”我说，“他现在就该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一个框架，对于他现在遇到的这个转折点，再没有什么比一目了然的计划显得更重要了。”

“没错，他需要为自己的选择做出清楚的规划。”霍华德回答道，“但我指的不是一个死板的固定框架，而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灵活框架，让他可以全面地看待将来他的生活该如何与每天的工作和私人生活相互融合。”

“为什么这个规划要具有可持续发展和灵活性？”我问道。

“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灵活并且充满了无限可能性的。你今天所设想的框架同样也适用于今后一年的发展。但是你今天对转折点做出的回应将会改变你明天的生活。”他指着身后一副漂亮的国际象棋说，“就像一场象棋游戏，一旦你投入游戏，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对全局产生影响。最轻微的举动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需要注意的是接下来该怎么走，而不是一味回想上一步是怎么走的。顶级象棋选手都明白这一点，对于职业生涯，我们也该这样看问题。”

“问题是很多人不会随着职业和生活的变化而灵活变通。在他们长远目标和希望并未如他们所愿所想发展时，他们不会想到去问自己一些简单的问题，例如：‘去年我所期待的如今我还真的想要吗？’‘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五年，当初我选择它的理由还能支持我继续吗？’‘我做上一个决定时的出发点还适用于我将要做的这个决定吗？’”

“换句话说，”我说，“忘掉上一个转折点。专注于利用好你眼前的这个特别的转折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脚踏实地地思考你今后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而不是过去你想要什么。可以引用的名言就是，‘一个伟大的人总是会向前看’。”

霍华德哈哈大笑起来，因为我用了他最喜欢的谚语。“这回你是真的懂了。”

“好吧，看来乔治现在正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的阶段，因为无论他之前搭建过什么样的框架，现在都丝毫没有用途了，他可以抛开一切重新开始。但是他怎么做才能重新构建他的新蓝图呢？假设‘照顾供养家人’在他的目标中占有很大分量，他该怎么开始呢？他该怎么构建他未来的图景呢？”

霍华德笑容满面地给了我回答：“从终点开始。”

“我不明白。”

“从终点开始。乔治要是想知道他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他就应该当作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已经挣到了很多钱。这很好，但他将来能给子孙留下什么？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想想将来我们能留下些什么。你越早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就能越快找到达到目标的捷径，获得更快乐的生活。”

“‘从终点开始’意味着从现在起就费心想想看你为你的职业和生活所做的决定将指引你走进的你未来生活的场景。”他继续说道，“一种最简单的让你能做到这种未雨绸缪的方法就是，你想听到人们在你的葬礼上说些什么。”他停下来看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明白。

“我得承认。”思考了片刻后我回应道，“我想了很多今晚我们可能会谈到的东西，唯独没有想到悼词。但这就是我爱你的原因，霍华德，你总是能时时给别人敲响警钟。”

“这句话可以当我的墓志铭了。”他开玩笑说，从沙发旁边拽出他的公文包，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准备明天的会议内容上。

*　*　*

还记得上一次你面对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吗？是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做得正确，还是开始寻觅下一个目标？你是否还在默默坚守着自己原先的目标，循规蹈矩？反过来说，你是否在追寻一个别人都认为是千载难逢不能错过的机会，但你自己却始终觉得不能胜任，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吼叫着让你放弃？

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是否像大多数人一样，在权衡利弊时苦苦挣扎。你可能会对你将要面对的未知的一切产生无数的猜测。也可能你对细节问题的关注太过于紧密，导致你在需要做出决定时还瞻前顾后，连自己该做什么都不知道。

或者你有没有像霍华德建议的那样，停下来挖掘一下你生活中存在的潜在重点，以及无数个目标和期望，把它们全部聚集到一幅图画中？然后你有没有根据这幅规划图做出你人生中的重要决定？

树立一个目标并为之热情奋斗是很简单的。我从霍华德这里学到的更重要的理论（也可以被称为挑战）不仅仅是单纯的预想和追求某一个目标，更是要想想你自己能为后人留下什么，你希望度过怎样的一生。

为什么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旦你认定了你想留给后人什么样的精神遗产，你就拥有了通向成功生活的地图。这是你确定事业方向的基础，这是你用来对付转折点的参考答案。它有可能是像乔治现在面临的这种巨大的、或许会改变人生的转折点，也可能是我们在职业生涯里遇到的对我们有利的、不利的或不好不坏的转折点。重要的是，这是能让你创造个人转折点的最有力法宝。

如果你心中有个明确的长远目标，一步一步解决你所面对的这些问题将会变得更加容易——选择这份还是那份工作，住在城里还是郊区，去读研究生还是上钢琴课？一个明确的答案会让一切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这可不是那个分量最重，甚至不是最珍贵的礼物。长远的目标让选择变得简单并不是它带来的最大最重要的益处。受精神遗产的想法驱动的长远目标能让你变得更有效率，更容易获得满足感。由此看来，人们可以从成功的商业运作中学得重要的一课。

若想在商业上获得成功，靠的不是经营过程中的小打小闹，而是一个顾及全局的战略手段。如果缺少全面的考虑，就会失败。失败的案例起初都会以一个“闪亮登场”的形式面世，来势汹汹，强推产品，抢占市场；可接下来他们就无计可施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强推”和“抢占”之后如何让他们的销售更上一层楼。从另一方面来看，能够长期保持成功的企业都会对自身的发展制定宏观的规划蓝图，以一种3D效果图的形式了解今日的现状和明日的目标。

正如霍华德给乔治提的建议，一个有效的商业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划图。一个成功的企业会尽可能多地了解关于他们本身、市场、产品的一切，以便随时改变战略目标。（在生活中，立遗嘱也是同理。）但是一切都是建立在拥有一套明确的参考背景上的，包含现阶段的状况，用以在未来面临变动的时候可以随时寻找新的机会。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中有许多人在制定职业发展路径时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我们总是顺其自然地从一个角色过渡到下一个。那些我们希望在生活中拥有的，比如高薪、头衔、房产、社交活动、知识层次、社区角色，都需要使用战略才能得到。让这些方方面面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也是战略。或者，就像霍华德所说的，这是毕生事业的商业计划。

“为你自己的人生制订商业计划，”霍华德解释给我听，“你需要从战略层面开工。先设想一个从全局角度出发的目标。这里我指的目标不是你想要最终爬到的最高职位。从战略角度放开眼光，做出决定，积极回应转折点，你就能够构想出整个蓝图。”

无论是在商业运作，还是个人前途的发展问题上，都需要花时间和精力制定长远的规划，不过个人会遇到一些商业运作中不会遇到的复杂问题。对于商业来讲，财政“需求”是清晰明确的：需要创造利润。一直以来，只要满足了这种需求，一家企业就意味着成功，能不能赚到钱就是测量商业成功与否的一把标尺。（当然，在霍华德眼中，一家公司成功与否不仅仅表现在财政层面上，赚得利润只能看作一家公司的基本功。像苹果和Facebook这样可以改变大众文化审美的公司，还有强生和美敦力这样为人们健康做出贡献的公司，都证明了获利只是公司经营目标的一部分。）

人类终归只是人，大家都有“基本需求”和“渴望”。对于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来说，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仅仅是有东西吃、有地方睡，就占用了人们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满足渴望是一项令人愉快的额外的乐事，或者说是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的更高级的追求。从另一角度来说，你有时间来读这本书，而我有时间写这本书，就说明我们每天都有能力去追求能满足我们需求和渴望的机会。我们是幸运的，同时也是身肩负担的，因为满足需求的过程十分痛苦。这个社会教给我们的：“你可以拥有一切，你也值得拥有一切。如果你无法拥有这一切，那是因为你不够聪明，不够优秀，不够勤奋。”这就是霍华德在说起阿波罗13号上的宇航员时讲到的，他们在太空里做决定更直观有效：他们唯一的目标和需求就是活着回到地球。他们在当时拥有这种纯粹的本能，但我们大多数人却没有。

抛开表象不说，我的朋友乔治遇到的难以应对的转折点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他面临的是要把重心放在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上——从“基本需求”到“渴望”的改变。这是走一步就能改变全局的棋。我们都希望能拥有乔治身上出现的转折点，但这个转折点也依然存在问题，因为他由此获得的只是职业的“成功”而不是幸福感，更说不上自我满足。他没有发现，更不用说意识到平衡基本需求和渴望的重要性，也没有很好地将这个转折点运用到他所创造的理想生活中去。至少，他没有清楚和诚恳地去这样做。

霍华德会这样对他说：如果你想过得满足且充实，就别急着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问自己一个长远的问题：“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有我想为后人留下什么？”乔治大概只能片面地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确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保障，但他却从未绘制完成他生活其他部分的图画。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体现出你的价值所在。”霍华德说，“这是你个人信仰的表现。如果我们能把握好生活中的每一个机遇，我们对自己是谁、信仰什么一定都有一个带有价值判断的自我认识。”

每当我们谈到价值问题时，霍华德从不刻意为我定义什么是价值，我在这里就不耗费长篇大论来解释了。他给我上课总是简洁直接：我的价值当然一定要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我从其他人那里不加思考就汲取来的；我的价值当然是要根据我的精神遗产目标确定的，当然是我在实现精神遗产目标过程中的战略决策的自然产物。

“想知道你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有成千上万种办法，自然也有成千上百种办法了解你想为后人留下什么。当一切迎刃而解时，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静坐和深入思考。”霍华德会这样说。

无论你是叫它“深入思考”还是“坦诚的心灵对话”，对我们来说，这种深思和自我分析的方式都是新鲜甚至是令人不适的。思考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进行这种对话也与弥漫在全社会的活在当下的理念背道而驰。我们总是在成功之后才会去想当时我们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有赋予释放自己的全部能量的权利，才能产生自我价值。

“自我权限”的意义是很重要的。确定精神遗产的第一步就是把它当作一项有意义的选择去做：你可以决定在你的一生中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界定你的职业在你生活中的意义。一旦你接受了这种选择的力量，便拥有无数种进行“深入思考”的方式。

我非常欣赏霍华德给乔治提的建议：想一想你希望人们在你的葬礼上说些什么。想一想你希望你所在乎的人用什么词来形容你，以你亲人的身份，说一说抛开一切阶级和角色，你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还可以假想一下你希望你的孩子怎么对他们的孩子说起你。或者这样想：如果相机能拍摄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时的状态，你希望你在影像里留下什么样的形象。

我认识的那些出色的人，无论富有与否，从个人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时的答案都不局限于他们的职业成就。“我希望我的墓志铭是‘他曾如此热爱这个世界’。”全球最大的酒店企业董事长曾这样说。“我希望我可以帮助那些我救助过的女孩拥有阅读的能力。”一个成功的土耳其企业家说。还有比尔·盖茨，一年前他在哈佛演讲时说，他希望将来人们能记得他不仅仅因为他在家用电脑产业做出的革命性改变，还会记得他在“致力于为非洲人民减少病痛”的事业中做出的小小贡献。这些人同其他很多人一样，在搭建他们的未来生活时都有着一幅3D效果的图画，获得专业或财富上的成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这些人来说，精神遗产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框架，它也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可以帮助他们为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做出正确的抉择。

嘉宾故事：洛丽·斯格尔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洛丽·斯格尔，她是一位聪明机智、有着极富感染力笑容的女性，我也是最近才认识她的。她不是什么高级CEO，也不是随时都能捐赠出100万美元做慈善的富人。她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妻子、母亲、姐妹和朋友。我们被介绍认识，开始聊起来后我才发现，就“从终点开始”这个话题来说她是多么合适的一个例子。

当我跟她说霍华德的理论：你必须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甚至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只做当下的最佳决定，比如想想你希望别人在你的葬礼上讲些什么。她点头表示赞同。“霍华德一定很喜欢T. S．艾略特。”她引用了一段《四个四重奏》中的诗句，“我们永远都不能停止探索，如果我们的探索有终点，那也会是我们下一次探索的开端……”

我们聊起“从终点开始”，形容它就像一条将人领到转折点前的小路，于是我问她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挑战。

“霍华德的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我的经历更复杂。”她说。

“比计划自己的葬礼还复杂？”我笑道。

她点点头，引用了一段犹太谚语：“当我来到天堂大门前，我不会被问道‘为什么你没有像摩西那样伟大’或‘为什么你没有像你身边的人那样出色’，我会被问道‘为什么你没有做你自己，没有跟随自己的心’。”

随着我们谈话的逐渐深入，我明白了她所用的这个比喻对她自身有多贴切。通过每周五晚她与家人共度犹太安息日，她为她的家庭祈福所得出的结论：“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就会被庇佑。”这种庇佑就是她希望人们会在她的葬礼上说的：她已经实现了活得更跟随自己的心的誓言。

“当我面对我生活中的转折点，我不会先去考虑外界因素，我会先确定我自己真正想怎样做。”她解释道，“然后我面对的问题当然就是‘你又是什么样的人’。”

在她自问自答时，我一直保持微笑。“我是一个多面化的人，但我依旧拥有自己坚定的基石：我的个人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和我对人的信任；我认为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学无止境；我感恩我拥有的一切，我感激我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为那些我爱的人付出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她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道：“同时，我是一个有计划的人。比起被动，我更倾向于主动，但我不习惯仓促行事。在做决定之前，我会先搜集相关的信息，然后再开始行动。”她说着，自己笑起来，“比如，在一年前我和我丈夫决定要孩子时，我就开始读《孕期指导》了，我的朋友们都笑话我。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在决定要第一个孩子时，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由你自己决定的转折点，‘是的，我们决定这样做了’，这个转折点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在外人看来，洛丽的职业生涯是相当成功的，她做过各种高端职业，所涉及的范围也颇为有趣。她做过城市规划师、律师、私人学校的辅导员、教师，现在则负责一项科研项目。她的职业轨迹没有遵循任何传统规律的线性路线，她不为高薪、高待遇和光鲜头衔而转换工作，因为她并不追求职业等级中的固定位置。她把她的生活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由单一线性的点所组成的，她在生活中做出的首要选择就是应对这个问题：我是谁，我该怎样做才能使我的生活不一成不变，又能使自己在职业中发挥最大潜力？

这也不意味着她在事业中遇到的转折点都是“有利的”。实际上，洛丽所面对的第一个重要职业转折点便让她感觉十分纠结和痛苦，这个转折点就是从大学中途辍学。

“在我小的时候，”洛丽说起来，“我就立志要当一名建筑师。所以大学专业我选择了读建筑系，我认为只要按部就班我最终就能获得成功。”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却忽略了一个细小却很关键的因素。“在大二的时候，我认识到我在设计方面没有天分。”她说。她能掌握所有概念性、理论性和技术性的知识，她的基础打得很好，她也很有创造力。“我就是掌握不了一个真正的建筑师应该掌握的那些东西。”

这让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反复探究她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并且找到了新的出路。在经过一年多的调养后，在她离开学校后的一年，她一边打工做女服务生，一边攻读她感兴趣的课程，同时为自己的将来做着打算。在认清并坚定她的“隐性规划”后，她终于重新找回了自我。

经过深思，她认清了自己真正擅长什么，什么才能给她带来满足感。换种方式说，就是她找到了真正的自我，而不是她可能会成为的某种人，她选择成为一名城市规划师。她内心对于成为建筑师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拿到本科学位后，她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继续攻读城市规划专业，并且拿到了硕士学位。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做出生活中最重要决定前都经历了一段十分艰苦的过程。”洛丽总结道，“每遇到一个转折点，我都会回到‘我自己是谁’这个起点，并且利用我的答案帮助我做出决定。”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说用城市规划里的一个基本原则来比喻她所说的回到起点再好不过了，“在做土地调查时，你要确定一个起始点，测量出地产的距离和边界后，要沿着原路回到起点。在调查报告的最后会有这样一句话：‘回到起始点。’对我来说，这种回到原点的做法就好像是一种完成与发现的全新组合。这让我非常开心。”

第4章　平衡的艺术

事不逢时：我太太在半夜叫醒我。

时不我待：她声音中的恐惧与绝望一下让我清醒了过来。

时间有限：一时间需要决定的事情太多了。

突然时间线在不断拉长：从时变成天再变成周。

但依旧松懈不得：日历简直就像个催命鬼。

关于时间：它就是一切的基础。

最终都会像沙漏中的沙子：时间总会过去的。

时间无价。

无论是对于世界500强大企业、中型工程公司，还是街边的面包房，时间都是最重要的资源。合理分配时间这项技能对于CEO、技术经理还有糕点师都同样重要。在商场中，如果你不会合理分配时间你就别想获得成功。

对于个人来说，合理分配时间就更重要了，公司是一个实体，但人不是。如果情况允许，公司可以尽可能多地雇人，但没有人能替自己去生活。当然，有时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可以雇人来帮我们做那些我们不愿意做或我们不会做的事，比如，我们不想自己洗衣服和熨衣服，我们就可以花钱雇一个洗衣工。

但是省时措施也就只能帮到这里了。我们不能雇人来替我们开创事业，或者获取我们想要得到的事业满意度，更不可能雇人为我们带来快乐。

在追求我们的人生目标时，我们最先遇到的挑战就是怎样合理地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思考怎样才能把我们一生中想做的所有事都做好，无论是家庭生活、朋友交往，还是兴趣爱好……怎样按照我们的毕生事业规划去生活，怎样活得潇洒快乐。

对于很多人来说，事业和家庭是最耗费时间的两个方面，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在我个人生活中，家庭所占的比重是很大的，我投在家庭上的时间也一天天地对我的职业产生着影响。可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大概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让我意识到由于受到时间的限制，想要做到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

那是一个寒冷的2月，周六凌晨4点钟。“艾瑞克。”我太太珍妮弗惊呼道，“快醒醒！”我没听到过她如此惊慌失措的声音。“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她的声音颤抖着。她当时怀着我们的第二个孩子，才刚刚25周，羊水就破了，整整提前了15周。虽然当时我睡眼惺忪，搞不清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本能地意识到我们未出世的孩子有生命危险。

在这之前，我的生活和事业还都算顺利。我太太珍妮弗之前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在全心全意地扮演全职妈妈的角色并且乐在其中。我们三岁的儿子丹尼尔正在茁壮成长，是住在附近的外公外婆疼爱的宝贝。我的事业也开展得很顺利：我的公司艾克塞斯国际商贸公司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拥有很多同大公司合作的机会，并且吸引了众多投资商的目光。实际上，几天前我才刚刚从拉斯维加斯出差回来，在那儿我成功地使两家公关贸易公司达成了合作，这一举动被双方誉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在家庭、工作、写书、人际交往、职业往来以及实现人生目标这些方面，我自认为可以玩转一切。无论如何，我非常擅长应对各种挑战，并且在合理分配时间上做得相当不错。即便日程排得很满，但一切依旧在我的掌握之中。

但是，在这个冬日的夜里，我的平衡被打破了。我感到力不从心，那种掌握大局的信心消失了。

在珍妮弗叫醒我三十分钟后发生的一切，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漫长的一段时光。我们把她送到了急诊室，经过快速检查之后，医生严肃地告知我们，我们未出世的孩子体重还不到一磅半（约0.68千克），珍妮弗可以选择马上准备生产，但对于大多数像她这种情况的产妇，生出的孩子都活不过一周。提前三个月以上出生的早产儿都不具备自主呼吸的能力。我们真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了。最后他们说，不管要等多久，在孩子出生前珍妮弗都不能离开医院。

于是我们把珍妮弗送到了诊室，一个护士大概是察觉到了我们的恐惧与惊慌，安慰我们要往积极的方面想，至少现在孩子还在。现在想想看，这鼓励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刻不容缓，我们全家都加入了一场为期两个月的漫长斗争之中：珍妮弗每天只活动半小时，其余23个半小时都平躺在床上静养接受医疗观察，尽一切努力保住孩子。我们谁都不知道她为此做出的努力能不能成功，她不畏一切困难，只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在子宫里再多待上61天。即使医生说我们只能等待奇迹的发生。

几天后，我已经记不清当初我是怎么在凌晨4点赶到医院的，能记得的只有深深的恐慌。无论是在开创事业、安置家业，还是写这本书时，我都没这样恐慌过。现在我全部的精力都花在我太太和我的两个孩子的身上：一个还在他母亲肚子里，另一个在星期六早上发现来给他准备早餐的是外婆，而不是他的爸爸妈妈。就在星期一早上7点的时候，我平时坐上火车去上班的时间，我猛然警醒。对于可预见的未来，虽然我不知道它将持续多久，我必须从头规划我的时间分配，把个人情感和精力都暂时放在一边。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我用以平衡事业、家庭、个人目标和事业目标的标尺需要重新调整刻度，不知道要持续几个月。我个人的计划和需求必须缩短到最小化，我得把时间和精力的天平全力倾向珍妮弗和丹尼尔这边。我希望每时每刻都能陪伴在珍妮弗身边，我担心万一我不在就会发生什么不测。（说得好像只要我在，就能帮她稳定住形势一样。）我还要肩负起每天照顾丹尼尔的责任，虽然我笨手笨脚得就好像是穿着珍妮弗的鞋子蹒跚学步，像小心翼翼参加生日派对的客人，或是努力保持平衡的跷跷板玩伴。我知道这会让我无暇顾及自己个人的生活，但当我的家庭遇到状况时我必须权衡利弊。

其实我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办法来应对这种状况，而且每一种办法从客观角度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比如说，我可以每天在家睡觉而在白天陪着珍妮弗。我也有理由每隔一天去一次公司。我甚至还能挤出时间做些其他事，像往常一样生活。但是对我来说，选择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也只有一个。

因此，自打那天晚上开始，我也跟着珍妮弗一起搬进了莫里斯镇医院，珍妮弗房间里的折叠躺椅就此成了我的新床。我们每天连续不断地让珍妮弗处于除了平躺，就是补充营养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长地延续她的孕期。一天天过去了，我们一起生活在那间病房里，感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祈祷时间也能一天天地延长。

渐渐地，我开始对这种状况感到不适，我不能没有工作。我一直没有时间查看邮件或与公司联系，把所有工作都留给了我的长期合伙人柯克。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接受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我试着重新开始工作。我从医院餐厅借了一张桌子作为我的新办公桌，我带来了笔记本、手提电脑和两部手机。我定期安排我的一部分员工从曼哈顿飞到莫里斯镇郊区来参加每周例会。我通过电话和邮件与客户沟通商谈，几乎不与公司以外的人见面。不在医院的时候，我把时间尽可能多地留给丹尼尔，送他上下幼儿园，接送他去外祖父母家，带他去游乐场玩，或者带他去他最喜欢的比萨店吃晚饭，给他讲睡前故事。

这种失去平衡控制的情况简直可以在一个人心里留下阴影，但结果还是好的，我们的第二个儿子迈克尔最终在胎龄34周时出生。我们所有人都在这61天的时间里熬了过来，珍妮弗、丹尼尔和迈克尔都平安无事，孩子们的外祖父母都精力充沛、快乐欣喜，我的公司也没有因为我的缺席而承受巨大损失，一切运转得还不错。

虽然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最终我们的生活还是恢复到了常态。（每个家庭在迎来第二个孩子时都会颇费周折来适应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人们为什么说养两个孩子相当于干三倍的活！）不久之后，我便回到了家庭与工作的双重挑战之中，继续向下一个生活和事业的高峰发起冲击。

*　*　*

想要高效地追求毕生的事业，拥有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生活和高收入的工作，就要合理支配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时间总是有限的，我们都会有死去的那一天，在此之前每天都只有24小时。想合理利用时间，先想一想以下这些问题：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针对我们的回答，我们该如何支配时间？

我们支配时间的方式让我们自己感到满意吗？

我们支配时间的方式有没有让我们的基本需要和渴求得到满足？

我们有没有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时间这一宝贵资源，让自己被动地被各种事务支配？

如果你没有被这些问题问倒，记住时间并不是唯一有限的资源。我们的体力和耐力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工作，还是在山间骑行、辅导孩子做数学作业、修整房屋，甚至是熬夜看周一晚上的《足球之夜》或《美国偶像》；我们的情感和韧性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应付专横的老板、照顾病人、为考证复习，还是遵循新的饮食习惯；当然资金来源也是有限的。

我喜欢那句古谚语：“人类一计划，上帝就发笑。”这是我的朋友邦妮·赖丝几年前给我讲的，她曾是加州教育部长。这句话告诉我们，不要对我们能为自己的生活和时间做出完美支配而抱有太大希望。这说明，生活总是充满了各式疯狂和不可预知的事，认为我们能够控制和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经历了我太太安胎的事，我对这种说法越发赞同。

然而，要是我们就任由日子这样一天天地混过去，对我们自身无疑是不利的。古人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努力，上帝就不会嘲笑我们。因此，我告诉自己，“疯狂和不可预知的事情”还有一个名字叫“转折点”，如霍华德所说，如果我们能经过深思熟虑后再应对转折点，必然会大大节省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换句话说，“深入思考”可以使我们花掉的时间和宝贵个人资源物有所值。即便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发展，“按已有计划行事”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在职场上合理地利用了时间和精力。这就是为什么霍华德坚信我们应该创建自己的精神遗产清单，让我们向着自己想成为的人和想做的事的方向奋勇前进。

同时，霍华德也提醒那些初入商界的企业家：“策略只是一个开端。策略可以告诉你目标在哪儿，但你更需要的是能派上用场的战术。实际上就是由你来选择能助你达成目标的一条路。”

选择什么样的战术才是难点所在，这个选择涉及你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选择战术真的是一项很艰难的挑战。

还记得阿波罗13号上的宇航员吗？在当时，他们的目标是那样单纯和明确。没有争执，没有轻重缓急，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目标和捷径。他们的战术方案有限，选择也是极其单一。当时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出选择时承受的压力不知道要大多少倍。但是在实实在在的地球上，我们在职业生涯中选择时，情况要复杂得多。要把体力、情绪、智慧等方面调动得协调一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过，这样做不会让我们有机会悔恨，而是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很多人把这个挑战形容为可以使他们的生活保持“平衡”，他们寻求一种稳定舒适的“事业和生活的平衡”。如果你在和霍华德聊天时使用这些词，就别想让霍华德给你好脸色看了。“我经常听人说起他们生活中的平衡。”他对我讲，“他们把平衡当成了一种静止的状态，就好像他们可以随意掌控他们生活中的一切，仿佛拥有优先权一样，能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屹立不倒。我想如果你是不会动的雕像，这样做肯定没问题，可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他们总是不断尝试，不停地前进，在不断的努力中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重心。更何况在现实中，生活的潮汐来了又去，不断卷走他们脚下的沙子。”

“我们得把‘平衡’当作一个富有动态的动词，而不是静态名词。”霍华德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么，”在了解他对静态平衡的不满后，一天我问道，“平衡这个词太过含糊，有没有更好的比喻？我们每天追寻着职业满意度，有没有一个清晰的图画来表达这种状态？”

他想了想，得意地笑着说：“就像在奥运会参加平衡木比赛的同时拿着鸡蛋、网球或小刀在上面玩杂耍。”

“这个回答可真是精确得有点儿怪。”我回应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原因是，”他回答，“要想做好每一个战术抉择就需要非常全面的技能，保持平衡的时候要极其专心，不能被其他事干扰，还要勇敢地一步步向前走，无论怎么看这都是我们一生中要面临的挑战。”

这个隐喻可不简单，不是吗？但我实在想象不出其他更能稳妥地形容我们生活中的复杂性的表达方式了。这个比喻或许能更好地表达出在努力打拼的过程中，我们所应对的无限变化的现实，表达出这种变幻莫测的现实走势、影响、权重变化。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一根平衡木上。举个例子来说，一位年轻的父亲在发展事业的过程中需要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多与同事和客户打交道，他需要在稳固事业和陪伴家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企业女负责人在处理繁重的工作之余还要拿下在职MBA学位，同时她也需要花上大量时间去认识了解她未婚夫的朋友和家人。一个小伙子得到了一个高薪项目，但需要出差两星期，没人会想到这会让他错过两次家教课程，会让他辅导的那个小孩子的努力前功尽弃。还有他的同事，一个姑娘也在这个项目中获得了一席之位，但她为此却要错过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在当地戏剧剧目做主演的机会。别忘了还有第三个同事，一个有着遗传糖尿病史、体重超重的家伙，两周的出差会打乱他刚刚开始适应的饮食习惯和运动规律。

在生活中，追求理想、努力做一个完人都让人备感压力。这个过程让人身心俱疲。在当今这个文化氛围中，无论在回复朋友短信还是回复客户邮件时，你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无懈可击；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做一个好妈妈、太太、姐妹、女儿、认证会计师、瑜伽学徒、教会烘焙义卖会组织者。我想起莉莉·汤姆林（编者注：好莱坞女星）曾说过的一句名言：“与老鼠比赛的问题就是即便你赢了你也还是老鼠。”也就是说，激烈卑鄙的竞争毫无意义。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做到生活事业两不耽误，未雨绸缪，避免陷入无意义的竞争之中。

不管是应对家庭危机还是追求充实圆满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拓展掌握平衡的能力，这对达成人生目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我太太和新生儿回到家之后，我又回到了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中（同时还要兼顾写书），这段经历在日后为我和霍华德带来了新的谈资。

一次我们边走边聊，说起在平衡木上玩杂耍这个比喻，我问道：“保持平衡应该是什么样的？当我们行进在事业的平衡木上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做法是否正确？”

“这太简单了，艾瑞克，当你在身体、情感、智力、财力各方面感觉支配自如时，你就实现了平衡，因为你的能量罐都填满了充足的补给。同理，如果你没有实现平衡，你会发现其中一个能量罐空空如也，另一个也岌岌可危。

“能量罐里的补给也不会总是那么充足。很多情况下，你都会有一段低谷期，感觉失去了能量。比如我在犯了心脏病之后身体状况就大不如前。但是，还好我的情绪和智力能量罐里的能量是满满的，它们在恢复治疗的过程中助了我一臂之力。”

“那杂耍呢？”我问。

“大致来讲，杂耍就是玩转我们的人生，面面俱到。任何人为自己制定了怎样的标准，都应该未雨绸缪。用我以前的话讲，当我们玩转一切时，就如同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人生拼图拼好了。但是这带来的是一般的成就感。”

说到这儿，他停下来，给我几分钟去理解他最后说的这句话。“一般的成就感意味着虽然你感到很知足，但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点很重要，生活总是潮起潮落，期望值越高，失望值也就越高。对我而言，我从不奢望能有百分百的快乐，但每天都有让我快乐的理由。我不需要在每次竞争中都胜出，我的成就感建立在赢得那些真正有意义的竞争上。而且，我的未雨绸缪也从未让我停下前进的脚步。”

第二天，在我参加完会议后，我收到了霍华德发给我的一封邮件：

关于昨天的谈话我又有了新的想法……19世纪的画家埃德加·德加说过：“波澜不惊也是一种成功。”我们总是拿“成功”的人生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当借口，不去关心周边发生的一切。我们这样疲于奔命，还沾沾自喜，但有时你会停下来想：“我到底在干吗？”因此，还有一种判断你是不是正确保持平衡的办法：坐下来想想为什么你要用现在这种方式耗费时间和精力，你到底想得到些什么。

霍华德所讲的玩转平衡点这个理论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一天吃午餐时，我向他求教能不能将这种理论解读得更深入一些。“上次我们聊起合理分配这个话题时，你说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维度和标准都不同，这怎么讲？”

“好的，让我们聊聊这个问题。”他随手抓了一把黄色砂糖袋在桌上把它们依次排成七列。“在生活中，我们需要权衡的个人维度有很多。在这里，一包糖代表一个方面，我想这七个方面就能代表我们大多数人的个人维度，虽然每一项在不同人身上所占比重不同。”

这七个方面分别是：

1．家庭（包括父母、孩子、表亲、姻亲等）

2．社交（包括友谊和社区工作等）

3．精神（包括宗教、哲学、情感观）

4．身体（包括健康和福利）

5．物质（包括目前你所拥有的一切）

6．兴趣（包括业余爱好和兴趣）

7．职业（包括短期和长远的规划）

你可能注意到“金钱”不在所列范围之内，因为这一项已经包含在某一项的维度之中了。

“每一项都对应三个问题需要你去回答。”霍华德继续道。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某项个人维度中我想投入多少精力？

“这一个人维度又和其他维度有什么样的重要关联？

“你的答案会指引你做出平衡的决策。”

“你的选择决定了你将如何把你拥有的资源分配到各项个人维度中，对吗？”我问道，“在平衡的过程中，根据你对不同方面的重视程度，可以帮助你更明智地合理分配时间、精力和财力？”

霍华德点点头：“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是在动态发展中不断改进的过程。有时靠的是直觉，就像我们走在街上时我们的腿和躯干会本能地为我们保持平衡。当你面对一个突发状况时，失去平衡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就需要你加倍集中精力。比如，在攀岩的过程中你要停下来看看上方，然后告诉自己，下一块岩石是向下倾斜的，我需要让自己先尽量贴紧这块石头，然后快速将自己的重心转移到右边那块平滑的石头上去。”

“好吧，”我继续说道，“这些糖袋代表个人维度，那每个维度下的重点又该怎么分呢？”

霍华德又抓了一把蓝色的糖袋把它们依次摆放在黄色糖袋的下方。有的黄色糖袋下面对应着几个蓝色糖袋，有的下面只有一个。“这些维度有着自己的分类和重点。”他解释道，“比如，在家庭这个维度我放的糖袋代表了我作为父亲、丈夫、祖父、兄弟等这些角色。同理，在社交这一类我也放了一些代表我所看重的角色，如好友、同事、董事会成员之类的。”

“生活越充实的人所拥有的蓝色糖袋就越多。”我提出，“这太贪婪了，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

“这样生活才充满乐趣和挑战嘛。”他笑着说。

我们继续着我们的话题，谈论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代表我们个人维度和重点的这些黄色和蓝色小包装。我不想让我的读者们把时间浪费在讨论健康话题（不过霍华德认为，我们应该多抽些时间锻炼下身体）和兴趣爱好（在这点上霍华德一直做得很好，而我还需要努力）上。

但是，霍华德对于职业这个维度的重点定义是很有趣的。“日常工作在每个人合理分配以保持平衡的过程中所占比重都很大，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人往往会忽略专业技能和其他职业素养在工作中发挥的作用。”

长话短说，在我们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渴望获得特殊技能或拓展职业方向时，这个重点就成了合理分配以保持平衡的一部分。比如，你的工作要求你通过一种特殊的软件认证考试，或者获得注册会计师的资格，甚至是参加一门公共演讲培训课程来强化你的沟通技巧。当你想投入更多精力，花更多心思去增强你的薄弱环节，比如当你想变得更有规划性，或者你想克服自己的内向性格，又或者你想更高效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我所强调的那种原本被你忽略的重点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在说到这些工作维度的重点时，霍华德强调它们不仅仅和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投入的时间多少有关系，“这还与我们当前的工作和长远的人生规划有关，我们要就此合理分配我们的个人资源”。

工作维度的重点也需要长远的规划：你希望将来在生活里参与什么样的职业活动。“人这一生，”霍华德点评道，“一旦进入某种行业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干上一辈子。有些人的确会在他的领域里大展宏图，但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很多人需要在生活中另谋发展，有些是因为所从事的行业的整体萎缩或者消亡，有些是自己想要另辟蹊径。逐渐地，人们都希望能拥有多种职业技能。要想走最少的弯路获得成功就要提前做好长远之计，并做好计划间的过渡。如果仔细规划，哪怕是只付出很少的时间和精力也会让你收获颇丰。但是，不要忘记考虑你的能力、技能以及你所能做的短期选择。”

历经四十载的职业生涯，霍华德的专业头衔包括“商学院教授”“高校管理者”“企业高管”“财务总监兼投资人”“慈善家”和“作家”，这六项头衔虽是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彼此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角色是他一石二鸟获得的，有些则是在不断努力中循序渐进地取得的。他对社会角色的选择都是建立在他的两个志向上的——专业而且真实。这两项技能是他希望获得和发展的，能使他不断在新的领域发光发热。

“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终极的人生目标来统筹那些短期和长期的工作维度的重点，要对自己职业发展路径的方方面面有全面的认识和规划。”霍华德说，“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那当然’，但几乎没有人会在初入职场时就做得很到位。对我们来说，在工作中获取经验并看清自己就像剥洋葱一样是循序渐进的。因此，我们需要全情投入这个探索过程，并将自己的实际知识运用到确立精神遗产观和合理平衡的决策中去。”

我们吃好午餐后，服务生端来咖啡，因为桌上摆满了糖袋，他礼貌地将袋子一包包放回到容器中，为咖啡杯腾出地方。“先这样放着吧。”霍华德对他说，又把一包包的糖按照刚才的位置和顺序摆好，“我们把杯子放在边上就行。”等服务生离开，我看着霍华德笑了起来。

“还有一点，”他说，“我们这位可爱的服务生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他啜了一口咖啡，继续说，“如果你不能理清这些个人维度与重心的方方面面，你也无法做到合理支配并保持平衡。虽然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不同方面之间各有其特点。”

“要把一切混为一团是很简单的。如果你这样做了，你之前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所做的选择只能前功尽弃了。”

“这有点像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反面。”我接着道，“在这件事上，你找不到树与树之间的路径，因为你能看到的只有一整片巨大、阴森、无法穿越的森林。”

“形容得好。”他说，“我们总是习惯把所有挑战攒到一起，最后导致这比各部分的总和更难搞。当我们感觉失去平衡了，或是把手里玩杂耍的工具弄掉了时，就把挑战分成不同的部分来处理，以防最后所有问题攒到一起让你无从下手。”

“当我这样做时，我常常发现这种小小的转变可以为我合理利用资源带来巨大的转变，这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　*　*

我们这些在生活中走在平衡木上的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掌控权力、渴望和需求。它们之中有些就像是网球，处理起来易如反掌，即便掉在地上也不会有任何消极的影响，这其中的挑战仅仅是同时能玩转多少个球。有些却像鸡蛋，很容易处理，却非常脆弱，因此我们不能同时处理得过多。另外，我们还会遇到像尖刀、保龄球或者易碎的水晶玻璃瓶之类趣味十足、充满挑战而实际却暗藏危机的道具。

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五花八门的“私利”和“重心”组成的方方面面会帮你做出更清晰正确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一次性的，你不能说：“我已经考虑好了，也做好了准备，现在我要上平衡木了。”合理运用你的时间、精力、智慧和情绪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你不能一次性做好所有安排，然后被动地等待一切合理运转，当然你也不能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合理支配并保持平衡要求我们在兼顾手头事的同时做出清晰并具有遗赠意识的决定。因为生活里有无尽的发展可能，玩转人生靠的不是我们在平衡木上走得多远多快，或是我们手里有多少物件，而是靠我们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

嘉宾故事：索莱达·奥布赖恩

我简直筋疲力尽了。

好吧，我指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筋疲力尽——我是在听了别人超级繁忙的工作生活经历后，想想那种忙碌就觉得很累。

一切的起因是我与索莱达·奥布赖恩的谈话。她是一位备受尊敬、获奖无数的新闻主持人兼特约记者，同时她还是纪录片导演、作家、慈善家、妻子和4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任何一个身份都够让一个人忙活的，更别提索莱达是同时具备这些身份。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曾为自己的有条不紊而沾沾自喜，但当我了解了索莱达的时间表，知道她是如何规划自己繁忙的工作生活，尤其是这样天天20个小时连轴转的生活后，我不禁怀疑在她的字典里有没有“繁忙”这个词。

正好我们有一次聊天的机会，我有好多问题想问她——从作为一个成长在长岛这个白人世界的、具有澳大利亚和非洲血统的古巴裔混血女孩，她有什么感想，到她参与报道卡特里娜飓风、东南亚海啸和中东战争的经历，到她同丈夫布拉德一起创建的旨在帮助年轻职场女性面对挑战的基金会。但是为了不给她繁忙的生活添乱，我把问题压缩成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话题：她是如何将如此繁忙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她的丈夫布拉德是一个工作忙碌的银行投资家，他们二人是怎么平衡各自在职场、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的？

“首先，我认为一颗平常心可以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如果人们能为他们所拥有的机会或特权而感恩，就不会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有当你看到别人的生活有多难的时候，才会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这个想法是从小我父母就灌输给我的。举个例子吧，小时候我们全家外出度假住在高档酒店里，我父亲总会带我们去服务人员住的地方走一走，看看这些给我们创造了舒适环境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我们去纽约城购物，他会先带我们去下城穷人聚集的包厘街，让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穿着寒酸。

“布拉德和我也想采取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们明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拥有一颗平常心是多么重要。我去海地采访时也带上了我的孩子们。这样他们每天就可以亲自了解与他们同龄的孩子生活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中。这样的经历让我们明白汽车抛锚或丢了贵重的东西算不上灾难，海啸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认为保持平衡不仅仅意味着在每件事上投入多少时间，而是你如何投入时间，如何利用时间。我母亲是一名全职教师，即使工作繁忙也没耽误她拉扯大6个孩子，而且她比我还要顾家。不过比起我父母，我陪伴孩子的时间更多一些。有时是大家一起做游戏，或者在地板上打打闹闹，有时则有比较明确的目的：陪想去医院看望生病儿童的孩子一起去医院，陪想打棒球的孩子一起打球，给想坐在你腿上听故事的孩子讲故事——布拉德有时会带两个女儿一起去过周末，而我则带两个儿子一起。制订和遵循这些计划是我们家庭‘守则’的一部分，就算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也不能打破这个惯例。”

我问索莱达还有没有让他们保持生活中各种平衡的其他规则，她想了想，笑着说：“规则一，双方一定要多为孩子考虑，我们不能同时崩溃。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在事业上遇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能让孩子们受到影响，我们也许会把面临的艰难状况告诉他们，但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有挫败感。这也意味着一旦我和布拉德之间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一定要各自退一步，一定要有一个人主动让步，做另一个人坚定乐观的伴侣。

“规则二就是相信没有事情是不能商量的——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有的不同意见或事情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这在做长远计划的时候尤其有用，把眼光放得远一点，问问自己：‘一年或十年后会是什么情况？’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个人的想法都必须得到尊重。我们都参与重要决策，我们也都有权拥有快乐，拥有说‘这对我真的很重要’的权利，并且让其他人接受的权利。很多时候，这意味着我和布拉德必须放弃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但同时也意味着在特殊时候，家庭并不是摆在第一位的。大家都知道，一旦有重要的新闻事件发生，我会不顾一切地投入其中，因为做好我的工作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责任心。不管你决定做一件什么事，大事还是小事，要花上你几分钟还是几天，一定要保证坚持完成。一旦人们意识到可以信任你，他们就会更安心，你的生活自然而然也就平衡了。”

她顿了顿，继续说道：“你问我为什么能把时间安排得井井有条，如果答案只有一个，那一定是出于社会、公司、家庭的，还有我自己对自己的信任。对我来说，肩负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我没法永远保持这样的效率，但只要我还可以做到，我就要尽可能多地履行承诺。”

第5章　衡量价值的必要性

如果你只想要一杯橙汁，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榨一加仑葡萄汁？

在如今人人都急功近利、追求成功的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要肯去做，我们就能做成任何事。换句话说，我们信奉能力无极限。即使明知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还是坚持认为，每天、每月、每年我们都有能力做成更多的事。我们告诉自己，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如虎添翼，只要一心多用，多方面齐头并进，我们就能左右逢源，处处开花。

其实，这并不是互联网时代催生的新现象。我们的文化不会因为谷歌的出现和iPhone的诞生而突然转变。我们总觉得如果我们不努力奋斗、做更多、做更好，就会被别人超越。这种思维方式在几十年间不断滋长，科技只是推波助澜罢了。

霍华德也深入思考了“我们还能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这个文化现象，尤其是这种文化倾向已经开始影响他的那些得意门生，这些人正雄赳赳气昂昂地想要闯出一番事业。他在自己的书《恰如其分》里聚焦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里，霍华德做了广泛的调查，他想看看那些成功者把自己的职业生涯、财政状况和个人雄心壮志定位得到底有多高。霍华德和他的合著者劳拉·纳什细数了在任何情况下都全面、完美地完成所有的人生计划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陷阱。他们认为，“我们还能做更多，也能做得更好”的文化心理主要归咎于所谓的“名人文化”。

在名人文化中，成功本身被美化了。新的成就没有赢得掌声，只是被当作超越的目标。名人文化让人想到神话故事里的西西弗斯（被惩罚一生都推石头上山）和代达罗斯（他的目标永远遥不可及），现在这种神话寓言有了现实版：我们不断谋求，可我们追求的东西总遥不可及，这让我们像推石头上山一样白费力。量力而行、轻松过日子、知足似乎永远不会出现在名人文化中。就像《恰如其分》中所说的，为了自我成就我们都把自己看作无所不能。

“除此之外，”霍华德补充说，“我们总是胡乱攀比搞得自己不开心，总有人走在我们前头，我们总能找到攀比的对象：总有人比我们更漂亮、更有钱、更健壮、更有趣；总有人更适合做家长、配偶，甚至有人还能全面发展。如果我们用名人文化的标准要求自己，比赛还没开始我们就输了。”

我也不免受到了名人文化的影响，也没有抵抗住“永远不够好”对我的潜意识的侵袭。在我全家人受到那段在医院“趴窝”的煎熬时，我甚至还沦为了这个观念的牺牲品。虽然那段时间我从来没有质疑过自己合理安排时间的决定：珍妮弗、丹尼尔和未出世的迈克尔排第一，其他事情都靠边，但我还是发现自己在面对没有按时完成的事务时会感到焦虑。我想，如果我能再稍稍加把劲，再付出一点点努力，也许能有更不错的收获。这本书，还有我对霍华德的一片感激之情也是造成我焦虑的原因之一。在医院住的那段时间，虽然我在夜间有时间写书，但还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那段时间我所担任的角色只是一个丈夫。

在我太太在医院待了大约一个月后，这种希望自己无所不能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在我接到霍华德的一个电话时全面爆发了。我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只知道不断地向他表达歉意，因为我这本书的进度严重滞后了。“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写书上，我也知道这不是我的错。”我说，“但我还是觉得很抱歉，我不想让你对我感到失望。”

“我知道。”他带着深深的理解非常大度地回答，“你的确是一个可以胜任一切的男子汉，你非常容易陷入这种想法，并且是无意识的，认为你可以把一切都完成得很好，即便是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我长话短说吧。”他故意放慢了语速，“别因为我而感到焦虑，也别再做完美先生了。”

“什么意思？”我问。

“艾瑞克，我知道你听懂了，但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因为在忙碌的生活里这句话太容易被我们抛在脑后。”然后他向我提起了我们在散步会议间的一次对话，“在校时各门成绩保持A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学校的分级系统很合理，只要具备合理安排时间和精力的能力就能拿高分，但生活不是课堂，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在每件事上都拿高分。我们的生活太复杂了，有很多事我们不能面面俱到。这也是宇宙的物理定律，就好像你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出现一样。”

他一边大笑一边继续说道：“对于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来说，没有比意识到自己的目标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更让人沮丧的了。”

霍华德的话让我想起我曾经希望自己拥有超能力的念头，比如克隆自己，拿一分钟当一百二十分钟过，和家人、同事、朋友之间能用心灵感应进行沟通。我还想起我的一个朋友，相当于社交网络发展之父的沃伦·亚当斯曾找我抱怨，即便他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还是说：“艾瑞克，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会想我今天会不会对自己失望。我觉得我这种心态跟二十六岁刚拿到研究生学位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或四十三岁需要同时兼顾家庭事业的女性没什么两样。”

霍华德继续在电话中阐述他的意见：“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能顾及全局的现实。我们不能实现所有的目标，也不能让每个渴望都得到满足。我们越快接受这个现实，就越能少走弯路。最终我们都会意识到，要想获得满足感，就要接受我们在事业和人生理想的追求上的确能力有限的事实。”

他的声音听起来像父亲一般慈祥：“就你丈夫和父亲的角色，鉴于你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我给你打A+的成绩。我给你的工作打C+，虽然你的公司经营顺利但总不见有什么大起色。即便见不到你这个人，我也要在照顾自己这个方面给你打个D，你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我想你很久都没有去锻炼过身体了。而就好儿子、好朋友和作家的角色，我给你写上‘未完成’。目前你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顾及这些事了，但等你的生活回归正轨后，你会有很多机会去补偿。”

我沉默了，静静地消化着他所说的这些，然后问道：“那么，你又给自己的人生打多少分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沉思了一会儿，“在个人维度我不会要求自己拿A的成绩。A这个分数有时其实并没有太大用处，追求事事完美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你现在就在经历着拿全A的代价。”想到自己为了当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的代价，我表示同意。

“如果概括来说，”他说，“我希望我能拿一个漂亮的平均分。至少我不想在任何事上拿F，因为要是我能在一件事上接受一个F的坏成绩，还不如干脆放弃做这事。”

他停了停，继续说道：“如果是总分嘛，我希望我生活的所有方面的平均分能拿到A-或B+。这个决定是很公平的，因为一个全面发展、利弊均衡的人一定会有很多兴趣和追求，在我们投入更多精力的某一方面和其他方面之间一定存在着反比关系。”

“因此，你选择了一个不用逼自己太狠就能拿到的不错分数，这样就能有精力去追求更多的目标。”我补充说。

“是啊，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我们不能对自己太狠了，拿个A-或B+的平均分就已经很不错了。”霍华德说，“我认识的很多人不屑于拿A之外的分数，作为一个数学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些人永远没有拿到他们满意分数的那一天。这些人迟早会因为失衡而跌倒，有些东西是他们玩不转的，是会从他们的指尖溜走的。”

“如果在取舍上，他们能明智点，这根本不是个问题。”我说。

“问题就是，他们学不会！”他说，“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并不能做到事事完美的现实，他们认为一切都理所应当是完美的。他们选择了不选择……”

“可生活最终为他们做出了选择。”我替他下了结论，“当他们注定要失去一些东西，他们珍重的东西，比如，当一段感情或者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注定要成为牺牲品时，我们的预言才会被相信。”

“你懂了。”他说，“我们在生活各方面追求的打分就是一种做选择的过程。要取得平衡上的成功，就要做出清楚明确的选择。如果只为追求得到A的分数而不去想想不做取舍而要付出的代价，那就……”他的声音弱下去突然爆出一阵大笑。

“有什么可笑的？”我问。

“与其说好笑不如说是讽刺。”他说，“我给一个十分善于取舍的人讲这些简直就是多余。现在你最不需要做的事就是听讲座。”

“其实不像是听讲座啦，我也不觉得这是多余的。”我说，“做选择和学着适应这种注定的不完美，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这个说法很睿智啊。”他答道，“看来这次谈话后你的生活马上就能重回正轨了。现在，挂掉电话，去外面散散步，让冬日里的寒冷空气给你醒醒脑吧。”

*　*　*

2011年7月，霍华德结束了在哈佛商学院的教书生涯，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虽然我的精力还够用，但我已经七十岁了，是时候让贤了。我一直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候‘完美谢幕’。现在就该是我谢幕的时候了。”

学校通过多种方式纪念霍华德的离职，包括成立霍华德·H．斯蒂文森商业管理学院，这在哈佛意味着非凡的荣誉。在答谢晚宴上校方宣布了这项决定，很多霍华德的朋友和同事都在晚宴上表达了对霍华德为他们和学校所做贡献的感激之情。这些人中的一位，前哈佛商学院院长杰伊·莱特谈到霍华德在这些年里所展现的卓尔不凡与兢兢业业时，感慨他是一个拥有如此多激情的人，包括他在教学、研究、写作和领导企业以及为一些非营利组织如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和环境保护组织所做出的贡献。“霍华德就像是一个永不知疲倦的充满能量和智慧、一直照耀着我们的发光体。”杰伊·莱特说道。

霍华德的确像大家形容的那样，在勇攀高峰上拥有孜孜不倦的精力与活力，但他也不是超人。他无法改变时间和空间的定律。他也要为如何合理分配他的体力、情感和智力而做选择。我最佩服他的一点是，面对生活中或大或小的挑战，他总是能很合理地统筹兼顾。

举个例子来说，几年前，当我第一次要做父亲的时候，在等待新生儿诞生的过程中，我压力很大。霍华德给我讲了他创业初期时所做的一次选择。“当时我的孩子还小，我刚刚成立了‘鲍勃斯特集团’（由霍华德创办和发展的史上最成功的财务管理集团），所以在父亲这个角色上我大概只能拿个B-或C+的成绩。我总是下班很晚，经常出差，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真的没有完全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妻子和我还是决定以为家庭创造良好收入为主，但同时我也下了决心，只要我在家，就绝不会让分毫小事分散我对家人的注意力：他们是我优先考虑的对象，我要尽可能地负起责任来。我还给自己规定：无论我在做什么，看书、听音乐还是打扫车库，只要我的孩子有需求，无论是让我帮忙修理玩具，还是辅导功课或是谈心，我都要立刻毫不犹豫地停止手头上的一切。我相信对他们的需求立刻做出回应所包含的巨大情感价值回报，远比我一直在做的事要大得多。”

用情感回报定量评估的方式与自己的孩子互动，听起来好像很缺乏人情味儿，但是霍华德是我见过的感情最充沛的人了。他只是将他的特长之一——清楚的逻辑思维能力，运用到他生活中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中去：在短期内要让孩子的需求得到满足，同时也要提高自己的专业满意度，保证长远的家庭生活财政安全。这也是每一个非全职父母都要面对的挑战，霍华德的这种定量回报其实就相当于坐下来问问自己：“我想成为什么样的父亲？我该如何完成这个目标？”然而，由于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发现这些事情做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而且孩子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发展得更为亲密。他还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工作和生活的其他方面中去，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很好用。孩子们与霍华德成了朋友，我发现他们与霍华德的感情相当好。他的孩子们（包括12个外孙）与他亲密无间，这种亲昵的感情就像是与生俱来的。

在那之后的一年，在他四十岁那年，他的事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霍华德面临着来自家庭和事业两方面的双重困境，他要做出更艰难痛苦的抉择。一天，霍华德的妻子突然离家出走，抛下了霍华德和他们的三个孩子，虽然极度绝望，但霍华德还是决定要振作起来，恢复他跟孩子们生活的平衡。六个月后，离婚协议生效，霍华德自此成了一名单亲父亲。

“当时，我把时间、情感和智力的精力用在三个方面：家庭、哈佛，还有我的第二职业鲍勃斯特集团。”几十年后，几杯酒下肚，他给我讲了他当时的经历，“离婚之后，我必须把投入在事业上的精力分一大部分出来给我的孩子。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他放弃了在鲍勃斯特集团的掌门人角色，选择了留在哈佛。人们可能觉得在哈佛教书是很光鲜的，但霍华德当时并不这样看，选择离开鲍勃斯特集团让他感觉很失落。他放弃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放弃了日进千金的收入。他离开了这个由他一手创建和培育的企业，但事后，他竟然觉得很释然，因为这样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培养他与他三个孩子之间的感情。

“当时我只想做一个好父亲，这种想法持续了很久。”他解释道，“我无法放下我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离开鲍勃斯特集团让我的荷包空瘪了不少，但这样我才有机会多陪陪孩子们，从孩子们那儿获得的感情互动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有钱是好事，我们当时的确过得很拮据，但是一旦跨过了满足‘基本需求’和填满‘欲望’之沟的那道坎儿，能多陪陪孩子的价值在我这儿就压倒了一切。”

你有没有注意到，霍华德在分配他的时间和精力时，用了“价值”这个词？这是他精心挑选的一个词，因为他早就意识到在生活中，我们做出选择时，是要付出代价的，而衡量我们这么做到底值不值的唯一方法，就是比较不同选择对于我们个人的价值。

歌手露西·凯普兰斯曾在她的一首歌《当一天结束》中这样唱道：

“这到底值多少？你又付出了多少？当一天过去时，你可曾悔恨？”

对我来说，这句歌词虽然简单却意义重大：眼前我们欠缺考虑的决定是否在将来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一天结束”之后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的这种投入是否值得。这样看来，凯普兰斯的歌词恰当地解读了霍华德“从终点开始”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理念。

霍华德关于生活平衡分配的定义就是永远别用空你的能量补给，强调了在顾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为选择付出的代价（对能量的消耗）与个人平衡能力之间的直接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霍华德经常提醒我：“别忘了经常问问自己动手榨果汁值不值。你为选择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否物有所值？”

这种果汁论又是霍华德式的特色比喻，果汁一定要现榨吗？实际传达了两个意思。首先，确定你在为一件事投入时间精力后会有什么回报，还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次，假设这个产品真的值得你投入，那就把目标定得更远一些。因为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复可能是：“通过努力我收获了一加仑（约为3.78升）的葡萄，但我要把它们榨成果汁，因为我很渴，我只想喝鲜榨果汁。”对第二个问题的回复可能是：“我喜欢喝橙汁，一杯就足够了。”在这种情况下，霍华德会说，三思而后行可以避免走弯路！

现实中有很多把鲜榨果汁的比喻付诸实践的方式。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充分考虑成本及价值是否与你野心勃勃的目标成正比。比如：“在我三十五岁时成为公司的合伙人会让我付出什么成本？要是事不遂人愿，我的这个目标只能在四十五岁时实现，我又该怎么确定这个成本呢？我在追求什么利益呢？在三十五岁或四十五岁时达成了目标的我又会有什么更新更长远的目标呢？”

在追求个人目标时类似的问题总是会反复出现。比如有人在赢得竞争激烈的教堂执事工作之后突然放弃了，或是长年投身于国标舞的训练却突然中途退出了。这些人在事业、家庭、金钱方面的投入，与他们未来将收获的满意度会是等价的吗？

“不要因为害怕了解真相，就不去问问题。”霍华德总是说，“坐下来，对自己说‘现在就我们俩了，让我们彼此坦诚一些吧。’我可以保证你感情精力的投入是绝对值得的。”

*　*　*

“今天的问题是：‘合理分配时间和精力所做的明智选择是有成本的，对于这成本你怎么看？你可以坦然处之吗？’”霍华德站在教室讲台前，假装对着一屋子的学生讲课。其实早在一小时前就下课了，这是霍华德在所有学生离开教室后开的一个玩笑，现在这屋里除了他就是我了。其实这项课程是霍华德推出的一项题为“在人生框架下构建你的事业”的综合课程，不用想也知道这是商业学院的一门新型创意课程。比起在刮着西北风的校园里边散步边探讨，教室里无疑要舒服得多，更适合我们继续探讨刚才课堂上关于高效创收和平衡选择的话题。

“你知道的，艾瑞克，做一些选择很简单，即便成本和由此引发的后果难以想象。做另一些选择则很难，因为所有的选择都有着相似的价值，或好或坏。还有些选择……”霍华德露出了尤达大师一般调皮的笑容，“是因为我们没认真做功课，所以才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做功课？”

“你懂的。”他回答说，“权衡利弊，做出最佳选择就像是代数考试中的解方程。做正确选择特有的公式，只要你认真做过功课就肯定会觉得易如反掌。”霍华德从前是一个数学家。

“好吧，给我布置‘作业’吧，斯蒂文森教授。”

霍华德抓起一支蓝色记号笔开始在白板上涂画起来。“学海无涯，包罗万象啊，这个道理你一定懂。最重要也是需要你不断更新的任务，就是要把你的精神遗产观，你最重视的个人维度当作你做某个特定选择的前提。”

“因为，如果你只想要一杯橙汁，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榨一加仑的葡萄汁。”我插话道。

“老天爷，看来这些年来没白教你！”他大笑起来，指着白板上画的图形说，“一盎司（约28.35克）黄金和一盎司的铅拥有同等重量，但它们的内在价值却并不同等。同样，花上一小时和你女儿谈心的价值绝对和与朋友打一小时篮球的价值不同。同理，花上一小时准备职业技能考试的价值也与参加一小时的义工活动或重新油漆车库不一样。”

“是商品市场决定了黄金、铅与铀的不同价值。”我提出来，“而如何确定你自己的一小时时间的价值则完全由你自己决定。”

“再给第三排的这位先生加一分。”他打趣道，“你为合理分配时间所做的任何选择都应与你的精神遗产观相契合，这就是选择的内在价值。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最艰难的选择通常都出现在那些表面看起来价值类似又决定了你未来走向的选择上。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前做好功课，这有助于我们认清做每个选择时要付出的代价，并由此分析出其潜在的短期价值或长期价值。”

霍华德转向白板，补充了一系列关于选择的命题。我静静地坐着，看着他辛勤地工作，突然觉得跟着他的思路思考那些由他提出的命题，看他用精妙的表达方式将他的思想写在白板上，并能定期对这些内容进行巩固，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过程。过了大约十分钟之后，他盖上笔盖，坐下来，这样我们都能看清楚他所写的内容：五个命题，每个都展开了一段简洁的分析。然后他带我走进了这些理论。

第一个命题是“区别需求与欲求”。我们曾经不止一次讨论过“需求”在我们生活中与“欲求”并驾齐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需求，并为欲求分配合理的时间和精力。霍华德解释道：“大致来讲，满足需求比满足欲求的内在价值要稍高一些，有的时候选择到底涉及需求还是欲求很明显。对我而言，定期抽出时间来给你充电就是一种需求，但去大溪地（南太平洋上的海岛旅游胜地）花上四周时间度假就是一种欲求。辛勤工作是为了让自己有地方可住这是一种需求，但两班倒地拼命挣钱买这个区最大的房子就是一种欲求。”

“所以这个命题的目的在于阐述你的选择是以需求为主，还是以欲求为主，或是介于两者之间。”我总结道。

“是的，但是，”他试着表达他的观点，“我们大多数的选择都可以明确地划分到需求和欲求的任何一类。或者是基本的衣食住行和健康，或者是钻石项链、环游世界，还有高楼大厦。最让人难以抉择的是介于需求和欲求之间的。在这些选项中欲求与需求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我的一个朋友不开心，因为她没有每天拿出时间弹钢琴。这对于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需求。还有一个朋友每天都要慢跑上七英里（约11.3千米），其实他每周五次每次跑三英里（约4.8千米）就能满足他锻炼身体的需求了，但这会让他觉得自己弱不禁风。”

“所以，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需求和欲求区分开，但要明白你的选择中需求和欲求的权重。”他总结道。

第二个命题是“认清投资成本与机会成本”。霍华德讲解道：“只要是选择就会有得失，无论是达成商业联盟还是作为地方女童子军（local Girl Scout troop）的训导员，你都要支付两种成本。一是投资成本，你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二是机会成本，就是你放弃的其他选择以及可能性。我认为人们比较倾向于关注投资成本，关注自己付出了多少。但如果想想我们做那些重要决策的过程，尤其是那些让人难以取舍的决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潜意识里是很在意机会成本的。”他说，“有时仅仅是发现了这种区别就能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决定。或者多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我们为了一些选择而放弃的东西，根本就不适合我们！”

第三个命题是“了解积极与消极因素”。不要再拿“车到山前必有路”这种话糊弄自己了。霍华德说：“一定要对一切都心里有个数。在做决策时尽可能详细地考虑投资和机会成本，并对你有可能获得的收益有个清楚明确的预想。举个例子，不要说你要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上，而要说在接下来两个月你要从每晚挤出一个小时来上网搜索工作机会，并进行研究分析；你要暂时从业余垒球联盟的娱乐休闲活动中脱身，为了给自己多一点时间休息。然后你就会看到明显的收益，是工资涨了15%，还是收获了一项新的职业技能，或是感觉工作更轻松了？不过有得也必有失：虽然涨了工资但你每周却要多工作十个小时，而这十个小时里，你又会在生活中错过什么？”

第四个命题是“考虑成本对等性与可比性”。虽然投资成本和机会成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它们的价值却不一定成正比。“换句话说，投资成本不总是等同于失去的机会。”他解释道，“小规模的投资有可能获得大效益；而大规模的时间和精力投资换来的可能是失败，如果投资的方式不对的话。”同理，他指出成本和收益也不总是相等的关系。不能用一样的标准衡量它们。“如果你不能合理地建立两者的关系，就无法使之互惠互利。举个例子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在某种层面指的是用金钱可以换取时间，但金钱却换不来智力或感情。”有的人在考虑那些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必不可少的东西间的可比性时会感到混乱，认为我们可以拿这些必需品去交换。但是，你不能用其中一样必需品去换另一样。“只有你觉得一样东西不是你的生活必需品时，你才可以去交易。人们对生活和事业产生焦虑和不满的原因往往是，还没有仔细斟酌，他们就把自己所拥有的必需品给卖掉了。”他说。

最后一个命题是“给你的目标排排队”。霍华德说我们有时会为要做各种选择、实现各种目标而感到头疼和焦虑。在这种压力下，我们总是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混为一谈，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要一次性完成的任务。为避免给自己增添这种压力，我们需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母亲只有高中学历，但她非常聪明，有着非常出色的条理性。”霍华德跟我说起他的母亲时带着留恋的表情，“她跟我说过的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霍华德，记住，也许你可以拥有你在生活中渴望的一切，但你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这是霍华德以前从未向我提起的。智慧的斯蒂文森夫人指出要仔细规划你的目标，想想哪些方面是你现在需要去完成的，哪些是可以先放放的，这样你每天都可以过得十分充实和满意。“这个快餐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挑战就是你得把眼光放长远。”霍华德说，“在你做选择时应该明白你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不是为了满足你一时的需要。你要把目标分级，依次实现。循序渐进让你可以在做出重大决定时有更灵活的选择，这个原则既可以适用于现在，也可以适用于将来。这让你可以在追求完善自我时平衡发展，即便现在你无法实现某个目标，但在将来你一定可以实现。”

“我想起一句笑话，‘你怎么可能吃掉一整头大象呢？’”我打趣道。

霍华德一本正经地回答这个问题：“一次一口，慢慢咀嚼。”然后他又说，“这提醒了我。”他开始整理纸张。

“去吃午饭吗？”在哈佛同一个朋友或同事一起吃午饭是相当神圣的仪式。

“当然。”他回答，笑着继续，“由此引出了我这堂课的最后一句箴言。我选择经常和我欣赏的人一起吃午饭，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中我的精力可以得到更新，情感可以得到放松，智力可以得到扩展，就像是补充了营养，使我能够精力充沛地迎接这一天接下来的挑战。因此，要是在这堂课后还无法理解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选择，我会对这个人说：选择那个让你感觉精力充沛的。”

嘉宾故事：卡特·卡斯特

去年夏天的一天，霍华德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一位曾经飞黄腾达的某公司前任董事致世界500强企业及非营利组织领导人的演说词。“你应该看看。”霍华德说，“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演说的题目是《一出竞争大戏》，其内容既充满智慧又发人深省。我被其中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顿悟了，判断一个事物时，不要管它与其他人的关系，而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特别是与我情操陶冶和智力扩展的关系。

哇，在思想层次上我觉得这个人简直和霍华德有一拼。于是我给这位董事发了封邮件，向他说明了我正同霍华德一起写的这本书，并希望他如果有时间能给我一个机会和他聊聊。令我惊喜的是，虽然我们并不相识，但他立刻回复了我。“我很乐意和你谈谈。”卡特·卡斯特写道，“真是缘分，我刚刚才读过霍华德写的那本《恰如其分》。”我们约好日期见面，而我也从他那里得知了关于这次演讲的一些惊人的幕后故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卡特·卡斯特都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上双丰收的人，这一切都是他严谨的性格、严格的要求和强烈的决心注定的。这些特质帮助他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从他四岁开始）：由于他的天赋和刻苦，卡特在奥运会选拔赛上赢得了两个400米个人混合泳的比赛，这是一项竞争激烈的比赛，因为这项比赛要求有四个不同的冲刺阶段。这些特质还助他拿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学士学位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MBA学位。

毕业之后，带着勤奋智慧的特质，卡特全身心地投入商界。起初，他在百事公司收购必胜客、塔可钟（连锁快餐店）和菲多利（休闲食品厂商）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后他去了电子艺术公司，作为营销总裁成功推出了“虚拟人生游戏”。接下来，他进入网络营销领域，成为蓝色尼罗河线上珠宝销售公司的高级副总裁。之后他的事业更是飞黄腾达：不久以后他就当上了沃尔玛网站的CEO，在他的领导下，沃尔玛在线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商务网站，同时，他还兼任在线家居零售网站Hayneedle的CEO。

他在电子商务行业简直就是一颗明星，不，是超级巨星。

突然有一天他对自己说：停下，够了，有事情不对劲。

“我自小学习游泳，一直被教导要勇攀高峰。”卡特对我说，“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我发现我简直要把自己耗空了。我的健康受到了影响，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影响，我感觉自己像个空心人。”在事业达到顶峰时，他突然隐退了。此后，他一边疗养，一边探索到底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身心。我所看到的那篇演讲词是他第一次向外界讲述他的个人体验。

“成年之后，”他说，“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我恐惧自己做得不够好，担心自己再无任何价值。我在与他人比较的现实和我的理想之间患上了焦虑症：我应该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像我那些朋友一样；我应该挣更多的钱，像我以前的同事那样。”

“哲学家罗素称这种焦虑为‘忧虑疲劳’，是一种从来发现不了自身优点，而只会去和别人比较的病。”卡特解释说，“人们之所以会患上这种病，是因为时代日新月异，社会和媒体都在宣扬一种相互比较的思想。这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就去和别人进行比较。想想看：100年前，一个铁匠只会把他打造的器具和村庄里另一个铁匠的进行比较。可现在，我们这些铁匠要拿自己的手艺和全世界这个大村落的铁匠们相比较。”

“这种互相攀比的竞争环境让我们进入了零和博弈(1)的游戏，只要有胜者就必然有败者，我们无法实现共赢。”卡特说，“然而，对我们来说，日常生活可不是零和博弈。我们的社会不能被这种无意义的游戏驱使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这种情形称作《一出竞争大戏》。”

这对他在生活中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对我来说，我现在需要克制自己不要去和别人做比较，不管他们获得了什么成就、什么奖项、什么地位。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内心去看事物，让智力和能力得到全面发展。晚上我常常想，我作为一个人的进步难道只体现在争强好胜上吗？我告诉自己不必把自己的节奏调整到和一个不存在的节拍器一样，或是跟随别人的轨迹过我的生活。”

是什么影响到了卡特的职业生涯？在我和他聊天的时候，他就像是西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在为我做心理咨询，他深刻地解读了关于哲学、社会学和商业的理念。“我非常享受这种一边写作一边与大家分享心得的机会。”他说，“将来还会不会重返商界？我真的说不好。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或许我会得到新的商业机会。但我知道，即便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复出，我也会采用同以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我只想战胜自己。”

(1)零和博弈又被称为零和游戏，源于博弈论。是指一项游戏，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而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

第6章　自欺欺人要不得

如果你想完成某个特定的职场目标，以此来获得职场的满足感，并把它们归入你的精神遗产，你就该好好想想，你有没有具备相应的能力。

我觉得在我和霍华德这么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最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友谊完全不会受到时间、距离和我们各自生活事业变动的影响。我们友谊的发展建立在我们的交谈和工作之上，起初我们是师生关系，后来又成了同事。在我离开哈佛成为艾克塞斯国际商贸公司的总裁后，我们也经常互通电话和邮件保持联系。因此，当有机会见面时，我们也不像几周没见那么生疏，而是就像仅仅几天没见而已。幸好，由于工作性质，我可以经常去波士顿。

有年夏天，一次我刚好要去波士顿给一个客户介绍我们的国际贸易发展计划，那晚霍华德和我相约在广场餐厅二层见面，这是他最爱的餐厅，而且离他的办公室不远。“我以前的一个学生约我下班后喝两杯，想听听我的一些意见。”他解释说，“差不多6点半就能完事，在那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

会议结束得比我预料的要晚，到餐厅时我已经迟到了。我看到霍华德坐在一张桌子边，便向他走过去，我以为他是在等我。走到一半，我才发现原来他还没有和他的那个学生谈完。一般我会直接走过去向对方介绍自己，很多霍华德的朋友跟我也关系不错。但这一次我看到了霍华德脸上凝重的神情，我停下了脚步，在餐厅找了个位子，等着他们结束谈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即便离得很远也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过了一会儿，他们起身，霍华德一直把他的同伴送到门口，从我坐的位置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在经过我身边时，我听到他对霍华德说：“我感觉有些沮丧，但我来不是为了听宽慰话的，我来是想听你最中肯的意见。”他停下来想了想，“很多人只会围着我的问题兜圈子，从不提出客观的和建设性的批评。他们关心我，可他们一点儿也不坦诚，也帮不上我什么忙，而你，以上三点你都做到了。非常谢谢你。”他激动地用双手握住霍华德的手，用力晃了晃，然后走出门去。

我向霍华德走去，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如果你不介意，艾瑞克，我想在吃晚饭前到外面走一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点点头，他回到刚才的桌边结了账，我们一起走进了凉爽夏夜里的中区。我们走向哈佛广场，路过街边的商店和街头艺人，和不同年龄层的人共享这条走道，这其中有参加暑期夏令营的高中生，有放完暑假回到校园的大学生，有刚刚下班走在回家路上的年轻教师，有推着婴儿车的夫妇，还有来这里游览参观的大家庭。

我们先聊了聊各自的近况——比如我公司的新客户，霍华德在公共广播电台作为评论员的新尝试，我儿子丹尼尔又掌握了一门外语，霍华德的外孙最近有什么消息。最后按捺不住好奇心，我问起了他刚才在广场餐厅二层的谈话。“看起来好像很紧张。”我说。

霍华德深吸了一口气说：“是啊，真是聊得怪辛苦的，虽然他已经尽力保持平和了。”他一边溜达，一边讲起了那个会谈。“詹姆斯已经离开学校有十年了。他非常聪明，具有很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唯独性格有些内向。他是一个好人，诚实肯干，拥有雄心壮志而且不咄咄逼人。他从哈佛离开后，进入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企业，负责大型收购和销售方面的谈判工作。他感觉十分矛盾。公司对他的工作业绩很满意，不断地给他升职加薪，但他已经厌倦了这种老一套的状态。他的上司不给他拓展专业能力的机会，每当他问起为什么他不能全权负责一个项目，摆脱他那种单一的工作角色，他得到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他希望我能给他一些关于未来发展的建议。”

“你对他说了什么？别人怎么都不愿告诉他？”我问。

“我说他这是自欺欺人。”霍华德的声音里透着一股无奈。

我对这个词感觉有些陌生。“什么意思？‘自欺欺人’？”我问。

“你玩过一种叫接龙的纸牌游戏吗？”他问。

“小时候玩过。”

“在你马上就要赢下这一局时，却死活也找不到需要的那张牌，你怎么办？”

“通常我会放弃，重新开局。”我呵呵一笑，“有时会违反一下规则找到我需要的那张牌。”

“我们都会这样做的。”他说，“这不过是一个游戏罢了，而且是和自己玩的游戏，如果你为了赢下比赛作弊拿下一张牌不算什么。”他站住，用手指戳着我的胸口说，“但是现在不是玩游戏的时候了。我们是成年人了，而且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当我说有人自欺欺人时，说的是他们在自己欺骗自己。在他们手里没有王牌的时候还假装自己有，妄想赢得比赛。”

“‘王牌’又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他们想在职业方面获得更大发展，他们就得在专业本领和才能的提升上更上一层楼，给自己增加筹码，让自己更有资本。”他说，“在追求生活中其他更高层次的目标时也应如此。”

“詹姆斯少了哪张牌？他自身的缺陷又是什么？”我问。

霍华德带着我穿过街道来到历史悠久的剑桥公园，这里曾经作为独立战争时期一个重要战场而存在，而今却成了一个垒球场。我们找了条长凳坐下来，边看比赛边继续我们的谈话。

霍华德点出了詹姆斯的问题，他手中缺的那张牌就是在高压的商业往来中，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詹姆斯察觉不到谈判环节中的细节问题。他接收不到谈判桌另一方发出的信号，这导致他经常误导他的同事。更糟糕的是，他连自己的团队给他发出的信号都察觉不到，最后只能让上司来给他改正错误而草草收尾。除了这些，别人不会质疑他对工作的热忱和努力，他常常比团队领头人下班还晚，而他在技术方面拥有的深度和精度让所有人都为之咂舌。

“这么说吧，”霍华德总结道，“他在工作中发挥着很关键的作用，在公司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他希望能得到更多。他想带领一个团队，在谈判席上起主导作用，坐公司的头把交椅。看着别人能轻易得到他为之苦苦付出努力却得不到的机会，对于他来说真是一种摧残。但事实是，他永远也无法实现这些目标。”霍华德悲观地说。

“这么长时间他自己竟然都没有发现，”我说，“真难以置信，别人竟然也没有提醒过他。”

“也许别人提醒过，但他没有听进去。”霍华德回答，“或者他的上司或同事对提醒别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这种事不感兴趣。很不幸，有些公司企业文化就是这样。”

詹姆斯的故事让我陷入了沉思。“我想起一个笑话，两个登山者遇到熊的故事。”我讲道，“一个人停下来把登山靴换成了跑鞋，另一个人惊奇地说：‘你疯了？你以为你能跑过熊吗？’那个人说：‘我不需要跑过熊，我只要能跑过你就行了。’”

“没错，如果你把这个笑话放到职场中，尤其是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不正视自己的能力就会让你陷入真正的麻烦。”霍华德嘲弄地笑了笑，“那头熊可以使你与晋升失之交臂，也可以在经济萧条期让你卷铺盖走人，这头熊就是挡在你与你的目标之间的凶残猛兽。”

“如果总是自欺欺人，还怎么发现问题啊？”我问，“我的意思是，如果想完成某个特定的职场目标，以此来获得职场的满足感，并把它们归入你的精神遗产，你就该好好想想，你有没有具备相应的能力。”

“你说得没错。”霍华德说完便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开口继续，“如果想知道你是不是在自欺欺人，那就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我的核心竞争力，比如我自身拥有的知识、技能、个性，能不能很好地胜任这份工作？

“第二，如果我的职场目标非常独特，门槛很高，比如我想拥有一份特定的职业，拥有一份特定工作，去某一家特定企业工作才可以满足，那么我的核心竞争力和那些跟我有同样目标的人相比有没有优势？”

“实话说，”他总结道，“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这两个问题同样重要。”

“但是核心竞争力不是我们达成目前或将来职业目标的唯一要素。”我反驳道，“努力工作、机遇、时机、选择、实现目标的先后，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影响职业的发展。”

“当然，这些因素都是次要的，”他说，“以我的经验，在长远的事业之路上你的能力与天赋比这些外界因素更为重要。”他停了一下，继续说道，“问题是，人们总是侧重于在他们拥有的核心竞争力基础上押宝，而从不会认真思考，或者更糟的是，人们总是无视自身的缺点。”

我消化了一下他的意思，问道：“你怎么定义核心竞争力？虽然我的抛球和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我不会靠打棒球为生。”

“你当然不会，我才不信你能打出个一流曲线球。”他笑着说，“这就是你所缺乏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不要拿运动员举例了，这样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很多职业素养不能像安打率和上垒率那样直观地衡量。”他注视着打垒球的人们，仿佛在琢磨每个人身上具备的专业能力。

“总的来说，可以把核心竞争力分为三类。”他说道，“有身体技能，比如歌手的音域，外科医生沉稳的手，破浪漂流选手的运动技能；有智力技能，如室内设计师对颜色的敏感，公关经理敏锐的记忆，税务律师对复杂信息的处理；还有性格技能，如在初次会面时的放松，处理突发事件的灵活性，处理复杂情况的从容性、诚实性，以及换位思考的随和性。”他停下来，补充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受智慧和人脉驱动的经济社会里，人们往往对自己个性和情商方面的缺陷视而不见。”

“有意思，”我笑着说，“我曾经认真考虑过要不要做一名律师，我对法律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的分析能力也很强，但我对自己是否拥有强大的记识能力来记住这些专业知识表示怀疑。同样，当我考虑要不要去读医学院时，我想到医学课业繁重，而我这个人很贪睡，如果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我大概永远都不会拿到临床医学资格证。因此我也打消了做医生的念头。最终两个目标都不了了之。”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很清楚自己缺少的是哪种能力，而且你也知道自己对这个目标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你知道这种职业并不适合你。”霍华德调皮地笑了，回答说，“如果我记得没错，当时你已经开始创业了，你的自身缺陷表现得还不是那么明显，但随着不断积累经验，你眼前的路也会越来越清晰。”

霍华德指的是被我太太称为“盛放卖花热”的经历。在创业初期，我买下了几家“盛放”鲜花连锁店。其实我对园艺经销业务没多大兴趣（这是我犯的投资错误之一），但我在一些大型特许经营管理企业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因此积累了一些特许经营方面的知识。抱着把这项业务做成“园艺经销界的星巴克”的雄心壮志，我接下了这笔生意。这项投资成了对我的创业、市场和管理的严峻考验。事实证明，我错得离谱，因为“盛放”园艺经销系统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我高估了自己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用浪漫的说法讲就是我好像又经历了一次差点把自己逼疯的大学时代。我意识到“孤注一掷，押双倍，有必要就把房子也抵押上”这种商业神话不是我该走的路线。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放弃了这项投资。

“或许这可以被称作我的启蒙教育吧。”我说，“那段时间真是煎熬。实话说，在事业上我以前从来没失败过，我从没想到我竟然会被‘盛放’连锁给搞垮。但这段经历告诉我，将来再做任何事业上的决定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充分考虑自己的能力和个性是否适合这项投资。回想起来，我当初的投资计划就存在着缺陷，这与我理解的风险投资是有差距的。我本来可以避免这种精神折磨和财产损失。”

“也许……但时间不能倒流。”他回答道，“你不止一次听我说过，活在过去很难让人逃脱情绪的怪圈，而带着无怨无悔的大步向前却可以让你成为最幸福的人。所以，不要把这看成做交易输了钱，就把它当作获取重要信息所交的学费，这回你知道自己并不适合高风险投资工作。这种领悟对商务人士是很重要的。”

霍华德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我自身的经验“盛放卖花热”上的。“在你前期创业的过程中，你发现自己缺乏某种实现事业目标的能力，但是不要忽视它。”他说，“只有经历过，才能发现自己是不是具有某种能力。有的时候，你要自己去做实验，测试你的能力。这时你要记住，把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不要让自己付出太大的代价。”

“你会怎么控制这种实验的损失？”我问。

“办法很多。”他说，“首先要投身于其中，想想你能为这个事业最大限度地投入多少，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最终你将获得经验和金钱。其次，要对你期待获得的结果或利益有一个明确的预算。然后，对你自身的能力水平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确保你的成本是最低的。最后，一定要让自己面对现实，不要在只拥有打网球单打的能力时拿自己当双打使，也别拿高级护士的要求对待一个只需要有家庭护理知识的人。”

“一旦实验成功了呢？”我问。

“对数据进行跟踪。”他说，“看你的感觉如何，主动对结果进行评估，用现实和你的预想做番比较。尤其要多注意一下在某些领域十分成功的人的核心竞争力和特殊能力，再想想你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能力。并且，无论何时，”他在强调观点时轻轻拍了一下凳子，“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经验。”

由此，霍华德想起了在广场餐厅二层进行的那番对话，他说：“从几个方面来看，詹姆斯的经历和你的特许经营经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你们都在核心竞争力方面做过正确的预估，但你们每人至少也犯过一个预估方面的错误，对你来说是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对他来说则是人际关系。而你略胜一筹的是，你从中学到了一课，而詹姆斯还依旧执迷不悟。他对那些他所不能胜任的能力过于执着。除此之外，在向目标努力时他不重视的那些细枝末节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最重要的一点是，詹姆斯没有直面自己，没有直面在谈判桌上他的同事和别人给他的那种冷落。”

我想，如果詹姆斯的公司拥有有效的绩效考核或评估系统，也许他能更容易发现自己所面临的这种困境。但很明显，他们没有，而且他的谈判团队中的同事们也对他的这种缺陷冷眼旁观，视而不见。只有霍华德愿意当面评价詹姆斯的优势与劣势，给他敲响警钟。

“知道吗？”我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为他感到难过。工作十余载，詹姆斯遇到了这个棘手的转折点，而且他现在需要重新考虑他的职业走向。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转折点对他更像是‘不利的’，因为你根本感觉不到它和你是在同一条战线上。他在谈判团队里获取的工作经验非常可贵，如果他从事分析类型的工作，这会对他帮助很大。他可以自如地运用他的核心竞争力。”

“我同意这个观点。”霍华德说，“但这对他来说很难。他内心中对某个职业目标的执念真的非常强。而在感情上，他也被来自他上司和同事态度的消极影响搞得焦头烂额。要让他振作起来，重新开辟蹊径还真得费些力气。而且我不知道……”他没有说下去，而是对我使了个眼色，“你愿不愿意帮老朋友个忙？”

我立马领会了他的意思。“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问。

“谢谢你。”他从口袋里掏出詹姆斯的名片，“毕竟，头脑风暴和鼓舞士气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在我把电话号码输入到我的手机里时，霍华德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说：“现在我有点饿了。我家附近新开了家餐厅，菜式多样，而且样样美味。去尝尝吧。”

*　*　*

“我很好奇，霍华德。”在餐厅等位时，我对霍华德说，“对于你自己而言，你是如何发现自己都拥有哪些核心竞争力和优点的，并且在追求职业目标的过程合理利用呢？”

“哎哟，这可需要我打开记忆库搜索一下答案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伤感怀旧的调调。直到我们坐到桌边，他才开口回答我的问题。“从斯坦福毕业后，我面临着好几个职业选择。最终我的选择是基于我所做的三点分析之上的：这件事必须是我喜欢做的，还要是我擅长做的，并且在这个领域内要有能和我在兴趣和能力上同等竞争的人。因此，我选择了做一名系统工程师，我把IBM的几批暑期实习生作为我的实验，然后发现了自身的不足之处。

“虽然我的专业是数学，这也是我从事研究的领域。我喜爱并且擅长这门学科，但我在毕业前将自己和同班同学做了一番对比，发现我的能力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他们那样的高度。他们真的热爱数学，并且十分投入，因此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在这个领域的高端层面，我们择业的空间很小，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将会变得十分激烈。在今天，数学在计算机领域占有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在1961年这可是就业冷门。考虑到以上几点，我放弃了对数学的研究。”

“我面临的另一种选择就是参军。”霍华德继续说道，“我来自一个军人家庭。我父亲是一位海军司令员，而我哥哥是当时海军陆战队最年轻的上校之一。也许我可以成为一名军事家或分析师，但由于我个性内向，向往自由，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当时虽然参军并没有什么限制，但我还是对此不感兴趣，也不觉得我有什么竞争的优势。”

“所以你最终选择从商，向人传授商业理论了？”我问。

“一切可没有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他说，“我选择了商学院是因为我对这门学科怀着浓厚的兴趣。只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兴趣有多浓厚，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取得怎样的成功，但我一直乐在其中。尤其是我发现在哈佛商学院就读也不会影响我追求那些商业以外的兴趣，并且还会给我更多我从未想过的机会。

“我一来到哈佛商学院，就迅速确定了我的职业发展路线。实际上，是在与企业管理学科的大师——我的导师迈尔斯·梅斯教授细谈过几次之后确定的，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重要的转折点。迈尔斯帮助我发现了我对商业和商业理论的极大热情和潜力，并且我的这种优势远远高于其他人。”

“难道没有一场盛大的哈佛式神灵的显现吗？”我开玩笑道。

“当然没有，”他大笑起来，“没有什么天使圣歌，查尔斯河畔也没有燃起焰火……但是，我的确记得当时有一种仿佛被点透的感觉。迈尔斯在给我讲述他自己的职业路线时说：‘知道吗，霍华德，在我这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我总是反复问自己三个问题：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有什么含义？你为什么想蒙我？’

“他这是在以他的职业生涯为例，在一个特定的专业领域，用‘触类旁通’的方式讲道理！但是，他懂得对于一个无论大小，营利或是非营利的企业来讲，这三个基础问题有多重要。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些问题很蠢，甚至会无视它们。但当我一听到这三个问题时，我立马就懂得了其中内涵。用简单的问题就能确定这个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后来，在迈尔斯的帮助下，我发现我在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上具有非常高的天赋，我可以凭借直觉去深入挖掘和推动事态发展。我明白问对问题也是核心竞争力的一种，这种优势奠定了我一生的职业基础。

“在我离开学校后是不是可以成为众望所归的系统工程师或数学家？我当然可以。或者成为一名我家人引以为荣的军官？也许吧。但我会在这些领域获得极大成功吗，就像我在经商和教授商业理论的领域里这样？我并不这样想。我的激情和优势是有限的，这两种职业也不能帮助我建立我所追求的精神遗产。”

*　*　*

在晚餐以及之后的对话中，霍华德和我针对自欺欺人这个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探讨人们为什么总是容易深陷其中。他解释说大多数人是无意识的，人们总是会被谬论引导，从而错误地判断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盲目发奋的谬论，就是只要肯努力就能克服自身持久的缺点。换句话说，就是实现雄心壮志的职业目标是件顺理成章的事。“只要我刻苦努力就一定能达到我的目标！”许多人视无限的自我改善为不可剥夺的权利，从人们的“美国梦”中就能看到这一发展潜质，这在18世纪至19世纪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霍华德对这种埋头苦干的精神很是敬仰，因为他的祖先就是美国西部的开拓先锋。但在历经几十载与各种公司打过交道，见识过人们形形色色的职业轨迹后，霍华德明白付出辛勤劳动并不是改变自身不足和劣势的万能灵药。以他的经验来说，尽管一个人自身有一些缺点，但仍能由于辛勤工作而获得成功，是因为这种刻苦努力磨炼了他们的技能，改掉了他们的不足。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能力非常明显，或需要缩小的差距不那么大时才有效。不要误会了，霍华德的意思不是不建议大家努力，而是他认为善于观察和思考也是获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是关于聪明的谬论。假设你非常聪明，掌握某个领域的知识完全是小菜一碟。霍华德认识很多聪明人，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在某一个领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领先，自己在任何领域都无所不能，却没有想过自己也会在竞争中受挫。他们觉得在学校里自己成绩优异，到了社会上也能实现自己的每一个目标。“你一定想不到那些真正的聪明人在做决定时会对自己说些什么。‘我很擅长甲项目和丙项目，所以我一定也能胜任乙项目。’”有次霍华德对我说，“这就像是说‘我是一名出色的三百磅（约136千克）级摔跤手，因此我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撑竿跳选手一样’。”他的意思是，你不能同时做一名三百磅级的摔跤手和撑竿跳选手。如果有着惊人的决心，高超的撑跳能力，也许你会取得让自己满意的成绩。但如果你立志在奥运会上做一名三百磅重的撑竿跳选手，摆在你眼前的就只有失败和沮丧了。

顺便说，跟聪明反被聪明误类似的还有个谬论叫自以为是，主要表现为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比同行具备更特殊的能力，即使我们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我们还会夸大自己的能力，认定我们是最适合做这份工作的人。霍华德把这些喜欢放大自己的人形容为“对着一张白板射箭，然后自己在箭落的地方画上一个靶心”。

还有就是乐趣和热情的谬论，即认为只要我们对一份事业感兴趣，就会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当然享受你所做的事情很重要，要是你对自己的工作压根没什么兴趣，你将无法拓展你的事业。此外，虽然对事业保有激情是一种优势，但这对改进个人能力的缺陷或增长知识技能并没有多大帮助，这就是为什么霍华德对詹姆斯说：“别总是什么都想当然，有时仅仅热爱一份工作并不能让你有所进步。”

最后是，有良好的愿望就能使一切梦想成真的谬论。这里讲的是人们通常会严重低估在职业道路中追寻宏伟的目标时所面对挑战的难度。这和盲目发奋是一码事，这些人相信只要闭上眼当作什么都没看见，就能使一切变得简单有序，波澜不惊。霍华德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对自信、乐观、有志这些积极向上情绪的肯定，如果想在职业上获得成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品质。“但是，充满自信地追求你的目标与把所有事看作小菜一碟是有区别的。”他指出，“思考与心愿、计划与希望、了解与渴望之间都存在着差异。亲手清除挡了去路的障碍跟等着它们自动为你让路是有区别的。”

早先我们认识的洛丽·斯格尔在克服这些可以导致自欺欺人的谬论上是一个好榜样。她喜欢做建筑设计，她听从自己的心声成了一名建筑师。她完全有能力拿到建筑学的学位，她比她的同学都要努力用功，但是当她客观地比较自己和其他同学的核心竞争力，认真地分析她的导师对她作业的反馈后，发现她不具备“设计基因”。她的眼光独到，她可以对别人的作品做出很好的评价，这也让她意识到自己的设计并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虽然那段经历令她感到十分痛苦，但好在洛丽具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这让她很快就意识到了危机，从这点来看，她是幸运的。很多人看不到自身的缺陷，直到有一天撞了事业上的南墙。一时间，他们的职业期望、个人价值期许，还有工作热情都被现实碾得土崩瓦解，这感觉是非常伤人的。

说完了这些谬论，让我们用霍华德的一句话来总结：“获得职业的成功和满意度靠的绝不是运气。那些为获得职业目标而付出努力的人，无论是公司的CEO还是公认的最优秀的艺术家，在成功路上都会经历一场关于自身特长、爱好和专业需要之间纠结的心理斗争。”

所以，如果你跟霍华德说你拥有满腔热情，追逐梦想的过程就足以让你满足，结果无关紧要，他会对你说：“加油努力干吧！”可如果你说这个目标对于实现你的职业满意度来说至关重要，他就会建议你沉静下来，认真、诚恳地想想你手中有什么王牌。我敢说，这样做你绝不会后悔。

嘉宾故事：杰夫·利奥波德

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周四清晨，伴着咖啡的香气，在对话中我了解到杰夫·利奥波德真的是一个对工作充满了热情和干劲儿的人。杰夫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的猎头公司总部担任猎头顾问，专门为高端技术公司寻找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我爱我的工作，每天不用闹铃我就能准时在6点钟醒来，精力十足地时刻准备着投入工作，即便在周末我也要开电话会议。”他讲述道，“有时我的工作也会介入我的家庭和私人时间，但我还能适应，因为我总是干劲儿十足。”其实事实就能说明他的卓越：他的公司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阶段，而他也比往常要忙碌许多，即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现阶段，因为他是如此热爱他的工作，并且他将工作任务处理得非常好。

有趣的是，杰夫能成为如此成功的高管猎头的原因之一是他从他早期并不一帆风顺的创业经历中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追溯回1991年，他刚刚带着MBA学位从密歇根大学毕业时，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经过精心挑选决定录用杰夫，这家公司就是微软。“表面看来，我拥有获得成功的一切特性。”他回忆道，“我的逻辑分析能力非常强，做事非常有条理，并且还十分精通我的专业领域的知识。我经过激烈的竞争，最终被微软录用，更加坚定了我一鸣惊人的信心。”

但在那个时候他绝对想不到，虽然他能力非凡，但他命中注定不会在微软取得他理想中的成功。实际上他的能力并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所向披靡，这些能力反倒成了他在这片从未涉足的领域大展宏图的束缚。“有一天下班后，”他说，“我意识到我永远不会在这片特殊领域取得成功，因为我无法适应那样的企业文化。”因此，在微软工作了两年后，他选择了离开。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微软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我还是能看出这段经历对他的打击。（当然，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遗憾：要是他能再多干几年，他就会在股票期权上获得意外的收获。）

“微软的企业文化就是在严峻考验中快速发现存在于个人能力之中的弱点，并将其持续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杰夫补充道，“我的弱点就是无法接受公司的那种不顾一切、无限创新的文化。

“你看，在那份工作中，我没能理解人们到那里工作是肩负着重任，怀揣着改变软件世界的雄心的。我只是依旧靠着我从前工作和研究生课程中的经验，有条不紊地做着我手头的工作。能够在微软获得成功的人靠的是他们那种充满热情的使命感，还有勇于创新的精神，而我只会按部就班。他们总是从多角度提问，看待和处理问题时都那么与众不同，能用独特新颖的方式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些‘不同’可以让一些人获得非凡的成功，也可以让一些人感觉格格不入。”

虽然杰夫在微软工作时抱着极大的热情想获得成功，但他渐渐消沉起来。在一次令他难以忘怀的产品战略会议上，那对他而言是一次恐怖的经历，他提出了一个概念。“比尔·盖茨给我的反馈却是：‘杰夫，这是我在这周听过的最蠢的主意。’在那之后，我的表现每况愈下。”杰夫回忆道，“我知道比尔不是故意这样说的，而且比尔和我之间也没有私人恩怨，他这样说只是针对我的工作。在创意上，他有一种宗教般的狂热，他会非常直接地指出你的缺点。我不是唯一受到他批评的人，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我当时真的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一切。”

直到有一天，杰夫的一个同事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我知道你在这里不开心，你也想努力摆脱这种状态。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你要知道这里的工作方式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得适应这里的方式。”

“我当时哑口无言。”杰夫回想着当时，“起初我把他的意思理解为‘别看你有密歇根的MBA学位，但你在这儿照样吃不开，你绝对不会像这里的成功人士那样如鱼得水’。我琢磨了一会儿，才理解了他的真正意思：我的聪明才学在这里用不上，因为微软秉行的就是不按常规出牌，这里不会给你时间适应成长。”

“他说得没错。”杰夫说，“我来到微软后，一直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想的只是如何按时完成工作。我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给自己限制太多，最主要的是我不具备我同事身上的那种超凡热情，那种坚信自己的创造可以改变软件市场的信念。”

“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他回忆着，“我失败了，而且是在职场上第一次经历失败。”

但是杰夫眼前的这次失败，却为将来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个痛苦的对自己不利的转折点促成了他开辟一条职业的新航线。这次经历让他确定了自己的职业发展路线，为将来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他验证了霍华德的信念，那就是聪明人即便身处险境也会总结经验，再创新高。杰夫面对的问题很棘手，但他最终通过深入思考和面对现实，将自身的弱点转化为自身的优势。

“我在微软学习到的人生中最重要的第一课，”他说，“就是利用模式化的方式解决问题不是不对，而是不够。最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创造力和灵活性，在面对新问题和新情况时随时能加以利用。

“我学到的第二课就是你的专业背景有可能会限制你的技能和创造力的发展。狭隘的视野会限制你的能力。应当让自己自由地去思考，自由发挥自己的能量，自己创造机会去解决问题。

“第三课就是不要理解错企业文化！我所犯的错误就是在一个文化很棒的企业里，我只想着怎么让企业适应我个人，而不是让个人去融入企业。”

现在，他已经光荣“毕业”了。杰夫相信他在融入公司企业文化和挖掘潜在的管理者时的直觉帮助他获得了在高管猎头领域的成功，并且让他更为专注努力地工作。依靠这种创造力和超凡的直觉，他注定会在这片领域大展宏图。

第7章　请勿被外界因素左右

自信不等于自满，知道自己的优势何在也不代表你就能得到自我提升。

在哈佛广场散完步，讨论了关于“自欺欺人”这个话题后，那晚的晚餐我们吃得格外香。对我而言，霍华德给我讲述的关于他从前的学生詹姆斯所经历的转折点仿佛一剂辛辣的调料，帮助我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最后，在离开前我们结了账。我跟霍华德说在门口等我一下，等我走向他时，我笑着说：“刚才在洗手的时候想起个故事，我得跟你说说。”

“讲吧。”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揶揄，“我最爱饭后的厕所笑话了。”

“别开心，这不是所谓的洗手间讽刺或幽默。”我说，“其实这是对我们自欺欺人话题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霍华德假装无奈地摇摇头，我边走边给他讲这个故事。“上周我和一个叫伯特的家伙一起喝酒，他是我们的一个新客户，也是一个策划公司的经理。我们闲聊着家庭、爱好、背景这些东西，后来我问起他在他达到现在这个状态前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转折点，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两三个他自己超凡的职业规划决定。其中一个着实让我感到惊讶和有趣。”

“就是你在洗手间里想到的那个？”霍华德问。

“没错。”我回答，等着霍华德打开车门，我们坐进去。他坚持要开车送我回酒店，在从剑桥返回波士顿市中心的路上我可以继续讲这个故事。

“在他刚工作的那五年里。”我讲道，“伯特在芝加哥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做客户服务，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他是那种‘点子王’，在为病人和家属减少开支、增强服务方面有很大建树。有时他的女上司会采纳他的意见，但有时不会。她从不解释她为什么拒绝采用他的点子，但作为一个年轻、阳光、积极向上的理想主义青年，伯特总是乐观地想老板一定是有她的理由的。

“一天晚上，伯特去参加两个同事的告别派对，他们中一个人找到了新工作，另一个要去读研究生。中途伯特去洗手间，在他洗手的时候，他上司的老板——部门经理就在他旁边的水池洗手。伯特和这个经理在一些项目上打过交道，于是他主动打了招呼。经理点点头，没有停下洗手的动作，在他拿纸巾擦手的时候，目光看着别处说：‘孩子，你就当我从没和你提过这件事，但是你得想想怎么办自己的告别派对了。’伯特一头雾水，想问些细节问题，但是这位经理摇摇头说：‘你只要听我说就行了。’伯特闭上嘴，经理深吸了一口气说：‘你是一个聪明有才的年轻人，但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发挥你的优势……对此，我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你上司也要承担责任，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自信的人。还有是公司运营的问题，这很让人难过，但这是事实。’经理把纸巾丢进垃圾桶，说，‘祝你在派对上玩得开心。’然后就走出了洗手间。”

霍华德听了，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我要管这叫水池边的顿悟。”

“伯特也是这样想的。”我回答说，“他花了几天才琢磨过来。他没想到原来公司还有不知道怎样用人的时候，他的上司不器重他的原因竟然是她害怕受到伯特的创造力的威胁，另外，公司高层竟然也没想改变现状。”

“伯特知道真相后是怎么做的？”霍华德问。

“他恢复平静后，接受了经理的建议。他开始考虑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他行动起来，四个月后就举行了他自己的告别派对。有趣的是，他把这段经历当成又上了一遍学。他决定不要让自己再像从前那样，让用人单位限制他核心才能的发挥。此后，他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更看重他的才能能否得到发挥。在做年终总结时，他总是会提出在下一年会如何让自己的才能施展得更为全面，还有哪些方面是需要他改进的。”

“还有我相信你会很欣赏他的一点是，”我说，“每次他面试的时候，都会给他未来的上司讲述他那段‘洗手间的顿悟’的经历，并且询问他们会怎样处理类似的情况。这个问题每每会给他带来意外的收获，尽管有一次他得到的回复是冷嘲热讽，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那份工作。”

“做得好。”霍华德说，拍了拍方向盘以当鼓掌。

之后我们陷入一片沉默，在快到我住的酒店时，我说：“伯特可以很好地处理职业早期出现的这个转折点，可面对同样的困境，詹姆斯选择的却是自欺欺人。”

霍华德笑着点点头。“你明天有什么安排？”他问道。第二天早上我有时间，于是我们决定在我住处的附近走走，参观一下历史古迹。“每天压力这么大。”霍华德说，“让我们都顾不上注意身边那些伟大的东西。”

第二天，我们先去了罗伯特·古尔德·萧上校的纪念馆，就是他带着非洲裔美国士兵在南北战争中奋力反抗，电影《光荣战役》讲的就是他的故事。然后我们又来到老北教堂，就在这里，在1775年4月的一个深夜，保罗·里维尔那著名的夜骑传奇的两束光点亮了教堂尖顶。（这算不算是一个转折点呢！）在我们这次小小的探访名胜古迹的游览过程中，我们聊到一些伟大事件，像独立战争和内战的意义对我们当代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及现代意识形态是如何重新解读这些历史的。老北教堂坐落在北街区的尽头，紧邻波士顿著名的小意大利区，于是我们找到一家咖啡馆点了冰卡布奇诺。

喝着冰镇饮品，霍华德把话题又转回到前一晚我们聊到的内容。“你昨晚问到的那个问题，”他说，“自欺欺人的意思是你过于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说，“硬币的另一面也可能代表坏事：自欺欺人的反面，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就没法发挥你的潜质。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表现得十分谦卑，不让自己表现得太过拔尖。所以我们别忘提醒自己，无论何时，自信是件好事，自信不等于自满，知道自己的优势何在也不代表你就能得到自我提升。”

霍华德喝了一大口饮料，继续说道：“我们太看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尤其是在工作中遇到的人。很多人被动地让他们的雇主定义他们是谁，他们擅长什么。这些人都坚信公司‘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怎样才能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能力。一些成功企业自然懂得这个道理，并且可以运转得很好。但是，很多公司并不懂这些，他们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发挥雇员的才能。

“有时，那些结构复杂观念古板的公司会把这当成一种管理方式。又或者，有些公司更看重结果而非过程——这导致了员工付出的努力与结果之间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公司把误打误撞当作成功的要素，而不去看重努力与技能。筹款行业就是一个好例子：好公司会看重你这一年对捐赠者进行了100次的拜访，而没什么经营能力的公司只会看重你给公司带来多少钱，并且会把这看成运气和时机好，而不是你努力的工作。”

他停下思考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很多经理人，包括那些好心肠的经理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拓展员工的能力。我们需要打破常规，而不是每天循规蹈矩，我们需要加倍地努力。如果有员工提出了不同凡响的意见，无能的经理人就会感觉自己的位置受到了威胁。如果像伯特的上司那样缺乏安全感并且害怕别人比自己更强，就会故意让她的员工能力受到限制。”

“这让我想起你说过的，”我说，“一个‘一流’经理人会雇用‘一流’的员工，而一个‘二流’的经理人只会雇用‘三流’的员工，以此类推，还可以加上：一个‘三流’经理人只会让整个团队的能力也降到‘三流’。”

“你说得没错。”霍华德叹了口气。

“告诉你吧，我最近认识的很多人都和伯特的情况类似。”我说，“其中一些人的遭遇甚至可以用你所说的生存危机来形容，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公司提供给他们的发展空间严重不吻合。”

“这词用得有点儿重，为什么要说生存危机？”霍华德问。

在回答他之前我思索了一下。“因为他们面临的状况削弱了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对自己产生疑问。”我说。有件事困扰我很久了，在说出来之前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好，很多人害怕改变。他们停留在原地，虽然工作很努力，但仍在专业知识积累和进步上落后一大截。公司的整体发展目标限制了他们个人能力的发挥，让他们感觉自己很无能。我的一个朋友说那感觉就像是在马拉松训练中被一群不全力发挥的队友包围着。不管是从身体还是精神上，她都无法冲出这枷锁，她担心再这样下去，她的核心竞争力也要被磨光了。这种斗志杀手的力量几乎快要把她摧毁了。”

“这种情形甚至会给她这样能力卓越的人才带来负罪感。”我继续说道，“虽然他们的水平达到了雇主的要求，老板们对他们能否超常发挥并不感兴趣，但雇员们却希望自己能够尽心尽力。他们认为拿了钱就要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完成工作。偶尔他们会想‘这周我不想努力工作了’，一时间还会觉得很开心，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因为不能取得进步而变得消沉，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也坐视不理，遇到情况时也无动于衷。他们的精力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被消耗着。他们一直强挺着，听到的却都是类似‘这个主意很好，但我们不感兴趣’，或‘干得不错，但我们不会用它’，或‘谢谢你提出建议，但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直到最后，他们要面对挑战他们道德底线的选择——应该少干一些活，还是被这种境况逼疯甚至产生愤恨。

“现在经济形势又这么紧张，这些人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这样毫无挑战的工作环境让他们感觉痛苦，留得越久，就越难从这个环境中逃脱。但是离开也是有风险的，尤其在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才能的时候。”

霍华德点点头，把手搭到我肩膀上，说：“相信我，我完全理解你所形容的这类人。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别人告诉他们要踏实肯干，这年头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而他们却感觉身陷迷宫。三十年前我在哈佛的同事就有这么想的。”霍华德苦笑着说，“可人们往往低估了自己在艰难处境下把握命运的能力。即便是在最令人抓狂的迷宫里也是有出路的。他们需要做的是积极主动地做出选择，而不是被动等待下一个机会的降临。

“记住，成功的企业永远都在适应经济形势，会随时改变经营的战略和目标，也会为自身投资，它们发现自身潜质并加以发展，然后为即将遇到的机会做好能力上的准备。实际上，不管是对我们自己还是依靠我们的人，我认为我们都有责任这样做。”

霍华德叫来服务生，又点了两杯咖啡。“我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和雇主的潜力，并向雇主主动展示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如果我们不主动寻求这种机会，我们就不是在糊弄别人，而是在欺骗自己。最终将自食恶果。”

*　*　*

只有过度自信或自负的人不会质疑自己的能力，也不会在为自身能力寻求最大发展空间时感到纠结。HSN（家居用品在线购物）公司的总裁明迪·格罗斯曼曾对我说：“我工作时最大的动力就是不想让那些依靠我的人失望。”美国教育行动（TFA）的创办者兼总裁温迪·科普也总是担心她毫无经验，不能很好地运作这个全国性组织，尽管TFA的成功证明了她的顾虑是多余的。

在刚刚踏入职场、换工作，或者迎接新挑战时，你会很容易低估或忽视你的潜能。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霍华德辞去霍华德·斯蒂文森商学院的教职后，接替他位置的是汤姆·艾森曼。汤姆是一位富有声望的哈佛教员，但他还是把这段经历称为“班门弄斧”。

“我还在读研的时候霍华德就是我的良师益友，现在让我接替他的职位，这让我感觉受宠若惊。”在宣誓入职后，汤姆这样对我说，“毕竟，我的职业路线都是在他的帮助下才规划出来的，在我刚入职时他对我帮助很大。在学成之后，我却搬进他待了几十年的办公室，这真是既自豪又尴尬，感觉就像是一个自不量力的人来篡位。”为了让自己感觉好受一点，汤姆请霍华德在办公室留下些东西。霍华德留给他一尊象头神的雕像，那是在印度教中代表智慧、爱欲、谦卑的神，也是起始之神和排除万难之神。“这对一个刚刚接手了新职位的人来说是一种再贴心不过的祝福。”汤姆回想道，“尤其是对我这种教授企业管理学科的老师来说，我需要一个开启新纪元和排除万难的大师指引。”

我也曾质疑过自己选择的路是不是正确，在我创业初期，这种想法几乎一直伴随着我。后来，我学会了预估新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应对各种情况的计划。

不过，在我开窍之前，我只是一个刚刚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职场新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好生活酒店连锁企业创始人奇普·康利手下干活。奇普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智者，他能包容员工那些疯狂的点子，乐意让员工提出与众不同的想法。于是，我这个二十二岁拥有过度自信的年轻人，不断地为新产品和服务提出建议和“更好的”战略。毕竟我在世界上最好的酒店管理院校读了四年大学，我应该对每个问题都对答如流，对吗？多年以后，我想如果我当时有现在的经验，我就不会显得那么幼稚。

现在看来我的那些建议是多么不现实和不实用，然而奇普总会耐心地指出我的建议中被我忽略的问题。不久之后，在我的建议一次次被拒绝后，我开始质疑自己的能力。我真的适合这个行业吗？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是太高？我是不是应该辞职，选择进入传统的银行业、咨询业或是企业？

一天，奇普察觉到了我的闷闷不乐，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我觉得我在工作上让他失望了，我没有同事们有能力。

“别傻了，你做得很好。”奇普的话消除了我的疑虑，“我录用你是因为你总能提出新点子，我不需要你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对他表示了感激，但我还是觉得与我共事的人比我懂得多。

“也许吧。”奇普的语气里带着罕见的厌恶，“那是因为他们只会提出简单的问题，而不敢去挑战更难的问题。他们从来不想进步。你不会从他们那里发现精密的点子。”

“而你，无时无刻不在渴望进步，实话说，有时甚至有点儿过了。”奇普继续说，这验证了我是不是快让他发疯了的推测。“但我更希望你保持这种状态，而不是犹犹豫豫，因为你总是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

“记住。”奇普说，“每个人都是空有皮囊，外表光鲜。”

“什么？”我问，不明白我们怎么又开始讨论这种有深度的问题了。

看我一脸疑惑，他大笑起来，说：“热爱表现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弱点，这是人类的天性。同时，我们还会低估自己的能力，不切实际地放大自己的弱点。如果你会读心术，你也会看到他们的担忧与自卑。”（我发现，奇普的这个发现也适用于形容各种企业：无论规模大小，工作量多少，公司架构或企业文化如何，一般都是外部比内部要光鲜。差不多我在世界各地所见过的公司、院校、非营利组织、私营企业或咨询公司，在局外人看来光鲜，却在知情人那里显得一文不值。）

我能明白奇普所说的透过别人的眼睛看问题。我也很感谢他对我怀有这么强的信心，但我还是不知道他把我留下，想让我发挥什么样的才华。因此我抛开了自尊，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我提不出好点子，你当初又为什么雇用我？”

“只要能提出问题，就终将能找到答案。”他说，“你比别人都有预见性，就像打曲棍球时你更能预测出接下来的传球路线。现在你虽然感觉有点失落，可有了经验后你就会让其他人黯然失色。”

多年以后，我和霍华德坐在咖啡馆里，我回想起那段对话。“在那之前，我从没像奇普那样把我的优势看得这么清楚。”我对霍华德说，“他的思路对我发现自己那些强有力的优势很有帮助，这使得我在之后的职场生涯中做得很出色。如果没有他，我是发现不了自己这些内在优势的。”

霍华德点点头，重复了一遍那句话：“人都有光鲜外表。”我觉得奇普的精妙短语有时的确有如雷贯耳的效果。我们很容易受到危机感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能力发挥的效果大打折扣。很多人都会低估自身的潜力。定期“刷新”你的自我评估是很重要的，要随时在新形势下转换自己的角色。因为很少有上司会主动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需要更大胆一些，虽然也许你对现状很满意，但你可以挑战更重要的工作，因为你有那个能力。”

“看来伯特就属于这种少之又少的幸运儿。”我说，“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想要让自己的职业之路走得更远，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们把专业技术和潜力发挥出来呢？”

霍华德啜了一口饮料，在回答前稍微思考了片刻：“有几个办法。”

“首先，不要去管你的缺点。把注意力放在挖掘和发挥你的能力上面。”看我很不解的样子，他继续道，“我知道，大多数人觉得这是有悖常理的。还在幼儿园时，老师就教我们要勇于发现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加以改进。但是，人类可能有上千个缺点，我们改掉缺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我们的缺点一般又都涉及我们不感兴趣的事，而要改进自己又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和情绪。总之，太重视你的缺点，只会导致你的失败。”

“但是每份工作都有对能力的基本要求，有时你为了能达标也需要改进自己某些方面的弱点。”我反驳道。

“保险起见，千万别做你心里没底的事。在你擅长的领域发展，能够激发出你更雄厚的力量。记住，即便需要你发挥能力，也不意味着需要你做到事事完美。”

“刚来到曼哈顿工作时，”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最高的大厦都集中在中城，而上城和下城都是些矮得多的楼。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中城的地质最稳固，最适合建高楼大厦。这印证了你的隐喻，要将你的职业生涯建立在最稳妥的基础上。”

“没错。”霍华德说，“在研究过那些成功领导者的经验后，更加印证了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成功源自发现自己擅长的，然后坚持做下去。所以我说，在你擅长的领域发展，才能让你在公司里找到适合你的位置，进而全面发挥你的潜力。”

挖掘个人职业潜能的第二个关键因素，霍华德建议是假想一下你在什么领域会比较有优势，想想在这个领域中你都处于过什么情境，做过些什么，问自己一系列的问题：

无论是在工作、志愿活动中，还是社会交际中，在什么情形下哪些工作中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在什么情形下人们会乐意接受我的帮助，并且热切地希望我能加入到他们当中去？

以上列举的情况有什么共同的模式或共性？基于这些信息，什么样的条件下我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我的长处？

这些条件在哪些职场角色中有所体现，是当下的工作还是其他什么地方？

“你应该问自己每一个问题。”霍华德说，“然后再把你的答案拿给熟知你的人，伴侣、好友、可信任的同事或前同事。告诉他们，你在寻找自己的职场优势以及最大化利用这种优势的方式，记住无论他们给你的反馈是对你有所帮助的，还是毫无用处的，你都要心存感激，要把这些反馈都当作有用的分析数据。”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他补充道，“要注意在非典型的情况下你也要合理地利用自己的长处。要保持开放的心态，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办法、角色发挥你的长处，以实现你对精神遗产的追求。可以效仿一下那些跟你有类似优势的成功人士。”

“记住。”他提道，“不要让自己为了经营自己的事业而成为一名‘经营者’。”

这句话让我想起我的一个老朋友芭芭拉，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我告诉霍华德，芭芭拉最大的优点就是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头脑灵活，积极主动，她还拥有韩国武术跆拳道的黑带。她热爱与人共事，但朝九晚五的人力资源和专业培训的工作使她感到厌倦。因此，芭芭拉将她的特长加以利用，创办了一家职场女子防身术培训中心，拉来一些商务企业、健康推广公司和其他一些团体做赞助商。一段时间之后，她的这个项目发展成了健身中心，甚至还有在职培训。“她知道沿着这条路发展下去，她不会致富，因为她会面临一些从未接受过的挑战，比如财务和债务的管理。”我对霍华德讲，“但她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她觉得能这样开发和利用自己的优势是很好的体验。她喜欢用这种方式拓展她的人生道路。”

“谁也想不到这个商业点子行得通，对吗？”霍华德开玩笑说，“不过芭芭拉能打破传统职业规划的限制，发展自身的优势，很值得肯定。”

时钟响起，已经是中午了，我要去见客户，而霍华德要和他的儿子安迪吃午饭。我们喝完卡布奇诺，溜达回我住的酒店，霍华德的车还停在那里。在走回去的路上，霍华德又做了一些补充。

“艾瑞克，我们说了这么半天，假设的前提都是在现有的情形下我们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但是很明显，现实中有许多不符合我们所说的情况的案例，也许我们在所处的环境中还有进步的空间。要知道，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很多短期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要确定你紧紧抓住了当下每一个机会。

“例如，没有获得晋升机会或没有得到渴望的项目确实是件很郁闷的事，尤其当你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但这不意味着你走进了死胡同。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主动去和决策者沟通，试着理解他们的意图。我会问他们如果我想获得下一个机会的话需要做哪些改进。我也会问问他们能否增加一些机会，这样我在完成手头工作之外还能接触一些新挑战。或许在我拓展技能和证明了自身能力后，能够得到老板的赏识。”

“如果你得到的回应都是否定的呢？”我问。

“我说过，利用他人提供的一切数据。消极或无用的回复也可以视为积极的。如果你在听到此类信息后能诚实地面对自我，实际上这些信息更有用。”霍华德回答道，轻轻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

回到他的车子旁，我拥抱了他一下。他祝我回纽约的路上一路平安，并问候了珍妮弗和孩子们，然后上了车。我看着他开车离开，心想我能认识这么睿智和善良的人真是天大的荣幸。除了他为人所知的光鲜面、多年极其成功和显著的事业，他还可以读透别人的内心。他既能理解二十几岁职场新人内心的不安，也能理解四十几岁中年人急于寻求新发展的迫切渴望。这就是为什么说霍华德是一个智者。

他给这两类人的建议都是：很多人在生活工作中感到成功而充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技艺超群，信心百倍，而是因为他们都有自己对于成功和卓越的定义，并且一直朝着自己心中的目标不断前进着。

嘉宾故事：鲍勃·皮特曼

在与鲍勃·皮特曼进行过一番深入广泛的对话后，我坐在这里，不由自主地试着把鲍勃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融合在一起。

第一幅画面是鲍勃给人的整体印象：他是有线数字娱乐产业真正的先驱；同辈中极具完善营销眼光的人之一；慈善活动的领头人，凭借在教育领域和反贫困活动中的卓越贡献而荣获“Ripple of Hope”奖。

这幅画面是建立在鲍勃几十年来所创建的丰功伟业的基础上的。鲍勃成功打造了MTV台和VH1台；他为学龄前儿童创建了儿童有线电视网；他还将MTV台从电视网打造成有线网的第一个收费网络。此后，作为美国在线的总裁，他为AOL创造了巨额增长——他使在线传媒和在线贸易走入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在AOL和时代华纳的并购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远离聚光灯的投资行业闯荡了几年，成立了一系列公司后，鲍勃又迎来了人生中的另一个巅峰挑战：他坐上了世界最大媒体集团清晰频道广播公司的头把交椅。这家公司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广播集团（目前已有850档电台节目，而这个数字还在被刷新），还有可能是世界最大的户外广告运营商，最近又推出了iHeartRadio应用程序。这些年来，鲍勃在慈善界和非营利组织做出的贡献也颇多——协助创办了MTV台的“拯救生命”演唱会活动，推出美国在线的网络教育项目，在纽约城和纽约公共剧院成立救助贫困人士的罗宾汉基金会，他还是红斑狼疮研究协会的董事会成员。

与这种“世界之王”形象同在的还有鲍勃的另外一面：一个出生在密西西比杰克逊的年轻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方种族隔离区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卫理会白人牧师，因为在卫理会教堂中提倡种族融合而遭到三K党报复；鲍勃的生活很贫苦，在高中和大学时期他一直半工半读。

如果你对鲍勃了解不深，初次见面时你不会想到他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你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口音——他的声音很低，吐字清晰，这是他的第一份职业，电台主播为他打下的基础。随着你与他谈话的深入，就能发现在他从男孩成长为男子汉的过程中，他的智慧、品德和性格都从未改变。这其中的内在关联就是他最显著的特点。

他童年的一段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改变了他对自己的认知和他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这个经历就是，当时只有六岁的他从马背上摔下来，最终失去了一只眼睛。

“在我回顾往昔时，失去一只眼睛对我的人生经历产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了。”鲍勃回忆道，“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大家对待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孩子是十分无情的。我每天都会被别人欺负，日复一日，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多余的人。雪上加霜的是，我必须习惯人们不会把我看作鲍勃，而是把我看作少了一只眼睛的孩子。”

我问他在开创了事业之后，往日的经历对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真的很高兴能够离开密西西比。我接受了电台的工作——一开始是播报，然后是策划，我去了密尔沃基、底特律、匹兹堡和芝加哥，最后在接受了WNBC（编者注，美国一家商业广播电视公司）的工作后留在了纽约。”他回答道，“实际上，或许我是我家里第一个离开南方的人，我的祖先在19世纪就到达密西西比了。

“在20世纪60年代的人权斗争中我也曾十分激进，因为我知道被社会冷落的滋味，因此我做了很多相关的社区工作。

“从职业角度来说，我的经历让我能更从容地面对挑战。也让我拥有比周围人更多的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这培养了我的个人能力。

“另外，我也非常愿意帮助人们取得进步，帮助那些有能力的人获得他们值得拥有的。如果我可以作为领导者建立一支团队，我愿意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团结积极地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我问鲍勃童年的那些经历是否会让他感到气愤或沮丧。

“毫无疑问，我依旧忘不了那些艰难的经历。但是我天性乐观。”他解释道，“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旅行——是各种经验的集合体，即便是消极的事物也会让你学到不少东西。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才有了今天的我。”

“生活中的所有事都是新事物的跳板，”他总结道，“我认为获得幸福的关键就在于始终要用积极好学的眼光看世界。”

第8章　镜中的马赛克

这不像你从架子上取下一件西装，西装上面还标注着“成功”“圆满”或“富足”，你只要穿上就行了。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霍华德出生在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刚刚摆脱了经济危机困扰的美国又要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冲突。霍华德出生于1941年6月，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拉开了战幕。六个月后，珍珠港遇袭，直到2001年9月11日前，这都是对美国最沉重的打击。

霍华德成长于犹他州霍拉迪的一个小镇，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动的乱世中，一个男孩更希望能得到经验十足的年长者的指引。他发现加入童子军训练营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他在十二岁那年加入了童子军，并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优胜勋章，提前进入了本该是十四岁等级的“鹰级童子军”。加入童子军的经历对他影响颇深，他们的格言“时刻准备着”，恰恰也适合商界企业家们。同时，他也深深懂得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还获得了强烈的为社会服务的意识。

宗教信仰是犹他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霍华德成长过程中他经常会向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称“摩门教会”）寻求帮助。虽然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有神论者，但在青春期早期阶段他的逻辑分析能力开始萌芽，他开始觉得自己对摩门教义产生了怀疑。虽然他身边的人因为他缺乏宗教热情而感到有些失望，霍华德自己也觉得与周围格格不入，但在家人的帮助和不断学习下，他最终找到了人生信仰的道德指南。

除了对于宗教信仰的分歧，霍华德的家人在其他方面给了他无限的支持与指引。在霍华德出生时，他的父亲拉尔夫还在海军服役，实际上就是在日军袭击的珍珠港服役。斯蒂文森一家就住在离海军基地不远的地方，只有六个月大的霍华德可能都能听得到炸弹爆炸的声音。拉尔夫在“二战”中表现出色，在最艰苦的太平洋战争中负责军事指挥通信任务。战争结束后，他凭借自己在通信技术上的经验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他先是开了一家收音机用品商店，然后又开发了定制音响系统，最后成为美国西南部地区最大的音响制造商。

拉尔夫性格温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一直鼓励霍华德对生活提出疑问。霍华德从他父亲的事业中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为什么他要卖出这个产品，而不是那个；为什么他要和这个人做生意，而不是另外一个人。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就是价值永远不是体现在嘴上，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我从霍华德那里听到他说得最多的关于他父亲最珍视的价值就是“为有需求的人提供帮助”和“让人买到的东西物有所值”。

“鉴于这些原则，”霍华德开玩笑说，“我父亲从来也没有成为一个富翁。可另一方面，无论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从我的角度来看，霍华德完全继承了他父亲的价值观，并且将之发扬光大。他永远都不会拒绝向同事、学生、朋友伸出援手；作为一个商人，他知道如何既能让客户感觉物有所值，又能让自己赚到钱。因此，像他的父亲一样，无论他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他这一生中所到的地方和见过的人简直数不胜数。

多萝西·斯蒂文森是霍华德的母亲，也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虽然她只有高中文凭，但她却拥有灵活的头脑和强烈的好奇心，霍华德从她这里继承了这些品质。这样一个传奇般的女人，性格中有特立独行的一面，她是犹他州第一位获得无线电操作员资格的女性，她不屈不挠的性格特点在霍华德身上也有所体现。

霍华德的婶婶、叔叔和他的祖父母和他家住得很近，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同样很深。他有一个身为专业会计师的婶婶，从她那里霍华德学到了对财经的敏感。他的叔叔是个颇具创意、勇于跳脱常规的商人，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坏点子，只有没有实行过的点子”。霍华德的祖父是一个酷爱登山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年满八十五岁时依旧对探险抱有无穷的兴趣。

回头看看霍华德的家人遗传给他的这些性格基因，我们似乎可以倒推出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霍华德。但是霍华德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犹他州的人身上获得的品质、视角、经验，与如今他所成为的这个成功人士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比起其他成功人士，我所知道的霍华德是一个靠自己的力量成功的人。一方面，他的父母没有留给他很多钱，财富积累上他算是白手起家；另一方面霍华德读到高中都根本没有听过“企业家”这么个词，而且在1959年读大学前他从来没和有MBA学位的人打过交道。

霍华德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标志性人物。他尊崇他的家庭，尊重他身边的社会，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很多，霍华德从来不把某一个特定的人当作自己的偶像。他从没把自己当名人，也从不步别人后尘。相反，为了指导自己，他构建了一个“马赛克”样式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包括他自身获得的经验、教训、意见、原则、理念。通过这个集合体，可以使自己对自身、他该做什么、未来的路在何方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识。

霍华德的马赛克概念是让我对他极为崇拜的原因之一。我真的很欣赏这样的理念，虽然借鉴身边人的经验和知识，但不照搬他们的路数。你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个多层面的构想，这是你综合吸收你周围的人的优势的结果，但不是刻板地照抄。

我成长在新泽西郊外的一个中产家庭，我家离纽约市区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我的家乡似乎缺少那种社交、文化和经济共存的大环境。我的高中同学几乎没有去读大学的。人们对成功的定义是“拥有一份能干一辈子的工作就足够了”。我母亲是一名拥有三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在我父亲的生意经历大起大落时，我母亲的收入就用来平衡家庭收支。他们工作都很辛苦，虽然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我和我的姐姐也没有缺衣少食。我们既算不上贫穷也算不上富有。我们像很多家庭一样也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大起大落导致的艰难时刻。

对我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我和家人之间总有种“距离感”，我父母总是开玩笑说在我出生时肯定跟别的孩子搞混了。他们的性格直来直去，低调而普通。而我总是尝试新东西，寻求冒险，希望自己能够出类拔萃。我是高中班上唯一的犹太人，而我所处的环境对我来说发展的空间实在是太小。幸运的是，我最好的朋友维克拉姆，印度裔的移民，他像我一样似乎也与周围这个狭小的环境存在“距离感”，也在努力靠自己的头脑跳出这个限制多多的环境。

维克拉姆和我在对职业前途的距离感看法上有些共识。我们都想去征服世界，勇攀高峰，而周围能理解我们这种野心和理想的人却少之又少。我们身边其他的朋友都不像我们这样内心充满各种疯狂想法和远大目标。同样，我们身边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没有人指引我们踏上一条正确的通往梦想的职业之路。但这对维克拉姆来说更不是问题，他是一个十分专注、自信并且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在很小的时候，他就确定了他的职业目标——他要成为一名华尔街的精英，此后他就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着。（现在他是一名十分成功的投资人，兼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及作家。）

我的职业目标则没有这么容易就定下来，其间还颇费了一番工夫。（试想一下，1988年我上高中那会儿，如果你的雄心壮志是“勇于创新，发展人脉，创业奋斗”，那要走什么样的人生路呢？）因此，我感觉有些迷失了自我，就像走失在新泽西西北部的森林里，因为没有指南针的指引而盲目地兜圈子。

谁承想，我人生中的头两位引路人就在前方等待着我，就在位于新泽西州西北部最大的淡水湖边的森林中。说得再具体点，在湖边一家名叫杰斐逊的夏日餐厅中，我的领路人们正在忙着做晚饭、倒饮料和招待客人。

比利·奥思和艾伦·奥思是一对兄弟，他们两个负责经营杰斐逊小屋餐厅。他们一个不到四十岁，一个四十岁出头，从他们的父亲在四五十岁时买下这里开始，这家餐厅已经经营了二十几年。这些年来，他们的生意越做越精，越做越多样：这个餐厅在夏季正常营业，在淡季只承办酒席。

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刚刚读完九年级。我和家人去过几次杰斐逊小屋餐厅，我非常喜欢那种被碧波和森林环绕的静谧环境。我喜欢趴在湖边的餐桌边看船只进港；我也很喜欢这家餐厅的老板们，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超大的可爱友好的芝麻街布偶。因此，在选择去哪里打暑期工时，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我了。虽然我没有工作经验，但老板兄弟俩被我的热情所打动，让我负责烤汉堡和鸡肉，还有炸薯条。

在我给他们打工时，艾伦和比利已经靠这个餐馆挣了不少钱。他们随时都可以退休。但钱不是他们经营的重点。他们享受每天的工作，如同他们能从烤肉和与顾客谈笑的过程中汲取能量。

艾伦原本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后来突然跳进了餐饮业这个圈子。在闲暇时，他喜欢在杰斐逊小屋里利用一切工具和系统倒腾电脑，修修补补。他这个人胖乎乎的，总是留着凌乱的发型，蓄着大胡子，喜欢穿旧短裤和马球衫。他这尊容不像是个头脑灵活的科学家，反倒像个在厨房里忙翻天的大厨。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一个本可以在美国宇航局工作的人却如此热爱他现在的职业——烹制汉堡包。

比利则负责餐厅的台面工作，招揽回头客，安排服务生上菜、调酒、收拾桌子。他拥有能让所有人都保持好心情的能力。他个性洒脱、热情，机智风趣，即便在服务生忙不过来，客人抱怨等待时间太长时，还有遇到有人喝多了闹事时，他都不会发脾气。作为一个年轻人，我非常佩服比利的应变能力，有次他甚至“带领”一个成心闹事的讨厌鬼下河去游了一圈，这举动赢得了所有客人和员工的掌声。（而艾伦在遇到问题时就会采取直截了当的应对方式，比如手握他从厨房里带出来的铁锅站在不远处虎视眈眈。）比利是我遇见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执行“公关”的人物。也是他决定让我在厨房里给他兄弟打下手，这样就可以让艾伦有机会照顾下餐厅的其他生意，或者抽空休息一下。

连续三年夏天，我都泡在餐厅那火热嘈杂又拥挤的厨房中，而且乐在其中。我喜欢和艾伦一起工作，他是一个善良、有趣，脑子里充满疯狂想法的家伙。我喜欢在休息时间趴在露天餐桌边，跟比利和一大群友好健谈的客人东拉西扯。在下班前，我把厨房锁好，跑回到桌边听兄弟俩谈论这一天的收获。他们的话题面很广，甚至包括各种闲扯，但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迷你教程，教会了我如何运营、管理以及面对每天的挑战，最后成长为一个拥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尽管艾伦和比利都不承认他们这样神通广大。）

我怀念起这些夏日时光是有原因的。我喜欢在那样令人沉醉的地方，站在码头边感受微风拂过湖面带来的清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艾伦和比利是引我走上商业道路的领路人。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原来他们就是我最早接触的企业家，从此从商的种子才在我心里开始萌芽。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与客户建立的良好关系，与员工相处的模式，为我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非常注重团队协作精神，而且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员工还是客人，都像家人一样充满了关爱。他们对我确定职业人生目标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还为我写了给康奈尔大学的推荐信。直到今天，他们都是我的助推器，每次都满腔热情地迎接我和我的儿子们的到来。

比利和艾伦对我生活的影响非常大。他们在我从男孩过渡到男人的这个阶段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也是我过去二十五年的职场和个人社会交往的启蒙老师。虽然我并没有完全按着他们的职业路线发展，但我依旧把他们当作我的偶像。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广泛的朋友圈，并且生意兴隆。我也把他们当作我的第一代领路人，他们的支持和建议引领我接受了相关的教育，走上了职业道路，并且用他们的经验和创意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生意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塑造了我一生的职业道路。

*　*　*

我曾不止一次看到别人做了蠢事时，霍华德失望的样子。（一般当你第一次犯错时他不会做出消极的反应，虽然有失望，但他还是会给人留一些面子。但如果你是第二次犯错，你就会看到他垂下眼睛，失望地摇头。）我见过好几次在遇到别人故意歪曲或误解事实时他发火的样子。

我依旧记得，那个让他对我失望的时刻。

有一次我们在洛根机场等航班。我们又讨论到精神遗产的话题，他问了我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他问我当追求两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目标时，我会如何处理。而我当时轻率地回答：“其实吧，霍华德，我只想根据你的生活经历写点儿东西，其他就顺其自然吧。”他挥挥手表示不接受我这个答案，又问了我一遍那个问题。“真的。”我回答道，“除了听你的话，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当时我自以为聪明地想开个玩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确也在寻找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逃避他的问题，所以我才会选择对问题视而不见。

霍华德很容易就发现了我脸上那种逃避问题的神情，我想拿“霍华德·斯蒂文森是榜样”做挡箭牌，他脸上的表情从刚才的温和好奇变成了严肃认真。“拿我当榜样是一码事。”他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但如果你只想做我的克隆人，那我可真会被你气死的。”

这句话就像打在我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我呆呆地坐在那儿，等回过神来时，感觉羞愧难当。

大概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语气过重了，于是他用温和的口气说道：“你看，艾瑞克，你能这么崇拜我和我的处事方式，我非常感动，你在一定程度上还把我看作榜样。”

“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说。

“好吧。”他接受了我的回答，“我之所以反应这样强烈，大概是因为在我这个位置培养跟自己一模一样的接班人是很诱人的事，我从前的学生就有直接把我的想法和经验运用到他们生活中的实例。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这个，无论是商科、文科还是体育学科。你也见到过一些相似机构组织架构里，无论规模大小，营利与否，所有的领导都鼓励个人崇拜。但我工作的目的不是为这个，我已经受够了身边的这些个固定模式。”

“还有，我已经看过太多人们想要一劳永逸地实现职业目标的例子，而往往他们不能得偿所愿。”笑容重新出现在他的脸上，声音也变得轻快起来，“如果身边的人都在以同样的方式做事，那么我们身边就充满了穿着小丑服的克隆人。这种方法也许可以让你一时成功，在做事时省时省力。可时间久了，人们就会在工作中迷失自己。当他们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却只看到一张打着马赛克没有个性特征的脸。”

霍华德被我们航班的登机通知打断了。我们拿上行李，在走向舱门时他继续说道：“很多人，不只是年轻人，认为前辈的经验和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但这其实是误导，别人的经验不一定就完全适用于你的情况。连遗嘱都是按照个人的条件订立的。正是因为每个人经历的情况不同，才使得某种方式对某个人来说格外有效。老话说得对：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同样，你也不能完全照搬你的偶像的经验，还希望自己有同样的收获。你们经历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周围的人也不同……那不适合你。”

他冲检票的乘务员致以微笑，结束了他的思考过程。“这不像你从架子上取下一件西装，西装上面还标注着‘成功’‘圆满’或‘富足’，你只要穿上就行了。这种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你需要认真思考下你为什么佩服你的偶像，他们的闪光点在哪儿，你在设计目标和面临选择时怎么借鉴他们的优点。”

在登机通道里，我仔细想了想霍华德说的话。很明显，选择现成的模板用到生活中，套用别人的价值观是要容易得多。看起来是个好办法，又快又省力。

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这既不省力又不合理。

要是你真的想当一个克隆体……抱歉，现在科技条件还不允许。不过我希望能够成为霍华德，只要不离婚、患心脏病或是教书。（实话说，古典乐我倒是也可以放弃。）我希望拥有奇普·康利的事业，不过我不要住在旧金山，因为我的妻子和孩子离不开在新泽西的祖父母和表亲们。我仔细想了想，觉得我现在的事业比他的要酷很多。

霍华德提醒我，人生最美妙的一点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管我们自己和社会环境是多么努力地想要把我们塞进那种理想化的模具。（他最爱的一句格言是查尔斯·舒尔茨的“还是做你自己吧，别人的自我已经有主儿了”。）

他还建议，更好的办法是给自己找一个模范或榜样，从这个角度激励自己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细致观察和仔细思考别人是怎么确立自己的精神遗产，然后定位自己的。不要一味地模仿别人，你需要通过收集的信息来确定对你最有用和让你最满意的改进方式。

我希望更深入地谈一谈这个话题，很明显，霍华德对树立榜样这个问题，从内涵到实质上都看得非常透彻。我还想听听他有什么更高明的见解。在我们落座后，我问他：“如果让你现在选一个榜样，你会选谁？选他的依据又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我有几点建议。首先，我会告诉自己一个榜样意味着什么，又不意味着什么。”他停顿了一下，顽皮地一笑，“榜样应该是存在于成年人想象中的朋友。”这个回答带着明显的霍华德式色彩：纯真而暖心，简单而中肯，有趣而实际。“榜样不过是一系列的故事，是我们有选择地从这些人自己诉说的人生经历里挑出来的。榜样不过是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一个静态图像，是不会时时更新的快照。榜样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未来走向如何，但依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反映也不是完全精确的。”

“根据我的经验，只拥有单一榜样是错误的。榜样不该是单一的，而应该是结合了多方面——由许多不同图像组合而成的结合体。榜样应该是一个由各种各样你想成为的角色组成的一幅马赛克式的拼图，而每个单独的图像都应该在现在或将来与你的特质和个性关联着。”

“我刚还在试想怎样才能把这些头发花白的榜样的图像想象成存在于幻想中的朋友。”我说，“但你说的马赛克这个概念让我理解了。”

“很好，接下来就要说到我的第二个建议了。”霍华德说，“我要说说挖掘榜样的力量的不同角度。一般来说有以下三种：精神遗产、事业和组织或者说职业。这三种视角是三种不同的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互通性，是打开你视角的‘窗口’。”

当通过这个“精神遗产”窗口寻找榜样时，他说，可以反射出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借助他们的经历帮你完善和精炼自己的精神遗产。你不是一股脑儿地拷贝别人的经历，而是在筛选适合你的方法，比如他们的道德高点，他们投入精力的方式，家人和朋友在他们生命中的位置，他们是否富有同情心或与人为善，还有他们如何奋发向上实践诺言。最后，你要探索他们希望对世界做出什么贡献，而这会不会也给你带来关于精神遗产的灵感？

霍华德提议，在“职业”这个方面，要选择与你处在同行业中的榜样，这个人所做的选择也许恰好能让你在事业上产生灵感。“这是一个比‘精神遗产’微观一点的层次。这是让你可以发挥个人特长的窗口，可以让你对将来如何大展宏图有个大致想法，也可以及时认清自己不足的层面。”

霍华德指出“组织”和“职业”窗口是三者中角度最微观的一个。“这一个对目标的限制最小，主要是为你提供达成特定组织或专业的目标。以一个组织或专业的榜样为目标，证明你自己的能力，在你现在的老板面前力求机会，物色发展机会，用你自己的能力开拓出一片事业。”

“我想职业或组织的榜样都有很多‘可预测的价值’。”我说，“缩小范围，使得变数大大减少，你可以更好地预测哪些价值在将来是对你有用的。当然，他们都是一些需要你重组的价值，不能来者不拒地全部学来，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拼出适合自己的马赛克。”

“你说得很好。”霍华德回答说，“把这三个层面相互融合是很重要的。我说的不是简单地黏合这几个方面。你要想清楚，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那你的马赛克图像里涵盖了多少人？”我问他。

他想了一会儿，说：“实在是太多了。10个，20个，甚至更多。我从来没有统计过。这其中当然包括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弗雷迪，还有哈佛商学院以及公司的同行们……在我事业中被我当成榜样的很多人的具体形象已经淡化了，结构就像金字塔，顶上是精神遗产的榜样，中间是事业上的榜样，最下面是职业榜样。”

“多少其实并不重要。”他拍着我的膝盖说，“重要的是，我对自己是谁、要去哪里、能不能到达那里有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图像。如果我没有，我能不能发现这幅图像中缺少了什么。就算我能说出一个数字，但这个数字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过去我有那么多的榜样，但当我遇到新的挑战，过去的榜样所发挥的效应也就没有那么大了，在前行的路上我还将遇到更多问题，也需要更多榜样。现在我关注的是‘我能从那些退休后还如鱼得水的人身上学到什么’。”

乘务员推来了餐车，我们要了两份苏打水，等霍华德喝完，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我的下一个建议非常重要。”他说，“出自多年前我还是一名童子军时的感想：把同你一起获得荣誉勋章的人当作你的榜样。”

“这我就搞不懂了。荣誉勋章？”我问。

“在童子军军营中，工作和学习都是有指标的，如果你在某一个学科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知识，就能获得一块荣誉勋章，但是你没法得到所有的勋章。即便在雄鹰童子军中，能力最高的学员也只获得了21块勋章。生活中也一样，你得给自己颁发荣誉勋章，反映出你的个人价值和你注重的‘个人维度’。”

“如果想要获得勋章，你就需要在家庭、名望、良好教育、服务社区还有致富方面为自己寻找一个榜样。不过不仅仅如此。”他说，“在一个方面获得勋章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在其他方面努力。你一定要明白，赢得一个勋章也应该促使你向其他方面发起冲击。举个例子来说，在你获得了工作上的勋章之后你会发现代表良好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勋章也同样重要。”

“你说的听起来似乎很简单。”我说，“但在现实中人们大概都不会停下来想想榜样的现实作用。”

“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去模仿我们遇到的成功人士，但没有人会去注意这个人在生活中受到的其他影响。比如你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你认识了这家公司里的一些明星员工，你会不可避免地去模仿他们的某一方面。这对你适应新环境和了解企业文化是很有用的，但如果你单纯地去模仿他们，最后你会发现你得到的结果和你期望的大大不同。

“换个角度，一个渴望家庭生活的女人与希望在四十岁前挣得亿万美元的总裁的目标是不同的。一个珍视同事友谊并且人缘很好的人和一心只想高效多产的经理所获的勋章也不一样。专注于研究癌症手术的年轻勤奋的外科医生和更愿意在高级美容整形机构工作的同事的事业目标不同，所获得的勋章也不一样。不管哪种选择更高尚还是更现实，他们在投入个人资源和生活目标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自身情况与榜样的不匹配会导致沮丧，表现为以下两种形式：你会为没有达到榜样的水平而自暴自弃，或者每晚你独自回到家会有无尽的自我否定感。”

他把空罐交给乘务员，换了一副严肃的腔调：“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才会让人颇为费心地去给自己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榜样。虽然有的榜样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与我们相互匹配的，但实际上却有很多问题。”很明显他想起了自己的一段艰难经历，“在我刚到哈佛教书时，我发现很多教员跟我追求的东西很不一样。起初，我还想：‘怎么会这样？难道我们来到这儿不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吗？’但后来我发现，答案明显是否定的。”

“你是怎么发觉的？”我问。

“我发现了两个问题。首先，他们只在意是不是完成了教学目标，却不像我一样能发现其中潜在的价值，也就是企业创业学科教育。甚至还有人企图劝阻我接受现有的教学方式。我写了一份教学案例研究，希望能把教育重点放在培养企业家上面，他们却说我这是老掉牙的做法。”他无奈地笑笑，“其次，他们很难接受新的观点。对我来说教育意味着一切，做一个好老师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尝试的。老实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一年又一年的教学过程中变得麻木了。

“通过一些事情，我发现我想去效仿的这些人身上并不具备我想要的东西。他们对于成功有另一种意义上的解读，可最终他们也并不感到快乐。因此我辞去了哈佛的教职，并下定决心再也不会回到那里。那种环境下很难发现真实的自我。事实证明，哈佛教授型的榜样并不适合我的胃口，因为我所接触的这些人都让我没有兴趣视之为榜样。”

霍华德跟我说起他生活中的这段经历，一个希望自己能够全面发展的年轻教授的经历时，我对他当时决定辞去哈佛教职的勇气感到震惊。能在哈佛教书是全世界大学教授的梦想。而霍华德却在三十六岁的时候毅然离开，拒绝了这份终身合同，这在哈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最后，我意识到他当时只能这样做，这对他来说才是正确的选择。当时他身边的人对他所珍重的荣誉勋章并没有兴趣，因此他们也无法成为他心目中所想达到的目标。他非常超前地想到了他的精神遗产是什么，而这不是哈佛商学院可以帮助他完成的。霍华德的离任成了学校的转折点。几年之后，新任校长从全新的角度为哈佛商学院聘用了一批优秀的教员。霍华德，这位天生的老师，受到邀请重新上任并创建了学校的企业家教育项目。这段时间，霍华德终于认识了一批各有其优势的可以被他当作榜样的新同事。

“终于到了今天该总结的时候了。”他说，“真是可笑啊，这一路上我都在讲我这一生所做的选择和榜样。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他假装自负地自嘲道，“即使你的榜样所说的的确都对，但你也不能照单全收。”

我大笑起来，搞得邻座的女士直看我。“说得太妙了。”我对霍华德说，“你随便说吧，反正我也不会买账的。”这回轮到霍华德的大笑引得那位女士直看了。

“大多数人在回顾自己的成功之路时，过分强调了他们人生道路的目的性。”他说，“有些人毕恭毕敬地仿佛祈祷一般地问：‘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榜样们则会说：‘我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走向成功的每一步，一切都如行云流水一般。’

“他们这样说没有错，但他们每走一步时所遇到的困阻、障碍和重拾信心的过程都被他们无意识地忽视了。其实，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没错，他们是从起点开始到成功结束，但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可能费了好大工夫才知道怎样才能成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甚至还可能会倒退几步，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我明白，这验证了你的第一个观点。”我说，“榜样只是些案例罢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怎样才能达成目标。但是最后，我们得知道怎么把这些案例与我们的现实相结合。”

“就是这样。”他点点头，“其实这是借助他人经验，发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并确定目标的过程，别忘了想想别人现在的目标是什么，还有你为什么对他们感兴趣。千万别以为别人的成功都是理所当然，也千万别让自己走别人的老路。”

嘉宾故事：南希·布林克尔

艾瑞克·布林克尔和我已经是认识十五年的老朋友了，我们刚认识时，他初出茅庐，在一家合资企业为我工作。在那段日子里，他的从容不迫使我非常惊讶。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他母亲的大名则更是家喻户晓，但艾瑞克绝对是我认识的心态最踏实平和的人。他工作勤奋，思维敏捷，热爱家人和朋友。无论谁见了他，都会交口称赞：“真是个好小伙子。”

虽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么久，但我最近才有机会与他的母亲面对面，她就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官员南希·布林克尔。实话说，在见面之前，我并不太了解她。可另一方面，我想能培养出艾瑞克这样的儿子的，一定是位伟大的女性。另外，南希是一位颇负成就的女士，她名震四海。奥巴马总统在前些年为她颁发自由总统奖时就盛誉她为“可以抚平世界伤痛的镇静剂”。《时代》杂志也将她列为全世界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依照我在哈佛的经验，成就与谦逊并不是相互并存的。

在见面后，我发现南希·布林克尔绝对是我所认识的最温文尔雅的女士。开始我还以为她不会有时间见我，但她表示十分高兴见到她儿子的老朋友，接着就打开了话匣子。寒暄之后，我们开始聊起霍华德和这本书，她真诚地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想到邀请我做这本书的嘉宾，我可不像哈佛的教授那样聪慧。你知道吗，当年我的SAT分数可是伊利诺伊州最低的。在高中的时候我必须拼命学习才能获得好成绩。实际上，我那位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老母亲至今还在开玩笑说，那些赋予我学历和荣誉的学校打死也不会再同意让我重新回去。”她笑着说，“但我很高兴能帮到你。”

南希不过是自谦罢了，实际上她非常聪明，她知道我为什么想邀请她作为嘉宾——虽然她并没有故意为之，但实际上她已经成了千万人的榜样。

“我觉得人们在生活中能有榜样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我也有属于自己的榜样。”南希回忆道，“我家族的女性就足以为我树立很好的榜样，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她的祖母祖籍德国，帮助援建了佩欧利亚的红十字协会。她的母亲则在该地区成立女童子军夏令营的建设中表现突出，致力于宣传以善为本。“在我小时候，我母亲总会定期收拾整理我们的衣柜，如果发现有我们从来没穿过的衣服，她就会捐赠给慈善组织——不管我们想不想捐掉。她觉得我们不用的东西，肯定会有别人需要。”

这种为社会服务的传统由南希的姐姐苏珊继承了去。“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志愿者，全心全意地关心着身边的人。”南希回忆说。

苏珊一直在与乳腺癌奋力抗争，但不幸的是，她还是在1980年，年仅三十六岁的时候被病魔打倒了，这对南希来说是一个充满悲痛的巨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促成了南希对苏珊的许诺，那就是研究出治愈乳腺癌的办法，使世界上其他像苏珊一样遭受病魔折磨的女人早日解脱。为了实现这个诺言，南希创办了苏珊·G．柯曼医疗协会，意在引领全世界的乳腺癌患者战胜疾病，这个转折点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直支撑着南希不断前进。（南希在2010年出版的图书《答应我》中对创办苏珊·G．柯曼医疗协会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南希在致力于让协会在科学、医疗、公共卫生领域成为先驱的过程中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精力和脑力。自成立以来，这个组织已经在乳癌治疗、教育、检查等项目上筹集了约两亿美元的专项基金。这个组织的覆盖范围遍及世界五十五个国家，致力于帮助患病的女性（及男性）。从1983年创办以来，苏珊·G．柯曼医疗协会范围已覆盖全球，参与者从当时的八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五十万人。

“每当人们说起我是多么知名并且把我看作榜样，我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我的目标不是这个。”她解释说，“相信我，‘成名’可不是我想要的，我非常同意霍华德的名人文化论。但是，我是一个实干家，富有声望可以作为一种得力的工具，可以帮我达成最终目标：帮助全世界受乳腺癌折磨的女人摆脱病痛。”

不过她承认，每个人崇拜她的目的不同。她也知道，每个人都需要遇到挑战才会激起内心的热情。我问她能不能谈谈她希望人们怎样看待她。作为一个女人，南希经历了女儿、姐妹、妻子、母亲、女强人、外交官、作家、基金会董事还有生物医学研究传播者的多重身份转变，她一定有很多心得与大家分享。她的三个想法深深打动了我，也许是因为与我和霍华德曾讨论过的话题有关。

“纽约著名慈善家玛丽·拉斯克，在我建立柯曼医疗协会时对我影响很深。”南希回忆道，“我认识她时她年事已高，但她的智慧和人生经验令我折服。我感到非常惊讶，她的支持者竟然可以组成一个联盟。她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改变可以让信念不同的人团结到一起。我明白了如果你真的想解决大问题，就得先给自己定下长远的目标，建立真正的有创新的合作，做出承诺，然后竭尽全力履行承诺。当你拥有了这一切，就可以创造一种被我称为‘超企业精神’的文化，人们可以信任对方，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甘愿为对方冒险和犯错，从而获得进步。”

谈到推动这些进步的动力，“我坚信不断发展和可持续变化在事物中发挥的力量，即便过程艰难，但你知道一切皆有可能。”南希说，“一夜之间的变化都有可能天翻地覆，丰厚的利润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只要能把最小的一块拼图放到位，就有可能获得极大的成功，生物医药科技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想告诉人们，柯曼医疗协会可以带动一个人、一个社区、一个州，甚至一个国家参与其中。”

像霍华德一样，南希坚持认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一个清晰而且不断更新的认识。“对我而言，这种想法从未间断过，你不可能完美无瑕。”她说，“每天你都需要努力。从理想的角度来讲，你永远无法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因为这个世界在不断变化，你是追不上的。所以你只能不断接受现实和改变自己的视野，以适应这个新世界的样子。”

第9章　你的事业催化剂（上）

“只要我还能帮助别人，我就有义务出手相助。只要我还要开始新的征程，接受新挑战，我就一定要从前人身上学到点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催化剂吗？”在霍华德出院回到工作岗位后的一天，他问我。那天早上，我们一直专注于讨论他为这本书想到的一些新点子。聊着聊着，他突然提出了这个与我们话题无关的问题。

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拼命回想以前我在科学课上学过的定义（一切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我永远忘不了我在大学里得分最低的一门课，一门叫“物理之诗”的科学课）。“嗯……提高化学反应效率的物质。”我回答道。

“严格来讲，催化剂可以减弱或加强化学反应，因为其本身不会发生变化，但会对其他物质产生影响。催化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从食物的消化到复杂的化学工业生产过程都会用到这个概念。”他继续说，“我们希望这本书也能发挥和催化剂同样的作用——促使读者去思考，去提问，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做出改变。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他停下来，而我也没有去接他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聊的是科学还是事业。

“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本想让它成为人生的催化剂，可它却仅仅是……一本书。”他说。

我当时看起来一定像个白痴，因为霍华德大笑起来，反问道：“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我点点头，听他娓娓道来。“这种类型的书都是希望能促使人们找到新的办法解决工作生活中的问题，最终让自己获得职业幸福感，对吗？”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回答道，“为人们提供思想和行动上的有效建议，我希望读者们能把这本书当成一位聪明周到的朋友，可以坐下来说‘让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吧’，并且能帮助解决问题，就像催化剂一样。”

“听起来很不错。”霍华德说，轻轻拍了一下桌子，“但随着进程发展，我们却只能发现这本书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一个人，而只能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我们可以给人们提供大致框架，让大家知道该如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应对问题。可这还是一种单方面的信息：读者们依旧没有办法直接与我们面对面沟通，并且我们也无法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自己的具体问题，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

“因此，我们必须更脚踏实地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进行真正的实质性的讨论，这样才能更具体地了解别人面临的问题，从而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我马上就领会了他的意图，面对面讨论的催化剂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帮助我活得充实漂亮，毫无悔恨。“问题是这些催化剂——这些可以帮到我们的人不会从天上直接掉到我们面前。”我说，“再说，没有经历过转折点你可能也不会发现你有多需要他们。你必须为自己成立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里的人就是为你的成功进行投资的人。”

“这就是我们希望传达的意思。”他说，“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

*　*　*

除了拥有哈佛的博士学位，霍华德还是一个对文化艺术相当有兴趣的人。他热衷于收集世界各地的艺术品，而且对古典乐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他酷爱阅读，尤其是历史、政治、科学方面的书籍。他最爱的书是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遗传学因素引起的合作与协作的探索过程。我的兴趣爱好则比较普通：我喜欢读商业类的书籍，喜欢百老汇的戏剧，我的孩子可以证明在我家播放最多的音乐就是拉菲的精选集。因此，霍华德会定期对我进行一番文化知识普及。

举个例子，我知道mentor，即“导师”，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领路人”。在英语中，这个词既可以是名词作“导师或领路人”义（比如“她是我一生事业的领路人”），还可以是动词作“辅导”义（比如“部门让我辅导一名新来的分析员的工作”）。但我却不知道这个词的词源是什么。

“它起源于一个人。”霍华德耐心地给我讲解道，“在荷马史诗《奥德赛》篇中有一个人名叫Mentor（门特），他是经历了特洛伊战争艰难返乡的伟大国王奥德修斯的密友，同时也是其子的良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词的意思是为缺乏实际经验的人们提供有效指引的充满智慧的指导和顾问。”

但是霍华德同时也认为现在这个词的实际意义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时已经被人误解和低估太多次了。“这真的是太不幸了。”他看起来像是找到了我们今天可以讨论的话题，“在遇到你无法理解的问题时，你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解决问题时，不知道该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力时，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时，向一个领路人寻求帮助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为什么说领路人这个词被误解和低估了？”我问道。

“原因很多。”他说，“首先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建议。拿年轻人来说，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人们，他们把自尊看得过重：他们觉得寻求建议是软弱的表现。我以前也说过，真正的聪明人从不会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多少，还有些人单纯觉得别人是不会理解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的。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别人深刻丰富的经验之谈，恰恰可以帮助他们弥补自身智力和情感的缺陷。

“其次，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不重视获得知识的重要性，忽视了建立在个人经验上的一对一私人辅导。在这个靠敲击键盘产生信息的世界里，我们忘记了信息和真正的知识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还有，很多人不重视领路人，是因为在很多工作中担任这一角色的人都不是那么负责任。”他解释道，“几乎每个公司都会有一个‘岗位培训’项目，不管是让新员工适应环境，重点培养明星员工，还是为新晋的高管人员提供展示平台，我都很欣赏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的实施方法也有有效和无效的区别，而我所见过的大多数都是属于无效的。”

“本意是好的，但执行起来效果并不如计划的那样。”我说。

“说得好。”他说，“普遍的方式是让领路人带领学员讨论一些在工作中表面的共性。如果范围小还好办，如经验丰富的工业化学家可以辅导年轻的博士适应工作环境，资深体育记者可以教给年轻的大学生如何对球员进行专业的采访。但是这种狭隘的范围限制了领路人的能力，本来领路人的作用意义可以更大。”

“想要真正发挥领路人的作用，就不能像公式一样随意安排委任领路人。”霍华德强调，“这个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和过硬的知识背景。很多公司都没有认识到培训项目其实可以创造更多成功。由他们安排的一组人可能在表面上跟员工培训内容有些共通之处，但他们其实在目标、价值和特长这些职业基础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他无奈地摇摇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觉得这种培训项目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

要做好领路人的工作，霍华德建议：“首先，领路人与学生之间一定要互相契合，因为这是两个人建立关系的基础。”

改善企业员工的培训项目原本不是霍华德想和我讨论的话题（即便我认为他会非常乐于和人力资源部门的高管们谈谈这个话题）。他相信领路人应该在人们的工作生活中发挥无尽的效果，成为推动发展的催化剂，但前提是人们要先能接受领路人的建议。因此我问了一个他正在经历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从那种正式的领路人项目得不到帮助，我们应该怎样建立有意义的私人领路人关系网呢？”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普遍的误解：领路人和榜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概念，很多人如果搞混了这个概念，结果必然会让自己失望。”霍华德指出，“榜样也许可以成为领路人，但两者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和与你互动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榜样是你愿意去效仿的图像而已，你无法与其建立关系。而领路人是与你息息相关的，可以帮助你深入探索周围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帮你更好地做出适宜的行动或选择。”

“换句话说，”我说，“领路人是来为你的人生事业进行投资的。”

“这种说法很好地描述了领路人与榜样的区别。”霍华德说，“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在寻找领路人的过程中有两种类型可供选择。一种是事业领路人，不管是在现在的公司，还是在将来寻找新雇主的时候，帮你指点事业上的具体战略。另外一种是精神遗产领路人，他会直截了当地把你所需要了解的事摆到明面上，带给你更广阔、更综合的视野，帮助你更好地规划事业。以我的经验，大多数人喜欢把重点放在寻找事业型领路人上，却不重视对我们事业长远发展有益的指导和反馈。”

“当然，这两种类型也有重叠。一方面，把二者当作同一件事是不对的，另一方面期待有人能同时胜任这两个方面的领路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人会把你看得那么透彻，不管从哪个角度。”他说。

“但是，”我假装严肃地打断他，“我必须得说，作为我的领路人，你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

“尽管如此。”他说，“一定要在寻找领路人的时候认清你的需要，这个只有你自己最清楚，才能得到你需要的建议，也能更简单地找到你的领路人。”

“好吧，再跟我讲讲事业型领路人和精神遗产型领路人的区别吧。”我鼓励道。

他思考了片刻，谈了他对两种不同类型的领路人的定位。说起事业型领路人，他将其形容为短期战略性合作伙伴，因为他只能为你现在的工作情况和近几年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事业型领路人可以帮你理清两方面的信息：

一方面是你的个人背景和发展路线。你的目标和兴趣如何契合你现在工作的任务、战略、企业文化，又如何契合你长远的人生目标。事业型领路人可以帮你以走捷径的方式达成你短期或中期的职业目标，帮助你选择发展路线。一旦你选择了一条路线，你的领路人就会帮你发现和处理你在这条路上遇到的障碍，并为你提供扫清这些路障的战略。一般他们了解你雇主的工作方式，可以帮助你有效地避开办公室雷区，还可以帮助你认清哪些人是不必去效仿的。事业型领路人还可以帮助你评估你的工作成绩，评估你在这条路上前进时是否发挥了全部价值。“换句话说，”霍华德打趣道，“事业型领路人会不断给你施加压力，他会这样问：‘过去一年里你是获得了12个月的经验还是把1个月的经验重复了12次？’”

第二个方面是认清你的优点和缺点。事业型领路人会帮你发现你的技艺和能力是否和你从事的职业相契合，还会作为你忠诚的回音板，不断提醒你有多优秀。有了这些，你就可以着手将你的能力运用到工作之中，甚至还能拓展更多能力。“重要的是，”霍华德论述道，“一个好的事业型领路人会在你自欺欺人时提醒你，还会告诉你哪些是你在职业道路上所必须拥有的技能。”

在我理解了这些想法之后，我们开始讨论精神遗产型领路人。“这些人不会过度关注你个人的优势和事业发展，而是会把重点放在你一生事业的宏观角度上。”霍华德说，“这种超前视角可以用‘完型’（指整体具有个体所没有的特性）来形容——你毕生的事业不仅仅是‘工作’‘事业’‘家庭’和‘其他一切’这些挂着标签的个体组合这么简单。”他解释说，精神遗产型领路人会将这一切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采取直观的方式，比如：“我现在的工作可以让我实现我对精神遗产的追求吗？怎样才能让我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机会？除了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还有没有其他方法能帮我实现目标？”

“但是真正在行的精神遗产型领路人，”霍华德说，“也会问一些不太直观的问题，比如，那些你毫不费力就办到的事跟那些带给你极大成就感的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或者换句话说，你投机取巧做成的事是不是偏离了你的人生目标？这些人们通常不会考虑的问题有时反而可以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启发。”

在遇到转折点时精神遗产型领路人的作用就更重要了，霍华德说：“没有比在遇到情况时，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在旁指点，提供现在和将来都可以用上的解决办法，并帮你制定出详细战略更幸运的了。”

*　*　*

霍华德和我都认可领路人的重要性。在一个下着绵绵细雨的秋日，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又谈到了这个话题，还有他特别想梳理的三个细微差别。

“首先，我说在领路人和学员之间存在三点需要互相契合，但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没必要这么严丝合缝。相反，过于相似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你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因此，没必要强求你找的领路人符合你未来十年人生路的发展要求。”

“这样说来，领路人不必和你有相同的目标，不用和你如出一辙，不用和你属于同一种族、宗教或性格类型。相反，你应该寻找一个有着不同个性的领路人。”他扳着手指说，“提出正确问题的经验和见解，对你的答案和你寻找答案的过程表现出的真诚和兴趣，提出客观的建设性反馈意见的能力，除了这一切，他还要愿意投入时间了解你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当他具备这四方面特质时，”他的手指相互缠绕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你们自然而然地契合了，所谓的个人发展的催化剂也就会发生作用。”

霍华德的第二个细节问题谈论的不是领路人，而是学员。“一定不能被动，好的领路人不会主动来找你。你一定要仔细考虑好你在寻找什么样的人，你要从这个人那里收获些什么，然后才能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培养这些关系。”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说，“我要补充一点：千万别害怕向比你有能力的人提出请求。很多人会想，这些大人物怎么可能会对我感兴趣？但是只有接触这些人，你才能学到更丰富的知识、经验，才能获得更开阔的视野。我发现，即便没有得到回应，也没有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我不建议一个初入职场者连跨七级把高级副总裁当作自己的领路人，只要在公司里找一个比你高两级的人，就已经很适当了。”

“这就要说到第三个方面了。”霍华德回应道，“人们成为领路人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我成为领路人的最重要一个原因是我有责任给那些有前途的人一些帮助。捐钱给慈善事业是一码事，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但我认为付出一些时间和关心给那些前来找你咨询的人也是一个人可以做的重要贡献。

“但是，领路人不是一个单向的角色。当学员获得了收获后，他们也需要在个人价值方面做出回报——领路人为你提供的诚意、兴趣和关心是需要你回报的。如果一个人有一位好的领路人，那他自然而然会懂得这些。”

“有意思，”我说，“你在成为一个领路人之后在个人价值方面有过什么回报？”

他想了想，笑着说：“我收获了重要的智慧，我收获了新思路，还有被你称作思想的‘试验田’的数据。但最基本的是，我得到的回报是在波澜不兴的生活里认识了新的人，能够与他们交流，发现工作中的乐趣。这让我感觉心态又变年轻了，能够接触到新世界里的新鲜事物，让我和儿孙们交流起来隔阂也更少！”

听到他这么说，我大笑起来，想起是一个学生教给霍华德如何操作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而且有一天我发现霍华德还在Facebook上加我为好友，想必也是他的学生帮他注册了账户。

*　*　*

霍华德是我遇到的最超凡的领路人，但我同时也没有拒绝其他一些人给我提供引导和帮助。我相信你拥有多少个领路人的唯一限制就是你能在每段关系中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

柯克·珀斯曼特，我在艾克塞斯的合作伙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事业型领路人。有趣的是，自打我认识他以来，他这种领路人身份已经延续了快二十年。当年我还是一个读大二的学生，在他手下做实习生，之后在我初涉职场时他又雇了我，在亚美利加合资公司做一些杂活。在我们离开原先的公司后，我寻求了新的发展，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师生关系。在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公司后，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这似乎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开始讨论了。现在，虽然我们是同事，是亲密的伙伴，但他对我来说依旧是一个领路人，因为我还是在不断地向他学习。有趣的是，他也从我这里学到些东西。

我与柯克的关系表明，不管你处于事业生活的哪个阶段，你的身边都需要一个领路人陪伴。霍华德对我而言也有着同样的意义。当我刚刚走出校门，他在事业上对我的引导显得尤为重要和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我做哈佛的筹款人的那段时间。随着时间流逝，我的事业也有了新的航向，霍华德作为事业型领路人的角色开始转变。在我现在的职业领域中，接触的一些人比霍华德拥有更深刻的经验。

如果说现在霍华德作为我的事业型领路人的作用已经减弱，那么他作为精神遗产型领路人的作用就更为突出了。在保持商业运转，陪伴家人，结交新伙伴，成为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这些方面，霍华德的掌控力是惊人的。这么说吧，我偷师霍华德很多。

我跟我的领路人们的关系不断发展和演变，代表了一种领路关系的循环。在我自身经验和价值得到了发展后，一些人也向我发来了寻求指引和建议的要求。在这些人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我为维持这种关系做出了决定，那就是也成为一名领路人。为什么我要投入时间？为什么我要在星期六的下午接听一个年轻总裁的电话，或是放弃和家人共度周末夜晚而前去给一个大学的学生们讲座？一方面来说，这让我感觉像是在回报曾经给过我同样帮助的人们，比如霍华德、柯克、奇普·康利、安德鲁·蒂施，还有很多很多人。另一方面，我相信我付出的努力也会有所回报。实际上，我发现成为领路人最酷的一点就是，这是一个连续的、无限循环的过程，而这种师生关系也可以让双方的能力相辅相成，相互受益。

我发现，我刚好是一系列领路人循环的有趣的交叉点，这些循环包括了我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和我之前的几份工作的经历。其中一个循环包括了至少四代领路人：在我初涉职场时是柯克引导了我的方向。不久后我认识了艾瑞克·布林克尔，他毕业后在我手下工作。艾瑞克是俄亥俄一个企业大亨和苏珊·G．柯曼基金会主席、美国前外交大使南希·布林克尔（她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路人）的儿子。几年后，当布林克尔服务于捷蓝航空公司，他为布雷特·穆尼指引了方向，后来在布林克尔的推荐下，我和柯克又引入了布雷特这个人才……就是这样。我丝毫不怀疑布雷特会将这个链条继续下去，这样看来，他、艾瑞克、柯克和我就会从我们曾经的付出中收获智力、情感和实际的利益。

我不会去计数这种循环将会延续多少代，也不会去估算会有多少人从中受益。霍华德的指引就如同催化剂一般，我相信，他也不会去算这个数的。因为他相信《圣经》里所说的“将面包扔到水面上，它们终究漂回到你的手里”。当你成为催化过程中的一分子，还去计较数字问题真是没有什么必要。

霍华德不会去算这笔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完成这个事业，无论是作为领路人还是作为学生。“只要我还能帮助别人，我就有义务出手相助。”在他退休之后他这样对我说，“只要我还要开始新的征程，接受新挑战，我就一定要从前人身上学到点什么。”

嘉宾故事：雷切尔·雅各布森

当聊起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一般人们都不会想到一位头脑精明、身高五英尺（约1.524米）、来自康奈尔大学的女毕业生。她还总是提着一个贴满了她的双胞胎宝贝照片的手提包。不过，我的这位校友雷切尔·雅各布森可是NBA（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盟）重量级的要人之一。不过，她不上场比赛，而是运作比赛。

雷切尔是NBA全球营销合作部的高级副总裁，她主要负责运营NBA和WNBA（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盟）的赞助商项目，她参与建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商业合作关系。这其中包括一些重量级合作伙伴，如索尼、德国移动电信T-Mobile、体育用品网络运营商FootLocker、赛诺菲-安万特，以及运动品牌安德玛和其他体育及娱乐圈拥有响当当名号企业的合作关系。对雷切尔来说，最重要的是运作同一些公共组织的合作，比如美国红十字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有各个城市的非营利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致力于保障儿童健康问题，比如提供治疗哮喘和糖尿病的措施，防治脑膜炎和流感等流行疾病。

但我请她来我的办公室，不是为了谈论她在世界上最专业的篮球联盟所做的这份酷极了的工作。（也不是为了看她那两个可爱极了的孩子，虽然我们的话题在这上面也持续了几分钟。）我希望多了解一些过去几年她正在积极运作的一个专业组织——美国职业女性联盟——一个具有顶尖领导培训项目和辅导项目的组织。雷切尔曾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学员，现在正“推动这个组织前进”，以帮助更多年轻的职业女性获取事业上的成功。换句简单的话说，她帮助更多的女性掌握商业游戏的规则。

“美国职业女性联盟是由2008年财富榜评选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总裁们建立的。”雷切尔告诉我，“有施乐公司的CEO厄休拉·伯恩斯，前美国运通和GE资金市场总裁琼·安博，富加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琳达·L．艾迪生，还有我的领路人卡罗尔·霍克曼，她也是丹斯金的前CEO。她们帮助女性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在职场初期规划职业路线，通过引导培养学员的领导能力，帮助她们与职场中的同事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她们的目标是让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董事会成员、高级总裁和新兴企业的企业家，不管她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都可以成为领导者。”

这个组织会选拔出25个“明日之星”参加为期三年的培训项目，雷切尔解释道。通过课堂、会议、研讨会的形式，她们接受科学并且完善的课程，学习专业领域的相关知识和实用技巧，以应对工作中会遇到的一切挑战。“真正起到催化作用的还是一对一的领路人关系。”雷切尔强调，“每个人都会有一位特派的领路人，这个领路人具备相当过硬的专业背景，会全心全意地为她的学生进行指导。我们每6~8周时间见一次领路人。在交谈过程中，感觉真是如鱼得水，因为这些女性所获得的成就都是我们在追求的。她们应对挑战的办法，虽然有的有用，有的用途不大，但她们能够坚持下来并克服困难。对于我们这些第一次应对挑战的职场新人来说，她们无疑是非常值得崇拜的榜样。”

项目中的每个学员会按照个人感兴趣的专业被分为8~9人的小组，一般会分为市场营销、公共关系、科学技术三个小组。“最让我们兴奋的是通过这个项目，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密切。”雷切尔补充道，“不仅仅限于互为联盟的学员，而是发展成密切的互相支持的关系网。”

为什么这种项目对于年轻有为的女性来说如此重要？我问雷切尔：“女性在工作中常遇到的性别歧视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吗？”

“艾瑞克，我希望是这样的，现今社会这种现象的确越来越少了。但在很多公司还存在这种歧视。除了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无法接受女强人这个概念。

“鉴于这个原因，我们专门设了一门课教授如何‘刚柔并济’。我们会对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进行讨论，例如：你如何处理工作中的挫折？怎样有效地驱动战略的推进？还有一些平时不会摆在明面上谈的个人挑战，你如何处理和另外一位高管之间的冲突？在团队合作中你怎么处理自己的不同意见？

“另外还有非常残酷的个人问题：如何处理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冲突？如何处理婚姻中的难题——比如，夫妻二人都是事业精英或妻子比丈夫能力更强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你们之间的冲突？”

“经过这些年的观察，我发现这些问题对很多女性来说都非常重要。”她说。

我和雷切尔已经认识很久了，因此我知道我可以问她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项目每三年都要筛选一批女性，”我问，“可有更多的人没法入选25人名单怎么办？”

“这问题不大，美国职业女性联盟的目的也并非帮助每个人处理她们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她说，“这也不是创办者的初衷。但我相信这个组织可以给很多身处商场和职场的女性答疑解惑。这个组织可以成为全国的模范，甚至是世界的。

“我们每一个从这个项目中获益的人都可以去做别人的催化剂，这是我们从学生转为领路人的一种责任：帮助更多的具有天赋和梦想的女性追求她们心目中的理想目标。”

（对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美国职业女性联盟的成员和运作方式，可以前往www.womeninamerica.net进行查看。)

第10章　你的事业催化剂（下）

当你身陷困境时，需要的不是一群人七嘴八舌地争论你怎么才能摆脱现状，而是需要一个人跳出来对你说：“我经历过这种情况，让我们一起努力走出困境吧。”

如果你在网上查“催化剂”这个词，首先你会看到它的科学定义，然后会看到“加速事物发展或变化的人或物”和“其他人受到一个人的言行、态度或活力的影响而变得友好、积极、充满能量。”

这些注释让我认识到和霍华德每次散步式谈话时的那种感受。平时在哈佛商学院溜达一圈我可能只用十分钟，但如果在一个艳阳天和霍华德一起走相同的路就得花上一个小时。不是因为他走得慢，他的体力像网球选手一样充沛，而且他像每个企业家一样把时间看得比什么都重。花那么长时间的原因是我们没走几步就会遇到几个想和霍华德攀谈的人。有时是学生的问候：“您好，斯蒂文森教授，您好吗？”有时是一段两分钟的对话，一般开头是这样的：“霍华德，您看今天早上的新闻了吗？”最多的是有人说：“霍华德，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把他拉到一边把他当成自己的专案咨询师。另外，霍华德也会主动拽住某位同事，说：“我和校长说了你的想法，他很欣赏，所以下一步我们应该……”

霍华德就是真人版的催化剂。哪怕只是在街上走过，他也能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能量、思想和声望使周围事物发生变化。因此，当他说结交新朋友或同别人打交道对他来说是个挑战时，我感到很惊讶。我仍然记得有一次我们驱车从一个会议返程，在那个会议上他与那些从未谋过面的捐助者相谈甚欢。

“我当然清楚在我这一生工作中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多重要。”他解释说，“所以我很努力地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但在内心里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建立情感关系不是我天生的本能。”

等红灯的时候，他转过来对我说：“而你，却天生拥有这种能力。你非常善于将有互利关系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从这点来说，你比我强。”

我陷入了沉思，大概这是我唯一比他强的地方吧。（或许还有打网球的时候，不过那只是因为我有副比他年轻三十年的身体罢了。）他说得没错，我靠着和人打交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为生，而这对我来说的确没什么难度，我这个人天生就很外向。“也许吧。”我说，“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自认为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内向家伙，你却具有吸引人注意的魅力。大家都像小行星一样围绕着你运转。这十分难得。”

“你是对的，一个人性格内向，但这不影响他去和周围人建立联系——尤其是关系到事业发展的联系。我们只是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以一种更集中的方式达成目标。但是相信我，我的目标绝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对我来说，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交朋友的数量多少，而在于拥有几个能给我有价值的建议的真正的朋友。”

他停下来想了想，寻找合适的比喻阐述他的观点。“当你身陷困境时，需要的不是一群人七嘴八舌地争论你怎么才能摆脱现状，而是需要一个人跳出来对你说：‘我经历过这种情况，让我们一起努力走出困境吧。’”

“换句话说，”我顺着他的思路说，“关键不是你身边有多少人围着，而是你身边有多少对的人。纵观你过去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这些人是不是具备经验和专业知识来帮你认清方向？”

“是的，选择你身边对的人不仅可以在你身陷困境时为你排忧解难，在日常生活中这也是非常必要的。”他说，“我们总是当局者迷，我们自身是存在盲区的。当我们着重于一点时往往不能总揽全局。我们其实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全面，因为我们心理上的防线让我们无法灵活变通地对待问题。”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笑了起来，“当你身处其中，就很难纵观全局。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需要通过别人看到更透彻的本质。”

当我们停在他家的车道上时，他说：“进来吧，我请你喝点东西，我还没聊够。”我们在厨房的桌边坐下，我喝着冰茶，他喝着健怡可乐。

“之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领路人的话题。”霍华德开始了，“但我认为人们在生活中还应该拥有真人催化剂，我认为光有领路人是不够的。你需要一个多层面人际关系网络，这些人通过多种多样的有效的方式与你联系在一起。他们合力或单独给予你支持，帮你了解、追求、达成你事业的目标。”

“好极了。”我从包里拿出一沓纸，“让我们好好聊聊。”

“不急。”他说，给我一个尤达大师一样的微笑，把我那沓纸拿到他那边，“这是你擅长的领域，没准儿你在这方面比我更灵光。”他放下饮料，拿出一支笔，说，“该你了，说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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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去曼哈顿参加了一个酒店业的颁奖典礼。尽管我对酒店业和旅游业的投资很感兴趣，但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去参加过这种活动了。正好有空闲时间，我就去了这个典礼。

走进华道夫酒店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我看到琳琅满目的自助餐台，藏酒五花八门的吧台，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在商界和社交圈叱咤风云的人们。十年或十五年前，我大概会这样做：让蠢蠢欲动的肾上腺素带动我去建立属于自己的事业圈子。我可能也会像屋里这些主动出击的人一样——名片在手，主动寻找新鲜面孔。但今晚是不同的：我寻找的都是一些年长熟悉的面孔。待了半小时后，我就开始感觉不自在。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亚历山德拉出现时，我恍然大悟。她在康奈尔大学比我低一届，她热情洋溢地出现在我面前。“看看这是谁呀。”我们握手寒暄，但只聊了三十秒钟的时间，她的注意力就已经不在我这里了，而是转向了我身后的人群——她在寻找下一个可以认识的人，以便扩大她的人脉网络。当我被无情地忽视时，我明白了我在过去这些年所感到的不适是因为什么。这并不是我所追求的那种人脉联系网。这些机械、表面化的“网络式”的互动不是我希望去和人们发展的，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务的。没一会儿，亚历山德拉就捕捉到了她的一个老同学，虚情假意地约定着午餐计划。

这时，我惊喜地看到了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安·亨普尔。他正被一群人围绕着，脸上显露出无奈的神情。我走到他旁边，冲他示意：“我们离开这儿吧！”他领会了我的意思点点头，几分钟后，我们迅速撤离了华道夫酒店，转而寻找一家附近的酒吧。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克里斯蒂安了，这次能遇到他真是太好了。这个典礼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越发意识到与那些处在我工作和生活圈核心的人保持联系有多重要，我与这些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克里斯蒂安说，“我记得我刚上班时，老板对我说：‘我需不需要发展那么多关系，认识那么多的人，这个度由我自己来掌握。’当时我并没理解他的意思。多认识些人有什么不好？现在我懂了，仅仅建立表面上的‘联系’，我们所投入的和我们所得到的回报价值远远不成正比……只为那些我们在意的关系投入精力就好了。可现在的这些交际活动完全就不在意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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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想起这件事，我建议你先去查查字典。“网络”指的是为一个群体的人提供信息和服务的机制。“关系”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情感或交叉的联系。这两者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泛泛的“网络社交”和密切的“关系建立”两者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别。人们总是会把两者的意思弄混淆，我觉得人们搞混的不仅仅是语意，而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当霍华德建议聊聊催化剂这个话题时，他知道我的重点在哪里。

当普通人被问到“社交网络”这个问题时，他们会告诉你通信录中有多少个联系人，“LinkedIn”主页上有多少交流，Facebook上有多少“好友”。这些都可以算数，因为这些数字化的联络方式也是让你和他人交流的一种方式。一般这些方式的互动并不频繁，交流者之间也不是知根知底。（比如，我参加的那个典礼，很多人也许在此之后就不再联络了。）当你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对方有可能压根不会理会你。为什么？原因是，无论你是否介意，这些人实际上并不真正关心你。（正如霍华德曾经告诫我的，“不要把点头之交跟朋友混淆在一起，也不要把关系网和知己混淆在一起”。）

别误会，商务方面的社交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表明，不同行业中的成功人士社交圈子越广，他们的行动就越高效，特别是他们有一群背景、能力、视野都丰富多样的朋友的时候。一个随时能拿起电话找到对的人解决问题、处理难题的人才是非常宝贵的。

但你在事业上的催化剂型人物应该与你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不能通过泛泛的网络社交呈现深度和价值的人。这样看来，我们就要开展一个反Facebook运动：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吧，建立一个由你自身向四周延展的蜘蛛网型社交关系。每一条线的末端都应该有一个全心全意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权衡利弊的人。在他们眼里，你是一个拥有光明前程的人，而他们希望能帮你开阔视野。这些人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能给你提供帮助，从大的转折点到小的平衡选择，从事业或家庭上的琐事，到财政和哲学的道理。

“这些人是当别人离你而去时，选择主动走到你身边的人。”霍华德会这样说，“那些是会告诉你真相，帮助你做出选择的人。”

你应当慎重地组建你个人的催化剂团队，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来维护这个团队。为什么？首先必须保证这些人在你需要他们的时候能立即出手援助。其次，你不能依靠那些主动送上门来的人，他们也许是出于好意，却缺乏你需要的个性、经验或其他方面的能力。你应该积极主动起来——用有前瞻性的独到眼光挑选你真正需要的人！

我经历过这个阶段。这些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心里非常清楚，我还给他们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他们就是我的私人董事会成员——我的私人顾问团队（Individual Board of Directors，简称IBOD，即那些站在你的角度为你权衡利弊的人，就像运作一个公司经营项目的董事会那样）。

十年还是十二年前，在我的生意遇到瓶颈的时候，我有了这个想法。在我面对挫折一蹶不振的时候，是这些人让我看清了自己所缺乏的能力与品质。

我意识到，如果我要完成为自己设定的最重要的个人和事业的目标，实现我的精神遗产目标，我就需要这些拥有我所缺少的智慧的人的支持，还有那些借助他们的视野可以让我清楚地发现自己的盲点的人。慢慢地，我越来越发现他们存在的重要性，简直就和真正的商业董事会一样重要。

在成立董事会的时候，公司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能力突出，发展全面，在经验、学识以及公司要求具备的方面具有突出表现的经理人身上，以保证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虽然他们的个人能力各有千秋，曾遇到的转折点也不同，但这些人不是为了公司的单一方面而存在的。他们对公司的整体表现、方向、战略方针进行评估和指引。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足够公正和坦率。

同样，在我事业的方方面面，我的私人团队也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他们帮我渡过不少难关，还给我指点迷津：在我以为我再也不会回到学校时，他们鼓励我辞职拿到了研究生学位；他们迅速将我的盛放连锁经营店转让以减少我的亏损；他们投入自己的时间精力同我一起创办艾克塞斯；最后在经济危机时建议我放弃哈佛的金饭碗，转而投身到公司的经营之中。在我追求人生和事业的目标过程中，如何同时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也少不了这些催化剂的帮助。

在体育比赛的选秀日，你常常能听到这种问题：“我们要找的是全能的运动员还是能填补空缺的运动员？”在建立私人顾问团队时，你需要的是后者。不要把目光集中在全世界最聪明成功的人身上，也不要把目光放在为数不多的朋友和亲人身上——首先确定你需要具备什么样能力的人，然后再随着时间推移，挑出你想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私人顾问团队只会属于你一个人，他们所发挥的能力都是建立在你的需求、困难、弱点之上的，因为你的私人顾问团队具备你所缺乏的一切知识、视角、经验和能力！但你的私人顾问团队与他人的也是有共性的，那就是你们需要相互信任，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他们必须全心全意地关心你、你的事业和你的个人问题。

以下就是我的各位私人顾问团队成员以及他们立下的汗马功劳：

一个是我的专项问题解决专家——在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准时出现，而且拥有我不具备的专业知识。大家还记得我说过的我自打幼儿园就认识的好友维克拉姆吧。他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在金融管理界是颇负盛名的大鳄。在个人理财和投资上，维克拉姆是个很好的咨询对象，特别是对于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来说，而他基本就是属于另一个联盟的人。实际上，他就像是一个双方面击球手：在统览宏观经济方面他有非常卓越的能力，他成功预言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在他在耶鲁大学授课讲义基础上整理的新书《经济兴衰学》中，他还将专业角度的经济建议转换为具体的个人理财建议。因此，在我的公司遇到财政问题，需要专业的建议时，我就会向维克拉姆求助，在我的个人财政问题上他也是一个可以求助的好帮手。只要知道他在，而且他比我懂的多得多，我就放心得多。

一个是我的同道中人——他了解我的工作轨迹，具备帮我分析各种问题的能力。奇普·康利是美好生活酒店企业的创始人，也是我事业上的前辈。和我一样，他也是从传统公司跳槽离开，开创了自己的公关服务企业。他的成功史已持续了二十五年，在旧金山他代表着一个行业文化的先驱、社会名流和慈善家。他在事业之路上也经历过挫折与失败。他曾经经历过的高潮和低谷，使得他对我的承受能力和利益关系了如指掌——我走出校门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他手下任职——他对我所遇到的挑战和障碍具有独特和宝贵的见解。

一个是我强大精神世界的缔结者——他了解我的哲学观，并且还能帮助我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最适合这个位子的人是哈佛的前任校长、鼎鼎大名的学者、八十四岁高龄的亨利·罗索夫斯基。我喜欢称他为“老鹰”。他对我的帮助主要体现在生活方面。无论是外形还是思想，老鹰都让我想起我的祖父，而且他本身信仰的东欧犹太教也让我在那片早已被我遗忘了许久的宗教净土找到了共鸣。他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我与他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备感充实。我很高兴现在当他问到一些关于商业方面的问题时，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

一个是属于我的个人历史专家——他必须非常了解我的为人，才能精准地指点我的发展。除了维克拉姆和奇普，与我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人就是菲尔·鲍了，他是我在康奈尔的同学。菲尔的特点就是他对我简直是知根知底，在我们大一一起创建学生社团时，我就把他当成我的“顾问”。我们在社团的“工作”中一拍即合，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现在。二十年来，他一直见证着我在事业和个人方面的成长，无论境遇好坏。因此，他并不需要花时间对我的背景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就能够提出实质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他可以预测我接下来的行动，还会指出当事情不如我所愿时我应该怎么做。当我决心前进的时候，他在后方的精准指示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我私人的柔度训练专家——他深知平衡的艺术。虽然克里斯蒂安·亨普尔成为我的私人团队成员的原因有很多，但我最看重的一点是：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善于平衡利弊的人，在生活忙碌不堪时他依旧可以平和面对。他能够保持这样的平衡也是拜他的个性所赐，还有他坚定的宗教信仰——每天早上他都要读一章《圣经》。在权衡利弊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他知道他每天都要拒绝给一些人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他会在心里问自己“上帝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我家经历那段医院惊魂时，他每天都要打电话来询问，那段时间克里斯蒂安的平衡能力和精神能量给予了我很大的慰藉。

这五个人里并没有霍华德，因为他是那种同时可以胜任几个位置的人，也是我私人顾问团队中的核心成员。我不会随便“开除”他们。另外还有一些人有位置可坐，但他们的任期只是短期的。为什么是短期？随着我需求的改变，我会把一些人从我的团队撤除；由于时间或精力不足，有些人也会自动选择离开。这倒有点像有些公司的任期制，不过，我这里的任期都是由我制定的。

不像一般的董事会制度，我的私人顾问团队可不存在什么“投票”制。所有的选择和责任都是由我一个人来做主和承担的。我的私人顾问团队成员们从来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他们之间有的人也互不认识——所有的交流沟通都是通过与我的一对一对话进行。（记得蜘蛛网的比喻吗？我就是那个中心点。）这种分散的形式就注定我必须以一种规范固定的方式与他们沟通。所以，我会列出一张我的私人顾问团队成员名单，每隔几周就同他们联系一次，不管是否有要事在身——因为除了培养这种关系，我也依旧珍视我们之间宝贵的友谊。

通常，董事会成员一般是投资人，会定期收到薪酬。我的私人顾问团队同样会对我进行投资——投入他们的时间、精力、思想、关心，他们会在精神和情感上获得回报，而不是带着铜臭味儿的回报。通过提供帮助，看到我获得成功，他们也会感到非常欣慰。（霍华德称之为人性上的互惠互利。）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我会一直和他们在一起，在他们需要帮助时，我会挺身而出，这不需要他们担心。用霍华德的比喻来说就是，他们知道我会跳到他们身边，带着通往出口的地图或是两把可以挖出一条出路的铁铲。

现在我想问问：在你的网络交友平台里的朋友有几个是会跳下来陪你的人？

嘉宾故事：卡尔·班克斯

1988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叫《龙兄鼠弟》，故事讲的是由阿诺德·施瓦辛格扮演的高大强壮的哥哥和由丹尼·德·维托扮演的矮小肥胖的双胞胎弟弟在出生时被迫分开，直到成年后才知道对方的存在，经历了一系列疯狂冒险后，两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一部集娱乐、搞笑还有一些愚蠢于一身的电影。我几乎忘了这部电影的存在——自从我和高中女友一起观看这部电影的那晚之后。

但是在最近和纽约巨人队的全能后卫卡尔·班克斯聊过天之后，我又想起了这部电影。原因是，在聊过了我们的事业、工作心得和目标后，我觉得我们两个——一个是又高又壮的美国非洲裔运动员，一个是又矮又瘦的犹太人，也许真的拥有某种相同的基因。

像我一样，卡尔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企业家。

他符合霍华德对企业家的定义：眼前的资源和利益无法阻挡他对更广阔天地的追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离开职业橄榄球联赛后，他发起了一系列新鲜有趣的商业活动——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为女子运动系列所创办的以他的名字卡尔·班克斯命名的GIII运动品牌。

虽然我早就知道卡尔退役后一定会去经商，但当他告诉我下面这段话时我还是吃了一惊：“实际上，在进入职业联盟的第二年我就开始着手为我的商业计划打基础了。我对服装业非常感兴趣，我认识了一些人，我们一起聊设计和营销，我尽可能多地从他们那里学习东西，然后确定未来我的合作对象。”

他这么一说，让我又看到了一个我们的共同点：卡尔的事业与那些和他有着相同兴趣爱好、价值观、综合能力和资源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商业上获得的成功很多都是建立在他良好的人际关系网上的。“我的关系网很广泛，但我仍然愿意多认识新朋友。”在对话中他跟我说，“我生意上的成功与我那些交情很深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这些人跟我有同样的目标，有同样的奋斗方式。在我看来，跟只有点头之交的人做生意，与跟你私交甚好的人做生意是大有不同的。

“商业伙伴关系的友谊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我相信在一段关系中伙伴一定要值得信赖。如果和一个你不能信任的人捆绑在一起做生意，风险就太大了。你必须了解对方的能力、价值和目标。”

“你一般是靠直觉判断，还是靠你在橄榄球比赛中的经验判断？”我问他。

“可能两者都有吧。我在和人打交道时都是靠感觉去选择我学习与合作的对象，我也会从各个角度认真了解我认识的这些朋友。

“但是通过橄榄球，我了解到在一个团队中队员拥有互补的能力有多么重要——一个人的强项必能弥补另一个人的短处。我学到了如何将个人拥有的能力打造成团队拥有的能力。我学到了，你必须知道当陷入困境时哪些人是你可以指望的——当然你也得是他们可以指望的人。

“因此，我用这些知识和经验选择共事的人或公司。我寻找可以平衡双方核心能力的独特方式。我决定在何地何时出手吸引那些可以填补我这里的空缺的人——可以填补我与我的团队力不能及的空缺。”

“知道吗？”我说，“我真应该把你介绍给霍华德·斯蒂文森认识一下。虽然他只打网球不玩橄榄球，但在其他方面，你们一定能聊得很开心。”

“乐意至极。”卡尔说，“我很愿意给他提供一些新想法，比如，告诉他把打橄榄球作为经商的基础准备是很有意思的。”

“也许商学院和研究生院应该给学生提供NFL（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的夏令营项目。”我开玩笑说。

“别笑啊，这个目标不远了。职业运动培养了我的综合能力，从赛场上到赛后发布会，我收获都不小：严谨的条理性和专注能力、灵活的应变能力、面对挑战时的快速反应能力，还有在事情悬而未决时的快速判断能力。”

“没有这些能力，你就不能在橄榄球或者新的商业领域获得成功。”他总结道。

我想着这家伙的回答是多么犀利，而我从他这里又收获了多少知识，最后我开玩笑说：“卡尔，你愿意加入我的团队吗？”

第11章　企业文化的复杂性

对我们个人来说，了解我们工作环境的企业文化——那种让我们乐于接受的文化——可以更容易获得成功。“你能否适应这种文化，决定了你是仅有份糊口的工作还是有份愿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马萨诸塞州的南海岸是避暑的好地方，受海洋性气候的影响那里气候温和。祖上是19世纪的捕鲸者和20世纪初的纺织工的当地居民和从波士顿、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来此避暑的人们构成了这里悠闲的夏日文化。除了身世背景不同，每个人在融入当地文化风俗上都毫无困难，无论他们是在造船厂工作还是在大学校园工作。

当霍华德和妻子弗雷迪意识到自己离退休已经不远了，决定买下一处海滨别墅时，这里成了他们的首选。当然，霍华德就是霍华德，他绝不会买下一间舒适的精装修别墅直接搬进去。这样就太没有意思了，而且也会与他已经深思熟虑过的需求不符。他们看上了一座需要扩大面积并更换所有系统的房子，有着低矮的房顶、老鼠以及很多来此幽会的年轻人丢下的空啤酒罐。不过，霍华德把这一切看作完美契合他想象的度假小屋。经过几个月的规划、施工和努力，他的理想成了现实。这座房子立马就成了霍华德最喜欢待的地方。

这座房子的风格并不张扬，虽然空间很大，但并不像很多暴发户那样装修成独栋别墅的样子。最有趣的是，虽然房子里的房间都是互通的，但房子的每个部分却是呈现各异的装饰风格。这是有意为之的，因为霍华德和弗雷迪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就有着非常特别的目的。为了帮你更好地理解这个目的，首先你得知道当他们二人结婚时，霍华德同前妻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一些年，而霍华德和弗雷迪的结合创造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家庭结构：弗雷迪有四个女儿，霍华德有三个儿子。后来的二十年里，家庭成员里又增加了女婿们和儿媳妇们，再后来又有了外孙们。如果全家人一起来过暑期周末就有二十来人。这还不包括重要的受邀前来做客的朋友们。

霍华德心里有数，他要确保房间够这一大家子人住，孩子们有自由玩耍跑动的空间。他还希望来造访的家人朋友不感到拘谨——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自己是家庭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可以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因此，卧室都是分布在房子的不同位置，并且拥有独立客厅和浴室。但这些房间又都与人们的活动区相连——书房、过道、客厅、霍华德和弗雷迪各自独立的书房兼办公室——在开放式的厨房兼餐厅旁还有一间小厨房。这样就可以依访客的喜好，和一家人共进丰盛的早餐或自己泡杯咖啡吃个百吉饼。

霍华德自己爆料说，他在房子里放置了五个洗碗机，这样每个人在吃完饭后都可以自己动手洗盘子，就省得让弗雷迪忙活了。霍华德以这座房子为荣，因为他制定了紧密却独立的适用于他的大家庭的文化。从本质上来说，他在自己的家里建立了一个互相支持的村落体系。

出于各种原因，我非常喜欢去斯蒂文森家族的这座房子做客，几年前的我在一个周末前去拜访。那个周末因为有事珍妮弗不能和我一同前往，她鼓励我在忙碌了几个星期后应该去放松放松。我在周五清晨驾车出发，迫不及待地投入这场放松之旅。到达时已经是中午时分，我在院子里湛蓝的天空下和霍华德夫妇吃了顿丰盛的午餐。我即刻就感到无比轻松。

可惜，我的工作可不愿意给我时间喘息。就在我们收拾盘子的时候（把它们放到1号洗碗机中），我的手机响了。我先行告退，和我的合伙人柯克在电话上花了十五分钟，谈了一个关于公司人事方面的问题，然后回到院子里。霍华德和我坐下来，弗雷迪端来自制曲奇饼，我拿了一块然后在躺椅上躺下。可就在我享受我的燕麦葡萄干时，电话又响起来。还是关于人事问题的，这次来电的是我们的一个副总。

半小时后，我回到院子里吃完了已经冷掉的曲奇饼。

这个下午就在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中度过。我本来是想好好休息一下的，结果却让自己卷进了更紧张的局面。霍华德渐渐感觉到自己被客人冷落了，最终他看着我说：“你要是能关上手机，我们都能好过一些。”

“我真的很抱歉，你说得没错。”我说，同时把手机关上，然后深吸了一口海边咸咸的空气。

“有什么要紧事不能等到周一再说？”他问。

我解释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几个月前雇用的一个人——阿特。当时别人将他的简历交到我手上说：“我对这个人不太了解，但我觉得他的背景应该符合你的要求。”我们的公司在日益壮大，员工士气饱满，但随着生意面越来越广，我们缺乏经验丰富、拥有资质的人手，直到我看到阿特的简历。他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总监，正好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和满足我们人手的需要。

柯克和我约见了几次阿特，对他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并在他身上寄予了很大希望。虽然在谈话过程中，我们都没有发现阿特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我想到他的简历和背景，想着“也许他能给我们挣大钱”。虽然聘用一个我们未曾共事过也不了解的人是件有风险的事，但为了更好的效益我们觉得值得冒这个险。柯克把决定权交到我手里，于是我决定聘用他。

“我对自己的决定并没多大信心。”我对霍华德说，“但在当时我实在找不到人，我劝自己，也许这个人能做成几宗大买卖，带来更好的效益。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后来，他工作的一些细节的确有问题，但我们没放在心上。反正我也预料到了这些问题。但事实上，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问题最终总会爆发的。我们的员工，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高管，都来找我和柯克，说的话全都一模一样：我们努力过了，但我们真的无法和这个人共事……霍华德，这些员工没有一个人是来混日子的，也没有一个人是神经质的自负狂。”

“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霍华德问。

“高管们觉得阿特与客户沟通的方式有问题，因此不想跟他蹚浑水。他们说他把大话说在前，然后却不予实施。还有，他似乎是在故意找麻烦，然后让自己显得是解决问题的人。他们承认他的确拉来了生意，但也担心他会搞坏公司的名声，影响将来的长期合作。”

“普通员工呢？他们担心什么？”他问。

“他们不喜欢这个人对待他们的方式。他们说他随意将他们排除在项目外，还会毙掉他们的构思。他还叫年轻的员工清洗他与客户开会时用的咖啡杯。”

“洗杯子不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喽？”霍华德问。

“当然不是。”我回答说，在石板路上活动了一下筋骨，“在我们公司，人人都是平等的。如果你有创意，欢迎提出来，不管你是副总裁还是财务经理，我们都会欣然考虑你的意见。无论是谁请客户来喝咖啡，等人家走了，你都得自己收拾。如果你需要帮助，就开口求助，而不是命令。我们公司的副总裁们能坐上这个位置是因为他们有能力，但职位头衔并不等于他们高人一等，还可以随意指使IT部门的员工或前台。另外……”我停下来，意识到自己情绪有些激动，我在霍华德身边坐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霍华德同情地看着我，然后望着环绕在房子周围的高大松树和橡树，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看起来对这种情况很生气，也很沮丧。”我点点头。“你在生谁的气？”

这是个好问题，我在回答前思考了一番。“生我们两个人的气。”我终于承认了，“生气他这么不会做人，还有我怎么会明知他不是最合适的人选还要雇他……我当时有点饥不择食，这影响了我的判断力。”

“没错，我认为你们两个都犯了错。”霍华德说，“你跟我说起他的背景时，我就想到，看来在他上一份工作中，无论表现是好是坏，他都能融到企业文化中。他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你的企业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也没准儿他意识到了，却没有那个能力去接受。你的错误是为了省事就轻信了他的简历，而且也没有同他讲过你的企业文化与其他公司的不同之处。这种局面是由你们两个共同造成的，在我看来，你们必须承认错误才能继续前进。”

“你的意思是，我只能让他走人，然后自己处理所有的后果？”我问，即便我们都知道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就这样，霍华德帮我认识到阿特不仅不能接受我们的企业文化，还会对这种文化产生威胁，所以他必须离开。

*　*　*

文化是什么？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互动交流，就会产生文化。

企业文化就像是无风天里的空气，将你完全包围，即便你感觉不到。像重力一样，文化是以无形展现的真实力量。

文化也是重要的。“文化是一种王牌战略。”霍华德常这么说。

文化可以定义一个公司，定义员工之间的互动，定义成功的层次。研究表明，企业文化是一个成功企业所具备的最具优势的战略与发明。（霍华德坚信他所创建的鲍勃斯特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其坚实的企业文化。）反过来说，就算是好创意，遇到坏的企业文化也不会成功。“企业文化是像谷歌、星巴克、美国教育计划和柯曼基金会这样的企业成功的根本要素。”霍华德说，“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经受了残酷的打击的原因，他们以大为傲的企业文化使他们在与日本小型汽车制造业的竞争中遭受了严重威胁。也正是因为追求短期利益的文化对抗长期信托责任，才给了银行业为世界经济带来毁灭性衰退的机会。”

对我们个人来说，了解我们工作环境的企业文化——那种让我们乐于接受的文化——可以更容易获得成功。“你能否适应这种文化，决定了你是仅有份糊口的工作还是有份愿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与企业文化气场不和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现在已是成功猎头的杰夫·利奥波德就从他早期与微软的企业文化不合中得到了经验教训，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高管被开除的原因，这让他可以更精确地判断他推荐的人选是否会被拒绝。他发现推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候选人与公司企业文化不能很好地融合。

作为企业家文化的专家，霍华德深谙一个新公司的企业文化对公司成长壮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才会一针见血地指出阿特的问题。（“企业文化对一群人的约束效果很大。”他提醒我，“但错误的人会毁了好的文化。”）霍华德也有过一些刻骨铭心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就因为不能接受老哈佛商学院的文化而出走，而商学院新文化的崛起又将他吸引回去。

我离开学校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在美好生活酒店工作时，我就发现了文化的重要性。我很幸运，因为我的经历很顺利：美好生活连续很多年获得业内各种企业文化环境的奖项。有了这样的宝贵经验借鉴，我的艾克塞斯公司的领导班子有意地培养了一种长期积极可靠的文化环境。“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意见，也应该自己清洗咖啡杯”就是这种文化的一个细节上的反映。但事实也证明，关于如何维护企业文化，我需要学的还有很多：如果我真的掌握了这项课题，那么阿特也就不会被聘用了。

于是，那个夏天我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找霍华德上“企业文化进修课”。第一堂课就始于晚饭后的客厅里。

“公司文化可以分为很多种。”霍华德说，“但我们只从普通员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员工才是企业文化所影响的对象。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好是坏，要看是否能让这些维持公司运转的人感同身受。”

“好的。”我回答道，“假设我们来研究一家公司，不管是初次面试还是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年，你该把注意力放在哪儿？最需要注意的是公司文化的哪些方面？”

“文化具有多层次性。”霍华德解释说，“但不管这个集团是大是小，营利还是不营利，最基本的元素有两点：一个是企业衡量工作任务、价值和奖励制度的体系，还有一个是力量的权衡和信息共享的制度。从本质上来看，这些是建立一切的基础，就好比这个宇宙中有无数的物种，但都是以碳和氢的不同形式组成的。

“顺便说一句，别忘了这两方面和其他因素重新组合后就能创造出一个企业的亚文化。一个公司的各个部门就像独立的公司一样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或是像哈佛大学一样，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系统运作方式。小型机构也遵循这样的模式，你的高中里每个科目的教研室，什么历史系啦、体育部啦，也有自己的亚文化。这些内在各部门的文化差异有可能会成为公司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我曾见过很多人在公司某一种文化上相当成功，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则表现得十分平庸甚至失败。”

弗雷迪走过来，递给霍华德他在晚餐时没有喝完的酒，然后和我们一起坐下来。霍华德喝完了酒，用手指摩挲着玻璃杯，思索着接下来的观点。“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我们讨论企业文化的时候，很多学生都提出文化也有好坏与强弱之分。在我看来，如果不走极端，不坚持要么无政府要么奴隶制的观点，文化是不分好与坏的。不同任务需要不同的对策，但是一个公司的政策和目标却可以成为文化是否有成效的见证。”

“同理，文化对于个人来说也讲究适用与否，这其实有点像姻缘。”他若有所思地说，把目光转向弗雷迪，“对这个优秀的女人来说，我是一个好丈夫，但对于其他千千万万的女人来说，我却不是，这其中包括我的前妻。但这并不代表我就是一个坏丈夫，我只是不适合其他女人而已。”

“那么从文化角度来看，大家应该如何找到自己的弗雷迪呢？”我开玩笑地问。

“弗雷迪是唯一的，而且只属于我。”他紧紧握着她的手说，“如果你允许我深入探究一下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多提出一些想法。”

霍华德没有食言，利用整个周末的时间，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衡量一个机构文化的框架。这个框架以五个问题为主，其中有两个是霍华德提到过的构成文化的基本因素。这五大问题让我深受启发，因此我也将其运用到了我的公司艾克塞斯答员工问的材料之中。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你也会发现适用于你和你的目标的文化。（你对问题的初步结论也能成为你同自己的领路人或私人顾问团队之间的讨论材料。）

在现实生活中，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相互关联的，但你应该尝试打破它们之间的联系，分门别类地对其进行审视，然后再思考它们之间是怎样构成联系的。为什么？因为每个文化因素对个体的独特影响，故而必须单独考察每个因素。这些因素在特定机构中的组合形式也会或多或少地改变它们影响你的方式。

以下就是霍华德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之所以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的原因。

问题1：大家的步调是否一致？

“你该做些什么，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这是我和任何一家公司打交道时都最想提的问题。我希望能得到类似的答复，不管是由什么级别的人来回答。”霍华德解释说，“我不想听到布置任务或工作陈述之类的回答，比如‘我们是销售零件的’或者‘我们设计网页’，我希望听到的是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来这里，还有他们最看重什么。”

霍华德停下来，脸上掠过一丝若有所思的微笑：“你还记得弗兰克·巴顿吗？”这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榜样。弗兰克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曾是新闻业的大亨，同时还是有线电视及节目编辑方面的先驱、气象频道的创办者、美联社的前主席。弗兰克是一个非常聪明又创意十足的商人。霍华德最欣赏弗兰克所拥有的正直、远见以及所宣扬的企业价值观，作为弗兰克旗下企业之一的时代传媒的董事会成员，霍华德亲自见证了这一切。“弗兰克认为公司的首要任务是服务客户，而利润只是为达到这个目标的约束条件——如果客户满意，你才能获利。这种宗旨所呈现的价值就是时代传媒公司的文化基石。

“工作任务、工作意图、工作价值，这些都是组成文化体系的核心元素，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些方面，就会同工作环境中的其他人产生摩擦。很多人不觉得身处一个在经营意图、价值、战略目标都没有共识的如一盘散沙的公司有什么大不了，你也大可以说要是很多人连一个完整一致的远景都看不到，何谈什么任务、战略和价值。但是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人心涣散。不知道公司前进的目标是什么，这种情形对于那些真正努力工作、追求人生完善的人是十分不公平的。”

“以我的经验而谈，”霍华德总结道，“有‘自我意识’的公司拥有更有效的文化——这些公司会投入大量精力不断为自己的员工指明他们的经营意图和存在价值。”

问题2：如何做个好领导？

“当我成为一家公司的一员时，无论是搞研究，作为投资者，还是作为董事会成员，我都希望了解这个公司的运作方式。”霍华德讲述道，“大到高管，小到部门主管，我都希望了解他们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作用的。领导能力对文化的影响可以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但一般都以三个因素为主。”

第一个因素是领导的言行是否统一，尤其是他们是否实现了他们所讲的关于价值和目标的承诺。有文化的指引，领导者可以更为稳定轻松地保持言行统一。“我小的时候，”霍华德回忆道，“我妈妈有时会说：‘孩子，你的动静太大了，我都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文化就像这种情况一样复杂，一个公司的意图是好的，但有时其领导者的行为却无法正确地传达这种理念。”

第二个因素是领导者如何保持一种个人与集体间的责任感。“领导问责制和文化中的职场政治是成反比的。”他说，“问责的意识越强，员工们的政治斗争意识就越弱。我想知道如果工作中出现疏漏，被问责的是谁。如果取得了成绩，被奖励的又是谁。我也想知道领导者的管理模式是怎么样的，是否有‘个人崇拜’以让他们摆脱被问责的危险。领导者应对和解决工作疏漏是怎样影响企业文化的，或者反过来说，问责是怎样影响领导者的危机决策的。”

第三个因素，也是霍华德提出的最重要的因素，领导者对权力的运用。“一个企业中权力的流动与分配，也可以对文化产生影响。”他说，“我对两种权力间的平衡非常感兴趣：行使权力驱使人们工作，还是让他们感到自身的责任重大而主动工作。在事事平等的今天，共同承担责任成了更多企业的主导文化：通过对集体行为负责的权力行使，使得个人的思考更有成效，互动更为频繁；在权力主导的文化中，人们总爱说：‘别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失败了也不是我的错。’因此，对于大多数公司来说，让员工感受到自身责任而去工作的文化应该像肉和马铃薯，而使用权力迫使员工服从的权威文化应该是调味剂。即便在军队里，权威也是主要文化的一部分。‘凝聚力’体现在严格纪律和战友之间的相互责任。”

问题3：谁从信息储备中汲取信息？

“信息是公司资源的必需品。”霍华德解释道，“资源共享的数量决定了文化塑型的模式。排除那些必须要求对信息流进行限制的组织机构，比方中央情报局，打造最高效的企业文化的方法就是信息的流畅交换。在这种文化中，对信息流不会做必要的阻碍，实际上，他们都有主动传播有效信息的机制，把信息及时传达到需要沟通的各个部门。反之，在低效的文化中，信息会被挤压甚至被限制。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不愿同这些把信息当成无效商品的公司打交道。”

企业文化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对某种特定信息的处理方式：这种信息就是负面新闻。“当出现问题时，我希望看到人们是如何处理负面新闻的，不管是眼前的小问题，还是涉及集体利益的重大失误。”

霍华德说：“对我而言，要成为文化集体中的一员就要拿出应对措施去处理问题。这意味着要对发生的一切因素进行开放客观的分析认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集体，当批评不可避免时，要只提有建设性意见的批评，强调汲取经验和改善措施，不要把焦点放在追究责任上。”

霍华德相信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一个企业的“信息文化”的多元化和变通性不仅要被接受，还要被灵活运用。“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说过，‘人们在同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接触时，完全颠覆他们以往思想与行为的交流，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无法估量。这种交流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进步的主要源头之一’。”霍华德引用道，“他写这段话时是19世纪，但现在他的这个观点仍然适用。在绝大多数组织机构中，单一而沉闷的企业文化就意味着对新鲜的创意的扼杀，这种组织一般都比较短命。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成功的组织机构都有开放的企业文化，都鼓励不同意见和用不同的方式看问题。在这些文化中，不同意见都是在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不管争议有多大，涉及怎样的利害关系。在这些文化中的领导者都鼓励反馈意见，赏识那些提出良性反对意见的员工。”

问题4：这个公司是以团队为中心还是以个人为中心？

“企业的成功都是构建在为数不多的职场明星的基础上，才成就了一个个企业神话的。”霍华德有些无奈地说，“人们倾向于接受的这些企业之星都是靠着一己之力为公司带来了财富和利润。这在体育运动中可能说得通，但在其他行业里这是不太可能的。要是人们把投资经理、律师、银行家和首席执行官们当成美国橄榄球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或棒球赛扬奖的获得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这种扭曲文化概念的方式非常糟糕。只有没有前途的公司才会把‘企业明星’或‘不可替代球员’之类的概念当制胜法宝。然而，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无论公司规模是大是小，而且不仅仅发生在管理层，就连办公室主任或部门经理都会觉得是他的经验决策或技能才决定了部门的发展，而其他人的工作不过是起推动作用而已。

“事实是，一个公司如果存在这种‘企业之星’之类的人物，无论是名副其实还是人为制造的，都已经显示了一个公司是平庸还是优秀。一个人可能的确很出色，但个人的力量还是比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单薄许多。追求个人崇拜就等于是约束了每个员工力求自我发展的权利，公司也切断了自己向更高更新层次发展的潜在机会。这是一种约束才华的文化，浪费了那些还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潜能的员工的资源。”

要是你让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霍华德说，这种文化将害人不浅。“从个人角度来看，不仅会限制他们的视野，而且会使他们忘记自己的责任，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发展，最坏的情况是最后演化成为一种毫无意义可言的竞争文化。即便是最好的情况，也会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人人只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是从大局上实现公司的目标。无论什么结果都会使企业低能低效，”霍华德说，“这是在制造员工之间的疏离感，不管他们的工作是否有交集。不用说，在这种以明星员工为主导的风气中，想让所有人都有共同承担责任的意识是不可能了。”

“我认为这种方式会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公司的目的是要完成整体目标，而靠一个人的力量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他说，“虽然可能会有特殊情况，但最见效的文化都是奖励和培养团队协作的。让人们相信只有共同奋斗，团结一心才能获得成功。

“因此，好好想想这几个问题：我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支持？如果想在我选择的职业道路上更上一层楼我需要什么支持？公司的文化希望我以何种方式和同事相处？”霍华德说，“最后一个问题针对的对象不仅限于你和办公室的同事们，也包括公司其他领域的人，甚至还包括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之类的局外人。”

“最后，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是需要人们相处、合作、并行、公开竞争的，问问自己：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知道他们来这里的原因吗？他们能做到相互合作吗？他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这里？”霍华德说，“要是你不亲自过滤一下这些问题，你就无法做到相互协作和齐头并进。”

问题5：公司如何评估员工的表现？

霍华德说文化的闪光点就在于透明、可预见性、进步和信任。对于评估，其意义何在呢？“首先，”他说，“评估员工表现的基准要尽量客观，并符合公司的整体目标。这些举措不一定是量化的，但一定要是明确的，不能依托某个人的个人意志。其次，衡量个人成绩以公司整体的任务、目标和价值导向为基础。最后，公司要重视小的成绩和循序渐进的进步，明白巨大的成绩是建立在日积月累的小成就之上的。”

“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透明、可预见性和进步这个组合是一个人工作满意度和个人成就感的基础。”他指出，“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共同分担责任的基础。

“‘预见性和进步’文化的对立面是个人努力被主观地评价，而不是依据客观的标准。这会出现信任危机，也会让一些人投机成功。在这种充斥着各种不确定目标和因素的情况下，很难让人有所期待，员工会变得困惑、不安和迟疑。结果是，员工不会付出百分百的努力，因为他们要时刻做好转换方向的准备。这绝对不是共同承担责任的文化。

“从个人角度来说，在这样的企业文化中要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长处，展示自己的优势，追求自己的目标，平衡各种选择真的非常难。”

在说到一个公司该如何评估员工表现的时候，霍华德说，需要明确的是另一个关键点也是十分重要的：评估是注重表现还是结果。“即便一个公司的评估是既客观又具有战略性的，表现导向和结果导向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其中一项肯定比另一项受到更多的关注。”他说，拿出一沓纸和一支笔，写下两个数学公式。

“表现=F（努力+技能），结果=F（表现+运气）。”他把纸转向我，我看到上面写的公式。“我希望这不是微积分，我的代数和统计学可是一塌糊涂。”

他大笑起来。“我保证这没有那么难，不过你可以称之为工作评估的微积分。‘表现’是努力和技能的函数，而‘结果’是表现和运气的函数。你可以控制用在工作中的努力和技能，但你不能控制运气。如果一个公司过于看重工作结果，而不是一个员工的表现，就会降低公司整体的预见性和透明度。这绝对不是好现象，而且可能导致公司长远价值的重要性被眼前的短期价值所取代。一个想长期生存下去的公司更看重的应当是将来的价值。从纯商业角度来看，结果公式注定失败。从个人角度来看，这与个人精神遗产追求是相互冲突的。”

霍华德将对话转回到我们之前的话题。“弗兰克·巴顿相信一个公司的首要目标是服务大众，当实现了这个目标后自然而然会获得效益。他以实际行动实现这个目标，把结果放在考虑内容的第二位。这就是他给因一个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了损失的员工发了资金的原因，事实上，这个员工在艰难而且无法控制局面的情况下，仍然表现得很好。他也开除了一个虽然让公司赚到了钱但与公司战略、凝聚力和长远成功背道而驰的总裁。”

“说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就有了透明、可预见性、存在自我意识和任务驱动的文化。”霍华德骄傲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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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是一种高等数学形式，通过组织大量信息进行预测。文化微积分则不会达到这么精准的结果，但是霍华德提出的五个问题却界定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因素和这些因素能够发挥功效的有效排列组合。重要的是，通过这些问题的问与答让我们对我们所身处的环境、那些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通过这种方式，霍华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才是最适合我们每个个体的。

不过，要获得成效，你还得依照个人情况回答这些问题。有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是简单直接的（尤其是你现在所处的文化氛围之类的），比如：我能适应这种文化中的工作环境吗？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心理和专业上都有安全感吗？我是对这种文化应付自如，还是已经身陷困境却不知道原因？

其他问题则需要深入思考，比如：什么样的文化才能帮助我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什么样的文化让我能平衡自己的能力和尺度？什么样的文化更符合我对成功和成就感的定义并能给我我所追寻的奖励？

由于文化微积分的结果并不精确，在你塑造自己的框架时，不妨借助一下其他人的力量。这种问题需要你的领路人和私人顾问团队来帮你解决，尤其是帮助你明确你能在什么样的文化中成功前行。

要达成你的最终目标，识别、挑选、投入企业文化都需要时间和努力。不能盯着一张最佳工作地点的清单嘴里念着咒语，这是不够的。有努力才会有收获——最终你会获得职业幸福感。还有什么能比起那句话，霍华德在弗兰克·巴顿的公司里亲身体验后所说的“非常荣幸成为公司的一员”更令人欣慰的呢？

嘉宾故事：埃米莉·亨特

埃米莉·亨特在辛辛那提长大，毕业于佐治亚大学，现年二十七岁，定居曼哈顿，对纽约的地铁系统了如指掌。有人觉得很难适应这种颠覆过往的生活，但埃米莉不觉得，她发现自己跟居住的城市以及工作的公司都融合得很好。

“一开始肯定是有些不适应。”她笑着说，“比如纽约嘈杂的环境和高额的生活费。我一直生活在中西部和南方的环境里，也许我在工作之后应该换一种环境。”她在与丈夫回俄亥俄州与家人过圣诞节的前一晚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我在佐治亚大学学的是时尚营销，于是我想应该去纽约发展。毕业后我到曼哈顿参加了一些实习工作，这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经验。我爱这座城市的节奏，并且非常享受在时尚产业的工作。”

埃米莉的过渡期十分顺利，她面试了一些工作，在毕业后没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声名显赫的J. Crew（美国中档服饰配件品牌）获得了一席之地。“得到这份工作后，我相信我一定会喜欢这里的——毕竟这是一份人人都想要的工作，但只有亲身经历后我才明白这里为什么与我的想法如此契合。”

“这家公司的团队很年轻，很多员工只有二三十岁。J. Crew的副总裁只有三十九岁，因此和这些人打交道是十分容易的事。”埃米莉说，“如果我已经四十岁了，在这种公司工作我会压力很大，但对于现在的我，这种环境刚刚好。

“我也非常欣赏公司鼓励员工发挥技能和天赋的做法，并且还会培养大家的专业能力。公司支持我们涉猎各种领域，鼓励员工勇于尝试新鲜事物，更重要的是，人们会因为他们出色的技能而获得晋升。”

说到晋升，埃米莉在J. Crew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已经获得了两次提拔。“能有此殊荣都是多亏了我的好领导，是他们帮助我适应了新角色，并且在迎接新挑战的时候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对于埃米莉来说，J. Crew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沟通和信息共享的开放性。“高管和管理层都非常乐意听取我们的想法。”她说，“实际上，我们的CEO米基·德雷克斯勒每天都会穿行在不同的办公区，与大家交谈，问询意见，提出问题，如果有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他也会花上时间给出建设性的反馈，并且解释提议没有被采纳的原因。

“除了对内的开放性，对外也是如此——公司的管理者非常在乎客人的意见和反馈。在这一点上，米基做得非常好，他会认真回复每一封来自客人的邮件。这些事情虽小，但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却是相当深刻：这说明公司的确是按原则行事。”

我提醒埃米莉，不可能事事完美，这份理想的工作是不是也会存在她所不能认可的文化缺陷呢？

她想了想说：“的确有两点我不太赞同。一个是公司的职务变动过于频繁，这让学习成了一个无底洞。你刚刚适应了一个部门的工作，并努力希望做得更好时，你就被调到了一个新部门，随后又有一堆新的知识和技能等待你去学习。这真的让人很郁闷。

“第二点是在这种小型稳定的公司里，新人很难融入其中。这里的老员工已经形成了非常紧密的社交圈，要想融入进去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但是，”她强调，“经过时间的洗礼，你还是可以适应的。对我来说，这两点不足在J. Crew的企业文化里来讲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

第12章　前瞻性的光辉

天生的探险家偶然进入商圈，但大多数人痛恨冒险。这些人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对风险的恐惧，他们只是选择规避风险，而不是不在乎风险。

我拿起电话，惴惴不安地拨通了电话，在听到霍华德那声熟悉的“斯蒂文森”之后，我说：“老天啊，我刚刚进行的谈话简直太可怕了。”

“你太太和孩子们都没事吧？”他关切地问。

“他们都好。”我赶紧说道，“我说的是刚刚采访的一个年轻女士。”

“她有什么可怕的？”

“她这个人很好，但她的职业状况简直就是一场现实版的噩梦。”我赶紧补上一句，“你一定不知道我所指的现实版是什么吧？”霍华德大笑起来，接下来我告诉他，我刚刚对一个名叫洛蒂的二十五岁女子做了访谈，她是一家奢侈品珠宝公司在曼哈顿总部的办公室助理。我注意到在我去这家公司进行推广时，洛蒂在很认真地做着笔记，在休息时间，她找到我，为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不错的问题，最后终于鼓起了勇气，问我能不能给她半个小时谈谈她自己的工作。几周后，我们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这番对话。

很快她就在对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她不断地问我关于我的职业生涯的问题。很明显，她非常想知道我是如何在一个又一个工作之间做出决定的。如果事不遂人愿，我又是如何知道这是“正确”的选择的？要是不慎走进了死胡同，我会不会后悔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在我犯了这样的错误之后，我又是如何挽回的？

在接下来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回答类似的问题，我很好奇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疑问。我不禁主动把话题转到了她的身上——她的家庭背景，她对现在工作的想法，她对未来的打算，慢慢地我找到了答案。洛蒂出生在匹兹堡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她的母亲是一所综合医院的管理者，父亲是一个企业律师。她曾经在认真考虑过后决定要成为一名教师，她在纽约读了基础教育的学科。四年过后，她终于得到了做一名教师的机会——站在了讲台前，但她发现一切不如她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她不想浪费了自己本科的专业，决定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也许这更有意义。后来她拿到了特殊教育的硕士学位。她的男朋友在一家蓬勃发展的合资咨询公司做工程师，十分支持她的决定。实际上在她读研的时候，他们就同居了。两年后，男朋友成了她的未婚夫，全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她拿到硕士学位，而她也对未来的全职教师工作充满憧憬。

不幸的是，坐在我办公室里的一个两年前对一切充满期待的姑娘，现在却充满了失落和困惑。她的特殊教育工作只进行了不到一年。“我喜欢孩子，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也感觉我是在做有意义的工作。”她对我解释道，“我真的尽力了，最后却搞得自己筋疲力尽。只过了几个月，每个周日晚上我都会心神不宁。我知道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洛蒂放弃了教师工作，心中充满了愧疚，她觉得自己的事业遭受了沉重打击，还浪费了六年的时间和大笔的学费。

我总结了一下，告诉霍华德：“她需要一份工作，却缺少目标，于是在一个朋友帮助下来到这家珠宝公司。他们给了她一份初级工作，她接受了，现在已经工作了一年。不过这里对她来说只是一个死胡同，她对中高端零售行业没有兴趣，而公司也无意拓展她的技能、发展她的潜能。”

“嗯，她现在是怎么计划的？”霍华德问。

“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我说，“她根本没有计划。她已经麻木了——她已经失去了分析能力。她找到了很多像我这样的人聊天，努力搜集信息和想法，但很明显都没太大作用：没有计划，没有进程，甚至连下一步该怎么办她都不知道，就好像把所有信息都丢进一个大机器，然后被吞得一干二净。”

“洛蒂也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但她不敢轻举妄动。她害怕再次失败——又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害怕会让父母失望，害怕自己压根什么都做不好。她把自己圈了起来，她不想再次遭到事业的打击，在事业道路上她给自己施加了太大的压力。”我总结说，“最让我感到恐惧的是她的意识麻木——痛恨现状，同时又不敢放手一搏。”

霍华德半晌没有说话，然后问道：“你就这样放弃她了？我的意思是，你不是那种会把人丢在困难中的人，很明显她遇到了困难。”

“我告诉她，归根结底，她对风险的恐惧套住了她的手脚——她担心自己重新择业还会面对更大的风险。”我说，“我告诉她有空应该多来找我聊聊，但首先我希望来找我谈话的人能对风险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和评估。”我停顿了一下，“那么，教授，你愿意跟我一起帮她渡过难关吗？”

“当然，你可以再多给我讲讲她的情况，我会好好想想的。”他回答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坐坐？”两周后我要去康涅狄格州见客户，我可以在完事后乘火车去剑桥城与霍华德和他的妻子共进晚餐。“这样安排的话，还来得及帮助洛蒂吗？”霍华德问。

“当然来得及，一时半会儿她是不会离开目前的岗位的。”

*　*　*

我和霍华德与弗雷迪一起坐在餐室，喝着酒杯里的美酒，享受着美味愉悦的晚餐。弗雷迪像只鹰一样严格监控着霍华德的饮食：洒了柠檬液的辣椒烤青鱼（鱼油可以减少心脏的负担）、沙拉、应季蔬菜，一条新鲜的全麦面包。在吃完最后一道甜品温水煮梨后，我放下勺子，说：“弗雷迪，别告诉我太太或者我母亲，但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家常便饭了。”

“谢谢你，艾瑞克。”弗雷迪说，冲霍华德点点头，“如果要让这家伙保持健康，我就得坚持下去。”霍华德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她说得对。他喜欢丰盛美味的食物，充满胆固醇的牛排和奶油水果馅饼对他的诱惑太大了。在他们刚结婚时，霍华德对食物的喜好还没有影响到他的健康，因此弗雷迪也就任由他去了。但是2007年霍华德的心脏出现问题后，她不再放任他对食物的选择了。她的创意和坚定很好地调节了霍华德的健康饮食。

“你们两个今晚有什么计划？”她一边收拾盘子一边问道。

“我们要谈一谈关于风险的话题。”霍华德严肃地说。弗雷迪向我投来疑问的目光，仿佛在问：“你又把我丈夫拖到什么鬼把戏里了？”

“其实，”我站起来从她手里接过脏盘子，“我先要洗盘子，然后我们要聊聊风险的概念，还有如何做出你生活中的风险决策。”

“艾瑞克一个年轻的朋友遇到了些困惑的问题。”霍华德边说边把沙拉碗拿到厨房，“她害怕冒风险，哪怕是眼前一个无害的风险，因为在她看来冒险就等于等着天塌到她身上。”

“你没给她看看霍华德写的如何处理风险的书吗？”弗雷迪问我，“或许会管用呢。”

“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我的图书经理人，弗雷德里卡·斯蒂文森（弗雷迪是弗雷德里卡的昵称）。”他打趣道，“让我们看看，在把这位年轻的女士拽入我的企业风险研究和预见性智慧的深海之前，能否给她些其他意见参考。”

我们花了几分钟时间清理桌子收拾剩菜，然后我们来到地下室霍华德的小办公室。每次走进这个房间，我都忍不住想笑，因为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架子上摆着一个一英尺（约0.3米）高的尤达大师模型（这是我在施瓦茨出差时打算买了送给我儿子丹尼尔的，但后来觉得送给霍华德更适合），在尤达模型周围摆满了各类图书。这间迷你图书馆的藏书包括霍华德出版的每本书，我拿下来两本，说：“弗雷迪说得有道理。这些书应该都能让洛蒂对工作有些新想法。”

“没错。”他说，“但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来看，现在她的问题不是缺少信息。她的问题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她所有的信息，怎样将想法进行对比，如何利用她所掌握的信息对将来的选择进行分析。”

“你说得没错。”我说，“我们从哪儿开始？”

他想了想说：“当你说和洛蒂进行了一番可怕的谈话时，我还笑过你。后来我仔细一想，竟然觉得你的经历我也很熟悉——我也曾与各个年龄段的人有过这样的对话。不过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但他们纠结的问题在本质上往往都是类似的。”

“我的学生们总是会以‘我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的老板。但我真的不是冒险家，我想我当不了企业家，对吗？’之类的话开头。”他摇了摇头，笑了，“几年前我们在哈佛商学院开办企业管理课程时，人们都觉得企业家都是一群到处冒险的疯子。原因之一是当时没有太多学术性的专题研究介绍企业家的真实情况，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也还是把企业家当作冒险狂。在四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很少见到甘愿冒险的企业家。例外是有的，天生的探险家偶然进入商圈，但大多数人痛恨冒险。这些人知道如何管理自己对风险的恐惧，他们只是选择规避风险，而不是不在乎风险。

“规避风险不仅是企业家应该掌握的原则，而且也应该是想在不同类型的公司里大展拳脚的人们掌握的技能。重点在于，任何一个希望在事业上表现出色、勇于前行的人都应该正视风险的存在，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洛蒂首先应该明白和消化的内容。”

我点头表示赞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这样做，对吗？在高峰期穿梭于第五大道是有风险的；比起煮熟的虾，吃生鲜寿司也是有风险的；比起存在银行，用钱投资股票也是有风险的。”

“没错，”霍华德说，“洛蒂在做类似这些决定时没有困难，她需要把她应对这类风险的能力应用到处理她的职业风险上。她习惯了如何应对这些风险，虽然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她已经大大降低了她的风险等级。她选择等红绿灯，而不是乱穿马路；她只去提供鲜鱼的著名寿司店吃饭。这也是企业家们会做的——无论他们从事什么行业——减少风险的范围和降低风险的等级。于是第二个洛蒂需要明白的方面就是：她需要主动降低她眼中的风险。”

“有了这两个想法，她就会问自己，”霍华德停下来微笑着看着弗雷迪端着的托盘，上面有杯子、咖啡和装着牛奶的容器。“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他对她说，“怎么只有两个杯子？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我很愿意听听你们如何帮助这个姑娘。”她说，“我对帮助年轻人解决风险问题非常感兴趣，但是可惜我今晚要参加一个暑期之旅的会议。”弗雷迪是波士顿暑期之旅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个非营利公益组织，为家庭条件困难的低收入高中生提供全年性质的辅导、暑期体验和提供高校入学指导等活动。该计划能帮助他们考上大学，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弗雷迪非常自豪的是，参加暑期之旅的孩子们都没有辜负她的一片苦心：所有参加了这个项目的学生都获得了高中毕业证书，94%的学生考上了大学；89%的学生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而波士顿其他学生的同龄人，这个数字只有59%。暑期之旅之所以成功，我想是因为创建者们勇于面对帮助这些处于贫困线上的孩子的风险。

“回头我会给你细说的。”霍华德答应她，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和告别吻。

我们喝着咖啡，霍华德继续回到刚才讨论的问题当中。“洛蒂的问题应该是‘我应该如何评估风险，怎样才能平稳地规避风险稳步向前’。这时你就需要发挥作用帮她打好基础了。”

“怎么打好基础？”

“你需要给她奠定一个基础，在你写的这本书里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重点了。洛蒂遇到了生活中的转折点，但是这个存在潜在风险的转折点又该如何处理呢？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她还没有确立自己的精神遗产观，所以她才会失去方向感，找不到生活中的平衡点。最后她也没有发掘自己的优势，或者换种说法，她需要找一份让她发挥自己优势的工作，即便她不知道她将面对怎样的结局。”

霍华德喝了一口咖啡。“懂我说的意思吗？”他问。

“我懂。”我说，“你的意思是在为她搭建基础的过程中，她自然而然会领悟其中的道理，摆脱困境，积极前进。”

“一定会的。”他说，“因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即便她依旧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遗产和优势，也会让她了解她目前所面对的风险的特点。”

他示意我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这本书里写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观点。”他翻着这本《创造属于你的运气：聪明应对风险的12个步骤》，这是他与艾琳·C．夏皮罗合著的一本书，在企业管理业的反响很好。2005年出版的时候我就拜读过了，觉得这本书非常吸引人，我本人也深受启发。这本书是写给企业家们的，还有那些希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分析潜在风险和通向现有企业的获益道路上，这本书提供了非常详尽的框架。框架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十二个问题上的——“赌徒一箩筐”，帮助领导者和企业投资人决定是否要加入到冒险之中去。这本书看起来像是写给商人们的，但实际上对每一个人都有所帮助，有助于培养他们发展个人事业的企业家眼光。

霍华德停下来想了想，说：“赌徒一箩筐可以作为问题的集合，洛蒂可以就她目前的情况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你对现状和现有的收获满意吗？

“接下来的一两年你有什么想要实现的具体目标？

“如果你承担了风险却没得到你想要的，你会不会选择一条与现在不同的路？那样的状况会比现在好还是坏，还是一模一样呢？”

“这些问题可以让她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认识到风险所在。”他说。

他绕过办公桌，从书架上拿下第二本书《弱肉还是强食：创造未来的可预见性力量》。这本书深入研究了在商业、社会和个人生活中构建预见性的重要性。他边翻书边说：“我对于风险这个词持保留意见，我觉得风险这个词并不适用于形容……风险。”

我笑起来：“你的下一本书应该叫作《霍华德的定义》。”

“好主意。”他笑起来，继续陈述他的语言观点，“在我看来，风险就是‘结果’和‘不确定性’的结合体，像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如果消除不确定性，结果就显而易见，风险也就消失了。现在，‘不确定性’的另一面是‘可预见性’，如果你在预知结果上有了更多信心，也就能决定是不是要继续追寻下去。因此，减少风险的最好办法是增强预见性。”他把《弱肉还是强食：创造未来的可预见性力量》那本书递给我，“删去所有花哨的学术语言和案例，剩下的就是这本书的中心思想。”

“嘿。”我指着书的封面说，“我一直搞不明白这书名是什么意思。《弱肉还是强食：创造未来的可预见性力量》，吃和预见有什么联系？”

霍华德摇摇头笑起来。“这本书是讲预见性的，不过要起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罢了。出版社觉得‘强食’这个词能让读者觉得如果不读这本书就会有很大风险。不过我觉得他简直就是添乱，这样做完全就是减少预见性，反而增加了他自己的出版风险！不过这也给我又上了一课，虽然你写的书是切题的，但你无法避免其他不确定性的情况发生。但是，”他拍了一下桌子做出最后总结，“把乱七八糟的状况清除掉，你也就对不确定性一目了然了。”

“虽然我们无法控制事情的结果，”他继续说道，“通过对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影响进行深刻的评估与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对结果的预见性。预见性还可以帮我们消除悔恨：当你觉得已经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做出了最佳选择，但结果却不如你想的那么好时，你也不必后悔当初做的决定。”

*　*　*

我和霍华德后来又聊了很多，过后的一周我们还通了一次电话，他为洛蒂提出一系列精确可行的步骤，当然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道路、选择和决定上“用预见性的光束照亮前路”。这些步骤都是建立在霍华德为洛蒂提的一系列建议基础上的，如下：

1．解构风险

人们普遍把风险看作一种单一的形式，实际上它是由很多因素组成的。这是“身在庐山不知处”的另一个例子，意思是被事物的整体所淹没而无法区分各自部分。把“结果”的因素从“不确定性”因素中剔除是很有用的。然后，进一步解构：要认清每个存在可能的结果中的收益和需要付出的成本，还要认清导致不确定性发生的诱因。把看似坚不可摧的整体拆开后，原本看似巨大的风险也就变成了可控制的选择和问题。这样做也避免了绕圈子，本来前景不是很明确，这时却可以利用现有的“事实”做出下一步的评估，避免了新情况的发生。经过这些不甚准确的推理步骤，风险的级别也降到了最低。最后，利用解构来识别和对抗针对风险产生的恐惧和情绪，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就可以毫不用费力地对抗现实。

2．目光长远

我们有很多弱点，比如在冒风险之前，会想到自己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有时比起目光长远，选择目光短浅是人的天性。但这不是评估风险的最好方式。要认识到人的这些自然天性，深入挖掘你自身，找出你为什么宁可不要长远的收益，也不敢承担眼前的风险的原因。“‘目光短浅’是由于人们习惯了现状，对接受工作中的新挑战有抵抗心理，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不需要再去学其他新东西。”霍华德说。主动投身冒险可能会为你换来一片光明的工作前景，但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管这种人为“精神勇士”。

当我们考虑失去眼前高薪风险，去追求对事业长远发展有利的目标时，我们就要做“精神勇士”。你总得牺牲点什么，才能完成交易。我的朋友麦克·利文现在是受人尊敬的拉斯维加斯金沙总公司的总经理，他曾经放弃了一份薪酬不错的工作，接受了一份虽然低薪却让他收获更多知识和经验的工作。“我总是往长远了看。”麦克有次跟我说起他的经历，“如果能让我更好地发挥专长，就不算什么风险。”同样，洛蒂现在要是肯冒一把暂时失去收入的风险，在将来却是能让她收获更多的。“有父母和未婚夫的支持，她本身不用担心收入问题。”霍华德说，“如果我是她，我会问自己：‘接下来两年，无论能收入多少，我该怎样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职业目标？’当然，要预测未来做出长远选择，收入因素也是需要收集的数据，但为了获得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短期的收入风险是必须承担的。”

（我在听了霍华德这番建议后，惊叹这其中蕴含了那么多霍华德的理念：要向前看；时间是可以靠自己管理的资源；职业幸福感是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无论积极还是消极的，都是有益的，在选择风险时都可以加以利用。由于以上这些原因，霍华德对洛蒂所提出的建议——冒短期风险，会让洛蒂获益长远，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3．全局为重

研究表明，年轻人总是担心做错事，而年长的人们则会为没有做过的事不开心——他们没有体验过的经验或没有追求过的机会。同样，研究也发现人们更担心的是做错事给他们带来的糟糕感觉，可是一旦发生了最坏的情况，他们却因为已经预料到了最坏的结果而发现感觉并没那么糟。因此，人们怎么看待风险是很重要的。“从终点开始”说的是精神遗产观，对于纠正人们看待风险的错误观念也是很有帮助的。“放手一搏，”霍华德建议，“什么都别想，只想想你希望葬礼上人们说什么。问问你自己，从这个方面看，哪种选择风险更大。在你做选择的时候，别忘了露西尔·鲍尔的名言：‘我对做过的事比没做过的事更能感觉心安理得。’”

4．分离反转

如果有补救措施或可以原路返回，有些风险可能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反过来说，有些风险之所以让人感到恐惧是因为它们无法逆转。从法学院辍学的风险也许是可逆转的，最坏的结果只是你需要重新申请。在备战奥运会期间长期不参加训练是不可逆转的风险，因为这样做能获得成功的机会实在是小之又小。辞去会计工作改行去演百老汇喜剧可能不太明智，但这却是可以逆转的风险，如果你不能一鸣惊人，那就做回会计的老本行吧。不过，如果你得到了试演的机会，但需要辞去工作，你不想失去自己的养老保险而在审计上做手脚，这风险就无法逆转了。“总之，可逆转的职业风险比不可逆转的要多。但是，你的行为只要不会在身体、情感、法律上伤害到他人，它就是可逆转的。”霍华德说，“因此，无视风险中的可逆转性本身就是弄巧成拙。”

5．分担风险

一旦你搞清楚什么是风险及其强度，就要把它分解开来。“企业家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让众人共担风险。”霍华德说，“风险投资家为刚刚起步的公司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风险。作为回报，他们会有长期的收益。为了分担这种风险，风险投资家会投资很多项目。”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以及每一种情况，你没有必要为了分散风险降低不确定性而成为风险投资家。我只是希望这样说能让你更明白这个问题。问问自己：我能不能在一段时间内采取实际行动将风险分散？有没有办法在实施之前就预估到不确定性？有没有“伙伴”愿意和我一起分担风险？

霍华德是一个善于分担风险和减少不确定性的大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让我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欧洲旅行时买一个雕像的故事。他当时遇到的问题是该如何安全地将雕像运回他在剑桥城的家。货物虽然上了保险，但如果运输途中遭到损坏就要花费时间和精力维修——这样的话他的开销可能会更大。所以他是这样处理风险的：他给卖家买了一张到波士顿的机票，说：“你亲自把雕像带到洛根机场交到我手里，如果没有出现损坏，我就付你全款。”最后，两方交易成功，风险被降到了最小。

*　*　*

我再次见到洛蒂的时候，我把这五个建议告诉了她。由于霍华德的鼓励，我又依照自己的经验加了三条建议。

第一，我告诉她：不要听信别人对风险的定义。如果你问我什么样的工作环境是有风险的，我会说，大企业。因为当我身处这样的环境中，我感觉仿佛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如果把这个问题提给我的好友兼私人顾问团队成员马克·比尔陶，他会说加入小型公司是有风险的，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残酷，而且不允许你犯错。比如在艾克塞斯这样的公司。我们有谁说得不对吗？没有。我们两个对风险的定义会对洛蒂产生影响吗？当然不。

第二，我告诉她：该着急的时候再着急。这源于我的亲身经验。十年前，在犹豫要不要申请去读哈佛的研究生时，我非常纠结，如果花上一年甚至更久远离我的事业轨道，我会不会遭遇事业上的严重打击；我不但会失去经济来源，还要花上一大笔钱交学费；珍妮弗对搬去波士顿生活会不会不习惯；等等。一天，我向我的朋友维克拉姆述说着这些可能出现在我生活中的各种风险时，他叫我停下，说：“别说了。你担心的这一切还都没有发生呢，先做个选择吧，然后再考虑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他的话让我发现原来我一直都在为这种事纠结，每周至少一次，面对选择，担心如何应对。（我也把霍华德的推论加了进来，别去为那些别人的问题担心。不要把别人需要操心的事加到已经很费心的分析中来。）

第三，我告诉她：别不做选择。不做选择就是一种选择，这个说法早就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了，但还是不断有人掉到这个陷阱里。如果你身处一个并不理想的环境中，不做改变就是一种冒险，即便表面看起来没有这么严峻。接受你的生活和事业里不会一帆风顺这个现实吧。（霍华德会引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名言：“只要有生命，就有危险。”）你得明白风险管理是你必须培养的一种技能，有时有失败才会有经验。为了避开风险而不做选择是一种错误的防守方式，这只会带来更多风险。除此之外，还会让人觉得枯燥和不满。

最后，我把霍华德的中心思想告诉洛蒂：最大的风险就是停止前进，不去追求你理想的状态。

嘉宾故事：明迪·格罗斯曼

明迪·格罗斯曼的职业生涯看起来就像是一系列没有必要的冒险，像是冒着风险从一个高峰跳到另一个高峰。但她却对此持不同看法。这位备受尊敬的成功女性，HSN（前身是家居在线）的首席执行官把风险看作职业发展中的必要部分，并且可以从中获得成就和满足感。

一个在大三的时候选择辍学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她不想走那些别人为她安排好的职业道路。“我想到毕业后要读法学院，然后……嫁作他人妇，就觉得很没意思。”在HSN的纽约总部办公室里，她对我说，“人人都说我很傻，我的父母对我也很失望，但他们最终理解了我想走一条不寻常的路。”这条不寻常的路就是服装零售业，她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不会回头。事实证明，没有学位并没有影响她在职业上的发展：《金融时报》将她评为影响世界商界的50个女人之一，《福布斯》更是盛赞她是世界一百强的女人之一。

在她“辍学”变成了“最权势”的过程中，明迪发现了好好利用职业生涯风险的力量。起初这些风险很难被人注意。二十年前，她在商界中走的一步却引起了很大关注。在接手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这个品牌后，经过明迪的经营，四年内品牌收益从三百八十万美元飙升至三亿美元。之后她选择离开这里，冒险去掌管一家名叫拉尔夫·劳伦的弱小企业。当时业界内没有人看好她这个选择，都认为她犯了错误，不会再获得成功，还会摧毁她已经腾飞的事业。但明迪认为她在希尔费格创造的辉煌已无法自我超越：不再有大的挑战，也不再有发展机会。别人觉得在拉尔夫·劳伦的工作充满风险，但在明迪看来却充满了商机，在这里她很有可能成为业界少数的女性首席执行官，还能创建品牌。她说到做到，她让公司的利润在三年内增长了十倍。

估计你已经预料到了，在这里干了三年零两天后，她再次提出了辞职。“我公司所在企业集团瓦纳柯（Warnaco）的企业文化真是糟透了。公司的CEO故意制造一种有害的、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企业文化。”明迪回忆道，“虽然我的待遇还不错，但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我的出现才加速了这种毒药文化的发展，于是我再也受不了了。一天，我走进CEO的办公室，告诉她我决定辞职，并且在太阳下山前就离开了那里。”虽然在早上去办公室时她就知道这会对她的事业和收入产生影响，但她知道更大的风险是对她个人价值的威胁。

在业界摸爬滚打了十二年，经历几次冒险，在整个过程中，明迪一直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无论是从个人还是职业角度。2006年，明迪成为耐克公司的全球副总裁，并给公司带来了四亿美元的收益。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六年后，她一上任，业内就有人预言她半年内就会遭受失败。“后来，”她说，“我意识到该是改善平衡的时候了，我应该少花一些时间满世界地出差，多花一些时间陪陪女儿和丈夫，还有我的父母。但我不想在事业上就此碌碌无为。”她要怎么做？当然是让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再一次瞠目结舌。

在事业的巅峰，她离开耐克公司，投身她从未涉猎的事业中：她开办了一家媒体和电子商务公司，领导了这家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这家公司就是今天的HSN，它的母公司就是HSN.com和基石品牌公司，现在HSN已经是享誉全美的企业之一了。

“在我离开耐克时，大家都觉得我要么是在拿自己的事业开玩笑，要么是疯了，或者两者都是。后来在2008年，我们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我想他们也许是对的。”她懊恼地笑笑，“我经历了无数个失眠之夜，感觉我应该为我的6000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的生计负责。但我相信我们做的都是正确的——并不仅仅为了应对暴风骤雨，还为了构建更强大的公司。

和明迪接触，感受到了她的精力、热情和智慧，你自然会明白她为什么在每份工作中都表现得如此出色。但当她说出“我知道我们做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话后，我才明白她为什么甘愿每次都冒巨大的风险去追求成功。明迪所做的风险决定都是被她清楚的精神遗产观所驱动的，再加上她永不言弃的价值观，还有她对在生活中如何平衡的清醒认识，让她成为不败神话。对她来说，去做其他的事才是最大的冒险。

现在回想起来，我问她对那些自以为知道她该干什么的人是什么看法。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发现很多很多人都本能地反对别人冒风险。但当你这么做时，你会发现你是错的。所以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我从来不去干涉别人的决定。我只赌谁会成功。

“还好我身边的人都是头脑灵活的人，他们能够提供正能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也明白不打破规则就不会获得进步。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甘冒智识和专业风险的人。没有眼光、创造力，不敢有技巧地去冒险，还何谈发展？”

第13章　不要轻举妄动

别人眼中的失败在我看来却充满意义——充满了新数据，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以便评估和重新调整既有策略。

几年前，哈佛的一些教职工、学生、管理者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个很少被关注的话题：拒绝与失败。这个讨论会的主办方将标题定为：应对拒绝，发现失败中的生机。他们这样描述他们的意图：

在生活中，我们都曾有过被拒绝的经历。你求职、申请学位或者奖学金，你参加面试，你希望发表文章，你努力想要拿一个对你很重要的奖项，但一切都不能如愿。在情绪处于无尽的低谷时，我们如何才能把未知的未来转化为机会，把灾难转化为新发现，把失败转化为财富，把柠檬变成柠檬汁？

在会上，参与者们都从自身角度讲述了那些影响到他们生活的遭拒经历。正是经历过这些苦难，他们才对“成功”与“失败”的含义理解得更为深刻。分享自己故事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律师、商学院申请人、科学家、数学家、作家，还有珠宝师。举个例子，哈佛大学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久负盛名的学者，发明了可以自动读取DNA的软件，就讲了他学生时代所经历过的打击，比如重读九年级，还有在哈佛取得他的博士学位前，他曾被杜克大学退学的经历。

肖力萌（音译）是一个聪明并富有创造力的统计学教授，不但跟大家分享了一些他遭拒和失败的经历，根据他自身经验还提出了一个有趣又有逻辑性的“拒绝统计理论”。它的意思是，不管是社会、家庭还是我们自身，都认为遭拒与失败是因为资质不足或努力不够。“对于那些值得去争取的东西，”他的理论表明，“随机找一个在努力争取的人，他被拒绝的概率比被接受的要大得多。”如果这样想，那么我们所有人在每件事上都被接受，或者说获得成功的概率都是零。

就像肖力萌的理论，这次讨论会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没有人不曾经历过拒绝与失败，即便是我们之中最成功的人也不可能次次都是人生赢家。但另一个观点表达的意思更为清楚：失败不是故事结尾。在所有与会人员之中，遭拒与失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动力。（用霍华德的话说就是这是“巨大”的可以带来颠覆性变化的转折点。）对于其他人来说，就像是一记警钟，使他们意识到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目标，重新审视他们的精神遗产，重新评估自身的优势。

在一个春日里，我和霍华德坐在他办公室外靠近草坪的长凳上，我把在“应对拒绝”讨论会上的经历讲给他听。“有些对话真是非常有意思。”我说。

霍华德点点头，叹了一口气。“这种讨论机会应该更多一些。过去这些年，人们都把成功看得不费吹灰之力，而失败在他们眼中反倒成了不能示人的人性污点。”

“你是指这里吗？”我指指那些在春日暖阳下穿过哈佛校园的学生。

“是的。”他说，“但远不只是这里。哈佛不是成功专制的垄断者。”

“这又是霍华德式的新表达。”我笑着说，“但是可怜可怜康奈尔的毕业生吧，‘成功专制’是什么意思？”

他笑着解释道：“其实这不是‘霍华德式的语言’，因为这个词在至少十年前就出现过了，只不过语境不同。这个词当时用来形容公司总裁注重短期收益大于长远增长的一种趋势，一些企业家也用这个词来形容企业摆脱现状以谋求新创意，追求新发展模式。

“‘专制’这个词描述的是无情的压倒性的压迫统治。我用‘成功专制’这个词来形容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我们很多人都被一种专断的潜意识控制着，认为成功就意味着一切，不成功便成仁，而成功的对立面是糟糕透顶无法挽回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成功专制势必与名人文化概念联系起来，如果没有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死亡——你只能一辈子做无名小卒，没有人关心你的存在。成功专制也给人们的懒惰因子注入了兴奋剂，让一种偏激的思维变成了共识：成功就是好的，而不成功就是坏的，没有中间地带，反正成功不了，我们就不需要努力了。

“20世纪早期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提出：‘在专制肆虐的情况下，行动起来比产生想法更容易。’我相信对待成功专制的人们只是做出简单的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却几乎不去考虑其深层的影响。他们不明白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纯粹的成功或失败，唯一的纯粹的失败就是死亡，或许这种说法也不对，毕竟还有天堂和灵魂之说。”

我理解消化了一番这些晦涩的概念，然后直截了当地问霍华德：“你经历过什么样的让你猛然警醒的失败？”

霍华德想了想，欲言又止，用一种迷茫的眼神看着我。我以前问他问题时从没看到过他有这样的反应，即便有过，我相信也没有这次这么奇怪。“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最后说，“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他靠在椅背上，细细回味着我的问题，试着做出回答。“我想我回答不出这个问题跟我的信念有关，‘永远向前看’，这对我而言与众不同。让我慢慢讲给你听。

“我只愿意为那些我可以改变的事物付出精力。过去发生过的事对我的意义就是我可以在处理新问题时加以利用。直到如今，我也从没觉得我经历过什么彻头彻尾的完全的失败，没有哪次我找不出对我有益的新信息。我把失败看成不同的状况，这些状况中包括了某些积极的结果、消极的结果，当然也有一些不好不坏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要纵观全局，又要重视局部的原因。由于任何经历都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别人眼中的失败在我看来却充满意义——充满了新数据，也提供了新的机会，以便评估和重新调整既有策略。

“别误会，我肯定是经历过令人绝望的境况和痛苦的经验的。但这些是失败吗？对我来说，不是的。我的第一次婚姻是失败吗？的确没能成功，但肯定不是失败，我得到了三个出色的儿子和一群可爱的孙子。我在哈佛商学院第一段任期是失败吗？没有成功，但也不意味着失败——我把课教得很好，还做了出色的研究，并为我将来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想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收获’与‘失败’对我而言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我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应该是，我无法完成那些对我很重要的事，那些基于我的道德底线必须做的事，我不再做那些成就自我的事，我不再遵循我的精神遗产观办事。”他转向我，“这样说够清楚吗？”

我点点头。“我的一个很睿智的朋友弗朗索瓦·贝纳米亚斯说过‘在努力过程中不存在失败’。你应该会同意他的说法。”

“完全同意。”他说，抬起一根手指，“但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努力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道德和价值观上。我相信，除了死亡，道德败坏的失败才是真正无法挽回的失败。道德败坏带来的破坏是无法修复的，所要承受的失败注定要跟随你一生。这种失败让你无处可藏，如果你为了自己的成功而不顾别人的安危，踩着他们的手爬上天梯，当你掉下来时是没有人愿意接住你的。当然这种成功也是不稳固的，稍有不慎你就会掉入无尽深渊，你用来安慰自己的那些伪道德也无法帮助你。那只会加深负面影响，让你失败得更彻底。”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发自内心地努力，并且你所追求的目标是适合你的。”他停下来试图利用回忆来举例，“你记得阿瑟·阿什吗？一个伟大的网球运动员，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打破传统网坛种族歧视的运动员。当他被问到如何处理生活中的障碍时，他回答得很干脆：‘做你自己，利用你拥有的能力，尽自己一切努力。’我也在照他说的这样去做。每天，我都会去想想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问自己：‘今天我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更接近我的人生目标？’老实说，我过去经历过什么样的‘成功’或‘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的我是什么样的，我要以什么样的面貌去工作，我能为我将来的生活做些什么，能不能完善我的精神遗产。”

霍华德的话总是值得回味，而关于“成功”与“失败”的话题也让我不经意想起了最近跟朋友间的对话。这三次对话发生在我同我的朋友和同事之间，虽然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足以令人印象深刻，我想他们的经历对大家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第一位是麦克·利文，这是一位像霍华德一样经验丰富、独具慧眼、精明睿智的老人。几十年来，麦克都是美国酒店及旅游业的主导力量之一，但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通常在他那个年纪，人们早就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可是麦克却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项挑战。在七十一岁的高龄，他出任了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的总裁。这个集团曾经是历史上最辉煌的酒店赌场，可是当时却面临破产，麦克上任就是为了保住这家企业。不到三年，麦克和他的团队（在企业创始人谢尔顿·阿戴尔森的支持下）造就了股份合资历史上“最为庞大也是最为迅速的反转神话”。麦克接手金沙集团后的这次壮举——毋庸置疑是他在酒店业打拼的五十年里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是，当我问他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是什么时，他为金沙集团所做的壮举却不是他的首选。“用了二十五年时间终于功成名就，这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一天下午，在他亚特兰大的家中书房里，他开玩笑说，“说起来，我人生中第一份伟业应该是成为戴斯连锁酒店的经理吧，那让我终于不用再捉襟见肘地过日子了，如果我愿意还可以预付一个月的房租。

“我很自豪地发现稳步发展才是适合我的方式，我在专业和个人能力上的直觉都是正确的。踏实工作给了我时间去真正理解我所在的这个行业的特点，也让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高效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还能让我同时兼顾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

听到他这样说，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在麦克心目中“成功”并不等同于拥有名声或金钱。在他眼中，成功取决于你为其他人带来了什么福利。“我希望我的精神遗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我给予帮助的人们的专业能力得到提高，”他解释说，“最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所创立的两个自发性组织帮助了很多人。”其中一个是专为年纪偏大的工人在无法继续从事自己的职业或另谋出路时提供就业机会的项目；这个项目获得了光明基金会的重要奖项。另一个则是被他看作自己重要成就之一的项目，即建立亚美酒店联盟。表面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个没什么特别之处的政府经营项目，但实际上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力。“很多年来，酒店业对东亚和南亚移民的歧视根深蒂固，他们无法借助商业贷款开办酒店，很多酒店企业也不给他们经营的机会。”麦克回忆道，“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中，这对想要追寻美国梦的移民来说都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了这个联盟，这些人终于可以越过横在他们面前的障碍，我为不计其数的移民企业家和他们的家人开辟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小路。”

麦克对成功的含义做出了精妙的解读，而我与另外一个朋友——NBC体育频道的新任董事马克·拉扎勒斯聊到的更多的是他对失败的理解。作为一个拥有这样非凡身份的人，马克表现得十分谦逊和自然。让我对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当问起他事业背后的故事时，他讲起的竟然是在刚上高中时的留级经历。

“刚上高中时我表现得非常差劲——完全就是青春期的不成熟表现，所以我转去了另一所学校并重读了一年。没想到，这段经历竟然成了影响我接下来三十年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对我说，“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遍，要是我没留级，之后的生活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趣，事业也不会这样成功。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所经历的那些失败和我所获得的成功之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在我们见面的前几年，马克遭遇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打击：在特纳娱乐集团当了六年总裁后（而他在特纳集团已经干了十七年），他突然被解雇了，跟一群高管一起被扫地出门，其原因到目前为止仍不得而知。从乐观的角度想，也许正是因为这次卸任，才使得马克接到了来自更高层次企业的橄榄枝。

离开特纳集团后，马克到CSE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一家针对亚特兰大市场的产品制造企业，直到迪克·埃伯索尔（NBC多年的标志性领导人物）重新招他回到NBC体育。几个月后，正当马克坐在位于纽约上城的会议室参加一次合作会议时，他接到了来自迪克的老板——NBC环球公司CEO的电话。“他问我在哪儿，最快能什么时候回曼哈顿。”马克回忆道，“我问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他说：‘迪克退休了，就在今天，从现在开始你接手他的工作，马上给我回来。’”

那时他感觉就像是走进了飓风中心一样。前任（就是迪克·埃伯索尔）那样传奇性的成功历史给了他很大压力，而且马克在他刚接手这项工作的前八个月里就要负责威瑟斯广播网和NBC体育台的兼并项目谈判，这面临着取消六个主要体育频道，损失价值一百五十亿美金的风险。不过排在这些之前的，还是最重要的奥运会转播任务——整个团队只有三个星期时间进行前期准备的重组，好在最后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回想起来，挑剔的评论家们可能会说马克不适合坐上这把交椅。而且不管怎么说，马克当时仍深受特纳集团的背叛对他在心理、性格和专业领域的打击——他依然觉得这是自己的失败之处。但他已经从这个转折点吸取了教训，也让他成了现在的称职高层和领导者。

“我从特纳集团得到的教训就是千万别小看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我更注重衡量人们的需要。我也不会忘了那些在关键时刻向我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尤其是那些友善地支持帮助过我的人。而我也深感自己对公司员工的重要性，这种强烈的责任感督促我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第三个要讲的故事也是关于成败之间的有趣关系的，关于我的一个客户兼朋友，肯·奥斯汀。肯是一个完美、机智、有趣的家伙，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他作为企业家的事业，还在上中学时他就做了自己的第一笔生意，成年后他经手的几笔生意都赫赫有名：2001年他帮助沃伦·巴菲特旗下的奈特杰飞机租赁公司完成了对侯爵喷气机的购置；2010年他又推出了全新的烈酒品牌——龙舌兰战斗机，这在洋酒业是热门的新项目之一。由此我想到了我和霍华德所谈到的话题，于是假装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这个人从没经历过失败吧？”肯的回答与霍华德的观点异曲同工。

“我不接受失败。”他摇了摇头说，但马上补充道，“我这样说不是因为自大。我像所有人一样都会有失败的时候，不成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我从没有一败涂地过。相反，我发现就算没有成功，我也能从中得到真实有价值的额外收获——知识、技巧，或是联系，这样我就能把它们利用起来去开拓其他方面的成功。”

“别忘了，我打小就在学着做生意。小时候，我买了几台吹雪机给邻居提供清理积雪的服务。这种经历日积月累，打造了我善于发现隐藏在坚实表面下潜在商机的眼睛。拿体育比赛来打比方，这些经历帮我在比赛刚开始时，可以有效地纵观全局，预测到最终比分。我从没经历过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能在事情搞砸之前尽快脱身。”他解释道。

“听起来你不像是脱身，而是敢于承认自己决策失误。”我分析道，“然后自信地说：‘算了，我才不会在一条毫无收获的路上一直走到底。’很多人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只会一条路走到黑。”

“是啊，像你说的那样，我可以及时反应，避免失败。”

“这么说，你一点也不担心失败。”我总结道。

肯笑着做了个鬼脸，说：“其实我非常担心失败，尤其是龙舌兰战斗机那个项目，因为我肩负了太多人的希望。我感到我应该对那些为我工作的人、我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投资商负责。如果失败了，这些人一定会非常受打击。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害怕失败。不过这种恐惧不会把我吓倒。听起来很可笑，但这对我也是一种动力，是具有正面效果的，这种恐惧能激励我，让我更富有创意，赋予我能量，让我更客观地看待事物，让我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改正问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

*　*　*

给霍华德讲完这三段对话后，我总结道：“在谈话中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是，成功与失败对于他们来说是相辅相成的。换个说法就是，如果他开始担心失败，这就是个好兆头，他会从中获益。”

“人们在谈到成功和失败时，都假设这两者对每个人来说都有一样的意义，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霍华德说，“成功与失败没有一个标准的评估尺度，主要原因是这个标准受到了我们对情况本身期望值的影响。在《失乐园》中，约翰·弥尔顿写道：‘心灵自有归属，天堂与地狱只在一念之间。’他精准地表达了期望对我们自身成功与失败的影响力——还有对我们的生活。

“除此之外，成功的定义也是建立在个人的实际情况上的，会受到我们周边所发生事物的影响。如果只能赚回2%的利润，你认为自己是不是成功的投资家呢？这取决于你投资的市场是大还是小。如果你在优秀班只拿了B，或在普通班拿了A，哪种情况对你来说更成功？在学习了一年之后你还是没能学会弹钢琴曲，原因是工作太忙，你每周只有一个小时的练习时间，但你却享受练习时的每一分钟，你会觉得这是失败吗？所以，条件很重要。

“参照物也非常重要。我认识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很穷，因为他拥有的财富只是比尔·盖茨资产的1%。可这意味着他有百万资产！

“要界定成功与失败很难，它们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没有另一方的参考，你很难做出判断。从理论上，你可以理想化地定义它们，但在生活中，证明成功离不开失败，而失败也免不了有成功的映衬。

“由于种种复杂因素，成功与失败对人们的作用方式截然不同，产生的影响也因人而异。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明白成功与失败对我自己意味着什么，但我们还是不能下定论，成功和失败到底哪个是更好的成功助推力。对我而言，底线就是：不要束缚你自己，也不要随波逐流。”

“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定义成与败。”他总结道。

看到霍华德所说的“自己的方式”，本书的读者应该都会感到熟悉吧？正是在这本书开头时所写到的：如果只符合别人对成功的定义，那就不叫成功；如果不是你一手造成的，那就不叫失败。成与败应该以你个人的精神遗产观来定义。从战术角度来看，对于成败的考量应该与你平衡各种关系的决定相关，与你决定如何投资个人时间、精力、感情等相关。这个指标应该包含着你如何看到自己的能力、热情、优势和你的追求与期望。你应当与你的“私人催化剂”们讨论你对成败的定义和衡量标准，这些人包括你的榜样、导师和私人顾问团队，他们的目标、人生路线和观点要跟你的一致，或者发挥补充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对霍华德来说，“以你自己的方式”定义成败，代表了你现在和将来的方向。你今天想做什么，明天和下周想做什么，都可以帮助你定义成败。随着你生活的改变不断调整对成败的定义，这样你才能不断有更新更远的目标。随着你生活的各方面的价值重心的转移，重新校准成败的定义。

最后，他建议，为了更好地以自己的方式定义成败，最好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

·要获得成功我应该对自己做什么投资，或者为了获得机会我要放弃些什么？换句话说，有必要费力去榨果汁吗？

·反之，如果我失败了，是不是我没有足够投入？是因为我预估失误，还是潜意识里我根本没有尽自己最大努力？

·最重要的是，如果我获得了成功，赚了大钱，获得了地位，为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学富五车，等等，我是不是就会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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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身患绝症的史蒂夫·乔布斯辞去了自己在苹果公司的职务，《波士顿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标题就是《失败》，在篇首语写道：“没有人比史蒂夫·乔布斯经历过更多失败……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他的设计不够潮，他的产品不够引起轰动，他把公司带到了万劫不复之中。”乔布斯的职业生涯被摧毁了，《环球》写道：“失败就像伴侣一样伴其左右，即便在成功时也是如此。”他的经历恰恰证明了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道理：获得巨大成功的Macintosh电脑（带动了笔记本电脑的发展）前身是没有成功的lisa电脑；乔布斯的NeXT型电脑并没有受到市场的青睐，但今天大行其道的Mac软件系统正是取自NeXT的操作系统；还有没有多少人知道的ROKR手机/音乐播放系统，也被运用到了iPhone系统之中。

这些文章的意思与霍华德一直教给他的学生和家人的理念不谋而合。它教会那些企业家（或仅仅是经营自己工作的人）一个道理：

失败会播下将来成功的种子，而成功也携带着失败的种子。

乔布斯的经历恰恰证明了前者，而霍华德和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也正如后者所说的一样。这些人在生活中某一方面获得了成功，但成功却给其他方面播下了抑郁和失败的种子。造成这些种子生根发芽的因素很多。有些人低估了为了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如我的朋友詹，他成了全国知名的慈善组织之一的总裁，随之而来的除了名望与高薪，还有高负荷的工作和时刻曝光在大众面前的巨大压力。

有些人则把成功当成沙滩上的沙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意地让它们从指间溜走。从音乐人转行为商人的杰西·伊兹勒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现在，杰西是名著名跨行企业家：他是侯爵喷气机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在2011年推出了备受争议的成功产品：能量含片。值得一提的是，球星小皇帝勒布朗·詹姆斯还是他的合伙人之一，但是杰西最初却是一名说唱歌手，在大学时就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录制了唱片。他当时用“杰西·詹姆斯”作为自己的艺名，发行的首张专辑获得了极大成功：主打单曲进入了美国公告牌前100大热门单曲，在2004年还参演了一部电影；他的音乐录影带也在MTV频道热播。但在这些成功之后，他的职业歌手道路也走到了尽头。“我一直都是靠直觉在做这些事，从没想过设立什么目标，也从没想过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周围挂满了抱着能量含片盒子的勒布朗和阿玛尔·史杜达米亚的肖像。“当我出现在MTV台时，感觉就像是已经爬到了顶峰，我只要踏实坐着看风景就够了。但不幸的是，我还没坐多久，音乐圈就把我淘汰了。”当然，没过多久杰西就另起炉灶，再次为自己找回了成功的感觉。但是职业歌手的经历依然是他难以忘怀的一次教训，他用“失败使成功突然衰竭”来形容他的说唱歌手生涯。

在某一领域的成功也可能引发潜在的失败。“有时成功会让人变得盲目，无视光环以外的危机。”霍华德说，“最普遍的一种情况就是商场得意，可与爱人和孩子的关系却出现了问题。”有时这种盲点是由人们自己造成的，但有时却是由他们身边想要“保护”他们、“支持”他们，或者“不想让他受到伤害”的人造成的。霍华德有一个这方面的经典案例，能说明这种现象是怎么拖垮整个行业的。“在上个世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振兴产业，底特律的汽车公司老板们每天都把公车送进车场进行检修。”他说，“在老板们当晚开车回家之前，机械师想尽办法解决掉各种问题。结果造成这些企业的老板压根不知道他们的客户会面对什么样的车辆问题，从而流失了很多客源。”

不管你怎么定义成败，显著的成功和重大的失败都可以成为你的潜在经验。它们都各有各的转折点，都可能阻碍你达成你的精神遗产观，即便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成功也有自己的发展趋势，有时会引领你走向一个有悖于你初衷的方向上去。你得到一份新工作，而且是你十分擅长的领域，你被提拔，涨了工资，工作时间延长了，职位越高竞争也就越激烈，你只能付出更多努力来维持成功。有一天，当你醒来时发现成功把你变成了一个工作狂，你曾许诺要多陪陪家人，结果你却食言了，而且发现你对很多事的处理方法是你自己不能接受的。这些经验，都是卡特·卡斯特所经历过的：对成功的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成了自我摧毁，而不是人生追求。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停下来，深呼吸，重新开始。

以类似的方式，成功可以把你从正常轨道领到一种被霍华德称为“裹足不前”的情况中。“如果你擅长做什么事，发现工作起来易如反掌，还能得到很好的报酬，即使你失去了兴趣你也还是会忍不住继续做下去。有一天你望向周围，发现这安乐的氛围让你看不到太阳，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看起来美好的情形像泥潭一样牵绊住了你的手脚，你得费上九牛二虎之力才能从里面爬出来，但是很不幸，你被困住了。这种情况就像我第一次在哈佛商学院教书时遇到的那些同事一样，这也是很多职场中的人所担心的。就业市场如此惨淡，他们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现在的工作不放，虽然薪资让人满意，但工作却不能让人开心。”

更多情况下，我们会被失败击倒。一个主要却不被人注意的原因就是我们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从中只获得了错误的教训。“如果对失败进行剖析，”霍华德有一次讲道，“失败分为三种：一种是受外力影响，对此我们的应对能力有限；另一种就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原因，因此我们也更容易对付；第三种是道德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经常被伪装成成功。应对失败的首要因素就是要搞清楚我们面对的是哪一种。

“这需要我们客观、诚实、主动地承认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你需要拥有足够的自信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办法，我不能因为这件事而改变我努力的方向。’”

我最近认识了一位高级保健公司的总裁，她叫梅根，最近一段时间被各种“内忧外患”折磨得近乎人格分裂。在经历了差不多二十年稳定的成功——从知名大学毕业、进入华尔街工作、读研、在保健企业领域扮演了一系列重要的角色之后，她触到了暗礁。五年里，她相继被三份不同的工作解雇。在客观了解了她三次的遭遇后，我发现这完全就是“天不时地不利造成的人不和”：在第一份工作中，她的老板刚刚被解雇，整个部门处于重组阶段；第二份工作的公司刚刚被收购，正在经历裁员；第三份工作中，刚刚上任的老板觉得梅根能力过强而不想用她。挫败感和巨大的压力让梅根感到十分惊恐，“我觉得连续失败三次一定跟我个人的性格或能力有关系。”有一阵子她甚至考虑回到学校做一名保健师，直到她以前的一个同事看重她的能力，请她去做高层管理者，梅根的“失败之旅”这才告一段落。这个故事以喜剧收尾，因为梅根非常喜欢新公司的稳定工作，但她也算是饱受了心理上的煎熬。

在她痛苦反思的时候，霍华德也许会这样对梅根说：“你没有丧失你的能力，你只是想得太多。深呼吸，把脑中的杂念清除出去，不要再质疑自己的专业能力，你唯一没有做好的事就是没有对你的雇主进行正确的评估。”

*　*　*

在很多情况下我都会想起霍华德的理论，关于成功的专制，失败的内涵，个人努力的重要性。我工作的地方在曼哈顿的中心地带，这里聚集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一群人，同这些富足的人一起工作，也包括与我的客户交流，有时我的确会感到要保持状态真的压力非常大，不免也会把成败当成心头的包袱。在这种环境中，情感和心理上很容易失衡。所以，我真的从霍华德的指导中受益匪浅，我也试着用他教授我的方法去定义成败。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说过：“艰难困苦有其科学价值，聪明人绝不会错过这些学习机会。”我的一位好友，米歇尔·威尔森曼补充了一些不那么科学但同样具有价值的思想。“能吃苦，”她有一次跟我说，“才更懂甜。”因此，我决定做一个好的学徒，在我经历失败、遇到挫折时，要享受痛苦。我试图挖掘“失败”之下的隐藏内容，为我自己，为我的同事，为我的朋友。霍华德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解构失败（同样也有成功的意义）能创造一种动力，提供给我，也就是霍华德说的内在推动力，让我成为更好的人。他教会我“在不断失败中勇往直前”是一种积极的行动，可以让我们的独特能力发展得更为平衡，从而获得成功。

我生命中的最重要一课，就是学会了利用成功与失败“稳步向前”。

嘉宾故事：梅琳达·洛佩兹

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

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都有上场的时候，

一个人的一生中扮演着很多角色……

这段意味深长的话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的确，生活中的某些时候，我们的确感觉自己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我们按照别人设计好的套路行事，为别人的目标努力拼搏，用别人的成败来定义自己的成败。

就算是剧作家也总觉得自己是在按着别人的脚本创作，用别人的成功标准要求自己。他们的这种感觉可能更直观，因为他们的人生事业总是要由别人来评判。在和我的剧作家朋友们聊天时，我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关于成功与失败的有趣观点，对我们这些不从事创造的人来说也很有用。

“对于剧作家来说，成功这个词既让人迷茫又富有挑战性。因为这其中存在太多变数了；从某种角度来说，成功对于艺术家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梅琳达·洛佩兹说道。她是创作过许多知名戏剧的剧作家，她的作品包括《泽西的卡洛琳》《盖瑞》以及登上过全美各大戏剧舞台的获奖佳作《索尼娅弗露》。

“首先，”她说，“一个好的剧作家必须心甘情愿放弃她对工作的所有掌控权。我们的剧本是献给导演、演员、舞美和服装师的，还要祈祷他们能尽最大努力表现得完美。最后，我们把这个剧本是否成功的决定权交到观众和剧评人手里。因此，一个剧作家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会信任他人，不然你会发疯的。”

截至目前，梅琳达的事业还是广受好评的——她是获得肯尼迪中心颇负盛名的夏洛特·伍拉德奖的第一人，这个奖项是为奖励在美国戏剧界涌现的有希望的新人而设立的，她还是韦莱斯利大学、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圣丹斯艺术中心和纽约剧院的客座教授。当然成功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成功是有两面性的。”梅琳达解释道，“在创作的过程中，我需要在谦虚和相信自己的点子是绝妙的之间保持平衡。在创造人物的时候，我既要让角色说出真正的心声，又要保证观众认可角色的表现。有时我会对成功感到焦虑，因为一旦获得成功，人就可能变得骄傲，另一方面我会担心，如果失败我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打击。”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斯的名句：“成与败都是一场灾难。”

“有时就是这样。我觉得我有一点长处是在动笔的时候不会去想结局会是怎样。因此我不会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套上成功的枷锁，我把写作本身就当成一种成功——这样想的话，就可以避免让自己陷入担心失败焦虑症之中。”

随着声名鹊起，梅琳达要担心的不仅仅是成败问题，还有历史的平衡问题。她随父母逃离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革命大潮来到美国避难，对她来说，她从未远离古巴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索尼娅弗露》讲述的就是由于古巴革命而流离失所的一家人的故事。现在她手头的作品《成为古巴》深入探讨了20世纪初古巴作为独立的新生国家的自由之责任与挑战的问题。“可惜我无法亲自去保卫我的人民和文化。”她的声音里带着深深的痛楚，“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尽我的一份力。我曾经想过这样做也许是远远不够的，我没有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回到祖国帮助我的人民或许就是一种失败。这是我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尽管事业上影响成败的因素各种各样，梅琳达仍然找到了一种更简单的适合她个人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本能——既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言行左右，也不会由于历史原因受到阻碍。“最终，我认为成功就是听从你身体和精神的召唤。你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天赋，这是一种本能。这种成功就像是跑步时的愉悦感——我了解自己的感受并且知道如何将之转换为戏剧语言。当我对失败产生担忧时，这种愉悦感可以帮我熬过这个阶段。”

我告诉霍华德我与梅琳达的谈话，他点点头表示赞许，说：“我很高兴你能有机会和她面对面。她的经历和我的很相似——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职业和性格也不同。

“不管你是剧作家、商人、护士，或者是系统分析员，成与败不仅仅与你相关，也是你与整个世界互动的结果。

“如何界定成败，要通过具体事例做具体分析。我们追求成功并付出努力的过程就像是在跳一场复杂的舞蹈，我们充满热情并拼尽全力。然后，依据我们的长远目标评估我们努力的成果。最后我们重新上路。”

“还有，不管一个人的职业道路是怎样的，忠于自己的目标，保持自信，跟其他的因素一样重要。”霍华德总结道，“引用另一个著名作家马库斯·奥里利厄斯的一句话就是：‘首先要内心强大，然后再探究事实、了解本质。’”

第14章　生活的涟漪

困难、挑战和困苦只是一时的，最终都会成为值得拥有的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

不久前的一天晚上，我和珍妮弗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我们刚刚搬进这座房子，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但房子里还是堆着几个还没拆封的箱子，我们两个谁都不想动弹。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们两个仅存的精力也献给了我们的儿子：陪一个四岁的孩子满屋子玩捉人，这样他才会心满意足地去睡觉，还要把一个七个月大的儿子从卧室抱到厨房再返回去，好填饱他的小肚皮。

现在，筋疲力尽的父母终于能闲下来，享受一下安静放松的状态。珍妮弗读着一本小说的最后几页，我清理了一些电子邮件。“霍华德和弗雷迪向我们问好，”我告诉她，“他们希望下周能见到你。”斯蒂文森夫妇下周要来纽约待几天，我们计划共进晚餐，然后一起去百老汇看戏。

珍笑着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合上书，奇怪地看着我问：“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是“霍华德的礼物”（本书原文书名Howard’s Gift）？”

“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啊。”我说。

“不是，我知道你写书的原因。”她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给这本书起名叫“霍华德的礼物”，你从来没说过原因。”

“噢。”我惭愧地意识到她是对的。我早就选好了题目，但这些日子以来我从没告诉过珍妮弗。“抱歉，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无奈地摇摇头。这只是件小事，但我对自己感到很恼火，这件事触到了我的热键，让那些令我心烦意乱的事一股脑涌上我的心头：我这样投入时间和精力是正确的选择吗？我太太问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意味着我被工作、搬家还有写书搞得昏天黑地，以至于我最近都没有好好关心一下她？

后来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声音：“傻瓜，你难道还没从霍华德那里学到知识吗？”这个声音自动转换为霍华德的腔调：“我们没法在每天每件事上都拿到‘A’的成绩。别总纠结过去的事，要向前看。”我深吸一口气，把我的烦躁一扫而光，告诉了珍妮弗我给这本书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因为对我而言，《霍华德的礼物》包含了一系列馈赠和接受的礼物的故事。

首先，这本书是送给霍华德的：在2007年1月他突发心脏病倒下时，那个反应极快在第一时间取来除颤器的人赠予了霍华德一份生命的礼物。然后我便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为了向霍华德表达爱与感谢。（当弗雷迪读过手稿后，她对我说：“这对我们是非常珍贵的礼物，这本书可以让霍华德的孩子和孙子们更好地了解他。”这些让我感到我所付出的劳动都是值得的，即便我不知道除了斯蒂文森和赛诺威家的人以外，还有没有人会去买这本书。）另一方面，霍华德从他父母和亲人们那里遗传的思维方式也是上天赠予他的礼物：他的头脑、幽默、热情和爱心，他慧眼识珠的独特眼光，他的一针见血，还有他非凡的组织管理能力。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霍华德给予我们的礼物，我尽了最大努力用这本书表达的东西：智慧良言、独到见解和建立在多年经验基础上的实用的指引。把这些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霍华德调制的催化剂。它们赋予我们灵感和力量。它们让我们意识到只有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确定和完善我们的愿景，实现我们重塑自我、完成人生愿望的个人目标。

其实，按照霍华德的本意，我应该说他的礼物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这礼物激发了我们思考、行动、学习、重新行动的良性循环。因为，霍华德希望我们能够“平衡”自己每日的生活，他希望我们能不断进取，获得对生活的幸福感。

*　*　*

我不想在最后一章重复这本书里已经写过的内容。所以，我来分享一则霍华德的箴言作为总结：在追求你的人生目标时，不仅要预防水花，也要对涟漪有所准备。

这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已经习惯了霍华德的讲话方式，只要把意思整理清楚，这句话就很好理解了。如果你往水池里丢一块石头，马上就会溅起水花；然后就会有一圈圈的涟漪缓慢不断地从中心往四周扩散，而且会持续一段时间。很多人在为工作做打算或是为生活的方方面面付出时间和精力时，总是会把重点放在眼前的利益上，这就是水花。霍华德的意思是要把眼光放远一点，要估计一下涟漪会有多大，会扩散到哪里。最重要的是，也要注意你身边的人们制造的涟漪和你的有没有交集。

“不仅要预防水花，也要对涟漪有所准备”的意思是要明白选择、行动和事物本身都会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不过，两者之间并不分先后：水花所引起的直接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非常巨大，以至于其长远的影响变得无足轻重，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涟漪的影响却是相当强烈和持久的。霍华德说，最关键的是，要考虑周全，预估对你的职业和生活的影响时要主动一点。

但是霍华德关于涟漪/水花的建议指的不仅仅是时间先后上的，也有共存并互相影响的。这是在提醒我们除了确定我们个人的精神遗产观之外，还要注意多和生活中遇到的人们多接触，比如家人、同事、朋友，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我们的水花和涟漪会交叉、重叠、交汇，形成我们生活的惊人的水系。但由于人性的局限，我们只能依据自己的眼睛和需求来寻找我们想要的，那些复杂而交互影响的形式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困难，挑战和困苦只是一时的，最终都会成为值得拥有的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这是霍华德的信念。

*　*　*

初夏的一天晚上，我又来到马萨诸塞州海岸斯蒂文森的宅邸做客，霍华德和我到海边散步。我们都喜欢大海，喜欢夕阳照耀海面的美景，喜欢看着潮起潮落，喜欢看远处帆船漂在水面上，喜欢海鸥自由地飞翔。

几周前，霍华德辞去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但是，他把接下来几天行程已定的项目和会议告诉了我。很明显，虽然他退休了，但并未停止追求更高境界的脚步：他刚刚完成了一本书的集资，接下来就要安排出版和发行的相关事宜；领导一个大学学科和九位数的工程项目的谈判工作；审核哈佛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他仍是那里的董事长；和几个以前的学生聊聊他们那声名鹊起的公司所制订的战略计划；验收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重新装修过的家；还有其他一堆我已经记不清的事务。

一方面，这日程对一个已经退休的人来说排得真是相当满。另一方面，说明他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相当好。别忘了四年半前，他和死神擦肩而过。当然，还有第三个方面（经济学家都喜欢这么说），他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一清二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正如他的座右铭一样：“向前看。”

“看来，”我们独处的时候，我说，“退休的水花并没有激起你生活中太大的涟漪。”

他想了想，回答说：“还不是时候。对我来说，涟漪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会展现自己的大笑。”他停下脚步，看着夕阳的余晖洒满水面，他看起来就像尤达大师，“过不了多久，哈佛商学院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人就会说：‘霍华德·斯蒂文森？好像有点儿耳熟。那人是不是做过……’”

换了这么评价别人，我也许真这么想了，但这说的是霍华德。我脱口而出：“得了吧，你以为哈佛人会这么轻易就忘记了这个为他们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吗？你在那里工作了四十年，教过上千名学生，你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啊。”

霍华德大笑起来，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和蔼地说：“谢谢你维护我的名声，艾瑞克，你就像我的贴身卫士一样。听我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会逐渐淡忘斯蒂文森这个名字，但他们最后只会记得我是一个教书匠，而不是他们在遇到困难时倾诉的对象。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会向前看，为自己创造新的涟漪。”

*　*　*

在这本书即将出版之前，这段对话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重新回味过之后，我知道了该用什么样的警句作为收尾。这个词包含了层层教训、层层含义，涵括了所有我从霍华德那里学到的知识。现在我请你仔细思考，认真分析，知其所用：

活在涟漪中。

致谢

《霍华德的礼物》这本书受益于与众多优秀的智慧之士的对话，包括最终版本中出现的以及为这本书提供灵感的所有人。感谢以下人士给予我们的鼓励、赞扬和贡献：梅根·亚当斯、安德烈亚斯·贝鲁斯索斯、马克·伯萨、艾瑞克·布林克尔、罗克姗妮·卡森、科林·考伊、杰夫·狄思金、大卫·埃尔伍德、蕾娜·冯塞卡、扬·弗雷塔格、亚伦·弗斯特曼、盖瑞·盖尔伯格、罗伯·戈德斯坦、亨利·凯斯纳、凯西·麦卡尼、乔什·马赫特、乔什·梅洛、迈克尔·奥马哈尼、伊琳·帕普利亚斯、凯文·帕克、斯蒂夫·瑞夫伯格、扬·里弗金、阿瑟·洛克、亨利·罗索夫斯基、亚当·桑多、汤姆·夏皮罗、安迪·谢尔顿、普雷斯科特·斯图尔特、邦妮·萨布拉曼尼亚、艾伦·苏利文、伯尼·斯坦伯格、扬·斯文森、安德鲁·蒂施、大卫·万、麦克·沃格兹和奥黛丽·王。

还要感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们讲述他们个人经历的人——无论是好是坏，快乐还是痛苦，依排版次序如下：温迪·科普、阿文德·拉昆纳扎、洛丽·斯格尔、索莱达·奥布赖恩、卡特·卡斯特、杰夫·利奥波德、鲍勃·皮特曼、南希·布林克尔、雷切尔·雅各布森、卡尔·班克斯、埃米莉·亨特、明迪·格罗斯曼和梅琳达·洛佩兹，还有汤姆·埃森曼、克里斯蒂安·亨普尔、杰西·伊兹勒、麦克·利文、马克·拉扎勒斯和肯·奥斯汀。

我们还想衷心地感谢乔·泰斯托雷，你为我们考虑得如此周全，办事如此仔细，我们却只能称呼你为我们的图书经纪人。从动笔那天起，你就坚信这个项目的成功。你一直是我们之中工作最为辛苦的一位，同时你也是我们的朋友和领路人。

我们诚挚感谢圣马丁出版社的团队为我们这项工作如此尽心尽力，谢谢杰夫·多茨、劳拉·克拉克、斯蒂芬·李、马特·巴尔达奇、约翰·墨菲、丽萨·森兹，还有我们的编辑乔治·惠特，你是为《霍华德的礼物》这本书贡献智慧和热忱的领头人。

还要感谢许许多多奉献着自己的爱、热忱以及支持的人，因为在生活中遇到你们才使得这本书有面世的机会。

来自艾瑞克：

六年前当我动笔开始写这本书时，霍华德刚刚经历了心脏骤停的危险，起初我只是想将这位伟大的差点离我而去的朋友的智慧之言记录下来，与大家共享，但在我写这些文字时——这可能是我在此书出版前最后可以写下的文字了——我发现这本书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我与霍华德之间的深厚友谊，不仅仅是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我与霍华德第一次见面的故事，更多的是在我追寻毕生事业时所遇到的领路人、榜样、朋友、家人赋予我的意义。

我觉得我之所以拥有敏锐的眼光，还是要感谢那些引导我前进的领路人。包括我的祖父丹尼尔·戴维斯，他有力、诚恳、幽默和善良的性格成就了我们的家庭，我的儿子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唐·费拉拉和丹尼·波塔纳，没有你们我就不会去康奈尔读书；还有我在康奈尔酒店学校的大家庭，尤其是唐·毕晓普、扬·德鲁斯、切齐·塔戴夫、大卫·迪特曼、凯西·恩茨、尼尔·盖勒、蒂姆·希金、乔赛普·佩佐蒂、迈克尔·雷德林、克雷格·斯诺、布鲁斯·崔西，还有其他所有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属于这个大集体中一员的每个人；哈佛肯尼迪学院的邦妮·瑞丝以回馈社会的方式给予了我很大灵感；劳伦斯·格罗夫曼是我和珍妮弗的领路人；波士顿的萨瑞娜·斯坦门斯待我如家人一般；拉瑞·戴维斯，谢谢你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予我那么多的关心；杰夫·阿尔特曼、菲尔·鲍、莱尼·鲁斯提格、阿尔·皮兹卡、乔治和卡琳西文曼夫妇，你们在我遇到困难时与我共患难，并且还把我从绝望中拉了上来；托德·瓦格纳，你教会了我太多，还让我获得了更多东西；感谢麦克·利文，一个高尚的榜样和朋友，几十年来我从你这里学到了很多商业和生活的道理；还有霍莉·泰勒·萨尔让，是你为我带来哈佛发展部办公室的可贵机遇，并且在我毕业时将我介绍给霍华德·斯蒂文森。

我还要感谢柯克·波斯曼特，我非常珍惜我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感情，你在商业上的智慧令我折服；感谢麦克·瓦尔格兹，你的洞察力如此之深，经验如此之广，我们的友情如此深厚；还有所有在艾克塞斯这个大家庭中的各位，无论你依旧在这里还是已然离开，谢谢你为这本书付出的努力，无论是分享的个人经验还是思想：阿曼达·阿姆斯特朗、安德鲁·布莱克、安迪·克洛斯、凯特琳·德兰妮、阿曼达·希利、布莱恩·霍尔柯布、布莱恩·约翰逊、斯科特·迈卡勒斯、布莱特·穆尼、伊兰·珀林、莫莉·马尔基利西弗、唐娜·西蒙内利、安德鲁·泰勒和泰勒·杨克。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杰克琳·塔里卡和托马斯·巴尔吉尔丹，感谢你们从早到晚都保持着充沛的精神，还有亚利桑德拉·巴斯蒂安，你的热情和贡献拥有特殊的魔力让我能保持幽默和出色的状态。

在写作《霍华德的礼物》这本书期间，我经历了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之一：我与珍妮弗共同在莫里斯镇医院度过的惊魂61天，最终迎来了我们的迈克尔的降生，在那期间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得到了拉塞尔·霍夫曼医生非常专业的第一手帮助和医院其他出色的医护人员对我们的悉心照顾，包括罗珊妮、奥尔加、雪莉和宝莱特，还有妇产科和新生儿科所有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为我们家人付出热情和给予我们关怀和照料的人。还要感谢我们亲爱的朋友米歇尔·威尔森、阿尔伯特和梅根·皮兹卡夫妇、乔治和卡琳西文曼夫妇、菲尔和贝基·鲍夫妇、克里斯蒂安、摩根、布鲁克·汉贝尔一家、约翰和珍普·瑞尔夫妇、雅尼·肖恩和珍妮弗的妹妹米歇尔·梅尔医生在这段时间给予我们的关怀。

我非常感谢我的两个儿子丹尼尔和迈克尔，从你们这里我学会了给予无私无尽的爱的方式；感谢我生命中出现的三位母亲：我的妻子珍妮弗，在那难熬的61天中你创造了奇迹，还有自从高中时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还有我的岳母帕特·梅尔，你在生活中是一个真正的强者；我的母亲麦德林·赛诺威，没有你的付出我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功。谢谢你们，赛诺威和梅尔家族的亲朋好友，你们为珍妮弗、丹尼尔、迈克尔和我付出的爱与关怀让我感激不尽。

在最后的最后，感谢梅里尔·麦道，你像帝王一样慷慨，出于怜悯同情之心为我能完成这本书而贡献了你非凡的写作本领。你是我的领路人、榜样，还是我“私人顾问团队”的成员之一。感谢上帝，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我选择了你作为合作伙伴，而且在生活中我们还是要好的朋友。

来自梅里尔：

创作这本书给了我一个机会，去重新看待那些曾在我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转折点时发挥了非凡力量的人。感谢你们：亚当·弗雷德曼、米歇尔·哥伦伯格、巴瑞克·雷默、罗瑞·斯格尔和罗宾·汉米尔、罗伯特·特提尔、蕾娜·克里和小阿斯特雷·E．克雷森、乔佛里·M．科汉和黛博拉·玛吉·科汉、玛格·沃尔什、欧文·埃德蒙斯顿、鲁斯·拉弗瑞和帕特里西亚·鲍德里奇、迈克尔·奥马哈尼、杰弗瑞·霍克和布鲁斯·弗林、乔安娜·巴库尔、萨拉·布拉斯特雷特、乔佛里·莫维斯和丽萨·斯沃斯、萨尔·琼斯、盖瑞和莫莉·加伯格夫妇、汤姆·格里夫斯和简·特鲁德。

感谢哈佛大学的各位朋友和同事对我的支持与鼓励，尤其是我的同人和作家尼尔·安吉斯、贾斯丁·科尔、克里斯丁·弗罗斯特、亨利·肯斯纳、乔·拉波索和弗兰克·怀特，及由塔玛拉·罗杰斯、鲍勃·卡希昂和玛丽贝丝·佩尔伯格领衔的UDO整个团队。

我还要感谢我的亲友们：夏洛特·魏斯、乔丹、伊娃·乔波、鲍比、罗娜·帕克和梅·H.卡克斯坦。四位不能当面接受我致谢的亲人：大卫·卡尔克斯坦、埃斯特拉·麦道、拉斐尔和朱恩·麦道。还有麦道家、布兰登伯格家和敏兹家的新成员们：克雷格、盖尔、埃利奥特、斯蒂芬妮、温迪、迈克尔、贾基，还有表兄弟和表姐妹们，感谢你们的支持。

我向我聪慧、幽默、美丽的太太谢莉尔表示最深的谢意，还有我的孩子加比和佐伊，你们是我每天的骄傲，有你们在一切都不算什么。我把这本书献给你们。

版权信息

耶鲁大学公开课：死亡

作　　者：〔美〕谢利·卡根

译　　者：贝小戎　等译

责任编辑：王　巍

装帧设计：水玉银文化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思考死亡

第二章 二元论和物理主义

第三章 灵魂存在的论证

第四章 笛卡尔的论证

第五章 柏拉图：关于灵魂的不朽

第六章 个人同一性

第七章 两种理论之间的选择

第八章 死亡的本质

第九章 关于死亡的两个惊人言论

第十章 死亡的坏处

第十一章 永生

第十二章 生命的价值

第十三章 死亡的其他特征

第十四章 面对死亡而活

第十五章 自杀

第十六章 结论：寄语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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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思考死亡

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但它是一部哲学著作，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有别于其他关于死亡的书可能涵盖的主题。所以，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谈谈我们不会讨论哪些话题。你也许期待或希望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会讨论这些话题，这很合理，但是我不会去讨论它们，所以你马上就能意识到这是不是你要找的书。

说到我们不会讨论的话题，我主要想到的是关于死亡的本质或现象的心理学、社会学问题。比如，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可能会详细地讨论死亡的过程，或人们慢慢接受自己终有一死这一事实。我们不会谈论这些。类似地，我们也不会谈论悲伤或丧亲之痛的过程。我们不会讨论美国的殡葬业，或我们对待死亡的恼人态度，或我们如何倾向于避免面对死亡。这些话题都很重要，但是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会去讨论它们。

那么，我们将讨论什么呢？我们将讨论开始思考死亡的本质时出现的哲学问题，诸如：我们死亡时发生了什么？不过，为了着手谈论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思考：我们是什么？人是怎样的一种实体（entity）？尤其是，我们有灵魂（soul）吗？

在一开始，我还要解释一下，在本书中我把“灵魂”当作一个哲学术语来使用。我用“灵魂”一词指某种非物质的（immaterial）、完全不同于我们肉体（body）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非物质的灵魂，即某种在我们的肉体死亡后会存活下来（survive the death of the body）的东西吗？如果没有，这对死亡的本质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死亡时发生了什么？

我们还会问：我死后仍存活下来（survive my death）需要哪些条件？事实上，我们要问，普遍说来，对我来说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对我来说活着，好比说今晚活着是什么意思？这大体上就是我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在明天下午的某个时候，某个人会坐在我的电脑前写这本书，我当然会假定（并且希望！）那就是我。但是，如果说那个明天坐在这里打字的人，跟今天坐在这里打字的人正是同一个人，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人在时间中的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显然，我们如果要恰当地思考死亡和存活，以及我死后继续存在的可能性，首先要弄清个人同一性的本质。

本书的前半部分将用大部分篇幅来讨论灵魂的存在、死亡的本质以及死后存活的可能性等问题，然后我们会回到价值问题上。如果死亡真的是终点，那么死亡会很糟糕吗？当然，大部分人很有可能会立刻认为死亡是很糟糕的。但死亡为何会那么糟糕，这其中有哲学之谜。

现在，我要试着让你马上感受一下死亡的一个难解之处。假设我死后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想一想，你很难看出死亡为何对我来说会是一件坏事。毕竟，当我死了之后，死亡对我来说好像不可能是坏事：对于某种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怎么会发生任何坏事？如果我死后，死亡对我来说不是坏事，那么它对我来说怎么会是坏事呢？毕竟，现在我还活着的时候，看上去死亡对我肯定不会是坏事！

别担心，我不会努力劝服你，说死亡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要准确地厘清死亡到底坏在哪里，以便看到死亡怎么可能是一件坏事，这是要下点儿功夫的。（还有个问题值得一问：是否不止一点使死亡成了坏事。）现在，如果死亡真的是一件坏事，那么你可能会问，永生不朽（immortality）会不会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们将要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普遍来说，我们要问的是：我将会死掉这一事实将怎么影响我活着的方式？对我会死掉这一事实，我应该持何种态度？比如，我该不该害怕死亡？我该不该对终有一死这一事实感到绝望？

最后，我们会转向自杀问题。许多人认为，鉴于生命很有价值、很珍贵，我们永远都没有道理去自杀。毕竟，那是在放弃你所能拥有的唯一的生命。所以，在本书的最后，我们会考察自杀的理性和道德（或者，也许应该说是自杀的非理性和不道德）。

上述这些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对于熟悉相关哲学术语的人，可以粗略地说，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形而上学，后半部分是价值理论。

现在有两种不同的撰写哲学著作的方式，尤其是这样的导论读物。在第一种方式中，你只是简单地列出各种可选立场，从正反两方面辩论，而你尽量保持中立。你不会一开始就公开站在某一边，而是避免暴露你接受的特定立场。这是第一条道路。但你也可以采取一种非常不同的道路。要提醒你的是，在本书中我将采取第二条道路。在第二条道路中，你会告诉读者你所接受的观点，并为这些观点争辩，竭尽全力地为它们辩护。这更接近于我接下来的做法。我将形成一种特定的思想路线，并为之做出辩护。也就是说，关于我将讨论的问题，我持有一套观点，而我在本书中将努力说服你认为这些观点就是正确的。

为了帮你迅速弄清这些观点，我首先要描述一下跟它不同的另一套观点，那是许多其他人所接受的观点。这种常见观点包含了许多逻辑清晰的主张。从逻辑上说，你可以相信这套主张中的一些而非全部，也有许多人确实全盘接受，由此我估摸着你也很有可能相信至少其中的一些主张。

这套常见的观点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拥有灵魂。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有肉体，我们不只是一块块肉和骨头。相反，我们还有一部分，也许正是那核心的部分，某种不只是物理的（physical）东西，它是我们精神的、非物质的部分。如我所说，在这本书中我将称它为灵魂。大部分人都相信有灵魂，或许你也相信。大部分美国人都相信存在着某种非物质的灵魂。这种常见的观点接着认为，由于这种非物质的灵魂存在，我们很有可能死后仍然活着。死亡是我们肉身的灭失，但是我们的灵魂是非物质的，所以在我们死后会继续存在。当然，关于死亡有许多我们无法了解的东西，死亡是终极之谜。但是，不管你是否相信有灵魂，你可能至少会希望存在灵魂，因为那样你就很有可能死后仍活着。毕竟，死亡不仅是坏事，还可怕到令我们希望永远活着。永生会是多么美妙。如果有了灵魂，至少就有永生的可能。无论如何，我们希望如此——我们是不朽的灵魂——不管我们是否知道实情。如果没有灵魂，如果死亡真的是终点，那事情真是坏透了，以致我们显而易见的、恰当的、普遍的反应，就是带着恐惧和绝望面对死亡的前景。最后，鉴于死亡是这么可怕，生命是这么美好，放弃你的生命就永远都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一方面，自杀总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它总是不道德的。

我刚才说了，这些是关于死亡的本质的常见观点。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在这本书中证明，这套观点是相当错误的。我要试着让你相信，没有什么灵魂；我要试着让你相信，永生不会是一件好事；畏惧死亡实际上不是对死亡的恰当反应；死亡并非特别神秘；自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既理性又合乎道德。我认为常见的对死亡的想象是相当错误的，而我的目标是，让你们也相信这一点。

很自然地，我希望到这本书的最后你会同意我的观点。毕竟，我认为自己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正确的，我非常希望你最后相信这一事实。

但是我还要说，对你来说，关键不是最终同意我的观点，而是要为自己思考。归根结底，我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邀请你严肃、认真地思考死亡，以一种大部分人从未采用过的方式去面对它、思考它。如果在这本书的最后，你没有同意我的某个主张，那就随它去吧，我已经很满足了。好吧，我不会完全感到满足，但是至少我会感到很大的满足，只要你真的思考过了这许多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论证。

在开始之前，我要再说一两点。首先，我已经解释过，这是一部哲学著作。基本上，这意味着，我们将试着用自己的推理能力来仔细思考，关于死亡我们能知道什么，或者能弄清楚什么。我们将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死亡。

所以，我需要说清楚，有一种证据和论证我们不会在本书中使用，那就是诉诸宗教权威。当然，你可能已经相信来世的存在，可能相信你死后将继续存活，可能相信永生。当然，你可以相信所有这些东西，因为你的教堂就是这么教你的。没关系。我的目标和意图不是让你脱离你的宗教信仰，或者反对你的宗教信仰。但是我确实希望先说清楚，在本书中我不会诉诸宗教论证，不管是天启，还是《圣经》的权威，还是你信奉的什么。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这本书当作一个巨大的假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从世俗的视角来思考，那么关于死亡的本质我们将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相对于神圣启示给出的权威答案，只使用我们自己的推理思考能力，我们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如果你刚好相信神圣启示，不妨换个时间再讨论，我们只是不会在这里争论它。

最后，我要解释一下“这是一部导论性哲学著作”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本书没有在话题中预设任何背景，但这也并不等于说它好懂。实际上，其中一些材料是很难懂的，有些思想可能很难一下子就把握住。事实上，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把某些部分读个两遍会很有帮助。当然，我不是真的指望你这样做，但要提醒你：哲学是很难懂的。

我还要强调，“这是一部导论性著作”有其第二层含义，即我们将要讨论的每个话题都可以延展开来。它们都可以用长得多的篇幅加以追问，超出我们将要考虑的论证之外，总是有更深入的论证。许多这样的论证很快都会变得极其复杂，复杂到无法在这样的著作中加以讨论。对于我们将要考察的每个话题来说，确实都是这样的。

所以读完之后，不要以为关于这些话题我的意见都已经是定论了。其实，它们更像是初步观点（first words）。但是，当然了，初步观点会是很好的起点。

第二章　二元论和物理主义

提问

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跟死后存活的可能性有关。死掉之后还有生命吗？我死后至少还有仍然存在（exist）的可能吗？

表面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至少需要弄清楚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我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何物？或普遍来说，因为我不仅想知道我自己死后的存活机会，还想知道所有人的，所以会问：人到底是何物？我们是由什么构成的？我们有哪些组成部分？

顺理成章地，在回答“我能存活下来吗”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是如何构成的，所以首先要做的是花点儿时间弄清人的基本“构件”。我们需要确定人是什么。

第二，我们要弄清：到底何谓存活（survive）？如果我们想知道死后存活的可能性，最好先弄清“存活”这一概念。那个将来作为我存在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关于存活的本质，即在时间中持续存在这一问题，可以用非常通俗的术语来讨论。我们可以讨论椅子、桌子、树木，或者任何东西的存活。我们可以问：同一个东西在时间中持续存在是怎么回事？或者，更抽象地说，在时间中持续的同一性（persistence of identity）的本质是什么？

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存在——人类。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弄清一个人在时间中持续存在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哲学家们称这个问题为“个人的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也就是人在时间跨度中的同一性问题（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中）。比如说，下周会有好几个人住在我家，我非常希望他们其中一人是我。但是，如果说其中一人下周正好是我，就是此刻坐在桌子前的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使得那个人跟这个人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本质是什么？或者，如果我们用存活的语境来提问：一个人的存活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所以，从表面看来，为了弄清我死后是否活了下来，或可能存活，我们至少需要知道人是什么，我们需要弄清存活的本质，或者（更具体的话）个人在时间中的同一性。毫无疑问，我们将用几章来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

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要考虑对这一整体计划的一个反驳。我们要花许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死后有生命吗？或者死后可能有生命吗？我死后能不能存活？然而，根据我脑中的这一反驳，整个复杂的研究都是一种误解，它基于一种混淆。这种反驳意见说，一旦我们看出这一混淆，就能看出我们提问的确凿答案。我死后还能不能活着？当然不能！

如果这是对的，我们的讨论就简单多了。但它对不对呢？这种反驳是这样说的[1]：

对于我们发问的这个问题，一种陈述方式是：死后有没有生命？但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一开始问，一个人死了（has died）是什么意思，那么“死亡”（death）一个很自然的定义是，它类似于“生命的终止”。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问“死后有没有生命”，就像在问：“生命终止之后有没有生命？”对此的回答应该很明显，答案是没有。问死后有没有生命，就像稀里糊涂地问你的生命耗尽了之后还有没有生命。哦，咄！当然没有！这就好比问：我吃光了盘子里的食物之后，盘子里还有没有食物剩下？或者，电影结束了之后电影会怎样？这是愚蠢的问题，因为一旦你明白了你问的是什么，答案就包含于其中了。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这种反驳意见接着说，虽然很久以来人们觉得“死后有没有生命”是一个巨大的谜，是重大的哲学问题之一，但这真的只是一种错觉。实际上，一旦你思考它，你就能看出答案必然是：没有。死后不可能有生命，生命结束之后不可能有生命。

或者，假如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问：我能从我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吗？那么，“存活下来”一词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某人从某件事中存活了下来，比如有一次意外或者一场病，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比如，发生了车祸，你可能会说某位先生去世了，某位女士存活了下来，而说她存活了下来就等于说她还活着。所以，问“我能不能从我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就好比问“我死后还能活着吗”。而死亡是什么？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所以，问能不能从自己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其实是问：我停止生存之后还能不能活着？我是不是一个死的时候没有死去的人？答案又是：咄！当然不能！鉴于存活的定义，你不可能从你的死亡中存活下来。

这一反驳总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则笑话。你可能听过这个笑话，7岁的时候它会让你抓狂。它听上去就像一个谜语：“一架飞机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坠机。人们该把幸存者埋到哪里？加拿大还是美国？”7岁的时候，你会想，“我不知道他们会把幸存者埋在哪里，会埋在加拿大吗？还是会埋在美国？”但答案当然是：你不会把幸存者埋起来！幸存者是还没有死的人！所以问“我能不能从我死亡中存活下来”，就像问“我死后是不是还没有死”，答案当然是：不是！如果你死了，那么显然你没有存活下来，这一问题根本无从谈起；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至少这个反驳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我不想彻底拒绝考虑这一反驳，所以才用好几段话来详细地说明它，但我认为有一种回应它的办法。我们需要做的是，搞清楚我们想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会试着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准确些。关键是，使它成为一个真正开放的问题，一个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的问题。

我将在本书中多次提醒大家，我是一位哲学家。这意味着：我所知的事实并非包罗万象。所以，对于我即将给你讲的故事，有些地方我希望自己知道那些事实，但是我不知道。因此，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应该邀请一位客座作者，一位杰出的生理学家来给我们提供我不知道的事实。但我并没有，我只是假装这样做。我会说“之类之类”，然后在应该请出我们的客座生理学家时，我会捏造相关的细节。没关系，对我们的目的来说，细节没有那么重要。

请想一下一具肉体死亡时发生了什么。无疑，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杀死一个人。你可以毒死他，你可以勒死他，你可以向他的心脏开枪。他可以死于自然原因，比如心脏病突发，或者中风，或者癌症。导致死亡的也许是不同的起因，但是假定这些原因殊途同归，你最终都要经历一系列事件。这是些什么事件？这正是我不知道细节的地方，但是我会按照下面的情况来理解。不论何种原初的致死缘由，最终血液不再循环，氧气无法在肉体里流通，导致大脑开始缺氧。由于细胞逐渐缺氧，无法继续开展各种代谢过程，它们便无法按需修复自身遭到的各种损害，或者生产它们所需的氨基酸和蛋白质。随之细胞开始衰败，细胞结构开始崩溃，无法照常修复。最后，关键的细胞结构毁掉了，然后轰的一声，肉体死了。如我所说，我不知道自己描述的是否准确。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粗略的故事，但是类似的故事大体上是真的。

我已经给你勾勒出了这个故事。这就是肉体死去时体内所发生的事件，尽管我并不真的知道其细节。我们可以称这些事件为B_1，B_2，B_3，直到Bn（B代表body，肉体）。在B_1开始前，你的肉体还在运行，按照肉体的方式正常地工作着，呼吸、繁殖细胞，等等。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即Bn，就是肉体的死亡。从B_1到Bn，就是死亡的过程。至少，这是肉体之死（death of the body）。医学院的人士、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会这样向我们描述。

图2.1

假定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为“肉体之死”，把这一序列最后发生的事件称为“肉体之死”。现在我们仍可以问，或至少看起来可以问：我还能不能，或者我是否，在我的肉体死后仍然存在着？我能不能在肉体死亡后仍然存在着？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至少看上去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这么提问。问我的肉体死后我还能不能存在，这里并没有明显的荒唐之处。答案可能会是“不能”，但至少不是“显然不能”，这需要持续的论证才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下定论。从我们目前知道的来判断，答案最后可能是肯定的。这只是把我们带回了这一想法：我的肉体死后我是否能够存在，好像取决于我是什么。所以，我们马上要讨论这个问题。

但老是问“我的肉体死后，我能不能继续存在”有些累赘不便。在澄清了要问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重新表达它，不是坚持问“我的肉体死后，我是否能够继续存在”，而是有时用这样的问法来代替：我能从我的肉体之死中存活下来吗？这么问也无妨。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这样问：我死后能继续存在吗？这实质上也并无不妥。实际上，我们可以规定，当我们在这类问题的背景下谈论“我的死亡”时，我们要谈论的是我“肉体的死亡”。所以问“我死后能继续存在吗”，不过是“我的肉体死后，我能存活吗”的简略形式，这样做没什么妨碍。即使我们问“死后有生命吗”，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安全地假定，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只是在问，“即使在我的肉体死亡后，我是否还依然存在”。这确实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让我们试着来回答它。

两种观点

如我已经提出的，如果我们想回答“我的肉体死后，我是否能够继续存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我是谁。毕竟，一个人能否从肉体之死中存活下来应该取决于（至少部分地取决于）他是怎样构成的——他是由什么组成的，又有哪些部分。我们需要知道人是什么。用哲学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来简述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基本立场。我想，这两种立场你都很熟悉，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其中之一。确实，关于人的形而上学，这两种立场并非仅有的可能立场，但我认为它们是两种最突出的立场，而且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它们肯定是最值得去探索的立场。

第一种可能的立场是这样的：人是肉体和另一种东西——心灵（mind）——结合而成的。但这第一种观点的关键之处是，心灵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于、区别于肉体的东西。用一个常见的词来说，它是灵魂。所以人是，或者人有，或者人包含着，肉体和灵魂。如我所说，灵魂是某种区别于肉体的东西。

现在，假定我们都很熟悉肉体的概念。以我为例，我的肉体是一团肌肤、骨头和肌肉，它正坐在我的电脑屏幕前，我每天拖着它到处走动。你也有一个肉体，你也拖着它四处走动。对于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放在秤上称重、用棍子戳、生物学家可以去研究，它由各种分子、原子等组成。所以，肉体是人们拥有的一种东西。但是照第一种观点看来，我们还有一种不是肉体的东西，一种非物质的对象，它不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它是灵魂，它是意识、思维，或许还是人格的居所、所在地和基础。无论是以上哪种情形，关键的是，要想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恰当地理解心灵，就要用非肉体、非物质的术语来谈论它，即把它当作灵魂。

我们可以把这第一种观点称为二元论（dualism），因为它设定人有两种基本的组成成分，肉体和灵魂。接下来我们将把“灵魂”一词留给这种二元论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灵魂是一种非物质的、非肉体的东西，它跟肉体相反。肉体是物质实体，灵魂是非物质实体。这是二元论观点。

这便是第一种基本观点。稍后我会接着谈它，先让我来简述一下另一种基本观点。

我们要考虑的另一种观点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元论。它说，组成人的只有一种基本的东西：肉体。那什么是人呢？人只是一种物质对象，只是一具肉体。由于这第二种观点仅仅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物理对象（physical object），我们把它称为物理主义（physicalism）。

在这第二种观点看来，人只是物质对象，即一种物理的东西。当然，人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物质对象。实际上，人这种物质对象令人称奇。毕竟，按照这第二种观点，人这种物理对象能够做大部分其他物理对象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能说话，我们能思考，我们能歌唱，我们能写诗，我们能恋爱，我们能害怕，我们能制订计划，我们可以认识宇宙。根据这种物理主义观点，人只是能做所有这些事情的肉体：思考、理性、沟通、制订计划、恋爱、写诗。这是物理主义的观点。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基本立场。有二元论的观点，认为人有肉体和灵魂；还有物理主义的观点，认为不存在灵魂，我们没有那样的非物质对象，我们只有肉体，虽然像我们肉体这样正常运行的肉体（据物理主义者们所说）能做一些委实神奇的事情。二元论和物理主义是我们将考察的两种基本观点。

从逻辑的角度来看，我假定你还有第三种可能的观点。既然有认为人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一元论者，你也可以想到有人说存在灵魂但是没有肉体！比如，可能有一种形而上学观点，认为存在心灵（实际上是非物质的心灵：灵魂），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物质对象，存在的只有灵魂以及它们的观念。搞不好我们是为了比较方便地谈论心灵拥有的观念，才谈什么物理对象。从物质的角度来思考物理对象，可能只是一种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的幻觉，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哲学上，这种观点叫唯心主义。

实际上，唯心主义在哲学上有着悠久、卓越的历史。在更加彻底地研究形而上学时，我们值得花时间更细致地讨论它。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竞争者。所以，我将把它暂且放下。

还有其他可能的观点。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谈论心灵和肉体只是两种看待同一潜在现实的不同方法，背后的现实从根本上既不是物理的，也不是精神的。这种观点——中立一元论——可能在形而上学著作中值得讨论，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提一下之后也要把它撇开不谈。

在本书中，我们不会考虑在讨论人的形而上学本质时才会关心的各种奇异的哲学立场。相反，我们将集中关注我认为是最有力的两个竞争者，物理主义和二元论。要指出的是，这两种观点都接受肉体的存在，就像在我的设定中你的观点一样，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我们是否也需要接受非物质的灵魂的存在。二元论者说“是”：人有灵魂，或者人是肉体也是灵魂。物理主义者说“不是”：我们只有，或只是肉体。

二元论

让我再谈谈二元论的立场。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二元论者认为，心灵是非物质实体。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一实体。实际上，如果我们就叫它“心灵”，也并无不妥。但是在讨论二元论时，我通常会谈论灵魂，以此来标示出二元论观点的关键之处，即认为心灵基于或心灵就是某种非物理、非物质的东西。

其次，二元论者认为，肉体和灵魂相互作用。一方面，灵魂可以指挥和命令肉体。比如，就在现在，我的肉体在键盘上打字。二元论者认为，它这么做是由于我的灵魂的命令。我的灵魂可以让我的肉体起立、坐下，或在房间里四处走动。所以，灵魂可以以各种方式作用于肉体。但另一方面，灵魂也会受到肉体的反作用，肉体发出的输入指令最终会被灵魂感知或感觉到。如果你拿起一个大头针，刺破我肉体上的肉，我的灵魂、我的心灵会感到疼痛。所以，作用是相互的：肉体会影响灵魂，灵魂也会影响肉体。当然，如哲学中常有的情形一样，在更为复杂的二元论版本中，交互作用不是双向的，但让我们限制在传统的、双向交互作用的二元论上。我的灵魂控制着我的肉体，我的肉体也会影响我的灵魂。当然，虽然能够相互作用，肉体和灵魂还是相互独立的。不过，通常在各种事件上，它们都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虽然“灵魂的处所”这个问题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并不是非常关键，但还是值得花点儿时间来谈谈。如果存在着灵魂，它们在哪里？实际上，灵魂会有处所吗？我认为答案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我们言谈间好像灵魂是有处所的，我们说灵魂在肉体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如果你打开肉体，就会发现灵魂所处的某个地方。但好像很自然地，我们认为灵魂至少有一个大致的处所。毕竟，我从这里观看世界，就像你在从另一个不同的地方观看世界一样。所以，也许你的灵魂多多少少正处于你的肉体附近。

只要你的肉体在正常运行，这也许就是真的。说不定死亡时，灵魂就会从肉体获得解放，更加自由地四处游荡。实际上，没准我们活着的时候有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有人就记录过灵魂出窍的经历，它们好像抛开肉体，四处游荡。在这样不同寻常的时刻，灵魂也许离开了肉体，后来又返回来。当然，即使这都是真的，灵魂出窍是可能的，然而在既定的时间，灵魂仍处在某个地方，哪怕它不一定就在肉体所在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许这都是幻觉，也许灵魂根本没有任何处所，也许我有一个处所的感受，实际上只是我从我的肉体获得的所有感觉输入形成的幻觉。想象一下，一个人被锁在纽黑文的一个房间里，他能看到的只有设在芝加哥的一个远程摄像头拍到的图像，他能听到的只有放在芝加哥的远程麦克风录下的声音，诸如此类。如果他经历的只是这些，你就会明白，为何他会误以为自己置身于芝加哥，因为所有的感官输入都源自芝加哥。说不定灵魂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被骗了，以为我们处于我们的肉体所在的地方，但也许这只是形而上学的幻觉：搞不好灵魂根本没有处所。

说实话，对于非物质对象应该如何运作，我所知甚少（非物质实体竟能有处所吗？我不知道）。如我已经解释的，我自己不相信灵魂，我不认为二元论立场是正确的。我会把“灵魂是否在空间上有一个处所”这一问题丢给那些相信灵魂的人。好在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如果你想说灵魂有一个处所，也许你会满足于说，它们（通常）差不多跟与之相应的肉体处于同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更倾向于说，相反，灵魂根本没有自己的处所，这也不成问题。

就我们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二元论的这一主张：存在着灵魂，它通常与它相互联系的肉体不同，它是非物质的实体。如果存在着肉体，也存在着灵魂，而且灵魂是非物质的，那么即使肉体死了，灵魂也可能继续存在！

这是某个人活着的肉体，令人难过的是，它生病了。我们经历了从B_1到Bn的过程，到了最后的Bn，肉体停止自我修复。肉体开始衰败，肉体死亡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悲伤的故事：蛆虫钻进来，蛆虫爬出去。一天过去了——好吧，也许不只一天——肉体分解了。是的，这都证明了肉体的终结。但如果灵魂是一种非物质、非物理的东西，那么它可以继续存在，哪怕肉体已经坏了。这是二元论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相信灵魂的存在，给了你一种你的肉体终结之后会继续存在的东西。

那么死亡是什么？好吧，如果我的灵魂和肉体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死亡可能会切断这种联系。肉体坏了，再不能给心灵传去输入指令；灵魂再不能够控制肉体，让它四处走动。但即使如此，灵魂也可能继续存在。至少，有这种可能。如果我是二元论者，那么我死后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就值得斟酌。

但是仍有一种怀疑。二元论认为，人是肉体和灵魂的联合：一种肉体和灵魂的三明治。如果人是一种联合，如果人是成对的——灵魂加上肉体——那么当你毁掉肉体之后，你不就毁掉了这个人？毕竟，当你毁掉了成对的东西中的一部分，这一对就不再存在了，那这个人也就不再存在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最终不能从我的肉体死亡中真的存活下来，哪怕我们假定二元论是真的？

然而，幸运的是，二元论者至少会给出两种可能的回答。一种可能性是，二元论者坚持认为，严格说来，一个人不是一个灵魂加一个肉体；严格说来，人只是灵魂。照此说来，我只是我的灵魂，再也没有别的。显然，按这种观点来说，我肉体的毁灭并不会真正涉及我哪怕是一部分的毁灭。当然，我跟我的肉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毁掉肉体根本不会毁掉我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类比：我跟我住的房子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但是毁掉我的房子并没有毁掉我的一部分。）

这是二元论者可能提出的一个立场：严格说来，人只是灵魂。灵魂跟肉体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人不是灵魂和肉体，人只是灵魂。哪怕这种紧密的联系被破坏了，但是人，那个灵魂，还可以继续存在。

而这只是二元论者可以采取的路线，他不一定要走这条路。相反，二元论者可以坚持说，虽然我的肉体真的是我的一部分，它不是我的核心部分。相反，若我要继续活下去，肉体是可以失去的。毕竟，事物一直在失去其某些部分，并不必然会因为这些失去而整个毁了。比如，我汽车的右前轮以前有一个轮毂，但现在没有了。那个轮毂当然是我汽车的一部分，但即使如此，在轮毂失去和坏掉之后，我的汽车仍继续存在着：那个轮毂是我汽车的一部分，但不是核心部分。（实际上，即使没有换新的轮毂，我的汽车仍继续存在着！）类似地，虽然一个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由肉体和灵魂组成，但是在肉体毁掉之后这个人也许仍能继续存在下去。肉体是这个人的一部分，但不是核心部分。

我不会做出决定说在这两个答案中，二元论者采取哪个更好。不妨说，这两个答案好像都可以接受。那么，不管采取哪个答案，我认为二元论者都可以坚持说，在我的肉体死亡和毁灭之后，我至少仍有存活的可能性。

我要强调一下，二元论者只是坚持死后存活的可能性，因为只是非物质的灵魂的存在并不能完全、自然而然地保证在肉体死后灵魂真的可以存活下来。也许尽管存在着灵魂，但是当肉体死亡时它也死了！

所以，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非物质的灵魂是否存在？真的可以用非物质实体这样的术语来理解心灵吗？真的存在两种不同的事物，也就是肉体和灵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还想知道，假如灵魂存在，它能否从肉体的毁灭中存活下来。毕竟，灵魂可能是跟肉体分离的，但即使如此，它也可能在肉体被毁掉时遭到毁灭。

因此我在说明，如果存在灵魂，至少为我死后存活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但这没有保证，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论证，就不能保证灵魂会从肉体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哪怕它是分离的，它也可能在肉体被毁掉的同时遭到毁灭。要知道，我们考察的毕竟是交互作用式二元论。肉体和灵魂之间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当你刺我的肉体时，这一肉体上的过程会在我的灵魂中引发各种事件——痛感！那么，类似地，当我的肉体死亡时，也就是发生从B_1到Bn的物理事件时，它们会在我的灵魂中引发一个并行的过程，可称之为从S^1到Sn，这些过程会导致（或构成）我灵魂的毁灭。所以当我肉体死亡时，我的灵魂也死了！这是我脑海中的图景，它跟我们之前表现肉体之死的图类似，但现在我补充了这一个观点：当肉体死亡时，它会同步造成灵魂的死亡。（当然，我不清楚如何画出灵魂，所以就画了一个带光环的脸。）

图2.2

但这时，有人可能想提出反驳。在我们讨论的灵魂观里，灵魂是一种非物质实体，它不是由普通的、原子般的物质组成的。但是，如果灵魂是非物质的，那是否就可以自动地、毫不费力地推断出，灵魂不可能被一个物质的过程毁灭？肉体之死，从B_1到Bn，显然是一个物理过程，而非物质的灵魂不可能被物质、物理的过程毁灭，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悲哀的是，我认为这事实上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我提醒过的那样，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交互作用式二元论，它认为肉体能够以各种方式影响灵魂。现在，各种波长的光反射到我的眼睛上，由此我的灵魂有了与我眼前各种对象有关的视觉体验——电脑、桌子、电话。现在，各种强度的声波反射到我耳中，由此我的灵魂有了对隔壁屋里的家人的各种声觉体验。现在，胃液在我的胃里累积，由此我的灵魂有了饥饿的感受。简单来说，我的肉体中发生着各种物理过程，它们引发了我灵魂中的各种变化。但是一旦我们承认，在这种二元论图景中，物质的肉体能影响非物质的灵魂中发生的事件，那么我们好像就没有理由否认，从B_1到Bn的肉体过程有可能引起从S^1到Sn这一可怕的灵魂过程，并最终导致灵魂的毁灭。这肯定是有可能的，不过它需要进一步的论证来加以排除。

简而言之，哪怕我们认为灵魂是存在的，这并没有保证我们能从肉体之死中存活下来。这是更进一步的主张，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支持。

但实际上，我们还有第三个想问的问题：假如肉体死后灵魂还活着，它能存活多久？它会永远存在下去吗？我们是永生的吗？

大部分人肯定希望这是真的。我们希望存在着这样的灵魂，这样我们就能永生。因此，我们不仅要问灵魂是否不同于肉体，肉体死后它能不能存活下来，还要问它能不能永远存在下去。这最后一个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是柏拉图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五章涉及他的一些论证。但是，我们首先需要决定，是否应该相信灵魂的存在。

物理主义

根据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一种观点，也就是二元论，一个人有或者是非物质的灵魂。我认为这是一种人们都很熟悉的观点，可能你自己也相信灵魂。哪怕你不相信，你可能也受到了这种信念的吸引。无论如何，我可以肯定，至少你认识一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尽管这是一种大家很熟悉的情景，但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是：它是真的吗？有理由相信它是正确的吗？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让我们仔细探究下物理主义，即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二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人只是一个肉体，只是物质对象，是生物学家们摆弄和研究的事物。

搞清楚这里说的是什么，自然很关键。当物理主义者说人只是肉体，只是物理对象时，他们的主张肯定不是说人只是随便什么肉体！不是说不同的物理对象之间好像没有重大的差异。要知道，有些物理对象能做出比其他物理对象有趣得多的事情。

我桌子上有一支铅笔，它只是某种物理对象。它能做什么？好吧，做不了多少事情：我可以用它在纸上写字；我可以把它掰成两截；如果我拿起它，再松开它，它会落下。铅笔不是一种很有趣的物理对象。我还有一部手机，它也只是一个物理对象，它也不是世界上最有趣的物理对象，但比铅笔可有趣多了。它能做铅笔做不了的各种事情。

如果物理主义者是对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物理对象——谢利·卡根。我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物理对象。这样说可能有些傲慢，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比你更令人难忘。按照物理主义者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能做一些奇妙之事的肉体。我们是能够思考的肉体，我们是能够制订计划的肉体，我们是能够推理的肉体，我们是能够感知的肉体，我们是会害怕、创意十足、有梦想、有抱负的肉体，我们是能够相互沟通的肉体。这里有一句话：我们是人这样的肉体（we are bodies that are people）。但物理主义者认为，人只不过是肉体，再没别的了。

那么，按照物理主义的理论，人是拥有特定能力的肉体，是能做一系列活动的肉体。人是能够思考、沟通、推理、制订计划（感受事物、创意十足、有爱和梦想）诸如此类的肉体。

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争辩这些能力中哪些是最厉害的，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我认为这并不重要。所以，虽然我有时会谈到这一系列能力，但我不会试着去列一个权威的清单。我只把它当作人拥有的一系列能力，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其他物理对象，如铅笔、收音机、汽车做不了的。我们可以把这些称作使人之为人的能力。为引入一个术语，我们不妨称这些能力为“P功能”（P代表person，人）。那么，按照物理主义者的看法，人只是拥有各种P功能的肉体。同样，我们可以说，按照物理主义者的看法，人只是有能力实现各种P功能（推理、思考、感受、交往、爱，等等）的肉体。那么，我们可以说，人是执行P功能的肉体。

再一次要强调的是，我们要看到，这种观点是说，虽然人只是肉体，但不只是随便哪种肉体。实际上，它不只是随便什么样的人的肉体。毕竟，如果你拔出枪，朝我的心脏射击，我会流血而死，在你面前的仍是一个人的肉体，但它不是一个能执行P功能的肉体。它不是一个能思考的肉体，一个能制订计划、能沟通、能创造、有目标的肉体。所以，要成为人，关键是要有一个能够执行P功能的肉体。

那么在这种观点中，心灵到底是什么？在物理主义者看来，谈论心灵仍然是合理的，但是从物理主义的视角来说，心灵不过是表达肉体各种精神能力的便捷方式。当我们说到心灵时，我们是把这些能力名词化，用名词“心灵”来谈论这些能力。总而言之，心灵只是对肉体正常运行时拥有的独特能力的一种说法。

类似地，说到微笑，我们都相信存在着微笑，但什么是微笑？微笑只是对肉体做某件事的能力的一种说法——我们能做出如此独特的事情，卷起嘴唇，露出牙齿，等等。但微笑并不是肉体额外的一部分。如果你把肉体的各个部分列出来，你会列出牙齿，你会列出嘴唇，你会列出牙龈，你会列出舌头，但是你不会列出微笑。

那么，我们该不该接受某种二元论？我们可不可以得出结论说，微笑是额外的、非物质的东西，它跟肉体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你大可以这么来想，但这是一种很愚蠢的观点。更好的办法是，将微笑看成表达肉体微笑能力的一种说法。没有额外的事物——微笑。

确实，我们有一个名词“微笑”，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这一事实可能会哄骗你以为一定存在着微笑这种事物，然后各种形而上学的难题就接踵而至。微笑处于何处？它好像处于嘴巴附近。但是微笑不是嘴唇，也不是牙齿。那它肯定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

但是我说过，这将是一种愚蠢的思考微笑的方式。我们谈论微笑只是表达肉体具有笑的能力，能够形成一个微笑。这是我们拥有的一种能力，或者说，是我们的肉体拥有的能力。

类似地，在物理主义者看来，谈论心灵只是表达我们肉体做各种事情的能力的一种说法，只是因为这样便于我们谈论我们的肉体能够思考、能够沟通、能够制订计划、能够权衡、能够创造、能够写诗、能够恋爱这些事实。关于这些能力的说法，就是我们所指的“心灵”，但是并没有心灵这一额外的事物，存在于肉体之上或之外。

这是物理主义者的观点。物理主义者不否认存在心灵，就像我们不否认存在着微笑，但是谈论心灵就像谈论微笑，只是因为这样来谈论肉体能做的事情比较方便。

那么，从物理主义者的观点来说，心灵不是大脑这一点就特别重要了。你可能会想：“瞧，根据物理主义者的观点，心灵只是大脑。”我要承认，这并不是一个可怕的误导，因为根据目前最先进的科学，大脑是肉体中赋予我们各种能力的底层结构，那些P功能是我们凭借大脑才拥有的功能。所以，这可能会误使你认为，在物理主义者看来，心灵只是大脑。

但我们也许不能这样说。毕竟，假如你杀了我。我的尸体躺在地板上，我的大脑也在那里（咱们别说得过于可怕了，就假设它还在我的脑壳里）。大脑仍然在那里，但即使如此，显然心灵已经被毁灭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说大脑就是心灵。至少，在需要严谨时，我们应该说，谈论心灵是谈论肉体的P功能的一种方式。大家公认的是，我们最先进的科学已表明，一个运行良好的肉体须凭借大脑的正常运行，才能够思考、制订计划、恋爱。严格地说，谈论心灵真的只是表达P功能的一种方式。这是物理主义者的心灵观。

物理主义者的死亡观是怎样的呢？在二元论者看来，死亡是心灵——非物质的灵魂——和肉体的永久分离，因为肉体毁掉了。但是对物理主义者来说，没有灵魂这一额外的、在肉体死亡后可能或不能存活的实体，心灵只是肉体的P功能。所以，当肉体各项运作能力被破坏后，心灵也就毁掉了。粗略地说，死亡就是种种功能的终结。

我说了，这是粗略的说法。在第十一章中我们还会花时间来梳理这种看法，使它变得更准确。但是，其基本看法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从物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死亡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地方。

这就好比我有一套音响。假如我为你举着我的扬声器，它正在播放音乐，这是它能做的一件事。但我把它丢到地上，摔碎它。它摔坏了之后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这一点儿也不神秘。从物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死亡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它是肉体的停工，以致肉体再也不能正常运行。

还有一点值得强调。我已经解释过了，物理主义者不否认存在着心灵（就像我们不否认存在着微笑一样），但谈论我们的心灵只是表达我们的肉体能做之事的一种方式，表示它能思考、能恋爱、能制订计划这一事实。这并不是说，物理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我们只是有一些误以为自己能思考的肉体。不是的，我们是真的能思考、能恋爱、能制订计划的肉体，所以的确存在着心灵。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称这些心灵为灵魂，哪怕是站在物理主义者的角度。

毕竟，从物理主义者的观点来说，谈论心灵没有什么不对的，谈论灵魂也没有什么不对的。通常，在谈论灵魂时，我们不是在搞形而上学，不是在假定一种特殊的形而上学立场。我是一位物理主义者，但在大部分语境中，我能坦然地谈论一个人的灵魂：“他有一颗善良的灵魂”，“她是一个很坏的灵魂”，“当一个人阅读莎士比亚时，他的灵魂在飞升”。

“灵魂”这个说法并不会令人心烦或感到不合适，哪怕是站在物理主义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很恰当的表达方式。但我已经说过，在本书中，为了避免混淆，我将把“灵魂”一词留给谈论二元论立场时。

或许我可以这么说，我们将中立地使用“心灵”一词，用它并不表示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肯定了心灵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同意，人们拥有心灵——我们的思想和人格的居所或所在地。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难题没有回答：什么是心灵？二元论者的立场当然是，心灵是灵魂，灵魂是非物质对象。在本书中，当我使用“灵魂”一词时，我会把它留给这种特别的形而上学观点，它认为灵魂是非物质的。反之，我们还有物理主义者的观点。物理主义者也相信心灵，但是他们认为，心灵只是一种谈论肉体能力的方式。物理主义者当然不相信二元论者信奉的非物质的灵魂。所以为了区分清楚，我将说物理主义者根本不相信灵魂。他们相信心灵，但是不相信灵魂。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相信谁，二元论者还是物理主义者？灵魂存在还是不存在？

第三章　灵魂存在的论证

关于人的本质，我已经介绍了两种基本立场：二元论观点和物理主义观点。不管你接受其中的哪一个，这两种观点都为我们所熟悉。我们都知道，二元论者接受非物质的灵魂的存在，物理主义者则否认灵魂的存在，坚持认为人只是肉体。我们熟知这两种立场，但我们要问：应该相信这两种观点中的哪一个呢？

很显然，在这两种观点中加以选择时，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相信灵魂的存在。因为双方都相信肉体的存在，毕竟，二元论者不否认肉体的存在，他只是既相信肉体的存在，也相信灵魂的存在；物理主义者显然也不否认肉体的存在。所以，肉体的存在是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点。它们的区别在于，除了肉体之外是否还接受灵魂的存在。我们要问：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灵魂的存在吗？

一个人该如何去证明灵魂的存在呢？也许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个人该如何去证明任何东西的存在？比如，我们如何证明椅子、桌子、鸟、树等寻常事物的存在？

当然，对许多熟悉的日常事物来说，答案很清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五种感官来证明这些事物的存在。我们看到、听到、感觉到了它们。我怎么知道椅子是存在的？唔，我面前有几把椅子。我睁开眼，就看见了它们。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存在的？我能看到它、摸到它、感觉到它。我怎么知道树是存在的？我能看见它们（我现在透过窗户就能看到）。我怎么知道鸟是存在的？我能看见它们、听见它们。我怎么知道苹果是存在的？我现在没看见什么苹果，但是我以前看见过，我尝过、摸过。诸如此类，所有普通的日常事物的存在都是如此得到证明。

但是，这种办法显然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灵魂应该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我们不能看见它，不能品尝、触摸、闻到、听到它。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五种感官直接观察到灵魂。

当然，可能有人会坚持说，虽然我们不能用我们的五种外感官观察到灵魂，但是我们能用内感官观察到灵魂，就像我能用自己的内感官观察到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左脚的疼痛，或者现在我好像感到些许忧郁。我不能用我的外感官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用内感官直接在我身上观察到它们。类似地，可能有人会声称，我也能用内感官直接观察到自己的灵魂。

如果有人真的这样来做出证明，我只能说，在我看来，这种主张好像是错的。我相信，如果你对它加以思考的话，你会发觉，在你看来它好像也是错的。你试着内观一会儿，把你心灵的眼睛转向内部，然后问问自己，你看到里面的灵魂了吗？我认为你看不到。你会像我一样，观察到了体内的各种感觉；你也许还观察到了各种思想和感受，但是你不会看见一个灵魂。

所以我敢打赌，哪怕你相信灵魂，你也会同意我的观点：灵魂不是某种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不管我们用外感官还是内感官都看不到它。灵魂是观察不到的。相应地，如果存在灵魂，我们要用其他方式来证明它的存在。

最佳解释推论（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对于我们看不见（又听不见、尝不到，也无法用内感官观察到）的东西，我们该如何去证明它们的存在呢？最重要的方法也许是这样的：有时我们合理地设定存在某种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以便去解释我们都认同其存在的其他事情。

比如，我们为什么相信原子的存在？我肯定看不到单个的原子，那我为什么有理由相信小到看不见的微粒的存在？因为原子理论能够解释事物。假定存在着原子，而且它们具有特定的结构，以及特定的互动、组合和聚集模式，我立刻就能解释跟物理世界有关的各种事情。所以，设定原子的存在使我能解释需要解释的事情，根据这一事实，我推论出原子的存在。

我们一直都在使用这种论证方法。虽然我看不见X光，但为何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因为这样做我就能够解释为何会有物体内部的图像（比如手骨）。为什么我相信一些太过遥远、不能用望远镜直接观测到的行星的存在？因为设定它们的存在，我就能够解释星光的闪烁。如果设定一些东西的存在，能帮助我们解释用其他方法无法解释的事物，我们就推论出这些事物的存在。这种论证模式十分普遍，哲学家称之为“最佳解释推论”。

关于最佳解释推论，在此要强调一下。我们可以合理地相信某事物，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靠它提供某种解释，而是由于它能提供我们可以得到的最佳解释。比如，我为什么有理由相信病毒、细菌等各种我看不见的微生物存在？因为这样做我就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会生病。但是其他事物也解释得了这一现象，比如魔鬼。我可以相信魔鬼的存在，说：“人为什么会生病、死掉，是因为恶魔附体。”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合理地相信魔鬼的存在呢？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我们能合理相信的可不是随便什么解释，而是能得到的最佳解释。

那么，关于疾病，我们有两种对立的解释，微生物理论和魔鬼理论。我们要想想，它们哪个能更好地解释疾病这一事实？哪个能更好地解释谁会患上哪种疾病，疾病是如何传播、治疗或治愈的？事实当然是，魔鬼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疾病，而微生物理论解释得很透彻，是更好的解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微生物的存在，而不是相信魔鬼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推论，它不只是随便什么解释的结论，而是最佳解释的。

好了，那么灵魂的存在呢？我们观察不到灵魂，但是现在二元论者也许有了一个论证灵魂存在的办法。二元论者要做的是，指出我们身上一些物理主义者无法解释或解释不好的东西。他会指出关于人的一些谜团或困惑，对此物理主义者一筹莫展，而只要我们成为二元论者就能加以解释。

但是存在这样的特性（feature）吗？有什么需要解释的东西是只有设定某种高于或超出肉体的、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即灵魂，才能够解释的吗？有什么是要用灵魂的存在来解释，而且比局限在肉体的分析解释得更好的吗？我们不妨把这种特性叫作F特性，那我们可以说：“瞧，虽然我们看不见灵魂，但我们有理由相信灵魂，因为设定灵魂的存在能帮助我们解释F特性的存在，而这种特性是我们都承认的。”

举个例子，假定我们无法从物理主义者的视角解释爱情。我们都知道人们会坠入爱河，但假定物理主义者解释不了这一点，而设定灵魂的存在我们就能够解释它。轰，我们证明了灵魂的存在。这是最佳解释推论的一个例子。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那个相关的F特性是什么？有没有这种物理主义者无法解释，或者只能很蹩脚地加以解释的特性，以致我们需要诉诸某种超物理的东西去解释它？有没有一种诉诸某种非物质对象就能更好地加以解释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F特性，指出物理主义者无法解释它，或者解释得很牵强附会，而二元论者能更合理地加以解释，我们就有理由相信灵魂。当然，同哲学中的所有论证一样，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论证。如果最后出现一个关于F特性更好的解释，我们就得放弃对灵魂的信念。但在那之前（当然它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我们至少有些理由相信灵魂。

所以我要问的是：F特性可能是什么？存在这样的特性吗？关于我们，有什么是只有诉诸灵魂才能很好地解释的吗？

我们将考虑许多可能的不同提议。其中每一个都需要分别加以考察，因为它们都指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潜在论证。毕竟，最佳解释推论不是单一的、独特的灵魂存在论的化名词；它是某种类型的论证的总称。根据你用何种F来代入讨论，以及你诉诸灵魂要去解释哪种特征或事实，你就会得到不同的论证。事实上，此类论证各不相同，有一些值得我们斟酌。

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我认为这多种论证都值得斟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们都真的成立（work）。实际上，我已经说了，我本人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因此，在进行这些论证时，我会声明自己没有被说服，对此你不用感到惊讶。我认为这些灵魂存在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并希望你思考过之后，最终会同意我的看法。我希望你得出结论说，这些论证其实是不成立的。

但更重要的是，你至少思考过了所有的论证。这到底是不是令人信服的灵魂存在的论证呢？如果你认为是，对于我将给出的各种反驳，你会做出什么回应？不然的话，如果你赞同这个或者那个论证不成立，还有没有你认为更好的灵魂存在的论证呢？

日常现象

好的，我们要开始考虑许多不同的F特性的可选项了，记住我们只有相信灵魂才能正确地解释这个特性。我们可以把这些提议分成两组。一组关注我们的普通的、熟悉的、日常的事实。比如，我们恋爱、思考、体验到情绪这些现象，就是我们常见的特性，它们中的一些可能需要用灵魂来加以解释。我先讨论这些。最后，我将回到另一组需要解释的事物，那些我们可能认为是超常、超自然的事实。说不定存在着超自然的事件，如跟死人交流和濒死体验，也需要诉诸灵魂来解释。这些我们后面再说。我们先从关于我们的普通、日常、平凡的事实说起。虽然我们已习以为常了，但最后仍有可能需要诉诸灵魂才能解释。

让我们从一个都熟悉但很重要的现象开始：你的肉体已经死了。毕竟，如果只是一具尸体，那显然就不是人。它不是一个活物，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躺在那儿。相反，你的肉体，你活着的肉体，是有生命的（animated），就像我的肉体也有生命一样。我能四处挥舞我的手；我的嘴能开能闭；我能从办公室的这里走到那里，等等。为了解释是什么赋予肉体以生命，我们需要诉诸灵魂。

这种想法是这样的：二元论者解释说，灵魂和肉体是相互独立的，灵魂失去了它给肉体下达命令的能力，所以肉体就失去生命了。在这里，关于有无生命的肉体的差别，我们有一个解释。它认为，这取决于灵魂是否跟肉体有着对应的联系。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二元论者会接着说，相反，物理主义者解释不了为何有的肉体生气蓬勃，而有的却了无生气。毕竟，即使成了一具尸体，所有的物理部分都还在——至少新鲜的尚未开始腐烂的肉体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诉诸某种额外的东西，需要诉诸灵魂的存在，来解释你我活着的肉体的生命。

但是，从物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这样说还为时过早。还记得这种观点吧，根据物理主义者的说法，只有肉体能执行P功能，人才成为人。类似地，推而广之，要有一个生机勃勃的肉体，你就要有正在运作的肉体。只有一个肉体还不够，它必须能运作。不错，如果是新鲜的尸体，所有的部件都还在，但是这些部件显然没有在正常运作。物理主义者说，这都表明，这些部件垮掉了。

还记得我的立体音响的例子吗？假如我把扬声器扔在地上，它掉到了地板上，再也不能工作了：它放不了音乐了。但是所有的部件都还在：CD、电池、CD播放器、按钮、电线。每样东西都在那里，但现在整体坏掉了。也许有一根电线被撕掉了，或者电源按钮被摔碎了；也许各个部分没有正确地联结，现在电流不能从电池经过电线流向CD播放器。我不需要知道细节就能了解，一个物理对象会坏掉，这个概念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我们当然不需要解释说，之前那里有某种非物质的东西！虽然我们要提供一个故事，讲述各个部件正确联结和互动时，是什么使它们能够运作的，但为了解释一个能工作的音响和一个摔坏的音响之间的差异，我们并不需要诉诸任何超物理的东西。

物理主义者说，说到肉体，也是如此。我们要认识到，只有各个部件还不够，它们还要处于能运行的次序，不然肉体就不能正常运行，它就没有生命了。如果成了尸体，肉体不再处于运行次序，它就变得死气沉沉了。在这个事例里，你同样不需要知道细节，也可以合理地相信我们能在物理术语的范畴内解释一切。我们不需要诉诸非物质的灵魂。

当然，二元论者会努力去改进这一论证。他可能会说，为了解释肉体不仅能够四处走动，而且能有目的地行动这一更为特殊的现象，我们需要诉诸灵魂。一定有某种东西在“扯线”，有某种东西在指挥肉体。二元论者说，这是灵魂在起作用。

作为回应，物理主义者肯定会承认，人体确实不仅仅是随机地四处走动。我们的确需要某种东西来指挥它。但是物理主义者问，为什么指挥它的不能只是肉体某个特定部件？为什么肉体某个部件不能扮演指挥模块的角色？

假如有一个热能追踪导弹，它在跟踪飞机。当飞机试图躲避时，导弹能纠正自己的航向。这不只是随机移动，而是有目的地移动。我们最好有某种东西，能解释和控制导弹运动。尽管如此，它可以只是导弹的某个特定部分。大胆想象一下，我们可以设想制造一个能完成各种任务的机器人的情况。它不是在随机移动，其所有任务都受到机器人内部CPU的控制。那么，类似地，物理主义者说，为了解释肉体不仅能随机移动，而更多的是有目的、受控制地移动，我们并不需要诉诸任何像灵魂一样离经叛道的东西。

你可以想到，二元论者会反驳回来，再博一回。他们可能会指出，在热能追踪导弹和机器人的例子中，虽然它们在完成任务，而且是有目的地行动，但它们只是在服从命令。这命令来自某个外在于它们的东西，有程序地控制着机器人和导弹。所以，我们不是也需要某个肉体之外的东西，来给肉体编制程序、下命令或者控制肉体吗？那可能就是灵魂。

这个新版的论证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定要由某个肉体之外的东西来控制肉体吗？假定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就说明我们必须有非物质的灵魂吗？根本不是！为什么不说人就像机器人一样，从某种完全在我们之外，而不是我们一部分的东西那里得到的命令呢？毕竟，根据那种常见的宗教观点，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亚当不过是某种机器人。上帝把气吹到亚当体内，这就像开动了机器人，也许人类只是受他之外的上帝指挥的机器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比机器人更高端。我们可能仍是物理事物。

这是一种可能的回应。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可能回应是说，那些命令（或者至少最初的命令）可能是内置的，就像机器人的命令也可以是内置的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次不讲宗教故事了，反而讲起关于进化和生物学的更复杂的故事。我们要说一些关于基因、进化、繁殖之类的事，最后以某种先天心理程序如何传递下去的事收尾。细节很复杂，但是基本观点很简单：婴儿出生时就带有内置的命令，引发各类物理过程，一套先天的心理使我们开始学习和适应——有目的地移动。所以，我们即使（最初）需要某种指导，但所有行为只是某种复杂的物理过程的结果。

这一论证很快就变得非常非常复杂了，笃信灵魂的人毫无疑问会抗议：“听着，我们可不是机器人！我们不只知道听从脑中设定的程序行事。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机器人可没有。我们肯定比机器人高端多了，我们不可能只是什么物理事物。”

这个论证有趣极了，我认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论证。刚开始时我们的观点是，为了解释人体为何有生命，或者为何我们能有目的地、非随机地移动，你需要诉诸灵魂。显然，为了做到这点，你不需要诉诸灵魂。我认为，诉诸正常运行的物理肉体，就足以解释有无生命的肉体的差别，以及我们的肉体为何非随机地移动了。如果大脑是我们的CPU，那么我们就会审慎地、有目的地行动，就像机器人一样。所以，我认为最初的论证不那么令人信服。

但我们仍有可能会问，这个新的论证怎么样？它没有主张我们需要用灵魂来解释肉体的生命，但当我们转到关于F特性新的可选项时，它会怎样？要是我们主张，为了解释自由意志，我们需要灵魂呢？

这肯定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论证，但是眼下我们暂不考虑，稍后再谈。

首先，让我们浏览一下其他可能被诉诸的F特性的可选项。假如有人说：“瞧，为了解释为何肉体能非随机地四处移动，我们并不需要诉诸灵魂。但是人有一种纯粹肉体没有的特殊能力，它是物理主义者无法解释的，这就是思考的能力，这就是推理的能力。人有信念和欲望。根据他们实现其欲望的信念，他们能制订计划。他们有策略，他们推断该做什么。信念、欲望、理性、策略、计划，这些跟我们紧密相关的一系列事实都需要诉诸灵魂来解释。没有任何纯粹的机器能相信，能有欲望，能推理。”

假定无可争辩的是，我们确实有信念和欲望，我们确实能推理和思考、制订计划并加以执行。那么，问题就是，真的什么机器都做不到这些吗？显而易见，当限于简单的机器时，你这样认为是不足为奇的。很显然，对于许多机器来说，我们好像不能自然地把信念、欲望、目标或思考能力赋予它们。比如，我的割草机并不想去割草。虽然它确实能割草，但它没有相关的欲望和信念。它不会自己想着：“我该如何割到那些躲避我的草叶子？”所以很明显地看出，为何我们很容易就说，纯粹的机器不能思考、推理，也没有信念和欲望。

但是现在，这种论证不像三四十年前那么令人信服了。在电脑装有十分复杂的程序的时代，我们能更自然地用信念、欲望、推理、计划等词语来谈论机器，或至少是某些机器。

比如，假如我们有一个会下棋的电脑。我家的电脑就有一个可以人机下棋的程序。我的棋艺很差，这个程序闭着眼就能打败我。假如我走象，我的电脑走它的后，对这台电脑我们会怎么说？为什么这台电脑会走它的后（或者虚拟的后）？我认为很自然的说法是：它担心它的王暴露了，它在通过拿住我的象来努力阻挡我。我们将这么来说会下棋的电脑。

想想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把欲望赋予了这台电脑。我们在说，它有着赢棋的终极欲望。它还有各种次级欲望，比如保护它的王，抓获我的象；另一种次级欲望是持续地保护各种其他棋子。它还有如何去做的信念——通过阻挡特定的路线或吃掉我的其他棋子。它还有如何实现其目标的信念，然后它把这些信念和欲望化成行动，对我的走棋做出合理的反应，步步为营。

所以，我们会说下棋的电脑确实有信念，这看起来好像很顺其自然。它确实有欲望，它确实有目标，它确实能思考。当然，它的理性是有限的，它只会下棋。但是，我们很容易设想自己的电脑或一台更强大的电脑，可以同时运行许多其他程序，这就扩大了其思考和推理的范围。用电脑拥有信念、欲望、思考、策略等词语来描述，看上去很自然。然而，我们用严格的物理术语就能解释这一切。我们不会很容易就说，这台电脑有一个非物质的部分！所以，即使是在解释思考、推理和计划时，好像我们也并不需要诉诸灵魂。

当然，作为一位二元论者，你完全可以这样回应：“虽然我们把电脑人格化了，也就是把它当成好像拥有信念、欲望之类的东西，但它其实并不真的具有相关的信念和欲望，因为它任何信念和欲望都没有，因为任何物理对象都没有信念和欲望。”

对此我只想说，这只是一种偏见吧？确定无疑的是，如果我们坚持说物理对象没有信念和欲望等的话，那结果就是，当我们不禁把信念和欲望赋予我那台会下棋的电脑时，就陷入了一种幻觉。一旦我们假设纯粹物理的对象没有信念和欲望，结果就是这样的。但有什么理由说它没有任何信念和欲望？拒绝把信念和欲望赋予那台电脑有何依据？这一点儿也不清楚。

至少在典型的情况中，有这样一种可能，欲望好像跟情绪紧密相连。比如下棋中，在有望抓住我的后或击败我时，你会很兴奋；当你的棋子受到威胁时，你会很担心。类似地，当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说爱你时，你也会变得兴奋，心脏怦怦地跳；当你考试成绩很差或者工作的估值很低时，你的胃里会感到那种下沉的感觉。

也许我们应该说，欲望有两个侧面、两个方面。应当承认，欲望有一方面是纯粹行为的（behavioral）。普遍来说，我们的精神生活（mental life）一方面以纯粹行为的角度呈现出来。有目的地移动棋子就与这个部分有关，准确地再现世界并理性地做出反应也与这个部分有关。或许，机器也能这样做。但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另一方面，即情绪（emotional）方面，跟我们的欲望尤其相关，这个部分机器没有，但显然我们有。

所以，如果我们想说机器不能思考，不能拥有精神生活，也许我们真正的意思是，机器不能感觉到任何情绪性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区分一下。我们不妨先承认，可以合理地谈论行为学术语能够诠释的信念、欲望和推理。这基本上就是准确再现一个人的环境，然后对此种再现合理地做出反应的问题，或许电脑和机器人也能做到这点。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显然还有一个方面——情绪方面，对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电脑是否能感觉到任何东西。机器人能恋爱吗？它会感到害怕吗？

要记住，我们的问题是：关于我们，是否存在某种只有诉诸灵魂才能解释的东西？物理主义者说不存在，二元论者说存在。但我们现在看到，如果我们问的特性是我们的精神生活中能按行为主义术语诠释的方面，而这个方面连下棋的机器人可能都有（在有限的程度上），那么我们就无法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二元论。物理主义者可以坚持说，对于我们精神生活的行为方面，确实可以从物理主义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但是，我们可以加深或者修订一下这个论证，说清楚我们真正想弄明白的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情绪方面。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能不能坠入爱河？它会感到害怕吗？它能希望什么东西吗？机器人真的能感受到情绪吗？也许不能。

现在我们是这么论证的：人能感觉到情绪。我们能爱，我们会害怕，我们会担心，我们会兴高采烈，我们会变得抑郁。如果你想一想的话，显然机器人做不了这些。物理的事物感觉不到情绪，所以我们必然不只是拥有物理的东西。

实际上，我认为现在可以提出，跟电脑下棋的例子不同，目前没有任何机器能够拥有感受。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这样的机器，问题是：我们是否可能拥有这样的机器？会不会有一种可以感觉到某种东西、拥有情绪等的机器？

让我们看看科学幻想，想一想科幻电影里展示的或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器人和电脑。我小时候有一个电视剧叫《迷失太空》（Lost in space），说是一群人跟他们会说话的机器人一起，逃到了另一个星球。因为这是一个电剧，所以每一集中都会出现某种新的激动人心的危险。机器人会嗖嗖嗡嗡地起来，喊道：“危险，威尔·罗宾逊！危险，威尔·罗宾逊！”好像机器人到了担心。

还有一个更新的例子。你也许读过道格拉斯·亚当斯的书，《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及其续集。书中有个机器人叫马文，它很忧郁。马文很聪明，它思考宇宙，认为活着没有意义，表现得极为沮丧。有一次，它跟另一个机器人交谈，还使那个机器人也沮丧了起来。（实际上，那个机器人沮丧得自杀了！）在想到这个例子时，好像把“沮丧”一词用在马文这个机器人身上是很自然的事情。它的表现确实如此。

我最喜欢的例子是《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的电脑哈尔。（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电影，我要提醒你：我会透露核心情节。所以，请谨慎阅读。）

《2001：太空漫游》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刚刚在月球上发现的一个神秘的黑色物体向木星发出了一个无法破译的无线电信号，所以人类向木星派了一艘宇宙飞船去调查。在飞船上，有一个叫哈尔的电脑程序，协助运行飞船。大部分人类宇航员在漫长的飞行中冬眠着。哈尔的目标是确保成功完成任务，但是哈尔自己寻思——我认为这很合理——人类经常把事情搞砸，既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哈尔决定杀死人类，以确保他们别把事情搞砸了。有一位叫戴夫的宇航员发现了这一阴谋，他试图去阻止哈尔。他采取了他唯一能够抵御哈尔的措施，即关闭程序，有效地杀掉哈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同时，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哈尔跟戴夫相互交谈。哈尔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竭力阻止戴夫，但没有成功。当戴夫开始关闭哈尔的电路时，哈尔对他说：“我很害怕。我很害怕，戴夫。”

哈尔怕的是什么呢？它怕死，好像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把害怕赋予哈尔。哈尔的做法完全是一个人感到害怕时所做的。哈尔有理由感到害怕，它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它对我们说，它感到害怕。我们好像可以顺其自然地说：哈尔很害怕。

你可以继续举出类似的例子。当然，这些都是科幻小说，但是我们能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些例子，想象它们。我们不会摊开手说：“哈尔感到害怕，这是什么意思？马文很沮丧，这是什么意思？《迷失太空》中的机器人很担心，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坚持认为，机器人和电脑不能有情绪；但是这些例子好像说明了：它们有。

但显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认为这些例子中涉及了什么非物理的情况。这里只有一块块的金属、电线和电路，它们都只是物理对象。于是，我们好像应该说：“为了解释情绪和感受，我们不需要去诉诸灵魂。纯粹的物理对象也有情绪和感受。所以，我们仍然没有理由去设定灵魂的存在。”

对此二元论者会如何回应呢？我想最佳反应是区分感受（feeling）的两个不同方面，也就是情绪的两个方面。首先，又是行为方面。以害怕为例，害怕的行为方面是：当你意识到环境中的某个东西对你形成危险时——它可能会伤害你或杀死你——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采取行动来反抗威胁。你试着去消除、化解危险。简单来说，这只是一个拥有相关的信念、目标、反应和计划的问题，而我们已经看到，下棋电脑也能做这些事情。这是情绪的行为方面。我们好像可以合理地认为，机器人也能做到，物理对象都能做到。

但是，二元论者的回应关键之处是，情绪和感受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感知（sensation）：它感觉如何。毕竟，这才是我们称之为感受的原因。除了发生一些行为之外，我们还有内心感觉。

比如，当你感到害怕时，你有一种很熟悉的冰冷黏湿的感觉。你的心脏在狂跳，你的血流在加速。我无法很好地描述它，但我所说的你一定并不陌生。在感到害怕时，你会有一种感受。在恋爱、担心、沮丧时也一样，跟情绪相伴的还有感受。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拥有任何既定的情绪时，还伴随着特定的体验（experience）。（但“体验”一词很含混。有时我们用它指引起内在体验的外在环境。但在这里，我用它指产生的内在精神状态。）

与每一种情绪同时发生的还有一种体验，就是当你害怕以及担心、沮丧、高兴、恋爱时所感觉到的东西。这种极有影响力的想法是，即使机器人做出了相应的行动，即使它们有着情绪的行为方面，但它们并没有感受方面、体验方面。

但是，要注意，一旦你开始用这样的术语来思考，就不需要把自己局限在关注情绪上了。在各种平凡事例中，都有同样值得上心的。现在我正在看着我牛仔裤的腿部，它们是灰蓝色。找找蓝色的东西，看着它。现在思考它，想想看见蓝色是怎样的情形，拥有看见蓝色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想想它跟看到红色的感受或没有任何感受有何差别。

在这里，我们还要区分看见红色或蓝色的行为方面，以及看见红色或蓝色的体验方面。毕竟，我们很容易就能造出一个可以分辨红色和蓝色的机器，只要检查物体反射光的频率就行了。比如，我们可以造一台可以区分红色球和蓝色球的机器。实际上，我儿子就有一个能这样做的小机器人。

但你想想，这台机器“内部”发生了什么？这台机器看着红色的球时有何感受？它有看见红色的感知吗？它究竟有没有看见了颜色的体验？假设你与我所见略同，说：没有，它一点感觉也没有。这台机器根据光的频率来进行区分，但是它没有看见了红色的体验。实际上，它没有任何体验。

我们这里想说的意思非常晦涩不明，但是你应该很熟悉这种观点了。当你问“如果有人天生就失明了，他能知道看见红色是什么样的吗”时，你问的就是这个。这位失明者可能是一位科学家，知道光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不同物体会是什么颜色。你递给他一只苹果，他会说：“哦，它肯定是红色的。”也许他会把他的光探测器对准苹果，探测器宣告：“哦，这是一个很红的苹果，比那边的西红柿红得多。”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知道，他不仅没有看见红色，他甚至想象（imagine）不出看见红色是何情形，他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体验。一旦你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事物，就会意识到，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物体的这一方面。物体有颜色，物体有声音，物体有气味，我们都会体验到这些。这是我们的体验的定性（qualitative）方面。当我们问“看见红色是什么样的”“闻到咖啡或品尝菠萝是什么样的”时，我们努力去获取的就是体验的这一方面。我们的体验有定性的性质。实际上，正因为这个原因，哲学家们在关注体验的定性方面时，有时会使用“质”（qualia）这一术语。

就像盲人可能会好奇看见红色是何情形一样，你可能会好奇，有偏头痛是何种感觉（“那种特定的痛是何感觉？”）；或者你可能会好奇，发痒是何感觉。回到我们的起点，似乎我们的情绪也有其质的方面：恐惧、高兴和沮丧都有特定的感知。

我们的精神生活充满了体验的定性方面。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是：纯粹物理的对象没有这个方面。纯粹的机器不能感到痛，不能看见红色，不能感到快乐。机器能做行为方面的事情，但是纯粹的物理对象不能拥有体验的定性方面。但是我们有，所以我们不只是物理对象，我们不只是机器。

这个论证如上所述。我认为它是一个很棒的论证，肯定是二元论目前拥有的最佳论证。所以我们要问：物理主义者要说些什么来回应呢？现在物理主义者的最佳回应是：“我是这么做的，可以造一台能在这种意义上拥有体验的机器。”就像我们能用物理主义的术语解释如何造一台拥有欲望和信念的机器一样，一台机器能搞定所有行为方面的事。如果我们能够为体验的定性方面提供一个物理主义的描述，那就太好了。物理主义者如果能勾勒一下这类故事，情况就可观了。

但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该如何讲述这样的故事。假如我们用意识（consciousness）一词来指我们精神生活的定性方面，那我们就得承认，从物理主义者的角度来说，意识仍是一个巨大的谜，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用物理主义的术语解释它。因为这一事实，如果二元论者说，为了解释意识，必须相信灵魂的存在，我们就不能轻视他们。

我们不该轻视二元论者，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应该信服他们的观点。这是因为，说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用物理主义的术语解释意识是一回事，说我们永远都不能用物理术语解释意识则是另一回事。我完全同意，如果我们确定物理对象都不能看到红色、尝到甜味、感到疼痛，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只是物理对象，因为我们能看到、尝到和感觉到。但是我认为，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对于意识的了解还不足以让我们知道，是否能用物理术语来解释它。

当我思考这种情况时，我总会想到一个类比。试想我们如果处在14世纪，正在试图理解生命，比如植物的生命。我们自问：“能不能用物质术语来解释生命？”对我们来说，这好像是天方夜谭。那怎么可能？毕竟，想想在14世纪我们能够得到的机器。一个14世纪的人，当考虑植物可能是机器这一可能性时，他会怎么想？当我用这样的术语来思考时，脑海中的图景是，植物由齿轮和滑轮组成。齿轮开始转动，植物的芽张开了，或者花朵转向了太阳。这个人显然会说：“天呐！这台机器肯定不是活的！”实际上，按这个套路下去，机器显然都不可能是活的。所有纯粹物质的对象都不可能是活的。那么，为了解释生命，我们就要诉诸某种不只是物质的东西。生命需要某种非物质的东西——某种高于或超脱物质的东西——来加以解释。

在14世纪，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论，但它是错的。那时我们不知道如何用物质的术语来解释生命，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做不到。

我倾向于认为，对意识来说，我们现在也是如此。我知道有一些关于意识的理论，但是我最能接受的观点是，我们还处于黑暗之中，就像14世纪时我们关于生命的看法一样。关于如何着手用物理术语解释意识，我们还没有任何线索。这不是说我们还没有弄清细节，而是我们连粗略的线条也画不出来。

没有看出某件事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认为它是不可能的。如果二元论者说：“你看不出纯粹物理对象远远没有可能拥有体验和感受性，甚至连可以想象的可能性都没有？”我要说：“不，我并不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我承认我不知该怎么做，但是我不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觉得我需要被迫去设定灵魂的存在。

笃信灵魂的人肯定会反驳说：“这不公平。我们二元论者不必主张说，不可能给出意识的物理主义解释；我们只需要主张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解释。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现在，至少你们物理主义者无法给出关于意识的任何解释！但是我们二元论者已经给出了。为何有意识？很简单：我们有灵魂。灵魂是异于物理对象的东西，所以灵魂有意识。既然二元论就意识给出了更好的解释，现在至少有理由更相信二元论而非物理主义。”

但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能为时过早就同意二元论者的主张，认为他真的能够解释意识。对我来说，这一点儿也不显而易见。二元论者说：“哦，我能解释意识。意识处于灵魂而非肉体内。”这是什么解释？假如我问二元论者：灵魂怎么能有意识？二元论者会如何回答？“唔，嗯……呃……啊……它就是能。”显然，这根本不是什么解释！哪怕我成了一位二元论者，我也不觉得关于意识的原理，自己得到了任何说明。

当然，如果二元论者开始给出一种详尽的意识理论，那就不一样了。“唔，存在各种不同的灵魂结构，这类结构创造了这种感知，那类结构创造了那些感知。”诸如此类，这才叫理论。如果二元论者这样做，我会认真地把二元论当作一种解释。但是，如果所有的灵魂理论家说的只是：“喵，喵，你们物理主义者无法解释意识，但是我能，因为非物质的灵魂能够有意识。”我想说，这没好到哪儿去。这根本不是解释。

现在，好像我在使用双重标准，给物理主义者辩护：“别怪我们。物理主义可能是对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用物理主义的术语解释意识。”那为什么我不允许二元论者也这样说？为什么二元论者无权说，“不要怪我们。二元论可能是对的，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用灵魂的术语来解释意识”？这是对我观点的误解。我没有放过这一方，同时谴责另一方未能解释意识。我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平局。物理主义者不能很好地解释意识；但二元论者也一样。就我看到的来说，谁都不能很好地解释意识的原理。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谜。

但是要注意，如果他们打了一个平手，就没有给出我们在找的答案。毕竟，我们在找一个相信灵魂的理由。如果二元论者的最佳回答是：“我解释不了意识，你也解释不了。”那么就没有理由相信灵魂。

要记住，我们已经相信存在着肉体。我们已经知道，肉体能做一些惊人的事情。我们在问的是，是否有理由给已存在事物的清单中加上几项。尤其是，是否有理由加上灵魂？如果灵魂论者的最佳回答是：“没准我们需要用它来解释意识，因为我看不出你们物理主义者能怎样解释它。没准拿灵魂来说事会有些帮助，虽然我不知有何帮助。”这么说吧，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

所以我认为，关于意识尚无定论。假如我们继续竭尽全力，用物理术语去解释意识，也许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这办不到，或者办不好，没准我们会开始想出用非物质的存在来解释事物的其他意识理论。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如果要解释意识，或者获得意识的最佳解释，我们需要相信灵魂。也许吧。但现在，不管怎么说，证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

我们仍有其他可能的F特性可选项。比如创造力（creativity）。我们能构建一种新的论证，这个论证仍诉诸最佳解释推论，不过这次需要用灵魂来解释的特性是创造力。这个论证说：人有创造力。我们写出新的音乐作品，我们写诗，我们证明数学中那些以前从未被证明的，或者我们找到了证明旧定理的新方法，我们画出以前从未看过的画，我们构想出新的发明。我们以无数方式在创造，但是纯粹的机器没有任何创造性，所以我们肯定不只是纯粹的机器。

但如果这是一个新的论证，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纯粹的物理对象真的不可能有创造力吗？姑且这么说吧，我认为答案是，特定种类的物理对象也可以有创造力。实际上，我们已经提到过关于这种机器的一个有趣的例子：会下棋的电脑。说到下棋，电脑实际上能够极具创造力。

也许就我家里电脑运行的下棋程序来说，这有些言过其实。但是最好的下棋电脑，当今甚至能击败人类最佳棋手的那种电脑，是有创造力的。这些电脑有时会走出出人不意的一步，以人们无法预料的棋路出棋，连设计这些程序的人都无法料想。当这个顶尖程序与大师或世界冠军对弈时，它可能会以没人那样下过的棋路出招。简而言之，下棋电脑可以很有创造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电脑还能做其他这类事情。比如，有能够证明数学定理的程序。现在，有些程序能证明一些超出我理解范围的数学问题。让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毕达哥拉斯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即我们所称的勾股定理——编者注）]。在读书时，你也许学过如何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先用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各种公理，得出各种次级结论，一个接一个，直到最后，证得毕达哥拉斯定理。

事实上，现在毕达哥拉斯定理有许多种不同的证明方法，每个方法都有它从公理到结论的独特路数。有趣的是：电脑程序能想出以前从未出现过的证据。如果不是出于偏见，我们为什么不说电脑程序很有创造力？

在其他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创造力。比如，有能写歌的电脑程序。我所说的写歌不只是随机扔出一些音符的组合，而是说有的程序能谱出我们所谓的音乐，有旋律结构、主题发展以及转为和音的部分。而且，这是没人听过的音乐作品。所以，我们是不是该说，能写出这样的乐曲的电脑是有创造力的？除了偏见，还有什么在阻止我们这么说？

简而言之，如果二元论论证说，为了解释创造力，我们需要设定灵魂的存在，我只能说，这样的论证是错的。

诉诸创造力的论证也许不成立，但它马上提起了一个也许更有说服力的论证。即使我们能造出一个有创造力的电脑或者在未来造出一个机器人，它能做一些以前没人想过的东西，但这个电脑或机器人所做的只是机械地遵循它的程序，也就是用代码写的一系列命令。所以，即使将来我们足够聪明，造出了通过机械地遵循程序并做出我们没想到过的事情的机器人，然而，它们所做的仍然只是机械地（必然地、自动地）遵守程序的指导。在这件事上，它没有任何选择。它没有自由意志（free will）。

但是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灵魂存在的新论证。人有自由意志；但纯粹的物质对象，机器人或电脑，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既然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肯定不只是纯粹的物理对象，必定存在一种额外的非物质的东西——灵魂。这也许就是我们要相信灵魂的原因：为了解释自由意志。

许多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论证，所以我们需要更认真地思考它。不幸的是，自由意志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它，人们写过许多很厚、很艰深的著作，而现在我要用几页的篇幅来讨论它。所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当然不会告诉你关于自由意志你需要知道的一切。相反，关于这个问题，我只想点到为止，帮助我们弄清，为何我认为诉诸自由意志并不能有力地证明灵魂的存在。

这个论证诉诸的一个观点是，纯粹的物理对象没有自由意志。但为何这是不言自明的？这一关键主张的论证是怎样的？我怀疑，这一观点大概是这样的：比如，当一台电脑执行其操作时，它只是在遵循物理法则。而物理法则属于决定论（deterministic）。（用哲学的行话来说，电脑是一个决定论系统。）这是什么意思呢？大致说来，如果电脑最初处于一个给定的状态，那么鉴于物理法则以及电脑编程的方式、硬件的特性等，这个或那个电路必然将打开或关闭，直到不可避免地，电脑进入下一个状态。接着，鉴于它处于这个新状态（以及鉴于物理法则等），它必将走向第三步状态。诸如此类。这个电脑在这件事上完全没有任何选择。

继而，推而广之，鉴于决定论的物理法则，对于每一个发生的物理事件，都存在着引起后发事件的更早的物理事件。于是，一旦给定上一个事件（因），下一个事件（果）必定会随之发生。有了这个图景，就好理解决定论的物理系统了。

下面有另一种方式来思考这点。假设你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设定了一个遵循决定论法则的系统，给定了初始设置，都会有相应的结果。关键之处在于：自然法则决定了这个结果必然随着那个原因发生。如果你把磁带倒回到开头，倒到最初的状态，按下播放键，又会以因果上的必然性，一个接一个地出现相同的结果。结果永远是一样的。每次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设定之后，就会看到其引起什么样的结果，你必然会经过同样的变化和转换，以同样的结果告终。这就是决定论。

这样的话，我们很自然就会认为，“自由”和“被决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相容。你不可能既拥有自由意志，又受制于决定论。毕竟，自由意志的内涵是，在我做出一个决定时，我本来能够做出不同的选择。哪怕我又处于同一点上，面临同样的状况，面对同样的选择，我也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不是被决定了要做出那样的选择。简而言之，如果我真的有自由意志，那我就不可能受制于决定论法则。换句话说，受制于决定论法则的东西不可能拥有自由意志。这两者是不相容的。[出于明显的原因，这种观点有时被称为“不相容论”（incompatibilism）。]

所以二元论者认为，诉诸自由意志说明，我们肯定不是纯粹的物理对象。毕竟，从物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我们只是一种机器人。诚然，我们能够做各种科幻电影中大部分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过是被优化了的机器人。这种反驳意见接着说，机器人就必须遵循它们程序的指示。普遍来说，机器人受制于决定论法则，因为它们只是物理对象，而物理法则是一种决定论。但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是不相容的：如果你是一个决定论系统，你就不可能拥有自由意志。因此，既然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我们就不可能只是机器人。普遍来说，我们就不可能只是物理对象，我们一定有某种超越纯粹物理性的东西。

简而言之，如果试着厘清支持二元论的这种论证，最后它是这样的：

（1）我们拥有自由意志；

（2）遵循决定论的东西不可能拥有自由意志；

但是：（3）所有纯粹的物理系统都遵循决定论；

所以：（4）我们不是纯粹的物理系统。

我们刚才考虑的就是这一论证，它的核心步骤浓缩出来就如上所述。前提一断言我们拥有自由意志。前提二告诉我们，遵循决定论的东西都没有自由意志。一和二这两个前提加在一起，结论就是我们并不遵循决定论。假如再加上前提三，所有纯粹的物理系统都要遵循决定论，那么结论就是，我们不是纯粹的物理系统。第四个命题就是这一论证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不是纯粹的物理系统。

现在这个根据自由意志做出的论证肯定是说得通的。按哲学术语来说，给定前提之后，肯定就能推出结论。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三个前提真的都是真实的？注意，重要的是，为了得出结论，它们全都得是真的。比如，如果我放弃前提一，关于我们拥有自由意志的主张，那么就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拥有任何非物理的东西。毕竟，即使某种拥有自由意志的东西必定不纯粹只是物理的，也无法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只是物理对象。这个论证确实需要前提一。对这三个前提中的每一个而言，都是这样的。放弃三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有趣的是，对这三个前提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提出质疑。但不幸的是，在这里我没时间详细地讨论它们的潜在质疑（我已经说过，自由意志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所以我将止于仅做一些简短的评论。

首先，我已经解释过，根据自由意志做出的这个论证需要前提一。如果诉诸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一事实，就能证明我们拥有灵魂，那么最好是我们真的拥有自由意志。

这个假定虽然可能不言而喻、广为接受，但是仍能对它提出质疑。有哲学家说过，虽然我们无疑以为我们拥有自由意志，但那只是一种错觉。他们为何这样认为呢？上面这个论证的其余前提指出了原因！这些哲学家往往提出，既然我们是物理对象，就要遵循决定论。既然决定论和拥有自由意志是不相容的，我们其实就没有自由意志！他们当然认识到，我们以为我们拥有自由意志；但是他们认为，这种信念只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我们受到了“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一错觉的蒙蔽。

这不是什么愚蠢的立场。毕竟，你又看不见自由意志！你不能窥视你的心灵内部，看到你有自由意志。没错，我们确实感觉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行动，但那也许只是一个错觉。无论如何，这是一些哲学家的立场。我们已经看到了，没有“我们真的拥有自由意志”这一假定，就不能有理有据地证明灵魂的存在。但我要说，虽然这确实是反驳自由意志论证的一个办法，但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反击。我认为自由意志的信念并不只是一种错觉。

这个论证中还有其他两个前提。再想想前提三：所有纯粹的物理系统都要遵循决定论。为了让这个论证成立，我们也需要这个前提。即使我们接受了不相容论，并认同我们不能既拥有自由意志又遵循决定论法则，还认同我们拥有自由意志，情况仍有可能是：一旦并非所有纯粹的物理系统都要遵循决定论，我们仍有可能只是物理对象。因此，如果诉诸自由意志来确立二元论的真实性，我们就需要断定，物理法则是决定性法则。我们需要前提三。

现在前提三看起来很妥当。毕竟，难道基本的物理法则不是决定论的吗？答案有些令人吃惊：它们是否是决定性的并不明了！也就是说，前提三也可以加以质疑。

前提三显然是一个关于实证科学（empirical science）的主张。我们想知道的是，关于自然法则，我们最经典的理论说了什么？它们是不是决定论的？我要提醒你：我是一位哲学家，不是科学家，对于这类实证问题，我没有任何权威。关于经典的基础物理理论量子力学，我尤其没有一点儿权威（请相信我！）。但我被告知：根据对量子力学的正统理论，尽管许多人不这么认为，但物理学的基本法则实际上不是决定性的。

这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有一些放射性原子，它们有衰变的几率。比如，在接下来24小时中，有80%的分裂几率。这意味着，这些原子的80%在24小时内会分裂。量子力学只能告诉我们这么多。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原子，在接下来24小时内，它分裂的几率是80%，不会分裂的几率是20%。

假如它真的分裂。我们能解释是为什么吗？当然，我们可以说，毕竟它分裂的几率是80%。或者拿一个24小时之后没有分裂的原子来说，我们能解释它为何没有分裂吗？当然能，它不会分裂的几率是20%。但我们能解释为何分裂的分裂了，而未分裂的未分裂吗？不能，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说，它分裂的几率是80%，不会分裂的几率是20%；所以大部分的分裂了，有的没有分裂。对此我们只能解释到这一步了，没有更多理由了。

当我们采纳了决定论之后，自认为：“必然有某种深层的因果解释，分裂的原子具有某些特性，这解释了它们为何分裂，而没分裂的原子缺乏这一特性，因此解释了它们为何没有分裂。一旦你以同样的方式设定了原子，它们永远都会发生同样的变化。”但是，我说了，我们只是假定决定论一定是真实的。而根据量子力学的正统理论，它们并不是这样运行的。理论只能说：有些原子会分裂，有些不会。

根据对量子力学的正统理论，基础物理法则是或然性的（probabilistic）。在基础物理学层面，决定论是不真实的。我就是这样被告知的。请相信我，我没有资格这么说，但是我就是这样被告知的。当然了，如果这是真的，那前提三就是错的，并非所有纯粹的物理系统都遵循决定论。所以，即使我们确实不能既拥有自由意志又遵循决定论，这也并没有排除我们只是纯粹的物理对象的可能性，因为并非所有纯粹的物理系统都遵循决定论。如果在基础层面来说，决定论在我们身上是行不通的，那么，即使我们不能既遵循决定论又拥有自由意志，我们仍然可以拥有自由意志，而且仍然只是纯粹的物理系统。

在忙着指出诉诸自由意志的论证并不成功时，我还想提一下，前提二也受到了批评。回想一下前提二，不相容论的主张：遵循决定论的不会有自由意志。你无法把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融合在一起，它们是不相容的。现在，我要说，不相容论也许是常识，它有可能就是你本人相信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可以对它提出挑战。有些哲学家认为，自由意志实际上跟决定论并非不相容。我是他们其中之一。即使决定论在我们身上行得通，这并没有排除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一可能。尽管表面看来并非如此，但你可以既遵循决定论，又有自由意志，它们是相容的。这种观点毫不意外地被称为相容论（compatibilism）。

如果我现在转而向你解释这一立场，说明为何一旦得到合理的理解，自由意志实际上跟决定论是相容的，这当然会很有帮助。不幸的是，我现在无法这样做，那要花很多篇幅。我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只想指出，虽然看起来令人惊讶，但相容论是一个存在着的可能性，也是一个有分量的哲学立场。

如果我们接受了相容论，就可以说：即使对物理系统来说决定论是真的，即使我们真的拥有自由意志，我们仍可以是纯粹的物理对象，因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是相容的。

这样来想吧。假如对量子力学的正统理解是错的，而决定论是真的；或者，决定论在原子层面是错的，而到了宏观层面它就不起作用了，所以对于中等的对象，比如人体来说，决定论是真实的。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如果相容论是真实的，如果某种东西可以既遵循决定论法则，又拥有自由意志，那么即使我们遵循决定论，仍可以拥有自由意志，而且我们不只是纯粹的物理对象。所以，一旦相容论是真实的，二元论的这一论证又将再次陷入麻烦。

我没有试图让你去相信相容论的真实性，接下来我也不会这样去做。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不该那么快就认为，为了解释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一事实，只能相信灵魂的存在。为了得出灵魂存在的结论，需要具备所有这些前提，但是对每一个前提我们都可以提出质疑。我们有合理的哲学或科学依据来怀疑所有这些前提。这当然没有证明诉诸自由意志的论证不成立，但这意味着如果你要用这个路线来论证灵魂的存在，你要对你的工作加以改进。

超自然现象

好了，让我们概括一下。我们一直在考虑关于灵魂存在的各种论证，其中每一个都诉诸了我们的某个特性——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感受能力、我们的经验具有定性方面这一事实、我们的推理能力——用关于我们的一些事实来寻求解释。二元论者的主张是，不诉诸灵魂，我们就不能解释那些给定的特性。我跟你们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理由，认为这些论证不像我们起初以为的那样令人信服。

但是要注意，我们可能会认为，迄今我指出的这些考虑是一些我们很习以为常、很司空见惯的特性。我们能够思考、推理和感受，我们有创造力，或者我们拥有自由意志，这些都是很日常的事情。

也许我们如果不聚焦于日常现象，而是聚焦于不寻常的、超常的现象，就能够找到关于灵魂的更好论证。我们仍能提供使用最佳解释推论的论证，但当二元论者提出我们要用灵魂去解释各种超常现象时，他们也许就更站得住脚了。比如，也许为了解释鬼魂，我们需要假定灵魂的存在；也许为了解释ESP（超感知觉），我们需要假定灵魂的存在；也许为了解释濒死体验、降神会或者通灵，我们需要假定灵魂的存在。对于这些现象中的每一个（不管是哪个，它们出现了），我们都想得到二元论者会论证说：“瞧，我们需要解释这件事，而最好的解释就是诉诸灵魂。”

现在，我要加快讨论这个新的论证类型，但是我至少想给出这几个评论。让我们从濒死体验开始。基本的观点大家也许都很熟悉，接下来的事情时而会发生在人身上。有人也许心脏病发作，或者死在了手术台上，但几分钟后，他们又起“死”回生了。至少在有的时候，若我们事后问这些人，他们说死时有了一种非常惊人的体验。（他们真的死了吗？这很难说，但往往看上去是这样的。）

这些事情令人吃惊的一个地方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现象都极为类似。人们经常报告说体验到了自己离开肉体。也许他们从上方，就像他们飘浮其上，开始观看自己位于手术台上的肉体。也许最后，他们体验到了快乐和欣喜。他们可能体验到了穿过一条隧道，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白光。也许在隧道的尽头，他们看见了某个以前死去的深爱之人，并跟他交谈；或者看到了其宗教传统中的某个著名人物。他们感觉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已经死了，上了天堂；接着突然间他们又被拉了回来，在病房里醒来。他们获得了我们所说的濒死体验（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他们获得了死亡体验，但后来又被带回了人间）。

好了。当你去调查人群时，你会发现，许多人都有过这种体验。所以我们要问问自己：如何解释这些现象？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明了且显而易见的解释：这些人死了。他们死了，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去了天堂，但是后来又被拉了回来。在这期间，他们的肉体还躺在手术台上；他们的肉体并不在天堂里。所以，某种非肉体的东西去了天堂。这种解释是这么说的。这是对所发生的事情一个不言而喻、简单明了的解释。二元论者说，因此我们需要假定灵魂的存在。我们需要假定在肉体死掉后，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存活了下来，它能够离开肉体，飞向天堂。在濒死体验中，肉体和灵魂之间的纽带当然没有永远地、彻底地断裂。灵魂又被拉回来了（某种程度上），跟肉体重新联结了起来，这个人又醒了过来。

做一个类比的话，就好像有两个房间。这个世界或此生是其中一个房间。濒死体验的情况是，你的灵魂离开了这个房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即另一个世界或来世的房间。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不被允许停留在下一个房间。它又被拽回这个房间了。

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等一等，我要问这是不是最佳的可能的解释。在转向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考虑一个对这一整套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反驳。（这个反驳跟在本书开始时我们考虑的那个关于死后存活的反驳类似：“没有生命之后还有生命吗？咄！当然没有！”）

按照这种反驳，两个房间的观念肯定是错的。这种反驳说，濒死体验中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是人们在报告死后的样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死掉！毕竟，二十分钟后（或者无论多久），他们仍在那里，躺在病床上，显然还活着，所以他们从未真正死过。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也许他们死了，但是既然他们明显没有永久地死掉（毕竟，他们又起“死”回生了），又怎么能告诉我们永久地死掉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能认为他们的体验就是关于往生的真实报道？我们想知道的是永久死掉是什么样的，而这些人从未永久地死掉，所以不管他们的经历有多么不寻常，他们讲述的都不是往生。

现在，我自己的观点是，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反驳。假设我们同意，严格来说，这些人没有死，至少没有永久死掉，就能推论说他们的体验不能证明往生的样子吗？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误导性的反驳。

假如有人同我们讲，他们在法国待过二十年，现在又回到了美国，他们想告诉我们在法国是怎样的。现在想象一下有人反驳说：“你知道，你没有真正永久性移居法国。所以你在法国的体验，不管是怎样的，再怎么有趣，都不能让人了解永久性移居法国是什么样子。”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荒谬的反驳！第一个人没有永久移居到法国，但他当然对法国有一些体验，实际上二十年中会有许多体验。他能让我们充分了解在法国生活是什么样子，即使他在余生中没有搬去那里，再未回来过。当然，如果你在回来之前，只在法国生活了几天，你就讲不出那么多，但你仍然能够说些相关的内容。

假如你从未去过法国；假如你只是站在边界上，看向法国，跟身在法国的人交谈。他们在边境的法国一侧，你在另一侧，但是你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你从未进入法国境内。即使如此，关于在法国是怎样的，你也能说出一些有帮助的内容来。

如果关于法国的例子，这么说是正确的，那关于濒死体验的例子，为何不能这么说呢？即使这些人没有在第二个房间里待过，他们没有保持死亡状态（stay dead），但他们对死亡也有一些体验。这难道跟死后是怎样的无关吗？即使我们更愿意认为，严格来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死，他们只是待在另一个世界的边界上，探望了过去，这又怎样？他们在边界上看了过去！要说这样的体验是跟死亡无关的证据，就好像是说，我讲不出现在走廊上发生着什么有趣的事，因为我现在毕竟不在走廊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那又怎样？虽然我现在在办公室里，我可以看到走廊里的情况，告诉你那里发生着什么。

所以我认为，试图以所谓的“哲学”立场来驳斥濒死体验是误入歧途，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应该根据濒死体验来接受关于灵魂存在的论证。因为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是对濒死体验中发生的事情的最佳解释？如上所述，有一种可能，我们可以称之为“两个房间的解释”：有此生的房间，还有来生的房间，有过濒死体验的人要么短暂地在第二个房间待过，要么至少往里面瞥过。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是，还有其他的解释：一个房间的解释。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如一个房间，当你无上接近这一个房间的墙壁时，事物看上去、感觉上去跟在房中间时很不一样。

无疑，一个房间这个比喻并不完美，因为它马上带来一个问题：墙的另一面是什么？物理主义者会提出，墙的另一面什么也没有。所以也许更好的说法应该是：生命是一个生物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熟悉的只是它的中期。但在它的末期，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生理过程（异常的意义是它们通常不会发生于生命的中期；但显然，它们在生命的终点很常见）。在一些罕见但并非闻所未闻的案例中，有些人开始经历这些异常的生物过程，但接着又回到了正常的生物过程，所以他们能够谈论在这个异常的生物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这一切只是说，我们要对濒死体验中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生物/物理学的解释。

当然，这还不是一个物理学解释；这只是一张“期票”。但至少我们现在有了两个对立解释的轮廓：二元论者的解释，那个人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以及物理主义者用生物过程所做的解释（或者“期票”）。要承认的是，在对濒死体验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描述之前，比如白光和欣喜感，从远处看见你的肉体等，我们还不算做了什么物理学解释。但这实际上是科学家的研究领域，我们可能只有一个初步的生理解释。比如，当肉体承受压力，好比说在走向生命的生物过程终点时，会释放出某种荷尔蒙，这也许就解释了欣快感。类似地，当肉体受到压力时，大脑负责视觉的部分受到异常的激发，这也许就解释了白光或者在隧道中压抑的感觉。

我不是什么科学家，所以我没有资格说：“瞧，这是这一解释的细节。”但是我说了，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用生物学术语来解释濒死体验，所以你要凭自己的判断力做出决定：用肉体和大脑在临近死亡时受到的创伤性压力来解释这些体验，是不是更合理？或者更合理的解释是，那时灵魂部分脱离它跟肉体的正常联结？我认为初步的科学解释够有说服力了。所以我认为，“为了解释濒死体验需要设定灵魂的存在”并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主张。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各种可以诉诸的“超自然”现象。至此，我只讨论了濒死体验。降神会又该怎么说呢？我们如何解释一些人好像能够跟死人通灵这一事实？我们如何解释搞降神会的人，知道只有你死去的叔叔才知道的你的过去？

二元论者也许能够通过诉诸灵魂而解释这些现象。你往生的叔叔的灵魂在跟那个搞降神会的人沟通，所以他知道只有你和你叔叔知道的事情。

物理主义者如何解释这些事情呢？简单来说，我不知道。我不是靠用物理主义者、科学术语解释这些事情为生的人，但是确实有人从事这个，他们往往热心于给出解释。不要问我搞降神会的人是怎样做出如此令人惊奇的事情来的，问我就是在浪费时间。你该去问魔术师，他们的职业是欺骗人，让自己看上去像是能做出神奇之事！现在确实有职业魔术师专门从事揭穿那些声称能跟死人通灵的人。他们经常解释各种标准的魔术师诡计是如何“解读心灵”的，就像是在跟死人通灵。

当然，这并没有证明二元论者是错的。有可能真的存在降神会，有可能真的能跟死人通灵。跟以往一样，你要自己来做决定，你觉得哪个是更好的解释：是超自然的、二元论者的解释更有可能，还是物理主义者的解释更有可能？

假如你梦见你过世的母亲又回来跟你说话。一个可能的解释来自二元论者，说是你母亲的鬼魂，她非物质的灵魂，在你睡着时跟你沟通。但还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物理主义者解释道：那只是一个梦。你当然梦到了你母亲——你爱她！你要问：哪个是更好的解释？

我无法花时间考察每一种传说中的超自然现象，但在原则上，我们应该那样做。我们应该考察每一类事件的情况，评论关于所发生的事情的各种科学解释。（有时，光是事实就存在争议，需要做出解释。）在这里我无法花时间这么做。但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当我在评论证据时，最后我总是认为没有理由超出物理主义去加以解释。

所以我们再次概括一下。一群人要论证灵魂的存在，说为了解释某种东西，不管是日常的、司空见惯的，还是某种超自然的现象，我们都需要设定灵魂的存在。在有些情形中，我想承认，灵魂的存在也许是一切可能的解释的开端。但问题从来不是：“那是不是可能的解释？”而是：“那是不是最佳解释？”当我评论各种论证时，我最后认为物理主义者拥有更好的解释。

注意，我不想否认，对于一些事物，物理主义者还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已经承认，尤其是关于意识的本质、体验的定性方面，比如闻到咖啡、品尝菠萝、看见红色是什么样子，还存在着难解之谜，很难用物理主义的术语来解释。对此我们可以说，这仍然悬而未决。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说更好的解释在二元论者那里。因为在我看来，只是设定灵魂的存在并不能真的提供解释，它只是给出了一个解释的许诺。所以，双方最多打了个平手，我们并没有不可抗拒的理由去接受灵魂的存在。

如果我们看到，对于这个或者那个事实，可以想到的物理主义解释都不成立，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实际上，关于意识以及其他事物，我们还没有看出该如何去解释。但是，还没有看出如何用物理主义的术语去解释，不等于看出那不可能用物理主义的术语加以解释。

类似地，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二元论者的解释——不管是对意识还是其他的谜——这个解释的一些细节确实行得通，也许我们就可以说，二元论提供了更好的解释。但是对我来说，对于真正的难题，二元论与其说提供了什么解释，不如说它只是在断言设定非物质的东西之后，解释起来情况就好多了。而我认为这个论证并不能说服人。

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考察的各种二元论的论证都不成立，至少从它们目前的立场来看。当然，也许某一天会发生变化，也许某一天我们将决定真的需要诉诸灵魂来解释（或给出最佳解释）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但是现在，无论怎么说，至少在我看来，诉诸最佳解释推论没有给出设定灵魂存在的理由。

第四章　笛卡尔的论证

我们不断尝试用最佳解释推论来论证灵魂是切实存在的。不过，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放弃二元论呢？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二元论论证方式存在于世，而且值得加以探讨。

实际上，这种“新的”论证方式来自17世纪伟大的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尔的作品（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将这种论证的细节讲清楚）。[2]笛卡尔论证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纯粹的哲学方法：这种论证方式没有有效的实证前提，仅仅基于哲学反思。尽管这是一种纯粹且没有实践经验支撑的哲学思维范例，许多人依旧认为这一论证非常令人信服。

在笛卡尔论证中，他首先要求人们想象一个故事。我将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一个关于我和我的早上的故事。不过，如果你把这个故事想成是关于你和你的早上，那么它也许会更具有说服力。无论如何，请记住，我从未声称我即将讲述的故事是真实发生的，这只是我虚构出来的而已。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大可以把这个故事想象成已经发生过的。实际上，这个故事看起来也有可能成真。

讲故事之前，我还要再多说一句。我说这个故事“可能成真”，并不意味着说它在经验上可能（empirically possible）。我所说的可能性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logically possible），因为这个故事在逻辑上是清晰明了且完整一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些类似的例子来帮助理解。比如，龙和独角兽的存在就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我们能够合乎逻辑地想象出它们的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些生物在经验上毫无可能存在。总而言之，我仅声明的是，我即将讲述的故事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合理性。

假设，我在今天早上的特定时间醒来。我环顾房间四周，看到的场景一如我昨晚睡觉前漆黑的房间。我听到了房子外面汽车的声音、我闹钟的响声，等等。我离开房间向浴室走去，准备刷牙。当我走进光线更强、更明亮的浴室时，我看了一眼镜子。就在这时，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我在镜子里没有看到任何东西！正常情况下，当我朝镜子里看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的脸、我的头还有我躯体的映射。但是现在，我什么都没看到。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在镜子里看到了我身后的浴帘。通常情况下，我身后的浴帘应该被我的身体挡住了，但现在我没有看到我的肉体。我有点吓坏了，于是摸了一下我的头，或者应该说摸了一下我预想我的头应该在的位置，结果我什么都没有摸到。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胳膊，也没有看到它们。现在，我真的开始恐慌了！我开始尝试着触摸自己的肉体，但是依旧没感受到任何物体的存在。我不仅感受不到自己手指触摸的感觉，也感受不到肉体应该有的被触摸的感觉。

这个故事可以继续讲下去。当然，如果换成一个小说家来讲述，他肯定讲得比我要好很多。不过我希望我说的已经使你明白，我们想象的是一个我发现自己的肉体并不存在的故事。至少，我试图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摊开了说，我正在让你想象一个故事，在故事中我的肉体并不存在！而且，不仅我的肉体不存在，出于某些原因我还无法感受到自己的肉体。总而言之，故事中我的肉体压根就不存在。这看起来有可能，不是吗？

不过请注意，尽管在故事中肉体并不存在，但我的心灵却是真实存在的。毕竟我身处浴室之中，脑子里正想着诸如“为什么我看不到镜子里的肉体？为什么我摸不到自己的头？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我疯了？”之类的问题。我很恐慌，也很害怕。故事中，我能够思考各种问题，因此证明我的心灵是存在的。但是，与此相反，我的肉体并不存在。这就是我让大家构想的故事，而且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的事发生。

（再次申明，我认为故事具有发生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类似的事情真的可能发生！我的心灵存在于世，但是肉体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经验上不太可能发生。而且，如果物理主义是正确的话，心灵脱离肉体而存在从经验上来说就不可能成立。但是，即使物理主义派也要承认，我所描述的故事有逻辑上的可能。也就是说，我的想象前后逻辑一致，合乎情理。这就是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意义，我想让大家理解它！）

我的心灵存在而肉体却不存在，这是我们想象出的故事。然而笛卡尔论证的精妙之处便是，他能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推导出结论：事实上，我的肉体和我的心灵之间一定存在差异。下面我来具体解释。

在我们之前想象的故事中，我的心灵存在，然而肉体不存在。这表明了什么？笛卡尔认为，这表明了事实上，人们的心灵和肉体不是同一个物体，它们在逻辑上必然已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理由就是，我刚才想象出了心灵不依赖于肉体而存在的故事。即使在想象中，我又怎么能做到心灵和肉体不同时存在呢？如果我的心灵只是我肉体的另一种说法，又怎么能做到即使是想象一下不存在肉体却存在心灵的场景呢？如果肉体和心灵真的如形而上学宣称的那样是同一个物体，那你压根不可能让两者分割开来，即使是在想象中也做不到的。

让我们考虑另一个争议较小的例子。此时此刻，我的桌子上有一支钢笔。现在，请你试着讲述一个这支钢笔存在，但是这支钢笔却又不存在的故事。你根本做不到！毕竟，这支钢笔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物体，它只是一支钢笔而已。如果它仅仅只是一个物体，那你能讲述一个它存在的故事，也能讲述一个它不存在的故事。但是，你就是做不到讲述一个钢笔自身存在却又不存在而且合乎逻辑的故事。

相比之下，试着想象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你的左手存在而右手不存在。这很容易就能做到！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我们思考的对象左手和右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当然，这个想象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世界中，两只手中一只存在而另一只不存在（我真心希望在现实世界中，你双手是健全的）。但是，这的确表明，现实世界中你的双手是两个不同的物体。正因如此，我才能想象出双手并不同时存在的那样一个世界。

简而言之，如果我能讲述一个物体A存在但物体B不存在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合乎逻辑，那么我就能得出A和B事实上不是同一个物体的结论。因为如果B仅仅是A的一个同义词，或者是表达A的另一种说法，接着，如果你要想象A存在但是B不存在，其实就是想象A存在且A不存在。你当然无法想象出一个能让A存在又让A不存在的世界。

反过来推论，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如果我们能想象出A不依赖于B而存在，那么A和B在逻辑上必须是两个独立的物体。它们不可能是相同的。既然我能想象出我的心灵不依赖于肉体而存在的故事，那我就能得出我的肉体和心灵在逻辑上是两个独立物体的结论。它们不可能是同一个物体，因此心灵不可能就是肉体的另一种说法。物理主义的观点一定是错误的，二元论才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论调，而哲学家们钟情于这种论证。不过我不得不告诉你，直到今天，哲学界对这种论证能否成立还存在着争论。

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误解了笛卡尔论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证并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或者说如果我能合乎逻辑地将其想象出来，那么这件事就一定是真实的。这种观点明显是错误的！毕竟，我能想象出独角兽，但这并不表明独角兽存在于世。这种错误至极的观点并不是笛卡尔论证想要证明的，它想要证明的论点更为具体：如果我能想象出一个事物不依赖于另一个事物存在，那么它们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毕竟，如果你思考的两个事物只是同一个物体，那么你连想象出这其中一个事物不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情况都不可能。所以，如果我真的能想象出一个事物存在而另一个事物不存在，那么它们一定是不相同的两个事物，而不可能是同一个物体。

当然，现实世界中可能出现一个事物必须依存于另一个事物的情况。两个事物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关联，导致它们被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你永远不可能脱离其中一个而得到另一个。但这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果我至少能想象出一个事物不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存在，那么事实上这两个事物必然是相互分离的物体。既然我能在最开始的故事中想象出心灵不依存于肉体的场景，那就能证明我的心灵和肉体是相互分离且独立存在的物体。否则，我怎么能想象出心灵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局面？（我想象不出肉体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情况，因为肉体和肉体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如果心灵是肉体的一种说法，那我怎么可能想象出心灵脱离肉体的情况？事实是，我成功地想象出了心灵存在而肉体不存在的场景，因此可以得出肉体和心灵是相互分离的结论。综上所述，心灵终究不是肉体的一部分，它和肉体是不同的。其实，心灵就是灵魂。

想象在一个世界中，一个人的微笑存在但他的肉体却不存在。你想象不出来，因为如果你想要微笑就必须先拥有一个肉体。这其中并不神秘，因为微笑和肉体本身就是无法分离的。如同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微笑实际上只是关于肉体特定部位可以完成的表情的说法，两者没有区别。

你可以试着去想象一个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微笑，但你做不到。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当中，柴郡猫一点点地消失了。这个过程中，最后消失的就是它的微笑。当然，在你仅仅想象柴郡猫留下的那个微笑时，你想象的其实还是它的嘴唇、牙齿甚至是舌头。如果你一定要想象出一个完完全全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微笑，那只能徒劳而返。因为，微笑和肉体是不可分割的，它必须依赖于肉体才能真实存在。

但是，当笛卡尔告诉我们试着去想象心灵脱离肉体而存在的时候，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画面。这证明，人的心灵和肉体一定不是同一个事物。事实上，它们必然是两个事物。这就是我们能想象出两者之一脱离另一者而存在的原因所在。

笛卡尔论证似乎向我们证明了，心灵是一种可以同肉体分离且与肉体独立的事物。心灵不是肉体的一部分，而是超乎肉体之外而额外存在的。心灵是灵魂，这就是笛卡尔论证得出的结论。如我之前所言，直到今日，哲学家们对这种论证能否成立还存有争议。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笛卡尔论证是不成立的，我一会儿将给出一个反例来论证我的观点。更准确地说，我会提出一种和笛卡尔类似的论证，或者至少看上去类似的论证。通过我的举例，我们能够非常容易地发现我提出的第二个论证并不成立。因此，笛卡尔起初的论证也一定存在着不合理之处。

我举的反例并不是我原创的。你大概听说过昏星（即长庚星。——编者注）。大致来讲，昏星是一个天体。至少在一年中特定的时间里，每当傍晚天色变暗时，第一颗可以被明显观测到的星辰就是它。你大概也听说过晨星（即启明星。——编者注）。每当夜晚过去黎明到来，天色渐渐明亮起来的时候，天空中最后一颗可以被明显观测到的天体就是晨星。总体而言，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里，昏星是第一颗可以观测到的星星，而晨星则是最后一颗可以观测到的星星。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中，昏星和晨星都是存在的。

现在请你试着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昏星存在而晨星却不存在。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黎明来临之际我睡醒起床，环顾天空却发现晨星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在晨星应该出现的位置（或者人们宣称它应该出现的位置），没有任何星辰的踪迹。但昏星是存在的。当我在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之际出门的时候，我能看到天上的昏星。如我所言，想象一个昏星存在但晨星不存在的世界并不困难。因此，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和笛卡尔论证相类似的论证。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如果我能想象出昏星不依赖于晨星而存在的场景，那么就表明昏星和晨星一定是两个不同的天体。这样的论证符合笛卡尔的思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想象A不依赖于B而存在，那么A和B一定是相互独立的。既然我们已经想象出了昏星存在而晨星不存在的场面，那么结论就一定是：这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天体。

但是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样的！昏星和晨星正是同一个天体。实际上，它们压根不是一颗星星，而是一颗行星——金星。重要的是，这个故事里只有一个天体（金星），而不是两个天体。昏星和晨星并不是不同的天体，它们是同一个天体，名曰金星。只不过我们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间看到它，因此就起了不同的名字。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个天体”这句话有一点儿误导性。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实际上只有一个天体——金星。”

这意味着，我们刚刚思考的那个类笛卡尔论证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发现自己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昏星和晨星不是两个天体，而应该是一个天体。这表明支持这一结论的论证（它们是两个天体）也是错误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在一些步骤中一定出现了推导错误。

（实际上，有些人可能很容易就认为类笛卡尔论证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些人大概认为，既然昏星出现在傍晚而晨星出现在黎明，那么它们一定是两个不同的天体。不过，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比如说，昏星并不只是出现在傍晚，它在一天当中的其他时间里也可以被观测到。在现实世界中，我们还可以在早上看到昏星，也就是金星，只不过那时我们叫它“晨星”。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天体，只不过它有两个名字罢了。）

真正关键的是，如果类笛卡尔论证的确出现了推导错误（因为它确实导致了错误结论的产生），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论证也存在疏漏和错误。就笛卡尔原始的论证和我们阐述的关于天文学的类似论证而言，两者在结构上具有平行性（structually parallel）。所以，当昏星/晨星的论证出现问题时（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它确实存在问题），笛卡尔关于心灵/肉体的论证就可能也存在问题。

我个人同意这样的结论，我认为笛卡尔的纯哲学论证并不能说服人。同时，我也认为昏星和晨星的反例告诉我们，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论证是不成立的。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我之前说过，有些哲学家不同意我的观点。部分哲学家认为，虽然我们提出的论证与笛卡尔的论证看起来具有结构上的平行性（两者看起来非常类似，因此一个不成立另一个也应该不成立），不过事实上两者也许并不具有这样的关系。两者之间也许存在细微但是重要的区别，如果我们没仔细对比两种论证，就会忽略这点从而导致错误的结论。当然，如我所说，直到今天哲学界还在争论。

哲学界之所以持续不断地争论笛卡尔论证是否成立，原因之一就是，要想确定究竟该论证方式哪里有问题是一件出奇困难的事。毕竟，证明笛卡尔的论证一定存在某种缺陷是一回事，确确实实地找到究竟是哪里有缺陷就是另一回事了。即使是那些拒绝接受笛卡尔论证的哲学家，他们也只是在“笛卡尔在某个地方错了”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而在“究竟错在哪里”这个问题上纷争不断。

实际上，即使是在昏星/晨星的论证过程中，我们也无法轻易地找到论证的漏洞究竟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论证中一定有问题（因为结论有错误），但是除此之外，却不能在论证究竟哪一步骤有瑕疵上形成共识。

让我们考虑一种可能性更小的假设：如果我们能够清楚地知晓天文学的论证哪里出了错，也许我们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笛卡尔本身的论证在同样的地方上存在瑕疵。

我认为，将之前那个导致错误结论的天文学论证理解成具备三个前提将有所帮助：

（1）我能想象出一个昏星存在而晨星不存在的世界；

（2）如果我们能想象出一个事物，那么它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

（3）如果一个事物可以脱离另一事物独立存在，并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那么即使在现实世界中，这两个事物也一定是不相同的物体。

因此，通过三个前提的推导，我们能够得出结论：（4）（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昏星和晨星也一定是不相同的两个天体。

在天文学论证中，如果前两个前提成立，那么结论就是：“昏星可以脱离晨星独立存在”这一情况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不过，根据前提三的表述，我们又能得出“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昏星和晨星也一定是不相同的两个天体”这个结论。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但这个结论完全是按照上述三个前提推导得出的。因此，有一个前提本身是错误的。是哪一个呢？

前提一认为，我能想象出一个昏星存在而晨星不存在的世界。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确实能做到这一点。不过，一个关于论证方式错在哪里的可能的诊断提议说，虽然与目前的现状看起来完全相反，但我压根想象不出这样的场景，我认为自己能想象出一个昏星存在而晨星不存在的世界，不过实际上我压根没有这么做过，我错误地描述了我想象的画面。

这个关于天文学的诊断绝不幼稚，说不定它就是正确的诊断。我也许确实没有想象过一个昏星存在而晨星不存在的世界。实话实说，在我想象的世界中，黎明之际没有唯一可被观测的天体存在，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个世界里没有晨星的存在呢？尚不清楚。毕竟，“晨星”只是一个特定天体（金星）的名字。也许我所做的不过是想象了一个世界，在那里金星在黎明之际是看不到的。不过，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个“晨星不存在的世界”。在我想象的世界中，我们并不会使用“晨星”这样的名字，但这并不能证明晨星在那里是不存在的。这只能证明，在我想象的世界中，我们不用“晨星”这个名字称呼它而已。既然晨星就是金星，那么金星出现也就意味着晨星出现。即使在黎明之际我们看不到晨星，但它还是存在的。所以，也许我没有真正想象出一个昏星存在但是晨星不存在的世界；也许我想象出的只是一个即使晨星确实存在（昏星也存在），但黎明之际却看不到它的世界。

如果上述是关于天文学论证的正确解读，那我们是不是也能用类似的方法来解读笛卡尔的论证？我们能不能说，我没有真正想象出一个我的心灵存在而肉体不存在的世界？回想一下我之前讲述的那个早上起来没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肉体的故事，我们是否能说，我认为我描述出了一个心灵存在而肉体不存在的世界，但是实际上我压根就没有做到？尽管我已竭尽全力，但我的确无法想象出一个这样的世界？

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承认的。然而，关于上述推论的一个简单事实是，大部分人很难认真对待这个关于论证出错的可能性提议。看起来，我确实想象出了一个场景，在那里我的心灵存在而肉体不存在。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这个可能的提议，它说我压根就没去想象，只是不知不觉地错误描述了我实际要想象的场景。

（注意，假设我没能在天文学论证中想象出与之相应的场景，却在笛卡尔的论证中想象出了与肉体/心灵有关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天文学的论证方式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最终不能成立，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肉体/心灵论证还是能够成立的！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才导致人们对于笛卡尔论证各执一词。）

假设我们认定这第一个关于论证出错的可能性提议是错误的，我的确想象出了一个晨星不存在而昏星存在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天文学论证的前提一就是正确的。但我们仍然知道，既然这种论证方式最终的结论是错误的，那么除了前提一之外，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有些人倾向于质疑前提二。即使我真的能想象出一个昏星存在而晨星不存在的世界，这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世界具有真正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也许能够想象出来某种事物，并不一定代表该事物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

不过，千万不要误解前提二所要表达的意思。前提二从未宣称，想象力能推导出在经验上成立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心知肚明。比方说，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出一个存在龙的世界，但这并不意味着龙在现实中是可能的（physically possible）。如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能够想象出来仅仅意味着逻辑上存在成立的可能。所以，前提二表述的意思仅仅是，如果我能想象出某个事物，那么该事物至少具备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这句话看起来似乎传达了“想象力是一种正确的向导”的想法。举例而言，我们都认为龙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在逻辑上存在的可能。为什么我们对此如此笃定呢？恰恰是因为我们能够轻松地想象出一条龙来。综上所述，想象力是逻辑成立可能性的正确向导，也就是说，但凡我们能够想象出来，便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

不过，想象力也许并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向导，也许存在着想象力引导我们误入歧途的情况。搞不好在某些情况中，我们能够想象出某样事物，但是它却不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

可惜，我们很难知晓类似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存在。我们不妨用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物来尝试一下，比如一个圆的正方形。你能想象出来吗？尝试下！在特定的心境下，我似乎感觉我能够开始想象它了。如果是这样，那就说明，“想象力能推导出可能性”这种证明过程有瑕疵。有时候想象力推导出来的逻辑成立，可能实际上是错误的。

由此，我们就要否定前提二。在天文学论证中，我们就可以认为，即使我想象出了昏星脱离晨星而存在的世界，这种世界也不具备真实的逻辑成立的可能。也许从逻辑上而言，昏星和晨星不可能不相互依存。当然，这样得出的结论就不会说昏星和晨星是两个不同的天体了。如此一来，因为前提二的谬误，我们的类笛卡尔论证就站不住脚了。

这样一来，我们还可以说，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论证也因为类似的原因而不成立。笛卡尔在论证中，也采用了能够想象出来便意味着逻辑上成立（心灵不依赖于肉体而独立存在）的论证前提。但是，如果“想象力推导出可能性”真的存在瑕疵，那么笛卡尔就不会得出“‘心灵不依赖于肉体而存在’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性”这种结论了。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笛卡尔无法证明肉体和思维是两种物体。他的论证不成立，因为它太依赖于前提二了。可惜，前提二又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真的认定“想象力推导出可能性”存在瑕疵，就能如上所述般分析笛卡尔的错误。但是我们能这样分析吗？我不能确定。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这种情况，我们能想象出某样事物但它却不具有逻辑成立的可能。我们再次思考一下之前提到的那个圆正方形的例子。圆正方形看起来的确不具备逻辑上成立的可能，但事实是我无法完全确定我能想象出它，只是大部分时间里，我看起来想象不出来。关于这点，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圆正方形在逻辑上不成立，因此折腾到现在我们也许发现前提二是正确的：没准想象力是逻辑成立的可靠向导，但凡能想象出来的，就具有逻辑成立的可能。

但是，如果天文学论证中的前提一和前提二都是正确的，那还能在哪里出错呢？好吧，也许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前提三是否有问题。我们也许应该认为，即使“某个物体脱离另一个物体存在”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两个”事物其实还是一个事物罢了。把这样的前提带入我们的天文学论证中，就是说：即使“昏星不依赖于晨星而存在”具有逻辑上成立的可能，由此在我们想象的那个世界中，昏星和晨星不是同一个天体，但它们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一个天体，也就是金星（事实上，确实如此）。

通过这种方式否定前提三，便是认同物体的同一性是偶然的（contingent）。也就是说，无论A和B是两个物体还是一个物体，它们都能在逻辑上成立的不同世界中变化不定。比如说，在一个逻辑上成立的场景中，A和B是不同的物体，彼此一点儿也不相同；尽管如此，在其他逻辑上成立的场景中，A和B就是相同的物体，它们压根就不是两样东西，而是一样东西。尤其是，在现实世界里，A和B是同个物体（是一个物体，而不是两个物体）；即便如此，在其他合乎逻辑且逻辑成立的场景里，A和B就能实现“彼此分离”，成为两个物体而不是一个。实际上，否定前提三就意味着“如果A和B是同一个物体，那么无论如何，A一定与B完全相同”这种假设是错误的。

假设我们现在否定前提三的成立，接着就需要解释天文学论证哪里存在问题了。我们错误地认为，晨星和昏星在某些逻辑上成立的世界里是两个不同的天体，从而得出结论：它们在现实世界里也是两个不同的天体，而不是同一个（这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确定笛卡尔论证中也犯了类似的错误。笛卡尔要论证的是，在某些逻辑上成立的世界中，心灵是与肉体不同的物体；或者更具体地说，在某些逻辑上成立的世界中，我的心灵独立于我的肉体。尽管如此，我们无法得出“在这个世界中，心灵和肉体也是不同的物体”这一结论。因此，笛卡尔试图通过“在这个世界中，肉体和心灵存在差异”来论证二元论也就失败了。

如果我们否定前提三，并认可物体的同一性是偶然的，那么我们至少就会得出上一段中的结论。不过我不得不说，“同一性是偶然的”这种概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毕竟，如果A的确是B（也就是说A和B是同一个物体，而不是两个物体），那么它们怎么能做到“彼此分离”？又怎么能实现在某些逻辑上成立的世界中，“它们”是两个物体而不是一个呢？如果A和B的确是完全相同的，是同一个物体，那么的确就只有一个物体存在而已，根本就不存在“彼此分离”的说法。世界上只有物体A，它同时也就是物体B的另一种称呼。这个单一的物体怎么可能变成两个？简而言之，否定前提三并不能吸引并说服每一个人。

所以，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我们的天文学论证最终未能成立？哪个步骤论证错误了？是我压根没想象出来自认为我应该想象出来的场景？是能想象出来不可推导出逻辑上存在的可能？是物体的同一性在某种情况下是偶然的？尽管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类笛卡尔论证（也就是天文学论证方式）出现了瑕疵（毕竟昏星和晨星是一个天体，都是金星的别名罢了），却很难发现错究竟在哪里。这就是这种类笛卡尔论证的奇妙之处。

不过，我们能确定的是天文学论证确实在某些步骤上有瑕疵，因此这至少给我们一些理由去怀疑笛卡尔关于二元论的论证也有问题。起码来说，天文学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被类笛卡尔论证误导。当然，就算天文学论证出现了问题，笛卡尔的论证也有可能是完美正确的。也许在更全面系统地检查了上述所有问题后，我们发现其实天文学论证方式在某些方面犯下了错误，而笛卡尔本人通过某些方式而避免了。这种情况当然有可能发生。不过就我本人而言，无论是天文学论证还是笛卡尔对二元论的论证都是有瑕疵的。笛卡尔试图在肉体和心灵之间构筑一些区别，以使两者成为不同的物体，虽然这样的想法聪明绝顶且令人着迷，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成功。[3]

言归正传。我们用两章的篇幅分析了各种论证灵魂存在的方式。对我而言，其中一些论证的确很吸引人，但是它们都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即使我们继续讨论，不断检查、分析其他二元论论证方式，最后的结果依旧是二元论不能被证明成立。我认为，所有一切试图证明灵魂存在（灵魂是一个非物质对象，是意识的居所，它与肉体分离且同肉体独立）的论证方式，归根结底都不能成立。我的结论属于不可知论范畴：我们只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去相信灵魂存在，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应该放弃二元论而选择相信物理主义的观点。

我承认，理性的人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也许你认为在我们考虑过的论证方式中，我对待它们存在不公平之处。我了解的范畴太狭隘，实际上这些论证方式更具有说服力。或者，你认为还存在比我们讨论过的更好的论证。当然，最终这是一个你需要为自己做出决定的问题。如果你真的相信灵魂存在，我希望你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想法更令人安慰而选择它。如果你真的相信灵魂，你需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该怎么论证？

第五章　柏拉图：关于灵魂的不朽

当我第一次引入二元论的概念（在第二章）时，我注意到，即使一个人接受灵魂，一个非物质的不同于肉体的存在，也不能推导出灵魂是不朽的。事实上，它甚至不能推导出灵魂可以从肉体的死亡中存活下来。相反，情况可能是当肉体死亡时灵魂也毁灭了。

当然，我一直认为，我们首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去相信灵魂存在。而且很明显，如果灵魂甚至并不存在，它就不可能是不朽的。所以，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去讨论灵魂的不朽。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很多人确实相信灵魂存在，所以讨论不朽是值得的。为了讨论之便，假设灵魂存在，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灵魂可以超越死亡吗？更确切地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不朽吗？

我想通过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来探究这个问题（柏拉图以对话，或者说戏剧的形式，写下了他的哲学思想。在戏剧中，各种人物对哲学问题进行争辩）。这个对话恰恰发生在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临死的前一天，也就是苏格拉底人生的最后一天。我相信你们知道，苏格拉底由于“败坏”雅典青年（他在和青年们讨论哲学问题）被审判并处死。苏格拉底被赐予毒芹，他喝下毒药后死去。

如今，这是一个历史事件了。苏格拉底拥有一群可以与之讨论哲学的朋友和门徒，他的门徒之一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写了诸多哲学著作，但是他没有出现在自己的对话录中（事实上，《斐多篇》明确提到在苏格拉底死去的那天，柏拉图未与苏格拉底在一起）。所以，当我们阅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时，我们如何知道，戏剧中的哪个角色代表着柏拉图的立场呢？对此简短的回答是，苏格拉底几乎总是代表着柏拉图的观点。也就是说，柏拉图，这部戏剧的作者，使用戏剧中苏格拉底这个角色来阐释柏拉图的观点。

如果本书讨论的是古代哲学，我们就必须将答案复杂化，特别是如果我们试图重建历史中苏格拉底的实际观点的话。但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可以简单地设定，《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支持的每一个观点都是柏拉图所认可的。所以，我有时会说“柏拉图”秉持这样一个观点，有时候又会说“苏格拉底认同”什么什么，但我不会试图去将两者区分开来，因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它们都是等效的。拉图正如我所说的，《斐多篇》发生在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天。在这篇对话录的末尾，苏格拉底喝下毒芹，然后死去。意料之中的是，直到最后一刻他与朋友们做的事情是：讨论灵魂的不朽。这是《斐多篇》中主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灵魂可以从肉体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吗？更确切地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是不朽的吗？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朽，所以他试图为这个观点辩护，并向那些怀疑灵魂并非不朽的门徒们证明这一点。

你可能会认为，苏格拉底要从论证灵魂存在来着手证明。事实上，尽管对话中出现了相关的提供证明的观点，它却不是柏拉图的主要意图。在对话的主要篇幅中，灵魂的存在被视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既定的。对话主要关注的问题不是“灵魂存在吗”，而是：“灵魂能从肉体的死亡中存活下来吗？它是不朽的吗？”

柏拉图的形而上学

鉴于这是苏格拉底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你认为他会很沮丧、很悲伤。但这篇对话最惊人的事实之一是苏格拉底的心境实际上非常开心，甚至快活，他并不担心自己即将死亡这件事。事实上，他对自己的死亡持欢迎的态度。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他认为灵魂存在，并且将超越肉体的死亡。除此之外，苏格拉底认为，他死亡之时会去一个类似天堂的地方。他相信存在一个居住着众神及其他同道灵魂之域。如果你在地球上生活得安分守己，当你死后，灵魂就会进入这个神圣之域。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已经做到了，所以他带着期待和兴奋来憧憬死亡。

为什么苏格拉底会相信这一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一节关于柏拉图形而上学的速成课。很明显，我在这里只能快速而浅显地讲一下，但它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基本的观点。

让我们先从讨论美开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美的事物，有一些比其他的更接近于美。可是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美。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可以考虑绝对的美本身。我们不妨这样说：普通的、单调的、日常的物理对象有些漂亮，它们是片面的美。正如柏拉图主义者们有时所说的那样，这些对象“分有”（“participate”in）了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分有了美，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足以与美本身相混淆。

或者用正义来举例。在不同程度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是正义的或不正义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可以是正义的。但想必我们都一致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社会，或一个人是绝对正义的。无论绝对的正义是什么，它都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世界中找到的事物。正义显然是经验世界中的事物可以享有或不同程度分有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将经验世界中可以是正义的事物，比如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正义的人或社会，同绝对的正义本身相混淆。不过，尽管绝对的正义从未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人可以对它进行思考。绝对的正义就是即使无法在日常世界中找到，人也可以进行思考和研究的事物。

或者用圆来举例。人的心灵可以想出绝对的圆，但是没有物理对象是绝对的圆。我们只有或多或少是圆形的事物。然而，我们同样可以思考绝对的圆，即使它不能在日常经验世界中被寻到。

很明显，心灵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一种去思考、领会和理解我们一直谈论的非物质“事物”（如美、正义、圆）的能力。当然，人还可以思考许多其他类似的“事物”，即使它们不存在于普通的日常世界。

我们需要一个词为这样的“事物”命名。柏拉图给了我们一个词：eidos。有时这个希腊语单词被翻译成“理念”（idea），标志着心灵可以领会这些事物。但在英语中，至少“理念”这个词意味着一些主要存在于人头脑内部的事物，一些没有外在的存在、独立于我们思维的事物，而这当然不是柏拉图对于这些“事物”的看法。所以，我将使用替代的翻译——“形式”（forms）（国内又译作“型相”。因柏拉图的“理念”与“形式”互释，下文中的“form”均译作“理念”。——编者注），它很好地描述了这些提供着理想模板或标准的“事物”，从而使普通物件可以参照衡量。

无论我们称它为什么，关键的是，根据柏拉图的思想，这些理念是完全真实的。我们可以思考它们，研究它们，比如学习关于正义、健康、美或者善的知识。但是，理念自身并不是普通、日常的经验世界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普通、单调的日常事物能够不同程度地分有理念；它们可以分有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美、绝对的健康，或者绝对的善本身，等等。但是普通物质对象不应与柏拉图式的理念自身相混淆，因为理念不属于这个世界，它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尽管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中进入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我们仍可以思考它们。我们的心灵可以领会它们。

问题是，我们被这个熙来攘去、喧闹异常的日常世界所干扰着，所以没能深入地认识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我们有能力思考它们，但我们太分心了。所以，根据苏格拉底的思想，哲学家试图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从肉体带来的干扰中赦免，如对食物的欲望、对性爱的渴求、对快乐和悲伤的关注。所有这些肉体的欲望妨碍着对于柏拉图式的理念的思考。哲学家为了更专注于理念而做的事，就是忽视肉体，把它撇开，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心灵同肉体分离开来。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他终其一生在做的事情。正因如此，他能够更好地领会理念。因此，他相信当死亡到来，肉体和心灵的最终分离到来时，他的灵魂会飞升到这个神圣之域（而不是被肉体的欲望拽落下来）。如今，哲学家有时谈论“柏拉图的天堂”，这是一个可以发现柏拉图式理念的超凡脱俗的领域。苏格拉底相信，当他死后他的灵魂将抵达柏拉图的天堂，在那里他可以更直接地接触理念。

现在，我没有足够的空间去阐明为什么柏拉图式形而上学的基本观念值得去认真讨论。（事实上，不仅仅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值得认真讨论，直到今天，许许多多哲学家认为像这样的事情一定是正确的。）让我举一个可能帮助你理解的例子。想想数学。想一些简单的数学论断，如2+3=5。当我们说“2+3=5”时，我们说的是一些我们的心灵能够领会的数字。但什么又是数字呢？它们当然不是物理对象。这不是说有一天，你打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它的封面故事上写道：“最后，探险家们发现了数字2。”数字2不是你可以看到、听到、尝到或遇到的事物。无论数字2是什么，它是我们的心灵可以领会，却不存在于现实物质世界中的事物。

就数学而言，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相信存在着数字。人的心灵可以思考它们，事物可以“分有”它们。举例来说，如果我握有两支铅笔，很明显这两支铅笔冠以数字2。但是，铅笔当然不是数字2本身！如果我折断铅笔，毁掉它们，我不会毁掉数字2。所以，数字2是柏拉图式的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的“抽象对象”。这一道理显然同样适用于数字3、数字5，以及其他所有数字，它们没有一个是可以在现实物质世界中被发现的物理对象。尽管如此，它们却是完全真实的，人的心灵可以思考它们。它们是柏拉图式的理念。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它不是一个愚蠢的观点。关于数学，它看起来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数字不是物理对象，不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做实证实验来检验1+2是否等于3。相反，我们要用自己的心灵去领会这些柏拉图式的理念的真理。

但柏拉图的观点是，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数学。举例来说，正义本身就是这样的。世界上有正义或不正义的事情，但它们并不是正义本身。绝对的正义显然是心灵可以思考的，但它不存在于世界上。它是另一个抽象的实体，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善本身、健康本身、美本身，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柏拉图式的理念。

这就是整个构想。柏拉图的观点是，如果我们了解足够多的形而上学，就可以看到，存在着一个柏拉图式的理念王国，它独立存在于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现实物理世界之外。尽管理念不是日常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却能思考它们，研究它们。我们要如何做呢？通过心灵。这不可能是一份肉体的工作，因为肉体仅限于五种感官的使用，它被限制于同现实世界的事物相接触。灵魂则能够思考柏拉图式的理念。

所以，普通的物理对象与理念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柏拉图式的理念不存在于经验世界，它在一个不同的领域，超越了空间和时间。另一个区别是：不同于普通的事物，理念是绝对的。它们是永恒的，永远不会改变。举例来说，圆形的实体可能会产生或消亡，但圆本身不能被毁灭或改变。圆自身的本质始终是完全恒定的，永远不会改变，它是永恒的。同样，鹅的数量可能会增加或减少，但数字17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它永远是奇数，永远比16大1。（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17=16+1。）类似地，还有其他各种理念。

相比之下，物理对象是不断变化的。事物可能在某一时间矮小，但在另一时间变得高大；在某一时刻丑陋，但在另一时刻美丽。想想安徒生童话中的丑小鸭：它开始时是丑陋的，但后来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毫无疑问，它后来死了，不复存在！）但美本身没有变化。绝对的正义永远不会改变，绝对的善良也永远不会改变。不同于经验世界，理念是永恒的、不变的。事实上，你越是从柏拉图式的视角来思考日常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看起来就越疯狂。它几乎是荒谬绝伦的矛盾。

柏拉图认为它的确是疯狂的，就像梦一样。当你陷入梦中时，你不会注意到这一切是多么疯狂。但如果你后退一步反思它，你就能够意识到，“好吧，让我们看看，我在吃一个三明治，突然三明治变成了自由女神像，只不过自由女神像是我的母亲。她飞过大海，实际上她只是一根意大利面条”。这就是梦。当你深陷其中时，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合理的。你身处其中，从来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矛盾。但是当你退后一步，你就能够看到矛盾了，然后你说：“这太疯狂了。”柏拉图认为经验世界之中有着那种疯狂和矛盾的事物，只是我们通常没有注意。“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所以他真的真的很高；可他只有6英尺（合1.83米——编者注）高，所以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他真的很矮。这是一只小象，所以它真的很大；但它是一只小象，所以它真的很小。”

世界在不断流转——这是一个柏拉图式的表述——从一种理念到另一种理念，它难以理解。相比之下，心灵能够准确地领会柏拉图式的理念：它们是稳定的、可靠的，就像法则一样。它们不会改变，它们是永恒的。这就是柏拉图式的观点。

现在，我的目的不是论证或反驳有关抽象实体的柏拉图主义。正如我在谈论数学的例子中所说的那样，这不是一个愚蠢的观点，即使柏拉图主义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自动接受的视角。所以，为了讨论之便，让我们简单地假设，关于理念，柏拉图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仍然要问：然后呢？

柏拉图认为，下一步观点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灵魂是不朽的。除此之外，鉴于灵魂是不朽的，我们有理由担心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

当然，我一直在强调人的心灵，也就是灵魂能够领会永恒的柏拉图式理念。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至少我们大多数人通常不会花那么大功夫来思考理念。我们被自己的肉体所干扰，被对食物、喝酒、性爱、睡觉等的享乐所分心。但柏拉图认为，将一个人与肉体的距离拉开，灵魂就能更好地专注于理念。如果你擅长做这件事，在活着的时候不断练习，将自己与肉体的欲望相分离，那么当你的肉体死亡后，你的灵魂就能够进入这种柏拉图式的神圣之域，与众神和其他不朽的灵魂亲密沟通并思考理念。相反，如果你活着的时候未能将自己与肉体分离，如果你太沉浸于它的关切和欲望中，那么死后你的灵魂就会被吸回，转世到另一个肉体中。如果你够幸运，你会转世成为另一个人；如果你不那么幸运，你会转世成为一头猪、一头驴，或者一只蚂蚁，等等。

所以柏拉图说，你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不断练习死亡，尽可能地将自己从肉体中分离出来。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很好地完成了这件事。正因如此，即使他面临死亡，他对于未来并不感到焦虑，反而很开心。他高兴这最终的分离将要发生，他可以去往天堂了。

《斐多篇》以苏格拉底之死结束。他喝下毒芹，平静地死去。这是西方文学上最伟大的死亡场景之一，我读到它的时候总会被感动。因为对话录中关于苏格拉底的最后一句话是：“凡是我们所认识的人里，他是最善良、最有智慧、最正直的人。”[4]（以上译文来自杨绎译本，特此感谢。——编者注）

在结尾到来之前，《斐多篇》中铺陈了大量的对话，其中一些试图去阐释并证明理念论，一些试图去批评对立的形而上学观念。就在结尾之前，在死亡场景之前，有一段很长的神话，其目的似乎是想说明我们大多数人对现实本质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如果你读过柏拉图之后的对话录《理想国》的话，它应该会让你想起那个洞穴的比喻。）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焦点都要放在构成对话核心的那些主张上。这些主张正是苏格拉底捍卫他的信念，相信他会永生，他的灵魂是不朽的。不难理解，苏格拉底的朋友和门徒们怀疑这可能不是真的，所以对话的核心包含了一系列苏格拉底试图阐明他相信灵魂不朽的论证。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部分。

然而，即使在这一部分，我也必须有所取舍。讨论苏格拉底的所有论证将占据太多篇幅[5]。相反，我要关注两个最有趣的论证。（其他论证可能会对柏拉图的形而上学观提出更多有关背景知识的要求，至少有一个论证引出了现今哲学家们所称的模态逻辑的专业区别。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不认为任何自己要传达的论证是成立的。）

由理念本质引起的论证（The Argument from the Nature of the Forms）

好，我们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柏拉图式的构想。苏格拉底告诉他的门徒们，心灵可以领会永恒的理念，但要做到这点它必须摆脱肉体的影响。所以，哲学家——那些训练自己轻视自身肉体享乐和贪欲的人——欢迎死亡的到来，因为那时他将真正从肉体中分离出来。

此时，围绕对话的明显困惑是：当肉体的死亡发生时，我们怎么知道灵魂不会随之毁灭？这是很自然的担心。或许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免受肉体的影响，而不用彻底切断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果你把它想象成橡皮筋，也许橡皮筋抻得越开越好，但如果你抻得太开，橡皮筋断了，就不是好事而是坏事了。我们需要肉体，这样才能够继续思考。我们想使自己从肉体的干扰中解脱，但又不希望肉体死去，因为当肉体死亡的时候灵魂也随之死去了。正如我们之前注意到的，即使我们是二元论者，即使灵魂是不同于肉体的事物，从逻辑上讲，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肉体被毁灭了，灵魂也会被摧毁。

所以，苏格拉底的朋友们问他，我们怎么能相信灵魂会超越肉体的死亡？更确切地说，我们怎么能相信灵魂是不朽的呢？这是引出一系列论证的问题。

现在，我要考虑的第一个论证是我称为“由理念本质引起的论证”。它的基本思想相当简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理念，如正义本身、美本身、善本身等，这些事物并非物理对象。正义不是一个物理对象，数字3不是一个物理对象，善本身不是一个物理对象，绝对的圆不是一个物理对象，但苏格拉底认为这样可以直接推导出精神本身也是非物理对象。因为如果理念不是物理对象，那么苏格拉底认为，它们就不能被物理的事物所掌握，比如说肉体。既然心灵能够领会理念，那么就可以推导出心灵自身也必须是非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灵魂。

尽管苏格拉底全然相信这一切，但这并没有提供我们所想要的。即使精神一定是一个灵魂，一定是非物质的并能领会理念；即使这件事为真，它也并不意味着灵魂会超越肉体的死亡。为了论证关键的最后一步，我们不仅需要引入“理念是非物质的”这一事实，也需要引入“理念是永恒的”这一事实。苏格拉底认为，正是理念永恒的本质决定了灵魂的不朽。

这里是逐步推导的论证：

（1）理念是永恒的、非物质的；

（2）人的心灵可以领会理念；

（3）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仅能被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所领会；

所以：（4）人的心灵一定是永恒的、非物质的；

因此：（5）更确切地说，由于人的心灵一定是非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是一个灵魂；

所以：（6）灵魂是永恒的。

假设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给了我们前两个既定的前提。自然，由它们可以推导出：心灵可以领会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如果我们引入前提三：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仅能被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所领会，就会得出主要结论（见前提四），即人的心灵一定是永恒的、非物质的。当然，这里我们还可以得到两个进一步的次要结论：首先，人的心灵一定是一个灵魂，因为它是非物质的；其次，灵魂自身一定是永恒的、不朽的。

因为我们已经承认了柏拉图的前提一和前提二（只是为了讨论之便），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前提三。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仅能被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所领会，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柏拉图，他就会得出结论：领会理念的心灵自身是非物质的，它会是一个灵魂，而灵魂会是不朽的，就像理念一样是永恒的。一旦我们给柏拉图提供前提三，所有的这些都会从他关于理念的观点中推导出来。

当然，柏拉图从没有这样来阐明前提三，但我认为他显然已经有所构思了。正如苏格拉底所说，“不纯洁的不能求得纯洁”。肉体是可以腐朽的、可被摧毁的、物理的、可以消逝的（它们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然后不复存在）。这些不纯洁的对象不能获得、领会、了解那永恒的、不变的、非物质的理念。

更重要的是，前提三基于一个习以为常的观点。如果我们用更现代的说法来阐明前提三，我认为柏拉图说的不过是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it takes one to know one），或者用一种柏拉图自己曾多次用过的说法：“同类的事物只能被同类的事物所了解（Likes are known by likes）。”

简而言之，柏拉图的论证可归结为：“我们所了解的是什么？我们了解永恒的理念。但是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所以我们自身一定是永恒的。”因此，基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前提一和前提二），一旦我们给柏拉图提供前提三，“灵魂是不朽的”结论即刻就可推导出来。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

不幸的是，据我所见，我们还没有理由相信前提三！尽管“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这个主张很流行，我不得不说这个说法在我看来是不成立的。考虑下面这个例子。一个动物学家可能研究猫。如果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那么动物学家自己也必须是一只猫！这显然是错误的，你不必为了研究猫科动物而成为猫科动物。假如有人认为，你不可能身为加拿大人却研究墨西哥人，因为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这显然是一个愚蠢的观点。加拿大人当然可以研究墨西哥人，正如德国人可以研究法国人。为了理解法国的真谛，你不需要成为法国人，因为事物不仅仅能被同类所了解。又比如一些医生在研究尸体，啊哈！如果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那么为了学习和掌握关于尸体的知识，你自己必须是一具尸体。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一旦我们开始考察例子，一旦我们开始质疑事物是否只能被同类所了解，答案是：至少作为一个一般性的主张来说，它是不正确的。通常，事物不仅仅能被同类所了解。

严格地说，这并不能证明前提三是谬误的。它仍可以说，虽然你不需要成为你所研究的或者为了研究的事物，但是在研究非物质和永恒的事物时，你需要变得非物质与永恒。也就是说，即使一般性的主张“事物只能被同类所了解”是错误的，特殊性的主张“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只能被永恒的、非物质的事物所领会”却是正确的。好了，这才是柏拉图论证成立所需要的特殊性主张。

有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前提三？就像我刚才论证的，如果X和非X之间的障碍可以被逾越，那么非X就能够研究X，为什么在特例中，比如研究柏拉图式的理念时，这个障碍就变得不可逾越了呢？为什么不可能灵魂是可朽的却也能够领会永恒的理念呢？（这个问题也就是，为什么物理对象不能把握非物质的、永恒的理念呢？）我们需要一些理由去相信前提三，但就我所见，柏拉图并没有提供给我们。因此，即使我们同意柏拉图的理念存在，即使我们也同意灵魂存在并且可以被思考，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灵魂一定是不朽的。因此，柏拉图的第一个论证——由理念本质引起的论证——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

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The Argument from Simplicity）

柏拉图自己可能也认识到了第一个论证的不足，他笔下的苏格拉底避而提出了其他的论证。或者，柏拉图并没有认识到第一个论证的缺陷，他只是单纯地认为还有其他一些论证同样值得一提。无论是哪种情况，让我们考虑一个关于灵魂不朽的别开生面的论证。（顺便说一句，如果柏拉图确实认识到了第一个论证的不足，他为什么要提出它呢？他也许希望读者自己能意识到这个论证的缺陷。柏拉图也可能有意将他的对话录作为一种教学的工具，从而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哲学。）

我们的质疑，当然已经由苏格拉底的门徒们在《斐多篇》中反复提及，就是即使灵魂存在，也不意味着灵魂是不朽的。也许灵魂会与肉体一同死去，也许它面临着毁坏。为了消除这个顾虑，苏格拉底转向了形而上学的讨论，探讨关于可被毁灭的事物的类别。他思考了一些例子，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般性原则。然后，有了这个原则，他试图说服我们灵魂是不可摧毁的，因此是不朽的。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论证，我把它叫作“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

很明显，许多事物都可以被毁灭。举例来说，在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纸。它可以被毁灭。事实上，我刚刚把它撕成了碎片。为什么一张纸是可以被摧毁的事物？显而易见的直接回答是，纸有许多的部分（part）。在打碎它、摧毁它的时候，我其实是将它一部分从另一部分上撕开来。为了毁坏一张纸，我把它的各部分分开了。这里有一支铅笔。铅笔也是可以被破坏、被毁灭的。如果我这样做，我在做的是什么？我在把它的各部分分开。普遍来说，可以被毁坏的事物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它们是复合的（composite）。肉体可以被毁坏，只要你拿一把剑把它砍成碎片的话。复合的事物可以毁坏，即有组成部分的东西可以毁坏。

哪类事物不能被毁坏呢？不出你所料，当柏拉图寻求永恒的、不可摧毁的事物时，他立即想到了柏拉图式的理念。用数字3来举例好了。数字3不能被毁坏！即使发生了核爆炸（比如那种总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的毁灭性连锁反应），地球上的一切都被原子化了、被摧毁了，数字3仍然岿然不动。它不会被动摇，3+1=4仍然是真理。你不能伤害数字3。同样地，你也不能改变或摧毁绝对的圆，不能毁坏美本身。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事物没有任何部分。这就是柏拉图的思想。柏拉图式的理念是永恒的，而他认为它们之所以是永恒的、不变的、不可摧毁的，是因为它们是单纯的（simple）——“单纯”在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时，意味着它们不由任何东西所构成。举凡一个由部分构成的事物，至少原则上，你都会担心这些部分会瓦解，从而被毁坏。但对于任何单纯的事物，它就不能被摧毁。它没有部分可供分解。

所以，可以被毁灭的事物是拥有着部分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事物可以变化呢？即使有些事物是不能被摧毁的，又是什么预示着它可能是复合的呢？这个事实就是：它可以变化。假设我拿来一根金属棒，并把它折弯。我没有摧毁它，但我改变了它，我能通过重新安排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来改变它。同样地，我的胳膊和腿、头及其他部位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不断地变化，所以我的肉身也在不断地变化。你重新组合这些部分，事物就发生了变化。反之亦然，如果它发生变化了，它就包含着部分。如果它包含着部分，至少原则上它就可以被摧毁。

我们得到了一些具有说服力的概括：能改变的事物包含了组成部分；有组成部分的事物可以被毁灭。那什么是（从原则上来说）你可以改变并毁灭的事物呢？正是我们在经验上司空见惯的物件，如纸片、肉身、铅笔、金属棒。相反，还存在着无形的（invisible）事物，比如理念。这些事物永远不会改变。用数字3来举例，没人看得到数字3（我们可以思考它，但我们看不见它）。数字3从不改变。它昨日是一个奇数，明天是一个奇数，未来每一天仍是奇数。绝不可能说，明天它也许就有机会变成一个偶数了。它永远是一个奇数。类似地，当然，就昨天、今天或者永远来说，3+1都会等于4。这些关于数字3的事实永远不会改变。数字3是不变的。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其他所有理念，它们是无形的、永恒的、不变的。理念是单纯的，单纯的事物不能被摧毁，它们永远不会改变。

这些就是苏格拉底在这篇对话录中提出的思想。当你将它们汇总在一起时，它们就会构成一个相当有意思的论证。以下是我对它们尽最大努力的清晰阐释：

（1）只有复合的事物可以被摧毁；

（2）只有变化的事物是复合的；

（3）无形的事物不会改变；

所以：（4）不可见的事物是不能被摧毁的；

然而，（5）灵魂是无形的；

所以：（6）灵魂是不能被毁灭的。

前两个前提是说，只有复合的事物可以被毁灭，而只有变化的事物是复合的。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推导出：只有变化的事物才能被毁灭。假如我们现在加上前提三，无形的事物是不变的，当然就可以推导出：无形的事物不会被毁灭。这就是前提四的内容。苏格拉底通过思考案例，得出了这些形而上学的原则。不过，它只是关于总体论证非常关键的一个次要结论，因为接下来苏格拉底将邀请我们去思考灵魂。灵魂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他令人信服地告诉我们（在前提五中），灵魂是无形的。这样，如果无形的事物不会毁灭，而灵魂是无形的，那么灵魂就不会被毁灭，它必然是不朽的。

这就是我再现柏拉图“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的最好方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柏拉图自己以这样标有序号的前提和结论阐述了论证，但我认为这是对他提出的论证相当忠实的一种再现。总而言之，其结论是：灵魂是无形的、单纯的，并且是不可以被毁灭的。

稍后，我将评估这个论证是否有说服力。但是，我首先必须承认：实际上，苏格拉底并不像我说的那样归纳了他的论证。在我所陈述的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中，在（6）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灵魂是不能被摧毁的”，但苏格拉底并不这样说。他的实际结论是：“因此，灵魂是不可或几乎不可摧毁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限定，“或几乎如此”。苏格拉底从他对于变化、无形、复合与单纯等的考察中得出结论：“灵魂是不可或几乎不可摧毁的。”

这个限定就引发了一种质疑。这个质疑由苏格拉底的门徒之一——齐贝提出。他指出，即使我们承认灵魂几乎是不可摧毁的，这也不足以让我们确信它是不朽的。接着他给出了一个极其有力的关于人和他衣服的类比。一个人的一生穿过许多件衣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任何衣服相比，人的肉体更接近于“不可摧毁”。但是，肉体不是不朽的，最终也会腐朽。所以，即便我们最终得出了结论，即灵魂“几乎”是不可摧毁的，摧毁它比摧毁肉体要花费更大的功夫，但这仍不足以让我们确信灵魂是不朽的。（也许灵魂由于不断的转世循环经历了很多肉体，但最终也会被摧毁。）

这就是齐贝提出的反驳。据我所见，对话中奇怪的一点是，苏格拉底从来没有直接对此做出回应。柏拉图通过齐贝（这个角色）提出了反驳，但他从来没有回答它。苏格拉底，或者说苏格拉底这个角色，从来没有回答站在柏拉图的立场提出的反驳。相反，他试图通过另一个论证来为灵魂不朽辩护。

很难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柏拉图担心他还不能成功地证明灵魂不朽；可能这个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并不如预想中那么严密，因此柏拉图转而提供了另一个新的论证。但我想说，站在柏拉图的立场，或至少就这个论证来说，苏格拉底不能用这个奇怪的限定——灵魂是“不可摧毁的，或几乎是这样”——得出论证。他应该简单地认为灵魂是不可摧毁的，到此为止。

毕竟，如果我们有前提一、前提二和前提三，即只有复合的事物能被摧毁，只有变化的事物是复合的，无形的事物不能变化，那么你就有权得出我在（4）中给出的次要结论：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摧毁。你不会得出一个更为谨慎的结论，如“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摧毁，或者说很难被摧毁”。你不能这样，如果我们有前提一、前提二和前提三，就能大胆地得出结论：“不可见的事物不会毁灭，句号。”不过，如果（5）也是正确的，如果灵魂真的是无形的，我们有权得出结论（6），即灵魂是不能被毁灭的，句号。而不是：灵魂是不能被毁灭的，否则要毁灭它就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有权得出这一大胆的结论：灵魂不能被毁灭，句号，讨论结束。

尽管苏格拉底得出了一个相对无力的结论，但在我看来，一旦他给我们提供的论证确实成立的话，也将给予我们得出更大胆的结论的权力。即，不是说灵魂几乎是不可摧毁的，而是说灵魂就是不可摧毁的。柏拉图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可能就是他不费心去回答齐贝的原因。它也许是一个邀请，让读者们意识到还有一个比戏剧中角色们提出的更好的论证存在。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柏拉图在想什么。

无论如何，我们的问题都不应该是“柏拉图在想什么”，而是：“这个论证有说服力吗？”当然，如果灵魂是不能被毁灭的，它就是不朽的。那么，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支持灵魂不朽的有力论证吗？这个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有说服力，还是没有说服力呢？

让我们通过思考另一个反驳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次由西米，苏格拉底的另一个门徒提出质疑。西米说，我们无权得出灵魂是不可摧毁的结论（或几乎不可摧毁，无论怎样），因为我们不应该相信在（4）中给出的次要结论，即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毁灭。相反，他说，无形的事物能够被毁灭。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当然就不能再为灵魂不可摧毁（或几乎不可摧毁）做论证了。因为，即使如（5）中断言的那样，灵魂是无形的，但如果与苏格拉底所声称的恰好相反，无形的事物能够被摧毁，那么或许无形的灵魂也能被摧毁。

西米并非轻率地断言无形的事物可以被毁灭，他还提供了一个无形的事物可以被毁灭的例子：和谐（harmony）。更确切地说，由一种弦乐器，比如说七弦琴弹奏的乐曲带来的和谐。事实上，西米认为这个例子极为贴切，可供我们来思考，因为据他所说，一些人认为心灵就与和谐相类似，心灵是肉体的和谐。更确切地说，心灵之于肉体就如和谐之于七弦琴。

在后面我会更多地谈到这个类比。但现在，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说，我们的重点都是：和谐是无形的，但它可以被毁灭。因此，一方面，和谐当然是无形的，你看不到它；然而，与此同时，它显然又可以被毁灭。比如，这里有一把七弦琴，它弹奏着悦耳、和谐的音乐。之后你拿来一把斧头砍向它，毁掉了它，现在和谐也就被摧毁了。所以，即使和谐是无形的，你可以通过毁掉它所依存的乐器来摧毁它。

现在，如果你接受和谐与心灵之间的类比，就会疑惑丛生。因为，如果心灵与肉体的和谐相类似，而你可以通过毁掉和谐所依存的乐器来摧毁它，那么当你毁掉心灵所依存的肉体时，或许就能毁掉心灵。所以，当肉体死后，心灵也会随之死去。很显然，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质疑。

不过，现在关键的一点是，和谐为我们提供了相对于普遍观点，即“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毁灭”的反例。和谐是无形的，但它可以被毁灭。如此看来，当苏格拉底说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摧毁时，他可就说错了。因此，即使我们认同灵魂是无形的，也可能推导出灵魂是可以被摧毁的无形事物之一。

这是一个很棒的反驳，值得斟酌。奇怪的是，苏格拉底没有以他应有或所需的方式做出回应。相反，他花了一些时间来质疑心灵（灵魂）是否真的与和谐相类似，并用不少时间来批评和谐与心灵之间的类比。

在下一部分中，我将讨论苏格拉底关于类比的批评是否有说服力。但要注意，关键的是，即使它们是有力的批评，也无益于苏格拉底的论证。毕竟，即使我们说心灵一点儿也不像和谐，这个类比很蹩脚，那又怎样呢？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仍然止步不前。因为，如果西米想给苏格拉底的论证带来麻烦的话，他所依赖的就是“和谐是无形的而且能被摧毁”这个主张。只要这个主张成立，我们就不能继续相信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毁灭。

如果苏格拉底想拯救他的论证的话，他需要做的是证明和谐要么不能被毁灭，要么不是无形的。我并不是说这件事很容易办到，但如果他可以证明两者之一——事实证明和谐不能被毁灭，或者和谐不是无形的——那么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关于“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毁灭”的反例。然后，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就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

所以，这就是苏格拉底应该做的。他应该说：“你知道吗？和谐不是真正无形的。”或者说：“它不能被摧毁。”但据我所知，对话中没有只言片语。比如，苏格拉底从未说过：“西米，这是你观点的错误之处。和谐不能真的被摧毁，所以我们并没有一个反例。”相反，事实上，他纠结于和谐是否为关于思考心灵本质的一个有力的类比。正如我一直解释的那样，即使它不是一个有力的类比，即使心灵同和谐毫无可类比之处，只要和谐真的是无形的，而且真的可以被毁灭，它就拯救不了苏格拉底的论证。

为了否定西米所声称的反例，我们需要证明和谐不是真正无形的，或者和谐不能真正被摧毁。我认为，后者不是很有吸引力。我们明显看到，如果我们毁坏了七弦琴，那么从琴中发出的和谐也被摧毁了。因此，如果我们有一次回应西米的反驳的机会，我认为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第一个可选立场上，证明和谐其实不是无形的。这个主张能够成立吗？也许吧。

假设我们问：当我们说“无形的事物不会被毁灭”时，“无形的”在这里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关于“无形”概念的可能含义。所以，取决于我们选取哪种含义，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诠释苏格拉底之论证的方式。

这里是我们谈到“无形”时可能意味着的三种含义：

无形的=

（1）不能被眼睛看到；

（2）不能通过五种感官感知到；

（3）不能通过任何方法探测到。

说一件事物是无形的，取第一种含义，就简单地意味着它不能被看到，它对于眼睛来说是无形的；取第二种含义，就意味着它不能被感觉到，无论我们用上哪种感官；取第三种含义，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探测到，无论再怎样尝试。

让我们厘清一下这些含义之间的区别。一些事物（比如颜色）可以被看到，另一些事物（比如气味）却不能。但有些不能被看见的（即“无形的”第一种含义）事物，仍能通过其他方式被感知到。比如，尽管我们看不见咖啡的气味，但仍可以感知它。普遍来说，气味就第一种含义而言是无形的，但就第二种含义而言却并非如此。类似地，我们看不见声音，所以就第一种含义而言它是无形的；尽管如此，它当然可以被感知到，我们可以听到它，所以就第二种含义而言它不是无形的。相比之下，单个的放射性原子甚至就第二种含义而言也是无形的：我们不能看到它，尝到它，或者听到它，等等。但是，我们可以用盖革探测器探测到它，每个原子衰退时都会发出声响，所以就第三种含义而言它不是无形的。但是，正如我料想的那样，数字17是无形的，即使就上述所有含义而言都是如此。它不能用任何方式探测到：它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探测到其存在的偶然痕迹。

我们不用纠结于英文单词中“无形的”的意思，只用关注“它不能被眼睛看见”“它不能通过五种感官被感知”同“它根本不能被探测到”之间存在着区别就好了。我们要问自己：当苏格拉底提出他的论证时，他用的是三者中的哪一种含义？

最自然而然的方法就是从用第一种含义来诠释苏格拉底开始。那么，取这第一种含义，当苏格拉底说，“无形的事物是不变的”（在前提三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不见的事物不会改变。如果我们继续用“无形的”这种含义来解释前提四，那么苏格拉底说的是：“如果你不能用你的眼睛看到，它就不能被摧毁。”

这种诠释的问题在于，和谐的例子表明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和谐确实就第一种含义而言是无形的。你不能用你的眼睛看到它。尽管如此，它可以被毁灭。所以，如果苏格拉底所说的“无形”是第一种含义——不能被眼睛看到，那么这个论证就无法令人信服。和谐是这种诠释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反例。

这也许并不是苏格拉底用“无形的”所表达的意思。既然不是第一种含义，也许他使用的是第二种含义。当他谈到灵魂是无形的、无形的事物是不可摧毁的时候，也许他指的是事物不能被任何五种感官之一所感知。事实上，我认为这才是他真正的意思。苏格拉底一直在谈论有形的事物（如树木、石头、马和衣服），以及无形的事物（如理念）之间的区别。然后他说，前者（树、马等）可以触摸到、看到，或者用其他感官感知到，但那些总是不变的（理念）只能由理智去领会。它们是看不见的，是无形的。所以，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当苏格拉底开始谈论有形与无形时，他并未让自己限于视觉，他是在谈论所有的五种感官。当他说“无形的事物不会被毁灭”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你不能看到、触摸到、听到、闻到或者尝到。这些都是不能被毁灭的事物。

不过请注意，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诠释他的论证，和谐就不再作为一个反例了。当我们取第一种含义，即不能被看见的事物时，和谐可以算作无形的。如果我们采用第二种含义，即不能被感知到的事物时，它就不是无形的了。因为和谐的乐曲能够通过耳朵被感知到，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成为一个相关论点的反例了。所以，当西米将和谐作为无形的、不能被摧毁的事物的案例时，苏格拉底应该这么来说，事实上，从“无形的”相关含义来说，和谐不是无形的。它或许不能被眼睛看见，但它毕竟能被感知到。由此，我们得知，就“无形的”相关含义来说，“无形的事物不可摧毁”实际上可以成立。

接下来，苏格拉底大可以指出在相关含义上灵魂是无形的，从而继续他的论证。你看不见灵魂，你尝不到灵魂，你不能触摸到它、听到它，或者闻到它。所以，如果我们以“无形的”第二种含义来诠释论证，看起来论证就可以继续进行了。西米的反例并不奏效，和谐在相关的意义上不是无形的，因此“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毁灭”仍可能是正确的。又因为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是无形的，所以我们仍能推导出：灵魂不能被毁灭。

然而，不幸的是，对柏拉图来说，即使西米关于和谐的反例失效了，那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接受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即使西米寻求反例的尝试失败了，仍有可能存在着更有力的反例。举例来说，假设我们不考虑和谐，而是考虑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就第二种含义而言是无形的，它们不能被感知到。你不能看见无线电波，不能触摸到它，不能闻到或尝到它。有趣的是，你甚至不能听到无线电波。但它们当然能被摧毁。所以，即使我们认同苏格拉底以“不能被感知”来定义“无形”所传达的含义，在听到西米的阐述后我们仍然不得不说：“你知道，前提四是不正确的。一些无形的事物就能够被摧毁。”即使无线电波在相关的意义上是无形的，它也能被摧毁。

当然，无线电波同理念不那么类似，而且明显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特定的无形事物是理念。这个发现尽管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也不足以拯救苏格拉底的论证。无线电波是不可见的，就像理念一样。但与理念不同的是，它们可以被摧毁。这正是我们仍然不得不质疑灵魂的原因。显然，一些无形的事物（比如理念）不能被毁灭，但其他的（比如无线电波）就能。如果这是正确的，当我们指出灵魂也是无形的时候，就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灵魂是无形的且不能被毁灭的事物之一。支持灵魂不朽的论证将会被拆穿。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这里的主旨不是说：“哦，柏拉图，你这个白痴！为什么你没有想到无线电波呢？”我们的问题不是说柏拉图是否忽视了他本应想起的事情。（我不认为他应该想到无线电波！）相反，我们的问题是：柏拉图的论证成不成立？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毁灭，这是真的吗？在我看来，一些在相关的意义上无形的事物是能够被毁灭的，无线电波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即使灵魂在相关意义上也是无形的，它也许同样可以被毁灭。

在这一点上，我能想到的柏拉图可以给出的唯一答案是说：“看，我需要一个不同的‘无形的’定义。我们不要取第二种含义，就用第三种含义。我们不要谈论我们能感知到的什么，而是谈论我们可以探测到什么。”假设柏拉图确实这么说了，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从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来说，就第三种含义而言，无形的事物是不可摧毁的。

毕竟，无线电波就第三种含义而言不是无形的。它们可以被探测到。你所要做的就是打开收音机！如果无线电波经过，而且你打开了收音机，调到合适的频率，就会发现它！收音机会将无线电波转化成我们可以听到的各种声音。因此，基于无线电波对收音机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其他事物中探测到它。

简而言之，尽管无线电波可以被毁灭，但是一旦我们决定取“无形的”第三种含义而非第二种含义，它也不会对苏格拉底的论证产生任何影响。因为，据我们目前所知，第三种意义上无形的事物可能是不可摧毁的。事实上，关于理念的思考可能会支持我们接受这种主张。毕竟，理念不能以任何方式探测到。盖革检测器无法告诉你数字17就在附近，或者它甚至存在着。理念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供探测其存在的痕迹。而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的那样，理念是不可摧毁的。所以，我们也许真的应该认同，在第三种意义上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摧毁。

所以，如果柏拉图采用“无形的”第三种定义：不可探测的，或许他仍有权接受主张（4）。没准在这种意义上无形的事物真的是不可摧毁的。至少，我自己不能提出任何进一步的反例。

但如果这是“无形的”相关含义，那么对我来说，前提五就不再成立了。灵魂是无形的吗？它当然是，如果“无形”意味着不能被看见（第一种含义）；如果无形意味着不能被尝到、触摸到或者听到等（第二种含义），它也成立；但如果无形意味着“不能被探测到”，它仍旧成立吗？灵魂真的不能被探测到吗？

我得说，对我来说它是不成立的。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来解释“无形”，即不可探测的，那么我认为在相关的意义上灵魂就不是无形的，灵魂可以被探测到，就如同无线电波可以被探测到一样。你通过收音机探测到了无线电波，就可以说无线电波是存在的，因为收音机在发出声音。类似地，你通过肉体探测到了灵魂，就可以说灵魂是存在的，因为肉体受灵魂指挥而行事：它在和你讨论哲学。通过你朋友的灵魂对其肉体的影响，你探测到了你朋友的灵魂存在。

这意味着灵魂不是完全不可探测的。如果灵魂并不是不可探测的，它在相关的意义上就不是真正无形的。而如果它不是真正无形的（在某种意义上），那么即使无形的事物存在，并且这样的无形事物不能被摧毁，灵魂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无形的。再一次，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柏拉图对于灵魂不朽的论证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问题是这样的。存在着无形的概念（前两种含义），使得“灵魂是无形的”这个主张看似可信。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意义上无形的事物仍能被摧毁。而且，还存在着另一种无形的概念（最后一种含义），使得“无形的事物不能被摧毁”这种主张看似可信。事实证明，灵魂从这种特殊意义上来说也不是无形的。所以，无论我们如何理解无形的相关概念，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都是不成立的。

凑巧的是，这个论证仍存在着其他问题。柏拉图试图说服我们灵魂是无形的，因为他认为这意味着它不能被摧毁。但他为什么相信这一点？他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相信在无形的、不变的、单纯的和不可摧毁的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形而上学的关联。我一直在证明，我们应该对从链条的第一环（灵魂的无形）逐步推导到最后一环（它不可摧毁）的尝试保持怀疑。事实上，在一些介于中间的环节中，还存在着更多的特定问题。

比如，柏拉图显然想让我们相信灵魂是不变的。毕竟，推测起来，它的无形应该能表明它的不变，进而应该能表明它的单纯。但这远不足以表明灵魂真的是不变的。事实上，如果你仔细想想，哪怕从表面上来看，灵魂也确实在改变着。在一些日子中，你相信它是凉的；在另一些日子中，你又相信它是热的。有一天，你相信亚西比德（苏格拉底的密友，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编者注）是一个好人；第二天，你又不这么认为了。今天，你想学弹钢琴，明天你又放弃了。你的信仰、你的目标、你的意图、你的欲望，所有这些都在不断变化。因此，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根据受其庇护的思想和信仰，我们好像也可以说灵魂是变化着的（当然，前提是我们想要讨论灵魂）。

所以，当论证邀请我们基于灵魂的无形去为它的不变下结论时，我们应该持怀疑的态度。灵魂看起来当然不是不变的。此外，我们应该，或者至少可能对“灵魂是单纯的”这一主张保持怀疑。事实上，柏拉图本人在其他对话录中，反对灵魂的单纯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其他对话录中就是正确的，但至少它暗示了我们不应为时过早地接受灵魂的单纯性一说。）在众所周知的《理想国》篇章中，柏拉图继续主张灵魂至少有三个不同的部分：有一个理性的部分，由理性主导；有一个激情的部分，与意志相类似；还有一部分关于欲望（对于食物、饮品、性爱等事的欲念）。因此柏拉图认为，灵魂根本不是单纯的。所以，我们不必感到吃惊，为何基于灵魂不变、无形的本质这一假设，他在《斐多篇》中为灵魂单纯性所做的论证根本没能成立。

最后，我们很可能怀疑起来，就算柏拉图可以证实灵魂的单纯性，他能否继而推导出灵魂是不可摧毁的？的确，在引入由单纯性引起的论证时，我试图说明为什么这是一个足够可信的主张。如果灵魂没有组成部分，那么你显然不能通过分解它来将之摧毁。尽管如此，我要给这个观点记下一笔：“单纯的事物不能被摧毁”不足够令人信服。

显然，单纯的事物不能被我们上述提及的毁灭之道所摧毁，比如把它分解开来。因为单纯的事物没有部分，你无法把它分开。但尽管如此，从理论上来说，它仍可能在下述意义上被摧毁：它不再存在。毕竟，单纯的事物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逻辑的角度来看，至少我们不难想象，在某个时刻一个特定的单纯事物并不存在，然后下一时刻它就突然诞生了。在《创世纪》的开篇，上帝说：“要有光。”他也许还说过：“要有单纯的事物。”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单纯的事物不存在；下一刻，它们就在那里了。这看起来是有可能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也许一段时间后，上帝厌倦了单纯的事物，说：“让单纯的事物不再存在。”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它们存在着；然后下一刻，它们就不复存在了。

这看起来同样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假设就是如此，那么即使我们认同灵魂是单纯的，即使我们认同目前为止柏拉图论证中的所有其他观点，仍不能推导出灵魂是不朽的。我们还是会怀疑这种可能性，即单纯的灵魂可能在某一特定时刻突然就不复存在了，或许这一时刻就是肉体死亡的时候。单纯本身并不足以保证不朽。所以，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柏拉图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并不成立。

心灵就像是肉体的和谐

在我们不再讨论《斐多篇》之前，还有一件未完成的事情。回想一下西米的观点，即灵魂就像肉体的和谐。我们已经详尽地检验了和谐是否为苏格拉底论证的一个反例（和谐是无形的，但是它可以被毁灭）。但我们还没有就这个类比本身来做一番考察。以这种方式思考心灵是可信的吗？说灵魂（或者，更少受到争议的，心灵）就像肉体的和谐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个人认为它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类比。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一次以物理主义来诠释心灵的初步尝试。正如和谐是由调好（well-tune）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灵魂或心灵也是由调好的肉体所产生的。就像我所说的，这个关于物理主义者如何思考心灵的描述还说得过去。毕竟，根据物理主义，谈论心灵只不过是谈论肉体的一种说法。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关于机能良好的肉体所具有的特定能力的说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根据物理主义，心灵的确与和谐相类似。就像和谐的产生过程，悦耳的声音是在七弦琴良好运行时发出的；物理主义认为，人的思想、情感及其他精神状态也同理如此，即当肉体良好运行的时候产生的。简而言之，心灵就像是肉体的和谐。

所以，我将和谐的类比视作一个朝物理主义思想靠拢的尝试，而且这个尝试还不错。当然，我第一次试着让你掌握物理主义对心灵的描述时，举了关于电脑、机器人和类似事物的例子。柏拉图并没有用上述这些类比，这不足为奇，他可不知道有电脑或机器人。不过，他举出了具备某种能力的物理对象，它的能力都取决于物理对象的良好运行。因此，我认为柏拉图看出了，除了他的二元论外，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可选立场。他看出你可以成为一个物理主义者，宣称心灵依赖于肉体，心灵只是对良好运行的肉体能做什么的一种说法。这与和谐依赖于物理乐器是一样的。

我认为，柏拉图在这里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尝试，他试图去讨论自己的二元论之外的可选立场——物理主义。因此，我将快速浏览他如何反驳这种思考心灵的方式，结束我们对于《斐多篇》的讨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苏格拉底花了不少时间来批评和谐的类比。如果他能说服我们，灵魂不像肉体的和谐，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物理主义的观点。毕竟，即使柏拉图支持灵魂不朽的论证不成立，他仍有其他一些有力的论证来反驳这一可选立场，即物理主义的立场。

但在考虑这些反驳时，切记，关于和谐的“类比”仅仅是一个类比。这个主张不是说，或者它至少不应该是说，心灵其实就是和谐。相反，这个观点是，心灵与和谐相类似。就像一个良好运行的乐器能够奏出乐章与和谐，一个良好运行的肉体能产生心灵的活动。这才是这个观点的意思。所以，即使我们证明在一些方面心灵并不完全像和谐，也不能说物理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

让我们来看看柏拉图提出的反驳。第一个是这样的。苏格拉底指出，在和谐所依赖的乐器产生之前，和谐显然不存在。这完全是正确的：在物理意义上的七弦琴制成之前，它悦耳的声音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如物理主义主张的那样，心灵是正常工作的肉体所产生的，那么很显然，心灵无法先于物理意义上的肉体而存在。然而，在早期的一部分对话中（我们并没有涉及），苏格拉底已经论证了灵魂确实先于肉体存在。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灵魂真的在肉体之前存在，那么心灵显然不像和谐。物理主义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第一个反驳的关键取决于“灵魂先于肉体存在”的主张。为了对柏拉图做到公平起见，我必须承认我们没有考察过这个论证，所以我也没有向你说明我个人认为它谬误的地方。我只好告诉你，我不认为前面的论证是成立的：我不认为柏拉图确实给了我们相信“灵魂在出生之前已经存在”的令人信服的理由。因此，对于第一个反驳，我认为我们不必深究。

在第二个反驳中，苏格拉底指出和谐可以变化，乐器的和谐可以分出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但灵魂似乎并不能按程度来划分。要么你有一个灵魂，要么你没有；要么你有心灵，要么你没有。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无论心灵是什么，它也不像和谐。

我不敢说我们应该认同“心灵不能按程度来划分”这个说法。至少看上去，心灵的各个方面都能被划分为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例如，我们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智力、不同程度的创造力、不同程度的理性，或不同程度的沟通能力。所以，正如我们可以说，一把性能良好的七弦琴能够产生不同类型的和谐，达到不同程度上的悦耳；同样地，我认为，我们可以说，一个运作良好的肉体能够产生不同类型的精神活动，并将这些活动展现到不同程度。因此，对我来说，这个类比看起来很合理，而第二个反驳却不具有说服力。

在他的第三个反驳中，苏格拉底指出，灵魂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当一个人有好灵魂，或者为人善良时，我们会说他有一个和谐的灵魂。但是，如果灵魂之于肉体就像和谐之于乐器，而且灵魂可以是和谐的，看起来我们就能够谈论“和谐的和谐”状态。也就是说，如果灵魂就像肉体的和谐，那么正如我们能够谈论灵魂的和谐一样，我们也能够谈论“和谐的和谐”状态。但我们却无法谈论“和谐的和谐”状态。

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反驳想说的是什么。这也许正可以提醒我们，不能理解为灵魂（或心灵）其实就是和谐，我们只是假设它在某些特定的方面类似于和谐。确切地说，物理主义者认为，心灵与和谐相似，因为两者都是由运行良好的物理对象产生的。我们可以认同这个观点，承认和谐与心灵之间的类比，但不必接受说一切符合和谐的都符合心灵，或者一切符合心灵的都符合和谐。

不过，我认为，对于第三个反驳，我们还可以做出更多回应。正如我们可以谈论心灵或灵魂是好的或是坏的，我们也能够谈论各种类型的和谐。某些和谐比其他的更为甜美，而某些则更加刺耳、走调或不和谐。虽然我们一般不会去谈论和谐是多么和谐的，但看起来和谐可以划分为不同种类。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它就证明了，关于心灵有一个可作类比的点：和谐和心灵都可以有不同种类的划分。所以，我认为这第三种反驳不足以令人信服。

最后，苏格拉底提出了另一个反驳。他指出，灵魂能够主管肉体，对它颐指气使；而且，事实上，它能够反抗肉体。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你的肉体可能想吃一块巧克力蛋糕，但你的灵魂不同意，说：“不，不。你在节食，不要吃它！”你的灵魂可以反抗你的肉体。但是，如果灵魂只是肉体的和谐，它怎么可能这么做呢？毕竟，苏格拉底认为，七弦琴的和谐乐曲不能影响七弦琴本身。我们可以说，这里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在七弦琴的例子中，七弦琴的物理状态产生了和谐，但七弦琴的和谐乐曲并不曾改变或影响七弦琴本身。相比之下，肉体不仅可以影响灵魂，灵魂也会影响肉体。这表明，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不像和谐与七弦琴的关系一样。

我认为这个反驳极为有趣。我们确实承认灵魂可以影响肉体，那么物理主义的观点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如果灵魂只是关于肉体能力的一种说法，肉体的能力又如何能影响肉体本身呢？

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反驳，但我认为我们能做出回应。物理主义者应该说，我们说灵魂或心灵能影响肉体，其实说的是肉体的特定部分，也就是那些产生肉体的精神活动的部分，在影响肉体的其他部分。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正在打字，我告诉我的肉体在键盘上以不同的方式扭动手指，我的心灵在给我的肉体发出指示。以物理主义的视角，又会认为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大体是这样的：当我的心灵发出这些指令（“扭动我的手指”）时，那只是我肉体的一部分，即我的大脑，在给肉体的另一部分，即我手指的肌肉发出指示。所以，当我们谈论心灵能影响肉体时，严格来说，我们所说的是肉体的一部分在影响其另一部分。

七弦琴上有类似的例子吗？或许没有。七弦琴也许是一个太过简单的机器，它无法用自己的一部分来影响另一部分。如果真是如此，这当然也不会给我们以否定物理主义观念的理由。它只会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七弦琴不是十分像心灵和肉体。思考七弦琴与和谐只是物理主义构想的开端，而不是整个体系。

不过，即使我们像上面那样来思考七弦琴与和谐，我认为我们仍能找出一些类似之处。假如我拨动七弦琴的一根琴弦，发出了一个音符。正如我们所知，一根琴弦的振动也能带动其他琴弦的振动（这些是泛音）。所以，突然间，发生了一个情况：七弦琴一部分影响到了其他部分，一根弦的振动导致了不同的振动。诚然，这不是一个关于心灵指挥肉体的情况的精确类比，但它确实表明，至少大体上来说，类比在这里可能是成立的。

因此，我得出结论：柏拉图对于和谐类比的各种反驳都不成立。因为，他所说明的是，心灵确实与和谐类似，就像物理主义主张的那样。

尽管如此，对于柏拉图如此看重物理主义的观点并试图批评它，我想给予赞许。鉴于他写作之时，没有我们今日拥有的强大的电子计算机，所以他用简单的事物，如乐器来勾勒物理主义构想的做法，就无可指摘了。事实上，这标志着柏拉图的智慧，当所有人都在朝物理主义的思想靠拢时，他看到了反驳物理主义的需要。所以，我想给他以赞许。与此同时，我也要表明，柏拉图提出的各种针对物理主义立场的反驳是不成立的。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对我来说，柏拉图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的理由来抛弃物理主义。

第六章　个人同一性

关于灵魂的不朽，柏拉图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论证。但我已经说了，尽管其中一些论证值得认真思索，却没有任何一个成立。想必我不需要再去提醒你们，我们对柏拉图的讨论是紧接着前两章而来的，在那两章中，我已经做出如下的论证，即那些证明非物质灵魂存在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就此而言，且不论不朽的灵魂，即便是关于非物质灵魂之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论证，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这并不是说灵魂的观念无论如何都是愚蠢的，也绝不是说二元论不值得我们去思索。只不过是说当我们扪心自问“是否有强而有力的理由去相信非物质的灵魂”，随后试图列出这些可能的理由时，随着更细致的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些论证不再那么令人感兴趣了。

所以，我已准备好得出“灵魂并不存在”的结论，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强而有力的理由去相信它们的存在。或者，我也许应该更谨慎地说，那些让我们相信灵魂存在的理由并不够充分。无论使用哪种措辞，我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灵魂不存在。

无论怎样，我将坚持以上结论，并贯穿本书的余下部分。我将继续带领大家思考死亡，但现在这种思考将采取物理主义的视角。我们对于死亡的思考将预设如下前提：肉体即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讨论心灵，不过是把它当作肉体进行一种特定且特殊精神活动的能力。超脱肉体之上并没有额外的存在，并没有非物质的灵魂。

证伪灵魂？

到了这份上，要控诉我持双重标准也算是合情合理，对二元论者是一种标准，对物理主义者又是另一种标准。但请想想我之前的论述，我把证明的全部任务都交给了那些相信灵魂存在的人。我告诉二元论者说：“请给我一些理由，说服我相信你的立场。”而且我也说过，那些为二元论辩护的论证并不那么令人信服。那么，为了公平起见，我是否要对物理主义者故技重施？我难道不该转向物理主义者，然后说“请给我一些理由，说服我相信物理主义的正确性”？既然我要求二元论者给我提供理由，说服我相信灵魂的存在，然后又抱怨说这些理由好像站不住阵脚，那我不是应该转向物理主义者，要求他说服我相信灵魂是不存在的吗？难道我不该要求物理主义者去证明灵魂是不存在的吗？双方的公平不就该这么来吗？

那么让我们先停下来问问自己，该如何着手证明某物是不存在的？具体而言，如果要证明某物并不存在，我们需要什么？当我们面对自己不相信其存在的事物时，我们如何让自己的“不相信”站住阵脚？

比方说龙。假定你和我一样相信龙是不存在的。当然，要说龙真的存在的话，这在逻辑上不是行不通，但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龙。但是在你一步到位地相信龙不存在之前，难道你不应该先证伪龙的存在吗？可是你怎么做到这一点？你（或者任何人）怎么来证明世界上没有龙？

再比方说希腊神祇。我猜想如今没人会相信宙斯的存在，这不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去证明宙斯并不存在吗？但你怎么证明得了呢？哪有人可以证伪宙斯的存在呢？

当然，我实际上并不认为你有义务去证伪这些事物的存在。然而，这不意味着在此你就没有任何求知的义务。只不过当牵涉到求知义务的时候，我们在表达上就得非常谨慎。回到龙的例子。想要使我们对龙的怀疑站住阵脚，我们需要做的有哪些呢？我认为你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便是反驳一切为龙辩护的论证。

我儿子有一本关于龙的书，上面有不少精美的照片和图片。所以，为了使我对龙的怀疑站住阵脚，我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解释”这些照片和图画为什么是“虚假”的。我得解释为什么明明就没有龙存在，却有龙的图片。这算不上什么特别的难事。毕竟，有些图片不过是画出来的，众所周知，人们常常把他们想象中的事物付诸绘画。而那些“照片”，要解释起来也不难。如今我们有那么多电脑合成图和图像处理软件，想要制作一张酷似照片的图片并不困难，即便照片中的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

再比方说独角兽。我该如何证明世上并没有独角兽呢？好吧，我会研究各种声称目击了独角兽的言论，然后试着解释为什么它们是虚假的。我可能会从历史入手挖掘出一些推测，解释关于独角兽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想想欧洲人第一次见到犀牛的情景吧，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匹头顶巨角的马。这也许就是形形色色关于独角兽的描述的来源。”）我会亲自检验各种资料中多样的“独角兽角”，或者查阅那些做出检验的专家报告，它们总是毫不意外地被证明是其他种类的动物的角（独角鲸的角，诸如此类）。简而言之，你得研究为独角兽说话的每一份证据，然后一个个拆穿它们。你得解释，说明它为什么不能令人信服。

做完这一切，你就有资格说：“你看，据我所知，世上并没有独角兽；据我所知，世上并没有龙。”这可不意味着你得探访地球表面的每一处山洞，然后说：“没有，这里没有龙……这里没有龙……这里没有龙。”只要你能够拆穿所有关于龙的论证，那你对龙之存在的怀疑就站稳了阵脚。

现在，你可能还有些其他事可以着手去做。至少在某些案例中，你可以提出观点说你所谈论的这类事物，其观念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再比方说龙，我们不仅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龙的存在，还可以论证说，龙这种观念在科学上就不合乎逻辑。毕竟，龙按说是从嘴里喷出火来，这难道意味着它们的肚子里有火？这些火在没有氧气的情况下，如何能在它的肚子里持续燃烧？这些持续燃烧的火怎么就没把它胃壁的黏膜给烧坏掉？我认为，你也能试图证明龙在科学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确实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在相信它们不存在的道路上你又多了一条理由。

但这不意味着，要使你对它不存在的信念站住阵脚，你就必须得证明它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独角兽这一观念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认为世上不存在这种生物。马当然可能在它的额头上进化出一根长长的角来，但世上就是没有这种生物。

具备了这样的观念，我们将回到关于灵魂的讨论中去了。我，作为一个相信灵魂——超脱肉体的非物质实体——并不存在的物理主义者，是否有必要去证伪灵魂的存在？（“你看，这里没有灵魂，那里也没有灵魂。”）没必要。我需要做的是考察那些为灵魂存在而辩护的论证，然后反驳它们，解释这些论证为什么不令人信服。我无须证明灵魂是不可能的，只需要拆穿那些支持灵魂的案例。如果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灵魂的存在，这实际上构成了我们相信灵魂并不存在的理由。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进一步尝试去证明灵魂是不可能的，就用你证明龙是不可能的方式。但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这种主张某事物不可能的言论特别有说服力。我不相信灵魂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我认为关于灵魂这种非物质实体的观念一定是不可能的。

当然，有人会辩称说，假设某种非物质实体的存在，这就违背了科学，尤其是物理学，那么科学上的理由不就充分否认灵魂的存在了吗？然而科学常常又持续往复地发展，那些它原先认为不存在的实体和性质，常常又在后来承认其存在。也许，它只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确证灵魂的程度。此外，如果当今的科学排除了灵魂的可能性，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么一来，科学的错更深了。”

所以，我不是那种声称我们可以证伪灵魂之存在的人。事实上，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够证伪它们的现实性。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灵魂的观念是不合逻辑的。当然，有一些哲学家持这样的观点，但我并不和他们为伍。

关键在于，为了使我关于灵魂不存在的信念站住阵脚，我并不认为我有必要去反驳灵魂的存在。独角兽并非不可能，即便如此，我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独角兽”的信念也站得住脚。为什么呢？因为所有指向独角兽存在的证据并没能整合成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同样，灵魂并非不可能，即便如此，我认为“灵魂并不存在”的信念也是站得住脚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研究那些试图说服我们灵魂存在的论证时，就会发现它们并不能令人信服。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将假定我们坦然接受了物理主义观点，假定这一物理主义观点是正确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从此就完全不再讨论灵魂了。我会时不时地停下来，提问说一个二元论者会如何考虑这些或那些问题。无论如何，每当我特意这样做的时候，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物理主义者的观点。因此，当我们回到关于死亡的种种问题时，最关心的将是如何从物理主义者的角度来达成对这些不同问题的最佳理解。

如果已经我说服你接受了物理主义的真实性（或者你本身就倾向于接受它），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你依然相信灵魂的存在呢？我想你得把接下来的大部分讨论都当作是不断延展的虚拟条件：假如灵魂不存在，这就是我们有关死亡所提出的观点。简而言之，如果你还没有被物理主义的真实性所说服，不妨顺其自然吧。我已经尽力了。但我真心希望，你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兴趣，来了解如果我们站到物理主义者那边，认定人所有的仅仅只有肉体时所抱持的死亡观。

个人同一性

你也许会回忆起在本书的开头，我曾说，如果我们想要正确地思考如何死后继续存活的问题，我们得弄清楚两件事。首先，我们得知道：我是什么？我由什么构成？我只是一具肉体吗？或者，我是物理肉体和非物质灵魂的结合体？（又或者可能只有一副灵魂？尽管它要与一具特定的肉体联系在一起。）在考虑这个问题后，我们将转向第二个基本问题：要怎样才能做到死后继续存活？继续存活的那个东西——一个类似于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尤其在我们考虑死亡时，我们希望知道：我们的肉体死亡之后，一个类似于我的东西继续存活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谈论人的死后继续存活，这真的讲得通吗？

你也许理所当然地认为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在预设物理主义的立场下，答案看起来是否定的。如果我只是一具肉体的话，那么死后继续存活的观念不就自然而然地违背了逻辑吗？

正如我所言，这样的结论确实看似合情合理。但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这些问题比乍看之下要复杂得多。我并不觉得我们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我们入手“死后继续存活是否具有合乎逻辑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我们应当先厘清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如果我真的要继续存活，会变成什么？那个继续存活的我到底是什么？

我们来考虑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是周四，我在书桌前输入这些文字。毫无疑问，到下周一的时候，在我的书桌前也有某人，他可能会输入更多的文字。关于存活的问题甚至可以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设问：下周一坐在这里继续输入文字的那个人，和现在坐在这里正输入你此时读着的文字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正在输入文字的人，他能不能活过这个周末？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活过这个周末。但活过这个周末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继续存活的条件是什么？

当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起步了。我们可以假定，要使我活到下周一，就得让某人在下周一还活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下周一的那个人，和本周四也就是今天正在输入这些文字的人，得是同一个人。毕竟，要是我在这周末不幸遭遇空难，然后某人接替我在下周一继续撰写这本书，那么到了下周一，我的书桌前确实有某个活生生的人正在写作，可是那自然不会是我，所以我们要厘清的问题就是：要想下周一的某人即本周四坐在这里输入文字的同一人，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置于更宏大的背景，绵亘更长远的时间。假设那个“某人”在距今40多年之后的2055年还活着，他还会是我吗？问我能否活到2055年，等于问那个2055年仍然活着的人和现在坐在这里输入文字的人是否为同一人。但是，要想未来的某人即是今日当下的此人，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

由于这个问题探究人在不同时间点何以等同[数量上（numerically）等同]，所以哲学家把它称作个人的同一性问题。那么我们想要厘清的，正是人在时间跨度中的同一性问题。

但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要避免一个易犯的错误。你可能发现自己很容易就做出如下言论：“你看，本周四那个撰写书籍的人头发还挺茂密的，也留着络腮胡。如果我们假设能活到2055年的那个人谢顶又驼背，且没留胡子，那么他们如何能够等同呢？一个有头发，一个没有；一个留着络腮胡，一个没留；一个站得笔直，另一个弯腰驼背。他们怎么可能等同呢？”

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个活到2055年的人当然可以是我，即便“他”已然谢顶，而我的头发还好好的。用这样的思路去思考是错误的。

但这是一个极易犯的错误，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在这个问题上犯糊涂。所以我想条分缕析地考虑这个问题。首先，我会从一些涉及同一性但并不令人混淆的案例入手。一开始举的这些例子甚至完全不涉及人，或者就这个问题而言，也不涉及时间。当我们弄清了这些简单的案例，再回到那些更复杂的案例，那些同时涉及人和时间的案例。

假设你和我一同散步，我们看到了一列火车（见图6.1）。随着我们向火车踱近，我指着车尾（想象我们从画面左侧靠近火车）说：“看那列火车。”然后我们一路走啊，走啊，走啊，来到了火车的另一端，我指着车头说：“哇！你看看，这火车可真长啊！这是我五分钟前指给你看的同一列火车。这五分钟里我们一直都在沿着它走。”

图6.1

我们再想象你如是回答：“这列火车跟我们五分钟前指认过的火车不是同一列。你现在指着的是车头，而五分钟前你指着的是车尾。毕竟，车尾和车头可不是同一件事物，你怎么能说它们是同一件事物呢？怎么会有人犯这种错误？车头可冒着烟，车尾则不冒烟，诸如此类。它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点，你怎么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当然，你实际上并不会说出这么愚蠢的话来，但我们想象你这么脱口而出了。然后我将向你指出，那个犯错误的人自然是你，而不是我。我自然同意车头和车尾不是同一件事物，但我从没如此声称它们是。在我们散步之初，当我指向车尾时，我所指的并非车尾，而是整列火车。我当时说：“看那列火车。”我所指称的并不仅仅只是车尾，而是那个整体的、一长列的、贯穿于空间之中的事物，即火车，而车尾只是它的一部分。现在，在我们散步的最后，当我指着车头说：“看那列火车。”我再一次通过指向车头而指称了火车，即整列火车——那一长列贯穿于空间中的对象——而车头只是它的一部分。所以，当我说“我现在所指的这列火车和我五分钟前指给你看的火车是同一列”时，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定和明显的谬误。具体而言，我表达的并非是说车头和车尾是同一个事物。我说的实际上是，我现在所指的这一整列贯穿空间的火车，和我五分钟前所指的那一整列贯穿空间的火车，它们是同一列。而这一声明完全没错，它是对的。

正如我所言，实际上我们谁也会不犯这种错误。但我认为，这是一不小心就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当我们考虑时间跨度中的同一性案例时，犯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就会高出许多。不过，我们先继续举一个火车的例子。

假设我们在散步，而火车的一部分被挡住了看不见，挡住视线的是一座巨大的货栈（见图6.2）。我们沿着轨道散步，看见了车尾。我说：“嘿！有列火车。”然后我们又散了会儿步，但由于货栈挡住了，除了它我们什么也没看见。当我们走过货栈（这座货栈可长了）时，我看见了车头，我说：“嘿！快看，有列火车。”然后我问你：“你觉得这列火车和之前我指给你看的那列火车，它们是同一列吗？”

图6.2

同样地，别误解这个问题，这非常重要。我并不是在问，现在所指的车头和早些时候所指的车尾是否为同一个事物。我要问的当然不是这个！车头和车尾并非同一个事物。这不是我要问的。我早先指向车尾时，所谈论的实际上是一列火车，我所指称的是一整列贯穿空间的火车。而现在，我通过指向车头来谈论一列火车，我所指称的也是一整列贯穿了空间的火车。所以，我所问的完全不是关于车头和车尾，而是火车，而我通过车头和车尾来分别指称它们。它们是同一列火车吗？或者它们是不同的火车？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也分不清。”建筑物把视线挡住了。

假设用X射线透视这栋建筑物，那么根据我们的所见，我们将得出两个不同答案中的一个。如果所见如图6.3所示，答案当然是我们看到的是仅有的一列火车（one single train）。在散步最后我所指称的那列贯穿空间的火车，和在散步之初我所指称的那列贯穿空间的火车，它们是同一列。

图6.3

情况也有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我用X射线透视所见如图6.4所示，那么答案将会是，这里有两列火车，而不是一列。我指向车头时所指称的那列贯穿空间的火车，和我指向车尾时所指称的那列贯穿空间的火车，它们并非同一列。

图6.4

当然，事实在于我并没有X射线来透视，我并不知道这两个不同的形而上学假说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但我们仍然明白了，答案如何才能为真，并了解到同一性是如何作用于火车的。

现在我们再来谈论一个稍微复杂一些的案例：汽车。我在1990年买过一辆汽车，那时我的汽车是崭新的，它新得发亮。但是开了几年后，车上就有了凹陷和擦痕。到1996年或者2000年的时候，它看起来没那么好了，车身已经不再发亮，有些地方还生了锈。这大概是汽车在2000年的情况。到2006年的时候，它有很多凹陷，引擎也有问题。这一年，我的汽车终于寿终了（见图6.5）。

图6.5

我先预设大家都理解如下声明的所指，即我在2006年所持有的汽车和我在1990年所持有的汽车是同一辆。当然，你在这里得小心，别误解了我的话。我们都知道到2006年的时候，这辆汽车上有很多擦痕，还有一侧被撞过，此时它身上伤痕累累、油漆斑驳、锈迹丛生，看起来可怜极了。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这辆车在1990年的时候表面光滑，崭新得亮眼。你也许会说，2006年时这辆汽车所处的“阶段”（stage）和1990年时所处的阶段并不相同，这有点儿像指出车头和车尾不是同一个事物。可是当我说那是同一辆汽车时，我所想要谈论的并不是汽车的不同阶段，而是贯穿于时间中仅有的一个事物（a single thing）。

1990年时，我还是我那辆新车骄傲的物主，我说：“这可是辆好车。这辆车不会几分钟就完蛋，它将持续存在很多很多年。”（尽管那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将持续存在16年，乃至更久。）当我在1990年提及我的汽车时，与所谓的汽车某个阶段或时间切片（slice）相反，我所谈论的是那个贯穿时间的对象。同样地，我在2006年指向那堆破铜烂铁说道：“这辆车我开了16年。”我所谈论的显然也不是汽车阶段或时间切片。我可没有经历16年长的汽车的某个阶段！汽车的某个阶段——如果我们真的要这样谈论它的话——也就以几个月或者最长一年为单位（或者也可能仅仅是几分钟，这取决于你把这些“时间切片”切得有多薄）。但当我谈论汽车的时候，我所指称的并非仅仅是汽车当前的阶段，而是那个贯穿时间的对象。当我说：“这是同一辆车，我开了16年。”我的意思是：“当我指向汽车此前阶段的时候，请考虑那个贯穿于时间中的对象。我在16年前指向彼时阶段时，我所指称的贯穿于时间中的对象和它是同一个。”阶段显然是互不相同的，但汽车是同一的。这是同一辆汽车。

接下来，让我们来设想一个相对复杂的案例。在2006年底，我汽车的引擎报废了，于是我把汽车卖给了废旧品商人。假设我于2010年在废旧车场看到一辆我眼熟的汽车（见图6.6）。我说：“哇！那是我的汽车。”那么它到底是不是我的汽车呢？

图6.6

这有点儿像我们先前讨论的问题，货栈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可是这一次，挡住视线的并非是一栋建筑，而是一层时间的迷雾。从1990年到2006年，我每天都能见到我的汽车，这样能轻易掌握它的动态。可是到了2010年，4年的时间流逝了，而我对这期间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所以我问，这还是同一辆汽车吗？

这一次，我想我已经不需要去提醒你们如何正确地理解我的问题了。但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要澄清一下。我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要问2010年的汽车阶段和2006年（我最后一次见自己旧车）的汽车阶段是否相同。这显然不是我要问的。当我指向2010年的汽车阶段时，我指称的是整个贯穿于时间中的事物——一辆汽车。我所提出的问题是，那辆汽车，那个特定的贯穿时间的实体，和我过去拥有的那辆汽车（也是一个特定的贯穿时间的实体）是否相同。这才是我想要知道的。而答案是，我并不清楚！时间的迷雾挡住了我的视线。

虽然我并不清楚答案，但我知道存在着哪些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它确实和我的汽车是同一辆，我的汽车从废旧品商人那里辗转到了这个新场所。也许在这额外的4年里它折旧得更厉害了，但它仍然是同一辆汽车（见图6.7）。

图6.7

还有不同的可能性。在我把汽车卖给废旧品商人后，他也可能把它压扁，变成一堆金属，这就是我的汽车的最终命运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在2010年看到的便是另外一辆有着自己历史的汽车了（见图6.8）。

图6.8

现在我们要引进一个术语。看看图6.7，它所展示的是，我那仅有的汽车如何贯穿于空间与时间中。我在它不同阶段的四周画了一个圈，所想表达的事实是，尽管各个阶段互不相同，但我们所展示的确实是仅有的一个对象，它贯穿了空间和时间。整幅图看起来像一条虫，所以哲学家说我所画的图是一条时空虫（Space-time worm）。这当然是另辟蹊径，表达汽车本身贯穿了空间和时间的事实罢了。

当我于2010年目睹一辆些许形似我旧汽车（我在2006年最后一次见它）的汽车时，我想弄清楚的是如下问题：我所面对的是一条时空虫，还是两条？构成这辆汽车的时空虫就是构成我旧汽车的时空虫吗？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答案，也不知道必要的事实，但至少我们提出了问题。

现在关于我们已经开始讨论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事实上可以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以火车为例，说火车由各种各样的车厢，比如车头、车尾等互相连接而组成，显得合情合理。一列火车有一点儿像一块三明治。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最基本的成分是车尾、车头和中间车厢。如果它们以恰当的方式“粘”在一起，就组成了火车。那么对于火车来说，正确的形而上黏合剂是什么呢？火车是由这些小小的车钩连接在一起的。

但这对于思考我称作“汽车阶段”的问题来说，可能并非正确的路径。当然从某些形而上的视角来看，汽车的情景和火车的情景并没有太多不同：汽车阶段便是形而上的基本成分，而汽车这个贯穿时间的物体，则由汽车阶段“粘”在一起构成了“三明治”。当然，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就会问那个相关的形而上黏合剂又是什么。（形形色色的汽车阶段和火车车厢不同，它们尽管组成了汽车的整体，但却没有钩在一起；所以，那个相关的黏合剂到底是什么？）但从其他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先有汽车本身，而我们用“汽车阶段”这个说法不过是一种便利之举，通过它我们可以把汽车“切成”其基本要素。在这种观点之下，我们不应把汽车想象成三明治，它更像一根可以切开的意大利香肠。我们可以为了特定目的之便，谈论（或者创造）它的切片，这将有益于我们的目的，但是其形而上基本要素是整条香肠。[6]

在考虑汽车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说其基本要素是各个汽车阶段；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它们相互连接，像三明治一样组成了汽车？或者，我们应该认为汽车的基本要素即其本身，它贯穿时间之中，可以（为特定的哲学讨论的目的）“切成片状”来构成不同的汽车阶段？令人高兴的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认为我们不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它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能够接受整体的时空虫的说法，即汽车；又能够接受谈论它的切片或阶段，就不必询问到底哪个才是前提。两者都可以当作前提。

我也希望能够回避其他形而上学的争论。比如，我默许了如下类比，即以贯穿于时间来类比贯穿于空间。这也是我从火车这种空间例子出发，然后跳转到汽车这种时间例子的原因。有些哲学家认为这正是思考这个问题的正确路径（事物有时间组成部分，正如它们有空间组成部分一样）。但也有些哲学家认为，过度运用时间和空间的类比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他们说，当物体贯穿于时间，在每一个时刻整个物体都在场；而当它贯穿于空间时，在每一个给定的位置只有它的一部分在场）。这是有趣且艰深的问题，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并不认为需要去探究它们。

无论如何，我仍然会用时空虫的术语来帮助自己论述，即物体既贯穿空间又贯穿时间。而我也将继续把整条虫区别成形形色色的切片和阶段，要么它们组成了虫，要么可以把虫切成它们。在做出如上说明后，我一直强调的一点可以表述如下：你不应混淆组成虫的阶段和整条虫本身。阶段之间互不相同——至少数量不同，或许其质也不同——即便它们相互组成了仅有的一条虫。

可是要让不同的阶段相互连接成一条时空虫，具体需要具备哪些条件？相关的形而上黏合剂是什么？如我们所见，在火车的案例中非常容易答出是什么把车头、车尾和其他车厢粘在一起，构成了仅有的一列火车：即它们需要以正确的方式钩在一起。但这是空间组成部分的案例，而非时间组成部分的案例。如果要把“阶段”或“时间切片”粘在一起，我们该如何表述呢？以我的汽车为例子。1990年的汽车阶段何以与2006年的汽车阶段属于同一辆汽车，即同一条时空虫中？把这些阶段粘在一起的形而上黏合剂是什么？使得这两块切片属于同一辆汽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认为答案是这样的：如果它们是同样一堆金属、塑料和线路，那它们就是同一辆车。毕竟，汽车又能是什么呢？汽车不过是一些金属、塑料、橡胶和线路。这肯定已经是我汽车的全部了。我的汽车不过是其中特定的一堆，这同一堆从1990年起，到2000年，再到2006年都一直存在着。而黏合剂，即汽车处于时间流变中同一性的关键，就是那同一堆东西。（当然，如果这一堆东西被砸扁，没了汽车的样子，那么它就不足以称作一辆汽车了！对我的汽车来说，继续存活就意味着它作为同一堆东西一直保持着汽车的形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事物必须保持原子层面上的同一性，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想想我的方向盘。每次我手握着方向盘驾驶时，都会带走成千上万个原子。明显的事实是，即便方向盘损失了一些原子，它仍然是同一个方向盘。那么，即便损失了这些原子，你所拥有的仍然是同一辆汽车。同样地，我虽然时而更换汽车轮胎，但是即便有这些改变，我的汽车仍然继续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从整体上来说，它仍然是同一堆东西。

以上讨论显然点出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问题：可以改变多少的组成部分却不至于改变一堆东西的同一性？如果这本书的主题谈论的是时间跨度中的同一性，那么这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可我们只是通过同一性问题来引出我们真正思考的问题，即时间跨度中个人同一性的本质，所以我不会进一步深究这样的问题。我只想为你点明如下观点：即便其一部分组成部分如原子在时间跨度中发生了改变，一堆东西的同一性仍然可以成立。即便你替换了比原子更大的组成部分（比方说头灯或轮胎），一堆东西的同一性也仍然可以成立。这正是我汽车这一案例中的情况。我的汽车从1990年至少继续存在到2006年，其原因在于它保持了作为一堆东西的同一性。而当我于2010年在废旧品车场看到一辆汽车并问道：“这是不是我的汽车呢？”问题变成了：我眼前的这一堆东西，和过去曾是我汽车的那一堆东西，是不是同一堆？我并不清楚它们是不是同一堆。但这个观念正是关键所在，这便是相关的形而上黏合剂。

由此，我们最终可以转向我们真正关心的案例了，即个人同一性的案例。我是谢利·卡根，正于2011年输入这些文字。现在，请想象某人活到了2055年，而你问道：“那人是谢利·卡根吗？”我们还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给那个阶段的某人取个名字，我们叫他“X先生”（见图6.9）。你指着X先生问道，他跟谢利·卡根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图6.9

到了这份上，我相信，你已经不会再犯那种我一直提醒的错误了，完全能理解问题的真正含义。我们所问的并不是人的阶段，并不是说X先生和你在2011年所指的人处在同一阶段。我们把这早先阶段的人叫作“谢卡2011”。（是不是听起来像一部计算机的名字？给我来一台谢卡2011！）结论不言自明，X先生和谢卡2011并不处于同一阶段。毕竟，谢卡2011头发茂密，有络腮胡，站得还算直；而X先生则恰恰相反，他已然谢顶，没留胡子，走路时弯腰驼背。我们所问的并不是X先生这个人的阶段是否和谢卡2011这个人的阶段相同。我们要问的实际上是：这里到底有几个人？有几个长久贯穿于时间的实体？你想弄清楚的是，X先生所属的那个人，和谢卡2011所属的那个人，是否为同一个人。

人的各个阶段显然是不同的，但通过观察不同的阶段，我们可以找出那个构成人的整条时空虫。你所问的正是那条特定的时空虫（你通过观察X先生而指称的那条），和你之前指称的那条（当你观察谢卡2011时），它们是不是同一条时空虫？

答案估计是：这取决于形形色色的阶段是否由正确的形而上方式粘到了一起。所以，我们要弄明白的一件事即是，要使两人所处的阶段组成同一个贯穿于时间的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是什么？相关的形而上黏合剂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可以知道，如果要确定那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需要去做哪些探究。

最终，我们当然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在死后继续存活。我们先暂时回到一个更简单的案例：我能否活过这个周末？如何才能实现它？要活过周末，就得有某人在下周一还活着，而那个某人，必须和今天即本周四输入这些文字的人是同一个人。或者，从阶段的角度来看这个观念，即下周一得有个某人仍然处于活着的阶段，而那个阶段和当前阶段（即本周四当前时刻，在我的书桌前）必须属于同一条时空虫。这些阶段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粘到一起。

当然，在我们知道相关的黏合剂之前，没法判断这个问题的对错。但我预期——不仅仅是预期，我热诚地希望！——它的表述是对的。我假定下周一这里将会有个某人的阶段，它将会以正确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是什么——与当前坐在我书桌前的这个人所处的阶段粘在一起。

假如我又问道：我能够在死后继续存活吗？我来做点乐观的预计，假定我能活到2040年，那时我还没到90岁呢！这可不是不着边际的乐观（这有点乐观，但也没乐观到不着边际）。现在我们再悲伤地假设，我的肉体于2041年死去。然后我问，2041年的时候我能够在死后，也就是说在我肉体死亡之后继续存活吗？这要如何才能成真？那么就得有个人，比方说在2045年还活着，而那个人必须得和我是同一个人。同样的说法以人的阶段和时空虫等术语来表达，即2045年那个人的阶段，得和当前2011年坐在我书桌前的那个人的阶段，属于同一条时空虫（见图6.10）。

图6.10

这听起来可真不错，但这有可能吗？有可能会有某个人，即便在我肉体死亡之后，依然和我是同一个人吗？这真的有可能吗？不幸的是，我们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至少在我们弄清楚如何在时间跨度中保持个人同一性之前，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要处理的是人——既不是火车，也不是汽车，而是人——的问题时，那个相关的形而上黏合剂是什么？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是什么？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没办法说死后继续存活是极有可能的。

灵魂论（The Soul View）

假设我们相信灵魂的存在，就此自然会提出：个人同一性的形而上学关键在于拥有同一副灵魂。

如果我是一位二元论者，我可能会说：“现在坐在这张书桌前的是一具特定的肉体。但是一副特定的灵魂，即谢利·卡根的灵魂通过一种特别且紧密的方式和这具肉体相连。而下周一继续撰写此书的那个人仍然是谢利·卡根的，取决于如下事实，即那仍然是同一副灵魂。只要下周一继续在这儿工作的是同一副灵魂，那么他就依然是谢利·卡根。然而，如果未来写下那些文字的是不同的另一副灵魂，那他将不再是谢利·卡根。”

如果我们相信灵魂的存在，那么如上推导便再自然不过了。它也许不是二元论者唯一可选的方案，但肯定是二元论者最可能做出的推导，即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就在于拥有同一副灵魂。同一副灵魂，同一个人；不同的灵魂，不同的人。我们把这叫作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the soul theory of personal identity），或者简称为灵魂论。

那么想象上帝，或者魔鬼，或者你所知的其他神怪，出于任何古怪的原因，切断了我肉体和灵魂之间的正常联结，然后再把线路连上，激活一个不同的灵魂，让它在下周一控制这具肉体。然后，我们再想象那个人出于任何古怪的原因——或许为了做些哲学阐释——决定下周一还是要来到我的办公室，然后撰写我的书。根据灵魂论，下周一写下那些文字的人将不会是我。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们刚才设定了那不是同一副灵魂，而是不同的灵魂。根据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拥有同一副灵魂。

根据这个观点，当我自问“我能活过这个周末吗”的时候，我所问的是：“下周一的时候我的灵魂还在吗？”只要我的灵魂仍然存在且仍在运作，那么那就依然是我；我还活着。事实上，看得更远一点儿，即便我的肉体在这个周末死去，只要我的灵魂继续存在，我就继续存在。毕竟，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拥有同一副灵魂。只要我的灵魂继续存在，那就仍然是我，不管我的肉体是否还活着。

当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相信灵魂的人才主张死后至少有继续存活的可能性，我们只需把灵魂存在的信仰纳入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中去即可。我们并不清楚灵魂是否在肉体的毁灭后继续存活，但这至少看起来像是一个真实的可能性。所以，即便我不能证明在我的肉体死去后，我的灵魂将会继续存在，至少我可以这么说：我有可能在死后继续存活。

相反，如果我们并不相信二元论，那么身后继续存活的可能性就不这么可观了。如果我们同意物理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人不过是一具拥有人格功能的肉体（参见第二章），那么在他的肉体死去后，他怎么可能依旧存在？死后继续存活的观念看起来十分不合乎逻辑。

我们会在稍后深入讨论物理主义者手头可选的立场。然而现在，我们还是回到灵魂论。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个观点看来，只要是同一副灵魂，我就仍然是我；如果灵魂改变了，那么就不是我了。考虑一下以下的可能性：假设在周末的时候，周日凌晨3点，上帝在我熟睡时把我的灵魂换成了另外一副。他把那副新的灵魂塞进了我的肉体，然后把我所有的记忆、信念、欲望和意图都给予了那副作为替换的灵魂。假设上帝造就了这一切，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某人将会在周日的早晨醒来，说道：“嘿，今天真不错。今天能活着真好。今天又是谢利·卡根美妙的一天。今天是工作的好日子。”但是这里出了岔子。他自称是谢利·卡根，但他不是。根据灵魂论，那个人不是我。根据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那个人必须得有我的灵魂才能成为我。而在这个故事中，他并不拥有我的灵魂。假设我的灵魂在周日凌晨3点被毁灭了，上帝创造了一副新的灵魂，所以那并不是我。这里确实有一个人存在着，那个人刚降生不久，也许他会活得很久很久。但他和当前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我——谢利·卡根——并不相同。因为根据灵魂论，只有拥有我的灵魂才能成为我，而在我们的设定中，那是一副不同的灵魂。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上帝在周六晚上替换了我的灵魂，毁灭了原先的灵魂，那么我就死了，在周日早上醒来的那个人不是我。当然，他自认为是我。他自思自忖：“我和上礼拜写作哲学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但他错了。他和那个人不是同一个人，因为灵魂已经不同了。他已经错了，而且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发现这一点。他可以审视自己的信念、欲望、记忆，但根据灵魂论，这些都不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关键在于拥有同一副灵魂，而这是无从审视的。你无法看见灵魂以发现它是不是同一个。如果发生了我们假设的这种状况，在周日早晨醒来的那个人就不是谢利·卡根，不是在上一周曾写作哲学的那个人，然而他却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发现这一点。

现在你需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这种事情昨晚没发生在你身上？你今天早上醒来，想着自己还是同一个人，还是乔、劳拉、萨莉，诸如此类，还和昨天阅读此书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可你怎么弄明白呢？你怎么可能弄明白？如果上帝给你替换了一个新的灵魂，毁掉了原先的灵魂，然后把所有原先的记忆、信念、欲望、目标等都给了新的灵魂，那么昨天阅读此书的人就已经死了。现在阅读此书的人可没活到你的岁数，比如20岁、50岁，他在几个小时前才诞生，而你却没有任何途径可能发现这一点。

你如何弄明白，不仅仅要弄明白这样的事昨晚没有发生在你身上，更要弄明白这样的事不会每晚都发生、每时每分每秒都发生？上帝拽出了原先的灵魂，毁灭掉它，然后放进一个新的灵魂。说不定灵魂的寿命只有1分半钟！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根据灵魂论，人也将命如蜉蝣。肉体可以持续20年、50年、80年、100年，然而人却只能存活1个小时，或者1分钟，如果灵魂每分钟替换一次。而你将无法发现这一点。

这些质疑首先由英国17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他认为这个问题难以攻克，无法解答。[7]我们无法把这种提法当真，它说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得知，今天明天，此时彼时，这一分下一秒，我还是不是我自己，这不合情理啊。这并非是说这样的观点有任何不合逻辑之处，它并没有提出任何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说法。你只需要问问自己：“难道这就是个人同一性吗？就是说，我完全无法弄明白我是否从这一分活到了下一秒，从此时活到了彼时？”洛克认为这并非个人同一性的内涵，只要想到灵魂论所隐含的含义，你就没法把它当真。

请注意，这不是证明灵魂并不存在的论证。如果你觉得这一论证令你信服，它想要表达的是，即便灵魂存在，它们也不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这一论证并没有反对二元论，它反对的是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所以我们得问自己的是，我们还有什么可取的主张？还有什么更好的提议？还有什么可能被我们指认为形而上的黏合剂，亦即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

肉体论（The Body View）

如果要另辟蹊径地去思考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最自然而然的替代提议便是：关键在于拥有同一具肉体，而不是拥有同一副灵魂。我们把它叫作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the body theory of personal identity），或者简称为肉体论。请注意：即便你相信灵魂的存在，也不妨碍你接受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二元论的规则中没有任何一条否定如下观念，即在时间跨度中保持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是拥有同样的肉体。因此，即便你相信灵魂的存在，你仍然能够接受肉体论；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你不相信灵魂的存在，那么除了接受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你别无选择。

真实情况是，这一论断表面上具有欺骗性。对于物理主义者来说，除了肉体论以外还有别的主张可以采用。稍过几页，我们就会讨论这一主张，但首先，我们将条分缕析地考察肉体论。

在这个理论中，个人同一性的奥秘在于拥有同一具肉体。现在，我想你一定记得，在本章的前面，当我讨论如果我要活过这个周末需要具备哪些条件时，我一直指出那天是周四。假设那已经是昨天了，你现在读到的文字，是我在新的一天，即周五写下的。我们提出以下问题时需要更谨慎一些：我像刚才那样描述这个情况，是正确的吗？如果我说我和周四写下那些文字的人是同一个人，我正确吗？

根据肉体论，答案取决于当前正在写下这些文字的这具特定肉体，即这堆特定的肉与骨，和昨天写下那些文字的那具肉体是不是同一具。如果它们是同一具（顺便说一下，当然是同一具），那就是同一个人。所以，我正是昨天那个写着“个人同一性”的人，因为我和他拥有同一具肉体。这就是肉体论的观点。

此处和灵魂有所不同，灵魂是否替换了太过于神秘，根本弄不清楚，而要审视在场的是不是同一具肉体，就没那么深不可测了。尽管你并没有这么做，但你其实可以潜入我的房间，看着我的肉体入睡，直到第二天早晨醒来。你可以追踪这具肉体（follow the body），直到他坐下来开始输入这些文字。你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追踪这具肉体，并说：“嘿，你看，这和周四在写作的那具肉体是同一具。”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至少在原则上）在早先的例子中追踪汽车，然后说这是同一堆金属、线路、橡胶和塑料。我们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中追踪某人，确认他是同一具肉体。如果这是同一具肉体，那就是同一个人。这便是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

现在假设我们接受了肉体论，然后转向如下问题：我能否在死后继续存活？我能否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活？乍看之下，答案似乎必然是：“当然无法继续存活。”当我的肉体死去后，它就开始腐烂。它慢慢分解，变成微粒融进土里，诸如此类。我的肉体彻底分解要花去数年、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但一旦我的肉体死去后，它就不复存在了。既然我要继续存活就得有某人是我，而“某人是我”的条件是他拥有和我一样的肉体，那么我怎么可能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活？如果我要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活，那么我的肉体就必须依然存在，但它并不在场！所以，我没法继续存活。乍看之下，这便是应有的结论。

但是再看一看，肉体死亡后的继续存活至少还有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我只需把我的肉体复原，即让肉体复活。现在我不会深究我们是否该相信肉体复活确实会发生的问题，我不过是想提请大家注意，有一些宗教传统会教导并信奉这种可能性。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早期的基督教就有信条类似于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相信肉体复活将会在审判日这一天或之前发生。无论如何，神施行奇迹，把所有相关的微粒重新聚合，转化成我的肉体。我们肯定都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可能性，即到了审判日，同一具肉体就复活了同一个人。值得强调的是，即便我们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只要我们愿意认同肉体复活，仍然能相信死后，也就是肉体死亡后继续存活的可能性，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让我们再深入考察一下。如上的讨论，假设上帝在审判日重新聚合的肉体将仍然是我的肉体，这真的对吗？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对的。如果上帝把组成我肉体的所有特定微粒都集聚起来，以正确的顺序重新组装它们，比如把这个钙原子放到那个氢原子旁边，诸如此类，那看起来就应该是我的肉体了。（当然，关键在于上帝要以正确的方式重组那些微粒；如果他用一辆汽车的微粒重组我的肉体，那么得到的显然就不是我的肉体。）

以下这个类比会让你明白这些讨论的意义。假设我的表罢工了，我把它带到钟表匠处。为了清洁并修理它，钟表匠把它拆开。他拭去了齿轮上的锈迹（现在的手表里面还有齿轮吗？我们想象那是一只老怀表），清洁了所有部件，把它们擦亮又打光，然后再把整个表组装回去。一周后，我回来问：“我的表呢？”然后他把它递给我。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十分顺利。

现在再想象我对钟表匠说：“等等，伙计，没那么快。这不是我的表。它确实是由我的表全部同样部件构成的，那些部件确实都以我的表的顺序组装在一起，但它仍然不是我的表。”这么说听起来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在我看来，这个例子中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那就是我的表。（当然，我的表被拆开了一段时间。我们也许可以说，我的表在那段时间里并不存在，但我并不确定。令人高兴的是，它又被重新组装回来了。既然这样，那就还是我的表。）

如果在表的问题上这才是正确的说法，而且据我所见这确实是正确的说法，那么上帝在审判日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他可以拿着构成我们的微粒，它们已然散布在地球各处，然后重新把它们组装回去，说：“哈！这就是你的肉体。”如果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成真，那么，那将是我。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但我们还得顾虑另一个不同的例子，这个例子似乎与这个观念，即肉体可以分解又重组的观念相左。当代的形而上学者彼得·范·因瓦根曾提及过一个例子。假设我的儿子用积木搭出了一座精巧的塔，这座塔实在是令人惊叹。[8]他说：“妈妈回家的时候让她看看。”然后他就上床睡觉去了。在他睡觉后，我开始打扫房间，接着……糟糕！我把塔给碰倒了。我说：“天呐，他要生气了。我答应他会小心的。”我要做的便是拿起积木再把塔搭起来，我搭出来的塔和我儿子搭的有着同一个形状和同一种结构。事实上，我非常小心——也许每块积木都有标号——我让每块积木都回到了我儿子第一次搭塔时放的同一个位置。

好了，我搭（或者重搭）好了塔。我妻子回家后，我说：“看看我们儿子搭的东西。这是我们儿子搭的。”嗯，这听起来可不对。那不是我儿子搭的塔，那是我搭的塔。那是一座复制出来的（duplicate）塔。当然，如果我儿子醒来，我不告诉他真相，他也不会知道那是一座复制品。但是，当你把一座积木塔打散然后再一块块搭回去，那搭出来的塔和你开始搭时复制的那座塔就不是同一座了。这就是范·因瓦根的观点，我得承认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如果我指着那座塔说“这是我儿子搭的”或者“那和我儿子搭的塔是同一座”，那么我就说错了。

因此范·因瓦根总结说，如果你有一个事物，你把它拆开，然后再重新组装回去，你此时有的和你一开始有的就不再是同一个事物。即便审判日来临，上帝重组了所有微粒，复活了肉体，那也不再是你一开始所拥有的肉体了。如果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拥有同一具肉体的话，那么这将不是同一个人。审判日来临，我们得到的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副本，不是自己。这就是范·因瓦根对肉体以这种方式复活的反驳。

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在考虑积木塔的案例时，我发现自己倾向于认同范·因瓦根的观点，认为那不是我儿子搭的塔；但在考虑表的案例时，我发现自己认为那是同一块表。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邀请你来思考一下这两个案例，然后问问自己，我们应该采纳什么样的观点。当然，对于那些认为前后两座塔是同一座的人来说，这里不存在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表和积木塔两个案例中，重组后的事物仍然是同一个。由此，如果我们重组肉体，那依然是同一具肉体。同样地，如果有人认为范·因瓦根关于积木塔的观点是正确的，基于此也认为他可以就表得出同样的结论，即重组后的表不再是同一块表，那也不存在任何问题。这样的人简单地认为肉体复活不能塑造同一具肉体，审判日醒来的也就不再是我了。

倘若你像我一样，在表和积木塔这两个案例上持不同的观点呢？我们能否在案例之间找出些重要的区别，说你重组一块表时，表还是同一块表，而你重组一座积木塔时，它就不再是同一座塔了呢？显然，一个重要区别并不足以支撑这种主张，我们需要一个充分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这两件事物在重组的案例中以不同的机制运作。然后我们当然还应该深入考察肉体复活的案例：重组一具肉体到底更像表的案例，还是更像积木塔的案例？

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清楚这些案例的最佳结论是什么。我倾向于认为：重组表，还是同一块表；重组积木塔，就不再是同一座塔了。也许其中有某种区别，但是我并不清楚。我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来说明这种区别，由此我也没法断定，一具重组的肉体到底是同一具肉体还是不同的肉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形而上学的难题等待着任何对阐明同一性理论有兴趣的人去解决。

一旦我们能阐明这一形而上学的理论，看似还是有可能去断定说，复活的肉体将会是同一具肉体。所以，我假设至少存在着肉体复活发生在我身上的可能性。

当我们接受肉体论时会得出什么结论？死后还可能有人存活吗？我还能够在自己的肉体死去后继续存活吗？就我所见，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这条求知路上挡着一些未解之谜，令我看不透去路。我得提醒你，这并不是说我相信审判日将会来临，而上帝将在那一天重组人们的肉体，但至少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可能性。

我们来完善一下肉体论。根据这个理论，同一个人得拥有同一具肉体。当然根据我们对日常事物的考量，我们知道事物要保持同一性并不需要在每一个最细微的部分都保持同一。我已经提请你注意，我每次开车都会从我汽车的方向盘上刮走许多原子，但这没问题，它仍然是同一个物理对象。即便损失了一部分，也完全无损于方向盘的同一性。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肉体。当你被太阳晒伤时，你的皮肤会脱落，你会失去你肉体的一些原子，但这并不要紧，你还拥有同一具肉体。如果肉体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即便我们常常得到或失去原子，也无须在意。

现在设想某人减去了大量的体重，她的感受也不同。人们对待她的方式有所不同了，她甚至可能感受到自己有所不同了。我们甚至可以不太严谨地说，仿佛她已是“一个全新的人”。但严谨说来，我们并不认为她真的成了一个全新的人。这可不像我们说：“可怜的琳达，她去那个水疗会所减了50磅（约22千克。——编者注）后死掉了。活着的是另一个拥有琳达所有儿时记忆的一个仿造者。”我们并不会说那是“一个不同的人”。我们会说：“那是同一个人，她减了很多体重。”

显然，这对肉体论并不成问题，就肉体论而言，问题在于是否为同一具肉体。那仍是琳达的肉体，即便她减去了那么多体重。同样地，你在吃完晚饭后也仍然是你的肉体，即使一些新的微粒被你的身体吸收了，而它们之前并不在你的肉体中。因此，肉体中发生的一些改变，完全无损于肉体的同一性。

当然，这不意味着所有改变都适用。假设琳达上床睡觉，而我们在夜半时分把她的肉体分解成原子，然后给她放上一具新的肉体，那就发生了百分之百的改变，这显然就改造得过头了。但是，一些相对细微的改变是可以接受的，体重减少导致的较大改变看起来也不成问题。

什么样的改变会影响肉体的同一性，什么样的改变则不影响呢？尤其是我们如果把肉体当作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认为肉体的各个部分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比如你减去很多体重，减去了你肚子上的肥肉，那不成问题，你还是同一具肉体。

这里还有一个我喜欢用的例子。在《星球大战》电影中，黑武士亮出他的光剑，砍下了天行者卢克的一只手。“卢克，我是你的父亲。”黑武士缓慢庄重地说道。“不！”卢克尖叫道，他的手就唰地落了下去。但在紧接着的下一幕中——这总是令我惊叹不已——卢克的肉体接上了一只人造手，然后他们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没人说：“噢，可怜的卢克。当黑武士砍下他的手后，他就死了。”

显然，并不是肉体的所有部分都至关重要。你在失去一只手后仍然能够继续存活，身体还是同一个，除却它少了一只手。假设黑武士的光剑对准上面砍下了卢克的整条手臂，那么卢克还是他自己，那还将是卢克的身体；或者做更坏的假设，黑武士砍下了四肢，那么卢克还是他自己，因为那仍然是卢克的肉体，即便它没有手臂也没有腿。

那么，身体到底哪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呢？现在假设卢克的大脑被毁坏了，在我看来，我们就会做出非常不同的论断了。假设黑武士使用原力——当然是黑暗面的原力——把天行者卢克的大脑变成了豌豆汤，我认为我们会说：“唉，卢克不在了。”即便他们事后给他配上一个人造大脑，一个替代大脑，然后接通大脑和身体，那也不再是卢克了。

所以，肉体论的一个改良版本如下。根据这个版本，考虑个人同一性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拥有同一具肉体，但并非肉体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肉体最重要的部分是大脑。为什么是大脑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脑这个身体器官是我们所谓的人格（personality），即你的信念、欲望、记忆、恐惧、野心和目标等的居所。它们被容纳在大脑中。所以，大脑的这一部分是肉体保持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

这便是我倾向的肉体论的最佳版本。我们可以零星地在各处找到这个想法，即“大脑即关键”的例子。让我来和你们分享一个。这是我兄弟几年前从网上找到并发给我的一个段子。据说它来自一场真实的审讯，其间一位律师盘问了一位医生。我并不知道这个段子是真的，还是什么人捏造出来的，但据称它是真的。

问：医生，在你验尸前，你查验过脉搏吗？

答：没有。

问：那你查验过血压吗？

答：没有。

问：那你查验过呼吸吗？

答：没有。

问：所以，当你开始验尸时，病人还有可能活着了？

答：不可能。

问：医生，你凭什么这样肯定？

答：因为他的大脑放在我桌上的罐子里。

问：即便如此，病人是否还有可能活着？

答：是有可能，他可能在哪里活着当律师。

这个段子好笑之处在于，那个律师显然是个白痴。可为什么这个律师“明显”是个白痴呢？因为我们都认为“失去一只手，人可能还活着；失去一条手臂或一条腿，他也许还活着；但失去大脑，他就肯定活不下去了”。这甚至称不上是哲学证明，它表明的不过是我们深信身体的关键部分是大脑。

我们来思考一下持有这种观点的含义所在。假设我们采纳了肉体论的这个版本，而我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我们就在这里取出了我的肝脏，然后把琼斯的肝脏放进我身体。那么，虽然我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但我还是我自己。再假设我们取出了我的心脏，然后把琼斯的心脏放进去。那么，虽然我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但我还是我自己。再假设我们取出了我的肺，然后把琼斯的肺放进去。现在我接受了肺脏移植手术，可我还是我自己。最后，假设我们取出了我的大脑，然后把琼斯的大脑放进去。我接受大脑移植手术吗？不是的！事实上是琼斯接受了肉体移植手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躯体（torso）移植手术。如果我们接受肉体论的这个版本，就会认为，肉体保持个人同一性的关键部位并不是同一具躯体，而是同一个大脑。正如我们接受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就会说“追踪你的灵魂”（follow the soul）一样，如果我们接受个人同一性的肉体理论之大脑版本，就会说“追踪你的大脑”（follow the brain）。同一个大脑，同一个人；不同的大脑，不同的人。

正如我所说过的，我认为这可能是肉体论的最佳版本，但并非所有肉体论者都同意这个观点。比方说，有些肉体论者就认为肉体的关键部位是躯体。[9]所以，你如果你想要追踪自己，就得追踪躯体，而不是大脑。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至少就我接受肉体论的基调而言，我倾向于认为你应该追踪大脑。即便躯体论者认为当你接受大脑移植手术时，你其实接受了大脑移植手术，因为躯体还是同一具；但在我看来，当你接受所谓的大脑移植手术时，更合理的说法是另外那个人接受了躯体移植手术。如果你要追踪自己，你就得追踪大脑。

那么多少比例的大脑是必须的呢？我们是否需要整个大脑？也许不是，毕竟我们已经发现，其他肉体部位并不是人格居所的必要部位，我们并不需要追踪它们。我们可以自问，我们需要用整个大脑来容纳人格吗？

科学研究表明，大脑中有很多冗余部分，即便失去你的一部分大脑，你仍然是一个正常运作的人；尤其，左右半脑间有很多冗余部分。这是否意味着你可以毁掉半个大脑，却不会影响人体的正常运作，也不会导致你丧失自己的人格？可悲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左右脑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冗余的。

但是，我们假设确实有一半是冗余的。就像科幻小说中一样，设想我们的演化使一半大脑变作了备用安全器官，任何一半大脑都足以保证我们正常运作。现在，我们再深入考虑一下大脑移植手术的情况。

版本一：一场事故牵连了史密斯和琼斯。琼斯的躯体毁坏了，但他的大脑完好无损；史密斯的大脑毁坏了，但他的躯体完好无损。我们取来琼斯的大脑，把它放到史密斯的躯体里，接回所有线路，然后某人苏醒了。他是谁？如果我们追踪大脑，那是史密斯的躯体和琼斯的大脑，所以苏醒过来的是琼斯。

版本二：发生了另一场可怕的事故。琼斯的躯体毁坏了，就像版本一一样，但这一次他的左半脑也毁掉了。令人高兴的是，他的右半脑完好无损。而史密斯的躯体还完好无损，但他的整个大脑都损毁了。我们把琼斯的右半脑放进了史密斯的躯体，正确地接通所有线路，然后某人苏醒了。他是谁？他是琼斯，因为我们追踪大脑。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追踪足以赋予你人格，即各种记忆、信念、欲望等的那部分大脑。要说一半大脑就足以赋予你人格，这可能不是真的，可假设一半就足够了，那么醒来的就是琼斯了。

所以，物理主义者可以这么说：“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肉体，保持个人同一性就在于保持肉体的同一性。”然后，我倾向于补充说，肉体论的最佳版本是大脑版本。这当然是物理主义者能够接受的一个立场，而且这个立场也可为二元论者接受。毕竟，即便灵魂真的存在，灵魂观也不一定推导出它们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虽然灵魂存在，但也许肉体的同一性（尤其是大脑的同一性）才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

这是物理主义者和二元论者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正如我先前提过的，物理主义者（对二元论者也是如此）可选的不止这一个立场。即便灵魂并不存在，我们也不必认为肉体的同一性才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我们可以认为，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人格的同一性。

人格论（The Personality View）

我们先回到洛克对个人同一性的灵魂理论的质疑中去。他要求我们想象一个灵魂不断被替换的案例，而其中记忆、信念、欲望、目标、野心和恐惧始终保持一致。即便灵魂确实不断地改变，我们也难以承认这个案例中的人不具有同一性。为什么我们这么肯定地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大略来说，因为其人格始终是同一个。

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肉体论。我表明过肉体论的最佳版本是大脑观，可它为什么合情合理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天行者卢克在失去他的手后就死去了？很明显，那是因为大脑是肉体中人格的居所。确实，我甚至还表明你可能并不需要整个大脑，只要足够的大脑就可以了。但是多少才足够呢？只要能存下人格就足够了。

假如我们认为此处真正重要的是人格，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直接这样来表述呢？为什么不说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人格？为什么不说假如某人拥有和我同样的信念、欲望、目标、记忆等，简而言之，拥有同一个人格，那他就是我呢？所以，这一新的提议认为，个人同一性的奥秘在于人格的同一性，而非肉体的同一性。我们把这个观点叫作个人同一性的人格理论（the personality theory of personal identity），或者简称为人格论。（需要说明的是，在如是陈述这个观点时，我把“人格”这个词用作一个术语，用来方便地指代信念、欲望、记忆、目标等的总和。）

现在，请时刻记着，这个新观点，即人格论，可以相容于物理主义。毕竟，我们没说过，为了拥有人格，你得拥有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作为物理主义者，我们可以说任何既定人格的基础在于以特定形式运作的肉体；即便如此，保持个人同一性的关键还是在于拥有同一个人格，而不是拥有同一具肉体。当然，拥有同一个人格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拥有同一具肉体。假如我们继续问：“那行使形而上作用的是什么？保持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即使肉体的同一性能赋予我们同一个人格，但个人同一性的根本仍在于人格的同一性。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获得人格的同一性？即某种不通过拥有同一具肉体就获得同一个人格的方式？也许有吧。假设我罹患一种可怕的疾病，医生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我，说我的病最终会把我的大脑变成豌豆汤。幸运的是，在病情恶化到这一步之前，他们可以取出我所有的人格，然后把它们植入一个人造的替代品大脑中。就像你可以拥有人造心脏、人造肝脏或是人造肾脏那样，你也可以拥有人造大脑，并把相关的人格刻录上去。所以，在我的大脑变成豌豆汤之前，他们会取来一个人造大脑，赋予其我的人格。它会拥有所有和我相同的记忆、信念、欲望、恐惧和目标。

显然，至少在今天，我们离做到这类事情还非常遥远。这不过是一个科幻故事，但它展示了肉体和人格如何能够分离。至少在原则上，我们似乎可以不通过拥有同一个大脑来拥有同一个人格。如果个人同一性的关键确实是人格的话，那么换过人造大脑的那个人将还是我。

不管怎么说，我要强调的是，即便我们是物理主义者，我们仍然可以接受个人同一性的人格理论。而作为物理主义者，我们当然会坚持说，这一切都有着物理的解释，即通常和肉体挂钩，以此来解释我们为什么有着自身的人格。但即便如此，个人的同一性的关键仍在于拥有同一个人格。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二元论者也可以接受人格论。比如相信灵魂存在的现代人格理论之父洛克，在他看来，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就不是灵魂。所以，你也许认为当物理主义者认为人格存在于肉体，或者基于肉体时，他就错了；因为你是一位二元论者，认为人格存在于非物质的灵魂。然而，即便如此，二元论者可以既不违背自身教义，又认同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并不在于拥有同一副灵魂，实则在于拥有同一个人格。我们再次回到洛克的例子。即便上帝每十分钟替换一次我的灵魂，只要他每次这么做时都把同一个人格刻录在替换的灵魂上，那个人就仍将是我。（所以情况就变成了，即便灵魂始终被替换，它也和上帝替换我部分原子那样无关紧要。）简而言之，个人同一性的人格理论既可以被二元论者接受，也可以被物理主义者接受。

现在我们来理一下思路，我们已经列举了个人同一性的三种基本理论，有灵魂论，有肉体论，还有人格论。我们还没有尝试——或者说苦苦尝试——在它们之中做出选择，但最终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我们会在下一章中做出选择。而现在，我们先完善一下人格论。

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如下观点：即便身体的一部分有去有来，我们仍然能够拥有同一具肉体。有些原子会加入，有些原子则会失去。天行者卢克失去了一只手，萨莉阿姨换了一个骨盆……但并不是所有的肉体改变都会产生新的肉体。（当然肉体在质的方面并不等同，但在数量方面是等同的，即还是同一具肉体。）

而在人格方面，我们的观点也是类似的。即便你人格的某些成分发生了改变，你所拥有的还是同一个人格。毕竟，我对“人格”的定义是信念、记忆、欲望、目标等的总和。我现在有的种种记忆很多都是我在10岁时没有的。比方说，我还记得我结婚的情景，而我在10岁时肯定还没结婚。那么，人格论者会说：“噢哦，这是一个不同的人格。那个曾经是孩子的人不再存在了。那个人死了。他结了婚，改变了记忆，就死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说法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非常短暂了。毕竟，我现在也有些“我”在2小时前所没有的记忆，还有些“我”在20分钟前，甚至15秒前所没有的记忆。如果每一段新的记忆都给你带来一个新的人格，且我们接受人格论的说法，认为拥有同一个人格是继续存活的关键，那么没有一个人可以活过几秒钟。

下面大概将是人格论的最佳版本，它不要求人格总是拥有同一套信念、记忆、欲望等的总和。相反，只要有足够的重合（overlap）部分就满足条件了，只要改变是渐进的就行。

你的人格可以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改变和发展（evolve）。当我还是个10岁的孩童时，我也有特定的欲望、回忆、信念。随着年岁的流逝，我获得了一些新的记忆，也失去了一些过去的记忆；我对某些事物改变了看法；我获得了新的信念，同时也失去了一些过去的信念；我的目标也发生了改变。比如说，当我10岁时，我想长大后成为一名垃圾清理工。（那是我选的第一个职业！）但在成长的某个阶段，我放弃了那个目标，不再想成为一名垃圾清理工。同样地，当我10岁时，我对幼儿园有着历历在目的记忆，而现在我对幼儿园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但这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它是渐进的。因此我的记忆、信念、欲望始终都在改变，但关键的是，它们都渐进地改变着。比如说，我在人生中失去了很多记忆，但它们从来都不是突然一并丢失的。我的人格随着年岁的流逝而缓慢地发展着。所以，当人格论者认为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在于拥有同一个人格时，他们的意思并非是说你得拥有完全相同的一套信念、欲望等，而是同一个缓慢发展中的人格。

我们来看一个类比。假设我有一条绳子，可以从房间的一头一路拉到房间的另一头。这当然是单独的一条绳子，这一头和另一头是同一条绳子上的。而绳子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如你所知，绳子基本上是一捆纤维，这些极细的纤维以特定的方式编织在一起。有趣的是，那些纤维本身其实没有那么长。它们可能有几英寸长，至多一英尺长。所以，没有任何一条单独的纤维可以一路拉到头；或者，即便有少数几条确实一路拉到头了，但大部分纤维并非如此。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问：“啊，所以头尾并不是同一条绳子吗？”不是的，我们完全不必认同这样的说法。我们所认同的其实是，只要这些纤维以互相重合的模式延续下去，那么就是同一条绳子。在某些点，一些纤维就到头了，但大部分的纤维仍在继续延伸，一些新的纤维又会加入，它们也会持续一段距离；最终也许这些纤维到头了，但同时新的纤维一直在加入。我们可以让老的纤维截止，新的纤维开头，只要这一过程并不突兀，那么就还是同一条绳子。反过来想，我取出我的剪刀，从中间剪掉了一英尺，那么我们就得承认这不再是正确的重合和延续模式了。我们事实上将得到两条绳子：一条在这头，一条在那头。假使反过来说，正确的重合和延续模式依然存在——只要我没有去剪绳子，这就是我们原有的情况——那么，那就是同一条绳子，从房间的一头一路拉到房间的另一头，即便它没有一根纤维能够单独从头拉到尾延续着。

人格论者需要做出这样的类比。即便和10岁的时候相比，我没有或只剩下很小的一部分记忆仍然和那时相同，这并不成问题，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同一个人格，同一个发展的人格，只要其重合和延续的模式一直存在。新的记忆会加入，而有些记忆则会失去；新的目标会加入，而有些目标则会失去；新的信念会加入，而有些信念则会失去。即便有的话，也只是很少数的信念、欲望或目标会从小持续到老。但只要正确的重合和延续的模式一直存在，我们就拥有同样的人格。而根据人格论，保持人的同一性只要求我们拥有同一个人格。我们不必留存任何特定的信念、欲望或是记忆。

第七章　两种理论之间的选择

两个案例

在上一章中，我介绍了关于个人同一性的三种对立的理论：灵魂论、肉体论和人格论。但是，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因为我本身不相信灵魂，所以要说我不支持灵魂论，你们一定也不会很惊讶。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就变成选择肉体论还是人格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肉体和人格是形影不离的。至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有同一具肉体，就会有同一个人格，反之亦然。所以，两种理论都会说那是同一个人。再者，不论真假，如果你相信灵魂的话，你可能也会相信，这两种案例中讨论的是同一副灵魂。所以，普遍来说，在且仅在你有同一具肉体的时候，或者在且仅在你有同一个人格的情况下，你会有同一副灵魂（如果确实有灵魂的话）。简而言之，一般情况下，三种理论可能在判断你是否为同一个人的时候结论一致。

因此，如果我们想弄清楚三种理论中哪一个才是理解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就需要考察一些案例，也许那是稍许离奇的科幻小说情节。其中，肉身与人格不再形影不离。在我们要讨论的情况中，可以说肉体和人格天各一方。（因为我不相信人有灵魂，所以我不担心它们去哪儿了。）

接下来我要开始分析了。我会告诉你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最终你的身体处在一个地方，而你的人格待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请你去思考这两个最终产物（resulting end product）到底哪个是你。一旦你决定哪个是你，就能知道你接受的是肉体论还是人格论。

那么，指导原则是什么呢？这有点令人毛骨悚然：我要折磨两个最终产物中的一个。（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个科幻故事。）我会问你，你想让哪个被折磨？或者更恰当的说法是，你想让哪个不被折磨？我会假定，对你来说，不被折磨才是迫切的！那么，通过了解你想保护谁，将有助于我们发现你认为哪一个是你自己。

当然，我必须确定你的思维方式正常。我不认识你，但你很可能是一个正派、有同情心的人，而且你不想任何人被折磨。如果我对你说：“啊，我要折磨那边的琳达。”你很有可能说：“别，别。不要折磨琳达。”像我说的那样，你是一个足够正派的人。不过，如果我对你说：“我要折磨你。”你肯定会说：“别，别！不要折磨我！”你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会存在某种细小的额外的东西，对吧？

当我在讲故事时问你：“好，你想谁被折磨，这个人或那个人？”我请你考虑那个细小的额外的东西，我要你从一个我们都熟知的独特的利己主义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必须有人被折磨，你希望是哪个？你真正关注的人是谁？这就是引导我们在两种对立的理论间做出选择的原则。

那么，请先把折磨别人或者同意折磨别人而可能产生的道德顾虑暂时放到一边。现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相关的想法是这样：如果我把你和一个陌生人拖到我隐秘的实验室去，然后问你想让我去折磨谁，你或者那个陌生人？你的回答应该是折磨那个陌生人。“让那个人受折磨”应该是你的答案，你说：“别折磨我。”我希望你可以这么来思考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然而事实上，我要讲的故事是关于我自己的，即谢利·卡根。这样我更容易进入角色。但是，像往常一样，我想请你在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身临其境地代入自己，这样可能更容易触发相关的直观反应（intuition）。

好，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一种案例。[10]疯狂的科学家劫持了我，他说了以下的话：“你可以看出来，我已把你囚禁了。如果你往那边看，在实验室的另一端，你会看到我的另一个囚犯，琳达。为什么我要劫持两个人呢？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意识转移机器，我准备试试这个机器。我要把你们俩跟我的机器接通，然后互换意识。更准确地说，我要这么做：首先，我将读取你大脑中的记忆、信仰和欲望（等等），接着把你的大脑完全‘擦洗’干净，不留下你之前的信仰和欲望一丝一毫的痕迹。然后我将读取琳达大脑中的记忆、欲望和信仰（等等），也擦洗干净。接下来我要把琳达的记忆和信仰等电子传输到这儿，植入这个大脑，也就是你的大脑。然后我将你的记忆、信仰等移植到那边琳达的大脑里。当然，我进行这些程序之前会让你俩昏迷。你以为我是什么，恶魔吗？但是接下来，之后你醒来的时候，你将在那儿醒来，在琳达的身体里。”

疯狂的科学家接着说：“想想你在那儿醒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吧，就在实验室的另一端。起先你会很困惑。你会说，‘我在这个新的身体里做什么？我的胡子怎么了？我为什么会用女人的高音说话？’但最终你会缓过神来。你会说，‘哦，我知道了，是这个科学疯子劫持了我，他还置换了我们的意识。不会错的，我，谢利·卡根，栖居在琳达的身体内。我想那个机器确实管用！’哦，对我来说，那将是多么辉煌的时刻啊！”疯狂的科学家哈哈大笑：“我的所有努力都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我理解他说的话的时候，疯狂的科学家停了一会儿。我最后明白他的意思了。在他对我俩进行操作之后，我们会醒过来。处在这儿的人将拥有我的身体——谢利的身体——和琳达的人格，那个人会想：“我——琳达——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怎么会有胡子？我怎么会到谢利的身体里了？”在那儿醒来的人，就在实验室远远的另一端，将拥有琳达的身体和我的人格，即谢利的人格。那个人会想：“哦，我猜我——谢利——终究还是被传输到琳达的身体里了。”

一旦科学疯子确信我弄懂了，他总结道：“那么一旦传输结束，我就会折磨你们中的一人。毕竟，我不只是一个科学疯子，还是一个邪恶的科学疯子。我会折磨你们中的一人。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大度而邪恶的科学疯子，我会给你一个选择。告诉我，我应该折磨谁。由你决定。”

现在，在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再一次请你们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思考，所以是你们遭遇所有的事情。我发现我想说：“当置换结束，折磨在这边醒来的人（谢利的身体，琳达的人格）吧。”所以，对我来说这就相当清楚了，我会在那边醒来，在琳达的身体里，因为发生的一切而感到害怕，因为琳达受到折磨而害怕，但至少会因为不是折磨我而高兴。这就是我思考这个案例时的直观反应。

毕竟，试想一下，假如他确实折磨了在那边醒来的人，那个人就会想：“我是谢利·卡根。我怎么落到这个诡异的境地？我在想他是否真的可以……哦，疼，疼啊！不能再疼下去了！让它消失！”我当然不希望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相比之下，如果这边的这个人受了折磨，也许会很恐怖，但是至少没人会私下想：“我是谢利·卡根，我感觉好疼。”所以，我希望是这边的这个人被折磨。

想想那种直观反应的含义。我一直在说我，谢利·卡根，会在那边醒来。因为，在置换意识后，我希望在那边的人是安全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人是我，即在琳达原来的身体里醒来的那个人。谢利·卡根原来的身体会留在这儿。因此，肉体并不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而人格才是关键。因为那儿的那个人将拥有我的人格——谢利·卡根的人格——我成长于芝加哥尔后成为一名哲学家的记忆，我希翼我的孩子会怎么怎么样，我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向妻子解释这件事，等等。简而言之，如果那儿的那个人将是我——而且这确实是我的直观感受告诉我的——那么我赞同的就不是肉体论，而是人格论，它给我们以正确的个人同一性的描述。

你的直观反应是这样的吗？或者说，当你讲述这样一个涉及自己的故事时，你有相应的直观反应吗？我认为大多数的人都会。如果你也会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你直观上觉得合理的是个人同一性的人格理论。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不同的案例。这是另一个我们要思考的例子。疯狂科学家再次劫持了我和琳达。他告诉我说：“谢利，我有些消息要告诉你。我要折磨你。”我说：“不，不要！求你别折磨我！求你了，求你了，不要折磨我！”他思量了一下，回答说：“嗯，要知道，我在做疯狂的科学实验。这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要折磨你。不过我是个大度的科学疯子，在我折磨你之前，我会让你失忆。我要将你大脑的记忆完全清除，这样你就记不得你是谢利·卡根，也记不得你是在芝加哥长大或者决定成为一名哲学家，还有你结婚生子的事了。事实上，我不仅会清除你的记忆，还有你所有的欲望、信仰、目标和恐惧，一切都会被清除得干干净净。在我折磨你之前，你将完全丧失记忆。这感觉好点儿了吗？”

没有，我没有感觉好点儿。我依然会被折磨，现在只是雪上加霜罢了。我不仅会被折磨，还会失忆，根本没有任何安慰。“好了，”他说，“我让你好过点儿。我清除你的记忆之后，在折磨你之前，我会让你发疯，然后让你相信你就是琳达。我一直在研究她，她就在实验室的远远的另一端。我一直在观察她的脑电波，研究她的心理，现在我知道她所有的信仰、欲望和记忆。我将把这些传给你，我会迷惑你，让你相信自己是琳达。你将拥有琳达在宾夕法尼亚长大的记忆，你会记住她的家庭，而且像琳达一样，你想成为一名深海潜水员，等等。你会想，‘哦，我——琳达——在这儿了，又一个棘手的情况’。之后，我才会折磨你。现在开心了吧？”

不，我现在不开心。首先，我还是会被折磨；其次，我会失忆；再次，他要让我发疯，迷惑我，让我以为自己是琳达。这完全没有任何安慰作用。“好，”他说，有点恼了，“你真是不可理喻，只能这样了。你发疯后我会迷惑你，让你以为自己是琳达，然后我会对琳达做一样的事情。我会清空她的大脑，让她发疯且相信自己是谢利·卡根。我会给她你的记忆、信仰和欲望。这样我折磨你总该行了吧？”

不，不行。他要让我受折磨、失忆和发疯就够糟的了，让另一个人也同样失忆、发疯，实在好不到哪里去。不管怎样，我还是不想让他折磨我！如果他一定要折磨谁的话，我宁愿他折磨她。我知道，这样想不是很好，但是在无法同情别人的状况下，这确实是我的反应。不要对我这么做，对她；不要折磨我这个身在这儿的人，折磨身在那儿的人，不幸的是，她会疯狂到以为自己是谢利·卡根。

这就是我思考第二个案例时的直观反应。而且我猜，如果你来讲述这个涉及自己的故事，也会有同样的直观反应（或者说，相应的直觉反应）。但是，思考一下这对个人同一性理论的意义。我并不想让在这儿醒来的人被折磨，因为我认为那会是我自己。但这个人如果是我的话，那么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不是人格。毕竟，在这儿醒来的人不会有我的人格，即谢利·卡根的人格。是的，谢利·卡根的人格会到那边去，留在这里的不是谢利·卡根的人格，而是他的肉体。如果我不希望在这儿醒来的人受折磨，就意味着我当然相信个人同一性的肉体论。所以，要追踪某个人，你要追踪的是其肉身，而不是人格。（即使疯狂的科学家置换了我们的人格，他折磨的依然是我。）这是我思考第二个案例时的直观反应。

情况是，从哲学的角度看，我们现在确实遇到一些麻烦了。当我们思考第一个案例的时候，直观反应似乎认为人格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但是当我们思考第二个案例的时候，直观反应貌似又说肉体才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的两种直观反应互相矛盾。至少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思考两个案例时确实有那样的反应。所以，我就遇到了一个哲学问题：针对同一个问题，两个不同的案例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同样相反的直观反应，那么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问题比上面提到的还要严重。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的话，就会看到我们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同一个故事被讲了两遍。毕竟，两个案例中，在各种意识清除和置换操作之后，折磨开始之前，在这边醒来的都是谢利·卡根的身体和琳达的人格，在那边醒来的都是琳达的肉体和谢利·卡根的人格。然后我们被问到，希望这两种最终产物谁受折磨？其实，完全是同一个方案。我只是把故事说两遍，强调不同的元素来操纵你的直观感受，但它们完全就是同一种情况。

很明显，不可能在一种情况中我们该追踪肉体，而在另一种情况中我们该追踪人格。这不可能是对的！如果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个故事，这就不可能！

要弄明白这些非常困难。这两种互相矛盾的直观反应，我们要选择相信其中一个，有什么样的理由呢？选择哪一个？为什么？

下面是一个有趣的提示：在这两个案例中，我的反应就好像肉体论和人格论是脱节的，因为两个人的身体都保持原位不动，而人格被置换了。但是有可能这并不正确。毕竟，我之前曾提议说最好的肉体论版本可能是大脑论，在这个理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躯体发生了什么，而是大脑发生了什么。有人可能会说，当疯狂的科学家把我的人格装进琳达的身体时，他必须调整琳达的大脑，让它更像我的大脑。那么，搞不好在这个过程的最后，真的是我的大脑在那边，在琳达的体内！如果是这样的话，人格论和肉体论（至少是肉体论的大脑版本）应该一致认为我会在那边醒来，带着我的人格和大脑一起。那么，这可能给我们以理由去支持如下的结论：我在两种案例中都移动了——因为在两种案例中我的大脑和人格都被移动了——这证明了两种直观反应中，第一个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个提示说明当我思考第二个案例的时候，我过于在意我躯体的位置，对大脑的位置关注不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不再考虑第二个案例中产生的直观反应。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有趣的提示。但是我认为它是错的！我认为说我的大脑被移动了，这并不正确。假若你问我：置换意识之后，谢利·卡根的双腿在哪儿？它们仍在这儿。我的心在哪里？还在这儿。那么同样，我的大脑在哪儿？也还在这儿。毕竟，疯狂科学家做的并非是打开我的颅骨，把我的大脑取出来。不是的，整个过程是电子传输的。他没有换掉琳达的大脑，他只是改变了它的程序。

下面这个类比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想一想计算机和保存在该计算机上的程序及文件之间的区别。某个人的人格有点像某种特殊的程序和数据文档。疯狂科学家做的实际上是完全清除了琳达硬盘上的内容，然后从谢利·卡根的电脑上下载了各种程序和文件，但是中央处理器和硬盘不变。在我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

当然，在传输之后，琳达的大脑确实在某些重要的方式上跟谢利·卡根的大脑（传输前）是相似的。但是，如果我们问谢利·卡根的大脑最后会在哪儿，答案仍旧是在这儿，它一直在的地方，而不是在那儿。

因此，在我们的故事里，身体的确是原地不动的（包括大脑），而人格是移动的。因此，两种个人同一性的理论，即肉体论和人格论，在关于哪个最终产物是我的问题上的确有分歧。但问题是，当我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确切来说，这取决于我怎么讲述这个故事——尽管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二者看起来完全是同一个故事。

结果是这样的。至少对我本人来说，思考这“对”案例并非真的那么有帮助。如果我们要在肉体论和人格论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也许我们需要考虑另一种不同的论证。

复制

如果要在对立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另一个独辟蹊径的方法是以反驳人格论开始的。这个观点认为人格论似乎存在某种我们无法接受的含义。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应该舍弃人格论，转而接受肉体论。

反驳如下（也许你已经知道了）。根据人格论，某个人是我取决于他是否有我的信仰、记忆等。比如，我相信我是谢利·卡根，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当然，我并不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那么让我们戏剧化一点儿，来想一下拿破仑。或许你读过这种故事：时不时就会有个疯子认为自己是拿破仑。想象一下，现在密歇根精神病院里有个人有了这个想法：“我是拿破仑。”那么，反驳观点是：显然这个人只不过是疯了，对吗？他不是拿破仑。他是大卫·史密斯，在底特律长大，疯狂地以为自己是拿破仑。但是，根据人格论的说法，他真的就是拿破仑，他有着拿破仑的信仰和人格。所以，这一反驳的结论是：因为这样说很明显是不对的（他不是拿破仑），我们应该否定人格论。

别那么快下结论。人格论并没有说一旦某个人拥有我全部人格里的一个元素就是我，拥有同一个信仰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你看，我们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这不足以让别人成为我。当然，相信“我是拿破仑”是一个更少有的想法。我假定你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当然也没有。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仑这么想，密歇根的大卫·史密斯也这么想。但是，那又怎样呢？根据人格论，一个想法，甚至一个非常罕见的想法，也不足以让某人成为拿破仑。要成为拿破仑，你必须要有完全相同的全部人格，也就是一个非常大且复杂的想法、欲望、野心和记忆的合集。

大卫·史密斯没有那样的合集。密歇根精神病院里的大卫·史密斯没有当皇帝的记忆，没有征服欧洲的记忆，也没有战败、流亡厄尔巴岛的记忆。他完全没有这些记忆。而且，拿破仑说法语，可大卫·史密斯不是！诸如此类，拿破仑所有其他的记忆、信仰、欲望、目标和打算他都没有。简而言之，大卫·史密斯并非真的拥有拿破仑的人格。

大卫·史密斯的案例并没带来麻烦，它并不是真正的人格论反例。因为人格论说的是，要成为拿破仑，你必须得有拿破仑的人格。所以，我们可以说，尽管大卫·史密斯认为自己是拿破仑，他实际上不是拿破仑，甚至人格论的支持者也能同意此结论。所以，这个例子并没有对人格论造成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改进这个例子。有些人格论的否定者可能会让我们想象，密歇根的那个疯子现在的确有了拿破仑的人格。他有加冕为帝、征服欧洲、战败等记忆；他讲着流利的法语，拥有所有拿破仑的想法、欲望、目标和恐惧。事实上，当我们这样设想的时候，既然在努力想象这个人真的有拿破仑的人格，而不是拿破仑和大卫·史密斯二者人格的奇怪混合体，那么最好也假设精神病院的那个人没有任何大卫·史密斯原先的记忆、野心或者目标。比如，他不记得自己长在底特律等。（拿破仑怎么可能会有长在底特律的记忆？拿破仑是在法国长大的！）那么，反驳观点会说，即使这个人的确拥有和拿破仑一模一样的人格，他仍旧不是拿破仑。所以，人格论是错误的。

这次，我们正确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这次，人格论确实必须得说这个人就是拿破仑。然而，我现在不那么确定这样说就是不对的了。

让我们从拿破仑的角度来想象这个情况。在19世纪，他被加冕成为皇帝，征服了欧洲，最终战败。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死在圣·海伦娜。真的拿破仑拥有所有这些生病和病入膏肓的记忆。光线渐渐暗淡，他失去了意识，然后他醒了过来——或者至少我们试着这么来描述——他在密歇根醒来。他想：“你好。我是拿破仑！”剩下的思想活动我将用英语写，但请想象他这么想的时候用的都是法语：“我是拿破仑！我在密歇根领土上做什么呢？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病得很重，在圣·海伦娜岛的床上睡觉。我怎么会到这儿？我想知道我是否有机会重组我的军队，然后征服世界。”

你能想象出这个场景吧。我们接着加入如下的细节：有个人在密歇根，但是现在他获得了一个人格，完全与拿破仑的人格连贯重合。

如果真是那样，我压根就不清楚说“他是拿破仑”是否不对了！我的意思是，那多奇怪呀。这样的事并不会真的发生，但我怀疑如果类似的事的确发生了，我们也许会说拿破仑以某种方式重生或转世了。通过某种“附身”的过程（我们可能这么说），拿破仑接管了大卫·史密斯的身体。以前它是大卫·史密斯，现在它是拿破仑。我发现自己觉得这么说可能是对的。

当然，这时候，有人可能担心我们操之过急。比如，这个人真的有拿破仑的记忆吗？这难以说清。毕竟，拿破仑——真正的拿破仑——经历过加冕，但这个人并没有。也许我们应当说他以为他记得登基为皇帝的经历，但那是假的记忆。其实那是幻觉，或者可能是错觉——是类记忆（a quasi-memory），如果你愿意这样想的话——但是不管怎样，他并非有真的记忆。要想有真的记忆，他必须得真正是那个加冕称帝之人。但他不是，拿破仑才是。

那么，这就是我们可能会说的，但在我们认定他不是拿破仑之前，还不应该这么说。毕竟，如果他真的是拿破仑，这些就不仅仅是类记忆，而是真正的记忆。如果你笃信它们不是真记忆，而是幻觉，那一定是因为你不认为他是真的拿破仑。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相信人格论。（但是谨慎起见，也许我们应该从类记忆的角度来阐释人格论，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先确定某个人是谁，然后决定他是否有相关的人格。）

为什么他不是真正的拿破仑？如果你认为他不过是个被迷惑的冒充者，而不是真的拿破仑，一定是因为你认为关键在于他没有拿破仑的肉体。至少，这是肉体论者希望你说的。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制造像拿破仑一样的人格，但这并不能达到目的。要想成为拿破仑，你得拥有拿破仑的肉体。

正如我所说，我不确定那样说是不是对的。假如密歇根的那个家伙有一个记忆（或者类记忆，如果你更愿意有所保留地如此表达），这个记忆来自拿破仑的生活，但他从未跟任何人说过此事，也从未在日记里写下过，也没有在任何讲话里提及。密歇根的那个人想：“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法国玩耍，我埋藏了自己的玩具小军刀。”假如我们开始在法国挖掘这个军刀，且肯定的是，找到了那把军刀！假如这个人熟知各种只有拿破仑自己才知道的事情，我发现自己在想，这样的话，他就可能真的是拿破仑。

或者，假如像拿破仑这样的案例每天发生。每隔几天，就有人被“附身”了，一个新的人格取而代之，原有的人格了无踪迹，且这个过程从未逆转。想象一下，若对于这整件事做出某种详细的物理解释，我们会说什么呢？如果这种事发生得足够频繁，我想我们很有可能会说一个“新”人——这个人的人格现已就位——已经接管了之前由另一个人占据的身体。我怀疑我们就不会追踪肉体，我们支持的是人格论。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认为拿破仑的例子有力地反驳了人格论。老实讲，基于各种直观反应我准备接受人格论，但我对这些直观反应并无十足的把握。尽管如此，思考这个案例也不会让我完全摒弃人格论。

但我们可以再改进一下拿破仑的例子！以前法国有个拿破仑，有他自己的记忆、信仰等。死神来了，他失去了意识。之前我讲了一个他在密歇根醒来的故事，或者至少他的人格以某种方式传输到了密歇根。但是，如果这种事可以在密歇根发生，我想它也能在纽约发生；如果既可以在纽约也可以在密歇根发生，我想这种情况在纽约和密歇根都可以发生。因此，让我们来想象一下，现在有两个人都有了拿破仑的人格，其中一个在密歇根，另一个在纽约。

呀！那么我们现在该说些什么呢？人格论对此又怎么讲？

我认为画图有助于我们厘清自己的选择。让我们画一幅拿破仑的人格来到密歇根的图，仅到密歇根。我完全不确定如何画人格，所以实际上画了一种小棒人；不过我所指的是人格阶段，而不是身体阶段（见图7.1）。在图的左半部分，我们看到的是拿破仑在欧洲时不断发展的人格。让我们假设，就在这条线的左侧，拿破仑的人格跟死前别无两样。然后在线的右侧，拿破仑的人格得以继续，只不过现在我们发现它到了密歇根！

图7.1

我可能应该在此提及一个观点，因为之前我对此不是很明确。就在线的右侧，当拿破仑的人格首次出现在密歇根的时候，这个阶段的人格当然跟线左侧的那个阶段非常相似，也就是死前的人格，其记忆、信仰、目标等几乎会完全一样，这两个阶段的人格将完全“吻合”。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人格当然会继续改变和发展。身在密歇根的那个人将继续学习新的事物，获得新的记忆，树立新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流逝，身在密歇根的那个人的人格阶段与身处欧洲的拿破仑的人格阶段，两者之间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但是，这对线右侧那个身在密歇根的人是且一直是拿破仑的主张，不构成任何威胁，很多支持人格论的人都赞同这个说法。毕竟，历史上真正的拿破仑其人格也是不断发展的。当然，需要记住的是，我们要把人格视为可以随着时间而发展的，可以允许它改变，只要不是特别突兀，有着相似的重合和延续模式。

既然我们想象，我们讨论的例子里确实有这种重合和延续模式，那么线右侧身在密歇根的人和线左侧的拿破仑有着相同的不断发展的人格，这种说法就是恰当的。当然，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接纳了人格论，不仅线左侧的，而且线右侧的也确实是拿破仑。这就是为什么我把所有不同的人格阶段，不管是线的左侧还是右侧，都用一个圈圈起来，以此来标注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同一个人，即拿破仑。

下面，让我们来想象一个新版本的拿破仑案例，除了密歇根的某人有了拿破仑的人格，纽约的某人也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见图7.2）。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图7.2

当然，如果没有密歇根的那个家伙，我——如果我支持人格论的话——就会在身处欧洲和纽约的不同人格阶段周围画一个圈，以标明在线的两侧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不断发展的人格。我会说：“哦，看呐，拿破仑在纽约转世了。”这就是基于人格论的说法，如果纽约的那个人是唯一在今天仍拥有拿破仑人格的人的话。

当然，问题是，我们现在设想的情况并不是拿破仑的人格只在纽约继续存活，也不是只在密歇根继续存活。而是，密歇根的某人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而且纽约的某人也有了拿破仑的人格。拿破仑的肉体在欧洲死后，如今他的人格有两份副本继续存活。那么，现在我们该怎么看？我们讨论的是几个人？一个？两个？还是三个？答案一点儿也不清楚，所以我没有画上圈去关联相关的人格阶段。在这个例子中，我们要讨论的是几个人就不清楚了。

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能怎么说？我想，一种可能性是说在纽约的人是拿破仑，在密歇根的不是。密歇根的那个人不过是个恰好拥有拿破仑人格的疯子。你可以那么说，但这样的答案很难让人接受，因为，看起来好像反过来说也合理：纽约的那个人不是拿破仑，密歇根的那个才是。显然，没有理由要偏爱纽约的人，就像没理由去偏爱密歇根的人一样。所以，说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不是，看起来不是有说服力的答案。这样的立场很难让人信服。

好吧，那么有别的可能性吗？我想另一种可能性是说他俩都是拿破仑！（见图7.3，我在该图里画了一个圈，目的是正确表达这个观点。）虽然够怪诞的，但拿破仑通过某种方式一分为二了。拿破仑现在有两个身体，二者均是同一个拿破仑的部分。现在重点是理解这个说法有多怪诞。这一主张并不是说现在有两个“拿破仑”，他们当然并不是完全一样（虽然他们暂时的心理状态可能非常相似）。不，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有独有的一个拿破仑。这个拿破仑曾经同一时刻只能身处欧洲的同一地方，现在却同时存在于美国的两个地方。一个拿破仑，将同时在两个地方继续生存，直到其中一个新身体死去。

图7.3

这看上去难以置信。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这个答案似乎违背了我们关于人类存在的基本概念。我们肯定会说，人不能同时存在于两个地方！但是，说不定我们需要摒弃那个形而上的说法。相反，我们也许应该说，正常情况下，人们不能同时存在两个地方，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因此，在我们的例子中，密歇根的那个人是拿破仑，纽约的那个人也是拿破仑——尽管这可能让人难以置信——密歇根的家伙跟纽约的是同一个人。纽约人和密歇根人实际上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仅此一人（a single person）。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事当然不会发生，但没准也可能发生。如果发生的话，我们也许就会说：拿破仑现在同时在两个地方。（那么，基于这种观点，图7.3所示的人格的所有阶段只构成仅此一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圈会囊括所有阶段，因为图中只显示了一个人。）

这也许就是我们应有的看法。但是尽管如此，正常情况下，我发现这样付出的代价过大。人不可能同时在两个地方。说人是贯穿时空的时空虫是一回事，而说人可能是Y型时空虫是另一件事。后者似乎违背了我们关于人之“存在”基本的形而上学理念。

然后，我必须警告你，这些选择中没有一个是那么有吸引力的。当我说“你并不想这么说，你并不想那么说”的时候，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想一想这个警告吧：你快没有可能性了，可选的立场都没那么吸引人。或许，这才是你最终想说的。

拿破仑在密歇根、不在纽约的说法似乎并不十分吸引人；他同时身处两个地方的说法似乎也没有非常吸引人。

但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吗？如果拿破仑不是两人中的任何一人，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谁也不是。这样的话，两人谁都不是拿破仑（见图7.4）。相反，我们得到了三个不同的人。拿破仑是一个人，一个最终在欧洲寿终的时空虫。另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目前身在密歇根的时空虫，一个是目前身在纽约的时空虫，但这两人谁也不是拿破仑。在我看来，这当然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吸引人的选择了。

图7.4

但是注意，如果我们这么说——二者都不是拿破仑，尽管他们都有拿破仑的人格——那么个人同一性的人格论就是假的，它被驳回了。我们会摒弃它。毕竟，人格论说，如果你有了拿破仑的人格，你就是拿破仑。但现在我们的观点是，就算这两人确实有了拿破仑的人格，他们也不是拿破仑。如果我们说二者都不是拿破仑，那么人格论（“追踪人格”）就是错的。但是，我们刚刚看到，“二者都不是拿破仑”的说法是所有选择里最好接受的。因此，我们必须摒弃人格论。

我想这就是正确的结论。人格论必须被摒弃，至少我目前所陈述的人格论必须被摒弃。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能改进它，也许我们可以在保留原有版本的精神的基础上修订它，并通过某种方式避免我们刚刚发现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认为可以改进人格论的最有希望的方法。人格论的支持者应该会说，我们过度简化并错误理解了情况。当我们说“追踪人格，如果你有了拿破仑的人格，就足以让你成为拿破仑”时，事实上，那样还不够。我们一直在讨论“分支”（branching）和“分裂”（splitting）的例子，此时就需要加入额外的条件。大致说来，我们需要说如果将来某人有了我的人格，那个人就是我了，但必须只有一个人得到了我的人格。如果你有了多个副本，比如通过分裂、复制，那么就变成谁也不是我。（更确切地说，如果将来的某个时候，多个人在其所处的阶段都拥有我的人格且不分伯仲，而这些人的阶段同时存在，那么所有人的阶段都不能算是我的部分。）

原有的人格论说，拥有相同的人格就足以说明是同一个人；在此基础上，新的版本加入了一个条件：没有竞争者，没有分支。新的版本说，有了相同的人格可以是证明同一个人的充分条件，但必须没有分支；如果有分支，那么分支中就没有一个是我。（可以用一些方法来改进这个说法，但是这对我们的讨论足够了。）

如果我们接受了禁止分支的规定，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原先的故事（密歇根的某人拥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而纽约没有这样的人）里，密歇根人确实就是拿破仑了，因为他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而且没有相关的竞争者。同样，如果纽约的某人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而密歇根没有，那个纽约人就是拿破仑，因为他有拿破仑的人格且没有竞争者。但是，在有分支的那个例子里，密歇根和纽约都有人拥有了拿破仑的人格，这违背了不能有分支的规定，所以我们只好说他俩都不是拿破仑。

如我所说，这对我来说似乎是现有的最佳的人格论改良版本。但我们仍需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可能相信这个修订版吗？我们可能接受禁止分支的规定吗？不幸的是，禁止分支的规定本身看上去就相当怪诞。

请思考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情况。当然，我跟上周在写这本书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根据人格论或者改良的人格论，这是因为我的人格相同。这个人上周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而且是哲学教授。我认为我是谢利·卡根，而且我相信我是个哲学教授。这个人上周拥有关于童年的各种记忆，我也有相同的记忆。他想要完成这本书，我也有同样的心愿。诸如此类，我们有同一个人格，所以是我。这就是人格论的观点。我的结论是：嘿，那是我。我知道你怀疑我是否可以活过周末。好消息是：我做到了。

我到底做到了没有？或许我应该问：“他做到了吗？”是的，上周这儿有个人（谢利·卡根），现在这儿也有个人；是的，现在的这个人拥有和上周在这儿的人一模一样的人格。但是，根据禁止分支的规定，我们还不能肯定我就是那个上周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确实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前，不能做出那样的判断。如果今天我是唯一拥有卡根的人格的人，那么很高兴地，我实际上和上周在写书的那位是同一个人，即谢利·卡根。但如果我不知道（假定你也不知道），现在密歇根有个人也拥有了谢利·卡根的人格，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样一来我根本就不是谢利·卡根！他也不是，我们谁也不是谢利·卡根。谢利·卡根死了。

那么，我到底是不是谢利·卡根呢？不幸的是，在知道密歇根的情况之前，我们无法做出判断！这看上去非常难以置信。要决定现在的我跟上周在写书的那个人是否为同一个人，似乎与密歇根正在发生的事没有关联（因为我是在康涅狄格州写下这些文字的）。直观反应告诉我们，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取决于上周写书的那个人的情况，以及今天为你写下这些文字的这个人的情况，也许还有一些关于那个人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跟密歇根发生的事无关！（或者，我们还可以这么说，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取决于早期的人所处的阶段、当下的人所处的阶段，以及这些阶段之间的关系，跟别的没有任何关系。）

我是谁这个问题怎么可能触及密歇根发生的情况呢？我跟上周写这本书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怎么会跟宾夕法尼亚，或者澳大利亚，甚至火星上发生的事相关呢？用哲学术语来说的话，同一性的本质似乎应当仅取决于我自身内在的（intrinsic）因素；或者，可以说，只取决于我的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它不应取决于外在的（extrinsic）外界因素，不应取决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禁止分支的规定，那就意味着，我们是否有某种同一性的确取决于别处发生的事。在禁止分支的规定下，同一性的界定就不再严格地由内因（internal affair）决定，部分得由外因（external affair）决定。正如我所说，这非常难以置信。如果你不想接受这种说法，看起来你当然就要摒弃人格论了。

裂变（Fission）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似乎已对人格论产生毁灭性打击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个问题是因为可能发生的复制而产生的，人格可以被复制——同一个人格同时存在多个副本——人格论怎么解释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唯一合理的说法是，如果发生了复制的情况，任何一个复制品都不是原来那个人，即使他们有同样的人格。如果要避免完全摒弃人格论，我们就要对其进行改进，所以采用了禁止分支的规定。但这种改进的问题在于，禁止分支的规定本身看来非常反直观反应，因为它将同一性变成了一个外因的事情，而不是严格的内因的事。因此，我们似乎真的要摒弃人格论了，人格论者不能找到可行的办法来解释复制的问题。

在人格论经历所有这些绝望的迂回曲折，应对复制问题又难以成功的时候，肉体论的支持者们度过了极好的旧日时光。我总是想象肉体论者站在这里，旁看所有的一切，大笑。“哈！”他们说，“你们这些可怜的笨蛋。个人同一性的人格论是不成立的，正因为存在复制的可能性，正因为人格可以被复制。（的确，如果可以复制成2份，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将其复制成100份、1000份甚至更多份呢！）”但是肉体不能分裂！肉体不能形成分支！所以，如果摒弃人格论，拥护肉体论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复制的问题避免得一干二净。思考一下肉体论者的说法。肉身不能分裂，它们不能分成几个部分或者分支。比如，你兄弟的身体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分裂成两个完全相同的身体，这就轻易地避免了困扰着人格论的问题。肉体论者无须思考要是一个肉身出现多个副本该怎么办，因为不可能出现多个副本。当然，也许会出现另一个肉身，它看起来跟我的非常相似，比如我有个双胞胎兄弟。然而不管另一个肉体跟我的多么相似，没有人能真正拥有我的肉身：与人格不同，肉身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未来某个人是否与我是同一个人，我们所需做的就是追踪这一个不能分支的肉体，看看它最终出现在哪儿。基本上，这就是一件很直截了当的事。

所以，偏向肉体论看似有极具说服力的理由。人格论无法解释人格复制的情况，但肉体论根本无须解释，因为肉身不能分裂。

至少，肉体论者可能会这么说。可真是这样吗？肉体论真的不存在复制的问题吗？肉身真的不会也不能分裂吗？这里的关键词当然是“不能”。毕竟，人格在现实中也不能分裂。尽管我之前一直在讨论科幻小说的例子，其中人格确实是可以分裂的（以至于最终拿破仑的人格出现了两个精准的副本），这个例子的确只能在科幻小说里出现。如果使用科幻小说去思考人格分裂的可能性是正当的，那么用这种方式去思考肉体分裂的可能性也就是正当的了。我们来试试看。

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熟知一些低级生物的肉体分裂。毕竟，阿米巴变形虫就会分裂。（当然了，阿米巴虫是一种特殊的单细胞有机体。）假如你有一只阿米巴变形虫，它活着，在某一时刻它开始分裂，它大体上是将自己拉开的（我不会去阐明生物学细节）。它将自己的两个半身拉得越来越开，直到——嘣！——原有的一个细胞成了两个细胞，阿米巴变形虫分裂了（见图7.5）。

图7.5

人类的肉体跟阿米巴变形虫不同，不可以裂殖。但是，也许生物学里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想象一下，明天我翻开《耶鲁每日新闻》，看见“耶鲁阿米巴研究中心”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家发现了如何以阿米巴变形虫的方式复制和分裂人类的身体，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质问肉体论，它要怎样应对这种情况。它该怎么处理肉体分支的问题？

但是，先不探讨这个例子，让我来介绍一个稍微不同的情况，这个例子在哲学文献中已被讨论过了。当我们讨论肉体论的时候，请回想一下，我说过，肉体论的最佳版本实际上并不需要拥有整个身体，只要有一样的大脑就足够了（“追踪大脑”）。但我们进一步推论说，也许我们甚至都不需要整个大脑，只需足够的能装下人格的大脑就行了（不管要多少）。最后，我让大家假设——实际生活中貌似并非如此——只要大脑的一个半球就够了。想象一下大脑的冗余部分足够大，即使你的右脑被毁坏，左脑的容量也足够保存所有同样的记忆、欲望、信仰等。当然，同样地，如果你的左脑遭毁坏，右脑也足够用。显然，这就意味着我要讲的不过是另一个科幻故事。但不管怎样，它思考起来是很有趣的。

那么，假设下周我会遭遇一个可怕的事故。我的身体受到毁灭，但是他们继续维系我大脑的生命，给它供氧，这样就可以用我的大脑和一些备用的躯体做极端的移植手术。（那些肉体打哪儿来呢？也许有些人——史密斯和琼斯——他们得了极为罕见的脑病，大脑突然液化。因此现在我们有两具备用的躯体可以使用。）不幸的是，脑移植手术失败率很高，因此为了谨慎起见，医生把我的大脑一分为二，将每个半球移植进不同的体内，他们认为这样能让我的存活率加倍。

图7.6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思路。图中央的是我，即谢利·卡根。我身体的大部分都盖在那个大叉下面，以表示我的身体已经被毁坏了。当然，颅骨里是我的大脑，至少这是大脑在移植之前待的地方。好了，下面一组外科医生取走了我的左脑，将其植入了琼斯的体内，如图的左侧所示。与此同时，另一组医生取走了我的右脑，将其植入史密斯的体内，如图右侧所示。两队医生都连接上了相关的“线路”（神经元、静脉、动脉等），然后他们开始等待。

图7.6

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手术大获成功！真是极大的成功，两个“最终产物”都醒了过来。拥有琼斯的身体、谢利·卡根的左脑的那个人醒了过来，拥有史密斯的身体、谢利·卡根右脑的那个人也醒了过来。现在我们要问的是，谁是谁？

我们需要以某种中立的方法来讨论这些人，因此让我们给两个最终产物命名，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把有谢利左脑的人叫作“小左”，把有谢利右脑的人称为“小右”。当然，我们要做的是分辨出小左和小右是谁！

手术大获成功，小左和小右都醒了。由于我们假定两个半脑都足够支撑我的人格，所以小左和小右都有了我的人格！因此，他们都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他们都记得（或类记得）在芝加哥长大，都相信自己已婚并育有三个孩子，还都想写完下一本书。诸如此类，他们拥有我人格的所有元素，都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但我们要问的是：按照肉体论的说法，哪一个才是谢利·卡根呢？

存在哪些可能性呢？一个可能性当然是说小左是谢利·卡根，小右不是；小右不过是个被迷惑的冒充者。但是，肉体论没有提供一个如此选择的理由。当然，小左确实得到了谢利·卡根的半脑，而且这样是“足够”的（也就是说，足够拥有谢利·卡根的人格），但小右也得到了谢利·卡根大脑的一半，似乎那也足够了。我们没有理由说小左是谢利·卡根而小右不是。当然，同样地，肉体论也没有提供理由，让我们认为小右是谢利·卡根而小左不是。

那么其余的可能性又有哪些呢？我想我们可以试着说他们都是谢利·卡根。那么，谢利·卡根继续快乐地生活着，不过现在他可以同时在两个地方快乐地生活了。毕竟，肉体论者会说，我的大脑有足够多的部分继续活着，只是现在它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继续活着；而只要拥有我大脑足够多的部分就足以成为我。所以，从现在起，谢利·卡根，这一个人，同时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假设小左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小右搬去了佛蒙特州，那么从现在起，谢利·卡根就身在两个海岸。

好了，我们可以那么说，但它看起来就是不太对。记住，现在的说法不是有两个人，他们很相像（非常像原来的谢利·卡根），但不是同一个人。不是的，现在的说法是小左和小右都跟谢利·卡根是同一个人，所以他们完全是同一个人。根据这种说法，只有一个人从这场事故中存活了下来，即谢利·卡根，只是他现在可以同时处在两个地方。这样的结论看起来难以置信。

那么，肉体论者还能有什么说法呢？也许我们应当说小左不是谢利·卡根，小右也不是。谢利·卡根在那个离奇、恐怖的事故中死了。尽管我们现在确实有两个人，小左和小右，每一个人都有半个谢利·卡根的大脑，以及谢利·卡根所有的记忆、信仰和欲望，但他们都不是谢利·卡根。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这似乎是选项中最能让人接受的。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这么说了，那么我们就摒弃肉体论了。因为肉体论毕竟说的是，要成为谢利·卡根，只要有足够的谢利·卡根的大脑就行了。在我们设想的例子中，小左和小右都有足够的谢利·卡根的大脑。如果我们断定他们谁都不是谢利·卡根——看起来这的确是最好的说法——那么我们就摒弃了肉体论！或者，稍有保留地说，基于我们目前讨论的情况，我们摒弃了肉体论。

你可能看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在我看来，目前对于肉体论者来说，只好添加——这毫不令人惊讶——禁止分支的规定！肉体论者要说：“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就是要拥有同样的身体，即同样的大脑，即足够多的大脑以保证人格得以延续，但条件是没有分支，没有分裂，没有相应的竞争者。”（我们又可以用“人格阶段”来更加精确地阐释这个条件，但这里就不麻烦了。）

我们刚刚讨论的例子在哲学文献里被称作裂变案例（因为有点像核裂变，一个大原子分裂成两个原子）。那么，假如肉体论增加了禁止分支的规定，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裂变的情况发生，就违背了禁止分支的规定。大脑分裂了，因此小左和小右都不是谢利·卡根，尽管他们都有足够多的我的大脑。

让我们来看一下与之相反的普通、平凡的例子。为什么现在的我和上周写这本书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呢？因为在我颅骨里的大脑（我看不到它，但我知道它在那儿！）跟上周写这本书的那个人颅骨里的大脑是同一个大脑。而肉体论让我们去追踪身体，尤其是大脑。在通常情况下，这就够了。但是，在特定的裂变情况下——分裂发生——光有足够量的大脑是不够的，所以小左和小右都不是我。

如果我们来改进肉体论，增加禁止分支的规定的话，那么这就是肉体论的看法。然而，这也恰好将我们带回已知的问题，即禁止分支的规定本身似乎就不合直观反应。如果我们最终接受了禁止分支的规定，那么我和上周写这本书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就取决于——在我无从知晓的情况下——周末是否有人移走了我的半个大脑，然后把它安在其他人的躯体上，对此事并不知情的我就被复制了。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据禁止分支的规定，如果有人移走了我的半个大脑，然后扔了它，那么我还是会跟上周写这本书的人是一个人；然而，如果他将其成功地植入另一个身体，我跟上周写这本书的人就不能是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是谁怎么能跟数里之外某一部分大脑的状况有关呢？同一性应该是一种内因的事，不是吗？

但是，如果你无法接受禁止分支的规定，那么作为一个肉体论者，你就陷入麻烦了。你遇到的麻烦跟人格论者一模一样。两种理论在涉及分裂的情况中都面临了一个问题，两种理论都可以通过设定禁止分支的规定来避免该问题，而且两种理论都得承认，禁止分支的规定确实不那么有吸引力。

事实是，分裂的案例既是肉体论的绝佳反例，也是人格论的绝佳反例。在事故发生前，谢利·卡根是一个拥有一整套信仰、欲望、记忆、目标等的人。在事故发生后，有了小左和小右，两者都有谢利·卡根的记忆、信仰、欲望和目标。大脑的分裂基本上展示了人格是如何分裂的，所以同样的情况给肉体论和人格论造成了同一个问题。我能想到的唯一的解决方法，至少是我能想到的，就是采用禁止分支的规定。如果你不喜欢禁止分支的规定，你还能有什么选择就不得而知了。或者这么说：你知道有哪些选择，就是不知道哪个选择更好。

在我们给肉体论和人格论排演问题的过程中，灵魂论者在户外玩了一天。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灵魂论者会说什么：“看呐，你们这些家伙，你发现自己因为分裂的问题，需要采用禁止分支的规定了吧，可这规定看着就愚蠢且不合理。我们现在都已看到，人格和肉体都可以分裂。但是，只要你醒悟过来，支持灵魂论，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因为跟肉体和人格不同，灵魂是不能分裂的。”

当然，你知道，我其实首先是不相信灵魂的，所以我无法去拥护灵魂论。但我们暂时别管这个了，假设确实存在灵魂，灵魂论真有优势吗？它真的可以避免复制和分裂的问题吗？我不确定。

让我们来问问灵魂论的支持者，他们会对裂变的案例说什么。离奇的事故发生了：我的大脑分裂了，一半装进了琼斯的体内，一半装进了史密斯的体内。手术之后，小左醒来以为自己是谢利·卡根，小右醒过来也以为自己是谢利·卡根。那么，灵魂论者怎么看这个情况？

记住，根据灵魂论，成为同一个人的关键在于拥有相同的灵魂。在我们讨论的普通例子中，比如，我和上周写这本书的人是同一个人，因为我拥有和他同样的灵魂。灵魂赋予今天打这些字的肉体以生命，现在这个灵魂跟上周赋予写书的那个身体以生命的灵魂是同一副。这就是为什么我前后是同一个人。

但是灵魂论者怎么看裂变的案例？我不是很确定，部分是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先看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之前我们有所触及但还未回答：灵魂可以分裂吗？分裂的情况给人格论和肉体论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基本上二者都可以分裂。但是灵魂又怎样呢？它们能分裂吗？

当然，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所以让我们两种情况都考虑一下。

第一种可能性：就像肉体和人格一样，灵魂也是可以分裂的。假设发生了灵魂分裂。我们开始只有独此一个灵魂，即谢利·卡根的灵魂，但在发生了奇怪的事故并做了神奇的手术这个过程的某个点上，谢利·卡根的灵魂分裂了。因此，小左的身上有了（或连接到他的身上）谢利·卡根的一个灵魂，小右的身上也有了（或连接到身上）谢利·卡根的一个灵魂。（当然，这里不存在不够量的灵魂；不，每一个都是完整的、运行着的谢利·卡根的灵魂。）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问自己：“根据灵魂论，哪一个是谢利·卡根？”到了这个时候，你当然可以将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一遍！比如，我们可以说，小左跟谢利·卡根是同一个人，小右不是，但是灵魂论里没有支持这种说法的根据。小左和小右各拥有谢利·卡根原来灵魂的一半且不分伯仲，所以没有理由说小左是谢利·卡根而小右不是。当然，同样地，也没有理由说小右是谢利·卡根而小左不是。

说他们都是谢利·卡根不是更好吗？即，只要有（分裂后的）谢利·卡根的灵魂之一，你就是谢利·卡根。但是这样一来，小左和小右就都是谢利·卡根了，此人现在身处两个海岸，一部分在加利福尼州，一部分在佛蒙特州。我们可以这么说吗？谢利·卡根只是一个人，但他现在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这样说似乎并不让人满意。

还有什么选择呢？对于灵魂论者来说，最好的选择似乎是他们都不是——小左或小右都不是——谢利·卡根。但是，如果二者谁都不是谢利·卡根，那么谢利·卡根就死了。灵魂论者会怎么回应这样的情况？小左和小右都有了（足够的）谢利·卡根的灵魂，至少这是我们想象的情况。如果他们都不是谢利·卡根，也就意味着就算有（足够的）谢利·卡根的灵魂还是没用。这样一来，我们就只好摒弃灵魂论了。或者说，基于我们目前讨论的情况，我们只好完全摒弃灵魂论了。在灵魂可以分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要避免完全摒弃灵魂论，那么此时灵魂论者（你也看到这一刻会来的，是不是？）似乎只好接受禁止分支的规定！“啊，”灵魂论者要说，“追踪灵魂，除非灵魂分裂，这样一来我们追踪的两个人都不是谢利·卡根了。”

当然，问题是我们发现禁止分支的规定非常不合理，它看来是反直观反应的。但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也许我们就需要接受它！如果人格论、肉体论和灵魂论都需要添设禁止分支的规定，搞不好我们就无法摆脱禁止分支的规定了，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如果我们摆脱不了它，它当然就不会反驳任何一个采纳它的理论者。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相信灵魂可以分裂，这就是灵魂论者可能会说的话。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灵魂不能分裂的情况，也许灵魂论者的这个选择是其他理论支持者没有的。假设谢利·卡根的灵魂不能分裂，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当我的大脑分裂的时候，我的灵魂将出现在小左或小右的身体里，不会有两者都出现的情况。如果我的灵魂不能分裂，那么就不可能两者都有。

为什么灵魂不能分裂？也许是因为它不存在任何组成部分！也许灵魂很单纯，而非复合物。众所周知，这是柏拉图在《斐多篇》里的论点。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先不管了，没准灵魂就是单纯且不能分裂的事物。如果单纯的东西不能分裂，灵魂又是单纯的，那么显然结论就是：灵魂不能分裂。

这也许是一个承认我其实并不知道单纯的东西是否真的不能分裂的好场合。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讲，我就是不确定是否存在那种可能性，但我们暂且把那种怀疑放在一边。我们来设想，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跟单纯性或者其他的是不是有关——灵魂就是不能分裂。现在，有了这个假设，我们就要问，在裂变的案例中，谁是谢利·卡根？小左还是小右？

当然，答案取决于谁最终拥有谢利·卡根的灵魂。既然灵魂不能分裂，他们不可能都有我的灵魂，所以只有其中的一人有。你想知道哪一个才是谢利·卡根吗？就是那个最终有了我的灵魂的人！如果小左最后得到了我的灵魂，那么他就是谢利·卡根，小右就是一个被迷惑了的冒充者。小右以为自己是谢利·卡根，但他不是，因为他没有谢利·卡根的灵魂，而小左有。当然，另一方面，如果小右有了我的灵魂，那么小右就是谢利·卡根，而小左是冒充者。

不幸的是，从外在来看，你无法区分这两人谁才是谢利·卡根，因为你当然无法看出谁最终得到了我的灵魂。假如他们中的一人真的得到了我的灵魂，那个人就真的是我，但是你无法找出那个人是谁。

有趣但也更让人震惊的是，即使从内在来看，我们也无法区分。小左会说：“行了，当然我是谢利·卡根了，当然是我得到了谢利·卡根的灵魂，当然我才是那个人。”但是小右也会说：“行了，当然我是谢利·卡根了，当然是我得到了谢利·卡根的灵魂，当然我才是那个人了。”如果灵魂不能分裂，其中一个人就肯定弄错了，但他们没办法知道谁才是那个上当受骗的人。

现在，你可能愿意接受这种假设了。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所有理论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也许就是你准备接受的困难。裂变案例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可能你愿意相信它取决于谁得到了谢利·卡根的灵魂，但这无从知晓。不管怎样，它就是这个形而上问题的答案。

（如果二者之中没有人得到了谢利·卡根的灵魂，又会怎样？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都是冒充者。这有点像我们刚开始思考灵魂论时，约翰·洛克提出质疑的例子。要是昨天夜里上帝摧毁了我的灵魂，又在我身上放了一个新的灵魂，会怎样？根据灵魂论，谢利·卡根死了；另一方面，如果灵魂没有被摧毁，只是完全移到了另一个地方，那么也许我们没有见过的某个人就是谢利·卡根！）

如我所说的，灵魂论至少可以提供一个不必使用禁止分支条件的回答。如果灵魂是单纯的、不可分裂的，那么一个灵魂就不可能同时跟两个事物相关，我们就不需要通过添设（反直观反应的）禁止分支的规定来改进灵魂论。只要我们相信灵魂，这当然是灵魂论的一个潜在优势。但与此同时，我必须指出，裂变也对灵魂论构成了一个不利情况。

假设上帝告诉我们一个形而上的秘密：小左得到了谢利·卡根的灵魂。基于灵魂论的观点，小左当然就是谢利·卡根了，小右是个上当受骗的冒充者。小右以为自己是谢利·卡根，他有谢利·卡根的记忆、信仰和欲望，但他不是谢利·卡根，因为他没有谢利·卡根的灵魂。小左恰巧得到了。对于裂变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但请注意，对最早辩称灵魂存在的论证来说，它就引起了麻烦。

在第三章中，我们思考了关于灵魂存在的一系列重要论证，这些论证囊括了最好的阐释和推理。论证是，人类某些习以为常的特性需要从灵魂层面上进行解释。你需要相信灵魂才能解释为什么肉体有生命，或者为什么人是理性的，他们为何具备创造力，或者拥有自由意志，或者有意识。不管我们要解释的是什么，你都需要先相信灵魂才能解释一切。

如果的确如此，小右的例子是怎么回事？小右是有意识的，小右具有创造力，小右有自由意志，小右有做计划，小右是理智的，小右的身体是有生命的。按照许多二元论者的说法，我们需要相信灵魂才能解释你成为一个人。但是小右是个人，尽管他缺少灵魂！二元论者如何来解释这个现象呢？（上帝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灵魂，然后植入了小右的体内了吗？可能吧。但是上帝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为什么就不能让小左带着我的灵魂醒来，然后到此为止呢？）

所以，“灵魂不能分裂”的假设给裂变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但同时却坏了灵魂论者的好事，它驳回了二元论信仰最早的一些重要辩词，给灵魂论者来了个釜底抽薪。毕竟，如果小右可以是一个人——虽然不是谢利·卡根，但确实是一个人——一个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有灵魂和没灵魂也许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这当然跟物理主义者说的一样。

让我来说说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是一种相当有趣的情况。[11]假设，灵魂论者对最后这个反驳做出的回应是：“不可能发生的。”是的，他承认，如果小右可以醒来并没有灵魂，那么相信“灵魂是存在的”将会出现问题。但是，既然我们假设谢利·卡根的灵魂最终将落在小左的身上，小右就不会醒来。或者，当然啦，也可能是小右醒来，小左没有。他们中的一人可以醒过来，但是只有一人可以。

的确，假如我们不断做大脑移植，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情况如下：转移整个大脑，病人醒来；转移一个半脑，病人醒来；转移两个半脑，一个或者另外一个病人醒来，但绝不会两个都醒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灵魂存在的新论据。如果我们不用把大脑的两个半脑都转移，一个半脑通常就足够了，那么如何解释其原因？如果我们把两个大脑半球都转移了，其中一个会有效，但永远不会是两个同时有效，那又是为什么？解释可能是什么？灵魂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如果灵魂不能分裂，那么所有的灵魂都只会追踪一半大脑，随便哪一半，但绝不会是两个大脑半球同时都有灵魂。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结果，就有了论证灵魂存在的新的有力证据。当然了，前提是一个巨大的“如果”。请别想着我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一个灵魂存在的新证据。我们实际上不能大脑移植，更不要说移植一半的大脑了。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这样的实验说明如果真的做了这种半脑移植手术，结果只会有一半的大脑醒来。我说的是，如果某天我们做了这样的大脑移植手术，发现了这样的结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了灵魂存在的新证据。

好了，让我再一次撇下灵魂论，我之所以探索它的原因是思考它的含义很有意思。但是既然我不相信灵魂，我只想在肉体论和人格论之中做出选择。如我们所见，这两种理论都需要添设禁止分支的规定。如果要其中某个理论成立，似乎就需要加入禁止分支的规定。我没有看到任何合理的其他选择。

当然，这样也并未让禁止分支的规定显得不那么怪异，它仍旧看起来极其违反直观反应。但如果两个理论都受限于此，那么也许我们就顺其自然好了。它至少说明，在分裂、复制和分支等问题上，我们无法试着在人格论和肉体论之间做出选择。两种理论都面临对应的问题，并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那些问题，即添设禁止分支的规定。

那么，我们应该支持这两种理论中的哪一方呢？肉体论还是人格论？二者中哪个是更好的个人同一性理论？我的回答是，我不确定。

在我的哲学生涯中，我徘徊在二者之间犹豫不定。当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觉得人格论（加上合适的禁止分支的规定）是更好、更合理的理论。当然，这个理论在当代哲学界里也有很多拥护者。但在其他时候，我又发现肉体论（加上合适的禁止分支的规定）是更合理的理论。当然，在当代哲学家中也有人支持肉体论。

不管有没有价值——我实际上不认为我要说的那么有价值——现在有时候，我更倾向于肉体论。我倾向于认为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是有同样的肉体，只要没有分支和分裂。但是，你完全可以认为人格论是更强有力的理论，我无法下定论，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更多的哲学论据可露一手了。

不过，我确实有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观点。尽管我倾向于认为肉体论可能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最佳理论，但我也倾向于认为它并非真的重要。

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们一直在问下面这个问题：什么让我得以存活？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可能不是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诚然，我承认只有我们认识了个人同一性的几个主要理论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们到了这里，最终可以问出这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该问怎样才能活下来吗？或者我们该问存活下来时什么才是重要的？

在提出这个新问题的时候，显然我已假设了我们可以区分这两组问题：“我活下来了吗？未来会有某个人是我吗？”和“当我想要活下来的时候，我想要的是什么？对于一般情况中的存活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我的确认为这些问题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答案很可能也是不同的。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以再次思考灵魂观开始，假设灵魂是存在的。我不相信灵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假设灵魂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那么得到了我灵魂的人就变成了我。我得以存活，只要我的灵魂存在于某个人的体内。那么百年以后，我依然存在吗？是的，如果我的灵魂还在，我将存活下来。这就是灵魂论的观点，我们假设它是真的。

现在考虑下面的可能性。假设人们可以转世，也就是说，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激活，占据，联结——接管了一个新生的肉体。但是，跟大众文化中讨论的转世不同，在那些例子中，至少在适当的情况下你可以记起自己的前世；而我们现在设想的是，当灵魂转世的时候，它被完全清洗干净了，不留有任何前世的痕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重新获得之前的记忆，不存在将来可能再度显现出来的潜在人格，没有类似于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人格存在，或者任何类似的情况。灵魂只是从头开始，干净得像一张空白的黑板。我们把它想成一块完全擦干净的黑板：它是同一块黑板，不过现在我们开始写的完全是新的东西。请设想一下，这就是转世的方式。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1000年后，你还会存在世上吗？”回答是：是的。我依然将存在，因为我的灵魂将转世。1000年后，将有一个人拥有现在赋予我身体以生命的同一副灵魂。当然，这副灵魂不会记得他曾经是谢利·卡根。它不会有任何前世的记忆，不会有谢利·卡根的欲望或雄心或目标或恐惧。（同样地，未来的人格也不会通过因果报应，以我此生的存在的某种方式出现。）将来的那个人将是我，即谢利·卡根，因为他将拥有谢利·卡根的灵魂，但是不存在人格、记忆、欲望或任何其他东西的重合。

当我在思考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说，谁在乎啊？我会在这些情况下存活的事实根本没有让我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相似的人格、记忆、信仰，或者可以从前世恢复的元素，那么告诉我“我将存活”（“毕竟，灵魂是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安慰。如果是这样，是我又怎样？

如果你感受到这个想法的力量，就能明白为什么“我将存活下来吗”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关心的是什么”这些问题中分离。如果只有我的灵魂存活下来，即使它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因素，那也不会给我想要的东西。

这还不如你说“知道这是指关节骨吗？你死后，我们将做指关节骨手术，将那个指关节骨植入另一个人的体内，而它将存活下来”，更让人安慰和满足。我会答道：“哦，有点儿意思，从现在起我的指关节骨将存活100年或1000年，但是谁在乎呀？”如果有人提出了个人同一性的指关节骨论，并说：“哦，是的，但是你看，那个现在拥有你指关节骨的人将是你，因为决定个人同一性的关键就是拥有完全一样的指关节骨。”我会说：“好吧，他是我。谁在乎啊？”只有指关节骨存活下来，对我来说不重要。

个人同一性的指关节骨理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理论。相比之下，个人存活的灵魂论并不愚蠢。尽管如此，它也没有给我想要的。当我们思考只有被清洗干净、空白的灵魂才能存活的时候，发现存活下来并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结果。我们想要的——至少是我想要的，而我也请你去问自己你是否想要同样的东西——不仅仅是存活下来，而是带着同一个人格存活下来。所以，即使灵魂论是成立的个人同一性理论，也不足以给我什么重要的东西。重要的不仅仅是存活下来，而是带着同一个人格存活下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肉体论。假如肉体论是正确的，只要将来有人拥有我的身体，我就将存活下来。我们也假设肉体论的大脑版本是最佳版本。现在，想象一下明年将有人得到我的大脑。但是，试想大脑已被清理干净了，所有的记忆痕迹都完全被清除。现在我们讨论的是完全不可逆转的失忆，彻底擦除大脑硬盘的内容。想象一下，那个大脑里不存在我的人格痕迹，没有只要走对了程序（做对手术，经历正确的心理治疗）就可以恢复的记忆、欲望、计划或者信仰。没有了，一切都消失了。

在完全不可逆转的失忆后，那个人醒来，无疑他将最终发展出新的人格，拥有一套信仰和记忆。假设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看见他在大街上闲晃。他们叫他某约翰。某约翰最终将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他会制订计划，获得一些记忆。根据肉体论，那就是我。如果个人同一性的人格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天呐，他就是我。

但是，当我思考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对于他是我这个事实的反应是：谁在乎？我存活下来了，但又怎样呢？如果是我的那个人没有我的人格，那么从现在起我仍将活50年的想法难以给我慰藉。

只有肉体存活下来不足以给我想要的东西。比起肉体的存活，我想要更多的。我想以同一个人格存活下来。即使个人同一性的肉体论是个人同一性的正确理论，我想说，那又怎样？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我活下来了”，而是“当我想存活的时候，我得到自己想要的了吗”。事实是，拥有同样的身体并不能保证我能得到想要的。我不想只是存活了下来，我想带着同一个人格存活下来。

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就是：存活中什么才是重要的？当然，在正常的存活例子中我得到了这种重要的东西，这么设想看起来是合理的。毕竟，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么关心存活的原因，因为它通常提供给我们重要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反常的例子中，仅仅生存下来（mere survival）——基本存活下来（bare survival）——实际上并不足以给我们重要的东西。

如果我活下来了，但是我没有正常活下来时的所得，那么我就没得到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未真正得到我存活下来时想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在典型的存活的案例中，我仍可能得到了额外的重要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我们可以想一想这种情况，如果我存活下来，但是没有得到那个额外的东西，那么对我来说其他一切事物都不再重要了。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说，仅仅存活或基本存活下来并没有真正给我重要的东西。我想要的是生存加上更多的东西。

但什么是那额外的东西呢？什么是“更多的东西”呢？我们迄今讨论的例子表明，我想要的是带着同一个人格生存下来。这是正确的结论吗？在存活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活下来，而是带着同一个人格生活下来？我认为这很接近事实，却也不太正确。

要理解它，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格论。假如人格论成立，那么它会保证我不仅存活下来，还得到了重要的东西吗？我并不这么看。

回想一下，按照人格论的说法，生存下来不会要求我的人格永远不变，我似乎不必将我所有的信仰、欲望和记忆保持不变。当然了，如果人格论有这样的要求，那么我们不得不要说，只要我一有了新的信仰，就是要死了！只要我一忘了20分钟前所做之事的任何细节，就是要死了！事实是，根据人格论的说法，个人同一性并不要求我人格的每一个元素必须保持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的人格要保持同样的发展方式。我可以获得新的信仰、新的欲望和新的目标，我可以丢失之前的一些记忆和信仰。这都没问题，只要它是同一个缓慢发展的人格，有着正确的重合和延续模式就行。

想一想接下来的例子。我快60岁了，我有一套自己的信仰。比如，我认为自己的名字是“谢利·卡根”，而且是教哲学的；我有一套关于在芝加哥成长、娶了我妻子等记忆；我有各种欲望，比如我想写完这本书。但是当然，我会变老，我的人格也会改变。我会获得新的信仰、新的记忆，我会产生新的欲望，树立新的目标。那么想象一下，我变得越来越老。假如我非常老了，确实非常非常非常老。我100岁、200岁、300岁，甚至更老。

假如在我200岁左右的时候，我的朋友给我取了一个昵称，他们叫我约约（Jo Jo）。谁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叫我约约。最终这个昵称传开来了。到了我250岁的时候，所有人都叫我约约，没人再叫我谢利。到了我300岁、350岁、400岁的时候，我已经忘了有人曾叫过我谢利，不再记得我是在芝加哥长大。当然，我确实记得一些“年轻”时的事，它们发生在我还是个150岁的小伙子时。但我回忆不起早期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我20多岁或30多岁或40多岁时的情形，就像你记不起自己3岁、4岁时的样子。设想当所有的这些继续下去，当我变得越来越老，我的人格也会以各种其他方式改变。一路上，我失去了对哲学的兴趣，喜欢上之前我根本从未关心过的事，可能是有机化学。我对有机化学的细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我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今天，我是一个善良的、有同情心的、热情的人，我关心被压迫的人。但在我300岁左右的时候，我开始失去我的同情心。在400岁的时候，我说的是：“被压迫的人，谁需要他们？”到了我500岁的时候，我变得完全自私，成了一个邪恶、残酷、卑鄙的人。我还会活到800岁、900岁，甚至更老。

《圣经》里的玛士撒拉活到了969岁，他是《圣经》中最高寿的人。所以，我最终也活到了969岁。

让我们将其称为玛士撒拉案例。关键在于，我们假设一路上我的人格并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而是逐渐且缓慢地发展，就跟实际生活中正常发展的方式一样，只不过我活了很长很长很长时间。我快要死去的时候，比如说差不多700岁、800岁时，我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完全不同的人”。当然了，这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就好像我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这要看我的人格变得多么不同。

现在请记住，根据个人同一性的人格论，要让一个人成为我，他得和我有同一个随着时间发展的人格。假设这是同一个发展的人格，因此从现在起600年、700年后，那个人仍将是我。（为防止你在细节上钻牛角尖，让我也假设没有分支的情况出现；所以真的是我。）

但是，当我思考玛士撒拉案例的时候，我说：“那又怎样？谁会在乎？”当我思考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想说，即使假设700年后我还是我，那也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那个人已经完全不像现在的我了，他不记得自己是谢利·卡根，他不记得我的家庭，他有完全不同的兴趣、品位和价值观。我发现自己想说：“那是我没错，但是又怎么样呢？这并没有给我想要的东西，它没有给我觉得重要的东西。”

当我思考我想要什么的时候，不仅仅是想，有某个人存在于我人格发展的末尾。我想要那个人像我，不仅仅是我。（更确切地说，当然，我想要那个人像现在的我，像这个人所处的特定阶段，但是我不会一直明确地增加这个条件。）不幸的是，在玛士撒拉的案例中，我最终的样子根本不像我。所以，那个例子也没有给我想要的，即使我的存在伴随着同一个发展的人格。

简而言之，当我思考我想要什么的时候，我想要的不仅仅是存活，不仅仅是带着同一个随着时间发展的人格存活下来。大致说来，我想要的是带着相似的人格存活下来。当然不必一项一项完全相同，但是必须足够接近，跟我现在的人格非常相似。如果给我这个结果，我就得到了存活中我认为重要的东西；不给我那个结果，我就没得到。当然，你可能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同。我只能请你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存活中什么对你才是重要的。但是，当我思考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说的那样。

事实上，我想再进一步。一旦未来某个人，他有着和我非常相似的人格，我认为这也许就是一切最重要的了。所以，我目前为止的阐释就会令人误解。我一直在说只是存活下来并不够好：你需要存活并加上额外更多的东西。但是严格说来，也许最重要的就是那个额外更多的东西。一旦我得到它了，我就有了重要的一切，即使我没有存活下来。

比如，假设灵魂真的存在，且灵魂是个人同一性的关键所在，而洛克担心的事确实发生了：每天午夜的时候，上帝摧毁原有的灵魂，然后用一个新的灵魂取而代之，这个灵魂和午夜前的灵魂拥有同样的人格，如同样的信仰、欲望，等等。如果我通过某种方式发现这些形而上的事实，我会说：“哈！事实证明我今晚不会活下来，我会死去。但是谁在乎呢？明天将有一个人存在，他有和我一样的信仰、欲望、目标、雄心、恐惧和价值观，这够好的了。我真的不在乎我是否将存活下来，我关心的是是否有人以正确的方式跟我相似，也就是与我目前的人格相似。现在正有这样的人。”

因此，很可能我们一直关注的“我要怎样才能存活下来”这个问题是一种误导。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我要怎样才能存活下来”，而是“什么是重要的”。当然，在正常情况下，得到重要之物与存活下来是同时存在的。通常来说，存活下来是我们获得重要之物的唯一途径。但从逻辑上说，至少这两件事可以分开。真正重要的，或者对我来说重要的，根本不是存活本身，而是有相似的人格。（我相信，很明显，我的意思并非是说，无论如何这都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我只是说，这是我思考存活时觉得重要的东西。）

想象一下，今晚所有人都在熟睡时，上帝用一个看起来一样的肉体取代了我的肉体，并且给了它一个和我睡前一样的人格。因为我倾向于把肉体论作为个人同一性的正确理论，既然新的肉体明显不是我的肉体，所以我认为，明天将醒来的那个人并不是我。我不会活过今晚，我会死去。但是没关系，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存活本身。是的，根本不是存活，而是让某人拥有和我足够相似的人格，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想象一下当我们死的时候，事情会这样：就在我死之前的那一刻，上帝取走了跟我人格相关的所有信息，然后他在天堂里创造了一个新的肉体（也许是一个新的天使的身体），它拥有完全一样的人格。既然肉体论是正确的，所以我认为那个人不是我。（在天堂里的不是我的肉体，我的肉体正在地球上腐烂。）那么，结果是我们没有在死后存活下来。但是，我发现自己仍然想说，那又怎样呢？不管怎样，存活下来永远不是重点。即使在天堂里的那个人不是我，这仍可能给了我重要之物。

简而言之，物理主义者不必绝望。我们一开始本就能想到，物理主义者也可以相信死亡不会剥夺走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一方面，如我们看到的，如果物理主义者接受了人格论，那么就算是我肉体的死亡也不能让我的死亡在逻辑上成为必然。仍然有可能的情况是，我的人格会继续存在，因此我也将继续存活。另一方面，即使物理主义者接受了肉体论，我的肉体一死我就不复存在了，但即便如此，仍然会有一个人拥有与我足够相似的人格，这可以给我重要的一切。

那么，在我死后，至少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即我仍将得到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也可能存活下来，如果肉身可以复活的话，或者正确阐述个人同一性的是人格论而非肉体论的话。但是不论真假，事实上我并不相信这其中任何一个假设将会发生。特别是，对我来说，并无理由相信我的肉身死后我的人格会继续存在。所以，就我所见，也没有理由相信我的肉身死后，我仍会得到重要的东西。

当然，这些问题部分涉及了神学内容。我不会在此试着跟你争辩，把你从神学的信仰中拉出来，比如上帝会复活你的肉体或者会将你的人格移到某个新的天使的体内。如果你相信，就相信好了。我在此的目的，不是去辩论，以此来支持或反对这些神学上的可能性。

其实情况是，我自己并不相信那些神学上的可能性。我不认为死后我的肉体会复活，或我的人格将被移植。相反，我认为死亡正是最终的结局。它是我的终结，也是我人格的终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死亡将是最终的结局。

第八章　死亡的本质

依物理主义者所言，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运作的人体，一个可思想、可感知、可交流，有爱、有计划，理性自知的人体。我时常这么来讲这个观点，一具具有P功能（P function）的肉体。按物理主义者所言，一个人就是一具具有P功能的人体。

倘若我们接纳了这一观点，那死亡于我们是何意义？从物理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死亡究竟是什么？这些就是我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且我们可从另一个相近的问题开始着手：我在何时死亡？

答案似乎再简单直白不过了。一般说来，至少物理主义者认为，我拥有一具具有人格功能的肉体时，我就活着；而当我们不再拥有这样的肉体，当肉体功能开始损坏并停止正常运作的时候，我便死亡了。于我而言，这一说法从物理主义者的角度多多少少看似正确，但是随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说法还须完善。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在定义死亡时间时哪些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试想一具运行正常的人体，比如说，你的身体。你的身体此刻正进行着大量的功能活动。其中一部分仅是单纯的食物消化、肢体移动、心脏起搏、肺叶开合等活动，我们称此类活动为肉体功能（body function），或B功能。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较高层次的认知活动，我一直称其为P功能，即人格功能（person function）。好，那么大致说来，肉体的功能停止时我即死亡了。那么，具体哪些功能是相关的呢？是B功能还是P功能？或者二者皆有？

这一问题的答案并非显而易见，因为正常情况下，人格功能自然同时随着肉体功能的终止而终止。科幻小说里的情节暂先不议，人格功能是依附于肉体功能而存在的。因此，通常我们不会自问与死亡时刻有关的功能究竟是哪一种，我们几乎是同时丧失两种功能的。

图8.1所示即为这种情况，我在图中勾勒了我身体的演变过程，从身体形成之始（左侧）至身体消亡为终（右侧）。我们可将这一过程分为三大阶段，A阶段、B阶段与C阶段。在A与B这前两个阶段中，我身体的各项功能运行正常，至少肉体功能（消化、呼吸、运动，等等）发挥状态上佳。然而，在最初的A阶段中，肉体具有运行上述此类功能的所有能力，不能进行的是较高水平的认知活动，即人格功能。因为在人体形成之始，脑部并未发育完全，还不能进行交流、推理、创新、自我认识等活动。因而B阶段前，我并未拥有人格功能。而到了最后的C阶段时，我的身体已不再具有人格功能与肉体功能了，不再进行任何功能运作了。我徒有一具尸体罢了。（更精细的划分方法当然是有的，只是这几阶段足够表达主旨了。）

图8.1

以上是正常情况。身体开始存在之时，在A阶段的一段时间内，人是不具备人格功能只具备肉体功能的。继而两种功能均可进行，即进入B阶段。较长时间段后，功能均停止。我的生命可能终结于交通意外、心脏病突发或者癌症，具体缘由可能千差万别，而我的身体都将不再具有肉体功能与人格功能。当然，我的肉体将继续存在，至少短暂时间内依然存在，但最后沦为尸体，这便是C阶段。

那么，我死于何时？一个合乎常情的回答是，我死于B阶段的末尾处，那时我的肉体停止了运转，于是图示中我在此处标记了星号。因为我们思考的是正常情况，即肉体功能与人格功能同时停止，那么我想，星号所示时刻为我死亡发生时刻是毋庸置疑的。我死于此时。

但我们依然可以提出问题，比如，哪一功能的丧失更为严峻呢？是人格功能的丧失还是肉体功能的丧失？哪一功能的丧失与我死亡时刻的界定更为相关？这一问题的答案无法自两种功能同时停止的正常情况中寻求。我们假设一个反常的情况，我罹患重症，丧失了所有隶属人格功能的较高层次认知行为能力，而——重点来了——患病一段时间（数年或数月）后，我的身体依然可以进行普通的肉体功能行为。当然，我的身体最终也将丧失肉体功能，但在我假设的这种情况之下，人格功能的停止远早于肉体功能。图8.2展示了这一情况。

图8.2

这次我将我的身体演变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同样地，A阶段中可进行肉体功能，不可以进行人格功能；B阶段二者均可进行；C阶段两种功能均丧失；但这时增添了一个新阶段，D阶段。这一阶段中，人格功能已停止，但身体依然可进行肉体功能行为。（显然这几个阶段已不再按字母顺序排列了，我将D阶段插入中间，以便其他三阶段可保持名称不变。）

这一情况中，人格功能与肉体功能相互分离，肉体功能于D阶段末尾处停止，人格功能于B阶段末尾处停止，这些是清楚的，但死亡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呢？我何时死亡？似乎有两个选项值得斟酌，我也都以星号标记了。死亡不是在人格功能停止时，就是在肉体功能停止时发生。而有趣的是，何种答案更可信，取决于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还是人格论。

假设我们接受人格论，那么倘若有另外一个人为我，那么他必须与我有着同一个发展中的人格。当然这就意味着，我存在，我的人格就必须相伴存在。

这一观念简单来说就是，C阶段中我不存在。因为C阶段与我的人格无关，不存在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谢利·卡根，没有人拥有我的记忆、我的信仰、我的欲念、我的追求。那么已经很清楚了，从人格论看来，我在C阶段中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们大而化之地去定义，可以说我已是一具尸体。但这样说可能令人误解，因为事实表明我仍然存在着——以尸体的形式。然而，严格来说，这样是不正确的。更准确地来说，我残留的唯一部分就是尸体。在C阶段中，我不再存在。

那么D阶段呢？这一阶段中我的身体依然在运作中，或者准确来说，进行着肉体功能行为。可尽管如此，我的人格已经不复存在，我的信仰，我的记忆，我的欲念、恐惧及抱负都已不复存在。然而根据人格论，如果我在一段既定时间内存在，那么其间必有某些事物与我有着同一个人格，但D阶段却并非如此。概括地说，因为我的人格随着B阶段的终止而消失，相信人格论的人会认为，我在B阶段结束时已经死亡了。我的死亡时间便是第一个星号标记处，即我的身体丧失人格功能之时。

这些都相对浅显，但仍然暗藏着一个复杂的问题，假设我们的问题不是我存在与否，而是我是否活着（alive），D阶段似乎就越发含混不清了。

假定我们都承认，我的身体在D阶段中是活着的，毕竟身体还在全面进行着肉体功能行为。那我呢？我是活着的吗？试想我们可能这么说：我不存在（exist），但我是活着的！简直不可置信，这个结合了两者的观点恐怕令人难以接受。如果我都不复存在了，还怎么能是活着的呢？那么似乎就不得不说，D阶段中我们并非活着的了，我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是活着的。

尽管我并未活着，但我的身体活着，因此人格论者需要把我活着与我的身体活着给区分开来。正常情况下，即图8.1中，我停止存活之时，我的身体即刻不再活着。但是反常情况下，即图8.2中，两种死亡相脱离，我身体的死亡发生在第二个星号处，而我的死亡发生在第一个星号处。

若我们接受的是人格论，至少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呢？那就有意思了。

根据肉体论，倘若我在既定时间内存在，那么此间必然有人以我的肉体存在。这个人不必有我的人格，拥有我的肉体已足够（“追踪肉体”）。再回到C阶段中考虑，我残留的只有尸体。但尸体又是什么呢？它自然是肉体，我的尸体即是我的肉体。因为我的尸体依然存在，那么我的身体也仍存在。因此，依照肉体论观念判断，我依然存在。我当然已死了，但是我依然存在。（为何肉体论认为我在C阶段中才死亡？与人格论不同，肉体论不必去甄别我活着与我的身体活着，既然我的身体在C阶段中并不存活，那么肉体论一派有理由认为我并非活着。）

让我们回顾本书伊始提出的问题，你死后还能继续存活吗？肉体论给我们的回答有好有坏。好消息是，你可以在你死后继续存活；坏消息是，你会是一具尸体。尽管听起来像个拙劣的笑话，但如果肉体论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这一推论就丝毫不是玩笑，而是确凿的事实。[12]我在我死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活。当然我的身体将最终消亡，腐烂分解为分子、原子，那时我的肉体便不复存在，我也不再存在。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C阶段内，肉体论一派可以说：“是的，谢利·卡根依然存在。他存在，但他并未活着。”

这恰恰重申了我在上一章结束时表述的观点，关键不是继续存活，而是你在继续存活中想要得到什么？而我在继续存活中想要得到的之一就是活着。显然，根据肉体论，我在C阶段中是依然q的，但是我并未活着，于是我没有得到重要的东西。这一点应该就是肉体论一派会声明的一点。（相反，根据人格论，当我仅剩一具尸体时，我根本不存在。）

那么，肉体论一派自D阶段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差别不大。这里我依然存在，因为我的身体是存在的。然而不同的是，与C阶段相比，在D阶段中我依然活着，因为我的身体也是活着的。可惜我已不再是一个人。我的身体无法进行人格功能活动，因此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没有得到重要的东西。我不足以存在，我亦不足以活着。我宁愿做一个活着的人，而那只发生在B阶段中。

简而言之，根据肉体论，我在第二个星号标记处死亡，即我的身体死亡之时。但是，我在第一个星号标记处失去了重要的内容，这时即我不再为人（being a person）之时。

“我不再为人之时”，这一措辞相当古怪且令人感到意外。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一个人直到不再存在时，才能不再是一个人。用哲学术语来说，成为人是我的本质属性（essential properties）之一：只要我存在，我必须具有这一属性。但如果我们接受了肉体论，似乎就不得不认为，成为人不是我的本质属性之一了。我可以停止为人，但继续存在着。

然而，我实际上是一个人，但是照肉体论的说法，我就不一定一直是人了。当我是一具尸体时，我不是一个人，但是我仍然存在。而如果我落入反常情况——我的身体依然进行着消化、供血、呼吸等行为，但已不能思考推理了——此时我们不得不说，我存在，我也确实活着，但我已不再为人了。

那么，根据这种观念，作为人是你可以做一段时间然后不再做的一件事，不再做这件事并不会导致你不存在。就像一段时间内，你作为一个孩子或者教授。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是某物，然后不再是了，但你并不会不再存在。我曾经是一个小孩，但是我现在不是了，而我仍然存在着。孩子只是我经历的一个“时期（phase）”。同样地，以肉体论来看，成为人只是我——或者说我的肉体——经历的一个过程，成为人只是我的身体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进行的一件事。A阶段中我的身体并没有这样做，C阶段中自然也是不会做的。而如果我处于反常情况之中，D阶段中我的身体也不会这样做。成为人并不是我的本质，我为人只是我存在的一个方面；且自然地，只是我生命的一个方面。以上至少是肉体论所说的。（而人格论与之相反，成为人似乎确实是我的本质属性之一。除非我为人，否则我并不存在。）

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状况，那么衡量我们前几章所讨论的一系列问题的哲学标准就令人误解了。我们一直在纠结个人同一性的本质，即对他人来说何为“成为我”。但看一看这个标签本身，“个人同一性”，似乎无论答案是什么，其中已经暗含着我都将作为一个人的假设（且因此，相关问题其实只是既定对象与我会不会是同一人）。但如今，结果证明，这一假设——恰是这规范化的标签（standard label）本身已经暗含的意义——可能是错误的。肉体论认为，即便某些事物并非为人，也可以成为我。也许，哲学家不应将我们的难题命名为“个人同一性”，应该简单命名为“同一性”问题。（我们就个人同一性的讨论中，先前部分有可能也就同样地令人误解。比如第六章中我曾说道，倘若未来有人是与我相同的人，那么我就存活。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条件超出我的基本存活的要求。）

除了我们一起探究的关于生命终结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生命起始的相应问题。尤其对于A阶段，即身体进行肉体功能而大脑却并未具有人格功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作何评论呢？这一阶段中我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接受肉体论，我们就可以说A阶段中我们确实存在。显然，A阶段中我还未成为人，但是没关系。我们也已证明，在肉体理念中我可以存在而非为人。相反，人格论中，我们就要说，A阶段中我还未存在，即便我的肉体已存在，因为在我的肉体之始我的人格还未形成。此处还有更深层的复杂问题有待界定（比如，我的肉体具体何时开始存在），但因为生命的起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非我们的讨论内容，我不得不割爱。

我们还是再来研究研究D阶段。试想我的肉体启动人格功能的能力遭到破坏，但它开展肉体功能的能力却并未受影响，于是我的肉体就那么躺在医院病床上，心脏在跳动，肺部在呼吸，肠胃在消化，诸如此类，但却再也不能从事思索、推理、交流、爱与感知的行为了。

接下来想象有人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器官组织的匹配测试结果表明，我是合适的捐赠者，你现在需要知道的就是：将我的心脏从我身体中取出，在道义上是否被允许。

当然，正常情况下，当我们判断从一个人的身体中取出心脏是否合乎道德时，我们只需要问：“潜在捐献者是否活着？”毕竟，如果捐献者是活着的，而你将他的心脏取走，那么他将死亡，你就杀死了他，这显然是不应当的。每个人都享有生存权，其中必然包括免于被杀死的权利（以及其他权利）。

但对反常情况的思考让我们明白，一旦深入研究，事物就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例如，假设我们接受的是人格论，那么如我们已证明的，对于D阶段我们似乎可说，我不再存活，但我的肉体依然活着。这自然就意味着，即使你从我的胸膛中取出我活蹦乱跳的心脏，你也不会杀死我——毕竟我早就已经死亡——你杀死的只是我的肉体。从道德上说是否允许这样做就不明显了。

毋庸置疑，从一个活生生的身体中取出跳动的心脏，至少可以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对此感到不大舒服。仅仅盘算这么做，都叫人感到不道德得令人发指。但可能我们只是庸人自扰，因为我们未能把来龙去脉梳理仔细。

假设我们需要判断的是谁有权利去杀人，或者此权利究竟是什么。我拥有生存权吗？还是只有我的身体有那种权利？（再或者有两种权利，一种是我的，一种是我身体的？）一方面，如果我的身体有生存权，那么取走我的心脏就一定是非道德的了，即便我已经死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我拥有生存权，如果权利的所有者是人而非身体，那么取走我的心脏从道德上来说是被允许的（也许在征得我的家人的同意之后），即使这会杀死我的身体，因为此举并不会侵犯我的生存权。于是，接受人格论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对道德哲学做长篇大论）。仅仅是将大门推开一道缝隙，说杀死身体是被允许的，因为杀死身体并没有真的杀死人，这也足以令人瞠目。

那么，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而非人格论呢？根据肉体论，我在D阶段仍然活着。那么，显然我们要说，拿走人的心脏是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将杀死我的身体，从而也杀死了我。我们会说，如果说有什么事侵犯了我的生存权，在我仍活着时取走我的心脏肯定算一件，因此它是道德所禁止的。

但即便在这里，问题也没那么简单。如我们所知，活着也并非像说的那么好。就得到重要的东西而言，关键问题也并不是我是否活着，而是我是否为人。而在D阶段中，尽管我依然活着，我也已不再为人了。对这一情况的深入反思让我们逐渐明白，所谓“生存”权有些误导人。也许我并不拥有多少免于被杀死的权利，因为我拥有的是免于“非人化”（depersonified）的权利，即我的人格免遭破坏的权利。如果这一权利是真正的权利，那么只要我的人格已被销毁，从我身体中取走心脏就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了。可以肯定的是，在正常情况下，杀死他人确实也将他们的人格毁坏了，那么做就是不道德的。但在我不再为人却依旧活着的反常情况下，也许杀掉我最终能在道德上得到辩护。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些问题的确重要且复杂。但在这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空间详尽探究答案。在指明几个可能的答案的方向之后，我就要把更进一步的问题撇在一旁了。

能力

正如我们所见，如果我们接受了人格论，死亡时刻就需由人格功能而非肉体功能界定。大致说来，只要我的身体进行着人格功能，我就是活着的；如果我的身体并未进行人格功能，即便我的肉体依然活着，我也并非活着。我死了。

在人格论下，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思路上的内容即是我们关于死亡的想法，但它不一定如其所示那样确定无疑。让我们试着回忆昨夜，假设昨夜凌晨3点20分时你在熟睡之中，你正处于深度无梦的睡眠，你未思考，未推理，未交流，未回忆，未计划，未创造。你并未运行任何形式的人格功能。

如果我们接受“肉体停止人格功能行为即为死亡”的观念，就必须勉强承认，昨夜凌晨3点20分你已死亡，尽管我们不这么认为。的确，因为你经历了无梦睡眠接着做梦的各种循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你死了，后来又活了，又死了，整夜不停地转换。这样当然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在定义时需要更谨慎些，不能简单地说身体并未进行人格功能活动即是死亡。我们需要更细致的思考。

人格论者一个合乎常情的提法是，你没在运行人格功能也没关系，只要这只是暂时的。倘若你的肉体过去进行过人格功能活动（你已是一个人），且你在未来将继续进行，那么你仍然是活着的，即便此刻并无人格功能活动进行。这样无梦睡眠的问题就巧妙解决了。即使你在凌晨3点20分并未运行人格功能，你后来将回归此行为，于是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你在无梦睡眠过程中仍然是活着的。那么根据此结论，达到死亡状态不仅需要人格功能的缺失，还需要它是永久地消失。

但这一修订也说不通。一些情况依然会被错误归类，比如我们直观反应中认为仍活着的却要说是死了，直观反应中认为是死了的却要说是活着。就前一种情形而言，可以对无梦睡眠的情况稍加修改，假设弗兰克昨夜凌晨2点至2点30分之间处于无梦睡眠之中，不巧的是，凌晨2点30分他心脏病突发，在睡眠中死去，再也没有恢复意识，再也没有继续运行人格功能。根据我们当前的提议，弗兰克死于凌晨2点，因为他此时已经最后一次停止了人格功能活动。然而直观反应告诉我们，这好像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弗兰克在2点15分依然活着，虽然他处于无梦睡眠之中，但他直到2点30分心脏病发作时才死亡。因此，单单人格功能停止活动不再恢复这一事实，还不足以界定死亡。

而且这也不是死亡的必要条件，至少在若干构想出的案例中，即使人格功能最终可恢复，人也可以死亡！比如，审判日到来，上帝令死者复活，且复活后将有人（仅一人）具有你死前同一个人格，如我们所知，根据人格论，复活后会有人成为你。你又活着了，你被复活了。我们同样可以假定，于其他人也是如此，所有的死者都将再次存活。

这也是我们想要说明的。但据我们当前的提议，这样说是错误的。不管我们如何认为，这些人没有一个曾死去过！毕竟，复活之后，所有之前的“死”者将重新具有人格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尽管人格功能停止——某些情况中会停止千百年之久——但仍然不是永久性停止。人格功能的丧失同无梦睡眠一样只是暂时的，只是时间段较长些。所以，所有人一直都是活着的，他们从未死去。

这是当前提法的结果，且这一结果似乎并不正确。审判日来临时上帝复活死者，他并不是仅仅将他们从极深极沉的“睡眠”中唤醒，因此当前的提议，即死亡是人格功能的永久性（而非暂时性）停止，似乎也并不正确。

另有一种提法不尽相同，我认为它是最接近事实的一个。我们同样始于对睡眠的重要观察，这种观察认为，即使你没有切实进行人格功能活动，然而你仍具有人格功能活动的能力。比如，当你睡觉时你没有在算乘法表，但你仍然有做乘法的能力，我们如何知道有无能力？只需把你叫醒！我们叫醒你后问：“3乘3是多少？”你骂完我们之后，便会说：“是9啦。”同样地，如果你会说外语，比如法语，那么即便你在睡眠中并未使用这种语言，但睡着的你有说法语的能力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把你叫醒，问你这个以及那个动词怎样变位，你都可以变出来。推而广之，即便你在睡眠中并未进行人格功能活动，毋庸置疑的是，睡着的你有能力进行人格功能活动。

能力并非总在施行中。你的人格功能此刻在施行中，因为你现在在思考，但在不思考的时间内你并未失掉思考的能力。那么，假设人格论一派认为，若你有进行人格功能行为的能力，你就活着；不能进行此功能，即是死亡。而你不能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因为支撑人格功能的大脑认知机制已损坏，不能运行。当你死亡时，你的大脑是毁坏的，你不仅暂时无法进行人格功能活动，而且已经不再能够进行了。

按这个思路进行解释，似乎可以很好地应对各种情形。在无梦睡眠中，即使你没有进行活跃的人格功能活动，你仍然有此能力，所以你并未死亡。即便是不幸在睡梦中死于心脏病的弗兰克，直到心脏病发作之前，他都并没死亡，因为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无梦睡眠中，他仍然能进行人格功能（即便他什么功能也没有运行）。这种解释不仅没有不合情理地误将生者判死，也没有不合情理地误将死者判生。如果上帝会在最终审判日将死者复活，那么他们将在未来某时重新进行人格功能活动，但说死者们此时能够进行活动是不正确的。相反，他们此刻是不具有此种能力的，他们的大脑已损坏，或者更糟。因此，在上帝弄好他们之前，或在上帝复活他们之前，如我们认为的，死者真的死了。

按这个思路进行解释，对研究其他可能艰深难解的案例也有指导作用。以昏迷中（in a coma）的人为例，他已不再进行人格功能，让我们假设他的身体依然是活着的（心脏仍跳动，肺叶仍呼吸，等等）。但我们疑惑，此人是死是活？他没在进行活跃的人格功能活动，这是肯定的。但我们如今意识到，相关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具有人格功能的能力？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了解其更多的内在生理状况。答案取决于细节。相关认知结构是否还在？或者已经被损坏或摧毁了？再想想睡眠的情形，当一个人在睡梦中时，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将他唤醒，将人格功能的开关打开。他的认知结构健在，但开关是闭合的。可能处在昏迷中，或某几种昏迷中的人也是类似情况。我们应该这样思考，昏迷案例一：跟人格功能相关的大脑认知机制均正常，只是开关处于闭合状态（或者稍微转换下喻体，开关上了锁），于是我们不能以一般方式启动开关。摇晃处于昏迷中的人，说“吉米，醒一醒”并不能起作用。尽管如此，即便开关卡在闭合状态，倘若大脑的认知结构仍可以确保开关开启后，个人可以进行人格功能活动，那么我们应该就可以说，此人活着。

昏迷案例二则与之相反。（我并不确定这一案例是否可从医学角度定义为昏迷，但此处不必细究。）假设情况是，可支持认知活动的大脑结构已衰退，那么这就不仅仅是开关处于闭合状态，而是大脑不再能够进行较高水平的人格功能行为了。其损毁情况十分严峻，此时正确说法就可能是，人已不再存活。其肉体可能还活着，但人已死亡。

简而言之，倘若我们接受人格论，用人格功能的丧失来定义死亡，似乎最合理的说法是，死亡需要丧失进行人格功能的能力。如果只是丧失了人格功能本身——只是停止了人格功能，即便是永久性停止——都不足以定义死亡，只要他仍保存着运行人格功能的能力。

如果我们接受的是肉体论而非人格论，又当如何呢？死亡时刻似乎就由肉体功能来界定，而非人格功能了。那么我们可以说——至少把它算作“一传”（a first pass）吧——只要我的身体仍可进行肉体功能的，我便活着；如果它并未在肉体功能运作中，那么我并非活着的，我是死的。

这一解释是否同样有待完善呢？这里只考虑相关功能的丧失，而不考虑运行功能的能力丧失，是否也是不该的呢？肉体论一派是否应从肉体功能的能力丧失定义死亡？抑或说身体停止肉体功能时即是死亡也已足够？（在任何情况下，假设我们都不甚愿意承认，一旦死亡则肉体功能永久停止，因为一旦承认此说法，即使不情愿我们也不得不说，如果上帝当真将在审判日复活我们的身体，那么这些死者就从未死过。）

到这里就不知该如何解释了，部分是因为思考身体停止肉体功能却留有肉体功能能力的案例很费脑筋（对肉体派而言，深度无梦睡眠的案例中找不到明显可类比之处）。倘若身体在长时间内停止肉体功能活动，功能退化将迅速发生于整个身体，不久肉体功能依然会消失。

当然，想象一两项肉体功能停止运作而其余持续进行的状况，这并不困难。假设有人突发心脏病，其心脏一段时间内停止跳动，后来用心脏起搏器使之继续跳动。其人在中间的时间段内是死亡的吗？我们有时会这样说，但我不知道肉体论一派是否该如此认为，尤其如果其他一系列肉体功能在相关时间内是持续运行着的。我们需要的案例是，所有的肉体功能都已停止，但进行肉体功能的能力却由于某些原因并未被摧毁。

你看这样如何，假设我们将某人置于完全假死状态（suspended animation）中，将他的身体冷却，使各项新陈代谢活动彻底停止。假设我们将身体加热回正常温度时，肉体将再次正常运作。我们现在当然还不能在人类身上实践这一切，但也没有明显理由否定这一可能性。因此，想象我们终将知道如何对人类进行操作，我们挑选了西蒙，将他置于完全假死状态中，他死了吗？

老实说，当我思考这一情况的时候，我不知该说什么，肉体论一派将作何论述我也不清楚。有些时候我感到我有说西蒙已死的念头，另一些时候我想说他还活着。（还有些时候，我发现自己在考虑增添第三种情况，完善这一案例：可能西蒙既非死亡也非存活，他被悬在那里。）我想很多人同我一样毫无头绪，无论如何，让我们来看看两（大）可能性。

如果我们想要说西蒙在假死状态中是活着的，肉体论一派很可能摆出死亡的定义，并基于此定义“死亡必丧失肉体功能的能力”。毕竟，假死案例中我们假设了他并没有任何肉体功能活动。如果肉体功能的停止足以说明死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西蒙在假死状态中是死亡的。（因此将他加热，使其复生的激活行为就能让他重获生命，起死回生。）相反，如果我们以丧失肉体功能的能力定义死亡，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西蒙是活着的，尽管他处在假死状态。毕竟，（支持肉体功能运作的）大脑和其他相关肉体结构依然正常，毫无损坏。假死状态明显与昏迷案例十分类似，开关都卡住了，即真正冻住了！冻在了闭合状态。激活西蒙并不能让他恢复生命，因为他从未死过，激活行为仅仅恢复了肉体（以及人格）功能。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说西蒙在假死状态中是死亡的，那么肉体论一派一定会紧抓死亡的定义不放，即肉体功能的停止足以说明死亡。这一论点中西蒙的身体仍存在，或原则上可以进行肉体功能已经不重要，既然身体并未进行任何肉体功能，那么我可以说，他已死亡了。

要注意，有时候，从人格论者的角度来看，假死状态也很令人费解。如果说人格论一派以丧失人格功能的能力定义死亡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说西蒙在假死状态中是活着的。因为我已经指出，尽管在假死状态中，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西蒙的身体仍然具有进行一系列功能（包括人格功能）的能力，但如果人格论一派想说，相反，西蒙在假死状态中已死亡，那又会怎样？因为人格论一派并不能说明进行人格功能行为是活着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他早已这样说了，你也就死在了无梦睡眠中）。人格论一派很可能需要证明，从相关的能力意义上而言，假死状态下的西蒙已经不再具有人格功能的能力。他可能——在重新激活的情况下——再次获得此能力，但在假死状态下他的能力是缺失的。理解这种立场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需要区别能力的不同概念，而且需要解释为何处在昏迷中的人还具有某种相关能力，而假死状态中的人却不具有。在我看来，相关区别是可判断也可辩护的，但此处我不会深入探究。

实际上，除了如何正确地给假死状态归类的问题之外，在我看来，只要我们是物理主义者，死亡就不是什么深邃神秘的东西。一具健康的人类身体可以进行各种不同的功能活动，只要相关的低级肉体功能活动也在发生（或可以发生），则身体就是存活的。当然，如果一切正常，身体也足以进行较高级的认知活动，即人格功能活动，那么我们眼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a living person）。如果身体不幸开始损坏，丧失了人格功能，这时我们眼前的人就不再是活生生的。而最终——可能同时，也可能滞后——身体也会进一步损坏，肉体功能也将丧失，此即肉体的死亡。

以上诸多细节在专业科学角度当然还有待深究，但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已经没什么神秘难解的了。人体运作着，接着垮掉了。死亡就是如此。

第九章　关于死亡的两个惊人言论

不相信我将会死去

像无数人经历过的一样，我的身体最终会垮掉，因此我终将会死去。事实上，关于我们所有人都会死去的说法，我认为它是老生常谈了。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或者说看似知道。但是有时候，刚才那个观点，即“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去”会得到否认。事实上，一些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人真正相信自己会死去。这个说法让人惊讶，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去相信它呢？

当然，我们已经区分过我所说的个人之死（the death of the person）和肉体之死（the death of the body），我们还需要分辨这个惊人言论的两种可能性解释。它所指的到底是什么？是说没有人真正相信自己作为一个人不复存在，还是说没有人真正相信自己的肉体会死去？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两种可能性。（普遍来说，毫无疑问，人们区分不了这两种审慎的说法，也无法清晰了解它们所指的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相信自己会停止作为一个人（一个有意识、可思考的存在）而存在，关于这个观点，最常见论据多以如下形式来展开：它首先表示人们无法描绘（picture）其死亡状态（being dead）。也就是说，我无法描绘我自己的死亡状态，你无法描绘你自己的死亡状态。但是如果我无法描绘自己的死亡，我就无法想象（image）它。例如，我无法想象自己不存在。所以，这个论点的结论便是：我无法真正相信我将不复存在。

显然，这个论点认为，倘若你无法描绘和想象它，你便无法相信其可能性。首先，要指出的是，这种假设是可以反驳的。事实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相信这个有关信念的理论：如果要相信某件事情，你必须能够在你的想象中描绘这件事情。我认为这种观点在“什么构成了信念”上，包含着一个令人误解的看法。但是，为了讨论之便，我们先认同这个假设，假设要相信某件事情，你必须能够描绘它。然后呢？我们如何从中得出结论说，我不能相信我将死去，我作为一个人将不复存在？当然，这个论点的另一个前提是，我无法描绘和想象自己的死亡。

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我可以想象自己抱病：我躺在病床上，身患癌症，生命垂危，变得越来越虚弱。我甚至能想象出自己临死的那一刻：我跟我的家人和朋友道别；一切都变得愈渐灰暗和惨淡；我越发难以集中精神；然后，就什么都没了。我已经死了。由此看来，我似乎能够描绘自己的死亡过程（dying）。

但这跟之前提出的观点无关。这一观点指的并不是说我无法描绘自己抱病过程或死亡过程，而是我无法描绘自己的死亡状态。试试看，试着描绘自己的死亡状态，死了是什么样的？

有时候，人们说这是一个谜。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死了是什么样，因为每次我们去想象它都无果而终。我们做不到。假设你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去想象你死了是什么样的。你也许首先会剥离你知道死后将不再有的那部分有意识的生命：你什么也不会听到，什么也不会看到，而且无法思考，等等。接着，你试着想象无法思考、无法感受、听不到、看不到会是什么样，但你无法做到。于是你两手一摊说：“哦，我不知道死了是怎样的，我无法想象。它太神秘了。”

但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让人感到疑惑。这其实一点儿都不神秘。假设我问，作为我的手机是什么感觉？当然，答案是：什么感觉都没有。这里重要的是，不要误解这个答案。它指的并不是作为一个手机，它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和其他体验不一样，而且难以形容。不，完全不是这样。手机不会有任何体验，没有什么可以描述或想象的。作为一个手机，它没有任何内在感受。

假设我问自己，作为我的圆珠笔是什么感觉？我可能会先想象自己变得非常僵硬，如果你是一支圆珠笔，可没有弹性。然后，我会想象自己非常非常无聊，作为一支圆珠笔，你是没有任何想法和兴趣的。我可能尝试做这一切。但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作为一支圆珠笔的感觉，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存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作为一支圆珠笔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什么可以描述，也没有什么可以想象。作为一支圆珠笔的感觉，正如作为一个手机一样，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同样地，我希望你明白，处于死亡状态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不像任何其他感觉。同样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切莫误解了这个反驳。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死亡状态像某种感觉，某种不同于其他一切的感觉。事实上，我是说，没有任何感觉可以形容。当你死了，你的内在什么也不会发生，没什么好想象的。

假设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现在有了上面提到的论点所需的另一个前提？毕竟，如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想象，那么我当然无法想象了。既然我们已经假设（出于讨论之便），若我不能描绘和想象，则我无法相信，那么根据目前的讨论，我们不是应当得出结论说，这个论点是合理的，而你真的无法相信你将死去吗？

不，我们不能断定。要注意，你不仅无法描绘处于死亡状态中的内在感受（from the inside），还无法描绘处于无梦睡眠中的内在感觉。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论证肯定在某处出错了。毕竟，当你处于无梦的睡眠中时，你并没有在体验和想象任何东西。处于无梦睡眠中并没有任何感觉，因此你无法描绘它的内在感受。同样地，我们当然也不可能描绘和想象昏厥后和完全无意识后（没有任何感知、感觉）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描绘和想象的内在感受。

那么，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人真正相信他们曾经处于无梦的睡眠中吗？或认为没有人相信他们之前曾失去知觉吗？显然，这是一个愚蠢的结论。当然，你一定相信有时你是处于无梦睡眠中的。当然，某个间歇性陷入昏厥的人也会意识到，有时候他也会失去知觉。反之则会非常荒谬。

仅从你无法描绘其内在感受这一事实来看，是无法得出没有人相信自己曾处于无梦睡眠中这一结论的。仅从你无法描绘其内在感觉这一事实来看，是无法得出没有人相信自己曾昏厥这一结论的。那么，同样地，仅从你无法描绘处于死亡状态中的内在感受来看，无法得出“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去”这一结论。

但我一开始不是说我认同这个假设（为了进行讨论）吗？即你只能相信你能够描绘的东西。而且，我刚刚不是说了“看，你无法描绘自己的死亡状态”吗？我难道在收回刚才说的一些话吗？如果我坚持认为你能相信自己将会死去，然而又认同你无法描绘它的内在感受，那我不是在收回我的假设，即要相信某样东西你必须能够描绘它吗？

其实不然。尽管我对“形成信念需要借助描绘”这一说法仍持有怀疑，但为了讨论之便，我还要继续认同这一假设。其实，我想说的是，你可以描绘自己的死亡状态，只是你无法描绘它的内在感觉。这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你仍然可以描绘死亡的外在状态。

我们再来看看无梦睡眠的案例。我可以轻易地想象我处于无梦睡眠中。事实上，我现在就正在这么做：我脑海中有个画面，我的身体躺在床上，无梦入睡。同样地，我能轻易描绘昏厥过去或失去意识。我只需描绘我的身体躺在地上，不省人事。当然，同样地，我也可以轻易地描绘自己的死亡状态。我能在我的脑海中看到，我的身体躺在一个棺材里，没有任何机能。就这样，很容易做到。

那么，即使形成信念确实需要借助描绘，即使你无法描绘死亡状态的内在感受，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相信你将会死去。你所要做的只是描绘其外在状态。因此，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可以并一定要相信你将会死去。

但对于我刚才提出的论点，很多人可能会以这样的措辞来反驳：“假设我去描绘我死了的外在状态，我会描绘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我不再有意识，不再体验到任何东西。比如，我会描绘自己的葬礼。我当然可以做到这点。然而，当我这么尝试时，我发现自己在观察这个葬礼。我在注视它，看着它。总之，我还在思考。因此，我并没有真正想象一个我不复存在、我无法思考和观察的世界。我又将自己带入，成为这个葬礼的观察者。事实上，每次我试图描绘自己的死亡状态时，我就会将自己带入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因此‘我’完全没有死亡。我也许能想象我肉体的死亡状态，但我从未真正想象出自己作为一个人而死亡。鉴于我们‘形成信念需要借助描绘’的假设，接下来，结论就会是，我真的不相信我将处于死亡状态。我不相信，因为我无法想象。”

这论点在不同的场合出现，我仅提一下其中一个例子。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著作中，一度说了以下的话：

毕竟，一个人的死亡是超乎想象的，每当我们试图想象它时，我们都可以看到自己作为旁观者而存活。因此，精神分析学派会有这种名言：说到底，没有人相信自己会死亡。或者这么说也一样：在潜意识里，我们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永生的。[13]

这是弗洛伊德的说法，基本上就是我刚才概括的论点。当你想象自己的死亡状态时，他说，你是把自己作为一名旁观者重新代入了。弗洛伊德认为，某种程度上，没有人真正相信自己会死去。

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论点，我当然希望你不会相信它。为了弄明白这个论点肯定是不合理的，让我们来思考一个争议较少的例子。假设你是某个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今天下午将有一个你无法参加的会议。问问你自己，没有了你，你相信这个会议会举行吗？乍一看，似乎很明显，你相信会议将举行。但现在想象一下，有人提出了弗洛伊德式的论点，表明你终究并不真正相信。他们会这么说：“试着想象那个你将错过的会议，也许你会在脑海中想象会议室的情景，一些人围绕桌子坐着，他们也许在讨论俱乐部的业务。但是等等！你是在脑海中看到这所有一切的，也就是说，你把自己作为旁观者代入了。（如果你像我一样，也许是从一个角落或一堵墙俯视，以一种苍蝇的视角。）但这意味着，你并没有真正去描绘那个你不在场的会议。你做不到。当然，这意味着，你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个会议将在没有你参与的情况下举行。”

我相信你也同意，这论点肯定在某处出错了。显然，我们都相信，就算没有我们，这个会议也将照常举行。但这仅仅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我把自己作为一名观察者而代入，并不足以表示我确实不相信我试图想象的这种可能性存在。我可以相信，没有我会议也将举行，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当我描绘它时，我会把自己代入。同样地，我可以相信一个没有我的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当我试图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时，我会把自己代入。

但是，这论点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实际上，我认为，如果要明白这个答案，我们需要记住两点：第一点，当你看着一幅画时，你需要区分你确实在看着这幅画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以及一个更深一层的截然不同的问题：你是否是这幅画当中的一分子？第二点，要记住这幅画总是（或至少通常是）人们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一个特定的位置来观看的。

假设我拿着一张画着无人海滩的画，那么，这幅画表现出我了吗？尤其是，它表现出我处于那个沙滩上吗？当然不是。我们已经说明了，那是一幅没有人的海滩画，包括我也不在。诚然，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在我的脑海中，当我看着这幅画时，我自身必须存在！如果我不与之同时存在，我就无法看到或想象一个画面。尽管如此，要做到这一点，我不需要成为这画面当中的一样东西；它并不非得是有我的画面。因此，这论点出错的地方在于，其错误地引导我们，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当我描绘某个没有我的画面（一个海滩、一个会议或一个世界）时，我必须存在，我必须在观察那画面”，得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因假设错误得出的）结论：我本身是这画面当中表现的一样东西，这是一个有我存在的画面。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我可以轻易地描绘一个会议，在没有我出席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举行。当然，在描绘一个死后没有我存在的世界时，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错误会如此迷惑人？我想或许跟第二点相关：想象一个海滩（或一个没有你的会议，或世界）的画面，就要从空间中的一个特定角度来展示这场景。这个角度可能沿着海岸（或在墙上，或在葬礼的后面），因此你很容易就认为，看到这场景的人，必定也在空间中一个相关角度，他才能做到这点。然后，由于我就是那个在看的人，因此很容易就会认为，无论是在海滩上，或在会议室中，或在这个世界里，我自己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简而言之，我根本没有死去。就像我说的，我认为类似的原因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很容易感到困惑。事实上，如果我们只用想象其外在状态，对于构想一个没有我的世界来说，这种困惑就无关紧要了。因此，即使形成信念确实需要借助想象或描绘，我们依然很容易就能想象死亡状态。

在这一章的开始，我区分了“没有人相信他们将会死去”这一言论的两个可能性解释。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一个解释。据它所说，没有人相信他们作为一个有意识、可思考的存在会不复存在。正如我刚才解释的，这个想法最主流的论点并不成立。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的肉体会死去，这第二个可能的解释又如何呢？如果这个解释说得通，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原有的那个说法呢？

首先，我们应该指出，这样的提法有多怪诞。人们看起来确实相信，他们的肉体将会死去。毕竟，即便你相信说，你那不朽的灵魂总有一天会上天堂，你将作为一个有意识、可思考的存在而永存，你也会承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你的肉体终将死去。当然，我们都承认，我们的肉体最终将停止运转，或者将成为一具需要埋葬或火化的尸体，等等。

确实，如果人们并不真正相信他们的肉体将会死去，那么他们做出的一些行为就非常难以解释。比如，人们购买人寿保险。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们（确切）相信，他们很有可能一段时间内将会死去，也就是说，他们的肉体会死去，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得到很好的照顾。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将会死去（也就是说，肉体的死亡），为什么要购买人寿保险？同样地，人们写遗嘱，安排他们死后如何处理他们的资产。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将会死去，为什么要花功夫写遗嘱？因为很多人都写遗嘱，或购买人寿保险，诸如此类，似乎可以合乎常情地得出结论：很多人，可能大多数人都认识到了，他们将会死去。

为什么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想法？其中的原因是，生病甚至病入膏肓这种事，似乎常常让人们措手不及，所以我们没有完全摒弃这些其他想法。在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The Death of Ivan Ilyich）中可以找到一个著名的文学典型。在这个故事里，伊里奇摔倒并弄伤了自己。他的伤势并没有好转，每况愈下，他最终死去。令人惊奇的是，伊里奇发现自己终有一死（mortal）时大为震惊。当然，托尔斯泰是想通过这个故事向我们阐述，并说服我们：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都跟伊里奇一样，口头上承认自己会死去，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当真相信。

为了说得更清楚些，我想强调一点，这里相关的信念，或者说信念的缺失，涉及肉体的死亡。这就是让伊里奇感到惊讶的事。让他吓一跳的是，他发现他的肉体终有一死。毕竟，我们都知道，伊里奇始终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他的灵魂会上天堂。让他愣住的并不是他身为一个人的死亡预期；事实上，他或许并不相信他将会作为一个人而死去。相反，让他惊讶的是，他的肉体将会死亡。托尔斯泰刻画了一个高度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他对自己终有一死感到惊讶。

当然，尽管如此，我还是假设伊里奇已经留下遗嘱；就我所知，伊里奇也买了人寿保险。因此，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难题。伊里奇的一些行为表明，他确实相信他终是凡人，并完全意识到他终有一天会死去。然而，与此同时，当他真的得病并面临死亡时，震惊和意外还是会压倒他，这强烈地表明他的想法是诚实无欺的，即他完全不相信自己会死去。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难题。甚至在探讨这种案例到底有多普遍之前，我们自己也会对其中发生的事感同身受，这确实让人迷惑。一个人怎么会同时相信又不相信自己终有一死？

也许我们需要区分某个人显意识里相信和潜意识里相信的东西。说不是伊里奇显意识中相信自己是会死的，但在潜意识里，他认为自己是永生的。我们需要区分他口头上说的和他真正从根本上相信的那些东西。没准伊里奇只是口头上声称他相信自己会死。如果你问他：“你会死吗？”他会说：“哦，当然会。”因此，他也购买了人寿保险。但他确实彻底相信自己会死吗？也许不是。无论如何，如果要理解伊里奇案例的意义，我们需要做一些这样的区分。

现在，假设我们认为伊里奇是一个完全可信的例子。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有人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当真相信自己会死去，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也认为，托尔斯泰不仅仅是提出可能存在这样一种人。（“你看他是多么奇怪，让我给你形容一下他。”）更应该说，他指出伊里奇的情况是很典型的。或许我们所有人，或者说大多人都像他一样。至少，我们很多人都是那样的。如果我们许多人在这方面都像伊里奇一样，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怪人了。

但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需要提供什么证据呢？由于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所有人都可能坚持认为，我们真的相信自己会死去，那要提出什么样的论点才能证明我们是错误的呢？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论证是这样的：假设有某种很多人都做出的行为，并假设这种行为需要我们做出解释；然后，假设要得出关于这种行为的一个合理解释，我们必须承认，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并不真正相信我们口口声声说相信的东西。如果这一切都成立，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承认，我们并不真正相信我们说自己相信的东西，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现实中也有这类的例证，就拿某个患有洗手强迫症的人来说吧。我们问他：“你的手脏吗？”他可能会回答：“不，当然不脏。”然而，他又回到了洗手间，再次洗手。可以说，对这一行为的唯一解释是，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相信自己的手脏，尽管事实上他说不脏。那么，同样地，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某些行为有待解释，而最可能的解释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真正相信自己会死去，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我们并不真的相信自己会死去，即使我们说我们相信。

比如，假设你真的从根本上相信你会死去，这种意识带来的恐惧会让你开始尖叫，无法停止。（在伊里奇的病加重到某个程度时，他开始尖叫，并一直持续尖叫，几乎直到他死亡。）如果这是真的，即一旦你认真对待你将会死去这个想法，你就无法停止尖叫，那么我们的论点就说得通了。当然，事实上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尖叫。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你终将死亡，你真的将尖叫起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并不真的相信自己终将一死。就像我说的，我们的论证就合理了，但是当然，它只针对完全相信自己终将一死并不断尖叫的人才成立。很显然，我们根本没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类似的行为。

不过，你可能会问，是否有其他一些行为同样支持这个假设，即我们并不真的相信自己会死去。以下是我认为对这个假设最合理的解释。正如我们所知，有些人曾和死亡擦肩而过。比如，他们可能在一次事故中差点儿送命，结果却毫发无伤；或者他们可能心脏病发作，在手术台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谢心外科手术等，他们被救回来了。现在，当人们拥有这种濒死经历时，他们对这终有一死的感受会更为深刻，脑海中的画面会更加真实。死亡是他们无比确信的。有趣的是，当人们拥有这样的经历后，常常会说：“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少花些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陪陪我的家人。我要做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事情，不再浪费时间担心如何出人头地、如何赚钱。我要告诉我爱的人，我爱他们。”

让我们假设这对我们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来说是真的：当我们对终将一死的认识变得深刻时，当我们完全承认我们终有一死这个事实时，就会改变对事情轻重缓急的判断方式。我们不再投入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成功；我们将花更多的时间跟所爱的人一起，做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假设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根据这个说法，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大多数人确实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获得成功、赚很多钱，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做我们真正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告诉朋友和家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我们是多么爱他们。那么，这些事实该如何解释呢？也许其解释就是，尽管我们口头上说我们终有一死，但在某个更根本的层面上，我们并不真正相信它。或者说，这信念对我们来说并不深刻，我们“自始至终”都不相信。

我认为，这个论点还是有可能成立的，在我看来是如此。我不完全确定它是正确的，但至少它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确实，有过和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的人，看起来往往会以一些显著的方式改变他们的行为。因此，那些异于平常的表现方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并不完全或充分或从根本上相信自己会死去。就像我说的，我不确定这个论点是否正确，但它至少值得重视。

独自死去（die alone）

现在，让我转向另一个和死亡相关的言论，即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度假，一起听音乐，但死亡是我们必须自己做的事：我们都将独自死去。如果这是真的，似乎它提出了一种对死亡本质的深刻理解，给人深奥之感，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死亡本质的有深度且重要且有趣的东西。

然而，据我所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同样地，我们很难清晰地解释这个说法。但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怎样解释，最终都是不合理的，或错误的，或乏味的。所以，我会对这个说法严加斥责。尽管我要大加挞伐这个说法，但有时候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值得讨论。事实上，几年前我已经决定在我的死亡课程中停止讨论这个说法。我认为，人们并不真正认为我们都会独自死去，因此，何必浪费时间研究这个说法呢？我不骗你们，就在那个下午，我看到一句引言，正表达了这个说法的想法！一两天之后，我女儿给我看了另一句引言，也是如此。事实上，一旦你开始寻找这个想法，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因此，我想这毕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确实值得研究。

这里有两段引言。第一段来自民谣歌手卢顿·温莱特三世的歌曲《地球上最后一个人》（Last Man on Earth）：“我们学会共同生活，然后我们独自死去。”[14]我们独自死去。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看上去它道出了一些有关死亡本质的重要东西。另一段引言来自克里斯托弗·鲍里尼的儿童读物《长老》（Eldest）。“‘多么可怕’，伊拉贡说，‘独自死去，甚至远离你最亲近的人。’”他得到的回应是：“每个人都是独自死去的，伊拉贡。无论你是在战场上的王，还是躺在家中床上的卑微农民，没有人能陪你到那个世界去。”[15]每个人都独自死去。

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我只给你们看了两段引言，当然，我还能找到更多。因此，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能找到关于这个言论，即每个人都独自死去的一些解释，而它们也是真的吗？

实际上，这需要更多论据来说服我。假设由于一些奇异的巧合，人们都在星期一死去。我们没有理由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其他日子死去，事情就是这么凑巧。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但它并不会真正告诉我们关于死亡本质的任何深刻道理；同样地，人们在星期二死去，也无法喻示什么，如果此类情况只是一个意外的话。总之，每个人都在星期一死去了。我想，我们寻找的是一些关于死亡的必然真理（necessary truth）。那么，同理，如果人们恰好都独自死去，并不足以满足我们。毕竟，如果恰好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独自死去，而且他们死亡的瞬间没有人在场，这肯定会相当有趣，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但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只是一个意外，那么这就不是对死亡本质的深刻理解，就不足以证实这论点是真的。我们需要一个必然真理。

还有一点：我们如果正确理解了这个言论的所指，它最好是说了一些有趣的事！如果我们解释“每个人都独自死去”这一言论时，最后只是以一个稍微做作的方式说，每个人都会死去，我们可能回应说，即使这是真的，是一个必然真理，也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真理！这并不是对死亡本质新颖的、深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死去。如果你把这习以为常的事实用误导性的语言包裹，并以“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这样的词句表达出来，那么我只能说，你只是在装作向我们提出对死亡本质的深刻理解。

最后，当我们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时，它应该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一些特别意义。它可千万别像是在说，每个人都是独自地做着每件事——无论“独自”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每个人都是独自地做每件事，这么说可能会很有趣，可能会非常重要而有见地，但如果变成每个人也是单独（与“独自”相关的含义）吃午餐，那么你说的就不是什么关于死亡特别有趣的事了。无可否认，这可能对有关死亡的这个说法过于严苛了，使其变成死亡完全独有的。或许我们也独自做其他事情，但最好不是独自做每件事。

我已阐明所有这些条件，因为我认为人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当他们宣称每个人都是独自死去时，自己是在说一些有关死亡深奥而深刻的——以及真实的——东西！但我认为恰恰相反，这里面并没有任何深刻的真理。事实上，我认为发表这个言论的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一旦你以此逼问他们，使他们就范，你最终得到的回答要么是不真实的，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无趣的，要么是对死亡来说并不独特的。

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最自然、直接、明白和坦率的解释。就是说，人独自做某件事的意思是，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身边没有别的人。以某个独自居住的人睡觉为例，如果卧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就是独自睡去。那么，对于“每个人都独自死去”这一说法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他或她死去的时候身边确实都没有其他人。如果这是真的，将令人惊讶。我们可能会思考这是一个必然真理，还是只是一个意外，但它至少有些意思。

但这当然不是真的。我们都很清楚，有些人会在他人的陪伴下死去。比如，苏格拉底喝下毒芹，在他朋友和学生的陪伴下死去；他并不是独自死去的。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在朋友、家人和他们所爱之人身边死去。所以，这个说法的第一个解释，说我们都是独自死去的，显然不是真的。如果这就是“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这个说法所指的意思，那么这个说法就是假的。我们要找到关于这个说法其他更充分的解释。

接着是第二个可能的解释。也许当人们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时，他们并不是否认你可能会在别人身边死去。相反，他们说的是，即使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死去也是你独自在做的事情。别人没有在垂死，只有你。比方说，苏格拉底的朋友和学生并没有在死去，他是唯一一个快要死去的。那么，或许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指的是这个意思。

如果这种解释是真的，它也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但它不是真的。比如，在许多战场上，人们和其他人都一起死去。琼斯正在死去，但并不是独自死去；史密斯同时也在死去，就在他的旁边。所以，如果这就是人们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时所指的意思，那么这种说法显然也是错误的，我只能假设这种解释不是人们所指的意思。但是，他们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得出更好的解释。我们可以指出，即使在战场上，史密斯和琼斯“一起”经历死亡，但这种行为并不是合作性的共同事业。这里没有协作，没有计划，没有人是和别人合作死去的。这种情形类似于，当你走在人行道上时，西尔维娅碰巧同时走在人行道上。即使你们都走在人行道上，紧挨着彼此，但很明显你们并不是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当然，你也可以和别人一起走。你转向内森说：“嘿，我们去图书馆吧。”然后你们一起走在人行道上。走路是某件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做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共同的行为，一个共同的事件。

那么，这一说法或许指的是，死亡并不能作为一个共同事业，以合作的方式完成。即使你在病房里或战场上，人们就在你的左右两边，像你一样同时死去，死亡也不是你们共同完成的。

这可能就是人们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所指的意思。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能再次说，这看上去还是错的。

诚然，共同死亡远比独自死亡少见得多，但请记住，我们正在寻找一些对死亡本质的深刻见解。而上面这种说法只有在共同死亡是不可能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一个深刻的见解。然而，共同死亡并非不可能的，比如自杀契约。事实上，这里有一些例子，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确实有过一群人一起喝毒药，以免独自死去的事例，他们期望作为一个群体死去，共同死去。还有一些听起来没那么可怕但仍然悲伤的例子，就是相爱的恋人一起跳崖殉情，他们可能不会独自死去，而是彼此相伴共同死去。在我看来，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所以说，共同死亡当然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有人说，死亡作为共同行动，即一起死去是不可能的，那他们便是说错了。

共同事业有点像用弦乐四重奏演奏室内乐。（实际上，这是共同行动的一个标准哲学例子。）这是你和他人一起做的事情。它并不是说这些人恰好都在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不，不是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他们是有意地彼此协作，一起演奏这音乐的。共同行动在弦乐四重奏的例子中是可能的，在集体自杀契约的例子中也是可能的。

但是，一个相信“我们都会独自死去”这一言论的人可能会这么回应：“在弦乐四重奏的例子中，尽管我确实是在和其他人一起演奏，但是别人可以替代我做小提琴演奏。相反，当我死去时，就算我和其他人一起死，也没有人能替代我的位置。”那么，这也许就是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所指的意思：没人能替你经历你的死亡，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位置。

现在，如果这才是人们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时所指的意思，那么至少我想指出，他们并没有清晰地表达自己。在我看来，当某人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时，我们就要认识到他们的意思是指，“没有人可以替我死去，没有人能替代我的位置”，这太强人所难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相当误导人又毫无帮助的阐明论点的方式，但让我们稍微放下这些反驳之词。

没有人能替代我，这是真的吗？人们当然可以代替我演奏弦乐四重奏。那么，没有人可以代替我死亡就是真的吗？我不是很清楚。我希望你读过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你也许没有读过，我只有剧透一下了。故事的主线是这样的。小说的主人公爱上了一位女子，但她并不爱他，呜呼！她爱的是另一个人。呜呼！这另一个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判死刑。故事就这么发生了，因为我们的主角和另一个人长得很像（毕竟，这是小说），当另一个人被押到断头台上行刑时，我们的主角代替了他。接着诞生了那段著名的演讲：“这是我一生中最乐意做的事。”我们的主角牺牲了自己，好让他爱的那个女子能和她爱的男人在一起。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爱情罗曼史不是关键。我们的目的是搞清楚这里的情况，我们的主人公代替了某个即将死去的人，就像别人代替我演奏弦乐四重奏一样，似乎别人也可以代替我走上断头台。

在美国内战时期，曾有过强制征兵的事，但如果你有钱，可以雇佣别人来顶替你的位置。那么，假设你的部队在某场战斗中，周围的人都被杀了。想象一下，部队里的每个人都被杀了，如果你在那里，你也会被杀；但相反，你雇佣的人代替你被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说他代替了你，为你死去。那么，如果这种说法认为没有人可以为我死去，没有人可以代替我死去，似乎依然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再次反驳说，尽管《双城记》的主角代替另一个人上了断头台，但最后的结局还是我们的主角独自经历了他自己的死亡，他没有代劳另一个人的死亡。毕竟，另一个人的死亡直到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后才发生！同样地，在我的死亡中，没有人能代替我；如果他们代替我，他们最终经历的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死亡，而不是我的死亡。我的死亡只有我自己能经历。因此，这也许是当人们说“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时指的意思，即没有人能代替我经历我的死亡。

如果这是人们实际上所指的，那么我想再一次指出，用“独自死去”这个词来阐述我们讨论的说法是相当误导人的。这似乎是以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来表达观点。不过，我们先撇开这个不谈，回头看看这解释。且不论其表述上的不妥，似乎它是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自己的死亡，而不是别人的死亡。事实上，它似乎是一个必然真理，没有人可以代替我经历我的死亡。最后，这一事实——它似乎是一个事实——貌似揭示了跟死亡有关的一些有趣和深奥的东西。

但我认为这种表象，即我们终于捕捉到对死亡本质的深刻理解，却是一种误导。我不认为我们在这里能够了解到任何关于死亡的独特之处！

想想世俗的事务，比如在理发店剪头发。现在，在理发店你的位置可以被其他人代替。某个人出现说：“我赶着去约会，要迟到了。你介意让我先剪发吗？”你是一个大方的人，回答道：“没关系，我可以等。去吧。”所以，在某种严格意义上说，他已经代替你剪了头发。当然，最终他并没有代替你剪了你的头发，只是剪了他的头发。剪发便是如此：没有人能代替我去剪我的头发。我是唯一能经历自己剪头发这件事的人。如果有人试图代替我剪发，他们最终只是自己剪了头发。

当然，关于剪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就再想想摘除你的肾结石这件事。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摘除我的肾结石，我是唯一能经历摘除自己肾结石的人。或者想想吃午餐。没有人能替我吃我的午餐，如果别人想替我吃我的午餐，那只是吃他们的午餐。他们吃的是他们的午餐。除了我，没人能替我吃我的午餐。如果你仔细想想，相同的情形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成立。也许，真的是每件事。如果你强调“我的”这个词，那么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做任何事情，只要这是我的事。简而言之，即使“没有人能代替我经历我的死亡”是真的，这也不是什么有关死亡本质的深刻见解。这只是“我的”这个词含义上无关痛痒的语法点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为“每个人都会独自死去”这一言论，找到有趣的（而不是无关痛痒的）和真实的解释！但也许在我试图理解其所说的话时，漏掉了什么。我一直在为这个言论寻找一个在字面上说得通的解释，但或许“我们都会独自死去”这个说法，根本不是字面上的意思。相反，这也许是某种隐喻。这句话并不是说我们都真的会独自死去，而是说当我们死去时，仿佛我们是孤身一人，或者说，就像独自一人。或许“我们都会独自死去”是一个心理上的说法：当我们死去时，我们便会处于类似孤独（loneliness）的心理状态，就像我们有时候会感觉到的孤独。

想象有人快要死去了，我们可以假设他并不是字面上的“独自一人”。相反，当他临终前躺在床上时，他的身边围绕了许多人。然而，尽管如此，他感到与他们非常疏远了，有距离感。即使在人群中，他也会感到孤独。这也许就是人们想说的“独自一人”。

当然，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人们感觉远离他人而离去。托尔斯泰的伊里奇也许正是这样。伊里奇逐渐疏离他的家人和朋友，他从心理上疏远他们了，并带着生疏感和距离感面对他的死亡。他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独自一人”，这只是一个比喻，但这比喻也是对他心理的重要洞察。

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类似的情形是否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请记住，我们正在寻找的是关于死亡的必然真理，即对其本质的深刻见解。我们要找的不是某样在一定比例的案例中成立的事。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是否每个人都在这种心理下独自死去？我所能说的是，这似乎不是真的。

首先，注意很明显的一点是，有时候人们在睡眠中意外地死去，他们并没有生病，只是在睡觉时死于心脏骤停。这样的人死去时显然没有感到孤独或疏远。当然，刚才那种观点可能指的是，每个经历死亡时清醒的人，都会伴随着这种孤独感和疏远感死去。但这也不是真的。假设你正在过马路，一边和你的朋友交谈，进行激烈的讨论。事实上，你们那么投入，以至于没有注意到卡车正朝你开来。那辆卡车撞上你，你在无痛苦中立即死去。在你的最后时刻，你是否感到被疏远和孤独？不，当然没有。所以说，每个清醒着死去的人并不都有特定的心理感受。

也许我们需要再次完善这种说法。这种说法也许指的是每个人在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去时，都会有孤独感和距离感。说不定所有意识到自己垂死的人，都会“孤独”死去。这个限制条件（即意识到他们垂死的人）解决了睡眠的案例，也解决了卡车的案例。加上这个限制条件，这一说法仍然很有趣，但这是真的吗？幸运的是，这不是。

回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进行着哲学探讨，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喝了毒芹，坐在那里跟每个人告别。他并不像是被疏远了，也并不像是感觉到了隔离和孤独。每个知道自己将要死去和面对死亡的人都感到孤独，这个说法看来也是不正确的。

另一个例子是哲学家大卫·休谟。休谟快死时也很善于交际。在患病临终时，休谟邀请所有人坐在他的病榻前谈话，他到最后也很快乐、开心。据我所见，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休谟感觉到了孤独或被陪伴着他的人们所隔离和疏远。简而言之，对这一说法的心理学解读并不比任何之前的解释要合理。

当然，还可能有另一种解释值得考虑，但我不知道这解释究竟是什么。所以我想请你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都会独自死去，这是真的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释这个言论，向我们展示死亡本质的真实洞见？这样说来，那我找不到这一答案。[16]尽管人们经常说我们都会独自死去，但我认为这个言论是无稽之谈。我反而担心的是，人们说话时不经大脑，不去思考他们所指的是什么。

第十章　死亡的坏处

让我们评估一下现在的状况。总的来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探讨。我们试图弄清楚人的本质，好让我们明白生存的本质含义，以便理解死亡的本质。

当然，我认同物理主义的理念，即从本质上讲，我们都只是有着机能的肉体，我们能够进行人格功能。抛开其他细节，死亡只是肉体垮掉了，以至于不再能进行相关功能。当然，正如我们看到的，这取决于你接受的是关于个人同一性的哪种理论，在“我的肉体之死是否代表我不再存在”这个话题上，大家的意见会有所差异，我们或许需要区分肉体之死和个人之死，等等。但抛开其他细节，以下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当肉体破坏时，我不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即便在逻辑上，我们不否认肉体死后继续存活的可能性，但我们还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逻辑上的可能性会真实发生。

就我所见，我认为当我的肉体死亡时，一切就结束了。当然，作为肉体论的支持者，我相信我还是会存在一段时间，我将作为一具尸体而存在。但这样的存在对我来说并没有给我重要的东西，因为我所希望的不仅仅是存在，或者是活着，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带着我原有相同的人格的人。而事实是，当我肉体死亡时，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总结起来就是，我死了，我就不复存在。当然，这有点儿令人误解，根据我之前阐述的理论，即便我死了，我依然会作为一具尸体存在一会儿。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为了简化接下来的讨论，我提议我们暂时放下这些难题。让我们假设，我的身体在我死去的那一刻即被毁坏。也许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我当场死去，我的身体被炸得灰飞烟灭，我将愉快地上路。如果是这样，那一刻就是我的肉体、我的存在、我的人格以及一切对我来说重要之物的结束。死亡就是终结，句号。当然，在其他相对复杂的情形中，这些事情不会同时发生，但死亡仍是终结。但正如我所说，这些细节都不会影响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话题。

那么，在剩下的章节里，我们要做的是探讨价值观。在这本书的前九章里，我们试图弄清楚那些形而上学的事实。在那之后，现在转向道德和价值的问题，根据我们（稍微简化）的结论，即死亡就是终结，来探讨它们。比如，我们都认为死亡有坏处，但为什么死亡有坏处？死亡怎么会有坏处呢？如果死亡有坏处，那我们永远活着会更好吗？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剥夺解释理论（The Deprivation Account）

我们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死亡怎么会有坏处？坏在哪里？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死亡有坏处。（或者至少说，如果死亡真的是结束，那将会有坏处。）所以，我们要问的第一件事就是，死亡是否正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真的有坏处？如果有，那么是什么让死亡有坏处的呢？

当然，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假设（从现在起）我所阐述的形而上观点是正确的，即物理主义是正确的。肉体之死是我作为人而存在的终结，死亡是我的终结。但如果这是正确的，我死去这件事怎么会有坏处呢？毕竟，一旦我死了，我不再存在。既然我不再存在，我死了对我来说怎么会有坏处呢？

当然，如果你认为你在死亡后依然能存活，那么很容易便能解释你为何担心死亡的坏处。比如，如果你相信灵魂，那么你有理由担心，当你死去后你的灵魂会发生什么。你要到天堂吗？你要去地狱吗？你可能会担心死后情况将变得怎样。这个问题非常有道理。然而，相反，人们都认为，正如我所假设的，死亡真的是结束，那么死亡其实对我来说就并没有什么坏处了。我死了，还有什么事情能对我有坏处？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如果我已经不存在了，死亡就不可能再对我有坏处。

有时候，人们会这样来回应这种想法，说死亡对已经死去的人没有坏处，而是对活着的人有坏处。弗雷德的死对弗雷德没有坏处，但是对爱他且在他离开后不得不活着的人有坏处，换句话说，弗雷德的死对他的朋友和家人有坏处。当有人死去时，我们失去了继续与这个人交流的机会。我们不能再跟他们交谈，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看电影、看日落、开怀大笑；我们不能再分享我们的困难并得到他们的建议。当一个人死去时，一切都没有了。

或许，这就是死亡的主要坏处，它不是对死者本身的作用。死亡对死者没有坏处，而是对生者来说有坏处。

我不想贬低当某个我们在乎的人死去时，我们所经历的难过与痛苦。死亡夺去我们这些生者的朋友和爱人，这当然是死亡的一个主要和突出坏处。有一首诗强调了这个想法。这是来自德国诗人克洛卜施托克的著作，名为《分离》（Separation）：

当尸体运送经过我们时，

你是那么严肃。

你害怕死亡吗？“哦，不害怕！”

那你在害怕什么？“害怕垂死。”

我一点都不害怕。“那你无所畏惧吗？”

唉，我心存畏惧……“畏惧什么？”

离开我的朋友。

不仅仅是我的离开，还有他们的离开。

所以当尸体

经过我们时，

我才变得严肃，

更胜于你，深入灵魂。[17]

根据克洛卜施托克所说，似乎死亡最主要的坏处就是失去朋友。当他们死去时，你失去了他们。我已说过，我不想以任何方式贬低此类主要坏处，但我并不认为它触及了死亡坏处的最核心部分。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死亡有坏处的最主要原因。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希望你们比较以下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你的朋友要登上一艘即将去探索遥远太阳系的宇宙飞船，他一去就是很多年。事实上，到宇宙飞船回来的时候，100年都已经过去了。（根据“相对论”，到那时你的朋友可能只增长了10岁，但你已经死了很久。）更糟的是，飞船起飞20分钟后，地球方面与这艘飞船之间的所有无线电联系都被切断了，要想有任何交流只能等到他们回来。因此，你所有跟你朋友未来交流的可能性都被永远切断了。这很可怕。你失去了你最亲近的朋友，不再能跟他说话，得到他的见解和建议，告诉他你生活中的事情或得知他的事情。这和克洛卜施托克说的那种分离是一样的。这很可怕，也很悲伤。这就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飞船起飞，不幸的是，25分钟后，它在一次可怕的事故中爆炸，飞船中的所有人当场死去，包括你的朋友。

我认为第二个故事更糟，其中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什么才是最糟的？不可能是分离。显然，第二个故事中也有分离，你将来不能再跟你的朋友交流，他也不能和你交流，但这种结果和第一个故事是一样的。如果说，第二个故事有更糟的地方——我想很明显，这里确实有更糟的地方——那么它不会是分离本身，而是你的朋友已经死去这一事实。不可否认，这事实本身对你来说非常糟，因为你在乎你的朋友。但他的死让你如此伤心的原因是，他死去对他有坏处。这里的坏处不仅仅是分离，因为在第一个故事中我们已经经历过这种情况了：你无法和他交流，他也无法和你交流。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死亡最主要的坏处，在我看来，不能关注分离的坏处和对于生者的坏处。我们必须去考虑，死亡确实会对死者本身造成坏处。这才是死亡的主要坏处，也是我将要集中讨论的方面。但上述讨论只为我们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死亡对死去的人有坏处，这怎么会是真的呢？我的死亡或我即将死去这个事实，到底是什么使其对我有坏处的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弄清楚我们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不是在问这个死亡过程是否有或怎么会有坏处。我可以假设，死亡的过程将非常痛苦，这一点人们毫无争议，也不觉费解。比如，假设有一天我被孟加拉虎撕成碎片，那么这个死亡的过程就很可怕了，这将是无比痛苦的。因此，认为死亡过程可能给我带来的潜在坏处就是合情合理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过程不一定是特别痛苦或者对我有坏处的。毕竟，我可能在睡梦中死去，在这种情况下，死亡过程本身并没有不好的。无论如何，我假设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我们都曾担心死亡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在面对“终有一死”这个事实时，这不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

当然，同样地，我们中许多人发现死亡的前景令人不快。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死亡的坏处之一就是，当我预想到我会死去时，就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想法。但同样地，这也不是死亡的主要坏处。只有死亡本身对我有坏处，我对死亡的展望或痛苦或不快才站得住脚。我会因想到我将死去而产生恐惧、焦虑、担心、后悔、痛苦或其他可能的情绪，正是因为逻辑上我们已接受了一个先在的念头：死亡本身对我有坏处。否则的话，我就不可能有恐惧、焦虑、担心、后悔、痛苦或其他诸如此类的情绪。

假如我对你说：“明天将有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它奇妙无穷，绝对难以置信，绝对美妙。”你回答说：“好吧，我相信你，但我得告诉你，一想到这事，我就感到恐惧和不祥。”这根本就不合理。只有在你预想事情本身不好的情况下，你被恐惧或不祥等情绪笼罩才合乎情理。比如，如果你认为去看牙医是很痛苦和不愉快的经历，那你害怕就是合乎情理的；但如果看牙医本身并非令人不愉快，那你想到此事而感到害怕就说不通了。

因此，如果我们要考虑死亡的主要坏处，在我看来，我们必须专注于自己的死亡状态。我的死亡状态对我来说有什么坏处？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答案看起来是简单明了的。当我死了，我就不复存在。（记住，撇开“我作为一具尸体而暂且存在”这种令事实变得复杂的情况，为了简单起见，假设我在一场爆炸中死去，我的肉体一时间被摧毁了。）我们现在不就得出了死亡有什么坏处的答案了吗？当我死了，我就不再存在，这不就直接解释了为什么死亡有坏处了吗？

事实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确实认为，“我不复存在”这一事实，为弄清楚“死亡有何坏处”以及“为何有坏处”提供了关键线索。但我认为，这种论述还不是很明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要讲清楚“不存在”对我到底有多不好，还是需要花些功夫。而且即使弄清楚了，我们还会留有一些难解的疑惑。

可以肯定的是，一开始这个基本的想法似乎非常简单明了。当我死了，我就不再存在。不存在对我来说很坏，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答案似乎并不令人满意。不存在怎么会对我有坏处呢？毕竟，不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你不存在！当你不存在时，怎么会有东西对你来说有坏处呢？如果有东西对你来说是有坏处的，这不是暗含某种逻辑条件，即你必须置身其中，承受这种坏处吗？比如，头痛对你有坏处。当然，在头痛中你是存在的。头痛不会对那些不存在的人有坏处，他们不能体验、身受或承受头痛。当你不存在时，怎么会有什么事对你有坏处？特别是你都不存在了，不存在对你来说又有什么坏处呢？

所以，就像我所说的，诉诸不存在来解释死亡的坏处，并不是那么简单、自然的，它转移了我们对问题的关注。如果我说，死亡对我来说是坏事，因为当我死了，我就不复存在，那么我们仍然会发现自己困惑于：不存在怎么会对我有坏处？

我想这个反驳意见的答案，能从区分某事对我有坏处的三种不同方式中得到。首先，从一种绝对的、稳固的、内在的意义上说，某样东西本身就对我有坏处。比如头痛和其他疼痛，好比说碰伤了脚趾，或者被刺伤、被折磨。痛苦的坏处是本质上的（intrinsically bad）。它本身就是不好的。由于它本身的原因，我们想要避免它。一般来说，那些对你有坏处的事情，它们的坏处是内在的，由于其本质而具有坏处。

其次，许多事情的坏处是结果上的（instrumentally bad）：某样事情本身也许并不坏，但坏在其会引起或导致坏的结果。特别是，这类事情可能会导致一些其本质上为坏的事情。比如，失去你的工作本质上并不坏——它本身并不坏也不包含坏，但其结果是坏事，因为这会导致贫穷和债务，并由此导致痛苦、磨难和其他本质上的坏处。

对你来说，有些事物还有另一种坏处，这第三种方式很容易被忽视：有些事情的坏处是相对的（comparatively）。某些事物不好可能是因为你在接触这个事物时，就无法接触其他更好的事物。这是由经济学家所说的“机会成本”带来的坏处，而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坏的，或其结果是坏的：它是坏的只因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放弃了更好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在家里看某个电视游戏节目。我因收看这个节目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这对我来说怎么会有坏处呢？按照第一种坏的概念，即本质上是坏的，那么这件事并不坏，它是一个打发半小时时间的愉快方式。我们可以想象，按第二种方式来说，这件事的结果也不坏。（假设看半个小时的电视不会导致任何对我有坏处的事。）但是，尽管如此，按第三种方式来说，这件事可能是有坏处的。比如，除了待在家里看半个小时电视外，我可以去参加一个很棒的派对。那么，我们就会说，我宅在家里看电视这件事，从比较的意义上来说是坏的。这并不是说它本身是个打发时间的不愉快方式，也不是说它会导致不愉快的事情，而是说（如果我记得的话）我可能还有更好的方式打发时间。因为我放弃了“更好”的好事，于是相对来说，我待在家里看电视就成了坏事。我缺失了更好的选择。缺失本质上并不是坏的，其结果也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在第三种意义下，从比较的角度来说，它仍是某种坏事。缺失了好事，从比较的角度来说，对我就是坏的。

同样地，假设我拿出两个信封，说：“选择一个。”你选择了第一个并打开说：“嘿，看，有10美元！这不是好事吗？”当然，有10美元是好事。诚然，这不是本质上的好（其本身并不值得拥有），但它的结果是好的（例如，它可以帮助你买到冰激凌，让你感到愉快）。然而，这种好是基于你不知道另一个信封里有1000美元！然后，我们就说：“看，选第一个信封对你来说是不好的。”从什么意义上来说是不好的？就是从比较的意义上。如果你选了第二个信封，你会得到更多的钱。你本来有更大的好处，或更多的好处。

现在，我希望你们都能明白，在第一个意义上，不存在不会对我有坏处。不存在本身并不是坏的，我们不需要因为其本身的原因而回避它。当然，如果不存在是痛苦的，那它是坏的，就能说得通。但当你不存在时，你没有痛苦的感觉。不存在其本身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们唯恐避之不及。同样地，不存在从第二个意义上对我来说也并不是坏的。比如，它没有让我感到痛苦，也没有引起其他本质上的坏事。因此，不存在不能导致坏的。但是尽管如此，从比较的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对我来说还是坏的，因为这里涉及了缺失。当我不存在时，我便缺失了东西。

我缺失了什么？当然，我缺失的是生命，具体来说，是生命可以给予我的美好事物。不存在就坏在牵涉到机会成本的问题。众所周知，W.C.菲尔茨在他的墓碑上写道：“我宁愿待在费城。”处于死亡状态的坏处是，你再也不能体验和享受生活带给你的各种美好事物。

所以，不存在确实指向了理解有关死亡坏处的关键。为什么死亡有坏处？因为当我死了，我不复存在。如果我们问，不存在怎么会有坏处？答案是，因为我缺失了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当我不存在时，我得不到这些我还活着时本可以得到的东西。死亡有坏处，因为它剥夺了我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

这是如今被称为关于死亡的害处和坏处的剥夺解释理论，因为这种解释认为，死亡的主要坏处在于剥夺了你生活中本应该得到的美好事物。在我看来，剥夺解释理论说得没错。诚然，我认为死亡还有一些方面，一些高于并超出剥夺解释理论所关注的其他方面，也可能导致其坏处，我们将在后面一章中进行讨论。不过，在我看来，剥夺解释理论正确地将我们指向死亡的主要坏处。当我死了，我就得不到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事物，我将被剥夺这些东西。这就是死亡有坏处的主要原因。

伊壁鸠鲁

尽管剥夺解释理论总体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解释的提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仍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反驳。有些人认为这些反驳是如此有压倒性，以致他们无法接受剥夺解释理论。事实上，他们中有人论证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结论：实际上，死亡对我来说一点儿都不坏！

第一个反驳从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原则开始：如果某件事是真的，那么肯定在一段时间内，无论所谈及的是什么事，它是（或曾经是，或将会是）真的。也就是说，事实从时间上可考（be dated）。比如，我——谢利·卡根——正在输入一些有关死亡坏处的文字，这是一个事实。它什么时候是真的？就在我打字的时候吗？即现在：2011年8月16日，星期二，晚上10点30分。还有另一个事实：托马斯·杰斐逊曾是美国总统。这件事什么时候是真的？从1801年3月4日到1809年3月4日。事实是可以确定其发生时间的。

好了，这看起来是对的。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立即就有一个疑惑：我的死亡对我来说真的（或曾经，或将会）有坏处吗？毕竟，如果我的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这就是一个事实。因此我们就可以问，这个事实什么时候是真的？死亡什么时候对我有坏处？我们似乎不能回答说，它现在就对我有坏处。死亡现在对我没有坏处，我现在没有死！那么，或许当我死了时，死亡对我有坏处吗？但这看起来很难令人相信。我的意思是，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彼时怎么可能有东西对我来说有坏处？显然，你必须存在才会有东西对你有坏处。所以，我们就有了确定死亡产生坏处的时间这个难题。

现在，这个关于死亡坏处的时间和日期的问题，也许正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心中所思考的。接下来我正想跟你们分享，下面这段话让人们疑惑了两千多年。伊壁鸠鲁似乎找到了关于死亡真正令人费解的一些东西，但我们很难确定到底是什么在困扰着他。下面就是我想到的伊壁鸠鲁的篇章（译文参考周辅成、苗力田等译本，特此感谢。——编者注）：

所有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与我们全不相干，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了。因而，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没有什么干系。因为对于前者，死亡还未到来；对于后者，一切都已不再。[18]

正如你们所见，这里没有完全清楚地说明伊壁鸠鲁为什么所困，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在思考我们的疑惑，即有关死亡何时有坏处的问题。死亡现在不能对我有坏处，因为我还活着；当我死了的时候，死亡也不能对我有坏处，因为在那时我已经不存在了。（彼时，死亡还怎么会对我有坏处？）但如果没有任何时间中死亡对我是有坏处的，那么所谓的事实，即“死亡对我有坏处”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事实。换句话说，与我们通常认为的相反，死亡对我并没有坏处。

不管这是否真的是伊壁鸠鲁所想的，我们都要问自己，该如何回应这一论点？当然，一种方法是接受它，并得出结论说：死亡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坏处。一些哲学家确实接受了这个结论（包括伊壁鸠鲁）。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坚持认为死亡真的有坏处，这就需要我们找到这个论点的错误之处。就我所见，如果我们要摒弃这个论点，只有两种方法。其中一种是，迎难而上，认同事实确实有其发生的时间，然后说明死亡什么时候对我有坏处。另外一种方法是，辩驳“所有事实都有其发生的时间”这一假设。

让我们从第二种方法开始。会不会有什么事实是我们不能确定其时间的？也许吧。如下是一个可能的例子。假设星期一的时候，我开枪打了约翰。我枪里的子弹伤到了他，但没有直接伤到心脏。他只是开始流血，慢慢失血。他受伤了，危在旦夕，但没有在星期一死去。接下来，想象一下我在星期二心脏病发作并死去了。约翰还流着血，但他还活着。星期三，失血过多终于要了他的命，约翰死了。这顺序是：我在星期一枪击了约翰，我在星期二死了，而约翰在星期三死了。

我杀了约翰，我认为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如果我没有开枪打他，他就不会死去。我杀了他，这是一个事实。但我是什么时候杀死他的？我是在星期一开枪打他那天杀了他的吗？这似乎不太正确。他星期一又没有死，我怎么会在星期一杀了他呢？星期二就更不用说了：约翰在星期二还活着。约翰直到星期三才死去。那么我是星期三杀了他吗？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星期三我甚至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在星期二就已经死了，我怎么能在死了之后杀了他？所以我没有在星期一杀死他，也没有在星期二杀死他，更没有在星期三杀死他。那么我是在什么时候杀死他的？

答案也许是，我在什么时候杀死他的根本没有确切的时间。尽管如此，我杀死他这件事是真的。为什么这是真的？因为星期一我开枪打伤了他，星期三他因伤去世。但我是什么时候杀死他的？也许我们不能确定日期。如果我们不能，那么就存在无法确定其发生时间的事实，就像我杀死约翰这个事实。如果存在你无法确定其发生时间的事实，也许就存在另一个事实：我的死亡对我来说是有坏处的。我的死亡什么时候对我有坏处？这一事实也许无法确定其发生时间，尽管如此，它确实是一个事实。所以，辩驳这一论点的其中一种方法是：推翻这一假设，即所有的事实都可以确定其发生时间。

当然，“所有事实都可以确定其发生时间”这个想法非常有说服力。你自己在思考这个例子时，也许会想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答案，回答出我是什么时候杀死约翰的。也许再三思考后，你认为所有事实都可以确定时间，这是真的。（当然，除了我刚刚举的例子，还需要考虑其他可能出现的困惑。）如果你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有确定的发生时间，但还是坚持认为我的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那么你需要采取其他方法，并想出一个死亡产生坏处的时间来。我们能做到吗？我们能说出死亡什么时候对我有坏处吗？

我认为，声称死亡现在对我有坏处并不太有戏。我现在没有死，所以对我来说，我很难看到死亡对我的坏处。但我不能百分百确定，另一种情况同样也不可接受。为什么不能说当我死了的时候，死亡对我来说是有坏处的？毕竟，头痛什么时候对我来说有坏处？当然是头痛发生时。同样地，为什么不能说死亡对我有坏处是发生在我死了的时候呢？

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死亡的坏处在于当你死了，你便被剥夺了生命中那些美好的事物。那么，死亡什么时候对你来说有坏处？也许正是你生命中美好的事物被剥夺时。好吧，你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什么时候被剥夺呢？当你死了的时候。这剥夺实际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当你死了的时候。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对伊壁鸠鲁（如果这真是伊壁鸠鲁的观点）说：“你是对的，伊壁鸠鲁，所有事实都必须确定其发生时间。我们可以确定死亡产生坏处的时间，我的死亡在我死了的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有坏处的，因为在这一时间里我被剥夺而失去了生命中美好的事物，但如果我还活着，这些我都本应得到。”

这看起来是对这个论点的一个可能的回应。但是，它立即把我们带回了一个早先的困惑：死亡怎么会对我来说有坏处？当我不存在了，死亡怎么会对我来说有坏处？当然，我必须存在，这样事物才能对我有坏处，或者这样事物才能对我有好处。要想让事物对你有好处或坏处，难道你不需要存在吗？

这个思路就把我们指向了对伊壁鸠鲁论证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或许他心中的论点是这样的：

（1）只有你存在，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

（2）当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复存在；

所以：（3）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

这里再次引用伊壁鸠鲁的话：

所有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与我们全不相干，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了。因而，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没有什么干系。因为对于前者，死亡还未到来；对于后者，一切都已不再。

当然，伊壁鸠鲁这段话的意思还不甚明了，但也许他心中所想的正是像这样的新论证：（1）只有你存在，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2）当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复存在；所以（3）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

不管这是不是伊壁鸠鲁所想的，我们对这一新论证作何解释？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认同（2），即当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复存在。那么一旦我们接受（1），结论（3）“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就会顺理成章。因此，（1）就成为存在性必要条件（existence requirement）。只要你存在，事物就可能对你有坏处，或对你有好处。这就是坏处和好处的存在性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存在性必要条件，似乎就必须接受这个结论：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我们作何解释？也许我们应该摒弃这个存在性必要条件。诚然，在典型情况下，像痛苦、失明、瘫痪、失去工作等情况下，当你存在时，坏事才能对你有坏处。确实，在日常的情况中，你必须存在才能去承受坏处。但也许那只针对日常的情况，而不是所有的情况。也许对于某些种类的坏事，你并不需要存在，它们就会对你有坏处。

什么样的坏事会是那样的呢？可以说，剥夺的相对坏处就是这样。毕竟，你不需要存在就能缺失某些东西。事实上，也许正是你不存在这一事实解释了你为何被剥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缺失都是这样。还记得看电视的例子吗，你在看电视，但你本可以参加一个很棒的派对。显然，当你看电视并被剥夺参加那个派对的机会时，你是存在的。同样，在选信封的例子里，当你仅仅得到10美元而非1000美元的时候，你是存在的。所以，有时剥夺和存在是同时发生的。但关于剥夺的关键一点是，你不必非要存在才能被剥夺。不存在本身决定着你被剥夺了某些事物。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也许我们应该说，当我们谈论缺失时，当我们谈论剥夺时，（1）是错误的。即使你不存在，事物仍能对你有坏处。存在性必要条件是说不通的。这就是对伊壁鸠鲁论证第二种可能的解释的回应。通过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可以保留认为死亡是有坏处的想法。

不幸的是，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的某些含义可能会难以理解。想想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说某些事物，比如不存在，可能对某些人有坏处，尽管他们已不复存在。这就是死亡对我来说是有坏处的原因。但如果不存在可以对某些即使不存在的人有坏处，也就可能对从未存在的人有坏处。比如，不存在就会对某个可能成为人，某个本应该存在但从未真正出生的人有坏处。

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所以让我们试着更具体一点。我需要两个志愿者。我需要我读者中的一名男性志愿者和女性志愿者。好，很好。现在我想让你们两人这样做：去做爱，然后生孩子。

让我假设这件事不会真的发生。不过，我们可以考虑在某个可能的世界里，这事确实发生了。我们可以考虑如下这个不会实现的可能性：这名男性和这名女性做爱，然后生下孩子。他的精子和她的卵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发育成胎儿。这胎儿由37号卵细胞和4000309号精子结合而产生。胎儿出生了，那婴儿慢慢长大。以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它本可能发生。

因此，这个本可能出生的人事实上没有出生。对于这个本来可以出生的人，我们叫他拉里好了。拉里是一个可能存在的人。他可以存在（我的两名读者可以做爱），但他不会存在（他们不会做爱），这就是为什么拉里只能是一个可能的人。现在，我们中有多少人为拉里感到遗憾？可能没有人。毕竟，拉里从未存在过，我们又怎么会为他感到遗憾呢？

当我们接受存在性必要条件，即“只有你存在，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时，这个回答就言之成理了。既然拉里从未存在过，那么没有任何事对拉里来说是有坏处的。但是一旦我们放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一旦我们说即使你从未存在过，也有事物对你来说有坏处，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理由去克制对拉里的同情了。我们会说：“哦，我的天呐！想想如果拉里生下来了，他生命中本可以拥有的美好吧。”但他从未出生过，所以他被剥夺了这些美好。如果死亡对我有坏处，是因为它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那么不存在对拉里来说也有坏处，因为他被剥夺了生命中的所有美好。我太惨了，我要死去了。但是拉里更惨，我们真的更应该为拉里感到遗憾。但是，我敢打赌你们都没有为拉里感到遗憾，因为这个人从未出生过。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千万莫走回二元论的老路上。尤其不要一开始就想象拉里拥有灵魂，迫切希望自己能出生。我想，在《荷马史诗》中有一个场景，某种祭祀在进行，所有死者的灵魂四处徘徊，渴望重生，希望自己可以尽情享受食物的味道和香气。如果你想到了如下的画面，那些不存在的、有可能出生却从未出生的人以某种鬼魂般的状态存在着，并希望托生，或许你应该更同情他们。但这个场景绝不是基于我所设定的物理主义，不存在的人没有以某种让人毛骨悚然、希望自己托生、像鬼魂一般的状态而存在。他们只是不存在，句号。一旦我们对于拉里有这种想法，就很难为他感到遗憾。

当然，我一直在絮叨他会如何如何被剥夺掉生命中所有的美好，也许你们已经开始为拉里感到遗憾了。所以，有必要澄清一下，将潜在的人未能出生当作坏事对待，这意味着什么。我想让你们大概有个概念，这世界上有多少潜在可出生的人。不仅只有拉里一个人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他只在我们把37号卵细胞和4000309号精子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存在，却没能出生。不，我们需要为许许多多潜在的人感到遗憾。事实上，这世界上有多得难以想象的潜在可出生的人。

有多少？很多。具体多少？我曾经试图计算过，最近稍微又更新了一下。正如你们将要看到的，这完全是粗略的计算，不需要复杂的演算，它从各方面来说完全不充分。但至少它会给你们一个概念，关于到底有多少潜在的人。

让我们先保守一点儿，问：我们这代人能制造出多少可能的人？正如我在2011年计算的，那时人口大概有70亿人。大约有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

下面我们想知道的是，这35亿男性和35亿女性一起会制造多少可能的人？思考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明白每一次你把一个不同的卵细胞和一个不同的精子结合，都会产生一个不同的人。你把同一个卵细胞和不同的精子结合，就会得到不同的基因编码，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人；或者你把同一个精子与不同的卵细胞结合，也会形成不同的人。因此，如果我的父母早了或者晚了五分钟做爱的话，别的精子和那个卵细胞就结合了，那个出生的小孩就不会是我，而是别的兄弟姐妹。换个卵细胞，换个精子，你就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真正要知道的是，这大概70亿人当中有多少种精子和卵细胞的组合？

让我们来看看。有35亿女性。一名女性能有多少卵细胞？我们将发现，精确的数字并不重要，我们可以取近似值。一名女性每年大约排出12个卵细胞，大概持续30年。这就是每个女性排出的卵细胞数量。实际上，在做完这个计算后，我发现可能的卵细胞数量远远高于这个。女性大概会在其生育期内排出这个数量的卵细胞，但我推测，实际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细胞本可以成长为卵细胞。所以，潜在的卵细胞数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但用这个数字来计算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30年时间，一年12个卵细胞。

接着是男性，大约有35亿人。每个男性能够产生精子的时间更长。我们这里就取个大概数字，他的生育时间为50年。男人一天能做多少次爱？显然不止一次，但我们保守一点儿，就当一天一次。这就是50年乘以一年365次。男人每次射精都射出很多精子。有多少精子？很多。碰巧，我有次查了一下，取一个大概数字，男人每次射出大约4000万精子。我们需要将男人一辈子射精的次数乘以这4000万精子。

好了，我们考虑了现存的所有男性和所有女性，请问：有多少可能的卵细胞和精子的结合？这会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关于我们这一代人能制造出多少可能的人。当然，其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出生，但我们要的是这些可能出生的人的数量。

有多少可能的人？这里是计算公式：

35亿名女性×每个女性排卵30年×每年排12个卵细胞×35亿名男性×每个男性生育期50年×一年365天×每天4000万精子=大约30万兆京个人（3×10^33）

我在这里做了大量的估算，包括最后一步计算中，但在这个非常粗略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有30万兆京个可能的人，即3×10^33。大致说来，在这下一代人里，我们就会有这么多可能的人；但很显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得以出生。关键的是：如果你要为拉里感到遗憾，你必须为每一个可能的人感到遗憾，每个本来能出生却从未出生的人，也就是说，那3×10^33个可能的人。

当然，实际上我们仅仅做了一点儿表面研究。现在，我们需要考虑所有可能的人，并考虑所有他们可能有的孩子。我们用起初的70亿人算得了这个数字。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计算有多少可能的下下一代的话，这将是一个怎样的数字！（总数大约是5×10^66，即500万兆京垓个人。）我不是说我们可以同时让所有这些人都存在，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存在的人。而且，这只是两代以后的数字！如果你算到第三代，所得到的数量将会比已知宇宙中的粒子数量还多。到第四代人就更多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想想本可能存在却从未出生的人，这些人的数量将会让人匪夷所思。

然后，假设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即使你从未真正存在，事物也会对你有坏处，那么我们不得不说，这无数个万亿可能的人从未出生简直太悲伤了，因为他们都被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如果我们摒弃了存在性必要条件的话，那么这些未出生的可能的人，其困境就是一个动摇人心的道德悲剧。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道德恐慌，也根本不能与这些从未出生的可能的人的损失相提并论。

现在，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能说的就是，我没有被这个道德灾难吓到。对于这数不清的万亿人的损失，我没有感到痛苦、悲伤和惊愕。但如果我们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并诉诸剥夺解释理论来解释死亡的坏处，就不得不承认那无数个万亿没出生的人是一个难以形容的道德悲剧。

如果我们不认为那是一个道德悲剧，就只有通过回到存在性必要条件来避免这个问题。不过当然，如果回到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回到了伊壁鸠鲁的论证：当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复存在，所以死亡不可能对你有坏处。

现在，我们真的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哲学困境里，不是吗？如果我接受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得到这个论点，即死亡对我来说没有坏处，这相当惊人，令人难以置信。或者，我可以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继续坚持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的观点。但是，如果我摒弃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不得不承认拉里和那无数个万亿人被剥夺了生命。这看起来不可接受。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作何解释？

再一次，这里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用任何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不得不为那无数个万亿未出生的人感到遗憾。这似乎难以接受。如此看来，我们需要某个存在性必要条件；但是一旦引入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最终只有说，死亡对我并没有坏处，因为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这似乎也难以接受。但没准我们一直曲解了存在性必要条件。这件事也许并没有我们意识到的那么复杂。或者以稍微有所不同的术语来分析，我们就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版本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一个激进的和一个稳健的版本，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假设了激进的版本，而稳健的版本则会让我们避免不可接受的影响。

我认为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想法，所以我建议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存在性必要条件：

稳健的（modest）：只有你在某时存在过，那个事物才会对你有坏处。

激进的（bold）：只有你和那个事物同时存在时，它才会对你有坏处。

这就是对存在性必要条件的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稳健的版本之所以稳健，是因为它要求少，它只要求你在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激进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增加了一个更进一步的条件，它要求你和对你有坏处的那个事物同时存在，它才会对你产生坏处。这里就有了一个同时性的条件。如果某事对你有坏处，你必须在有坏处的那个事物发生之时也同时存在。这就比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更加苛刻，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不需要你和不好的事物同时存在，只要你某时存在。

假设我们接受这个激进的说法，即只有你和那个坏事同时存在，它才能对你有坏处，那么死亡就不能对你有坏处，因为你死了的时候，你不存在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结论不可接受。然而，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一切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只要你某时存在，那个事物就会对你有坏处；你不需要和那有坏处的事物同时存在。当然了，我确实在某个时间存在——毕竟，我现在就存在着。所以，死亡对我来说有坏处。诚然，当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但没关系，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并不要求我和对我不好的事物同时存在。激进的版本要求这样，而稳健的版本不需要。所以，根据稳健版本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说，死亡对我有坏处。

但要注意，关键的是，稳健的版本没有说不存在对拉里是有坏处的，因为拉里根本就没存在过！拉里从未存在过，他甚至根本就不满足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所以，不存在对拉里或者数不清的万亿个未出生的人没有坏处。

简而言之，完全抛开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不得不说，这无数个万亿人的不存在是有坏处的。这个结论看来无法接受。但是，在激进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下，我们就不得不说，死亡对我没有坏处。这似乎也无法接受。相反，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就能说，不存在对拉里没有坏处，但死亡对我有坏处。因此，最合理的立场似乎就是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

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就会说，为了使某事对你有坏处，你必须在某个时刻——这个时刻或那个时刻——存在，你必须至少短暂存在，才可以加入到我们所谓的“俱乐部”中去，即由我们在道义上在乎和担心的人组成的俱乐部。为了加入这个俱乐部，你必须存在一段时间（过去、现在或将来）。但一旦你加入了这个俱乐部，某些事情就会对你有坏处，即使你并不恰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存在。

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就可以说，拉里的不存在并没有坏处，因为拉里没有加入这个俱乐部。为了加入让我们怜悯的那个俱乐部，你必须在某个时刻存在过。但拉里和数不清的万亿个潜在的人从未真正存在过，不满足这个“存在一段时间”的条件，所以我们没必要为他们感到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会为上周去世的10岁孩子感到遗憾，因为他确实存在过，即使只是很短暂地。这样的孩子可以归入这个我们为之遗憾的俱乐部。他不能继续活着对他有坏处。（想想如果他还活着，他可以得到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物！）所以，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让我们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极端，似乎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立场。

不幸的是，即使是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也蕴含着违背直观反应的含义。以某个人的生命为例，假设某人寿命很长，自出生起活了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直到90年，多么圆满的一生。现在，想象一下，我们提出下一种可能：他不是活了90年，而是寿命稍短一点儿，比如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们让他在50年后死去，而不是他本来可能拥有的90年寿命。当然，这对他来说是更糟了——只活了50年，而不是80年或90年。如果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就可以说，不管他活了50年还是90年，毕竟他确实在某时某刻存在过，所以他失去了40年本来可以拥有的寿命，这件事对他有坏处。好，这样就给了我们想要的答案，这个答案并不违背直观反应。

现在想象一下这个人没活到50岁，他只活了10年或20年以后就死去了，这就更糟了。想想，如果他没有这么年轻就死去的话，他将得到更多额外的美好事物。如果我让他在20年后就死了，而不是50年或90年后，我就把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接下来，想象一下，我让他只活了1年就死去，这就更糟了。这些都符合人的直观反应：生命越短暂对他来说就越坏，他的生命中被剥夺的美好事物就越多。

简而言之：90年的寿命，还不差。50年的寿命，有点糟。10年的寿命，更糟。1年的寿命，更糟。1个月的寿命，更糟。1天的寿命，更糟。1分钟的寿命，更糟。1秒钟的寿命，更糟。

最后，想象一下，我不让这个人曾存在过，那就没事了。

什么？这怎么会没事？但这就是接受稳健存在性必要条件的含义。如果我彻底缩短他的寿命，让他根本就不曾出生过（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从未存在过），那他就不满足曾在某个时刻存在过的条件。因此，尽管我把生命缩得越来越短，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糟，但当我剪掉最后那一秒钟的时候，结果是我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坏。到最后，我没有做任何有害的事。看来，这就是我们接受稳健的存在性必要条件所得出的结论。

当然，如果根本没有存在性必要条件，我们可以说最糟糕的其实是从未出生过。但是一旦你这么说，就要为拉里感到遗憾，为那数不清的万亿个从未出生的人感到遗憾。

所以，总的来说，哪个观点是最合理的？注意，这里的最合理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合理的！我认为在思考这些谜团时，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有不同的缺陷。也许我们最应该问的是，哪个是最不合理的？事实是，我并不十分确定。

卢克莱修

让我再说另一个有关剥夺解释理论的困惑。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存在性必要条件，这个困惑始终都会出现，因为我们要面对的都是确实在某个时刻存在的人，比如说你或我。这是一个来自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困惑。[19]卢克莱修是认为“死亡对我们有坏处”这种说法有错的人之一。他认为我们大部分人一想到自己的死亡就难过得不知所措。当然，他承认我们大多数人都对自己会死去这个事实感到难过，因为我们认为死亡是有坏处的。为什么？当然，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这是因为死后我就不会存在了。正如剥夺解释理论指出的，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能享受生命中美好的事物。

卢克莱修说，有道理，但等一下，我死后的时期并不是我不存在的唯一时期，这并不是唯一使“如果我还活着，就能享受到生命中美好事物”得以成立的时期。还有另一个我不存在的时期：那就是在我出生之前。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就像我死亡后不存在的时期一样，是无穷无尽的。而意识到这一点，让我感到沮丧。正如我所指出的，我存在之前的时期也是无穷无尽的。卢克莱修说：根据剥夺解释理论，如果不存在是如此糟糕，那么对于我们出生之前也面临着永恒的不存在这个事实，难道我们不该觉得难过吗？

但是，卢克莱修说，这结论太愚蠢了，对吗？没有人会对自己出生之前的永恒不存在而难过。在这种情况下，他总结说，我们也毫无理由为死后的永恒不存在而感到难过。

卢克莱修并非将这当作一种困惑而提出来。相反，他提出这一点来论证，我们不应为我们将会死去这个事实而担忧。然而，不出所料，大多数哲学家都不认同卢克莱修推导出的这个结论。相反，他们坚持认为，这个论证在某个地方一定有问题。我们要找出这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有哪些可选的可能性呢？当然，一种可能性是绝对认同卢克莱修，即在我出生之前的永恒不存在没有坏处。那么，同样地，在我死去后的永恒不存在也没有坏处。尽管这样选择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就得认同，死亡对我来说没有坏处。这当然是一种可能性，即完全同意卢克莱修。

第二种可能性是部分认同卢克莱修。也许我们的确需要同等看待这两种永恒的不存在，但除了卢克莱修的说法，即“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没有坏处，所以死亡后的永恒不存在也没有坏处”；相反，我们也许应该说，我们死后的永恒不存在有坏处，那么我们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也一定有什么坏处！也许我们应该坚持剥夺解释理论，不要对它丧失信心。剥夺解释理论告诉我们，在我们死后的这段时期，不存在对我们有坏处，因为但凡我们没有死亡，就仍可以享受生命中的美好事物。那么，同样地，也许我们应该说，在我们存在前的这段时期，不存在对我们有坏处。毕竟，我们此时存在，就能够享受生命的美好。所以，也许卢克莱修对在他告诉我们必须把两个时期一视同仁，但他错在认为两个时期都没有坏处。我们也许应该认为两个时期都是有坏处的。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还有其他可能性吗？我们可以说，当卢克莱修指出有两个自我不存在的时期，而不是只有一个时，他是对的；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区别看待它们。搞不好这两个时期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轻重有别，它能够解释我们为什么看重其中一个，而忽略另一个。

大多数哲学家想以这最后一种可能性为突破口。他们说，我们有理由解释，为什么在意我死亡后的永恒不存在，而不在意我出生前的永恒不存在是站得住脚的、是合理的。当然，随后的困惑指向了是否存在一个差异，它能证明对于这两个时期而言，我们有理由区别对待。说我们有理由区别对待这两个时期，这很容易；但其中的哲学挑战是，如何指出能够解释或提供合理理由的证据。

一个常见的回应如下。考虑一下我死后的时期，彼时我不再活着，我失去了我的生命。相比之下，在我出生之前的时期，尽管我不是活着的，但我没有失去我的生命，因为我还不曾有过生命。当然，你无法失去一些你从未拥有的东西。所以，死亡后的不存在包含损失，而出生前的不存在没有损失。因此（论证如下），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更在乎死亡后时期胜于出生前时期会更合理，因为一个涉及损失，另一个则没有。

就像我说的，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回应。但我倾向于认为，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回答。当然，死亡后的时期涉及损失，而出生前的时期没有，这是说得通的。毕竟，根据“损失”的定义，要失去某样东西，你必然是没有了你之前曾拥有的东西。鉴于这个定义，自然可以确定死亡后的时期涉及损失，而出生前的时期没有。毕竟，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出生前的时期，尽管我没有生命，但我之前也未曾拥有过生命，所以我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事实在出生前的这段时期也说得通，即我没有生命，但我将要获得生命，我还没拥有我将来会拥有的东西。而死后的时期不一样，死亡后我就失去了生命，但这一时期，我不会没有生命，然后在未来得到生命。所以，死后这段时期跟出生前的时期并不是很像：在死亡后的时期，我没有处在这么一个状态，即我还没获得我将会拥有的东西。这是一个有趣的差异。

凑巧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词可以表示这个状态——你还没获得你将拥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损失，但又不是很像损失，我们称之为“或得”（schmoss）吧。当我失去了某样东西时，那么，我没有拥有它，但我之前曾拥有它。当我“或得”某样东西时，我还没有拥有它，但我将会拥有它。

事情是这样的。在死亡后的时期，我们失去了生命，但没有“或得”生命。而在出生前的时期，我们没有失去生命，但“或得”了生命。现在，作为哲学家，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更在乎生命的损失，而不是生命的“或得”？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事物，要比无法拥有我们可能拥有的事物更糟糕呢？

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这两个对等的概念，因为我们有“损失”这个现成的词，而没有“或得”这个词。但这什么也解释不了，只是指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更在乎失去我们之前拥有的东西，而不在乎我们将会拥有的东西呢？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

人们提出了各种观点，来解释我们对待这两个自我不存在时期的态度差异。其中一个来自当代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20]内格尔首先指出，想象寿命更长这种可能性是轻而易举的。假如我享年80岁，也许我被车撞了。然而，试想一下，如果这时我没死，我会继续活到90岁甚至100岁。这看上去确实也很有可能，即使事实上我将在80岁时死去。事实上，我将在80岁死去是一个偶然事实（contingent fact），不是一个必然事实。所以，我很容易想象自己推迟死亡而活得更久。这就解释了当我的死亡来临时，为什么我会感到难过：我本可以活得更久，让死亡来得更晚。

相比之下，内格尔指出，如果我要为我出生之前的不存在感到难过，那我必须想象自己再早些出生，从而活得更久。这可能吗？我出生在1954年，那么我会为了自己不是在比如说1944年出生而难过吗？

无论如何，内格尔认为，我不应该为我不是在1944年出生而难过，因为事实上，让我早些出生是不可能的。我的死亡日期对我来说是偶然事实，但我的出生日期不是偶然事实。好吧，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可以稍微改变出生的时间，也许是通过早产或剖腹产之类的方式让我早些出生。当然，严格来说，关键时刻是我开始存在的时刻。让我们假设这是卵细胞和精子结合的时刻。内格尔的想法是，这不是我人生中的偶然时刻，而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基本（essential）时刻。

这怎么可能？我们无疑能设想我们的父母早十年发生性行为，不是吗？当然可以。但请记住，如果他们早十年发生性行为，那就会是不同的卵细胞和不同的精子结合，所以就不会是我。那将是我另外的兄弟，凑巧的是，他们从没出生。很明显，我的其他兄弟姐妹可能在1944年存在，而我不会在1944年存在。我们想象中那早些出生的人不会是我。内格尔指出，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可以说“如果我早点儿出生”，但这句话不是真的指向了一个形而上意义的可能性。所以，为你开始存在前的不存在而感到难过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你无法因早些存在而活得更久。（相比之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你可以晚些死去从而活得更久。）

我必须说，这个建议很诱人，但我认为这个答案不完全正确。或者至少说，它不能完全作为解开卢克莱修之惑的答案。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无疑可以想象早些存在的可能性。假设有一间生育诊所，储存了一些精子和卵细胞。他们让它们冻结，直到准备使用它们之时。然后他们在2025年解冻了一双，让卵细胞受精，并且那个人最终出生了。在我看来，那个人就完全可以说，他本可以早些存在。他可以回顾说，如果他们早十年将孕育自己的精子和卵细胞结合在一起，自己就可以早十年存在。那个人不会是他的兄弟姐妹，正是他。毕竟，那是相同的精子和卵细胞，孕育出的是同一个人。所以，如果他们早十年结合这对精子和卵细胞，他就会早十年存在。

如果这是正确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正确的——那么内格尔说早些出生不可想象就错了。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然而，即使我们构想出这样的人，这种生育所培育出的后代，然后问：“他们是否会为没早些出生而难过？”似乎大多数人仍然会说：“不，当然不会。”所以在我看来，内格尔的答案还不够全面。

这里还有另一个可能的答案，来自另一名当代哲学家弗雷德·费尔德曼。[21]如果我说，“要是我晚些才死去”，那么我是在设想什么？假设在2034年，当我80岁的时候，我被车撞了。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如果我当时没死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到什么呢？我想是这样的：我不仅活到了80岁，我们还可以想象我活到了85岁或90岁。我们在想象更长的寿命。当我们设想我晚些死去时，就会想象我的寿命更长。

但当我说“要是我早些出生”时，我在设想什么？根据费尔德曼的说法，你想象的不是活得更久，你只是将整个生命向前平移，让它早些开始。毕竟，如果我让你想象自己在1800年出生，而不是你实际出生的那年出生，那么没有人会想：“如果我出生在1800年，我还活着，我将有200多岁！”相反，你会想：“如果我出生在1800年，我会在1860年或1870年左右死去。”

当我们设想早些出生的时候，并没有想象更长的生命，只是更早的生命。当然，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早些出生，生命也没什么更好之处，所以你没必要为你没有早些出生而惋惜。但与此相反的是，当我们设想自己晚些死去时，并没有把生命向后平移。我们没有想象晚些出生，然后保持相同的寿命长度。不，我们想象的是更长的生命。费尔德曼说，难怪你在乎死后的不存在，而不在乎出生前的不存在。当你设想晚些死亡时，你就是在想象更长的寿命，更多生命的美好；但当你设想早些出生时，你没有想象你生命中有更多的美好，你只是在想象生命于不同时期发生。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建议，我认为这可能是对卢克莱修之惑的完整回答的一部分。我不认为这是完整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想象这种情况：这个人可能认为，如果他早些出生，他本可能拥有更长的寿命。

让我们假设下周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有一颗小行星将要撞击地球，毁灭一切生命。假设它将在明年1月1日撞击地球，现在有一个目前30岁的人。这个人自思自忖，自己只活了30年，如果他早10年出生，在死去前他就会是40岁，而不是30岁；如果早20年出生，那他会是50岁，而不是30岁。在我看来，这个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看起来，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就能找到一些案例，其中早些出生确实使得生命更长，而不只是做生命的平移。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我们可以想象往“出生前”的方向延伸，而不是往“死后”的方向延伸，从而拥有更长的生命。

这能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确定。当我想到这个小行星的例子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也许一视同仁是正确的。说不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出生前的不存在和死亡后相应的不存在是一样有害处的。说不定费尔德曼是正确的，他认为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思考更早出生时，我们只是在平移而不是延伸生命。但是，一旦我们谨慎地报告了一个案例，其中提早出生对我来说意味着真正的更长的生命，那么我没更早出生确实是有坏处的。（费尔德曼可能会同意。）

还有人对卢克莱修之惑做出了回答，他是另一个当代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回顾一下，即使出生前的不存在不涉及损失，但它涉及了“或得”。所以，如果我们能解释为什么损失比“或得”更糟糕，这似乎对于我们的讨论将有所帮助。为什么比起后者我们更在乎前者？实际上，帕菲特的想法是这并非[22]出于随心所欲的偏好；相反，这是整体模式的一部分，即相比过去，我们更在乎将来。这是人文关怀的深层现实。我们面向未来，担心会发生什么事；与此同时，却不挂念过去。

帕菲特有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他让你想象自己患上了重病，这病会让你丧命，除非你做手术。所以，你必须做手术。不幸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手术，我们不能给你麻醉。你必须一直保持清醒，也许是为了告诉医生：“是的，这里痛。”在手术过程中你必须醒着，而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此外，我们又不能给你止痛药，因为那样你就无法告诉医生哪里在痛。简而言之，在你受折磨时，你必须保持清醒。当然，这仍然是值得的，因为这将治愈你的病痛，让你活得更久。但在手术期间，你会痛得生不如死。

由于我们不能给你止痛药，也不能麻醉你，因此我们能做的是：手术结束后，我们会给你一种强效药，它会引起局部失忆，抹去你最近的记忆。你不会记得任何有关手术的事，特别是你不会再回想起这段被折磨的可怕记忆，所有这样的记忆都会被抹去。实际上，过去24小时的所有记忆都会消失。总之，你将接受一个可怕的痛不欲生的手术，其间你要保持清醒。但手术后你可以服用让你彻底忘记手术痛苦的药物，实际上，你会忘记这一整天的事情。

因此，你在医院时醒过来，问自己：“做完手术了吗？”当然，你不知道，你肯定记不得有过手术这件事，但你无从确定：一方面，如果你还没有做手术，那你自然没有印象；另一方面，即使你已经做了手术，之后服用了药物，那你现在也没有了印象。于是你问护士：“我做手术了吗？”她回答：“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来了几个像你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些已经做完了，另一些安排在今天晚些时候做。我不记得你是哪一批了，让我去看看你的病历，一会儿就回来告诉你。”她走开了，并会在一两分钟后回来。当你在等待她回来时，问问自己，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你关心你是哪一批吗？你想自己已经做过手术了，还是还没做？还是你无所谓？

现在，如果你同意帕菲特的说法，那么你会说你当然关心此事。我当然希望我已经做了这个手术，我可不想自己还没做手术。

我们可能会问，这有什么意义？你早晚会做手术。在你人生的历史中，这手术早晚都会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某一时刻，你都要承受同样的痛苦和折磨，不管你是昨天做手术的人还是今天晚些时候做手术的人。但是，帕菲特说，事实显而易见：我们确实在乎。我们想让痛苦已经在过去发生，不想让痛苦在未来发生。我们更在乎未来发生的事，而不是过去发生的事。

得出这种结论后，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在乎未来的不存在，而不是过去的不存在了。所以，这也许就是我们对卢克莱修的回答：过去并不如未来重要。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提议，而且这对我们厚此薄彼的态度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我们仍然怀疑这个答案是否给我们提供了任何合理的证明。据我所见，我们对时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厚此薄彼态度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个态度是否合理。说不定是进化使得我们更在乎未来胜于过去，这体现在很多地方，包括帕菲特的医院例子中，以及我们倾向于损失而不是“或得”的态度中，等等。事实上，我们有这种态度，不能说明这就是合理的态度。

我们要如何证明这是合理的态度？我们也许必须做一些晦涩烦琐的形而上学的讨论（如果我们目前说得还不够烦琐不够晦涩），需要谈论过去和未来在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区别。毕竟，直观地说，过去已无法改变，而未来一切皆有可能；而时间都有一个发展方向，从过去到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解释我们对时间的态度为什么合理，但我不打算去讨论这些。我想说的是，这些可能性都不是解答卢克莱修之惑的最佳答案。

所以，当我讨论剥夺解释理论，并提出死亡的主要坏处是剥夺了你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时，我并不是指对于剥夺解释理论来说，一切都是美好而轻松的。我想这里还留有一些困惑，关于死亡是怎么有坏处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剥夺解释理论是正确的方向，这说法确实触及了死亡的主要坏处。从根本上来说，死亡的坏处在于，当你死了，你不会再经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死亡对你有坏处，正是因为你没有了你未死之时生命能赋予你的东西。

第十一章　永生

如果死亡有坏处是因为它剥夺了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事物，这是否意味着，最好的事就是永生？鉴于剥夺解释理论说死亡是有坏处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最好是永生不朽？

我们很自然就会这么想。比如，假设我下周被卡车撞死了，根据剥夺解释理论，这有坏处，因为如果我没有被卡车撞中，我或许能多活20年或30年，就会得到未来几十年的美好事物。对我来说，后一种情况好多了。当然，假设我在80岁的时候死于癌症，这依然对我有坏处。因为如果我没有死于癌症，我或许能再多活10年、15年或20年，并得到更多生命中美好的事物。相反，假设我在100岁时死去，或许是死于充血性心力衰竭，这对我来说仍然有坏处。如果我没有在100岁时死去，就会得到更多生命中的美好事物。

很显然，我们可以不断重复这种假设：如果我没有在120岁时死去，如果我没有在150岁时死去，如果我没有在500岁时死去。不管我什么时候死去，只要我接受剥夺解释理论，我都会说，如果我当时没死去，就会享有更多生命的美好，不是吗？因此，不管你何时死去，死亡都会对你有坏处。由此可见，对你来说，最好的事就是永远不死——永生。

实际上，这里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这种逻辑一致性，它要求那些接受剥夺解释理论的人必须相信永生是一件好事？如果我接受剥夺解释理论，但否认永生的价值，那我是自相矛盾了吗？第二个问题是：即使单单是逻辑一致性并不能使我们肯定永生的价值，那么永生真的是好事吗？我想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我认为它比较容易回答。

如果我接受剥夺解释理论，是否就必须认同永生是有价值的主张，否则就是自相矛盾？一点儿都不。永生的价值并不单单是根据剥夺解释理论这一逻辑问题得出的。毕竟，剥夺解释理论所说的是，由于你被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所以死亡对你有坏处。如果你没有被卡车撞到，你会成为一名专业舞者或一名建筑师，拥有一段精彩的人生；你会组织一个家庭，环游世界，和你的朋友在一起，或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不管是什么，生命都会给予你美好的事物，而当你被卡车撞到的时候，你就被剥夺了这些美好。这就是你在那时死去会对你有坏处的原因。也就是说，死亡是坏事，它坏在你被剥夺了生命中的美好。

但若假设生命并没有给予你更多美好的事物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是否真的会发生，但至少我们可以考虑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假设生命没有给予你更多美好的事物，那么当被死亡剥夺生命时，你没有被剥夺任何美好的事物，这么说来，你死了对你没有坏处。根据剥夺解释理论，只有在本可能有美好的事物出现在你生命里时，死亡才有坏处。或者，严格来说，你接下来本可以拥有的生命权衡下来对你是有好处的（所谓的福祸相依），如果这是真的，即你接下来的生命总体上将是美好的，这种情况下，失去未来这部分人生对你有坏处。

但如果最后我们发现，在此之后你本可能经历的生命并不美好，反而苦不堪言，那你逃脱了这段生命就对你没有坏处。实际上，逃过这段生命可能对你有好处。因此，即使我们接受剥夺解释理论，也不能认准死亡总是有坏处的。我们必须看一看：生命到底能给予我们什么？单单是逻辑推论，加上剥夺解释理论，并不能迫使我们说永生是一件好事。

毕竟，我们必须理解的关键一点是，对你好处有限的事物，一旦你得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时，就会对你有坏处。比如，我喜欢巧克力。假设有人拿着一盒高迪瓦巧克力出现在我面前，并给我吃几块。我会说：“太棒了！我爱高迪瓦巧克力。”然后他们给了我更多，接着又给更多。10块巧克力、15块、20块。等我吃了20块巧克力时，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想吃第21块，但他们一直给我更多。30块巧克力，40块巧克力，100块巧克力。在某个时刻——实际上我没吃过这么多的巧克力，所以我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刻，但总有某个时刻——我会说，尽管前面的10块、15块或20块巧克力很好吃，但再给我第21块或第30块或第50块巧克力时，它就不再好吃了。从逻辑上来讲，这至少可能发生。

那么，同样地，或许生命也是这样。至少从逻辑上讲，或许短短的生命是美好的，比如50年、80年、100年，但在生命的某个时刻，过长的生命会变得对我们有坏处，就像填鸭式地吃下越来越多的巧克力。如果这种漫长的生命确实变成对我们有坏处的东西，那么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刻，死去对你没有坏处。

所以，单单是逻辑推论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相信永生是一件好事。但是，永生仍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此，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我们问，我们该如何面对永生不死的前景？我们活得越长就会越好吗？我们假设，如果某人在10岁的时候死于一场可怕的车祸，那么他如果能40岁才死去会更好吗？如果某人在40岁时死去，那么他如果能80岁时才死去会更好吗？如果某人在80岁时死去，那他100岁、120岁、170岁或更晚死去会更好吗？生命真的是越长越好吗？

在问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谨慎地弄清楚我们设想的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一个方法来描绘永生。假设年龄的增长主要按照现在这样的方式发展，随着人们变得年长，身体会不断经历目前的所有老化。但那些老化不会让你在80岁、90岁或者100岁的时候死去，它们不会。你的身体越来越老化，但这些变化始终没有让你死去。这就是乔纳森·斯威夫特在《格列弗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一段精彩段落中进行的思想实验。[23]斯威夫特构想格列弗来到一个国家，这里有一族人能够永远活着，他们是永生的。最初，格列弗说：“这不是太棒了吗？”但他忘记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经历的那些老化随着年岁渐长持续累积，那么你不仅变得越来越老，而且变得越来越虚弱和无法自理。同时，你越来越不舒服，衰老带着它对你的报复到来了。你有了一些能永远活着的人们，但最终他们精神恍惚，痛苦不堪。他们年长体弱，百病缠身，病入膏肓，什么都做不了。这可不是什么值得拥有的美好之事。如果永生是像斯威夫特说的那样，那太可怕了。如果永生是这样的，那么死亡就是一种赐福。蒙田表达了一个非常类似的观点，认为死亡的确是一种赐福，因为它结束了侵害我们晚年的痛苦和折磨。[24]

这看起来当然是正确的，但我想当我们渴望永生时，对其提出反驳也就可以得到谅解吧，因为我们不希望生命以这种形式，以向下的弧线一直进行下去。相反，我们想永远活着，精力充沛且身强体健。因此，即使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要问，到底永生会否有可能是好事？显然，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关于永远活着会是怎样的，我们必须篡改一些事实。就让我们试试，让我们解放想象力。是不是至少从原则上来讲，如果仅此而已，永远活着会是好事？

在这里我们要谨慎一些。如果你不小心，这种想象最终会像你曾经读过的恐怖故事那样，给你几个可以实现的愿望，但你不小心没说对愿望，因此你虽然得到你想要的，但最终只是一场噩梦。如果你告诉允许你许下三个愿望的仙女：“我想永远活着。”但你忘了说：“一定要让我健康。”那将是一场噩梦。这就是斯威夫特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愿望清单里加上拥有健康和你想要的一切；记得加上足够的金钱以确保你永远不会贫穷（如果健康但永世贫穷，那不是太可怕了吗？）；记得加上任何你想要的东西。这时，我们想问的是，究竟有没有办法去设想永生，且在这想象中，永生会是好事？有什么办法可以设想永世（eternity）存在，而这永世存在对你永远是有好处的？

我们很容易就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当然有办法可以做到。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只要想象永远活在天堂里就行了。永恒的属天的福气，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我们不是都想永远活在天堂吗？问题是，我对天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有些茫然。即使是那些承诺我们将在天堂永生的宗教于这些细节上也有所保留，这个事实让人震惊。为什么？因为有人可能会担心，如果你真的详细去描绘，这种美好永恒的存在最后可能就不那么美好了。

想象一下在天堂将要发生的事，我们都变成了天使，永远歌唱赞美诗。正好，我喜欢赞美诗，也喜欢在礼拜的时候唱赞美诗。周六的早上唱希伯来语的赞美诗，我也很喜欢。但如果你让我永世唱赞美诗的话，那么这件事就似乎不太吸引人了。

在电影《神鬼愿望》（Bedazzled）中，相同的观点以一种幽默的形式表现了出来。[25]在那部电影里，一个人遇见魔鬼，问他：“你为什么反抗上帝？”魔鬼说：“好吧，我让你看看。我坐在这里，你围绕着我跳舞说，‘哦，赞美耶和华，你是那么仁慈，那么伟大，那么荣耀。’”那个人如是做了一段时间，然后他抱怨道：“这很无聊。我们能做点儿别的吗？”魔鬼说：“这正是我所说的。”

当我试图想象永世在天堂唱赞美诗时，这件事并不那么有吸引力。好了，那我们就不去想象永远唱赞美诗！我们想象一下别的东西。但想象什么呢？我邀请你们进行这个思维实验。你们想象过什么样的生活会永远是一件好事？这不仅仅是对另一个10年、100年、1000年或100万年或10亿年来说；记住，永世是一段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永远会持续到永远，你能否描述一种你永远不愿挣脱的存在？

当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思考这个问题时，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26]没有任何生活会永远有趣且吸引人。威廉姆斯认为，每种生命最终都会变得乏味和糟糕，而且极其痛苦；每种生活最终都是你想摆脱的生活。简而言之，永生远非一件美好的事，而是一件可怕的事。

假设我们暂时同意威廉姆斯的说法。那么关于死亡，我们应该说什么？严格来说，如果我们小心谨慎，而且认同永生是有坏处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说死亡本身是一桩坏事。相反，我们将会死去、我们终有一死这个事实，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毕竟，除了死亡之外唯有永远活着，如果永生确实是一件坏事，那么死亡实际上就完全不是一件坏事了。死亡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避免了永生这种不招人待见的命运。

当然，即使我们这么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明天被车撞了，就对我有好处。这不是我们的意思。我们仍可以认为我被车撞了是一件坏事。毕竟，如果我没有被车撞，也不等于说我会遭遇永生的厄运！我会再活10年或20年或30年，而那些年岁将是美好的。或许，甚至当我死去时——让我们假设我活到100岁高龄——当我在100岁死去时，我们仍然可以说，我在100岁死去，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我那时没有死，我可能再活10年或20年，继续享受生命的美好，比如和我的曾孙或曾曾孙玩耍。

说永生不好，并不是说在我们死时死亡就是好事。你仍可以坚持认为我们死得太早。即使最终，或早或晚，死亡都将不再有坏处，但事实上，它对我们来说还是来得太早，这可能仍然是真的。

如果我们同意威廉姆斯的说法，认为永生实际上是不应期许的，那我们便可以这么说。但我们还没有确定我们是否应该同意他，我们仍然需要问：有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设想出值得拥有的永生？或者问，威廉姆斯告诉我们，不管你如何设想，每种生活最终都会变得乏味或糟糕，这说法是正确的吗？

不论真假，我都倾向于同意威廉姆斯的说法。我认为，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填补空白也很难填完，那将是一段很长的空白。要记住，关键的是，永生不仅仅意味着生存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极其漫长的一段时间，而是指永远生存下去。要想出一样你希望永远做下去的事，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我甚至认为它是不可能的。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对我说，他想永远活着，这样以后无尽的日子里他可以每天吃泰国菜。我也喜欢泰国菜，但想到每天，日复一日，直至数千年、数百万年、数十亿年、数万亿年都吃泰国菜，这看似不再是美妙的提议了。相反，我看它是一场噩梦。同样地，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喜欢巧克力，但想到在永恒的日子里必须吃更多更多更多的巧克力，这似乎让我感到反胃。

想想任何一种活动。你也许喜欢玩填字游戏，说不定你发现，一天玩几个小时填字游戏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想象一下10年、1000年、100万年、10亿年、10000亿年里每天都玩填字游戏，最后我想你会说：“我真的厌倦了填字游戏。”当然，肯定会有你从未见过的特别新的填字游戏，但你会强调说：“尽管我之前没见过这款特别的填字游戏，但我之前见过了很多很多填字游戏，‘阳光之下，并无新事’。虽然我没见过这个特别的文字组合，但这不足以让游戏变得有趣。”

诚然，填字游戏不是很深奥的东西，不知道如果去做比填字游戏更挑战智力的事，我们是否觉得更有意思呢？这么说可能显得我有些非同寻常，但我非常喜欢数学。想到我有很多时间研究更多更深奥的数学问题，这看起来对我相当有吸引力。即使如此，当我想到让我永世思考数学，或者说让我永世思考哲学问题（显然和数学相比，我更钟情于哲学），但这个提议也会变得毫无吸引力。我想不出任何我希望永远从事的活动。

当然，这有欺人之嫌。没有人要求我们必须永世反复做同一件事；没有人要求我们永世什么都不做，就解决数学问题。即使是现在，在我们50年、80年或100年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也没有每天只做一样事情。相反，我们每天在做一堆各种各样的事情：吃饭、思考哲学、花时间陪家人和朋友、旅行。那么，或许我们在考虑永生时，需要多加些事情进去。我们不是在永恒的日子里每天都吃泰国菜，我们或许是在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的午餐吃泰国菜，星期二和星期四的午餐吃意大利菜，而星期六的晚餐吃埃塞俄比亚菜，等等；也许我们可以早上花三个小时思考哲学，下午花两个小时研究数学，然后晚上看一场电影或去剧院。我必须说，这听起来像是相当惬意的生活，但这都没用。因为，当我想到我不是过几年或几十年或几个世纪这样的生活，而是在无数的日子里都这样过，无法解脱，无法远离，这一切都会变得厌烦。于是，永生这看似美妙的梦想便成了一场噩梦，一场我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噩梦。

或许我只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我的一位前同事曾和我谈及对上帝的想象，也许那是永久值得期许的。她让我想象跟一个朋友进行一次精彩的促膝长谈，一次你希望“永远不会结束”的谈话。她建议我把上帝当作一位极其渊博和无所不知的朋友，与上帝交谈就像进行一次异常令人满意的谈话，你想它永远继续下去。

我能说出这种假设，但当我试图想象它的可能性并认真思考时，我发现我无法理解。在我交谈过的朋友当中，没有一个是我真正想永世与之交谈的。当然，说我应该想象一个我想永世与之交谈的朋友，这很容易；但重点是，我实际上无法想出那种情景。当我尽我所能想象某种令人永远期望或迷恋的存在时，根本就想象不出。这总是会成为一个噩梦。

也许我们需要想象的，不是同一堆事情周而复始的相同循环，而是贯穿整个人生的生涯发展。也许你会花上50年或100年专攻哲学；在那之后，花50年或100年钻研数学；然后花50年或100年环游世界；接着花50年或100年成为艺术家，研究水彩画，等等。确实，在我看来，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似乎能够拥有一段悠长的理想生活。但关键一点是，永远仍然是真正的永远。我无法为自己构想出一种我愿意永远过下去的生活。

你可能会反驳：肯定存在某种希望永远生存下去、享受永世存在的生物。我想这或许是对的。想想这样一个事实，科学家已经知道如何实现如下的事：你可以抓一只老鼠，在它脑子里装一个电极。如果你把电极装在正确的地方，然后当电极启动时，它会刺激老鼠大脑的快乐中枢，老鼠就会感到一股短暂而强烈的快感。事实上，你可以把电线从电极连接到一个操纵杆上，教老鼠推动操纵杆并获得快感。当你这么做了，老鼠会怎样？你会毫不惊讶地听到，它们就一直在推动操纵杆。确实，它们会一直如此并停止进食，对交配或其他事情不再感兴趣。基本上，它们会持续让自己获得一点儿快感，直到死去。

当然，老鼠死去了，这太糟糕了，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这些老鼠是永生的（或许你会给它做静脉输液，提供营养物质）。不难想象，这老鼠会永远推动操纵杆，获得这种强烈的快感，而且心满意足地永远这么做下去。既然能简单地想象老鼠身上发生的情形，那为什么不能在我们身上如法炮制？为什么我们不戴上电极高潮帽，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好让我们持续获得这些强烈的快感？想象一下，这种强烈的快感会永远持续，还有什么比那更让人期许的？

然而，我自己思考那种场景时，实际上并没觉得它有多诱人。我也邀请你对此作一番思考。请注意，我并非否定我们可以依靠刺激获得永远的快感，而是说人类和老鼠有所不同。毫无疑问，我会很享受；而且毫无疑问，我会享受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想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后，这种状况会出现转折。人类拥有审视自身体验的能力，或从体验中抽身而出并加以评估。比如，即使是现在，当我坐在这里输入这些文字时，我看着电脑的屏幕，听着窗口外面的鸟儿鸣叫，我有部分意识在思考，我是否传达了我的观点，我窗口的光线是否有点儿太亮，等等。我们能反思初阶或基础的体验，即使我们正在进行着这样的体验。

想象你置身于快感制造机里。我想，过了一段时间后，你的部分意识会开始想：“这感觉跟昨天、前天和大前天相同。我估计明天、后天、大后天也是这样的感觉。”最终这个疑问会一直缠绕着你：“生命仅仅如此吗，每天都只是像这样重复着单调的快感？”

想想人类，人类不像老鼠，你不会永远驻足于此刻，你会上升到元层次或更高层次去审视这种快感，并思忖道：“生命仅此而已吗？”我想，这个问题最终会折磨你，侵蚀并凌驾于快感之上。最终，你会变得恐惧，恐惧自己实际上陷入老鼠这般的存在当中。当然，你的人性部分会说，作为人，你可以超越这种老鼠般的存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你的人性部分会反抗这无止境的单调的老鼠般的快感。所以，我不认为这样的永生会是一件好事，也许它对老鼠来说是好事，但对人来说不是。

当然，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的思维过程能像老鼠一般。说不定适当的额叶切除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手术具体是怎样做的，但毫无疑问，我们要切除和切断相关的神经末梢，因此我们无法再进行高阶思维，不再提出“生活仅此而已吗”的问题，不再能从初阶快乐中抽身而出。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老鼠般的生物。我想，到时我们就会永远享受这种生活了。

但问题并非是，你是否有办法对人类做些什么，让他们永远快乐或至少自得其乐。相反，问题在于，此时此刻，一想到那种生活，你是否想过那样的生活？你是否想接受额叶切除术，保证你永远会享受那样的生活？我当然不想。我毫不怀疑，你能找到办法扰乱我的大脑，打乱我的反应能力，然后或许我就会永远享受某种形式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现在想要过那种生活。那不是我眼中你送的礼物。相反，在我看来，这更像是某种你强加给我的可怕惩罚，剥夺我的人性，让我无法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把我变成老鼠般的生物。所以，当这问题提出时，我现在就在这里问你：“是否存在我或你想永远过的生活？”是否有一种你想永远过下去的生活？如果我们提示你，再把你变成你现在不想成为的某个样子，从而让你想要那永恒的生活，那么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里我要说另一种不同的可能性。从本质上讲，随着永生而来的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烦恼，这问题与厌倦有关。一段时间后，你厌倦了钻研数学。100年、1000年、100万年后，最终你将会说：“是的，我没解决过这个数学问题，但那又怎样？我研究数学太久了，我对它失去了兴趣。”或者你游遍世界上（或银河系里）所有伟大的艺术博物馆后，你说：“是的，我看过许多毕加索的作品，我见过伦勃朗和梵高的作品，等等。我见过成千上万、数百万、数十亿无与伦比的艺术作品，我知道该如何欣赏它们。难道就没有新鲜的东西了吗？”问题是没有。当然，有许多你之前不曾见过的东西，但它们并不能让你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可以用一种特殊的健忘症，一种持续的渐进的失忆。因此就会这样：我活到了100岁、1000岁、50000岁，开始厌倦生活。但我们现在引入渐进的失忆，因此我不再记得我之前的10000年做过什么。当我到100万岁的时候，我不再记得我50万岁时做过什么；到我150万岁时，我不再记得我100万岁时做过什么。我知道自己活着，搞不好甚至不记得自己活着，一切都相当模糊。我只记得5000年前或10000年前的事的大概，仅此而已。

既然说到这里，何不彻底改变你的兴趣、渴望和品位？让我们用多年时间逐渐而彻底地改变你的品位和兴趣（假设最低限度的改变是不够的）。现在，也许你喜欢数学，但最终，也许是经过几千年后，你对数学失去了兴趣，你变得钟情于中国诗词；你失去了对爵士乐的欣赏，并喜爱上格列高利圣咏；你失去了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并迷上了分子生物学；你不再想做陶器，而是想游历七大洋。

这样不是行得通吗？假设我持续经历这种渐进、持续、缓慢而彻底的有关记忆、信仰、渴望和品位的改变，这样的存在不是能让人永远享受，且不必堕落成为老鼠般的存在吗？我将研习中国诗词，钻研数学，研究天文学，学习吹长号、航海，等等。这比老鼠般的存在好得多，而且我不会变得无聊，因为大体说来，不同时期的我是截然不同的。

我想你大概能讲出这个合情合理的故事，尤其是引入失忆的条件。但这个故事应该会令你想起某个故事，它类似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例子——第七章中的玛士撒拉案例。在那个案例中，我们想象自己活了好几百年。（在那时，即在我们开始想象永远活着之前，这几百年时间似乎很长！）在玛士撒拉案例中，到我300岁的时候，我不记得我100岁时候的往事了；到我500岁的时候，我跟我200岁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到我800岁的时候，我的记忆、信仰、渴望、目标和兴趣跟现在已经全然不同了。

当时我们思考了这个例子，结论是：即使我们承认在我800岁时，我依然是我，跟今天写下这本书的人是同一个人，但那不要紧，我想说：“那又怎样？”当我思考我在生存中想要什么时，如果说在遥远的未来有某个人就是我，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那必须是某个跟我拥有足够相似的人格的人。

你告诉我：“将来有个人活着，那个人是你，但他将完全不同于你。他有不同的品位，也不记得曾经教过哲学，他对哲学或政治或民族音乐不感兴趣，对你的家人毫不关心，等等。”我说：“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很有意思；但就个人来说，我不在乎。我对仅仅是活下去，然后老生常谈地说‘但那是我’不感兴趣，那激不起我的渴望。我想要的不只是某个人是我，我想要的是十分像我的人。”玛士撒拉案例中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我活得太久，那么这个人就不再十分像我。如果未来有一个人，那个人是我，但他和现在的我截然不同，那么我不会在乎他是否存在。

我希望你看到的是，我们讲述了通过渐进的失忆加上兴趣、目标和渴望的彻底改造，让永生变得吸引人的故事，而上面就是它的结局。在这个故事里，从现在开始，10万年后，50万年后，100万年后，会有一个人，而他是我，但我不在乎这些。当我想要生存下去时，这没有带给我想要的东西。那个人可能是我，但他不够像我，而后者对我来说才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用二难推论（dilemma）来叙述这个问题。永生是否值得永远拥有？一方面，如果我们让永生的那个人与我相似，那么无聊将成为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做额叶切除术，但很明显这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如果用渐进的失忆和彻底的人格改造来解决无聊的问题，那么也许不会产生无聊，但那样的生命不是我特别想要的了。那个人是不是我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倒不如你直接告诉我：“将来会有另外一个人，刚好也喜欢有机化学和无调性音乐。”总之，那都不重要了。

因此，是否有一种永生的方式能吸引我？我想不出那是什么样的。当伯纳德·威廉姆斯说永生不是值得期许的东西时，我同意他的观点。实际上，那会成为一场噩梦，将是你渴望摆脱的东西。

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当我们在50岁、80岁、100岁死去时，死亡是一件好事。即使在1000年或10万年或100万年等后，这是真的（我认为这是真的），生活最终将会变得无聊，但那也不能说明经过50年或80年或100年后，生活一定会变得无聊。我不认为我死时已做完我喜爱做的事的冰山一角，我想对你们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生命的最好形式并不是永生，我认为永生一点儿都不值得期待，但现在我们有的这种形式也不是最好的生命形式。在这种形式里，我们也就能活到50岁，或80岁，或100岁，便会死去。相反，我想最好的形式是你愿意活多久就能活多久。

这多少有点儿像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短篇小说《梦》（The Dream）里设想的那样。[27]巴恩斯幻想天堂是某个你想做任何事都可以、想做多久都可以的地方。但巴恩斯说，最终你会感到厌倦。当你感到厌倦时，你可以结束它。这个“你最终将结束做这件事”的提议，正是巴恩斯表达“永远活着不值得期许”的方式。但这里引出的新观点是：活到我们满足为止，即直到我们得到生命能赋予我们的所有美好事物，可能是一件好事。

这也是我之前强调过的一点，对剥夺解释理论最好的理解不是说我们将会死去是一件坏事。如果永生是不值得期许的、是一场无休止的噩梦这观点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将会死去这个事实就有好处，因为它确保我们不用去面对永生。尽管我们将死去不是一件坏事，但我们死去时它却依然可能是一件坏事，我们依然可能太早死去。

最后，在结束永生这个话题前，我想和你们分享来自一位前美国小姐参赛者的至理名言。她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想永远活着吗？”她的回答是：

我不会永远活着，因为我们不应该永远活着。如果我们应该永远活着，那么我们就能永远活着。但我们不能永远活着，这就是我不会永远活着的原因。

这不是很棒吗？

第十二章　生命的价值

我一直在论证，当死亡有坏处时，它便是一件坏事。因为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死去，就还能继续获得美好的事物，而死亡剥夺了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但是权衡下来，如果生命不再向你提供美好的事物——你没有死去，但你将得到的负面结果总体上压倒了正面结果——那么，这时死亡实际上就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死亡坏在它剥夺了你生命中本可以拥有的许多美好，但如果它剥夺了你充满苦难的未来，那么死亡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了。

经过这样的说明后，显然我预设了我们能够对生命的质量从原则上做出总体评价，评估你有或者将有多幸福。生命赋予了你好的事物，还是坏的事物？是值得继续活下去，还是不值得继续活下去？

什么才是美好的生命？我们如何评估是什么让生命（或生命的一部分）变得美好而不是糟糕？在这么问的时候，我所说的“美好的生命”，并不是指道德高尚的人生。相反，我是指是什么让生命对这个拥有它的人来说是美好的，是一段称得上“我从中受益了”的人生。我想问的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好的人生（对比糟糕的人生）有哪些组成部分或要素？当然，这不是非此即彼的，不是说生命不是好就是坏，没有别的可言。我们有好一些的人生或坏一些的人生，因此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标准来衡量这些微妙的比较。

鉴于此，我们想要的是一种幸福理论，或生命价值理论。不幸的是，同我们这本书中谈论过的许多话题一样，这个话题相当复杂，我们要花上大量时间讨论。我在这里只是点到为止。

我认为，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如果你要列出人生中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你似乎不太能总结出一个概括性的组织原则。不妨想一想，什么是值得拥有的？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工作要有，快乐要有，金钱要有，性事要有，巧克力要有，冰激凌要有，空调要有。哪些东西需要避免？失明需要避免，被抢劫需要避免，腹泻需要避免，痛苦需要避免，失业需要避免，战争需要避免，疾病需要避免。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系统或规则才能概括所有这些？我认为，我们已经讨论过其中最关键的区别。我们需要区分那些实用性的美好和本质的美好，即区分出两类事物：第一类是因其导致的结果，或更严格地说，仅仅因为它们导致的结果而被列为美好的事物；第二类是因自身原因而值得拥有，从而被列为美好的事物。

以工作为例。工作当然是值得拥有的。但为什么工作值得拥有呢？因为，不说别的，工作给你金钱。金钱无疑是值得拥有的。为什么金钱是值得拥有的？因为，不说别的，你可以买冰激凌。好吧，但为什么冰激凌值得拥有呢？因为吃冰激凌给了我快乐的感觉。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说得通。

接下来：为什么快乐的感觉值得拥有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得到了一个与此前不同的答案。我们会这样说：快乐因其自身本质而值得拥有。其他事物的价值在于它们从根本上来说是达到快乐的一种手段，但快乐是因其自身本质而值得拥有。作为一种手段而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它们有实用价值（instrumentally valuable）。因为自身的品质而值得拥有的，哲学家称其为拥有内在价值（intrinsically valuable）。

如果我们再看那一长篇开放答案的美好或糟糕事物清单，我们会发现上面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只有结果上的好处，它们因其导致的结果而美好。当然，相同地，清单上大多糟糕的事物都只有结果上的坏处。例如，为什么疾病是坏的？不算其他的影响，疾病本身就意味着你不能享受生活。因此，它剥夺了你的快乐，还可能会引起疼痛。或者，因为你生病了，就无法继续工作，所以赚不到钱，诸如此类。如果你仔细想想，可能会认为，许多我们最熟悉的美好和糟糕事物之所以是美好的或糟糕的，正是因为它们的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想在美好人生和幸福本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不是结果的好与坏，而是本质的好与坏。你必须问自己：“什么东西因其自身本质而值得拥有？”

一个自然而然的提议是，快乐因其自身本质而值得拥有，我们已经证实过这一点。同样，痛苦因其自身本质而需要避免，这个提议看起来也很合理。所以，痛苦本质上是坏的，而快乐本质上是好的。

在这里我需要提及的是，一样事物完全可以同时拥有实用价值（或负面价值）和内在价值（或负面价值）。比如，当我工作时，我感到快乐，而我感到快乐让我更能够勤奋工作。因此，这里的快乐既有内在价值，又有实用价值。另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我在火炉上烧伤自己，感到很痛，因此我会小心翼翼，不让自己再次被烧伤。那么，在这里疼痛是有实用价值的（它防止我伤得越来越严重），尽管它本质上是坏的。像这样的例子表明，某些东西既有内在价值（或负面价值），又有实用价值（或负面价值）；我们没必要声称它只能有其中一者或另一者，而不能两者兼有。

尽管如此，想要搞清楚幸福的本质，关键的是专注于内在价值（或负面价值）。在实用价值上有益或有害的事物，正是因为它们导致了本质上的好处或坏处才具有价值。因此，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有趣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是因其自身本质而值得拥有（或避免）？

当然，我已经表明，在任何一份本质上美好或糟糕的事物的合理清单里，起码有两样东西。我们认为快乐本质是美好的，这看起来相当合理。它可能不是唯一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唯一让生活从本质上变得更好的东西，但它确实是其中一个。有一样东西看起来本身就是坏的，它在减少生命的价值，那就是痛苦。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快乐的本质是美好的，而痛苦的本质是坏的。

此刻，我们要做一个大胆的猜想：我们声称，在本质上美好和糟糕事物的清单里，快乐是唯一一样美好的东西，而痛苦是唯一一样坏的东西，这就是整份清单。那么，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是快乐，而唯一具有内在坏处的东西是痛苦。这一观点被称为享乐主义（hedonism）。

享乐主义是一种吸引了很多人的观点，也许你也相信这一观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幸福本质的简化理论。幸福就是体验快乐，避免或最小化痛苦体验。这就是享乐主义。稍后，我们将会转向探讨，如果享乐主义不是完整的答案，那么清单上还有什么东西？但就目前而言，让我们假设享乐主义是正确的。注意，如果享乐主义是正确的，那么至少在原则上，我们应该能够做出我之前进行的评估。当时我说，如果今后生命所给你的总体上是不幸的话，那么死亡对你便没有坏处。

我们怎么做出那些判断的呢？享乐主义者给了我们一个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回答。在决定生命是否值得拥有时，大概来说，你需要做的是把未来的美好时光加起来，减去所有不幸时日，再看差额是正还是负。把快乐加起来，减去所有痛苦，如果差额是正数，那么你的生命就值得拥有；正数越大，你的生命就越值得拥有。但是，如果差额是负数，你的未来总体来说痛苦将多于快乐。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你死了会更好。毕竟，如果你死了，你既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感到痛苦。从数学角度上说，我们应该用零来表示死亡：它不是一个正数（因为没有快乐），也不是一个负数（因为没有痛苦），只是零。显然，如果快乐减去痛苦的差额是正数，那肯定比零好，生命还值得一过；但是，如果差额是负数，说明痛苦多于快乐，这就比零要糟，这生命便不值得一过。这就是享乐主义者说的。

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方法来完善享乐主义的细节。毕竟，并非所有的快乐或所有的痛苦在计算时都是同等的。踩到脚趾的痛苦显然远不及偏头痛严重，偏头痛的痛苦又远不及被折磨的痛苦。所以，我们可能需要编制出一个复杂的公式，其中将痛苦的强度和持续时间相乘，从而得出痛苦的绝对数值。当然，同样地，快乐也有持久和强烈之分。你可以设想其中的一些细节，但我向你保证，其中一些问题会变得相当棘手。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确实不需要纠结这些细节，大致衡量一下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只需以某个适当的方式衡量快乐和痛苦。我们需要累加快乐和痛苦，然后看看快乐的总数是否大于痛苦的总数。差额的正数值越大，你的生命就越好。

有了这样的衡量办法，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评估整个人生。就像你站在天堂门口，回顾你的一生。至少从原则上来讲，你可以累加所有快乐，并累加所有痛苦，再用快乐减去痛苦，然后问自己：“我的一生到底有多好？我的生命给了我多少幸福？”然后，或许你想象过另一种生活。如果你选择成为一名医生，而不是选择成为一名律师，你会更幸福还是更不幸？或者，如果你决定成为一位艺术家，或一名学者，或一个流浪汉，或一个农民，你会更幸福还是更不幸？这个数字会更大还是更小？

尽管我一直在说数字，但当然，我们并没有特别的理由认为，我们能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我们当然也不认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得出准确的数字。我当然也了解得不够，无法高度精准地判断，如果我成为农夫而非哲学家，到底会有怎样的人生。享乐主义者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实现这些计算的高精准度。但至少，从原则上来说，这是我们面临选择时想知道的。我们可以问自己：“我的生命会是怎样的？那会是更幸福还是更不幸？”而我们尝试应用的标准，包括了累加快乐，然后减去累加的痛苦。

享乐主义者也急于指出：我们无法绝对无误地做到，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出有根据的猜测。假设你正决定在哪里上大学。你是应该去耶鲁大学，还是应该去俄亥俄州立大学，还是哈佛大学，还是其他大学呢？你试着展望未来，然后你会问：“去哪里更有利于我的发展？哪一种未来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和更少的痛苦？”享乐主义者认为，我们就应该这样思考。

顺便提一句，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为我们的未来做出选择时，从享乐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必过分着眼于过去，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无法改变过去你所得到的快乐以及所遭受的痛苦。而敞开的是未来。我们不仅能够把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就像站在天堂门口回首人生时，还能够评估从现在开始的人生。我们问，向我敞开的各个选择，哪一个能给我更好的未来？用快乐和痛苦来衡量，哪一个使我能更幸福？不管有多美好或多糟糕，我们都会尽力做出这种比较评估。

当然，我们能做的不只是评估我剩下的整个人生，还可以评估未来一年或六个月，或者就今天而言，评估今天晚上。我可以思考我晚上的生活该怎样，我应该待在家里写我的书吗？还是应该去参加派对？我今天晚上去哪里会更快乐？我可能会认为，参加派对比写书更让我快乐。（这本书距离出版商的截稿日期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搁下一会儿我不用感到太愧疚。）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能评估整个人生，还能评估人生的不同时段。

如果我们接受享乐主义的话，这就是我们行事的方式。但是我们还没有问，我们应该接受享乐主义吗？如果得知你们接受了享乐主义，我也不会觉得新奇。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观点，它不仅受哲学家的欢迎（这个观点自哲学诞生就存在了），而且也受“街头巷尾”的普通人的欢迎。这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观点：唯一因其自身本质而值得拥有的事物是快乐，且唯一因其自身本质而需要避免的事物是痛苦。尽管这一观点受到追捧，但我倾向于认为它是错的。这怎么可能呢？当然，我不是认为快乐不好，或者痛苦不坏。享乐主义出错的地方在于，它们认为快乐和痛苦是本质上唯一重要的事物。我倾向于认为，最好的人生不仅仅是享受快乐，避免痛苦。

在我谈及老鼠快感机器时，我已经揭示了一个观点。我说，如果你把我连接到机器上，我肯定会很享受，但尽管如此，我并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生命不仅仅是享受快乐和避免痛苦。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当然，一个享乐主义者可以指出，老鼠推动操纵杆得到的快乐并不是唯一的快乐，还有体验艺术、观赏美丽日落、阅读一篇引人入胜的小说或做出惊人发现的快乐。我不了解你，但至少当我想象老鼠快感机器时，那是一种简单、单调的快乐，无法给予我们最高质量的快乐，即人类最渴望的快乐——友谊、讨论、性事和爱的快乐。这些快乐是老鼠快感机器无法给予我们的。

所以，享乐主义仍然是正确的吗？只要我们考虑到正确种类的快乐，快乐就还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仍然成立吗？不，我认为那还是不对。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要转到某个比老鼠快感机器更奇妙的例子中。在这里，在哈佛大学教学多年而在几年前去世的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提出了相关的思维实验。诺齐克让我们设想一部体验机器。[28]假设科学家发现一种方法，不仅能刺激到大脑快乐中枢的特定部分，而且将给你完全真实全面的模拟体验。当你连接到那机器上时，在你看来，将和你的内在感觉完全相同，就像你真的身在其中，在做＿＿＿。现在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体验，填在横线中。比如，如果你想要体验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感觉，那么你可以获得一模一样的体验。比如，你会感觉到风刮在你脸上。当然，你不会真正感受到风。严格来说，你不能感觉到风，因为根本就没有风让你去感觉，毕竟你没有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真实的情形是，你漂浮在实验室里的心理学研究仪器里，大脑连着电极。但是你不知道自己漂浮在仪器里。你连接到这台机器上，并相信自己正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你感受到登顶的兴奋，为那些令人惊叹的景色深深折服，被满足感和成就感包围着。想起绳子曾断开，你差点儿死去，你还后怕不已。

这不同于看IMAX电影（或者，换言之，一个普通的虚拟现实机）。当你在看IMAX电影时，虽然很真实，但你一部分意识知道自己只是在电影院里。但在体验机器上，你不知道自己是在实验室里。此时，你的大脑受到同样的刺激，你在机器里获得和真正做那些事时一模一样的体验（内在感受）。

所以，想象一下在体验机器里的人生。设想我们下载了带有所有最好体验的数据文件，你能想到的都在里面。当然，人们可能不同意这一说法，但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放入你想到的最好体验。如果说，你想创作一部最伟大的美国小说，然后想象自己经历晚上熬夜，纠结于如何构建情节，撕碎稿纸，扔在一边，或者从你的电脑中删除草稿，这就是所有一切你为创作伟大的美国小说而产生的体验。

或者，如果你想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那么你就会获得一模一样的体验，就像你在实验室工作一样。当你终于搞清楚有效的蛋白质抑制剂组成成分或得到类似的收获时，你突然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如果你想要欣赏最美丽的日落，游览最奇异的地方，那么你就会获得一模一样的体验，仿佛真的在做那些事。或者，你想要做每一件我说的事，同时组织一个幸福的家庭。当你连接到体验机器时，你就会获得一模一样的体验，仿佛你真的在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环游世界，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并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就是体验机器上的人生。你什么也没有做，你漂浮在实验室里，但体验是一样的。现在问问自己，你想一辈子都连接到体验机器上吗？问问自己，如果你发现自己一直都是连接在体验机器上度过人生的，你会有何感受？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这个无比精妙的哲学例子近年来被电影《黑客帝国》给毁了。现在每当我讲这个故事，人们就会说：“邪恶的机器正把你的身体当作电池。”或像电影里刻画的，人们可能会担心：“当我在体验这些时，如果外星人正在偷偷地啃食我的肝脏，那怎么办？”诸如此类。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去想象那些情况。没有邪恶的科学家故意欺骗你，以便进行他的邪恶实验，没有那样的事。同样地，当我们进行体验，当你连接到机器上时，不要担心世界变得贫穷或全球正义发生了什么变化。假设每个人都连接到体验机器上，每个人都在获得最好的体验。

记住，我问你的是，你是否愿意连接到体验机器上度过一生？我指的并不是说，尝试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或一年，这会很有趣或有意思。事实上，严格来说，这问题甚至不是在问，体验机器上的人生是否比你现在的人生要好。虽然这么说会让我非常非常难过，但我想你有可能经历不幸的一生，连接上体验机器可能是个好转。但是，这不是我问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体验机器上的人生给了你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吗？注意是一切。它是人类生存的最好形式吗？根据享乐主义者的观点，答案是肯定的。只要你下载了正确的体验文件，体验机器上的人生就是完美的。假设说，你获得了美妙的快乐和梦幻的体验之间的最佳平衡；假设说，机器能够给予我们这一切；那么，根据享乐主义者的观点，人类的幸福仅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多别的补充，不可能有任何缺失。

但是，当我考虑自己是否想在体验机器上度过我的人生时，答案是否定的。我发现，对于和我讨论这个例子的大多数人来说，当我问他们是否愿意连接到体验机器上度过自己的一生时，他们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意味着享乐主义错了。如果体验机器上的人生没有给予我们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那么获得最好人生需要的就不只是获得内在感知的满足。体验机器提供了令人满意的快乐，它提供体验，提供心智状态，提供内在感知。但如果体验机器上的人生不是生命中值得拥有的一切，那么获得最好的人生需要的就不只是内在感知的满足。享乐主义是错误的。

当然，许多年来我都一直在讨论这种例子，所以我知道总有一些人认为：是的，只要你让正确的数据文件发挥作用，体验机器上的人生就是完美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不，那样的人生有所欠缺，这不是理想的人类存在方式，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生活。”

但如果你和我一样，认为这里面欠缺某些东西，你必须问问自己，欠缺什么？体验机器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想不同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讲一下关于幸福的各种对立理论，它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异彩纷呈，即“体验机器欠缺什么”以及“为什么体验机器所欠缺的东西值得拥有”，不同的幸福理论对此有不同的答案。当然，我们不必系统地去研究那些理论，我只是想让讨论朝那种人生中似乎欠缺的东西靠拢。

首先且最明显的是，如果你漂浮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度过人生，你实际上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你在实际的人生中并没有真正得到你以为自己拥有的东西。你想去爬山，但实际上你并没有爬山；你只是漂浮在那里。你想要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但实际上你没有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你只是漂浮在那里。你想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但实际上你没有找到治疗癌症的方法；你只是漂浮在那里。你想被爱，但实际上你没有被爱；你只是漂浮在那里。（除了科学家外，甚至没人知道你的存在！）你想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但你连那样的自知都没有，你只是以为你在写小说，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或攀登珠穆朗玛峰，你完全被那些假象所欺骗了，所以你没有这种自我认识。

如此看来，在体验机器上的人生所欠缺的东西有这些：我们没有任何成就，没有自我认识，没有情感关系。这么看来，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真正的幸福会包含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它们超乎随之而来的体验之外和之上。

当然，关于为什么这些东西有价值，不同的幸福理论会有不同的解释。（比如，这些东西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想要它们；或者说，我们想要它们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有独具的价值。）接下来，还有许多进一步的细节有待研究。

比如说，成就。我们大多数人会认为成就很重要，但不是随便什么成就都很重要。如果有人把自己的目标定为制造出美国东部最大的橡皮筋球，当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从词义上来说，那就是一种成就，但我并不觉得这种成就令人震惊，就像那些有助于实现极有价值的人生的成就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区分随便什么成就和真正有价值的成就。

同样地，并非所有学识都有同等的价值。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或掌握物理学基本定律是一回事，而知道1984年曼谷的平均降雨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不确定后一种学识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多少价值。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来区分重要的、真正有价值的学识和无足轻重的学识。同样地，我们需要一个方法区分像友情、爱情这些有价值的关系和无关紧要的关系。

探究这一切的工作会变得相当复杂，让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做到了。关键的一点是，要得到最美好的人生，不仅要获得令人满足的内在感知，还需要获得令人满足的外在状态，如成就、学识、关系等。最美好的人生不仅需要体验，即“内在”的美好，还需要“外在”的美好。

在这里我不会发表有关幸福的恰当理论。但请注意，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理论，那么至少从原则上来说，不管实际困难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评价其他竞争者。我们仍然可以谈论把所有的美好、所有的不幸加起来，看平衡点在哪里。只是现在我们有了更广泛、更多元和更广义的美好事物清单，以及更广泛、更多元的糟糕事物清单。我们不仅可以算上内在的美好和糟糕，还可以算上外在的美好和糟糕，即任何清单包括的东西。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评价可选的人生，或部分的人生。如果我选择成为一个农民，而不是选择成为一名医生，我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好；或者说我的人生在这十年里本来可以更好，但之后它会变得更糟。类似地，我可以问自己，如果我去度假而不是待在家里，接下来几周对我来说事态会如何。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尽我们所能把所有的美好加起来，减去所有的糟糕——不管我们偏好的美好和糟糕清单是什么——然后我们不但可以据理推测、比较、评价总体的人生，还能推测部分的人生。

这等式得出的结果是什么？你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实证问题，精确的答案会因人而异。但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概括所有人类的情况，生命是值得拥有的。乐观主义者（optimists）认为任何人在任何环境中，等式结果永远是正数，“生命总是值得一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就是乐观主义者认为的：不只对他们自己来说，而且对所有人而言，等式结果总是正数。

与此相反的是，还有悲观主义者（pessimist），他们认为总体的差额，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负数。悲观主义者承认，人生当中会有一些美好的事（就像乐观主义者承认，人生当中会有一些糟糕的事），只是他们认为美好总会被超过。“我们死了会更好；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出生会更好。”这就是悲观主义者提出的说法。

在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温和派（moderates）。这些人说：“这要看情况。对一些人来说，这差额是正数，对另一些人来说是负数。对他们整个一生或特定一段时间来说，这都是成立的。”那么，根据温和派的说法，我们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许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都值得一过；但也许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比如，某人处于某种疾病晚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卧床不起，做不了任何事，家人基本上抛弃了他们。即使这个人的人生整体是美好的，但他们的未来依然不容乐观。这是温和派的说法，即人生的好坏因情况而异。

不管我们如何定论，注意这里有一个深层的假定，所有这些观点都有这一共同点。活着有多美好取决于把生命中所谓的内容加起来，即我们把你的快乐和痛苦、成就和失败（等等）加起来，然后得出总数。这就是决定你的人生价值的相关要素：你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应该说，活着本身没有价值。相反，生命本身只是一个容器，我们向里面装入了各种美好或糟糕。而我活着的价值以及好处，取决于生命内容的价值总和。这容器本身仅仅是一个容器，它本身没有价值。

我们可以说，我一直在阐述的前提是关于生命价值的中性容器理论（neutral container theory）。享乐主义是中性容器理论其中一个版本：你有多幸福，你的人生就有多少价值，这就是一个生命内容的函数，即快乐和痛苦的函数。我们已经扩展了可能发生在你人生中的美好和糟糕的清单，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一个假设之下：中性容器理论是正确的理论。

但有些人认为，除了思考生命内容的价值，我们也必须记住，生命本身是值得拥有的。我活着这件事的好处，凌驾于我生命里发生的事之上和之外。这些人声称，仅仅是我活着这一事实使我的生命有了附加值。这是有价容器理论（valuable container theory）。

当然，严格来说，根据这种观点推论说“活着本身有价值”也不尽准确。毕竟，一片草叶也是活着的，我认为，就算是有价容器理论的支持者也不会觉得拥有那样的生命是有价值的。“生命”本身也许有价值，但不是随便哪种生命都有价值。相反，我们想要的是像人类一样的生命，作为一个人存在的生命。所以，即使有些人常常说，活着本身就有价值，不妨假设他们真正的意思是指作为一个人而活着。尽管如此，为了简便起见，在讨论这些观点时，我言谈间的假设就像是说一切生命是有价值的。

实际上，我认为还可能有一种更为极端的观点。在我看来，它并不合理，但我认为它值得关注。有些人认为活着本身是有价值的。“是的，即使我的大脑已经造成了彻底的、不可弥补的损害，我不再能够知晓任何事，不再能够体验任何东西，不再能够与任何人交流，不再能够完成任何事，即使我处于这种永久性的植物人状态，但至少我还活着。”你可能想到有人会有这种观点，但我必须说，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合情理。因此，我要限制我自己版本的有价容器理论，即作为一个人活着的本身会有价值。但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会继续以“你活着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说法来描述这个观点。

那么，思考一下接受有价容器理论将意味着什么。如果生命本身拥有正面的价值，那么要衡量某个人有多幸福，就不能仅仅把他们的生命内容加起来。仅仅把快乐加起来然后减去痛苦，或者把所有成就、学识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加起来，再减去失败和无知、欺骗等，这是不够的。可以肯定的是，用这样的方法得到生命内容的差额仍然只是给了你一个相关的部分总和（subtotal），但这部分总和不是整体总和。相反，如果我们接受有价容器理论，考虑到活着本身的价值，我们还必须加上额外的东西。首先，我们得到生命内容的部分总和，然后因为你还活着，我们必须加上一些额外的正数值。

请注意，因为你还活着，我们要加上额外的正数值，那么即使生命内容的部分总和是负数，整体总和依然可以是正数。比如，假设活着本身价值是+100（只是列举一个数字以方便说明），那么即使你生命内容的部分总和是-10，这并不意味着你活着就不好，因为-10加上额外的+100，因为你活着，最后得到的总和仍然是正数：+90。事实上，考虑接受有价容器理论可能性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它提醒我们，在决定是否你死了会更好——权衡下来，死亡是否剥夺了你美好的事物——这一问题时，只关注生命内容是不够的；加上一些生命内容的部分总和之外及之上的正数值，即考虑你还活着这个事实的价值，这点是很重要的。

当然，如果你是中性容器理论的支持者，你就没有必要加上任何额外的数字了，因为生命本身等于零，生命的价值是且仅是生命的内容。但是，如果你接受有价容器理论，就需要加上更多的东西。因此，即使我的生命内容整体非常糟糕，但两相权衡后，活着仍然可能是一件好事。我们必须记得加上额外的数值。

我们要额外加上多大的数值？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版本的有价容器理论。我只提两大类型。其中一种保守版本的有价容器理论认为，尽管活着本身是好的，但如果你的生命内容非常糟糕，那么它就有可能超过活着本身的价值，这样整体总和便是负数。也就是说，保守价值容器理论（modest container theories）声称，活着有一定的价值，但原则上它是可以被超越的，不管是轻易被超越，还是非常困难且生命内容必须糟糕透顶才能超越，这取决于你认为活着本身有多少价值。不过，保守价值容器理论的共同点是，尽管活着有正面的价值，但它是可以被超越的。

与此相反，你可以想到某些人会认为，活着本身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不管生命内容有多么糟糕，整体总和永远是正数。和生命内容相比，活着似乎有着无限的价值。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想价值容器理论（fantastic container theories），与保守价值的版本形成对比。我认为这种标签显示了我的立场。我认为，理想价值容器理论理想到令人难以置信，我无法让自己相信它。

这并不是说我对有价容器理论缺乏共鸣。不可否认，我也经常被中立的观点所吸引，我发现自己忖度着生命本身没有价值。但在其他时候，我确实赞同活着本身对你是好事。然而，即使在我赞同有价容器理论时，我总是倾向于保守版本的说法，我从未发觉自己赞同过理想版本的说法。

指出了这些区别后，让我们回到我们一直追问自己的主要问题：为什么死亡是坏事？剥夺解释理论说，如果你现在就死了的话，你就被剥夺了你本可以拥有的另一段美好生活，那么死亡便是坏事；但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剥夺的是一个对你来说不幸的将来，那么死亡对你便没有坏处，而有好处。现在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要判断所面临的情况是以上两种情况的哪一种——或就事而论，是否两者都有可能——就需要决定，我们是接受中性容器理论，还是保守价值容器理论，还是理想价值容器理论。

如果我们是中性容器理论者，我们会说，关键问题是，下个星期、下一年或下一个十年，我的生命内容会是什么？如果其内容值得拥有的话，即我下一阶段的生命值得拥有的话，那么我现在死去，而不是活到下个星期、下一年或下一个十年，就对我有坏处。另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开始计算，其差额是负数，那么我现在死去而没有继续过着不值得拥有的生命，对我就有好处。这就是中立者的观点。

如果我们是保守价值容器理论者，那我们同意必须看看接下来的生命内容，但同时坚持认为，不能忘记加上额外的数值。比如，即使未来五年在生命内容方面，对你来说稍微有些坏处，但仍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活着本身的价值大于部分总和的负数，所以你活着依然会更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死亡现在到来，确实就对你有坏处。另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开始，生命内容开始变糟，即使我们加上活着的额外数值，整体总和依然是负数，那么你现在死去会更好。

顺便说一下，请注意，如果我们接受保守的观点，还需要重新审视永生价值的问题。即使你倾向于同意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观点，即永生对你有坏处，但现在我们意识到威廉姆斯所说的只是永生的生命内容，如果我们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这个问题就有待商榷了。可以想到的是，我们同意威廉姆斯的说法，认为生命内容总体上不可避免将是负数，但依然坚持认为，尽管如此，这个数值还是会被你还活着这个事实的数值所超越。那么，或许永生两相权衡后还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个观点正确与否取决于永生的生命内容有多糟糕。如果你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并且生命内容足够糟糕，那么其得出的结果仍然可以超越生命价值的正数。

相比之下，理想价值容器理论的支持者会说，就算威廉姆斯说对了，永生会成为一场噩梦，这并不重要。即使永生变得可怕、沉闷、乏味透顶或更糟，但不要紧，活着本身的价值会超越它，所以你活着总是更好的。不管生命内容有多可怕，活得越长久总是更好的。显然，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看来，永生确实会是一件好事，死亡总是一件坏事。

当然，我已经说过，我认为理想价值容器理论并不合理。因此，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忽视永生的生命内容最终会变得有多糟这个问题。除此之外，即使我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我仍然倾向于认为，不管活着本身给我们带来什么正面的价值，它最终也将被永生的生命内容相加得出的负数所超越。也就是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总的来说，永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最终都会变成坏事。

情况就是这样，我还是想说我们终有一死是一件好事，因为永生最终是可怕的。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个立场不排斥我仍认为死亡可能来得太快的看法，即我们依然有可能在生活变得糟糕之前死去。也许在我们死去时，接下来活个10年或者20年或者500年，仍将对我们有好处。“事实上，死亡来得太快”这想法与“永生是坏事”的想法是相容的。

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需要回顾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和温和派之间的区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永生的生命最终会有坏处，那么，我们便必须摒弃极端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每一个未来都必定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到，一个十足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事实上，在既定的实际生活中，总的来说，多活几年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我们身处其中的实际生活来说，死亡总是来得太快。（诚然，考虑到他们认为死亡总是来得太快，“乐观主义者”这称呼或许不太准确；但他们认为接下来的生命总是美好的，就这点看来，他们是乐观主义者。）相反，悲观主义者会说，死亡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从不曾来得太早，未来的一段生命总是不值得一过的，虚无比拥有要好。

然而，不管什么样的生命是值得的，我都对温和派更有共鸣。我认为这表明，对于我们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来说，死亡来得太早。但我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不幸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因生活的痛苦而备受摧残、无力承受、饱受磨难（没有恢复的明朗迹象），继续活着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赐福。然而，不管这有多常见或多罕见，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实际上没有来得太早。事实上，有时这种活着是可怕的延迟。

第十三章　死亡的其他特征

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死亡剥夺了我们本该拥有的美好事物。因此，当它对我们有害时，这是它的主要坏处。当然，我最初提出这个想法时说的是，死亡剥夺了我们生命中的美好事物。但是，现在我发现有些人可能希望略微修正一下这种说法，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生命本身也可以是美好的。不过，抛开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将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概括为：死亡的主要坏处在于，（当它降临的时候）它剥夺了我那值得一活的生命。

不过，虽然我一直极力在说，剥夺是死亡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坏处，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不是死亡的唯一坏处。就算我们继续耗在“死亡是如何对会死之人产生不利的”问题上，也不能说剥夺是死亡唯一的坏处。就像我们体验到的一样，除了涉及剥夺之外，死亡还有其他的特性，与剥夺截然分开。那么我们就必须问一个问题，这些进一步的特性会增加死亡的坏处吗？与此相对应的，可以想到，这些特性中的某些可能会起缓和的作用，或者说，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消除它的坏处。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你将会死去”，这当然是一个关于你的不争事实。但是不止于此，你将会死去，而且你必然会死，这件事避无可避。让我们就死亡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做个对比，就拿你在读这本书来说吧。毫无疑问，你现在读着这本书，但这不是必然的。在读书这件事上，你有得选；但是死亡不一样，不管你怎么选择，你都避不开死亡。所以“我们都将死去”不仅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个必然真理。于是，我们可能会问，死亡的必然性意味着什么？它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吗？这里，我想区分两种情况：个人的情况（你必然将会死去）和普遍的情况（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

让我们先思考一个事实，即你不可避免地将会死去。死亡的不可避免是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还是变得更好了？有趣的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两种可能的答案都很有道理。一方面，你可以想到有个人在说：“你看，我将要死去已经够糟了，但是我却对此无能为力，这就更糟了。我在死亡面前无力回天，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我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死神的追捕，在生死存亡面前我们完全软弱无能，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

可是，相反，也有人会说死亡的必然性减少了死亡的坏处。想要明白这种立场，只要想一下习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背后的观点即可。木已成舟，覆水难收，你不能改变它了。显然，这种观点想要说明的是，一旦你注意到你无法改变某事这个事实，你无力改变的事就不再那么让你沮丧了。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当我们发现自己对于“我将要死去”这件事无能为力时，也许这个发现带来的刺痛也就消除了一些。

有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请试着为“2+2=4”这个你无力改变的事实感到沮丧。假设你希望2+2=5，在这件事上你会感到愤怒、遗憾和恐慌吗？我想你不会。在如此明显不可改变的事物面前，你无法激发起那些情绪。

哲学家斯宾诺莎认为，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只要我们承认这个事实（至少他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就能与生命中发生的事拉开某种情感距离，它们将不再使我们沮丧。我们将不再为事物失望，因为对一件事失望的前提是这件事可以有其他不同的结果。斯宾诺莎认为，一旦你意识到某件事不能有其他结果，就无法对这件事感到难过。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死亡是必然的，并且从内心接受了这一事实，这也许就可以减少死亡的坏处。

没准这是对的，但我不确定。也许你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地下室里的人对“2×2=4”这件事感到沮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正是这个事实让他倍感沮丧。他不能改变2×2=4，这种无能为力让他感到愤恨。类似地，当笛卡尔思考上帝之无所不能时，他指出，如果上帝不能改变数学法则，那么他是不够完美的。笛卡尔认为，如果上帝被迫接受那些他不能改变的必然性，那将是上帝软弱的象征。所以笛卡尔声称，上帝本可以使得2+2=5变成真理，只是他选择了不那么做。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采纳了这个想法并使用了它。他的地下室里的人说，事物发生的必然性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它反而让情况变得更糟。就像我说的，这两种观点对我来说都很有道理。在不同的心境下，我会偏向不同的立场。

事实上，不仅我必然将会死去，而且我们都必然将会死去。死亡的普遍性（universality）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死亡的坏处呢？同样地，我在两种答案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我想说，我将要死去真是糟糕，但我不是一个不死的怪物。然而，知道其他人也必然死去甚至让我感觉更糟。又或许，根据我们关于永生的讨论，我应该说真正令人伤心的是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大部分）都死得太早。这增加了死亡的坏处。

另一方面，说句实话，我们都知道“难中喜相伴”这个说法。发现这种不受欢迎的事不仅仅发生在我身上，多少有些令人安慰，不是吗？就好像上天并没有单独把我拎出来受伤害，让我早些死，它几乎对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也许从这个事实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这里有一个关于死亡的特征值得思考，即死亡的差异性（variability）。毕竟，事情并不是“我们都会死去”这么简单，在我们能够活多久这个问题上，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中的有些人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甚至更高龄。而另一些人在20岁，或者15岁，或者10岁，甚至更年幼的时候就夭折了。

即使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生命也并不一定要以不同的长度出现。毕竟，死亡好像并不一定要涉及差异性。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每个人都在相同的年龄死去，也许这个统一年龄是100岁。那么，生命长度的差异性是使事情变糟还是变好了呢？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想，可以直接认为这种差异性让事情变得更糟了。毕竟，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人们很难从道德上接受不平等。很不幸，尽管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有些人生来就很穷，而另一些人却生来就富有。如果不平等在道德上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很可能会认为，在能活多久这件事上存在如此严重的不平等，有些人年仅5岁就夭折，另一些人却可以活到90岁，这是道德上的灾难。然而，为了总体集中讨论关于死亡的坏处，我想把道德问题放在一边，转而思考死亡的差异性对我来说有多好或有多坏。

我们可以从两个基本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寿命不足平均值的人和寿命超过平均值的人。从不足平均寿命的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件坏事。我这么早就要死去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的是，我连平均寿命都活不到，真是雪上加霜。随后我们可能会猜想，那些寿命超过平均值的人怎么想呢？假设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寿命的中位数，即一个精确的生命长度，使50%的人活得比这个值少，另外50%的人活得比这个值多。对于每个寿命比中位数短的人来说，都有一个对应的寿命比中位数长的人存在。那么后者会说：“虽然我这么快就会死去有些遗憾，但至少我已经活得比平均寿命长了，看起来我还算是赚了。”

这个等式的两边也许可以互相抵消，即有一些人因为他们活得比平均寿命短而受损，另一些人因为活得比平均寿命长而获益。说不定就死亡对个人的坏处来说，这是一句废话（that’s a wash），可能是这样吧。但是据我所知，还有一个相关的更深层的人类心理现象是：相比于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ed），（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我们更在乎被亏待（shortchanged）。我认为，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们，他们受到伤害要大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们的获益。如果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事实看来是这样的，尤其是对死亡这样的事而言——那么差异性就带来了额外的坏处，一些人由于寿命少于平均值而受到的危害，大于那些寿命多于平均值的人获得的好处。

死亡还有另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已经考虑过了必然性，探讨过了差异性，那么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又是怎样的呢？关于死亡，不仅“你将会死去”是必然的，也不仅一些人活得比另一些人长，还有一个事实是，你不知道你还能再活多少时日。

如果你认为我们在考虑差异性时已经引入了不可预测性的概念，那也可以谅解，但事实并不是那样的。从逻辑上来说，尽管差异性是不可预测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事实上，你可以在存有差异性的情况下，具备全面的预测性。比如，试想一下，假如每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手腕上天生都有一个胎记，这个胎记准确无误地指出他们将要死去的年、月、日以及时刻。我们完全能够设想这样的一个世界：死亡仍是必然的，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标有一个死亡日期；更重要的是，死亡仍可以具有差异性，有些人活了80岁，有些人活了57岁，另一些人仅仅活了20岁。但是，这里就没有了不可预测性。因为胎记的存在，每个人都会准确地知道他们还能够活多久。

当然，我们的世界里没有那样的胎记。在现实世界里，死亡不仅存在差异性，还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会使事情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糟？预先得知你什么时候死去会更好吗？

不可预测性有潜在的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活，所以很难做出规划安排。当然，你可以基于统计数据做出一个猜测，你还可以计算平均寿命。假设现在美国的平均寿命是79年。那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快30岁了，那么平均来说你还有50年的时间可活。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许多潜在的差异性。比如，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一边忙着计算这些，一边过马路，然后被一辆卡车撞了，你死了。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对吧？因为不可预测性的存在，你不能真正确定将会发生什么。因为你不能真正确定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你很难做出合理的规划安排。

尤其是，我们很难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步调走完一生。假如你决定去医学院，成为一名医生，那么你不仅要花时间读大学，还要花时间去医学院，更要花时间住院实习，甚至要花时间做实习医生。这需要非常庞大的投入，是一个长期规划。如果你在20岁出头就生病去世，那这个规划就砸了。当然，这个例子相当戏剧化，但从原则上来说，这类事情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人身上。你制订了一个人生规划，弄明白了你一生中想实现的成就，然后，“啪”，毫无预兆地，你死了，也就搞砸了你的规划。如果你能知道你只有20年而不是50年可以活，你会为你自己选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说，不可预测性让事情变得糟糕。

还有另一种不那么常见的情况。你做了一个人生规划，很好地执行了它，然后每当临近你推测的死期时，可以想见，你都没有死。你继续在世间逗留徘徊，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虎头蛇尾了。你的人生太早到达了巅峰。你以为自己会像演员詹姆斯·迪恩一样，“放纵过活，英年早逝”（burn out fast and die young），但你错了。如果你能知道自己还有70年可活，知道你不会这么年轻就去世（你活到94岁高龄），就会选择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实际上，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我想说明的是，你生命的总体价值可以被一些我们未曾讨论的特征所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人生的整体形态（shape）极为重要。稍微换一个说法就是：你人生的“叙事弧线”（the narrative arc）影响了其总体价值。

让我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图表来解释这个观点。这些图表并不一定切合实际，却可以让你有个基本概念。19世纪美国作家霍雷肖·阿尔杰曾写过一些故事，都是关于出身贫穷的人通过自己的力量（辛勤工作、奉献、努力）成为富人和成功人士的故事。麻雀变凤凰，那真是一个美妙而令人鼓舞的人生。

让我们来为那样的人生画一个图（见图13.1）。Y轴代表幸福，即在既定时刻你的处境有多好，X轴代表时间。在图13.1中的第一个图里，你开始时一无所有，最后生活美满。这个很棒的人生，就是霍雷肖·阿尔杰型。

图13.1

现在来看另一个不同的故事。这次与前面相反，一个人从富裕落入贫穷。他一开始什么都有，最后却变得一无所有，凤凰变麻雀。这是阿尔杰·霍雷肖型的人生。当然，这是第一个故事的颠倒版本。在图13.1中，为右侧的图。

我不相信有人真的对人生模式漠不关心，觉得这两种生活中无论选哪种都无关紧要。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第一种人生。[29]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只从生命内容的角度来看，至少是从片面的（local）内容来看，很难看出为什么要在意我们过的是哪种人生。这两种人生都经历了等量的苦难和成功。显然，这两个图互为镜像，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图中有多少美好时光，在另一个图中就会有一段完全相似的美好时光；每一段苦难时期，在另一幅图中都能找到一段相应的苦难时期。概括且直观地说，这两种人生中的生命内容是一样的。（从数学的角度来说，两幅图中斜线和两条轴围成区域的面积是一样的。）就算我们接受有价容器理论，认为活着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偏爱其中一种人生的理由。因为这两种人生持续了相同的时间，两者都会增加等量的额外价值。

如果我们对这两种人生的看法并不一样，那么这似乎说明除了各种“片面的”幸福（不同时期你有多么幸福或不幸）之外，人生的总体形态也会影响生命的价值，即叙事弧线也很关键。我们都希望“从坏变好”的故事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愿“从好变坏”的故事成为现实。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意这些？当然，这又会使我们想起卢克莱修之惑：为什么相对于过去的不存在，我们更在意未来的不存在？答案还不是很明显，但事实仍是，和即将来临的坏事相比，已经过去的坏事显得不那么令人困扰。相似地，如果坏事一定要发生的话，似乎我们更愿意坏事早一些而不是晚一些发生。（回想一下德里克·帕菲特关于痛苦手术的故事。对于将痛苦放在过去还是放在未来，我们是有偏好的。）不论关于这个问题的确切解释是什么，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我们会关心人生的整体形态和轨迹。

既然讨论到这个案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种可能性：由于死亡不可预测，也许当生命终结时，我们人生的整体形态并不是那么理想。思考一下如图13.2中所示的人生。这里的问题是，这个人过早到达了人生巅峰。我们到达了巅峰，但是随后，在高潮过后我们活得太久了。我想，很多人可能会因为拥有这样的人生而不快。请把你的人生想象成一本小说，你的人生图景就像一个伟大故事中的情节。人生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大结局必须出现在小说的最后一页，大结局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些情节的。但是，如果小说的高潮在第二章就出现了，而这之后还有67章的情节等着你，你可能就会觉得这部小说的结构不合理。

图13.2

由于我们关心人生的整体形态，我们可能会担心从整体上来看自己的人生是否拥有完美的形态。你想在什么时候、在哪个时间点，让你的人生成就达到巅峰呢？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当然很重要，但问题是，鉴于有不可预测性，你就不知道该把这个巅峰放在哪里。如果你追求大器晚成，有可能你活不到那个时候；如果你趁早达到巅峰，在那之后，你活着的时间可能就会太长。这一切都表明，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了死亡的坏处。它让我们难以规划人生，不知道该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度过一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能够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时日会比较好。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问，知道了真的比较好吗？你真的想要确切地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假设我们生来就有我刚才提前的那种胎记，你从来都知晓死前还剩多少时间。如果你拥有那样的胎记，那么你一生都将背负着心中有数的包袱：我还有50年可活，我还有49年可活，还有48年可活，还有47年……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会视它为负担，就像有什么东西一直萦绕心头，影响了我们享受生活的能力。

让我们稍微修改一下故事的内容。假设我们有的不是那种可见、可解读的胎记，而是某种基因标记，只有通过特定的检测才能够知道。如果你想要知道，可以把自己的DNA拿去检测，然后就能知道自己究竟还能活多少时间。你会想要去做那个检测吗？当然，这是一个科幻故事，而且我推测它也一直会是个科幻故事。但事实上，随着我们对致病基因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面对要不要去检测自己是否携带了这些基因的问题。

假设有一种可怕的遗传缺陷，它会在携带者40岁的时候发作并致死。假设你已经20岁了，而且你已经知道自己有50%的可能性带有这个遗传缺陷（你父母中一人有这种遗传缺陷，并且已经英年早逝），但是你还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这个遗传缺陷。如果你有这个遗传缺陷，你将会在20年后死去。你会想要去检测吗？你会想要知道真相吗？

这就带来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活，你的行为和现在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吗？知道还能活多久会使你重新调整，并将注意力放到那些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上吗？思考这些问题可以有效地辨别在生命中你最看重什么。问问你自己，如果你只有一年可活了，你会选择做什么呢？如果还有五年可活，还有十年可活呢？

《周六夜现场》曾经有一个老段子，讲的是有位演员在一名医生的办公室里，而医生告诉了他一个非常糟糕的消息，他的生命只剩下两分钟了。这个男人说：“我要把一生可以享受的都在这两分钟里享受完。”可以想见，这个滑稽短剧的笑点在于，他按了向下的电梯按钮，在他等电梯的时候，一分半钟过去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还有一年或者两年可以活，你会用那段时间来做什么呢？你会去学校吗？你会去旅行吗？你会花更多的时间跟朋友在一起吗？就在耶鲁大学死亡课的课堂上，我抛出这个问题，并碰到一个非常感人的真实例子。几年前，在那个班上，有一个学生快要死了，他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被确诊患有癌症。他的医生告诉他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事实上他只能活几年时间。知道这个事之后，他必须问自己：“在剩下来的几年中，我该做什么呢？”

他决定完成耶鲁的学业，拿到学位。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死去之前从学校毕业。然后，他就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选修了我的死亡课程。（得知有一个像他那样处境的人决定修这门死亡课，我感到很羞愧，而我每次起床去上课，周复一周地大谈没有灵魂，没有来生，我们都将死去是一件好事……）他就在那里，一直到放春假，都来上我的课。放春假的时候，他的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去学校了，他必须回家。事实上，医生告诉他可以回家等死了。他回家之后，病情急剧恶化。

在那个学期给他上过课的多位老师都要面对学校行政部门提出的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基于那个学期里他所完成的课程，我们打算给他整个学期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呢？当然，他能否毕业取决于他通过或没通过哪些课程。结果是，他做得非常好。非常值得赞扬的是，耶鲁派了一位行政人员到他的病榻前，在他临终前授予了他学位。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感人故事。我不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会认定，当只剩下几年生命的时候，我们最想做的事是在大学里度过这些时光。不过，你想去做的事会是什么呢？你会选择什么呢？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知道你还有多少生命，会让你接纳新的选择，从而以最有意义的方式过完一生吗？还是说，它会变成一种负担呢？当想到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时，我们必须面对这类问题。它会增加死亡的坏处，还是会减少一些呢？

除了必然性、差异性和不可预测性之外，死亡还有另一种特性。关于死亡的这个真相，我喜欢称它为无所不在（ubiquitous）。我不仅仅是指我们周围的所有人都正在死去，更多的是指我们自己可能在任何时候死去。你永远都无法摆脱你现在就会死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已经知道了死亡具有不可预测性，但也未必意识到死亡会以这种方式无处不在。我想说的是：即使在你认为自己绝对安全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会死于中风，或者死于心脏病突发。即使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人，也可能会死于动脉瘤。

或者，用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来说明。你可能正坐在客厅里，突然一架飞机撞进了你的房子，把你杀死了。我们偶尔会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报道：你以为自己很安全，正在看电视重播；下一分钟，你已经死了。这就超出了不可预测性的范畴。你不知道你何时会死这个事实，还不足以推出你可能在任何时刻死去这个结论。但事实上，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成立。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深得我心。某一次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有一辆车连看都没看就变换车道，开到我所在的车道上来，直接撞上了我的车，导致我的车方向失控，转着圈穿过三个车道。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但是我记得自己当时头脑极为清醒地想着：“我要死了。”幸运的是，我没死。我离开了事故现场，我的车损也微乎其微。但是，事情也可能会像我想的那样。

死亡——死亡的可能性——是无所不在的，它普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问问自己，这让事情变得更糟了吗？在我看来，这给人感觉当然是死亡的又一个坏处。如果能够喘口气不去想死亡的事，当然是很好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些地方，比如一些度假胜地，只要你在那里，你就不会死。能够去这样一个地方待那么一小会儿，自思自忖道，“现在我不用去担心它了，这个念头甚至都不会闪过我的大脑”，这样不是很好吗？

当然，如果有这样的死亡免疫（death-free）地区，一定会人满为患。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例子。想象一下，存在死亡免疫时间段，而不是死亡免疫地区。假设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人会在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之间死去，这段时间里你就可以把死亡抛到脑后去。那样会不会很美好？诚然，在1点整的时候，你将重拾那个思想包袱。但是，如果每天能有这么一段时间，死亡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可能，那不是很美好吗？或者，假设存在一些特定的死亡免疫活动。也许读哲学就是一种，只要你在读哲学，你就不会死；或者是祈祷，只要你在祈祷，你就不会死。那样不是很美好吗？

或者，不妨把整个事情反过来看。假设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活动都是死亡免疫的，但一些特定的活动有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所以，除非你从事这些活动，否则你就不会死。你可以永远活着，但不会被迫活到永远，从这个意义来说，你有可能永生。有一些活动，比如对着你的头开枪，可以结束你的生命。所以，即使永生是一件坏事，你还是有办法终结它。不过，除了这些保致死的活动之外，设想一下还有其他的活动，这些活动仅仅具有导致死亡的风险（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的风险水平和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风险水平是一样的）：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失去了免于死亡的保证。问问你自己，哪些活动是即使知道它们存在致死的风险，但你仍然愿意去从事的。

有什么事情重要到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呢？你也许喜欢艺术。你准备去欣赏一幅杰作，得知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可能会死，但是不去的话就没事，那么艺术有没有重要到你在知晓这件事的情况下，还是决定去呢？性爱有没有美妙到你愿意在做爱的时候冒着死亡的风险呢？问问自己，有没有什么活动是如此重要，即使你知道从事这些活动有所谓的招致死亡的风险，不去做就没风险，但你还是愿意去做。那么，从中就可以发现，什么是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的。

我以这种方式提问，就在假定有些事情是你会不顾死亡风险去做的。我想，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有没有这样一些事，人们认为它值得去做，恰恰是因为它们包含了致死的几率呢？诚然，这个新的观点听起来相当怪诞。至少，抛开“我们已经活了10万年，对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已经感到厌倦”这个可能性的话，这个新观点听起来很是离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生活还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却可能正因为某样活动有可能致死而去那么做。然而，在我看来，的确存在这样的活动——即使不是很多，至少还是有一些——人们正是因为它们有死亡的几率才参与其中。

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你们肯定会吃惊。你们知道有些人会从飞机上跳下去吗？诚然，当他们跳出去的时候，带有那么一小块布，这块布给了他们相当大的存活机会。但这些保险措施有时也会失效，你时不时地会在报纸上读到，有些人的降落伞没有打开，然后他们死了。我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呢？是什么驱使这些人就这么跳下飞机，让自己和死亡之间只隔着几块布呢？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是：正是很有可能致死这个事实，解释了人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当然，如果你和这些跳伞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会说：“哦，不是，不是。这是因为景色实在太优美了。”或者一些类似的话。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因为你只用登上飞机俯视，就可以在飞机里安全地看到那些美景。在我看来，这么做之所以令人兴奋，部分原因必然是这增大了死亡的风险。死亡这种可能性是驱使某些人跳下飞机的部分动力。

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也许我之前关于“拥有死亡免疫时间段或死亡免疫地区或死亡免疫活动真好”的说法就错了。也许当我说“死亡无处不在，它普遍存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也就错了。如果死亡的几率能够带来某种兴奋，那么死亡的无所不在也许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然而，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即使对那些确实被风险吸引去跳伞的人来说，也无法成立。我是这么想的，对于这些人来说，死亡的无所不在更像是一种背景里持续的不被注意的嗡嗡声。对他们来说，有一些死亡风险还不足够，必须是比平常大得多的死亡风险才行。跳下飞机之所以这么吸引人，就是因为它让死亡的风险达到巅值。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即使对那些寻求死亡刺激的人来说，死亡无所不在也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因为死亡普遍存在。死亡风险的无处不在使它本身没入背景之中。

我还想审视一下死亡的另一个特征，即生而后有死（death follows life）。可以说，这是关于人类境况的基本事实。它不仅是指我们活着，或在某一个时间点不复存在，而是指我们活着并随后死亡，对人类来说，这是事实。我想问的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现实呢？毕竟，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组合，是一种生与死的特定结合。我们需要探寻的不只是生命的整体价值或死亡的整体价值，还有生死作为一个组合的整体价值。

一种合乎常理的想法是，当我们想要弄清楚一种组合物的价值时，只需要简单地弄清它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然后把这些价值相加即可。相应地，如果想要明白人类境况，即生而后有死的整体价值，我们首先需要算出生命的价值，然后算出死亡的坏处，接着把两者相加即可。换句话说，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两个组成部分的价值，然后看它们的总和即可。

当然，就算给定这样的策略，人们还是会对价值的总和意见不一。乐观主义者大概会认为总和是正数。“是的，”他们会说，“死亡是不好，但生命是美好的，美好到可以抵消‘我们将会死去’这个事实所带来的坏处。两相权衡后，能够来到这世上还是一件好事。”而悲观主义者大概会坚持说总和是负数。“两相抵消后，”他们会争辩，“死亡的坏处大于生命的美好（如果生命中有任何美好的话）！”温和派可能会认为，答案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但我认为，仅仅计算价值的总和并不够。从整体上评估人类境况，需要做的不只是将生命的美好与死亡的坏处相加。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一个组合的整体价值常常不等同于孤立地考虑每个组成部分，再将不同部分的价值相加得到的总和。这种简单地通过“做加法”来得到总体价值的方式并不总是正确的。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我最喜欢的两样食物是比萨和巧克力。我曾跟你们提过我对巧克力的喜爱，但是好像没有说过我也爱吃比萨。现在我有两样喜欢的食物了。比萨——美味！巧克力——美味！现在把这两样美味的食物放在一起，做成一个涂满巧克力的比萨——恶心！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就很恶心，完全没有食欲。[30]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觉得这个主意令人作呕。如果将两者分开，单独考虑比萨的价值和巧克力的价值，你可能不会留意到这种恶心感。所以，巧克力比萨的价值，不是仅仅将巧克力的价值和比萨的价值相加就可以得到的。你需要考虑到所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s）。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在考虑人类境况，即生而后有死这个事实时，有没有哪些交互作用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想来有两种主要的可能性。如果真的有交互作用的话，那么它们可能是负面的，从而降低了整个组合的价值；或者相反，它们也可能是正面的。

我先简单介绍一个可能是正面交互作用的例子。考虑到你将会死去这个事实，不言自明，这意味着你的生命将是有限的。生命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很宝贵。我们可能被这样的观点吸引，因为生命很珍贵，所以它的价值得到了提升。毕竟，如果一样东西脆弱易损或稀有少见，它的价值就会更大，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想法。说不定正是生命珍贵而易逝这个事实，实际上增加了它的价值。

科幻作家奥森·斯科特·卡德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大意是说：在宇宙所有形式的生命中，只有地球上的我们终有一死。[31]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成了宇宙中所有其他生命羡慕的对象。这并不是说永生不吸引人，或者很无聊。永生固然美好，但是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体还是嫉妒我们有限的寿命。因为我们拥有而他们无法拥有的，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弥足珍贵的事物，我们只能短暂拥有它，唯有倍加珍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同意这种观点，但我看到了这种观点的吸引力。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我们命定的死亡和我们的生命发生了交互作用，就使得生命更显脆弱、更为短暂，于是变得更有价值。

不管是否有人认同第一种正面交互作用的观点，负面的交互作用仍有可能存在着。以下有两种关于负面交互作用的想法，我常认为它们比较有说服力。第一种想法，我命名为“尝一口，就一口”（A　Taste Is Just a Taste）。这个想法是从生活中观察而来的。我们存活在世上一段时间，感受到了生活可以提供的所有美好事物，然后就在片刻过后，所有这一切便都从我们手中被夺走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浅尝辄止，这就像雪上加霜。好比说，有人在一个饿汉面前摆了一顿美味的大餐，允许他看有多好看，允许他闻有多香，可能还会给他一小勺尝尝，就为了让他知道这顿大餐有多色香味俱全。然后，所有的东西就被拿走了。

如果有人说，宁可不吃，也不要这样尝了一口之后却不被允许吃下整份大餐，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你只专注于品尝的本质的话，也许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个负面特征。毕竟，品尝一口美味大餐的体验还是正面的。类似地，如果你只注意不能吃到大餐的本质，可能也不会留心到这个负面特征。毕竟，不吃一顿美食只是缺失了一种特定经历。而剥夺是一种相对的坏事，它并不包含任何坏事，它本身也不是一件坏事。在给你品尝一口却又不让你吃完整顿大餐这件事中，如果你想要厘清到底什么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就需要把两件事结合起来考虑，这就是一种交互作用。同样地，我们可能会想，人类境况的坏处之一就是，在生命被夺走之前我们已品尝到了它的甜头，但也仅仅是一些甜头而已，无法吃到更多。这是一种可能的负面交互作用。

我提到的第二种可能的负面交互作用叫作“从高贵到卑微”（How the Noble Have Fallen）。关于你我，有一个无比神奇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是人类。据我们所知，在宇宙中人类是非常罕见和独特的。当然，我们无法自信满满地说出在地球之外有什么形式的生命体存在，但是至少在地球上，我们可能是唯一的人类。（谁知道呢，也许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海豚或者其他类人猿也是人类。不过，无论如何，人类俱乐部的会员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当然，按照物理主义的观点，人就是某种机器。不过我已经解释了，我们可不是任何随随便便的机器，我们是很神奇的机器。我们能够相爱；我们能够写诗；我们可以思考宇宙最远可抵达之处，并思考我们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人类真的很不可思议。尽管如此，我们最终都会变成尸体，直至腐烂。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想法：如此神奇的人类，如此高贵而珍贵的存在，最后居然变得像一块腐烂的肉一样低微，一样无足轻重。

每每想到这种想法，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幅影像：一位被废黜的国王在纽约以在餐厅当服务员为生。你可能认为，以服务员为生计并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这么想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同时，这个故事有一处额外的转折，雪上加霜的是，这位服务员会一直记得他曾经是一位统治者，他曾多么不凡。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只考虑统治者的生活，把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独立讨论的话，它看起来相当不错。即使是当一辈子服务员，如果单独来看的话，也不太坏。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种命运究竟有什么问题，想了解潜在的额外的负面特征是什么，就必须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要评估的是一整个组合。毕竟，从国王变成服务员，这肯定让人倍感屈辱。而那种命运或者更糟的命运，在等着我们所有人。这是关于人类境况的一个事实：我们这种了不起的造物不会一直了不起，我们会变成一块块腐烂的、腐败的肉。

所以，当评估人类境况时，至少有三种潜在的交互作用值得我们思考。一方面，“就尝一口”的人生可能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折磨，由人沦为一具尸体也让人恐惧，这些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同时也可能由生命的十足珍贵带来正面作用。在不同的心境下，我倾向于接受不同的观点，有时三种都赞同。除此之外，如果这三种交互作用真的存在的话，我不清楚哪一种的影响会更大。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见。乐观主义者会说即使引入负面的交互作用，人类境况的总体本质还是正面的。所以，尽管我们有生必有死，能够在世上活过还是一件美好的事。相反，悲观主义者会说生命的负面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是引入负面交互作用之后；与其这样，还不如从未出生过。实际上，悲观主义者认为“我们将会死去”这个事实渗透并荼毒了生命的本质，或者说荼毒了“生而后有死”这个组合的本质。两相权衡，他们坚持认为，生命整体是消极的。最好什么都不要，生也好，死也罢，宁可从未出生，也不要有像这样生而后有死的组合。（那么，对于第十章出现过的拉里，也就是那个可能存在却从未出生的人，我们说不定应该感到嫉妒而不是遗憾。）

就个人而言，我足够乐观，认为生命可以相当精彩。尽管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并不是一位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位温和派。我们不应该给人类境况设置一个单一的总体价值，否则我们就可以貌似有理地评价说，每个人的出生都是幸运的，或者最好所有人从未出生过。遗憾的是，这得取决于既定个人的人生是怎样的。不过，在我看来，多数人还是获得了非常值得活下去的人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我倾向于认为我们不要忘了考虑一种或另一种负面交互作用，但我还是觉得，对多数人来说，或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处境权衡下来还是好的。我认为，尽管有生必定有死，但对于那些有幸品尝到生活之美好的人来说，能够出生还是比从未出生要更好。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即使我们接受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认为从未出生会更好，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对这个认识的合理反应是自杀。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产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从未出生更好，不费周折就可以推出应对这种境况的合理反应是自杀。但事实上，至少从逻辑上来讲，根本不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你再想想，就会发现自杀并不能改变人类境况“生而后有死”的基本本质。并不是说如果你杀了自己，你就没来过这世界了。举个例子，如果品尝一小口美味是可怕的事，那你杀了自己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你所得到的还是品尝到的那一小口。事实上，如果你选择了自杀，仅仅是将那一小口变成了更小的一小口。类似地，如果说由人沦为一具尸体是堕落的话，那自杀也不能改变这个基本事实，它只不过是让这份屈辱来得更快一些罢了。

所以，即使我们接受悲观主义者的观点，认为我们从未出生更好，我们还是要说（套用一个老笑话），请从一千个人里找出这样一个幸运儿！我们都已经在这世上了，由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同意这是事实的话，即从未出生更好，不能简单地得出自杀是合理反应的结论。

当然，这些都不能表明，自杀不是应对某人所处情形的一个合理反应。这是我们将在倒数第二章里讨论的话题。我们先缓一缓，到时再讨论它。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更为广泛的问题：基于之前所列出的关于死亡的种种事实，一个人究竟该如何活着？事实上，我们还需要问：死亡到底该不该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第十四章　面对死亡而活

无视这些事实

我们很自然就会认为，我们都将死去的事实会显著地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但真实情况也许并非如此。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或许是：我们真的应该思考所有这些问题吗？

当然，亲爱的读者，对你来说，现在问这个已经太晚了。这本书你都读到这里了，再问起初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思考死亡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已经太迟了。饶是如此，至少我们作为理论家，对“应对死亡的正确方式，可能就是完全不去考虑它”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仍可以保持兴趣。

原则上来说，应对任何一个事实，我们都可以有三种不同的可能反应：你可以否认它们；你可以回应它们；或者，你可以无视他们。我想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就是最后一种反应。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就死亡的本质给出了许多的观点。当然，我特别提到了，我们只是物理对象，当这种对象以一定的方式垮掉时，我们就不复存在了。很显然，对我所说的这一切有一种可能反应，就是完全不同意我说的事实。搞不好你认为灵魂是存在的，或者你认为尽管我们只是一些肉体，但这些肉体在死后某一天可能会被复活，所以死亡也不是终结。如果你在这些观点上确实不同意我，我自然会认为你弄错了。我会以为你在否认事实，把它们弄错了。但是，就死亡本质而言，关于为什么别人该持有我认为他们该持有的观点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了。所以，就让我们把这第一种反应放到一边不谈吧。

等一下我会稍微谈及另一种不同的可能反应，即承认事实的存在，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去生活，也就是以恰当地活着来回应这些事实。当然，我们还没有问过自己，认识到并愿意考虑死亡的真相后，又该如何生活。这是稍后要涉及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种中间的可能性也值得考虑：有些人可能既不会错误地否认事实，也不会接受它们并对生活做出相应的行动，他们仅仅是决定不去想它们。说不定应对死亡本质的最好回应就是把它抛诸脑后，压根不去想它。

有人也许会抱怨说，这不可能是一种恰当的回应。这种抱怨是可以理解的。无视关于任何研究对象的事实，并把它们抛诸脑后，这怎么可能会是恰当的呢？但是，上面这种看起来高贵的、高尚的立场必定是错的。不去思虑我们在某一时刻得知的各种事实，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或者说错误的。

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小时候我被逼着去学一些很傻的知识，比如说各州的首府分别是哪些城市。在人生旅途中，我已经走了很远，据我所知，我从来就不需要回忆起那50个州的首府。所以，我就不用去想它。事实上，我一年就想起这些首府一次，还是因为要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不用去想”这个观点。然后我扪心自问，这些州的首府我还记得多少？答案是，真的记不起那么多了。我曾经一度知道所有的首府，但事实是，不去思虑它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假设我们都同意生与死的事实跟我描述的完全一样，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实际上我们并不确定，对待这些事实是否不应该只是注意到，记下来，然后忘记它们，就如同对待那些州首府一样。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提议；事实上，它看起来像是搞错了。但是，为什么呢？关于生死的事实有什么特别的吗？为什么我们把有关生与死的事实搁到一边，不管不顾，这样的想法就像是错误的呢？大概是因为，无论死亡的事实指的是什么，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这些事实会影响我们如何生活。我们都将会死去、我们不会永远活着这个事实，塑造了或至少部分塑造了恰当的生活方式。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简单地无视这些事实好像就显得有些不理性、不恰当了。

当然，决定无视这些事实也有可能是可以理解的。想象一下，有人这么说：“一想到死亡的本质，想到在地球上我只能生活50年、80年或者90年，那真是太沉重了。那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我可能无法继续生活了。”人们常常发出如此的感慨，他们会争辩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不要去想死亡。回想一下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这个故事中的人们似乎把终有一死这个事实抛到了脑后。为什么呢？也许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事实太具有毁灭性、太沉重了。所以，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简单地无视这些事实，试着不去考虑死亡。

但是，这种反应中似乎总有些不对劲的地方，那正是托尔斯泰想要我们明白的意思。不管应对死亡的恰当反应可能是怎样的，如果不去面对我们必然死亡的事实并采取相应行动去生活，总有些不太对头，或者说总有些不真实。无视这些特别的事实有点怪异和不妥。与有关各州首府的事实不同，关于死亡的真相是重要的。

这里有两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无视重要事实的那种怪异。这两个故事都不涉及死亡本身。首先，假设你要和佩吉·苏（Peggy Sue）出去火热约会[这取决于你的性偏好，你可能更希望我讲一个有关比利·鲍勃（Billy Bob）的故事]。想象一下你的室友拿着一个信封说：“这封信上写了一些关于佩吉·苏的事。我不会亲口告诉你写的是什么，它们就在信封里。但我会把这封信给你，你可以打开来看。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打开看了，如果你考虑一下这些事，如果你知道了信里写的内容，你就不会想要和佩吉·苏约会了，肯定是这样的。”

然后，想象一下你相信了你的室友。你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但不管写的是什么，你确实相信它是真的。你并不认为是你的室友编造了一切，它们都是谎言或诽谤。你确信里面写的事都是真的。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如果看了信里的内容，你就会改变主意，再也不想和佩吉·苏约会了。假设事情就是这样的，你却对室友说：“不要让我看这封信。”这就显得很奇怪了，这么做看起来很不合理。如果有一些事实会让你改变关于如何行事的想法，而且你知道这些事实会改变你的想法，那么无视这些事实怎么可能是理性的呢？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你正打算喝奶昔，但你的室友突然冲进来说：“我这里有份实验报告。我对这个奶昔有点儿不放心，就取了样本，送到实验室化验。现在实验结果出来了。”你正要喝掉奶昔，那是一个大热天，而且你本身很爱喝奶昔，但是你的室友说：“这个信封里有关于这个奶昔的报告，我保证，一旦你知道这些实情，就再也不会喝奶昔了，肯定是这样的。”然后你说：“哦，谢天谢地，别打开那个信封。”于是，你无视那些事实，喝了奶昔。这看起来也不合理。

要是我们正视终有一死的事实，就会选择一种和现在相当不同的生活。假设这个说法是真的，那我们无视这些事实怎么会是合理的呢？这样做看起来既欠妥当，也不理性。

这一切也许都说明，选择无视死亡的事实并不真的那么明智。我们也许只能要么选择否认关于死亡本质的主张，要么问自己，假设那些主张是正确的，那么根据这些主张，我们该如何生活。也许，无视这些事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在理性上可以接受的选项。

但我想，这么下结论也许有些为时过早了，因为实际上，事实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我认为这两种方式间的区别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不够谨慎的话，就会忽略这两者间的区别。这两种方式如下所述：第一种可能性是，有某些特定的事实，仅仅知道这些事实本身就会导致你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需要给你改变行为的理由；第二种可能性是，这些事实通过给你一个改变行为的理由，从而让你的行为发生改变。

先讲第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在假定“无视关于死亡的事实完全没有道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这种可能性，所以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你正在亲吻佩吉·苏，然后你的室友突然出现了，说：“我这个信封里有一些事实，如果你考虑一下这些内容，就再也不会想吻她了。”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你室友的信封里装着什么。信里讲的是佩吉·苏的消化系统。她已经吃了晚饭，当你们坐在那里亲热的时候，食物正沿着佩吉·苏的消化道下行，然后变成了粪便。最终，它们将被排泄出来。如果你开始在脑海里描绘佩吉·苏消化道里的排泄物，并想象她最终把这些排泄物从屁股上擦掉的场景，你可能就很难跟她继续亲热下去了。

这只是一些事实，不是吗？我并没有编造任何东西。但我可以想象，就算只是这样粗略的描述，已经让你觉得很恶心了。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相信，只要你看了你室友的信封里装着的那些详尽且引人联想的描述，并且想象到那里面描述的事实，的确会失去亲吻佩吉·苏的欲望。

这些关于消化系统的事实会让亲吻一个人变得不合理吗？当然不会！尽管如此，想起这些事实还是会让人很难继续享受亲吻一个人的过程。所以，关于消化道有一些特定的事实，一旦想到它们你就不会再做一些事情，比如亲吻佩吉·苏，但这不是因为你找到了充分的不亲吻她的理由。想到人类的消化过程，可能导致你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需要提供任何改变你行为的理由。

所以，当你的室友跑进来，拿着信封说：“在这个信封里有一些事实，如果你看了并且想到它们，你就会停止亲吻佩吉·苏。”这时，你该向室友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事实是仅仅导致我改变正在做的事，还是会给我充分的理由去改变正在做的事呢？”如果这些事实是关于佩吉·苏是如何大嘴巴的，搞不好她会告诉朋友谁是接吻高手，谁的技巧很烂，那么，这也许就给了你一个不继续和她接吻的理由。不过，如果我们只知道那些事实会改变你的行为，这并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事实是否提供了改变行为的理由。如果它们仅仅导致你去改变，而不是给你理由去改变，那么无视它们也许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你的室友跑进来，想告诉你关于人类消化系统的事实，你可以合理地说：“现在不行。”无视事实有时候是一种明智的行为。

那么，关于死亡的事实呢？无视这些事实是妥当的吗？持有大胆观点的人们可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也许当我想到死亡的事实的时候，它们会改变我的行为，不过那不是因为它们给了我改变的理由，仅仅是它们直接影响了我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不定不去想它们更好。在这个问题上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大胆的。

举例来说，假定面对死亡，正确的生活方式是充实地生活并享受生活。但是，假如你想到死亡时变得太消沉，就不能享受生活了。死亡并没有给你待在房间里生闷气的理由，但它导致你待在房间里生闷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无视这些事实，或者始终无视这些事实，可能就是一个恰当的反应。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大胆的断言。我不倾向于认为这个大胆断言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是否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你应该始终想着死亡的本质？不，我认为这种立场可能也是错误的。最后拿你举一次例子，你在和佩吉·苏亲热，你的室友进来了，告诉你人类变成尸体后是如何腐烂的。当他告诉你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的脑海中描绘出佩吉·苏变成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的画面。突然，你感觉再也不想亲她了。这和那个消化道的例子类似。据我所知，她会变成尸体这个事实并没有给你提供任何不亲她的理由。只不过是想到她将会变成尸体这个事实，导致你不想去亲她，它让你不再享受亲吻她的过程。

我倾向于认为正确的立场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立场。你有一些时间和场合可以用来思考死亡，但当你在亲吻一个人时，就不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合适时间和场合。如果有人说，你应该始终在心里想着自己终有一死这个事实，我会认为他们错了。不过，类似地，如果有人说你永远不用思考必死的命运和死亡的本质，我认为他们也错了。实际上，在有些时间和场合是可以思考死亡的。

但是那样的话，我们仍然有一个问题。让我们假设此时此地是思考死亡的恰当时间和地点。（毕竟，如果的确有一个时间和地点，可以用来思考死亡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话，那就是现在，就在这里，当你在读一本关于死亡的书时。）所以，我们仍然要问：你该如何生活？对于关于生与死的真相的恰当反应是什么？

当

恐惧死亡

认为“我们将会死去”这个事实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么想是很自然的。的确，大多数人都会被这样的想法所吸引，即死亡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它会对我们如何生活产生重大而普遍的影响。比如，卡夫卡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终将结束。”（The meaning of life is that it ends.）这个暗藏玄机的说法很妙，很典型的卡夫卡风格，但它的含义我想是很平常的：我将会死去，我的生命终将走到尽头，这些都是关于生命的深刻而根本的真相，这些事实会对我如何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是那句话的想法。但是，那些影响到底会是什么呢？认识到自己终将死去这个事实，会如何影响我生活呢？

思考这些问题时，仅仅注意到“意识到我们终有一死”这件事的确会影响我们，这还不够。借用一下托尔斯泰的话，事情可能会这样：一想到你必死的事实，你将无休止地尖叫，直到死去的那一刻为止。但这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并不能说明这种做法就是恰当的反应，也许它仅仅是出于我们的本能。确切地说，我想问的是，怎样才是恰当的反应？做出一种行为而不是另一种行为的理由是什么？

严格来说，我想让大家思考的第一种“行为”并不是一种行为，而是我们反应的情绪方面，在我看来，对死亡最常见的反应之一是害怕死亡。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害怕”可能不足以表达这种情绪。我认为，一种极为强烈的害怕，即恐惧，是面对死亡时十分常见的情绪反应。所以，我们要问：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理性的恰当的反应吗？

这里的关键词是“恰当的”。不可否认，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很多人都害怕死亡。这种反应有多么常见以及这种恐惧有多么强烈，那是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我不感兴趣。我同意对死亡的恐惧是很常见的，但我想知道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是否为一种恰当的反应，是否为一种合理的情绪。

很显然，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已经预设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命题，即探讨情绪是否合理是有意义的。我们不仅可以探讨一个人会有什么情绪，还可以探讨一个人应该有什么情绪。然而，这一观点似乎不那么显而易见，在我们讨论对死亡的恐惧之前，也许要先花些时间思考一下。

让我们从不同于恐惧的另一种情绪开始说起，比如说自豪。自豪当然是一种情绪。但我想我们都同意，只有在相关条件成立的情况下，对某样事物感到自豪才是合乎情理的。什么条件呢？我想到了两个。首先，你感到自豪的事必须是某种成就。如果你现在对我说：“我真为自己在呼吸而感到自豪。”我可能会很不解地看着你，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呼吸都没有困难到足以称之为成就，所以我无法理解你怎么会，或者说你为什么会为自己在呼吸这个事实而自豪。当然，如果你出过意外，为了能够重新用肺呼吸经历过极其痛苦的物理治疗，那么我们或许就能理解，为何自然而寻常的呼吸会成为一种成就，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呼吸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成就，为它感到自豪是不恰当的。

即使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也是不够的。如果要让你对某样事物感到自豪这件事站得住脚，那么它必须是能够充分显现出你的成就。当然，最直接明了的例子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你为之自豪是合乎情理的，因为你正是那个攻克难关的人。如果你的哲学论文得了一个A，你告诉我你很自豪，我可以理解；哲学论文得A是一项成就，而且那正是你写的，所以我理解你为什么自豪。当然，如果你做的只是在互联网上找到那类网站，付钱请人帮你写了一篇论文并得到A，那我可以理解那些人也许为写了一篇很棒的哲学论文而自豪，但是我看不出这件事显示了你的什么积极面。所以，恰当的自豪必须满足第二个条件：你感到自豪的事物、活动或者特征，必须能以某种方式充分地显现你自己。

这种成就不一定非要是你的成就，即使从简单的狭义上来说。比如，为你孩子的成就感到自豪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你和你孩子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成就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在其他情况下，也许我们要考虑这种联系是否足够紧密，或者这种联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美国人，当美国运动员在奥运会项目上夺冠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到自豪，你会对自己说：“我没有参加比赛，尽管如此，我是个美国人，美国队赢了，我就会感到自豪。”这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可以理解你为何认为这份联系足够紧密。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德国人在奥运会上夺冠了，我真的很自豪。”我就会问你，你是德国人吗？你有德国血统吗？你出资赞助了德国奥运会运动队吗？如果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就不符合恰当性条件，这时你感到自豪就说不通了。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探讨，使自豪这个情绪合乎情理需要满足什么精确条件，但那当然不是我的目的。我引入这个讨论是为了说明“情绪确实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这个说法是合理的。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满足了这些条件就必然能感受到某种情绪，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不如这样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你拥有某种情绪才说得通，你感受到这种情绪才是理性的、合理的，因为这种情绪才是对你周遭环境及情形的恰当反应。

那么，让我们来想一下，恐惧需要什么恰当性条件呢？了解了这些相关条件，就可以进一步思考，对死亡感到恐惧是否恰当呢？但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相关条件是什么。当我思考这个问题时，想到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使感到恐惧合乎情理，你害怕的事必须是一件坏事。

我想，第一个条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有人过来跟我说：“下班后有人要送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我感到很害怕。”我同样会很不解地看着他问：“你为什么要害怕？这件事怎么会让你害怕呢？”当然，这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说得通的答案。如果他告诉我：“我正在减肥，但是我意志力太弱，如果他们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我一定会吃掉的，那我这周就白节食了。”那我就能理解了。从一个节食者的角度来看，圆筒冰激凌可能是一种不好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满足了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那样的理由，如果你和我们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一样，那圆筒冰激凌是个很好的东西，它是一种稍纵即逝但让人由衷快乐的源泉，由此我就不明白你有什么理由害怕得到一个圆筒冰激凌。这说不通。

要让害怕某事看起来合理，这件事必须是一件坏事。这也是有时候我们对有各种恐惧症（害怕蜘蛛、灰尘或者兔子）的人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我们会想，这怎么可能呢？可爱的小兔子一点儿也不危险，对兔子感到恐惧是不合理的；有些蜘蛛确实是有毒的，但我们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碰到的蜘蛛一般是无毒的，所以害怕蜘蛛也说不通。（当然，如果你住在澳大利亚的话，情况又不一样了，在那里毒蜘蛛更常见。）再次申明，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对蜘蛛或者兔子有这种情绪反应，只是它们看起来不合理。

所以，要使恐惧合理的第一个条件是：你的恐惧对象必须是不好的。如果我是偏头痛患者，我对偏头痛感到恐惧是合理的；而我对欣赏美丽的夕阳带来的快乐感到恐惧，就是不合理的。

第二个条件是，这件坏事发生的几率，即坏事降临到你身上的几率，必须是不可忽视的。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不足以说明恐惧是一种合理的反应。比如，你有可能被一只西伯利亚虎撕成碎片，与死亡不期而遇，这在逻辑上看来并没有前后矛盾或不连贯一致。但这不是说这件事有什么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只是它发生的几率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你告诉我，你实在害怕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死去，那我只能说这种恐惧根本说不通，它是不合理的。

话又说回来，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特殊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恐惧可能是合理的。假设你告诉我，在你不读关于死亡的哲学书时，你是一个野生动物训练员，或者你打算去一个马戏团工作，在那里你要训练老虎，那我当然会改变自己的说法。在这些情况下，你的确有可能被老虎伤害并杀死，这种几率是不容忽略的。我理解这种恐惧，它说得通。但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我认为，被老虎杀死的几率几乎等于零，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害怕被老虎吃掉或者害怕被老虎咬成重伤而死是不合情理的。

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假设我害怕被来自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太空生物绑架，他们把我带回实验室，捅我戳我，然后将我活体解剖。我承认，这件事有发生的可能性，逻辑上它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样地，这件事发生的几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我真的害怕这件事发生，你大可准确无误地向我指明，这种恐惧是不恰当的。它是不理性的。

因此，如果要使恐惧变得恰当，相应的坏事真实发生的几率就要足够大。当然，就这种几率要多大才算数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至少我们可以同意：当这种几率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时，感到恐惧是不合理的。这就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我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有争议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它是对的。这个条件就是：关于坏事是否会发生，必须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样你感到恐惧才是合理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多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关于坏事是否真的会发生或会坏到什么程度，至少需要有某种不确定性。要弄明白第三个条件，我们需要想象一个情形：一件坏事将会发生；而且，实际上这件事百分之百会发生；同时，你也很确切地知道这件事会有多坏。我希望你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已经满足了前两个条件，恐惧仍然不是一种恰当的情绪反应。

假设事情是这样的，每天你都会带一份午餐去上班，并把它放在办公室的冰箱里。和午餐一起你还带了甜点，假设是一块曲奇。每天中午1点，你把午餐从冰箱里拿出来时，朝袋子里看，发现有人偷了你的曲奇！这是一件坏事。诚然，它不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但有人偷了你的曲奇确实也是一件坏事。而且，明天你的曲奇也有不容忽视的几率会被偷。所以，现在前两个条件已经满足了。实际上，明天你的曲奇不只是有不容忽视的几率会再次被偷，而且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事，它会日复一日地发生。也就是说，这件坏事肯定会发生，而且你知道它究竟有多糟糕（因为除了你的曲奇之外，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丢失）。那么我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中，恐惧是不合理的。

请你注意，在这种时候，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比如愤怒和怨恨，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不管这个小偷是谁，他或她以为自己是谁啊，竟然敢偷你的曲奇？他们没有权利那么做！你可以生气，可以愤恨，还可以因为你没有甜点吃而伤心，如此日复一日。但你不应该感到害怕，因为没什么理由让你感到害怕。当你知道坏事肯定会来临，而且知道它究竟有多坏的时候，害怕就说不通了。

相反，如果这个小偷随机作案，在每周的不同时间、从不同的袋子里偷不同人的甜点，你永远不知道他或她下一次将要去偷谁，那么你有理由害怕成为明天那个甜点被偷的人。说不定你觉得这个饼干小偷的例子太幼稚了，那么想象一下有人闯进隔壁公寓，偷走了笔记本电脑。在这里，恐惧也是说得通的，你有理由害怕他们下一次来偷你的电脑。此时，所有的三个条件都满足了；有一个令人恐惧的坏事，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坏事会发生的几率，而且这个几率还达不到成为一种确定性的程度。

另一方面，假设事情就像你在电影里经常看到的情节一样。这个窃贼是一位神偷，他为自己的“伟业”感到骄傲，并且会宣布他的行窃计划。比如，他可能会在《纽约时报》上登一则公告说：“4月27日，星期三，我会从××的公寓里偷走电脑。”而且，不管采取了什么防护措施，总是会有疏漏，被指定的这个人的电脑总是会被偷走。如果下周的行窃名单上写的是你的公寓，那么理所当然地，你可以生气，可以不爽，可以恼怒，可以为不知道如何采取充分的防护措施而觉得自己很蠢。但是，当你的名字和将要被盗的时间出现在公告上的时候，当这个窃贼全年都按照预示过的计划盗窃且从未失手的时候，我希望你同意说，此时的恐惧是不合情理的，一旦你确切地知道将要受到多大伤害，并且知道那个伤害将会发生，恐惧就不再恰当了。

假设我有一台小型拷问机，一台小型疼痛产生仪。我把你的手放进去，连上电极，转动手柄，打开开关，然后你感受到了一次电击。如果每次电击的强度都不一样，你担心下一次受到的电击有多难受是说得通的。但是，如果这台机器只有一种设置，开和关，每次电击的感受都完全一样，而且我已经电击过你很多次了，所以你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而且你确切地知道还要被电击三次。（也许有人付钱请你参加一个诡异的心理学实验。）那么，我认为这时恐惧就是不合情理的。当你确切地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且确切地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受时，你当然可能会反感将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这时恐惧不是合理的情绪。

现在实验结束了。你因为参与实验得到了10美元报酬，但我不让你走。我说：“我还要再做一次这个实验，不会比前面那次更疼。”显然，你可能不相信我，说不定最后这一次电击真的会比其他几次要疼。这就引出了不确定性这个因素，这时恐惧也许就变得合理了。但是，如果你完全相信我说的，认为只需要再痛一次，而且和你之前感受过的一模一样，那么愤怒可能是合理的（你拒绝再来一次！），怨恨可能是合理的，因为又要再疼一次而感到沮丧也是合理的，但恐惧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认为，恐惧要成为恰当的情绪，一定要满足三个条件：你恐惧的对象必须是不好的，坏事将要发生的几率必须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你不确定这件坏事将要发生。如果你确定这件坏事的性质，而且确定它一定会发生，那么恐惧就说不通了。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观点是，即使表现出恐惧是合理的，切记还有一个适度（proportionality）的问题。即使伤害发生的几率不容忽视（并且这个几率达不到成为确定性的程度），并且感到某种恐惧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如果发生的几率很小却恐惧得要死，那这时恐惧的程度仍可能是不合理的。当风险很小的时候，轻微的担心是恰当的。类似地，恐惧的程度应该与事情的糟糕程度相符。比如，在饼干小偷的例子中，你不确定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难免有一些害怕，不过这种害怕应当是轻微的。这时候，任何超出轻微程度的恐惧都是不恰当的反应。

了解这些观点以后，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对死亡的恐惧是否合适了。然而，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些重要的事：当我们害怕死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我们害怕的具体对象到底是什么？碰巧，我认为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恐惧是否合理，取决于我们所考虑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你担心的事情可能是死亡的过程。有些人发现当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那个现实过程充满痛苦，令人不快。我已经提到被老虎撕咬吃掉的可能性，可以想见那当然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死亡方式。由此，你会痛苦地死去的几率不可忽视，并且看来它给恐惧留出了空间。当然，我们会问，你会痛苦地死去的几率有多大？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被老虎撕咬致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认为对这种特殊死亡形式的恐惧是不恰当的。同样，如果担心被半人马座阿尔法星人抓去，在痛苦的手术中死去，这种恐惧也是不合适的。

尽管如此，令人悲伤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在死去时饱受痛苦，特别是因为在晚期时给人带来痛苦的一些疾病。令人不快的是，我们发现很多医院在病人生命晚期并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止痛药。为什么呢？那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有人跟我说鉴于这个事实，他们很怕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反应。尽管如此，恐惧最好还是要适度。如果你告诉我，因为害怕这件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夜不成寐，那我会大吃一惊，觉得那种量级的恐惧是不合适的。

尽管对有些人来说，当他们说害怕死亡时指的是害怕死亡的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并不是多数人说到害怕死亡时脑中所想的事。我认为多数人指的是他们害怕死亡本身——害怕处于死亡的状态。他们感到害怕，不知道死了会是什么样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说它并不满足恐惧是否恰当的相关条件。

我们脑中要谨记，死亡什么感觉也没有，即死亡的状态不涉及任何性质的体验。当然，这是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讨论过的观点。这并不是说当一个人死了，他就会有某种体验，一种不同寻常的、难以想象的体验，像是一个令人困扰的谜团。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谜团：死亡的状态仅仅就是不涉及任何体验。

但那就意味着，事实上，死了“是什么样的”（“what is it”to be dead）其本质上不是坏的，也不包含坏的事物，这恰恰是因为死了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害怕死亡，其实是害怕不知道死了会怎样，那么这种恐惧就是不恰当的。在这里，就不符合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因为我们恐惧的对象——“死了是什么样的”——事实上，一点儿也不坏。

显然，这种观点以死亡的本质为前提，而我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为这些本质辩称过。如果你相信来世，或者至少相信有显著的可能性存在来生，你的看法就会很不一样。比如，你担心自己可能会下地狱。从那种角度来看，担心死了是什么样的显然就说得通了。（当然，除非你确定自己会下地狱，而且知道将会遭受多少惩罚。但是那样的话，不符合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三个条件，所以恐惧还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死亡仅仅是体验的终结，那么在我看来，这就不符合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因为死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坏的感觉，所以对死了是什么样的感到恐惧就说不通了。

当然，我并不是主张死亡什么坏处也没有。尽管我坚持认为对死了是什么样的感到恐惧并不恰当，因为死了就没有坏的了，但我没有否认死亡是坏事。相反，我认同剥夺解释理论。根据剥夺解释理论，从死亡剥夺了人们生命中享有的美好事物这个事实来看，死亡是一件坏事（当它产生坏处的时候）。简而言之，死亡之所以是一件坏事，并不是因为死了是什么样子，而是因为死亡涉及剥夺。

但如果这种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明确一个恰当的恐惧对象。没准我们只需要单纯地恐惧死亡所涉及的剥夺，而不是恐惧死了是什么样的。诚然，剥夺本质上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它看来是一种相比较而言的坏事。因此，似乎对死亡所涉及的剥夺感到恐惧，满足了恰当的恐惧需要的第一个条件，即恐惧的事物必须是不好的。那么，也许只要弄清楚我们恐惧的是死亡带来的剥夺，而不是死亡的体验，那么对死亡的恐惧就是恰当的了。

但这也不太对。首先，事实上我已经论证过，永生对我们来说不是好事；被宣判永远活着是一种惩罚，而不是赐福。如果在这点上我是对的，那么我们终有一死的事实，即我们最终会被剥夺生命的事实，就完全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那么，对死亡涉及的剥夺感到恐惧是不恰当的。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害怕的是不可避免地失去生命，那么我们的恐惧对象并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所以恐惧是说不通的。

当然，也许你还没有被“永生将是坏事”这个观点所说服，也许你认为永远活着会是件好事，那样的话，我们终有一死的事实，因为包含了不可避免失去生命，将会是一件坏事而不是好事。根据这个观点，我们是不是至少可以同意，如果永生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恐惧的对象就是不好的，所以恐惧死亡是合理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我认为“永生是一件坏事”这个观点错了，也不能推出对死亡的恐惧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要使恐惧合理，关于所畏惧的事物是否到来就需要具有不确定性。而对于我终究会被剥夺生命这个事实而言，没有不确定性。我知道这件相对的坏事（为了讨论之便，假设死亡的确是件坏事）正在降临，我知道我将会死去。所以，恐惧就变得不适宜了。假设我给你一个圆筒冰激凌，你很喜欢它，希望自己可以再吃第二个，但我没有第二个圆筒冰激凌可以给你。所以，你知道吃完第一个圆筒冰激凌后，自己不会得到第二个。那很遗憾，因为没有足够的冰激凌。这时你告诉我：“我害怕，我害怕吃完第一个圆筒冰激凌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得不到第二个。我害怕，因为冰激凌被剥夺就带来了坏处。”很显然，在这个思路里恐惧是讲不通的。既然你知道不会有第二个圆筒冰激凌，那对这个缺失感到恐惧就是不恰当的。类似地，即使死亡意味着在某一刻你再也不能从生活中获益，使得死亡本身是件坏事；但是，既然你知道生命必然会终结，那么对这种必然会有的缺失感到恐惧同样是不恰当的。

但是现在一种不同的可能性不言自明。我刚刚辩称，正是因为死亡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对死亡的恐惧是不恰当的。但是，关于死亡也有完全不确定之处，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或许，我们应该害怕的不是失去生命本身，而是我们可能会早死的可能性。

让我们来考虑一个类比。假设你在一个派对上，而那是一个很棒的派对，你希望可以一直待下去，但这是发生在高中时期的事，接下来会发生的是，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妈妈会打来电话，告诉你是时候回家了。让我们假设待在家里并没有什么不好，本质上来说它是中性的。你只是希望你可以待在派对上，但是你知道你不能。最后，假设你知道那个电话百分之百会在午夜打来，可以打包票，完全不存在早些或晚些打来的可能性。那么，这件事的确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也许会对妈妈在午夜给你打电话感到怨恨，可能会因为她不让你像其他朋友一样待到1点钟而恼怒，但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11点的时候，你说：“我很怕电话会在午夜打来，因为她总是在那个时候打电话过来。”那么，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的恐惧站不住脚。你并没有相应程度的不确定性。因为你确切地知道要发生的事，而且你确信它会发生，所以这时恐惧不是恰当的情绪。

相反，假设你只知道你妈妈将会在11点到1点之间的某个时刻打电话过来，那么有一些担心是合理的。在大多数时候，她会在12点或12点半打来电话，有时候她到1点才打过来，但偶尔她会在11点就打电话。这时，在我看来，恰当的恐惧需要的各种条件都满足了。有了一件坏事——可能要更早（而不是更晚）离开派对；坏事将要发生有不可忽视的几率（她有时候的确很早就打电话过来）；同时，坏事是否会发生有不确定性（因为她有时候会晚打电话，而不是早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恐惧是合理的。（会有多么恐惧？这取决于电话会早些打来的可能性有多大。）

也许这就和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类似。也许正是“死亡会更早到来”这种可能性使恐惧这种情绪变得合理了。顺便提一下，这种类型的恐惧巧妙地回避了永生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坏事这个问题。即使永生将是坏事，对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死亡仍然可能来得太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担心死亡会来得太早。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死亡的不可预测性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这使得死亡这件事可以让我们合理地感到害怕。事实上，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因为死亡的不可预测性，对死亡的恐惧就不可能站得住脚。就像我说明的，对死亡状态本身感到害怕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情绪。在我看来，死亡的不可预测性才是我们可以合理地对死亡感到恐惧的唯一理由。

即使是这样，进一步的区分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观点。我害怕自己死得太早，是因为“如果我能再多活一会儿，我的人生两相权衡后仍将是美好的”吗？或者担心我会很快死去，是从“就我有望再活多少年的数字范围来说，死亡会早些到来而不是晚些到来”这个意义上说的？又或者是针对第三种可能性，即我是在害怕自己会英年早逝，比其他人死得更早？这三种细分潜在恐惧的准确对象的方式，有许多重要的区别，包括如果感到恐惧的话，那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因为你的恐惧需要和相应的可能性成比例。

以对英年早逝的恐惧为例。很显然，如果一个人已到中年，对英年早逝感到恐惧就完全是不理性的，因为他已经没有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了。（我自己已经快要60岁了，就我这个年纪来说，要想英年早逝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即使是对年轻人来说，虽然存在英年早逝的可能性，但实际发生的几率微乎其微。比如，对于一个身体健康的20岁美国人来说，在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内死去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几率太小了，为此如果有大量的恐惧情绪，看起来就很不合理。当然，随着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在既定时间段里死亡的可能性也会稳步上升，不过即使是这样，对于很快死去的恐惧也很容易并不适度。即使是一位80岁的老太太，她也有超过90%的几率再活至少一年。

显然，得了重病的人和年迈的人对死亡快要来临感到恐惧是合理的。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而言，我认为这种情绪是不恰当的。如果你自己非常健康，但你却对我说：“死亡真是令人喘不过气来，我太害怕死亡了。”我只能回应说，我相信你，但是尽管如此，这种对死亡的畏惧不是一种恰当的情绪。基于已有的事实，这种畏惧不合情理。

当然，即使我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在大部分时候是不恰当的，但仍然存在别的可能性，即一些其他的负面情绪是恰当的。我已经提到了，有时候即使恐惧是不合理的，但感到愤怒、悲伤和悔恨却是恰当的。所以，我们仍然要问，想到死亡的时候，这些负面情绪中是否有哪一种是恰当的呢？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基于我关于永生的看法，我终究会死这个事实本身不是坏事，也不包含任何坏事。死亡本身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因此，我认为对死亡本身，即我将会死去这个事实表现出负面态度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可以关注“我们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个可能性，也就是说，当生活给予我的总体来说（在两相权衡后）还是美好的事物时，我可能就得死去。死得太早的可能性显然是一件坏事。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某些负面情绪是合理的反应，那会是什么情绪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愤怒。即使恐惧不是面对死亡的恰当的反应，但愤怒有可能是，持这个想法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我一部分意识里想对宇宙挥拳，咒骂它只给了我60年或70年或100年的寿命，而世界又是如此丰富多彩、不可思议，需要花上几百年、几千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享尽它的奉送。面对我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个事实，愤怒难道不是恰当的反应吗？

然而，事实上，答案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和其他情绪一样，恰当的愤怒本身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否已经被满足，在这里还不清楚。无可否认，恰当的愤怒需要的第一个条件——有坏事发生在你身上（或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事实上已经被满足了，因为我有可能很早就会死，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坏事。但是，要使愤怒合理，还需要一些附加条件，而这些附加条件可能没有被满足。

比如，只有在指向某个人，即指向施事者，也就是那些有能力决定如何对待你的对象时，愤怒才是合理的。如果在办公室里，尽管你以前告诉过同事要更小心一点儿，但还是有人将咖啡洒到了你的电脑上，弄坏了硬盘，那么愤怒是合理的。愤怒直指你的同事，一个对自己的行为有控制力的人。类似地，如果你因为在工作中得到的评价低而对老板倍感愤怒的话，那么最起码满足了一个特定条件：你的愤怒直指一个施事者，一个对于如何对待你有部分控制权的人。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对无生命的物体生气。你要提交的工作报告截止日期就要到了，你正要把它打出来赶紧交上，这时你的电脑崩溃了。你会对你的电脑感到愤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把电脑人格化了：你把它视为一个人，认为它故意选择在这个时候坏掉，再次让你失望。我当然理解这种行为，我也做过这种事。但是，你当然也可以退一步思考。至少，一旦你的愤怒平息之后，就可以退一步思考，并意识到对你的电脑生气毫无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呢？因为你的电脑不是一个人，它不是一个施事者，它没有选择权和控制权。

我想，另一个合理愤怒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只有当施事者错待了你，对你做了不合乎道德的事时，愤怒才是合理的。如果你理应从老板那里得到一个不好的评价，那么他并没有做错什么，你的愤怒就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他给你一个差的评价是为了报复你在壁球场上赢了他，那么他就做错了，你的愤怒就不再不合理了。当你对某人感到愤怒的时候，你透露的事实是你认为他们错待了你，他们不该这么对待你。

这两个附加条件可能不是进一步满足合理的愤怒仅需的条件，但是就我们的目的来说，这已经足够了。让我们想一想，对于我们有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个事实而感到愤怒，真的站得住脚吗？

答案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认为谁，或者说什么，该为我们死得太早负责。为什么我们只有60年、70年、80年可以活？这里有两种基本的答案。一方面，你可能认同一种经典的宗教学观点，认为是上帝统治着宇宙并且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也许上帝判了我们死刑，让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死得过早。这是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的，比如，上帝将亚当和夏娃贬为凡人，惩罚他们。另一方面，你可能会相信存在一个完全非人格化的宇宙。从这种观点看来，宇宙只是原子在太空中盘旋，通过各种结合方式聚合到一起而形成的，没有人在幕后操纵这一切。我们会死亡，这是因为生命碰巧是如此发展的。

让我们来考虑这两种可能性，从有神论的宇宙观开始。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满足了恰当的愤怒需要的两个附加条件中的第一个。既然上帝是一个人，那么对上帝感到愤怒是恰当的，因为他惩罚我们，给了我们如此短暂的生命，相比之下，世界又是如此丰富多彩。但是，第二个附加条件呢？上帝错待我们了吗？他给我们50年，或者80年，或者100年，是错待我们了吗？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了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对上帝的愤怒和怨恨就说不通了。

假设一位同事有一盒糖，她给了你一颗，你很喜欢。然后她又给了你第二颗，你也很喜欢。然后她又给了你第三颗，你还是很喜欢。假设你问她要第四颗糖的时候，她没有给你，她这样做错待你了吗？她这么对你是不道德的吗？她欠你更多的糖吗？目前还说不好。但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你感到气愤就并不恰当了。当然，如果你感到气愤，我能理解，只因为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反应。但是，当你的同事给了你一些好东西，之后却不给你更多的，这时愤怒是你该有的合理反应吗？不好确定。在我看来，恰当的反应不是愤怒，而应该是感激。你的同事并不欠你一丁点糖果，但是她给了你三颗。你也许希望自己可以得到更多，可能因为不能得到更多而伤感，但是愤怒的情绪并不恰当。类似地，对上帝感到愤怒也是不恰当的。在我看来，上帝并不欠我们的，并不需要给我们比我们已有的更多的生命。

假设你赞同的是第二种基本立场，相信存在一个完全非人格化的宇宙。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第一个附加条件都没有满足。对宇宙感到愤怒不是一种理性的恰当的行为，恰恰是因为宇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施事者，它对它的所作所为没有选择权和控制权。诚然，我可以挥舞拳头，诅咒宇宙，但是我这样做就是将宇宙人格化了，把它当作一个故意决定让我们过早死去的人。但是不管这种反应有多么常见，如果宇宙并不是一个人，只是原子在太空中旋转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聚合，那么理性来讲，这种反应就是不恰当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对我可能会死得太早这件事感到愤怒就说不通了。

那么，如果感到悲伤呢？我应该为自己可能会很早就死去感到伤心吗？事实上，在我看来，按照上面讨论的，某些情绪是合理的。世界是一个如此美妙的地方，如果能够更多地从这个世界提供的精彩事物中获益，那该多好。因此，我为我不能得到更多而感到伤心。我认为，这种伤心是合理的。

但在这样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马上有了另外一个想法。尽管不能得到更多，令人遗憾；但是能够得到这么多，我已经无比幸运了。在我看来，宇宙只是一堆旋转的原子，聚合成一群群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这些原子群消融或者分解。这些原子大多数根本就没有生命，它们不能成为人类，不能相爱，不能欣赏落日，不能吃冰激凌。能够有幸成为被选中的少数（原子），对我们来说是无上幸运的。

让我分享一段话，这是我最钟意的表达了这个观点的话。这段话来自库尔特·冯内古特的《猫的摇篮》（Cat’s Cradle）。冯内古特设想了一段人们在病榻上可能会吟诵的临终祷告（以下翻译来自刘珠还译本，特此感谢。——编者注）：

上帝创造泥土。

上帝感到有点孤独。

于是上帝对一些泥土说：“坐起来！”

“看看我创造的一切，”上帝说，“山峦，海洋，天空，星辰。”

我就是那些坐起来环视四周的泥土。

幸运的我，幸运的泥土。

我，泥土，坐起来，见到了上帝完成的伟业。

干得好，上帝！

唯有你才能胜任这一切，上帝！我肯定力不能及。

跟你比我不足挂齿。

只有在想到那些甚至都没有坐起来环视四周的泥土时，我才产生些许的自尊。

我收获如此丰厚，而大多数的泥土却收获如此微薄。

谢谢您赐予我荣耀！

现在泥土再次躺下，入睡。

泥土有多美好的记忆啊！

我遇见多么有趣的其他坐起来的泥土啊！

我喜欢所见到的一切！[32]

在我看来正确的情绪反应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感激，感激我们可以拥有生命。（感激应该像愤怒一样，只能指向一个人吗？如果是的话，如果人们相信非人格化的宇宙，那么严格来说，恰当的情绪也不是感激，或许那是一种感到无比走运或幸运的感觉。）

小心谨慎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面对死亡的反应的情绪方面。那么行为方面呢？鉴于我们都将会死去，我们应该如何活着？有个答案一下子就跳进了我的脑海，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笑话。我想说，我们应该小心谨慎地活着。

曾有一档警察类电视节目叫《山街蓝调》（Hill Street Blues）。每天这个节目开头，都由一位警长评点最近发生的案件以及正在进行的调查，最后他派出警员，并叮嘱说：“在外面要小心。”总是以此结尾。

你当然要小心，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死于那些本可以避开的致死因素。如果你不够小心，你不会注意到有一辆卡车正向你撞来。这看起来似乎显而易见，但是除了这种琐碎的观察之外，除了必须注意那些可能提前结束我们生命的危险外，“我们将会死去”这个事实还需要进一步的特别关照：你必须留意你在拿自己的生命干什么。就像人们有时候说的，你只能到世间走一遭，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终有一死，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这要求我们意识到：我们有可能把生命搞砸，我们可能会过着一种错误的生活。

吹毛求疵的那部分我想指出一点，不是终有一死的命运本身包含了这样的暗示。即使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我们还是可能过着错误的生活。毕竟，即使拥有无限长的生命，你还是会拥有一些特定的行动模式，从事一些特定的活动，而这种特定模式仍可能不是你可以拥有的最佳模式。所以无论是否拥有终有一死的命运，搞砸生命的可能性、过着一种错误的生活的可能性，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存在的。要明白这一点，请看下面这个极为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想象一个人用他一生的时间来数整数：1、2、3、4、5、6……相对于做更复杂的数学研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不怎么有价值的度过永生的方式。所以，即使是永生的人也可能浪费掉他们的生命。

话虽如此，但如果我们必然死去，而没有不朽的生命，就增加了额外的风险，即额外的搞砸它的危险。毕竟，如果你真的可以活到永远，那么即使你已经花了100万年或者10亿年数整数，只要你发现这是一件了无意义的事，你总是可以重新开始。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开始做更加深奥的、更有价值的数学研究。永生给了你重新开始的机会，给了你重来一遍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推断，终有一死的命运剥夺了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是它特别的烦人之处？但是，这也不是非常正确。即使你不能活到永远，事实上，即使你只能活60年、70年或80年，那么在20岁、30岁或50岁的时候，你也有机会可以重新审视你的生活，并决定是否需要改变。所以，并不完全是终有一死的命运导致我们失去了重来一遍的可能性。然而，死亡来得很快这个事实，的确意味着必须特别小心谨慎，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小段时间可以重新来过，只有那么一点儿宝贵的时间可以去纠正我们的错误。

我们可能会犯两种错误。我们可能会发现，一方面，在“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会发现，即使我们设定了正确的目标，但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却把它搞砸了。所以，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开始，再来一次。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我们必须在目标的选择上非常小心，也必须在执行目标的过程中保持谨慎，因为我们有且只有极其有限的时间来把事情做对。

挑剔的那个我要再次指出：严格来说，我们的生命相对短暂（通常少于100年）并不必然推导出我们需要特别谨慎。一个从绝对值上来说短暂的生命本身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毕竟，可能没有那么多事情，或者这些值得做的事情都不难做好。假设只有5件值得做的事，而且即使你不是每一件事都能一次性做对，但最多试两三次就可以，每次尝试最多花一两个小时。显然，如果这个世界只能提供这么多的话，那它该多么贫瘠。但是，如果这真的是世界运转的方式，而我们有100年可以活，就不用为需要小心而担心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致力于这5件值得做的事，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根本不需要100年的时间，20年的生命可能都嫌多！我们根本不需要小心谨慎。

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终有一死，也不是因为从绝对量上来说我们只能存活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才要小心谨慎。而是相对于有那么多值得追求的目标，以及达成这些目标又那么复杂困难而言，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有那么多事可以做，而要把它们做好又是那么难，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我们没有时间到处乱晃，试一试这个，试一试那个。

正如我所说的，这里存在两种危险。首先，我们可能最终发现以之为目标的事物并不真的是最佳选择。顺便说一下，需要注意的是，最大的风险不是发现我们试着完成的目标根本不是真正值得做的，而是发现我们在这些事上浪费了时间，与我们可能会为自己设立的其他目标相比，这些事的价值要小得多得多。如果想要试着完成每一件值得做的事，我们拥有的时间就太少了。鉴于我们只有相对有限的一段时间，就需要决定哪些事情是最值得追求的，这就成了一个额外的负担。我们都有可能在最终回顾人生时发现，我们在制定目标时没有做出明智的选择。所以，这是死亡使得我们只能小心谨慎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第二种方式，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如何来完成目标。生活可能会给你足够的时间，让你偶尔能够重来一次，但是显然，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所有的事情都重来一遍。所以，这是死亡使我们变得小心谨慎的另一种方式。

打一个比方，想象你是一位音乐家，走进一个录音棚，打算录一张专辑。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时间，比如说可以在录音棚里待一个月，那么你就不用特别小心翼翼了。你可以从你的曲目里选一些歌，然后看看效果。也许这些不是最适合录成专辑的歌曲？没关系，我们先试一试，然后就会知道适不适合了。一首歌第一次没有录好？不成问题，我们可以再录一次。我们甚至再录第三次或者第四次，或者可以尝试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清楚地知道哪些歌是要录的，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一次或者最多两次就要把这些歌录好，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不过，如果你没有一个月时间可以泡在录音棚里，而是只有一周的时间待在里面，或者只有一天的时间，突然间所有的事都变得更加紧迫了，时间变得宝贵了。你必须尽早决定哪些歌是值得录的。当然，你还有其他的歌可以录，但是这些歌看起来像是更好的选择。当你开始录制它们的时候，你不能像只是把它们录完那样漫不经心和随随便便。你必须尽量一次录好，最坏的情况下也必须录两次就得成功。

在我看来，这就和我们自身的处境一样，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么多东西，在值得追求的事物上我们有那么多目标，而要达成这些又是那么困难。诚然，生命足够长，无论是改变自己的目标，还是为了达成目标做出两三次尝试，我们确实都有一些可以重来的机会。但事实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我们必须留心，必须非常谨慎。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马上就会问：我应该拿我的生活怎么办？我在，故我专注，我尽量小心。但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样度过我的人生？我该以什么为目标？

我必须告诉你，我不打算回答这些问题。问“生命中什么东西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在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意图、什么样的目的才是最有价值的、最有回报的、最有意义的呢？这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可能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是另一本书该讨论的问题。所以，触及这个问题后，现在我要放弃它。

对策

既然我终将死去，那么我该怎么生活呢？一个自然而然的想法是：我们的时间不多，所以应该尽可能多地去体验，在还能这么做的时候，让生命包含尽可能多的内容。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想法。但是我想，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广泛性策略来把这个想法付诸实践。第一种策略强调目标太过远大时有失败的风险，它会建议我们选择那些肯定会达成的目标取而代之。它告诉我们选择食物、伴侣和性爱所带来的欢愉。“吃喝玩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这就是第一种策略。明天我们可能就死了，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应该去追寻那些更有机会实际得到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让生命尽可能丰满充实。

第二种策略觉得，如果那正是你所想要追求的，你当然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成功，这样也未尝不可。但第一种策略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你只追求那些确定的事物，那么你能取得的成就往往很小。一般来说，它们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第二种策略提醒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你确定可以轻易得到的。你可能想要写一本小说，创作一曲交响乐，或者是结婚养家。这些更有雄心壮志的事情，是生命可以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事。有一些人生被吃喝玩乐这种容易获得却稍纵即逝的快乐所填满，相比而言，一个充满了雄伟目标和不确定性的人生是更有价值的。

假设上帝对你说：“你想要哪种人生？一个充满了美食佳酿和转瞬即逝的快乐的人生，还是一个充满持久成就的人生？我向你保证，无论选择哪一种人生，你都会非常成功。”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一个有着真正成就的人生更有价值。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生，即以重大成就为目标的人生，也有更大的失败风险。你想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10年后你还没有完成。20年后，你觉得自己不具备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天赋。这时，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你有什么成就可展示的呢？又或者你试着去创业，想开创一个蒸蒸日上的事业，但在一年又一年的艰苦奋斗和挣扎之后，还是破产了。

那么，哪一种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正确策略呢？我想很多人都会倾向于认为，实际上还有第三种策略，而这第三种策略才是我们应该采用的，即把大目标和小目标恰当组合起来。一方面，我们应该追求某种重大成就，这样，一旦你实现这些目标，你的人生就会更有价值；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你也需要搭配一些小目标，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你从生命中得到一些东西。

当然，即使我们赞同这种混合策略，认为这是最合理的，我们还是想要知道怎样的组合才是合适的。但我也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我想问的是，我们该不该接受这三种不同策略背后所隐藏的共同观点，即往生命里装进尽可能多的东西呢？不论我们是在讨论大成就还是小追求，或是两者的组合，是不是往生命中添加的东西越多，生命的价值就越大？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假定越多越好，这是正确的吗？

我已经论证过，永生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世界丰富多彩，充满了不可思议，但最终每个人生命中的美好事物都会耗尽；永生将会变得糟糕透顶。但大多数人都离“即将耗尽生命中所有美好事物”还太远，我们大多数人都死得太早了。比如，如果你在30岁去世，对你来说能够活到40岁本来会更好。如果你在40岁去世，那么活到50岁、60岁、70岁或者80岁本来会更好。所以，我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同意一个观点，那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你活的时间越长越好。

让我们来比较图14.1中的两种生活。图中四边形的宽代表生命的长度，高代表在给定时刻生活的幸福水平。图中所示的两种生活过得一样好。为了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们可以假设这两种生活在每一刻都有100分的幸福值，同时假设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幸福水平。我想，大多数人都偏好右侧的这种生活。我们都会同意在这个幸福水平上，能活100年的人生就比只能活50年的人生要好。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里我已经规定了，其他条件相同），生命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越长越好。

图14.1

但与此同时，我想我们都同意生命的长度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生活的质量也很重要。举例来说，假设你必须在两种生活中二选一：一种是长度为50年，“质量分”为100分的人生；另一种是长度为50年，质量分为130分的人生（见图14.2）。估计你会选择第二种人生。所以，生命的长度并不是我们唯一关心的要素，我们也注重生命的质量。

图14.2

从数学角度来考虑，我们会说幸福总量是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的二元函数。更准确地说，我们可以说幸福总量就是图中四边形所围起来的面积值，也就是将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相乘之后得到的数值。所以，在图14.2中，第一种人生的幸福总量为5000（50×100=5000）个单位的幸福，第二种人生的幸福总量为6500（50×130=6500）。当然，我们不必认为这些数值能如此精确，重要的是其背后所包含的想法，即四边形的面积代表了你在50年的生命中所能获得的幸福总量。

（如果我们接受有价容器理论的观点，而不是中性容器理论的观点，就需要一个更复杂的公式。将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相乘，得到的仅仅是生命内容的价值。如果活着本身也具有价值，那么我们需要增加一个额外的量来得到整体总和，以反映生命所包含的以及生命本身的价值。可以假定，这个额外的量是生命持续时间的一元函数。为了简便起见，我就不采用这种复杂的计算方式了。同样地，为了简便起见，我也将第十三章中提到那类观点放到一边，即不考虑人生的总体价值将受到人生整体形态的影响。）

如果幸福是生命持续时间和质量的二元函数，那么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面对二选一的情况。见图14.3所示，图中第二种人生持续的时间要比第一种人生长得多（100年，而不是50年），但是它的生活质量水平要低一些（90分质量分，而不是100分）。我们要问，在生命持续时间上的增量是否足以弥补在质量上的落差，从而使得第二种人生比第一种人生更好呢？如果我们诉诸幸福总量的概念，就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因为第二个四边形的总面积要大于第一个四边形的总面积（9000单位：5000单位）。

图14.3

显然，当幸福总量被定义为生命质量和生命长度的乘积时，考虑幸福总量就是考虑生命质量重要性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是正确的方法吗？这种方式给了生命质量足够的重视吗？

结论目前尚不明确，不过可以想一想另外两种人生之间的选择。在图14.4中，第一种人生可以幸福地生活很长时间，比如说100年，而且生命质量在一个极其高的水平上，有150分的质量分。假设地球上目前为止有过的最好人生其生命质量水平是125分，所以150分好得不可思议。你拥有了这样的人生，而且可以活100年！现在用这种人生和图中所示的第二种人生对比一下。在第二种人生里，生命质量非常不高，只有1分。需要提醒一下，这仍是值得一活的人生，因为1依然是一个正数。不过在任何时间点，这样的人生都只是勉强让人值得拥有罢了。（得分为0的人生虽然并不比不存在要差，但是不值得一过；负分的人生比从未活过还要糟糕。）尽管如此，虽然生命的质量很低，但是这个人生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它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我都无法按比例把它画出来了。（这就是我在线条中间标上了省略号的原因。）假设这段人生持续了30000年。

图14.4

再问问你自己，这两种人生你更喜欢哪一种，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我想，大多数人还是偏好第一种而不是第二种。不可否认，第二种人生比第一种人生要长得多，但是除此之外，在任何时间点，它都只是勉强值得拥有。与此相对的是，第一种人生虽然短得多，但是生活质量却相当高。面对这样的选择，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在第二种人生里，额外的生命长度并不足以弥补在生命质量水平上显著的落差。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得不根据两种人生所包含的幸福量来二选一的话，我们不得不说第二种人生比第一种人生更好。毕竟，第二个四边形的面积是第一个的两倍（30000:15000），也就是说，第二种人生所包含的美好事物的总量是第一种人生的两倍。所以，这个选择告诉我们，尽管知道第一种人生的幸福总量更少，你还是认为事实上第一种人生更优越，那就表示幸福总量并不说明全部问题。稍换一种说法就是，尽管幸福总量将生命质量考虑在内，但这种方式可能是错误的，它没有赋予生命质量足够的权重。[33]

当比较两种生活时，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是：尽管第一种人生更短暂，但是它达到了生命质量的巅峰水平，而这种水平没有在第二种人生中的任何一个时刻出现过。在评估和选择时，我们也许不能只看美好事物的数量，还必须特别注意其高度和峰值。当考虑人生时，不仅要问从总量上来说，你的人生得到了多少东西，还要问在这一生中你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或得到的最好事物是什么，后两个问题十分重要。简而言之，也许质量可以胜过数量。

要想将这种观点付诸实践，可以采取很多不同的方式。至少，我们可以给生命质量一个额外的权重，这样，有时候（但不总是）生命质量就可以在重要性上超过数量。这种观点一个比较大胆的版本认为，生命质量总是比数量重要，但这并不是说数量不重要。如果让我们在两个取得同样伟大成就的人生中选择，一个拥有更长的生命，一个更短，我们可能还是会认为更长的人生更好。所以，当我们认可质量最重要时，数量也重要。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理论版本说，事实上，生命质量是唯一重要的。我们只应该关心那些巅峰。不管怎么说，这至少是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在他的诗歌《献给命运女神们（致命运）》[To the Parcae（to the Fates）]中所表达的立场（译文采用钱春绮译本，特此感谢！——编者注）：

万能的女神们！请假我一个夏季，

一个秋季，让我的诗歌成熟，

那么，我的心儿，满足于

这甘美的游戏，就乐愿死去。

这颗心灵，在生时不能获得它那

高贵的权利，死后也不会安宁；

可是，有一天，这神圣的事业，

深藏在我心中的诗歌获得完成，

那么，冥府的沉寂，欢迎你来吧！

我将会满足，即使我的乐器

没有伴我同住；我只要有一天

过着神的生活，我就更无他求。[34]

荷尔德林说的是，他完全不在乎数量。如果他可以取得一些重大的成就，如果他可以写出伟大的诗歌，登上巅峰，那就足够了。只要曾经像诸神一般生活过，就别无他求。

所以，当我们思考该如何生活时，仅仅思考什么是值得拥有的还不够，我们必须解决质量和数量的问题。质量中涵盖了数量，所以数量是重要的，但实际上真正重要的仅仅是质量，是这样吗？还是数量本身就很重要，本身就值得追求，即使那意味着值得拥有的事物其质量更低呢？如果质量很重要，那数量也重要吗？还是说质量是唯一重要的呢？当荷尔德林说“只要有一天过着神的生活，我就更无他求”的时候，他是正确的吗？

我猜想，荷尔德林能够信心满满地说“更无他求”的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诗歌可以做出持久的贡献。通常，当我们认为自己完成了一些了不起的事业时，就会感觉自己好像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永生。比如，我们会通过自己的作品活下去。所以，接下来在探讨面对死亡而生活的策略时，我想要问，这类永生是否值得追求。当然，我强调“类”这个字，是因为严格来说，如果你通过自己的作品或通过你的孩子活在世上，诸如此类，那不同于你真正地活着。这最多是半永生（semi-immortality）或者准永生（quasi-immortality）。我想那些不相信这类永生价值的人会称之为伪永生（pseudo-immortality）。（就像伍迪·艾伦所说：“我不想通过我的作品变得不朽，我想要通过不死来活着。”）

在我看来，对“半永生”价值的这种追求一般分为两种主要形式。有时候人们会说，尽管你没有真的继续活着，但是你的一部分还继续活着，这和你自己继续活着非常相似。比如，如果我有孩子，那么我的一部分就在我的孩子体内。我的一个细胞在别人身上延续。如果我的孩子还有孩子，那么，他们的细胞将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延续，他们孩子的细胞将在他们孩子的孩子身上延续，以此类推。请想象一下一只阿米巴虫不停地分裂，分裂，分裂，再分裂，原始的那个阿米巴虫的一部分可以在很多很多代上延续。从字面上讲，我们的一部分会继续存活，有些人从这种说法上找到了安慰。即使我从来没有过孩子，至少我的原子可以循环再利用。最终，我被宇宙吸收回去，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一些人从这种想法上得到了慰藉。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这可以减少几分死亡的痛苦。他说：“但是有人还是会问，‘微不足道的尘埃和天然粗糙的原材，怎么能当成我们万物之灵的延续呢？’”他回答说：

哦！那么你了解这尘埃吗？你知道它是什么，它可以做什么吗？在你鄙视它之前，请试着了解它。这地上的尘土，当它溶解在水里，很快就会结晶；它像金属一样闪耀；它会释放电火花……它会自然地形成植物和动物；在它那神秘的子宫里，它会孕育出生命。在你那狭隘的思想里，失去这生命让你如此紧张与焦虑。[35]

这的确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文字，但是我不得不说，我不买账。当我想到自己的原子将仍然存在于世，在其他东西里被再次使用时，并不能从这个想法中得到一丝安慰。所以，这第一种类型的半永生，这种从字面上“你的一部分还会继续存在”的想法中找安慰的行为，在我看来，就像绝望地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哦，我就快要死了，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糕，至少我的原子还在。”如果叔本华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他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无论如何，这对我没用。

如果“你的一部分会在死后延续”这种想法并不怎么能给你安慰的话，那还有第二种获得半永生的方法，就是“你的成就会在死后继续存在”。荷尔德林写的诗，200年后我们还在阅读。你可以写一部小说，被世人传诵20年、50年、100年或者更久；你可以为数学、哲学或者科学做出贡献，50年或100年后，人们可能还会讨论你的那些哲学论点或者数学结论。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持久成就。比如，你参与建造的建筑物，在你过世之后依然还在。我读过关于石匠的采访。他们认为，在自己去世很久以后，那些他们参与建造的建筑物还会矗立世间，这让他们感到骄傲和宽慰。或者你可以试着创立一家公司，在你死后仍继续存在。或者，你可以从养育家庭的成就中得到愉悦和欣慰。这并不是说你的一些细胞在后代体内延续，而是说将另一个正直的人抚养长大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那是生活中值得去做的事，并且这份成就在你死后依然存在。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第二种类型的半永生呢？必须承认，我有些拿不定主意。如果你认为自己的组成部分在死后仍然存在是令人欣慰的，我会认为你是在自欺欺人，但这第二种类型的半永生不同于尘埃和原子的说法，我倾向于认为它含有一些真正的价值。创造一些能够持续一段时间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很有价值的，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有说服力。即使我的生命终究是短暂的，但是如果我完成的一些事业得以延续，那么我的人生也就因此更有价值。我估摸着，这就是荷尔德林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对我个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的想法。这种说法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也要写哲学书。我希望自己写下的东西，在我死后20年或者50年，或者如果我够幸运的话，100年后，还有人在读。

所以一般情况下，也许是大部分情况下，我认可这种想法，但是我必须承认，在另一些时候，我对它也有质疑。我提醒自己想一想叔本华写的文字，他的“尘埃颂”，接着我就觉得我在欺骗自己，就像叔本华欺骗他自己一样。叔本华太绝望了，以至于他自欺欺人地想：“哦，我就要变成尘埃了，这没有关系。尘埃真的真的很重要。”类似地，当我认为取得能够超越自己而存在的成就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时候，我会担心，也许我也只是在欺骗自己。至少，当我心情消沉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只是在自欺欺人。

但那只是在特定的情绪下才会有的想法。在大部分时候，我还是认同荷尔德林的观点。不过，我不同意他关于数量完全不重要的说法。荷尔德林认为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就够了，那就意味着再写出其他伟大的作品都是多余的，在我看来，这有点儿太极端了。我认为，数量也是很重要的。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完成一些持续的有意义的事，在我看来，确实可以增加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让我快速阐述一下最后一种面对死亡的方法。我将用很短的篇幅来介绍最后一种策略，但它当然也值得关注。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及过的所有策略，都有一个共同的潜在信念：生活是或者可以是美好的，所以让你的人生变得尽可能地有价值，这就说得通了。尽管不同的策略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在有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失去生命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正确的应对方式是，尽量让我们拥有的生命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在我们还拥有它的时候，去发现（并提升）它的价值。

但是，有人可能会采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面对死亡。持这种观点的人会说：是的，我们将会失去生命，这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只有当失去生命真的是一件坏事的时候，它才是真正可怕的。如果我们认为生命不是一件珍贵的礼物，不值得拥有，没有什么潜在的价值，那么失去生命根本就不能算是一种损失。这种观点其实和我们之前探讨过的一种观点有很紧密的联系。根据剥夺解释理论，死亡的主要坏处在于它剥夺了我们本值得一活的一段生命。当然，这就意味着，如果悲观主义者是对的，即生命并不值得拥有，那么，失去生命根本就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所以，这里的关键就不在于尽量生活得有价值，而在于意识到权衡下来生活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

我将要说的简单得像《经典名著漫画》一样，而且非常一概而论，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笼统地说，第一种基本观点是西方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生命是美好的，所以失去生命是一件坏事，而应对它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还拥有生命的时候，充分利用它。类似地，如果笼统地来说，第二种基本观点也可以说是东方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生命并不像我们通常以为的那样美好，所以根本不用将失去生命看作是一件坏事。当然，把这种观点叫作“东方的观点”是过分简单化了，但至少这种观点更多地出现在东方思想中，而不是西方思想中。

在一些特定的佛教流派中，我们可以找到第二种观点的典型例子。佛教宣扬“四圣谛”，而第一种圣谛就是“人生是苦”（life is suffering）。佛教徒相信（或者至少是某些佛教徒相信），如果你认真思考生命的内在本质，你便会发现遗失和苦难无处不在。[36]生命中有苦难，有疾病，有死亡，有痛苦。诚然，生命中也有我们希望拥有的东西，如果足够幸运，我们就可以得到它们；但是，随后我们又会失去它们，而这又增加了苦难、痛苦和不幸。两相权衡后，生活不是美好的。基于这种判断，佛教徒试着将你从对这些事物的执着中解脱出来，这样当你失去它们时，损失就能最小化。实际上，佛教徒希望将你从他们所说的自我幻象中解放出来。不存在自我，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

我担心死亡是自我的消亡（dissolution of myself），所以死亡令人恐惧。但是如果没有自我，就没有可以消亡的对象了。

我要说的是，我极为尊敬佛教。假设人生是苦，这很能说得通。但我是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不管这是好还是坏，我都是读着《创世纪》长大的，书中说上帝看着这个世界，并判定这是个美好的世界。至少对我来说，通过承认生活是消极的来使损失最小化，不是我可以接受的方式。那么，对我来说，或许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应该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几种更为乐观的策略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要问的是：如何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呢？有什么事我们做成之后，可以像荷尔德林那样说，“只要有一天过着神的生活”呢？

第十五章　自杀

自杀的理性问题

在上一章我问过这个问题：人终将死亡这一事实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什么影响？当时我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答案，但我们并未考虑一种可能性：自杀。终有一死为人们自主结束自己的生命打开了大门。

但严格来说，我认为，人终有一死本质上并不能确保自杀就是一种选择。比如，如果我们所有人恰好都能活到80岁，而且无法改变这一数字，这样我们仍然要经历死亡，却无法自杀。事实上，即使我们的寿命有长有短，只要我们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自杀就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生命的长度时，自杀才是有可能实现的。而这其实是关于死亡我们可以控制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如果我愿意，我可以赶在死神来临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于死亡，我想要探究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自杀是合理的？在何种情况下，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自杀是正当的？

当然，我们的文化中弥漫着对自杀的鄙夷，混杂着侮辱、恐惧以及不认同，因此人们很难心平气和、一清二楚地讨论这个话题。大多数人会认为你疯了才会自杀。事实上，他们认为，考虑和自杀有关的事就证明你脑子出了问题；如果你没疯，那你就是不道德的。在这些人眼里，自杀绝不是一个合乎道德的正确之举。

因此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左右。然而，在此我建议大家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问题的两方面都予以细致考察。首先，在我看来，第一步就是要区分理性问题和道德问题。我将先专注于讨论理性问题，看一看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自杀是合理的。之后再研究道德的问题，看一看在什么时候，如果存在这种时候的话，自杀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或者是道德上所允许的。

将这二者区分开，说明我已经假设了这两个问题是分离的，或者至少我们需要分别对其进行讨论，一方面是理性问题，另一方面是道德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这么说，它们二者都是关于应当怎么做的问题，都是对相关行为进行评判。但至少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我们在对其中一类问题进行评判时采用的是一套标准，而评判另一类问题时采用的则是另一套标准。

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理性问题和道德问题都紧密相连。哲学上有一些观点揭示了理性的本质和道德的本质，根据这些观点，理性和道德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二者可以分开，至少是在原则上。让我们用在所得税上作假的可能性来举个例子。报税单被抽查的几率非常非常低，而且即使被抓，罚款的数额也并不惊人。因此，至少从理性的利己主义角度出发，做假账的决定是合理的。（因为你被抓的几率很小，而且就算被抓了，罚款又能有多少？）但即使我们都同意做假账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大部分人立刻会就这个意见指出，在报税单上作假是不道德的。这个例子说明了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全额报税），不一定合乎理性的要求。

对理性做出如此狭义的解释——好像理性仅仅意味着做符合理性自利的事，此外别无其他——可能是错误的。可以说，采取某种既定行为（或避免采取某种既定行为）的原因，有的并不能简化为怎么做对施事者最为有利。但这是个复杂的哲学问题，我们在此不需要对其下定论。不如我们就这么规定，在从理性的角度评价自杀行为时，我们仅将注意力局限在理性自利这一方面，专注于讨论对抱有自杀想法的人来说什么有利、什么有害。虽然理性不仅仅意味着只做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事，但一般情况下，或至少在讨论自杀是否符合理性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判断其是否符合个人的利益，这个想法也是说得通的。因此，我们可以简化我们的讨论，只对理性自利的问题进行探讨。

这样的话，某些类型的案例在此将略去不提。比如，我们不会讨论如下的案例：你过着非常有意义的幸福生活，却为了推动你全力支持的某项事业，或者为了保护朋友爱人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些案例严格来说应该被归为自杀案例，不过是非典型的案例。如果要对自杀进行面面俱到的研究，当然需要对此类案例进行讨论。但为简单起见，我们将撇开它们不予讨论，这样可以专注于更典型的案例，即人们出于自身的考虑结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因为你觉得死了你会更好。把对自杀的合理性的讨论局限在理性自利的范围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实际情况，但是这样做可以使我们集中于我认为更主要、更典型的案例上。

那么，什么时候，如果有这种时候的话，自杀是一个合理的决定呢？这里，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以下两个问题加以区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如果有这种时候的话，死了真的会更好？是否存在这种情况，你的生活已经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假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实有这样或那样的情况，死了反而会更好。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你凭什么信赖自己的判断，相信现在就到了死了反而更好的时刻？而根据这一判断采取行动为什么会是合理的？可以想象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事实上，即使死了真的会更好，但是相信这个结论并据此采取行动的做法，或许永远都不可能是合理的。

毕竟，当你的生命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时，在这种情况下，你肯定神志不清，这是极有可能的。而因为你无法清醒地进行思考，你就不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上述说法是否正确，我们过后再说。但正因为你可能会这么想，我才要将第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会生不如死？）以及第二个问题（你有没有理由相信你正处于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区分开来，我们需要分别对其进行讨论。除非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否则自杀就绝不可能合理。

我们需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不是真的存在人们死了会更好的情况？或许你们立刻就会质疑这一论述的逻辑，“琼斯死了会更好”这种思路所做出的判断明显说不通！

毕竟，要想做出此类比较（“如果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他会更好还是更差？”），你必须能够说明这个人目前（或者即将要）处于何种情况，以及这个人会处于什么状况中（如果出现了变化的话）。你必须能够描述这两种可行的状况（condition）或状态（state）并进行比较，否则这种对比就站不住脚。我们称其为“双态要求”（two-state requirement）。

（当然，在我们进行对比的某些时候，除非我们先做了某事，否则两种状态都不会出现。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必须能够将两种选择下的不同状况进行对比。因此，这里也涉及了双态要求。）

通常情况下，要想判断一件事对你是好是坏，无论如何都要满足双态要求。比如说，你想决定要不要减肥，你就会想：“我现在超重是这种状态，我减肥之后会是那种状态。”你比较了这两种状态，意识到第二种比第一种好，这就使“你减肥之后会更好”这种说法合理了。当你决定是否要和女朋友结婚、是否要辞职、是否要离婚，或者是否要搬到乡下的时候，情况都与之类似。你将相关的两种状态进行比较，判断哪一种更好，这样我们才能说，“是的，这样会更好”，或者“不，这样会更差”。事实上，只有存在两种不同的状态并可以对其进行比较时，我们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说出自己会更好或更差。

但如果我现在考虑要不要自杀，在谈及死了是不是会更好的问题时，这一说法似乎无法满足双态要求，做出自己死后会更好这种判断又怎么可能合理呢？现在，不管我正处于什么状况（或终将处于什么状况），我们当然可以描述这种状况。但我要是想描述我自杀之后的状况，就有点儿不对劲了。没有这样一种状况可供描述，不复存在不是一种我死后将经历的状态：这不是一种状况。如果死亡真的意味着结束，如果我死后将不复存在，那么在这之后就没有可以进行描述的状态或状况！所以，谢利·卡根就没有第二种状态或状况可以和第一种进行对比。显然，这意味着我们没有满足进行比较所需要的双态要求。

这种观点其实是这样的，状态和状况都以存在为前提。我们可以问：你高兴吗？悲伤吗？无聊吗？激动吗？这些问题都以你的存在为前提。甚至睡着也是一种你能够经历的状态或状况，因为在睡着的时候你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自杀了，我将不复存在，就没有第二种状态可以让我们进行比较了。所以，我们怎么能说自己死了会更好呢？要想这么说，就需要有第二种状态可以和实际状态进行比较。但由于没有第二种状态——或者说，这个论调是这样说的——那么，做出我死了会更好的判断根本就不可能成立。也就是说，像这样进行比较是不合理的。

许多哲学家被这种论调吸引。但在我看来，这种论调肯定是错的。

想一想我们在讨论剥夺解释理论时的结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会是件坏事，因为它会夺走我们生命中本能拥有的美好事物，而只要我们活着就可以得到这些美好事物。这个观点看起来顺理成章，也很恰当，但如果我们认可双态要求，就得提出反驳了：怎么能这么说呢？毕竟，说现在就去死对我来说是坏事，和说我活着会比较好，看起来指的是同一件事。如果我们认可双态要求，就会说，这种判断（活着会比较好），只有当我可以将我死后的状态和我活着的状态进行对比时，才能成立。但很显然，不存在不是一种状态，所以无法满足双态要求。因此，我不能说活着会比较好，正如我不能说死亡对我来说会是坏事。

这种说法让人颇感踌躇。我想，如果双态要求只是说明，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死了会更好，那么我们可以接受这种推论；但是根据双态要求，我们推论出大家甚至没办法断言自己活着的时候会更好！这一点让人难以置信。

想象一下，有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人，日子过得非常精彩，生活中充满了你能想到的各种有价值的美好事物——爱情、成就、学识，诸如此类。这个人过马路时，眼看就要被卡车撞了。这时你冒险冲过去把她推开，救了她一命，好在你也没有受伤。她抬起头，发现自己离死亡只有咫尺之遥，于是说道：“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现在你却要说：“恐怕你没弄明白。我救了你，你对此表示感谢，就是假定我给你带来了好处。而这么说，就相当于假设你的生命得以延续是一件好事，也就是说，活着会更好！但是你看，鉴于有双态要求，我们没办法判断让你继续活下去是好事。假如我没救你让你死了，而这时你能够经历某种状态，根据双态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你活着会更好。但如果你死了，你根本就不存在了，你不会经历不存在这种状况。所以你看，你觉得我救了你是帮了你的忙，根本就是没弄明白这些哲学概念。”

我无法把这种论调当真，希望你们也不会。如果你救了某人的命，当然是帮了他们的忙，因为我们假定他们的生活一直很精彩，而且将继续精彩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当然不是说，不存在是一种幽灵般的虚空状态或状况。不是的，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完全不是一种我们置身其中的状况或状态。也就是说，我们进行此类评判时，双态要求不是一个真正需要满足的条件。我们针对你救了那个人，说你是帮了她的忙，说她活着会更好，要做出此类论断，不需要声明说她死了会多悲惨，只需要说她将来的生活（多亏你救了她）会很不错。因为她的生活现在（将来也会）很好，所以失去它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失去它是一件坏事，救了她就是给她带来了好处，给她帮了忙。如果双态要求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就要摒弃双态要求。

摒弃了双态要求，我们原则上也就能对相反的那种情况进行类似的阐述了。想象有这么一个人，他的生活糟糕透顶，饱受折磨，苦不堪言。是否会存在这样一个人，我们稍后再谈。但是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们会说，继续活着对他来说是坏事而不是好事。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悲惨、折磨、挫折和失望，这样的生活持续时间越长，就越糟糕。如果每一分钟都意味着折磨与苦痛，那么过100年这样的生活，比过30年这样的生活要更糟。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人，让他活得更久一点，反而是一件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活得越短对他就越好。

我们说人们死了会更好，就是这种意思。我们不是声称他们死后会处于一种难以描述的幽灵般虚空的状况中，只是比较了他们可能会拥有的两种生活。回想一下你救的那个生活幸福的人。我们把让她过90年幸福生活和只让她过30年这样的生活相对比，一下子就能发现第一种比较好。所以，救了她的命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同样地，想一想生活悲惨的那个人，我们把漫长的悲惨生活和较短暂的悲惨生活相对比，会发现活得越久就越糟糕。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这个人死了会更好。这不是说他死后会处于某种好的状况，或某种比活着的时候要好的状况。只是说如果他死了，就能避免目前这种不好的悲惨状况。这就是他死了会更好的全部意义。如果双态要求不这么认为，那它就错得更深了。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是否有人的生活糟糕透顶，死了会更好，是否有的生命比不存在还要糟。我们目前只是说存在合乎逻辑地表达这种观点的可能，但这不意味着它就是对的。是否存在这样生不如死的情况，取决于你怎样正确理解幸福，你认为是什么使得生命有价值。如前文所述，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对于什么构成了最美好的生命有不同看法。由于存有异议，针对生活会否糟糕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这一话题，我们将对哲学上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

比如说，假设你认可享乐主义，认为生命质量是用所有快乐的总和减去所有痛苦。既然我们问的是现在结束我的生命是否会更好，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从现在起（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没有死的话），我的生命总体上是好还是坏。于是我们把所有我会拥有的快乐相加，把所有痛苦相加——在计算中要考虑其强度及持续时间——然后从快乐中减去痛苦，看看整体总和是多少。如果是正数，那么我的生命值得继续；正数的值越大，我的生命就越有价值。

但如果是负数，也就是说，我此后生命中会充满痛苦和折磨，其数量超过了快乐，那么我的生命就不值得继续了。这种生命对我来说就是不好的，放弃它会更好；对我来说，死了会更好。这就是享乐主义者的说法。

当然，如果我们不是享乐主义者，接受的是更复杂的幸福理论。在计算时除了快乐和痛苦，我们还要考虑其他东西。在对你此后的生命进行评估时，我们不仅要考虑你的精神状态，也要考虑外部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好事与坏事。比如，你是会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还是会受挫或受创，无法达成远大理想？你会拥有友情及其他亲密关系，还是会被人忽视、辱骂、遗弃？你会继续探寻自己在宇宙中的坐标，还是只满足于无知和幻想？在这里，我不会试图一件一件列出所有外部的好事和坏事。无论这个清单上有什么，我们都要把所有的好事和坏事相加——外部的和内部的——然后看看其差额。如果差额是正数，也就是说此后的生活里好大于坏，那你的生命就值得继续——你活着会更好。但如果差额是负数，即坏大于好，那么你的生命就不值得继续下去了——对你来说，死了会更好。

然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目前我们所有的计算都只考虑到生命内容（从现在起）的价值。对于持某些观点的人来说，这就够了。如果你认同中性容器理论，就是说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生命的好坏取决于其内容，所以一旦判断出生命内容里是否好事多于坏事，我们的计算就算完整了。但如果你认可有价容器理论，需要进行的计算则复杂得多。根据有价容器理论，你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在这种观点下，我们不仅要计算未来生命中所有内容的价值，还要加上一个适当的附加值（这是个正数），这个值反映了你活着本身带来的价值。要加一个多大的数值呢？这取决于我们采用哪种版本的有价容器理论。也就是说，即使你从现在开始生命内容的总值是一个负数，仍然有可能你活着会更好，因为整体的差额（加上了活着本身的附加值后）仍然可能是个正数。只有当这个总体差额——生命内容的价值和活着本身的价值相加之后——是个负数，我们才能说死了对你而言更好。

这是可能的吗？会有人的整体差额是个负数吗？如果你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至少从原则上来说，如果生命内容太过糟糕，活着本身的正面价值会被坏事抵消。但有些人认可理想价值容器理论，他们认为生不如死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根据这一理论，活着本身价值无限，无论（从现在起）生命内容多么糟糕，整体总和永远都是正数，因此绝不会有某人死了会更好的情况出现。很明显，根据理想价值容器理论，自杀永远不会是理性的，因为不可能有人活得短会比活得长要好。

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难以相信理想价值容器理论。我们要么认可中性容器理论，要么接受保守价值容器理论。无论是两者中的哪一种，都认为如果生命内容过于糟糕，就会使得生活的总价值为负数。如果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内容太过糟糕，对于你来说，死亡可能就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这时乐观主义者就会坚称没有人的生活会糟糕到生不如死的地步；悲观主义者则坚称每个人的生活都糟糕透顶，死亡对他们来说都是更好的选择。但我认为更有常识性的观点是，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正确。有些人的生活充满了折磨、无能、悲惨以及失败——或者至少他们将会经历这些——那么这些人是生不如死的。但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这样，这取决于不同的情况。

我比较认同中立的观点。就我目前看来，认为每个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都生不如死，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认为每个人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都死不如生，这同样也不正确。很悲惨的是，确实有一些人从现在开始的生活会非常糟糕，盖过了活着自身的价值。

比如，我们设想一下处于衰竭性疾病晚期（终将致命）的病人。比如，癌症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痛苦如此之大，除了忍着，什么都做不了。他不能接着写小说、料理花园、品鉴诗歌，甚至无法享受家人的陪伴。疼痛让他们心烦意乱，他们被疼痛击败，希望能结束这种苦痛。或者他是一名退行性疾病患者，越来越没有能力完成那些赋予生命以价值的事情，甚至越来越没办法料理自己的基本生活。（事实上，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意识到自己很多事都做不了，本身就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痛苦、悲伤以及沮丧。）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这些例子里疾病一出现，生命就不值得继续了；也不是说一旦疾病带来了惨痛代价，生命就没有价值了；更不是说，如果你患上了一种终将致命的疾病，那么你一定会经历一个生不如死的时刻。但是，在我看来，至少有一些病人确实走到了这样的时刻。很不幸，对于一些病人来说，未来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痛苦和折磨，意味着无法自理的悲惨生活。随着他们的状况越来越差，他们可能会达到生不如死的时刻。

基于这一观点，即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经历生不如死的时刻，让我来更清晰地谈一谈，自杀什么时候是合理的。这里用曲线图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幸福在不同时间的变化。在图15.1以及本章中出现的其他图中，X轴代表时间（越向右，时间越往后）；Y轴代表你的生命在此时的好坏程度（Y轴对应的值越高，生命越好；值越低，生命越差）。X轴的下方区域意味着生活已经糟到生不如死的地步（如果生活继续如此的话）。顺便提一句，要注意，Y轴代表的是生命的总体价值；它不只是生命内容的价值，而是生命内容的价值加上额外的价值，就是活着本身带来的价值，如果活着本身有价值的话。因此，无论你认可中性容器理论还是有价容器理论，Y轴都代表的是生命总体质量，即当时生命有多好（或多差）。[37]

图15.1

图15.1所示是一种生命的范本。起初一切都很好，然后在点A，事情开始逐渐变糟（可能你在点A生病了，或者是你的疾病症状开始凸显），你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点D，也就是这条曲线右侧的终点，代表着你自然死亡的时间。这整条线代表了你的生命态势，或者更准确地说，它代表了你中途没有自杀的情况下的生命态势。

我们的问题是：自杀有无可能是理性的？自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合理的？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确实，朝死亡临近时，生活就不如年轻时，你那时身体健康，充满活力，生活中满是机遇和成就。但一直到死，生命的价值都是正数（一直处于X轴的上方）。也就是说，情况从来都没有差到生不如死的地步。所以，自杀是不合理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如果你指着点A说，从这时起自杀开始变得合理了，因为此后情况变糟了，这是不正确的。确实，在点A之后生命的价值下降了，而且最后大幅降低，但是从没低到生不如死的地步。在这样的生命中，情况还是生命越长越好，所以自杀一点儿也不合理。

要想让自杀合理，你的生活就要非常急转直下，导致你的一部分生命曲线位于X轴下方。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中必须要有段时间比不存在还要差。简而言之，自杀要想合理，必须要有生不如死的时刻才行！而我们在图15.1中找不到这样的时间点。

但是在图15.2中，我们有这样的时间点。在图15.2中，你一开始同样身体健康，充满活力，一帆风顺。但是你得了退行性疾病（我们如此假设），生活越来越糟。点A同样标志着生命的总体价值开始降低；但是这一回，情况变得足够糟糕，从点C开始，你的存在比不存在还要差；点D同样标志着你自然死亡的时间——死于疾病——除非在此之前你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根据图15.2，我们突然发现这里存在着一段生不如死的时间。从点C到点D，活着并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早些选择死亡反而会更好。

图15.2

现在我们至少有理由问，自杀是否合理，而这时考虑终结你的一生似乎是一种理性的想法。

然而，我必须说明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假设你的疾病有药可医，或者通过治疗，至少可以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这时只要你愿意接受治疗，曲线就永远不会跌至X轴以下！然而，也许是出于愚蠢，并且也没有什么合理的原因，你就是拒绝进行相关治疗，以至于曲线继续下滑。这种情况下，自杀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即使在点C之后你会生不如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只有理由去提高生活质量，而非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此，在讨论这一案例（同样地，还有其他案例）时，我们需要假设没有对症的后续治疗方法了，并假设你确实愿意用各种方式来提高生活质量而不可得。也就是说，图中曲线没办法再被提升了，即曲线一旦下滑，就没有什么合理的方式可以改善这种情况。为了避免活下去比不存在还要糟，唯一方式就是结束它。

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图15.2所示的情况，自杀似乎确实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点C以后，你就会生不如死，而自杀可以使你避免这种情况。

但是，在什么时候自杀变得合理了呢？不是在点A。诚然，从点A开始出现衰退，情况开始变糟，但是直到点C，生命才变得生不如死。这意味着，在A和C之间仍然有一段时间——六个月也好，一年或者五年也好——虽然这段时间里生命没有以前（点A以前）那么好了，但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在点A自杀（更不用说更早的时间了），为时过早，这样就放弃了一段仍然有价值的生命。

而点C似乎是自杀的恰当时机，这时你的生命恰好变得生不如死。在此之前，无论如何，生活还是值得一过的；从此往后，情况就不同了。当然，点C之后最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生活还不是太差，但总的来说，生命的价值已然为负：死了比活着好。如果你能完全掌控自杀的时机，那么点C就是最合理时刻了。

然而，假设你不能完全控制这个时间，想象一下你得了某种退行性疾病，它会使你逐渐失去控制自己身体的能力，但你的头脑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仍能正常运转。那么在一段时间内，你就会被禁锢在医院的病床上，无法自理，没办法自己进食。但是，哪怕你无法抬起胳膊，却仍然能听家人给你讲新闻；仍然能享受阅读、听音乐以及和朋友聊天的乐趣，这时你的生命仍然值得过下去。虽然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生命不值得一活的时刻终将来临。然而可能在这个较晚一些的时刻，你却没办法杀死自己了，因为你失去了对身体相关行为的控制。

我想你们会看到，自杀的问题在这里变成了安乐死的问题。我们会问：在什么情况下，让别人杀死自己是合理的？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的话，杀死别人是合乎道德的？

但现在我们还是继续关注自杀问题，假设你生活在一个闭塞无知的社会里，那里禁止安乐死。事实上，你就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里禁止安乐死。所以，你不能展开计划，等到那个最合理时间了，再让别人杀死你。对你来说，情况是这样的：你知道将来会有一天——也就是点C——你真的会生不如死。但到了那个时刻，不幸的是，一切就太迟了。你失去了杀死自己的能力，旁人也爱莫能助。这时，我认为，在早于点C的时候杀死自己可能也是合理的。

看看点B。假设点B是你有能力杀死自己的最后时刻。你应该这么做吗？诚然，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会放弃一段值得度过的生命，即点B和点C之间的日子。但是根据我们的假设，如果你在点B之后就再也没办法杀死自己，那么在点B这么做，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就仍然合理。毕竟，在点C你失去了结束自己生命的选择。你只有这两种选择：在点B杀死自己，放弃后面的全部生活（点B到点D）；或者，不在点B结束生命，一直等到点D才因病辞世。

所以，你需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从点B到点D这最后一段生命的总体价值是什么？显然，这既包含了好的部分（点B到点C），也包含了坏的部分（点C到点D）。是得到这种好坏掺杂的生活更好，还是同时放弃两者更好呢？答案是，如果坏日子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确实糟糕透顶），那最好同时放弃两者。也就是说，坏日子盖过了好日子。事实上，在我画的这个图里就是这种情况。那么，至少在这种情况下，合理的选择是趁你还有这个能力，在一个像点B这样的时机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让自己经受后面漫长的不值一过的日子。

但如果你能杀死自己的最后时刻远在点B之前呢？甚至，远在点A之前——一直往前到点Q呢？无论原因是什么，假如你远在点Q有机会杀死自己，但是之后就不行了，那么此时自杀还是合理的吗？我们看到，在点Q之后，你还会有很长一段极富价值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知道，最后也会有一段坏日子（点C到点D）。现在你又面临这个选择，是既保留好日子又保留坏日子，还是同时放弃？但这个例子里，好的这部分要远胜于坏的部分。虽然你不在点Q自杀，就要忍受我画出的这个曲线上后面一整段生活，当然也包括糟糕的结局，但在点Q自杀仍然是不合理的选择。

下面是另外一种大为不同的情况。假设你一直过得很好，然后急转直下，但最后又逐渐变成上升的态势了。这种情况下，自杀是合理的吗？如图15.3所示，你有一段生不如死的时间，但后来情况又好转了，只要不自杀，就能够重新过上富有价值的生活。事实上，你最后一个阶段的生命是非常值得一活的。这里有一点很关键，需要注意：即使有一段时间你生不如死，这也不足以成为你自杀的理由。如果你自杀了——假如说在点A——虽然你避开了X轴下方的那一段（点A到点B），但这么做同时也就放弃了最后一大段美好生活（点B到点D）。在判断自杀是否合理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一点考虑在内。

图15.3

我们可以把生命分成三个阶段：在第一幕（点A之前），生命显然很值得一活；在第二幕（点A到点B），生不如死；在第三幕（点B到点D）中间，生命又重归美好。从理想化来说，你只想过第一幕和第三幕的生活，而不用经历第二幕。但是，显然你没办法这么做。要么你既要经历第三幕也要经历第二幕（以及第一幕），要么同时放弃两者（只经历第一幕）。由于第三幕有着极大的价值，所以为了得到第三幕而忍受第二幕的痛苦也是很合理的。鉴于此，哪怕生命中有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此时自杀仍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请注意，得出这一结论的必要条件是，第三幕的正面价值足够高（持续时间长，价值水平高），超过了第二幕的负面价值。图15.3所示显然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在图15.4中，虽然在第二幕（此时生命不值得一活）以后，生活仍然能够重新有所好转，进入到第三幕（生活再次变得值得拥有），然而第三幕的正面价值不够高，无法抵消第二幕的负面价值。此时生活确实变好了，但是持续时间太短，价值水平太低，无法抵消第二幕的坏日子。因此，如果你打算在点A自杀，仍然算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图15.4

当然，在这个案例中，自杀是否合理也取决于选择在何时自杀。在A点自杀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完全避开第二幕。但如果选择在点C自杀，则是另一回事了。很明显，在点C你刚熬过了第二幕，它已成为历史，尘埃落定，无法改变。你过了一段糟糕透顶的日子，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的问题不再是，你是否应该避开第二幕？为时已晚。你只能问自己，应该如何处理第三幕。第三幕的生命值得一过，抛弃它是不明智的选择。所以，在点C自杀不合理，而如果可以早一些在点A这么做，还有可能是合理的。更为复杂的是，在点A之后——在第二幕中间的某个时刻——自杀也有可能是合理的，假如此时第二幕剩下的日子糟到可以抵消第三幕的好日子。然而，如果在第二幕中间选择自杀的时间太迟——例如点B——自杀则不再合理，因为第二幕剩下的日子无法盖过第三幕的正面价值。

假设有人因意外造成全身大面积重度烧伤，需要进行长期治疗，他无法移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等着他的神经和细胞再生。这个人可能相信自己最终会康复，生活会重新变得有价值。然而，在治疗的过程中，他也可能觉得——他这样想没错——为了能到达最后的阶段，自己需要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值。他可能觉得死亡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假设这个患者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杀死自己。他请求别人帮他，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忍受着惊人的痛苦，进行了数年药物治疗，恢复状况良好，终于过上了值得一过的好日子。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这个人意识到现在的生活又值得过下去了。鉴于此，自杀——现在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这么做——不再是合理的行为。尽管如此，他仍坚信——这样想也没错——早些死对他来说会更好，这样就不用忍受这么多年的痛苦折磨。如果他起初能够早些自杀，这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38]

所以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自杀是合理的。至少，若我们假设你思维清晰，可以客观分析自己的处境，正确评估以后的生命态势时，就可以这么说。然而，我还想再强调一下这个观点：只有从合理自利的角度出发，当生命的某一时刻糟到你会生不如死的时候，自杀才是合理的。这是因为我毫不怀疑，现实中很多自杀案例都没有满足这个关键条件。

关键要记住：即使情况变糟了——甚至永远都不会好转——也不意味着自杀就是合理的。问题不在于你过得没有以前好，也不在于你本可以过得更好。问题是，生活是不是真的非常糟，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事实上，如果你早期的生活非常好，它变糟的空间也就非常大，使得最后仍然不如就这么赖活着。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当然毫无合理性可言。

比如，如图15.5所示，自杀就不是个合理的选择。虽然点A之后的生命比此前的要差——甚至点B之后与之前相比差距显著——但是曲线中没有一点跌至X轴以下。根据这个假设，这仍然是一种值得过下去的生命。自杀是不合理的。

图15.5

上述情况很容易被忽视。从点A开始生命质量不断下滑，有时我们只能看到生活每况愈下，很自然地你就会想到“还不如死了”。但至少在图15.5中，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对你而言，不是死了更好。

我相信，很多自杀案例的发生都源于这种错误想法。你女朋友抛弃你了，你失业了，你没考上法学院，你出了事故，后半辈子要在轮椅上度过，你经历了一场难堪的离婚……于是你拿现在的生活和以前比，或者和你梦想中生活的样子比，或者和周围人的生活比，觉得日子不值得过下去了。但是通常情况下，事实并非如此。就算你的生活不如你期望中那么有价值，仍然比没有要好。

事实上，我认为对于大多数打算自杀的人来说，图15.6更为准确。事情暂时性变差了，而就在最低谷处，你无法看到如果自己坚持下去，事情会逐渐好转。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显然是个可怕的错误决定。

图15.6

不过，我仍然认为，确实在很多例子中，生活曲线跌至X轴以下，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一直到结束），这时死亡确实是更好的选择。这种情况非常可怕，但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也只能说，假如人们可以认清现实，明确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的面貌，自杀在某种情况下会是合理的。

我特意排除了这个问题：人们是否能合理判断自己确实处于合理自杀的情况下。有些认为自杀绝对不会是合理的人，可能同意说如果你能知道现在死了会更好，自杀会是合理的，但他们认为事实是你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如果你有个水晶球，那么自杀在某些情况下会是合理的。但你没有水晶球，而且你永远也不会有水晶球。毕竟，我画出不同的生命曲线，根据不同例子里未来的走势，确信无疑地说自杀什么时候是合理的，这很容易。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从来就没办法像这样肯定事情会如何发展。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你有什么理由能判定自己会生不如死？你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判断并根据它去行动呢？

分两步讨论这个问题会比较好。首先，要看看如果你能保持头脑清醒，我们会作何解释。然后，让我们把思绪混乱的可能性计算在内。毕竟，我们有理由担心，如果生命糟到了有理由自杀的程度，它一定给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没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头脑清醒。所以，哪怕你可以合理地做出自杀的决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人真正能做到思路清晰，所以人们不应该相信自己死了会更好这一判断。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讨论你可能会思绪混乱的这种担心，让我们先假设你可以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可能你得了某种疾病，痛苦不堪，但这种病不会一直发作，总有症状不发作的时候。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你可以权衡事实，对自己的处境加以评估。在这种情况下，做出自杀的决定是否可能合理？如果你真有水晶球，可以确切知道你的生活不会好转了，我们就能认同现在自杀是合理的。但我已经说了，你没有水晶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否认自杀合理性的人说，既然你永远都无法真正认定情况不会好转，自杀绝对是没有道理的。毕竟，我们都知道医学一直在进步，研究人员在不断取得突破，现在的不治之症也许能在将来某一天得到治愈。但如果你自杀了，你就放弃了治愈的机会。而且，有时疾病会奇迹般地好转，你可能自己就痊愈了。总是有这种可能的，虽然几率比较低，但它确实发生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自杀了，你就放弃了一切好转的机会。

有人会说，只要还有康复的机会——无论是因为医学进步或者某种医学奇迹——不管机会多渺茫，自杀都是说不通的，它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我认为这种观点肯定是错的。

当然了，我们确实没有水晶球，所以在决定要不要自杀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碰运气，也可以说是在赌博。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在赌博。我们确实无法避免需要碰运气这件事，我们必然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做出抉择，这是一种生活现实。要是有人说，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永远没有理由放弃康复的渺茫机会，我只能说，这种看法似乎有悖于我们平时做决定所依据的原则。

假设你参加了某个扭曲的游戏节目。你待在一个有两扇门的房间里，需要决定走哪扇门。如果你走一号门，几乎可以肯定你会被绑架，绑匪会折磨你一个礼拜，然后把你放了。我说了，这是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的，90%，99%，或者99.9%地肯定。

然而，如果走一号门，却存在一个非常小的几率，你不会被绑架并受到折磨。你反而会被带去热带旅行，度一个美美的假，过上一礼拜妙不可言的日子，然后被送回家。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不是完全不可能。这个几率可能是0.1%，或者0.01%，甚至更少。

所以，如果你走一号门，你有99.9%或者99.99%的可能要受到一周的折磨，有0.1%或者0.01%的可能会欢度美妙假期。

另一方面，如果你走二号门，100%要发生的事是：你会立刻睡着，整整一周都陷入无梦的深度睡眠中，一周后会醒来。

那么你该怎么做？你要选哪扇门？注意这个选择不完全是在受折磨和睡觉之间选。因为如果你选了一号门，你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会受到折磨。如果只是在肯定受折磨和肯定昏睡之间选，我想我们都会同意选二号门，也就是昏睡，这是合理的选择。无梦睡眠本身没什么固有价值，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考虑，它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如果用一个数字来代表无梦睡眠，我想这个数应该是零。但是与折磨相应的显然是个负数，而一周的折磨显然是个绝对值很大的负数。所以，如果是在百分之百受折磨和百分之百昏睡之间选，我们都会同意选不做梦地睡上一个星期。鉴于百分之百确定的情况，走二号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然而，要是走一号门，你也不一定就会受折磨。只是非常非常可能。想象一下有人说，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走一号门才是合理的选择。“去拿个金牌！”他们说，“要是走一号门，虽然极有可能你会受到折磨，但也有很小的可能你会得到一个美妙的假期！反之，要是你走了二号门，你就放弃了这个机会。所以，唯一合理的决定就是选一号门——抓住这个机会，不管得到美妙假期的机会多么渺茫。其他任何决定都是不合理的。”

要是有人这么说，我会笑话他们的。诚然，要是你稍微修改一下这个例子，怎么选才合理就要视细节而定了。（要是所谓的“折磨”不过像是被纸割了一下那么严重呢？要是能赢得假期的几率大于0.1%呢？）但在我说的这种情况下，走一号门极有可能的结果是受到实实在在的折磨，而能够赢得假期的几率则微乎其微。要是关于这个选择，有人坚持说唯一合理的决定就是抓住赢得美妙假期的机会，我会说他们是错的。理性地说，你不应该无视概率，选择一号门。

我这样举例子是不是作弊了呢？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我这种说法，如果生命恢复美好的机会非常渺茫（而假如没有恢复，你会忍受非常糟糕的生活），此时自杀会是个合理的选择。如果选择昏睡来避开折磨是合理的，虽然这样放弃了赢得假期的机会；与之类似，选择自杀来避开一辈子的痛苦与折磨也是合理的，虽然这样放弃了重新过上有价值的生活的唯一机会。但这个类比有纰漏。毕竟，我故意用一星期的折磨和一星期的昏睡来限制例子。但是，死亡不只是一个礼拜的事，死亡是永久的。如果你自杀了，你就放弃了此生让生活重新有价值的唯一机会。大不相同的是，如果你没选一号门，你只是放弃了这个星期去度假的机会，以后还有的是其他机会。

那让我们换个例子。我们不让每件事都只持续一周了，假设每一种结果——昏睡、折磨或度假——都会持续整整一辈子！所以，如果你走一号门，就有99%或99.9%的机会要遭受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折磨，直到死亡；同时有1%或0.1%的机会被带去欢度美妙假期，长达几年或者几十年，直至你死去。要是走二号门，你会立刻陷入沉睡，永远都不会再从这种无梦睡眠中苏醒。你会一直保持无梦睡眠的状态，直到几年或几十年后，才自然死亡。

想象一下，有人坚持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决定就是走一号门。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你选择二号门，就放弃了此生获得美妙假期的唯一机会。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坚称走一号门是唯一合理的选择，尽管你很可能将在折磨中度过余生。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是错的。即使在修正过的例子里，你放弃的是获得假期不可多得的机会，但我仍觉得走二号门是绝对合理的选择。毕竟，如果你选一号门，极有可能的结果是你的余生都将忍受折磨。假设我们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折磨：巨大的疼痛和苦楚会让你觉得死了比活着更好，但你还要活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我觉得无梦睡眠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哪怕你放弃的是度假的唯一机会。总之，如果要忍受的是非常严重的折磨，而赢得假期的机会又很渺茫，那么二号门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一号门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

注意，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选择二号门。虽然我对这种立场有共鸣，但这种看法比我想要表达的更为大胆。我只想说明，二号门也是个绝对合理的选择，这是个在理性上可以接受的选择。如果有人不认同这一看法，我觉得他们是错的。

同样地，在自杀这个问题上，如果你的生活很可能会不值一过，自杀也可能是个合理的选择。当然，如果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就放弃了重归美好生活的机会。这一点很重要，值得我们仔细考虑。但同样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现实地考虑到情况好转的可能性，以及生命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你过得会有多惨。总之，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杀可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至少，如果你能清楚地分析自身状况，这时自杀会是个合理之选。

但我们仍未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清醒地审时度势呢？哪怕我们为了讨论能够进行下去，承认有些人的生活可能会糟糕透顶，他们会活得一直生不如死，除非情况出人意料地奇迹般好转，否则他们最好是死去。即使我们承认，只要这些人能清楚分析自身处境，自杀就是个理性或者合理的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是不能客观可信地认清自己的处境吗？

要知道，这和我坐在办公室里，身体健康，心情舒适，过着有价值的生活，冷静地写下这些内容可不一样。当然，我希望你们过的都是有价值的生活，都能用冷静清晰的头脑，从客观的角度来弄清这些问题。但人们真正要面对这些问题，而不只是讨论哲学上的可能性时，情况则大为不同。想一想，要是你的生活糟糕透顶，甚至有理由自杀，糟到生不如死的地步，你还能怎么样呢？显然，你要忍受肉体上的巨大疼痛，那是难以忍受的疼痛。而且你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已无能为力。你可能卧床不起，什么都干不了，没办法看小说，没办法和朋友交谈，甚至不能看电视。（能看电视的生活未必有你可以拥有的生活那样好，但是仍然聊胜于无。）

想象一下这种糟糕透顶的生活，我们得考虑到这种人的生活中充满了痛苦，他们身体残障，情感上也将面临压倒性的挫折。正因如此，我们会问：谁能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头脑清醒呢？要是你头脑不清醒，怎么有理由信赖自己的判断，断定现在就处于可以合理自杀的情况中了呢？

当然，你可能相信自己死了会更好，但你应该信赖自己的判断吗？很可能不应该！你对于这件事的思考很可能会被痛苦、折磨以及情感上的挫折扰乱！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说：的确，如果有人真的生不如死，生活中充满了痛苦与挫折，他们会没办法清醒地考虑自己的处境。但如果他们头脑不清楚，他们就不能做出可靠的判断。如果判断不可靠，就不应该信！所以，自杀绝不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这个论点很有趣，值得我们斟酌。我们似乎确实应该对自己在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下做出的决定持怀疑态度。但即便如此，我也并不信服上述结论。想要恰当地评价这种想法，我们要问一问，是不是只要你的思绪被痛苦和压力扰乱，就永远不能相信自己的决定？

假设你得了某种疾病，给你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严重影响了你的生理机能。但碰巧能做手术，而且这种手术几乎总是成功，它能使病人不再痛苦，恢复原来的正常生活。注意，手术几乎总是成功，但不是百分之百成功。

在这里，你有哪些选择呢？第一种选择是做手术。手术成功率很高，有99%，99.9%或99.99%。当然，像所有的手术一样，它存在风险，有时病人麻醉之后就没再醒过来。这并不经常发生，但可能有0.1%或者0.01%、0.001%的几率。反正，手术总是有失败的可能，你总是有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但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几乎可以说手术一定能够成功。这是第一种选择。

第二种选择是拒绝进行手术，维持现状，饱受折磨，无法行动，生活不值一过，这是拒绝治疗最可能的后果。但有时——这不经常发生——病症会不治而愈，当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概只有0.01%或者0.001%的几率。但如果不进行手术，1000次里面有999次，或者10000次里面有9999次，你会被病痛困扰，毫无进展，直到几年后死亡来临。

你的选择就这两种，你应不应该做手术？我想我们都会认为你当然应该做手术，傻子才不做手术。毕竟，做手术极有可能治好你的病！我们假设你就是这么决定的。

但现在我们有这种担心，等一下，你能信赖这个判断吗？你现在承受的压力很大，又非常痛苦，情绪显然很激动。你做出的这个判断——做手术是合理的——是在痛苦和精神压力笼罩下做出的。你怎么能相信这个判断呢？所以有人会觉得，你不应该相信这个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同意做手术绝对是不理性的。

但这不可能是对的。我们当然会认为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可否认的是，痛苦会让你犹豫踌躇，让你再三考虑，才能做出决定。但是如果有人说既然你情绪这么激动，做出接受手术的决定就绝不合理，这样说就太极端了。无论如何，你都要做出某种决定。你可以决定做手术，也可以决定不做，但无论如何，你都是在做决定。无论哪个决定，你都是在情绪激动、倍感压力、饱受痛苦和折磨困扰的情况下做出的，别无他途。所以你再三考虑，想听听别人的意见，这都没问题。如果有人说，做手术的决定绝不可能合理，而据此决定行动也绝不可能合理，那他们就错了。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自杀的例子。我认为在相应方面，自杀和我们刚才讨论的例子相似（或者说可以相似）。一方面，如果你决定不自杀，你很有可能继续忍受折磨；或许有些许的可能，最终你会好起来，过上有价值的生活；但在很大程度上更有可能的是，你的痛苦会一直持续，甚至加剧。另一方面，如果你自杀了，你的痛苦就结束了。当然，这个结果远远比不上得到治愈——在这一点上，可能将自杀和做手术相类比不甚妥帖——但是，如果你的情况已经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而治愈的机会又非常渺茫，自杀可能仍是一个合理的决定。要是有人坚持认为，因为你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你的判断一定会受到影响，你不应该相信自己对此事的判断，我只能回应说这个结论并不合理。如果在手术的例子中，这个论证不具说服力，也确实如此；那么我看不出来，在自杀的例子里，它怎么会突然就有理了起来。

而正确的结论则似乎是，正是由于你在做决定时感受到了情绪上的压力和痛苦，才更应该深思熟虑。你不应该草率做出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而应该和医生谈谈，和爱人谈谈。但如果有人坚称在这种情况下，你绝对没有理由信赖自己做出的决定，我只能说，这个建议并不靠谱。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错的。

因此，我认为，如果我们只关注自杀的合理性问题，有时是有理由自杀的。更准确地说，如果我们从理性自利的角度评估自杀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合理的。你的生活可能会生不如死，你可以有理由相信自己正身处其中。你或许能冷静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处境，或者即使你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受到痛苦和压力的影响，它们让你忧心忡忡，无法确定，但你仍会发现，你更倾向于自杀，这差距已经大到让你最终有理由相信自己针对此事做出的判断了。所以大体说来，自杀可以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自杀的道德问题

尽管自杀可能是理性的，但它仍有可能是不道德的。一些做法可能合乎理性，在道德上却是禁忌。自杀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我前面也说过，在哲学领域，关于这两者——道德和理性——能否分开，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理性要求你服从道德规范，所以就算有些不道德的事符合你一己的利益，做这些事也是不合理的。这显然是个充满吸引力的重要问题，但这是另一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所以我想把它搁置不谈。让我们抛开针对理性和道德的关系展开的哲学讨论，直接关注道德问题本身：我们怎么看待自杀的道德问题？

当然了，要想充分阐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道德理论体系，但显然我不打算这么做。我想，我完全可以在这里总结出道德理论中的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研究它们，但至少我们能够了解基本道德理论的大致轮廓，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自杀问题。

首先，我想讲反对自杀的两个有失审慎的观点，它们都含有伦理色彩。实际上，第一个观点不像一个道德观点，更像一个神学观点。当然大部分时间，我都尽量避免直接讨论神学问题（虽然我们谈过的许多话题都很值得从宗教的观点进行讨论），但是讨论到自杀，在某些情况下，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上帝，因为有种观点十分普遍，即我们活着是上帝的旨意，所以自杀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不管怎样，这是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观点：因为自杀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自杀是错误的。

我认为，两百多年前大卫·休谟对这个观点做出了最好的回应。[39]休谟指出，如果我们能活着仅仅是由于造物主的旨意，他创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生命，那么我们不能由此推断，自杀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起码有一点可以用来反驳，如果你觉得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你为什么不认为拯救他人的生命也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呢？或许上帝想要让他们死呢！

你在大街上走着，眼看和你聊天的那个人就要被卡车撞了，于是你把她推开。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当时的问题是她是否应该感谢你。现在的问题是她是否应该拒绝你的行为。“你怎么敢这么做！”她朝你嚷嚷，“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我被那辆车撞死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要救人一命时，是否该因为让他死掉肯定是上帝的旨意而决定袖手旁观？如果你是一个医生，有人心脏骤停，你可以给他做心脏复苏术，让他的心脏恢复跳动，你是不是应该说：“不行，我不能这么做。让他死去是上帝的旨意。要是我试图救他，我就阻挠了上帝的旨意。”没有一个医生会这么说。那么在自杀的例子里，这种说法为什么就比较有理了呢？

你救了你朋友一命，她才没被卡车撞死，她却说：“你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你可能会反驳说：“不不不，你看，是上帝的旨意让我救了你。没错，你差点儿被车撞，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救了你，这也是上帝的旨意。”或许医生也会说类似的话：“是上帝的旨意让我对此情况做出刚才的回应，改变了结果。”这种回答显然很有道理。既然这种回答不无道理，在自杀问题上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可能是上帝的旨意让我用自杀来回应目前的情况。鉴于我们没有上帝的指导手册，诉诸上帝的旨意并不能给我们以任何真正的指导。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这样做，还是不让我们这样做。于是，我们不能说，因为自杀违反了上帝的旨意，所以这一行为肯定是错的。

当然，除非你有上帝的指导手册。或许你会认为，《圣经》让我们不要自杀，既然《圣经》记录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得按照《圣经》的要求行事。对这一观点进行讨论需要更长的篇幅，原则上我非常乐意对此进行讨论，但这里我们没有足够的篇幅这么做了。就我们眼下的目的而言，我仅仅想指出这一观点的背后存在许多假设，我们要对其进行仔细研究。其中一些假设同样诉诸上帝旨意，就像最初的论点一样（例如，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在道德上需要遵从上帝的旨意）。此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上帝把旨意写在了一本书中，这本书就是《圣经》。

许多人声称《圣经》就是上帝的指导手册，他们愿意遵从这本手册。但是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真实意图只是挑选手册里那些我们钟意的条款，而摒弃剩下的条款。就算这个手册里写了不得自杀（有没有这么写，这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它里面还写了很多其他大多数人都不愿遵守的规定。如果你要在指导手册里挑一些你认为符合道德规范的条款，那你就不能来跟我说，因为手册里说自杀是错的，自杀就是错的。你其实不是把指导手册当成你的道德指引；相反，你只是根据自己已有的道德信念，在手册的各项条款里挑挑拣拣，选一些你认可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并不是诉诸上帝的旨意来帮你决定自杀是否符合道德。

显然，关于这个话题还有许多内容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为了眼下的目的，我们先把它搁置不谈。我们不再过多讨论关于上帝旨意的观点了，我想谈一下另外一个反对自杀的有失审慎的观点。和前一个相似，这个观点也可以用神学诠释，但不这样解释也行。这种观点一开始就指出，我们被赋予了生命，生命又如此美妙，这意味着（这种观点接着指出）我们的恩情未报，只有保有这一恩赐物，我们才能偿还恩情。因此我们有义务活着，自杀是不道德的。

人们现在不常谈论感恩这种美德，它正渐渐被人遗忘，但我认为没有理由丢弃这一美德。我认为，确实有需要偿还恩情这样的事。如果别人帮了你的忙，你就欠了他们些什么。你欠他们一份恩情没有偿还。

不管是上帝，还是父母，或者说是自然赋予了我们生命，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我们是不是都因为这件美妙礼物而欠下恩情呢？那么你要如何偿还呢？你要通过保有这份礼物来偿还。如果你自杀了，你就是在摒弃这份礼物。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自杀是错的：因为这样做没能对生命这件礼物表示恰如其分的感谢。

这是第二种反对自杀的论点，要是我说我觉得这个论点同样没有说服力，你们或许不会感到意外。这不是因为我对感恩有所怀疑，而是我希望大家关注感恩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

我认为要讨论的第一点是，我们并不清楚是否能欠人以外的事物的人情。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对自然感恩，这种情况下，就无法确定我们是否真的欠下了人情要偿还，因为自然不是人。但我们可以不追究这一点，假设无论是对于非人的事物、上帝还是父母，我们都可能欠下恩情。但我认为有一点更为重要，需要牢记在心：只有当一个人（假如说是人）给你的确实是一件礼物时，你才欠了他人情。

假设有人给了你一个派，命令道：“吃了它！”但那不是苹果派，也不是樱桃派。那是一种油腻的、令人作呕的、变质了的烂乎乎的派。他切下一大块，对你说：“吃了它！”你欠这个人人情了吗？你对这个人有什么义务吗？——因为他给了你这个派——你有义务吃了它，或一直这么吃下去吗？那样的话就太荒谬了。要是他给你一块已经变质了的烂派，还强迫你吃下去，他不过是个恶霸！

当然了，典型的恶霸都又高又壮，至少在电影里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这么跟你说：“吃了这个派，不然我就揍你。”可能你不怎么壮实，他有能力这么做，你也知道他干得出来。所以，吃掉那个变质的、让人作呕又惨不忍睹的派才是明智之举。吃上几片烂派总比被人揍成肉酱要好，但这里没有道德义务，道德没有要求你吃掉那块派。

假设上帝扮演了恶霸的角色，说：“吃了这块派，不然我就送你下地狱。”照他说的做才是明智之举。显然，与之类似，如果上帝扮演了恶霸的角色，说：“就算你的生活糟透了，生不如死，我定要你活下去。你要是自杀的话，我就让你永远下地狱。”那么，可能不自杀是明智的，但这不是道德所要求的。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只是一个恶霸。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上帝是一个恶霸。如果你相信上帝非常有可能是善的，那要是派坏掉了，他就不会逼着你吃。他会给你一个苹果派，说：“吃了它，这对你有好处，你会喜欢的。”出于感激，你把它吃了。但这时上帝，由于它不是恶霸，就会说：“以后要是派坏了，就别吃了。”如果上帝不是一个恶霸，他为什么偏偏要逼着我们继续吃一个坏掉的派呢？所以，我看不出诉诸感恩而反对自杀的观点怎么能成立。

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就算自杀是不道德的，也不应该从上述两个有失审慎的观点中得出这一结论。我们将对道德理论进行更系统的讨论。所以，先不谈自杀问题，我们要问问自己，普遍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一种行为是为道德所允许，还是为道德所禁止？

可以料到，不同的道德理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有一个理念，是所有或者几乎所有道德理论都认可的，那就是行为造成的结果（consequence）至关重要。当然，不论我们能不能把结果当成衡量行为的唯一道德评判标准，但这肯定是一个重要指标。要想判断你的行为是否道德，肯定得看看你的行为会造成什么结果。下面让我们着眼于结果来思考自杀的道德问题，要记住，因为我们是从道德观点看问题，所以我们要考虑结果对所有人造成的影响。

我做出假设，自杀行为影响最大的人显然是自杀者本人。我们的第一印象似乎很清楚地表明，自杀对其本人是不好的。毕竟，这个人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但现在死了。我们通常都把死亡看成是一个坏的结果。

举个例子，假如我指着墙上的开关告诉你，如果你按动开关，会有一千个本该活着的人死去。一般情况下，你会认为绝不能按开关！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带来坏的后果：有一千个人会死去。当然，一个人死和一千个人死比起来，没有那么坏，但即便如此，我们不是仍然应该说结果是坏的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不是应该说，无论结果在道德评判中的作用有多大，至少在这种程度上，自杀是不合乎道德的？

但别急着下结论！尽管通常情况下，死亡是一件坏事，但并非总是如此。很久之前我们在讨论死亡坏处的本质时，谈到过这一点。毫无疑问，在典型的案例里，死亡夺走了人们的一段生命，而这段生命总体上本可以是幸福的，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一件坏事。但在本章中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从自利的角度来看，自杀是合理的，死了会更好。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给予他们的，两相权衡来说是个负值；对于他们而言，早死比晚死要好。显然，这意味着，死亡对他们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就不是坏的结果，而是好的结果。

假如你愿意相信有这种可能性，有些人早死会比晚死好，就能得出结论，自杀的结果实际上可能是好的，而不是坏的。他们或许可以得到解脱，不用再去忍受痛苦。那么，虽然第一印象告诉我们，从结果上看自杀是错的，第二印象却说，至少在某些恰当的情况下，从结果上看，应该支持自杀的决定。

但是第三印象提醒我们，不能只关注自杀对于自杀者本人的影响。我们已经说过，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考虑其结果对于每一个人造成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看看，谁还会因为这个人的死亡或自杀而受到影响？想必，我们能想到的最重要的人就是死者的家属和爱人——最了解也最关心自杀者的那些人。考虑到更大范围内的这些人，可以合理地说，自杀的结果好像通常是坏的。毕竟，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自杀了，会给他的亲人和朋友带来巨大的打击和痛苦。

即使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仍然要问，如何将这些不同的结果进行对比？毕竟，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少有行为——如果有的话——只带来好结果或只带来坏结果。我们的行为带来的结果通常是好坏混杂的（有好结果，也有坏结果）。我们要问问自己，造成的好结果是否大于坏结果，还是相反。（然后，我们还要将这种有利有弊的结果，与采取其他行为带来的有利有弊的结果进行比较。）所以，即使自杀因为对其家属、朋友、爱人带来了打击和痛苦而造成了负面结果，但这仍可能不及给自杀者本人带来的好处多，如果对于自杀者来说，死了真的能更好的话。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既然已经考虑到那些关心爱护自杀者的人，如果自杀结束了他们关爱之人的痛苦，那么权衡下来，他们其实也得到了解脱。他们当然会非常痛苦，因为看到自然——或是上帝、命运和别的什么——使得他们的亲人竟然别无他择，要么自杀，要么停留在疾病晚期，继续过不能自理、痛苦不堪的生活。他们当然希望他有机会得到治愈，有机会恢复健康，也希望一开始他就没生病。但是由于选择有限——要么继续痛苦地活着，要么结束这种痛苦与折磨——如果这个人能对其前景进行理性评估，并且合理地判断出自己死了会更好。那么他们的亲人也会认可这一判断。他们也许会痛惜——更应该说，他们会咒骂现实——他只有这两种选择，但由于只有这些选择，他们可能会同意，终结痛苦也许更好。所以，当这个人自杀时，他们会支持这个决定。他们会说：“至少他不用再生活在痛苦与折磨中了。”

所以，如果我们从结果决定道德对错的观点看，自杀有时仍是合乎情理的。想象一下，有种道德观念认为结果并不只是衡量行为对错的一项重要标准，而是唯一标准。假设我们接受这个大胆的立场，认为结果是道德评判的唯一标准。确实有些道德理论这样认为，我想这种理论中，最著名的就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是这样一种道德学说，它认为，行为的对错取决于其能否使所有人尽可能幸福，我们要等量计算每个人的幸福。如果你无法创造幸福，那就至少应当将痛苦最小化，并等量计算每个人的悲惨与痛苦。义假设我们认可功利主义的观点，关于自杀是否道德，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我认为结论会是中立的。一方面，我们要摒弃自杀绝对不符合道德这一极端说法，因为要这样说，你就必须承认，自杀产生的总体结果总是坏的（和其他选择相比）。这个说法简直违背了经验，我不敢苟同。我们不难找出反例，对于有些人来说，比起继续忍受痛苦，自杀带来的结果会更好，而这对其本人和家属都更好。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是功利主义者，我们也不想走入另一个极端，说自杀在道德上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要这样说，就是说自杀的总体结果从来没有不好过。这一点显然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比如说许多年轻人身体健康，有大好前途在等着他们，如果这样的人自杀，总体结果就是不好的，就是坏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

所以，功利主义的立场是中立的。它不认为自杀在道德上从来都不被接受，也不认为自杀从来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许不出你的所料，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自杀有时是可以接受的，这取决于实际情况，取决于结果，我们需要将自杀的结果和其他可能的结果进行比较。比如，即使你现在的生命糟糕透顶，死了比继续这么过下去要好，但如果有一些医疗手段可以治好你或者能极大地改善你的情况，那么自杀的结果就不是最好的。更好的做法是获取医疗上的帮助。

我们还可以设想，假如你生不如死，你死了会比继续这么活着要好，而且没有医疗手段可以治愈你，但即便如此，按照功利主义观点，自杀仍然可能是不道德的。因为，一如既往地，我们还要考虑结果对他人造成的影响。也许其他一些人因为你的死亡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以至于他们受到的损害超过了你继续活着会付出的代价。比如说，假设你年幼的孩子们只有你这一位家长，你有抚养他们的道德责任。你死了的话，他们会过上非常糟糕的生活。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自杀了，孩子们要忍受的痛苦会超过你为了他们继续活着要忍受的痛苦。因此一切都取决于实际情况。

如果我们认可功利主义的看法，我们将会得到一个中立的结论。我们会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合乎道德的。大体说来，如果你死了会更好，并且自杀对他人的影响不会大到超过死亡给你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功利主义的观念，这些就是合乎道德规范的自杀范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自杀永远都是道德的；因为我们不一定愿意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理论。如果我们认为结果很重要，而且只有结果重要时，我们的看法才与功利主义一致（大体上）。但我们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道德不只关乎结果，有些情况下，哪怕某些行为的结果是好的，也仍然是为道德所禁止的。这并不是说道德不受结果的影响，而是说结果不是评判道德的唯一标准，可能会有其他道德评判标准超过结果这一标准。在伦理学上，这是义务论（deontology）的观点。

义务论者认为，除了结果以外还有其他道德评判标准。要判断你的行为是对是错，你确实需要关注该行为的结果，但同时也要关注其他事情。其他什么事情？意料之中的是，不同的义务论者在细节上都持有不同意见，但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是，除了要关注结果，我们还要关注你如何实现这些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问结果是什么，还要问你用了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些结果。特别是，大部分义务论者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道德标准：为了实现这个结果，你是否需要伤害别人。

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伤害别人，至少伤害无辜的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伤害无辜的人，就算带来了好的结果，这么做也着实不对。我无疑需要加入“伤害无辜的人而非所有人”这一限定，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倾向于认为自卫是有正当理由的；对于那些不正当地攻击你或你的朋友、你的同胞的人，伤害他们可以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因此，我们要说的不是伤害别人绝不可能是正当的。除非，那些人有罪，他们是侵略者。如果接受了义务论，我们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认为，伤害无辜的人总是不对的，而且关键在于：我们认为伤害无辜者是错的，哪怕这样做的总体结果是好的！

当然，在实际中连功利主义者几乎也总是谴责杀害无辜者的行为，因为伤害无辜者的结果几乎总是坏的（和其他可能的结果相比）。比如说，我走进一间拥挤的房间里，拿出我的乌兹冲锋枪，开始朝人群射杀，结果明显是灾难性的。所以，不只是义务论者会谴责这种行为，功利主义者也会这样做。正是因为杀害无辜者的行为几乎总是造成恶劣的结果，通常来说，无论我们认可功利主义还是义务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没有实际区别。

因此，如果要讨论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应该只关注典型的例子。我们应当思考一下非典型的例子，在这种例子里，杀害无辜者会带来好的结果。现实中，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但我们可以用虚拟小说，设想一个合适的例子。这样做能让我们看清功利主义者和义务论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好的假设有五个病人因为各种器官损坏，住进医院，都快死了。一个人需要心脏移植，另一个人需要肾脏移植，还有人需要肝脏移植，等等。不幸的是，由于排异问题，我们没办法使用这五个人中任何一个人的器官（在他们死后）来救治其他人。与此同时，一个叫弗莱德的人正在医院做常规体检，他非常健康。在检查过程中——你是医生——你发现他的器官非常适合捐献给那五个病人。你想到，要是能想法子杀掉他，并且掩盖死因，让他看上去像是死于某种疾病的突然发作，你就可以用他的器官来救治那五个人。这个人得到了肾脏，那个人得到了心，另一个人得到了肝脏，诸如此类。所以，你的选择大致有这两种：只给弗莱德进行常规体检，这样的话那五个病人会死掉；或者，杀了弗莱德，将他解剖，用他的器官去拯救那五个病人。[40]

我们怎么看这个器官移植案例？就结果而言，如果故事讲清楚了的话，似乎把弗拉德解剖了结果会更好，毕竟那是以一命换五命。虽然弗莱德死去这个结果很可怕，但死掉五个人的结果更糟。所以，杀死无辜的弗莱德，结果似乎会好一些。

显然我讲的这个故事存在很多有争议的地方。杀了弗莱德，结果是否真的会更好？如果器官移植失败了，最后六个人都死了呢？要是你被抓了，人们发现医生有时会谋杀自己健康的病人，这会对医疗系统带来怎样的长期影响呢？与其在这里纠结这些，让我们假设最后我们能把细节弄明白：杀死弗莱德的结果会更好。但这么做真的对吗？

功利主义者看起来会说，这么做是对的。但正因如此，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说，功利主义并不全对，此外还有其他的道德原则！这个看法是否成立？这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你想进行进一步探讨，我建议你可以看看伦理学的入门书籍。就目前的讨论而言，让我们假设我们大部分人都赞成义务论的观点，认为道德原则不只是要达成最好的结果。至少从直观反应上来说，杀害无辜者是错的，哪怕假定结果是好的（比如在我们的例子里，以一命换五命）。我们会说，人们有生存权，有权利不被杀害。普遍来说，我们大多数人都认可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的道德禁令，即使伤害无辜者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看伦理学的书，关于这个禁令，我们会立刻有很多问题想问。比如，这个禁令的基础是什么，它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但现在，我们只要问：假设我们认可义务论的这个禁令，它对自杀的道德问题有什么影响？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这样的：我们只能说自杀是错的，是不道德的。因为当我自杀时，我就杀了一个人。我们刚才不是说，根据义务论者的说法，杀害无辜者是不道德的吗？我就是一个人。事实上，我就是个无辜的人。所以，杀了我是不道德的。所以，我杀死我自己就是不道德的。

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我们指出在这种例子里，我死了会更好，也无济于事。即使我们假设，如果我自杀，总体结果会更好，同样也无足轻重。因为，义务论者认为生存的权利已经大过所有结果。就像杀死弗莱德是不对的，哪怕结果会更好（一命换五命）；杀死你自己同样是错的，哪怕结果会更好。总之，即使自杀是能使你脱离苦海的唯一出路，即使其总体结果是好的，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因为生存权大于结果。根据义务论者的理念，看起来我们得说，应该完全禁止自杀，句号。

然而在哲学中，事情通常不会这么简单地下结论。有些人会说，道德关注的只是我如何对待他人，而不是如何对待自己；人们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超越了道德的总体范畴。显然，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说法，顺理成章就能说，虽然生存权禁止我们杀害他人（即使结果是好的），但对于杀死自己的例子却不适用。所以，如果生存的权利并不排斥自杀，自杀就可以是符合道德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毫不确定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说法，即认为道德只关注于人们如何对待他人。假设我们主动承担责任，试图解释说我杀死你为什么是错的，我们无疑会说，你是一个人，你不能被当作物品一样对待，不能只是被当成实现某种目标的手段，无论这个目标多有价值。作为一个人，有些事不应该对你来做，哪怕这么做了总体结果会更好。但我当然也是人。当我考虑自杀时，我就是要毁掉一个人。因此，很难看出为什么我杀的人是自己，就能让我要杀死一个人这件事不受道德管辖。

诚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要想继续探讨，我们需要了解和道德终极根源有关的各种不同理论，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们在此略去不谈。为了讨论能够继续，我们假设道德并不仅限于如何对待他人。那我们是否至少可以同意，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自杀就是不道德的？如果道德确实关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如何对待自己，如果在道德原则里有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的禁令，那是不是意味着自杀是错的？

在这里，指出器官移植案例（我杀了弗莱德，救了其他五个人）和自杀之间的显著区别就显得很重要了。我杀死弗莱德，我伤害一个人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但如果我自杀了，我是为了我自己。这种说法似乎与自杀的道德理论密切相关。

它确实是有关的，但我们无法百分之百肯定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这可能是在说，在这类我为了自己而伤害自己的例子里，从自利的角度看，自杀是合理的，这个人死了会更好。也就是说，如果我杀死了自己，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我肯定伤害了自己，但总体来说它却不是伤害；实际上，它对自己反而有好处。这显然不同于器官移植的案例，在那个例子里，我明显总体上伤害了弗莱德。

所以，这个事实之所以和道德理论有关，是因为义务论中禁止的是对人造成总体上的伤害。举个例子，假如你大腿感染了，只有截肢才能救你一命。你找到了外科医生，他帮你截了肢。他做的事是不道德的吗？似乎没有。但等等：他锯了你的腿！他伤害了你！你以前有条腿，现在却没有了。这显然是一种伤害。难道他做的事不是不道德的吗？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虽然他伤害了你，但总体上来说却没有给你带来伤害。总的来说，他让你变好了，而不是更糟了（和他面临的其他选择相比）。既然从总体上来说他没有伤害你，他就没有违背义务论禁止伤害的原则。

如果这么说没有错，可能自杀就不用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了。即使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但这一禁令实际上不允许的是从总体上使他们变得更糟的伤害行为。如果我死了会更好，当我自杀时，我总体上就没有伤害自己，这么做是对我有利的，所以没有违背禁止总体伤害的原则。如果这样说没错，即使从义务论的角度来看，在特定情况下，自杀也可以是合乎道德的。

这是其中一种说法，解释了我自杀时，其实是为了自己好。下面是另外一种解释。自杀的时候，因为我是为了自己好，我显然赞成自己的行为。我批准了自己的行为，即我同意这么做了。要注意这一点和器官移植案例有显著的不同。我杀死弗莱德的时候，我显然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即我违背了他的意愿。但自杀是对自己做的事，我不可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这么做，我总是在自己的授意下行动的。也许这也是一个道德原则。

要接受这个观点，我们需要在义务论中加入另外一个因素。我们已经了解了与道德相关的结果原则，也了解了在达成这些结果时是否伤害了无辜者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加上同意（consent）原则。我想，大部分人经过思考都倾向于认为，征得同意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在没征得同意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事。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通常情况下伤害别人是错的，但如果你征得了受害者的同意，情况则大为不同。比如，在截肢的例子里，显然医生必须征得病人同意才能安排手术了。（要是随便有个陌生人未经你同意就开始锯你的腿，我们的感觉一定大不一样！）

还有一个有关征得同意的例子。如果我走过去，一拳打在你的鼻子上，这通常是不为道德所允许的。如果你走过来，打了我肚子一拳，同样也不可以。可是在拳击比赛中，我认为，这样做是符合道德的。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人们打拳击的时候，他们已经同意对方这么做了。我允许你打我，或者至少允许你试着打我；作为交换，你也要允许我打你，或者至少允许我试着打你。正是由于同意原则，才能允许我伤害你，你伤害我。

所以征得同意后，伤害别人变得正当，即使在没征得同意前，这样做是不正当的。如果这是对的，就会影响自杀的道德问题的判定。诚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是在伤害一个无辜的人，但由于我杀死的是自己，显然我已经得到自己的允许，可以这样做。我是征得了“受害者”的同意后这么做的。如果征得同意后，就可以做通常被禁止的事情，那么征得同意以后，我就可以杀死自己。所以，从更全面的义务论的观点出发——加入了同意原则之后——我们应该说自杀是符合道德的。

这种思路会让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极端的结论。如果得到了受害者同意，就可以做平常不准做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现自杀永远都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在每一个自杀的案例里，我想，每一个自杀的人都同意自己这么做。

但是，或许我们不应该无限制地认可同意原则的说服力。假设有一天我们相遇了，你对我说：“谢利，我允许你杀了我。”于是我掏出枪把你杀了。这样做看起来是不道德的，即使我得到了你的允许。假如你以为自己杀了约翰·史密斯而觉得有负罪感，但其实你只是疯了。你没有杀害约翰·史密斯，他甚至没死，但你疯了，认为自己杀了他，于是你说：“谢利，请杀了我吧。”假如我知道你疯了，但我还是把你杀了，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或者，假设你在跟你三岁的侄子玩耍，他说：“我不想活了，杀了我。”显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杀了他。

如果我们无限制地认可同意原则的说服力，就会得到一些让人难以相信的结论。所以，我假设经过仔细思考，我们不愿意无限制地接受同意原则。或许，我们应当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全盘否定同意与道德相关？可能同意原则并非像一开始看上去的那么有道德意义，可能它跟道德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想，这么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需要某种同意原则——即使只是一个受到限制的同意原则——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无法再准确地表达大多数人的看法。举个例子，假设在战争中，有个士兵看见有枚手榴弹被扔到了防空壕里，除非快速做出应对，否则手榴弹会爆炸，杀掉这个士兵的五个兄弟。不幸的是，这五个人没有看见手榴弹，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提醒他们。于是这个士兵面临如下选择：他可以坐视不理，让他的朋友们炸死，但他自己不会受到严重的伤害（他离手榴弹还很远）；或者他可以扑到手榴弹上，用身体抵挡爆炸的伤害，牺牲自己拯救战友。假设他扑到了手榴弹上，为了朋友而牺牲了自己。

恐怕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够这样做，但令人敬佩的是，确实有人这么做。我们因为这种传奇行为和英雄式的自我牺牲而钦佩、赞扬这些人。我们说，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值得称颂，它超越了自身应当承担的义务。但是等一等，这种行为为什么值得赞扬？这个士兵自己扑到了手榴弹上，知道其结果是自己肯定会死，所以他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这显然违背了义务论中禁止杀害无辜者的原则。

即使指出这个士兵牺牲自己结果会更好，也无济于事。结果肯定会更好——五个人活了下来，而不是一个——但是根据义务论，这种观点不应该使我们动摇。假设这个士兵看到手榴弹时，他所做的是把另外一个士兵推到手榴弹上！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即使结果一样（以一命换五命）。这是故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义务论者认为这是错的，哪怕结果是好的。

我们怎样解释这种区别呢？为什么这个士兵自己扑到手榴弹上就是合乎道德的，而把别人推过去就不是呢？我想，最可信的原因是，他自己扑到手榴弹上时，他同意了这么做。如果这个士兵这么做了，就意味着他授意了让自己受伤。这就使得一件本来不被允许的事成为了被允许的事。然而，如果我们全盘拒绝同意原则，就不得不说，这个士兵自我牺牲的行为不该在道德上受到赞扬。这是道德败坏的行为，是被道德所禁止的行为。我无法认同这一点。

所以，义务论者需要某种同意原则。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想让同意原则太过激进，主张说只因人们要求“杀了我”，杀人就是可以接受的。我们需要一个更稳健的同意原则。同意原则可以允许本来不被允许的事情发生，但只是在某些条件下。

究竟有哪些条件呢？这是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其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有这些：我们坚持认为，同意必须出于自愿（be given freely）；当事人必须能知道相关行为将带来（或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此人必须心智正常、理性、能够胜任做出这种决定的行为；最后，我们可能还会要求这个人有充分的理由授意别人（我们需要用这一点来解释“你朝我走来，让我杀了你”这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你不用发疯，你只是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说，这就足够对同意原则加以限制了）。

假设我们有了同意原则的合理修订版，那么最后我们会怎么评价自杀呢？我想我们很可能又一次得到了一个中立的观点。仅有自杀这个事实，不足以表明这样做是道德的，因为即使自杀者同意自己这么做了，他也可能是疯了，或者当时无法胜任做出这种决定，或者缺乏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例子——我认为我们会有这样的例子——有人理性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觉得自己死了会更好，他考虑了方方面面，而非草率行事，在深思熟虑后自愿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这时修订版的中立原则就可以起作用了，同意原则超越了或废掉了义务论禁止伤害无辜者的原则。因此，自杀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

在我看来，无论我们接受功利主义者还是义务论者的立场，这都是一个正确的结论。自杀不总是正当的，但有时是正当的。

我们仍然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我们遇到有人想自杀，我们应当怎么做？我认为你有充分的理由问问自己，你确定这个人符合同意原则的所有限制条件了吗？或许我们应当谨慎对待，先假设此人遭遇挫折，头脑不清楚，无法全面考虑，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或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但接受这种初始的负面假设，并不是说我们接受这种强硬的结论：绝对不能允许别人自杀。假如我们能够认定，他们已经考虑了方方面面，同时有充分的理由，对情况进行了足够的了解，才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这种决定。这种情况下，在我看来，自杀很可能是正当的，我们也不应加以阻拦。

第十六章　结论：寄语

本书一开始，我就要求你们对死亡的本质进行思考。大多数人非常努力地试图逃避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死亡不是个令人愉悦的话题，我们会试着把它抛诸脑后。哪怕已经感觉到死亡就在周围盘旋，仍然不想正视这个问题。路过墓地时，你有多少次对其视而不见呢？又有多少次你会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不过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停留，离去后就不再复返？我们大多数人就是不愿意想这件事。

当然，你是例外。你刚读完一整本关于死亡的书；而且如果你能利用阅读的时间，认真审视你此前所相信的事情，我会感到很欣慰。不论最终你是否认同我此前所提出的种种观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借此机会，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己相信的事情——告诉自己并非你希望、幻想或自认为是的就是真的，你真正可以为之做出辩驳的才是真的。

不过话虽如此，硬要装作不在乎你们是否同意我对死亡的看法，那有些虚伪了。我当然在乎，因为我当然希望你们能够相信真相。

一开篇我就说过，有一整套关于死亡的信念，大部分人对其趋之若鹜。他们相信我们拥有灵魂，在肉体之外还存在灵魂。他们相信，由于灵魂的存在，我们有永生的可能。当然，死亡仍是终极的谜题，但永生却是真正可能的，我们都希望并渴求这种可能，因为一想到死亡就是结束，就让人难以承受。死亡如此可怕，我们都试着不去想它。死亡可怕到我们一想起它，恐惧、害怕和焦虑就会袭来。显然对于生命和死亡，这是我们能够做出的唯一合理反应。生命如此美妙不凡，无论怎样，结束它都是不合理的。永生是美妙的，自杀绝不可能是个合理的选择。

与之相反，我说过，这一整套信念，尽管极为常见，却是错误的——从头错到尾。灵魂并不存在，我们只是机器。当然我们不是随便什么机器，我们是神奇的机器，是有感情、有梦想、有创造力的机器，是能够制订计划，并与人分享的机器。我们是人类，但我们终究还是机器。当机器坏掉时，那就是终结。死亡不是什么我们难以理解的巨大谜题，死亡并不比你的灯泡或者电脑坏掉，或任何其他机器最终会坏掉更神秘一些。

我希望诸位知悉，我从未试图证明死亡不令人遗憾。在讨论永生时，我说过，如果我们有能力一直活下去，直到生活无法供给我们有价值之物，这自然更好。只要生命总的来说是好事，死亡相对来说就是坏事；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死亡来得太早。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永生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永生是诅咒，而非赐福。

我们想到死亡时，不应当将其视为艰深奥秘，难以面对，可怕至极。恰恰相反，我认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不恰当的回应，而远不是一种合理的回应。我们会为死得太早而悲伤，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至少曾经活过，这何其幸运，或许就能抵消这种悲伤情绪。

同时，认识到活过是一种幸运，并不意味着活着总是更好。很不幸，我们中的一些人会出现生不如死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生命已经不再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值得抓住不放的存在了。对于生命，可能会出现需要放手的那一天。

通过这本书，我已邀请你自己思索生命和死亡的真相。此外，我邀请你在面对死亡时能无所畏惧，不存幻想。

致谢

本书系基于笔者在耶鲁大学多年讲授的一门死亡课程编写而成（在此之前，本人曾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大学开设此课）。

2007年春季学期，这门课程录制后被收入耶鲁大学公开课系列课程。（本课程均可在oyc.yale.edu/philosophy/death找到。）本书的第一稿也成形于该课程的书面讲稿。为了出版，本人对讲稿进行了修订，删除了重复之处，更正了谬误，并对自觉原稿想法及论证不充分之处进行了形式上的改变。我删除了一些离题的阐述（并极大地缩减了关于柏拉图的讨论），也调整了结构以及某些例证。但我保留了原课程中较为随意的语气及语言形式。死亡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却并非要用沉闷的学术散文来撰写或论述。

非常感谢数年来同学们对此课的评论与提问，也很感谢在网上观看视频并通过电邮向我反馈其想法的同学。若非得到网上观看（听、读）课程的同学们的反馈而受到鼓励，若非他们让我明白，我在此讨论的问题也为学术界之外的人所乐知，我确信自己绝不会著有此书。尤其要感激耶鲁大学邀我参加这一公开课程。这是（也将继续是）一种非常特别的经历。

在死亡课程的授课以及本书的撰写中，我时常提及许多在当代哲学史上被广泛研究及讨论的观点。虽然我仅对其中一些观点进行了明确的引用（因为本书系导论书籍，为起到介绍性作用），但本书中绝大多数观点都并非本人原创。

推荐阅读

关于死亡的哲学书籍浩如烟海，而且其中大部分书籍对于没有哲学背景的读者来说晦涩难懂，但下列书籍可供想要进一步研读的读者参考：

总论：下面两本书籍覆盖了本领域的大多数话题，一本是弗莱德·费尔德曼的“Confrontations with the Reap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另一本是斯蒂芬·卢坡尔的《死亡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Death，剑桥大学出版社，2009）。其中费尔德曼的著述尤易理解。《死亡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Death，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由约翰·费希尔编撰，是一本宝贵合集，收录了许多重要的论文。

二元论与物理主义：彼得·李普顿的“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劳特里奇出版社，第二版，2004）为这一话题提供了有用的讨论。金在权的《精神哲学》（Philosophy of Mind，西景出版社，第三版，2010）是一本很好的入门材料，介绍了和精神有关的当代哲学理论。在彼得·范·因瓦根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西景出版社，1993）一书第十一章中可以找到对于自由意志的简要介绍。西欧多尔·希克和路易斯·沃恩合著的“How to Think About Weird Things”（麦克劳希尔集团出版社，2005）一书中《濒死体验》（Near-Death Experiences）一文则对人类的濒死体验进行了怀疑性的讨论（见第301～323页）。

笛卡尔和柏拉图：勒奈·笛卡尔的论点见于第六个沉思（《第一哲学沉思录》极好地介绍了笛卡尔的整个哲学体系）。柏拉图的对话录面向的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所以务必试着读一下《斐多篇》；虽然某些篇章极为晦涩，但柏拉图是哲学史上最优秀的作者之一。如果你从未读过柏拉图的对话录，那么你得好好读一读。

关于死亡的两个惊人言论：保罗·爱德华“Existentialismand Death：A Survey of Some Confusions and Absurdities”一文试图使用生动的方式来驳倒关于死亡的一些常见谬论，该文收录在西德尼·摩根贝沙、帕特里克·撒普斯和莫顿·怀特编撰的“Philosophy, Science, and Method”（圣马丁出版社，1969）一书中。

个人同一性：约翰·佩里的“A Dialogue on Personal Identity and Immortality”（哈克特出版社，1978）对此话题进行了简要易懂的介绍。而当代哲学对于个人同一性的讨论中，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是德瑞克·帕菲特的《理性与人类》（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约翰·洛克对于灵魂观点的反驳（同时也是对于个人观点的捍卫）见于“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二卷，第二十七章。

死亡的坏处：当代哲学对于剥夺理论的重要论述可见于“Mortal Ques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一书中托马斯·内格尔所著《死亡》一文及弗莱德·费尔德曼所著“Some Puzzles About the Evil of Death”一文，两者皆收录在再版的费希尔选集中。本·布兰德利“Well-Being and Death”（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对于死亡的坏处这一话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帕菲特《理性与人类》一书第二部分论证了人们对待时间的各种不同态度是否合理。

永生：最重要的论文是伯纳德·威廉姆斯的《马克罗普洛斯案件：反思不朽的单调性》，收录在其“Problems of the Self”（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一书中。

生命的价值：本人所著《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西景出版社，1998）一书第29～41页对幸福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简单介绍。帕菲特《理性与人类》一书的附录一所进行的讨论则非常有影响力。

面对死亡而活：关于此话题，沃尔特·考夫曼著有两篇有趣的论文，“Death Without Dread”一文收录于“Existentialism, Religion, and ；Death”（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1976），《死亡》（Death）一文收录于“The Faith of a Heretic”（双日出版社，1961）。

自杀：可以在理查德·勃兰特《自杀的道德与理性》（The Morality and Rationality of Suicide）一文中找到可读性极强的相关讨论，该文收录于詹姆斯·雷切尔斯编撰的《道德问题》（Moral Problems，哈勃与罗出版社）一书中。最后，如果你想要进一步了解功利主义以及义务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我在《规范伦理学》一书的第一部分进行了更加系统的介绍。

[1]杰伊·罗森堡，“Thinking Clearly About Death”（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83）一书中，于第18～22页对此论题的其中一个版本有进一步的探讨。

[2]这是勒奈·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的第六个沉思。

[3]事实上，我认为笛卡尔的观点最开始的前提就是错的。我想象的并不是在某个世界里我的心灵存在而肉体不存在，我其实想象在某个世界里，一个没有肉体的人错误地以为自己是我，存在于这一场景里的其实是他脱离肉体而存在的心灵，而不是我的。这或许可以说明他的心灵独立于其肉体，从而说明了可能会有灵魂（非物质的心灵在逻辑上是可能的），但却无法证明我的心灵和我的肉体是不同的。所以，这一论证无法说明灵魂存在。

[4]对《斐多篇》的引用来自格鲁贝的译本（哈克特出版社，1977）。

[5]在网上课程的第7讲、第8讲、第9讲中，我对《斐多篇》的一些其他观点进行了讨论，读者可以在oyc.yale.edu/philosophy/death进行观看。

[6]这种类比（物体和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是像三明治，还是像意大利香肠？）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哲学家戴维·卡普兰提出。

[7]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第二卷，第27章。

[8]彼得·范·因瓦根，“The Possibility of Resurrection”一文，载于“The Possibility of Resurrectionand Other Essays in Christian Apologetics”（西景出版社，1997）一书。

[9]该论点由约翰·佩里的“A Dialogue on Personal Identity and Immortality”（哈克特出版社，1978）一书的主人公格特鲁德提出。当然，关于肉体理论有许多其他观点，在此不予赘述。

[10]在此我要举两个例子，均来自伯纳德·威廉姆斯。他是一名英国哲学家，于几年前逝世。在“Problems of the Self”（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一书中，他于“The Self and the Future”此篇文章中举了这两个例子。

[11]德瑞克·帕菲特，《理性与人类》（Reasons and Pers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第三部分。

[12]弗雷德·费尔德曼在“Confrontations with the Reap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第六章中提到了肉体论的这一论点，将这种情况比喻成一个拙劣的笑话。

[13]转引自“The Faith of a Heretic”（道布尔戴出版社，1961）一书第356～357页，瓦尔特·考夫曼在《死亡》（Death）一文中对弗洛伊德的引用。

[14]卢顿·温莱特三世，《地球上最后一个人》，来自其专辑《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红房子唱片，2001）。

[15]克里斯托弗·鲍里尼，《长老》（克诺夫出版社，2005），第441页。

[16]如何从宗教观点对此进行阐释呢？“我们都独自死去”这一说法的意思是我们都会独自进入天堂，还是我们会独自接受上帝的审判，不会有别人为我们求情？或许一些宗教有类似的教义，可能那就是这一说法的根源。但无论如何，如果人们否认了相关宗教观点的话，我们就很难找到“我们将独自死去”这一说法的可信（以及真实）解释。

[17]由瓦尔特·考夫曼在“Death Without Dread”一文中对其进行英文翻译，收录在“Existentialism, Religion, and Death”（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1976）一书中，第227页。

[18]伊壁鸠鲁，《致美诺寇的信》（Letter to Menoeceus），引用于D.J.恩莱特编写的“The Oxford Book of Death”一书。

[19]卢克莱修，《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

[20]托马斯·内格尔，《死亡》（Death），收录于“Mortal Questions”（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一书。

[21]弗莱德·费尔德曼，“Confrontations with the Reaper”（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第154～156页。

[22]该例子摘自德里克·帕菲特《理性与人类》（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一书，第165～166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此处帕菲特并未对卢克莱修之惑进行明确的讨论，我只在此借鉴了他的有关思想。（帕菲特对于这一谜题的讨论见于《理性与人类》一书，第174～177页）。

[23]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第三部分第十章。

[24]蒙田，《探讨哲学即是学习死亡》一文，《蒙田随笔集》。

[25]我说的是1967年彼得·库克和达德利·摩尔参演的原版，我不确定这一场景在新近的翻拍版中是否仍然存在。

[26]伯纳德·威廉姆斯，《马克罗普洛斯案件：反思不朽的单调性》（The Makropulos Case：Reflections on the Tedium of Immortality），来自“Problems of the Self”（剑桥大学出版社，1973）一书。威廉姆斯同时也是本书第七章一开始提到的两项思想实验的作者。

[27]朱利安·巴恩斯，《梦》，来自《10 1/2章世界史》（1989）一书。1

[28]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基础书籍出版社，1974），第42-45页。

[29]在“Pleasure and the Good Life”（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的第六章中，弗雷德·费尔德曼称，我们应当在这两种生活中保持中立态度。但是，我想费尔德曼也会立刻对第一种生活产生直观反应上的偏好，虽然最后他否认了这种直观反应。

[30]事实上，有人告诉我在一些国家，巧克力比萨被视作一种美味。但据我所知，这种食物不含芝士、番茄酱以及我能想到的标准配料。

[31]奥森·斯科特·卡德，“Maps in a Mirror”（托尔出版公司，1990）一书中的《必死之神》（Mortal Gods），第440～445页。

[32]库尔特·冯内古特，《猫的摇篮》（1963）。我总是在我的死亡课程上对我的学生强调要读这篇《猫的摇篮》里的文章。在2007年的4月，当我在课堂上强调完要读之后，一位来访者给我带来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冯内古特在前一天晚上去世了，这是我在读这段引文的时候还不知道的事。正如第二天我对我的学生说的，库尔特·冯内古特活到了84岁，我希望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能够意识到作为能够坐起来的泥土的一部分，他是多么幸运。

[33]我此处的讨论得益于德里克·帕菲特《理性与人类》（牛津大学出版社，1984）一书第四部分，他在全人类范围内对类似问题进行了讨论。

[34]摘自弗雷德里希·荷尔德林《献给命运女神们（致命运）》，沃尔特·考夫曼在“Death Without Dread”一文中对其进行翻译，收录于“Existentialism, Religion, and Death”（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1976）一书。

[35]转引自杰夫·马汉的“The Ethics of Killing”（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一书第96页对于亚瑟·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的引用。

[36]像所有伟大的宗教传统一样，佛教也有许多不同教派和佛学诠释，佛学思想里的悲观派肯定不是其中唯一分支。我并非想对佛学思想进行全面又细致的概括，只是对其中一种应对死亡的方式进行了快速解读。

[37]如果你认可下面这种可能性（见第十三章），即生命的价值也可能被其整体形态所影响，那你就需要一些不一样的图表来阐述我将要表达的这种观点。（在这种图表中，Y轴代表的是在某一时刻结束生命会有多好或多坏，而不是在这一时刻生命有多好；因此如果一条线代表死了会更好，那么这条线必然是向下倾斜的，而不会穿过X轴下方。）然而，由于我这里想要表达的基本哲学观点不会受到影响，就不再进一步讨论这种不同情况了。

[38]虽然我出于自己的目的，对这个例子进行了调整，但它大体上是基于达克斯·柯沃特的真实案例。

[39]大卫·休谟，《论自杀》（On Suicide），来自《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Essays：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一书。

[40]这一例子（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源自菲利帕·福特，“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一文，收录于《善恶观》（Virtues and Vice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

版权信息

登天的感觉：我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

作　　者：岳晓东

责任编辑：龚　将　王　巍

ISBN：9787550266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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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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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心理咨询就是给人登天的感觉

自序 重温登天的感觉

前言

缘起篇 我与心理咨询踏进心灵沟通学问的殿堂
登天的感觉
心理咨询追求的意境是什么

心理咨询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心理咨询之高明何在

心理咨询何以给人“登天的感觉”

心理咨询小知识：现代心理咨询是怎样兴起的

哈佛大学心理咨询圣地：林登街5号
心理咨询场所应给人以什么样的第一感觉

心理咨询场所如何能为人创造一片心灵的净土

心理咨询室的布置应传达出什么信息

心理咨询小知识：现代心理治疗是怎样兴起的

个案篇 我与来询者共同行走于心灵之巅
第1章 “我是全哈佛最自卑的人”
新生适应不良综合征
行动步骤一：宣泄不良情绪

行动步骤二：转移比较对象

行动步骤三：采取具体行动

个案分析
1.我为丽莎做心理咨询的“前奏曲”——不良情绪的宣泄

2.情通了，理才能顺——解读“情绪优先”的脑机制

3.我为丽莎做心理咨询的“主旋律”——自卑与超越

4.适应与挑战——脑“黑匣子”里的微妙平衡

5.心理咨询如何使丽莎产生了一个思想飞跃——横看成岭侧成峰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中的沟通需要注意什么

人之自卑和自信之间有什么关系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周期应有多长

第2章 “我对姐姐怀有深深的内疚”
过去的一切是忘不掉的

个案分析
1.为莫妮卡做心理咨询使我吸取了什么教训——经验主义的陷阱

2.我为莫妮卡做心理咨询，柳暗花明的因素——冰山下的心里话

咨询话外音
人脑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对话

心理咨询中的“虚功”是怎样体现的

心理咨询对生活中的一般劝慰有什么启发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平衡

第3章 职业选择：听自己的，还是听父母的
在尊重父母和自由选择之间徘徊

个案分析
1.心理咨询中常见的两难境地——向左还是向右

2.心理咨询人员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做个“中性”人

3.开启脑力发动机——做最好的自己

咨询话外音
过度模糊的心理边界易产生亲子冲突

心理咨询怎样帮助人沟通思想

我对年轻人出国留学的寄语

心理咨询小知识：罗杰斯是怎样创立“来询者中心疗法”的

第4章 爱情神话的破灭
完美主义与自我中心

个案分析
1.心理咨询“助人自助”之用意——不做来询者的拐杖

2.查理自我中心的根源——不合理信念的枷锁

3.心理咨询使查理有了哪些成长——自我觉察的凯歌

4.转动爱情三角形——解读爱情的大脑机制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之“虚功”所追求的意境是什么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一般的生活咨询有什么不同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与治疗是怎样分类的

第5章 对学生考试作弊的思索
我恨我自己，我实在是太愚蠢了

个案分析
1.我的心理咨询怎样使明轩转变了态度——擦除标签的沟通艺术

2.我的心理咨询怎样促进了明轩的思想升华——接纳提升自我效能

咨询话外音
开展心理咨询对现代学校管理有什么促进

后现代模式在咨询交流中的应用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学”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6章 我恨我的冷漠
请扫除埋藏在你心底的“垃圾”

个案分析
1.佳莎的“未完成情结”是如何解开的——心房大扫除

2.佳莎的内疚为何会给她带来持久的影响——不能言语的痛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为什么要帮助人清除掉心底的“垃圾”

人之心理健康可从中医之“通者不痛，痛者不通”的原理中获得什么启发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是怎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的

第7章 我是同性恋吗
世界上最大的畏惧正是畏惧本身

个案分析
1.我为汤姆咨询成功的基点——穿上来询者的“鞋”

2.我为汤姆咨询有什么收获——识得庐山真面目

3.“同性经历”给心理咨询人员的新视野——心身性别谁靠前

咨询话外音
同性恋在美国社会盛行的原因是什么

心理咨询小知识：性取向与同性恋

第8章 我爱上了我的心理咨询师
伟大和荒谬之间只差一步

个案分析
1.心理咨询的魅力为什么有时会成为负担——心理咨询蜜月期

2.心理咨询中应该怎样处理好来询者对咨询者的感情依恋——距离产生美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人员为什么要有高度的职业自律精神

心理咨询关系处理不妥的两个教训

心理咨询小知识：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个案是怎么写的

第9章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我不满意你总是在回避矛盾

个案分析
1.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心无灵犀一堵墙

2.卫红依赖他人的心理表现在什么方面——依赖与自助

3.卫红的人格结构中存在什么问题——儿童式自我与父母式自我间的徘徊

咨询话外音
作为心理咨询人员，我对卫红的婚姻危机有什么感触

婚姻带给我们的人生思考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学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实验是什么时候做的

第10章 走出心灵创伤的深渊
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应对外界的压力

个案分析
1.慕贤的问题本质是什么——环境对大脑的塑造

2.慕贤父母爱护孩子中有什么失误——过度保护使其发展受阻

3.我对慕贤的康复起了什么作用——陪伴促人成长

咨询话外音
慕贤出来唱卡拉OK对其康复有何意义

什么是慕贤的“登天的感觉”

心理咨询小知识：谁创立了“系统脱敏疗法”

督导篇 我与督导——助我舞蹈于心灵之巅
我的督导故事之一：咨询督导是平等对话
我们的督导合约

心理咨询小知识：什么是心理咨询的基本功

我的督导故事之二：不要制造同感泡沫
同感共情的是与不是
心理咨询的同感共情是什么

同感共情“不是”什么

心理咨询小知识：罗杰斯论同感共情

我的督导故事之三：洞察力就是“开心眼”
洞察力和观察力的区别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和荣格谈洞察力

我的督导故事之四：做高质量的回音板
倾听反应的四种沟通类型
1.愣说不听型沟通

2.愣听不说型沟通

3.愣听傻说型沟通

4.善听会说型沟通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师要觉察口头禅

我的督导故事之五：我与哈佛心理咨询室
心理咨询室的意义
1.心理咨询室的心理意义

2.心理咨询室的审美意义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怎样布置他的咨询室

我的督导故事之六：幽默是治愈抑郁症的良药
多年后我对幽默的研究与感悟
幽默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幽默是创造力的同义词

幽默是人生智慧的结晶

让幽默进“三房”

心理咨询小知识：幽默治疗走向社会

我的督导故事之七：理解我是谁
谁是我背后的推手

心理咨询小知识：美国心理学会对咨询心理学的认证要求

我的督导故事之八：吾一日三省
心理咨询师的觉察自省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的自我觉察与“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

我的督导故事之九：相互督导威力大
相互督导中培养自我透明度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对移情的体验和理解

我的督导故事之十：学做心理咨询的苦与乐
心理咨询是配方加偏方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师的气质养成

推荐序　心理咨询就是给人登天的感觉

不知不觉，岳晓东博士的《登天的感觉》已经著写并出版近二十年之久了，我由衷地为晓东博士感到高兴，更为这本推动了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发展的著作能够再版而感到欣喜！

回想1996年上半年，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岳晓东博士带着他的书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看了之后，立刻被其崭新的写作风格吸引，被其充满关爱的人文情怀感染，并建议他把个案描述与点评分开，以保证篇章的完整性。此外，我还建议他把心理咨询的相关概念放在注释中，以增强书籍的理论性，便于读者了解专业的心理咨询是怎么一回事。

看《登天的感觉》时，我拿着就不愿意放下，一气读完。晓东博士以他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期间经手的十个咨询个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情节，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心理咨询的要领、过程及对当事人和咨询师个人成长的影响。同时，这本书还充分展示了心理咨询“助人自助”的主旨思想。用“登天的感觉”来概括心理咨询给来访者带来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心灵成长的美妙，更突出体现了心理咨询的人本主义思想。因此，这本书自1997年出版以来，深受读者的欢迎，不断加印再版，推动了我国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也影响许多人走上了心理咨询的道路。

这次再版，我很高兴看到其中的内容编排增添了心理咨询督导的部分，这对于那些新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人有着重要的专业指导意义。此外，我还发现，新版中还详尽阐述了有关心理咨询基本功的理论要点和操作方法。同时，这本再版新书还通过还原真实的咨询情境，破除了非心理学人士对心理咨询的误解，这样既可引导心理咨询从业者在咨询过程中走出常见的误区，也可让心理学的爱好者对心理咨询有更真切深入的理解。

随着我国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事业的蓬勃发展，渴望学习和运用心理咨询技术的人员越来越多，相关的教材也层出不穷。但像《登天的感觉》这样通过个案来阐述心理咨询原理的书籍仍然为数不多。换言之，作为心理学的科普读物，《登天的感觉》已成为心理学书林中最引人注目的书籍之一。

我与岳晓东博士都是国内最早一批到国外学习心理咨询理论与技术的大陆学人，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心理咨询，我在日本筑波大学学习心理咨询。1991年我回国，在北京首次全国高校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专业培训中与岳晓东博士相识，我们一见如故，成为专业推进的伙伴，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一直合作至今。这些年来，岳晓东博士在心理咨询领域中的实践与研究不断扩展，这本再版的著作就是在他二十多年来心理咨询研究心得及实践工作经验基础上修改完善的。

晓东博士不仅是一位资深的咨询心理学家，也是一位笔耕不辍的高产心理科普读物作家。除了《登天的感觉》，他还出版了《少年我心》《与真理为友》《怎样做最好的自己》《欣赏你的大脑》等书，都因其深入浅出的语言和独到精妙的解析而深受读者的欢迎，许多专业心理咨询师在入门时也深受这些书的影响。由于他对我的信任，我也常常很荣幸地成为这些著作最早的读者。

每当我的学生让我推荐心理咨询的书籍时，我都会向他们推荐晓东博士的这本《登天的感觉》。今天我再次将它推荐给各位读者，因为心理咨询就是给人“登天的感觉”！

是为序。

樊富珉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咨询心理学教授

中国科协全国临床与咨询心理学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5年9月于清华园

自序　重温登天的感觉

北京磨铁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最新出版《登天的感觉：我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白金版，我非常喜悦，借此说几句感恩的话。

《登天的感觉》的写作念头，萌发于1995年10月我参加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大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此会，借机认识了许多心理咨询与健康教育的同行。在与大家的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到，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认识与操作缺乏感性的认识。因为当时市面上已经流行了好几本心理咨询的理论书籍，这其中就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张小乔老师主编的《心理咨询理论与操作技巧》，樊富珉老师和我就各写了一章。而对于怎样开展心理咨询，其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和操作技巧，大家缺乏案例介绍。于是，我决意写一本书，把理论要点都放入注释当中，把案例点评都放在后面。这样的编排，就不会影响书中每一个案例描述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登天的感觉》的具体写作，是在1996年下半年。当时，我趁休假，集中写了两本心理类的科普读物，一本是此书，还有一本是《少年我心》。两本书的差别在于，《登天的感觉》这本书在分析别人，以帮助他个人成长；《少年我心》这本书在分析自己，通过梳理个人生活中的里程碑事件，从心理学角度加以深刻地反思。《登天的感觉》的首次出版，是在1997年下半年，是与《少年我心》一同出版的。1998年夏，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还为此书做了一期节目，主持人就是现今仍在主持本档节目的李潘女士。

从1991年我第一次回国讲授心理咨询的基本理论和技巧以来，转眼已经过去了二十四个年头。心理咨询亦从当时人们对它一知半解，变为今日人人都对其饶有兴致，逐渐成为当世一大显学，发展不可谓不蓬勃。而拙作亦有幸在心理咨询迅速发展的这二十多个年头里，为广大读者和心理咨询从业人员提供了些许帮助和指导，对此我深感荣幸！

在这本最新的修订版里，除了对原先案例的分析做了进一步的修订，让各位能够更清晰直观地感受心理咨询的魅力外，我还添加了许多国际最前沿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心脑科学知识与各位共享。期待能让各位在心灵成长的同时，收获到这门将爱与科学相结合的学科带来的别样惊喜。

一晃近二十年过去，我十分感慨的是，岁月流逝，我已经年近花甲，而《登天的感觉》一书仍可以不断再版，甚至今天能出版白金版，像少女那般吸引读者。我，感恩不尽！

首先要感谢广大读者对《登天的感觉》的厚爱！

近二十年来，衷心感谢大家赏识拙作，并在不同场合加以推荐。我在讲课与交流时，时常有人告诉我，入门心理学是看了此书，或入行心理咨询是受了此书的启发，甚至有人告诉我，曾经有过以此书传情、以书为媒的经历。凡此种种，都使我受宠若惊，感恩不尽。我感谢大家亲口告诉我这一切，让我屡屡感受“登天的感觉”。想当初，我只是想写一本心理学的科普读物，以为几年的热乎劲儿过去，它就会成为故纸一堆，不承想竟然这么有生命力，真心感谢读者们的“加关注”。

其次是感谢此书创作过程中给我提供帮助的几位好友。

要感谢的人很多，主要有三位，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许金更编辑，她不断游说我出版一本有关心理咨询的科普读物，并在第一次出版的编辑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使本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广大心理学爱好者的喜爱。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日昌老师，郑老师最早帮助我与内地的心理咨询同行建立联系，并联系我与许金更编辑认识，落实了书的出版事宜。另一位是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樊富珉老师，她为此书的写作与编排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使它有了立体感和层次感。对他们三位，我感激不已。

再次是感谢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的团队。

磨铁图书这几年来，出版了许多好书，而且都是畅销与长销具备，在心理学类图书出版领域更是硕果累累。很感谢磨铁的出版团队喜欢拙作，为本书打造了白金版，接下来还会出版此书的精装版，以及我其他系列作品的白金版。这其中尤其要感谢的是魏玲女士和韩烨编辑，两位出版人与我多次见面，在本书的编辑、排版、营销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推敲，令我十分感动。

最后，值此成书近二十周年之际，得到了许多好友帮助和推荐，如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的倾情推荐和知名主持人杨澜女士的高度赞扬，国际心理化教育研究院院长应力研究员也在心脑科学方面给予了我许多专业的建议；另外，汪瞻同学在本书的文稿修订过程中亦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在此一并感谢！更有幸的是，此次再版获得了我曾在哈佛大学时的两位导师罗伯特·雷万恩教授和霍华德·加德纳教授慷慨的推荐，让拙作更添光彩！

愿拙作能够使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心理咨询，愿更多人能够体验到“登天的感觉”！

是为序。

岳晓东

2015年冬于香港

前言

阿静是深圳火车站柏灵顿咖啡厅的服务员。

一天下午，一个学者模样的年轻人走进咖啡厅，在一角坐下，叫了一杯皇室咖啡。

他坐在那里，铺开一张纸，写写停停，时不时还仰望着天花板出神。

阿静感到很好奇，就上前问道：“先生在写什么？”那人抬了一下头说：“噢，在构思一本书。”

“是什么书啊？”阿静又问。

“是关于心理咨询的书。”那人答道。

“什么是心理咨询啊？”阿静不解地问。

“心理咨询就是……”那人顿了一下，放下笔，右手托着腮帮，看着阿静，反问道，“你说呢，你觉得心理咨询会是什么呢？”

阿静想了想，怯生生地说：“心理咨询是……是不是给人做生意提供信息的？”

那人干笑了一下，摇摇头。

“那心理咨询是不是教人怎么开心的？比方说，我每天干活很累，也不开心，有时候找一个朋友聊聊天就会感觉好一点，你说是不是？”阿静改口说。

“嗯，也是，也不全是。但比上一个答案要贴近一些。”那人答道，接着又问阿静，“你读了几年书？”

“六年。”

阿静低声答道，脸上掠过一丝羞色。

“那你在工作之余都喜欢看些什么书？”那人又问。

“我呀，我就喜欢看有关爱情的小说，像琼瑶的小说啦，我就挺爱看的，也很好懂。”

阿静开始兴奋起来。

“那你在哪里做心理咨询？”阿静又好奇地问。

“在哈佛。”那人迟疑了一下答道。

“哈佛在哪里啊？”阿静再问。

“在美国。”那人顿了一下，接着问阿静，“你有没有听说过哈佛大学？”

“没有。”

“你有没有听说过北京大学？”

“没有。”

“那你听说过什么大学？”

“赣江师范。”阿静不好意思地笑了。

“赣江师范，嗯，为什么呢？”那人也笑问阿静。

“因为我爸爸在那里进修过呀。”

“是吗？”那人笑了，用手拍着前胸。

阿静微红着脸说：“你不要瞧不起人嘛！”

“没有，没有。”那人止住了笑，接着一脸严肃地问阿静，“如果我写一本有关心理咨询的书，你会看吗？”

阿静皱了皱眉头说：“如果你写的书不枯燥，不讲大道理，又有文学的味道，而且最好是与爱情有关，那我就会看的。”

说完，阿静就忙着招呼其他顾客去了。

“不枯燥，不讲大道理，有文学味道，最好与爱情有关”，那人认真记下了阿静说的话，端起咖啡陷入了沉思。

那个人就是我。

写这本书，是我学心理咨询的梦想。

因为我厌倦了用空洞、抽象的术语来讲解心理咨询的原理。我渴望写出一本通俗易懂的读物来，在引人入胜的情节中，展示心理咨询的目标和原理。也就是说，我想写出一本对心理咨询一无所知的人都想看、也都能看得懂的书，做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那么，该怎么写呢？我陷入了无尽的思索当中。

就在此刻，我巧遇了阿静，并有了上面的一段对话。

我细细地咀嚼阿静说过的话：不枯燥，不讲大道理，有文学味道，与爱情有关。其实，阿静的大白话，不就是一般人的阅读取向嘛！

我感到豁然开朗，开始了此书的创作。

《登天的感觉》这本书，记载了我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期间经手的十个咨询个案。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我在人名和情节上都做了一些适当的调整和处理。但我没有凭空编造故事，毕竟我不是一个小说家。我只是依据我当初的咨询手记，将每个个案的发展加以情节化描述。

同时，为了便于广大读者及专业人员的思索与探讨，我在每个故事的后面，都加入了一段个案分析，就个案的性质、特性、咨询方针及操作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毕竟心理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心理咨询是一项需要专业训练的职业。

在写作中，我还加入了一些自己对美国留学八年的感悟和体会，并就一些内容、词汇及心理学专门术语做了有关的注释，以增进读者的了解。

为了提升、扩大大家的阅读兴趣和知识范围，我在每个个案分析的后面，还加上了一些有关心理学或心理咨询方面的小知识。

这就是本书的基本构架。

本书的写作，不可能每个个案都与爱情有关。但是，每个个案都与人情有关。

如果说，爱情只是两人间的互敬互爱，那么，人情就是人世间的互敬互爱。

心理咨询正是这种互敬互爱之表达与交流的艺术。

所以，看完这十个个案后，我希望读者在了解心理咨询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需要这种互敬互爱！

心理咨询也可谓人之心灵沟通的学问。

既然是艺术，就需要有想象及自由发挥的空间。由此，心理咨询中需要有感悟、有想象、有创造。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咨询中会有这么多的流派分支。仅就美国而言，已记录在册的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就有三百多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所以，做好心理咨询工作，需要的远远不仅是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这一切也是本书想要表达的意思。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个人精神状态的关注也日益提高。心理咨询，作为增强人们心理健康和精神快乐的重要手段，也必将大盛于世。

但是，比起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心理咨询在我国的发展还很缓慢，人们对心理咨询的性质、目的及操作方法还普遍存在着许多不解和误解。本书的目的之一，即是使人们从对心理咨询的疑虑中解脱出来，去拥抱它、享受它。

心理咨询也真是使人开心的艺术！

最后，本书还记述了笔者在哈佛大学的一些见闻。

哈佛大学是许多年轻人向往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虽然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快乐，但也同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忧愁烦恼。其中有些忧愁烦恼完全可以引起我们的思想共鸣，有些忧愁烦恼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此书也旨在增加人们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特别是对美国校园生活的了解。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美国已不再是那遥远的国度，或是神秘的异土。本书也意在增强读者对海外留学生活的了解，尤其是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展现留学生的快乐和烦恼，以备有朝一日，若您也到那里去求学，不至于一下子感到强烈的“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

慢慢地你会感到，哈佛大学就如同我们的北京大学，波士顿就如同我们的北京，毕竟我们同为地球的居民。

这也是此书想表达的另一层意思。

希望此书能增加您对心理咨询的了解。

希望此书能给您的生活带来智慧和快乐。

岳晓东

缘起篇 我与心理咨询踏进心灵沟通学问的殿堂

登天的感觉

心理咨询应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耻辱的感觉、羞愧的感觉，还是见不得人的感觉？这是长久以来人们对心理咨询的误解。那么，心理咨询到底应该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呢？希望本文能给您一些新的思考和启迪。

——题记

1985年12月25日，我乘坐中国民航CA981航班飞往美国求学。

那一天，正值西方的圣诞节，所以乘客非常少。

偌大的一架波音747飞机，三百来个座位，只稀稀拉拉坐了不到五十人。我在飞机上随意调换了两个位置，与人搭讪聊天。

说来，我就要去波士顿读书啦，心里好不兴奋！

在座位上乏了，我起身又伸胳臂又踢腿儿，来回走动着。可还没走两步，望着周围有限的空间，只好又返回座位。

在机舱过道上，我遇见一位教授模样的长者。他似乎也在活动筋骨，我们聊了起来。他果真是位教授，在加州的一所大学任教心理咨询的课程。

“什么是心理咨询？”我不解地问。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心理咨询？”他皱着眉头看着我。

“我为什么要听说过心理咨询？”我半开玩笑地反问他。

“嗯——”他嘘了口气，眯着眼睛问我，“那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你指的是什么感觉？”我也皱着眉头问他。

“我是指你此时此刻乘坐飞机的感觉。”

“我感到非常高兴呀，因为我就要去波士顿读书啦。”我兴奋地答道。

“是呀，你感到很高兴，因为你就要去美国读书了。但你此时此刻乘坐飞机的感觉又如何呢？”老教授很潇洒地挥了一下手。

“我……我感到在腾云驾雾。”我想了想说。

“对啦，你是不是感到自己站在世界之顶了？”那老教授会心地一笑。

“我们现在不就在世界之顶吗？”我狡黠地回答说。

“啊哈，你说对啦。”那老教授用食指点一点我，晃着脑袋接着说，“这就是心理咨询要给人的感觉。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对自我感觉良好，犹如登天一样[1]。”

“心理咨询就是使人对自我感觉良好，犹如登天一样。”我重复着他说的话，心里诧异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一门有意思的学问。

不想此时，那老教授忽然对我说：“对不起，我想回去睡一会儿啦。”说完，就径直走回他的座位。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心想，这美国人也真怪，聊得正起劲儿就走了，一点儿面子都不给……

这便是我第一次听说“心理咨询”这个字眼。

尽管我当时还不能完全想象出心理咨询究竟怎样可以使人产生登天的感觉，但我对那老教授所讲的话非常感兴趣。他这样渲染一门学问的特殊和重要性，是我从未见过的，恐怕也只有美国人才会想得出。

带着这样一份疑惑，我也回座位休息去了。

卡尔·兰塞姆·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02—1987），美国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实践与研究，并因首创“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而驰名。1947年当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6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望着窗外的滚滚云海，我实实在在地享受着那“登天的感觉”，渐渐进入了梦乡。

……

1993年6月10日，风和日丽，晴空万里。

我头戴博士帽，身着博士袍，参加哈佛大学第342届毕业典礼。我获得的学位是心理学博士学位，主修的专业正是咨询心理学。

在那人生无比兴奋的一刻，我想起了七年前在飞机上巧遇那位老教授的经历。我感谢他为我开了一扇门，使我怀着一颗童真般好奇的心，一步一步走进去，真正领略到了什么是登天的感觉。

初来美国时，我曾主修过教育心理学，但对于怎样可以使人产生登天感觉的好奇，促使我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踏入了咨询心理学的奇妙世界。

在那片奇妙的天地，我结识了罗杰斯、斯金纳、艾利斯[2]、格拉塞、佩尔斯[3]、伯恩[4]等一批国际心理咨询学界的风云人物，也更加认识了弗洛伊德[5]这位广义上的心理咨询的鼻祖。

在那个奇妙的世界里，我不仅对自己近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梳理了自己生命中的里程碑事件，对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我还学会了怎样准确地体会他人的感觉，怎样传达尊重和理解的信息，怎样帮助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完善自我。

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也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1904年3月20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萨斯奎汉纳，1990年8月18日逝世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斯金纳引入了操作条件性刺激。著有《沃尔登第二》（Walden Two，意译为《桃源二村》）、《超越自由与尊严》（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等。

威廉·格拉塞（William Glasser，1925—2013），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心理咨询专家，“现实疗法”创始人，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研究与开发中心名誉主任。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教育情境中的问题解决，专长的实质，学科内容学习的评估，以及认知科学与教育测量的关系等。美国心理学协会于1987年授予他杰出科学奖，1997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1998年授予他富兰克林·泰勒奖。美国教育研究协会于2003年授予他主席特别奖。

六年的专业学习和两年的亲身实践[6]，我渐渐明白了那位咨询心理学老教授讲的“登天的感觉”所包含的丰富意蕴。我不光自己一再体验到登天的感觉，也曾使我的来询者感觉在登天，无论是爱情的甜蜜，家庭的幸福，还是事业的成功……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样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专业而感到庆幸。

其实，在当今的社会里，人人不都在寻求生活中的登天感觉吗？

可惜那次相逢，我没有将那位老教授的通讯地址留下来，不然现在给他写封信，告诉他我目前的专业选择，不知他会有多高兴呢。高兴之余，他也许会为那天没有与我多聊几句登天感觉的要领而感到遗憾吧。

这些年来，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

“不，你错了，”那老教授这样回答我，“登天，那应该是你自己的感觉，要你自己去体验。我不可能替你去登天，那样我将会成为你的拐杖。”

“所以，你给我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让我自己去思考、去探索、去寻找答案。”我总结说。

“啊哈，你终于入道了。”他摇晃着脑袋答道。

接着，他又说：“其实那天与你聊天，我就感到你会对心理咨询感兴趣的。我不想再讲下去，就是为了多给你一些思考的空间。我在入睡之前，还偷偷望了你一眼。我看得出，你在困惑、在思索。我不多与你说话，正是想给你一个考验，看看你对心理咨询有没有一点儿悟性，看来你还真有悟性，至少你没有再来打扰我。这是心理咨询的另一番意境。但当时给你讲这些，你是听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吧？啊哈……”

说着，那位老教授又摇头晃脑起来。

“所以，你给我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让我自己去思考、去领悟登天的感觉。”

我感到犹如张良幸遇黄石老人那般的兴奋！

……

当然，上述的对话只是我的想象而已。

但是，那老教授为什么会在我们谈话兴致正浓的时候离去，却使我想了好多年。想来想去，我感到，或许正是老教授话中的悬念，使我对心理咨询的意境穷追不舍。

一个人能在简单的几句话中，如此深远地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你能说这不是心理咨询的魅力吗？

登天的感觉，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登天的感觉，它对于不同的人意味着什么不同的意思？

登天的感觉，它当中含有多少种感觉？

登天的感觉，它是心理咨询永久的思索。

心理咨询追求的意境是什么

心理咨询可以使人产生登天的感觉，第一次听说吧？其实，阿静说心理咨询就是使人开心，她说对了一半。因为心理咨询确实力图使人感到开心。但是，使人开心的事情一般人都会做。例如，当一个人失恋或离婚时，他可以找个亲朋好友哭诉一番或痛哭一场，实时就可以得到许多宽心的话，也可以得到不少的精神安慰。于是，他变得开心些了，但开心之后又是什么呢？

这便是心理咨询所要解答的问题。

换句话说，心理咨询不同于一般的安慰，因为它不仅要使人开心，更要使人成长。这里的成长[7]，就是通过咨询的过程，使来询者自己悟通了，理顺了，认清问题的本质，知道该怎么做，达到了人们常言的心理平衡，社会适应。

所以，使人开心只是心理咨询的前奏曲，而使人成长才是心理咨询的主旋律。

由此，心理咨询力图使个人将不愉快的经历当作自我成长的良机。它竭力使人们积极地看待个人所经受的挫折与磨难，从危机中看到生机，从困难中看到希望。

从这层意义上讲，心理咨询也在于帮助人学会辩证地看待生活当中的忧愁烦恼。但这一切不是靠指教劝导得来的，而是靠启发领悟，并积极实践获得的。

用马斯洛[8]的话来讲，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获得“顶峰体验”（peak experience）。

这不就是指“登天的感觉”吗？

这就是心理咨询所追求的意境。

心理咨询追求的目标是什么

一般人在相互安慰时，总是会劝说对方尽早地忘却其不快的经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明天会更美好的”，这大概是人们平时相互劝慰时的共同准则。

但心理咨询人员不会这样简单地劝说来询者忘记过去，他们要使人从挫折中认真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增强生活智慧，以能够更好地应对日后生命旅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快经历。在这层意义上，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更好地认识自我、开发自我、激励自我。

说白了，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比原来活得更轻松、更快活、更自信，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就体验。

此外，心理咨询还要避免使人依赖他人，而应增强个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心理咨询再三强调要尽量理解来询者的内心感受，尊重他的想法，激发他独立决策的能力，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强化来询者的自信心，为的是自助助人。

所以，任何一个心理咨询过程，无论其性质有多大不同，方式有多大差异，时间长短有多少差别，本质上都是要帮助来询者从自卑和迷茫的泥潭中自己挣脱出来，使来询者耷拉着脑袋进来，挺着腰杆出去。

这即是心理咨询追求的目标。

心理咨询之高明何在

“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自我感觉良好，犹如登天一样。”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也敦促着我追逐这样的感觉。

起初，我感到它像海市蜃楼那样虚幻莫测。但渐渐地，我开始感受到了它那强大的震撼力。

我眼睁睁地看着来询者是怎样在我面前由痛哭流涕变得开怀畅笑，由愁眉不展变得心情舒畅。我伴着他们从自卑自怜的地狱当中走出来，迈向自尊自信的天堂。

我为他们欢呼，我为他们雀跃。我感到他们的自信心在重建，我也感到自己也随着他们一同在登天。

兴奋之余，我时常想起那老教授说的另一句话：登天，那应是你自己的感觉，我不能替你去感觉登天，那样我将会永远成为你的拐杖。

的确，我为人做心理咨询，不是要去支配来询者，而是要去扶持来询者。

心理咨询之妙，就在于它帮助了一个人，却让那个人感到，好像他自己帮助了自己似的。

这就是心理咨询之高明所在。

心理咨询何以给人“登天的感觉”

心理咨询之所以会给人“登天的感觉”，就在于：

·心理咨询不求教训他人，而求启发他人；

·心理咨询不是要替人决策，而是要帮人自行决策；

·心理咨询的首要任务是心灵沟通，而非心理分析；

·心理咨询是现代人高尚的精神享受，而非见不得人的事情；

·心理咨询确信人皆可自我完善，而非人是不能自我逾越的；

·心理咨询应增强人的自立能力，而非增强其对他人的依赖；

·心理咨询不仅可以帮助他人成长，也可以帮助自己成长；

·心理咨询使人更加相信自我，而非更加迷信别人；

·心理咨询使人学会多听少言，而非少听多言。

心理咨询就是这样给人“登天的感觉”的。

欲知心理咨询何以达到这一切效果？且看后文分解。

心理咨询小知识：现代心理咨询是怎样兴起的

心理治疗的创立是19世纪的事情，但心理咨询的兴起却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开始的事情。它主要受了三股力量的推动：一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疗法”日益不满（如疗期过长，咨询关系完全像医患关系等）；二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职业咨询运动；三是人本主义思潮。

由于心理咨询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也日趋分化。概括说来，心理咨询主要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心理困惑与烦恼提供咨询，而心理治疗则主要为人们在人格、情绪和行为上的障碍及变态行为提供治疗。两者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却有着不同的专业评核和训练要求。

简单说来，心理治疗人员不但要有心理咨询的知识，也要具备系统的医学知识和经过专业训练；而心理咨询人员则不必专门获得医学方面的知识和训练。

哈佛大学心理咨询圣地：林登街5号

心理咨询的场所应给人以什么样的感觉？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章介绍了我的咨询室的布置及其寓意，希望它能对你有所启发，有所引导。因为在心理咨询当中，不仅包含着有声的交流，还包含着无声的交流。

——题记

剑桥市（Cambridge）的哈佛广场附近，有一条很短的街道——林登街（Linden Street）。这条街的5号，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层小楼，原来是用作学生宿舍的。但自20世纪70年代起，这里便成了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9]的所在地。

我曾在这里进行了两年的心理咨询实习。

林登街5号的小楼，一进门就是一间客厅，摆着几张19世纪样式的沙发和茶几。茶几上总是放着几本《时代周刊》（Times）、《新闻周刊》（Newsweek）等杂志及哈佛大学的校报Crimson。有时，还会放上几盒饼干，供来宾食用。

在客厅的一角，有一台电视机。电视机旁，放着这座房子里唯一一件引以为豪的物品——一把19世纪的哈佛大学座椅。

学生们来这里求询，都要先到这里登记，以便接待人员安排会面人员和时间。通常，接待人员都会问他们对将见的咨询人员有无什么特殊的要求，比如，是否要选一位女咨询人员，或是选一位少数民族或外籍咨询人员，或是选一位擅长某种特殊问题（如厌食症、同性恋等问题）的咨询人员。接待人员对待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他们要让学生一进门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在林登街5号，我们一概只做心理咨询，不做心理治疗[10]。

也就是说，学生凡有人格障碍（如自恋症）、情绪障碍（如抑郁症）或强迫意念（如恐人症）之类的问题，我们都会将他们引荐到哈佛大学校医院或其他有关的心理治疗诊所去接受治疗。

所以，我们这里只负责一般的心理与情绪问题的咨询。这通常包括对情感挫折、环境不适、人际关系不和、学习方法不当、自信心不足、婚姻冲突、厌食症、贪食症、同性恋等问题的咨询。凡是明显涉及带有病理基础的心理障碍的治疗，都不属我们的管辖范围。

除了为哈佛大学学生提供个别与团体咨询外，我们每学期还为学生举办各种心理咨询的讲座、报告会等。此外，我们还要为哈佛大学十来个学生自组的学生咨询热线[11]（其中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热线）提供专业指导。通常是每隔两三个星期，这些学生热线的咨询员就会跟我们的指导人员会面，讨论其咨询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或问题，接受我们的专业指导。

在林登街5号，我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咨询室。

我把它布置得很温馨，也很具艺术特色。我要让人们一进到我的屋子，就情绪放松，精神舒畅。这对于充分发挥心理咨询的暗示作用[12]十分重要。

走入我的咨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海的油画。

画面中，一边是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卷起无数浪花；另一边是平静的海岸，波光潋滟，水潮缓进缓退。在这动与静的对比当中，你顿时会体会到大海对于生活的启示。

这幅画不知从何时起就挂在了这里。虽然这间屋子曾几易其主，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这幅画留了下来。我很钦佩最初屋主的用心，他挂这幅画于屋中，就心理咨询对个人成长的象征意义来讲，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油画的下面，是一张大沙发，上面套了一个乳白色的沙发罩，给人以祥和宁静的感觉。大沙发斜对角是一张小沙发，也套着一个乳白色的沙发罩。两张沙发之间是一张小茶几，上面放着一盏台灯和一盒纸巾。

大沙发的另一角，是一个一米多高的书架，上面放了我的一些书籍。我把它们摆放得很整齐，也很有美感。书架的顶层摆了一盆吊兰，垂下来的绿丝覆盖了书架的一角，显得既有生机，又有艺术感。

大沙发的对面是我的办公桌，桌上整齐地摆着台历、文具和一座弗洛伊德的石雕像。伏案写作疲劳时，我时常会注视一会儿弗洛伊德的塑像。望着他那一脸沉思的样子，我总会感到有一股强劲的力量，在激励我不断地去探索人的心灵的无穷奥秘。

在两扇窗户之间的白墙上，我挂了一幅自己带来的中国国画。画中，两只小鸟栖在枝头，悠闲地聊着什么，也许其中一方正在给另一方做着心理咨询吧。

咨询室的地上铺着地毯，也是浅色的，使人感觉很温暖。咨询室每天都有专人来打扫卫生，以保持其整洁干净。

这就是我的咨询室：清净、和谐、温馨，阳光充足，有点儿艺术室的情调，却不过分夸张。这种宁静、祥和气氛的营造，对于心理咨询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作用。

我要让每一个进到我屋里的人，都能感觉到轻松和舒畅。特别是大海的寓意、吊兰的生机，还有小鸟的窃窃私语，曾屡屡成为我与来询者的谈论话题。

在这间屋子里，我总共接待了两百多个来访的学生。每接待一个学生，我都会感到一股莫名的期盼与兴奋；每送走一个学生，我也会感到自己的一部分随他而去。同时，我还感到他的一部分亦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在这不断的迎送当中，我感到自己的咨询技巧在成熟，自己的洞察力在提高，自己的人格也在完善。

在林登街5号的六百来个日日夜夜里，我认真记录了每一次咨询后的心得体会。我深切地感到，心理咨询本质上也是人类情感及心灵沟通的艺术。其中沟通与理解的技巧，高于心理咨询中任何其他技巧，而沟通与理解也正是使人感觉良好的源泉。

在林登街5号，我还与我的心理咨询督导[13]定期会面，讨论我的个案进展情况，并接受他的指导。在这当中，我也曾困惑过、顿悟过，有时还会与他发生激烈的争辩。但我必须承认，没有他的指导，我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心理咨询理解和操作上的巨大收获。

他时常像一位生活的智者那样，在三两句轻松的话语中，就能道出心理咨询乃至人性的许多深刻道理。每当遇到咨询中的难题时，我都会问自己：如果督导在这里，他会怎样处理？这个疑问推动着我不断地去思索、去领悟、去向他看齐。

林登街5号是哈佛广场附近一座很不起眼的旧房子。在众多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它显得矮小平庸、古老而不合时宜。然而，在我的心目中，它是那样独特，那样温馨。

就是在这座房子里，我领教了什么是心理咨询、什么是心灵沟通、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爱。

林登街5号，是我永久的智慧圣地。

心理咨询场所应给人以什么样的第一感觉

1994年7月16日，我终于来到了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发源地——维也纳。我特地去朝拜了位于上坡街（Berggasse St.）19号的弗洛伊德故居，领受了他那独有的魅力。

置身于弗洛伊德故居，我沉思良久，耳边一再响起他说过的一句名言：在这间屋子内，任何一样东西都具有象征意义。

的确，心理咨询场合下的交流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除了直接的言语和体语交流[14]之外，房间的布置、家具的颜色、画像的摆挂、阳光的投射等，都在传达着无声的信息。

心理咨询是心灵探索的历程，旨在使来询者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隐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反省自己的思想。所以，心理咨询场所的安排与布置，首先要给人以安全、祥和、舒适及充满生机的感觉。

心理咨询场所如何能为人创造一片心灵的净土

当一个人在饱受心灵创伤和精神折磨之后，他最需要的，就是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

心理咨询，就是要给人提供这样一片心灵的净土。其房间的布置，应该充分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让来者一进到屋内，就感觉放松、解脱，就想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不平与烦恼，就想不断地再回到这间屋子里来。

这就是心理咨询场所给人的暗示作用。

走进我的咨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大海的油画。它一边波涛汹涌，一边风平浪静，象征着生活的上下起伏，令人看了顿有一股沧桑感。其下面的大、小沙发斜角而置，令人在谈话中既可以直视对方，也可以侧视他方。

这对于心理咨询中的体语交流至为重要。

在我咨询室的茶几上，永远放着一个纸巾盒。这对于来询者在宣泄个人精神痛苦时，擦去可能流出的眼泪十分方便。它也可使来询者感受到咨询者无声的关切。沙发套与地毯颜色都是浅色的，浑然一体，也会使人放松情绪。书架顶上的吊兰，不仅是艺术的陈设，更是生机的象征。

在两个沙发中，我一般都请来询者坐在小沙发上，因为它正对着那幅小鸟对语的国画。我要让来询者在无意的注视中，一再领受到那画中体现出的祥和气氛。

凡此种种，都力图使来询者对我的咨询室产生特殊的印象和好感。

这即是我为来询者创造的一片“心灵净土”。

心理咨询室的布置应传达出什么信息

虽然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尽相同，其房屋布置也风格不一，但怎样才能使心理咨询室本身也传达出希望、祥和、生机勃勃及不屈不挠的信息，这是每个心理咨询人员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咨询室的布置对来询者的巨大暗示作用，它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间屋子里，任何一样东西都具有象征意义。”现在再来想弗洛伊德说过的这句话，该明白它的用意了吧？

心理咨询乃是全方位的信息交流。

心理咨询小知识：现代心理治疗是怎样兴起的

心理治疗，作为一种医疗手段是自古就有的，但人们普遍将“催眠疗法”的创立作为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始。

18世纪末，维也纳医生梅斯梅尔（Franz A.Mesmer，1734—1815）提出了“人体磁场学说”，并将催眠暗示作为其“磁疗”方法的核心手段。19世纪中叶，法国医生夏可（Jean M.Charcot，1825—1893）摒弃了梅斯梅尔的“人体磁场学说”，但保留了其催眠技术部分，并以此治愈了一些歇斯底里患者。再后来，弗洛伊德师从夏可，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创立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

从此，心理治疗作为一门独立的治疗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肯定和应用。

个案篇 我与来询者共同行走于心灵之巅

第1章 “我是全哈佛最自卑的人”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乎其出身，而在乎其所为。

——斯金纳

人是活在相互比较的感觉中的。这种比较既可以给人带来自信，也可能给人带来自卑。当它给人带来自卑时，负性的自我肖像会慢慢形成，久而久之，自我的形象开始歪曲，认知、情绪与行为开始失调。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与自己、与他人比较中寻找生命中的成功体验，只有这样，那些里程碑的事件才会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激励。在下面的咨询手记中，我帮助了一个被自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女学生重拾了自信心，这主要是因为她学会了在比较中获得真正的自我激励。

——题记

“我感到自己是全哈佛大学最自卑的人。”

这是丽莎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我细细地咀嚼着她这句话的意思，等待她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真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讲得清我此刻的心情。”丽莎接着对我说，“我的家乡在阿肯色州[15]，我是镇子里唯一来哈佛上学的人。当地的人都为我能来到这里上学而感到自豪，起初，我也十分庆幸自己能有这样的好际遇。但现在，我对自己的感觉越来越不好了，我真后悔到这里上学，我在别人最羡慕我的时候感到最自卑，我……”

说着，丽莎忍不住淌出泪来，她用手捂住脸，鼻子一抽一抽的。

我连忙给丽莎递上纸巾盒，轻声说道：“别着急，丽莎，慢慢讲。”

丽莎仍饮泣不止，双眉紧锁，一连抽用好几张纸巾。

趁这工夫，我仔细端详了丽莎。

她身材瘦小，穿着很宽松的T恤衫，显得有些发育不良似的。她的脸瘦长瘦长的，布满了粉刺。她的皮肤颇为粗糙，头发卷卷的，十分蓬乱，有些像中东人。她的神态显得很疲倦，眼圈略有些发黑，表明她连日来睡眠不足。

凭直觉，我感到丽莎是那种对自我十分敏感的人。

沉静了一会儿，丽莎不再哭泣。

她接着告诉我，她在哈佛大学待得很辛苦。上课听不懂，说话带口音，许多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她不知道，许多她知道的事情大家又都觉得好笑。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到哈佛大学来接受这一切羞辱。她好生怀念在家乡的日子，那里没有人会瞧不起她。

“我现在一想到家就想哭，”丽莎噘着嘴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啦，我从来没有这么自卑过，我真的想马上回到家乡去，可那里的人都羡慕我能到哈佛来上学。我写信给几个好朋友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可她们回信却说，在家乡的日子更无聊……”

丽莎感到无比地孤独与冲突，她不明白为什么昨日的风采竟会这样快地消失，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与哈佛大学格格不入，她不明白自己这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留与走的冲突情绪之中……

新生适应不良综合征

丽莎的表现是典型的“新生适应不良综合征[16]”。具体地说，她现已跨入了个人成长中的“新世纪”，可她对已经过去了的“旧世纪”仍恋恋不舍。

她对于生活的种种挑战，不是想方设法去加以适应，而是缩在一角，惊恐地望着它们，悲叹自己的无能与不幸。

她对于能来哈佛上学这一辉煌成就，已感到麻木。她的眼睛只盯着当前的困难与挫折，没有信心去再造一次人生的辉煌。

她习惯了做羊群里的骆驼，不甘心做骆驼群里的小羊。

她以高中生的心境和学习方法去应付大学生的学习要求，自然是格格不入。可她却抱残守缺，不知如何改变。

她因为自己来自小地方，说话土里土气，做事傻里傻气，就认定周围的人都在鄙视她、嫌弃她。可她没有意识到，正是她的自卑，才使周围人无法接近她、帮助她。

她生长在中南部地区，来东海岸的大城市波士顿[17]求学，面临的是一种乡镇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冲突[18]。她没有想到，哈佛对她来说，不仅是知识探索的殿堂，也是文化融合的熔炉。

她身材瘦小，长相平常，多年来唯一的精神补偿就是学习出色。可眼下，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林高手”们，她原先的优势已经显得少得可怜。

她已经相貌平平，现在在学习上又失去了优越感，她多年来的心理平衡点彻底被打破了，因而陷入空前的困惑。

她悲叹来哈佛求学是个错误。可她忘了，多年来，正是这个哈佛梦在支撑着她的精神。她虽然战胜了许多竞争者而进入哈佛大学求学，却在困难面前输给了自己的妄自菲薄。

她怨的全是别人，叹的都是自己。难怪她会在哈佛得到自卑的感觉。她只有摆脱往日光辉的“阴影”，全心投入“新世纪”的生活与奋斗当中，才能重新振作起来。

总而言之，丽莎的问题核心就在于：她往日的心理平衡已被彻底打破了，她需要在哈佛大学建立新的心理平衡。

可我希望丽莎能自己领悟到这一切，因为只有那样，丽莎才会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去改变当前的困境，发出一个强者的呼唤。

更重要的是，我坚信丽莎是有能力重新振作起来的。她曾经奋斗过、成功过、辉煌过、自信过，这都是她重新振作的最大资本和精神支柱。这说明，丽莎有过成功经历的体验，这对于她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极其有帮助。丽莎只是被一时的困难挫伤了锐气，击昏了头脑。待她清醒过来，她会重新激发出无限的能量，去战胜当前的困难。

然而，作为一个咨询者，我的任务不是去说教她，而是去启发她。我不指望给她办什么人生的讲座，而是希望协助她给自己办人生的讲座。

换言之，我不企图赐给丽莎克服困难的魔杖，而要帮助她重拾自己原有的克服困难的魔杖。总之，我的任务是使丽莎从当前的危机中看到生机，从黑暗中看到光明。

这便是我为丽莎做心理咨询的主导方针。

针对丽莎的心态，我采取了三个咨询步骤。

行动步骤一：宣泄不良情绪

第一个步骤是帮助丽莎宣泄[19]出她的不良情绪，调整她的心态，使她能够积极地面对新生活的挑战。

丽莎已经陷入了自卑的沼泽，认定自己是全哈佛最自卑的人。这表明，她过于夸大了自己精神痛苦的程度，看不到自己在新环境中的生存价值。因此，我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促使丽莎宣泄出内心的精神痛苦，并对此尽量表现出同感[20]与理解。

具体地说，我一再承认丽莎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她人生中前所未有的，所以她现在的情绪反应也是自然的。

“丽莎，你现在真是活得很辛苦，我非常理解你此刻的苦闷心情，我想如果我面临你现在的处境，我也会感觉很不好受的[21]。”这是我常用的一句话，也是我的由衷之言。

听了这句话，丽莎紧锁的眉头在渐渐地舒展。

同时，我还肯定了丽莎来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举动。“当一个人面临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时，他需要得到专业人员的帮助，以更快、更有效地摆脱精神压抑，重新振作起来……”

我如是说，丽莎不住地点头。

我还告诉丽莎，在哈佛大学适应不良，产生种种焦虑与自卑反应，这在哈佛大学新生中是十分普遍的，绝不止你丽莎一人。我讲了几个我所接手的个案实例给丽莎听[22]，她听得很入神，并一再表现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产生这种“原来许多人也同我一样啊”的平常感，对于丽莎不良情绪的宣泄十分重要。它使丽莎意识到，在哈佛，还有许多人也像她一样感到自卑，感到压抑。所以，她无须过于看重个人的精神痛苦，甚至被它淹没。

其实，大家都知道，人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都希望不单单是自己独有。这种不愿被隔离的心态在我们数百万年进化的集体潜意识[23]中，已被深深烙下。

为了强化丽莎的这一“平常感”和“不被隔离感”，我还向她讲述了我自己在初上大学时，也曾有过一段由峰顶跌入谷底的孤独经历。当时我也曾自卑自叹过，但我最终挺了过来。丽莎对我这一段经历十分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着，还问了许多问题。

渐渐地，她的头抬了起来，眉头不再那么紧锁着了，脸上开始绽出了笑容……

在这里，我运用了自我披露[24]的咨询技巧，为的是缩短我与丽莎之间的心理距离，增进了她对自我的信任及对咨询的信心。此外，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不在她面前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教诲她怎样克服当前的困难。

相反，我竭力让丽莎感到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相同的，使她确信自己也会有能力去克服当前的困难。我在她面前表现出这样的亲切感、平易感，为的是使她在不知不觉中重建自信心。

其实，人越是在比自己成熟或地位高的人面前获得尊重，就越容易消除个人的自卑感。这既是人际交往中的一个常规，也是许多心理咨询人员没有充分意识到的一个神秘武器。

行动步骤二：转移比较对象

在第二个步骤中，我竭力引导丽莎把比较的视野从别人身上转向自己。这是使她重建自信心的关键。

丽莎的自卑是在与同学相比中形成的，她感到自己处处都不如他人，事事都不顺心，她感到自己好像是天鹅群中的一只丑小鸭。的确，在来哈佛大学之前，丽莎的学习成绩从来没有低过B+，而现在，她最好的成绩也不过是B-。更可悲的是，丽莎已屡屡拿到D[25]段的成绩。

以前丽莎做作业，从来都是其他同学来向她请教，而现在，她却要经常向别人请教。由此，丽莎已经不再有当初那份引以为豪的自信。无论她怎样努力，都不能得到学习上的好成绩。时间投入的多少，已不再是她学习成绩好坏的决定因素了。

原先，丽莎一直是教师心目中的得意门生、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众人羡慕的对象。现如今，丽莎已成了班上最不起眼的人物。

丽莎在接到原来一位中学老师的来信时，大哭了一场。她给我看了那封信，其中讲到，直到现在，那些老师们还在议论她上哈佛大学的事情，并不断以她为榜样来鼓励其他学生……

可现在，竟没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记得她的名字。

这一系列的心理反差，使丽莎产生了自己是哈佛大学的多余之人的悲叹。她没有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心理反差，是因为以往在与同学的比较中，她获得的尽是自尊与自信，而现在与同学的比较中，她获得的尽是自卑与自怜。

丽莎不懂得在新的环境下，她要学会多与自己相比，而不仅是与周围的人相比。

这，即是丽莎的心结所在。

为了使丽莎改变比较的方式，重拾自信心，我找了一个适当的时机与她讨论了她现在心理反差的形成原因。

一次，在谈到我自己刚上大学一年级时的学习不适时，丽莎问我：“那你是怎样从当时的恶劣心境中挣脱出来的？”

“是我认识到我应该学会多与自己比较的那一刻。”我回答说。

“噢，你指的是什么？”丽莎不解地问我。

“因为我意识到，我不可能一下子赶上周围的人，”我解释说，“我越是与他人相比，就越感到灰心丧气。因为在我进步的同时，别人也在进步。所以无论我怎样努力，我总是与别人有一段距离。但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样，虽然与别人相比，我仍有一段距离，但与自己相比，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丽莎若有所思地望向我，眉头又紧锁起来。

接着，我又告诉她，在我当初感到最苦闷、最自卑的时候，有一位关心我的女同学曾鼓励我说：“晓东，你学习这样刻苦，比起别人来虽然显不出什么，但比起你自己来，你已经很了不起了。”

她的话，曾使我深受感动，也使我意识到：当我只想着与别人比较时，我永远会感到自卑，而当我想着与自己比较时，我才会感到自信。此时此刻，我需要学会与自己相比来维持自己的干劲。

我的这番话，立即引起了丽莎强烈的思想共鸣。

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诉说起来，说起她是怎样沉溺于同别人的比较，从来没有想过与自己比较。正因为如此，她才会感到自己是哈佛最自卑的人。而拿现在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她已经相当地坚强啦。所以，她应该使这种自卑与自信的比较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使她丧失自我的……

说着说着，丽莎的声音又开始哽咽起来。她说她好像从别人的眼里，看到一个可怜巴巴、愁眉苦脸的小女孩儿。她每天在哈佛校园里低着头走路，不敢与人打招呼，说话也有气无力的。她感到那个女孩儿真可怜，可那人竟是她自己！

丽莎又掩面抽泣起来，久久不能平息。

丽莎此时的哭，就好比一个饱受婚姻创伤的人，在最终获得离婚证那一刻的痛哭。这种哭，是健康的哭，是必要的哭，因为她需要在这一刻，将积压在心头许久的种种委屈和不快通通哭出来，让不尽的泪水，洗刷内心的种种委屈[26]。

在这里，丽莎哭得越痛快，与往事的告别就越彻底。

所以，丽莎此时的哭，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这表明她终于找回了自我的感觉，开始跟往事告别。丽莎需要迈出这艰难的一步，从原有的自我行为方式中挣脱出来，大胆地向前走，去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激励丽莎克服困难，接下来我又与她讨论了怎样辩证地看待当前的学习压力。我努力启发丽莎认识到，生活中的挫折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情，它也可使人更好地认识自我的不足，将外界的压力内化成对自我的激励。在与他人和自我的比较当中，扎扎实实地进行有效的努力，不断提高自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是得学会向自我挑战，向自卑挑战。”

丽莎最后如是说。

行动步骤三：采取具体行动

待丽莎的认识转变后，我开始执行第三个步骤，即帮助丽莎厘清学习中的具体困难，并制订相应的学习计划加以克服和改进。讨论中，我发现丽莎在写作、听课方法和时间安排上都有明显的问题。

针对丽莎的写作问题，我建议她到哈佛大学写作辅导中心[27]去接受指导，并就此与那里的负责人专门通了电话。我还要求丽莎在写任何写作作业之前，都先到写作辅导中心去找人商讨自己的写作大纲，以更符合大学生的作业要求。

针对丽莎的听课问题，我为她联络了由我们心理咨询中心组织的学生课外辅导服务，由高年级的同学为她在特定课程上的学习困难提供具体的辅导和帮助[28]。同时，我还跟她探讨了怎样加强同任课教师和助教的联络，以促使她积极地寻求他们的帮助，及时解决疑问，改变学习的被动局面。

针对丽莎时间控制上的问题，我与她一同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活动时间表，并监督她加以执行。我们还保持每周会面一次，及时交流她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新情况。丽莎虽然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但此时此刻，她需要有人推她一把。

针对丽莎的寂寞感，我介绍她参加了一个哈佛本科生组织的学生电话热线[29]活动。在那里，丽莎不仅帮助了其他同学克服他们在哈佛的学习和生活困难，也结交到了不少新的知心朋友。更重要的是，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丽莎重新感到自信心在增长，感到哈佛大学需要她！

丽莎的进步是飞快的。短短的两个月内，她好像完全变了个人，不再郁郁寡欢，嘴角上时常挂着微笑。

丽莎不再为学习落后苦恼，而是想方设法改进学习方法，主动寻求必要的辅导。她也不再感到孤独，一天到晚想着给家人打电话诉苦。她开始有了新的朋友圈子，并跟他们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络。

丽莎开始真正喜欢哈佛大学了，她为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

丽莎已经真正步入了个人生活的“新世纪”，不再依恋于往日的辉煌。虽然丽莎还会与同学比较，但她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消极地看待自己。她越来越把这种差距当作自信的动力，而不是自卑的源泉。

在这两个多月当中，我分享了丽莎的苦与乐、悲与欢。我感到自己也随着丽莎在成长、在飞跃。我为自己能够帮助丽莎从自卑的旋涡中爬出来，去拥抱自信的阳光而感到无比欣慰。

表面上，我没有对丽莎做过任何单纯的说教，也没有给她过多的指点迷津，但我所有的提问与分析都无时无刻不在启发、推动她说出我内心想让她说出的话。

这，即是心理咨询的艺术！

个案分析

1.我为丽莎做心理咨询的“前奏曲”——不良情绪的宣泄

心理咨询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提高人的自信心。

所谓提高自信心，就是使人通过改变对不利环境的认识，来增强对自我的良好感觉。自卑，就好比是人情绪中的流感。人的体质越好，就越不容易受到流感的侵袭。同样，人的情绪自控能力越强，也就越不容易染上这种情绪流感，陷入自卑的沼泽。

由此，人对自卑的抵抗力也得益于对逆境的不断适应。

在本个案的咨询过程中，我首先帮助丽莎宣泄掉她入哈佛大学以来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并通过运用聆听[30]、贯注[31]、沉默[32]和自我披露等咨询技巧来传达我对她的同感，使她对我的咨询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与信任。

特别是我与她分享自己初上大学时的挫折经历及其感受，更缩短了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的缩短为她的自我反省奠定了基础。

这些沟通努力即是我为她做心理咨询的“前奏曲”。

2.情通了，理才能顺——解读“情绪优先”的脑机制

在我十多年来对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综合研究[33]中，深深地认识到了情绪和理性思考之间的内在关系。

当一个人被痛苦、愤怒、自责、内疚等负性情绪包围，不能自拔的时候。大脑黑匣子里，与情绪发生密切关联的杏仁核[34]会被强烈、持久地负性激活，而这种激活会使主管理性思考的大脑皮层受到极大的抑制。这就是大脑情绪优先的原则。

在丽莎的个案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她被压抑的那种无助、失望、痛苦的感觉。如果对她的这种情绪置之不理，直接对她接下来怎么做进行一二三步骤式的指点，往往会事倍而功半。因为她的情绪依然会缠绕着她，理性的思考程度会趋于低迷。这时候，外界的建议只是一种强加，难以被她接受、内化并指导自己的行为。

而当我疏通接纳了她的负性情绪，使她大脑中小小的杏仁核趋于相对平静的时候，大脑理性反思的功能才能得以很好地发挥。当时我接下来做的几个步骤也证明了咨询的科学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情达理”的科学所在。

3.我为丽莎做心理咨询的“主旋律”——自卑与超越

丽莎面对新环境下的学习挑战和文化冲突，不能及时调整自我、改变学习方法，这使她对哈佛大学倍感不适。更可悲的是，以前她与同学相比获得的尽是自信，可眼下与同学相比获得的尽是自卑。这样强烈的心理落差，使丽莎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做才能化解当前的危机。

此时欲重振丽莎的自信心，首先要做的就是使她改变认识问题的方法，即不再把与同学相比作为衡量自信心的唯一标准，而是学会多与自己比较来获取自信心。

在为丽莎咨询的过程中，我基本采取了“现实疗法”（Reality Therapy）[35]的方法。该疗法认为，人的心理失衡与障碍表现皆由不能在当前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承担责任而造成。

丽莎的心理失衡，主要表现在她不能接受在哈佛大学的失败及个人的失宠这些事实上。在以往的学习经历中，她得到的尽是关爱的满足与成功的认同。但是自从到哈佛以来，她接受的却尽是爱的失望与失败的认同。

丽莎不能立即接受这样巨大的落差，产生了种种自艾自怜、自卑自弃的心理反应。在这里，我也要帮助她消除其思想中的逃避现实与不负责任的想法，寻找新的成功认同经历，以建立一个新的心理平衡点，增强她的自主自立能力。

为了帮助她寻求成功认同经历的体验，我与丽莎就学习上的具体困难商定了一系列解决措施。这不光推动了她改变原有的学习方法，适应大学的学习要求，也推动了她在具体克服困难中提高自己的应变能力。

特别是我推荐她去参加哈佛本科生自组的电话热线活动，使她看到了许多人也都像她一样地在挣扎、在苦闷。与他们分享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促进丽莎自我的转变。由此，她也增强了自己对哈佛的归属感，结交到了新的朋友，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是促使她情绪转变的另一重要步骤。

丽莎只有感到哈佛需要她，才会使她获得“成功的认同”感，从而走出自我的孤独和苦闷。

丽莎从自卑自怜中走出来的过程，就是她感觉在登天的过程。

这些具体步骤就是我为她做心理咨询的“主旋律”。

4.适应与挑战——脑“黑匣子”里的微妙平衡

脑科学研究证明，一方面大脑黑匣子里具有熟悉、依赖、安全性的生存定向；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未知、接受挑战、不断适应与发展的定向。当一个人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他所习惯的、让他感到安全的东西会大量减少；而陌生的、需要积极探索以求得新的适应的东西会急剧增加。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每个个体都面临着如何适应的问题。

个案中的来询者丽莎，她所熟知的地缘文化，给过她强有力支持的家庭、老师和朋友都变得遥远。她心理的安全感被大大降低，从而导致她的失落、无助，产生了放弃的念头。如果她一直深陷下去，大脑的积极探索、不断适应的功能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当她走进咨询室时，我看到了她内心深处想让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渴望。于是，我就从自身的经历去引发她对目前困境的“平常心”看待，帮助她理解困难存在的合理性与暂时性。与此同时，引导她去思考如何尽快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途径和方法。

二十多年来，脑科学长足的发展使我对心理咨询与脑神经科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而全面的理解。在咨询中，我们要高效提升来询者的社会适应性，就需要理解大脑的两大内在需求的不可或缺性，并找到其中的平衡点。

5.心理咨询如何使丽莎产生了一个思想飞跃——横看成岭侧成峰

上面的努力，都是在帮助丽莎改变她的思想方法。

在为丽莎咨询中，我大可以给她办一次人生的讲座，讲一番怎样从困难中看到希望、从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大道理。但我没有那么做，而是通过不断地启发和诱导，来促使丽莎自己认识这些人生的道理。我这样做，是要让她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去认识、克服自己面临的困难。

在这一过程中，我宁肯多花些时间去启发她说出我想让她说出的话，也不愿直截了当地告诉她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我坚信丽莎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人。而当丽莎懂得与自我相比的意义时，她也就不再有自卑的压力了。

更重要的是，丽莎学会了用与自我相比中获取的自信，来平衡与他人相比中所获得的自卑。

如此看问题，丽莎的坏心情就得到了根本的转变，而心情的转变通常是由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获得的。

就是这种于人于己的转换对比使丽莎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中的沟通需要注意什么

在以上个案的处理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两点：

其一，先让人讲话。

在心理咨询的开始，咨询者很容易出现这样的误差：一上来就急于劝说教导来询者。那么做，常会使来询者感到恼火和失望，觉得你根本不懂得怎样理解他、尊重他。你尚未给人家倾诉的机会，也没有了解到他的烦恼和苦衷，怎么可以获得他对你的信赖呢？而人在未宣泄掉自己的恶劣情绪之前，是难以与人深入沟通的，这实在是人之常情啊。

在本咨询中，如果丽莎一来找我，我就与她就事论事，谈论学习的具体困难及其解决方法，她肯定是听不进去的。因为，她还没有宣泄掉自己的坏情绪。

丽莎自来到哈佛之后，受了许多委屈，一直没有机会把它们宣泄出来，其本身就是一个心理障碍。所以，对于丽莎的情绪转变，首先就要给她足够的讲话机会，然后再谈学习计划。那样才可以获得水到渠成之效。

心理咨询要懂得运用这样的聆听技巧。

其二，先共鸣，后行动。

心理咨询的行动是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上的，而沟通之目的就是要建立心灵共鸣。有了这样的共鸣，来询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执行自己与咨询者商定的行动计划。

在为丽莎咨询中，我通过与她分享我个人初上大学不适应的经历，及给她讲述其他哈佛学生的类似困难，使丽莎与我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同感共鸣，而她也就不再把自己看得那么与众不同了。

这一共鸣极大地激发了她改变自我的决心和信心，为她后来的行为转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介绍她参加哈佛大学的学生咨询组织，也使她有机会了解到她面临的困难的普遍性，而为其他同学做咨询，更强化了她的这种共鸣基础。

我们可以将这一共鸣过程，看作咨询者与来询者达到的一种心灵上的“和声”。

心理咨询过程中要不断有这样的“和声”。

最后，对任何学习不适的心理咨询，都要伴有具体的措施来增强其效果。空谈问题不谈情绪，会给人以冷冰冰的感觉；空谈情绪不谈问题，又会使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两者应当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不仅是心理咨询的技巧，更是人之相互安慰的智慧。

人之自卑和自信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里我想强调，自卑与自信是人性格中的两面，相互排斥却又相互依赖，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人徒有自信而无自卑，会变得忘乎所以，飘飘其然；人唯有自卑而无自信，会变得缩手缩脚，一事无成。

所以，当一个人在与人比较中尽获自信时，他要学会与自己比较来获得自谦；而当他在与人比较中尽获自卑时，他也要学会与自己比较来获得自信。自信与自卑是人自我感觉的天平，其操作的原则是平衡产生美。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周期应有多长

一个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周期应有多长？这不仅因人而异，也随不同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流派的要求而不同。弗洛伊德在最初创立“精神分析”时，平均每个患者要持续见面一年以上，每周会面五次，每次会面一个小时。这样长期的治疗，是很少有人能在时间和财力上承受得起的。所以，后人一直想方设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的疗效。

目前在美国，五次以下的会面一般被称为短期治疗，十五次以上的会面一般被称为长期治疗。

第2章 “我对姐姐怀有深深的内疚”

一个人特异行为的背后，必定在潜意识里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迷。

——弗洛伊德

凭经验办事，可谓心理咨询之大忌。它使咨询者在没有充分了解来询者的实情下，就按直觉判断。到头来陷入主观武断，给来询者帮倒忙。在以下的手记中，我领教了它对咨询者的危害，从而变得更加善于挖掘人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

——题记

莫妮卡静静地坐在我面前，一脸的忧伤。

莫妮卡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是西班牙裔美国人，性情活泼，说话很有条理，也显得很有主见。

她来找我咨询是否应从哈佛大学转学，这使我深感意外。

莫妮卡来自纽约州中部的一个小城镇，父母都在银行里工作。她自小学习成绩不错，很受老师喜爱。她还有着西班牙人那种热情奔放的性格，善于交际。从小到大，莫妮卡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还曾出任过学校篮球队拉拉队的队长[36]。

入学哈佛之后，她同时参加了三个俱乐部的活动，还是其中一个俱乐部的副主席。她谈话时那副真诚的样子，也深得我的好感。

但莫妮卡告诉我，她在哈佛大学并不开心。

莫妮卡说她不开心的主要原因是学习吃力，成绩不尽如人意。刚入哈佛大学时，她对自己的学习落后并未在意，以为这只是暂时现象。但后来，无论她怎样下功夫，都赶不上学习进度的要求，往往是上一堂课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新一堂课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此连续不断的消化不良，莫妮卡说她已经无法应付这日益沉重的学习压力了。

“我总不能一天到晚都待在宿舍或图书馆里吧，那不符合我的本性，也无益于我的健康。”莫妮卡抱怨说。

莫妮卡还说，她是那种玩起来就没边儿的女孩子，她喜欢与人交往，特别喜欢有男孩子约会她。她是在颂扬声中长大的，不能没有人喜欢她。而在哈佛大学，她得不到这份自尊心的满足。她形容哈佛大学的学生个个都鼻孔朝天长，全无她家乡人的那种质朴和亲和……

前思后想之后，莫妮卡打算从哈佛大学转到纽约州一所一般的大学去继续学业。她将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莫妮卡是其父母两个家族中第一个上哈佛大学的人，也圆了她父亲当初未能上“常春藤”大学[37]的梦。所以，无论她怎么讲，莫妮卡父亲都是一句话：“莫妮卡，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你一定要在哈佛待下去。”

无奈之中，莫妮卡来到我们这里求询，决定她在哈佛到底该怎么办。

过去的一切是忘不掉的

听完莫妮卡的叙述，我感到很有信心帮助她克服当前的学习困难，并约定每周见面一次，先安排五次会面。

最初两次会面，我除了认真听莫妮卡诉苦之外，还与她讨论了她学习落后的具体原因。我很快发现，莫妮卡的时间安排很不合理。她往往把每天最精华时间放在课外活动上，把最差的时间留给学习。比如，莫妮卡白天上完课之后，总要约见几个朋友，或是参加俱乐部的什么活动，直到晚上才开始做当天的功课。另外，只要有人来请莫妮卡参加什么集会、约会等，她也是有请必应。

难怪莫妮卡的学习会这么被动，我心想，她从未认真学习过。

莫妮卡还抱怨说她的作业总做不好，得不到理想的成绩。每次做作业时，她总是盯着计算机发呆，半天都打不出一行字来。莫妮卡随口提到，她在家中有一个孪生姐姐，名叫卡罗琳。以前做作业通常是两个人一起做的，这使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没有卡罗琳在身旁，莫妮卡就做不下去作业……

针对莫妮卡的这一系列问题，我帮她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我要求她每天在一定时间内，先完成当天的作业及其他功课要求，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为监督莫妮卡按时完成这一学习计划，我与她约定，每隔一天我就会给她打个电话，了解她的进展情况并给予必要的指导。同时，我也要求她到哈佛大学写作中心去求助，让那里的人帮助她提高写作技巧。

我反复对莫妮卡讲：“我相信你完全有能力克服当前的困难，改变你学习落后的局面，你肯定会在哈佛成功的。”

为了激励莫妮卡，我也向她讲述了我初上大学时学习不适应的经历。我特别强调说，由于我的不懈努力，我最后终于赶上了班上的同学。

莫妮卡听完我的故事，好奇地问我：“你在那段时间内，有没有想过要转学或休学呢？”

“没有啊。”我机械地答道，心里很奇怪她为什么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莫妮卡沉吟了一下说：“我真佩服你当时能够坚持下来，没有想到转学或休学什么的。”

“我能，你也能的！”

我坚定地回答说。我心想，我这样鼓励莫妮卡，一定会令她振奋不少。不想，莫妮卡只是噘了噘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我当时感到很失望。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内，莫妮卡既没有按约来见我，也不给我回电话，尽管我曾三次给她打电话，并都留言请她给我回话。我不明白莫妮卡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带着这些疑问，我去见督导，让他听我们谈话的录音[38]，商讨下一步的决策。

没想到，在向督导汇报我的咨询过程时，我与督导竟争执了起来，因为我们在对莫妮卡咨询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在我的计划中，我想竭力帮助莫妮卡渡过当前的难关，扭转学习的被动局面，以让她顺利完成在哈佛大学的学业，而不是用从哈佛转学的办法来逃避当前的困难。

督导却指责我这样做是在增加莫妮卡的心理负担，是在抑制她自主能力的发展，是在阻止她独立决策哈佛大学的去留问题。由此，我们激烈地争执起来。

“那么，你认为究竟怎样做才能帮助莫妮卡呢？”督导问我。

“我以为，首先要帮助莫妮卡认清当前学习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看一看自己有多大能力加以克服，然后再考虑哈佛的去留问题。”我认真地回答说。

“那你在主观上等于替莫妮卡做了主，也就是留在哈佛。所以在你的咨询中，你没有跟她认真探讨在哈佛的感觉如何，而是直接讨论了她的具体学习困难和解决方法。你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暗示莫妮卡留下来。”督导不客气地指责我说。

“嗯，就算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妥的呢？每一个能来哈佛求学的人，都是很不容易的呀。作为咨询人员，我们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完成在哈佛的学业，而这首先就是要帮助他们建立必胜的信念……”我争辩道。

“错啦，”督导又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你知道吗，不是每一个来哈佛大学求学的人都愿意在这里待下去，也不是每个从哈佛大学转学或退学的举动都是无能的表现。”

望着我一脸的困惑，督导又补充说：“我发现在你的咨询态度中有严重的反移情倾向[39]，因为你自己从中国来到哈佛大学学习，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但你不能把自己对哈佛的珍视强加在别人身上，你没有权利那么做……”

“我没有任何强加于人的意思，”我生气地打断督导的话，“我只是想帮助莫妮卡慎重地做出生活的抉择，这样，她日后就不会诅咒我帮她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在发颤，脸在发烧。

见此，督导缓了缓语气说：“请原谅我刚才说话有些生硬，但你没有与莫妮卡认真谈她在哈佛大学的感觉如何，怎么就知道她没有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我开始感到督导说的话不无道理。

“还有，你知道莫妮卡为什么会在听你讲完你上大学的困难经历后，问你有没有动过转学或退学的念头吗？”

“我想她是好奇吧？”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错啦！这还不清楚吗？莫妮卡本意还是想从哈佛转学的。所以，她也想知道你当初有没有这个念头。而事实上，她是想从你口中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不然她为什么要问你这个问题呢？”

我望着督导，没有作答。

“还有，你知道莫妮卡为什么这两个星期不来见你吗？”

“是啊，我也挺奇怪的。”我轻声回答说。

“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是典型的阻抗[40]表现。莫妮卡不愿再来见你，说明你们之间缺乏共同语言，也说明你帮她设计的学习计划可能太主观了……”

督导说话的口气又开始生硬起来。

“这个我能理解，也许我说话的口吻有些像她的父母，所以使她不愿再来见我……”我开始反省自己。

“何止于此，”督导又打断我的话，“以我的感觉，莫妮卡不来见你，实际上是在发泄对她父亲的不满。因为你们都在压制她的自主决策。所以，她把你们都看成一样的啦。”

督导摸了一把下巴接着说：“也许莫妮卡从哈佛转学是一件好事呢，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真正做一回自己命运的主人。”

“难道做命运的主人就非得从哈佛转学不可？”我仍不甘心地问。

“难道留在哈佛就一定对莫妮卡有好处吗？”督导也不甘示弱，“你想想，我们心理咨询的宗旨不是替人决策，而是助人自助嘛。”

我无言以对。

与督导的争执使我陷入了空前的困惑。

连日来，我耳边一直回响着与督导的那场激辩。难道我不该帮助莫妮卡珍惜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机会吗？难道我这样做是在给莫妮卡帮倒忙吗？难道我真是在强加于人吗？

我感到我与督导在咨询观念上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41]。

出乎意料的是，莫妮卡三天后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她想次日来见我。我答应了她，想知道她为什么忽然又想来见我。

第二天，她按时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定之后，她就向我道歉说前些日子太忙了，没有给我回电话，还说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哈佛，完成在这里的学业。

如果她早几天来讲这一番话给我听，我会为她的决定而高兴万分的。但想着四天前与督导的争论，我疑惑地问她：“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

“是啊。”她一脸诚恳地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要过两个星期才来告诉我呢？”我接着问。

不想这一问，莫妮卡竟半天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儿，莫妮卡告诉我，今天来见我其实是奉她父亲的指令。因为当他得知莫妮卡还是执意要从哈佛转学时，就专门从纽约州赶到波士顿来劝她。谈话中，他得知我为莫妮卡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后，大表赞赏，并要求她积极配合我的计划……

至此，我才明白督导的估计没有错。留在哈佛的确不是莫妮卡的本意，而是家庭的压力所致，不然她是不会这么委屈的。

我曾试图让莫妮卡讲出她不愿留在哈佛的真实原因，可她却总是说，她不愿再让父母失望了。

莫妮卡想离开哈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疑惑不已。

我把与莫妮卡这次见面的情况汇报给了督导。听完之后，他问我：“好，你觉得现在该做什么？”

“鼓励她多讲心里话，不要再给她任何压力。”我回答说。

“对啦，”督导使劲地点点头说，“不要急着与她谈哈佛的去留问题，而是多谈她的成长经历，让她自然地做出下一步的抉择，而不要勉强她。她需要通过这件事情成熟起来，增强自主能力。”

另外，督导还提醒我多与莫妮卡探讨她与孪生姐姐卡罗琳的关系，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就这样，我恢复了与莫妮卡的定期会面，但我不再要求她执行以前订的那个学习计划。遵照督导的提醒，我们谈了许多莫妮卡的成长经历以及她与卡罗琳的关系，结果发现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线索。

原来，莫妮卡和卡罗琳这对孪生姐妹，从小到大都是一起活动的。不幸的是，卡罗琳在十四岁那年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她的脊椎骨因此受伤，此后只能坐轮椅活动。此后，莫妮卡每天都尽可能给姐姐补课，使她开心。

卡罗琳后来虽然复了学，但学习成绩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出色了。高中毕业后，她只上了附近的一所社区大学。莫妮卡对此一直深感不安。

因为，莫妮卡本该是那次交通事故的受害者。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莫妮卡上初三时新交了一个男友，并十分喜欢他。一天，那个男孩子骑着摩托车来找莫妮卡，说是晚上要带她出去看电影，莫妮卡当即答应了他。

可是到了晚上，莫妮卡突然身感不适，有点儿不想去了，但又怕扫了那个男孩子的兴，感到左右为难。想来想去，她决定去求姐姐代她赴约，反正她们两姐妹以前经常玩这种替代的把戏。姐姐起初不大情愿，但经不住莫妮卡的恳求，就答应了她。

不想，那个男孩儿在路上违章行驶，与另一辆小轿车相撞，卡罗琳被抛了出去，脊椎受伤，终身致残。

莫妮卡对此事件深感内疚，认为是自己害了姐姐一生。她感到自己欠了姐姐一辈子的情。

莫妮卡想永远伴随在姐姐身旁，一生不分离。

……

莫妮卡在给我讲这一段痛苦经历时，泣不成声。

更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她不能看到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的辉煌，而姐姐的生活却是那样的暗淡。她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自私，也深恨自己择友不慎，使姐姐倒了大霉。她宁可自己终身致残，由姐姐来照顾自己，也不愿面对现在的局面。

总之，莫妮卡摆脱不了内疚对她精神的痛苦折磨。

听了这番话，我发现自己开始时的确是听得太少了。这样重要的情况都不了解，怎么可以帮得了莫妮卡决定她的生活去向呢？

同时，我开始佩服督导敏锐的观察力。看来，莫妮卡对姐姐的负罪感才是影响她学习情绪并打算从哈佛转学的潜在原因。而她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实际上也是为了转移她内心的痛苦，或是为从哈佛转学找到借口……

我恍然大悟。我觉得好像是把一盘散片拼出了图案那样地豁然开朗。同时，我也为自己最初的简单行事感到惭愧。我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愿望去揣摩莫妮卡的心理，没有充分挖掘表象背后的玄机，当然不会与她产生思想共鸣了。

我感到自己表现得多么傻帽儿。

莫妮卡向我讲出了她想从哈佛转学的潜在原因后，内心平静了许多。在以后的会面中，她不再失约。

莫妮卡告诉我，她之所以前些日子不愿再来见我，是因为我为她制订了一个令她一看就头疼的学习计划。这使她更加心烦意乱，也不想接听我的电话……

莫妮卡的话使我感到阵阵脸红。

的确，过去的一个多月里，我在无形中给莫妮卡增添了新的心理压力，使她透不过气来。而我还自以为是在帮她的大忙。我未尽听而先足言，势必会以己度人。这使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一天，我在北京的一家小餐馆吃饭。在我叫菜不久，两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坐下，叫上两瓶啤酒，一盘冷拼。其中一人开口说道：“那丫的[42]，居然敢不理我，去找别人。哼，也不看看咱是谁……”

没等他说完话，旁边的那个小伙子便插嘴道：“哥们儿你也是条汉子，这么提不起、放不下的。她丫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竟敢甩了你。像你这样的帅哥儿，还怕找不到比她更好的，真是活见鬼了……”

他们那边儿讲话，我这边儿全听到了。

我注意到，那个劝慰的小伙子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说，而失恋的那位一直没吭声儿，只是在一个劲儿地喝闷酒。我当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去美国学习了咨询心理学，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位劝慰的小伙子当时根本就不该多讲话，而是应该多听话才对。说话，正是那位失恋小伙子当时最想做的事情。

因为宣泄不良情绪是任何形式咨询的首要任务。

听，是善意的表示，是虚心的象征，更是建立同感的基础。听，要求你诚心诚意地出租你的耳朵[43]，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讲话，不要随意加以打断，更不要就对方的讲话妄加评论。所以，不善聆听的人是做不好心理咨询的。

我的导师还时常教导我们：“去认真地听别人讲话吧，干这行的人最大的奖励，就是别人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听者。”由此，当别人来找你倾诉某种心灵痛苦时，你首先想到的，不是去竭力阻止他接着讲，而是让他讲下去，把话讲完。

这是情绪宣泄的必要步骤。

由此，我不再主动与莫妮卡谈她在哈佛大学的去留问题，而是着重谈她对家庭，特别是对姐姐的特殊感情及她在哈佛大学的生活情况。

奇怪的是，我越是回避莫妮卡在哈佛大学的去留问题，她反倒越主动地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两人好似在玩捉迷藏。先是她藏我捉，后是我藏她捉。现在，她已好几次问我为什么不关心她在哈佛大学的学习了。我则回答说，我想对她的过去增强了解，以摆脱我思想中的主观意念。

有一次她来见我，告诉我她有一门课的考试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立即祝贺了她，并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好成绩。她告诉我，她近来心情感觉没以前那么沉重了。

“你说自己近来感觉轻松了许多，指的是什么？”我问。

“我感到没有人再逼我什么啦，所以心情就没有那么沉重了。”莫妮卡答道。

“请你说得再具体一些，好吗？”我又说。

莫妮卡侧头理了理搭在额前的头发说：“嗯，以前我爸爸总在逼我去努力学习，可他从不关心我的感觉怎么样。而来到这里，你最初讲的话与我爸的话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我很不开心，也不愿再来见你。”

“这个我理解。我也很抱歉当初使你失望了。那么，又是什么使你转变态度的呢？”我再问。

“是卡罗琳，”她面露欣慰的神色，“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内心痛苦完全讲给她听，让她了解。但自从来这里与你谈了我的许多内心感受后，我意识到，我最该交流心思的人，其实是卡罗琳。所以，我上个周末与她通了电话，谈了好几个大半夜。我把对她的思念和负疚心情全都讲了出来。我们两个人都哭了。”

说到这里，莫妮卡忍不住又哭泣起来，随手抽出了一张纸巾。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卡罗琳说，那次交通事故后，在很长时间内，她一直在埋怨我。特别是当她看见那个男孩子又骑着摩托载着其他女孩子兜风时，就更受刺激了。但现在，她的心情平静多了，因为有我理解她。卡罗琳还说，她也一直盼望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与我谈一谈她内心的不平。与爸爸妈妈谈此事时，他们总是让卡罗琳尽快忘掉过去的一切。这怎么可能呢？过去的一切是忘不掉的啊，只有谈清楚了，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所以，她很高兴我给她打了那个电话，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心，才能彼此相通……”

“过去的事情是忘不掉的，只有谈清楚了，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你姐姐讲得真是好啊！”我深有感触地说。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何尝不珍惜在哈佛大学的学习机会，这是我们全家人的梦想。但我忍受不了自己每天见不到卡罗琳的痛苦，更不能忍受是自己剥夺了她一生的幸福。要是那一天我自己去赴约，今天坐在这里与你谈话的，也许就是卡罗琳了。”说到这里，她的眼睛又湿润了。

我也跟着叹了口气。

这时，莫妮卡抬眼望见了对面的那幅中国画，出神地说：“你知道吗，我每次看见这幅画中那两只小鸟，都会不由得想起卡罗琳来。我就像其中的一只鸟，无论飞到哪里，都会感到孤独，因为我与卡罗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也向卡罗琳讲了我的这一感受。”

“那卡罗琳怎么说？”我问。

“她说她没想到我到现在还感到这么深的内疚，并准备为她做出牺牲，离开哈佛。她说她很感谢我有这份心思，但她不需要我怜悯她，更不愿意我为她牺牲，离开哈佛。她答应我，如果我把哈佛大学读下来，她也一定会把那所社区大学读下来。姐姐还说，无论我飞到哪里，她的心都会与我同在的。”

说到这里，莫妮卡失声痛哭起来，久久不能平复。

但我心里知道，她此时的哭，乃是健康的哭，是正常的情绪宣泄。她不仅在为卡罗琳哭，也是在哭她自己。

是啊，如果没有那一场交通事故，他们这一家人，该是多么幸福！

莫妮卡早就需要这样痛哭一场了。

莫妮卡，你把内心的委屈与痛苦，全都哭出来吧。可惜的是，在此以前，一直没有人能够给你这样一个机会去痛快地哭一场！

在这哭声中，我隐隐地感到，莫妮卡已经决定留下来了。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她自己做出的决定，而非顺从了任何他人的旨意。莫妮卡需要做一回自己命运的主人！

果然，莫妮卡最终表示要真心留下来了。因为她与姐姐有了感情的沟通，有了心灵的默契。

姐姐也要她留下来！

此后，我和莫妮卡又见了两次面，只谈了一些具体的学习技巧问题。在这方面，莫妮卡的悟性很高，也能很好地调整自我。说到底，她的学习困难只是一种假象，她对卡罗琳的负疚心理才是问题的实质。

最后一次见面，莫妮卡送了我一张感谢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感谢你的理解）。

读着她的卡，我明白了，这句话包含了莫妮卡想对我说的一切。

我对莫妮卡说：“我觉得，我对你理解得还很不够。”

“刚开始是这样的，”她微笑着答道，“但后来你做得非常好。我特别感激你不再主动与我提哈佛的去留问题，一切由我自己决定。最重要的是，你懂得启发我，让我自己去想明白我最初要从哈佛转学的根本原因。我还尤其感激，你的咨询促使我和姐姐沟通了心灵，分担了彼此的痛苦，也共同获得了心理平衡。你一再与我谈论过去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在帮助我下决心去跟卡罗琳做那次倾心的交谈。”

“真的？”我不相信自己的“不谈策略”反倒使莫妮卡下决心留下来。于是我开玩笑说：“那我岂不成了魔术师？”

“你真是这样的。”莫妮卡一脸认真地说。

后来，我拿着感谢卡去见督导，谈了莫妮卡说我变成魔术师的评论。

督导听完也笑了，连连称赞我后来处理得很好。

我对他说：“在我们中国文化中，很强调阴阳的平衡。我发现，在心理咨询当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阴阳平衡的现象。当你硬要一个人做什么事时，他也许不会真心去做。而当你不再给他压力时，他反而可能会去做那件事。所以心理咨询就是要以‘静’促‘动’，以‘无为’带来‘有为’。”

督导忙说：“对对，你的这一观察非常有道理。其实，我以前也读过老子的《道德经》。现在想来，这种‘无为’和‘有为’的相互转化，不就是在变魔术嘛！”

做心理咨询，也好似在耍阴阳平衡的魔术。这个总结，实在是太妙啦！

个案分析

1.为莫妮卡做心理咨询使我吸取了什么教训——经验主义的陷阱

我为莫妮卡做心理咨询简直有些像在玩捉迷藏。

起初，我“捉”不到她，是因为我完全凭经验办事，结果倒成了与她父亲“结盟”，敦促她留在哈佛。后来，莫妮卡又“捉”不到我，因为我不再主动与她谈论哈佛的去留问题，这在无形中，推动了她去与卡罗琳谈论这一问题。这样做，她也就不再被动地依靠他人的帮助决定这个问题，而是通过跟姐姐取得沟通，自己看清了是否应留在哈佛。

这样一来，我由“我进彼退”到“我退彼进”，不光使莫妮卡解脱了长久以来的心理负担，最终做出了令大家都满意的决定，也使我自己对心理咨询的实质有了更深的领悟，即心理咨询中，也包含着虚实的互补和阴阳的平衡。

最初为莫妮卡咨询，我只是简单地根据自己以往的生活经历和咨询经验，为她制订了一个十分周密的学习计划。但是，那时我尚未弄清莫妮卡问题的根本原因，再周密可行的学习计划，也无法解除莫妮卡的心结，难怪她看了就感到头痛。这都是因为我急于想使莫妮卡在哈佛取得成功，不忍心看到她就这么从哈佛转走。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对于莫妮卡来说，她越是在哈佛成功，就越会感到有愧于卡罗琳。

此外，我还没有与莫妮卡认真讨论哈佛去留问题的缘由，就直接讲怎样帮她克服在哈佛的学习困难。这种做法，确实是有些在替莫妮卡当家做主了，无形中增加了她的心理负担。可悲的是，我开始时，对此毫无察觉，难怪督导会与我那样激烈地争执。

这都是经验主义给我的教训。

2.我为莫妮卡做心理咨询，柳暗花明的因素——冰山下的心里话

莫妮卡最初来见我，表面上谈的是她在哈佛的学习不适应，实际上是在谈她的内心挣扎。可惜，我只听进了她讲话的表层意思，就匆匆采取行动，结果她不再来见我。

后来，我开始探究她讲话的真实意思，才使她最终讲出了自己的隐情，也使我对她的咨询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当我意识到对于莫妮卡的情况不能单凭经验来判断，便调换了方法，努力去探究莫妮卡对待在哈佛心感不安的缘由。所以当莫妮卡又来找我咨询时，我刻意回避与她提及哈佛的事，就是要使她感到，我不想勉强她做任何事情，让她确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做出合乎情理的决定。

结果，莫妮卡逐渐领悟到，她最该交流心思的人正是卡罗琳。于是，她们姐俩之间有了那场倾心的谈话，终于又心心相印了。

在后来对莫妮卡的态度上，我基本上采取了“格式塔疗法”（Gestalt Therapy）[44]，即通过讨论她在哈佛大学的感受、体验及与之相关的生活经历，来推动她实现“自我的综合”，完成她与卡罗琳之间因那场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未完成情结”，最终摆脱愧疚对她的心灵折磨。

在这一过程中，莫妮卡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消极变为积极，由决意要从哈佛转学到诚意留下来，她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信任。

咨询话外音

人脑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对话

大家都知道，人的意识通常被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最显著的标志。传递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则是大脑非常重要的功能所在。

诚然，意识是大脑的显著功能，但脑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同样是我们心智与行为的有力推手。精神分析创始人，伟大的弗洛伊德率先将潜意识领域的研究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建构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本我—自我—超我”“意识—潜意识”交互作用等著名心理学理论。

在莫妮卡的个案中，从意识层面看来，她的学习压力造成她做出转学的决定。随着咨询的慢慢深入，深藏于潜意识中的动机和愿望逐渐显露出来，内心深处对姐姐深深的愧疚才是她要离开哈佛的重要原因。当咨询师与她进行深度的心灵对话，感受她内心深处的“难”和“痛”时，让她获得了陪伴的力量。最终她由衷地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为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看来，心理困惑和精神障碍是“本我—自我—超我”的失衡，也是心理能量过度郁结或耗散的副产品。作为心理咨询师，仅仅看到表层的问题，就事论事，凭经验办事，是远远不够的。透过意识去深入潜意识的汪洋大海，与来询者共同寻找问题的症结，并引导至意识层面分析与领悟。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潜显修通，让来询者的人格得到新的整合与完善。

心理咨询中的“虚功”是怎样体现的

在心理咨询中，如果说直接的劝导是“实功”的话，那么间接的启发则可称为“虚功”。两者之间往往不是互为排斥的，而是互为补充的。

在莫妮卡对哈佛去留问题的思考上，她父母一再要求她留在哈佛，我也曾一度“加入”了他们的呐喊，结果使莫妮卡倍感沮丧。我们都没有体察到她那份“剪不断，理还乱”的苦心，所以我们越是敦促莫妮卡留在哈佛，她当然就越不情愿留在哈佛了。

这种做法都是“实功”的表现。

后来，我不再主动与莫妮卡谈论她的哈佛去留问题，而是启发她自己去思考，这才使她意识到，原来是对姐姐的负疚心结在影响她的情绪。根源挖出了，她便心甘情愿地决定留在哈佛，不需要我做任何劝说。这正应了《红楼梦》当中的一句话：心病终须心药治，解铃还是系铃人[45]。

我由帮莫妮卡制订一个周密的学习计划到不提任何计划，由替她做主到竭力推动她自己做主，实际上是走了一条“由阳而阴”“以虚击实”的道路。到头来，我的“无为”之策促使莫妮卡做出了“有为”之举，取得了理想的咨询效果。这即是心理咨询之“虚功”所为。

心理咨询对生活中的一般劝慰有什么启发

在为莫妮卡的咨询过程中，我被她和卡罗琳之间的深厚情谊深深感动，也为她们的生活遭遇而感到无比惋惜。就心理咨询而言，这个生活悲剧给她们姐妹俩带来的心灵创伤，是一定要说清楚的。只有说清楚，才能使两个人都获得心理平衡。而像她们父母那样劝说两人尽快忘掉过去的做法，反而会适得其反。

这里的问题在于，生活中的一般安慰和劝说，往往仅是想让当事人尽快忘掉那些痛苦的经历，劝他们不要再回忆啦，要往前看。其做法固然用心良苦，却无助于真正解开他们的心结。这种非同感性语言正如人们常抱怨的那句话一样：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过去的伤心事，在尚未谈出来、说清楚之前，是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忘却”的。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对痛苦的往事是想谈清楚的，以获得理解和解脱。若是他们没有谈，不意味着他们不想谈，而可能是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和对象，或可能他们尚存顾虑，未有勇气去谈。

人们只有想明白了，才能从根本上甩掉包袱，放松精神，获得平衡，从而不再沉溺于对往事的追悔和懊恼不得自拔。

念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人哪有完全不受伤害的呢？

故此，当你努力安慰身边那些遭受伤害的人时，请你不要简单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之类的话，那可能是当事人最不愿听的话。如果他们没有对你的劝慰做出直接的反应，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听从了你的劝慰，而可能意味着你的话不中听，或你不懂他们的心。

莫妮卡之所以最终回心转意，留在哈佛，也是因为我从未对她讲“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莫妮卡的父母一直在这么讲，结果反使莫妮卡和卡罗琳都对往事念念不忘。我没有对她这么讲，她反倒对我感激万分。

这也是心理咨询和我们生活中一般劝慰的本质区别所在。

其实，人得了病，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医好。那种不找到病根，只靠挨时间的治疗方法，是不能根除疾病的。体病如此，心病亦然。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平衡

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1907年开始与弗洛伊德合作，发展及推广精神分析学说长达六年之久，之后因理念不合而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提出“情结”的概念，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主张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会长、国际心理治疗协会主席等，创立了荣格心理学学院。1961年6月6日逝于瑞士，他的理论和思想至今仍对心理学研究产生着深远影响。

“心理平衡”一词可谓中国人独创的心理学术语。

在西方心理学与心理咨询的词汇当中，是没有psychological balance这一术语的。其实“心理平衡”就是指人们用升华、幽默、外化、合理化等手段来调节对某一事物得失的认识。中国人之所以用“心理平衡”一词来形容这一心理调节过程，大概可以归结到我们思维中的阴阳对立、福祸转换的“文化基因”上。千百年来，中国人在看待个人的荣辱得失时，深受老庄之道家思想的影响，故很讲究内心的平衡之道。所以，中国人用“心理平衡”一词形容自我的心理调节绝非偶然，而且十分贴切。

其实，心理学中常用的内向、外向的概念，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读了老子的《道德经》之后创造的，其中即含有阴阳平衡之意。

第3章 职业选择：听自己的，还是听父母的

职业选择是人生的重要抉择之一，其中父母的期望时常会与子女的选择发生冲突。在此当中，心理咨询人员应在帮来询者认清自我的同时，增强其与父母的心理沟通。心理咨询人员还应注意不要去充当父母与子女冲突的仲裁人，而是当其调和人。这正是下列咨询手记想说明的问题。

——题记

嘉慧是美籍华人，正在读哈佛大学四年级。

她性情温和，举止娴静，说话慢条斯理的。她来找我谈她的职业去向问题。因为同是华人，我们之间的对话基本上用中文。

嘉慧自幼喜欢文学，作文一向不错。上哈佛大学之后，她就在哈佛大学学生自办的报纸Crimson [46]当记者，最近又被提拔为副主编。同时，她还不断给美国某些很有影响的报纸杂志投稿，并很受一家妇女杂志主编的青睐，几乎每投必中。

嘉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名记者或专栏作家。

可惜嘉慧的父母，特别是她的父亲并不这么想。他们给了嘉慧两个选择，一个是学医，另一个是学法律。

嘉慧的父亲是个医生，叔叔是个律师。当初两兄弟由台湾来美国留学时，一个想学文学，一个想学艺术，结果谁也没有按照自己原先的兴趣行事，而是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另选择了专业方向。由此，嘉慧的父亲时常教训嘉慧说：“美国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最现实的事情就是钱。有钱就受人尊重，没钱就受人鄙视。而挣钱最可靠的两个行业就是医生和律师，你知道吧。”

嘉慧有个姐姐，她在父母所给予的两个选择面前决定去学医，眼下正就读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鉴于此，嘉慧的父母很希望她能像姐姐那样听话，选择上哈佛法学院或医学院，毕业后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

但嘉慧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知名作家，写几本畅销书而立足于文坛。她对写作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与期盼，自言生活最温韾的时刻，就是坐在计算机前写文章的那一刻。可惜，嘉慧的父亲不能分享她的作家梦，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嘉慧什么时候申请哈佛大学法学院[47]。

嘉慧真不知如何是好。

在尊重父母和自由选择之间徘徊

嘉慧一脸愁容地坐在我面前，不断问我该怎么办。

我一再解释说，我只能帮她让她自己做出决策，却不能替她决策。因为无论我替她做出什么决策，都不能使她真正解决问题。唯有她自己想出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才会真正解决问题。

“你爸爸为什么这么强求你学习法律呢？”我问嘉慧。

“还不是因为当律师工作稳定，赚钱多嘛。”嘉慧回答说，“而且我老爸有一个理论，就是中国人想在美国社会立足，就一定要打入主流社会。什么做个小商小贩，办报编杂志的工作，都不足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人，不会被人瞧得起。美国是个很现实的社会，有钱，就会有人来巴结你、尊重你；没钱，人家就会排挤你、歧视你。所以，如果你想在美国社会过人上人的日子，就要去上法学院或医学院[48]，懂吗？”

“那你怎么看呢？”我问嘉慧。

“我承认我老爸说的都蛮有道理。我在台湾的许多亲戚都很羡慕我老爸在美国做医生，挣那么多的钱。但我觉得做律师、医生，都是你们男生要做的事情，我们女生没有必要活得那么辛苦啊。”

顿了一下，嘉慧又说：“你不知道我老爸这些年来都是几点下班的，都是晚上八九点钟！我才不愿意像他那样过一辈子早出晚归的日子呢。还有，我最害怕在公众场合讲话，可做律师一定要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大放厥词，与人辩论，我的口才可没有那么灵光。”

“那你爸爸怎么想？”我又问。

“他呀，他总是说，叔叔当初也是一个很胆怯的人，你看他现在却变得可擅长讲话啦。他还总是说，叔叔最初来美国的时候，曾想过去学戏剧，还是他逼着叔叔改学法律的。现在叔叔特别感谢我爸爸，说是我爸爸把他引上了正途。特别是婶婶，长得像个大明星似的，要不是叔叔学法律，她才不会嫁给叔叔呢。”

说着嘉慧理了理头发。

“所以你爸爸也要把你引入正途？”我笑问嘉慧。

“对呀！可我就是不喜欢当律师。学法律要去背那么多的法律条例，而且每次打官司，都要钻原来法律条文的空子，制造出什么新的条例来。难怪美国的法律有那么多条例，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在打官司中，制造出什么新的法律条例来。如果大家都按现有的法律条例去办事，那不就省事了吗？”

“看来你对美国的法律挺精通的嘛。”我评论说。

嘉慧听了此话，不好意思地笑了，接着又说：“我就是不喜欢法律嘛，可是爸爸总是拿叔叔来压我。说我在报社做记者或编辑，一年不过挣个三四万美元。而如果去做律师，起薪最少也要七八万。十年之后，一个记者的年薪顶多涨到八九万，而一个像样的律师起码也要挣四五十万。爸爸还说，叔叔现在的年薪已经超过了他，可他还比叔叔早工作三年呢。”

“那你怎么看呢？”我又问。

“我呀！我还是喜欢写作嘛！”嘉慧答道。

接着她反问我：“你怎么看我老爸说的这一切，你觉得我老爸的话有没有道理？”

嘉慧这么一问，真使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因为一方面，作为一个留学生，我很能理解他父亲所讲的话。我来美国求学的这些年，曾经打过三十多个工种的活，我深知打工的辛苦、挣钱的不易，也明白上哈佛大学法学院对一个人的前途意味着什么。说真的，要是再给我一次专业选择的机会，没准儿我都会去学习法律。

嘉慧尚年轻，尚未品尝过生活的艰辛，对生活充满了憧憬与梦幻。她既不能完全理解她父亲的良苦用心，也不能完全体会她父亲这些年来所经受的磨难和委屈。她把从事律师和医生职业当作“你们男生的事”，这显然是淡化了这两份工作的实际意义。嘉慧的父亲在美国社会是一个成功者，他讲的话也都是由衷之言。的确，在美国社会，做律师和医生是步入富人社会的“金光大道”。

我想，如果我与嘉慧父亲相会，会有不少共同语言的。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咨询员，我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来询者自己去判断、处理当前的问题。尽管我能够认同嘉慧父亲所讲的道理，但我不能让这种认识影响我对嘉慧的态度，那样我将会成为她父亲在哈佛的代言人。

为此，我要帮助嘉慧做好两件事情：一是帮助她更好地认清自我，确定适合她的能力和兴趣的职业发展方向；二是帮助她与父母亲更好地沟通，使彼此都多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毕竟嘉慧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子，我应该帮助她提高自己的决断能力。我应使她通过此次咨询经历增强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对他人的依赖。

想到这里，我反问嘉慧：“那你想让我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呢？”

嘉慧沉吟了一下说：“我，我当然是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思，因为一个人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总会感觉不好的。小时候，我老爸曾强迫我去学钢琴，结果到底我也没学好，直到现在一听到别人练钢琴，我还感到头疼。”

“所以你是想让我支持你的想法，将来成为一个知名作家，是不是？”我插嘴说。

“对呀！”嘉慧回复说，脸上绽出开心的笑容。她的神情表明了她的态度[49]。

“我可以很好地理解你的心思，但你能很好地理解你老爸的心思吗？”我接着问嘉慧。

“你指的是什么？”嘉慧不解地望着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即逝。

“我的意思是，你老爸这样苦口婆心地劝你上法学院，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有没有认真想过？”

“哼，还不是想让我多挣些钱，像叔叔那样，让大家羡慕呗。”嘉慧噘着嘴说。

“就这些吗？”我又问。

嘉慧眉毛一扬说：“还能有什么呢？说实话，有时候我都在想，爸爸这样死乞白赖地让我去上法学院，当律师，是不是怕我将来挣钱不够花，去向他讨钱。”

“那你有没有坐下来与你爸爸认真谈一谈，他为什么要让你上法学院？”我再问。

“躲还躲不及呢，干吗去自讨苦吃。”嘉慧有些愠怒了。

“你总是这样躲避你爸爸的追问，能躲到哪一天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又不是没有谈过，可是我老爸根本听不进我讲的话，你叫我怎么办呢？”嘉慧真的有些生气了。

望着嘉慧生气的样子，我半开玩笑地说：“哟，真生气了？我知道你想当作家的心思，但如果你不好好与你老爸交流你的想法，他又怎么会理解你的心思呢？”

顿了一下，我又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去好好地尊重你父亲，汲取他的人生智慧，他怎么会反过来尊重你，理解你的心思呢？”

嘉慧望着我，试探地问：“那你是说，我应该主动出击，让爸爸感到我真想理解他，想听他讲话，而非一定要接受他的要求，那样爸爸就会愿意多听我讲话，是吗？”

“你的悟性真好耶。”我学着用台湾腔笑着回答她。

嘉慧听了也笑了。

就这样，我与嘉慧商定，趁两个星期后的春假回去跟爸爸交谈，主要听他讲话，让他把自己为什么这么想让她上法学院的原因说个透，并尽量不与他争辩。为了帮助嘉慧和她爸爸沟通，我还跟她做了角色扮演[50]，由她当父亲，我当嘉慧，向她展示我怎么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听者。

嘉慧十分盼望春假的到来。

春假过去，嘉慧归来见我。

寒暄之后，我问她回去谈得怎么样。

“唉，我倒是认真听爸爸讲话了。他起初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听话，称赞我开始懂事了，知道怎样讨老爸欢心。他说我从小就很有头脑，是一块当律师的好料。他说让我当律师，是想让我成为一个成功的美国人，让人瞧得起。他说他知道我对法律不感兴趣，但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当初叔叔学法律时也对法律不感兴趣，可现在他的兴趣可大喽，钱也是大把大把地挣……”

嘉慧滔滔不绝地讲着。

“那你觉得这次交谈对你们的思想沟通有没有什么帮助？”待嘉慧说完我问她。

“有还是有的啦。”嘉慧噘着嘴说，“至少爸爸现在与我说话，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激动了，也能听我讲话了。爸爸总是说，他不想让我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是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美国社会不需要理想主义者。爸爸还说，他最关心的事是，让我在事业上成功，那样人生才有意义。”

“噢？这倒很有趣。你爸爸说他最关心的事是你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他以前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问嘉慧。

“没有啊。”嘉慧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问。

“那这句话很重要啊，也许，这正是你此次与爸爸恳谈的最大收获呢。”我提示说。

“怎么讲呢？”嘉慧问。

“因为它表明你爸爸开始理解你了。”我回答说。

“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嘉慧又说。

“你想想看，你爸爸原来认为，只有当律师才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而现在他说他最关心的是，想让你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但他并未说明这个事业就一定是当律师。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吗？”我启发嘉慧说。

“真的耶，我也觉得我老爸好像松口了。如果真是那样，可就太好啦！”说着嘉慧拍起手来，接着又说，“现在我想起来了，爸爸还说无论做任何事情，只要你专心地去做，你总会取得成功的。难道爸爸真的在改变主意吗？”

“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你和爸爸可以真心地交流思想了，我真替你们高兴。”我微笑着说道。

“哇，我今天真是太高兴啦，太高兴啦！”嘉慧兴奋得脸都开始发红。

“你觉得是什么使你爸爸开始转变态度的？”我趁机问嘉慧。

“还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要多听多理解呗。”嘉慧学着我的口吻说，嘴角上掠过一丝不好意思的微笑。

停了一下，她又说：“这下子我可明白了你所讲的主动出击的威力了。其实人都是你先尊重他，他才会尊重你。虽然是一家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以前我对爸爸讲的话就是置若罔闻，结果使他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上法学院的事情。现在我认真听他讲话，他反而不再像以前那么固执了，人真是好怪呢。”

“所以说，沟通是打开人心灵之门的钥匙嘛。”我总结说。

接下来，我与嘉慧进一步讨论了怎样以获得事业的成功来促进嘉慧与父亲的思想沟通。我要求嘉慧将自己在写作与当律师两方面的优势和劣势都罗列出来，分析她在哪一边获得成功的概率更大，然后再去与父亲交流思想。

为了帮助嘉慧再次与父亲沟通成功，我们又做了角色扮演的练习。这次，由我扮父亲，嘉慧扮演她自己。在对话中，我尽量给嘉慧提出各种各样的难题，并帮助她分析怎样回答才合适。

这样准备充足后，嘉慧趁一个周末回去再见父亲，与他交流自己的想法。临走时，我还给嘉慧打了电话，问她有没有信心谈好。

“有啊，”她爽快地回答说，“因为我是要与爸爸比较两种职业的利弊，而不是要拒绝爸爸，所以我用不着担心。”

“你说的太对了。”我称赞说。

过了那个周末，嘉慧来见我。

一进门，她就高兴地对我说：“爸爸终于接受了我的比较，同意让我先尝试作家生涯，如果行不通再去上法学院。”

“真是太好啦！”我感叹道，“那你是怎样说服你爸爸的？”

“我完全按照我们准备的对话与他交谈。我不再说自己不去上法学院了，而只是强调，我从事写作行业的成功概率可能大得多，而且也更适合我的性格和兴趣。同时，按照你的嘱托，我还给他看了我这些年来发表的作品，他每篇都认真看了，夸奖我写得好，还亲了我。我感到爸爸其实是个蛮好的人耶，蛮通情达理的。只是我以前太不尊重他了。另外，我还告诉他，我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后再去读法学院，那样就会有更多的阅历。你猜我老爸怎么说？”

“你老爸怎么说？”我好奇地问。

“你别嘴甜了，爸爸知道你的心思。爸爸这段时间也在反省以前对你的态度。爸爸以前实在是太勉强你了，应该多给你一点自由才对。你妈妈也一直劝我，干吗让孩子这么苦。所以从今天起，爸爸不再强迫你去读哈佛法学院啦。但你一定要答应爸爸两件事：一是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认真地去做，争取做个成功者；二是不要放弃上法学院的打算，许多律师最初也是做记者的，看人家戈尔副总统，当初也做过记者的[51]……”

嘉慧眉飞色舞地说着。

“Great！”我不禁用英语赞叹道。

“是呀。”嘉慧继续描述着上个周末的重大突破。

嘉慧父女可以真正交流沟通了，我感到无比地高兴。同时，我也庆幸自己没有将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及对职业的看法讲给嘉慧听，那样我不就成了嘉慧爸爸在哈佛大学的代言人，而令嘉慧望而生畏了吗？我更加感到，作为一个称职的心理咨询人员，他首先必须是个人际沟通的行家。

所以，在给嘉慧咨询当中，我没有做任何心理分析，我只是帮助嘉慧去有效地与她爸爸沟通思想，以对爸爸的尊重来换取他对嘉慧的尊重。在这当中，我不但帮助嘉慧认清了自我，也增强了她的思想沟通能力。

嘉慧从哈佛毕业后，被美国很有影响的妇女杂志《魅力》聘去当记者。

临行前，她给我打来电话，说她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这个来自中国的“辅导大师”[52]，并说要把这个咨询过程写成小说发表出来。

末了，嘉慧还告诉我，这段时间内，她一直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我长得有点儿像她的叔叔。所以她更不会忘记我的。

“我也不会忘记你这个一口台湾腔的未来的大作家。”我笑着说，“希望能很快读到你的小说。”

“哈哈……”话筒那边传来嘉慧悦耳的笑声。

也不知嘉慧的小说写出来没有。

个案分析

1.心理咨询中常见的两难境地——向左还是向右

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里指的不仅是父母为抚养子女操碎了心，也指的是父母操的许多心并不为孩子所接受。所以，父母不操心不是，操过了心也不是，做父母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

在本个案中，嘉慧的父亲执意要让女儿上哈佛大学法学院，因为只有那样，她才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美国人。这是嘉慧父亲移民美国多年的深刻体验，也是他自己的生活写照。作为一个饱经留学生打工磨炼的人，我完全可以体会到嘉慧父亲对女儿的一片苦心。

但是，嘉慧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另有打算，而且这种打算是有相当依据的。嘉慧不愿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想追求个人的生活梦想和幸福。作为嘉慧的咨询人员，我也完全能理解她的这份心思。

那么，在他们父女冲突之间，我到底该站到哪一边，或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这是心理咨询中常见的两难境地。

2.心理咨询人员应该怎样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做个“中性”人

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我哪一边都不需要站，而且哪一边也都不能站。

如果你站在学生一边，学生势必会对家长说：“连学校老师都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你们的想法是错的，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那样，家长就可能找到学校，抱怨你们的某某老师支持儿子反老子，搞得你是一头的灰。

如果你站在父母一边，那学生就难与你有共同语言，也难对你的心理咨询保持信心。本来嘛，人家在家里听老子训斥不够，到学校来再听老师的训斥，还有完没完了！

所以，做心理咨询，时常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费力不讨好！

这是心理咨询中经常遇到的挑战。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这种两难境地呢？

首先，我们要想到，我们不是上帝，不是救世主，不可以代替学生或其家长做主。我们做的是启发引导的工作，而不是劝说教训的工作。这样想，我们就与学生位置摆平了，不存在谁顺从谁的问题。

其次，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做的是“釜底抽薪”，而不是“火上浇油”。我们要帮助矛盾双方交流思想，竭力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不是要使一方倒向另一方。

事实上，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就是再不合理的事情，也可能有其可取的地方。如果矛盾双方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则其矛盾冲突就会得到缓解。这正是我在此两难境地中所做的努力。

3.开启脑力发动机——做最好的自己

通常，人进入青少年时代就会有一种自我对话：我怎么样？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以后可以做什么？……心理学将其归结为心理同一性的问题。如果一个个体在这一时期能够很好地整合以往的生命经验，把握自己人生的发展方向，那将是一个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个案中的嘉慧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在求学期间，主动地去体验新闻写作的事，并获得了同行的赞赏。与此同时，也得到了真切的自我认同，并逐渐明确了自己以后要做的事情。

这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

在咨询中，我给嘉慧做过一个“三圈”游戏，现在与大家分享：请你在纸上画三个圈，三个圈上分别标注我最喜欢做的事、我最擅长做的事、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如果你的答案与嘉慧那样有高度的重合，那我要恭喜你了。因为你的人格整合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境地！

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当我们的“三圈”合一的时候，左右脑的资源整合将达到最佳状态，获得更持久的动机以及更好的创造力和意志力。大脑的奖赏回路也得以自然形成并强化。

由此，个人的职业去向如果能够兼顾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将会在职业中获得最佳的成就体验，登上自我实现的高峰！用自己擅长的去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你就是一个成功又幸福的人！

咨询话外音

过度模糊的心理边界易产生亲子冲突

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家长为孩子着想正确，还是孩子追求自由明智，很难有是与非的评判，因为这不能够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来加以决断。

在亲子关系当中，如果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边界过于清晰，刻板固着，如“你的事你自己决定，我的事也不用你插手”，这种教养风格会产生许多问题。相反，如果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过于胶着，为某一方代言，如“你的事情我做主”，同样也会带来麻烦与冲突。

在亲子关系当中，家长自以为是地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从而可以自作主张地随意指挥。殊不知，孩子从来都是独立的个体，不止身体，心智亦是如此。特别在青少年时期，孩子的自我意识快速发展时，尊重并倾听孩子的想法显得格外重要；当然，反之亦然。

个案当中的嘉慧父亲，也正是因为尊重并倾听了嘉慧内心的想法和她的积极探索之后，才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家庭问题的咨询中，咨询师也需要理解个体咨询和家庭成员沟通交互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多方面的切入，才能够让来询者厘清思路，自主地做出抉择并增强行动力。

心理咨询怎样帮助人沟通思想

在为嘉慧咨询当中，我没有明确地支持她父亲的想法，尽管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能认同他的许多看法。我只是要求嘉慧不要对父亲讲的话不屑一顾。我试图让她明白，也许正是由于她这样一种抵触情绪，她父亲才更强势地逼她上法学院。

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明确说嘉慧的文学梦就一定最适合于自己，我只是与她反复地讨论她个人的特长和兴趣，比较在新闻与法律这两条职业道路上，哪条路可以走得更顺一些，哪条路可以获得更大的自我满足。此外，我还要求她将这些具体比较讲给她父亲听，使他意识到嘉慧在文学与新闻上的巨大潜质。

在为嘉慧咨询当中，我基本上采用了“来询者中心疗法”（Client Therapy）[53]的指导思想。据此，我不但相信嘉慧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也相信其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在帮助嘉慧认清自我的同时，也竭力使她摒除对父亲的成见，尊重他的人生智慧，肯定他的一片苦心，并积极与他沟通思想。

为了做好这两件事，我曾与嘉慧做了多次的角色扮演练习，由我分别扮演她和她父亲，以向她展示怎样沟通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增强嘉慧与其父母沟通的勇气和技巧，使她最后终于说服了她父亲，允许其先尝试新闻行业，然后再做打算。

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咨询，我使嘉慧学会了尊重父亲、信任父亲。这种积极的人生观，也促使她父亲对女儿投桃报李，以诚相待。

由此，嘉慧不仅坚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也增进了与父亲的情谊，真可谓一举两得。可这一举两得之事来得何等不易！我之所以能够帮助嘉慧取得这样圆满的结局，就在于我没有在她父女俩的冲突之间选择任何一方。这既是心理咨询给嘉慧带来的沟通上的收获，也是心理咨询给我的智慧。

我对年轻人出国留学的寄语

最后，作为一个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并打过许多工的人，我想说的是，美国是天堂还是地狱，不同的人可能会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讲，美国的确是个磨炼人生存与适应能力的场所。

在美国，成功也罢，失败也罢，并非存在着某种绝对的衡量标准。其得意与失意，知足与不知足，全看个人如何平衡其中的得失关系了。

若有朝一日，你也到那里去进修、学习、生活、工作，别忘了咱中国人的本色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难，无论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说到底，馅饼大都是自己烙出来的，而不能指望天上掉下来。

只要你有了这样一份心理准备，你是不会失败的。

在此，我祝福你了！

心理咨询小知识：罗杰斯是怎样创立“来询者中心疗法”的

在心理咨询的名人录当中，除了弗洛伊德，当数罗杰斯最有名了。

罗杰斯最初是学神学的，早年曾来过北京。后来，他转而接受精神分析的训练，却不满精神分析对人性的悲观态度及总是在探讨患者儿时记忆和活动对当前行为的影响。罗杰斯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正常的、向善的，并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所以他不主张将来询者当作患者或病人来看待。他认为，心理咨询的目的是帮助来询者完善自我，增强自信心，而不是缓解其某种心理变态的表现。

就这样，罗杰斯创立了“来询者中心疗法”，并逐渐成为整个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言人。

第4章 爱情神话的破灭

爱情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之一。而爱情的真谛往往是在痛苦的磨难中获得的。以下的咨询手记中，记述了一个爱情的完美主义者是怎样从一场爱情的危机当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接受他人的瑕疵的。他经受住了一场爱情的严峻考验，也由此变得更加成熟。而作为咨询者的我，也通过此事增强了对心理咨询“助人自助”之实质的理解。

——题记

查理是哈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他一脸倦容地坐在我面前，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额头上还有一块乌青。他有着一张古希腊美男子的脸，身材魁梧，举止优雅。一看就是那种家教甚好、很讨女孩子欢心的男孩子。

查理上来就告诉我，他连着三天都没睡好觉，因为他上星期三发现女友海伦与另一个男孩子有染。这使他怒不可遏，连日来陷入极度的沮丧当中，坐卧不宁。他从未想到海伦竟会这样背叛他，令他们五年来的爱情神话毁于一旦。

他心有不甘哪！

查理用尽可能和缓的语气向我讲述着这几天来发生的一切。

完美主义与自我中心

原来，上星期一，查理的一位朋友从家乡打来电话，告诉他海伦时常与一个男孩子出入街头。查理闻讯后大为吃惊，决定亲自回去看个明白。

他悄然返回家乡。

在朋友的指点下，很快发现海伦真的与一个男孩子一同上街，动作亲昵。他戴上墨镜，开车悄悄跟踪，发现海伦竟然到那个男孩子家里，深夜两点还不出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查理大按汽车喇叭，招得那一家人都跑了出来。

当他们大声斥责查理怎么可以这样不守社会公德时，他一声不响地走到海伦面前，摘下墨镜，上前扇了她一个耳光。结果那个男孩子立即扑了上来，两人扭打成一团。在海伦的哭求和那家人的强扯之下，两人才住了手。

之后，查理不顾海伦的极力解释，径直开车回家，赶乘当夜的火车返回了哈佛大学。

回来之后，查理像丢了魂儿似的，整夜泡在酒吧喝闷酒，不与同学讲话，也不接听海伦打来的电话。这一切反常现象，都受到了他所住宿舍辅导员[54]的关注，要他立即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对于查理此刻的心境，我表示了极大的同感，也赢得了他对我的信任。我们约定，每星期见面一次谈论此事，直至谈好为止。

查理生长在美国东部某州的一个政治世家。

家族中已有四代人上过哈佛大学，三人做过美国国会议员，其父更是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55]的同窗好友，当时正是本州的现任众议员。出自这样的家庭，查理平生有两大志愿，一是上哈佛大学，二是从政。

由于相貌出众，家庭显赫，上中学以来，查理就一直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在众多追慕者当中，查理对海伦情有独钟。这不光因为海伦美貌无比，也因为她聪明绝伦。

他们两人可谓学校里的一对璧人，是所有同学羡慕的对象。查理对此也深感自豪，认定他们之间的爱情有如神话故事一般美好。

高中毕业后，查理如愿以偿上了哈佛大学。而海伦则上了本州另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他们两人虽天各一方，却鸿书不断。每逢节假日，两人都会设法聚在一起，畅叙别情。可是今年一月，两人的恋情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危机。

这都源于去年十一月的一场盛装舞会。

哈佛大学有一个传统，即每年在放寒假前，高年级学生（不包括研究生）都要举行一个盛装晚会。届时，所有参加舞会的男士都要身着晚礼服，并竞相带领漂亮的女孩子来做伴舞。而所有参加舞会的女士，也都尽量邀请最帅气的小伙子来参加晚会。在众多有意者中，查理选择了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的凯蒂作为舞伴，她长得像海伦一样漂亮。

那天晚上，查理喝了许多酒，加上气氛所致，便带着凯蒂一道去开房消夜。此后，凯蒂便开始向查理展开了爱情攻势，其势头之猛，令查理无以招架。

查理十分后悔那天晚上的草率。

圣诞节后放寒假，查理回到家乡与海伦团聚。海伦在为查理整理衣物时，无意中发现了凯蒂写给查理的一封“火辣辣”的情书，其中提到了那天晚上的一夜风情。

海伦顿时怒不可遏，定要查理说个明白。尽管查理一再表明那天晚上只是酒后乱性，此后绝无再犯，但海伦仍不能原谅查理的越轨行为。

其实，海伦自上大学后，周围亦有大把的追求者。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当斯的男孩子，其相貌体魄皆与查理不相上下。他一直对海伦穷追不舍，可海伦始终与他保持着距离。现在发现查理的不忠表现，海伦不甘心自己为查理守身如玉，他却在外边拈花惹草。

更重要的是，海伦越来越不能忍受查理对她的约束和干涉，而这正是她与亚当斯交往中所没有的。所以，海伦开始与亚当斯正式约会，并很快火热起来。而这一切又由查理临行前交代的那位朋友传到他耳朵里，于是，就演出了上面那一场“夜闯亚公馆”的闹剧。

面对查理的爱情挫折，我该怎样帮助他呢？

我与督导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听了查理与我的大部分对话录音后，督导指出查理的思想方法上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是完美主义[56]的倾向，二是自我中心[57]的倾向。

督导要我格外注意查理谈话中在这两方面的表现，并由此入手来帮助查理接受当前的事实，不再予以回避。另外，督导还要我尽量避免正面回答查理的提问，而是多鼓励他独立思考。

查理的完美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他凡事都想争个第一，不能容忍自己或他人做过的事情出现差错。在爱情上，他一直坚信他与海伦的爱情是上帝的杰作，是完美无缺的。在过去的五年中，查理一直为他与海伦在相貌、智力、身材、兴趣乃至两家的背景等方面的匹配而自我陶醉，所以他不能接受海伦对他的不忠行为，认定只有与她分手才能解脱当前的精神痛苦。

而令他更烦恼的是，海伦虽然为深深伤害了查理的心而抱歉，却并不反对他们两人分手。这令查理感到十分沮丧。他很清楚，他不会再找到像海伦这样令他心仪的女孩子了，况且他们已有了五年的感情基础。

查理真是欲罢不可，欲恕不能，内心痛苦极了。

查理还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他一直视自己父母的婚姻为世人的楷模。他梦想自己的婚姻也会像父母那样牢固不破，那样完美无缺，以不辱家风。这对将投身政界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本。而现在他与海伦尚未结婚，就发生这样的丑闻，怎能不令他痛心疾首！

查理说，他现在一闭上眼就会想象海伦与亚当斯在一起的镜头，就会想到亚当斯那一脸的狞笑，就会想到那天晚上在门外等待的情景……

这些念头使他疯狂到在街上碰见任何一个男人都想过去揍他一拳。在谈话中，查理还一再比喻说他与海伦的恋情是大卫[58]与维纳斯[59]的恋情。现在海伦背叛他，就好像维纳斯的脸被人划了几刀那么令他惋惜不已。

查理的自我中心倾向表现为，他不善从他人，特别是海伦的角度，来看待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他对别人的过错看得很重，却对自己的过错看得很轻。他可以轻易地原谅自己，却不能轻易地原谅别人。在讲到自己受骗时他的情绪十分激动，但讲到海伦发现他与凯蒂的来往时却心平气和，甚至一再为自己的粗心而惋惜。

在查理心目中，如果海伦没有发现那封情书，则他和海伦的关系将一切如旧，也绝不会有今天这一悲剧的发生。但他不承想，如果没有他与凯蒂的那一夜风流，海伦也不会如此背叛他。查理把海伦对他的不忠，看得远远重于他对海伦的不忠。

查理思想中的完美主义倾向和自我中心倾向，使他看问题好走极端，好钻牛角尖，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好挑别人的毛病。在查理的话中，我隐隐地感到，他与海伦的爱情并不像他讲的那样天造地设，而其父母的婚姻也不尽如他描述的那般完美无缺。

我与督导谈了我的想法，我们一致认为，目前的这场感情危机表面上是海伦的问题，本质上却是两人的相处出了问题。而要帮助查理从此次精神打击中振作起来，成熟起来，就必须要从改变他的这两种思想倾向入手。否则，查理的目光永远是对准他人的，而不能对准自己。这个毛病不改，他迟早还会栽跟头的。

此外，督导还提醒我，查理用大卫和维纳斯的结合来比喻他和海伦的恋情，是很有探讨价值的。因为，大卫是个完人，而维纳斯则双臂残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寻。

如此拿定主意，我一方面尽量对查理的懊恼心境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也请查理多给我讲述他与海伦的恋爱过程。其中我要求查理尽量回忆他们之间曾出现过什么冲突，怎样解决的，过后感觉又如何。

查理开始对此甚表不解，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他，我这样做是想深入了解海伦为什么会突然背叛他，因为我不相信她会由于你一次的失误而如此绝情于你。其实，我这样做的真实目的，还是想通过这些讨论来打破他心目中的完美主义倾向。

于是，查理竭力回忆了在他们五年的恋爱中，都曾发生过什么争吵，闹过什么别扭。结果查理越说越兴奋，越说问题越多。他回想起来，海伦对他的大男子主义早有不满。海伦自从跟了他之后，就不再与其他异性朋友有较深的交往。有一次，海伦还因为查理辱骂了她以前的男朋友而伤心了好几天，并告诉查理早晚有一天她会弃他而去的。

当时查理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于是我问查理：“你觉得海伦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来与你分手呢？”

查理怔了半晌，回答说：“我说不清，不过现在看来，海伦确实对我早有不满了。”

“那你能指出海伦到底不满意你什么地方吗？”我又问。

查理沉吟了一下说：“大概是不够尊重她的意愿吧。”

我再问他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查理又给我讲了一些他怎么要求海伦一定要服从他的意愿的事情。

由此，我问查理：“如果你是海伦，你会怎么想？”

“我会与他分手的。”查理脱口而出。

“那么现在，你又怎样看海伦背叛你的事实呢？”我再问。

查理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激动了。

接着，我又与查理谈论他与凯蒂的交往及那一夜风流。开始时，查理亦甚为不满，问我为什么揪住他的过错不放，为什么不去谈论海伦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回答他一再提出的要不要与海伦分手的问题。

我回答说：“我希望这些讨论能帮助你增强对自我的认识，以便更好地应付当前的危机。如果我完全按照你的要求和思路去探讨问题，就很难发现你与海伦感情危机产生的真实原因了。”

其实，我这样做，还是为了挑战他思想中的自我中心倾向。但为了使他感到公平，我也答应他另找时间讨论海伦的问题。

查理告诉我，他虽然也喜欢凯蒂的美貌，但觉得她在智力上根本无法与海伦相比，所以从未把她放在心上。我问他与凯蒂接触，是否也有喜欢她的地方。

查理想了想说：“凯蒂长得有些像海伦，看见她就会想起海伦，就想跟她上床。”

“你想跟凯蒂上床，难道就感觉不到海伦的存在吗？”我问道。

“当然会感觉到海伦的存在。”查理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会做出背叛她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海伦一旦发现会有什么反应？”我又问。

“我当时只想放纵一下自己。”查理说。

“你想放纵自己，是不是说明你在某些方面已厌倦了海伦，而在凯蒂身上获得了满足？”我再问。

查理对我的提问甚感兴趣，说他的确喜欢凯蒂的温顺，这是他与海伦接触中很少感受到的。

“这样看来，你与凯蒂上床，其实并非偶然啦？”我接着问。

“但我仍然觉得这是不该发生的，”查理沉默了片刻后说，“因为我内心深处还是爱海伦的。但我承认前几次与海伦见面时，她对我不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连在一起也不如以前那么投入了。所以，我心中不知怎的有一种报复心理，也许正是这种念头促使我与凯蒂有了那一夜的风流。”

“那么，你与海伦之间的相互背叛也并非偶然的啦？”我评论道。

查理先点点头，接着又摇摇头，叹口气说：“真没想到，其实我们彼此早就憋着一口气啊！”

如此几番交谈后，查理已经能够反省自我了。

于是，我向他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查理，我想问你，你将自己与海伦的爱情比作大卫与维纳斯的结合，其中大卫是一个完人，而维纳斯却双臂残缺，你觉得这种比喻纯属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某种潜意识的作用？”

对于我这个提问，查理倒吸了一口气说：“嗯，这真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问题！”

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真的，我怎么从未想过，我的比喻居然会存在这样明显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知道我把自己比作大卫，是因为大卫是完美无缺的，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而将海伦比作维纳斯，则似乎不符合我的思维方式。”

“怎么不符合？”

查理想了想说：“因为按照我的标准，我应该希望我的恋人会像大卫那样四肢健全才对，而维纳斯则双臂全无。这是不是说明，我在潜意识中——”

“嗯，你的解释很有意思，你指的潜意识中的什么？”

“嗯，我想，我是不是在潜意识中总是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无误的，而海伦的所作所为则未必尽然。”

“所以呢？”

“所以——，我不能很好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许多问题，而对海伦过于苛求……”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此次事件中是无辜的，现在看来，海伦也确实有不少委屈……”

这是我等候已久的答复！查理终于看到了他性格中自我中心的一面，这对于他转变对整个事件的认识至关重要。

由此，我与查理深入探讨了维纳斯之残臂对他们恋情的象征意义，使查理进一步认识到：因为他把海伦看得比自己低，所以他一直将自己置于两者关系的主导位置上，故而对海伦尊重不够；因为他与海伦的匹配是他认定范围内的匹配，所以他不能很好地理解海伦并不是都满意他们之间的匹配，比如海伦就很不满意他的大男子主义和自我中心；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残缺，所以他看不到自己在这场感情危机中的责任，而是把责任都推到海伦身上，认为海伦就好像维纳斯那样天生不完美……”

查理最后总结说：“我知道我这个人的自我意念很强。而现在，我需要重新认识自我。”

我深深地点点头。

接下来，我与查理讨论了另一个更具心理学象征意义的问题——维纳斯塑像之美即在于她的残缺不全，这对于人之爱情又有什么启发？

查理刚开始不明白我的意思，要我加以说明。我告诉他，我们在欣赏维纳斯这件艺术品时，很大程度上也在欣赏其残缺不全的一面，那么在人之爱情当中，是否也存有这种“残缺美”的意识呢？

查理回答说，从艺术欣赏角度来讲，理应如此。

“理在何处呢？”我紧接着问。

“因为她会给你各种艺术遐想的空间，也给你追求完美的机会。”查理答道。

“这就对啦！”我接过话说，“维纳斯正因为断臂，才激发了人们追求完美的遐想！爱情中，也可以因为失误和宽恕而升华人的情感，而宽恕不就是一种‘残缺美’吗？”

“对，对，那你是说，我现在是到了该给维纳斯补断臂的时候啦？”查理问我。

“你说呢？”我反问。

查理拍了下大腿。

在我与查理的谈话中，他曾反复问我是否该与海伦分手？是否应与凯蒂好？是否应原谅海伦？对于这类问题，我都未予直接回答，而是请他更进一步讲明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之间经常出现类似下面的对话：

“晓东，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与海伦分手呢？”查理问我。

“你觉得呢？”我反问他，意在促使他独立思考。

“我真想与她一刀两断……但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找到像她那样与我匹配的人啦。”查理喃喃地说。

“所以你还是下不了决心？”意在促使他反省。

“唉，要是没有发生这一切该多好呵！”查理叹息道。

“我很理解你内心的苦楚，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挽回的。”意在促使他面对现实。

“我真不明白海伦为什么会这样背叛我。你说，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呢？”查理双眼直直地望着我。

“我当然会感到很难过，但我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我的决策未必会对你有帮助。”我也直视着他，意在促使他不要依赖他人。

“那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不是该忍了这口气，与海伦和好？”查理眯着眼睛问我。

“我毕竟不是你，不能替你决定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让我们还是接着讨论一下你这样做会有什么利弊得失吧。”我这样回答，意在促使他多做思考。

经过无数个回合的“较量”，查理逐渐认识到，他与海伦之间其实早就有隔阂，今日之事绝非偶然。由此，查理终于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完美主义与自我中心的倾向。他不再把与海伦的爱情看作上帝的杰作，是完美无瑕的。

同时，他也开始正视他们之间其实存在着许多不合与矛盾，并愿意接受彼此的残缺不足了。

而令查理吃惊的是，当他与母亲谈论此事时，母亲说她和查理父亲之间也有许多矛盾，当年弄得几乎要去离婚。但后来，为了孩子，也为了共同的信仰[60]，他们最终没有那样去做。查理为此大为震惊，了解到父母的婚姻也不尽完美，这使查理更加认识到，宽恕在爱情和婚姻中的重要性。

有了这一系列的思想转变，查理主动恢复了与海伦的联系，接受了她的解释，并首次在她面前承认了自己以前的过错，包括那天在亚当斯家的粗暴举动。

查理的态度转变使海伦大受感动，她在电话中哭诉道：“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为自己深深刺伤了你的心而难过无比。我已经断绝了与亚当斯的一切来往，也准备接受咱们分手的事实。这段时间内，我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不应该以自己的不忠来报复你……”

查理主动向海伦认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也是她盼望已久的。她似乎重新体验到那初恋时的美好感觉，迫不及待地要查理立即回到她身边来，或允许她到哈佛大学去见他。

查理决定再次回家乡一趟。

两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彼此道出了许多憋在心头已久的话。最后两人发誓，要好好珍惜彼此的感情，不再做出任何伤害对方感情的事情。

为了巩固他们之间的爱情，也为了摆脱亚当斯等人的纠缠，海伦决定转学到波士顿的一所大学读书，以便和查理经常见面。同时，查理建议海伦也尽早找个心理咨询人员来谈一谈这段时间的感情冲突，以更好地面对这次人生的挫折。

海伦十分诚心地接受了查理的建议。

查理与海伦的和解，也使两家人大受感动。他们皆为两个孩子的安排提供各种方便。查理的父亲还专门给波士顿的一位哈佛校友打了电话，请他协助安排此事。

看着查理与海伦的和解，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欣慰。

在为查理咨询中，我自始至终没有给他提过一个直接的劝告，也没有给他做过一次逻辑分析，他所有的认识转变，都是在我的不断启发下自己体悟出来的。我是以不断的提问和反问，来回答查理的无数提问，促使他去独立地思考决策。这使我更加感受到了心理咨询“助人自助”之含义所在。

最后一次见面，查理送了我一张精美的致谢卡和一支派克金笔作纪念，感谢我伴他度过了这一段人生的艰难时光，并帮助他认识到自身的缺点与不足。

他动情地对我说：“晓东，你不知道你的那些提问和讲话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我把它们全都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了。你将永远成为我在哈佛大学生活的一部分。”

我回答说：“查理，再没有比你通过此事变得更成熟、更富于反省精神这件事令我高兴的啦！我相信，如果你日后遇到类似的生活挫折，你将会变得更坚强，更富于生活的智慧。”

临别时，查理提出要带海伦来见我。我想了想回答说：“你来见我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已有了充分的了解。但海伦来见我，可能会令她感到不自在。因为她不了解我，又知道我是你的咨询员，在这种场合下见我，她该说什么呢？以后有什么机会再说吧。”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著名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和医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弗洛伊德的学生之一，但也是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的心理学家。他曾提出心理学中“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的概念。

查理同意了我的意见，便未做安排。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查理与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并肩在哈佛庭院[61]里散步。我想，那一定是海伦了。

她的一头秀发，正如查理描述的一样。也正是由于那一头秀发，我没能看清海伦的姣容。

我想，这样也好，就让我与海伦彼此之间，永远都是一个谜吧！这不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残缺美”吗？

望着他俩远去的身影，我在想，心理咨询真是太奇妙了！它可以在交流之中，彻底改变一个人的认知、情绪和行为方式。

我想起了西方一位先哲说过的一句话：“安慰语言的巧妙实施，是人类最古老的疗方[62]。”

我想起了督导在与我总结这个个案时说的一句话：“晓东，你现在感觉像个心理学家了吧？”

我想起了当初那位老教授讲的那种“登天的感觉”……

我想起了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罗杰斯……

我想，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让世人一同分享我帮助查理成长的喜悦与感悟。

个案分析

1.心理咨询“助人自助”之用意——不做来询者的拐杖

在与查理的交谈中，我刻意回避直接答复他的提问，意在促使他独立思考，而不依赖他人的指点。其实，查理是完全有这份能力的，他不断向我提问，不过是想让我肯定他的某些想法罢了。

换句话说，他是在寻求某种权威人士的肯定，犹如在等候上帝的旨意。如果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我无形中就成了他心目中的上帝。

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也是我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作为心理咨询人员，我的作用不是要主宰他人的命运，而是要推动他人去主宰自己的命运。由此，我不给查理提任何劝告，就是为了不使他依赖我。

查理想让我替他决策是其回避责任的表现，但我要帮助他积极地面对现实，独立决策。

这即是心理咨询“助人自助”的用意所在。

2.查理自我中心的根源——不合理信念的枷锁

在为查理咨询时，我基本上采取了“理性情绪疗法”（Rational-Emotive Therapy）[63]的策略。该疗法旨在帮助来询者除去思想中的非理性信念及自我挫败感，建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该疗法还认为，人的非理性信念主要有三个特征，即对他人要求“绝对化”、对生活事件“过分概括”及对生活挫折“反应过分强烈”。

就查理而言，他的非理性信念在于，他把自己与海伦的爱情看得太神化了。具体地说：他可以原谅自己的错误，而不能接受海伦背叛他的事实，因为他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完美了。

他不能反省自己在此次爱情危机中的过失，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过错看得轻而又轻，却把海伦的过错看得重而又重。

他不能理解海伦内心的痛苦，是因为他习惯了海伦敬佩他、顺从他，而不习惯于海伦指责他、违逆他。

总之，查理需要从自我的神坛上走下来，学会容忍他人的不足，并不再苛求自己。可悲的是，查理在忍受痛苦的煎熬，却又不甘向痛苦告别。

这即是查理自我中心的根源所在。

3.心理咨询使查理有了哪些成长——自我觉察的凯歌

查理经过此番爱情挫折后成熟了许多，也对爱情的含义有了深刻的理解。他的爱情危机表面上是海伦的问题，本质上也包括他的问题。但我却不能这样直截了当地告诉查理，即便说了，他也肯定不会接受。

反之，我通过与他不断地探讨，将他的注意力从海伦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并以对维纳斯断臂残缺象征意义的探讨为突破口，帮助他摆脱了思想中的完美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束缚，完成了认识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由此，查理开始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也乐于接纳他人的不足。这使得他开始克服与海伦关系中的大男子主义。

通过这次咨询，查理战胜的不仅是其爱情认识上的狭隘和偏见，也有其人格中的狭隘和偏见；查理宽恕的不只是海伦一人，还有其他令他挑剔不满的人。

凡此种种，都是此次心理咨询给查理带来的成长。

4.转动爱情三角形——解读爱情的大脑机制

著名心理学家斯滕伯格先生通过长期的研究描绘了爱情三角形的理论，提出爱情三角形的三条边分别象征着激情、亲密及承诺。

激情是爱情中的性欲成分，是情绪上的着迷；亲密是指在爱情关系中能够引起的温暖体验，以及彼此的认同与接纳，是灵魂上的相依；承诺是指维持关系的期许或担保，是对永恒的向往。

在爱情的三角形中，三条边长也并非是恒久不变的，在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变化。往往在爱情的头两年里，象征激情的边显得更长，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在激情之中而不在意周遭的种种，即俗语所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在查理和海伦长达五年的交往中，他们已经进入构建亲密和承诺的阶段。但从查理的叙述看来，他们的爱情仍是激情未减，完美无缺。可是他的一夜情则潜在地突显了他对海伦的激情已经逐渐回归于一种常态。但他的完美主义和自我中心，让他对他们爱情当中种种矛盾和问题采取了回避甚至是否认的防御机制。

在我几次引发他思考与海伦交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时，他才猛然有所察觉而开始他的反思。最终，他体悟到了爱情中，宽容、接纳彼此的不足，用心维护两者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脑科学也以它实证的态度证明了爱情以及婚姻过程当中，大脑掌管情感的部分可以测量的变化[64]；脑科学也同样给我们启发，爱情不仅是冲动，更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之“虚功”所追求的意境是什么

心理咨询不但是人际沟通的技巧，也是语言交流的艺术。

心理咨询之可贵，就在于它可以推动来询者去积极地认识自我、反省自我，进而提高其自信心与生活的智慧。

心理咨询之难为，就在于这种来询者对自我的深刻反省与认识应该是自发而成的，而不是由咨询者说教而致的。

心理咨询之巧妙，就在于咨询者不断启发来询者说出自己想让他说出的话。

心理咨询之高明，就在于来询者不但能独立克服当前面临的困难，也能从中增长人生的智慧。

从这些意义上讲，做心理咨询，犹如打太极拳，十分强调动作中虚与实的结合。人们通常以为，心理咨询就是为来询者说教人生，指点迷津，好像人在昏头昏脑时，希望有人能给他当头一棒，使他猛然觉醒。其实，这不过是朋友间一般咨询的“实功”表现，并非心理咨询之真功夫所在。

心理咨询强调的是“虚功”，讲究以虚击实，那样就会推动来询者不避责任，学会独立思考与决策，而不会在每次出现昏头昏脑时，都指望有人会再给他来个当头一棒。

人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来个当头一棒呢？心理咨询人员总是在问。

这正是心理咨询之“虚功”所追求的意境。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一般的生活咨询有什么不同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之间既有共性又有许多差异。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各种技术与方法都源于共同的心理学基本理论，如精神动力流派、人本主义思潮以及认知行为理念等。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心理咨询基本上是平等的咨询关系，以帮助来询者独立思考和决策为首要目标；心理治疗则更多地体现在医患关系上，以治愈病人的心理障碍或病态行为表现为首要目标。所以，心理咨询更多地强调咨询者对来询者的尊重和理解，以及彼此的积极互动。

此外，这种正规的、面对面的心理咨询和一般生活中的通信或电话咨询也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需要时间去建立来询者与咨询者之间的信任及互动关系，而后者则可以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对来询者问题的立场与观点。

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生活咨询这三者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都要尽量地尊重对方，理解对方。

总而言之，心理咨询就是要使人学会自主自立。

或曰：授人以鱼，一日享用；教人以渔，终身受用。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与治疗是怎样分类的

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中有着众多的流派，其中最常见的有“精神分析疗法”“心理动力学疗法”“来询者中心疗法”“现实疗法”“行为疗法”“交互疗法”“格式塔疗法”及“理性情绪疗法”等。据美国心理咨询协会的统计，现已记录在册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已有三百种之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美国心理学家朗敦（Perry Landon）认为，所有这些疗法大抵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知领悟”（insights）疗法，包括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的修通，旨在通过改变提高人的认知方式来缓解其心理困惑和障碍。另一类是“行为矫正”（behavioral modification）疗法，旨在以建立新的条件反射来矫正人的不良行为方式。

其实，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常常是两者兼用，互为补充的。

第5章 对学生考试作弊的思索

对生活环境进行控制的努力几乎渗透于人一生的所有行为之中，人越能够对生活中的有关事件施加影响，就越能够将自己按照自己喜爱的那样进行塑造。相反，不能对事件施加影响会对生活造成不利的影响，它将滋生忧惧、冷漠和绝望。

——班杜拉

做人当以诚信为本。这句话时常需要经过深刻的生活体验和教训才能明白它的含义。对于一个做事不诚实的人，应该怎样帮助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却又不被挫折击垮，这是心理咨询人员时常面临的挑战。在本个案中，我竭力帮助一个考试作弊的学生心甘情愿地接受校方的处分，且让他对今后的学业和未来的生活做了深刻的反思，并在与校方协商过程中就怎样处罚该学生成功地坚持了我个人的意见。

——题记

明轩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正在哈佛大学上二年级。他因为期末考试作弊而被其系主任派来见我，并正在等待校方纪律委员会的处分决定。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明轩在期中考试时用铅笔答卷，成绩下来后，他用橡皮擦去试卷中一些错误的答案，填上正确的答案，然后去找任课老师要求改分。老师看着试卷中的错误判分，感到很奇怪，却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将成绩改了过来。

期末考试判卷时，该老师留了个心眼，将明轩的答卷复印了一份存底，以备明轩再来找他。试卷发下去后，明轩又在试卷上做了手脚，再去找老师要求改分。老师将明轩的试卷留下，答应再与他联系，之后即去见系主任，讲明了这一切。

两天后，系主任与该任课老师一同约见了明轩。他们拿出两份试卷要求明轩加以说明。明轩不得不红着脸承认自己在两次考试中都骗了分。系里即将明轩的骗分事件上报到学生纪律委员会，等候其处分决定。同时，系里也要求明轩来我们这里接受咨询，以便更好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应付当前的这场危机。

明轩就是这样来见我的。

我恨我自己，我实在是太愚蠢了

明轩第一次来见我，十分被动。

他呆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什么话都不说，似乎是在挨时间。我们之间的对话进行得十分艰难。

“明轩，你想告诉我些什么吗？”我问道。

明轩默不作声，右腿不住地抖动着[65]。

“明轩，你心里一定十分不好受，可以给我讲一讲吗？”我又问。

明轩的嘴角动了动，还是沉默。

“明轩，你这两天来吃饭、睡觉好吗？”我接着问。

明轩点点头，眼睛呆望着窗外，下意识地抽着鼻子，右腿停止了抖动。

又沉默了一阵子后，明轩忽然抬头问我：“我可以走了吗？”

“我当然不能勉强你留在这里，但我们这样什么都没有谈，怎么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并应付当前的这场危机？”我回答说，心里很高兴明轩总算开了金口。

“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明轩干脆地回答，并做出起身要走的样子。

见此，我缓缓地说：“明轩，我不把自己看作神仙，可以解决平常人的所有问题。但老实说，你现在正面临着人生中一个重大挫折，你需要有一个可以很好理解你的人来伴你走过这段痛苦的历程。”

顿了一下，我又说：“系主任也给我打来电话，他要我将我们会面的结果告诉他，你说我该怎样答复他？”

明轩听了这话，重重地靠进沙发里，双手抱着头，盯着地毯，半天吭出一句：“我恨我自己，我实在是太愚蠢了。”

说着，他的右腿又开始抖动起来。

我靠近他，用手拍了拍他的肩头，轻声说：“人都是在错误中成长的，在挫折中变得聪明的。上大学时，我有一个好友在一次考试中，有一道题自己拿不准，就瞟了一眼邻座同学的试卷。结果那次考试虽然他的成绩很好，可那位同学却到处向人讲，我的好友是看了他的试卷才考得那么好。我的好友当时感到很羞辱……”

明轩突然抬起头，打断我的话说：“他那次经历算得上什么？不过是被同学议论几句罢了。你知道我现在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吗？是被哈佛开除的压力啊，唉！”

说罢，他连连摇着头，愁眉紧锁，露出极为痛苦的神情。

看得出明轩是在忍受悔恨的煎熬。

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明轩，我想我很理解你此刻的难受心情，我希望你能把它们都讲出来，或许我们会想出些什么办法来的。”

听了此话，明轩抬起头来，腿也不再颤抖。他呆望着我，问道：“都到这地步了，我们现在还能做什么呢？”

“请你先将事情的经过告诉我，好吗？”我回答说。虽然我已经从系主任那里得知了一切，然而为了客观地了解这一事件的经过，我仍需要听当事人的亲自叙述。

明轩深深地吸了口气，给我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他向任课教师和系主任所做出的保证。在这当中，我问他从此次事件中学到了什么，吸取到了什么教训，以后怎样改进。

“教训多了，”明轩总结说，“第一条就是做人要诚实，要做得堂堂正正的，这就像华盛顿总统说过的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策略。[66]第二条就是不可抱任何侥幸心理，这就像林肯总统说过的另一句话：你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愚弄某些人，也可能在某些时候愚弄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候愚弄所有的人。第三条就是不要把别人都当成傻子，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傻子。所以，小便宜可以占得了一时，却占不了长久……”

明轩一口气说出了五条教训。

看来他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做了认真深刻的反思，他的反思也是系统且由衷的。除了继续帮助明轩更深刻地认识问题背后的各种因素，还要帮助他怎样避免接受最严厉的纪律处分。

作为明轩的咨询者，我被邀参加校方学生纪律委员会关于如何处理明轩的问题的讨论。当然，我并没有告诉明轩这一切，我约他过两个星期后再来见我，因为那时候，学校的处分结果已经下来，我们可一起讨论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过了两天，我参加了学校纪律委员会有关学生违纪的例会。与会者有该委员会的主任、学生管理处的负责人、明轩所在系的系主任以及其他几位教授代表。

在讨论到明轩的个案时，那位系主任首先发言。他简述了事情的经过，并强调说这么高明的考试作弊手法，他还是第一次见识，所以主张按照校规，将明轩从哈佛大学除名。末了，他还开玩笑说，人们都说中国人很聪明，看来中国人的聪明真是五花八门的。

接着，学生管理处的人发言，他也认为此次骗分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必须严加处理。所以，他也赞同系主任的建议，将明轩从哈佛大学除名。在发言中，他还特别提到，当初爱德华·肯尼迪[67]在哈佛大学读书时，曾请人替他去参加西班牙文的考试，结果被查了出来，后来两个人均被哈佛大学除名。尽管老肯尼迪曾派人前来求情，却未动摇哈佛大学的决定……

最后，他强调说：“哈佛就是哈佛，它不会为任何人提供特殊照顾。”

接着几个人的发言也都表示赞同他们两人的意见。

轮到我发言时，我首先指出系主任刚才开玩笑说“中国人的聪明真是五花八门的”这句话是不妥的。因为在哈佛大学考试作弊的人有各国的学生，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考试作弊就拿所有的中国人来取笑，这样讲话是不公正的。说到这里，我瞟了那个系主任一眼，他面露尴尬之色，连忙解释说他不是那个意思，希望我不要见怪。

顿了一下，我又说：“我同意委员会成员所讲的明轩的考试作弊行为严重违反了校规，但鉴于明轩在向我咨询中表现出十分深刻的悔意和认识，我不同意就此将明轩从哈佛大学除名。那样做有些过分严厉，所以我请求委员会能给明轩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位系主任听了我的发言，一改刚才那副谦恭的样子，不客气地说：“先生，我想提醒你，哈佛大学每年都会因为各种缘故开除一些学生，单我们系去年就有两个学生被开除，其中一名也是由于考试作弊。她也是一个外国留学生，还是个女孩子，结果照样是哭哭啼啼地从哈佛走了。你不能因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就为你的同胞辩护，要求得到特殊照顾，那样做是不公平的。”

说完他得意地坐下来，看我能怎样答复他。他的话立即得到了几位与会者的响应。

面对他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不紧不慢地回答说：“系主任先生，我很理解您想维护哈佛大学校规的用心，我也相信您是一个很公正的人。但我想提醒您，我们在考虑怎样处分一个学生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他所犯错误的性质，还要考虑他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及改正的决心。明轩在与我的咨询中，对自己的错误行径做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要痛改前非。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应该将他扫地出门。毕竟我们处分学生的根本目的是要使他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振作起来，而不是让他没有机会改正错误，永远生活在其阴影当中。这与他是不是中国人毫无关系。如果是个美国学生来找我咨询，他若能够深刻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我也会照样替他争辩的。”

“不，这是不可以的，”那位系主任连忙插嘴说，“哈佛大学的校规不能制造例外，那岂不是对以前受此处分的人不公平吗？”

“规定都是人制定的，”我回敬道，“我们现在是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学校管理的趋势是人性化、个体化。我们要对学生的本性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与信任，而不是更多的蔑视与不信任，不然，还要我们这些心理咨询人员做什么？”

“不行，当初老肯尼迪来替儿子求情时，普西校长[68]为了维护哈佛的尊严不惜得罪他，现在怎么能因为你几句花言巧语就改变了这条校规呢？”那个系主任仍心有不甘地争辩道。

“时代变了，我们总不能抱着老黄历不变吧？”我接着说，“说实话，如果爱德华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如果他有十分深刻的省悟，我也一定会力请哈佛大学收回成命的，因为我们处分学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使学生接受教训并更好地成长，才是目的。况且，明轩并没有在考试中作弊，而只是在后来骗分。”

“明轩是没有在考试中作弊，但他后来的举动构成了作弊行为，这与在考试中作弊性质是一样的，所以应该受到必要的处罚。”那系主任又说。

“我完全赞成明轩应为他的欺骗行为而受到哈佛大学的必要处分，但我不认为将他从哈佛除名就是最好的处分方式，这无利于明轩的个人成长。”

“不行，哈佛大学由来已久的规定不能就这样被破除了。”

“天下就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定。”

面对我们之间的激辩，学校纪律委员会主任决定暂停明轩个案的讨论，并要求我与系主任将各自的观点以书面形式呈交给他，由他再与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校长磋商，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当天下午就将我的书面报告写好，交给了他的秘书。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了学生纪律委员会主任的回信。他说校方在约见了明轩之后，决定让他休学一年，不做开除处分。末了，信中还肯定了我勇于坚持自己见解的做法。

读完那封信，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又过了一个星期，明轩来见我。

此时他已经接到学校纪律委员会的处分通知，他万分庆幸自己没有被哈佛大学除名，并表示将会在这一年中回国生活一段时间，多走些地方，多体验些生活。

我问他为什么要这般打算，他说他此前基本上是一帆风顺过来的，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这次考试作弊被处分，使他一直在反省自己做人的准则。他感到自己学习虽然很出色，但做人还不够成熟，而且太缺乏生活阅历了。他要回国去好好游历一番，以多增长见识，多开阔眼界，成为一个思想深刻、有良好价值观的人……

听明轩兴奋地谈论自己的计划，我好像感到他是在主动要求休学一年似的。我感到他在思考、在成长。我相信这次事件会使他因祸得福，成为一个意志更加坚强的人。

为此，我专门送了他两句话，一句是一位中国古人讲的话：“智者善因祸而为福。”另一句是海明威讲过的话：“一个人可以被击倒，但不可以被击垮。[69]”

明轩认真地将这两句话抄在记事本上，说回来之后一定再来找我，汇报他这一年的收获和体会。

末了，明轩对我说：“你是个很善解人意的人。在我们的谈话中，你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教训我，也没有劝谕我一句话。你总是不断地向我提问，并知道我什么时候想说话，什么时候不想说话，你真能理解我的心。我来找你，真是找对了。”

“我也很感谢你这般肯定我。”我回答说。

临出门时，他使劲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会永远记着你的，因为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我答道，“我坚信你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的。”

我将他一直送出大门，目送他拐入哈佛庭院。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想，我从此次咨询过程中得到的收获不比明轩少。

个案分析

1.我的心理咨询怎样使明轩转变了态度——擦除标签的沟通艺术

从这次事件中，我也深刻认识到，犯错的学生是多么需要有人关心他们、理解他们，并在此基础上启发他们。此时此刻，我们做一回雪中送炭的事情会令他们终生难忘。当然，我理解他们的心思并不是要去支持他们的错误行径，而是要帮助他们从挫折中振奋起来，做个意志顽强的人。

在此当中，我要坚信每个人都具有自我向善的能力，关键是怎样给他们一个深刻认识错误与改过自新的机会。

通过此次咨询经历，我还深刻感到，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我不需要教训学生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这样的效果可能会是很消极被动的。相反，我启发学生自己去谈对这一切的认识，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明轩之所以能有积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尊重了他，信任了他，在他最感自卑的时候给了他精神上的安慰。由此，明轩不但说出了我想让他说出的话，还感谢我能够真正理解他。

我的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和后现代平等互动的交流模式是使明轩转变态度的关键。

2.我的心理咨询怎样促进了明轩的思想升华——接纳提升自我效能

我与明轩只见了两次面，由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我几乎没有为他做什么具体的咨询。我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在帮助他升华对错误的认识上。

在这当中，我没有教训他、劝诫他，而是竭力鼓励他自己去分析、总结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及教训。我并没有因为他骗分就认定他是一个不可信的人。相反，我尽量让他感到，我相信他会从此次经历中变得更加成熟。

换言之，我虽然不能接受（认同）明轩所犯的错误，但我能接纳明轩本人。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通过这些探讨，明轩认真吸取了此次骗分被惩的教训，决计回国生活一段时间，好好体验一下人生中的起落与得失，相信他一定会有很多收获的。更重要的是，明轩懂得了诚实的可贵，侥幸的害人，相信他今后会堂堂正正地做人。

由此，明轩没有被生活的挫折所击倒，一蹶不振，而是迈着坚定的步伐，继续走他的人生之路。

这便是我的心理咨询给明轩带来的思想升华。

咨询话外音

开展心理咨询对现代学校管理有什么促进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这是明轩通过此次骗分被罚而深刻领悟的道理。

明轩能由国内来哈佛大学读书，何其不易，却因为考试骗分而几乎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个教训可谓惨重之极！

明轩此前一直平稳度过，没有经过什么大风大浪的摔打，现在经受这样一场严厉的打击，不能不使他彻底地反省自我，思索人生。从这层意义上讲，这次人生的挫折肯定会对明轩的成长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与其他来询者相比，明轩对自我的认识是最透彻的。所以，他不需要我去启发或提示他什么。我此时要做的事情不仅是要帮助他辩证地看待此次经历的教训，振作起精神，也要为他力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不认为我在此事的处理上有什么特殊的能耐，我只是适时地强调了学校管理人性化的重要性。所以，校方最后的决定实是明轩的幸运，因为像他犯的这种事，在以前是肯定会被扫地出门的。

我之所以能促使校方最后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完全是因为我所提出的后现代教育理念与现代学校管理日趋人性化、个体化的发展潮流相吻合。而心理咨询正是其发展最直接的体现，因为心理咨询的主旨，就是尊重人的个性和发展潜能。

这正是开展心理咨询给现代学校管理带来的促进。

后现代模式在咨询交流中的应用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末一种遍及哲学、美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宗教等领域的，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哲学文化思潮。强调对人类、对自然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元的方法论和评价体系。以克服单一理念，摆脱僵化形式理性。

在后现代咨询交流中，咨询师需要放弃无所不知的权威姿态，不对问题做预先的假定、回答，怀着好奇，尽可能多地倾听，鼓励来询者共同解构有问题的、丧失生命活力的种种经历，积极互动，共同构建新的人生故事。在与明轩的几次沟通交流中，运用问题外化技术，始终把考试骗分的问题和明轩本人分离开来，不去对明轩这个人的品性做片面的评价。

当我以这样的态度和交流模式倾听明轩内心的声音以及他诸多的感受时，明轩检讨行为、反思过去的内在动机反而得以自发地唤起。而这一动机的苏醒，其实是认知改变、情绪调整以及行为修正的真正基石。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学”一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心理学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心理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却是在1520年才出现的。在这一年，一个名叫马如利克（Marulic）的塞尔维亚人首次用psychologia这个词发表了一篇讲述大众心理的文章。这是“心理学”一词的首次亮相。七十年之后，一个名叫哥克（Rudokf Goeckel）的德国人又以此词出版了一本名为《人性的提高，这就是心理学》的书。这便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记载的、以“心理学”这一术语出版的书。

之后，人们就不断以“心理学”这个名词出版各类书籍，直至使心理学书籍成为世人最爱读的书类之一。

第6章 我恨我的冷漠

心理咨询是对自我行为和心灵的探索过程。人的某些行为或习惯动作背后可能会埋藏着某种深刻的无意识动机[70]。弗洛伊德主张，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挖掘有意识行为背后的无意识动机”。在下面的个案中，我采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帮助了一个因室友自杀而万分内疚的学生摆脱了自责对她的精神折磨，并发现了一段故事中的故事。

——题记

1991年秋，哈佛大学的一个外国女留学生，因为不堪忍受学习压力而自杀。

这个事件曾在哈佛校园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与两位心理咨询中心的同事被邀前往为死者的同学做团体咨询[71]，帮助他们宣泄对此事的惊恐情绪，扫除心理上的阴影。会场上，有个女孩子哭得很伤心，被人搀扶出去。当时我也跟了出去，做了一些劝慰并告诉她，如仍感难受，可到心理咨询中心来找我。

两天后，那个女生果然来见我。

她首先感谢我那天对她的关心，并提出要与我定期会面一段时间，帮助她疏通对此次事件的情绪反应。我也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并约好每周会面一次。

她的名字叫佳莎，十年前从罗马尼亚移民来美国。

请扫除埋藏在你心底的“垃圾”

原来佳莎与死者是室友，两人都在读研究生，而且非常要好。

自春天以来，佳莎的室友忽然变得十分懒惰，无故旷了许多课，也不收拾自己的屋子，还经常一个人呆坐在电视机前，没完没了地看电视、吃零食。有一天，佳莎从学校回来，看见室友正在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满地的零食也不收拾，感到十分生气，就使劲儿地数落了她一通。结果两个人好几天没讲话。

出事前几天，那个室友两次在深更半夜来找佳莎聊天，都被佳莎挡了回去。一次是由于佳莎正在赶写第二天要交的作业，不想有人打搅她。另一次是佳莎刚刚睡下，头脑昏昏的，不过佳莎答应室友第二天晚上会跟她聊。不料，第二天中午佳莎回宿舍换衣服时，竟发现她的室友已经吃安眠药自杀了。

死前，那位室友也给佳莎留了一张纸条，祝愿她前程远大，事业成功。末了，还提醒她要学会多关心人，这比学习好更重要。佳莎为自己一再忽略室友的求救信号而感到惭愧万分，追悔不已，连日来都无法安然入睡。

佳莎说，她每每回到宿舍，都仿佛又听到了那室友的声音；而晚上一闭上眼睛，她又仿佛看到那室友流着眼泪向她走来……

佳莎感到自己的精神在崩溃。

她在最初讲述这一切时，忍不住落了好几次泪。她感到自己是个罪人，她认为是自己的冷漠促成了室友的自杀，她不能原谅自己那两天的粗心与无情，她不知道这样在哈佛待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还不如死了清静。”佳莎喃喃地说。

面对佳莎的精神痛苦，我首先表现了最大的同感和理解。我建议她先搬到外边哪个朋友家住一段时间，以缓解一下当前的紧张情绪，避免痛苦的回忆。此外，我还建议她这些日子多与朋友在一起，多参加些课外活动，多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以转移注意力。她听从了我的建议，暂时搬到了一位好友家去住，也时常与大家在一起。

但佳莎说，就是做了这些，她还是忘不了死去的室友，还是感到良心备受谴责。

对此，我深感困惑。

我与督导商讨了佳莎极度自责和内疚的表现，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因为佳莎把自己的冷漠当作导致室友自杀的直接原因。她在经受着一场巨大的精神折磨，已不能客观地分析当前这场悲剧的前因后果。对此，我要想尽办法帮助她从内疚的精神折磨中挣脱出来，改变认识问题的方法。

于是，我对督导说：“我想我应该在谈话中多了解佳莎以往的生活经历，因为佳莎的情绪反应确实有些反常，这当中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你以为呢？”

督导赞许地说：“成，成，就这么做。”

依照我与督导商定的咨询方案，我同佳莎深入探讨了她室友自杀的主、客观原因。

佳莎告诉我，她室友自杀的直接原因是不堪学习的压力。

在她们同住的一年多时间里，佳莎曾多次听到她抱怨说不能再承受这里的学习生活压力了，想休学一个学期。但由于她是公派到这里进修的，时间和经费都有限，不能做那样的安排，这使她感到十分沮丧。

在自杀前的一个星期，她又因屡次旷课、未交作业而受到院方的询问，要求她尽快跟上学习进度，否则将难以继续在哈佛大学的学业。而与此同时，派她出国的单位又再次来信催促她学业一结束就立即回国……

情急之中，她竟走上了轻生的道路。

我问佳莎，如果那两天晚上你帮助了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她也许不会去死，那是她临死前的呼救啊。”佳莎低着头答道，嘴唇在微微颤抖。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回答说，“然而你觉得怎么做才能使她彻底摆脱死的诱惑？”

“那当然是克服学习上的困难，适应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佳莎木然地说，头仍半低着。

“那你认为你在这一过程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呢？”我又问。

“我知道你是想解脱我对室友之死的内疚。”佳莎慢慢抬起头来对我说，“我知道即使我那两天与她谈了话，也未必能对她的学习有多大帮助。因为她的学习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我跟她谈话，至少可以帮助她把自己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你知道吗，她今年才二十五岁啊！”

说到这里，佳莎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她取出了几张纸巾，抹了把眼角，闭上了双眼。

我让她沉静了片刻，开口说：“是啊，佳莎，如果那两天晚上你接待了她，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这的确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更可惜的是，她在面临人生的重大危机时，没有像你这样来找我们或其他专业人士求助。要是她来找我们的话，我想我们总会想出办法帮助她渡过这一难关的，你说是吧？”

“是啊，是啊，”佳莎使劲地点着头，“唉，要是她早点儿来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就好了，我怎么没有早点儿想起来把她推荐给你们。”佳莎叹气说道。

接着，我向佳莎解释了如果她的室友来到我们这里求询，我们会怎样帮助她。但在谈话中，我发现佳莎还是总将室友的死与自己的冷漠、粗心扯到一起。例如，当说起她的室友所面临的学习压力时，佳莎就会自责以前没有很好地帮助她。而当说起她的室友在波士顿没有什么朋友时，佳莎又会自责当初没有带她去多认识几个朋友。

这些表现都使我产生了进一步的怀疑，室友的死是否勾起了佳莎以往生活中某些不快经历的回忆，出现了强烈的移情反应。不然事过了这么多天，她为什么还在不断地谴责自己呢？

于是，我问佳莎：“我发现你对室友的死感到无比的内疚自责，我很钦佩你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但我也怀疑，这次事件是否勾起了你自己以往生活中的某些不快的经历？”

听了我的提问，佳莎又低下了头，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她的眉头一动一动的，嘴角一抽一抽的，最后断断续续地说：“我……我有一个表姐……在五年前也是吃安眠药自杀的……在出事前的好几天里，她都不跟周围的人讲话，也不跟我讲话……后来，我们是在她留下的遗书里了解到她的死因的。唉，我要是能想到在那几天中多找她说说话，多陪陪她，也许她就不会出事了。我怎么会这么傻啊！”

说完，佳莎又掩面哭泣起来。

这下子，我全明白了。

佳莎对室友之死的过分自责，实际上是在继续悼念表姐的死。由于两者之死的形式雷同，佳莎几乎是在重新体验当初表姐之死所留下的心灵创痛。这正是佳莎一再责备自己未能及时拯救室友逃离死亡的根源所在。难怪佳莎会这样揪住自己不放。实际上，她也是在懊悔当初未能及时察觉表姐的自杀举动。

认清了这一切，我心里感觉轻松了许多。因为在此之前，无论我怎样启发佳莎不要因室友之死而过分地内疚自责，都不能使她改变想法。这回佳莎终于说了实话，使我看清了她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帮助她也就有方向了。

于是，我决定将两个人的死连在一起谈，以使佳莎意识到，她现在这样对室友之死深感内疚，实际上是在进一步宣泄当初对表姐之死的自责心情。

我向佳莎解析道：“你现在对室友之死这样难过，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你在潜意识中认定表姐之死与你未能及时加以察觉与拯救有关，所以你始终摆脱不了自责的困扰。而今，你室友的自杀，使你在潜意识中重温了当初表姐之死对你的精神折磨，从而再次陷入自责内疚的深渊当中，不能自拔。这都是因为你室友自杀的过程与你表姐的自杀过程有许多雷同之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佳莎对我的解析一再点头称是，说：“噢，原来是这样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接着，她坦白说：“其实从发现室友自杀的那一刻起，我就感觉在重新体验表姐之死的痛苦。我一直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但又害怕你会嘲笑我这么不吃教训，重蹈覆辙。所以好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现在说出来这一切，我感到轻松了许多，因为我再也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了。”

我点点头说：“是呀，你现在全都讲开了，也就解脱了许多。而事实上，无论是室友之死，还是表姐之死，你都是个受伤者。”

“为什么呢？”佳莎问我。

“因为在此之前，你一直把对表姐和室友之死的懊悔之情憋在心里，没有把它们彻底讲出来。这给你带来了巨大的心理负担，使你不能坦然地面对你与她们的关系，并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作导致她们走上轻生道路的罪魁祸首，所以你会感到自责不安。”

佳莎点点头。

“更重要的是，你这块心病不除，就会永远受它折磨。而且你将来一听说有什么熟人自杀，还会陷入自责的深渊，你信不信？”

“嗯，我信。”佳莎说，“其实上次表姐死的时候，我就非常悔恨，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些痛苦讲出来。我曾好几次与我父母谈起此事，可他们总是劝我不要想这么多，也不要再与他人谈论这事了。他们还总是说，表姐是自己要死的，与我无关。所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人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那你怎么看你父母说的话呢？”我问佳莎。

“我承认他们说的话有道理，但我做不到。”

接下去，佳莎给我讲述了她与表姐的特殊关系。

原来，佳莎小的时候，父母趁驻外工作之际，留在了西方，后来又辗转去了美国。这使得佳莎与父母长期分离，一直与表姐同住。表姐大她十五岁，待她既似姐姐，又如母亲，两人关系非同寻常。

表姐的父亲在“二战”期间曾出任纳粹德国傀儡政府中的高官[72]。罗马尼亚解放后，他即被解放阵线处死。这使表姐当年备受刺激和歧视，心情也一直很压抑。所以她梦想移民到美国来，开始新的生活。十年前，表姐终于如愿以偿，和佳莎一同移民来到了美国。结果，佳莎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而表姐却总是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人也开始变了。

“变得怎么样了？”我插嘴问。

“变得脾气急躁了。以前，表姐对我一向很好，也很有耐心。她小的时候，人很漂亮，曾幻想成为一个明星人物，但由于舅父的缘故，没人愿意培养她。所以表姐就把全部的梦想都寄托在我身上了，梦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像科马内奇[73]那样的体操明星。但我就是不喜欢体操，表姐也拿我没办法。后来，她又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电影明星，经常带我看各种电影，还给我讲她以前看过的电影，评论其中的演员哪里演得好，哪里演得不好。表姐还常说，如果在罗马尼亚拍不成电影，就去美国拍。那里有好多电影制片厂，也有好多的机会……”

说着说着，佳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嘴角一抽一抽的，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沉静了片刻后，我开口说：“你对表姐的思念是很深的。”

“是啊，所以我父母让我忘掉表姐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无法理解我与表姐之间的那种深厚感情。表姐死之前那几天，我要是注意到她的异常表现，主动跟她说话，表姐也许就活下来了。而她要是看到我今天能在哈佛大学读书，该有多高兴啊！”

“是啊，”我响应说，“你这么思念表姐，却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份埋藏在心底的思念和悔恨说个透，这是使你这些年来不能平静地面对这段往事的根本原因。”

“噢，你指的是什么？”佳莎问我。

“我是说，以前你父母总是让你不要想那么多，要向前看。言外之意，你应该尽快把这段不快的往事忘掉才对。但它只是一种回避问题的做法，本质上没有解决问题。你看，这就好比你把一堆发霉的食物扫在地毯底下，表面上看来，那堆垃圾是消失了。但事实上，它并没消失，而是藏在地毯下面腐蚀着你的地毯，直至烂掉它的一角，使你蒙受更大的损失。而现在，你把当初的精神痛苦都讲了出来，就好比把那堆垃圾从地毯下面清扫出去了一样，使它不再来干扰你的情绪，折磨你的心灵。”

佳莎使劲地点点头说：“你比喻得真是太贴切了。我想，我之所以对室友之死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就是因为当初表姐死的时候，我没有能把内心的愧疚与委屈都说出来，理顺其中的关系。现在都说出来了，我真的感觉舒服多啦。”

我点点头。

“以前，我总觉得我父母说的话有问题，但我一直说不清问题在哪里。今天我明白了，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懂得要我尽快忘掉这段痛苦经历，却不懂得如果我不把一切谈清楚，就永远无法坦然面对这一事件。”佳莎睁大眼睛说。

“嗯哼[74]。”我点点头。

“所以，我摆脱不了对表姐之死的内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父母造成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劝我忘记表姐，这等于在阻挠我正常宣泄表姐死后的一肚子委屈，结果使我对这段往事念念不忘，因为我还没有获得心理平衡哪，你说对不对？”佳莎问我。

“你真的该来学心理学。”我开玩笑说。

“我迟早会的。”佳莎也笑着答道。她深深地吐了口气，接着说：“唉，要是人人都懂点心理学就好喽，也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

“你的心结终于解开了，我真替你高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问。

佳莎想了想说：“我有一点还是不明白，那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觉得我本来可以挽救表姐和室友的？”

我没有直接回答她的提问，而是反问她：“你认为你真的有能力这样做吗？”

“这个，我也不肯定，但如果我早点儿观察到她们的情绪变化，或是更敏感些，我至少可以做点儿什么的。”

“做点儿什么？”

“比如说，我可以带她们出去走一走，散散心，那样做至少会让她们感到有人在关心她们啊。”

“那样做又能帮助她们多少呢？”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总是觉得你本来是可以挽救她们的，但你没有想到，她们问题的解决已经远远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她们需要接受专业人员的帮助，甚至去看医生。所以你为自己未能及时挽救她们两个人而懊丧不已，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你说呢？”

佳莎叹了口气，若有所思地说：“唉，看来我真是该把这事看开些，我要是能挽救得了她们，那当然最好了，可我没能挽救她们，本质上也不怪我，是吗？因为就像你说的那样，她们的问题确实不是我所能解决得了的。不过室友就这么死了，还给我留了张纸条，里面就是有埋怨我的意思嘛。所以我承受良心的谴责，也是理所当然的，要不然就更对不起死者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人已故去，你觉得你吸取了什么教训？”

“我想我一定要变得更加细心，善解人意。这份做人的功夫的确比做学问的功夫更重要。”

“还有呢？”

“还有，就是以后要是再遇到这类事情，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也知道该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情了。嗯，这么想，我真感觉好多了。人真的要学会在遇着不顺心的事时从不同角度来认识，那样才能把心情摆平，你说呢？”

佳莎眼里闪过一种我以前未曾见过的神情，她紧盯着我的双眼，充满了自信。

我知道，这回佳莎的心情算是真正平静下来了。看着她张开双臂，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心亦舒展开来。

佳莎终于解脱了自己。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觉灰暗了，也不再对室友之死感到那么内疚自责了。

她望着我屋中那幅大海的油画评论说：“我感到自己就像刚从那翻腾滚滚的大海中游到了岸边，虽然浑身上下筋疲力尽，心情却感到无比轻松。”

的确，佳莎室友的死，使她的生活像海潮般翻腾了一番。就在前些天，她的心情还如同那画中波涛汹涌的海面，而现在，她的心情却似那画中风平浪静的岸边。佳莎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结扣被解开了，生活恢复了平静。由此，她明白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

佳莎对生活更加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我们又讨论了一些具体的事情，例如，是否要搬回原宿舍去住，怎样通过参加不同的活动来调整心情，怎样应付当前的学习压力，等等。

通过这些讨论，佳莎决定与房东协商，尽快搬出现在的住处。同时，她还打算在近两个星期内，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为帮助佳莎调整心情，我专门给她的两位任课教师写了信，请他们延迟佳莎交作业的时间，以确保佳莎专心地放松情绪[75]。此外，我还给我的一些朋友打了电话，请他们协助佳莎寻找新住处。

最后一次见面，佳莎告诉我：“我本来很担心你这个大男人不能很好地理解我这个小女子的心思，现在我不再担心了。”

我回答说，“我为你咨询，也一直担心你不能彻底解脱你的精神烦恼，现在我也不再担心了。”

佳莎会心地笑了。

在这轻松的笑声中，我结束了为佳莎的咨询。

个案分析

1.佳莎的“未完成情结”是如何解开的——心房大扫除

心理咨询之难，时常在于它要揭示表象背后的玄机。

在此过程中，心理咨询人员时常需要扮演精神分析学家的角色，像弗洛伊德那样发出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令人听了顿有所悟，从而解开一个又一个系在心底的结扣。所以，弗洛伊德言，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使人找到无意识行为背后的有意识原因，是很有道理的。

在最初为佳莎咨询时，我一直以为她对室友之死的内疚完全是出自一种悼念之情，所以理所当然地会感到伤心。由此，我曾试图用“现实疗法”（Reality Therapy）来帮助她缓解其负疚心理。但无论我怎样启发佳莎不要对室友之死过分自责，她还是跳不出自责内疚的圈子。

后来，我改用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76]的方法，开始与佳莎讨论她内疚之情的潜在因素，结果发现这本质上是因为佳莎在补偿（compensate）她对表姐的死的悔恨之情。正是这种悔恨情绪的宣泄不足，构成了她潜意识中的“未完成情结”，使她甘心忍受当前的内疚煎熬。

佳莎起先对这种“未完成情结”的潜意识作用并不清楚，直到我帮助她领悟到室友之死与表姐之死的关联后，她才彻底宣泄掉了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痛创，从而解开了心中的“未完成情结”，最终摆脱了内疚对自我的煎熬。

这使我想起了早年在国内看过的一部名为《爱德华大夫》的美国译制片[77]，其中爱德华大夫的“未完成情结”使他一看到横条状的东西就感觉紧张。这种心结是无法靠劝说来加以摆脱的，唯有将其解析[78]清楚，才能使他最终获得解脱。

同样，在对佳莎的咨询上，我不将她对室友之死过分悲哀的潜在动机搞清楚，也就无法“对症下药”。

更重要的是，我通过一步步的发问和提示，帮助佳莎调整了其认识中的极端和偏差。由此，她终于获得了心灵上的平静，甩掉心理包袱，轻松前行。

这就是我帮助佳莎解开其“未完成情结”的方法。

2.佳莎的内疚为何会给她带来持久的影响——不能言语的痛

在大多数情绪中，我们通常会关注那些容易辨识的、比较外显的情绪，如愤怒、痛哭、自残等。而较为内隐的情绪，如内疚、自责、羞耻等，却容易被人们忽略。因为这些情绪往往深压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如鬼魅般穿行，难以用言语向他人诉说并获得别人的谅解。

久而久之，其对身心免疫力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就如佳莎的个案一样，因为表姐离世的事件，一直蛰伏在她的潜意识当中。当室友类似的事件发生时，会重新激活其大脑伤痛的情绪记忆，从而不能自已。

对于这样未完成情结的哀伤处理，除了精神分析的动力解读之外，还可以采用德国完形疗法中的空椅技术[79]。通过角色的扮演和自我对话，营造安全的情境氛围，联结已故之人和当下自己的心境，让纷乱的思绪进行意识的整合，让不良的情绪得以释放。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为什么要帮助人清除掉心底的“垃圾”

通过这次咨询经历，我认识到，做心理咨询一定要善于多提问题，多做联想，为的就是帮助人清除掉埋藏在心底的“垃圾”。因为来询者常常是当局者迷，如果咨询者不能帮助他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也势必会跟他迷到一块儿去。

这就是我最初为佳莎咨询时的体验。

其结果是，我自己也一度陷进了佳莎的“迷魂阵”中，不能帮助她有效地摆脱其精神痛苦。后来，当我意识到佳莎的反应非同寻常时，我才慢慢跳出了她的迷局，发现其问题核心所在，最终帮助佳莎也跳了出来。

此外，帮助佳莎康复情绪，不仅要有不良情绪的宣泄，还要有具体的行动配合，如换住处、推迟交作业时间及帮她总结经验教训等。因为宣泄只能使佳莎改变原有的认识方法，而具体行动才能进一步巩固她的情绪转变。

这也是我从此次咨询中获得的经验。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把心底的“垃圾”藏到地毯底下的做法，可能会很有害于来询者的心理健康。对于人的某些精神痛苦，如失恋之苦、丧亲之悲、落选之憾、输赛之恼、败考之愤等，是不能简单地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的。与此相反，将这些精神痛苦彻底地谈出来、说明白，才会真正解除“未完成情结”对来询者的精神折磨，从而使他获得内心的平衡，看开眼前的一切。

在这里，摆平心里的矛盾，看开不顺心的经历，获得这一层次上的认识，便是成熟，更是成长。

这也是我在前面“登天的感觉”一章中谈到的心理咨询要达到的另一个目标，即使人成长。心理咨询的宗旨欲达到的两个目标，成长与解开“心结”，二者承上启下，相辅相成。

不然，一块心病压在心头，天长日久，必然会越积越深、越压越重，最终形成人心灵中一个巨大的“黑洞”，给他正常的生活与工作带来干扰。

这即是清除心底的“垃圾”对维护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人之心理健康可从中医之“通者不痛，痛者不通”的原理中获得什么启发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有些人会为一时之情感打击而情绪抑郁，甚至精神失常？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些人蒙受情感的打击（如失恋、落榜等）已是痛苦万分，而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左右的亲人或朋友不知道怎样做才能真正地安慰他们，只知道一味地劝说他们尽量想开一些，忘掉过去，展望未来。

殊不知，这可能是最不入耳的话，而且可能会给受害者帮倒忙。因为安慰一个人，不一定是要他忘记过去，而是帮助他学会怎样正确地面对过去。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创伤没有得到及时的宣泄和纾解，那可能会留下许多后患，精神抑郁就是其表现之一。

总之，人蒙受了某种精神刺激，一口气吐不出来，反而咽回肚子里去，不但会使他对往事耿耿于怀，还会慢慢侵蚀他的身心健康。这一现象正应了中医之“通者不痛，痛者不通”的辩证原理[80]。可惜许多人不明白这一点，眼看着悲剧在发生，却不知所措。

在本案中，佳莎之所以能平复情绪，本质上就是因为她得到了心灵上的彻底解脱。不然，什么熟人一出事，她就可能会自责一番，你信不信？这本质上就是因为她的心理“痛结”没有被疏通。其实，如果当初佳莎的表姐和室友的“痛结”也能有机会得到疏通的话（无论是对新环境的适应不良，还是不堪学习的压力），相信她们都会活下来的。

所以，我们有必要经常想一想：通者不痛，痛者不通。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是怎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的

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Josef）Breuer，1842—1925]，奥地利医生，生于维也纳，逝于维也纳。他1863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868年任维也纳大学荣誉讲师，1871年起当私人医生，1894年，他当上了维也纳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弗洛伊德创立“精神分析”学说可说是历史的偶然。

弗洛伊德年轻时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读书，曾一度对脑神经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年的梦想是成为一个脑神经学家，专搞科学研究。可惜他要分担家里的经济负担，再加上他身为犹太人，很难打入知识界的上层社会，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梦想。

由此，他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的学业，成为一名开业医生。后来，他与一名叫布洛伊尔（J.Breuer，1842—1925）的奥地利医生合作，研究“催眠暗示”对歇斯底里患者康复的作用，才逐渐创立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在其正式命名之前，弗洛伊德曾将这种特殊的疗法称作“谈话疗法”（talking cure）。

人们皆知道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说的开山鼻祖，但人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弗洛伊德在投入“谈话疗法”的研究之前，曾发表了十余篇有关脑神经的学术论文；而且弗洛伊德一生除了做精神分析之外，还要靠行医和写文章来贴补家用。

第7章 我是同性恋吗

心理咨询在于帮助人不断地认识自我，完善自我。而对于来询者的自我思考和探索，心理咨询人员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做出什么努力？这是每个心理咨询人员不断面临的挑战。在下面介绍的个案中，我试图为一个同性恋者咨询他所谓的“性取向[81]”问题。在此当中，我不仅深入了解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也战胜了我对无知的畏惧。

——题记

汤姆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他长得高大魁梧、满脸胡须，一副西部片中牛仔的样子。他来找我咨询他的“性取向”问题，也就是说，他这一辈子是做一个同性恋好，还是做一个异性恋好。

“你有过同性恋的经历吗？”汤姆上来就问我。

“没有，”我回答说，“不过让我试着为你咨询咨询，如果你感觉不好，你可以随时提出来换人。”

就这样，我开始了为汤姆的咨询。

没想到，此次咨询是我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以来，遇到的难度最大也是收获最多的一个个案。

世界上最大的畏惧正是畏惧本身

汤姆告诉我，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同性恋，也就是说，他对男性本没有生理上的兴趣与需求。但两年前，他开始介入同性恋，本来只想做个秘密的同性恋者。但近来他的“女友”麦克，突然提出要公开他们的关系[82]，否则将与他断绝来往。

汤姆对此深感为难，他虽然有了这样一个固定的“女友”，却仍与女孩子们交往，现在要他公开同性恋关系，势必会使他失去那些女孩子。所以，汤姆感到十分犹豫，说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就一定要成为一个同性恋[83]。

汤姆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是个独生子。

他的父母眼下正驻扎在欧洲某地。从小到大，父亲一直希望汤姆能像自己那样上西点军校[84]，将来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为安排汤姆上西点，父亲早就请家乡的两位联邦议员给汤姆写好了推荐信[85]。但汤姆不喜欢军旅生活，更不喜欢他父亲的家教方式，所以坚决反对。

由于他的坚持，也加上母亲的暗中支持，汤姆最终没有服从父亲的意志。汤姆强调说，在他记忆中，他很少能抗拒父命，这回是一次少见的例外。

我闻到了他们父子间的火药味。

汤姆生长在军人家庭，去过美国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一方面使他阅历很广，见过不少世面；另一方面也使他缺乏知心朋友，通常是刚结交了几个好朋友，就又要随父母开拔去其他地方。每次收拾行装时，他父母都很兴奋，可小汤姆却大多是一脸忧伤。因为这意味着他又要去适应新的环境，结交新的朋友。他不喜欢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

上中学以后，他主要留在美国，不再随父母远驻他乡。由于他广泛的社会阅历及特殊的家庭背景，汤姆在校内颇受女孩子们的青睐，也交过不少女友。但令汤姆奇怪的是，竟也有一些男孩子对他感兴趣。

一天，一个男同学忽然劝告他，不要一天到晚跟女孩子泡在一起，男人们在一起也是很有味的。他还不断约汤姆体验一下男人们在一起的乐趣。出于好奇，汤姆真的跟那个男孩约会了几次，并有了身体上的接触。汤姆说不出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但那个男孩告诉汤姆，当今的年轻人应该同性恋、异性恋都尝试才好，这样才能确定一个人的“性取向”。

就这样，汤姆开始了他的同性恋活动。他始终说不清自己的“性取向”到底属于哪一边，他只知道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体验都不错。

上了哈佛大学之后，汤姆又结交了几个新的同性恋朋友，但都未能持久下去。直到认识了现在的“女友”麦克，才获得了一定的满足。这主要是因为麦克对他十分顺从，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但近来麦克发现他居然还与女孩子有染，甚表不满，提出来要与他分手，除非他愿意公开他们的关系。

这使汤姆陷入了空前的苦恼当中，他下不了决心，不愿意舍弃麦克。令汤姆更加紧张的是，麦克近来似乎在与另一个同性恋者交往，所以汤姆要尽快做出一个抉择。

面对汤姆“性取向”的抉择，我也感到很困惑。因为在我的生活经历中，男女有别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性取向”的问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当今美国的一些青少年，会把对同性恋的尝试当作自我确认[86]的一项任务来完成。难道一个人的“性取向”还是他成长道路中的一个谜吗？我感到无法理解汤姆讲的许多事情。

带着这些疑虑，我去请教督导，并提出是否换人为汤姆咨询更为合适。不想督导却对我说：“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还怎么能给别人做咨询呢？”

“这不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力的问题。”我反驳道，“因为我确实对同性恋一无所知，缺乏与来询者产生思想共鸣的基础，怎么能够很好地理解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呢？”

“你以为每一个给同性恋者做心理咨询的人都必须有同性恋的经历吗？”他反问我。

“那当然不必了，但我是担心，我会对同性恋者有什么自觉不自觉的反移情意识[87]。”我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体验一下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呢？你不觉得这次咨询对你来说正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吗？看一看你究竟有没有能力去为那些你不了解的人做咨询。”

督导眨了眨左眼，笑着说：“怎么样？”

我无奈地点点头，心想这回可真要“赶鸭子上架”了。

督导进一步建议我主动接触一些同性恋人士，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和情绪体验，并把它当作此次心理咨询的一项特殊作业来完成。

我说：“那就让我去试一试吧，但是——”

不料督导打断我的话说：“别说但是了，你会成功的。”

遵照督导的建议，我在给汤姆咨询的同时，也接触了哈佛大学同性恋协会的人士，提出想去参加他们的一次聚会。说来都是同学，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我，请我去参加他们下一周的聚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里既好奇又紧张。

那天的聚会共有二十多人参加，有男有女，大多是哈佛大学的学生，有几个还是我认识的同学。他们当中有些人佩戴着一个蓝色或粉色的三角塑料徽章[88]。男同性恋们还大多在左耳上戴一个耳环。有了这些标志，大家一眼就能看出对方的身份，而对于我这个什么都不戴的人，大家开始时多少有些警惕。

当他们得知了我的真实来意后，都争先恐后地向我讲述他们是怎样走上同性恋道路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入道已久的基督徒给新入道的基督徒讲述自己的见证[89]经历那般的迫切、虔诚。其中有个女孩子还激动地给我讲述了她当初是怎样在异性恋当中得不到满足，后来又怎样在同性恋中得到了满足，好像她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似的……

说着说着，她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出于职业的习惯，我连忙找了一张纸巾递给她。

她擦了擦眼睛对我说：“当你抱着世俗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同性恋者时，你永远不会理解我们的乐趣。同性恋真的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完全是个人的生活选择，就相当于你完全有权利选择你的舞伴或生意伙伴一样。”

“那你怎样看待家庭和繁衍子女后代呢？”我十分谨慎地问。

“那也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如果我与我的同性恋伙伴一致认为我们想要有一个孩子，做一回父母，我们完全可以去领养一个孩子。”她回答说。

“如果有朝一日你们两个人决定分手，那你们会怎样对待这个孩子？”我又问。

“那我们也会事先商量好彼此的责任后再分手。必要的话，我们还会签署一份法律文件，以确保彼此对孩子的义务。这就跟一般的家庭办理离婚手续是一样的呀。同性恋是我们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她干脆地回答说。

“那你成了同性恋，你的家人又怎么看你呢？”我接着问。

“这是我的选择，他们怎么看没有关系。当然，我还是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支持我。其实，我的家人起初还想管我，但现在他们也管不上我了。他们自己的事情还管不过来呢，省省心吧……”

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虽然就我个人来说，我仍然不能接受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但对于同性恋者的内心世界，我愿意做更深的了解。我试着将同性恋看作一种人生的选择，而不是一种人性的变态。当我从这一角度看问题时，我就可以感受到同性恋对某些人的巨大吸引力。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崇尚自我和标新立异的社会里，再没有比搞同性恋更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与反叛精神的了。

同时，我还开始明白，每个参与同性恋活动的人最终并不一定都会成为同性恋者，也不是每个同性恋者的形成都必然要受到某种生理或遗传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许多人参与同性恋活动，可能正是为了寻求某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其真实目的并非一定要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这就是为什么“性取向”的选择会成为美国年轻人的时髦追求。他们什么都想试一试，一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年轻人那样，不抽一回大麻，就枉为青少年一场。所以，同性恋可能仅是人们自我尝试的手段，而并非其目的。

这些认识是我此次“作业”的可贵收获。

真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哪。

有了这样一份理解，我再与汤姆探讨其“性取向”时，就不再拘泥于同性恋与异性恋之感觉的比较，而是围绕着同性恋的象征意义及汤姆是在什么情形下接触到同性恋的问题，展开积极的讨论，结果挖掘出大量的重要信息。

原来，汤姆开始接触同性恋正是在他独立生活后不久。那时，他首次感到拥有了自己，而不再受父亲的奴役。他为自己不再跟随父母漂游四方，过着孤独而不安定的日子而感到欢欣不已。

虽然他父亲的职位在步步高升，并日益受到时任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的器重，但汤姆认为他们的父子关系是彻底失败的。他们之间绝少有心灵的沟通，有的只是意见的冲突。就连汤姆平时与父亲讲话，张口闭口也都是“是的，长官”。

一次，汤姆在说到他们的父子冲突时，忽然问我：“你知道‘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

我没有出声，双眼望着他，等待他答复我。

“是恨与爱的交织。”他自言道。

“嗯哼。”我点一点头，示意他讲下去。

顿了一下，汤姆接着说：“我爱我爸爸，因为他生育了我，并在我身上倾注了许多的期望；我恨我爸爸，因为他对我从来就像个长官，而不像个父亲，他只知道命令我做这做那，却从不问我自己有什么想法。我多么渴望他能以一个朋友的口吻跟我讲话。可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我总想对他大声说一个‘不’字，或与他大吵一架，可每每看到他那副严厉的样子，我又什么都做不出来，我恨自己，也恨他！”

说到这里，汤姆用一只手托住头，沉默起来。

等了几秒钟，我开口说：“你很遗憾你爸爸不能尊重你。”

“是啊，”汤姆抬起头说，“当着他的面，我像他的卫兵那样顺从他；但背着他，我也像他们一样诅咒他。他肩章上的星星每多一颗，他说话中训斥人的成分也增添一分。”

说完，汤姆把头埋进双手中。

我凑过身去，用手轻拍了下他的肩头。

沉静了一会儿，我轻声问汤姆：“你觉得你现在参与同性恋的活动是否与此有关？”

汤姆抬起头来，疑惑地望着我说：“我说不清楚，但我知道父亲是坚决反对在军中搞同性恋的。上次国会就此问题举行听证会时，父亲还代表他所属的驻军发了言，再次表明了他的坚定立场。”

“这么说，你是在做你父亲坚决反对的事情，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我接着问。

汤姆摇摇头：“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你爸爸知道你在搞同性恋吗？”我问汤姆。

“当然不知道了。”汤姆答道。

“那要是你爸爸知道了这件事会有什么反应？”我再问汤姆。

“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已不在他身边，他再也管不了我的事了。”汤姆耸耸肩。

“汤姆，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令你爸爸坚决反对的事情呢？”我启发他。

“我就是不要他管我的事！他管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了。”汤姆愤愤地说。

“问题就在此了，汤姆，你不觉得你从事同性恋活动正是为了发泄你对父亲的怨恨吗？”我解析说。

听毕，汤姆用手拍了下脑门，大声嚷道：“对了，对了。其实我对同性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官上的满足，我只觉得这么做有一种说不出的刺激感与解脱感，就好像小孩子偷了什么东西跑出来却没有被人发现一样。”

“所以你是感觉自己在向父亲出气，却又没有被他发现，那样很兴奋、解气，对不对？”我接着解析说。

“对，对。”汤姆连声说。

“这就是说，你在潜意识中用参与同性恋来反抗你父亲的权威，而事实上，你对同性恋本身并非有真正的兴趣。所以，你真正的满足来自你做了一件令你父亲抓不住的事情。它使你出了压在心头多年的气，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我的口气在加重。

汤姆张开嘴，睁大眼睛望着我，半晌吭出一句：“你说得太有道理啦！”

“所以说，你本不属于同性恋，因为你本质上并没有同性恋的冲动。”我补充说。

听了这话，汤姆忽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然后又慢慢地坐了下来，嘴里喃喃地说：“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那你又怎么解释我与麦克的关系呢？”

“那是因为麦克对你很顺服，这满足了你被压抑了很久的征服欲，所以你喜欢这样一种关系，你说是不是？”我反问汤姆。

“难道说，麦克只是我的心理征服对象？”汤姆倒抽了口气。

“如果你真是个同性恋，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公开你们的关系呢？你不觉得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吗？”我反问汤姆。

汤姆用手扶着下巴望了我好一阵子，眉头紧锁。

我也望着他，不出一声。

最后，汤姆打破沉默说：“你刚才的话，可真说到点上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搞同性恋会有这么深刻的缘由。我一直以为，我交同性恋朋友只是玩玩而已，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所以说，你实际上不属于同性恋的行列，而你最初投入同性恋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接着问。

“那你又怎么解释我能够接受同性恋这一事实呢？”汤姆沉吟了一下再问我。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介入同性恋，但介入了同性恋，并不一定就要真正成为同性恋。你不是还在交女友吗？你能说凡是交了女友的人，就一定是异性恋了吗？”

汤姆深深地点了点头。

汤姆面对同性恋友的压力，终于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他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原本是很清楚的，只是他在无意识中拿它来作为抗拒父亲权威的手段，结果反倒分不清自己的“性取向”。现在他搞清楚了，就是他不属于同性恋者。

这说明人的可塑性有多么大！

事后，我向督导汇报了我的咨询结果。他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我回答说很高兴有这样一个锻炼我咨询能力的机会。我不但帮助汤姆做出了他“性取向”的选择，也增强了我的咨询能力和技巧。

“更重要的是，”督导总结说，“你不再觉得自己不了解的问题就咨询不了。其实，每一个来找你咨询的人，都是一个特殊的个案，都是你所不了解的。但只要你不‘但’字当头[90]，你就会成功的。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会说，世界上最大的畏惧正是畏惧本身[91]。”

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

个案分析

1.我为汤姆咨询成功的基点——穿上来询者的“鞋”

在为汤姆咨询之前，我从来没有与同性恋者打过交道。

我无法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也不能接受他们的生活方式。眼下却要为一个同性恋者咨询他的“性取向”问题，我面临的不仅是无知的压力，还有个人成见（或曰反移情意识）的挑战。

我曾十分犹豫是否为汤姆做咨询。

但是，督导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鞭策。他要求我将为汤姆咨询当作心理咨询的一个特殊作业来完成。其作业要求是排除自己的成见，去了解一个令自己望而生畏的世界。

因此，我设法参加了一些同性恋者的活动，对他们投入同性恋的动机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后来帮助汤姆领悟到他加入同性恋行列的潜在动机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也是心理咨询向无知的挑战。

此外，在最初为汤姆咨询时，我曾试图用“现实疗法”来帮助他自主决策。我曾与他反复比较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感觉区别，企图使他自己找出答案。结果汤姆到底也没能说清他的“性取向”究竟属于哪一边，这也使我们的讨论一度陷入困局。

后来，我决定改用“认知领悟疗法”（Cognitive Therapy）[92]来帮助汤姆决定自己的“性取向”。该疗法主张，人的心理困惑和障碍深受其认知方式的影响，要矫正这些行为表现，就必须从改变其认知方式入手。这使我为汤姆的“性取向”咨询打开了新的视野。

“现实疗法”之所以不适合汤姆问题的咨询，是因为汤姆介入同性恋不光是受了当今社会的影响，更是他多年来备受父亲权威压制而甚感压抑，使他在潜意识中埋藏了强烈的反叛意识。

后来，我改用“认知领悟疗法”，开始与汤姆深入探讨他投入同性恋的潜在动机及其象征意义，结果使他发现，他涉入同性恋只是表面现象，而他与父亲的代沟冲突及青少年的逆反心理，才是其深刻缘由。汤姆更加意识到，他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反抗父亲权威，而非他生来就具有什么同性恋的倾向。

这一系列步骤奠定了我为汤姆咨询成功的基础。

2.我为汤姆咨询有什么收获——识得庐山真面目

汤姆认识到这一切后，他即不再有“性取向”的困惑了，并对自我的行为方式有了深刻的了解。汤姆由“不识庐山真面目”到认得庐山真面目，本质上就在于他跳出了原有的思考方式，学会从远处来看“庐山”。

换言之，汤姆不再被眼前的山峰（同性恋）挡住视野，而是从更远的地方来看“庐山”的群山（自己涉入同性恋的过程及他对“性取向”困惑的原因），这样他才真正看清了“庐山”的真面目（涉入同性恋的潜在动机）。

这也是此次心理咨询成功给我们两人的启示。

由此，我圆满地完成了督导交给我的这份特殊作业，也通过了我咨询能力与技巧上的一次严峻考验。我很感谢督导在关键时刻对我的鼓励，也由衷理解了“世上最大的畏惧正是畏惧本身”这句话的含义。

当然，对于同性恋者的生活选择与方式，我仍然不能认同。但对于同性恋者的心态，我愿意多做了解。这不仅是心理咨询对我的挑战，也是我向无知的挑战。

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心理咨询，亦同此理。

3.“同性经历”给心理咨询人员的新视野——心身性别谁靠前

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类不仅是自然之子，具有男女性别的差异；人更重要的是他的社会性，与社会性直接相关的就是人所特有的心理性别。从社会人的角度来说，心理性别甚至更优于生理性别。

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直伴随着人类一路走来。从单纯的爱情角度讲，既然没有年龄之差异，那为什么要有性别的限制呢？

在人生价值多元的当下，诸多相关的现象日益广泛，而引发的各类问题也时有所见，我们在心理咨询中，也经常会遇到。

在汤姆的个案当中，最初因为我与汤姆在性取向方面的观念存在差异，我感到无从着手。在经过督导的一番启发后，我鼓足勇气，走进同性恋这一群体，倾听他们内心的呼唤，使得我对人性的丰富复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领悟。

作为一个咨询人员，面对各种各样的来询者，不应该盲目地以己度人，更不能戴上有色眼镜看待来询者，这样才能更好地与来询者思维对焦，情感并轨。

咨询话外音

同性恋在美国社会盛行的原因是什么

同性恋（homosexuality），作为一种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现象，已越来越为大众所认识。

其实，凡事都会有转变，都会有“异化”（alienation），人类亦不除外。而从尊重人性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理解同性恋者内心的感受和呼唤，毕竟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里，同性恋仍为社会习俗所不容。

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为了追求一种时髦，或是因为某种好奇心的驱使，去尝试同性恋，甚至把它当作一个自我确认中要思考的问题来对待，那就是违背人的天性了。

在美国，有的年轻人介入同性恋，并不是因为他们就有着这方面的心理或生理需求，而完全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同辈人的影响，好像他们不尝试一回同性恋，就枉做青少年一场似的。

我清楚地记得，曾有一个男孩子来向我咨询他的某个问题时，顺便告诉我，他发现自己是个异性恋者。他说这话时显出非常自豪的样子。而对我来说，这还用问吗？

就这样，“性取向”竟成了一个日益时髦的术语。许多人不明不白地进去，又不明不白地出来，不明确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把“性取向”当作个人成长中的问题来思考，把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不清了。

由此，同性恋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生理学问题，而是被赋予了许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含义。这反过头来，也增强了同性恋的神秘感和诱惑力。

这些都大大地渲染、神化了同性恋的实际意义。

心理咨询小知识：性取向与同性恋

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发现，同用右手或左手的习惯一样，性取向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完全的异性恋到完全的同性恋之间，有很宽泛的范围。只对同性感兴趣的被称为同性恋，只对异性感兴趣的被称为异性恋，那些对同性和异性都感兴趣的被称为双性恋。

过去认为非异性恋的人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同性恋者曾被认为在躯体上或心理上有疾病，需要进行治疗。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人们对同性的性偏爱不是心理疾病，而是正常的性行为。同性恋也不像那些医疗机构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躯体疾病。

在同性恋被从躯体疾病或心理疾病列表中去除的同时，仍然有一些关于性取向原因的争论。性取向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培养的？如果是先天（生理）的，它是由基因决定的，还是受父母影响？事实上，人们都是在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取向，也就是说，两性关系不一定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还有同性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些现象和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认清自己真实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

第8章 我爱上了我的心理咨询师

心理咨询人员应该与来询者保持多大距离？这是每个入道心理咨询之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来询者一旦对咨询者产生了特殊的好感，该做如何处理？这也是每个心理咨询人员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在下面的个案中，我接受了一场心理咨询关系的特殊考验，希望它能增强大家对心理咨询关系中“距离美”的了解。

——题记

凡是从事心理咨询时间较长的人，都可能遇到过这样的困惑：一方面，你与来询者建立了相当好的咨询关系，使对方的不良情绪与表现有了很大的好转；但另一方面，来询者也可能对你产生日益深重的感情依恋，使你难以维持这种咨询关系。

这种来询者对咨询者的感情依恋，可以发生在异性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其程度之烈，有时可与恋情相比。

所以，正确处理来询者对咨询者产生的感情依恋，是每个专业心理咨询人员所要经历的考验。当它来临时，你是躲不掉的（除非你立刻中止这一咨询关系），唯有迎难而上，积极化解，才能使你们双方都经受住这场考验，取得理想的咨询成效。

我就经受过这样一场特殊的考验。

伟大和荒谬之间只差一步

佩馨是新加坡华人，在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她初来哈佛大学时，举目无亲，学习紧张，很快就出现了种种身心不适症状，如失眠、食量减少、注意力不集中等，因而被介绍到我们这里来接受咨询。由于语言相通，又同为外国留学生，所以佩馨与我很快就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

起初，我们谈话的内容完全围绕着怎样帮助她适应哈佛大学的学习与生活压力。我也与她谈了我初来美国留学时所经历的适应困难及积累的学习经验。我还为帮助她克服学习困难，联络了不同的学习辅导机构。结果，佩馨的学习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生活也规律起来。

就在我为佩馨的进步感到欣慰不已的时候，我面临了我从事心理咨询以来最严峻的考验——佩馨对我产生了强烈的移情[93]反应。

起初，我曾不断暗示佩馨，我们的会面可以到此结束了，但她却一再表示想继续与我会面，以进一步巩固她的情绪好转。我同意了她的要求，然而我们谈论的话题越来越由她的生活转向我的生活。

佩馨对我在大陆的生活经历兴趣十足，她不断询问我成长过程中的各种有趣经历。当我告诉她这些事情与眼下的咨询没有直接关系时，她总是说：“我就是羡慕你们大陆成长的人嘛，有那么多的生活阅历，不像我们在新加坡长大的人，生活圈子那么小，什么都讲不出来。”

她还强调说，她很想把我讲的故事写下来发表出去，肯定会有人感兴趣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她只是想做个业余作家而已。

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注意到佩馨来见我时都会刻意打扮一番。

她初来见我时，并不化妆，衣服穿得很随意，头发也十分蓬乱，好像刚起床的样子。她常言自己现在忙得连刷牙的时间都快要被挤掉了，哪还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但这两次来见我，她似乎都是精心化妆过的，嘴唇抹得红红的，双眉描得又细又长，再配上合身的时装，佩馨好像是在向我展示她女性的魅力。

佩馨也很在意我怎样看待她的装扮。

一次，我看她进门的样子很“抢眼”，就恭维了一句：“你今天的穿戴真是不同寻常啊。”

她脸上顿时掠过一阵红晕，一定要我说清楚不同寻常在何处。

慢慢地，我感到她与我谈话的口吻越来越有点儿不对劲儿，她的眼神也越来越热切。

我不知道该怎样维持这个咨询关系。

我把这一切感觉讲给督导听。看着我一脸沉重的样子，他开玩笑说：“祝贺你啊，晓东。”

“有什么好祝贺的？”我纳闷地问。

“你终于开始接受来询者对你的移情考验啦。”

“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怎样帮助佩馨适应在哈佛的学习生活了，而是怎样在不伤害佩馨自尊心的前提下结束你们的咨询关系。”

接着，督导告诉我，来询者对咨询者产生感情依恋，是心理咨询中常有的事儿，也是对咨询者个人操守和咨询技巧的考验。由此，我应该多同佩馨讨论这段时间以来我对她的帮助及怎样可以将这种帮助内化[94]为一种个人成长的动力。

也就是说，我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努力使佩馨将对我的感情依恋转变为对她自我的鞭策，从而升华[95]我对她帮助的实际意义，以逐渐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使她对我不再存有任何浪漫的幻想。

末了，督导还提醒我，佩馨很有可能会在我面前表露其心意并提出与我约会的。

“佩馨会对你朝思暮想的，”督导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你要使她不再想你，就要想办法使她把你的形象升华为一种克服困难的动力。这就要看你怎么样在你们之间保持最好的距离了。”

“唉，”我叹口气说，“做心理咨询还会惹火烧身啊。”

“常有的事啊，”督导笑着说，“但既然已经‘着火’了，就要想方设法去灭火。你知道你手中的灭火器是什么吗？”

“是什么？”我问督导。

“她对你的尊重。”督导回答说。

“噢，怎么解释？”我眼睛一亮。

“因为主动权在你手里啊。”

我细细地品味着督导的话。

果然不出督导之所料，佩馨在后来的一次会面中，不经意地大谈她将要跟朋友们一道去参加一个周末郊游，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近来十分紧张的情绪。说完就不再说话，面露羞色。

“你是不是想邀我一同参加你们的郊游？”我单刀直入地问佩馨。

佩馨的脸马上涨得通红，眼睛里充满了羞涩的神态，小心翼翼地问我：“行吗？”

佩馨的回答和眼神说明了一切。

回想这几次会面中佩馨所表现的忸怩神态，我不得不接受这一最坏的设想——来询者迷上咨询者。这一心理咨询行业的古老故事，今日也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一字一句地对佩馨说：“我很感谢你的好意，但我不能去。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关系，最适合我对你的帮助。”

“为什么呢？”佩馨一脸失望地望着我。

“因为心理咨询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朋友关系，它十分强调咨询人员对来询者保持中立态度及客观立场。一旦与对方走得太近，咨询者将会失去对来询者问题的观察力。所以心理咨询关系需要保持一段距离。”

“那我结束了心理咨询之后，还能与你交朋友吗？”佩馨不甘地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提问，而是反问她：“你为什么想与我交朋友呢？”

“因为我喜欢听你讲话。说实话，这两个月来，我每天都在想你说过的话。我很想保持我们现在的这种来往，我可以从你身上吸收到许多宝贵的东西。”

正待我要说话时，佩馨马上又说：“请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想约你绝无他意。我了解到你已经结了婚，也有了可爱的孩子。我无意破坏你的家庭幸福。我只是从你身上看到了我所追求的那种男孩子的气质——聪明、幽默、温文尔雅、吃苦耐劳、善解人意。”

“我很感谢你这样看重我，但我未必像你想的那般完美。”

“不，”佩馨打断我的话说，“我曾经爱上一个与你性格、习性很相像的男人，可惜他还是被另一个女人给抢走了。你的出现使我再次想起了他，也勾起了我许多的痛苦回忆。直到今天，我只爱过他一个人……”

说到这，佩馨把脸撇向另一方，眼神里流露出不尽的伤感。

沉默了一阵子后，我开口说：“我很抱歉得知你曾经这样失恋过，我也可以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做心理咨询的人，是很忌讳与来询者有深入交往的。如果那样发展下去，势必会使彼此都感觉不自然的。”

“有什么不自然的，不就是与大家在一起开开心吗？又不是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约会。你要是愿意，也可带上太太啊。”说完佩馨向我眨了眨左眼。

她的话逗笑了我，可我还是客气地说：“佩馨，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真的不能去，请你原谅。”

听罢，佩馨把头撇向一边，脸上的笑容一扫而光，不再出声。

沉默了一阵子，佩馨转过头来对我说：“你不想去，我当然不可以勉强你。说实话，我以前也从来没这样求过人。我也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我每次来见你，都感到很兴奋。我已经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虽然我们的会面不是约会，也从未有过任何浪漫的情调，但不知怎的，我把与你的会面，当作支撑我在哈佛生活的精神支柱。我能上哈佛，是因为我在学校教书教得很出色，但你不知道，我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代价。静下来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有人会来关心我，理解我。而这正是你在这段时间内所给予我的。有了我们的会面，我不再感到孤独，也不再感到生活是那么的枯燥。所以，我……”

说着，佩馨的眼睛有些湿润。

我连忙递上纸巾盒。她抽取了两张纸巾说：“不好意思讲了这些话，但我憋了好久了，就让我说个痛快吧。”

说完，她又把头撇向一边，鼻子一抽一抽的。

佩馨终于说了心里话。这样也好，省得我们两人相互打太极拳，都挺辛苦的。

我竭力去理解佩馨此刻的心境。我相信她说的都是实话，她迷恋我，是因为我能够很好地理解她，特别是在她生活压力最大、感情最脆弱的时刻，我给予了她最需要的东西——理解与支持。她自然对我产生了特殊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我的出现使她想起了昔日的恋人，这给我们的咨询关系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所以，佩馨对我的感情迷恋，是完全自然的反应。问题是，我应该怎样将她对我的这种感情迷恋转化为一种自我的激励和动力。

想到这里，我对佩馨说：“听了你刚才讲的心里话，我很感激你的诚意。我相信你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说实话，你能来哈佛求学，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你也能够很快克服当前的困难，适应这里的生活，更证明了你的能力。你真是个superwoman（女超人）。”

听到这里，佩馨扑哧笑了出来，转过头来对我说：“人家已经那么难受了，你还来取笑我。说实话，你才是真正的superman（超人）呢。”

“不，不。我是说，你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我也笑着说，“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使你恢复了自信。在这当中，我对你的处境表现出了很大的理解，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也理解你想与我保持联络、建立友谊的心情。说实话，我当然希望你生活得更愉快。但是，我们现在的关系状态，是咨询关系的最佳状态。任何进一步的发展都可能会令我们彼此感到不自然、不舒服。真的，你好好想一想，如果我们像情人那样约会，我讲话你还会听吗？你讲什么我还会那么客观对待吗？”

“谁说要做你的情人啦？你别想得太美啦！”佩馨打断我的话。我们两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待静下来后，我继续说：“对不起啊，佩馨，刚才我真是用词不当，让你见笑了。但是，咨询者与来询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就好比师生的关系。如果师生关系太近乎了，老师在给学生打分时，就不免会受情面与私心的影响，学生与老师的接触，也不容易知深浅，你说是不是？”

佩馨轻轻地点了点头。

“所以，我十分珍惜你对我的信任与尊重，也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状态最有利于咨询的进展，这对我们双方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拿破仑曾说过一句名言，伟大和荒谬之间只差一步。你细细品一品这句话中的道理。”

说完我不再说话。

过了一阵子，佩馨开口说：“请原谅我刚才使你为难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她又说：“我感谢你坦诚地向我讲明这一切。我现在明白了，我对你只不过有一种好奇和好感，没有什么其他意思。但和你接触，我真的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

“我也是一样的，我也从你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真的。”我接过话说。

说完，我们又都笑了。

在此之后，我只与佩馨会面了一次。

那一次她来见我，不再浓妆艳抹，衣着也十分朴素。我们讨论的话题，又由我的故事转回到了她的故事。在谈话中，我们重点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此次战胜困难的经历对佩馨的个人成长有什么启发，二是我作为一个咨询者应该在佩馨的心目中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佩馨认识到，任何生活的挫折，都可能是一次自我成长的大好契机。而这次成功地克服了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困难，使佩馨变得更加坚强，更具有生存与适应能力。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佩馨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咨询人员，给她留下的印象不应是个“超人”的形象，而应是得力助手的形象。通过我对她的理解与支持，她看到了自己的潜力，并加以充分开发和利用，终于克服了当前的困难。

通过这些讨论，佩馨不再说我在关键时刻解救了她，而是说我在关键时刻协助了她。

由此，我们在一派平和的气氛中结束了我们的咨询关系。

通过这件事情，我更加认识到，来询者对咨询人员的感情依恋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上去十分可怕，但实际上并非那么难处理。毕竟咨询人员有很大的主动权，只要对来询者坦诚相待，说明道理，就可以维持心理咨询的顺利进展。

当我向督导汇报完这一切，他与我互击了下手掌说：“祝贺你啊，晓东，你处理得恰到好处，真的很成功。”

说完，他就去忙他的事了。

就这样，我通过了这场心理咨询的特殊考验。

个案分析

1.心理咨询的魅力为什么有时会成为负担——心理咨询蜜月期

在心理咨询中，来询者对咨询者产生特殊的好感，做出某些情不自禁的暗示，是入道心理咨询之人迟早要面临的考验。其处理妥善与否，不仅会影响心理咨询的顺利进展，也会影响人们对整个心理咨询的评价。

来询者之所以会对咨询者产生特殊的好感，主要是因为后者在前者头脑混乱、情绪低落之际，给予了对方由衷的理解和支持。这种心理上的安慰与精神上的支持，很容易使来询者神化咨询者的形象和作用，把对方看作智慧和温暖的化身。

此外，心理咨询甚强调同感、尊重与耐心等要素的表现，心理咨询的专业训练和实践过程，也可使咨询者变得待人诚恳、善解人意。应该说，这种表现对于那些受过感情、心灵挫伤的人来讲，是很有吸引力的。

所以，在咨询谈话中，其言者声泪俱下，其闻者深表理解。不需多久，诉苦人就可能会喜欢上听话人，因为此时此刻，听话人懂得怎样关心对方、尊重对方、理解对方。这就够了！而当来询者与咨询者是异性，且年龄相仿，则更容易使前者对后者产生种种浪漫幻想。

这就是心理咨询中的蜜月期效应。

这既凸显了心理咨询神奇的魅力，也很可能使其成为负担。

2.心理咨询中应该怎样处理好来询者对咨询者的感情依恋——距离产生美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来询者将咨询者当作自己感情依恋的对象，久久不能平静，这对心理咨询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精神分析的理论来说，移情是咨询中的必要环节。如何把握移情的分寸，则显得十分重要。

对此，心理咨询人员要保持头脑清醒、心情平静，适当延长心理咨询的收尾[96]时间，给来询者一个情绪缓冲，让他的移情体验渐渐冷却下来，并把这种对咨询者的感情依恋内化成对自我的关怀、认同与成长激励。

所以，在处理佩馨对我的移情反应上，我尤其注意不要伤了她的自尊心，并使她明白我不能接受她邀请的理由和目的。这样做，我不但坚持了自己的立场，与佩馨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使她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我的解释。

在最后的会面中，我还着重请佩馨谈了对接受我的心理咨询的收获和体会。这促使她更好地内化了我对她的帮助。另外，我不再向她讲述有关我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现状，也是想使我们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不希望她把我看成一个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般场合下的朋友关系，而是正式场合下的咨询关系。

总之，心理咨询关系中需要有一种“距离美[97]”。

只有那样，才能使咨询者与来询者之间保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咨询者与来询者一旦发生亲密关系，就如同律师与受托人发生恋情一样，会使律师的信誉和判断力受到严重的非议与挑战，也会使他打赢官司的机会大打折扣。

保持心理咨询中的这种“距离美”，是避免和处理来询者产生感情依恋的关键。

咨询话外音

心理咨询人员为什么要有高度的职业自律精神

需要强调，从事心理咨询的人员一定要有高度的职业自律精神，不可乘人之危，满足私欲。这不仅是心理咨询行业的起码要求，也是做人的起码准则。

布洛伊尔是维也纳的著名医师。他曾对怎样用催眠术解除人的精神积淤这一问题甚感兴趣，并用催眠术治愈一位女歇斯底里症患者。就在他为自己的巨大成功沾沾自喜时，该患者突然声称在梦中怀了他的孩子，并对他表现得更加亲密。布洛伊尔对这种爱欲的潜意识表现深感恐慌，立刻停止了为她的治疗，拉着太太去出国旅行，度他们结婚后的第二个蜜月去了。

这都是因为布洛伊尔要维护他的职业声誉。

布洛伊尔的职业自律使他过早地退出了对催眠术的研究。这对他的事业发展来讲是很可惜的。所幸的是，他的好友弗洛伊德继续了他的研究，并把此个案作为精神分析史上第一个移情个案来加以介绍。

布洛伊尔过早退出他对那位女患者的治疗，对于患者和他自己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无论怎样，布洛伊尔严格的职业自律精神是值得称颂的。

美国心理学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对心理咨询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自律做出了种种明确的规定，并设立专门委员会来进行监督并处理这方面的投诉。心理咨询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其监督、管理制度尚不健全，现在时见报端，有人在披着心理咨询的外衣，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这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心理咨询也需加强职业化、专业化的建设。说到底，心理咨询是助人的职业，不是坑人的行业。

心理咨询关系处理不妥的两个教训

心理咨询关系处理不妥，可能会给咨询者和来询者双方带来巨大的危害。以下举两个例子。

史密斯博士是麻州心理咨询界的知名人士。他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多年来一直从事家庭咨询的研究与辅导，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然而，正当他的事业蓬勃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有一位女士到法院控告他趁她失婚情乱、接受他的心理咨询之际，主动约会她，并发生了性关系，使她的情绪更受困扰，所以要求经济赔偿。

此后，又有几个自称接受过史密斯博士咨询的女士也站出来，控告他在咨询中毛手毛脚。这一系列控告使得史密斯防不胜防，最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心理诊所，由其律师出面周旋，给每个控告人一笔赔款了事。

更糟糕的是，美国心理学会在得知此事后，做了专门的调查，最后吊销了史密斯的专业执照[98]，使他以后不得再从事心理咨询的职业。

乔安娜女士是波士顿一位颇有名气的心理医师。她在给一名患有抑郁症的男大学生咨询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反移情[99]反应，用暗示手段使该男生退缩到儿童时期，把她当作母亲来看待，以满足她对成人扮演儿童角色的好奇。后来，该学生不堪忍受这种治疗方式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对生活彻底绝望了，最终自杀身亡。

当该学生的父母在他的日记中发现乔安娜女士的特殊治疗方法对儿子带来的精神困扰时，就到法院控告她治疗不当，致使儿子自杀身亡，并索求巨额赔款。此官司曾在美国轰动一时，引起了媒体与公众的广泛关注。其结果，乔安娜女士虽然没有给学生家属赔款，却被永远逐出了心理治疗的行业。

史密斯和乔安娜两人都犯有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不能正确处理来询者和自己之间强烈的移情或反移情表现，或乘人之危满足私欲，或不计后果追求个人虚荣心的满足。结果使来询者业已混乱的心灵再受创伤，也给他们个人的事业发展带来了灭顶之灾。

所以，心理咨询人员当自律自制、自尊自爱，不然他可能会为自己在工作中的疏忽和放纵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心理咨询的圣洁性不容玷污！

心理咨询小知识：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个案是怎么写的

心理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手段是自古就有的，但完整地记述心理治疗的疗程却是19世纪的事情。

人们普遍认为，心理咨询的第一个个案是由弗洛伊德于1893年和好友布洛伊尔合写的，但其治疗却是由布洛伊尔于1880年做的。他当年用催眠暗示的方法为一个化名为安娜·O的女病人治愈了她的歇斯底里症。后来，由于该病人声称在梦中怀了他的孩子，并对他表现亲昵，布洛伊尔中止了对她的治疗，并渐渐退出了对催眠暗示的研究。

所幸的是，弗洛伊德继承了他的研究，并由此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那个化名为安娜·O的病人，后来成了德国女权主义与社会工作运动的领袖，她的真名叫柏莎·帕潘海姆（Bertha Pappenheim）。

第9章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

婚姻咨询是心理咨询的一大服务项目。在此当中，心理咨询人员应采取什么立场？推动来询者思考什么问题？最终达到什么目的？这是婚姻咨询中的常见问题。在下面的手记中，我为一个从国内来的女留学生做婚姻咨询，其中我既没有劝和，也没有劝散，我只是竭力推动她多做反省与沟通，最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题记

卫红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

她丈夫志刚半年前以陪读身份来美探亲。他来了之后一直赋闲在家，虽也偶尔出外打工，却总是零敲碎打的，不能持久。而且志刚的脾气越来越坏，卫红对他也越来越失望。

他们两人未聚则苦思，相聚则苦斗，其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卫红与志刚原是大学同学。卫红学英语，志刚学政经。两人性情相投，容貌相配，上大三时开始热恋起来。他们是校园里公认的一对才子佳人，毕业后即筑了爱巢。

当年，他们漫步于花前月下，轻吻于秀林清风。树头的知了曾替他们歌唱，池塘的青蛙曾替他们欢呼，白云曾为他们做证，夕阳曾为他们祝福。

后来，卫红不甘大学同学一个个都出了国，只有自己坚守岗位。大学四年中，卫红的学习成绩一向是拔尖的，凭什么在出国留学这件事情上她要落后于他人呢？

卫红想不通，就与志刚合计要一同出国留学。但志刚却不怎么热衷出国，他愿意在国内干一番事业。他认为出国未必就有本事，留在国内就未必没出息。

志刚出身于高干家庭，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办什么事都很方便，所以他不愿放弃这片大好的“根据地”。

无奈之中，卫红开始单独联系出国事宜，结果很快被美国中部的一个州立大学录取，攻读英语教学法硕士学位，并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卫红怀着兴奋的心情将此喜讯告诉志刚，可志刚却冷冷地说：“不是说好不出国了吗？”

“那我们班上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我学英语这么多年，难道就不该出去见一见世面，你也替我想一想呀。”卫红噘着嘴说。

“你可以等公派的机会嘛。”志刚答道。

“公派？算了吧，还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呢。”卫红苦笑着说。

志刚皱着眉头，什么都没说出来。

卫红用手指着录取信说：“看看这儿，是全额奖学金哪，不去白不去。”

于是，两家人一起商量此事，最后决定放卫红“出洋”，学毕即归。志刚的家人还专门提到，他们两人年纪都不小了，可以开始考虑要孩子的事了。

卫红“出洋”，志刚去机场送行，两人很是伤感了一番。他们自大学同学以来，还从未这样分离过。

当卫红含着热泪，一步三回头地告别志刚时，心里闪过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她不知道，随着那即将起飞的波音747班机飞向大洋彼岸，她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她还想到了前不久堕胎的事情。如果这事让志刚家人知道，他们肯定会极力反对她即刻出国的。毕竟他们家老爷子已是七旬之人了，家中已有了两个外孙女，就等着抱孙子了。

在这关键时刻，志刚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她。

旅途中，卫红将这一切感受都记在了日记本上，她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一个人出来留学。

卫红到了大洋彼岸后，很快适应了异域的生活，学习也再现了当年的辉煌。

卫红感到自己的青春活力在重新焕发，利用课余时间跑了不少的地方，也越来越喜欢这片土地。更重要的是，她已经不满足于只获取一个硕士学位就了事，她要向博士学位挺进。而且，要向名校的博士学位挺进。

于是，她开始申请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大学的研究生院，居然如愿以偿地被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了。卫红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兴奋得哭了。她没有想到自己的运气会这么好。她立即给自己家中打电话，约好时间让志刚来接电话。

“我被哈佛大学录取啦！”卫红对着电话筒兴奋地喊道。可话筒那一边却是沉默。

“喂，喂，志刚，你听见了没有？”卫红尖声叫道。

“听见了，可你叫我怎么办？”话筒里终于传来志刚有气无力的回答。

“来美国吧，我会带你去逛纽约、华盛顿、大西洋赌城、迪斯尼乐园，你难道不想出来见一见世面吗？”

“唉，可你叫我怎么对我父母交代，我爸爸前两天还问起你什么时候回来。”

卫红不再激动了。顿了一下，她接着说：“志刚，你一向是很有闯劲儿的，怎么在出国这件事情上变得这么缩手缩脚的？”

“闯劲儿，闯劲儿也不一定要用在出国上嘛！”志刚的声音开始变大，“眼下我正与几个哥们儿合计着下海经商，连地儿都找好了，就等着你回来一起大干一场了。你的英文可以派上大用场啦，你说，你叫我怎么向那几个哥们儿交代啊？”

两人都不再说话。

这时，卫红的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都不要这么浪费钱嘛，还是让我们先坐下来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回信，好不好？”

“不行，”卫红斩钉截铁地答道，“依照美国大学的规定，如果我不在他们发出信后十五天内答复校方，就算自动放弃奖学金啦。”

“唉，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让人立即就答复你。你跟志刚也是有约在先的，现在改变也要有个商量过程嘛。”卫红父亲嘟囔着。

“我也是今天才得知消息的，而且，这是哈佛呀！”卫红不满意父亲不替自己说话。

“那你应该早点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让我们也有个思想准备，你干事总是爱给大家来个突然袭击……”

这时，志刚接过电话说，容他回家再做商量，并约好第二天再打电话。

后边的事情就不必多言了，反正是志刚辞了工作，没有下海经商，而是来美国陪读。

卫红和志刚终于团聚了。然而，昔日的激情却不再现，彼此越来越感陌生，越来越缺少共同语言。两人由小吵到大吵，由当初的异床同梦到如今的同床异梦，不过是半年多的工夫。

我不满意你总是在回避矛盾

卫红和志刚都苦恼万分，“离婚”这两个字已开始常常挂在他们的嘴边。

认识卫红是通过我的妻子，她们结识于哈佛燕京学社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志刚来波士顿那天，卫红打来电话，请我驾车到飞机场接人。之后，他们两口子又请我们过去聚了一次，当时志刚还向我询问了一些有关申请学校和打工的事情。我对他们两口子的印象蛮不错的。

半年后的一天，卫红忽然打来电话，问可不可以与我单独谈一谈。

“可以知道谈什么吗？”我谨慎地问。

“是关于我和志刚的事情，反正一句话说不清楚。我知道你是学心理学的，也许你能帮助我理一理思绪，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卫红答道。

第二天，卫红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定之后就对我说：“希望你能保密我在这里讲的一切。”

“那当然了，”我应道，“这是干我们这一行最起码的要求，也包括对我的家人。”

卫红会心地一笑，接着就讲述了自志刚来美之后，他们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争执与冲突。其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对今后发展去向的冲突。

志刚虽然人在美国，心里却念念不忘国内那几个哥们儿的一摊子事儿，他们已经在国内正式注册成立了公司，并来信邀他回去掌舵。志刚出国前，曾告诉他们，此次来美国，也是为了探测一下美国的市场行情。志刚说他从未想过要留在美国，尽管卫红不止一次地暗示过他。

第二，志刚现在出外打工，干的尽是零工粗活。

这与志刚原来在国内做的工作极为不匹配。志刚常抱怨，这样待下去，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废人。而对于卫红一再要他也上学的请求，志刚却始终无动于衷。“我已经学不动了，而且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志刚总是这般搪塞卫红。

第三，关于他们计划生育的事宜。

这是志刚家人的一桩心头大事，而卫红却明言起码还要再等五年。尽管志刚也不是立即就想要孩子，但他不满卫红这样一再地搪塞他。可卫红又能承诺什么呢？拿了博士学位之后还要找工作，找到工作之后又要过tenure（终身教职关），那根本就不是五年的事儿了。

眼下，志刚每天嚷着要回国去，他自言受不了在这里当“人下人”的日子，他要回国去当“人上人”。然而，他们两人心里都很清楚，志刚一旦回国，则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必将结束。

他们曾共有过一个美好的家，一份共同的梦想。但眼下，他们已开始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连睡觉都要分床了。

“难道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吗？”卫红问我。

我没有出声，在等她答复自己。

“我不明白我想多读点儿书有什么错？难道我一定要拿我的婚姻去换哈佛的博士学位吗？难道我们有了各自的事业就不可以有共同的家庭了吗？难道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寻找新的情感归宿吗？”

卫红一气儿地问我。

我依然双眼注视着卫红，等待她答复自己。

面对我的注视，卫红略有些不好意思。她翻了下眼睛问我：“你平时不是挺健谈的吗？怎么今天变得这么深沉？”

“我是在认真思考你提出的每个问题，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

“我正是因为想不清楚才来找你，如果我自己想得清楚，我干吗还来找你啊？”卫红也直视着我。

“你是想让我告诉你现在该怎么办？”我问卫红。

“这难道不是你们心理咨询人员该做的事儿吗？”卫红反问我。

“你觉得我有能力给你指点迷津吗？”我再问卫红。

“那你们做心理咨询的人到底怎么帮助人？”卫红略有些不高兴了。

顿了一下，她又说：“你看，我已经讲了大半天的话，可你除了讲了几句同情性、理解性的话外，什么好话都没讲出来。这完全不像上次你陪我去机场接志刚时的那个样子，一路上谈笑风生，给我讲了那么多很有生活智慧的话，使我很受启发。我这次来找你，还以为你会接着开导我呢！”

卫红的话，代表了常人对心理咨询的误解。他们以为心理咨询只是为人出谋划策、指点迷津的。他们没有想到，这其实正是心理咨询之大忌。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卫红，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是希望我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你该怎么处理与志刚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在另一个场合谈论这件事，也许我会更加直接一些。但现在，我们是在咨询室里谈这件事情，而心理咨询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要替人当家做主。所以，我希望能与你多做探讨，少做指教。我也希望我是在帮你拿主意，而不是在替你拿主意。这就是心理咨询与一般生活咨询的不同之处。所以说，我不能直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卫红听后，先是点点头，后又摇摇头。

“你有什么疑问？”我问道。

“我不习惯你现在的讲话方式。”卫红干笑着说。

“Yes，”我用英文答道，“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在随便聊天，我们是在进行很认真的心理探索。”

接着，我向卫红讲解了心理咨询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建议我们先见六次面。为满足卫红的迫切心情，我答应她每周安排两次会面。

临出门的时候，卫红还不放心地交代说：“你可千万别让志刚知道我来找过你，不然他会多心的。”

“放心好了。”我应声道，心里琢磨着她这句话的意思。

过了两天，卫红再来见我。她一脸的倦容，眼眶黑黑的。

“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的缘分尽了。”卫红张口就说。

“嗯哼。”我应了声，示意她接着讲下去。

“上次来见你，我没有告诉你一件事儿。就是志刚已变得越来越狭隘了，他很介意我与其他男人来往。这段日子，他做了好几件极其无聊的事情，伤透了我的心。”

说到这里，卫红的声音略有些发哽。

“看来事态是越来越严重啊。”我评论说。

“是啊，志刚变得简直让我快认不出了。”

“志刚究竟做了什么使你伤心的事情？”

“唉，上个星期，他趁我上课之际，把家里的东西翻了个底儿朝天，找出所有人给我的来信，一一翻看。有几封信是我大学同学的来信，其中有一个男生以前追过我。他现在正在西北大学的凯洛格商学院攻读MBA。我曾与他联络，为的是替志刚了解申请到他那里上学的事情。可志刚看了这封信，却醋意大发，说我们这是旧情复燃，还扬言说要打电话警告他。说实话，当初那个男生追我时，我并没有隐瞒志刚呀。志刚还让我自己选择，显得十分大度似的。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蛮不讲理的啦？我这也是为他好啊。他在美国拿一个MBA，回去办他的公司，也多一份资本嘛，他怎么就这么不明事理！”

“志刚误会了你的苦心，你感到很伤心。”我张口说。

“还有呢，我这学期选修了一门研究方法的课程。为完成一份作业，我要分别采访二十名美国学生，二十名大陆学生，比较他们在学习动机上的差异。其中有些人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我一下子联系不上，就分别给他们在电话上留了言。结果人家回电话时，志刚都没有好气，特别是对咱们大陆的男同胞，更是严加盘问。弄得人家都不敢再与我联络了，你说这事儿可气不可气？”

卫红的脸开始有些涨红。

“所以你很生气志刚这样影响你的学业。”我应声说。

“有时候我上课回来晚了，他也不高兴。怪我从中国专门雇他来伺候我，当我的保镖、管家、用人、信差、狗腿子。可他呢，能一天到晚地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就不能自己做顿饭？他也不是不会做饭的。”

“所以你希望志刚能多分担你的压力。”我插嘴说。

“对呀！什么是家，家不就是两口子共同分担家庭的责任嘛，你说是不是？”卫红问我。

“你对家的理解很实际啊。”我反问。

“我能不实际吗？这又不是在谈恋爱。说实话，早知志刚是这个样子，我绝对不会让他来美国的。现在他来了，我们两个人都活得很辛苦，干吗呀！”

卫红滔滔不绝地抱怨着。

等卫红停下来，我问她：“志刚变化这么大，使你感到难以再共同生活下去，那你觉得你自己又有什么变化呢？”

“我——，我承认我也变了，用志刚的话来讲，我变得更加冷漠了，更加书呆子气了，更加在乎名利了，更加没有女人味儿了。”

“那你怎么看待志刚对你的这些指控？”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志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事实，我是不像以前那么纯情可爱了，那么温柔体贴了。可这儿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我又要读书，又要写作业，又要打工，又要争取奖学金，现在还要操心志刚的事儿，我能不变吗？”

我点一点头说：“是啊，你是活得很辛苦。”

“说实话，在国内读书，我从小到大都是受宠的对象，可在这里读书，有谁宠过我？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又有谁来帮助过我？这些苦，我都一个人承担了，可志刚还是不能理解我，还嫌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的。我真是——，唉。”

卫红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随着叹了口气。

之后，卫红忽然提高嗓门说：“我就是不明白一点，我来美国，不就是为了多读一点儿书吗？难道女人就不能比男人多读些书吗？难道女人就一定要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影子吗？难道男人就不能屈尊做一回女人的‘狗腿子’吗？”

卫红的嘴角一颤一颤的，越说越激动。

见此，我插嘴说：“卫红，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我也认为你提出的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境，因为——”

“理解管什么用，”卫红忽然打断我的话，“我们谈了这大半天，你都没有给我提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建议，我不明白，我给你讲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

“卫红，你指望我对你说些什么呢？是劝你们和，还是劝你们散？”我反问。

“是和是散，是我们自个儿的事儿，你就不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来帮助我化解当前的危机吗？”卫红两眼逼视着我。

我感到了卫红对我的愤怒，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意外。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典型的移情表现。也就是说，卫红在将她对志刚的愤怒发泄到我身上来了。而按照“精神分析”学说，认识和化解这种移情表现，是治愈一个人心理困惑的关键。我想我一定是在什么方面使卫红想起了志刚，才使她产生了这样的移情反应。

想到这里，我问卫红：“我听得出你对我有不满的地方，你能告诉我，你不满意我什么吗？”

“我——，我不满意你总是在回避矛盾。我来找你，是希望你能帮助我出谋划策，解决我当前的家庭危机。可你总是在躲躲闪闪的，好像生怕承担什么责任似的。我最讨厌那种不敢承担责任的男人。”卫红愤愤地说。

“噢，你说你不喜欢不愿承担责任的男人，你可否讲得具体一些？”我客气地问。

卫红略提高嗓音说：“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说话办事，果敢利索，旗帜鲜明。那样才能给女人以安全的感觉，就像棵大树一样，而不是像根稻草。无论遇到任何困难，男人都应该挺身而出，想尽办法去加以克服，而不是躲在一旁，悲叹自己的不幸与无能，等待女人去替他擦屁股。”

“你觉得我为你咨询的态度不够旗帜鲜明，有点儿像志刚现在的样子，是吗？”

“是的！”卫红干脆地说，“其实我早就有这种感觉了，只是碍于面子没有明讲出来。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谈下去，对我还会有什么用处？”

正在此时，我的电话铃响了，是下一个要来见我的人来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

临别时，她对我说：“请你不要介意我今天的直率。我跟你谈话，总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很欣赏你能善解人意的功夫，要是志刚有你四分之一的功夫，我们也不至于吵得这么凶。”

“感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会认真思考你提出的问题的。”我回答说。

那天见完卫红，我耳边回响着她说过的话。

我能理解她内心的苦衷，但我也发现她思想上的两种倾向：一是自我中心的倾向，二是依赖他人的倾向。

作为前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在谈话中反复谈的都是“我”的感觉，而很少谈到“我们”的感觉。也就是说，卫红在思考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志刚的感受和利益。其实，她最初联系出国留学及后来联系到哈佛读博士，都是背着志刚做的，这都很说明问题了。

作为后一种倾向的表现，卫红表面上是在指责志刚没有勇气承担责任，给她以大树的感觉，实际上却是为自己不敢承担责任而开脱。这说明她没有看到自己也存在问题，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现实。

所以，我决计在以后的会面中，着重跟她讨论这两种思想倾向，以帮助卫红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克服当前的危机。

两天后，卫红再来见我。她那天迟到了十多分钟，气喘吁吁地进了门，直抱歉下课迟了。等她坐下来，我们先聊了些学习上的事情才引入正题。

“你上次在谈话中讲，希望我能给你明确地提一些建议，所以我今天想与你讨论两个我观察到的问题，我希望这能帮助你更好地认清自我，处理好当前的危机。”我开场白道。

“嗯，你说吧。”卫红望着我。

“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谈了很多你的苦衷，倒没怎么听到你讲志刚有什么苦衷。当然，我理解志刚近来的变化令你很失望，但我想志刚的变化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你说呢？”

“志刚当然也感觉很苦。他为了我不惜蒙骗家人，牺牲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眼下又在打工受苦。我从来没有说志刚不能吃苦，我只是说，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能更坚强一些，像个男子汉那样，去承受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磨难，况且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总是这个样子吧。”卫红说。

“卫红，现在我们是在谈志刚的感觉，怎么又说回你的感觉了？”我插嘴说。

卫红皱了下眉头说：“嗯，反正志刚的感觉也很苦，我也说不清。”

“你与志刚是夫妻，每天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说不清志刚的感觉呢？”我又问。

“我就是讲不清嘛，而且我现在跟志刚在一起，都不怎么说话啦，要想听，你去直接问志刚好了。”卫红不耐烦地说。

“卫红，你不能说清志刚的感觉，你不觉得这很说明问题吗？”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们之间缺乏沟通，说明你不够理解志刚。”

“我怎么不理解志刚，不理解他，我怎么会与他结婚？”

“那你又怎么解释你们现在面临的婚姻危机呢？”

“怎么解释？是志刚变了，他变得俗气了、狭隘了，不像以前那样能理解人，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闯劲儿了。”

“所以你觉得是志刚的变化造成了你们之间的婚姻危机，是吗？”

“至少大部分是这样吧。”

“那你呢？你觉得你的变化占多少比重？”

“我变了什么？我变来变去不就是为了多读几年书，这又有什么不妥的？”

“问题就在这里了。你瞧，你总是在强调自己出来读书是无可非议的。从你在国内背着志刚联系出国留学，到拿到硕士学位后来哈佛读博士，再到现在让志刚出来陪读，你始终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无可非议的，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你感觉是志刚影响了你的学业，拖了你的后腿。你不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为自己想得太多，而为对方想得太少了吗？”

我终于说出了我一直想说的话。

卫红迟疑了一下反问我：“噢，照你这么说，难道我立即从哈佛退学，随志刚回国经商去，就是多为对方着想了吗？难道我事事都顺着志刚才算得上是一个好妻子、好女人了吗？难道我结了婚就不可以替自己着想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感到，你与志刚之间很缺乏沟通，在某些重大事情的决策上，你是采取了先斩后奏的做法，这样势必会影响你与志刚的感情。你觉得呢？”我又问卫红。

“我承认我在出来留学和来哈佛读博士这两件事上，是先斩后奏了。但我不那么做，能出来吗？特别是从国内出来那次，如果我听从了志刚的劝告，等候国内的公派机会，恐怕现在还在排队呢。”

“可惜，你并没有坦诚地与志刚讲明这一切呀，而是采取了以既成事实的方法来逼志刚接受你的打算，你不觉得这么做有问题吗？”

“可我这是为了读书呀，又不是为了什么别的事儿？”卫红不甘地申辩说。

“但在夫妻关系上，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反问。

卫红不再说话，眼睛斜望着地毯，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口说：“你是说，如果我与志刚早讲明这一切，志刚或许会支持我的？”

“你说呢？”我再问卫红。

接着，我又提示她说：“我相信志刚也一定是很出色的。不然，你不会选择他做丈夫的，是吧？而现在，你们已变得形同陌路，难道这都是因为志刚不够理解你吗？”

听了我的话，卫红说：“志刚近来总是说我太自私了，难道我真是那么自私吗？”

“你好好想一想。不过我想，志刚说这话，不会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吧？”我评论说。

这时候，我们会面的时间又到尾声了，我起身送卫红出门。望着她一脸沉思的样子，我知道我的话她听进去了。

过了三天，卫红按约再来见我。

她一坐定就告诉我，那天与我会面后，她试着与志刚认真地谈了两次话，谈到了他们两人自从卫红出国以来产生的所有冲突。她首次向志刚承认了自己在留学的事情上只想着自己，没为志刚想太多。志刚也为自己来波士顿以后给她带来了许多的干扰而抱歉。但对于未来的安排，志刚还是坚持要回国发展，他不愿再这样在美国混下去，而且他也不主张卫红为了他就牺牲在哈佛的学业。所以志刚打算尽早回国去，至于以后的事情，只有听天由命了。卫红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却也无可奈何。

“你对这次谈话感觉怎样？”我问卫红。

“我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谈话了。我感到既高兴，又悲哀。”

“噢，请你讲得具体些。”我很高兴卫红能与志刚沟通了。

“高兴的是，我又可以跟志刚开诚布公地沟通思想了，我终于看到志刚原来的样子了。我也感到我们彼此还是深深爱着对方的。所以，我感谢你在上次谈话中那样尖锐地指出我的问题。”

我点点头，示意她讲下去。

“但伤心的是，我和志刚都明显感觉在失去对方，因为我们不再有共同的语言，也不再有共同的梦想，有的只是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无奈。”

说到这里，她抬起头来，凝视着前方，接着说：“你这幅画挺有意思的啊，挂在这儿倒是挺合适的。”

“合适在哪里？”我问。

“合适在——，唉，每个人的婚姻要总是像这幅画中的两只小鸟那样投机，那样悠闲自在就好了。我不知道我们俩还会不会回到以前那样，像这两只小鸟似的。”

“是啊，这真是很难说的事。”

卫红转过脸说：“我真是感到我与志刚缘分尽了，真的。”

“所以呢？”我问。

“所以志刚要是坚持回国去，我就不再阻拦他了。我会竭力帮助他准备好回国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我希望看到他重新振奋起来，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是的。”我点点头。

随后卫红又说：“但我真是舍不得志刚就这样退出我的生活。今生今世，我就爱过志刚一个人，如果真的与他分手，我想我是不会再爱上另外一个人了，真的。”

过了一会儿，我问卫红：“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我只能跟着感觉走了。也许我从哈佛毕业后会回国工作的，但我不知道到那时，我和志刚是不是还能接受彼此。”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你的这些想法？”我又问。

“谈过，他只是说，他已经为我牺牲得够多的了，他也不想让我为他牺牲什么，所以只能各行其道了。”

“那你怎么看？”我再问。

“我也说不清，我什么都不想失去。如果就这样与志刚分手，我感到真的欠他很多。”

显然，卫红已经意识到我前面观察出她的第一个问题，即她的自我中心给志刚带来了不少的伤害。由于她主动向志刚表示了歉意，志刚也转变了往日的粗暴态度。这使得他们两个人的沟通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对于将来的发展，他们仍难以取得一致的见解。所以此时，我要帮助卫红的，就是让她能主动承担责任，而不再回避矛盾，以助她克服依赖他人的心理，这正是我要与她谈的第二个问题。

想到这里，我对卫红说：“上次与你会面，我说要和你讨论两个问题。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实际上我们上次会面只讨论了一个问题，那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卫红问我。

“那就是，我发现你在谈话中，批评志刚在困难前面不够有勇气面对现实，却没怎么谈到你自己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现实。”

“你具体指什么？”

“我是指，你在看待你们当前的婚姻危机时，显得有些患得患失的，好像在等待志刚拿主意。”

“怎么患得患失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和志刚都在感觉失去对方，你们已不再有共同语言和梦想了，有的只是对往事的回忆。但我看不出你下一步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包括来这里咨询，你好像也是在期望得到别人能给你什么现成的答案。但我不能这么做，我能做的，就是与你一起找出这个答案。”

“是啊，”卫红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和志刚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现在还深爱着对方，要我们就这么分手，我还是不能接受的，我怎么能不患得患失呢。”

“所以你还是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别人或时间来替你做主。”

“这——，我倒想问你，你要是我的话，碰到这么大的难事儿，你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会像你一样感到十分为难的，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就是无论最后结局是和是散，这都不可能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

“那你指望我怎么回答你呢？”

一时间，我们两人都没有再说话。我想让她有片刻的思考。

经过一段沉默后，卫红开口说：“我知道你一直想让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其实我也不是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但对于我和志刚的这段婚姻，我总希望会有什么其他出路。”

“噢，什么出路呢？”

“比如说，我将来会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教书，而志刚能代表国内的一家什么外贸公司长驻美国，那样我们不就还会在一起了嘛。”

“那你有没有与志刚谈过这种想法？”

“谈过了，但志刚认为这不现实。”

“他怎么说的？”

“他说，要么就老老实实在国内待着，要么就想方设法在美国待下去，不可能夹在中间过日子，做一辈子夹缝人[100]，那样会活得更辛苦的。”

“那你怎么看志刚说的话？”

“嗯，志刚说的有道理，人是不可能既做美国人，又做中国人，那么两全其美的。但人总可以尽量地扬长避短，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吧。”

“那么你认为，何以为长，何以为短呢？”

“这长嘛，人可以脚踏两只船，并收中美文化，广增见识，开阔视野。连志刚自己也都承认，出国不出国，感觉就是不一样。我出来这些年，感到自己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了很大转变。”

“是吗？那你讲讲看。”

“比如说，我看问题变得更积极、更主动了。在国内，许多事情都要靠单位领导去安排，人活得倒是省心了。在这里，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安排，你自己不努力，是没人会主动想起你的。所以，在美国，人总是生活在危机感当中，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什么意外情况。”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深有同感。我有个朋友烦透了国内的铁饭碗，过分看中要吃这碗洋饭，结果很失望。我安慰他说，铁饭碗虽然举着沉些，但它摔下去不会碎；瓷饭碗举着轻手，却不经摔，一摔就碎。所以，铁饭碗也好、瓷饭碗也好，也是一分为二的，都别把它们看扁了，没法儿说哪一种饭碗就百分之百地好过另一种饭碗，你觉得呢？”

“对呀，来美国生活，使我真正体验到铁饭碗的牢不可破和瓷饭碗的弱不经摔。我有的朋友来了这儿后，还老是怀念咱国内的铁饭碗呢。唉，人活着，就是这么矛盾，有得也有失；有失呢，也有得。”

“是啊，你说的太对啦，那你觉得这对于你当前的婚姻危机，又有什么启发呢？”

卫红不禁苦笑了几声，无奈地摇摇头，没有立即作答。

屋子里顿时又沉静下来，静得连门外有人上下楼梯都可以听得清楚。

卫红耐不住这沉静，打破沉默说：“你刚才的提问我每天都在想，却总是想不清楚。”

“怎么想不清楚？”

“我虽然与志刚吵得这么凶，但我仍然还爱他。”

“你爱他什么？”

“我爱他的气质，我爱他待人诚恳，我爱他很会张罗事儿，我爱他仪表堂堂，多了。”

“所以，你舍不得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

“那当然了。唉，真是太可惜了，志刚现在不能与我同心同德。要不然，我该多满足啊。”

“那你自己有没有可能与志刚同心同德呢？”

“难啊，要是我顺了他，我又不愿意牺牲我现在的学业和将来的事业发展。可要是满足了我，我又不愿勉强他在美国这样混下去。所以，我们之间的矛盾，不是谁自私谁不自私的问题，也不是谁愿意为谁做出牺牲的问题，更不是谁不再爱谁的问题。”

“很好，就照这个思路说下去。”我对卫红点点头。

“我真不舍得就这样失去志刚，他其实对我很好的，也为我做出了许多牺牲。唉，天底下这么大，怎么可能就没有我们俩婚姻的出路了呢？”卫红眼睛里露出忧伤。

我赶紧问：“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具体办法来调解你们之间的冲突，继续维持这段婚姻呢？”

“想过了，但实在无法统一认识。”

“主要在哪些方面？”

“主要在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和生孩子上。我想留在这里创业，他想回国去发展；我不想在近五六年内要孩子，可他等不了那么久……唉，我们都谈腻味了，不愿再谈了。”

“所以呢？”

“所以——，所以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了！”

“什么现实？”

“我们不得不分手的现实。唉，你干吗老这么逼问我，我来找你，就是想找个旁人讨论讨论，看看我们的婚姻还有没有救。”

“我没有想逼你。我想知道，你有没有与其他人，特别是你的家人谈论过此事？”

“唉，在这里很难找到个知心朋友，大家不是忙功课，就是忙打工。而且就是谈，是和是散，也是旗帜分明的，不像在你这里谈得这么深入。”

“那你家人呢？”

“家人那么远，我只是跟他们简单讲了讲我们之间的冲突。而且他们是远水，解不了我们这边婚姻危机的近渴啊。”

“那你也打算像上次上哈佛那样，到时候把你将与志刚分手的决定通知家里就完事啦？”

卫红没有吭声儿。

“卫红，你前面几次提到，你不习惯我对你讲的话不做表态，那我现在就表一回态，就是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你在处理问题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凡事先做了再说，二是做事务求尽善尽美。我不能说你这两个特点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想说，凡事都有两面，得中会有失，失中会有得，这就像你自己刚才讲的那样。但你在考虑问题时，似乎总是在考虑得，被挡住了视野。”

“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讲出你对出国留学之所失的认识。还有，到现在你还没有同家人充分交流你跟志刚的冲突，好像总是想瞒着什么，你是不是担心跟家人说清楚，他们就可能会站到志刚一边？可老这么瞒，又能瞒多久呢？到时候，冷不丁儿打个电话给家里，再来一次先斩后奏，你想，家人们会怎么想？”

“我没有与家人通报我们的近况，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操心。而且人遇到矛盾冲突，都会本能地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就是了。你说你先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只考虑得，不考虑失，还是得失一起考虑呢？”

“那又有什么不同呢？”

“当然不同了。如果你在考虑问题时，只考虑得，不考虑失，则势必会出现层层误差，陷入无穷的被动，你说是不是？”

卫红点点头说：“你刚才说我做事患得患失的，嗯，我现在明白了，你就是指人不能总是只想到得，而一想到失就受不了，就不能接受，你是不是想让我看到这一点？”

我使劲地点点头。

志刚终于回国了，卫红又可以专心在哈佛的学业了。

对于两人的未来，他们谁也没明说什么，他们都需要时间来冷静地考虑这一问题。但卫红不再抱怨志刚无能了，也能够真正理解志刚的心思了。用卫红的话来讲：“我来美国求学，是希望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想到，我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命运也在改变着我。”

卫红还说：“我总算想通了，在我们当前这场婚姻危机中，是不可能有两全其美的结局的。我们想追求各自事业发展这个得，就要承受得了我们婚姻有可能解体这个失；而若想避免家庭解体这个失，我们就必须彼此做出某种妥协，以换取我们能在一起这个得。所以，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多反省反省自己的考虑，多想想对方的处境和心情，也包括长辈的感觉。志刚说，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只是这两年的生活变化太大，使我们彼此不能再适应对方。但我们本质上还都爱着对方，所以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与志刚的缘分尽与未尽，只能让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卫红与志刚的缘分到底尽了没有，我不得而知。

但我相信，时间，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明确答复的。而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卫红都会变得更加成熟而富于自我批评精神的。

而这，就是我所能帮卫红的忙。

“我们的缘分尽了吗？”这个问题只有卫红自己才能说得清。

个案分析

1.卫红的自我中心思想表现在什么方面——心无灵犀一堵墙

出国留学之何所得？何所失？

这是每个出了国的人经常思考的问题。人们想来想去，恐怕也只能得出与卫红相同的结论：人生之有所得，也必有所失；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在本咨询中，卫红为了追求更多的学问及更高的学历，不惜牺牲个人的婚姻。但卫红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把婚姻失败的原因大多推到志刚身上，埋怨他变得狭隘、懒惰、脾气暴躁，没有进取心。殊不知，志刚在美国活的是人下人的感觉，正处于人生的低潮之中，他能有什么更好的表现？

与此相反，卫红由出国留学及到哈佛读博士学位，再造了她人生中的辉煌，一步步都很顺利。纵使她要打工挣钱，也只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黎明前的黑暗。哪像志刚那样，夜茫茫不见光明路。

所以，卫红在美国得到了自尊的满足，而志刚在美国感到的尽是自卑。

这正是卫红所忽略的一点。

卫红的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是，自己多读几年书有什么不对。的确，没有人可以直接说她做得不对，甚至可能还会有人称颂她这是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但卫红没有充分思考的问题是，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不是一个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得失平衡的问题。

难怪卫红每言及此，都会理直气壮。

卫红不是不关心志刚，也不是不想维持这个家，只是她对志刚的苦衷乃至志刚对她的辱骂已变得麻木了。她与志刚之间已由异床同梦变成同床异梦，再无当初那份“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101]”的劲头儿了，有的只是“谁做谁的狗腿子”之类的争吵和埋怨。这绝不只是志刚一个人的问题吧。

可惜，卫红却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卫红对自己的前程义无反顾，志刚也无心去耽误她的前程；志刚不愿在美国沉沦下去，误了自己，卫红也对此无可奈何。所以，他们只能拥有过去，难再拥有未来，这样的婚姻究竟还能否维持下去呢？那只有看两人怎样摆平这一得失关系啦。

面对他们的婚姻危机，卫红一直在指望着志刚改变主意，给她以“大树的感觉”。可此时此刻，志刚又能拿出什么令卫红满意的主意呢，他为她牺牲的还不够多吗？

凡此种种，都是卫红思想中自我中心的表现。

2.卫红依赖他人的心理表现在什么方面——依赖与自助

卫红来找我咨询，是希望我能像上次去飞机场接志刚那样，在谈笑风生中，给她以许多生活的启迪。但作为心理咨询人员，我不愿充当卫红的“指路人”。这是与心理咨询之“助人自助”的主旨背道而驰的。

在这种指望落空后，卫红对我表达了相当地不满，并在潜意识中，把我视为志刚那样不敢承担责任、不敢面对现实的人。她的这种移情表现，说明她渴望有人去承担她的心理压力，直截了当地给她指点迷津。

卫红在国内求学，一直是老师心目中的掌上明珠，这使她期望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人去肯定她、欣赏她。就是后来到了单位上班也是一样，备受重视，自己不需要操心太多。卫红来美国求学之后，饱受生活的磨炼，仍渴望有人会娇她、宠她，而不要活得这么辛苦，这么沉重。因此，卫红当前面临的问题，不仅有不再与志刚志同道合的困惑，还有从受宠到失宠、从依赖到独立这样一个适应中的失落感。其实，卫红本身是具备那种独立能力的，她能在美国闯荡得这么成功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她需要时间来逐步调整自我。

所以，面对卫红的婚姻危机，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是不宜做任何直接的劝和或劝散的事情的，那只是一般朋友之间相互安慰所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是帮她解析问题的心理因素，以厘清思路。

具体地说，我发现卫红身上的自我中心表现，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交流，而卫红却对此不以为然。她在做自己的事情时，可以拳打脚踢，敢作敢为；可是在碰到触及个人利益的事情时，就变得缩手缩脚，难以决断了。这是因为她在潜意识中，过于自恋了。

由此，我希望通过我的咨询，让卫红能够认清自身的问题，而不是老是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凡此种种，又都是卫红的依赖心结所在。

3.卫红的人格结构中存在什么问题——儿童式自我与父母式自我间的徘徊

在为卫红的咨询当中，我还发现她人格中的“儿童式自我”和“父母式自我”很不协调。

具体地说，卫红虽然已长大成人，却仍渴望周围人都能欣赏她、顺从她。一旦这种感觉得不到满足，她就会产生一股强烈的自艾自怜的情绪体验。特别是在与志刚的关系上，她希望志刚能随时随地地理解她、支持她，且不够在乎志刚现在的心境如何，对他尊重很不够（譬如，志刚当初放卫红出国，让她打胎，后又放弃自己在国内的事业发展出来陪读，这一系列的让步，看似一种理解和支持，实际上都是在迁就卫红）。这都是她“儿童式自我”的典型表现。

另一方面，卫红思考问题黑白分明，不够灵活。她把“多读几年书”看成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是得失平衡的问题。由此，卫红分不清追求真理[102]与生活智慧之间的差别，不能完全体会得失之间的辩证关系（譬如，卫红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面对上哈佛读博士与婚姻危机的冲突，因为她不能牺牲其中任何一方）。这又是一种“父母式自我”的典型表现。

卫红在“儿童式自我”与“父母式自我”之间徘徊，缺乏自主精神和反省意识。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人格缺陷的表现。所以表面上，卫红虽然很具闯劲儿，也很有独立性，但内心深处，她仍想做个受人呵护的小女孩，并易于苛求他人。

针对她的这种“儿童式自我”和“父母式自我”的极端表现，我主要采用了“交互分析疗法”（Transactional Analysis Therapy）[103]，力图帮助卫红将自我定位在“成人式自我”上，辩证地看待当前的这场婚姻危机及其得失，积极地面对现实，而不再沉湎于“儿童式自我”和“父母式自我”的思维及行为方式中。

卫红学会客观地看待当前的婚姻危机，是对她人格成长的极大促进。

咨询话外音

作为心理咨询人员，我对卫红的婚姻危机有什么感触

什么是缘分？缘分不就是心灵上的沟通嘛。

如果两个人不再有心灵上的沟通，那还谈什么缘分？而如果想保持这段缘分，双方就必须想方设法保持这份心灵上的沟通，这通常包括相互的谅解和必要的妥协。

这正是我替卫红做心理咨询所追求的目标。

为卫红咨询后，我曾多次设想，如果卫红没有出国，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

或许她现在正牵着一个三岁的小男孩，随志刚参加各种生意上的应酬；或许她已不再指望公派出国，而是等生意发达后自费出国，反正都是一样的见世面；或许她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令志刚刮目相看；或许她已不愿纯做学问了，而是开始追求人生的另一番风景……

当然，卫红还会与志刚吵嘴的，但那也是为了什么生意上的投资，什么家务事上的分摊，什么样的朋友可交，或什么幼儿园该让小刚（要是他们给孩子起这个名字）上之类的事情。

总之一句话，他们还会共有一个梦，同睡一张床。

但卫红选择了另一条人生之路，而且已经走了很远。她不可能再回头了，尽管志刚一直在后面大声喊叫：妹妹，你别再大胆往前走了。

置身于哈佛，卫红遇见那些远道而来、朝拜哈佛校园的游人，可能会感到几许满足、几许自豪，因为她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但望着他们成双结对，携幼扶老地轮流在哈佛坐像前拍照留念，卫红又可能会感到几许伤感、几许惆怅，因为志刚已不在她身边了。

卫红可能会为此感到无尽的困惑和感叹……

可这，毕竟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选择，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对人生的感叹。

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心理咨询人员也只能帮助“行人”尽量认清自己要走的路。

婚姻带给我们的人生思考

俗语有言，“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好像意味着爱情一旦到了婚姻阶段就无须再多经营。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点。

爱情需要保鲜，而婚姻亦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维护。

在今后漫漫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们需要理解爱情有它自然发展的规律。如下图所示，爱情并非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它在进入婚姻之后必将经历更多风雨的考验，更需夫妻双方的用心呵护。

爱是婚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元素，它需要知识和努力。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尝试都会使婚姻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地爱他人，那么，人们在婚姻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

爱情发展轨迹图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学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实验是什么时候做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心理学实验是在公元前7世纪做的。古埃及有一个名叫Psamtik I的国王，他为了证明埃及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将两个出生不久的婴儿带到一个遥远的地方隔离起来，每天由人供给他们食物饮水，却不许与他们讲话。

该国王设想，这两个与世隔绝的孩子发出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是人类祖先的语言了。他希望这个音节是埃及语中的一个词。待这两个孩子两岁时，他们终于发出了第一个音节“Becos”，可惜，埃及语中没有这个发音。于是，这位国王伤心地发现，埃及人不是人类最古老的民族。至于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呢？他不再操心了。好在他还是把那两个孩子带回了“人间”。

该国王把小孩子的偶然发音当作人类最古老的语言，这不但使他大失所望，也使心理学史的第一个实验“出师不利”。怪谁呢？

第10章 走出心灵创伤的深渊

帮助一个人根除他心灵中的创伤，需要的不仅是关心与理解，还需要有一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技巧。在本咨询手记中，我成功地帮助了一个饱受创伤折磨的人走出了他自我封闭的世界，学会了与人正常交往。在这当中，我充分体会到了患者家属所承受的痛苦，也帮他们纠正了照顾患者中的偏差。我们齐心协力迎来了患者康复的春天。

——题记

与慕贤相识完全是受朋友之托。

慕贤今年二十七岁，可他的有些言行举止还不及一个十七岁孩子的水平。慕贤极愿与人聊天，可别人与他聊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他的讲话很不连贯，常常是一件事情还没说完就聊起另一件事情，而且两者之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在聊起波士顿最著名的篮球明星拉里·伯德时，他会突然说起海湾战争的局势；或者他给你打来电话，上来就问你布什总统是否会连任。与他谈话，我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而他竟毫无察觉。

慕贤处事也不够成熟。有时候他与我通电话，可以侃侃而谈，毫无时间观念。我一再给他暗示要挂电话了，他却毫无反应，必须要我明言，才会恋恋不舍地放下电话。有时候他打来电话，我正忙着，告诉他我得空会给他回电话。不想他会每隔二十分钟再打来电话，问我忙完了没有。

有时我觉得他这样做挺可爱的，有时又觉得挺可怜的。

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应对外界的压力

慕贤的生活中曾有过一段很不幸的经历。

慕贤的父母都是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留美学生。当年，他们满怀热情，回到祖国的怀抱，希望能为建设新中国而大显身手。可惜，他们在受尊重的同时，也受到了怀疑。他们虽躲过了“反右”的大难，却没有逃过“文革”的大劫。“文革”开始后不久，他们就因“特嫌”而被隔离起来，留下慕贤和他的姐姐慕洁一同生活。

当时，慕贤才五岁，慕洁也只有八岁。

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谦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

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去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弓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

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了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如此又过了三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了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就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于是他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而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

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是个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大陆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心理治疗也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

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毕竟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

慕贤人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且还有些口吃。

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带来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无论他怎样跳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正。

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说：“也、也不看一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回访。

他急速拿过一张小纸片，要我把我家的地址、电话及坐车路线都写下来，并说他会在次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到达我家的。因为下午一点，他要去唐人街见他的心理医师，之后正好去我那儿。

那几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只好推说我就要搬家，家中十分凌乱，不方便。

不料他又说：“那我就过来帮你搬家吧。”

我笑了，把我的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拍拍他的肩头说：“有空，给我来电话。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趣事。”

那天一进家门，妻子就告诉我：“刚才有个叫慕贤的人给你打来电话，说是你让他打的。他这个人怎么那么逗，我问他可不可以留下电话号码，以便让你回来给他去电话。他却神秘地对我说，你刚从他家里出来不久。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

妻子直纳闷儿。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明白。

慕贤真是渴望有人与他交往啊！

两天后，我与慕贤的父亲相见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寒暄几句之后，慕贤父亲就急切地问我：“小岳，你觉得我们慕贤还能变好吗？”

“我想能的。”我肯定地答道。

“真的？”慕贤父亲的嘴咧得好大，满脸的皱纹绷得更紧了。

望着他那一脸的高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酸楚，我可以想象，这二十多年来，他为慕贤的事操碎了心。

“何以见得？”他急切地问我。

“因为，他还是能与人交往的，关键是怎样与人交往。”我回答说。

我喝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前天与他接触，发现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正常的。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太自我封闭了，他总是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能很好地体察他人的感觉。”

“你说的太对了。”慕贤父亲点点头，接着问我可不可以帮助慕贤。

“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太好啦！”

慕贤父亲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背，过了好一阵子说：“我眼看就是七旬的人了，慕贤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为他的事不知请教了多少医生，大家都说他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可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服务。为了他，我放弃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跑到这里来当个实验员，不就是因为美国有心理治疗的服务。可慕贤接受唐人街的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都快一年了，仍没有什么明显进展，我真是心急啊！慕贤都快三十啦，还像个孩子似的，我在他这个年龄，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唉。”

慕贤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啊，我可以想象，这些年来，您为慕贤的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我深表同情地说。

慕贤父亲望着眼前的咖啡，缓缓地说：“唉，我的生活啊，就像这杯咖啡一样，又苦又涩又黑沉沉的。”

说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也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两眼深切地望着他。

慕贤父亲吹了吹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接着说：“你知道吗，麻省总医院[104]刚退休的外科主任是我从前的同学，我来这里就是他帮我办的。他现在在牛顿镇[105]有一幢大房子，在缅因州还有一座乡间别墅。他的孩子也都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医生，而我的孩子却是个半残废。”

我咂咂嘴，吸了口气。

慕贤父亲搔理了下自己的一头白发，苦笑着说：“想当初，他也曾打算与我一同回国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刻，被他的未婚妻给拉住了。为了这事儿，我们几个一同回国的人笑话了他一路。可现在，没人再笑话他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琢磨不透呵！”

望着他一脸的沧桑，我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背说：“伯伯，我很理解您此刻的心情，我相信您当初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如果我与您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也出国留学，那我也一定会选择回国的。因为那是当年海外学子们对祖国强盛的殷切期望。”

慕贤父亲深切地点点头。

顿了一下，他又说：“小岳，我发现你很会说话，也很有头脑。咳，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

“我相信慕贤的情况会有好转的，虽然他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差距。”我坚定地说。

“噢，为什么呢？”慕贤父亲面露喜色。

“因为据我的观察，慕贤主要是难以与人正常交流，不懂得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给他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比如，他想到什么，就会立即说出来，也不想一想合不合适，说了这话会有什么后果。还有，他喜欢什么事情，就想立即去做，也不考虑这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不便。”

“那据你的理解，慕贤是怎么变成这样子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经历‘文革’时，年龄太小，饱受周围孩子的欺负，心灵上蒙受了极大的刺激，便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应付外界的压力。久而久之，他就把自己完全锁在了个人的世界中，无法与旁人正常交往，自然也难以体察别人的感觉。这是他应付外界刺激的自我防御机制[106]在起作用，既帮助他隔离了外界给他带来的伤害，却又阻挡了他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这样来看，就有积极帮助，又有消极作用。”

“怎么解释？”

“在消极方面，它使慕贤自我封闭得太久了，以致给他带来了一定的人格缺陷；而在积极方面，这种自我封闭也好像是一种保护层，使慕贤减轻了因外界刺激给他带来的精神痛苦。”

慕贤父亲不住地点头。

“慕贤的口吃是不是那段时期形成的？”我问。

“是啊，我刚从‘牛棚’出来，就发现慕贤说话口吃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改掉，连说英文都结巴，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也很可能是慕贤应付外界刺激的防卫结果。凡是后天口吃的人，大多都是因为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同时，口吃又为慕贤不善与人交往提供了绝好的理由，省得与人接触时那么紧张。”

“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极不协调。按理说，慕贤都是快三十岁的人啦，思想应该相当成熟了，可他与人交往时常还表现得像个孩子似的。”

“那，你又凭什么说慕贤会有好转呢？”

“以我的观察，慕贤的智力并不差。那天我们见面，他拿出几本《时代周刊》《体育世界》的英文杂志给我看，我很惊叹慕贤的英文会这么好，它说明慕贤的智力发展与常人无本质差别。所以，只要鼓励慕贤多与人接触，并不断帮助他总结与人交往的经验，相信慕贤的状况会有转好的。”

“是啊，是啊。”慕贤父亲刚才那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许多。

“另外，我还发现慕贤仍有些害怕与人交往，怕碰钉子，怕人家嫌弃他，看不起他，也时常抱怨交往中碰到的挫折和失望。这都说明，他尚处在交往的困惑阶段，这是必然的步骤，感觉不适也是自然的。事实上，慕贤怕别人看不起他、拒绝他，正说明了他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像常人一样很好地交往，盼望别人能够理解他、接受他、喜欢他。这是个好兆头呀，您说是不是？”我说得兴奋起来，“所以，我们应该高兴慕贤仍有这种焦虑和渴望的心理。它说明，慕贤对人际交往中的荣辱之心和尊严感，还是完全体会得到的。如此看来，慕贤不是在精神或智力上有什么问题，他只是需要时间，需要通过生活的具体体验来一步步地开放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尊重自己。与此同时，他也能学会了解他人、接受他人，最终融入社会中去。这样做，才会对慕贤的进步有实质性的帮助啊！”

听了我这一番解析，慕贤父亲又激动起来。他猛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儿地握了握。

“你分析得真是太透彻了。你知道吗，慕贤三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出二十多首唐诗了。高中休学后，我就一直在家里给他补习功课，也包括英语。慕贤基本上都能学进去。来美国之后，我更加强了他的英语学习，坚持让他每天看电视。到现在，他已能基本看懂电视里的英文节目了，他尤其喜欢看体育台的节目。他最喜欢的体育明星是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的拉里·伯德。前两个星期，我还专门陪他去波士顿花园体育馆看了场伯德的比赛。那天晚上，慕贤也像其他观众一样使劲地欢叫，我感到他与常人真是毫无差别啊。”

慕贤父亲眉飞色舞地说着，眼睛里闪着光，声音里夹着颤抖。

“您做得很对，”我呷了一口咖啡说，“您就是要让慕贤多参加这类活动，让他融入群体中，去观察模仿众人的行为，而不是一天到晚待在家里，那是最糟糕的做法。”

“好，好，”慕贤父亲连忙说，“我是该多鼓励他出外活动了。以前主要是怕他人生地不熟，容易走丢，所以才不敢放他出门。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误了他。”

“对呀，慕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融入社会，以尽早解除对自我的封闭，而且慕贤自己也十分渴望融入群体。那天，我们见面后，他迫切地想来见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个好兆头，说明慕贤是不甘寂寞的。真正精神有问题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慕贤父亲的脸上再露喜色。

他招手把服务员叫过来，又叫上了两杯咖啡和一盘小饼干，对我说：“小岳啊，看见你，我就像看见了慕贤的另一副样子。要不是‘文革’和那个忘恩负义的保姆，慕贤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他也会上大学的，也会像你一样学有所成的。可惜一场‘文革’浩劫，不光使他变成了一个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也误了我自己的前程。如果我留在国内，我想我会有望入围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我的学生都进去两三个了。而现在，你瞧瞧，我几乎成了慕贤的保姆啦，唉！”

说到这里，慕贤父亲又叹起气来。

沉默了片刻，我开口说：“我非常理解您这些年来的苦衷，我深信如果没有‘文革’的刺激，慕贤一定会学有所成的，也会像我这样出国留学的。”

慕贤父亲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思索了一下，我又说：“不过我倒想提醒您一点，美国有不少社区大学，要比国内的大学容易进得多，你们不妨先让慕贤上一所社区大学试一试，那样不但可以使慕贤有美国的学历，也可促使他融入美国社会。您觉得呢？”

慕贤父亲睁大眼睛说：“噢，这倒是个挺好的主意呵，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样，不过你觉得慕贤能行吗？”

“我想慕贤能听得懂英文电视，看得懂英文杂志，就值得一试。那样，也会大大地激发他的学习积极性，也更有机会与群体交往了，不是一举两得嘛，多好。”我鼓励老伯说。

接着，我向慕贤父亲介绍了几所我知道的社区大学。慕贤父亲拿出记事本认真地记下了我讲的情况，口里不住地说：“我明天就去了解这些学校。”

记毕，慕贤父亲又提出能否让我在哈佛为慕贤做心理治疗，并中止唐人街的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因为他与慕贤语言、文化都不通，沟通起来十分不便。

“你好好考虑一下，行吗？”慕贤父亲一脸殷切地望着我。

“这恐怕不行，”我恳切地回答，“因为我在哈佛做心理咨询，只能见哈佛大学的学生。但我愿意在其他场合见慕贤，与他保持联络，帮助他学会与人交往。”

“那真是太感谢你了，小岳。”

慕贤父亲拍拍我的肩头，客气地说：“不过我知道你在美国生活不易，也需要打工挣钱。在美国，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总觉得，我们应该付你一些钱才是。”

“不，不，伯伯。”我摇着头坚定地说，“慕贤如能学会与人正常交往，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偿。”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那天的会面。

在回家的路上，我回想着慕贤父亲所谈的一切，心里充满了感慨。

我想，每个有心理障碍或疾病的患者家属，都有倒不尽的一肚子苦水，有时候，他们比患者还急于看到其精神康复。从慕贤父亲那充满焦虑和忧伤的眼神中，我也感受到他对希望的执着追求。而要是慕贤的心理障碍当初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他绝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可惜，慕贤最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刻，国内尚无这类服务。现在，慕贤虽然可以接受到心理治疗，却已误了他治疗的最佳时机。

慕贤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该怪谁呢？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我与慕贤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络。

每次联络，我总是鼓励他多出外交往，多结交新朋友，并不断提醒他在与人说话时，要多注意听人讲话，讨论完一件事情后再讨论另一件事情，并尽量说话有条理。有时候，我也会给他讲一些人际交往中的注意事项。

由此，慕贤渐渐变得懂事了，不像以前那样，在谈话中一味只顾着自己。

有时候，慕贤与我聊得时间过长了，或我有什么事情不能久聊，我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慕贤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不断地再打电话过来问我。当然，每次我忙完事儿，都会尽量给他回个电话。在电话中，慕贤也会先问我：“你现在忙完了没有？”而不是立即讲起他手头做的事情。

同时，我也与慕贤父母保持着联络，了解慕贤近来的表现及他们为慕贤做了些什么，给他们提出一些有帮助的指导和具体建议。

对于上社区大学这件事情，慕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当初执意要从高中退学的态度截然不同。为此，慕贤在父母、姐姐的带领下，跑遍了波士顿地区的社区大学，最后选中了一间离家较近、条件尚好的社区大学，计划下学期入学。

入学之前，慕贤要好好在家里补习英语，并开始看一些英文的课本。想着能上美国的大学，慕贤的情绪总是十分高涨的，家庭气氛也随之有了很大的转变。

以前，慕贤进进出出，父母总是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生怕他走丢了。现在，他们开始放心慕贤外出活动，也不再事事都问个明白。而慕贤结识了什么新朋友，父母都会想方设法帮助儿子维持友谊。慕贤只要张口要看什么书，老头子即刻就会行动。

就这样，慕贤终于开始走出一个十来岁孩子的世界，向二十来岁人的天地迈进。虽然他的步伐还很沉重，但他毕竟开始行动了。

年底将至，哈佛大学中留学生联谊会在哈佛医学院的大楼里举办除夕晚会。我邀慕贤一同前往。

那天，共去了五六百人，大家熙熙攘攘地挤在不同的房间内，有人跳舞，有人唱卡拉OK，有人打牌、下棋，也有人聊天、讲笑话。我带着慕贤在不同房间内转转，把他介绍给我的朋友们。

慕贤那天显得极为兴奋。他几乎见到所有人都打招呼，最后竟提出来要唱一曲卡拉OK。

我很惊叹他会有这样的勇气，因为那天在卡拉OK屋内，有几位业余歌手在打擂台，赢来阵阵喝彩。在那里唱一首曲子，是要有相当勇气的。而慕贤却义无反顾地报了名，点了一首《十五的月亮》。

过了二十来分钟，轮到慕贤上去唱歌。

不巧的是，在他之前已有两人唱过《十五的月亮》，其中一次是由一位很受众人青睐的女孩子唱的。她唱时十分投入，动作表情全都很到位，唱完之后，即刻博得众人的掌声，有人还不断在喊“再来一个”。

待慕贤呆头呆脑地站在卡拉OK机前，拿起话筒，人们都停止了议论。他们都想看一看，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士，怎么敢挑战那个女孩子。结果慕贤一张口就走了调，唱到一半时，有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不断地吹口哨，还有人干脆喊“下去呗”。

就在这时，那位刚才备受众人喜欢的女孩子忽然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拿起另一个唱筒与慕贤一起合唱起来。见此情景，我立即使劲儿鼓起掌来，我的鼓掌也带动了其他人一同鼓掌。结果，我们在鼓掌打拍子中，伴随慕贤与那个女孩子一同唱完了《十五的月亮》。

之后，我激动地走过去，握住那个女孩子的手说：“真感谢你出来支持我的朋友，他是第一次出来参加这类活动。”

“所以他更需要众人的捧场啦。”那女孩子嫣然一笑，然后又握了握慕贤的手，对他说，“希望你以后还能大胆地站出来唱歌。”慕贤只是木然地道了声谢，随口说：“你长得真像我姐姐。”

那女孩子走后，我问慕贤感觉如何。他回答说，要不是那个女孩子上来帮忙，他也许真的唱不下去了。我告诉他，重要的不在于他能否唱完这首歌，而在于他有勇气站出来唱歌这个事实。

在这点上，他比我要勇敢得多。

听到我的鼓励之词，慕贤咧开嘴笑了，他笑的样子与他父亲一模一样，只是脸上没有那么多的皱纹。

后来，我把这一情形打电话告诉了慕贤父亲，话筒里传来他爽朗的笑声。我可以想象他此刻咧着嘴笑的样子，我也可以体会到他此刻的雀跃心情。

慕贤能主动站出来唱卡拉OK啦，这在半年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过了新年，慕贤终于注册上学了，这是全家人的大喜日子。

虽然最初入学时，慕贤曾遇到很大的困难，但在全家人的通力支持之下，慕贤终于挺了过来，并在第一学期末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绩。

从此，学校生活成了慕贤的主要生活，学校的事件也成了慕贤的主要话题。更有趣的是，慕贤居然还开始约会女孩子了，虽然他还未能交到一个固定的女友，但他仍在努力当中。

有时候，慕贤父母会打趣地问他，约会的情况怎么样了，慕贤会说：“这、这是我自己的事儿，现、现在还不能告、告诉你们。”

慕贤父母便知趣地不再探问，心里却感觉美滋滋的。

慕贤终于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尽管他比一般人迟缓了十多年，但他毕竟还是开始行动了。

慕贤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兴许，这辈子我还会抱上孙子呢。一年前，我是根本不敢想象这一切的。”

当然，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距离，他的心理障碍也很难根除。但他毕竟开始突破自我层层的心理障碍，去拥抱这个曾令他恐惧不已的世界了！

随着慕贤情况的不断好转，我也渐渐淡出了慕贤的生活。我从哈佛大学毕业应聘来香港工作前，他们全家人在唐人街最有名的中餐馆“会宾楼”为我饯行。

席间，慕贤不断谈论着他新结交的朋友，包括他几次短暂的浪漫史。他用英语自嘲说：“那些女孩子都说我这个人看上去挺深沉的，但其实我是个很天真的人[107]。”

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

慕贤以近而立之龄才开始融入人群，不能不令人感到凄凉和惋惜。然而，三十之龄，对人生一世的路途来讲，尚不算迟。

看着慕贤现在的样子，我和他家人的感觉可用四个字来概括——悲喜交加。他父母那天发自内心的笑，也是我终生难忘的。

慕贤父亲后来写信告诉我，慕贤已经转到了麻州大学继续学业。麻州大学可是全美知名的州立大学啊。

慕贤，你现在好吗？

个案分析

1.慕贤的问题本质是什么——环境对大脑的塑造

慕贤患的是典型的“分裂型人格障碍”[108]。

慕贤的心理创伤始于“文革”期间所受的精神刺激，加重于后来的疏于治疗。

慕贤的人际交往障碍，可以说是他对“文革”期间所经受的精神刺激的一种防卫方式。他把自己封锁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在乎外界所发生的事情，也不理会外人怎样看待他，所以他已习惯了这种自我中心和封闭的生活方式。

从我近二十年的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综合研究来看，当一个个体在童年时期遭受持久的重大创伤后，其大脑的情感发育[109]会被抑制或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环境对大脑的塑造作用极其重大，慕贤正是因为童年期所受到的创伤没有及时化解，形成过度的威胁与压力，导致他大脑的压力毒素过度分泌并持久地发挥负性作用，阻碍了慕贤心智的正常发展。

对于慕贤的适应性问题，虽然他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的精神科，但由于他问题的本质是心理障碍，而非精神失常，慕贤始终没有能得到及时、适切的治疗，这是悲剧中的悲剧。

对于人生，慕贤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这使他在人际交往中可以随进随退。当他进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大人；而当他退时，他可以表现得像个孩子。这就是慕贤心理问题的本质。

2.慕贤父母爱护孩子中有什么失误——过度保护使其发展受阻

其实，每个患有心理障碍与疾病之人的痛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全家的。在这里，套用托尔斯泰之《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开场白[110]来讲：心理健康的人总是幸福的，心理不健康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通过与慕贤父母的接触，我深深感受到他们为爱护孩子所操的心，费的神。可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不能再把慕贤留在家中过孤独的日子了。那样，与其说是在保护慕贤，还不如说是误了慕贤。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悲叹慕贤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可他们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的过分保护，才使慕贤迈不出家门。他们不明白，慕贤的康复需要从走出家门开始。而我对慕贤最有力的帮助，就在于使他尽早地融入社会的洪流，成为大众的一分子。

虽然开始这样做，对慕贤及其家庭都有很大难度，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帮助慕贤迈出了第一步。这对于一个“闭关锁门”近二十年的人来讲，该是多么不易啊！

慕贤还是成功地迈出了这一步。

为了帮助慕贤，我不知给他讲授了多少人际交往的要领。对于他的转变，有时候我讲的一句话，可以顶他父母讲的十句话。这并不是说我就比他们聪明，而只能说明我比他们更清楚怎样帮助慕贤。

慕贤父母在困惑与焦虑中挣扎了许多年，对慕贤的反常表现已变得麻木了。他们不知为慕贤做出了多少牺牲，也不知为他暗地里流了多少眼泪，可惜他们的爱，还是没有完全用在点子上。他们过分保护孩子，殊不知，这反而加重了慕贤的自我封闭。

爱护孩子是否得法，对孩子的心智成长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3.我对慕贤的康复起了什么作用——陪伴促人成长

按照我在哈佛大学所接受的训练，我是不接手心理治疗个案的。但慕贤是个例外，一是因为受朋友之托，二是已经有人在给他做心理治疗。所以，我可以在旁边敲敲边鼓，帮助慕贤康复。事实上，我所帮助慕贤的方面，就在于使他一步步地克服与人交往的胆怯，学会与人交往的本领。

正因为慕贤不是我直接的来询者，所以我可以像朋友，而不是完全像心理咨询人员那样与他交往。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批评他、教导他。我对他来讲，似父似兄，亦师亦友，这都是为了推动他更快地摆脱孩子气，向成人的世界迈进。

比起前面记述的所有个案，慕贤的情况有两个本质不同：一个是他问题的核心不在认识上，而在行为上；另一个是在他的康复过程中，我也调动了他父母的积极性。

首先，对于慕贤，我不能像以往那样，用咨询室里那种一对一的面谈方式（唐人街那位心理医师已在为他做此事）来帮助他。但我仍可以用同感、宣泄等咨询技巧来与他沟通。比如，最初在他家见面，聊天儿，听他讲他自己的趣事，跟他一起看他喜欢的杂志以及后来和他通电话等，都是在沟通中与他建立同感，听他讲述与人交往中的喜怒哀乐，助其宣泄忧愁烦恼。

由于慕贤的问题不是一般认识上的偏颇，他不需要我去帮他调整认识方法，而需要我帮助他通过一个个生活事件的具体体验，来掌握人际交往的要领。这样才会对他的康复产生直接的效果。

这即是我为什么把帮助他的重点放在具体行动上。

比如，我与慕贤电话交谈，时常提醒他注意打电话的时间是否合适，对方是否有空与他长聊，尽可能说完一件事再换话题。我也向他了解，近来见了什么人，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打算，并对慕贤在人际交往中的每个进步予以及时的肯定。我还鼓励他多与人交往，多外出参加群体活动，尤其是那次邀他一起去参加哈佛大学联欢会的经历，更具体地增加了他与人交往的成功体验。

这些体验都有效地强化（reinforce）了慕贤已有起色的交往能力，使他感受到与人交往的乐趣，从而获得不同成功经验的体验。换言之，在协助慕贤克服其心理障碍的过程中，我基本上采用了“行为疗法”（Behavior Therapy）[111]的方法，帮助他调整社交中的孩子式的行为表现，帮助他学习用成人的方式与人交往。

另外，在帮助慕贤走出自我封闭的过程中，我还积极配合了他父母的努力，使他们明确怎样帮助慕贤才最为合适。特别是在慕贤上社区大学这件事情上，我跟慕贤父母同心协力，为慕贤的生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这不光使慕贤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使其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有了新的认识和目标。

在这点上，慕贤能走出自我的封闭世界，首先要归功于他父母。没有他们多年来爱的付出，慕贤是不可能彻底转变的，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给了他们适当的推动。

虽然不是我所有的努力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慕贤还是能与我积极配合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与慕贤的接触中，我始终把他看作正常人。这样做，对慕贤本人及其家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暗示作用。

这不仅是心理咨询的需要，更是人性的呼唤，人性的体现。

咨询话外音

慕贤出来唱卡拉OK对其康复有何意义

在慕贤的转变中，他参加哈佛大学的除夕晚会，特别是出来唱卡拉OK之举，是极具康复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他那天与众人交往，从跟大家打招呼，到与人自如地聊天，到最后出来唱歌，完全感觉自己是个常人了。这使他的自卑降到了最低点，也使他的自信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后来，他开口唱卡拉OK时，曾一度受到众人的耻笑，幸好那个深受众人欢迎的女孩子挺身而出，为他救了场，使他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了他的“演唱”。

这段经历对于他康复早年的心灵创伤，极具象征意义。

因为他实际上是在重新体验早年的受辱经历。不同的是，这次周围的人很快由耻笑他变为鼓励他，使他尝到了早年受辱时未曾得到的温暖。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万分感谢那个女孩子。

她做到了我想做却无法做到的事情，就是在慕贤感到最自卑的时刻（唱歌走调），给他最大的精神安抚和激励（替他救场）。难得我们三人会配合得这样默契。这种受挫经历的重新体验和补偿，是抚平慕贤心灵创伤的关键[112]。慕贤心理障碍的解除，也需要以此为突破点。

在众人面前获得自信心，是慕贤最需要的心理补偿。

什么是慕贤的“登天的感觉”

慕贤能够上美国的社区大学，并在后来转入正规大学，对于他的康复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他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必要过渡。庆幸的是，虽然慕贤的心理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但他的智力并不低下。

慕贤能跟上美国大学的学业，这是一件何等的奇事！

慕贤终于走出了自我的封闭世界，走出了那个令他烦躁不已的家，走出了心灵创伤的深渊，走出了人们对他的歧视。他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开始有了正常人的生活目标，也开始体验正常人最美好的情感——爱的滋润。

这一切变化，都令我和他的家人感到欢欣鼓舞。

慕贤真的感到自己像个正常人了，这是何等的来之不易！

慕贤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比起他的过去，他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但比起他的同龄人来，他还有很大的差距。可慕贤毕竟开始行动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慕贤终于踏出家门，融入社会。这，就是他的“登天的感觉”。

最后，作为一个心理咨询人员，我真诚希望千千万万个慕贤，都能尽早走出心理障碍的深渊，去享受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同时，我也祝愿千千万万个慕贤似的家庭，都能及早看到希望的旭日由东方冉冉升起，为它欢呼，为它祝福，为它振奋，为它喜泣……

愿天下人都能享受到心理咨询之“登天的感觉”。

心理咨询小知识：谁创立了“系统脱敏疗法”

心理治疗中最常用的方法是“行为矫正疗法”，而行为矫正疗法中最常用的方法是“系统脱敏疗法”（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therapy）。

该疗法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沃尔帕（Joseph Wolpe）首创的。他坚信人的焦虑和恐惧表现只是一种行为习惯，可以通过控制其外界环境来加以改变。沃尔帕尤其反对采用“精神分析”疗法，认为人的心理障碍和变态行为，最好通过建立新的条件反射来根除。他通过教授患者放松自己的精神及逐步降低其对某些事物（如狗等）的焦虑和恐惧，来消除患者的紧张情绪。

沃尔帕于20世纪40年代在南非开创“系统脱敏疗法”。60年代，他的这一疗法开始引起心理学界和医学界的重视。70年代以后，它便成为整个心理治疗行业中最常用的疗法之一。

督导篇 我与督导——助我舞蹈于心灵之巅

我的督导故事之一：咨询督导是平等对话

心理咨询师在给人带来成长的同时，自己也在成长。这需要咨询师在接受督导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与完善自我的觉察能力，以随时随地发现、改正自己在咨询过程中的不足与缺陷。本章介绍了我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实习中接受督导的一些片段，以及他们怎样给我带来了成长。

——题记

1991年9月16日，我接受了第一次督导[113]。我的督导共有两位，一位是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杜希博士（Dr.Charles Ducy），另一位是中心副主任芮内博士（Dr.Suzannie Rennet）。

第一天接受督导，我见的是杜希。我抱着十分忐忑不安的心情，以为督导就是接受批评。我们坐定之后，杜希问我对接受他的督导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对此，我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地问：“我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因为在我的印象中，督导就应该像实习医生那样，向上级医生提问并接受他的指导，难道不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的，”杜希笑着说，“心理咨询中的督导与心理咨询的过程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十分强调督导双方的相互尊重与互动。所以我问你对我有什么期望，是想首先在你我之间确立一个平等、互利的关系。在这当中，不光我可以帮到你，你也可以帮到我的。”

“你这话怎么讲？”我更感困惑，也更感兴趣。

“我的意思是，督导过程实际是一个相互挑战的过程。你在咨询实践中遇到了难题，不知怎样说、怎样判断、怎样行动，所以需要我来协助你。在这当中，你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寻求最佳的答案，而我面临的挑战是怎样启发你自己获取答案，而不是简单地将我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所以你在学习怎样咨询，我在学习怎样督导。我们岂不是在相互学习吗？”杜希说到这里还做出一个双手张开的手势。

“噢，我明白了。”我点点头说。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呢。”杜希说。

我略想了一下回答说：“我想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能通过接受你的督导成为一位称职的心理咨询员。”

“请说得具体一点。”杜希不假思索地回答。望着我困惑的样子，他又补充说：“我是指你期望我能在哪些具体方面帮到你，比如咨询的同感力、洞察力、反省力、面质力、表述力、言语交流与体语交流的互动等。”

我点点头，反问杜希：“我当然希望在这几种能力上都有成长，不过我想知道，你认为这几种能力中，哪种能力最重要？”

“问得好！”杜希回答说，“以我看来，在这几种能力中，同感力最为重要。因为它是心理咨询的入门功夫。其次是洞察力，因为它才是心理咨询的乐趣所在。”

“那我就希望你重点帮助我提高这两方面的能力。”我仔细品味着杜希说的这句话。

“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想法？”杜希再问。

这时，我已经完全领会到杜希实际上是想让我对督导过程先提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滔滔不绝地讲出了一大堆自己的期望，如在咨询能力上的提高、咨询理论取向上的定位、咨询业务学习上的完善等。杜希认真地做了笔记，之后拿出一份标准的督导合同书，让我阅览并签字。之后我们谈了许多有关督导的注意事项。

末了杜希对我说：“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督导会面，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今后的对话也会像今天一样，是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这当中，我希望更多地听到你对咨询问题和表现的主动反省和评判，而不是我对咨询的鉴定。”

“咨询督导是平等对话，相互挑战。”这是我对那次督导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我们的督导合约

尊敬的岳晓东先生：

我很高兴成为你的临床督导。以下内容严格遵照美国心理学会咨询心理学会的督导指引条例，以确保你能理解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我的背景。

我是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并拥有NCC（National Board for Certified Counselor）、LPC（Licensed Clinical Professional Counselor）、LMHC（Licensed Mental Health Counselor）等专业资格证书。我也是ACS（Approved Clinical Supervisor）和PRT-S（Registered Play Therapist and Supervisor）的成员。我还修过一门有关督导的理论课程，并多次参加相关的研修学习。我已多次开设过有关督导的课程，也担任过一个督导研修班的讲师。

大体上，我的咨询领域包括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成长性问题以及相关研究。我已经从事咨询工作十六年，督导工作十二年。我的职责是在大学从事咨询、教学工作，同时我也提供私人咨询服务。

在督导中，我会选择用特定的模型来对你实施督导。其中，我会帮助你学习与完善一些咨询技术，并帮助你探讨某些共同的治疗要素，以促进你在治疗方面的进步。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在督导过程中，我不能给你或你的家属提供咨询与治疗。

在我们的督导会面中，我将帮助你在咨询过程、咨询个性化、咨询概念化、咨询管理等领域获得成长。其中，咨询过程指对你如何咨询的技术的理解与运用；咨询个性化指你如何做个人体验与觉察，如何对移情和反移情的觉察；咨询概念化指你如何看待和分析个案，并为之做出各种计划；咨询管理指你如何管理咨询的内容，包括如何做个案笔记、如何执行保密原则、如何维护职业道德、如何获得进一步的专业许可。为此，你需要将你的咨询录音下来，我们将用这些磁带来探讨咨询会面。另外，我们还在督导中进行角色扮演、仿真练习和其他形式的训练。

每周，我将与你举行一次督导会面，每次2个小时。此外，你每周还将参加另外2个小时的同辈督导与专业研修（如参加各种与心理咨询相关的报告会、工作坊等）。作为你的督导，我将帮助你学习掌握心理咨询的核心技术，留意你在同辈督导中的成长，并为你的专业研究提供相关的信息。作为你的督导，我还会注意保障你的权益，帮助你协调与来询者的矛盾冲突，并扮演这个职业的“守门人”角色。在这一过程中，你扮演的角色是每周为来询者进行咨询，准备所有咨询会面的资料，并参加每周的督导会议。

在每次督导会面中，我会要求你反思：（1）你为来询者进行咨询的整个过程；（2）你作为咨询员的表现；（3）你的咨询记录与反省，特别是对于那些咨询中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将期待你的想法与建议。

在督导会面中，我将保留一份督导会面的记录，并建议你也这样做。虽然记录是我的，但是你可以随时借阅。在整个督导过程结束后一个月，我将销毁这些记录。

我还向你承诺，你与我分享的所有信息，无论是有关你个人的还是你的来询者的，我都将保密。不过，在以下的情形下，我会披露这些保密资料：

（1）你同意让我与其他人分享信息。

（2）你感觉你或你的来询者会对你或者其他人构成威胁。

（3）我感觉你或你的来询者在虐待儿童、老人或残障人士。

（4）法院或法律命令我披露这些信息。

（5）当你或你的来询者对我采取法律诉讼或向管理委员会投诉我，而我觉得有必要运用这些信息为自己辩护时。

（6）你的进步让我感觉有必要在所有学员面前提到你的名字。这样做的时候，虽然我会涉及你的咨询个案或者在我极端情形下对你的督导，但为了使保密信息不受损害，我不会在报告中提到你的来询者的名字或泄露其他信息。最后，在我参加本中心，或是其他专业会议的讨论时，我可能会提及你的个案，但我向你承诺，所有的职员都会遵守上述保密性原则。

最后，作为你的督导，我将用专业的态度和公认的道德准则来为你服务。尽管我不能对你的督导效果有任何保证，但我会努力帮助你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在中期考核时，我会给你一个书面评价；在督导结束时，我会对你和我的表现都进行评定。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意，请告诉我。如果我的答复还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按照学生手册的程序向校方投诉我。

如果你电话联系不到我时，你可以在电话里留言。我会尽快回复你的留言。

我十分期待在给你的督导过程中，我们一同成长。

你的诚挚的杜希博士

哈佛大学学习咨询处主任

心理咨询小知识：什么是心理咨询的基本功

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咨询师应该练就以下四种能力：同感力、洞察力、觉察力和沟通力。

同感力就是指咨询师能够准确体察、把握来询者的内心感受。它要求咨询师尽力与来询者情感对焦，思维并轨。它是咨询关系确立与推进的关键。

洞察力就是指咨询师能够对来询者的认知、情感、行为之动机与相互关系进行归纳总结、透彻分析、深入探讨的能力。换言之，洞察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用心理学的原理和视野来归纳总结人的行为表现。

觉察力就是指咨询师能够认识并化解自我偏见、偏好及个人在咨询过程中的欠缺。它也要求个人能够及时体察内心变化及调整自我状态。它主要包含两个部分：（1）自我觉察，包括移情觉察、偏见觉察、人格完善觉察、自我防御觉察等；（2）行为觉察，包括口头语觉察、常用语觉察、体语觉察、副语言觉察等。

沟通力就是指咨询师能够与来询者有效沟通，对来询者的主述能够把握要领，对自己的意念能够准确表达。换言之，沟通力就是咨询者与来询者交流思想，表达意念，寻求共识的能力。其中“沟”是手段，“通”是目的。沟通力包括言语的和体语的，也包括非言语的和副语言的。

此外，一个训练有素的心理咨询师要练就多方面的能力，在心理咨询的实践中对心理咨询的各种流派和技巧进行融会贯通，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

我的督导故事之二：不要制造同感泡沫

同感共情是为了使来询者能够开放自我，心理不设防。其突出表现为善解人意。而善解人意者，必善接话茬。也就是说，当别人说了上半句话，你可以准确无误地说出下半句话，令人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受。此外，善解人意者还善替对方着想，甚至连对方想不到的地方也能想到，令人充分感受到什么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题记

同感力是心理咨询的入门功夫，这是我入道心理咨询行业的一个突出感受。

同感力指咨询师能够准确无误地感受、体察来询者内心体验的能力。一次，杜希在与我谈论同感力时说：“初入道者在同感表达上很容易犯两个毛病：一个毛病是因过分关注来询者的感觉而制造出一大堆同感泡沫，于同感共情无实际的帮助；另一个毛病是因过分认同对方的想法而设置了重重的同感陷阱，错失了面质来询者的时机。”

“你能否举个实例说明？”我插嘴问。

“同感泡沫的例子如过多地说‘我理解你’‘我相信你’‘你真不好受’之类的话语，后来证明这其实并不是来询者真正想听的话；同感陷阱的例子如因过分鼓励、肯定来询者的想法而没有推动来询者去独立思考，承担自我成长的责任。”

听了杜希的话我不住地点头，琢磨着我自己在同感表达上的毛病。

杜希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张口说：“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昨天我在听你给丽莎[114]做咨询的录音带时，发现你对丽莎的同感共情有不少是很做作的成分。”

“真的吗？”我紧张地问。

“是啊！”杜希说，“比如说，当丽莎在描述她在哈佛的孤独感时，你迫不及待地插嘴说‘是啊，你一定感觉很不舒服’；而当丽莎在讲述没有人能理解她现在的处境时，你又插嘴说‘对呀，你一定感觉很不爽’，你知道你这么说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我木然地问督导。

“你这样不断插嘴说话给人的感觉是，说话还不如不说话。”杜希干脆地回答。

“何以见得？”我再问。

“因为丽莎此时说话，实际上是说给自己听的，你不需做太多的言语反应。”杜希再言。

我想了一下谨慎地问：“那你说，我怎样说才对呢？”

“其实，你根本不需说什么，你只要点点头，或是长嗯一声就可以了。”顿了一下，杜希接着说，“你用不着每间隔几句话就插一句‘你一定感觉怎么怎么’之类的话。同感并非一定是言语性的，它也可以是非言语性的，甚至一份真诚的聆听就够了。”

“可我觉得丽莎对我的同感共情似乎挺认可的呀！”我还想替自己辩解。

“丽莎是不会反感你说的话，毕竟你没有说错话。但同感交流的艺术在于，不说错话不等于说对话了，这就如同不输并不等于赢，是一样的道理。你是说了不少的同感的话语，但说多了就泡沫化了，说了等于白说，甚至还不如不说的好。你明白了吗？”杜希末了问我。

“明白了。”我深深地点点头，心想这同感真是好比“心有灵犀一点通”，说来容易做来难呀。

“同感的话说多了，就是在制造同感泡沫，所以宁肯不说话，也不要说错话。”这是那次督导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话语。

同感共情的是与不是

心理咨询的同感共情是什么

1.同感共情是平等的

同感共情是平等的（Empathy is of equal relationship）。这是因为心理咨询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而非权威的关系。其中平等是尊重、理解、中立、客观的前提保障。如果心理咨询关系一旦变成了权威关系（如医患关系、师生关系），则来询者需要或期望接受咨询师的指导，这就违背了心理咨询“助人自助”的原则。由此，咨询师要在同感共情实践中培养、完善自己平等待人的能力，并加以真情表露。

2.同感共情是互动的

同感共情是互动的（Empathy is interactive）。这是因为同感共情是在互动交流中表现的。这种交流需要咨询师敏锐地观察来询者的内心冲突与变化，并适时地做出相应的回应，以极大强化来询者的主述欲望。由此，咨询师要在同感共情实践中学会主动回应，及时反馈，用心伴随来询者。对此，美国心理咨询培训专家贝特曼（B.D.Beitman）和我[115]曾共同指出：“如果患者感到被误解，无效的倾听对治疗关系是有害的。不积极的关注也是对患者时间与精力的浪费。”

3.同感共情是真诚的

同感共情是真诚的（Empathy is genuine）。这是因为同感共情要求咨询师能够真情实意地进入来询者的内心世界，以设身处地地感受其喜怒哀乐。如果同感共情中没有真诚，就相当于大自然中没有空气，世间一切将由此变得苍白无力，生机全无。由此，咨询师要在同感共情实践中，学会真诚待人，实话实说，以取得来询者的信任。罗杰斯曾经说过重复就是力量，但是如果只是机械地重复来询者的话，既没有站在来询者的立场感同身受，也没有帮助来询者进行自我探索，这样的重复是不能达到同感效果的。

4.同感共情是多方位的

同感共情是多方位的（Empathy is multi-dimensional）。这是因为同感共情交流中既有言语的交流，也有体语的交流。其中言语的交流包括谈话的语气、语调及措辞等，体语的交流包括谈话时的面部表情、坐姿、手势等，这一切都应该协调一致，传达着同感共情的信息。而如果咨询师一边与来询者说话，一边又在看表、梳头发、目视其他地方等，就会给来询者以心口不一、心不在焉的感觉。由此，咨询师要在同感共情实践中，不断克服自己的种种口头禅与小毛病，以给来询者最全神贯注的感觉。

总之，同感共情的目的在于帮助来询者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心理不设防，以能够正视自己的力量与不足，发现自身的非理性思维方式，最终有效地调整。对此，罗杰斯曾指出：“治疗师必须具有一种特殊的感应能力，能准确地感受到当事人的个人经验，并能体会到当事人所表达的内容。只要进行得顺利，治疗师不但能够进入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所要澄清的各项意义，甚至在下意识里就能对情况一目了然。”

同感共情“不是”什么

简单说来，同感共情也具有以下之特征：

1.同感共情不是同意

同感共情不是同意（Empathy is not agreement）。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对来询者内心感受的深刻理解与尊重，而非对对方想法和理念的完全接受；而后者是对来询者思想的完全认同。在心理咨询中表现同感共情，是为了“将心比心”，以尊重换信任，以理解促反思。由此，咨询师在同感共情实践中学会接受来询者，而不是认可他的某些非理性想法。

2.同感共情不是同情

同感共情不是同情（Empathy is not sympathy）。两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主位似的反应，它包含了对来询者处境的怜悯，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似的反应；而后者则是客位似的，完全从对方角度看问题的反应，因而是平等的、共鸣似的反应。由此，咨询师在同感共情实践中切忌流露出悲天悯人的态度。

3.同感共情不是移情

同感共情不是移情（Empathy is not transference）。在心理学上，移情泛指个人把自己对以往生活中重要人物、事件及东西的爱与恨投射到另一个相关人物、事件及东西的意向。同感共情与移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平等、中立、公正的情绪反应；而后者则带有个人的偏见、偏好或是情绪指向。由此，咨询师要在同感共情实践中警惕自己的移情表现，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来询者头上。

4.同感共情不是热情

同感共情不是热情（Empathy is not simple kindness）。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冷静、理性、温情的情绪反应；而后者则可能表现出过多的主动与主观。由此，咨询师在同感共情实践中切忌表现得过分主动、热情，那样会令来询者感觉不适，望而生畏。

总之，同感共情是心理咨询的入门功夫，它需要咨询师在谈话中表现得淡定自如、衷心诚恳。这就需要咨询师在实践中不断地反省自我、磨炼自我，以渐入佳境，娴熟把握。此外，同感共情不意味着满足当事人的情感与要求，而只意味着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支持性的环境，接纳其人，而非其事。

心理咨询小知识：罗杰斯论同感共情

罗杰斯在各种论述中始终对同感共情给予高度的重视，把同感共情看作咨询师深入来询者的心灵世界、提供有效帮助的关键。他提出咨询师应该培养如下的能力[116]：

-有能力与来询者全面沟通；

-所做的回应都切合来询者想表达的意念；

-平等看待所有来询者；

-能够了解来询者的内心感受；

-设法谋求了解来询者的内心感受；

-掌握来询者的思路；

-在语调上反映出自己能体会来询者的内心感受。

简言之，在罗杰斯看来，同感共情是学会设身处地以另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去感受、体会周围的人和事物，它以真诚与平等待人为先决条件。

我的督导故事之三：洞察力就是“开心眼”

洞察就是帮助来询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增强其对自我行为及其动机的了解。换言之，洞察力的成功在于，对于来询者说出的困惑，咨询师能够给予合乎情理的理论解释。洞察力旨在使来询者看到自己的“背影”，有恍然大悟的体验。由此，洞察力就好比“开心眼”，使人看问题一针见血，针对来询者的连篇叙述，不断做出心理学的归纳总结。心理咨询师对来询者的问题描述没有洞察力，就好比医生对患者的病状描述没有诊断一样。

——题记

洞察力是心理咨询的另一项基本功。可以说，心理咨询师的技能成长历程就是一个洞察力不断提高的历程，依照哈佛大学咨询心理学教授佩里（Perry）的观点，所有的心理咨询流派都可分为两大类——洞察力类（Insight Therapies）和行为矫正类（Behavioral Therapies）。

什么是洞察力？简单说来，洞察力是人们对个人认知、情感、行为之动机与相互关系的透彻分析。用通俗的话来讲，洞察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而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洞察力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在这层意义上讲，洞察力就是“开心眼”，就是学会用心理学的原理和视野来归纳、总结人的行为表现。

我第一次感受到洞察力是在给莫妮卡[117]做咨询时。莫妮卡找我咨询是因为她感觉在哈佛大学还不适应，所以想转到她家乡附近的一所很平常的学校求学。对此，我最初的做法是想方设法留住莫妮卡，并帮助她树立必胜的信念，打消她的念头。但没过多久，莫妮卡就不来见我了（专业上讲，这是阻抗的表现），这令我大惑不解。

在接受杜希的督导时，我谈了我的这份困惑和挫败感。杜希详尽地问了一些问题后对我说：“我想你是陷入了莫妮卡为你设置的一个陷阱中了。”

“什么陷阱？”我急切地问。

“以我的判断，莫妮卡之所以想从哈佛大学转学，一定有什么隐情没有被解开。”杜希回答。顿了一下，他接着说：“而你却一味地要她树立信念，增强信心，这是对她真实感觉的不认同，难怪她会对你产生阻抗反应。”

“那莫妮卡为什么要从哈佛转学呢？”我不假思索地发问。

“这——”杜希想了想说，“这就需要你在咨询中多听少说，多探究少评论，多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问题，而非想着一定要完成你的咨询计划。”

我深深地点一点头，接着问：“那你说我现在该做什么呢？”

“我想你应该主动与莫妮卡联系，而且在咨询中少谈论怎样让她在哈佛大学留下来，多谈生活，少谈学习。”

渐渐地，我发现了莫妮卡执意要从哈佛大学转学，是因为她有一块难以言明的心病——当年她因为要求姐姐代她约会男友，致使姐姐遭遇交通事故而身体瘫痪，所以莫妮卡的生活越是成功，她的内心就越感到对不起姐姐。而只有她感觉与姐姐一样平常时，内心才会感到平衡。换言之，莫妮卡想从哈佛大学转学不是因为学习不适应，而是因为她心里有愧。所以，莫妮卡能否在哈佛大学留下来，关键取决于她是否能与姐姐真心沟通，走出愧疚感的心牢，这便是此次心理咨询的洞察力。

通过这次咨询，我充分感觉到心理咨询远远不只是帮助来询者树立信念，增强信心。它需要人们具有敏锐的洞察力，通过现象看本质，化无意识为有意识，最终更好地认识自我、接纳自我、战胜自我。

洞察力和观察力的区别

洞察力和观察力是有一定区别的。观察力是一个人的知识与分析水准的结合，是一种需要长期实践、训练以及验证的技能。例如：对人的观察力，就需要丰富的心理学知识、长期的实践和对于固定观察样本的长期观察验证所能逐渐获得的经验；能自发形成观察力的人一般都具有宽广的心灵，而当观察能力达到一定水准后会自然而然地升级为洞察力。

而所谓洞察力（Insight），是一种特殊的思维判断能力。

具有洞察力的人，可以根据事物的表面现象，准确深入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及其内部结构或性质。在这点上，洞察力与直觉、预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来说，直觉和预感，偏重于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判断，而洞察力则直逼事物的本质结构，因此洞察力的智力层次和适用范围要比直觉、预感更深入、更广泛。事实上，许多洞察力事例更像是在提出科学假说。

所谓心理咨询洞察力（therapeutic insightful competence），就是指咨询师能够对来询者的认知、情感、行为之动机与相互关系进行归纳总结、透彻分析、深入探讨的能力。用俗话来讲，洞察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讲，洞察力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在这层意义上讲，洞察力就是“开心眼”，需要用心理学的原理和视野来归纳总结人的行为表现。

洞察力是心灵凌驾在个人观察力的水准之上的，洞察力可以应用在对陌生人的认知上，体现在寻找问题根源上。达到洞察力阶段的时候，在观察人或事物时，能产生一种无须思考就在心里直接生成观察对象的轮廓，并能随着洞察力提升而更加清晰、全面。当然，洞察力的生成要求和心力消耗都要比前者高。

洞察力不像观察力那样有具体的操作细节和步骤，它内含的是一个总括性的思想。虽可让人任意发挥，却有其潜在的规律！

精神分析理论的洞察分析就是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1）谈情结：探讨来询者内心深处的移情、偏好与偏见；

（2）谈意识：探讨来询者的种种有意识与无意识表现；

（3）谈人格状态：探讨来询者的人格冲突状态。

由此，咨询师要在与来询者的对话当中，探究其表面现象背后的潜在动机，人格状态的形成原因，以求“变无意识为有意识”“化无知为有知”，终而调动其自我成长的动力，改变其现状的不满。在心理咨询上，有“未完成事件”（unfinished business）之概念，它指个人因为某种尚未获得圆满解决或彻底弥合的事情，尤其是创伤或艰难情境，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不断寻求满足。例如，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他就会不断地表现自己，以获得关爱的满足，或是妒忌或伤害那些曾经得到足够关爱的人。

在这层意义上讲，寻求关爱满足就是一个人的“未完成事件”，也就是他的情结。由此，这个人会在潜意识中十分关注、在意别人对他的态度，特别是对他勤奋、努力的肯定。也由于这样一种心态（意识），这个人一方面可能会表现得十分勤奋、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却在另一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敏感、焦虑、猜疑，缺乏安全感。对此，心理咨询的目标就是帮助其人完成其“未完成事件”，使他得到关爱的充分满足，以重构自我的人格。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和荣格谈洞察力

在荣格自传《回忆·梦·思考》[118]的最后一页，荣格援引老子的话“众人皆清，唯我独懵”作为总结。引用老子的话，荣格所要表达的正是他在老年所感受到的。荣格称老子就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他具有超卓的智慧，可以看到以及真切地体验到价值与无价值。受老子的影响，荣格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智慧老人的原型所洞察的是永恒的真理……我对于我自己越是感到不确定，越是有一种内在生发的、与所有的存在均有联系的感觉。事实上，似乎那长期以来使我脱离于世界的疏离感，已经转化为我内在的世界，同时展现出一种意外而新颖的我自己。”

在此，荣格用智慧老人（wise old man）来形容我们内在所具有的有关意义与智慧的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s）。在荣格的心理分析体系中，他所提倡的男人阿尼玛（Anima）[119]发展最高阶段的索菲亚形象，以及女性阿尼姆斯（Animus）[120]发展最高阶段的赫耳墨斯形象，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智慧老人的意义。

我的督导故事之四：做高质量的回音板

听，是尊重的表示，理解的体现，信息收集的手段，关系建立的保障。倾听是所有咨询反应和策略的先决条件，是咨询过程中最先做出的反应。如果咨询师不能很好地倾听，就有可能得不到正确或完整的信息，就有可能讨论错误的问题，或过早地提出干预的策略。所以，掌握有效的倾听技术是非常重要的。

——题记

心理咨询磨炼人际沟通能力，这是行业对其从业者的一大挑战。

心理咨询条件下的言语表述与交流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言语表述与交流。它要求人们在听说时全神贯注，积极反馈，说话时高度简洁、概括且有的放矢。咨询沟通最忌讳听话时心不在焉，说话时言不由衷，令来询者对心理咨询摸不着边际，无所适从。

所以，提高咨询沟通力意味着咨询师要学会倾听，并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响应来询者复杂甚至是混乱的内心感受，尽量做到话语中肯、言辞贴切。

由此，咨询对话修炼的最高境界是：多说一句话就是啰唆，少说一句话就是不明确。用杜希的话来讲：“咨询对话重质量，不重数量。”

在没有入行心理咨询之前，我绝少认真检讨过自己说话中有什么不妥，也不在意一天说了多少的废话，基本上是想什么就说什么。但自从入行心理咨询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自己每天都说了些什么，怎么说更好，由此我养成了说什么，想什么的习惯。这就好比我在自己的头上装了个“紧箍咒”，一天到晚给自己念，督导也帮着我一起念，时常搞得我是晕头转向的。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的咨询表述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突出表现为废话少说了，语言精练了，说话中肯了。

一次，我与杜希专门讨论起咨询场合下的语言艺术。他形象地评论说：“人们常用回音板来比喻咨询对话对来询者独立思考的辅助作用，那么好的回音板会让人一下子就听得见自己的心声，而差的回音板会使人无法听清自己在说什么。”

“那么怎么才能做好的回音板？”我不禁问杜希。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就是要善于对来询者的话语提问质疑，归纳总结，以推动来询者不断认清自我，发现问题。”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思考，我感到咨询沟通力之提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谈感受：针对来询者的倾诉，多问“你感受如何”或“你是不是这样感觉”之类的问题来促进来询者宣泄情绪。

谈具体：针对来询者的叙述，多问“你可否说得具体些”或“你可否举个例子”之类的问题来帮助来询者厘清思路。

少评论：不要对来询者的话语做是非判断，少说“你怎么可以那么想”或“你想得太多了”之类的话，而是鼓励来询者多做自我分析。

多提问：不要木然、被动地倾听来询者讲话，而是对来询者的话提问质疑，以推动来询者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发现自己的思维、情感的误区和盲点。

勤总结：针对来询者的连篇叙述，要勤做归纳总结，以抓住每一段话语的要点。在这当中，咨询师尤其要启发来询者自己去做归纳总结，以强化他的独立思考能力。

概念化：针对来询者描述的问题，咨询师要善于加以心理学概念化（如谈某种情结作用、人格状态、防御功能），以为咨询探讨提供理论依据。

总之，心理咨询对话可谓人际沟通之艺术。人们唯有不断醒悟自己的咨询沟通表现，给自己念“紧箍咒”，才能功德圆满，修成正果，成为咨询沟通的大师。

“做块高质量的回音板”，这是杜希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它也是所有从事心理咨询行业人员的奋斗目标。

倾听反应的四种沟通类型

日常生活中的“听”与“说”，可有多种表现。我们以会说为横坐标，会听为纵坐标，可大致分为四种沟通类型：愣说不听型、愣听不说型、愣听傻说型、善听会说型。这四种类型可以用一个坐标图来表示。

这四种不同的沟通类型，每一种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行为表现，其心理机制也不相同。

沟通类型图[121]

1.愣说不听型沟通

愣说不听型沟通的特点就是强加于人，具体行为表现是：急于表现自我，强调自我感受，不断插嘴说话，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其心理机制主要是自恋心理、自我中心。

例如，拿破仑与人的沟通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如，他对弟弟吕西安未经他同意就娶了已经怀孕的恋人恼火不已，命令说：“你违背我的意愿娶妻，不能算是合法的婚姻。”吕西安反问：“为什么？我们也是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拿破仑不悦地回答：“吕西安！整个欧洲没有人如此同我讲话。我不承认这个婚姻，你快些离婚。”说着拿破仑把吕西安拉到地图前，“如果你离了婚，我可以让你在你喜欢的地方做国王，能让你富有快乐地生活。”吕西安却反驳说：“我的生活一直很快乐，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绝不离婚。”拿破仑气得脸涨红了，大声叫道：“我是皇帝！我有权决定一切！”吕西安不甘示弱地说：“是，你有权力，你是皇帝。但我也有权对自己说，我爱我的妻子，我将永远与她在一起。”“背叛！纯粹是背叛！”拿破仑咆哮道。

由此，这对新婚夫妇就被发配到意大利，再也没有回过法国。拿破仑的这种沟通与其自恋人格有关，总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很难与人取得同感共情。

2.愣听不说型沟通

愣听不说型沟通的特点是被动呆板，其行为表现为：反应迟钝、机械听说、不善表达、不善提问、不善厘清自己及他人的思路。其深层次的心理机制为：依赖心理、缺乏主见和独立性。

例如，三国时的刘禅就是愣听的代表人物。蜀汉灭亡后，刘禅被接到了洛阳，刘禅不知道怎样跟人打交道，一举一动全靠郤正的指点。一次，司马昭在召见刘禅时问：“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回答说：“这儿挺快活，我不想念蜀地了。”郤正在旁边听了，觉得太不像话。回去后对刘禅说：“您不该这样回答晋王（指司马昭）。”刘禅问：“依你的意思该怎么说呢？”郤正说：“以后如果晋王再问起您，您就流着眼泪说：‘我祖上的坟墓都在蜀地，我心里很难过，没有一天不想那边。’这样说，也许晋王会放我们回去。”后来，司马昭再问刘禅：“您还想念蜀地吗？”刘禅果然按郤正教他的话说了一遍，还竭力装出悲伤的样子。司马昭看他这个模样，笑着问：“这话好像是郤正说的吧！”刘禅吃惊地问：“正是郤正教我的，你怎么知道的？”

刘禅原先完全依赖诸葛亮，后来依靠姜维，总是依赖别人，自身缺乏独立性，无主心骨，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动脑筋分析，也不用心体会。

3.愣听傻说型沟通

愣听傻说型沟通的特点是有严重的沟通障碍，其行为表现为听话不专心，说话不得要领，很少反馈，也不在乎反馈。其深层次的心理机制是自我沉溺，严重自恋。

例如，晚年的秦始皇迷上了神仙方术，对那些方士言听计从，百听不厌，尽管他们的话中有很多破绽。他重用方士，不惜耗费巨额钱财，炼丹求药。然而世上没有不死之药，方士们为了躲避罪责，编造出种种名目为自己开脱。如，卢生就骗秦始皇说：“寻求仙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作祟。求仙之法，人主应该微行以避恶鬼，使任何人不知陛下的居处，这样仙人才会到来，仙药可得。”不想秦始皇竟真的做起“真人”来，并不再称“朕”。不仅如此，秦始皇还听信方士的话把皇宫搬进咸阳地宫，平时足不出户，一面批阅奏章，一面“接引”神仙，不许外人打扰。秦始皇晚年的时候，经常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不知所云。

由此，秦始皇一天更换无数次住所，完全成了一个梦游者，神出鬼没，胡言乱语，搞得别人莫名其妙。

4.善听会说型沟通

善听会说型沟通的特点是善解人意，其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虚心听、巧妙说、主动提问、积极反馈。而其心理机制主要是全神贯注、同感共情。

例如，1937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到西安帮助协调，宋美龄兄妹也急匆匆赶赴西安与周恩来进行面谈。开始时，宋美龄还端着委员长夫人的架子说：“这次委员长不幸蒙难西安，据说是贵党背后策划的。”周恩来回答说：“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事情非常明白，这次西安事变完全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这不愉快的事情能发生吗？至于说是我党背后策划的，有什么根据呢？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在此，周恩来言之有理，却又适可而止，令宋美龄在气势上先输了三分，不得已地说：“别人这么说，我并不相信。”由此，周恩来以民族利益为重，措辞铿锵有力，情理相融，使人备受感染！

总之，善解人意就是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英语当中有句谚语：A capable man knows what to say,a clever man knows whether or not to say it（能者知道要说什么，智者知道该说不该说）。善解人意练的就是“该说不该说”的功夫。另外，在沟通中，还要注意体语交流，比如学习察言观色、用眼睛沟通、学打哑语。这些，大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践，并总结经验，这也是一门需要修炼的功夫。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曾言，“准确感知他人的情绪是情商的突出表现”；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加德纳也说，“体察他人的内心感受是人类的智力表现”。善解人意是需要人们一生一世修炼的功夫。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师要觉察口头禅

所谓口头禅，就是指那些经常挂在口头的习惯用词或言语习惯。如，人们常说“说真的”“老实讲”“我不骗你的”“听我的没错”等话语，都是典型的口头禅。口头禅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有些口头禅可能令人感觉无所谓，但有些口头禅却可能令人感觉很不舒服。依照心理学，口头禅并非完全不用心的，其形成与使用者的性格、生活遭遇或是精神状态有很大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口头禅往往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但它有可能会对人际沟通与交往带来极大的阻碍。由此，咨询师要在谈话中不断觉察自己的口头禅，以确保它们不会影响你的倾听反应、表达与思想交流。

我的督导故事之五：我与哈佛心理咨询室

在进行心理咨询之前，首先需要一个能够容纳咨询师与来询者的地方，为谈话提供一个环境。布置治疗室的方式将向来询者传递许多重要的信息，所有的细节都向来询者展示了咨询师是怎样的一位治疗师以及这位咨询师打算如何对待他。

——题记

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全美最早建立的大学心理咨询机构之一。心理咨询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名叫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他早年十分关注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曾提出大学生成长“七段论”，并广受大家的认可。

有趣的是，佩里在当初命名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时，用的名字是Harvard Bureall of Study Counsel，其中文译名可为“哈佛学习咨商处”。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是全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中绝无仅有的名字。

我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时，佩里还健在。出于对先辈的仰慕，我们几个博士生特别邀请他回到中心来向我们赐教。佩里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这令我们几个晚辈兴奋了好几天。

佩里来的那天，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中心的许多陈年故事，令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例如，他告诉我们，中心所在地林登街5号的三层小楼[122]，就是他亲自挑选的。当初，学校曾想给中心学校医院楼上的一层房间，其面积比现在的面积要大许多。但佩里拒绝了学校的美意，选择了现在的地址，因为他不想让学生把心理咨询与生病治疗联系在一起，那样会使学生对心理咨询产生不必要的顾虑，甚至偏见。

“我这里可不是医院，可学生进了医院大楼就很容易走错门呀！”佩里开玩笑说。

佩里还告诉我们，他早年开展心理咨询，许多学生都以为接受心理咨询就是做心理测试，或是做心理培训。所以当他鼓励学生做自我分析时，许多人都大惑不解。“他们以为来这里是听咨询师讲话的，不承想咨询师却要听他们讲话，有没有搞错呀？”佩里总结说。

佩里讲了许多话，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张口说：“请问当初你为什么会给这里起名为哈佛学习咨商处？你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佩里眯了眯眼睛回答：“问得好，我当初之所以起这样一个怪怪的名字，一来是不想让大家把这里当作精神求助的地方，那样会使大家混淆心理咨询与精神治疗；二来我想把学习咨询与心理咨询紧密地结合起来，毕竟学生大部分的情绪问题都与学习有关。”

“那你现在怎么看呢？”我接着说，“据我所知，全国的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只有我们一家是如此命名的。”

佩里望望我，反问：“年轻人，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略想了一下说：“刚开始时感觉很不自然，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

“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习惯的。”佩里顺口说。他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接着他又说：“四十年前，当人们还对心理咨询心存顾虑时，我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给这里的服务树立一个正面的、无忧无虑的形象。四十年过去，人们已经充分接受了心理咨询的理念，我想是该改名字的时候了。”顿了一下，佩里又自言说：“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哈佛大学的许多事都是怪怪的，我们就是其中之一，这不挺好吗？”

“那你能举个例子吗？”我好奇地问。

“比如说，哈佛的Winder图书馆就要求所有来借书的人最后都要通过游泳的考试，以悼念遇难于泰坦尼克号客轮的Winder本人[123]。这条规定对那些怕水的人和残疾人是很不公平的啊！但这也是实行了五十多年后才废除的。”佩里回答。

那天拜见老主任佩里，我最大的感受是，心理咨询在哈佛大学的开头，也真是不容易啊！

心理咨询室的意义

1.心理咨询室的心理意义

心理咨询“counseling”的词干源于拉丁语和古法语。在拉丁语中，它有会议、考虑、忠告、谈话、智慧的意思。在古法语中，它是商谈的意思。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认为，心理咨询是“通过与个体持续的、直接的接触，向其提供心理援助并力图使其行为、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而学习布置咨询室，则是每个咨询师的必备知识。

心理咨询是人心灵探索的历程，旨在使来询者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隐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反省自己的思想。所以，心理咨询场所的安排与布置，首先要给人以安全、祥和、舒适及充满生机的感觉，给人一片心灵净土的感觉。这应是心理咨询场所给人的第一感觉。

2.心理咨询室的审美意义

心理咨询场所不仅要给人提供心灵净土的感觉，其房间的布置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审美感，让来者一进到屋内，就感觉放松、解脱，就想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不平与烦恼，就想不断地再回到这间屋子里来。这就是心理咨询场所给人的暗示作用。

例如，墙的颜色应该是淡色的，沙发颜色也应该是浅色的，以使人放松情绪。

虽然每个人的审美观不尽相同，其房屋布置也风格不一。但怎样才能使心理咨询室本身也传达出希望、祥和、生机勃勃及不屈不挠的信息，这是每个心理咨询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咨询室的布置对来询者的巨大暗示作用，它也是心理咨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弗洛伊德曾言：“在这间屋子里，任何一样东西都具有象征意义。”

由此，咨询室的布置都要考虑到其象征意义。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怎样布置他的咨询室

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咨询行业的开创者及一代宗师，其咨询室的布置也表现出其鲜明的个性。

首先是弗洛伊德躺椅，这在今天是司空见惯的。但在19世纪后期，患者来看病，就应该坐在医生的对面，这样会便于检查和询问。而让患者躺在椅子上接受治疗，是对传统问诊模式的一项巨大变革，因为它会促进患者放松情绪，并自由联想。由此，弗洛伊德躺椅的象征意义在于，患者一进入他的治疗室，就进入了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因为这里可以是他身心松弛的一片净土。

其次是弗洛伊德的古物摆设。弗洛伊德十分喜欢古物，他的书案墙头都摆设了许多他从各地搜集来的古物，以古代雕塑为主，据说也有咱们中国的唐三彩头像。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讲也是比较另类的，通常私人诊所应该挂满各种证书或有关医学的图标。但弗洛伊德在咨询室里摆满了此等古物，给人一种强烈的探索与发现的感觉。换言之，摆设这些古物的象征意义在于，一旦进入了我的咨询室，我们就要开始一段“变无意识为有意识[124]”的征途。

最后就是桃红色的色调。弗洛伊德似乎对桃红色情有独钟，地毯是桃红色的，连客厅的墙也是桃红色的。按理说，红色会令人感觉烦躁，不适合咨询室的布置。但桃红色则会令人昏昏欲睡，这对于催眠治疗，包括自由联想都会有帮助作用。所以，桃红色的象征意义在于，尽快进入催眠状态。

这下你该明白弗洛伊德为什么说“在这间屋子里，任何一样东西都具有象征意义”了吧。

我的督导故事之六：幽默是治愈抑郁症的良药

什么是幽默？简单说来，幽默感是一种捕捉生活中乖谬现象的敏感力，也是一种巧妙地揭露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冲突的智力，其效果令人发笑，耐人寻味却又不引起反感。具体地说，幽默是一种特性，它能够引发喜悦，给人带来欢乐或愉快。而最重要的是，幽默本身是一种艺术表现，其合理运用，可增进人际关系，改善自我评价。

——题记

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期间，我除了定时接受个人督导外，还不时参加一些校内外的工作坊或专题报告，以拓展我作为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的知识面。在所有的学习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学习是有关抑郁症起因与治疗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由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Gilligan的教授做的。他首先将抑郁症分为四大类：内源性、更年期性、反应性与心因性，以及神经症。具体地说，内源性抑郁症主要由生理与遗传因素导致，它又细分为：（1）单相抑郁症：只表现抑郁发作，可一次或多次发作，如1969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萨尔瓦多·卢里亚就是这种情况；（2）双相抑郁症：表现为抑郁与狂躁交替发作，如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就患了此病，最终在发作时服毒自杀。

内源抑郁症主要表现为“三少或三低”现象，即情绪低落、话少、语调低沉、动作减少、思维迟钝等。患者感到一切都无聊乏味，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感到自卑与厌倦，并可发生消极厌世思想。

更年期抑郁症主要见于更年期阶段，女性在绝经期前后，即45～55岁；男性在50～60岁。更年期综合征的主要表现为：焦虑、烦躁不安、怀疑自己患有某种大病（疑病症）、恐惧紧张、胆怯怕死、情势不快，并伴有植物性神经系功能障碍症状（如月经不规则、面部潮红、心悸、怕冷怕热、肠胃功能障碍等）。

反应性与心因性抑郁症主要受外界不良刺激或内心矛盾冲突所致。其中反应性抑郁症往往在受到超强精神打击后急性发病，如遭遇天灾人祸、亲人意外死亡、女性遭受强暴、家庭破产或离散、横遭冤屈入狱等；心因性抑郁症则是由于受到较次强度的社会或家庭不良刺激因素所致，如工作或生活中的挫折、高考落榜、就业困难、婚恋失意、人际关系冲突、家庭矛盾、夫妻不睦、未能晋升或提级等。

神经症性抑郁症，又称抑郁型神经（官能）症，其特点是有神经衰弱的许多症状，如失眠、记忆力差、精神不振作、头晕头痛、全身不适、胸闷、心悸等。

治愈这四种抑郁症，除了需要适当用药之外，还要配合心理咨询与合理的生活安排，此外就是鼓励患者多参加有益的体育锻炼与文娱活动。在所有非药物性调适活动中，Gilligan教授极力推荐幽默的升华作用。他一再强调幽默不仅是积极的精神防御机制，也是健康人格的重要指标，更是创新思维的突出表现。所以，培养幽默感是人一生最大的健康保险。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特别举了林肯总统的例子。林肯24岁时因恋人去世而患上抑郁症，一生都在与此搏斗。为了使生活充满阳光，林肯学会了幽默升华。他原本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但为了改变性格，他每晚睡前要看些幽默文集才入睡，并喜欢给别人讲笑话。他最爱讲他在农场长大时听来的笑话，每当林肯在讲笑话时，他的脸就会放光，他的眼睛就会发亮，有时候他会控制不住自己先大笑起来，并笑得手舞足蹈。笑，成了林肯缓解压力与抑郁的最佳药方。

Gilligan教授最后总结说：“林肯的一生都在与各种苦难、挫折做斗争，一般人早就受不了了，可他却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并尽量用幽默来化解这一切，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当中，林肯不仅改写了美国的历史，也改变了美国人的性格。由于他的幽默感，美国人从早年清教徒的不苟言笑的生活方式中彻底解脱出来，幽默从此成了美国文化中经久不衰的时尚。”

那天Gilligan教授的报告令我激动了许久，我不仅增进了对抑郁症的了解，也增进了对林肯魅力及美国文化的认识。

他的报告让我受益一辈子！

多年后我对幽默的研究与感悟

幽默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幽默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没有幽默的社会与家庭，是缺乏欢乐气氛的。如，有对夫妻吵架后不说话，一天丈夫回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地找东西。妻子看得不耐烦，就问：“你在找什么？”不料丈夫说：“我终于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那就是你的声音！”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幽默是认知不协调给人带来的快感。”在这里，丈夫通过寻找妻子的声音，巧妙地表达自己寻求和解的愿望，展现了个人的智慧。所以，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幽默应当发挥更大的人际和谐作用。

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遇到冲突马上就出言不逊，恶语相向，但如果换上幽默的语言，效果就大不相同了。如在公交车上，一个急刹车让一位小伙子无意踩上了一位姑娘的脚，那姑娘生气地说：“瞧你这德行！”小伙子平静地回答说：“不是德行，是惯性。”姑娘扑哧笑了出来，这场不快就轻松地化解了。加拿大20世纪幽默作家斯蒂芬·李科克说：“幽默的本质是通情达理；是对一切存在事物热忱而温存的同情；它的本质是爱，而不是蔑视。”由此，幽默是爱的艺术。表现幽默就是向他人抛出橄榄枝，让他看到你的宽宏大量。

幽默是创造力的同义词

西方社会的大量研究表明，幽默与创造力密切相关，相辅相成。西方的心理学家也视幽默为创造力的核心特征。如，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奥尔森就指出：“如果我们存在幽默的态度，就必能激发创新。”电灯的发明者爱迪生就极富幽默感。有人曾嘲笑他错用了1200种材料做灯丝，结果都失败了。爱迪生幽默地回应：“我已经成功地证明了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幽默让爱迪生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自己的失败，使他不断奋进。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大家培养幽默感。这其实也是在激发大家的创造力，培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幽默审美可以提高艺术创造和科学创造的能力，而科学创造能力的提高也就可以进一步提升人们的幽默审美能力。它们在创造过程中的同一性也正是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的基础，它们之间并不构成因果关系，可以离开彼此而存在。

幽默是人生智慧的结晶

幽默的最高境界是智慧。俄罗斯作家赫尔岑曾言：“笑，绝不是一件滑稽的事。”英国文豪莎士比亚也曾说：“笑要有智慧，幽默不单是要单纯逗乐，还有排斥庸俗。”如，曾有一个外国记者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如果遇到了类似别人讥讽你的情况，你用了敌对性的回应，那么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风度、没有化解的智慧，最终可能两败俱伤；如果你用了自毁性的回答，等于贬低了自己，降低了尊严，这会让对方更加瞧不起你。而如果我们能像周总理那样表达，一来会锻炼我们的思维、增强智慧；二来既能维护自己的尊严又不损害他人。

让幽默进“三房”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将幽默深入人心。在这当中，我倡议要让幽默进“三房”——班房（教室）、病房、牢房。

幽默进班房，就是指幽默入校园。近年来，校园暴力，学生自杀、他杀的事件屡屡发生。如震惊一时的马加爵案，就是因为口角之争而起了杀机，这都表明当代大学生缺乏压力化解的有效方法。而从小培养孩子的幽默感，能让他学会从更积极、乐观的角度看待矛盾和争端，化解心中的不满和压力，从而保持师生、同学之间的和谐关系。

幽默进病房，就是让病人学会愉悦心情。试想病人整天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何以加快康复的速度。心理学的研究证明，笑对人身体的健康很重要，是一种情绪释放。如果在病房中多和人开开玩笑，讲讲笑话，病人就不会总关注自己的病痛了，反而会变得心情舒畅，并有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

幽默进牢房，就是使监狱也变成一个有欢声笑语的地方，这样最容易让服刑人员变得情绪平和。添加点幽默的因素，会帮助他们改善心态，积极地接受改造，能够减少他们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同时，幽默还可以帮他们增进人际沟通，从而增强自信。

最后，有必要指出，并非所有的幽默都是积极的。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根据个人使用幽默的不同方式将幽默划分为自强性幽默、和谐性幽默、敌对性幽默和自毁性幽默。其中前两种幽默旨在使人自强不息和与人为善，这才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提倡的幽默；而后两种幽默意在拿人开涮（恶作剧）或过分拿自己开涮，是我们应该避免的。

心理咨询小知识：幽默治疗走向社会

目前美国幽默治疗的组织正大力将小丑逐步推向社会，作为缓解压力、和谐关系的一种手段。为此，多家的小丑训练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幽默治疗的课程，教授人们怎样将小丑的表演与生活压力衔接起来。在会上，我遇到好几位经过小丑训练的护士、医生、社工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中推广幽默治疗。其中一位名叫Pat的护士告诉我，在训练学校中，她要置办小丑的全部行头，装扮起来还真像马戏团表演的演员。另外，小丑滑稽的动作、幽默的语言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他们学成之后，就要到养老院、医院候诊室、病房等地做幽默演出。起初，他们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滑稽动作，后来就将一些写有笑话的小卡片递到人们的手中，让大家在笑声中化解压力，重拾生活的欢乐。

我的督导故事之七：理解我是谁

学习心理咨询者，首先要做深入的自我分析与自我体验。否则，咨询师在咨询中，就很容易受个人生活经历与人格特质的影响而做出种种反移情的表现。本章介绍了我在大学做心理咨询过程中所做过的自我剖析与体验，它们极大地提高了我的自我觉察与自我成长的能力。

——题记

学习心理咨询的人要做自我的心理分析，这是我的任课老师的主张。他在上课第一天就明确告诉大家：凡欲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人员，本人也应有被心理咨询的体验，不然怎么能感受到来询者的内心体验呢？因此，我决定要接受心理咨询！

然而，我要接受什么样的心理咨询呢？我能从心理咨询中获得什么益处？我见了心理咨询师会不会证明我有心理问题？我为学心理咨询而接受心理咨询，这样合适吗？带着这一系列的疑虑，我来到哈佛大学的心理咨询中心，约见了一位男心理咨询师。

第一天去见他，我心里充满了疑虑，担心他会认为我这是没事找事，浪费他的时间和精力。没想到，他在听完我的陈述后，很幽默地说：“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会发现你自己有很多问题。”

“有什么问题？”我紧张地问。

“有心理问题呀！”他笑着说，“比如，你为什么要学习心理咨询，这本身就是一个心理问题！”

“什么，我学心理咨询是因为自己有心理问题，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更感困惑了。

望着我紧张的样子，他颇为严肃地接着说：“其实我讲你有心理问题，不是指你有什么心理毛病或心理疾病，而是指你有许多心结没有得到化解或认识。”

“咳——”我长舒了一口气说，“你是指我有很多的心结没有化解或认识到，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现象吗？”

他点点头说：“对呀，不光你有许多，我也有许多。专业上，这叫未完成情结，老师没在课上讲过吗？”

“老师是提过，但我从未联系到我自己。”我顿了一下又问，“你凭什么说我学心理咨询是有自身的心理问题？”

“不是心理问题，而是心理情结，”他打断我的话说，“其实，我这么讲是泛泛而谈，因为每个人喜欢一样事物都有其深刻原因。这就好比同样是漂亮的女孩子，你会特别喜欢某一种类型的，而不喜欢另一种类型的。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需要的投射，反映了你的某种潜意识需求。”

我想了想说：“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我学心理咨询是因为自己有心理问题’的提问。”

他动了下嘴说：“既然你现在就在学心理咨询，倒不如你给自己做个心理分析，你为什么要选择学习心理咨询，是什么心结在推动你？”

“这——”我一时语塞，心想这心理咨询师的嘴可真够厉害的。

“一时想不出来吧？我给你一个提示，”他说，“你学心理咨询是为了帮助谁？”

“当然是为帮助别人啦！”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不完全对，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你自己！”他诡秘地说。

“帮助我自己什么？”我更感困惑了。

“这就是我给你的提示，你自己好好想想。”他回答。

我沉吟了一阵子说：“我想我是想更加了解自己，完善自己吧。”

“了解你自己什么，完善你自己什么？”他紧逼着问。

“了解我的长短处，然后尽量做到扬长避短。”我迟疑地说。

他眼睛长时间盯着我，慢慢地说：“其实，不尽其然，所有的心结或情结都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不是你自己可以理性分析得出来的。所以你还是没能回答我的问题。”

这家伙太厉害了！本来是他回答不出来的问题，现在完全推到我头上了，我自忖。此时我想起老师课上讲过的静默技巧，决定加以利用，所以我也盯着他的眼睛，不做回答。

对视了一阵子，他主动开口说：“你的静默表示你想要我替你回答，老实告诉你，我真的不能替你回答，虽然我真心想这样做。我还可以老实告诉你，你不挖掘出你在心理咨询中的潜意识情结，你就做不好心理咨询，也不配做心理咨询，因为你需要明确了解自己在咨询过程中的移情和反移情表现。”

我机械地点点头，品味他这句话的含义。

“这样吧，”他继续说，“我看今天你和我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倒不如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下次接着谈。”

我点点头，起身欲离去。不料他打手势让我坐下，问：“说说看，今天你来找我，都有什么感受？”

我想了一下说：“我最大的感受是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们不仅要分析别人，还要分析自我。这是我从未想过的问题。”

他点点头问：“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心理咨询师要善于启发来询者思考，就像你今天启发我一样，让我感到你的嘴真是够厉害的呀。”我继续说。

他又点点头说：“我承认今天对你的口气是硬了一点，我完全可以与你多建立一些同感后再切入主题。但我今天这样做是针对你对心理咨询的一个偏见。”

“什么偏见？”我紧张地问。

“就是学心理咨询的人不需要做心理咨询。你说是吗？”他笑问。

“我有吗？有了我就不会来见你了。”我自辩道。

他没有直接回应我的话，而是问：“那你觉得今天的会面有收获吗？”

“很有收获。”我点点头。

“那就好！”就这样我们结束了那天的会面。

在后面的会面中，我越来越感到心理咨询中自我分析的重要性，也挖掘出我许多未完成的心结。在此基础上，我后来写出了《少年我心》这本书，我真要好好感谢那位心理咨询师为我开了窍。

我感到，每个心理咨询的执业者都要给自己做心理分析。

谁是我背后的推手

心理督导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帮助咨询师解答“我是谁”的问题，这包括确认对某一咨询流派的定向，确定对某类咨询流派的定向，确定对某类咨询的偏好（如自我形象咨询、婚姻咨询、厌食症咨询等）着重操练某几项咨询技巧，挖掘个人的未完成情结与反移情表现等。这从方方面面增强了咨询师对职业自我的了解。

例如，我在哈佛大学修心理咨询理论课时，老师曾布置了一道作业——找同学彼此做心理咨询，然后写成报告上交。我找到了一个男同学做咨询练习，他是一所中学的副校长。我们议定谈各自生活与工作烦恼，然后给对方做心理咨询。我谈的问题主要是眼下的学习和生活压力，而他谈的问题则是工作中遇到的困惑烦恼。而在给彼此做咨询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替他做问题分析，他却总是自然不自然地鼓励我积极面对困境。

我们把这一现象归因为文化作用的结果，即中国文化重师生关系的指导性，西方文化重师生关系的自主性。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归因方法有失全面。因为我虽然好替他做问题分析，却并未具体指导他该怎么做；他虽然好对我进行鼓励，却没有深入展开。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去请教老师，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差异不是文化的作用，那一定是人格的作用了。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我们的这种选择差异呢？老师提示我们，人格因素可能是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也可能是教育熏陶的作用。至于哪一种因素更重要，需要我们自己去挖掘。由此，我们俩又对彼此咨询取向的人格基础做了一番分析。结果发现，我之所以看重洞察力是因为我在潜意识中把心理咨询当学问来做了，所以对我来讲，心理咨询之奇妙莫过于其给人带来睿智和启发；而他之所以看重心理咨询的自强力是因他曾一度是个差生，后来在一个老师的鼓励之下彻底改变了自己，所以对他来讲，心理咨询的威力莫过于它给人带来的人格变化。

我们每个人在心理咨询的学习和实践中，都深受各自的人格成长和生活阅历的影响。这种影响多半是无意识的或下意识的，一个训练有素的咨询员应该不断探索这些影响的表现，并主动地加以调整和转变。这便是对“我是谁”的思考。

我到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咨询后，就更加关注这个问题，并时常与督导加以探讨。他们对我的主要结论有：

-我对心理咨询的理论兴趣要远远大于实践操作；

-我对洞察力的领悟要远远胜过对同感力的把握；

-我对精神分析或心理动力学流派有着本能的爱好；

-我更适合做个人咨询，而非团体咨询；

-我从事心理咨询最大的优势是长于思考；

-我从事心理咨询最大的问题是过于主动；

-我从事心理咨询培训教育会比直接做心理咨询更有成就感。

……

对于督导的上述结论，我不是每一条都立即接受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领悟到他们对我的“我是谁”理解的洞察力。这也深深影响了我后来的职业生涯规划与事业发展。

心理咨询小知识：美国心理学会对咨询心理学的认证要求

美国的咨询心理学资格认证制度包括培养机构资质的认证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资格认证两个部分。培养机构资质需要得到美国心理学会（APA）的认证。美国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认证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州强制的资格认证，一类是国家水平的自愿的资格认证。

其中州的资格认证由州政府的教育部和心理学审查委员会分别负责咨询心理学与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资格审查和执照颁发。每个州的资格认证标准差异很大，但一般都要满足教育、考试和督导下的实践经验等三个方面的要求。教育要求主要是指，获得心理学硕士、心理学博士学位及以上学位并获得执照的，可以在督导的指导下开业。考试要求是指，州政府组织的EPPP（Examination for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Psychology）考试，有些州还会加试法学、伦理学等。此外，资格证书和执照都有不同档次，有全国通行的，有州内通行的，这主要根据申请人学位水平、经验和各州的规定来确定。

国家水平的资格认证是由国家咨询员认定委员会负责，有职业、老人学、心理健康、学校和成瘾等五种专业资格。咨询心理师的最低标准是获得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有两年研究生毕业后的心理健康与教育工作经验（包括在督导指导下的实践经验），通过国家咨询员考试，并且还要求继续教育和遵守有关的伦理标准。

我的督导故事之八：吾一日三省

觉察力就是培养自我透明度，这是咨询师自我成长的基石。咨询师需要培养觉察自省的能力，这是咨询师成长的重要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人经历了觉察自省的过程，可以更加真切地体验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感受到自己内心中的真实自我，才能有把握在以后的心理分析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心理咨询师的角色作用。苏格拉底曾言：“没有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心理咨询师的成长，就是在反思中完成的。

——题记

如果说同感力与洞察力是心理咨询师的看家功夫，那么反省力则是心理督导的基本功。

简单说来，反省力指咨询师对自我在心理咨询中对诸项技巧之运用成效的内省能力。这通常包括对同感表达、言（体）语交流、清晰概念、解析、面质、澄清、沉默等咨询技巧运用的自我监督、批评、完善的能力。由此。反省力是一个良好习惯的培育过程，它要求咨询师不断反思、省悟自己在咨询过程中说过的每一句话语，做过的每一个判断，并做出及时的调整。从这层意义上讲，咨询师的能力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自我的不断醒悟来完成的。

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世界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最为人知的成就是“多元智能理论”，被誉为“多元智能理论”之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心理学、教育学教授，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任哈佛大学“零点项目”研究所主持人，专著超过20部，发表论文数百篇。超过20所大学颁给他荣誉学位。《纽约时报》称他为“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发展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提出，人的智力有七种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内省智力（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它泛指个人认识、洞察和反省自我的能力，表现为能够正确地意识和评价自身的情绪、动机、欲望、个性、意志，并在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基础上形成自尊、自律和自制的能力。

它包括个人能够及时体察内心变化的能力、及时发现自我优缺点的能力和及时调整自我状态的能力。心理咨询是听与说的艺术，其能力的提高要求一个人对自己在咨询中的所言所思、所作所为具有高度的反省力。而内省智力对心理咨询反省力有极大的推动，咨询师的自我成长亦有赖于内省智力的完善。内省智力可谓咨询师的基本专业要求与训练，也是咨询师觉察力的基础。

具体地说，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学院教授霍华德·加德纳发表了《智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有关人类智力结构的理论——多元智力（国内也称作多元智能）理论。在加德纳看来，智力并非像传统所说是以语言、数理或逻辑推理能力为核心的，也并非是以此作为衡量智力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而是以能否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和创造出社会所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为核心的。

加德纳强调，自我认知智力强的人通常能够维持写日记或睡前反省的习惯：经常试图由各种的回馈渠道中了解自己的优缺点；经常静思以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心理咨询是听与说的艺术，其能力的提高要求一个人对自己在咨询中的所言所思、所作所为具有高度的反省力。而内省智力对心理咨询反省力有极大的推动，咨询师的自我成长亦有赖于内省智力的完善。

我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时，每星期都要分别见两至三位督导。常常是同一段心理咨询对话录音要播放好多回[125]，从不同角度不断觉察、探讨其中的问题与不足，并反复商讨怎样说（或做）效果才会更好。如此天长日久，我对自己在咨询过程中的言行表现养成了一种本能的质疑思考习惯。到后来，我时常不需督导指点就可以滔滔不绝地做自我分析。

比如，我在给一位名叫嘉慧[126]的女生做咨询时，起初我只是不断地认同她无法承受父亲强迫她报考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挫败感。在与督导芮内会面中，她提醒我嘉慧诉苦只是表面需求，她的深层次需求是寻求我支持她逆反父亲的理由。由此，我越是与她谈同感共情，换位思维，就越会强化她的挫败感和学习无助感。相反，我唯有与她探讨怎样与父亲有效地沟通，才能强化她面质父亲、理解父亲，并找到做自己命运主人的信心与能力。

芮内的督导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它使我省悟出自己对同感理解的一个误区：同感即可帮助一个人宣泄不良情绪，也可增强一个人习得无助感[127]。

还如，我在给一个名叫查理[128]的男生做咨询时，起初我也是不断启发他做换位思维，理解自己对女友海伦的伤害，但督导杜希启发我多在查理的人格缺陷上做文章，以帮助他看到其失恋背后的自我中心与完美主义之诱因。在给查理做咨询的那段日子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话剧演员，一天到晚都在琢磨自己该说哪些话，怎样说那些话，说了之后又有什么效果，怎样说才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由此，我感觉自己就像婴儿那样在重新学讲话。我把这一感觉告诉杜希，他笑笑说，学做心理咨询确实令人有重新学说话的感觉，因为你必须准确地说出每一句话，并准确地理解每一句话。

而这一切，都需要咨询师具有高度的反省力，正如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

心理咨询师的觉察自省

简单说来，心理咨询觉察力（therapeutic reflective competence）就是咨询师学会自我反省，培养对自我的透明度，认识并化解自我的反移情的能力。这包括个人能够及时体察内心变化的能力、及时发现自我优缺点的能力和及时调整自我状态的能力，主要包括有以下部分：

（1）自我觉察：移情觉察、偏见觉察、人格完善觉察、自我防御觉察等；

（2）言语觉察：口头语觉察、常用语觉察、体语觉察、副语言觉察等；

（3）表情觉察：眼神觉察、笑姿觉察、眉宇觉察等；

（4）服饰觉察：服装觉察、首饰觉察、发型觉察等。

弗洛伊德曾言：“所有学习心理分析欲成为心理分析家的人，都必须首先接受并完成个人的心理分析。”直到如今，精神分析与分析心理学的培训还将自我的心理分析作为其核心内容。弗洛伊德还言：“在治疗室内，任何事物都具有象征意义。”由此，咨询师要用心觉察自我的神态语言、服饰语言、动作语言所可能代表的意义，这也是同感共情的基本要求。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的自我觉察与“俄狄浦斯情结”的提出

例如，弗洛伊德在做自我分析时发现，他从小就对母亲有一种特殊的依恋。这种依恋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占性，甚至由此妒忌父亲与母亲的亲密关系。由此，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人类从小就有一种“性欲”，它构成了人最基本的“原欲”，它可谓人一切精神力量的原动力。弗洛伊德将之称为“性动力”或“性原欲”。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创立了“俄狄浦斯情结”理论（oedipal complex），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1897年10月15日，弗洛伊德在一封自我分析的信中提出，“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核心因素是对双亲一方的爱恋及对另一方的妒恨。他认为，这是童年心理活动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一切复杂的精神现象的“胚芽”。此后，弗洛伊德在讲述精神分析学时，都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其核心。

这，便是弗洛伊德觉察自省的巨大收获！

我的督导故事之九：相互督导威力大

相互督导，不但是一次朋辈间的专业学习，同时也是心理咨询师们一个共同成长的机会。相互督导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身业务成长上的弱点，也更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信任与情谊。

——题记

我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时，另有三位临床心理学与咨询心理学的博士生也在做实习并接受督导。平常我们每个人都是各忙各的，但有几次杜希组织我们四个人相互督导，发现各自的问题，其成效不亚于个别督导。

在这些活动当中，给我印象深的一次是关于同感技巧的相互督导。那次活动分两个部分：理论探讨和实际操练。就理论探讨部分，我们委托其中一位博士生就什么是同感做了一个深入的理论概述。她从弗洛伊德的观点说到罗杰斯的想法，从在“来询者中心”的功能说到在“行为疗法”中的作用，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是阿德勒（A.Adler）的比喻——同感是穿上病人的鞋子来观察与感受病人的体验，以及罗杰斯（C.Rogers）的理念——同感就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和咨询师的一致性。

做完报告，那个博士生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什么是同感。我对同感有四条比喻：

（1）情感对焦：同感就如同旧式的135、120型号照相机一样，需要不断地对焦来调整画面的清晰度，否则同感就会给人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感觉。

（2）思维并轨：同感就如同火车轨道一样，如果咨询师不能进入对方的内心世界，他们就像两条铁轨永远不能并到一块儿去，那是同感的最大失败。

（3）接话茬子：同感的成功表现是，来询者说出上半句话，咨询师能够准确说出下半句话。

（4）说贴心话：同感的最高境界是，来询者无论说什么，咨询师都能说出他的心里话，令对方倍感温暖。

我的四条比喻受到了另外三位博士生的一致认可，他们还十分欣赏我的概括力和形象思维能力。随后，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一段咨询录音播放，让大家评论，批评指正。往往是一句话大家议论好久，当事人自己想不到的地方都让大家想出来了。我那次播放的是我给莫妮卡的咨询录音，他们很快就听出我对莫妮卡不断说教、建议的问题，并建议我下次再见莫妮卡时少评论，多提问。其中一位博士生还提醒我这是在替莫妮卡当家做主，犯了心理咨询之大忌。

后来，我与杜希专门谈了我对这次活动的感受，他笑着对我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这个人长于理论分析，却短于倾听同感，这回你信了吧？”再后来，我把这归结为“绍兴师爷情结”——说得多，听得少；教得多，议得少。当我跟其他三位博士生分享这一发现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看，又来理论分析啦！”

共同督导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身业务成长上的弱点，也更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信任与情谊。实习结束时，我们四个人一道吃饭庆祝，说着说着我们又说回各自的咨询问题，感觉又是另一次共同督导。

共同督导威力大，所以当我1991年回国讲学得知学员们没有督导时，就极力建议大家建立联合督导的机制，定期聚会，轮流坐庄，面对咨询中的疑难问题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最终带动大家共同成长。

我的建议受到了北京大学生心理咨询界同行们的认可，他们坚持了好几年的联合督导，受益匪浅。1994年我再次回内地讲学时，听说这点，倍感欣慰！

相互督导中培养自我透明度

培养自我透明度是咨询师个人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咨询督导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自我透明度，指的是咨询师对自我从事心理咨询行业所存在的种种个人问题的深入了解与洞悉。

在专业上，这突出表现为咨询师对个人的种种未完成情结与反移情倾向的深刻认识，其缺乏了解可能给咨询过程带来不必要的误导和伤害。所以，培养自我透明度，旨在使咨询师在帮助他人成长的同时，也帮助自我成长。毕竟对自我没有充分了解的人，是不配也不可能帮助他人充分了解自我的。

就精神分析而言，反移情是咨询师由于其以往生活经历和人际关系作用对来询者形成的心理反应倾向。它是一种对特定人物、事件、环境等的定势思维，或是一种因情感投射而产生的特殊偏好、偏见，终而形成某种情结表现。所以，反移情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出”一个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有意识、无意识的认知、情感意向。

在哈佛大学实习咨询时，我在相互督导的过程中，与大家共同探讨，发现我在咨询中常由于“二外沉浮情结”的作用而对来询者做过多的鼓励与说教。

具体地说，我当初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读书时[129]，曾有过一段巨大的学习沉浮：大一开学摸底考试时，我的成绩在班内名列前茅；到了期中考试时，我的成绩居班内中不溜的水平；到了期末考试，我的成绩落到班内最差的。为了改变学习的落后局面，我牺牲了许多节假日，终日学习不倦，如此到了大三，我的成绩终于开始回升，并最终重归前茅之列。这段曲折经历使我对挫折有一种强烈的期望，就是通过锲而不舍、坚持不懈来最终改变局面。久而久之，这种期盼便形成了一种定势思维，也成了一种情结表现。

由于我的“二外沉浮情结”，我在为丽萨做咨询时，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并能够获得丽萨的充分尊重与信任。然而在给莫妮卡咨询时，我的“二外沉浮情结”对我的咨询起了许多阻碍作用：首先，它影响了我的同感交流，内心深处总是想拿自己当初的辉煌去激励莫妮卡；其次，它使我误断了莫妮卡的问题核心，一直以为她的问题是适应不良与缺乏斗志；再次，它使我不善倾听莫妮卡的倾诉，关注焦点一直停留在问题表面。说白了，我就是拿着自己去帮助别人，按照自己的生活经历去塑造他人的生活。这是典型的反移情表现，它使我很快落入主观武断、按经验办事的陷阱，对莫妮卡空谈“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一再忽略她愧疚感的内因，最终使莫妮卡对我的咨询产生了巨大的阻抗。

所以，心理咨询既要帮助别人了解自己，也需要不断地加深对自我的了解。前者是帮助别人认清自我成长中的种种误区，后者是发现自我能力完善上的个个盲点。“二外沉浮”经历对我来讲，既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阻碍。我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便在工作当中加以灵活运用。这，便是自我透明度的作用。

总之，心理咨询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它非常注重咨询员个人的成长，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发现个人的反移情表现，认清自我透明度的一个个盲点，是咨询师一生一世的职业挑战。

心理咨询小知识：弗洛伊德对移情的体验和理解

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弗洛伊德使用的第一个案例是伊米夫人的案例。

伊米夫人从1898年5月1日起接受弗洛伊德的宣泄治疗（catharsis therapy）。在治疗中，弗洛伊德使用了“梦游法”，加以暗示、推拿等方法。在治疗中，弗洛伊德发现，治疗效果的好坏取决于病人与医生的个人关系。如果双方关系不好，则所有疗法都会失效；如果双方关系很好，则所有疗法都会生效。

一天，伊米夫人突然用双臂搂住弗洛伊德的脖子，表示很享受治疗过程。此时，恰好一位工作人员进来，才把弗洛伊德从尴尬中解救出来。不过这件事情使弗洛伊德认识到，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可以对治疗效果起重大作用，就是因为人类的神经活动大都以性欲为基础。

在此后二十年里，弗洛伊德不断指出，移情现象证明了神经冲动起源于性欲。这使得弗洛伊德更加坚信，性冲动是精神现象的本源。

我的督导故事之十：学做心理咨询的苦与乐

学习心理咨询者，有苦也有乐。时而与来询者共同走上人生巅峰，体验登天的感觉；时而又因为承载太多负面情绪与情感垃圾而跌落谷底，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那么，究竟心理咨询是苦还是乐？每一位心理咨询从业者的心中，都有着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答案。

——题记

学了近两年的心理咨询，我有幸申请到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Harvard Bureau of Study Counsel）做两年的心理咨询实习，这是一段苦乐参半的日子。

先说做心理咨询之乐，我曾一再给人带来过登峰体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为罗伯特做过的咨询。他的女友安娜爱上了另一个男生，这使罗伯特痛心疾首。他整日都沉浸在与安娜共处的痛苦回忆当中，晚上时常泡在酒吧里借酒消愁。罗伯特坚信安娜早晚是属于他的，也与他最匹配。罗伯特越是这么想，就越不能摆脱失恋对他的折磨。

在给罗伯特做咨询时，我没有否定他爱安娜的合理性，我只是竭力帮助他反省在与安娜恋爱当中，哪些方面令他十分满意，哪些方面令他不甚满意。久而久之，我便勾画出了罗伯特心目中的理想恋人形象。然后，我又让罗伯特列举出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中，哪些女性符合他的理想恋人标准。罗伯特列举出一大堆人物，其中有他的同学朋友，还有小说和银幕人物。

如此谈着谈着，我们谈论焦点不再是安娜与罗伯特的分手痛苦，而是罗伯特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恋人。罗伯特越说越兴奋，越说情绪越高昂，最后总结说，他与安娜相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安娜在哪些方面适合他，在哪些方面不适合他。现在看来，安娜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罗伯特不再为与安娜分手而痛心无比。他坚信，只要自己明确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女友，机会总会出现的。这何尝不是一种因祸得福呢？失恋不失意，这就是我为罗伯特带来的登峰体验。

像这样通过改变来询者的认知来调整其心态的成功咨询，我曾做过许多起。而每一次咨询成功，我自己也伴有一种登峰体验。后来，我把这些案例整理成册，出版了一本名叫《登天的感觉》的书。它是国内第一本系统地以案例分析方法介绍心理咨询的书，甚受行内人认可。

然而，在哈佛大学做心理咨询，我不是每天都感觉生活在欢乐谷似的。首先，我要饱受“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的折磨。因为每个来询者到我这里咨询，都要宣泄其忧愁烦恼，这实际上是在我的头上倾倒其内心的情感垃圾，而我必须照单全收，再加以净化处理。听多了，我真是感到心累，毕竟我也是人！

一段生活的不幸，或一曲爱情的悲歌，可以令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其次，我要时时面对“话说得不得体，还不如什么都不说”的苦恼。这是我的督导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它提醒我们时时刻刻要反省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从小到大，我基本上是想什么说什么，但自此之后，我必须学会说什么想什么，这是心理咨询的基本功训练。它害得我一度都不敢张口说话了，感觉一开口就出错，我从来没有这么缺乏自信过。

还有，我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工作的两年间，每周工作十八个小时，却分文未得。这是因为在美国，大部分的心理咨询实习都是没有经费资助的[130]。所以，一方面我在竭力帮助别人调整心态，另一方面我自己的心态就一直处于不平衡中，毕竟我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去做其他有经济回报的工作。我时常在想：我这样努力把每个来询者送上山峰，可我自己为什么总是感觉在山脚？！

欢乐也好，烦恼也罢，两年的实习使我充分认识到做心理咨询工作本身就是培养一个人的积极心态。如果一个心理咨询师不能从骨子里练就出一身辩证看待得失、积极面对挫折的功夫，他就是再有心理咨询的悟性和洞察力，也做不好这项工作。因为他的心态不对，早晚会影响他对人对事的态度。

说到底，不能助己，焉能助人？！

心理咨询是配方加偏方

在我对心理咨询近三十年的学习、教学和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到：心理咨询是配方加偏方。心理咨询之所以是配方，是因为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有力实施，需要在来询者的问题性质及个人气质与咨询师的个人风格及主攻方向之间寻求平衡，达到两者的最佳匹配。那样才能使咨询师对来询者的问题灵活调整，应对自如。心理咨询师对此不可不察，否则就会出现咨询师“以不变应万变”的尴尬局面，令心理咨询找不到切合实际的方向。

心理咨询之所以是偏方，是因为心理咨询作为一种非药物性治疗手段，是没有标准化的诊断与治疗手册的。也就是说，心理咨询师在面对来询者的主述问题时，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实践经验、生活阅历和主攻方向来为来询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在这层意义上讲，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定位，与其说是像个西医师，倒不如说是像个中医师。因为正如中医调理一样，没有哪一种疾病的调理（如脾、肝、肾病）会用完全统一的药方；也没有哪一个中医师会用一模一样的药方去处理同一类型的问题；同样，在心理咨询中，没有哪一个心理问题的咨询（如婚姻问题、择业问题、亲子教育问题）会得到完全统一的疏导；也没有哪一个心理咨询师会用一模一样的模式去处理同一类型的心理问题。

由此，心理咨询师要根据来询者的特定问题、特定气质、特定需求采取特定的心理咨询方法与手段。在这层意义上，咨询师也类似于一个艺术家，在心理咨询的杏林里寻求确立个人化的咨询风范与表现。

心理咨询小知识：心理咨询师的气质养成

心理咨询师要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塑造，要清醒意识到它可能会给来询者带来什么样的暗示作用。

总统的造型重在表现活力与自信，经理的造型重在表现阅历与能力，咨询师的造型则重在表现尊重与神秘。

心理咨询一定要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这就要求咨询人员对自己的服装、配饰、表述、用词、神态、目光、发音、语调、语速、肢体语言、知识结构等都深有讲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向上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作用。

心理咨询师要根据自己的相貌、身材、专业取向、社会阅历等特点来设计个人的专业形象。

心理咨询师要使自己的形象顺眼、养眼但不抢眼。

就像画家要有自己的画风，文学家要有自己的文风，咨询人员也要有自己独特的形象设计和咨询风格。咨询人员要给人们以亲切却又神秘，简洁却又深奥的感觉。

弗洛伊德手夹雪茄的造型堪称他的经典亮相，给人以巨大的权威感和神秘感。同样，荣格的蝴蝶结造型也是他的个人风范，给人以学者的鲜明感觉。

患者去医院看病，是不会在乎医生是个什么长相、装扮、说话样子的，只要他的医术高就行。但来询者寻求心理咨询却会很在意咨询师与他有没有“眼缘”，会不会令自己信服。

[1]教授的英文原话是：“Counseling is to make you feel so good about yourself that you feel you were climbing up onto the sky.”

[2]艾利斯（Albert Ellis，1913—2007），美国著名心理咨询专家，“理性情绪疗法”创始人。

[3]佩尔斯（Frederick S.Perls，1893—1970），美国著名心理咨询专家，“格式塔疗法”创始人。

[4]伯恩（Eric Berne，1910—1970），美国著名心理咨询专家，“交叉分析疗法”创始人。

[5]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大师，“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

[6]我在哈佛大学共待了六年，其中两年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这在后文另有专述。

[7]在本书中，“成长”并非指生理上的生长，而是指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成长，它含有心理成熟、增强自主性和自我完善。

[8]马斯洛（Abraham H.Maslow，1908—1970），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倡导者。

[9]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是全美大学中最早成立的心理咨询中心之一。

[10]我一向认为心理咨询（counseling）不同于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基本上是平等的咨询关系，而后者则基本上是医患关系。这点在后面还另有叙述。

[11]哈佛大学的学生咨询热线针对一般的心理问题提供服务，如对情感冲突、学习困难、家庭矛盾、同学不和、考试焦虑等问题的咨询；也包括对特殊心理问题的咨询，如对厌食症、贪食症、同性恋、性骚扰、自杀防预、艾滋病的认识等问题的咨询。学生的相互咨询，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专业咨询人员的不足，也可使学生之间更加容易产生同感共鸣。对于学生自组的咨询活动，我们向来都是大力支持的。学生咨询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也会引荐到我们这里来接受专业的咨询。我在进入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接受专业训练之前，就曾参加了一条研究生自组的电话热线，服务一年之久。

[12]心理咨询的暗示作用（suggestion），泛指心理咨询给来询者带来的不同的良好感觉和激励作用。

[13]心理咨询督导（supervisor），指为心理咨询实习者提供专业指导的人员。在美国，督导一般都必须获有临床心理学或咨询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并考取了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专业执照。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的两年里，我每个星期与督导会面三次，每次一小时。

[14]体语交流（body language communication），指咨询者和来询者在面部表情、眼神、手势、坐姿及各种动作方面所传达的信息交流。

[15]阿肯色州位于美国南部地区。

[16]“新生适应不良综合征”（freshmen maladjustment complex），这是我用来形容像丽莎这类不能很好适应新环境的新生的统一术语。

[17]波士顿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城，那里云集了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波士顿大学、塔夫茨大学在内的三十多所大学。

[18]美国中南部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早期欧洲移民的后裔，他们较东、西两岸地区的居民保留了更多的传统文化，也更看重人情关系。现在孩子见了长辈，还时常以“叔叔”（uncle）、“阿姨”（aunty）相称；陌生人见面，也常以“哥们儿”（brother）、“姐们儿”（sister）打招呼。

[19]宣泄（catharsis），指将郁积在来询者心头已久的精神痛苦和烦恼倾诉给咨询者的过程。它可使来询者感到极大的精神解脱。

[20]同感（empathy），感同身受的意思，指咨询者尽量设身处地地理解来询者的内心感受，说出他想说的话，以建立充分的思想共鸣。

[21]这是一句典型的同感性语言，旨在促进咨询者与来询者之间的思想共鸣。

[22]我在这里讲的个案，都做了一些调整，以保证当事人的隐私不受到侵犯。这是做心理咨询工作的一个重要准则。

[23]详细内容可参见我的“脑博士系列丛书”《欣赏你的大脑》P119的话题六“梦里梦外的景象——脑的意识无意识”。

[24]自我披露（self-disclosure），指咨询者与来询者相互分享生活中相关经历的过程，以增进两人间的同感共鸣及相互信任。

[25]在美国大学的成绩等级中，D的成绩表示刚刚合格。

[26]哭，对于宣泄和排遣来询者的不良情绪，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在心理咨询场合下，哭经常是来询者自我领悟的一个重要突破点。

[27]哈佛大学写作辅导中心（Harvard Writing Center），是专门为帮助写作有困难的学生而设立的辅导机构。它通过举办讲座、专题报告会及直接的个人辅导来提高学生的写作技巧。它特别强调让大学生和研究生了解写作的要求和注意事项。

[28]这些学生辅导员都是经过选拔而来的。他们均学习出色，且热心助人，平均每周为学习困难的学生做四五个小时的学习辅导，并获有一定的经济报酬。

[29]关于这一点，心理咨询人员要格外谨慎。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为他人做咨询，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在推荐丽莎参加这一组织的活动时，我特别提醒她在为他人咨询时，不要讲太多自己当前的经历，那样可能会使她变得主观武断，不能很好地理解人，到头来给人帮倒忙。

[30]聆听（listening），指咨询者全心倾听来询者讲话，尽量体会其内心感受的努力。

[31]贯注（attending），指咨询者通过各种言语及体语，向来询者传达前者对后者讲话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32]沉默（silencing），指咨询者在与来询者的对话中，尽量做到寡言默语，不打断对方讲话，以促使其独立思考。

[33]详见“脑博士系列丛书”。

[34]杏仁核，位于前颞叶背内侧部，海马体和侧脑室下角顶端稍前处，呈杏仁状，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它是产生情绪、识别和调节情绪，控制学习和记忆的脑部组织。

[35]“现实疗法”，由格拉塞创立于20世纪40年代。其要点有：1.人都有爱与被爱两种基本需求。如果它们不能得到满足，人就会产生焦虑、怨恨、自暴自弃等消极情绪反应，并可能产生逃避现实、不负责任的欲望。因此，心理咨询的目标在于消除来询者不负责任与自我毁灭的意向。2.人都具有自主自立能力，也具成长动力。因此心理咨询的作用在于，使来询者在生活中区分“成功的认同”与“失败的认同”，增加对前者的体验，减少对后者的体验，这样才能充分满足个人爱与被爱的需求，感受到个人的价值。3.“现实疗法”重视现在超过重视过去。它强调过去的事实无可改变，因而应将眼光放在现在与将来的发展之上。它主张咨询者在协助来询者面对个人的痛苦、失败经历时，要帮助他看到个人的潜能及以往的成功经历，从而认识到生活中还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存在，可供自己选择和享用。4.“现实疗法”十分注重承担责任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并将其当作心理咨询的核心，强调人只有积极面对现实，才能承担责任，获得“成功的认同”。在操作方法上，“现实疗法”十分强调面质（confrontation），制订具体计划，不接纳借口，不用惩罚等技巧的运用。

[36]在美国的中学里，篮球拉拉队队长一般都是由学校里最受人青睐的女孩子出任。

[37]“常春藤”大学（the Ivy League Colleges），指美国东部八所历史最悠久的私立大学，它们分别是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和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 College）。这八所大学早年经常相互间举行体育比赛。由于它们的校舍都有藤树枝缠绕，所以被冠之“常春藤”大学。

[38]作为实习咨询的一部分，我每次见来询学生，都征求他们是否同意将我们的对话录下来，以便事后与督导讨论。如果学生不同意录音，则不加勉强。

[39]反移情倾向（counter-transference），指咨询者将个人对事物的某种偏好投射到来询者身上的无意识反应。

[40]阻抗（resistance），指来询者对咨询者咨询目标、方法不满的表现。

[41]美国人在一般的心理咨询中，强调尊重个人的自主性胜于其他因素，这是他们的思维特点，与他们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42]丫的，北京方言，是个骂人的词儿。

[43]心理咨询中有一句行话：心理咨询就是出租你的耳朵（Counseling is to lend your ears）。

[44]“格式塔疗法”，由佩尔斯（Frederick S.Perls，1893-1970）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其要点如下：1.人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心理咨询的中心任务是帮助来询者充分认识到自我在现实中的存在和感受。由此，心理咨询不求为来询者的困难做解释与指导，而是鼓励来询者主动承担责任，主持自我的治疗与改善。2.人应该将精神集中在现在的生活与感受上，而不要对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人的许多焦虑都产生于不能正确对待以往生活向当前生活的过渡，以逃避现实的做法来处理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压力。这严重阻碍了一个人的健康成长。3.使人积极面对现实、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帮助他完成内心那些“未完成情结”（unfinished business），这通常指个人因以往生活中的某些心灵创伤和刺激经历所留下的不良情绪体验（如懊恼、悔恨、内疚、愤怒等）。它们犹如一个个心结，系住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由活动。而要使人全心全意地投入现实生活，就必须排除这些“心结”的干扰。4.在咨询手法上，“格式塔疗法”非常强调帮助来询者由“环境支持”转向“自我支持”，以使来询者从一开始就不依赖他人，尽量挖掘个人的潜能。

[45]此句话出自《红楼梦》第九十回。

[46] Crimson，意为深红色。哈佛大学的校徽、校旗、毕业礼袍等都采用这个颜色，哈佛学生自办的报纸也取其名。现在哈佛的许多纪念品（如T恤衫、领带、钢笔等）亦用它为基色。平时，也会听到人们用Harvard crimson来形容深红色。Crimson可谓美国最老的学生校报。当年，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哈佛大学求学时，都曾为此报当过编辑。

[47]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中，本科生没有法律专业，一定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才能去读法学院。所以，美国的法学院都是研究生院。这与大陆、香港地区等的情况不同。

[48]其实在当今的美国社会中，由于各行各业的竞争加剧，并非律师和医生就最容易挣钱。嘉慧父亲的话只代表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台湾来美留学之人的普遍想法。

[49]在心理咨询中，这种体语的交流是心理咨询沟通和判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每个咨询人员都要学会察言观色，从来询者的体语中了解来询者的情绪变化。

[50]角色扮演（Role-playing），指在咨询中，咨询者与来询者相互扮演对方及其他相关的角色，以增进彼此及与他人的理解和沟通。

[51]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Al Gore），曾在“越战”中做过战地记者。

[52]在中国台湾，心理咨询被译作辅导。

[53]“来询者中心疗法”，由罗杰斯（Carl Rogers，1902-1988）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其要点如下：1.人都有能力发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并加以改进。所以心理咨询的目的，不在于操纵一个人的外界环境或其消极被动的人格，而在于协助来询者自省自悟，充分发挥其潜能，从而达到自我的实现。2.人都有两个自我：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前者是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自我感觉，而后者则是个人对“应当是”或“必须是”等的自我概念。两者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人的心理失常。人在交往中获得的肯定越多，则其自我冲突越少，人格发展也越正常。3.这一疗法很强调建立具有治疗作用的咨询关系，以真诚、尊重和理解为其基本条件。罗杰斯认为，当这种关系存在时，个人对自我的治疗就会发生作用，而其在行为和人格上的积极变化也会随之出现。所以，心理咨询人员应该与来询者建立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样亦可使来询者处于主动的地位，学会独立决策。4.在操作技巧上，这一疗法反对操纵或支配来询者，主张在谈话中采取不指责、不评论、不干涉的方式，鼓励来询者言尽其意，直抒己见，以创造一个充满真诚、温暖和信任的气氛，使来询者无忧无虑地开放自我。

[54]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宿舍楼，都住着一些教师和研究生，帮助学生管理自己。在美国的大学中，只有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有这样的宿舍辅导员制度。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曾被聘为其中一座学生宿舍楼的非住宿辅导员（non-resident tutor）。

[55]美国前副总统戈尔（Al Gore），20世纪60年代曾就读于哈佛大学。

[56]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指人对于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物提出过高过严、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期望的行为表现。

[57]自我中心（egocentrism），指人凡事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不善考虑他人的利益和需要的行为表现。

[58]大卫（David），意大利文化复兴时期的雕像，由著名雕刻家、艺术家、建筑家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雕塑。大卫被称为世界第一美男子。

[59]维纳斯（Venus），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因其雕像断去双臂而闻名于世。

[60]查理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天主教主张婚姻应当从一而终。

[61]哈佛庭院（Harvard Yard），哈佛大学最早的校园，每年一度的毕业典礼都在这里举行。较之国内的大学，哈佛大学并没有一个整体的校园。除哈佛庭院有围墙外，其余各学院（如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政府学院、神学院等）均与民宅店铺相邻。

[62]其英文为：Words of comfort,when skillfully administered,are the oldest therapy known to man.

[63]“理性情绪疗法”，由美国心理咨询专家艾利斯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其要点如下：1.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人的精神烦恼和情绪困扰大多来自其思维中不合理、不符合逻辑的信念。它使人逃避现实，自怨自艾，不敢面对现实中的挑战。当人们长期坚持某些不合理的信念时，便会导致不良的情绪体验；而当人们接受更加理性与合理的信念时，其焦虑与其他不良情绪就会得到缓解。2.人的不合理信念主要有三个特征：1）“绝对化要求”，即对人或事都有绝对化的期望与要求；2）“过分概括”，即对一件小事做出夸张、以偏概全的反应；3）“糟糕透顶”，即对一些挫折与困难做出强烈的反应，并产生严重的不良情绪体验。凡此种种，都易使人对挫折与精神困扰做出自暴自弃、自怨自艾的反应。3.“ABC理论”：在诱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个人对此所形成的信念B（Belief）和个人对诱发事件所产生的情绪与行为后果C（Consequence）这三者关系中，A对C只起间接作用，而B对C则起直接作用。换言之，一个人的情绪困扰的后果C，并非由事件起因A造成，而是由人对事件A的信念B造成的。所以，B对于个人的思想行为方法起决定性的作用。4.“理性情绪疗法”的目的在于帮助来询者认清其思想中的不合理信念，建立合乎逻辑、理性的信念，以减少个人的自我挫败感，对自己和他人都不再苛求，学会容忍自我与他人。

[64]脑科学以及心理学研究发现浪漫、轰轰烈烈的此类爱情是一种人类本能。有关爱的行为都是源于多种吸引力（魅力及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等）激活角回的区域之间的相关性（R=0.496，P=0.002）与爱的激情。

[65]这种下意识行为，一般表现了人内心的焦虑。

[66]这句话的英文为：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据言，华盛顿六岁时，曾用斧子将父亲亲手种植的一棵树给砍倒了。他父亲发现后震怒，让孩子们排成一列，问他们是谁干的。结果站在队尾的小乔治挺身而出，坦言说是他干的。不料竟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华盛顿从此便将诚实当作为人之本。

[67]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oore Kennedy，1932—2009），美国已故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任美国参议员，直到逝世。他当初虽遭哈佛大学处分，但后来还是从哈佛大学毕业了。

[68]普西（Nathan M.Pusey），时任哈佛大学校长。

[69]海明威（Ea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曾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他这句话出自其小说《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其英文为：A man can be defeated,but cannot be destroyed.

[70]无意识动机的英文为：unconscious motivation.

[71]作为学校心理咨询机构的人员，我们经常被邀为学生举办这类的集体咨询和心理讲座活动。

[72]罗马尼亚在“二战”期间，曾长期受到纳粹德国的管制，成为轴心国的成员之一，直至后来被苏军解放。

[73]科马内奇，是罗马尼亚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女子体操运动员，曾在奥运会中高低杠项目上创下满分的纪录。

[74]嗯哼，是心理咨询大师罗杰斯（Carl Rogers）的一个习惯用语，意在鼓励对方继续讲话。结果这成了许多心理咨询人员的习惯用语，我的督导在谈话中也习惯用它。

[75]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人员可以视情况为来询学生开证明，请求延缓交作业及参加考试等。

[76]“精神分析”理论由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创立。它内容庞杂，包括潜意识理论、人格理论、性欲理论及精神防御理论等方面。其理论要点综述如下：1.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又称无意识）三个部分。其中意识指人能够知觉的心理活动，前意识指人平时感觉不到却可以经过努力回忆和集中精力而感觉到的心理活动，潜意识指人平时感觉不到却没有被清除而是被压抑了的心理活动。弗洛伊德认为，许多心理障碍的形成，是由于那些被压抑在个人潜意识当中的本能欲望或意念没有得到释放。2.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个人最原始、最本能的冲动，如食欲、性欲、攻击欲、自我保护欲等，它依照“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个人在与环境接触中由“本我”衍生而来的，它依照“现实原则”行事，并调节“本我”的冲动，采取社会所允许的方式行事。“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它依照“理想原则”行事，是人格的最高层次，也是良知与负疚感形成的基础。弗洛伊德认为，“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协调构成了人格的基础。人欲维持心理健康，就必须协调好三者的关系。3.人在维护自我的心理平衡和健康时，常对生活中的烦恼和精神痛苦采取某种自圆其说或自欺欺人等认识方法，以求心灵的自慰。弗洛伊德将这些认识方法称作“心理防卫机制”，通常包括解脱、补偿、合理化、投射、转移、升华及理想化等方式。弗洛伊德认为，这些心理防卫活动多是无意识的，它们对人体的心理健康可起积极作用，也可起消极作用。4.为使人们领悟其心理障碍的根源，人们需要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通过移情关系的建立来重塑人格。在这当中，心理分析师通常使用解析、自由联想、催眠、释梦等技巧来疏解患者“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减轻“自我”的压力，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实。

[77]该电影主要讲一个名叫爱德华的大夫，年少时看到自己的弟弟在滑雪时不幸被铁栏杆戳死，深受刺激。此后，他每看到横条状的东西和标志（如斑马纹、食叉、条形图案的睡衣、运动场跑道等），就倍感紧张，直到有一天被人道破了其紧张心结的根源（即条状东西和标志与弟弟被条状铁栏杆戳死的潜意识联想），才使爱德华大夫的心灵得到了彻底的解脱，也不再害怕这类东西了。

[78]解析（interpretation），“精神分析”中的重要技巧，指通过对人行为动机的分析，以增强来询者对自我潜意识中某些特定情感、行为方式的了解。

[79]为了运用空椅技术，治疗师需要准备应付强烈的情感反应，并且知道如何控制治疗过程的发展，同时将治疗师角色弱化。空椅技术的目的是促使患者对人格中的支离破碎部分或经验的两个极端进行意识的整合。通常是由患者扮演人格中两个对立的角色，让他们在这两个角色之间进行对话。具体做法是：将两把空椅面对面地放着，一把代表患者人格中的优胜者角色，另一把则代表其人格中的劣败者角色。患者坐在代表优胜者角色的椅子上时，就对着代表失败者的空椅子说话，随后患者转移到代表失败者的椅子上，并对刚才的胜利者所说的话做出回答。在患者自我的互动中，治疗者可以在旁边观察，或在患者交换角色时做必要指导，要求患者重复或夸大其言语和行为。

[80]“通者不痛，痛者不通”是中医的原理主张，人的某些疾病是由人体经络不通所致的，而疏通疾病区域的经络即会治愈人体之病。

[81]在美国社会中，“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泛指一个人对自我性别的重新认识。

[82]在美国，许多同性恋者相互交往，都不公开他们的“恋情”，如果两个同性恋者公开他们的关系，则一般表明他们的关系算是成了。

[83]在美国，许多人介入同性恋，并非意味着最终一定就要成为一个同性恋者。

[84]西点军校（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位于纽约州，是美国最著名的军事院校。

[85]美国西点军校规定，新生入学，除需要满足学校的各项要求外，还必须有本州两位联邦议员的推荐。

[86]自我确认（self-identity formation），依照青少年心理学理论，一个人随着其青春期的到来，会对自我产生日益浓厚的兴趣。他需要对自我的各个方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认识。心理学将这一认识过程称为自我确认。

[87]这里的“反移情意识”指的是，我可能会依照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价值观来理解同性恋者的心态。

[88]这是同性恋组织的标志，意指在人类的情爱上，除了男女两极之外，还有男男或女女相恋的第三极。

[89]见证（witnessing），指一个人信主后得救的经历。

[90]“但”字当头，这里指不要一遇到困难，就说“但是、但是（but、but）的”。

[91]这句话的英文是：The biggest fear is fear itself.

[92]“认知领悟疗法”，源于霍姆（Homme）关于人的内隐行为是人心理的操作者之观点。而这一疗法是由一系列人共同创立的，其要点包括：1.它十分强调认知过程对人的情绪变化和行为动机的支配作用。它主张通过改变来询者的认知模式，并辅之以行为疗法的技术，来矫正人的不良情绪和行为。这样，随着来询者认知方式的改变，他的情绪和人格障碍也会随之得到缓解。2.虽然“认知领悟疗法”很重视人的认知方式对他心理变态和人格障碍的影响，但它不像“精神分析疗法”那样，一味追究来询者早年生活经历（主要是指三岁前后）对当前行为的潜意识作用，它主要探讨来询者当前的认知方式对其行为表现的影响。3.“认知领悟疗法”很强调来询者对自己问题症结中的非理性、非逻辑观念的深刻领悟，并以此来帮助来询者重新认识、评价自我，建立合乎情理的认知模式，摆脱非理性观念对自我的干扰。

[93]移情（transference），泛指来询者对咨询者所产生的一种潜意识的爱与憎的情绪体验。换句话说，来询者会在无意识中将咨询者当作自己爱过或恨过之人的替身。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对移情和阻抗的认识及化解是精神分析的两大核心任务。

[94]内化（internalization），指来询者认同或接受咨询者所讲的话，并把它当作自我成长的一种内趋力。

[95]升华（sublimation），指人将压抑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冲动在转向社会许可活动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

[96]收尾（termination），指心理咨询过程的最后步骤，其探讨的焦点在于怎样内化咨询者对来询者人格成长的帮助，并反省各自在咨询中的收获与得失。

[97]距离产生美，是一个美学原理。它在20世纪初由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布洛在《心理距离》一书中首次提出。

[98]在美国，心理医师必须要考取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专业执照才能独立开业。否则，他只能在有专业执照人的心理诊所中工作。

[99]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泛指咨询者对来询者所产生的一种潜意识的爱与憎的情绪体验。换言之，当来询者的某种相貌、性格特点或生活经历等使咨询者想起自己以往生活中的某个人或事件时，后者可能会对前者做出某种超乎寻常的爱与憎的情绪反应。

[100]夹缝人（marginal man），指人就像报纸中两栏字之间的夹缝那样，虽然两边都够得着，却哪边都不属于。这种精神苦恼一直是海外“留学生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101]此诗句出自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之《玉谿生诗集·卷一·无题》。

[102]在我们的谈话中，卫红不止一次提到，哈佛大学的校徽“Veritas”在拉丁文中表示真理，所以对她来说，上哈佛大学，就意味着追求真理。

[103]“交互分析疗法”由伯恩（Eric Berne，1910—1970）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其主要观点有：1.人格由三种自我状态组成：“父母式自我”（Parent Self）、“成人式自我”（Adult Self）和“儿童式自我”（Child Self）。其中P代表父母的价值观，是其内化的结果，偏向权威化；A是个人对外界环境的客观反应与评价，它既不情绪化，也不权威化；C是人格中的儿童欲望与冲动的表现，是其本能部分，偏向情绪化。这三种自我状态，构成了人格冲突与平衡的基础。2.人皆渴望得到他人，特别是得到生命中重要人物的爱护与肯定。这通常包括父母、师长、领导、朋友、恋人等。个人在人格成长中得到关爱与肯定越多，则其人格冲突便越少，自信心则越强。正面的“父母式自我”“成人式自我”与“儿童式自我”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产生积极、正面的生活脚本（life script）。反之，则会导致不良的人格表现，使人在交往中充满焦虑和自卑。3.心理咨询的目的，在于使来询者成为一个统合之人（integrated person），使个人从“父母式自我”与“儿童式自我”的交互模式中解脱出来，增强“成人式自我”的效能，而不再受他人的支配。由此，学会与人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并在交往中学会自我反省，是“交互分析疗法”的核心任务之一。4.在操作技巧上，“交互分析疗法”十分强调倾听分析的作用。它旨在推动来询者深刻反省其人格中“父母式自我”与“儿童式自我”的冲突，以“成人式自我”的眼光来审视个人的生活脚本，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增强自信心。

[104]麻省总医院，是全美最知名的综合医院之一，也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最大的实习医院。

[105]牛顿镇（Newton），是波士顿市有名的富人区。

[106]“自我防卫机制”（ego defense mechanism），又称“自我防御机制”，指个体在精神受扰时采取的心理平衡手段。它主要包括“自恋防卫”（narcissistic defenses）、“不成熟防卫”（immature defenses）、“成熟防卫”（mature defenses）和“神经质防卫”（neurotic defenses）等范畴的手段。

[107]慕贤这句话的英文是：“Those girls all say I look like a serious person,but actually I am quite a naive guy.”

[108]“分裂型人格障碍”（Disintegrated Personality），患者的突出表现是不善人际交往，对外界反应迟钝，社会适应能力亦很差，常给人一种古怪而不合群的印象。

[109]在大脑的发育过程中，情绪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当人们受到环境刺激时，大脑会选择优先加工情绪因素，重大创伤事件所引起的消极情绪会促使大脑分泌神经毒素，抑制其发育生长。

[110]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的开场白是：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11]“行为疗法”源于“行为主义”理论，它强调通过对环境的控制来改变人的行为表现。其理论基础包括俄罗斯著名生理学家巴甫洛夫（I.P.Pavlov，1849-1936）的“条件反射”理论及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E.L.Thorndike，1874-1949）和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等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等，主要有如下要点：1.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其中强化对该行为的巩固和消退起决定性作用。强化可采取嘉奖或鼓励（正强化）的方式，也可采取批评或惩罚（负强化）的方式。由此，学习与强化是改变个人不良行为的关键。2.心理治疗的目的在于，利用强化使来询者模仿或消除某一特定行为，建立新的行为方式。它通过提供特定的学习环境促使来询者改变自我，摈弃不良行为。由此，它很注重心理治疗目标的明确化和具体化，主张对来询者的问题采取就事论事的处理方法，不必追究个人潜意识和本能欲望对偏差行为的作用。3.“行为疗法”的常用疗法包括“系统脱敏疗法”“松弛疗法”“模仿学习”“自勇训练”“厌恶疗法”“泛滥疗法”等，其核心均在于利用控制环境和实施强化使来询者习得良好行为，矫正不良行为，重塑个人形象。

[112]在心理治疗中，有一种名为“情感矫正体验”（correc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的疗法，它主张让患者在催眠和现实中重新体验早年的精神创伤，并予以及时的安抚和温暖体验，以消除患者早年精神创伤遗留的痛苦感受。

[113]我于1990年至1992年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任实习咨询员。

[114]详见《“我是全哈佛最自卑的人”》一章。

[115]具体内容详见我的《心理咨询基本功技术》一书。

[116]摘自卡尔·罗杰斯所著On Becoming A Therapist，1961年出版。

[117]详见《“我对姐姐怀有深深的内疚”》一章。

[118]荣格：《回忆·梦·思考》，英文版，New York：Vintage Books，1965.

[119]阿尼玛（Anima）是荣格用来形容男人内在的女性存在的原型意象，其最高发展阶段为索菲亚，属于男人内在的创造源泉。

[120]阿尼姆斯是与阿尼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象征着女人内在的男性成分，其最高发展阶段为赫耳墨斯，充满灵感与创造的形象。

[121]具体内容详见我的《怎样做最好的自己》一书。

[122]对于林登街5号的特点和布置，详见前文《哈佛大学心理咨询圣地：林登街5号》。

[123]哈佛Winder图书馆是哈佛校友Winder的家人以他的名义捐资建造的。它曾规定所有入图书馆借书的人必须会游泳，这条规定在20世纪60年代被取消了。

[124]弗洛伊德主张，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变无意识为有意识”（Making unconscious conscious）。

[125]在哈佛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实习时，我每见一位来访学生都会征求他同意将咨询过程录音下来，以便我后来见督导时进行探讨之用。

[126]嘉慧是《职业选择：听自己的，还是听父母的》的案主，她因父亲强迫她报考哈佛大学法学院而找我咨询，我运用“来询者中心”疗法帮助她学会与父亲沟通，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127]习得性无助，是指人或动物在特定的情境中由于其行动结果重复性失去控制而习得的无反应或麻木状态，即使以后当事件完全处于控制下时，个体也不努力去控制，而觉得希望渺茫无所作为。它是一种由于后天学习而形成的无能为力的心理体验。

[128]查理是《爱情神话的破灭》的案主，他因失恋找我咨询，我运用“理性情绪疗法”帮助他发现其个人在失恋中的责任，并学会宽恕女友与自己。

[129]我大学本科是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的。

[130]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心理咨询实习都是没有经济收入的，这是师父带徒弟的延续。

版权信息

自控力：和压力做朋友：斯坦福大学最实用的心理学课程

作　　者：〔美〕凯利·麦格尼格尔

译　　者：王鹏程

责任编辑：丰雪飞

出 品 人：唐学雷

ISBN：9787550267831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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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推荐语

知乎大V、心理咨询师 动机在杭州 推荐序

引言

关于本书

这本书会帮我处理压力吗

第一部分 重新思考压力

第一章 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什么是压力？压力真的都是负担吗？

第二章 迎难而上：身处困境时，压力是可以依靠的资源，而非要消灭的敌人

第三章 压力和意义成正比：有意义，意味着有压力

第二部分 转化压力

第四章 全身心投入：拥抱焦虑能帮助你更好地应对挑战

第五章 内在联结：压力能经常使人更具关怀性，提升抗挫力

第六章 幸福成长：痛苦使你坚强，即使痛苦正当下，未来尚模糊

第七章 最后的反思

致谢

注释

推荐语

本书传达了一个重要理念：与其逃避不适，不如追求意义。经由本书智慧的指引，你将找到追求重要目标的勇气，并相信自己可以应对随之而来的压力。

——尼洛弗尔·麦钱特

卢比孔咨询公司创始人兼CEO，硅谷战略专家，《协作战略》一书作者

凯利·麦格尼格尔揭示了特殊群体和组织在逆境中成长的秘密，比如海豹突击队。身处绝境，只有以积极思维应对挑战，才能创造真正的卓越。

——斯科特·布劳尔

卓越绩效集团联合创始人，前海豹突击队成员，美国海军军官

凯利·麦格尼格尔的《自控力：和压力做朋友》，不仅表明我们对于压力的看法已经过时，同时指出如果能正确对待，压力还对人生有助益。本书使读者得以接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最前沿的研究，善加利用，将提升你的健康与幸福。

——马修·利伯曼

哲学博士，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院院长

如果能把压力看作生活的秘密武器，个人会提升自信，团队会打造迅速成长的组织。

——罗伯特·多尔蒂

知识投资公司总裁

凯利·麦格尼格尔揭开了数十年来关于压力的假面具，本书由科学研究做支持，工具实用，读来引人入胜，从第一页开始就充满智慧。这本书将改变无数人的生活。

——詹姆斯·勒尔

教育博士，人力绩效研究院联合创始人，《新强度训练》一书作者

知乎大V、心理咨询师　动机在杭州　推荐序

压力的背后，正是生活的意义

我有一个朋友，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在小县城的价值观里，最好的前途当然是吃“皇粮”或当官。所以她顺从父母的意愿，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学政治学，又从千军万马中杀出重围，考上了某中央国家机关，当上了首都的公务员。

旁人眼中，这样的生活顺风顺水，没什么压力，她自己却觉得，每天写“切实加强”“大力推进”这类标准材料的生活，处处透着别扭。虽然她已经百般压抑，内心却总有个声音在提醒她，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在别处。声音有时很小，却怎么也没法忽略。于是几年后，她忍无可忍，顶着父母的压力，顺应内心，跳出别人眼中光明的生活，成为一位自由作家。

自由作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收入不稳定，前途不明，需要跟各种编辑打交道，找活，还需要经常面对别人“你是不是找不到工作”的目光。我问她还好吗，她说很辛苦，而且经常焦虑。我问她：“那你后悔吗？”

她说：“不，再辛苦，也比以前快乐。”

《新周刊》策划过一期专题，叫作“逃离北上广”，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大家都觉得在一线大城市，房价虚高，工作压力巨大，生活没一点幸福感，不如逃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青春，过一种闲散的生活。可是没过多久，“逃离北上广”的口号变成了“逃回北上广”，因为大家发现，相比于小城市的沉闷和无聊，他们更愿意去忍受大城市的压力。你能从北京、上海地铁中拥挤的人流里看到压力，也能看到希望。

这几年，我遇到过很多人，从舒适安逸的生活中脱离出来，去勇敢地面对未知。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人面对压力，并非简单地趋利避害。他们身上有另一种东西，被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归纳为人类“实现潜能和自我价值的冲动”。这种冲动，近乎本能，驱使着他们不断向前。而人的潜能，总是在挑战中，逐渐被发掘。

这个过程，无可避免地，伴随着压力。但他们并没有想从压力中逃开。

该怎么看待压力呢？我们以前的观点，压力是可怕的，是各种心理问题的罪魁祸首。压力会导致焦虑、抑郁、强迫、拖延、酗酒、离婚……因为所有的痛苦，都伴随着压力。而本书作者却要为压力平反，说真正有害的不是压力，而是“压力有害”的观点。作者的视角脱离开了压力的框架，谈思维模式，谈压力下的成长，谈投入、联结和人生意义。当她从生活本身来探讨压力时，总是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关于一条河的故事：

居住在下游的村民还记得，很多年前，救起第一个落水者的地点。一些老人仍记得那时救助落水者的装备是多么陈旧，过程是多么复杂。他们说，有时河里打捞个人就要花费数小时。

近年来，尽管溺水者的数量急剧增加，但是下游好心的村民对此的反应却让人钦佩。他们的营救体系无与伦比：在湍急的河流中，从发现溺水者到将其营救上来只需要20分钟——许多甚至不到10分钟。只有很少的人在援助到来之前溺水而死——与过去相比，方法已有了很大的改进。

与下游村民交谈时，他们骄傲地讲起建在河边的新医院，随时待命的营救小船队，统一调配人力的全面健康计划，以及大量冒着生命危险随时准备跳进湍急河水中抢救溺水者的高素质水员。下游村民说，虽然代价很高，但有什么比抢救危险中的生命更重要的呢？

只是，很少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游老有人落水？”

这是一本探讨压力上游的书。如果说河的下游是压力导致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压力的上游，正是更高贵也更积极的人性。

“我心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少年派从把老虎视为威胁，到与老虎发展出了一种共生关系，最终相互依靠，共达彼岸。本书所描述的压力相处之道，正同于此。因为说到底，压力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办法逃离。而我们愿意承担压力，是因为我们在不断接受挑战中获得成长，在努力中实现自己的潜能和价值；我们愿意承担压力，是因为总有那些我们爱和爱我们的人，让我们为之奋斗；我们愿意承担压力，是因为压力的背后，正是生活的意义。

与其恐惧，不如拥抱。

——库珀·埃登斯

引言

改变对压力的看法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对压力的看法，你更认同下列哪个描述？

A.压力有害，应该规避、减轻、管理。

B.压力有益，应该接纳、利用、拥抱。

放在5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选A。作为一名健康心理学家，在所有心理学和药物学培训中，我得到一条清晰明确的信息：压力有害。

多年以来，无论是教学、讲座、做研究、写书或写文章，我都接受并传播同样的信息。我告诉人们压力会导致疾病，提高从患普通感冒到得心脏病、抑郁症、上瘾症的风险。同时压力会杀死脑细胞，破坏你的DNA，加速衰老。在媒体上，从《华盛顿邮报》到婚庆杂志《玛莎·斯图尔特婚礼》，我到处提那些你可能听过上千遍的减压建议——深呼吸，保证睡眠，管理时间。总之，尽你所能，减少生活方面的压力。

我视压力为敌人，而我并不孤单，只是众多与压力做斗争的心理学家、医生、科学家中的一员。和他们一样，我坚信压力会传染，必须被终止。

但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想法，现在，也想改变你们的。

让我们从那个令人震惊的科学发现开始说起，正是它使我重新思考压力。1998年，3万名美国成年人被邀请回答，过去一年他们承受的压力状况。同时他们被问：你认为压力有碍健康吗？

8年后，研究人员彻查了公开的记录，以找出3万参与者中哪些人去世了。让我先传递坏消息——高压提高了43%的死亡风险。但是，引起我注意的是，提高的死亡风险，只适用于那些相信压力对健康有害的人。那些报告承受了高压力，但不认为压力有害的受访者，并不容易死亡。实际上，他们是调查中死亡风险最低的，甚至低于那些报告自己只承受着很少压力的人。

研究人员得出结论，杀人的并不是压力，而是压力加上认为压力有害的信念作的孽。研究者估计在他们做完调查后的这8年内，有182000名美国人可能已经过早死亡，因为他们认为压力有损健康。

这个数字阻止了我的惯性思维，我们讨论的是每年超过2万的死亡人数啊！根据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数据，“相信压力有害”可能成为全美第十五大导致死亡的原因，比皮肤癌、艾滋病和自杀夺取的生命还要多。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发现令我焦虑不安。我花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说服人们相信压力对健康有害，我视这个观点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我的工作是帮助人，可如果背道而驰了会怎么样呢？即使我传授的减压技巧真的有效，像锻炼身体、冥想、社交，那同时传递的压力有害信念，会不会削弱了这些技巧的效果？会不会以压力管理之名，带来了更多伤害，而不是帮助？

我承认，曾经试图假装没有看过这项研究。毕竟这只是一个研究，一个相关性研究而已！研究人员用宽泛的多种因素试图解释发现的结果，包括性别、种族、年龄、教育状况、收入、工作阶层、婚姻状况、抽烟与否、运动、长期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压力信念结合压力水平能够预测死亡率。然而，实验中，研究人员没有操控人们对压力的信念，所以他们不确定就是信念在杀人。有没有可能认为压力有害的人，生活中承受着不同的压力——确实有害的压力？又或者他们的个性使然，面对压力更容易受影响？

然而，这项研究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自我怀疑的同时，我也嗅到了机遇。我总是告诫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学生，那些令人振奋的科学发现，正是挑战自我认知和对世界认知的机会。如今事情降临在自己头上，我准备好挑战自我信念了吗？

偶然遇到的这个发现——只有当你认为压力有害的时候，压力才有害——给了我重新思考教学内容的机会。更进一步的是，它发出邀请，让我重新思考人与压力的关系。我会抓住这个机会吗？还是将这项研究束之高阁，继续视压力为敌，斗争下去？

作为一名健康心理学家，培训课堂上的两件事情使得我对下列想法保持了开放态度：第一，如何看待压力至关重要；第二，告诉人们“压力会杀死你”可能带来意外的后果。

首先，我已经意识到，某些信念会影响寿命。例如，对于变老持积极态度的人，比那些对变老持消极想象的人活得长。耶鲁大学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项经典研究，对一群中年人跟踪了20年。那些中年时对变老持积极态度的人，比那些持消极观点的研究对象，平均多活了7.6年。把这个数字更具体化解释一下，那就是：许多我们认为会明显对健康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诸如规律锻炼、不吸烟、保持健康的血压和心血管水平，平均来说，会延长人差不多4年的寿命。

另一个会影响寿命的信念方面的例子和信任有关，那些认为他人可信的人活得更久。在杜克大学做的一项为期15年的研究中，一群超过55岁的受访者中，60%认为他人可信的人，在项目结束时还活着。与此呈鲜明对比，60%对人性持怀疑态度的受访者已经去世了。

诸如此类的发现使我坚信，当涉及健康和寿命时，有些信念至关重要。而我不知道的是，如何看待压力，是不是其中一项。

第二个促使我愿意承认可能在压力方面犯了错的原因是，我所知道的健康运动的历史。如果告诉人们压力会杀死他们是个坏的策略，那也不会是公共健康领域里第一次策略和结果背道而驰。有些最常用的鼓励健康行为的方法，后来都被证明与专业人员的期望恰恰相反。

举例来说，与医生交流时，我有时会请他们预测烟盒上印制警示图片的效果。通常来说，医生认为图片会降低吸烟者对香烟的渴望，并促使其戒烟。但研究表明，警示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特别骇人的图片（比如肺癌患者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实际上会增加吸烟者对香烟的渴望。原因？图片引发了恐惧，还有比抽烟更好的平复情绪的方法吗？医生推断恐惧会激发行为改变，但恰恰相反，它只激发了逃避糟糕情绪的渴望。

另一项与结果背道而驰的策略，是让人们对非健康行为感到羞耻。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桑坦·芭芭拉做的一项研究中，她让超重的女性阅读纽约《时代周刊》上有关雇主歧视超重员工的文章。结果，她们不但没有发誓减肥，相比阅读其他职场主题的超重女性，这些读者吃下了超过2倍卡路里含量的垃圾食品。

害怕、耻辱、自责、羞愧，所有这些都被健康专业人士视为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驱动因素。然而，当被放进科学实验时，这些信息会推动人们采取健康专家本希望改变的行为。我看到悲惨场面不断上演：好心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传递他们认为有益的信息，接受者被狂轰滥炸，情绪低落，最终被逼采取相应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不愿意看到的自毁行为。

发现了压力信念和死亡率有关的研究项目之后，我开始注意人们听到压力有碍健康时的反应。和那些试图令人恐惧或羞愧的医疗警示一样，我的信息也会让听众承受不了。当我告诉筋疲力尽的大学生，期末考试前压力太大会影响成绩，这些孩子离开演讲大厅时，更加沮丧。我和医护人员分享有关压力的吓人数据，他们有时会眼含泪水。

我意识到虽然谈论压力是必要的，但我谈论的方式可能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我教授的压力管理，完全基于压力有害这个假设，并认为人们应该知道这个。一旦人们了解压力的害处，就会愿意减压，这会让他们更健康、更幸福。但现在，我不确定了。

对待压力的态度会影响压力产生的结果？好奇心促使我开始搜寻更多的证据。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压力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相信压力有害这个观点对你是有害的，那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好处，值得我们对压力持欢迎态度？

当埋头钻研过去30年的科学研究和调查时，我对数据持开放态度。我找到了能够支持我们担忧的负面结果的证据，同时也发现了以前很少意识到的益处。我调查了压力研究的历史，了解了为何心理学和医学研究相信压力有害。我也与从事压力研究的新一代科学工作者交流，他们的工作是通过阐述好处，重新定义对压力的理解。研究与调查中学到的内容，以及这些交流，真正改变了我对压力的看法。最新科学研究表明，压力会使你更聪明、更坚强、更成功。它帮助你学习和成长，甚至会激发你的勇气和慈悲心。

最新研究同样表明，改变对压力的看法，会使你更健康和幸福。你如何看待压力会影响一切，从心血管健康到发现生命意义的能力。压力管理的最佳方式，不是减轻或避免，而是重新思考压力，甚至是拥抱它。

所以，作为一名健康心理学家，我的目标改变了。不再想帮你消除压力，我想让你善用压力。这是“压力新科学”课的承诺，也是这本书的目的。

关于本书

改变你与压力的关系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在斯坦福继续教育学院讲授的一门课——压力新科学。所有年龄段，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报名，该课的目的是转化人们的思考方式，与压力共舞。

要拥抱压力，了解一些科学知识是有帮助的，原因有二。第一，这令人着迷。涉及人性的主题，每项研究都是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所关心之人的机会。第二，压力科学确实令人惊讶。某些观点，包括本书的核心假设——压力有益，很难一下子为人接受，没有证据的话，轻易就会被驳斥。这些观点背后的科学支撑，有助于你的接纳，并知道如何将其应用到你的生活中。

书中的建议不是基于那个令人吃惊的研究，尽管确实是它促使我重新思考压力。你将学习到的策略来自成百上千项的调查、与我交谈过的数十位科学工作者的智慧。跳过科学直奔建议没用，了解了每个策略背后的原因才能帮其实施。所以本书是“压力新科学”课程的速成班，你也有机会接触一些研究人员，他们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你会了解他们最吸引人的研究，以我希望每个读者都会喜欢的方式。如果你胃口大，想知道科学细节和更丰富的信息，书后的注释会引领你进一步挖掘。

但最重要的，这是一本帮你与压力共存的实用指南。拥抱压力会使你面对挑战时更主动，运用压力的能量，而不是被其耗得油尽灯枯。它帮你将压力重重的窘境转变为在社会中交往的机会，而不是离群索居。最终，它会提供新的方式，引领你在痛苦中找到意义。

纵观全书，你会遇到两类实用的练习：

第一部分是重新思考练习，目的是帮你转换思维定式。你可以用它们自由书写，或者自我反省。你可以在健身房跑步机上或上班公交车途中思考这个主题，可以自我反思，也能开启一段对话。晚餐时和配偶讨论，或者在教堂家庭聚会时和父母提及，还可以贴到Facebook上，问问朋友的想法。这些练习不但能从总体上帮你重新思考压力，而且鼓励你反思压力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与你最重要的目标及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第二部分的压力转化练习，包括身处压力时应用的现场策略，以及帮你应对生活中具体挑战的自我反思。当你感觉焦虑、沮丧、生气或不堪重负时，它们会给你注入能量、勇气和希望。压力转化练习的关键在于，改变对正在承受的压力的看法，也就是我所谓的“思维重置”。思维重置能调节你身体的反应，改变态度，激发行动。换句话说，当你感到紧张的瞬间，它能转变压力对你的影响。这些练习都基于科学研究，我鼓励你在自己身上做实验，试一试，看看哪些对你有效。

书中所有练习都经过修改，修改基于学生的反馈和我与全世界不同群体的分享经历，分享对象包括教育工作者、医疗专家、商界人士、职业教练、家庭治疗师以及父母。书中涵盖了在个人领域和职场都有意义的练习，人们说这些练习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和与其互动的群体。

总之，这些练习将改变你与压力的关系。提到和压力处关系，可能会让人感觉怪怪的，尤其我们已经习惯认为压力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但是你的的确确和压力有某种关系。你或者感觉是压力的受害者——被其挟持，无助地对抗。又或者你爱恨交织——依靠其达成目标，但担心它的长期影响。你可能感觉在持续地做斗争，试图减轻、逃避或管理，但从未曾掌控它。你可能感觉过去的受压经历极大改变了现在的自己，你可能视压力为敌人、不欢迎的来访者，或不知能否信任的搭档。无论现在你和压力是什么关系、如何看待和如何反应，都在它影响你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重新思考，甚至是拥抱压力，你可以改变它在各方面的影响，从身体健康，到工作满意度和对未来的期望。

全书中，我们同样考虑了这个问题，压力科学与思维重置怎样帮你支持其他人、社区和组织。如何培养所爱之人的抗压力？具备拥抱压力文化的工作场所是什么样子？如何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来抵御创伤或痛苦？我将介绍一些自己推崇的项目，它们正在运用科学知识，创造能够将痛苦转化为成长、意义和联结的社区。这些项目是榜样和标杆，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将科学转化成服务，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有影响的行动。

这本书会帮我处理压力吗

截至目前，我一直避免给压力下定义，部分原因是这个词包罗万象，可以指任何我们不想要的体验，以及世间任何出错的事情。人们既用“压力”一词描述交通阻塞，也用来谈家庭成员去世。感觉焦虑、繁忙、沮丧、害怕时，我们都说有压力。任何一天，邮件、政治、天气，或者越来越长的待办事务清单，都让你感觉受压迫。现在，你生活的最大压力源，可能是工作、为人父母、应对健康危机、偿还债务，或者是闹离婚。有时候，我们用“压力”一词描述内在状态——我们的想法、情绪和身体反应。而有时候，我们用它描述面对的问题。压力通常用来指平常的烦心事，但也可能是更严重的心理挑战，诸如成为抑郁和焦虑的代名词。没有一个简单的压力定义能包含所有这些事，可我们的确用这个词指代所有事情。

“压力”一词可以指代诸多事情的现实，既是福分，也是诅咒。消极方面是，这使得压力科学的探讨难以捉摸。即使通常会狭义化定义的科学家们，在用“压力”一词描述脑海里纠结的体验的同时，也描述结果。一项研究可能定义它为被照料得太过周到而局促不安，另一项研究把它看成职场的不堪重负。一项研究用压力描述日常的困扰，而另一项研究用它探讨创伤的长期影响。更糟糕的是，当压力科学经由媒体传播时，标题经常使用人们熟知的“压力”一词，但不说明研究实际测量了什么细节，这会让你怀疑那些发现是否适用于自己的生活。

同时，该词的包罗万象也有好处。因为我们用压力描述如此多的方面，那如何看待压力就对你自身体验有深远影响了。改变对其的看法，对转化日常烦恼和应对严峻挑战有相似的功效。所以，我不准备尝试给压力下一个狭窄的、可操作的定义，宁愿保持它意义上的宽泛。是的，如果这样说，“本书是关于如何在职场压力下成长的”或“本书会帮你改善焦虑的身体症状”，会更加容易。但是，选择看压力的积极面带来的转化力量，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一同开始旅程之前，我提供这样一个概念：压力就是你在乎的东西发生危险时引起的反应。这个定义足够大，可以涵盖交通阻塞引起的沮丧和失去事物的痛楚。它包括感到压力时的想法、情绪、生理反应，以及你选择怎样应对压力情境。这个定义也强调了有关压力的一个重要真相：压力和意义无法分割。对不在乎的事情，你不会感到压力；不经受压力，你也无法开创有意义的生活。

我写这本书的目标，是要提供科学证据、故事和策略，全面探讨我们定义的压力。即使我知道不是每个例子都能引起你的共鸣，也不可能谈及人们压力体验的每个方面。我们将探讨学习、工作、家庭、健康、财务和社交等方面的压力，以及焦虑、抑郁、损失、心理创伤带给我们的挑战。尽管用“痛苦”一词描述心理创伤更为准确，但任何时候邀请人们思考生活压力时，人们总会不由自主提及它。书中也会听到我学生的声音，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应用书中观点的。考虑到有人希望匿名，我更改了名字和一些能辨识出的信息。有真人分享真事，你定会对压力有不同体验。感谢他们让我学习到拥抱压力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所处情境与学生的，极其不同。

我相信，你会更注意与自己生活相符的科学证据和故事，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书中的练习和策略。因为没有科学研究会适用于所有压力，没有一个方法能搞定所有状况。能让你克服公众演讲障碍，或者更好地处理家庭内部冲突的策略，不一定能处理财务问题或让你摆脱伤痛。建议你选择最适合应对自身挑战的方式。

当我讨论压力的好处时，总会有人问：“但是，对那些确实糟糕的压力怎么办？你说的东西还管用吗？”人们很容易理解，工作上的一些压力，重大事件前的小紧张，对我们有益，这些压力，值得欢迎。但那些重压呢？拥抱压力的概念，适用于健康问题、损失、创伤和长期压力吗？

我无法保证书中的每个想法对各种形式的压力或痛苦都有帮助。然而，我不担心拥抱压力的好处只适用于小事情。令我惊讶的是，拥抱压力恰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对人帮助最大——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应付慢性病，甚至克服严重的飞行恐惧症。还有来自学生的分享，那些故事通常不是更好地在截止日期前搞定工作，或者如何搞定易怒的邻居。他们谈的是失去配偶、持续与焦虑做斗争、直面受虐的童年与过去讲和、失业和挺过癌症治疗。

在这些情境下，为什么把压力当作好处会有帮助呢？我相信，这是因为拥抱压力改变了你对自我的看法，以及知道你能做什么。它不是纯粹的智力游戏，聚焦在压力的好处能转化你生理及情绪上的反应，从而改变你应对生活挑战的方式。写这本书，我脑海里有个清楚的目标：帮你发现自己的优势、勇气与慈悲。这本书不是要说压力是好的还是坏的，而是要说，选择看压力好的一面，将帮你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

第一部分　重新思考压力

第一章　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什么是压力？压力真的都是负担吗？

站在哥伦比亚大学行为研究实验室里，我伸直右臂，掌心向上，与肩同高。而心理学家艾丽娅·克拉姆试图把我的胳膊拉下来，我们僵持了几秒钟。虽然她看上去身材娇小，却惊人地有力。（后来我才知道，克拉姆大学时曾参加过甲级冰球联赛，现在是国际铁人三项赛排得上名的选手。）

我输了，胳膊被拉下来。

“现在，别抗拒我。想象你的胳膊，正在指向你在乎的某人或某样东西。”克拉姆说。当拉我胳膊时，她要求我按她的说法想象，这样就能把她的力量，疏导到我正在指向的人或东西上。这个练习是受她父亲启发而创造的，她父亲是合气道老师，这种功夫创立的原则就是转化有害能量。按克拉姆的指导展开视觉想象，我们又试了一次。这回，我更有力了，她根本没有办法拉下我的胳膊。她越拉，我越有力量。

“你这次用的力量，真的和刚才那次一样大吗？”我问。

克拉姆展颜一笑。她刚刚在与我的游戏中展示的思路，激发了她全部的研究工作：如何看待某样东西，会转化它对你的影响。

我在位于哥伦比亚商学院地下的研究中心见克拉姆，是要讨论她关于压力的研究。作为一名年轻科学工作者，克拉姆十分高产，备受瞩目。她的工作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证明了生理变化比我们想的要更主观。通过改变对体验的想法，克拉姆能改变人们身体里的反应。她的发现如此惊人，以至于很多人会挠着脑袋说：“啊？可能吗？”

这种反应——可能吗——对于研究思维模式的工作者并不陌生。思维模式是塑造现实的信念，可以影响客观的生理反应（就像克拉姆拉我时我手臂的力量），甚至长期的健康、幸福和成功。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领域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简单的信念干预，即改变对某事的看法，在未来的很多年，都能提升你的健康、幸福和成功。该领域这些引人注目的发现，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信念。从安慰剂效应，到自我实现预言，观念都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读完这部分关于思维模式的介绍之后，你会明白为何关于压力的信念很重要，以及如何改变对压力的看法。

我们对压力有什么心理预期

“想想就能减肥”和“相信健康即会健康”就是克拉姆早期研究中，博取了公众眼球的两句口号。她在全美7家酒店招聘服务员，做一项信念如何影响健康和体重的研究。打扫酒店是份辛苦的工作，每小时会消耗超过300卡路里的热量。与锻炼相比，这相当于举重、水上有氧运动、每小时走3.5英里的消耗量。然而，克拉姆招聘的服务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规律地锻炼身体，三分之一的人说从来不运动。他们的身体反映了自己的想法。服务员的平均血压、腰臀比和体重显示，他们好像从没劳作过，就像每天久坐一样。

克拉姆设计了一个标签，说明服务员的工作等同于锻炼。铺床、收拾地上的浴巾、推重的行李车、吸尘等，这些都需要耗费体力。标签上甚至包括做每项工作燃烧的卡路里（比如，一个140磅重的妇女，打扫浴室15分钟，将消耗60卡路里）。在7家酒店里，克拉姆选了4家，做15分钟的介绍，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服务员。她还把这些标签，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双语，挂在服务员休息大厅里。克拉姆告诉服务员们，他们的工作，完全达到或超过了卫生局局长建议的运动标准，对身体健康有益。另外3家酒店的服务员是控制组，他们接收到运动对健康有益的信息，但没被告知自己的工作等同于锻炼。

4周之后，克拉姆回访了这些实验对象。那些被告知工作等同于锻炼的服务员，体重和体脂肪都有所下降，血压也更低了，甚至变得更喜欢自己的工作。而工作之外，他们没做任何行为调整，唯一改变的就是观念，他们把自己当作锻炼者。相比较，控制组的服务员，在以上方面，没有任何改善。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告诉自己看电视燃烧卡路里，你就能减肥呢？对不起，不会。克拉姆告诉服务员的是对的，他们的确在运动。只是研究开始时，服务员没有那样看待自己的工作而已。相反，他们更倾向把收拾酒店看作对身体的折磨。

克拉姆引起争论的假设是，当两种结果都有可能时——就像上述研究中，锻炼的好处或体力活儿的劳损——人们的期望会影响哪个结果更容易出现。她得出结论，服务员将工作视为锻炼的想法，转化了工作对身体的影响。换句话说，你期望的结果，就是得到的结果。

克拉姆接下来足以上媒体头条的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观点。“品奶昔研究”邀请实验对象早晨8点到达实验室，他们禁食一夜，饥肠辘辘。第一次来的时候，每人分到一杯奶昔，上写“放纵吧，尽情堕落，这是对你的补偿”，并贴着营养成分标签：620卡路里，30克脂肪。一周之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每人喝了一杯奶昔，上写“健康奶昔：给你无罪恶感的满足”，标签显示：140卡路里，零脂肪。

参与者喝过奶昔后，研究人员用针管对其抽取血样。克拉姆测量的是胃饥饿素水平的变化，它也被称为饥饿荷尔蒙。当胃饥饿素水平降低，你觉得饱；当它上升，你开始找吃的。当你吃了高卡路里或高脂肪的东西，饥饿荷尔蒙会急剧下降，而健康食品对其影响较低。

人们预期堕落奶昔和健康奶昔对饥饿荷尔蒙水平的影响差异很大——事实也的确如此。健康奶昔导致胃饥饿素轻微下降，而堕落奶昔，导致了胃饥饿素更大幅度的降低。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奶昔上的标签，不过是幌子。前后两次，人们喝的都是同样的奶昔，卡路里含量为380。按道理，参与者的消化道该有一致的反应。可当人们认为堕落奶昔太放纵时，饥饿荷尔蒙下降的水平，竟然是喝下所谓健康奶昔后，下降水平的3倍。再一次，人们期望的结果——饱腹感——就是他们得到的结果。克拉姆的研究表明，期望改变了胃肠消化细胞的分泌，这真实地影响了饥饿荷尔蒙的变化。

在服务员和奶昔实验中，人们的观念改变了，身体反应会随之改变。每项实验都表明，某个特定信念会强化身体做出相应回馈：将体力劳动看作锻炼，会让身体体验积极的收益。将奶昔视为高卡路里的放纵，会帮身体产生饱腹的信号。

跟减重与饥饿荷尔蒙一样有趣的是，克拉姆好奇是不是别的结果也受我们观念的影响。在更大的范围里，观念会塑造我们的健康吗？她开始琢磨压力。她知道大部分人认为压力有害，尽管它也有益处，这是两种可能的结果。压力对幸福的影响，会不会部分地取决于你期望哪种结果？如果克拉姆能改变人们对压力的看法，那会改变人身体上的反应吗？

就是这个疑问，促使我在4月某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来到艾丽娅·克拉姆的实验室。沿着楼梯往下到无窗的地下室，愉快地和她的团队相互介绍以后，克拉姆的一个学生把我捆上，塞进了外人会怀疑是刑具的一套设备里。我的肋部和脖子，分别被两个金属环紧紧箍住，金属环连着一个能监测我心脏活动的记录仪。一个血压仪箍在我左臂上，另一个夹住我的左手中指。臂弯里、指尖上、腿上的电极用来测量血液流动和出汗情况。连在右手小指上的温度计将记录我的体温。之后，一个实验助理请我往一个小试管里吐唾液，以分析压力荷尔蒙。

几个月前，在克拉姆最近的研究里，实验对象就是这样被对待的。实验目的是操纵参与者对待压力的观点，然后观察他们身体的反应。

我要面对的压力是群体面试。为帮助我有更好表现，面试过程中面试官们会给我即时反馈。但这不是普通的角色扮演，为了给参与者制造压力，面试官们经受过特别训练，他们会给我（和每个参与者）负面评价，不管我说什么或做什么。我的目光接触太糟糕，举例不当，说了太多的“嗯”和“啊”，我的姿势显得很不自信，等等。问题也很尖锐，比如“你觉得职场里还有性别歧视的问题吗？”不管我和其他参与者怎么说，面试官都会对答案提出批评。即使我知道这是精心策划的实验，就是为了整我，但还是感觉很有压力。

群体面试之前，每个实验对象会随机观看两段关于压力的视频中的一段。我看的那段3分钟视频以这样的信息开头：“多数人认为压力有害……但事实上，研究表明压力即动力。”视频接着描述压力是如何提升表现、促进幸福、助人成长的。另一半实验对象看的视频，则以不利的口吻开头：“多数人都知道压力有害……但研究表明，压力的损害比你预期的还要大。”视频接着描述压力如何损害你的健康、幸福，以及工作表现。

两段视频引用的都是真实研究，从这个角度讲，它们都是正确的。但每段视频都是为激发某个人对压力的观念——克拉姆希望这个观念能够影响参与者的身体反应。

我接受这个群体面试，已经是克拉姆完成该项研究的数月之后了。这意味着一完成面试，拔掉电极，我就可以知道之前的实验结果。那个发现，惊到我了。

我吐进试管里的唾液，提供了两种压力荷尔蒙样本：皮质醇和DHEA（脱氢表雄酮）。它们是压力情境下你的肾上腺释放的荷尔蒙，但作用不同。皮质醇帮助转化糖和脂肪，提高身体及大脑使用能量的水平。它也会抑制一些生理机能，这些机能在压力情境下不是那么重要，如消化、再生和生长。DHEA，与此相反，是神经类固醇，就像听上去的一样：一种帮你大脑生长的荷尔蒙。就像睾丸素会帮助身体经由锻炼变得更强壮一样，DHEA会令大脑在经受压力体验后变强大。它也会中和一些皮质醇的效果。比如说，DHEA能加速伤口愈合并提升免疫功能。

两类荷尔蒙你都需要，哪个也不好，哪个也不坏。然而，这两类荷尔蒙的比例，会影响压力的结果，尤其是长期的压力状况。过高的皮质醇，伴随的是坏结果，如免疫功能受损和抑郁。与之相反，高水平的DHEA则会降低焦虑、抑郁、心脏病、神经元退化和其他疾病的风险。我们通常认为这些疾病与压力相关。

DHEA与皮质醇的比例，被称为压力反应的成长指数。高成长指数——DHEA更多——帮助人们在压力下奋起。它能预测哪些大学生更能坚持学习，更有韧性，平均分更高。在军事生存训练中，高成长指数的士兵更专注，少分心，问题解决技巧更高超，战后也较少有创伤后压力症状。成长指数甚至能预测极端情况下的反弹能力，比如走出童年受虐的阴影。

克拉姆想看看，改变人们的压力观念，能否修正对反弹力的测量。3分钟的压力视频，能改变压力荷尔蒙的比例吗？

答案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真的可以。

视频对皮质醇水平没有影响，每个人的皮质醇，如同期望的一样，在群体面试中都上升了。然而，面试前看了压力有促进作用视频的实验对象，较之那些看了压力有害视频的实验对象，释放了更多的DHEA，成长指数更高。视压力有益导致了这一切，不是以主观的、自我报告的形式，而是用参与者肾上腺释放的荷尔蒙比例来证明。视压力有益创造了不同的生理事实。

从安慰剂效应到思维模式

克拉姆的压力实验展示了安慰剂效应。像糖片一样，积极的视频改变了参与者对压力如何影响他们的预期，从而得到了期望的结果。

安慰剂效应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的现象，但它是人为操控的，有人告诉你怎么看待某事。通常，他们给你某种你没有任何概念的东西，比如一片制剂，说“这很管用”，你就信了。可事关压力，每个人已经有了观点，每当体验到压力，你关于它的信念就不请自来。想象一下，每天有多少可以称之为压力的时刻，又有多少次你会说“压力好大啊”或“我好有压力啊”？每当这个时候，如何看待压力，都将改变你的生物化学反应，并最终改变你的应对方式。

这种信念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安慰剂效应，这是思维模式效应。不像安慰剂效应，对特定高产出只有短暂影响，思维模式如同滚雪球一样，对结果有更长久的影响。

如同我们看到的，思维模式是左右你思考、感受和行动的信念。如同滤镜一样，你透过它看待所有的一切。不是每个信念都能成为思维模式，有些想法没那么重要。你可能会认为巧克力味比香草味好，问别人年龄不礼貌，世界是圆的，不是平的。那些信念，不管你持有得多么强烈，对你如何看待生活，没多大影响。

能成为思维模式的信念超越了倾向、既成事实，或者智力观点。它们是反映你人生哲学的信条，通常建立在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理论之上。举例来说，世界越来越不安全，钱会使你幸福，凡事皆有因，或者人不会改变。所有这些信念有可能影响你如何看待过往经历，以及做决定。当某个思维模式启动——被记忆、所在情境或别人的话激发——它会带来一系列想法、情绪和目标，这些会决定后续反应。接下来，这将影响长期产出，包括健康、幸福，甚至寿命。

拿你怎么看待变老这事举例。之前我提到过，对变老持积极观点平均会增寿差不多8年。它也能预测其他重要健康表现。比如，巴尔的摩老龄化纵向研究，跟踪了18岁到49岁的一群成年人达38年，结果发现，乐观看待变老的人，得心脏病的概率低80%。关于变老的信念，同样会影响从重大疾病和事故中恢复。在一项研究中，认为变老将“更睿智”和“更有能力”的人，比那些持有消极观念、认为变老将“更没用”和“干啥啥不行”的人，从心脏病中康复得更快。在另一项研究中，积极看待变老的人，从折磨人的疾病或事故中恢复得更快、更彻底。重要的是，两个研究衡量的都是康复的客观指标，比如行走速度、平衡、从事日常行为的能力。（顺带说一句，如果这些发现使得你想培养更乐观的变老观念，考虑下这个：研究持续地表明，人越老越幸福。尽管年轻的成年人，很难相信这个。）

变老的信念——有时是几十年前监测的——是怎样影响心脏病、行走不便和死亡风险的呢？研究都控制了一些重要因素，诸如实验对象最初的健康状况、情绪状态和社会经济地位，但这些解释不了结果。

相反，一个可能的答案是健康的行为方式。持有消极变老观念的人，更容易视糟糕的健康为不可避免的状况。他们认为年龄大时，对保持和改善健康无能为力，因此对未来的幸福投注较少的时间和精力。相较而言，积极看待变老的人，更愿意从事改善健康的行为，像规律锻炼、谨遵医嘱。举例来说，一项旨在提升变老积极观念的干预措施，提升了参与者的身体表现。当你乐观看待变老，你就更愿意做对未来有益的事情。

对待变老的信念，对重大健康挑战后的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位于柏林的德国老年研究中心对上了年纪的人做了持续跟踪，研究重大疾病或事故的影响。那些乐观看待变老的人，对自我健康更负责，他们更主动，更投入地做康复训练，以应对危机。与此相反，消极对待变老的人，不太愿意采取行动改善健康。这样的选择，相应地，影响了康复状况。生病或发生事故后，持乐观变老态度的人，报告说对生活更满意，身体更健康，生理机能更好。

如何看待变老这事，甚至会影响你活下去的意愿。人到中年时，消极看待变老的人，报告说不太愿意度过余生了。作为老年人，他们更倾向认为生命空虚、无望，或者没有价值。在一项研究中，耶鲁心理学家通过潜意识猜测谁对变老乐观看待，谁对变老消极看待，来研究信念对生存欲望的影响。研究人员请老年人做假想的医疗决定，那些被猜测持有积极变老观念的人，面对可能的重大疾病，更愿意接受漫长的医疗。而悲观看待变老的人，更容易放弃治疗。

这类发现表明，如何看待变老是通过影响你的目标和选择，来影响健康和寿命的，而不是某些积极思考的神秘力量。这是思维模式的完美例子，它比安慰剂效应更有力，因为它不仅改变了你当下的体验，也会影响未来。

这显示出，如何看待压力，同样也是能够影响你健康、幸福和成功的核心信念之一。如同我们看到的，你的压力思维模式塑造着一切，从压力情境下你感受到的情绪，到应对压力事件的方式。这相应地，会决定你是在逆境中奋起，还是被压得精疲力竭、郁闷抑郁。好消息是，即使坚定地认为压力有害，你依然可以培养能帮你奋起的思维模式。

你的压力思维模式是什么：压力有害？压力是动力？

心理学家艾丽娅·克拉姆和她的同事开发了压力思维模式测试，以评估人们对压力的看法。花点儿时间看看下列两种思维模式，考虑下你更同意哪组说法——或者，至少，拿起这本书之前，你更同意哪个：

思维模式1：压力有害。

承受压力损害我的健康和活力；

承受压力影响我的表现和效率；

承受压力阻碍我学习和成长；

压力的影响是负面的，应该避免。

思维模式2：压力有促进作用。

承受压力有助于我的健康和活力；

承受压力提升我的表现和效率；

承受压力推动我的学习和成长；

压力的影响是积极的，应该加以利用。

这两种模式中，“压力有害”思维更加普遍。克拉姆和她的同事发现，即使大多数人都能够在两种模式中找到事实，然而他们还是认为压力弊大于利。男女老少没有差别。

克拉姆观察到的趋势与其他研究的发现一致。在2014年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的调查中，85%的美国人同意，压力对健康、家庭生活和工作有消极影响。根据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调查，多数人认为他们承受的压力水平不健康。即使那些说自己压力不大的人，也认为合理的压力水平应该比他们正在承受的要低。几年来，人们认为的理想压力水平实际有所下降。从2007年开始，美国心理学协会开始了年度压力调查，那时人们认为中等压力水平相对合理。现在，被调查者认为，同样的中等压力水平不健康。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人们看到了压力的好处。2013年，我对正在参加斯坦福大学领导力发展项目的首席执行官、副总裁和总经理们做了一个调查，51%的人说自己在压力状况下表现最出色。在2014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做的调查中，67%报告承受着高压的人也说，压力带给了自己至少一方面益处。但是，两个调查的参与者都坚信，他们应该做更多，以减少压力。这个对压力的态度，不单是美国人的思维模式。我在加拿大人、欧洲人和亚洲人那里得到了相似的观点。即使人们能识别出压力的一些好处，对压力的总体认知，还是相当负面的。

重要的是，负面思维与积极观点伴随着完全不同的产出。克拉姆的研究表明，相信压力有促进作用的人，比那些认为压力有害的人，更少抑郁，对生活更满意。他们更有活力，更少健康问题。他们更快乐，工作更高产。他们与压力的关系也有所不同：更乐于视压力状况为挑战，而不是打垮自己的问题。他们对自己搞定挑战的能力更自信，更善于在困难情境中发现意义。

现在，如果你也像我一样，那对这些发现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怀疑。我对这些事情开始的反应是：“对压力保有积极观点的人更幸福和健康，那是因为他们的压力不大。乐观看待压力的唯一解释，就是生活中碰到的压力不够大。再痛苦一点，关于压力的观点就会改变。”

尽管我的怀疑，是受自己的压力思维模式驱动，不太科学，但依然是合理的猜测。克拉姆也考虑到了这点，积极的压力思维，可能是轻松生活的结果。但当研究数据时，她发现人们如何看待压力，与他们承受的压力严重性之间，只有微弱的关系。她也发现，人们在过去一年经历的压力事件数量（诸如离婚、失去亲人或换工作），与他们多消极看待压力之间，关系也非常小。那些乐观看待压力的人，并非一辈子都没遇到过痛苦。克拉姆还发现，无论人们当下承受的压力是小是大、过去一年有没有遇到压力，乐观看待压力对人都是有益的。

那么，既然压力思维模式不能反映你承受了多大压力，有没有可能，它反映了一些特定性格特征？毕竟，有些人倾向于对一切都持乐观态度，包括压力。研究表明，乐观主义者比悲观主义者活得久，没准儿是整体的乐观主义，保护了人们免受压力的负面影响。克拉姆也是这样考虑的。持有压力对人有激发作用观点的人，更可能是乐观主义者，但相关性不大。相较乐观主义，另两个性格特点与积极压力思维伴随得更紧密：正念及忍受不确定性的能力。然而，克拉姆的研究表明，这些性格特点都无法解释压力思维模式对健康、幸福或者工作效率的影响。虽然一个人怎么看待压力，有可能受某些性格或经历的影响，但压力思维对健康和幸福的作用，无法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

克拉姆的研究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可能：压力思维模式很强大，是因为它们不仅影响你怎么想，并且影响你怎么行动。视压力为害，它就是需要规避的东西，感受到压力就变成了企图逃避或减压的信号。确实是，秉持压力有害思维的人，更可能说他们是通过规避来应对压力的。比如说，他们更可能：

·努力使自己逃离压力源，而不是搞定它；

·集中精力摆脱压力感受，而不是采取步骤追根溯源解决压力；

·转向酒精、别的替代品，或其他上瘾的东西以逃避压力；

·从产生压力的关系、角色或目标中撤回精力和注意力。

恰恰相反，认为压力有益的人更可能主动积极地应对压力。举例来说，他们更愿意：

·接受压力事件和发生的事实；

·谋划策略处理压力源；

·搜集信息，寻求帮助或建议；

·采取步骤征服、消除或改变压力源；

·以更积极的方式看待压力，更好地利用情境，把它当作成长的机会。

这些处理压力的方式，导致了非常不同的结果。面对困难迎头而上，而不是企图逃避或否认，你就强化了应对压力的资源。你对处理生活挑战的能力更自信，你就建立了更强大的社会支持系统。能管理的问题得到处理，而不是恶性循环失去控制，不能掌控的情境就变成了成长机会。这样，如同其他思维模式一样，压力有益的信念成了自我实现预言。

思维模式初干预：改变对压力的想法

要真正测试压力思维模式的影响，你必须改变某人对压力的想法，然后长期跟踪他。这就是克拉姆和她同事接下来做的。

首次压力思维模式干预发生在全球金融机构UBS公司里，当时正是2008年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金融行业因为压力巨大而臭名昭著，一项研究发现，进入该行业不到10年，因为透支和职业倦怠，100%的投资银行家会患上至少一种以下症状：失眠、酗酒或抑郁。2008年经济崩溃只是放大了压力而已。金融从业者报告说工作压力剧增，担心被裁员，他们筋疲力尽，严重透支。整个行业蔓延着焦虑、抑郁和自杀率上升的消息。

和大多数金融机构一样，UBS遭到沉重打击。根据2008年年报，股东们持有的股票价值下跌了58%。公司大幅裁员，员工福利降低了36%。在这个过程中，UBS员工收到人力资源部的邮件，邀请他们参与一个压力管理项目。总共有388人——男女各半，平均年龄为38岁——签到加入。此时，这些实验小白鼠面临着工作量增加、工作要求不可控、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等挑战，他们深知压力为何物。

员工被随机分为三组。第一组的164人，经过线上培训，接收了典型的压力管理信息，信息强调压力天生就有害。第二组的163人，接收的线上培训信息，则从积极的视角看待压力，这是对思维模式进行干预。另外61名员工组成较小的控制组，没有接受任何培训。

一周之内，接受线上培训的员工，都收到了邮件，里面链接着三段视频，每段长度为3分钟。第一组的人，收到了诸如“压力是美国第一健康问题”和“压力与六大死亡原因息息相关”一类的数据。视频警告说压力会导致情绪不稳、精神透支和记忆力损害。视频里还包括了管理者在压力下表现失常的画面。

思维模式干预组的员工看的视频完全不同。这些视频解释了压力是如何提升身体抗挫性、增强专注力、加深关系和强化自我价值的。视频分享了一些例子，有艰难情境下奋起的公司，也有面临巨大压力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个人。

线上培训的前后，所有员工都完成了问卷调查。对于研究小组的第一个问题——你能改变一个人对压力的想法吗？——答案是肯定的。观看消极视频的人，更加确定压力有害。相反，干预组的员工对压力的看法更积极了。

思维模式发生了多大的改变？不是很大。干预组的员工没有突然忘记以前听到的，关于压力多么有害的那些事。他们也没有求着说再给我点儿压力吧。但是，他们比干预前，有了更平衡的想法。数据上看变化巨大，但并没有完全颠覆。他们不再视压力完全有害了，而能够从好坏两个方面思考。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思维模式的转变是不是会伴随其他改变。再一次，答案是肯定的。受到思维模式干预的员工，焦虑和抑郁情绪有所缓解。他们报告了更少的健康问题，比如背痛和失眠。他们还说在工作上更专注、投入、合作和高效了。关键是，这些改善就发生在极端的压力状况下。看了消极视频，以及没有接受培训的员工，在这些方面都没变化。

克拉姆继续与不同对象，做压力思维模式干预及研讨会，包括医护工作者、大学生、高管，甚至海豹突击队队员。她还以其他方式做实验，改变人们对压力的想法，这章的后面我们会有所提及。她的研究表明，非常简单的干预，会对人们如何思考和体验压力产生长久改变。采取更积极的方式看待压力，可以减少我们通常认为和压力有关的问题，帮助人们在高压下奋起。

这些发现，如同克拉姆早期的研究成果一样，可能会让你直挠脑袋，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何思维干预有如此强大的作用，以及你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模式，让我们近距离看看，关于思维模式转换，科学研究是怎么说的。

归属感干预：忘掉它，内化信息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格雷格·沃顿和艾丽娅·克拉姆一样，也是位思维大师。过去十几年，他一直致力于完善改变思维的艺术——干预措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干预措施——通常就持续一个小时——在任何方面都能对人有所改善，从婚姻满意度，到学习成绩、身体健康，甚至是意志力。他对将科学发现转化成有意义的行动十分热忱，为此曾经到白宫展示研究成果。他指导政策制定者、教育工作者和政府机构，运用社会心理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

在每个项目中，沃顿都会针对某个影响幸福或成功的信念进行干预。比如说这个想法——智商是固定的特质，不可开发。他会用一个简单的干预措施，提供一个替代观点，帮助参与者尝试新的思考方式。整个方式即：这是你可能没考虑过的想法，你觉得它适用于你吗？然后他跟踪一段时间，看看这个想法是如何生根发芽的。

当我问沃顿哪个是他最喜欢的思维干预项目时，他立刻提到在一所常春藤学校里，给一群大一新生做的那个。在这个研究中，沃顿传递了一条简单信息：如果你没有归属感，这很正常。很多人到新环境里，都会这样，慢慢就会改变。

沃顿选择社会归属感做焦点，是因为他知道没有归属感——在学校、职场或任何对你重要的群体中，普遍存在。然而，很少有人公开表达。多数人认为他们自己是唯一不属于那个环境的人。

没归属感会改变你对所有体验的理解。对话、挫折、误解等，所有一切都被看作你不属于那里的证据。自己不属于那里的信念，会引发很多不良想法，从谎言综合征（我是个骗子，谁都看得出来），到假想威胁症（每个人都盼着我失败），再到自我设限（为什么还要徒劳尝试）。这些念头会导致自毁行为，比如逃避挑战、隐藏问题、无视反馈，以及无法建立支持性的关系。这般行为，相应地提高了失败和被孤立风险。而这，恰恰成为我根本不属于这里的证据。沃顿想通过改变常春藤大一学生没有归属感的想法，切断这个自我实现预言。

在思维干预的开始，沃顿让新生们阅读一份调查摘要，低年级和高年级学生在调查里谈论他们在学校的感受。所有摘要都是刻意挑选的，传递的都是每个人面临社会归属感的挑战，但会随着时间改变这类信息。比如，一个高年级学生写道：

最初来这儿的时候，我担心自己和别的学生不一样，不确定能融入其中。一年之后，我意识到，很多人来这儿的时候，也都不确定能否适应。现在看来这有点儿讽刺，每个人最初都觉得和别人不同，最后则会意识到，至少在某些方面，大家是一样的。

读过调查摘要后，工作人员请新生们写篇短文，反思一下自己在学校的经历，与刚刚高年级和低年级同学描述的有何相似之处。写过之后，工作人员解释说学校正在拍摄一个宣传片，在明年新生报到时播放，目的是帮助刚到的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工作人员问大家是否愿意在摄像机前面读自己写的短文，这样他们就会被拍摄到宣传片里。“你们可能知道，来到新环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很困难的。而你们，刚刚有过相同体验的老学生，正好可以帮助新生们走出困境。”实验人员解释说，“你们愿意这样做吗？”

这就是整个干预过程。学生们阅读一个调查，写一篇短文，给下届新生传递一条关于社交归属感的信息。

这是第一次做这类干预措施，沃顿跟踪了它对非洲裔学生的影响。在常春藤学校里，这个群体通常在归属感方面最为挣扎。结果令人吃惊啊。相对那些没有被随机选来参加研究的孩子，一次干预，在接下来的3年里，提升了学生的学业表现、身体健康和幸福感。到毕业时，他们的平均学习成绩，远远高于那些没有参与项目的非洲裔美国学生。实际上，他们的成绩好到完全弥合了学校里少数族裔与多数族裔学生间的成绩差异。

当沃顿研究可能解释这些结果的原因时，他发现干预措施改变了两件事情。第一，它影响了学生面对学业和社交问题时的反应方式。他们更倾向视问题为短期的，而且是大学经历的一部分。第二，干预影响了学生的社交圈。接受思维干预的学生，更愿意寻找导师，更容易建立亲近的友谊。“过程以心理学的方式开始，”沃顿告诉我，“但是接着变成了社会学。”

沃顿和同事们在许多场合下进行了归属感干预。在一项研究中，它提升了学生的保留率，比给他们3500美元奖学金还有效。在另一项研究中，降低了一半失学率。工程系的女生接受了干预后，觉得工程院系更有人情味儿了。她们开始和男工程师建立友谊，甚至报告说听到黄色笑话的概率降低了。“她们的社交圈正在发生变化。”沃顿解释。

关于这类思维干预，最令人称奇的大概就是，人们会忘掉它。当学生们毕业，接受最后一次常春藤项目跟踪时，沃顿问他们是否记得大一时参加过那项研究。虽然79%的学生记得参加过，但只有8%的学生记得内容是什么。相反，新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他们认知自我和学校的一部分。他们忘记了干预措施，但内化了信息。

我想，这是思维科学中最有前景的部分。一旦某个思想生了根，你就不用在这方面投入努力。它不是需要驾驭的意识层面策略，或者每天都得做的思想斗争。新思维引入后，就会接管局面，生长繁荣。

沃顿承认说，于很多人而言，这听上去像科幻，而不是科学。但思维干预不是奇迹或魔术，它们是思想催化剂。改变思维引发了行动，随着时间、行动带来了持久的积极变化。

成长型思维：人在诸多方面都可以改变

做思维干预的心理学家，已经习惯了各种质疑。很多人觉得这很荒谬，如此简单、一次性的干预，内容不过是用新方式思考某件事情，就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即使干预措施成功了，甚至超越了研究人员最狂野的期望，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它们真的管用。

戴维·耶格尔，是位于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大学一名思维模式研究者。他和我分享了一个故事，说明人们的怀疑深到何种程度。故事发生在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的一所高中，学生们来自最低收入水平的家庭，考试成绩也是全州最末。差不多四分之三的孩子享受学校免费午餐，许多人都是帮派成员，40%的学生说在学校没有安全感。

耶格尔想教新生们一种成长型思维——人们在许多方面都是可以改变信念的。为实现这个，他让学生们读一篇短文，文章介绍了几个主要观点：你现在是谁，不代表以后就永远这样；人们如何对待你，看待你，不代表你就是那样，也不能决定你未来的样子；随着时间的变化，人的性格会发生有意义的改变。学生们同样读了高年级学生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描述自己改变的体验。最后，学生们要写一个故事，关于人们——包括他们自己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

当时是新学年开始，耶格尔在高中体育馆，面对着120名穿着运动服的九年级学生，组织了这个时长30分钟的干预项目。就在学生们读第一篇文章时，一个不了解该项目细节的体育组老师走了过来。“你为什么在这里？”他问耶格尔，“你为什么不去小学？对这些孩子，这太晚了，纯粹是浪费你的时间。”讲这个故事时，耶格尔笑了，但这明显使他恼火。“这太讽刺了。我来这儿，就是教孩子他们是能改变的。”

尽管有人怀疑，这项措施却产生了深入而持久的影响。学年结束，接受过干预的学生更加乐观，更不容易被生活中的难题打垮。他们更少有健康问题，相比那些随机被编入控制组的孩子，更不容易沮丧抑郁。81%接受干预的学生通过了九年级代数考试，控制组却只有58%的通过率。思维模式转化最大的学生，干预措施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最强烈。平均来说，这些新生以1.6分（相当于C-）开始，以2.6分（相当于B-）结束了他们第一学年。

结果如此可观，以至于我为那些随机被分到控制组的孩子感到遗憾。的确，这些结果令学校感到惊讶，改变了老师对学生潜力的看法。但是，据耶格尔说，这样的结果，往往很快会被忘记。他总是把数据展示给实验所在学校的老师，他对教育非常有激情，成为研究员之前，曾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图尔萨教过中学英语。他把所有资料都给对方，以继续提供思维干预，但是很多学校都没有采取下一步行动。耶格尔说，30分钟的干预就能改变人生轨道的想法，实在令人难以接受。“人们就是不相信这是真的。”耶格尔说道。

这就是思维模式干预的现状：它们好到太不真实。它们与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关于改变的信念背道而驰。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根深蒂固，很难改变。许多问题确实由来已久，但是在本书中，你会反复看到一个主题，那就是思维模式的小转变，会激发一系列深入变化，甚至会挑战可能的极限。我们习惯性相信，需要先改变生活中的一切，才会幸福，或者健康，或者得到想体验的其他东西。思维科学表示，过程是相反的。改变思维是其他变化的催化剂。但首先，我们得让自己相信，这样的改变是可能的。

如何尝试自行改变压力思维模式

2013年6月，在苏格兰爱丁堡的TED演讲中，我首次谈到拥抱压力。之后，这个问题不断被提起：我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压力思维？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思维干预，人们是被人为操控而经历思维转变的。没人说“看到压力的好处对你有益”之类的话，信息更为简单，“压力对你有益”。那么，如果你自己尝试改变有关压力的想法，这可行吗？或者说，你只有被人设计才能做思维转换？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种途径是回头看看安慰剂效应。很长一段时间，医生和科学家都认为安慰剂效应需要欺骗。糖片只有在患者相信自己吃的是真药时才有帮助。但后来发现，欺骗并不是安慰剂效应中起作用的成分，即使患者知道正在服用的是替代品，效应依然存在。

在一项公开标签的安慰剂实验中，患者拿到一个小包，上面清楚地注明“安慰剂”，成分清单也很简短：糖。医生告诉患者，是的，这是安慰剂，里面没有对病情有作用的成分。但是，医生解释，你的头脑和身体有自愈的能力，安慰剂将引发这些康复程序。医生鼓励患者规律地服用糖片。

令人惊讶的是，清楚标明“安慰剂”的糖片，对季节性头痛、狂躁症和抑郁都起了缓解作用，常常能和最好的治疗方法产生的效果相媲美。邀请患者自投罗网——解释安慰剂效应如何起作用，没有降低安慰剂的功效，甚至强化了效果。

研究表明，思维干预也可以这样进行。告知人们思维干预是如何进行的，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记住新思维，这并不会降低它的效果。

之前用偏见性视频影响参与者压力信念的艾丽娅·克拉姆相信，合理的思维干预应该更少操纵，更多选择。她和同事现在用的方式，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在UBS公司采用的培训更透明。新的措施教授参与者思维的力量，邀请他们接纳更为积极的压力观点。

第一次“公开标签”思维干预发生在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员工被邀请参与一个压力管理培训，229名大多数中年的员工注册加入。约一半的人被随机安排接受2个小时的压力思维培训，而其他人被放在等待名单之上。

培训开始，员工们了解了有关压力利弊的研究，之后学习了思维模式的影响，包括克拉姆之前的实验结果。他们被清楚地告知，培训的目的是帮他们选择更为积极的压力思维。

为培养新思维，员工们被要求回顾自己与压力有关的体验，包括压力有助益的经历。他们还学习了三步法，以便感到压力时锻炼新思维。

第一步是当你感觉到时，承认压力的存在。也就是允许自己感知到压力，包括它是如何影响身体的。

第二步是欢迎压力，意识到它是对你在意事物的反应。你能联结到压力背后的积极动机吗？什么有危险了，为什么你会在乎？

第三步是运用压力给你的能量，而不是耗费它试图去管理压力。你现在可以做什么，才能反映你的目标和价值？实验人员鼓励员工记住这三步流程，每天在感到压力时至少练习一次。

3周之后，研究人员回访了参与者。接受培训的人在压力思维方面有所转化。培训前，员工们基本秉持着压力有害的思维，但现在更容易看到压力的好处。他们也更擅长应对压力，焦虑和抑郁状况更少，身体更为健康。工作上，他们感觉更专注，更有创造性，更为投入。思维转换最彻底的员工——从最消极到最积极体现出最大的改善。干预发生的第6周做的最后跟踪表明，这些好处得到了保持。

相比较，被置于等待名单上的员工，没有这样的改变——直到他们也接受那2个小时的培训。之后，和第一组一样，他们报告了同样的思维变化和提升。重要的是，员工报告的压力事件数量的多少，无法解释这些好处。干预没有减少压力，而是转化了压力。

最有效的思维干预有三步：1.学习新观点；2.练习，鼓励自己采纳和应用新思维；3.提供机会，和别人分享该观点。

就像我们看到的，新思维一般是用科学或讲故事的方式引入的。这本书和我的“压力新科学”课程一样，遵从相同的三步流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告诉学生，我要改变他们关于压力的想法。每周，我会讲一次课，谈到这本书包含的科学实验，并给出培养新压力思维的具体方法。接下来的课上，我要求学生汇报上周课堂讨论的内容。他们会应用那些方法吗？重新思考压力帮他们解决棘手的问题了吗？我还请学生特别注意，抓住任何机会与别人分享学到的东西。他们最终的作业，是汇报哪些东西对其最有帮助，以及他们如何与在乎的人，分享或练习有关想法的。

课前和课后的匿名调查显示，平均来说，结课时学生的压力思维变得更为积极了。在跟踪调查中，学生们也较少同意这些话，比如“我的问题，使我很难过上想要的生活”，或者“如果能神奇地消除过往所有痛苦经历，我会那样做”。思维转换伴随着其他益处，学生们报告说处理生活压力时，感觉更自信了，不会轻易被压力打垮。他们还说更有激情去追求那些对其重要的目标。我最喜欢的评论来自一个学生的课后评估：“我不再像以前一样害怕压力了。”所有这些变化都出现了，尽管在第一堂课，得知他们选的课不是要减压，而是要拥抱压力时，很多学生都吓坏了。

在课后的匿名评估中，学生们也和我分享了如何在生活中应用新思维。我很惊讶地发现，学生们变得更擅长处理各种状况，这同时也使我得到了鼓励。一个学生的儿子正在服役，是美国空军特种兵，很多时候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哪儿。学生发现课程对他应付分离压力和不确定性有所帮助。另一个学生最近离开了糟糕的婚姻，开始独立生活。新压力思维强化了她有能力前行的信念，同时让她更积极地看待过往的经历。还有一个学生最近被降职，陷入混日子模式，和同事越来越疏远。他一直告诉自己工作不尽力有好处，这样能避免被降职的压力。课程帮他意识到，自己有多么自暴自弃，他完全有能力更敬业地高效工作。这只是一些我学生处理挑战的例子。新思维没有改变情况本身，而是改变了学生与情况的关系。依我的经验，当人们愿意以新方式思考压力时，对你能想象的任何情境，都能有所帮助。

当然，意愿不是一直存在。我也清楚地知道，重新思考一个重要信念，使之取得思维模式的地位，相当困难，即使用恐吓的手段也是如此。如果你已习惯视压力为敌，那就很难看到，或是选择去看它的好处。这本书和我的课一样，就是帮你完成这个过程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接下来两章的重新思考练习，会给你机会尝试新的压力思维模式。第二部分的转化练习更进一步会告诉你如何将这些想法在生活中应用。因为转念的最后一步是把对你最有益的想法与人分享，贯穿全书，我会给出怎么做的建议。或者是分享某个特别棒的研究，或者讨论自己的私人挑战，或者帮助别人拥抱他们的压力。

了解你的压力思维如何在生活中运行

改变压力思维的第一步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关注你现在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我们通常看不到思维的影响，是因为我们太认同思维背后的信念了。思维不像我们做的一个选择，即使你完全知道自己是如何看待压力的，可能还意识不到信念是怎样影响思想、情感和行动的。我把这叫“思维盲区”。解决办法是练习思维觉察——注意你现在的压力思维是如何在生活中运行的。

为了解你的压力思维，就要开始注意你是如何思考和讨论压力的。因为思维模式就像一个滤镜，为每个体验上色，你可能发现有自己的标准方式来思考和讨论压力。你会说什么或自言自语什么？（开始认真研究压力前，我自己的口头禅是“压力太大了”。）注意你以习惯的方式思考压力时感觉怎样。它激励了你？让你精疲力竭？感觉无能为力？你怎么看待自己或生活？

压力思维还会影响你如何回应别人的压力。注意周边的人承受压力时，你的感觉及你说的或做的。当别人抱怨压力时，会令你不安吗？你告诉他们冷静下来，还是别承受太大压力？你会在他们最低沉的时候试图避开吗？或者你视他人的压力为邀请，借机倾诉自己的问题，好像要竞争一下谁的生活压力更大？无论你觉察到自己做什么，试着注意它的后果。它对你的幸福有何影响，又怎样影响了与他人的关系？

接着，看看周围世界的压力思维模式，每天你都会接收到什么信息？一旦你开始寻找，你会发现压力模式到处都是：在媒体上，在人们讨论生活问题的谈话中，甚至在利用减压承诺卖东西的广告里，从洗发水到办公家具。就在我写这章时，有人发给我一篇文章，题目叫《压力是最危险毒药的十大原因》——结果发现是整容手术的广告。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促进了销售，但标题本身确实是制造额外压力的聪明方式。注意类似信息对你的影响，它们促使你自我关怀，或者只是令人担心自己的健康？别人以某种思维谈论压力时，对你自己思考压力有何影响？

练习思维觉察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好奇心。你开始了解关于压力的信念——你自己的和周围人的——如何影响你的感觉和应对方式。往下读，你将学习如何克服无助信念，以及将积极思维转化为行动。

最后的想法

大约1年前，我对艾丽娅·克拉姆坦诚，自己有时候还会抱怨“我压力好大啊”或者“这压力也太大了”。我已经在公众场合对压力有害模式宣战，但自己感觉受不了时，旧的思维模式还会乘虚而入。

她想了想，然后说：“是的，我有时也还会说‘我压力好大啊’，但是，之后我会倾听自己，停下来想想为什么感觉有压力。然后我说‘啊哈，我压力好大啊’！”

现在，我无法转述她说这些时的语调，但简单来说，完全不像我那个版本一样无助。相反，她说这几个字的时候，用的是升调。我笑了，问克拉姆是不是开玩笑。她说不是，接着以她的观点解释说，最有帮助的压力思维该是灵活的，不是非黑即白：能看到正反两面，但选择看压力的好处；感觉到分神，但还是决定专注在你在乎的事情上。她的感触是，感到压力时，做精心的思维转化，比自动的积极思维更有力量。

归根结底，我们要注意，所有的压力思维干预里，包括我在斯坦福的课程，人们都没有报告说完全修正了他们关于压力的想法。人们一看到压力的好处，思维转换的益处就会显现。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会有关键性的突破，或者更大的思维转化总是带来更大好处。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收获是，看到压力的好处，不需要摒弃某些情况下压力是有害的意识。思维转换的关键在于允许你秉持更平衡的压力观念——少害怕它，相信自己能搞定它，以它为资源更投入地生活。

第二章　迎难而上：身处困境时，压力是可以依靠的资源，而非要消灭的敌人

20世纪90年代末期，俄亥俄阿克伦医院的创疗中心做了次非同寻常的实验。刚刚从严重汽车或摩托车事故中幸存下来的患者，在医生的要求下往杯子里排放尿液。尿液样本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即PTSD）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想知道：根据创伤后立即检测到的压力荷尔蒙水平，能预测谁会得创伤后应激障碍吗？

事故后的一个月，55名患者中有9个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们脑海里回放事故场面，还做噩梦。他们不开车，远离高速公路，或拒绝谈论发生的一切，以避免想起那场事故。而另外的46个患者没有这样的痛苦。这些更具抗挫折能力的患者，相比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有不同的尿液样本。他们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水平更高。

皮质醇和肾上腺素是科学家所称的压力反应的一部分，这组生理变化能帮你应对压力情境。压力影响你身体的许多系统，从心血管系统到神经系统。虽然这些变化的目的是帮你，但人们对压力反应——如同压力一样——更害怕，而不是更欢迎。多数人都视压力反应为敌，要尽可能减小，而事实没这么灰暗。许多时候，压力反应是身处困境时你最好的同盟——可以依靠的资源，而不是该消灭的敌人。

阿克伦创疗中心的事故幸存者项目仅仅是几个研究中的一个，这些研究表明，更强烈的压力反应可以预示，患者会从创伤事故中更好地恢复。事实上，预防或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有前景的新疗法之一就是控制压力荷尔蒙的剂量。举例来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的一个案例报告就描述了压力荷尔蒙如何治疗了一个50岁老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他是5年前一次恐怖袭击的幸存者，每天接受10毫克皮质醇注射，连续3个月后，他的应激障碍症状降到了想到那次袭击不再变得非常痛苦的程度。同样，医生们已经开始控制那些要做有创手术的患者的压力荷尔蒙。在高风险心脏手术的患者中，这个举措已经证明可以缩短重点护理的时间，最小化手术后压力症状，提升术后6个月后的生活质量。压力荷尔蒙已经成为传统医疗手段的补充，治疗前接受一剂压力荷尔蒙，可以有效降低焦虑和恐惧。

如果对这些发现感到惊讶，你并不孤单。多数人都认为身体的压力反应是有害的。压力荷尔蒙被看作该被杜绝的毒药，而不是应该开发的潜在治疗手段。根据传统观点，每当你双手冒汗、心跳加速或者胃痉挛的时候，就表示身体背叛了你。为保护健康和幸福，你认为，第一要事就是关闭这些压力反应。

如果你是这样看待压力反应的，那是时候更新了。有些情况下，压力反应有害，而有时我们应该表示感谢。你该学会驾驭它培养抗挫能力，而不是恐惧它。

在这章，我们会看到压力是怎么取得坏名声的，以及为什么你不该相信读到的每条骇人标题。我们同样也会探索生理学方面对压力的最新理解，包括你的压力反应怎样帮你投入、联结和成长。最后，我们将揭穿真相，压力反应不再是过去所说的生存本能。它绝对不是应该被摆脱的过去的动物本能，而是帮你成为今天的完整人的必要因素。

压力一直都在，重要的是确保它对你和他人有用

那是1936年的某一天，匈牙利内分泌专家汉斯·塞利往实验室小白鼠身上注射了分离自奶牛卵巢里的荷尔蒙。他希望通过观察发生在这些可怜的啮齿类动物身上的变化，来辨识荷尔蒙的作用。结果对这些笼中之物不太妙，老鼠们染上了出血性溃疡。它们肾上腺肿大，而胸腺、脾和淋巴结——免疫系统的所有部分都缩小了。它们成了一群可怜的病老鼠。

但这真是奶牛荷尔蒙惹的祸吗？塞利继续控制实验，给一些老鼠注射了盐水，另一些注射了分离自奶牛胎盘的荷尔蒙。那些老鼠也表现出了相同的症状。他试了肾和脾的提取物，老鼠们也生病了。他注射的任何东西，都把老鼠弄病了，而且是同样的症状。

最后，塞利灵光一闪：老鼠们生病不是因为被注射的东西，而是注射的过程。被针扎会让老鼠自然地中毒。塞利发现他可以通过让老鼠遭受任何不舒服的体验而制造出同样症状：将其暴露在极热或极寒的环境里，强制其运动不允许休息，用噪声不停骚扰，喂食毒药，甚至对部分抽取其脊髓。48小时内，老鼠们肌肉紧张，消化道溃疡，然后免疫系统失灵。

接着，它们死掉了。

压力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塞利选择用“压力”一词既指他对老鼠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会说他对老鼠施加了压力），也指它们的身体如何应对（我们称之为压力反应）。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嗯，在开始虐待老鼠这份“崇高”的职业之前，塞利曾经是名医生。那时候，他观察了许多身体没一个好地方的患者。他们被诊断患上了某种疾病，但有其他的症状——没胃口、高烧、疲倦透支——这些症状不是那种疾病的典型表现。他们看起来被拖垮了，毫无斗志。塞利管这叫“生病综合征”。

几年后，塞利开始了实验室研究，染病垂死的老鼠让他想起了以前的病人。大概是，他推测原因，日积月累的生活压力和挫折让身体变得虚弱。从这儿开始，塞利从老鼠实验向人类压力跨出了一大步。他猜测蔓延在人群中的许多情况，从过敏到心脏病，都是他在老鼠身上观察到的过程导致的结果。塞利从老鼠到人类的跨越只是理论性的，不是实验性的。他毕生都在实验室研究动物，但这没阻止他观察人类。随着他逻辑上的跨界，塞利做了个永远改变人类对压力的思考的决定。他选择以远远超越实验室小白鼠研究的方式来定义压力。压力，他声称，是身体对施加在它之上的任何要求的反应。不仅仅是对毒物注射、创伤或残忍实验条件的反应，而是对任何要求行动或调整的事物的反应。通过以这种方式定义压力，塞利为我们现代压力研究奠定了基础。

塞利把他职业生涯后半段都用于传播“压力”这个词，他在全世界巡讲，教其他医生和科学家关于压力的概念。他被视为压力的“教父”并获得10次诺贝尔奖提名。他甚至被指定为（可能是）第一位压力管理的官方教练。一路以来，他的工作得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组织的赞助。烟草行业花钱雇他写论文，谈论压力对人体健康的有害性。在该行业的授意下，他甚至在美国国会做证说吸烟是预防压力伤害的好方法。

但塞利真正带给世界的是压力有害这个信念。如果你告诉同事说“这个项目太让我上火了”，或者和配偶抱怨“这个压力要逼死我了”，那么你正在向塞利的小白鼠致敬。

塞利错了吗？不完全是。如果你是等同于塞利小白鼠的人类——被剥夺权利、折磨或者虐待——那么，是的，你的身体会付出代价。有足够的科学依据证明，严重或创伤性的压力会损害健康。然而，塞利对压力的定义非常广泛，可不仅仅包括创伤、暴力和虐待，同时也指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于塞利而言，压力还包括身体对生活的反应。如果你认为压力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小白鼠那样的结局，当然你就会担忧。

塞利最终认为，不是所有压力体验都会让你着急上火。他开始讨论用好压力（良性压力）来对抗坏压力（负面压力）。他甚至在1970年的采访中试图提升压力形象：“压力一直都在，所以重要的是确保它对你和他人有用。”但太晚了，塞利的工作已经在大众和医疗界深深植入了对压力的恐惧。

汉斯·塞利留下的压力研究遗产，十分依赖实验室动物研究，而不是以人类为对象。到今天为止，你听到的压力负面影响，很多都源自对实验室老鼠的研究。但是那些老鼠经受的压力，不是人类的日常压力。如果你是只实验室小白鼠，悲催的一天可能是这样的：无法预料、无法掌控的电击；被扔进水桶里，被迫游泳，直到快被淹死；困在独立封闭的空间，或者圈在拥挤的笼子里，拼死争抢有限的食物。这不是压力，这是啮齿类动物的饥饿游戏。

我最近参加了一位知名学者的访谈，他的动物研究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压力是怎样导致人类大脑疾病的。他告诉我们如何给实验室老鼠施压。他选了比一般老鼠体形稍小的鼠类，然后把小老鼠放在关有大老鼠的笼子里。他让大老鼠攻击小老鼠20分钟，然后将其解救出来。较小的、受伤的小老鼠被关在一个新笼子里，但是能闻到和看到刚才攻击它的大老鼠。身体的危险解除了，但心理的恐惧依然存在。这个过程不是就发生一次，而是每天都这样。连续数周，小老鼠都被从自己笼子拿出来，放到大老鼠所在的笼子，每天被虐待一次。当科学家认为实验鼠受到了足够的摧残，他想看看这个经历会怎样影响它的行为。（令人惊诧的是，许多受虐的老鼠都从悲催经历中恢复了，虽然有些表现出了鼠类抑郁症。）

我不怀疑这是个出色的研究，可以反映一些人类压力模式，包括童年受虐、家庭暴力和入狱经历，这些都可能有灾难性的影响。但当文章标题声称“科学证实了压力会让你抑郁”的时候，却很少考虑适用于实验室动物的方法，是否和大多数人抱怨的“我压力好大”能等同起来。比如说，美国在2014年做的一项重要调查显示，人们声称的最大压力来于“无法兼顾家庭成员的日程安排”，排在第二的是“了解到政治家的恶劣行径”。

很多时候，使用“压力”一词时，我们略去了科研细节，没有区分虐待、创伤和日常困扰的影响，这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压力。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怀第一胎时，看到了一篇网络报道，让她惶惶不安。报道标题警告说，妈妈怀孕期间的压力会传给孩子。我朋友当时正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她因此开始担忧了：如果不早点儿歇产假，会不会对孩子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我鼓励她做做深呼吸，放松下来。她读到的研究，是关于老鼠的，不是关于人的。（是的，我查过了——否则要朋友干吗？）里面的怀孕老鼠承受了两种压力：天天禁足——这是委婉说法，其实就是把动物放进不大于它身体的容器内，留些小孔用来呼吸——和强制游泳，或者说是让老鼠踩水，直到它要被淹死。我朋友感受到的工作压力和这相去甚远。

当你细看人类的研究时，怀孕期间的压力很明显不总是有害的。2011年从超过100项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只有极其严重的压力，诸如从恐怖袭击中幸存或者怀孕期间无家可归，才会有早产和新生儿体重较轻的风险，平常的高压和困扰都不会。孕期的某种程度的压力，可能还对婴儿有利。比如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报告说孕期承受了较大压力的妇女，生出的孩子大脑发育更好、心跳更有力、抗压的生理指数更高。在子宫里接触到母亲的压力荷尔蒙，使得孩子发展其神经系统以对抗压力。所以我朋友根本无须慌乱。是的，她可能会把压力传给孩子，但那可能会让孩子更坚强。

孕期压力有害这种信息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对孕期饮酒的孕妇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喝酒被认为是可接受，甚至值得鼓励的减压方式。就像一位妇女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喝酒对我有好处，至少压力消失了。”当压力和焦虑被视为有害的状况，我们可能会转向更具破坏性的行为，试图保护自己或庇护我们在乎的东西。

相反，我们可以从一些研究中得到安慰，那就是受压经历本身就有保护性。斯坦福生物心理学家凯伦·帕克研究了早期生活压力对人和松鼠猴的影响。为了给小猴子施压，她把它们和母亲分开，每天放在独立的笼子里1个小时。分离很明显让猴子感到痛苦，但比其他动物研究的方法更人道。从很多角度讲，对研究一般的童年压力来说，这是个相当出色的方法。

当初把小猴子和母亲分开时，帕克预测早期的生活压力会导致情感不稳定。但恰恰相反，压力提升了抗压能力。长大后，童年经受过压力的猴子，相较得到更多庇护的猴子，更少焦虑。它们在新环境中更愿意探索，对新东西表现出更强的好奇心——勇气的猴子版本。它们能更快解决研究人员给的脑力挑战。少年时期——相当于十几岁的孩子——以前受压的猴子甚至表现出更强的自控力。所有这些影响都持续到了成年。早期生活压力把小猴子放在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上，其特点是好奇心更强、更坚韧。

帕克的小组甚至研究了早期生活压力对成长中的大脑的改变。与母亲分离的猴子前额叶皮质层面积更大。尤其是，早期生活压力增强了前额叶皮质层的某个区域，该区域作用是抑制害怕反应，加强对冲动的控制，提升正向的驱动。帕克和其他科学家认为，童年压力同样可以创造更具抗压性的人类大脑。最重要的是，这是大脑适应压力的自然功能——不是偶然现象或不正常的结果。

压力科学是复杂的，毫无疑问，某些压力体验会导致消极产出。但我们不是汉斯·塞利的小白鼠。那些动物遭受的压力是最坏的一种：无法预测，不能掌控，完全没有意义。如你所知，我们自己生活的压力，很少符合以上描述。即使在最痛苦的情境下，人类依然有找到希望、做出选择和创造意义的天生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生活中，压力导致的结果通常包括勇气、成长和坚强。

该抑制某些压力反应

汉斯·塞利的小白鼠是使得压力臭名昭著的一个原因，但你也可以怪沃尔特·坎农的猫和狗。坎农是哈佛医学院生理学家，于1915年最早描述了或战或逃反应。他对恐惧与愤怒如何影响动物的生理感兴趣，其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让动物生气或害怕，比如“用手捂住猫的嘴和鼻子，直到它呼吸困难”，然后把猫和狗放在同一个房间里打架。

坎农观察到，当被吓到时，动物会释放肾上腺素，进入高度激动状态。它们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肌肉紧张——准备行动。而消化和其他非应激生理机能减缓或停止。它们的身体调动能量储备，激活免疫系统，进入战斗模式。这些变化是在求生状态下自发产生的。

或战或逃生存本能不是犬科或猫科动物独有的，它存在于任何喘气儿的物种当中。或战或逃，救了很多动物和人的性命。因此，我们应该高兴，该本能被保留下来，烙进了DNA。

然而，就像许多科学工作者已经指出的，攻击和迅速逃避不是应对人类日常情况的理想方式。或战或逃的反应方式，怎么能帮你解决交通困扰或者失业威胁呢？如果每次事情不顺，你都逃避，那你的社会关系、孩子或工作怎么办呢？你总不能给过期的房贷一拳吧，也不能每次有家庭问题或工作冲突时就玩失踪。

从这个角度讲，压力反应是你该抑制的本能，除非碰到极端的生存危机，比如逃离着火的房子，或者拯救溺水的儿童。对其他的挑战，压力反应是在浪费能量，阻碍你成功地应对状况。这是压力反应的不匹配理论——适用于我们的祖先，不适用于我们。你，作为可怜的人类，会被压力反应拖后腿，它无法应对现代世界。

不匹配理论，基于只有一种压力反应的想法。就像斯坦福神经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在文献《压力：杀手的肖像》（这个题目传达了怎样的思维信息）中解释的：“你启动压力反应，因为狮子要攻击你；你也启动压力反应，当想到要缴税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身体对压力的反应总是战斗或逃跑，那么压力反应就成了人类进化的包袱。这是许多科学家争论的焦点。

那么，这种观点有错吗？让我们澄清一下：只支持两种生存策略的压力反应——打一拳或者玩命儿逃——绝对不匹配现代生活。人类压力反应的全貌要比这更复杂，逃跑和战斗不是你身体能支持的唯一策略，对于人类而言，压力反应已经进化了，随着时间进行调整，更适应如今生存的世界。它能激发许多生理系统，每一个压力支持不同的应对策略。你的压力反应不仅仅能帮你逃离着火的大厦，而且会助你处理挑战，联结社会支持系统，从经历中学习。

超越或战或逃

让咱们假装一下，就一会儿，你在参加一个叫信任游戏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给了你100美元，而另一个玩家——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1分钱都没有得到。如果你选择不信任那个陌生人，那么这100美元就对半分，你俩各50美元。如果你选择信任对方，接下来的决定就由他做主。如果他选择可信，奖金就会提高，你俩各得200美元。如果他选择不可信，奖金也会提高，但是他得到全部，你啥也没有。

你会选择信任陌生人吗？如果角色颠倒——对方决定信任你，你会慷慨，还是自私？

一档真实的英国电视节目——《金球》，就是根据这个前提设计的，测试人们信任和自私的底线。虽然这档节目受到批评，说其鼓励反社会的行为，但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发现，53%的玩家选择了信任和可信。（他认为这个比例惊人地高，而众所周知，经济学家可不太相信利他主义。）

信任游戏是行为经济学家很愿意使用的工具，用来研究不同的因素，包括压力对决定的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完成有挑战的群体任务——在群体面试和认知能力测验中和别人竞争。项目经过专门设计，以最大化两方面压力：成绩考量及与人比较。随后，参与者与另外一组陌生人玩信任游戏——另一组没有人经历过刚才那样的群体压力考验。你觉得，相比较那些没受压的人，这些人会多么信任和可信呢？

你可能会期望，压力过重的人会更好斗或者自私，但事实恰恰相反。刚刚经历过压力体验的人，以高出50%的概率，更愿意信任陌生人，冒着失去全部所得的风险。他们也以高出50%的概率，更愿意选择可信，与陌生人分享所得，而不是把钱都留给自己。而没有经受压力考验的控制组，信任和可信的比例与《金球》节目的玩家十分接近——约50%。相对比，精疲力竭的人表现出不正常的高信任与可信度——约75%。压力让人更亲社会了。

研究过程中，工作人员跟踪了参与者的生理压力反应。对压力有最强心血管反应的人，在随后的游戏中，也更倾向信任和可信。换句话说，心脏对压力反应越强，他们变得越利他。

这个发现让小伙伴们惊呆了。我的学生就曾经举手辩论，说这个结果不可能。如果你认为压力总会制造或战或逃的反应，这些人的行为就无法解释。他们应该狗咬狗一样，竞争意识超强，准备从那些犯错选择信任他们的蠢货手中带走所有的钱啊。

该发现是可能的，原因在于有许多种潜在的压力反应。不像多数人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压力情境都激发某种共同的生理反应。心血管系统的改变，荷尔蒙比例的释放，以及压力反应的其他方面，变化范围很广。生理压力反应的不同，会创造十分不同的心理及社会反应，它们中的某个，提升了利他主义。

有几个典型的压力反应，每个压力的生理特征都不同，激发的应对策略也迥异。比如说，挑战反应，会提升你的自信心；激发行动，帮你从经验中学习；而照顾与亲近反应，提升勇气，驱动关怀行为，增强你的社交关系。和熟悉的或战或逃一起，这些组成了你的压力反应指令表。想了解压力是如何启动这些不同指令的话，我们就得仔细研究一下压力生物学。

压力给你应对挑战的力量

正如沃尔特·坎农观察到的，当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启动时，或战或逃的反应模式就开始了。为了让你更警觉，准备行动，交感神经系统指导你全身集聚能量。肝排出脂肪和糖为血液加油；呼吸加深为心脏导入更多氧气；心跳加速将氧气、脂肪和糖输送到肌肉和大脑；压力荷尔蒙，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帮助肌肉和大脑更有效地接收和使用能量。通过这些方式，你的压力反应使你做好准备，应对面前存在的任何挑战。

这部分压力反应会给你非凡的生理能力，有数不清的新闻来报道这类所谓的神奇现象，包括俄勒冈州两个十来岁黎巴嫩女孩的故事。她们抬起了三千磅重的拖拉机，救出了被压在下面的父亲。“我不知道怎么抬起来的，它太重了，”其中一个女孩告诉记者，“但是我们就是做到了。”许多人在压力中都有类似经历：他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了行动的力量和勇气。但性命攸关时，身体给了他们能量，以做必须做到的事情。

来自压力的能量，不仅仅帮你身体行动，它也能点燃大脑。肾上腺素唤醒感觉，你瞳孔放大接收更多的光，听力更加敏锐。大脑会更快分析感知到的事物，不再分心，不重要的事项不予考虑。压力能够集中你的注意力，以获取周遭更多的信息。

同样，你也会受到内啡肽、肾上腺素、睾丸素和多巴胺组成的化学鸡尾酒的刺激。压力反应的这一面，是有人喜欢压力的原因之一——给你上瘾的感觉。这些化学物质一起提升了你的自信和力量，它们使你更乐于追求目标，采取任何能激活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的行动。某些科学家称之为压力“兴奋和光明”的一面。这在跳伞者跳出飞机，以及情侣陷入爱河中时，都能观察得到。如果你观看势均力敌比赛时有过悸动，或者在截止日期来临前匆忙赶过工，你就了解压力的这面了。

当你命悬一线，这些生理改变太过强烈，你就会发现自己正在经历典型的或战或逃反应模式。但当压力情境稍许缓解，大脑和身体就切换到不同状态：挑战反应。很像战与逃模式，挑战反应也会给你力量。心跳还是会加速，肾上腺素激增，肌肉和大脑加满了油，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汹涌袭来。但它在几个重要方面与或战或逃反应不同：你感觉更专注，而不是害怕。你同样会释放不同比例的压力荷尔蒙，包括更高水平的DHEA，它将帮你恢复及从压力中学习。这提升了压力反应的成长指数，有益的压力荷尔蒙比例能部分地决定一个压力体验对你有助益还是有伤害。

那些汇报自己身处心流状态的人——一种很享受的，完全沉浸在所做事情的状态——显示出明显的挑战反应迹象。艺术家、运动员、外科医生、视频游戏者、音乐家，当他们专注于艺术或技能里，都表现出这类反应。和许多人期望的相反，这些领域的高手在压力下心里并不平静。他们有强烈的挑战反应，该反应使他们获取到更多脑力和身体资源，结果才是我们看到的自信满满、无比专注和巅峰表现。

压力鼓励你社交

压力反应不止给你力量。很多时候，它还鼓励你与人联结。这个方面主要受催产素荷尔蒙驱动。催产素被广泛吹嘘为“爱情分子”和“拥抱荷尔蒙”，因为它是当你拥抱时，由脑垂体释放的。但是催产素是更为复杂的神经荷尔蒙，会调整大脑社交本能。它最首要功能是建立和强化社交纽带，这就是为何它会释放于拥抱、性爱和哺乳过程中。提升的催产素水平，使得你想和他人联结，创造对社会联系的渴望，比如触摸、发信息或一起喝个啤酒。催产素同样会使你更能注意和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提升你的同理心和直觉。在催产素水平高时，你更愿意信任和帮助你在乎的人。通过让大脑对社会交往更积极反馈，催产素甚至能增强你关爱他人后获得的满足感。

但是催产素不只有助于社交，同时还是勇气荷尔蒙。它抑制大脑的恐惧反应，遏止僵住或逃跑的本能。该荷尔蒙不仅让你想拥抱，还会使你更勇敢。

听上去是好荷尔蒙，对吧？有人甚至建议吸食它以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你实际上可以在网上买到催产素吸入器。但是催产素如同能使你心脏怦怦加速跳动的肾上腺素一样，是你压力反应的一部分。受压时，脑垂体会释放催产素驱动社会交往。这意味着压力会帮你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无须另外吸食。

作为压力反应的一部分，当催产素被释放时，它鼓励你与社会支持系统联结。同时，别人有需要时，它帮你更好地回应，以加强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科学家们管这叫照顾和友善反应。不像或战或逃反应，主要用于自救，照顾和友善反应驱动你保护关心的人和群体。并且，重要的是，它给你勇气这样做。

当你特别想和朋友或爱人说话时，那就是压力反应鼓励你寻求帮助。当坏事发生，你考虑孩子、宠物、家庭或朋友时，那就是压力反应鼓励你保护自己的族群。当有人做了不公平的事情，你想捍卫自己的团队、公司或社区，这都是亲社会的压力反应。

催产素还有个更惊人的益处：这个所谓的爱情分子实际上对心血管健康也有利。你的心脏是催产素特别接受体，它能帮助心脏细胞再生，修复微小损伤。当压力反应包括产生催产素时，压力的确能强化心脏。这和我们通常听到的信息大不一样——压力带来心脏病！确实有压力诱发心脏病的事，典型的是由大量肾上腺素激增引起。但不是每种压力反应都会损伤心脏，实际上，我看过的最有争议的研究之一发现，给小白鼠施压，想引发其心脏病的做法，恰恰保护了他们免受心脏损伤。但当研究人员给老鼠吃了阻止催产素释放的药，压力就不再保护它们的心脏了。该研究提示了压力最惊人的方面之一——驱动你关爱他人的因素，同时也强化了你的心脏。

压力帮你学习和成长

任何压力反应的最后阶段都是恢复，即你的身体和大脑回到无压状态。身体依靠压力荷尔蒙作为恢复的药剂，比如说，皮质醇和催产素减少炎症，帮你恢复平衡到自主神经系统。DHEA和神经增长要素提高神经重塑性，这样大脑可以从压力经验中学习。虽然你可能认为压力荷尔蒙是你需要修复的东西，但实际恰恰相反。这些荷尔蒙存在于压力反应中，就是帮你身体和精神恢复的。压力下释放这些荷尔蒙较高的人，反弹得更快，也较少对苦难念念不忘。

压力恢复过程不是瞬间就能完成的。强烈压力反应的几个小时后，大脑都会自我连线，记忆并从经历中学习。此期间，压力荷尔蒙提升了脑部支持学习和记忆区域的活动。当大脑试图加工体验时，你可能发现自己很难停止思考刚刚发生的事情。你感觉有与人倾诉的冲动，或者想为之祷告。如果事情进展顺利，你可能在脑子里回放刚才的场面，记住做的每件事，以及是怎么成功的。如果事情糟糕，你会试图想清楚发生了什么，想象如果以不同的方式做，或许就是其他结果了。

恢复期间情绪往往激动，你要么特激动，要么特不安，难以平静。从压力体验中恢复时，感觉到害怕、震惊、生气、内疚或悲伤，都很正常。你也可能感到长舒一口气、喜悦或者感激。恢复期间，这些感受往往并存，这是大脑处理经验的方式。它们鼓励你重述发生的事情，汲取教训，以帮你应对未来的压力。它们也助你更深刻记忆该体验，这些情绪的神经化学物质增强了大脑的可塑性——这个词通常用于描述大脑如何擅长根据体验重塑自我。这样，伴随压力而来的情绪帮你从经验中学习，并创造意义。

这就是过去压力教给大脑和身体如何应对未来压力的全部内容。压力会在大脑留下印迹，帮你处理未来遇到的相似压力。不是每个小的刺激都会引发该程序，但当你经历重大挑战时，身体和大脑都会从中学习。心理学家管这叫压力疫苗接种，它就像给你大脑注射了压力疫苗。这就是把受压作为重要训练手段提供给宇航员、危机处理者、优秀运动员等需要在高压环境里工作的人员的原因。压力接种已经被用于训练孩子紧急逃生、员工应对恶劣职场，甚至帮助训练自闭症患者应付社交互动。这同样解释了斯坦福凯伦·帕克等科学工作者的发现，早期的生活压力能增强未来抗挫折能力。

一旦你认同经受压力会让你更擅长处理它这样的观点，你就更容易面对新挑战。实际上，研究表明，期待从压力中学习的想法，能转变你身体对压力的反应，以支持压力接种。就像我们在艾丽娅·克拉姆研究中看到的，看压力有益的视频，在群体面试期间和之后，都提升了参与者的DHEA水平。其他研究表明，视压力情境为提升技能、知识或能力的机会，会让你更可能产生挑战反应，而不是或战或逃反应。这相应地提高了你从体验中学习的机会。

压力反应帮你应对挑战、与人联结、学习和成长

压力反应如何帮你：

应对挑战

·集中注意力

·强化感觉

·提高动力

·激发能量

与人联结

·启动亲社会本能

·鼓励社会交往

·强化社会认知

·抑制恐惧、提升勇气

学习和成长

·恢复神经系统平衡

·回放与整合吸收过往经历

·帮助大脑学习和成长

你怎么知道这正在发生

你注意到心脏怦怦跳动、身体出汗或者呼吸加快。你的头脑聚焦在压力源上，感觉兴奋、冲动、不安、焦躁或者准备好要行动。

你想与朋友或家人更亲近。你注意到自己更关注他们，或者对他们的情绪更敏感。你有保护、支持或庇护别人、组织或在意的价值的愿望。

即使身体已经平静下来，你依然感觉大脑充满了电。你在脑海里回放或分析过往的体验，或者想跟别人倾诉。呈现的情绪往往较复杂，而且想从发生的事情身上找到意义。

重新思考压力：思考你的压力反应

在脑海里回放一段最近经受的压力体验。可能是一次争吵、工作上面临的一个问题，或者健康亮起了红灯。然后阅读上页的总结“压力反应帮你应对挑战、与人联结、学习和成长”。花点儿时间想想，身处压力当中或者之后，压力反应的哪个方面出现了。身体试图给你更多力量？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个——当时你身体有什么感觉？你寻求社交或支持了吗？联结的冲动感觉是怎样的？你有没有要行动，或保护、捍卫在乎的人或事的愿望？那个愿望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压力结束后，你在头脑中回放了吗，或者和别人谈起了吗？事后，或者现在，想起当时的体验，你有什么情绪？花点儿时间描述出来，你感觉到了什么，用文字的形式。

以前，你可能认为手心出汗，需要别人支持，或者事后反刍都是多余的压力“症状”。或许你将它们视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压力的信号。你能选择重新思考这些症状，将其视为身体和大脑正在帮你搞定压力的信号吗？如果你特别不喜欢，或不信任压力反应的某个部分，思考一下它在帮你自我保护、应对挑战、与人联结、学习和成长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花点儿时间写下你的体验。

选择你的压力反应

最新的科学研究表明，对待压力的反应方式不止一种。但是是什么决定了在特定时刻，你有怎样的反应呢？

不同类型的压力情境通常会引发不同反应。举例来说，社交压力一般比其他压力引发更多的催产素。这是好的，因为它驱动社会交往。比较而言，表现压力更可能提高给你能量和专注力的肾上腺素和其他荷尔蒙。这也是好的，因为你需要它们以表现出最佳水平。理想状况是，你的反应很灵活，可以调整，你的身体以最好地运用自身资源的形式，对每种压力情境做出不同反应。一个要总结陈词的法庭律师，应该有挑战反应。当她回到家，如果孩子竭力获取关注，照顾和友善反应能够安抚他们及她自己。如果深更半夜响起火警，或战或逃反应就会唤醒她和家人，安全逃出建筑物。

你的生活史同样会影响你对压力的反应方式。特别是，早年的压力体验对成年后压力系统功能有强烈影响。例如，少时得过威胁生命疾病的成年人，面对压力会产生很强的催产素。他们很早就学习到，面临压力需要依靠别人，这导致了照顾和友善反应。相对比，童年有被虐待的经历的成年人，对压力有较少的催产素反应。他们更可能在不利情境中学会了不相信别人。成年后，他们更倾向以或战或逃的方式来自我防卫，或者以独立的方式应对挑战。

甚至基因也会塑造你的压力反应模式。有些基因使人们享受压力反应的肾上腺素冲动，因而寻找压力刺激。这些基因同样也会提高竞争倾向及或战或逃的模式。其他基因决定你对催产素多敏感，因此会影响你表现出照顾和友善反应的倾向性。基因组甚至会影响压力对你的影响程度。有人天生就抗压力强，这使得他们对压力情况缺少反应，不容易被压力情境改变——这有好有坏。而其他人生来就对压力敏感。矛盾的是，这提升了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比如抑郁或焦虑；也可能带来积极后果，诸如热诚和自我成长。

然而，如同我们看到的，这些基因差异没有天生注定的。它们只是建立了倾向，还要与生活经历和自觉选择相结合。压力反应系统可调节，不断试图搞清楚如何最好处理你面对的各种挑战。比如说，成为父母会改变你的压力倾向。曾经冲动无比、非战即逃的年轻人，成了父亲后睾酮急剧下降，表现出照顾和友善的一面。相对比，生死创伤事件会把压力系统推向相反的一面。创伤导致了世界不安全这个暂时的念头，大脑和身体准备进行或战或逃反应。重要的是要识别，这些变化是策略性的，不是压力系统损坏的信号。尽管这样的调整有代价，但有非常实际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这些调整不是永久的。你的大脑和身体继续重塑自己，帮你应对生活中最重要的那些挑战。经由新的生活体验和关系，那些创伤事件引发的改变，也可能被反转。

最后，身体对压力如何反应，你也有发言权。压力是帮你从经验中学习的生理阶段，这意味着你的压力反应很容易被刻意练习影响。无论压力过程中你采取了什么行动，你都在同步地教授身体和大脑。如果面对压力你想有不一样的反应——自信地面对挑战，为自己的利益努力争取，寻求社会支持而不是逃避，从痛苦中寻找意义——那没有比练习新的反应模式更好的方式来改变习惯了。压力的每个瞬间都是你转化压力本能的机会。

36000英尺高空的压力

在“压力新科学”最后一堂课后不久，一个学生发给了我下面这个故事。瑞娃和她老公拉格斯曼一起上了我的课。最后一堂课后，他们飞往澳大利亚，看望要生产的女儿。

拉格斯曼有心脏病，其中一个症状是睡眠呼吸阻塞。在飞机上他得使用持续空气压力器获取足够的氧气。这个机器得插在头顶上面，占了很大空间——使得飞行对他俩都是煎熬的过程。这架飞机，插座在头顶，插口很松。因为是夜航，机舱很暗，很难看清插座部位。做过膝盖置换手术的瑞娃，不得不经常爬到座位上重接连接机器。在狭窄的座位空间里摸索，是非常难受的，瑞娃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承受了很大压力。

这正是那种大多数人都会说压力反应是问题的情境。瑞娃和老公对环境缺少掌控，他们对插座、对空姐感到生气，抱怨对方帮不上忙。逃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买了降落伞，打开逃生出口的窗户。更别提拉格斯曼还有心脏病了，他可不需要在36000英尺高空肾上腺素激增。

但是瑞娃记得压力反应可不只是或战或逃，她和老公讨论了正在经受的压力。不是对压力感到有压力，相反，他们想象身体正在释放催产素，帮他们相互支持并保护拉格斯曼的心脏。知道压力反应有社交的一面，瑞娃和挨着她的女人做了友好交流。和旁边的人联结使接下来的旅程更轻松了，因为她不再担心自己的动作会打扰对方。

瑞娃和拉格斯曼也做了有意识的选择，把焦点从试图搞定控制不了的状况，转移到思考为何这次飞行如此重要。他们讨论了煎熬旅程的意义——看望女儿和即将出生的外孙。这使得他们更感恩这次飞行，虽然有些不舒服。

我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是压力反应记忆能转化压力体验的简单例子。这种情况下，聚焦在社会交往和意义上，是忍受漫长和艰难旅程的最佳策略。其他情境中，你有更多掌控的时候，记住压力反应在给你力量，鼓励你去行动，这更有帮助。

当感觉到身体对压力有反应的时候，问问自己，你最需要压力反应的哪个部分。你想反击、逃避、投入、联结、找到意义，还是成长？即使感觉到压力反应正推动你朝向某个方向，聚焦于你想怎么反应，也能转化你的生理以支持你。如果你想发展压力反应的某个方面，思考一下在目前你应对的压力情况下，这方面的表现如何。更擅长这方面的人，会想什么，感觉到什么，或做什么呢？现在，有没有其他方式，来选择反应？

最后的想法

关于压力反应不匹配理论——它说身体对压力的反应是过时的生存本能——最主要的一个争论是，对不是性命攸关的危机，你不该有压力反应。感觉有压力被视为心理缺陷，一个得被克服的缺点。这源于那个错误信念，即所有压力反应都是或战或逃的模式。更全面的压力生物画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每天我们都有这些反应，为什么它们根本就不是缺点。匆匆奔去接孩子放学，应对麻烦的同事，思考别人的批评，担心朋友的健康——我们对这些事有压力反应，是因为对我们重要的事物有危险，我们就感觉受压。更重要的是，有压力反应，是帮助我们有所行动。

要到目标截止日期了，我们有压力，所以要采取行动。价值观受到威胁，我们有压力，所以我们捍卫它们。需要勇气的时候，我们也有压力。有压力，所以我们与别人联结；有压力，所以我们会从错误中学习。

压力反应不是简单的生存本能。它植根于我们，关乎人们怎么运作，怎么相处，怎么在世界上自我定位。理解了这个，压力反应就不再是可怕的东西。它应该被感激、被善用、被信任。

第三章　压力和意义成正比：有意义，意味着有压力

2005年到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研究人员访谈了超过125000人，他们年龄在15岁以上，来自121个国家。访谈问题是：昨天你是否压力很大？在发达国家，调查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在发展中国家和边远地区，他们挨家挨户上门访谈。

然后研究人员用电脑做了个国民压力指数。每个国家，有多少比例的人说是的，昨天他们压力巨大？世界范围内，平均值是33%。美国的指数挺高，43%。菲律宾以67%的比例居于榜首，而非洲的毛里塔尼亚排名最低，比例刚刚超过5%。

因为国与国比例不同，研究人家就琢磨：一国的压力指数，与其他指标，诸如幸福、寿命和国民生产总值有关吗？先根据你对压力的信念预测一下。承受更大压力的人，对公众健康、国民幸福和经济有好处吗？

令研究人员惊诧的是，压力指数越高，国民幸福度越高。说前一天压力特大的人比例越高，该国人口寿命越长，GDP越高。较高的压力指数同样反映出更高的幸福度和生活满意度。人们越说压力大，对健康、工作、生活水平和社区越满意。研究人员还发现，生活在腐败、贫穷、饥饿或暴力水平高的国家的人，诸如毛里塔尼亚，通常不认为他们的日子很难过。人们说有压力，所反映出的东西和研究人员所认为的客观的恶劣社会条件并不完全相关。

为了理解这个使人困惑的发现，工作人员研究了压力和其他情绪的关系。在感到重压的日子里，人们更容易生气、沮丧、悲伤或者担忧。但是生活在压力指数较高国家的人，同时也汇报说上一天里有更多快乐、爱和大笑。当涉及总体幸福感时，调查显示，最幸福的人不是没有压力的人。相反，他们是那些压力很大，但不消沉的人。这些人，更容易认为自己的生活接近完美。相比较，研究者汇报说，最不幸福的人，体验到更高水平的耻辱、愤怒及低水平的快乐。“很明显能注意到不关压力的事。”

我把这叫作压力悖论。高压既伴有痛苦，也带来幸福。重要的是，幸福生活不是没有压力，没压力的生活也无法保证幸福。虽然大多数人视压力有害，高压看起来却与我们想要的东西并肩而行：爱、健康以及生活满意度。

我们感知为压力的事情，怎么会伴有如此多的好处呢？理解压力悖论的最好方式，就是看看压力与意义的关系。研究表明，有意义的人生，也是有压力的人生。

你的生活有意义吗

2013年，斯坦福大学和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对美国成年人做了次调查，年龄跨度在18～78岁，来评估多大程度上他们同意“总体来说，我感觉自己的生命有意义”这个说法。这听起来挺离谱，让人们反思自己的一生，判断是否有意义。但是，大多数人凭直觉就会知道答案。大概仅凭读到这句话，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内在评估。

研究人员接着要看，什么因素可以将强烈认同该说法的人与不认同该说法的人区分开来。有意义人生的最好预测指标是什么？

令人吃惊的是，压力排名很高。研究者询问的每项压力测量指标，都预测了更大的意义感。过去经历过最多压力事件的人，更倾向认为他们的生活有意义。说自己现在正承受很大压力的人，同样评价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人们觉得把时间花在担忧未来上面，也是有意义的，就像花时间反思过去的挣扎和挑战。研究人员得出如下结论：“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意义的人有更多担忧，但也比那些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的人有更大的压力。”

为何压力与意义连接如此紧密？一个原因是，压力看起来是真正投入角色、追求满足意义感的目标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当人们谈论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源时，上榜清单是工作、为人父母、私人关系、照顾老人，还有健康。在最近的两个调查里，英国34%的成年人认为养孩子是生活中压力最大的事，而62%的加拿大成年人说工作是最大的压力来源。

每次问人们这些令人痛苦但有意义的角色时，压力悖论就出现了。比如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发现，抚养18岁以下的孩子，极大提高了日常痛苦的概率——而同时，你也拥有更多的笑声。那些说昨天压力透顶的企业家，也说那天学到了有趣的东西。感到有压力是生活出状况的信号，更是反映你多么投入在某些活动和深入在有意义的私人关系中的晴雨表。

研究同样表明，低压生活并不会让人们如想象般幸福。虽然多数人预测如果不那么忙会更幸福，但事实恰恰相反。人们越忙越幸福，即使被迫接受更多的任务。繁忙程度的急剧下降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退休会提高40%罹患抑郁症的概率。确实有意义的压力甚至可能对健康有益。在一项大型流行病研究中，汇报较高厌倦水平的中年人，在接下来的20年内死于心脏病的概率超过2倍。相对比，许多研究都显示，有更多意义感的人活得更长。比如说，某项研究跟踪了英国9000多名成年人达10年之久，那些说过着有意义生活的人，死亡率要低30%。即使剔除了包括教育、财富、抑郁，以及吸烟、锻炼、饮酒等行为因素，降低死亡风险率依旧成立。

这类发现可以帮助解释为何压力不总是对健康和幸福有害，以及为何不应该害怕有压生活。人们生活中最普遍的压力源和最大的意义来源往往重合，很明显，压力甚至会带来幸福。

压力可能是追求困难但是是重要目标的自然副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压力瞬间都富有意义。然而，即使我们正承受的压力本身看起来没有意义，它也能激发寻找意义的渴望——如果不是现在，就是在生命长河的更广泛时间段。毫不夸张，寻找意义的能力，驱动了我们在困境中不抛弃不放弃。人类具备先天的本能，赋予承受的痛苦以意义。这个本能甚至是生理压力反应的一部分，如反思、精神探求和灵魂探索等体验。压力情境唤醒了内在的过程。这是压力生活常常是有意义生活的另一个原因：压力挑战我们，让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

重新思考压力：什么带给你意义？

花点儿时间，列出你最有意义的角色、关系、行为或者目标。在生命的哪些部分，你最可能体验到快乐、爱、欢笑、学习或者目的感？列出一些以后，问自己这个问题：同样，它们是不是有时候或者经常让你感觉到压力？

我们通常想象，如果消除掉在家里、职场或追求目标过程中体验到的压力，那该多理想啊，但现实中这没有可能。我们不会在家庭、工作、社区、爱、学习或健康方面，选择全压或全无压力的体验。如果生活中有些事，既有意义，又让你压力巨大，花点儿时间写出来，为什么这个角色、关系、活动或者目标对你如此重要。你或者还可以考虑写一写，如果突然没有了这个意义来源，生活会怎么样。失去它，你有什么感觉？你想让它重新回来吗？

在日常的压力中寻找意义

1961年至1970年，生活在波士顿的约13000人参与了美国国民老龄化研究。接下来的五十几年，这些人持续报告生活中的两类压力：重大生命事件（如离婚或严重事故）和面对的日常困扰数量。2014年，一份针对他们的研究报告出炉，反映压力对死亡率的影响。两类压力中，日常困扰是死亡的更灵敏预测器。1989年至2005年间，有较多日常困扰的人，到2010年已经去世的比例，比承受较少困扰的人高3倍。

自然而然，媒体标题会宣传“压力大的人死得快”“科学研究表明，压力会杀死你”。但为了理解压力的有害性，你得看看研究人员如何衡量所谓的日常困扰。杀人的不是日常压力的存在，而是人们对其的态度。

日常困扰和激励指标罗列了典型生活的53个方面，包括“你的配偶”“工作性质”“天气”“做饭”和“教堂及社区组织”。它要求你评估在那一天，每一项是困扰了你，还是激励了你。基本上来说，指标考量的是，你视角色、关系、日常的活动为讨人厌的不爽经历，还是有意义的体验。你可能会想，“这取决于是哪一天”。而实际上，人们的评分一直相当稳定。视日常任务为烦人的包袱，而不是激励因素，是典型的思维模式。和那天发生了什么，没多大关系。

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压力能够影响这个趋势。如果认为压力有害，任何让你感受到一点儿压力的事，都像是对生活的侵扰。无论是在百货商店排队、匆忙在截止日期前赶工，还是计划家庭的节日晚宴，每一天的经历，看起来都是对你健康和幸福的威胁。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对这些事抱怨个不停，仿佛你的生活已经脱轨，好像有某个无压的生活版本正等着你。想想2014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调查，日常压力最普遍的来源包括烦乱的日程、紧急的工作任务、交通、社会媒体，以及诸如做饭、清洁和维修这类的家事。这些都是正常的、可以预料的生活组成部分。但我们将其视为不合理的额外负担，认为它们阻止了生活呈现本来面目。

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不是压力事件的客观测评——更好地预测了五十几年来美国国民老龄化研究中那群人的死亡风险。将研究总结为“压力杀人”（很多媒体报道都这么干）是不合理的。该项研究带来的启发，不应该是企图减少那些所谓的困扰，而是改变你与视为困扰的日常经历的关系。带来压力的体验，同时也是力量或意义的来源——而我们必须选择那样看待它们。

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经典研究，提供了一个在日常压力中培养意义思维的极佳方式。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学生，同意在寒假时写记录。有一些被要求写出他们最重要的价值观，以及日常活动与这些价值观的联系。另一些被要求写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好事。为期三周的寒假结束，研究人员收集了学生的记录并做访谈。那些写出价值观的学生更健康，精神状态更好。寒假期间，他们较少生病，其他健康问题也较少。返校后，他们对自己应对困难的能力也更为自信。写出价值观，对那些在寒假时经受了最大压力的学生，有最为积极的影响。

研究人员分析了2000多页学生写的记录，试图搞明白写作任务为何如此有帮助。他们的结论是：关于价值观的写作，帮学生看到了生活的意义。压力体验不再仅仅是必须承受的困扰，它们成为学生价值观的表达。开车带年幼的兄妹，反映了学生多么重视家庭。申请做实习生，是迈向未来目标的一小步。对于那些被要求在日常活动中发现最深刻价值的学生来说，可能挺烦人的小事，变成了有意义的时刻。

自这项研究之后，好几十项类似研究接踵而来。它们表明，写下你的价值观，是曾经研究过的最有效的心理学干预之一。短期来说，写下个人价值观，让人感觉更有力量，有掌控感、自豪和强大。同时让人感受到更多的爱、与他人的联结和同理心。它提升痛苦承受力，增强自我掌控，减少压力体验后的无益反思。

长期来讲，写出价值观会提升学业成绩，减少看医生，改善心理健康，有助于所有事情，从减肥到戒烟，到解决酗酒问题。它帮助人们在面对歧视时执着坚定，减少无力感。很多时候，一次思维干预，就可以带来这些益处。花10分钟写下价值观的人，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会受益。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思维干预这么强大？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和大卫·谢尔曼花了15年，对该思维干预做了有价值的研究。他们得出结论，书写价值观的魔力在于它转变了你对压力体验的思考，以及应对它们的能力。当人们与自己的价值观联结，他们更倾向认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和他人支持来改善处境。他们也倾向认为正在经历的困难是暂时的，问题不是不能改变，也不会因此搞砸自己的人生。

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新的思维会自我生长，人们开始视自己为能克服困难的人。科恩和谢尔曼把这叫“个人富足的叙事疗法”。换句话说，当你思考自我价值时，你给自己讲的关于压力的故事改变了。你认为自己很强大，能够在逆境中成长。你变得更欢迎，而不是逃避挑战。你更能从困难情境里发现意义。

随着很多有效思维干预的进行，人们通常会彻底忘掉激发了积极改变的实验。但是益处会一直持续，因为人们给自己讲的关于压力的故事改变了。持续的好处不是很久前进行的10分钟书写带来的直接结果，而是它引发的思维转变的产物。

重新思考压力：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下面的价值观清单并没穷尽，它是用来帮你思考自己的。清单上的哪些价值观对你最重要？选三个最重要的，如果灵光闪现，你脑海里出现了清单上没有的价值观，尽管写下来。

接纳　公平　爱

负责　信念/信仰　忠诚

冒险　家庭　专注力

艺术或音乐　自由　自然

体育　友谊　开放

庆祝　有趣　耐心

挑战　慷慨　和平/非暴力

合作　感恩　个人成长

承诺　幸福　宠物/动物

社区　努力工作　政治

同情　和谐　积极影响

能力　健康　实用性

协作　助人　解决问题

勇气　诚实　可靠

创造力　荣誉　足智多谋

好奇心　幽默　自我同情

纪律　独立　自力更生

发现　革新　简单/节约

效率　正直　优势

热情　互相依赖　传统

平等　欢乐　信任

伦理　领导能力　意愿

优秀　终身学习　智慧

当你挑出了自己的三个有意义的价值观，选择一个，书写10分钟。描述为何这个价值观对你如此重要。你也可以写写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体现这个价值观，包括今天你做了什么。如果你正面临一个艰难的决定，你可以写写该价值观可能会如何引导你。

这10分钟能够改变你和压力的关系，尽管你并没写任何有关当前的压力的东西。你可以再找时间坐下来，重复这个练习，完成另外两个价值观。或者当你感到压力透顶时，重新做这个练习。

学生们有时会告诉我选一个价值观做练习有些挣扎——要么不知道如何辨识自己的价值观，要么没法聚焦到一个上面。这个练习，你只需要表达，当下而言，感觉什么重要或对你有意义。它可以是一种态度、一个个人优势、重点，甚至是你在乎的一个团体。它可以是你想在生命中体验的，或者是你想与他人分享的。它还可以是做生命重要决定时你秉持的一个原则。

在这个练习中，你是不是“擅长”某个价值观并不重要，或者别人能否理解为什么它对你很重要也没关系。价值观可以是自然而然来的，也可以是你想自己发展的。比如说，我的一个学生最初没觉得这个练习有启发性，因为她选了能力——一个别人认为她有，而她自己没有情感联结的东西。当我提醒说可以选期望的事情时，她意识到自己想培养更多的赞同，虽然这对她相当困难。

记着你的价值观能转化压力

有时候，身处压力环境中，你得转换思维。研究表明，在压力时刻反思你的价值观能帮你更好地应对它。举例来说，在安大略滑铁卢大学做的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每人拿到一个手环，上面写着“牢记你的价值观”。斯坦福大学做了这个研究的另一个版本，给每个参与者一个钥匙链，他们可以将个人价值观写在纸上，塞进钥匙链里。感受到压力时，他们可以看看手环或钥匙链，在那个时刻，思考一下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观。这项指导可以帮助人们应对逆境，甚至比一次性的书写练习还好。

在我的“压力新科学”课上，我给每个学生一个手环，提醒自己的价值观。一个叫米丽恩的学生写信给我，讲述手环是如何帮她应付困难情况的。她的丈夫乔有阿尔茨海默病的征兆，虽然诊断很慎重，乔的神经科医生还是怀疑阿尔茨海默病是他记忆力衰退的背后元凶。乔曾经是公司高管，意识能力越来越下降的征兆给他和米丽恩拉响了警报。他们原本期望一起慢慢变老，但那幅温馨画面越来越像海市蜃楼。

米丽恩和乔一起做了价值观练习。她选择耐心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价值观，乔选了幽默感和诚实。米丽恩告诉我说，接下来的一周，她多次记起和践行了价值观。她同样目睹了乔也在练习价值观，这也赋予了她力量。当乔丢了手机，而米丽恩在冰箱里发现它的时候，乔承认不记得把手机放那儿了，甚至拿这事开玩笑。这点亮了他们两人的压力时刻。

对米丽恩和乔来说，避免压力是不可能的，否认它也毫无助益。他们做不了太多来控制身处的境遇，而选择价值观是主宰体验的一个途径。当无法控制或消除压力的时候，你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应对。牢记价值观能转化压力，将其从违背你意愿、超出你掌控的东西，变成邀请你敬畏、唤起你注意的信号。

考虑一下，创造一个实物，作为自己最重要价值观的提醒。可能不是手环或钥匙链，而是贴在电脑屏幕上的即时贴，或者手机贴纸。然后，当压力来袭，记起价值观，问问自己在这个时刻，它能如何引导你。

你和在乎的人如何谈论压力至关重要

两个医生相对而坐。一个说：“给我讲讲你的经历，面对特别难过的病人的场景。”然后他安静倾听，而对面的遗传科医生，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当时在告知一位年约40岁的妇女，其16岁的儿子得了马凡氏综合征。该病是罕见的基因紊乱，会导致骨骼非正常发育。得这种病的人，四肢、手指、脚趾会变得很长，心脏也会衰弱。2年前，这个妇女的老公，因为马凡氏综合征死于动脉破裂。医生不得不向她解释，她的儿子遗传了曾经杀死她老公的基因缺陷。

当医生讲完这段经历，倾听者温和地问：“那个经历为何如此难忘或者如此有意义？”然后又问：“你运用了什么个人优势，帮你应对当时的痛苦？”

这些医生正在参与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和牙医学院开发的一个项目，该项目用来降低医疗工作者的职业倦怠。两个医生设计了这个项目，一个是米克·克拉斯纳，一个是罗纳德·爱普斯坦，他们意识到医务工作者需要处理工作上的压力。许多医务人员都被训练关掉自己对疾病、痛苦和死亡的情感反应，以保护自己免受折磨。他们视病人为物体或者一个程序，而不是人。

初期看起来这像是降低压力的好途径，结果却有沉重的代价。对于医务人员，想从工作中找到意义，需要他们思考陪伴承受痛苦的人，尽全力消除其苦痛是至高的荣耀。企图防卫围绕身边的痛苦，恰恰提高了透支的风险，因为这剥夺了意义的重要来源。不光医务工作者，法律人士、社工、教育从业者、父母、护理员、神职人员，都有这个问题。这些角色可能很辛苦，但同时也是个人意义的丰富来源。试图创造心理盾牌抵抗压力，会影响寻找目的和满足感的能力。

克拉斯纳和爱普斯坦提出了一个有些激进的策略，以提高医生的抗挫力：教他们全情投入，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刻。拥抱痛苦和意义的关系，而不是与之对抗。最重要的是，建立医生社区，大家可以互相分享，支持创造意义的思维模式。

每周一次，一小群医生见面2个小时。开始先做一个正念练习，比如感受呼吸和身体的知觉。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正念不是关于放松或者逃避当天压力的。相反，它是关注和接纳当下任何想法、感觉和情绪的能力。如果觉得悲伤，就注意悲伤在身体里是什么感觉。不要试图推开它，或者用快乐的想法替代。生理压力反应的其中一个影响是让你对体验更开放，你感受到更多，注意力得到拓展，你对别人和环境更敏感。提升的开放性是有益的，但也可能让人受不了。许多人，当面对别人的痛苦，体验到这种开放性的时候，会想要关掉它。所以他们转移注意力，或者保持疏离，或者买醉逃避。正念练习是训练你对所感所觉保持开放，而不是关掉它。

正念练习之后，医生们讲故事。每次聚会，提供一个主题。某一周，他们谈论照顾濒死病人的时刻。下一周，他们分享改变自己对病人看法的那些惊奇际遇。再一周，主题是失误、埋怨和宽恕。讲故事邀请大家反思医疗实践，并且从中发现意义。

开始时，医生们花几分钟自我准备，就自己要分享的故事，写下一些想法。然后他们配对，或组成小组。他们轮流讲故事，听者有两个任务。第一，真正地倾听——让自己听、感觉和理解别人的经历——同时注意这个故事如何影响了自己：听故事时他们的感受，下了什么判断，哪些情绪浮现出来。第二个任务是帮助讲述者找到经历中的意义。听者是通过问问题，而不是给建议来完成这一步。“为什么那很难忘？在那种情况下，你做了什么有助的事情？你学到了什么？”

他们还被鼓励把在团体中开发出来的倾听技巧，运用到医疗实践中去。不匆忙，或者自我封闭，而是允许自己真正地聆听和感受病人或家属的说法。与病人及家属目光交流，给予完全的关注。不打断，除非是问有助于了解病人感受的问题。如同在讲故事练习中与搭档共同学习一样，在工作中的压力瞬间，医生们练习开放，而不是竖起盾牌。

首批完成该项目的70位初级护理医生，开始2个月每周见一次，后来的10个月每月见一次。项目结束时，他们报告说极大降低了职业倦怠。他们较少被工作榨干情感，早晨也不再担心起床去面对又一天的工作。他们从工作中找到了更多满足感，不总像以前那样，说后悔进了医疗行业。医生们面对压力时也不再感到孤单。就像一位医生说的：“感觉自己不再孤单，我们感受的、经历到的，都很正常。”

这对医生心理健康的提升十分显著。干预前，他们填过一个抑郁和焦虑的调查表。在典型的成年人中，男性的平均分是15，女性的平均分为20。医生们开始的平均分是33，第8周项目结束后，这个分数降到了15。到一年期的项目结束时，分数降至11——这是心理幸福感的极大转变，尽管并没有改变他们工作的紧张本质。

同时，医生对病人的同理心也有所提高。他们描述说面对罹患疑难杂症的病人，他们感觉到好奇，而不是厌恶。花时间在承受痛苦的患者身上，他们感觉恩慈，而不是被拖垮。

对痛苦——他们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持开放，使得医生们重新与意义联结。这个策略，对以往压力管理是种挑战。不是试图减少压力，而是拥抱它。当压力是带来意义的事物的一部分，那抵制它并不会消除压力。相反，花时间全情投入，从压力中找到意义，则能够将其转化。它不再耗竭你，而是带来滋养。

这个方法曾经帮助我处理过职场角色中的压力，我觉得最有意义的角色——教师。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使我裹足不前，但最后对我将自己视为人师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经历。2006年，我开始接手组织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入门课程。这是一门大课，有好几百名学生注册，使用10多位教学助理，从许多学院邀请演讲嘉宾。到了秋季学期，我觉得课程走上了轨道。但2007年1月，我收到了本科学生宿舍教学总监的一封邮件。他通知我说，我的一名学生在寒假时去世了。该学生曾上过秋季班，没有通过考试。

总监没说学生是怎么死的，但我的心慢慢下沉。Google了名字后，我发现了关于这个学生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去年夏天当地的新闻报道，他作为学生代表致辞，说自己的目标是学医。第二条信息就是关于他寒假的去世。就在圣诞前夕，在家里的浴室，他浑身浇满汽油，点火自焚了。网上传言说他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学期，没有期望的那样好，耻辱令其自杀。

我脑子里立刻就想，我本可以做得不同。我查了每一封与他的往来邮件，其实也没几封。接近学期末他请了假，我答应他可以在家参加期末考试。但是忙于期末各种考试和评级，他没利用我给的选择，我也没有跟踪。理性来说我知道，没有完成心理学入门课程可能不是这个学生命运的转折点，他可能受困于抑郁或其他心理疾病。但不管他死于何种原因，我都忍不住会觉得自己对待学生的学业困境太傲慢了。花在完善演讲上的精力，应该更多花在与更多学生联结上。如果我坚持沟通，就有机会告诉他很多学习有困难的新生，最后都骄傲地毕业了。他或许能完成那门课。那会有所不同吗？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斯坦福大学不让把学生自杀这样的事公之于众，我只告诉了一个信得过的同事和一个已经是教学助理的研究生。虽然我没有谈论过这个经历，遗憾始终伴随着我——同时也是我的耻辱。直到几年之后，和已经成为好朋友的一名同事分享这个故事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经历从根本上修正了我的教学方法。那个学生死后，我很投入地支持有困难的学生。我把帮助学生明白一次学习失败不能限制他们的未来或定义他们的能力，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我记得告诉过好几个新生，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学生。尽管成绩单上到处是C-，大学头2年学习很差，最后他依然进了医学院。他的推荐信里——包括我写的——谈的都是他的毅力和成长。）在谈论成绩和作业之前，我首先把学生当成人看待。我试着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我训练的教学助理，并且将其视为该课所有教学原则的基础。

令我自己吃惊的是，在最近一次关于“找到教育的意义”的研究会上，我还给学院同事分享了这个故事。当回忆教学生涯里最有意义的经历时，它首先出现在脑海里。尽管事实上，我希望能改变历史，阻止其发生。

罗切斯特大学给医生们搞的项目告诉了我们，花时间对话十分重要。我们如何谈论压力，也很关键。在多数工作场合、家里、其他团体里，讨论压力的方式，关系到我们的幸福。我们可能抱怨压力，意淫着没有压力的快乐生活。或者以各种途径释放压力，而不是思考从中学习到什么。有时候，我们选择默默承受，避免诚实讨论带来的伤害。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注意到如何讨论压力，是练习思维正念的一种途径。思考一下，在何时何地，你有机会坦诚讨论面临的挑战，尤其在于你有意义的角色和关系中。

我的学生帕特里夏，受课程激励，和自己的女儿朱莉进行了一次关于压力的对话。朱莉和丈夫斯蒂芬养育着一个1岁的孩子——其生母无家可归，毒品上瘾，无力抚养孩子。他们把孩子从医院带回家，想要领养。过去这一年，他们都在等待孩子的生母放弃抚养权。等待期间，孩子的生母及孩子的祖父母频繁来访，朱莉和丈夫往返于家和法庭之间，还要跟社工见面。朱莉和斯蒂芬感觉就像是孩子的父母，但不知道最终是否能够领养成功。

朱莉受不了了，考虑找医生开药治疗抑郁，感觉自己被彻底打倒，开始失去希望。帕特里夏认为朱莉很坚强，有能力应付这类烦人的流程。她决定和朱莉谈谈压力思维模式，尤其是朱莉应对挑战的想法。

两人一起讨论了这个过程对朱莉和丈夫多么重要。她们回顾了想成为养父母的原因，以及为了孩子着想，有人必须挺身而出，愿意经受这个难挨的过程。她们还讨论了为什么朱莉和斯蒂芬对这个孩子情有独钟。帕特里夏和朱莉一起，把这一年的压力，放到更久远的时间长河里加以思考。

虽然朱莉和斯蒂芬无法掌控结果，但两人知道，他们宁愿坚守，而不是放弃。于是两人开始采取能控制的行动，比如加入养父母支持团体，满足所有必要的要求，以保证领养符合程序。帕特里夏和朱莉的对话，以及它激发的积极改变，给了朱莉很大帮助，以至于她觉得没必要服用抗抑郁药。我真的希望能以打着漂亮蝴蝶结的领养文件来结束这个故事。但在我写这段的时候，过程——既痛苦又有意义——还在继续。

你和在乎的人如何讨论压力，至关重要。我们了解自己能做什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去看。你可以帮别人看到他们自身的优势，提醒他们困难的意义。

逃避压力的代价

当审视日常生活，我们可能会想到某个压力巨大的日子，然后说：“哇，我可不喜欢那一天。”而身处其中时，你或许会期望压力小一些就好了。但如果你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生命，剥离掉每个有压力的日子，你发现剩下的并不是理想的生活。相反，你会发现同时剥离掉了那些助你成长的经历，你最自豪的挑战，以及使你成为你的那些关系。你或许远离了不适，但同样会抹去某些意义。

当然，期望无压力的生活，不是不正常。然而，追求这个愿望，会付出沉重代价。事实上，伴随压力而来的很多负面结果，实际都是企图逃避它的产物。心理学家发现，企图逃避压力，会极大降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快乐。逃避压力还会带来孤独。针对日本同志社大学学生的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流逝，逃避压力的想法，能够引起联结感和归属感的下降。有这样的目标，甚至会拖垮你。比如说，苏黎世大学的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目标，然后对他们做了为期1个月的跟踪。贯穿两个典型的压力段——期末考试和寒假——那些最想逃避压力的学生，注意力、身体活力和自控力下降最多。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美国退役军人办公室，曾经做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跟踪1000多名成年人达10年之久。研究之初，工作人员问参与者是如何应对压力的。那些说试图逃避压力的人，在接下来的10年内，更容易变抑郁。他们在职场和家里，经历了更多冲突，得到了更多负面结果，比如被炒鱿鱼或者离婚。重要的是，逃避压力比研究开始时出现的任何征兆和困难都更好地预测了抑郁、冲突和负面事件的增多。参与者无论起点怎样，接下来的10年，逃避压力的倾向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心理学家把这个恶性循环叫作压力繁殖。它是企图逃避压力的讽刺性后果：耗费掉应该支持你的资源的同时，你创造了更多压力源。当压力不断累积，你渐渐无力招架、离群索居，因此更容易依赖逃避性策略，比如企图扫清压力情境，或者以自毁行为转移注意力。越坚定地逃避压力，越容易陷进向下的螺旋。如同心理学者理查德·瑞恩、韦罗妮卡·胡塔和爱德华·德西在《探索幸福》中写到的一样：“越想得到最多愉悦感和逃避痛苦的人，越可能失去生命的深度、意义和人心。”

重新思考压力：逃避压力的代价是什么？

虽然逃避压力看起来是个理性策略，但它总是适得其反。拥抱压力的好处之一，就是你能发现优势，去追求目标，承受艰难而有意义的体验。下面的思维练习会帮你认识到企图逃避生活压力的代价。花几分钟写下你的答案，如果这些问题与你的经历相关。

1.错失的机会：由于你认为压力（或可能会）太大，生活中拒绝或错失了什么事情、经历、活动、角色，或其他机会？

·你的生命因为这些选择更加丰盛，还是更加狭隘了？

·错失这些机会让你付出了什么代价？

2.逃避方式：当你想逃离、摆脱或漠视生活压力的时候，你会求助于什么行为、替代品或别的逃避途径？

·这些应对方式更好地使用你的时间、能量和生命了吗？它们增强了意义或助你成长了没有？

·这样的应对方式，是不是自毁行为？

3.限制未来：如果不害怕未来会有压力，你想做、体验、接纳或改变什么？

·通过追求这些机会，你的生命会丰富成什么样子？

·不允许自己追求，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最后的想法

当心理学家艾丽娅·克拉姆——那个将宾馆清洁员转化成健身者，试着改变人们对压力想法的铁人三项选手——谈论自己的工作时，分享了一个她学生时代的故事。一天，她在耶鲁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独自一人工作到很晚，迷失在自我怀疑中，开始忧虑手中的研究项目，担心能否最终完成。

咚咚，响起了敲门声，心理系负责IT的同事打开门，向内张望。没等克拉姆开口，IT同事评论说：“珠穆朗玛峰山腰，又一个寒冷、黑暗的夜晚啊。”然后他关上门，转身离开。

2周之后，克拉姆躺在床上，无法入眠，同事的话在脑海中回放出来。“如果在爬珠穆朗玛峰，你能够想象那一定很寒冷，要经历一些黑暗的夜晚，你疲惫不堪。”克拉姆想，“你相当可怜。但是，你期望怎么样呢？你是在爬珠穆朗玛峰欸！”在生命的那个时段，完成毕业论文就是她的珠穆朗玛峰。她不确定是否会成功，但那个挑战非常重要，值得苦熬几个寒冷、黑暗的夜晚。

每个人都有一座珠穆朗玛峰，或是你自己选择攀爬的，或是环境所迫，总之，你身处重要旅程当中。你能想象吗，登山者一边爬着洛子峰，一边说“这好难啊”或者在山峰“死亡区域”度过首晚时想“我不要这个压力”。登山者知道压力的来龙去脉，这对他有意义，是他的选择。如果你忘记了压力背后展现的意义，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它的受害者。“不过是珠穆朗玛峰山腰一个寒冷、黑暗的夜晚。”这是记起压力悖论的方式之一。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那些挑战，往往伴随着暗夜而来。

企图逃避压力的最大问题是，它改变了我们看待生命和自我的观点。任何导致压力的事情，都被视为问题。如果工作有压力，你会觉得工作出事了。婚姻有压力，你会认为关系出问题了。如果身为父母有压力，你会觉得孩子出问题了。如果试图有所改变带来了压力，你会觉得目标出问题了。

当你认为生活应该少些压力，压力看起来就是能力不足的标志：如果足够强大、足够聪明、足够好，那就不会压力这么大了。压力成了个人失败的标签，而不是生而为人的证据。这样的思考方式，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视压力有害提高了抑郁风险。武装着这样的思维模式，你更容易感觉无望，更容易被打倒。

选择看到压力和意义的联系，能够将你从生活出问题了或者你没能力应付挑战这样的抱怨思维中解放出来。即使并不是每个令人沮丧的时刻都有目的，从生命更广阔的层面来看，压力和意义形影不离。秉持这样的观点，压力不会变小，但会变得更有意义。

第一部分　回顾

花几分钟思考下面的问题，考虑和别人分享你的想法。

1.从拿起本书开始，你对压力的理解改变了吗？

2.关于拥抱压力的想法，你有什么困扰的问题或担心？

3.第一部分的哪个观点、研究或故事令你印象深刻，与你个人最相关、值得在自己的生命中进一步探索？

第二部分　转化压力

擅长压力意味着什么

1975年，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萨尔瓦多·麦迪对伊利诺斯贝尔电话公司的员工，展开了压力的长期影响方面的研究。这本来只是个简单的纵向研究，但1981年，一场巨变袭击了贝尔公司。国会通过了通信行业竞争与解除管制条例，整个行业都被颠覆。1年之内，贝尔公司裁掉了一半员工，留下来的也是人心惶惶，职位发生变化，面对公司更高要求。麦迪回忆道：“一名经理告诉我，1年之内换了10个不同的主管，无论他自己还是那些主管，都不知道该干什么。”

重压之下，一些员工崩溃了，出现健康问题和抑郁症。而其他员工却在压力中奋起，找到了新目标，增强了幸福感。由于麦迪研究这些员工好几年了，他手里有现成的心理测评、性格分析、面谈记录以及其他个人信息。他和同事开始在档案中寻找能预测员工如何应对压力的线索。

在压力下成长的员工，有几个方面很明显。首先，看待压力的想法不同。他们将其视为生活正常的一面，不认为有或者根本没期望过完全舒服和安全的日子。相反，他们认为压力是成长的机会。他们更愿意承认压力，不太把每个小挣扎视为会导致更糟局面的大灾难。他们相信困难时刻更该投入地生活，而不是放弃或自我孤立。最后，他们还相信，无论环境怎样，必须持续做选择——改变状况，或者如果状况不能改变，就改变状况对自身的影响。秉持这种态度的人，压力下更愿意采取行动并与人联结。他们不太会充满敌意，或自我防御。他们还在身体、情绪、精神方面更好地照顾自己，保存能量，支撑自己应对生活的挑战。

麦迪把这种态度和应对策略组合称为“顽强”，他将其定义为压力下成长的勇气。

针对贝尔电话公司员工的那项研究之后，顽强的益处在无数的场合下都被提到，包括在军队服役、移民、身处贫困、与癌症斗争、抚养自闭症孩子，以及职业领域，从执法、医药，到科技、教育和体育。

在极端情况下，处理比20世纪80年代贝尔电话公司面对的经济重创还要严重的危机时，顽强的益处也是显而易见。特丽萨·贝当古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儿童健康与人权方向教授，她于2002年首次前往塞拉利昂。在那里，她与作为童兵、被迫卷入战争的男孩女孩一起工作。有些孩子被用作人体盾牌和性奴，有些被迫杀死家人或者实施强奸。“当想到童兵时，人们会认为他们被悲惨地摧毁了。”贝当古说道，“但我看到的恰恰相反：太多逆境反弹的故事了！”之前的童兵返回学校，梦想成为医生、记者和老师。公共事务官员组织清理仪式，帮社区公开宽恕这些孩子，肯定他们的良好品性。家庭与社区携手，治愈伤痛，勇敢前行。

自那以后，贝当古在许多地区做过战地研究，种族屠杀、战争、贫穷、腐败、艾滋病摧毁了当地社区。创伤的后果蔓延，包括耻辱、内疚、羞愧、抑郁、悲惨记忆和攻击。然而，她同样在经受了难以想象的恐惧幸存者身上，目睹了力量、智慧和希望。这些抗挫的种子，与苦难共生。

在贝当古的一个战地研究中，她请卢旺达地区的家庭来描述当地人都做哪些事情，以避免绝望、担心、沮丧和深深的悲伤。这样的访谈浮现出几个主题。那些抗压力强的人有颗大心脏，面对挑战时自信而有勇气。他们还相信未来，相信他人。他们不会丧失希望，从问题中寻找意义。抗挫性不仅仅是个人特质，同样可以看作是社会过程。有的社区抗挫性更强，因为在困境中，人们走到一起，相互支持。

勇于在压力下成长，是普世的，不仅仅局限于卢旺达。坚持的韧性、与人联结的本能、困境中找寻希望和意义的本领，这些都是人类基本的能力。它们会在困难中体现，无论你是谁，或者在何处。

自从萨尔瓦多·麦迪首次描述了“顽强”一词，心理学家前赴后继复制了许多词组来描述何为擅长压力：坚韧、积极、创伤后成长、转变并坚持、拥有成长思维。我们同时学会很多方式，来培养这些态度。但是麦迪对何为“擅长压力”的定义——在压力下成长的勇气——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关于抗挫折的描述。它提醒我们无法永远掌控压力，但是可以选择与它的关系。它承认了拥抱压力是勇敢的行为，要求我们选择意义，而不是逃避不适。

这就是擅长压力的意识。它不是说不受困难影响或者在问题面前保持淡定，而是允许压力唤醒勇气，联结和成长这些人类核心本能。无论在工作过度的高管身上，还是战争摧残的社区里，抗挫折都是这样的。擅长压力的人，允许自己被压力体验改变，对自己保持基本的信任，与比自己更大的社群联结。他们还寻找方式，让痛苦变得有意义。擅长压力不是逃避它，而是在压力转化你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会帮你发展这些品质。我们还会继续看压力的益处，讲述压力使你更投入、联结和成长的科学研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学习如何擅长压力。我们将探索如何运用压力能量，如何让压力成为慈悲的催化剂，如何在最困难的经历中发现好处。如果能做到这些，你就能将压力从试图逃避的东西，转化为可以驾驭的事物。

第四章　全身心投入：拥抱焦虑能帮助你更好地应对挑战

想象一下，你在一家有几百人的公司工作，要做一次全员报告，首席执行官和全体董事会成员都位列听众席。你已经焦虑一周，现在小心脏怦怦直跳，手心出汗，嘴唇发干。

这时候，你最该做什么：试图平静下来，还是兴奋一些？

哈佛商学院教授艾莉森·伍德·布鲁克斯就这个问题问过好几百人，答案几乎是一致的：91%的人认为，最好的建议是试着平静下来。

你或许曾经告诉过自己或他人，在压力情境下，如果不平静下来，就会搞砸。多数人都这么认为，可这是对的吗？面临压力，最好的策略是放松吗？或者，拥抱焦虑会不会更好？

布鲁克斯设计了一个实验，来寻找答案。她告诉一些要演讲的人放松，通过对自己说“我很冷静”来舒缓紧张。而鼓励另一些人拥抱焦虑，对自己说“我很兴奋”。

哪个策略都没消除焦虑。演讲前，两组人还是紧张。然而，对自己说“我很兴奋”那些人，感觉更能处理压力。虽然还是紧张，他们自信有能力做好演讲。

感到自信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实际做到了吗？是的。演讲听众评价说那些兴奋的演讲者，比试图冷静下来的发言人，更有说服力，更自信，更有竞争力。经由思维的一次改变，他们把焦虑转化成助其更好表现的能量。

尽管多数人认为，压力下最好的策略是放松，这章会告诉你，何时以及为什么，相反的是正确的。无论是面临人生最重要考试的学生，还是面对生涯里最残酷竞争的职业运动员，欢迎压力都会强化自信，提升表现。我们会看看拥抱焦虑怎么样帮你在挑战面前奋起，甚至把典型的害怕反应转化为勇气。我们还将探索将恐惧化为机会，无助化为行动的策略。即使在那些你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的情况下，拥抱压力也能帮你找到前行的勇气。这章是应对无力或透支的良药。停止抗拒，压力就能提供动力。这章里面的技巧将告诉你怎么去做。

转化压力：变紧张为兴奋

走进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杰里米·贾米森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占满整面墙壁的美国地图。地图上标注着全美所有的酿酒厂，包括那些默默无名的小厂。作为啤酒鉴定家，贾米森说他作为教授的部分使命是去激发学生，从啤酒花开始，酿造出更美好的人生。

贾米森在科尔比学院——缅因州一所小而自由的艺术学校——读书时踢足球。作为校运动员，有件事让他感到好奇。他的队友将赛前紧张描述为“动力”和“兴奋”。他们甚至故意提高肾上腺素，知道这会提升表现。可是当队友讨论考试前同样的肾上腺素上升时，他们用的语言完全不同。这会儿是“紧张”“焦虑”和“压得喘不过气”。

贾米森想：这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吗？两种情境下，压力都是给队友提供表现的能量。为什么在赛场上他们认为压力有益，而考试前就会拖垮自己呢？

带着这个好奇，他读了研究生，开始做自己的研究。他怀疑人们的事前惶恐来源于对压力的负向信念。“我们一直受压力有害这样的信息轰炸。”贾米森说。但那些信念很多时候并没有反映现实，压力反应事实上帮助了我们。即使在冷静会明显有助益的情况下，兴奋也能提升压力下的表现。比如说，那些考试中肾上腺素提高的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成绩要好于更冷静的同学。压力荷尔蒙上升最高的特种兵、突击队员和海军，经受残酷审讯时，给敌人提供有用信息的可能性更小。训练时，在人质劫持谈判过程中心率提高最多的军官，偶然射杀人质的概率更小。多数人相信，一定水平的肾上腺素可以提升表现，太多会削弱表现，但证据表明恰恰相反。谈到压力下的表现时，感到压力比放松更好。

贾米森直觉认为，视压力有害干扰了人们运用压力作为资源的能力。如果他能改变人们对压力影响的看法，他想，就能帮助人们在压力下更好地表现。

于是，贾米森在准备参加GRE的大学生身上开始实验他的理论。他邀请学生们进入教室参加模拟考试。考试前，他收集了学生的唾液样本，以获取压力反应的基本测量数据。他告诉学生说研究目标是检测生理压力反应会如何影响成绩。然后，贾米森给一半的学生做了简短的动员，帮他们重新看待考前紧张。

人们认为参加标准化考试之前感觉紧张会令其表现糟糕。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压力不会影响考试成绩，反而会有所帮助。考试时紧张的人，实际结果可能更好。这意味着，如果今天考试你感到紧张，大可不必担心。紧张的时候，你只需要提醒自己，压力会帮你更好地表现。

贾米森希望这种信息会提升学生的成绩。它奏效了！接受过思维干预的学生，在模拟考试里，成绩要高于控制组的学生。重要的是，没有理由认为成绩的差异是由学习能力造成的。学生是否接受思维干预，是随机分配的。两组学生的GPA（平均学习成绩）没有差别。相反，看上去是拥抱焦虑帮助学生表现出了最高水平。

然而，对于接受过鼓励谈话的学生获得高分，还有另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贾米森关于焦虑的说法极大地安抚了学生。会不会信息没有帮他们利用压力，只是使其平静下来了呢？为了测试这个可能性，考试之后，贾米森又收集了学生的唾液样本。如果干预措施使学生平静了，那他们的压力荷尔蒙应该比考试前更低。如果，恰恰相反，干预措施帮他们利用了紧张，压力荷尔蒙应该高，或者比考试之前要高。

证据一分为二。接受过干预的小组，表现出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唾液淀粉酶，它用以衡量压力产生的刺激。信息没有让学生们从生理层面平静下来，实际上，他们更紧张了。但最有趣的是压力和成绩的关系。更强的压力反应伴随着更高的考试分数——但仅仅适用于接受过思维干预的学生。该信息帮助学生利用了压力的好处，推动了更好的表现。相对比，在控制组里，压力荷尔蒙与成绩没有关系。压力反应是有助还是有害，从任何角度都无法预测。

思维干预，以改变对成绩的实际影响的方式，改变了学生生理反应的意义。这是选择看待压力的益处带来的结果。

接下来的3个月，学生们参加了真正的GRE考试，并把分数发送给了贾米森的研究小组。学生们也回答了考试过程中他们的感觉怎样等问题。真实的考试成绩比模拟考试更有说服力。压力更大时，会发生什么？

几个月前接受过贾米森思维干预的学生的考试体验和控制组的学生完全不同。考试中间的紧张程度不一定低，但他们不太担心自己的焦虑。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更自信，认为焦虑会对成绩有益。最重要的是，接受过干预的学生的成绩，再一次明显高于控制组的同学。这次，成绩差异比模拟考试时的差异更大。

值得花些时间思考一下这些发现。参加真正的GRE考试的几个月前，模拟考试上的几句话，对学生们的职业生涯道路，有令人信服的影响。这正是思维干预使人兴奋之处。如果有效，它们不仅仅是一时的安慰剂效果，而是会持续。贾米森在考试当天没有出现提醒学生要拥抱焦虑，他不需要。他传递的信息既真实，又有效，某种程度上，学生们已经内化为己有。

思维干预不仅仅只是持续，它们还有滚雪球效应。每次这些学生尽管紧张——或是因为紧张——但表现良好，他们就学会了在压力下相信自己。如果拥抱焦虑改变了学生GRE的体验，它会怎样影响他们在其他考试上的表现呢？或者会怎样影响研究生面试？甚至会怎样影响他们在研究生期间，压力透顶环境下奋进的能力？

虽然GRE考试之后，贾米森没再跟踪这些学生，其他研究显示了拥抱焦虑更广泛的影响。在里斯本大学，100名学生在考试期间持续记日记。他们报告紧张程度如何，以及他们如何理解焦虑。那些视焦虑有益，而不是有害的学生，较少情绪透支。他们考试中表现更好，期末时排名更高。关键是，焦虑水平高时，思维的效果最强。积极的思维模式保护了最紧张的学生免受情绪困扰，帮他们成功实现目标。

研究人员更进一步想看看是否能改变艰难考试后学生的疲惫体验。他们告诉要参加一项困难考试的学生：“如果感到有压力，或者焦虑，试着疏导或运用这些情绪带来的能量，以帮助你表现出最佳水平。”另一组学生被建议说：“如果感到有压力，或者焦虑，试着专注在考试上，以帮助你表现出最佳水平。”最后一组学生被简单告知：“尽全力吧。”考试之后，学生们完成一项测量，看看考试对他们的损耗水平。那些被鼓励将压力和焦虑视为能量的学生，损耗最低。

对焦虑持积极观点，同样能让你在严酷的职场避免倦怠。来自德国不来梅雅各布大学的研究人员，跟踪了处于职业中期的老师和医生1年，想看看他们对焦虑的态度如何影响职业幸福。年初，老师和医生们回答了一些问题，关于他们对焦虑的看法：他们视其为有益的，提供能量和动力，或者认为其有害？年末，认为焦虑有益的老师和医生，更少沮丧、倦怠或被工作压垮。又一次，思维的效果，对那些报告了最高水平焦虑的人最强烈。视压力为有益，经受了最强焦虑的医生和老师都得到了保护，免于崩溃。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如果人们学会将压力和焦虑视为职场的一部分，焦虑实际上会成为资源，而不是对能量的消耗。

你认为焦虑是损耗，还是能量资源呢？当紧张来袭，你将其理解为没处理好压力的信号，还是身体与大脑被激发的标志？选择视焦虑为兴奋、能量或者动力，能帮你发挥出最大潜能。

转化压力：变紧张为兴奋

听上去是陈词滥调了，我的许多学生报告说，当感觉紧张时告诉自己是兴奋的，这确实管用。我的学生玛丽里最近成了瑜伽教练——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同时也带给她很多焦虑。每次教课前，她有压力带来的所有生理反应。她总是把这些感觉贴标签为“焦虑”，认为身体的反应是个问题。“我担心会表现失常，没法教课。”她告诉我说，“有一次，开课前5分钟我取消了课程，因为我觉得自己手足无措。”

玛丽里开始试着重新思考焦虑的生理信号。“我依然有同样的感觉，但我对自己说：‘这很好，这是身体想要帮助我更好表现。’”将课前紧张转换为兴奋，帮助她将能量疏导至教学之中。不再企图控制紧张表现，她把焦点转向学生，开始更享受教学了。虽然每次上课前同样的焦虑感受还会出现，但她不再需要出于害怕而取消课程了。

重大事件之前如果你紧张，比如会议、演讲、竞赛或是考试，记着焦虑和兴奋之间，仅仅一线之隔。新奥尔良大学的研究人员曾经把心率监视器绑在资深高空跳伞者和紧张兮兮的新手身上。他们发现老手们并不比第一次跳的新手更平静。相反，经验丰富的跳伞者跳前跳后心率都更高。俯冲时越上气不接下气，他们的兴奋和愉悦反应越强烈。当需要跳跃，想要表现得好，不用担心非得强迫自己放松。相反，拥抱紧张，告诉自己你很兴奋，让自己知道正在全情投入。

实现梦想：把科学应用到现实

俄亥俄州凯霍加河社区大学的亚伦·阿尔图斯数学课上的学生，根本没法归类。刚刚从高中辍学的年轻单亲妈妈，紧挨着返回学校要完成学位的中年人而坐。有些学生下班后得倒三辆公交车才能来上课。许多人一生都没见过代数方程式，但全部都要通过数学考试以达到要求。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数学恐惧。

80%的社区大学生都害怕数学，而在四年制的大学里，这个比例只有25%。数学恐惧会引发恶性循环。害怕会导致学生逃避，于是他们逃课，不做作业，拖延学习。越逃避，课上表现就越不好。这会强化他们的恐惧，说服自己说根本就不擅长。数学恐惧的循环、逃避、失败，是很严重的问题，导致全国社区大学的毕业率都很低。需要补习数学的社区大学生，只有不到30%的人能通过考试，剩下的70%多都无法完成学位。

阿尔图斯是个敬业的老师，网站上关于“我的教授”的评语中，有学生对他评价说：“回邮件的速度，比我给女朋友回得还快。”他离开高中的教职前往社区大学，觉得可以帮助学生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从没想过会被安排教数学，和他自己的许多学生一样，他大学数学课的成绩相当糟糕。“我毫无头绪，”他告诉我说，“我喜欢数学，但学不好。这让我觉得我就不是为数学而生的。”在一家医院简短工作一段时间后，阿尔图斯决定重返校园，考取数学硕士，然后去教这门最初令自己沮丧的学科。

在凯霍加河社区大学，阿尔图斯辅导数学课的学生如何降低考试恐惧。他给建议如何做压力管理，开讲座谈良好睡眠的重要性，甚至带领大家在考前做放松练习。一切似乎都没有用。而在2012年一次教育论坛上，阿尔图斯遇到了杰里米·贾米森。那个旨在推动教学的论坛由卡内基基金会赞助，目的就是联结研究人员与教育工作者。贾米森的与直觉相反的压力思维模式干预启发了阿尔图斯，两人开始联手研究，看看拥抱压力能否帮助社区大学的学生。

作为精心设计的实验的一部分，阿尔图斯的部分学生在第二次数学考试前接受了一次压力思维干预。干预解释了压力反应是如何提升成绩的，即使感觉起来是紧张。老师鼓励他们在考试过程中，视焦虑有益，而不是有害。

截至目前，结果表明思维干预是有帮助的。学生们自发运用新的压力理念，就像某一天某个学生告诉阿尔图斯的一样：“考试前，我感觉很糟，但可能我感觉到的是坚定和决心。”接受思维干预的学生，考试分数提高了，期末排名也有所上升。

这些令人振奋的结果，或许来自另外的原因。和多数老师、教练、导师一样，阿尔图斯当初强化了学生焦虑是问题这样的信念。考试前强调减压的重要性，进一步肯定了学生的担心：焦虑是表现不好的信号。

如果你想帮助别人应对焦虑，一个更有用的策略，或许就是简单告诉他说，你觉得他能搞定。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被告知“你是那种在压力下表现更好的人”，他们实际表现会提高33%。即使这种反馈只是随便说说的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信息改变了那些焦虑信号的意义。不再意味着“你会搞砸的”，紧张是你准备好要发挥的证据。告诉紧张的人要平静下来，强化了他们觉得自己不行的信念。而相信它们能搞定压力会助其应对挑战。

对阿尔图斯来说，如果压力思维干预能帮学生通过考试，那确实可能改变他们的人生。凯霍加河社区大学是一所造梦工厂，在全国都有网络支持，帮助社区大学生完成就业。对多数学生而言，数学课是一个阻拦，实现梦想无法逾越的障碍。通过考试就是证明，表明学生的目标——学位、职业、对未来的希望是可能的。阿尔图斯看到，学生们从战胜数学上获得的信心，正迁移到其他学科，以及其他人生追求上。

阿尔图斯的学生们陷入的逃避压力怪圈，不仅仅局限在学习压力上。每种能想到的焦虑，从恐惧、慌乱、社交障碍到创伤后精神紧张，都适用。逃避紧张的期望，超过了其他目标。更糟的情况是，人们规范自己的生活力图逃避所有引发焦虑的事物。他们希望这样会更安全，但实际适得其反。逃避令其紧张的东西，只会强化害怕，提高对未来焦虑的担心。

我自己就有转化焦虑循环和逃避的经历。几年前，一直以来的恐飞症让我无法坐飞机。起初，每年我还是愿意飞几次的，去参加重要的家庭聚会。但接着，恐惧越来越强烈，甚至一想到飞行我就受不了。未来几个月后才要坐飞机，而我现在就开始恐惧，担心在飞行器上那3个小时。于是我选择不坐飞机，我以为如果知道不用飞行，恐惧就会消失。

几年后，我的决定变成自我施加的炼狱。我开始梦到一些不坐飞机无法到达的城市，醒来后因为无法前往的事实而懊恼。我担心家人会出事，而我无法乘飞机赶去。最糟糕的是什么？被恐惧囚禁的感觉没有消失。我依然被恐惧纠缠；它不过从恐惧飞行，转向了恐惧不飞带来的后果。

最后我意识到，飞与不飞，我都在付出害怕的代价。逃避飞行，没有像我希望的一样，消除焦虑。于是我做了个清醒又恐怖的决定，那就是选择害怕，但飞行。我从小而短的飞行开始。我讨厌飞行的每分钟，但很珍惜我能够做到。我去参加了以前就想去的活动，比如那些职业论坛，以及曾担心错过的场合，包括祖父的葬礼。最后，我意识到，我更想要飞行为我生活增添意义，而不是幻想通过逃避害怕的事情就可以阻止焦虑。

我希望现在可以说我爱飞行。事实是，我还是不喜欢，但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的是，现在一个月我要飞好几次，为了工作，或者陪伴家人。多年拒绝乘飞机后，我第一次飞行是从圣弗朗西斯科到菲尼克斯的短程。打那以后，我飞遍了北美，也到过亚欧。每次乘机，我既紧张，又对自己心存感激。

如何把恐惧变成挑战

如同我们看到的，“压力新科学”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就是，在我们的武器库里，不止有一种压力反应。需要我们在压力下有所表现的场合，比如体育竞技、公众演讲或者考试——理想的压力反应需要给我们能量，帮我们聚焦，鼓励我们行动。那就是挑战反应，它驱动我们迎难而上，调动精神与生理资源获得成功。

然而，有时候，压力会引发或战或逃反应，这种危机本能使压力臭名昭著。当人们或战或逃时，心理学家管这叫恐惧反应。恐惧不是过激反应——它是完全不同的压力反应模式，使你更自我防御，而不是取得成功。让我们比较一下两种反应方式的不同，以及为什么正确的反应能提升压力下的表现。我们还会探讨科学如何帮我们利用挑战反应，即使你感到很害怕。

首先，两类反应的生理差异很大，这会影响你即时的表现和压力的长期后果。最大的不同是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恐惧反应和挑战反应都会让你有所行动——你可以从怦怦的心跳中感受到这点。但恐惧反应期间，身体预测会有生理伤害。为了减少一场恶仗之后的流血，你的血管紧缩，身体也会产生炎症，免疫细胞活跃，为了帮你尽快痊愈。

相反，挑战反应期间，身体反应更像体育锻炼。由于你没有预测到伤害，身体感觉安全，那就会加速血液流动为你提供能量。不像压力反应，你的血管是松弛的。心脏也会剧烈跳动——不只是更快，力量也更强。每次心脏收缩，就泵出更多血液。所以，挑战反应比恐惧反应提供的能量更多。

这些心血管变化暗示了压力的长期健康结果。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是恐惧反应，不是挑战反应。上火和血压增高，应对短期危机有益，但长期来看会加速衰老和导致疾病。挑战反应期间经历的心血管变化不是这样，会让你的身体处于更健康的状态。

实际上，有挑战反应倾向的人，比有恐惧反应倾向的人，更长寿，心血管和大脑更健康。有挑战反应的中老年人，比有恐惧反应的，更少得新陈代谢疾病。在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全美设计最好、纵贯时间最长的流行病研究之一——有挑战生理反应的人，脑干容量更大。换句话说，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脑部萎缩更慢。

压力反应同时也影响压力下的表现。恐惧反应期间，你的情绪可能包括害怕、生气、自我怀疑或者羞愧。因为首要目标是自我保护，你对事情变坏的信号更机警。这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越关注错误，你越害怕和自我怀疑。相反，挑战反应期间，你感觉有些紧张，但也感觉兴奋、热情、有力和自信。首要目标不是逃避伤害，而是追寻想要的东西。你保持注意力开放，与环境互动，准备利用所有资源去工作。

科学家研究了许多重要情境下的不同压力反应，挑战反应持续预测到了良好的表现。商业谈判中，挑战反应会让人更有效地分享和保留信息，以及做出更英明的决定；有挑战反应的学生，考试分数更高；运动员的成绩更好；医生更专注，手术时肌肉更灵活；模拟飞行中面对机械失灵，驾驶员能更好地利用飞行数据，安全着陆。

只有在很少的几种情况下，恐惧反应才有帮助。重要的是，没有研究表明表现是因为没有压力反应而提高的。它是因为挑战反应的存在而有所增强。如果我们认为所有的压力反应都会阻碍成功，我们就可能依靠减少压力的策略，这会影响我们的巅峰表现。

甚至压力反应不同，你从压力体验中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恐惧反应容易使大脑对未来的威胁更敏感。它使你更擅长甄别到威胁，对相似环境更抵触。恐惧反应后发生在大脑里的这种回路，会强化大脑辨别危险的联结，从而引发保证生存的行为。

相反，挑战反应时，大脑更容易从压力体验中学会韧性。部分原因是，你释放了更多推动韧性的荷尔蒙，包括DHEA和神经生长素。挑战反应后发生在大脑里的这种回路，强化了大脑额叶的联结，它们有助于战胜恐惧，增强积极的驱动力量。这样，事情发生后，挑战反应就对你进行了压力预防接种。

挑战反应是最有益的反应方式

在那些并非身处险境的时刻，想要表现良好的话，挑战反应是最有益的反应方式。它给你更多能量，提升表现，帮你从经历中学习，甚至使你更健康。虽然挑战反应最理想，但许多时候，恐惧反应却经常存在。

心理学家发现，决定压力反应的最重要因素，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处理压力的能力。在很多情境下，你都会评估环境和资源。这有多难？我有能力、力量和勇气吗？这种要求和资源的评估可能不是有意识的，但是一定在头脑内悄悄进行。当你评估环境的要求和拥有的资源时，就是在迅速评估自己应对的能力。

这个评估，是决定反应方式的关键。如果你认为环境的要求超过资源，你就会有恐惧反应。但如果你相信有资源取得成功，就会有挑战反应。

大量研究表明，如果专注在资源上，人们更容易有挑战反应。最有效的策略包括了解自己的优势，思考你过去是如何准备某个挑战的，回忆过去战胜类似挑战的经历，想象来自亲友的支持，祈祷或者知道别人在为你祈祷。这些都是可以迅速将恐惧转为挑战的思维转换，下次面临压力想有所表现时，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类好方法。

然而，如同罗切斯特大学杰里米·贾米森发现的一样，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资源——他们自己的压力反应。因为人们视压力反应有害，它就被当成了良好表现的障碍，继而变成要克服的包袱。当然，贾米森对压力反应在表现中的角色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它不是障碍，是资源。如果他能说服参与者这样看待压力反应，他是不是就可以帮助他们增加感知的资源，并改变压力反应的本质，从恐惧到挑战？

贾米森决定再做个研究，激发参与者的恐惧反应，而不会实际令其身处险境。为此，他转向了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人类心理学研究中最臭名昭著和有效的压力研究。

实验助理把你带到一个房间，将你介绍给桌子后面坐着的一男一女。助理说这两个人是沟通与行为分析专家，你将做一个关于自我优势和缺点的介绍，他们对你进行评估。专家除了评价你发言的内容，还会评估你的肢体语言、嗓音、仪态，以及其他非语言行为。“你要好好表现，这很重要。”助理告诉你，“请尽力。”

你只有3分钟来准备发言，不允许做笔记，所以你有点儿紧张。房子中间有个麦克风，助理要求你站在麦克风前面做介绍。她把摄像机指给你看，然后开始录像。

你笑了笑，和专家打招呼。他们点点头，但没报以笑容。“开始吧。”其中一个人说。当你磕磕绊绊发言时，注意到了一些令你沮丧的信号。一个评估者皱着眉，双臂交叉盯着你。那个女专家失望地摇着头，在笔记本上乱涂着什么。你试着提高热情，努力和评估者做目光接触。那个女人看着手表，摇头叹息。等等，那个男人刚刚还翻了白眼儿？

这就是特里尔社会压力测试的开场部分，或者是社会压力测试的简版。自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德国特里尔大学开发出来以后，它成为心理学实验中最可靠和最广泛运用的施压手段——无论男女，不管老幼。你不知道的是，这些评估者根本就不是专家，他们是被雇来让你冒汗的。实验者精心培训了他们，尽可能使你难受。无论你做得多好，他们都会让你认为自己搞砸了。

它的开场很简单，你进了实验室，发现要对着一组专家发言。公众演讲是最普遍的恐惧之一，让多数人都感到不淡定。和评委打招呼，他们不微笑。你讲笑话，他们不大笑。你表现出紧张，他们不安抚。你演讲时，评委开始给出消极的非语言反馈。对这些评委的标准化培训包括以下的指导：

·没有表情地盯视。

·提供消极线索，像摇头、皱眉、叹息、翻眼、双臂交叉、用脚敲击地板。

·假装写东西。

·不笑，不点头，也没有任何其他肯定性行为。

这些“专家”还被鼓励用其他方式打击参与者。比如不时地打断，告诉你做得有多差。一个研究人员告诉我，她指导评委，参与者每说一句话，评委就长长叹息一声，并告诉对方：“停吧，停吧。”

我参加过社会压力测试，就想感受一下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完全准备好了，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何时发生。实验之前我和评委们见了面，甚至对实验有多挑战开了玩笑。

它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而我，是靠公众讲话混饭吃的。

社会压力测试第二部分是计时数学考试，它考验的是你瞬间思考的能力。你以最快的速度在头脑中运算，然后大声说出答案。数学测试和演讲任务及消极反馈一样，是精心设计给参与者施压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知道要做数学时，会刺激大脑感知生理痛苦的区域。评估者尽可能把数学测验搞得痛苦，无论你多快，他们都说你太慢了。如果你犯了个简单错误，就得从头再来。如果你做得好，他们就给你个更难的任务，确保你会失败。

这些加起来，构成了一次痛苦的体验。你不得不在压力下表现，处理负面反馈，经历令人沮丧的社交互动。而这两件事是人们最害怕的：公众演讲和数学。难怪该测试会提高人们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达400%。

这——臭名远扬的社会压力测验——是杰里米·贾米森接下来要做的思维干预研究的准备工作。重新思考压力，能转化人们对该声名狼藉实验的反应吗？特别是，他对重新思考压力能否将恐惧反应变为挑战反应很感兴趣。为了这项研究，他通过传单和克雷格列表网站上的帖子，在哈佛大学附近和整个波士顿地区招募男女实验对象。他们一个一个被约到哈佛大学参加心理学研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参与者一到，会被随机分到三组。第一组接受思维干预，为帮助他们重新思考压力，贾米森会播放几页PPT，解释身体压力反应如何驱动能量来满足情境的需要。举例说，当你感到心脏怦怦跳，那是因为它正努力给身体和大脑输送氧气。他还收集了一些科学类文章摘要，里面讨论了人们一般是如何错误地将压力理解为有害的，比如很多人认为感到紧张就是缺少做事能力的证据，或者生理反应意味着他们将被压力打垮。干预的最后部分，是一个明确的思维建议。贾米森告诉参与者：“感到紧张或有压力的时候，想象一下压力反应实际是有益的。”

第二组参与者得到的信息完全不同。他们被告知，降低紧张和提升表现最好的方式是忽略压力。几页PPT和一些文章，把这个观点嵌入了参与者脑海里——虽然，这些文章根本就是骗人的，这不是好建议。他们是控制组，贾米森没有期望这样的指导会帮助他们。第三组的人在压力测试前通过打视频游戏来放松——他们没接受任何特别的指导。每个参与者完成指定的程序——或是思维干预，或是忽略压力的指示，或是打游戏——压力测试就开始了，它将考验贾米森的直觉：视压力反应为资源，能把恐惧转化为挑战。

咱们现在就来谈实验发现：被告知忽略压力和打视频游戏的人，在社会压力测试中毫无区别。所有有趣的结果都来自接受过思维干预的参与者。重新思考压力将他们的反应由恐惧转为挑战，这开始于视压力为资源。

思维干预对他们觉得演讲有多难，或者过程中压力有多大，没有影响。然而，相比两个控制组，他们对自己处理挑战的能力感觉更自信。

接受过思维干预的人，面对压力测试，表现出经典的挑战反应。每次心跳，泵出更多血液；血管收缩程度，也没有恐惧反应那么强烈。唾液淀粉酶水平很高，这是压力引发的生理反应。他们更紧张，但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相对比，控制组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反应的生理特征。

每个参与者的演讲都录了像。事后，贾米森雇用观察员进行了分析。他们关注每个参与者的肢体语言、姿势，还有情绪表达。他们还评估参与者的总体表现。观察员不知道哪些人接受过思维干预，以确保评估没有偏见。结果，他们评价说接受过干预的参与者，更自信，总体表现更好。他们和评委做目光交流，尽管对方在翻白眼儿；他们的肢体语言更开放和自信——笑得更多，运用更有说服力的手势，采取心理学家称为“有力姿势”的动作。他们还表现出较少的害羞与紧张信号，诸如烦躁、碰自己的脸或者低头向下看。他们也较少说自我贬低的话，比如为紧张道歉。是的，最后，他们全力以赴做好演讲。

贾米森更进一步想看看思维干预会怎样影响压力测试后的恢复。数学测试后，评委离开，参与者接受电脑版的视觉测试，以考查其专注度。参与者努力集中注意力在测试上，而研究人员企图用害怕、危险、失败等词语来干扰他们。接受过思维干预的参与者，不容易被这些词分心，在这项专注度测验上，得分更高。虽然压力测试已经压力很大了，他们却没有让其干扰下一个挑战。

让咱们深吸一口气，对思维干预做的所有贡献表示感谢。它提升了参与者应对压力的资源认知，将心血管压力反应由恐惧转为挑战，而不是让他们冷静下来。他们更自信，更投入，较少紧张、羞愧和逃避。客观上，他们表现也更好。结束后，不会被害怕和失败的想法分心。带来如此转变的催化剂是什么？就是如何看待压力反应的一个简单改变。新思维把视为障碍的身体压力反应，看成为资源，使天平从“我无能为力”向“我搞得定”倾斜。

想象一下，这个思维转变会如何随着时间叠加。长期恐惧反应和长期挑战反应的不同，可不仅仅体现在是否能做好演讲或者考试集中注意力上。它意味着在生活中面对压力时，你感觉透支，还是被赋予了能量。它甚至还意味着，你在50岁就得心脏病，还是可以活到90岁。

转化压力：变恐惧为挑战

视压力反应为资源，能把恐惧转化为勇气，帮你在压力下做出最好表现。即使在那种感觉不到压力有帮助的时候——比如焦虑情况——欢迎它，也能将其转化为有助的事情：更多能量，更多自信，更大采取行动的意愿。

你可以在生活中任何注意到压力迹象的场合运用该策略。当感觉到心怦怦跳或者呼吸急促，就要意识到这是身体试图为你提供能量。如果注意到身体紧绷，就提醒自己说压力反应在让你接收力量。手心出汗？记住这就跟初次约会一样——要接近渴望的东西，手心才会出汗。如果胃部痉挛，要知道那是意义的信号。你的消化神经束连着数以亿计对想法和情绪产生反应的细胞。痉挛是你的直觉在说：“这很重要。”让你记住为何这个时刻如此特殊。

无论压力是什么感觉，别再焦急地试图赶走它，而是聚焦在可以用压力给你的能量、动力来做些什么。你的身体正在提供资源，帮你应对挑战。不是做次深呼吸平静下来，而是深吸一口气，感受可以吸取到的能量。然后运用它，问问自己：“我可以怎么行动，或者做何选择，能够与当下的目标保持一致？”

从“真希望不用做这个”到“我能做”

在我“压力新科学”的课堂上有个学生叫阿妮塔，她是学神经疾病的研究生。整个研究生期间，她都和“冒充者综合征”做斗争。阿妮塔怀疑自己不具备成为研究人员的素质，根本不适合这个学科。（如同你看到的，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恐惧，但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才有。）那个决定她能否继续博士学业的资格考试，就在我们课程结束后的一周进行。一想到这个考试，她就害怕，确信自己肯定会失败。她决定用课堂上学到的策略来处理压力。

把压力情境看作挑战而不是恐惧的那节课，对阿妮塔醍醐灌顶。她反思了自己想到考试就产生的恐惧反应，感觉没有资源搞得定，认为考试时焦虑一定会打垮她。她在逃避那些能帮她准备的事情，比如模拟谈话，因为她想躲避任何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情绪。即使考试会让她更接近梦寐以求的职业，她还是不停告诉自己：“真希望不用做这个。”

阿妮塔决定努力把思维从恐惧转为挑战。她从小事开始，比如感到紧张时告诉自己是兴奋，虽然最初她自己都不信。她提醒自己紧张实际上是资源，身体正在给自己能量。

然后她开始改变看待行为的思维模式——比如，和学术委员会每个成员见面。一坐下来和委员们谈论自己的项目，阿妮塔就吓坏了，委员们觉得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阿妮塔开始转换思维，将会面当成学习机会。她告诉自己：“即使不知道如何回答对方的问题，这也有助于我准备考试。”当她较少担心自己听上去很愚蠢，就能聆听对方，并更好地利用接收到的反馈了。

阿妮塔还找到勇气，做了四次模拟谈话。第一次是面对她的实验室小组。早上醒来她是如此紧张，当时就想：“真希望我不用做这个。”然后她控制住，告诉自己说：“不，这会很有用。即使今天的谈话很糟糕，很难熬，我也能学到经验，这样下次会更好。”每次做完模拟，她就更有信心，准备也更充分。当她跟自己说已经准备好应对挑战时，她发现，自己已经开始相信了！

资格考试那天来临。阿妮塔醒来，感觉自己真的很兴奋，这令她很震惊。她总是考前紧张，生命中唯一一次，她不再为焦虑而担忧。当开始面谈时，她的声音没有像以往那样一紧张就发颤。尽管没法回答委员会提出的所有问题，她还是保持淡定，自信地陈述。考试结束，委员会主席告诉她，这是她做过的最好的展示。

阿妮塔将转折归功于思维模式的变化。“焦虑就在那儿，我不该试图隐藏或将其推开，也不能假装它不在。这种解放的感觉，令人难以置信。我不需要浪费能量，试图不紧张。我能够以不同方式看待它。”

拥抱焦虑有局限吗

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这个‘拥抱压力’的概念，只在没有真正的焦虑时才管用，对吧？”这个问题背后的信念是：真的焦虑十分糟糕，我必须消除它。如果拥抱，就会崩溃。我要么与其作战，要么就被其消耗。

嗯，关于杰里米·贾米森的社会压力实验，就是把恐惧反应转化为挑战反应的那项研究，有件事我没有提及。他的一半参与者都有社交焦虑障碍，社交压力测试对他们简直是梦魇。

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但有个简单方式来理解它，那就是使人陷入社交孤立的恶性循环。该循环开始于社交恐惧，有社交恐惧的人认为自己不擅长交往，所以就开始担心。害怕会做蠢事，别人会评判自己。他们连聊聊闲天都慌张，担心逃不走。或者有幽闭恐惧症，担心人多了会窒息。

当有焦虑障碍的人身处社交环境，他们倾向于关注自己，而不是别人。这些想法在脑海里萦绕：我看起来很蠢。为啥我要说那个？他们会不会看出我很紧张？他们感觉十分尴尬，不知道说什么。越紧张，冒汗的手掌和加速的心跳就越被当作社交无能的证据：我一定有问题。他们开始担心焦虑是危险的。为什么我冒这么多汗？是不是要得心脏病？

为了应对，他们会选安全行为。像是不和别人做目光接触，在浴室待太长时间，寻找离开的路线，早回家，或者酩酊大醉到不省人事，让焦虑见鬼去吧。太关注自己和逃避行为使得与人交往变得困难。之后，他们会想：“太难了，我根本做不好。我猜我搞不定社会交往。下次，我干脆离开算了。”这是恶性循环的自我哺育。最终，关于社交表现的焦虑，变成对焦虑的焦虑。这是典型的焦虑—逃避循环。逃离社交情境成为逃避焦虑的手段，就像数学焦虑螺旋变成了数学逃避，以及飞行恐惧使我脚不离地。

引发社交恐惧的环境不一定是大场面，比如人多或面对生人。它们也可能是你要发言的工作会议；或者去教堂，你得和人聊天；或者去商店和求人帮忙。社交恐惧会影响人的方方面面。当恐惧和逃避的循环持续滚动，直到失控，世界就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记住这些，然后想象一下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经受社交压力测试会怎么样。帮贾米森做实验的一个学生告诉我说，场面看起来很难受。一名妇女只讲了30秒就开始哭泣，直到实验结束再也没说一个字。另一个参与者在实验后的问卷上写道：“这是我生命里最糟糕的体验之一。”

该研究令人吃惊的地方就是，拥抱压力也帮助了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人，如同帮助没障碍的人一样。实际上，思维干预使得那些有障碍的人，看上去就像没有障碍的人。和没接受过思维干预的紧张兮兮的参与者相比，观察员评价他们较少焦虑和羞愧，更多目光接触，身体语言也更自信。他们的生理压力反应转化成挑战反应，压力生理指标唾液淀粉酶水平更高。并且，就像没有社交障碍的参与者一样，有强烈压力反应的人更自信，他们自己和观察员都这样评价。思维干预没有令他们平静，它改变了焦虑的意义，然后是结果。想想这个，尤其是你有焦虑障碍，或认识与该障碍一直做斗争的人：那些有社交焦虑障碍，而被鼓励拥抱紧张的人，在压力和别人注视下，生理压力反应越强烈，就越自信，表现越好。

这是最令人震惊的。即使焦虑真的是个问题，拥抱它也有所帮助。重新思考压力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没太大挣扎的人。实际上，拥抱压力反应，对那些深受焦虑折磨的人，更加重要。这是原因：虽然有焦虑障碍的人认为他们的生理失控了，但实际并没有。在贾米森的研究中，以及其他许多研究中，有焦虑障碍的人比没有障碍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生理反应。他们认为心脏跳得太快要炸了，肾上腺素飙升到危险的程度。但客观上，他们的心血管和自主反应，看起来和不紧张的人一样。焦虑障碍的人看待这些变化的想法不同。他们对心跳的感觉或者呼吸的变化更敏感，同时对感觉持负面猜测，担心恐慌来袭。但他们的生理反应，基本没什么不同。

当1999年我加入斯坦福心理生理实验室的时候，有个同事刚刚完成一项研究，比较社交焦虑障碍人群和没有障碍人群的压力生理。她发现他们在压力生理反应上没有不同，虽然紧张的参与者认为自己的生理反应更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坐在实验室数据房，弄自己的心理学数据，而我的同事分享她的发现，我根本不信。那时候我受困于焦虑，确信那些图表反映不了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实验室一定没找到真正紧张的人，所以那些发现不靠谱。当然，他们靠谱，因为我了解了思维在转化压力观念和其引发的后果中的作用。但当我视自己的焦虑为敌时，我接受不了那个发现。

按理说，有焦虑症的人持有最消极的压力观点，应该最愿意接受思维干预的帮助，以教会自己重新思考压力反应。但据我的经验，他们最不愿意相信这套。但我同时发现，当涉及思维干预时，最初你越抗拒新思想，它对转化你的压力体验越有力量。

从福利到工作

苏·科特最近刚刚从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的社区服务机构退休，开着露营车穿越全国。25年间，她一直在教求职预备班，帮接受福利的人找工作。预备班处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群里，那里既有可以免费申请食物的办公室，也有接受监管的儿童福利部。科特当初和她学生的处境如出一辙，发现自己怀孕后辍学，23岁时，已经有3个孩子，依靠申领免费食物过活。虽然最后她返回校园，在30岁时拿到大学学位。科特说于她而言，找到生命的可能，可谓步履维艰。

科特的学生——全是被强制选送来参加为期3周的课程——在课上写简历，填在线工作申请表，练习面试技巧。除了这些实践性的任务组成的正式课表，科特的课还包括一项额外内容——压力思维干预。

我经由朋友认识科特，惊讶地听说她在福利到工作的课上放我的TED演讲视频。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重新思考压力，是否适用于生活在极端困境中的人。科特的学生毫无争议地属于这类人群。

就像科特描述的，出现在福利到工作课上的多数学生，离无家可归仅一步之遥。他们受到的资助——带一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每月大约是500美元——根本不够付房租和养汽车。有些还处在，或刚刚才离开受虐待的关系。为了参加求职预备班，他们被迫离开孩子，而这样孩子就得不到值得信赖的照料，有时还有危险。有些学生从没工作过，近些年莫德斯托的失业率高达20%，这使得他们找到工作的可能更加渺茫。

她教工作预备班多年，许多学生出去后找到了工作，但随后总有事情发生——失去房屋、生病，或由于关系破裂而无法抚养孩子。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后，就再回到课堂，试图重新来过。“看着他们要应对的事情，而且是日复一日，你就知道找到对付压力的方式有多难了。”科特说。

20世纪90年代开始教福利到工作课不久，她就意识到典型的压力管理方式不够用。她曾经接受过训练，讲到压力管理时会发一张压力事件检查表。于是科特把检查表发给学生，让他们把过去一年经历过的都选出来。（作为一项健康推广手段，我也被教过这样做——它现在还是压力管理课堂上流行的工具。）在这个典型生活事件清单上，基于压力可能有多大，每个事件会被指定一个分数。离婚让你得73分，亲属去世和蹲监狱都是63分，怀孕的压力分数是40。再往下，改变生活环境得23分，而熬过假期是12分。全部分数相加，就是你的压力分数。

分数代表着什么？得分越高，你患病或死亡的危险越大。如果得分在最高区间（300分左右），你收到的评价很简单——“不久的将来，你有高或很高的生病风险。”作为压力管理工具，它是要令人震惊地意识到，得对你的压力做些什么了，这很重要。但想象一下勾选了清单上半数事情的感受——许多你都无法掌控——然后又被告知你的生活一团糟，这会杀了你。我见过的一个版本包括这样的建议：“如果发现自己处于中度或高度风险，很明显，你首要做的事是避免未来的生活危机。”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科特的学生——这条建议相当可笑。

没多久，看到学生被弄得很沮丧，科特就取消了生命事件检查表。“它让人灰心丧气。”科特告诉我，“你意识到，我还是放弃算了，因为要面对这么多东西。我永远走不出来。”

当科特描述她的体会时，我想起最近收到的一封邮件，一位看到我拥抱压力演讲的心理学家写信过来。他十分担心我传递的信息。“我害怕人们这样理解你的大意，过有压力的生活是好的，不需要去改变什么。”他写道。

我确信他的担心出于真的想帮我。但当我读邮件时，第一反应是：当我们告诉人们过有压的生活不好时，这传递了什么信息呢？事实是多数人不是选择了压力，他们得面对压力。当被问及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来自何处，人们典型的回答是爱人的健康问题、经济来源、学业压力、工作压力，以及身为父母。我们没法将它们从生命剥离以减少压力。如果人们控制不了压力来源，告诉他们你们的生活是不可接受的，这有什么帮助呢？

科特确信标准版的压力恐怖信息和学生的需要恰恰相反。“四处看看，”她说，“你读到的都是压力会导致恐怖疾病的信息，然后你想，我又掌控不了发生的这一切，它们会掌控我的未来。”她多次看到，生活的境况令学生麻痹。是的，他们需要实用技巧、稳定的生存条件和钱——科特努力帮他们获取这些东西。但她也同时看到，学生需要相信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以有所不同——许多学生不这么想。

于是科特开始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与他们讨论压力。她解释说，你要么让压力淹没和麻痹，要么就看看怎么利用它们。她教他们心跳加速和呼吸急促是身体帮你在对付压力。“这样面试时心怦怦跳，他们不只是想：‘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了。’”科特解释。他们还讨论面对突发事件时如何应用挑战思维。科特问学生：“上班路上车子发动不了，你该怎么做？保姆没来，你会怎么应对？”她辅导学生如何应对工作后的局面，帮他们提前计划、行动，而不是放弃。

学生面对的很突出的问题是，他们缺少帮其更轻松应对局面的资源。许多人都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亲属，银行里也没有钱。重新思考压力的思维干预对他们非常适用。他们拥有的一个资源，就是自己。他们有勇气、坚毅和自身的动力。视压力为失控的信号，他们会分崩离析，阻止其认识自身的优势。“重新思考压力赋予了他们力量，”科特说，“这改变了他们能做什么和能实现什么的信念。”

科特的观察使我想起偶然碰到的，在科罗拉多家庭暴力庇护所进行的一项不太为人熟知的研究。研究中，工作人员发给妇女们一份问卷，上面罗列了紧张的生理表征，诸如“你的心脏剧烈跳动”“手心出汗”“上不来气儿”。妇女们需要回答为什么她们有这样的感觉。选项包括中立的解释，如“剧烈运动”，和积极的解释，像“你很兴奋”。调查也提供消极的说明，比如“你压力很大，事情没做好”和“你搞不定生活中发生的事”。

为生理紧张的感觉选择消极解释的妇女，认为自己缺少资源。在虐待中更容易责怪自己，有更高发展为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对应付法律程序也更不自信。研究人员的分析表明，这些妇女消极解释身体感觉的倾向，会提升以上风险，因为她们怀疑自己没有应对的资源。

这个，我认为，指向了杰里米·贾米森研究，亚伦·阿尔图斯数学课，苏·科特福利到工作训练，以及我自己“压力新科学”课的核心。选择视加速跳动的心脏为资源，不仅仅是将生理压力反应由恐惧转为挑战的思维伎俩，而且能改变你对自身，以及自身能力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它引发行动——拥抱焦虑，以这样的方式，助你应对挑战。

最后的想法

通过邮件我收到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它诠释了拥抱身体压力反应的力量有多大。一名妇女坐在自己屋后走廊听我拥抱压力的TED演讲，我刚刚解释了压力反应如何给你能量和勇气。我描述说怦怦跳动的心脏是身体要应对挑战的信号。这时候，她听到隔壁邻居家传来争吵声，知道那个爸爸又在打孩子。这不是第一次了，以前，她都会僵在那里。小时候，她也被打过，目睹这样的暴力令她想起了过去的创伤。

以往，她会为隔壁的孩子祈祷，但没勇气行动。而这次，她从内心接受了TED演讲的思维干预。她想，身体会给我行动的勇气。于是，她报了警。她集聚内在资源，找到力量，寻求外在资源的支持。警察询问过后出面干预，保护了孩子。她不但帮助了弱小的孩子，也体验到自己打破恐惧与麻木的能力。并且，她更进一步将故事与我，也和他人分享——让她的行动激励别人。

总是如此简单吗？不。但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是重要提醒，你需要的资源，你已经有了。思维转换和自我相信的提升将帮你驾驭资源。该妇女选择的思维重置没改变她被打的历史，也没带走那一时刻的恐惧。但它将麻木无力变为勇敢行动。

视压力为资源管用，是因为它令你相信“我能做到”。这个信念对一般压力重要，对那些极端压力，甚至更重要。知道你足以面对生活的挑战，意味着希望与绝望、坚持与溃败的区别。研究表明，如何诠释身体的压力反应，在信念里起着重要作用，无论你在忧虑考试，经历离婚，还是面对下一轮化疗。

拥抱压力是自我信赖的根本：觉得自己可以，并视身体为资源。你不必等着害怕、压力或者焦虑消失，只是做最重要的事情。压力不是停止和放弃的信号。这类思维转换是催化剂，不是治疗。它并不抹去痛苦或让问题消失。但如果你愿意重新思考压力反应，它会帮你发现优势，获取勇气。

第五章　内在联结：压力能经常使人更具关怀性，提升抗挫力

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名心理研究员在探讨，实验室的女科学家应对压力的方式与男人有何不同。男人会躲进办公室，但女人会把饼干带到实验室的会议间，与别人一起喝咖啡。忘了或战或逃吧，他们开玩笑说，女人互相照料。

这个玩笑印在其中一个女人脑海里，她就是博士后研究员劳拉·库西诺·克莱因。心理学研究表明，压力会导致攻击，但这不是她的体验，也和她观察到的其他女人的反应不符。她们更愿意和别人谈论自己的压力，和所爱的人在一起，或者把压力导向关怀别人。她怀疑科学是不是忽略了压力的某个重要方面。

克莱因决定深挖，她惊奇地发现，90%发表的压力研究都是关于雄性的。动物研究和人类研究都是如此。当克莱因与实验室主管谢利·泰勒分享这个发现时，泰勒也受到触动。她对实验室成员提出挑战，研究压力的社会面，尤其对于女性。在对动物和人的研究中，她们找到证据，压力能提高关怀、合作和同情心。压力之下，女人更照顾人——关怀别人，包括她们的孩子、家庭、配偶或社区。也更友善，强化社会纽带的行为更多，比如倾听、花时间在一起，及提供情感支持。

而当照顾与友善理论，开始用来研究女性压力反应时，它迅速拓展，也把部分男性包括进来——因为男科学家说：“嘿，我们也会照顾人，也友善啊。”泰勒的团队和其他研究组一起开始证明压力不像科学家一直认为的那样只激发自我防御。它也释放保护部落的本能。这种本能有时候在男女身上表现不同，但两种性别都有。压力时刻，男女都表现出更信任别人，更慷慨，更愿意冒牺牲自我的风险而保护别人。

在我最近一次演讲提到照顾与友善理论时，一只女人的手嗖地举起。“我觉得这个理论还需要大量分析，”她说，“这完全和我在商业世界几十年的经验相违背。”

我邀请她多讲些自己的体验。“压力让人更自私，”她宣称，“保护自己，损害他人。”

这是人们首次听到照顾与友善理论时的通常反应。确切地说，我的学生没错。她在描述某一类压力反应。压力不总是让我们更善良——也会让我们生气和防御。当或战或逃生存本能介入，我们变得强势或孤僻。重要的是，照顾与友善理论不是说压力总导致关怀。它仅仅说，压力能经常使人更具关怀性。另外，社交与或战或逃一样，都是强烈的生存本能。

如同之前读到的，如何看待压力，在决定你有哪类压力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看看如何通过聚焦比自我更大的目标，支持他人，甚至选择将压力和痛苦看成是人类基本体验的一部分，来培养照顾与友善思维。

还有，我们会发现，联结冲动，既是自然的压力反应，也是抗挫力的来源。照顾别人，会改变我们的生理化学过程，激发大脑产生希望感和勇气的系统。助人还可以抵抗长期及创伤压力的伤害性后果。在看起来相去甚远的情境下，比如因犯罪率上升而被抨击的公共交通系统里，对穷苦与危险的青少年而言是最后希望的高中里，犯人会在里面死去的监狱医院里，我们都会看到关怀提升抗挫能力。咱们先看看照顾与友善反应如何帮助你，以及为何选择与人联结能让你更好地处理压力。

照顾与友善如何转化压力

从进化的观点看，我们将照顾与友善反应作为保留项目，是为了保护后代。比如一只棕熊妈妈保护幼兽，或者一名父亲把儿子拖出着火汽车的残骸。他们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是自己身处险境但依然行动的意愿。

为确保有勇气保护所爱之人，照顾与友善反应必须和逃避伤害的基本生存本能作战。在那些时刻，我们需要无所畏惧，并自信行动会带来不同。如果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你就可能放弃。而如果因害怕手脚僵住，所爱之人就可能丧生。

核心是，照顾与友善反应，是减少恐惧和提升希望的生理状态。理解该反应如何运作的最佳方式就是看它怎样影响你的大脑。我们已经看过了，压力能提高神经荷尔蒙催产素的水平，它会激发亲社会倾向。但这只是照顾与友善反应的一部分，实际上，它会提升大脑三个系统的活动：

·社会关爱系统由催产素控制。该系统被激活时，你感到更多同理心和信任，并强烈想与他人联结和亲近。这个网络还抑制大脑的恐惧中心，提升勇气。

·奖励系统释放神经传导素多巴胺。奖励系统的活跃提升动力，抑制恐惧。如果压力反应包括多巴胺上升，那么你会对自己做有意义事情的能力感到自信。多巴胺还刺激大脑，渴望身体行动，保证在压力下不僵住。

·协调系统由神经传导血清素驱动。这个系统被激发，会强化你的认知、直觉和自控。这将使你更容易知道需要做什么，确保你的行动有最大积极影响。

换句话说，照顾与友善反应令你主动社交、拥有勇敢和智慧。在需要驱使自我有所行动时，它既提供勇气与希望，也提高聪明行动的意识。

这是事情变得有趣的地方。照顾与友善反应可能是进化来帮助我们保护后代的，但身处那个状态中，你的勇敢迁移到面对的其他挑战上。这样——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任何时候你选择帮助别人，就会激发这个状态。照顾别人引发勇气，创造希望。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的一个研究，确切展示了关怀他人如何按下大脑开关，将恐惧转为希望。研究人员邀请参与者带着爱人来到一个脑部成像设备跟前。他们一到，就被告知说这是一项有关人们对他人痛苦如何反应的研究。所爱的人将接受一系列中等痛苦程度的电击，而他们在一边看着。为了让大家了解爱人经受的痛苦是怎样的，研究人员电击了每个参与者一下。

如果同意研究继续，参与者就不能阻止爱人经受痛苦。但研究人员提供两种方式给他们，以应对知道爱人正在受苦所承受的压力。对有些痛苦的电击，参与者被要求握住爱人的手，以安抚他们。而另一些电击，他们则挤一个压力球，帮助管理看到爱人受苦而自己承受的压力。整个过程中，研究人员观察参与者的大脑状况。

研究中的两类应对策略——握手和挤压力球——是生活中我们应对爱人的痛苦很好的例子。有时我们关注爱人，看看能否安慰、支持或帮助——这是照顾与友善反应。这是勇气行为，虽然我们做的全部就是倾听和陪伴。其他时候，我们寻找方式逃避他们受苦使我们承受的压力。这让我们把注意力从爱人身上离开，使我们更不能，也更不愿帮忙。我们从身体或精神上撤退，转向平复自身不适的逃避措施。心理学家把这叫同情崩溃——试图逃避别人的压力带给我们的压力，因而裹足不前，而不是行动。

研究人员发现，两类应对策略对参与者脑部活动有非常不同的影响。当参与者伸手握住爱人的手，脑部奖励和关怀系统活跃度上升。伸手同时抑制了扁桃体活动，那是引发害怕与逃避的部位。和多数逃避策略一样，挤压力球没有减少压力，它实际上降低了奖励和关怀系统的活动——强化了参与者无助的感觉。

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当在乎的人受苦时，注意力放在哪里，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压力反应。如果聚焦于安慰、帮助和照顾所爱之人，我们会体验到希望与联结。相反，如果聚焦于解除自身痛苦，我们会身陷忧虑。第二，我们可以经由小的行动创造勇气生理反应。在这个案例中，就是握住经历痛苦的爱人的手。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机会做类似的联结选择。

无论你被自己的压力吞噬，还是受到别人痛苦的影响，找到希望的路径都是联结，而不是逃跑。采取照顾与友善方式的益处不仅仅是帮助爱人，虽然这是它的重要功能。在你感觉无助的任何情境下，做些支持他人的事，都会使你保持动力和乐观。

照顾与友善反应的这个影响，使助人成为令人惊讶的、转化压力的有效手段。举例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对找到缓解工作时间压力的方式很有兴趣。你知道那种感觉：有太多事要做，又没有足够时间。时间匮乏不仅仅是有压力感觉，它还会导致糟糕决定和不理性选择的思维状态。在研究中，工作人员尝试两种不同方式来消除没有足够时间的感觉。他们给一些人未曾期望的自由时间，让其自由花费这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做什么都行。另一些被要求用这些时间帮助别人。之后，研究者要求参与者评估现在他们有多少空闲时间，以及总体来说时间资源方面有多匮乏。

令人吃惊的是，助人降低了人们对时间匮乏的感觉。相较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的人，助人的参与者汇报说感觉更有能力，更胜任工作，更有用。这相应地改变了他们对要实现的目标和自己应对压力的能力的看法。该研究与杰里米·贾米森的拥抱思维干预类似——助人强化自信，这改变了看待外部要求的看法。新找到的自信还影响了他们看待客观事物的观点，像时间。助人之后，时间作为资源得以拓展。

从照顾与友善观点看，我们怀疑助人转化了他们的生理，抑制了无力感。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用这个建议总结他们的发现：“当人们感觉时间受限，他们应该更慷慨地为别人花时间——尽管他们的倾向正相反。”

这条建议很准确，因为人们往往低估了助人带来的良好感觉。比如说，人们错误地预期把钱花给自己会比花给别人更开心，而事实正相反。给予能提升你的情绪，即使你是被迫为之。在一项研究中，俄勒冈大学的经济学家给参与者100美元，问他们愿不愿意将其中的一些钱捐给食物救助站。很多人都捐了，尽管数量不同。而对另一些参与者，研究人员未经同意，就从他们手中拿回一些钱，以他们的名义捐给救助站。两种情形下，大部分参与者的大脑奖励系统因为捐赠被激发。当参与者自己决定捐献时，大脑变化更活跃。但两种情况下，变化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些脑部变化也预测了情绪的改善——向食物救济站捐献使多数参与者感觉良好。

这两项研究的精髓不是说人们应该被逼做慈善或去助人。这些发现提醒我们，不必等到慷慨感来驱动时再决定去助人。有时候，我们先选择慷慨行动，驱动感会随之而来。尤其是感觉自己的资源——无论是时间、能量，还是其他的——匮乏时，选择慷慨大方是获得抗挫能力的一种途径，它伴随照顾与友善反应而来。如果你受逃避、自我怀疑的折磨，或者感觉要崩溃了，助人是最有效的动力助推器之一。

转化压力：变无助为希望

当你感觉无助时，找个方式为别人做点儿超出你日常责任的事。大脑可能会告诉你说没时间或能量，但这正是你该那样做的原因。你还可以把这当成日常行为——设定一个找机会支持他人的目标。这样的话，你引导身体与头脑采取积极行动，能够体验到勇气、希望和联结。

两种策略能强化这种做法的益处。首先，做新的，或者未曾期望的事情，比每天做同样的事更能强化大脑的奖励系统。其次，小的行为和大的动作一样有力，所以找机会从小事做起，而不是等到完美时刻出现才一鸣惊人。我鼓励学生有创造性地与人为善。你可以给予他人赞美，或只是全情关注。像我们看到的其他思维重置，比如牢记价值观或者重新看待急速的心跳一样，它是一个小选择，但对你如何体验压力，有超出期望的巨大影响。

更宏大的目标如何转化压力

在1999—2000年，心理研究员詹妮弗·克罗克休公假，暂时从密歇根大学的教学与管理职责中脱身出来。虽然公假被理想化为重拾创造力和全情投入研究的好时光，事实上克罗克疲惫不堪。几年前她拿到了密歇根大学教授职位。学校有个全球顶尖的心理研究项目，她的几名同事在该领域享有盛誉。尽管是因为出色的研究而被选中——实际上她是跨界，从另一个学校转过来——她一直怀疑聘任委员会是不是犯了错，自己是不是同事所称的“密歇根材料”。（补充下，听到克罗克这样讲，我不得不说自己很惊讶。她的履历里包含上百篇科学文章，以及几个重要奖项，包括2008年被授予的杰出终身职业奖。）经过试图证明自己价值的几年，她筋疲力尽。现在，她要花时间休息一下，想清楚如何重新聚焦目标。

公休年的春天，克罗克与一个朋友喝咖啡，朋友劝她去加利福尼亚州索萨利托参加一个职业领导力研讨会。克罗克同意参加，但没抱太大期望。然而，在那9天研讨会上听到的，恰恰是她需要的。该活动聚焦在证明自我价值要付出的代价上，这正是克罗克经历的。研讨会的参与者包括商务人士、医生，甚至有养育十几岁孩子的父母——她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在一个持续竞争的地方，不断追求目标相当耗人——总要试图令别人刮目相看或证明自己。它剥夺工作乐趣，导致关系冲突，损害身心健康。然而和克罗克一样，那里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唯一的成功之道。

研讨会的组织者持有不同观点。他们坚持说，如果你视自己为更大群体的一部分——团队、组织、社区或使命——就会消除奋斗的毒性成分。当你的首要目标是对这个更大的群体有所贡献，你依然会努力工作，但驱动力不同。你不是仅仅企图证明自己足够好或比别人强，而是为比自己更高的目标服务。不只聚焦在自我成功，也想要为了更广大的使命而支持他人。

包括克罗克在内，参与者被鼓励思考更宏大的目标——那些超越个人收益和成功的目的。更高目标不是客观目标，像升职或者回报，比如得到老板表扬。它与你如何看待在所属群体中的角色有关——你想贡献什么，想创造什么改变。如果以这种思维模式出发，研讨会组织者解释，你就会提高同时实现自我职业目标和得到更宏大目的的机会——过程中也能体验到更多快乐和意义。

克罗克意识到，整个职业生涯，她一直被竞争和自我关注的模式驱动，而不是更宏大目标。学到看待工作的新方式，来解决自己的职业倦怠，克罗克很兴奋。但她首先是名科学家，所以公休年结束，她就做了任何优秀研究员都会做的事：开始设计实验，了解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如何运行。

克罗克和同事研究了关注自我或更宏大目标对学术成功、职场压力、个人关系和幸福带来的不同结果。以及在两种极其不同文化下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他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情是，与更宏大目标联结的人，感觉更好：有希望、好奇、关怀他人、感恩、有动力、更兴奋。相对比，关注自我目标的人，更容易感到困惑、紧张、生气、嫉妒和孤独。

这些目标带来的情感随时间累积，于是持续追求自我目标的人更可能抑郁，而被宏大目标驱动的人，对生活表现出更高的幸福和满足感。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是，以更宏大目标行事的人，建立了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看似矛盾的是，集中精力帮助别人而不是证明自己的人，他们比那些花精力自我表现而不支持别人的人，更受尊重和喜爱。相反，不断追求自我目标的人，往往被别人怨恨和拒绝，久而久之，社会支持系统会崩塌。正如公休年之前的克罗克，她事业成功，但感到孤立无援，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重要的是，追求目标的两种方式不是固定的人格特质。克罗克表示，每个人都有这两种目标——证明自我和为更宏大目标做贡献——这两种驱动力随时间波动。（首要因素可能是身边围绕的人。克罗克发现，自我关注和更宏大目标都具有传染性。）在最早的实验中，她试图用各种心理学手段操控人的驱动力，包括导入参与者未曾意识到的不同目标。但不久后她发现，当人们不得不自我转换时，效果更好。当被邀请思考更宏大目标时，人们会转化思维模式。而这样做的话，就转化了他们的压力体验。

在一个研究中，克罗克与同事想测试在压力面试中，思考宏大目标会怎样影响参与者。在面试前，一些参与者接受了简短的思维干预。工作人员解释说面试会令他们进入相互竞争和自我推销的思想状态。而对待面试的另一个方式，工作人员建议，是聚焦在得到这份工作，会让你如何助人，或者为更大使命做贡献。参与者有几分钟来思考最重要的价值观，以及这份工作允许他们如何助人，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作人员没有强加任何宏大目标，参与者得自己寻找。

为检视思维转换对表现的影响，工作人员在面试前后都测量了参与者的压力荷尔蒙。他们还录下了面试过程，请无偏见的观察员分析参与者的行为。思考了宏大目标的参与者，与面试官有更多的交流行为，像微笑、目光接触、不自觉地模仿面试官的肢体语言——这些行为都会提升友善程度，强化社会联结。还有，评估者更认可他们的表达，评价说他们的答案比没有思考自我价值观的人更具激励性。思维转换同样影响了参与者的生理压力反应。那些反思了该工作有更宏大目标的人，表现出较低的恐惧反应。这是对两类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

以照顾与友善方式实现个人目标有很多益处，而克罗克不是唯一研究这个的人。戴维·耶格尔——我们在第一章遇见过他（他给一群穿着运动短裤的九年级学生做思维干预）——证明帮助学生找到更大目标可以提高学业成绩和改善表现。在另一个研究中，工作人员给大学生提供了20分钟的“超越自我”练习：

花些时间想想，未来你想成为哪样的人。同时思考一下，你想给周围的人或社会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在纸上，用几句话回答这个问题：在学校的学习，对你成为要成为的人有何帮助，对你未来要给周围的人或社会带来的影响有何帮助？

接下来，学生们要做一系列又烦人又难的数学题。完成超越自我反思的学生，坚持得更久，结束时答案正确率更高。在高中进行的同样的思维干预里，学生们不仅短期动力增强，期末时成绩也更高。耶格尔和同事发现，当学生们思考更宏大目标时，改变了枯燥工作及学业挑战的意义。新的意义——坚持学习帮助他们在未来有所不同——促使其更投入挑战，而不是逃避。

凯斯西储大学的一项研究，给为什么更宏大目标可以如此有效转化压力，提供了更多见解。神经科学家把学生带入实验室和教学专家进行对话。对有些学生，专家们直奔主题，谈论他们的学业和面对的任何问题。而对另一些学生，专家们询问他们对未来的愿景，激发他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过程中，神经科学家跟踪每个学生的脑部活动。当专家问及更宏大目标时，学生们受到激励，感到被关怀，觉得更有希望。同时也刺激了伴随照顾与友善反应而来的三个大脑区域的活动。反思更宏大目标和助人有同样的效果，它引发更积极的驱动力。

转化压力：变自我关注为更宏大目标

当在工作或人生任何重要领域感到压力，就问问自己：“我更宏大的目标是什么？”“这是个为之服务的机会吗？”

如果你很挣扎，不知道如何寻找宏大目标，花点儿时间思考一下以下问题：

·你想给周围的人带来什么积极影响？

·生活或工作上，什么使命最激励你？

·你想为这个世界贡献什么？

·你想创造什么改变？

为职场设计更宏大目标

莫妮卡·沃林是同情心实验室研究集团的创始人，该组织网罗了一大批研究职场社会联结的组织行为心理学家。她的研究表明，感到和他人有联系，可以降低职业倦怠，提高敬业度——这是助人带来的最大福利。

作为这家位于圣地亚哥的咨询公司的总裁，沃林和20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过合作，还和《财富》杂志上许多“世界最受景仰企业”打过交道。她用来帮助企业员工提升韧性的一个练习叫作“角色重设”——从更宏大的角度重新书写你的岗位描述。多数岗位描述都会列出涉及的任务、需要的技能，及岗位的工作重点。但很少告诉你岗位对组织或群体的贡献。

在“角色重设”练习里，沃林请参与者思考：如果从共事的人，或者所服务的人的角度看，你会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你的角色对他们有何帮助？你的工作对公司更大的愿景，或者群体其他人的福祉有何支持？虽然该重设没有改变工作的基本任务，但转化了人们的看法。沃林发现该练习值得信赖地提升了人们从工作中得到的意义和满足感。

她最喜欢的重设职场更宏大目标的例子，发生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当时人们很担心公共交通系统的安全问题。比如说，2012年7月，发生了一件令全市震惊的惨剧。三个男人在公交车上发生争吵，一个人掏出枪，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了年仅17岁的里科·罗宾逊。路易斯维尔市长格瑞格·费舍尔严厉要求公交车系统提升公共安全。其中的措施包括——除了已经安装的摄像头和紧急广播系统外——公交车司机必须思考自己在保护乘客安全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公交车司机严肃地接受了挑战，集体把自己改名为“安全大使”。驾车还是其首要任务，但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包括让公交车成为旅客感觉被看到和了解的空间。司机们决定做一件事，在乘客上车时表示欢迎。不只是收钱或检查公交卡，他们还与乘客目光交流，打招呼。通过和顾客联结，司机可以降低在公共区域引发犯罪的匿名性。他们也使乘客感觉更舒服和受欢迎。

“角色重设”最大的惊喜是对司机的影响。他们工作的意义感爆棚——这对有高职业倦怠风险的岗位，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调查，公交车司机承受超出平均水平的压力，但又较少晋升机会。）路易斯维尔的司机通过把自己想象为安全大使，改变了工作的意义。他们在为更宏大目标服务，支持市长的安全举措——每次有人上车，他们就会想到这个目标。

沃林说路易斯维尔的案例和她与其他团队工作的经历很一致。以更宏大思维看待工作，甚至可以点亮最基本的任务，减缓职业倦怠。

更宏大目标的益处，不仅局限于工作满意度。研究表明，将这种思维运用到关键决策上的领导人，能帮助组织从困境中反弹。2013年，弗尼吉亚和华盛顿的研究人员，对过去2年，经受过严峻挑战的140家公司进行了调查。这些公司代表多种行业，包括制造业、服务业、零售业、农业。除了苦苦在漫长的经济衰退中挣扎，它们还都面对过至少一次关乎公司未来的威胁。

研究人员对公司领导人进行访谈，想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从而在危机中得以生存。他们也研究公司财务报告，看那次危机对收入、利润和组织规模有何影响。当研究人员把挺过来的公司与受创最重的公司比较时，一个核心区别跃然纸上：最成功的公司，采取了研究人员称为集体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困难。换句话说，他们把危机当作支持更宏大目标的机会。比如说，几家公司都深受周围犯罪活动的折磨。多数公司都提升保安系统，试图在公司与周围相邻的环境之间设置障碍。但是，有家企业，尝试了非同寻常的照顾与友善策略：它投资装修了附近被遗弃的建筑，然后将其租给社区。

这些公司还报告了一些其他有效和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通过关注更宏大目标应对衰退。比如给重要的社区团体打折，像警察和学校。为当地年轻人提供导师和奖学金项目，以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每个案例中，公司领导人都是聚焦在更大的社群利益上，而不仅仅是自己当下的生存。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感觉良好的措施。纵观所有行业，领导人寻求超越自我的方案，公司在危机中和危机后，收入、利润和扩张速度都有更大增长。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同情是弱点，关怀他人会消耗我们的资源。但是科学和这些案例表明，关怀实际上会丰富资源。因为社会种群，包括人类，靠自己是无法生存的，大自然用整个驱动系统武装我们，确保大家互相关爱。许多时候，这个系统比或战或逃的本能对我们的生存更关键。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大自然把它赐予我们，不仅给我们能量，还有希望、勇气。当我们经由照顾和友善启动该驱动系统时，我们同时调动了所需资源，处理自身的挑战，做更英明的决策。照顾和友善，不但不会耗空我们，还能赋予我们能量。

关怀如何创造韧性

娜塔莉·斯塔瓦斯，一名32岁的医生，光脚跑过26英里，正在接近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她下定决心，不让疲惫阻止为其所在的儿童医院筹款。就在接近终点的时刻，斯塔瓦斯听到了鞭炮声——她以为是鞭炮声。接着，人们尖叫着冲向她。

这是2013年4月15日，从未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斯塔瓦斯转向父亲，他一直跑在女儿身边。“爸爸，我们得帮忙！”她跳过4尺高的赛道围栏，跑向便道。不一会儿，她跑到大西洋渔业公司前面，那是第二个爆炸地点。到处是血——以至于她在空气中都能闻到腥味儿。环顾四周，看到散架的婴儿车，没有身体的脚，她几乎站立不住。接着，她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躺在地上，她跑过去，检查呼吸，开始按压女子的胸部，做心肺复苏。

在爆炸现场，斯塔瓦斯救治了5个人，其中4个幸存下来。她一直没停止帮忙，直到一名警察将她拖走。

斯塔瓦斯只是爆炸发生后，冲去行动的人群中的一员。刚刚完成马拉松的选手，跑到马萨诸塞综合医院献血。在线平台“群体关爱”迅速建立，当地人为滞留的选手提供食物、陪伴和睡觉的地方。志愿者们返回终点线，找回奖牌和被吓坏的选手们丢下的物品。

这些关爱行为不是几天或几周后，人们想为灾难做些有意义的事时才发生的。行为在爆炸后立刻发生，要做些什么的驱动力是天生的。

发生在波士顿的自发的救助很感人，但并不特别。它的普通之处在于：困境能激发善行，因为痛苦驱动了助人的需要。研究表明，创伤事件发生后，多数人变得更利他。他们花更多时间照顾朋友和家庭，也愿意做非营利性团体和教会组织的志愿者。重要的是，这种利他主义帮他们自愈。创伤幸存者花越多时间助人，他们感觉越幸福，也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更多意义。

你自己在苦苦挣扎，却还有助人的本能，这被马萨诸塞大学心理系教授欧文·斯托布称为“利他源于痛苦”。青年时代，斯托布在匈牙利逃过了纳粹主义。作为学者，他本想研究导致暴力和反人类行为的条件。但过程中他对不断浮现的助人故事着了迷——比如82%的大屠杀幸存者在监狱中都想方设法帮助他人，自己挨饿时依然把食物分享出去。

斯托布开始关注大范围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利他主义提升，比如自然灾害、恐怖袭击、战争。悲剧后的利他主义有个显著特征：受苦最深的，助人最多。1989年，飓风“雨果”袭击了美国东南部，遭受最严重损失的人，比那些损失轻微的人，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更多帮助。9·11事件后，报告说最悲痛的那些美国人，奉献出最多的时间和金钱支持袭击的受难者。从更大范围讲，斯托布发现，生命中承受了很多创伤事件的人，更愿意做志愿者，或者在自然灾害后捐钱。

如果你将利他看作是对自我资源的损耗，这看起来就是令人疑惑的现象。从这个观点看，自我损失应该驱使我们保留能量，守住剩下的任何资源。为什么苦难会让人热衷于服务呢？

答案看来存在于我们已经思考的事情当中：关怀引发勇气和希望。如同我们看到的，帮助别人可以将恐惧转化为勇气，无力转化为乐观。当生活很悲催的时候，照顾与友善行为对我们的生存更为关键。当我们苦苦挣扎时，助人的本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以阻止溃败反应。溃败反应是对重复成为受害者产生的生理反应，会导致没胃口、社交孤立、抑郁，甚至自杀。它的主要结果是使你灰心。你失去动力、希望和与人交往的意愿。你无法看到生命的意义，想不到能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善状况。不是每个创伤都会导致溃败反应——只有当你感觉被环境打败或遭到社群拒绝时，它才会产生。换句话说，就是你认为无计可施，也没人会在乎的时候。和听上去的一样恐怖，溃败反应是大自然清除你的方式，以避免你消耗公共资源。

和或战或逃及照顾与友善反应一样，溃败反应存在于每个社会种群。但从进化论观点看，它绝对是最后一招了。因此，当开始失望的时候，我们需要某种本能来应对，即使无望的时候还能投入地生活。那个本能就是照顾与友善反应，或者欧文·斯托布称为的“利他源于痛苦”。痛苦的时候帮助别人，就阻止了溃败的恶性循环。就像9·11恐怖袭击时在世贸中心为救援人员提供食物的一位妇女说的那样：“我很骄傲能做点儿什么……这很奇怪，你特别想做些事情，然后发现，想做的就是帮助别人。”

研究发现了大量案例，助人能降低个人危机后的无助感。以下是一些例子：

·自然灾害后的志愿者，报告说感觉更乐观，有力量，较少不安、生气和无助。

·配偶去世后，照顾他人能降低抑郁。

·自然灾害的幸存者，如果能立刻帮助他人，会较少得创伤后应激障碍。

·长期患病的人，成为病友的顾问，能缓解痛楚、无力感和抑郁，增强意义感。

·恐怖袭击的受害者，当找到助人的方式，会降低幸存者内疚，找到更多意义。

·经历了致命疾病的人，做志愿者的话，会体验到更多希望，更大意义感，更少抑郁。

助人不只转化痛苦的心理影响，它还能抵御严重生活压力对生理健康的危害。实际上，助人似乎能消除创伤事件对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布法罗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000名介于18～89岁的美国人，进行了为期3年的跟踪。每年，研究人员都会询问参与者的压力生活事件，他们对当年发生的重压感兴趣，像家庭危机、财务问题或亲人去世。工作人员还会问他们将多少时间回馈给社区。是否在学校董事会或教堂委员会服务，是否做改善社区的事情，如照顾花园或做鼓励献血的志愿者，最后，工作人员问及参与者的健康，是否被诊断出新的疾病，不是感冒这样的小病，而是像背痛、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这样的严重问题。

那些没有以某种方式服务社区的人，每个生活压力事件，如离婚或失业，都会提升患病的风险。但那些规律奉献时间的人，没有这个问题。于他们而言，压力事件和健康无关。

同一群科学家，做了另一个研究，这次是看助人对寿命的影响。研究人员跟踪了底特律地区的846名男女5年时间。研究开始，他们问参与者过去一年经历了多少重大负面事件。还问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花多少时间帮助朋友、邻居和家庭成员。在接下来的5年，研究者查讣告和官方死亡记录，看谁去世了。

再一次，关怀创造了韧性。那些不习惯助人的参与者，每个重大压力事件会提高死亡风险30%。但以自己的方式助人的参与者，完全没有与压力有关的死亡风险。实际上，即使经受了好几次创伤事件，他们和完全没有重大压力事件的人，死亡风险相同。看起来他们彻底得到了保护，没受压力负面结果的影响。

现在，不是说关怀他人会不死或不生任何疾病。助人不会令你长生不老，也无法使你避免所有事情。但它会保护你免受压力伤害。在这两个研究中，无论男女，不管种族和宗教，也无关年龄，关怀别人都有益处。尽管压力会提升疾病和死亡风险的论调极为普遍，但对那些采取照顾和友善方式生活的人，这不正确。

这听起来挺振奋人心，尤其是如果你已经规律地做志愿者，从奉献中得到了巨大快乐。但如果你在压力下的本能不是这么利他怎么办呢？如同我们看到的，面对压力时，人们会有不同的倾向。如果你不是个天生的照顾与友善者，还能从助人中受益吗？

答案是一个响亮的Yes。布法罗大学的一项研究通过搜集参与者的DNA样本来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观察了影响人对催产素敏感程度的基因，及鼓励照顾与友善反应的神经荷尔蒙的变化。工作人员最初怀疑对催产素更敏感的人，会从回馈社区中受益最多，但结果恰恰相反。那些在基因上缺少照顾与友善反应的人，从亲社会行为中得到了最大健康益处。

科学家推测关爱他人能启动催产素系统，即使你的基因倾向缺少照顾与友善反应。这和面对挑战时你的行为可以改变缺失的压力反应是一致的。助人的行动，无论是自发的，还是仅仅与更宏大目标相联结，将开启抗挫能力的生理潜能。

“植根社区，随时服务”

关怀与抗挫力之间的联系，为帮助那些经受严重压力或创伤的人，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可能性。帮助这些个体——常常被标签化为“危险人物”的最佳方式，也许是将其从受害者转化为英雄。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的EMS集团，就采用这种方式推行了一个项目，培训贫困的年轻人成为社区的急救员。许多学员生活在特贫地区，那里60%的孩子没念完高中，有些还无家可归。他们常常被当作社区的威胁，走在街上或者进入商店，人们都视其为流氓、犯罪和暴力的一分子。缺少机会，又感觉不被自己的社区欢迎，很容易把这些年轻人推向溃败反应。最终，有些人真的成为社区的问题，就像人们最初把他们当作的一样。

亚历克斯·布里斯科对这些年轻人持不同观点，他是阿拉米达城市健康服务中心的总监。“同样是这些被视为对社区毫无贡献的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是问题，”他说，“他们恰恰是解决方案。”

EMS集团的口号是“植根社区，随时服务”——决定要改变社区对这些年轻人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看自己。除了学习如何急救，青年们还被安排工作，去提升公共健康。比如，他们提供免费汽车座椅安全检查，挨家挨户为街坊测血压，进行心血管健康教育。有一次，做完这些，学员们在伯克利一条人行道上闲逛，谈论着今天的经历。一名EMS集团的年轻人说：“能给他们提供建议，感觉真好啊！”

职业培训结合辅导，是想帮助他们经由助人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不光是教他们当别人有危险时如何反应，而且是用该角色发展勇气、品格，还有承诺。就像在一次集体辅导课上，一个学员说的那样：“我知道了自己的潜力，我知道了自己是谁，我知道了可以成为谁。”2013届的一个毕业生，回忆培训对他的影响时说道：“我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超级英雄。”毕业生们都挺成功，75%的人在救援领域找到了工作，许多人上了大学。这在年轻人失业率高达70%的当地，是令人瞩目的成果。

研究表明，这类干预帮困难人群助人，还可以减少贫困和长期压力对健康的消极影响。在一项研究中，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所农村高中的学生，被随机分配到小学里，每周做1小时志愿者。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大都是贫困少数族裔的学生，在家里承受着很大压力。他们的志愿者工作，是帮助小学生完成家庭作业、体育、艺术、科学，或者烹饪。10周之后，做志愿者的学生，心血管健康方面有了提升——胆固醇和两项炎症指标，白细胞介素-6和C-反应蛋白都有所降低。而控制组没有变化。

研究人员还想知道是不是哪些心理变化能够解释生理的改变。同情心与助人意愿提高最多的学生，胆固醇和炎症水平下降最多。志愿工作还提升了孩子们的自尊，但更高的自尊不是源于健康的提升。志愿工作的保护效果，源于照顾与友善思维模式。

基于关怀的项目，甚至成为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手段。比如说，马里兰州布鲁克维尔的战犬联合会，就招聘患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创伤性大脑损伤的战士，为其他老兵训练服务犬。这些战士和犬紧密联结，同时服务于更大的使命——帮助受伤的战士。参与该项目的老兵，在抑郁和侵入记忆程度，以及用药量上都有所降低——而意义和归宿感大增。

经常这样，那些贫穷的或遭受慢性的、创伤压力的幸存者，看起来仅仅是受害者，他们被自己的经历摧残而帮不上什么忙。讽刺的是，如果让接受者感觉自己是所在群体的二等公民，强化这种观点的干预措施，完全弊大于利。识别幸存者的优势，将其当作资源，可以有效对抗总把自己当成可怜虫的心理魔障。

从掠夺者到保护者

我握着他的手，为之祈祷：“痛苦和艰难都会过去。”我给他戴上帽子，盖上毯子。他喜欢体育，我把电视调到了ESPN台。在离开前，我吻了下他的额头。

描述这段关爱瞬间的男人，不是患者的家属，也不是护士。他是宾夕法尼亚州劳教所的犯人，在照料一位濒死的同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院苏珊·勒布听过数十个这样的故事，她在研究监狱里的临终关怀。

要问在哪儿发现照顾与友善本能的可能性最小，州立监狱肯定会上榜。监狱生活需要生存心态。许多犯人在严苛环境下长大，自我防卫，而不是利他。他们要么没有得到过持续的关爱，要么没有慈悲的榜样。

然而，就像勒布记录的，在给犯人提供关怀他人机会的监狱里，慈悲心也会生长。她访谈那些在州劳教所给濒死犯人提供临终关怀的男犯人，他们的年龄从35到74岁不等。多数关怀都是一周7天，24小时服务，工作从铺床到换尿布。他们通过交谈、祈祷、握手、帮患者准备家人探访等方式提供情感支持。他们也保护临死的犯人不受其他犯人的欺凌，并做他与劳教所官员的中间人。他们让犯人在生命尽头更舒服一点儿，为其守夜，还帮医护人员处理死后事宜。

他们参与的原因和你在监狱外能发现的同样崇高：需要机会做些好事，他们想要制造不同。他们知道有一天会和濒死的犯人身处相同的境地。一个犯人护理员被某段记忆深深驱动，他听到监狱护士对将死的囚犯说出了这几个字：“准备下地狱吧。”犯人们希望，每个人在最后时刻，都得到善良而有尊严的对待。

犯人护理员几乎没有报酬，也得不到特别福利。你或许会猜这将降低他们的参与兴趣，但效果恰恰相反。没有额外福利，犯人们真正地把自己看作富有同情心的护理员。就像一个人在匿名调查里写的那样，对他而言这很重要：“不是因为会获得掌声或得到证书才奉献自己的时间。去爱别人，仅仅因为这是对的。”当被问及“关于监狱的临终关怀和你的志愿工作，人们该了解和知道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时，最普遍的回答是，希望人们知道：他们帮忙是因为真的在乎。许多护理者说关爱使他们表现出真正的自我。一个人告诉勒布：“以前，我是掠夺者。现在，我是保护者。”另一个说：“我发现了一些我曾经以为失去了的东西。我不是一件被丢弃的东西，我可以有所奉献。”

照料他人还转化了犯人的服刑体验。虽然自己是提供同情心的人，他们目睹了临终犯人接受关怀。这转变了他们对监狱系统的看法，以前觉得非常专制，现在，至少以这种方式，尊重了人性。犯人的贡献，最终改变了他们对监狱系统的体验。从这一面看，犯人成了自己奉献的受益者。

就像苏珊·勒布告诉我的，听到犯人临终关怀：“人们往往说‘这怎么可能？这完全行不通’！”我也听到过这类猜测，不是来自监狱管理层，而是来自普通人群，他们觉得自己的同事、学生或其他群体没兴趣照顾别人。然而，和照顾与友善反应联结的益处，不仅仅局限于那些有慈悲传统的地方和人群。如果有机会，身处困境的人常常乐于助人。

如果说所有这些研究和故事都有共性的话，那就是助人的本能，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部分。慈悲不是轻松生活的人的奢侈专属品，也不仅仅是圣人和殉道者的职责。关爱能创造韧性，提供希望，甚至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当你在痛苦中感到孤独

几年前，在从百货商店往家走的路上，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到一个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朝我挥手，并跑过来。我不太了解她，因为上课时她总是待在教室后面。我本想简单和她交换个“嘿，你好”，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可来到我面前，她竟哭了。我吓了一跳，抱住她，问她怎么了。“我很孤独。”她说。接着，她告诉我一些伤心的事情。“你总是看着那么幸福。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学生只看到了我的一方面——教书。在那个角色里，我自己的痛苦鲜为人知。当然，像她一样，我知道孤独为何物。学生时代，我也有过痛哭的日子，因为想要快乐却不知道如何获得。实际上，我还记得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感恩节——一直忙着工作，在学校3个多月也没交朋友。感恩节当天，校园空空荡荡，我一个人在街上散步，找不到任何营业的地方去喝杯咖啡或者填饱肚子。当我走回校园公寓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过学生会时，我看到一群学生围坐在桌旁，中间是感恩节大餐。我清晰地记得，望着那扇窗户，我感觉自己是当天校园里唯一一个孤单并孤独的人。现在回首，我知道那是不对的。但有时候，如果身边缺少支持系统，很容易觉得自己是唯一苦苦挣扎的人。

痛苦中的孤独感，是转化压力的最大障碍之一。当你感到孤立、缺乏联结，更难去采取行动，或者看到情境中的任何好处。它也阻止我们向别人伸手，获取帮助或者得到助人的益处。讽刺的是，世界上可能没有比压力体验更普遍的事了。没人能不经历生理痛苦、失望、生气，或者损失就度过一生。具体情况可能不同，但这是作为人的基本体验。当你经受痛苦时，要记着这一点。

孤立思维或是基本人性思维

读下面四句话，思考哪一组更符合你的情况：

·情绪低落时，我有觉得别人都比我幸福的倾向。

·苦苦挣扎时，我有觉得别人一定比我轻松的倾向。

·情绪低落时，我提醒自己，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和我感觉相同。

·当事情不顺，我会把困难视为所有人都会经历的生命的一部分。

这几句话摘自于心理学家称之为基本人性的测试——你将自身痛苦看作人类一般状况的程度。前两项反映的是孤立思维，而后两项展示了即使在最黑暗时刻你与人联结的能力。重要的是，这两种思维模式有非常不同的结果。在压力下感觉孤独的人，更容易抑郁，依赖逃避性应对策略，包括否定、放弃目标，及试图逃避压力体验。他们更不愿意将压力和痛苦告诉别人，也就更少得到需要的支持。这使其更坚信，在困境中他们是孤独的。

相反，将痛苦理解为人生一部分的人更幸福、更有韧性，对生活更满意。他们更愿意公开自己的挣扎，更乐于接受他人的帮助。他们也善于在痛苦中找到意义，较少有职业倦怠。然而，尽管意识到基本人性有益处，人们通常会低估别人的压力，高估别人的幸福。这不仅适用于陌生人，对邻居、同事，有时甚至是熟悉的朋友和家人也是这样。在《正念力打败焦虑》一书中，心理学家苏珊·奥斯鲁和莉莎白·罗默描述了这个基本发现：

我们经常通过别人的外在，来判断他们的内在，因为那是能看到的全部。但往往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某个同事有自杀想法，一个邻居有酗酒问题，或者街角那对幸福的夫妻有家庭暴力。当你和人们一起坐电梯，或者在商场愉快交流时，他们看上去平静、可控。外在的表现不总是反映内在的挣扎。

因为别人的痛苦很少被我们的双眼看到，我们就得出结论，自己很孤独。

研究表明，流行的沟通模式导致了这一错误认知。人们往往被鼓励展现生活的积极面，宁愿或者屈从于压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好消息、幸福的照片和耀眼的人生里程碑。虽然多数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这个倾向，但低估了他人表现积极面的程度。所以你滑动鼠标浏览着朋友和家人发布的欢快信息，琢磨着为啥自己的生活相比他们的乱成一团、令人失望且艰难。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更大的孤立感和生活的低满意度。研究表明，花时间浏览社交媒体，包括Facebook，会提高孤独，降低满意度。视自己的生活比别人的悲惨，这个倾向可能是原因之一。

那么，如果面对问题时你通常会感到孤独，如何找到基本人性思维呢？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探索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斯坦福中心开发思维干预措施，进行慈悲与利他研究。我发现想在压力下减少孤独感，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提高对他人痛苦的认识，二是对自己更加开放。

让不见可见

有一个提升基本人性的练习，我称之为“让不见可见”。我要求房间里的每个人在纸条上写下一件一直挣扎、现在也持续影响他们的事，但没人可以仅凭外表就能了解。

写完后，我把纸条收上来，混在一起放进袋子。大家站成一个圆圈，每个人轮流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大声朗读，就像是自己写的一样。“我身上特别疼，很难待在房间里。”“我唯一的女儿，10年前去世了。”“我很担心不属于这里，如果我站起讲话，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我又犯了酒瘾，每天都想喝一顿。”

做这个练习，在很多层面上都有意义。首先，因为纸条是匿名的，不可能知道是谁的。如果不作弊，每个人随机抽出的纸条，真的有可能是他自己的真实故事。其次，它令这些之前不可见的痛苦可见了。它之前就在房间里，但因为没讲出来过，就没人意识到。不可见性，使得个人感觉很孤立，一旦说出来，就成了基本人性的提醒。无论何时，在任何特定的努力中我感到孤独时，我就试着回忆站在其中一个圆圈里的感觉，敬畏以前看不见的痛苦的出现和他人的力量变得可见。

你不需要在团体里做这个正式练习，才能从背后的思想受益。任何时候身处团体，你都可以想象哪些是不可见的。最近在圣弗朗西斯科格莱德纪念教堂，我听了牧师凯伦·奥利韦托的布道。她给出了同样的建议。“生活对谁都不易，”她提醒教众，“如果你觉得能够拥有坐在前面那家伙的生活就好了，这很荒谬——你对他的生活一无所知。事实是，那个人承受着你无法相信的痛苦。每个人都有头疼之处，都被自己的苦难折磨，都被生活的需求淹没，再也承受不了另外的打击，否则就会崩溃。”

我常对自己说这句话，以记住这个事实：“和我一样，这个人知道痛苦的滋味。”“这个人”是谁不重要，你可以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走进任何一间办公室，或者任何一个家庭，无论遇到谁，这都是事实。就像我一样，这个人有自己的困难；就像我一样，这个人知道何为痛苦；就像我一样，这个人想对世界有所贡献，同样知道失败的模样。你不需要问他们你猜没猜对，如果他们是人，你就是对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选择看到。

手术前无眠的夜

我的学生辛西娅，在医院做一个常规手术。手术前夜，她无法入眠。手术需要全身麻醉，辛西娅很紧张自己被放倒在那里，担心所有无法掌控的事情。作为一名母亲，她脑子里萦绕的都是手术失败的画面。既然睡不着，担心也没什么用，辛西娅决定试着想想基本人性。

首先，她想了想手术本身和自己的焦虑。接着她开始想那些同样面临医疗程序的人和他们的紧张。那些明天不得不开始新一轮化疗的人，那些根本不知道能否被治愈的人，那些没有保险、排队等器官移植的人，或要参加医疗实验的人。她想到了无数和自己境况相同的人，感觉到与他们的联结。

接着，辛西娅想到当下的体验——因为担心无法入眠。她知道有很多人大概这时候也醒着，被害怕或失败的想法困扰。有多少人，第二天早上不得不起来做不想做的事啊？不光是手术，任何事情：考试、一个艰难对话、埋葬爱侣。躺着睡不着，还有感觉到的孤独，让辛西娅和有同样经历的人产生了联结。她被别人的勇敢震惊，觉得自己的勇气也在生长。她选择了“愿每个人都找到勇气”这句话送给所有人，包括自己。第二天起床，辛西娅有种感觉，她是众多人中的一员，是一群人的一部分，她选择面对今天的挑战。

转化压力：化孤立为基本人性

当你在痛苦中感觉孤立或孤独时，试着和基本人性进行联结。

最初，想到自己的状况时，允许自己感受任何想法和情绪。承认背后的所有痛苦：焦虑、生理疼痛、生气、失望、自我怀疑或悲伤。

然后思考这些痛苦是基本人性一部分的可能性。像你一样，无数的人都知道痛苦、遗憾、悲伤、不公、生气或害怕的滋味。这有助于你想到一些例子——那些和你的不同，但包括同类痛苦或压力的情况。允许自己对这些人抱持同理心——理解他们身处其中的感受。

我想用一句能概括共同经历的话结束这个反思。我最喜欢的是“愿每个人都找到勇气”。我学生喜欢的句子包括“愿我们找到平和”“愿我们相互支持共渡难关”“我们并不孤单”。这样，你会经由感觉到联结，带进一些希望和勇气。

创造你想要的支持性社群

母亲死于肺癌时，列侬·弗劳尔斯21岁。家人去世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当大学毕业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后，她发现很难和人提起这件事。认识她妈妈的人，都在国家的另一头儿，每当她提起妈妈的去世，都得不到一两句回应。许多人找理由离开，其他的换上遗憾的表情。嘴唇轻咬，眉头紧皱，头微微摇动，接着总是那几个字：“我很难过。”弗劳尔斯感觉很疏远，觉得自己是令人不爽的包袱，或者是可怜的东西。于是，她学会把悲伤留给自己，虽然感觉像是隐藏了真实自我的一部分。

在她25岁的一天，弗劳尔斯和卡拉·费南迪斯一起找房子。费南迪斯是弗劳尔斯的同事，两人已经做了几个月的朋友。不知是什么原因，费南迪斯没了父亲。对两个女人来说，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共同点。然而，两人都如此擅长回避这个话题，以至于几个月后双方才知道有如此相同的经历。

对于两个因为伤痛感到疏离，又很少分享自身故事的女人来说，这真是个顿悟时刻。费南迪斯决定搞一次聚会，召集认识的失去父母的年轻女性。她们发出四份邀请，都被接受了。费南迪斯根据家庭食谱准备了西班牙肉菜饭，以纪念自己的父亲，他是西班牙人。女人们坐在地板上边吃边聊，直到凌晨2点。

这是2010年，是第一次晚餐聚会。那之后，晚餐聚会变得越来越有名，纵贯全美。每次聚会的组织者都是失去亲人的人，对所有想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谈谈家人去世后情况的人，都开放。弗劳尔斯和费南迪斯以草根组织的身份，联合创办了晚餐聚会，帮助那些感觉孤立的人建立自己的社群。通过网站，她们给主人和客人做中介，还提供聚会指南，以建立一个能进行安全、诚实交流的环境。

每次晚餐都是家常便饭，最多10个人，许多人都是初次见面。聚会鼓励客人带一道菜来，这样能够开启关于逝去亲人的对话：姐姐最爱的千层面；每年结婚纪念日妻子烤的蛋糕；生病时，爸爸习惯为你煲的汤。主人会在晚餐期间温和地引导对话，给客人们留出时间与空间，回忆任何他们想谈论的东西。有欢笑，有眼泪，也有沉默。晚餐结束时，每位客人都会回顾，从谈话和聚会中，自己收获了什么。

最近，该群体又开始组织晚宴，把经历痛苦的人和想要更好支持他们的人聚在一起。在这些活动上，客人们分享故事，讲述失去亲人后，人们做的哪些事情真正支持了自己。人们询问爸爸的生活，不光是他的去世。人们一直打电话，尽管我不回复。人们和我一起缅怀我老公，不担心提及他的名字。人们没有淡出我的生活。这些故事——在聚会上谈及，如今已经分享到网络——成为那些想帮忙又不知从何做起的人的资源。

对于弗劳尔斯，创立晚餐聚会起到了出乎意料的作用。“失去亲人使人麻木，”她告诉我，“人们从对别人有价值中找到价值。之前我随波逐流，通过晚餐聚会我澄清了人生目的，这对我的影响十分深刻。”

那些需要联结、支持和关怀的人，往往认为得等着别人主动前来，提供那些东西。你能做的，最有益的思维转化之一就是，视自己为资源。晚餐聚会就是个例子，它成为支持性社群的起点。她们希望可以更轻松谈论失去，也想让别人能更开放地与她们交流。于是，她们开启对话，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了开放社区。

虽然迈出第一步会很恐惧，选择开始是建立支持性社区最佳的方式。研究表明，当你有意识地转移焦点去支持别人，最后会收获更多的支持。当你努力表达感恩，最后会收到更多的感谢。当你走出自我让别人有归属感，你会成为社群中重要且被珍惜的成员。

我的学生艾丽尔告诉我，通过鼓足勇气公开谈论自己的痛苦，她找到了一个更具支持性的社群。12年前，她的13岁女儿告诉艾丽尔自己是个男孩。这份宣告像一枚炸弹，炸得她晕头转向。艾丽尔和她老公花了好几个月才搞明白发生了什么。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试图自己搞定这件事。可是当两个人决定支持女儿完全变性为男孩时，他们发现关于变性，需要学习的太多了。

艾丽尔成为变性儿童父母社群的成员，她开始在人前发言。不久，她开始支持其他父母。这是个相当棒的将个人苦难化为联结机会的例子。但最震动我的是，艾丽尔说她将故事公之于众带来了未曾期望的结果。不久，全镇的人开始分享那些之前出于羞耻和孤立感而隐藏的家庭事件。“大家公开了各类使人不悦的秘密，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应对的。”艾丽尔告诉我，“勇气是传染的，这是真的！”（补充下幸福的后记：她的儿子，艾丽尔骄傲地自夸，去学护理专业了。）

当你在压力或痛苦下感觉孤立，想想你最期望什么。如果你想体验些东西，或者希望找到有助的社群，你能作为起点，为他人创造吗？那些承认自己缺乏勇气的人——首先看看如何支持他人，用自己的给予作为联结的起点——最终获得了更多的社会支持。就像联合创立晚餐聚会的弗劳尔斯和我的学生艾丽尔一样，承认自己的困难，结果收获了更多的东西。她们在困境中较少孤独，并成为关爱群体的中心。

Sole Train：实现不可能

我站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休伦大街上，看着选手们冲过5英里终点线。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有风的4月上午。

一群十几岁的孩子站在街道的另一边，穿着统一的蓝色T恤，上写“Sole Train”。每当有身穿蓝色T恤的选手接近终点，他们就欢呼雀跃。“过来，过来！”这些孩子已经完成了比赛，但聚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队友。最快通过终点的是35分22秒，到1时09分09秒时，最后一名选手出现了，踉踉跄跄地保持着平衡。她的一左一右，各有一名身着蓝T恤的选手，每人放一只手在她的背上。我认出那两个选手是“Sole Train”队刚刚完赛的选手，他们又跑回去，寻找有困难的队友。他们支撑着女选手的后背，当她跨线的瞬间，路边的人群迸发出欢呼声，仿佛她赢得了比赛。

看着这些选手，我心怀喜悦。真希望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不仅仅是当天的旁观者。“Sole Train”是一个跑步和辅导项目，由三一波士顿基金会支持。娜塔莉·斯塔瓦斯将我介绍给这个团体，她就是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后救人的那位医生。观看5英里比赛时，我对该项目了解不多。但它很快成为我最喜欢的案例之一，用于解释照顾与友善文化如何在困境中提升抗挫力。

杰西卡·莱弗勒是“Sole Train”的总监，她于2009年开始了这个项目，之前她通过三一波士顿基金会，为高危青年做顾问和艺术治疗师。2007年，参加芝加哥马拉松时她萌发了“Sole Train”的想法。那次天特别热，半数选手都退赛了。警察们对着马拉松选手狂吼：“你们必须停下来！”可莱弗勒一直坚持。那次极其困难，但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奔跑中，她一直在想工作中接触到的孩子，他们生活在贫困的社区，机会渺茫。莱弗勒想，这样的经历——为马拉松而训练，做些从没想过的事情，没准儿适合他们。

1年之后，她邀请一些孩子参加半马训练。没想到一时的心血来潮，演变成了一个完整项目。当地学校和社区组织推荐了150个孩子，40名成年人愿意做志愿者，陪着孩子训练。该项目的使命是“颠覆不可能”。莱弗勒发现与她一道工作的孩子们认为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从摆脱暴力到大学毕业。“做到一些你从未想过有可能的事情，会让所有事都变得可能。”她告诉我。

“Sole Train”最突出的特点，是孩子们实现不可能的方式。每件事都包含社区和相互支持。每个选手的目标，不仅仅是自己完赛，还要帮助每个成员跨过终点线。（我观赛那天，孩子们甚至鼓励我去跑，尽管他们从没见过我，我也没穿比赛服。）“如果你想和自己竞争，那很好，就设定目标吧。”莱弗勒说，“但永远不要和别人作对。”通过将消除竞争作为主要目标，训练过程变成了强化更宏大目标的思维干预。

我看到该思维模式应用到实践了。比赛之前，“Sole Train”的选手聚在举办赛事的社区中心，站成一圈。一个孩子带着大家做了会儿瑜伽。拉伸之后，一个年轻姑娘走进圆圈中央，与大家击掌。上路之前，他们靠得更近，将胳膊环绕搭在相邻人的肩上。莱弗勒给予了重要赛前指导，接下来，每个选手轮流说一件他要为团队带来的东西，以及希望从团队得到的支持。“我把决心带给每个人。”一个选手说。“我需要的是有人慢慢跑，陪在我身边。”另一个说她会贡献又大声又疯狂的欢呼，感到疲惫时，需要别人的幽默支持其前行。还有一个会带来速度，于是他可能是你冲线道路上想要超越的家伙。

年轻队员除了相互支持，还给成年导师们加油。许多导师从没跑过步，体形很糟糕。训练或比赛时，他们和孩子一样需要鼓励。其中一个导师，内特·哈里斯说，“Sole Train”项目里，搞不清谁在辅导谁，“他们好像也有东西给你”。上了岁数的律师和医生与年轻人跑在一起。在路上，穿着运动鞋和运动衣，他们就是普通人，挣扎着将一只脚迈到另一只脚前面。莱弗勒说项目的这部分——让高危青年与社区领袖平等——是她见过的最有疗效的干预。

“Sole Train”采取的方式——通过培养与人联结的思维激发个人可能性——是有研究支持的。感觉有人支持，使身为更宏大目标一分子的学生，更容易相信通过艰苦工作和他人支持，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相应地，他们更愿意接受挑战，而不是放弃。对许多年轻成员，“Sole Train”证明了他们的潜力。一个孩子把所有比赛的号码牌钉在卧室的白板上，这样每天醒来，就可以激励自己。

所有选手完成5英里比赛，莱弗勒召集大家，再次站成一圈。所有人又把胳膊搭在相邻人的肩上，尽管5英里后大汗淋漓。每个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我很痛苦，但我很享受这份痛苦。”一个孩子说。另一个说：“我很开心我完成了——很开心我们都完成了！”一个成年选手分享：“我很荣幸，成为如此伟大社群中的一员。”感恩在继续，这些话都反映了联结思维。赛后的小会在莱弗勒的表扬中结束：“我希望你们看到自己有多厉害！有这么棒的团队支持，你的一切都有可能。”

观察了一上午，最令我震惊的是，孩子们完全没有冷嘲热讽。他们看上去对社区日常活动衷心拥护。这些孩子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斯坦福大学那些最棒的大学生。他们表现出领导力、善良，还有自律。他们自信地与成年导师交流。我真想花更多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了解每一个人。

令人吃惊的是，许多“Sole Train”的选手，都在波士顿一所被称为“最后希望”的学校上学，那里90%的学生都在接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治疗。参加“Sole Train”前，有些孩子醉醺醺地挣扎着去学校。现在，他们早上7点集合跑步。在一个能力被认可和需要的环境里，他们健康成长。

最后的想法

一天晚上，当我走进“压力新科学”课堂，发现讲台上有一份报纸。一个学生让我看一篇题为《压力：具有传染性》的文章。文章声称压力“和空气中的病菌一样传染”，其毒害性堪比二手烟。一位专家谈论了某项研究，说被动观看他人受苦时，人们也会有压力反应。“压力很容易传递，这令人震惊。”那个专家说。另一名专家规劝读者别做“压力携带者”。后来我在网上发现了一篇文章，描写的是同样的研究。标题是《二手压力是不是在伤害你》。

我很好奇，这些文章不仅强化了“压力有毒”的思维模式，而且还增添了另一层恐惧：和有压力的人待在一起，你会受到压力毒害。你自身的压力也会伤害周围的人。

我把这篇文章的一部分读给学生，问他们收获了什么。学生们的第一反应是“孤立你自己”，然后是“如果有压力，藏在心里，别和他人分享”。课程在继续，得到的反映是一致的：远离痛苦的人。别被周围有压力的人传染。别和他人分享压力，那样会成为别人的包袱。

在媒体上读到的，所有压力会杀死你的骇人故事中，这篇是最令我悲伤的。因为如果你采取了学生们从故事中学到的策略，你就将自己与两个最重要的抗挫折资源隔绝了：了解痛苦中的自己并不孤单，你能帮助他人。

压力的社会本质，不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到的，关怀创造韧性，无论利他行为是从痛苦中自我拯救，或仅仅是对他人痛苦的自然反应。对别人的苦难采取更富同情心的反应，能激发同理心，驱动助人行为，反过来也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更进一步，我们不必担心让外人看到我们正在挣扎的事实——尤其是需要他们支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透明是一份礼物，让别人感觉并不孤单，给他们机会体验照顾与友善的益处。

第六章　幸福成长：痛苦使你坚强，即使痛苦正当下，未来尚模糊

花点儿时间，思考一段你生命中个人成长最快的时光——带来积极改变的转折点，或发现了新的目标。

当脑子里想到这段时光时，思考一下：你是不是也觉得那段时间很有压力？

当我在研讨会上问出这个问题，几乎所有人都举手表示同意。是的，那段带来个人成长的日子，的确也很有压力。这是压力悖论：虽然想过压力更少的生活，但恰恰是艰难的时刻，激发我们成长。

痛苦使人成长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几乎包含在每个主要宗教和哲学里。它甚至变成了一句陈词滥调：“杀不死你的，都会令你强大。”最新的科学研究支持这种说法。比如说，当被问及如何应对生命中最严峻压力时，82%的人说从过去的挑战中汲取能量。即使最不受欢迎的经历，也能带来积极改变。痛苦能创造韧性，创伤往往激发个人成长。

重要的是，研究表明，选择看到压力的这一面，能够帮助你学习和成长。想从压力中找到进步的勇气，你得相信能从痛苦中获取益处。你还需要看到，并庆祝自己的积极改变。然而，当你真正经历困境、艰难到“杀不死你的，都会令你强大”的程度，你往往不太容易看到处境的积极面。

这一章里面的科学、故事和练习，将帮你培养成长思维——识别压力状况下人的自然成长能力。我们将探索如何发现这种能力，即使在很难看到希望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中，故事会唱主角，我们认为，如何听故事，如何讲故事，能帮助你发现痛苦的意义。

从头到尾，我们会反复看到一个重要主题：痛苦经历的好处，并非来自压力或创伤事件本身；它来自你——来自困境唤醒的力量，来自化艰难为意义的人类自然本能。拥抱压力的一部分，就是要相信这个能力，即使痛苦正当下，未来尚模糊。

杀不死你的，都会令你强大

在布法罗大学心理学家马克·西里的办公室内，用镜框保存着一张印着32分的艾奥瓦州的邮票，上面是格兰特·伍德1931年创作的画《嫩玉米》。虽然在布法罗生活了十几年，已经将其当作自己的家，西里还是经常看这幅画，因为里面绵延的山丘和玉米地，提醒着他来自何方。

对人过去的研究，占据了西里工作的核心部分。2010年他写的题为《杀不死我们的事》的争议文章，令其声名大噪。文章里，他对广为流传的创伤事件总是提高抑郁、焦虑和疾病风险的信念，提出了挑战。相反，他证明负面生命事件实际上能保护我们。他声称，痛苦可以创造韧性。

这个令人惊讶的发现来自一份研究，该项目跟踪了2000多名美国人4年。这是一份全国性代表样本，意味着年龄、性别、种族、宗教、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他人口特征都是全美国的微缩版。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询问参与者是否经历过37种不同的消极生命事件，诸如重疾或伤害，朋友或爱人去世，重大财务困难，离婚，生活在不安全的家庭或社区，身体或性暴力受害者，火灾或洪水等自然灾害幸存者。每一类事件，参与者可以报告不止一次。平均来说，参与者经历过8次这样的事。8%的参与者没有经历过任何一次此类事件，经历最多的数字是71次。

为测验痛苦的长期影响，西里想看看经受创伤事件的次数能否预测他们4年内的幸福指数。一种可能性就是直接而负面的关系：坏事越多，人们越不幸福。相反，西里发现了一个“U”形曲线，位于中间的人最好。经历中等水平苦难的人，抑郁风险最低，健康问题最少，生活满意度最高。极端的人群——困难水平最低或最高——更抑郁，健康问题更多，生活更不满意。虽然人们的理想是过没有痛苦的人生，而实际上没经受波折的人，不如体验了适量艰辛的人幸福和健康。事实上，过去没有任何创伤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远远低于那些经历过平均数量创伤事件的人。

在接下来几年的跟踪调查中，参与者被问到如何应对近来的压力。自从上次调查以来，他们经历过新的严重困难吗？如果有，这些事件对其幸福有何影响？新创伤事件的结果，取决于参与者的过去。相比较那些创伤经历少的人，有痛苦史的参与者，变抑郁或生病的概率更小。

无论男女，不管老幼，无关种族，痛苦都有保护作用。另外，效果无法由教育、收入、职业、婚姻状况，或其他社会因素的差异解释。无论人们最痛苦的经历是什么，都有机会令他变强大。

你是说我应该对痛苦说感谢

关于他的发现，西里收到的多数反馈都是积极的，包括许多感恩邮件，人们觉得过去的挣扎使自己更强大了。他们感谢西里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方式，可以将自己经历的事情，描述给他人。

然而，西里的工作遭受过反对。最初他把论文提交给一个科学周刊发表时，一位评论员驳回了他的文章，说西里支持虐待儿童。评论员告诉西里：“你说负面事件是好的，这很危险！”我只是把西里的发现描述给别人，也遭受了类似挑战。在一次论坛上，我在关于抗挫性的报告里谈论了西里的研究，有位演讲者公开批评我。他认为我在暗示那些被强暴、受虐待，或者其他事件的受害者应该心存感恩——创伤事件给了他们成长机会。

我把受到的挑战说给西里听，他表示理解，但拒绝解释。“我不过是看待它的方式不同而已。”他告诉我。这些负面事件，在发生之初，毫无争议是坏的，他解释说，没人能否认这一点。看到痛苦的消极面很容易。“微妙的部分在于，”他补充说，“也看到其他的。”

西里不是支持创伤。他只是想搞明白痛苦在人生经历中的作用。他理解，多数人宁愿把痛苦经历交还给宇宙。他也并不是建议我们停止逃避痛苦，以有更多机会发展抗挫力。虽然我们想逃避，但是不经历一些痛苦、损失，或者严重困难就想度过此生，是不可能的。如果无望摆脱痛苦，那么看待经历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反正已经发生了，”西里说，“你的生活就此毁掉？”他认为自己的工作给出了清晰的答案。“人们不是注定要被痛苦毁灭。”

在2010年发表富有争议的论文之后，西里把研究带到了实验室。如果痛苦真的能使人更有韧性地对待未来的压力，他想，他应该能够在压力情境下的行为中观察到这种韧性。有痛苦经历的人，会对疼痛或心理压力有何反应？他们的反应和以前受苦较少的人有差别吗？

如果你是西里抗挫力研究的实验品，你可能会经历这个：你走进实验室，被要求坐在一张塑料椅上，它会让你想起医生办公室。旁边桌上有一个大塑料桶，装满了冷至1℃的水。有多凉呢？想象一下人体组织在10℃时就开始僵住，低于5℃，水就变得极其凉，仿佛在灼烧你的皮肤。如果把全身浸没在这么冰的水里，不到1分钟，你就死翘翘。

实验员要求你把手伸进桶里，将手掌放在桶底印着的大X上。你的手和胳膊开始疼了。“我们希望你把手尽可能长时间地放在水里。”实验员说，“但是你可以选择停止。受不了时，你可以拿出来。不需要得到许可，停止也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一旦你的手放进水里，每隔30秒实验员就会问你两个问题：用1～10分来衡量，疼痛强度是多少？用1～10分来衡量，痛苦有多么受不了？一旦你把手拿出来，或者坚持到5分钟（再长就会导致永久伤害），实验就结束。

在这个研究中，西里对抗挫性的两个方面感兴趣：你能承受痛苦多长时间，它有多么困扰你。再一次，他发现了痛苦让人更有毅力的证据。不熟悉苦难的人，觉得寒冷最痛苦，最难以忍受，手拿出来得最快。那些面对过最多苦难的人，手待在里面的时间最长。

西里还问了参与者在实验过程中都想了什么。那些以前经历过较少苦难的人，更容易想这样的事情，诸如：“我忍不住了，快点儿结束吧。”“我觉得痛苦要打垮我了。”“我觉得自己受不了了。”“我觉得这会对我造成很大伤害。”这类想法——心理学家称之为灾难思维——不仅让困难体验更难受，而且会使人更容易放弃。在这个研究中，灾难思维解释了一个人过去的苦难与他忍受疼痛能力的关系。经受过一些困难，会让你较少产生灾难思维，给你更多的力量。

尽管该实验只展现了参与者如何应对压力的凤毛麟角，这些效果却可以在现实世界累加。举例说，在长期背痛的成年人中，那些经历过中等程度苦难的人，较少生理损伤，不太依赖药物，看医生次数也不多，在职场较少因为能力不够而被解雇。他们能更好地应对生理疼痛，较少让其干扰自己的生活。加入警队前经历过至少一次痛苦事件的警员，在跟进恶性事件时，表现出更大的韧性，比如目睹严重车祸或同事的死亡。他们较少创伤后压力症状，更容易看到伤害的积极后果，如对生命更感恩。当生活检验过你的勇气，你就知道能够应对下一个挑战，过去的经历就成了手中的资源。

出于好奇，我进行了生命痛苦事件测量，想看看我处于这些研究发现的什么位置。我——就像我的许多学生和作为健康心理学者一同工作的那些人一样——比西里研究中提到的理想状态，经受过更多的负面事件。根据他的发现，如果剥离掉一些生命事件和痛苦，我应该更幸福，或更健康。然而，尽管没有落在他的抗挫性理想区域，我还是发现这个研究令人振奋。认为每次困难都会削弱我和相信有些经历会让我强大之间，有很大区别。我发现，当身处特别艰难的时期，将过去的经历视为助我穿越当下危机的资源会很有帮助。

这是西里研究的核心。然而，有时人们会聚焦在“U”形的最右上端——在那里，人们经受了最多创伤事件，压力最持久。过去经历过最高程度苦难的人，相较经历较少痛苦的人，最容易抑郁，也有更多健康问题。一些反对西里工作的人把曲线的这部分解读为某个破坏点。似乎超过一定数量打击，你就废掉了。我问过西里，关于数据的解读。他同意这个说法吗？他是否把自己的研究当成重要转折点的证据——一定数量苦难有好处，但一旦突破某一点，你就崩溃了？

他的回应让我很吃惊。他拒绝了转折点这种解读，以及他的发现证明负面生命事件有一个理想数量这个说法。“我认为，以前毫无疑问是负面的事情，不一定一直有破坏性，那也包含希望的信息。这对任何人都适用，不管他自己在图上的什么位置。”

西里还告诉我，他的模型也没法对那些经历过极端痛苦的人做预测。他们经受的苦难，在图上根本没法反映。因为他们远远高于平均数，根本不可能估计那些痛苦带来的影响。有趣的是，他说，当你仔细研究，会发现他们未必是参与者里表现最差的。有些人做得相当好。“依然有空间，虽然有人经历了太多痛苦，还是能奋起，没有被彻底打垮。”他解释说，“我不确定是否总会发生，但相信这是可能的。”

培养成长思维

13名学生挤在沙发和椅子上，围坐在我面前，他们都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这是夏末，我们身处圣弗朗西斯科一个卖体育用品的地下室里，孩子们就要出发前往美国的各大高校，开始他们第一年大学生活。他们都是“ScholarMatch”的组织成员，该组织为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大学咨询、奖学金和辅导。

我在那儿搞成功校园研讨会。那天，他们会收到很多实用建议，从个人理财到如何与教授互动。一两年前和他们坐在同一地方的大学生们，也将分享经验和智慧。但首先，我以成长思维开始一天的研讨会。

我开始给“ScholarMatch”的孩子们讲故事，谈的是斯坦福大学我最喜欢的学生。因为教心理学入门这个课好几年，有很多新生选修，所以我认识好几百名大一学生。路易斯很突出，这要从他第一次挂科说起。

每当有学生没有通过考试，我都会发邮件鼓励他们上班时间到办公室来。我告诉他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教学助理、学生辅导员，包括我自己。但是没有多少学生回应，大家只是保证会努力通过考试。许多人回信解释或找借口，好像没有搞清楚，我是在提供帮助，并不是要批评谁。

路易斯立刻就回应了，慌慌张张的。他一直挺努力，不明白为何挂科。这家伙拿着课表和笔记，在我办公室待了好几个小时，想重新看考试题，弄明白哪里错了。我们翻了他的上课笔记，讨论了如何听课更有效，怎样更好地记录。我们还讨论了怎么从书本里学习。这不是一次性会面，路易斯一直来，每周一次。有时我们也讨论别的事，包括其他功课，在斯坦福大学是否适应，以及他不想让家里人失望等等。

路易斯以B的成绩结束了这门课，这是职业生涯里我第一次看到有学生这样，第一次挂科后有这么大的反弹。更重要的是，我告诉“ScholarMatch”的孩子，我在路易斯身上投入了很多。当他想做宿舍助理员需要证明信时，我开心地帮他写了。当他申请夏季奖学金需要推荐信时，我立刻支持了他。我成了他官方的支持者。这些不是因为他是学科的超级明星，而是因为他把困难转化成了机会。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说明他是有能力的。他让挂科成为催化剂，提升能力并改善关系，在这里获得了成功。

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我告诉“ScholarMatch”的学生。你能想象吗，大一挂科转变成发生在你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之一？

我选择以这个故事作为研讨会的开场，是因为它与多数年轻人看待失败的方式不同。他们将之视为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规避的事情，因为那会暴露他们的愚蠢或不够聪明。每当我们处于成长边缘，追求任何目标，或者超出现有能力的改变时，该思维模式就会悄悄侵入。经常性地，我们把失败看作停止的信号——要么是自己有问题，要么是目标有问题。这会引发自我怀疑和放弃的恶性循环。实际上，当我来给“ScholarMatch”的孩子做研讨会时，该组织的成员正为学生对一个小挫折的反应感到吃惊。

这个学生得到奖学金要去另一个州上私立大学。去参加新生夏令营的途中，他没赶上转机的航班。这个挫折——不是他的错，也不是不可逾越——对他而言仿佛是个信号。他确信错过航班意味着不能离家去上4年大学。他在机场拨打“ScholarMatch”的办公室电话，心烦意乱。他想放弃奖学金，待在加利福尼亚州，上社区大学。一回到家，“ScholarMatch”的咨询人员与其进行了讨论，他又决定还是去上外地的学校。但是，如果没有额外的鼓励会怎么样呢？

所以，和即将成为大一新生的孩子在一起，我想帮他们建立成长思维——视挫折为不可避免的东西，遇到困难意味着这是利用资源的机会。分享了路易斯的故事后，我解释了挫折和失败怎样成为进步的催化剂。问题不是，我告诉他们，在大学会不会遇到挫折或挑战，而是发生时，你会怎么做。多数学生恐惧的体验——论文上的批评性反馈，考试没考好——从某种奇怪的角度讲，是应该期待的时刻。它们对你发出邀请，要开始在校园建立资源，就像路易斯做的。当他寻求帮助，付出额外的努力，就为自己做了投资，我也开始支持他。他不仅获得了好成绩，还找到了真诚关心他的人，这些人愿意做得更多，帮助他成功。

接着我引入了讲故事练习。我要求“ScholarMatch”的孩子们回忆一段时光，他们遇到挫折或挑战，但最终坚持过来。也许是课堂上表现不好，但最终以自己骄傲的方式通过；也许受到不公正对待，但是没有因此沮丧；也许是和在意的人发生争吵，但后来修复了关系。然后，我讲了自己的例子，关于我差点儿从研究生退学的经历。

在斯坦福大学第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分析一组实验室收集了一整年的数据。这时一位实验助理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文件中的数据不一致。我对照原始数据检查了正在分析的文件，发现自己犯了个技术性的错误，两个月以前，我合并了几组数据。我的失误破坏了数据的可信度，事实上，我们认为观察到的所有发现，都不精确。它们是一组错误数据的产物。

我感到很恐惧，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我不是读博士的料。这恐惧由来已久，我已经担心了一整年，害怕自己会在某个时刻露怯。不像多数学生一样，骄傲地穿着斯坦福的T恤和汗衫，在教室和校园晃荡，我没一样带有斯坦福标志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某一天会失败，然后羞愧地离开校园。

跟导师汇报我的失误，是我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我甚至想过退出项目组，然后消失，这会更容易。（毕竟，我一个博士同事，第一年寒假回家后，就再没有来。他给导师发了封邮件说：“对不起，心理学研究不适合我！”）但我没有掩饰或一走了之，而是坐下来解释发生的一切。真要感谢他的信任，我的导师没有因为过失而苛责我。相反，他给我讲述了在职业生涯早期犯的类似的严重科研错误。他帮我修复了文件，使项目重回轨道。事实上，整个实验室都来帮我完成第一年的项目，我收获了更多同情，而不是预想的评判。

分享完这个故事，我要求学生们花几分钟写下他们自己的失败经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自己很重要？是什么信念、态度或者力量使其坚持下来？（在我的例子中，我依靠的是诚实与勇气价值观。）最后，他们利用了哪些来自他人的资源或支持（就像我从导师和同事们那里得到的一样）？

大家都写完后，我们分成小组，每个学生轮流分享自己的故事。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尽管种族歧视、学业失败、家庭困难、友谊破裂但依然坚守的故事。

每个人讲完后，小组再向整个大组汇报收获。一个组说最突出的是基本人性的感觉。尽管故事都不同，组内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失败、失望和挫折。另一组观察到求助的意愿是使得他们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第三组意识到困难实际上提升了驱动力，使他们想要更努力工作。

研讨会的几个月后，我收到“ScholarMatch”项目的一个学生写来的信。她说整个校园生活很有挑战性，比预想的还艰难。但是她在坚持，因为她知道向他人求助是好的。

我领导的这类“ScholarMatch”研讨会，有助于学生更有效地应对学业挑战。比如说，我们在纽约城和附近地区（由戴维·耶格尔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者领导）的公共学校搞过类似的干预，学生们变得更愿意修改作业以提高成绩，更能接受老师的反馈。因为这个，他们的成绩提高了。

成长思维还能在更广泛的领域提升抗挫性，尤其对于那些经受过早年创伤的人。艾迪斯·陈是西北大学的心理学家，他对一种被称为“转化—坚持”的应对措施很认同，该方法似乎对生长于贫困或不安全环境的人有帮助，能使其免于健康风险。转化是把接受压力和改变思考方式结合在一起。它通常是衡量人们有多么同意这样的表达，如“我看看能从这种情境中学到什么，或者能得到什么好处”。坚持是指保持乐观，追求意义，即使在面对困难时。它通常以这样的表达衡量，“我觉得未来会变好”和“我觉得生命有意义”。

以转化—坚持模式应对痛苦的人，似乎对艰难或悲惨童年带来的毒害免疫。陈研究了全美国在心理学家所谓的危险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青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人。每个年龄组，面对压力采取转化—坚持模式的人都更健康。陈使用了一系列被认为可以反映压力毒害性的生理指标进行研究，像血压、胆固醇水平、糖尿病和炎症。虽然艰苦的童年有时能预测这些因素会不健康，但选择看压力的意义，相信自己能从中学习和成长的人，没这方面问题。他们和童年不那么艰难的人一样健康，甚至更健康。

许多事都能影响一个人是否采取转化—坚持策略，包括孩子成长时，有没有成年人以成长思维做榜样。也有些事可以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培养，比如对苦难中学到的东西心怀感恩。

转化压力：化痛苦为资源

想一段过去的压力体验，你坚持下来或者学到了重要的东西。花点儿时间想想，这个体验让你知道了自己有何优势。然后，定个时，用15分钟的时间写那段经历，回答下面任何一个，或者全部问题：

·你做了什么，帮助自己挺了过来？你运用了哪些个人资源，发挥了什么优势？你寻求信息、建议或者别的支持了吗？

·关于如何应对困难，这段经历教会了你什么？

·这段经历是如何让你变得更强的？

现在，想想你有所挣扎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在当前的情况下，运用哪些资源和能力？

·你想发展哪些应对技能或能力？那样的话，你可以开始做些什么，将这个情况当作成长的机会？

创伤后成长

在最近的一次“压力新科学”课上，我的学生卡桑德拉·纳尔逊给我讲了一段特别感人的经历，是关于她和丈夫如何穿越痛苦的。她同意我把故事分享出来，以她的口吻。

当时我怀着第2个孩子，在怀孕41周的时候，我觉得孩子在肚子中不动了。到医院产检室不久，我和丈夫就被告知，孩子已经没有心跳，那是个女孩。24小时之前，我们还在讨论用什么牌子的纸尿裤，而现在要决定的是，是否要解剖，是否要火化她的遗体。经过剖宫产，我那8.5磅重的美丽女儿来到世间，安静，毫无生命迹象。她被包裹在婴儿常用的毯子里面，交到我的臂弯。我们给她起名叫玛歌。

玛歌红头发，脸胖乎乎的，和她姐姐很像。她看起来很平和，就像睡着了一样。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困惑，几近崩溃。我们抚摩着她的小身体，我丈夫一个劲儿说：“她依然那么美！”护士用轮椅把他和玛歌推出房间，等着医生帮我缝针。

回到家，我陷入紧张而生气的状态，每天哭哭啼啼。我们挣扎着参加当地非政府组织“Hand of the Peninsula”（新生儿死亡救助）搞的一个苦难支持团体。倾听了其他夫妻的经历，我们找到方式，一边怀念女儿，一边前行。通过“Hand of the Peninsula”与人联结，这平息了我们对未来的恐惧，创造了希望。感觉像是重新充满电，生活转向新的、未知的方向。

失去女儿后，丈夫和我的生活经历了巨大改变。破损的友谊有所缓和，健康的友谊得到强化，精彩的新友谊开始诞生。我们的个人价值观变得更清晰。我学会原谅自己的身体没能保住孩子的生命，学会用瑜伽和绘画来爱惜它。我丈夫通过营养和锻炼的方式关照他的身体，40多岁的他，比20多岁时还健美。工作上，我接受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职位，在失去女儿前我想都没想过。我还关照精神世界，开始学习，并信仰了犹太教。

尽管害怕，我们还是找到勇气，继续要孩子。最后我受孕，怀孕，有了我们的第3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

丈夫和我都发现我们的同理心有所增强。儿子出生后，我们开始为出生前或出生后失去孩子的父母主持追思会，我们想要帮助那些在痛苦中苦苦挣扎的人。我们也更理解彼此，关系更好了。我们花更多的精力沟通，不再纠缠于曾经令我们害怕、生气或不愉快的小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恩、更快乐，真正地享受彼此共度的时光。

我经常思考失去女儿的经历让我成长了多少，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内疚。她离开后，我的生活开始变得如此丰盛。接着，我会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小小安慰，在我前行时，女儿的灵魂一直相伴左右，为我加油。这种感觉促使我更投入地生活，拥抱生命的挑战。我觉得自己在用积极的生活纪念我的女儿，虽然没出生她就走了，但点燃了我内在的火炬，一直照亮我前行的路。

现在，纳尔逊是一个有3个孩子的42岁母亲，还是一名法医。她也一直在做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Hand of the Peninsula”组织的志愿者。纳尔逊的经历，虽然独特，但反映了很多受过创伤或遭受打击的人的故事。经历导致极大的痛苦，但同时，激发了积极改变。

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创伤后成长。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包括暴力、虐待、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危及生命的疾病，甚至长期的空间恐惧，都能够带来创伤后成长。在那些生活于持续压力下的人群中，比如照顾发育失调的孩子，受脊柱损伤折磨，工作中要应付痛苦事件，罹患慢性疾病，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甚至经历过最恐怖事件的人，比如强奸受害者和战争囚犯，也汇报过这类成长。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许多文化和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挪威、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以色列、伊拉克、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在这方面都有记载。

当人们描述如何从创伤事件中成长时，他们谈到了与纳尔逊夫妇类似的改变。以下是一些最普遍的成长方式：

·觉得与别人更亲近，对他人更有同情心；

·我发现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了；

·我有了更强的宗教信仰；

·我为自己的生活，建立了新的路径。

创伤后成长的普遍程度很难估计。然而，它绝不罕见：74%经受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年轻人，83%携带HIV/AIDS病毒的妇女，99%工作中必须面对痛苦的救护车司机，都汇报了这类成长。2013年一份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宣称：“成长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有的偶然现象。”

创伤后成长，并不意味着人们从痛苦中反弹，再不为创伤所动。人们看到自己或生活的积极改变，并不表明他们不再痛苦。实际上，对同一个痛苦事件，人们一般既说有成长，也说有伤害。2014年针对42份研究的分析甚至发现，创伤痛苦越严重，越预示着更大的成长。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相信，创伤后的痛苦与成长不是分离和孤立的现象。相反，他们认为痛苦是成长的引擎，它驱动了引发积极改变的心理程序。

詹妮弗·怀特就是这样的例子。2011年7月她妈妈琼尼自杀去世时，她才23岁。母亲去世2年后，她依然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她将母亲的骨灰撒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池塘里，接受心理治疗，加入支持性团体，参与关注自杀的游行。但她依然生气和痛苦，不断纠结说自己原本可以阻止妈妈的死，急切地想用某种方式，再和妈妈联结。

有一天，怀特看到有人在招募志愿者，粉刷洛杉矶的一所小学，她当时正住在附近。这个招募启事令她想起父母当年相遇的故事，那是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约翰·希利医院。她妈妈是护士，她爸爸在那里的外科实习。两人见面当天，妈妈正在做志愿者，往儿科诊室的墙上画《芝麻街》人物。为了和母亲更亲近，怀特报了名，要帮助粉刷学校。到了现场，她被分配到一份最不起眼的任务，刮掉工业壁炉上的旧漆，壁炉占了建筑的半面墙。怀特用一把小刮刀铲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别人都去吃午饭了。完工之后，她帮忙将壁炉漆成了明亮的蓝色。

怀特觉得自妈妈死后，在那几个小时里，她与母亲靠得最近。“我感到她在那儿，”怀特说，“那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是母亲离开后第一次，她感到还有希望与之保持关系，即使她永远离开了。

那天是怀特的转折点。之后不久，她发起了希望工程——一个帮助人们策划服务项目，以缅怀逝去亲人的小组织。她在东哈莱姆区组织了社区园艺项目，策划了去洛杉矶动物收救所照顾小猫的一天行程，给在军队服务的男女送关怀，还为住在堪萨斯州美国癌症希望村的患者打扫卫生和做饭。怀特帮忙募集资金支付服务项目的费用，邀请被缅怀者的亲朋好友参与。她说目前运营希望工程的生活，较之以前在洛杉矶做演员的日子，简直是180度的大转弯。

虽然对这些改变和发现的意义心怀感恩，但怀特很快指出，这并不能消除母亲离世造成的痛苦。“我更爱现在的自己，但并不意味着我不希望她活着。”怀特说道。她很审慎地指出：“不是说妈妈的死是好事，而是我从中发现了一些好处。”

这是一个重要区别，是理解苦难怎会使你变强大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创伤后成长的科学，不是说苦难本身有好处，也不是说每个创伤事件都能带来成长。苦难里有好处，成长的源泉是你自己——你的优势，你的价值观，以及你选择如何应对困难。它不属于创伤本身。

选择看待困难的好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痛苦能使你更有韧性，创伤能带来成长。另外，这样看待过去的挑战有助于你在当下的压力中坚持。但是如果你正处在压力情境之中会怎样呢？正承受着困难，相信它能助你成长有益处吗？

回答该问题的一种方式，就是找到正身处压力中的人，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任何好处。如果是的，这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答案明显是Yes。第一次得心脏病后看到好处的人——如更明白事情的轻重缓急，对生命更感恩，和家人关系更亲密——不容易再得心脏病，8年后活着的可能性也更大。认为诊断结果有积极影响的HIV阳性妇女——比如决定更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或者戒毒——免疫功能更好，在持续5年的跟踪调查中死于艾滋病的可能性更小。那些患有慢性疼痛或疾病，能在痛苦中看到积极东西的男女，随着时间流逝，生理功能有所改善。所有这些研究中，工作人员都认真控制了项目开始时参与者的健康状况。不是因为开始时更健康，所以才会看到痛苦的积极面。而是先看到积极面，导致了这些积极结果。

发现压力的好处不仅能改善生理健康，它还能对抗抑郁、强化关系。举例说，那些照料患有帕金森症的配偶的人，如果能发现益处，将比现在更有耐心、更接纳，或者感到更大的意义感，对婚姻和配偶都更满意。患有糖尿病的十几岁孩子，发现好处会降低抑郁风险，使其更愿意配合血糖监测和饮食限制。看到服役的好处，同意“服役令我对自己的能力更自信”或“我能展示自己的勇气”这类说法的美国士兵，不容易得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抑郁症。参与最多战斗、受伤最严重的士兵，保护效果最强。

为什么在这些环境里看到好处会有作用？最大原因是看到痛苦的好处改变了人们的应对方式。这是个经典的思维效果。在困难中发现益处的人，觉得更有意义感，对未来更有希望，对处理当前压力的能力更自信。进而，他们更愿意采取积极措施处理压力，更好地利用社会支持。他们也较少依赖逃避策略去避免压力。甚至他们的生理压力反应也不同。在实验室里，能在痛苦中找到益处的人，表现出更健康的身体反应，恢复也更快。所有这些——而不是某类神奇的想法——就是益处能带来诸多积极结果的原因，诸如更少抑郁，更高婚姻满意度，更少心脏病，更强的免疫功能。

我不得不承认，写这段的时候，我不愿意用“发现好处”这个词。它让我很纠结，就像看到“创伤后成长”，或者听到那句“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更强大”时的感受一样。对我的耳朵而言，发现好处就像某类试图无视痛苦现实的积极思考一样：让咱们看光明的一面，这样就感受不到痛苦，或者不用想损失了。

但是，尽管我的反应有些敏感，该研究并不是说最有效的思维就是盲目乐观，把所有坏事变成好事。确切地说，它是在应对困难时，注意到好处的能力。实际上，能同时看到好坏两面比单纯注意好处，会带来更好的长期结果。比如说，恐怖袭击后同时报告了消极和积极改变的人，比那些最初只报告了积极变化的人——比如不再视活着为理所当然，更能维持创伤后成长。医疗恐惧也是如此。重疾的幸存者和那些护理员，如果既能报告益处，比如学会活在当下，又能看到代价，比如疲惫或担忧未来，更容易体验到持久的个人和关系成长。当你能承认无论如何痛苦都存在时，寻找压力的好处帮助最大。

邀请他人看到困难情境的好处是件微妙的事情，但一些科学家发现，它既能转化普通的日常压力，也能转化更严重的痛苦。在一项研究中，迈阿密大学的工作人员请人们回忆一段别人以某种方式伤害他们的经历。参与者兴致盎然，同时痛苦地想出来很多关于不忠、拒绝、欺骗、苛责和失望的故事。接着，工作人员请他们花20分钟写自己的生活因为这段经历如何变得更美好，或者怎么帮他们成为更好的人。从这个角度写完，参与者对那件事就不那么难过了。他们觉得更宽恕，不再想着报复。他们也不再那么想逃避那个人，或害怕提起那件事。

令人惊叹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做2分钟版本的这个思维干预，也能转化对伤害体验的看法。在这项由密歇根州霍普学院（我相当了解该学校）进行的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以下练习：

接下来的2分钟，试着把一个经历当作成长、学习或变得更强大的机会。想想你能从该经历中得到的好处，比如自我了解、洞察或者改善某个关系。当你思考可以从中受益的方式时，努力聚焦在想法、感受和身体反应上。

做这2分钟反思时，有一台电子成像仪与参与者相连，它可以检测面部肌肉的活动。与那些被问到伤害体验但不寻找好处的人相比，思考了益处的参与者，眉头更松弛，颧大肌更活跃，下巴的肌肉带动嘴角呈现出笑容。换句话说，他们的脸更开心，甚至心血管反应都不同。不发现益处，思考该体验会导致典型的恐惧反应——心跳加速，血压上升。然而，思考了益处的人，心脏表现出照顾与友善反应，和感恩与联结的生理相一致。

思维重置还转化了情绪。2分钟反思后，参与者感到了更少的愤怒，更多的快乐、感恩和宽恕。重要的是，他们感到更强的掌控感，这是发现好处能带来的主要益处之一。另外的研究表明了这个变化是如何在大脑内进行的。发现好处使左额皮质更活跃，这部分大脑在乐观驱动和积极应对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其他的干预措施属于长期方式，像要求人们连续几周每天书写或反思一个困难状况的益处。患有自身免疫失调的成年人，比如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接受这样的干预后，疲倦和痛苦都有所降低。干预前那些最焦虑的人，在身体健康方面改善最大。写下患癌好处的妇女，汇报说痛苦减小了，而且后来与癌症有关的医疗就诊次数降低。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之前依赖逃避应对方式的妇女，比如否定与转移注意力，痛苦程度极大降低。

另一项干预措施邀请那些照顾老年痴呆患者的家属，每天用语音的方式记下积极的看护体验。每个晚上，他们花1分钟的时间，至少录一件当天令人振奋的事。这项研究开始时，所有的护理人员都相当沮丧，坚持每日语音记录的几周后，他们的郁闷情况大幅改善。看待护理工作令人振奋的一面，比投注精力做压力管理，在降低沮丧程度方面效果更显著。

在这些研究中，参与者最初都很困惑。他们甚至都怀疑那些指导语。你想让他们写下患癌症的好处？照顾得老年痴呆的丈夫的益处？他们根本写不出来，也说不出来。然而，每次干预，参与者都会感谢这个过程。最受益的，是那些陷于焦虑、逃避和抑郁的人。看到好处不会解决困难的情况，但有助于平衡失望与希望。

尽管有证据表明，发现好处可以帮人应对局面，但这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推荐给他人的方法。就像一个学生告诉我的，如果有人建议她从老公去世中发现好处，她会让对方滚得远远的。我能理解。即使是治疗师，我们也仅仅鼓励他倾听客户提到的益处，不要试图说服对方看到痛苦的积极面。

转化压力：选择发现痛苦的好处

选择你生活中一段长期的困难情境，或者近来的压力体验。从这段压力中，如果有的话，你收获了什么益处？你生活的哪些方面，因为它变得更好？因为要应对它，你在哪些方面发生了积极改变？

以下是经历了困难、损失或创伤后最常有的积极改变。思考一下你是否看到了这些益处的迹象：

·自我成长感。该经历如何显示了你的优势？它改变了你对自己，以及能干什么的看法了吗？作为应付该挑战的结果，你成长或改变了吗？你运用什么优势帮助自己解决了问题？

·更加感恩。你是不是更加感恩，也更享受每天的生活？是不是更甘心过简单的生活？是不是更愿意做有意义的冒险？是否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那些给你快乐，或对你更重要的事情上？

·灵魂成长。该经历对你的灵魂成长有何帮助？你是否经历了信念的改变，和在乎的群体是否关系更紧密？是否加深了对某个宗教或精神传统的理解，或者更加依赖？是否觉得自己的智慧或见识有所增长？

·强化了社会联结与他人关系。该经历怎样提升了你与朋友、家人或其他社群成员的关系？你是否对他人的苦难更有同理心？它驱动你在关系方面做积极的改变了吗？

·识别新的可能性与人生方向。该经历后，你在生活方面做了哪些积极改变？是否设定了新目标？是否花时间去做以前可能没想过的事？你是否找到了新的目标，能不能利用你的经验去助人？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发现好处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你愿意尝试，上面格子里的练习就是个好的开始。想一个立刻就能找到对立观点的例子，而不是纯粹正面思考。你不需要说出感到的所有压力，或者摒弃得到的负面结果。只是选择把注意力在短时间内聚焦在那个情景中你能看到的好处上。

我经常被问及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所有压力体验中都找到益处？比如，堵车有好处吗？也许有，但是发现好处不应该是对每个小沮丧的膝跳反应。琐碎事件不是寻找成长和积极变化的好地方。如果你试图在它们中间找到益处，很难获得真实答案。也不是每个创伤都有积极面，你不该强迫自己对所有痛苦进行积极诠释。当一个压力事件对你影响很深的时候，发现好处才最有力量。尤其当你面对无法掌控、改变或逃离的局面时，它尤其有帮助。虽然最初的时候，你感觉很难看到益处，但它们恰恰是，凭借寻找成长和正面改变的意愿，最有可能被转化的经历。

当你首次寻找压力体验下的好处时，你会发现挺有挑战性的。因为任何思维模式的改变，接受新的想法，有挣扎是很自然的。如果觉得这是对过往伤害和痛苦的否定，这个练习就更难了。倘若你是这样想的，那花几分钟时间，写下想到的那个经历，你脑海里浮现的任何想法和情绪，包括所有痛苦或悲伤。然后，如果愿意，花几分钟写写，你想要体验到什么样的成长或积极变化。在未来的某个点，有什么改变和成长的可能？

如何传播成长和韧性

2002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6岁的记者玛丽·威尔博格，花了一周时间陪同苏·迈德里克——一位有4个孩子的母亲，前往北京收养一个1岁的女童。迈德里克是个寡妇，她的老公杰夫·迈德里克，在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登上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波士顿前往洛杉矶，后来遇难。威尔博格前往迈德里克的家，是想写一篇关于恐怖袭击1周年的故事——1年后，人们如何面对那次灾难。威尔博格回忆说，迈德里克的痛苦显而易见。很多个夜晚，她只睡几个小时，悲伤的潮流以未曾预期的方式不时袭来，比如在百货商店看到杰夫最喜欢吃的饼干。她不再带小女儿去动物园那样的地方，那里总会使她回忆起“妈妈—爸爸幸福时光”。好心人时不时说出的安慰话，像“他现在去了更好的地方”，让她生气，而不是给她安慰。

关于迈德里克的文章，威尔博格是这样开头的：“她花了5天，离开卧室；花了10个月，清洗一起睡过的床单；花了1年多，从杰夫的健身袋清空脏袜子。”这是关于被破坏家庭的真实写照。让迈德里克活下来的唯一理由，是她的5个孩子，包括她和杰夫计划一起领养的小姑娘。

故事虽然写完了，但依然笼罩在迈德里克家里的悲伤，始终萦绕在威尔博格的脑海里。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位记者都做关于撞机的噩梦。

2011年，编辑问威尔博格愿不愿意再访迈德里克，她立刻应允。这次，她面对的，是依然怀念过去，但也勇敢向前的一家人。迈德里克从中国领养了2个女孩，还当了祖母。2002年，迈德里克对恐怖袭击1周年感到恐惧，到2011年，这一天已经成了家庭的节日。每年的9·11，“迈德里克队”会聚集在一起，庆祝杰夫的生命。第10周年，迈德里克家的15口人计划前往9·11纪念博物馆，在纽约跑个5公里迷你马拉松，以纪念杰夫。

迈德里克告诉威尔博格她不像2002年那样生气了。她围绕家庭重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是确保孩子们能记住父亲。迈德里克还找到了生命的新意义，奉献时间在她和杰夫都支持的事业上。痛苦还在那儿，也有悲伤与困惑的时刻，但同时也有意义，有对未来的强烈期望。

对于威尔博格，迈德里克的新生活，是刺痛的悲伤和无意义悲剧的续集。写这篇故事，和2002年写那篇文章时一样，对她影响很深。但这次，她充满了希望，而不是被梦魇折磨。“我觉得任何人，即使像我这样的，没有那么惨痛经历的人，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事中学习。”威尔博格告诉我，“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都是支离破碎的人。对多数人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尽管不完满，该怎样过一个更好的生活？所有人都试图搞清楚，怎样带着伤痛生活。”

用画面与声音传递希望

威尔博格对迈德里克家庭的10年跟踪是一种新型的报道方式：还原叙述（restorative narratives）。还原叙述摒弃了报道创伤和灾难的通常方式，不仅仅在事后分享最恐怖的细节，也讲述成长和愈合的故事。

接触的媒体报道对我们的幸福感有切实的影响。一项重要的美国调查显示，新闻是日常压力最普遍的来源之一。在那些汇报了最高水平压力的人群中，40%的人提及、看、读或听新闻，是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

相比较生活导致的压力，新闻带来的压力有一个特别的属性，那就是激发无助感的能力。自然灾害或恐怖袭击后看电视新闻，已经持续表明会提高患抑郁或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风险。一项令人吃惊的研究发现，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看了6个或更多小时新闻的人，比那些实际在爆炸现场、亲身受波及的人，更容易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不光是传统的新闻节目会灌输恐惧和无望，悲剧、创伤、恐怖的故事统治了许多媒体形式。实际上，2014年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发现，对人们的担心和焦虑，最简单最好的预测器，就是他花多长时间看电视脱口秀。

这类发现驱动了“用画面与声音传递希望”（Images and Voices of Hope，IVOH）——一个致力于改变在新闻中报道痛苦、悲剧和灾难方式的组织的建立。IVOH训练媒体从业者讲韧性和恢复的故事，与全美各主要报纸的记者和摄影师合作。这类IVOH倡导的还原叙述，不是肤浅的描述，假装一个人或者社区的痛苦结束了。这类故事，选择聚焦于恢复的过程。灾后社区如何重建？悲剧后人们如何重新投入生活？痛苦怎样造就了意义？

根据IVOH执行总裁马拉里·琼·特诺尔的说法，当人们收听、阅读或看到还原叙述时，他们感到更有希望、更勇敢，受到激励去创造改变。故事中的韧性是传染的，这是还原类报道最好的部分之一：在我们讲的和关注的故事中，存在力量。

我们能从别人的故事中经历创伤后成长，可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新的研究表明，人们可以从他人的创伤体验中找到意义，获得个人成长。心理学家把这称为“替代韧性”和“替代成长”。最初是在心理治疗师或其他健康护理人员那里观察到这个，他们经常报告说被客户的韧性和反弹能力所激励。替代成长在那些与最痛苦的人一道工作的专业人群中最为普遍：在烧伤诊疗室照顾严重受损儿童的护士，帮助政治难民或酷刑受害者的社工，为失独父母提供辅导的心理咨询师。他们说看到了希望，在应付自身挑战时，更有毅力。

替代成长不仅仅局限于那些助人的专业工作者。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做过一项研究，邀请成年人描述一件过去2年里间接感受到的最痛苦事件。参与者提到了诸如流产、事故中幸存、失去爱人、重疾或犯罪等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朋友、家人、配偶，甚至是陌生人身上——有些是通过新闻得知的。参与者不仅仅报告了替代成长，而且这种成长强化了他们在自己生活中发现意义的能力。

你如何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毅力和成长，而不仅仅是同情其不幸呢？最重要的因素或许是真实的同理心。你必须感同身受，想象自己身处其中。你还得在看到痛苦的同时，发现他们的优势。替代韧性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怜悯。如果你怜悯他们，就会为其痛苦感到难过，看不到他们的优势，也在他们的故事中看不到自己。很多时候，相比真实的同理心，怜悯是更安全的情感。它保护你不和别人的痛苦靠得太近，你能保持自己绝不会受此苦难的幻想。然而，在将对方降格为怜悯对象的同时，它也封存了你体验替代成长的能力。从他人痛苦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看起来需要先被那种痛苦影响。它不是消极地目睹别人的反弹，而是允许自己被他们的痛苦和力量打动。

一个与酷刑幸存者有过接触的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反思说，与客户的痛苦发生联结时，想要获得替代成长，需要根本性的思维转变：

谈到替代性创伤，我们往往将其看作受到别人创伤的辐射……它漏出来，朝我们蔓延，我们得设置障碍，得洗干净自己。都是这样的比喻。但是你可以视替代韧性为能量的流动……它从别人那里流出来，这种爱，或希望，或纯粹的能量，就是生命力。你也可以被传染或影响。

研究表明，仅仅关注替代韧性的概念，就会使这种反应更容易发生——如同告诉人们创伤后成长，能增长他们体验到成长的机会一样。甚至，现在，读到这几页内容，你也更容易被他人的痛苦和成长强化。当你发现自己面临着别人的痛苦时，试着既关注对方的悲伤，也关注他们的资源。让你被他们的经历打动，也敬畏他们的毅力。

故事能激发创造韧性文化

当患者经过田纳西州孟菲斯圣犹达儿童研究医院的大厅，他们会看到希望之墙。墙上并排挂着相框，里面是一些成年人的照片，他们都拿着自己儿时的照片。他们每个人，都是儿童癌症或其他危及生命状况疾病的幸存者。童年的照片可以追溯出在圣犹达的治疗日期，在这些早期的照片中，有的孩子刚化疗完，光着头，有的是和医生或父母的合影。拿着那些照片的成年人就是证据，表明治愈是可能的。更可信的是，他们有一半人现在就为圣犹达工作，做医生、护士或者研究员。他们将悲剧转化为目的，返回圣犹达，回馈曾经帮助他们的社区。

有许多方式，可以讲述韧性和成长的故事。有时以新闻报道的形式，而有时通过艺术、照片或其他图像。有时经由网站、信件，或者一对一谈话。任何组织或社群都能选择分享成长、联结和韧性的故事。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

·一份面对中学生家长的简报报告说，教师员工把病假捐献给一位与乳腺癌斗争的老师，好消息是，该老师恢复健康，重返了教室。

·一家公司的CEO决定召开全体会议，表彰挽救次品的团队。

·一座教堂的负责人邀请一名社区成员和教众分享，她最初来教堂时，需要食物和住处的情境。现在她成为同样项目的志愿者，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一家当地咖啡店展示了员工的照片——他们在帮助重建飓风损毁的社区公园。

·一个医疗中心邀请接近康复的病人写下他们的斗争和康复过程，以鼓励未来的病人。

这些是我注意到的故事。重要的是，接触这类故事和画面，会让人更容易在自己的奋斗中体验成长。举例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246名新警员被随机分配到一个叫抗挫力成长的特别项目，它给这些警员传递痛苦带来成长的观念。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新手们要观看一段高级警员的录像，录像中他在谈论从业20年的体验。他分享了性暴力小组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以及接触这么多年创伤事件，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改变。故事都是精心选择的，以体现创伤后成长的不同方面，包括更感恩，体验到个人的优势，灵魂得到提升。

研究人员希望听取这类创伤后成长的故事，对执行任务时遇到创伤事件的新警员会有所帮助。早期结果表明这是有效的。参与该项目6个月后，工作中或者个人生活领域里遇到创伤事件的警员，相比较那些没有参与该项目的人，汇报了相当高的创伤后成长。

我们都讲故事，而故事能创造韧性的文化。你如何讲述家族、社区、公司以及自己的故事？考虑一下，为那些反映你自己和所在社区的优势、勇气、慈悲和韧性的故事，留出空间。

最后的想法

在本书的前面，我提到过，上完“压力新科学”课，我的学生们会更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能奇迹般抹去生命中经历的痛苦体验，我会这样做。”他们也更少同意这个言论：“我的痛苦经历和记忆，使我很难过上我珍惜的生活。”当你读到这些言论时，你怎么想？你会回去，抹掉生命中所有痛苦体验吗？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挺重要。同意以上言论的人，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更不满意，对未来更紧张，更容易变抑郁。这些不是某人痛苦经历的直接结果，而是他们对其所持态度的产物。重要的是，学会用不同方式看待你的挣扎是可能的。研究表明，人们以更接纳的态度看待过去的苦难，会变得更快乐，更有毅力，更少抑郁。

选择在最痛苦的经历中看到好处，是改变我们与压力的关系的一部分。接受过去的苦难，是找到勇气，在当下挣扎中成长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允许我们拥抱和转化压力的，是态度。虽然我和你分享了一些支持成长思维的科学，实际上支持该观点的证据就在你身边。如果愿意，你会在自己的生活，在你敬佩的人身上，甚至陌生人的故事中，看到这些迹象。

第七章　最后的反思

压力科学的大部分历史，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压力对你有害吗？（最后，这个问题演化为，压力对你的危害有多大？）

但有趣的是，尽管压力有害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科学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故事：压力有害，除掉那些例外情况。看看我们在本书介绍的例子：压力会提高患病风险，而那些规律地回报社区的人除外。压力提高死亡风险，而那些有目的感的人除外。压力提高抑郁风险，而那些在困难中看到好处的人除外。压力让人止步不前，而那些认为自己有能力搞定的人除外。压力让人元气大伤，而那些助你表现的时候除外。压力让人自私，而那些使人利他的情况除外。你能想到的每个负面结果，都有例外，可以抹去压力与坏事情的联系，并且以未曾预想的益处取而代之。

这些例外情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们根本就不是例外。保护我们免受压力侵害的事情，比比皆是。想想本书描述的那些思维练习和策略：澄清最重要的价值观，会更容易在日常压力中发现意义。开诚布公地谈论你的困难，这样就不那么孤单。视身体压力反应为资源，会强化搞定压力的自信。走出困境去助人，会获得希望和勇气。这些方法不但可行，而且不需要你做大多数人认为该做，但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并自我毁灭的事情：逃避压力。

相比于做一次性决定，判断“压力是好”或“压力是坏”，我现在更有兴趣探索对压力采取的立场带来的影响。作为试图搞定压力的个人，一个更好的问题应该是：我觉得有能力将压力转化为好事情吗？思维模式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非黑即白的真理。它们基于证据，但也是我们选择如何面对生活的立场。

科学还告诉我们，当以下三种情况存在时，压力最可能有害：

1.你感觉无法应对压力；

2.压力使你与别人孤立；

3.压力完全无意义，还违背你的意愿。

就像你看到的，如何看待压力影响着每个因素。当你觉得压力是绝对有害、需要避开的事情，你会更可能体会到这些事情：怀疑自己应对挑战的能力，孤独地陷入痛苦，找不到奋斗的意义。相对比，接受和拥抱压力能将这些情况转变成完全不同的体验。自我怀疑被信心取代，害怕变成勇气，孤立成为联结，痛苦激发了意义。而这些，不必消除压力。

不久前，我收到杰里米·贾米森的邮件，他是那个研究拥抱焦虑能提升表现的心理学家。他写到近来是如何重新思考某类不愉快感觉的：疲劳。贾米森33岁，家里有个1岁的孩子。他写道：“晚上，老婆和我反思着一天的精疲力竭，觉得疲惫标志着我们拥有了一切。”

读到这封邮件，我笑了，因为这是他将压力思维运用到实践的简单诠释。他没把身体状况视为自己或老婆有毛病的信号，成为新爸爸，是最有压力的情况之一，而疲惫的感觉，帮他看到了其中的意义。邮件也提醒了我，自打重新思考压力以来，我也有类似感觉。现在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能重新评估压力，而当初出于习惯我经常抱怨：“压力太大了！”

当投身于拥抱压力的过程中，我未曾期望这会对我的日常生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令我惊讶的是，在那些高压的状况里，我开始体验到感恩的潮水。那不是故意的思维转化，感恩就那样自然而然出现。我还没完全搞清楚为何有如此大的变化，但可能与之前最有害的习惯有关——厌恶生活中导致压力的事情，因为压力体验如此难挨。

我观察到，拥抱压力的效果似乎遵循这样的模式——切实地改变一个人与压力的关系中最有害的部分。学生们告诉我，他们不再那么害怕、那么孤单，对生活更有热情。他们不再感觉是生活的受害者，有压力也不再那么羞愧。有的人更信任他人，有的人第一次为自己挺身而出，有的人不再对过去发生的事那么生气，对未来更有希望。这是我的猜想？不，这是每一个切切实实的例子，他们转化了压力体验。

放下本书，你可能没有清晰的感觉——本书的思想会如何在你的生命里扎根呢？这正是思维干预的神奇之处。如果没错的话，你甚至记不住这本书写了什么。如果1年后我来跟踪，问你最喜欢哪部分，你能记得塞利老鼠的故事吗？或者想到“Sole Train”中为别人加油的跑者？你还会重新看待急速的心跳，或者试图记住更宏大的目标吗？

或者，你根本记不住任何细节了？

如果那样，我也可以坦然接受。我相信你最需要听到，也会记得的——不是如何记住任何具体的研究或故事，而是新思维落地的通常方式：在心里。它们鼓励你、激发你，改变你看待自我和世界的观点。

这本书讲了太多故事了，我想再讲一个，作为结束。

不久前，一个好友和我分享，他们家不做新年计划了，取而代之的是设定年度压力目标。每年，她、老公和3个十几岁的儿子，会决定接下来的1年如何成长。他们会选一个既有意义又困难的项目，然后讨论压力有多大——面对的挑战是什么，担心有哪些，以及他们想发展的优势。

我爱死这个主意了，立刻应用在自己身上。不仅仅用做新年计划，而且当作人生方向。实际上，写这本书是过去2年我最大的压力目标之一。我知道很难公正地对待广泛的科学研究，特别担心当人们谈论压力时，无法真实了解他们的本意。我需要发展的优势是询问的意愿，不断让人们告诉我关于他们的压力体验的事实——即使这会令写作更复杂，或者迫使我提出那些我自己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现在，因为本书是一个思维干预，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故事同样是在邀请你设定自己的压力目标。任何新的开始或转变，都是思索该如何挑战自我的机会。生日啊，新年啊，开学啊，周日晚上，或者每个早晨，甚至是现在，你都可以问问自己：“我想在压力中如何成长？”我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时候都能成为如何体验压力的转折点，如果你选择去做的话。

致谢

写这本书，很有压力——我是指好的压力。如果没有其他人，我自己无法做到。下面是这本书的历史和要感谢的你们：

你拿起这本书，可能是因为看了2013年我在爱丁堡TED上做的演讲。实际上，在做“把压力当朋友”演讲的7年之前，我就开始写有关压力的书了。然而，如果没有TED的演讲经历，我不会有勇气写这一本。所以感谢TED组织者布鲁尼·朱利亚尼和克瑞斯·安德森，让我知道世界已经准备好重新思考压力。特别感谢我的双胞胎姐妹，TED演讲老手简·麦格尼格尔。她说做TED演讲是个好主意（看起来也是某种压力），又跟TED组织者说，应该把我置于聚光灯下。

感谢艾弗里和企鹅书屋的全体成员。我发送了下一本书可能的主题清单，每个人都说最看好我最害怕的——我的意思是，最兴奋的主题。所以谢谢你们，在未写之前，就让我看到了压力的益处。特别感谢梅根·纽曼，本书的编辑。你很喜欢第一稿的部分章节，这给我以激励。多谢布莱恩·塔特、威廉·辛克和丽萨·强森，你们很早就对这本书有信心，让我这个作者，在艾弗里找到了家的感觉。当然，如果没有林赛·高登和凯撒·莫里尼——图书出版界的梦之队，读者们可能永远不会听说这本书。感谢艾弗里和企鹅图书每个人，谢谢你们陪我吃那些素食。

如果读过我上一本书的致谢部分，你可能已经知道，我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代理人——泰迪·温斯顿。所以，如果你是一名作者，还没把作品发给他，我能说的是……为什么不呢？我还拥有一支非常棒的国际支持团队，我想特别感谢日本东京的麦纳麦·塔米克和整个塔特尔·莫瑞代理机构，因为你们在中间，联结了我和全世界的读者。

接下来，多谢那些通过邮件、电话、Skype，或者面对面帮我了解其工作的研究人员，尤其是莫兰达·贝尔茨、斯蒂芬·科尔、詹妮弗·克罗克、艾丽娅·克拉姆、杰里米·贾米森、苏珊·勒布、艾斯利·马丁、克瑞斯蒂·帕克、麦克·柏林、简·莎士比亚-芬奇、马丁·特洛、马克·西里、格雷格·沃顿、莫妮卡·沃林和戴维·耶格尔。对你们将自我奉献给科学研究的精神，我深表敬佩。这些研究，既帮人解除痛苦又提升意义感。如果在试图将科学传递给广大读者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请原谅我——并给予指正。

同样把感谢送给奋斗在一线，致力于改变他人生活的项目开发者、负责人、教师，及其他弟兄。以及那些因为此书与我交流的人：凯霍加河社区大学的亚伦·阿尔图斯，莫德斯托社区服务机构的苏·科特，“Sole Train”的杰西卡·莱弗勒及娜塔莉·斯塔瓦斯，“ScholarMatch”的戴安娜·艾得默森和尼尔·拉米雷斯，晚餐聚会的列侬·弗劳尔斯，希望工程的詹妮弗·怀特，IVOH的马拉里·琼·特诺尔，《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玛丽·威尔博格。能和读者分享你们的工作和故事，是天赐的礼物。

谢谢斯坦福的学生，尤其那些参加继续教育和“压力新科学”课程的同学。你们本想要消除压力，但我告诉你们要拥抱它时，几乎没有人退课。谢谢你们，感谢你们问的那些挑战问题，尤其感谢那些慷慨在本书中分享故事的同学们，你们正式宣告了思维转变。

让一个作者停止拖延，最终完成一本书，实属不易，尽管该作者之前还曾出版过一本名为《自控力》的书。所以谢谢三位写作伙伴——利·维斯·埃克斯特龙、玛丽娜·科伦斯基和简·麦格尼格尔——你们不时监督，确保我在做能帮助一本书成型的事情。还要感谢考尼·海尔，你对第一稿的建设性意见，使得最后的成书更加具有可读性。

最最要感谢我的先生，布莱恩·基德，他陪伴我走过了三次写书的历程，每次都安慰我说对他和全家，没之前那么痛苦了。希望，这一轮之后，他也能获得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注释

引言

高压提高风险……Keller，Abiola，Kristen Litzelman，Lauren E.Wisk，et al.（2011）.“Does the Perception That Stress Affects Health Matter？The Association with Health and Mortality.”Health Psychology 31，no.5：677-84.

对于变老持积极态度的人……Levy，Becca R.，Martin D.Slade，Suzanne R.Kunkel，and Stanislav V.Kasl.“Longevity Increased by Positive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no.2（2002）：261-70.

相对比，60%的人……Barefoot，John C.，Kimberly E.Maynard，Jean C.Beckham，Beverly H.Brummett，Karen Hooker，and Ilene C.Siegler.“Trust，Health，and Longevity.”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1，no.6（1998）：517-26.

特别骇人的图片……Hansen，Jochim，Susanne Winzeler，and Sascha Topolinski.“When the Death Makes You Smoke：A Terror Management Perspectiv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igarette On-Pack Warning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no.1（2010）：226-28.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项研究中……Major，Brenda，Jeffrey M.Hunger，Debra P.Bunyan，and Carol T.Miller.“The Ironic Effects of Weight Stigma.”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1（2014）：74-80.

然而，当被放进科学实验时……Peters，Gjalt-Jorn Ygram，Robert A.C.Ruiter，and Gerjo Kok.“Threatening Communication：A Critical Re-Analysis and a Revised Meta-Analytic Test of Fear Appeal Theory.”Health Psychology Review 7，sup.1（2013）：S8-S31.Peters，Gjalt-Jorn Y.，Robert A.C.Ruiter，and Gerjo Kok.“Threatening Communication：A Qualitative Study of Fear Appeal Effectiveness Beliefs Among Intervention Developers，Policymakers，Politicians，Scientists，and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9，no.2（2014）：71-79.

第一章　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什么是压力？压力真的都是负担吗？

“想想就能减肥”和“相信健康即会健康”……Crum，Alia J.，and Ellen J.Langer.“Mind-Set Matters：Exercise and the Placebo Effect.”Psychological Science 18，no.2（2007）：165-71.

克拉姆接下来足以上媒体头条的研究……Crum，Alia J.，William R.Corbin，Kelly D.Brownell，and Peter Salovey.“Mind over Milkshakes：Mindsets，Not Just Nutrients，Determine Ghrelin Response.”Health Psychology 30，no.4（2011）：424-29.

克拉姆最近的研究……Crum，Alia J.，Modupe Akinola，Ashley Martin，and Sean Fath.“Improving Stress Without Reducing Stress：The Benefts of a Stress Is Enhancing Mindset in Both Challenging and Threatening Contexts.”Manuscript unpublished，in progress（2015）.Data partially presented at：Martin，A.M.，Alia J.Crum，and Modupe A.Akinola.“The Buffering Effects of Stress Mindset on Cognitive Functioning During Stress.”Poster presented at the 2014 Society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Conference，Austin，Texas.

与之相反，高水平的DHEA……Boudarene，M.，J.J.Legros，and M.Timsit-Berthier.“[Study of the Stress Response：Role of Anxiety，Cortisol，and DHEAs].”L’Encephale 28，no.2（2001）：139-46.

它能预测大学生坚持……Wemm，Stephanie，Tiniza Koone，Eric R.Blough，Steven Mewaldt，and Massimo Bardi.“The Role of DHEA in Relation to Problem Solving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Biological Psychology 85，no.1（2010）：53-61.

在军事生存训练中……Morgan，Charles A.，Steve Southwick，Gary Hazlett，Ann Rasmusson，Gary Hoyt，Zoran Zimolo，and Dennis Charney.“Relationships Among Plasma Dehydroepiandrosterone Sulfate and Cortisol Levels，Symptoms of Dissociation，and Objective Performance in Humans Exposed to Acute Stress.”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61，no.8（2004）：819-25.See also Rasmusson，Ann M.，Meena Vythilingam，and Charles A.Morgan III.“The Neuroendocrinology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New Directions.”CNS Spectrums 8，no.9（2003）：651-67.

成长指数甚至能预测……Cicchetti，Dante，and Fred A.Rogosch.“Adaptive Coping Under Conditions of Extreme Stress：Multilevel Influence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Resilience in Maltreated Children.”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09，no.124（2009）：47-59.For an excellent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 of mindsets，see Dweck，Carol.Mindset：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Random House LLC，2006.

比如，巴尔的摩老龄化纵向研究……Levy，Becca R.，Alan B.Zonderman，Martin D.Slade，and Luigi Ferrucci.“Age Stereotypes Held Earlier in Life Predict Cardiovascular Events in Later Life.”Psychological Science 20，no.3（2009）：296-98.

在一项研究中……那些……人……Levy，Becca R.，Martin D.Slade，Jeanine May，and Eugene A.Caracciolo.“Physical Recovery After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Positive Age Self-Stereotypes as a Resour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2，no.4（2006）：285-301.

在另一项研究中，积极……Levy，Becca R.，Martin D.Slade，Terrence E.Murphy，and Thomas M.Gill.“Association Between Positive Age Stereotypes and Recovery from Disability in Older Persons.”JAMA 308，no.19（2012）：1972-73.

顺带说一句，如果这些发现……The work of Stanford psychologist Laura Carstensen demonstrates that people get happier as they grow older，among other psychological benefts of aging.For example，see Carstensen，Laura L.，Bulent Turan，Susanne Scheibe，Nilam Ram，Hal Ersner-Hershfield，Gregory R.Samanez-Larkin，Kathryn P.Brooks，and John R.

Nesselroade.“Emotional Experience Improves with Age：Evidence Based on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Sampling.”Psychology and Aging 26，no.1（2011）：21-33.

举例来说，一项……干预措施……Wolff，Julia K.，Lisa M.Warner，Jochen P.Ziegelmann，and Susanne Wurm.“What Do Targeting Positive Views on Aging Add to a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 in Older Adults？Results from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Psychology and Health（ahead of print，2014）：1-18.

德国老年研究中心……Wurm，Susanne，Lisa M.Warner，Jochen P.Ziegelmann，Julia K.Wolff，and Benjamin Schüz.“How Do Negative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 Become a Self-Fulflling Prophecy？”Psychology and Aging 28，no.4（2013）：1088-97.

消极看待变老的人……Levy，Becca R.，Martin D.Slade，Suzanne R.Kunkel，and Stanislav V.Kasl.“Longevity Increased by Positive Self-Perceptions of Aging.”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no.2（2002）：261-70.

而悲观看待变老的人……Levy，Becca，Ori Ash-man，and Itiel Dror.“To Be or Not to Be：The Effects of Aging Stereotypes on the Will to Live.”OMEGA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40，no.3（2000）：409-20.

花点儿时间看看……These items are taken from the Stress Mindset Measure，originally published in：Crum，Alia J.，Peter Salovey，and Shawn Achor.“Rethinking Stress：The Role of Mindsets in Determining the Stress Respons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no.4（2013）：716-33.The Stress Mindset Measure i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Copyright 201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男女没差别……同上。

在2014年……的调查中……The NPR/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urden of Stress in America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March 5 to April 8，2014，with a sample of 2，505 respondents.

即使那些说……The Stress in America survey is an annual surve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ed by Harris Interactive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The full 2013 report was released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n February 11，2014.http://www.apa.org/news/press/releases/stress/2013/stress-report.pdf.

2014年哈佛大学……The NPR/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urden of Stress in America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March 5 to April 8，2014，with a sample of 2，505 respondents.

秉持压力有害思维的人，更可能说……Crum，Alia.“Rethinking Stress：The Role of Mindsets in Determining the Stress Response.”Ph.D.dissertation，Yale University，2012.

一项研究发现……不到10年……Michel，Alexandra.“Transcending Socialization：A Nine-Year Ethnography of the Body's Role in Organizational Control and Knowledge Workers’Transform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6，no.3（2012）：325-68.

金融从业者报告说……Tsai，Feng-Jen，and Chang-Chuan Chan.“The Impact of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on Psychological Work Stress Among Financial Workers and Lawyers.”International Archives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84，no.4（2011）：445-52.

整个行业蔓延着……John Aidan Byrne.“The Casualties of Wall Street.”WealthManagement.com.June 1，2009.http://wealthmanagement.com/practice-management/casualties-wall-street.Accessed August 9，2014.

UBS大幅裁员……UBS Annual Report 2008.Available at http://www.ubs.com/global/en/about_ubs/investor_relations/restatement.xhtml.Accessed August 10，2014.

员工被随机分为……Crum，Alia，Peter Salovey，and Shawn Achor.“Evaluating a Mindset Training Program to Unleash the Enhancing Nature of Stress.”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vol.2011，no.1：1-6.

然后他跟踪一段时间……For an introduction to brief mindset interventions，see Walton，Gregory M.“The New Science of Wis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no.1（2014）：73-82.

当我问沃顿……他最喜欢的……Walton，Gregory M.，and Geoffrey L.Cohen.“A Brief Social-Belonging Intervention Improves Academic and Health Outcomes of Minority Students.”Science 331，no.6023（2011）：1447-51.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Greg Walton on February 20，2014.

沃顿和同事们……进行了……Yeager，David S.，and Gregory M.Walton.“Social-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in Education：They’re Not Magic.”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81，no.2（2011）：267-301.Yeager，David S.，Dave Paunesku，Gregory M.Walton，and Carol S.Dweck.“How Can We Instill Productive Mindsets at Scale？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and an Initial R&D Agenda.”Whit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hite House meeting.“Excellence in Education：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Mindsets.”May 10，2013.

“她们的社交圈正在发生变化”……Walton，Gregory M.，Christine Logel，Jennifer M.Peach，Steven J.Spencer，and Mark P.Zanna.“Two Brief Interventions to Mitigate a‘Chilly Climate' Transform Women's Experience，Relationships，and Achievement in Engineering.’”（2014，in press.）

尽管有人怀疑……Yeager，David Scott，Rebecca Johnson，Brian James Spitzer，Kali H.Trzesniewski，Joseph Powers，and Carol S.Dweck.“The Far-Reaching Effects of Believing People Can Change：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Shape Stress，Health，and Achievement During Adolesce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no.6（2014）：867-81.See also Miu，Adriana Sum，David Scott Yeager，David Sherman，James Pennebaker，and Kali Trzesniewski.“Preventing Depression by Teaching Adolescents That People Can Change：Nine-Month Effects of a Brief Incremental Theory of Personality Intervention.”（2014，in press.）Some details from a 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David Yeager，May 23，2014.

令人惊讶的是，清楚标明……Kelley，John M.，Ted J.Kaptchuk，Cristina Cusin，Samuel Lipkin，and Maurizio Fava.“Open-Label Placebo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A Pil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sychotherapy and Psychosomatics 81，no.5（2012）：312-14.See also Kam-Hansen，Slavenka，Moshe Jakubowski，John M.Kelley，Irving Kirsch，David C.Hoaglin，Ted J.Kaptchuk，and Rami Burstein.“Altered Placebo and Drug Labeling Changes the Outcome of Episodic Migraine Attacks.”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6，no.218（2014）：218ra5-218ra5.

告知人们……Silverman，Arielle，Christine Logel，and Geoffrey L.Cohen.“Self-Affirmation as a Deliberate Coping Strategy：The Moderating Role of Choic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no.1（2013）：93-98.Cohen，Geoffrey L.，and David K.Sherman.“The Psychology of Change：Self-Affirm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2014）：333-71.

第二章　迎难而上：身处困境时，压力是可以依靠的资源，而非要消灭的敌人

20世纪90年代末期……非同寻常……Delahanty，Douglas L.，A.Jay Raimonde，and Eileen Spoonster.“Initial Posttraumatic Urinary Cortisol Levels Predict Subsequent PTSD Symptoms in Motor Vehicle Accident Victims.”Biological Psychiatry 48，no.9（2000）：940-47.See also Walsh，Kate，Nicole R.Nugent，Amelia Kotte，Ananda B.Amstadter，Sheila Wang，Constance Guille，Ron Acierno，Dean G.Kilpatrick，and Heidi S.Resnick.“Cortisol at the Emergency Room Rape Visit as a Predictor of PTSD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over Time.”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38，no.11（2013）：2520-28.Delahanty，Douglas L.，Crystal Gabert-Quillen，Sarah A.Ostrowski，Nicole R.Nugent，Beth Fischer，Adam Morris，Roger K.Pitman，John Bon，and William Fallon.“The Efficacy of Initial Hydrocortisone Administration at Preventing Posttraumatic Distress in Adult Trauma Patients：A Randomized Trial.”CNS Spectrums 18，no.2（2013）：103-11.Ehring，Thomas，Anke Ehlers，Anthony J.Cleare，and Edward Glucksman.“Do Acute Psychological and Psychobiological Responses to Trauma Predict Subsequent Symptom Severities of PTSD and Depression？”Psychiatry Research 161，no.1（2008）：67-75.

事实上……最有前景的新疗法之一……de Quervain，Dominique J-F.，Dorothée Bentz，Tanja Michael，Olivia C.Bolt，Brenda K.Wiederhold，Jürgen Margraf，and Frank H.Wilhelm.“Glucocorticoids Enhance Extinction-Based Psychotherap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no.16（2011）：6621-25.de Quervain，Dom-inique J-F.，and Jürgen Margraf.“Glucocorticoids for the Treatmen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hobias：A Novel Therapeutic Approach.”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583，no.2（2008）：365-71.

接受10毫克皮质醇注射……Aerni，Amanda，Rafael Traber，Christoph Hock，Benno Roozendaal，Gustav Schelling，Andreas Papassotiropoulos，Roger M.Nitsch，Ulrich Schnyder，and J-F.Dominique.“Low-Dose Cortisol for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1，no.8（2004）：1488-90.

在高风险心脏手术的患者中……Weis，Florian，Erich Kilger，Benno Roozendaal，Dominique J-F.de Quervain，Peter Lamm，Michael Schmidt，Martin Schmölz，Josef Briegel，and Gustav Schelling.“Stress Doses of Hydrocortisone Reduce Chronic Stress Symptoms and Improve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 High-Risk Patients After Cardiac Surgery：A Randomized Study.”Journal of Thoracic and Cardiovascular Surgery 131，no.2（2006）：277-82.Schelling，Gustav，Benno Roozendaal，Till Krauseneck，Martin Schmoelz，Dominique J-F.de Quervain，and Josef Briegel.“Effcacy of Hydrocortisone in Pre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Following Critical Illness and Major Surgery.”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071，no.1（2006）：46-53.

接受一剂压力荷尔蒙……Bentz，Dorothée，Tanja Michael，Dominique J-F.de Quervain，and Frank H.Wilhelm.“Enhancing Exposure 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 with Glucocorticoids：From Basic Mechanisms of Emotional Learning to Clinical Applications.”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4，no.2（2010）：223-230.

那是1936年的某一天，匈牙利内分泌专家汉斯·塞利……Selye，Hans.The Stress of Life.McGraw Hill，1956.See also Selye，Hans.The Stress of My Life：A Scientist’s Memoirs.McClelland and Stewart Toronto，1977.Selye，Hans.Stress Without Distress.Springer U.S.，1976.

烟草行业花钱雇他……Petticrew，Mark P.，and Kelley Lee.“The‘Father of Stress’Meets‘Big Tobacco’：Hans Selye and the Tobacco Industry.”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1，no.3（2011）：411-18.

试图提升压力形象……Selye's quote“There is always stress……”is taken from an interview published in Oates Jr.，Robert M.Celebrating the Dawn：Maharishi Mahesh Yogi and the TM Technique.New York：G.P.Putnam’s Sons，1976.

比如说，美国在2014年做的一项重要调查……The NPR/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Burden of Stress in America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March 5 to April 8，2014，with a sample of 2，505 respondents.

2011年从超过100项的研究中……Schetter，Christine.“Psychological Science on Pregnancy：Stress Processes，Biopsychosocial Models，and Emerging Research Issue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2011）：531-58.

接触到母亲的压力荷尔蒙……DiPietro，Janet A.，Katie T.Kivlighan，Kathleen A.Costigan，Suzanne E.Rubin， Dorothy E.Shiffler，Janice L.Henderson，and Joseph P.Pillion.“Prenatal Antecedents of Newborn Neurological Maturation.”Child Development 81，no.1（2010）：115-30.

就像一位妇女告诉研究人员的那样……Watt，Melissa H.，Lisa A.Eaton，Karmel W.Choi，Jennifer Velloza，Seth C.Kalichman，Donald Skinner，and Kathleen J.Sikkema.“‘It's Better for Me to Drink，at Least the Stress Is Going Away’：Perspectives on Alcohol Use During Pregnancy Among South African Women Attending Drinking Establishment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116（2014）：119-25.

斯坦福生物心理学家凯伦·帕克……Lyons，David M.，Karen J.Parker，and Alan F.Schatzberg.“Animal Models of Early Life Stress：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Resilience.”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52，no.7（2010）：616-24.See also Lyons，David M.，and Karen J.Parker.“Stress Inoculation-Induced Indications of Resilience in Monkeys.”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0，no.4（2007）：423-33.Parker，Karen J.，Christine L.Buckmaster，Steven E.Lindley，Alan F.Schatzberg，and David M.Lyons.“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Physiology and Cognitive Control of Behavior in Stress Inoculated Monkey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6，no.1（2012）：45-52.

最喜欢的方式就是让动物生气……Cannon，Walter Bradford.Bodily Changes in Pain，Hunger，Fear，and Rage：An Account of Recent Researches into the Function of Emotional Excitement.D.Appleton and Company，1915.The quote about a cat’s breathing is on page 15.

助你处理挑战……Everly Jr.，George S.，and Jeffrey M.Lating.“Th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of the Human Stress Response.”In A Clinical Guide to the Treatment of the Human Stress Response，edited by George S.Everly Jr.and Jeffrey M.Lating，17-51.New York：Springer，2013.

他认为这个比例……Van den Assem，Martijn J.，Dennie Van Dolder，and Richard H.Thaler.“Split or Steal？Cooperative Behavior When the Stakes Are Large.”Management Science 58，no.1（2012）：2-20.

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von Dawans，Bernadette，Urs Fischbacher，Clemens Kirschbaum，Ernst Fehr，and Markus Heinrichs.“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tress Reactivity：Acute Stres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Humans.”Psychological Science 23，no.6（2012）：651-60.

不像多数人认为的……Kemeny，Margaret E.“The Psychobiology of Stres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no.4（2003）：124-29.See also Dickerson，Sally S.，Tara L.Gruenewald，and Margaret E.Kemeny.“When the Social Self Is Threatened：Shame，Physiology，and Health.”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no.6（2004）：1191-216.

“我不知道怎么抬起来的”……Fox News/Associated Press.“Oregon Man Pinned Under 3，000-Pound Tractor Saved by Teen Daughters.”April 11，2013.http://www.foxnews.com/us/2013/04/11/oregon-man-pinned-under-3000-pound-tractor-saved-by-two-teen-daughters.

这在跳伞者……Allison，Amber L.，Jeremy C.Peres，Christian Boettger，Uwe Leonbacher，Paul D.Hastings，and Elizabeth A.Shirtcliff.“Fight，Flight，or Fall：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Reactivity During Skydiving.”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no.3（2012）：218-23.

但当压力情境……S e e r y，M a r k D.“T h 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Challenge and Threat：Using the Heart to Measure the Mind.”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7，no.9（2013）：637-53.

心流状态的人……Peifer，Corinna.“Psychophysiological Correlates of Flow-Experience.”Advances in Flow Research，edited by Stephan Engeser，139-64.New York：Springer，2012.

科学家们管这叫……Taylor，Shelley E.“Tend and Befriend：Biobehavioral Bases of Affliation Under Stres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no.6（2006）：273-77.Buchanan，Tony W.，and Stephanie D.Preston.“Stress Leads to Prosocial Action in Immediate Need Situations.”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8，no.5（2014）：1-6.

当研究人员给老鼠吃……Moghimian，Maryam，Mahdieh Faghihi，Seyed Morteza Karimian，Alireza Imani，Fariba Houshmand，and Yaser Azizi.“The Role of Central Oxytocin in Stress-Induced Cardioprotection in Ischemic-Reperfused Heart Model.”Journal of Cardiology 61，no.1（2013）：79-86.

比如说，皮质醇和催产素……Laurent，Heidemarie K.，Sean M.Laurent，and Douglas A.Granger.“Salivary Nerve Growth Factor Response to Stress Related to Resilience.”Physiology and Behavior 129（2014）：130-34.

释放这些荷尔蒙较高的人……Het，Serkan，Daniela Schoofs，Nicolas Rohleder，and Oliver T.Wolf.“Stress-Induced Cortisol Level Eleva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Negative Affect After Stress：Indications for a Mood-Buffering Cortisol Effect.”Psychosomatic Medicine 74，no.1（2012）：23-32.Walsh，Kate，Nicole R.Nugent，Amelia Kotte，Ananda B.Amstadter，Sheila Wang，Constance Guille，Ron Acierno，Dean G.Kilpatrick，and Heidi S.Resnick.“Cortisol at the Emergency Room Rape Visit as a Predictor of PTSD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Over Time.”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38，no.11（2013）：2520-28.

其他研究表明……Stout，Jane G.，and Nilanjana Dasgupta.“Mastering One’s Destiny：Mastery Goals Promote Challenge and Success Despite Social Identity Threa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no.6（2013）：748-62.

你的生活史同样会影响你对压力……Pierrehumbert，Blaise，Raffaella Torrisi，Daniel Laufer，Oliver Halfon，François Ansermet，and M.Beck Popovic.“Oxytocin Response to an Experimental Psychosocial Challenge in Adults Exposed to Traumatic Experiences During Childhood or Adolescence.”Neuroscience 166，no.1（2010）：168-77.

其他人生来……Belsky，Jay，and Michael Pluess.“Beyond Diathesis Stress：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5，no.6（2009）：885-908.Pluess，Michael，and Jay Belsky.“Vantage Sensitivity：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to Positive Experiences.”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9，no.4（2013）：901-16.

重要的是要识别……Del Giudice，Marco，J.Benjamin Hinnant，Bruce J.Ellis，and Mona El-Sheikh.“Adaptive Patterns of Stress Responsivity：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no.3（2012）：775-90.Del Giudice，Marco.“Early Stress and Human Behavioral Development：Emerging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s.”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5，no.5（2014）：270-80.

第三章　压力和意义成正比：有意义，意味着有压力

2005年到2006年……Ng，Weiting，Ed Diener，Raksha Aurora，and James Harter.“Affluence，Feelings of Stress，and Well-Being.”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4，no.2（2009）：257-71.Holmqvist，Goran，and Luisa Natali.“Exploring the Late Impact of the Great Recession Using Gallup World Poll Data.”Innocenti Working Paper No.2014-14.UNICEF Offce of Research，Florence.

相比较，研究者……Tay，Louis，Ed Diener，Fritz Drasgow，and Jeroen K.Vermunt.“Multilevel Mixed-Measurement IRT Analysis：An Explication and Application to Self-Reported Emotions Across the World.”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4，no.1（2011）：177-207.

2013年……Baumeister，Roy F.，Kathleen D.Vohs，Jennifer L.Aaker，and Emily N.Garbinsky.“Som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a Happy Life and a Meaningful Life.”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no.6（2013）：505-16.

当人们谈论……The Stress in America survey is an annual surve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ed by Harris Interactive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Full 2013 report released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on February 11，2014.

在最近的两个调查里，英国34%的成年人……Kalms Annual Stress Report，a survey of two thousand men and women in the U.K..The survey results were released on November 4，2013.

而62%的加拿大成年人……Crompton，Susan.“What’s Stressing the Stressed？Main Sources of Stress Among Workers.”Canadian Social Trends Component of Statistics Canada Catalogue no.11-008-X.Survey of 1，750 adults ages twenty to sixty-four.The fndings were released October 13，2011.

比如说，盖洛普世界民意……Data on caring for kids comes from interviews with 131，159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ed between January 2，2014，and September 25，2014，as part of the 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See http://www.gallup.com/poll/178631/adults-children-home-greater-joy-stress.aspx.Data on entrepreneurs come from interviews with 273，175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ducted between January 2，2011，and September 30，2012.See http://www.gallup.com/poll/159131/entrepreneurship-comes-stress-optimism.aspx.

虽然多数人预测……Hsee，Christopher K.，Adelle X.Yang，and Liangyan Wang.“Idleness Aversion and the Need for Justifiable Busyness.”Psychological Science 21，no.7（2010）：926-30.

繁忙程度的急剧下降或许可以……Sahlgren，Gabriel H.“Work Longer，Live Healthier：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ctivity，Health and Government Policy.”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Discussion Paper，May 16，2013.

在一项大型流行病研究中……Britton，Annie，and Martin J.Shipley.“Bored to Deat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9，no.2（2010）：370-71.

相对比，许多研究……Hill，Patrick L.，and Nicholas A.Turiano.“Purpose in Life as a Predictor of Mortality Across Adulthood.”Psychological Science，no.25（2014）：1482-86.See also Boyle，Patricia A.，Lisa L.Barnes，Aron S.Buchman，and David A.Bennett.“Purpose in Life Is Associated with Mortality Among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Persons.”Psychosomatic Medicine 71，no.5（2009）：574-79.Krause，Neal.“Meaning in Life and Mortality.”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4，no.4（2009）：517-27.

降低死亡风险……Steptoe，Andrew，Angus Deaton，and Arthur A.Stone.“Subjective Wellbeing，Health，and Ageing.”Lancet（2014，in press）.doi：10.1016/S0140-6736（13）61489-0.

2014年，一份针对……Aldwin，Carolyn M.，Yu-Jin Jeong，Heidi Igarashi，Soyoung Choun，and Avron Spiro.“Do Hassles Mediate Between Life Events and Mortality in Older Men？：Longitudinal Findings from the VA Normative Aging Study.”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59（2014）：74-80.

视日常任务……Hazel，Nicholas A.，and Benjamin L.Hankin.“A Trait-State-Error Model of Adult Hassles over Two Years：Magnitude，Sources，and Predictors of Stress Continuity.”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33，no.2（2014）：103-23.

写出价值观……Keough，Kelli A.，and Hazel Rose Markus.“The Role of the Self in Building the Bridge from Philosophy to Biology.”Psychological Inquiry 9，no.1（1998）：49-53.

它们表明……Cohen，Geoffrey L.，and David K.Sherman.“The Psychology of Change：Self-Affirm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2014）：333-71.

减少压力体验后的无益反思……Koole，Sander L.，Karianne Smeets，Ad Van Knippenberg，and Ap Dijksterhuis.“The Cessation of Rumination Through Self-Affrm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no.1（1999）：111-25.

它帮助人们……Sherman，David K.，Kimberly A.

Hartson，Kevin R.Binning，Valerie Purdie-Vaughns，Julio Garcia，Suzanne Taborsky-Barba，Sarah Tomassetti，A.David Nussbaum，and Geoffrey L.Cohen.“Deflecting the Trajectory and Changing the Narrative：How Self-Affirmation Affec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Motivation Under Identity Threa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no.4（2013）：591-618.Siegel，Phyllis A.，Joanne Scillitoe，and Rochelle Parks-Yancy.“Reducing the Tendency to Self-Handicap：The Effect of Self-Affirma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no.6（2005）：589-97.

在安大略滑铁卢大学做的一项研究中……Fotuhi，Omid.“Implicit Processes in Smoking Interventions.”A thesis presen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in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h.D.degree.Walton，Gregory M.，Christine Logel，Jennifer M.Peach，Steven J.Spencer，and Mark P.Zanna.“Two Brief Interventions to Mitigate a‘Chilly Climate' Transform Women's Experience，Relationships，and Achievement in Engineering.’”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14，in press）.

项目结束……Krasner，Michael S.，Ronald M.Epstein，Howard Beckman，Anthony L.Suchman，Benjamin Chapman，Christopher J.Mooney，and Timothy E.Quill.“Association of an Educational Program in Mindful Communication with Burnout，Empathy，and Attitudes Among Primary Care Physicians.”JAMA 302，no.12（2009）：1284-93.Details about the intervention were also sourced from facilitator training materials provided by the program creators.

就像一位医生说的：“感觉……”Physician quote from interviews reported in Beckman，Howard B.，Melissa Wendland，Christopher Mooney，Michael S.Krasner，Timothy E.Quill，Anthony L.Suchman，and Ronald M.Epstein.“The Impact of a Program in Mindful Communication on Primary Care Physicians.”Academic Medicine 87，no.6（2012）：815-19.

心理学家发现……Elliot，Andrew J.，Constantine Sedikides，Kou Murayama，Ayumi Tanaka，Todd M.Thrash，and Rachel R.Mapes.“Cross-Cultural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in Self-Regulation：Avoidance of Personal Goals and Multiple Aspects of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Emotion 12，no.5（2012）：1031-40.

针对日本同志社大学学生的一项研究表明……同上。

比如说……研究人员……Oertig，Daniela，Julia Schüler，Jessica Schnelle，Veronika Brandstätter，Marieke Roskes，and Andrew J.Elliot.“Avoidance of Goal Pursuit Depletes Self-Regulatory Resourc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81，no.4（2013）：365-75.

参与者无论起点……Holahan，Charles J.，Rudolf H.Moos，Carole K.Holahan，Penny L.Brennan，and Kathleen K.Schutte.“Stress Generation，Avoidance Coping，and Depressive Symptoms：A 10-year model.”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3，no.4（2005）：658-66.

如同心理学者理查德·瑞恩、韦罗妮卡·胡塔……

Richard M.，Veronika Huta，and Edward L.Deci.“Living Well：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on Eudaimonia.”The Exploration of Happiness，117-39.Springer Netherlands，2013.

麦迪回忆……Maddi，Salvatore R.“The Story of Hardiness：Twenty Years of Theorizing，Research，and Practice.”Consulting Psychology Journal：Practice and Research 54，no.3（2002）：173-85.Quote appears on page 174.

麦迪把这种态度……Maddi，Salvatore R.“On Hardiness and Other Pathways to Resilience.”American Psychologist 60，no.3（2005）：261-62.Maddi，Salvatore R.“The Courage and Strategies of Hardiness as Helpful in Growing Despite Major，Disruptive Stresses.”American Psychologist 63，no.6（2008）：563-64.Kobasa，Suzanne C.，Salvatore R.Maddi，and Stephen Kahn.“Hardiness and Health：A Prospective Study.”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no.1（1982）：168-77.

“当想到童兵时”……Quot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Drexer，Madeline.“Life After Death：Helping Former Child Soldiers Become Whole Again.”Harvard Public Health Review，Fall 2011：18-25.

贝当古……战地研究……Betancourt，Theresa S.，Stephanie Simmons，Ivelina Borisova，Stephanie E.Brewer，Uzo Iweala，and Marie de la Soudière.“High Hopes，Grim Reality：Reintegr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Former Child Soldiers in Sierra Leone.”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2，no.4（2008）：565-87.Betancourt，Theresa S.，Robert T.Brennan，Julia Rubin-Smith，Garrett M.Fitzmaurice，and Stephen E.Gilman.“Sierra Leone’s Former Child Soldiers：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isk，Protective Factors，and Mental Health.”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49，no.6（2010）：606-15.Betancourt，Theresa Stichick，Sarah Meyers-Ohki，Sara N.Stulac，Amy Elizabeth Barrera，Christina Mushashi，and William R.Beardslee.“Nothing Can Defeat Combined Hands（Abashize hamwe ntakibananira）：Protective Processes and Resilience in Rwandan Children and Families Affected by HIV/AID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73，no.5（2011）：693-701.

第四章　全身心投入：拥抱焦虑能帮助你更好地应对挑战

布鲁克斯设计了一个实验……Brooks，Alison Wood.“Get Excited：Reappraising Pre-Performance Anxiety as Excitemen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43，no.3（2014）：1144-58.

肾上腺素提高的……Dienstbier，Richard A.“Arousal and Physiological Toughness：Implications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Psychological Review 96，no.1（1989）：84-100.

特种兵、突击队员和海军……Morgan，Charles A.，Sheila Wang，Ann Rasmusson，Gary Hazlett，George Anderson，and Dennis S.Charney.“Relationship Among Plasma Cortisol，Catecholamines，Neuropeptide Y，and Human Performance During Exposure to Uncontrollable Stress.”Psychosomatic Medicine 63，no.3（2001）：412-22.

军官……Meyerhoff，James L.，William Norris，George A.Saviolakis，Terry Wollert，Bob Burge，Valerie Atkins，and Charles Spielberger.“Evaluating Performance of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During a Stressful Training Scenario.”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032，no.1（2004）：250-53.

人们认为……Jamieson，Jeremy P.，Wendy Berry Mendes，Erin Blackstock，and Toni Schmader.“Turning the Knots in Your Stomach into Bows：Reappraising Arousal Improves Performance on the GR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no.1（2010）：208-12.

在里斯本大学……Strack，Juliane，and Francisco Esteves.“Exams？Why Worr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eting Anxiety as Facilitative，Stress Appraisals，Emotional Exhaustion，and Academic Performance.”Anxiety，Stress，and Cop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4）：1-10.doi：10.1080/10615806.2014.931942.

雅各布大学的研究人员……Strack，Juliane，Paulo N.Lopes，and Francisco Esteves.“Will You Thrive Under Pressure or Burn Out？Linking Anxiety Motiva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Cognition and Emotion.Published electronically June 3，2014：1-14.doi：10.1080/02699931.2014.922934.

他们的兴奋……Allison，Amber L.，Jeremy C.Peres，Christian Boettger，Uwe Leonbacher，Paul D.Hastings，and Elizabeth A.Shirtcliff.“Fight，Flight，or Fall：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Reactivity During Skydiving.”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3，no.3（2012）：218-23.

比例只有25%……Adelson，Rachel.“Nervous About Numbers：Brain Patterns Reflect Math Anxiety.”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 Observer 27，no.7（2014）：35-37.

重要的是信息……McKay，Brad，Rebecca Lewthwaite，and Gabriele Wulf.“Enhanced Expectancies Improve Performance Under Pressure.”Frontiers in Psychology 3（2012）：1-5.

阿尔图斯看到……Information on the Cuyahoga Community College stress mindset intervention is from interviews and personal conversations with Aaron Altose and Jeremy Jamieson.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hieving the Dream Network，see http://achievingthedream.org.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the Alpha Lab Research Network，see http://commons.carnegiefoundation.org.

中老年人……Yancura，Loriena A.，Carolyn M.Aldwin，Michael R.Levenson，and Avron Spiro.“Coping，Affect，and the Metabolic Syndrome in Older Men：How Does Coping Get Under the Skin？”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1，no.5（2006）：P295-P303.

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Jefferson，Angela L.，Jayandra J.Himali，Alexa S.Beiser，Rhoda Au，Joseph M.Massaro，Sudha Seshadri，Philimon Gona，et al.“Cardiac Index Is Associated with Brain Aging：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Circulation 122，no.7（2010）：690-97.

商业谈判中，挑战……de Wit，Frank R.C.，Karen A.Jehn，and Daan Scheepers.“Negotiating Within Groups：A Psychophysiological Approach.”Research on Managing Groups and Teams 14（2011）：207-38.

有挑战反应的学生……Seery，Mark D.，Max Weisbuch，Maria A.Hetenyi，and Jim Blascovich.“Cardiovascular Measures Independently Predict Performance in a University Course.”Psychophysiology 47，no.3（2010）：535-39.Turner，Martin J.，Marc V.Jones，David Sheffeld，and Sophie L.Cross.“Cardiovascular Indices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States Predict Competitive Performa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86，no.1（2012）：48-57.

医生更专注……Vine，Samuel J.，Paul Freeman，Lee J.Moore，Roy Chandra-Ramanan，and Mark R.Wilson.“Evaluating Stress as a Challenge Is Associated with Superior Attentional Control and Motor Skill Performance：Testing the Predictions of 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Challenge and Threa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Applied 19，no.3（2013）：185-94.

面对机械失灵……Vine，Samuel J.，Liis Uiga，Aureliu Lavric，Lee J.Moore，Krasimira Tsaneva-Atanasova，and Mark R.Wilson.“Individual Reactions to Stress Predict Performance During a Critical Aviation Incident.”Anxiety，Stress，and Coping.（Ahead of print，2014）：1-22.

你从压力体验中学到……van Wingen，Guido A.，Elbert Geuze，Eric Vermetten，and Guillén Fernández.“Perceived Threat Predicts the Neural Sequelae of Combat Stress.”Molecular Psychiatry 16，no.6（2011）：664-71.

迅速将恐惧转为……Shnabel，Nurit，Valerie Purdie-Vaughns，Jonathan E.Cook，Julio Garcia，and Geoffrey L.Cohen.“Demystifying Values-Affirmation Interventions：Writing About Social Belonging Is a Key to Buffering Against Identity Threa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no.5（2013）：663-76.Cooper，Denise C.，Julian F.Thayer，and Shari R.Waldstein.“Coping with Racism：The Impact of Prayer on Cardiovascular Reactivity and Post-Stress Recovery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47，no.2（2014）：218-30.Krause，Neal.“The Perceived Prayers of Others，Stress，and Change in Depressive Symptoms over Time.”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53，no.3（2011）：341-56.

开发出来以后……Allen，Andrew P.，Paul J.Kennedy，John F.Cryan，Timothy G.Dinan，and Gerard Clarke.“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Markers of Stress in Humans：Focus on the Trier Social Stress Test.”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38（2014）：94-124.

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Lyons，Ian M.，and Sian L.Beilock.“When Math Hurts：Math Anxiety Predicts Pain Network Activation in Anticipation of Doing Math.”PLOS ONE 7，no.10（2012）：e48076.See also Maloney，Erin A.，Marjorie W.Schaeffer，and Sian L.Beilock.“Mathematics Anxiety and Stereotype Threat：Shared Mechanisms，Negative Consequences and Promising Interventions.”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15，no.2（2013）：115-28.

重新思考压力将他们的反应……Jamieson，Jeremy P.，Matthew K.Nock，and Wendy Berry Mendes.“Mind over Matter：Reappraising Arousal Improves Cardiovascular and Cognitive Responses to Stres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41，no.3（2012）：417-22.See also：Jamieson，Jeremy P.，Matthew K.Nock，and Wendy Berry Mendes.“Chang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Stress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Affective and Physiological Consequences.”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1，no.4（2013）：363-74.

贾米森雇用观察员……Beltzer，Miranda L.，Matthew K.Nock，Brett J.Peters，and Jeremy P.Jamieson.“Rethinking Butterflies：The Affective，Physiological，and Performance Effects of Reappraising Arousal During Social Evaluation.”Emotion 14，no.4（2014）：761-68.

在贾米森的研究中……Mauss，Iris，Frank Wilhelm，and James Gross.“Is There Less to Social Anxiety Than Meets the Eye？Emotion Experience，Expression，and Bodily Responding.”Cognition and Emotion 18，no.5（2004）：631-42.See also Anderson，Emily R.，and Debra A.Hope.“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Phobia，Objective and Perceived Physiological Reactivity，and Anxiety Sensitivity in an Adolescent Population.”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3，no.1（2009）：18-26.

苏·科特最近……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Sue Cotter on December 4，2014.

研究中，工作人员……Lambert，Jessica E.，Charles C.Benight，Tamra Wong，and Lesley E.Johnson.“Cognitive Bia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ysiological Sensations，Coping Self-Efficacy，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fte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Psychological Trauma：Theory，Research，Practice，and Policy 5，no.5（2013）：494-500.

知道你足以面对……Benight，Charles C.，and Albert Bandura.“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Posttraumatic Recovery：The Role of Perceived Self-Efficacy.”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2，no.10（2004）：1129-48.

第五章　内在联结：压力能经常使人更具关怀性，提升抗挫力

在对动物和……Taylor，Shelley E.，Laura Cousino Klein，Brian P.Lewis，Tara L.Gruenewald，Regan A.R.Gurung，and John A.Updegraff.“Biobehavioral Responses to Stress in Females：Tend-and-Befriend，Not Fight-or-Flight.”Psychological Review 107，no.3（2000）：411-29.Taylor，Shelley E.，and Sarah L.Master.“Social Responses to Stress：The Tend-and-Befriend Model.”In The Handbook of Stress Science：Biology，Psychology，and Health，edited by Richard Contrada and Andrew Baum，101-9.New York：Spinger，2011.

它也释放……Geary，David C.，and Mark V.Flinn.“Sex Differences in Behavioral and Hormonal Response to Social Threat：Commentary on Taylor et al.（2000）.”Psychological Review 104，no.4（2002）：745-50.Buchanan，Tony W.，and Stephanie D.Preston.“Stress Leads to Prosocial Action in Immediate Need Situations.”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8，no.5（2014）：1-6.Koranyi，Nicolas，and Klaus Rothermund.“Automatic Coping Mechanisms in Committed Relationships：Increased Interpersonal Trust as a Response to Stres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no.1（2012）：180-85.

但这只是……一部分……Keltner，Dacher，Aleksandr Kogan，Paul K.Piff，and Sarina R.Saturn.“The Sociocultural Appraisals，Values，and Emotions（SAVE）Framework of Prosociality：Core Processes from Gene to Mem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5（2014）：425-60.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的一个研究……Inagaki，Tristen K.，and Naomi I.Eisenberger.“Neural Correlates of Giving Support to a Loved One.”Psychosomatic Medicine 74，no.1（2012）：3-7.

时间匮乏不仅仅是……Strazdins，Lyndall，Amy L.Griffin，Dorothy H.Broom，Cathy Banwell，Rosemary Korda，Jane Dixon，Francesco Paolucci，and John Glover.“Time Scarcity：Another Health Inequalit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Part A 43，no.3（2011）：545-59.

沃顿商学院的研究人员……Mogilner，Cassie，Zoë Chance，and Michael I.Norton.“Giving Time Gives You Time.”Psychological Science 23，no.10（2012）：1233-38.

比如说，人们错误地预期……Aknin，Lara B.，Elizabeth W.Dunn，and Michael I.Norton.“Happiness Runs in a Circular Motion：Evidence for a Positive Feedback Loop Between Prosocial Spending and Happines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3，no.2（2012）：347-55.

大脑变化更活跃……Harbaugh，William T.，Ulrich Mayr，and Daniel R.Burghart.“Neural Responses to Taxation and Voluntary Giving Reveal Motives for Charitable Donations.”Science 316，no.5831（2007）：1622-25.

詹妮弗·克罗克休公假……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Jennifer Crocker on April 29，2014.

该活动聚焦在……I have not taken the Learning as Leadership workshop that inspired Jennifer Crocker’s research，but you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ir programs at www.learnaslead.com.

它与你如何看待……Nuer，Lara.“Learning as Leadership：A Methodology for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rough Personal Mastery.”Performance Improvement 38，no.10（1999）：9-13.

克罗克和同事……C r o c k e r，J e n n i f e r，M a r c-Andre Olivier，and Noah Nuer.“Self-Image Goals and Compassionate Goals：Costs and Benefits.”Self and Identity 8，no.2-3（2009）：251-69.Crocker，Jennifer.“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Interpersonal Goals：Relationships，Distress，and the Self.”Psychological Studies 56，no.1（2011）：142-50.Crocker，Jennifer，Amy Canevello，and M.Liu.“Five Consequences of Self-Image and Compassionate Goals.”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2012）：229-77.

在一个研究中，克罗克与……Abelson，James L.，Thane M.Erickson，Stefanie E.Mayer，Jennifer Crocker，Hedieh Briggs，Nestor L.Lopez-Duran，and Israel Liberzon.“Brief Cognitive Intervention Can Modulate Neuroendocrine Stress Responses to the Trier Social Stress Test：Buffering Effects of a Compassionate Goal Orientation.”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44（2014）：60-70.

戴维·耶格尔……Yeager，David S.，Marlone Henderson，David Paunesku，Gregory M.Walton，Sidney D’Mello，Brian J.Spitzer，and Angela Lee Duckworth.“Boring but Important：A Self-Transcendent Purpose for Learning Fosters Academic Self-Regulation.”Regulation（2014，in press）.

同时也刺激了……Jack，Anthony I.，Richard E.Boyatzis，Masud S.Khawaja，Angela M.Passarelli，and Regina L.Leckie.“Visioning in the Brain：An fMRI Study of Inspirational Coaching and Mentoring.”Social Neuroscience 8，no.4（2013）：369-84.

莫妮卡·沃林……创始人……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Monica Worline on August 5，2014.

2013年……研究人员……Hernandez，Morela，Megan F.Hess，and Jared D.Harris.“Leaning into the Wind：Hardship，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an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vol.2013，no.1，16640.Academy of Management，2013.

他们花更多时间……Frazier，Patricia，Christiaan Greer，Susanne Gabrielsen，Howard Tennen，Crystal Park，and Patricia Tomich.“The Relation Between Trauma Exposure and Prosocial Behavior.”Psychological Trauma：Theory，Research，Practice，and Policy 5，no.3（2013）：286-94.

作为学者，他本想……Staub，Ervin，and Johanna Vollhardt.“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The Roots of Caring and Helping After Victimization and Other Trauma.”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78，no.3（2008）：267-80.

从更大范围讲，斯托布发现……Vollhardt，Johanna R.，and Ervin Staub.“Inclusive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ity and Proso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Toward Disadvantaged Outgroups.”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81，no.3（2011）：307-15.

换句话说，就是你认为……Taylor，Peter James，Patricia Gooding，Alex M.Wood，and Nicholas Tarrier.“The Role of Defeat and Entrapment in Depression，Anxiety，and Suicide.”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no.3（2011）：391-420.

提供食物的一位妇女……Steffen，Seana Lowe，and Alice Fothergill.“9/11 Volunteerism：A Pathway to Personal Healing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Social Science Journal 46，no.1（2009）：29-46.

志愿者……Cristea，Ioana A.，Emanuele Legge，Marta Prosperi，Mario Guazzelli，Daniel David，and Claudio Gentili.“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onal Distress on the Emotional Reactions of Disaster Volunteers.”Disasters 38，no.4（2014）：740-52.

配偶去世后……Brown，Stephanie L.，R.Michael Brown，James S.House，and Dylan M.Smith.“Coping with Spousal Loss：Potential Buffering Effects of Self-Reported Helping Behavior.”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4，no.6（2008）：849-61.

自然灾害的幸存者……Doran，Jennifer M.，Ani Kalayjian，Loren Toussaint，and Diana Maria Mendez.“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Meaning Making in Mexico City.”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26，no.1（2014）：91-114.

长期患病的人……Arnstein，Paul，Michelle Vidal，Carol Wells-Federman，Betty Morgan，and Margaret Caudill.“From Chronic Pain Patient to Peer：Benefits and Risks of Volunteering.”Pain Management Nursing 3，no.3（2002）：94-103.

恐怖袭击的受害者……Kleinman，Stuart B.“A Terrorist Hijacking：Victims’Experiences Initially and 9 Years Later.”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no.1（1989）：49-58.

经历了致命疾病……Sullivan，Gwynn B.，and Martin J.Sullivan.“Promoting Wellness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Exploring the Role of Altruism.”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Nursing 11，no.3（1997）：43-52.

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Poulin，Michael J.，and E.Alison Holman.“Helping Hands，Healthy Body？Oxytocin Receptor Gen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teract to Buff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ress and Physical Health.”Hormones and Behavior 63，no.3（2013）：510-17.

研究人员跟踪了……846名男女……Poulin，Michael J.，Stephanie L.Brown，Amanda J.Dillard，and Dylan M.Smith.“Giving to Other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ress and Mortality.”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3，no.9（2013）：1649-55.

布法罗大学的研究……Poulin，Michael J.，and E.Alison Holman.“Helping Hands，Healthy Body？Oxytocin Receptor Gene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teract to Buff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ress and Physical Health.”Hormones and Behavior 63，no.3（2013）：510-17.

同样……年轻人……Quotes from EMS Corps trainees and Alameda County Health Care Services Agency director Alex Briscoe appear in these videos，produced by EMS Corps：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Corps（EMS Corps）：“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for Young Men to Become Competent and Successful Health Care Providers”（http://www.rwjf.org/en/about-rwjf/newsroom/newsroom-content/2014/01/ems-corps-video.xhtml）and“EMS Corps Students Reflect on Heart 2 Heart Door-to-Door Blood Pressure Screening Even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SkwqLqP2tE）.”

在一项研究中……学生……Schreier，Hannah M.C.，Kimberly A.Schonert-Reichl，and Edith Chen.“Effect of Volunteering on Risk Factors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dolescents：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AMA Pediatrics 167，no.4（2013）：327-32.

参与该项目的老兵……Yount，Rick，Elspeth Cameron Ritchie，Matthew St.Laurent，Perry Chumley，and Meg Daley Olmert.“The Role of Service Dog Trai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Combat-Related PTSD.”Psychiatric Annals 43，no.6（2013）：292-95.

我握着他的手，为之祈祷……Direct quote from an inmate caregiver about his experience caring for a dying inmate.From Loeb，Susan J.，Christopher S.Hollenbeak，Janice Penrod，Carol A.Smith，Erin Kitt-Lewis，and Sarah B.Crouse.“Care and Companionship in an Isolating Environment：Inmates Attending to Dying Peers.”Journal of Forensic Nursing 9，no.1（2013）：35-44.The quote is on page 39.

苏珊·勒布……Ibid.See also Wright，Kevin N.，and Laura Bronstein.“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Prison Hospice.”Prison Journal 87，no.4（2007）：391-407.

就像一个人在匿名调查里写的那样……Cloyes，Kristin G.，Susan J.Rosenkranz，Dawn Wold，Patricia H.Berry，and Katherine P.Supiano.“To Be Truly Alive：Motivation Among Prison Inmate Hospice Volunteers and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of End-of-Life Peer Care Service.”American Journal of Hospice and Palliative Medicine（2013）：1-14.

临终关怀……同上。

读下面四句话……These items are from the isolation and common humanity subscales of Kristin Neff’s Self-Compassion Scale.Neff，Kristin D.“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Self-Compassion.”Self and Identity 2，no.3（2003）：223-50.

感觉孤独的人……Allen，Ashley Batts，and Mark R.Leary.“Self-Compassion，Stress，and Coping.”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4，no.2（2010）：107-118.Neff，Kristin D.“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Self-Compassion.”Self and Identity 2，no.3（2003）：223-50.

他们更愿意公开……Gilbert，Paul，Kristen McEwan，Francisco Catarino，and Rita Baião.“Fears of Compassion in a Depressed Population Implication for Psychotherapy.”Journal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 2（2014）：doi：10.4172/2167-1044.S2-003.Jazaieri，Hooria，Geshe Thupten Jinpa，Kelly McGonigal，Erika L.Rosenberg，Joel Finkelstein，Emiliana Simon-Thomas，Margaret Cullen，James R.Doty，James J.Gross，and Philippe R.Goldin.“Enhancing Compass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Compassion Cultivation Training Program.”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no.4（2013）：1113-26.

他们也善于……Barnard，Laura K.，and John F.Curry.“The Relationship of Clergy Burnout to Self-Compassion and Other Personality Dimensions.”Pastoral Psychology 61，no.2（2012）：149-63.Raab，Kelley.“Mindfulness，Self-Compassion，and Empathy Among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ournal of Health Care Chaplaincy 20，no.3（2014）：95-108.Abaci，Ramazan，and Devrim Arda.“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mpass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White Collar Workers.”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06（2013）：2241-47.

然而，尽管意识到……Jordan，Alexander H.，Benoît Monin，Carol S.Dweck，Benjamin J.Lovett，Oliver P.John，and James J.Gross.“Misery Has More Company Than People Think：Under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Others’Negative Emotion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no.1（2011）：120-35.

我们经常通过别人……Orsillo，Susan M.，and Lizabeth Roemer.The Mindful Way through Anxiety：Break Free from Chronic Worry and Reclaim Your Life 161，Guilford Press，2011.

因为别人的痛苦……McGonigal，Kelly.“The Mindful Way to Self-Compassion.”Shambala Sun（July 2011）：77.

虽然多数人意识到……Fay，Adam J.，Alexander H.Jordan，and Joyce Ehrlinger.“How Social Norms Promote Misleading Social Feedback and Inaccurate Self-Assessment.”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no.2（2012）：206-16.

研究表明，花时间……Burke，Moira，Cameron Marlow，and Thomas Lento.“Social Network Activity and Social Well-Being.”In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1909-12.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2010.Lou，Lai Lei，Zheng Yan，Amanda Nickerson，and Robert McMorris.“An Examination of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of Loneliness and Facebook Use Among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Journal of Educational Computing Research 46，no.1（2012）：105-117.Krasnova，Hanna，Helena Wenninger，Thomas Widjaja，and Peter Buxmann.“Envy on Facebook：A Hidden Threat to Users’Life Satisfaction？”（2013）.

探索了这个问题……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y research with the Stanford Center for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Research and Education（ccare.stanford.edu）on cultivating a mindset of common humanity，see Jazaieri，Hooria，Kelly Mc-Gonigal，Thupten Jinpa，James R.Doty，James J.Gross，and Philippe R.Goldi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Compassion Cultivation Training：Effects on Mindfulness，Affect，and Emotion Regulation.”Motivation and Emotion 38，no.1（2014）：23-35.Jazaieri，Hooria，Geshe Thupten Jinpa，Kelly McGonigal，Erika L.Rosenberg，Joel Finkelstein，Emiliana Simon-Thomas，Margaret Cullen，James R.Doty，James J.Gross，and Philippe R.Goldin.“Enhancing Compassion：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a Compassion Cultivation Training Program.”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no.4（2013）：1113-26.

弗劳尔斯和费南迪斯……联合创办了晚餐聚会……Information about the Dinner Party can be found at http://thedinnerparty.org/.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Lennon Flowers on August 18，2014.

像联合创立晚餐聚会的弗劳尔斯……Garcia，Julie A.，and Jennifer Crocker.“Reasons for Disclosing Depression Matter：The Consequences of Having Egosystem and Ecosystem Goal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7，no.3（2008）：453-62.Newheiser，Anna-Kaisa，and Manuela Barreto.“Hidden Costs of Hiding Stigma：Ironic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Concealing a Stigmatized Identity in Soci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52（2014）：58-70.

“Sole Train”是一个跑步和辅导项目……More information about Sole Train can be found at http://www.trinityinspires.org/sole-train/.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Jessica Leffler on March 21，2014.

一个学生让……M a r t h a R o s s，“S t r e s s：I t’s Contagious，”San Jose Mercury News，July 27，2014，D1-D3.

同情心的反应……Buchanan，Tony W.，Sara L.Bagley，R.Brent Stansfield，and Stephanie D.Preston.“The Empathic，Physiological Resonance of Stress.”Social Neuroscience 7，no.2（2012）：191-201.

第六章　幸福成长：痛苦使你坚强，即使痛苦正当下，未来尚模糊

比如说，当被问及……Aldwin，Carolyn M.，Karen J.Sutton，and Margie Lachman.“The Development of Coping Resources in Adulthood.”Journal of Personality 64，no.4（1996）：837-71.

他声称，痛苦……Seery，Mark D.，E.Alison Holman，and Roxane Cohen Silver.“Whatever Does Not Kill Us：Cumulative Lifetime Adversity，Vulnerability，and Resilienc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9，no.6（2010）：1025-41.Seery，Mark D.“Resilience a Silver Lining to Experiencing Adverse Life Event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no.6（2011）：390-94.Seery，Mark D.，Raphael J.Leo，Shannon P.Lupien，Cheryl L.Kondrak，and Jessica L.Almonte.“An Upside to Adversity？Moderate Cumulative Lifetime Adversity Is Associated with Resilient Responses in the Face of Controlled Stressors.”Psychological Science 24，no.7（2013）：1181-89.All quotes，along with some study details and interpretation，come from a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Mark Seery on July 9，2014.

在长期背痛的成年人中……Seery，Mark D.，Raphael J.Leo，E.Alison Holman，and Roxane Cohen Silver.“Lifetime Exposure to Adversity Predicts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Healthcare Utilization Among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Back Pain.”Pain 150，no.3（2010）：507-15.

警员……Burke，Karena J.，and Jane Shakespeare-Finch.“Markers of Resilience in New Police Officers Appraisal of Potentially Traumatizing Events.”Traumatology 17，no.4（2011）：52-60.

13名学生……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ScholarMatch，visit scholarmatch.org.

因为这个，他们的成绩提高了……Yeager，David Scott，Valerie Purdie-Vaughns，Julio Garcia，Nancy Apfel，Patti Brzustoski，Allison Master，William T.Hessert，Matthew E.Williams，and Geoffrey L.Cohen.“Breaking the Cycle of Mistrust：Wise Interventions to Provide Critical Feedback Across The Racial Divide.”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General 143，no.2（2014）：804-24.

一种被称为“转化—坚持”的应对措施……Chen，Edith，and Gregory E.Miller.“Shift-and-Persist Strategies：Why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Isn’t Always Bad for Health.”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7，no.2（2012）：135-158.

心理学家……称为创伤后成长……Tedeschi，Richard G.，and Lawrence G.Calhoun.“Posttraumatic Growth：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Psychological Inquiry 15，no.1（2004）：1-18.Sample post-traumatic growth items from Tedeschi，Richard G.，and Lawrence G.Calhoun.“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no.3（1996）：455-71.

然而，它绝不罕见……Laufer，Avital，and Zahava Solomon.“Posttraumatic Symptom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Israeli Youth Exposed to Terror Incidents.”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5，no.4（2006）：429-47.Siegel，Karolynn，and Eric W.Schrimshaw.“Perceiving Benefits in Adversity：Stress-Related Growth in Women Living with HIV/AIDS.”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no.10（2000）：1543-54.Shakespeare-Finch，Jane E.，S.G.Smith，Kathryn M.Gow，Gary Embelton，and L.Baird.“The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Emergency Ambulance Personnel.”Traumatology 9，no.1（2003）：58-71.

2013年一份……研究宣称……Cho，Dalnim，and Crystal L.Park.“Growth Following Trauma：Overview and Current Status.”Terapia Psicologica 31，no.1（2013）：69-79.

实际上……人们一般既……Baker，Jennifer M.，Caroline Kelly，Lawrence G.Calhoun，Arnie Cann，and Richard G.Tedeschi.“An Examination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Posttraumatic Depreciation：Two Exploratory Studies.”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3，no.5（2008）：450-65.Tsai，J.，R.El-Gabalawy，W.H.Sledge，S.M.Southwick，and R.H.Pietrzak.“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Veterans in the USA：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Resilience in Veterans Study.”Psychological Medicine：1-15.

2014年针对42份研究的分析……Shakespeare-Finch，Jane，and Janine Lurie-Beck.“A Meta-Analytic Clar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Distress Disorder.”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8，no.2（2014）：223-29.

它驱动了……心理程序……Kehl，Doris，Daniela Knuth，Markéta Holubová，Lynn Hulse，and Silke Schmidt.“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efighters’Postevent Distress and Growth at Different Times After Distressing Incidents.”Traumatology 20，no.4（2014）：253-61.Lowe，Sarah R.，Emily E.Manove，and Jean E.Rhodes.“Posttraumatic Stres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Low-Income Mothers Who Survived Hurricane Katrina.”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81，no.5（2013）：877-89.

詹妮弗·怀特……的例子……Information about Jennifer White’s Hope After Project，including her personal story and how to get involved，is available at http://www.hopeafterproject.com.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on December 12，2014.

看到好处的人……Affleck，Glenn，Howard Tennen，Sydney Croog，and Sol Levine.“Causal Attribution，Perceived Benefits，and Morbidity After a Heart Attack：An 8-Year Stud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no.1（1987）：29-35.

HIV阳性妇女……Ickovics，Jeannette R.，Stephanie Milan，Robert Boland，Ellie Schoenbaum，Paula Schuman，David Vlahov，and HIV Epidemiology Research Study（HERS）Group.“Psych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 Health：5-Year Survival and Immune Function Among HIV-Infected Women from Four U.S.Cities.”AIDS 20，no.14（2006）：1851-60.

那些……男女……Danoff-Burg，Sharon，and Tracey A.Revenson.“Beneft-Finding Among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Positive Effects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8，no.1（2005）：91-103.

举例说，那些照料……Mavandadi，Shahrzad，Roseanne Dobkin，Eugenia Mamikonyan，Steven Sayers，Thomas Ten Have，and Daniel Weintraub.“Benefit Finding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Parkinson’s Disease：A Pilot Dyadic Analysis of Husbands and Wives.”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8，no.5（2014）：728-34.

患有糖尿病的十几岁孩子……Tran，Vincent，Deborah J.Wiebe，Katherine T.Fortenberry，Jorie M.Butler，and Cynthia A.Berg.“Benefit Finding，Affective Reactions to Diabetes Stress，and Diabetes Management Among Early Adolescents.”Health Psychology 30，no.2（2011）：212-19.

保护效果最强……Wood，Michael D.，Thomas W.Britt，Jeffrey L.Thomas，Robert P.Klocko，and Paul D.Bliese.“Buffering Effects of Benefit Finding in a War Environment.”Military Psychology 23，no.2（2011）：202-19.

发现益处的人……Cassidy，Tony，Marian McLaughlin，and Melanie Giles.“Beneft Finding in Response to General Life Stress：Measurement and Correlates.”Health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Medicine 2，no.1（2014）：268-82.

他们更愿意……Pakenham，Kenneth I.，Kate Sofronoff，and Christina Samios.“Finding Meaning in Parenting a Child with Asperger Syndrome：Correlates of Sense Making and Beneft Finding.”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5，no.3（2004）：245-64.

在实验室里……人……Bower，Julienne E.，Carissa A.Low，Judith Tedlie Moskowitz，Saviz Sepah，and Elissa Epel.“Beneft Finding and Physical Health：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s and Enhanced Allostasis.”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no.1（2008）：223-44.Bower，Julienne E.，Judith Tedlie Moskowitz，and Elissa Epel.“Is Benefit Finding Good for Your Health？Pathways Linking Positive Life Changes After Stress and Physical Health Outcome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no.6（2009）：337-41.

比如……报告了……Butler，Lisa D.“Growing Pains：Commentary on the Field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Hobfoll and Colleagues’Recent Contributions to It.”Applied Psychology 56，no.3（2007）：367-78.

重疾的幸存者……Cheng，Cecilia，Waiman Wong，and Kenneth W.Tsang.“Perception of Benefts and Costs During SARS Outbreak：An 18-Month Prospective Stud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4，no.5（2006）：870-79.

他们也不再……McCullough，Michael E.，Lindsey M.Root，and Adam D.Cohen.“Writing About the Benefts of an Interpersonal Transgression Facilitates Forgiveness.”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4，no.5（2006）：887-97.

令人惊叹的是，另一项研究发现……vanOyen Witvliet，Charlotte，Ross W.Knoll，Nova G.Hinman，and Paul A.DeYoung.“Compassion-Focused Reappraisal，Benefit-Focused Reappraisal，and Rumination After an Interpersonal Offense：Emotion-Regulation Implications for Subjective Emotion，Linguistic Responses，and Physiology.”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5，no.3（2010）：226-42.

发现好处使……Rabe，Sirko，Tanja Zöllner，Andreas Maercker，and Anke Karl.“Neural Correlate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After Severe Motor Vehicle Accidents.”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74，no.5（2006）：880-86.

那些最焦虑的……Danoff-Burg，Sharon，John D.Agee，Norman R.Romanoff，Joel M.Kremer，and James M.Strosberg.“Beneft Finding and Expressive Writing in Adults with Lupus or Rheumatoid Arthritis.”Psychology and Health 21，no.5（2006）：651-65.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妇女……Stanton，Annette L.，Sharon Danoff-Burg，Lisa A.Sworowski，Charlotte A.Collins，Ann D.Branstetter，Alicia Rodriguez-Hanley，Sarah B.Kirk，and Jennifer L.Austenfeld.“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 of Written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Benefit Finding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no.20（2002）：4160-68.

另一项干预措施邀请那些……Cheng，Sheung-Tak，Rosanna W.L.Lau，Emily P.M.Mak，Natalie S.S.Ng，and Linda C.W.Lam.“Beneft-Finding Intervention for Alzheimer Caregivers：Conceptual Framework，Implementation Issues，and Preliminary Efficacy.”Gerontologist 54，no.6（2014）：1049-58.

威尔博格是这样开头的……Wiltenburg，Mary.“She Doesn't Want to Share Her Grief with a Nation.”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ember 3，2002.Wiltenburg，Mary.“9/11 Hijacking Victim’s Family Expanded，Even Without Him.”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September 9，2011.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Mary Wiltenburg on September 16，2014.

一项令人吃惊的研究发现……Holman，E.Alison，Dana Rose Garfin，and Roxane Cohen Silver.“Media’s Role in Broadcasting Acute Stress Following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no.1（2014）：93-98.Pfefferbaum，Betty，Elana Newman，Summer D.Nelson，Pascal Nitiéma，Rose L.Pfefferbaum，and Ambreen Rahman.“Disaster Media Coverage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Descriptive Findings in the Extant Research.”Current Psychiatry Reports 16，no.9（2014）：1-7.

2014年一项针对美国成年人……“The GfK Group Project Report for the National Survey of Fears”（2014）.Available at http://www.chapman.edu/wilkinson/research-centers/babbiecenter/survey-american-fears.aspx.

这类发现驱动了“用画面与声音传递希望”……More information about IVOH can be found at http://ivoh.org/.Personal interview conducted with Mallory Jean Tenore on February 12，2014.

替代成长……Arnold，Debora，Lawrence G.Calhoun，Richard Tedeschi，and Arnie Cann.“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Psychotherapy.”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45，no.2（2005）：239-63.Barrington，Allysa，and Jane E.Shakespeare-Finch.“Giving Voice to Service Providers Who Work with Survivors of Torture and Trauma.”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4，no.12（2014）.1686-99.Hernández，Pilar，David Gangsei，and David Engstrom.“Vicarious Resilience：A New Concept in Work With Those Who Survive Trauma.”Family Process 46，no.2（2007）：229-41.Acevedo，Victoria Eugenia，and Pilar Hernandez-Wolfe.“Vicarious Resilience：An Exploration of Teachers and Children’s Resilience in Highly Challenging Social Contexts.”Journal of Aggression，Maltreatment，and Trauma 23，no.5（2014）：473-93.Inocencio Soares，Nataly Tsumura，and Mauren Teresa Grubisich Mendes Tacla.“Experience of Nursing Staff Facing the Hospitalization of Burned Children.”Investigación y Educación en Enfermería 32，no.1（2014）：49-59.

参与者不仅仅报告了……Abel，Lisa，Casie Walker，Christina Samios，and Larissa Morozow.“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Predictors of Growth and Relationships with Adjustment.”Traumatology 20，no.1（2014）：9-18.

学习和成长的过程……Tosone，Carol，Jennifer Bauwens，and Marc Glassman.“The Shared Traumatic and Professional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ahead of print，2014）.doi：10.1177/1049731514549814.

我们往往……Therapist’s quote taken from Engstrom，David，Pilar Hernandez，and David Gangsei.“Vicarious Resilience：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into Its Description.”Traumatology 14，no.3（2008）：13-21.

参与该项目6个月后……Shochet，Ian M.，Jane Shakespeare-Finch，Cameron Craig，Colette Roos，Astrid Wurfl，Rebecca Hoge，Ross McD Young，and Paula Brough.“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moting Resilient Officers（PRO）Program.”Traumatology 17，no.4（2011）：43-51.Shakespeare-Finch，Jane E.，Ian M.Shochet，Colette R.Roos，Cameron Craig，Deanne Armstrong，Ross McD Young，and Astrid Wurfl.“Promot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Police Recruits：Preliminary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Resilience Intervention Trial.”I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Conference，Associ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in Business，QT Gold Coast Hotel，Surfers Paradise（2014）.

这些……结果……Hayes，Steven C.，Jason B.Luoma，Frank W.Bond，Akihiko Masuda，and Jason Lillis.“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Model，Processes and Outcomes.”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4，no.1（2006）：1-25.See also Bond，Frank W.，Steven C.Hayes，Ruth A.Baer，Kenneth M.Carpenter，Nigel Guenole，Holly K.Orcutt，Tom Waltz，and Robert D.Zettle.“Preliminary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II：A Revised Measure of Psychological Inflexibility and Experiential Avoidance.”Behavior Therapy 42，no.4（2011）：676-88.

《自控力》

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心理学课程

提高自控力的最有效途径，在于弄清自己如何失控、为何失控

如果你想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就从自控力入手吧。

自控力强的人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情绪和行为，更好地应对压力、解决冲突、战胜逆境，身体更健康，人际关系更和谐，恋情更长久，收入更高，事业也更成功。

如果你总拖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工作；总是当月光族，信用卡透支；想放松一下，却熬夜上网；一直想减肥，总是挫败；那么《自控力》就是专门为你而写的。

《自控力》对拖延症、月光族、熬夜族、减肥控、淘宝控、手机和网络依赖症、微博控、购物狂、工作狂、注意力涣散、抽烟、酗酒等，有明显效果。

只需10周，成功掌握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对《自控力》的赞誉

你是不是已经厌倦了这样的讨论，关于人可以自控，或注定就只能懒洋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吃甜甜圈？如果你在寻找行动方案，而不是理论，《自控力》一书是开给懒散者的一剂良方。

——《今日美国》

本书是该领域有趣且具备可读性的研究成果，将有关自控力的智慧带出了实验室。

——《时代周刊》

读来轻松愉快，充满采用相应方法而成功的故事，《自控力》是一本新型的自助类图书。应用科学研究解释为什么，运用策略帮助读者做到，麦格尼格尔写下了这本想减肥和想搞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完成待办事务清单的人都喜欢读的书。对于任何想有所改变的人，无论改变是大是小，这都是一本必读书。

——《美国书页杂志》

《自控力》结合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智慧，以及帮助人们摆脱懒惰的实际良方。如果你想减肥，为竞技体育做训练准备，工作方面更成功，戒除毒瘾……总之，如果你是人，就需要读这本书。

——《图书馆那些事儿》

这本书对于那些想要高效达成目标的人非常有价值。麦格尼格尔把宏大的科学研究及应用简化，以便普通读者能清晰理解。她指出自控力对于自我掌控十分关键。

——詹妮弗·施瓦兹

医学博士，畅销书《脑锁：如何摆脱强迫症》作者

真是本让人长舒一口气的好书！凯利·麦格尼格尔解释了自控力研究的科学现状，探索了大多数人一直以来的迷思。那些激励人心的事实表明，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更强的意志力。

——杰夫·科尔文

《哪来的天才》作者

《自控力2：瑜伽实操篇》

真正提升“自控力”实践应用版！

百万畅销书《自控力》作者、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

瑜伽导师凯利·麦格尼格尔博士全新力作！

当我承受压力、痛苦、无法自控的时候，我的解压方式是锻炼、瑜伽和冥想——凯利·麦格尼格尔本书全部内容收录入“斯坦福大学公开课·健康图书馆”，在新浪公开课等广受热捧。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用瑜伽提升自我控制，让自己得到康复的通俗读物。

凯利·麦格尼格尔教授（Kelly McGonigal，Ph.D.）是斯坦福大学备受赞誉的心理学家，也是医学健康促进项目的健康教育家。她为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开设的心理学课程，包括“自控力科学”（The Science of Willpower）和“在压力下好好生活”（Living Well with Stress），都是斯坦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课程。她还为《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网站开设了“自控力科学”博客。她目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

麦格尼格尔教授之前身体很差，经常疼痛，她通过瑜伽治好了自己的慢性身体疼痛，恢复了健康并提升了自控力。

《自控力2：瑜伽实操篇》

是一本启迪性、实用性俱佳的生活健康书，专门为办公室人群量身定做。

版权信息

自控力

作　　者：【美】麦格尼格尔

特约策划：王澜樾　韩　宇

特约监制：王澜樾　胡瑞婷

特约编辑：周　博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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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http://www.moti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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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导言 欢迎阅读意志力入门

为了成功做到自控，你必须知道自己为何失败

如何运用本书

01 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什么是意志力？为什么意志力至关重要？

我们为什么会有意志力？

“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的神经学原理

两个自我导致的问题

训练大脑，增强意志力

02 意志力的本能：人生来就能抵制奶酪蛋糕的诱惑

两种不同的威胁

意志力本能：三思而后行

训练你的身心

自控力太强的代价

充满压力的国度

03 累到无力抵抗：为什么自控力和肌肉一样有极限？

自控的肌肉模式

为什么自控力存在局限？

训练“意志力肌肉”

自控力是否真的有“极限”？

日常消耗和文明毁灭

04 容忍罪恶：为何善行之后会有恶行？

从圣人到罪人

关于进步的问题

今天犯错，明天补救

当罪恶看起来像美德

环保的危害

05 大脑的弥天大谎：为什么我们误把渴望当幸福？

奖励的承诺

“我想要”的神经生物学原理

分泌多巴胺的大脑：神经营销学的崛起

让多巴胺发挥作用

多巴胺的阴暗面

欲望的重要性

06 “那又如何”：情绪低落为何会使人屈服于诱惑？

为什么压力会勾起欲望？

如果你吃了这块饼干，恐怖分子就赢了

“那又如何”效应：为什么罪恶感不起作用？

决定改善心情

07 出售未来：及时享乐的经济学

出售未来

没有出路：预先承诺的价值

遇见未来的自己

08 传染：为什么意志力会传染？

传染病的传播

社会中的个人

群体的一员

“我应该”的力量

09 别读这章：“我不要”力量的局限性

这难道不讽刺吗？

我不想有这种感觉

别吃那个苹果

请勿吸烟

对内接受自我，对外控制行动

10 结语

写在最后的话

鸣谢

导言　欢迎阅读意志力入门

每当我提到自己在讲授一门关于意志力的课程时，人们的反应几乎千篇一律：“哦，这正是我需要的。”现在，人们比过去更关注意志力。所谓意志力，就是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情绪和欲望的能力。我们知道，意志力会影响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经济安全、人际关系和事业成败。我们也知道，应该掌控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吃什么、做什么、说什么、买什么。

然而，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自控只是一时的行为，而力不从心和失控却是常态。美国心理学协会称，美国人认为缺乏意志力是完成目标的最大绊脚石。很多人觉得让自己和他人失望了，因此内心充满愧疚。另一些人则觉得，自己被想法、情绪和欲望支配着，一时冲动而非审慎抉择主宰了自己的生活。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也觉得掌控生活是件令人筋疲力尽的事。人们不禁会问：生活真的需要如此艰难吗？

作为斯坦福大学医学健康促进项目的健康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我的任务是帮助人们管理压力，作出有利于健康的选择。通过多年来观察人们改变想法、情绪、身体状况和习惯的种种努力，我发现，人们对意志力的很多理解存在问题。这不仅阻碍了他们走向成功，也为他们带来了不必要的压力。尽管科学研究已经为人们解释了很多问题，但显然大众还没有接纳这些真知灼见。实际上，人们为了能够自控，仍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我屡次发现，大多数人采取的方法不仅毫无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会导致自毁或失控。

因此，我决定开设“意志力科学”这门课。这门课是斯坦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项目，面向广大公众开放。这门课汇集了心理学、经济学、神经学、医学领域关于自控的最新洞见，告诉人们如何改变旧习惯、培养健康的新习惯、克服拖延、抓住重点、管理压力。这门课还阐述了人们为何会在诱惑前屈服，以及怎样才能抵挡诱惑。此外，它还提出了理解自控局限性的重要性，以及培养意志力的最佳策略。

令我欣喜的是，“意志力科学”很快成为了斯坦福继续教育学院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第一次开课的时候，听众纷至沓来，我们不得不换了四次教室，才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座位。斯坦福最大的一间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企业高管、教师、运动员、医疗保健人员和对意志力感兴趣的听众。学生们把自己的配偶、子女和同事带进课堂，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经验。

我的初衷是希望这门课惠及更多人，无论他们上课的目的是戒烟、减肥，还是偿还债务、做更称职的家长。但看到课程效果时，我仍然觉得很惊讶。4周的课程结束后，课堂调查显示，97%的学生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有了更好的理解，84%的学生表示课上讲授的方法提升了自己的意志力。课程结束时，参与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包括如何克服30年的嗜甜症，如何终于递交了退税表格，如何不再对孩子们大声嚷嚷，如何坚持进行一个运动项目。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状态变好了，也能作出更明智的选择了。教学评价称这门课能改变人生。学生们则达成了清晰的共识：对意志力科学的理解有助于他们培养自控力，让他们更有精力去追逐最重要的东西。科学的洞见对于戒酒者和戒网瘾者同样有效。自控的策略有助于人们抵制各种各样的诱惑，比如来自巧克力、电子游戏、购物和已婚同事的诱惑。学生通过这门课实现了个人目标，比如跑马拉松、开创事业、应对失业和家庭矛盾的压力，以及周五早上可怕的单词测验（也有母亲把孩子带来上课）。

当然，正如任何一位诚实的老师都会说的，我也从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如果我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个科学发现有多神奇，却不解释它对提升意志力有何帮助，学生们就会昏昏欲睡。他们会及时反馈，告诉我哪种方法在实际生活中很有效，哪些方法则效果甚微。这是实验室研究无法做到的。他们创意十足地完成每周作业，向我展示将抽象理论带进日常生活的新方法。这本书结合了最优秀的科学理论和课上的实践练习，不但融入了最新研究成果，更汇集了数百位学生的智慧。

为了成功做到自控，你必须知道自己为何失败

大多数涉及改变行为的书都会帮你设定目标，甚至会告诉你如何达到目标。无论它是帮你制订新的饮食计划，还是指导你获得财务自由。然而，如果我们想做的改变都成真了，那么“新年新目标”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也就没有人会来听我的课了。很少有书会帮你分析原因，告诉你为何至今没有作出改变。当然，作者很清楚你想知道原因，但他们就是不告诉你。

我深信，提高自控力的最有效途径在于，弄清自己如何失控、为何失控。和许多人担心的不同，意识到自己有多容易失控，并非意味着你是个失败者。恰恰相反，这将帮助你避开意志力失效的陷阱。研究表明，自诩意志坚定的人反而最容易在诱惑面前失控。比如，自信能抵制诱惑的戒烟者最容易在4个月后故态复萌，过于乐观的节食者最不容易减肥成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预测自己在何时何地、会由于何种原因失控。他们会和“大烟枪”朋友出去玩，或是在家里存放饼干，也就是将自己置于更多的诱惑中。他们在面对挫折时更容易吃惊，在陷入困境时更容易放弃。

自知之明是自控的基础。认识到自己的意志力存在问题，则是自控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意志力科学”这门课和这本书都将重点放在我们常犯的意志力错误上。本书每一章都将破除一个关于自控的错误观念，并提供一种应对意志力挑战的全新方法。对于每个关于意志力的错误观念，我们都会进行深入剖析，解答以下问题：当我们屈从于诱惑或拖着不做该做的事时，是什么拖了我们的后腿？哪些是致命的错误？我们为何会犯下这些错误？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寻找机会，避免将来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怎样才能从失败中汲取经验，为成功铺平道路？

至少，当你读完这本书时，你将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好的理解。你会明白，这些行为虽不完美，却是人之常态。“意志力科学”明确地指出，每个人都在以某种方式抵制诱惑、癖好、干扰和拖延。这不是个体的弱点或个人的不足，而是普遍的经验，是人所共有的状态。如果这本书仅仅能帮你认识到，自己的意志力缺陷是人之常情，那么我已经很欣慰了。但我希望它的用处不止于此。我希望本书提供的策略能帮到你，让你的生活发生真正而持久的改变！

如何运用本书

成为自控力科学家

我通过专业训练成为了一名科学家。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论固然好，但是数据更重要。因此，我希望大家把这本书看成一个实验。科学的自控法并不局限于实验室中。你们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真实世界中研究的主体，也应该这样做。当你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话当成金科玉律。我举出证据论证某个概念之后，会让大家在生活中测试这个概念。请收集你们自己的数据，看看哪些是真的，哪些对你有用。

你会在每一章中看到两类作业，它们会帮你成为自控力科学家。第一类作业我称为“深入剖析”。那些提示会让你注意，某种概念是如何在你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在你可以作出改变之前，你需要看清它的本质。比如，我会让你注意到，你什么时候最容易屈服于诱惑，饥饿会怎样影响你的支出情况。我还会让你试着关注，你是如何和自己谈论意志力挑战的，包括你在拖拖拉拉的时候会对自己说什么，以及你如何判断自己的意志力是失效了还是成功了。我甚至会让你开展一些实地研究，比如观察零售商如何利用店铺的设计削弱你的自控力。在做每一个作业时，试着带上观察者的眼光，没有偏见、保持好奇心，就像一名通过显微镜作观察的科学家一样，期待发现有趣且有用的东西。这不是让你在每次意志力薄弱的时候有自责的机会，或是让你抱怨现代社会和其中的所有诱惑。前者不会有机会发生，而我会针对后者提出解决方案。

你还会发现，每章都有一些“意志力实验”。这些策略基于科学研究或理论，能够切实提高你的自控力。你的意志力很快就能得到提升，以便迎接真实生活中的挑战。我希望，你们对每个策略都持开放态度，即便是那些看起来违反直觉的策略（这本书里会有很多这样的策略）。我班上的学生已经先行实验过这些策略，当然，并不是每个策略都适用于所有人，但是这些都是广受好评的方法。至于那些理论上听起来很好，实际中却不怎么管用的方法，放心吧，你不会在本书里看到它们的。

这些实验能够很好地破除陈规，帮助我们找到新方法来解决老问题。我鼓励你们尝试不同的策略，收集你们自己的数据，看看哪一个对自己最有效。它们是实验，不是测试。所以，即便你决定和科学建议背道而驰（毕竟，科学需要怀疑精神），你也不用担心无法通过。和你的朋友、家人和同事分享你的策略吧，看看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有效的。你自己也会学到点东西。你可以通过你学到的东西来完善自己的自控力策略。

你的意志力挑战

如果你想最充分地使用这本书，我推荐大家选择某一个意志力挑战，以此来测试每一个书中提到的概念。我们都面临意志力挑战，有些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由于我们的生理本能渴望糖类和脂肪，我们就需要克制自己对它们的欲望。要不然，光凭一个人就能养活一家面包店了。但是，我们的很多意志力挑战是独一无二的。你渴望的，很可能是其他人拒绝的。你上瘾的，很可能是其他人觉得无聊的。你拖拖拉拉不去做的，很可能是其他人宁愿花钱去做的。无论是多么琐碎的事，这些挑战在我们身上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你对巧克力的渴望和烟民对香烟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和购物狂对花钱的渴望也没什么区别。你说服自己不去锻炼，和别人劝说自己不去看过期账单没什么不同，和别人把学习计划又拖了一晚上也没什么区别。

你的意志力挑战可能是你逃避的事（我们称为“我要做”的意志力挑战）或者你想改掉的习惯（“我不要”的意志力挑战），也可以是你愿意花更多精力去关注的重要生活目标（“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无论这个目标是改善健康、管理压力、磨炼家长技能还是拓展事业。集中注意力、拒绝诱惑、控制冲动、克服拖延是非常普遍的人性挑战，本书提供的策略会对你选择的目标有所帮助。当你读完这本书时，你会更加了解自己的意志力挑战，并拥有一套全新的自控策略。

慢慢来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让读者看完书后像上了我10周的课程一样。本书分为10章，每章都讲述了一个中心概念和它背后的科学原理，以及如何将它应用到你的目标上。所有的概念和策略都是环环相扣的，你在前一章中做的事都是在为下一章作准备。

虽然你可以花一个周末的时间读完整本书，但我还是希望你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这些策略。我班上的学生会花一整周的时间，观察每个想法在生活中的应用情况。他们每周尝试一种新的自控力策略，并在下一周上课的时候反馈给我哪个效果最好。如果你计划用这本书来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比如减肥或者控制财务状况，我推荐你采用相同的方法。给你自己充足的时间来尝试这些实际的策略，并进行反思。从每章挑选一个策略，选和你的挑战最相关的一个，而不是一次尝试10种策略。

无论何时，只要你想作出改变或者完成目标，就可以利用这本书的“10周课程结构”，就像我的一些学生会上好几遍这门课一样，他们每次都会关注一种不同的意志力挑战。但是，如果你的首要目标是舒舒服服地看完这本书，你就不用总是进行反思或锻炼了。不过，你可以在最吸引你的地方做上标记。这样，当你准备付诸实践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头看看你的笔记。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你的第一份作业：挑选一个挑战，带进我们的意志力科学之旅。随后，我们会一起进入第一章，做个时空之旅，看看意志力到底从何而来，以及我们如何获得更多的意志力。

深入剖析：选择你的意志力挑战

如果你还没有作决定的话，是时候选一个你最可能用书中的概念和策略应对的意志力挑战了。以下问题能帮你找出合适的挑战：

*“我要做”意志力挑战：有没有什么事是你想多做一些的，或是停止拖延的，因为你知道这样做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我不要”意志力挑战：你生活中最“顽固”的习惯是什么？有什么是你想放弃，或者想少做一点的，因为它妨害了你的健康、幸福甚至成功？

*“我想要”意志力挑战：你最想集中精力完成哪一项重要的长远目标？哪种当下的“渴望”最有可能分散你的注意力、诱惑你远离自己的目标？

01　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什么是意志力？为什么意志力至关重要？

如果叫你说出一件最需要意志力的事，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抵制诱惑，抵制来自甜甜圈、香烟、清仓大甩卖或是一夜情的诱惑。人们嘴里说“我毫无意志力”，通常是指“当我的嘴巴、肚子、心里或是全身上下都想要的时候，我没法‘说不’。”没错，这就是“我不要”的力量。

“说不”属于意志力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毕竟，“说不”是全世界的拖延症患者和宅男宅女最喜欢的两个字。实际上，对于你打算拖到明天或是下辈子再做的事，你得学着“说要”。就算你心里再焦虑不安，就算电视节目再魅力难挡，意志力都会逼着你“今日事今日毕”。即使你并非心甘情愿，它也会逼你完成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我要做”的力量。

“我要做”和“我不要”是自控的两种表现，但它们不是意志力的全部。要想在需要“说不”时“说不”，在需要“说好”时“说好”，你还得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牢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没准会说，我真正想要的是巧克力蛋糕，是再喝一杯酒，是好好休个假。但当你面对诱惑和拖延症时，你得想清楚，你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变得苗条、升职加薪、不要欠债、家庭美满、远离监狱。只有想到这些，才能遏制你的一时冲动。想要做到自控，你就得在关键时刻明确自己的目标。这就是“我想要”的力量。

意志力就是驾驭“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这三种力量。如果驾驭得好，它就能帮你实现目标，还能让你少惹是非。人类相当幸运，因为大脑赋予了我们这三种力量。能够施展这三种力量，恰恰体现了人类的优越性。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让我们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一想能拥有它们是多么幸运的事。然后，让我们钻进人类的大脑里，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发挥作用。本书将提出一种训练大脑的方法，让你的意志力变得更强健。本书还会回答以下问题：为什么意志力总是藏得很深？自我意识是人类另一项得天独厚的特质，怎么用它来弥补意志力的缺陷呢？

我们为什么会有意志力？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吧。10万年前，你是个处于进化链顶端的智人（Homo sapiens），拥有一般动物不具备的拇指、能够直立的脊椎和可以发声的舌骨。你当时已经能相当熟练地生火了，还会制造锋利的石器，用来给水牛和河马开膛破肚。

仅仅在几代人之前，人类的生活还相当简单，只需要寻找晚餐、繁衍生息和避开食人鳄就够了。智人只有互助才能求生，因此部落里人们关系密切，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别惹火其他人”。部落里人们相互合作、共享资源，因此你做事不能随心所欲。你要是偷了别人的水牛肉或抢了别人的配偶，就可能被逐出部落或杀掉。（切记：其他智人也拥有锋利的石器，而且你的皮可比河马皮薄多了。）况且，如果你生病或者受伤了，没法出门打猎或采野果，你也需要来自部落的照顾。在石器时代，交朋友和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和今天没什么不同：邻居需要遮风挡雨的地方时，你不妨帮他一把；别人缺吃少穿的时候，你不妨分他一点；而且千万不要对别人说“那件衣服让你好显胖”。换句话来说，我们多少得有点自控力。

能否作出正确的抉择，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更影响部落的存亡。你得选择和谁打仗、和谁婚配（切记：千万别近亲结婚）。如果你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伴儿，还得想着天长地久。现代人同样容易惹麻烦，因为人类还是像十万年前一样好吃、好色、好杀戮。

这不过是对意志力的基本要求。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社会越来越复杂，人们越来越需要自控力。为了适应环境、与人合作、维持关系，人脑很早就学会了自控。现代人的大脑就是为了适应各种需求而进化出来的。只有大脑紧跟时代的脚步，我们才能拥有意志力。意志力是一种抑制冲动的能力，它使我们成为了真正的人。

为什么直到今天，意志力仍然很重要

让我们回到现代社会来看看。意志力不但区分了人和动物，也区分了每一个人。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有些人的意志力更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情绪和行为的人，都会活得更幸福。他们的生活更快乐，身体更健康，人际关系更和谐，恋情更长久，收入更高，事业也更成功。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压力、解决冲突、战胜逆境，活得也更长。顽强的意志力是一个人最突出的优点。自控力比智商更有助于拿高分，比个人魅力更有助于领导别人，比同理心更有助于维持婚姻幸福。（没错，维持婚姻的秘诀就在于学会闭嘴。）如果你想让生活变得更美好，那就从意志力入手吧。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人脑，看看我们研究的是个什么东西。

“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的神经学原理

现代人拥有意志力，得益于远古时期的人类。那时，人们面临很大的压力，必须努力成为好邻居、好父母、好妻子或好丈夫。但人脑究竟是怎么进化而来的呢？答案是，我们的前额皮质进化了。前额皮质是位于额头和眼睛后面的神经区，它主要控制人体的运动，比如走路、跑步、抓取、推拉等，这些都是自控的表现。随着人类不断进化，前额皮质也逐渐扩大，并和大脑的其他区域联系得越来越紧密。现在，人脑中前额皮质所占的比例比其他物种大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宠物狗不会把狗粮存起来养老，而人却会未雨绸缪。前额皮质扩大之后，就有了新的功能。它能控制我们去关注什么、想些什么，甚至能影响我们的感觉。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Robert Sapolsky）认为，现代人大脑里前额皮质的主要作用是让人选择做“更难的事”。如果坐在沙发上比较容易，它就会让你站起来做做运动。如果吃甜品比较容易，它就会提醒你要杯茶。如果把事情拖到明天比较容易，它就会督促你打开文件，开始工作。

前额皮质并不是挤成一团的灰质，而是分成了三个区域，分管“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三种力量（见图1-1）。前额皮质的左边区域负责“我要做”的力量。它能帮你处理枯燥、困难或充满压力的工作。比如，当你想冲个澡的时候，它会让你继续待在跑步机上。右边的区域则控制“我不要”的力量。它能克制你的一时冲动。比如，你开车时没有看短信，而是盯着前方的路面，就是这个区域的功劳。以上两个区域一同控制你“做什么”。

图1-1　人脑中的意志力

第三个区域位于前额皮质中间靠下的位置。它会记录你的目标和欲望，决定你“想要什么”。这个区域，的细胞活动越剧烈，你采取行动和拒绝诱惑的能力就越强。即便大脑的其他部分一片混乱，向你大叫“吃这个！喝那个！抽这个！买那个！”这个区域也会记住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深入剖析：更难的事是什么？

总有很多难事向意志力发起挑战，比如拒绝诱惑，或是在高压环境里坚持下去。想象你正面临一个意志力的挑战。更难的事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困难？想到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如何？

丧失意志力的惊人案例

前额皮质对自控力到底有多重要？我们不妨来看看，如果没有前额皮质会怎样。最有名的前额皮质损伤案例莫过于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故事。提前声明，这可是个血淋淋的案例。我劝你，最好还是先别吃东西了。

1848年，铁路领班工人菲尼亚斯·盖奇年仅25岁。雇主称他为最好的领班，工友们尊敬他、喜欢他，家人朋友都觉得他既安静又受人尊重。医生约翰·马丁·哈洛（John Martyn Harlow）认为，他是个意志力顽强、身体健壮的人，“拥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和体魄”。

但在9月13日周三下午4点半，一切都变了。当时，盖奇和工友正在用炸药清理拉特兰郡（Rutland）到伯灵顿（Burlington）铁路的佛蒙特州（Vermont）路段。这件事他们做过无数次，但这次却出了岔子。炸药提早爆炸了，冲击波带着一条3英尺长、7英寸宽的钢筋插进了盖奇的头骨。钢筋刺穿他的左脸，穿过他的前额皮质，飞到了他身后足有30码远的地方。那条钢筋上还粘着他的大脑灰质！

你肯定觉得盖奇横尸当场了。不过，他奇迹般地生还了。目击者称，他甚至没有昏过去。工友把他抬到牛车上，走了大约1公里把他带回住所。医生尽全力为盖奇包扎，从事发地点取回来一大块头盖骨，对他进行了头骨复原，并用头皮盖住了伤口。

两个月后，盖奇的身体机能完全恢复了（此前，盖奇的脑袋上不断长出真菌，哈洛医生采取了灌肠治疗，所以拖延了康复的时间）。到11月17日，他已经痊愈了，重新开始了工作。盖奇说自己“哪里都挺好的”，一点都不疼了。

这听上去是不错。不幸的是，盖奇的悲剧并未到此结束。他的外伤是痊愈了，但他的大脑却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朋友和工友都表示，他的性格大变。哈洛医生在原始事故医疗报告上记录了盖奇的变化：

盖奇心智和身体之间的平衡似乎被打破了。他经常粗鲁地侮辱别人（他以前不是这样），总想去控制别人，极少顺从他人。如果你限制他，或是和他意见相左，他就会失去耐心……我设计了很多未来的康复计划，但还没来得及实施就不得不放弃了……从这个角度看，他的性情发生了180°大转变。难怪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已经不是盖奇了”。

换句话说，当盖奇失去前额皮质的时候，他也失去了“要做”“不要”和“想要”的力量。钢铁般的意志力看似是他性格中不可动摇的一部分，却被那根刺穿头骨的钢筋击碎了。

当然，大部分人不用担心爆炸会夺走自己的意志力。但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盖奇的影子。前额皮质并非始终可靠，醉酒、缺觉、分心等都会影响到它，使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虽然灰质还好端端地待在大脑里，但我们和盖奇已经没什么两样了。即使我们的大脑精力充沛、足够清醒，也不是不存在危险。我们有能力去选择“更难的事”，也会有冲动去做“容易的事”。我们需要阻止这种冲动，但冲动本身也是一种想法。

两个自我导致的问题

人们发现意志力不起作用的时候，比如花了太多钱、吃了太多东西、浪费了太多时间、发了太大脾气的时候，总会怀疑自己“有没有大脑”。抵制诱惑是有可能办到的，但这不能意味着我们就一定能办到。我们或许今天就能做完明天的事，但在多半情况下，我们会把事情拖到明天再做。这的确让人很崩溃！不过，我们要感谢人类的进化。在进化过程中，大脑没有因为扩大而发生剧变。进化，更多的是锦上添花。当人们需要新技能时，大脑原始的功能并没有被新功能取代。在原有的冲动系统和本能系统之上，我们进化出了自控系统。

也就是说，进化保留了曾为我们效劳的本能，即使那些本能如今会给我们带来麻烦。不过好处在于，我们如今有了解决麻烦的能力。比如说，最美味的食物也是最能让人发胖的食物。过去食物短缺的时候，多余的身体脂肪能救人一命，爱吃甜食能让人活下去。但进入现代社会后，到处都是快餐、垃圾食品和各种各样能吃的东西，超重有害身体健康，爱吃甜食不再能救人一命。只有拒绝食物的诱惑，你才可能长命百岁。但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曾得益于甜食，我们仍然保持嗜甜的本能。幸亏，自控系统能让我们离糖果罐远远的。即使当我们头脑发热的时候，我们也能克制冲动。

有些神经学家甚至认为，我们只有一个大脑，但我们有两个想法。或者说，我们的脑袋里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任意妄为、及时行乐，另一个自我则克服冲动、深谋远虑（见图1-2）。我们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有时觉得自己想减肥，有时觉得自己想吃饼干。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意志力的挑战——你一方面想要这个，一方面想要那个。当下的你想要这个，但如果不要的话，你未来的生活会更好。两个自我发生分歧的时候，总会有一方击败另一方。决定放弃的一方并没有做错，只是双方觉得重要的东西不同而已。

图1-2　两种想法

深入剖析：认清两个自我

意志力挑战就是两个自我的对抗。你正面临什么样的意志力挑战？你如何描述两种相抗衡的想法？冲动的你想要什么？明智的你又想要什么？你可以给冲动的自我起个名字，比如把及时行乐的人叫做“饼干怪兽”，把爱抱怨的人叫做“评论家”，把总是不想开工的人叫做“拖延者”。在他们占上风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这还能帮你唤醒那个明智的自己，唤醒意志力。

两个自我的价值

在自我博弈的过程中，如果自控系统能占上风，原始的本能能被你抛在一边，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在茹毛饮血的时代里，这些本能使人类得以延续。但如今，它们却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健康问题，掏空了银行账户，酿成了需要向全国人民道歉的性丑闻。如果文明人能不再被原始冲动所累，那该有多好。

可别这么想。虽然原始冲动并不总对我们有利，但想彻底摆脱它也是不对的。医学上曾研究过因脑部受损而失去本能的人。研究者发现，对于健康、幸福和自控力来说，原始的恐惧和欲望至关重要。有个案例很有意思：一个年轻女子在癫痫手术中伤到了中脑，无法感觉到恐惧和厌恶。恐惧和厌恶正是两种自控的本能。她养成了暴食的习惯，非要把自己吃吐才罢休，而且经常对家人产生性冲动。这可不是个有自控力的典范！

继续读下去，你还会看到：如果没有了欲望，人们就会变得沮丧；如果没有了恐惧，人们就没法保护自己、远离伤害。在意志力挑战中获胜的关键，在于学会利用原始本能，而不是反抗这些本能。神经经济学家是一群研究人们决策时大脑活动的科学家。他们发现，自控系统和生存本能并不总会发生冲突。在某些时候，它们会相互协作，帮我们作出更好的选择。比如，你正穿过一家百货商场，突然，一个明晃晃的东西吸引了你的眼球。你的原始本能大声尖叫“买下它！”你看了看标签牌——199.99美元。在看到这个惊人的价钱之前，如果你想抑制购买的冲动，就会用到前额皮质。但如果说，你的大脑会本能地对这个价钱产生疼痛的感觉呢？研究表明，事实的确如此。当你看到几位数的标签牌时，和你被人打了一拳时，大脑的反应如出一辙。这种本能的打击能让你的前额皮质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一来，你根本用不上“我不要”的力量。既然我们的目标是增强意志力，那么何不寻找每一种可行的方法呢？无论是为了享乐还是适应环境，原始本能都很有用。

意志力第一法则：认识你自己

自控力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征之一。此外，人类还拥有自我意识。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愿我们还能知道，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这样我们就会三思而后行。可以说，这种自我意识是人类独有的。当然，海豚和大象也能辨认出镜子里的自己。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能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

如果没有自我意识，自控系统将毫无用武之地。在作决定的时候，你必须意识到自己此刻需要意志力。否则，大脑总会默认选择最简单的。想戒烟的人需要第一时间意识到自己吸烟的冲动，也要知道哪里会让他有这种冲动（比如在室外、寒冷的环境里或摆弄打火机的时候）。他还得知道，如果自己这次投降了，明天很有可能会继续吸烟，未来很可能会疾病缠身。为了避免厄运降临，他必须有意识地戒烟。要是没有自我意识，他就完蛋了。

这听上去似乎很简单。但心理学家知道，大部分人作决定的时候就像开了自动挡，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作决定，也没有认真考虑这样做的后果。最可恨的是，我们有时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作了决定。比如，有一项研究调查人们每天做多少和食物相关的决定。要是问你的话，你会怎么说？人们平均会猜14个。但如果我们真去数的话，这种决定大约有227个。人们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作出这200多个选择的。而这仅仅是和食物相关的决定。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在作决定，又怎么能控制自己呢？

现代社会充斥着诱惑和刺激，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自控力。巴巴·史乌（Baba Shiv）向我们证明了，注意力分散的人更容易向诱惑屈服。比如，让正在背诵电话号码的学生从食品车里拿些食品，他们选择巧克力蛋糕、不选择水果的概率会比一般学生高50%。商店里的促销活动更容易吸引心不在焉的购物者。他们很可能把一堆不在购物清单上的东西买回家。[1]

如果你心里在想其他事，那么冲动就会主导你的选择。你是不是在排队等咖啡的时候发短信，结果本来想点冰咖啡，却点了一杯摩卡？（你绝对不想知道那杯东西有多少卡路里。）你是不是一心想着工作，结果被售货员忽悠了，不但升级了原有的设备，还买了一大堆服务套餐。

意志力实验：回忆一下你的决定

如果你想有更强的自控力，就得有更多的自我意识。首先你得知道，什么样的决定需要意志力。有些决定比较明显，比如“下班后要不要去健身？”但有些冲动的后果可能要过些日子才会显现。比如，你是不是先装好了运动背包，以便不用回家就能去锻炼？（这是个不错的做法！这样你就没那么多借口了。）你是不是接了个电话，然后聊着聊着就饿了，没办法直接去健身了？（哎呀！你要是先去吃饭，八成就不会去健身了。）请至少选一天，把你作的决定都记下来。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回想你作的决定，分析哪些有利于你实现目标，哪些会消磨你的意志。坚持记录你的决定，还有助于减少在注意力分散时作决定，同时增强你的意志力。

网瘾患者康复的第一步

31岁的米歇尔是电台节目制作人，她总在不停地用电脑或手机查收邮件。这影响了她的工作效率，也让她的男朋友心烦意乱，因为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百分之百的注意。课程中，米歇尔的意志力挑战便是尽可能少地查收邮件。她自己设定了一个宏伟目标，也就是一小时里最多查收一次邮件。第一周结束时，她觉得自己毫无进展。问题在于，她经常在翻看完所有的新消息后，才意识到自己又查收了邮件。只要她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就有可能停下来。然而，她意识不到是什么促使自己看手机、开邮箱。米歇尔又制订了新的目标，希望能尽早发现冲动的苗头。

到下一周结束的时候，在即将碰到电话或点开邮箱的时候，她已经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了。这让她能够阻止自己，而不是一头栽进去。查收邮件的冲动真是让人难以捉摸！在查看邮件之前，米歇尔想不到是什么促使自己非查收不可。过了一段时间，她渐渐发现，这种感觉就像挠痒一样。当她查收邮件的时候，大脑和身体的不安都得到了缓解。米歇尔非常兴奋，因为她从没想过，原来自己查收邮件是为了缓解不安。她还以为自己只是为了获取信息呢。她开始关注自己查收邮件后的感觉，并发现查邮件和挠痒一样没用，只会让她觉得更痒。米歇尔及时发现了自己的冲动，并且认识到了冲动的反应，这增强了她的自控力，也让她超额完成了目标。从此，她在工作之外都尽量不看邮件了。

利用这一周的时间观察一下，你究竟是怎样屈服于冲动的。你甚至不用设定一个自控目标，只需要看看你能否及早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什么样的想法、感受和情况最容易让你有冲动，想些什么或暗示什么最容易让你放弃冲动。

训练大脑，增强意志力

人类花了几百万年时间，终于进化出了能满足要求的前额皮质。如果我们不想再花一百万年时间，却想拥有更强的自控力，听上去是不是太贪心了？如果普通的人脑已经有了足够的自控力，我们能不能对它加以改进？

远古以来，至少是研究人员开始探索人脑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大脑构造是固定不变的；人的脑容量是一个固定值，不能通过外力改变；人脑唯一可能发生的变化，就是随着衰老变得迟缓。但是在过去10年里，神经学家发现，人脑像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学生，对经验有着超乎大家想象的反应。如果你每天都让大脑学数学，它就会越来越擅长数学。如果你让它忧虑，它就会越来越忧虑。如果你让它专注，它就会越来越专注。

你的大脑不仅会觉得越来越容易，也会根据你的要求重新塑型。就像通过锻炼能增加肌肉一样，通过一定的训练，大脑中某些区域的密度会变大，会聚集更多的灰质。比如，对学习表演杂耍的成年人来说，他们大脑中用来追踪运动物体的区域会聚集更多的灰质。大脑中某些区域的连接会更加紧密，以便更快地传递信息。如果成年人坚持每天玩25分钟记忆力游戏，大脑里控制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区域就会连接得更紧密。

但是，脑力训练不只是为了表演杂耍，或者记住把眼镜放在哪里。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通过训练大脑能增强自控力。那么，针对大脑的意志力训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你可以在家里布满陷阱，来挑战“我不要”。比如，你可以在放袜子的抽屉里放块巧克力，在锻炼用的自行车旁边放上一杯酒，把高中时喜欢的女孩照片贴在冰箱上。你还可以设置一些“我要做”的障碍。比如，你可以偶尔要求自己喝杯大麦茶、做20次双脚跳，或者提前一点纳税。

你还可以做一件更简单、更无痛的事——冥想。神经学家发现，如果你经常让大脑冥想，它不仅会变得擅长冥想，还会提升你的自控力，提升你集中注意力、管理压力、克制冲动和认识自我的能力。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大脑就会变成调试良好的意志力机器。在你的前额皮质和影响自我意识的区域里，大脑灰质都会增多。

当然，我们不用花一辈子时间去冥想，希望以此改变大脑。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调查，如何用最短的冥想时间改变大脑（我的学生很欣赏这个方法，因为没有人会在今后10年里跑到喜马拉雅山某个山洞里去打坐冥想）。这项研究针对的是从来没有冥想过的人，也包括对此事持怀疑态度的人。研究人员会教他们一些简单的冥想技巧。研究发现，经过仅仅3个小时的冥想练习，他们的注意力和自控力就有大幅提高。11个小时后，研究人员已经能观察到大脑的变化。刚学会冥想的人大脑里负责控制注意力、排除干扰、控制冲动的区域之间增加了许多类神经元。另一项研究发现，持续8周的日常冥想训练可以提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意识，相应大脑区域里的灰质也会随之增多。

我们的大脑竟能如此迅速地重塑自己，这听起来有点惊人。但你可以这样理解，冥想让更多的血液流进前额皮质，就像提重物能让更多的血液流进肌肉一样。人脑在接受锻炼方面和肌肉没什么区别，它会变得更强壮、更迅速，以便应付你的需要。所以，如果你准备好了要训练你的大脑，以下冥想技巧会很有用，能充分挖掘你的大脑潜能。

意志力实验：5分钟训练大脑冥想

专心呼吸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冥想技巧，它不但能训练大脑，还能增强意志力。它能减轻你的压力，指导大脑处理内在的干扰（比如冲动、担忧、欲望）和外在的诱惑（比如声音、画面、气味）。新研究表明，定期的思维训练能帮人戒烟、减肥、戒毒、保持清醒。无论你“要做”和“不要”的是什么，这种5分钟冥想都有助于你增强意志力。

让我们开始吧。

1.原地不动，安静坐好。

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上，或盘腿坐在垫子上。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冥想时一定不能烦躁，这是自控力的基本保证。如果你想挠痒的话，可以调整一下胳膊的位置，腿交叉或伸直，看自己是否有冲动但能克制。简单的静坐对于意志力的冥想训练至关重要。你将学会，不再屈服于大脑和身体产生的冲动。

2.注意你的呼吸。

闭上眼睛。要是怕睡着，你可以盯着某处看，比如盯着一面白墙，但不要看家庭购物频道。注意你的呼吸。吸气时在脑海中默念“吸”，呼气时在脑海中默念“呼”。当你发现自己有点走神的时候，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这种反复的注意力训练，能让前额皮质开启高速模式，让大脑中处理压力和冲动的区域更加稳定。

3.感受呼吸，弄清自己是怎么走神的。

几分钟后，你就可以不再默念“呼”、“吸”了。试着专注于呼吸本身。你会注意到空气从鼻子和嘴巴进入和呼出的感觉，感觉到吸气时胸腹部的扩张和呼气时胸腹部的收缩。不再默念“呼”、“吸”后，你可能更容易走神。像之前一样，当你发现自己在想别的事情时，重新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如果你觉得很难重新集中注意力，就在心里多默念几遍“呼”和“吸”。这部分的训练能锻炼你的自我意识和自控能力。

刚开始的时候，你每天锻炼5分钟就行。习惯成自然之后，请试着每天做10-15分钟。如果你觉得有负担，那就减少到5分钟。每天做比较短的训练，也比把比较长的训练拖到明天好。这样，你每天都会有一段固定的时间冥想，比如早晨洗澡之前。如果你做不到，可以对时间进行适当的调整。

冥想时感觉糟糕，有助于培养自控

51岁的安德鲁是一位电力工程师。他觉得自己不善于冥想。他觉得，冥想就是要什么都不想。即使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呼吸上，他也觉得会有别的想法溜进大脑。他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很快就有进步，因此准备放弃训练了。他认为，既然自己没办法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那冥想就是在浪费时间。

很多刚尝试呼吸训练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错误想法。实际上，冥想时感觉“很糟糕”才能让训练有效果。我鼓励安德鲁和很多受打击的学生，不仅要关注自己能否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还要注意观察，这种训练在其他时候是否影响了你的选择。

安德鲁发现，自己虽然在冥想训练时有些分心，但训练后更能集中注意力了。他还发现，在冥想训练里做的事正是他在生活中也要面对的——把自己的注意力收回，专注于最初的目标。（在冥想训练中，目标就是专注呼吸。）吃午饭的时候，他本想点些高盐或油炸的垃圾食品。这时，冥想训练就发挥作用了。他能咽下即将脱口而出的刻薄言论了，也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成堆的任务上了。自控力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偏离目标，又不断把注意力收回来。看到自己走到了这一步，安德鲁再也不担心10分钟冥想训练里如何专注呼吸了。冥想时的感觉越“糟糕”，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越明显。最重要的是，你在走神的时候要能意识到这一点。

冥想不是让你什么都不想，而是让你不要太分心，不要忘了最初的目标。如果你在冥想时没法集中注意力，别担心。你只需多做练习，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呼吸上。

写在最后的话

我们有现代人的大脑结构，所以有好几个自我。它们互相竞争，试图控制我们的想法、感受和行动。每个意志力挑战都是一次自我博弈。要想让更好的自己占据主导，我们就要强化自我意识和自控力。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意志力和“我想要”的力量，让自己选择去做“更难的事”。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意志力实际上是“我要做”、“我不要”和“我想要”这三种力量。它们协同努力，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

深入剖析：

·更难的事是什么？想象你正面临一个意志力的挑战。更难的事是什么？为什么它如此困难？

·认清两个自我。你的意志力挑战是，如何描述相抗衡的两个自我？冲动的你想要什么？明智的你又想要什么？

意志力实验：

·记录你的意志力选择。至少选一天，注意观察你做的关于意志力的决定。

·5分钟大脑训练冥想。在脑海中默念“呼”和“吸”，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当你开始走神的时候，重新集中注意力。

02　意志力的本能：人生来就能抵制奶酪蛋糕的诱惑

起初，你会感到一阵兴奋。你的脑袋嗡嗡作响，心脏怦怦跳个不停，好像你全身上下都在说“我想要”。这时，焦虑会向你袭来。于是，你肺部紧缩、肌肉紧绷，你开始觉得头重脚轻、内心反感。你几乎要发抖了，因为你非常想要。但是你不能要。可是你又想要。但是你真的不能要！你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但你不确定自己能否把持得住。

欢迎来到欲望的世界。或许你的欲望对象是一支烟、一杯酒或是一杯拿铁，也许是一家清仓甩卖的店铺，一张乐透彩票或是橱窗里的一个甜甜圈。这时你就面临抉择：是屈服于诱惑，还是寻找内在力量来自控。此时此刻，即使你全身上下都在说“我想要”，你也需要说出“我不想”。

当你遇到真正的意志力挑战时，你的身体一定能感觉到。这并不是孰是孰非这种抽象的命题，而是你身体内部的战斗，是你身体两部分之间的战斗，感觉就像两个不同的人在战斗。有时，欲望会占据上风。有时，那个更加明智、想变得更好的你会占据上风。

很难说为什么你面对意志力的挑战会有输有赢。这次你能抵抗，下次你可能就会屈服。你可能会问自己：“我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你更应该问：“我的身体到底在做什么？”科学研究发现，自控力不仅和心理有关，更和生理有关。只有在大脑和身体同时作用的瞬间，你才有力量克服冲动。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以及复杂的现代社会是如何破坏这种状态的。好消息是，当你最需要意志力的时候，你能够学会将自己的生理机能调整到这种状态。这样，当你再面临诱惑的时候，自控力就成了你的本能反应。

两种不同的威胁

想要探究自控时的身体状态，我们首先要明确剑齿虎和草莓奶酪蛋糕的区别。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老虎和奶酪蛋糕有相似之处——它们都不会让你长命百岁。但是从其他方面来看，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威胁。人脑在应对它们时会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幸好，通过进化，人类学会了保护自己不受它们的威胁。

危险逼近的时候

让我们溯时而上，回到凶猛的剑齿虎还在捕食猎物的时代[2]。想象一下，你正在东非的塞伦盖蒂大草原（Serengeti）上盘算着找些吃的。或许，你正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寻找着午餐，一切都很顺利。那边刚死掉、还没人抢的鬣狗不正是你想要的吗？突然，大事不妙了！一只剑齿虎正埋伏在附近的树林里。或许它正在回味鬣狗这道开胃菜，并在打量着下一道菜。对，就是你了。它似乎很想把11英寸长的牙齿插进你的肉里。而且，它可不像现代人一样，会在满足欲望的时候感到不安。你也不要指望它在节食，会嫌弃你的肉里有太多卡路里。

幸好，你并不是第一个身处险境的人。你的祖先们早就面对过这类敌人了。你从祖先身上遗传了战斗或逃命时的本能。这种本能就是应激反应。你肯定有过这种感觉——心跳加速、下巴打战、精神高度紧张。这些身体的变化都不是偶然的。它们以某种复杂的方式与人脑和神经系统相互协调，保证你能迅速反应、全力出击。

当你看到剑齿虎时，你的生理反应是这样：信息先通过眼睛进入大脑中的杏仁体，这就是你的警报系统。这个警报系统处于大脑中部，用来探测潜在的紧急情况。当它发现威胁的时候，就会利用位于大脑中部的优势，迅速将信息传给大脑和身体的其他部分。当警报系统通过眼球得知一只剑齿虎正在盯着你的时候，它便会向大脑和身体发出一系列信号，让你产生应激反应。你的肾上腺会释放出压力荷尔蒙。以脂肪和糖的形式存储的能量会进入你的血管和肝脏。你的呼吸系统让肺部吸入空气，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你的心血管系统开足马力，保证血管里的能量顺利运送到肌肉，让你随时能战斗或逃命。你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得到了消息——该是战斗的时候了。

当你的身体进入防御准备的时候，大脑中的警报系统要做的就是，保证大脑不会和身体产生同样的反应。它让你的注意力和感知力集中在剑齿虎身上，集中在你的周边环境上，保证你此时不会为其他东西分心。同时，警报系统会在大脑里产生复杂的化学反应，阻止前额皮质发挥作用。前额皮质正是大脑中控制冲动的区域。是的，应激反应让你更加冲动。原本有理智的、有智慧的、深思熟虑的前额皮质陷入了昏迷。这样一来，你就不容易退缩，或是反复思量是否要逃跑了。说到逃跑，我劝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赶快逃跑比较好。

应激反应是大自然赐予人类最丰厚的馈赠，尽全力逃命是大脑和身体的本能反应。你不会浪费能量去做那些无关生死的事，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都不会浪费。因此，当发生应激反应时，可能前一分钟你还在消化早餐或是拔手上的倒刺，下一分钟你就开始自救了。你不会再浪费脑力去考虑晚餐或是岩画，而是一边警惕眼前的危机，一边迅速作出反应。换句话说，应激反应是一种管理能量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你将如何利用有限的体力和脑力。

一种新的威胁

你还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准备来个虎口脱险吗？抱歉，我们时间旅行的日程安排得很紧，现在得赶紧返回现代了。但是，想要了解自控的生理学原理，我们确实有必要做那么一次时间旅行。让我们回到现代，远离那种已经灭绝的危险捕食者。做个深呼吸，放松一下。让我们找个更安全、更有趣的地方待着吧。

去大街上转转怎么样？想象一下，阳光明媚，微风拂面，鸟儿歌唱。但是突然之间，在面包店的橱窗里，你看到了一块最美味的草莓奶酪蛋糕。光滑的奶油表面上闪烁着耀眼的红色光芒，几颗零星散落的草莓让人忆起童年夏日的味道。你还没来得及说出“等等，我正节食呢”，你的脚步已经移动到了门口，你的手已经拉开了门。门铃叮咚作响。你早已按捺不住激动，口水直流了。

现在，你的大脑和身体处于什么状态中呢？首先，你脑子里能想到的就是犒劳一下自己。当你看到草莓奶酪蛋糕的时候，大脑中部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它随后会进入大脑中控制注意力、动机和行动的区域。这些多巴胺会告诉你的大脑：“现在一定要吃奶酪蛋糕，要不然会生不如死哦。”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你的手和脚会自动冲向面包房。你会想：“这是谁的手啊？拉门的是我的手吗？原来是我的手呀？啊，奶酪蛋糕要多少钱？”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的血糖会降低。当你的大脑感觉舌尖轻触奶油时，它便会释放出一种会影响神经的化学物质，让身体开始使用血液中携带的所有能量。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糖分昏迷和罕见的奶酪蛋糕致死事件，你需要立刻降低血液中的糖分。你看身体多会照顾你！但是，糖分的降低会让你觉得头晕目眩，这就让你更想吃奶酪蛋糕了。这可不妙，我可不想被人们当成奶酪蛋糕阴谋论者。但是，如果你把这看成是奶酪蛋糕和节食之间的斗争，那我必须得说，奶酪蛋糕大获全胜。

不过请等一下，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你还有一个秘密武器——意志力。意志力，就是选择去做最重要的事情的能力，即便那是件困难的事。现在，最重要的事不是奶酪蛋糕带来的一时快感。你多多少少会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着你，比如健康、幸福，还有明天还能挤得进裤子里。这时，你会意识到，奶酪蛋糕威胁了你的长期目标，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处理好这个威胁。这就是你的意志力本能。

但和剑齿虎不同的是，奶酪蛋糕并不是真正的威胁，不会对你造成直接的伤害。如果你不动刀叉的话，它就不会影响你的健康或腰围。这就对了！这回，你的敌人是你的内心。你不需要逃离面包店（虽然这样做也无妨），你也不用杀掉奶酪蛋糕（或者面包师傅），但是你确实需要克制自己内心的欲望。你不可能真的消灭一个欲望，因为欲望在你的内心和身体里，没有办法自动消失。应激反应会让你面对最原始的欲望，而这正是你当下最不愿看到的。自控力需要另一种自救的方式，一种能对抗这种新威胁的方式。

深入剖析：什么是威胁？

我们总觉得诱惑和麻烦来自外部世界，比如危险的甜甜圈、罪恶的香烟、充满诱惑的网络。但自控力告诉我们，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是我们的思想、欲望、情绪和冲动出了问题。对你的意志力挑战来说，最重要的是认清什么是需要克制的内在冲动。哪些想法或感觉迫使你在不情愿的时候作出决定？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可以作一些实地观察。下一次你受到诱惑的时候，试着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意志力本能：三思而后行

苏珊娜·希格斯托姆（Suzanne Segerstrom）是美国肯塔基大学的心理学家，她专门研究压力、希望等精神状态如何对身体产生影响。她发现，自控力和压力一样都是生理指标。当你需要自控的时候，大脑和身体内部会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帮助你抵抗诱惑、克服自我毁灭的冲动。希格斯托姆称这些变化为“三思而后行”反应。这些反应看起来和应激反应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之旅。当时，你一发现有外在的威胁，就立刻采取了应激反应。你的大脑和身体进入自我防御模式，准备进攻或者逃跑。“三思而后行”反应和应激反应有一处关键的区别：前者的起因是你意识到了内在的冲突，而不是外在的威胁。你想做一件事（比如抽烟、吃大餐、工作时间浏览不良网站），但你知道自己不该做。或者，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事（比如纳税、完成项目、去健身），但你宁愿什么都不做。这些内在的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你的本能促使你作出潜在的错误决定。因此，你需要保护自己，也就是需要所谓的自控力。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先让自己放慢速度，而不是给自己加速（比如应激反应）。“三思而后行”反应就是让你慢下来。当你意识到内在冲突的时候，大脑和身体会做出反应，帮助你放慢速度、抑制冲动。

大脑和身体如何发挥意志力

“三思而后行”反应和应激反应一样，都是从大脑开始的。大脑中的警报系统总是在控制你听到、看到、闻到什么，大脑的其他区域则在记录身体各部分的状态。这种自我监测系统分布在大脑的各个部分，连接着前额皮质中的自控区域，也连接着记录身体感觉、想法和情绪的其他区域。这个系统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阻止你作出错误的决定，比如打破保持了6个月的戒酒状态、对你的老板大声嚷嚷，或是对过期的信用卡账单视而不见。自我监测系统会随时探测存在于你思想、情绪和感觉中的警报信号，避免你做出很可能让你后悔的事。当大脑发现警报信号后，我们的“好帮手”前额皮质就会帮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三思而后行”反应并不会向肌肉输送能量，它只能调整大脑状态。你自控的时候，大脑的能量供应会增加，从而帮助前额皮质发挥意志力。

正如我们看到的，“三思而后行”和应激反应一样，活动范围不止于大脑。记住，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对奶酪蛋糕作出反应。你的大脑需要让身体意识到你的目标，同时克制住冲动。要做到这一点，你的前额皮质就要传递自控的要求，降低控制心率、血压、呼吸的大脑区域的运转速度。“三思而后行”和应激反应的作用大相径庭。当你产生“三思而后行”反应时，你的心跳不会加速，而会放缓。你的血压会保持正常。你不会像疯了一样拼命呼吸，而会深吸一口气。你的肌肉不会紧绷、随时准备采取行动，而会尽可能地放松。

“三思而后行”反应让你的身体进入更平静的状态，但不是完全按兵不动。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让你在内心的矛盾面前手足无措，而是彻底解放你。“三思而后行”反应让你避免冲动行事，给你提供更多的时间，让你深思熟虑想办法。在这种身心状态下，你能够对奶酪蛋糕说“不”。你不仅保留了尊严，还完成了节食计划。

虽然“三思而后行”和应激反应都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分，但你可能发现它们看起来不像本能。反而，吃奶酪蛋糕才更像人的本能。想了解为何意志力本能不是总能生效，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压力和自控力的生理学基础。

身体的意志力“储备”

对“三思而后行”反应的最佳生理学测量指标是“心率变异度”。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项指标，但它确实能反映压力状态和平静状态下不同的身体状态。每个人的心率或多或少会有所变化。你在上楼梯的时候能明显感到心率加速。如果你很健康，即便是你在看书的时候，心率也会有一些正常的波动。我们现在说的并不是可怕的心律失常，而只是一些正常的变化。你吸气的时候心率会升高，呼气的时候心率会降低，这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这说明你的心脏能从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中收到信号。前者会加速身体运动，后者会减缓身体运动。

当人们感到压力时，交感神经系统会控制身体。这种生理学现象让你能够战斗或者逃跑。心率升高，心率变异度就会降低。此时，由于伴随应激反应产生的焦虑或愤怒，心率会被迫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相反，当人们成功自控的时候，副交感神经系统会发挥主要作用，缓解压力，控制冲动行为。心率降低，心率变异度便会升高。此时，人们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并保持平静。希格斯托姆在一次实验中首次发现了自控力的生理学指标。在这次实验中，她要求饥饿的学生们不准吃新鲜出炉的巧克力曲奇饼。（这件事真的很难，因为学生们为了准备味觉试验早就开始禁食了。他们来到实验室后，看到屋子里摆满了刚刚烤好的巧克力曲奇饼、巧克力糖和胡萝卜。实验人员说：“胡萝卜你们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不能碰饼干和糖果，那是给下一组被试者准备的。”学生们很不情愿，但又必须拒绝甜食。这时，他们的心率变异度升高了。比较幸运的另一组被试者只需要“拒绝”胡萝卜，可以尽情享用饼干和糖果。他们的心率变异度没有变化。）

心率变异度能很好地反映意志力的程度。你可以用它推测谁能抵抗住诱惑，谁会屈服于诱惑。比如，当一个戒酒的人看到酒时心率变异度升高，那么他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清醒。但如果情况相反，他的心率变异度降低，那么他很可能会故态复萌。研究还发现，心率变异度较高的人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避免及时行乐的想法、更好地应对压力。他们在困难面前更不容易放弃，即便他们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或得到了消极评价。这些发现让心理学家把心率变异度称为身体的意志力“储备”，也就是一个衡量自控力的生理学指标。如果你的心率变异度高，那么无论在何种诱惑面前，你的意志力都会更强。

为什么有人如此幸运，在意志力挑战面前有更高的心率变异度，而有些人却有明显的缺陷？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意志力储备，比如你吃什么（以植物为原材料的、未经加工的食物有助于提高心率变异度，垃圾食品则会降低心率变异度）或是住在哪里（糟糕的空气质量会降低心率变异度）。任何给你的身心带来压力的东西都会影响自控力的生理基础，甚至会摧毁你的意志力。焦虑、愤怒、抑郁和孤独都与较低的心率变异度和较差的自控力有关。慢性疼痛和慢性疾病则会消耗身体和大脑的意志力储备。但你也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将身心调节到适合自控的状态。要提高意志力的生理基础，上一章中的冥想练习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它不仅能够训练大脑，还能提高心率变异度。还有一些减轻压力、保持健康的方法，比如锻炼、保证良好睡眠、保证健康饮食、和朋友家人共度美好时光、参加宗教活动，都能增强身体的意志力储备。

意志力实验：通过呼吸实现自控

这本书不会教给你什么捷径，但能告诉你一种快速提高意志力的方法：将呼吸频率降低到每分钟4-6次，也就是每次呼吸用10-15秒时间，比平常呼吸要慢一些。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加上必要的练习，这一点不难办到。放慢呼吸能激活前额皮质、提高心率变异度，有助于你的身心从压力状态调整到自控力状态。这样训练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到平静、有控制感，能够克制欲望、迎接挑战。[3]

在吃奶酪蛋糕之前，你不妨先作个放慢呼吸的训练。先计算你平常的呼吸频率，然后放慢呼吸，但不要憋气（这样只会让你更紧张）。对大多数人来说，放慢呼气速度很容易，因此，请专注于缓慢地、充分地呼气（就像用吸管向外吹气一样）。充分的呼气让你能更加充分地吸气。如果你无法每分钟呼吸4次，那也别担心。当呼吸频率下降到每分钟12次以下时，心率变异度就会稳步提高。

研究表明，坚持这个练习能增加你的抗压性，帮助你作好意志力储备。一项研究发现，滥用药物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成年人，每天进行20分钟放慢呼吸的练习，就能提高心率变异度，降低欲望和抑郁程度。原理相似的“心率变异度训练项目”还能帮助警察、股票交易员和客户服务人员提高自控力，降低心理压力。这三类人正是世界上压力最大的群体。只要做1-2分钟的呼吸训练，就能提高你的意志力储备。所以，每当你面临意志力挑战的时候，都可以尝试这种办法。

意志力处方

我的学生南森在当地医院做医生助理。他的工作报酬颇丰，但压力十足。因为他不仅要直接面对病患，还要担任行政职务。他发现呼吸训练让他思维清晰，在压力下能作出更好的决策。他将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介绍给了同事。他们也开始用这个方法应对压力处境，比如和病患家属交谈，或者应对长期夜班带来的疲倦。南森甚至将这个训练介绍给他的病人，帮助他们减轻焦虑、度过不适的医治过程。很多病人觉得，虽然自己无法控制病情，但放慢呼吸的训练让他们能控制自己的身心，帮他们找到了渡过难关的勇气。

训练你的身心

有很多方法可以增强自控力的生理基础，这周我会介绍两种最有效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成本都不高，但都非常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效果会越来越明显。同时，它们还能改善很多影响意志力的因素，包括抑郁、焦虑、慢性疼痛、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对于想提高意志力同时保持健康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笔只赢不亏的投资。

意志力奇迹

心理学家梅甘·奥腾（Megan Oaten）和生物学家肯恩·程（Ken Cheng）刚刚总结出了一种提高自控力的新型疗法。研究结果让这两位来自悉尼麦考瑞大学的研究人员大吃一惊。虽然他们希望得出有效的成果，但没人预料到治疗效果会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他们的实验对象是6名男性和18名女性，年龄从18岁到50岁不等。经过2个月的治疗，他们的注意力和抗干扰能力都有所提高。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注意力能集中30秒不分散。不仅如此，他们吸烟饮酒的频率和咖啡因的摄入量都有所降低，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吃的垃圾食品更少了，吃的健康食品更多了。他们看电视的时间减少了，学习的时间增加了。他们觉得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了。他们甚至做事不再拖沓了，连约会迟到也变少了。

我的天啊，他们到底用了什么神奇的药物？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处方呢？

其实，这根本不是某种药物的作用。意志力的奇迹实际上来自身体的训练。被试者过去都没有固定锻炼的习惯，但在参加试验后，他们获得了健身房的免费会员资格，研究人员鼓励他们有效利用健身资源。第一个月里，他们平均每周锻炼1次。但经过2个月的训练后，他们每周最多能锻炼3次。研究人员没有要求他们改变其他生活习惯，但锻炼似乎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活力，也让他们获得了自控力。

事实证明，科学家找到的自控力良药竟然是锻炼！对起步者来说，锻炼对意志力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15分钟的跑步机锻炼就能降低巧克力对节食者、香烟对戒烟者的诱惑。锻炼的长期效果更加显著。它不仅能缓解普通的日常压力，还能像百忧解（Prozac）一样抵抗抑郁。最重要的是，锻炼能提高心率变异度的基准线，从而改善自控力的生理基础。神经生物学家在检查这些刚开始锻炼的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大脑里产生了更多的细胞灰质和白质。其中，白质能迅速有效地连通脑细胞。锻炼身体像冥想一样，能让你的大脑更充实、运转更迅速。前额皮质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学生们听说这项研究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锻炼多久？”我的回答通常是：“你想锻炼多久？”如果你设定了一个目标，但一周都坚持不下来的话，那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对于究竟要锻炼多久，科学研究也没有达成共识。2010年，一项针对10个不同研究的分析发现，改善心情、缓解压力的最有效的锻炼是每次5分钟，而不是每次几小时。所以，如果你只是花5分钟在小区里走走，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做的好处可能更多呢。

另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锻炼最有效？”我的回答是：“你真的会去作什么样的锻炼？”身体和大脑是协调一致的。所以，只要是你想做的，就是最好的起点。整理花园、散步、跳舞、做瑜伽、团队运动、游泳、逗孩子、逗宠物，甚至是精神饱满地打扫房间或者逛商店，都可以是有效的锻炼途径。如果你坚信自己不适合运动，那么我建议你把运动的定义扩大一些。如果你对以下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它就是一项运动。一、你是坐着、站着不动或是躺着吗？二、你会边做边吃垃圾食品吗？如果你找到了符合要求的运动，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找到了锻炼意志力的方法[4]。任何能让你离开椅子的活动，都能提高你的意志力储备。

意志力实验：5分钟给意志力加油

如果你想立刻提高意志力，那么最好出门走走。科学家认为，5分钟的“绿色锻炼”就能减缓压力、改善心情、提高注意力、增强自控力。“绿色锻炼”指的是任何能让你走到室外、回到大自然怀抱中的活动。好消息是，“绿色锻炼”有捷径可走。短时间的爆发可能比长时间的锻炼更能改善你的心情。你用不着大汗淋漓，也用不着精疲力竭。低强度的锻炼，例如散步，比高强度的训练有更明显的短期效果。以下是一些你在5分钟“绿色锻炼”中可以尝试的活动：

*走出办公室，找到最近的一片绿色空间。

*用iPod播放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在附近街区慢跑。

*和你的宠物狗在室外玩耍（你可以追着玩具跑）。

*在自家花园里找点事情做。

*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做些简单的伸展活动。

*在后院里和孩子做游戏。

不爱锻炼的人如何转变观念

54岁的安东尼是两家很棒的意大利餐厅的老板，他的医生推荐他来听我的课程。他的血压很高，胆固醇也很高，他的腰围每年都要增加1英寸。医生警告他，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搞不好哪天他在吃着小牛肉的时候就会心脏病爆发。

安东尼很不情愿地在办公室里放了台跑步机，但是效果甚微。他觉得，锻炼就是浪费时间，既枯燥无味又没有效果。而且，别人不停告诉他该做些什么，实在太烦人了！

但得知锻炼能增强脑力和意志力之后，安东尼对锻炼产生了兴趣。他是个很有竞争意识的人，不愿落后于他人。他开始把锻炼看成一种秘密武器，一件能让他克敌制胜的法宝。锻炼还能提高心率变异度，这对他的身体也很有益，因为心率变异度是衡量心血管疾病患者寿命长短的重要指标。

他把写着“意志力”的牌子贴到了跑步机卡路里计数器的位置，这样一来，跑步机就变成了他的意志力发动机（这家伙根本不在乎他燃烧了多少卡路里，他做饭时会想都不想就把一整勺黄油扔进锅里）。当他边跑边燃烧卡路里的时候，他的“意志力”指数攀升，他觉得自己变强大了。他每天早上坚持用跑步机给意志力加油，帮助自己面对一天里艰难的会议和漫长的工作。

意志力机器的确改善了安东尼的健康状况，这也是他的医生希望看到的。而且，安东尼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觉得精力更充沛了，也更有控制感了。他原以为锻炼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体力，但现在他发现，锻炼是件事半功倍的事。

如果你觉得锻炼太累了，或是没有时间锻炼，那么不妨将锻炼当做恢复体能和意志力的方法。

睡出意志力！

如果你每天睡眠时间不足6个小时，那你很可能记不起自己上一次意志力充沛是什么时候了。长期睡眠不足让你更容易感到压力、萌生欲望、受到诱惑。你还会很难控制情绪、集中注意力，或是无力应付“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在我的班上，总有一群人很赞同这个观点。那些人就是刚成为父母的人。）如果你长时间睡眠不足，你就可能在每天结束的时候觉得后悔，后悔自己又屈服于诱惑了，又把要做的事拖到了明天了。最后，你会感到羞愧难当，充满负罪感。很少有人不想变成更好的人，但很少有人会考虑怎么才能休息得更好。

为什么睡眠不足会影响意志力？一开始，睡眠不足会影响身体和大脑吸收葡萄糖，而葡萄糖是能量的主要存储方式。当你疲惫的时候，你的细胞无法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细胞没能获得足够的能量，你就会感到疲惫。由于你的身体和大脑急需能量，你就开始想吃甜食，想摄入咖啡因。但即便你食用了糖类或咖啡，你的身体和大脑也没办法获得能量，因为它们无法对其有效利用。这对自控力来说可不是个好消息，因为自控会消耗你有限的脑力。

你的前额皮质同样急需能量，能量短缺会造成严重后果。睡眠研究人员甚至为这种状态起了个有趣的名字——“轻度前额功能紊乱”。睡眠不足会让你起床的时候大脑受损。研究表明，睡眠短缺对大脑的影响和轻度醉酒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在醉酒的状态下，人们毫无自控力可言。

前额皮质受损就会失去对大脑其他区域的控制。一般来说，它能让警报系统安静下来，从而帮你管理压力、克制欲望。但是，睡眠不足会让大脑的这两个区域之间出现连接问题。警报系统不再受到审查，因此它对所有普通的压力都会反应过度。这样，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应激状态中，会释放大量的压力荷尔蒙，使心率变异度大大降低。结果就是，你压力越来越大，自控力越来越差。

但好消息是，这些反应都是可逆的。如果睡眠不足的人补上一个好觉，他的前额皮质就会恢复如初。实际上，他的大脑和休息良好的人的大脑会完全一样。研究不良癖好的科学家已经开始用睡眠来治疗药物滥用患者。在一项研究中，每天5分钟的冥想训练帮助患者恢复了睡眠，让他们每天的有效睡眠时间增加了1个小时，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旧病复发的概率。因此，如果你想获得更强的意志力，那就早点休息吧。

意志力实验：呼噜呼噜睡个觉

如果你现在缺乏睡眠，有很多方法都能帮助你恢复自控力。即使你不能每晚都连续睡上8小时，作一些小调整也会起到明显的效果。一些研究表明，一个晚上良好的睡眠就能帮助大脑恢复到最佳状态。所以，如果你已经一周都晚睡早起了，那么周末补个好觉就能让你恢复意志力。其他研究指出，一周的前几天睡些好觉能帮你储备能量，这样就能对付后几天的睡眠不足了。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最重要的指标是你连续清醒的时间。即便你前一晚没有睡好，打个小盹也能让你重新集中注意力、恢复自控力。你可以尝试补觉、储存睡眠，或是打个小盹，这些策略都有助于减少睡眠不足带来的危害。

当睡眠成了意志力挑战

我的学生丽莎想要改掉晚睡的习惯。29岁的丽莎单身、独居，这就意味着没人能帮她制订睡眠计划。她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筋疲力尽，白天浑浑噩噩地在办公室里混日子，要靠含有咖啡因的无糖苏打水撑过一天。令她感到尴尬的是，有时候开着会她就会睡过去。下午5点的时候，她既兴奋又疲惫，这种感觉让她脾气暴躁、无法集中注意力、很想吃外带快餐。在第一周的课上，她就告诉大家，她的意志力挑战就是早点睡觉。

在下一周的课上，丽莎说自己毫无进展。在晚餐时间，她对自己说：“我今晚一定能早点睡觉。”但是到了晚上11点，她的这种决心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我让丽莎描述一下她为什么没能早点睡觉。她告诉我，越是到了晚上，她就越觉得有无数事情需要马上处理。浏览社交网站、清理冰箱、删除垃圾邮件、看试用品广告——这些事没一件事情是真正紧急的，但一到深夜，这些事就莫名地给她压迫感。丽莎在睡前陷入了“再做一件事”的状态。夜越深，丽莎就越疲惫，越无法抵抗完成任务带来的短暂快感。

如果我们将“获得更多睡眠”定义为“我不要”的意志力挑战，那么事情就说得通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强迫自己去睡觉，而是远离那些让自己没法睡觉的事。丽莎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11点前要关掉电脑和电视，而且不能再开始新的工作。这个规矩才是丽莎真正需要的，因为这样她就能感觉到自己有多疲惫了，也就可以在午夜之前入睡了。之后，丽莎每晚都能睡7个小时。她发现，试用品广告和其他晚间诱惑都失去了吸引力。不过几周的时间，她已经有能量应对下一个意志力挑战了——戒掉无糖苏打水和外带快餐。

如果你明知道自己能获得更多的睡眠，却没法早点入睡，那就不要想睡觉这件事，想一想你到底对什么说了“我想要”。这个意志力法则同样适用于你想逃避或拖延的事——当你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时候，你或许需要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

自控力太强的代价

意志力本能是个奇妙的东西：因为大脑辛勤工作，身体积极配合，所以你能根据长远目标作出决定，而不会被恐慌或及时行乐所左右。但自控力也是有代价的。集中注意力、权衡目标、缓解压力、克制欲望等所有这些脑力工作都需要能量，真正的身体能量。这就好比，在紧急情况下，肌肉需要能量逃跑或战斗。

大家都知道，压力过大会影响身体健康。如果你长时间处于压力状态下，身体就会不停地把能量转移到应对突发状况上。这些能量本应服务于更长期的需求，比如消化、繁殖、治愈创伤、对抗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慢性压力会演变成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背痛、不孕不育、感冒和流感。实际上，你根本不需要对这些司空见惯的压力作出应激反应。但只要你的大脑不停识别出外在威胁，你的身心就会始终处于高度紧张、冲动行事的状态。

因为自控需要大量能量，很多科学家都认为，长时间的自控就像慢性压力一样，会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大患病的概率。意志力过强会有害身体健康？你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吧。你现在肯定会想：那你在第一章里为什么还要说意志力对健康有多么重要？为什么你现在又告诉我自控力对健康有害？好吧，或许这两个说法都对。正如适度的压力是有意义的健康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适当的自控也是必需的。但是正如慢性压力会影响健康一样，试图控制所有的思想、情绪和行为也是一剂毒药，会给你带去过重的生理负担。

自控和压力反应一样，都是颇具技巧性的应对挑战的策略。但和压力的道理一样，如果我们长期地、不间断地自控，就很有可能遇上麻烦。我们需要时间来恢复自控消耗的体力，有时也需要把脑力和体力消耗在别的方面。为了能够保持健康、维持幸福生活，你需要放弃对意志力的完美控制。即便你增强了自己的意志力，你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自己想什么、感觉什么、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你需要明智地使用意志力的能量。

意志力实验：放松能让你恢复意志力储备

从压力和自控力中恢复的最佳途径就是放松。放松，即便只放松几分钟，都能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舒缓交感神经系统，从而提高心率变异度。它还能把身体调整到修复和自愈状态、提高免疫功能、降低压力荷尔蒙分泌。研究表明，每天拿出时间来放松一下，能保护你的身体，同时增强你的意志力储备。比如，对于下面两个意志力挑战，会放松的人会有更健康的生理反应。一是大脑注意力测试，二是疼痛忍耐度测试（把一只脚浸入4摄氏度的水中——读者朋友们千万不要尝试）。通过深呼吸和休息来放松的运动员能更快从难熬的训练中恢复过来，同时减少压力荷尔蒙的释放，减少身体的有氧性损伤。

我现在说的“放松”不是让你对着电视机呆坐，或者喝着红酒饱餐一顿。能提高意志力的“放松”是真正意义上的身心休整。哈佛医学院心脏病专家赫伯特·本森（Herbert Benson）称之为“生理学放松反应”。你的心率和呼吸速度会放缓，血压会降低，肌肉会放松。你的大脑不会去规划未来，也不会去分析过去。

想要激发这种放松反应，你需要躺下来，用枕头垫着膝盖，腿稍稍抬起（或者，你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闭上眼睛，做几次深呼吸，感觉你的腹部有起伏。如果你觉得身体某处很紧张，你可以有意识地挤压或收缩肌肉，然后就不要再去管它了。比如，如果你发现手掌和手指很紧张，那么就攥一下拳头，然后张开手掌。如果你发现前额和下巴很紧张，那么就挤挤眼、皱皱眉，然后张大嘴巴，放松整个面部。保持这种状态5-10分钟，试着享受这种除了呼吸什么都不用想的状态。如果你担心会睡着，那就先设定好闹钟。

你可以把这当成一项日常练习。尤其是当你处于高压环境中或者需要意志力的时候，都可以做这个练习。放松会让你的生理机能得以恢复，同时消除慢性压力和自控带来的影响。

充满压力的国度

很多人对意志力的理解是这样的：它是一种个人特征、一种美德、一种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东西、一种面临困境时突然爆发出的力量。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意志力是一种不断进化的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本能。它详细地记录了身体和大脑的状态。但我们也发现，如果陷入压力或抑郁，人的大脑和身体就可能互不协调。意志力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睡眠不足、饮食不良、久坐不动和各种消耗能量的事情，或是身心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之下。对每一位坚信意志力是态度问题的医生、饮食顾问和爱唠叨的另一半来说，这项研究会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的确，你的态度很重要，但你的身体也不能掉链子。

科学洞见也告诉我们，压力是意志力的死敌。但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压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有时，我们甚至想方设法增加自己的压力，比如拖到最后一分钟、批评自己太懒、说自己没有自控力，以此来激励自己。或者，我们会通过对别人施加压力来敦促他人，比如调高办公室的温度，或在家里绷着一张脸。这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没有什么比压力更消耗意志力了。压力和自控的生理学基础是互相排斥的。应激反应和“三思而后行”反应都能帮助我们管理能量，但是它们将能量和注意力引向不同的方向。应激反应让身体获得能量、按照本能行事。这些能量不会流入大脑，因此你也就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三思而后行”反应将这些能量输送进大脑——不是大脑所有的区域，而只是负责自控的前额皮质部分。压力让你关注即时的、短期的目标和结果，自控力则需要你的大脑有更广阔的视野。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压力，是提高意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些年来，很多颇具影响力的权威人士称美国已经丧失了群体意志力。他们说，如果这是真的，原因绝不是因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缺失，而是当今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和越来越严重的恐慌情绪。2010年，美国心理学协会调查发现，75%的美国人处在高压之中。回想一下近10年来的各种事件，从恐怖袭击和流感疫情，到环境灾难、自然灾难和失业，再到最近的经济崩溃，这个结果并不让人吃惊。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在2001年“9·11”后的一周里，病人的心率变异度急剧降低。我们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所以“9·11”后数月内饮酒、吸烟、吸毒比例急剧升高都不足为奇。在2008年和2009年经济危机严重时，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据报道，美国人应对压力的方式主要是沉溺于垃圾食品，而烟民更是变本加厉地抽烟，甚至放弃了戒烟的念头。

美国也越来越缺少睡眠。2008年，国家睡眠基金通过研究发现，与1960年相比，美国成年人每晚平均少睡2个小时。睡眠习惯很可能降低整个国家的自控力和注意力。一些专家认为，平均睡眠时间的减少是肥胖率上升的原因之一。睡眠不足会影响大脑和身体吸收能量，因此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的人肥胖概率更高。研究人员还发现，睡眠过少会导致无法控制冲动和无法集中注意力，这和注意力缺陷与多动症很类似。儿童多动症的概率急剧攀升很可能和这种睡眠习惯有关，因为儿童往往受成人睡眠习惯的影响，而且儿童需要更多的睡眠。

如果我们想更好地应对挑战，就需要更有效地管理压力、照顾自己。疲惫不堪、处于高压之中的人会有明显的劣势，而我们却是一个疲惫不堪、处于高压之中的国家。我们的坏习惯（比如过度饮食和睡眠不足）不仅反映了我们缺乏自控力，还消耗了我们的体力，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偷走了我们的自控力。

深入剖析：压力和自控

本周，我们研究了自控力的死敌——压力，心理上或生理上的压力。担忧和过度工作是如何影响你的选择的？饥饿和疲劳会不会消耗你的意志力？身体疼痛或疾病会不会消耗你的意志力？愤怒、孤单或悲伤的情绪会不会消耗你的意志力？试着找出持续一整天或一整周的压力，看看它对你的自控力产生怎样的影响。你有过强烈的欲望吗？你发脾气了吗？你把要做的事拖到了明天吗？

写在最后的话

当我们面对的意志力挑战过于强大时，我们很容易给自己下这样的结论——我是个软弱、懒惰、毫无意志力的废物。但通常的情形是，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并未处于自控状态。当我们处在慢性压力中时，迎接意志力挑战的是最冲动的自己。想要赢得意志力挑战，我们需要调整到正确的身心状态，用能量去自控，而不是自卫。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压力中恢复过来，保证有能量做最好的自己。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意志力是种生理本能，它和压力一样，通过不断进化来保护我们不受自身伤害。

深入剖析：

·什么是威胁？对你的意志力挑战来说，什么是需要克制的内在冲动？

·压力和自控。试着找出持续一整天或一整周的压力，看看它对你的自控力产生怎样的影响。你有过强烈的欲望吗？你发脾气了吗？你把要做的事拖到了明天吗？

意志力实验：

·呼吸出你的自控力。把你的呼吸降到每分钟4-6次，将身体调整到适合自控的生理状态。

·5分钟给意志力加油。出门活动，哪怕只是在周围转转，也能减少压力、改善心情、提供动力。

·睡眠。打盹或补觉可以消除睡眠不足的影响。

·放松能让你恢复意志力储备。躺下，深呼吸，让“放松的生理反应”帮你从自控和压力造成的疲惫中恢复过来。

03　累到无力抵抗：为什么自控力和肌肉一样有极限？

以下场景在全国的大学校园里都能见到：面容憔悴的学生在书桌前、电脑前昏昏欲睡。他们像僵尸一样，在校园里到处搜寻咖啡因和甜食。健身房里空空荡荡，宿舍床上也没有人影。这就是每学期最后一周的期末考试周。在斯坦福大学，这段时间被称为“死亡周”。学生的脑子里塞满各种定律和公式，他们开夜车，强迫自己努力学习，只有这样才能补上因为10周的宿舍狂欢和打高尔夫而落下的功课。但研究表明，这些无畏的努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半夜外送的比萨和价格不菲的速溶咖啡）。在期末考试期间，很多学生几乎除了学习以外什么事情都控制不了。他们烟抽得更多了，还放弃了吃蔬菜沙拉，吃了更多的法式炸薯条。他们的情绪更容易爆发，也更可能发生自行车事故。他们不洗澡，不刮胡子，也不怎么换衣服。我的天啊，他们甚至都不用牙线了。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最稳固，也最令人困扰的自控力问题——意志力消失殆尽。24小时没有吸烟的戒烟者可能大吃一顿冰激凌。在耐力测试中，那些忍住没喝最喜欢的鸡尾酒的人，显得身体十分虚弱。更让人不安的是，正在节食的人可能会背着配偶偷情！似乎我们只有一定量的意志力，一旦你将它消耗殆尽，你在诱惑面前就会毫无防备力，至少会处于下风。

这个发现对你的意志力挑战有重要的启发。现代生活时刻需要自控，但这会榨干你的意志力。研究人员发现，人们早晨的意志力最强，然后意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当你遇到重要的事情时，比如下班之后去健身、处理重大项目、看见孩子往沙发上乱涂乱抹还要保持冷静、远离藏在抽屉里的备用香烟时，你会发现自己毫无意志力。而且，如果你想立即控制自己或是改变太多事情，你就可能彻底消耗掉自己的体力。这些失败并不说明你的品德有问题，这是意志力的天性。

自控的肌肉模式

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也是第一位系统观察和测量意志力极限的科学家。他在研究令人困惑的问题方面颇有声望。他研究的问题包括：为什么锦标赛期间球队会在主场出现劣势？为什么陪审团更容易认为长相较好的罪犯无罪？[5]他的研究触角甚至伸向了邪恶的宗教仪式、性虐待和外星人绑架——这些都是会吓跑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课题。不过，你可能会说，他最可怕的发现与神秘现象毫无关系，与普通人的人性弱点倒是很有关系。在过去的15年里，他让人们在实验室中用意志力拒绝饼干、排除干扰、抑制怒火、把胳膊浸入冰水里。他通过数不清的实验发现，无论他给被试者布置怎样的任务，人们的自控力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一旦时间过长，注意力训练就不仅会分散注意力，还会耗尽身体的能量。控制情绪不仅会导致情绪失控，还会促使人们购买他们本不需要的东西。抵抗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人更想吃巧克力，还会导致拖延症。似乎人们每一次动用意志力都是从同一个来源汲取力量。所以，每次成功自控之后，人们就会变得更虚弱无力。

在观察之后，鲍迈斯特做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自控力就像肌肉一样有极限。它被使用之后会渐渐疲惫。如果你不让肌肉休息，你就会完全失去力量，就像运动员把自己逼到筋疲力尽时一样。基于这个假设，鲍迈斯特实验室和其他研究团队都证明了意志力是有限的。试图控制你的脾气、按照预算支出、拒绝成为第二名，都是从同样的来源获取能量的。而且，因为每次使用意志力它都会有消耗，所以自控可能会导致失控。工作时忍着不闲聊，会让人更难抵挡甜点的诱惑。即使你拒绝了那份诱人的提拉米苏，你也会发现，回到办公桌后很难集中精力做事。当你开车回家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讨厌鬼因为看手机差点撞上你。那时，你就会一下子爆发出来。你会隔着窗户朝他大喊，叫他最好在手机里设定报警电话。就是嘛，这个讨厌鬼！

很多你认为不需要意志力的事情，其实都要依靠这种有限的能量，甚至要消耗能量。比如，试图打动约会对象、融入一家企业文化和你价值观不符的公司、在糟糕的路况中上下班，或者是干坐着熬过无聊的会议，都是如此。每当你试图对抗冲动的时候，无论是避免分散意志力、权衡不同的目标，还是让自己做些困难的事情，你都或多或少使用了意志力。甚至很多微小的决定也是这样，比如在超市的20个牌子里挑出你想要的洗衣粉。如果你的大脑和身体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再作决定，你就是在拉伸像肌肉一样有极限的自控力。

这种模式既让人安心，也令人泄气。令人欣慰的是，不是每次意志力失败都表明我们先天不足。因为有的时候，这其实证明了我们付出了太大的努力。虽然想着“我们不能期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会给人安慰，但这项研究也指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如果意志力是有限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努力实现最重要的目标注定会失败？我们生活的社会几乎每时每刻都要求我们做到自控，那是不是说我们注定成为毫无意志力的僵尸，漫无目的地游走于世间，只为寻求一时之快？

幸好，我们能通过一些方法克服意志力枯竭，同时提高自控的能力。这是因为，肌肉模式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自己疲惫的时候会失败，还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训练自控力。我们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意志力会疲惫。然后，我们要向耐力十足的运动员学习（他们经常透支体能），寻找增强自控力的方法。

深入剖析意志力：意志力波动

意志力的肌肉模式告诉我们，自控力从早上到晚上会逐渐减弱。这一周，试着观察自己在什么时候意志力最强，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放弃。你是不是起床的时候意志力十足，但这种意志力慢慢会消耗殆尽？或者，你有没有在其他时候觉得自己恢复了意志力，觉得神清气爽？你可以通过了解自己来更明智地规划日程，以便在意志力耗尽的时候克制住自己。

未来的企业家把最重要的事放在第一位

苏珊早上5点半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看工作邮件。她会花上45分钟时间边喝咖啡边回复邮件，确定自己这一天首先要做的事。之后，她花1个小时去公司，再花10个小时上班。她是一家大型商业航运公司的大客户经理，她的工作需要很大的耐性——很多冲突需要她去协商，她自己需要时刻保持镇静，而且她还要到处去“救火”。到了下午6点，她已经筋疲力尽了。但她仍然觉得自己不得不加班，或是和同事出去吃饭喝酒。苏珊想创立自己的咨询公司，并在资金和专业知识方面作着准备。但她在很多个晚上都疲惫不堪，没有办法筹划自己的事业。她很担心自己会被困在现有的职业里，从此止步不前。

苏珊分析了自己如何分配意志力。她发现，从早起查收邮件到漫长的下班之路，自己的意志力百分之百都用在了工作上。在餐桌旁查看邮件的习惯是在她刚入职时养成的，那时候，她希望能超过老板的预期。但现在，这些邮件完全可以等她8点到办公室之后再查收。苏珊认为，一天中唯一可能专注自己事业的时候就是在上班之前。所以，她开始用起床后的1个小时筹划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做其他的事。

苏珊的决定是明智的，她把意志力用在了刀刃上。这同样证实了一个重要的意志力规则：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我想要”做的事，那就把它安排在你意志力最强的时候做。

为什么自控力存在局限？

很明显，我们的肱二头肌下面没有真正的“自控力肌肉”，阻止我们向甜点和钱包伸手。但是，我们的大脑里确实存在类似“自控力肌肉”的东西。虽然大脑是一个器官，是一块肌肉，但反复自控还是会让大脑疲惫。神经科学家发现，每次使用意志力之后，大脑的自控力系统活跃程度就会降低。正如疲惫的双腿会放弃跑动一样，你的大脑也会罢工。

马修·加略特（Matthew Gailliot）是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家，他和鲍迈斯特一起工作。他很好奇大脑疲惫是不是因为缺少能量。自控对于大脑来说需要很多能量，但我们体内的能量供应是有限的。毕竟，我们无法用静脉注射的方法给前额皮质输送糖分。加略特想，大脑能量耗尽是否直接导致了意志力的枯竭？

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作一个测试，看看是不是以糖分的形式提供能量，就能让人恢复意志力。他把人们带进实验室，布置了一系列自控力任务，比如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做每个任务前后分别测量人们的血糖含量。被试者在完成任务后血糖含量降得越多，他们在下一个任务中表现得就越差。看起来，自控消耗了身体的能量，而能量的消耗又削弱了意志力。

于是，加略特给这些意志力耗尽的被试者每人一杯柠檬水。一半人拿到的是含有糖分的柠檬水，他们恢复了血糖含量。另一半人拿到的是“安慰柠檬水”，它的甜味是人工调制的，不能提供有用的能量。令人惊讶的是，提高血糖含量让人们恢复了意志力。喝到含糖柠檬水的被试者表现出了更强的意志力，而喝到“安慰柠檬水”的人意志力继续减弱。

看起来，低血糖能解释很多意志力失效的情况，比如在一项困难的测试中半途而废，或是生气时冲别人大喊大叫。加略特现在是土耳其高峰大学（Zirve University）的教授，他发现，低血糖人群更可能墨守成规，更不喜欢为慈善事业捐款或帮助陌生人。似乎能量不足让我们变得更糟糕。相反，给被试者一块糖就能让他们进入最好的状态，变得更有毅力，更不容易冲动，更体贴，更关心他人。

你不难想象，在我提到过的所有发现里，这绝对是最受学生好评的一个。因为这项发现虽然看似违反常理，但却令人雀跃。糖一下子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吃块糖，喝点苏打水，原来能增强自控力，或者至少能让你恢复自控力！我的学生太喜欢这项研究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亲自尝试一下。一个学生通过不停吃彩虹糖完成了一个有难度的项目，另一个学生口袋里揣着欧托滋（一种含真正糖分的薄荷糖）撑过漫长的会议。他们将科学转化为行动，我得为这样的热情鼓掌！而且，我也能理解他们对甜食的热爱。我必须承认，这几年我总是带些糖到心理学概论的课上，希望本科生能多集中注意力，少上些Facebook[6]。

如果糖分真是意志力的关键，我肯定已经写了不少畅销书，而且有很多想和我合作的赞助商了。但是，当我和学生们开始进行这项意志力补充实验的时候，包括加略特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开始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到底我们在自控的时候消耗了多少能量？恢复能量是否真的需要消耗那么多糖分？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科兹本（Robert Kurzban）认为，自控时大脑每分钟需要的能量不会超过跑酷运动所需能量的一半。自控可能比大脑处理其他问题时所用的能量多，但远远低于身体运动时所需的能量。如果你有体力在小区里散步，那么自控绝对不会耗尽你身体所有的能量储备，也不需要你喝一杯100卡路里的含糖饮料来补充体能。那么，自控时大脑消耗的能量为何能如此迅速地耗尽意志力？

能量危机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回想一下美国2009年的银行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银行得到了政府的大量资金援助。这些资金本应用来帮助银行履行自己的金融义务，以便它们重新开始放贷。但银行不愿将钱借给小型企业或个体经营者，它们对这些人的资金偿还能力没有足够信心，所以把这些资金囤积起来了。银行真是些小气鬼！

事实上，你的大脑可能也是个小气鬼。在某个特定时刻，大脑只能提供很少的能量。它可以在细胞中储存一些能量，但这部分能量主要依赖血液中不断流动的葡萄糖。当大脑发现可用能量减少时，它便会有些紧张——如果出现能量不足怎么办？和银行一样，它也会决定不再支出，决心保存资源。它会削减能量预算，不再支出所有的能量。第一项要削减的开支是什么？对了，就是自控。因为，自控是所有大脑活动中耗能最高的一项。为了保存能量，大脑不愿意给你充足的能量去抵抗诱惑、集中注意力、控制情绪。

南达科他大学的研究员X.T.王（X.T.Wang）是一位行为经济学家，他和心理学家罗伯特·德沃夏克（Robert Dvorak）一起提出了自控的“能量预算”模型。他们认为，对大脑来说，能量就是金钱。资源丰富的时候，大脑会支出能量；当资源减少时，它就会保存能量。为了验证这一观点，他们邀请了65个19-51岁年龄不等的成年人来到实验室，测试他们的意志力。被试者需要作出一系列二选一的抉择，比如，是明天拿120美元还是一个月后拿450美元。其中一个选项奖励虽少，但获取的时间更短。心理学家将此视为经典的自控力测试，因为它让人们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作出选择。研究结束后，被试者有机会获得他们选择的一项奖励。这是为了促使他们按照自己的真实想法作选择。

在作选择之前，研究人员测量了被试者的血糖含量，这是自控力可用“资金”的基本点。在第一轮选择后，被试者会得到一杯普通的含糖苏打水（可以提高血糖含量）或零卡路里的无糖苏打水。研究人员再次测量血糖含量，并让被试者作出另外一些选择。喝过普通苏打水的被试者血糖含量明显升高，他们更可能选择时间更长、奖励更多的选项。相反，喝过无糖苏打水的被试者血糖降低[7]，他们更可能选择时间更短、奖励更少的选项。重要的是，能预测被试者选择结果的并不完全是血糖含量，而是血糖的变化方向。大脑会问：“可用能量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然后，它会做出支出或保存体力的战略性决定。

饥饿难耐的人不该拒绝零食

大脑在能量降低时拒绝自控或许还有别的原因。我们的大脑和我们所处的进化环境很不一样，人类自身的食物供应情况是难以预测的。（还记得我们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到处搜寻鬣狗尸体吧？）德沃夏克和王认为，现代人的大脑可能仍把血糖含量作为资源稀缺或资源充足的标志。灌木丛中是浆果满盈，还是寸草不生？晚餐是会从天而降，还是需要我们苦苦搜寻？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还是我们需要和体型更大、速度更快的捕食者抢吃的？

回到大脑成形阶段，血糖含量降低和你能不能获得食物有关系，和你用前额皮质的能量拒绝一块饼干则没什么关系。如果你有一会儿没吃东西，你的血糖含量就会降低。对检测能量的大脑来说，你的血糖含量就是一项指标。当你无法很快找到食物的时候，血糖含量能预测你还有多久会被饿死。

资源不足时，大脑会选择满足当下的需求；资源充足时，大脑则会转向选择长期的投资。在一个无法预测食物供应的世界里，这是绝对的优点。那些过很久才有饥饿感的人，或是那些抢饭时文质彬彬的人，最后会发现什么都没被剩下。在食物匮乏的时代里，听从胃口的指示、冲动行事的人更可能活下来。那些愿意冒险的人，无论是去发现新大陆，还是去尝试新事物或新配偶都是最有可能生存下来的，或者至少能让他们的基因留存下来。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失控实际上是大脑战略性冒险本能的延续。为了不至于被饿死，大脑决定冒更大的风险，处于一种更冲动的状态。实际上，研究表明，现代人在饥饿的时候更愿意冒险。比如，人们饥饿的时候会作出更冒险的投资，在节食后会更愿意“尝试多种交配策略”（这是进化心理学家的术语，实际上指的是背着自己的伴侣偷情）。

不幸的是，在现代西方社会，这种本能已经没什么好处了。身体内部的血糖含量变化不再是饥荒的前兆，也不会让人因为怕活不过冬天而着急留下自己的基因。但是，当你的血糖含量降低时，你的大脑仍旧会考虑短期的感受，会去冲动行事。大脑的首要任务是获得更多能量，而不是保证你作出明智的决定，实现你的长远目标。这就意味着，股票经纪人可能在午餐前买进错误的股票，节食者更容易去“投资”彩票，不吃早餐的政客可能觉得实习生魅力难挡。

意志力实验：意志力饮食方案

是的，突然增加的糖分会让你在短期内面对紧急情况时有更强的意志力。但从长远来说，过度依赖糖分并不是自控的好方法。处在压力环境中的人很容易选择经过复杂加工、高脂肪、高糖分的“安慰”食物，但这样做终将摧毁自控力。从长远来看，血糖突然增加或减少会影响身体和大脑使用糖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你身体中的含糖量可能很高，但却没有多少能量可用，就像美国数百万2型糖尿病患者[8]一样。更好的方法是保证你的身体有足够的食物供应，这样能给你更持久的能量。大多数心理学家和营养学家推荐低血糖饮食，因为它能让你的血糖稳定。低血糖食品包括瘦肉蛋白、坚果和豆类、粗纤维谷类和麦片、大多数的水果和蔬菜。基本上，只要是看起来处于自然状态的食物，以及没有大量添加糖类、脂肪和化学物品的食物都行。或许调整饮食也需要自控力，但哪怕你只做了一点改善（比如，每个工作日都吃一顿丰盛健康的早餐，而不是什么都不吃；吃零食时选择坚果，而不选择糖果），你获得的意志力都会比你消耗的多。

训练“意志力肌肉”

无论是举杠铃来塑造肱二头肌，还是发短信来训练大拇指，只要通过训练，你身上所有的肌肉都能变得更强健。如果自控力是肌肉的话（仅仅是比喻意义上的肌肉），我们也应该能训练它。锻炼身体可能让你的自控力肌肉感到疲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它肯定能变得更强健。

研究人员已经把这个想法融入了意志力训练体系。我们说的不是军训，也不是断食法。这种锻炼的方法更简单——让人们控制自己以前不会去控制的小事，以此来训练自控力肌肉。比如，在一个意志力训练项目中，被试者需要自己设定一个期限，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对付你一直拖着不做的事，比如清理壁橱。你设定的期限可能是：第一周，打开柜门，看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第二周，整理好挂在衣架上的东西；第三周，扔掉所有在里根政府上台前买的衣服；第四周，看看慈善商店还要不要旧东西；第五周，成果自见分晓。当被试者给自己设定了2个月的期限后，他们不仅会清理壁橱、完成项目，还会改善饮食习惯、勤加锻炼、戒掉香烟、酒精和咖啡因，就像是他们的自控力肌肉更强健了一样。

另一些研究发现，在一些小事上持续自控会提高整体的意志力。这些小事包括改变姿势、每天都用力握一个把手、戒掉甜食、记录支出情况。虽然这些小小的自控力锻炼看起来无关紧要，但它却能让我们应付自己最关注的意志力挑战，比如集中注意力工作、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抵制住诱惑、更好地控制情绪。一个由西北大学心理学家团队牵头的项目还研究了两周的意志力训练能否降低对爱侣的暴力倾向[9]。他们给40个成年人（年龄从18岁到45岁不等，但全部处于恋爱中）分配了三种不同的环境。第一组被试者需要用不常用的一只手吃饭、刷牙、开门。另一组被试者不许轻易发誓，必须说“好的（yes）”而不是“好（yeah）”。第三组没有任何要求。两周后，在妒火中烧或觉得没有被伴侣尊重时，处于自控环境中的前两组被试者已经不太容易出现暴力反应了。但是第三组的反应毫无变化。我们都知道，人们一旦失控或怒火中烧，会做出很多让自己后悔的事，即便你本身并没有暴力倾向。

这些研究中训练的“肌肉”不是为了让你在规定期限前完成任务、用左手开门或不说脏话，而是让你养成习惯、关注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选择更难的而不是最简单的事。通过每一次意志力练习，大脑开始习惯于三思而后行。这些任务中的微小细节也会影响整个过程。这些任务具有挑战性，但不是不可战胜的。自我约束需要集中注意力，所以不太会产生严重的疲劳感。（“你为什么不让我说‘好’？不说这个字我根本活不下去！”）因此，被试者能通过看似不重要的意志力挑战来训练“自控力肌肉”，同时不用担心自己无法坚持到底。

意志力实验：锻炼意志力

如果你想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意志力训练方法，不妨试一试下面几个“自控力肌肉”锻炼模式。

*增强“我不要”的力量：不随便发誓（或者不说某些口头禅）、坐下的时候不跷脚、用不常用的手进行日常活动，比如吃饭和开门。

*增强“我想要”的力量：每天都做一些事（但不是你已经在做的事），用来养成习惯或不再找借口。你可以给母亲打电话、冥想5分钟，或是每天在家里找出一件需要扔掉或再利用的东西。

*增强自我监控能力：认真记录一件你平常不关注的事，可以是你的支出、饮食，也可以是你花在上网和看电视上的时间。你不需要太先进的工具，铅笔和纸就够了。但如果你需要一些激励的话，“量化自我”运动（www.quantifiedself.com）已经把“自我记录”变成了一门科学和一种艺术。

你可以选一个和自己面对的意志力挑战有关的练习。比如，如果你的目标是存钱，那么你就需要记录支出情况。如果你的目标是多锻炼，那么你每天早上洗澡之前就要做10个仰卧起坐或俯卧撑。即便你的实验结果不会直接服务于你的目标，自控力肌肉模式也会告诉我们，即使是以看似最愚蠢、最简单的方式每天锻炼意志力，也能为你的意志力挑战积攒能量。

糖果瘾君子战胜嗜甜症

38岁的吉姆是一位自由职业图形设计师，他说自己生来嗜糖如命，没有哪种糖豆是他不喜欢的。我在课上提到过，如果一个人能抵抗诱惑的话，把糖放在视线内能提高这个人的意志力。吉姆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在家里工作，经常在他的办公室和其他房间之间穿梭。他决定在玄关处放一个装满糖豆的玻璃罐，这样他每次进出办公室都能看到它。他不是完全戒掉吃糖，但他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吃罐子里的糖”，以此来锻炼他的“自控力肌肉”。

第一天的时候，他本能地把糖豆放进嘴里，而且很难停下这种冲动。但是一周后，拒绝糖豆变得容易了很多。看到糖豆的时候，他会想到自己的目标是锻炼“我不要”的力量。他对自己取得的进步感到很吃惊，于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他开始更频繁地经过糖果罐。开始的时候，吉姆很担心这种看得见的诱惑会耗尽他的意志力，但后来他发现，整个过程中自己都精力充沛。当他拒绝了糖果罐返回办公室的时候，他觉得动力十足。吉姆觉得很惊讶，他没有想到，自己曾以为完全控制不了的事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了改变。而他做的不过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很小的挑战目标而已。

如果你想彻底改变旧习惯，最好先找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训练自控力、提高意志力，而不是设定一个过高的目标。

自控力是否真的有“极限”？

无论你是想寻找科学依据，还是回头看自己的生活经历，你都会发现，人类的意志力是有极限的。但有一个问题尚不明确——我们到底是没了力量，还是没了意志？是不是戒烟的人真的不可能严守开支预算？是不是节食的人真的不可能抵挡风流韵事？困难的事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是有区别的，但自控力的极限在这两种事上都有反映。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回想一下“自控力肌肉”这个比喻，看一看为什么你胳膊和腿上的肌肉会疲惫。

冲过终点

30岁的卡拉已经跑完了26.2英里的半程距离。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铁人三项比赛，她感觉棒极了。她已经坚持完成了2.4英里的游泳和112英里的骑车，而跑步是她最拿手的项目。按目前的进度来说，卡拉比自己预想中的要快。但是，卡拉迎来了转折点。她心里一想到自己经历过的困难，身体就变得很沉重。她浑身上下都在疼，从肩膀到起了水泡的脚都不舒服。她的两条腿变得十分沉重，像是灌了铅一样，似乎再也无力支撑下去。她身体里的开关好像被关上了，并在对她说：“你完蛋了。”她的乐观精神消失了。她心想：“结果总不会像开始一样好。”尽管疲惫让她觉得自己的双腿、双脚已经不听使唤了，但实际上它们还在动。每当她想到“我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她都对自己说：“你会坚持下去的，只要不停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你就能到达终点线了。”

卡拉坚持完成铁人三项的例子很好地解释了什么是虚假疲惫。运动生理学家过去认为，当我们的身体放弃的时候，它们就是真的不能继续工作了。疲惫就是肌肉不继续工作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肌肉用光了能量储备。它们无法获取足够多的氧气，无法让能量发生新陈代谢反应。此时，血液的pH值过于偏酸性或偏碱性。这些解释从理论上来讲说得通，但没有人能证明这就是为什么锻炼者会放慢速度，甚至选择放弃。

蒂莫西·诺克斯（Timothy Noakes）是开普敦大学研究锻炼和运动科学的教授，他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诺克斯的特点是敢于挑战成规，并因此闻名于体育界。比如，他证明了在耐力性比赛中，摄入过多液体会稀释人体必需的盐分，从而导致运动员猝死。诺克斯自己也跑超级马拉松，他对一个鲜为人知的理论有了兴趣，这个理论是在1924年由诺贝尔奖得主、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Archibald Hill）提出的。希尔指出，运动疲劳的原因或许不是肌肉无法继续工作，而是大脑中过度保护性的监控机制发挥了作用。身体努力工作的时候，会对心脏有很大的需求，而这种监控机制（希尔称为“管理者”）会让一切放慢速度。希尔没有推测为什么大脑会产生疲惫感，并最终让运动员放弃，但诺克斯对这个假设暗示的东西非常着迷——身体的疲惫是大脑对身体耍的花招。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就意味着，当运动员的身体第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其实他们还远远没到自己的身体极限。

诺克斯和他的几位同事开始查阅资料，试图发现耐力运动员在极限状态下的状态。他们发现，运动员的肌肉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疲惫感，但他们的大脑却告诉肌肉停下来。大脑感觉到了不断升高的心跳速度和快速减少的能量供应，便对身体喊了“暂停”。同时，大脑产生了强烈的疲惫感，但这和肌肉能否继续工作毫无关系。正如诺克斯所说，“疲惫不是一种身体反应，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很多人都认为，疲惫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继续了。但这个理论告诉我们，疲惫只不过是大脑产生的某种反应，好让我们停下来。这就像焦虑会让我们不去做危险的事情，恶心会让我们不去吃讨厌的东西一样。但因为疲惫是一种预先警报系统，所以极限运动员能不断突破常人眼中的身体极限。这些运动员知道，第一波疲惫感绝对不是自己真正的极限，只要有了足够的动力，他们就能挺过去。

这和我们刚开始谈到的大学生填鸭式背书和狂吃垃圾食品有什么关系呢？这和节食者背着配偶偷情、文职人员注意力不集中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一些科学家相信，自控力的极限和身体的极限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意志力真正耗尽之前就感到无法坚持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大脑帮助我们保存能量。正如大脑担心体能枯竭时会告诉肌肉放慢速度一样，大脑也会对大量消耗前额皮质中能量的活动喊“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用光了意志力，我们只是需要积攒使用意志力的动力罢了。

我们对自身能力的认知会决定我们到底是放弃还是坚持。斯坦福心理学家发现，有些人认为大脑的疲惫感不会对自控力产生威胁。至少在科学家能在实验室里设置的一般性意志力挑战中，这些意志力的运动员并没有出现“肌肉模式”预测的那种自控力衰竭。根据这些发现，斯坦福的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在自控力研究领域内独树一帜的观点，这种观点与诺克斯在运动生理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如出一辙。这种观点认为，广为人知的“自控力有极限”的说法或许反映了人们对意志力的看法，但没有反映出人类真正的身体或大脑极限。针对这一观点的研究刚刚展开。没有哪个人会认为人类的自控力是无限的。但是，知道我们的意志力比想象中多得多，这确实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或许我们也可以像运动员一样，挺过意志力消耗殆尽的感觉，冲过意志力挑战的终点。

深入剖析：你的疲惫感是真的吗？

我们总是一感到疲劳就放弃锻炼、对另一半厉言相加、把事情拖到下一秒、选择点比萨而不是做一顿健康的饭菜。可以肯定地说，生存的需要确实会耗尽我们的意志力，我们也不可能要求一个人有完美的自控力。但比起第一次感觉疲劳就放弃，你其实有更多的意志力。下一次你觉得自己“疲惫”得没法自控的时候，试着挑战一下自己，挺过第一波疲惫感。不过，要注意不要训练过度。如果你不断感到能量枯竭，你就需要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筋疲力尽了。

只要你愿意，你就有意志

卡拉在第一次铁人三项比赛中觉得筋疲力尽、无法继续的时候，她想到自己多么想完成比赛，多么想看到冲过终点时欢呼的人群。事实证明，“意志力肌肉”也可以在正确的激励下坚持更长的时间。奥尔巴尼大学心理学家马克·穆拉文（Mark Muraven）和伊丽莎维塔·斯莱莎莉娃（Elisaveta Slessareva）发现了很多激励意志力枯竭的学生的动力。意料之中的是，金钱能帮助本科生储存意志力，他们为了钱会做之前觉得太疲惫而无法进行的事。（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给你100美金，让你不要吃这包女童子军饼干，饼干是不是就没那么不可抗拒了？）如果学生们听说，自己做到最好有助于研究人员发现治愈老年痴呆症的方法，他们也会有更强的自控力。不过，对耐力运动员来说，这个说法可没什么用。最后，仅仅保证这个练习能让他们今后面对困难时表现得更出色，也能让学生们挺过意志力疲惫期。但这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动力，它只能决定人们能否在人生转折点处坚持下来。如果你觉得戒烟一年后和刚开始戒烟时一样困难，你看到香烟时简直想把眼睛挖出来，那么你很可能会中途放弃。但是，如果你能想象有朝一日“拒绝诱惑”会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就会更愿意挺过暂时的痛苦。

意志力实验：你的“我想要”的力量是什么？

当你的意志力告急时，你可以挖掘你的“我想要”的力量，让自己恢复能量。面对你最大的意志力挑战时，你可以考虑以下动机。

1.如果挑战成功，你会收获什么？你个人会有什么回报？你会更健康、更幸福、更自由、更有钱，还是会更成功？

2.如果挑战成功，还有谁会获益？肯定有人依赖于你，你的选择会影响到他们。你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你的家人、朋友、同事、雇主或雇员、街坊邻居？你的成功会怎样帮到他们？

3.如果你现在愿意做困难的事，那么一段时间后，这个挑战将会变容易。你能想象出，如果你在这个挑战中取得进步，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如果你知道你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现在的不适是不是变得值得了呢？

这一周，当你面临挑战的时候，问问自己，那一刻哪种动力最能让你坚持下去。你愿不愿意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去做那些困难的事？是对未来的憧憬，还是对命运的恐惧，推动你前进？当你发现了自己最重要的“我想要”的力量，发现了你脆弱时给你力量的东西之后，只要你觉得自己就要在诱惑前放弃了，就想想这个动力。

沮丧的母亲发现了她的“我想要”的力量

艾琳是一对两岁双胞胎兄弟的母亲，她在家中照看这两个难缠的小家伙。教育孩子让她筋疲力尽，孩子们从会说“不”开始就让艾琳疲惫不堪。她觉得自己总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双胞胎因为小事而不停打斗的时候，她几乎失去了理智。她的意志力挑战就是学会怎样在即将爆发的时候保持冷静。

艾琳想到了让自己控制脾气的最大动力。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当个好家长”。但当她气急败坏的时候，这个动力就不起作用了。她会记得自己想要“当个好家长”这件事，但这会让她更加气急败坏！艾琳意识到，更重要的动力是“享受当家长的过程”，这和“当个好家长”完全是两码事。艾琳之所以通过大喊大叫来发泄情绪，并不只是因为孩子们做的错事，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和“完美妈妈”相差甚远。有一半时间，她都是对自己发火，却把孩子当成出气筒。她一直念念不忘自己放弃了工作（她工作时很有效率），选择了做一件让自己如此失控的事。意识到自己不是个完美妈妈，不会让她变得更有自控力，只会让她觉得更难受。

要获得控制情绪爆发的意志力，艾琳就需要意识到，保持冷静对自己和孩子们来说同样重要。大喊大叫不是件有趣的事，她自己也不喜欢那个失控的自己。理想和现实之间巨大的差距让她万分沮丧，甚至让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当一个好家长。但是，艾琳真的想当一个好家长。停下来、喘口气、选择更平缓的反应方式，不仅能让她的儿子们有一个更好的母亲，也让她更加享受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让她感觉到放弃工作、在家育儿是正确的选择。想到这些，艾琳发现保持冷静变得容易多了。不对孩子们大喊大叫，就是不对自己大喊大叫，这让她在混乱的育儿过程中找到了些许乐趣。

有时候，我们最强的动力并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也不是我们觉得“应该是”的那样。如果你正在通过改变行为来取悦别人，或是成为更好的自己，看看是否还有其他“我想要”的力量能让你坚持下去。

日常消耗和文明毁灭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日常所需的自控会消耗意志力，而我们需要这些意志力来抵抗日常的诱惑，比如饼干和香烟。当然，这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些诱惑固然会威胁我们的个人目标，但和一个意志力慢性衰竭的社会面临的后果比起来，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最令人担忧的是，关于意志力疲惫的研究指出了这样的危险。这项研究名为“树林游戏”，用“公共货物”检测参与者的自控力。在这个仿真经济体系中，玩家们在25年内拥有一家木材厂。第一年，他们有500英亩树林，树林每年以10%的速度生长。在任何一年中，每个人能砍掉100英亩的树林。每砍掉1英亩的树林，他们就能赚到6分钱。不用考虑具体的数字也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收益最高的方法，也是最环保的方法，就是让树木自由生长，而不是砍伐树木出售。但是，这就需要玩家和队友合作时有耐心、有意志力。这样，就不会有人会选择立刻砍伐森林并大赚一笔。

在游戏开始前，有些团队先完成了一项自控力任务。这项任务很消耗意志力，需要他们集中注意力。因此，他们的意志力在开始游戏时已经有一点疲惫了。在游戏中，这些玩家为了获得短期的经济效益而大量砍伐森林。在仿真游戏的第10年中，他们的500英亩树林只剩下62英亩了。到第15年，树林全被毁掉了，仿真游戏只好提前结束。这些队员之间没有相互合作，他们默认的策略是“在别人卖掉树林之前，能抢到什么就赶快抢”。相反，那些没有提前做任务的玩家在25年结束时还拥有树林。他们保留了一些树木，赚的钱也更多。这就是团队合作、经济收益和环境管理。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但我知道自己会选谁管理我的树林、业务或者国家。

“树林游戏”只是个模拟，但人们会联想到复活节岛上树林的离奇消亡。在几个世纪中，太平洋上这个树木繁茂的岛屿孕育了文明。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岛上的居民开始砍伐树木，来获得更多的土地和木材。到公元800年，他们砍伐树木的速度已经超过了树木再生的速度。到了16世纪，树林已经消失殆尽，很多居民赖以为食的物种也消失了，饥荒和食人现象随处可见。到了19世纪末，97%的居民死去了，或是离开了这片不毛之地。

从那时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当复活节岛上的居民砍伐森林和瓦解社会时，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么做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吗？我们无法相信人类会如此鼠目寸光。但其实，我们不该这么自信。人类的天性就是关注眼前利益。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为了避免未来的灾祸而改变这种天性，是个很高的要求。改变不仅需要我们的关注，更需要我们为此做些什么。在“树林游戏”这项研究中，所有的队员都认为合作是有价值的，也希望能获得长期的收益。那些意志力耗尽的玩家只是没能按这样的价值观行事而已。

牵头开展这项研究的心理学家指出，那些意志力耗尽的人不能被委以重任，不能让他们为整个社会作出决定。这个说法令人不安，因为我们知道意志力很容易被耗尽，而日常生活中又有太多的琐事需要耗费自控力来做决定。如果我们被购买杂货、处理同事关系这样的琐事耗尽意志力，就无法解决像经济增长、医疗保障、人权保障、气候变化这样的国内或国际危机。

作为个体，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增强自控力，这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来说意义重大。而对一个国家来说，增加其有限的自控力就更需要技巧了。我们不希望一个国家增加意志力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是希望它尽可能不使用自控力，至少得减少作正确决策时需要的自控力。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法律学者卡斯·桑斯特（Cass Sunstein）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它能让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更加轻松地作出决定。比如，在更新驾照和登记投票的时候，让人们签署器官捐赠协议；或是让医疗保险公司主动为顾客安排年度体检。这些都是人们想做的事，但很多迫在眉睫的需求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才导致了拖延。

零售商已经在用“选择架构”影响你购买商品了，尽管他们这么做通常是为了获利，而不是其他高尚的目标。如果有足够的驱动力，商店就会更加大肆宣传健康环保的商品，就不会在结账区域放置太多刺激购买欲的商品，比如糖果和八卦杂志，而是利用这些空间出售牙线、安全套或新鲜水果。这种简单的商品放置会大大提升人们购物的健康程度。

“选择架构”的目的是引导人们的抉择，但这本身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命题。有些人认为，它限制了个体的自由或是忽视了个人的责任。但是，能够自由选择的人往往选择了与自己长期利益不符的东西。针对自控力极限的研究表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来就不够理智，或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地享受当下、不顾未来。实际上，我们只是太疲乏了，无力抵抗最糟的冲动。如果我们想增强自控力，就要考虑如何支撑住最疲惫的自己，而不是指望最理想的自己突然出现来拯救生活。

写在最后的话

自控力的局限性带来了一个悖论：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但提高自控力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升我们的极限。和肌肉一样，我们的意志力也遵守“要么使用，要么消失”的法则。如果我们试图通过成为“意志力宅男宅女”来保存能量，就会失去自己本来拥有的力量。但如果我们想每天都跑“意志力马拉松”，又会把自己搞垮。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像聪明的运动员那样去训练，去提升我们的极限，但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当我们虚弱的时候，我们能从动力中汲取能量。同样，我们也能让疲惫的自己作出明智的选择。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自控力就像肌肉一样有极限。自控力用得太多会疲惫，但坚持训练能增强自控力。

深入剖析：

·意志力的上下波动。本周，记录你的自控力，特别注意什么时候你的意志力最强，什么时候你最容易放弃。

·你的疲惫感是真的吗？下次你觉得自己太“疲惫”而无法自控的时候，看看自己能不能挺过第一波疲惫的感觉，向前迈出一步。

意志力实验：

·意志力饮食。确保你的身体摄入了足够的食物，能为你提供足够多的能量。

·意志力锻炼。本周，选择一件事来做（“我想要”的力量）或不做（“我不想”的力量），或者记录一件你不曾关注的事情，以此锻炼你的“自控力肌肉”。

·发现你的“我想要”的力量。发现自己最重要的“我想要”的力量，也就是你脆弱的时候给你动力的东西。每当你面对诱惑、想要放弃的时候，都想一想这个东西。

04　容忍罪恶：为何善行之后会有恶行？

每次我教授“意志力科学”这门课的时候，世界上都会发生很多事，比如之前的特德·哈格德（Ted Haggard）、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和老虎伍兹（Tiger Woods）事件。这些事充分展示了我们为什么会失控。这些事现在说起来可能有点过时了[10]，但一周里总会有些名人的爆炸性新闻，比如关于政治家、宗教领袖、警察、教师或运动员的爆炸性新闻。这些事件足以震惊全世界，而起因总是意志力失效。

从“自控力有限”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就很容易了。这些人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他们的职业对自控的要求都很高，或是要惩罚罪犯，或是要24小时保持良好公众形象。他们的自控力肌肉肯定很疲惫了，他们的意志力也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血糖浓度很低，他们的前额皮质也在对抗中败下阵来。谁知道呢，也许他们还节食呢。

这样回答可能太过简单了。（但我确信，肯定有辩护律师在陪审团面前这样为他们辩护。）不是每一次自控力失效都是因为真的失去了控制。有时，我们是有意识地选择了在诱惑面前屈服。想全面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耗尽意志力，我们需要其他的解释。这个解释应该更偏向心理学解释，而不是生理学解释。

或许你不会卷入全国热议的性丑闻事件，但我们都会有意志力方面的小问题，即便我们只是没能完成新年愿望。为了不重蹈这些新闻头条人物的覆辙，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假设——是不是所有的意志力失效都是由软弱引起的？有时候，我们反而会成为“成功自控”的受害者。我们要思考一下，这整个过程如何削弱了我们的动力，乐观精神如何允许我们放纵自己，为什么觉得自己品德高尚反而是通往罪恶的快速通道。每一次我们都会发现，放弃抵抗是一种选择，而且并非不可避免。了解我们是如何给自己许可的，能让我们学会如何不离正轨。

从圣人到罪人

请判断以下命题，你是强烈反对、有些反对、有些赞同，还是强烈赞同。命题一：大多数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大多数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而不是出来工作。

如果你拿这些问题去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而女生没叫你把问卷收起来、别再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了，那你就算幸运了。甚至男生也会驳斥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观点。但如果你让他们判断以下稍有不同的命题，情况又会怎样？命题一：有些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有些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人们会不太容易驳斥这样的命题。它们看起来或许有点性别歧视，但人们很难驳斥“有些”这个限定词。

这项调查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贝努瓦·莫林（Benoit Monin）和戴尔·米勒（Dale Miller）研究的一部分。他们研究的是刻板印象和决策过程。就像你预测的那样，判断前两个命题的学生立刻提出抗议，但判断第二组命题的学生态度则更中立一些。

判断完这些命题后，学生要在一个模拟招聘场景中作出选择。他们的任务是判断几位候选人是否适合某高层职位。这份工作所处的行业一直是男性主导的，比如建筑业和金融业。候选人中有男也有女。对这些刚刚驳斥过性别歧视观点的学生来说，这看起来是项非常明确的任务。他们当然不会歧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人。但普林斯顿的研究人员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和那些勉强同意第二组命题认为性别歧视不那么严重的学生比起来，那些强烈反对性别歧视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种族主义观点，并提供机会让他们表现对少数种族的歧视时，也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

这个研究让许多人很吃惊。心理学家一直认为，当你表达一种态度时，你更可能按这种准则行事。毕竟，谁愿意做伪君子？但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揭示了一个例外，这和我们对表里如一的渴望背道而驰。当说到孰是孰非时，我们都能毫不费力地作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我们只想让自己感觉良好，而这就为自己的胡作非为开了绿灯。

明确驳斥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言论的学生，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道德许可证。他们已经向自己证明了，他们没有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这就让他们在心理学家所谓的“道德许可”（moral licensing）面前不堪一击。当你做善事的时候，你会感觉良好。这就意味着，你更可能相信自己的冲动。而冲动常常会允许你做坏事。在这个例子里，学生们因为驳斥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而感觉良好，因此放松了警惕，更容易作出有歧视色彩的决定。他们更可能根据直觉的偏好作出判断，而不去考虑这个决定和他们“追求公平”的目标是否一致。这并不是说他们想歧视。他们只是被自己之前良好的行为所蒙蔽，没看到这些决定会带来的伤害而已。

“道德许可”不仅会批准我们做坏事，也会让我们错失做善事的机会。比如，和那些记不起曾做过善事的人比起来，有行善经历的人在慈善活动中捐的钱要少60%。如果工厂经理想起自己近期做过善事，就更不会花钱去减少工厂造成的污染。

“道德许可效应”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有明显道德标准的人能说服自己，认为出现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合情合理的，那些人包括部长、注重家庭观念的政治家、打击腐败的辩护律师。例如，一位已婚的电视布道者和秘书发生性关系，一位财政保守派利用公款修自家房子，一位警察对毫无抵抗能力的罪犯施以暴力。大部分人在觉得自己品德高尚时，都不会质疑自己的冲动。而一些人的工作总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品德高尚。

为什么我们突然开始研究歧视和性丑闻了，而不是继续研究节食和拖延症呢？是不是因为除了正邪之战都不能称之为意志力挑战？所有被我们道德化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许可效应”的影响。如果你去锻炼了就说自己很“好”，没去锻炼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今天去锻炼了，明天就不去了。如果你去处理了一个重要项目就说自己很“好”，拖延着不去处理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早上取得了进步，下午就变懒散了。简单说来，只要我们的思想中存在正反两方，好的行为就总是允许我们做一点坏事。

重要的是，这不是血糖含量低或缺乏意志力造成的。心理学家调查这些纵容自己的人时，他们都认为自己作决定时能够自控，没有失控。他们也没有罪恶感，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奖励，并以此为傲。他们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已经这么好了，应该得到一点奖励。”这种对补偿的渴望常常使我们堕落。因为我们很容易认为，纵容自己就是对美德最好的奖励。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向诱惑屈服了。

许可的诡异逻辑

严格来说，许可的逻辑并没有逻辑可言。首先，我们基本不会在“好”行为和“坏”行为之间建立联系。控制了购买欲的消费者很可能回家多吃点美食。当雇员花更多的时间处理公司业务时，他就会觉得，用公司的信用卡支付自己的账单是合情合理的。

任何让你对自己的美德感到满意的事，即便只是想想你做过的善事，都会允许我们冲动行事。在一项研究中，人们需要选择自己想参与哪种类型的志愿者工作：是在收容所里给孩子们上课，还是为改善环境作点贡献。虽然他们不需要真的去做这些事，但只要想想自己会怎么选择，就足以让他们产生买名牌牛仔裤的冲动。另外一项研究发现，仅仅是考虑向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真的付现金，就足以让人们产生去商场购物的冲动。更普遍的是，即便有些事情我们本可以做，但实际上没有做，我们仍会觉得自己应该受到表扬。我们本来可以吃掉整个比萨，但最后只吃了三块。我们本来可以买一整橱的新衣服，但最后只买了一件新外套。如果按照这个荒谬的逻辑，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自我放纵都变成引以为傲的事。（信用卡账单会让你产生负罪感吗？怎么会呢，起码你没有因为要付账单而去抢银行！）

类似的研究证明，我们的大脑里没有一位称职的会计师，不能准确计算出我们有多善良，或者我们赢得了多少放纵自己的权利。实际上，我们相信这种感觉：我一直是善良的，一直是个好人。研究道德判断的心理学家知道我们是如何判断是非的。我们通常相信本能，只有当需要解释自己的判断时，我们才寻求逻辑。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想不出一个能为自己辩护的逻辑说法，但我们无论如何都坚信直觉。比如，心理学家经常用一个道德悖论来研究我们如何判断是非。成年的亲兄妹在两相情愿并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关系，你觉得在道德上能否接受？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问题会让我们觉得恶心，所以这件事情就是错误的。然后，我们会绞尽脑汁去解释这为什么是不道德的。

如果想到某些事情时，我们没有感到一阵恶心，没有强烈的负罪感或巨大的焦虑感，那它就不是错误的。下面，让我们回到更平凡的意志力挑战。如果一个行为没有让你心里产生“错误”的感觉，比如多吃了一块生日蛋糕，或用信用卡多刷了一件小东西，我们一般不会质问自己的冲动。因为过去的善行而感觉良好，这让你为今后的纵容找到了借口。当你觉得自己像个圣人的时候，纵容自己的念头听起来没什么错。它听起来很正确，就像是你应得的一样。如果你自控的唯一动力就是成为一个足够好的人，那么每当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你就会放弃自控。

“道德许可”最糟糕的部分并不是它可疑的逻辑，而是它会诱使我们做出背离自己最大利益的事。它让我们相信，放弃节食、打破预算、多抽根烟这些不良行为都是对自己的“款待”。这很疯狂，但对大脑来说，它有可怕的诱惑力，能让你把“想做的事”变成“必须做的事”。

道德判断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有激励作用。我们把自己对美德的追求理想化了。而且很多人都相信，罪恶感和羞耻心是最有驱动力的。但我们是在骗谁呢？最能带给我们动力的事是获得我们想要的，避开我们不想要的。将某种行为道德化，只会让我们对它的感觉更加矛盾。当你把意志力挑战定义为“为了完善自己必须做的事”时，你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不去做呢？这不过是人性使然——我们拒绝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对我们有好处的规则。如果你把这些规则强加在自己身上，那么从道德的角度和自我进步的角度来说，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自己不想被控制。所以，如果你告诉自己，锻炼、存钱或戒烟是件正确的事，而不是件能让你达成目标的事，你就不太可能持之以恒了。

为了避免“道德许可”的陷阱，我们要把真正的道德困境和普通的困难区分开来。或许在缴税时耍个花招或背着配偶偷情是道德缺陷，但没能坚持节食却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很多人都认为，所有的自控都是道德测试。我们用大吃甜食、熬夜晚睡、信用卡负债来判断自己是善还是恶。但是，这些事无法真正体现什么是罪恶，什么是美德。当我们从道德的角度思考自己面对的意志力挑战时，我们就失去了自我判断能力，看不到这些挑战有助于我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深入剖析：善与恶

这一周，试着观察你意志力挑战成功和失败的时候，你是怎么对自己和他人解释的。

*当你意志力挑战成功的时候，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已经很“好”了？当你屈服于拖延症或某种诱惑的时候，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太“坏”了？

*你会不会以自己的善行为借口，允许自己去做些坏事？这是无害的奖励，还是阻碍了你实现更长远的意志力目标？

锻炼导致多吃，准新娘无奈增重

35岁的谢丽尔是一名财政顾问，她8个月后就要结婚了。她想在婚礼前减掉15磅，所以她每周健身3次。问题在于，她知道爬台阶每分钟能消耗多少卡路里。燃烧卡路里的时候，她会不自觉地想到自己有权吃多少食物。虽然她也计划减少卡路里的摄入，但她总觉得在健身的日子里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如果她多运动了5分钟，她就会在冷冻酸奶上多加些巧克力豆，或晚餐时多喝一杯红酒。锻炼成了她放纵的许可证。因此，她的体重最终变了3磅，但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当谢丽尔觉得锻炼就能多吃的时候，她就在破坏自己减肥的目标了。为了从这种许可的陷阱里走出来，谢丽尔需要将锻炼看做完成目标的必要手段，而更健康的饮食是另一个独立的手段。它们是不能互换的善行，即使一个取得了成功，她也不能对另一个放松要求。

不要把支持目标实现的行为误认为是目标本身。不是说你做了一件和你目标一致的事情，你就不会再面临危险了。注意观察一下，你是否因为认为某些积极的行为值得称赞，就忘了自己实际的目标是什么。

关于进步的问题

即便你没有把意志力挑战当做衡量道德的标准，你也有可能陷入“道德许可”的陷阱。这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被所有的美国人道德化了。不，不是性，而是进步！进步是好的，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取得进步是令人高兴的。我们总会恭喜自己——你真是好样的！

或许，在恭喜自己之前，我们应该三思。大部分人认为，取得进步会刺激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功。但心理学家知道，我们总是把进步当做放松的借口。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的教授阿耶莱特·费什巴赫（Ayelet Fishbach）和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拉维·多尔（Ravi Dhar）已经证明了，在完成某个目标过程中取得的进步，会刺激人们做出妨碍完成目标的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告诉成功的节食者他们已经减了多少体重。然后，他们向节食者提供庆祝节食成功的礼物，一个苹果或一块巧克力。85%得到鼓励的节食者选择了巧克力，而不是苹果。而那些没有被研究人员提醒已经获得了进步的节食者中，只有58%的人选择巧克力。另一个研究发现，完成学术目标的情况也一样。如果学生们觉得自己已经为复习考试花了很多时间，自我感觉相当良好，他们就更可能花整晚时间和朋友比赛喝酒。

进步可能让我们放弃曾经为之奋斗的东西。这是因为，两个自我相互竞争会进一步打破二者之间的平衡。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定义吗，意志力挑战就是两个自我之间的冲突。一个你想的是自己的长远利益（比如减肥），另一个你则想及时行乐（比如吃巧克力）。在面临诱惑的时候，你要让更理智的自己说话，战胜放纵自我的念头。但是，成功自控会在不经意间导致不好的后果。它会让你暂时感到满足，让更理智的自己闭嘴。当你取得进步的时候，你的大脑就停止了思维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推动你追求长远目标的关键。然后，那个放纵自我的声音就会响起来，你就会转而关注那些还没有得到满足的目标。心理学家称之为“目标释放”。你曾努力克制的目标会变得更加强大，诱惑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抵挡。

在实际生活中，这就意味着，前进一小步会导致你后退两大步。有计划地存养老金能满足那个想存钱的你，同时释放那个想购物的你。整理好文件可能会满足那个想工作的你，同时释放了那个想看比赛的你。一边肩头的天使在对你轻声呢喃，另一边肩头的魔鬼则在不断压迫你。

即便是最值得信赖的、用来完成目标的工具，比如待办事项清单，都可能让你事与愿违。你是不是列出了自己所有要做的事，然后一想到自己一天里能做完所有工作，就觉得自己很棒？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很多人都和你一样。能列出这样的清单真是让人如释重负。我们把需要做的事当成了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这会给我们错误的满足感。（或者，正如我的一位学生所说，他很喜欢参加效率研讨会，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很有效率——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做出来。）

虽然这个观点不符合我们对“完成目标”的看法，但关注进步确实会让我们离成功越来越远。这不是说进步本身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感觉。更进一步说，问题是我们不能坚持自己的目标，而会听从自己的感觉。进步可以激励人，甚至可以提高未来的自控力，但前提是，你要把自己的行动当做努力完成目标的证据。换句话说，你要清楚自己做了什么，并盯紧自己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你要愿意付出更多。人们很容易接受这个观点，只不过我们一般不会这么想而已。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在寻找停下来的理由。

这两种态度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如果人们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做了积极的事，比如锻炼、学习或者存钱，有人问他们“你觉得你取得了多大的进步”，他们就会做出一些和自己的目标冲突的事，比如明天不去锻炼，和朋友出去玩而不是学习，或是买一些贵重物品。相反，那些被问到“你的目标有多坚定”的人则不会受到诱惑。改变一下关注焦点，就能对他们的行为做出不同的解释。你不应该想着“我做到了，好了，现在我可以做点我真正想做的事了！”应该想着“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想要……”

意志力实验：取消许可，牢记理由

如何关注对自己的承诺，而不是关注单纯的进步？香港科技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员的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他们要求学生回忆一次拒绝诱惑的经历，这给了他们道德许可。因此，70%的学生在实验中选择了放纵自己。但当他们让被试者回忆为什么当时拒绝了诱惑时，“道德许可”就消失了，69%的学生抵制了下一次诱惑。这真像魔术一样神奇！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提高自控力的方法，有助于学生作出与自身目标相符的决定。记住我们为什么会拒绝诱惑，这是个很有效的办法。因为，当你面对自我放纵的诱惑时，记住这件事会改变我们的感觉。所谓的奖励看起来更像对目标的威胁，屈服于诱惑的感觉并不好。记住理由还有助于你发现并抓住机遇，以便完成目标。

下一回，当你发现自己在用曾经的善行给现在的放纵作辩护时，停下来想一想，你当时为什么能拒绝诱惑。

今天犯错，明天补救

无论取得进步时我们是轻轻拍拍背鼓励自己，还是记起了自己过去是如何抵抗诱惑的，我们很快就会认为，过去的善行应该得到称赞。但“道德许可”并不只计算过去的善行，我们同样可能看到未来，认为我们计划要做的善行也值得称赞。比如，只是“想”去锻炼的人很可能晚餐吃得更多。这种习惯允许我们今天犯错，明天补救——我们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向明天赊账

想象下面这个场景：现在是午餐时间，你正在赶时间，最方便的事莫过于在快餐店买点吃的。但你正在控制体重，准备改善健康状况，所以，你计划避开菜单上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你排队的时候，发现餐厅除了普通的特价菜，还提供一些新的沙拉。这家餐厅离你的办公室很近，所以你经常来这边吃东西——虽然这对你的腰围没什么好处。你很高兴，因为你可以选一些让自己减少负罪感的食物。你排着队，考虑要选哪个，是田园沙拉还是烤鸡肉沙拉。然后，当你真的要点餐的时候，你脱口而出的却是“双层吉士汉堡和薯条”。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你会想，一定是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或者，是炸薯条的美妙香味战胜了你最初的想法。但你相不相信，正是菜单上的健康菜品让你点了吉士汉堡和薯条？

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的市场研究员通过很多研究得出了上述结论。研究人员之所以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他们看到一些报告指出，麦当劳在菜单上增加健康食品时，反而引起了巨无霸销量暴涨。为了找出原因，这些研究人员自己设计了快餐菜单，模拟开设了一家餐厅。来这里吃饭的人需要从提供的菜单上选择一道菜。所有菜单都有标准的套餐，比如法式炸薯条、炸鸡块和加配菜的烤土豆。有一半的被试者拿到的是特殊的菜单，上面加了一份健康沙拉可供选择。当沙拉成为一个选项时，人们就更有可能选择最不健康、脂肪含量最高的食物。研究人员在自动贩卖机实验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当垃圾食品选项中多了低卡路里饼干时，被试者更可能选择最不健康的零食（比如巧克力夹心饼干奥利奥）。

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大脑会对能完成目标的可能性感到兴奋，它错把可能性当成真正完成了目标。为了能作出健康的选择，那个没有被满足的目标（及时行乐）便成了首选。当你准备点健康食品的时候，你觉得压力小了很多，于是就对不健康的食品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总而言之，虽然一点都不理智，但你还是允许自己去点那些可能阻塞血管、增加腰围、缩短寿命的食物。这些研究对学校食堂、自动贩卖机和连锁餐厅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地方为了公共健康至少会推出一种健康食品。除非作出彻底的改变，把所有的食品都变成健康食品，不然人们很可能会作出更糟糕的选择。

也许你觉得自己会是个例外。你当然觉得自己比实验里的失败者更有自控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真的有麻烦了。那些认为自己有很强自控力的被试者，最有可能选择不健康的食物。自认为自控力超群的人中，只有10%在菜单中没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50%在可以选沙拉时选择了最不健康的食物。或许，他们相信自己会在未来选择健康食品，所以今天点炸薯条的时候心情很舒畅。

这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想到未来的选择时，就会很容易犯下大错。我们不断期望明天能作出和今天不同的选择，但这种期望是错误的。比如，今天我先抽根烟，但从明天起戒烟；我今天先不去健身了，但我保证明天会去；我先买上一些节日礼物，但之后三个月绝不购物。

这种乐观精神让我们能在今天放纵自己——尤其是当你确信自己下次不会作出同样选择的时候。比如，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让学生们从脱脂酸奶和菲尔兹夫人曲奇饼中选一个。当学生们知道下周还会有同样的选择时，83.3%的学生选择了曲奇饼。而那些以为这是一次性选择的同学，只有57%选择了曲奇饼。当学生们要在浅薄的娱乐方式和更有知识性的娱乐方式（“我可以下周再去学知识”）中选一个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同样的情况适用于在短期的、较少的经济奖励和较多的、长期的经济奖励（“我现在就需要现金，但下周我会有更多的回报”）之间作选择的时候。

实际上，知道自己下周还有一次选择机会的学生中，67%的人心里想的是自己下次会作更好的选择。但当实验人员真的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只有36%的人作了和第一次不同的选择。不过，当他们想到之后能弥补过错时，他们第一次放纵自己时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罪感。

深入剖析：你是在向明天赊账吗？

当你要作与意志力挑战有关的决定时，注意一下，你脑海中是否闪过了“未来再好好表现”的承诺。你是不是告诉自己，明天会弥补今天的过错？这对你当下的自控有什么影响？一直保持关注，从今天一直关注到明天。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你所说的？或者，“今天放纵，明天改变”的循环是不是又开始了？

为什么说，明天总会有时间做

对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不仅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决定，还会影响我们究竟会不会按自己所说的去做。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了，我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明天会比今天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两位市场营销教授——麦迪逊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罗宾·坦纳（Robin Tanner）和杜克大学的库尔特·卡尔森（Kurt Carlson）已经很好地证明了大脑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段。他们对消费者犯的错误很感兴趣，因为消费者总是在预测运动器材的使用率时作出过高的估计。事实上，90%的运动器材最终只能在地下室的灰尘里度过余生。他们很好奇，人们在想象未来要用这些杠铃和收腹机做什么时，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想象的未来是和现在一样充满了忙碌的工作和临时发生的状况，每天都让人疲惫不堪，还是另外一个模样？

为了找到答案，他们让很多人作预估：“你下个月每周（平均）会锻炼几次？”然后，他们问另一组被试者同样的问题，但加上一个重要的前提：“在理想状态下，你下个月每周会锻炼几次？”两组被试者在作估计的时候没什么差别，大家默认的答案都是“在理想状态下”，即便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按实际的而非理想的状态作出回答。我们总是憧憬着未来，却没能看到今天的挑战。这让我们确信，未来我们会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今天想做的事。我们觉得，推迟到以后再做是理所应当的。我们相信，未来不仅能弥补今天没做的事，还能做到更多。

这种心理倾向是很难动摇的。实验人员试图通过明确的指示，如“请不要作出理想状态下的假设，请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作出预测”，促使人们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自我预测。但是，听到这种指示的人更可能对未来盲目乐观，作出了次数更多的预测。实验人员决定检验一下这些乐观主义者。两周后，他们邀请这些被试者回到实验室，报告自己实际的锻炼情况。不出所料，他们实际的锻炼次数低于预估。人们是为理想世界作出预估，却在现实世界生活了两周。

然后，实验人员让被试者预估接下来两周里的锻炼次数。这些人仍然保持了乐观主义精神，甚至作出了比上一回更多的预估。这些预估远远高于过去两周里他们实际锻炼的次数。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他们把预估看得很重，所以安排未来的自己多做点锻炼，弥补自己之前的糟糕表现。他们不觉得过去两周是真实情况，不觉得最初的预估是不切实际的理想，相反，他们会觉得过去两周是特殊情况。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让人很难理解。如果我们预料到自己无法完成设定的目标，那么还不如在开始之前就认输。如果我们现在表现糟糕，却用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来掩饰它，那么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设定这个目标。

意志力实验：明天和今天毫无区别

行为经济学家霍华德·拉克林（Howard Rachlin）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技巧，帮助人们克服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想法。当你想改变某种行为的时候，试着减少行为的变化性，而不是减少那种行为。他已经证明了，如果让烟民每天都抽同样数量的香烟，那么他们的总体吸烟量会呈下降趋势。即便研究人员明确告诉他们，不用试着减少吸烟量，情况也是这样。拉克林认为，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这会打破吸烟者通常会有的“明天会有所改变”的依赖心理。这不仅意味着今天抽了烟，还意味着明天会抽烟，后天会抽烟，以及每天都会抽烟。这就给每根烟增加了意义，也就让人更难否认多吸一根烟带来的危害。

这一周就试着用拉克林的方法迎接自己的意志力挑战吧，试着逐渐减少行为的变化性。把你今天作的每个决定都看成是对今后每天的承诺。因此，不要问自己“我现在想不想吃这块糖？”，而要问自己“我想不想在一年里每天下午都吃一块糖？”或者，你明知道应该做一件事情却拖延不做时，不要问自己“我是想今天做还是明天做？”，而要问自己“我是不是想承担永远拖延下去的恶果？”

晚饭前的素食主义者

30岁的杰夫是一位网络系统分析师，也是个充满矛盾的食肉动物。他一直知道少吃肉对身体有多少好处，还有食品加工工业的可怕之处。但是，早餐如果有牛排玉米饼、香肠和意大利腊香肠比萨、快餐汉堡加培根肉的话，他就觉得是最大的享受了。杰夫知道，如果他能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就能减少自己道德上的焦虑。但当一块比萨触手可及的时候，“成为更好的人”这个想法就消失在奶酪的香气中了。

他最初也试过少吃点肉，但这只会让他吃更多的肉。他发现，自己会用一份素食来抵消一份非素食带来的“坏处”。比如，他会点一份蔬菜辣椒沙拉，用来抵消点牛排玉米煎饼的罪恶感。他还会用早餐吃的东西来判断今天是“好”日子还是“坏”日子。如果他早餐时吃了培根肉和鸡蛋三明治，那就不是个好日子。那就意味着，他中餐和晚餐也可以吃肉了。他告诉自己，明天会是开始改变饮食的好日子。

他再不允许某些天是“好”日子，另外一些天是“坏”日子（这可能导致更多的“坏”日子），而是决定迎接挑战，减少行为的变化性。为此，他制定了“晚餐前做素食主义者”的规定。他在晚上6点前坚决做一名素食主义者，但在晚餐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有了这个规定，中午的时候他就不能一边告诉自己晚餐只吃西兰花，一边大口吃汉堡了。而且，他也不能再把早餐吃麦片当做午餐吃鸡翅的借口了。

这个方法能有效地终结我们内心的挣扎，让我们不再去想自己是否得到了奖励。当杰夫在火腿、奶酪三明治和鹰嘴土豆泥中选择午餐时，新规定让他的选择变得容易了许多。中午必须吃素食，这没什么可说的。这样的规定还能让你打破一种幻觉，即觉得自己明天要做的会和今天做的完全不同。杰夫知道，只要他有一天打破了规则，他就会（像实验显示的那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都打破规则。即便火腿和奶酪三明治看起来很诱人，但他真的不想放弃整周的目标。把三明治看成新规则的起点，而不是新规则的例外，会让它看起来不是那么诱人。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样一个规则，来帮你结束内心的挣扎？

当罪恶看起来像美德

还有一个我们必须学会识破的“许可陷阱”，它和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都不一样。它和我们自己的高尚行为无关，而和我们最深切的欲望有关。我们都希望说服自己，我们想要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坏。正如你将要看到的，我们迫切想给诱惑我们的对象加以道德标准，好让我们在放纵自己的时候毫无负罪感。

光环效应

假设你在杂货店，在挑选周末要吃的食物。你从谷物区转弯进了冷鲜区。这时，你看到那里正在进行罕见的促销活动。一个真正神圣的天使，而不是青春期少年渴望的金发女郎，托着食物样品托盘走了过来。她头上光环的金色光辉照亮了盘子里的小热狗，竖琴的旋律似乎从她的身体里飘散出来。“来一块吧。”天使恳求你。你看着这道美味的开胃菜，脑海里都是饱和脂肪、亚硝酸盐和胆固醇。你知道这些热狗对节食毫无益处，但天使肯定不会让你误入歧途吧？只咬一口应该没事吧……

恭喜你：你遇到了光环效应，并且失败而归！这种“道德许可”的形式为你对诱惑说“好的”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当我们想获得放纵许可的时候，我们会寻找任何一个美德的暗示，为自己放弃抵抗作辩护。

想看光环效应是如何起作用的，你甚至不用等到晚餐时间。研究表明，选择健康主食的人，通常会在饮料、配菜和甜点上纵容自己。虽然他们的目标是保持健康，但结果是他们比那些点普通主菜的人摄入了更多的卡路里。饮食研究人员称之为“健康光环”。我们在选择健康食品的时候感觉良好，因此对接下来放纵自己的做法一点都不感到愧疚[11]。同时我们还认为，良好的选择可以抵消放纵的行为。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把吉士汉堡和绿色沙拉一起端上来，客人会觉得吉士汉堡比单独端上来时少了很多卡路里。这根本就说不通，除非你相信把莴苣放在盘子上能像变魔法一样把卡路里变没。（但从电影里和餐厅里人们的选择可以看出，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相信，无糖汽水能消耗卡路里。）

但事实是，沙拉蒙蔽了食客的眼睛。它让食客觉得自己吃的食物符合道德标准。在光环的笼罩下，莴苣叶子给汉堡镀上了金边，让食客低估了整顿饭的卡路里。理论上说，节食者应该最清楚每样食物的卡路里含量。然而，他们反而最容易受到光环效应的影响。当看到配菜是沙拉时，他们会低估100卡路里。

只要使你放纵的东西和使你觉得品德高尚的东西同时出现，就会产生光环效应。比如，研究人员发现，出于慈善目的购买巧克力的人，会吃更多的巧克力来奖励自己的善行。无私的捐献使糖果笼罩在光环之下，慈善家们吃起来会毫无犯罪感。当到处寻找特价商品的购物者买了很多便宜货时，他们会因为觉得自己省了很多钱而感觉良好，但实际上他们比预期多买了很多东西。那些爱送别人礼物的人觉得自己是如此慷慨，所以觉得自己也理应得到礼物。（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的鞋子和衣服是购物季之初卖得最好的商品。）

神奇词语

问题是，当我们用“好”和“坏”来界定食物和商品时，“感觉良好”会取代常识判断。这就让餐厅和市场营销人员能在99%的罪恶旁边加上1%的美德，让我们产生良好的感觉，也让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长期目标。因为，我们内心对这个目标就是矛盾的（我想要的是健康！不，我想要的是快乐！），我们只是乐于找到答案而已。

有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这种道德许可，那就是1992年的威尔斯脆饼风潮。当节食者看到饼干外包装上写着“零脂肪”时，食品包装中的巧克力带来的罪恶感似乎消失了。虽然人们很关注自己的体重，但他们却很不理性地吃掉了一整盒这种高糖分食品。他们完全被“零脂肪”的光环蒙蔽了。（好吧，我承认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医学研究人员将这种蒙蔽和随之而来的、无意识的体重增加称为“威尔斯脆饼综合征。”今天，“零脂肪”对习以为常的节食者可能起不到相同的影响，但我们不一定就变得更明智了。近期的研究表明，我们只是把过去的“神奇词语”换成了新的。人们认为标有“有机”的奥利奥饼干比普通奥利奥饼干卡路里更少，所以每天吃这种饼干对身体更好。这就是“绿色光环”——食用有机食品不仅更健康，而且更环保。这种饼干的环保属性抵消了它带来的营养问题。越是支持环境保护的人，越容易低估有机饼干的卡路里含量，也就越容易认为每天都应该吃这种饼干。这就像节食者反而更容易受到沙拉搭汉堡的“健康光环”影响一样。我们越在乎某种美德，就越容易忽略“美好的”放纵如何威胁了我们的长期目标。

深入剖析：你正在被光环笼罩吗？

你会不会因为关注一个事物最有益的品质，而允许自己沉溺于它？有没有什么“神奇词语”会给你放纵的许可？比如“买一送一”、“全天然”、“淡”、“公平贸易”、“有机”或“为了慈善”。这一周，看看你是否被那些破坏长远目标的光环所笼罩。

省钱的念头诱惑了购物者

玛格丽特是一位刚刚退休的药剂师，她很喜欢购买打折商品。商品打折得越厉害，她就越兴奋。她推着购物车走过店里的长廊，从架子上抓下大量商品。买到这么多东西让她感觉良好。卫生纸、麦片、包装纸，无论买了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打折商品。商店里所有的东西，从明显的降价，到朴素的装修，这一切都在告诉你，“你在省钱呢，你这个购物天才！”但当玛格丽特冷静观察在折扣店里一周的购物收据时，她发现，自己花的钱比在普通杂货店里购物还多。她一直只关注每张收据结尾处写的“你节省了_________！”，却忽略了自己总共花了多少钱。玛格丽特意识到，当她踏入折扣店的那一瞬间，她就被笼罩在商店的“光环效应”之下了。这让她在购物时毫无负罪感，在放纵自己时觉得快乐无比。为了找到脱离圈套的办法，她重新定义了什么叫“省钱”。省钱不再是买到便宜的东西，而是在支出限额内买到便宜的东西。她在省钱时仍然感觉良好，但省钱的光环不再让她每周都去疯狂购物了。

当“光环效应”影响到你的意志力挑战时，你需要找到最具体的测量标准（比如卡路里、花费、消耗或浪费的时间），以此判断这个选择是否和你的目标相符。

环保的危害

有多少次，你被要求作出一点小小的改变来拯救地球？比如，更换照明灯泡，或使用可循环利用的购物袋。你可能还被要求购买一些叫做“碳补偿”的东西。那基本是对你消耗的能量和过度的消费做出经济上的补偿。比如，因为乘坐飞机头等舱而对环保感到愧疚的旅客会多付航空公司一些钱，让航空公司到南美洲种几棵树。

这些行动本身都是对环境有益的。但是，如果说这些行动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呢？它们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很关心地球，促使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更加环保吗？还是说，这些看似高尚的选择反而会造成环境破坏，因为它们不断提醒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绿色许可”？

我之所以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了一项研究，是关于“道德许可”对环保的影响的。仅仅是浏览出售可充电电池和有机酸奶等绿色商品的网站，就会让人感觉良好。但是，更关注环保并不能真的导致善举。研究发现，选择购买环保商品的人更容易在之后的测试中撒谎，以便从每个回答正确的问题上拿到报酬。他们也更容易从装报酬的信封里面偷钱。总之，绿色消费的美德为说谎和盗窃找到了合理解释。

即便你认为开混合动力车普锐斯（Prius）不会让你变成骗子[12]，但这项研究仍旧让人感到困扰。耶鲁经济学家马修·柯辰（Matthew J.Kotchen）提出了这样的忧虑：小的“绿色”行为会降低消费者和商家的罪恶感，允许他们做出伤害性更大的事。我们可能关心环境，但改变重要的生活方式却并非易事。想到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的严重程度，以及为了防止灾害要做的事，我们就会觉得一切都势不可当。只要某些事让我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不用再担心那些问题了，我们就会蜂拥而上。而一旦我们的罪恶感和焦虑消失了，我们就会觉得可以重新开始一贯浪费的生活方式了。所以，使用可循环购物袋会允许我们购买更多的东西，种一棵树会允许我们去更多的地方旅行，换电灯泡会允许你住在更大、更耗电的房子里。

好消息是，不是所有的环保行为都会刺激人们的消费，或毫无罪恶感地挥霍碳能源。墨尔本大学经济学家发现，当人们对罪恶行为做“忏悔”的时候，最有可能产生“许可效应”。比如，为了弥补家里用电消耗的碳能源，人们会多花2.50美元种一棵树。这样，消费者的生态罪恶感就得以缓解。这让他们更有可能允许自己消耗更多的能源。有很多初衷良好的惩罚机制都会出现类似的效果。比如，托儿所会让晚接孩子的父母交罚款，但这种制度实际上增加了晚接孩子的概率。家长可以购买晚接孩子的权利，以此来消除自己的罪恶感。为了完成一些简单的事情，很多人宁愿花钱，把责任推给别人。

但是，当人们有机会为环保行为付钱，替代曾经破坏环境的行为时，比如，人们多花10%的电费使用绿色能源，却不会出现这种“许可效应”。为什么呢？经济学家推测，这是因为这种行为不能减轻消费者的罪恶感，而会增强他们对环保作承诺的感觉。当我们花更多钱使用风能或太阳能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为地球做好事的人！然后，我们会一直觉得自己身上有这样的标签。于是，我们会寻找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如果我们想促进别人的环保行为，更明智的做法就是强化他们“环保人士”的身份认同，而不是让他们花钱购买融化冰盖的权利。

这适用于所有积极的改变，包括我们对自己的激励。我们需要觉得自己想成为做正确事情的人。从本质上看，道德许可就是一种身份危机。我们之所以会奖励自己的良好行为，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认为，真正的自己想做坏事。从这点来看，每次自控都是一种惩罚，只有放纵自我才是奖励。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看待自己呢？想要走出“道德许可”的陷阱，我们就要知道，那个想变好的自己才是真正的自己，想按核心价值观生活的自己。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会认为那个冲动、懒散、容易受诱惑的自己是“真正”的自己了。我们就不会再表现得像个必须被强迫完成目标、然后为作出的努力索要奖励的人了。

深入剖析：你觉得自己是谁？

当你思考自己的意志力考验时，你觉得哪部分的你像“真实”的你？是那个想追求目标的你，还是那个需要被控制的你？你是更认同自己的冲动和欲望，还是更认同自己的长期目标和价值观？当你想到你的意志力挑战时，你觉得自己是能成功的人吗？还是说，你觉得自己需要被彻底压抑、完善或改变？

写在最后的话

在追求自控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的意志力挑战都放在道德标准的框架中。我们总是轻易地认为，自己做过的善行，或是仅仅考虑要去做的善行，给了我们道德上的许可。如果只按照“正确”和“错误”来判断做过的事，而不是牢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就会带来与目标相抵触的冲动，并允许我们做出妨碍自己的行为。想要做到始终如一，我们就需要认同目标本身，而不是我们做善事时的光环。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当我们将意志力挑战看成衡量道德水平的标准时，善行就会允许我们做坏事。为了能更好地自控，我们需要忘掉美德，关注目标和价值观。

深入剖析：

·善与恶：当你的意志力挑战成功时，你会不会告诉自己你很“好”，然后允许自己做一些“坏”事？

·你是否在向明天赊账？你是不是告诉自己明天会弥补今天的过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否真的弥补上了？光环效应：你是不是只看到了坏东西好的一面，如折扣省钱、零脂肪、保护环境？

·你觉得自己是谁？当你想到你的意志力挑战时，你觉得哪部分的你才是“真实”的你？是想追求目标的你，还是需要被控制的你？

意志力实验：

·明天和今天毫无区别。当你想改变行为的时候，试着减少行为的变化性，而不是减少某种行为。

·取消许可，牢记理由。下一回，当你发现自己在用曾经的善行为放纵辩护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你做“好”事的原因，而不是你应不应该得到奖励。

05　大脑的弥天大谎：为什么我们误把渴望当幸福？

1953年，来自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两名年轻科学家詹姆斯·奥尔兹（James Olds）和彼得·米尔纳（Peter Milner）试着研究一只令人困惑的小白鼠。奥尔兹和米尔纳将一个电极深深植入小白鼠的脑袋里，通过电极来刺激大脑的某个区域。其他的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区域能让老鼠产生恐惧的反应。根据过去的研究报告看，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很讨厌这样的电击，它们会避免任何导致大脑受刺激的事情。奥尔兹和米尔纳的小白鼠却恰恰相反，它不停回到笼子的角落里，那个它曾经受电击的地方。看起来，他们的小白鼠还想被电击。

他们无法理解小白鼠这个怪异的行为，所以决定验证一下，看看小白鼠是否希望被电击。每次小白鼠向右移动、远离角落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适度的电击来奖励小白鼠。小白鼠很快就明白了。在短短几分钟内，它就爬到了笼子的另一个角落。奥尔兹和米尔纳发现，只要他们用电击来奖励小白鼠，它就会向某个方向移动。很快，他们就可以像操纵木偶一样操控小白鼠了。

难道其他研究人员出错了吗？莫非刺激小白鼠脑中这个区域的效果和他们想的不一样？还是说，他们的小白鼠是个自虐的家伙？

实际上，他们无意中发现了大脑里一处未被开发的区域。这多亏了植入过程中的一个小失误。奥尔兹是社会心理学家，不是神经科学家。他的实验技巧很糟糕，把电极安在了错误的位置上。所以，他们阴差阳错地发现了大脑中一个受刺激会产生强烈快感的区域。要不然，怎么解释小白鼠为了再被电击而到处乱跑？奥尔兹和米尔纳将他们的发现称为大脑的“快感中心”。

但奥尔兹和米尔纳还是不明白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小白鼠体验到的不是极乐，而是渴望。神经科学家最终通过对小白鼠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们能看到自己渴望、被诱惑、上瘾的种种体验。我们会发现，在追求幸福的时候，我们可不能相信大脑指引的方向。我们还会发现，神经营销学这个全新领域是如何利用这个原理来操控我们的大脑、为我们制造欲望的，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抵抗这种欲望。

奖励的承诺

奥尔兹和米尔纳发现小白鼠大脑里的“快感”中心后，他们便开始证明，刺激这块区域会带来多大的快感。首先，他们让小白鼠禁食24小时，然后把它放在一根短管的中间，管道两头都有食物。通常情况下，小白鼠会跑到管道一头然后开始咯吱咯吱地吃东西。但如果小白鼠在这之前受到了电击，它便会待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和一份有保证的食物奖励比起来，它更愿意等待可能出现的另一次电击。

科学家还作了测试，如果有可能的话，小白鼠是否会自己寻求电击。他们放置了一根杠杆，当杠杆被按压的时候，小白鼠的快感中心就会受到电击。小白鼠一旦发现了杠杆的作用，就会每5秒钟电击自己一下。获得自我刺激机会的小白鼠显得毫不满足，它们会一直不停地按压杠杆，直到它们力竭而亡。小白鼠发现，如果自我折磨能刺激大脑，那么它就能忍受这种折磨。奥尔兹把自我刺激的杠杆放在一张电网的两端，这样小白鼠每次只能得到来自一根控制杆的一次电击。但小白鼠很乐意在电网上跑来跑去，直到它们烧焦的爪子疼到没法继续跑为止。奥尔兹更加确信，只有一件事能产生这样的行为，那就是极乐的感觉。

没过多久，精神病学家们就觉得，这个实验对人类来说也是可以尝试的[13]。美国杜兰大学的罗伯特·希斯（Robert Heath）在病人的大脑中植入电极，并交给他们一个控制盒。控制盒能让他们刺激自己这个新发现的快感中心。希斯的病人表现得和奥尔兹的小白鼠如出一辙。他们可以自己选择刺激的频率，结果他们平均每分钟会电击自己40次。休息的时候，研究人员给他们端来了食物，病人们虽然承认自己已经很饿了，但仍然不愿意停下电击去吃点东西。在实验人员提出终止这个实验或切断电极的时候，有一个病人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另外一个被试者在电流切断后仍然按了200多下按钮，直到实验人员要求他停下来为止[14]。无论如何，这些结果让希斯相信，这种大脑自我刺激法可以成为很多精神失常问题的治疗法。（见鬼，他们好像还挺喜欢这个方法的。）他认为，把电极留在病人的大脑里是个不错的想法。这样，病人就可以在腰带上别一个自我刺激控制器，随时随地给自己电击。

这时，我们需要考虑一下这项研究所处的整体环境。那时候，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范式是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者相信，动物或人类身上唯一值得测量的东西就是行为。想法？感觉？那些东西都是浪费时间。如果一名客观的观察者不能观察到、看到某些东西，那么这就不是科学，也就不重要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希斯早期的报告缺少详细的第一手资料，没有记录他的病人在自我刺激时有什么感觉。像奥尔兹、米尔纳一样，希斯也推测说，因为他们的被试者不停地刺激自己，为了持续电击忽略了食物，所以他们是把精神上的快感当做了“奖励”。而且病人确实也说电击让他们感觉良好。但是，他们连续不断地自我刺激，夹杂着对切断电流的担忧。这可能暗含着，除了真正的满足感，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而我们对这些病人的想法和感觉知之甚少，这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欢乐的实验的另一面。有一名病人有间歇性睡眠症，实验人员给了他一个便携的植入设备，帮助他保持清醒。这位病人描述自我刺激的感觉时说，那“令人非常沮丧”。虽然他“经常性地、有时近乎疯狂地按按钮”，但他一直没能达到实验中那种满足感。自我刺激让他觉得焦虑不安，而不是幸福快乐。他看起来更像是身患强迫症的人，而不是体验快乐的人。

奥尔兹和米尔纳的老鼠真是因为感觉太好而不愿意停下来，最终导致力竭而亡的吗？如果说，受刺激的大脑区域奖励给它们的不是极大的快感，而仅仅是承诺它们会有快感呢？事情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小白鼠之所以刺激自己，是因为大脑告诉它们，只要它们再按一次杠杆，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奥尔兹和米尔纳发现的不是快感中心，而是现在神经科学家称为“奖励”系统的东西（见图5-1）。他们刺激的区域是人脑最原始的动力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逐步进化，驱使我们采取行动和消耗体能。这就是为什么奥尔兹和米尔纳的第一只小白鼠不停地在第一次受到刺激的角落里跑来跑去，也就是为什么小白鼠宁愿放弃食物或烧焦爪子，也要让大脑再受一次电击。每当这个区域受到刺激的时候，大脑就会说：“再来一次！这会让你感觉良好！”每次刺激都让小白鼠寻求更多的刺激，但刺激本身却不会带来满足感。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并非只有大脑中的电极能激活这个系统。世界上充满了能带来刺激的东西。从饭店的菜单和直邮广告，到乐透彩票和电视广告，都能让我们变成真人版的奥尔兹和米尔纳的小白鼠，去追寻对快乐的承诺。这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对“我想要”的东西深深着迷，而说“我不要”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图5-1　中脑的“奖励承诺”系统

“我想要”的神经生物学原理

奖励系统是怎么迫使我们行动的呢？当大脑发现获得奖励的机会时，它就释放出叫做多巴胺的神经递质。多巴胺会告诉大脑其他的部分它们需要注意什么，怎样才能让贪婪的我们得手。大量的多巴胺并不能产生快乐的感觉，那种感觉更像是一种激励。我们会觉得警醒、清醒、着迷。我们发现了如何才能得到快乐，而且愿意为了获得这种感觉付出努力。

在过去的几年中，神经科学家给多巴胺释放产生的效应起了很多名字，包括寻觅、希望、渴望和欲望。但有一件事很清楚——这不是喜欢、满足、快乐或真正的奖励会带来的感觉。研究表明，即便你摘除了小白鼠大脑中的多巴胺系统，它们仍会在吃到糖果时露出傻傻的笑容。它们不会为了奖励而付出努力。它们喜欢糖，但在吃到糖之前不会想要糖。

2001年，斯坦福神经科学家布莱恩·克努森（Brian Knutson）发表了一份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报告，证明了多巴胺会促使人们期待得到奖励，但不能感觉到获得奖励时的快乐。他的研究借鉴了一个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实验，即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在狗身上做的条件反射实验。1927年，巴甫洛夫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如果在喂狗之前摇铃，狗即便没有看到食物，也会听到铃声就流口水。它们懂得把铃声和晚餐的承诺联系在一起。克努森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他认为，大脑在期待奖励的时候也会“流口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大脑的这种反应和真正得到奖励时的反应是不同的。

克努森在研究中扫描被试者的大脑，让他们看到屏幕上某个符号时就期待自己能赢钱。想要赢钱的话，他们需要按一个按钮，以便获得奖励。只要这个符号一出现，人类大脑中释放多巴胺的“奖励中心”就会发生反应，被试者也就按下了按钮，得到了他们的奖励。但当被试者真的赢了钱的时候，大脑里的这个区域反而安静了下来。大脑中另一个区域产生了赢钱的快感。克努森证明了，多巴胺控制的是行动，而不是快乐。奖励的承诺保证了被试者成功地行动，从而获得奖励。当奖励系统活跃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是期待，而不是快乐。

任何我们觉得会让自己高兴的东西都会刺激奖励系统，例如令人垂涎的美食、咖啡的香味、商店窗口半价的招牌、性感的陌生人的微笑，还有承诺会让你变得富有的商业广告。大量分泌的多巴胺使这个新的冲动对象变得对你来说至关重要。当多巴胺劫持了你的注意力时，大脑只会想如何获得或重复那个触发它的东西。这是大自然的办法，它保证了你不会因为不愿意采集浆果而被饿死，或是因为觉得很难吸引潜在伴侣而加速人类灭亡。进化根本不关心你快乐与否，但它会利用对快乐的承诺，让我们不停地为生计奔忙。而且，大脑正是靠对快乐的承诺让你不停地去狩猎、采集野果、工作和求爱，而不是让你直接感受快乐。

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和大脑进化的环境（也就是那些原始本能进化的环境）很不一样。例如，每当我们看到、闻到或尝到高脂肪或高糖分的食物时，大脑都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保证了我们会产生把自己喂饱的念头。如果你生活在食物稀缺的环境里，这绝对是最好的本能。但在你生活的时代里，食物不仅极大丰富，而且很多都是专门为了刺激你的多巴胺释放而制造出来的。那么，多巴胺就成了走向肥胖的食谱，而不是长命百岁的保障。

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色情图片对我们奖励系统的影响。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非你真的有机会和别人交配，否则你很难看到一个裸体的异性摆出诱惑的姿势。如果你想把你的基因延续下去，这时候最好还是给自己一点动力。几十万年之后，我们会发现互联网上关于色情的东西随处可见，更不用说广告或娱乐产业中经常出现的软色情图片了。而追求每一次性“机会”的本能，会使人们最终对色情网站上瘾，或是对某些涉性广告上瘾，比如那些除臭剂和高档牛仔裤的广告。

我们需要多巴胺

现代科技“及时行乐”的特点，加上原始的激励系统，就让我们成了多巴胺的奴隶，从此欲罢不能。我们中的一些人应该还记得那种狂按电话答录机按钮、查收新消息的刺激感。后来，我们又通过调制解调器连上了美国在线，希望电脑会告诉我们：“你收到了新邮件！”好吧，我们现在有了Facebook、Twitter、电子邮件和短信息——这就是精神病专家罗伯特·希斯设计的自我刺激设备的现代版。

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可能会收到新消息，或者下一个更新的YouTube视频有可能让我们捧腹大笑，我们就不停地点击刷新按钮，点击下一个链接，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查看自己的设备，就像我们的手机、黑莓以及笔记本和我们的大脑之间有一根线连着，能给我们不断提供多巴胺刺激一样。和高科技比起来，再没有什么我们能梦到、抽到、注射的东西能让我们如此上瘾了。这些设备就这样俘获了我们，让我们不断要求更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奖励的承诺可以用我们上网时的行为来打比方——我们搜索，再搜索，搜索更多的。我们点击鼠标，就像笼子里的小白鼠想再感受一次电击一样。我们追寻着难以捉摸的奖励，直到最终觉得满意。

手机、互联网和其他社交媒体可能是无意中激活了我们的奖励系统，但电脑和电子游戏的设计者是有意识地控制了人们的奖励系统，让玩家上钩。“升级”和“获胜”随时可能出现，游戏就这样激发了人们的兴趣。这也是人们很难戒掉游戏的原因。一项研究发现，电子游戏刺激和使用苯丙胺时产生的多巴胺一样多。正是这种多巴胺的增加使人们会对这两种东西上瘾。具有不确定性的“得分”和“升级”会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不停燃烧，让你像是被粘在了椅子上一样。每个人对此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觉得这增加了娱乐性，也有人觉得这是对玩家不道德的剥削。不是每个抓住游戏机操控杆的人都会上钩，但对那些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来说，游戏和毒品一样令人上瘾。2005年，28岁的韩国锅炉修理工李承生在连续50个小时奋战“星际争霸”之后死于心血管衰竭。他不吃不睡，只想继续玩游戏。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奥尔兹和米尔纳实验中力竭而亡的小白鼠。

深入剖析：是什么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不停燃烧？

你知道什么会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食物？酒精？购物？Facebook？还是其他东西？这一周，试着观察是什么吸引了你的注意力。是什么给了你奖励的承诺，强迫你去寻求满足感？是什么让你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垂涎欲滴，或是像奥尔兹和米尔纳的小白鼠一样欲罢不能？

给上瘾患者开的处方

多巴胺在我们上瘾时会发挥某些作用。最令我们吃惊的是它在帕金森患者治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帕金森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病因是脑细胞中缺少多巴胺。多巴胺在刺激行为中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减缓或减少运动、抑郁以及间歇性紧张症。标准的帕金森治疗方式是同时服用两种药物：左旋多巴和多巴胺受体激动剂。前者可以帮助大脑产生多巴胺，后者能刺激大脑中的多巴胺腺体，模仿多巴胺的行为。当病人刚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时，大脑中多巴胺的含量会比往常多。这就减轻了帕金森的主要症状，但同时带来了难以预料的新问题。

医学期刊上的很多案例都介绍了这种药的副作用。例如，一个54岁的女人突然对曲奇饼干、咸饼干和意大利面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她会很晚都不去睡觉，一直不停地狂吃。还有一个52岁的男人养成了每天都赌博的习惯，在赌场待了36个小时不出来，花光了平生所有的积蓄[15]。一个49岁的男人觉得非常痛苦，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食量大增、总想喝酒，而且妻子说他“性欲过强”——为了不让丈夫来烦自己，她必须打电话向警察求助。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让病人不再服用释放多巴胺的药物。但在很多情况下，关心则乱的家人和医生会首先把病人送去做心理治疗，或是送他们参加匿名戒酒会或戒赌会。他们不知道，这种新的癖好是大脑出现的小故障，而不是根深蒂固的心理问题。只有心理问题才需要进行精神方面的咨询。

当然，这些例子都有些极端。不过，当你被奖励的承诺吸引时，你大脑中的情况和这些人没有多大差别。帕金森症患者服用的药物只是把食物、性、酒精、赌博、工作这些东西在奖励系统中的作用夸大了。当多巴胺给我们的大脑安排寻找奖励的任务时，我们就展现了自己最敢于冒险、最冲动、最失控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如果奖励迟迟没有到来的话，奖励的承诺（和一想到要停下来就不断增长的焦虑）足以让我们一直上瘾。如果你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你就会一次次地去按杠杆，直到力竭而亡或被饿死。如果你是人类，你就会掏空钱包、填满肚子——这还是好的。如果严重的话，你会发现自己患上了强迫症。

分泌多巴胺的大脑：神经营销学的崛起

当奖励的承诺释放多巴胺的时候，你更容易受到其他形式的诱惑。比如，色情图片使男性更容易在经济方面冒险，幻想中乐透彩票会让人饮食过量。这两种对无法得到的奖励的幻想会给你带来麻烦。大量分泌的多巴胺会放大“及时行乐”的快感，让你不再关心长期的后果。

你知道是谁发现这件事的吗？答案是想从你身上赚钱的人。零售业的方方面面都设计得让我们更有购买欲。比如，大型食品公司在菜谱中搭配适当的糖类、盐类和脂肪，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处于兴奋状态；乐透彩票的广告则鼓励你去想象，自己中大奖后拿着100万美元会去做些什么。

杂货店的老板也不傻。他们希望你购物时大脑分泌最多的多巴胺，所以他们把最具诱惑力的商品放在店铺前面和中间。当我走进我家附近的商店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面点区免费试吃的样品。这并不是个意外。斯坦福大学的市场营销学研究人员证明了，食品和饮料的样品会让购物者更饥饿、更口渴，并产生“寻找奖励”的心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样品包含了对两个最大的奖励的承诺——免费和食物。（如果发放样品的人很有魅力，那就是第三个承诺了。那你就完蛋了。）在一项研究中，品尝甜食样品的人更容易购买放纵自己的食物，比如牛排和蛋糕，或是打折商品。食物和饮料的样品放大了商品的吸引力，而这些商品本身就能激活你的奖励系统。（对一个满脑子都是预算的母亲来说，最能激活她的奖励系统的就是省钱的机会！）但这对一些日用品却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比如燕麦片和洗碗液。这就证明了，即便释放了多巴胺，普通消费者也不会觉得卫生纸是难以抗拒的诱惑[16]。但如果你咬了一口店里新推出的肉桂卷，你就会发现自己又往购物车里多放了几件东西。即便你抵挡住了样品的诱惑，你也会因为大脑释放了更多的多巴胺而去寻找一些东西，以满足你奖励的承诺。

研究这个项目的斯坦福研究人员让21位食品专家和营养专家预测结果。令人震惊的是，81%的专家都认为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认为样品会降低购物者的食欲，并满足他们对奖励的搜寻。这就证明了，包括专家在内，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消费环境。实际上，我们周围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渴望和行为。比如，很多人都相信自己对广告有免疫力，即便有大量证据表明，零食广告会让你更想去冰箱里找点吃的，尤其是当你正在节食、不能吃零食的时候。

大脑的奖励系统对新鲜感和多样性也会有反应。你的多巴胺神经元会对熟悉的奖励反应较少，即便那是让你真正获得享受的东西，比如每天一杯摩卡咖啡，或者每天同样的午餐套餐。所以说，像星巴克和玩偶匣（Jack in the Box）这样的地方会不断在标准套餐的基础上推出新品，服装零售商会为压箱底的旧款式推出新颜色。这些都不是巧合。我来一杯普通的咖啡吧？嗯，到店里我就点这个。噢，菜单上好像有新东西——白巧克力拿铁？你又激动了吧！你最喜欢的服装目录里有件绞花针织毛衣？太没劲了。但是，等一下，这款毛衣有焦糖棕色和奶油黄色的？今天你又多巴胺分泌旺盛了吧！

此外，还有价格上的巧妙设置，能保证你大脑的原始部分想储存这些稀有资源。从能让你觉得“买到便宜货”的东西，“买一送一”的承诺到高喊“减价60%！”的招牌，都会打开分泌多巴胺的闸门。特别有效的方法是，在打折零售价旁边加一个高得离谱的“建议零售价”。亚马逊网站就深知这一点，并不停利用这一点对你进行剥削。你的大脑快速计算出省了多少钱，而且（毫无逻辑地）认为这个差价是你赚到的钱。989.99美元的东西降价到44.99美元了？简直就是白送嘛！我都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但赶紧放到购物车里吧！如果再给你时间限制或数量限制的话（“店内促销中午截止”、“一日促销”、“特供最后一件”），你就会像在大草原上抢夺最后一点食物那样，冲上去大抢特抢一番。

卖家也可能通过味觉来让消费者产生并不存在的欲望。让人食欲大开的气味可能很快就会引发你的奖励承诺。当你接触到气味分子的时候，大脑就会开始寻找气味的来源。下一回当你路过快餐店，被法式炸薯条和汉堡的味道所吸引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些香气不是店里的食物飘出来的，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装置释放到人行道上的。在嗅香网站（Scent Air）上，气味营销学的领袖人物[17]吹嘘自己是如何引诱参观者走近宾馆底层的冰激凌商店的。通过安装一个气味扩散系统，他们可以在楼梯顶端释放小甜饼的味道，在底层扩散华夫甜筒的香味。普通的路人会认为自己闻到的是甜品的香味。实际上，他闻到的只是经过强化的化学品，这种化学品专门刺激他的多巴胺神经元，让他和他的钱包一起走到楼下去[18]。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Bloomingdales）会让每个部门散发不同的香味：在母婴用品区，婴儿粉的味道会产生温暖舒适的感觉；在游泳衣区，椰子的味道会让人产生沙滩椰树的联想；在贴身内衣区，“舒缓的紫丁香味”据说能让站在有三面镜子的试衣间里、在明亮的日光灯下试穿内衣的女人心平气和。你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这些味道，但它们确实能影响你的大脑和你的购物状况。

当然，气味营销学除了能带来利润之外，还有很多的优点。公平地说，气味营销学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仅是多卖了些圆筒冰激凌和比基尼内衣。在一家位于佛罗里达的医院里，核磁共振部门的医生通过在等候区释放沙滩椰树和海洋的气味，成功降低了最后一分钟取消检查预约的概率。一点小小的奖励承诺就能成为缓解焦虑的良药，就能帮助人们走近自己本想逃离的东西。其他行业的服务供应商都能从相似的策略中受益。或许，牙医可以让自己的诊室充满万圣节糖果的味道，税收顾问可以让办公室充满美酒马提尼的味道。

做个多巴胺侦探

我把神经营销学和销售技巧告诉学生们后，他们马上开始寻找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证明有多少意志力失效的情况是多巴胺引起的。第二周，学生们带回了自己的故事，比如他们最喜欢的商店是如何控制他们的，有的是用厨具店里燃烧的蜡烛的香味，有的是用购物中心店员发放的刮刮乐折扣卡。他们意识到了，为什么服装店会在墙上张贴裸体模特的照片，为什么拍卖者会从很低的价格起拍。当你开始关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多少陷阱在等着诱惑你、你的多巴胺神经元和你的钱。

学生们毫无例外地表示，这种观察让自己充满了动力。他们在观察商家的技巧时感到很高兴。这也有助于他们理解一些购物的秘密，比如为什么有些东西在商店里看起来那么吸引人，但回到家却那么令人失望——因为家里没有扰乱你判断的多巴胺。一位女士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她无聊的时候总想冲进食品商店，不是为了买食品，只是为了进去看看——大脑在引导她寻找刺激多巴胺产生的东西。另一个学生取消了她的商品目录寄送服务，因为她发现，从本质上来说，是商品直邮目录让她分泌多巴胺的。每一张彩色宣传页都会让她产生欲望，这种欲望只能用这家公司的产品来满足。另一名在拉斯维加斯开会的学生终于能看紧自己的钱包了，因为他看透了赌场不停刺激多巴胺神经元的策略——赌场里充满了几乎全裸的广告女郎、随便吃到饱的自助餐以及暗示着胜利的灯光和嗡嗡声。

虽然我们所处的世界总让我们产生欲望，但我们只要用心观察，就能看透一些东西。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并不能完全消除你的欲望，但它能让你至少有机会抗争一下，锻炼一下“我不要”力量。

深入剖析：谁在控制你的多巴胺神经元？

让我们来观察一下，零售商和营销人员究竟是如何刺激奖励承诺的。把逛商店或看广告当做一种游戏。你闻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当你知道这些暗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专门要诱惑你上钩的时候，你就能看清它们到底是什么，也就能成功抵御它们了。

让多巴胺发挥作用

我们在课上讨论神经营销学的时候，一些学生会不可避免地提出，应该把某些广告和神秘的零售操控手段定为非法。他们的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想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需要太多的限制，这几乎无法实现。而且大多数人内心深处也不愿意这样。我们想感觉到自己的欲望，而且在这样一个让我们不断做白日梦的世界里感到很快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逛商店、翻奢侈品杂志、在开放日参观豪宅。很难想象一个使多巴胺停止分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被“保护”起来了，无法接触到刺激多巴胺产生的东西，我们也想寻找一些能刺激欲望的东西。

看起来，我们不太可能把奖励的承诺定为非法。那么，我们还是好好利用它吧。我们可以从神经营销学家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试着把我们最不喜欢的东西“多巴胺化”。在承诺奖励之后，让我们不开心的家庭琐事可能变得很有吸引力。当奖励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时，我们可以通过幻想最终的奖励（不是像彩票广告一样哦）从神经元里挤出一点多余的多巴胺。

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将“无聊的”事情“多巴胺化”的想法。从存钱养老到及时缴纳税款都是他们所谓“无聊的”事情。想象一下，你有一个能保护钱财的储蓄账户，你可以随时取钱。但你购买了现金奖励更多的乐透彩票，而不是选择获得有保障的低利息。对那些购买乐透彩票但银行里没有一分钱的人来说，如果他们的每一笔存款都能再赢10万美金的话，他们对存钱的热情就会更高。或者，想象一下，如果及时缴纳税款并诚实地上报收入和扣除额，你就有可能拿回全年的税款，这会不会让你赶在4月15号截止日期之前纳税呢？可能美国国税局还没来得及拿出这样的提案，但一家公司很容易就能实施这个方法。这样就可以鼓励人们及时上缴报税表了。

人们一直以来都在用奖励承诺来克服癖好。在戒酒和戒毒的过程中，最有效的干预治疗法被称为“鱼缸法”。通过药物检测的病人有机会从鱼缸中抽出一张纸。一半的纸上写着一个价格，从1美元到20美元不等。有一张纸上写着较大的奖励——100美元。另一半的纸上没有写价格，而是写着“继续努力”。这就意味着，当你向鱼缸伸手的时候，你有可能获得价值1美元的奖励或是一句鼓励的话。这应该不算什么激励作用，但它确实能起作用。在一项研究中，83%可能拿到“鱼缸奖励”的病人坚持了整整12周的治疗，而使用普通治疗法、没有奖励承诺的病人只有20%坚持了下来。80%有“鱼缸奖励”的病人通过了药物测试，而接受普通治疗的病人只有40%通过了测试。治疗结束后，和使用普通治疗方法的人比起来，使用“鱼缸法”的人更不容易故态复萌——即便那时已经没有奖励承诺了。

这真的让人觉得很神奇！“鱼缸法”竟然比花钱让患者通过药物测试更管用！事实上，患者最后从鱼缸中拿到的“奖励”要比他们想象的少很多。这就证明了，难以预料的奖励究竟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和有保证的小奖励相比，我们的奖励系统面对可能获得的大奖会更加兴奋。它会促使我们去做任何可能获奖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宁愿买乐透彩票，也不愿意把钱存到银行里，赚取有保障的2%的利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是公司最底层的员工也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CEO。

意志力实验：为了你的“我愿意”挑战分泌多巴胺

我的学生通过使用音乐、时尚杂志和电视，让自己在做通常会推迟的任务时，产生更多多巴胺，帮助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比如带上可怕的文书工作走进自己喜欢的咖啡厅，边喝热巧克力边完成工作，或是极富创意地买一堆刮刮乐彩票，把它们放在你想拖延的项目周围。还有一些人想象自己努力工作后取得的最佳结果，让未来的奖励显得更加真实。如果有什么事让你觉得很不愉快，所以你总是拖延着不去做，你能不能把它和能让多巴胺神经元燃烧的事联系在一起，从而促使自己去做呢？

拖延症患者为了“我要做”的挑战分泌多巴胺

南希最小的儿子也在10年前就大学毕业了，家里空空荡荡的，她不知怎么处理空出来的房子。她把儿子曾经的卧室变成了“备用”的屋子，但这些年来，这间屋子更像个仓库。每当她不知把东西放到哪里的时候，她就把它扔进备用屋子里。她想整理一下这间屋子，把它变成客房，而不是需要藏着掖着的房间。但每次打开门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没法完成这项任务。打扫这间房间就是她的意志力挑战。直到我们提出“奖励承诺”这个办法，南希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她的灵感来自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指出，圣诞音乐和节日的味道放在一起能让购物者更愉悦，让他们更愿意待在商店里。对很多人来说，“铃儿响叮当”的旋律加上新鲜的冷杉树味，就能让他们回忆起最美好的“奖励承诺”——圣诞节早上起床时发现一大堆礼物。南希决定用节日音乐和蜡烛（这个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它们就在这间备用屋子里！）帮助自己完成清理的任务。虽然她一直都不愿开工，但她很享受这种略带激动地打扫房间的感觉。真正做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美妙的多巴胺帮她找到了开工的动力。

多巴胺的阴暗面

多巴胺可以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且即便它诱惑我们去买甜点或透支信用卡，我们也很难把这种小小的神经递质叫做“邪恶的东西”。但多巴胺确实有阴暗的一面。如果我们注意观察的话，不难发现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停下来观察一下，自己在有所渴望的时候，大脑和身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奖励的承诺带给我们的压力和快乐几乎不分上下。渴望并不是总能让我们感觉良好。有时候，它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堕落了。这是因为，多巴胺的首要功能是让我们追求快乐，而不是让我们快乐。它并不介意给我们来点压力，即便这会让我们在追求快乐的时候觉得不快乐。

为了促使你追寻目标，奖励系统有两大武器——胡萝卜和大棒。当然，胡萝卜就是奖励的承诺。大脑中有一部分区域会预见快感和计划行动，释放多巴胺的神经元会刺激这些区域，给人们带来奖励的承诺。当这些区域充满多巴胺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欲望——这就是让马向前跑的胡萝卜。但奖励系统还有第二个武器，那更像众所周知的大棒。当你的奖励系统释放多巴胺的时候，它同样也向大脑的压力区域发出了信号。在大脑的这个区域里，多巴胺刺激了压力荷尔蒙的释放。结果是，当你期待目标时，你也感到了焦虑。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种感觉就像生死攸关、命悬一线。

研究人员在想吃巧克力的女性身上观察到了这种欲望和压力交织的状态。当这些女性看到巧克力的时候，她们会产生吃惊的反应。这种生理反应与警报、警醒有关，就像在野外看到了捕食者一样。当研究人员询问她们的感觉时，她们说既快乐又焦虑，还会觉得有点失控。处于相似的情况之下时，我们会认为，引起这种反应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暂时无法得到这种东西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渴望的东西既是快乐的源泉，也是压力的源泉。

深入剖析：欲望的压力

大部分人会更关注对快乐的承诺，而不关注多巴胺刺激欲望时感觉到的不快乐。这一周，看看你能否发现渴望会引发压力和焦虑。如果你屈服于诱惑的话，你觉得这是自己对奖励承诺的反应？还是在缓解焦虑？

购物者感到焦虑，但仍然遵守承诺

每当伊冯想感觉快乐的时候，她就会去商场。她确信，购物会让自己感到快乐。因为无论她是无聊还是心烦了，她想要的都是购物。她从来没有注意过自己购物时复杂的感受，但她接受了本周的任务，准备观察一下自己。她发现，自己最快乐的时候是在去购物的路上。开车到购物中心去的时候，她充满了希望，非常地兴奋。当她到达商场，从中心区域开始逛街的时候，她感觉非常好。但当她进了商店之后，这种感觉就发生了变化。她觉得很紧张，尤其是商店刚好比较拥挤的时候。她好像被什么催着一样迅速穿过商店，而且总觉得时间很紧张。排队等着结账的时候，她注意到自己非常不耐烦，而且很焦虑。如果在她前面的顾客买了很多东西，或是在退货，她就会开始发怒了。直到走到结算的地方，把信用卡递给收银员之后，她才觉得解脱了，但却没有买东西前的那种快感。伊冯意识到，前往购物中心途中感到的希望和兴奋正是驱使她去那里的胡萝卜，焦虑和气愤则是驱使她排队的大棒。她在回家途中远没有去购物时那么兴奋。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发现会让她们对奖励感到不满，然后远离奖励。吃薯片上瘾的人会带着怀疑的眼光打量一包薯片，晚上不睡觉也要看电视的人会把天线拔掉。但伊冯选择了一种新的策略：为了获得快乐而购物。她最喜欢去购物中心的感觉，但花钱让她觉得有压力。她打定主意不买东西，于是把信用卡放在家里，这样就不会超支了。令人吃惊的是，她从购物中心回家的时候，远比她花了很多钱时更快乐。

当你理解了所谓的“奖励”到底给自己什么感觉时，你就能作出最明智的决定，知道该怎样“奖励”自己了。

误把奖励的承诺当幸福

当奥尔兹看到他的小白鼠拒绝了食物，在电网上跑来跑去的时候，他犯了一个我们都会犯的错误，即误解了多巴胺促使我们做的事。通过观察自己的主要关注点，通过观察自己最常关注的东西、一直想满足的欲望和愿意去做的工作，甚至是折磨自己的东西，我们就能发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以为，这就证明了我们渴望的对象一定能让我们觉得快乐。我们看着自己买下第1000块糖、新的厨具、另一杯饮料。我们让自己精疲力竭地追求新伴侣、更好的工作和最多的股票收益。我们误把渴望的感觉当做了快乐的保证。难怪奥尔兹看着那些小白鼠电击自己直到力竭而亡的时候，会认为它们很快乐。人类觉得，不可能把奖励的承诺和我们正在寻找的快乐或回报区分开来。

奖励的承诺有很大的力量，它会让我们继续追求那些不会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会让我们消费那些不会带来满足感，只会带来更多痛苦的东西。追求奖励是多巴胺的主要目标，所以，即便你经历的事物和原本承诺的并不相符，它也不会给你释放“停下来”的信号。布莱恩·文森克（Brian Wansink）是康奈尔大学食物和品牌实验室主任，他用常在费城电影院里看电影的人证明了这个观点。电影院提供特别的爆米花，无论是样子还是气味都刺激所有人的多巴胺神经元。消费者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排着长队，伸着舌头，流着口水，等着吃到第一口。文森克请电影院的售货摊把14天前生产的爆米花卖给消费者。他想知道这些看电影的人还会不会继续吃。他们是会相信大脑的直觉，认为电影院里的爆米花总是好吃的，还是会发现爆米花的味道不对，进而不愿吃爆米花了。

电影散场后，常来看电影的人都表示两周前的爆米花真的很难吃。它们不新鲜、泡过水、简直让人恶心。但他们有没有痛骂卖爆米花的摊位并要求退款呢？没有。他们照样把爆米花吃掉了。和平常吃新鲜爆米花时比起来，他们吃掉了那个量的60%！他们相信自己的多巴胺神经元，而不是自己的味蕾。

我们肯定会挠着头问，这怎么可能？但没有几个人能对此有免疫力。想一想你最大的“我不要”的意志力挑战吧。那很可能是一件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或者，如果你能得到足够多的话，它就会让你觉得快乐。但仔细分析一下那种经历和它的后果，你就会发现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最好的情况是，屈服于欲望消除了“奖励承诺”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会让你想要更多的东西。但是最终，你会非常崩溃，感到不满、失望、羞愧、疲惫、恶心，或者觉得没有刚开始那么快乐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当人们注意到奖励的承诺不过是假象时，魔咒就解开了。如果你强迫你的大脑，让它一边期待着奖励——获得快乐、幸福和满足，结束痛苦和压力，一边真切地感受现实状况，那么大脑最终会调整它的期望值。比如，当暴食者放慢了进食的速度，真正去品尝那些曾让他们产生渴望并狼吞虎咽的东西时，他们通常发现食物看起来、闻上去要比吃起来好得多。即便嘴巴和胃口都满了，他们的大脑仍想要更多。只有他们吃得更多的时候，焦虑感才会增加。有时，他们狼吞虎咽时根本没有尝到食物的味道，因为他们吃得太快了。他们这样做之后又会觉得身上或心里更不舒服了。首先，这让他们很烦恼。毕竟，他们真的认为食物是快乐的源泉。但研究表明，有意识地控制进食的人面对食物时有更强的自控力，更能避免狼吞虎咽。一段时间后，他们不仅体重减轻了，压力、焦虑或抑郁也减少了。当我们把自己从错误的奖励承诺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常常发现，我们误以为的快乐源泉，其实正是痛苦的根源。

意志力实验：测试奖励的承诺

找一个常常让你放纵自己的诱惑因素，测试一下奖励的承诺。你之所以会受到诱惑，是因为大脑告诉你，你会很快乐。学生们最常见的选择是零食、购物、电视和电子邮件、纸牌游戏等和网络相关的浪费时间的事情。请关注你放纵的过程，不要急着去体验。注意这种奖励的承诺给你什么感觉。期待、希望、兴奋、焦虑、流口水……你的大脑和身体感觉到了什么。然后，允许自己接受诱惑。和你的期望比起来，这种体验怎么样？奖励的承诺有没有消失？它是否仍然促使你吃得更多、花得更多、待得更久？什么时候你会感到满足？你是否达到了一种没法继续的程度，因为你太饱了、太累了、太沮丧了、没时间了，或是无法得到“奖励”了？

进行这项练习的人通常会有两种结果。一些人会发现，当他们真的关注放纵的感受时，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自己想象中那么多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发现，这种体验完全无法让他们满足。这就暴露了奖励的承诺和实际体验之间的差别。这两种观察都会让你对曾经无法控制的事有更强的自控力。

欲望的重要性

你在找医生要抗多巴胺药物前，需要好好考虑奖励承诺的上一个环节。当我们错把欲望当快乐的时候，我们就遇到麻烦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消除欲望。没有欲望的生活可能不需要这么多自控，但那也不能称为生活了。

瘾君子失去了欲望

亚当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33岁时，他每天的生活都包括10瓶酒和1剂强效可卡因，有时还包括额外奖励自己一些摇头丸。他9岁开始喝酒，13岁开始使用可卡因，成年后对大麻、可卡因、鸦片和摇头丸上了瘾，滥用药物可谓由来已久。

有一天，他从聚会上直接被人送到了急诊室。从此，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急诊室里，他迅速吞下了身上所有的毒品，以免被抓到携带毒品（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举动，但说实话，他那时候神智确实不怎么清醒）。可卡因、摇头丸、氧可酮和美沙酮混合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它们使他的血糖降低、大脑缺氧，几乎要了他的命。

虽然他最后醒过来了，也搬出了特别护理病房，但短暂的缺氧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亚当失去了对毒品和酒精的欲望。他每天的毒品摄入量得到了控制，接下来6个月里的毒品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神奇的改变并不是上天的启示，也不是触及死亡时的警醒。用亚当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没有吸毒的欲望了。

听起来，事情似乎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然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对可卡因和酒精的欲望，还有所有的欲望。他没法想象有什么东西能让他快乐。他身体的能量消失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消失了。他变得更加孤僻了。当他不再期待快乐的时候，他便失去了期望，最终陷入了严重的抑郁。

欲望消失是由什么引起的？亚当的主治医生，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家，对他的大脑进行了扫描。在他过度吸毒导致缺氧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大脑的“奖励系统”受损了。

亚当的案例登在了《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他的例子很不同寻常，因为他从瘾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完全没有“我想要”力量的人。不过，还有很多人也失去了渴望，不再需要快感。心理学家称之为“快感缺乏”。从字面上就能看出它的意思——“没有快乐”。快感缺乏的人认为生活就是一系列的习惯，他们没有对满足感的期待。他们可以吃东西、购物、社交，甚至有性生活，但不会期待从中获得快乐。当他们不再需要快感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动力。如果你想不出任何一件让你感觉良好的事，你就很难从床上爬起来做事。这种毫无欲望的状态耗尽了希望，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

当我们的奖励系统平静下来时，我们并不会感到满足，而更可能表现得冷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帕金森病人会觉得抑郁，而不是安宁，因为他们的大脑无法产生足够的多巴胺。实际上，神经科学家现在怀疑，不够活跃的奖励系统正是抑郁症的生理学基础。科学家观察抑郁症患者的大脑活动后，发现即便是面临唾手可得的奖励，这些人的奖励系统也不会变得活跃起来。他们的奖励系统并非完全不活动，只是不能创造出完整的“我想要”或“我想得到它”的感觉。这就使很多有抑郁倾向的人失去了渴望，没有了动力。

奖励的悖论

如果你和我的大部分学生一样的话，你肯定在想，这些东西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奖励的承诺并不能保证快乐，但没有奖励的承诺却肯定会带来不快乐。有了奖励的承诺，我们就会屈服于诱惑。没有奖励的承诺，我们则会失去动力。

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这个困境。很显然，我们需要奖励的承诺，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兴趣，并继续生活下去。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奖励系统会继续这样为我们服务下去。同时，我们也希望它不要和我们作对。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科学技术、广告和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总是产生欲望，却很少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想拥有自控力，就需要区分让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真实奖励，和让我们分散精力、上瘾的虚假奖励。学会区分这两种奖励，也许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了。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但如果你了解大脑中发生的事情，它就会变得简单一些。如果我们能记住奥尔兹和米尔纳不停按杠杆的小白鼠，那么我们在受到诱惑的瞬间就能清楚记得，不要去相信大脑的弥天大谎。

写在最后的话

欲望是大脑的行动战略。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可能对自控构成威胁，也可能是意志力的来源。当多巴胺让我们屈服于诱惑的时候，我们必须区分渴望和快乐。我们也可以利用多巴胺和奖励的承诺来激励自己和他人。最后，欲望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重要的是欲望将我们引向哪个方向，以及我们是否足够明智，知道什么时候该听从欲望的声音。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我们的大脑错把奖励的承诺当做快乐的保证，所以，我们会从不可能带来满足的事物中寻找满足感。

深入剖析：

·是什么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不停燃烧？是什么给了你奖励的承诺，迫使你去寻找满足感？

·神经营销学和环境的刺激。观察一下零售商和营销人员如何刺激奖励的承诺。

·渴望的压力。注意观察，欲望是如何引发压力和焦虑的。

意志力实验：

·为了你的“我要做”挑战释放多巴胺。如果你总是拖延着不做某些事，试着把它和那些能让你的多巴胺神经元燃烧的事联系在一起，促使你自己去做那些事。

·测试奖励的承诺。做那些大脑告诉你你会快乐、但似乎无法让你满足的事，比如吃零食、购物、电视以及与网络相关的、浪费时间的事，注意观察自己放纵时的感受。现实和大脑的承诺相符吗？

06　“那又如何”：情绪低落为何会使人屈服于诱惑？

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会怎么让自己高兴起来呢？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选择奖励的承诺。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调查显示，缓解压力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那些能激活大脑奖励系统的方法——吃东西、喝酒、购物、看电视、上网和玩游戏。为什么不呢？多巴胺向我们承诺，我们会感觉良好的。因此，当我们想更快乐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多巴胺是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了。我们把这种反应称为“缓解压力的承诺”。

想得到快乐是一种健康的生存机制。它和远离危险一样，都是人类的本能。但是，我们要选择一种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正如我们所知，奖励的承诺并不总意味着我们会得到快乐。通常，我们缓解压力的办法反而会让我们更有压力。美国心理学家协会曾做过一次关于压力的全国性调查。调查发现，最常用的缓解压力的方法恰恰是使用者觉得最没有效果的。比如，通过吃东西来缓解压力的人里面，只有16%认为这种方法确实有效。另一项调查发现，女性在感到焦虑或抑郁的时候，很有可能会去吃巧克力，但她们这一解压方法的唯一效果，就是带来更大的罪恶感。这当然不是我们在吃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时想要的感觉。

在研究压力、焦虑、罪恶感对自控力的影响时，我们发现，情绪低落会使人屈服，而且经常是以令人吃惊的方式屈服。令人恐惧的吸烟警示会让烟民更渴望香烟，经济危机会让人更想购物，晚间新闻会让人吃得更多。不，这可不符合逻辑，但人性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想避免压力导致的意志力失效，我们就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既快乐又不屈服于诱惑。我们也需要放弃一些自控策略，比如罪恶感和自我批评，因为这些东西只会让我们情绪更低落。

为什么压力会勾起欲望？

其实，当我们情绪低落时，大脑更容易受到诱惑。科学家想出了一些聪明的办法，让他们的实验对象承受巨大的压力。他们的实验结果往往是一样的。当吸烟者想象自己要去看牙医的时候，他们抽烟的欲望强烈得难以估量。当暴饮暴食的人知道自己要去作公开演讲的时候，他们会渴望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用无法预料的电击对实验小白鼠施加压力，它们就会疯狂地渴望糖类、酒精、海洛因，或是研究人员放在笼子里的任何奖励。在实验室外面，现实世界的压力会让戒烟、戒酒、戒毒、节食的人更容易重蹈覆辙。

为什么压力会带来欲望呢？因为这是大脑援救任务的一部分。此前，我们看到了压力是如何引发应激反应的。应激反应是身体内部相互协调的一系列变化，让你能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保护自己。但人脑不仅仅会保护人的生命，它也想维持人的心情。所以，当你感到压力时，你的大脑就会指引着你，让你去做它认为能带给你快乐的事情。神经科学家证明了，压力包括愤怒、悲伤、自我怀疑、焦虑等消极情绪，会使你的大脑进入寻找奖励的状态。只要你的大脑和奖励的承诺联系起来，你就会渴望得到那个“奖励”。你确信，只有获得那个“奖励”才是得到快乐的唯一方法。比如，当可卡因瘾君子回忆起与家人的一次争吵，或在工作中受到批评时，他大脑中的奖励系统就会被激活，这会让他强烈渴望可卡因。应激反应中释放的压力荷尔蒙，同样会提高多巴胺神经元的兴奋程度。这就意味着，当你面对压力时，你面前的所有诱惑都会更有诱惑力。比如，在一项调查中，被试者需要回忆自己一次失败的经历。这会让他们情绪低落。研究人员对比了一下，在被试者情绪变化前后，巧克力蛋糕对他们的诱惑力有多大。情绪低落会让人觉得蛋糕变得更诱人了，但即便是那些声称自己不喜欢巧克力蛋糕的人也会突然想吃点，因为这会让自己高兴起来。

当我们毫无压力时，我们知道食物并不能让自己快乐。但当我们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大脑的奖励系统还不停向我们尖叫“冰箱里有一盒本杰里牌雪糕”时，我们就会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压力把我们引向了错误的方向，让我们失去了理性，被本能支配了。这就是压力和多巴胺“强强联手”的力量。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败下阵来，采用那些不起作用的应对策略，而我们简单的大脑还固执地认为那就是获得幸福的正确途径。

奖励的承诺和缓解压力的承诺会导致各种各样不合逻辑的行为。比如，一项经济学研究发现，那些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表示担忧的女性，会通过购物来排解内心的焦虑和压抑。是的，你没看错，就是购物！这完全违反理性，因为她们这样做只会让信用卡债务越来越多，反而会加剧她们的焦虑情绪。但是，对于只想获得快乐的大脑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解决方法。如果你相信购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让你更快乐，你就会通过购物来缓解因债务引发的压力。当暴饮暴食的人为体重增加或缺乏自控力感到羞愧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会吃更多的东西来抚慰自己的情绪。当拖延症患者想到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进度的时候，他们会万分焦虑，这反而让他们继续拖延下去，不去面对落后于进度的事实。在每个案例中，“想要更快乐”这个目标总是战胜了自控力的目标。

深入剖析：缓解压力的承诺

当你感到压力、焦虑或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生气时会不会更容易受到诱惑？你是不是会更难集中注意力，或更容易拖延呢？情绪低落是如何影响你的意志力挑战的？

意志力实验：尝试一种有效的解压方法

虽然很多流行的解压方法没什么用，但有些策略的确管用。美国心理学家协会的调查发现，最有效的解压方法包括：锻炼或参加体育活动、祈祷或参加宗教活动、阅读、听音乐、与家人朋友相处、按摩、外出散步、冥想或做瑜伽，以及培养有创意的爱好。最没效果的缓解压力的方法则包括：赌博、购物、抽烟、喝酒、暴饮暴食、玩游戏、上网、花两小时以上看电视或电影。

有效和无效的策略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真正能缓解压力的不是释放多巴胺或依赖奖励的承诺，而是增加大脑中改善情绪的化学物质，如血清素、γ-氨基丁酸和让人感觉良好的催产素。这些物质还会让大脑不再对压力产生反应，减少身体里的压力荷尔蒙，产生有治愈效果的放松反应。因为它们不像释放多巴胺的物质那样让人兴奋，所以我们往往低估了它们的作用。我们之所以忽略它们，不是因为它们不起作用，而是因为当我们面对压力时，大脑一再做出错误的预测，不知道什么才能让我们快乐。也就是说，我们经常阻止自己去做真正能带来快乐的事。

下一回，当你面对压力，即将作出缓解压力的承诺时，可以考虑尝试一下更有效的解压方法。

记住有效方法的一点小帮助

丹尼斯负责的高科技项目正处于起步阶段。只要工作上遇到困难，她就奖励自己一瓶红酒，同时浏览自己最喜欢的房地产网站。她会把那些无穷无尽、让人看得头晕的房产都浏览一遍，客厅、厨房，还有后花园。她不只看自己现在住的街区，还看远在波特兰、罗利或迈阿密的待售房屋。大约一个小时后，她的感觉更多是麻木，而不是放松。（更不用说，她还对自家房子的建筑面积和不是大理石的厨房台面感到了不满。）

几年前，丹尼斯的工作强度没有那么高，她喜欢下班后去做个瑜伽。做瑜伽既能让她放松身体，又能让她精神焕发。她知道，做瑜伽比喝着红酒看房地产信息更能让她快乐。但每当她想到要去上课的时候，她总觉得很麻烦，回家喝杯酒的欲望也变得更强烈了。作为课程实验的一部分，丹尼斯答应至少去上一次瑜伽课。她真正去上课之后，觉得那比记忆中的感觉还要好。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竟会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不断说服自己不要来上课。她知道，自己很可能会再次忘记这种感觉，回到原来的作息规律。因此，她在课后用手机存了一个语音备忘，描述自己做完瑜伽后的美妙感觉。当她受到诱惑想逃课的时候，她就会听听这个语音备忘，提醒自己，不能在压力面前相信自己的冲动。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提醒面对压力的你，到底什么才能让你感到更快乐？在你感到压力之前，你能不能先想出一些鼓励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吃了这块饼干，恐怖分子就赢了

昨天晚上，我犯了个错误，看了晚间新闻。第一个报道是恐怖分子在美国制造的一起未遂的爆炸案件，接下来的报道是海外导弹袭击，然后是杀害前女友的年轻男子被捕。在广告时间之前，新闻主播说接下来会介绍“日常饮食中意想不到的致癌物质”。然后便是一个汽车广告。

过去，这常常会让我感到困惑——为什么企业要在这么压抑的节目中间插播广告呢？他们难道真想让观众把自己的产品和晚间新闻里可怕的报道联系在一起吗？在听完一起残忍的谋杀案或恐怖袭击后，谁还会有心情看百货公司的商品呢？但事实证明，我可能会去看，你也可能会去看，这是一种叫做“恐惧管理”的心理现象。

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当人类想到自己的死亡时，很自然会觉得害怕。我们可以暂时避开危险，但终究逃不过宿命。每当我们想起自己不可能永生时（比如，看晚间新闻的时候，每29秒我们就会有一次这样的想法），大脑就会产生恐惧的反应。我们并非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焦虑可能还没有浮出水面，还没有产生强烈的不适感，或者我们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即使我们意识不到这种恐惧，它还是会让我们立即作出回应，对抗自己的无力感。我们会去寻找保护伞，寻找任何能让自己觉得安全、有力量、得到安慰的东西。（2008年，贝拉克·奥巴马曾指出过这一点，但这给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他告诉旧金山的市民，在某些时候，人们需要“依靠枪支或宗教”。）抛开政治问题不谈，“恐惧管理”理论还能为我们解释很多关于意志力失效的问题。当我们感到恐惧时，我们不只依靠枪支和上帝。我们中的很多人还会依靠信用卡、纸杯蛋糕和香烟。研究发现，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不会永生时，我们会更容易屈服于各种诱惑，就像是在奖励和减压的承诺里寻找希望和安全感一样。

例如，一项关于杂货店购物者的调查发现，当人们想到自己的死亡时，他们就会买更多的东西，更愿意购买给自己安慰的食物，也会吃更多的巧克力和曲奇饼干。（现在，我终于明白超市把殡仪馆宣传册放进购物车的营销策略了。）另一项调查发现，新闻中的死亡报道会让观众对豪华轿车、劳力士手表等彰显身份地位的东西产生更积极的回应。这并不是说，我们认为一块劳力士手表就能让自己不被导弹打中，而是这些商品提升了我们的自我形象，让我们感到充满力量。对很多人来说，购物是让自己更乐观、更有掌控感的快速途径。这就是美国人为什么在“9·11”事件后如此愿意接受小布什总统的提议：“我和我夫人鼓励美国人购物。”

我们不需要用“飞机撞大楼”来按下内心的恐惧按钮。事实上，根本不需要用真实的死亡来威胁我们，让我们开始消费——电视剧和电影就能造成这种效果。一项研究显示，看完1979年催泪大片《舐犊情深》（The Champ）中的死亡场景后，人们会花三倍的价钱购买原本不需要的东西（而且之后肯定会后悔）。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被试者并没有意识到看电影影响了他们的购物选择。当他们有机会购买隔热水瓶的时候，他们认为只是自己想要这个水瓶而已。（相反，那些看了国家地理频道“大堡礁特辑”的人则对水瓶毫不感冒，牢牢守住了自己的钱包。）毫无疑问，我们家里有一半的东西都是这么买回来的，我们的信用卡账单也是这样累积起来的。我们觉得心情有点糟糕，此时正好有机会购物，脑子就会有个微弱的声音（或许是多巴胺神经元）告诉我们：“买这个吧——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想要这个！”

“恐惧管理”的方法能让我们不去想那个不可避免的死亡。但当我们在诱惑中寻找慰藉的时候，我们是在不自觉地加速迈向坟墓的脚步。下面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烟盒上的警告会提高烟民抽烟的欲望。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死亡的警告会让烟民感到压力和恐惧——这正是公共健康司的官员所希望看到的。不幸的是，这种焦虑会让吸烟者用默认的方法缓解压力——吸烟。天啊，这完全不符合逻辑。但根据我们所知的压力对大脑的影响，这却是合理的。压力引发欲望，并使多巴胺神经元在诱惑面前表现得更加兴奋。所以，当烟民看到烟盒上的警告时并不会想到戒烟。即使烟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句话“警告：吸烟会引发癌症”，或是意识到自己在和死神抗争，他们大脑的另一部分也会尖叫“别担心，抽根烟会让你更快乐！”

用令人作呕的肿瘤、尸体的图片和图表来警告烟民，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这可能是个好主意，也可能不是。根据“恐惧管理”理论，图片越是吓人，就越会促使烟民用抽烟来缓解焦虑。但这些图片确实能有效防止人们养成吸烟的习惯，也能让烟民下定决心戒烟。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这些警告能否减少吸烟现象，但我们应该对此密切关注，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带来计划之外的后果。

深入剖析意志力：是什么吓到了你？

这一周，请注意观察什么事情会引发你大脑里的“恐惧管理”。是你在媒体或网络上听到或看到的东西吗？你会在社区运动场上感染新型食肉细菌吗？非洲杀人蜂这次会从哪里飞过来？哪栋大楼被炸了？哪里发生了致命车祸？谁惨死在家中？（如果你想再多学点东西的话，还可以看看商家怎么利用你的恐惧宣传他们的产品。它们和你的意志力挑战有关系吗？）别人还可能怎么利用你的恐惧，让你产生对安慰的渴望？

有时候，“恐惧管理”带来的不是诱惑，而是拖延。我们最想

拖延的很多事情，都和死亡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预约看医生，按处方开药，遵医嘱服药，保管法律文件和写遗嘱，存钱养老，甚至是扔掉自己绝不会用到的东西和不合身的衣服。如果你总想推迟或总是“忘记”去做某些事情的话，这是不是因为你无法面对自己的脆弱？如果是这样的话，正视恐惧会帮助你作出理性的选择。因为，改变我们能理解的动机，总是比改变我们看不到的影响要容易。

晚上吃零食的人学会看电视

瓦莱丽每天晚上都会让客厅的电视开上一到两个小时。这时，她会打扫房间或安排孩子明天的各种活动，用电视作为背景音。她一般会打开新闻频道，这个频道主要报道寻人启事、未解之谜和真实的犯罪案件。这些报道引人入胜，尽管她有时候宁愿自己没看见某张犯罪现场照片，但她还是不能移开视线。我们在课上谈到“恐惧管理”时，她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每天听这么多骇人听闻的消息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她开始怀疑，自己晚上想吃咸的或甜的零食（这是她的意志力挑战之一），跟这些绑架女童和杀妻案是否有关。

瓦莱丽开始留意自己看新闻时的感觉，特别是看有关孩子的悲惨故事时的感觉。在第二周的课上，她说：“这太可怕了，我觉得一阵恶心，胃里很不舒服，但我好像不得不继续看下去。情况看起来很危急，但其实这与我无关。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她决定换台，不再看这个充满可怕事件的频道，换一些不会带来太大压力的频道作为背景音，比如音乐、视频或电视剧重播频道。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每天晚上，她都不会心头乌云密布了。更妙的是，当她不再看这些恐怖的节目，而是换成了休闲频道，她发现自己不再把给孩子午餐准备的一整袋什锦干果仁吃光了。

请花上24个小时，远离那些会让你产生恐惧的电视新闻、访谈节目、杂志或网页。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关注那些正在发生的大事小事，世界末日也不会降临的话，就请别在这些媒体上毫无意义地消磨时光了。

“那又如何”效应：为什么罪恶感不起作用？

在问酒保要吉尼斯黑啤酒之前，一个40岁的男人拿出了他的掌上电脑，打了一句话“第一杯啤酒，晚上9点零4分”。他打算喝多少？最多两杯。几公里外，一个年轻女人参加了联谊会。10分钟后，她在自己的掌上电脑上输入“一杯伏特加”。派对才刚刚开始！

纽约州立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家与癖嗜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研究，参与者就是这群喝酒的人。参加实验的有144名成年人，年龄从18岁到50岁不等。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台掌上电脑，记录自己的饮酒情况。每天早上8点，被试者都要登录系统，汇报他们头天晚上饮酒的感受。研究人员想要知道，当被试者喝的比自己想喝的多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毫无意外，头天晚上喝了太多酒的人第二天早上会感到痛苦，会觉得头疼、恶心、疲倦。但他们的痛苦不仅仅源于宿醉。很多人还感到罪恶和羞愧。这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困扰的。当被试者因为前一晚饮酒过量而情绪低落时，他们更可能在当天晚上或以后喝更多的酒。罪恶感驱使他们再度饮酒。

欢迎关注世界范围内意志力的最大威胁之一：“那又如何”效应。第一次提出这种效应的是饮食研究人员珍妮特·波利维（Janet Polivy）和皮特·赫尔曼（C.Peter Herman）。这种效应描述了从放纵、后悔到更严重的放纵的恶性循环。研究人员注意到，很多节食者会为了自己的失误，比如多吃了一块比萨或一口蛋糕[19]，而感到情绪低落。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整个节食计划似乎都落空了。但是，他们不会为了把损失降到最低而不吃第二口。相反，他们会说：“那又如何，既然我已经破坏了节食计划，不如把它吃光吧。”

不只是吃错东西会让节食者引起“那又如何”效应，比别人吃得多也会产生一样的罪恶感，会使节食者吃得更多或后来偷偷暴饮暴食。任何挫折都会引起这种恶性循环。在一次不是很理想的研究中，波利维和赫尔曼让节食者想象自己增重了5磅。节食者对此感到很沮丧，产生了罪恶感，并对自己感到失望。但他们并没有下定决心去减肥，而是立刻吃下了更多的东西，以此来抚慰自己的情绪。

减肥者并不是唯一受到“那又如何”效应影响的人。任何意志力挑战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恶性循环。人们观察发现，想戒烟的烟民、想保持清醒的酒徒、想节省开支的购物者，甚至是想控制性冲动的恋童癖，都会经历这种循环。无论是什么样的意志力挑战，模式都是一样的。屈服会让你对自己失望，会让你想做一些改善心情的事。那么，最廉价、最快捷的改善心情的方法是什么？往往是做导致你情绪低落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你只想吃几片薯片，最后却连油腻的空包装袋底部的小碎渣都不放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赌场输掉100美元会让你想下更大的赌注来赌一把。你会对自己说：“反正我的减肥计划（支出计划、戒酒计划、各种决心）已经失败了，那又如何，我还不如好好享受人生呢。”关键是，导致更多堕落的行为并不是第一次的放弃，而是第一次放弃后产生的羞耻感、罪恶感、失控感和绝望感。一旦你陷入了这样的循环，似乎除了继续做下去，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当你（又一次）责备自己（又一次）屈服于诱惑的时候，往往会带来更多意志力的失效，造成更多的痛苦。但是，你寻求安慰的东西并不能中断这个循环，它只会给你带来更深切的罪恶感。

深入剖析：遇到挫折时

这一周，请特别留意你是如何应对意志力失效的。你会责备自己，告诉自己你永远不会改变吗？你会觉得这样的挫折暴露了你的问题——懒惰、愚蠢、贪婪或无能吗？你会感到绝望、罪恶、羞愧、愤怒或不知所措吗？你会以挫折为借口，更加放纵自己吗？

打破“那又如何”的循环

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克莱尔·亚当斯（Claire Adams）和杜克大学的马克·利里（Mark Leary）这两位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能引发“那又如何”效应的实验。他们邀请了关注自己体重的年轻女性参加实验，以科研的名义鼓励她们吃甜甜圈和糖果。这些研究人员对如何打破“那又如何”的恶性循环做了一个有趣的假设。他们认为，如果罪恶感会妨碍人们自控，那么罪恶感的反面则有助于人们自控。他们用了一种看起来不太靠谱的策略。这个策略是，让一半吃甜甜圈的节食者在屈服于诱惑时感觉更快乐。

被试者要分别参加两项实验，第一项测试食物对心情的影响，另一项测试不同糖果的味道。在第一项实验中，所有女性都要从原味甜甜圈和巧克力甜甜圈中选一个，并在4分钟之内吃完。她们还要喝掉一整杯水——这是研究人员的“诡计”，目的是让她们因为吃得过饱而觉得不太舒服（腰带过紧会更容易让人产生罪恶感）。然后，她们要填写问卷，记录自己的感受。

在糖果味道测试之前，一半被试者会收到一条减轻她们罪恶感的信息。研究人员在信息中提到，被试者有时会因为吃了一整个甜甜圈产生罪恶感。同时，他们会鼓励被试者不要苛求自己，要记住每个人都有放纵自己的时候。另一半被试者则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

接下来就是测试“自我谅解”能否打破“那又如何”的循环了。研究人员给每个被试者发了三大碗糖果，包括花生酱巧克力爆米花、水果口味的彩虹糖和约克薄荷味馅饼。这些糖果都能勾起甜食爱好者的食欲。这些女性需要试吃每一种糖果，并按照好吃的程度排序。她们想吃多少都可以。如果被试者仍然因为吃了甜甜圈而有罪恶感，她们就会对自己说：“我的减肥计划已经失败了，所以我使劲吃彩虹糖又有什么关系呢？”

糖果味道测试之后，研究人员给每个糖果碗都称了重，看看每个被试者吃了多少东西。可以看到，“自我谅解”大获成功了！收到特别信息的女性只吃了28克糖果，而没有原谅自己的女性则吃掉了近70克糖果。（一颗好时巧克力大约4.5克，这个数据可供参考。）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发现感到惊奇，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放纵自己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这种信息只会让节食者吃得更多。但是，摆脱罪恶感反而会让她们在味道测试时不去放纵自己。我们可能会想，罪恶感会促使我们改正错误，但其实这正是“情绪低落让我们屈服于诱惑”的另一个表现方式。

除了自我谅解，什么都行！

我在课上一提到“自我谅解”，大家就议论纷纷。你也许会想，我刚刚提出的提升意志力的秘诀就是自寻死路。“如果我对自己不苛刻，我就什么也做不成。”“如果我原谅了自己，下次还会这样。”“我的问题不在于对自己太苛求，而是对自己不够严格！”对很多人来说，自我谅解听起来更像是为自己找借口，只会引起更严重的自我放纵。我的学生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们对自己放松要求——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重视自己的失败，没有在自己没达到高标准时作自我批评，没有用自己不进步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来威胁自己——他们就会变得懒惰。他们相信，自己内心需要一个严厉的声音，来控制自己的胃口、本能和弱点。他们害怕，如果无视内心的审视和批评，他们会完全失去自控。

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人都会相信这一点。毕竟，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是父母的要求和惩罚让我们学会了自控。这种方式在孩童时期是必要的，因为老实说，小孩就像野兽一样，需要人管教。人要到成年之后，大脑的自控系统才会发育成熟。小孩在前额皮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需要得到一些外部的支持。但是，很多人仍然把自己当做孩子。坦白地说，他们表现得更像是虐待子女的父母，而不是提供支持的监护人。当他们屈服于诱惑时，或是被自己视为失败时，他们就会责备自己：“你太懒了！你到底怎么了？”每次失败都意味着要对自己更严厉一点。“就算你说了会去做，我也不敢相信了。”

如果你认为提升意志力的关键就是对自己狠一点，那么，这么想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但是，你错了。众多研究显示，自我批评会降低积极性和自控力，而且也是最容易导致抑郁的因素。它不仅耗尽了“我要做”的力量，还耗尽了“我想要”的力量。相反，自我同情则会提升积极性和自控力，比如，在压力和挫折面前支持自己、对自己好一些。位于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对一群学生进行了一次关于拖延症的调查，这个调查持续了整个学期。很多学生在第一次考试前都推迟了复习计划，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会养成这样的习惯。和那些能原谅自己的学生比起来，那些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更可能在接下来的考试中继续拖延复习。他们对第一次的拖延态度越严厉，下一次考试时拖延得就越厉害！可见，自我谅解，而不是罪恶感，才能帮他们重回正轨。

这些发现都和我们的本能相悖。那么多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自我批评是自控的基础，自我同情会导致自我放纵，那么这怎么可能？如果不是对上一次拖延感到愧疚，又是什么激励着这些学生呢？如果我们不为自己的屈服而感到愧疚，那什么能让我们走上正轨呢？

出人意料的是，增强责任感的不是罪恶感，而是自我谅解。研究人员发现，在个人挫折面前，持自我同情态度的人比持自我批评的态度的人更愿意承担责任。他们也更愿意接受别人的反馈和建议，更可能从这种经历中学到东西。

自我谅解能帮助人们从错误中恢复过来，因为它能消除人们想到失败时的羞愧和痛苦。“那又如何”效应是要摆脱失败后的低落情绪。但如果没有了罪恶感和自我批评，就没有需要摆脱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思考为什么会失败就变容易了，而你也很难再一次走向失败了。

另一方面，如果你觉得遇到挫折意味着你将一事无成、只会把事情搞糟，那么反思这个挫折只会让你在痛苦中更讨厌自己。你最紧迫的目标是安抚这种感觉，而不是吸取教训。这就是为什么自我批评的策略反而会削弱自控力。和其他形式的压力一样，它会让你立刻想要寻求安慰，比如到最近的酒吧去喝个烂醉，或是拿上信用卡去疯狂购物。

意志力实验：失败的时候，请原谅自己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都会遭遇挫折。既然失败无法避免，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应对失败。以下是心理学家提供的一些方法，能让我们在面对失败时同情自己。研究发现，从这些角度思考问题能减少罪恶感，并增加自身的责任感。这正是让你重归正途的完美途径。想象一个你屈服于诱惑或拖延的情况，试验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这次失败。当你遭遇挫折时，你也可以用同样的角度思考，使自己避免再次陷入罪恶感、羞愧感和屈服的泥淖。

1.你感觉如何？当你想到挫折时，花一点时间关注并描述你此刻的感觉。你现在情绪如何？你有什么感觉？你是否记得自己失败后的第一感觉？你会怎样描述那种感觉？注意一下那种感觉是不是自我责备。如果是的话，你对自己说了什么？自知的视角让你看清自己的感受，而且不会急于逃避。

2.你只是个凡人。每个人都会遇到意志力挑战，每个人都有失去自控的时候。这只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挫折并不意味着你本身有问题。想一想这些说法是不是真的。你能想象你尊敬、关心的其他人也经历过同样的抗争和挫折吗？这个视角会让自我批评和自我怀疑的声音变得不那么尖锐。

3.你会跟朋友说什么？想一想，如果你的好朋友经历了同样的挫折，你会怎么安慰他？你会说哪些鼓励的话？你会如何鼓励他继续追求自己的目标？这个视角会为你指明重归正途之路。

一位不再苛求自己的作家

今年24岁的本是个中学老师，教社会学。他有个文学梦想，希望在暑假结束的时候写完自己的小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每天写10页，每天都得写。但实际上，他每天只能写2-3页。然后，他就会因为进度太滞后而觉得备受打击，第二天索性什么都不写了。当他意识到开学前不可能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个骗子。如果他不趁着暑假有空的时候努力写稿，开学后他还要批改作业、做教学计划，哪还有时间继续写作呢？本没能取得自己期待的进展，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继续追求这个目标。他告诉自己，一位真正的作家应该是高产的。一位真正的作家应该从来不玩电脑游戏，只会一直写作。这么一想，他就开始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作品，认定自己的东西都是垃圾。

那年的秋季学期，本在我班里上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目标。他来上课只是为了学会怎么激励自己的学生。但当我们讨论自我批评的时候，他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当他练习在“放弃写小说”这件事上原谅自己的时候，他首先注意到了放弃抵抗背后的恐惧和自我怀疑。如果没有达成“每天写10页”的小目标，他就会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天分或无法投入足够的精力去实现“成为小说家”的大目标。他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挫折只是人性的一部分，不能说明自己永远不会成功。他想起以前读过的故事，很多作家在写作的初期都有过挣扎。为了更加同情自己，本想象自己会如何开导想放弃目标的学生。本意识到，如果这个目标很重要，他就会鼓励学生坚持下去。他会告诉学生，现在做的所有努力都会让他们更靠近目标。他肯定不会对学生说：“你骗谁呢？你写的东西都是垃圾。”

通过这个练习，本找到了重新开始写作的动力，捡起了当时没写完的稿子。他承诺每周抽时间写10页，这对已经开学的他来说还算合理，而且他也觉得这样比较能应付得来。

我们都倾向于相信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但这并不会让我们离目标更近。实际上，我们可以尝试从良师益友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们都信任你、想要你变得更好、愿意在你失意的时候鼓励你，你也可以这么做。

决定改善心情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情绪低落导致屈服于诱惑”的事例。压力会引起欲望，让我们的大脑更容易受到诱惑。如果有东西提醒我们不能永生，就会让我们从食物、购物或香烟中寻找慰藉。那么罪恶感和自我批评呢？它们会让你立刻想到“那又如何，我还不如再放纵一下自己呢”。

不过有些时候，情绪低落会把我们引向不同的方向。当我们面对罪恶感、焦虑和压力感到备受打击时，我们会想到一件能让自己快乐的事——决定作出改变。首先提出“那又如何”效应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珍妮特·波利维和皮特·赫尔曼发现，我们最容易决定作出改变的时候，就是我们处于低谷的时候，比如暴饮暴食后感到罪恶的时候，看着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因宿醉没法清醒过来的时候，或者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的时候。下定决心会让我们立刻有了放松感和控制感。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个犯错的人，只觉得自己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发誓改变会让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喜欢想象改变后的生活，幻想改变后的自己。研究显示，节食计划会让人感觉更有力量，运动计划会让人觉得自己更高大。（当然，这些幻想不一定会实现。）我们告诉自己，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会来个大变样。我们的目标越宏伟，心中的期望值就越大。所以，当我们决定改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个宏伟的计划。如果宏伟的计划能让我们心情大好，为什么还要设定一个适中的目标呢？如果可以有远大的梦想，为什么还要从小处着手呢？

不幸的是，就像奖励的承诺和缓解压力的承诺一样，改变的承诺也很少能朝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不切实际的乐观可能给我们一时的快乐，但接下来我们就会感到失落。作出改变的决定是最典型的即时满足感——在什么都没做之前，你就感觉良好了。但真正作出改变时面临的挑战却会给你当头一棒，奖励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获得。（“我丢了5英镑，还做着一份糟糕的工作！”）当我们第一次面对挫折时，失望就会取代最初决定改变时的良好感觉。没能达到预期目标会再度引发曾经的罪恶感、抑郁和自我怀疑，而承诺改变的情绪慰藉作用也消失了。这时，大多数人会彻底放弃努力。只有当我们感觉失控，需要再次拥有希望的时候，我们才会再次发誓作出改变。于是，这个循环又开始了。

波利维和赫尔曼把这个循环称为“虚假希望综合征”。作为一种作出改变的策略，它很不成功。毕竟，它本来就不是能让人作出改变的妙招，而是能让你感觉良好的方法。这可是两码事。如果你只想要“充满希望”这种感觉，这倒是一个好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下决心是改变过程中最容易的环节，但之后就越来越难了——作出改变需要你控制自己，在想说“要”时说“不”，在想说“不”时说“要”。从快感的角度来说，真正作出改变和付出努力的感觉，当然不能和想象的感觉相提并论。所以，只是承诺改变，要比真正坚持承诺和作出改变更容易，也更有乐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乐于一次次放弃又重新开始，而不是真的想找到改变的方法。当我们想象自己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时，总是会兴奋不已，这让我们难言放弃。

“虚假希望综合征”总是偷偷出现，它会伪装成自控的样子。事实上，它真的糊弄了我们。我敢打赌，当你读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我描述的正是另一种意志力陷阱，而不是情绪低落时的一线希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种“改变的承诺”。改变的动力不同于那些会阻碍我们实现目标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想法。我们需要相信，改变是可能做到的。如果失去了希望，我们就会听天由命了。但是，我们必须避免常见的意志力陷阱，即用“改变的承诺”而不是“改变”来改善我们的心情。否则，这种看似意志力的东西就会把我们变成按压杠杆的小白鼠，觉得这个东西能让我们获得奖励。

深入剖析：决定改善心情

请花一点时间，仔细想一想你改变自己的动力和期望。你只有在情绪低落时才会有动力改变吗？想象成功改变生活时的快乐，是不是你作出改变的唯一动力？你会通过幻想未来的自己来改善现在的心情，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改善自己的行为吗？

意志力实验：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更可能成功

乐观给我们动力，但少许的悲观能帮我们走向成功。研究发现，如果能预测自己什么时候、会如何受到诱惑和违背承诺，你就更有可能拥有坚定的决心。

想一想你自己的意志力挑战，请扪心自问：我什么时候最可能受到诱惑并放弃抗争？什么东西最可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当我允许自己拖延的时候，我会怎样劝说自己？当你头脑中出现这样的情景时，想象自己真的处在这样的情景中，你会有什么感觉？会想到什么？让你自己看一看典型的意志力失效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把想象中的意志力失效变成现实中的意志力成功。想一想你要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坚定自己的决心。你需要回忆一下自己的动力吗？需要远离诱惑吗？需要找朋友帮忙吗？需要用你学过的其他意志力策略吗？当你头脑中有了一个具体策略后，想象一下你正在这样做，再想象一下这会有什么感觉。想象自己成功了，让这种想象给你自信，相信自己为了完成目标会不惜一切。

用这种方法预见失败其实是一种自我同情的方式，而不是自我怀疑的方式。当你真的受到诱惑的时候，你就能有所准备，能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践。

写在最后的话

为了避免压力导致的意志力失效，我们需要找到能让我们真正快乐的东西，而不是虚假的奖励承诺，也不是空洞的改变承诺。我们需要允许自己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远离那些与我们生活无关的压力根源。当我们遭遇挫折时（这种情况是难以避免的），我们需要原谅曾经的失败，不要把它们作为屈服或放弃的借口。想要增强自控力，自我同情比自我打击有效得多。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情绪低落会使人屈服于诱惑，摆脱罪恶感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深入剖析：

·缓解压力的承诺。当你面临压力、感到焦虑或情绪低落时，你会怎么解决？

·什么吓到了你？注意那些从媒体、网络或其他渠道听到或看到的压力因素。

·遭遇挫折。当意志力失效的时候，你会产生罪恶感并责备自己吗？

·决定改善心情。你会用幻想未来的自己来改善现在的心情，而不是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善自己的行为吗？

意志力实验：

·有效的解压方法。下一回，当你面临巨大的压力时，尝试一种有效的解压方法，例如锻炼身体或参加体育活动、祈祷或参加宗教活动、阅读、听音乐、花时间和家人朋友在一起、按摩、外出散步、冥想或做瑜伽，以及培养其他有创造性的爱好。

·失败的时候，请原谅自己。面对自己的挫折，持同情自我的态度，以免罪恶感让你再次放弃抗争。

·乐观的悲观主义者更有可能成功。预测你什么时候、会怎样受到诱惑和违背承诺，想象一个不让自己放弃抗争的具体方法。

07　出售未来：及时享乐的经济学

这可不是你每天都能见到的比赛——19只黑猩猩对抗40个人。而且，这些人还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们是来自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20]的学生。这些黑猩猩来自同样名声显赫的莱比锡沃尔夫冈·科勒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毕竟，想要与哈佛和马普研究院的学生旗鼓相当地较量一番，你肯定不能随便找只马戏团的老猩猩。

比赛中双方面临的挑战是，暂时忍住不吃零食，以此赢得更多的食物。在比赛中，给黑猩猩的奖励是葡萄，给人类的奖励是葡萄干、花生、M&M巧克力豆、金鱼饼干和爆米花。首先，所有的参赛者可以选择2份或6份自己最喜欢的食物作为奖励。这个选择很简单，因为人和黑猩猩都知道6比2好。接下来，研究人员把选择变得复杂了一些。每个参赛者都有机会立刻吃掉2份食物，或者等2分钟，然后有机会吃6种食物。研究人员知道，被试者更想要6份而不是2份食物。但他们能不能等呢？

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2007年，它是第一个直接对比黑猩猩和人类自控能力的研究。但研究人员发现的无非是人类的本性，或者说，进化需要耐性做基础。如果不需要等待，黑猩猩和人类都更想选择6份而不是2份食物。但如果需要等待，两个物种就会作出非常不同的选择了。72%的黑猩猩选择了等待，以便获得更大的奖励。哈佛和马普研究院的学生呢？只有19%的人愿意等待。

人类竟然被这种极有耐心的灵长类动物击败了，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我们难道要相信，黑猩猩被上天赋予了特殊的自控力？还是说，我们人类在进化的某个时刻失去了等2分钟再吃花生的能力？

当然不是。如果我们处在最佳状态，人类控制冲动的能力让其他物种自惭形秽。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想象力丰富的大脑不会作出最有战略性的决定，而是让我们表现得像是失去了理性。这是因为，前额皮质最擅长的不是自控。它会为错误的决定寻找借口，向我们承诺明天会更好。你可以肯定，那些黑猩猩不会对自己说：“我现在要吃2颗葡萄，因为我还有下一次可以等着吃6颗葡萄。”但人类总有各种各样的花招，让自己相信抵抗诱惑是明天的事情。因此，拥有巨大前额皮质的我们，会一再屈服于即刻的满足感。

无论我们是从经济学、心理学还是从神经科学领域寻找解释，最终这些有关诱惑和拖延的问题都会归结到一个人类特有的问题上——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对此做出了大胆的论断。他认为，人类是唯一会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的物种。虽然这种本能为世界作出了诸多奇妙的贡献，比如人类创造的情感热线和体育彩票，但它也给如今的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我们的问题不是能预知未来，而是看不清未来的模样。

出售未来

我们可以像经济学家一样考察黑猩猩和人类的比赛。尽管黑猩猩的大脑只有人类的1/3，但它们却表现得更加理性。黑猩猩表现出了偏好（6比2好），接下来就按自己的偏好行事。它们只付出了很少的代价（只是120秒的等待），就换来了最大的收获。相反，人类的选择却显得非常不理性。在挑战开始之前，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更想要6份食物。但当必须等2分钟才能拿3倍数量的零食时，超过80%的人改变了自己的偏好。为了迅速得到瞬间的快感，他们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经济学家称之为“延迟折扣”。也就是说，等待奖励的时间越长，奖励对你来说价值越低。很小的延迟就能大幅降低你感知到的价值。加上2分钟的延迟，6颗M&M巧克力豆还比不上2颗能马上获得的巧克力豆。随着巧克力豆离我们越来越远，每颗巧克力豆的价值都缩水了。

“延时折扣”不仅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大学生选择拿2颗巧克力豆而不是6颗，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宁愿放弃未来的幸福，也要选择即刻的快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迟迟不去纳税，只为享受今天的安逸。而这么做的代价就是，在4月14号截止日期时担惊受怕，或是到4月16号缴纳罚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使用今天的化石燃料时，不去考虑未来的能源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信用卡负债累累，却不去考虑高昂的利率。如果我们现在想要，我们就会马上去索取。如果我们今天不想面对，我们就把它推到明天。

深入剖析：你给未来的奖励打了几折？

对你的意志力挑战来说，当你屈服于诱惑或拖延的时候，你是把哪些未来的奖励出售了？放弃抗争的即时回报是什么？长期的代价是什么？这是公平交易吗？如果理性的你说“不，那是个叫人讨厌的买卖”，那么，请你试着去捕捉自己改变选择的时刻。是什么想法和感觉让你出售了未来？

被奖励蒙蔽双眼

在这场自控力的公开赛里，人类觉得6份零食比2份零食更有价值，直到研究人员把2份零食放在桌上，说：“你是现在就想要，还是想等等？”超过80%的哈佛和马普研究院的学生改变了主意。他们并不是数学不好，只是被奖励的承诺蒙蔽了双眼。行为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有限理性”。也就是说，在变得不理性之前，我们一直是理性的。在理想状态下，我们非常理性。但当诱惑真实存在时，我们的大脑就进入了“搜寻奖励”模式，确保我们不会错过任何奖励。

颇具影响力的行为经济学家乔治·安斯利（George Ainslie）认为，大部分自控力失效的情况（无论是酗酒或上瘾，还是增重或增加债务）背后的原理都是这样的，大多数人从心底想抵抗诱惑。我们想作出选择，获得长期的幸福。我们想保持清醒，不再酗酒。我们想要紧实的臀部，而不是油炸甜甜圈。我们想要经济保障，而不是有趣的新玩具。但当我们和诱惑正面交锋的时候，我们只愿意选择短期的、即时的奖励，这种欲望是无可抵挡的。这就带来了“有限意志力”。也就是说，到我们真的需要自控力之前，我们一直拥有自控力。

我们会这么容易选择即刻的满足感，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还没有进化到能对未来的奖励作出回应。食物是奖励系统最原始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人类仍然会在闻到或看到美食时变得特别敏感。当多巴胺最先在人脑中起作用的时候，离你很遥远的奖励与当下的生活还没什么关系，无论那个奖励是离你60英里，还是远在60天之后，都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系统，能在可以获得奖励的时候让我们立刻得手。最起码，我们需要有动力，去追求离现在较近的奖励，比如一个你需要爬树或过河才能拿到的水果，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你要工作5年、10年或20年才能得到回报？你要花1000年才能得到大学文凭、奥林匹克金牌或退休金账户？这种对满足感的推迟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明天做准备，或许还有可能。但为了几十年以后作准备，那可就太久了。

作为现代人，我们在权衡“即时奖励”和“未来奖励”时，大脑处理选项的方式相当不一样。“即时奖励”会激活更古老、更原始的奖励系统，刺激相应的多巴胺产生欲望。“未来奖励”则不太能激活这个奖励系统。人类最近进化出来的前额皮质更能理解它们的价值。为了延迟满足感，前额皮质需要让奖励的承诺平静下来。这并非不可能做到——毕竟，这正是前额皮质的作用。但是，它必须和一种感觉作斗争。这种感觉能让小白鼠在电网上跑来跑去，能让人在老虎机前花光所有的积蓄。换句话来说，这并非易事。不过，好消息是，诱惑并不总会有机可乘。要战胜我们的前额皮质，我们就必须立刻得到奖励，而且你最好能看到这个奖励。一旦你和诱惑之间有了距离，大脑的自控系统就会重新掌控局面。举例来说，在看到两颗M&M巧克力豆时，哈佛和马普学院学生的自控力就崩溃了。这个实验的另一个版本是，实验人员让学生作出同样的选择，但没有把巧克力豆放到桌上。这一次，学生们更可能选择有延迟的、更大的回报。看不到直接的奖励会让奖励变得抽象起来，对奖励系统的刺激作用也会减少。这能让学生们通过内心的计算，而不是原始的感觉，作出理性的选择。

对那些想延迟快感的人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只要你能创造一点距离，就会让拒绝变得容易起来。比如，一项研究发现，把糖果罐放在桌子的抽屉里，而不是直接放在桌上，会让办公室职员少吃1/3的糖。虽然打开抽屉并不比直接从桌子上拿糖果费多少事，但把糖果收起来确实能减少它们对欲望的刺激。当你知道什么会引起欲望的时候，将它放到视线之外，它就不会再吸引你了。

意志力实验：等待10分钟

对你想要的东西来说，10分钟或许看起来不太长。但神经科学家发现，10分钟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脑处理奖励的方式。如果获得即时的满足感之前必须等待10分钟，大脑就会把它看成是未来的奖励。如果没有了选择“即时满足感”的强烈生理冲动，奖励承诺系统就不会如此活跃。但是，当大脑权衡等待10分钟才能得到的曲奇饼干和更长远的奖励（比如减肥）时，它就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偏好，不会去选择能更快得到的奖励。是“即时满足感”中的“即时”二字劫持了你的大脑，扭转了你的偏好。

想获得一个冷静明智的头脑，我们就需要在所有诱惑面前安排10分钟的等待时间。如果10分钟后你仍旧想要，你就可以拥有它。但在10分钟之内，你一定要时刻想着长远的奖励，以此抵抗诱惑。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创造一些物理上（或视觉上）的距离。

如果你的意志力挑战需要“我要做”的力量，你仍旧可以使用这个“10分钟法则”，以此来克服诱惑和拖延。你可以把法则改成“坚持做10分钟，然后就可以放弃”。当10分钟结束后，你就可以允许自己停下来。不过你会发现，只要一开始，你就会想继续做下去。

“10分钟法则”帮助烟民减少吸烟

基斯第一次抽烟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还是个大一新生。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想戒烟。有时候，他不知道戒烟到底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抽了这么多年烟了，早就造成了伤害。但是，他看到了一些报道，说戒烟可以扭转烟民心脏和肺部受到的伤害，即便是像基斯这样10年来每天一包烟的烟民也可以。他还没有准备好突然戒烟。即便他有时想要戒烟，但他想象不出自己再也不能抽烟的样子。他决定从减少吸烟做起。

“10分钟法则”就像是为基斯量身定做的一样。实际上，他知道自己有时候就要屈服于诱惑了。10分钟的延迟有助于他应对抽烟的渴望。它会强迫他记住，自己最大的渴望是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危险。有时，基斯会等够10分钟再抽烟。有时，还没到10分钟他就点上烟了。但这样的等待让他坚定了戒烟的决心。他也注意到，当他对自己的欲望直截了当地说“不”时，那句“好，但要等10分钟”减少了一部分的恐惧和压力，让他等起来更轻松。几次之后，他就能转移注意力，忘掉吸烟的冲动了。

这样练习几周之后，基斯提高了难度。只要有可能，他就利用10分钟的等待时间，到一个他不能吸烟的地方去，比如到办公室或商店里去。这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冷静下来，或者至少让屈服于诱惑变得更困难。其他时候，他会给妻子打电话，寻求精神上的支持。最终，他决定把“10分钟法则”变成持续性的行为。“如果我能挺过第一个10分钟，我就可以再等10分钟，如果那时候我还想抽烟的话再抽。”很快，他就减少到每两天抽一包烟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把自己看做“能戒烟的人”，这也增强了他所需的自控力。

当你觉得自己无法做到“不会有下一次”的时候，不妨用“10分钟延迟法则”来增强你的自控力。

你的折扣率是多少？

给“未来的回报”打折是人的天性，但每个人打的折有所不同。有些人打的折很低，就像高级商店从不降价出售最好的商品一样。这些人心里牢记更大的奖励，并会等待它的到来。另一些人打的折则很高。他们不能抵抗“即时满足感”的承诺，就像打1折的清仓大甩卖一样，只为赶快回笼资金。你打的折是多是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长期的健康状况和你获得的成功。

第一个研究折扣率长期影响力的实验是个非常典型的心理学实验，名为“棉花糖测试”。20世纪60年代末，斯坦福心理学家沃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让一群4岁的孩子作出选择，是现在就要1份零食，还是15分钟后要2份零食。解释完选择内容之后，实验人员让每个孩子单独待在房间里，屋子里有2份零食和1个铃铛。如果孩子可以等到研究人员回来，他可以得到2份零食。但如果他等不及，他也可以在任何时候摇铃，然后立刻吃掉1份零食。

大多数4岁的孩子做的，正是我们现在认为最没效果的延迟满足感的方法。他们会盯着奖励看，想象它的滋味。这些孩子才过几秒钟就坚持不住了。而那些成功的孩子大多不会盯着奖励的承诺。记录孩子们独自挣扎的录像是很有意思的。出人意料的是，看这盘录像带也是自控力的绝妙一课。有一个女孩用头发遮住脸，这样她就看不到零食了。有一个男孩虽然盯着零食看，但他把铃铛推得远远的，这样他就够不到了。另一个男孩作出了妥协，他舔了舔零食，但没有真的吃掉它们——这预示着他将来在政界会有出色的表现。

虽然这项研究主要揭示了4岁的孩子如何延迟满足感，但同时它也是预测孩子未来表现的好方法。在“棉花糖测试”中，一个4岁的孩子能等待多久，预示了10年后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能否取得成功。等待时间最长的孩子更受人欢迎，学习成绩最好，也很擅长处理压力。他们的高考成绩更好，在测试前额皮质功能的神经心理学实验中表现得也更好。能否花15分钟等待2个棉花糖，能有效地衡量很多更重要的事，比如，一个孩子处理暂时的不适感、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如何？他是否知道如何把注意力转移开，不去关注即时奖励的承诺？

个体差异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无论这种差异是在童年时期还是在以后测量出来的。行为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得出了一个计算人们折扣率的复杂公式——对你来说，今天的快乐比明天的快乐重要多少？对未来的奖励大打折扣的人，更可能在很多方面出现自控力问题。他们更可能抽烟、酗酒，选择吸毒、赌博或其他癖好的风险也更高。他们不太可能为了养老而存钱，更可能醉酒驾车或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他们也更可能拖延着不做某件事。他们甚至很少戴表——似乎他们只关注当下，时间本身却没那么重要。如果现在比未来更重要，那么就没理由去延迟满足感。想摆脱这种心态，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未来变得更重要。

意志力实验：降低你的折扣率

幸运的是，一个人的折扣率不是始终不变的物理法则。通过改变自己对选择的看法，我们就能降低折扣率。

想象一下，我给你一张90天后可以兑换的100美元支票。然后，我试着跟你讨价还价：你愿意用它来交换一张可以即时兑换的50美元支票吗？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人们一开始拿到的是50美元的支票，然后有人问他们，是否愿意拿它来交换一张延迟兑换的100美元支票，大多数人都不会同意。你最初得到的奖励就是你想保留的东西。

原因之一是，大部分人想避免失败。也就是说，我们确实不想失去已经得到的东西。比起得到50美元的快乐，失去50美元的不快对我们影响更大。当你先想到的是未来的大奖励，然后再考虑把它换成一个即时的小回报，这感觉像是损失了。但是，当你一开始想到的是即时的奖励（你手中的50美元支票），然后再考虑延迟满足感能得到更大的奖励，这看起来也像是损失了。

经济学家发现，你会找到更多的理由，解释为什么你先想到的奖励是合理的。那些一开始就问自己“为什么我应该拿50美元支票”的人，会想出更多的理由支持即时的满足感（比如，“我真的需要用这些钱”，“谁知道100美元的支票90天后能不能兑现呢？”）。那些一开始就问自己“为什么我应该拿100美元支票”的人，则会想出更多的理由去支持延迟的满足感（比如，“这可以多买一倍的东西呢”，“90天后我会和现在一样需要用钱”）。当人们首先想到未来的奖励时，未来奖励的折扣率就会大幅下降。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诱惑，你都可以利用以下方式抵抗即时的满足感。

1.当你受到诱惑要做与长期利益相悖的事时，请想象一下，这个选择就意味着，你为了即时的满足感放弃了更好的长期奖励。

2.想象你已经得到了长期的奖励。想象未来的你正在享受自控的成果。

3.然后扪心自问：你愿意放弃它，来换取正在诱惑你的短暂快感吗？

梦想比任何网站都值钱

阿米娜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二学生，专业是人体生物学。她目标远大，梦想进入医学院。但是，她承认自己对Facebook上瘾了。上课的时候，她没法不去看这个网站。这就意味着她错过了许多重要的课程信息。本该学习的时候，她在Facebook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在Facebook上总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看朋友们的新鲜事、相册、链接，诱惑是源源不绝的。网站不可能为了她而停止更新，所以她必须找个方法让自己停下来。

为了抵抗Facebook带来的即时快感，阿米娜把这个网站视为对自己成为一名医生这一最大目标的威胁。当她受到诱惑，在网站上浪费时间的时候，她就会问自己：“为了它，我可能成不了医生，这值得吗？”这样一想，她就再也不能否认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她甚至用图片处理软件，把自己的脑袋“嫁接”在一个外科医生的身体上，并把新照片设置成了笔记本电脑的桌面壁纸。每当她需要记住未来的奖励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或想让未来的奖励看起来更真实的时候，她就会看看这张照片。

没有出路：预先承诺的价值

1519年，西班牙征服者埃尔南·科尔蒂斯（Herman Cortes）为了寻找黄金和白银，从古巴出发，向着墨西哥东南部的尤卡坦半岛进发。他的船队有11条船，随行的是500名士兵和300个居民。科尔蒂斯的目标是进军内陆，征服原住民，占领土地，抢夺所有的金银。

但是，原住民可不会轻易屈服。墨西哥中部是阿芝特克人的故乡，阿芝特克人以血腥的人祭闻名于世，由伟大的莫特祖玛神王领导。科尔蒂斯的队伍只有少量的马匹和火炮，几乎算不上是强大的军队。他们在墨西哥海岸登陆的时候，犹豫着是不是应该向内陆进发。他们不愿意远离海岸带来的安全感，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坐船逃跑。科尔蒂斯知道，当他们的队伍遭遇第一场战斗时，如果船员们知道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就会在诱惑下投降。所以，根据传说，他命令自己的军官放火烧船。那些西班牙大帆船和快速帆船都是木头制成的，防水涂层则是易燃的沥青。科尔蒂斯点燃了第一个火把，他的人把帆船点着了。当船烧到了水位线以下，它们就沉没了。

这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它告诉我们，人类如何迫使未来的自己去做现在想做的事。通过烧沉帆船的行为，科尔蒂斯展示了他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踏上征程的时候，我们可能感到无所畏惧，精力充沛。但在未来，我们很可能在恐惧和疲惫的影响下偏离正轨。科尔蒂斯烧掉了那些船，保证了他的队伍不会在恐惧面前退缩。他让船员们（和未来的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前进。

有些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破釜沉舟才是最佳的自控方法，他们都很喜欢这个例子。行为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是最先支持这种方法的人。2005年，他凭借“冷战中核武器对冲突的影响”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谢林认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就必须限制自己的选择，他把这称为“预先承诺”。谢林从自己对核武器威慑力的研究中借用了“预先承诺”这个概念。他指出，比起那些表示不会报复的国家，预先承诺将立刻采取不断升级的报复措施的国家，使自己的威胁显得更加可信。谢林把理性的自我和受诱惑的自我看做战争的两方。两方有非常不同的目标：理性的自我设定了需要遵守的做法，受诱惑的自我则常常在最后关头决定改变做法。如果受诱惑的自我能为所欲为的话，最终的结果只会伤及自己。

从这个角度来看，受诱惑的自我是无法预料的、不可靠的敌人。正如行为经济学家乔治·安斯利所说，我们需要“像对待另一个人一样，逐步预测并约束那个自我”。这就需要诡计、勇气和创造力。我们必须研究受诱惑的自我，看清它们的弱点，用理性的偏好来束缚它们。著名作家乔纳森·弗兰森（Jonathan Franzen）曾公开讲述过自己“破釜沉舟”坚持写作的故事。和很多作家和白领一样，他也很容易被电脑游戏和网络分心。接受《时代》杂志的采访时，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拆掉手提电脑，防止自己因受诱惑而拖着不写东西的。他从硬盘中卸载了所有浪费时间的软件，包括所有作家的天敌——纸牌游戏。他拆掉了电脑的无线网卡，还把网络接口弄坏了。他解释说：“你要做的，就是把强力胶挤进网线里面，然后把接口使劲拧下来。”

你或许不想为了防止分心而把电脑毁掉，但你可以利用科技手段，让未来的自己沿着正确的轨迹前进。比如，一款名为“自由”（macfreedom.com）的程序能让你在预先设定的时间段里关闭电脑的网络连接，另一款名为“反社交”（anti-social.cc）的程序能让你有选择性地远离社交网络和电子邮件。我个人更喜欢“拖延捐献”（procrasdonate.com）这款程序。当我浏览浪费时间的网站时，它会给我记下账来，并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如果诱惑你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如巧克力或香烟，你也可以试试“被捕的原则”（CapturedDiscipline）这种产品。这个脱氧钢制保险箱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可以定时锁上2分钟到99小时。如果你想买一盒女童军饼干，但不想一次吃完，那就把它锁起来。如果你想暂停使用信用卡，也可以把它锁进保险箱。未来受到诱惑的你除非用一捆炸药把保险箱炸开，否则别想把信用卡弄出来。如果目标是你不得不做的事，那就试着把钱放在目标附近。比如，如果你想强迫自己去锻炼，你可以先花一大笔钱办健身房的年卡，作出预先的承诺[21]。但正如谢林说，这种方法并不像是一个国家投资扩建核武器工厂。未来的你会知道自己是认真的，那么当你威胁到理智的目标之前，请三思而后行。

意志力实验：对未来的自己作预先承诺

你准备好对未来受诱惑的自己施加压力了吗？这一周，为未来某一刻的自己作出承诺。从以下策略中挑选一个，在你的意志力挑战中用上它。

1.作好拒绝诱惑的准备。在未来的自我被诱惑蒙蔽之前，提前作出选择。比如，你可以在饿得对外卖菜单流口水之前，先打包一份健康午餐。无论是个人锻炼还是看牙医，你都可以作好计划并预先付款。为了未来的自己按理性偏好行事时更容易些，你能为意志力挑战做些什么？

2.让改变偏好变得更难。就像科尔蒂斯“破釜沉舟”一样，不要让自己轻易屈服于诱惑。在家里或办公室里摆脱诱惑。当你购物的时候，不要带信用卡，只带你想花掉的现金。把闹钟放在房间的另一端，你想要关闹钟就必须起床。这些做法都不能保证你绝对不会改变想法，但至少能让作出改变变得很困难。当你受到诱惑的时候，你能不能制造延迟或设置障碍，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应对诱惑？

3.激励未来的自己。如果你在用胡萝卜或大棒督促自己获得健康和快乐，那么你不用觉得羞愧。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伊恩·艾尔斯（Ian Ayres）就是这么说的。他创立了创新网站stickk.com，帮助人们向未来的自己预先作出承诺，从而实现改变。他的网站特别强调“大棒”——找一个方法，让你得到即时快感时付出更大的代价。你可以给即时的奖励“加税”，比如告诉自己会增加体重（艾尔斯试过了，这个办法很成功），或在没完成预定目标时向慈善机构捐款。（艾尔斯甚至推荐选择了“反慈善”，也就是给你不支持的机构捐款。这样，失败的代价就显得更惨重了。）奖励的价值可能没有变化，但屈服的代价会让即时的快感显得不再诱人。

为受到诱惑的自己理财

对正在戒毒的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管好自己的钱。很多人没有银行账户，所以必须依靠支票兑现，即用工资支票或社会服务支票兑换现金。那些钱放在口袋显得很烫手，他们很容易为了一个晚上的乐子而花掉两周的薪水。这就让他们没法买吃的，没法付房租，更没法抚养孩子。耶鲁大学医学院的两位精神病学家马克·罗森（Marc Rosen）和罗伯特·劳森汉克（Robert Rosenheck）为正在戒毒的人设计了一个理财项目。（科尔蒂斯和谢林也会很赞成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名为ATM，即“顾问-出纳理财干涉法”（Advisor-Teller Money Manager Intervention）的缩写。它融合了奖励和预先承诺这两种方法，让明智的支出显得更有吸引力，让不动脑子的支出显得更加困难。

这个项目给每个戒毒者指派一名理财师。他们同意把钱存在一个银行账户里，只有理财师才有账户的使用权。同时，理财师控制委托人的支票簿和银行卡。理财师会和每个委托人谈话，在谈话过程中为他们设定目标，帮他们认清自己想要这些钱做什么，让他们意识到存钱如何有助于实现长期目标。他们一起做每个月的预算，确定在食品、房租和其他事项上的开支，通过写支票来偿还到期的账单。他们还会设定和长期目标相符的每周开支计划。

理财师会给每个委托人一些钱，但这些钱只够他们支付计划好的开支。如果要购买计划外的东西，委托人就要和理财师见面，并提交正式的书面申请。如果理财师认为这和委托人最初的目标和预算不一致，或者怀疑委托人酗酒或吸毒，他就可以延迟48小时再作批示。这种延迟能让委托人恢复理性的偏好，而不会按受诱惑时的冲动行事。当委托人取得进步的时候，比如找到了工作、参加了戒毒互助会、通过了每周药物测试的时候，理财师也可以用委托人自己的钱“奖励”他们。

这种干涉法不仅在帮助戒毒者理财上取得了成功，还减少了他们使用麻醉品的次数。重要的是，这不只是“预先承诺”的功劳。这个项目改变了戒毒者对时间和奖励的看法。研究发现，这个项目降低了他们的“折扣率”，提高了他们心中未来奖励的价值。折扣率减少得最多的戒毒者，最有可能不再故态复萌。

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人对参与者负责任，支持他们实现目标。有没有这么一个人，你能和他分享你的目标，能在你感觉受诱惑时寻求他的帮助？

遇见未来的自己

我想介绍两个人给你认识。我想，你一定会和他们相处愉快。第一个人叫“你”。“你”容易拖延，没办法控制冲动，不怎么喜欢运动、完成文书工作或洗衣服。第二个人也叫“你”。为了方便区分，我们称之为“你2.0”。“你2.0”没有拖延症。无论面对多无聊、多困难的任务，他都有源源不绝的能量。“你2.0”有惊人的自控力，面对薯片和家庭购物频道毫不冲动，面对办公室性骚扰行为毫不退缩。

“你”和“你2.0”是谁呢？“你”就是正在读这一章的你。你或许会因为缺乏睡眠而觉得疲惫和烦躁，或是一想到今天还有10件事没做就感到无力。“你2.0”就是未来的你。不，不是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奇迹般变成的那个人。未来的你是那个会整理衣橱的人，那个比现在更热爱锻炼的人。未来的你是那个会在速食店点健康菜品的人，所以，现在的你可以尽情享受会让自己血管堵塞的汉堡——就算你点它的时候必须签署法律弃权书[22]。

未来的你总是比现在的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能量和更强的意志力。至少，我们在想到未来的自己时会这么告诉自己。未来的你不会感到焦虑，比现在的你更能忍受痛苦——这使得未来的你在结肠镜检查中不会有任何问题。未来的你能更好地管理自己，更有动力。所以，把所有困难的事都扔给未来的你去做，是最合理不过的事了。

我们会把未来的自己想象成完全不同的一个人——这是个令人费解但却不难预测的错误。我们把未来的自己理想化了，希望未来的自己可以做到现在的自己做不了的事。我们有时会虐待他们，让他们承担现在的自己犯下的错误。有时候，我们只是误解了他们，没有意识到未来和现在的自己有相同的想法和感觉。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未来的自己，我们都不会觉得他们和现在的自己是一样的人。

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Emily Pronin）证明了，这种错误的想象让我们像对待陌生人一样对待未来的自己。在她的实验中，学生们要作出一系列关于自控力的选择。有些学生要选择他们今天想做的事情，其他学生则要选择他们未来想做的事。与此同时，学生们还要决定排在他们后面的那个人要做什么。虽然你觉得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会自然而然结成联盟，但实际上，我们更可能解救现在的自己，不让他受到太大的压力。我们会给未来的自己增加负担，就好像那时的自己是个陌生人一样。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们喝一种用番茄酱和酱油兑成的恶心液体。学生们要选择，自己为了这个科学实验愿意喝下多少。他们喝得越多，对研究人员就越有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研究人员告诉一些学生，试喝会在几分钟后开始。对另外一些学生，他们则表示试喝会安排在下个学期。他们现在是脱身了，但未来的他们需要咽下这种混合物。同样，学生需要决定下一位被试者要喝多少混合物。你会怎么做？未来的你会怎么做？你会对一个陌生人抱什么样的期待呢？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未来的你就会比现在的你对科学（和酱油）更感兴趣。学生们让未来的自己和下一个被试者喝的恶心液体（近半杯），比现在的自己愿意喝的（2大匙）多了两倍。当学生们需要花时间做好事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偏好。他们为未来的自己作出承诺，下学期会用85%的时间辅导其他同学。他们在安排其他被试者的时间时也同样慷慨，保证会花120分钟去辅导别人。但是，当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这个学期就开始执行的时候，他们只有27分钟可以用来帮助别人。在第三个实验中，学生们需要选择是现在拿到一小笔钱，还是等过一段时间拿到一大笔钱。在为现在的自己做选择时，他们选择的是即时的奖励。但他们希望未来的自己（和接下来的被试者）延迟获得满足感。

如果我们真的指望未来的自己能这么崇高，我们确实可以相信，未来的自己能做好所有的事。但更典型的情况是，当我们到了未来，理想中“未来的自己”却不见了，最后作决定的还是毫无改变的曾经的自己。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自控力，我们仍然愚蠢地希望未来的自己不会面临冲突。“未来的自己”会被你一直推向未来，就像“天降救星”（deus ex machina）[23]一样，在最后的时刻出现，拯救那时的自己。

深入剖析：你在等待未来的自己吗？

你是否在推迟重要的变化或任务，等待自控力更强的未来的自己出现？你是不是乐观地让自己承担过多的责任，最后却被不可能的任务打倒了？你今天有没有不去做什么事，因为明天你会更想去做那件事？

怕看牙医的人不再等待未来爱看牙医的自己出现

45岁的保罗上次看牙医是10年前的事了。他的牙龈很敏感，而且有周期性的牙疼。他妻子一直让他去看牙医，但他总是说，等手头事情没那么忙了就去。实际上，他是害怕发现牙齿出了问题，害怕自己要经历的治牙过程。

当想到“未来的自己”这个问题时，保罗意识到，他一直在告诉自己，他未来会克服恐惧，那时他就能去预约了。但是，当他回想自己实际的行动时，他发现这句话已经说了近10年了。他因为拒绝去看牙医，牙齿和牙龈的状况肯定已经恶化了。为了等待未来无所畏惧的自己出现，他让现在的自己有了真正需要担心的问题。

保罗承认，自己无论何时都不愿意去看牙医。他决定找一个方法，让充满恐惧的自己去看牙医。保罗的同事给他推荐了一位牙医，说他特别善于应付感到害怕的病人，甚至会在检查和治疗时给病人打镇静剂。以前，保罗可能会觉得尴尬，不愿去看这位牙医。但现在他知道，这是让现在的自己关心未来的健康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未来看起来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会把未来的自己视为另一个人呢？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未来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当我们想到未来的自己时，我们的欲望不会像现在一样紧迫，情绪不会像现在一样真切。直到我们真的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当下的想法和感受。当学生们决定下个学期的自己要喝多少混合物时，他们作决定时不会觉得肚子疼。在捐献未来自己的时间时，学生们不会想到这个周末的重要比赛或期中考试的压力。如果内心感觉不到厌恶或焦虑，我们就猜不出未来的自己愿意做些什么。

脑成像研究发现，我们在考虑现在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时，运用的是大脑中不同的区域。当人们想象着未来的快乐时，大脑中想象自己经历的区域竟然毫无反应，就像是别人在享受日落和佳肴一样。当人们考虑某种品质是形容现在的自己更恰当，还是形容未来的自己更恰当的时候，也会出现相同的现象。当我们考虑未来的自己时，大脑的活动和我们考虑别人的特征时如出一辙[24]。这就像是我们只能通过外表去判断一个人如何，而不是通过内在去判断我们自己如何。大脑会把未来的自己当成别人，这种习惯对自控力影响极大。研究发现，当你想到未来的自己时，大脑中越是想不到自己，你就越可能对未来的自己说“去你的”，也就越可能对即时的满足感说“好”。

资金筹集人巧妙利用未来自己的乐观精神

亚利桑那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娜·布雷曼（Anna Breman）想知道，人们总觉得未来的自己比现在的自己更慷慨，那么非营利组织能否利用人们的这一倾向。资金筹集人能不能利用这个现象，不是让人们现在立刻捐款，而是把未来自己的钱捐出去呢？她和“迪亚索尼”（Diakonia）一起研究了两种不同的资金筹集策略。“迪亚索尼”是一家瑞典的慈善机构，致力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在“今天多捐点”实验中，捐助者从下一次捐款开始，自动提高每月的捐助额。在“明天多捐点”实验中，捐助者同样要提高每月的捐助额，但两个月内暂时不变。和“今天多捐点”实验比起来，“明天多捐点”实验中的捐助额提高了32%。当谈到自控力问题时，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希望从未来的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如果是让其他人承诺奉献他们的金钱、时间或努力，你可以利用他们对未来的想象，让他们提前作出承诺。

未来的自己成了陌生人

和陌生人的幸福比起来，我们都会更关心自己的幸福。这是人类的天性。那么，我们会把现在自己的需求置于未来自己的幸福之上，这是合乎逻辑的。为什么要牺牲掉自己现在的幸福，而给陌生人的未来投资呢？

纽约大学心理学家豪尔·厄斯纳-赫什菲尔德（Hal Ersner-Hershfield）认为，这种“利己主义”思想正是老龄化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之一。人们的寿命更长了，但退休年龄没变，大多数人还没有为剩下的年岁作好经济上的准备。据估计，“婴儿潮一代”出生的人有2/3没有存够钱，无法在退休后维持生活水平。实际上，20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34%的美国人没有为退休后的生活攒钱，其中53%是33岁以下的人，22%是65岁或以上的人。厄斯纳-荷什费德（他自己年轻时也没什么存款）认为，人们之所以不给未来的自己储蓄，是因为存钱就像把钱给了陌生人。

为了找出原因，他发明了一种名为“未来自我的连续性”测量方法——你在多大的程度上认为，未来的自己在本质上和现在的自己是一样的。不是所有人都会把未来的自己看成彻底的陌生人，有些人会觉得和未来的自己很亲近，联系很紧密。图7-1说明了人们和未来的自己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看一看这张图，找一找你和哪个情况最相符，然后我们再继续。）厄斯纳-荷什费德发现，那些“未来自我的连续性”比较高的人，也就是两个圆圈重叠得比较多的人，存款更多，信用卡负债更少，未来也会更加宽裕。

图7-1　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会发生变化。哪对圆圈展示了现在的你和未来20年后的你的相似之处？

如果说，觉得未来的自己很陌生，会让自己现在花更多钱，那么，认识未来的自己会不会让你存下更多钱？厄斯纳-荷什费德决定向大学生介绍退休后的情况，以此来测试这种假设。他和专业的电脑动画设计师一起，用表现年龄推移的软件设计出了被试者退休后的三维模拟像[25]。厄斯纳-荷什费德的目标是，让年轻的被试者感觉这真的是若干年后的自己，而不是自己的某个亲戚（因为学生们最常见的反应是：“这长得真像乔叔叔或莎莉阿姨！”），或是恐怖电影里的生物。认识了未来的自己之后，学生便和他们的老年模拟像在虚拟情景下进行互动。被试者坐在一面镜子前，他们可以在镜子里看到“未来的自己”的后背。如果被试者动了动自己的头，未来的自己也会动一动头。如果他转向一侧，未来的他也会转向一侧。当被试者看着镜子中未来的自己时，研究人员向每个被试者提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来自哪里？”“你在生活中对什么最感兴趣？”被试者回答问题时，就像未来的他们在说话一样。

在和未来的自己相处一段时间后，被试者离开了虚拟现实实验室，开始进行一个模拟预算项目。他们分别拿到1000美元，需要用这些钱分别支付现在的花费、娱乐消费、活期存款和退休账户。和那些只在真正的镜子里看着年轻的自己的学生比起来，那些与未来的自己有过互动的学生，会多拿两倍的钱放进退休账户。认识未来的自己，让学生们更愿意为未来的自己投资，也就是为他们自己投资。

虽然这项技术还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可以想象，会有那么一天，每个新职员在参加公司的退休计划之前，人力资源部都会让他认识一下未来的自己。此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让你认识未来的自己。（请参看意志力实验：“遇见未来的自己”）增加“未来自我的连续性”不仅会增加你的存款，还能帮助你应对各种意志力挑战。较高的“未来自我的连续性”会让人现在就做到最好。比如，厄斯纳-荷什费德注意到，“未来自我的连续性”较强的人更可能按时参加测试，而连续性较弱的人则更容易失约。受这个意外发现的启发，厄斯纳-荷什费德开始研究，未来自我的连续性是如何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的。他最近的研究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较弱的人，在商业活动中更可能有不道德行为。他们更可能把在办公室捡到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在泄露可能毁掉别人事业的信息时觉得更舒服。在奖励骗子的游戏中，他们说的谎更多。看起来，如果我们感觉和未来的自己毫无关联，就会忽略自己行为的后果。相反，如果我们觉得和未来的自己联系紧密，就会保护自己不被最糟糕的冲动所伤。

意志力实验：遇见未来的自己

无须坐上德劳瑞恩轿车[26]，你就可以把自己送到未来，帮助自己作出更明智的选择。下面三种方法能让未来变得真实可信，让你认识未来的自己。选择一种你感兴趣的方法，在这一周尝试一下。

1.创造一个未来的记忆。德国汉堡-埃普多夫中心医科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研究发现，想象未来可以让人延迟满足感。你甚至不需要去想延迟满足感带给未来的回报，只要设想一下未来就行。比如，如果你正面临一个抉择，是现在就开始一个项目，还是推迟一下再开始，那么，想象一下你下周在杂货店里购物，或者想象一下你正在开预定的会议。当你想象未来的图景时，大脑就会更具体、更直接地思考你现在选择的结果。你想象的未来图景越真实、越生动，你做的决定就越不会让你在未来后悔。

2.给未来的自己发条信息。FutureMe.org的创始人发明了一种给未来的自己发邮件的方法。从2003年起，他们就收了大量人们写给未来自己的电子邮件。他们会按作者选择的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把这些邮件发出去。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想一想未来的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会如何看待自己现在作出的选择呢？向未来的自己描述一下自己现在将要做什么，有助于你实现长期目标。你对未来的自己有什么希望？你觉得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你也可以想象未来的自己回头看现在的自己。未来的自己会因为现在的自己做了什么而表示感激？心理学家海尔·厄斯纳-荷什费德说，即使你只是想一想要在这封电子邮件里写点什么，你就会觉得和未来的自己联系更紧了。

3.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研究发现，想象未来的自己能增强你现在的意志力。在一个实验中，宅男宅女们需要想象两个未来的自己。第一个是他们希望成为的自己。那个人能坚持锻炼，身体健康，充满能量。第二个是他们害怕成为的自己。那个人懒散度日，毫无活力，体弱多病。这两种想象都能让他们离开椅子，和没有想象未来自己的对照组相比，这些人在两个月后提高了锻炼频率。在你的意志力挑战中，你能想象一个你希望成为的自己，一个能承诺改变并获得成果的自己吗？或者，你能想象一个背负不改变带来的恶果的自己吗？让你的白日梦做得更生动，更有细节。想象一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你看上去会是什么样的，你会对过去的选择有什么感觉。你是会感到自豪、心怀感激，还是会后悔不迭？

该等待的时候，该屈服的时候

我们一直认为最好不要及时享乐。但真的是这样吗？

哥伦比亚大学的市场研究员拉恩·基维茨（Ran Kivetz）发现，一些人没法及时享乐。他们用工作、美德或未来的幸福不断地推迟快感。但最终，他们会为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基维茨把这种情况称为“高瞻远瞩”——其实就是“好高骛远”，不过换了个好听的说法而已。就像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当奖励的承诺摆在眼前的时候，他们没法把承诺当做即时的快感。那些受“高瞻远瞩”折磨的人则习惯于看得更远，而看不到屈服于诱惑时的快感。这个问题其实和“目光短浅”一样严重，最后都会带来失望和不快乐。

对那些无法对诱惑说“好”的人来说，他们屈服诱惑时需要的自控力，和我们抵抗诱惑时需要的意志力一样多。只有用这一章提到的策略才能搞定这些人。那些“高瞻远瞩”的人和大多数“目光短浅”的人不一样，他们必须预先作出放纵自己的承诺。比如，在兑换信用卡奖励积分的时候，你可能会选择换取礼物，而不是返还现金。如此一来，你就会迫使自己花钱购买奢侈品，而不是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你还得保证你拿到的礼品不会被扔进抽屉里积灰——你总觉得还没到用它的时候，所以把它一直放在那儿。）你也可以像那些不想向即时满足感投降的人一样，改变观念，帮助自己作出更好的选择。“高瞻远瞩”的人需要把放纵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只关注这么做的损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过一段时间能得到多少欢乐。你也可以把放纵当成恢复精力、继续工作的必经之途。（卖家们对人们的这种需求了如指掌，他们乐于把奢侈品设计成减少消费者罪恶感的样子。）当你想到今天的决定会影响自己未来的幸福时，你还得想一想，如果你今天不这么做，以后肯定会后悔的。

我承认，有时候我也会有点“高瞻远瞩”。当有必要提醒自己去放纵一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瓶我珍藏了5年的香槟酒。那瓶酒是我拿到奖学金进入研究生院的时候，我的老师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当她把酒和一张贺卡递给我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当场打开这瓶酒。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研究生阶段取得成功。而且在我看来，入学是我需要跨越的第一个坎。我告诉自己，等我到斯坦福安定下来之后，再来喝这瓶酒。所以，这瓶酒跟着我一起从波士顿来到北加利福尼亚。我在心理学系安定下来了，但总觉得还没到喝这瓶酒的时候。我没有举办任何庆祝活动。或许，合适的时候是我研究生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或者是我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

后来，那瓶香槟酒又跟着我搬了4次家。每次我把它包起来的时候，我都会想，只要我跨过了下一个障碍，我就会觉得应该打开它了。终于，当我终于提交了博士论文，拿到了学位证书后，我打开了这瓶酒。但那时候，酒已经没法喝了。当我把酒倒进水槽的时候，我发誓以后绝不会再这么浪费酒了，也不会再浪费任何一个庆祝成功的机会了。

深入剖析：为了你自己好，你是不是太“高瞻远瞩”了？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觉：因为总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似乎没办法放下工作休息一下？你是否对花钱产生了太多的罪恶感和焦虑感，以至于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你觉得自己很难再去买别的东西？你有没有回头看过，自己是怎样花费时间和金钱的？你会不会希望当时你能更关注即时的快乐，而不是总去推迟享受？如果是这样的话，试一试本章提到的意志力实验，把它们当做放纵自己的方法。（别再试着推迟了，好不好？）

写在最后的话

当我们思考未来时，我们能预测到未来的自己和想象中有什么不同。未来的奖励似乎并不那么有诱惑力，所以我们选择了即时的满足感。我们无法预测自己会怎么受到诱惑、怎么被分散注意力，所以我们无法坚定自己的目标。如果我们想作出更明智的决定，就要更好地理解和支持未来的自己。我们还需要记住，为现在的行为承担后果的，看似是未来的自己，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未来的自己会对我们现在的付出感激不尽。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我们无法明确地预知未来，这为我们带来了诱惑，让我们拖延着不做某些事。

深入剖析：

·你给未来的奖励打了几折？在你的意志力挑战中，每当你屈服于诱惑或拖延的时候，你会出售哪些未来的奖励？

·你在等待未来的自己吗？你是否在推迟重要的改变或任务，等待自控力更强的未来的自己出现？

·为了你自己好，你是否太“高瞻远瞩”了？你是否觉得放纵自己比抵抗诱惑还困难？

意志力实验：

·等待10分钟。在诱惑面前强制安排10分钟的等待时间。在这10分钟里，一定要时刻想着长远的奖励，抵制住诱惑。

·降低你的折扣率。当你受到诱惑，要做和长期利益相悖的事情时，请想一想，这个选择意味着，你为了即时的满足感放弃了更好的长期奖励。

·预先对未来的自己作出承诺。作好拒绝诱惑的准备，让改变偏好变得更难，用奖励或威胁来激励未来的自己。

·预见未来的自己。创造一个未来的记忆，给未来的自己发条信息，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

08　传染：为什么意志力会传染？

18岁的约翰刚刚高中毕业，他在科罗拉多州厄尔巴索市的美国空军军官学校前下了公共汽车。他背着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一些允许新学员携带的物品：一个小闹钟、一件冬装外套、一些邮票和信纸、一个图形计算器。他还带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不在他的背包里，也不会被和他分在同一个中队的其他29名新学员看到。在持续一年的训练中，这些学员将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学在一起。约翰带来的东西将慢慢传播给中队其他成员，对他们的健康和他们在空军的前途构成威胁。

约翰究竟带来了什么灾难？他带来的不是天花、肺结核或性病，而是体质虚弱。虽然人们难以相信身体虚弱也能传染，但201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个报告显示：体质虚弱就像传染病一样，在美国空军军官学校中蔓延。共有3487名学员接受了为期4年的跟踪调查，从他们在高中的体检一直到他们在军官学校中的例行体检。一段时间以后，中队里体质最弱的学员逐渐拉低了其他学员的体质。实际上，当新学员刚到军官学校时，和他自己入学前的体质比起来，通过他所在中队里最虚弱的学员的体质，可以更好地预测他未来的体质。

这个调查能够说明，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我们通常认为受自控力影响的行为，也会受社会控制力的影响。我们愿意相信，我们的决定不会受他人的影响，我们为自己的独立和自由意志感到自豪。但从心理学、市场营销学和医药学等方面的研究来看，我们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会受他人想法、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甚至，我们认为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这都会影响我们的选择。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种社会影响经常给我们带来麻烦。但这也有助于我们实现意志力目标。意志力薄弱可能会传染，但你仍然可以获得自控力。

传染病的传播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研究H1N1病毒的爆发，更早之前还研究过的艾滋病病毒的爆发。但他们也关注长时期内国民健康的变化，包括美国每个州肥胖率的变化。在1990年，美国没有一个州的肥胖率达到或高于15%。到1999年，有18个州的肥胖率在20%24%之间，但没有一个州达到或高于25%。到2009年，只有一个州（科罗拉多州）和哥伦比亚地区的肥胖率低于20%，其他33个州的肥胖率都达到或高于25%了。

卫生部官员和媒体是这样形容这个趋势的——肥胖传染病。哈佛医学院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斯基（Nicholas Christakis）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这两位科学家被这个形容震惊了。他们想知道，体重的增加是否以和其他传染病（如流感）相同的方式在人群中传播。为了找到答案，他们拿到了弗雷明汉心脏研究所的数据。这家研究所在32年里跟踪调查了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1.2万多名居民的状况。调查开始于1948年，当时共有5200名参与者。1971年和2002年又有新一代的居民加入调查。数十年来，该地居民一直汇报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自己体重的变化，以及与研究中其他人的社会关系。

通过一段时间对参与者体重的观察，两位科学家发现了像传染病一样的现象——肥胖是会传染的，它会在家庭内部和朋友之间传染。如果一个人身边有个朋友超重了，那么他变胖的概率就会增加171%。如果一个女性的姐妹超重了，那么她变胖的概率就会增加67%；如果一个男性的兄弟超重了，那么他变胖的概率就会增加45%。

在弗雷明汉社区，不只是肥胖在传染，其他东西也在传染。当一个人开始酗酒，其整个社交圈中泡酒吧的人和宿醉的人都会变多。但是，两位科学家也发现了“自控力可以传染”的证据。如果一个人戒烟了，那么他家人和朋友戒烟的概率也会增加。克里斯塔斯基和福勒在其他社区也发现了这种传染现象。这种现象涵盖了许多种意志力挑战，比如吸毒、失眠和抑郁症。尽管这个情况令人不安，但有一点很明确：坏习惯和积极的改变都能像细菌一样在人群中传播，而且没有人能完全不受其影响。

深入剖析：你的社交

不是每个意志力挑战都是社会“传染”的结果，但大多数挑战都存在社会“传染”的问题。针对你自己的意志力挑战，请考虑以下问题：

在你的社交圈中，有没有其他人有和你一样的意志力挑战？

回想一下，你有没有从朋友或家人身上学到过某种习惯？

和某些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不会更容易放纵自己？

在你的社交圈中，最近有没有其他人也在尝试应对这个意志力问题？

社会中的个人

说到自我控制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大脑里不是只有一个自我，而是有很多不同的自我在相互竞争，争夺控制权。这里面有想获得即时满足感的自我，有铭记远大目标的自我，有现在的自我，也有未来的自我。他们可能相似，也可能不同。实际上，你会发现自己大脑里还住着几个人，就像脑子里还不够挤似的。我说的可不是多重人格障碍，我指的是你的父母、配偶、孩子、朋友、老板，以及任何出现在你日常生活中的人。

人生来就要和其他人产生联系。我们的大脑已经找到了一种巧妙的方法，确保我们能产生这样的联系。我们有专门的脑细胞管这件事，它名叫“镜像神经元”。它唯一的任务就是注意观察其他人在想什么，感觉如何，在做什么。镜像神经元分布在整个大脑中，帮助我们理解其他人所有的经历。

比如，想象一下你和我待在一个厨房里，你看到我用右手去拿一把刀。你的大脑就会自动把这个动作转化成某种信息，管理你右手运动和感觉的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这样，你的大脑就会开始分析我在做什么。镜像神经元会重新创造我的运动，就像一位侦探在重建犯罪现场一样。它会试图找出当时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这件事的原因。这会让你猜测我为什么要拿刀，之后会发什么事。我是要攻击你吗？还是说，我的目标是台面上的胡萝卜蛋糕？

再比如，当我去拿刀子时，一不小心划破了右手的大拇指。噢！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大脑中管理痛感的镜像神经元就会作出反应。你的脸部肌肉会开始抽搐，你马上就知道了我的感觉。痛感对大脑来说是如此真实，就像疼痛的信号是来自你的右手一样。你脊髓中的神经甚至会试图抑制这种疼痛，就好像实际上是你切到了手！这就是移情的本能，它让我们理解他人，并对他们的感觉作出回应。

等我包扎好拇指，给自己拿了块蛋糕，你大脑奖励系统的镜像神经元就会被激活。即使你自己不喜欢胡萝卜蛋糕，但你知道我最喜欢它（的确如此），你的大脑也会开始期待奖励。当我们的镜像神经元获取了别人奖励承诺的信息时，我们自己也会渴望得到奖励。

镜像意志力失效

通过这个简单的场景，我们发现了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都会使我们的社会脑（social brain）出现意志力失效。第一种形式是无意识的模仿。当镜像神经元探测到其他人的行动时，它会让你的身体也准备做同样的动作。当你看到我去拿刀的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地想伸手帮我一把。在其他情况下，我们也会无意识地对别人的姿势或动作作出反应。如果你注意一下肢体语言的话，你就会发现，交谈中的人会摆出对方的姿势。一个人交叉着双臂，过了一会儿，和他说话的人也叉起了双臂。她的身子向后倾斜，很快，他的身子也会向后倾斜。这种无意识的身体镜像似乎能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彼此，同时带来相互联系、关系密切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销售员、经理和政客都需要经过训练，让他们能有意识地去模仿别人的姿势。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更容易影响他们的模仿对象。）

我们有模仿别人行动的本能，这就意味着，当你看到别人去拿零食、饮料或信用卡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们的行为。同时，你也会失去自己的意志力。最近，研究人员考察了烟民在看到电影中有人抽烟时，他们大脑中发生的变化。他们控制手部运动的大脑区域变得活跃起来，就像烟民的大脑正在准备掏根烟点上一样。仅仅是看着屏幕上有人抽烟，就会让人下意识地产生吸烟的冲动。对想要控制冲动的烟民来说，这无疑加大了挑战。

大脑让我们误入迷途的第二种形式是传染情绪。我们发现，自己的镜像神经元会对别人的疼痛产生反应，也会对别人的情绪产生反应。正因为如此，同事的坏心情会变成我们的坏心情——这让我们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需要喝酒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电视情景喜剧会添加笑声音轨——他们希望，别人的笑声也能惹你发笑。这种情绪的自动传染同样能解释，为什么社交研究者克里斯塔斯基和福勒发现，快乐和孤独的情绪会在朋友和家庭中传播。那么，这为什么会造成意志力失效呢？当我们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会用惯用的方法来改善心情。这可能意味着，很快你就会去疯狂购物或者吃下一块巧克力了。

最后，当我们看到别人屈服于诱惑时，我们的大脑也可能受到诱惑。如果你发现别人和你有同样的意志力挑战，你就会很想加入他们。当我们想象别人想要什么的时候，他们的欲望就会引发我们的欲望，他们的食欲也会引发我们的食欲。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要比一个人的时候吃得更多；为什么赌徒看到别人赢了一大笔钱的时候，自己也会提高赌注。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和朋友一起购物时花的钱更多。

深入剖析：你在模仿谁？

这一周，仔细观察你是否在模仿别人的行为，尤其是和你的意志力挑战有关的行为。同样放纵自己的行为是不是维持关系的社会黏合剂？当看到周围的人在做同样的事时，你会不会变本加厉地去做这件事？

受社会影响的烟民

马克最近找了个新工作，在咖啡店里做服务员。咖啡店每4个小时换一次班，员工能休息10分钟。马克很快发现，休息时大多数人会去后院抽烟。换班结束的时候，大家通常是从后院走进来的。回家前，大家也是边聊天边抽烟。马克平时不太抽烟，不过聚会时偶尔会抽一两根。他发现，自己休息的时候，如果其他服务员也在后院，他就会抽烟。有时候下班后，他也会和同事们在一起抽烟。

我在课上谈到社会环境对行为的影响时，马克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的问题。他一个人的时候从来不抽烟。但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在抽烟，甚至咖啡店经理都在休息时抽烟，所以他抽烟比不抽烟要容易得多。马克没有过多考虑这种社会习惯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绝对不想因此不再和同事来往，即使那些人都是大烟鬼，每天的精神支柱就是休息时抽根烟。他决定不再找同事们要烟抽。他的同事对此一点儿也都不生气，因为他们不用再给他烟了。马克仍然认为社交很重要，只是他不用在社交时抽烟了而已。

目标也能传染

人类天生就能洞察别人的思想。当我们观察别人的行动时，我们会用社会脑去猜测他们的目的。为什么那个女人要冲那个男人大喊大叫？为什么服务员要和我调情？这样的猜测可以让我们预测别人的行为，避免社会灾难。我们需要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社会威胁。（那个正在尖叫的女人，和与她在一起的男人，谁处在危险之中？谁会需要帮助？）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作出最合适的反应。（那个和我调情的服务员是想多拿点小费，而不是想约我出去。）

但是，这种自动读心术也有一种自控的副作用：它会激活我们心中的共同目标。心理学家称之为“目标传染病”。研究发现，我们很容易感染别人的目标，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比如，在一项研究中，同学们得知了另一位同学在春假里打工的事，大家就都把赚钱视为自己的目标。然后，这些学生就会在实验中更努力、更勤快，以便多赚点钱。年轻人看到男人在酒吧里和女人搭讪的故事时，他们就会把草率的性行为当做目标，也就更可能帮助突然闯进实验中的漂亮年轻女性。（研究人员证实，这位年轻男士相信，帮助这名女性会让他更可能和她上床。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我肯定，实际效果可能没有大部分年轻男士想得那么乐观。）另一些调查显示，想着一位吸大麻的朋友，会让大学生更想得到刺激的体验；想着一位不吸大麻的朋友，就会减少他们的兴致。

这些对自控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好消息是，能够传染的目标，仅限于你已经拥有的或是和他人共有的目标。你不会因为短暂暴露在一个目标前面，就感染上这个全新的目标。这和感染流感病毒不是一回事儿。当朋友给你烟时，不抽烟的人不会产生对尼古丁的欲望。但是，别人的行为能激发你大脑中的某个目标，只不过这个目标当时没能控制你的选择而已。正如我们看到的，意志力挑战总是包含了冲突，这种冲突来自两个相互竞争的目标。你现在想要享乐，但你又想要未来的健康。你想要冲老板发脾气，但你又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你想要大肆挥霍，但你又想要还清债务。看着其他人追求其中一个目标，你大脑中两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扭转。

目标传染在两个方向上都会起作用——你既可以感染自控，也可能感染自我放纵。但是，我们好像更容易感染上诱惑。如果和你共进午餐的人点了甜品，她“即时满足”的目标便会和你“即时满足”的目标狼狈为奸，一起打倒你减肥的目标。看着别人在买节日礼物时大手大脚，你的欲望就会增加，你就会希望圣诞节早上给自己孩子更多快乐。这会让你暂时忘掉，自己最初的目标是少花点钱。

意志力实验：增强你的免疫系统

我们不总是感染别人的目标。有时，看着别人屈服于诱惑，反而能增强我们的自控力。当你坚定了一个目标时（比如减肥），还要意识到你有一个与之冲突的目标（比如吃个比萨）。当你看到别人的行为和自己最大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你的大脑就会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它会让你的主要目标更坚定，它还会寻找策略帮你坚守目标。心理学家把这叫做“反抗控制”。但当你的自控力受威胁时，你可以把它看做一种免疫反应。

当你面对别人的目标时，增强免疫系统的最佳途径就是：在每天刚开始的时候花几分钟想想自己的目标，想想你会怎么受到诱惑，想要改变自己的目标。这就像疫苗一样，能保护你不受别人的感染。回想自己的目标能强化这个目标，避免你感染他人的目标。

感染别人的目标，失去自己的控制

有时候，我们感染的不是某种具体的目标，比如吃零食、花钱、诱惑陌生人，而是和我们的冲动一致的、更普遍的目标。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调研人员在各种真实情景下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对象是那些没有疑心的路人。他们找到了很多人们举止恶劣的“证据”，比如，明明旁边有醒目的“不准停车”标志，人们还是把自行车锁在栅栏上；明明杂货店有“购物车使用后请归还店内”的规定，人们还是把购物车留在停车场里。他们的研究显示，“打破规则”也是可以传染的。在研究人员的计划里，那些人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忽略了这些标志。因为别人也把自行车锁在栅栏上，把购物车留在停车场里。

但结果不仅于此。当人们看到“不准停车”的栅栏旁锁着自行车时，他们更可能不遵守规定，跨过栅栏走捷径。当人们看到停车场里的购物车时，他们更可能把垃圾丢在停车场的地上。比起打破某一项规则的目标，能传染的目标范围更广。人们感染的目标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

当我们看到别人忽视规则、受欲望支配的时候，我们更可能在任何冲动面前选择屈服。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看到别人举止不良的时候，我们的自控力也会降低。（这对爱看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人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些节目通常讲的是三件事——酗酒、打架、第三者插足。）听说有人偷税漏税，会让你觉得放松一下节食计划没什么大不了。看到其他司机超速驾驶，你也许会花钱超预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从别人那里感染上了“意志力薄弱”，即便我们的弱点和我们看到的别人的弱点毫不相同。重要的是，我们甚至不需要直接看到别人行动。就像病人摸过门把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细菌仍会留在把手上面一样，即使我们只看到了其他人屈服于诱惑的证据，我们也会感染上同样的目标。

意志力实验：感染自控力

研究发现，想到自控力强的人可以增强自己的意志力。对你的挑战来说，谁能成为你的意志力榜样呢？是那些经历过同样的挑战并最终成功的人，还是那些自控力的典范？（在我的班上，最常被提名的意志力模范是成功的运动员、精神领袖和政治家。但实际上，家人和朋友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动力。我们接下来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当你需要多一点意志力的时候，想想你的榜样。问问自己：那个意志力强人会怎么做？

为什么说，你喜欢的人比陌生人更有传染性

在流感肆虐的季节，你可能从任何接触过的人身上感染病毒。比如，收银员咳嗽时不捂嘴，他刷完了你的卡递给你，你的卡上就沾满了细菌。这就是流行病学家所说的“简单传染”。在“简单传染”的情况下，病毒是谁传染给你并不重要。陌生人携带的细菌，和你喜欢的人携带的细菌没什么不同。只要你碰上病毒，就会被传染上。

但是，行为传染的方式则有所不同。社会传染，如肥胖或吸烟的传播，遵循的是“复杂传染”的模式。仅仅接触到行为的“携带者”还不够，重要的是你和这个人的关系。在弗雷明汉社区里，行为的传播不会跨过栅栏和后院。社会传染病在人际网络中传播，那里面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人。它不会在街道网络中传播。同事的影响怎么也比不上密友的影响，即便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比你每天见到却不喜欢的人更有影响力。这种选择性的传染在医学界是闻所未闻的。这就好像是，只有从你不认识或不喜欢的人身上感染病毒时，你的免疫系统才能保护你。但是，行为就是这样传染的。和地理上的亲近程度比起来，社会关系上的亲密程度更重要。

为什么在关系密切的人中间，行为会传染得这么严重呢？我们可以用免疫系统作个类比。只有当免疫系统发现那些人“和我们不同”时，它才会拒绝他们的目标和行为。毕竟，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不会攻击自身的细胞。只要它能辨别出那是自己的东西，它就不会作出任何反应。但是，只要它辨别出那是来自外部的东西，那对它来说就是威胁。它会隔离或摧毁这个病毒或细菌，这样你就不会生病了。事实证明，当我们想到我们喜爱、尊重的人和感觉相似的人时，我们的大脑会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们，而不会把他们视为“别人”。在脑部扫描仪中就能发现这一点。如果你观察一个成年人先想到自己，再想到他的母亲，他想到自己和母亲时大脑活跃的区域几乎一样。这说明，我们认为的“自己”也包括我们关心的人。我们的自我意识取决于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在很多时候，只有想到其他人，我们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的自我意识中包含了其他人，他们的选择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深入剖析：你最可能被谁感染？

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谁是和你关系密切的人。你和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你最尊重谁？你觉得谁和自己最像？谁的意见对你来说最重要？你最信任谁，最关心谁？你能不能想到哪些行为（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你从他们身上学来的，或是他们从你身上学到的？

群体的一员

想象一下，有人敲了敲你的门，让你回答几个关于节约能源的问题。你多久会省一次电？你会通过缩短洗澡时间来节约用水吗？你给房子做过隔热处理，以此减少热量流失吗？你开的是高油耗的汽车吗？然后，他们又问你，你有多赞同“节约能源有利于自然环境，能为你省钱，还能造福后代”这个说法。最后，他们问你两个问题：最能促使你节约能源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邻居中有多少人试着节约能源？

作为“人们为什么节约能源”这个研究的一部分，研究者向加利福尼亚州的800位居民询问了这些问题。这群人都相当无私，都说自己最大的动力是保护环境，其次是造福后代，最后才是省钱。“因为其他人在做同样的事”这个因素被排在了最后。但在为加利福尼亚居民极高的公共意识欢呼雀跃之前，我们得考虑这样一件事：调查中只有一个问题可以预测他们节约能源的真实情况，那就是他们认为有多少邻居在试着节约能源。其他的理由和动力，比如省钱和为子孙拯救地球，都和他们做的事毫无关联。人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目的高尚。然而，唯一关系到你怎么做的理由反而是最不无私的“别人都这么做”。

这个事例说的是心理学家所谓的“社会认同”。当群体里的其他人都在做某件事时，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件事是应该做的聪明事。这是很实用的生存本能之一，这些生存本能伴随社会脑一起出现。要知道，如果你看到整个群体都在往东走，你最好还是跟上。相信别人的判断，正是让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黏合剂。你不必亲自了解一切，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事上，无论你擅长的是制造最好的河马皮腰带，还是对股市行情进行准确预测。

我们的日常行为受到“社会认同”的巨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在新闻网站上浏览“最受欢迎的新闻”，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更可能去看“排行榜第一位”的电影，而不是去看那些“票房毒药”。“社会认同”还解释了为什么犹豫不决的选民会相信民意测验，为什么父母在超市过道里为了最热门的新玩具打架会被算做“新闻”。其他人想要的一定是好的，其他人认为对的一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或许我们也会信任群体的观点。

那些挨家挨户做能源使用情况调查的研究人员，决定测试一下“社会认同”对行为改变有何影响。他们设计了一个门上挂牌，以此来鼓励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科斯的居民缩短洗澡时间，关掉不需要的灯，在晚上用电风扇代替空调。每个挂牌上都有几句鼓励的话，一些是让居民们保护环境，另一些则更强调节约能源可以造福后代，可以减少居民的能耗费用。而强调社会认同的挂牌上只有一个声明：“据报道，在你的社区里，99%的人关掉了不需要的灯来节约能源。”

在4周的时间里，共有371个家庭每周会收到一个挂牌。重要的是，每个家庭总是收到相同的鼓励的话。例如，一家人会连续收到4个强调社会认同的挂牌，或4个写着“造福后代”的挂牌。为了弄清楚哪种激励最有效，调查人员定期到每个家庭去抄电表。他们还拿到了这些居民收到挂牌前后几个月的电费账单。结果表明，唯一能减少家庭能源使用的话是“别人都这样做”，其他的话（也是人们宣称自己节约能源的理由）对他们的行为毫无影响。

诸多研究证明，妈妈警告我们不要成为自杀的小旅鼠，但我们就是那些小旅鼠。这项研究只是诸多研究中的一个。“如果你的朋友们都跳河了，你会跟着跳吗？”我们现在知道，甚至以前就知道，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不，肯定不会！我是个有主见的人，其他人影响不了我！”但更真实的答案或许是——我们会这么做。

我们都不想被人提醒这件事。我发现，教室差不多每个学生都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生下来就被训练走自己的路，从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然而，美国文化痴迷的独立自主，斗不过人类想融入群体的渴望。那些不随波逐流的人或许得到了社会的称赞，但我们无法逃离社会的本能。门上挂牌的研究表明，没有必要把它看成坏事。只要我们相信社会规范就是做正确的事（或更难的事），“社会认同”就会增强我们的自制力。

上帝想要你减肥

你能告诉人们这是上帝的旨意，以此说服他们去锻炼身体、吃更多水果和蔬菜吗？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一项干预实验就这么做的，并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效果。这项干预实验要求人们思考关心自我和身体健康在他们信仰的宗教里有多么重要。例如，研究人员会要求基督徒思考《圣经》的经文，如“酗酒的人，不可与他们来往；暴食的人，不要与他们为友。”（箴言23：20，新国际版《圣经》）和“我们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哥林多后书7：1，新国际版《圣经》）。研究人员会要求他们反思自己生活中的行为，比如吃垃圾食品或不锻炼身体，这些行为和他们宣称的信仰和价值观不相符。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信仰不符时，鼓励他们去制订改变行为的计划。相信好的基督徒应该减肥和锻炼身体，这是强有力的“社会认同”，远比检测出高胆固醇后医生的严厉警告来得有效。

心理学家马克·安塞尔（Mark Ansel）拓展了这个方法。他认为，宗教团体在支持行为调整上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教堂在提供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可以提供瘦身课程和营养讲座。它们在举办社交活动时，也应该提供健康食品。他指出，要让这个方案奏效，宗教领袖必须成为好的行为模范。在宣传晨间散步之前，他们必须保持体形。正如他们不能踏进妓院一样，他们在走进麦当劳之前也需要三思。毕竟，“社会认同”也需要例证。

斯坦福大学在本科生中开展了一项干预实验，这个实验用相当不一样的方法来让他们减少某种行为。研究人员设计了两份不同的传单来劝阻酗酒行为。一份传单采取了理性的方式，列出了酗酒相关的恐怖数据，例如“一晚上的酗酒会降低你的抽象思维能力，这个效果会持续30天。”（是的，对许多追求好成绩、担心自己在接下来的微积分考试中表现不好的本科生来说，这是让人不得不信的理由。）另一份传单把酗酒和在大学社交生活中备受蔑视的人（也就是研究生）联系起来。这份传单上画着一位研究生正在喝酒，旁边写着警告：“斯坦福的很多研究生都酗酒……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相当肤浅。所以在你喝酒时也要想想……没有人想被误认为是这种人。”

这两份不同的传单被分别贴在两栋新生宿舍里。传单贴上去两周后，住校学生接受了一次匿名问卷调查，问他们上一周喝了多少酒。住在贴着“肤浅的研究生”传单那栋楼里的大学生喝下的酒精，比另一栋贴着“理性陈述”传单的楼里少50%。这些学生说的是实话吗？我们没法弄清楚，因为研究人员没跟着他们去参加派对。他们可能说了谎，因为即使是个匿名调查，本科生也不想被误认为是“肤浅的研究生”。但是，如果这个报告是真的，那么这项研究就展示了一种劝阻不健康行为的新策略，即让人们相信这种行为是你从不愿掺和的那个群体成员的坏习惯。

这两项干预实验都展示了“社会认同”对支持行为调整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相信，戒掉恶习并培养新的美德会让我们在自己最重视的群体中站稳脚跟，我们或许会愿意这么做。

当自控变得不正常时

如果我们想让别人更有意志力，就要让他们相信自控是个社会规范。但你最近一次听到人们行为改善是什么时候呢？媒体更愿意用耸人听闻的数据来吓唬我们，那些数据让我们觉得所有人都变得更懒惰、更不道德、更不健康了。在这一章的开篇，我提到了一个新动向——66%的成年人都超重或肥胖。我们总是听到下面这种数据：40%的美国人从不锻炼，只有11%的美国人每周进行5次剧烈运动（这是保持健康和减肥的推荐标准）。只有14%的成年人按照推荐的标准每天吃5份水果和蔬菜。相反，每个成年人一年平均要消耗100磅糖。

列出这些数据是为了让我们感到恐惧。但说实话，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多数阵营，所有人的脑海里就会响起：“还好还好，我跟别人一样。”我们听到这种数据的次数越多，就越坚信这是大家都在做的事，如果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实际上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你和剩下的86%的美国人一样时，为什么还要去改变呢？

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正常人”，我们就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例如，对整个国家来说，人们变得越胖，就越会觉得自己在变瘦。2010年《内科医学档案》中的一份报告指出，有37%的人在被临床诊断为肥胖后，不仅认为自己并不胖，还相信自己变胖的风险很低。虽然这看起来是对事实的否定，但却直接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当所有人的体重都在增加时，即使医学上的肥胖标准没有变化，我们自己却把肥胖标准提上去了。

如果我们处于意志力薄弱的多数阵营之外，处于钟形曲线的另一侧，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正在向中间靠拢。一项研究显示，住户一旦知道自己的能耗量低于平均水平，就会开始不关灯或者开始使用自动恒温器。和做正确的事比起来，人们更愿意向中间靠拢。

在说到“社会认同”的时候，我们认为别人做的事比别人实际做的更重要。比如，大学生对身边同学普遍作弊的情况估计过高。要想知道一个学生有没有作弊，要看他是否相信别人也在作弊，而不是看作弊的惩罚是否严厉，也不是看他是否认为自己会被抓。当他们相信自己的同学作了弊时，原本诚实的班级也会变成所有学生都在考试中发短信、传答案的班级。（是的，我曾抓到一个学生抄别人答案。）

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教室里。多数人高估了纳税人在申报时虚报瞒报的比例。当大家觉得这是正常现象时，实际的虚报比例就会升得更高。我们并非无可救药的骗子，一旦大家知道了准确的信息，就会纠正自己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说，当大家都知道了其他纳税人诚实程度的准确数据，他们就更可能诚实地申报纳税。

深入剖析：可别人都这么做！

如果我们认为别人还在做我们试图改掉的不良行为，那么“社会认同”就会妨碍我们作出改变。你有没有告诉过自己，你的意志力挑战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它是社会规范？你是否意识到，自己认识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习惯？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质疑这种看法。质疑它的最好方法就是找到一群人，他们正在做你渴望做到的事。找到一个新的“群体”并加入进去。这个“群体”可能是一个支援小组、一个班级、一个本地俱乐部、一个网络社区，甚至是一份支持你实现目标的杂志。置身于和你共享承诺与目标的人们当中，会让你觉得自己的目标才是社会规范。

“我应该”的力量

当你减掉50磅后出现在高中同学聚会上，你的老同学该会多么惊讶！这种想象能促使你每天早晨起床锻炼吗？当你抽烟的时候，你9岁的儿子会十分失望。这种失望能否让你不在工作时鬼鬼祟祟地抽烟？

在考虑如何作出选择时，我们经常想象自己是别人评估的对象。研究发现，这为人们自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预想自己实现目标（比如戒烟或献血）后会非常自豪的人，更有可能坚持到底并获得成功，预想自己的行为会受到谴责也很有效。有些人会想象，别人知道自己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自己会很羞愧，这种人更可能使用安全套。

东北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德斯丹诺（David Desteno）认为，与讨论长期成本和收益的理性论证比起来，自豪、羞愧等社会情感能更迅速、更直接地影响我们的选择。德斯丹诺把这称为“激情的自控”。通常，我们把自控想做是冷静的理性战胜了感性的冲动。但是，自豪和羞愧依赖大脑皮层的情绪区，而不是用来作逻辑分析的前额皮层。社会情感可能进一步帮助我们作出选择，让我们在自己的群体里站稳脚跟。同样，恐惧有助于我们保护自己，愤怒有助于我们自我防卫，接纳社会或抗拒社会的想象会促使我们去做正确的事。

针对违法行为和社会性的破坏行为，一些企业和社区开展了实验，用社会羞愧感来取代原本社会规范的惩罚。如果你在曼哈顿唐人街的杂货店里行窃被抓到，你就会被迫和你想偷的东西合影。照片会挂在靠近商店收银台的“羞耻墙”上，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地址，并冠以“大盗”的恶名。

当芝加哥警方决定公布嫖娼被捕者的姓名和照片时，他们根本不是想惩罚这些人，而是希望吓住那些想去嫖娼的人。正如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M.Daley）在新闻发布会上为这个政策辩护时所说的：“我们要告诉所有踏进芝加哥的人，如果你嫖娼，你就会被捕。而你一旦被逮捕，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包括你的配偶、孩子、朋友、邻居和老板。”针对曾经嫖娼的芝加哥人的调查指出，这个政策起到了作用。在当地报纸上曝光嫖娼者的照片或名字，被誉为对嫖娼行为最有力的威慑。（87%受访者认为这个举措让他们三思而后行。）这个措施的效力高于监禁、扣押驾照和1000美元以上的罚款[27]。

羞愧的限度

在我们为羞愧的力量欢呼之前，还应该注意一下“去他的”效应。想象羞愧等消极社会情感实现的自控，与真的感到惭愧并耗光意志力，还是存在微妙差别的。我们三番五次地看到，糟糕的感觉会让人放弃抵抗。当这种糟糕的感觉以罪恶感和羞耻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羞愧作为一种预防措施或许能起作用，但事情一旦结束，羞愧就会更可能引起自我伤害，而非自我控制。例如，对在牌桌上输了大钱感到羞愧的赌徒，最可能试图“赢回”他们损失的金钱。他们会下更大的赌注，甚至借钱来捞回损失。

即便羞愧是可以预期的，但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它也可能耍了我们。研究人员要求健康意识很强的人想象自己面前有一块巧克力蛋糕，然后想象自己吃了这块蛋糕后感到羞愧。这样，他们就不太可能去吃它。然而，当研究人员把一大块从“芝士蛋糕工厂”甜品店拿来的巧克力蛋糕放在桌子上，配上一瓶水、餐叉和桌布时，羞愧就起到了反作用。只有10%的人抵制住了诱惑。可以预期的羞愧或许能让你不走进“芝士蛋糕工厂”，但当诱惑出现在你面前时，羞愧面对承诺的奖赏就失去作用了。一旦你大脑里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受了刺激，糟糕的感觉就会加剧你的渴望，让你更容易放弃抵抗。

自豪感的力量

从另一个方面看，即使面对诱惑，自豪的力量也会让你安然度过。那些想象自己抵制了蛋糕的诱惑后很自豪的人里，有40%一口蛋糕都没吃。“自豪”能起作用的原因之一是，它把人们的思维从蛋糕上转移开了。相反，羞愧则会触发那些可以预期的快感，被试者描述了很多和诱惑相关的想法，比如“蛋糕闻起来真香”和“蛋糕真好吃”。另一个原因则可以归结为生物学：实验研究发现，表现出内疚感会减少心率的变化，降低意志力的生理储备。反之，自豪感会保持甚至增加这种储备。

为了让自豪感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认为别人都在监视自己，或我们有机会向别人报告自己的成功。市场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公开场合更愿意购买绿色产品，比他们私下网购时买得多。买绿色产品是一种向别人展示自己很无私、很有思想的方法，我们想要社会认可自己这种高尚的购买行为。如果没有这种预期的驱使，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会去保护树木。这个调查指出，让自己坚定决心的有效策略是——公开你的意志力挑战。如果你相信别人会支持你走向成功并观察你的行为，你就会更有动力去做正确的事。

意志力实验：自豪的力量

想象一下你在意志力挑战中取得成功后会多么自豪。这样，你就能充分利用“被认可”这个人类的基本需求。想一想你所在“群体”中的某个人，可以是一个家庭成员、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一个老师。想象他们的观点与你相符，或者他们会为了你的成功感到高兴。当你作出一个让自己感到自豪的选择时，你可以更新Facebook的个人状态，或是在Twitter上发布信息。如果你不喜欢高科技产品，你也可以和人们面对面地分享自己的故事。

因拖欠税款感到羞愧

如果讲完课以后还有时间，我会邀请学生们公开自己的意志力目标。这给他们制造了一定的社会压力。很多人会觉得，自己被迫按公开的宣言来做事。尤其是他们知道我会在全班面前问他们做得怎么样了，这对他们来说就更有压力了。很多学生盼着在班级面前展示自己的成功，这也会形成一种预期的自豪感。

有一年，一位女士在课堂上对大约150名学生表示，她的目标是补交自己拖欠的税款。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没有见到她，所以我问其他同学：“那位想补交拖欠税款的女士在哪呢？”她不在课堂上，但有两位同学举手说，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上缴了最近拖欠的税款。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他们并没有把缴纳拖欠税款作为自己的意志力挑战。那位女士在上一节课上说的话激励了他们，这就是目标传染的经典案例。

那么，最初作出保证的那位女士去哪了呢？我也不知道，因为那是我们的最后一堂课，所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只希望她是去见了税收官，而不是羞愧地逃走了。当然，这是“我应该”的力量的另一面：想象别人的目光是很有激励作用，但如果我们失败了，别人毫不掩饰的轻蔑目光则会让我们羞于公开露面。

被踢出群体

在我们的社会里，上瘾、肥胖、破产等意志力“挫折”总是带着坏名声。我们可能错误地认为某人是软弱、懒惰、愚蠢、自私的，相信他们理应感到羞愧，或被赶出自己的群体。但我们最该警觉的行为，是避开那些不能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自控的人。这不仅是一种对待别人的残酷做法，还是一种激励自己改变的糟糕策略。正如“身材多样性与健康协会”（Association for Size Diversity and Health）会长德布·兰迈尔（Deb Lemire）所说：“如果羞愧管用，就不会有胖子了。”

研究显示，人一旦被踢出群体，意志力就会耗竭。举个例子，当人们被社会拒绝时[28]，他们就很难抵制新鲜出炉的曲奇饼干，面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会很快放弃，在需要精神集中的实验里也更容易分心。研究也显示，少数族群越是受到歧视，自我控制能力就越差。这只是提醒少数族群，歧视会耗尽他们的意志力。只要我们觉得被排斥或被冒犯，我们就有可能屈服于自己最糟糕的冲动。

与其让意志力受挫的人感到羞愧，倒不如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匹兹堡大学的减肥干预实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验要求参与者和一个朋友或家人一起参加。实验人员会给他们布置“互助家庭作业”，比如在一周里一起吃一顿健康大餐，相互提供支持和鼓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66%的参与者在接下来的10个月里都能保持减肥。与此相比，在没有要求和朋友或家人一起参加的控制组中，只有24%的参与者能保持减肥。

意志力实验：把它变成集体项目

你无须单独面对你的意志力挑战。有没有朋友、家人或同事可以和你一起实现意志力目标？你们不必有相同的目标，只需要相互记录和鼓励。这就能让你们在自控时感到来自社会的支持。如果你愿意把这种支持变成一种良性竞争，你也可以在意志力竞争中赢过别人。看看谁会最先完成被延误的任务，看看谁在一个月里节省的钱最多。

查看电子邮件，让目标保持鲜活

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在上完课几个月后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子邮件之一。她想让我知道，我在最后一次课上开展的即兴实践活动，对她坚持目标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最后一次课上，有些学生担心，课程一旦结束，他们就会失去动力，无法持续作出改变。学生们觉得，知道自己会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即使是与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分享，会激励他们做出值得汇报的事来。与别人分享经历正是本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在最后一节课上，为了克服一些学生的焦虑，我让大家和不认识的同学相互交换电子邮箱地址。我还说：“告诉这个人你打算下一周做什么和你目标相符的事。”他们的任务就是给自己的搭档发电子邮件，并询问他们：“你做了自己说过要做的事吗？”

几个月后给我发邮件的那个学生说，让她度过课程结束后第一周的唯一动力就是，她知道自己必须向这个陌生人汇报自己有没有履行承诺。最后，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伙伴支持系统。尽管他们在课堂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检查一下进度。当他们不再这么做的时候，改变已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也不再需要额外的支持了。

写在最后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大脑会把别人的目标、信念和行为整合到自己的决策中。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时，或者只是简单地想到他们时，在我们的脑海里，别人就会成为另一个“自我”，并且和“自我”比赛自控。反之亦然：我们的行为也影响了其他无数人，我们做的每个选择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或诱惑。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自控受到社会认同的影响，这使得意志力和诱惑都具有传染性。

深入剖析：

·你的社交网络。在你的社交圈子里，有没有其他人和你有同样的意志力挑战？

·你在模仿谁？睁大你的眼睛，寻找蛛丝马迹，看看你有没有模仿别人的行为。

·你最可能从谁身上学到东西？谁是你“最亲密的别人”？有没有什么行为是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从你身上学到一些行为？

·可别人都这么做！你有没有用社会认同来说服自己，说你的意志力挑战没什么大不了？

意志力实验：

·增强你的免疫系统。为了避免重蹈别人意志力失效的覆辙，在每天刚开始的时候，花点时间想一想自己的目标。

·感染自控力。当你需要一些额外的意志力时，给自己树立一个榜样。问问自己：那个意志力强人会怎么做？

·自豪感的力量。公开你的意志力挑战，想象你在意志力挑战成功后将多么自豪。

·把它变成集体项目。你能在意志力挑战上赢过其他人吗？

09　别读这章：“我不要”力量的局限性

1985年，在三一大学的心理实验室里，17名本科生陷入了一种难以自控的思维方式——他们没法不去想一头白熊。三一大学是位于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所小小的文科院校。这些本科生明知这是不对的，他们不该去想它，但就是难以抗拒。每当他们试着去想别的东西时，思维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到白熊身上。

平常，这些大学生很难想到白熊，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性、考试和对新款可乐的失望。但这时，他们很难不去想白熊，因为他们预先就被告知“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请不要去想白熊”。

这些学生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Wegner）系列研究的首批参与者。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韦格纳读到过一个关于俄罗斯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哥哥让小托尔斯泰待在角落，直到他不想白熊了再出来。晚些时候，哥哥回来了，小托尔斯泰还坐在那儿，为满脑子的白熊而苦恼。韦格纳很快发现他忘不掉这个故事，因为他脑海里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

韦格纳做了一个实验。像托尔斯泰小时候做过的思想控制测试一样，他告诉被试者，他们可以想任何事情，但就是不要想白熊。从下面这位女士的实验报告可以看出，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困难。

“我竭尽全力地去想除了白熊以外的其他所有东西，我想呀想呀想。所以……嗯……嗯……嘿，看看这面棕色的墙。它看起来就像……每当我试着不去想白熊的时候，我其实总是想着它。”

这种状况维持了15分钟。

没法不去想白熊，这或许不是最糟糕的意志力失效的案例。但正如我们所见，越是不让我们想一件事，我们就会越去想它。对焦虑、沮丧、节食、上瘾的最新调查证实，把“我不要”的力量用在涉及思想、情感的内心世界，它就会失效。当深入内心世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给自控一个全新的定义，给放弃自控留出一点空间来。

这难道不讽刺吗？

韦格纳对其他学生重复了白熊实验。当学生们开始不断想到白熊时，韦格纳要求他们去想点别的，但每次都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当人们试着不去想某件事时，反而会比没有控制自己的思维时想得更多，比自己有意去想的时候还要多。这个效应在人处于紧张、疲劳或烦乱状态时最为严重。韦格纳把这个效应称为“讽刺性反弹”（ironic rebound）。当人们试图摆脱某种想法时，它却像回飞镖一样“嗖”地飞回来了[29]。

“讽刺性反弹”可以解释了现代人的很多失败事例：失眠患者越想入睡，就发现自己越清醒；减肥的人拒绝碳水化合物，却梦到了沃登面包和澳洲坚果曲奇；忧心忡忡的人试图摆脱焦虑，却一次又一次陷入对灾难的幻想。韦格纳还指出，清醒时压抑对意中人的想念，会让人经常梦到他们，甚至比刻意去想时梦到得还多。这无疑促成了心理学中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越是禁止两人相爱，他们爱得越深。

压抑人的本能时，就会产生这种讽刺性反弹效应。韦格纳为此找到了各种各样的证据：渴望留下好印象的求职者，总会说出让考官生厌的话；努力保持正确政治立场的发言者，总会道出心中令人不快的成见；最想保守秘密的人，总是忍不住要泄密；努力不想打翻盘子的服务生，最可能把调味汁弄到衬衫上。韦格纳甚至还把一项科学发现也归咎于讽刺性反弹效应——在看同性恋色情电影时，最排斥同性恋的男人却勃起得最厉害。

压抑想法为何行不通？

为什么人们想消除某种想法或情绪，结果却适得其反？

韦格纳认为，这和大脑如何处理“不要去想”这个指令有关。大脑把这个指令分为两部分，分别由两个不同系统去执行。大脑的一部分负责将人的注意力从被禁止的想法那里引开，就像韦格纳第一个实验中那位设法不去想白熊的女士一样，“我试着去想白熊以外的其他所有东西……嘿，看看这面棕色的墙”。韦格纳将这个过程称为“操作”。“操作”依靠大脑的自控系统来完成。和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自我控制一样，这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能量。大脑的另一部分则负责寻找证据，证明你没有去想、去感觉、去做你不该去想、去感觉、去做的事，就像那位年轻的女士观察到的：“我想呀想呀想……每当我试着不去想白熊的时候，我其实总是想着它。”韦格纳将这个过程称为“监控”。“监控”和“操作”不同，它自动运行，无须耗费大量精力。“监控”与大脑的自动危险检测系统的联系更紧密。自动自控！这听起来可能很棒，但如果你认识到了“操作”与“监控”的配合有多重要，你就不会这么想了。无论基于什么原因，只要“操作”减弱了，“监控”就会成为自控的噩梦。

通常，“操作”和“监控”同时工作。例如，你要去杂货店并决定不买零食。当“操作”努力集中精神、计划并控制你的行动时（“我在杂货店，只买麦片粥，不买别的，麦片粥在哪？”），“监控”就会扫描你的想法和周边环境，来寻找警告信号。（“危险！危险！曲奇在第三个通道！你喜欢曲奇！肚子在咕咕叫了吧？报警！报警！小心曲奇！曲奇、曲奇、曲奇！”）如果你的精力充沛，“操作”就能很好地利用“监控”的报警信息。当“监控”指出可能的诱惑或干扰时，“操作”就会介入，把人引向目标并远离麻烦。但如果这个人有精神负担，无论是烦乱、疲劳、压力、醉酒、生病还是其他精神消耗，“操作”都难以完成任务。这时，“监控”就会像劲量电池广告里那只粉色兔子一样，不停地前进，前进，再前进。

疲惫的“操作”和精力充沛的“监控”造成了大脑的不平衡，这会带来问题。当“监控”寻找被禁的内容时，它会让人不断想起要寻找的目标。神经学家指出，大脑的潜意识不断想到被禁止的内容。这么做的结果是，你会想到、感觉到或去做自己正在努力避免的事。所以，在经过杂货店的零食货架时，“监控”会记住“不买曲奇”这个目标，同时你的脑海中会充满“曲奇、曲奇、曲奇”的警告。如果没有“操作”去全力平衡“监控”，在你的大脑里就会上演一幕莎士比亚悲剧。为了阻止你“堕落”，“监控”直接把你引向了堕落。

我想的都是真的

试图不去想某件事，它就会一直萦绕在你脑海中。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当人们试图摆脱一种想法，它却不断回到脑海中时，人们很可能认为它一定是真的。为什么这个想法会不断浮现？我们相信，我们的思想是信息的重要来源。当一个想法频繁出现、难以摆脱时，人们会很自然地认为它是需要关注的重要消息。

这种认知的偏见似乎已经在人类的大脑里根深蒂固了。人们会根据想起事情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它的可能性或真实性。当人们试图忘记烦恼或欲望时，这可能带来令人不安的结果。例如，由于很容易记住涉及空难的新闻报道（特别是害怕坐飞机的乘客在准备登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高估空难的可能性。事实上，发生空难的概率只有一千四百万分之一。不过，大多数人都相信，死于空难的概率高于死于肾炎或败血症的概率。肾炎和败血症是美国排名前10位的死亡因素，但人们却不太容易想到它们。

无论你想摆脱哪种恐惧或欲望，它们最后都会变得更让人信服，更引人注目。发现讽刺性反弹效应的心理学家韦格纳接到过一位学生的电话，这位学生因为总想到自杀而心烦意乱。那一瞬间的闪念已经在她脑海里扎根了，她确信自己一定是发自内心地想自杀。不然，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断闯进她的脑子里？她打电话向韦格纳求助，因为韦格纳或许是她唯一认识的心理学家。请记住，韦格纳是一名科学心理学家，而不是精神治疗师。他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无法把人们劝离悬崖，也无法探索别人脑中的黑暗角落。因此，他只能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诉这位学生——白熊的故事。他给她讲了他的实验，并解释说：人越是想摆脱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就越可能回到意识中，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想法是真实的，也不意味着这个想法很重要。这位学生听了之后轻松了许多。她意识到，自己对自杀这个想法的反应，反而使这个想法得到了强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确实想自杀。

对你来说，这个想法可能是你爱的人遭遇车祸，或是只有焦糖冰激凌才能减缓压力。如果人们非常恐慌，急于摆脱这种想法，它就会卷土重来。当它再一次回归的时候，它会对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你不愿意去想它，所以它再次出现就显得别有意味。因此，人们更可能相信它是真的。所以，担忧的人就会变得更担忧，渴望冰激凌的人就更可能会去吃冰激凌。

深入剖析：讽刺性反弹调查

你是否想忘记某些东西？如果是，请检验一下讽刺性反弹理论。压抑有用吗？试图忘记某些东西是否让它回来时变得更强烈？（没错，你要让“监控”来监控它自己。）

避免讽刺性反弹

怎么才能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呢？韦格纳提出了一种对抗讽刺性反弹的方法。这个方法本身就很有讽刺意味——这个方法就是放弃自控。当人们不再试图控制那些不希望出现的想法和情绪时，它们也就不会再来烦你了。大脑激活研究证实，一旦允许研究对象把压抑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个想法就不太容易被激活了，因此进入意识的可能性也变小了。这件事说起来有点矛盾——允许你去想一件事，反而会减少你想起它的可能性。

结果证明，这种方法对消除许多不好的内心感受都有用，它的适用范围大得令人吃惊。去想自己所想，追随自己的感觉（你不必相信它是真的，不要觉得必须采取行动），这是治疗焦虑、抑郁、嗜食和各种上瘾症状的有效方法。我们通过这些证据可以看到，放弃控制内心感受，反而能让我们更好地控制外在行为。

我不想有这种感觉

努力不去想消极的想法，这会让人变得抑郁吗？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牵强。研究显示，越是压抑消极情绪，人越可能变得抑郁。抑郁的人越是想摆脱痛苦的想法，就越会变得沮丧。韦格纳的第一个思维压抑实验表明，这即使对健康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效果。他要求被试者要么去想以前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要么不去想那些事。当被试者感到压力或觉得烦乱时，不让他们去想这些伤心事，比让他们去想这些事，更容易让他们情绪消沉。另一个实验表明，人们试图摆脱自我批评的想法（“我真失败”、“大家都觉得我很蠢”）时，与坦率面对这种想法相比，他们的自尊心更容易受挫，情绪更容易变坏。即使当人们自认为已经摆脱了负面想法时，情况仍旧如此。讽刺性反弹再次发挥了作用！

试图压抑焦虑情绪也会事与愿违。例如，有人努力不去想痛苦的治疗过程，最后却感到更加焦虑，并不由自主地想到疼痛。在公开演讲前试图压抑自己的恐惧，不仅会让人更加焦虑，而且会让人心跳加快。（因此，演讲者更可能吹牛。）人们可以努力把想法挤出大脑，但身体仍然会接收到信息。正如压抑悲伤和自我批评的想法会让情绪变得更沮丧，研究显示，压抑思维会加重严重的焦虑症（如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强迫症）的症状。

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些发现，因为它们和“避开烦恼”的常识正好相反。如果不去消除这些不好的想法，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正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如果想让自己远离精神痛苦，人们就需要与这些想法和平相处，而不是把它们推到一边。

我出了问题

菲利普·戈尔丁（Philippe Goldin）可能是你能见到的最开朗的神经学家。这并不是说其他的神经学家不友好，但他们大多不会热情地拥抱走进实验室的人。戈尔丁领导着斯坦福大学临床应用情感神经科学实验室，也就是说，他用自己关于大脑的知识去帮助那些受抑郁和焦虑（尤其是社交焦虑症）折磨的人们。社交焦虑是人们在社交时产生的一种严重的害羞表现。看到戈尔丁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对社交焦虑症感兴趣，但他的职业就是理解并治疗这种病症。

参与他研究的人不只是在社交场合有点紧张，仅仅想到要和陌生人说话就可能让他们感到恐慌。想象一下自己赤身裸体、所有人都在对你指指点点、人们都在大声嘲笑你，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噩梦般的感觉了。患有社交焦虑症的人感觉自己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这种噩梦里。他们常常害怕让自己难堪或被别人指指点点，但他们对自己的批评往往是最厉害的。他们通常被抑郁症折磨，大多数人会避开可能引起焦虑和自我怀疑的场合，如聚会、人群和公开演讲。因此，他们的生活圈子越变越小。即使是那些大多数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比如工作会议和打电话，都会让他们不知所措。

戈尔丁主要研究焦虑者感到担忧时的大脑活动。他发现，和一般人相比，有社交焦虑症的人更难控制自己的思想。这在他们的大脑中有所体现。感到担忧的时候（比如他们被批评了），他们的应激中心就会反应过度。当戈尔丁让他们改变想法时，他们的注意力控制系统却无法被有效激活。借用韦格纳的思维控制理论，这就像是“操作”已经耗尽能量，却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远离担忧。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有焦虑症的人会充满恐惧——他们努力摆脱担忧，却完全没有效果。

社交焦虑症的传统疗法是通过挑战各种不好的想法（比如“我出了问题”）来消除焦虑。只有当人们相信“不去想”这种方法行得通时，这种疗法才有用。戈尔丁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他教那些社交焦虑症患者观察并接受自己所有的想法和感受，即使是那些令人惊慌的想法和感受（甚至包括恐惧）。这么做的目标不是摆脱焦虑和自我怀疑，而是培养患者的自信，让他们相信自己能应对这些困难的想法和感受。如果患者知道无须保护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们就能在外部世界找到更多的自由。当他们感到担忧时，戈尔丁就引导他们去观察自己的想法，感受身体里的焦虑，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如果焦虑仍然存在，他就鼓励他们去想象那些想法和焦虑随着呼吸消散了。他告诉患者，如果不和焦虑对抗，焦虑就会自然离去。

戈尔丁是个神经学家，所以他对这种方法会如何改变大脑尤其感兴趣。在进行思维干预的前后，他把焦虑症患者置于核磁共振成像仪里，观察他们感到担忧时大脑的运作情况。即使对最平静的人，这种大脑扫描仪也可能引起焦虑和幽闭恐怖症。患者被要求平躺不动，头部放进大脑扫描仪中。同时，为了防止患者移动头部或说话，还得用牙科模型蜡把患者的嘴巴固定起来。包围患者头部的机器会发出像电钻一样有规律的嗡嗡声。这似乎还不够糟，随后，患者还要对面前屏幕上显示的不同句子作出反应，这些句子都和他们自己有关，比如“我这个样子不好”“别人觉得我很怪”“我出了问题”。

当社交焦虑症患者思考这些语句时，戈尔丁仔细观察他们大脑中两个区域的活动。其中一个区域和阅读理解有关，它会显示患者对每个句子的思考深度；另一个区域是应激中心，它会显示患者的恐慌程度。

戈尔丁对比了每个人训练前后的大脑扫描结果，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在进行干预之后，脑部活动更多出现在和视觉信息处理有关的区域中。与训练之前相比，社交焦虑患者更关注自我批评的句子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不过也有一个例外——应激中心的活动也大幅减少了。即使焦虑症患者完全专注于消极想法，他们也没有以前那么烦恼了。大脑的这个变化为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好处。在进行干预之后，焦虑患者的焦虑程度总体上有所降低，他们在自我批评和担忧上花的时间也更少了。当他们不再与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对抗时，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自由。

意志力实验：忠于你的感受，但别相信你所有的想法

遇到烦恼的时候，不妨尝试一下戈尔丁教给患者的方法。关注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试着转移注意力。通常情况下，最让人心烦的事都很相似——同样的担忧、同样的自我批评、同样的不堪回首。“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我真不相信我做了那个，我真笨！”“要是那件事没发生，我会做成某件事吗？”这些想法会像脑海里的歌曲一样突然出现。它们不知从何而来，但一旦出现就无法摆脱。看看这些想法是不是很熟悉？它们都不是你需要相信的重要信息！接下来，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体感受上，看看你是否会感觉紧张，心率或呼吸是否有变化，看看你的肠胃、胸腔、咽喉或其他身体部位是否有感觉。一旦观察到这些想法和感觉，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感觉一下你是怎么吸气、呼气的。有时候，这些烦心的想法和感觉会随着呼吸自然消散。其他时候，它们将不停打断你对呼吸的关注。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把这些想法和感觉想象成飘过脑海和身体的浮云。不要停下呼吸，想象这些浮云不断消散或飘过。把呼吸想象成一阵风，它毫不费力地将这些浮云吹散、吹走。你无须让这些想法离开，只需保持呼吸的感觉。

注意，这种方法和相信或思考某个想法是不同的。不要抑制想法，接受它的存在，但不要相信它。你要接受的想法是：这些想法总是来来去去，你无法控制会出现什么想法，但你不必接受它的内容。换言之，你可以对自己说：“好吧，那种想法又来了，又得心烦。不过，这就是思维的运作方式，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什么。”但不要对自己说：“好吧，我想这是真的。我真是个糟糕的人，糟糕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想我要接受这一点。”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应对使人分心或心烦意乱的各种情绪，比如愤怒、嫉妒、焦虑或羞愧。

在多次尝试这种方法后，比较一下这么做的结果和努力摆脱心烦想法和情绪得到的结果，看看哪种方法更能给你带来内心的平静？

不再愤怒的女儿

去年，瓦莱丽被各种事情折腾得筋疲力尽。几年前，她的母亲被诊断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现在她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丧失记忆力的速度在加快。瓦莱丽上班时，母亲无法独自待在家里。瓦莱丽和家人决定把母亲送到长期护理所。尽管那里随时有医生护士照顾，但瓦莱丽仍然觉得有责任每天去看望母亲，监督她的医疗看护情况。瓦莱丽的其他兄弟姐妹住得离护理所比较远，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因此，照顾母亲的责任就落在她的肩上。

这一切都让瓦莱丽愤怒不已。一方面是母亲身患恶疾，另一方面是她必须独自处理这一切。每次探望都让人沮丧，因为母亲的性情和记忆变得越来越无法预测。最重要的是，她为自己的愤怒而感到愧疚。为了消除疲劳、愤怒和愧疚，每天从护理所回家的路上，她都会去路边的杂货店买点东西来安慰一下自己。她会买很多纸杯蛋糕、甜甜圈或其他看起来很好吃的点心，然后在停车场的车里把它们吃掉。她一直告诉自己，她正在经历这么多事情，这是她应得的。但实际上，她是想在回家前消除自己的负面情绪。

瓦莱丽担心，如果在每次探望母亲后不摆脱那些负面情绪，她就会被这些情绪彻底击败。如果她让自己看到这些情绪，她就可能无法自拔。不过，这些情绪已经让她无法抵抗了。因此，每次探望母亲后，瓦莱丽都会坐在护理所外的长凳上，做呼吸训练并想象浮云。她让自己感受内疚和愤怒，然后把呼吸想象成一阵风，把这些乌云吹散。她想象感觉变得不那么沉重，不那么让人窒息。随着内疚和愤怒的消散，悲伤常常会浮现出来——这种感觉不会随着呼吸而去。但瓦莱丽发现，当她让自己感受悲伤时，她并不想把悲伤带走。她心里还有容纳悲伤的地方。

最后，去杂货店买东西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时时刻刻感受每天出现的情绪。瓦莱丽还把同样的态度带到了探望母亲的时候。她让自己感到挫败，而不是告诉自己不能对母亲生气。这并未改变现状，但缓解了她的压力。当她试着不去摆脱自己的感觉时，她就能更好地照顾母亲和自己了。

无论是拖延症患者想摆脱焦虑，还是酗酒者想避免孤独，摆脱不好的感觉往往会导致自我毁灭的行为。挑战一下你的意志力，有没有什么你不想体验的感觉？如果你允许自己去体验，调节呼吸并想象浮云，会发生什么事？

别吃那个苹果

伦敦圣乔治大学的心理学家詹姆斯·厄斯金（James Erskine）对韦格纳的白熊实验很感兴趣。不过，他认为思维抑制不仅会让人们更可能想某件事，还会促使人们去做自己努力不去想的事。人们常常会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包括厄斯金自己在内，但我无法从他身上窥探到任何细节），他一直对这个现象感到好奇。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多斯托维斯基，这位作家塑造的角色通常会发誓不做某件事，但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恰好做了那件事。当然，多斯托维斯基塑造的角色更可能纠结于杀戮的冲动，而不是对甜点的渴望。不过，厄斯金怀疑，从放弃节食到抽烟、酗酒、赌博和性爱（和一个你不想与之发生关系的人），所有自我伤害行为的背后都存在讽刺性反弹。

巧克力是世界上最诱人的食物之一，因此，厄斯金首先用巧克力展示了思维抑制对自控的不良影响。（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巧克力，这个实验是考察喜爱巧克力和不喜爱巧克力的人有何区别，研究者花了一年时间才找到11个不喜欢巧克力的人。）厄斯金邀请一些女士到实验室品尝两款相似的巧克力糖[30]。在拿来巧克力之前，他请女士们先自言自语5分钟。他让一部分女士表达自己对巧克力的想法，让另一部分女士压抑自己对巧克力的想法（为了作对比，他没有给剩下1/3的女士任何指示。）

一开始，思维抑制似乎起到了作用。那些尽力不去想巧克力的女士们想到巧克力的次数比较少。在一次研究中，她们平均只想到了9次巧克力。与此相比，那些表达对巧克力想法的女士平均想到了52次。不过，支持思维抑制理论的各位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因为品尝测试才是真正的成功评价标准。

接下来，实验人员向每位女士提供了两碗共20颗独立包装的巧克力。她们单独留在房间里填写一份关于巧克力的问卷，实验人员邀请她们随意品尝回答问题所需的巧克力。每次的研究结果都一样：在品尝测试前努力不想巧克力的女士，吃下了表达想法的女士2倍多的巧克力。在所有人里面，节食的人反弹最大。这说明，越想通过抑制想法来抵抗诱惑，受到的不良影响就越大。20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和非节食者比起来，节食者更可能压抑对食物的想法。另外，正如韦格纳的白熊实验预示的，压抑对食物的想法的节食者，面对食物时控制力最差。她们感受到的对食物的渴望更强烈，因此比不控制想法的人更容易过度进食。

节食减肥的问题

虽然美国人一直喜欢节食，但就减肥方法来说，节食实在不是个好主意。2007年一次针对节食减肥法或限制卡路里减肥法的调查表明，节食不仅对减轻体重或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被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有害身心。多数节食者的体重不仅会反弹回节食前的水平，而且还会比原来增加不少。实际上，节食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它会使你比体重相当但没有节食的人体重增长更快。不少长期研究的结论是，“循环反复”式的节食会使血压和胆固醇含量上升，会抑制人体的免疫系统，还会增加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和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如果你能回想起来，节食者还是很容易出轨的。

像厄斯金一样，很多研究人员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导致节食措施不起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简单地认为不吃高热量食品最有效。从《圣经》里的第一个禁果开始，这种“一刀切”的思维带来了无数问题。科学已经证实，禁止进食某种食物会增加人对这种食物的欲望。举个例子来说，女士们被要求在一周里远离巧克力，这反而使巧克力有了强烈的诱惑，使她们在禁食结束后比禁食前吃得还要多。和对照组比起来，禁食组吃下了两倍分量的巧克力冰激凌、巧克力曲奇和巧克力蛋糕。这不是因为她们的大脑和身体突然意识到自己缺乏巧克力曲奇或巧克力冰淇淋中含有的某种氨基酸和微量营养物。（如果是这种机制发挥了作用，许多美国人早该对新鲜水果和蔬菜如饥似渴了。）这种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你越是想避开某种食物，你的脑海里就越会充斥这种食物。

厄斯金指出，很多节食者都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压抑自己的欲望。至少在节食开始时，他们能成功地不去想某种食物，这样就使他们产生了成就感。不只那些确信能压抑自身欲望的节食者会这么想，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幻觉。这是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假设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控制思想和行为失败了，我们会认为是自己压抑得不够，而不会认为压抑思想的方法根本行不通。这反而会使我们更强烈地想要压抑自己，即使撞上更硬的南墙也不回头。

深入剖析：你最渴望什么？

科学研究表明，当我们自我抑制，禁食一种食物时，我们反而会对它有难以抑制的欲望。你是否有这样的体验呢？你试过通过不吃一系列食物或你最喜欢的零食来减肥吗？如果你试过，你坚持了多久？你最后坚持下去了吗？你现在禁食什么东西吗？如果有，禁食是不是使你更渴望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没有节食过，你是否曾经被禁止做什么事呢？被禁止做某件事会消除你对它的欲望，还是会激起你更大的渴望？

接受的力量

如果无法摆脱这些想法和诱惑，我们要如何应对它们呢？或许我们应该包容它们。下面是一个研究实例：研究者给了100位学生每人一个装满好时巧克力的透明盒子，让他们与这些盒子共处48小时。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偷吃巧克力。（为了确保没人作弊，实验组织者给每个巧克力都做了标记。所以，如果有人偷偷把巧克力掉包，他也会被揪出来。）这些学生并不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接受实验的，他们预先接受过“如何应对诱惑”的指导。一些学生被告知，当他们想吃巧克力时，应该转移注意力，与这些想法作斗争。比如，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在想“这些巧克力看起来好好吃啊，我只吃一个”，那么他们就应该想“人家不允许你吃这些巧克力，你不需要它们”。换句话来说，这些学生被要求去做的，恰恰是大部分人在控制自己的馋嘴时做的事。

其他学生预先了解了“白熊”现象。实验组织者向他们解释了“反弹”理论，让他们不要强制自己忘掉吃巧克力的想法。相反，当他们发现自己想吃巧克力时，接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但同时也要记住，不要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即使不试着控制自己的思维，也要控制自己的行为。

在48小时的意志力实验中，那些放弃控制思维的学生对巧克力的欲望反而比较少。有趣的是，那些从“接受策略”中受益最大的学生，恰恰是平时很少严格控制饮食的人。那些与想吃东西的念头斗争最激烈的学生，虽然试着转移注意力或与这些念头相抗衡，但都遭遇了惨重的失败。但当他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思维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巧克力失去了兴趣，对随身携带看得见吃不着的巧克力也不再有压力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采取“接受策略”的学生中，两天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偷吃诱人的巧克力。

意志力实验：直面自身欲望，但不要付诸行动

在好时巧克力实验中，实验组织者告诉那些知道“白熊”现象和“反弹”理论的学生，在接下来一周里可以用以下4个步骤来应对自己强烈的欲望。这些欲望可以是巧克力、卡布奇诺咖啡或不停查收电子邮件。

1.承认自己脑海中的欲望，以及渴望某种事物的感觉。

2.不要马上试着转移注意力或与之争论。接受这种想法或感觉，提醒自己“白熊”现象和“反弹”理论。

3.退一步考虑，意识到这种想法和感觉并不受你控制，但你可以选择是否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

4.记住你的目标，提醒自己预先作出的承诺。正如那些学生会提醒自己，他们答应过不偷吃巧克力。

好时巧克力带来的灵感

办公桌上摆着一碗糖果，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凯洛琳很高兴自己有应对这些诱人巧克力的好办法。凯洛琳从自己的桌上撤掉了糖果碗，但如果她没有经受住诱惑，她还可以到随便什么人的桌上拿一块糖。糖果的压力一直沉甸甸地挂在她心头。如果她偷吃了一块，她会找借口鬼鬼祟祟吞下另一块吗？这种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凯洛琳宁愿给10米开外的同事打电话或发邮件，也不愿意走过去面对人家桌上诱人的糖果。在我们讨论完好时巧克力实验一周后，我收到了凯洛琳发来的电子邮件。她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实验让她发现了自控的好办法。她现在能看着同事桌上的巧克力，甚至能弯下腰使劲闻巧克力的香味，但却不会去吃了。这时，她的同事正拿着一块糖果，慨叹自己为什么意志力如此薄弱。相比之下，凯洛琳简直无法想象自己竟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她不知道这是因为她接受了自己的欲望，还是因为她想到了那些随身携带好时巧克力的学生。但无论如何，她都感到很高兴。

学生经常告诉我，想象某个特定的研究案例，即使只想象研究的参与者，也能带给他们足够的自控力。如果某个案例让你印象深刻，不妨把它放进当下的场景模拟一番。

远离节食的减肥

如果不戒掉高热量的食品，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来减肥或改善健康状况呢？最新的研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当然，我不是说那些神奇的药丸——那些号称可以帮你燃烧脂肪的药丸，实际上却会在你蒙头大睡时让你增重。加拿大魁北克拉瓦尔大学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研究。他们关注的是被试者应该吃些什么。他们没有列出哪些食物是不应该吃的，也不关注减少摄入的卡路里，而是说明适当的食物有利于身体健康，能使人快乐。这个项目要求被试者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健康状况，比如体育锻炼，而不是思考什么是不能做的，或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从本质上说，这个研究项目把“我不要”变成了“我想要”的意志力挑战。他们让被试者把追求健康当做任务，而不是把抑制食欲当做任务。

这个研究展示了，把“我不要”变成“我想要”是行得通的。2/3的被试者听从了研究人员的建议，他们的体重显著减少，并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保持减肥成果。（和你最近的节食结果比一比吧。我相信，平均只需16天，你减掉的体重就会反弹。）他们还提到，在参与这项研究后，被试者对食物的欲望降低了。他们在压力、庆功宴等可能引发暴饮暴食的因素面前也更能控制自己了。重要的是，那些对食物的态度最摇摆不定的女士反而减肥效果最明显。少一点冷冰冰的禁止，反而让她们更能控制食欲了。

意志力实验：把“我不要”变成“我想要”

即使是不打算减肥的人，也能从把“我不要”变成“我想要”的成功中得到启发。当你面对“我不要”的巨大意志力挑战时，可以试着采取以下策略。

除了“我不要”，你还能做什么来满足同样的需求？许多坏习惯都是为了满足一定的需求而形成的，这些需求可能是减少压力、获得愉悦，也可能是寻求认同。你可以关注这些需求，用有同样效果的健康的新习惯来戒掉坏习惯。我的一位学生想戒咖啡，所以就用喝茶来代替喝咖啡。茶和咖啡有几乎相同的作用，能给你休息的机会，能提神，能端着到处跑，而且不用摄入那么多咖啡因。

如果没有了坏习惯，你还能做些什么？你可以做其他有趣的事来代替坏习惯。大多数的癖好和消遣需要从生活的其他部分抽调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关注错失的机会比试着戒掉坏习惯更有激励作用。我的一位学生是电视真人秀的发烧友。但当她为自己设定了“提高厨艺”的目标时，她就成功关掉了电视，并把更多时间放在琢磨厨艺上。（她成功的第一步就是用厨艺节目代替真人秀，接着从沙发上移动到厨房里进行实践。）

可以通过重新定义“我不要”的挑战，把它变成“我想要”的挑战吗？有时，同样的行为会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支配。举个例子来说，我的一位学生把“不要迟到”重新定义为“做第一个到的人”或“提前5分钟到”。这或许听起来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他发现，自己变得更有动力了，也没那么容易迟到了。因为，他把“按时到达”变成了一场他能获胜的比赛。如果你关注自己想做什么，而不是自己不想做什么，你就可以避免“反弹”效应带来的危害。

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请先花一周时间来关注你想做什么，而不是你不想做什么。在这周的最后，想一想你在旧的“我不要”挑战和新的“我想要”挑战中分别表现如何。

请勿吸烟

萨拉·鲍恩（Sarah Bowen）是华盛顿大学上瘾行为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她认真思考过如何设计自己的“刑讯室”。她选择了一个有基本配置的会议室，里面有一张可以围坐12个人的长桌。她把窗户遮起来，把墙壁清理干净，以免被试者分散注意力。

吸烟者一个接一个来了。每个人都拿着一盒没有开封的、他们最喜欢的牌子的香烟。所有人都想戒烟，但都还没成功。鲍文让他们来之前至少12个小时不能抽烟，确保他们以渴求尼古丁的状态出现。她知道他们非常想抽烟，但他们必须等所有人都来了才行。

他们都来了之后，鲍文让他们围着桌子坐下来。每个椅子都对着墙，所以被试者之间相互看不到。她告诉大家取出所有的书、手机、食物和饮品，然后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来回答问题。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都不能相互交谈。然后，“刑讯”开始了。

鲍文说：“拿起烟盒，然后看着它。”他们都照做了。她继续发号施令：“现在开封。”这指的是每个吸烟者打开一包新烟或雪茄。“现在，把玻璃纸去掉，打开盒子。”她继续指导他们做每一个步骤——在打开盒子取出香烟时吸一口气，拿着它，看着它，闻着它，把它放在嘴里，拿出打火机，凑近香烟但不点火。每一个步骤完成后，她都让所有人停下来，等上几分钟，再继续下一个步骤。鲍文告诉我：“大家都很不高兴。我能看到他们心底的欲望。他们极力想转移注意力，他们会玩铅笔、东张西望、坐立不安。”鲍文虽然也不想看他们这么痛苦，但她需要确认他们正经历强烈的诱惑，这种诱惑使他们想在烟瘾面前投降。鲍文的真正目的是，看看“用心感受自我”能否帮助吸烟者抵制诱惑。

在实验之前，一半的吸烟者都经过了一个名为“驾驭冲动”的简短培训。他们被要求去感受自己对抽烟的渴望，而不是去改变或摆脱这种习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已经对应对抑郁和美食诱惑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既不需要从冲动上转移注意力，也不需要寄希望于它自己消失，只需好好地观察自己，看看当时自己在想什么，有什么样的冲动，自己的肚子、肺部、喉咙会不会感觉不适。鲍文向吸烟者解释说，无论你是否满足了冲动，它最终都会消失。当受到强烈诱惑时，他们要想象这些冲动只是大海里的浪花。虽然它很强大，但最终会碰上岩石，化成泡沫。他们要想象自己在驾驭海浪，而不是与之抗衡。鲍文让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运用“驾驭冲动”的技巧。

一个半小时后，老烟枪们都心力交瘁了，他们终于可以走出“刑讯室”了。鲍文没有要求他们不去抽烟，也没有鼓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驾驭冲动”的技巧。但她给每个人布置了最后一个任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记录自己每天抽了多少烟，以及自己的心情和抽烟的冲动。

在第一天里，两组人抽的烟都和平时一样多。但在接下来的这周里，从第二天开始，采用“驾驭冲动”技巧的那组人抽的烟变少了。到第七天，控制组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但采用“驾驭冲动”技巧的那组人吸烟的冲动减少了37%。正视自己的冲动能让他们采取积极措施来戒烟。鲍文还研究了吸烟者心情与吸烟冲动之间的关系。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学过“驾驭冲动”技巧的吸烟者心情郁闷和吸烟之间不再表现出显著的联系。学会接受和掌控不愉快的心情，不再一感觉不适就用不健康的习惯（例如吸烟）来获得愉悦，这正是“驾驭冲动”技巧最棒的副作用。

虽然这项吸烟研究是一次短期的科学实验，不是长期的干预项目，但鲍文同时也领导了一个关于家庭滥用药物的长期项目。（她说：“我们靠想象来做实验，而不是让被试者服药。由于一些原因，我们没法直接用大麻。”）在最近的研究中，鲍文随机选择了168名男女，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进行了普通的药物滥用康复训练，另一组还额外接受了关于“驾驭冲动”技巧和其他掌控压力和欲望策略的培训。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接受过培训的一组表现出的冲动更少，用药状况的反弹也更少。这再一次证明了，这种培训切断了感觉不快和想服用药物之间的联系。对那些学过“驾驭冲动”技巧的人来说，生活压力再也不会增加他们陷入药物依赖的风险了。

意志力实验：驾驭冲动

无论你对什么上瘾，“驾驭冲动”的技巧都能帮你抵抗诱惑，而不是屈服于它。当冲动占据你的头脑时，花至少一分钟去感觉自己的身体。你的冲动是什么样的？是热的还是冷的？身体有没有感到不舒服？心率、呼吸或内脏有什么变化？保持这个状态至少一分钟。看看这些感觉在强度或特性上有什么变化。就像小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一样，拒绝按照自己的冲动行事，有时会增加一个人的紧张程度。试着接受这些感觉，而不是试图否认它们。当你使用“驾驭冲动”的技巧时，呼吸是很有帮助的。你可以去感觉呼吸，体验吸入和呼出每一口气时的感觉，在此过程中了解自己的冲动。

当你第一次采用这个策略时，你可能一时驾驭住了冲动，但后来又故态复萌。在鲍文的吸烟研究中，每个人走出“刑讯室”后都马上抽起了烟。如果你在最初几次尝试中失败了，别灰心，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方法是无效的。“驾驭冲动”和其他自控的新方法一样，都需要时间。你是否想在冲动来临之前就使用这项技巧？你可以正襟危坐，看看自己什么时候产生了冲动，想要抓鼻子、跷个腿或动一下。用同样的方法来驾驭这时的冲动，去感受它，但不要随冲动行事。

驾驭抱怨的冲动

泰瑞莎知道，她长期以来习惯于责备丈夫，这让他们的夫妻关系变得很紧张。他们已经结婚5年了，关系紧张主要是从去年开始的。他们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例如房子周边的环境应该怎么打理，如何管教他们4岁的儿子等。泰瑞莎发现，自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丈夫似乎是特意“做错事”来激怒她。另一方面，她丈夫已经被千篇一律的责备和批评弄得筋疲力尽了。虽然泰瑞莎很想让丈夫改变做法，但理智让她意识到，自己似乎才是影响婚姻关系的主要原因。

她决定驾驭自己想责备丈夫的冲动。当冲动加剧时，她能感觉到身体里的不安，下巴、脸和胸口的感觉尤为强烈。她观察了自己的愤怒和挫折感。它们就像是由热量和压力构成的，就像是即将喷发的火山。过去，她一直觉得有话必须说出来，否则就会烂在心里。现在，泰瑞莎验证了这个想法——冲动就像渴望一样，只要你不依照其行事，它就会自行消亡。每当她有了这样的冲动，她就告诉自己，在心里抱怨就好。有时，她觉得这么做很荒谬；有时，她又觉得这么做足以排遣愤怒。无论如何，她都把这些冲动埋在心里，不和丈夫争吵，也不对外表达。她把愤怒想象成海浪，让这种感觉随浪而逝。她发现，如果她调整呼吸，和身体中的冲动和平共处，它们就会平息下来。

驾驭冲动不只适用于戒除癖好，还能帮助你掌控有害的冲动。

对内接受自我，对外控制行动

当你开始试着接受欲望时，请记住，抑制欲望的反面不是自我放纵。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的所有成功案例（例如接受焦虑和欲望、结束限制性节食和驾驭冲动）都告诉我们，不要试图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它们不鼓励人们去相信让自己不快的想法，不鼓励人们做出失控的行为，不鼓励有社交焦虑症的人忧心忡忡地待在家里，不鼓励节食者一日三餐都吃垃圾食品，也不鼓励药物滥用后的恢复者重新服用成瘾药物。“想过把瘾就过把瘾吧”，它们可不会这么建议。

从很多方面看，这些案例都和意志力的作用紧密相关。它们依赖观察和了解自我的能力，而不是作出判断的决断力。它们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诱惑、自我批评和压力等意志力大敌的方法，提醒我们关注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让我们从中找到克服困难的动力。同样的基本方法适用于很多意志力挑战，对克服沮丧和药物上瘾都有奇效。这些实例都证实了，认识自我、关心自我和提醒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这三种方法正是自我控制的基石。

写在最后的话

试着控制自己的思想和感受，反而会对我们原先的目标产生反面效果。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在犯下这个战略性错误后，并不会在反省失败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反倒会认为是自己自制力不够，从而会定下更多“下次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目标。为了让我们的头脑远离有害的思想和感受，我们努力去摆脱它们，但往往事倍功半。相反，如果我们想要获得心灵的平静和足够的自控力，我们就需要认识到，控制自己的思想是件不可能的事。我们能做的就是，选择自己相信什么，选择自己要做什么。

本章总结

核心思想：试图压抑自己的想法、情绪和欲望，只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让你更容易去想、去感受、去做你原本最想逃避的事。

深入剖析：

·观察“反弹”效应，看看你有没有想逃避的想法？压抑这些想法是否有效？试图摆脱某种想法，是否反而会让那种想法变得更强烈？

·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当你拼命试着把某件东西赶出脑海时，是不是反而对它产生了更强的渴望？

意志力实验：

·忠于你的感受，但别相信你所有的想法。当你产生不快的想法时，将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上，然后专注于呼吸，想象这些想法像浮云一样逐渐淡去。

·直面自身欲望，但不要付诸行动。当欲望来袭时，注意到它，但不要马上试着转移注意力或与之争论。提醒自己“白熊”现象和“反弹”效应，记住你真正重要的目标。

·驾驭冲动。当冲动一直存在时，与这些生理上的感觉共处，像驾驭海浪一样驾驭它，不要试图摆脱它，但也不要将冲动付诸行动。

10　结语

我们从塞伦盖蒂大草原开始了我们的旅程。那时，我们正在被一只剑齿虎穷追不舍。现在，当你翻到这本书的最后几页时，我们的旅程即将结束。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自控力惊人的黑猩猩，也看到了很多丧失自控力的人类。我们走访了很多实验室，看到了节食者如何拒绝巧克力蛋糕，饱受焦虑折磨的人如何面对恐惧。我们看到了神经科学家发现“奖励的承诺”，也看到了神经营销学家是如何从中获利的。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干预方法，用骄傲、原谅、锻炼、冥想、同伴压力、金钱、睡眠，甚至是上帝，来激励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法。我们看到了很多心理学家，他们以意志力科学的名义，电击小白鼠，折磨烟民，还用棉花糖诱惑4岁小孩。

我希望，这个旅程并不仅仅是走马观花的一瞥，不仅仅让你惊叹于神奇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每一项研究都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关乎我们自己，也关乎我们的意志力挑战。它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天生就有自控的能力，即便有时我们不太会运用这种能力。它们帮我们找到失败的原因，为我们指出可行的解决方法。它们甚至告诉我们，做人意味着什么。比如，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并不是只有一个自我，人是多个自我的混合体。人类的天性不仅包括了想即时满足的自我，也包括了目标远大的自我。我们生来就会受到诱惑，也能抵制诱惑。人类生来就能感觉到压力、恐惧或失控，但同时也能让自己平静下来，能掌控自己的选择。自控力的关键就是理解这些不同的自我，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自己。在追求自控的过程中，罪恶感、压力和羞愧是我们通常用来对付自己的武器，但都不起作用。自控力最强的人不是从与自我的较量中获得自控，而是学会了如何接受相互冲突的自我，并将这些自我融为一体。

如果说真的有自控力秘诀，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注意力。当你作出决定的时候，你需要训练自己的大脑，让它意识到这一点，而不是让它自行其是。你需要意识到，你是如何允许自己拖延的，你是如何用善行来证明自我放纵是合理的。你也需要意识到，奖励的承诺并非总能兑现；未来的你不是超级英雄，也不是陌生人。你需要看清，自己身处的世界，无论是销售陷阱，还是社会认同，都在影响你的行为。当你的注意力即将分散的时候，或者你即将向诱惑投降的时候，你需要静下心来，弄清自己的欲望。你需要记住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才能真的让你更快乐。“自我意识”能帮你克服困难，实现最重要的目标。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对“意志力”最恰当的定义。

写在最后的话

出于科学探索的精神，每回“意志力科学”课程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问学生们，在他们观察到的事情和尝试过的实验里，什么给他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最近，我的一位科学家朋友建议我说，谈及科学的书最合适的结语莫过于——得出你自己的结论。所以，即便我很想写一段最后的总结，我还是要训练一下“我不要”的力量。我只向大家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你对意志力和自控力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

*你认为哪个意志力实验对你最有帮助？

*你看到哪一页的时候最吃惊？

*你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请保持科学家的心态。尝试新鲜事物，收集自己的数据，根据证据作出判断。对出人意料的想法保持开放的心态，从失败和成功中汲取经验教训。坚持有效的方法，和他人分享你了解的知识。面对复杂的人性和现代社会的诱惑，我们最好能做到这几点。但是，如果我们能保持好奇心和自我同情，那对付它们就绰绰有余了。

鸣谢

在上一本书里，我对相关的朋友表达了感激之情。如今，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依然对他们给予我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我还要感谢一些新的朋友，是他们让这本书得以成功面世。

感谢我的经纪人特德·温斯坦（Ted Weinstein）。能遇到像他这样的支持者，是每一位作家的幸运。他修改了我的提案，帮助本书找到了合适的出版商和编辑，并保证我能按时完成。这一切都归功于他。

感谢艾弗里（Avery）的整个出版团队，特别是我的编辑雷切尔·霍尔茨曼（Rachel Holtzman）。感谢她对本书的支持和出色的编辑指导。她能理解学龄前儿童拒绝饼干这个实验的幽默之处，这可不是件小事。难以想象，要是这本书落在了不热爱科学的人手上，会变成什么样子。

感谢本书第一稿的读者：布莱恩·基德（Brian Kidd），他对每句话都有无尽的热情，还能对每个笑话报以大笑；还有康斯坦斯·霍尔（Constance Hale），他的反馈极具洞察力，帮我厘清了逻辑。

感谢插画设计者，来自“视觉解剖有限公司”（Visual Anatomy Limited）的蒂娜·帕乌雷托斯（Tina Pavlatos）。感谢她为本书提供的精彩的大脑图片。当我不断让她修改前额皮质那张图时，感谢她无与伦比的耐心。

感谢所有通过电话、电子邮件或面谈和我交流过的科学家，无论是直接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还是多年来帮助我了解意志力科学的人。这些人包括：乔·巴顿（Jo Barton）、萨拉·鲍恩、丹尼尔·埃夫隆（Daniel Effron）、詹姆斯·厄斯金、豪尔·厄斯纳-赫什菲尔德、马修·加略特、菲利普·戈尔丁（Philippe Goldin）、詹姆斯·格罗斯（James Gross）、凯特·珍斯·范·莱斯伯格（Kate Janse Van Rensburg）、布莱恩·克努森、贾森·利利斯（Jason Lillis）、艾琳·鲁德丝（Eileen Luders）、安托万·卢兹（Antoine Lutz）、特雷茨·曼（Traci Mann）、贝努瓦·莫林、格雷斯汀·内夫（Kristin Neff）、罗伯特·萨博斯基、苏珊娜·希格斯托姆、布莱恩·谢利（Brian Shelley）和格雷格·沃尔顿（Greg Walton）。感谢你们对这个领域作出的贡献。如果我在描述你们的作品时出现了细微的差错，我在此表示歉意。

感谢斯坦福大学里多年来支持我教学工作的人们。我要特别感谢斯坦福继续教育中心（Stanford Continuing Studies）对“意志力科学”课程的支持，尤其是副院长兼教导主任丹·科尔曼（Dan Colman），他是第一个认可课程理念的人。我还要感谢斯坦福教学与学习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医药健康促进工程学院（School of Medicine’s Health Improvement Program）、斯坦福同情心与利他主义教研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Research and Education）和第一心理学项目（Psychology One Program）。它们为我提供了研究方法和各种机会，并不断鼓励我，使我成为了一位更好的老师。

最后，我要把最诚挚的感谢送给所有选修“意志力科学”课程的同学们。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会面世。特别感谢那些提出尖锐问题的学生，那些敢于在全场陌生人面前讲述自己尴尬经历的学生，还有那些在最后一堂课带来了自制软糖的学生。在我们一同庆祝的时刻，那些软糖让我们一起训练了（或者说是一起放弃了）意志力。

[1]研究人员还提出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一点，即任何“能在购物环境中降低信息处理能力的东西都能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商家……可以用一些办法来抑制信息处理能力，并从中获利。比如，商家会在店里播放让人分心的音乐，或者摆放一些展览品。”难怪我每次走进药店时都会看见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作者注

[2]我知道，严格来说并不存在“剑齿虎”这种动物，这种凶猛的捕食者真正的名字是“剑齿猫”。然而，此前有读者指出，“剑齿猫”会让人想到一种长毛、温顺的家养宠物，戴着万圣节用的吸血鬼利齿。所以我仍旧坚持用“剑齿虎”这个名字。虽然这个名字可能不够科学，但听起来会更恐怖一些。——作者注

[3]如果你需要科技手段来降低呼吸频率，有很多产品可供你选择。从经济实惠的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呼吸测速”（Breath Pacer），到先进的心率变异度检测器“电磁波个人减压器”，都能帮助你测量呼吸频率，调整生理机能。——作者注

[4]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但是我绝对是认真的。目前，只有14%的美国人达到了锻炼标准，而我也不相信每个人都准备去做马拉松训练。大量证据表明，只要做运动就要比什么都不做强。任何身体的活动都能让你受益，即便你不是穿着运动鞋或是挥汗如雨。——作者注

[5]你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吗？在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在家乡观众面前更容易关注自身表现，这就影响了他们对比赛作出本能反应。陪审团更容易认为有魅力的人大多是“好人”，认为是外在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坏行为”。这就证明了，法律中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是很有用的。——作者注

[6]到底给学生发糖果管不管用呢？我不能完全确定。不过，学生在季末课程评估时倒是给了我不错的分数。——作者注

[7]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知道无糖苏打水会导致饥饿、暴饮暴食和体重增加。甜味会刺激身体从血液中吸收葡萄糖，因为身体认为会在那里得到更多的血糖补充。但当你缺少能量、没有自控力的时候，你的身体和大脑会想“血糖补充在哪呢？”这就是为什么近期研究显示，无糖苏打水销量上升和体重增加很有关系。——作者注

[8]事实上，2型糖尿病和慢性低血糖的症状几乎一样，都是由身体和大脑不能有效利用可用能量造成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病情失控的糖尿病患者就像自控力失效、前额皮质受损了一样。——作者注

[9]这个研究团队同时还负责一个我认为很有创意的项目，即研究人与人之间的攻击性问题。科学家不能让被试者在实验室里动手打自己的伴侣，但他们仍然需要观察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所以在一项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要求被试者为伴侣选择一个最不舒服的瑜伽姿势，并决定让他们保持多长时间。——作者注

[10]如果有人忘记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物的传闻，我可以提供一个简要的介绍：哈格德是一位反对同性恋权益的部长，但后来人们发现他和一名男妓发生过性关系，而且他还吸食毒品；斯皮策是纽约州州长和前任司法部长，他不断对贪污腐败案件提出起诉，但其实他是某卖淫集团的常客，而且该集团还是政府的调查对象；爱德华兹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以家庭观念作为竞选理念，但最终竞选失败，实际上他背着身患癌症的妻子偷情；伍兹是以自律闻名的高尔夫运动员，但实际上他是个性瘾患者。——作者注

[11]研究人员还指出，食客们往往迅速接受了主菜暗示的“健康”。但实际上，那些标为“健康食品”的东西比其他主菜的卡路里含量更高，但没人对这个标签提出质疑。——作者注

[12]但我要提个醒，开普锐斯很可能让你的车技变烂。2010年汽车保险分析公司的一份报告显示，比起普通汽车的司机，混合动力汽车的司机遇到了更多的碰撞事故，多接到了65%的罚款单，多驾驶了25%的路程。这是不是说明了“绿色光环”允许了马路上不计后果的行为呢？这个很难说，但当你因为开着环保车而赞赏自己时，一定别忘了看一眼车速表。——作者注

[13]虽然这项健康研究比较奇怪，但这绝对不是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实验室里发生的最奇怪的事。那时候，哈佛大学的蒂莫西·李尔利（Timothy Leary）在研究致幻剂LSD和迷幻蘑菇对精神的好处。在布鲁克林的迈蒙尼德医学中心，斯坦利·库皮尼（Stanley Krippner）通过训练一个人向在另一个房间睡觉的人发送心灵感应信息，来进一步推进超感官知觉（ESP）实验。蒙特利尔艾伦研究机构的尤恩·卡梅伦（Ewen Cameron）则试图消除家庭主妇心中与意志相悖的记忆。这是某项关于大脑控制的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受到美国中情局的支持。

[14]希斯的报告中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如何解释病人在切断电流后仍然按压按钮。希斯认为，这表明该病人精神混乱，不能成为合格的实验对象。他尚未充分了解受刺激的大脑区域。实际上，这种行为就是上瘾和强迫症的最初暗示。

[15]他还对鼓风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有一次，他为了创造出最完美的、一片叶子都没有的花园，连续用了6个小时的鼓风机。但对他的家庭和医生来说，这不是最需要担心的问题。——作者注

[16]甜品的样品还会让被试者更想获得与购物无关的奖励，包括去博拉博拉岛度假、看一场爱情电影、去泡温泉。这说明，商家无论推销什么产品，无论是卖房产还是卖豪车，都应该在卖东西时拼命供应饼干。——作者注

[17]嗅香网站（scentair.com）提供了他们能制造的气味的列表，从法国亚麻布到生日蛋糕甚至榭寄生的味道一应俱全。不难想象，零售商会多么希望这些诱人的气味飘荡在商品周围。但我好奇的是，臭鼬的气味、恐龙呼吸的气味、烧焦的橡胶味能服务于什么样的商家。——作者注

[18]这种方法可能看起来有点不厚道，但它和联合利华的一种机器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联合利华发明了一种能探测人们行动的冰激凌自动贩卖机。一旦它感觉到有潜在顾客走过，就会喊住他们，鼓励他们过来购买冰激凌。——作者注

[19]我们吃什么最可能后悔？《好胃口》（Appetite）杂志2009年的一项调查指出，最容易引起罪恶感的食物包括：1.糖果和雪糕；2.薯片；3.蛋糕；4.甜点；5.快餐。——作者注

[20]以下简称“马普研究院”。——译者注

[21]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有些健身房会收取比你正常出勤更多的费用。对受到诱惑、想不锻炼的人来说，这绝对是给自己增加压力的好方法。——作者注

[22]是的，这件事真的存在，至少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如此。如果你想点大老板（El Jefe Grande）汉堡，你就必须签署法律弃权书。你可以在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肯尼汉堡店点到这个汉堡。它有7磅重，含7000卡路里。——作者注

[23]“天降救星”是希腊悲剧中惯用的剧情。突然之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了一个神仙（一般来说，是用机械起重机吊着降落到舞台上的），解决了所有角色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是我们在生活中也有这么方便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就好了。——作者注

[24]在这个特定的实验中，研究人员用娜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和马特·达蒙（Matt Damon）作为参与者要想的另一个人，因为初步研究发现，这两个人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但争议最少的名人。

[25]有意思的是，厄斯纳-荷什费德在向妻子求婚之前，向她展示了自己未来的模样。他还向我保证，他现在已经为退休攒够了钱。——作者注

[26]这个典故解释起来太痛苦了。看不懂的读者可以去看看1985年的经典电影《回到未来》。如果你这么做了，未来的你会对现在的你表示感谢的。——作者注（德劳瑞恩DMC-12是电影中一辆有鸥翼造型车门、能穿梭时光的汽车。——译者注）

[27]值得注意的是，一半的受访者在第一次嫖娼时都不是单独行动的，他们一般会跟自己的朋友或亲戚一块儿去。就像肥胖、吸烟和其他社会流行病一样，在你的社交网络里，“嫖娼是可接受的”这种观点和嫖娼行为会像传染病那样传播开来。——作者注

[28]研究人员是怎么“拒绝”受访者的呢？他们让一群受访者互相认识，然后观察他们比较喜欢跟哪些人一起做下一个任务。然后，研究人员告诉一些受访者，没有人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所以他们不得不独自完成任务。伙计们，干得好！——作者注

[29]当我把这个研究告诉父亲时，他马上对研究结论表示赞同，并和我分享了他的亲身体验：“我在神学院读书时，他们警告我们绝对不要想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相互提醒。当然啦，我们反而总是想到性，甚至比没进神学院时想得还多。”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没能成为牧师。——作者注

[30]熟悉糖果的人可能有兴趣知道，厄斯金用的是麦提莎麦芽蜂窝牛奶巧克力球、吉百利脆皮糖衣牛奶巧克力球和银河仙子巧克力豆。——作者注

版权信息

领导力

著者：（英）亚历克斯·弗格森（英）迈克尔·莫里茨

译者：叶红婷　柴振宇

ISBN：9787505737549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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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题献

引言

前言 不一样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

第一章 成为你自己

第二章 承认你的渴望

第三章 化零为整

第四章 吸引别人

第五章 设定标准

第六章 识人有术

第七章 专注

第八章 传达信息

第九章 领导不是管理

第十章 底线

第十一章 技术与信息

第十二章 竞争与环境

第十三章 全新的挑战

致谢

题献

致我的家人

我从小在戈万长大，过着享有特权般的生活，那是格拉斯哥的一个工人阶级聚集区，当初我的父母亚历克斯（Alex）和莉齐（Lizzie）为我打下的基础我受用至今。我的弟弟马丁（Martin）一直以来都是我最忠诚的好朋友，他跟我一同走在父母所铺设的道路上。

我很幸运地碰上了一位无可挑剔的姑娘，她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是我的贤内助。凯茜（Cathy）为我生了3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继承了完美的工作理念，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功劳。我的3个儿子为我们带来的欢乐简直超乎我们的想象，我现在有11个孙子孙女，年龄在5岁到21岁之间。

看着他们长大的这些年是一段有趣的旅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家族的特质，这也正是我所期望的。我希望在未来他们也能够像我一样收获成功。祝他们好运。

——亚历克斯·弗格森

致红杉资本的冠军团队。谢谢。

——迈克尔·莫里茨

引言

我在16岁的那年离开格拉斯哥的戈万高校，开始在Remington Rand做机床维修工，并在女王公园俱乐部（Queen’s Park）开始了我的足球生涯。我从没想过55年后自己能够站在哈佛商学院的讲台上，为一班工商管理硕士的学生讲述我的故事。

2012年10月，我首次在此代课时便看到了人头攒动的学生。我站在阶梯教室前方的讲台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学生们在层层叠叠的座位上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桌子上都摆放着自己的名片——而更多的学生则没有座位，挤在过道里。说实话这样的场面有点吓人，但是这也是对曼联队魅力的肯定。在这里的代课团队可谓是精英荟萃，因为在商学院，创意产业的市场营销这门课程的学习对象包括：时尚品牌零售商博柏利（Burberry）；美国有线电视运营商康卡斯特（Comcast）；好莱坞影城漫威娱乐公司（Marvel Enterprises），其作品包括：《蜘蛛侠》《钢铁侠》以及其他电影；特别是音乐巨星碧昂丝和Lady Gaga的商业活动。

当我来到奥德里奇演讲厅，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年龄段的学生，他们都才华横溢。当天在座的各位的国籍数量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支英超球队的花名册。这里的学生都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即将在或者已经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工作。他们都将迎来人生的巅峰时期。此时，我不禁想到，那些善于聆听的人，那些能够吸收一切、海纳百川的人，可能是以后最成功的人。在机缘巧合下，我于2012年10月来到了哈佛的校园。大约1年前，我接到了哈佛商学院安妮塔·埃尔伯斯教授的邀请，她对我经营曼联队的方式以及球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非常感兴趣。因此哈佛的案例分析“亚历克斯·弗格森先生谈曼联队的管理”也就应运而生了。安妮塔对我跟我的球队进行了跟踪考察，上午她随我们到训练场，下午对我进行采访，并在考察结束后写出了这个案例。同时，她还邀请我前往波士顿为她的学生进行演讲。我被这一提议深深地打动了，虽然有些惶恐，但还是欣然接受了。回首往事，这次讲座标志着我职业生涯的过渡阶段的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当时还不知道几周后的赛事标志着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任教的最后一个赛季的结束，这里留给我太多的回忆。在上一个赛季，我们因净胜球惜败于另一支英超劲旅曼城队，与冠军奖杯失之交臂。但是我们已下定决心卷土重来，在新的赛季已经有了优异的表现。就在我飞往波士顿的前两天，我们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以3:0的比分客场击败了纽卡斯尔联队。这是我们最近7场比赛中第5场胜利，并使我们在英超排行榜上跃居第二位，仅落后切尔西4分。

欧洲冠军联赛是欧洲足球协会联盟的首要俱乐部赛事，此前称之为欧洲杯。对此项赛事，我们也取得了开门红。但是此时此刻，我正站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我已经将英超和欧冠联赛的事情抛之脑后，集中精力与在座的各位分享曼联队近来取得的骄人成绩背后的奥秘。首先由埃尔伯斯教授为大家进行一项概述，其内容包括：我作为曼联队教练需要处理的人际关系——队员和员工、球迷和媒体、董事会和股东。之后，我会与学生们分享关于领导阶层主体要素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会接受学生们的提问。而这无疑是今天最为有趣的环节，在提问环节中产生的话题将在今后几天为我的思考提供素材。在座的各位一定都想知道我如何成为一名领导者，对我的生活态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又是谁，我是如何与那些天赋异禀、收入不菲的年轻球员打交道的，曼联队是如何表现出求贤若渴的姿态的，以及其他诸多话题。毫无疑问，我的学生们也一定想知道那些家喻户晓的球星，如：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大卫·贝克汉姆有着怎样的生活习惯。

我花了些时间才完成由球场教练到大学教授的职业转型，但是我逐渐意识到在教室里教书与足球管理确有相同之处。也许对于这两种职业来说，最重要的一点都是启发一群年轻人，让他们拥有最佳的表现。在所有的社会里，最好的老师总是那些无名英雄。在此，我不禁想起了伊丽莎白·汤姆森老师。她是布伦劳恩路小学的一名教师，是她教我认真对待作业，也正是在她的帮助下，我能够进入戈万高校读书。

我这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培育年轻人中的精英人士，而今哈佛大学的讲台又为我的这一事业提供了新的机遇。时光荏苒，而我发现我对年轻人的热情和欣赏有增无减。年轻人总能设法实现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在绿茵场上、公司里，还是在其他较大的组织团体中都是如此。如果要我运营一家公司，我会经常听取年轻才俊的意见，因为这是一群与现实打交道最多的人，他们与未来的前景也息息相关。

此前，我曾经写过数本关于我对足球的热爱的书籍，书中详述了我曾效力和管理过的球队的竞技、球赛和球队组成等。第一本书是《北部之光：阿伯丁队的7年》（A Light in the North：Seven Years with Aberdeen），于1985年问世，这是在阿伯丁队取得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之后的2年写就的。1999年，当曼联队取得三冠王之后——英超冠军、英格兰足总杯冠军和欧洲冠军杯联赛冠军——我出版了《管理我的生活》（Managing My Life）一书。2013年，在我退休几个月后，发行了我的自传。

但是这本书与我此前写过的书籍不同。在本书中我尝试对我的毕生所学和作为球队管理者的经验进行总结——首先是在苏格兰的12年时光，我分别执教过东斯特灵郡队（East Stirlingshire）、圣米伦队（St Mirren）和阿伯丁队。此后，我转战南方，开始了在曼联队长达26年的执教生涯。

通过一个足球赢得奖杯，这固然是一项挑战，但是各大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玛莎百货、沃达丰、丰田和苹果公司的领导人，或是负责大型医院、大学和全球慈善机构的领导人，则需要面对不同的挑战。然而，对于那些成功人士，或是渴望成功的集团领袖来说，他们都有着某些相同的特点。我在本书中尝试解释我是如何建立、领导和管理曼联队的，以及一些在我看来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并不奢求读者们能够很随意地将这些方法运用自如，但是我希望读者们能够从中获得一些想法和意见，并通过模仿和修改将其化为己用。

我并非管理方面的专家，亦非商业巨子，同时我对千篇一律的巡回演说也毫无兴趣。因此我奉劝在座的各位不要指望能听到学术术语或是公式化的条条框框。也不要让我解释什么是复式记账法、如何在6个月的时间内招到500名雇员、矩阵管理的挑战、如何获得一条每天能生产1000部手机的生产线，抑或是开发软件的最佳渠道。对于这些我一无所知，这完全是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因为我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绿茵场。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我在绿茵场上及场下追求卓越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及我的个人观点。

我与美国伟大的篮球教练约翰·伍登（John Wooden）不同，“成功金字塔”陪伴他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职业生涯（从1928年至1975年）。我从不在赛季伊始为我的球员们提供单页的图表或是大量的指南，并让他们奉为圭臬。我也不喜欢写在三五英寸卡片上的小指令，或是日积月累出来的海量笔记。我的领导方法和管理经验来自一个个赛季。这也是我希望进行总结的经验，并在本书中进行提炼。

我在和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会面之后，开始写这本书。迈克尔·莫里茨是红杉资本的主席，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私人投资公司，以帮助各大公司进行策划和组织而著称，这些公司包括：苹果、思科系统、谷歌、贝宝和YouTube，近来新增的公司还有WhatsApp和Airbnb。在我退休之前，我们就商量过合作出书的事情，但是时间总是对不上。值得庆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都能够将一部分精力倾注于写书。迈克尔·莫里茨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2年一直担任红杉资本的主席，他也对曼联队如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能够保持高水平竞技状态感到好奇。在交谈中，我发现他的兴趣来自希望红杉资本也能够保持几十年的长盛不衰。想必大家都知道，红杉资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迈克尔为我的书写了前言，这虽然让我经常感到脸红，但是前言中确实也解释了我们能够成为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原因。

本书是我跟迈克尔两个人多次谈话的结晶，涵盖了诸多领域——其中还有一些是我未曾思考过的。这些谈话使我能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进行梳理，而这些问题是任何领导人都有可能遇到的，可是因为公务缠身，我一直没有时间进行整理。我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内容。

亚历克斯·弗格森

曼彻斯特

2015年8月

前言　不一样的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

迈克尔·莫里茨

（Michael Moritz）

一、

在退休之后，比赛日对于弗格森爵士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仪式。在曼联队赛前下榻的劳里酒店门口，他总会乘坐球队大巴前往老特拉福德球场，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会乘坐那辆由曼联最大的赞助商提供的雪佛兰越野车去看比赛，然后在比赛开始前去商务套房吃一顿午餐。

现在，弗格森爵士不会再去教练席上看比赛，而是去了董事会成员包厢。在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戈万男孩看来，那高高在上的看台是那么遥不可及。在比赛开始时，他会在自己的专座就座，那8个专座之一上面写有“为弗格森爵士预留”。正对着三层的北看台（North Stand）是英国最大的足球看台，自2011年起，这个看台上就用大红字标着他的名字。他从不会在比赛过程中嚼口香糖，但是会不断地清嗓子。他总会把想法藏在心中，尤其是曼联队状态不好的日子里，但是每当身着红色球衣的球员发起进攻，他总会喃喃自语地道：“上吧孩子，上吧。”

比赛结束后，他会回到自己的套房。他的套房并不像美国的体育馆或阿森纳队在伦敦的酋长球场中的奢华套房那样拥有很多外部标志。它就像一个没有窗户的火车车厢：靠墙放有3个黑色的沙发，沙发的一端放有一个小吧台，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是一台电视机。有时在比赛结束后，保安人员会打开屋门，领进来一位新的来访者。

有时在门打开之后会出现一些熟悉的面孔——一位脱口秀主持人、一位电影明星或是一位前球员。有时还会有几位西装革履的人出现，他们在慈善拍卖会上赢得了跟弗格森爵士一起看比赛的殊荣。还有人来索要签名、要求握手或是摆姿势合影留念。饮品分发到位之后大家举杯致敬，亚历克斯爵士会对在场的各位逐一介绍，然后请他们尝尝牛肉馅饼。

最后人群逐渐散去，仅剩下一小波人，这些人大都认识亚历克斯或者亚力克爵士。他的苏格兰亲戚和朋友们在年轻时会这样称呼他，但是他们现在也已至暮年。在这一时刻，你很难想象这位坐在正位上开一些善意玩笑的人，是曼联队的教练，且执教长达26年之久。他先是获得了官佐勋章，然后获得了英帝国二等勋位爵士，最后成为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在他执教期间，曾带领球队获得38座奖杯，其中包括13次英超冠军和2次欧洲冠军杯冠军。

在弗格森的领导下，曼联队夺得了20个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让利物浦队创下的纪录也黯然失色，而且，他在卓越的执教生涯结束时，赢得了足球史上最成功的主教练的称号（虽然他是最不愿提起此事的人）。然而这些对于此时还留在房间的人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弗格森的职业生涯、非凡的活力、意志力和领导能力不是吸引这些人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原因。也许会有一位友人讲道，当他沮丧地躺在医院里接受拯救生命的治疗时，亚历克斯爵士来到他的身旁，花了几个小时让他从忧郁中走出来。也许会有一位前球员的妻子面带满足地跟自己的丈夫坐在一起，因为亚历克斯爵士曾经给她回了信并邀请他们跟他一起共度下午时光。

阿尔伯特·摩根——曼联队长期以来的装备管理员，会自豪地穿着俱乐部外套安静地坐在那里，偶尔扮演一下滑稽角色。弗格森的弟弟马丁经常被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探”，他有时也会在场，身边跟着亚历克斯爵士的孙子孙女们。亚历克斯爵士那幽默的姐夫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是格拉斯哥《先驱报》的排字工人，他会在旁边嘀咕一些搞笑的旁白，然后那充满善意的比赛就开始了，而谈话也进入了熟悉的环节，人们会讲故事、重复很多次的笑话以及那无中生有的尴尬往事。大家可能会为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是否是威尔士人争论良久。还有人会想起20世纪70年代圣米伦队的首发阵容，很快大家就都积极地参与进来，直到那份已被遗忘的名单被完成为止。

很难想象我竟是和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一起完成陈旧的队员名单的人，并和他一起完成一本关于足球的书籍。20世纪60年代，当我还是一个10岁的威尔士男孩时，我在足球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站在球场边担任“队医”，拿着一块海绵和一瓶水准备照顾可能受伤的同学，同时我还负责看管中场休息时提供给球员的热水瓶和橙子片。

虽然我早在1968年曼联队首次夺得欧冠冠军时就开始追随这支球队，并且像每个英国男孩一样能叫出球队中所有球员的姓名，但我并不是一名合格的铁杆球迷。曼联队的前队长，性格直率又富有对抗性的罗伊·基恩肯定会把我排除在“吃对虾三明治”[1]的观众之外。1980年我移居美国，成为《时代周刊》的一名记者，当时我只是偶尔关心一下曼联队，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才开始更加密切地关注球队——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开始播放越来越多的比赛。我被足球比赛吸引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喜欢与英超比赛相关的故事和八卦新闻：高价的转会费、鲁莽地解雇管理人员、同城德比的强度，而通常是因为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的曼联队又赢得了一座奖杯。

二、

在1986年加入红杉资本（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私人投资公司）之前，我在《时代周刊》当记者，那时候，我曾经写过两本关于优秀领导者领导的公司的书籍。第一本书[和巴里·西曼（Barry Seaman）合作]描写了李·艾柯卡（Lee Iacocca）在40年前让克莱斯勒（Chrysler）东山再起。第二本书出版于1984年，是一本研究苹果公司早期情况以及史蒂夫·乔布斯的影响的书。

随着时光流逝，我对一个人如何塑造和影响一支团队产生了日渐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少数几位领导者能够保持对成功的渴望，并且能够让其他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持高水平的发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发现自己已经是红杉资本合作伙伴中的领头羊，我越来越能够意识到挑战的存在。正如其他集团一样，红杉资本也需要为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进行努力。虽然我们也喜欢成功，但是我从未认为我们能够像曼联那样。首先，我们的历史就不及曼联那么悠久。直到1974年，来自硅谷半导体行业的经验丰富的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才成立了红杉资本，建立了我们第一个投资合作关系。我们的运作在公共监督之外，虽然近年来的公共监督水平已趋于合理，因为现在的硅谷里到处都是新闻记者和博客作者。如今甚至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关于硅谷的HBO系列片。

虽然红杉资本负责人的名字鲜为人知，但是对于一些创始人来说则并非如此，红杉资本在其公司创办之初就参与进去了，其中最成功的公司包括苹果、思科、谷歌、雅虎和贝宝，它们在商业领域就像曼联在运动领域一样成功。对于我们近来的几笔投资也是如此，比如领英网（LinkedIn）和云存储软件Dropbox，或是中国的唯品会（VIPShop）和京东（JD.com）。这也适用于中国。最近10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活跃于新技术和消费者行业的投资者，其中如京东、唯品会、美团网和DJI如今都凭借自己的力量成为强大的公司。从红杉资本获得第一笔投资的公司的市场总值达1.5万亿美元。

在美国电视台开始转播英超比赛之后，我便可以定期观看曼联的比赛了，我对于成功领导者的技巧非常好奇，这也使得我见到了亚历克斯爵士。我非常想知道他是如何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也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中拿到最多数量的奖杯的。多亏了美国足球基金会创始人之一——查理·斯蒂利塔诺（Charlie Stillitano）的斡旋，他亲自把我介绍给了弗格森。7年前在曼联对阵阿森纳的前一天晚上，在伦敦的一家酒店房间里，我们在喝完了一瓶酒之后（中间被几名要跟亚历克斯爵士私聊的球员打断了几次），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也正是这次谈话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亚历克斯爵士和我讨论的关于领导能力的话题很快就拉开了足球场的长度。他是如何教育球员们团队合作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高薪又极富竞争性的年轻球员，他是如何向俱乐部灌输对于明天的希望和求胜的欲望的？这支球队在他1986年到来之前已经有20年没有获得过英国顶级联赛冠军了。他是如何开发天才的？他是如何把天才留住的？他如何制定目标？他是如何让人们渴望实现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的？他何时会放弃年轻球员？他是如何权衡薪资平衡的？他如何解决分心的问题，如何给予惩罚和灌输纪律？他是如何在逆境中振作起来的？他是如何面对媒体的批评或是如何保持生活的平衡的？他如何看待竞争者以及如何应对改变？他是如何将对某些人的个人情感搁置一旁的？他是如何避免自满情绪的？他如何做出准备、计划和沟通？他如何保持自己的那份热情和渴望？

他的很多习惯和方法对那些最优秀的足球队都适用，而对那些渴望追求卓越的集团也同样适用，甚至对那些包括多家商业、活跃于多个大洲的投资关系也是适用的。在英超的赛场上，世界上竞争最为激烈的体育比赛，和旧金山到圣何塞之间延伸的土地有很多条平行线，虽然这一距离要比老特拉福德球场到安菲尔德球场略远，或者就像中国的主要温床位于北京、深圳、上海和广州。曼联队是一个每年要跟世界上的观众见面50到60次的集团，而这些观众大都认为自己是合格的专家。拿曼联跟海量的大型公司、政府机构或地方医院、童子军和社区中心进行比较，就很容易得出太多陈腐的对比。

对于红杉资本来说，从其他领域或集团的领导那里学来的经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用于我们自身的内部投资合作关系，其中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任何追求最高水平的公司和机构都为之困扰的组织上的挑战。和其他集团一样，我们也需要面对如下问题：招聘、团队建设、制定标准、灵感和动机的问题、避免自满、新来的竞争者、不断地更新自我以及淘汰表现不佳的人。第二类则是面向我们投资的公司。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那些30多岁的天才企业家的第一个重要的业务伙伴，而他们制订的计划有时会让整个行业都天翻地覆。在第一种情况下，经历了内部争辩和施压之后，我们总能运用相关的经验。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是小股东，创办和运营这些公司的都是绝顶聪明、极富想象力和内驱力的人，有时他们的感情很脆弱并且喜怒无常。这时我们需要通过劝导、激励、合理建议以及好脾气去帮助他们做事、决策，这方面的智慧可能不会很快显现出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公司对现存行业的破坏程度会超过硅谷，而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科技公司诞生，它们中的大多数或是破产或是被其他公司兼并。如果说硅谷中注册公司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跟中国的公司比起来，仅从数量上就相形见绌了。中国的变化速度令西方国家望尘莫及，在诸如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板等行业中，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崛起，在日常消费者更熟悉的技术行业，情况也是如此。曼联、拜仁慕尼黑、皇家马德里或巴塞罗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宰足球界，而在硅谷能够像这些球队一样伟大的公司少得超出你的想象。在过去的40年里，科技巨头的清单上名字少得可怜。在我看来，能有此资格的公司有：苹果、思科、甲骨文、谷歌、Facebook、英特尔、微软、亚马逊、高通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虽然最后4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西雅图、圣地亚哥和中国，而不是在硅谷）。

任何一位学过商业、管理或经济学的学生都知道，只有很少的集团能够长盛不衰。试想一下商业街两旁曾经林立的餐厅、酒店、酒吧、面包店和玩具店，那里曾经客似云来，但随着其标准的下滑或是大众品位的改变，这些店也都垮了台。在企业界也是如此，快速查看一下美国的道琼斯30指数就能看到时代的变迁。在1976年存在于道琼斯指数的公司中，如今仅有7家幸存下来。一些企业如轧钢厂和造船厂已经被海外竞争所击垮；零售公司如西尔斯则太过于依赖自己的传统；同时曾经那些涉及不同领域的强势的公司——报纸、电影院、电视电台广播、广告、房地产经纪、印刷业，也都已经被科技进步所颠覆、改造或是吞噬了。当然也有很多公司是因为其领导者的错误决断而衰败的，这些领导者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最终被自己的无能和虚荣所击败。

对于像红杉资本这样的公司来说，对这种兴衰的循环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们的业务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与其他行业相比，技术领域的领导失败是更不容宽恕的，因为一次突然的根本性变化可以很快让一个年轻的公司占据显著地位，同时为该行业的领导者带来麻烦。技术世界的地板上遍布曾经叱咤风云者的尸体，那些公司曾经不会犯任何错误：迪吉多、康柏、通用数据、克雷计算机公司、硅谷图形、莲花公司、仁科、蓝威龙、太阳微系统公司、王安电脑公司、希柏系统软件有限公司、黑莓、诺基亚——不胜枚举。在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取得各种成就面前，一些国有企业的脆弱和守旧的特点变得越发明显。比如联想和华为，在过去的20年里都取得了重大发展，如今已经能够从它们的美国竞争者手中分一杯羹。因此，我们非常希望了解是怎样的领导特征把那些所谓的“学院”公司和真正的巨头区分开来的，特别是我一直感觉伟大的领导者和出色的管理者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精明娴熟的管理者可以装一卡车，但是领导者却是最稀有的商品。下面就是我从一位领导者身上学到的——他经常会穿着一件印有“AF”首字母的夹克。

三、

这位后来被人称为“AF”的少年，在他成为职业球员之初，他和他的队友们的待遇比那些天赋异禀的体力劳动者强不到哪里去。他们的老板是当地的商人，这些商人除了持有足球俱乐部之外，还拥有轧钢厂、造船厂、连锁店或是诸如路易斯·爱德华兹（1965年至1980年曼联的主席兼最大股东）经营的肉类分销业务。足球协会伦敦总部制定的规则强化了各阶级之间的界限，让这一分化越来越明显。

亚历克斯爵士于1957年首次参加联赛比赛，那时候除了日期，比赛仍旧固定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模式。那时，参加国际赛事的球员只有在报纸上看到初赛球员名单之后才知道自己入选国家队了。那时，泛光灯还刚投入使用；少数几场有电视转播的比赛也只是黑白的；大多数的英国体育场里还没有广告牌；球迷们也只能站在看台上（只有贵宾和买赛季套票的人才有座位）；那时的足球还是皮革做的，一旦沾了水就会变得非常笨重；那时的球鞋还裹着球员的脚踝；球员们的衬衫和短裤也都是棉织品；球场会在下雨天很快变得泥泞不堪。那时的联赛还仅仅是区域性的比赛。在英国，国际赛事经常意味着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之间的比赛。欧洲足球赛事——欧洲冠军杯和欧洲优胜者杯，还未开始举行，欧洲杯也只有2年的历史；大部分球员的居住地到俱乐部仅有几站公交车的距离。而直到1961年才废除的工资上限意味着，足球队员们的薪水跟工厂工人的薪水相差无几。那时的足球还是一项白人的运动，直到1978年才有第一位黑人球员进入英国国家队。

亚历克斯爵士把他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他那克莱德河的工人阶级根源。他父亲在造船厂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毅力——每周在寒冷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60个小时——显得非常重要。除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喜欢努力工作的性格和那令人感动的提前赴约的习惯，亚历克斯爵士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局外人，一位不会去煽动叛乱的反抗者。他会被那些位高权重的浮夸之人激怒，而最令他感到快乐的事情就是被自己的家人和儿时的朋友环绕。虽然他有着强烈的求胜欲而且不会轻易忘记过去的不快，但他绝对不是一个心存恶意之人。他对于那些奋斗的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同情并且跟其他教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球队老板出乎意料的举措，这些老板随时都可能解雇他们。在他带领球队踢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做的讲话中提到了曼联的中场球员——达伦·弗莱彻，这名球员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在跟溃疡性结肠炎做斗争；中场球员保罗·斯科尔斯在代表俱乐部出战700场之后决定退役。他不喜欢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却在球场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亚历克斯爵士的这番讲话完全是性格使然。

亚历克斯爵士也许并不在意自己的标签，虽然他一生都在支持英国工党，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很保守的，非保守党。他自力更生，非常欣赏忠诚的人（他也会坦白地报以忠诚），他绝不能容忍偷懒的人、装腔作势的人和自夸之人，对于那些爱占便宜的不速之客，带着随从索要重大比赛最佳位置的免费球票的人，他更是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屑。虽然他一辈子工作都很努力，但是亚历克斯爵士还是认为自己的生活比矿工、农民、渔夫、油田工人、炼钢工人和造船厂工人轻松得多，这些体力劳动者总要面对艰难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亚历克斯爵士还是一位天生的乐观主义者，虽然此前他曾经当过酒吧老板，性格开朗，但是他却不喜欢跟陌生人拥抱，在这一点上他跟自己的弟弟马丁不同。

虽然他喜欢生活中的美好事物，并且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富有的，但亚历克斯爵士却不贪婪，从不奢望一幢最大的房子（或是一套房屋）或是多辆具有异国情调的汽车。与当今的足球明星相比，他和自己的妻子凯茜过着安静朴素的生活。凯茜的本能就是保护自己的丈夫免受陌生人干扰——虽然她从不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比赛，但是她对球场上正在进行的比赛了如指掌。

亚历克斯爵士对于数字、交易和人物有着国际象棋大师般的记忆，这使得他的观察力更具权威性。就算你问他几十年前的足球比赛，他不仅记得最终比分和大部分的首发球员的名字，而且能够说出关键性的换人和很多进球的过程。他能够一口气说出下个周末英超比赛的全部赛程表，就像其他人用10分钟完成《泰晤士报》上的填字游戏一样自信。他能够准确地记得：某一位球员的买入和卖出价格（而每当后者的价格低于前者时，他总会咧咧嘴）；他在某一匹马上花了多少钱，比如维京哈里或查普特和沃斯；他花了多少钱去买一瓶1986年的帕图斯葡萄酒或1993年的西施佳雅葡萄酒。但是每当提及他认为自己被骗的投资时，他的表情就会变得僵硬，嘴唇也抿得紧紧的。显而易见，如果当初的命运和环境发生了改变，他也能够在任何行业中取得成功：领导一个工会，经营连锁零售店，指挥一艘航空母舰。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也有一处硅谷，他或许还会创立一家公司。

令人惊诧的是，他还记得自己和凯茜去过的酒店的名称，并且能毫不犹豫地、条件反射般地叫出自己朋友孩子的名字。他不喜欢要求别人给予自己特殊待遇，而每当提及别人的好意、带给他的愉快经历时，他也总会感到局促不安。老球迷们也许会记得他在场边情感爆发时的场景，那些陪伴他整个执教生涯的记者也许会记得自己经常会遭到亵渎和辱骂，但是大部分人都未曾意识到他的耐心和数不胜数的善举：他在合影和签名时表现出来的和蔼可亲，在餐厅中跟打断他用餐的人或是在街上拦住他的人客气地聊上几句。他在纽约有一处寓所，毫无疑问他很喜欢那里，因为他在那儿有着相对较低的知名度。

他喜欢赢得任何纸牌游戏（比如Kaluki纸牌）或斯诺克挑战赛。他喜欢红酒，却从来不喝威士忌，虽然那是他故乡的骄傲。在过去的15年里，他在法国南部的同一家酒店度过自己的暑假，他知道那里所有员工的姓名并且对酒店老板备感钦佩，因为这位老板会起个大早去查看自己的酒店。

亚历克斯爵士是多个集团的正式成员——他的家庭、戈万住宅的记忆、格拉斯哥、苏格兰和曼联。最重要的是，他依旧感觉自己属于工人阶级，并且记得他作为一名工具学徒工时为了让自己的手暖和起来，不得不在苏格兰寒冷的早晨把车床的一端缠上破布。

四、

在商业界中，大部分资格最老的人都能获得首席执行官的称号，虽然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在1986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曼联队的主教练，但他并未获得这一称号。1980年至2000年期间，这一称号属于马丁·爱德华兹——当时俱乐部最大的股东；2000年至2003年期间，该称号属于彼得·肯扬（Peter Kenyon）；2003年至2013年期间，这一称号属于亚历克斯爵士视为亲兄弟的大卫·吉尔。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奇怪，但是与很多处在集团顶端取得成功的人不同，亚历克斯爵士很清楚自己的位置。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位雇佣工人。他不会欺骗自己，认为是他创造了曼联；他很清楚自己当初接手的是一个具有丰富传承的俱乐部，而后来球队所取得的成绩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前辈们的工作、付出和努力。在加入曼联时，亚历克斯爵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被塑成铜像，放在体育场外面供人们膜拜。哪怕是在最不为人知的时刻，如果他曾经认为自己要比俱乐部伟大，我也会感到吃惊的。他拥有一种道德指南针，这种指南针在那些独吞大量战利品的领导者身上是不存在的；那些领导者会自吹自擂，用第三人称鼓吹自己的成绩；那些领导者不懂谦虚和礼貌，意识不到自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仅仅是一名托管人；他们的责任是在离去时让集团比他们到来时的处境更好。

弗格森控制着球场上的一切，负责管理俱乐部最大的开销和球队中大部分人的工资单。创收（电视转播权协商、赞助广告销售、球票价格设定、国际旅行）和广告管理、宣传、财务系统管理和人际关系都是俱乐部中“商业部”的专门工作，属于球队首席执行官的管辖范围。当然“商业部”的工作取决于球场上的一流表现和俱乐部的增值，从1989年2000万英镑的资产总值——当时马丁·爱德华兹想过出售自己的股权——到今天的19.3亿英镑，亚历克斯爵士功不可没。虽然他在执教生涯中遭遇过很多挫折，但是他对于所谓的“更衣室”的控制——球员、教练组成员、球场管理员、医务人员和运动科学专员像极了一位专制的君主。很多现在五六十岁的曼联原球员还称他为“老板”，这一称呼是意味深长的。用曾经的美国棒球王者之一雷吉·杰克逊（Reggie Jackson）的话说，亚历克斯爵士就像是那根搅拌饮料的吸管。

其他企业也会像曼联一样进行行政责任分工。试想一家广告公司或时装商店，他们的灵感和追随者来自创意总监的创造和想象，而商业事务则由首席执行官负责。考虑一下不久之前的报纸和杂志，编辑部分的工作由编辑人员负责，而订阅方面的销售工作则由出版商或首席执行官来负责。再来看看电影公司，导演们总会跟那些被称为“高级管理人员”的男人（现在也有女人）发生冲突。在艺术界，包括指挥家、博物馆馆长和负责艺术曲目的剧场总监，他们也需要在首席执行官的监督下工作，这位首席执行官的名字可能不为大众所知，但是由他保证企业的持续运营。如果曼联队是硅谷的一家公司，那么亚历克斯爵士的头衔可能会是首席产品设计师或首席设计师，而大卫·吉尔则是首席商务官。

有些人，特别是来自商界、大型公共机构或是军方的人，他们会认为曼联这家足球俱乐部是很容易运营下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低估了不断打磨世界级娱乐品牌的难度，因为这一品牌依靠的是一群经常会出现变化、天赋异禀的活生生的球员，而且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也是不可预测的。虽然曼联的名声很大（多亏了电视卫星的普及和移动计算机处理技术，现在到处可见曼联的球迷，包括不丹、吉布提和伯利兹），但是跟硅谷中的一些公司或世界上较大的公司比起来，曼联的商业和工资单还是少得可怜。曼联队最近一个财政年的收入为4.33亿英镑，这相当于苹果公司30小时和谷歌4天的收入。曼联只运营着一个行业，其覆盖的范围也仅包括一个时区，而不是分散在各大洲的不同时区。除此之外，曼联队的扩张机遇也受到限制。老特拉福德球场拥有75，731个座位，已经是英国最大的俱乐部球场。而且一年中的比赛数量也很难再增加，在繁忙的赛季里，最辛苦的球员要打满38场比赛，包括英超、足总杯、联盟杯和欧洲冠军杯的比赛，更不要说还有赛季前的表演赛、友谊赛、国际赛事、纪念赛和慈善赛等，这些比赛都可能出现在日历上。在英超成立之前，曼联是没有电视转播收入的，而这一收入也随着球队的表现而波动，曼联的其他收入也是如此：门票销售、豪华包厢的租赁、赞助商和销售机遇。正如大部分职业运动联盟一样，曼联队不符合沃伦·巴菲特的任何一条投资标准——球队的表现是不可预测的，球队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并且球队开销是没有上限的。

但是，在曼联队和其他英超顶级球队以及其他英国球队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观众数量的巨大差异证明了在足球界，亦如几乎所有其他有组织的活动，胜利的果实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也许曼联队的球场能够在每场比赛座无虚席（这座梦幻剧场就像是一个国际化大教堂），但是往下数15个球队，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West Bromwich Albion），平均观众人数仅有25，000位；再看英超联赛以下的英冠联赛，观众人数骤降至15，000位。因此，也许曼联队看起来很好运营，但是对于其他球队来说，要想运营好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同时，让球队长期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也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能够保持这样一种优秀的水平绝非侥幸可为之。

胜者和败者的差异同样存在于技术世界。在技术世界里，市场主导型公司能够占有最多的战利品——客户、红利、自由现金流和市场价值。试想一下巅峰时期出售大型主机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当个人电脑涌入各行各业，进入千家万户时的微软公司；当线上拍卖成为最新流行品时的易趣；几乎与“搜索”成为同义词的谷歌以及在社交领域处于关键地位的Facebook。或者在中国，阿里巴巴拥有繁荣的市场和缴费业务，腾讯的信息服务网络，百度的搜索服务。当然还有苹果公司，它虽然不像上述几家公司具有垄断的特性（这也使得它的成绩更加令人震惊），但是苹果公司的成绩比这些公司都要好。

英超赛场上的竞争虽然会很激烈，有时甚至是世俗的，但是和技术公司的创办者之间的竞争比起来要绅士得多，也更为有趣。在技术世界，恶意诽谤、诉讼、商业机密盗窃以及对于其他公司工资单的针对性攻击简直是家常便饭。也许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技术竞赛的胜利者（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些领导者通常垄断了一切）不仅能够获得部分利益，他们所得到的相当于所有英超球队的电视转播费、门票费、广告费、啤酒和热狗方面的收入（包括番茄酱和芥末酱）。微软、英特尔、亚马逊、彭博资讯（Bloomberg）、谷歌、苹果、Facebook、甲骨文、高通公司、阿里巴巴、百度、腾讯、思科和易趣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有人觉得加利福尼亚的竞争环境很激烈，那他们应该去中国看一看，那里的首席执行官是如何对竞争对手的行动恶语相加的。这些技术公司的创始者宁愿跟自己的主要对手分享那一品脱的松节油，也不愿意坐下来喝上一杯天娜葡萄酒改善关系。这种葡萄酒也正是亚历克斯爵士的最爱。甲骨文的创办者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也许只是半开玩笑似的说他想一枪打死仁科（PeopleSoft）的首席执行官，当年他经历了2年痛苦的斗争才于2005年收购了仁科。

虽然亚历克斯爵士和我所在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氛围，但是在我们合作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点是很明确的。第一点就是，职业足球队的主教练和喜欢风险投资的投资关系工作者有着一个共同的追求——都向往青春永驻。这2位在保证自己的集团内部井然有序的同时，其对于成功和市场领导的追求并不会受到技术公司最终不得不面对的那种限制——增速放缓，他们所受到的限制部分来自规模的大小，更多的则是市场的巨大变革。我们还有另一方面的优势，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可以派上年轻的球员，而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则可以不断与那些渴望利用新想法留下自己印记的年轻创办者建立合作关系。无论是足球教练还是投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必面对产品过时和劳动力老化的问题。我们始终能够与年轻人为伍，这真是莫大的享受。

第二点也很清楚，那就是领导的原则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很多管理书籍上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无非就是一些营销策略。其诀窍并非在于记住领导学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聪明的14岁的孩子都做得到），而是拥有不断将其付诸实践的毅力、知识和技巧。如果让亚历克斯爵士用3个词总结他的领导策略，他会选择：准备、毅力和耐心。如果要求他用一个词来概括，他会选择：始终如一。

五、

伟大的领导者身上有很多特点使其与优秀的管理者区分开来。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会把工作放在家人和朋友前面、忍受睡眠不足、一辈子总是在坐夜晚的航班。但是如果你细心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伟大的领导者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重要特点——他会以所有者的姿态，或是企业大股东的角度去思考和运作，虽然无论是从财政角度还是法律角度，他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大股东。像亚历克斯爵士这样被公司雇用的人当中，拥有这种特点的人堪称凤毛麟角，虽然在硅谷中这种长期所有权的感觉正是那些最优秀的公司创办者的与众不同之处。这类人永远都不会忽视自己业务中的紧急状态，但同时他们脑子中也装着更大的目标。他们的态度和处事方法是其他薪资不菲的企业领导者所不具备的。有时我在想，这些美德在中国比其他地方都更加鲜明。不妨看一下马云和阿里巴巴、马化腾和腾讯、刘强东和京东，很难想象其他人来运营他们的公司，直到有一天这些创始人耗尽了他们最后一分气力。

伟大的领导者喜欢大胆的和不可思议的想法，他们也会毫不避讳地做出那些具有争议、不受欢迎的决定，并且对自己的信念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他能够明确地感知到自己的终极目标，并且能够将这一目标清晰地传达给他人。他的工作可能很复杂，但是他能够抓住事情的本质。伟大的领导者不会编制出无休止的出发令，他们更喜欢让自己的追随者们的眼光盯在不超过两三个目标上。他拥有实现最高理想所需的耐心，同时还能抑制住自己的急躁。他会像临床诊断一样审视自己的同事，无论他们在过去有何贡献，如果严重跟不上节奏的话，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跟这些人说再见。伟大的领导者乐于相信别人的判断，不畏惧授权，尽量避免微观管理，也不会强迫自己去主宰每一次谈话或是坚持要在辩论中做最后的决定。伟大的领导者明白，大部分成功都来自少数的重大决定，而不是试图参与到众多小的选择中。他明白在自己的组织中有的人在某些方面能够做得比自己好。与自己取得的成就相比，他能够从组织取得的成就中得到更多的满足，同时也不会为自己索要离谱的报酬。他会把组织的钱像自己的钱一样看待，却从不需要媒体的聚光灯对他有过多的关注。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和聆听，而不是去讲话。他会在危急时刻面无惧色。他很清楚自己不了解什么并且展现出一种迷人的谦虚。如果他把工作干得很出色，那么人们会觉得他是严厉且公正的，而不是任性又善变的。他绝不需要人见人爱的感觉。在任期结束时，他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画上了句号，优雅地放弃手中的权力，不给自己的继承者带来一丝苦恼。

对比一下伟大的领导者和有能力的管理者，后者得到自己位置的途径往往是通过集团内部的自然减员、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或作为一名忠诚坚忍的仆人。在苦苦追寻多年后，终于坐上这一位置时，他会集中精力确保在他的监督之下任何事情都不会出问题。他会小心不去冒犯别人，他会为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感到难为情。他能够接受妥协所带来的不完美，也能够允许其他人传达他的策略。他会在平和中寻找避难所，并且会追求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喜爱之情。当他退休时，他所在的集团跟他当初来的时候不会有什么两样，更不会有什么杰出的成就可言。

伟大的领导者还具有两种特质将他们和其他舵手区分开来。其一是痴迷。痴迷者无法想象自己这辈子会去做痴迷的事情以外的任何事。与那些被要求从事某一职业或是所从事的职业并不能牵动自己情绪的人相比，痴迷者总能够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满足。对于亚历克斯爵士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痴迷于自己的追求，生活和工作之间并无界限。他们主宰着自己的人生，而并非觉得自己必须靠工作博得尊重。与那些在集团中往上攀爬并且在职场的进化论中幸存下来的人相比，痴迷者更容易保持自己对工作的热情。痴迷者们很自然地就能够实现努力、决心、内驱力和雄心的统一，这也正是领导能力的基础。当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时，你就更容易去应对种种失败、逆境和管理上的挫折。而这种感觉是大部分普通管理者很少能够体验到的，甚至是他们从未有过的一种感觉。

让伟大的领导者卓尔不群的第二特质是与人交往的能力。领导者能够让自己的雇员和同僚做出非凡的表现和奉献。其中部分是通过树立榜样实现的，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通过对雇员性格的深刻了解实现的，并且在雇员遭遇困境时表现出感同身受。他们能够将亲密关系和雄心结合在一起。

聆听亚历克斯爵士，观察他跟别人在一起时的样子，你就会发现他和曼联队的中流砥柱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韧性，对成功的渴求根深蒂固。这种内在的坚毅来自逆境、苦难、挫折和对失败的恐惧；这种坚毅还得益于局外人、黑马和移民者所习以为常的社会上的不公；来自永不言败的倔强和让同伴失望时的羞耻之感。这些同样也是企业家们所必备的本质上的基础，也是我所敬仰的人所具备的品质。大约在10年前，我在红杉资本的网站上张贴了一条信息，对那些我们渴望合作的人进行了总结。这条信息是这样的：“创新之精神。黑马。坚决的人。有决心的人。不屈不挠的人。目中无人的人。局外人。独立的思考者。敢于斗争的人。真正有信仰的人。”现在读起来，我想这正是亚历克斯爵士的曼联队的写照。

在硅谷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在他蹒跚学步时就过世了，他在10岁那年和母亲、弟弟一起从中国台湾来到美国，那时他还不会讲英文。谷歌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WhatsApp的联合创始人简·库姆（Jan Koum）虽然来自东方，但是他们与杨致远有着类似的经历。谢尔盖和他的家人为了躲避前苏联的宗教迫害来到硅谷，简和他的母亲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于1992年离开乌克兰。2014年2月简将自己的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Facebook，而合同的签署地也颇具心酸意味，那里正是当年山景城（Mountain View）外简和他的母亲每周排队领取食品券的地方。我并不是说童年的贫困是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但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企业家——微软的比尔·盖茨、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和Snapchat的伊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仅仅是成功的技术创业者中的极少数人。那些最成功的创业公司几乎不可避免地雇用着移民、那些出生在美国的人，抑或是那些在公司早期困难时期就出现的人。

当然，在中国艰难困苦的故事对于几乎每一位公司创始人来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些成长在中国东海岸大都市的人现在还太年轻，他们甚至回想不起来食物短缺，没有供暖，缺少汽车，飞机场和铁路都很简陋的那个年代。然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则能够很快回想起这些事情，这些记忆依旧是深刻的：用过两到三次的茶叶包；午餐时间灯光昏暗的服务中心里，员工们趴在自己的手上休息；在拥挤的小会场举行的一场场会议；或者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要照常上班的周末。

硅谷中大部分的企业家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并非商业院校的产物，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未曾在大公司里工作，接受他人的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了自己。他们并非在他人的训练下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他们是痴迷的产物。硅谷有很多娃娃脸的领导者，那是因为他们在世界意识到他们的潜力之前一直走着自己所痴迷的道路。对于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着，他们要么被那些大型公司所忽视，要么被当作怪人而不被理睬。这一点适用于个人电脑软件、短信息、文件分享软件、音乐流、用黑车替代出租车和空闲房屋的租赁等领域。这些创始人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在工作中学习如何成为一名领导者，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他们第一次的全职工作中进行学习的。

相比之下，亚历克斯爵士在穿着长裤去上学前就发现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他选择了足球，这一领域的变化更为缓慢，而其中的伎俩也广为人知。这就意味着对他（以及其他顶级球队的教练）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积累作为领导者所需的经验和知识，而不是像硅谷年轻的创始人那样在最新的突破还不为人知时迅速崛起。亚历克斯爵士在去曼联之前曾经度过了很长时间的职业球员生涯，而且他在苏格兰执教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教练资格。为了抓住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这次机遇，他准备了足足30年的时间。但是无论是在曼彻斯特还是在库比蒂诺，精通某一领域始终是领导能力的先决条件，因为这是自信的源泉，权威的基础，也是赢得他人尊敬的理由。

硅谷的创始人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他们相信自己的眼睛、耳朵和直觉。他们更渴望根据基本原则把事情弄清楚，并且对所有的传统都不屑一顾。虽然他们对大公司的结构和等级制度充满不屑，但是有朝一日他们自己的公司也会如此。在早期，这些创始人会对深谙某一领域的人提出狂风骤雨般的问题。他们还会翻烂很多书籍，或者是在这个时代搜遍网站的角角落落，在深夜听着TED演讲入眠。随着这些小公司逐渐做大并开始引人注目，这些创始人的界限便得到了扩张。那些老练的经验丰富的人会接听他们的电话或是召见他们。沃伦·巴菲特会在奥马哈市他最喜欢的餐厅款待一些来自硅谷的年轻公司的创始人，这是众所周知的。退休的首席执行官们也很高兴能在佛罗里达或棕榈泉的度假屋里接待这些冒险者。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那潜在的推进剂就是对知识的渴望。

这些人会毫不畏惧地接纳他们认为有道理的事物，同时忽略其他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公司成为他们自己的综合体现（就像亚历克斯爵士带领的曼联队一样）。苹果的产品堪称绝唱；甲骨文是一个渴望卷走所有财富的残忍竞争者；谷歌是斯坦福大学的延伸，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全盛时期的英特尔也是工程精度的丰碑；亚马逊更是数学威力的完美阐释。然而它们发展的历程中充斥着很多错误、困惑、很严重的管理失误、失败的产品和与最糟糕的情况的亲密接触。

在自身成长的同时还要建设公司，努力成为一名领导者，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拉里·佩奇（Larry Page）、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拉里·埃里森、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马云、李彦宏、刘强东、马化腾，还有很多人，他们成为首席执行官时的年龄要比亚历克斯爵士首次在东斯特灵郡担任主教练时年轻10岁。他们是自己的童年和那些曾经为之痴迷并埋下了职业萌芽的爱好的产物。他们当中不曾有人组建一支管理团队，拜访客户，与供应商打交道或进行合同协商。他们的第一位客户往往是自己（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打造出来的产品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最初的雇员也通常是朋友和校友（因为没有哪个手持优秀简历的人会冒险为那些乳臭未干的孩子打工），他们早期的供应商也都是谨小慎微的，而他们的房东也会要求他们先付清房费。

对于这些想要做自己的创始人来说，一家年轻公司的需求会加剧这一挑战，因为随着公司的发展，事务会变得越来越繁重。因为他们不随波逐流，所以这些人会对那些跟他们志趣不投或时代不同的人持怀疑态度。鉴于他们不具备亚历克斯爵士的那种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相处时的从容，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根据迈尔斯-布里格斯性格分类法，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被分类为内向型人格或是极端内向型人格。对于这些创始人来说，眼神交流、公共演讲和闲聊都是令人苦恼的活动。他们更愿意与电脑、技术论文或书籍为伴，而不是与人为伴。对他们来说，克服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是众多成就中的第一步。

硅谷中那些卓然不凡的公司和他们的中国同僚就像曼联队一样，塑造它们的领导者最享受的事情就是致力于自己的产品。对于亚历克斯爵士来说，这意味着跟曼联队的球员们合作，塑造他们的比赛风格。在加利福尼亚这可能就意味着一位创始人痴迷于代码段的优雅、字节传输的速度、一块硅的物理化学性质、数据存储的空间或是字体的大小。他们也会像亚历克斯爵士一样把那些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留给他人去做。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让提姆·库克管理物流和运营，比尔·盖茨也很少为营销活动的设计而担心。

这些公司领导者中的佼佼者还会避免分心的事情，同时精心分配自己的时间。在会议上无休止的演讲、电视访谈、与政客会面或是出席慈善活动，这些都不是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精力时时刻刻都应该放在工作上（或是在他们年龄稍长之后，也包括家庭），否则就是错过了良机。让我们看看弗格森年轻时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他睡眼惺忪，因为他当时每天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然后再看看每一位年轻的企业家的脸。对于这种将精力集中于自己的事业的强烈欲望，我所见过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年轻时候的比尔·盖茨。那时他买了一台电视机来收看教育录像，为了不让那些综艺节目和电影分自己的心，他甚至断开了调节按钮。他还将自己汽车上的收音机拆掉，唯恐在短暂的通勤途中或是来往于飞机场的路上被新闻简报或音乐打断了他对微软的思考。对于比尔和微软来说，能够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让他们受益匪浅。他会乘坐直升机去参加那些不得不去的应酬，每年他也会抽出时间独处，集中精力阅读技术论文和书籍，这些举措都很好地消除了外界的噪音。直到1994年，39岁的他才部分放弃了自己真正的初恋——微软，和梅琳达·弗兰奇（Melinda French）结了婚。

成功领导者的特征总是会表现在那些可以看见的地方——宣传员们精心的处理、舞台效果或仅仅是他们表现出的沉默寡言的一面。然而成功来自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每天十七八个小时的辛苦工作，一周都没有休息日。亚历克斯爵士是勤勉这一美德的忠实信徒，并且以实际行动做出表率，他从不要求他人表现出比自己更大的决心。亚历克斯爵士的世界呈现在数以百万计的观众眼前，他在扶手椅上表现出来的舒适看起来是那么轻松自然，但这是他精心准备的结果。在每一座奖杯背后，是他在许多个周六的早晨冒着瓢泼大雨视察年轻队员的身影；在每一个英超冠军奖杯背后是数千次的训练；在每一次胜利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日益发展的国际网络，其职责就是向球队输送年轻球员，这些球员在15年甚至20年后将完成那次关键性的传球和重要的抢断。

六、

我知道亚历克斯爵士会对加利福尼亚的年轻公司的工作信条大加赞赏，更不必说他们在中国的同僚了，我感觉跟他们相比，硅谷就像是一处退休社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成立初期，诸如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的“指挥中心”，在那里老虎队的程序员们会被隔离开来，直到他们解决了某个危机，或是“一级防范禁闭”，编码员在解除了某个灾难事件之前不得离开指定区域。

亚历克斯爵士会第一个承认自己的成功得益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让他能够找到自我——我猜这也是硅谷中不少人走运的原因。亚历克斯爵士指的并非是曼联队的历史和早期的成功经验，他指的是他从俱乐部老板和董事会成员那里得到的支持，他们是亚历克斯爵士命运的终极仲裁者——在较小程度上，他还指的是电视市场的发展。

无论是在阿伯丁还是在曼联，亚历克斯爵士都无须应对那些干涉足球事务的老板或董事会成员，抑或是企图篡夺他位置的助理教练。亚历克斯爵士拥有每一名领导者都应得的——塑造自己的命运及其集团命运的权力。拥有足够的时间去打下坚实的基础，逐渐打造长期的繁荣，这是大部分的足球教练和商业领袖所无法实现的奢求。鉴于成功的压力或是每个季度的盈利需求，速战速决的权宜之计几乎是不可抗拒的。亚历克斯爵士不必受到立竿见影的专横要求的制约，这使得他能够在俱乐部的组成方面做出不断努力，而不必担心如果曼联队连输了几场球自己是否会被解雇。他还拥有控制自己领域的自由。在硅谷，公司创始人也非常注重控制力的重要性。如今他们会通过各种法律保护措施将自己的位置奉为神圣，而对于那些弱者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为自己和公司帮了倒忙。尽管如此，那基本的冲动跟亚历克斯爵士如出一辙，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他们的方式是最佳选择这一信念。

毫无疑问，曼联队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功部分得益于技术突破，使足球比赛能够通过电视转播。就此而言，曼联队乃至整个英超球队都在计算机和通信成本下降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卫星转播、远程遥控摄像机、高分辨率显示器、平板电视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的兴起，这些让曼联得以登上国际舞台。亚历克斯爵士欣然承认自己大大低估了卫星和电缆传播给足球比赛带来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金钱。然而观众们之所以聚集在客厅和酒吧中看曼联队的比赛，是因为他的精心策划。每当曼联队的状态出现下滑，或是没能晋级欧冠决赛，俱乐部的财政收入马上就会受到影响。大规模的电视报道为曼联带来的收入跟球队的表现是分不开的。球队的战绩让曼联队的转播费从1985—1986赛季的不起眼的数字攀升到了亚历克斯爵士执教最后一个赛季的6080万英镑。

虽然技术创新公司有顺风期，但是它们与英超球队一样也不得不面对残忍的打击和命运狂暴的逆转。在我的记忆里，红杉资本合作过的任何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曾遭遇过灭绝的危险。新闻头条和电视主播喜欢宣告另一名硅谷“一夜成名”的人士即将到来，或是宣布一位年轻的新晋亿万富翁的洗礼。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我们今日称为“独角兽”的人物，终将半途而废。抛开这点不谈，更值得注意的例子是那些击败所有困难的公司。这些公司的创始人具有（在很多情况下也为之困扰）那种推动亚历克斯爵士和他最优秀的球员的内驱力、纪律和渴望。我们来看皮克斯公司（Pixar），他们通过16年的实验，经历了企业的动荡、走投无路和裁员，最后才出品了公司第一部动画长片《玩具总动员》。再来看英伟达（Nvidia），这是一家成立于1993年的芯片公司，如今是电子游戏产业的支柱，但是其第一件产品却是一个可悲的失败品，几乎将其埋没。如今有些公司做得风生水起，这让人们很容易忘记在21世纪初亚马逊筋疲力尽地奋战，百视达公司（Blockbuster）曾经甚至拒绝花很少的钱去收购网飞公司（Netflix）。领英（LinkedIn）如今拥有3.64亿会员的强大职业社交网络，当初用了一年时间才攒够10万会员。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这些公司无不表现出非凡的内驱力、自律和真正坚持自己道路的信念。

这些靠力量和信念取得的胜利不仅限于小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特尔最初的计算机存储设备方面的业务被日本竞争者摧毁，后来微处理器设计师鲍勃·诺伊斯（Bob Noyce）、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对其进行了彻底改造。20世纪90年代，路易斯·郭士纳（Lou Gerstner）让IBM实现了惊天逆转，这也展示了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在公司生死存亡之际的威力。关于信念的力量最为杰出的例子就是由史蒂夫·乔布斯带领苹果公司实现的逆转，这段故事每分钟都可以载入编年史——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迈克尔·戴尔在1997年就曾经发表过他那著名的言论：如果是他，他会把苹果公司关闭，然后把现金返还给股东。

在技术产业里，除了这些杰出的例子，还有很多公司没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因为在这些公司执掌全局的人缺乏成就任何伟大事业所需的内驱力、自律和信念，或是因为这些公司的创始人不明白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这里有三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以长远眼光来看，第一个例子就是Webvan，这是一家网上杂货零售商，也成为我们最糟糕的一笔投资，因为当时我们违背了常理，盲目追求增长。另一个是美捷步（Zappos），这是一家专营鞋的网络零售商，虽然在2008年亚马逊以不到10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收购（现在价值60亿美元），但是该公司并未履行其诺言，尽管我们努力劝说其创始人接受建设伟大且经久不衰的公司所需要的一切，但都是徒劳。最后是贝宝，其于2002年被易趣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虽然当时埃隆·马斯克和我也曾劝说董事会其他成员不要卖掉公司。不幸的是，现在贝宝价值约400亿美元，这也证明了亚历克斯爵士所说的信念和耐心是珍贵的商品。

知道哪些事情是可能实现的，制定切实的预期目标并将其进行清晰的传递，从而招揽一支跟随自己的团队，在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立竿见影的结果的大环境下，这是最难的一种领导技巧。人们很容易在洋溢着热情时制定一些难以实现的目标，如果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大家就会感觉很泄气。亚历克斯爵士在圣米伦队时就知道了对未来的成功进行大胆的预期会有怎样的结果，此后他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追求成功。那种毫不停歇且纪律严明的努力是一种很难保持的节奏，但是长期的成功纪录（或是一项销售纪录、工程放样或财务成果）来源于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坚持使用已经调整好的方法，不因为每次心血来潮而改变，却又有足够的灵活性去吸收和适应那些有用的进步，这正是亚历克斯爵士卓尔不群的特点。曼联队（在亚历克斯爵士执教期间从未依靠压倒性的经济力量）能够很快改变自己的阵容绝非偶然，因为英超允许那些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队员在英国踢球。

亚历克斯爵士会非常谨慎地为曼联制定目标，而年轻的公司作为战斗口号而设定的目标往往会更为大胆。硅谷中那些缺乏经验的创始人往往也只能发出那无力而又俗套的呐喊“我们要改变世界”或“我们将会创造不同”。相反，那些想法更周全的人则会给出一些乍一听难以置信的想法。谷歌的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曾向我解释将网络放进硬盘这一想法，当然我在听闻此事时也感觉难以置信，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了他这一想法的深奥和微妙之处。

向工作人员和球员传达自己的预期，这对于亚历克斯爵士来说仿佛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其中部分来自天生的自信，部分来自逐渐积累的胜利，但更多的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曾执教过的球员都会告诉你，一旦他们熟悉了亚历克斯爵士浓重的苏格兰口音，他们就能准确地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的指示简单而明了，因为几乎任何人，无论他们是在医院或是在轧钢厂工作，还是童子军的成员，都不可能记住超过三条指示。冗长的讲话并不能切中要害，而简短的谈话往往能够传达精确简洁的指示。我不由得想起那些我耐着性子看完的数不胜数的演讲，那些首席执行官的用词晦涩难懂，或者他们传达的信息太过油嘴滑舌而丧失了可信度。我所听过的最棒的商务总结来自思科系统的联合创始人桑迪·勒纳（Sandy Lerner）。1986年该公司仅有8名雇员，她被要求传达公司的目标时说过一句话。她的答案就像格拉斯哥人一样简单：“我们在网络中建立工作关系。”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是公司在此后的25年里的北极星。亚历克斯爵士的回答可能也正是他对那些初到曼联的人讲过的：“我们曼联队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在硅谷，他们会将其称为使命宣言。

不少集团取得了一次成功，有一些则能够屡获成功，但是很少有集团能够让成功成为一种习惯。曼联队在亚历克斯爵士领导下，展示了成功的滋味是如何给予人们信心，并让他们重复成功；制定了最低限度上需要完成的标准；作为一支不断扩大的精英团队，这些人体验过成功的滋味并且开始自我延续这种体验。成功者希望跟成功者打交道。这一准则也适用于硅谷，虽然带有地方特点。这里最适合年轻公司早期招募工程师。如果这些羽翼渐丰的公司吸引到了正确的工程师人才，那么其后续影响将持续10年之久。工程师们会用非常尖刻的眼光去审视他人的资质，而且他们只愿意把自己的求职信发给那些符合他们标准的人（这种态度隐约让人想起亚历克斯爵士给予最终褒奖的人“一位真正的专业人士”）。一旦这些年轻的公司招到了自己需要的工程师人才，那么该公司的业务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尤其在这个时代，精心书写的软件能够惠及数以百万计的人才。但是如果招募机噼啪作响地招个不停，或是降低招募标准，那么该公司几乎不可能实现领导者最初的目标。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员工的保留。我无意小觑亚历克斯爵士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他激励自己的球员去实现他们认为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在球员中建立起非凡的忠诚度，很多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就被亚历克斯爵士所发现；始终确保自己的球队拥有最优秀的门将和中场球员。在曼联队中，至少是在亚历克斯爵士执教期间，很少有经纪人劝说自己的球员去其他球队碰碰运气，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球队中的大部分球员，如果他们能定期上场比赛的话，他们无法想出一处更好的舞台去展示自己。虽然偶尔会有球员做出言不由衷的转会举动，比如2010年鲁尼的合同快要到期时，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曼联队球员几乎不会考虑去其他球队效力。

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却并非如此，那里的人更趋向于为硅谷工作，而不是为某一家公司工作。中国也是一样，任何企业也同样需要尽可能最好的管理或是工程师团队，但是这一任务会更加艰巨，因为大批的招聘人员会把睡觉以外的全部时间用于从别的公司撬走优秀的候选人。很多情况下是因为丰富的工作机会，在硅谷中有非常多有意思的职位可供一流的人才选择，而对于欧洲的六七家顶级俱乐部的明星前锋则并非如此。硅谷中跳槽这一趋势对于少数人来说是因为他们梦想着自己创业，或是为他们雇主数量的膨胀而感到失望；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因为股票报酬机制的诞生。在年轻的公司，早期雇员通常可以获得一部分股份，在4年后兑现。如果公司发展得很好并且股票得到了大幅增值，很多雇员会感到自己的生活很富裕，能够在重复的循环中以低价获得新的股票。对于硅谷中最优秀的公司来说，把员工留住往往比招募他们更难。

对于亚历克斯爵士与球员的交往方式，以及他对于球员们的激励和劝勉，我是备感惊奇的——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这一习惯变得更加纯熟。在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中，也许是因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太年轻了，他们无法以相当的灵活度去调整自己的风格。亚历克斯爵士则可以同时扮演很多角色：啦啦队队长、励志演说家、精神病学家、忏悔者、钢琴调音师、木偶大师、舞蹈编剧、老师、法官和最高执行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擅长调节这些技巧的使用以及如何挖掘出球员们另外5%的潜力——冠亚军之间的差异。他学会了在球员们士气低落时为他们鼓足信心；而当球员们变得骄傲起来时，他也能够很快地让他们保持谦逊。他也会为某些球员的习惯而茫然（比如埃里克·坎通纳喜欢在赛前往自己的袜子中放一些盐，或者C罗为了达到自己对于腿部的覆盖需求会穿两层球袜）。他能够保持球员对于胜利的持续渴望，更重要的是他让每个人都明白（无论他们的薪资是多少，无论他们在广告或杂志上的曝光率如何）球队是更大的存在，比任何个人都重要得多，这是一条残酷的真理，但是在企业和投资公司中却往往被忽略。

虽然亚历克斯爵士跟大多数人一样，很享受那种受欢迎的感觉，但是他从不追求球员们能够喜欢他，当然他也不希望把球员们吓坏。因此，虽然他会努力了解每一名球员，特别是那些在曼联效力多年的球员，但是他始终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他想要的，只是尊敬。因为一旦赢得了尊敬，一位领导者就能够很容易地控制一个集团，让它向自己的意志屈服。

亚历克斯爵士还懂得，建立一个经久不衰的集团的关键在于集团内部的建造，在于帮助年轻球员站稳脚跟并获得成功，而不是像大批的雇佣兵领导者一样花费大价钱去加强火力。想要打造一个经久不衰的集团，亚历克斯爵士的做法风险更小且可预测性更高。这种内部开发项目需要极大的耐心并且会花费很长时间，但这种方式也能够酝酿出特殊的关系，这是数年的共同经历才能够提供的——稳定、熟悉、信任和长达一生的忠诚。有些人会说，在这样一个追求快速结果的世界里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每一个伟大的集团都有能力采用这一方法，只要它们拥有正确的治理结构和领导团队。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管理模式，因为在红杉资本我就是这种模式幸运的受益者，而且我们还会继续采用这一模式。我们也尝试着模仿亚历克斯爵士的做法。在执教曼联之后，他不断对球队做出调整，确保球队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兼顾年轻球员的热情、处在巅峰时期的球员的力量和暮年球员的经验。在对球队组成做出逐步变更时，亚历克斯爵士非常小心，因为大批量更换人员会给球队带来混乱并且会降低士气。

很多领导者都会允许自己的习惯、偏好、共同有过的美好经历或是感情影响他们的判断。人们很容易陷入令人舒适的常规，认为那些在昨天有过贡献的人明天还会继续做出贡献。相比于直面丑陋的处境、宣布令人不快的信息或是要求做出改变，容忍和妥协要容易得多。但是亚历克斯爵士会毫不畏惧地把球队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他也更重视未来而不是过去的成就，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天性，部分原因在于在足球场上缺陷很难掩盖（相比之下，在大公司里很多平凡的笨蛋都能够幸存数十年之久）。有些人把这看作是冷血无情的做法，尤其是球迷，他们会为自己心爱的球员的离去感到难过。而亚历克斯爵士却认为这是必须之举，他是对的。年轻的创始人应该知道他们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之一就是：他们的公司要想获得巨大的成功，仅仅靠他们最初雇用的销售人员、营销人员或工程师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七、

领导者往往会花费很多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对手。在足球界更是如此，尤其是俱乐部的老板们，他们会觊觎对手的成功。我并不是说亚历克斯爵士从不关心自己的对手，因为他跟其他教练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确保自己能够了解对手的阵容和技战术，并且会非常乐意借用他人的合理策略。但是，他却拒绝根据对手来定义曼联，并且始终认为球队的命运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内部而非别处塑造的。因此他对于其他球队的寡头、中东王子或是其他富有的外国老板的到来都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对于亚历克斯爵士来说，虽然有时高价的合同确实能带来一些波澜，但是金钱是无法买到成功的。

硅谷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虽然无视他人的发展是愚蠢之举，但是，没有哪个集团是通过不断地就对手的行动做出反应而走向伟大的。你不能通过跟随别人而成为领导者。那些注定永远平庸的公司的领导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相比之下，少数几家注定走向伟大的公司的领导者心里明白自己想要什么，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这可能表现为他们不喜欢什么。在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创办谷歌之初时情况当然也是如此。他们对于雅虎、Excite、莱科思（Lycos）、搜信（Infoseek）或远景公司（AltaVista）提供的搜索服务并不感兴趣，于是他们追求更为强大的搜索引擎。当苹果公司的资深设计团队开始着手设计一款他们可以接受的MP3播放器（iPod）或他们喜欢的手机（iPhone）时，情况也是如此。

硅谷的成功者的诀窍在于全神贯注于自己所控制的事物上，同时确保他们能够尽可能长时间地远离敌人的雷达，因为这些敌人有摧毁他们的能力。秘密行动是创业者最强有力的武器。激起那些野兽的愤怒或是警觉并没有一点儿好处，特别是当那些野兽是彻头彻尾的垄断者时，他们能够发起猛烈的攻击。许多公司，如网威（Novell）、莲花公司、美国在线（AOL）、奥多比公司（Adobe）、宝兰公司（Borland）、网景公司（Netscape）和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都意识到了引起巅峰时期的微软公司的注意力所造成的风险。谷歌能够取得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的管理始终非常低调，等到微软发现时（当时还有政府调查的威胁），已经太迟了，它们已经无法做出反应或是破坏谷歌的业务了。

在中国，虽然联想、华为或其他年轻的公司曾经在西方绝望地败给了竞争者，但是它们的领导者却具有非常坚定的（有时是非常可贵的）信念，很明确自己的方向。他们的美国和欧洲竞争者也许会抱怨，因为这些中国公司拥有他们所无法获得的优势。某些情况下，这也许有那么一点儿道理，但是对于西方管理者来说，一个痛苦的现实是中国企业在很多方面是令他们望尘莫及的：本地企业对于中国市场的了解、孜孜不倦地学习他人，很多情况下对于失败，他们都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每当一个企业或服务公司的领导出现变更时，结果总是一团糟。可悲之处在于，无论是哪个领域，很少有公司能够顺利完成管理继承。其中最好的例子也只不过是那些不那么糟糕的公司。在诸如大型石油公司、航空公司、酒店业或大型销售品牌中，领导层会在几年的时间里完成隐形的变更，因为产品目录、原有客户或是长期投资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在技术领域则不尽然，很少有公司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和全新的市场机遇。在足球界更是如此，球队领导的变更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会很快被公之于众。

正如硅谷中各公司的雇员和股东们会猜测掌舵者的变更蕴含着怎样的意味，曼联队的球迷们在亚历克斯爵士宣布退休时也纷纷做出了猜测。英国媒体对于老特拉福德球场守护者的变更以及埃弗顿的大卫·莫耶斯（或者后来的路易斯·范加尔）的到来进行了报道，其报道强度堪比新政府上台、皇室成员的标志性事件或是国葬时的报道。然而，曼联队2013—2014赛季初上场的球员几乎与89天前亚历克斯爵士退休前最后一场比赛的阵容相差无几。

曼联的追随者如果知道硅谷中领导层的变更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那么他们或许会感到慰藉。比如说雅虎，在创立的最初12年里拥有2名首席执行官，而在其后的8年里更换了6位首席执行官。惠普公司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1939年至1978年由其创始人领导，但是在过去的16年里却出现了7名首席执行官。正如我所写到的，Twitter的董事会正在为自己寻找第四任首席执行官——一个并不值得羡慕的任务，并且在公司的历史还不到10年时已经考虑将其卖出。在硅谷中，我能够记起来的唯一的在经历了首席执行官的变更还能够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公司，只有英特尔（在其最开始的30年中）。这里面有其特殊的原因。英特尔最初的3位首席执行官正是1968年英特尔成立时一起合作的三人组，其中第三位是硅谷中我最崇拜的安迪·葛洛夫。英特尔的立业精神并未被以下因素削弱：官僚、首席财务官、维权股东、喜欢干涉的股东，或者，最重要的是那些并不是很了解公司产品并且也没有根深蒂固的主人翁意识的领导者。

所有的伟大领袖都具有一个决定性的性格特征，无论是英特尔最初的三代首席执行官，还是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这是一种极少数领导者才拥有的特质，也很少有管理书籍对其进行单独描述。事实上，作为局外人往往更容易发现这种冲动，而对于亚历克斯爵士而言，我是从我们之间的谈话和构成本书骨干的多场球赛中发现这一点的。伟大的领导者始终都在竞争，不是跟别人，而是跟追求完美这一想法本身在竞争。无论他们打破了多少销售纪录，击败了多少竞争者，或是引入了多少令人振奋的产品，总会有一个更伟大、更完美的成功在召唤着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伟大永远都不是终点。在退休之际，不喜欢多愁善感的亚历克斯爵士非常明智地享受着此生获得的胜利并且从自己的成就中获得了满足，而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那些失之交臂的奖杯之中。对于职业体育界最为成功的领导者，他为曼彻斯特联队带来的38座冠军奖杯，包括1999年曼联赢得三冠王时夺得的奖杯，堪称旅途上的里程碑，而这旅途拥有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终极目标，那就是诱人而又可望而不可即的完美。

旧金山

2016年5月

第一章　成为你自己

如果你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那么弄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是大有裨益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的行动，以及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言辞。而弄清楚这些的必要手段就是：聆听与观察，而这两点的重要性却经常被低估。

聆听

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从不去多想这一问题。然而当我成为一名球员，尤其是成为一名管理人员之后，我开始对这个问题越发感兴趣了。如果你是一群人中的领导者，那么弄清楚他们是怎样的人是大有裨益的——他们的成长环境如何，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状态的行动，以及让他们感到不安的言辞。而弄清楚这些的必要手段就是：聆听与观察，而这两点的重要性却经常被低估。

大部分人都不能够有效地使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不能够明察秋毫，也不能洗耳恭听。其结果就是，他们错过了身边的大部分信息。我认识一些管理者，他们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在我看来这并非明智之举。上帝给了我们两只耳朵、两只眼睛和一张嘴，这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让我们多聆听，多观察，少发表言论。而最妙的地方则在于聆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我见过的最好的聆听者是2位电视访谈栏目的主持人。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在他的一生中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进行采访，直到2013年去世。他还曾经采访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我初次与弗罗斯特相见是2005年，当时我们同为不动产基金管理人。在此几年之后，他离开了BBC，并在天空体育栏目中采访了我。

大卫和大部分的访谈栏目主持人不同，他从不试图证明他比自己的嘉宾高明。他从不接话茬或是打断嘉宾，但是他又绝非一个容易轻易被征服的人——这一点可以从1977年他录制的对理查德·尼克松进行的长达28小时45分钟的栏目中得到证明。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他的节目形式。因为大卫做的不是赛后的90秒采访，也没有制作人在他的耳机里大吼大叫，催促他赶紧获得原声采访。同时他也无须在采访过程中东张西望，寻找下一个采访目标。大卫会认真地看着你的眼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仿佛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他是时间的主宰——只需要30到60分钟（而这对于现如今的即时通信和Twitter来说简直就是漫长的等待）就能够让嘉宾感到放松。这正是大卫最伟大的天赋之所在，而凭着这一天赋他也能够从访谈栏目中获得更多的信息，他也因此获得了“大审判官”的昵称。

另一位则是查理·罗斯（Charlie Rose），他也是一位访谈栏目主持人，我对于他并不像大卫那么了解，但是就在几年前，我也曾应邀参加他的节目。当时我心里是有些不安的，因为我将出现在美国的电视荧屏上，这跟我所熟悉的英国脱口秀节目不同。在我参加查理节目的前一天，他邀请我去纽约第五大道的奇普里亚尼意式餐厅喝酒。查理身材高大，他的手掌就像餐盘那么大，我怀疑他会不会用他钳子一样的大手把我抓住。他的开场白是“我身上也有苏格兰血统”，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一切都会顺利进行。查理很精明地让我感到自在，并为我们的谈话找到了共同话题。第二天的节目录制也非常顺利，就像大卫一样，查理也是一位认真的聆听者。但是我还是担心制片人是否需要为本期节目配上字幕，这样才能让她的密西西比和堪萨斯观众理解我的苏格兰口音。

我从未当过电视节目主持人，但是我一直都很重视聆听。这并非意味着我喜欢在碰到事情时打电话给别人求人支招。总体来说，我更喜欢自己解决问题。但是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当约翰·佩顿（John Paton）——格拉斯哥流浪者俱乐部最大的股东——邀请我担任该队的经纪人时，我也曾寻求过别人的帮助。这是流浪者队第二次向我抛出橄榄枝，于是我打电话给斯科特·西蒙（Scot Symon），听听他的意见，因为他在该俱乐部已经有了长达13年的管理经验。事实上我已经对是否要去流浪者队心存疑虑，如果我要离开阿伯丁队，我不确定是否还要加盟另外一支苏格兰球队。我跟斯科特说我还未与流浪者队的最高权威——副主席威利·瓦德尔（Willie Waddell）交谈过，他建议我拒绝邀请，因为他觉得这次邀请仅仅是试探性的，并且很有可能还未经董事会许可。我也确实拒绝了流浪者队的邀请，后来也从未后悔过做出此决定。

很多人都不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尤其是当他们取得成功之后，周围满是逢迎之人，情况更是如此。于是乎他们开始了独白，仿佛突然之间他们无所不知。姑且不论这些狂妄自大之人，聆听总会给人带来收获。善于聆听的人仿佛接受着持续不断的终生教育，不仅无须考试，更能够去其糟粕。这使我想起了几个例子：

数年前，曾有人给过我一套磁带，里面是比尔·香克利（Bill Shankly）（1959—1974年利物浦队的主教练）的谈话。这套磁带是一个回忆录，并非用于广播，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听过几遍。里面有各种奇闻，但是这些磁带却讲述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香克利对足球的痴迷，这种痴迷深入骨髓。虽然香克利的这种痴迷近乎于极端，但是这也再次让我体会到了成功需要何种程度的付出。

还有一次，1992年在我们与利兹联队踢完比赛之后，我跟我的队员一起洗澡——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聆听他们对比赛的分析。史蒂夫·布鲁斯（Steve Bruce）和加里·帕莱斯特（Gary Pallister）对埃里克·坎通纳（Eric Cantona）赞不绝口。坎通纳是利兹联队从法国尼姆队租借来的前锋。史蒂夫·布鲁斯是当时的曼联队队长，他对坎通纳的能力极为赞赏。这些言论仿佛是播下的一粒种子，此后不久我们就将坎通纳买入了曼联。

即使是我们签约坎通纳时，我也会从我信任的人那里征求意见。当时，我与法国主教练吉拉德·霍利尔（Gérard Houllier）和法国体育记者艾瑞克·贝尔德曼（Erik Bielderman）进行了交流，希望能对我即将买入的球员有更深的了解。我还跟米歇尔·普拉蒂尼（Michel Platini）谈过此事，他告诉我：“你应该和他签约，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发挥，他需要伯乐。”他们都为我出谋划策，告诉我如何管教这名球员，因为坎通纳来曼联时背负着桀骜不驯的名声——这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后来的赛季——甚至可以说未来的10年证明，这一决定对于曼联来说至关重要。在坎通纳加盟之前的6场比赛里，我们打进了4粒进球，而在他加盟后的6场比赛里，我们打进了14粒。

当日关于坎通纳的那些评论是非比寻常的，而我也将聆听当成了一种习惯，我会认真听取球员们对对手阵容的预测。在我们拿到对手首发阵容之前，这一直是一个猜谜游戏，而对手的阵容会对我们的战术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比赛的前一周，队员们通常会与圈内的好友进行交流，特别是他们的前队友，因此他们经常会谈论起谁将出现在比赛的首发阵容中。我们经常会针对阵容猜测搞一些小竞赛。不过，尽管我努力去聆听队员们的交谈，但我永远都不能够全部猜中对方的11名首发队员。随着球队人数的增多，猜测的难度也增大了。在我们最后拿到首发阵容信息时，难免与我的预测有所出入，这时我的队员会跟我开玩笑：“你又猜对了，老板。”

2012年11月，曼联队在诺维奇失利之后，出于礼貌，我亲自前往对方球队的驻地。克里斯·休顿（Chris Hughton）非常和蔼，但是在他的房间里挤满了庆祝胜利的人们。我不想示弱，因此便表现出一副很从容的样子，听他们交谈——特别是他们点名称赞的球员。我默默地在脑海中记下了所有这些名字，并将其列为我们的重点关注对象。

再进一步回顾，我还记得另一条关键性的建议。1983年在哥德堡，阿伯丁队（我于1978—1986年在此执教）将在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上对阵皇家马德里队（Real Madrid）。我邀请了乔克·斯坦（Jock Stein）为我出谋划策。乔克·斯坦是我心中的英雄，他于1967年带领凯尔特人队击败国际米兰夺得欧洲杯冠军，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英国教练。乔克跟我说了两点，我至今仍难以忘怀。首先，他告诉我“在比赛当天，确保你的队伍是第二个上去训练的，这样一来你的对手就会认为你已经观看了他们训练”。他还建议比赛那天给伟大的皇马教练迪·斯蒂法诺（Di Stéfano）带一瓶麦卡伦威士忌。当我把那瓶酒送给迪·斯蒂法诺的时候，他果然大吃一惊。这瓶酒让他感觉我们对他心存畏惧——他是大人物，而我们渺小的阿伯丁队仿佛已经输给他们了。我很高兴当时能够听从乔克的意见，因为这两个方法都奏效了。

后来，我在苏格兰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乔克是主教练。我如饥似渴地询问他关于战术和管理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我的管理学导师，我希望吸收他教给我的一切。乔克曾建议我永远不要在比赛后跟球员发脾气，他还说：“等到周一大家都冷静下来再说吧。”这确实是金玉良言，只是这实在不符合我的风格。尽管如此，在威尔姆斯洛我的办公室里挂着的最大一张照片就是我跟乔克的合影，这绝非偶然。直到1985年9月10日威尔士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也正是在那天晚上他与世长辞。

在此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吉米·瑟瑞尔（Jimmy Sirrel），他是诺茨郡队的主教练，也是我1973年在英国丽乐索（Lilleshall）国家体育中心参加教练培训时的讲师。他给我上过很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永远不要让所有的球员的合同在同一时间到期，因为这样他们可能会串通起来对付教练和俱乐部。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此后，我都谨慎地把队员们合同到期的时间错开。我想当时吉米给出这个意见连1分钟都用不了，但是聆听他的忠告却使我受益终身。这表明，忠告往往是不期而遇的，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聆听是最值得你做的事情。

观察

观察是另一项经常被低估的行为，且如同聆听一样，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对我来说，有两种观察方式：第一种是细节观察，第二种是整体观察。直到我执教阿伯丁队，并聘请阿基·诺克斯作为助理教练，我才理解了细节与整体观察的区别。在阿基·诺克斯来到阿伯丁不久，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他问我为什么要聘用他。这个问题让我不知所措，然后他告诉我，因为我坚持要负责每件事情，这让他无事可做。他的态度很坚决，并得到了球队总管泰迪·斯科特（Teddy Scott）的支持。阿基建议我不要参与训练课程，而是应该作为旁观者进行观察和监督。对此建议，我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这会影响我对训练的把握。但是当我跟阿基说我希望再仔细考虑一下时，他依旧坚持己见。因此，我略感不快地答应了。虽然我花了些时间才体会到旁观者清的道理，但是此次决定对于我的管理和领导生涯来说意味深长。当你远离那些纷纷扰扰，就会发现很多惊喜——给自己一些惊喜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置身于训练场，嘴边挂着哨子，那么你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足球上。而当我站在边线上旁观时，我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我可以对整个训练做到心中有数，并且能够了解到球员的心理状态、体能和习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课，我也很庆幸自己早在30多年前就能够领会到这一点。阿基关于观察的意见是我的成功之源。

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更关注两件事——脚下的球和球场上其他球员的跑位。但是直到阿基给我提出了这条意见，我才意识到：作为一名管理者，我可能会迷失于对细节的纠缠。我只用了几天就领会了他的建议中的精髓，自此之后，我既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细节，又能够纵览全局。

作为一名管理者，你总是需要关注一些细节。你可能会在训练中观察一名球员的腿伤是否痊愈；在青训营鼓励一名12岁的少年；在德国的某个体育馆发现一位明日之星；在午饭时检视球员和教练的行为举止；你还可能在录像带中搜寻线索，关注谈话中的肢体语言以及球场草坪的高度。然后，或许在周六的下午或是周三的晚上，就需要你放开视野，纵观全局。

你要相信你所看到的，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绝非易事。我们的偏见和先入观念多得可怕，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观察，或者更精确地来讲，会影响我们“自以为”看到的事物。如果一名球探告诉我，有一名球员的左脚技术非常出色，那么当我亲自去看他踢球时，我就很难忘记他的左脚——但是与此同时，难免会忽视其他优点，而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忽视他的重要缺陷。我当然对别人的意见很感兴趣，但是我更喜欢亲眼看见的感觉，不让别人的意见影响我的判断。

下面的观察经历让我在数十年的时光里获益良多。1969年西德队在基尔马诺克（Kilmarnock）的橄榄球公园球场（Rugby Park）进行训练。我恳请德国足协的卡尔-海因兹·海德格特（Karl-Heinz Heddergot）让我观看他们的训练。当时在场的只有德国球员和工作人员及少数球场管理员。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半小时。这支德国球队训练时不带门将，而是侧重于控球，当时的教练们大多侧重长跑训练，这种训练方式则不多见。因此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此后的训练中开始侧重控球。在我当上圣米伦队的教练之后，我开始进行“禁区训练”——我们让4名球员与2名球员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对抗。我们从25码见方的区域开始，让队员在里面训练，以提高球技。随着球员球技的提高，逐渐缩小禁区的范围。这种方式能够提高球员的意识、跑位角度、触球，并最终实现一脚出球。一直以来，我都推崇这种教练技术，直到2013年5月18日我在曼联队进行的最后一次训练。1969年我在基尔马诺克观看的90分钟训练给我上了重要的一课，让我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都受益匪浅。

观察——评估对手，分析局势——这是备战比赛的核心部分。在曼联，我们已经习惯在大赛前仔细观察对手。这一点在拥有先进的录像分析之前尤为重要，当时我们只能快进或者倒带看录像带。这一做法奏效的一个例证就是1991年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曼联对阵巴塞罗那（Barcelona）。我们是1985年海瑟尔惨案之后首支进入欧洲赛事决赛的英国球队。我与阿伯丁前球员史蒂夫·阿奇博尔德（Steve Archibald）观看了巴塞罗那与尤文图斯（Juventus）在半决赛第一赛程的较量。巴萨的主要射手赫里斯托·斯托伊奇科夫（Hristo Stoichkov）打进2粒进球，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都灵（Turin）第二赛程的比赛中，他的肌肉拉伤了，也因此无缘决赛。这使得巴萨的常规阵形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决赛中，他们以米歇尔·劳德鲁普（Michael Laudrup）作为主要进攻点，从中场推进。而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因为我们曾经观看了巴萨的比赛。我们也调整了技战术，注意不被劳德鲁普拉扯得太远，并最终以2:1的比分获胜。

很多时候，我还会在观察中收获意外的惊喜。2003年，我前往法国观看佩特·切赫（Petr Čech）的比赛，而迪迪埃·德罗巴（Didier Drogba）这位我闻所未闻的球员当时也在场。德罗巴简直就像一个发动机——他是一位强悍的、爆发力极佳的射手，对于进球有着与生俱来的感觉——虽然最终我们还是跟他失之交臂，但是我们也有交好运的时候，比如朴智星（Ji-sung Park）。2005年欧洲冠军杯联赛时，我曾经跑去观看里昂队迈克尔·埃辛（Michael Essien）的比赛，那场比赛里昂队与PSV埃因霍温队打成平手。也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满场飞奔、精力充沛得像可卡犬一样的球员，他就是朴智星。此后的一周，我让我的兄弟马丁——当时曼联队的球探，去观察朴智星。事实证明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我们便签下了他。朴智星是少数几名能够为自己打开空间的球员之一。

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例子。我非常喜欢那种与天才球员不期而遇的感觉。能让人感觉来自外星的球员着实少见（虽然巅峰时期的坎通纳确实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些优秀的球员——都是对我始终孜孜不倦的观察的最好回报。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我们在一天24小时不断搜索中收获的结果。

阅读

这些年里，我从书本上收获良多。小时候，我学习不刻苦，这让我的父母很失望（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就沉迷于足球了），因此我的学校生涯在16岁时就结束了。但是我却一直喜欢阅读。事实上，1958年我就是在格拉斯哥的图书馆里听到慕尼黑空难的消息。多年来，我一直订阅《每日快报》《周日快报》和《独立报》。此外我还喜欢《赛马邮报》来保持对赛马信息的关注。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一直对书籍情有独钟。

我对书籍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足球的范围。我曾经读过一个教练的书，他所执教的领域我一点儿都不了解。他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篮球教练约翰·伍登，他带领自己的球队在12个赛季里夺得了10次全国冠军。魁梧的身材让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鼓舞人心的教练，而非战术大师，但是他的领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绝不能容忍任何队员任性或是偏离他制订的战术计划。我还读过文斯·隆巴迪（Vince Lombardi）的书，他是绿湾包装工队（Green Bay Packers）的主教练，在美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对于美式橄榄球就像我对足球一样痴迷。我跟他的思想很有共鸣，并且我非常喜欢他的那句话：“我们并没有输掉比赛，我们只是没有时间了。”

我也曾潜心研究过其他与管理和领导学相关的书籍，但是也许是我的工作太忙了，我从未发现过一本令我痴迷的书籍。体育类的书籍和运动员的自传也是如此。在多数情况下，曼联队球员的自传不过像流水账一样，虽然他们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写我所经历过的事情。我发现我喜欢阅读和我的工作毫不相干的书籍。有时，我会翻阅一些足球类的书籍，如大卫·皮斯的小说《魔鬼联队》（The Damned Utd），讲述的是布莱恩·克拉夫（Brian Clough）1974年在利兹联队挂帅执教的44天，但是我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是我却被另外一本书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博比·罗布森的自传《告别但不是再见》。我很崇拜这个煤矿工人出身的男人，在他的带领下英格兰队在1990年世界杯打入了半决赛。赛后他卸任主教练一职，又重拾勇气前往荷兰执教埃因霍温队，后来又陆续接过了波尔图（Porto）和巴塞罗那队的教鞭，并最终返回他的故乡纽卡斯尔。在所有球员的自传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2011年出版的加里·内维尔（Gary Neville）的《红魔》一书。这是一本很有思想的书，帮助读者理解球员所面临的压力和对成功的渴望。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一些军事历史书籍中发现了一些与足球相关的内容。每一位将军都需要学习何时进攻，何时应采取保守策略。无独有偶，我在英国空降特勤队（SAS）学习的课程中也曾重申这一点。他们解释了如何迂回、牵制两侧的敌人并在中部发动致命打击。有一年赛季间的假期，我带领整个曼联队去SAS位于赫里福郡（Herefordshire）的训练场进行几天的学习。他们让我们尝试了所有项目——直升机索降、打靶以及模拟人质劫持事件。球员们都非常喜欢这些项目。我从SAS学到的重要一课就是战斗阵形的作用——从两翼进攻会削弱中间的防守力量。于是我把这一点应用到了训练场上，并在对阵利物浦队之前按照这个方法训练了一周。我先让队员从禁区的两侧进攻，然后由加里·帕莱斯特从禁区中路突破得分。事实上，帕莱斯特正是运用这一策略在比赛中梅开二度。这更像是一次作战方案的重演——只是没有任何电视评论员注意到这一点。

一直以来，我都对美国历史很感兴趣——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方面——而且我阅读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的书籍，更懂得了三思而后行的价值。我认为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的《对手团队：政治天才林肯》是一本非常有吸引力的书；而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肯尼迪的应对策略也堪称决策之典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意识到了经过深思熟虑做出明智决定的好处。在执教的早期，我也很容易冲动——总是急于求成，喜欢在遇到事情时展现自己的权威。“让我想想。”说这句话是需要勇气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到月球上去，并且不想花太多时间。我想这通常是因为年轻人充满着热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学会了利用自己的经验来指导热情。

我意识到，除了看、听和阅读，我们还会受到很多事物的影响。我们无形中会受到父母遗传的影响，我们会受到偶然性的影响，受到我们的成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拥有两套强有力的工具：那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观察他人、聆听意见以及阅读，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第二章　承认你的渴望

在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选出11位既有天赋又有决心的球员加入我的名单。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两种球员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天资极佳，但是缺乏决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另一种是比较优秀，但是有着极强的决心和毅力，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第一种球员也许会在短期内有不错的发挥，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不能给球队带来稳定和凝聚力。

纪律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了纪律的概念。我父亲是一个厉行纪律的人，他在一家造船厂工作，那是一个艰苦残酷的行当。他话不多，很固执也很聪明。他在14岁那年离开学校，此后一直坚持自学并且酷爱读书。父亲希望我跟弟弟能够学一门手艺，并且直到我的模具工人生涯结束前一直反对我成为职业球员。他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纪律。在上学时，他每天早上6：00就会把我叫醒。而他自己也会在6：45准时出门，因为他希望在院门打开时就能出发去上班。也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十年后，我作为主教练每天都会在送奶工人来之前去上班。在我开始靠踢足球赚钱时，每周六晚上都会去踢球。而我父亲并不喜欢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生活太随意了。所以我们长达半年都没有说过话。我们父子俩在这方面真的是太像了。

在我14岁那年，我开始在德鲁姆扎佩尔业余俱乐部（Drumchapel Amateurs）踢球，这是当时苏格兰最大的一支业余球队。由道格拉斯·史密斯（Douglas Smith）一手经营，他家里有一个船只拆卸厂，比较富有。他和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的里德茶馆有关系，因此球员们可以在那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史密斯手下总共有5支球队——其球员分别小于18岁、17岁、16岁、15岁和14岁。每周末他都会带领我们前往位于格拉斯哥市外的邓巴顿郡的场地，他会带着我们穿过他的猪圈，然后让我们在草地保龄球场上进行5人足球赛。如果他的球队输了球，他会坐立不安，满头大汗并且满脸的愤怒。他有着极强的纪律意识和很强的求胜欲。

1974年至1978年，我在圣米伦队执教，纪律是我执教第一天就开始强调的问题。在我抵达目的地那天，当地的《佩斯利每日快报》派来了一名摄影师，希望给球队和他们的新教练合一张影。第二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们的照片，我发现队长伊恩·里德在我的头上摆了一个兔子耳朵。在我们首战失利于考登比斯队（Cowdenbeath）之后的周一，我把里德叫进了办公室。他告诉我那个兔耳朵只是一个玩笑，而我告诉他“这不是我喜欢的玩笑类型”。另一位出色的年轻球员约翰·莫厄特（John Mowat）在我们训练时和我顶嘴。此后，我便将这2名球员列入了我的黑名单。此外还有一名球员告诉我他不能参加训练了，因为他要跟女友参加一场流行音乐会。我问他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音乐会。他告诉我说不是的。于是我说：“如果你想去就去吧，只是去了就别再回来了。”我只是想告诉球员，不要破坏我的纪律。他们后来也都领会了我的意思。

作为一名教练，我的职责之一就是灌输纪律的概念。在圣米伦队中有不少兼职球员，但是我们还是会一起乘大巴车去客场比赛。有一次，有一名球员决定周六自己开车前往东法夫郡（East Fife），比赛前我在更衣室里狠狠地教训了这名傲慢的球员，并告诉他他不能参加比赛了。但是我马上又意识到自己没有可更换的球员了，所以那一次只能放他一马了。

当我来到阿伯丁郡，我发现这是一个比格拉斯哥更安静的城市，于是我想到我应该给球队注入一些格拉斯哥式的严格和纪律。我并没有踟蹰不前，我是一个有进取心、要求高的人。虽然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但是我的球员确实因此变得更加男人，球技也越来越精湛。

在阿伯丁队有3名球员在我看来简直是讨厌至极。他们不重视训练，所以我只能每天下午让他们再次进行训练，让他们去替补席，并且让他们在周二和周三晚上去彼得黑德球场踢球。最后我索性全部炒了他们鱿鱼。

或许数十年前，灌输纪律这一概念的另一原因是当时的球队看起来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很难想象替补席这一做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采纳（尤其是在你看到英超联赛的替补席上坐着7名候补队员时）。在我小时候，球队阵容几乎在整个赛季都不会做出改变，因此直到现在我还能叫出20世纪50年代雷斯流浪者队（Raith Rovers）球员的名字。当时，球员待在球队里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奖金。

在我年轻的时候，由于过于追求纪律严明，我也做过很多令自己后悔的事情。比如说，1983年阿伯丁队从瑞典捧得欧洲优胜者杯冠军之后，在荣归故里之际，我们有一场游行，目的地是我们的皮托德里球场，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球迷们都希望看到球员们举着奖杯在球场里欢呼。阿伯丁队的中锋马克·麦克格赫（Mark McGhee）非常希望能够举杯给球迷们看，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出够了风头，因此我说了他两句，不让他继续举杯了。然而很快，他的母亲就出现在更衣室中，这让我感到自己的行为真的很恶劣。于是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麦克格赫，向他道歉，并邀他同往港口处共同举杯迎接从哥德堡坐船返程的球迷。我再也不希望发生此类事情了。

在我的执教生涯中，纪律总是伴我左右的一个问题。1986年11月，在我接受曼联队的邀请之前，在我跟马丁·爱德华兹的谈话中，他暗示我球队中存在着球员酗酒的问题。他还告诉我，曼联队之所以对我感兴趣，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在教练中以纪律严明、不容忍球员的不良行为而著称。

在我刚到曼联时，球员对于很多事情都持松懈态度，包括在前往比赛的路上的穿着。球员们通常会穿赞助商提供的运动服——锐步、彪马、阿迪达斯等。那场面简直是一片混乱，于是我马上要求他们穿法兰绒裤、俱乐部外套并打上领带。当门将法比安·巴特兹2000年从摩纳哥队转会到曼联时，他也不得不迎合我们的着装要求。当时他会在前往比赛场的途中，在车上更换服装。赛后，他会把所穿衣物一并交给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有一次在市政厅举办的招待会上，埃里克·坎通纳没能遵守我们的着装要求，他穿着一身带有长流苏的麂皮夹克，背后还印着一张印第安酋长的画像。然而第二天他就向我保证以后不再犯此类错误——我也相信了他，因为他告诉我说他以为是一个很随意的场合，在法国就是如此。

球员们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给予教练鞭策他们的机会。但是你大可不必常常做出惩罚。比如，我从不认为对训练迟到的球员给予罚款处罚是有用的手段。在曼彻斯特，尤其是冬季，交通事故或道路维修经常会造成交通堵塞，球员们也经常会因此而迟到。如果只发生一两次，那么我不介意。但是如果某位球员总是迟到，那么我就会建议他早出门10分钟，并且会告诉他，迟到会让自己的队友感到失望，这是每一名球员都不希望看到的。我印象里因为迟到而被罚款的球员只有马克·博斯尼奇（Mark Bosnich）一位，他迟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某些球员所谓的私人空间，诸如发型和珠宝，我也会毫不畏惧地干涉。为什么球员们在追求舒适利落的同时还要留长头发？这是令我感到费解的。留着几绺头发简直没有任何意义。对于这一问题，最先跟我发生分歧的球员是卡雷尔·波博斯基（Karel Poborsky），1996年他从布拉格斯拉维亚队转会到曼联。他的发型看起来更像是效力于齐柏林飞艇乐队，而不是曼联。我曾经试图劝说他把长发剪掉，但是他头发的长度还是经常让我感到不悦。还有些球员戴的项链上挂着的十字架比耶路撒冷十字架苦路上的朝圣者佩戴的都要沉。我只得下令禁止这些行为。然而，对于文身我却有点无能为力，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它们确实不会增加球员的负重。坎通纳引领了这一热潮，有一天早上当他出现在更衣室，我发现他的左胸上文着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头像。因为曼联队的球员都很崇拜他，所以有不少球员都争相模仿。但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从未这样做过，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惊讶。这也充分证明了他的自律。

领导者还会对犯错误的人做出判决。那些缺乏经验的、常常会感到不安的领导者经常会给任何罪行都判处死刑。这也无可厚非，只是在你决定把一个人绞死之前，一定要确定你确实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也是逐渐领会到“量刑判罪”的智慧的。我作为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需要对很多的“罪犯”定刑。而其中最简单也最为致命的刑罚就是沉默，也是我最常使用的。我无须进行任何的公开羞辱和斥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尊，那些受到我“沉默”惩罚的人心里很明白自己做错了事。我经常会对球员处以罚款作为惩罚，并敦促他们好好为球队效力。我对球员处以罚款的情况如下：在场上愚蠢的举动，如向裁判抗议或动作粗野而吃牌，或是在场下的不合时宜的举动。罚款的数目在英超联赛期间会与日俱增，但是其罚款的原则——一到两周的工资——保持不变。在2007年那场糟透了的圣诞狂欢之后，一线队员和替补队员都受到了扣发一周工资的处罚。

对于那些渴望入选的年轻球员，我只要不让他们跟主力球员同行，就足够让他们郁闷了。而对于球队的正式球员，我也有几种方法教育他们什么是违反纪律的代价。其中一种就是让这名球员坐冷板凳，而更严酷一点儿的手段则是让他穿便服，坐在看台上看球。这对于足球队员来说，好比是公开绞刑，大家都怕这一手。

最后，最为严厉的处罚方式——停赛和转会。也许你会认为转会是更为严厉的处罚，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每当我们决定让一名球员转会，那是因为他不再符合曼联队的需要，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如C罗，我们只是为了兑现承诺。在我看来，停赛惩罚是最为严厉的，因为这项惩罚需要由球员和俱乐部双方来承担。1995年1月，坎通纳被曼联禁止参加该赛季最后4个月的比赛，并被英国足协（FA）处以额外4个月的禁赛。

每位球员都不喜欢离开首发阵容的感觉，而那种失落感随着球员年龄的增长，以及巅峰时期的逝去而变得更加明显。然而，我从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影响队伍的选拔，尤其是在大赛中。1994年我将布莱恩·罗布森（Bryan Robson）排除出了足总杯的决赛阵容。这是布莱恩在曼联辉煌的13年的最后一个赛季，而我却低估了对于他来说第4次赢得足总杯冠军的重要性。回首往事，我多么希望能够让他在决赛中出现，哪怕是比赛临终的那点儿时间也好。

虽然我的球员都知道我是暴脾气，但是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发作的。除非有球员在球场上没能够做到自控、自律。如果他们脑子一热得了黄牌，甚至红牌，那么无疑将会给整支球队带来苦果。不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十人应战，同时我们还要承担其停赛所导致的后果。彼得·舒梅切尔（Peter Schmeichel）、保罗·因斯（Paul Ince）、布莱恩·罗布森、罗伊·基恩、马克·休斯（Mark Hughes）和埃里克·坎通纳都是好斗分子。而这对于我们的球队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在他们因为愚蠢的行为被驱逐出场时，我必须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快。

但是，总会有些球员对纪律视而不见。比如，阿根廷中场球员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Juan Sebastián Verón）。我想方设法让他融入我们的团队，可是都是徒劳。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位天才球员，拥有极强的个人能力，但是他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我让他踢右路，他偏偏去左路。他缺少最基本的自律，因此我们在2年后就将他卖出了。要知道你无法用一群快乐自由的家伙组建一支球队。

当然也有一些球员会严格按照指示踢球。我们的韩国中场朴智星就是这样一位球员。如果我给了他一个命令，他就会像狗叼着骨头一样——绝不放松。2010年在欧洲冠军杯联赛上，我们对阵AC米兰，我让他盯防对方的中场球员安德烈亚·皮尔洛（Andrea Pirlo）。皮尔洛是AC米兰的指挥者，然而朴智星有效地限制了他。

虽然我将纪律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为之付出了不少代价。如果要我重复做一件事的话，我一定会一丝不苟地坚持原则，因为一旦你放弃了纪律，你必将与成功失之交臂，还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2011年圣诞节后不久，我就发现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有3名球员没有来训练，而是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于是我罚他们做额外的训练，并将这3位队员剔除出了即将对阵布莱克本的阵容。当时我们已经伤兵满营，虽然此举会让我们雪上加霜，但是我认为我做得没错。后来，我们以2:3的比分输给了布莱克本，让我们失去了宝贵的3分，最后在净胜球上输给了曼城队，从而丢掉了奖杯。很多年以前，在1995年，坎通纳在被罚下场之后与一名水晶宫球迷斗殴，因此我们决定将坎通纳停赛，禁止他参加赛季余下的比赛，这使得我们无缘欧冠联赛冠军和足总杯冠军。在我们决定给予坎通纳停赛处分时（后来英国足协又对他进行了加罚），我们距离胜利已经非常近了，我可以肯定如果让坎通纳打完赛季剩下的比赛，我们可以以10分的优势胜出，而不是功败垂成，一分惜败于布莱克本队。但是从长远来看，纪律比眼前既得利益更为重要。

如果你能让11名才华横溢的球员专注于每一次训练项目，注意控制他们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保证睡眠，按时出席球队活动，那么你的球队距离奖杯就已经不远了。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很多俱乐部往往做不到这些。

在1996年足总杯决赛上，我们以1:0战胜利物浦队。在此之前，当我们的对手进行赛前场地视察时，我就感觉我们能够战胜他们。整支利物浦队除了教练和助理，都穿着由时装设计师提供的白色西服。我从中看出了这支球队松散的纪律，他们已经被浮夸的时尚分散了注意力。我跟球队管理员诺曼·戴维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事后证明我是正确的，坎通纳在比赛结束哨声响起前几分钟打进了制胜球。另外一个例子发生的时间更早，在1985年9月，阿伯丁队在伊布罗克斯公园球场对阵流浪者队。上半场，对方就有2名球员被罚下场了，对方总想着仗势欺人，其球员也已经失去理智，场面一片混乱。在下半场比赛期间，我们不得不在更衣室躲一阵子，而警察们则在球场上驱逐狂热的球迷。这便是我们的对手自己走向毁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一直感觉我们取得的骄人成绩无非是对纪律的坚持践行。很多时候，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不得意忘形、不挑战不可能以及不冒风险，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一月份翻看本赛季的赛程表，不只是曼联队的，还包括我们的主要对手。同时还会计算每支球队能够获得的分数。我从不追求大比分获胜，而事实也证明了1:0这种不够风光的比分是多么重要。在这些比赛中，我们追求密集型中场，而不是追求得分。其中有一场比赛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2007年3月，我们在米德尔斯堡待了3个月，其间我们从赫尔辛堡租来了瑞典射手亨里克·拉尔森（Henrik Larsson），对于他我不能有太多的要求。但是面对压力，他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进攻，退回到中场协助防守，只是为了得到那个理想的比分。当比赛结束，亨里克出现在更衣室时，全体球员和工作人员都对他报以掌声，因为他在自己不熟悉的位置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赛季末，尽管他未满足当时打满10场才能获得奖牌这一要求，但是我们还是专门为他申请了一块英超冠军奖牌。

工作效率

我的父母工作很忙。我父亲在格拉斯哥的一家船厂工作，而我母亲先是在一家电缆厂工作，然后去了飞机配件厂。我父亲是个硬汉，他可以一周工作60个小时，简直是一个冰冷而又可怕的存在。格拉斯哥的纬度跟莫斯科一样，因此克莱德河冬季的船厂环境堪称残酷。他通常每年休息两周。在1955年，他每周会工作64个小时，赚7到15先令（相当于现在的189英镑）。1979年，他得癌症去世了，此后我母亲开始做清洁工。我父母对工作的痴迷也许正是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体系，安全标准更是无稽之谈，也几乎没有什么健康福利，也不存在以可怜的证据进行可笑的索赔的律师业。我甚至不知道我父母有闲下来的时候。暑假里我们经常乘车去索尔特科茨（Saltcoats），我和弟弟会在那里踢足球、下棋。

由于我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因此冥冥中我也认为工作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这一观念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脑海。我是一个根本闲不下来的人，同时我也对那些不肯付出时间而浪费天赋的人感到懊恼。当你全力付出时，尤其是当付出带来回报时，你会感到非常满足。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结婚那天，和我第一个儿子出生那天都去球场参加了比赛。事实上，在曼联执教的1500场比赛中，我仅仅错过了3场——第一次是1998年，因为我弟弟的妻子去世了，我去格拉斯哥陪他；第二次是2000年，我的大儿子在南非结婚；第三次则是在2010年，我去看大卫·德赫亚（David de Gea）的比赛。

我在圣米伦和阿伯丁执教时，总是尽可能多地去观看比赛。我经常会跟阿伯丁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一起去看。诺克斯的父母是农民，他在邓迪城外的一个农场长大，因此他的工作时间跟农民很像，并且与我的工作理念不谋而合。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去看球，如果是去格拉斯哥，那么去的路上他开车我睡觉，回来的路上则轮到我开车，他打盹。往返的路程大约需要花费6个小时。每当我们想偷懒少看一场球时，我们就会告诉彼此：“如果错过了格拉斯哥的一场比赛，我们就会错过两场比赛。”

在大部分的足球俱乐部，教练的工作非常辛苦，甚至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英超期间，需要承担极大的压力，而英超踢完之后，就没有那么多资金雇用帮手了。当然，我在刚当教练时，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在圣米伦队时，我只有4名工作人员：助理教练、预备队教练、队医和一名兼职装备管理员。在阿伯丁时期，泰迪·斯科特身兼装备管理员和预备队教练，可谓是球队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还负责清洗和熨烫球衣。他经常会睡在斯诺克台上，因为他总是赶不上最后一趟车。甚至在来到曼联之后，最初我也仅有8名雇员。

在阿伯丁，有时甚至是学徒和主席都要跟我们一样，早上6点起床，去球场铲雪。1980年3月，当时我们正准备第一次冲击英超冠军。第一天早上我们就不得不去铲七八英尺厚的雪。那场比赛，我们以1:0击败了慕顿队（Morton）。那场比赛是当天苏格兰唯一的比赛。

所有的顶级教练，卡尔洛·安切洛蒂（Carlo Ancelotti）、何塞·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和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都有着令人敬畏的工作信条。然而我最崇敬的却是那些无名英雄——那些虽然未受到命运的眷顾，没能够执教顶级球队，却依然永不放弃的教练。在苏格兰，我经常会在一些很荒凉的地方碰到亚历克斯·史密斯（Alex Smith）和吉姆·麦克林（Jim McLean），那些下着雨的夜晚，想必坐在电视机前会更舒适些。亚历克斯在苏格兰北部地区执教将近40年，而吉姆在邓迪联队执教了22个赛季。列尼·劳伦斯（Lennie Lawrence）和约翰·拉奇（John Rudge）是两个足球圈以外很少有人知道的名字，但是列尼是少数几名带领俱乐部打够一千场比赛的教练，他执教过的俱乐部包括：查尔顿竞技（Charlton Athletic）、布拉德福德（Bradford City）、卢顿（Luton Town）和格林斯比（Grimsby Town），而约翰则在维尔港队执教长达16个赛季，此后又在斯托克城（Stoke City）担任足球经理。这些教练都从未放弃，他们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足球事业。我经常能在我们的预备队的比赛中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绿茵场上，一些球员的意志力和坚毅跟以上这些教练不分伯仲。其中有3名球员我最为佩服，他们分别是阿森纳队的托尼·亚当斯（Tony Adams）、曾效力于切尔西的吉安弗兰科·佐拉（Gianfranco Zola）以及利物浦的杰米·卡拉格（Jamie Carragher）。我一直认为亚当斯是曼联的球员，只是他穿错了队服。酗酒这一恶习毁了太多的球员，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在曼联，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的故事无疑是我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悲剧。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托尼·亚当斯敢于直面自己酗酒的恶习，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但是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在场上的表现，他以专业的态度弥补了天赋上的不足。他本是个很普通的球员，但是通过努力与勤奋，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领袖。他有着很强的求胜欲，未曾辜负乔治·格拉汉姆（George Graham）和阿尔塞纳·温格的厚望。

我认为佐拉是足球技艺的完美典范。他总能给我们制造麻烦，而且永不放弃。即使面对比他高8到10英寸的强悍后卫队员，他也毫无惧色。他脑子非常灵活，极富创造力而且意志坚定。他对待比赛的态度跟我的理念颇为吻合。

杰米·卡拉格年轻时曾经跟曼联队一起训练过，当时他是一名中场球员，表现平平。然而在他签约利物浦之后，便成长为球队的核心和灵魂。在我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有一场比赛他作为替补出场，当时我们比分领先，我低声对他说：“就一个小小的要求，不要踢到我们的小伙子。”而他却回答说：“他们每个人我都会‘照顾’到的。”在我退休之后，跟他接触过一段时间，令我印象颇为深刻。在我看来，如果未来的某一天他当上了利物浦队的教练，一点儿都不足为奇。但是他首先要决定是否愿意离开电视演播室，重新接受足球场上的挑战。

曼联队同样也拥有很多求胜欲很强的球员。当胜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真正的赢家会不遗余力地追求胜利。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儿陈词滥调，但是那些顶尖球员都是不断挑战自我、追求极致的。像C罗、贝克汉姆、内维尔兄弟、坎通纳、斯科尔斯、吉格斯和鲁尼这些球员，如果你不把他们拽下训练场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停止训练的，他们都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比如加里·内维尔，他训练得非常刻苦，因为他知道他不像有的队友那么天赋异禀。我从不担心他周五晚上会去哪儿疯，因为即使是年轻的时候，他晚上9点30分就会去睡觉了。

大卫·贝克汉姆也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当他加入曼联时，住在球队的公寓。他不满足于每天只训练上午和下午，因此晚上也会跟学生们一起训练。在每个赛季开始前，我们都会为队员进行英格兰式的“体能测试”，以了解他们的有氧适能水平，而贝克汉姆每次都能超指标完成测试。C罗也是如此，他有着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球员的梦想，并下定决心为之努力。他还非常注意营养，而这可以追溯到他来英国之前了。现如今，他仍旧严格坚持每场比赛完洗冰浴，为的是能够在下一场比赛中保持最佳体能状态。他从不喝酒，并且将自己的体重保持在自然体重以下3公斤，因为他发现30岁之后，这样可以保持他的奔跑速度。

在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选出11位既有天赋又有决心的球员加入我的名单。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我在下面两种球员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天资极佳，但是缺乏决心和对成功的渴望；另一种是比较优秀，但是有着极强的决心和毅力，那么我宁可选择后者。第一种球员也许会在短期内有不错的发挥，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不能给球队带来稳定和凝聚力。

我上面讲述的这些教练和球员的工作信条适用于任何一项体育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对工作有着令人肃然起敬的热情，同时还拥有极强的自律能力。就拿A.P.麦考伊（A.P.McCoy）来说，他是著名的障碍赛马骑师，赢得过4000多场比赛。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的每一条肋骨都曾折断过，其他部位的骨折更是数不胜数。他的自然体重是75公斤，但是25年来，他始终保持在63公斤。当他宣布退役时，他的妻子感慨道她终于要学会如何炖土豆了。曼联后卫内马尼亚·维迪奇（Nemanja Vidić）的朋友，网球冠军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对自己的要求也是相当严格，当你知道他的健身计划和饮食方案时，只能膜拜。

同样，世界上的顶级足球运动员也一样是非常严于自律的。虽然偶尔会传出他们在迪拜的海滩上晒太阳，在夜店跟年轻姑娘在一起的照片，那就另当别论了。他们需要不懈的努力，而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要成为顶级球员，他们明白球队中时刻都有人准备取代他们的位置。这也解释了几乎所有足球队员都来自“工人阶级”。

一般来说，中产阶级家庭会让自己的孩子上大学，或是学习一门技能，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些家庭，足球是不会受到重视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不太可能继续接受教育，只能靠努力提高球技来改变生活的孩子才会被足球所吸引。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人阶级”与几十年前的含义大不相同，大部分的曼联球员都来自我们今天所谓的“低收入家庭”。我不想表现得像个老顽固，但是有现在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今的球员的成长环境优越了很多，从小就能够享受到热水、电视、电话、电脑、汽车和廉价航空，总体来说物质生活条件比我小的时候好太多。一直以来，我都对那些工人阶级出身的球员情有独钟，我认为这些球员能够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我麾下几乎所有的英国球员都有一个共同点：足球是他们改变悲惨处境的一扇门。瑞恩·吉格斯的童年很艰苦。他出生于加的夫城，那年他母亲才17岁，由于他爷爷来自塞拉利昂，因此吉格斯很小的时候就要面对种族歧视者的嘲弄。当他的父亲，丹尼·威尔逊（Danny Wilson）离开英式橄榄球联合会去英格兰北部当职业球员时，年幼的吉格斯也不得不离开威尔士。后来他的父亲抛弃了他们母子俩，由母亲把他抚养成人。吉格斯的母亲林妮·吉格斯（Lynne Giggs）出生在索尔福德，这也是吉格斯的足球启蒙地。他母亲做着两份工作——一个是酒吧招待，一个是护士助理。然而尽管如此，作为单身妈妈她还是无法给吉格斯买最好的球鞋，但是她却给吉格斯灌输了刻苦工作的思想。她母亲是个非常高尚的人，吉格斯对她崇敬有加，以至于后来他改随母姓。

大卫·贝克汉姆来自东伦敦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水暖工。保罗·斯科尔斯小时候生活在兰利的廉租房内，而尼基·巴特来自戈顿——在这两个地方的停车场里，你绝对找不到一辆宾利轿车。韦恩·鲁尼来自利物浦的一个贫困地区，曾经考虑过去当职业拳击手。丹尼·维尔贝克（Danny Welbeck）和韦斯·布朗（Wes Brown）都来自Longsight，那是曼彻斯特城附近的一个城市，黑帮活动猖獗。布莱恩·罗布森的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里奥·费迪南德（Rio Ferdinand）来自伦敦最穷的地方佩卡姆（Peckham）。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多年以来，我越来越擅长判断出身背景对英国球员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了解到球员的家庭背景和其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然而当我们开始从南美和东欧挑选球员时，想要对他们的特点和个性明察秋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球队里的年轻球员还需要知道队里的长幼尊卑制度。他们需要清理球鞋上的泥，打扫更衣室，还需要负责“球和球衫”——收集球员们散落在训练场上的球和球衫。这些年轻的小家伙还知道，一线球员的更衣室是绝不能随便闯入的。然而正是这些规矩让他们对成功变得更加向往。

在我当教练的最后10年里，在一些年轻的海外球员身上，我也经常能发现英国球员的一些特点。C罗当然知道艰苦奋斗的感觉，他出生在马德拉群岛的一个穷人家，由母亲一人把他抚养大。蒂姆·霍华德（Tim Howard）曾经代表曼联出场77次，他在美国新泽西州长大，他母亲带着他从匈牙利移民至美国，在父母离异之后，他的母亲需要做两份工作补贴家用。达·席尔瓦兄弟也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出生于巴西的彼得罗波利斯，他们有着令人惊讶的工作信念。拉斐尔·达·席尔瓦会在曼彻斯特最冷的日子里穿着半袖短裤出现在训练场上，而其他球员，包括我在内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在赛季结束时，我告诉两兄弟，让他们在暑假里好好歇歇。然而我发现，他们的父亲在家乡已经为他们建了一座球场，供他们每天跟伙伴们踢球。

大部分的海外运动员也都视足球为未来的通行证。那些顶级球员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勤奋，并且直觉告诉他们，如果把天赋和勤奋结合起来，他们将收获颇丰。在我小时候的那个时代，我的父亲会为我制作圣诞礼物，而我怀疑这对于不少外籍球员来说简直是奢求。我们签下的大部分外籍球员的成长环境基本上都比本土球员好不到哪里去。阿德南·贾努扎伊（Adnan Januzaj）在2011年3月与我们签约，当时他年仅16岁。他的父母从前南斯拉夫逃难至比利时，后来生下了他。另一位来自厄瓜多尔的选手安东尼奥·瓦伦西亚（Antonio Valencia）也出身贫苦。安德烈·坎切尔斯基（Andrei Kanchelskis）在20世纪90年代效力于曼联，他在前苏联长大。卡洛斯·特维斯（Carlos Tévez）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毒品猖獗的阿帕奇要塞。昆顿·福琼（Quinton Fortune）来自南非遭受种族隔离的小镇。

然而可悲的是，有一些球员，他们虽然有着与吉格斯和C罗类似的遭遇，也同样才华横溢，但是他们就是意志不够坚定，无法走出童年时的阴影，也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拉维尔·莫里森（Ravel Morrison）也许是最悲剧的一位。在我签下的所有年轻人中，他可谓是最有才华的那一类，但总是不停地制造事端。2012年将他出售给西汉姆联队（West Ham）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因为他本可以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然而，这几年里他在场外不断地惹麻烦，因此我们只得忍痛割爱。此后，拉维尔毫无成熟起来的迹象，西汉姆联队也在2015年和他解约。

对于那些有着艰苦成长经历的球员，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渴望和能动性对我来说是用之不竭的。每当曼联队遇到挫折，大家需要鼓励时，在比赛开始前鼓舞士气，我总是会提醒我的队员：“你们都来自工人阶级，小时候都吃过苦。”我还会告诉他们，他们的祖父、祖母或其他家人可能辛辛苦苦工作一整天仅仅是为了谋生，而他们仅需努力踢个90分钟球，就能大赚一笔。现在想来“工人阶级”一词对于一些球员来说，尤其是外籍球员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共鸣，但是他们肯定都认识一些经历过磨难的人。我们大家都会在某些时候感到自己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这时人们往往会有两种选择：要么感到自己被世界遗弃，负面情绪爆棚，抱怨生活的不公；要么借助这种被孤立的感觉，逼迫自己奋斗，就像特洛伊人一样努力。我经常这样告诫我的队员：“如果我们不比其他球队更努力，那么我们就不是曼彻斯特联队。”

能动性

多年以来，我一直试图弄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的能动性要高于其他人。对此问题，与30年前相比，我可能还是一头雾水。但是我确实学会了如何驾驭这种能动性，也正如我之前所说，如果在能动性和才华两者之间，我只可取其一的话，那么我无疑会选择前者。对我来说，能动性意味着：努力工作的意愿、刚毅的性格、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永不言败。

在曼联队中，有不少球员都表现出了那种成功所必需的能动性。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布莱恩·罗布森、罗伊·基恩、史蒂夫·布鲁斯、马克·休斯、布莱恩·麦克莱尔（Brian McClair）和帕特里斯·埃弗拉（Patrice Evra）。一名球员的能动性往往能够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而对于成功的能动性，就像一剂魔法药水，可以传遍整支球队。布莱恩·罗布森来自达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里特区，那是英国北部的煤矿区，在其他球员畏首畏尾的时候，他总是一马当先。他也因此经常坐在伤病席上，而这也使他成为难得的领袖人物。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除了胳膊脱臼的那几次，他每天都坚持做一千个俯卧撑。我经常会给球员们看罗布森防守角球时的一张照片。他的眼神几乎凝滞，那一刻他已经忘记了整个世界，他只想着怎样才能成功地防守这次角球。

罗伊·基恩的不懈努力也是颇为鼓舞人心的。史蒂夫·布鲁斯在曼联出赛414场，他是防守的核心，优秀的组织者，且从不畏惧，但是他在速度上还是有所欠缺。然而像托尼·亚当斯这样的球员，他会以一种深入骨髓的斗志去弥补自己的短处，以赢得胜利，这种精神颇具感染力。

大卫·贝克汉姆和尼基·巴特都对成功有着极度的渴望，后者曾代表曼联出场387次，是一名当地的小伙子。

来自贝里（离曼彻斯特不远）的内维尔兄弟和来自科克郡的丹尼斯·埃尔文（Denis Irwin）都有着杰出的能动性。他们身上具有一些类似的特点：他们都全身心投入俱乐部；都是极为可靠的球员，80%的比赛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都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力影响到其他队员。这几位球员没有人愿意接受失败。幸运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的首发阵容中这样的队员越来越多了。

我称赞这些球员并非有意贬低球队中的其他球员。我之所以拿他们来举例子，是因为他们不像休斯、科尔、坎通纳、贝隆、斯科尔斯、吉格斯和C罗那样天赋过人。我将他们作为能动性的典范，因为他们依靠纯粹的意志力、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决心，他们的光芒已然掩盖住了天赋上的不足。

但是有些时候，球员们的这种能动性也会失控，而这时我不得不介入其中。有一次我们在米德尔斯堡进行比赛，我的球员们像一群狗一样追着裁判理论，为此我大发雷霆。但是，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也是十分谨慎的，尽量不让他们产生消极情绪。一旦你干涉得太多，就会抹杀一个人的能动性。相信我，抹杀一个人的能动性远远比激励那些生来就缺乏能动性的人容易得多。对于有些球员，他们阴差阳错地没能够在小时候养成优良的个性，这时候通常你无法将一些优点强行灌输给他们。但是，有一个案例却经常能给人以希望。此刻我想到的是奥莱·索尔斯克亚（Ole Gunnar Solskjaer），他出生于挪威一个寂静的小渔村，当他23岁那年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时，看起来就像个14岁的唱诗班少年，看起来十分柔弱。是曼联队让他首次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他也逐渐爱上了这种感觉，变成了一名锐意进取的球员，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信念。

信念

大部分人的内心都是缺乏信念的，他们的信心很容易动摇，他们经常举棋不定，心中充满各种疑惑。我不相信一个缺乏坚定信念和信仰的人能够成为优秀的领导者。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的信心也曾动摇过。当时流浪者队决定抛弃我，并希望我能答应一项转会协议，来交换另外一名球员。但是我下定决心绝不能让他们说服我。在每次训练前，我都习惯去打9洞高尔夫，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清醒，准备迎接一天的挑战。在这件事情上，我始终未向他们妥协，至于1969年他们把我卖给了福尔柯克队（Falkirk），那也是我自己的意愿。

当我确实举棋不定，或至少没能坚持自己的原则时，有时需要其他人助我清醒过来。早在1991年时，我初到曼联，有一次流浪者队的前教练乔克·华莱士（Jock Wallace）给我打电话，说他会去南安普顿看我们的比赛。乔克当时虽然身患帕金森病，但是还像当年那么精明睿智，赛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时，他对我说：“这不是亚历克斯·弗格森的球队。什么时候你能让球队拥有你的风格，那就对了！”这是一条非常棒的建议，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没能够完全坚持自己的信仰。我知道有些队员不够好，但是我不愿意卖掉他们，我总是试图转变他们，让他们达到力所不能及的水平。西汉姆联队的主帅约翰·莱尔（John Lyall）也对我说过与乔克类似的话。他说：“一定要让你的球队表现出弗格森的风格。”此二位都在暗示我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信念。今天，我也喜欢用这句话鼓励别的教练。

在我的记忆中，自从离开阿伯丁之后很少会感到不自信。从我入行足球到离开苏格兰为止，这29年间我一直在努力学习足球各方面的知识，并且在阿伯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也对自己的信念更加自信。当我刚接手曼联的工作时，我感到非常自豪，并且对自己的判断力和能力非常自信。但是，当我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之后，面对包括酗酒在内的种种问题，我真的感到有点儿慌乱。我想知道，我这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鬼地方。在1989年到1990年上半年期间，曼联队可谓是诸事不顺。24场英超联赛，我们仅赢了6场，并且从1989年11月末直至1990年2月初的11场比赛中，我们一场都没有赢。那简直是糟透了。事实上，在我们1989年11月12日打败诺丁汉森林队（Nottingham Forest）之后，直到1990年3月3日对阵卢顿队，在此期间我们一场球都没赢过。球迷们变得焦躁不安，而当地媒体也磨刀霍霍准备抨击我们。这种情形跟我在阿伯丁取得的辉煌成就相比，对我是一种莫大的冲击。我儿子杰森当时才十几岁，吃饭的时候经常在餐厅里哭着问我，他是否可以回阿伯丁。当时我告诉他：“不可以，我们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自己的能力感到自信是一码事，而要想给予他人信心，则完全是不同的一项挑战。每位球员都在暗地里为自己的位置而竞争。如果他们从足球学校毕业，顺利通过预备队的考核而进入一线阵容，这时在青训队中或是转会市场上也许会有更优秀的球员出现。在每个赛季末，一线阵容中总会有不少球员不能确定暑假过后的8月自己是否还会出现在首发阵容中，自己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年轻队员还经常会从老队员那里感到威胁，毕竟他们是和自己儿时的偶像在一起踢球，而老队员则需要与年龄和伤病做斗争。虽然受伤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停赛，或者更糟的是彻底告别足球生涯，就像1994年的本·索恩利（Ben Thornley）那样，但是伤病还是会对球员的信心和精神造成打击。

很多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把自己的身体视为理所应当的可靠伙伴。然而一旦受伤，他们很快就要直面一个人的凄凉，从此不再跟球队一起出行，一个人去康复中心，也不得不面对自己是否会恢复这一问题，或是俱乐部是否会购买新球员取而代之。有些球员甚至会觉得自己没有做任何贡献还拿工资，感觉受之有愧。这时我想起了两个例子：当费尔南多·雷东多（Fernando Redondo）从皇家马德里转会至AC米兰时，首次训练中他便遭遇了严重的膝伤，他更是为此拒绝接受俱乐部的薪水，直至能够上场比赛。另一位是马丁·巴肯（Martin Buchan），他在为曼联效力了11年之后，于1983年转会至奥尔德姆竞技，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签字费。在他转会的第二个赛季，他觉得自己不再适合职业足球联赛，于是他找到了主教练，退回了自己的签字费。这便是2位荣誉感极强的人的故事。

事实上每一名球员的自信心都会在比赛中受到冲击。他们可能会遇到倒霉的一天，他们不希望皮球滚向自己这里，不管你信不信，他们甚至暗地里希望自己被换下场。在这方面，我发现射手和守门员最容易怀疑自己，而且一旦他们的自信心受到冲击，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当一名射手无法进球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再也不会进球了，而当他们进球得分时，他们认为自己绝不会丧失任何进球良机。我的所有射手都是如此，包括：马克·休斯、埃里克·坎通纳和范尼斯特鲁伊。马克·休斯近年来担任教练一职，此前他曾在1983年至1986年和1988年至1995年为曼联效力。他是一个性格坚毅、魄力十足的角色。他是天生的球星，你可以在最重要的比赛上对他委以重任。但是进球荒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

范尼作为一名球员，进球得分就是他的全部。如果哪场比赛他没能进球，即使我们赢了球，他也是愁云满面。他以一种加尔文主义的态度对待足球，即：如果他没能进球，他就会觉得他不值得被球队雇用，也不配得到他的薪水。毫无疑问，在我执教过的所有射手中，他是最真诚的。他的一切都以进球为核心。2003年当我们击败埃弗顿获得英超冠军后，范尼径直跑向更衣室，他想知道他和蒂埃里·亨利谁获得了金靴奖（该赛季英超进球最多的球员可获此殊荣）。事实上，当年的金靴奖也非他莫属，他也终于可以好好过一个暑假了。

就门将来说，蒂姆·霍华德在2006年离开曼联前往埃弗顿之后，其事业可谓是风生水起。虽然当年我们从美国将他买入之后，他在曼联的第一个赛季取得了开门红，但是从2004年，由于他的失误导致我们被波尔图队淘汰之后，他似乎再也无法找回自信了。那次失误对他影响颇深，虽然他后来又回到了赛场上，但是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坚不可摧了。我真的很同情门将，因为每当他们丢了球，全场的人都会把目光投向他们。然而，大家很容易忘却的则是那些不合时宜的抢断、糟糕的传球和拙劣的回传，而这些往往是丢球的真正原因。

2011年当大卫·德赫亚加盟曼联之后，他的任务绝非美差，因为他接替的是荷兰人埃德温·范德萨（Edwin van der Sar）坚守了6年的门将位置。那时德赫亚仅有20岁，虽然身材高大，但是他的肌肉力量还不足以与英超联赛中的硬汉们抗衡。他来曼联的第1个月就遭遇了窘境，球迷和媒体都跟他过不去。在一场比赛过后，我看出来他很沮丧，但是我没有单独找他谈话，而是选择对整个球队说两句。我告诉我的队员们，德赫亚是曼联精神的完美体现，他初来乍到，甚至不会讲一句英文，也没有驾照，每周还要经受来自敌方前锋的狂轰滥炸。我观察到，当我讲完话，他确实振作了起来。他如今已经成长为全世界最优秀的门将之一，这多亏了门将教练埃里克·斯蒂尔（Eric Steele）和其他队员的帮助。

彰显球员自信水平的另一个场合是点球大战。有些球员，比如帕特里斯·埃弗拉，在训练时踢点球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一旦到了比赛场上，他却非常惧怕罚点球。保罗·因斯也是如此，还有我们后防线上的中流砥柱韦斯·布朗，一听到要罚点球，就赶紧打赤脚逃避。我想他肯定一直在祈祷，在轮到他射点球之前，比赛就能结束了。当然还有一些自信爆棚的球员。坎通纳几乎不会错过任何罚点球的机会，他脸上的表情告诉这个世界：“我怎么可能罚丢呢？”我猜，在他看来罚丢点球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丹尼斯·埃尔文、史蒂夫·布鲁斯、布莱恩·麦克莱尔、范尼斯特鲁伊、罗宾·范佩西（Robin van Persie）、鲁尼，这些都是享受点球的球员。其中鲁尼在压力下更能有出色的发挥。2011年5月，我们0:1落后于布莱克本队，我们在积分榜上尚需一分才能赢得英超冠军，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7分钟时，我们获得了点球机会。鲁尼干净利落地把球罚进了球门上角。在鲁尼上场之前，他就已经知道如果获得点球机会，他将如何罚球。我想这正是他罚球时胸有成竹的原因。

在规定的比赛时间快要结束时，如果我感觉到我们要踢点球来决胜负，这时我就会在脑海中对球员进行筛选。2008年欧洲冠军杯决赛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我让来自巴西的中场队员安德森来踢点球。当时他仅有20岁，但是拥有非凡的信心，最终不负众望打进了第6粒点球，帮助我们击败切尔西，第三次获得欧洲冠军杯冠军。

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有时就连经验最为丰富的球员也承受不来。你可以想象一下，球员面对的压力来自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赛事。让他们无视外界的压力、不受噪音的干扰、不去理会热火朝天的体育场观众，把决赛——特别是欧洲冠军杯决赛——当成是一次普通的训练，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1991年，我们在荷兰鹿特丹与巴塞罗那争夺欧洲优胜者杯冠军，23岁的保罗·因斯当时极度紧张。虽然由于等待球迷进场推迟了开场时间，但是这于事无补。保罗昏昏沉沉地踢完了上半场，布莱恩·罗布森也一直在批评他，中场休息时，我对他说：“因斯，你只要专心去踢就行了。忘记比赛前的一切，你会交好运的。放松地去踢，去享受比赛吧！”下半场，他的表现果然有了很大起色，并且与罗布森配合得很完美，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后防。

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有些球员会主动提出要求，自讨苦吃，这也无形中增强了其焦虑程度。1995年的欧洲联盟杯上（UEFA Cup）就发生了这一幕，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被伏尔加格勒（Rotor Volgograd）淘汰出局。当时，我让约翰·奥凯恩（John O’Kane）担任右后卫。他是一位天才球员，但是仅仅在首发阵容中出现过几次。在开场前10分钟，我们刚交上去球员名单，他就告诉我他想踢左后卫。显然，他非常紧张，但是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他的这一要求可谓是自寻死路，因为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速度奇快的边锋。我让菲尔·内维尔打右后卫，让奥凯恩打左后卫，但是比赛开始不到半小时，我就不得不把他换下场来，他当时已经快崩溃了。

有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会动摇球队的信心和决心，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这些时候，鼓舞球队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当曼联队员得知曼城队开出天价抢购球员时，他们肯定会感到震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2012年在英超最后的6场比赛中，我们本应该拿到18分，却只拿到了10分。最终我们在净胜球上输给曼城，将英超冠军拱手让出，更让球员们的信心雪上加霜。我知道人们会误解我下面所说的话，或者说我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但是当年曼城确实没有赢得冠军，只是我们失去了冠军而已。

在我们失去冠军后的那个夏天，我经常用曼城队的英超冠军头衔来鼓舞我们队员的士气。在我们重整旗鼓准备冲击下一个赛季时，我一再重申：曼联队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无论我们的对手是本届英超冠军、欧冠冠军或是足总杯中抽到的丁级联赛球队，我不停地向球员灌输这样一种观念，没有任何球队比曼联更伟大——即使他们的老板掌握着整个波斯湾的石油或是俄罗斯的所有煤矿。

第三章　化零为整

要想运作出一支优秀的球队，首先需要建立优秀的团队组织，并且组织中的全部要素都要各司其职。当我对曼联进行了整体评估之后，我决定对整个俱乐部进行重建，而不仅仅是球队。虽然你可以花钱砸出一支球队，赢得短期成功，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一支球队的建设是需要耐心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团队。

组织

我意识到足球俱乐部中的系统并不像设计核潜艇、生产5000万台手机或是对新药进行临床试验那么复杂。然而，足球俱乐部也如所有组织团体一样，需要精心运作，并且需要确保我们的系统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的产品不是汽车或者洗衣机，而是一支球队，而我们存在的理由就是确保我们产品中的所有零件——个性不一的球员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俱乐部缺乏良好的组织，那么就不可能运营出一支优秀的球队。大部分的球队老板和经理都会毫无原则地参与到球队选拔中来，并且非常不耐烦，总想要立竿见影。要想运作出一支优秀的球队，首先需要建立优秀的团队组织，并且组织中的全部要素都要各司其职。然而这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在经济学课本里所谓的“周转期”。在曼联，我的职责就是负责球队，而俱乐部的总裁们——从我加盟曼联直至2000年，主要是马丁·爱德华兹，此后是我商业上的伙伴大卫·吉尔负责其他事情。

在我初到曼联时，这里有四五个部门和85名员工，包括：球场管理员、洗衣工、厨房员工和行政人员。那时俱乐部的收入来自赛季套票和门票。如果我们有幸能上电视，那么就能从实况转播中获得一小笔4位数的款项，但是要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电视转播足球是很少见的。当我对曼联进行了整体评估之后，我决定对整个俱乐部进行重建，而不仅仅是球队。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个好的开端，大家都有足够的耐心，那么我们终将打造出一支优秀的球队。还有一点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们不可能一夜成名。

现如今，曼城和利物浦都拼命地挖掘优秀球员。而曼城队不具备利物浦的优良血统和历史，他们总是跟着曼联的脚步在走，堪称全力以赴。在2008年谢赫·曼苏尔（Sheikh Mansour）买下曼城之后的第二天，该俱乐部花费3250万英镑将罗比尼奥（Robinho）招致麾下，此后又花了6亿英镑用来购置球员。但是我怀疑这笔巨款也仅仅是买了几个球员而已，并没有给整支球队带来长久的动力，并且曼城这台豪华机器已经在上个赛季末出现了磨损的迹象。虽然你可以花钱砸出一支球队，赢得短期成功，但是这并非长久之计。一支球队的建设是需要耐心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组织团队。

准备

在俱乐部的整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训练。其实球队在周六下午比赛的状态，全部来自训练场。如果再让我当一次教练的话，我最注重的将会是球员们在训练课上的态度。如果他们认真对待训练，又具有必要的天赋和决心，那么成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如果他们在训练中非常怠惰，那么长远来看，就不会有什么发展。我们的训练场是最需要下真功夫的地方。我们有着自己的训练节奏，并严格遵守。比赛完第二天，所有的球员都需要到训练场进行放松训练、接受按摩和泡浴按摩。在星期一，我们会进行全面的训练，如果在周三还有比赛的话，则会在周二进行赛前准备，周四为恢复日，如此循环往复。我们非常重视球员的体能恢复——球员们不仅在每一场球赛之后需要休息，在经历完重大赛事之后也是如此。比如，我们为参加世界杯的球员提供28天的假期用来恢复。我还经常会在12月给一些老队员放假一周。在1998—1999赛季期间，我就曾让彼得·舒梅切尔去度假，让他好好晒晒太阳，休息一下。有时，我也会让年轻球员去度假。1998年世界杯之后赛季伊始，我让加里·内维尔去马耳他歇了一周。因为我看得出来他非常疲惫。这么做既能帮助他们恢复状态，又能保证他们在赛季余下的比赛中有优异的表现。

我为训练制定了基本原则，并且希望我的训练理念能够付诸实践。当1999年史蒂夫·麦克拉伦（Steve McClaren）负责球队训练之后，我跟他进行了详谈。他将负责球队的训练，但是我明确地告诉了他我对训练的要求，训练要有强度、队员们要全神贯注，并且全身心投入到每一次训练中来。我告诉他，如果他对训练效果不满意，他可以选择重新进行训练，直到满意为止，也可以择日再让球员们训练。日常训练是绝不容忽视的。

我只是不想有人把我的训练系统搞砸而已。当卡洛斯·奎罗斯（Carlos Queiroz）开始负责球队训练时，有几名球员对训练的意见很大，因为他们觉得训练中重复的内容太多了。于是，我在一次训练中叫了暂停，然后对他们说：“当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多么希望卡洛斯能够当我的教练啊。我们今天在训练场上所重复的一切都将成为赛场上的习惯，要知道在赛场上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

我们所做的全部计划和准备，都是为了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候防止球员做出一些愚蠢的本能反应。当比赛不尽如人意时，球员们，尤其是年轻球员，很容易失去理智，意气用事。而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不要忘记，足球同样是一场情感游戏，会有凶狠的抢断或恼人的判罚，这些都会影响到球员。对胜利的强烈渴望固然是可喜的，但是这种渴望一定要由冷静的头脑来支配。90%的情况下，大部分的球员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有些时候原始的冲动会占据上风。我们在训练场上进行的所有训练、全部的战术讨论以及对对方球队进行的分析，这些都是为了让球员们铭记：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让一个充满求胜欲望的球员变得耐心，这绝非易事。但是我们的胜利往往就来自比赛的最后几分钟，当我们将对手的精力榨干之后，我们的机会就来了。足球比赛就像生活一样，关键在于伺机而动。

光阴荏苒，我的这一套系统在曼联已经耳熟能详，我的助理们再也无须一遍遍重复了。这同时也得益于很多在曼联效力多年的老队员，如维迪奇、埃弗拉和费迪南德。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那些对曼联情有独钟的老队员，比如斯科尔斯、吉格斯和内维尔兄弟。我的球员们逐渐懂得了我的价值观，老队员会自然而然地将这种价值观传递给年轻球员和新球员。这种价值观会生生不息地流传下去。

在训练场上你总能发现惊喜，尤其是与那些追求上进、敏而好学的人在一起时。安迪·科尔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在23岁那年加盟了曼联，在此之前他曾效力过阿森纳、布里斯托尔城和纽卡斯尔联队。初到曼联时，他只是喜欢在点球区附近游荡，等着别人给他传球得分。但是经过3个月的训练后，他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的脚法愈发精湛，整体足球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而我发现这种令人惊喜的改变不仅发生在年轻人身上。2007年在瑞典休赛期间，我们租来了亨里克·拉尔森，他是一名30多岁的前锋球员。当时，所有的人都说：“他要是从小就在曼联踢球就好了。”他几乎可以吸收我们告诉他的一切，但是后来他还是回了瑞典，因为他曾承诺自己的家人和原俱乐部——赫尔辛堡，他会回去。无独有偶，当我们签下迈克尔·欧文（Michael Owen）时，他已经快30岁了。他仅代表我们出场了52次，在此前他曾效力于利物浦、皇家马德里、纽卡斯尔联队，并且已经在英格兰国家队踢了10年。然而即使如此，在他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场之后还是渴望提高自己。

当卡洛斯·奎罗斯离开曼联之后，雷内·穆伦斯丁（René Meulensteen）再次成为我们的教练，这一过程相当顺利，因为他曾经在曼联工作过几年。在不少球员年轻时，穆伦斯丁就曾帮助过他们提高球技，包括丹尼·维尔贝克、汤姆·克莱维利（Tom Cleverley）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穆伦斯丁传承了卡洛斯的交叉跑位和防守训练，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他还是伟大的荷兰教练古弗仁（Wiel Coerver）的忠实崇拜者，当年古弗仁率先强调了踝关节灵活度的重要性，及其对控球能力的影响。因此，穆伦斯丁也为我们的球队做了不少贡献。在一个球队的体系中成长会让人受益良多，迈克·费兰（Mike Phela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在我的俱乐部踢过球，后来我把他买入作为青训队的教练，此后他逐渐成长起来，并于2008年成为助理教练。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机会帮助曼联的顶级球员成为教练，并最终成为足球经理。但是我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能保证球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始终有优异的表现。瑞恩·吉格斯、保罗·斯科尔斯、加里·内维尔和尼基·巴特都有这方面的潜力，但是我绝不会给他们这样的建议：“别踢球了，去做教练吧。”我真心希望内维尔能够加入教练行业，但是他已经跟天空体育签了合同，进军电视界了。对此，我感到很失望，因为内维尔的个性和态度都能够使曼联获益良多，而保罗·因斯是球员中最为优秀的比赛评论员。没能将他们留在曼联，实在是莫大的损失。

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曾经无数次被人指责运气太好或是在曼联主场落后时，给裁判施压，要求延长伤停补时的时间。而幸运女神确实也经常眷顾曼联队——足球比赛中总会有运气成分。然而我们的成功更多来自充分的准备，而非总是靠运气。

因为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意外，因此追求卓越的过程也包括降低意外的发生率。这也是我们的童子军、青训队和无数次训练中所强调的。但是有时我们会做额外的功课，因为我们感觉准备得不够充分。例如，在比赛前我习惯了解一下对手的状况。但是当我刚来到曼联时，我对甲级联赛的球队和其球员知之甚少。于是我让约翰·莱尔把我们即将对阵的球队的资料整理好并发给我。他在这方面独具慧眼，对我的帮助也很大。

坚持做好准备工作，虽然这看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这确实是曼联的建队理念。下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1999年我们在欧冠决赛上对阵拜仁慕尼黑，赛前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对于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希望弄清楚对方教练会做出怎样的战术调整。当然，这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周密的赛前准备能够告诉你哪名球员将被换下场。在那年的决赛上，拜仁的前腰马里奥·巴斯勒（Mario Basler）拥有一脚任意球绝活，在开场不久就打进一球。亚历山大·齐克勒（Alexander Zickler）是拜仁边路的绝对主力，在那天晚上出现在了左路。我们已经预测到巴斯勒和齐克勒都会被换下场。我并非靠占卜得知此消息，而是通过观看拜仁的比赛录像分析出来的。果不其然，齐克勒在第71分钟被换下场，而巴斯勒在第87分钟被换下场。这两次换人大大减轻了我们后防线的压力，因此我们可以让更多的球员压上，寻找进球的机会。多年之后，2008年，我们在欧冠半决赛对阵巴塞罗那，卡洛斯·奎罗斯在球场上让球员们看阵形图，告诉他们各自应该负责的具体位置——之后他又展示了几张阵形图，其中都强调了他希望斯科尔斯和卡里克能够控制住对方中场的进攻。事实上，巴萨在那场比赛中左右两路都没能够得分。

在比赛前的36小时，我们会进行有规律的赛前准备。在训练前，我们会让球员观看一些对手的比赛视频，然后当我们回到酒店，也就是比赛当晚，我们会向球员重申赛场上的注意事项。我们会尽量控制视频的时间，因为大部分的队员，尤其是年轻队员，他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喜欢钻研对手的弱点，而不是他们的优点。虽然在视频中研究对方的得分手是很奏效的策略，但是单纯靠防守是无法赢得比赛的。赢得一次战斗、一场战争和一场比赛的方法是进攻并压倒对手。因此，我才会经常研究对手的弱点——一方面是为了分析他们，另一方面是启发我自己的球员。如果你过于强调对手的强大，就好像在你自己的球员心中埋下了不自信的种子。

在比赛当天，我会把首发阵容定下来，并且会把战术再精确地讲述一遍。此外，我也会注意一些小细节。我通常会找出对方球队中哪些球员是首次来我们的主场踢球，我们习惯给这些球员施压——这也算是我们对新人的一种欢迎吧。还有一件事情我会格外留心，那就是对方球队中那些不是很卖力的天才球员。这些球员往往会在比赛的最后20分钟内有所建树，因为他们不像其他球员一样，已经将体能耗尽。马修·勒蒂西埃（Matthew Le Tissier）就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曾代表南安普顿打了500多场比赛。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可能都在漫无目的地奔跑，但是当大家都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在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毁掉我们一下午全部的努力。担当这种角色的球员就是所谓的“自由人”，在西班牙和南美洲，这种球员通常身穿10号球衣。他们在中场和锋线位置徘徊，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出现在左路还是右路，或是中路。大卫·席尔瓦（David Silva）效力于瓦伦西亚时就是这样的角色。这种球员的跑动位置非常灵活，他们擅长节省体力，在自己球队控球时发力。鉴于他们可能出现在球场上的任何位置，且不受任何限制，因此我们对这种球员不能有丝毫懈怠。

在我们自己的球队中，那些最优秀的球员基本上都是在赛前准备中对细节一丝不苟的人。这也是他们成为伟大球员的原因之一。大卫·贝克汉姆、瑞恩·吉格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和韦恩·鲁尼都会在训练结束后留下来，进行任意球练习。他们绝不会在训练后把大把时间放在泡澡按摩上，或是跑去做什么汽车代理。这些球员会在每次训练结束后再练30分钟的任意球，他们会尝试着让球画出弧线，绕过模型人墙和守门员，最后飞进网窝。这也就是为什么贝克汉姆能够成为任意球大师，可以在距离球门25到30码的距离射门得分；吉格斯更擅长在18到23码处得分；鲁尼则更喜欢在靠近禁区处射门。至于C罗，即使是让他在月亮后面踢任意球，他也能进球（暗示弧度之大）。

大部分人都把贝克汉姆在1996年对阵温布尔登队时在中场线上的射门视为奇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要知道他对于这样的任意球已经在训练中试验了上百次，因此当机遇降临时，他才能把握住。曼联队很多球员的得分都来自平常的刻苦训练。正是在训练中数百个小时的练习，成就了他们赛场上的得分。

我对很多教练心怀敬意，因为他们所执教的球队中没有曼联这么多的天才球员，而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让这些球员做出优异表现。山姆·阿勒代斯（Sam Allardyce）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曾经在博尔顿和普雷斯顿踢球，后来执教博尔顿、纽卡斯尔联、布莱克本和西汉姆联队，带领这些球队参加了英超联赛。在山姆执教博尔顿时，凯文·戴维斯（Kevin Davies）是球队的射手。但是他的速度实在不敢恭维，而且非常笨拙。

在山姆执教博尔顿时（1999年至2007年），他努力开发像戴维斯这样的球员。他的方法就是通过赛前准备和技术层面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他知道什么样的球会给对方的禁区制造最大的麻烦，他甚至会把固定式健身脚踏车搬到教练席上，供替补球员热身，让他们随时待命。虽然山姆的做法很少被认可，但是他对于赛前准备的情有独钟已经给他带来了回报。尽管如此，对于他是如何用一群平凡的球员打造一支优秀的队伍这一点，许多他曾执教过的俱乐部的老板仍毫不知情。

我们也曾遭遇过很严重的挫折，这使得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整支球队。当切尔西夺得2004—2005年英超冠军后，我重新回顾了一下我们的赛季前准备。切尔西在那个赛季碾压了其他球队，获得了95分，阿森纳83分，而曼联仅有77分。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我们花了一整个赛季去追他们，但还是失败了。我真心不希望这种事情会重演。

在切尔西夺冠之后，我更加注重赛季前备战的强度。在2004—2005赛季期间，切尔西的竞技状态比曼联好得多。于是我们重新制订了2006—2007赛季的备战计划，目的是让我的球队状态更佳、更具竞争力。在那些曼联球迷很多的国家，让队员们有精彩的表现，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的门将巴特兹可以踢前锋，但是真让他踢这个位置去哗众取宠，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做出了很多重大变革。就算是踢一场比较有挑战的表演赛，也比去泰国随随便便踢个10:0要好得多。这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不要墨守成规，而要与时俱进。

虽然切尔西夺冠了，但我也不希望在随后的赛季准备中操之过急。我想让自己的球员们以一种放松的状态慢慢进入到下个赛季的节奏中。那些优秀的运动员总是会对自己要求过高，或是训练过度。而其他运动员往往会担心自己的身体状态会受损，进而影响到他们在球队的位置。在赛季前准备中，我们更重视球员机动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会避免剧烈的身体碰撞或严酷的间歇性训练。我们也从不会针对上个赛季给球员做长篇大论的报告，或是做长达数小时的录像分析。我们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医学检查。我们会在体育馆内设立15个医疗站，并配备医生和护士，对球员们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借此，我们对球员的伤病及身体状况有了更准确的了解。此外，我们还对球员进行特殊的心脏检查和血液评估；肌腱超声检查，并确保球员接种的是最新的疫苗；我们还会对球员的灵活性、机动性和平衡性进行详细检查；进行眼部检查和认识评估，作为整个赛季脑震荡检查的参照标准。这些检查几乎是全身性的，同时，球员们也会找自己的牙科医生和足病医师进行检查。通过这些检查，我们能够发现哪些球员更容易受伤，并把他们的易受伤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类。然后我们为每一名球员在赛季的第一赛程制订健身计划。

然而我们对于赛季前的准备工作的变更不会很快奏效。在2005—2006赛季，切尔西第二次夺得了英超冠军，但是这次他们的领先优势已经被缩小到了8分。到了2006—2007赛季，我们的球员的身体状态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也顺理成章地取得了英超冠军——这次我们领先切尔西队6分。

足球运动和其他运动一样，有时候最为周密的计划也不起作用，一些即兴而为之的举措往往会有奇效。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经常会在比赛期间或是中场休息时做些小变动。此时，我想起了一个例子，那是在2011年4月曼联对阵西汉姆联队，当时距离赛季结束还有几周的时间。此前，西汉姆联队曾经在英格兰联赛杯中4:0大胜我们，虽然当时我派上去的是年轻球员。在比赛快要结束时，西汉姆联队的教练沃利·唐斯（Wally Downes）对正在准备替换乔尼·埃文斯（Jonny Evans）上场的韦斯·布朗说：“难道你想上去逆转比赛吗？”这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令我难忘的还有西汉姆联队球迷的嘲讽，在赛后我去停车场时，他们表现得极为不友好。我当时告诉他们：“我们4月份还会回来的，准备好迎接降级吧！”然而，就在比赛那天，上半场结束时，我们却以0:2落后，这可跟我的承诺大相径庭。于是我把之前的计划抛之脑后，把帕特里斯·埃弗拉换下场，因为他在那一周已经代表法国队踢了一场比赛，状态不佳。让吉格斯去踢左后卫。最后我们以4:2反超获胜，而且鲁尼还完成了帽子戏法。这场比赛之后不久，西汉姆联队果然降级了。

2009年在我们的主场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我们以0:2落后于托特纳姆热刺队。下半场时，我用阿根廷前锋卡洛斯·特维斯换下了纳尼（Nani），这一换人获得了奇效。特维斯就像一只上了发条的老鼠，只是你永远不用给他上劲儿。他简直是不知疲惫的一个存在。他上场之后就开始不断冲击对方防线，完全改变了比赛的节奏，同时还将观众们的情绪带动了起来。那场比赛我们最后以5:2获胜，并在后来赢得了英超冠军。现在想来，这样一次小小的变动堪称神来之笔。

但是，有时我们也会被对手的智慧所击败，对于同一场比赛，他们运用了更为巧妙的战术并且准备得更为充分。1996年，纽卡斯尔联队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5:0横扫曼联。凯文·基冈（Kevin Keegan）是当时纽卡斯尔联队的主教练，他将很多极富进攻性的球员纳入了阵容，包括阿兰·希勒（Alan Shearer）、莱斯·费迪南德、彼得·比尔兹利（Peter Beardsley）和大卫·吉诺拉（David Ginola）。那场惨败最令人不堪的一幕是最后一粒进球，由对方的比利时中后卫菲利普·阿尔伯特（Philippe Albert）打入，他从20码外吊射，皮球绕过舒梅切尔飞入网窝。我们当时简直就是被羞辱了。

当然，我们也会输在自己缺乏纪律性上。如果球员们忽略了既定计划，那就真的要出问题了。我们两次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对阵巴塞罗那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输掉了这两场决赛，因为我们的球队中有两三名球员没有按计划行事，而是自顾自地踢了起来。要知道，你的对手可是由佩普·瓜迪奥拉（Pep Guardiola）执教的巴塞罗那，这是一支控球能力极强的球队。通常情况下，在一场球赛中曼联的控球时间能够达到3/4，因此当我们备战巴塞罗那时，我们就知道鉴于他们的控球能力，这场比赛将不同于往日。

有时我们也会输在球场环境上。有两个足球场让我们最为苦恼——利物浦的安菲尔德球场和利兹联的埃兰路球场（我们总会在比赛中碰到这两支球队）。我们对阵利物浦时，派上的是最佳阵容，但是赛场的观众对客队非常不友善，并且对于他们不满意的判罚也持不容忍态度，他们所营造出来的球场氛围侵蚀了我们球员的信心，让他们根本无法专心踢球。在足球场上一刻的不留神就会让几个小时的努力功亏一篑，但是此时作为教练，我却帮不上我的球员。一场足球比赛就像一盘国际象棋，足球队中有前锋、门将和中后卫，而国际象棋中则有后、车、象，只是足球队员是血肉之躯，会有自己的感情。

另一项值得一提的准备工作就是我对待风险的态度。在一些旁观者看来，曼联的很大一部分成功来自我们愿意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对于这种想法，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当老特拉福德球场传来“进攻！进攻！进攻！”的呐喊声时，很容易让人想到，曼联已经将小心谨慎抛之脑后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作为一名球队领导者，我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减少风险。因为我喜欢赛马和扑克牌，因此很多人认为我就是一个赌徒，他们简直是大错特错了。在私底下，对于每一笔用于买马或是赌马的资金，我都会精打细算，对于我的足球事业则更是如此。我不希望冒任何风险。在中场休息时，我无数次地告诫球员们一定要耐心，等待时机，而不要铤而走险。我愿意冒险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5分钟，而我们还落后一球。在这种情况下，丢一个球和丢两个球都是一样的了，此时我才会选择去冒险。

通常情况下在我们比分落后时，对方球队会选择加强防守，而这正中我们下怀。他们可能会让一名防守球员换下锋线球员，而这可能会改变赛场的平衡。突然之间，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闯入他们的禁区，而不用担心会被打防守反击。我们的对手也许会认为他们采取防守态势可以降低丢球的风险，但是宏观来看，此举也会降低我们进攻时所承担的风险。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通常会进球得分。最后时刻的进球总是美好的，它为更衣室里的球员们带来欢庆，更是球迷们在家中和酒吧里乐此不疲的话题。

有些批评家会说，我们靠的就是运气，或是给裁判施压，把比赛拖到“弗格森时刻”。而事实上，我们的成功源自于精心的准备和对风险的深思熟虑。

管道

当你负责运营一个团体组织时，你必须尽可能地把眼光放长远。但是如果你负责的是曼彻斯特联队，那么你的眼光就要不时地做出变化。有时，你可以预见到几年后的事情，而有时你完全不知道下一个挑战是什么；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下一场比赛。但是为俱乐部制定一个长远战略是非常关键的，在曼联队，我们经常不得不去思考未来几个赛季球队的组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始终有优秀的球员为我们效力。

每一场球赛都需要11名首发球员和7名替补球员，我们的任务就是设计出自己的球队阵容。一直以来，我都热衷于为自己的球队挑选出最近3年可能招募到的球员人选。而相比之下，从小培养一名球员，开发他的潜质，并带他走上成功之路，这样做要容易得多。

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要从数以百万计的小球员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这意味着你要观看数千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在瓢泼大雨中，或是在荒凉破败的场地里。斯蒂夫·科贝尔（Steve Coppell）在1975年至1983年曾效力于曼联，此后他去当了教练，他最近说过一句话：“这就好像南太平洋沙滩上的小海龟，成千上万的小海龟被孵化出来，但是仅有几个能够顺利爬进大海。”斯蒂夫说得很对，只是在曼联我们对那些能够漂洋过海的“小海龟”更感兴趣，而不是那些仅能到达海边的小家伙。

在1978年我来到阿伯丁时，我们仅有2名球探；而在我离开时，队里已经有17名球探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苏格兰发现那些前程无量的小球员。此举给阿伯丁队带来了非凡的收获。1983年，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上面对皇家马德里队，当时我们派上了8名本土球员，他们都是青训队上来的。当时的阵容中仅有3名球员是买来的[其中有一名球员戈登·斯特拉坎（Gordon Strachan）是在我入队前买入的]。

执教戈登的经历更加坚定了我培养年轻球员的信心。在我刚来到阿伯丁时，球队正准备将他卖出，这是前任教练的决定。我暂停了对戈登的出售，因为我希望亲自对他的能力做出评估，我崇尚眼见为实。于是，我们将他留了下来，帮助他提高技术——特别是使用整个场地让他进行训练，以便找准他自己的位置。此后他的足球生涯风生水起，曾先后效力于曼联队和苏格兰队，此后又当上了主教练，其巅峰时期还曾执教苏格兰国家队。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曼联拥有许多球探，覆盖整个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区，但是我们的球探系统还存在很大的空缺。在大曼彻斯特地区和城区，仅有4名球探，在整个曼彻斯特地区也仅有两人负责。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我们改变了青训队的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由莱斯·克肖（Les Kershaw）领导，他还有两个帮手，诺比·斯泰尔斯（Nobby Stiles）和布莱恩·基德（Brian Kidd），此二人都是1986年欧洲优胜者杯夺冠球队的队员，对比赛了如指掌。莱斯对球队来说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他曾经在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教化学，同时兼职阿森纳队的球探，后来是博比·查尔顿（Bobby Charlton）推荐了他。莱斯把科学实验室里的超然观察力带到了老特拉福德球场，并对后来我们培养青训队骨干力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的球探是兼职员工，于是我们建立了一种奖励机制。他们每周会有固定薪资，如果有年轻小球员跟我们签了合同、跻身一线球员或是代表国家队出战，还会给他们奖金。同时如果他们招来的球员能够在俱乐部效力多年，也会对他们进行奖励。

回首往事，1999年曼联赢得三冠王，这是对年轻人力量的最好证明。当时的球队里的30名球员中，有15名是25岁以下的。其中就包括贝克汉姆，他就是青训队政策的杰出代表。我们最初对他有所耳闻是1986年，我们的球探马尔科姆·费吉恩（Malcolm Fidgeon）发现了年仅12岁的贝克汉姆。1986年贝克汉姆加入了曼联的足球学校，并且见到了博比·查尔顿，这对于他来说意味深长。无独有偶，1986年也是我们发现吉格斯的那一年。这2名球员都在年仅17岁时跻身曼联一线球队。在加入一线球队时，尼基·巴特和加里·内维尔也是17岁，菲尔·内维尔是18岁，保罗·斯科尔斯是19岁。

我们的青训队系统大放光芒是在1995—1996赛季，当时我们输给了阿斯顿维拉（Aston Villa）。我使用的13名球员中，有6名来自曼联青训队。当时的电视评论员艾伦·汉森（Alan Hansen）查看了结果之后，当晚做出了以下结论：“想要靠一群孩子赢得比赛是不可能的。”然而，我的看法却和他截然相反——如果没有年轻人，你将一事无成。

年轻人可以给球队注入一种精神上的活力，并且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曾经给过他表现机会的人或是俱乐部。他会以终其一生的忠诚来报答这知遇之恩。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会撕破敌人的密集防守，而年龄稍长一些的球员则喜欢寻找突破口。每一代球员都会把足球比赛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们站在上一代人的肩膀上，拥有更多的支持。在当今的时代更是如此，因为有了电视媒体的传播，还有俱乐部明察秋毫的球探体系。全世界的男孩子们都能通过电视看到里奥内尔·梅西（Lionel Messi）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我可以肯定会有无数的孩子正在模仿梅西的假动作和C罗的过人技巧。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群孩子会勤学苦练足球技巧，而有朝一日，他们也会激励下一代的小球迷，将足球运动推向新高。

我想，我们对待年轻球员的方式就像是大型集团内对雇员进行培训，使其取得进步。我们有着明确的组织层次、结构和清晰的成功之路，这就像一名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进行培训，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副总裁、总经理甚至是CEO。在曼联，我的组织层次为年轻球员训练营、B队、A队、预备队和首发阵容。英格兰青年足总杯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在于：年轻球员可以借此体验到激烈的竞争和一线球员的生活，同时感受到身为胜者或败者的滋味。

当我们刚接手那些才华横溢的小伙子时，我们总是会努力讨好他们。我们为这些年轻人安排了周密的训练，并且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掌握成功所必需的技能，要知道青训队容不得半点儿玩笑。埃里克·哈里森（Eric Harrison）是青年队主教练，小伙子们会在周二和周四的晚上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并且一线球队的教练也会密切关注他们。阿基·诺克斯和我非常重视这些训练，而埃里克则让队员们感觉训练跟总决赛一样重要，因此相比起来，很多年轻球员都更喜欢我。随着他们逐渐成熟，我们对他们的要求会适当放松，直到他们最终进入一线球队，这时我们可能会提醒他们提高某一方面，但是对于球员的整体管理挑战发生了改变。我们相信他们的技术和能力，于是我们将工作的重心转向了球员的情感和心理需求。同时，我们保护他们免受媒体困扰。比如，吉格斯直到20岁才首次与媒体见面，后来他接受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我的密友休·麦吉尔温尼的采访。

我们培养年轻球员的手段之一就是让他们远离电视摄像机。有时，我们也会让一些老球员，如布莱恩·罗布森、达伦·弗莱彻和预备队一起踢球。此举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就像一剂强心剂。即使仅仅让老球员去场边站着看一会儿，年轻球员也会信心大增。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布莱恩·麦克莱尔都这么做过，加里·内维尔甚至会帮助小伙子们整理他们的合同。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帮助年轻球员。内维尔会经常训斥他们，但这是为了让他们取得成功。有趣的是，当内维尔入队时，他也会受到舒梅切尔的教育；而当吉格斯刚进入一线球队时，保罗·因斯也对他呵护有加。当我年轻时在圣庄士东足球俱乐部（St Johnstone）踢球时，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吉姆·沃克（Jim Walker）、吉米·立托（Jimmy Little）和罗恩·麦基文（Ron McKinven）都对我很好。在曼联队，坎通纳就像年轻球员慈祥的伯父。有一次，在曼联夺得足总杯冠军之后，整支球队都会集在奖杯处，等待媒体采访。每一名球员既可以选择领取自己的奖金，也可以选择将奖金放在一起进行抽奖，最后由获奖者领取全部奖金。几乎所有的年轻球员，如贝克汉姆和加里·内维尔都把自己的那部分奖金领走了，而保罗·斯科尔斯和尼基·巴特则将自己的奖金留下来抽奖。最后，坎通纳中奖了，但是他把奖金全部分给了这2位小伙子，那时他们刚刚进入一线球队，而他们分到的7500英镑相当于2个月的薪水。坎通纳的理由也非常符合他的作风：“因为他们有种！”

对于年轻球员来说，拥有一位值得信任、懂得关怀的良师益友简直就是莫大的鼓舞。球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比球员与教练之间的关系更自然些。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组织结构在老板和雇员之间产生的鸿沟，同时还有年龄方面的原因。比如，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年里，詹姆斯·威尔逊可能比我更容易和帕特里斯·埃弗拉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年龄相差太多了。关于良师益友的故事简直不胜枚举，这些人往往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无论其他球队怎样努力培养年轻球员，巴塞罗那在这方面依旧独领风骚。他们把年轻球员培养成世界顶级球星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这也充分证明了对球员进行长期投资，并让他们按照球队的系统进行周密训练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惊叹的。一流的团队合作来自成员间的互相了解，来自成员关系的培养。在公司里，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知道其他人在某种情况下会做何反应，甚至可以对同事即将发表的言论做出预判。在绿茵场上也是如此。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例子就是梅西—伊涅斯塔—哈维的梦幻三人组。他们三个彼此熟识，而他们在小范围内的倒脚传球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就像是在看旋转木马。

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也对球队的长期建设有着独到的见解。初到英国时，他的策略完全基于他对法国足球的理解，当时他发展球队的方式就是购买很多十几二十岁的法国球员，如蒂埃里·亨利、帕特里克·维埃拉（Patrick Vieira）和尼古拉·阿内尔卡（Nicolas Anelka）。近来，温格调整了这一策略，他花费重金买入了梅苏特·厄齐尔（Mesut Özil）和阿莱克西斯·桑切斯（Alexis Sánchez），他还买入了几位年轻的英国球员：奥克斯雷德·张伯伦（Oxlade-Chamberlain）、沃尔科特（Walcott）和钱伯斯（Chambers）。

我在曼联执教的最后10年里也采纳了类似的策略。我们扩大了对天才球员的搜索范围，从巴西买入了年仅17岁的达·席尔瓦兄弟；意大利中锋朱塞佩·罗西（Giuseppe Rossi），后来卖给了比利亚雷亚尔；从巴塞罗那买到了17岁的杰拉德·皮克（Gérard Piqué）。在英国，在球员16岁时即可向其提供合同，待其17岁时即可签订。当时，西班牙的法律允许我们向16岁的皮克提供合同，可惜的是西班牙的俱乐部并不能这么做，只能看着肥水流入了外人田。当年阿森纳买入塞斯克·法布雷加斯（Cesc Fàbregas）时，情况也是如此。

多年之后，我们对年轻球员的重视有增无减，我们的球队系统也变得越来越协调。曼联队搜寻年轻天才球员的网络不断扩大，无论这些球员在哪里踢球——意大利的马切达（Macheda）、巴西的波塞邦（Possebon）和比利时的贾努扎伊。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个赛季里，我们跟一大批年轻球员签了合同：泰勒·布莱克特（Tyler Blackett）、帕迪·麦克奈尔（Paddy McNair）、詹姆斯·威尔逊、安德烈亚斯·佩雷拉（Andreas Pereira）和威尔·基恩（Will Keane）。如果我还能做主的话，我希望我们的青训系统能够关注曼联天才球员的后代。而这就需要重视对必要设施的投资，以吸引年轻球员，尤其是他们的父母。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最好的条件，因此设施越好的俱乐部越能赢得家长的垂青。如果你不具备帮助孩子圆梦的工作人员和设施，那么打着梦想的招牌去搜罗人才将举步维艰。

第四章　吸引别人

建立并运营一支球队是一项永恒的事业。在漫长的赛季里，球队中总会有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努力希望跻身一线球队；同时，也有些曾经的主力球员正在走下坡路。这就意味着一流的球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在我组建球队时，我总是试图确保队伍中有几位能够打多个位置的球员。这样一来，在伤病困扰球队或是出于技战术需要时，教练可以拥有更加灵活的选择。

团队合作

平衡性对于每一支球队来说都非常重要。用11名门将或者是天赋完全相同的11名球员是不可能赢得比赛的。我想对于其他团体也是如此。

我们颇为重视球队的年龄组成，密切关注有多少球员在30岁以上、处于23岁至30岁之间或20岁至23岁之间。我既不希望自己的球队太过老龄化，他们会跟不上比赛节奏，并且一旦受伤就需要很久恢复；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球队太过年轻，那样会缺乏经验且容易冲动。

我读过一些关于我离开曼联之后球队状况的文章。有些人会认为我给曼联队留下了11名行将就木的老家伙，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在2012—2013赛季伊始，我压根儿就没有退休的打算，并且一如既往地专注于球队建设，以确保我们能够赢得未来的比赛。那个赛季结束时，我们球队的平均年龄不到26岁——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个数字。

我们的球队里有一些30多岁的球员，而对于这一事实，人们诟病良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现在的球员都很会照顾自己，因此直到35岁或36岁还能保持很好的竞技状态。而这与25年前是截然不同的，那时我们还未注重运动科学和营养，没有现代化的训练方案和优质的草坪。2014年曼联队因为年龄问题没有跟33岁的帕特里斯·埃弗拉签订2年的合同，此举简直愚蠢至极。埃弗拉是去年尤文图斯击败皇家马德里进入欧洲冠军杯决赛的功臣之一，当时的首发阵容中有6名球员的年龄都在30岁以上。在2014年夏天，切尔西签下了36岁的老将迪迪埃·德罗巴，他在随后的一个赛季里出场40次，并帮助球队赢得了英超冠军和联赛杯冠军。

初到曼联之时，令我不甚满意的是球员的平均年龄太高了。因此我想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球队变得更强，并且对我们计划中的细节逐个进行分析：赛季前的准备、训练，赛季开始时的策略以及某一场比赛失利的原因。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我发现“时光老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于是我告诉我们的老板马丁·爱德华兹对大龄球员进行甩卖。如果换作是今天，我可能会更早采取行动，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还没有英超联赛，也没有电视转播带来的大量资金收益，资金上往往捉襟见肘。我甚至曾经幻想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能够得到一些国际级巨星，激励他们追求更高的梦想，并提高他们的足球造诣。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我彻底放弃了这一想法，而是努力把尽可能多的年轻球员留住。于是，我们以40万英镑的价格卖出了27岁的谢斯柏·奥臣（Jesper Olsen），30万英镑卖出了32岁的戈登·斯特拉坎，45万英镑卖出了29岁的保罗·麦克格拉斯（Paul McGrath），17.5万英镑卖出了30岁的克里斯·特纳（Chris Turner），60万英镑卖出了24岁的诺曼·怀特塞德（Norman Whiteside），并让32岁的凯文·莫兰（Kevin Moran）和31岁的弗兰克·斯特普尔顿（Frank Stapleton）自由转会。此举为后续工作做足了准备，我可以开始重新调整球队的年龄结构了。为了填补卖出球员的位置，我们先后签下了24岁的加里·帕莱斯特、26岁的内尔·韦伯（Neil Webb）、26岁的迈克·费兰和25岁的丹尼·华莱士（Danny Wallace）。面对问题，发现球员结构不当，对球队做出及时的调整，这一系列举动都为我们后续取得的成功铺垫了道路。当时我思考了很久才能面对现实，并卖出那些球员，现在看来，当时我还是太犹豫不决了。后来，当我们获得成功时，我记得那种感觉仿佛是经历了一场大扫除。整支球队都得到了解放，而我一直好奇当时自己在犹豫什么。

让一个团队拥有良好的平衡性非一日之功，而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我感觉自己始终在做出调整。虽然有时，不仅仅是调节一下制动器或者更换机油这么简单。我们需要与时俱进，而我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每4年就会做出一次变更。20世纪90年代初，曼联队的球员都是英国人，并且十分强壮。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球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而10年后的曼联队招揽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才球员。像C罗、纳尼和埃弗拉这样的球员能够在曼联踢球，在80年代末看起来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当一些很受球迷欢迎的球员状态开始下滑，或者是在球队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我们将他们卖出时，批评声总是不绝于耳。要知道，我也不想这么做，而生活中总会有那丑陋的一面是你不得不面对的。1995年当我把保罗·因斯卖给国际米兰时，很多人写信指责我。球迷们不懂得我所面对的压力，我需要在队伍中腾出位置来留给尼基·巴特、保罗·斯科尔斯和大卫·贝克汉姆。另一名年轻球员本·索恩利当时看起来也是一名前途无量的球员，但是后来他在预备队比赛中受了重伤。我不希望失去这些年轻球员，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人向我询问过是否会出售巴特。2001年，当我决定售出荷兰中后卫雅普·斯塔姆（Jaap Stam）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他当时29岁，拉齐奥队（Lazio）愿意花1500万英镑买下他，这在我看来非常划算，而且我知道我可以几乎不花一分钱就签下洛朗·布兰克（Laurent Blanc）。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斯塔姆时，那感觉糟透了，因为当时他的沮丧溢于言表。当时我们在一个加油站约见，显然我选的这个地方也不够好。虽然此后斯塔姆在其他球队也有优异的表现，但是对于曼联来说，这是一项明智的决定。而今看来，当时将他卖出正确与否还是有待商榷的。

每一名球员都应该明白他们就像是拼图游戏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拿走任何一部分，整个拼图就坏掉了。每一名球员都应该了解自己队友的才能和优势。在足球比赛中，往往是8名球员带领球队取得胜利，而不是全部11名。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在状态的时候，要想11人都有完美表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40年的执教生涯中，我带领球队参加了2131场比赛，其中仅有约20场称得上所有人都有完美表现。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1994年足总杯的第5轮，我们对阵温布尔登队。当时，温布尔登正值巅峰时期，球队中不乏大腕，足以碾压任何球队。而就在那场比赛中，我们始终掌握着控球权，并且在一次精妙的传球配合之后打进一粒入球。这种堪称艺术品的比赛实属罕见。如果说对阵温布尔登队的这场比赛不值一提，那么大部分人应该还记得2007年欧冠1/4决赛上，我们以7:1横扫罗马队。那场比赛是球队规则和堪称完美的团队合作的最好证明。

事实上，很少有球员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好状态。有的球员可能在这场比赛打进多个进球，但是下一场却颗粒无收。有的后卫在一场比赛中的防守堪称完美，而下一场则可能被红牌罚下。每个赛季铺天盖地的比赛让球员们很难调整好状态。在欧洲顶级联赛中，球队需要在赛季开始前打6场比赛，此外，根据杯赛进行情况和欧洲赛事制度，每个赛季要打55—65场比赛，持续9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每四五天就会有一场比赛。而且像曼联这样的球队，几乎所有队员都会代表国家队出战，每个赛季又要多踢8到10场。

无论球员在训练中如何小心，我们如何对他们呵护有加，还是很难让他们在每一场比赛都处于巅峰状态。对于年轻球员的使用，我一向很谨慎。在他们刚打比赛的前两三个赛季，不会有太多出场机会。虽然他们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那时他们的身体和大脑都还在发育中。同时我也不希望他们认为在一线阵容中站稳脚跟易如反掌，让他们对比赛如饥似渴总是好事情。保罗·斯科尔斯在他进入一线球队后的三个赛季里，仅参加了38场比赛，受伤仅是部分原因。另一方面，那些步入事业黄昏的球员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养伤，而且经常会因旧伤复发而不能比赛。在我执教曼联的岁月里，有些球员是绝对靠得住的，他们时刻待命，并且能够参加赛季中大部分的比赛。他们是巅峰时期的：史蒂夫·布鲁斯、丹尼斯·埃尔文、布莱恩·麦克莱尔、马克·休斯、加里·帕莱斯特、德怀特·约克、埃里克·坎通纳、大卫·贝克汉姆、菲尔·内维尔和帕特里斯·埃弗拉。

建立并运营一支球队是一项永恒的事业。在漫长的赛季里，你需要应对的不只是伤病，更有时光老人会跟你作对。球队中总会有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努力希望跻身一线球队；同时，也有些曾经的主力球员正在走下坡路。这就意味着一流的球队需要不断做出调整，即使教练天真地认为某些球员可以一辈子为他效力，也迟早要面对现实。我会不断地为一线球队寻觅新球员——或是土生土长的曼联人（这是我的最爱），或是来自其他地方的球员。每当我们碰到一位天才球员，都会面对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如果他来曼联，是否能比现任球员更好地效力于球队。无论是替补门将还是前锋，这一点都适用。我还有一个让自己实事求是的习惯，我经常会问自己：我们的一线球队中有哪些队员可以在皇家马德里或是AC米兰或任何冠军球队打上主力呢？这种思考方式通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球队的薄弱环节。

在我组建球队时，我总是试图确保队伍中有几位能够打多个位置的球员。这样一来，在伤病困扰球队或是出于技战术需要时，教练可以拥有更加灵活的选择。吉格斯、内维尔、斯科尔斯和约翰·奥谢（John O’Shea）都是这种球员中的典范，他们可以踢四五个位置，且表现不俗。我看重的另一项品质是可靠性。我喜欢每场都能够出赛的球员。没有哪个集团的领导者希望自己的优秀职员一周仅能工作3天。足球运动也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麦克莱尔、埃尔文这样的球员，他们代表曼联踢了1000多场比赛。他们都是我得力的战士，但是显然他们比有些家喻户晓的球员还差一些。迈克·费兰也是这样的球员，他能够满足球队对他的任何要求。他可以打任何位置，在需要的情况下，能像一颗鱼雷一样盯防对手。

耐久性是另一个重要品质。史蒂夫·布鲁斯、加里·帕莱斯特、丹尼斯·埃尔文、大卫·贝克汉姆、德怀特·约克、瑞恩·吉格斯和埃里克·坎通纳很少因为伤病而不能出赛。1990年，马克·休斯在对利物浦的比赛中受伤了。我以为他需要休养1个月才能好，但是10天之后他就归队了。这种耐久性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因为这样一来我的选择会很灵活，并且意味着球队中各球员之间都彼此了解。1992—1993年的英超联赛上，在全部42场比赛中，有8名球员在多达40场的比赛中保持首发的位置。那个赛季，我迎来了执教曼联之后的首个英超冠军。

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球员虽然比20年前的运动员更健康、更强壮，但是比他们的前辈更容易受伤。在我看来，现在球场草皮的质量跟更高的受伤率有直接的关系。现在一流的足球场的草坪简直就像斯诺克台球桌一样平滑，这使得比赛节奏更快、更具观赏性。同时由于球员们在这样优质的草坪上更容易发挥，因此他们的持球时间更长，抢断更迅速，动作也更剧烈。因此球员们之间发生碰撞时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年我踢球时的速度。所以，在一支球队中有一部分身体状况良好、能打多个位置的球员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一支球队全部由富有创造力的球员组成，这样行得通吗？很多人会担心创造力意味着自我和个人主义，从而带来负面影响。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往往有着很强的求胜欲，因此我认为这不是问题。如果每周六的比赛中都能派上11名极富创造性的球员，那简直是棒极了，然而现实并不允许这么做，因为你需要一个坚固的后防线来抵御对方的进攻。尽管如此，我还是会被那些富有创造力和攻击性的球员所吸引。这些球员能够发现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机遇。在足球场上，他们能撕破对手的防线，进行关键性的跑位，娴熟地给出一脚50码的长传，或是像斯科尔斯一样用短传来突破对手，抑或是像贝克汉姆一样进行超远距离长传冲吊。富有创造力的球员可以改变比赛并激励整支球队。当C罗还在曼联踢球时，我经常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创造机会。在2004年足总杯的半决赛上，我们的对手是阿森纳，我对C罗的要求很简单：“不要担心防守，专心进攻就好。”当时我们派上了3名中场球员，这给了C罗发挥的舞台和自由，可以尽情攻击阿森纳的防线。C罗、吉格斯、坎通纳和斯科尔斯都是能决定比赛的球员。一支由史蒂夫·布鲁斯、罗伊·基恩、雅普·斯塔姆、加里·内维尔、帕特里斯·埃弗拉、内马尼亚·维迪奇和布莱恩·罗布森组成的球队也许不会输球，但是也无法撕破对手的防线。当你的对手拼命防守时，进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能洞穿对手的只有少数极富创造性的球员。

1999年的曼联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那是一支充满创造力的球队，中场的斯科尔斯能够给出穿透性的传球、贝克汉姆则能够从边路组织进攻，而吉格斯的强力突破亦能让对手胆寒。在他们后面是永不服输的后场发动机——基恩。当然队中还有其他优秀球员。德怀特·约克是我们1998年从阿斯顿维拉签下的前锋，他能够打破对方的防线，制造看似不可能的机会，并且在门前的嗅觉十分灵敏。奥莱·索尔斯克亚、泰迪·谢林汉姆（Teddy Sheringham）和安迪·科尔都有为欧洲顶级俱乐部效力的实力。索尔斯克亚和科尔都是非常出色的前锋，而谢林汉姆在前场的传球也可圈可点。但是这些球员在天赋方面都不及德怀特·约克，他还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充分开发了安迪·科尔的潜力，二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8—1999赛季（曼联赢得三冠王的那个赛季），约克和科尔总共打进了53粒入球。

那些极富创造力的球员的一大特点就是容易感到无聊。很多时候，他们的问题并非出在傲慢和自满上，而是他们感觉不到拥有足够的挑战。斯科尔斯就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似乎所有事情对他来说都易如反掌，因此每当我们在比赛中领先时，他就会开小差。他会在带球时玩一些花活，就像是在圣诞晚会上一样。我会告诫他：“斯科尔斯，严肃点儿。”他会很无辜地看着我，好像并不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他心里是有数的，当我们在比赛中遇到困难，需要他表现时，他总能不负众望。

此外，我对对方球队中那些富有创造力的球员也很感兴趣，我甚至幻想过他们能够披上曼联的战袍。阿森纳的丹尼斯·博格坎普（Dennis Bergkamp）、切尔西的吉安弗兰科·佐拉、齐内丁·齐达内（Zinedine Zidane）、德扬·萨维切维奇（Dejan Savićević）、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格伦·霍德尔（Glenn Hoddle）和纽卡斯尔联队的保罗·加斯科因，这些都是我感兴趣的球员。巅峰时期的加斯科因是我平生见过的最棒的英国球员，当然要抛开博比·查尔顿。巴塞罗那的哈维、伊涅斯塔和梅西在过去3年里的表现简直可以获得米其林三星级，你甚至愿意光着脚走上50英里去看他们的表演。说到对球员的喜爱，在挑选最适合球队的球员时，我从不允许个人对于某个球员的偏好影响到我的判断力。显然，我跟一些球员相处得会更融洽，但是抛开个人感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球场上那支无与伦比的球队。我认为作为一名领导者在做出这方面判断时一定要客观冷静。你并非一定要喜欢自己的球员或是你的管理团队，但是你一定要尊重他们的能力。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每4年就会对曼联进行一次重组——也许也只有那些最狂热的球迷会注意到这一点。例如，在1999年我们夺得欧冠冠军之后3年，当年夺冠阵容中的18人有10人离队；5年后，依旧在曼联效力的老队员仅剩下5人。这说明我们对每一名球员的能力都有客观的评价，而这却绝非易事，因为不少球员都为曼联打过数百场比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在阿伯丁时，如果我们取得了第3名，那么球员和教练都不会感到太过苦恼，因为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总是稳居前2名。然而对于曼联来说则截然不同，这支球队就是为了冠军而生。在团队建设中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前辈们要对年轻人有足够的信心。足球是残酷的，在球场上你将无处遁形。每当有新球员来到曼联时，尤其是那些转会之后马上进入一线阵容的球员，他们往往会很不适应我们踢球的方式，尤其是在75，000名观众面前。2006年我们优秀的左后卫帕特里斯·埃弗拉来到曼联，他出场的第一场比赛是对阵曼城。他好像整场比赛都在梦游，最后我们以1:3输给了曼城。在买入埃弗拉的同一个赛季，我们还从莫斯科斯巴达克队（Spartak Moscow）签下了内马尼亚·维迪奇，这2名球员用了大约6个月才融入球队。

对于如何让一名新球员融入球队，我一向都很谨慎，特别是这名球员并非来自我们的青训队时。对于新球员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我说的当然不是曼彻斯特的天气或是靠右行车。我指的是我们的球队系统，特别是其他球员的习惯和怪癖。那些从小就在曼联长大的球员，比如吉格斯、斯科尔斯、巴特和贝克汉姆闭上眼睛也能配合到一起。他们知道自己队友的特点、他们喜欢的位置，即使不说话也能够心领神会彼此的意图。他们相信彼此的判断，并且建立起了一种友谊，而这种友谊是任何团队战胜对手的关键。新球员则不具备这样的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会一次性让很多新球员同时进入一线阵容。这就像教给每个人一门新语言，同时还要让他熟悉几个地方的方言。

有时球员会对某些球衣号码情有独钟。比如一直以来都颇具神秘色彩的7号，乔治·贝斯特、布莱恩·罗布森和埃里克·坎通纳都曾身披7号战袍，这也是贝克汉姆梦寐以求的号码。他初来曼联时身着24号球衣，当时他仅在一线阵容中踢了几个月，我本打算把7号给罗伊·基恩，但是基恩对此并不感兴趣，于是我把7号给了贝克汉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个号码对于贝克汉姆来说是多么重要，要知道他自小就是曼联的球迷。而后来他在球队的表现也确实配得上7这个号码。在我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这个号码空了出来，本来7号属于安东尼奥·瓦伦西亚，但是他后来觉得这个号码给了他太多压力，于是又换回了以前的号码。

我还发现经验丰富的球员，尤其是老球员，能够很坦诚地面对自己跟其他球员的差距。一名35岁的老将很明白他在速度上比不上一个20岁的优秀球员，当然球队中的所有人也都明白他们跟天赋异禀的C罗和坎通纳之间的差距。与其说老球员是在跟年轻球员竞争，不如说他们是在跟年轻的自己竞争。

我需要注意的另一件事是球员之间的性格冲突。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那是行不通的。球员之间的正面冲突对球队来说是毁灭性的。当年，安迪·科尔和泰迪·谢林汉姆不和，他们甚至不愿意在球场上合作。在一场比赛中场休息时，他们在球员通道里发生了争吵。于是我把他们两个叫到了办公室，告诉他们如果再让我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两个都将被辞退。这次谈话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他们之间果然没有再发生过争执。虽然他们之间无法成为朋友，但是他们都能够以职业球员的方式处理好矛盾。可是，关于科尔还有一个问题，他不希望给任何人打替补，因此当范尼来到曼联时，他的不满溢于言表。多年以后，范尼和C罗之间也产生了矛盾。范尼对于C罗的传球次数感到非常不满，而他对此表现出的愤怒也深深地伤害了年轻的C罗。

1997年，我让基恩出任球队队长，此举激怒了舒梅切尔。舒梅切尔本来很欣赏基恩，而且据我所知他们之间并无恩怨。只是舒梅切尔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当然他丝毫没有对我隐瞒自己的情绪，他闯进了我的办公室并且大发雷霆。见我不肯让步，舒梅切尔就摔门走了。后来我多次重申了他对于球队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我意已决，不会再改变。显然这并不是让基恩当上队长的最好办法。

团队合作不仅仅限于绿茵场上，而是一种感觉，体现在方方面面。2007年我把雷内·穆伦斯丁买回了曼联，此前他曾在丹麦的布隆德比有过一段短暂而又不走运的教练生涯。穆伦斯丁会不留情面地指出大家的错误，因此在他刚来球队时其他的教练都很不喜欢他。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再次雇用穆伦斯丁，那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练，是为了球队的福祉。

我使出浑身解数让我的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卡灵顿训练场我的办公室内曾经挂着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上11个工人坐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工地上几百英尺高的一个钢梁上。这一幕让我毛骨悚然。他们都戴着帽子坐在那里，没有用任何安全吊带，其中一人还正在点香烟。我跟自己的球员解释道，如果任何一名工人遇到麻烦，其他人一定会出手相助。我对他们说：“这就是团队精神——把你的生命托付给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赢得比赛。”当然有的小伙子完全不知道这幅画的内涵。有一次我问一名球员：“这幅画讲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他们都戴着帽子。”

我们会努力确保每名球员都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虽然媒体总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得分手身上，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大家共享荣誉。在赛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我们会安排不同的球员跟媒体见面。同时在网站上或是曼联电视台（MUTV）上也会有很多与比赛相关的节目，这都是球员们展示自我的机会。这也是大部分球员所喜闻乐见的事，虽然少数球员，比如斯科尔斯喜欢自己待在一旁，有些对自己的英语不够自信的外籍球员也会选择回避媒体。当然如果我们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比赛，我们肯定会派上那些讲西语和葡语的球员。这样做的效果很不错，因为借此我们可以提高曼联的魅力。

在团队合作方面，我还另有收获，那是一个古怪的话题——任人唯亲。无论你运营的是一个家族企业还是拥有很多股东的集团，领导者总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自己的亲戚朋友。一些领导者认为将至亲带入集团会发出错误的信号、破坏团队合作，还会影响正常秩序，因为人们会认为一个特殊的姓氏、私人关系比能力更重要。这些领导者有着雷打不动的规定，拒绝雇用任何家人和朋友，即使这些人能够委以重任也不予使用。另一些领导者则会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会对自己的亲人的缺点熟视无睹。

当我的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达伦·弗格森希望做职业球员时，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从未想过让他来曼联队，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父子俩来说都太尴尬了。于是凯茜和我去诺丁汉森林队找布莱恩·克拉夫。1990年就在达伦准备跟诺丁汉森林签协议时，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告诉我，我不应该让自己的儿子去对手的球队，如果我们父子俩在球场上兵戎相见会更尴尬。我又跟凯茜谈了谈，她建议我让达伦自己做决定。我记得当时我走进他的卧室跟他谈这件事，结果达伦还是希望在曼联踢球。

1990年，达伦完成了他在曼联的首场比赛，1993年曼联队在我执教后夺得了首个英超冠军，那年达伦参加了16场比赛。这孩子很不走运，在苏格兰对阵意大利的欧洲U21青年足球锦标赛上伤到了腿筋，因此不得不休养几个月。当他归队时，正巧保罗·因斯和布莱恩·罗布森也已经伤愈。在那个夏天，我做出了一名主教练必须做出的决定：签下了21岁的罗伊·基恩，来巩固我们的中场。这对于达伦来说简直就是个悲剧，自此以后，他再也没能进入一线阵容；他请求转会，因为他希望打主力。我帮他进入了狼队（Wolverhampton Wanderers），这个可怜的孩子在此后的很多赛季中要忍受4个教练。当他出现在首发阵容时，或是出现在球队更衣室时，我们父子俩都会有点儿尴尬。达伦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明白：在曼联队，我是教练，而不是他的父亲。当我向他问起队里其他球员的生活习惯时，他总是守口如瓶。达伦绝不会在我面前给他的队友打小报告。而对于我让达伦转会去狼队这件事，凯茜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她经常会对我重复一句话：“你卖掉了自己的儿子。”

队长

即使我努力提高自己的领导才能，并竭尽所能地考虑到曼联队取胜所需的各个方面，当比赛哨声吹响的那一刻，局面便不再由我控制。在球场上，确保11名球员能够齐心协力地合作的人是队长。虽然有的人会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一种职位，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不可否认，队长一职确实有象征性的成分，毕竟队长是最后举起奖杯的那个人。但是我需要的是一个领袖型的球员，而不是一个看着好看的花瓶。选队长对于教练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队长就像是公司里的生产经理或是区域经理，他是负责集团内各项任务顺利进行的关键性人物。

我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因此当我寻觅人选传达我的意思时，我也喜欢找那些跟我具有相同性格的人。我不知道这种性格从何而来，但是早在我在学校踢球以及后来进入青训队时，我就喜欢结交球员。那时父亲经常会去看我比赛，但是他总是一言不发。曾经有一次有一位男孩的父亲向我父亲抱怨说：“你能跟你儿子说说话吗？他总是去找我儿子。”

每位领导者都有自己的性格，并以他的方式领导团队。我想这一点既适用于公司的CEO，也适用于球队教练和队长。我当教练这些年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我的每一位队长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点。在我挑选队长时，我会看重四点。其一，很强的领导欲望。有些非常优秀的球员虽然在球队中很受尊重，但是他们不喜欢当领导者。保罗·斯科尔斯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球员，更是曼联精神的体现，虽然他具备一个成功的领袖所必备的特质，但是他从不追求队长一职。他少言寡语，喜怒不形于色，并且不喜欢抛头露面。然而你不应被这表象所蒙蔽，因为在陷入困境时，他的内心也会剧烈地波动。

其二，我需要的是一位值得托付、能够传达我意愿的人选。其三，我需要的是一名在队员中颇具威信，能够让其他人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并不是所有的优秀球员都适合当队长。他们可能是球队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个人能力极强的得分手，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好队长。我的儿子马克告诉我，在他的行业也是如此，那些精明的投资人往往不能够成为投资集团的领军人物。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才华不适合当领导。其四，我需要一名能够随机应变的队长。一位将军要想赢得一场战争，就必须有上校和少校等的辅佐，在战事正酣时，可以为他召集部队、激励部队并排除各种困难。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虽然曼联的战场是在安菲尔德、诺坎普或德尔·阿尔卑球场，而不是滑铁卢或是阿拉曼等地。

同时，我还很欣赏其他球队的队长，虽然并不像对阿伯丁和曼联的队长那么了解。纽卡斯尔联的阿兰·希勒、切尔西的约翰·特里（John Terry）和阿森纳的托尼·亚当斯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他们都是干劲儿十足的球员，并且拥有很高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球队也因此变得更加优秀。在我执教期间，约翰·克鲁伊夫（Johan Cruyff）可能是最为出色的，无论是在阿贾克斯还是在荷兰队，他的命令比教练的更有效。克鲁伊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必须指挥和控制场上的一切。

我开始执教阿伯丁时无须为挑选队长而发愁，因为当时威利·米拿（Willie Miller）已经是队长了，而在我离开时他依旧是队长，这也是他能力和竞技水平的最好证明。初到曼联时，布莱恩·罗布森是队长，他的决心和勇气以及对于比赛的理解在球队中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个堪称完美的队长，几乎没有任何短板。我非常信任他，允许他在球场上对球员位置做出调整；同时他还是一个直抒己见的人，我也非常欣赏这一点。后来由于伤病的困扰，罗布森不再担当队长一职，自1991年起，史蒂夫·布鲁斯开始扛起队长大旗。布鲁斯身体强壮，颇有胆略，总是敢于闯入最危险的境地。他不仅具有身先士卒的个性，更具有关怀队友的本能和幽默的性格。布莱恩和史蒂夫的难能可贵之处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他们还常常鼓励年轻球员及其家长，让他们明白加入曼联队的好处。当膝伤开始不断困扰布鲁斯，我选择了我们的王牌坎通纳来当队长，之后是基恩。这两个球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爱尔兰人。坎通纳不太爱讲话，但是当他夸赞别人时往往会有奇效。这对于贝克汉姆来说更是如此，当他打进1996—1997赛季伊始对阵温布尔登队的那粒精彩的入球时，坎通纳将其称为他所见过的最为精彩的进球，甚至比坎通纳自己创造的奇迹更为美妙。基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他的极端可能有时会吓到队友，但是在绿茵场上他绝对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在基恩受伤后，舒梅切尔成为队长，并在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上带领球队击败了拜仁慕尼黑。当时基恩正处在禁赛期。虽然在别的球队中，也有门将当队长的情形，比如：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伊戈尔·卡西利亚斯（Iker Casillas）、意大利的吉安路易吉·布冯（Gianluigi Buffon）和迪诺·佐夫（Dino Zoff），然而教练往往更倾向于让门将之外的球员担任队长。因此，能够担当队长一职的门将肯定是出类拔萃的，舒梅切尔就是这样一名球员。不仅是因为他魁梧的身材——他比曼联大部分的防守队员都高大，他还能将自己的自信、热情和激情传递给场上的每一名队友。

在没有比赛的时候，我经常会向队长们征求意见，但是他们也都明白我才是最终的决策者。我也很乐意听取他们对于某些球员的评价，但是队长们对此是非常尽职尽责的，他们会对自己的队友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是在我面前搬弄是非。早在我还是球员时就很崇尚这种做法。我还经常会跟队长们或其他老球员讨论如何压制对手。1996年足总杯决赛我们对阵利物浦队，备战时我跟坎通纳和舒梅切尔讨论如何盯防对方的史蒂夫·麦克马纳曼（Steve McManaman），他总是活跃在锋线球员的后方，非常棘手。坎通纳建议我让基恩去踢我方4个后卫前面的位置，盯防麦克马纳曼。我们遵循了他的建议，事实证明此乃明智之举；麦克马纳曼整场比赛都没能够造成威胁，我们也凭借坎通纳的唯一的入球，赢得了那场冗长而又波澜不惊的比赛。坎通纳的建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于我来说，无论这样的好建议来自球员、教练组或是我自己都是一样的，因为它确实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并非追名逐利之徒，我只想自己的球队赢得比赛。

而我在曼联执教的最后10年里，情况则大不一样，因为比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我们每个赛季需要打更多的比赛，并且每场可用换人次数从1995—1996赛季已经增加到3次。因此一名队长不可能带领球队打满所有比赛，因此队长袖标需要由不同的人佩戴。曾经有一段时期，吉格斯、费迪南德、埃弗拉和维迪奇（我们叫他维达）都曾当过队长。在我执教生涯即将结束之际，维达总是受伤，因此他跟埃弗拉轮流担任队长。你真的无法再找到两个这么个性鲜明的人了。维达是个顽强的人，永不屈服，而埃弗拉则是一位洋溢着热情的球员。有一次他跑到我面前问，他在更衣室发表的激情澎湃的演说是否有些过激。我告诉他，他的演说省去了我的麻烦，不必再去大声训话了。埃弗拉的这种本能反应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表明了他是多么重视自己的事业，而且我认为这也会激励他的队友，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好的发挥。这就是天生领袖的标志。

第五章　设定标准

要想自己的球员发挥出最佳状态，用铁棒打是不管用的。你需要赢得他们的尊重，让他们习惯成功的感觉，并让他们相信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领导能力中很大一部分是开发出另外5%的潜力，而这潜力连当事人本人都不得而知。

优秀

每个人都对“世界级”有着自己的定义，这个词仿佛已经取代了“伟大”或“优秀”。如果你看看报纸或是听听电视评论员的点评，似乎有很多“世界级”球员。在教室里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我不断听到关于“分数膨胀”的说法——今年获得A级的学生比去年多得多。在我看来，目前全世界的现役球员中能称得上世界级的仅有2位——里奥内尔·梅西和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虽然还有很多球员称得上伟大，还有更多的球员堪称出色，但是当今世界成千上万的职业球员中，也只有梅西和C罗算得上是“世界级”。当然其他球员也会有“世界级”的发挥，一个精彩的进球、一脚精妙的传球或是一次惊世骇俗的扑救，而且在整场比赛中乃至整个运动生涯中这样的时刻是不胜枚举的。关于对球员的分级，我有不少主观的和客观的标准。主观标准包括他们双脚的技术；平衡感；他们保持竞技状态的自律方式；对待训练的态度；各场比赛及各个赛季中的稳定性；他们在不同位置上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他们为球队所注入的热情。在客观标准中不容争辩的几点是：他们的进球数；他们代表世界顶级俱乐部出场的次数；曾经获得的冠军数和奖牌数；参加世界杯的次数。如果你运用这种评判标准，就能很容易定义最佳竞技水平了。而对此，球员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当今足坛有不少伟大的球员——拜仁慕尼黑的托马斯·穆勒（Thomas Müller）、巴塞罗那的路易斯·苏亚雷斯（Luis Suárez）和内马尔（Neymar）以及阿森纳的阿莱克西斯·桑切斯——但是我可以肯定这4位球员都会承认自己比不上梅西和C罗。在此我无意贬低或批判任何球员，虽然在我执教曼联的26年里有不少优秀的球员，但是堪称世界级的也只有4位：坎通纳、吉格斯、C罗和斯科尔斯。而在这4位当中，C罗就像圣诞树顶端的饰物，他是我执教生涯中最后一名世界级球员，也是最棒的。基恩、罗布森和布鲁斯也都是非常伟大的球员，但是他们的优秀来自他们的态度、雄心、领导能力和投入，而并非其他优点。

再往前追溯，博比·查尔顿曾代表俱乐部出战758场、代表英格兰国家队出战106场，其中4次打进世界杯决赛。按照我的标准，他也称得上是“世界级”。他可以满场飞奔、左右脚技术娴熟，可以打左路、右路或中路，并且信心十足，意志坚定。尽管他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但是为人却低调、谦逊。他是一个安静腼腆的人，但是当曼联队落后时，他会说：“把球传给我，我会让球队取得胜利。”他并非在吹嘘或夸耀，他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队友也是这么想的。曼联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都归功于查尔顿——这位世界级球星。

在足球运动中，一位幸运的教练可能会得到一名世界级球员；但是大部分的俱乐部并没有这么走运，即使这些俱乐部也能够组建出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经过悉心准备，11名出色的球员组成的球队所具备的实力超过他们个体能力的简单相加。然而我确实也想不到有哪个球队可以在没有世界级球员的情况下问鼎任何赛事。

在带领一支团队追求卓越时，需要对成功进行谨慎的定义。我通常会非常小心地设立特定的长期目标。我永远不会对球员们说：“本赛季我们要赢得英超冠军和两座奖杯。”首先这样做会传递错误的信息，因为这听起来很傲慢自大。其次，这会给所有人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得不到任何好处。最后，这可能会让所有人都失望。相比之下，“我们希望曼联赢得每一场比赛”。这样说要合适得多，因为自从1993年至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这么说也传达了俱乐部的精神。让大伙都知道我们希望赢得每一场比赛就是制定了追求卓越这一目标，我也可以借此不时地为队伍打气。

在制定可行的目标时，还需要权衡实际情况。你必须让所有人都做好成功的准备，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我们很容易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这一点我在执教之初就深有体会。我在圣米伦队的第一个赛季，球队取得了八连胜，并且在乙级联赛中名列前茅。我当时信心满满地告诉媒体我们不会输掉本赛季剩下的任何一场比赛。但是，事实上后来我们仅赢得了一场比赛，在赛季结束时我们排名第6。

在曼联时，每个赛季伊始，媒体都会问我本赛季的目标是什么。我的一贯回答是：我们想赢得一座奖杯，随便哪一个都可以。我小心避免制定错误的目标或是给大家压力，因为这样做会事与愿违。然而，自从我带领曼联夺得第一座奖杯后的23年里，我们至少每两个赛季就能夺得一座奖杯。

幸运的是，几乎没有老板或经理告诉我他希望球队夺得奖杯。唯一的例外是我在圣米伦队被炒鱿鱼之前，当时的球队经理告诉我（即使我们在上个赛季已经晋级，而且队员们都还很年轻）他希望我们在下个赛季赢得英超冠军。这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对我说：“我们需要你去赢得冠军。”然而这位经理没能够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冠军，就必须再买两三名新球员，而俱乐部却不希望这么做。

取得任何胜利都需要循序渐进。你根本不可能一步登天，夺得英超冠军。所以我会小心地将所有事情都细分为可以消化的小部分。没有人会把一个登山队带到珠峰脚下，然后指着顶峰说：“小伙子们，我们的目标是那里。”在赛季伊始，我会避免向球员传达任何特定的目标。我在媒体面前发表的关于夺冠的言论也只是泛泛而谈，而且我的球队也已经习惯了这种预期。只有在11月时，当赛季局面和我们未来的对手变得明朗时，我才会制定更精确的目标。此时，随着冬季的临近，我会对球员们说：“如果在新年那天，我们排名第一、第二或第三，或是跟第一名相差3分之内，我们夺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2009年11月，雷内·穆伦斯丁制定了我们计划在12月底收入囊中的分数，但是此后，我们先后输给了切尔西、阿斯顿维拉和富勒姆队（Fulham），我认为此前制定的目标是适得其反的。我想在制订具体计划时最好融入一些模糊性。如果在圣诞节来临之际我们名列第5，那么情况还不算太糟，因为多年以来曼联队在后半个赛季总会有更好的表现，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我们经常说：“下半个赛季自然会好起来的。”当然事实并非像说的这么简单，但是这至少能提振士气。对于任何竞争异常激烈的事情，通常只有到最后才能形成定局。在我执教曼联的这些年里，英超的比赛中仅有4次是能够在赛季结束前两周或更早预知冠军花落谁家的。

能够在比赛中间调整目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球队真的碰上了麻烦，往往局面看似不可挽回。2001年我们就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局面，当上半场结束时我们以0:3落后于托特纳姆热刺队。在中场休息时，我实事求是地告诉球员们，我们的表现简直糟透了。当时的更衣室内一片沉寂，我只说了一句话：“先打进一球，看看局面如何吧。”我并没有说：“我们只剩下45分钟的时间了，而我们还需要4个进球。”因为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当我们走在通往球场的通道上时，泰迪·谢林汉姆（曼联前球员，后来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大声告诉自己的队友：“千万不能让对手先进球！”他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有着多年的比赛经验，因此心里明白我们一旦落后，局面就会变得非常危险。然而，我们真的打进了下一粒进球，而这一粒进球给我们带来的是另外4粒不可思议的进球。最终，我们以5:3赢得了比赛。

当曼联开始不断赢得国内赛事时，我也为球队制定了更高的理想。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教练组听并跟他们解释，我们依然要全力以赴去争取英超冠军，我们的新目标是欧洲冠军杯冠军。我执教曼联以来首次获得英超冠军是1993年，且截至当时为止，曼联总共赢得过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或者冠军杯（1992年以前的叫法），而皇家马德里已经获得过6次冠军、AC米兰和利物浦分别获得过4次、拜仁慕尼黑和阿贾克斯分别获得过3次、本菲卡（Benfica）和诺丁汉森林队分别获得过2次。

在为欧洲冠军杯冠军而努力的过程中，我采用了与对待国内杯赛相同的策略。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显然，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参赛资格，并获得至少10分。我们仅有3次没能实现这个第一目标，分别在1994—1995赛季、2005—2006赛季和2011—2012赛季。

我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对待球员。我从不会告诉C罗或者迪米塔·贝尔巴托夫（Dimitar Berbatov）我们希望他们一个赛季能够至少打进25个球，也不会要求吉格斯或基恩让他们的传球成功率至少保持在80%。我从不会对任何球员提出特定的目标，要求他们完成，然而他们也都明白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最杰出的发挥。跟球员续签合同是审视其竞技状态的好机会，我可以借此机会告诉他们哪里需要提高。每当签下一名新球员，我总是特别注意坐下来跟他聊聊，并向他详细解释曼联俱乐部对他的期望。

至于我自己，我从未制定过一系列的个人目标。在我17岁时，我也从未要求自己在30岁时要打进100粒入球或是在我的职业生涯结束时要获得6块奖牌和20座苏格兰的奖杯。在我成为教练以后也是如此；然而当阿伯丁队经常能够赢得比赛时，我也很清楚自己渴望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跟几家俱乐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交流之后，我来到了曼联队，至此我再也未曾考虑过去别处执教。经常会有人建议我去当英格兰队的主教练，但是尽管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一职位仍然丝毫不感兴趣。因为我不仅需要面对背叛苏格兰的内疚感，还不得不应付这一位置带来的种种麻烦。同时这更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职位，因为每当重大赛事临近，媒体和公众总会为之疯狂。他们往往会忘记国家队主教练虽然拿着可观的薪水，却是一个兼职工作。他只能偶尔见到自己的球员，他不能进行日常训练，并且在国家队中无论是多么有天赋的球员，也不可能像在俱乐部一样本能地感觉到队友的意图。1985年乔克·斯坦去世之后，我曾经当过一阵子苏格兰国家队的主教练，那时我领略了一番国家队教练的苦恼。这个职位真的不适合我。在我看来，国际比赛管理的职位是为那些经验老到、临近退休的教练准备的，他们有耐心去应付这一职位的缺陷，并且有足够的威信，可以指挥更衣室里那些相处时间并不是很多的球员。

当我来到曼联之后，我想象不出比老特拉福德球场更大的舞台。显然，我也很了解诺坎普球场和伯纳乌球场，但是虽然它们都是很棒的球场，却都不及老特拉福德球场那么吸引我。我从未要求自己在退休前一定要夺得多少次英超冠军或是足总杯冠军。如果我当初要求自己带领曼联夺得5次欧洲冠军杯冠军后再辞职，那么我现在可能还得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但是我私底下一直认为我可以带领球队实现这一目标。我从未告诉自己如果曼联的射手没能拿到FIFA的金球奖（Ballon d’Or awards）或是年度最佳球员奖，我的人生将是不完整的。这不是我的风格。我想要的只是更多的冠军，在这一点上我永不知足。

鼓舞

要想自己的球员发挥出最佳状态，用铁棒打是不管用的。你需要赢得他们的尊重，让他们习惯成功的感觉，并让他们相信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我无法想象有哪个教练能够依靠暴政获得哪怕是片刻的成功。事实证明，英语中最强大的两个词是“Well done”（干得漂亮）。领导能力中很大一部分是开发出另外5%的潜力，而这潜力连当事人本人都不得而知。

无论上个赛季是输是赢，球员们都需要抹掉这些记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去年有着优异的表现，并不能确保今年就能理所当然地继续保持下去。同样，如果去年我们失败了，我可不愿意沉浸在过去的失落之中。教练组，尤其是运动科学组的成员们经常会在赛季开始前或进行中给我一些新颖的意见，但是我从不会大张旗鼓地跟球员们进行赛后分析。我通常的做法是让他们在训练场上以我为中心站成一个半圆，然后向他们再次强调我对于胜利的渴望，并借此提出一些期望。我经常会问一些成熟的球员他们已经得到了多少奖牌，这些球员已经开始喜欢曼联这种胜利的习惯。我告诉他们，在他们获得10枚奖牌之前都不能以曼联球员自居。我记得曾经告诉里奥·费迪南德，除非他达到瑞恩·吉格斯的水平，否则他就不能认为自己是曼联的球员。当然，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别人喜欢你，那么做起事情来会容易许多。虽然我无意博取人缘，但是我会经常试着去关注曼联队，或是其他跟我有关联的俱乐部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幕后工作者，是无名英雄。我这么做并非伪善，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这些人没有数百万英镑的薪水、公众的称赞，他们没有百达翡丽的手表和宾利轿车。他们中的很多人——洗衣工、球场管理员和女服务员，都是乘公交车来上班的。他们是俱乐部的中流砥柱。在曼联队，他们中甚至有些人的资格比吉格斯都老。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相当于球队的公务员，他们比政府存在的时间更久，而在曼联，他们与球队的传统一脉相承。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跟我有着类似的背景。

有不少教练希望受到球员们的欢迎，并和他们打成一片。这样做是徒劳的。作为一名领导者，你无须让别人喜欢你，在某些场合，让别人畏惧你反而会很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需要获得尊重。生活中总是有些自然的界限，那些越了界的人就会遇到麻烦。当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他们雇用了一位新的教练，大卫·怀特（David White）。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只是无法胜任教练一职。他被这个俱乐部震慑住了，同时他还停留在凯尔特人队乔克·斯坦的阴影中。球员们不是很尊重他，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跟球员们走得太近了。曼联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1969年威尔夫·麦克吉尼斯（Wilf McGuinness）接替马特·巴斯比（Matt Busby）成为主教练。当时威尔夫面临着几个不利的因素。他接替的是一个传奇；当时他年仅31岁并且没有管理经验。但是最糟糕的是，他所执教的球队中有很多队员都曾和他一起踢过球。教练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可能的职位。在我执教曼联之前，俱乐部的主教练罗恩·阿特金森（Ron Atkinson）也有类似的问题。作为一名教练，他比威尔夫要成功得多，但是他也选择和队员们称兄道弟。但这是徒劳无用的。领导者就是领导者，不是球员。

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很有必要的。这体现在很多小的方面，但非常重要。比如，我总是坐在球队大巴的前面。球员们知道我们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从未邀请我参加赛季末的派对。他们会邀请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管理人员，然而我并没有为此感到不悦，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除了在阿伯丁队的那一次，我从未参加过自己球员的婚礼。他们不愿意跨过那条线并且尊重我的位置。这样也让事情变得容易了，因为作为教练，对待球员不能感情用事。乔克·斯坦曾经告诉过我：“不要爱上你的球员，他们会欺骗你的。”这也许有些极端，但是他说得没错，你不能跟为你工作的人过于亲密。只有当他们遇到麻烦时，他们需要你的建议，这时你才需要付出情感。我曾经无数次帮助球员解决他们的私事，他们信任我，知道我会为我们的谈话保密，我也为此感到荣幸。在这些情况下，我就像一名牧师、一位父亲或是一名律师，能够解决问题的任何角色。时至今日，我曾经的球员们还是经常跑来向我寻求意见，这也体现出了曾经支持我们之间关系的那种信任。

当我的球员上了年纪，对他们太过仁慈就会损害俱乐部的利益，因此我不能这么做。足球场上的表现会证明一切，它们从不说谎。我不得不做出很多可怕的决定并表现得冷酷无情。我从没有指望球员会喜欢我，当然我也不希望他们恨我，因为这样我就不能让他们发挥出最佳水平了。我想要的只是让他们尊敬我并听从我的指挥。

如果你不了解自己的球员，就很难激励他们。这是很多年前我在苏格兰时，一个小伙子教给我的。当我在阿伯丁队执教时，每周四的晚上都会去格拉斯哥，在一处阿斯特罗特夫尼龙草皮上给孩子们当教练，我们也可以借此发现一些年轻的天才球员。有一天晚上，我穿着带有“AF”标志的运动服来到了球场，看见一个8岁左右的男孩正在抽烟。我对他说：“孩子，快把烟掐了。要是让你爸爸看见你吸烟，他会怎么想？”那男孩瞅了我一眼，说：“滚开！”然后就走开了。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看到这一幕不禁大笑起来。但是仔细想来，我才意识到我对这名男孩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他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他是否被小伙伴们奚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火气这么大。除非你了解这一切并且摸清楚一个人的性格，否则你不可能发掘出他们最大的潜力。在我们签下新球员之前，尤其是年轻球员，我总是努力去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因为，人在10岁到12岁以前的经历会对长大成人以后的行为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激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始终如一。作为一名领导者，你不能摇摆不定，你要让人们感觉到你对某一方法的坚定不移的信心。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团队。在足球界球员们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不是为教练而踢球的。”“不是为教练而踢球”这一幕我已经目睹过上千次。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名教练就彻底完了，因为激励球员追随他，这一主要任务失败了。当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这才是你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当诸事不顺时，总会有做出改变或跳到其他行当的冲动。这是没有用的。有时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球员们就会说我们的训练应该更轻松些；如果我们在训练中不去重视专业技术的练习而是踢些娱乐赛，那么结果就会好很多。我从不会采纳这种建议。在星期日的下午，每一处球场上都挤满了玩各种公园游戏或公共游戏的人们，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人成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我坚信只有不断进行专业技术的训练并完善战术策略才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不会为了一时取悦于人而做出任何改变。

领导者往往意识不到，或至少低估了他们在场时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我们眼中的自己总是跟别人眼中的我们不同。此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费迪南德拦住我要跟我说话，因为我去国外考察一名球员而缺席了几次球队训练。他说：“你去哪儿了？你不在的时候训练就变了样。”虽然，卡洛斯·奎罗斯带领球队进行训练，而且规则和训练方式也跟我在的时候一样，但是费迪南德意识到了我没有在场，有的球员可能会因此多少有些懈怠。我不知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因为当时我不在场，但也许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我把费迪南德的这一观察牢记于心。此后，如果我必须考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我们都会租一架私人飞机，这样即使我凌晨两点还没睡觉，第二天依旧会出现在训练场上。我汲取到的经验是：即使我在训练过程中一言不发（我确实很少说话），只要我出现在训练场上就能对球员们起到激励作用，而这作用比我想象中要重要得多。任何团队的领导者都必须拥有很强的个性。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在谈话中占据上风，或是用最高的嗓门说话。一些很安静的人也具有很强的个性，当他们要发表意见时，整间屋子的人都会洗耳恭听。强烈的个性是内在力量和勇气的外在表现。

我总能够通过赞美球员收获更多的东西，这比奚落、批评他们强得多。足球运动员和其他人一样，在他们的心中也充斥着各种情绪，有时非常不安，有时却过度自信。努力去发现球员们处在怎样一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激励别人，你就需要知道何时缓解他们的不安情绪、何时提升他们的信心。当人们知道他们取得了领导者的信任后，才会发挥出最好的竞技水平。

我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从不夸奖我。他最希望的是我能够脚踏实地保持谦逊。就算我一场比赛打进3球，回到家之后他还是会有批评之词。他会说：“你射门次数太少，你传球次数太少。”我想父亲的话可能是鼓励我要更加努力，然后我便能得到他的称赞。但是就算我表现得再出色，他还是总会说些打击我的话。相比之下，我的母亲和祖母经常给我以赞美和夸奖之词，她们为我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回首往事，我有时会想我的父母是否无形中给了我双重引擎：一个让我更加努力，另一个让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当我感觉可以帮助一名球员提高时，我会对他进行批评，但是我会选择一种积极的方式。例如，我会告诉一名年轻的球员，如果多传球，他的价值会更大。这样他能更好地领会我的意思，反之厉声说：“如果你总是自己拿着球不传，你将一无是处。”则效果不佳。当比赛结束时，我总是避免训斥球员。他们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无须我再当众施压了。我会把批评之词留在私下场合，躲开那些时刻窥探着的眼睛。对于那些传球失误导致我们丢球或是失去了机会球的球员，我会努力将他们保护起来，不让他们受到批判。你总能给媒体一些其他内容去发挥，一些对我们不公正的判罚、一个本应该判给我们并能帮助我们赢得比赛的点球、球队中有很多伤员或是多如牛毛的赛事。对于那些无须我或是他人提醒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球员，我会努力减少他们承担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球员都会因为让球队失望而感到羞愧难当。而我的首选方式则是保护这名球员，以后再说。

每名球员都不一样，我开始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不同的关怀和培养方式。有些球员则属于另一个极端，他们几乎不需要我。这些人往往是那些有过数百场比赛经验的老球员，他们心中充满自信并且明白我的意图。而那些年轻球员，或是那些不知为何不太自信的球员则需要不同的对待方式。我可以肯定自己经常低估了新球员所经历的恐惧。即使是那些在曼联队待了很多年的年轻球员也会被一线球队的更衣室所吓倒。现在试想一下那些从未在英国踢过球、有时甚至语言不通的海外球员会做何感受。2003年，我们从美国的纽约地铁明星队（MetroStars）买来了蒂姆·霍华德，那是一支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MLS）中垫底的球队。霍华德很快就成为曼联的主力门将，我想他肯定意识到了曼联队和他之前球队的鲜明对比。他不得不尽快适应这里，他曾经远隔重洋崇敬备至的球员如今成了他的队友，同时他还需要融入我们这种更直接、对抗性更强的管理风格当中。我不确定是否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球员准备好迎接一位船厂工人儿子的领导，接受他那格拉斯哥人的率直，特别是这个人对你的命运有着最终控制权。

你也许会认为球员们会抱怨某名球员得到了特殊待遇。如果那名球员仅仅是个普通角色，那么确实可能会招来抱怨。但是经常会有需要特殊待遇的球员出现，埃里克·坎通纳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之前的俱乐部里一直表现得狂放不羁，而且落下了桀骜不驯、难以相处的坏名声。你就是无法用纪律去约束他，因此很多人视他为魔鬼。我却不这么认为。当你与天赋异禀的人接触时，以特殊的方式对待他们也是应该的。我有意识地不去想曾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是像对待新球员一样对待坎通纳。在坎通纳为曼联效力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找他谈话，在训练场上、自助餐厅或是更衣室。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任何事情都能把他激怒，但是他喜欢谈论足球，而这也是让他振作起来的方法之一。我在对待坎通纳和一些非常特殊的球员时确实采用了不同于其他球员的方式，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会让大家产生怨恨情绪，因为球员们都明白自己身上没有那种超群的天赋和素质。我跟坎通纳都不是英格兰人，而且都经常视自己为局外人，这也使得我们的关系保持得不错。但是即使是那些我自认为很了解的球员也会做出令我始料未及的反应。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当加里·内维尔还是一名年轻球员的时候，他会因为我的训斥而失眠。这一点证明了领导者需要站在聆听者的角度看问题。比如，当我让一名球员在场边休息时，我会非常小心地告诉他，我指望他在后面更为艰难的比赛中大显身手。这招很管用，但是也许并不能满足他们想要每场比赛都上场的欲望，同时这样做还能够避免他们把我的决定理解为对他们缺乏信任。

对于大部分球员来说，我无须督促他们提高效率或是更投入些。但是对于有些球员，比如加里·帕莱斯特就需要额外的鞭策。他在1989年至1998年效力曼联期间，代表球队打了437场比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帕莱斯特是我执教过的最好的防守队员，但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十分懒散。他不喜欢训练，而在比赛中他往往需要15分钟才能进入状态。1990年我们对阵利物浦的一场比赛中，上半场比赛他简直把我折磨得要死。中场休息时我对他说：“下半场你不用上了。”后来我想了又想，改变了主意，然后对他说，“下半场你还是继续踢吧，我要你跟我一起受罪。”

保罗·因斯是另外一个例子。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他总喜欢自己带球，而不愿意传球。因此我经常训斥他，1992年在我们和诺维奇队的比赛之后我责骂了他。我们只有赢得了那场比赛才能有机会冲击英超冠军，而他在那场比赛中也表现得异常狂躁。他大声叫喊说我总是责备他，其他球员只得把他拉开。我告诉他：“我没有责备你。你犯了错误，你在该传球的时候没有传球。”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表现得更为严厉。1983年我带领阿伯丁队在欧洲优胜者杯决赛中击败皇家马德里夺冠，3天后我们又击败了流浪者队，在苏格兰杯中成功卫冕。但是当时我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在电视采访中怒批球员的“丢脸的表现”，后来我收回了这一看法。当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之后，我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在公共场合对球员进行批判毫无益处，这样做你什么也得不到。此举既羞辱了受害者，同时也鼓励不了他周围的人。于是我尝试着坚持几项原则。那些激烈的言辞在最紧张的时刻有时是不管用的，因此我把自己最严厉的批评留在了私下场合。我通常会在批评中融入一些鼓励的话：“你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对吗？”同时，你还要让所有人都明白任何纪律处分都不是任意的：它适用于任何人，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在1996—1997赛季一场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中，中场休息时吉格斯跟我发生了争吵，于是下半场比赛我让他坐了冷板凳。当保罗·斯科尔斯，这位曼联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做出几次愚蠢的抢断，最后被红牌罚下时，我也会训斥他。因为他的行为让队友们失望；即使是再优秀的球员，也不能凌驾在纪律之上。

在管理那些取得很高成就的球员时，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方面是限制他们尝试去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经常会有球员能够打进一个杂耍般的进球或是秀出一次精彩绝伦的球艺，但是你永远不能指望这些。当比赛形势严峻时，球员们总会有尝试或依靠绝技的冲动，但是这种杂耍一样的绝技只有在老旧的漫画杂志《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 Own Paper）中才管用，而在狂热的75，000名球迷面前几乎注定是要失败的。每当我们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并且落后一分时，我总是会跟队员们强调，让他们不要惊慌并要求他们不要尝试在禁区外围远射。我希望他们能够不慌不忙地把握住控球权，慢慢渗入对方禁区。加里·内维尔在曼联效力多年，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右后卫。他总是喜欢尝试在35码处射门。我简直要被他气疯了。每当比赛结束，我总会质问他：“我跟你说了多少遍，这样做不管用。”遵守纪律并坚持不懈，这比鲁莽地尝试个人英雄主义要管用得多。

从球员身上发掘出最大的潜力的一个方法就是当整个世界都在责难他时，对他表现出真正的忠诚。而在足球界你有的是机会这样做。在1995年水晶宫队（Crystal Palace）的主场，坎通纳著名的飞踹球迷事件过后，当我在赛后观看了录像之后，我认为那是一个咄咄逼人、满嘴脏话的球迷，球队给予了他停赛4个月的处分（后来又被英国足球协会延期至8个月）。但同时俱乐部也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支持。坎通纳曾一度被放逐，他被禁止参加训练或是赛季前的球队旅行，因此他很自然地感觉到自己被孤立和遗忘了。我竭尽所能地让他感觉到我们还是很在乎他的，而就在他欲离队前往意大利的前夕，我们对他的忠诚使得他留在了曼联。

此后的法国1998年世界杯上，贝克汉姆因踢倒了阿根廷的迭戈·西蒙尼（现任马德里竞技教练）而被红牌罚下，我们确定一定要站在大卫这边。所有的记者团一致认为贝克汉姆被罚下场直接导致英格兰队被淘汰，并且各大头条也反映了这种看法。他们丝毫不留情面：《每日镜报》的头条是“十头雄狮，一个傻男孩”，《每日星报》也发出了刺耳的声音：“被罚下的贝克汉姆。”大街上的灯柱上挂的到处都是贝克汉姆的肖像，如果有一名移民局官员拒绝贝克汉姆再次进入英格兰，我也不会觉得奇怪。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马上给他打了电话，我知道他一定难过极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事后我得知，当贝克汉姆见到自己的父母时放声大哭，没有什么能够安抚他的悲痛。

这时贝克汉姆最不希望的是我再去批评他，因为他已经非常自责了。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重拾信心。并且告诉他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曼联队以及俱乐部的所有人员都知道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球员并且希望他早日归队，我们会保护他的。此后的一个赛季里，曼联第一次客场作战是对阵西汉姆联队，当时在前往体育馆的路上有一条绳索悬挂着贝克汉姆的肖像，而曼联队的大巴车也遭到了石头和玻璃瓶的袭击。

2000年当我们从埃因霍温队买来鲁德·范尼斯特鲁伊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我们已经就各项协议达成了一致，可是范尼没能通过体检，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当时埃因霍温队宣称范尼的身体状况很好，为证明这一点还安排录制了一次训练。而就是在本次录制中，范尼受伤倒地并痛苦地喊叫着，你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段视频。事后证明他的十字韧带拉伤。于是我们终止了合同，但是我马上动身前往荷兰去看望范尼，他当时正卧床不起。我告诉他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十字韧带是可以修复的，他可以恢复，那时候我们还会签下他。我想这番话安抚了范尼，同时也确保了他不会加入其他俱乐部。一年多以后，范尼就加盟了曼联，并在首秀中射门得分。

球员们经常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幸运的是那些顶级球员很少会染上危及生命的疾病。而当达伦·弗莱彻染上溃疡性结肠炎之后，曼联队也获得了一次向他提供坚定不移的支持的机会，因为当时他离队很久了。他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几年，但是后来他病得出不了家门，只得接受手术。巧合的是，我妻子的妹妹正是死于这种疾病的并发症，因此我非常了解弗莱彻默默忍受的那种折磨。如果我们对他置之不理，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告诉他大家都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归队，那时会跟他签新合同。弗莱彻年轻时就来到了曼联，而且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因此在他接受治疗期间，我们让他担任预备队的教练，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被遗弃了。有一次中场休息时，我伸头去听他的训话，那简直棒极了。他当时正在训斥自己的球员，说道：“如果你们认为刚才的表现能够进入曼联一线队伍，那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你们根本没有机会。”后来，弗莱彻及时痊愈了并将自己的病情公之于众，他自己也得到了极大的解脱，现在已经骄傲地成为西布罗姆维奇足球俱乐部的队长。

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有时我会为了保护球员而让他们离开一线阵容，无论是对年轻球员还是老球员都是如此。对于年轻球员（正如我之前所说），我想最好让他们逐渐认识到一线阵容的残酷。而对于30多岁的球员，我之所以让他们休息，是因为不希望他们的身体负担太重。当坎通纳和内维尔跟我说他们希望退役时，我都努力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做。我曾经让坎通纳找他的父亲谈谈，但是那并不管用。内维尔是一位很自负也很固执的球员，当我劝说他等到2010—2011赛季结束后再退役时，他对我说：“老板，我完了。现在我只是在欺骗我自己。”在默西塞德郡对阵埃弗顿队时，我不止一次让鲁尼坐在观战席上。而这不仅是出于身体原因，因为埃弗顿的球迷对鲁尼非常不友好。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鲁尼可以对那些咒骂置之不理，但是让鲁尼乃至整支球队都蒙受那针对鲁尼的辱骂，这显然是不明智的。那些辱骂简直不堪入耳，就连鲁尼的父亲——埃弗顿的死忠粉丝也会有意回避葛迪逊公园球场（Goodison Park）上曼联队的比赛。

足球运动会给教练很多向球员伸出援手的机会。比如前面所说的，当贝克汉姆和范尼遭遇了窘境。但同时还有很多小的方面，可以帮助年轻球员增长他们的技艺，可以给球员提出建议，比如我告诉C罗在他准备进行长传之前需要缩小跑动步伐；当有球员受伤时，站在他旁边不要动；当新球员刚进入一线阵容时对他们进行指引，这其实是在灌输忠诚的感觉。我这么做并非去模仿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曼联队，同时还会让球员们感到我们对他的信任。这样做也向球员们灌输了惊人的忠诚，还让他们在比赛中能够有优异的发挥。作为回报，他们会在球场上贡献出那另外5%的潜力。于是，我就这样无心地发现了这种激励人的方式。

他人对球队的批评也能让我们更加团结。当某一名球员被媒体指名点姓地批判时是一回事，尤其有些时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但是，当整支球队被人嘲弄时，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当这种事情发生时，我可以说是很享受的，因为这正中我们下怀。因为这种嘲弄是针对整个集体的，这反而会让球员们团结得更紧密，并且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容易的战斗口号。1996年的英超联赛中，我们陆续惨败给纽卡斯尔联队、南安普敦队和切尔西队，BBC广播公司在新闻中预测我们的英超之旅即将结束。而这条新闻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完美的兴奋剂，我确信也正是这条新闻帮助我们夺得了那年的英超冠军。回首往事，我弄明白了为什么这件事情意味深长，因为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20年里，这种事情仅发生过两次。

自满

自满是一种病，尤其是对那些沉浸在成功中的人和团队来说更是如此。我认为能够避免让球队陷入自满情绪是令曼联队卓尔不群的品质之一。我们并不是总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总是希望扑灭哪怕是一点点的自满的苗头。自满就像是干腐菌或是蛀虫，一旦潮气侵袭了建筑物，木头里生了蛀虫，你发现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太迟了。我从不认为我们能够对任何一场比赛稳操胜券。人们也许会认为我是一名“常胜教练”，但是来看看数据吧。我总共带领曼联打了1500场比赛，其中输掉267场、打平338场、胜利895场。因此，你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当我步入足球场，我也只有60%的胜算。2008年当我们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和英超冠军之后，我在莫斯科的酒店里跟球员们一起回顾了2008—2009赛季并强调了要做好准备，迎接新赛季一系列的艰苦挑战，因为我们不能对每场比赛都稳操胜券。

自满给我带来的第一次教训在1968年，当时是我在流浪者队踢球的第一个赛季。在决赛对阵阿伯丁队之前，我们从未输过任何一场比赛。而最后我们以2:3输给了对手，失去了冠军。赛后成千上万的球迷陷入了疯狂，他们砸窗户、互相践踏。当时的场面简直是一片混乱，我们在警察的护卫下才得以安全离开球场。其实我们要想赢得冠军并不难，我们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但是我们没能够做到。

在我的脑海中还深深地记得另一个关于自满或过度自信的例子。那是网球比赛中的故事。2012年我观看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维多利亚·阿扎伦卡（Victoria Azarenka）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当时阿扎伦卡几乎拿下了比赛，在决胜盘之前还以5:3领先。这时她向观众席上的亲友们举手示意自己马上要赢了。自那一刻起，局势发生了扭转，她丢掉了本该属于她的冠军。在阿扎伦卡失利后，我观察了她的面部表情：极为沮丧。这告诉人们，在你赢得奖杯之前，千万不要触碰它。

2012年莱德杯（Ryder Cup）上，美国队在梅黛娜也发生过这种事情。当时他们以10:6领先欧洲队，他们只需要在剩下的12杆球里拿到4½分即可赢得冠军。我可以确定当时他们已经有自满情绪了，那是人的本性。而一旦出现自满情绪，就要出问题了，这是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当时，在美国队丢掉一分之后，你可以发现不稳定因素开始萦绕着美国队。而在又丢一球之后，整支队伍变得混乱起来。不久他们便开始恐慌，节奏大乱。选手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应该做什么，也无法让自己冷静下来，同时开始犯一些罕见的错误。最后，美国队认输了。

这一幕，我曾经目睹过无数次。开始是不稳定因素的出现，从而导致混乱。恐慌接踵而至，而在你发觉之前，整支队伍都已经停止了反抗，失败也在所难免。而与此同时，对手的表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逐渐建立起了信心，他们变得越来越专注同时排除掉了一切干扰，他们可以闻到血的味道，不知不觉间自满再次决定了一次丑陋的胜利。

我们曼联队也不能免于自满的困扰，有那么几场比赛，每每回想起来都会令我感到羞愧。1998年11月，我们对阵布莱克本流浪者队，当时局势已经很明朗，看起来我们会很顺利地以3:0赢得比赛，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被罚下一名球员了。但是就在最后25分钟内，对方连进两球，这让曼联几乎崩溃。整支球队陷入一片混乱，球员们不断地把球踢出边线或是踢到看台上。这时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输了，我会把你们都宰了。”最终，我们以一球险胜，但是正是因为自满，也许还因为我进行了几次换人，我们险些尴尬地输掉比赛。

毫无疑问，自满让我们付出的最惨痛代价是2012年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对阵埃弗顿队。那时已是4月，我们在该赛季的英超联赛中已经打了34场，在积分榜上排名第一，领先曼城队5分。天晓得那场比赛发生了什么。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无非又是一场乏味的比赛，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获胜。也许我们都认为即将迎来另一座奖杯，因为本赛季中我们发挥出了最佳水平。在离比赛结束还有7分钟时，我们以4:2领先；有一两名球员已经变得怠惰起来，跑回了他们的防守位置，无所事事。

我经常反思那场比赛，但是时至今日我依旧无法对其做出解释。开场33分钟时，我们以0:1落后。在中场结束前我们扳平了比分，后面又打进了3粒不可思议的进球，我们以4:2的比分领先埃弗顿队。讽刺的是我们却一直受到对方中场球员达隆·吉布森（Darron Gibson）的困扰，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球员，我们刚刚将他卖给埃弗顿。我不断告诉球员们不要让吉布森在中场位置拿到球。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能够阻止他，于是吉布森的个人表演开始了。在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时，埃弗顿队将比分追平。一周之后，我们在伊蒂哈德球场（Etihad Stadium）以0:1输给了曼城队，这场败仗的部分原因来自我对球员的选拔出现了错误，同时也因为罗伯托·曼奇尼（Roberto Mancini）对防守的重视。最后曼城队夺得了英超冠军。

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个赛季，2013年3月在足总杯的比赛中我们主场以2:0领先切尔西队，看起来我们将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这也正是失败的根源，一切都太顺利了。切尔西队在经过几次换人之后改变了场上的形势，扳回一球后很快又将比分追平。在比赛临近尾声时，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仅仅渴望能够将平局保持到最后。但是那场比赛重演了斯坦福桥球场（Stamford Bridge）的一幕，我们输了；我们的自满让一次轻松的胜利变成了失败。

我总是尽量避免表现得过于自信。这不是表演的哑剧，也不是惺惺作态的假面孔，这就是我在追求任何他人也同样渴望的东西时的一种感受。你不能把任何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本赛季还剩下5场比赛，而曼联碰巧高居榜首，我也永远不会说：“如果本场比赛我们拿下3分，那么别人就不可能赶得上我们了。”我会说：“让我们好好把这场球踢完吧。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迈向成功。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另一场比赛，那是2006—2007赛季最后一场主场作战，对阵西汉姆联队。那次比赛，我们再次输在了自满上。在比赛的前一周，我们就已经稳拿冠军了，但是在比赛前我还是对球员们进行了训话，让大家懂得能够赢得冠军是每个人的功劳。而西汉姆联队则需要在本场比赛击败我们才能保级留在英超。我没有让C罗、吉格斯和斯科尔斯上场，因为下周我们需要踢足总杯的决赛。但是上半场特维斯就帮助西汉姆联队率先破门，下半场我派上了这3名球员，但是于事无补，我们还是输了。曼联队当时表现出的自满让我怒不可遏。在临近比赛结束时，我还要求球员们全力以赴去踢。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一个赛季简直是太可怕了，对于我们的球迷来说，这是一场糟糕的表演，同时也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回忆。球员们可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比赛，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当一个团队获得一系列的成就之后，自满总会悄然而至。越来越多的金钱；宽松的旅游政策下，人们可以预订昂贵的机票或是五星级酒店。成功时获得的奖章和纪念品，或是重要的里程碑堆叠在桌面上和办公室的架子上。一些集团，当然曼联也是其中之一，甚至会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对于曼联来说，里面会摆上些奖杯。一年一年过去，曼联球员的日子越发好过了。我们包下飞机带着球员四处飞，我们球队大巴的舒适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奢华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让一个团队中的所有人都能够分享成功的喜悦也是很重要的。在我们赢得任何冠军美誉之后的几天，我总会把卡灵顿所有的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喝几杯香槟庆祝我们的成功，然后再让他们去工作。我一直认为其中的诀窍在于：在庆祝胜利的同时，不要失去帮助我们获得胜利的优点和那种深深的渴望。我只是想时刻警惕，不把当前的成功当作未来成功理所当然的保证，同时确保庆祝时不会播下自满的种子。

那些竭尽全力并最终创造奇迹的人是应该得到认可和赞赏的。但是，我从来都不喜欢庆祝。我在曼联队期间参加过不少庆祝活动，这些都是由俱乐部的商业部组织策划的。每当我的队员获得了金球奖或是英格兰年度PFA足球先生，我是肯定会去参加庆功宴的。但是我无法掩盖自己不喜欢饮酒庆祝这一事实。

我喜欢庆祝进球，尤其是2011年对曼城的比赛中鲁尼打进的那个倒勾球。对我来说，终场哨声是一种救赎，那是最美妙的时刻。那是决定性的哨声，在那一刻你终于实现了一些东西。即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那庆祝的心情也仅能维持几个小时。无论是联盟杯冠军，还是欧洲冠军杯冠军，都是如此。胜利后的庆祝是乏味的。在比赛后，作为一名教练，我需要接受新闻采访、返回酒店、梳洗一番再去参加招待会。等到全部忙完，已经是凌晨一点了，那时候我已经困得要死。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能够体会到那种满足感，但是当我醒来，那种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我意识到一次胜利或是一次重大事件，对于球员、球迷或是教练来说都有着不同的意义，你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能看到球队为其他人，尤其是为那些没有太多机会抛头露面同时也不太走运的人带来快乐，这是很令人欣慰的。阿伯丁队1983年获得的欧洲优胜者杯冠军让这座城市为之一振，除了北海石油（North Sea oil）带来的业务，这座城市很容易被人遗忘。阿伯丁比伦敦更靠近奥斯陆。在冬季，这里白天的时间仅有不到六个半小时。即使是在5月，当我们返程归来时，依旧能感受到北海吹来的刺骨的寒风。而市政厅会把那天定为法定假期，除了当时的女校——阿尔宾学校，所有的学校都会停课。但是当我们经过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里的女生们会跑出来或是透过窗子向我们欢呼。

虽然曼彻斯特市比阿伯丁更大，知名度也更高，但是曼联队的胜利对于当地人来说也是意味深长的。这座城市铭记着曾经的磨难，我说的不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利物浦总是夺冠的那几年，我指的是当地的经济、几乎全部的制造业都遭遇了破产以及无数家庭因此遭受的艰难困苦。对于很多人来说，曼联队的胜利是他们人生中最高兴的事情。我可以肯定，对于一些人来说，看着曼联队的敞篷大巴队伍穿过曼彻斯特市比过圣诞节还要开心。

1999年，曼联获得了三冠王，那简直是棒极了。在通往曼彻斯特市中心的丁斯盖特街上，有一幢正在施工的建筑，四周到处贴的都是“禁止入内”的标语。然而这挡不住热情的球迷，人们站在混凝土楼板上和钢梁上，一边高声唱着曼联队最喜欢的歌曲，一边向球队大巴扔丝巾和帽子。2013年，当我们获得了第20个冠军之后，这一幕重演。整支球队都出现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跟球迷见面。很多赛季以来，每当我们赢得冠军，我总是会把球员们请到家中吃庆功宴再喝上几杯。

虽然能为别人付出，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满足，但是我承认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开心。我总觉得明天就不得不再次成为领导者，我需要开始思考我们如何才能提高并关注那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球员。对于我来说，在欢庆期间脑海中总是闪过一些问题：“我们是如何夺冠的？我们如何夺取下一个冠军？”我不希望我们被自满击败。

第六章　识人有术

每当我进行面试时，我希望发现面试者有何雄心、他们是否只是把这份工作当作一块垫脚石。除了他们的素质和资历，我们还希望弄清楚他们的忠实程度。我所寻找的是热情、一种积极的态度、眼神的交流和个人的勇气。

求职

我跟其他教练不一样，也不像跟我一起在苏格兰长大的人们，我从来没有体会过长达数月乃至几年的无业生活，那简直太消磨意志了。对于那种被抛弃在垃圾堆的感觉，我也只能想象一下了。我很幸运，我总是在有一份工作的时候去寻找新的挑战，但是这对于我日后进行面试，尤其是在从业之初，并没有多大帮助。

在媒体面前，我接受过无数次采访。但是，我这辈子仅仅面试过几次——1974年在苏格兰的女王公园队、1982年在狼队以及1983年在巴塞罗那。而我在女王公园队面试主教练一职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堪回首的。我当时完全没有准备，我既不知道我将会见到谁，也没有准备好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更不要说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列个清单了。因此当我到达面试现场时，我想我仅仅会见到俱乐部的主席。当看到庞大的面试官阵容时，我感到惊讶不已，其中还有曾跟我一起踢过球的队员。当时有12名面试官，我十分紧张，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整个面试期间，我都在试图证明我自己和我的履历，而并没有表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当我走出房间，就已经知道自己失败了并且非常沮丧。后来他们把教练一职给了戴夫·麦克帕兰德（Dave McParland），他后来在凯尔特人队成为乔克·斯坦的助理教练。

我逐渐发现面试或是跟其他俱乐部的领导见面是颇具启迪性的，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其他团队的风格和特点。我在狼队的面试可谓是令人惊讶的。此前，他们的行动让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但是当我来到酒店，我面对的是整个董事会，他们问我，如果我发现一名球员从球队的账户里拿走了5000英镑，我会怎么办。我想：“他们需要的不是一名教练，而是一名会计。”于是我立即返回了阿伯丁。

那时我还见到了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席欧文·史高拿（I r v i n g Scholar），他希望我能去担任主教练。但是当时托特纳姆热刺队有主教练——基夫·布坚素（Keith Burkinshaw），而我是绝对不会从别人那里抢工作的。

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我跟国际米兰主席马西莫·莫拉蒂（Massimo Moratti）的代表进行了一次会面。但是当他给我看球队计划买入和卖出的球员名单时，我放弃了这次合作。但是这也无妨，因为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劝说凯茜跟我一起搬去意大利的。

回想起来，是曼联队主教练的工作选择了我，而并没有经过正式面试，这多少有些奇怪，很少会有企业雇用一个他们未曾面试或是了解不深的人。但是在足球界却并非如此。当我接到曼联的电话时，这支球队正在甲级联赛的降级区徘徊，仿佛在跟灾难调情。此前，我跟球队的董事会有过短暂的接触，那是在1984年我帮助曼联队买入了阿伯丁队的中场球员戈登·斯特拉坎，当时这名球员已经决定转会去一家德国俱乐部。除了这次，还有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时在球场外跟博比·查尔顿的非常简短的谈话，但是我从未跟曼联队谈过主教练一职。最后我们在格拉斯哥城外的毕晓普布里格斯（Bishopbriggs）我妻子的妹妹家中见了面，那时我们谈了教练的收入状况。他们决定让我来曼联，而我也非常向往这份工作，尽管阿伯丁队的薪水更高，但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老特拉福德球场。

多年之后，我在面试桌的另一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我成为面试官而不是面试者。每当我进行面试时，我希望发现面试者有何雄心、他们是否只是把这份工作当作一块垫脚石。除了他们的素质和资历，我们还希望弄清楚他们的忠实程度。我所寻找的是热情、一种积极的态度、眼神的交流和个人的勇气。随着曼联越来越成功，我发现应聘者看到我时都很紧张。因此我会给他们倒杯茶，让他们放轻松些。我只想让他们足够放松，这样一来我便能了解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了。

在面试过程中，你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弄清楚一个人的性格，一些细节往往是很关键的。比如，正襟危坐、身体略微前倾的人是那些渴望有一个新开始的人。这看起来比那些傲慢自大、对所求职位不甚感兴趣的人要强得多。一些人在面试期间不敢提问题，这是很愚蠢的。面试应该是双向的，你需要知道你的老板能给你什么。我经常通过求职者的问题来对他们进行评价，他们的问题表达了其思维模式，表现出其经验水平和成熟程度。

在我执教曼联的26年里，最重要的面试是招聘助理教练。在曼联，我总共有过7位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布莱恩·基德、史蒂夫·麦克拉伦、吉姆·瑞恩（Jim Ryan）、卡洛斯·奎罗斯、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和迈克·费兰。在1998年，布莱恩·基德离开之后，我更加重视助理教练的面试，对整个面试过程也是一丝不苟。我们关注了不少人，但是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大卫·莫耶斯和史蒂夫·麦克拉伦身上。

当时35岁的大卫·莫耶斯正在执教普雷斯顿队。在我面试他时，他非常紧张，而且一脸严肃。而史蒂夫·麦克拉伦则跟他正好相反，他很欢快、很放松并且充满热情。他曾执教过牛津联队（Oxford United）和德比郡队（Derby County），两支球队的球员都很喜欢他，同时他还喜欢读书和观看足球和训练技巧的录像。在那时，麦克拉伦比莫耶斯在顶级足球赛事中更有经验，这是我选择他的原因。

面试卡洛斯·奎罗斯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一直以来，我都希望找一名会讲多门语言的外籍教练，帮助我跟外籍球员沟通。苏格兰前主教练安迪·罗克斯伯（Andy Roxburgh）向我推荐了奎罗斯，他当时是南非队的主教练。曼联队中的南非球员昆顿·福琼也对他赞赏有加。当奎罗斯来面试时，他几乎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此前从未见过他。面试那天他打扮得像要去结婚一样，而且从他的坐姿中我可以看出他非常渴望这份工作。他热情地看着我，我经常会注意观察人们是否会保持目光交流，因为这是对其自信心很好的测量。奎罗斯很有想法并且提出了很棒的问题，他经验丰富又充满热情，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雇用了他。

雷内·穆伦斯丁则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他对曼联的兴趣。他曾经执教过卡塔尔队，是托特纳姆热刺队和德比郡队的优秀球员戴夫·麦基（Dave Mackay）向我们推荐了他。2001年，他来到曼联求职时告诉我们，展示他才能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实际行动。于是我们跟他一起来到了训练场上，在那里他给几名年轻球员上了一节训练课，这节课也为他赢得了这个职位。

判断一名教练能否胜任与衡量一名球员的能力是不同的。对球员的评判证据来自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对一名16岁的中后卫进行面试，虽然能够让你对他的决心有所了解，但是对于他的足球水平却不得而知。弄清楚一名球员是否具有长期发展的韧性和毅力的唯一途径就是他在赛场上的表现。但你见到一位陌生人并希望对最关键的要素——他的性格进行评估，你也只是在推测而已。有时你是对的，有时却是错的。对性格的唯一检验方式是在流逝的岁月中观察他们做何表现，尤其是当他们经历不如意时或是从挫折中恢复时。而对这种表现做出最终评判的只有时光老人。

人际关系网

我有11个孙子和孙女，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网络使用者，他们经常使用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 或Twitter。在这些方面，无论是新潮的网络还是老式的网络，我都不擅长，但是我很推崇当今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你跟熟识的人打交道时，做出决定来会相对容易些。与观察陌生人相比，你更容易评估熟人的意见，权衡他们的判断。在我的教练和球员生涯中，那些最棒的职务任命往往都来自这种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中的推荐和评估。这种关系网并非我有意而为之，我从不刻意去培养关系或是讨好他人，指望他们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帮上忙或是起到某种作用。这种关系部分来自时光的流逝，部分来自你待人接物的方式，同时也来自相互作用。但是这种关系都是从家庭中开始的。

如果你的团队成员感觉到自己所在的团队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很高的忠诚度，而这往往体现在一些小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末，当我们规划卡灵顿的训练场时，建筑师和主席希望建两间独立的餐厅——一间供球员使用，另一间供员工使用。这也是我们的老训练场——克里夫训练场的模式，当时仅有球员和医务人员能够在餐厅用餐。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规划模式，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坐在一起。我希望年轻球员能够跟老队员和工作人员，包括洗衣工和球场管理员，一起吃饭并进行交流。如果一个年轻人能够跟吉格斯交谈，那是很棒的一件事。而且让所有的年轻球员都能够看到并融入一线球队也是大有裨益的，这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让他们心怀理想。

有时候如果我看见一位青训队的小球员自己在吃饭，我会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你需要让每个人都有种在家的感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对他们心慈手软，只是需要让他们有归属感。我这么做是因为受到了玛莎百货的影响。早在几十年前的困难时期，玛莎百货就会为员工提供免费午餐，因为很多人都不吃午餐，把钱省下来补贴家用。身为一名教练，参与其中可能会有些奇怪新训练场地的餐厅布局，但是当我想到这样做所能营造出的俱乐部氛围和对员工及球员间的互动产生的积极作用，我认为再怎么强调这种小变动的重要性也不为过。

当然，关于人际关系也有更令人瞩目的例子。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发现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卡洛斯·奎罗斯出生于莫桑比克，那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他给我当了5年的助理教练。他建议我跟里斯本竞技队（Sporting Lisbon）建立联系，因为他们很擅长开发年轻球员。我们都很喜欢奎罗斯，而这看起来也确实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开始交换教练，以便让他们体会不同的阵容。2001年，我们派吉姆·瑞恩去里斯本竞技，他已经在曼联教练组工作了21年。那时，他在里斯本青年队发现了一名16岁的小球员，他就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我们跟里斯本竞技的协议中包括在2003年8月他们的新体育馆落成典礼上踢一场表演赛。于是在那年夏天，我们从美国度完假直接飞去了葡萄牙。在典礼的前一天，C罗的经纪人豪尔赫·门德斯（Jorge Mendes）告诉我皇家马德里和阿森纳都希望得到C罗。这次简短的小对话简直是太及时了，因为第二天在赛场上C罗的表现简直令人倾倒。半场休息时，我让我们的器械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去联系当时曼联的CEO彼得·肯扬，并告诉他如果不能签下C罗，我们就不走了。我们与C罗、豪尔赫·门德斯以及里斯本竞技队的主席进行协商，最终以1224万英镑的价格成交。第二天我们安排了包机，把C罗的母亲和妹妹、经纪人和律师都接到了曼彻斯特。然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卡洛斯·奎罗斯营造的人际关系网，使得C罗能为曼联效力6年，此后他也实现了自己毕生的梦想——加盟皇家马德里队，皇马以8000万英镑的天价买下了这位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

我们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在情报网络中也是功不可没。我经常可以从吉格斯、斯科尔斯、内维尔和费迪南德那里得到宝贵的意见，他们可以告诉我关于其他顶级球队中我们所关注并考虑签约的队员的情况。他们都清楚曼联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他们对于英格兰球员总能做出一针见血的评价，因此我经常问他们我是否该注意些什么。我也经常询问那些来自英格兰队的球员，看他们是否能推荐一些适合曼联队的优秀球员。2006年，我通过这一途径从托特纳姆热刺队签下了迈克尔·卡里克（Michael Carrick）。

队员们还会努力帮助我签下那些他们认识的有前途的球员。吉格斯竭力说服我签下他的威尔士老乡——卡迪夫城的阿隆·拉姆齐（Aaron Ramsey）。但是当我们决定签下拉姆齐时已经太迟了，我从卡迪夫队主教练达夫·琼斯（Dave Jones）处得知，拉姆齐本来是希望转会去曼联的，但是温格让他改变了心意，并让他相信自己的命运属于酋长球场（Emirates）。若干年后，我报了一箭之仇。当时富勒姆队的主教练罗伊·霍奇森（Roy Hodgson）帮助我们从阿森纳挖来了后卫队员克里斯·斯莫林（Chris Smalling）。

良好的人际关系网的意义不仅限于当前从一线球队招募球员，人们总是很容易忘记那些已经离开团队的人，而且因为他们已经退役或是已经过了高产的年龄，认为他们一无是处。而事实恰好相反。如果一个团队和这些人相处得不错，他们总是会在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对球队充满感情并且非常乐意为球队帮忙。我们在曼联就做了这样的尝试——部分原因是受到了我在拜仁慕尼黑见闻的启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向马丁·爱德华兹提出建议，希望曼联能够效仿拜仁，进一步开发我们那些伟大球员的才能。因为他们很熟悉曼联队、明白我们代表着什么、懂得我们对于卓越的追求并且有足够的身份和声望发挥楷模的作用。拜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那些最伟大的球员也正在有效地管理着球队。

但是我始终无法说服马丁，让他意识到这样做的好处，我想他可能怀疑我是在尝试重组董事会。因此，他也只是耍耍嘴皮子，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让曼联前球员，如诺曼·怀特塞德、帕迪·克雷兰德（Paddy Crerand）和威尔夫·麦克吉尼斯在主场比赛结束后的午餐或晚餐上取悦一下球迷。

当大卫·吉尔成为CEO之后，他很乐意采纳我的想法，因为我希望使用一些曼联前球员来分担俱乐部商务部的负担。目前有许多曼联前球员正在俱乐部中从事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显然，博比·查尔顿先生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人物，他从1984年起就开始担任球队董事，而且在吉格斯打破他的纪录之前，曾经在长达3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代表曼联参赛次数最多的球员。但同时还有其他球员在担任俱乐部的形象大使，他们会进行一些巡演或是花些时间来取悦我们的商业赞助商，因此我们也留住了这些球员。曼联队一些最伟大的球员都做过这样的工作，比如彼得·舒梅切尔、安迪·科尔、德怀特·约克、布莱恩·罗布森、丹尼斯·劳和近来的朴智星；他们为我和其他管理人员分担了很多。

也许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带来的最大收益便是将前任球员编入教练组。这是保证球队传承和优秀的绝妙之举，因为这些球员都曾品尝过重大胜利的滋味，也知道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年里，有许多曼联前任球员都参与到了教练组中来，比如布莱恩·麦克莱尔、吉姆·瑞恩、迈克·费兰和保罗·麦克吉尼斯。吉格斯则是当今的佼佼者，他现在是路易斯·范加尔的助理教练，尼基·巴特现在帮助训练预备队球员，而保罗·斯科尔斯也返回了球队，在吉格斯担任临时主教练时斯科尔斯是其助理教练。同样，我们也会努力支持那些前任球员。比如，当布莱恩·罗布森被米德尔斯堡解雇后，我邀请他来到了曼联协助训练，以此让他继续自己的足球生涯。

如果多年以后曼联队现在的伟大球员也拥有了自己的管理风格并且返回俱乐部继续为球队效力，那么可以说我成功地将拜仁的这一套路挪用到了曼联。

同时我还会确保球队的人际关系网络延伸到我们的支持者中去。正如我希望知道更衣室里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也希望知道那些球队的长期支持者的观点。在这方面，我很信赖3个人，他们是诺曼·威廉姆斯（Norman Williams）、吉姆·肯威（Jim Kenway）和比尔·麦克格尔（Bill McGurr）。每周一和周五我都会邀请他们来观看我们的训练，因为我知道他们会非常用心地观看、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媒体守口如瓶。在球员们做热身运动时我经常会和他们交谈，因为他们仿佛就是球队的核心和灵魂而且从不闪烁其词，这让我触动很深。每个大型俱乐部的支持者总会分成几个派系，他们担心着这样那样的事情，而我喜欢了解他们所担心的任何事情。2011年，我们从切尔西手中夺过了英超冠军之后，诺曼·威廉姆斯来到球队道贺并向每一名球员表示谢意。当时他已经80多岁了，曼联队就是他的生命——后来我感觉曼联这次夺冠让他的生命变得圆满。他当然也对球员们说了很多，他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你们就是我活着的理由。”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他与世长辞了。

说来也奇怪，在我的人际关系网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其他教练。每当我让其他教练对我准备签约的球员进行评估时，他们总会坦诚相告。1989年的一天，我去找约翰·莱尔，向他询问关于保罗·因斯的情况，因为他曾经在西汉姆联队执教过因斯。莱尔对因斯大加赞赏，后来保罗·因斯代表曼联出赛281场并代表英格兰出赛53场。2010年，我曾经考虑过签下马里奥·巴洛特利（Mario Balotelli），那是一名天赋异禀却也颇受争议的意大利前锋。我向几位意大利的联系人咨询了他的情况，但是得到的反馈证明签下他的话，球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我不知道其他领域是否也会有这种坦诚的、专业的建议，但是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作为回报，当其他教练向我询问对某一名球员的看法时，我也会直言不讳地坦诚相告。

虽然其他教练可能会让我跟一些球员失之交臂，但是有时在我做决定时，他们也能帮助我下决心。1991年，我希望增强球队的后防线，因为当时史蒂夫·布鲁斯已经30岁了，并且经常受到伤病困扰。我们听闻埃弗顿队想要购买在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踢球的保罗·帕克（Paul Parker），于是我打电话给该俱乐部的前教练吉姆·史密斯，以征求他的意见。他毫不含糊地对我说：“签下他吧，他速度快，防守强，而且伤病好得很快，简直就像一只罗特韦尔犬。”帕克后来确实去了一趟埃弗顿，但是我们想方设法在当天下午把他吸引到了老特拉福德球场。我带他去场地里随便看看，当看到很多曼联的支持者坐在看台上，仅仅是为了来看看草坪的长势时，他惊讶不已。也正是在那天下午，他跟我们签了合同，并且为曼联打了146场比赛。若不是受到伤病困扰，他本能打更多比赛的。

每当有其他教练给我打电话咨询类似的问题时，或是问我他们是否应该接受某个俱乐部的职位时，我总是报以同样的热情。在足球界，教练之间有着一种古怪的同志之爱，他们惺惺相惜。在周六的下午或是周三的晚上，我们可能会在球场上拼个你死我活，在磋商中也会试图击败对方。但是也许正是因为我们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每当有人陷入困境时，其他人总是会向他伸出援手。这是我在苏格兰时学到的，当最终我有机会继续发扬这种传统时，我也努力去做了。

当我打电话给乔克·斯坦让他帮忙或是问他能否帮我搞到某些比赛的门票时，他经常会说：“我尽力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方式。想要对他人的烦恼置之不理很简单，但是如果你肯花时间去帮助他们的话，对你是大有裨益的。1978年，在我执教圣米伦队时，我们在优胜杯决赛上输给了基尔马诺克队；第二天早上在我备感沮丧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流浪者队的主教练乔克·华莱士，他希望我能振作起来。因此，数十年后当一名记者打电话告诉我说牛津联队的主教练克里斯·怀尔德与俱乐部主席之间有很多矛盾时，我就本能地想去帮助他。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克里斯·怀尔德，之后我们在电话中进行过多次交流。我还会经常和史蒂夫·布鲁斯交谈。在过去的10年中，我曾经与阿兰·帕杜（Alan Pardew）、肖恩·戴彻（Sean Dyche）和尼尔·列农（Neil Lennon）交谈过。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充满着智慧和好心情，更有彼此的同情之心——也是我一直以来珍视的关系网络。任何一名教练在需要做出重要决定时总是会感到孤单。虽然他可以与自己的工作人员进行讨论，但是最终他还是要一个人做出决定。我知道他们的感受，因为我们同为英超联赛的教练，需要不断承受压力，而他人也会与我们保持距离——因为他们或是把我们看作是残次品，或是不想介入其中。因此每当这些教练身陷窘境，无论是以哪种方式，只要我能帮得上忙，我都是乐意之至的。

炒鱿鱼

人们都不应该看足球去学习炒别人鱿鱼的经验，那太可怕了。我第一次尝到那个滋味是在流浪者足球俱乐部，那是1967年，他们解雇了俱乐部的经理斯科特·西蒙。他在那里待了13年，为俱乐部赢得了15次奖项，而且一直表现得非常忠诚。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俱乐部的董事长，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伙计，他派了一名80岁的会计师告知西蒙他被解雇了。这真是难以置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另一个朋友约翰·莱尔身上。作为球员和经理，他把人生的34个年华都奉献给了西汉姆联队。他的回报呢？他在1989年被解雇时，老东家甚至没有礼节性地为他的忠诚表示一声感谢。我永远也忘不了凯尔特人董事会对待为球队奉献了13年的乔克·斯坦的那种低劣的方式——在那个时代，苏格兰足球要比英格兰强得多——在此期间，他带领球队夺得了1次欧洲冠军杯冠军、10个苏格兰超级联赛冠军、8个苏格兰足总杯冠军和6个苏格兰联赛杯冠军。

2011年，切尔西队几周前就已败给了曼联足球俱乐部，并与纽卡斯尔联队打了个平手，而在切尔西败给了埃弗顿队之后，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h）就残忍地炒掉了卡尔洛·安切洛蒂。卡尔洛曾在前一年（2009—2010赛季）为切尔西赢得了英超冠军和足总杯冠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主教练仅有5人。卡尔洛一直保持着冷静，没有中伤过阿布拉莫维奇，他的表现堪称完美。我觉得，如果我处于他的位置，可能不会有同样的表现。

大多数足球教练受到的对待毫无尊严可言，一些老板甚至没有出于礼节与他们亲自谈话。他们打一通电话，甚至发一条短信就把别人给炒了，或者找一个代理人，比如会计师，去传达解雇的消息，而解雇的理由往往荒唐可笑。一位足球教练被炒了鱿鱼，就因为他禁止俱乐部主席的妻子进入球员更衣室。2009年，马克·休斯被曼城解雇了，当时他正在重组曼城队。这样的事在足球俱乐部每周都会发生，而这只是这种愚蠢行为中一个鲜明的例子。

我总觉得很难开除自己喜欢的人。哈利·麦克沙恩（Harry McShane）是一位球探，大约85岁，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与曼联建立关系了。一开始他是一名球员，之后当了球探（同时也在运动场上当解说员）。后来他到了需要一副拐杖才能四处走动的地步。莱斯·克肖，我们的青年队教练，想让我去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于是我请哈利吃午饭，试图对他说辞职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要干什么，也没让我好过。他一直在说：“哎，继续啊。你想说什么呀？”而我就是无法让自己炒他的鱿鱼，最后反而临阵逃避。我告诉他，我们会继续付给他薪水，但希望变更他的角色，他可以来看球队主力阵容的比赛，并给我提供一些建议。

虽然我们卖出过不少球员，也给很多球员自由转会的机会，我真正辞退的球员并不多。我曾经同意曼联队的一位医生去另一个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当他打算延长他在别处的工作时间时，我感觉到自己必须采取行动了。因为我感觉很失望，他背叛了我对他的信任，于是我炒掉了他。但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大部分的情况下几乎没有球员或员工会感受到屈从于我的权威。每当有球员离开，特别是那些球队的主力球员，即使他们的离去已经有了先兆，还是会让人百感交集的。有时他们的离去是很突然的，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是这种情况不会经常发生。2005年基恩在曼联效力了12年之后决定离开，情况便是如此。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球员时，我小心地赞赏了他对球队的贡献，并且告诉大家，每当他们提起基恩时一定要记住这些成就。

到目前为止，与年轻人之间的谈话总是最困难的。从坐在父亲的膝盖上看电视里的足球赛的时期起，他们就一直梦想着在英超踢球，但是要步入老特拉福德的球场，他们就不够优秀了。从我开始当教练的那一刻起，我就惧怕这种事情。在圣米伦队，我决定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儿，于是同时向5个男孩传达了同样的信息，其中一个人当场就哭了起来。我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我让自己轻松一点儿，但会让他们难过许多。无论是在圣米伦、阿伯丁，还是在曼联，他们听到的唯一信息就是我不会雇用他们。与卖出曾有机会展示自身价值的大多数主力队员们相比，告诉那些小伙子这种消息要难得多。这些男孩，还有他们的家人，通常都是放弃一切去追求他们的梦想。老天知道，那些父母陪他们的儿子练过多少次球，踢过多少场比赛。上帝知道，他们有多少次忍受着凄风冷雨在别人早已忘记的一场比赛中为他们的儿子欢呼喝彩。我觉得，我所做的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一样残酷，非常常见的情况是，父母和孩子3个人都突然大哭起来。我会努力地安慰他们，解释说这个孩子有足够的天分在足球界成就他的人生，而曼联大概是最难进的足球俱乐部，仅仅因为他没有被曼联签下并不意味着他在足球赛场的未来之门就此关闭。

球员被曼联放走之后茁壮发展的例子有很多，有时我会用到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的案例。在我到曼联前不久，曼联让他自由转会，但他后来成了英格兰队的主帅。与普拉特情况类似的人还有很多。罗比·萨维奇（Robbie Savage）从未进入过曼联的一线阵容，但是他后来去了克鲁队（Crewe Alexandra），3年之后便代表莱斯特城队（Leicester City）参加了英超联赛。英超中还有很多球员都在曼联效力过，比如莱恩·肖克洛斯（Ryan Shawcross）、菲尔·巴德斯利（Phil Bardsley）和基兰·理查德森（Kieran Richardson）。如果一支团队能够为不适合自身要求的球员谋一个好的出路，那也能充分说明这支团队的品质。

如果球员在他们职业生涯的鼎盛期一直没有寻找新的足球俱乐部，那他们从曼联转会的消息听起来就无异于他们被炒鱿鱼了。有时，一个新球员的到来，无论他是小年轻，还是花钱请来的，他开始在一线阵容的11个人中博得一个站位，也预示他将接替曾拥有这个位置的小伙子。虽然某些球员的离开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还是希望为从曼联转会走的球员觅得一个好的归宿。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那些离开曼联的球员重新回到赛场上。我和我的助理教练们会打电话为这些孩子联系新的球队，为他们创造机会。而其他俱乐部也会定期跟我们联系，询问我们对于这些年轻球员的计划。结果就是，当我们向这些球员发出辞呈时，他们已经有了新的选择。我很清楚这些年轻人以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他们以前在75，000人面前比赛，享受着唾手可得的最好的训练设施，以后却要步入一个小得多的舞台。从此他们将在15，000人面前比赛，从各大报纸的尾版中消失，领着要少得多的薪水，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告别了顶尖球队，这些都是何其残酷的改变！这会摧毁他们的灵魂。

炒别人鱿鱼，不管他们的年龄是老是少，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逐渐明白了，请某人出去吃个饭，或送他妻子一盒巧克力或鲜花，以此来旁敲侧击，试图缓和解雇这个消息带来的冲击，这些都是徒劳的，这些伎俩不会改变解雇的信息。你要解雇某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坦诚相告。

第七章　专注

无论是在阿伯丁还是在曼联，只要阵容上没问题，我通常会把失败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归结于：我们没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对手做了什么。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对待失望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占据着主动，还可以改进。

时间

我父亲总是说：“不要撒谎，不要行窃，凡事早点儿到。”我不能容忍迟到。开会时我一向去得很早。我也总是第一个进入工作状态的。这是我的本能。我很早就起床了，因此早点儿去上班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我记得曾经跟宇舶表的CEO让-克劳德·比弗（Jean-Claude Biver）交流过。他告诉我，当他在欧米茄工作时，面试他的人要求他早上5点去。在面试过程中，他问面试官为什么要求他来这么早，当时天还没亮。面试官说：“我每天早上5点就会起床，因此我领先所有人3个小时。当你还在睡觉时，我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也有点儿这种感觉。

年轻人总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全部的时间。如果你是一个刚过了10岁生日的男孩，你的11岁生日看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那是因为你即将度过的一年占你在这个世界上度过的时间的10%。然而当你50岁时，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了，因为距离你51岁生日的这一年时间仅占你度过的时光的2%。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变得更加丰富，你开始知道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你逐渐认识到一小时——或是一个周末——如果浪费了的话，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在我十几岁时我之所以每天都在挤时间，部分原因是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有两份工作。当时我是一名制造工具的学徒，这意味着我早上6：45就需要出门，在7：40时把考勤卡放进打卡钟。工作完之后或是在周末，跟其他的去酒吧或是打斯诺克的学徒不一样，我会去踢足球。当我在圣庄士东训练时，我通常会练习两个半小时，直到凌晨一点才能到家。我每周去3次，每次都需要乘坐公交车、火车和电车。

当球员退役后成为教练，他们通常会受到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冲击。其中一件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每天的工作时间。作为一名现代球员，除非是大赛前夕，否则每天吃完午饭，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大部分的球员就会回到家里进行放松，与各种电子产品为伴。当你成为一名教练时，你会发现三件事——总有做不完的任务和需要关注的人，每一天都停不下来并且时间永远都不够用。

在我刚开始执教时，我不知道如何规划我的时间，那时的我很可悲。我会尽力做好每一件事。令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的是——当我1974年成为圣米伦队的教练时——我还在经营着两个酒吧，而这两个地方相距3英里。Fergie’s酒吧在Kinning公园，靠近戈万，而Shaws酒吧则在布里奇顿。我之所以涉足酒吧行业，是因为在东斯特灵郡队的兼职工作并不足以养活一个年轻的家庭。虽然圣米伦队给我发工资，但是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当时在俱乐部工作时不经营那两家酒吧，我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儿。

执教圣米伦队和经营酒吧这两项工作意味着我只有在偶尔送孩子们上学时才能跟他们见面，而我们一家在一起团聚的时间也仅有周日的几个小时。当我开始执教阿伯丁队时，我卖掉了酒吧，因为我希望全身心投入在足球上。在阿伯丁时期，我每天要工作12到14个小时，而且即使是回了家，我也不会停止工作，我会打电话给球探、教练和球员。或许我每周的工作时间比我父亲还要长，但是我并无怨言。因为他的工作比我做过的任何工作都艰苦得多。

来到曼联之后，虽然工作量更大，但是我依然坚持类似的每日和每周的工作节奏。每天早上7点，我就会来到球场，边喝茶边散步。我会把上午8点到9点之间的时间留出来，以便在有人要见我时——教练、队医或是球员——我能够有时间。在9点左右，我们会去录像分析室，去观看编辑好的以前的比赛录像或是即将面对的对手的录像。我会在训练场上待上一整天，观看青训队的训练情况。在周一和周二，我在晚上9点左右到家。在周三，如果我们有比赛，我或是跟着队伍，或是去察看预备队、未来的对手或是我们感兴趣的球员。当曼联还在老训练场克里夫训练时，下午我会去老特拉福德球场做些文书工作，打打电话。因为卡灵顿训练基地为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因此在我们搬去那里之后，我早上会在那里办公。然而无论是在克里夫还是卡灵顿训练场，周五总是有所不同的。曼联队的CEO大卫·吉尔会来跟我见面，此后9点左右，我需要参加一场赛前的新闻发布会。

夜晚和假期也并非是神圣不可占用的。如果我在半夜醒来，我经常会悄悄地溜到楼上去书房看一场比赛。如果要我把这么理想的时光用来躺在床上努力入睡，这简直是没有意义的。我另外一种节约时间的方式就是从来不休假，尽管合同上我有休假的权利。从1995年起，每年我都会有5周的假期，但是如果不能工作的话，这段时间太漫长了。因此我通常每年只休2周，我会跟我的家人去西班牙内地和马略卡岛。直到我50多岁时，我才开始每年休3周。那时我的儿子们已经长大成人，开始了自己的生活，我和凯茜利用假期去过几趟美国。大约在15年前，我们开始去法国南部，我经常会在我下榻的酒店的餐厅与想要签约的球员见面。在那里可以欣赏到地中海和费拉角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在那里我未曾错过任何一名球员，他们都会在那里的角桌上签约。

伴随着我渐渐老去，有两件事情发生了。首先，我发现我的身体慢了下来，并且很难保持年轻时的那种精神头了。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教练时，我可以每天只睡4个小时，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觉越来越多了。因此我经常会回家睡上1小时然后再返回训练场。后来凯茜警告我说，我这么拼命地工作等于自杀。1985年在加的夫苏格兰对阵威尔士时，巨大的压力让乔克·斯坦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这对我来说也是极为痛苦的记忆，当时我是他的助理教练。于是我听从了凯茜的意见，同时开始培养足球以外的乐趣——赛马、红酒和读书。这些爱好都不是很耗时间，但是我很享受它们给我带来的消遣和与足球的距离。我经常会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打完欧洲冠军杯的第二天早上去纽马基特（Newmarket）观看驯马。那些个清晨是安静而又平和的，同时我还对这项运动的细微差别有了一定的认识。我不仅很喜欢品尝买来的美酒，同时还对酒的价格波动很感兴趣。这是很吸引人的，可以让我忘掉每天的烦恼。当我在玩牌或读书，或是浏览葡萄酒名录时，总会有一些有用的想法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肯定，在其他的领导者骑行时、修剪玫瑰时或是登山时，也会有类似的感觉。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些业余爱好是一种特效治疗，我还是经常会失眠，或是在半夜惊醒，脑海中全是和曼联相关的事情。

分心

我还没碰到过有哪个取得巨大成功的人，没有把自己封闭于其他人的需求之外，并且放弃消遣。我不是说完全痴迷于一个追求会带给人健康的生活方式，或是永恒的快乐。但是我只是无法想象，一个人如何能既渴望成为最优秀的人，同时又能平衡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两个天赋相同的人，那么如何安排他们的能力将会决定他们最终的成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善于不去理睬世界上的其他东西，那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培养他们的天赋，或者提高他们的团队。关于痴迷和投入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就是我的格拉斯哥老乡，诺茨郡队的教练吉米·瑟瑞尔。他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然而在他们结婚40年之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妻子突然去世了——享年60岁。吉米被摧毁了，他给两个孩子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然后，他没告诉他的球员，并在那天下午带领诺茨郡队1:1打平了西布罗姆维奇。

当你还在十几二十岁时，很容易集中精力于自己痴迷的事业——尤其是作为一名能够远离酒精和派对的足球运动员。一名16岁的天才球员也许会有一位临时的女友和几个好哥们儿，但是抛开这些，他的生命中只有足球。在他走路的时候每一刻想的都是足球，足球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梦魇。他所渴望的就是能够进入一线球队，代表国家队出战，打入制胜一球或是举起大力神杯。那种提高自己的渴望支配了一切。但是10年后，一切都不同了。他的名字可能每天都会出现在报纸上。他也许会有妻子和孩子。他也可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他想要在街上走走或去餐厅里坐坐，都总会有人来索要签名或合影。那时的他只有躲在自己的大宅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而对于知名度很高的俱乐部教练，情况亦是如此。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的妻子和儿子们没有因为我陪他们的时间很短而让我感到内疚，他们允许我的自私。我一直努力避免任何事情干扰到我的工作，除非家里发生了可怕的紧急事件，否则足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由于我经常不在家，因此凯茜一个人照顾我们的3个儿子。比如，我无法观看孩子们在学校的比赛，因为周末我的工作是待在阿伯丁队或曼联队。对于我来说，圣诞节假期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当时正值英格兰足球赛事最为繁忙的时期。那时，我根本不在意那个假期，但如今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显然我的家人赐给了我最为珍贵的礼物：他们赐予我的是可以痴迷于足球的时间。我永远无须处理丈夫和妻子之间普遍存在的紧张关系，或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紧张情绪，因为配偶和子女经常会感到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关心，他们还会把你当作一个确实存在，却又缺少感情沟通的家人。

当我来到曼联队时，我还未掌握排除干扰的艺术。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接受慈善晚宴的邀请或是出席俱乐部支持者们举行的活动。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开始的12年里，我会阅读收到的每一封信，有时候一周我会收到两三百封信。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认真对待这些信件，因为对不少来信者来说，曼联队是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收到的信中，有些人告诉我们他们家人逝世的消息，要求我们给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写封信。我们也收到过一些父母的来信，他们的孩子生病住院，想要一份签名。还有些人会要求我们写一段文字，用来在生日或婚礼上朗读。我曾经会精心地为他们回信。

我越来越擅长安排自己的时间。在我来到曼联不久，林恩·拉芬（Lyn Laffin）就成为我的助理，开始由他帮我拦下那些持续不断的电话，并由他来应付一些给我提供买卖球员建议或新的技战术的球迷。我从来就不习惯使用电子邮件，因此我也无须为这种持续不断的干扰而担心，要知道即使是最连贯的思路也会被电子邮件打乱。我在曼联度过的最后10年里，林恩几乎负责为我处理全部的联络工作，因为他熟悉我的行文方式，我需要做的就是批准和签字。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帮助我充分利用每一天。我从不接受午餐邀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赞助商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午宴和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年度足球午宴。因为这样一顿午宴，尤其是需要开车往返时，在不知不觉间就会花掉3个小时的时间。同时我还开始削减一些慈善活动。作为曼联队的主教练，总会有人希望你能出席。而我不愿意出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的年龄在增长，因为对一名65岁的人来说，午餐不再像35岁时那样轻松了。而且很多活动都只是仪式性的，比如会见赞助商、参加慈善活动和颁奖仪式。但是我总会参加英格兰足球联赛领队协会（LMA）的宴会，曼联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晚宴和我个人设立的慈善基金——伊丽莎白-哈迪-弗格森公益信托基金会（The Elizabeth Hardie Ferguson Charitable Trust）举办的活动。每当我的球员获得了英格兰PFA足球先生或金球奖，我也一定会出席他们的庆功宴。

早在我退休的10年前，我就不再参加俱乐部支持者们的宴会了。他们总是能折腾到很晚，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等着签名和合影。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领情面或是冷漠——因为曼联的支持者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我的任务是赢得奖杯，而不是签名，而且集中精力去夺冠也让我过得很舒服。对于去观摩哪支球队，我自己也有着严格的规定。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10年里，我只去观看我们在后面的赛事中即将对抗的球队。我的助理教练迈克·费兰会跟我一起乘坐包机前往目的地、一起用餐、观看比赛（并在比赛结束前10分钟离场），然后在凌晨一点返回曼彻斯特。这看起来是漫长的一天，但是这一天就像是我年轻时候的精简版。

我是逐渐学会如何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的，而我也希望我的所有球员都能领悟这种本领。十几二十岁的年轻球员通常脑海中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足球，而另一种则是属于人类的天性。曼彻斯特所有的夜总会都希望曼联的球员能够光临，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信息会迅速在年轻的姑娘们中传开。这些夜总会经常会给球员们发放特别通行证，这使得他们可以不用排队，免费入场。我从未遇到过哪个15岁的充满抱负的球员希望像个和尚一样生活。你不可能让一个男人彻底摆脱孩子气，尤其是年轻人。

然而那些顶级球员，尤其是将巅峰状态保持得最久的球员，他们往往是那些可以把自己封闭于他人要求之外的球员。这绝非巧合，其中C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初到曼联时，他跟母亲和姐姐生活在一起。也许他偶尔会出现在电视广告上或杂志封面上，在暑假中也会去逛逛洛杉矶的夜店。但是不要被这些所欺骗，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和自己的时间。

除了技术和名声之外，C罗——以及他这一代的球员——与我踢球那时相比，要面对更多的令人分心的事物。与50年前的球员相比，他们需要更多的自律来抵御外界的诱惑。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最让我分心的就是收音机、报纸和书籍，还有周日的教堂。我和父亲一起在收音机中收听拳击比赛——伦道夫·特平（Randolph Turpin）、舒格·雷·罗宾逊（Sugar Ray Robinson）以及乔·路易斯（Joe Louis）和泽西·乔·沃尔科特（Jersey Joe Walcott）的最终战。我们还会在周日收听音乐厅歌手罗尼·罗纳德（Ronnie Ronalde）或是智力问答Top of the Form节目。我们当地的电影院距离我家约有100码——因此去看看《泰山》和由巴斯特·克拉比（Buster Crabbe）主演的《飞侠哥顿》也是很不错的。然而除了这些，就只有街头的打斗、斯诺克台球、掷骰子和足球了。当时没有电话或者电视，更不要说有多达300个频道的60英寸大彩电了，也没有手机和数以百万计的应用程序、Facebook或因特网。

我一向很注意球员们所面临的压力以及会让他们分心的话语。英国球员始终让人担心的事情在于他们会酗酒和赌博。酗酒这一恶习毁掉了太多球员，而赌博就像是更衣室中的肿瘤。通常情况下，我对球员们的动向了如指掌，因为俱乐部的业主以及球迷们会打电话告诉我真相。至少对于我来说，国外球员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让人放心的。我们还努力让球员们不要乱花钱，但是只要你看看我们的停车场，就会知道我们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经常会有球员在博彩屋挥金如土，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还为此请来了一些财政顾问和律师为我们出谋划策。甚至曾经有人建议我们让那些考虑结婚的球员去苏格兰完婚，那里的婚姻法对丈夫更加有利。C罗也因此说过他以后会选择去苏格兰结婚。

很少有足球运动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书上，或是尝试在学校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这是事实，这也就是他们能够在足球场上取得成功的原因。当曼联青训队开始运营之后，规定的是每周12小时的学习时间和12小时的训练时间（包括比赛），然而在我看来此举有失平衡。我的任务是培养出足球队员。但是如果某位球员希望获得文凭——或是他的父母希望如此——那么我们俱乐部会支付这笔费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为这些男孩子希望成为足球运动员。我明白良好的教育经历带来的益处，也知道它能够为人们今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我同样也知道很多在25岁时就受伤的球员，或是那些在30多岁职业生涯就已经结束了的球员（尤其是那些低等级联赛的球员），他们没有能让自己在当今世界过上体面生活的教育经历、技能和金融储备。然而一名足球教练的工作不是确保一个男孩能在未来成为生物学家或是地球物理学者，或者为他足球生涯结束后的40或50年的生活做打算，足球教练的任务是确保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右后卫或是边锋。11名诺贝尔奖得主是无法获得足总杯冠军的。

对于我们的大儿子马克，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当初很可能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他曾经在阿伯丁的预备队中效力，但同时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兴趣。我跟凯茜都看得出对于是否走足球这条道路，他自己也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此我们非常小心，不强求他走我的道路，不对他施加任何压力。而事实上他选择不同的道路也无妨，他曾经就读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以及巴黎的欧洲大学（European University），并且对于投资界很感兴趣，在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5年之后，他帮助建立了世代投资管理公司（Generation Investment Management），这是一家在伦敦颇有名望的资金管理公司。

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我们的一名年轻球员的分数能够上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或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那肯定是极好的，但是我几乎可以断言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肯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提高球技进入一线阵容了。这将对他们作为一名足球员的动力产生莫大的影响。只有经验更丰富的球员能够做到这一点，文森特·孔帕尼（Vincent Kompany）是曼城队的队长，同时还在曼彻斯特商学院读书，他的事迹证明了这一点。在我执教曼联的这些年里，我想不起来有哪一名球员持有文凭。科林·默多克（Colin Murdock）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曾是曼联青训队的球员，但是没能够进入一线阵容，他在90年代中期为普雷斯顿队效力时从曼彻斯特城市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他是一个例外，但是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分心会让个人和集体承受巨大的代价，只有难以置信的纪律才能对其加以控制。在曼联队，商业部和业务部总会对球员进行这样那样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商业部负责拉动电视收入和赞助收入、出售贵宾席的门票、组织营利性活动，同时还要负责接待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带来的这些收入，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无从谈起，比如签下一些重要的球员、支付高昂的薪水、改善我们的训练设施或是租用私人飞机进行旅行或比赛。

赞助商们总是希望能跟球员们进行接触，而他们的要求简直是贪得无厌。随着电视收入不断提高，曼联队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我们的赞助商数量也飞速攀升。把球员从商业部的要求中保护起来是我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迈克·费兰是这方面的能手。商业部的伙伴们本能地希望能够给赞助商们提供曼联队的幕后消息，总是会想出各种各样的点子，不断地提出要求。迈克·费兰是我们的中间人，他会透露少量的信息，并顾及到每一个赞助商。他会确保在赛季开始前满足这些要求，此后我们便可以绷着脸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这使得我们能够在赛季进行中回绝各种要求。有些赞助商希望观看曼联的训练，这让我很反感，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谁在训练以及谁受伤了。因此我会把观看时间压缩到训练开始时的几分钟，或者在午餐时间安排几次见面会，并且在一个赛季内参加一到两次宴会。

曼联队一直都希望能够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每周五，球员们都需要为上百件衬衫签名，这些衬衫或是送给慈善机构，或是以拍卖的方式用于慈善行动。我们所支持的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机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我们在国外旅行时，我们会安排球员参观他们的工作。在泰国，我们会乘坐小艇走水路去学校看望那些从儿童卖淫场所中拯救出来的孩子，在南非，我们会去探望那些孤儿。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大开眼界的。但是我们所做的慈善工作大部分是在靠近家乡的地方，因为我们希望成为好公民，并希望证明我们在乎曼彻斯特周围的人民。2006年，我们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曼联基金会，由其来负责俱乐部的慈善事业——尤其是当地的学校和医院。我们的球员会去拜访学校，去病床前探望身染重病的儿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还是会对球员们严格要求，因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周六能够赢得比赛。即使你做了慈善，但是在比赛中丢掉了3分，球迷们还是不会承你的情的。

重大赛事期间往往令人分心的事情最多。1983年我带领阿伯丁队打进了欧洲优胜者杯的决赛时，开始对此初有体会。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球员们的妻子和女友们明白她们的角色。所以我开玩笑似的给她们每个人写了个备忘录，告诉她们有责任收拾好牙膏、毛毯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为去瑞典做好准备，并召集她们在皮托德里球场开会，会上将告诉她们其他需要做的事情。通过小道消息，我发现我的玩笑失败了。当我走进皮托德里球场的会议室，我看见的是一批沉默不语的球员的妻子。我为我那失败的玩笑道歉，并告诉她们我写的那个备忘录的本意是把她们召集在一起，然后为她们的丈夫或男友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赛事做准备，那也许是他们参加过的规模最为宏大的场合。我确保让这些球员的妻子明白，她们的任务就是让自己的丈夫或男友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并且无论如何，都绝不能做让自己丈夫或男友分心的事情。在我说完之后，我问她们还有没有问题。她们并无异议，她们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让丈夫或男友分心。

在机场会有蜂拥而至的粉丝团；而在球队下榻的酒店里，更是挤满了来索要签名的人。2009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对阵巴塞罗那队，我甚至要求酒店工作人员不要把酒店对球迷开放，因为我想远离那些喧嚣。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不去理会曼联队周围的吵闹声和是是非非。我经常会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其他教练组成员在说些什么，因为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了。每当大赛来临之际，我总会把自己封锁在自己的思路里。除非有人谈起了跟球队有关的事情，否则我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充耳不闻的。我只是想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那就是我的工作。每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时，凯茜总会说：“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讲话。”她说得一点儿没错。

有时那些让人分心的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我卷入的法律争端，当时我以非法解雇的罪名起诉圣米伦队。我当时也是感情用事，表现得很冲动，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我把每一分钟都用来思考如何帮助阿伯丁队夺冠，想必是更好的。

每当面临重大比赛，我都会告诉自己的球员“不要分心，专注地去比赛”。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无所谓的东西形成干扰：乐队、比赛前的演出、新的队服以及远道而来满怀希望的球迷们。1990年，我首次带领曼联队在温布利球场（Wembley）进行冠军的争夺。周六晚上，我兴奋得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被周围的事物分了心。我也像别人一样带着自己的球队去视察球场。那天酷暑难当，我和队员们穿着队服就像被烤熟了一样，我这时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愚蠢，球员都开始脱水了。对球场进行视察并不能影响到比赛结果，因此我让大家都回了更衣室。享受总决赛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赢得冠军。没有人会记得失败者。

失败

当你遇见一位成功人士时，你无法想象他们曾经失败过。当年看到一位体育明星，如罗杰·费德勒、塞雷娜·威廉姆斯，抑或是年代更为久远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和斯特林·莫斯（Stirling Moss），你无法想象他们作为失败者时的样子。各行各业皆是如此，那些取得巨大成就的人会把自己的奖杯展示给他人。如果我正在欣赏一幅著名的曼彻斯特画家L.S.劳瑞（L.S.Lowry）的作品，他的作品擅长表现城市工业生活阴冷的一面，我很难想象他会有一幅失败的作品。或者，当你阅读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关于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的书籍时，你很难想象他担心自己的某一段文字没有字斟句酌。但是我们都经历过失败。失败让一些人一蹶不振，同时却激励了其他人。我下决心避免失败，也正是这一点刺激着我取得成功。

1969年离开流浪者队时，我若是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失败者也是无可厚非的。我体验过足球顶级赛事的味道，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永远都不是教练手中的王牌，2年后我就转会了。而那时我的抽屉里只有一块银牌。这块奖牌来自1967—1968赛季的苏格兰联赛杯，我们在总决赛上输给了阿伯丁队，最终功亏一篑。因此，后来我转会到福尔柯克队时，我本来可能表现得自怨自艾，但是我决心不能被此吓倒。

在我看来，跟我在阿伯丁队和曼联队一起工作过的人们也都以这样的积极态度面对失败。对我来说，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伤停补时的那101秒钟就是对我生活态度的写照。当时曼联队利用这101秒的时间，在0:1的情况下反超拜仁慕尼黑，以2:1的比分赢得了冠军。当时印着拜仁队图案的绶带已经绑在了奖杯上，为胜利做好了庆祝的准备。欧洲足联主席也已经把奖杯发给拜仁队了，然而我们永不放弃的精神让那绶带成为曼联的红色。

9年后，2008年我们再次备战欧冠决赛时，我让球员们观看了1999年那场比赛最后3分钟的录像，就是为了向他们强调永远不要认输。对于我来说，只要活着就不会认输。

当我开始执教生涯时，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曼联队的主帅，我想的就是生存下去。每当我加入一个俱乐部——东斯特灵郡队、圣米伦队和阿伯丁队——我都会这么想。“我在这里是不会失败的。”这是鞭策我的动力之一。我一直很害怕丢脸，而在我的脑海深处总是会对其念念不忘。我经常会默默地对自己说：“不要失败！”当我成为东斯特灵郡队的教练时，我的资历也仅仅是当过几年球员、获得了教练资格以及可以下决断，其他的我一无所知。就在4个星期前，我还是一名32岁的球员，突然之间我就成了教练，虽然我只是个兼职教练，也只是为了生活下去。来到圣米伦队之后，我初次体验到了管理带来的成功，那时我总感觉自己如果去了阿伯丁队会有更好的表现。在阿伯丁队时，我首次担任全职教练，这支队伍拥有获得成功的必要元素——那是一支由当地球员组成的球队，有一个好的老板、不错的训练设施和一批健康的球员。

直到我在阿伯丁执教的后期，我才开始为自己制订未来的规划。在此之前，我所做的就是专注于生存下去，避免失败。凯尔特人队在1966—1967赛季取得了5个冠军头衔，这简直就是奇迹和神话。即使曼联队处于巅峰状态时，对失败的惧怕和对完美的追求仍驱使着我继续向前。虽然我帮助曼联在展柜里放满了冠军奖杯，但是我始终未能让曼联像2003—2004赛季的阿森纳一样在整个赛季都保持全胜。失败的经历，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人如何对失败做出反应，是塑造成功者不可或缺的要素。

比赛前，我的胃里总是翻江倒海的，我始终无法改变这一点，我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记得在流浪者队踢球时总是非常紧张，因为我从未感觉到教练信任我，而且我感觉总是需要证明自己在球队中的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奖杯陈列柜中有多少奖杯，伴随着与日俱增的压力和期望，这种感觉反而更糟了。每当我们去安菲尔德球场对阵利物浦队，我都会心神不安。

最糟的时间段往往在赛前和热身阶段，我讨厌那个时间。如果我们的比赛在下午3点开始，我会在1：15至1：45之间对球队进行训话。在我讲完之后，我就会离开，给他们一个自己的空间。因为我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而出场前几分钟的喋喋不休会让球员感觉自己没有得到教练的信任。2点时我的助理教练会把出场队员名单交给裁判员，届时我们也将知道对手的首发阵容。接着球员们就会去做热身活动，2：15的时候更衣室就空无一人了。对于接下来的30分钟时间，我简直厌恶至极，这段时间太漫长了。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待在更衣室，而墙上钟表的指针似乎也已经停了下来。

在赛前的热身时间，如果是主场作战，我通常会待在办公室里看赛程或是在电视上看看赛马。有时我也会四处走走，找人说说话。有时还会有其他教练来访，跟我喝杯茶。而在我们客场作战时，这种孤单的感觉显得更糟糕，因为没有办公室供我来当避难所。那时，我通常会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我认为，特别是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对于失败的担忧，而是重大赛事所带来的恐惧、不安和不确定性。而当你指望别人来完成你的愿望时，这种感觉会愈演愈烈。我可以肯定其他领导者也经历过类似的感受，无论他们是多么老成世故，在别人看来是多么身家显赫。

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在看台上或是在电视里观看曼联队比赛时，胃中还是会隐隐作痛。我从未尝试摆脱这种感觉。也许有的人在大赛前或是重要的场合前会通过深呼吸或是少量的威士忌调节紧张情绪，但是我从来不这样做。我只是把那挥之不去的紧张感当成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它伴随着我的一生，看起来我似乎是因为没有做好准备才会感到焦虑——但事实上这代表了我对成功的渴望——从未消失。

有一句格言说：与成功相比，失败教给你的更多。这一点对我来说一点儿不假。虽然我经常会说，我从不向后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不会因为失败而对球员们喋喋不休，我当然也会掩饰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私底下，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仔细观看我们输掉的比赛。事实上，如果哪个赛季我们与本应夺取的冠军失之交臂，我总会在暑假期间仔细思考其原因。借此，在下个赛季开始前，我就能够做出改变。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我也屡尝败绩。从1974年8月10日我开始执教东斯特灵郡队起，到2013年5月19日我最后一次带领曼联队参加比赛为止，其间我的球队大约每10场比赛就会输2场。此外还有很多在我看来比输球还要糟糕的平局，因此我有很多从失败和逆境中学习的机会。虽然我不会对数据念念不忘，但是我作为主教练，赢得比赛的概率也仅仅不到60%。在曼联队状态最好的赛季里，我们赢得比赛的概率是72%。

我们有时也会遭遇非常惨痛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感觉——比如1996—1997赛季的英超联赛中，我们连续以0:5和3:6输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和南安普顿队。我实在想不起我们还有哪两场比赛连续丢了11个球。1995年，我们在一周之内丢掉了英超冠军和足总杯冠军——分别输给了布莱克本流浪者队和埃弗顿队。然而我从不认为自己面对的挫折能够跟2002年的勒沃库森（Bayer Leverkusen）遇到的困境相比。当时他们一口气丢掉了三个冠军——德甲、德国杯和欧洲冠军杯。那可不是吃几片阿司匹林就能治好的。

无论是在阿伯丁还是在曼联，只要阵容上没问题，我通常会把失败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归结于：我们没能做到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对手做了什么。我发现这是一种很好的对待失望的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还占据着主动，还可以改进。每一次失败都能够让我成为更优秀的教练。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失败让我变得更强大。我想有时我想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而有时我也会有报复心理。在1993—1994赛季结束后，如果有哪一年我们没能够夺得英超冠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失败。在我生命中的某些时刻，对成功的渴望和需要压倒了对失败的恐惧。胜利事关我们的荣耀，无论是我们的一线阵容还是预备队。失败是一种强有力的管理工具，前提是不要让失败成为一种习惯。这一理念贯穿我的整个教练生涯。2012年，我们在英超联赛的决赛中功败垂成，输给了曼城队。而当时我们在光明球场（Stadium of Light）（这球场的名字在当时真的是不合时宜）遭遇了桑德兰死忠粉丝种种恶劣的嘲讽。当我们回到更衣室之后，我告诉所有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此后每当他们来桑德兰比赛时都不要忘记他们今天所遭遇的一切。他们也确实牢记在心了。就在下一个赛季，我们在同一个球场以1:0击败了对手。

失败从来没有真正击败过我，虽然我也清楚，鉴于自己已经退休，掩盖过去是很容易的事情。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自2008年起的后4年中，我们总共3次打入欧洲冠军杯决赛，但是仅仅赢得了一次冠军。因此，虽然我有过那一次的兴高采烈，却也经历了两次的失落。当然还有令人沮丧至极的时刻。1989年10月，在赛季中期，曼联队前往迈克蒂安米德公园球场（McDiarmid Park）和圣庄士东队踢友谊赛，庆祝他们的新球场建成。我们虽然以1:0获胜，但是球员们的表现令我感到悲哀。赛后我回到了酒店的房间，真想赶紧逃走。这时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敲门让我去参加为球队举办的招待会。当时我躺在床上对他说：“我不去了。我无法面对这些球员，他们的表现太差了。”但是阿基说的是对的，过了一会儿，我也确实勉强走下楼去参加了招待会，虽然当时我的脸色并不好看。还有几次失利让我印象很深。1979—1980年的苏格兰联赛杯上，阿伯丁队输给了邓迪联队，赛后我无法入眠。而1989年曼联1:5不敌曼城队那场比赛之后，我回家倒头就睡了。最惨痛的两次失利则都来自欧洲冠军杯——1997年对阵多特蒙德和2013年对阵皇家马德里。这两场失利甚至比1996年0:5被纽卡斯尔联队羞辱、1999年0:5被切尔西完胜以及1991年被谢菲尔德星期三队（Sheffield Wednesday）夺走英格兰联赛杯冠军还要痛苦。

如果我知道我们会失败，我总是努力确保我们不会被打得粉碎，因为这会影响士气。2011年10月我们主场对阵曼城队，结果以1:6惨败。这是22年来我们在对阵这支同城球队时最惨痛的一次失利，也是1955年以来我们在英超联赛中比分最悬殊的一次失利，1955年曼联以0:5输给了曼城。然而讽刺的是，我们赢得了两队之间的大部分的对决。在那场比赛里，曼城队在中场休息前后分别打进1粒入球，虽然后来我们一度将比分追到1:3，但是在比赛的最后13分钟我们又连丢3球。现在想来，当初我们要是能严防死守，能把比分控制在1:3就好了。这样既能避免可怕的报纸头条带来的尴尬，也能让曼彻斯特另一端的欢呼声不让我们那么难堪。而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我们因为净胜球而把冠军奖杯拱手让给了曼城，这使得那一次的比分更加让人痛苦。

在比赛失利后应付媒体绝非易事。我可能会对球队进行一些整体评价，但是我会尽量避免对某一名球员进行批判；当然我也清楚地记得2012年联赛杯上我们以4:5输给切尔西之后，我说了些纳尼的坏话，我至今仍很后悔。如果一名射手错过了一次进球良机，或是有一次致命的回传球，或是守门员走神了，球员会对自己犯的错误一清二楚。很多优秀的球员就是他们自己最严厉的批评家，他们无须再从周日的报纸上看到我的批评之词了，那一点儿用也没有。我通常会将记者们的注意力从球队和球员身上转移开，指责对手的技战术或是裁判的判罚。我总能为我们的失败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我们开脱，但是我心里很明白，失败的原因全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每当球队面临灾难时，我总是希望能够成为球员们的保护伞。

一次重大的失利或打击可能会使整支团队遭受重创。这会动摇他们的信心，如果你不能谨慎处理，这一影响将会始终困扰团队。每当我们在重大比赛中失利，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已经表现得不错了，那么在赛后我会很少说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听得进去。你可以说些悄悄话，但是球员们只会当作耳边风。因此我只是来回走走，拍拍他们的头。他们理解这样做的含义——也许他们是感同身受的。在足球的世界里，一点点的示弱都相当于给你的对手打了一剂肾上腺素，这甚至可以让一头骡子成为德比冠军。如果你输了，尤其是遭遇惨败，那么这次失败会紧跟着你。在足球场上，无论这支球队在下一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否有了很大改观，每个人都知道这支球队输掉了上一场比赛。球员自己明白，球迷们也明白，而媒体也会像狗一样狺狺狂吠。这会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会与日俱增。就像是衣服上的一个破口，如果你不马上把它缝合，这个口子只会越来越大，反之亦然。当你的球队上场时，如果对手仅仅是为了混口饭吃，那么在开球之前，你就如同已经将两球收入囊中了。

在输球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又重回到训练场上时，我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问他们“大家喜欢今天报纸的头条吗”或者“大家对昨晚上球队的表现满意吗”。我会满面愁容，不让他们好过，但是同样我也会努力让球员们重拾信心。在经历了败仗之后，我会变得冷漠同时面带愠色。球员们会看着我，然后彼此小声嘀咕：“见鬼，老头子今天心情不爽。”我可以肯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在餐厅中离我远远的。我会说：“如果你没能满足别人对你的期望，那你只能怪自己，你怪不得别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让自己失望了。在足球俱乐部里，输掉比赛是一大新闻，因此让我们努力避免这样的头条吧。让我们谈谈我们获得的成就——那一场场出色的比赛。我希望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棒极了！这场比赛棒极了！’我希望能够这样说：‘干得漂亮，鲁尼！踢得不错，维尔贝克！好样的，赫尔南德斯（Chicharito）！’”那些了解我的球员知道我是多么看重胜利。逐渐地，他们会将这种感觉融入自己并将其传递给新球员。在曼联队有一种“病毒”，每个人都会染上，那就是胜利。

2012年曼城夺得英超冠军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回忆，尤其是因为我们输在了净胜球上。而这同时也是一种鞭策，因为这给了我们努力的方向，第二年我们便赢得了英超冠军。曼城队位居第二，落后我们11分。自从1993年我首次带队夺得英超冠军之后，如果有哪一年我们得了亚军，那么在下一个赛季就一定会夺冠，这样的事情发生了5次。我们总能从失败中学到些东西——虽然我绝不希望失败成为一种习惯。那些渴望胜利，为自己卓越的表现而感到自豪的球员都希望能够雪耻。

在足球场上，除了失败的痛苦，还会有多方面的挫折，但是沉浸在自怨自艾中是没有用的。我甚至想不起来有哪一次队员们都处在最佳的身体状态并且做好了比赛准备，总会有球员受伤。整支球队中有1/10的球员受伤，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也想不起来有哪一次我们的宿敌会碍于情面，没有把曼联曾经错过的球员派上场。拿2009年12月来说——那是一次糟糕的表演。当时我们的一线阵容中有14名伤员，包括2名门将、7名后卫、3名中场和2名前锋。从这受伤的14名球员中挑出11名组成的阵容足以击败欧洲的任何球队。但是当时他们不是上不了场，就是正在就医，结果我们在主场败给了阿斯顿维拉队，客场败给了富勒姆队。我们还时常会受到病毒的困扰；1994年末至1995年初那段时间，当时的情况简直糟透了，我甚至想关闭训练场。我们有9名球员患上了流感，而就在他们卧床期间，我们分别输给了诺丁汉森林、莱斯特城、南安普顿、纽卡斯尔联和水晶宫。对于伤病或流感，我真的束手无策，我们只能在逆境中尽力做到最好。

我们在转会市场上做过很多今天后悔的决定，但是你无法改变历史。曼联完全可以靠那些已经被我们相中却没能签下的球员赢得数次冠军奖杯。2003年，我去雷恩队（Rennes）观看佩特·切赫的比赛，那场他们对阵欧塞尔队（Auxerre）。当时我们认为切赫太年轻了，无法应付英超赛场上的壮汉们，但是后来切赫去了切尔西，并且在此后的10年里创下了220场各项赛事不丢球的纪录。我们还很中意另外一名门将，那是在1999年彼得·舒梅切尔宣布退役意向之后。我们最初对阿斯顿维拉的马克·博斯尼奇很感兴趣，同时我对阿贾克斯的埃德温·范德萨也情有独钟。但是当我告诉俱乐部主席马丁·爱德华兹我们得到了一些关于博斯尼奇的负面信息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当时马丁已经签下另一名球员，而范德萨也去了尤文图斯。

另外一个例子是迪迪埃·德罗巴。他当时效力于马赛队（Olympique de Marseilles），在我们去看他比赛时，他的俱乐部开出了2500万英镑的天价，而在我们决定买下他之前已经被切尔西捷足先登了。托马斯·穆勒在2010年和2014年世界杯上为德国队各打进了5粒入球，我们初次对他有所耳闻时他仅有10岁，当时他在距离慕尼黑几英里远的业余球队踢球。我们一直派人注意他，但是后来他去了拜仁慕尼黑。1994年我们还想从克鲁塞罗队（Cruzeiro）签下巴西射手罗纳尔多，但是我们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证，后来他去了荷兰的埃因霍温队。在罗宾·范佩西16岁在费耶诺德预备队效力时，我们就注意到了他。当时他的身价就已经到了大约600万英镑。吉姆·瑞恩在曼联的教练组工作了11年，此后当了10年的青年足球总监，他看到了范佩西被罚下场，并和球迷们互相辱骂。当时由于范佩西的脾气，错过他的人不止吉姆一人，因为他的球队很快就让他停赛了。此外还有很多我想要签下的球员——比如阿兰·希勒，我们在对阵纽卡斯尔联队时，他是个非常棘手的角色；或者阿根廷人加布里埃尔·巴蒂斯图塔（Gabriel Batistuta），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意大利；或是萨米尔·纳斯里（Samir Nasri），他于2011年加入了曼城。后来在2011年，我从尤斯顿（Euston）乘火车前往里尔（Lille）去和年轻的法国后卫拉斐尔·瓦拉内（Raphaël Varane）签约。当时大卫·吉尔正在跟朗斯足球俱乐部商量合同的细节，而齐内丁·齐达内在得知此事后把瓦拉内挖到了皇家马德里。我不认为当时的皇马教练何塞·穆里尼奥曾经看过瓦拉内的比赛。

本来这些决定很可能让我苦恼不堪，但是我会尽量不让其困扰我。是我们做了那些决定，而不是别人。你也不可能用那些本不属于你的球员组建一支球队，那么为什么还要跟自己过不去呢？

光阴荏苒，一路走来我们错过的这些机会、经历的这些挫折和失败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或者至少是更优雅的失败者。在我年轻时，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失败者。每当遭遇失败，我都会回家生闷气。有一次，阿伯丁队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之后我把球员们赶到了市中心，任由球迷们指责他们。当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我对他们说：“请你们记住刚才的教训。”每一位胜利者都讨厌失败。在足球场上，所有最优秀的球员都是糟糕的失败者，只是他们表现的方式不同。

关于如何面对失败，我从拜仁慕尼黑主教练奥特马·希斯菲尔德（Ottmar Hitzfeld）那里学到了优雅的一课。他曾在1998年至2004年以及2007和2008年执教拜仁。1999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在比赛的最后3分钟打进两球战胜拜仁（曼联在那届欧冠上打了63场比赛，总共96小时），我可以看得出他当时已经被毁灭了。在这180秒的时间里，他先是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然后就看到自己的球员沮丧地用手捂着头。那一定是毁灭灵魂的一刻，但是他表现得非常优雅，而这份优雅在一年之后表现得更为突出。一年后我去慕尼黑观看流浪者队的比赛，我当时对流浪者队的一名球员十分感兴趣。赛后，希斯菲尔德邀请我和他的2位兄弟一起用餐，他们都非常礼貌，也很热情。后来拜仁的一些球员走过来跟我握手，向我表示祝贺，虽然他们肯定也很讨厌失败。此举很好地彰显了拜仁慕尼黑的俱乐部品质。

关于如何应对失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也许是来自我亲爱的母亲。在我21岁那年，我是圣庄士东队的业余球员，也曾几番离队，在4年的时间里仅在一线球队打了50场比赛。当时我简直是万念俱灰。在一场预备队的比赛中，我的鼻子、颧骨和眉骨都受了伤。当我康复时，预备队已经连续输掉了好几场比赛。于是，我带了相关证件去了格拉斯哥滑铁卢街的加拿大之家（Canada House），想要移民加拿大。因为当时我父亲一家已经搬去那里居住了。我真的不想再为俱乐部踢球了。

于是有一天我让我弟弟的女朋友假扮我的母亲，然后给博比·布朗（Bobby Brown）打电话，告诉他我患上了流感，不能比赛了。但是这并没有骗到他，他给我母亲发了一封电报让我给他回电话，因为当时我家里没有电话。后来我来到路边的电话亭，拨通了Stanley 267（因为当时非常尴尬，所以我对这个号码印象深刻）。布朗痛批了我一顿，他说：“你这么做简直是太丢脸了。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竟然找人冒充你的母亲。就算我的整支球队都真的染上了流感，你明天必须来比赛，12点去布坎南酒店给我来报到。”

那场比赛，我在埃布罗克斯球场上演了帽子戏法——开创了客场作战个人帽子戏法的先河——然而这一点小小的幸运也改变了我的生活。当时我险些就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我的母亲警告我不要再犯此类错误。她教育我无论何时，无论以何种方式，都不要放弃。而我也尝试把这种思想传递给他人。

批评

在足球的世界里，虽然有的人对足球比赛知之甚少，但是每个人都是专家。足球就像其他娱乐项目或是创造性工作一样，当一个批评家远比实干家容易得多。每个人都能够对餐厅、航班、电影、汽车和绘画做出评价，即使他们甚至连煮鸡蛋、放风筝或是画个方块都不会。而对于那些相对陌生的领域情况却并非如此，那些门外汉不敢随便发表评论，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一位真正的专家可为一座悬索桥的结构给出宝贵意见，或是提供进行实验室实验的最好方法。而在足球的世界里却不是这样的，会有数百万人对那些世界顶级俱乐部的教练予以批评。这些人有的是教练身边的人，也有球迷和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人。

有些领导者甚至需要应对来自集团内部的批判，他们的一些下属可能野心勃勃地想夺取他们的位置，而董事会成员们也可能对其颇有微词。每当一位新人就职，直到他证明自己之前，总会有人质疑他的能力。如果某位领导人长期任职某一岗位，那么在他倒霉的时候就经常不得不忍受人们的质疑，大家会怀疑他是否该退休了。

对于团队内部的挑剔之词，我仅仅遇到过几次。我32岁到36岁的这段时间在圣米伦队执教，当时我比较天真，不能领会老板的意思，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挑起了他的批判。

曾几何时，我也觉得批判是很打击士气的。虽然我不记得曼联球迷向我发出嘘声，但是1989年的艰难时期确实令我难忘。那年的12月，我们一场比赛也没赢，在全部15场比赛中非平即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西看台上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条标语：“3年的借口，依旧是废物……再见了，弗格森。”

我想当时我的信心被动摇了，因为那天比赛之后我打电话给弟弟马丁；我知道他会很客观地给我一些公正的评价，告诉我我的位置。他当时说：“你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年后，那个举起标语的人写了一本书《再见了，弗格森》，出版社还送了我们一本。我把那本书寄回了出版社。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自己承受批判的能力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在2004年和2005年我们状态不佳时，一些球迷给我找麻烦，我也都泰然处之了。

当你承受巨大压力、睡不好觉并且任何事情都不顺心时，想要正确对待批评是很难的。而这对我来说要相对容易些，因为我在戈万长大，那里没有弱者。那是一个条件艰苦的社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你必须保护自己不受欺负，而在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需要跟很多事情做斗争。我和弟弟还有一个堂弟经常会跟住在附近的格兰杰家的5兄弟打架。而且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身体上的疼痛、嘴里血的味道或是严重的挫伤。

我一直认为正确看待批评是大有益处的，而这些儿时的经历也让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在几十年后将自己的童年或是球员生涯传奇化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那两段时光中也确实充满着艰辛。身体上的疼痛是一方面，而精神上的痛苦和情绪上的压力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很多球员或教练都因为情绪上的压力而崩溃，这样的事屡见不鲜。显然对于他们的私人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中最悲剧的例子便是罗伯特·恩克（Robert Enke），他是德国国家队的门将，于2009年自杀。他在加盟德甲球队汉诺威96（Hannover 96）之前在西班牙踢球，那段时间他过得很艰难，而他的个人生活完全被女儿的不幸夭折摧毁了。恩克死后，他的妻子透露，多年来他一直在与抑郁症做斗争。幸运的是，我在曼联队期间未曾遭遇过他那样的痛苦经历。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东西。所有的球员都希望进入一线球队，当他们受伤或是被移出一线球队时，他们会折磨自己，害怕自己的球员生涯就此结束。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因此酗酒或是沉迷于赌博，在失落的旋涡中无法自拔。

教练们大部分都签短期合同，而他们对于这种无情的压力也不能幸免，而且深知断头台上的铡刀随时都可能落下来。拉尔夫·兰尼克（Ralf Rangnick）曾经执教过汉诺威96队和沙尔克04队；吉拉德·霍利尔执教过利物浦队和里昂队；约翰·克鲁伊夫执教过巴塞罗那，他们后来都因为压力离开了教练这一职位。佩普·瓜迪奥拉在离开巴塞罗那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曾经效力于凯尔特人队和利物浦队的伟大球员肯尼·达格利什（Kenny Dalglish），他后来执教利物浦队。在经历了1985年的海瑟尔球场惨案（造成39名球迷死亡）和1989年的希尔斯堡惨案（造成96名球迷死亡）之后，他的感觉可想而知。当然我也会永远铭记乔克·斯坦的陨落和他悲剧的辞世。

如果你是一名公众人物，那么媒体的报道还会带来其他问题——尤其是运动行业。媒体的报道对愤怒的球迷来说简直就是火上浇油。在我们刚搬到曼彻斯特时，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因此我们不得不屡次更换电话号码。

在我执教曼联的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记得我的妻子凯茜问我，如果我被解雇了该怎么办。我告诉她，我们回到苏格兰就行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真的被解雇了，肯定会崩溃的，但是我也坚信自己可以养活家人，这也绝不是世界末日。

当然媒体也会做些分内的事情。马特·巴斯比告诉我“在输球之后我从不看报纸。他们不会说你好话的。因此索性不要去读那些故事好了”。虽然巴斯比的话有道理，但是要想完全对媒体置之不理也是不可能的。在苏格兰时，我有阅读比赛报道的习惯，但是当我来到曼联之后就几乎很少看报纸了。但是即使我不看报纸和电视上的足球栏目，朋友们还是会问我是否听说了某些人对我的评论，而曼联队的新闻官也会向我简要讲述那些煽动性的故事和捏造出来的文字。而我逐渐学会了应对这些，在我执教生涯的最后10年里，我发现那些报刊评价不再像我年轻时那么恼人了。

对于外界的攻击，最好的保护措施来自少数你真正在乎其意见的人。当你所敬重的人支持你时，那些如女妖乱吼般的恶语也会烟消云散。在阿伯丁队时，每当我们输了比赛，我都要去董事会会议室面见俱乐部主席。他会喝可口可乐，因为他从不喝酒。他会在等汽水气泡下去的工夫批评我，对阵容和某位球员给出意见。他所有的批评之词都会在那个会议室中说完，而10分钟之后就平息了。无论怎样，在走出会议室后他对我还是很不错的。他从不在背后批评我，这对我来说比赞美之词或一个大大的拥抱要有用得多。

在曼联时期，尤其是初到球队的那些年，如果博比·查尔顿支持我，我就会感到很安心。我从不会刻意地去奉承他，但是正是他当初建议董事会让我来当教练，我也总能感觉到他的支持。在我不如意时，他总会说：“会好起来的，你做得没错。”1989年9月我们1:5输给曼城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感到非常脆弱，博比的支持——尤其是在这段时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话在俱乐部中举足轻重，而且他那精心组织的话语也确实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每一位领导者都需要一位这样的盟友。

第八章　传达信息

对于球员来说，传达信息的方式很重要。虽然我喜欢对球员发脾气是出了名的，但是当我们在比赛中大比分落后时，我却很少大发雷霆。其次，保持冷静并且确保我的意见是非常明确的，这也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传达的信息、我对其的把握以及传达的方式。

说

作为一名教练，我需要跟各种人打交道，不同的人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俱乐部老板、教练组成员和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球员和支持者们。

跟老板有一个健康、开诚布公的交流方式是很重要的。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没有老板。或许那些成功的企业的创始者经营公司的方式就是让人们感觉不到需要讨好谁——除了他们的心魔——但是其他人都需要懂得讨好上司。也许在球员看来，我就是“老板”，但是足球俱乐部中是有真正的老板的，他可以随意雇员和解雇教练。

这是我在圣米伦队学到的痛苦的一课，当时我经常跟俱乐部主席威利·托德（Willie Todd）争吵。他是一家涂料和装饰公司的老板，在我执教圣米伦队不久，他就买下了球队。他对足球并不了解，那时是我帮他学习。但是他很快就觉得自己懂得很多了，于是我们很快就发生了冲突。那是一段令人颇为不快的经历，我们甚至到了彼此不说话的程度。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子的结局只有一个，而这结局显然对我不利。事实确实如此。管理者需要找到跟老板交流的方式，无论他们的性格有怎样的差别，否则只能以悲剧告终。

来到阿伯丁队之后，我注意不再重蹈覆辙。迪克·唐纳德（Dick Donald）在1970年至1993年担任阿伯丁队的主席，他和威利·托德的性格截然不同，我也觉得他很好相处。虽然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在谈话中我们都很礼貌。我称他为“主席先生”，他叫我“弗格森先生”，这也表明了我很清楚我们职位之间的差别。建立这样的界限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每天都会出现在俱乐部，而我们几乎每天都需要交谈。在阿伯丁队时，我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的关系是和我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无论去哪里，我们都是结伴而行——白天一起工作，晚上如果有时间的话会带上妻子一起进行社交活动。1986年我搬去曼彻斯特时，我坚持他跟我同去。我们本来可以进一步相处下去，但是当1991年他决定离开曼联，去流浪者队帮助沃尔特·史密斯时，我明白这段完美的工作关系结束了。

在我来到曼联时已经44岁了，我经历了阿伯丁队的辉煌（我们一共赢得了10座奖杯，不少球员都荣获了苏格兰帽子[2]），并且明白了与俱乐部老板和主席保持一个健康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每周都会与曼联队的老板兼主席马丁·爱德华兹见几次面，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他那堆满书籍和奖杯的办公室里。我们无所不谈，我会告诉他我正在从事的任何工作和关心的任何事情。除了我的报酬之外，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能够达成一致。

这一时期不仅对老特拉福德球场而言，乃至对整个足球界来说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电视转播收益陡然攀升，而1995年欧洲法院颁布的《博斯曼法案》取消了很多转会的限制，这都极大地促进了俱乐部商务部的发展。自从1991年马丁决定将曼联作为股票上市，球队的所有权就发生了改变。俱乐部的股份不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分散在多个投资基金管理人和数百个持股人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意味着除了在俱乐部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能够与他们见面，我再也不会与俱乐部的财政所有者们直接见面了，但是与马丁和董事会保持密切交流是很有必要的。

另一个变化则是俱乐部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曼联日渐繁荣的商业活动。2000年大卫·吉尔就任这一职位，他负责建设和运营曼联的商务活动。这些年来，我们成了好兄弟。

当2005年格雷泽家族（Glazers）成为曼联第一大股东之后，俱乐部就又发生了变化。格雷泽家族与阿伯丁的迪克·唐纳德和曼彻斯特的马丁·爱德华兹不同，他们不住在俱乐部的所在地，他们远在美国，而其主要的中转人就是大卫·吉尔。在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之后，我曾经跟马尔科姆·格雷泽（Malcolm Glazer）通过话，但是素未谋面。我最常见到的两位家族成员是乔尔（Joel）和阿夫拉姆（Avram），而这二位最多算得上是狂热的球迷而已。然而正是吉尔向格雷泽家族报告俱乐部的财政状况、我购买球员的请求以及对我们的训练设施进行更新换代。

除了俱乐部的老板之外，我需要打交道的另一类很重要的人则是教练组成员。由他们向球员传达我的意思——无论是一线球队的球员还是青训队中的男孩们。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教练组成员们进行交流，即使是我卧病在床时，虽然这极为罕见，但我还是会跟他们保持电话联系。我本能地感觉到，如果与教练组成员的沟通出现障碍，或者是我的指示被误解或是在转述中被篡改了，就会给球场上的球员造成迷惑。因此，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训练场跟教练组成员进行交流并告诉他们我今天最重要的指示。

我会在以下三个场合跟球员对话——训练中、比赛当天以及在面对面的私人场合。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我在跟自己不甚了解的人交谈时，我发现很难确定他们是否把我说的话记在心里了，于是我养成了换位思考的习惯，把自己想象成聆听者。我也当过球员，因此深知那种被教练唠唠叨叨的感觉。尤其是比赛前一天，球员们希望去训练场上缓解一下压力。因此，我经常会注意让自己的讲话简单并且切中要害。我记得有一次我对球员们说：“这肯定是我第一千次给你们做团队讲话了。”这时布莱恩·麦克莱尔插嘴道：“是的，有一半时间我都睡着了。”他在1987年到1998年期间代表球队出战了471次。教练们总会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然而让人们明白你期望的最好办法就是简单明了，尤其是俱乐部中的外籍球员日渐增多，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不习惯我的苏格兰口音，我可以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我说的是英语还是威尔士语。

我煞费苦心地告诉球员们，因为我未被对手吓倒，他们也应无所畏惧。我还谨慎地告诫他们赢得球场上每一次单人对抗的重要性。通常情况下，我会在比赛的最后半小时要求他们要果断。在中场休息时，我会告诉球员我上半场的所见所闻，对对方球队的一些球员进行评价，然后让大家紧张起来。我从不会四处走来走去，叮嘱某个球员。这样做只会在他们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在他们上场时心里会怀疑教练是否信任他们。同样，我认为在比赛期间对球员们大吼大叫地发号施令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这样做，只能说明你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将自己的计划很好地传达给球员，抑或是你不相信球员们能够做好该做的事情。与球员相比，任何缺点在教练身上都显得更为淋漓尽致。

比尔·香克利也是苏格兰人，曾长期执教利物浦队，他以善于切中要害而著称。我经常会尝试模仿说比尔喜欢的那句话：“如果我们拿到了球，我们为什么不把球传来传去呢？如果让对面球队拿到球，场面就要严峻得多了。”我最常给出的指令都是很简单的，诸如“注意控球”或“不要让他们得分”。

其中有一条指令看起来颇为有效（至少根据记得这条指令的球员数量来看是如此）。那是1999年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上，当时我们以0:1落后于拜仁慕尼黑。我说：“如果你们失败了，那么颁发奖杯时，你们甚至连摸一下也别想。你们将会戴着失败者的勋章从奖杯前灰溜溜地走过，因为你们明白你们身后的人将举起这奖杯。”

对于球员来说，传达信息的方式很重要。虽然我喜欢对球员发脾气是出了名的，但是每当我们在比赛中大比分落后时，我却很少大发雷霆（尤其是在我执教生涯后期）。其次，保持冷静并且确保我的意见是非常明确的，这也很重要。有时迈克·费兰会告诉我需要对球员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是这样做很快就不再奏效了。在中场休息时，如果我们领先数球，我会在对球员们的训话中吼上两句，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松懈，不会让自满情绪有机可乘。我还希望球队能够打进尽可能多的球，因为最后的冠军可能是靠净胜球来决定的。相比之下，沉默和其他的沟通方式一样有效。当比赛结果不令人满意时，我会在把不得不讲的话说完之后坐回到长凳上保持沉默。而接下来这段沉默的时光或许比我说的话还要有效。

无论观众是1个人还是75，000人，你都需要整理自己的思路，明白自己想要突出的重点，然后讲出来。在开团队会议时，保持眼神交流，直视每一名球员，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做增加了信息传递的强度，但是我会尽量避免盯着某些球员看，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会让他们不舒服。有些教练会在中场休息时拿着一沓子笔记走进更衣室，他们会一边翻看笔记一边给球员训话。我实在无法认同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如果你对要讲的话题了如指掌，那么你就不需要笔记。如果一个人需要依赖笔记，那么球员们不会相信他对材料的掌握能力，也不会认同他的权威性。我相信自己的记忆和自己判断，借此我在跟球员交谈时也可以保证眼神交流。我知道自己肯定也犯过一些错误，我可能会错过球员的一些失误或是犯规动作，但是纵观全局，这些细节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我要传达的信息、我对其的把握以及传达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是绝对不会使用笔记来激励别人的。

如果我想要传达某一信息，我会把球员叫到卡灵顿训练场我的办公室里。在更衣室里有一部电话，我经常打这个电话发出我的邀请。我可以肯定，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有些球员会感觉自己将会被拖到校长办公室接受鞭笞。有时候确实是这样。

虽然我很注重身体和精神上的健康，但是我从不会对球员说：“你看起来很累。”即使他们确实看起来很累。我知道如果我真的这么说了，他们马上就会感到疲惫。我会对他们说：“你看起来好强壮，没有人能比得上你。”在比赛前，尤其是在主场作战时，我都会强调我们球场的尺寸，这是令大部分对手胆寒的大球场，我还会强调大家需要保持高速度和快节奏。我希望向球员灌输这样的信念：我们的对手将在比赛的最后15分钟里筋疲力尽。

我经常会躺在床上思考跟球员们谈论的新话题，因为我不希望他们感觉我是在重复上一周的陈词滥调。当我跟卡洛斯·奎罗斯一起去曼彻斯特欣赏生平第一次古典音乐会之后，我跟球员们讲述了这次经历。他们肯定以为我又要大发雷霆了，但是我向他们讲述了音乐会的指挥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是如何调动乐队的，正如我在曼联一样：控制、和睦、速度、时机和节奏。我知道球员们对此是闻所未闻的，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是全新的领域，但是我可以肯定有些人完全不知所云。我知道瑞恩·吉格斯和保罗·因斯已经听了几十遍我那关于团队合作的故事，比如一大群加拿大雁依靠团队合作迁徙数千英里。这些鸟轮流负责领头飞翔和断后，如果哪只鸟受伤了，就会有另外两只离队照顾它。我并非要求他们飞翔数千英里，我只是要求他们踢38场足球比赛。

确保让球员们明白自己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脆弱的人类，而且我们都会发出一些无意识的信息。如果我没有计划让某位球员在一场比赛中出场，我会想方设法解释清楚原因。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不再受到我的青睐，我正在寻找替代他们的人。我会轻轻地安抚他们并对他们做出保证。有时，我让他们休息是为了应付更为重要的比赛。我煞费苦心地向他们解释大局观——整个赛季远远比某一场比赛重要，而我们需要计划赢得每一场比赛。在规模更大的欧洲赛事中，我们通常会带领24名球员去比赛，而我则需要向那13位不在首发阵容中的球员做出解释。我需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球队的一部分，而最终赢得冠军的是整支球队，而非某一场比赛的首发球员。

能够跟几位教练组成员和球员们进行谈话当然最好，但是在一大群人面前讲话则是另一码事了。随着你取得了成功，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开始关注你说的话了。在我当教练之初从未想过自己需要对75，000人讲话，更不要说电视机前的数百万球迷了——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最后一场比赛时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都曾告诉我，他们在别人面前讲话时会觉得心惊胆战。不知为什么，这却从未困扰过我。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经常会组织别人，而我早就习惯了各种类型的公共演讲，但是我从未奢求自己能够给出哪怕是一次丘吉尔式的演讲或是葛底斯堡演说。在我年轻时曾经担任过工会代表，后来我经营了两家酒吧，因此也不得不经常对顾客们讲些什么。这些当然都不需要什么演讲技巧，但是我认为这些经历正是我不会紧张的原因，相比之下，很多人会为站起来对公众做演讲而紧张不已。

一直以来，我都对那些技艺精湛的公共演讲者感到好奇，他们对语言的掌握使得其能够用强有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格兰，每个人都会关注工会领袖吉米·里德（Jimmy Reid），他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者。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他确实懂得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是最后一位优秀的政治演说家——无论是在布朗船厂的船坞里，还是在较为安静的场合。2010年在戈万的老教区教堂他的葬礼上，我发表了讲话，我记得当时自己说我的教育经历是由足球组成的，而吉米·里德则是在戈万的图书馆中受到的教育，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话。1971年当他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他为了发动学生们抵御激烈的竞争所做的演讲在《纽约时报》上完整地刊登了出来，并将此次演讲评为继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之后最伟大的演讲。

当纳尔逊·曼德拉2000年在摩纳哥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晚宴上致辞时，你甚至可以听到针落地的声音。他的讲话并不长，但是我脖子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的讲话是那么有力，那么有风度。我的好伙伴休·麦吉尔温尼并非政客，但是他也许是我遇见过的最好的体育作家，他对语言的掌握堪称炉火纯青。我可以听他讲一整天的话，因为他的讲话总是段落分明。

我并非试图能够像里德、曼德拉或是麦吉尔温尼那样运用语言，但是作为一名足球教练，我经常需要在公众面前讲话，有时面对的是座无虚席的体育场。对一小群人讲话是为大场合演讲很好的锻炼，因为原则是一样的。你需要知道自己想说什么，需要思考如何传达信息，同时你需要始终控制你的听众。如果一个人有信仰，那么他就能找到表达自己信仰的辞藻。我从不会逐字逐句地去念手稿，也从不会使用讲词提示器。我认为对自己想说的内容进行规划，在脑海中明确自己需要强调的几个点，保持自己思路的连贯性，这是很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即兴发挥，尤其是跟足球相关的话题。通常这招是很管用的，当然偶尔也有不奏效的时候。

1974年，在东斯特灵郡队当了4个月的教练之后，我成为圣米伦队的主教练，在这里我继续凭直觉进行讲话。没有人教过我公共演讲的知识和公共关系的技巧，因此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圣米伦俱乐部位于佩斯利，这个小镇因为纺织厂的倒闭和汽车业的衰退而遭受重创。而10英里外的格拉斯哥则为佩斯利蒙上了长长的阴影，每逢周末都会有公交车满载着球迷去格拉斯哥看凯尔特人队和流浪者队的比赛。整个佩斯利镇都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情节，于是我决心要提振士气，告诉佩斯利的人们他们的球队是有前途的。我想做些公共演讲也许会管用。

圣米伦队的球迷比教堂里的唱诗班的人数多不了多少，于是在一个周末我进行了慷慨陈词。俱乐部的电工在一个篷车上面安装了扬声器，于是我就像一位拉选票的政客一般在佩斯利开始了巡讲，手里拿着麦克风，鼓励人们来支持自己的球队。我们在市中心停了下来，我在那里对球队颂扬备至。这招确实管用，球迷的数量也多了起来。

我在苏格兰执教时不得不做些公共演讲，但是当我南下之后，俱乐部的活动和球员考察活动日益增多。曼联队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慈善晚宴，我经常会在这些场合讲话。第一次讲话简直糟透了。我尝试着讲了一个关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笑话，但是观众们似乎完全没有领会笑点。我期待能听见些许笑声，但是等来的却是一片沉寂。讲笑话这件事是非常难的，没有任何保障。借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喜剧演员会在大型演出或是上电视之前在小型俱乐部里小试牛刀了。

虽然在对一小群人讲话时保持眼神交流很重要，但是我发现在面对大量听众时与某个人对视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我会有意面向观众，因为我知道盯着讲台上的笔记去读肯定会丢掉听众的注意力，但是我从不会盯着某个人看。相反，我会把目光放在观众头顶偏上的地方。

如果你盯着人群中的某个人看就很容易把事情搞砸。曼联青训队的教练埃里克·哈里森在1981年至1998年执教，他在1992年发现了这样做的风险。他曾经向我讨教过公共演讲的技巧，我告诉他把目光放在后墙上，而且在讲话的时候要注意转移目光，这样所有的观众都会感觉到置身其中。但是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盯着一位观众看，这可绝非明智之举，尤其是埃里克当时是在利物浦演讲，台下的听众多是利物浦和埃弗顿的球迷。他后来狼狈不堪地回到了曼彻斯特，因为他盯着看的人做了两件事。首先那个人慢慢地把食指放进了自己的喉咙，此举虽然没有让埃里克惊慌失措，但是他马上又掏出了一块白手绢舞动了起来。这次埃里克扛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1994年马特·巴斯比爵士逝世，我应邀在圣母马利亚教堂和曼彻斯特附近的查尔顿-哈迪（Charlton-cum-Hardy）的圣约翰教堂进行讲话。那是一个大型活动，数以千计的曼联球迷加入了送葬行列，教堂里更是人满为患。那一次我选择了带稿演讲，虽然我不经常这样做，但是在事后还是受到了我最严厉的批评家凯茜——我的妻子的批判。她说：“你真是不可救药。我告诉过你不要照着稿子念。带稿演讲让你一无是处。”

无稿演讲可不是胆小者能驾驭的，而且我也因为这样做吃过苦头。很多年前，我在伦敦的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讲话，我自认为还不错，但是我的儿子马克则抱怨我的演讲跳跃性太强，并且整体缺乏结构感。我发现无论是否带稿进行演讲，总会有人时刻准备着去攻击你——我想这也是在公众面前开口的风险之一。

写作

我只有两条途径跟广大的球迷朋友进行沟通——通过报刊媒体或是比赛日的节目。虽然在晚宴上或是某些特殊活动上，我偶尔会有机会能够跟赛季票持有者或是球迷俱乐部进行交流，但是那些交流方式不能用于和75，000人进行沟通，更不用说分布在世界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球迷们了。通过报纸或电视节目进行沟通充满了风险。因为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有自己的安排，因此你要传达的信息很容易被篡改或是断章取义。但是，我知道我可以信任比赛日的节目，我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向来老特拉福德球场看球的人们传达信息。

我在圣米伦队时，佩斯利《每日快报》的记者斯坦·帕克（Stan Park）每周都会来一次，那时我会告诉他我希望传达的信息。他会为我的节目致辞代笔，但是在出版之前我都会对其进行校对，以确保斯坦能够抓住那些细微之处。这种方法看起来很奏效，于是我在阿伯丁队时沿用了这一做法。我会经常利用节目致辞鼓励支持者们能够直言进谏。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可能听起来有点儿刺耳：相比于支持自己的球队，皮托德里球场的球迷们更喜欢翻阅报纸上的球队消息。

在曼联时期，我跟大卫·米克（David Meek）一起共事，他是《曼彻斯特晚报》的记者。在我任职初期，我希望在曼联传达一种可能性，因为初到这里时我就感觉到了极大的不满，大家对球队名列甲级联赛倒数第二的糟糕表现和球队的所有权都颇为不满。

我通过节目致辞表达了自己至少在某些问题上是同情支持者的。例如，我感觉球票太贵了，而且我也把这一想法明确地告诉了马丁·爱德华兹和董事会其他成员。我还希望能够在节目致辞中注入一些亲密性，这样一来致辞中就不会仅仅包括球队表现和新签署的球员了，还会涉及俱乐部温和的一面。有时，我也会颂扬那些已故的球员或朋友，比如道格拉斯·史密斯，他建立并运营了我的第一支球队德鲁姆扎佩尔业余俱乐部，或是凯尔特人队的助理教练肖恩·法隆（Sean Fallon）。人们不喜欢那些关于平凡事物的世俗的描述，他们希望读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了解意料之外的事物。

1985年阿伯丁队夺得联赛杯冠军之后，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书《北部之光》（A Light in the North），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补贴家用，同时也是对我的阿伯丁时光的详尽介绍。我真正用心去创作的第一本书是《管理我的生活》（Managing My Life），是在1999年曼联夺得三冠王之后出版的。这本书是我跟休·麦吉尔温尼合作出版的，我认为那是自己的一段宣泄史。那段时间我非常忙，通常会在忙里偷闲时胡乱写下自己的想法和记忆。最后我交给了休·麦吉尔温尼200，000页写在不同形状纸张上面的草稿。他对这些草稿进行了整理，将其措辞成文，但是能够将我的童年经历和我的成长环境编纂成文，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我所写过的最有意义的文字也许是那些最简短的留言或信件——对我的办公室中堆积如山的往来信件的回复。要知道我执教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还没有电子邮件和短信，因此我需要以卡片和信件的方式进行答复。作为曼联队的领导者，我认为这是大家对我的期望，我会根据不同情况发出慰问或祝贺的信息，或者仅仅是为人们给我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每年我都会发出大约2000张圣诞贺卡。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把钱直接捐给慈善机构呢？说得好，但是我发送这些卡片的原因在于我希望这些人能够感觉到我关心他们。我本人也很喜欢收到圣诞卡片，原因也是一样的。

回答

通常情况下，我不能说自己承担着比其他领导人更多的压力，但是说到跟媒体打交道，情况就不同了。在当今世界上，需要比欧洲顶级足球队教练面对更多的麦克风和摄像机的人，恐怕就只有那些大国的领导人了。政客们在争夺权位时总是极度渴望被媒体报道，这真的很可笑。我一直渴望的是与其相反的一面，我多么希望那些记者能放我一马，让我专心于自己的工作。如果曼联队赢了球，我们会出现在报纸的最后一版（通常为体育板块），但是如果输了球，我们就会上头条。

而在苏格兰跟媒体打交道则是另一回事了。1974年在东斯特灵郡，我所需要做的无非是跟一名来自《福尔柯克先驱报》的年轻记者谈话，他们的报纸发行量仅有约40，000份。而阿伯丁队的体育场甚至连一间专用的新闻发布室都没有。我通常就在皮托德里球场的门厅处接受赛后采访。

在曼联队时的情形则大不相同，因为曼联会吸引来当地的和全国性的报纸、电视和广播记者，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博客会对曼联队进行定期播报，那些国际记者也会在大赛前夕蜂拥而至，他们的报道会瞬间传递至世界上数千万的球迷那里。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甚至在球员通道里也会看见摄像机、麦克风和录音机，其中一些是供球队自己使用的，用来放在网站、电视节目、无线电台、杂志和比赛日的节目中。每当比赛结束，我都要接受三到四场采访。

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几年里，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段言论，甚至是用手机录制的供自己保存的录像，也会很快在报纸、杂志、天空体育、无数的博客以及越来越多的应用软件上曝光。下面这则例子就说明了这个世界对足球是如何欲罢不能的。1995年埃里克·坎通纳在水晶宫队主场上演的“功夫”飞踹如今已经在YouTube上面被点击了超过200万次。但是这可是发生在20年前的事情，当时如今的很多球迷还未出生！这件事比YouTube的成立还要早10年。

一直以来我都很理解媒体的趋向，他们都喜欢那些流行的、能够提高报纸发行量和电视收视率的新闻，虽然那些出版的东西不切实际，然而流行话题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和观众。媒体不会大费周折地描写一位失业的炼钢工人或是话务中心的小人物因为经济不景气丢了工作。这些事情对于公众来说一文不值，而足球则是举足轻重的。

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教练是斯科特·西蒙，他经常对媒体置之不理，他不愿意在一天中拿出些时间给记者。有一次流浪者队在欧洲冠军杯决赛对阵鹿特丹斯巴达队（Sparta Rotterdam），那天起了大雾，能见度很低。有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斯科特，问他比赛是否会如期进行。他的回答是“无可奉告”。试想一下如果你今天给出这样的答复会有什么后果。

罗恩·阿特金森是我来曼联之前的球队主教练，他采取的是另一种策略。我认为他每周的每一天都会跟媒体见面，甚至每年的每一天都是如此，因为我确信他在周日也会跟媒体联系。罗恩有着慷慨外向的性格，他很享受跟媒体互动的过程，但是我并不喜欢他的方法。首先如果每天都跟媒体见面的话，我会感到无话可说。我可能会聊些诸如天气和昨晚品尝的美酒之类的话题，但是很快我就再也无法提供新鲜的材料了，除非是跟曼联队相关的。此外还有更大的一个问题，我不想每天都被媒体纠缠不清，让我回答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导致我火冒三丈地说些骂人的话，然后他们会借题发挥，捏造一些故事出来。我很快就取消了每天的晨会，把自己跟媒体见面的时间限制在比赛前一天和赛后。最后证明这些见面会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那些有经验的记者会跳过这个环节，自己去寻找球员进行采访。21世纪初，曼联在托特纳姆比赛之后，当我走进新闻发布会的房间，那些大报的记者早已挤在球员通道，希望能采访球员，其中还有少数通讯社的记者，那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与媒体打交道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是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控制。在准备发布的新闻稿或提前录制视频时，你很容易保持完全的控制。但是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到这一点就很困难了，或者是你在机场被记者打了伏击，他们都试图从你身上发现蛛丝马迹。媒体会寻找那些最细微的疏忽和差错，记者们会耐心等待你语言上的过失，而那些摄像师就像猎人一样，他们时刻准备着在你噘嘴或是做鬼脸时按下快门。

朝鲜和古巴的领导人也许可以控制他们的媒体，但是要想在英国要求大家都这么做简直是痴人说梦。

凯尔特人队和苏格兰队的主教练乔克·斯坦在这方面很有一套，他似乎对报道凯尔特人队的记者们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甚至知道哪位记者酗酒，哪个嗜赌如命。他知道那些记者的弱点和缺点。他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记者们也晓得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这些记者在写那些对乔克不利的话时，肯定会三思而后行的。

而我，也同一些经常报道曼联队的记者成了朋友——葛兰·吉布森（Glenn Gibbons）、鲍勃·卡斯（Bob Cass）和休·麦吉尔温尼——同时也很信任少数记者，但是我始终无法做到像乔克·斯坦那样对媒体应对自如。他们总是会让我恼火，有时我也会因为他们写的那些内容对其进行猛烈抨击。那些记者通常会把责任推到编辑身上，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歪曲报道的受害者，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我坚持要按自己的条件跟媒体进行沟通，并尽我所能控制我们希望传达的信息。确切来说，就是回答问题，或者更精确来讲，就是拒绝回答哪些问题。如果记者们问到球员伤病问题或者是周六比赛的阵容，我或是转移话题，或者如果心情不好的话，会甩给他们一句：这不关你的事。记者们不是新闻发布会的主人，我才是。

而且你需要谨记，记者们并非总是问他们自己的问题，有时候他们引出的话题是应他人之邀。足球记者跟那些重要的足球经纪人过从甚密，这些记者可以从足球经纪人那里获取关于球员们的少量消息。因此如果某一名经纪人希望为他的球员掀起一场价格战，那么他就很可能让一位跟自己关系不错的记者在发布会上问我们是否对该球员感兴趣。

当记者们或新闻组织滥用其权力时，我会剥夺他们的采访权。因为想要替代他们位置的记者大有人在。在跟BBC发生了一系列的争执之后，此后的7年里我拒绝接受其记者的采访，也拒绝出现在他们的任何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总会有一些记者让我感到厌恶。这些年来被我禁止参加曼联发布会的记者有20多位，他们都曾编造过故事。我不会接受他们这么做，我会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执迷不悟，我就会毫不客气地拒绝接受其采访。就算这名记者成了我的朋友并获得了我的信任也不能例外。葛兰·吉布森是一名苏格兰记者，他跟我父亲算是同乡，我就曾多次禁止他参加发布会。这时候葛兰总会跟我套近乎：“如果你父亲知道你不让一位来自考卡登斯的年轻人参加发布会，他会怎么想？”我有时也会觉得曼联自己的球队频道电视台让人恼火，有时候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并且在一两周内不再接受其采访。

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艰苦时期，或者某位球员做了有损球队名声的事情。我经常会告诫自己记者和摄像师们对我说的话和我的肢体语言给予同样的关注。保罗·多尔蒂（Paul Doherty）是格拉纳达电视台体育版块的负责人，他告诉我在出席新闻发布会前用手揉自己的脸，这样一来我就能够很愉快地接受采访，而不会表现出丝毫的紧张。他说我太重视新闻发布会了，并且指导我“面无表情地走进去，不带有一丝情感。如果你的表情像个死人一样，这对记者们来说是致命的。因为他们都在寻找弱点”。我把他的话谨记在心，后来在出席发布会前我总会揉揉自己的脸。但是要想保证面无表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至今仍为乔治·沃克·布什在“9·11”恐怖袭击那天得知消息后那张面无表情的脸感到惊奇，他当时正在幼儿园的一间教室里面对着华盛顿的记者团。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那样镇定自若。无论我怎样努力，我的情感和肢体语言还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事情不尽如人意，难免会做出苦相或是紧闭嘴唇，而反之，如果我们刚刚击败了对手，则很有必要表现得不太过自信或自鸣得意。不管怎样，我发现自信对于球员真的很重要。我还记得多尔蒂给我的另一个忠告。他说：“你必须毫发无损地走出每一次的新闻发布会。”

有时我会非常沮丧，这时我会选择回避媒体，因为我怕自己会对裁判或者助理裁判进行评论，而这很可能给我惹上麻烦。2013年3月，曼联队在欧洲冠军杯16强第二轮的比赛中输给了皇家马德里，就是因为裁判库涅特·卡吉尔（Cüneyt Çakir）的一次匪夷所思的判罚，他以纳尼对一名球员犯规为由将其罚下了，而他自己甚至都没看见。当时我简直是发了狂。我知道记者们早已在新闻发布室里等着我了，他们一个个肯定像斗牛士一样，挥舞着红色披风，但是我是不会冒着跟他们每个人翻脸的危险而出席的。我让迈克·费兰代我出面来解决裁判这次荒谬的判罚。我知道在那样一个夜晚，我会破坏掉自己的规矩，犯下低级的错误，那就是直接回答记者们的问题。

对我来说，执教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不用去应付那些社会媒体，这是很幸运的。通过Twitter、Facebook或Instagram来追踪曼联新闻的球迷要比那些通过《太阳报》和《每日镜报》的球迷多得多。我敢打赌，那些年轻的教练甚至已经开始躲开那些主流报纸，跳过那些大型的、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与球迷们直接交流了。他们说你可能需要一副厚脸皮来面对Twitter上的辱骂。虽然你需要面对来自各方的恶语相加，抛开那些谩骂之词，这样做并不会比面对报纸和电视评论员差很多。至少这种社交网络给你提供了一个可以精确控制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的平台，一种回答问题的途径，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反对意见。无论媒体是如何不留情面，无论我拒绝回答了多少问题，在我们输球之后，相比于记者们的苛刻，我对自己更为严厉。如果我们输掉了比赛，这对我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记者们写完他们的专栏就可以跑去酒吧了，而我不得不找出失利的原因并制订解决方案。

退休之后，我开始观察其他教练应对媒体的手段。我很喜欢这么做，因为我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提供帮助。我偶尔也会打电话给他们，给他们一些建议。上个赛季，莱斯特城队在英超联赛中垫底，我给他们的教练尼格尔·皮尔逊（Nigel Pearson）打了电话，告诉他过于放松和自信了。我告诉他要表现出自己的关心，并且不要看起来那么脆弱。相比之下，当我跟伯恩利队（Burnley）的主教练肖恩·戴彻通话时，我试着安慰他，因为他们也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赛季。肖恩经常会跟记者们开一些小玩笑，他会重申他的球队有多么努力。虽然我并非不注意他所表达的观点，但是他一直努力传达着一种信心。上个赛季，当阿兰·帕杜离开纽卡斯尔联队去执教水晶宫队之前，我也主动向他提出了建议。我问他：“你怎么了？你不再跟别人争辩了。你放弃了。你认输了。如果你想保住自己的工作，开始做一回自己吧！”几周后他给我回电话说：“谢谢你。”他大可不必这么做。我知道这份工作很难做，我一直很乐于帮助其他教练。

第九章　领导不是管理

我的工作是制定非常高的目标。我的工作是让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之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的工作是画出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道路。我的工作是让每个人都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这就是领导和管理之间的区别。

老板

权力和实施管理依赖于获得权力提供者的信心。如果一名领导者管理的那些人觉得自己的领导者对于工作都事无巨细地关注，那么这位领导绝不可能成功。在足球中，提供权力的人是俱乐部的老板。如果他们非常信任并且支持自己俱乐部的教练，那么教练的工作会好做很多。当我在东斯特灵郡队申请自己第一份兼职教练工作时，我太急于迈出成功的第一步了，而没有注意到俱乐部的情况以及掌管财政的人的性格。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很快就意识到，对于那些你需要进行汇报的负责人，了解其性格是何等重要。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自己的雇主、老板的性格或是他们在集团内部营造出来的氛围。但是这一点在足球界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里有太多糟糕的老板。关于球队长期稳定的所有权，准备好必要的投资来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团队，关于这样做的好处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在各行各业的管理中，这都是无价的基础。我读过很多关于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和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的书，我想那些总领着各种各样公司的领导者会更多地考虑到长期的繁荣，而相比之下，那些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则会担心如果下个季度的收入不佳就会跟投资基金管理人发生争执。如果你有老板或股东，而他们只看重短期结果，这会让每个人都沉浸在无尽的痛苦之中。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足球。

足球教练们应该寻找自己的沃伦·巴菲特——那些有长远眼光的人；那些为球队提供建设资金的人；那些不会干涉日常管理的人；那些有求必应的人；那些明白自己只需要做两个决定的人：一、更换教练或首席执行官，二、卖掉俱乐部。然而不幸的是，在足球的世界里，几乎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而且最近50年来，球队的老板开始从当地商人变成了外国的寡头、阿拉伯酋长和对冲基金经理，他们追求的只是涌入英超联赛的海量的电视收益，这让问题变得更糟。

对于这些老板来说，他们应该明白足球跟他们经营的商业不同，虽然他们在那一领域获得了成功，但是俱乐部不是连锁超市、银行或电子产品批发商。

足球是一项鲜活的娱乐项目，其规模无与伦比。你不能像生产电话或剃须刀一样胸有成竹地生产成功，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表现、情绪的随机影响、机会和伤病。同时所有的老板还必须实事求是。一名忠实的球迷也许会一场不落地观看球队比赛并期盼胜利，但是俱乐部的老板则必须脚踏实地。

自我执教曼联之日起，到2013年退休，英超联赛中的48支俱乐部总共雇用过267名正式的教练（不包括临时教练）。你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还有俱乐部找不到教练。2014—2015赛季初，阿尔塞纳·温格执教的英超比赛次数比其他教练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大部分英超俱乐部中的教练的真实称号应该是“临时教练”。

我在曼联执教期间，切尔西换了13位全职教练（不包括临时教练），曼城队换了14位（不包括临时教练）。当我得知切尔西为解雇那些教练支付了多达4000万英镑时，一点儿都不惊讶。切尔西和曼城都曾雇用过很多教练。在英超联赛中，糟糕的雇佣案例比比皆是。比如说利物浦队，2010年该俱乐部解雇了拉斐尔·贝尼特斯（Rafael Benítez）。他们的老板四处打探，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罗伊·霍奇森身上，他刚刚带领富勒姆队打进了欧洲联盟杯的决赛。利物浦队雇用了罗伊，但是不到6个月就将他解雇了。我不确定整个欧洲范围内的情况是否更好些。我执教曼联期间，拜仁慕尼黑更换了14名教练（不包括临时教练），虽然有时同一名教练被雇用了若干次。这样做简直是愚蠢透顶，因为根本没有证据表明频繁更换教练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多年以前，足球教练们有着更长的职业寿命，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球队老板都来自周围社区，他们更看重长期的成功和球队的稳定，而今天的老板们则不同。1945年到1969年的这25年时间里曼联队的主教练一直是马特·巴斯比（他于1970年到1971年又返回了俱乐部）；1962年到1975年，乔·哈维（Joe Harvey）在纽卡斯尔联队执教13年；1925年到1934年，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在阿森纳队执教9年，此后乔治·阿里森（George Allison）于1934年到1947年在此执教13年。斯科特·西蒙在流浪者队执教13年（1954年至1967年），而在他之前，比尔·斯特鲁斯（Bill Struth）在该球队执教长达34年之久（1920年至1954年）。

最让教练感到安心的事情就是感觉到自己老板的支持。就像一位年轻人从事第一份工作，他们往往在集团的最底层，也正如一位领导者得知自己得到了董事会成员的支持。你的老板可以成就你，也可以毁灭你。这是我在阿伯丁队执教时领会到的，当时我的老板是迪克·唐纳德。他对我的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心，这是他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这一点在我刚到俱乐部的第一年显得尤为重要，那是一段坎坷的时期。当时我还不得不面对前任教练比利·麦克尼尔（Billy McNeill）带来的问题，他很受球员们的欢迎，他离队后去了凯尔特人队当教练。1979年3月在苏格兰联赛杯决赛中，我们以1:2输给了流浪者队，我当时沮丧至极。有不少球员公开表示他们更喜欢以前的教练，而当地的报纸、媒体和杂志也都开始质疑我的执教资格；我把这些都告诉了迪克。他说：“我雇用你是因为你有能力做好这份工作。我对媒体怎么说不感兴趣。你只需要继续努力工作就可以了。不要抱怨，你是个男人。”这番话着实让我为之一振。

我来到曼联之后也得到了同样的支持，尤其是我初到曼联时，在开始获得奖杯之前的那段时期。1990年的足总杯上，我们去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场踢比赛，那场比赛被宣传成了我职业生涯中孤注一掷的一战。就在比赛前一天，马丁·爱德华兹给我打电话，他的话简单却又意义非凡：“无论明天发生什么，你都不会丢掉教练一职。”

我是幸运的，无论是在阿伯丁队还是在曼联队，我的大老板都以球队为骄傲。在阿伯丁时，迪克·唐纳德1949年加入该俱乐部并于1970年成为主席。他绝不能容忍其他股东干涉球队的事务。他的年度股东大会通常会在3分钟内结束；最长的一次开了7分钟，是因为一位当地的商人挑起了一些事端。虽然迪克在年轻时也曾做过一阵子职业球员，但是他明白俱乐部老板和教练之间的分界线。我从未感觉到他试图证明自己在足球方面懂得比我多。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事。对于那些最棒的老板来说，如果下属选择离开他们，他们会确保下属能够加入一个更大更优秀的团队，并引以为傲。迪克·唐纳德就是这样一位老板，1986年我告诉他我打算离开阿伯丁队，去更大的俱乐部迎接新的挑战。他很郑重地告诉我，我需要考虑的俱乐部只有一个：曼彻斯特联队。当时，我对于曼联是否对我感兴趣不得而知，但是迪克提及了这支球队，这不仅是他的个性使然，更使我信心满满。当我最后离开阿伯丁队时，我知道他并不想让我离开，但是我还是带着他的祝福离开了。那是一种无价的恩赐。

现在我会告诫那些正在寻找球队的教练，他们一定要确保俱乐部的主席明白他们工作的复杂性。拥有足够的时间去开发俱乐部或是去扭转局面，对于任何一位教练来说都是最大的奢侈品。无论是实施自己的想法，还是把球队结构落实到位，这都需要时间。如果这些教练很幸运，找到了一位理解他们工作并愿意给他们时间的老板（这样的人实属罕见），那么他们很有可能成功。否则，如果他们不能取得成绩就会被解雇。每一名足球教练都曾被解雇过，我也不例外。虽然并非因为足球——何塞·穆里尼奥、阿尔塞纳·温格和卡尔洛·安切洛蒂都曾被解雇过，只有那些刚刚进入这一行业的教练未曾体会被解雇的滋味。

确实有一些很棒的俱乐部老板，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凤毛麟角。经营了伊普斯维奇足球俱乐部（Ipswich Town）的郭保德家族（Cobbold family）堪称足球界的宝石。他们深深地植根于周围的社区之中，拥有数家酿酒厂和酒吧。阿尔夫·拉姆齐（Alf Ramsey）和博比·罗布森都曾在伊普斯维奇执教过，这样的老板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上帝的恩赐。如今在伊普斯维奇镇上有一家名为“郭保徳俱乐部”的贵宾俱乐部，虽然该家族已经久未参与其中了，但是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影响力。很多俱乐部都会忘记自己之前的老板。阿森纳的老板们也是有远见卓识的。几十年来，该俱乐部都由两个家族所有——布雷斯韦尔（Bracewell）-史密斯（Smiths）和希尔（Hill）-伍兹（Woods），接着是大卫·戴恩（David Dein），他是一位股东兼副主席，是他为阿森纳队招来了温格，并且是推动俱乐部长期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来到曼联时，马丁·爱德华兹是俱乐部主席，同时也是最大的股东。他继承了父亲路易斯·爱德华兹的职位和资产，他父亲于20世纪70年代初买下了曼联。

正如我之前所说，马丁跟迪克·唐纳德有很多相同点。他不会去试图证明自己的足球知识，他非常清楚老板和教练之间的区别，总体来说我们相处得不错。

格雷泽家族在买下曼联后饱受谴责。人们批评该家族向银行支付了高额利息来买下曼联，同时还有各种其他费用。还有一些人说曼联之所以再度成为公开上市公司，是因为格雷泽家族可以通过他们的投资赚钱了。我经常会接到一些球迷俱乐部打来的电话，他们要求我支持各种反对格雷泽家族的活动，逼迫他们下台。每当他们为之疯狂、闹得不可开交时，就会有人说如果我辞去主教练一职，那么格雷泽家族就不得不把俱乐部卖出去了。这在我看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告诉那些激进的球迷：“如果我辞职了，你们认为周六曼联队会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比赛吗？”

在我执教曼联期间，格雷泽家族的成员从未给我找过麻烦。也许很多人都会感到惊奇，但是从一个教练的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很不错的老板。一位教练希望从老板那里得到四样东西：不干涉球队、购买新球员所需的资金、支持和合理的薪水。当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时，他们宣称这是一项长期投资，而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那时已经持有美国球队坦帕湾海盗队（Tampa Bay Buccaneers）10年之久了。当他们接管曼联之后，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调整。相反，他们买下球队之后没有解雇任何人。他们很看重持续性。无论是球队的商业部还是教练组都没有出现人员改变，而且他们从不会在阵容和球队战绩方面给我施压。这很好地说明了他们的领导方式。

他们从不会对我说“不”，或者拒绝我所关心的事情。我可谓是他们的天赐之物，因为我从不向他们索要高到离谱的金钱。当2012年我们以2400万英镑买下范佩西时，那是我们为了引进一名29岁的球员开销最大的一次，而格雷泽家族也仅仅问了一下范佩西的年龄。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因为2008年我们以3075万英镑从托特纳姆热刺队买来了27岁的迪米塔·贝尔巴托夫。虽然他在2010—2011赛季打进了21粒入球，并列英超射手榜榜首，但是贝尔巴托夫潇洒而又怠惰的方式并不适合曼联。于是在2012年，我们以30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富勒姆队。因此我理解格雷泽家族为什么会询问范佩西的年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当你有机会得到一位如此才华横溢的球员时，你就必须采取行动。

如果我是一名有抱负的足球教练，或是梦想着执教一家大型俱乐部，那么我会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对俱乐部所有权的构成进行谨慎的观察。伯明翰城足球俱乐部（Birmingham City）的前主席杨家诚（Carson Yeung）目前正在监狱里。曼城队的前老板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正在进行自我放逐，无法回到泰国。当然还有很多英国籍的无能的球队老板，他们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不懂足球。如果他们买下了一支在英超垫底的球队，他们也会渴望能够赢得顶级俱乐部才能享受到的财政收入；如果他们去低级别联赛中买下了一支球队，他们就会奢望球队能够晋级英超联赛。

当某位球员和教练发生争执时，即使是最糊涂的老板也知道支持球员是一种疯狂的举动。因为一旦他们这么做，俱乐部中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经常会有整支球队都与教练对抗的例子，但是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据报道，2013年，当一群球员闯入了首席执行官的办公室之后，保罗·迪卡尼奥（Paolo Di Canio）就被桑德兰队解雇了，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我只知道，就算一名球员被他的经纪人搞得自怨自艾，陷入了疯狂，这时老板们也不应该站在他那一边。

那些曾经当过球员，后来想当教练的人中，大部分都跟我加入东斯特灵郡队时一样。他们都是那么孤注一掷，任何一份录取通知书都能把他们吸引走。他们无法忍受在家中等电话的感觉，而且那段失业的日子会让任何人都怀疑自己。但是这些教练总是太过于心急了，殊不知在他们签署新合同的同时，他们也签下了自己的死亡证明。他们得到的回报简直是可笑的。一只苍蝇的寿命都比英超球队教练的寿命要长。

虽然证据是如此明确，那种渴望和雄心总会压过残酷的现实。几年前，曼联的著名射手奥莱·索尔斯克亚正在跟卡迪夫城队磋商执教事宜，他曾经在1999年欧洲冠军杯决赛上打进制胜一球，帮助球队战胜了拜仁慕尼黑。他退役后曾经执教过曼联预备队，后来返回了他的祖国挪威去执教莫尔德队（Molde）并大获成功。在挪威度过了几个赛季之后，他开始渴望能够执教一支英超球队，我在读报纸时获悉他已经跟卡迪夫城队的老板陈志远（Vincent Tan）进入到最后的磋商阶段，后者刚刚解雇了马尔基·马凯（Malky Mackay）。我暗自想道：“他肯定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份工作——这一定会是一场梦魇。”于是我给他发了短信并且给了他一些非常坚定的建议。我告诉他：“明天是你能够对老板表现得最为强硬的一天。所以你需要在合同中涉及所有可能会影响到你执教的事宜，哪怕是再小的细节。”9个月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陈老板决定换一位教练。而对于索尔斯克亚来说，好消息是他有一份滴水不漏的合同，而且一定会有老板欣赏他的才华。

还有一些教练也很倒霉，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做报告的老板换人了。布莱克本队的主教练山姆·阿勒代斯在球队被拉奥家族（Rao family）收购后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拉奥家族是V.H集团的主人，这是一家印度的运营鸡肉加工农场的公司。在他们买下该球队几周后，新任老板就解雇了执教2年的阿勒代斯。虽然阿勒代斯获得的资金援助很微薄，但是他始终让布莱克本在英超中保持着不错的位置。拉奥家族雇用了一位代理人杰罗米·安德森（Jerome Anderson）作为顾问，解雇了阿勒代斯，然后让原来的助理教练史蒂夫·基恩（Steve Kean）担任主教练。接下来，为了证明他们对足球管理的无知，拉奥家族甚至要求基恩坐飞机去印度参加董事会会议。2年后他们也炒了基恩，让一位曼联前球员亨宁·伯格（Henning Berg）担任主教练。亨宁·伯格后来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我警告他注意自己的老板，但是他在被挪威球队利勒斯特罗姆足球俱乐部（Lillestrøm）解雇后太渴望重回赛场了。57天后，他也被炒了，但是获得了法院判给他的220万英镑的违约费。

有的教练鞠躬尽瘁，但是从老板那里获得的待遇却非常糟糕。乔克·斯坦在凯尔特人队执教13年，带领球队赢得了25座奖杯，并于1978年退休。你几乎找不出一个比乔克更优秀的领导者。他不抽烟也不喝酒，从不居功自傲，而是把所有的赞美之词都给了球员。但是尽管他做了这么多，董事们甚至不愿意给他一个董事会席位。他们告诉乔克，他可以去凯尔特人的商店工作。他们对乔克的助理教练肖恩·法隆也是如此，而他在俱乐部待了28年。他们为球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而以这种方式对待他们实在让人震惊。

有时我的助理教练们会有离开曼联队的打算，因为他们知道我肯定不会离开曼联——我总会告诉他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史蒂夫·麦克拉伦代替了我的助理教练布莱恩·基德，但是3年后他也开始跃跃欲试，希望执教一支球队了。那时西汉姆联队和南安普敦队都对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他最后选择了米德尔斯堡队，原因就在于该球队的老板史蒂夫·吉布森（Steve Gibson）的名声很好。他非常年轻，并且已经做好了投资俱乐部的准备。米德尔斯堡拥有一处非常棒的训练场，麦克拉伦很喜欢这一切。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老板。麦克拉伦的决定表明了花时间对形势进行评估的好处。他做了准备工作，花费时间去评估这个俱乐部，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是否能够从老板那里获得支持进行了判断。这证明了花费足够的时间去做重大决定的重要性，而不是见到机会就急于去抓住。

控制

我经常会被描绘成一个对权力充满渴望的暴君。对此我不敢苟同，这一点也不奇怪。我承认自己对于成功有着热切的渴望，并且很重视保持完全控制，但是——依我看来，这些都是有效领导的必要条件。那些无法控制航线、调整航速的船长是不能够安全抵达港口的。足球俱乐部也是一样。一位寻求控制的领导者跟渴望权力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控制和权力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任何集团的领导者都会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这种东西很容易被滥用。当一个人依靠恐惧感来领导，滥用权力的副作用就出现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脾气。其中部分原因是我的岁数越来越大，而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了只有少发脾气，真正发起脾气来才会更有效。我认为如果你的部下始终都对你心存畏惧，那么你永远也不可能让他们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当你有正当理由时，发脾气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因为一点儿小事情就动怒的话，会让整个团队都瘫痪掉。每当我发了脾气，那片阴云可能会持续一天左右。虽然对于我这种所谓的“大声宣泄”，有的球员毫不买账，但是我敢肯定很多球员，尤其是那些年轻球员都会在那里瑟瑟发抖。有时我并未注意到我的寥寥数语会给某名球员带来的影响。人们经常会告诉我，就算我动动眉毛或者只是看了某些球员一眼，他们都会被吓坏。我可以肯定很多领导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把其他人吓跑，特别是如果他们很少提高嗓音或是把茶杯摔在地板上，就更难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讲道理并且充满同情心。但是任何有权力涨工资或是解雇他人的人几乎都看起来很吓人或令人恐惧——或者两者兼具。但是我需要为自己做出解释，媒体的报道让我看起来总是一副坏脾气。但是如果你看看我的球员，你就会发现球员们都很享受比赛，并且会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见到我就瑟瑟发抖，或者他们都不敢直视自己的老板的话，是不会有这样的表现的。如果曼联队是这种情形，人们看到的将是一支专心于避免失败的球队，而不是一支追求胜利的队伍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屈不挠而又公正的人，因此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把我看成是一个怪物。但是随着时光流逝，曼联队也越来越成功，我逐渐开始明白了一个眼色、点头或是皱眉就可能扰乱一些球员的信心。当我对球队进行训话时，我会注意不去挑出那些新入队的年轻球员，而是把目光放在敢于直视我的那些球员。如果我知道无论我怎样精心组织自己的语言，有一名球员都会因为我的话而彻夜难眠，我通常会让迈克·费兰替我传达这一信息。他后来成了曼联的助理教练。严厉的训斥和大发雷霆这两种方式，如果用得少还是有效果的，但是无论做任何事情这都是消极的具有破坏力的方式。让人们对自己有信心，对团队的方向保持信念，这样做要比像匈奴王阿提拉一样去统治好得多。

与此同时，我通常会非常谨慎地保证自己的控制力不会被人篡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那些尝试破坏我的控制的球员卖掉的原因。没有人是不可以替代的，说这话我有些犹豫，因为这很可能会被误解为麻木不仁。有人曾经说过：“墓园里躺满了那些不可缺少的人物。”我觉得这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我只是无法让自己的俱乐部以某一两个人的未来或健康状况为中心。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假如我从未跟一名球员在管理上发生冲突，而且他们也从未给我找过麻烦。如果他们长期受到伤病困扰，或是需要休赛很久，或是干脆结束了职业生涯。这时，我还是需要找到一个办法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让球队取得成功。幸运的是，在我执教曼联期间仅有少数几次重大的球员问题需要解决。C罗毕生的愿望就是去皇家马德里踢球，而当我们兑现对他的承诺时，我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失去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我必须重建球队，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展望球队的未来。我不愿意失去他，我知道他的离去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进攻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空缺，但是我同样也知道如果我做出了正确的决断，那么曼联队还会继续繁荣下去。

人们很容易认为控制的开始和结束由运营该机构的人说了算，事实并非如此。人们经常会把我说成是一位控制癖，但是我并不这样看自己，因为这样是无法运作一个集团的。我当然希望能够了解俱乐部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跟我工作相关的事情，诸如：在训练过程中对球队或预备队进行观察、队医的最新报告、球探们的新闻、下一场比赛日的天气预报和球场情况。但是我不可能顾及所有的事情，我无须知道球队洗衣房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洗衣粉或者是比赛日节目中用的是什么字体，这些事会有人负责。我是操纵木偶的大师，而不是控制癖患者。

授权

控制和授权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我年轻时，我本能地想去控制一切。我自然而然地认为我自己亲力亲为就是完成任何事情最快最好的方式。

没有人告诉我与他人合作或者授权他人去做事是最有效的方式。当然，前提是他们知道你想要什么并且对你言听计从。我逐渐开始理解这正是管理和领导之间的差异。

我从未接受过正式的关于领导学的教育。显然，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也会留心教练们的言行，但是在足球俱乐部里没有那种长达数十年之久的CEO培养计划，如通用电气或高盛投资公司。没有一个俱乐部会把一位心怀梦想的教练送去哈佛读行政工商管理硕士或是让他去其他商业学校就读。因此我只能在工作中学习并运用自己的智慧。我从未管理过别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通过其他人帮你做事会让你收获更多并且扩大你的控制范围。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能干的管理者。抛开足球不谈，公司培养方案旨在批量生产数以千计的管理者。在曼联队，有很多人在某一领域的管理都比我强得多。球队草皮修理人员的管理者在土壤管理和灌溉方面比我懂得多。我们的队医所涉及的领域也不是我能不懂装懂的。我们青训队的教练比我更了解小伙子们的能力。于是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是不同的。我的工作是制定非常高的目标。我的工作是让人们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之前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我的工作是画出一条之前从未走过的道路。我的工作是让每个人都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能。这就是领导和管理之间的区别。

在我执教之初，即在苏格兰的东斯特灵郡队和圣米伦队初试牛刀时，由于缺乏资源，我的那种天性在某种程度上被激化了。那时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雇用太多人，于是我会凡事都亲力亲为，我那时认为自己可以统治世界。我会去买清洁材料和草皮，确保比赛当天馅饼的供应量充足，而且十分关心比赛日节目的内容。我禁止那些长期支持者进入茶室免费享用馅饼和保卫尔牛肉汁，此举曾经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事，我想到的事情就是对的，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在阿伯丁队和曼联队的助理教练阿基·诺克斯教会了我授权的好处。当你成为一名管理者时，注重细节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你也要明白你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到每件事。有些教练简直就是狂热分子。在约翰·克鲁伊夫执教巴塞罗那时，他会在比赛前一天带着仪器去球场检查湿度水平，他甚至会要求将草皮修剪到一个指定的高度。在我执教生涯的后期，虽然我越来越擅长授权，但是有时我还是会去注意细节。有一件事我总是会非常关注，那就是球场的宽度。我的对手都知道，我喜欢宽的球场，因为我们可以依靠更大的跑动空间击垮对手。有一次我们在曼城队之前的主场缅因路球场（Maine Road）比赛，早上我去球场进行视察，发现球场管理员们正在按照命令缩短球场的宽度。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在赛季开始时各球队就已经登记过各自球场的规格。于是我去裁判那里进行了投诉，让他们把球场恢复到原来的宽度，最后我们以3:0横扫曼城。

这些都是特例。总体来说，你最好向周围的人解释清楚，告诉他们你在乎细节，而具体工作需要他们来做。

我信任那些我雇来做事的人，我相信他们能把工作做好，有任何问题也会来问我。在曼联时，我雇来做事的人就是教练组成员或球探，但是对于队医、运动科学家和录像分析团队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都接受过必要的训练，有技术背景，比我要专业得多。我不是医生、营养师或电脑奇才，因此虽然是由我来决定雇用那些非常有才干的人员，让他们运营各个部门，但是他们所遗忘的专业知识比我懂的还要多。如果一位医生说一名球员不能上场，我绝不会向他们施压，让他们改变建议。这些部门中不少人都是从各自领域的底层做起的，但是后来他们展露出了自己的才能，从而得到了晋升。史蒂夫·布朗最初只是一位试用的录像分析师。他逐步得到了晋升并开始崭露头角，他也开始承担更多的责任，不断获得涨薪机会并成为其团队的核心人物。

随着足球事业的发展，其团队成员也越来越多。这就要求足球经理需要进行更广泛的任命，并对其周围人员进行授权。如今所有的大型俱乐部都有首席执行官，由其负责全部的商业活动并确保账目平衡，这对于很多俱乐部来说，不至于太过失控。因此我让大卫·吉尔负责电视合同、拉拢赞助商、敲定球员合同的细节、管理财政和市场营销部、应付稽查员和律师、确保俱乐部遵守健康与安全条例以及适用于所有集团的法律法规，更不用说那座定期会有75，000人聚集在一起的球场了。因为我手头已经有太多跟足球相关的工作要去做了。

关于授权的力量，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从我执教之初一直牢记于心。1972年我去德比观看一场赛季末的大型比赛——利物浦队对阵德比郡队。乔克·斯坦帮我弄到了门票，利物浦队的主教练比尔·香克利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去参观了德比郡会议室。当时已经是晚上7：25了，7：30比赛就开始了。于是我问比尔他是否需要跟自己的球员在一起。他说：“孩子，如果在赛季的决胜局比赛中我一定要跟球员们在一起，那么他们肯定出了什么毛病。”

当我们走进球员通道时，所有的球员都已经站好了队，除了队长汤米·史密斯（Tommy Smith）正在用头颠球。香克利对他说：“汤米，让对手回家吧！孩子，你知道该怎么做。”这句话充分证明了香克利的领导方式。

决策

有效的授权依靠的是其他人做出决定的能力。有些人能做决定，而有些人则不能。如果你天生优柔寡断，可以允许事情处在暂停状态，那是行不通的。在我还是一名球员时，我的几位教练就经常改变主意。圣庄士东的博比·布朗会将首发队员名单钉在板子上，如果有人对此阵容怀有异议，半小时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份新的名单。

像博比·布朗这样的人也许缺少的正是坚持决策的信心，而其他人则会一直去追求那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信息，并以此为借口不做出决定。在足球的世界里，我想对于其他领域也是一样，你做出决定所依据的是你目前可以使用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你渴望得到的信息。我从不会因为信息不完整而无法做出决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在曼联执教期间，我炒掉了一些优柔寡断不能做决策的人。对于那些稀里糊涂的人，那些根据自己最后一次的交谈做出判断的人，我无法跟他们合作。他们只会让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1986年我来到曼联时，球队的球探是托尼·柯林斯（Tony Collins），他在唐·里维（Don Revie）执教利兹联队的黄金时期也担任其球探。托尼人很好，但是他无法就某一名球员给我提出建议。他经常会说“你自己去看看好了”或“你去瞧瞧嘛”。第二年夏天，我辞退了他，让莱斯·克肖替代他，这是我最为成功的一个选择。

有些人的性格更适合当二把手而不是领导者。这并非批判，虽然听起来有这种味道。我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二把手，因为在我的性格中有一种成为领导者的需要。其实要做好二把手并不容易，因为即使你跟领导者一样辛苦，最后你也无法获得他那样的荣誉和收入。布莱恩·基德担任我的助理教练长达7年，表现堪称完美。后来他曾尝试去做主教练，但是那段日子并不好过。后来他在曼城队担任助理教练却大获成功。

关于决策还有一个问题是时机，决策的时机也许只有两个——太早和太晚。如果我注定会犯其中一个错误，那么我宁可选择前者。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直到1990年我将近50岁时才完全领悟到这一点。那是我执教曼联的第4个赛季，我最终决定对球队进行大换血——而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在几个赛季前就应该去做了。

如果一个人在为他人做决定时都举棋不定，那么当他们为自己做决定时情况会更糟，因为其中会纠结着情感和不清不楚的判断。在足球界，总会有人去做那些赔本的买卖。2008年当卡洛斯·奎罗斯第二次离开曼联去执教葡萄牙队时，我告诉他他疯了。我说：“你只需要考虑两件事——你是否能够带领葡萄牙夺得世界杯冠军或欧洲杯冠军？然后你告诉我：葡萄牙是否夺得过世界杯冠军？”但是当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执教自己的国家队，他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但是那真是一个糟糕的决定，为他带来了一场灾难。如果当年他没有回自己的祖国，现在很有可能接替我成为曼联主帅了。

在我年轻时，我做过很多冲动的决定。

我记得执教圣米伦队时，我在比赛开始仅7分钟时就换下了中场球员比利·斯塔克（Billy Stark）。那是一次愚蠢的换人。除非他被起诉、受伤或者因为入室盗窃而被捕，那么在比赛进行不到1/10时把球员换下场都是很愚蠢的，因为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认为他很不错，可以进入首发阵容。事实证明，那场比赛我非常需要比利·斯塔克。数十年后，当曼联队0:2落后于西汉姆联队时，正如我之前所说，上了年纪之后我会更加谨慎。那场比赛我让帕特里斯·埃弗拉首发，打左后卫。但是当时他正被国际税务缠身，并且不好的状态表现在了球场上。我耐心地等到上半场结束，换下了埃弗拉，让吉格斯去打左后卫，最后我们以4:2获胜。

在我进行球员买卖的过程中也做过一些非常欠考虑的决定，事后我非常后悔。正如我之前提到的，2001年我们把荷兰后卫雅普·斯塔姆以几百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拉齐奥队，这比1998年我们买下他的价格要高。斯塔姆那时已经29岁了，刚刚伤愈复出，并且拉齐奥开价不菲，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他卖给了拉齐奥。6年后，他仍旧在阿贾克斯效力，并且在此期间曾经帮助AC米兰打进了欧洲冠军杯决赛。2010年，我们买来了葡萄牙前锋贝贝（Bébé），那时我们还没有像平常一样做好侦察工作。贝贝在曼联过得很不好，从来没能够融入其中，我们在把他租借出去几次之后，最后还是把他卖掉了。

有时犹豫让我付出代价。2007年我们从西汉姆联队借来阿根廷前锋卡洛斯·特维斯之后，我们就开始考虑跟他签长期合同了。但不幸的是特维斯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因为特维斯的所有权是属于不正当的第三方所有权，由第三方控制。这让沟通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们错过特维斯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我不清楚我们是否需要他。在2008年圣诞节前，我们本来可以以2550万英镑买下他，但是我想多观察观察他的表现。在我做出决定时已经太迟了，因为曼城队以4700万英镑的高价买下了他。

我尽量不想花太多精力去思考其他教练做出某些决定的原因和方式。因为我的时间很紧张，尤其是当你并未参加他们的讨论或者不熟悉他们的具体情况时，想要猜测别人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在我的执教生涯中对此深有体会。例如，当我1995年卖出了因斯、休斯、坎切尔斯基时，很多人都批评我，但是他们未曾意识到有一大批颇具天赋的球员正在冉冉升起。如果一个顶级俱乐部签下了一位我们曾经拒绝过的球员，我就经常会感到迷惘，虽然私底下可能会有所抱怨，但我还是会对其他教练的英明决定备感钦佩，尤其是那些抢在我们前面下手的教练。无论怎样，说起决策来，没有什么能比古巴导弹危机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做出的决定更英明了——他的冷静、拒绝向压力低头（无论是内部压力还是外部压力），他在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无情的媒体时应对不完整信息的那种意愿，让其他决定都黯然失色。做出一个在周六的下午让75，000人感到高兴的决定是一码事，而拯救亿万生灵免受核战争之灾是另一码事。

第十章　底线

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是推销员，他必须向自己的集团内部和外部进行推销。任何希望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人都需要善于向他人推销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有时你需要劝说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向他们推销一些想法，那些他们做梦都感觉做不到的事情。

买球员

在一个集团的运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能够说服人们加入你的团队，无论他们在别处的工资是否更高。在英超联赛中这种挑战变得更加艰巨，因为与其他体育项目不同，如美式足球，英超对于俱乐部给球员的薪水没有限制。因此教练和球探组成员需要将自己的俱乐部的卖点展示出来，这非常重要。即使是曼联这样的球队，虽然我们可以获得高额的转会费用，但是我们从来不希望自己的支票簿成为成功的关键，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总有人可以比你的开价更高。

也许人们不认为足球教练是推销员，但是他们错了。1988年，我们希望签下保罗·加斯科因，那时的我尽了全力。我去了伦敦，在加斯科因的律师家跟他见了面。我告诉他如果他不来曼联，那么他在今后的20年里都会感到后悔。由于他来自纽卡斯尔，我还告诉他曼联队中也有不少纽卡斯尔人，如博比·查尔顿、史蒂夫·布鲁斯和布莱恩·罗布森。我以为这些方法会奏效，但是后来得知加斯科因去了托特纳姆热刺队之后，我感到很失落，当时该俱乐部为他的母亲在盖茨黑德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加斯科因只是个特例，通常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球员。

任何一位领导者都是推销员，他必须向自己的集团内部和外部进行推销。任何希望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人都需要善于向他人推销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有时你需要劝说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是向他们推销一些想法，那些他们做梦都感觉做不到的事情。通常情况下，这些推销工作都是面向在职人员的。但是在面对体制外人员时，这样做就有了挑战。以曼联为例，这些体制外人员包括三大部分：潜在球迷、可能的赞助商和潜在的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球队的商业部会负责前两项，而我则负责第三项。这也就意味着我工作的一部分就需要像公司中的推销员一样。

足球的现场销售团队就是其球探系统。我曾经组建过两个球探系统——一个是在阿伯丁，另一个则是在曼联。我们鼓励球探们像推销员一样做事：他们的固定薪水不高，但是如果他们发现的球员进入了我们的系统内，他们就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奖金。我们给这些球探安排了各自需要负责的特定区域和校队，而且他们也明白我最喜欢的年轻球员类型。我也像销售经理一样，希望对每次“销售”的条款都进行审批，因为我不希望他们胡乱给我签下一些球员。我担心自己可能会得到6个门将、7个中后卫和4个左边锋。我来到曼联的第一周就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我对全部的球探说：“我对于你们街区最优秀的球员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你们辖区中最棒的小伙子。”

正如所有的销售团队一样，我们的球探系统中也有佼佼者。当你看到一颗未经打磨的宝石，能够把它想象成三重冕头饰上闪耀的珍宝，这是需要真正的天赋的。曼联的星级球探是鲍伯·毕夏（Bob Bishop），他负责的区域是贝尔法斯特（Belfast）。他就像一名花衣魔笛手。其最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是发现并签下了乔治·贝斯特，但是他还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优秀球员。

在年轻时，我通过观察其他球探学到了不少销售技巧。博比·查尔德（Bobby Calder）是阿伯丁队的球探，在他希望签下我弟弟马丁时，我们便有了一面之缘。他来到我家时为我母亲买了一盒巧克力，为我父亲买了一箱香烟，送给了我一个价值10先令的笔记本。他头戴一顶小巧的套叠式平顶帽，坐在那里时就像一个儒雅的天使。后来在我执教阿伯丁队时，有一次我们计划签下约翰·翰威特（John Hewitt），当时曼城、凯尔特人和流浪者队都希望签下他。我们和他的父母见了面，我口若悬河地讲述了自己的推销之词，告诉他们我对阿伯丁队的打算及俱乐部的光明前景。在我们离开时，博比对那名球员的母亲说：“翰威特太太，明天我还会再来拜访您，告诉您关于那座海滨城市的一切。”我当时简直是怒不可遏，我认为他会把事情搞糟。但是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教会了我非常重要的一课，他告诉我要识别哪个人才是影响销售的决策者。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决策者显然不是他们本人，同样，也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只是间接地能感觉到自己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就好。决策者是他们的母亲，她们希望弄清楚哪条路是对自己的儿子最有利的。在那次之后，我经常会告诉球探们要多做球员母亲的工作。

相对于其他年轻球员，我们在买进大卫·贝克汉姆时花费了更多的努力，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马尔科姆·费吉恩是我们在伦敦的球探，发现了12岁的贝克汉姆。大卫的父亲是曼联的铁杆球迷，而大卫也继承了其父亲的喜好，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但是显然还有很多其他球队也盯上了他，尤其是托特纳姆热刺队。于是我们对大卫保持密切观察。我认识了大卫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为了解一个人的背景是大有益处的，同样也可以借此让他的家人明白我们非常在乎他。我们邀请大卫来到了曼彻斯特，如果他参加夏季训练，我们就会送给他一套曼联的装备；我们在伦敦比赛时更是请他来到一线球队的更衣室参观，此举让他及他的家人感觉到了我们很在乎他，事实也确实如此。

如果你为一个很成功的集团工作，很容易会粗心或是为销售业绩自满。在我初到曼联时，大家都觉得任何曼彻斯特的男孩都会理所当然地来到曼联队，但是他们往往会选择曼城，甚至就连瑞恩·吉格斯也曾经在曼城队训练过。你不能指望世界上最富有天赋的球员手里攥着工作申请表自己送上门来，这绝非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你必须去寻找那些天才。有时我们的球探会在周末去球场寻找那些最有天赋的球员，而我提前跟这名球员或其经纪人取得联系，他们属于其他俱乐部。因为这名球员显然也希望明白自己未来的教练是否热心于他。当事情进展到敲定最后合同条款时，我会让大卫·吉尔出面。这对我们大家都好，因为这样做，我就无须面对那些艰难的对话，而这对话很可能影响我跟球员之间的关系。

节约

我不喜欢用钱解决问题，虽然有时钱能带来短期收益——比如2012年我们买下范佩西时的喜悦，他让我们的锋线阵容如虎添翼。但是我实在想不出有哪支球队依靠支票簿成为长期的赢家。1992年坎通纳来到曼联时也确实让我们为之欢喜——但是我们仅仅在他身上花了90万英镑。钱无法在短时间内创建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俱乐部，钱不能带来传承和历史，钱不能带来满看台做好准备迎接冰雨的球迷，钱也不能让年轻的小伙子们美梦成真。

虽然我喜欢看赛马，但是我一向很讨厌浪费钱。现在的球员们养成了与对手交换球衣的习惯，或是将球衣送给亲戚朋友，这简直让我抓狂。那些球衣很贵，当赞助商提供的球衣存量用完时，球队就不得不花钱买新球衣了。距离我退休还有6年时，器械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告诉我，每个赛季我们都要损失数百件球衣。大部分送出去的球衣最终都落在了纪念品商贩那里或者是今天的易趣。我告诉球员们他们可以继续交换球衣，但是他们得自己支付这部分费用。

怀疑论者可能会指出我签下的一些球员是浪费钱。他们经常举出的例子是迪米塔·贝尔巴托夫，当年我们从托特纳姆热刺队以3075万英镑买下了他，但是后来我们将他卖给富勒姆队时仅仅收回了约10%的费用；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以2400万英镑买入，1500万英镑卖出；我们在买路易斯·萨哈（Louis Saha）时花了1240万英镑，这位可怜的前锋饱受伤病困扰，在卖出他时几乎是免费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我签下的球员，就会发现这些年来花的钱都是值得的。就算是我那些最失败的交易也和英超其他俱乐部的浪费不可同日而语。比如，2011年切尔西队在冲动之下以5000万英镑的高价买下了费尔南多·托雷斯（Fernando Torres），而在2015年将他辗转卖给马德里竞技队时，这些钱都打了水漂。

我在开销方面很吝啬，其中一部分原因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的父母会保证我们兄弟俩不缺任何东西，但是在戈万我们租来的寓所里并没有太多的零花钱。我成为球员和教练之后情况也是如此。抛开我的苏格兰血统不提，我对待俱乐部的钱就像对自己的钱一样节省。

我作为球员得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在1964年的邓弗姆林，因为此前我的第一个俱乐部女王公园是属于业余性质的，所以没有薪水。我在邓弗姆林时的周薪是28英镑（约为今天的524英镑），但是由于当时我辞去了周薪为13英镑的工作，我每周的固定收入不到41英镑，所以赢得比赛并获得奖金对我来说很重要。当我在流浪者队效力时，夏季的周薪为60英镑（约为今天的998英镑），在比赛季时为80英镑（约为今天的1331英镑）。在我当上圣米伦队的教练时，我们的第一场主场比赛是对阵汉密尔顿队（Hamilton），我们在一个可容纳25，000名观众的球场上面对着3000名观众进行比赛。当时球队可谓是每况愈下。当时的圣米伦队是苏格兰乙级联赛的球队，在比赛季球员们的周薪为12英镑，夏季则为7英镑。

我在阿伯丁队时，球队老板迪克·唐纳德非常关注球队的开支。他想拥有一个成功的俱乐部，但是并不追求把俱乐部做大，而且一再强调阿伯丁队应该盈利。他绝不容忍财政赤字。他总是打同一条领带，他甚至拒绝买新的鞋带。当一双鞋磨损得很厉害时，他会让人把鞋缝缝继续穿。1984年当阿伯丁队打进苏格兰联赛杯决赛时，我才发现没有人订香槟，于是我给球队秘书伊恩·塔格特（Ian Taggart）打电话，告诉他往球队大巴上装8箱（大部分球队会带20箱）香槟。伊恩惶恐地对我说：“不行，唐纳德先生会发飙的。”当唐纳德看见那些香槟时，塔格特不得不告诉他只有2箱是随车走的，其余是要放到仓库里的。最后我们把其他的香槟藏在了大巴的厕所里。那天我们赢得了奖杯，香槟也派上了用场，这时唐纳德问我：“弗格森先生，我们今天赢了几座奖杯？”

如果我想买一位左边锋，他会说：“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位了吗？”我回答说：“是的，但是他才16岁，连进候补阵容都不够格。”他还总是向我抱怨给予球员的工资和奖金太高，他问我：“你为什么给他们涨工资？”我回答他说：“主席先生，我们是在足球的世界里。我们不走下坡路，我们需要往上走。而挽留住球队中最优秀的球员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他们取得成绩时予以奖励。”迪克还非常惧怕自满情绪出现在球队，在一次决赛前他半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就算我们输掉了比赛，而球员们能因此不会自大自满，这也是不错的。”他经常说，“我永远也不希望在我的足球俱乐部中看到财政赤字。”我执教阿伯丁期间购买球员花费最高的一次是在1985年以30万英镑的价格买入了吉姆·贝特（Jim Bett），当时我们用出售另一位球员的费用填补这笔交易。

说来也奇怪，我能得到曼联的这份工作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我的节俭。在我第一次跟马丁开会时，我们谈到了为球队开发获得天才年轻球员的渠道，我对他说：“我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教练。”他说：“这也正是当初我们看中你的原因之一。”我想对于任何老板来说，他们都不喜欢雇用那些花钱大手大脚的人。

在曼联时，当我第一次想买球员时，我只能从马丁那里获得约100万英镑。所有的钱都来自赛季套牌和门票收益，或是来自其他球员的转会费。没有哪些阔佬愿意在俱乐部乱花钱。我在曼联买来的第一位球员是维夫·安德森（Viv Anderson）——一个后卫。我们花了25万英镑买下他，后来花了85万英镑买下布莱恩·麦克莱尔。在我们减价出售了6名球员之后，包括谢斯柏·奥臣、戈登·斯特拉坎和保罗·麦克格拉斯，1989年我花费了800万英镑买下了5名球员，其中最贵的是后卫队员加里·帕莱斯特。

整个20世纪90年代，曼联总共花费了6000万英镑来组建自己的阵容，最终在1999年夺得了三冠王——英超冠军、足总杯冠军和欧洲冠军杯冠军。而在后面的10年里我们仅花费了3.2亿英镑的转会费，在最高水平的赛事中进行角逐——但是这些还仅仅是支出，并未考虑通过出售球员获得的超过2.56亿英镑的收益。自从1986年我执教曼联以来到2008年，购买的最贵的球员是23岁的里奥·费迪南德，2002年我们以2900万英镑的价格从利兹联队买下了他。此后他在曼联踢了12个赛季共455场比赛，并在此期间代表国家队踢了54场比赛。后来在我退休后一年，他去了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虽然里奥的转会费很高，但是这笔钱花得绝对值得。里奥的转会费是分期付款的，每年俱乐部需要支付250万英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笔开销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因为2003年我们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把当年免费得来的贝克汉姆卖给了皇家马德里。

除了里奥，我们几乎没有在后防线上花什么钱——550万英镑买来了帕特里斯·埃弗拉、750万英镑买来了内马尼亚·维迪奇，这2位球员都是在2006年签下的。我们在2008年签下了拉斐尔·达·席尔瓦与法比奥·达·席尔瓦兄弟，当时他们还未成为职业球员。直到2005年我们从富勒姆队签下埃德温·范德萨才解决了门将的问题，这个问题自从舒梅切尔离去之后已经困扰了我6年之久。我们当时以200万英镑的价格签下了34岁的范德萨。试想切尔西当年花费了多少钱。在我签下埃弗拉、维迪奇、达·席尔瓦兄弟和范德萨之后到我退休，他们总共为曼联踢了1049场比赛。

当我考虑买入一位球员时，我会对他的速度、平衡性和技巧进行评估。当然我也想了解他的可靠程度。有的球员每周都可以上场比赛，但是有的球员在领着不菲的工资的同时，每3场比赛就会受一次伤。我们没有理由买第二种球员。

我们对于年轻人的重视能带来两种收获：为我们的一线球队输送天才球员和非常健康的副业。在我执教曼联期间，我们通过出售球员获得了1亿英镑，这些球员都是我们从小发掘并在青训系统中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中包括贝克汉姆、巴特、杰拉德·皮克和朱塞佩·罗西，罗西是我们从海外引进到青训队的球员。我们发现了这些球员，培养他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特别是他们当中很多人还能够保持10到15年的高水足球生涯。弗雷泽·坎贝尔（Fraizer Campbell）、罗比·布拉迪（Robbie Brady）、丹尼·希金博瑟姆（Danny Higginbotham）、大卫·希利（David Healy）和约翰·柯蒂斯（John Curtis）都是曼联培养出来之后去其他球队踢球的。如果一位年轻人在足球精英学校中表现得很有潜力，那么我们签下他就不会有什么财政上的风险。我们签下了16岁的凯斯·吉莱斯皮（Keith Gillespie），他代表曼联出场次数并不多，后来我们以100万英镑的价格将他售出，这也是作为买来安迪·科尔的合同的一部分。其中风险最大的情况是我们对某个男孩进行了错误的评估，而我们本应让一位更有天赋的球员踢他的位置。对于一些男孩来说，我们需要更久的等待才能看到他的真实潜力，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发育速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选择卖掉他们，那么我们也会在谈判中表现得非常谨慎。

如果这些男孩通过层层考核最终进入到青训队或者更好的话进入了预备队，那时我们便有了很多选择。那些最优秀的球员，如丹尼·维尔贝克和阿德南·贾努扎伊，他们的天赋足以跳过青训队直接进入一线球队，但是其他球员还是需要接受评审的。直到球员们20岁或21岁时，你才能确切地知道他们是否达到球队的标准。如果那时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就会把这些球员租借给其他俱乐部，这样一来他们也能够在一线球队得到锻炼。对待汤姆·克莱维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把他借给了沃特福德、威根和莱斯特城。我们还将乔尼·埃文斯借给了皇家安特卫普足球俱乐部（Royal Antwerp）和桑德兰队两次，将维尔贝克借给了普雷斯顿和桑德兰队。但是有时结果并不理想，比如当年我们把朱塞佩·罗西借给纽卡斯尔联队和帕尔玛队（Parma）或是把费德里科·马凯达（Federico Macheda）借给桑普多利亚队（Sampdoria）和女王公园巡游者队时，他们的上场机会很少，因此他们的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

有时我们等了很久之后发现一名球员仍不符合球队的需要，或者他因为受伤而贬值，这时我们就会把他卖出。但是这样的例子并不多，如詹姆斯·切斯特（James Chester），我们在他身上可能赔了钱。詹姆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次出现膝伤，最后我们在2011年以3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赫尔城队（Hull City）。在后面的4个赛季里，他总共出场了170次，这笔买卖真是便宜了赫尔城队。

我们经常会讨价还价，但是足球亦如生活，你付出了多少就能得到多少。除非你交了好运，比如当年利兹联队从我们这里买走丹尼斯·埃尔文之后，我们签下了埃里克·坎通纳。彼得·舒梅切尔也是如此，不知道为什么他28岁那年还在布隆德比队踢球。我至今仍不敢相信没有一家大俱乐部挖走他。2008年，卡洛斯·奎罗斯的一位朋友帮我做球探（免费），他在安哥拉发现了马努乔（Manucho）。我们给了他表演的机会，而他的左脚功夫也确实不错。后来我们以25万英镑的价格签下了他，这笔费用也确实不高。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他并不具备那样的天赋，于是我们就以25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瓦拉多利德足球俱乐部。

这时我想起了几个球队——皇家马德里和曼城，他们都是用支票簿打造冠军球队的。皇马向来喜欢以巨额资金购入极具天赋的球员打造自己的“银河战舰”，他们曾经买下了巅峰时期的齐内丁·齐达内、路易斯·菲戈（Luís Figo）、卡卡（Kaká）、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格瑞斯·贝尔（Gareth Bale）和詹姆斯·罗德里格斯（James Rodríguez）。他们这么做确实能够取得成绩，这也说明了成功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的成长环境让我更倾向于建设一支球队而不是购买一支球队。我想用我儿子马克那个行业的一个词来形容我，那就是“价值投资者”。

我还非常喜欢签下那些职业生涯已经进入暮年的天才球员。我们并不指望这些球员能够为球队长期效力，但是我们知道总会碰见一些能够满足我们需要的球员，而购买他们花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2001年，我们签下了从国际米兰自由转会的洛朗·布兰克。当时布兰克已经35岁了，但是他是一位技术娴熟、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而当时我们正需要加强后防线。2009年我们希望加强锋线力量，在我们签下英格兰前前锋迈克尔·欧文时运用了同样的策略。欧文小时候就在曼联训练过，并且可以自由转会。于是我把他请到了我家并提议按照绩效给他发工资，当时他简直高兴极了。虽然欧文经常会受到伤病困扰，但是他表现得很不错，并且在2010年总决赛中首次亮相温布利球场就打进了追平比分的一球，就在那场比赛我们以2:1战胜了阿斯顿维拉，赢得了联赛杯的冠军。就在第二年，他赢得了13年来顶级联赛生涯中的第一块英超冠军奖牌。

对于我们密切关注的底线，有一种情况是需要特殊对待的，那就是卖掉为球队效力多年的球员时，他们可能已经为球队踢了十多年的球，如今受了伤，不能保证在一线阵容中的位置，并且他们余下的职业生涯也已经屈指可数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会尽可能地去帮助他们，或是让他们自由转会（这样一来他们的新东家就会给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或是为他们举办一场告别赛，抑或是两者兼有。我们卖出的这类球员中唯一在离队之后还有良好表现的是菲尔·内维尔，我们以300万英镑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埃弗顿队。回忆往昔，对埃弗顿来说这是一笔很不错的买卖，因为我们本可以继续使用内维尔的；我们也从未想到他还能再踢8年。丹尼斯·埃尔文、史蒂夫·布鲁斯、迈克·费兰和布莱恩·麦克莱尔都得到了自由转会的许可。当彼得·舒梅切尔要离开时，我们对他的自由转会仅开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转会去其他英超俱乐部。他后来去了里斯本竞技队，但是几年之后他就回到了英超，加盟了阿斯顿维拉，后来又去了曼城。我们并未因此去质问他，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才是正确对待球员的方式。

报酬

我相信没有人会把足球教练们当成是定价专家。定价通常是品牌经理的工作范畴，将由他们来决定一管牙膏或是一瓶伏特加卖多少钱。事实上除非球迷们对我的工作不满，我根本无须担心赛季票或是其他商品的价格，但是我确实花了些时间去应对球员们的定价——我们需要花多少钱去买他们，我们准备提供的薪资又是多少。

当你在报纸头条上看到球员们获得的丰厚的薪水，很容易让人想到足球俱乐部都是喜欢乱花钱的。但是仅有少数俱乐部是这样的——那些俱乐部的老板或股东根本不把钱放在眼里。在欧洲仅有以下球队是这样的：切尔西、曼城和巴黎圣日耳曼（Paris Saint-Germain）。对于其他俱乐部，甚至是顶级联赛中的俱乐部来说，金钱和预算都是很重要的事情。由我儿子达伦执教的位于英格兰东部的甲级联赛球队彼得堡联队（Peterborough United）更是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不认为成功是买来的，成功需要努力去赢得。

对于苏格兰足球来说，资金上并不像英格兰这么充裕；早在我执教之初就已经习惯了用少量的资金创造最大的可能。我偶然想到，这对于任何集团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因为将资金挥霍掉总是很容易。不仅如此，我还需要回答老板们的问题，他们希望知道自己的资金用在了何处。

在执教阿伯丁期间，有不少球员都曾来过我的办公室要求加薪，队长威利·米拿则“身先士卒”。当时最高的周薪是250—300英镑，而米拿希望拿到350英镑。于是主席迪克·唐纳德希望把他卖掉，但是我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会导致大批球员的离开。后来他的队友亚历克斯·麦克莱什（Alex McLeish）跟自己的妻子找到我要求加薪，最后我答应给他涨50英镑。然后，道格·罗格维（Doug Rougvie）也来要求涨薪，我告诉他：“道格，我有一块蛋糕，上面还有一颗樱桃。威利·米拿拿走了3/4和上面的樱桃。我需要把剩下的1/4分给每个人一份，你想让我怎么做？”他对我们的薪资不满，因此我们就让他去了切尔西。

数十年后，薪水成为足球界一个更加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对媒体来说。主要是因为普通工人的周薪和那些顶级球员的周薪之间拉大的收入差异，这些球员的周薪高达数万英镑。

在我还是一位职业球员时，“工资”或“薪水”通常被叫作报酬。这个名词绝非巧合，因为在那时几乎所有的球员都来自工人阶级。当时英格兰最著名的球员斯坦利·马修斯（Stanley Matthews）的父亲是一位拳击手。博比·查尔顿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矿业城镇阿兴顿。在我签约圣庄士东队时，其他球员的父亲们都有着工人阶级的背景。在英国，足球是一项被工人阶级所选择的运动，那些踢足球的年轻人都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而这一点在雇佣条款中也有所体现。我如果不去踢球，就很可能去当一名工具工人，而我的队友则会在附近的船厂、轧钢厂或汽车厂工作。

关于球员的工资，也是几经起落。1961年以前，英格兰联赛对球员的周薪设定了上限，在比赛季的上限为20英镑。因此当时的球员比契约佣工强不到哪儿去，经常会感到被欺负，薪水过低。当时根本不会有针对薪水的谈判。老板给多少，你就拿多少，通常这就意味着在比赛季是一种薪资水平，而到了夏天薪水会更低甚至没有。任何对自己薪水不满的球员都会被辞退。如果你在工厂里罢工，厂里的机器会等着你回去开工，而在球场上如果你错过了一场比赛，那么你就再也没机会去踢那场比赛了。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球员薪资和自由转会的限制都有所放松，一些俱乐部包括曼联队，还是在努力对球员薪水进行非官方的限制，但是最终还是败给了市场的力量。

我并不是建议球员对自己的薪水漠不关心，或是他们的薪水完全保持一致，但是在那个没有律师、经纪人、会计师、业务经理和宣传人员的时代，这并非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多怨恨。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俱乐部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时的规则很简单。射手会比防守人员挣得多，而球队的队长也会比其他人多挣一些。1957年我跟女王公园签约时，那是一支业余球队，因此我没有薪水。1967年到1973年期间是我球员生涯的巅峰时期，我的周薪是80英镑，而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支球队艾尔联队支付我的周薪为60英镑。

虽然今天球员们的收入比50年前多出了好几位数，但是人性并未发生大的改变。我年轻时的那些球员也跟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与自己价值相当的薪水。在我的执教生涯中，我发现了一条中庸之道。显然俱乐部不希望因为一些荒谬的需求而把自己搞破产，但是另一方面，球员们应该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薪资。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如果遵循这一原则，那么薪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我初到阿伯丁队时球员的周薪是120英镑，我认为那太低了，因此就给他们涨了工资。请记住第一位拿到100英镑周薪的是当时的英格兰和富勒姆队长约翰尼·海恩斯（Johnny Haynes），他在1961年达到了这一薪资水平。除了平常的那些讨价还价，我第一次需要面对严峻的报酬问题是在1983年，阿伯丁队击败皇家马德里，赢得了欧洲冠军杯冠军。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俱乐部来说既是最好的事情，也是最为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球员从此会备受瞩目。球员们都希望多挣钱，其他俱乐部也希望签下他们。因此在短短2年的时间内，阿伯丁队里有一半的球员都转会去了更大的俱乐部，那里的薪水更高。我们把球队最优秀的球员的周薪涨到了350英镑，增加了赢得联赛和杯赛的奖励。迪克·唐纳德很谨慎地控制着资金，尽量避免将资金都用在一线球员身上而忽略了其他人。他总是希望我们的年轻球员也能够得到应得的薪水。

我丝毫都不羡慕现在的球员。事实上，我甚至认为现在那些最好的球员的薪水还不够高。这种说法也许在那些汽车修理师或护士看来是荒谬的，但是我是以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那些足够优秀、能够跻身冠军杯顶级球队的球员比成千上万的其他小伙子都优秀，而其他人也同样如饥似渴地追求着同样的机遇。这些优秀的小伙子的天赋足以迎合全世界球迷的口味——而这些球迷在数量上要超过音乐或电影明星的观众，当然也比其他任何运动的粉丝都要多。

英超联赛的报酬系统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导致奖金几近消失。那些顶级球员也许还能在赢得联赛或是欧洲主要赛事之后赢得奖金，但是那曾经的、复杂的、很多页的奖金制度在上层赛事已经销声匿迹了。按照曾经的奖金制度，球员们每次出场、每次胜利或进球都能赢得奖金。虽然没有人会嫌钱多，但是如今的财政奖励并不能像25年前一样激励顶级球员了。更加有利的鼓励措施是激起他们的竞争本能、他们作为职业球员的荣耀以及对冠军奖牌的渴望。奖金会被花完，但是奖牌却是永恒的。

每当球员们排队去对冲基金经理那里领取年薪时，像C罗和梅西这样的球员得到的报酬看起来简直是太可怜了。近来我看到世界上前25位对冲基金经理在2014年的收入为75亿英镑——这比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全部工资单加起来还要多。而当你读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股票市场那里得到的更多时，就会感觉这种事情更荒谬了。

如果一位球员的表现长期处在低谷，那么他就会坐冷板凳或者等待转会。如果你知道跟其他人相比，足球队员的巅峰收入仅能保持6到10年，这种不公平性更是昭然若揭。不要告诉我一位能够熟练操作电子制表软件的28岁年轻人（这样的人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应该比斯旺西城队（Swansea City）或南安普敦队的中场球员挣得多。

有的球员在看完自己队友的合同之后经常会感到恼怒。但是也有些球员如加里·内维尔或保罗·斯科尔斯对其他球员的收入毫不在意，因为他们相信我们会给他们合理的报酬。即使是在他们职业生涯接近尾声时，加里、保罗和瑞恩·吉格斯都签的是一年的合同，他们也不会因此烦恼。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并且相信我们会公正地对待他们。但是总会有人感到烦恼，对此我表示理解。无论报酬的形式如何，是每周几十万英镑还是一包包的土豆片，最重要的是相对价值，因为很多人感觉，或是希望感觉自己比其他人更有价值。

有时一名球员会占据主动位置，而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2003年在我和范尼斯特鲁伊之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时他已经在曼联效力了几个赛季，表现非常抢眼。他通过努力交涉，在合同中加入了这样一项条款：如果皇家马德里队提供了足够多的资金，那么他就可以去皇马。这让他占据了主动，而我们也没有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最后我们让他去了皇马，但是他仅仅是想要离开曼联的众多球员中的一员。当他真正离开时，他已经为曼联效力多年并且屡立战功，那时他已经30岁了，我们也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最初投资。

我在跟球员洽谈合同时比签自己的合同都要谨慎。有些领导者绝不会为借机中饱私囊而内疚，而其他领导者却很腼腆，不愿意就薪资发生太多争执。我可能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大量资金开始进入足球界之后。也许我错了，但是我意识到领导者往往忙于经营自己的集团而没能够照顾好自己。他们总是会寝食不安，或是缺乏足够的锻炼，同时他们还会养成忽视管理自己财政事务的习惯。他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弄清楚别人的报酬的细节，而仅花费很少的时间进行个人安排。他们对自己的合同条款不够谨慎，如果他们有幸存下了一笔钱，他们也会为如何管理这笔财富而伤透脑筋。也许就是因为那些最优秀的领导者都是传教士一样的人物而不是雇佣兵。

在我执教阿伯丁之初，我的年薪是12，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65，000英镑。我在苏格兰最后一年的年薪是25，000英镑，并且有着不错的奖金制度。此外我还通过做一些报纸专栏和公共演讲赚些小钱，但是这些钱也是买不了几箱酒的。当时球队中年薪最高的球员可以挣到15，000英镑，而那时的赞助商提供的赞助跟今天的顶级英超球队得到的赞助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当时我开始跟曼联进行对话，他们给我的薪水加上奖金不如我在阿伯丁最后一年时候的薪水高。

当后来曼联开始不断赢得各种大赛冠军时，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报酬了。1989年曼联的老板马丁·爱德华兹试图以2000万英镑的价格卖掉球队——这一数据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很可笑的，但是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巨款了。后来由于买方未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这个计划搁浅了。在1991年曼联成为上市公司之后，曼联的价值已不再是秘密了，而我也不禁开始思考自己在其中的角色。1998年，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出价6.23亿英镑购买曼联，对马丁在球队股份的估值是8700万英镑。也许正是我那苏格兰工会的血统折磨着我，或者我只是觉得球队的价值被贬低了。

马丁是一位不错的主席。俱乐部深入他的骨髓，他也在乎俱乐部的福祉，但是每当我跟他要求涨薪就总会引起争论。我会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找他，他经常会把我的涨薪申请重重地拍在他那大个儿的台式计算机上面。就在几年前，为了证明我的报酬过低，我甚至把当时阿森纳主教练乔治·格拉汉姆的合同拿给他看。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和他进行沟通的，因为马丁知道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在曼联当教练。后来在大卫·吉尔成为行政长官之后，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卫更为客观，而且我的薪水也被调整到了合适的水平。

2010年格雷泽家族和大卫·吉尔同意大幅提高韦恩·鲁尼的工资，他们希望知道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们我认为鲁尼的薪水是我的两倍这不公平，乔尔·格雷泽马上回答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我们都同意球员不应该比教练挣得多。我们对此的看法是一拍即合的。

我在曼联的最后15年里签的都是为期一年的滚动合约，并达成了以下协议：如果我被解雇了，我有权拿到2年的薪水，我甚至可以在被解雇的第二天就去执教曼城队。这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想大部分的足球教练的薪水都比自己球队中的明星球员要少，有时甚至要少得多。我想在顶级联赛中只有阿尔塞纳·温格和何塞·穆里尼奥能够比球队中最优秀的球员工资高。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关于教练的报酬没有什么好写的。但是如果一个球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比自己的教练挣得多，那么这将给球队传达怎样的信息呢？

谈判

买卖球员教会了我沟通的艺术。我最初对沟通有所体验是通过观察工厂里的工会领导。你最不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出去罢工，但是他们似乎总是选择这样做。当你站在警戒线上时手里是否会有其他武器？如果有人不买账，把你一个人留下来守着火盆烤3个月，那时会怎样？这些情节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因此每当球员之间发生争执时，我总是会选择独处。

在谈判期间很难保证头脑清醒并且不被追求的热情或情感所左右。谈判很容易让人精神过度紧张，而且对于一名足球教练来说，他总会觉得一两名新球员能够改变球队的命运。如果谈判未能得到纪律的约束，就会生起各种各样的事端。这不仅会导致某一次交易的价格很高，同时还伴有涟漪效应。足球界也跟其他领域一样，这意味着人们现在期望你能支付更多的金钱。这对球队中的其他人员也会造成影响，因为如果你的报酬体系因为一位新来的球员或一个新合同发生了改变，就会引起不安情绪。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谈判期间表现得彬彬有礼，那想必是极好的，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你会遇见一些人，一次握手就足以达成一笔价格不菲的转会费。然而你也会碰见这样的人，你甚至不敢背朝着他，生怕他会做出些卑劣行径。多年来，我所经手的数百次谈判中，我学会了更好地识人。但是我也学到了，无论多少次合同的签署已经触手可及，总会有可能出现那令人厌恶的惊喜。

在我们追求一位球员时，我会确保自己不情绪化并且头脑清醒。

在我们希望签下菲尔·内维尔时，我们在此前曾希望签下他的兄弟加里·内维尔。我们知道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很近，我们也知道菲尔的天赋更高一些，也更为抢手，但是我们还知道一旦我们成功拿下加里，菲尔也会跟过来。有时卖方会利用情感的手段为自己服务。2004年8月在曼联与埃弗顿队在老特拉福德球场比赛之后，大卫·吉尔、莫里斯·沃特金斯（Maurice Watkins）和我一起面见了埃弗顿俱乐部的老板比尔·肯赖特（Bill Kenwright）和他们的主教练大卫·莫耶斯，我们讨论了购买18岁的鲁尼的事宜。他们对此是全力以赴。在我们拿出最终意向书时，肯赖特跟鲁尼的母亲通了电话，她告诉我：“你们休想偷走我的孩子。”我们最终征服了情感上的障碍并在第二天签下了鲁尼。

我经常告诫自己某一次谈判的失败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我们的成功也绝不会取决于某一名球员的到来。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去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你所营造的绝不是一个扎实的团队。在塞尔吉奥·阿圭罗（Sergio Agüero）去曼城之前，我们是有机会买下他的，但是最后他的经纪人的要价超出了我们的接受范围。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想签下卢卡斯·莫拉（Lucas Moura），他是一名非常有天赋的右前卫，当时正在他的祖国巴西的圣保罗队（São Paulo）踢球。我们最初开价2400万英镑，后来涨到了3000万英镑，最后到了3500万英镑，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却开出了4500万英镑的高价。大卫和我并没有打算给出这么高的价格。虽然有时与球员的谈判失败，但是我们经常会有更好的收获。1989年我们没能从佛罗伦萨队买来格伦·希森（Glenn Hysén），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加里·帕莱斯特。我当初希望签下效力于AC米兰队的荷兰人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虽然最后没能成功，但是这似乎是正确的，因为后来得到了德怀特·约克。

谈判经常是不合理的。人们买东西的原因有很多，无论是一幢房子、一家公司、一只股票或是一名球员。我认为要想预知一次谈判结局非常困难并且颇具挑战性，因为我永远无法知道对手手里的牌或者是他们所面临的压力，但是我却知道自己拥有的选择越多越好。比如1989年我们在足总杯1/4决赛上输给了诺丁汉森林，赛后我告诉马丁·爱德华兹我们必须卖掉戈登·斯特拉坎。谢菲尔德星期三足球俱乐部当时想签下斯特拉坎，但是同时我也接到了利兹联队主教练霍华德·威尔金森（Howard Wilkinson）的电话，他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告诉斯特拉坎，利兹联队对他也有兴趣，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他还是决定去谢菲尔德星期三。我告诉他，出于礼貌他应该把自己的决定也告诉威尔金森，我还告诉他：“你知道的，他们可能会给你一笔巨款。你永远也不知道别人会给你多少。”那时的利兹联队正处于上升期，当时还在乙级联赛，他们的主席莱斯利·希尔弗（Leslie Silver）也很乐意出高价钱。就在当天晚上，斯特拉坎打电话给我：“老板，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签了利兹联队。他们给我的不是一笔巨款，而是两笔巨款。”32岁的斯特拉坎最后与利兹联队签约，他得到的薪水比在曼联高得多。

1989年8月，我从科林·亨德森（Colin Henderson）那里学到了关于谈判最好的一课。当时我们希望签下加里·帕莱斯特来巩固曼联的后防线。亨德森是米德尔斯堡的主席兼英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商务经理，他向我们展示了这名球员的价值。我当时非常希望，也许是极度渴望能够签下帕莱斯特，这样他就能够在两天后对阵诺维奇足球俱乐部时上场了，而我认为亨德森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让帕莱斯特和他的经纪人坐在车里在米德尔斯堡的酒店外等着，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

我告诉马丁·爱德华兹和曼联的律师莫里斯·沃特金斯我们最多会支付130万英镑。在1989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尤其是因为——在此之前——曼联队买下的最贵球员是在1988年以180万英镑买下的马克·休斯。莫里斯和我与亨德森就价格问题争辩了一整夜，我们最初报的价格是130万，但是最后我们以230万英镑成交，打破了英国球员的转会纪录。但是我还没顾得上喘一口气，亨德森便要求将款项一次性付清。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大笔转会费的支付惯例是分期付款。

我一直觉得在一年两度的转会市场尽早下手实为良策，这一转会市场是在2002—2003赛季开始的。其他教练可能会抱怨这些转会市场，但是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意味着我无须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跟经纪人打交道。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便是靠着墙听着钟表嘀嘀嗒嗒的响声，而每个人都知道你正在为某一类型的球员踟蹰不决。但是我愿意承受这段时间的压力，因为这将为我换来一年中大块的自由时光。到了夏天，我们会在我6月份去度假之前决定好希望签下的球员，虽然转会市场到8月底才结束。我们希望对方尽早知道我们的意向，而大卫·吉尔则会与我们希望买下的球员的俱乐部的首席执行官取得联系。对于我们来说尽早下手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遭受意外的打击了。2007年5月是引人注目的一段时光。当时大卫·吉尔在卡洛斯·奎罗斯（他会讲葡语）的陪同下去葡萄牙从里斯本竞技队签下了纳尼，从波尔图队签下了安德森。而这一切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无独有偶，就在当月距离转会市场关闭还有十周时间时，我们还从拜仁慕尼黑签下了欧文·哈格里夫斯（Owen Hargreaves）。

谈判场地的选择也至关重要，正如我此前所说，我发现我和凯茜的度假地——法国南部的一家酒店就是个非常不错的选址，在那里你可以说服球员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曼联队。这里远离尘嚣，更有地中海阳光明媚的风景，较之于伦敦雨天里狭小的会议室或是酒店套房，这里更适合谈论光明的前景。菲尔·琼斯（Phil Jones）是那些把自己的父母和经纪人带到我们酒店的球员之一。我们在这令人愉悦的美景中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合同也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有时我也会借助曼联的氛围来帮助达成一项交易，我会让球员在球场中四处看看或是让他去看看我们卡灵顿训练基地的设施。当这些球员们看到健身房之后，总会产生追星情结。

下面对比一下这种轻松的方式和在压力下进行谈判。2008年我们希望从托特纳姆热刺队签下迪米塔·贝尔巴托夫。当时他们的主席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把我们逼到了绝境，他把事情拖到了转会市场开放的最后一天。贝尔巴托夫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一名天才射手，我们对他心仪已久。当得知利维可能会把贝尔巴托夫卖给曼城时，我们也就卷入了其中。我们租了一架飞机把他带到了曼彻斯特，与球员就转会条款达成了一致，并且依我看来也同他的球队在转会费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后来利维又找到我们说他需要我们的年轻射手弗雷泽·坎贝尔，并将其作为贝尔巴托夫转会协议的一部分。这遭到了大卫·吉尔的反对，于是利维将贝尔巴托夫的转会费提高了一些。最后为了让这份协议更加过分，也是为了雪上加霜，我们将坎贝尔租给了白鹿巷球场（托特纳姆热刺队的主场），同时还支付了后来增加的费用。我们当时为了签合同和传送文件忙到了半夜，以确保所有的文书工作都能够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那段经历简直比我做髋关节置换手术更痛苦。

经纪人

如今的经纪人越来越像采采蝇。他们遍布当今的足球界，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中饱私囊，离间球员和俱乐部及教练的关系。他们把很多的球员变成了商品，跟很多经纪人的谈话更像是在露天市场上讨价还价。

因此，对于妨碍我和球员之间发展密切关系的中间人，我都是深恶痛绝的。经纪人有着自己的打算，然而球员和俱乐部却要承担这一后果。当我阅读艾丽斯·施罗德（Alice Schroeder）所写的沃伦·巴菲特的传记《滚雪球》（The Snowball）时，我震惊了。巴菲特先生不信任那些投资银行家，而我对于足球经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就是巴菲特所谓的“洗钱者”。

在《博斯曼法案》出台之前，我们经常跟球员及其家人直接打交道。任何一位曼联所中意的小球员无疑也会得到其他俱乐部的垂青，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出价最后会由市场的力量所决定。我们的消息会很灵通，通常情况下我们对于自己需要面对的困难也保持着高度敏感性。

事实上现在的球员很少有需要经纪人的，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想成为名人。如果他们的收入全部来自俱乐部的合同并且他们并非赞助商和广告商所喜欢的类型，或是不具备所需要的魅力，那么他们只需要一位律师和一位会计师就够了。当然也有另外一些球员，这样的球员并不多。他们的生活更为复杂，受到众多企业的追捧，并且确实需要一个人帮他处理各种关系。1997年的夏天，加里·内维尔和菲尔·内维尔在短短15分钟内就跟曼联签下了7年的合同。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父亲关于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所做的回答——“因为他们不会答应我们签10年。”

经纪人很精明、也很狡猾地介入球员和俱乐部之间，试图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宣称代表自己客户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终极动机是确保最多的钱能够流入自己的口袋。而足球队员们，尤其是那些年轻球员很容易被蒙骗，他们会认为如果没有经纪人他们就无法达成一笔公平的交易。而且他们还天真地相信达成公平交易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谈判中玩金钱游戏，这导致谈判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很少有球员会去计算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会支付给经纪人多少钱。这一数据是令人惊愕的，一名经纪人将获得合同谈判中其客户基本薪资的5%。因此，在一次转会交易中，如果一名球员签了5年的合同，周薪10万英镑，那么其经纪人将得到130万英镑的报酬。这简直是耸人听闻。哈里·斯维尔斯担任瑞恩·吉格斯、布莱恩·罗布森和凯文·基冈的经纪人多年，一直拒绝从俱乐部按百分比收取球员的薪资，他只从自己参与的商业合同中按百分比收取费用。

我经常会使用一些德高望重的球员来担任合同谈判者。那些年轻球员和他们的父母通常会把球员看成是自己天然的盟友，而大卫·吉尔和我则难免被当作管理人员，而且在谈判进入白热化时，我们会被当成敌人。我此前已经提到过，在这方面球队曾经的队长们，如布莱恩·罗布森、史蒂夫·布鲁斯和布莱恩·麦克莱尔，当然还有加里·内维尔，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看到他就像看到一位足球经纪人一样恐惧。我们喜欢叫他“阿瑟·斯卡吉尔”，这是全国矿工工会的领导者，他以在几乎任何事情上都不妥协而著称。加里也是这样，他会领着一名球员闯进我的办公室大声说：“我认为你的出价简直就是垃圾。”他会为我们的一些出价而愤愤不平，并且会用非常粗鲁的语言让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加里是一个公平的人，这对球员和俱乐部都是好事。与足球经纪人相比，我愿意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跟加里进行谈判。

当然也有些非常好的经纪人，但是这样好的经纪人你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豪尔赫·门德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为一些顶级球员担任经纪人，包括C罗、安赫尔·迪马利亚（Ángel DiMaría）和迭戈·科斯塔（Diego Costa）。2008年C罗希望转会去皇家马德里，而我希望他能够再为曼联效力一年。在我与门德斯交涉期间，我始终都能感觉到他代表着球员的最佳利益。但是像门德斯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许多经纪人根本就不具备职业资格，他们只会逢迎讨好球员及其家人。我跟卡洛斯·特维斯并没有太多的矛盾，但是跟他的顾问起亚·霍拉布钦（Kia Joorabchian）则不然。我总感觉他在为特维斯策划着另一次转会，因此总觉得特维斯是不属于曼联的。霍拉布钦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要他能为特维斯达成一项更好的转会协议，那么特维斯随时可能离开曼联。

坦白说，有那么一两位足球经纪人我就是不喜欢，比如保罗·博格巴（Paul Pogba）的经纪人米诺·拉约拉（Mino Raiola）就是其中之一。在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不信任这个人。在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ć）在阿贾克斯踢球时，拉约拉是他的经纪人，后来拉约拉还成了18岁的博格巴的经纪人。后来我们跟保罗·博格巴签订了3年的合同，同时还有一年的续约选择权，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够续约。但是这时拉约拉出现了，我们的首次会面也是糟糕透顶，我跟他简直是水火不容。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就无可救药了，因为拉约拉非常善于讨好保罗及其家人，所以后来保罗转会去了尤文图斯。

这种氛围使得教练很难跟球员建立亲密关系，同时也让教练的生活变得越发复杂。如果我能感觉到这些人心里装着球员的利益，那么我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球员们不知道的是，如果他们以小时为单位雇用一名律师帮助他们办理合同，那么他们的生活，无论是财政上还是情感上，都会更好。保罗·斯科尔斯就选择了均富会计师事务所（Grant Thornton），他只需支付他们很少一笔费用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足球经纪人已经成为足球生活中非常令人厌恶的一部分。我多么希望保罗·斯科尔斯和瑞恩·吉格斯这样的球员，以及其他当代足球巨星能够帮助教育年轻球员及其家人，告诉他们雇用足球经纪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帮了这些孩子，也是对足球界的一大贡献。

第十一章　技术与信息

就像在其他运动中一样，在足球界也有很多数据迷。统计信息固然很重要，我也会去看这些数据，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组建球队的依据。数据更适合被用来衡量标准是否得以保持。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告诉你一名球员是否偷懒，态度是否端正。这些证据往往就在我眼前：不在屏幕上，而是在球场上。

创新

在1986年到2013年期间，曼联队的商业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在曼联队执教的最后一年，俱乐部的收入高达3.63亿英镑。虽然球队在赛场上取得的成绩为财政收入的上涨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几乎很少参与到俱乐部赚钱的细节当中去。俱乐部的商业发展由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来负责。他们负责和赞助商进行沟通并就赞助合同进行磋商；扩展我们的宴会、款待和活动项目；组织赛季前的旅行并为媒体和市场营销部提供素材，包括曼联电视台、网站、杂志和今天的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他们还建立了人力资源部，因为当你雇用着800名员工时，这个部门是必需的。然而这一切都随着俱乐部的发展发生了变化。

回顾过去，我想自己可能一直面临着这样的风险：我会被调离自己现在的职位，去负责俱乐部中更多的事务。但是俱乐部的职务总有着自然的划分，我实在想不出有哪个顶级球队的教练在执教足球的同时还能负责俱乐部的商业活动。足球界中的责任划分跟报社、时装商店或广告公司中的划分类似。你需要有人去负责各自产品的编辑、设计或创意。同时，你还需要一名首席执行官，总管全部商业活动——订阅和广告销售，开店和卖衣服，跑客户和控制收支平衡。无论怎样，我已经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让球队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要提前应对比赛中可能出现的变动。

在过去的40年里，技术上的进步和大量的信息让足球和其他体育运动都发生了变革。如果你对比一下刘易斯·汉密尔顿（Lewis Hamilton）开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斯特林·莫斯开的赛车，克里斯多夫·弗罗梅（Chris Froome）赢得环法自行车赛时骑的自行车和20世纪70年代艾迪·梅尔克斯（Eddy Merckx）骑的自行车，或是对比罗德·拉沃（Rod Laver）和罗杰·费德勒的网球拍，他们的装备和训练方式都有着极大的差异。

很多领域的创新都在足球俱乐部中得到了运用。每支球队都在寻找一种能够战胜对手的优势。一旦抓住了这一优势，你就希望能够将之保密，虽然难免会走漏风声，其他球队也会争相效仿。在过去的30年里，曼联队的创新和信息可谓是齐头并进的。

饮食得到了改善；球员的职业寿命延长；球场——多亏了土壤技术——也有了更好的排水系统、地下供热和各种更强壮的草皮，再也不会在第一场雨过后成为一片泥泞的沼泽了；足球也不像以前那样爱吸水了；球员们现在穿的球衣都是合成材料制成的，而在几年前他们还穿着棉毛制品。如今顶级足球赛事的节奏要比30年前快上很多，一部分原因是1992年出台的回传条例，但是更多的是因为球场质量得到了重大改进。这些球场给了当今球员一个绝佳的舞台。我敢打赌，其结果就是今天的球员的跑动量要比20世纪60年代球员的跑动量高15%。

营养学、运动学、医药科学、数据和录像分析，特别是视光学，都在足球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每当有人靠近我，建议我们采纳一些新技术，我总是会持怀疑态度。很多商家会找到我们，推荐一些最新的花样或时尚产品。他们的一些销售技巧会让你觉得他们是否从卢尔德（Lourdes）装了些包治百病的泉水回来。我经常会让某个人去证明为什么一个新奇的点子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这让我有时看起来有些守旧。但是如果这个新想法说得通，并且能够对曼联队有所帮助，我还是很乐于接受它的。我不想因为错失先机而让曼联落后于其他队伍。我绝对不希望错过未来。因此我们在日常项目中加入了运动科学和营养计划，并且对医疗护理和工作人员质量进行了重大改进。我们还对录像分析系统做了开发。

过去没有人在意足球队员的饮食。赛前的标准午餐包括三道菜。在苏格兰时，午餐包括粥、一块炖肉或肉酱和土豆，一块蜂窝糕作为甜点。我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这个菜单，也许这个人希望球员们能在周六下午睡个好觉。这种午餐对我来说口味太重了，因此凯茜通常会在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中午为我准备两片檬鲽、烤面包和蜂蜜。

当我首次在东斯特灵郡队当上教练时，我就非常注意饮食。那时我们即将对阵福尔柯克队（我非常希望战胜他们，因为我也曾在该球队效力过），于是我想要改变球队的饮食习惯。我告诉董事会，以后我会带领球队去用午餐，将其作为赛前准备的一部分。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一顿午餐要花费28英镑，而在那时球员们是自理午餐的。我在比赛前一天到达了福尔柯克的酒店，告诉那里的厨师为每一名球员提供两片檬鲽、烤面包和蜂蜜。厨师告诉我球员们会饿肚子的，我回答说：“那很好。”后来我们以2:0取胜。后来在阿伯丁队时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当时阿伯丁队习惯在比赛前窝在酒店里，在赛前吃上一顿里脊牛排。当时的酒店老板是阿伯丁前任教练比利·麦克尼尔的朋友，他在听到我对菜单的改进之后向俱乐部主席预言，说我这个主教练做不久了。于是我们很快就转移了阵地，从此之后球队在菲力酒店用午餐，那里的菜单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糖，或两片檬鲽、烤面包和蜂蜜。

英格兰的顶级俱乐部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意识到了饮食带来的好处。在那个时代，进入足球领域的大部分年轻球员都保持着一种不变的食谱：馅饼和薯条；对他们来说，营养饮食这一概念就像一碗意大利番茄牛肉面一样陌生。解决饮食的办法经历了数个不同的阶段。香蕉曾一度很受欢迎，然后就有人认为淀粉含量高的食物会很管用，如一大份意大利面。曼联队在1990—1991赛季开始重视这一问题，当时我们雇用了来自谢菲尔德的营养师特雷弗·利（Trevor Lea）。然而很奇怪的一点是，他年轻时曾经经营过一家报纸和杂志商店，同时销售糖果和巧克力。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位营养师的工作背景。

特雷弗明白在训练中心提供健康食品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于是我们在一天晚上跟球员的妻子和女友们召开了会议。特雷弗向她们解释了自己的目标，并强调球员应该在比赛前几天减少高脂肪食物的摄入。他对此非常严肃，因为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肯遵守他制定的饮食规则的人身上。后来当我希望减肥、降低自己的脂肪水平时，他对我也持同样态度。他会说：“你要么完全按照我说的来做，要么干脆不要做。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对此我总是说不出话来。然而他对我的劝告是正确的，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将球员们的脂肪水平从体重的百分之十四五降低到了8%。我们还在卡灵顿的训练场里为那些来自光照更为充沛的地方（相对于英格兰北部）的球员准备了日光浴床，帮助提高其维生素D的吸收。

大部分的足球队员的视力都很好，我也从未思考过这方面的问题，直到20世纪90年代盖尔·斯蒂文森（Gail Stephenson）医生突然写信给我谈及此事。她是曼联队的死忠粉丝，但同时也是利物浦大学的视觉专家。当时我们在客场比赛时会穿灰色球衣，并且输掉了最近5场客场比赛中的4场。她写信告诉我那种暗色的球衣不如平时的球衣鲜明，因此球员们很难找到自己的队友。于是我们改变了客场比赛服的颜色，然后便开始赢球了。通过这件事，我开始注意到了盖尔。我邀请她来开会，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也就成为我们幕后团队中可贵的一员。后来她还提出，如果球员们的周边视觉能够得以扩展，那么他们在赛场上会有更优异的表现。我跟很多人一样，认为周边视力是天生的，亦如头发的颜色或身高。经常活动在边路的球员（左后卫或右边锋）可能在一个方向上拥有很好的周边视觉，但是在另一个方向则不然。盖尔的一些工作是基于冰球运动员脑震荡恢复过程中进行的研究，然而我们的球员却从她的训练中受益匪浅。

对于运动科学也是如此。曼联队在2007年开始重视运动科学，并雇用了托尼·斯特鲁德维克（Tony Strudwick）作为我们首任运动科学总监。他大幅度改善了我们的健身训练、移动性和灵活性训练以及室内热身训练。我们的健身房里曾经有很多举重设施，突然之间新增了很多健身脚踏车、跑步机和大屏幕，这样一来，球员们就可以在训练时收看他们喜欢的节目了。他告诉我们如何衡量训练的强度，借此我们就能够监控球员们心血管系统和肌肉系统的负荷情况。与我踢球时不同，我们不再采用跑上几英里的训练方式，曼联队把重点放在了间歇训练上——短暂的、具有爆发力的（非常累的）突然加速。我们会把球员们的跑动距离控制在两百米以内，这也是我们体能训练方面的革命性举措。托尼还很注重身体的核心训练，这也对我们帮助很大。后来当我们发现紧腿袜对球员的赛后恢复很有帮助时，我们也将其纳入了准备工作之中。

想到40年前，我们需要在训练完之后跑8000米，或是在汉普顿公园球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也难怪我们会连续很多天疲惫不堪。当我在流浪者队踢球时，那儿的训练简直乏味之极。每天早晨都是千篇一律。我们会在跑道上跑一圈，然后走一圈。之后我们来到球门后面做各种锻炼，最后进行比赛。那时根本没有技术训练可言。你只有在比赛中才能看见球，也根本不会有什么技战术的讨论。我们的健康检查也很简陋。我们不检查肺活量、肌肉质量，也没有应力测试、血液检查、电脑断层扫描、心电图或超声波心动图。

回顾过去，即使是在执教阿伯丁队时，我还是无意识地折磨着球员们。我们会让球员们在山上跑上跑下并且围着高尔夫球场跑圈。那种方法简直太落后了，但是我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式。在曼联队时，新的技术和最新数据让我们能够确保球员们不至于累垮。在每次训练结束后，托尼都会给我一张总结表，上面会对每名球员的努力程度进行记录。这种表格是颇具启发性的，于是我们在比赛中也采取了这种做法——有时这份报告的结果会令人非常不满意。所有这些元素，包括那些我未提及的技术，让曼联队走进了21世纪。

数据过载

如今你能够获取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简直可以把你淹没。但是在我执教之初却面临着一个相反的问题——信息太少了。当时的俱乐部里没有统计师和数据科学家；球员们也不佩戴用于衡量他们在比赛中的运动强度的心率监视器，或是记录他们比赛中跑动距离的GPS装置。当时没有对手比赛的电视录像，更不用说那些紧凑的视频剪辑了。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教练，我收集球员和球队信息的方式就是每个赛季都亲自去现场看数十场比赛。我会在整个苏格兰跑来跑去，无论是什么天气，每天如此。我曾经看过帕尔蒂克队（Partick Thistle）、马瑟韦尔队（Motherwell）、希伯尼安队（Hibernian）和中洛锡安哈茨队（Heart of Midlothian）的比赛。我的车平均每年行驶的里程数达数万英里。

在获取球员信息时，通常我会努力保证信息的简约。我对球员的性格和他的成长环境很感兴趣。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了解他的速度、平衡性和球技，并摸清楚他对足球的热情。我们从不用秒表去测试球员的50码或100码的速度。我们只需知道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对于我来说速度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将事情复杂化。如果你看了布莱恩·麦克莱尔和卡洛斯·特维斯的训练，你一定想不到在比赛中他们简直是马不停蹄。如果有些电脑根据他们训练期间的数据对其赛场上的表现进行推测，那么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拿范尼斯特鲁伊来说，我们知道他很善于短距离冲刺，那是他的强项。于是我们会争取提高他的强项，而不是提高他的整体耐力。

就像在其他运动中一样，在足球界也有很多数据迷。但是当天空体育开始大量播出足球节目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一位观看者所能获得的信息只有比赛结果、进球者姓名和进球时间。而如今，电视节目中充斥着控球率、助攻、射门次数，以及10年前就一文不值的数据。一位教练能够获得全部这些信息以及很多其他信息。统计信息固然很重要，我也会去看这些数据，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组建球队的依据，数据更适合被用来衡量标准是否得以保持。

教练组成员，尤其是门将教练们会执着于研究对手如何罚点球，尤其是当比赛进行到突然死亡时期。他们会花费数小时去用心钻研数据，然后会预测球会飞向左侧还是右侧，抑或是球门的哪个上角。我一直认为这是徒劳的，而且我一再告诫我们的门将要站在球门正中间，而不是偏向一方。直到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2005年某些以色列经济心理学家在对286例点球进行分析后，发表了一篇题为“精英门将的行动偏倚”的论文，其结论也是：守住点球最好的方法就是站在球门正中间。

电视转播还酝酿出了另外一个专业：录像分析。如今任何一家合格的足球俱乐部都会有录像分析室和专门负责比赛视频剪辑的团队。也许因为在我执教的很多年里是没有录像可以分析的，所以我从不依赖于录像分析。虽然这样做很有帮助，但是观看一个又一个的比赛视频是很浪费时间的。在很大程度上，我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告诉你一名球员是否偷懒，态度是否端正。这些证据往往就在我眼前：不在屏幕上，而是在球场上。我经常会去浏览数据，但是它们能告诉我的都是我已经得出的结论。有时我对数据持完全否定态度。1987年曼联队的主席马丁·爱德华兹找到了我，当时我正在观看预备队的比赛。他告诉我史蒂夫·布鲁斯没能通过医学检查，那时我们已经决定从诺维奇队买来布鲁斯，而且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我说：“他在过去5年里几乎一场不落地参加了比赛，身体还能有什么不妥吗？”于是我们最终买下了布鲁斯。

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现了一种非常有用的信息，这就是在赛季前进行的“体能测试”时收集的数据。这种测试是由一系列的20米短跑组成的，用来测量球员的身体状况。这种体能测试很残忍，但是也很精确——对于我和其他工作人员来说非常有用。我们通常会在赛季末测试球员的身体健康水平，然后在赛季前重新排兵布阵时，对球员进行再次测试。借此我们可以很快了解到他们是否在暑假期间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身体。

很多年前，你如果想观察一名球员或一支球队，唯一的途径就是长途跋涉去观看比赛。迄今为止，这仍旧是最好的观察方式，但是今天的摄像机可以把镜头拉得更近。在阿伯丁队时，我们使用的是原始的录像分析。其实就是由两三台摄像机拍摄下来的少数几场比赛的录像带。这些录像带的质量很差，而我们也没有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进行剪辑。但是这些带子还是聊胜于无的——虽然强不到哪儿去。如今每一场比赛都会有摄像机去记录，从各个角度去录制。在曼联队，我们的录像分析团队会把那冗长的录像带编辑成精华片段。

曼联队首次安装专业的录像分析系统是在21世纪初。借此我们可以告诉球员们什么地方需要改进，也改变了我们计划未来的方式。同时我们还能通过录像分析了解很多对方球队和球员的信息及数据。这是计划程序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当赛程排得很满时，球队需要面对密密麻麻的英超、欧冠、足总杯和联盟杯的赛事，这时录像分析的作用便得以彰显。

录像可以显示出对手在比赛中所采取的阵容、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换人选择以及他们角球和任意球的踢法。我可以借此挑选出最佳的阵容，因为我不得不提前安排出好几场的比赛——确保每一场比赛都能够派上最强的11个人。在我执教曼联的后期，我更加努力地做这项工作，我会让一些球员休息两场比赛，以便他们能在最重要的比赛中拥有最好的状态。

运动科学和录像分析团队总能够想出新的测量方式，这对我来说没问题，因为我总是对新鲜的事物很好奇。但是在我的那个年代，没有电脑能够为我提供运动员热图，或是告诉我一场比赛中球员的跑动距离是多少，因此我更多地去依靠日积月累的经验，这些经验则来自我观看的数以万计的球员的数千场比赛，而不是依靠那些计算机打印出来的材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不断增长的海量信息。任何一位具有竞争意识的人直接的自然冲动便是将这些信息保密。但是我会把信息分为两类：我希望透露的信息和我连自己的祖母都不会透露的信息。

领导者的一大特征就是乐于分享信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是很高兴分享自己的知识的——或者至少是他有的部分知识。在阿伯丁队进入欧洲联盟杯的比赛之前，博比·罗布森执教伊普斯维奇队，他告诉了我分享信息这一概念。博比邀请我去看伊普斯维奇的训练，我甚至学到了一种传球训练的方式，将其化为己用。我相信博比知道我已经对他的球员耳熟能详了，因为我在现场和电视上都看过他们的比赛，于是我去了之后就只观看训练。我认为那真是一种慷慨的姿态，是他做人的标志，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非常乐意世界各地的教练们来我们的训练场参观并做些笔记，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也许他们认为我是在教这些人如何使用玉米片、番茄酱和两杯面粉制作原子弹。1983年沃特沙伊托尔队（Waterschei）的主教练恩斯特·库尼克（Ernst Künnecke）在欧洲优胜者杯半决赛之前来观看阿伯丁队的比赛。他在阿伯丁待了几天，在那期间我邀请他观看我们的训练。他当时简直是目瞪口呆，但是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一次普通的日常训练，注重控球、穿插跑位和结尾训练。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他走的时候在想：“我的天哪，这个俱乐部居然会让我观看训练。”

2011年，我们希望改善球队的医疗中心，当时拜仁慕尼黑队让我们去参观。于是曼联队的高级医师史蒂夫·麦克纳利（Steve McNally）和我前往德国去考察。拜仁队允许我们察看整个医疗中心。他们的医疗中心运营得就像一家医院，我们备受启发，并且借鉴了他们的很多想法。他们还有一个带有阶梯座位的录像分析中心，并且录像中还为不懂德语的球员加入了字幕。我非常希望曼联也能够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卡洛斯·特维斯和胡安·塞巴斯蒂安·贝隆不懂英语。

当我们在卡灵顿兴建医疗中心时也效仿了拜仁的做法，消息不胫而走，都说我们这里是英格兰最好的医疗中心，于是其他英超球队都希望来参观。我认为这没什么可惊慌的。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医疗队伍，包括物理治疗师、牙医和手足病医生。他们知道我们购买了哪一种机器，而且我敢肯定各生产商会很乐意把自己的宣传册拿给他们看。

有时我很好奇为什么人们对于信息念念不忘。这就像站在病房里盯着病床监护仪上的数字，而病人却因为吃鸡肉三明治而噎死了。你必须考虑生活中的人为因素，因为环境和偶然事件会改变任何事情，甚至是那些清晰报道的精确数据。知道一名球员的心率并且把世界上所有跟他踢一个位置的球员的录像拿来分析并没有什么用途，因为他可能会因为情绪失控而在比赛一开始就被罚下场了。

机密

虽然我认为自己很开明，也很乐于分享经验，但是对于有些事情，我还是很谨慎的。因为在任何一场激烈的竞争中，保守秘密和机密都是强有力的武器。透露自己的动向或是告诉自己的对手你的打算，这样做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对于任何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都会将其严格保密——我们可以支配的用来签新球员的款项、我们中意的球员或是伤病情况。我的口头禅是：“什么也不要告诉他们。”我永远都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我想要签哪名球员，我也不希望其他教练知道我的队员的身体健康状况。

在2009—2010赛季，鲁尼在欧洲冠军杯第一赛程的1/4决赛中受了伤，我让他一直穿着自己那双康复用的鞋子，这样拜仁就不知道他能够在第二赛程中出场了。这一计策很奏效，但不幸的是我们仍旧没能进入半决赛。秘密行动和保密工作是任何团队的有力武器。

以前我经常会在比赛的前一天向队员们公布第二天的首发阵容，但是这一消息总会泄露到报纸媒体那里去。于是我改变了策略，我会告诉每一名球员他们是否会出场，但是我会确保在比赛当天早晨之前不透露完整的首发队员名单。2012年保罗·斯科尔斯首次退役后复出是在足总杯的一场比赛，我们对阵曼城。在斯科尔斯脱掉领带和夹克穿上队服之前，甚至连曼联队的其他球员都不知道他是否会出场。

足球经纪人经常会对自己的球员死缠烂打，试图获得比赛阵容信息。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些信息讨好记者们了，他们会坐在车里，在训练场外面等待自己客户的出现。他们会给球员打电话，然后进行狂轰滥炸似的盘问，如：“今天过得如何？训练得怎么样？谁受伤了？你明天会上场比赛吗？教练说了些什么？”1分钟后，他们就会把这些信息传达给跟自己关系好的记者。

曾经有一段时期，曼联队的秘密总是会出现在同一家报纸上，而记者也是同一个人。这简直让我抓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后来我调查出这位记者住在阿尔德利埃奇（Alderley Edge），那是曼彻斯特城的一个郊区，我们的很多球员也住在那里。原来，他会在周六的晚上跟曼联的球员们一起喝酒，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运用某种技巧从球员们那里套出他们本应保守的秘密。在我弄清了事情的原因之后，我把所有住在阿尔德利埃奇的球员都召集在一起，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如果我再看到那些不希望看到的内容，你们就都完蛋了。我不管是谁泄露了信息，你们全都要被罚款。”这招果然很奏效。

格雷姆·霍格（Graeme Hogg）是曼联队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后卫球员，他费了很大劲才明白保密这一概念。1987年我们对阵埃弗顿队，他们是当年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冠军。为此我们花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排兵布阵，最后我决定仅用3名后卫队员去应对对方的2名前锋。就在比赛当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格雷姆·霍格协助完成的一个专栏，题目是“我们如何打败埃弗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当时告诫自己要冷静下来，不至于在见到霍格时杀了他。虽然那场比赛霍格上场了，后续也踢了几场比赛，但是不久之后的1988年我们就把他卖给了朴次茅斯队（Portsmouth）。

整体看来，与政界人士相比，我的处境还算不错的。在1997年大选之前，我跟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曼彻斯特共进晚餐，当时我们谈到了让他的内阁大臣们都能够表现得中规中矩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这些内阁大臣都垂涎他的职位，他们会向自己最喜欢的记者透露一些机密，借此换取对他的正面报道。我对布莱尔说：“如果你每天都能把他们召集在一间屋子里，那就无须操心这些了。但是他们可能会离你而去。”他笑着说：“也许你是对的。”我回答道：“我说的就是对的，不用担心。”

我的知己很少，我能够吐露真情实感的人只有凯茜，我的弟弟马丁、布里奇特（Bridget）和一位亲戚约翰·罗伯特森。除了我的家人，还有一些打小就认识的朋友和2位阿伯丁时期的朋友是可以信任的，我们的律师莱斯·达尔加诺（Les Dalgarno）和我们家的朋友戈登·坎贝尔（Gordon Campbell）也都是能帮我保守秘密的人。

在阿基·诺克斯回到苏格兰之后，我逐渐跟卡洛斯·奎罗斯和迈克·费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虽然我会信任这两人，却始终没有达到跟阿基·诺克斯那样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话说回来，阿基和我曾经搭档了成百上千个小时，这也使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深刻、与众不同的关系。在所有的教练中，我感到关系很亲近的有约翰·莱尔、我非常崇拜的前英格兰主教练博比·罗布森和山姆·阿勒代斯。

但是正如我所言，圈内的知己真的很少。也许想要多交一些挚友是很难的事情，因为这种友谊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正如我父亲经常说的，你只需要6个人帮你抬棺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意味。

第十二章　竞争与环境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对手和竞争者定义自己，或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而改变自己的战略和方式。当你的竞争对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时，你也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商界，如果你的对手降低了价格，或是向电视广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那么你很容易就把这当成了正确的经营途径。

对手

在足球的世界里有很多伟大的对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深陷于狭隘主义之中，他们是时间的产物，因为在过去旅行并非像现在这么容易。要知道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俱乐部才开始走向欧洲赛场，在那时每件事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报社记者们喜欢用同城德比作为标题，这一习惯也延续到了现在。无论一场比赛的双方是凯尔特人和流浪者、是埃弗顿和利物浦，还是托特纳姆热刺和阿森纳或是曼联和曼城。一个对手，尤其是同城的对手，总会为比赛增加些火药味。

对于一些球迷来说，足球甚至要大过宗教，他们甚至传承了家族对某支球队的喜爱，他们的父亲和祖父所支持的球队也是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去支持的队伍。我们经常会收到很多很多婴儿的照片，照片里的小娃娃裹着曼联球衣，连他的名字都是根据曼联球员起的。这些孩子生下来就已经有了自己支持的球队，无论他们是否真的喜欢。

我对对手和竞争的思考从未停止过。当时的格拉斯哥分为两大派——现在仍旧如此——凯尔特人和流浪者（老字号德比）。几十年来，这种对峙蒙上了浓厚的宗派色彩，因为凯尔特人倾向于选用跟爱尔兰天主教有渊源的球员，而流浪者队则更钟爱苏格兰新教徒。在我执教阿伯丁时，我们的宿敌是流浪者队，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新的敌人邓迪联队。

来到曼联后，我继承了球队传统，继续与几十年来的老对手较量。由于时代不同，这些对手多少会有些变化，但是有几支球队是我们的宿敌。对于曼联来说，与默西塞德人，利物浦队——他们的体育馆距离我们仅有32英里——和曼城的竞争最为激烈。当年巅峰时期的利兹联队也是如此。这种竞争偶尔还会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比如有一次利兹联的球迷攻击了我们青训队的教练埃里克·哈里森，把他当成了我。在过去的15年里，与切尔西和阿森纳队的比赛日期会在几个月前就在日记本上勾画出来。

足球就是为我的性格量身定做的运动，因为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通常都能够很明确地加以界定。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不喜欢被别人战胜。也许是由于我的格拉斯哥血统，或是我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这些留给心理分析学家去决定好了），但是在戈万时，总会有喜好打斗的孩子，他们是我的死敌。

这种与敌人做斗争的紧张气氛可以激励一支球队有更好的发挥。在我执教阿伯丁队时，我会把格拉斯哥大型球队的来访描绘成对我们男子气概的攻击。我会告诉球员们：“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来了，他们认为可以彻底击败我们。”其中暗含的意思很明确。

在我执教曼联之初，被记录下来这样一句话：“把利物浦踢下王座才是我最大的成就。”不知何故，这句话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被无休止地重复着。然而奇怪的是我根本想不起来曾经说过这句话。但是无论怎样，这句话还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句话点明了曼联和利物浦长达一个世纪的竞争，当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菲尔德球场要风光得多。在1967年到1993年期间，曼联都与英超冠军失之交臂，而就在此期间利物浦队夺得了11个联赛冠军、3个足总杯冠军以及那最令人懊恼的4个欧洲冠军杯冠军。利物浦在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能够以这样的姿态主宰英国足球。我不知道曼联的球员是否有意识地想去打破利物浦创造的纪录，但是我当然已经把这作为努力超越的目标。一想到所有的奖杯都跑去了利物浦，这一幕简直令人不堪忍受。

1988年，我们在安菲尔德球场跟利物浦3:3战成平局，比赛期间出现了好几次非常骇人的判罚。我对一名电台记者说：“来安菲尔德球场作战的教练们一个个都会被自己的呕吐物窒息，甚至咬着自己的舌头不敢说实话，这一点儿都不奇怪。”

在我们即将面对宿敌时，我会使用一些戏剧性的手段激起球员们的斗志，但是很少有事情或人（除了裁判和边裁）让我在几个月里都感到气愤。对于足球俱乐部来说，拥有对手和敌人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这可以刺激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我并不能确定痛苦的仇恨或是真实的敌人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对我来说任何一位教练——即使是在我们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时——我也不会拒绝和他共进晚餐。我会把自己的想法藏在心中，因为这其中的秘诀就是不要显露出自己的弱点。最好的报复方式就是击败对方。我跟一些教练的争执经常被炒得沸沸扬扬，比如和阿尔塞纳·温格，但是这些争执并非永远存在，而且对于我们在欧足联的工作，他也帮了不少忙。

你不能根据自己的对手和竞争者定义自己，或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而改变自己的战略和方式。多年以来，曼彻斯特的另一支球队——曼城队就一直试图根据我们的举动来定义自己。他们的主席彼得·斯韦尔斯（Peter Swales）经常会把我们称作“马路对面的家伙们”，他就是无法将曼联抛之脑后。他本应寻找提高曼城队的方法，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事物上，他却总是担心我们。这简直毫无意义。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位支持者——诺曼·威廉姆斯，他会去看每一场主场比赛，也经常跟着球队去客场看球。然而虽然他一辈子都在支持曼联队，但是从未踏入曼城队的体育馆。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答道：“我怕沾染上那里的气氛。”

虽然如此，你还是可以从竞争者身上学到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你努力去追赶或超越他们时，你提升了自己的档次。在1994年到1999年期间，意大利球队尤文图斯就是曼联队很好的楷模，他们当时的教练是马尔切洛·里皮（Marcello Lippi），他们当时的竞技水平是我梦寐以求的。我非常崇拜里皮。他是那么有个性，一头银色的头发，穿着皮夹克，叼着雪茄，总让我想起保罗·纽曼（Paul Newman）。最后，我终于享受到了做教练以来最棒的一个夜晚，那是在1999年的欧洲冠军杯的半决赛上。我们在开场11分钟时就已经丢了两个球，但是最后以3:2完成了逆转，淘汰了尤文图斯，与拜仁慕尼黑在决赛会师。

当你的竞争对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时，你也很难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商界，如果你的对手降低了价格，或是向电视广告投入了大笔的资金，那么你很容易就把这当成了正确的经营途径。我认为想要避免随波逐流是需要钢铁一般的意志的。在我执教期间，足球界也有类似的现象，有很多俱乐部和他们的老板都希望用巨额的资金买通成功之路。在苏格兰，这样的球队就是流浪者。现在想来，我当年在那个时期离开阿伯丁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当时流浪者队买来了格雷姆·索内斯（Graeme Souness），也正值流浪者队消费热潮的开始，他们从英格兰和整个欧洲进口球员。然而即使我当时留在阿伯丁，我也不会追随流浪者队的脚步，去挥霍大笔资金，我会坚持自己的选择。

在英格兰，最能花钱的球队要属切尔西了，近年来曼城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虽然在我退休之后曼联队的开支也开始飙升，但那只是短期的。2004—2005赛季，何塞·穆里尼奥首次执教切尔西，便带领球队夺得了英超冠军和联赛杯冠军。这要归功于他的顽强、他追求胜利和平局的决心，而且他让自己的球员都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虽然他在俱乐部的第一个赛季就花掉了1亿英镑，但是这也无伤大雅。他是一名伟大的领导者、一名杰出的教练，他在四个不同的国家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这一点上是无出其右的。

2008年谢赫·曼苏尔买下曼城之后，我从来都不认为“这会让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我不得不去应对的众多挑战之一。然而在此后的几年里曼城队所做的几件事是我始料未及的——其中一些举措是直接针对曼联的，但是其中一些事情也很好地带动了曼彻斯特的经济。谁能想到他们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居然是在曼彻斯特较为落后的地方盖6000套新的住宅呢。曼城队从2008年开始到我退休，总共花费了超过7亿英镑，然而我的态度依旧没有变。因为无论他们花了多少钱，击败曼城队依旧是曼联队力所能及的事。毫无疑问，曼城队的疯狂挥霍，和他们为创造短期历史而付出的努力在英超的赛场上激起了忌妒。但是我还要重申一点，那就是无论他们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名球员，他们在周六的比赛中也只能派上11个人。

全球市场

我从没学习过经济学，但是足球确实让我在这方面学到不少。虽然我一直对工会抱以同情之心，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和他那一代人在造船厂里的遭遇，但是我更是一名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徒，因为自由市场给每个人以平等的机遇去竞争。虽然移民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同时也极大提升了英超比赛的水平。

在我刚进入足球界时，这是一项地方性运动。英国的俱乐部都是以地区、城镇和城市为核心而成立的。很多球员都可以从家里步行到比赛场，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1967年，凯尔特人队成为第一支夺得欧洲冠军的英国球队，当时凯尔特人的球员清一色的都是格拉斯哥本地人，都住在距离格拉斯哥30英里内的地方。1968年曼联队在马特·巴斯比的带领下夺得了欧洲杯冠军，当时的球队中有7名英格兰人、1名苏格兰人、1名北爱尔兰人，还有2位代表爱尔兰共和国。20世纪70年代之前，英国仅有一两位外籍球员，在1978年世界杯结束后，托特纳姆热刺队买来了奥西·阿迪尼斯（Ossie Ardiles）和里基-维拉（Ricky Villa）。

在我来到阿伯丁时，队里没有外籍球员（当时的“外籍”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每一名球员都是苏格兰人。在我到曼联时，队里也只有2名外籍球员——约翰·塞维贝克（John Sivebaek）和谢斯柏·奥臣——他们都来自丹麦。而就在15年后，一切都变了。切尔西队是首个使用11名外籍球员作为首发阵容的顶级球队，那是在1999年的12月，他们当时用了2名法国人、2名意大利人，乌拉圭人、荷兰人、尼日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巴西人、挪威人和西班牙人各1名。2005年阿森纳在对阵水晶宫队的比赛时，成为英超赛场上第一支整场比赛未使用英国球员的球队。我首次尝试全部使用外籍球员是在2009年5月10日，那天我们主场2:0击败了曼城，当时阵容中的球员来自荷兰、巴西、塞尔维亚、北爱尔兰、法国、葡萄牙、苏格兰、威尔士、韩国、阿根廷和保加利亚。

外籍球员的涌入分为两个阶段。在1995年欧洲法院出台《博斯曼法案》之前，欧洲球员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到俱乐部的限制的。在英格兰，由英国足球协会主持的法院于20世纪80年代投入使用，旨在解决转会费的争端。在欧洲法院宣布当球员合同期满，俱乐部便无须支付转会费用时，那时的场面简直是一团糟。俱乐部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在球员合同期满之前很久就开始重新协商合同，而对于球员来说——或者至少那些优秀球员来说——在谈判中更能占据主动。

20世纪80年代，英国开始加速引进外籍球员的进程，因为那时我们再也不能培养出多得不成比例的优秀球员了。一个很简单的标志就是英国球队无法晋级世界杯了。威尔士队自1958年以来一直未能入选世界杯，北爱尔兰队最后一次进世界杯是在1986年，苏格兰是1998年，而爱尔兰共和国是在2002年最后一次入围世界杯。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英国天空广播公司。

我不知道撒切尔夫人是否有意识地要摧毁英国足球，因为显然（也是正确的）她对足球流氓和球迷骚乱的厌恶是直言不讳的，但是这也正是她应该解决的问题。很多老师在跟政府发生了劳资争执之后不再组织课外的体育活动，然后其结果是毁灭性的。以我的经验来看，男孩子们都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学校里了解到训练的需要，学到一些重要的技巧和纪律，在严格又挑剔的关注下获得踢球的体验。然而这些很多都已不复存在，学校老师由父亲、叔叔和奶奶所替代。我可以肯定他们也都心怀好意，但是在他们的监护下，中学足球的水平每况愈下。多少年来，颇具竞争性的校园足球比赛培育出了很多足球队员，但如今却被男孩子们的足球俱乐部所取代，这些俱乐部只注重每个赛季踢球的场次。比如当时年仅14岁的瑞恩·吉格斯在索尔福德男孩俱乐部（Salford Boys）和帝恩FC（Dean FC）踢球的最后一年里踢了100场比赛。

后来足球协会在新的职业系统中加入了新的条例，禁止俱乐部对其青训队中的球员的训练时间超过每周一个半小时，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这就相当于告诉一个喜欢小提琴或钢琴的孩子，他可以继续渴望进入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但是他每周只能练习90分钟。任何一名伟大的足球队员和艺术家都不是每周90分钟能够塑造出来的。二战前，孩提时代的斯坦利·马修斯通常每天会踢6到8小时的足球。20世纪50年代，乔治·贝斯特的童年是在贝尔法斯特度过的，当时他几乎整天球不离脚。20世纪90年代在马德拉群岛长大的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另一项限制性的法令变更，那就是我们的青训队只能和那些从住处到老特拉福德球场通勤时间小于1小时的球员签约。如果这条规定在1991年实施，我们就得不到贝克汉姆了。这些法律变更对我们开发英国本土球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迫使我们去国外寻找那些不受这些法令限制的球员。这对于球迷们来说却是福音，因为这意味着英国所有的顶级俱乐部都扩大了自己球探的搜索范围，而各俱乐部对于外籍天才球员的争夺也使得足球比赛的质量水涨船高。

1992年，英超时代伊始，大量的资金开始投入赛场，当时英超与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签下了5年的电视转播合同，价值3.04亿英镑（相比之下，2015年最新签署的电视转播合同价值51.3亿英镑）。外籍球员分几批进入英超赛场。首批外籍球员来自北欧，接着一些步入职业生涯暮年的超级球星也被英超俱乐部提供的丰厚薪水所吸引，踏上了英超赛场。后来，阿森纳主教练阿尔塞纳·温格买下了数名法国球员。2003年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买下了切尔西，这标志着一场空前的球队消费热潮的开始。贝尼托·卡博尼（Benito Carbone）曾效力于谢菲尔德星期三和阿斯顿维拉，后来与布拉德福德队签约。在卡博尼加入布拉德福德时，该球队正挣扎在英超的保级线上。2002年，该球队终于宣布继续支付卡博尼每周4万英镑的工资会让俱乐部破产。于是卡博尼拿了332万英镑的违约金，便返回了意大利。当时俱乐部对球员追求的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1991年3月，我从顿涅茨克矿工（Shakhtar Donetsk）为曼联签下了第一名外籍球员安德烈·坎切尔斯基。在同年8月，从丹麦的布隆德比买下了舒梅切尔。而引起最多波澜的便是埃里克·坎通纳。埃里克出生于法国马赛，曾经效力于马赛队、波尔多队（Bordeaux）、蒙彼利埃队（Montpellier）和尼姆队。后来他横跨英吉利海峡加入了我们，当时他只会讲几句英语。坎通纳对曼联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很多影响来自他的天赋和毅力，但同样也来自他对待训练和健身的态度。坎通纳在1996年和1997年担任球队队长，年轻球员把他视为国王一般，对他说的话更是奉为圭臬。看到坎通纳在曼联的蓬勃发展，其他球队也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坎通纳。1997年坎通纳退役时，外籍球员已经成为英格兰顶级足球赛事的骨干力量了。

渐渐地，曼联的处境又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如既往地渴望发现那些来自曼彻斯特或英国其他地方的年轻球员，但是我们的球探系统扩大了。我们现在会去更多的地方搜寻球员，也具备了真正的全球性的球探系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和葡萄牙都安置了球探，以增强我们和这些国家的联系。此后，在2000年我们开始雇用南美球探，主要是巴西的约翰·卡尔弗特-图尔敏（John Calvert-Toulmin）和阿根廷的约瑟·迈奥尔加（Jose Mayorga）。如今曼联队在墨西哥和智利也有了很不错的联系人网络。这些网络逐渐为我们带来了优秀的球员，如迭戈·弗兰（Diego Forlán）、来自巴西的达·席尔瓦兄弟和我们签下的首位墨西哥球员埃尔南德斯。

外籍球员的到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他们涌入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在那里一切都是不同的：食物、天气和语言。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安顿下来，帮他们找到住处并安排他们学习语言，我们甚至会确保他们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食物。巴里·莫尔豪斯（Barry Moorhouse）是曼联球员的联络官，由他负责这些事务。很多英国球员都为我的苏格兰口音感到苦恼，但是跟那些外籍球员遇到的麻烦比起来也就算不了什么了。巴西球员安德森和葡萄牙球员纳尼都是2007年来到曼联的，对他们来说，语言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值得称赞的是，他们都肯花时间去学英语，后来跟他们沟通时容易了许多。

然而有些队员的语言天赋令人称羡。帕特里斯·埃弗拉会说好几种语言，内马尼亚·维迪奇在几周之内就掌握了英语，在墨西哥长大的埃尔南德斯和出生于巴西的达·席尔瓦兄弟也都明白如果他们能学好英语，他们的足球生涯也会大受裨益。其中最杰出的是迭戈·弗兰，他非常有语言天赋，甚至可以去联合国当翻译，因为他能够在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之间随意进行转换。2014年他与日本的大阪樱花队（Cerezo Osaka）签约，他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竟然使用了日语，这让他的新东家震惊不已。

除了语言上的障碍，我认为让外籍球员融入球队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很欢迎这些外籍球员和他们为俱乐部带来的一切，多元化元素让球队变得丰富起来。比如德怀特·约克，他出生在多巴哥岛。在我们1998年把他从阿斯顿维拉买来之后，他就给球队带来了一种温暖的感觉和无忧无虑的欢乐，这对于球队士气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主场作战前都会下榻劳里酒店，在那里吃自助餐，这时本土球员和外籍球员之间的距离最为明显。球队的工作人员会坐一桌，英国球员坐一桌，他们用餐时都很严肃并且会低声说话。而声音最大、经常传来笑声的一桌则坐着塞尔维亚、荷兰、法国和葡萄牙球员。

外籍球员也为某些英国球员树立了榜样。一方面在于外籍球员会远离酒精。其中部分外籍球员是出于宗教原因这么做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根本就没有周五和周六晚上喝个烂醉的习惯。他们不会在圣诞晚会上或在我们捧杯回归之际强迫自己酗酒，而且大部分的外籍球员都很重视自己的饮食和训练。外籍球员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体格。医疗检查发现，那些来自比英国更温暖地方的球员拥有更健康的关节。他们的膝关节和髋关节不会有早期关节炎的症状，而英国本土球员则不然，他们生活在阴冷潮湿的环境里。而在对待自己身体方面，外籍球员也更为明智。他们不像其他英国球员一样带伤上阵，冒着让伤病恶化的风险继续比赛，他们只是不想去证明自己可以征服痛苦。

对我来说，外籍球员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思乡病，或是为了代表国家队出战而回国，并且在祖国待上很长时间。2003年到2005年期间，我们的喀麦隆中场球员埃里克·杰姆巴-杰姆巴（Eric Djemba-Djemba）就有这样的问题。

对于曼联队来说，我们一直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扩展我们的球探网络、在新的国家开发天才球员并将其招至麾下。1999年，我们夺得欧洲冠军杯冠军的球队中有5名外籍球员，如果不算上爱尔兰人的话，但是在接下来的14年里我们取得的成功则是因为我们突破了原有的界限。

评论员们经常会提到英超赛场上外籍球员的数量，但是他们却经常忽略了教练们的国籍。在2014—2015赛季，英超中共有8位外籍教练。也正如外籍球员一样，外籍教练也使英超的比赛更为丰富，虽然1990年首位来到英国或爱尔兰的外籍教练——捷克人约瑟夫·万格罗斯（Josef Vengloš）博士，仅在阿斯顿维拉执教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是自此之后大批外籍教练开始进入英超赛场。事实上，那些为顶级欧洲球队效力或执教的外籍球员和教练为比赛增添了新的层次，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不同的教育。我说的不只是教练们的穿衣风格，虽然他们看起来确实衣冠楚楚。来看看下面这些教练吧：罗伯托·曼奇尼、罗伯特·迪马特奥（Roberto Di Matteo）——在他执教切尔西那短暂的日子里——或罗伯特·马丁内斯（Roberto Martínez）。幸运的是，何塞·穆里尼奥证明了个性化的执教风格不是罗伯特家族的专利。

向英超赛场注入大量外籍元素对球迷们来说是极大的福音，虽然有时我会反对这些教练的技战术。从我手中夺走英超冠军的外籍教练仅有下面几位：阿尔塞纳·温格（法国）、罗伯托·曼奇尼（意大利）和卡尔洛·安切洛蒂（意大利）和当时执教布莱克本流浪者队的肯尼·达格利什（苏格兰）。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令人震惊：1992年利兹联队的霍华德·威尔金森带领球队夺得英超冠军，这是英格兰教练最后一次带领球队夺得该项冠军。

说起有多少名苏格兰教练在英超赛场上有着出色的表现，那是堪称举世瞩目的，这也是我所关注的少量几组数据之一。不管你信不信，从1984年苏格兰教练来到英超开始，2015年阿斯顿维拉的教练保罗·兰伯特（Paul Lambert）是首位被解雇的苏格兰籍教练。就在4年前，20支英超球队中有7支的主教练在格拉斯哥地区长大。我知道我可能又无可救药地产生了偏倚，但是我认为肯尼·达格利什、大卫·莫耶斯、保罗·兰伯特、欧文·科尔（Owen Coyle）、比尔·香克利、乔治·格拉汉姆，当然还有马特·巴斯比，他们都具有一种顽强的精神、毅力和决心，这些传承让他们不同凡响。

第十三章　全新的挑战

如果一个人从自己曾经负责的岗位上退下来时还与曾经的团队保持联系，并试图保留自己当初握有的权力，这对于他的接班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必须放手，让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体制去做他们认为最应该做的事。

到来

一名新来的领导者总是热切地渴望能在组织中处处都留下自己的印记。我知道有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一名领导者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机遇只有最开始的一百天，但是我并不赞成这一说法。在进入一个新环境时，分正确和错误两种方式——尤其你是初来乍到的领导者。如果能有一支全新的自己信得过的团队，并且火力全开，这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在足球界，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太过重视短期成绩。一位新来的教练明白，如果他不能取得短期成绩，即使他兜里揣着一份多年合同并且老板也承诺会保持耐心，他的执教生涯依旧不会太久。

在我当上圣米伦队主教练时就犯了这样的错误。那年我32岁，仅有4个月的执教经验，然而那时的我却太过于自信，总想着改变些什么。我带着太多的先入之见来到了球队，而并没有先去熟悉环境，对每件事情进行评估。我当时非常急躁，对工作充满热情，不希望任何人愚弄我。我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我缺乏安全感和经验。我经常问自己：“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做何反应？”当然，自我怀疑时期接踵而至，那时我总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我非常渴望证明自己是领导，并且做出了很多草率的决定，也经常为自己做出的决定后悔。

史蒂夫·阿奇博尔德是阿伯丁队的一名非常优秀的前锋，在我来到球队之初，他简直令我抓狂。他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见，并且会毫不害羞地去分享。他也许更适合当一名教授，也确实给我找了不少麻烦。他能够不断地对任何事情提出问题。但是他也是个顽强的人，渴望胜利，后来我发现了与他的相处之道。

1986年11月，我来到曼联时仅有阿基·诺克斯为伴。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业，凯茜和孩子们都留在了阿伯丁，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我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阿基跟我在阿伯丁一起合作了3年，我希望他能够跟我在曼联继续合作，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能够达成一致。他的工作做得很棒，吃苦耐劳，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我并不认为跟我的前任主教练——罗恩·阿特金森的工作团队一起合作会有什么不利影响。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比我更了解球队中的球员和我们当时在甲级联赛中的对手。这有点儿像一位刚来到唐宁街的首相，他不会换掉行政部门的全部人员，但是他会确定自己的日程并且明确哪些事情是需要优先去做的。

来到曼联时，我跟后勤人员和教练组成员相处得很开心，除了我来到球队第一个赛季就开除的那个首席球探。这些人具有不错的品格、踏实可靠，他们希望新的主教练能够做出成绩。这不仅关乎他们的个人利益，更是一种职业自豪感。

我知道要想对曼联进行全面的观察尚需时日，同时我也不会对可能取得的成绩做出愚蠢的承诺。我知道很多事情都需要去解决，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我让自己融入球队，仔细研究他们过去的表现，查看他们赛季前的准备方式，调查他们的青训系统和球探系统，并且逐步了解每一位球员。我后来发现曼联队是多么依赖进攻的，这是球队的一种传承。在曼联队成立之初就采用了进攻足球的风格，这一传统贯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当今一代依旧知道博比·查尔顿、乔治·贝斯特和丹尼斯·劳的名字，但是像威利·摩根（Willie Morgan）、死于慕尼黑空难的大卫·佩格（David Pegg）、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查理·米滕（Charlie Mitten）和20世纪初的比利·梅雷迪斯（Billy Meredith）这样的球员只有曼联的铁杆球迷才知道。曼联队的这一传统很适合马特·巴斯比的风格，对我来说也像是量身定做一样，因为进攻就是我的天性。

这一切都需要时间，然后还需要面对很多意外事件。比如，我万万没想到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地热设施会出问题。在足总杯第三轮中我们主场对阵曼城时，球场的地热设施停止了工作，后来我们发现是老鼠咬坏了地下的电缆。我们及时修好了地热设施，并在第四轮的比赛中投入使用。但是3周后，在对战考文垂队（Coventry City）的那天早晨，我们发现球场的一半已经冻结，另一半成了沼泽。这些事情都是你无法预计的，这表明在你试图建立金字塔时，总会有人撤掉一些砖头或石块。我敢打赌任何一支胜利的团队都不是在一百天之内打造出来的。如果你希望打造一支胜利之师，那么必须做好每天都进行建造的准备。如果你停止建造，你就会停滞不前。我经常会说：“汽车一刻不停地行驶，确保你要待在车上，不要被落在后面。”曼联队就是这样一辆不断行驶的汽车。

突然改变球员们都习以为常的规则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做只会适得其反，降低士气并且还会让球员们怀疑你的动机。一位初来乍到或者承接重要岗位的领导需要克服自己展现大男子主义的冲动。

如果给我一次机会重新进入曼联，我会在两件事上做出改变，因为其中一件事我做得太快，另一件事则做得太慢。在我来到曼联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曼联的很多球员有酗酒的问题。而我非常清楚酒精是影响球员发挥的一大敌人，我不会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于是我决定在短期内解决球员酗酒问题。我带领曼联打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在星期一早上把俱乐部中的所有人都召集到了体育馆。当时来了大约40人，包括球员、教练组成员和后勤人员。我用很简单的话告诉他们：“听着，我听说你们有酗酒的问题，你们必须改掉这个毛病。你们必须做出改变，因为我是不会做出改变的。”我可以肯定当时很多人都会默默地对自己说，这话我们早就听过了。当时的情况是，球员们并没有在我上任不久饮酒狂欢，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一名球员违反了规定。我只是道听途说便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这是很不明智的。

如果以我今天的见识，当初就不会召开那次会议，我会在某一两名球员触犯规定之后拿出来单独举例，而不是对每个人都加以威吓之词。在这件事上，我太早地引起了正面冲突，但是长久看来这也无伤大雅。作为一名新来的领导者，给出自己的十条诫命也不为过，但是行动比言辞有效得多。如果我静静地开除一名继续酗酒的球员，那么这个问题处理起来将会更有效。结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解决球队中的酗酒问题，但是当我卖掉了几名罪魁祸首之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不只是夸夸其谈，球队的各项事务也都有了进展。最后酗酒问题成功地得到了解决，球员们也只是偶尔喝一点儿罢了。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等了很长时间才对球队进行改造。其中有些事情是我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用于购买球员的经费有限，而且我们的天才年轻球员储备也少得可怜。尽管如此，我还是让那些有可能出现的前景困扰了自己的判断，而并没有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心里很明白我永远也无法把一些球员打造成那种能够一直获得奖杯的球员。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不够优秀，我给了他们太多的机会，我想如果当初我早点儿做出改变，那么我们提前几年就能成为一支常胜之师。

如果你是一位新的领导者，初次登场时总会谨慎行事。你希望清除尽可能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可能会让一个团队陷入瘫痪，然而你也不想许下你可能无法完成的诺言。在曼联时，我希望大家明白，尤其是球员之外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职位是安全的，我也不会把他们推到行刑队的枪口下。我只是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表现，只要他们都尽职尽责地去做了，那么他们都将是我们团队未来的一分子。

有的球员后来当上了教练，执教之初他们会向我征求意见，我通常会告诉他们不要主动引发正面冲突。每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岗位时，用不了多久你就需要面对一些事情带来的烦恼和冲突。而你率先挑起这冲突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麻烦事很快就会找到你头上。

离开

离开绝非易事，几乎没有一种正确的离开方式。在大卫·莫耶斯从我手中接过曼联队的教鞭之后，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报道。我理解那些批评家，尤其是在看到了2013—2014赛季曼联队的成绩之后，他们说我们本应该更好地处理教练交接工作。那个赛季简直让人失望透顶，曼联队甚至没资格参战欧洲冠军杯，这是1995年以来第一次发生这种事情。那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日子。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顶级俱乐部中寻找一位教练是怎样一种挑战，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曼联队来说，由于我执教时间非常之久，这也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并非自负，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没有哪个教练执教一支球队的时间超过我执教曼联的时间。马特·巴斯比爵士执教曼联24个赛季（分为两个阶段）、比尔·香克利执教利物浦15个赛季、阿尔塞纳·温格自1996年起开始执教阿森纳。我可以肯定地说我那漫长的执教生涯肯定让曼联队的教练过渡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知道这让他们很难做。挑选一位继承者永远都不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可以肯定足球俱乐部能够从那些有着成功管理转型经历的公司中学到一些经验。比如，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而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被问过这一问题，那就是：“如果你出了车祸，那么谁将接替你的职位？”这是个不错的问题，因为它迫使人们去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会对曼联队产生任何影响，我并非在找任何理由，但是在英超联赛中挑选主教练确实有其独特性。

跟很多其他正在寻找领导者的组织一样，曼联队的董事会也拥有寻找的自由。我们既可以在俱乐部内部寻找人选，或者是把目光放得更远。但是无论如何，与公司相比，我们的候选人要少得多。足球俱乐部，尤其是那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顶级俱乐部，它们的问题在于很少有教练具备执教这些球队的资格。球队老板和董事会经常会发现他们的选择还受到另一方面因素的限制，那就是他们需要寻找那些不受其他合同约束的人。

英超球队拥有成百上千的教练组人员候选人，但是主教练则不然。如果把曼联主教练的选择标准定为那些在最近5年执教过英超球队的人，那么大约有50位候选人；如果定为那些带领球队打进前6名的教练，那么这一数字则降到了12名；如果你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带领一支常胜的球队——那么也就剩下3人可以入选了，而他们正在执教其他顶级球队。那些保持着胜利纪录的教练的日子并不好过。大卫·奥莱利（David O’Leary）于1998年至2002年执教利兹联队，当时他带领球队打进了欧洲联盟杯和欧洲冠军杯的半决赛，并且一度夺得了英超第4名的好成绩。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每一支球队都把他作为最佳候选人。但是此后，利兹联队萎靡不振，大卫·奥莱利的光芒也不复存在。自2006年起，他就再也没执教过任何一支顶级球队。

显然我们更偏爱那些具有在顶级俱乐部执教经验的教练，那些经历过艰难时期并且证明自己可以应付媒体的压力和经纪人无情的诡计的教练。以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那些真正当过职业球员的教练。虽然有很多教练并未踢过职业足球或仅仅在普通球队效力过（何塞·穆里尼奥和吉拉德·霍利尔就是两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我更喜欢那些在球场上有过优异表现的教练，他们的经验更为丰富，在球员当中也更具说服力。

在曼联队中，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部教练继承者，虽然这并非我们故意而为之。早在格雷泽家族买下曼联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继承人的问题。在我执教曼联的这段岁月里，真正的教练候选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卡洛斯·奎罗斯。但不幸的是，他错失了良机，两次离曼联而去，第一次是去了皇家马德里，第二次是回到葡萄牙执教国家队。我经常会鼓励那些最优秀的曼联球员：瑞恩·吉格斯、加里·内维尔、达伦·弗莱彻、尼基·巴特、德怀特·约克和安迪·科尔——去拿下教练资格证书，但是让他们在刚退役不久就来老球队当主教练也是不现实的。

曼联队也确实做过这样的尝试，威尔夫·麦克吉尼斯从1959年开始效力于曼联队，退役后于1969年接替马特·巴斯比成为主教练。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姑且不论巴斯比爵士还保留着自己的办公室，并且每天都会出现在俱乐部里，麦克吉尼斯或者任何面对这种处境的人，他们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因为他们管理着自己曾经的队友。瑞恩·吉格斯终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教练，他具有教练应有的智慧、气质和知识，但是我绝不会在他或者任何其他球员还能踢球时劝说他们来当我的继承人。任何一名足球运动员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最后的职业生涯，因为在退役之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当教练。如果吉格斯在他30多岁而不是40岁时退役，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5年里，他有很多机会能够和迈克·费兰一起成为我的助理教练。他可能会从较低层的教练团队职位做起，但是他绝对可以和我还有迈克一起学习教练知识。

但是助理教练们往往会很不安分，你很难把他们留住，尤其是他们知道主教练没有退休意向时。如今到处都可以看到曼联队曾经的教练们和球员们的身影。马克·休斯发展得不错，虽然他是一个不善交际的安静的男人，我一直怀疑他的性格是否能够当教练。他执教威尔士国家队期间有着不错的成绩，此后他曾短期执教过布莱克本，之后又去了曼城，这两支球队的老板解雇了马克·休斯，我认为这很不公平。现在他执教于斯托克城队，堪称如鱼得水。

助理教练们确实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不适合去做主教练。2001年至2006年，曼联青训队曾经的技术教练雷内·穆伦斯丁希望执教一支球队，他没有听从我的意见，去了丹麦的布隆德比队。但是6个月之后，他做得并不成功，于是我把他请回来做一线球队的教练。后来他又离开了曼联，先后执教安郅·马哈奇卡拉队（Anzhi Makhachkala）和富勒姆队，但结果都很糟糕。我想他现在应该明白自己的天赋更适合去做一名优秀的一线球队教练。

同时我们也会密切关注其他球队管理圈发生的事情。比如，2012年我跟佩普·瓜迪奥拉在纽约共进晚餐，但是我无法对他发出直接的邀请，因为当时我还没有把退休排上日程。那时候他已经带领巴塞罗那取得了数量惊人的奖杯——2次欧洲冠军杯冠军、3次西甲冠军、2次西班牙国王杯冠军（西班牙杯）、2次欧洲超级杯冠军和2次国际足联世界俱乐部杯冠军，我对他也是钦佩有加。我告诉他在接受其他球队的任命之前先给我打个电话，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2013年7月去了拜仁慕尼黑。

那些最好的理论或是最美好的打算总是无法付诸实践，生活就是这样。相信我，曼联队无非是想要找一位能够长期留在球队的教练而已。因为我们都知道球队的历史、取得的成功和收益都来自稳定的领导。当我们开始着手寻找我的接班人时，我们发现几位非常理想的人选都不能来曼联。何塞·穆里尼奥承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会返回切尔西，卡尔洛·安切洛蒂将接任他成为皇马主教练。我们还得知尤尔根·克洛普（Jürgen Klopp）在多特蒙德很开心，即将签署新的合同。而那时路易斯·范加尔正在忙着带领荷兰队争夺2014年世界杯的冠军。

显然我们可以冒险尝试让一名年轻的、未经受考验的教练接替我的职位，但是最后，众所周知我们选择了大卫·莫耶斯。很多人似乎已经忘了他在埃弗顿的表现，那时球队虽然资金短缺，但是他依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像大卫和我们憧憬的那般顺利。无论人们怎么想，曼联的董事会只是希望自己的主教练能够取得成功。如果教练成功了，那么俱乐部也就成功了，一个新的良性循环就又开始了。当初大卫签下那份为期6年的合同时，俱乐部做出了最好的打算。每个人都希望他能够长期执教曼联，但是事与愿违。我非常了解格雷泽家族，知道他们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解雇大卫·莫耶斯。

我可以肯定，如果再给大卫一次重新执教曼联的机会，很多事情上他都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他会把迈克·费兰留下来，他能够就球队的情况提出非常有价值的指导，正如瑞恩·吉格斯今天能够帮助路易斯·范加尔。结果显然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当走出球员通道时，心里已经很明白球场中坐满了那些质疑你未来的人，那时候心中是怎样一种滋味，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我曾经体验过这种感觉，那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当初曼联队是否能够将主教练过渡这件事情处理得更好，这显然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曼联确实做得不错，以专业的方式谨慎地完成了这一过渡。现在我希望路易斯·范加尔能够长期执教曼联，显然在吉格斯的辅佐下，一定会有一个健康、长期的继任计划。

在英格兰顶级球队中，主教练的继任工作只有一次是顺利进行的，那就是鲍勃·佩斯利（Bob Paisley）继比尔·香克利之后成为利物浦的主教练。当年比尔·香克利对俱乐部进行了重建，让球队重新晋级顶级联赛并赢得了3项顶级赛事的冠军、2次足总杯冠军和1次欧洲联盟杯冠军。1974年至1983年，佩斯利在执教期间带领球队达到了巅峰，赢得了3次欧洲冠军杯冠军。作为一名局外人，我万万没想到佩斯利能够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事实上当初香克利推荐给佩斯利这份工作时，他最开始拒绝了香克利的好意。在他成为利物浦队的教练之前是球队的理疗师，后来成为一线球队教练。他是一个很安静的人，而香克利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在他继任后并没有对香克利的队伍进行改动，他知道球队的体系，并通过添加优秀球员逐步增强球队的战斗力，而且始终保持着香克利制定的那些原则。当初选中佩斯利的那个人真是慧眼识珠。

我曾经有两次想要辞去主教练一职，过退休的生活。第一次被我搞砸了，这也许正是我第二次成功退休的原因所在。我第一次试图退休可谓是一本反面教材。当时我快60岁了，在我父亲的那个年代这是一个分水岭，但是在这个年代则显得没那么重要。不管怎样，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年龄。曼联回应媒体采访时宣称，在我退休后将不会在球队中给我留一席之地，因为害怕马特·巴斯比当年退休的悲剧会重演，这种答复让我很懊恼。

我不禁想到了乔克·斯坦和比尔·香克利从凯尔特人和利物浦队退休后的遭遇，我下定决心不让这悲剧发生在我身上。更糟糕的是，当时我甚至没有打算好退休之后去干什么，并且在2001—2002赛季伊始就向球员们宣布了我退休的想法，在场的球员听得昏昏欲睡，就好像我把三氯甲烷捂在了他们的嘴上。在我下决定并向球员们宣布退休的想法时，我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直到2001年圣诞节，凯茜和我的儿子们都劝我回心转意。我很感激他们当初的做法，因为如果让我自己做决定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拨通球队律师莫里斯·沃特金斯的电话，告诉他我改变了想法。他当时只是对我说：“我都告诉你了这个做法很愚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这件事解决得还是很不错的，就好像我无意识地给了自己一次中场休息，而15分钟后，又渴望再次回到赛场上去。

如果凯茜的姐妹布里奇特·罗伯特森没有在2012年10月去世，我还会继续执教曼联。我真的很想再赢得一次欧洲冠军杯冠军，而且我也有更长远的打算。在我执教曼联的最后一年的那个夏天，在球队从阿森纳签下范佩西时，他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你还会执教多久呢？”我如实答复了他。我还没有打算退休。我们与球队中的很多球员续签了合同，同时为了俱乐部的未来着想，还签下了18岁的鲍威尔（Powell）、18岁的亨里克兹（Henríquez）和20岁的扎哈（Zaha），并且承诺会跟很多颇具潜质的年轻球员签约。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与此同时，我已经开始着手第二年夏天签约球员的准备工作了。如果我继续执教，那么这些球员是否能够成功签下来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是布里奇特的死是一个分水岭，我从来没有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我感觉这些年凯茜都把我放在了第一位，也轮到我去照顾她的需要了。布里奇特不仅是她的好姐妹，更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当我决定退休时，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本能。

在我心中从未因为不能去工作而产生恐慌，我甚至已经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列成了一份清单，因此我很难想象自己会感到无聊。也许事情只是顺其自然地发展，39年的执教生涯对我来说足矣。我感觉是时候离开了。我知道自己会想念那些球员和工作人员，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适应那种不用全力以赴的生活，但同时我也得到了极大的解脱，因为我再也不用去应付媒体和经纪人了。在我下定决心时，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渴望退休。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能够以一名足球教练的身份退休，大部分的足球教练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输掉了几场比赛就被炒了鱿鱼，从此再也找不到教练的工作了。他们就此消失了，从此杳无音信。也有一些教练像比尔·香克利一样，从利物浦退役后他发现那些对他的故事洗耳恭听的人都消失了。那时的他就像一个失落的灵魂，他经常会去特兰米尔流浪者队（Tranmere Rovers）和埃弗顿队看球队训练。他逝世时年仅68岁。

我想有些人会认为我放弃自己享有多年的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但是我非常清楚曼联队的董事、形象大使和教练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个人从自己曾经负责的岗位上退下来时还与曾经的团队保持联系，并试图保留自己当初握有的权力，这对于他的接班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必须放手，让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体制去做他们认为最应该做的事。

我听过一些关于马特·巴斯比退休之后的故事。他在退休后还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场的办公室里，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球队中，成为球队幕后的操纵者。这些故事都有点儿牵强附会，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每天都出现在我的继承者的工作环境中，这样会吓坏他的。因此，我很快就收拾干净了卡灵顿的办公室，除了去看球队比赛和参加赞助商举行的活动，我都会跟球队保持距离。卡灵顿训练基地是不对外开放的，因此我不会在比赛结束时跟其他董事会成员一起进入球员们的更衣室，我至今仍是这样做的。我不会去干涉其他人的工作。我发现在我观看曼联队的比赛时，电视导演总会让一台摄像机瞄准我，来捕捉我的表情。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表现得像木偶大电影里面脾气极坏的斯塔特勒（Statler）或瓦尔多尔夫（Waldorf），这二位总是对台上发生的事情品头论足。我只是希望大卫和曼联能够赢得比赛——对于今天的范加尔，我也持同样的态度。当球队决定解雇大卫时，有些人希望我回来继续执教，但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已下定决心退休，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显然我在曼联的执教经历是成功的，也赢得了不少的奖杯，但是每当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对面的看台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我总会问自己：我是否配得上这一荣誉？这绝非虚伪的谦虚，但是有时我想，鉴于我拥有这样一支出色的球队，我们本应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们在欧洲冠军杯上取得的成绩。在我执教期间，欧冠上曼联总共输了三场半决赛和两场决赛。截至我退休，曼联总共赢得过3次欧冠冠军，而我们本应赢得5次冠军的。皇家马德里拿过10次冠军（其中5次是连续获得的）、拜仁慕尼黑拿到过5次（其中3次是连续获得的），巴塞罗那、AC米兰和阿贾克斯队也都比曼联夺冠的次数多。但是最令人伤心的还是跟利物浦的比较，他们赢过5次冠军。虽然在我执教期间，他们仅赢得过1次，但这并不能令我感到慰藉，我的心还是很痛。

我可以争辩说其中3年的规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但是各个俱乐部面对的是同样的限制，即关于外籍球员数量的限制。1994年我们夺得双冠王时，我们拥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阵容，但是当时的比赛规则——直到1995年末才做出变更——只允许球队派上3名外籍球员，加上2名来自青训队的“同化的球员”。不幸的是我们当时的阵容中包括布莱恩·麦克莱尔（来自苏格兰）、丹尼斯·埃尔文（来自爱尔兰）、彼得·舒梅切尔（来自丹麦）、安德烈·坎切尔斯基（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苏联）、埃里克·坎通纳（来自法国），还有马克·休斯和瑞恩·吉格斯（来自威尔士）。

有几次，我们确实很不走运，但这就是足球（生活也是如此）。1997年欧冠半决赛上我们本来能打败多特蒙德，但是我们在比赛前一天的晚上失去了门将。2002年我们又在欧冠半决赛阶段因为客场进球制度输给了勒沃库森队，因为我们主场的比分是2:2，而客场的比分是1:1。在2009年和2011年的欧冠决赛上我们本能够击败巴塞罗那的。2009年那场决赛在罗马举行，由于安排不周，我们下榻在了一家非常破旧的酒店里，第二天好多球员都感到头晕眼花。2011年的决赛是在温布利球场举行的，巴塞罗那踢得非常聪明，他们通过保持控球权让我们备感慌乱。我们本应该保持耐心，按照原计划行事，但是一种恐慌的情绪蔓延开来，我们渴望进攻的冲动也成为我们的失败之源。我们是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打败的。

新的节奏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这一辈子都是早上6点起床准备工作，现在我喜欢8点起床，跟凯茜一起吃早餐（最近30年来，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做过）、看报纸，然后去购物区吃一顿午饭。我想对于一些人来说退休就好像丧亲了一样。在你退休之后会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会有很多人围在你的身旁。通常情况下，在赛季末球员们都离去之后，我每天还是会去卡灵顿的办公室，直到 6月初我们去法国度假。2013年我发现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能够占满我的时间。在我退休之后得到了大量媒体的关注，同时我还要对自己的自传进行最后的润色。在那个夏天快要结束时，我经历了两次人生中的第一次，其中一件事比另一件要美好得多：乘船沿着苏格兰西海岸北上，在医院做髋关节置换手术。

我最初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休是在6月份去法国度假时。此前，在度假期间，我每天也要打好几通电话，通常是忙于处理我们买卖球员的事宜。大卫·吉尔也会多次来拜访我，球队的事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还会在度假时与球员及其父母见面，说服他们选择与曼联同呼吸共命运。如果在度假期间，我拿到了下个赛季的赛程表，那时我就会抛开自己全部的爱好，心无旁骛地研究赛程了。2013年在地中海度假时，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在玩Kaluki纸牌时战胜约翰·罗伯特森。

在我髋关节手术痊愈后便开始去老特拉福德球场看比赛了，那种感觉怪怪的。我从来没有在赛前去董事会休息室用午餐，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观众们的喧哗声。在我执教期间，我总能够屏蔽看台上传来的噪音，因此从未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现在，在我的生命新篇章开始若干年后，我才真正开始对环境中的改变心存感激。在我退休之前，我从来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我想这看起来会很奇怪，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控制和纪律的人，但是当你成为一个集团的领导者之后，你就会被日程表和他人无休止的需求所限制。就算你24小时不停地工作，还是总会有人或事需要你去关注。

我经常会感觉到——我并非抱怨——仓鼠的轮盘永远都停不下来。我总会去看表——并非仅限于临近比赛结束。于是，在退休之后我第一次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我需要做的就是待在家里，吃午饭和晚饭，而这样的生活自从我学生时代的暑假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体验过。这真的是一种释放，一种让人振作的体验，更能允许我去做很多执教曼联期间不能做的事情。

我尝试去寻找一种平衡，这样一来我既不会太累，也能活得充实，同时将我的生活带入另外一种节奏。除了去看曼联队的比赛，我的日程中还包括作为俱乐部的董事会成员和形象大使代表球队出面，在哈佛大学讲课，作为欧洲足联教练大使需要做的一些工作。我是在日内瓦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精英教练论坛的主席。我会提前和欧足联的约安·卢佩斯库（Ioan Lupescu）见面，制定论坛日程。参加该论坛的人员包括欧冠球队和欧洲联赛球队的教练，还有其他资深教练如吉拉德·霍利尔、罗伊·霍奇森和欧足联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及其委员会成员。意大利退役裁判员皮埃路易吉·科利纳（Pierluigi Collina）也会参加，我们会跟他讨论裁判们的表现，但是我们通常会谈论上个赛季的比赛，并寻找提高比赛水平的方法。同时我还是欧洲冠军杯和欧洲联赛的技术研究组成员。我们会在决赛之后的那一天开会，分析前一天晚上比赛中的趋势和技战术。

在有赛马比赛的时期，我每周都会有很多事情去做。我跟其他几位伙伴对一些马匹具有所有者权益，我们在它们2岁时将其买下。能看到一位朋友买的马赢得比赛或是前往约克郡或唐卡斯特（Doncaster）参加赛马大会，在赛道上徘徊而不必急着返回曼彻斯特，这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

我喜欢浏览销售目录，希望了解马匹的种系和血统。有时我们买的马儿会胜出，我们也可以赚到不少钱，虽然这只是例外。我不会欺骗自己的，赛马比赛只是一种消遣，这并非一种长期的投资方式。我会去观看或收听自己的马匹的比赛，而当比赛结束，电话铃声或短信声响起时我总是能笑出声。

我还迷上了史蒂芬·肯泽（Stephen Kinzer）的著作《兄弟》（The Brothers），描写的是杜勒斯兄弟的故事，一位是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务卿，另一位是中情局局长。我对这一领域并不了解，此书中对于兄弟俩在冷战期间对各国的无尽的干涉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也深深地吸引了我。无独有偶，同时我还阅读了本·麦金泰尔（Ben Macintyre）的作品《朋友圈内的间谍》（A Spy Among Friends），这也是一本研究冷战的书籍，讲述了双面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是如何背叛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并在光天化日之下过着长达几十年的背叛生活。我非常庆幸杜勒斯兄弟和菲尔比没有为曼联效力。虽然我很少看关于足球的书籍，但是我发现自己还是回到了老本行，我迷上了两本关于苏格兰北部地区足球的书籍。第一本是《黑钻石和蓝色巴西》（Black Diamonds and the Blue Brazil），这是一本对考登比斯球队深情描写的书，作者是其长期球迷罗恩·弗格森（Ron Ferguson）。这位作者虽然姓氏跟我一样，但并不是我的亲戚。第二本书是凯尔特人硬汉肖恩·法隆的传记，作者是史蒂芬·沙利文（Stephen Sullivan）。法隆是乔克·斯坦在凯尔特人时期多年的得力助手，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他们二人生活的详细描写。

退休生活给了我很多远途旅行和短途旅行的机会，而这是我在曼联时期无法做到的。2014年我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心愿，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我的愿望清单上还包括肯塔基赛马比赛和美国高尔夫大师赛。

其中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经历，例如去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那次旅行，那里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绘画作品收藏。曼联队曾经的后防核心米卡埃尔·西尔韦斯特（Mikaël Silvestre）非常热情，在我和凯茜游览巴黎时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们当时在Le Taillevent餐厅用餐，那里云集着欧洲美食中的瑰宝。卡埃尔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搞了一次恶作剧，他指使餐厅里的酒师告诉我，非常不幸的是，他不能为我们提供酒品，因为我们选在了周二用餐，而餐厅在周二是不提供酒品的。我还在圣母大学（Notre Dame）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该大学就在芝加哥以南，阿伯丁和苏格兰前门将博比·克拉克（Bobby Clark）就在那里担任足球教练。博比带领我参观了圣母大学校园，那里的体育馆和健身房令人惊叹不已，甚至比英超很多球队的体育馆都要好。

跟米卡埃尔和博比分享故事和记忆时，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令人怀念的旧时光。我并非怀念那坐着敞篷大巴游行时的风光，发现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球员时的喜悦，或是一场难解难分的比赛带来的紧张感。我怀念的是跟一群人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时的共同经历和友情。我怀念跟迈克·费兰进行的交流，每天都能看见我们的装备管理员阿尔伯特·摩根，给我们在老特拉福德球场和卡灵顿训练场的球场管理员托尼·辛克莱尔（Tony Sinclair）和乔·彭伯顿（Joe Pemberton）提出意见。我曾经每天都能跟洗衣部的工作人员以及餐厅的卡罗尔·威廉姆斯（Carol Williams）和丽塔·加斯克尔（Rita Gaskell）说上几句话，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最令我怀念的还是跟那些敢于挑战不可能的年轻球员在一起的日子——无论是球员还是热心的录像分析人员。我现在只要想到这些人，想到胜利后更衣室里的那种气氛都会笑出声。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会时刻谨记那句退休前别人给我的忠告，那就是：“不要穿拖鞋。”我一直牢记着这句话，这也就是我会在早餐后马上穿上鞋子的原因。

致谢

本书的问世，依靠的是一支团队。对本书做出特殊贡献的有：约翰·默里出版公司（John Murray Press）的常务董事尼克·戴维斯（Nick Davies），他精明的眼光和敏锐的判断为本书的原稿增色不少，同时还有罗迪·布洛姆菲尔德（Roddy Bloomfield）和凯特·迈尔斯（Kate Miles）。霍德&斯托顿出版公司（Hodder&Stoughton）的其他成员——吉米·霍徳-威廉姆斯（Jamie Hodder-Williams）、路西·黑尔（Lucy Hale）、凯伦·吉尔里（Karen Geary）和薇琪·伯芙（Vickie Boff）——也总是随叫随到。阿里斯戴尔·奥利弗（Alasdair Oliver）负责封面设计，阿曼达·琼斯（Amanda Jones）负责制作。在美国，莫罗·迪普雷塔（Mauro diPreta）、阿歇特图书（Hachette Books）的出版商和米歇尔·阿耶利（Michelle Aielli）确保我们在这样一个橄榄球风靡的国度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阿伯丁的科林·达尔加诺（Colin Dalgarno）提供了坚定可靠的研究。在伦敦，杰克·哈格利（Jack Hagley）将数字转换为图片，并且负责本书的插图。封面照片由肖恩·波洛克（Sean Pollock）拍摄。

我们的文学、法律、财务和宣传团队包括格纳特公司（Gernert Company）的克里斯·帕里斯-兰布（Chris Parris-Lamb）和大卫·格纳特（David Gernert）；均富会计师事务所的苏·奈特（Sue Knight）及其团队；英国伯尼斯堡（Burness Paull）的莱斯·达尔加诺（Les Dalgarno）、肯·戈登（Ken Gordon）及其团队；美国的安德鲁·科科斯（Andrew Kovacs）、桑迪·门德尔松（Sandi Mendleson）、大卫·卡斯（David Kass）、凯伦·瓦拉多（Karen Valladao）、皮特·拉博斯基（Pete Laboskey）和乔·麦克纳尔蒂（Joe McNulty）。

马克·达马泽（Mark Damazer）、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迈克尔·林顿（Michael Lynton）、简·萨尔金（Jane Sarkin）、道格·斯通普夫（Doug Stumpf）和朱迪斯·瑟曼（Judith Thurman）在我们逐渐把想法写成一本书的过程中提供了建议和指导。曼彻斯特的林恩·拉芬（Lyn Laffin）和佐伊·迪奥皮（Zoe Diompy）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塔尼亚·思齐雷吉（Tanya Schillage）确保我们总能够及时出现。哈里特·海曼（Harriet Heyman）协助了前言部分的工作。曼彻斯特的杰森·弗格森（Jason Ferguson）和纽约的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or）处处给予我们提示和帮助，他们2位的名字都应该用大号字体印在书的封面上。还有一个人，没有他的帮助，这本书也是无法问世的，他就是超级可爱的查理·斯塔利塔诺（Charlie Stillitano）。

[1]在英国，这个词用来代指只是为了享受豪华包厢而非支持足球队而观看比赛的观众。

[2]“苏格兰帽子”应该就是当时苏格兰联赛的一种荣誉。

版权信息

宫崎市定中国史

作　　者：〔日〕宫崎市定

译　　者：焦　堃　瞿柘如

责任编辑：沈　度

责任校对：朱志萍　王欢燕

ISBN：9787213068522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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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出版说明

宫崎市定的生涯

序言

凡例

总论

一 何谓历史

二 时代区分论

三 何谓古代

四 何谓中世

五 何谓近世

六 何谓最近世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二 都市国家的时代

三 战国时代

四 秦

五 前汉

六 后汉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国

二 晋

三 南北朝

四 唐

五 五代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辽

二 南宋、金

三 元

四 明

五 清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华民国

二 国民政府

结语

自跋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出版说明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是京都学派东洋史的集大成者。这里的“东洋”笼统来说相当“亚洲”，与“西洋”相对应。作者在本书自跋里有这样一段话，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东洋史的研究对象和作者的史观：“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这样的学术背景，也正是本书有别于国内学者所著中国通史的一个主要原因。

宫崎市定的学术成就很早就得到了承认，著作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也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应岩波书店之邀、面向普通读者撰写的《中国史》更是其中的经典读本。此书完成于1978年，最早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一卷，后来多次推出单行本。在国内，很多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宫崎市定，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以“内部读物”的形式出版过宫崎市定的部分著作。之后，北京大学的刘俊文教授等人在国内翻译、推介宫崎市定，也有一些专著在国内出版，但影响都主要局限在学术界。我们此次推出本书，也是出于为读者提供一个打量国史的新视角、为学界研究提供观照的愿望。书中还特别收入了宫崎市定的弟子、历史学家砺波护先生的评介性长文《宫崎市定的生涯》。正文之后的自跋，则是作者在1992年再版时补写的综述，可视为一篇导读。承蒙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和砺波护先生授权使用《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特此鸣谢。

由于受时代环境、史学观等的影响，书中有些观点、见解与中国学界和读者的认识有所不同，但这些不妨碍其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由于客观原因，此次未能收入原书第四篇的最后一节“人民共和国”。另外原书中“中国古地名图”“亚洲略图”和“近世独裁王朝系图”等常识性图表，未作保留。两位译者分工为：总论、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三篇中的“四明”为焦堃翻译，其余《宫崎市定的生涯》一文、自序、凡例、第三篇中除“四明”的部分、最近世史、参考文献和自跋为瞿柘如翻译。对于书中可能存在的错漏之处，烦请读者不吝指正。

铁葫芦图书编辑部

宫崎市定的生涯[1]

文/砺波护

一　从松本高校到京大东洋史

开创于1908年的东洋史学教室，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当时，支那哲学与支那文学同属一个研究室。最初的教员有内藤虎次郎（湖南，1866—1934）、桑原骘藏（1871—1931）两位教授，西洋史学出身的矢野仁一（1872—1970）助教授，富冈谦藏（1873—1918）及羽田亨（1882—1955）两位讲师，一共五人，不久还有朝鲜史的今西龙（1875—1931）讲师到任。从支那学派和东洋史学派的视角而言，内藤与富冈二位属于支那学派，其余都属东洋史学派。

1914年（大正三年）陈列馆筑成，史学科的全部教官室与研究室搬迁，本学科教室也移至陈列馆楼下。其后，1918年末富冈讲师病逝，1920年2月矢野升为教授，确立了三讲座制。这以后，本教室的历史学学风要比支那学的综合学风更为浓厚。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后来常被视为内藤史学后继者的宫崎市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时，东洋史学教室的状况大致如此。

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8月20日，宫崎出生于长野县东北地区千曲川左岸、下水内郡秋津村（现在的饭山市）的静间，是宫崎市藏与悦的次子。秋津村与作为岛崎藤村小说《破戒》背景的饭山町相邻。市藏是长野师范学校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在饭山小学校当老师。宫崎市定曾就读于家乡的秋津小学、县立饭山中学，1919年9月成为刚设立的松本高等学校文科的高一学生。初高中时期，他极热衷于作和歌，因岛崎藤村之故，起了宫崎藤仙或东川的笔名。在松本高中，与几位同级生发行过油印版同人志。父亲市藏曾给《阿罗罗木》[2]投稿，被岛木赤彦选中刊登，受此影响，宫崎市定的和歌也被赤彦选中，刊载于该杂志。这一时期，他勤奋作诗，为成为文章好手打下了基础，即使是写厚重的学术论文，也可以让一般读者轻松阅读。

新设的松本高中没有法语课，下课后，他与几位友人去天主教堂跟塞斯林（Gustave Cesselin）神父学习法文，这对他后来的生涯起了很大作用。松本高中的后辈中还有曾我部静雄与仁井田升，日后都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1922年（大正十一年）春，宫崎自松本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他高中时订阅《东方时论》[3]，对三宅雪岭之婿中野正刚的论说产生了共鸣，立志要当政治家，后来转变方向去了京都，考入文学部攻读东洋史，据说是受到1919年毕业于京大地理学的浅若晁的劝说。在他年逾九十之际所著的《宫崎市定全集》第五卷《史记》的自跋中，有这样一段饱含感激的回忆：

我改变志愿，去京都大学文学部，是因受到京大地理学教授浅若晁先生的大力怂恿。“去了京大，要跟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了不起的先生学习。”他的语气好像是后悔选择了地理学。最后告别时，先生对我说：“治东洋史，《史记》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书籍，是要预先买了看的一本好书。”他几乎要用热切的语气说，想跟我一起读《史记》。他说去了京大东洋史，绝对不会失望。而如此充满自信的劝说，我之前从来不曾遇见过，之后也没有。仿佛先生同时让我对我的将来树立了百分之百的自信。

宫崎在京都的宿舍，也在浅若的住处。

专攻东洋史的宫崎，除了拜入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门下，还师从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君山，1868—1947）。东洋史以外的文学部各学科，比如波多野精一的宗教学、新村出的语言学，以及经济学部河上肇教授等人的课，他都如饥似渴地去听讲。语言方面，他在诗文创作课上多受狩野的指点，还修习了西夏语学者尼古拉·涅夫斯基[4]的俄语课。

从松本高中毕业时，他的笔记上有题为《去京都的工作》一篇，二十页自问自答地写满了关于历史、哲学的感想，最后标明“大正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于家中书毕”。笔记中有一项为《塞外民族与支那》，表明了宫崎即将进入大学时的热情。因为对文化悠久的汉民族与北方朴素游牧民族的关系史，宫崎很早就怀有兴趣，便选定“作为北方民族与中国社会交涉之一个场面的南宋灭亡时期”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受到内藤湖南选定一个人物为焦点来研究的启发，他以蒙古的忽必烈和与之对峙的贾似道为研究对象，很快写完了《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论文一提交，即参加了外务省主办的学生赴中国南部考察团，巡游中国沿海地区。回国后参加论文答辩，提问的除了东洋史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还有支那文学的狩野直喜，共五位教授。1925年4月，他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开始在《京都帝国大学新闻》创刊号上发表，连载四期。

毕业后，担当教室副手、在研究者之路前进的宫崎，在指导教授桑原骘藏的指示下，完成了乔治·雅各布[5]所著《东洋在西洋的影响》的选译工作，刊载于史学研究会会刊《史林》。雅各布的论述丝毫不见欧美的优越感，依靠德日辞典翻译此书的日子，对后来的宫崎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于宫崎作为东洋史学者的业绩的评价，九十岁时由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宣传册上，《刊行之际》的概括可称精彩：

宫崎市定先生是我国东洋史学界的巨擘。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所开创的所谓京都东洋史学的学风，由先生继承与发展。因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所以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这些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入世界史的发展中……先生认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通史才是终极目标。很早就注意到西亚地区历史意义的《亚洲史概说》、以流畅文笔及明快逻辑作支撑的《中国史》等通史杰作，都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此种特质。一位历史学家，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堪称稀有。

生于1901年的宫崎的著述活动，始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的游记《从上海到广东》。最后的文章，是1995年3月出版的笔集《游心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自序，时为《宫崎市定全集》完结后约一年，距他逝世仅两个半月。七十年的著述活动，大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到1945年（昭和二十年）夏日本战败为止的二十年，第二时期是到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自京都大学退休的二十年，第三时期是之后悠然自适、直到去世的三十年。

二　战败前的二十年

这一时期的宫崎，本职是旧制第六高等学校与第三高等学校的教授，接着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助教授，其间不仅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留法两年有余，还置身军籍，为陆军辎重兵少尉，于一·二八事变及二战末期，两度出征。

大学毕业的1925年（大正十四年）年末，宫崎进入宇都宫辎重兵第十四大队，为一年志愿兵。兵役结束不久，作为教授往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赴任，两年后的1929年（昭和四年）春，转任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教授。这两次学校任职，皆出于桑原骘藏的关照。次年，在内藤湖南的颂寿纪念史学论丛与桑原的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上，首次投稿学术论文。一篇是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改写，另一篇以宋代王安石新法为题材。是年10月，与松本高中的同学、六高的同僚小西谦教授之妹松枝结婚，次年九月长女一枝降生。

1932年（昭和七年）2月末，随着一·二八事变的扩大，作为陆军少尉置身军籍的宫崎，接到了入伍通知书。因为事出突然，无暇购买军刀，遂向地理学的名誉教授小川琢治借取宗正铭的名刀。被任命为第十四大队的军马场场长后，来到上海附近，但因停战协定的签订，仅负责维持治安，三个月后平安返回。

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朴素民族与文明社会的对立模式很关心，但之后不久便对中国本身的社会与文化抱有兴趣。先是埋头于宋代研究，之后将研究对象移往古代史范畴。这是因为他担任旧制高校教授讲解东洋史概说之际，苦于没有可靠的东洋古代史著作，于是自然转向古代史的研究。1933年（昭和八年），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论述《古代支那赋税制度》与关于城郭起源的试论《支那城郭的起源异说》（「支那城郭の起源異説」），得出称为“纸上考古学”的结论，在学界首次指出中国也存在古希腊那样的都市国家。

又及，宫崎年轻时曾受到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1881—1938）的极高瞩望。宫崎的古代史研究法，同时继承了内藤湖南的文献学与师从伦敦大学埃及学者皮特里[6]的滨田耕作的考古学。宫崎首次提出中国古代也存在都市国家的观点，并称这是从纸上考古学得来的结论，滨田也赞赏这是很有趣的内容。

当时，在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内藤湖南倡导的文化史影响很大，但无人从事东京大学加藤繁开拓的经济史研究。宫崎怀有弥补空缺的志愿，首先考察了古代的赋税制度，于1934年发表《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式に就て」），将唐代均田制的起源归于晋代占田课田制，并提出追溯至三国魏的屯田制的雄大构想，给学界带来冲击。宫崎的经济史方法很重视制度史的手法，很久以后完成的博士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1943年），也可以说是其经济制度史研究的成果。

作为三高教授，除了东洋史，宫崎还讲授西洋史课程，并担任京大文学部的讲师。这期间，1932年起在东洋史教室讲授宋代制度与党争，1933年开始的三年间在地理学教室负责“支那地理书讲读”，对他日后的研究生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1934年（昭和九年）年末，从三高教授转为京大文学部助教授。迎来三十岁后半期的宫崎，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赴法国留学两年整。1936年2月20日，自神户港搭乘箱根丸号，与高浜虚子、横光利一等同船赴法，即将抵达香港时，传来了二·二六事件的消息。到达巴黎后，宫崎进入东洋语学校，学习阿拉伯语。不久，收到追加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华民国为留学目的国的文件，但当时已发生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已开幕，因此放弃了去中国的计划。

留法的两年里，宫崎致力收集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55年刊《中国新地图集》、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735年刊全四册《中国全图》、1638年刊林斯柯顿（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著《航海志》、1897年刊诺登斯科德（Nils Erland Herbert Nordenskiöld）著《航海记》等西洋出版的地理书稀见本，以及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约翰内斯·扬松纽斯（Johannes Janssonius）的铜板古地图，这也是因为他去欧洲前一直在地理学教室授课，对西洋的亚洲地理学史颇留意。

留法期间，宫崎抓住机会到欧洲各地旅行，特别是1937年9月，作为日本代表首度出席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国际人类学先史考古学会后，在西亚各地游历两个半月，开始确信西亚在历史上的先进性。断了去中国的念头，宫崎也感觉法国的研究生活颇安适，便延长了居留期间，直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经美国返回了阔别两年半的日本。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作为内阁直属国策机关的东亚研究所开设，首相近卫文麿任总裁。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以任务，宫崎的生活突然变得很忙碌。归国不久，发表了考证汉代西亚地名的论文《条支、大秦与西海》（「条支と大秦と西海」）。

1939年5月，宫崎代表京都史学研究会参加了在东京大学举行的史学会创立五十年纪念大会，以《羡不足论》为题作了公开演讲。次年将该演讲以《羡不足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論——支那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为题，加以补注发表，近二十年后收入自选论文集《亚洲史研究·第一》（『アジア史研究第一』），作为得意之作置于卷首，改题为《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

翌年，1940年，在羽田亨监修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中，宫崎出版了通史《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一气将毕业论文以来关注的问题书写出来。论述了古代以来，东洋的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土著社会的抗争，不单是因生活样式与经济差异而产生的对立，还有根植于深层人生观的对抗，以及日本本来是朴素主义的民族等问题。此外，本书随处可见对中国各时代社会特质的独创见解。譬如，强调中国文明发祥地与山西省南端解州盐的消费地域有密切关联，春秋时代有着希腊城邦般的城郭都市生活。本书还被置于1976年出版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卷的概说篇卷首。

留法期间，宫崎不仅收集地图帖或地图，还搜罗东洋趣味的铜版画，并趁闲暇参观各地美术馆与博物馆。其成果，有归国不久创作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具体考察了东洋画对伊斯兰绘画及西洋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影响。1947年发表的《十八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和1970年所撰的《法国的支那趣味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中，论述了18世纪的法国，不仅绘画，整个社会都是中国趣味的时代。

在1941年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部编《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史学论文集》所收的《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中，宫崎推测，曾盛行日本与中国的毗沙门天信仰之起源，或为伊朗祆教诸神中最有势力的密特拉神。这为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点，也是在外研究的成果，但从宫崎去世后所留原稿中明确标注“昭和七年二月稿”（1932年）的《天王堂考——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天王堂考——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可知，这是对一·二八事变前所撰草稿作了大幅改定增补而成的。

当时的宫崎，集中关心的是东西交通史。但东洋史研究室不断收到国策机关东亚研究所下达的委托任务，且因主任教授羽田亨担当了京大校长的重任，作为研究室成员的助教授宫崎，也要分担羽田无暇顾及的课题，于是不得不从事清朝官吏录用制度及边境统治政策的研究。

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1943年，传来战况恶化的消息，宫崎出版了有关中日交流史的随笔论述集《日出国与日暮处》（『日出づる国と日暮るる処』），以及新写的学位申请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次年5月升任教授。是年9月，出版《菩萨蛮记》，第一部分是前文所说的西亚旅行记，第二部分是日本人最早完成的西亚史概说，对比地中海与日本的濑户内海，认为叙利亚地区相当于大阪的河内平野，是古代史上重要的地区，提出了崭新的论述。

战局日益苛酷，空袭更为严重，同僚、熟人多应召入伍。最严峻的时期，宫崎以写作遗稿的觉悟，继续研究中国官吏录用制度的科举制，脱稿不久，1945年（昭和二十年）2月末就收到了补充入伍的通知书。写完《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后，便出征了。战败半年后，复员的宫崎出版了《科举》，约四十年后，收入平凡社“东洋文库”系列，为了与1963年中公新书出版的新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科挙——中国の試験地獄』）作区别，改题为《科举史》。

三　退休前的二十年

战败不久，大学内外极为荒芜。1946年1月，宫崎兼任同属史学科的地理学教室主任，目睹战时德国地政学学风的兴盛及崩坏先兆，他决心重建地理学教室，邀请织田武雄为助教授。

战时进行的《大东亚史概说》之编纂，战败后自然消灭。大战余烬稍收的1947年，经安部健夫介绍，将草稿交予人文书林，出版了《亚洲史概说·正编》（『アジヤ史概説正編』）。安部说要继续写，让宫崎下决心出版，但他生了病，只能由宫崎代之一气呵成补写完毕，即《亚洲史概说·续编》（『アジヤ史概説続編』）。总之，这续编与《大东亚史概说》并无关系，是基于宫崎独立构想的概论，与正编项目的长度及问题皆有异。

1946年夏，宫崎担任京都大学评议员，亦参与大学行政。1950年任文学部长，兼任教育学部长事务办理，尽力创设教育学部，是年出版了两部启蒙书，《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与《东洋的近世》。其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盛行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围绕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很活跃。大约因此，《雍正帝》并未受到学界的注目。但详论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认为宋朝是近世之开始的《东洋的近世》，则被视为时代区分论争的代表著作，常被信奉宋朝为中世之开始的宋代中世说者作为批判对象。事实上，此书继承了十年前的论文《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之主题，论及世界与东洋的交通概观，是强调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外，东洋近世民族主义之勃兴的史论。

随着时代区分论的激化，宫崎以五代至明清为研究对象，相继撰写了在内藤湖南关心范围之外的社会经济史范围内的实证论文，加强了宋代近世说。

以《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特别是晋阳李氏》（「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特に晋陽の李氏の場合」）（1948年）为始，继以《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1950年）、《明清时代的苏州及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1951年）、《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1952年）、《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1954年）等等。到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发表《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与《有关支那的铁》（「支那の鉄について」）两篇论文，方暂告段落。

这两篇论文阐明了宋代以后中国制铁业利用煤炭而益发隆盛的事实，是宫崎将留法归国后发表《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及《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时所论内容从社会经济史方面寻得根据，不仅如此，还再度确认了学生时代接受的桑原骘藏的讲义内容。

1953年，以前辈唐史学家那波利贞（1890—1970）退休为契机，宫崎以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制度与社会为内容开课，并出版其成果。1955年，兼任东洋史研究会会长的羽田亨去世，宫崎担任第二代会长，除季刊《东洋史研究》外，还创办单行本系列《东洋史研究丛刊》，刊行的第一部著作即他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九品官人法研究——科挙前史』），1958年（昭和三十三年），该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东洋史研究丛刊的第四部，为宫崎论文集《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全五卷。

1959年11月，宫崎作为京都大学分校主任，兼任教养学部部长。次年，恰好爆发了反对日美安保改定的学生运动，每日忙于对策会议。于此特殊时期，二十余年前的外游计划相继实现。出发前，为即将退休的塚本善隆颂寿，在《佛教史学论集》刊载了《中国火葬考》。1960年8月初，出席莫斯科的国际东洋学者会议，及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历史学会议，归途经德、法、意，历四十日归国。不久，接到巴黎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遂于任期中途辞去分校主任，去往巴黎。在法期间，编著《世界历史6·宋与元》（『世界歴史6宋と元』）（中央公论社），写成三百五十页原稿，次年6月返回京都。在京大刚结束集中讲义，又受哈佛大学之邀任客座教授，去往美国，1962年7月归国。

花甲前后在欧美社会生活约两年的宫崎，怀有这样的构思：中国史上自古至今都进行着相似的景气变动，给社会所有方面带来影响，以景气变动的角度观察历史时，经济与文化也同时进入视野。于是，他主张，不单是时代区分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应从这一角度重新认识。1963年，面向大学院学生的演习题目就是《中国史上的景气变动》。

最初公开景气变动史观的文章，是为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所写的书评。首次概说景气史观的论文，是次年刊于《历史教育》第十二卷第五号的《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宫崎终生都未改变花甲之年以来主张的景气史观。以1968年的中世史概说《大唐帝国——中国的中世》（『大唐帝国——中国の中世』）为始，到1978年写完的通史《中国史》，以及1990年的短编《景气与人生》（「景気と人生」），还有1993年3月所刊全集第一卷自跋[7]，宫崎一直在谆谆论述景气史观之本质，以及世界史的体系。

四　悠然自适的三十年

1965年（昭和四十年）春，宫崎退休，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除了之后不久担任德国汉堡大学及波鸿鲁尔大学的客座教授之外，没有去任何大学授课。他避居近邻京大的吉田山东麓家中，专心创作《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中国史》、《谜之七支刀》（『謎の七支刀』）之外，还相继刊行了《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木米与永翁》（『木米と永翁』）、《东风西雅》、《独步吟》等随笔集。此外，因旧著的文库本化而获得诸多江湖粉丝，三十年来，当着作家，度过了平静安稳的市民生活。仅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中公文库，就收录了由《菩萨蛮记》改题的《西亚游记》（『西アジア遊記』）等十数册，他去世后，岩波文库、岩波现代文库亦收入数册。

宫崎虚岁七十四岁时，在岩波书店出版了《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这部成果将儒教之祖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完全等同于其他古代文献，以史家态度进行解读，而不是将之特别视为圣典。与吉川幸次郎译注的《论语》是从中国文明的传统中进行忠实解读不同，宫崎试图努力究明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之本来思想。当然，二者无论哪一种立场都很重要。

宫崎有关孔子与《论语》的最初论考，是1938年12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二号的《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旋即被译成中文，题为《孔子在东亚史上的地位》。这是在法国留学两年半后回国不久写下的，虽然在参考文献里未指明，但可以确定的是，宫崎受到欧内斯特·勒南《耶稣传》（1863年）研究方法的强烈影响。勒南是法国语言学家、宗教史家，是《圣经》解读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这部明晰、流丽的著名传记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耶稣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宫崎倾倒于勒南的宗教史研究方法，可以在1944年刊《菩萨蛮记》第二部《西亚史的展望》中“五穆罕默德的兴起”的附记里得到确证：

穆罕默德前后各章，几乎原文借用法国硕学勒南《宗教史论考》中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起源》。坊间多有称穆罕默德传者，但无出勒南这篇很短的论文之右。

此后的宫崎，忙于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史领域大展辩论，真正研究《论语》，还是在过了花甲后。从京大退休前的1964年，给文学部东洋史本科生讲授的演习课题目就是《论语》。

1976年（昭和五十一年），朝日新闻社刊行了《亚洲史论考》全三卷，收录了绝版的单行本与《亚洲史研究》等未收的论稿。两年后，获得法国学士院颁发的儒莲奖，1989年（平成元年）被表彰为文化功劳者。他亲眼目睹了此前预见的苏联解体与东欧巨变，圆满完成了《宫崎市定全集》（全二十四卷、别卷一，岩波书店，1991—1994）的出版，并在各卷末亲自撰写长文加以解说。1995年（平成七年）3月出版的随想集《游心谱》之自序为其绝笔。5月24日，以虚岁九十五逝世。碰巧，这天正是恩师桑原骘藏的第六十五个忌辰。

宫崎去世后，学界内外评价极高。但是二战后相当长的年月内，学界的一部分人对宫崎的论著持续进行执拗的攻击批判。宫崎一周年忌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宫崎的最佳史料。长达七十年的岁月里，有关教室及言论界所见闻的宫崎历史观及人物形象，可参考全集各卷月报[8]所刊载的五十二篇文章，以及《东洋史研究》第五十四卷第四号所载六十五篇追忆文章。《东洋史研究》是宫崎担任四十年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之会刊，兼有逸话的追忆文章从各个角度详细论及宫崎其人。

特别是全集第二十四卷月报所载岛田虔次的《宫崎史学系谱论》（「宮崎史学の系譜論」），确认了宫崎自己在《亚洲史研究·第一》序文中所言“世间似有人目我为内藤史学的后继者，但我自己绝不这样认为。就专门客观考察事物，以期彻底解读史料这点而言，我的做法或许可以说更接近桑原博士”，得出“对宫崎的影响，内藤为从，桑原为主”的结论，意味深长。此外，我主持的座谈会《话先学——宫崎市定博士》（「先学を語る——宮崎市定博士」，『東方学』第百辑，2000年9月）中，附加了逾百册的宫崎著作一览。

又及，宫崎以文部省在外研究员身份赴法时所搜集的洋书与地图中，钤有“宫崎氏滞欧采搜书印”的得意之作，皆由宫崎长女一枝赠予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名为“宫崎市定收藏”，特别放置。

序言

大正十四年[9]，我自京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京都府立一中、第六高中、第三高中，之后回到京都大学，直到退休，前后凡四十年，讲授中国史概说课程不下几十回。这十来年间，因不带学生，所以亦不复授课。这次，岩波书店约我撰写《中国史》，欲收入“岩波全书”，我便将这本书的读者当作我的学生，执笔时仿佛给久违的学生授课。但面对读者，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最开始，我的讲授当然是现学现卖前辈诸贤的高论。不过，也要努力沿着过去研究积累山脉的最高山脊走下去。虽然如此，我还是时常遇到未敢苟同之处或疑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自己进行个别的研究，别无他法。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概说研究并非单纯的整理工作，而是一种可称为基本研究的事实发现。

我大学毕业前后，研究室聚集着博学无比的大学者。他们学问的深度与广度是我难以估测的，对我而言那是伟大的未知数。我的初期论文就是专为呈请这些先生过目的。我不揣浅陋，一心努力向学，同时也潜藏着探求伟大未知数之数值的愿望。结果却发现未知数是全然的未知数，因为我连目标都未能设定。幸运的是，老师们以其未知数之伟大，给予我巨大的包容。

尽管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着，但方程式还没解完，老师们就已相继辞世。在我身边再也没有像未知数那样的大家了，我的研究发表与研究方法也必须相应一点点改变。我也觉得，必须以用将来的未知数取代过去的未知数，作为我面对的方向。

拙作亦是如此，但我最近发表的东西，并非呈给当世出色的学者大家的。天性使然，我并不对这些已知数感兴趣。我想给年青的一代讲解学问，一心向学的年轻人本身也是难以估量的未知数，这一点引起了我的兴趣。

与此同时，对这些全新的未知数，我不能不深感责任重大。我重复讲解的长篇大论仍没有令未知数满足，但以甜言蜜语惯着未知数，更是必须避免的吧。若借着什么理论推荐半吊子的历史学，恐怕会招致贻害未知数的结果。不能对潜藏着伟大生长可能的未知数有所启发，岂非帮着培育矮小、萎缩的盆栽？这些担心之前我也屡屡论及，但为了戒己戒人，即便重复多遍也不嫌太多。

宫崎市定

1977年6月

凡例

一、天子在位年数，从实际即位次年改元开始，算到最后一年。但革命之际，从新天子即位之年算起。

二、所有年龄均照中国习惯，以虚岁计。

三、为表示地名之所在，或冠以现今省名。

四、卷末附录简略年表、参考文献解说和索引。

五、基本的参考文献，可参阅拙著《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同朋舍发行）及《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朝日新闻社发行）。

总论

一　何谓历史

历史的个性　对将要阅读这本书的各位，我想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我平时对“历史”的思考。这既是为了不让读者失望而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我借以重申多年来所持主张的权利。

首先，希望各位放弃这样的想法：因为历史是客观的学问，所以不管谁来写，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在历史叙述中，确实有不管谁来写都一样的部分，例如年表等，不管谁来做，都大同小异，主要部分是不会改变的。然而历史并不是年表。据说，战争时期曾有一位参谋本部的军官造访某大学教授，询问要记住多少年代才能当上大学老师，这让教授大吃一惊。年表确实是压缩过的历史，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然而单单年表本身并没有很大的意义。就算某国于哪一年灭亡这种事不管在谁看来都是不可动摇的事实，但对其所蕴含的意义的评价可能是一人一个样。就算殷王朝灭亡是不可动摇的历史事实，这件事究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还只是局部性的政权变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可以给出许多种回答，其中哪一个是正确的也难以一概而论。我在写这本书时，首先力求做到的就是忠实于自己。对于历来的所谓通说，虽然也尽量不忘介绍，但难免会厚此薄彼吧。

何谓时间　第二，我想主张，在历史学中，对时间的评价非常重要。我认为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应当有无数的原因，而要将这些原因结合在一起以产生某种结果，则需要时间。比如在人类懂得火的使用之前，在多长的时期内、有多少人曾目睹过自然发生的起火燃烧现象！而当其中的某人吃了被火烤过的肉、白薯和南瓜时，该有多么深切地感受到比生的东西更好吃！然而在当时，并非所有这些人都有了将火据为己有的念头。恐怕在数千年间，只有很少的人萌生了这大胆的欲望。幸而人类的手指已灵活到足以将燃烧的木棒拿起，而且人类已经能够直起腰来拿着那木棒行走，而且发现了用来保存那火的洞窟并住在其中。因此，当时要做的事只是将火种从现场运到洞窟，此外他们有足够的智慧来不断添柴，以使火种不会熄灭。然而这么简单的工作也不可能一次就成功——火在途中熄灭的事不知发生了几次、几百次、几千次！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其间已经有几千年、几万年的岁月流逝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期待漫长的岁月中会有更有利的条件出现。比如，燃烧物和居住的洞窟之间的距离很短，或者虽然并非如此，但燃烧的木棒碰巧是松树的枝节，上面堆满了松脂，能够像火把一样在点燃的情况下拿着走很远。这样，原本困难的计划就能一举达成。不过，不能不说这种情况是千载难逢的。只能说，对于人类不断的努力，漫长的时间终于给予了必要和有利的条件。

不过就算火暂时被人类掌握在了手中，如果使其不断燃烧的工作因为某种原因中断，从而导致火种熄灭的话，那么人类就又回到了原点——必须创造出新的火种。而时间又会毫不在乎地流去，也许几千年、几万年转瞬即逝。然而如果人类的智慧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从最初的火种分出了第二、第三火种的话，就可以防止火种中途绝迹的不幸。这些分出来的火种并不一定是被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可能反而是——敌对的部族知道了这魔法一样的火的存在后，派出间谍，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偷出火种，据为己有。而不管怎样，结果都是相同的，火的使用范围越是扩大，人类就越不用担心火种灭绝，最后，火作为全人类的遗产被代代继承。

事实上，火种向其他地域的传播应该也伴随着种种困难，并非轻易就能做到，但与最初保存火种的发明相比，难易程度自不可同日而语。发明、发现是非常困难的，而模仿、挪用却比较容易。

如此思考下来，我必然要站在文化一元论的立场上。我认为，人类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发展起来的，接着向世界各地传播后在各个地方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明。更直截了当地说，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产生于西亚的叙利亚一带，向西传播后成为欧洲文明，向东传播成为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例如在我看来，铜和铁都是发明于西亚，随后传播到了四面八方。

距离的评价　文明从西亚传到欧洲，因为距离很近，还很容易设想，但要传到中国，对于其究竟是怎样克服横亘在两者之间的广大空间的，必定会有人提出疑问。其实在这件事上，解决的关键仍是时间。铜器本身或者铜的提炼方法等，或因战争，或因交易，或因结婚和臣服之际的赠与，不断向东方前进。最初可能只前进了十公里便停下了，第二次可能前进了一百公里后又停下了，然而几十回、几百回之后便能够到达一千公里以外的地点，并在那里建设基地。下次从这个基地出发，继续向东前进。这样重复了几十回、几百回之后，总有一天会到达中国并在那里定居。只是这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

如此想来，中国和西亚绝不能说是两个互相隔绝的地区。不仅如此，必须承认世界上的各个地区都通过某种方法与其他地区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并持续地进行着交流。这与现在通过火车、轮船、飞机等旅行相比，在速度上有着天壤之别，不过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总有一天会达到同样的效果。假设一辆货车所装载的货物可以由一百头骆驼分担，如果火车的速度是骆驼的一百倍，那么使用一万头骆驼，或者花上一万倍的时间，便可以将同样的分量运到距离相同的地方。

就算是同样长的时间，比如一年，其间可能会有非常多的重要事件发生，也可能社会几乎陷于停滞，毫无变化。总的来说，越往古代社会的变动就越是缓慢，越接近现代变动越激烈。就算如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古代的缓慢变化在经过了长时间后所达成的重大成果。另外，对于在现代急剧的社会变动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对人类全体有益的进步，也必须慎重地加以确认和评价。可以说，历史学是关于时间的研究。

词语逻辑　第三，我想要主张的是，历史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门关于事实逻辑的学问。我一直在想，人类大脑的思维方式大体上有两种类型。有些人重视词语，对于词语和词语间的关系，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能跟得上其逻辑展开。这一派人遇到具体事实后立刻将其抽象化，并且认为不加以抽象便不算是进行了理解。他们的头脑中堆满了抽象用语，并认为对抽象语和抽象语的关系进行体系化便形成所谓理论，而学问的目的则是完成这种理论。

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对事实进行抽象并制造出抽象用语后，这些词语就算没有事实的佐证也会有独立行走的危险。例如，从日本模仿中国制定律令这件事，有了“律令国家”这个词。而在中国，本来就有律令的隋唐当然也是律令国家。在这种时候，“律令国家”这个词就会开始独立行走。如果因为同为律令国家，便从中国的情况来推测日本的情况，那还算好；要是从日本的情况来推测中国的情况，那就非常危险。比如因为日本的律令国家属于古代，而类推中国的律令国家也必定属于古代，则实在是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就算都有“律令”这个名称，在自发产生的地方和将之引进的地方，其存在基础不一样，存在形态也不一样。然而“律令国家”这一抽象用语却会无视这些条件的不同，像幽灵一样独立行走，还会相爱、结婚。

最过分的例子便是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日本的历史事实进行抽象，或者号称进行了抽象，无数的抽象名词被制造出来。“皇道”“神国”“八纮一宇”等词语脱离真正的日本历史而独行，事态十分严重。后来听说发明了这些理论的极右翼评论家或者是由左翼转变而来，或者是借用左翼的逻辑编造了自己的学说。对于被借用的一方来说，这当然是种困扰，但从个人的想法来说，我总觉得世间颇有自称为“唯物论”的观念论，蕴含着可以被任何一方借用的危险。

事实逻辑　另一方面，还有与上述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这种头脑遇到具体的事实便原样放到脑子里，对于事实与事实之间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即便是极为复杂、冗长的，也能够立刻理解。但是如果被抽象化了，便没办法跟上词语间的逻辑，因为词语没有具体性。然而，如果是具体的事实，对其在由地理横轴和时间纵轴所组成的坐标轴上所处的位置进行整理之后，事实的逻辑便没有混淆冲突之虞。而我认为，制作出联结事实与事实的网眼，补上过去不足的部分，将纠缠在一起或者接错了的网眼解开并恢复正常，便是历史学。只是，世间似乎有很多人认为，这种工作在历史学中是最为低级的活儿，至少他们认为，只做这些不能形成理论，欠缺思想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才是历史学家的正道，也是只有历史学家才能做到的事。由此我得以自安，别人怎么想都与我没有关系。

时间与空间　不过我觉得，成为问题的是时间与空间所组成的坐标轴的幅度。最近大家都说学问逐渐专业化，专业化便是细分化。这当然有它相应的长处，但在历史学中，如果坐标轴的设定范围过窄，便发挥不了坐标轴应有的作用。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为地理上从北半球东经七十度到一百三十度，时间上从10世纪到13世纪，除此之外统统交给别人，若被问到研究范围的终极意义，在回答时究竟能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是制作地图的话，每个人分别承担一定的范围，最后将各个部分接起来便立刻成为完整的世界地图，接合部不会留下障碍。然而在研究历史时，单纯将各个部分合起来仅成为集合，而不是综合。这是地图与历史不同的地方。在制作地图之前，只要确定好方法，不管谁来做最后都是一样的。然而历史却绝非谁来做都一样，如果每个部分的作者不同，那么最后就会形成有着不同个性的部分，没法将它们硬拼到一起，就算是硬拼到一起，也没法用同样的个性将它们统一起来。

或许有人会说，世界史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就如某种年表所提示的那样，想做的话不是立刻就能做出来吗？然而，在我所要求的世界史的坐标上，不论是纵向发展的时间线，还是横着的平面上的地理线，如果都是数学上的线的话，就会让人很难办。数学上的直线是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这种线很难成为历史的坐标。我认为能成为历史坐标轴的线必须既有宽度，也有重量，并且首先要有学者的个性渗透其中。这不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而应该是学者自己创造出的线。为了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以上所述的内容，以实例来说明应该比较便利吧。

世界史简略年表　下图（见下页）是我设计的世界史简略年表，其中根据我的时代区分论表示出了时间的坐标，即斜着的曲线。从古代到中世、从中世到近世的分界线一般应使用直线，而这里却使用了曲线，这其中是有理由的。一部历史从古代向中世过渡时，在某个时间点所有的事物都发生了变化，这种事情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以宋王朝建立的公元960年作为中国社会从中世变为近世的一年，完全只是权宜的做法。其实不言而喻，进入近世的趋势很早就开始了，而到基本完成则当然花费了更长的年月。因而，如果要使用色彩来表示从中世到近世的变迁，只需将其交界处渲染模糊即可。如果将中世涂成蓝色，将近世涂成黄色，那么交界处便成为混杂着两种颜色的地带，蓝色渐渐变淡，刚刚成为绿色，绿色又开始变淡向黄色过渡。但这里因为不能使用色彩，便用曲线来试图表现逐渐过渡的情形。

世界史简略年表

这张表我已多次使用，但并没有对其意义特别加以说明，因此似乎很多读者每每会眼睁睁地看漏我的苦心。为此，我在这里试着用实例来加以注解。

东洋的近世　请各位读者首先看东洋地区的近世部分，这一区域以王朝名称来说，包括了宋、元、明以及清朝的大部分。根据我的思考，在东洋的中心中国，三国、六朝、唐和五代的中世状态到了末期，逐渐出现近世的要素。进入宋代后基本上确立了近世的形态，并且大体相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的19世纪中叶。而从此时开始，最近世（近代）的要素则开始强烈地显现。

再来观察东洋的近世，可见其与旁边的西亚的近世有所接触。但西亚的近世比东洋开始得要早得多。根据我的估计，在伊斯兰阿拔斯王朝的君主哈伦·拉希德[10]在位时期前后，西亚的近世便已经大体形成。如此说来，西亚的近世必定对东洋的中世产生了影响，并对后者的近世化给予了刺激。用我的话来说，西亚的文艺复兴影响了东洋，并对后者的文艺复兴的出现作出了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较晚出现的文艺复兴在成熟度上会更高。因而可以想象，虽然同是出现于近世，但东洋的文艺复兴会倒流到西亚，并进一步提高后者的近世文化，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而且，东洋的近世还隔着西亚与欧洲有联系。在东洋开始近世化的初期，欧洲还处在中世。这样一来便可推测，东洋的近世文化也有可能经由西亚对欧洲的中世产生影响，并促进其近世化。据我思考，事实也正是这样。换言之，可以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必定有着东洋文艺复兴的影响。而最后出现、最为成熟的欧洲文艺复兴又会再次倒流，从而对西亚和东洋产生影响。

如此图所示，与其他地域相比，欧洲的近世非常短。这是因为成熟度很高的欧洲文艺复兴持续发展，最终得以到达更高阶段的工业革命。

最近世　由工业革命所象征的最近世文化，当然不可能不对其他地域产生影响。不过本来应该首先将邻近的西亚最近世化，再来影响东洋，然而实际上，当时西亚的土耳其帝国拒绝接受欧洲文化，结果欧洲新文化绕过西亚，被引进到了东洋。在东洋，历史上关系较深的中国首先与其产生接触，但当时的清朝亦做出不逊于西亚土耳其帝国的拒绝反应，因而最近世化出人意料地首先在落后的日本取得了成功。进而经由日本的中介，促进了中国引进欧洲文化，终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并成立了中华民国。但这只是政治上的现象，经济、社会等的一般状况还没能完全摆脱旧套，不过由此近代化的方向得以确立。话说得有些太远了，还是再说说之前的宋代以后的近世吧。

像这样我们对着世界史简略年表，比如要思考宋朝建立以后大约九百年间相继发生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考虑它在东洋近世史之中有什么意义，之后还要不断地追问其与东洋的中世、其他地域的近世，以及最近世是怎样直接或间接地逐次相关的，最后则必须对它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做出评价。

过去也不是从来没有类似的方法，比如在研究清朝的康熙帝时，便会比较说在欧洲有法国的路易十四世，在俄国有彼得大帝，在日本则有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但这只是举出某一年代同时出现了强有力的专制者这种类似的并行现象，没有进一步对内部的关联进行追究。而且就算追踪其间的关系，得到具体有意义的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吧。在历史学上，同一时代和同一阶段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与日本的情况　再举一个例子。这是将我在旧作《亚洲史概说》（收于本全集[11]第十八卷）及《东洋史上的日本》（收于本全集第二十一卷）中所述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图表化之后的结果。

虽然在这张图中没有表示，但如果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视作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标志，那么古代王朝在日本明确地建立起统治则大约应当是雄略天皇（457—479年）的时候，两者之间有将近七百年的时间差。这么大的差距，就算日本再怎么努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得上的。中国的古代帝国秦汉王朝在持续了大约四百年后灭亡，从随后的三国时代起，进入了中世的分裂时代。统一王朝时代的长度可与古罗马帝国的寿命——从奥古斯都的登场（前27年）到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395年）为止的约四百二十年——相匹敌，从常识来讲也可以说是妥当的。然而日本古代王朝的成熟期，即奈良、平安两个王朝却晚得多，几乎无法与前两者相比。日本在这一时期从相邻的中国引入了律令制度，进行了若干修订之后加以实施。仅就这一点来说，可以称之为律令国家、律令时代。但若由此一跃而进，认为同样是律令国家，既然当时的日本是古代，那么中国的隋唐也是古代，这种议论就实在太草率了。虽然中国的隋唐实施律令是事实，但律令在中国始于汉代，经过隋唐，到宋代、明代都一直得到施行，只凭律令是不能体现时代特色的。此外，被认为体现了隋唐律令特色的“均田法”源于三国魏的屯田法，由来很古老，作为土地法体现的反而是中国中世的特色，这一点不可否认。而且到了隋唐时代，均田法已经进入衰落期，只是在形式上得以保留。但在引进了这一制度的日本，由于外来物不能适应社会实际情况的悲哀，法令在制定之后便立刻崩溃，连国籍都没有得到便被忘却了。其原因，首先应当在当时两国间的时代差距中寻找。也就是说，两国虽然在空间上是平行存在的，但中国是中世，而日本还是古代，两国之间有着一个阶段的差距。采用像这样将两国的关系通过图表化诉诸视觉的方法，便可以明确互相间的位置。

中日时代对照表

历史的地域　虽然如此，我也必须承认这一方法还有不足之处。首先，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界线画成了直线，在这一点上本应再花些功夫使用曲线的。想来在西亚与欧洲之间，巴尔干半岛的历史有时属于西亚史，有时又属于欧洲史。像这样的变化如果用曲线画出凹凸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实际情况。但是这么做非常烦琐，有技术上的困难。而且就算笔者能够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对看的人来说，不进行相应准备的话应该也很难理解。因此我觉得在目前，对这种直线画法的缺陷，妥当的做法就是双方都加以默许。

就像将世界史图表化时只能忽视具有两种属性的巴尔干半岛，眼下不需要处理的地域也只能将其省略。前文的世界史简略年表中，印度、美洲、非洲都被省略了。另外在日中两国关系的图表中，两者之间必须有的朝鲜也被省略了。当然这种做法绝非正当，但既然图表这种东西是以简略化为前提的，那么省略就可以说是本质上不可避免的。总之，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方法，都必须绞尽脑汁不忘世界史，准备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对个别的历史进行最具体的研究。

世界史的立场　采取世界史的立场，对选择什么作为研究题目，即研究对象的选择也可以有很多贡献。自从人类的历史开始以来，其间在各地不知有几亿、几万亿的人生活过，要一个一个地进行追踪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此研究题目的选择必不可少。而据说研究的价值有一半是由研究题目是否适当所决定的。“适当”的条件我也说不上来，不过概括来说，我觉得越是与世界史有关联，研究的价值就越高。当然这牵涉到具体是怎样关联的，不过也并非只限于像“东西亚之间文化交流”这样的直接关联。很多情况下，是像“经由西亚的东西关系”这样间接，甚至间接又间接的题目，不过这也无妨。另外，和世界史有关联的，并不只限于广泛地域内的共同问题，其他地方都没有而只在一个地区存在的特殊现象，也会因其唯一性与世界史发生关联。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研究题目，应当是各人在积累了经验后才能够到达的境界。

现代史　接下来第四点想让大家注意的，是世界史研究或对世界史一部分的研究与现实中不断进展的世界形势相关联的问题。当今世界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变动着，其中必然包含了将与人类的未来有很深关系的大事件，并且与其相关的信息也会像洪水一样涌来。与此相对，对过去世界的研究经常迟迟没有进展，就算好不容易建立起了世界史的体系，也不免立刻一天天地与现在产生距离。于是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即学者们能否在从事对过去研究的同时，跟上现实中世界史的进展？特别是对将所谓现代史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们来说，这个问题必将成为重大的烦恼之源。

然而再一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不断地预测将来、为将来做准备，并生活在当下、创造新的历史，另一方面也不断地回首过去、对过去进行整理。如果不对过去进行整理，明天的生活也会遇到障碍。过去并不就此消失，其中必要的部分在将来还会再现，因此整理过去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生活的进展。两者虽然看起来方向相反，但其实都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生活行为。

历史与人同在　历史学家的研究是其自身生活方式的一个方面，但重点则在对过去的整理。而我们所认为的“现在”，也会在一瞬间忽然变为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历史的人有必要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对现实社会的动向做出反应，进行观察并加深理解。这是因为对现实问题的体验、把握、理解、记忆和整理，最终会成为其他任何事物都难以替代的珍贵史料。或许这样的做法并不需要特别提出来让人加以注意，因为即便不是历史学家，大部分的人也都实践着这种做法。换言之，老成的人们本身就是一种史料，时下的年轻人如果有动不动就因高龄而轻视高龄者的风气，那不得不说是很大的错误。

在这里抬出我个人的体验也许有些不合时宜，但我生于本世纪[12]初，因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起，便进入了个人的有史时代，从孙文最末期的活动开始，我对于某些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准确记忆的。

1927年蒋介石的北伐军占领南京时，其指挥下的部分军队进入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对侨民实施了暴力行为，这便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对此，英美军舰从长江中炮击城内进行报复，日本军舰虽然也在现场，但没有参与炮击。然而，在最近[13]中国出版的历史书中，似乎将日本也放进了炮击者的行列中。日本的很多年轻学者又相信此说，有人将其原样转载到自己的书里。我见了之后感到奇怪，在与学生偶然谈及此事时，我极力说明自己的记忆是正确的，并拜托学生加以验证。结果在进一步查看可靠史料后，果然证明我没有错。

信息与选择　面对现实世界的动向，要把它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并进行整理时，最为头疼的就是信息太多。如果要将报纸原封不动地进行保存的话，房间、家里乃至仓库都会很快堆满，因此只能做成剪报加以保存。由此便会产生应当选取哪些报道做剪报这一选择的问题，而这其实是个很不容易解决的大问题，搞不好过了几十年后会后悔攒下来的全是没什么用的废纸。

人生中没有比选择更重要的事。对美术馆馆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能够看出绘画或古董等的真正价值的眼力，这样才能做到只买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对在世画家的作品，如果盲从作者在社会上的名声而购入，而人们的评价其实被政治因素、权力和俗论所歪曲，结果就会背上一堆拙劣的作品，几十年后会成为连展览价值都没有的累赘。另一方面，如果活着时遭到忽视、怀才不遇的美术家的作品在其死后得到承认，并且价格不断上升，却没有处在它理应在的地方，才是无上的耻辱。做剪报时的情况也一样。最近报纸的页数变多，报道也丰富起来，要判断哪些报道有持久性的价值非常困难。然而对有志于历史的学生来说，我非常希望他们能做一做这件事。保存剪报也是个问题，贴在简报本上最为理想，但也相当费时间，需要毅力，要一直坚持下去很困难。而且，簿籍很快会堆积起来，整理也更加困难了。如果不能很容易地对需要的报道进行检索，就算好不容易做了出来也和没做一样。亲自做一做这些工作，就会知道史料究竟有多么重要。我们今天理所当然地使用着的史书，其实是以前的人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和劳力才整理出来的。

历史与记忆　史料这种东西，如果太多的话会难以整理，太少了又不顶用。这不仅限于有形的史料，堆积在头脑中的记忆也一样。人的大脑的运转有其限度，如果过多的记忆占领了脑子，思考能力就会衰退。虽然这并不是在咨询了医生之后得出的结论，但也是我根据经验自己做出的判断。过去的中国学者在学习时以科举为目标，最下功夫的就是博览强记，因而在记忆力上恐怕要胜过任何其他国家的学者。但一看他们写的东西，却发现真正头脑清晰的人出乎意料地少。因此我总是尽量在记忆的学问上适可而止，而努力在大脑中为思考留下空间。所幸现在所谓的“工具”都得以完备，有词典、年表、目录和地图，可以根据需要加以参照，而以前的中国学者必须将这些全部塞到脑子里才行。话虽如此，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记忆，也无法进行研究。而这最小限度的要求也与日俱增，难以等闲视之，很容易给记忆力造成过重的负担。因而应该记住什么、应该忘记什么的问题就变得迫切起来。

方法的选择　选择的重要性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也存在。研究学问有很多方法，这与人生道路是一样的。一开始很平坦的道路，走了一阵后可能就变得险阻起来，最后可能会走不下去；或者最初是丰稔的沃土，但前方接续着的却是无边无际的沙漠。与此相反，最初狭窄险峻的坡道，越过山顶后却可能看到平坦的大道一览无余地延伸着。当然这种事情如果最初就明白的话，那谁也不会迷路。虽然就是因为不明白才会迷路，但概括来说，还是不要被甜言蜜语所诱惑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往那里去，便也沿着那个方向前进并不一定好。总之，要选择有难度但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学习方法。而且如果始终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做出决定，就算实现不了预期的目标，也不会后悔。

历史学的功用　最后应该思考的第五个问题，是怎样让历史学对社会和人生有所贡献。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大体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要让历史学直接对社会，并进一步对政治发挥作用。这种看法当前在苏联这样的国家得到政府的鼓励，并被付诸实践。有鉴于此，在自由主义国家中，也有意见认为应当让历史学对阶级斗争有所贡献。这一派似乎认为不管是政治、军事、外交还是法律案件，每当有事件发生时，历史学者都有发出声明、发起运动的任务。

此外还有与此相对立的看法，这一看法将历史学规定为研究客观事实的科学。其实我也是站在相同立场上的人，因而在此不如将我的看法加以论述。

我认为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中最根本的基础科学。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比如哲学、文学、法学、经济学，都包含在历史学中。因此对历史学来说，没有必要说需要哲学或者需要经济学等。但是对从事哲学和经济学等的人来说，必须实际注意到，如果将历史学置之度外，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不成其为完整的科学。最广泛地为其他领域的学问所需要的便是历史学。

然而一直以来，没有比基础性的学问更不能直接顶用的东西了，而且它也不可能顶用。与自然科学类比较一下，便能立刻理解这一点。解剖学者大体上都不能看病，专业是解析几何的数学家并不一定会测量。作为学者，能写出被很多人阅读的书当然不是坏事，然而，从事能对他人的研究有所贡献的研究、写出被别人的论文所引用的论文则更为必要。因此，历史学家没有必要直接参与政治，也没有义务参加运动。当然，这并不妨碍想这么做的人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行动。

历史学的中立性　不过我认为，历史学家要想让历史学作为基础科学保持纯粹中立性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参与实际政治的好。一用了“中立”这个词，往往会有人根据左翼的逻辑反驳说，没有这回事，中立便是右翼。然而要我说，中立没有一定要左翼来定义的道理。只是我也自觉到，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不偏左也不偏右的纯粹中立确实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要做的只是尽可能保持中立的志向，就算事与愿违地陷于多少有些偏倚的结果，那也是不得已的事。

为了保持中立，精神的自由不可或缺。而要保持不受他人干扰的自由境界，不参加派系性质的团体比较有利，最好是一人一党。当然一人一党的话，发言在现实社会中会缺乏冲击力，这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法。不过，学问并不一定要追求速效。

一人一党，换言之就是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意见。这在统制国家中可能会成为问题，然而在自由主义社会里却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连学术研究的结论都要权力者来决定的话，那是无法忍受的。每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从中选出比较好的，再长年累月地进行确认，这才是自由社会的法则。

权力与历史　在苏联，据说国家认定的百科全书是最高的权威，然而其内容却会在每次中央的实权者发生变更时随之改变。负责编纂这部百科全书的是政府委员，人民大众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反映。

凡是选择一门职业，都需要有最低限度的觉悟。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就被要求不能有曲笔。这应当是指，所有的判断都要在基于自己的决定并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做出，不能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如果是左看看、右看看再来决定自己的态度，那还是从一开始就不要搞历史学的好。

二　时代区分论

三分法之一　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一点要讨论，那就是关于我从现在开始要论述的中国史的骨架——这应当可以概括为时代区分吧，我觉得应当首先说明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虽说根据各人的不同意见，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过最近广泛流行的区分法大体可以由以下三种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采用了古代、中世和近世的三分法。

第一种理论认为古代=上古至战国末，中世=秦汉至明末，近世=清初至现代。这是见于守屋美都雄《亚细亚史概说中世篇》（1940年）的时代区分法，想来也大体上代表了现在东京方面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的意见。这一时代区分的意义，是将重点主要置于中国皇帝制度的形成及其发展维持上，将此期间称为中世，将此阶段之前的准备期间作为古代，又因为中国式的中世在进入清朝后受欧洲异质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变质，将其称为近世。

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是中世非常长，从秦统一天下到明末，将近一千九百年，其长度足以涵盖欧洲历史的全部重要部分。

平凡社版《世界历史大系》的东洋史部分（完成于1939年）也与上述意见大致相同，只是将秦汉放进了古代，因此中世相应缩短，但是也有一千四百年以上。东洋部分的七册中古代占了一册，中世占了四册，近世占了两册。这两种区分都是中世特别长。而将秦汉放到古代，可能是受到了后述的内藤史学的影响。

三分法之二　第二种分法是古代（或称上古）=太古至秦汉，中世（或称中古）=后汉至五代，近世=宋代以后。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所提倡的理论，构成了“内藤史学”的中心。博士从很早就在大学讲授这一学说，但作为论著问世却反而很晚。这还是因为继承了博士学说的稻叶君山博士出版了《支那政治史纲领》，其中对内藤学说多有采用。

内藤博士自身的著述，有在其去世后出版的讲义笔记《中国上古史》（1944年）、《中国中古的文化》及《中国近世史》（均为1947年）三本概论，后来均被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中。这一时代区分法的特色在于以下三点。

第一，将秦汉包括在古代史中。历来对秦汉统一天下都很重视，特别是抓住被视作中国史特征的皇帝制度由秦始皇创立并持续到清末这一点，将由战国过渡到秦的期间作为大的时代分界线。然而内藤学说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有很强的连续性，将到后汉为止都算作古代。想来在西洋史的时代区分中，虽说罗马帝国实现了广大领土的统一，但并没有立刻被拿来作为时代的界标。罗马帝国到灭亡为止都被包括在古代中，并被称为古代帝国，这一古代帝国的灭亡时期被作为中世的开始。的确，罗马帝国是古代的顶点，此前作为社会基础的都市国家[14]在帝国时代成为自治体，一直存续下来。同样的情况对中国也适用，秦汉是中国的古代帝国，而将到秦汉为止都作为古代是非常合理的想法。

第二个特色是，将从三国到唐末五代视作贵族时代，并以此作为将其算作中世的理由。从后汉时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不仅世袭财产，而且世袭官职的贵族，经过三国六朝，一直到唐代都有很大的势力。文化也被这一贵族阶级垄断，文学、书法、建筑等各个方面都流行着封闭的沙龙艺术。贵族的地位是在历史中赢得的，天子也不能加以干预。实际上，这一时代对掌权者来说是革命[15]篡夺的时代，特别是六朝时期短命王朝前后相继，因而君主说起来都是暴发户，与累世的贵族相比身份要低得多，不得不寒酸度日。这一点在婚姻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即使王室向贵族请求联姻，也会因为身份不同而遭到拒绝。这种风习，就算威风如唐朝王室也不能幸免。

第三个特色是将宋代以后作为近世。历来都将唐和宋连在一起，比如“唐宋八大家文”等等，强调两个王朝相似性的倾向比较强。然而，内藤学说认为在唐宋之间有着社会、文化上的巨大断层，并以此作为时代的分界线。虽然历来也有承认唐宋间断裂的学说，比如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和那珂通世博士的《那珂东洋小史》这样的古典名著都将此处作为中古与近古的分界线。但其理由主要是从东亚全体的形势来看的，从唐末开始异民族的独立运动逐渐活跃，特别是五代初契丹（辽）的太祖在北方独立，以后金、元相继，北方民族的势力迎来了全盛时代。

然而内藤史学则将重点置于中国内部的变迁，强调在社会、政治上中世的贵族没落，而庶民势力的兴起，在文化上历来的贵族文化衰落，而以新兴庶民阶级为背景的新文化诞生。其详细内容在发表于1928年的《近世中国的文化生活》中有所论述。而诞生于宋代的近代文化颇为优秀，与现代的西洋文化相比也不逊色，因此从宋代到现在是连续的近世。故而这一学说的特色在于近世非常长，即使算到清朝的灭亡也有大约九百五十年。

根据内藤学说，在中世贵族已经没落的近世，垄断政权的皇帝作为旧势力的唯一代表残留下来，因此反而得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独裁权力。中世的皇帝在外受到贵族的掣肘，不能自由地施行政治方针，此外在宫中还苦于宦官的跋扈，甚至废立之权都掌握在宦官手中。在唐代末期，这一弊害尤甚。然而在进入近世、君主的独裁权力得以确立后，宦官的地位却因此而下降。虽然明代宦官跋扈之弊害被认为不下于唐代，但宦官恣意弄权只是在受到天子信任的时候，一旦被天子发现并解职，不管之前多么横暴的宦官也会立刻丧失地位和生命。这种天子独裁的政治形式从宋代到清末，持续了约九百五十年，这是确切的事实。

内藤学说在日本国内自不用说，在海外也有众多赞成者，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特别声明采用了内藤的说法。法国的白乐日（Etienne Balazs）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教授，德国的葛林（Tilemann Grimm）教授，苏联的康拉德（Nicolai Konrad）教授诸人都是如此，他们均将宋代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作为近世的开始。

三分法之三　第三种时代区分法是，古代=上古至唐代，中世=宋至明末，近世=明末至现代。这明显是内藤学说的翻版，在日本受到了众多唯物史观论者的信奉。

这一学说的确立，始于前田直典于1948年发表题为《东亚古代的终结》的论文，其后年轻学者的团体历史学研究会采纳了此文，并正式承认其观点为该会的方针。不过其理由是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古代的奴隶制度、中世的农奴制度、近世的自由劳动制度正好适用于这一时代区分。而自称为“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在日本出现，这应该是首次。

根据此说，中国从古代到唐末实行奴隶制度，古来的奴婢不用说就是出现在唐律中的“部曲”，而“客女”也不外乎是奴隶。接下来宋代以后的社会流行大土地所有，在富人的土地上劳动的佃户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因此这一时代被看作中世。关于以上所说的部曲、佃户的实证研究则多有赖仁井田升和周藤吉之两位博士。前者著有《中国法制史研究》全四卷（1964年完结），后者有《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1954年）等。

因为有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这面大旗，这一学说在日本的年轻学者中很有影响。但据我看来，这么做有些操之过急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久后与中国的交流重新开始，两国学界交换信息后，发现中国学界虽然同样基于唯物史观，但通行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时代区分法——中世的封建时代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哪种时代区分正确与是否基于唯物史观完全是两个问题，就像计算是否正确与用计算机还是用算盘毫无关系一样。尽管如此，这却反映出日本四处蔓延着重道具而轻实质的倾向。

中国的时代区分论将中世的开始设在公元前，这明显失之过早。而且糟糕的是，唯物史观中的时代区分同时标志着社会的发展阶段。西洋中世的开始通常被定在公元4世纪的民族大移动，如果中国是在战国时代开始的公元前四百年左右，那么其间相差大约八百年。换言之，中国社会要比西洋先进八百年，但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吗？究竟是通过什么生产方法和社会组织的进步，才有了这种先进性呢？对此没有任何说明。看来这是只有在中国才通用的时代区分论。

那么日本的另一套基于唯物史观的时代区分法又怎样呢？其中的古代也很长。当然古代始于悠久的太古，或许可以说其末期以百年为单位的年数长短并不是问题。但其实这样不行，因为古代的结束同时也是中世的开始。根据此说，中国中世的开始比西洋还要迟将近五百年。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是如此落后吗？这样一来，与他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不是完全一样吗？

当然，如果这是客观事实的话，那也没有办法。可是就如我以前反复所指出的，这一看法所依据的实证研究，比如仁井田和周藤两位博士的结论，有着重大的缺陷。虽然特意用了唯物史观，但中日两国好像都犯了错误。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介绍的日本的时代区分法均采用了三分法，即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三期的方法。唯物史观从最初便采用这种三分法，并且坚定不移，这可以理解，但其他两种也都站在三分法的立场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还是因为原样采用了西洋自古以来的三分法。而且唯物史观的三分法本身，其实也只是依照了古来西洋所采用的三分法而已。换言之，日本的三种时代区分不管自觉与否，都不外乎是原样照搬了西洋的做法。

四分法　不过不容忽视的是，在此以前还有最为古老的、在今天似乎已被视为陈旧而遭到舍弃的时代区分法，而这些区分法大都采取四分法。其代表是桑原骘藏博士的《中等东洋史》，其后的《那珂东洋小史》等也采用四分法。只是时代的名称与现在稍有不同，上古=太古至战国时代，中古=秦汉至唐末，近古=五代宋至明末，近世=清朝以后。其实通观中国漫长的历史，这四分法不才是能够自然得出的结论吗？换言之，虽然时代区分这一方法本身无疑是西洋式的原则，但在对其进行实施的方法论上，可以说创造出了适用于中国的完全独特的方法。

至于我自身的时代区分论，因为历来已有众多先学的苦心经营，感觉重要的地方已议论殆尽，而剩下的问题就是采用其中的哪些来创建新的区分法。因此虽然说不上是我自己的方法，但却是我在很久以前就得出的结论。

我的四分法　我的方法在总体上采用四分法，其内容是古代=太古至汉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近世=宋至清朝灭亡，最近世=中华民国以后。以上时代中，将秦汉包括在古代中，将中世划到五代，将宋代作为近世的开始，这些都和内藤史学一样。只是在漫长的近世之中，西洋文化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打破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不能无视其重大的影响。故而以明确体现了其结果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来区分时代，将此后作为最近世（近代）。或者将西洋的影响开始显现的鸦片战争作为分界线也可以，有时我可能也这样作了区分。虽然有七十年左右的差别，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

最近的显著倾向，是历来持三分法论的人们逐渐改为以四分法为宗旨。如前所述，四分法绝非我的创举，但有一段时期我感觉只有自己在对抗外压，孤守四分法的营垒。如果是这样，那可以说我在时代区分论上已经做出了某些功绩。值得注一笔的是，现实中标榜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研究会从三分法转向了四分法，而这也是因为西洋史分会首先改用了四分法，最后东洋史分会才不得不跟着也采用四分法。

三　何谓古代

古代史的发展　如前所述，我所采用的时代区分法是古已有之的四分法的复活，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分界线中，前两处是对内藤学说的继承，第三处也已有前例，并不一定是我的创见。因此如果对我的理论进行分解，那么各个组成要素都已存在，我只是将它们拿来进行了组装而已。虽然如此，关于整体构想和对各个时代所赋予的意义，我自认还是有着我自己的基本原理。它们并非不能把握实体的抽象理念，而尽量以显而易见和在现象上对时代进行把握为原则。首先关于古代史，我将其理解为，长期分散生活的人类逐渐因为向心倾向而迈向大一统的过程。要特别声明的是，我将历史理解为在时间内展开的逻辑，因此我并不以静止状态作为时代特征，而是加以时间考量，捕捉运动乃至趋势，并以此来对时代进行说明。

太古的人类恐怕是和今天的猴子一样，成群地生活。进步之后，在产生家族等小单位的同时，也产生了由其集合而成的氏族、部族等团体。在部族要结合成更为强固的组织时，在历史悠久的地方通常会形成都市国家。这种现象最初始于西亚，向西传播后成为希腊、罗马的都市国家，而恐怕向东传播后便成了印度、中国的都市国家。

都市国家　我在这里所说的都市国家是英语的City State，再向古代追溯，则是古希腊的Polis。如果因为“都市国家”的名称，而联想到现在的商业都市、工业都市，那是不行的。古代“都市国家”的实体，在原则上是将农民集中起来的城郭都市。我在古代中国所发现的，也不外乎是这样的农业都市国家。

中国的都市国家被称作“邑”“邦”“国”等，周围环绕着城郭，人民居住在其中，耕地在城郭之外，农民每天出了城郭到耕地上劳动，傍晚回到城郭内的家中。这样的都市国家才是能称为国家的人类最初的国家形态，但也因为是最初的形态，在一开始只能将以前的氏族制度原样带入其中，与之共存。不过在经过了长期的都市国家生活后，氏族制度变得有名无实，终至消失。为了克服氏族制度、实现更大的团结，可以说都市国家才是最为便利的形态。

都市国家并非单独产生，多数情况下是成群地出现。在初期，各都市国家都有独立的主权，原则上不从属于任何他者，也不接受任何他者的从属。但各国自由独立，意味着在国与国产生纷争时，并不存在制止这种纷争的权力。因此最后不可避免地发生武力冲突，结果就产生了胜利者统治和失败者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统治关系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战败国的国民被掳到战胜国，成为奴隶式的劳动者，因此会形成有着庞大人口的都市国家。这样，国家内部就会产生自古以来的居民“士”和新来的俘虏庶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士维持着历来的氏族制度，而庶民的氏族制度则被强制消解，只能够维持家族。战败产生的第二种从属形态，是战败国不被灭亡，依然得以维持国家的地位，但要承认战胜国的霸权，平时要纳贡，战时则要派遣援军。所谓春秋时代的历史，就是前代已形成的强大都市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连续，其形势与希腊的雅典、斯巴达以及底比斯诸国争霸的过程颇有相似之处。

争夺霸权　在古希腊，一方的霸主与另一方霸主进行战争时，分别从属于两方的同盟国的军队也要参加。这种时候右翼的地位较为崇高，因而由本国的军队所占据，越往左翼地位越低，用来布置弱小同盟国的援军，对手也用同样的方法布阵。因此双方的右翼军队都努力击破对方的左翼军队，问题在于哪一方的右翼能够更快击破敌人的左翼，并乘胜席卷敌人的右翼。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与此完全相同，右翼（右拒、右军）经常是地位崇高的位置。唯独本是蛮夷之国的楚国风俗与中原不同，主力置于左翼，因此中原诸国在与楚交战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在欧洲，进入罗马时代后，因为骑兵的发展，重武装的精锐步兵部队被置于中央，而左右两翼以骑兵作为辅助。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前216年）中与罗马军队交战时，在中央布置游兵，步步后退而诱使敌军主力深入，然后以强大的主力部队从左右包围敌人，最终取得全胜，这在战争史上极为有名。而晋军曾使用完全相同的战术，在鄢陵之战（前575年）中大破楚军。当时楚军的布阵正是将主力置于中央，而将不可靠的援军配置在左右两翼。

霸权国家在将弱小国家置于统治下时，必然要驻扎军队以将其变为卫星国，这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在希腊，斯巴达掌握霸权时，在底比斯设置驻屯军，并压制民主运动。但从底比斯逃走并藏匿在雅典的志士佩洛皮达斯等，趁斯巴达的驻屯士兵在晚宴上酩酊大醉的机会，回到故乡赶走了驻屯军，恢复了底比斯的独立（前379年）。

与此完全相同的事，在中国的春秋时代也发生了。霸主齐桓公灭掉了小国遂，并设置驻屯军镇戍该地。但遂人不服，豪族因氏等设计让齐的镇戍士兵饮酒，乘酒醉之际将其全部杀掉（前677年）。

以上的春秋时代的事实乃是根据《春秋左氏传》。《左氏传》据称是由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但其来历颇为蹊跷。如此详细的记事文，不管怎么看都似乎是战国以后，甚至汉代的作品，因此其中记载的事实应当也有相当部分是后来掺入的。故而，比较相应故事的年代时，中国总是比欧洲早，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根据我笼统的想法，这一类的故事在哪里有着共同的起源，西方是在罗马时代，东方则是在汉代，它们分别被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新的时间和地点，又不知何时变成了确切的历史。如果是这样，那就越发说明东西方的社会有着相似的形势，因而能够将相似的故事接受为自己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眼前想象《左氏传》等书中所记的春秋时代，那么将希腊的历史置于座右一并阅读应该也是一法。

领土国家　都市国家争夺霸权的战争，其剧烈程度年复一年地增加，结果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便是以强大的都市国家为中心，产生了可称为“领土国家”的存在。在希腊，这是在雅典兴盛、提洛同盟结成时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虽然沿袭了以前的同盟形式，但实际上已形成可称为“雅典帝国”的存在，而这一点也已为史家们所共同指出。

在中国，经过了春秋末期的准备期，进入战国时代后，“战国七雄”都已成长为领土国家，相应地君主们都已使用王号。作为七雄中心的国都已不是以前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权的国王的治所，国王则是整个领土的最高统治者。被包含在领土内的以前的都市国家，虽保持着原来的形态，但已经失去了独立性，只不过是在国王的庇护下被允许自治的地方组织。

进入领土国家时代后，都市国家时代的霸权争夺变得更加激烈。而且争霸战长期延续，迟迟不能终结，这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文字各自不同，产生了自己的国民性，爱国心带来的团结力很强大。

战国的领土国家并立，就西洋来说则类似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与迦太基、叙利亚、埃及等对峙的状况。一度在西洋长期独立活动的都市国家，此时都被吸收到领土国家中，只是作为领土国家的一个单位才被允许存在。

古代帝国　领土国家的对立斗争，最终以其中一国将其他国家全部吞并而落幕。在西洋，罗马帝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中国则同样有秦的始皇帝吞并六国，由此古代史再次迎来了新的局面。我们将这大一统的国家称为“古代帝国”，以区别于之前的领土国家。

古代帝国的特色之一是规模极为庞大。汉帝国在其全盛时期，人口将近六千万，与罗马帝国相匹敌。秦汉帝国便是为了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们免于互相争夺、和平共存而诞生的。

以往的历史学急于考虑质的问题，而可以说完全忽视了量的问题。这恐怕是由偏重所谓理论导致的。量的原理或许无法用理论来把握，但这样的理论不是有着某种缺陷吗？

我们试以客观的反省来看，人类在和平对自己有利时便爱好和平，可在和平对自己不利时又喜好斗争。斗争往往过分而威胁到全体的和平，为了抑制斗争、维持全体的和平，产生了国家和政府。中国古人的性格也很粗犷，在路上行走时也都是大摇大摆地走在中央，因为互相碰撞或者觉得对方太傲慢就会发生争执。在城郭外的农田中，也互相将自己的边界向外推移，为了争夺所有权而争斗。为了调停，地域共同体选出有威望的人物来处理民事案件，但如果发展成杀人、伤人的话，就需要都市国家的政府来审理并断罪。不过对于都市国家与都市国家间的斗争，却没有抑制机制，于是霸主出现并进行调停，而霸主随后则成长为领土国家的战国七雄。七雄间的斗争比以前更加激烈，战争大规模地展开，人民遭受的灾难极为惨烈。最后，因为古代帝国王朝的出现而实现统一，和平终于降临到广大的国土和众多的人民之上。

古代的景气[16]　然而，这大一统并非基于全体人民的意愿通过投票实现的，反而是通过动用专制君主掌握的军事力这种极为野蛮的力量实现的。虽然如此，这种军事力绝不是突然出现的，背后有着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此外，要维持这样出现的大帝国，必须有与之相称的文化和智慧，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养成的。换言之，在古代帝国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凝聚了人类长久以来进化的历史。

那么，什么最能象征到古代帝国出现为止的漫长历史的动向呢？我想回答说是经济的发展。然则，什么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呢？对于这个问题，因为古代没有今天这样的统计，不能举出明确的证据来加以断言，但据我的推测，这一指标必定是货币数量的增加。换言之，古代是好景气一直持续的时代；再换言之，可以认为出现了古代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经济学家总是像宣读神谕一样宣称，景气这种现象只限于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名词这种东西并非只能按专家规定的那样使用。而且不管专家学者怎样严密规定，现实中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得到了学者的允许才存在的，因而也不会向他们征求意见，而是独立地变化发展着。

在古代中国，一方面技术稳健进步，另一方面资源得到开发，商业得以扩大。同时地下的铜矿得到勘探，铜钱得以铸造且保有总量也逐步增加。商人为追求黄金而进入周边的异民族中，推销中国的制品[17]、丝绸和工艺品等。造出来便能立刻卖掉这样喜人的经济状况出现了，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开发。

战争的作用　对这样的经济发展，战争有时会成为巨大的障碍，不过有时也会带来刺激景气、促进生产的结果。根据古代的记载，中国最初分为万国，因此各国领土狭小，人口也很少。据说最大的国家也只不过有三千家，就算一家有两个壮丁，加起来也不过六千人。因此就算动员全部壮丁，也只能编成这个数目的军队。然而，进入战国时代后，据说齐的国都临淄就有七万户，从每家征发三个壮丁，便可动员二十一万人的军队。这还只是在国都可以即刻动员的数量，如果在全国征集的话，便可组成庞大的军队。韩虽然是比较小的国家，但也可以动员三十万人，更大的魏国可动员兵卒七十余万人，战马五千匹。到战国快要结束时，秦在灭楚时派遣的兵力据称有六十万人。经过长时期的战争后，对一场地区性的战争便能动用如此多的军队进行远征，这背后必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其实中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动员的组织能力和经济力量则比什么都重要。中国的古代社会从氏族社会到都市国家，再进一步从领土国家向古代帝国，这一过程正说明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商业资本　不过，经济的发展并不会让所有人民平等地受到恩惠。那么，是不是政治上的掌权者相应地掌握着经济呢？也不一定，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原理不同。整个春秋战国，大都市中都设有叫作“市”的商业区域，商品的现货买卖都在其中进行。发财的捷径便是在市中囤积商品，等到涨价后再卖出去以获取利润。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再怎样积累财富，或许可以说只不过是商业资本。但同时有些富人则经营铜山，招集数百个像奴隶一样的劳动者从事炼铜和铸造。这已经超出手工业的范围，而接近资本主义了。在西洋的古代，也出现了大致同样的现象，如今学者们似乎也开始了对“古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对此，如果声称“古代”与“资本主义”是不能两立的概念而无视事实逻辑，那么历史学的正确发展便无所指望了吧？

虽然资本的积累本来与政治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政治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如果能够预知政治上的事件，或者对政治做些工作而创造出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形势，便可以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并一本万利。比如战争发生后，军需品和粮食的价格会上涨，如果有先见之明地事先囤积，便可获得暴利。乘人之危牟取私利的“死亡商人”也是自古就存在的。

政治与经济　政治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不免有人试图利用经济实力进入政界，并亲自掌握权力。在罗马，富豪克拉苏凭借财力与恺撒等联手，并试图建立三巨头政治是有名的事件；可以称为中国的克拉苏的，便是秦国的政商吕不韦，他在始皇帝在位初期成为大臣并左右国政。然而两人最后均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这当是因为政治与经济的本质终究还是不同的。

形成了古代顶点的秦汉帝国，以繁荣的经济为基础而夸耀富强。作为其实力象征的，是当时的君主支配数量巨大的黄金这一事实。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现象，在其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汉多黄金”。秦为了收买敌国有权势的人，散掉三十万斤黄金；汉高祖为了离间楚霸王项羽的臣下，用了四万斤黄金；据记载，前汉末篡夺帝位的王莽灭亡之前，政府中还有六十万斤黄金。不能确切地知道当时的一斤到底有多重，如果和今天差不多的话，则一万斤大约为六吨[18]。掌权者能够自由使用如此多的黄金，表明了当时的经济实力。赵翼的“汉多黄金”一语，道尽了古代史发展的全部。

四　何谓中世

中世史的发展　从古代到中世的变迁究竟是堕落还是进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争议的地方。根据以往的历史观，中世是古代没落之后出现的黑暗时代。但近来发现，人类的文化在中世也取得了扎实的进步，因而对中世重新进行定位、将其视作比古代发展阶段更高社会的想法逐渐得势。特别是唯物史观阵营极力主张这一点，认为在中世农奴制度是取代古代的奴隶制度而登场的。

诚然，无论在哪个世界，人类的智慧在中世都有着发展进步。在这一点上，中世优于古代。不过，是不是因此就能将中世黑暗时代说作为彻底的迷妄而舍弃呢？不管怎么说，在进入中世后，古代培育的众多进步现象发生了停滞和倒退，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比如，古代盛行的货币经济的衰退和自然经济的再兴便是如此。而且可以看到，像是与此相呼应，古代比较自由的人际关系，在进入中世后出现了贵贱的阶级固定化，形成了身份制社会的不良现象。中世这一时代，绝非能够尽情赞美的进步时代。

这样说来，中世是明暗交织、有着复杂特性的时代，那么当时究竟出现了怎样的世界呢？这不是阶级斗争理论所能解决的问题。

不景气的时代　之前我说到汉代社会有很多黄金，换言之，这意味着当时是通货膨胀带来好景气的时代。然而在有汉一代，这些黄金却逐渐消失了。其原因是汉武帝时与西域开始交通贸易，内地的黄金因为交易而逐渐流向西域。一般来说，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与落后的国家发生接触时，发达国家的工艺制品输入到落后国家，而落后国家的货币则流向发达国家。将中国与西域相比较，无论如何西域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发达国家。当然中国也有丝绸之类的特产，但这些还是更接近于初级产品。与此相比，从西域进口的则是玻璃、琉璃等需要高度技术的玻璃制品。当然，虽说黄金在流出，但当时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每年流出的数量可能都很微小。但同时，当时经济的根基也还很浅，同样的趋势持续数十年、上百年，其后果便不能忽视了。于是，中国的古代社会形势一变，像今天的入超国似的不景气的狂风横扫肆虐。大概在经济现象之中，没有比景气的好坏更能直接影响一般民众的生活了。景气好时可能还感觉不到，但如果一变为不景气，那就会铭心刻骨。特别是社会的下层比上层、穷人比富人的感受更为深刻。生产停滞，工作岗位消失，潜在的失业者增加，日常生活受到影响，生活水平不得不降低。富人通过紧缩经济活动，缩小生产规模，减少雇佣，节约消费，还不至于陷入破产的境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节约余地的穷人，一旦家计持续入不敷出，那就只能首先将有限的财产耗尽，然后卖妻鬻子，最后背井离乡在外流浪，失去自身的自由。与古代相比，这种情况普遍化的中世绝不能说是光明的社会。换言之，人类智慧和文化的进步，与经济情况的改善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中世虽然有中世的进步，但在经济上却是退步和恶化的时代，这便是中世的特色。

对土地的投资　进入不景气的时代后，富人在投入资本时，比起追求较大的利益，更加愿意选择安全的行业，而最安全的投资对象莫过于土地了。不过不可思议的是，汉代的司马迁虽然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古来富豪的事迹，但却并没怎么提到农业。景气好时，资本周转比较慢的农业是魅力比较小的行业，因而不怎么受青睐吧。所以司马迁也将之称为“拙（掘）业”而加以轻蔑。不过，同时他也相信农业是最安全的投资，没有忘了补充说，应当以工商业生财，以农业守财。并且虽说是“拙业”，但还是举出了因其经营方法而成为人称州郡第一的富豪的秦阳为例。

不过正如司马迁所说，从他生活的时代开始，出现了很多通过开发土地发财的人。其代表是宁成，他的做法是从地方政府那里借来土地，通过灌溉工程使之成为沃土，然后招雇贫民耕种，自己作为地主征收地租。这种做法的特征是，在开发土地之前要先和官府搭上关系，以获得租借土地的权利。被招雇的劳动者是离开原籍流浪的民众，因而被称为“客”。虽然他们最初与一般民众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到后来便脱离了政府的掌握，变为隶属于豪族地主的贱民。这便是唐代“部曲”的起源。

庄园的兴起　汉初，都市国家时代遗风犹存，人民都集中居住在城郭中，组成地域共同体。因其大小，分别被称为“乡”“亭”“城”等。人民大多是农民，在城郭外有耕地，每天前去劳作。对政府来说，人民集中居住在城郭内，不管是派遣劳役，还是征募从军，都极为便利。然而，如果贫民放弃城郭内的生活，被吸收到远处富豪的土地上，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政府的掌握。相应的，政府在租税收入的经济方面和征用徭役的劳动力方面，都要大受打击而衰弱下去。拥有大量土地的富豪的个人实力则成反比例地增大，又以其财力为后盾，反过来干涉地方政府的政治方针。由此，出现了中国中世的大土地所有亦即庄园制的流行，以及以庄园这一世袭财产为背景的豪族势力的扩大。随后，这类豪族的官僚化、贵族化成为普遍现象，阶级制差别社会开始确立并发展。

分裂倾向　中国的古代与其他世界一样，是向心力强烈发挥作用而迈向统一的时代，但进入中世后，离心力开始占上风，倒退到分裂割据的倾向显著起来。这是地方上豪族盘踞，首先忙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中央政府恃以立足的财力、武力为豪族所侵蚀而无可奈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从三国开始，经南北朝到唐末五代，中国都处于分裂割据的时代。

这当中的例外，是有着辉煌统一的唐王朝时代。因此，史家之中也有意见认为，不能将分裂作为中世的特色，并进一步将唐作为汉的后继者，要将汉唐连起来作为古代帝国。但我们在把握时代特色时，不能只捕捉静止的状态，还必须看出贯穿其状态而向前的牵引力的方向。唐王朝虽然持续了近三百年，但保持统一的只不过是从开国到玄宗末期的大约一百三十年，终究不能与前后汉各自大约两百年的统一相比。而且从后汉末到唐初，还夹着约四百年的分裂时代，对此视而不见，却将汉唐连在一起，实在是太勉强；这种做法就和将古罗马与神圣罗马帝国合在一起称为古代一样。

中世的唐王朝　而且，唐王朝的出现也并非中国历史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追踪唐王朝的起源，可发现它来自异民族王朝北魏设置在国境上的边防军，即所谓武川镇军阀。如果要在西洋史中寻找类似的例子，那便是出身日耳曼民族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时代远隔，出身也不同，因而实在不能将汉和唐连成一体。

我们将中国中世的政治形态理解为贵族制度。这是内藤湖南博士提出的说法，认为当时实际领导着社会的势力不是皇帝，而是贵族。皇帝大多是出身军阀的暴发户，因而缺乏教养，而且因为革命频繁发生，短命王朝很多，皇帝的门第远远比不上累世贵族，也不被一般人所尊重。然而，有些贵族之家渊源远至汉代，在乱世之中依靠家族的凝聚力维持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生来的精英。他们各自将家门的古老历史和高贵地位作为荣耀，婚姻之际都要比较门第，认为门当户对之后才可能联姻。从这种贵族的价值观来看，帝王之家只是身份远为低贱的门第。

当然，帝王是最高权力者，如果有敌对的贵族，可以将其杀掉并灭其家。但就算能够击溃单个的贵族，也不能对贵族集团全体发号施令、随意操纵，不能实施侵害贵族集团利益的法律和政策。如果失去了贵族集团的信赖，天子也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

异民族与中世　中世同时也是异民族入侵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中央政府衰弱，能够动员的人口减少，以及贵族追求私利并对政治缺乏关心的必然结果。先是归服汉王朝并移居内地的匈奴族，趁着继承三国的西晋在政治上的混乱，暴动并独立，随后“五胡”出身的割据政权在华北遽然兴起又忽而崩溃，上演了“十六国”的兴亡闹剧。十六国被北魏所统一，但后者又与江南的汉族政权对峙，进入了南北朝时代。北朝的北魏随后衰退，武川镇军阀兴起，产生了北周王朝，承北周之后的隋一度吞并南朝统一天下，但不久便灭亡，唐代兴起再度实现了统一。隋唐虽然被称为汉人王朝，但属于武川镇军阀系统，是相当异民族化的中国。从唐代中叶起，又有新的异民族入侵，这便是安禄山之乱，被平定之后依然残存下来形成了军阀势力。从军阀之中出现的“五代”短命王朝忽又消失，五代之中有三个王朝可以明确地指出是异民族的系统。

这样的中国中世形势，酷似西洋的中世。西洋的中世也是异民族势力扩张的时代，最初日耳曼系民族越过莱茵河的防御线入侵罗马世界，并在所到之处树立起割据政权。这样的异民族入侵又发生了很多次，这些不速之客随后成为以欧洲为舞台的西洋史的主角，同时他们也采用了罗马的文化和法律而文明化。

封建制与贵族制　然而，在西洋史上，一般将中世定义为封建时代。那么这与中国的贵族制有什么关系呢？据说，西洋的封建是君主赐领土给臣下，作为代价后者要宣誓效忠，因而主从的身份关系得以确立。但这种像是画在图纸上的原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事实而存在的呢？看起来，对西洋的事，日本人很容易相信现实和写在书本上的一样。不仅是对封建，对近代自由劳动的确立也一样，只要有一个雏形，便立刻将其普遍化，觉得在整个西洋都得到了实行。但这不正是带来误解的原因吗？所谓西洋的封建，看来像是强者在无政府状态下通过暴力划分地盘，再根据利害关系而人为地确定保护和效力的关系。如果和平出现，那只是因为在权力与权力之间实现了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便会立即发生争斗。而压制并避免争斗的抑制力在哪里都不存在，因为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皇帝羸弱无力。虽说是皇帝，但其地位却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而是凭诸侯的选举得来的，因而从一开始就没有力量也不足为奇。

与此相反，中国中世的贵族还多少受到皇帝权力的统御。皇帝在即位时要受到作为贵族代表的大臣的辅弼，但帝位本身是依靠自身力量或者继承作为当然的权利的。虽然离心力在发挥作用，分裂倾向很强，但不会陷入无政府状态。皇帝与贵族妥协，一面通过尊重其既得权益让其发誓效忠，一面操纵着贵族实施自己的政策。贵族也与皇帝妥协，通过承认其主权来确保自己的地位，并进一步追求利益。

在这里成问题的是，虽然在西洋史中将中世称为封建时代，但封建真的是中世独有的东西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封建制本是日耳曼系北方异民族的风俗，在接受希腊罗马文化以前，北欧、东欧的游牧民族中存在着一种与东洋的蒙古民族类似的封建制，而中世的封建制可以认为是它在受到罗马文化的影响后结出的果实。

中国的封建制由古代的周王朝代表，但周本来是西北偏僻地区的落后民族，在进入因为殷文化而更加开化的中原后，其封建制才得以成熟。这种古代封建制的因素在蒙古族中得以保存，在成吉思汗进行征服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封建制的倾向。

如果参照日本的情况，日本的封建制始于镰仓时代，而完成于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在日本史中一般被视为近世。而且在日本，封建制也不是从大和朝廷继承来的正统，而是起源于“东夷”的落后地区，这与西洋和中国是一致的。

如此想来，所谓封建制，其因素原本是蕴藏在最不开化的民族之中的，而在“蛮夷”入侵文明民族的居住地区并文明化时最容易确立。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封建制度是古代的延长或变形。因此封建制可以产生在古代，纵使在近世也可以产生。在西洋，因为偶然赶上了古代的末期，所以才成为中世的特色吧。换言之，将封建制作为中世的特色只在西洋才成立，推及其他世界而作为普遍的原理是很困难的。郭沫若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却拘泥于中国的封建名称，将中世的开始定在周代，这只能说是看错了。通过将事实抽象制造出抽象名词后，便会产生名词脱离实体而开始独行的危险，这可以说又是一个例子。

贵族制的本质　既然这样，那么作为中国中世特征的贵族制度又有多少普遍性呢？如果在西洋寻找类似中国贵族制度的例子，那么比如法国君主专制时期的贵族便与此相当吧。作为其中心的路易十四时代，存在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这一般被认为是近世。在日本的例子则有藤原氏的摄政时代，而这无疑属于古代。这么一来，可以说中世贵族制是只适用于中国的原则，而无法推及其他地域。就算同样是贵族，他们在与君主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各自不同的。日本的古代贵族扮演的是辅佐天皇实施统一政治的角色，西洋的近世贵族也以辅弼独裁君主发扬国威为务。与此相反，中国的贵族虽然自身不曾成为分裂的核心，但却屡屡扶持割据政权，助长了分裂倾向。三国的分裂是因为各地的贵族拥立割据政权。在南北朝，南北贵族也分别与各自的王朝合作，特别是北朝治下的贵族，即使最高统治者出身于异民族，也毫不介意。归结起来，中国中世的贵族虽然处于君主制之下，但却以自主性极强为特色。如果强调这一点，那么可以说与西洋中世的封建诸侯有一脉相通之处。结果，无论封建制还是贵族制，其自身都没有时代性。遇上了向心力强的时代，便成为助长统一的力量；遇上离心力强的时代，则成为助长分裂的力量。西洋中世的封建制和中国中世的贵族制，因为所处时代是分裂割据的时代，所以只能采取顺应时势的形态。换言之，中世的特色不应在封建制或贵族制本身中寻找，而应求之于本来是离心的、具有分裂割据倾向这一点中。

中世的社会　最近的倾向是，在仍然使用中世封建制这一命题的同时，以社会底层的劳动形态来说明封建制的含义。也就是说在唯物史观中，将古代定义为奴隶制，中世定义为农奴制，近世定义为自由劳动制，因此中世在土地制度上是庄园流行的时代，而庄园中的劳动者则被认为是半奴隶式的农奴。

不过在中国史上，对于有没有类似西洋农奴的存在这一问题，历来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宋代以后的佃户即相当于农奴。的确，在宋代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中，地主的土地被称作“庄”，其中有佃户提供劳动，这是事实。但是依我看来，很难认为“庄”便等同于西洋的Villa和Manor，佃户便相当于Serf。首先就“庄”这种土地来说，很多情况下是所有者将小块的零碎土地拼凑起来而强加的名称，终究不能与西洋那种大片完整的土地相提并论。如果要找大片完整土地的例子，其实在六朝和隋唐最为兴盛，这些土地也被称作“庄”“庄园”，很符合这些词的原意。盖因“庄”本来应该叫作“别庄”，是指在远离城中的乡村别墅周围附带有山野田园、能够过上自给自足生活的如同领地一样的地方。

其次，在中国寻找类似于西洋农奴的存在时，将宋代以后的佃户与之对应也是很大的错误。佃户是通过契约租种土地、向地主支付地租的农民。虽然大多都是贫民这一点确是事实，但是他们为了独立维持生计也要进行经营，因此甚至会将租来的土地再转租，赚取地租差额。当然在土地稀少、贫民众多的地方，佃户因为难以租到土地，势必只能低声下气，而地主难免会趁机胡作非为。政府也会从保护地主的立场出发，在佃户向地主施加暴行时，对其施以比一般人更重的处罚，在相反的情况时则减轻地主的罪责。但是佃户与一般人民地位完全平等，绝不是贱民，而且完全可以自由地将租来的土地还给地主，还了以后在法律上便可恢复与地主的平等地位。因此，佃户就算不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地劳动者，也绝不是在封建制下被夺走自由的半奴隶式的农奴。相对来说，将他们视作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时的一种歪曲形态下的租地农民，应该是妥当的吧。

佃户不是农奴　宋代以后，地主拥有土地，也只是单纯为了收取地租的经济行为。他们从来没想要支配佃户的人身自由，同时对佃户的生计也从来没有感到责任，因此并不禁止佃户从别人那里租种土地并成为别人的佃户。如果佃户前来解除契约，地主也没有理由拒绝。但地主要无缘无故地收回土地时，政府有时会加以干涉，保护佃户。对政府来说，土地的使用是纯粹的经济问题，可以放任不管，但如果租税减少了却会很头疼，因而在土地有荒废的危险时不得不进行干涉。如此看来，宋以后的佃户绝不能与西洋中世的农奴等量齐观，而且可以说，宋以后的大土地所有制与西洋中世的庄园制在性质上绝不相同。换言之，因为佃户的存在而将宋代以后作为中世是绝不可能成立的。

部曲与农奴　那么，是不是中国根本没有像西洋的农奴那样的存在呢？我可以回答说有，那便是唐律等规定的“部曲”。历来的史家往往因为独特的偏见，而倾向于将部曲强行视作奴隶，但部曲绝不是奴隶。首先从整体来看，唐律中将贱民大体分为两种，即奴婢和部曲。奴婢的性质大体上不外乎是奴隶（Slave），因而不可能在奴隶之外另有一种奴隶。因为可以说奴隶的人格是零，零是绝对的，零之上不会有零，零之下也不可能有零。从这一点来考虑，既然将奴婢视作奴隶，那么地位比奴婢要高一些的部曲就不可能是奴隶，因而应当是农奴式的存在，这在常识上是可以推想出来的。没有比失去常识的历史学更可怕的了。

事实上，如果把唐律读得再详细些，可知其中对部曲的性质有着如实的描写。奴婢根据主人的意志允许结婚，但却不能拥有家庭。奴的妻是婢，其后代男为奴，女为婢。与此相反，部曲可以过上家庭生活，也可以与良人身份的女子结婚。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出，奴婢主要从事家内劳动，而部曲则是在庄园里集体劳动的隶属农民。换言之，部曲与西洋中世庄园中的农奴是极为类似的。

均田制与庄园　不过在日本，历来都认为似乎在隋唐等实施均田制的时代，天下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均田农民，个人的大土地所有没有存在的余地。然而，这也是好好读读唐令便能明白的问题。拥有朝廷官位的特权阶层受到特别的恩典，可以永久地私有大量土地。比如一品官可以拥有永业田——也就是私有财产——六十顷，即大约四百公顷的土地。如果其子也有官位的话，根据官位也可拥有相应的永业田，并且能够原封不动地传给子孙，因而仅是一家私有的土地便有相当可观的面积。当然官人的永业田不是政府给的，而必须各自购买或者开垦，但全国不知有几千家的官人既有钱又有权，肯定尽了最大的努力去获得耕地。至于这些土地由谁来耕种，最为合理的答案当然是他们役使的部曲。本来意义上的庄园和部曲完全是同一制度的两面，与西洋的庄园没有什么不同。

在社会的上层有着与庶民相隔绝、夸耀高贵门第的贵族，在下层则有着从庶民中落伍、被当作贱民的奴婢和部曲，特别是部曲从三国时就出现，到了唐代固定下来，因而可以将中国中世视作身份制得到完全贯彻的时代。当然毋庸多言的是，身份制在其他世界和其他时代也存在着。

五　何谓近世

中国的文艺复兴　换言之，中世身份制社会是凝固、低迷的社会。但进入宋代后，社会突然打破沉滞，开始了生机勃勃的活动。可以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了。不用说“文艺复兴”是描述西洋近代之诞生的名词，但类似的现象在其他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时期都曾发生过。例如在西洋的历史上，查理大帝时就发生过小规模的文艺复兴。我认为文艺复兴在伊斯兰世界也发生过，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统治下的巴格达文化，便可称为西亚的文艺复兴。中国也曾屡次发生类似现象，但不论从规模还是性质而言，我相信只有宋代的新文化才配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当然，在“文化”一词中，除了哲学、文学等精神文化，也包含着其背后社会组织的进步。

内藤博士以庶民阶级伴随着中世贵族的没落而崛起这一命题，来把握唐宋间的变迁。这里所说的庶民是相对贵族而言的，因而的的确确是庶民。但在趋于兴隆、文化经济发展的黎明时期，庶民也必然分裂为上层和下层。下层的庶民依然是庶民，但上层的庶民却成为新的贵族。我想，将后者称为士大夫，或者读书人，或者新官僚，或者地主都可以。虽然名称的内涵与外延稍有区别，但所指代的实体却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贵族的没落　使中国近世的到来成为可能的，是中世贵族的没落。从唐末到五代的混乱期是武力万能的时代，不需要用贵族文化来装点政治，因而贵族失去了政权的保护，被卷入战乱之中而一个接一个地没落下去。不过历来在动乱发生时，也不免要发生贵族的没落。但在以往，旧贵族没落了以后，立刻就会有同样性质的新贵族起而代之。实际上，隋唐之际也发生了大量的贵族交替，但从整体来看，贵族制这一大伽蓝只是更换了柱梁，几乎没有改变本来的面目而保存下来。然而到了唐末五代，旧贵族灭亡之后，他们所搭建的大伽蓝从地基开始坍塌，已经无法修补，并且也没有要对其进行修理的势力，因而便从大地上消失了。此后，出现了从一开始便有着不同设计的建筑物，这便是近世的士大夫阶级。

到唐末为止的中国，有着很强的武力国家色彩。王朝兴起是因为掌握了精锐的军队，有了武力便能得到财力。然而进入宋代以后，继承唐末以来的倾向，财政国家的色彩越来越浓厚，以财养兵、以兵卫国的方针正式树立起来。而在官僚中，文官也比武官更受重用，并且虽说是文官，其实质则是财务官僚。因而宋代的官僚无论是什么样的诗人、文人，不懂财政的官僚一个也没有。

科举官僚　虽说如此，官僚是天子的代理，理应成为人民的表率，因而不能将财政能力作为招收官僚的首要条件。政府还是通过自隋唐以来逐渐流行，也在民间得到认可的科举，来选拔有文学、经学之才的士人，任命为官。但通过科举难关赢得进士称号的新人们，很难有机会继续研究学问或者耽溺于写诗作文。他们大多首先被任命为地方官，而地方官的表现首先便是根据征收租税的成绩来评价的。因而新上任的官僚们不管愿不愿意，都要面对经济、财政的实际状况。他们的成绩会报告给中央，而升迁的快慢也取决于成绩的好坏。

作为官僚首领的天子，也无法安闲度日，他要与大臣们一起为了人事的升降和国库的盈亏而操心费神。而最重要的是，绝不能亏欠官僚和军队的工资。如果到了拖欠军饷的地步，天子也保不住自己的位子。实际上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明朝灭亡便是很好的例子。

中世之前的武力国家　天子有必要掌握兵力和财力，这当然并非始于宋代，在古代和中世也一样。但在中世以前，天子要面对的只是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兵力、财力的问题。在中世分裂割据形势较强的时代，中央政府只是直接管辖首都附近一带而已，地方的政治都交给地方政府，因此天子的统治权难以贯彻到每个角落。不过正因此，即便中央政府稍有混乱，地方政府也能靠自己的力量治理地方，有时甚至还能匡正中央的政治。因此，天子所掌握的兵力和财力也都很有限。

又因为兵力在原则上是从人民的力役中征发，因而常备兵力很少。财力则通过租税向人民征收，农民要缴纳谷物布帛，商人则要缴纳金钱。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援很少，因为地方独立的倾向很强，而且交通也不方便。

财政国家　不过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便是唐王朝开始转变为“财政国家”的存在，这一变化到了宋代大体完成。而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也已经成熟。

中世的中国经济就像庄园所代表的那样，尽量自给自足，以自然经济为方针。农业生产离开都市，转移到郊外的田园村落，剩下来的都市则变为政治中心，成为官僚和军队的居住地。根据他们的需要，城中设立了被称为“市”的商业区域，但因为流通经济规模逐渐缩小，市况并不活跃，政府就算对商人征税，也得不到多少收入。

这种情况从唐末开始起了变化，到了宋代已经面目一新。这是因为在中国内部进行了资源的开发，各地发展出了独特的物产，因而形成了地区分工，而这必然会促进流通经济。而且，恰好隋代开凿的大运河虽然最初是政府的交通线，但在各种设施得到完善后，民间企业也开始使用，南北大干线开放给了普通人民。

主要以政治职能为目的而存在的都市，其经济使命重新得到了重视，开始作为商业都市而发展。以前的狭窄的市已经无法容纳商人的活动，商业区域逐渐扩大，都市的形态彻底改变了。对商业来说，交通的便利程度关系重大，因而商店占据大道的两侧，都市的大街几乎都成了市场，住宅区不得不退到小巷子里。政府在向商人课税时，已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市这一地区征收，于是让商人根据行业的不同组织起叫作“行”的公会。政府承认行的垄断经营权，作为回报各个行承担主动纳税的责任。而对于利润最为丰厚的商品，政府又进一步将其作为专卖品，将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人作为专卖商加以特别保护，同时让他们缴纳高额的专卖税。这些商品中有代表性的是食盐，早在唐肃宗时，就已收天下之盐作为专卖品，并将盐税收入用作军费。以后，中国人民通常都不得不购买高出原价数十倍的食盐，这在压榨下层人民生计的同时，带来了种种副作用，扰乱了政治经济的秩序。而得到可靠财源的天子除了统领都下的禁卫军，还让全国的战斗部队直属于自己，依靠武力巩固了独裁君主的地位。

好景气时代的再来　像这样的商业的扩大，意味着经济迎来了空前的好景气，同时也伴随着生产技术的革新。而技术上的革新首先是由燃料革命带来的，自唐末开始，煤炭被用作燃料。本来煤炭烟很大，味很臭，不适合做燃料，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土地开发，森林被大量砍伐，木材匮乏，不得已只能将煤炭作为代替燃料。其间发现将煤炭炼成焦炭，或者做成煤球便可以去除臭气，而且还能增强火力。进入宋代，大都市中的厨房和暖炉几乎都使用煤炭，而最重要的是，煤炭也开始被用于制铁。铁矿分布于中国各地，但燃料补给一直是瓶颈，现在有了近乎无限的煤炭，并且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高热，于是铁的产量开始激增。据说不管在哪个世界，铁的使用量都标志着文化的程度。能够容易地使用铁，成了使宋代文化向上发展的杠杆。

铁在制作农具、工具和武器时都不可或缺。如果能够毫不吝惜地使用铁，就可以配备各种各样的齐全器械，使生产效率得到提升。而且，在中国铁还有特殊的用途，那就是用于炼铜。宋代南方的铜山使用叫作“浸铜法”的精炼方法，先将黄铜矿溶解得到硫酸铜，再投入铁屑得到硫酸铁，同时铜则会游离出来。用这种方法炼取一千克铜，需要消耗两千克以上的铁。不过这些铜被政府用来铸钱，而铜钱是当时的本位货币，因而充足的货币供应又刺激了经济界，有利于带来好景气。

尽管有政府的禁令，但成本低廉的铁还是越过国境流到外国，中国铁的名声一直远播西亚。此外，到宋代时已臻成熟的陶瓷器也输往西亚。而自古以来的特产丝织品，为诸外国所珍视更是自不待言。这些特产输往外国时，作为货款流入中国的则是白银。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白银为货币，但在当时已经形成高度流通经济的中国社会，铜钱过于沉重，使用不便，白银自然作为高额货币在民间得到使用，而且对白银的需要与日俱增。中国内地的白银产量并不是很大，但所幸从外国流入的白银满足了需要。这些白银被蓄积在社会上，直到民国初年为止，中国实际上都是银本位的国家。

新文化的兴起　以如上所述经济上的良好环境、好景气和高速发展为背景，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被称为世界三大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在宋代得到普遍使用。在文学、经学方面，则呼吁古代的复兴，绘画特别是山水画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在当时的世界，恐怕可以说与其他任何地域相比，宋代的文化都更有资格矜夸先进和优秀。

不过，这一优秀的文化究竟是完全由中国自己发展出来，还是受到了其他地域的影响而产生，还是一个疑问。关于这两种可能性，都没有找到能加以证明的确切证据，也没有研究能够完全加以否定。然而据我个人推测，中国肯定从以前经历过文艺复兴的西亚受到了某些影响。特别是在唐代，伊斯兰势力在西亚崛起，灭掉了中世波斯萨珊王朝。萨珊王朝的贵族、商人逃到中国，住下来并受到保护，被中国人称为“波斯人”。这些波斯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本国的风俗和语言，均以豪富闻名。他们应该对中国动产资本的崛起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沿着波斯人的足迹，随后到来的是阿拉伯人，他们被称为“大食人”。阿拉伯人的萨拉森帝国最初在倭马亚王朝[19]时建都大马士革，也就是说，与西方的地中海方面关系比较深。而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后，将首都迁到巴格达，因而其兴趣也转移到东方，并且在9世纪中叶时发生了文艺复兴现象，复兴了古希腊的文化，建立了比其他任何世界都要先进的近世社会。从这一时期到宋初的大约一个世纪中，来到中国的“大食人”必定以阿拉伯新文化刺激了中国。

宋文化与西亚　不过，中国在大约北宋一代展开自己的文艺复兴之后，其文化已凌驾于西亚之上，于是出现了由东向西的文化潮流。其中能够明确观察到的，是中国绘画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伊斯兰教在西亚普及之后，绘画、雕刻等所有表现动物形状的方式，都随之被连根拔起地破坏掉了。因为伊斯兰教基于禁止偶像崇拜的方针，排斥一切可能引发崇拜的生物形象。给这种情况带来少许变化的，是土耳其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入侵。进入10世纪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权威扫地，被作为佣兵役使的土耳其人趁机左右了朝政，同时地方上的土耳其军阀也树立起割据政权，于是土耳其人取代阿拉伯人而称霸。当然，土耳其人在进入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也改信伊斯兰教，遵从相关戒律，但本来信奉泛灵论，也多少受了中国影响的土耳其人在信奉伊斯兰教方面，毕竟不可能像阿拉伯人那样严格。成为统治者，开启文明化并且生活富裕之后，他们开始比较谨慎地在装饰中使用动物的形象作为主题，从这些绘画的手法中可以看出中国画的影响。而更加推进了这一倾向的，是蒙古族对西亚的征服。13世纪时，元太祖成吉思汗领导的蒙古势力大大崛起，太宗窝阔台时派遣远征军入侵波兰、德国，随后在西南亚建立起伊儿汗国，在其北面建立了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领有西亚文化繁荣的中心地域，因而不久后以国王为首的征服者集团被当地人同化，改信伊斯兰教。但他们以往就比土耳其人更深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爱好和理解中国画方面，要胜过土耳其人。因而，在这一王朝下制作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书籍的插画中，有很多色彩浓重的工笔画，其中与中国画难以区别之处也不少。

中国与欧洲　其次，欧洲世界从古代开始，一直在西亚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自己的文化。特别是众所周知，欧洲的近世是在11世纪末十字军运动开始后的数百年间，通过与伊斯兰世界的接触发生的。那么，在这里当然能够想到，中国的近世对欧洲的近世应该也作出了若干贡献。因为中国文化既然已对西亚产生影响，那么当欧洲世界接受西亚文化时，当然应该设想其中包含了中国的要素。

在思考这一问题时，最能够得出可靠结论的依然是中国画的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西洋的文艺复兴中，雕刻领域有希腊、罗马的古代遗物作为明确的复兴对象，而在绘画领域，希腊、罗马对于文艺复兴的人们却没有任何能发挥指导作用的材料。对于在中世纪的教堂等地方看到的寒碜壁画，文艺复兴的人们必须提高其格调，使之与生机勃勃的雕刻相匹配，而此时他们利用的是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西洋的文艺复兴画家将《圣经》内容入画的同时，也描绘了当时西亚人的风俗。比如大马士革的高贵衣裳，土耳其式的武器和甲胄，而背景中则出现了像是使用了中国式皴法的山岩。这是中国画对西洋产生影响的第一阶段，还只是通过西亚的间接影响。但到了17、18世纪，中国的山水画被直接介绍到欧洲，其影响下的西洋风景画得以确立，占据了与人物画同等的地位。在绘画以外的领域，恐怕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但当前的研究水平还不能支持明确的断定。

中国文化的停滞　中国的近世在宋代已近乎完成，但以后却稍呈停滞的倾向。根本原因应当是经济上的好景气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经济现象与政治形势大致平行发展，而在北宋末年，中国社会在呈现出达到景气顶点气象的同时，也开始显露出极为危险的征兆。那就是由贫富不均带来的上层阶级的奢侈生活和与此相伴的政治腐败，以及地方上人民的反抗苗头等。东北的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趁此社会不安之际入侵，宋朝只能弃华北而退守江南，勉强维持着长江以南的领土。从此以后，在中国的整体景气一变而转为下降。政府努力维持民间社会的景气，试图以人为的政策加以挽回，但反而阻碍了实质的经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政策最终破产时，南宋政权几乎与金朝同时倒台，中国迎来了新的征服者——北方新兴的蒙古族建立的元王朝。

元王朝初期，在宏大的蒙古帝国领土内，东西交通变得活跃，经济一时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不久就出现了内乱和西亚诸汗国的独立，好景气没有继续下去，再度陷入停滞低迷。不景气的潮流之下，元王朝难以支撑，终至覆亡。

景气的变动　明王朝取代元朝后，景气逐渐好转，大约在孝宗弘治帝时达到顶峰。人民也因而稍稍安堵，但之后的景气又是失调和停滞的重复，从整体来看，依然处于下降阶段。在明末的万历、天启时期，虽然看起来是空前的好景气，但只不过是消费景气，实际上反而是在恶化，生产停滞不前。明王朝又受到满族清朝来自北方的入侵，不堪一击而陷于灭亡。

清朝取代明朝后，中国社会逐渐扭转了经济形势，经过康熙帝，从雍正帝到乾隆帝的初期经济迎来了全盛期。但到了乾隆帝漫长统治的后期，景气便早早地显示出了颓势。根本原因是白银外流，而其中英国人的鸦片贸易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社会为了购买毒物鸦片，让历代苦心积攒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到了英国。由此出现的便是典型的不景气现象，正与后汉末以后出现的因货币外流而产生的不景气相同。而且在之前的中世，长达七百余年的时间内，王朝屡屡更迭，由于受到政治好坏的影响，经济现象也不规则地变动；而清朝时，不景气则是在同一政权之下集中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内，作为典型的纯经济现象持续存在。对从事研究的人来说，就好像虽然并没有进行实验的意图，而历史却给我们做了实验。

不景气首先打击企业，使生产活动停滞，就业机会与人口增长呈反比例地减少，实际和潜在的失业者增加。失业者加入以走私贸易为目的的秘密结社，治安紊乱，社会骚然不安，而这又进一步妨碍生产。

景气的周期　整体来看，从宋开始进入近世后，景气变动的周期与以前相比大大缩短了。以前古代是上升期，中世是停滞下降期，两者合起来构成一个周期，而从宋代开始，大约一个王朝的长度便构成景气的一个周期。这显示出社会的变动相应地加快了，而此后单个周期的长度越来越短，到了最近，几年便是一个周期，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景气的波动有着一致的倾向。以宋代来说，据说在北宋初期，政治运行之良好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背后则有着前所未见的好景气的浪潮。由此必须想到的是，在好景气的时代，政治容易取得效果，即便多少有些失败，也不会留下痕迹。在这样的时代，就算昏庸的君主在位，其缺点也不会被大肆议论。而如果与此相反，碰上了不景气的时代，不管在政治上怎么努力，都难以挽回形势，结果大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舆论则将责任算到君主和大臣头上，抨击他们无德无能。于是产生了治世因名君而生、乱世因昏君而始的历史法则，但其实很多情况下，治世便是好景气，乱世则是不景气的别名。而景气与不景气，很难由当时君主个人的政策所左右。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自古以来对君主的传统评价，未必十分得当。比如清朝的康熙帝，有时被赞为不世出的名君，但其实未必如此，看起来他只是很普通的人。只是他在位时间很长，并且正逢明末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国际贸易持续黑字，经济上也受到空前好景气的恩惠，可以说碰上了好运气。而且在其治下，清朝的纲纪早早趋于紊乱，幸亏继位的雍正帝整肃了官纪，建立了清朝独特政治机构的基础。世人对这一事实不加注意，总是将康熙、乾隆连称为清朝的鼎盛期，却经常忘掉其间最为重要的雍正时代。

近世的统一　在这里我想改变视点，思考一下在统一或分裂的问题上，应该怎样对近世进行说明。近世是对中世的否定，负有继承遥远古代的任务，因而必然是显著体现统一倾向的时代。但实际上，宋的统一在规模上不及汉唐；同样在欧洲的近世，不用说罗马帝国的规模，就连加洛林王朝那样的统一也不曾有过。这应该怎样解释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想指出，统一除了规模大小这一量的意义之外，还有质的一面。首先不能忘记的是，宋的统一虽然从领土面积而言，比起前朝的大一统不免逊色很多，但却有着非常坚固的性质。因为到了这一时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很强的民族自觉，除了政治统一这种形式，更有内部的团结来支撑统一。唐虽说持续了三百年左右，但中间因武周革命而中断，天子几度被迫舍弃国都而蒙尘地方，并且对领土内独立、半独立军阀的割据束手无策。然而，在北宋的约一百七十年之后，南宋又保持了大约一百五十年的命脉，南宋灭亡之后，拥戴王室子孙图谋复兴的计划又持续了数年，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是看不到的。

近世民族主义　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在宋王朝的中国，在周边的异民族之中也可以看到。而且，周边的异民族甚至有着更强烈的倾向。因为这些外敌，宋朝屡屡被迫割让中国人居住的领地，比如向辽割让燕云十六州，接下来又向西夏割让了陕西边缘的数州，而后整个华北更是被金夺走。

同样的倾向在欧洲也能观察到。近代列强的直接起源，大多都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近世找到，这些国家的国民文学也都发源于这一时期。表面看来，近世是欧洲分裂割据极为严重的时代，但这是因为向心力根据地形的不同而作用于各个局部，必须说，这与中世无政府的分裂割据在性质上是极为不同的。

六　何谓最近世

最近世的发展　欧洲受到西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晚经历文艺复兴，却因此创造了最为成熟的文艺复兴文化。而且一旦经过了这一阶段，其后的进步便非常惊人。其中有着美洲新大陆以及前往旧大陆的航线的发现，这些都是其他世界不曾有过的成果。由奴隶挖掘、精炼的新世界的白银被带到欧洲，使欧洲因为空前的好景气而受惠。另一方面，因为印度洋航线的发现，之前所渴望的旧大陆的香料等珍奇物产，现在可以自由购买了。拜这些绝好条件所赐，欧洲世界创造出了几乎可以让之前的旧文化失去价值的工业革命文化。这始于18世纪后半叶，而从此时开始，欧洲的历史一跃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将其称为“最近世（近代）”，以区别于之前的近世。“最近世”是我在京都大学时，即从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存在过的文学部讲座的名称。我很喜欢这个名称，因为从中可以一目了然地明白，最近世绝不是近世的反对命题，而是将近世的倾向更加有力地向前推进的意思。以前在地质学上也将Pliocene译为“最新世”，用“最”这个字来表明层次，最近不知为何改译为“鲜新世”，但“鲜新”让人弄不明白意思。近来也流行将最近世所指称为近代，那么近世和近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自然科学的时代　当近世的文艺复兴告一段落，其后便没有什么急速的进步，一直徘徊在同一水平上。但进入最近世，在工业革命之后，各个领域却依然一个接一个地有着飞跃式的发现和发明，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着实让人惊叹，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实现了急剧提升。如果要将从古至今的进展都表现在图面上，一张纸恐怕是不够的吧。

首先产生于欧洲的先进的工业革命文化，必然要对其他世界产生影响，但不可思议的是，距离较近的西亚令人意外地反应迟钝，而距离较远的东亚受到的影响却很深刻。而新文化侵略的目标不用说是中国。

当然，中国直接遭遇欧洲文化的尖兵，始于16世纪，明朝嘉靖年间澳门出现了葡萄牙人。其后东来的欧洲人日益增多，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并且取悦于明朝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介绍了欧洲的学术。这确实是之前的中国历史不曾有过的新局面，并且成为后来中国西化的伏线，因而在中国史的时代区分上，有意见认为应将这一时期作为一处分界线。

但是，我的想法与此相反。盖因明代西洋传教士所带来的文化，确实以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为基础，也对中国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其威力却并不是非常强大。它与中国经历过的文艺复兴文化大体处于同一平面上，只是其表面稍稍隆起而已。因而在当时，无论是什么样的欧洲人，如果要与中国通商，就必须成为朝贡国——即便只是在名义上，要拼命表现出恭顺的态度。在传播教义时，充其量也只能仰朝廷鼻息，通过看起来甚至有些低三下四的请愿来得到许可或默认，用武力来逼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这样的形势一直持续到清朝初期，康熙帝的时候，俄罗斯侵犯到黑龙江畔而企图南下，立刻就遭到反击，如果发生战争，输的必定是俄罗斯。

工业革命文化　但是，到了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统治时期的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进行，到19世纪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时制海权转移到了英国手中，英国作为西洋诸国的代表与中国展开了交锋。而这时的英国已非昔日的葡萄牙可比。对于蛮不讲理的鸦片贸易，清朝最初消极抵抗，试图通过约束本国人民来加以禁绝，但最后终于下决心要取缔英国人输入鸦片的活动，于是两国间开启了战端。中国的海港成为战场后，英国派来了蒸汽船，其动作之灵敏，炮火之猛烈，绝非中国的帆船所能敌。最后中国只能忍受签订《南京条约》的屈辱，与英国议和。其后，欧洲的工业革命文化便堂而皇之地横行于中国内地了。

因此，如果要将中国史的近世和最近世的分界线定在鸦片战争，或者两年之后签订《南京条约》的时点，我并没有异议。因为中国的最近世化就是从此时开始的。但这只是刚开始而已，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对新来的异种文化抱有反感，进行了持续抵抗。而在对待西洋文化方面，日本人的反应则稍有不同。当然，日本也有很强的攘夷思想，但另一方面还有开国[20]思想进行中和。因而以明治维新为契机，沿袭了之前德川幕府不情愿地实施的开国政策，以至于将求知识于世界作为国是。在今天看来，这是极为明智的态度，不用像中国那样做出很大的牺牲，却顺应了世界大势。

日本的开国　日本通过文明开化的进取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至于在富国强兵这一点上凌驾于清朝之上。因而从日俄战争起，以顽固闻名的清廷，也终于不得不改而信奉开国主义。但是，因为清朝本是异民族的征服王朝，所以清朝希求的开国目标与民间希求的开国理想之间有着很大的隔阂。最终，民间的理想打碎了清朝的希望，经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诞生。不用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重大事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就此崩溃了。此事表明了西洋的最近世文化究竟有多么强力，而将此作为中国史由近世进入最近世的分界线，可以说是最为名正言顺的。

共和制中国　中国在进入最近世后，与历来不同的地方是第一次采用了近代的国家形态。在之前的皇帝制度下，中国是一个超越“国家”的世界国家，不承认对等外国的存在，外国在理念上都应该是中国的属国。因为没有对等的外国，从而也没有与外国对等的中国，这便是为什么有意见认为，到清朝为止中国与外国之间都没有国境。

但清朝倒台、中华民国成立后，必然只能成为与外国性质相同的近代国家。而且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各外国的压迫下被迫接受了有害的不平等条约，因而，民国以废除这些条约为首要目标而开始了困难的斗争。

第一篇　古代史

一　三代

古代史研究法　我想提醒诸位，在学习与日本古代史极为不同的中国古代史时，首先必须有相应的心理准备。而这并不仅限于中国史。古代是悠久的过去，因而缺乏适当的史料，就算有，也很难理解，就算理解了，很多时候史料的价值也很值得怀疑。因而其研究方法与史料齐备的中世，以及史料多得难以取舍的近世相比，自然要有所不同。

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关于古代的记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对古代人来说，记录并非出于要将史实传达给后世的动机，而更多地只是为了达成当时的现实目的而留下的痕迹，与后世史家出于学术思考写下的著述迥然不同。因而就算是儒教经典中记述的神圣事迹，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难以当作史实的可疑之处。

在老一套的中国史中，古代史以黄帝、尧、舜、夏禹王的顺序开始，其中黄帝、尧、舜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这一点早就受到批判，而夏以后的历史则一般被认为大概是真实存在的。夏禹王的事迹虽被详细记录在儒教经典《尚书·禹贡》中，然而根据我的思考，这一篇的内容实际上肯定是创作于秦朝到汉初时期。大约四十年前我整理发表了这一想法，而今天我仍能充满自信地主张这一点。

夏殷时代　那么，是不是将夏这一时代抹消掉也可以呢？却也不能简单地这么说。所谓夏王朝定都的安邑位于山西省的西南端，这里因有著名的盐池，恐怕从太古开始便是一处经济中心。有理由推想，在殷王朝兴起之前，这一带有一个叫作“夏”的富裕的都市国家，关于它的记忆经由殷代传到了周朝。

不过，中国学术界的最近倾向是认为中国的历史在非常古老的过去便已开始，因而想承认夏王朝是实际存在的，以至于要将传说对应到考古遗物上加以解释。如果这种做法是出于国粹主义，那么在参考时就必须十分谨慎。

今天一般认为，自被认为是继承了夏的殷代开始，确实存在过的王朝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不过，对殷代历史的具体内容我们真正明白多少？又会冒出许多疑问。

首先，关于殷末期首都商邑的位置，一般认为位于发现了据说是殷代王陵的小屯村一带的高地上。但据我看来，小屯村附近虽然是殷代的墓地，但却很难被认为是都市的遗迹。我认为，都市一定是位于远离墓地、靠近黄河的平原中央，也就是现在的安阳市一带。而且在商邑的“殷墟”上，卫国不久便建起了都城。因此如果进行考古发掘，应该能够发现殷都重叠在卫都之下，在小屯附近一带的墓地中，还应该有卫侯的墓与殷王的墓一起被发现。以上是我个人与众不同的见解。

众所周知，作为殷代的史料，有所谓甲骨文字或者“卜辞”。但要说它们究竟传达了多少殷代的史实，那么怀疑的理由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首先，刻了文字的龟甲兽骨真的全部是占卜用的遗物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书写文字和实施占卜必定需要长年累月的练习，因而让人担心这些是不是用于练习后堆积的残骸。

在西亚，书写时使用黏土板，写完后晾干使其坚固。而学习书写时也使用黏土板，不过在学习之后马上重新揉捏黏土以再次使用，因而很少会存留下来。即便如此，据说还是发现了可以肯定是学习用的黏土。那么中国的情况呢？学习书写的材料应当还是甲骨吧。学习需要长年累月，因而写过的废甲骨应当达到了庞大的数量。然而这些废甲骨是怎样处理的呢？从后世的情况来推断，如果是记载神圣的文字的甲骨，应该不允许随便丢掉。有理由推想，废甲骨应当是集中在一起，被埋到了不影响他人的地方。如果发掘出这样的东西，该如何将它们与占卜所用的甲骨区分开呢？

甲骨文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甲骨文字都是殷代的东西吗？占卜必定是作为独门秘技被继承下来的，所以文字的形式被原样传承下来，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用龟甲占卜却贯穿整个周代，甚至一直延续到汉初。后世的东西在出土时怎么与殷代的东西区别呢？根据我的想法，甲骨文中有着并不是很原始的变形，并且其文词的内容中也确实夹杂着与殷代并不相称、像是很久以后的时代的思想。面对苦心孤诣解读让人一头雾水的古文字的先学，这种话实在很难说出口，但我绝不是故意刁难。对于以后有志于斯道的后学，我感到有义务将这些话先说在前面。

考古学　这样一来，下一个问题就是考古学对中国古代史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属于地质时代的北京人暂且放到一边，1923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陕西发现的彩陶（彩色土器）反映出，西亚文化一直传播到了中国，受到学术界的瞩目。特别是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发掘的仰韶遗迹，被看作是彩陶文化的代表，从而出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名称。彩陶文化后来过渡到黑陶文化，这一时期的代表性遗迹是山东省历城县城子崖的龙山遗迹，其所代表的龙山文化一直分布到朝鲜及中国台湾。这一文化被认为是连接着殷文化的，但更为详细的情况尚不清楚。

殷代属于金属器时代，但对于金属中最初出现的青铜武器和容器的起源，还没有什么确切的了解。不过从普遍的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确信殷代的青铜并不是自己的发明，而是受到了外部的影响，并且其根源应当和其他文化一样，都是在西亚地区。

殷周革命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事实中确切的部分，似乎可一直追溯到殷周革命。根据古代记载，殷从其祖先汤王开始，到第二十八代时出现了纣王，纣因宠爱妲己致使政治紊乱。正好此时周在西方崛起，其先祖由山地南下，定居于渭河盆地，建立了都市国家，在文王时开始强大。文王之子武王纠合邻近的异民族进攻殷，攻陷了殷的首都商邑（在今河南省），并杀死纣王。随后武王回到根据地固守国都镐京（在今陕西省），一直延续到第十二代幽王灭亡为止，是为西周。武王之子成王时，其叔父周公营建洛邑作为别都，负起监视东方诸侯的任务。而幽王灭亡后，其子平王逃到此处定都，之后便为东周。

关于纣王，与之类似的故事在其以前和以后都有。之前有夏桀王的故事，说桀王溺爱末喜而使国家大乱，为殷的汤王所灭。之后有周幽王的故事，说幽王宠爱褒姒，对她言听计从，结果失掉人心，遭受异民族的入侵而灭亡。三者必定来自同一渊源，那么要说哪一个是原典，在这种情况下，时代最靠后的应当是原典，其内容陆续被投射到较古老的时代，因而产生了好几个改编的版本。这么一来，可以推测，最初有了幽王的故事，而纣王的事迹是二次的投射传说，桀王的事迹则是三次的投射传说。这不仅限于小说，在被当成史实讲述的英雄传记中也必定有类似现象。

将纣王的故事和幽王的故事相比较，幽王的故事要可信得多。第一，幽王在之后的历史中有春秋时代紧接其后，与后世的历史具有关联性。尽管纣王之后直到周幽王为止的历史有着巨大的空白，纣王这一部分却例外地有清晰的影像，从遥远过去的星云中浮现出来，这怎么想都很不自然。虽然幽王之前还有宣王的故事，但仔细观察便能发现，这其实也是孤立的故事，与前面和后面都接不上。

如果要从两个故事中得出事实，大概应该是这样吧：殷代末期，崛起于西方的未开化民族周受到更加不开化民族的压迫，逐渐被排挤到东方的平原上，其间也有消灭发达国家殷的武功。而这便结晶为武王的英雄传说。然而在同时，周的根据地也被异民族夺走了，这便成为幽王的昏君传说，并不得已留在了周民族的记忆中。在这种情况下，光辉的胜利故事大多夸张地流传下来，而灰暗的战败故事则作为微弱的声音残留下来。后来应当是两者分离开来，而光辉的故事被放到灰暗故事之前的遥远过去了。

周的封建　所谓周武王封建的事迹，也有让人难以轻易相信的地方。根据古代记载，武王灭殷后将其弟周公封到鲁国，将召公封到燕国，分别守卫东方和北方的国境，又将其弟康叔封到卫国，让他在殷的遗迹上建都。而到了下一代成王，又将王弟唐叔封到唐国，其子继位后改称晋侯。此外又有郑侯，据称其祖先是幽王的叔父。

我怀疑这一系谱没有反映真实情况。我认为这是后来编造的，不外乎是将从东周初期开始的周与诸国的同盟关系表现为亲戚关系。这种将国际关系置换为亲戚关系的思维方式似乎是中国独有的，宋代也将与辽的盟约作为兄弟关系，接下来南宋与金之间则定为叔侄关系。在东周之初，与周关系最亲密的是距离最近的郑国，因而在这一同盟中将郑的祖先定为幽王的叔父，这应是最为古老的吧。随后周与卫国建立了同盟，便将其祖拟为武王之弟。接着，鲁被当作武王弟弟周公之子伯禽所建之国，接下来晋国强大后周受其保护，因而将晋作为成王之弟所建之国。如果对方是异姓的国家，比如齐，在桓公成为霸主后，其祖先太公望是文王、武王之师这种算不上系谱的系谱也被编造出来了。

都市之神的系谱　其实与此相似的事在希腊的都市国家之间也发生过，只是希腊是以都市的守护神来代表都市，编造出了神与神的系谱。众神的系谱反映了希腊都市国家间同盟关系的推移。

古代希腊的都市国家都有各自的守护神，在强有力的霸权国家的守护神之间出现了系谱。最初的霸主是奥林匹亚，其神宙斯便在诸神之中占据了最高的位置。接着，海上都市波罗斯的神波塞冬成为宙斯的弟弟。随后成为同盟霸主的是德尔斐，其神阿波罗便成为宙斯之子。接下来变得强大的斯巴达的神阿尔忒弥斯成为阿波罗之妹，而随后强大的科林斯的神阿芙洛狄忒又成为其妹，最后称霸的雅典的神则成为最小的妹妹。

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也有各自的守护神，比如宋国的神是大辰，因而宋被称为大辰之虚。同样，陈被称作太昊之虚，郑被称作祝融之虚，卫被称作颛顼之虚，鲁被称作少昊之虚。表示这些神关系的系谱今天并不明了，但有的被说得像是正统的最高统治者。这些传说恐怕是在周民族入侵之前流传，还没有最终完成便被周的入侵打乱，最后终于被忘掉了吧。其后形成的则是假托于周的系谱的一系列亲戚关系，对想要当作亲戚也找不到办法的齐、楚，师徒关系就被编造出来了。其实师徒关系受到重视是在很久以后——恐怕是始于春秋末期孔子的时候。

周的东进　归根到底，我认为不论是周武王灭殷建周，还是幽王灭于西方，以及其子平王东迁洛邑，都不过是传说。但我相信这些传说有一个核心的史实，那就是一场历时多年的民族移动，即周民族在今天的陕西一带受到异民族的压迫，被排挤到东方，又征服了原住的殷系统的都市国家。殷被灭的年代，可以推测为所谓周室东迁的公元前770年前后。

我还怀疑武王平定东方并将亲属分封到各地建国的说法。我认为，这是在周民族建立的都市国家中出现较为强大的都市，并形成同盟关系后编造的系谱，与希腊诸神的系谱异曲同工。

研究古代史的态度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信古派，一派是疑古派。信古便是对写下来的文字尽量不加怀疑，遇到矛盾之处，才不得已将两者分别长短，但绝不夹杂臆测。中国的传统学风基本属于这一派，遵守《论语》中“信而好古”的教训。

疑古派史学　疑古派则与此相反，不管多么古老的记载，也不管有多少人相信，只要不合道理便加以怀疑。只是怀疑也各有程度，从尽量尊重传统的折中派到有罪推定的极左派，各种各样的派别中，我这样的恐怕属于左派。虽说如此，却也并不是要抹杀一切，只是有这样的洁癖——怀疑再怀疑，只相信怀疑到底后剩下的东西。

大体来说，古代史的年代有越研究越缩短的倾向。历来日本的正统古代史观在纪年上要比实际早六百数十年，现在这已基本成为定论，而得出这一结论则花了五十多年。

西亚的历史同样有研究越是进步年代就越缩短的倾向。比如据我所知，古代史上的大人物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大王的年代，在1880年是前2300年代，到1916年则向后调整到前2100年代，在1934年变成前1950年乃至1900年，到了1960年又向后修正到前1700年代。大略算来，每研究一年就缩短十年，有趣的是日本的纪年大概也以同样的比率缩短。如果认为在尚古癖不逊色于任何其他世界的中国，古代编年中没有任何水分的话，这种想法不是很奇怪吗？

二　都市国家的时代

都市国家的起源　根据中国的古代记载，中国在古时有万国。这里所说的“国”相当于后世所说的“邑”，而将其称为“国”，表示它们互相独立，是不从属于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从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这种国家的数量既然被称为“万”，其面积就必然很小。继万国之后，记载又说其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不过三千家者。[21]假如一丈相当于三米，那三百丈就是九百米，如果城郭是正方形的，那一边的长度是二百二十余米。如果一家有五口人的话，那人口不过一万五千人。不过，太古的数据是否真的一直保留到形成这样记录的时候，还是很让人怀疑的。后来都市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甚一日，独立国家的数量逐渐减少，于是当时的形势被投射到过去，才有了周的初年有一千八百国，殷的初年有三千国，而在之前有万国这种计算吧。

就算如此，还是应该注意到，在太古中国存在着无数的独立小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有城郭这种说法。到了汉代，仍然有无数叫作“亭”的、可以说是太古“万国”后裔的小自治体，它们都被城郭包围着。而在提到外国的时候，人民是否居住在城郭中，便被认为是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的区别。

都市国家的城郭最初必定是一重，建造地址尽量选在便于农耕的平原中稍高的丘陵上。春秋时代的都市国家中，屡屡有被称为某“丘”的出现在记录中，比如卫被称为帝丘，齐被称为营丘，等等。

都市的城郭　虽然最初的都市国家很小，但随着时代的前进，开始流行合并。数量减少后，面积则成反比例地增加。合并既有出于对抗外敌的必要而自发进行的，也有在战争后被吞并的，不能一概而论。

古代的聚落为了防备洪水或者敌人的攻击，在周围环绕墙壁以自卫，这被称为“城”。城这个字就如其字形所示，是用土筑起来的，目的专在防卫，因而有守卫的含义，与有着同样目的的“干”（盾牌）合在一起，出现了“干城”这一熟语。随后由于人口的增加，人民出了城居住其下，城内则成为神殿的所在，或者君主等特殊阶层的居住区域。但一旦有紧急情况，所有的人民都聚拢在城内，致力于保卫战。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后，又在城下的一般居住区周围筑起防御用的墙壁，这被称为“郭”。郭有包围的含义，但并不包含防御的意思。郭大多呈方形，根据其方位被称为“东郭”“北郭”等，这些词同时也成了郭所包围的居住区的名称。由此产生了可以称为内城外郭的都市。

在战争时，郭很容易被强敌的入侵攻陷，市民必须逃到城内。春秋时代的记录中有很多“入郭”的事例。但随着市民财富的增加，郭内遭到敌人的劫掠时，经济上的打击越来越沉重。于是各国争相致力于巩固外郭，甚至出现了厚达二三十米的坚固墙壁。由此郭成了第一道防线，不久后郭也被称为“城”。同时内城的防御设施遭到忽视，变得形同虚设，最后消失了。至此，“城”实际上就是“郭”，如果城墙遭到占领，整个都市便陷落了。

在城郭内的住宅区，道路呈纵横走向，大的叫作“街”，从街上分出来的岔路叫作“衢”。被街衢围起来的一片地区称为“里”，其周围环绕土墙，叫作“墙”。里的入口有被称为“闾”的门，里民在进出时必定要通过闾。进入闾后通往民宅门前的道路称作“巷”，如果是狭窄的空地，则叫作“陋巷”。各个民宅的周围也都有土墙环绕，这也叫作“墙”。

白天人民在城郭外的耕地中劳动，天黑后则回到里巷中的自家休息。城郭的门和里的闾门都是清晨打开，晚上关上。不管有什么理由，都严禁不经过城郭的门而翻越城墙，违者要受重罚。闾门的周围有被称作“塾”的空地，里巷的孩童都在此处玩耍。大人中的闲人则聚集到街衢交叉处的十字路口消磨时间。在大都市中设有被称为“市”的特别商业区，这里也是市民的社交场所。

氏族制度　在都市国家形成之初，古时候的氏族制度被原样带入其中。在中国，这叫作“姓氏制度”更为恰当。中国古代自由市民的人名由三个部分组成，即姓、氏与名。姓是最大的分类，周王族姓姬，齐的君主一族则是姜姓。从姓分出来的集团的名称是“氏”。氏中以居住地命名的最多，自周以下，鲁、晋、卫、齐等都市国家的名称便成了该国君主的氏。而在从这些公室中又分出来的家中，有孟孙、叔孙等以始祖与公室的亲戚关系为氏的，也有司马、史、卜等以世袭职业为氏的。最后还有个人的名字，即父亲所起的“名”，这则千差万别。只是中国有避免直呼本名的习惯，因而在本名之外还有叫作“字”的名称。孔子因为据说其母祷于尼山而孕，便以“丘”为名，而字“仲尼”。

“姓”这个字由“女”和“生”组成，并且“姬”“姜”“姒”等姓都是女字旁，于是有意见认为这应当是中国母系社会时代的残留，并一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这其实是误解，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母系家族制度，并没有实证，就算有，古老时代的情况也不可能传递到现在的汉字中。这是因为“姓”这个字，还有实际的姓“姬”“姜”等字，都是由偏旁组成的合体字，换言之就是较晚才出现的汉字。那么为什么这些字都是女字旁呢？这是因为姓是和女子关系最为密切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有着女称姓、男称氏的习惯。女子不仅在未婚时通常以姓来称呼，结婚后也仍然使用娘家的姓。因此周王室一族的女子在年幼时是姬，嫁到别家后仍然是姬。如果有区别的必要，就按照排行称为“孟姬”“仲姬”等。因此“姬”虽然本来是固有名词，但自春秋时代以来，上流社会中姬姓的女子最多，因此“姬”后来变成了普通名词，就算不是姬姓，也将显贵女子称为“姬”，一直延续到现在。

中国的姓氏制度不可思议地与古罗马的氏族制度相似。在罗马，拥有完全市民权的人也拥有三个名字，分别相当于中国的三个名字，只是排列顺序不同。比如Caius（名）Julius（姓）Caesar（氏），最前面的是Persona，即个人的名，也叫作Praenomen，相当于今天的First Name。接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一族的名字Gens，相当于中国的姓。习惯上，对男子一般将姓省略不称，也与中国一样。而女子则与此相反，总是称姓，像Julia这样是将名词女性化的称呼，不管是在年幼，还是嫁到别家以后，都一直是Julia。后来罗马的Gens的名称被普遍用作个人名，Julius屡屡出现在男子的名字中，Julia则屡屡出现在女子的名字中。排在最后的Caesar是Familia，即家族名，相当于中国的氏。Caesar家代代都是皇帝，因而后来这个名字成了皇帝的意思，进入德国后变成Kaiser，一直延续到了本世纪[22]初。

士与庶民　在中国古代的都市国家，随着都市的发展扩大，其内部也产生了阶级的区别。拥有姓的同时还拥有完全市民权的士，与没有姓也没有完全市民权的庶民形成了阶级对立。前者，也就是士阶级的男子，在战时有武装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参与国政，担任官吏。士只能与有姓的女子结婚，而没有婚姻权的庶民女子就算与士结合，也只能得到妾的地位。士与庶的区别是由战争中的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产生的，此外，从别国移民而来的人，如果没有被士的社会所接纳的门路，也只能永远埋没在庶民中间。

中国的士庶对立可以与古罗马的Patrician与Plebeian的对立相类比。罗马的庶民也没有姓，只称氏与名，最初也不被授予完全的市民权，既没有成为战士的权利，也没有成为战士的义务。

古罗马展开了历史上典型的阶级斗争，而问题的核心在于，虽然战时从军的义务逐渐被强加到庶民头上，但他们参与国政的权利却丝毫没有得到承认。然而当时的罗马正在向外扩张，国政必须得到庶民的支持，因而士族逐渐向庶族让步，歧视最后终于撤销了。

在中国的都市国家中，应该发生了同样的事。士阶级有持“戈矛”即武器，从军作战的权利，而庶民则只是在战时作为夫役被征发，没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当时的战争中普遍用车战，一般是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诗经》中屡屡出现的“四牡”即是指此，而以“四牡翼翼”“四牡业业”等歌颂其勇壮。观察从西亚到罗马一带的古代浮雕，可以看到许多四匹马牵引战车的画，我们也可以由此想象中国古诗想要表现的光景。

持有武器的权利　最初，车马武器原则上都是个人自备，但进入春秋时代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而且频繁发生，个人逐渐难以承受自筹军费的负担。于是兵制得到改革，其中之一便是设立常备军。历来的做法是按照需要召集有从军义务的人，但是这样很难制订准确的战争计划。于是编成能够随时动员的部队，就算还没到职业军人的地步，也预先确定好必要时能够立刻召集补充的人员。到这时，从历来没有从军义务的庶民中征发战士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其次是取消个人筹备武器的做法，由政府代为准备。但这需要财源，这些费用必须用税收来支付，这种新税被称作“赋”或者“军赋”。不过到了某一时期，只从历来自筹军费的士阶级征收，必定不够用，因而势必要向庶民征收。由此，租税制度的改革也不可避免了。按照历来的原则，军赋应当作为人头税来征收，但为公平起见，根据财产——主要是土地——来征收较为恰当，也应当较为容易。在春秋的发达国家中，这两方面的改革，看起来是在以前600年为中心的一百来年间相继实施的。

阶级斗争　在古罗马，完全的市民权由任官权、参政权、结婚权和财产权组成。这四项权利逐渐难以为士族所垄断，被相继分配给庶民，这一过程便是古罗马的阶级斗争史。不过在分配市民权以前，还有法律明文化的阶段，比如十铜表法便是如此。如果依照由士族垄断的习惯法来审判，不知其内容的庶民便会很不安，于是十铜表法应发布成文法的要求被制定出来。但是人们对它的评价非常差，于是又加上两个铜表，作为十二铜表法来使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记录中也可以发现，在中国的春秋时代，成文法第一次得到制定，在晋国它被铸成鼎上的铭文（前513年），在郑国则被写在竹简上（前501年左右）。

像这样整顿军备，并且依照成文法来审判后，必然要对政府机构加以扩大整备。由此产生的便是官僚集团的出现，以及掌握了这一集团的君主的权力之扩大。

都市与君主制　关于春秋以前诸侯国的历史，我并不打算完全相信《史记》等书的记载。这些书中除了开国时与周的关系之外，就只有接下来的君主系谱，这些人的事迹则完全一片空白。这正与日本神武天皇之后十代左右的空白相似。而到了春秋时代，即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以后，以鲁的历史为中心，多少能够追踪附近诸侯国的动静。

在周代，王室自不待言，鲁、晋、齐等诸侯国也都采用君主制。在这一点上，认为西洋古代的都市完全不同是不正确的。希腊诸国在初期都是君主制，斯巴达的君主制一直持续到了最后，罗马在初期也是国王制。在中国，君主制只是没有崩溃而一直持续下去而已，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一直持续下去这一点是应当思考的问题。恐怕这是因为实力相当的众多国家并存，并在互相进行战争的同时互相扶持以尽力维持君主制。“兴灭国”便是当时称道和尊敬的义举。

虽说叫作君主制，但其实与后世的君主制极为不同，远不是儒教所说的那种尊贵的君主。在据称是由孔子编纂的《春秋》中，“弑君”的记载据说有三十六处。儒教据此将春秋时代的大约二百五十年解释为君臣关系紊乱的时代，但这是因为设想了在以前有着君主权力很安定的所谓三代的太平盛世。春秋以前的真实历史并不清楚，因而没有证据能够让我们断定实际上比以前好了还是坏了。不过能够确定的是，直到这一时代为止，君主权都没有得到确立，君主与其亲戚和官僚在身份上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地位也很不稳定。而且因为君主权逐渐增长，很容易与周围产生摩擦，反而成了引发悲剧的原因。

奴隶制　在都市国家时代的社会中，除了士族与庶民的阶级对立，还有奴隶。其中男子称为“臣”，女子称为“妾”。这是由战争时的俘虏、掠夺或者人身买卖产生的，所有者是君主及其贵戚、富豪等。特别是君主拥有众多的臣妾，伴随着君主权的扩张，其数量也日益增多。应当注意的是，协助君主参与政治的官僚集团，最初也是模拟为君主效劳的奴隶而发展起来的。

后世官僚集团的统率者被称为“宰相”，“宰”是厨师，“相”是协助主人起居的护理人，都由奴隶担任。此外，据史实所示，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曾经因与桓公作对而成为俘虏，是从死囚中释放出来的奴隶。辅佐秦穆公的百里奚曾将自己以五头羊的价格卖掉，因而也是奴隶。而出现在时代更早的故事中的傅说，是殷天子见其从事奴隶劳动而赏识提拔的，其姓“傅”是指看小孩的人，也是奴隶的工作。这样看来，先是在君主的侧近有奴隶集团，其中有能力的人成为政治上辅佐君主的顾问，从而提高了地位，掌握了大权，虽然身为奴隶，却受到世人的尊敬。于是有人开始主动投身于这些奴隶之中，进而形成了官僚集团。此时，这些官僚便在君主面前自称“臣”。君臣的关系由此确立，本来就和君主与人民的关系不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仕于鲁哀公时也是采取臣的形式，因此就算其地位是大司寇，也与后世的高官不同，只是哀公家臣集团的一员。

官僚制与孔子　政治机构的整备在国内成为当务之急后，会有相应的人才需求，特别是充实官僚集团成为必要事项。顺应这种社会要求而负责教育人才的是孔子。孔子可以说是私塾先生，向弟子传授君主所要求的教养、文字、语言、朝仪、礼法、音乐、弓术等，并在有需求时挑选弟子加以推荐。也就是说，他开设的不仅是负责教育的学校，同时还是职业介绍所。

孔子在教育弟子时最为重视的是礼。“礼”如同其示字旁所表示的，本来是指祭神时的仪式，后来含义逐渐扩大，包括了交际时的规矩等广泛的职掌典制的实践。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将以往的做法作为不成文的规矩而加以尊重的习惯，在这一时代已形成。祭祀自不待言，在政治、外交和日常生活中也都必定有一定的规范，对其严遵不背是做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所必需的条件。负责汇集保存这种典故来历，在政府内是君主的近史的职务，在民间则由巫、祝等作为专业来传承。巫、祝都是在祭祀、葬礼等场合负责协助仪式的职业，孔子本人就出身于这种家世。

同礼一起，孔子将诗与书也作为教学的科目。诗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民谣之外，还包括有着古老起源的祭神歌之类，都是在宴会或祭祀时配着音乐演唱的歌词。将这些歌词加以编纂形成了现在的《诗经》，虽然据说是孔子所编，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实际口述教授的诗却有很多没有包括在其中。《诗经》恐怕是到了很久以后，流行歌已经完全不同的时候，由孔子学派的人搜集的吧。

书本来是文字书写的学问。当时需要文字知识的，只限于以政府为中心的少数特殊职业，主要目的是记录政治上的大事，或者在铜器上刻铭文。在练习书写这种文字的时候需要范本，而最恰当的自然还是以前的记录。一般相信孔子为此编纂的便是现在的《尚书》，但这里面还有很多疑问，比如被当作是周武王及其弟弟周公的训诫之语的部分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信，恐怕是今后值得研究的好题目。

孔子与儒教　孔子向弟子们传授为当时社会所需要的实用学问，并且为他们介绍工作。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在当时做着同样事情的塾师恐怕比比皆是，为什么只有孔子的事业流传到后世，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他在传授实用学问的同时，还阐述了人生的理想。他认为实用、实利的背后必须伴随理想。在教授礼的时候，他告诫弟子礼不只是动作的方式，还必须包含对君主的尊敬、对朋友的信义、对死者的追慕等真情。在将古代的记录作为文字范本加以学习的时候，他教育弟子要从中学到政治的理想、胜利者的圣德、失败者的愚蠢行为，并应用于实际。他还强调诗和音乐不单是享乐，还必须有助于社会生活和家庭关系中的和平与情操。他传授的既是立足社会需要的职业学问，又是省察内心、自问人应当是什么的伦理学问。由此必须说，将孔子作为中国式的人伦学之祖是极为自然的结论。

孔子被后世当作儒教的创立者，受到极度的尊崇，但是由此却产生了种种误解。孔子的言行录《论语》在一定程度上真实传达了他的面貌，但是《论语》本身也一直受到诸多曲解孔子原意的误读。比如这本书被认为是阐述以“忠孝”为支柱的道德，但实际上孔子所说的“忠”并不是这种意思。忠的意思是不仅对君主，对某一相识的人也要诚实，而且“忠”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反而，孔子最为强调的是“信”。信是在通常的人类生活中，特别是都市国家市民之间的信赖感，正是应当成为社会道德基础的东西。信当然是友人之间的原则，同时也是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以及君主与人民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如果没有信，人类社会就无法保持和平。要维持都市国家，也要以市民之间信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像这样读《论语》的方法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歪曲、被遗忘了。

对孔子的评价　对孔子教诲的解释随着时代变迁，因为当政者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孔子加以利用，结果不管什么时候孔子都站在掌权者的一边压迫人民，就成为在所难免的倾向。所以，清朝灭亡后的民国初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生了思想革命运动，陈独秀、胡适等先锋宣扬打倒儒教。然而社会安定以后，孔子依然和以前一样，成为人民崇拜的对象。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针对林彪的“批林”运动一起，反对孔子的“批孔”运动也再度发生。思想革命时期攻击儒教，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集中非难儒教牺牲弱者而不加顾惜；但批林批孔时有所不同，主要针对孔子的教诲是维护旧体制的反动教条这一点。公平地说，孔子出生于两千五百年以前，其教诲已不适合于现在，固不待言。其实，问题更在于在如此长的时间中一直利用孔子的势力，但是在中国人的印象里，孔子是一直活着的，所以思想革命、批林批孔被认真地宣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与此相反，作为指导日本人的原则，孔子的教诲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滥用并给人民带来不便。因而对我们日本人来说，批林批孔那样的运动首先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是我们的幸运，而由此，孔子在中国也未必找不到辩解的途径。

孔子与历史学　孔子被后世当作学问始祖的同时，也被当成历史学的开创者。因为据称是中国最古老记录的《尚书》和《春秋》都是由孔子亲手编纂的。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不过孔子曾经参考使用与现存《尚书》类似的古代记录亦见于《论语》，因而这必定是确有其事的。不过现在的《尚书》从被称为古代圣王的尧、舜开始，经由夏禹王，以周文王、武王、成王及周公的事迹为中心，编辑了据称是到周穆王时代的记录。现在的《尚书》包含古文和今文两个系统，清代的考证学者证明古文部分是后世的伪作，只有今文系统是真的。那么，今文部分真的记载了历史事实吗？这也大有疑问。孔子本人似乎认为周的历史中到文王、武王、周公的事迹为止都是确切的史实，但今天看来，这些事迹也值得怀疑。据内藤湖南博士分析，现在的《尚书》中首先形成的是周公前后的诸篇，因而是最古老的部分，而在此之前，关于殷的部分最早被附加上来，接下来夏的部分、尧舜的部分被陆续补充进来。这便是“附加”的学说。

在孔子的时代，文、武、周公的传说被认为是历史的开始。其后经过了相当长的时期，历史逐渐向古代扩展，本来只是传说的东西被当作史实，获得了历史上的地位。于是最初有圣天子尧，其晚年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王位通过“禅让”的方式传承。但禹将王位传给其子，因而变成了世袭制，夏王朝建立，最后到了桀王的时候因为暴虐而被殷（商）王汤所灭。殷在纣王的时候施行暴政，于是被周武王所灭。现在所信奉的中国古代史就这样形成。

比《尚书》还要可疑的，是孔子与《春秋》的关系。据传，孔子根据其祖国鲁的古代记录，编纂了从鲁国君主隐公元年（前722年）到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命名为《春秋》。据说编纂的目的，是根据孔子是赞美还是批判，对不同的历史事实使用不同的笔法来记载，以此让不忠之臣和不孝之子感到畏惧。孔子是否有这样的历史观并不明确，他编纂了这样的史书是不是事实更是让人感到怀疑。《春秋》这一记录，恐怕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经由孟子等人之手成为宣传儒教思想的参考书的。

春秋时代　不过由于有《春秋》这一记录保存下来，而且在对其进行注释的书中有《左氏传》，我们得以把握春秋这一时代的整体趋势，这必须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春秋》的记录过于简单，欲了解其意义，《左氏传》是必不可少的注释。但《左氏传》恐怕不是一开始就作为记录流传下来，而是口耳相传，可能是到了汉代才被整理成文字，而此时已经过了种种变形，添加了新的要素。但是除了《左氏传》，已没有别的记载当时史实的书，因而我们只能谨慎利用它，以追踪历史的变动。

我们看《春秋》的内容，可以知道在所谓春秋时代之初，在以今天河南省为中心的黄河平原一带，即“中原”地区，同时存在着数十个强大的都市国家。此前在中原诸国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洛邑的周，这时已经失去实力，变为历史上的存在。这大概相当于古希腊强国争霸时代的德尔斐吧。鲁国位于今天山东省靠近河南的地方，威势似乎曾强大一时，但在其北方又有齐国崛起，桓公时齐国达到鼎盛，以至能够号令中原诸国。这便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个，之后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相继称霸。

五霸是什么　抛开古代记录的道德史观，站在今天的历史学立场上来考察春秋时代的史实，可发现其意义在于中国文化的扩张普及，以及作为对此的反动异民族开始民族自觉，并建立了强大的都市国家。所谓春秋五霸，应当都是与周民族不同的民族。据传齐是出于周文王之师太公望的姜姓国家，但实际上是受到鲁国文化影响而新兴的国家，因为靠近海岸，依靠制造和贩卖食盐强大起来，并压倒鲁国而称霸。晋崛起于山西，通过将牲畜从北方的游牧民族转卖到中原诸国获利，在文公时成为霸主。其祖先据传说是周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但这样的晋周关系很值得怀疑。楚、吴、越三国在春秋时便被称为蛮夷之国，尤其楚被称为“蛮”，而此“蛮”似乎与中南半岛的孟族有关系。此外，吴与越是同一系统的民族，越是分布在从今天浙江省的海岸地区往南直到越南的海岸民族，越南的“越”不外乎就是春秋的“越”。住在越民族以北海岸的是被称为“夷”的民族，而“越”与“夷”本来的发音可能是一样的，而齐国可能就是出于夷族。

向领土国家的过渡　五霸出身于异民族，因而与周系统的民族必定有很多不同。特别是在政治组织上，它们虽然受到中原都市国家文化的影响，但其发展方向却并不是都市国家，而是有着很强的成为领土国家的倾向。比如齐国以临淄这一强大的大都市为中心，将附近的小都市变为属国，使其隶属于自己，不承认各个都市的独立性，将它们一律作为领土加以支配。而且依靠这些领土所提供的财力和武力与中原诸国打交道，将鲁以下的各国都置于名义上的同盟之中加以支配。之所以没有将这些国家变成彻底的领土，是因为各国都有作为都市国家的历史，独立精神极为旺盛，要将它们变为领土还有非常大的困难。

由此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市国家的历史并不能追溯到很久远的古代，其形成比较晚近，并且受到周边异民族的压迫，未能长期保持自身的繁荣。因而它们未能像古希腊那样发展出独特的都市国家文化，并将其作为遗产留给后世。不仅如此，就连都市国家的存在本身都被后世的史家忘却和忽视。

尽管如此，在进入随后的领土国家时代之后，都市国家文化依然保持着生命并继续发展，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向后世放射出异彩。

三　战国时代

从春秋到战国　如果将据称是孔子所著的《春秋》所包括的年代称为春秋时代，那么这一时代应当终结于前481年。但一般都将其大幅向后延长，将直到同一世纪末的时期都计算在内。这是因为到了宋代，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起笔于前403年，即当时的强国晋分裂为赵、魏、韩三国的时候，尔后便在习惯上将这一年以后称为战国时代。本来司马光应该紧接着《春秋》结束来写自己的书，但他认为这样是将自己当作圣人孔子的继承人，很是不安，因而没有这样做。[23]

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在文公死后也维持着强国地位，特别是将以河南省为中心的周系统诸国置于支配之下，并逐渐加强统制，变为领土。因而晋的文化与其他国家相比要先进得多，长期占据了指导性的地位。晋国强盛的原因，在于领土内有直到后世都很有名的被称为解州盐池的食盐产地，而且在北方有适于畜牧的原野，在南方则有伏牛山下的武器制造厂。

将军的出现　晋国依靠地利，组织起强大的常备军，并长期维持国威。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却逐渐脱离王室的掌握，落入世袭将军之手。在春秋五霸强盛时，霸主只不过是联合国的领导者，所动员的军队也不外乎是从同盟国驰援而来的乌合联军，而指挥这些军队的是霸主国家的被称为“司马”的贵族。但当常备军得到设置，战争规模变大，并且越来越呈现出永不停歇的倾向后，便产生了对精通军事的职业人才的需求。这些人一直统领军队，负责训练，被称为“将军”。兵权由司马转移到将军手中，这种现象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出现。在希腊是由Archon（执政官）转移到了Strategus（战术家）那里，在罗马则是从Consul（执政官）转移到了Imperator（将军）那里，而Imperator到最后成了皇帝。

晋有三军，六名将军轮流担任各军的正副指挥官，晋国的政权便转移到这六家手中。然而这六家为争夺权力而互相攻击，最后留下来的韩、魏、赵三氏便分割了晋国的领土，建立起独立政权，其姓就此成了国名。在司马光看来，这一分裂的完成是在前403年。

三晋与齐　在新兴的三国中，赵位于北方，据有从今山西省到河北省西南一带，在军马生产上较为有利。魏在河南省内占领了黄河两岸，包括解州盐池在内，因而在财政上处于有利地位，领土也到达了陕西省。韩占有河南省南部，领土最狭小，但却将有名的武器产地棠溪握在手中。

与晋的分裂相平行的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在齐国，桓公的子孙被大臣田氏夺去王位，伴随着这一革命，齐也一变成为军事国家。南方的楚吞并了吴、越两国，占领了长江沿岸一带，向南一直到达今天的广东一带。这一区域相当于现在中国本土的大半部分，但当时土地还没有开发，人口稀少，生产力不高，文化也很落后。楚国还保存着与中原诸国性质不同的原始文明，因而依然被北方诸国目为蛮夷。

秦的崛起　此时崭露头角登上战国舞台的是西方的秦国。陕西省西南部的黄河支流渭水的盆地，自古以来是易于发生民族融合的地方。以前周系统的民族曾将此处作为根据地向东扩张，征服中原。其后秦国兴起于此，春秋时也曾屡屡入侵晋国，让后者吃尽苦头，但因为地处偏僻，其分量还不足以改变列国形势。然而到了战国，其分量却骤然加重，因为它向西扩大了领土，得以有效利用丰富的资源。

陕西省现在是生产力最弱的贫穷省份之一，因为土地过于干燥。但是在古代，其实干燥的土地才最适于农业。在日本，奈良县现在也绝不是土地肥沃的农业县，但在古代其生产力却足以成为推动整个日本的原动力，原因是地势较高，便于排水。陕西省也是地高土燥，适于农业的地方。在古代，在干燥的地区进行灌溉比较容易，而要在低湿的地区防止水害的发生却很困难。但人类的定居会使土地越发干燥，随着历史的前进，像陕西省这种地方的土地变得过于干燥，屡屡受到旱灾侵袭而没有办法防止，因而每次都会带来饥馑。相反，古代时地势卑湿而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长江下游地区，在逐渐干燥后却成了最适于农业的沃土。在最近的日本，同样有爱知县、大阪、关东等大河的下游地区在生产力方面崛起，人口也集中到这些地方。

秦逐渐强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征服了居住在甘肃省一带被称为“义渠戎”的民族。虽然被称作“戎”，但他们却建设城郭都市居于其中，似乎保持着程度很高的文明。而且有火葬风俗，与中国完全不同，从这一点来看似乎是印度—伊朗系的民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不可能完全孤立于西方的同族而殖民，必定保持着与西亚文明圈的接触。秦可能借此开辟了与西亚的交通，获得了吸收西亚进步文化的机会，还得以进口珍奇物产并转卖中原，从中获利。古代东西交通的道路比后世更为偏北，从黄河大拐弯向西去；溯渭水而上到其源头附近再向西的路线，则是很久以后开辟的。

燕与日本　在以上六国之外，另一个新登场的强国是河北省北部的燕。虽然传说燕是周武王的弟弟召公所封之国，但毫无疑问只是假托而已，其民族也应当与周不同，是北方系的民族。燕国远离中原，因而与天下大势几乎没有关系，但由于其地理位置，它必然要向辽东方面扩张势力，起到了向朝鲜传播中原文化的作用。因而它对古代日本的开发，也应当有很多间接的贡献。

战国的王权　春秋时代，就算是强国的君主，称王的也只有与中原诸侯传统不同的长江流域新兴国家楚、吴、越。进入战国时代后，除了吞并吴、越的楚以外，齐、燕、秦、韩、魏、赵的君主相继称王，这是决不屈服他国霸权的表示。他们当中，有的是从春秋时代君主之下的将军发迹而成，这一事实表明王位只是依靠武力维持的。他们是现实中的强主，所以在解释其主权的来源时已不需要宗教式的神话。

国王在国都附近设置强大的常备军，并亲自掌管。战争时，临时任命将军，但向将军授予明确任务，后者不得超出职权自由行动。就算凯旋归来，也要在进入国都前解除兵权，只身入朝。这些制度都是为了防范政变导致的革命于未然。

在领土内，曾经的都市国家丧失了独立，大多与新兴的经济都市一起成为叫作“县”的行政区域。“县”与“悬”一样，都是指依附于中央的都市。县除了向中央输送租税以补充经费外，在常备军的兵力不足时还要征发本地壮丁，作为辅助军队出动。有时将几个县合在一起称为“郡”，以便中央监督。“郡”的意思是“群”，不外乎是县的群体。“郡县制”便萌芽于战国时代。

领土国家　战国的领土国家与春秋的都市国家之不同，在于前者有着明确的国境。在都市国家时代，被认为最为重要而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环绕在住宅周围的城郭，城外虽然散布着耕地，但与邻国耕地的界线并不很明确。在界线附近可能残留着没有开垦的原野，而很多情况下这些原野属于谁并不清楚，因而曾有游牧异民族沿着这样的间隙一直深入到中原腹地。进入战国后，在都市失去独立而依存于中央的同时，中央为了保护居民，将支配权扩展到都市之间的空地，开始将广阔的平面作为领地占有，于是自然产生了国境的概念。有时为了保护本国的领土，开始沿着国境线修筑长城。尤其感到这种必要性的，是大致位于中原的中央而四面都被别国包围的魏国。魏沿着与秦的国境，修筑了与黄河平行的长城。

只是应当注意的是，战国强国的领土本来是将都市国家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因此国境线常常犬牙交错，凹凸出入非常厉害，有时在他国的领土内拥有飞地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按照后世的思维来读当时的历史时，常常会碰到难以理解的现象，有时就是因为这个。

都市的改观　包含在领土内的都市，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分别担负起特殊的任务，生态发生了分化。国都在拥有众多军队和官僚等非生产阶层的同时，为了提供蔬菜等新鲜食品，依然必须有相应的居于城中而在郊外耕作的农民。但是谷物等可以贮藏的食品则从领土内的各个地方运来，民间也有富豪在市中设立仓库，囤积物资以追求投机利润。

在大都市，为了交易而设定的特别商业区被称为“市”。在市中直接进行买卖的，只限于得到政府许可并登记在册的商人。但从商被视为贱业，因此大资本家以用人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的交易，甚至出现了富可敌国的人物。货币经济的流行使资本的积蓄成为可能。

直到春秋时代为止，经济都停留在所谓自然经济的状态，谷物和丝绸被用作货币。黄金和青铜货币得到大量使用，是在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在燕、齐一带有被称作“刀”的小刀形青铜货币，在赵、魏一带则有被称作“布”的铁锹形青铜铸币。这些都是用于小额交易的货币，巨额交易则使用黄金。在地球上，黄金以沙金的形式广泛分布，不管是哪里，凡是未开发的处女地，经常有沙金被河水冲刷后自然聚集而被发现。中国的商人为了寻找黄金，组织商队进入未开化民族的境内。结果在普及中国文化和促进当地民族自觉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中的黄金日益丰富。这又刺激了经济，使好景气时代到来。但是一旦地表的沙金被采尽，生产就不能继续，因而伴随着资源的枯竭，依靠黄金的增加而形成的好景气便难免要走到尽头了。

市的繁荣　在战国时代的好景气之下，物资与黄金集在市中，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市不仅是交易场所，因为出售酒水和食物，也是市民交际和娱乐的场所。春秋时代开始的庶民地位的提高和士庶区别的取消，在进入战国时代后基本完成，导致了本来意义上的姓的消失，而在称呼人时只用氏和名的习惯得以普及。到最后，氏也被称为姓，氏和姓成了同义词。古来延续下来的同姓不婚的习惯，如今变成了同氏不婚，这一风习直到最近都是中国的习惯法，长久约束着人民。在引进了中国制度的朝鲜半岛也是这样，并且由于此处氏的数量较少，同氏的人很多，因而常常给民间的婚姻带来障碍。唯独日本没有形成这样的习惯，而在旧中国的人看来，这难免成为违背人伦的行为。

赢得身份解放的庶民如果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便可以聚集在市中尽兴玩乐。有人弹琴唱歌，有人吹笛跳舞，有人斗鸡、赛犬、博弈、蹴鞠为乐。又有人聚众说书，讲说的内容有尧舜和三代帝王的事迹，也有商队从远方带来的新闻。有时这些市井的口述传说会就此升华为历史事实。

中国古代的市，正可与古希腊的Agora和罗马的Forum相类比。只是西洋的市不仅仅是交易、社交场所，还经常是谈论政治的地方，有时还是进行政治运动的场所。与此相比，中国的市政治色彩非常稀薄，这一点与西洋不同。之所以说“稀薄”，是因为并非完全没有。例如，当齐湣王为燕国打败并被杀时，王孙贾来到市中招募市民，募得四百余人，袭击篡夺者并将其杀死，掀起了齐国的复兴运动。[24]然而市最终没能成为庶民政治运动的中心，因为中国都市国家维持独立的时间非常短，市没有来得及发展成熟。市得到发展是在进入领土国家的专制君主统治以后，而以专制君主的朝廷为中心出现了第二个社交场。这一场所日趋隆盛，市作为社交场的意义则反比例地日渐稀薄。中国之所以没能培育出民主主义，原因中有着这样的都市构成上的因素。

政治与学问　春秋时代，君主所支配的领域比较狭小，其政治也为传统所束缚，并且受到世袭贵族阶层的掣肘，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实施新政策。但到了战国，君主终于掌握了强大的主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自由施政。然而即便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运用政治，也希望有可以依据的基本原理。于是，各国的王争着聘请通晓政治理论的学者以资顾问。结果朝廷变成了一种社交场所，国内外的学者聚集到此，互相论难，为推广自己的道而互相竞争。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对这些学者的总称。

学派的产生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中有人继承师道，开设私塾教授弟子；有人找门路仕于战国王家的朝廷而成为官僚，并从事教育。孔子的学派——儒教——兴盛后，便有人模仿其做法而创立一派学问，其中比较早的是墨子，他应当生于孔子去世后不久。

孔子将周文王、武王和周公作为理想中的圣人加以尊崇，彰宣其道，墨子则提出应当遵从时代更早，因而更为有德的夏禹王的教诲。据他称，禹王力行勤俭，为民楷模，是平治黄河、拯救世间的君主，因而政治家应当以禹为榜样，节约简葬，废除音乐等无用的娱乐，赴汤蹈火也要为他人服务。在墨子看来，儒教所主张的“仁”不外乎是有差等的爱，厚待自己周围的人，而关系一疏远，待遇便随之变差，作为德是不彻底的，不分彼此的同等“兼爱”才是最高的理想。儒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军事攻击，墨子则认为这是没有兼爱精神的结果，战争只有在不得不防御时才得到容许。所有人民和平共存是支配着人类的鬼神的愿望，因而对能够契合鬼神意志的人，鬼神必定会在冥冥之中给予赏赐，这可以由历史上的事例得到证明。而在现实中表明鬼神意志的便是大多数人民的呼声，这是墨子的结论。墨家的学说在战国时非常盛行，达到与儒教相伯仲的地步，但汉代以后就衰落了，已不成学派。我们今天读墨家著作，其中有战术，有逻辑学，是重实用的功利主义学说，反而有很多适合现代的地方。只是其学悬绝已久，因此其书艰涩难懂，并且看起来也有不少文字错讹。

如果说墨子的学说是中国的斯多亚学派，那么与其同时，还有可称为伊壁鸠鲁学派的杨朱所提倡的自爱说流行。他写的书没有流传到今天，因而详细内容并不清楚。但似乎是主张人生来都是利己的，因而应当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活；他人也有自爱的权利，应当予以尊重；如果互相都守着自己的本分的话，社会便能够和平地得到治理。这一学说本身没有风靡世间，但对后来的诸家学说却有很多影响。

孟子　对于墨子和杨朱学说在世上的流行，试图站在儒家立场加以反击的是孟子。因为墨子已经在文王、武王之前放了夏禹王，孟子便抬出尧、舜，宣称自己的儒教是尧舜之道。尧、舜不私天下，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然而禹将王位传给其子，世袭制由此开始。在这一点上，禹的德不及尧、舜，而墨家之学也同样不及孔子的儒教。“兼爱”的无差等的爱反而有损向父母尽孝这一自然的感情，因而要加以反对。

在与不同的学派战斗时，需要各种武器，而学问的武器便是书。儒教方面开始用《春秋》作教科书，应该是在孟子的时代，即前4世纪中叶前后。《春秋》的正文只是极为简单的编年史，虽然被认为基本上传达了史实，但要以此确立《春秋》学，除了须将其记载作为历史加以解释外，还必须以某种政治理念来进行评判。在《春秋》的解释学中，《左氏传》主要站在追求事实关联的立场上，而在理论上发展出特殊解释学的则是《公羊传》。比如在《春秋》“隐公元年”条中有“祭伯来”三个字的记载。这是说周王室的大夫祭伯逃亡到了鲁国。这种情况一般应当使用“奔”这个字，为什么这里用了“来”呢？《公羊传》回答说，因为祭伯是王之臣。根据其解释，王是天下的主人，就算是鲁国，也是王所统治的土地。因而祭伯的行动只是没有得到王的命令便改变居住地，对此不使用意味着出奔的“奔”字。在这一解释的背后，有着王是天下的主人，不能有与之相对立的外国这一政治理念。

老子　虽然一般都相信孔子在年轻时曾向老子学习礼，但从现今保存下来的《老子》一书的内容来看，这肯定是比《孟子》还要晚出的思想。所谓老子之学，是对个人主义的主张，属于比其本身早很多的杨朱系列。但它并不是杨朱之学那样的快乐主义，而认为应当超越快乐。同时，以超越儒教所尊重的礼制和获得精神自由为理想。具有完全相同倾向的著作还有《庄子》，两者合称“老庄”。这一学派将黄帝作为其开创者，因而又被称为“黄老之术”。

有用之学　战国时，随着各国竞争的激化，有用之学受到追捧，学问因而更加细化和专业化。由此产生了兵家、农家、法家等，分别提供了关于兵法、农业和法律的专业知识，并著书立说。当然这些学问古已有之，其实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常识在各个领域的专家之间传承下来的，但到这时整理成了系统，并以理论武装起来，以用来打动各国的君主和有权力的政治家。

兵家中有名的是孙子和吴子，合称“孙吴兵法”，这二人均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只是他们与现存的兵书《孙子》《吴子》到底有多大的关系还是个疑问。最近[25]在山东省的银雀山发现了《孙子》的竹简，由此得知《孙子》有两种，但即便如此，前述的疑问还是无法打消。

本来农业知识必不可少，《孟子》中也曾出现研治以农业为专业的神农之学的人物。而神农氏被认为是实际存在过的皇帝，则是很久以后的事。

荀子　以上这些学派互相竞争，而儒教依然是最大的学派。只是在儒教之中，因为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所选择的教科书也各有差异，因而又分化为种种学派。这表明当时儒教还没有固化，仍然持续成长着。战国快要结束时出现了荀子，他反对孟子乐观的性善说，主张性恶说，认为应当以礼制防止作恶，集礼学之大成。然而礼究竟是什么？据荀子说，便是古代圣人制定的生活规范，是必须永久遵守不误的至高准则。为什么后世的人民能够遵守过去圣人制定的规范呢？因为人的本性没有变化，圣人推求人性的平均值而制定了适用于所有人的礼制，可以永远通用。荀子的学说在后来被承认为儒学的主流，一直到汉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继承荀子而汇集关于礼的学说的是《礼记》，其中有一篇名为《中庸》。一般认为这一篇是孔子之孙、孟子之师[26]子思所作，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古老，《中庸》的思想在《荀子》中已经有所叙述。然而在宋代，因为朱熹推崇《中庸》，将其放入四书之中，《中庸》便被认为是连接孔子和孟子的中间思想，但这并不正确。

法家　到荀子时，礼被认为是对自古以来的良风美俗的制度化，因而能够约束人们的生活，开始带有与法律极为相似的性质，只是没有强制力而已。既然如此，便产生了使用权力对背礼的人进行处罚更为有效的想法。由此在荀子的门下出现了李斯、韩非子等法律专家，提倡法家学说。不过法律不管在什么时代都是世间所需，因而自古即有，自不待言。只是在与其他学派的关联中赋予法律以理论，树立起一家之学的人物中，要特别举出这两人。

在被算作法家的作品中，有很多是后世的伪作。比如《管子》据称是春秋之初齐桓公的宰相管仲所著，但现存的《管子》是很久以后的作品，可能是出自汉代人之手。其内容极为繁杂，而以水为万物之本的思想，让人觉得或许与希腊的泰利斯等有关。

法家作品中还有《商君书》，据称是仕于秦孝公的商鞅所作，但现存的《商君书》似乎也是后世的伪作。

古代帝王的系谱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来看，应当注意的是，进入战国之后诸子百家相继而起，并在古代帝王那里寻找自己的渊源，古代帝王的系谱由此形成。孔子举出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可信的帝王，墨子在前面添上了夏禹王，孟子又声称之前还有尧、舜的存在，而道家老庄又论说更为古老的黄帝之道。到了汉代，司马迁写作《史记》时，便将黄帝作为曾经存在过的天子放在最前面，其后为尧、舜，接着从夏禹王经殷代而至周文王、武王，探求其事迹而列于本纪之首。司马迁也知道在黄帝之前还有神农氏，但这是农家信奉的始祖，他并没有采信，因而没有将其放入正统君主之列。但到了很久以后，神农氏的正统性也得到了承认，并且又在其前加上了伏羲氏，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相连续，被称为“五帝”。伏羲被认为是易学的始祖，“易”即是卜筮之术，最初是与儒教没有内在联系的职业，而最晚被儒教所吸收。易学指南书《易经》，也与自古已存在的《诗经》《尚书》以及接下来的《春秋》《礼》，一起被称为“五经”而得到尊崇，而且在列举五经的名称时，习惯上总是将来历最为可疑的《易经》放在最前面。

七国争霸战　太古时被称为“万国”的独立的邑，进入春秋后变为并存的数十个都市国家，而进入战国之后又被整编为“七雄”，这不外乎是战争导致的弱肉强食的结果，只有强者才能存活下来。既然武力争斗得到认可，也没有任何人能加以阻止，那么作为必然的趋势，战争持续发生，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互相吞噬，直到一国统一天下为止。只是，历史虽然注定要循着这似乎不可更改的情节展开，但实际上演时还需要演员。

战国之初，最以富强闻名的是魏国，它位于诸国的中心，有着最先进的文明，并拥有繁华的都市。但是这些长处也是短处，因为它与除了燕以外的所有列强接壤，因而卷入国境纷争的风险很大，与一国开战时，必定有别的敌国在背后虎视眈眈。故而魏在与赵、韩作战时，被齐国从背后袭击，结果国威扫地，从此沦为二流国家。趁着魏国的衰落而兴起的，则是西邻秦国。秦在七国之中本来是最落后的，但在引进魏国的文明和整顿国政之后逐渐强盛起来。秦夺取了魏在黄河以西的领土之后，必然要将矛头指向解州的盐池。魏都最初是靠近盐池的安邑，但因为接近与秦的国境，为了避开兵锋而移都大梁，即今天的开封，但仍然倾尽全力想要守住盐池。

合纵连横　如果盐池落入秦国之手，秦的势力就会无止境地增长，其他诸国的命运也会陷入危机，因而出现了六国联手保魏的运动，即苏秦的“合纵”。而想要破坏合纵、瓦解各国同盟的，是秦国一方张仪的“连横”策略。以双方虚虚实实的权谋霸术的往来应对为中心而编纂的是《战国策》，不过这本来是纵横家学派的教科书，因而虽然借用六国的形势为舞台，但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史实，却很值得怀疑。然而，司马迁在记述战国时代形势的推移时，多有将此书用作史料的地方，因而记述难免有陷于混杂的遗憾。法国学者马伯乐（Henri Maspero）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提出苏秦等是否为虚构人物的问题。但这恐怕是多虑了，苏秦、张仪等人的名字在《孟子》中也明确出现过。

至今为止，纵横家的学说往往被认为不过是辩论的方法，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类似现代演讲术的东西。在辩论之前，还有从数理的角度对现状进行的分析。在对现实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依据客观的均衡感做出缜密而大胆的判断，辩论才会有说服力。但这也是优秀的政治家早就在做的事，只是没有特别宣称是什么学说而已。由于纵横家的出现，这些秘密被公然摆到桌面上，得以作为一家之学进入实践。在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在外交上，也需要这种均衡感，但总觉得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有所欠缺，可能是因为没有纵横家的学问吧。

统一的进展　最终使战国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的是战争中的两项发明，即铁器的使用和骑兵战术的应用。铁与其他金属一样，首先发明于西亚，何时传到中国并不十分清楚，但战国时铁的用途逐步扩大却是事实。不过在中国，首先是铸造技术取得了进步，由于其性质，铸铁必然被广泛应用在农具等钝器上，用于武器等有刃的锐器还较少。由于铁器的应用，之前必须使用青铜的地方可以用铁来代替，相应地可以将青铜节约下来。由此青铜生产的压力得到缓解，得以武装大量的军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而这又使战争的胜负具有了决定性的效果。对失败的一方来说，东山再起变得很困难，而胜者则能够充分享受胜利的果实，获得了日趋强盛的立脚点。

其次，骑兵战术的应用不仅使战术为之一变，而且导致诸国之间的强弱差距愈发扩大。战国初期，战争中即便使用马匹，也只是牵引战车，而战车的行动难免很不方便。然而如果是一人骑一马，就算很陡的山坡和狭窄的小路，也能轻易通过，行动更敏捷了。特别是如果能够有效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将敌人包围歼灭也并非不可能。骑兵的出现与现代战争中坦克的出现有着同样的意义。

骑兵战术　似乎长期养马的人都能想到骑马奔驰，但实际并不是这样。骑马的方法也首先在西亚发明，然后向四方传播。骑马首先要驯马，而驯马必须有马衔。这些工具和技术的发明实际上并不简单。恐怕花了数千年才发明出来的骑兵战术，首先在中亚的游牧民族之间传播，又经由游牧民之手到达了中国。在中国，首先从邻近的楼烦学到这一战术并编成骑兵部队的，是赵武灵王（前？—前295年）。

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放牧马群，却在很长时间内不会骑马。他们学会骑马，应该比将骑马的方法教给赵人早不了多少。不过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自古便在西亚发展起来的骑兵战术开始流行于东亚的游牧民族之间呢？看起来，似乎是受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影响。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包括骑兵在内的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占领撒马尔罕并到达锡尔河畔，是在前329年。在这里，他受到土著波斯军队的反抗，而其中也有斯基泰人的骑兵部队。恐怕就是在这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得到了学习希腊军队更为优秀的骑兵战术的机会。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据说是在前307年，距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只过了约二十年。越是精锐的文明，其传播速度就越快。

赵国自从采用骑兵战术后，国势大振，在北方扩张势力，将异民族纳入领土，又扩充骑兵与四方国家作战。由此，赵国名将的时代拉开序幕，取代了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对赵奢、廉颇、李牧等人的事迹，司马迁在《史记》中大书特书。

秦的强盛　然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战术效用的却是秦国，虽然秦向赵国学习并稍晚采用骑兵战术。在前4世纪末，秦昭襄王即位，任用将军白起，频频向中原诸国发动进攻，尤其是迫使魏割让了旧都安邑以及邻近的盐池（前286年）。秦为了确保这一地域，将当地人民交还魏国，随后又从本国迁移来志愿移民的人，并将罪犯强行遣送到此地负责防御。取得这莫大的资源之后，秦的国力终于如日中天，蚕食诸国的领土后又实行强制同化政策。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东方诸国只能仰秦鼻息，汲汲于贪图一时苟安。昭襄王在位长达五十六年，他去世时各国争相派遣使者参加葬礼，尤其是靠近秦的韩，国王亲自奔赴秦国吊唁，暴露了前所未闻的丑态（前251年）。

昭襄王死后，孝文王成为国王，但第二年便去世，其子庄襄王在继位后的第四年去世，而继位的庄襄王之子便是后来成为始皇帝的秦王政。以其即位后的第二年为元年（前246年），直到三十七年（前210年）去世为止，他扫平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建立了皇帝政治。

四　秦

始皇帝即位　据称，战国前期秦孝公在位时任用从魏国逃亡来的商鞅，实施法家式的改革，由此奠定了霸业的基础，但这实在很难让人相信。据说商鞅的政策是压抑商业，鼓励农业，从农民中征发战士以强兵。但实际上秦是落后的国家，自然商业不繁荣，农民占了人口的大部分。追踪其后的史实，秦其实应当是充分利用商业实现了富国。

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在年轻时作为质子居住在赵国，在那里结识了大商人吕不韦，借其金钱收买秦国朝中的大臣，得以归国即王位。然而他在位没有多长时间便去世，其子嬴政十三岁继位，以吕不韦为宰相。商业资本家依靠财力，得以操纵一国的命运。因为君主年幼，吕不韦得以随心所欲施行政治。

然而始皇帝十年（前238年），吕不韦因内乱受到牵连而被罢免，从楚国亡命而来的李斯继而得势。李斯信奉法家之学，秦国的政治基于法家理论，应该是李斯得到重用以后的事。李斯的政策看来并不是重农主义。只是在始皇帝即位之初，韩国的水工郑国来到秦国，引泾河之水灌溉荒地，使秦国获得沃土而致富强，这是事实。李斯依靠这些农业资源，以及前朝所获得的盐池之利，实施积极的政策。有了丰富的粮食，就可以供养大军；有了食盐换来的黄金，则可以施展收买外国将相以作内应等计策。此外，秦国还有便于从北方相邻的游牧民族中进口军马的好处。而同时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的国家除秦之外再无他国。

长期持续的七国相争的场面，到了最后收场的时候却十分无聊。首先是在庄襄王时秦灭掉了周。周在末年分为西周国和东周国，此时所管辖的只是洛邑附近的几十个小邑而已，对于天下的形势已无足轻重。在始皇帝即位之前，两国都为接壤的秦所灭，土地、人民均被吞并。

韩赵的灭亡　到始皇帝时，六国中首先灭亡的是最为弱小的韩。濒临灭亡的韩国将法家学者、李斯的同门韩非子派到秦国游说，以冀侥幸活命，但据说韩非子反而被李斯杀掉。三年之后，始皇帝十七年时，韩将领土悉数献给秦而国灭（前230年）。

两年后，赵国灭亡。赵是崇尚武勇的国家，善于马战，之前也曾屡屡与秦国作战而互有胜负，对秦来说，赵是最为危险的存在。然而就算是赵国，也已经在始皇帝出生的前一年遭到了沉重打击。名将赵奢之子赵括率领四十五万大军与秦作战，结果被秦将白起的骑兵切断与后方的联络，全军覆没。据说当时赵也中了秦的离间计，罢黜良将廉颇，任用了徒有虚名的赵括，结果大败。此后赵国大衰，但不愧是尚武之国，不乏勇将。李牧代替廉颇，在北方击败匈奴，在西方与秦对垒，轻易不肯屈服。秦再次散布黄金，收买赵王的近臣，诬告李牧谋叛，致使李牧被杀。秦军乘此间隙袭击赵国，俘赵王而灭其国。[27]

魏的灭亡　三年之后，始皇帝二十二年（前225年），魏国灭亡。魏是七国之中最为发达的国家，因而作为发达国家的弱点也最先暴露出来，最充分地体现出了列国的烦恼，这很值得玩味。专制政体原本就有容易腐败的性质，而在列国之中，越是文化进步的国家，到了末期国王的统御就越是松弛，并逐渐失去统治权。于是，与国王同族的公子在旧体制之外另行建立新体制，在政府之外组织起新政府，开始领导国政。在魏国，信陵君首先创造了这一方式，他从各国召集游侠，豢养三千食客，威名远扬。这里所说的“游侠”与其说是日本的侠客，不如说更接近于浪人[28]。列国并立而征战不断，使各国人民都萌生了爱国心和国粹情节，同时也出现了无视历来祖国的存在而站在国际立场上寻找职业的游士阶层。信陵君将这些“游侠”召集到幕下，量才而用，又依靠这些食客的力量参与国政。同样的事也发生在赵国，平原君也由此得势。信陵君与平原君都无视本国的政府，联络他国，图谋结成抗秦同盟，即“合纵”。虽然这在现实中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但不依靠政府的私人的国际活动开始出现，是应当注意的现象。再考虑到游侠的活动，可以说个人有了超越国家的自觉，形成了国际人这一新模式。而这实际上是天下一统和古代帝国建立的基础。

不过理所当然，信陵君的新政府与国王直辖的旧政府产生了龃龉，在始皇帝登基之初，信陵君受到国王的排斥，于失意之中去世，于是魏国愈发衰落，不久便被秦国吞并。分割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大强国晋国的领土而形成的韩、赵、魏，即“三晋”就这样都成了秦的领土。

楚燕齐的灭亡　接下来秦的兵锋所向，是南方的楚。春秋时威胁中原诸国而令人胆寒的楚国，民族尚未开化这一点同时也是其长处。但随着领导者逐渐中原化，楚国蒙受文明之弊而逐渐衰弱。以王室为首，贵族习惯于骄奢淫逸，与下层人民产生隔阂。诗人屈原的烦恼正是这种世态的反映。虽然是王室的同族，但面对王室的孤立、权贵的腐败和当权者的昏聩，作为中国化了的知识分子，屈原在忧愤中能做的只是独唱悲歌。他投汨罗江而死，被认为是在前277年左右，相当于秦昭襄王在位的中期，而当时楚国已经处于末期症状之中了。只是因为楚国领土广大，气候风土也不相同，秦在蚕食其领土的同时没有将其彻底征服。

讨平三晋之后，秦将军队派往楚国，将军王翦率六十万大军杀到，一举征服了楚国的广大领土，时在始皇帝二十四年（前223年）。

第二年，秦王派遣远征军前往燕国将其灭掉，又过了一年，远征军在返回途中突袭齐国而灭之。六国之中，齐因为不与秦接壤而没有敌对关系，秦以甜言蜜语欺骗安抚，又用黄金收买齐国权贵，使其掉以轻心。这样秦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前221年）。

皇帝制度　从平定天下已经在望的时候起，秦国朝廷内部似乎发生了关于统一后政治体制的议论，而中心人物则是李斯。本来朝廷大臣的官位按顺序依次是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李斯不过是廷尉，但其学识却凌驾于同僚之上。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后不久，重要的诏书接连发出，其宗旨概括起来可以用建立皇帝制度一语道尽。历来政治上地位最高的是王，虽然秦曾和齐约定一起使用“帝”这一称号，但不到一年便作废了。帝本来是对最高神的称呼，并不是真实存在过的君主的称号。然而这一次，秦使用“皇帝”这一名称作为中国君主的称号，以后这一称号在两千一百余年间被继承下来，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只不过始皇帝为自己定下了死后的称呼“始”，希望子孙称二世、三世而一直延续到万世，而这种世数制伴随着秦政权的崩溃，只延续到二世。

“皇帝”的出现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在实质上也包含了许多新的意义。首先是古代王者应抱有的理想的复活。这种理想也与法家排斥的儒教思想一致，可以说正体现了中国思想的特色。《孟子》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新生的皇帝必须体现这一理想。也就是说，皇帝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君主，还必须是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的最高统治者。换言之，就是不承认对等的存在。皇帝是宇宙间唯一的存在，因而是专有名词，不需要任何限定性的形容词。始皇帝的“始”是对之后的二世、三世而言的，其在位期间的诏书中都只称“皇帝”。这一制度在秦之后也延续下去，天子自称时不会加上王朝名而称“汉皇帝”“唐皇帝”等。与此相反，对外国的君主则加上地名，称“倭王”“日本国王”等，以表示是某一有限地区的君主。

进一步说，始皇帝在位时，“秦”这一国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只是在相对于前朝的周时才有秦，对于后世，则没有必要特意区别，因为皇帝是要一直持续到万世的。在此，中国失去了国名，变成了皇帝之国。不过实际上，在即将灭亡之前，本应成为三世皇帝的子婴即位时，秦已经失去了中原的所有领土，只剩下秦本国，因而废去皇帝号，像以前一样称秦王。也就是说，子婴已经不是天下的王，而是退回到有“秦”这一限定的王。

郡县制　平定六国之后，朝廷中立刻就有议论说应当在遥远的燕、齐、楚等地区仿周制封王，李斯则反对这样做。他的理由是，就算现在立近亲为王，几代之后关系便会疏远，各人开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终会带来无穷的祸患。于是将新领土都置于天子的直辖之下，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郡之下有县，县设令、丞。这些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因而只要一纸调令，就必须交出官位。

郡守、县令是长官，郡尉、县丞是副官，郡监则以监督辖下各县为职责。监督郡守的则是中央的大臣，特别是御史大夫。而皇帝自身也要“巡狩”，即行幸各个地方，在亲自监督地方政治的同时炫耀统一君主的威力。其情形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到之处都要立石，刻上歌功颂德的文章，而有一部分碑刻至今仍然留在当地。为了行幸，始皇帝在天下广建被称为“驰道”的道路，此事不见于《史记》，但记载于《汉书·贾山传》。书云，始皇帝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也就是说，以国都咸阳为起点，开辟了通往今天河北省、山东省、浙江省和湖南省的大道，宽七十五米，每隔七点五米种植杉树。不用说，紧急情况下驰道可作军用，以调遣大军和运输补给。

对外政策　虽说皇帝制度在理念上不承认对等的存在，但现实中皇帝的权力并不是无限大，对于敌对国家的存在和国境冲突的发生，皇帝也没有办法。战国末期，北方游牧民族也形成了大统一的趋势，匈奴族中出现头曼单于，并渐趋强大。于是始皇帝派长子扶苏和将军蒙恬北击匈奴，并修建万里长城，以防匈奴南下。从战国时代起，燕赵等修筑了一部分长城，而秦将它们接续起来，建成了西起黄河上游、东至辽东的空前大要塞。长城在此后经过几次移动和修复，最终固定在今天的位置上大体是在明代。相比现在的长城，秦长城在西端向内地缩进很多，从临洮即洮河与黄河的交汇处一带出发，沿黄河北上，然后横穿现存的长城一线向北，包着河套继而向东，沿着今山西省北部的阴山一线渡过东方的辽河，将现在的沈阳一带包括在内。

始皇帝最初划定的三十六郡领土中，并不包含现在的福建、广东和广西各省。在兴建长城的同时，始皇帝还派大军越过五岭，征服了当时叫作“陆梁”的越人的土地，并移民以同化当地人，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南海大体上是现在的广东省，桂林相当于广西省。而关于象郡，历来都将其与汉代的象林县相混同，认为相当于现在越南的顺化一带，但其实秦的势力没有扩张到那么远，还是认为止于河内附近比较恰当。

现在的福建省一带，当时居住着被称为“闽越”的民族，在自称是春秋时越王勾践后人的闽越王之下，各地都有小头领割据。始皇帝废掉闽越王，在当地设置闽中郡。至此，秦的领土为四十郡，大体上形成了后来被称为“内地十八省”的区域轮廓。只是详细说起来，秦的版图在西北不包括甘肃，在西南不包括云南，而在东北方则拥有辽河流域，即今天的辽宁省一带。

强化统一政策　始皇帝为了统治这空前庞大的领土，采用李斯的法家学说，在所有方面都强制推行划一政策。中央制定的法律无视当地习惯，一律不加妥协地强制执行着。度量衡统一为法定标准，马车的宽度也有规定。此外在战国期间，各国文字的字体变化发展为各种式样，始皇帝命令李斯等人进行校订，统一为《仓颉篇》的字体。这便是所谓的“小篆”，而仓颉据说是黄帝时史官的名字。恐怕李斯等人是对自古流传下来的“仓颉体”进行了修改吧。秦篆是用硬笔书写，线条没有粗细变化，而在进入汉代后开始使用毛笔，因而出现了隶书，又随着毛笔的进步而形成了今天的楷体。

秦的法制所依据的原则，与后世普遍化了的儒教道德极为不同。始皇帝在最后的巡幸中登上会稽山，立石刻文，记载说，如果丈夫通奸，可将其杀死而不算犯罪；母亲弃夫改嫁时，丢下的子女即与她断绝母子关系，等等。这些恐怕是当时秦本国的风俗。要将这种秦国式的法律作为通用于天下的法律而一概强制执行，就难免处处产生摩擦了。

秦虽然废除了以前的所谓封建制度，但并不代表随后出现的就是现代的平等原则。爵位阶级制度被创造出来，以取代封建制度。爵位的最低一级叫作公士，这便是自古以来的所谓士族身份。第二级为上造，之后层层上升，第五级是大夫，由此以上相当于据说是古代周朝的制度中的大夫。再往上，第十九级为关内侯，第二十级为彻侯，相当于周制的诸侯，但在秦的制度中关内侯只是名义上的地位，而彻侯则分予狭小的封邑，可以食其租税。

阶级制度　没有爵位的人也就是历来的庶民，被改称为“黔首”。黔首不管多么有钱，也不能享受社会上的特别待遇，有时甚至反而因为富有而蒙受灾难。统一之初，十二万户富豪被迁移到首都咸阳，据说这是强干弱枝的政策，同时也有着尊崇农业与抑制被称为“末业”的商业的意味。既然如此，资本家是不是受到了彻底的打压呢？却也不一定。巴蜀的寡妇清经营祖先传下来的朱砂矿而能守其业，始皇帝表彰她为贞妇，并以客礼相待。巴蜀一带很早就成了秦的领土，当地居民似乎受到了朝廷的优待。

黔首之中，还有比一般人身份更低的人，此外还有比黔首低一等而被当作贱民的人。前者是在派遣士兵长期驻扎新占领地区时首先被指派的民众，包括户籍有污点的人，即曾犯逃亡罪的人，或不分家而入赘到女方家并改姓的人，以及被注册在商籍中的人等。比黔首地位还要低的是被免去刑罚而沦为奴隶的罪人，因为秦的刑罚很严酷，所以当时有很多这种人。始皇帝营建壮丽的宫殿阿房宫，以及修筑其陵墓时所使用的罪人，据说达七十万人。在废除封建阶级之后，秦又建立起皇帝制度之下的新阶级制度，明确区别阶级之间的尊卑贵贱是立国的大方针。

法治主义　在始皇帝实施的政治中，最为人诟病的暴政是焚书坑儒。不过也有人解释说当时被杀的是所谓方术之士，不是儒者。据说始皇帝为求长生之术，曾派遣徐芾[29]等去东海仙山寻找秘药，但方士中有人骗得他白白花费大量金钱，又说他的坏话并逃走，始皇帝一怒之下杀死了四百六十人，而将这称为“坑儒”并不合适。

又在李斯的建议下，让天下人学习法家之学，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历史书中只认可秦的史官所写的东西，在政府学官的藏书之外，民间的《诗经》《尚书》以及记载百家之言的书都要交给政府并加以焚毁，是为焚书。不过关于医药、卜筮和农业的书籍则允许民间拥有。发布这一禁书令，其实是在杀诸生的前一年，两者之间或许有内在的关联，但表面上却是互相独立的两个历史事件。

始皇帝是伟大的专制君主。我在这里不称其为“独裁”，是为了与宋代以后的独裁君主制相区别。在我看来，宋代以后法律上的独裁君主作为一种制度而出现。当然，开国君主依靠其个人才能，发挥了充满个性的独裁，而其做法就此成为制度，为子孙后代所继承。独裁君主在制度上只是做出最终决定的机关，所有政策都由各个下级机关来准备，最后由宰相加以审查。如果宰相认为天子在做决定时有两种以上的选择，便在准备草案时将两种方案都写在内，请君主做出最终决定。然而在古代以及中世，这种政治模式还没有形成制度，君主依靠个人的能力进行专制，而一旦君主去世就会产生全新的局面。如果后嗣昏庸无能，大臣可以辅助，但这完全依靠个人之间的信赖。如果信赖产生动摇，就会带来不可想象的结果。

古代帝国的理念　我们将始皇帝创立的秦王朝作为古代帝国加以评价，并将它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西洋的罗马帝国以及印度的孔雀王朝进行对比。这是因为在这些王朝的时代，各地域自古以来的统一倾向都开花结果达到最高潮，出现了最大的版图。而且将这些王朝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

古代帝国的第一个共同点是，在统治广大的领土时不设立封建领主，而是从中央派遣官吏担任地方长官进行统治。最先树立起古代帝国模范的波斯大帝大流士一世任命总督为地方长官，这是有名的事件。而秦的郡守便相当于波斯的总督，其他世界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波斯的大流士大帝、孔雀王朝的阿育王都采取了在领土内巡幸以向地方民众炫耀统一君主威力的政策，这与始皇帝的巡狩很相似。巡幸需要修建道路，而大流士大帝和罗马皇帝均注意整修军用道路，这与始皇帝建设驰道如出一辙。

君主在巡幸过的地方立石刻铭，夸耀功业，也有大流士大帝和阿育王的先例，始皇帝的刻石或许未必不能认为是对他们的模仿。但中国的刻石始于始皇帝之说并不正确。始皇帝巡幸今山东省南部海岸的琅邪台时，在刻石铭文中说，古代的帝者德行并不很高，却仍将所作所为刻在金石上，为了给他们树个榜样而竖立此石。由此也可以知道刻石并不始于始皇帝。

始皇帝之死　大专制君主始皇帝突然去世，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带来重大震荡。作为专制者的始皇帝甚勤勉，据说每天处理的竹简文书要用以十斤，即六公斤为单位的秤来称量，给自己定下指标，而能够做到同样事情的别无他人。而且他的去世很不凑巧是在巡幸途中，丞相李斯为宦官赵高所制，合谋篡改了始皇帝的遗诏，将太子扶苏赐死，而让少子胡亥即位，这便是二世皇帝（前210年）。

二世皇帝的统治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当然也不可能立即回到正道上来。首先是对二世的即位表示不满的兄弟接连被肃清，最后优柔寡断的李斯遭到赵高陷害而被杀。知道自己的施政不受欢迎的二世为了防止内乱，从外郡征发五万军队入都，又因为害怕前太子的部下发动叛乱，派遣新军替换了北方边境的老部队。

河南省南部的民众陈胜受到征发，成为一支部队的新兵首领，在赶往长城戍卫的途中，因雨水连绵而无法行军。在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按时赶到后，陈胜与部下商量说与其违反期限而被处死，不如冒险谋反而死，遂杀死长官发动叛乱。秦的刑法极为严酷，反而成了诱发叛乱的原因。

在战国期间，一方面社会上形成了迈向统一的趋势，另一方面各国长期拥有同样的文化，实行同样的法制，自然形成了共同的情感，产生了爱国主义。在被秦讨平时，虽然诸国并没有很强烈地抵抗，但一旦受到了秦的统治，地方官都是前来赴任的秦人，加之语言差异，行政、审判都依据不考虑地方传统的秦律来强制执行，因而地方官和人民之间不免发生摩擦。特别是对战国时代曾经身为地方领袖和特权阶级的有权势的人来说，历来的既得权力完全不被承认，而新近从中央赴任而来的官吏举止专横，激起了很大的反感。对这些地方上的不满分子来说，陈胜的起兵完全足以成为一同奋起举兵的导火索。

齐地有田氏起兵成为齐王，楚地则有以前的王族被拥戴为楚王，赵地也有赵氏起而为王。这些势力都标榜复兴故国，而除此之外还有刘邦起而称沛公，与陈胜一样是民间的新兴势力。

这些势力联合对抗秦军，再现了以前六国时代的形势，并称为合纵。而成为合纵盟主的则是楚的项羽。

项羽与刘邦　楚是春秋以来的强国，面积广阔，因而随着土地开发的进展，潜在势力日益增强。项氏仕于楚国，是世代为武将的显赫之家，最初项梁举兵战败而死，其侄项羽继承其后。

项羽打算与刘邦分道入秦，救援被秦攻击的同盟赵国，结果在巨鹿与秦军遭遇。项羽为求必胜，命令全军携带三天的口粮，渡过黄河后又沉船以示不胜即死的决心。赶到巨鹿城外后，也不向其他盟军求援，孤军奋战，九次交锋后大破秦军，巨鹿之围遂解。同盟军眼见奋战之惨烈可怖，不敢出战，只得龟缩在自己的阵地中作壁上观。获胜之后，同盟军的将军们进入项羽阵中祝贺时，都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于是项羽自然获得霸权而成为合纵的首领，率领诸军向西前进。

然而在同时，刘邦由南路挺进，攻城克邑，由武关入关中。当时赵高弑杀二世，并立胡亥之侄子婴，又使其去皇帝之号而称秦王，结果秦王又在赵高觐见时杀了后者。秦在内讧之后进一步失去了抵抗能力，当沛公刘邦的军队逼近首都时，不战而降于其军门。此时是子婴即位后的第四十六天（前206年）。但项羽随后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了壮丽的阿房宫，并东返以彭城为都，自称西楚霸王，以联盟领袖的身份号令全国。

项羽将故国楚的国王后裔立为义帝，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没有给予任何实权。在各地，号称六国后裔的旧势力和打着反秦旗号揭竿而起的新兴势力混杂割据，项羽为调整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煞费苦心，而最难处置的便是沛公刘邦。因为刘邦在项羽之前进入咸阳，立下降伏秦王的大功，并且麾下精兵可观。项羽嫉妒刘邦之能，给予汉水上游的汉中并封其为汉王，但那里是尚未开发的贫瘠之地，汉王自然不满。正好项羽因与义帝不和而擅自弑杀义帝，汉王便以此为罪名起兵讨伐项羽。汉王首先北上平定了秦的故地，利用秦的地利和人力物力资源，与项羽的楚军连年交战。这正好是战国以来秦楚之战的再现。而且正如秦在秦楚之争中取胜一样，这次也是汉王最后获得了胜利。项羽在其出生地附近的长江畔的乌江被逼得走投无路，战败而死。

秦始皇帝历来被说成是残暴君主的代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30]，在指责孔子及儒教鼓吹反动思想的同时，又说法家学说具有进步意义，始皇帝也被看作是开明君主。但如果历史的记录是真实的，那就不能否认始皇帝的政治独擅和专制，以及因为急于求成而流于苛酷。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据是他在七月去世之后，第二年（前209年）的七月便有陈胜揭竿而起，天下陷于混乱，结果大量无辜的人民成为内战的牺牲品。虽然为将来考虑无疑是很困难的事，但万能的专制君主只能保证死后一年的和平这一事实，就是其政治是一场大失败的最好证明。只是成功和失败都源于专制，说在使他完成平定六国伟业的专制中潜藏着死后大乱的原因，也未尝不可。

五　前汉

从秦到汉　到了承秦之后的汉朝，虽然彻底的和平没有立刻降临，但至少社会还是大体上恢复了平静。仅是前汉，从高祖刘邦数起，到第十四代的孺子婴被王莽夺去皇位为止，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命脉，其间至少没有足以将王朝卷入灭亡的大乱，这些都是事实。从另一方面来看，这让我们有理由推测秦统一天下时与汉平定天下时相比，社会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历来中国式的解释全是儒教式的道德论，其中的代表是汉文帝时贾谊的《过秦论》。据他说，秦在二世皇帝即位时，正值始皇帝的积极政策导致天下穷乏，是施善政、得人心的绝好机会。寒者利裋褐，饥者甘糟糠，不可能满足不了人民的最低欲望。如果此时裂地分封功臣子孙使其立国，宽缓法律而清空牢狱，暂免严酷的刑法而将罪人送回家乡，打开政府的仓库而赈济贫民，减轻赋役让人民安堵，再行文教让各人自爱其身，应该能够充分期待天下太平。但二世的政治却反其道而行，继续着与此完全相反的暴政，最终走向崩溃也是必然的结果。

这番议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始皇帝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强硬的积极政策，因而总有一天必须做出改变，转变到消极政策，而二世却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秦统一之初，社会上还保留着实行积极政策的空间。但到了汉初，天下萧条，疲敝已极，不管谁得了天下，都已无法再采取积极政策了。

从春秋持续到战国的战争，一方面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丰富的体验，有促进文化技术发展的一面，但同时更加招致了民力疲敝的结果。贾谊在形容秦与六国的战争时说“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而秦始皇帝的统一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有汉楚争霸继之而起，又造成了更大的惨祸。项羽在巨鹿之战获胜后，虽然降伏了秦将章邯，但却不知该如何处置其麾下的二十万秦军，最后将这些人全部杀掉。这支军队原本是为修建秦始皇帝的陵墓而役使的七十万刑徒，也就是犯人，他们免于处刑而被用作苦役，此时又被临时派上战场，因而本来就品性恶劣。而类似的惨剧应该到处都有。据高祖的臣下娄（刘）敬所言，汉与楚“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因而虽然勉强打倒了项羽，但据《汉书·食货志》，人民失掉了产业，无从劳作，加之饥馑肆虐，一石米的价格涨到了五千钱，人民相食，死者过半。民间当然没有积蓄，就连天子也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至于文臣武将，根本用不上马车，只能用牛车。

一治一乱　不过实际说来，正是这种疲敝的状况成了战后社会复兴的基础。汉政府最期望的是时局安定，与民休息。为此只能宽刑省法，简政裁员，轻徭薄赋。就算想采取秦始皇帝那样的积极政策，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而且一旦在国初实行消极政策，并成为中国这样重视传统的国家的常态，如果其后没有发生极为特别的事，同样的政策便会维持下去。

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生产设备的破坏，无疑是经济上的沉重打击，但也会使其后的发展更为容易。当时的人口一共有多少并不清楚，但在还没有充分开发的时代，就算是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很少的人口，一旦达到了饱和点，也会不断引发如何处置多余人口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人民居于城郭而在城外拥有耕地的社会形态下，城内的住宅用地会很快紧张，而城外的耕地如果开拓得太远，往返就太费时间，因而耕地也容易不足。在灌溉设备也不完备的地方，就会屡屡出现歉收的危险。

不过在大乱之后，如果人口减半，城内的住宅用地就会宽裕。而农业则会从水利最为方便的肥沃土地开始，因而不怎么需要担心天气带来的歉收。只要能够忘记过去的创伤，人民就会有干劲和盼头。换言之，战乱消除了导致战乱的原因。

这是非常残酷的事，但事实上在中国，这种悲剧后来也一直重复着。这是应该从历史中充分吸取的教训。当时还没有统计的想法，也不曾在数量上思考人口、资源和生产的关系，只能认为周期性的大乱不可避免，而将其归结为机械的“一治一乱”宿命论。

对已经过去的事没有办法，问题应当在于今后怎样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生产，在不发生惨祸的情况下调节人口和衣食住之间的供求关系。

姑息政治　汉高祖统治天下的最高理想是社会安定，而为此首先实行的是封建和郡县并用的姑息政策。这里所说的“封建”并不是要周代复活。与楚争天下时，刘邦对部下的大将与其说是当作臣下，不如说是视作盟友，战事正酣时让韩信称齐王就体现了这一点。统一天下之后，就此承认诸将当时所拥有的势力而给予相应的领土，是最为现实的办法。

除此之外，还有使封建在现实中成为必要的状况。秦的郡县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边远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同等地承担赋役，比如长城警卫工作，远方的人民同样要出动。但如果将这些土地作为封建君主的领地，人民就只需对封建领主尽到义务即可，可以因此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当时还没有治理统一帝国的经验，只知道划一地实施法律，因而只有在郡县和封建之间两者择一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封王建国是使边远地区的人民得到休息的唯一方法。

接下来，如果中央政府想要在避免强烈抵抗的情况下削弱诸王势力，首先可以采取改变封地的办法。最需要防备的是齐王韩信，此人是优秀的军事战略家，以一己之力平定齐地，并且半是威胁地让刘邦封他为齐王。在项羽被消灭后，汉以韩信的故乡是楚为由，将他改封为楚王，又趁楚国基础未牢，在建国满一年时（前201）撤除了韩信的楚王之位。接下来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的大国，继而其他小国，都被一个接一个地没收了，并且很多情况下是采用暗算手段。

亲族封建制　不过汉并没有消除封建制本身。异姓诸侯多数是风云际会之际从民间崛起的有武略的将军，汉害怕他们会成为将来的祸根，于是消灭功臣诸侯，又将高祖的同族分封为王。其中势力最大的是高祖的弟弟楚王、儿子齐王、哥哥之子吴王等，共有九王，高祖甚至留下“非刘氏不王”的遗言。只有长沙王是例外，此王为吴氏，或许因其领地位于边境，又最为狭小，朝廷才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名义上，诸王私有分封的土地和人民，可以自治。但事实上，他们只因是汉室的同族才被提拔，其中凡庸的君主很多，因而在政治上必须依靠中央。而这正中中央的下怀，趁机将能干的官僚作为傅或者相派到各王那里充当顾问，在教导诸王的同时也进行监视。

从这一点可知，汉的同姓封建制一直处于中央的监视之下，性质与郡县没有大的不同。不过作为监视者被派往诸侯国的傅、相却甚尴尬，他们虽是中央派来的，但在各自的王国却又是王的臣下，不知有多少人夹在中央与诸侯之间左右为难而死于非命。有名的文人贾谊被任命为梁王的傅，但因梁王落马而死，他慨叹没能完成傅的任务而时常哭泣，过了一年多便在三十二岁时英年早逝。

匈奴政策　汉初的消极主义也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当时最大的强敌是新近在北方崛起的匈奴游牧帝国。匈奴应当是蒙古系的民族，曾因秦将蒙恬北伐而受到打击。接着在汉初冒顿出现并成为单于，征服戈壁周边，形成了广大的领土。这是蒙古地区的第一个大帝国，也是骑兵战术传入后引发的现象。

匈奴族居无定所，带着帐篷与畜群逐水草迁移，他们从孩提时起便骑在马背上，喝着马奶长大。财产就是牲畜，但衣食都用畜牧产品来满足既不健康也不经济。用饲养的牛马交换农民的谷物，则双方都有好处，只是交换时由于语言习惯不同，很容易产生纠纷。而一旦爆发战争，对中国军队来说，机动性较强的匈奴军队是很难对付的。

在高祖分封的诸王中，战国时的韩王室的后裔、名为信的人被封为韩王，此人与名将韩信是同名的两个人。汉初，韩王奉命将封国迁到山西省北部的代，此处是与匈奴接壤的地方，容易受到攻击。代王向中央求援，但中央的援助并不充分，代王终于向匈奴投降。不久，匈奴挟代王南下入侵，一直深入到内地的晋阳，也就是今天的阳曲一带。中央政府不能置之不理了，于是高祖亲率大军出动。本来高祖不擅作战，名将韩信曾评价说指挥十万以上的军队对刘邦来说负担太重，然而此时高祖却带着三十多万人出征。起初形势很好，一路追着退败的敌人向北前进，但这其实是匈奴的计策。当高祖来到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时，却被匈奴重重包围。敌人的大军据说多达四十万，超过汉军的数量。高祖被围困在小城中，过了七天都无法与己方取得联系，只能在签订屈辱的和约后撤军。汉向匈奴赠送了数量巨大的黄金和丝绸，又将同族的女子称作高祖的长公主嫁给单于，此外每年还要赠送大量金帛。不过这些花费换来了和平，与进行战争的军费相比还是很低廉。

高祖其人　高祖在被项羽封为汉王的第五年（前202年）即皇帝位，即位后的第八年（前196年）平定淮南王黥布的叛乱，最终因此时所受的箭伤而死。他生于位于今江苏省北端的沛，是中等农民之子。这一带在当时相当于华北与华中的分界线。历来独裁者多出现在文化的分界线上，这是因为受了两种不同文明和风气的锻炼，头脑的运转比较复杂，最适于在乱世应付困难局面。并非高祖一人如此，与他共同举事的萧何、陈平、曹参等都是同样性质的人物，并辅助了高祖。以万夫不当之勇闻名的樊哙，也不是只凭蛮勇的武夫，而是懂得进退的通情达理之人。汉的天下是由这些聪明人合力缔造的。因而即便是张良这样的功臣，也因为是外人而没有融入这一集团的自信，在天下统一之后就主动抽身，安于小领主的地位以自保。

高祖临终时，吕皇后问如果大臣萧何去世，该由谁来接任，他回答说可用曹参，又问曹参的后任，他回答说应当并用王陵和陈平。这些都是高祖家乡附近的人，如果张良还在朝廷做官，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最后问到陈平的后任时，高祖回答说不知道，这就是说同乡中的人才已经用尽了。

后来前汉崩溃时，中兴汉朝的后汉光武帝起于南阳，此地接近河南省的南端，也是华北中原文化的尽头。接着取代后汉的魏的曹操，家乡在谯，同族对他多有支援，而谯则在今安徽省北端与河南省接壤处，与沛极为接近。

高祖死后经过一千五百余年，再度由民间匹夫的身份崛起即位的是明太祖。他是淮河流域的凤阳人，而到了此时，华北文化的南方界线已经南下到了淮河一线。

不同地域的交界处容易出现独裁者，似乎是全世界的共通现象。希特勒生于德国与奥地利的国境附近。在日本，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人都来自尾张、三河，而这一带位于使用银的西日本与使用金的东日本的分界线附近。明治维新之际西乡隆盛、山县有朋出生地萨摩、长门，是日本的边境地区，通过琉球和对马从事海外走私贸易并与海外保持接触。乱世争霸之际，最为必要的就是头脑的运转不因划一的教育而固化，能够对事物进行相对的思考，发挥均衡感而采取基于现实情况的行动。

惠帝与吕后　高祖于在位的第十二年去世，庙号太祖，谥高皇帝。因而“高祖”的称呼很奇怪，但司马迁恐怕是根据当时的称呼在《史记》中设立了《高祖本纪》，这一称呼就此固定下来。后来班固写《汉书》时，将本纪的名称正确地定为《高帝纪》，但在文中依然称“高祖”。高祖死后，其子惠帝继位。

“惠帝”当然是死后的谥号，而这似乎是给昏庸天子的。后世的西晋也出了一个惠帝昏君，埋下了亡国的种子。汉惠帝虽然不至于此，但其生母吕太后掌握了权力，行事专横，汉的天下几乎要落入吕氏一族之手。因此司马迁的《史记》中紧接《高祖本纪》的是《吕后本纪》，而完全无视惠帝的存在。

高祖死后吕后掌权的情况，与源赖朝和北条政子[31]的关系极为类似。高祖起事之初，其妻吕氏出身于门第较高的豪族，因而高祖多有依靠吕氏之处，并且在性格上也往往受到吕氏的掣肘。幸好吕氏没有能够处理时政的父亲，同族也都很平庸，因而事态得以止于吕后一人作恶。成了寡妇的吕太后召来高祖宠爱的戚夫人，断其手脚，挖出眼睛，示众杀死。惠帝见到这一惨象后受到惊吓，日夜饮酒淫乐，不理政事，在位七年，二十四岁时去世。惠帝之子被立为天子，而吕太后公然摄政，天子在位四年后将其杀死而改立其弟[32]。其间又将吕氏一族提拔为大臣、大将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幸亏在朝廷还有高祖同乡集团的大臣陈平、周勃等。其实他们与吕氏也属同一集团，在吕太后活着时明哲保身，在太后病死后则趁机拉拢近卫军，发动政变，诛灭吕氏一族，又迎立惠帝之弟文帝。

文帝的政治　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是最被称道的太平之世。宫中的生活也极为俭朴，文帝曾想在宫中营建小亭，工匠估计需花费百万钱，文帝说这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于是中止了营建计划。不过到了文帝晚年，建国已四十年左右，关于战争灾祸的记忆逐渐远去，生产也逐渐得到恢复，同时伴随而来的种种弊端开始引人注目。使人悲观的因素，见于当时文人贾谊所著的《新书》。据他所言，在被后世称为太平治世的文帝年间，也有事势之可痛惜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长太息者六，至于其他背理伤道的事，则不可遍数。

贾谊指出的最大忧患，是封建诸王的势力过于强大，往往有反叛中央的倾向。封建之初，诸王是甘苦与共的同族，但随着世代往下，自然开始与本家疏远，并且私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人民，容易流于奢侈暴虐。这也是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儒教式的教育，天子之家本来没有教养，因而也没有所谓家法，子弟都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当时正好发生了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自杀的事件，贾谊担心同样的事件会继续发生。而到了下一代景帝时，果然爆发了吴楚七国的大乱。

接下来，贾谊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匈奴的侵寇。他说，匈奴的实际势力还不及汉的一个大县，如果骑兵有六万，按五人中征发一人来计算，全部人口不过三十万。然而积极侵略的却总是匈奴一方，汉则为防御而疲于奔命，这是因为对策不得当。在比较分析了敌我的长短之后，贾谊最终得出结论说，汉应当依靠财力取胜。到景帝之后的武帝时，匈奴问题大致得到了解决。

然而，还有自从贾谊指出以来，岂止景帝、武帝，在后世都永远没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贫富悬殊和瑰玮淫侈。当时建国已三四十年，生产力也已经恢复，在自由放任的政治之下，蒙受恩惠最多的是富人大贾。据说，他们在家中的墙壁上铺上本应用来制作天子衣服的锦绣，让妻妾身穿本应用来制作皇后衣服的罗纨。贾谊说这样的奢侈浪费了社会的积蓄，一旦遇到荒年，人民就会陷于饥馑，并成为盗贼产生的原因。所以应当制定制度加以禁止，劝勉人民致力于农桑，不要趋向商工末业。贾谊早逝，未及充分施展才能，因而司马迁怜悯其志，在《史记》中为他立传，并与战国楚的屈原同列。贾谊本人也同情屈原，曾亲临屈原所沉入的湘江[33]，写下《吊屈原赋》，投入水中以示祭奠。

吴楚七国之乱　到了在继文帝之后的景帝时，正如贾谊所担心的那样，爆发了封建诸王的叛乱。叛乱的主谋者是吴王濞，为诸王之中最年长者。吴国濒海，有鱼盐之利，又开发铜山以致富强。因吴王有专恣行为，朝廷欲加抑制，决定采用晁错的建议，削减以吴为首的诸王领地。于是吴王拉拢楚等六国，以声讨晁错离间同族之罪的名义起兵。景帝大惊失措，斩了晁错欲以安抚七国，反而使对方气势更盛，一直攻到洛阳附近。正如晁错所言，诸王骄横，削亦叛，不削亦叛。景帝想起父亲文帝的遗言，以周勃之子周亚夫为上将征讨东方诸侯。周亚夫由间道驰入洛阳，取出武库中的兵器装备军队，在依靠阵地阻止敌军的同时，以骑兵威胁敌人后方，断其粮道。在长期对阵后，吴楚的军队用尽食粮，全军瓦解溃逃。吴王经过数十年准备的叛乱计划，就这样彻底失败。对汉朝来说，这下反而因祸得福，有意反抗中央的大诸侯几乎都被趁机消灭，中央得以改封众多小诸侯。而一旦领地被零分碎割，便失去了与本家兵戎相见的力量。一般认为，诸侯势力的衰落是由于武帝采用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但实际上“推恩”在景帝时就已经得到实行，此事可见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但司马迁又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载主父偃向武帝献策而实施推恩令，前后自相矛盾。公正地看，列传的根据较为暧昧，不及年表事实记述的准确。但后人习惯了王安石著名的《万言书》中所引《平津侯主父列传》的说法，因而相信列传所言，而不顾年表之说。或许主父偃劝说的并非武帝，而是献策景帝而得到采用。总之，统御大诸侯的问题在景帝时得到解决，这是事实。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好不容易平定了七国之乱，却没能有效利用当时的形势，这对景帝时的政治家们来说，实在是没脸见人的事。

武帝完成统一　景帝的十六年统治结束后，其子武帝继位，在位时间达到空前的五十四年，而汉的国势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绝顶。不管武帝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任务，他完成了统一历史上出现的古代帝国这一重大使命。经过高祖依靠武力的统一和景帝对诸王的镇压，敌对势力的妨碍已经被消除，但这时出现的应当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试制品，古代帝国在内部还残留着使其无法成为彻底统一体的弱点。到武帝时，才逐渐对细节部分进行雕琢，最终打造出与其他世界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古代帝国。

武帝实施的第一项统一政策是统一思想。汉初继承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形势，朝廷官僚的兴趣也各不相同，儒学、老庄以及法家之学浑然并行。比起学问，武帝更喜欢文学，即位之初便进行了选拔文学之士的策问，即以文章回答天子的问题。在对策的一百多人中，董仲舒的文章最合武帝心意。董仲舒的主张是以儒教指导政治，一般认为朝廷由此决定采纳儒教，但事实并非如此，董仲舒的话不足以决定政府的方针。虽说后来在公孙弘的建议下设立了博士弟子员，实施英才教育，但目的是培养实际有用的文学之士，并不是为了振兴儒学教育。归根结底，朝廷中儒教系统的大臣官僚逐渐增多，因而儒教自然获得了官学地位，似乎这才是真相。

那么为什么儒教能够压倒其他学派而获得胜利呢？其实还是因为儒教学问自身有着足以占据优势的特点吧，最大的长处即以历史学为基础。老庄尊崇无为自然，排斥人为，因而没有历史学；墨子之学只有《尚书》而没有《春秋》，也就是说有古代史而没有中世以后的历史；战国纵横家之学，只有近世史而没有古代史。但儒学在古代有夏商周三代的全盛期，其后有春秋，而春秋末期是孔子的时代，之后有孟子、荀子等学者接续，一直到达现代史。拥有这种连贯的历史体系的只有儒教。换言之，只有儒教能够教给人们中国是什么，以及中国应该是什么样。

归根结底，武帝爱好文学是事实，但似乎并没有将儒学作为国教的想法。然而通观起来，在武帝漫长的统治期内，儒教成为学问正统的趋势已经确定，可以说时势的力量超越了天子个人的意向。既然如此，那么说武帝表彰六经也并不算错。而以后其他学派大都沉沦，儒教实现了对思想界的统一。

年号制　在武帝自己想出来的统一政策中，包括年号的制定。历来的纪年法都是将新君即位后的第二年作为元年，以在位年数纪年。战国时代，七国当然都是使用各自君主的即位年数，进入汉代以后，封建君主在其领地内依然以各自的即位年数纪年。在中央，因为文帝在位时间稍长，到了第十七年时又将该年作为元年。将这一年称为“后元年”加以区别，则是后世的加工。接下来的景帝改元两次，将第八年作为中元年，又将之后的第七年作为后元年。这种方法在整理记录时容易混淆，极为不便。特别是皇帝直到死后加谥号为止都没有名称，后世可以说“景帝中二年”，当时则只能说“皇帝二年”。此外加上地方上封建君主的即位年数，更容易混乱。到了武帝时期，将六年作为一轮，从第七年开始回到元年，但改元几次之后，前后就难以区别了。于是在第五次改元时，为元年制定了“元封”的年号。此外又追溯以往，分别给每个六年追加了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的年号。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和方便的制度，中央所定的年号通用于国内所有地方，并且不管多少年后，后人据此都能立刻明白是指哪一年。而且，如果让承认中国主权的异民族国家也使用年号，共通年代的范围便能相应扩大。在中国，最终没有产生像基督教纪年那样将某一起点定为元年而永远数下去的想法。

创立年号后，武帝又进一步制定历法，并命名为“太初历”。“太初”是当时的年号。按照今天的区分，太初历是太阴太阳历，是将以月亮的运行为根据的太阴历和基于太阳运行的太阳历合在一起而成的。一年的长度是三百六十五零四分之一天，并分为包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内的二十四节气，这是属于太阳历的部分。月份分为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两种，基本上轮流设置以符合月亮的盈亏，这是太阴历法。只是为了与二十四节气相协调，如果两者之间相差超过半个月，则插入闰月进行调整。每年重新确定历法是皇帝的特权，使用皇帝颁布的历法是承认皇帝主权和成为臣下的证据，被称为“奉正朔”。

对匈奴的战争　武帝时期，在对外政策上也对历来的方针进行了大转变，改而采取进攻性的积极政策。对汉来说，正面的敌对势力是北方的匈奴，但自从高祖战败以来，一直小心翼翼，一味采取避免战争的政策。十八岁[34]即位、年轻气盛的武帝耻于沿袭祖先的退缩政策，决心一战，不过背后似乎也有经济官僚的怂恿。建国以来持续和平，朝廷又注意节约，结果到武帝时朝廷的财政已经有了富余，以至仓库中陈米盈溢，铜钱生锈。如果财物这样藏而不用，就会导致不景气。但如果在这时发动战争，消费则会旺盛，因藏匿而退出流通的货币和物资进入社会，经济会呈现出活跃的盛况，而这又能刺激生产，使雇佣盛行，从而救济失业者。在后世的经济官僚中，似乎也有人抱着同样的想法而煽动战争。

然而，同匈奴的战争并不像武帝最初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匈奴方面拼死反击，战争长年持续。不过汉在后方有着丰富的生产手段和资源，进入长期战后，形势开始对汉有利。汉用投降的匈奴士兵作为先锋，又在内地大规模养马，练成骑兵大部队后派遣远征军，而匈奴方面只能用游击战抵抗。

武帝选拔青年担任远征军的将军。一般认为在战争中不仅士兵，指挥官也是由年轻人来担任为有利。在古今战争史中，观察大战役中指挥官的年龄，可以发现获胜的将军比较年轻似乎是一个原则。不过就算任命了年轻的将军，如果士兵心中不服，也起不到效果。于是武帝便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侧近中选拔人才，以天子个人的权威将他们任命为大将。卫青是卫皇后的同母弟弟，霍去病是卫皇后姐姐的儿子，李广利是武帝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这三人的出身都很低贱，但却因此而得以接近天子，被任命为大将后都立下了不负委任的军功，反而是贵族气、作风老派的名将李广等接连失败。如果是在后世有品格的独裁天子的时代，像武帝这样使用人才的方法反而会在朝廷招来纷纷议论，大概终究无法实现，而正因为是古代能够强行己意的专制君主才做得到。有趣的是，关于这三位大将的选用，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武帝三大将皆由女宠”，使用了类似非难的语气，并且不可思议地认为他们立下大功是“理之不可解者”。

积极的对外政策　武帝利用这些将军沉重打击了匈奴，将之驱逐到戈壁沙漠偏远之处。与此同时，在南方、东方和西方也都展开了军事行动。设置在今广东的南海郡的郡尉赵佗，趁着秦末内乱，吞并桂林、象郡而独立，自称南越王。然而汉自从高祖以来，极力息事宁人，只是偶尔派使者催其朝贡。武帝则在讨伐匈奴获得胜利后征伐南越，生擒赵佗的玄孙建德，灭其国，设九郡，而最南端的日南郡据说相当于今天越南的顺化一带。

武帝又在东方征服朝鲜。自古以来，朝鲜有自称殷代箕子之后的箕氏朝鲜国，但到了汉初，从燕国逃亡而来的卫满取代箕氏成为国王。其孙卫右渠在位时正值武帝时期，趁国境发生纠纷，武帝从海陆攻击朝鲜，灭国设四郡。其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是郡治位于今平壤的乐浪郡，为中国政治、文化前进的一大基地。中国知道在东方大海中有一个倭国，也是通过乐浪郡。

张骞出使　在西方，武帝也大事征伐。与匈奴交战时，武帝听说匈奴的仇敌月氏国占据伊犁一带，依然在抵抗匈奴，便派遣张骞出使其国，想与之缔结攻守同盟。然而当张骞到达时，月氏已经因匈奴的追击而逃向西南方，并灭掉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征服了从大夏国领土阿姆河沿岸一带直到印度西北的地区，建立了大月氏王国。从天山北路的伊犁一带到阿姆河畔似乎很远，但实际上这条线路曾几度成为北方民族南下印度的通道。张骞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大月氏的国都，提议夹击匈奴，但大月氏已经在新领土上安顿下来，没有接受汉的提议。新大月氏国的中心在今天的撒马尔罕附近，气候温暖，物产丰富，并且位于从东西洋交通的干线转赴印度的交叉点上，是四方物产辐辏的要冲。张骞没能达成本来的目的，但在逗留大月氏期间，他调查了附近的西亚诸国、锡尔河畔的大宛国和占有波斯及其周边的安息国等地的情况，在完成十三年的旅程回国后，向武帝作了报告。

武帝根据这些新信息，与取代大月氏占领伊犁一带的乌孙民族结盟，共同对付匈奴，此后两国的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

另一方面，武帝得知西亚有着与中国不同的文明，多有珍奇物产，便派遣商队展开交易。两地之间横隔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西又有将亚洲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险峻的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旅行不仅有很大困难，还频频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劫掠的威胁。于是武帝将万里长城的西端向北推进，并在南侧设置酒泉、武威两郡，以保护从内地到大漠出口敦煌的道路。

敦煌有玉门关，从那里往西，沿着大漠边缘散布着伊朗系民族的都市国家，汉将这些国家变成朝贡国，让它们保护往来的商队。再往西越过葱岭有大宛国，位于现在的费尔干纳地区。

西方贸易　武帝听说大宛国有叫作“汗血马”的名马，便派遣商队前去求马，结果大宛杀掉使者、夺走黄金，不肯出口马匹。武帝任命李广利为大将，征讨大宛。汉军两度到达大宛城下，第二次终于降伏大宛，得马三千余匹而返回。这应当便是今天所说的阿拉伯马，但其实是原产于伊朗高原的品种，肺活量很大，适于赛马。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这场战争的经过，对大宛以外诸国的记载则应是基于张骞的报告。

东西亚之间的通商并不是此时才开始的。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不仅富有移动性，还对交换感兴趣，必定从太古时起便进行着接力式的物物交换。有理由推断，在古代波斯帝国建立以后，其商队已到达中国附近。但是国家之间，特别是获得国家力量支持的商队贸易则始于武帝时期。

大规模的贸易开始后，势必要对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想从西亚获得的是宝石、珊瑚、玻璃、香料等，很多是加工品、工艺品，输出的则以黄金和丝绸为主。因为丝绸是中国的特产，而黄金的价值在东方的中国比较低，越往西越高。比较当时的文化水平，无论如何都是西高东低。多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发达国家出现黑字而落后国家出现赤字。在汉代，中国拥有的丰富黄金年复一年流向西亚，长年累月之后就招致了中国的货币量减少的严重后果。

财政政策　因为连年对外征战，汉政府的国库支出剧增，曾经无比丰富的积蓄也被用尽，随后陷入穷困。另一方面，战争给资本家带来了大发横财的好机会，特别是制铁业者通过制造武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于是武帝在救财政之急的同时，以惩抑不法大工商业者的名目，将当时的代表性商品盐和铁转为政府专卖。然而一旦付诸实施，便发现无论如何都需要各自领域的专业知识，因而只能将民间的盐商和制铁业者任命为政府的盐铁专营官吏。本来官营商业的效率就很低，又要从中获取利益，结果民间不得不购买有杂质的盐和劣质铁器，纷纷抱怨。因而在武帝去世、昭帝即位之后，从地方上推举的候补官吏，也就是贤良文学之士，要求大臣桑弘羊等废除盐铁专卖，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其经过记录在桓宽的《盐铁论》中，成为今天了解当时实情的珍贵资料。

只靠盐铁专卖仍然不能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于是武帝又向车船征收商品流通税，将酒也作为专卖品，又让诸侯捐献黄金，如果捐献的黄金品质恶劣，则要没收领地，用尽手段增加收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均输法”以调节物价，并在历史上首次尝试以白银作为本位货币。据记载，这些新政策大都以失败收场，但在后世，宋代的王安石曾试图复活均输法，而将白银用作货币的做法也在此后逐渐流行，到了明代白银终于被承认为事实上的本位货币。

《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　可以说，汉在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期。其实这不仅是汉的鼎盛期，也是古代史发展的顶点。汉代秦成就了统一，而且是超过始皇帝统一的大统一。使大统一成为可能的，是从遥远的古代开始——虽然一进一退——大体上顺利持续发展的经济上的好景气，其背后则有货币的不断积累。武帝以青铜铸造五铢钱，历来没有标准的铜钱形状得到统一，并长期成为后世的标准。黄金作为称量货币与铜钱一起使用，而黄金一斤（大约600克）相当于铜钱一万枚。除了中国所产，黄金还从异民族的国家源源不断流入。

武帝时代经济的繁荣景象，就是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载的世界。在描写年入二十万钱、与诸侯享受同等乐趣的富商大贾的同时，也记载了这些有钱人家里多达八百一千的奴隶的存在。这表明，经济发展使暴发户辈出的同时也带来了无数自由民的没落。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繁荣，令人无可奈何的阴影也不知从何处悄然降临。好景气不会一直持续，当时的人们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不久就会到来的巨大反作用，并准备了对策。司马迁将其概括为“以末致之，以本守之”，意思是通过商业投机获取财富，而后以投资农业保全。盛极必衰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司马迁已经预感到中世停滞的到来。

昭帝　汉初，天子与大臣通过同乡的信赖关系结合在一起，没有后世那样被“忠义”等道德所限制的君臣关系。因而如果过于依靠这种信赖，就会出现吕氏弄权那样的危险。随着时代的推移，同乡之间的纽带逐渐淡薄，但君臣通过信赖结合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在漫长的统治即将结束时，武帝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在决定将皇位传给昭帝后，虽然其生母赵氏没有罪过，但仍将她赐死。这是为了预防昭帝过于依靠信赖关系而重蹈吕氏事件的覆辙。武帝又从大臣之中选出最值得信任的霍光和金日两人，托以后事。霍光是大将军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与卫青同是卫皇后的近亲，因而具有容易形成信赖关系的条件。金日是匈奴王之子，出身于朴素民族，因而人格正直，足以信赖。

昭帝在位的十三年，承前代对外征战造成的疲敝，又回归到立国之初的精神，以休养生息为宗旨。昭帝死后无子，其兄之子昌邑王刘贺被迎为天子，但因年少喜狩猎，多奇矫之行，霍光认为他没有天子的器量而对其死心，在位两个月后便将其废黜。这一悲剧产生的原因是青年天子不知道亲近朝廷的大臣，难以切断与以前一起嬉戏的近习之间的信赖关系，想将其带入朝廷。

宣帝　接下来，霍光等人又从民间迎来武帝的曾孙宣帝即位。宣帝是在逆境中辛劳长大的，因而有能够忍耐的一面，也努力亲近朝廷的大臣，但却没能融入盘根错节的大臣集团的贵族氛围。而大臣方面也无法不抱有同样的情绪，为了拉近与皇帝的关系，大臣们采用了非常手段，霍光的妻子悍然毒死皇后许氏，将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

然而宣帝却隐忍不发，顺从大势，在霍光死后重用其兄、其子，允许霍氏一族备极荣耀。另一方面，宣帝开始亲自施政，勤勉地处理各种事务，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人事升降。这在霍氏一族看来是侵犯自己的既得权力，因而各人心中都有不满。此时有人告发霍氏一族企图谋反，宣帝便将霍氏一族诛灭，霍皇后也因牵连被废。

宣帝留心地方政治，提拔成绩出色的地方官为中央的大臣。同时，这也是为了扫清朝廷中自然形成的门阀势力，要将人事方针转换到重视才能的效率本位上。不过，这是只有像宣帝这样拥有专制条件和能力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去世后，平庸的君主接连即位，选用大臣时又开始重视个人之间的信赖。于是最容易得到信赖的外戚开始专横，随后达到篡夺皇位的地步。

宣帝曾公开声称并用王道与霸道是汉朝的传统，而“霸道”是指法家的方针。据法家之说，君主应当亲自掌握权力，不能借与他人，对大臣也不能放松警惕。然而“王道”，也就是儒家学说，则提倡选拔大臣之后应当用人不疑，将政治交给他们处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欠缺自主性的态度。

元帝、成帝　宣帝的太子是许皇后之子，宣帝还在民间时，多有受许氏一族保护，因而虽不情愿，但还是立了这个太子。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太子过于柔弱，看起来容易被信赖关系所牵绊而丧失自主性。太子即位之后便是元帝，而当宦官与大臣发生争执时，元帝果然无法裁决，只能任由事态发展。其间宦官的阴谋发挥了效果，使硬骨头的大臣萧望之被杀，而宦官石显获得了权势。汉初宦官不曾干预政治，但从武帝发挥专制权力而在宫中大兴宴游时起，他们逐渐得势；到了宣帝为压制大臣而重用宦官的时候，便开始在暗中积蓄势力。

元帝在位十六年去世后，其子成帝继位，朝廷中的形势陡然一变。幼时以好学闻名的太子，在二十岁即位后却喜好淫乱，耽于饮酒，对政务丝毫不感兴趣，将政治委托给母亲王太后的哥哥王凤。王凤将得势的宦官石显罢免并杀掉[35]，到这时为止还算好，但此后信赖关系的平衡被打破，王氏一族利用既是大臣又是外戚的优势掌握了权力，形成王氏指导天子的形势。

王凤死后由其弟王谭[36]接替，王谭死后由其弟王商接替，王商死后由其弟王根接替，这样王太后的兄弟相继成为大臣。王根因病退出政界后，又轮到其侄王莽成为大臣，掌握了实权。王莽因为父亲早死，在王氏一族之间被当成继子，因而发奋勤学，被称为模范青年。非难王家专横的声音在朝中逐渐高涨后，王太后将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在王根之后加以任用。

王莽的登场　成帝死时无子，其侄哀帝被迎立，在位六年去世时同样无嗣，其堂弟平帝在十岁时被立为天子。当时王太后已经年老，不能监护幼帝，王莽作为大臣自然代替天子来主政。

王莽随后篡位，建立起新王朝而使汉王朝中断，但终归失败。而关于王莽这一人物，至今仍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有关王莽的史料全都写于后汉时代，自然把王莽说成是最大的伪君子、十恶不赦的叛徒，但他的行动和政治之中，还有无法简单看成是坏人所作所为的部分。因而，最近又有将王莽看作是走在时代最前面的理想主义者而加以美化的看法，但似乎也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如果有第三种方法，那就应该首先考察当时的形势，再将王莽放在背景之中进行总体观察。

首先，王莽依靠一族的力量坐上了大臣的位子，这没有错。但他在年轻时受到王氏一族的冷遇，因而并不想在得志之后继续成为王氏的傀儡，为一族的繁荣尽力。他似乎还有将王氏一族历来的行为视作丑恶，并进行反抗的正义感。

经学集团　王莽既然脱离王氏家族，打算走自己的独特道路，那就势必要找能够合作的人。幸好，他年轻时几乎放弃仕进念头，转而刻苦钻研学问，因而有同学集团。这是刚开始在社会上活动的经学集团，中心人物是刘向、刘歆父子。这一集团与武帝时得到任用的文学之士相比，性质稍有不同。文学之士因其文学才能得到任用，他们的经术在现实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刘向等人的经学则试图将经学的理念原样付诸实施。但作为经学根据的经书毕竟是古典，不得不承认原样应用是很困难的。于是，刘向等人的新经学要对经典进行现代式的解释，再进一步加上基于经典的预言学，也就是谶纬学说，以使儒教获得新生。

但是不管什么时代，要将从学问中获得的理念实施于现实，不能不遇到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寻找强有力的庇护者，而当时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是王莽。然而，即便王莽以代表王氏一族沿袭从来的做法为目的，要稳固掌握政权也必须面对相当大的困难。朝廷中还根深蒂固地残存着反王势力，伺机寻找王莽施政的破绽。所以，舍弃历来的做法而实施新的政策，需要面对更大的风险。尽管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中，王莽还是毅然将古代儒教的理念付诸实施，因而其行动从一开始就具有异常的性质。

王莽的执政　王莽是依靠外戚的地位接近权力的，因而首先必须与处于同样地位的其他外戚斗争。对手首先是前代天子哀帝的母亲丁氏和祖母傅氏家族，王莽以他们在哀帝时举止专横为罪名，将他们全部赶出首都，贬回原籍。接下来对平帝的母亲卫氏及其一族，假仁假义地以避免重蹈丁氏、傅氏的覆辙为理由，将他们扣留原籍，禁止入京。此后，王莽模仿周公辅成王的先例，以周公自任，但并不只是演戏，似乎真的进入角色，陷入自我陶醉。王莽之子王宇反对他的这种行为，与其师吴章合谋，计划以神怪之事吓唬自己的父亲，并将卫氏一族召到首都。吴章是《尚书》的博士，因而关于周公比王莽知道得更清楚。愤怒的王莽杀了王宇和吴章，并株连卫氏一族，将他们全部杀掉。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又将女儿嫁给十二岁的平帝做皇后。平帝因自己和生母卫氏见面都遭到阻挠，对王莽怀有怨恨，王莽察觉后将十四岁的平帝毒杀。平帝临终时，王莽模仿周公故事，写下愿代平帝去死的祷文，放入金滕之匮，藏于殿中。平帝死后，王莽一边在宗室中寻找继承人，一边在得到王太后的许可后，以“摄皇帝”之名处理政务。第二年王莽改元居摄，让平帝侄辈两岁的孺子婴即位，而十四岁的寡妇皇后王氏则负责监护。

这样，王莽掌握了所有权力，但他的前路却比过去更为艰难。因为当时的社会以武帝时期为顶点，繁荣的绝顶已经逝去，而经济萧条则逐渐不知不觉到来。同时，政府内出现了王朝末期症状，纲纪的废弛和官僚的堕落在加速进行。而让不景气更加严重的，是社会贫富悬隔持续扩大，货币集中、停滞到富豪手中，货币流通量不断减少。这些不良现象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最底层的民众陷入涂炭之苦。政府也试图救济，但总是失败，如果不发生奇迹，似乎没有什么打开局面的办法。王莽正好是在这个时候掌握政权，他从自己接受的儒教立场出发，得出了近乎信念的理想：要纠正社会的不良现象，只有让古代圣王的政治复活。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中国进行了最初的户口调查，据这次统计，当时的户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户，人口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据说是汉代最高的户口数。虽然奴婢应当没有包括在内，但其数量并不会太多。然而从整体来看，恐怕以当时的开发状态而言，人口已经达到了饱和点，水旱灾害带来饥荒时，都会有大量的人饿死。另一个原因是，从事生产的人口少而游食之徒众。对于豪强兼并带来的空闲土地的增加，政府屡次想加以抑制，但对土地所有设置的种种限制总是失败。贫民要经常性地面对失去土地的危险，饥荒时如果不卖身为奴婢，则要么饿死，要么沦为盗贼。

最初，王莽试图以阻力最小的转变货币政策的方法来突破局面。他首先禁止黄金私有，让所有者将黄金交给政府，作为补偿则发给值五十、五百和五千的新铸铜钱，让人们与旧五铢钱一起使用。不管什么时代，大钱的面值一般都要少于实际价值，因而受到民间的排斥。显然王莽当时也失败了，他似乎认定失败的原因是自己只是摄皇帝，也就是临时皇帝，因而得不到人民的信任。加之地方上有人以打倒王莽为名而起兵，他认为只能发动真正的革命，于是取代四岁的孺子婴，成为真正的皇帝。最初约定孺子婴成年后复位，但到第二年王莽就违背誓言，将孺子婴降为臣下，将自己的儿子立为皇太子。

新王朝　王莽将国号改为新，作为变革的第一步，又大改官僚名称，任命四辅、三公、四将等。接下来全面改革货币，将五铢钱等全部废除，重新铸造大小两种钱币。另一方面，基于土地公有的原则，将天下所有土地命名为“王田”，禁止私自买卖，如果拥有超出耕种能力的土地，则要首先分给亲戚，其次分给地方共同体。以前奴婢可以牛马般在市上贩卖，如今叫作“私属”，禁止买卖。在还不清楚新政能够在多大范围得到实施时，一个接一个的其他新政又陆续推出了。

其中应当注意的是以调节物价为目标的“五均法”。基本内容是：设置司市官，在春夏秋冬的第二个月制定商品的标准价格；如果民间有销售不掉的物资，均官则以标准价格买进，如果这些物资的价格高涨，则以标准价出售；人民只能以标准价格互相买卖商品；在人民急需用钱时，以百分之三的利率向司市贷款。此外，禁止民间酿酒，改为官营。即位之后三次改革币制，铸造“货布”和“货泉”。

这些新政策在理念上有极为进步、合理的地方，但要说为实施新政进行了多少准备，那实在是令人不胜寒心。从一开始就认定疏于实务的官僚不堪经营之任，于是任用富商大贾，结果他们只将账面粉饰一下，暗地里贪赃枉法。无法通过改窜文件蒙混过关的政策，以及禁止买卖土地和奴婢等有价值的政策，在实施时遭到很多反对，不出几年就不得不撤销。王莽的新政，几乎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只有新铸的铜钱货泉广泛分布于东亚，今天也有很多从各地的遗迹中出土，因为是在很短的时期内铸造的，我们能很方便地推测这些遗迹的年代。而这一货币广泛流通的理由，在于它与王莽想要改换的五铢钱有着同样的质量，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

王莽的失败　王莽的空想式新政不仅使国内陷入混乱，还导致了与四方异民族之间的摩擦。对于从宣帝时便臣服于汉的匈奴单于，王莽将其印上的“玺”字改为“章”字，重新制造赐予，结果匈奴怒而入寇。王莽也不落下风，将匈奴单于改称为“降奴服于”，兴三十万大军北征，结果天下骚动，叛乱四起。其中以在今湖北省荆州起事的绿林军和平林军势力为最强，置身平林军的汉室后裔刘玄，受诸将推举而即皇帝之位，攻破武关后进入首都长安，王莽在乱军之中被杀。

王莽死后，检查政府的金库时发现还有六十多万斤黄金。此事很好地说明了当时的世态，那就是面对经济上的不景气，上到政府下到个人都形成了习惯：一旦得到金钱便藏而不用。而金钱如果不在适当的时候使用，一旦错过时机就永远不会再有使用的机会，即使再用也不会有效果。

到了接下来的中世时代，吝惜金钱的风潮更加普遍，因而可以说王莽为中世做了表率。而且并不仅限于此，对于中世，王莽树立了众多先例。他利用外戚和大臣的地位篡窃神器，而这在中世成为普遍的王朝交替形式，只是名称变成了“禅让”。此外，由王莽首先实施的基于儒教主义的政治，也在接下来的后汉时代被继承为王朝的基本方针。可以说，将儒教公开定为国教始于王莽。

六　后汉

光武帝即位　王莽政权末期，四方群雄割据，其中有很多是自称汉室同族的刘氏。最初得势的是更始将军刘玄，第一个进入长安消灭王莽并称帝。然而，在山东起兵的赤眉军拥戴刘盆子，攻入长安杀掉更始，立刘盆子为帝。其间更始的属下刘秀进入河北，与在邯郸自立的刘子舆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刘秀方面宣称刘子舆是假冒成帝之子，其实是卜者王郎；而对方好像也针锋相对地宣称，刘秀自称景帝之后是假的。其实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是假的都无所谓，但不能忽视的是自称汉室之后在当时是非常有利的。就算不是因为汉王朝的恩泽深入人心，这样做也比较容易被接受吧。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说明王莽的政治不得人心。

刘秀打败刘子舆，也就是卜者王郎之后，中原一带落入其手，成为霸业的基础。由此刘秀得以自立称汉皇帝（25年），西征降伏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又平定四方的独立政权，最后统一天下。这便是后汉光武帝，因以河南省的洛阳为首都，因而也被称为东汉。

前汉与后汉　后汉一代就如其名称所示，有很多重复前汉的地方。专制王朝以武力立国，因而在初期武力强盛的时候，依靠其威力凡事都能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王朝自身腐败衰退外，社会上也产生了不良现象，以致严重的问题不断出现。社会不堪重负，陷入混乱，王朝也随之灭亡。创造出这种模式的是前汉，而最初继承这一模式的是后汉。

后汉第一代皇帝光武帝统一之初，正与前汉高祖的时代相同。因为王莽之乱，据说户口减半，社会疲敝已极，因而光武帝一向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位三十年间，避免与北方的匈奴开战，对新疆地区，也就是西域则弃而不顾。

经下一代明帝、第三代章帝到第四代和帝时，民力已经恢复，财政也丰裕了，因而对外政策开始变得积极。在前汉，这正相当于武帝、宣帝的时代。当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国，南匈奴归服于汉，汉则用它攻击北匈奴。同时威服西域地区的都市国家，并按照前汉的先例设置都护进行监视，保护与西亚地区的贸易。西域都护中功绩最大的是班超，他置身西域三十年，先后让西域五十余国向汉朝贡。此外还派遣甘英出使当时被称为大秦的罗马。甘英到达了安息（帕提亚）的西邻条支，也就是叙利亚，来到西海即地中海岸边，得知前方航海极为困难，于是就此返回。在日本，从白鸟库吉和藤田丰八两位博士开始，便将甘英所到达的西海认定为波斯湾，这看来是有问题的。在想要前往大秦即罗马时，绝不会有来到波斯湾而返回的道理。这一错误来源于对途中经过的斯宾、斯罗国名的处理。两位博士都将其认定为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巴比伦附近），并且这一认定在音韵上被认为是铁案如山、丝毫不受怀疑的。只要有这样的先入之念，那泰西封和塞琉西亚前方的海洋确实只能是波斯湾。但如果退后一步，思考一下斯宾、斯罗是否可以有别的认定，则其实还有更加合适的地名。这就是幼发拉底河上游北方的索菲尼国和南方的奥斯若恩国，斯宾和斯罗正是指这两国。而来到这里之后，横亘在前方的西海便是地中海，条支则不外乎是叙利亚。在白鸟、藤田两位博士的新说出现之前，比如那珂通世博士之说正是将条支正确地认定为叙利亚。地名的考证如果过分拘泥于细节，则可能会在大局的把握上发生错误。

武帝派遣的张骞只到达了撒马尔罕附近，而到了后汉班超的时候，东西之间的交通变得容易多了，这从甘英的出使也可得知。班超在和帝时期回国，此后都护不得其人，西域诸国背叛汉朝，而汉也断了设置都护的念头。

北匈奴受到后汉和南匈奴联军的攻击，屡屡败北，又遭到崛起于东方的鲜卑族的侵寇，人民大都投降鲜卑，北单于直辖的部族则远遁西方。其后经过大约二百五十年，在罗马帝国末期入侵欧洲而成为民族大迁徙原动力的匈族被认为正是北匈奴的后裔。

前汉自从武帝以来虽说尊崇儒教，但也只是允许臣下学习儒教而已，天子自己并没有成为孔子的信徒。然而在后汉，明帝的时候建立了被称为“辟雍”的天子的学院，并亲自行儒家之礼。这意味着天子皈依了儒教，而天子的宗教便是人民的宗教，因而可以说从此以后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

后汉的衰落　和帝之后，第五代殇帝即位，到此时为止，天子的系谱都是一脉相承的父传子。但殇帝在位不满一年便夭折，没有子嗣，因而其堂弟安帝被迎为天子。从这时开始，后汉王朝出现了衰落的征兆。这首先表现在系谱混乱所反映的事实：天子的生活流于奢侈，所以身体不够强健，年纪轻轻便去世；又从旁支中迎立后嗣，而所迎立的新天子同样身心都很虚弱，这样的情况一再重复。在前汉，这种情况开始于极晚期的第十一代成帝的时候，而在后汉，早在中期第四代和帝之后就开始发生了。由此可以说后汉作为王朝，其生命力同样很脆弱。这种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不是外戚的专权，便是宦官的阴谋。和帝十岁即位，因而窦太后成为监护人，由此太后的哥哥窦宪及其一族垄断了朝廷要职，多有横暴之举。天子对此感到不快，与宦官郑众合谋杀掉窦宪，这样一来宦官又开始扩张势力，形成了将宫中据为己有并与政府对立的形势。

和帝在位十七年后去世，皇后邓氏将出生一百多天的皇子立为天子，这便是殇帝。殇帝不久夭折，邓氏迎立安帝，自己作为皇太后成为安帝的监护人，同时邓氏一族得势。

安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时，皇后阎氏想模仿前代的先例，以监护人身份施展势力，与其兄阎显合谋，将安帝的皇子撇在一边，迎立安帝的堂弟、年幼的少帝，自己当了皇太后。然而少帝在位七个月后即去世，宦官孙程等趁机发难，拥立曾是安帝皇太子的顺帝，杀掉阎显及其一族。此时有功的宦官十九人被封为侯，宦官的势力愈发扩大。

顺帝十一岁即位，长大后立梁氏为皇后，由此皇后之父梁商和其子梁冀相继以大将军身份专擅朝政。梁氏一族相当于前汉的王氏，但结局并不相同。顺帝在位十九年后去世，梁皇后迎立两岁的冲帝，但三个月后即去世，于是又让冲帝堂弟辈的质帝入承大统，并以皇太后充当监护人。质帝八岁即位，虽然是个孩子，却厌恶大将军梁冀的专横，走嘴说出了“跋扈将军”。梁冀听见后内心惊恐不安，于是向质帝进毒饼将其杀死。质帝在位只有一年半。

其后被立为天子的是质帝叔父辈的桓帝，当时十五岁。和帝以来的八位皇帝中，寿命达到三十岁的只有两人，在位超过二十年的一个也没有。未满十岁便去世的有三人，在位时间都只有一年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天子别说是亲政，就连发言权也丧失了。桓帝即位时十五岁，在位达到二十一年，在年龄和在位时间上并无难处，但才能很平庸，无法承担起恢复皇室权力的重任。

桓帝娶梁太后的妹妹为皇后，在位第十三年皇后去世后，宦官单超等趁机调动近卫军，诛杀了梁冀及其一族。然而，其后的事态很严重，因为这项功劳使宦官的势力变得更加难以撼动，似乎永久地掌握了政权。在中国的历史上，此后宦官的专横一般来说以唐和明两代为甚，而后汉则开了先例。

党锢　自从明帝以来，以儒教作为国教，以“明经”或者“孝廉”的名义选拔地方上的学生，担任中央政府的官职，其效果到此时开始逐渐显现。首都的太学中有学生数千人，纵论朝政、人事，而在地方上学生也团结在名士周围，与首都遥相呼应。他们的批判锋芒，必然要指向宦官和与宦官为伍的官僚。宦官唆使桓帝，以诽谤朝政为由拘捕太学生二百余人，称他们为“党人”，并禁止做官，这被称作“党锢”。在中国，有志于学问，是为了将来能被任用为官吏，从而实现学问中的理想，而处以禁锢也就是剥夺做官的权利，在今天来说则相当于逐出大学。禁锢的理由在于结党，因为官僚应当绝对中立，并直接与天子相联结，官僚之间横向结成党派，自然会被看作是应受惩罚的罪恶。只是，当时因为皇后的父亲窦武以及大臣陈蕃的活动，禁锢不久便解除了。陈蕃在顺帝时被举为孝廉，此时官居太尉，成为全国学生群体的领袖。

桓帝死后，窦皇后拥立侄辈的十二岁灵帝，同时以皇太后身份处理朝政，以窦武和陈蕃为辅佐。两位大臣眼见宦官扩张势力、干涉朝政，谋划削弱宦官，但宦官等先发制人发动政变，杀死了两位大臣，受牵连而死的达一百人，遭到禁锢的达到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

使用了这样的非常手段，朝廷的声誉不可能不受影响。朝廷为了挽回名声，在首都新建太学并召集学生，命令学者校定五经的正文，用古文、篆书和隶书三种书体将正文刻在石头上，立在太学门前。这便是“熹平石经”，今天只有断片残留下来，是现存最古老的五经文本。不过，这种做法在当时不可能打消知识分子的不满。

对知识分子的禁锢，也意味着封闭了地方人才到达中央的途径。这最终有招致地方背叛中央的危险，因而政府大开卖官之途，作为最简便的选官方法，中央大臣司徒的位子只要五百万钱便可买到。这也有化解财政困难的意图，自不待言。通过这一做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但也只限于地方上的富有阶级，并且只是不学无术、品质恶劣的有钱人与宦官乃至宦官党羽之间的联系而已。

乡制的崩溃　不过，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协调的最大的原因，应当是后汉以降地方自治趋于崩溃。到前汉为止，古代都市国家的遗制在相当程度上残留下来，人民的居落必定有墙壁环绕周围，其中的居民都被强烈的归属感支撑着，具有共同体意识。这些居落根据大小被称为“乡”“亭”，其内部则分为里，里的周围也有墙壁环绕。里一般包括一百户，在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有时一个里就是一个亭，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亭都包括数个里。将近十个亭合在一起称为“乡”，而其中最大的亭也被称作“乡”，这个亭还被特别称为“都亭”。之所以称“都亭”而不去掉“亭”字，是因为有土地属于亭而人民属于里的原则。在表示土地的位置时，一定要说某乡某亭的某处，不能将亭省掉。同样，人被称作某乡某里的某人，不能将里省去。几个乡合在一起成为县，县令及以下的官吏都由中央任命，而县治所在的乡被称为“都乡”，也被称作“县”。在县之上有郡，郡直属于中央，郡太守及以下的官由中央任命。

被称为“乡”“亭”的拥有城墙的居落是古代的邑，也就是都市国家的后身，因而居民有着强烈的独立自治意识。换言之，就是在收税以及审判等方面不喜欢中央的干涉，而尽量以居民自治的方式进行。为此，在乡中设有从居民中推举的掌管教化的三老、负责征收租税的啬夫和治安官游徼，亭则有亭长。民间的小型刑事和民事案件不需劳烦县里，都由这些“乡官”负责处置。这是汉代地方制度的特色，在后世被称赞为最理想的好风气。然而，这种乡制逐渐落后于时代的趋势，变得有名无实。

首先在政治方面，以专制君主为首的中央权力，携带着不好的夹杂物，逐渐向地方渗透。政府的大官或宦官等，在地方上寻求土地而投入资本后，地方上就会有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与他们勾结，并与地方上的一般人民产生摩擦。纠纷发生时，中央权力介入其中，保护中央的利益，结果就破坏了地方自治。

豪族与庄园　其次，从地方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和货币经济的普及使地方人民的贫富差距拉大。历来所谓的“豪族”只是指大家族，与其他家族之间只有量的区别，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量的区别变成质的区别，豪族的生活中充满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奢侈。发生这种情况后，同一个乡和亭的人便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共同体意识结合在一起了。

另一个原因是庄园的发展。在货币经济达到顶点并开始出现阴影后，对利益敏感的富人开始将资本投入到土地上，以图保全。本来人民的耕地围绕着城墙，在亭的外侧基本上扩散为圆形，大多数情况下再往外则是横亘的原野。富人不满足于搜购已经开垦的耕地，又开拓原野作为自己的别墅。这被称为“别业”，而“业”就是产业，也就是田产的意思，与西洋的Villa和Manor意思相同。它不单有新建的住房，还在周围附带有山林、原野、池沼和耕地，有各种各样的物产，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一大片土地。其中的劳动力则由招徕的贫民充当，半奴隶式地被役使着。

这种风气始于前汉，在晋代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有关于袁广汉的记载。此人是长安茂陵的富人，财产达到数亿，来到洛阳后在北邙山下建立了庄园。庄园东西长四里，南北长五里（1里约等于450米），其中造山引水，种植奇树，饲养异鸟。役使的童仆达八九百人，无法想象他们的衣食是从别处买来的，因而庄园肯定附带自给所需的耕地。这是模仿天子的苑囿而建的，而后世贵族庄园的中心部分也是类似的结构。

前汉末期，樊氏的庄园更加重视生产能力。开垦的田地有三百余顷（1顷=150米×360米），以宏伟的建筑为中心，池中养鱼，野地上饲养牛羊，建立了有求必给的自足体制。要制造家具什物，则种植梓树和漆树，待其长大。这是因为进入不景气时代后，一旦使用金钱，再想赚回来就必须付出好几倍的努力，因而尽量不花钱。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立《货殖列传》，记录了从上古到当时的大富豪的事迹，但从那以后似乎绝少出现类似的暴发户，因而后汉班固的《汉书·货殖传》完全照抄《史记》，无法加上武帝以后的新材料。后汉以后的正史中则没有《货殖传》，取而代之的是樊氏那样的庄园主的事迹。

在历来的地方都市乡、亭的远郊出现庄园后，政府的力量对其鞭长莫及，因而租税负担都落到留在乡、亭中的人民的头上，且愈来愈重。他们愈发穷困后，只得抛弃原籍，逃入庄园成为客，这正是后世部曲的起源。庄园不用缴税，因而吸收的流民日益壮大。而与此相反，政府徒有户籍，能够役使的人民却逐渐减少，租税收入也每况愈下。

太平道运动　在这种时候，最受苦的其实是一般老百姓。一方面政府的诛求日益加重，另一方面又受到富豪庄园的压迫。乡制也逐渐崩溃，乡官的力量已不足依赖。总之，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无法安心继续了。大家都在思考新的互助方法，结果出现了太平道运动。

巨鹿的张角自称得到黄老之术，创立了名为“太平道”的宗教，宣称自己依靠符水咒语，不用医药就能治病，召集信众，十余年间发展了数十万信徒。势力扩大至北方的幽、冀，东方的青、徐，南方的荆、扬，以及中央的兖、豫，共八州。在地方上设立三十六方，大方统领万余人，小方统领六七千。最初只是民间的互助团体，但势力渐大之后，就趁着民间的反政府情绪转化为革命运动了。因灵帝中平元年干支正当甲子，便宣称这一年是起事之年，在全国同时掀起暴动（184年）。

至于太平道的性质，似乎其团体中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当然很多，但说它是农民运动，却又不然。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在十几年间发展几十万信众，并且在同一天掀起全国暴动，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手段和情报传递是不可能做到的。看起来核心群体应当是交通运输业人员，而关于这一点，也有必要与同时在西方兴起的五斗米道联系起来看。

五斗米道　与张角同时并使用同样手段召集信众的，还有益州的张鲁。张鲁的祖父张陵来到蜀地传道，征收五斗米作为入会费，因而被称为“五斗米道”。中原的张角信众向东方、北方和南方扩展，而在西方却止步不前，应当是因为这里有张鲁。而且张鲁方面从其祖父便开始传道，因而肯定这一派才是正宗。

张鲁的手法也是看病不用药，通过让病人喝符水和交代自己的罪过来治疗，与张角完全相同。此外，据说张鲁还让人在路旁建设叫作“义舍”的住宿设施，在其中放入义米、义肉，允许路人按需要使用。此外对犯了小过的人，则让其修治百步道路以赎罪。看来，这一宗教应当是以交通从业人员为核心而实施互助的。这样说来，张角方面也是同样的人员团结在一起而形成大势力吧。

张角的太平道信徒掀起暴动后，发挥了农民无法拥有的机动性，出没于各地，为了区别自己人和政府军队，便头戴黄巾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黄巾贼”。据记载，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党人的本质　政府在出动正规军征讨的同时，又大赦之前被处以党锢的士人，要求他们协助讨伐黄巾。将这些党人拉到自己一方有什么好处呢？本来黄巾中几乎没有读书人加入，如果知识分子加入黄巾成为智囊，那将很难对付，这算是消极的理由吧。不过还有积极的理由，那就是“党人”就如“党”这一名称所示，有着他们自己的联络通信网。在内乱等情况下，这作为情报来源应当可以带来很大的便利。在情报传递方面，安帝时宦官蔡伦发明了纸，这想必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此外，党人中有包括地方上有势力的阶层在内的、拥有宏大庄园和众多隶属民众的人，如果以他们为中心组织义兵，政府方面能够动员的力量便可能倍增。

另一方面，对党人来说，他们虽然反对宦官和腐败官僚，但对于汉王朝自身却没有敌意，反而想要恪尽忠诚。因而从一开始，就与明确提出要革命、企图树立新政权的“黄天”来取代汉的“苍天”的黄巾军水火不相容。所以只要政府做出邀请的姿态，他们就会立刻顺水推舟地响应。只是他们与宦官本是仇敌，因而在黄巾之乱平定后，出现了很多像荀昱这样再度与宦官争斗而被杀的人。

黄巾本是乌合之众，没有合格的领导者，一旦正规军与民间的义勇兵协同作战，便在各处先后败北，很快被平定。但此时组织义勇军从民间崛起的英雄，却因为与部下的团结极为牢固而逐渐显露头角，政界越是混乱，他们越是能够扩大势力。河北涿郡的刘备，以及原是政府小官的曹操都属于这一类人。随后，这些新兴势力开始与以政府为背景的旧势力官僚展开争霸。

宦官的诛除　平定黄巾后，后汉朝廷终于松了一口气，但灵帝二十二年的统治闭幕后，宦官与官僚之间爆发了大冲突。灵帝之后，十四岁的皇子刘辩即位，何太后与其兄何进作为监护人处理政事。担任首都长官司隶校尉的袁绍，劝说何进诛戮宫中的宦官，以除祸根，但何进优柔寡断，结果反而中了宦官的计，被暗杀在宫中。袁绍见事态紧急，便率兵入宫，遇到宦官不分老幼一顿乱砍，将两千多人全部杀光（189年）。

这是非常粗暴的做法，但当专制君主无能时，宦官便会起而弄权，其弊害不可胜数。当时被称为“十常侍”的宦官集团专断政治，将亲戚党羽派遣到地方上，囤积土地，以图生财。这必然会侵犯地方官的权限，进而导致政治混乱。而此时受害的总是无辜的地方人民，而且对地方的申诉，中央绝不会受理。郎中张钧眼见这些实情，上书要求将十常侍斩首以谢天下，反而遭到下狱虐杀。

然而宦官被一扫而空之后，天子也跟着权威扫地。昏庸的灵帝曾将一个宦官称为父，而将另一个宦官称为母，一味依赖他们。而此后即位的少年天子因为失去宦官的支持，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另一方面，杀光宦官的袁绍官位尚低，没有足以成为政府中心的威望。于是将军董卓趁机率大军开进首都，为确立自己的威望，废掉即位不到半年的天子，而让刘辩之弟、九岁的献帝即位，自己以相国身份左右朝政。

天下大乱　反抗董卓专权的袁绍逃离首都，纠集东方诸州郡，组成联军，攻打在洛阳的董卓。董卓见联军来势汹汹，便弃城而逃，带着献帝迁都长安，但他为人暴虐，被部下所杀。

聚集在袁绍麾下的诸将因董卓逃亡而失去目标，各自返回根据地以自保，天下陷入四分五裂。其中最有势力的是袁绍和曹操，前者以河北省冀州为根据地，后者则领有今山东省东部的兖州。袁绍出身名门，家族四代中连续出了五位朝廷最高官，号称四代三公，因而代表了位于后汉延长线上的旧势力。与此相对，曹操可以说是新兴势力的代表，其武力基础在于乡里中根深蒂固的亲戚、朋友关系，以及乡党式地团结起来的农民。

两方隔黄河争霸，曹操将献帝由长安迎到自己的根据地河南省的许，并将此处作为首都，“奉天子而征四方”，讨伐袁绍，结果大破对手；袁绍死后，又追击其子，吞并冀州。打败这一强敌后，黄河流域自然平定，曹操被献帝封为魏王，领有汉版图的大部分，进而建立了比汉天子更有实力的魏国这一独立势力。

如果这是在两百年前，那么黄河流域的平定便意味着全国的平定，无法想象还会有敌对势力存在。然而在后汉期间，南方的开发有了大的进展，以至于出现了以长江流域为根据地与华北对立的势力。这便是据有长江上游蜀地的刘备和以长江下游吴地为中心的孙权。刘备在中原辗转迁徙，与曹操争霸而失败，最后入蜀，以成都为根据地。而孙权纠合土著豪族势力建立政权，并帮助刘备在赤壁击破曹操南下的军队，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三国分立的形势。历来中国的大趋势是从分裂迈向统一，但从此时开始出现了很强的分裂倾向，就算有时出现统一，也会立刻被卷入分裂的浪潮。由此可以很明确得知，世间的情形发生了变化。

第二篇　中世史

一　三国

中世禅让的开始　据说魏王曹操把自己比作周文王，而他死后，嗣子曹丕趁机逼迫汉献帝让位，开创了魏王朝（220年）。这便是魏文帝，又追谥其父曹操为武帝。这次的王朝变更实际上是一次篡夺，但模仿尧舜的先例在表面上进行粉饰，号称“禅让”。其实同样的事前汉末的王莽已经做过了，而以后的七百数十年间，这种禅让作为正统王朝必需的革命形式不断得到遵行。仅从这一点来看，也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时期叫作“中世”而与前后相区别。

中国朝廷所行进的政治仪式中包括“礼”，其内容在礼书中有巨细无遗的记载。禅让之际也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筑坛登临，老皇帝将象征主权的印绶传授给新皇帝，随后宣布新皇帝即位。不过新天子觉得自己的王朝会永远持续，因而认为禅让之礼只需举行一次，不将其作为会一直被重复举行的礼仪。然而实际上，禅让之礼在中世发生革命时便会重复，因而这样的礼外之礼应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众多礼的研究者中，似乎还不曾有谁对禅让之礼进行研究。

即使在表面上伪装成古代的禅让，但终归是依靠武力的篡夺。据说在当时，实施篡夺的魏文帝曾叹息：经书中所说的尧舜禅让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不过考虑到事情能够和平进行，避免了武力革命之际必然发生的血腥牺牲，这其实是非常合理的做法。如果政权交替是在光天化日和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进行的，那它就是最光明正大的政权授受了。这恰好与现在通过总选举来决定最高领导人一样。

在得知汉魏之间的禅让后，蜀国的刘备以汉室宗亲为由，主张自己有优先继承皇位的权利，在成都即位。稍迟一些，孙权也在吴国即位，死后被谥为“大皇帝”，史称“大帝”。于是中国暂时出现了魏、吴、蜀三个皇帝。本来皇帝是万民的统治者，在同一时期只能有一个人得到承认。这样一来，三个皇帝中只能有一个是真皇帝，而其他的必然是假货，由此产生了关于正闰论的论争。

正统论　其实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关于皇统的正闰论，但当时的正闰论基于五行说。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五德，五行说的主要内容是每个王朝禀受五德中的一德而生成，德尽以后便会被禀受其他德的另一个王朝所取代。不过汉代的五行相生说却认为，汉的火德跨越了秦朝而直承周的木德，这样秦不被算到正统王朝中，而被置于闰位。这正与闰月虽然在正式月份之后到来，却不被算在十二个月之中相同。因而这样的正闰论主要是关于王朝是被算在正统中与前后相连续，还是不算正统而被跨越过去的问题。从“正闰”的字面上来看，这也是正确的用法。

不过这次产生的正闰论，却是要决定在并存的几个王朝中哪个是正统，哪个是闰位。被算作正史之一的《三国志》将魏作为正统，将蜀和吴降到闰位。一般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将魏作为正统，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司马光自己曾说，因为是逐年记述，所以自然形成了这种样式[37]，只是为了便于记述而已。南宋的朱熹，则在其《通鉴纲目》中将蜀定为正统，甚至特意改写了《资治通鉴》中的纪年。不过将蜀作为正统的理由在于刘备是汉室后裔这一点，而司马光对此有所怀疑，并说其系谱似乎并不明确。从历史学的立场来说，司马光的看法更为合理。

不景气的潮流　从三国时代起，中世的特征在于不景气愈发严重。原因首先是前汉时看起来数量甚多的黄金逐渐减少，而这无疑是黄金流向西亚造成的。《汉书》中到处可以见到关于莫大数量黄金的记述，而进入后汉后，这样的记述几乎绝迹，记载财产和交易额时大多用铜钱表示。但当时铸钱的数量并不多，这样一来货币的数量就会不足。这应当是经济萎缩的根本原因。

货币不足导致的不景气变得严重后，货币更加被贮藏起来，结果不景气加速进展，形成恶性循环。于是布帛和谷物成为替代货币，出现了社会一变而倒退到自然经济的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不假人为的自然之道，是上天的拯救。因为它导致农业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为了种粮养蚕，必须开发地力，需要大规模开垦土地，不过问题是当时只能通过庄园这种形式来实现。

庄园是以自给自足为原则而围起来的一大块地，选择地形复杂之处，以游玩、休憩为主要目的，当然也备有用以获利的生产设备。从前汉袁广汉和两汉之交樊氏的庄园，到中世的晋代石崇、南朝宋谢灵运的庄园，都属于这一类。与此同时，也有人以“名田”的名义大量占有土地。这是指大量购买现有的耕地，其弊害在前汉末就已经很严重，而朝廷也讨论了限购土地的方案。名田主要着眼于谷物的生产，谷物在当时具有商品性，是收益率较高的投机对象。兼并他人名田而占有大量土地的行为，在对社会的影响上与庄园没有不同。

客与部曲　至于庄园中的劳动者，汉代多称“童仆”。“童仆”按照字面的意思不外乎是奴隶，但中国有很多比喻式的表达，因而“童仆”并不一定都是指真正被买卖的奴隶。到了后汉末，又有“乡曲”“私付”“宾客”，或与童仆同时出现，或者取代了童仆。他们与奴隶那样用钱买来的财产不同，其人格得到承认，但是隶属于主人，不能摆脱主人的支配，可以说介于奴隶与自由民之间。这样的贱民在不同的时代有种种名称，到了唐代统一叫作“部曲”，而在称呼部曲中的女性时又特别使用“客女”。

按照唐律，部曲与奴隶不同，不是交易得来，因而也不能买卖。不过部曲可以转而侍奉新的主人，也就是换东家，而按照规定，这时新主人要付给旧主人衣食钱。关于“衣食钱”的意思，历来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解释为部曲从旧主人那里领到的衣食钱。这完全说不通，如果是这样，越是到了老年而干不动活的人，其衣食钱就应该越多。其实应当解释为部曲到成年，也就是十六岁为止领到的衣食钱，即养育费。这就是说，典型的部曲是在饥荒等情况下被父母抛弃而被主人捡来养大的孩子。这种恩义使他成为主人的仆人，并且不能离开主人。而与此相类似的人，比如被半解放的奴婢等，也都包含在部曲的范畴之中。在六朝时代有“衣食客”，这里的“衣食”同样是养育的意思。“客”是对离开原籍而常住他乡的人的称呼，换言之就是脱离政府掌握而寄身于他乡富豪的人。西洋的“Colonatus”便相当于中国的客。

饥饿的时代　后汉末发动的叛乱并非只有黄巾。冀州有黑山军，并州有白波军，其他州郡也各有本地的叛乱者，大者聚徒党两三万，小者六七千。叛乱的原因，应当在于严重的不景气潮流中的失业问题，以及进一步爆发的饥民暴乱。加上政治无能，为平定某地的叛乱而在其他地方征发军需物资时，又导致这里的人民加入叛乱，骚乱无止境蔓延，全国陷入混乱，局面不可收拾。然而如果任由叛乱者到处掠夺，只会更加阻碍生产，因而产生了以新兴的军阀为中心，筹划重建秩序的动向。只是这些维持秩序的军队，互相之间为了争霸而攻战，结果混乱愈发严重。据说曹操与袁绍争霸时，其领地内谷一斛值五十万余钱，这意味着通过正常手段绝不可能得到谷物，因此在接下来才会有“人相食”的记载。

据记载，曹操最终打败黄巾时，接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打败黑山军后收降十余万人，击破匈奴的入侵后收降胡汉二十余万口，在获得其他胜利时想必也要接收类似的降人吧。占领的敌人的地盘，只是荒废的贫瘠土地，接收的降人，只是除了身上衣服之外一无所有的贫民，因而战后事宜比战争本身更困难。曹操能够最终打倒强敌，基本完成统一大业，是因为他除了是军事战略家外更是政治家。只是今天看来，他的政治手法是绝对无法赞成的权宜之计，而他之所以那么做也是时代使然，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戒严令下的时代　可以说，曹操是在长期的戒严令之下治理天下。他的军队是从盗贼和异民族的降人中挑选最勇猛的人组织起来的，管理时也用最为严格的军律。军人可以说像奴隶一样，称作“军户”。一般民众也不是古代那样的自由市民，而是农奴式的半自由民。只有政府的官吏和担任军队指挥的武将，作为特权阶级残留下来。

不过，这种阶级分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本来战国以后，古代都市国家内部的士庶之别逐渐淡化，进入汉代后曾一度似乎完全消失。然而后汉时萌生了一种复古主义，在地方上，郡太守与治下的吏民之间被认为是有君臣之分的，对太守恪尽忠义被赞为美风。换言之，官尊民卑的风气浓厚起来，接着吏与民分离，在朝的官吏地位崇高，在野的民众地位低下。自魏时起，这作为制度固定下来，随着时代的进展，又在官中出现了宛然身处封建制下的特权贵族。这可以说是古代士庶阶级对立的复活，但并不是直接继承古代，是后来再次发生的，中途有间断，因而性质自然不同。新生的贵族阶级也被称作“士”，但他们鄙薄武事而尊崇文化教养，与古代本质上是武士的士大不相同。在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与中世的不同。

九品官人法　助长了这一贵族制度的，则是九品官人法。魏文帝曹丕在即将篡汉即位时，为了除去历来在选用官吏时往往受到豪族势家左右的弊端，根据陈群的建议，精选候补官吏，严格审查资格，又在地方的郡中设置中正官，负责评定候补官吏的资格并推选到中央。按照规定，被中正评为二品的候补，首先任用为中央所设的九品官阶中比二品还要低四品的六品官。以往将这一做法称为“九品中正”，但并不正确，应当按照当时的称呼叫作“九品官人法”，也就是按照九品任用官吏的方法。

这一立法本意虽好，但当时社会上正洋溢着贵族制的气氛，新法立刻变得有名无实，反而变成维护贵族制的堤防。地方的中正本身也是贵族，对贵族的子弟总是给予二品以上的高评级，随之二品成为这一家的既得权益，成了表示门第的标志。这样一来，不管多么优秀的人才，第一个官职都由门第来决定，如果第一个官职太低，也就没有出人头地的希望了。

九品官人法的目标中，有联结地方上有势力的人与中央政府的意图。虽然当初不受关系左右任用人才的目标没能达到，但应该起到了联结地方与中央的效果。然而，它带来的后果是形成一个同时占据中央和地方的浑然一体的贵族集团，而全国性的门第等级自然也确定下来。

村制的流行　在日本，将汉代经六朝到唐代视为社会性质相同的时代，并将其命名为“古代帝国”的看法很有地位。但是，从汉代到三国期间，社会有很大的变迁，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其实例在聚落形态的变化上也可以找到。古代都市国家“邑”的遗制一直延续到汉代，县、乡、亭等在形式上都是环绕着城墙的都市，而其居民都是农民。因而这些都市必然成为谷物的集聚地，到了举国暴乱、饥民四出的时候，便成了绝佳的掠夺对象。而都市的防御力甚薄弱，于是政府将小都市的居民迁移到大都市中，以便齐心协力进行防御，但这种做法也有很多危险。如果移居时间过长，那么人口密度过大将导致耕地匮乏，而一旦人口集聚的大都市陷落，则会发生规模更大的惨祸。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想到了更为聪明的躲避祸害的方法。那就是不再执着于集中居住在都市中的生活方式，而在自己的耕地中建起临时住处，三五成群以村落的方式生活。这种做法从前汉末起逐渐盛行，豪族的企业式庄园中的农民便以这种方式生活。这时农民在都市被战乱破坏后，已经不打算重建，而是造起类似庄园村落的农村，开始新的生活。如果敌人来袭，就将谷物藏在地窖中，暂时逃到别的地方。敌人入侵了没有食物的地方也不会久留，等他们退散后农民再回来，修缮被破坏掉的屋子，继续居住。如果敌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农村是这样，可以预计他们不会袭击小村落。这是将现实世界当成梦幻泡影的浮萍式的生活，对谛观无常的佛教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在后来的南北朝混乱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上经常保持中立，在敌对的两个阵营之间也能够自由往来，起到了收集情报并传递给人民的作用。

纵然是临时的，移居无疑也会对生活的连续性造成重大打击。因此在容易频繁遭到敌人袭击的地方，农民想到要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于是，他们在战略上重要的地点建起小型要塞，作为储藏粮食和武器的地方，一旦有紧急情况则固守其中，这种要塞被称为“坞”。战争都是相对的，敌人也要考虑到得失，对所得甚少的坞，他们是不会付出大量代价发动攻击的。

都市的变质　后汉末期，一度垄断政权为所欲为的董卓，考虑到自己可能在政治上倒台，便在长安附近建起万岁坞，作为倒台后的落脚之地。万岁坞的城墙高和厚都有二十米，积蓄了够用三十年的谷物。董卓曾言，事成则雄踞天下，不成则在此处度过余生。然而不久他被部下杀死，安置在坞中的一族老少也被斩尽杀绝。政府没收了坞中的财宝，共有黄金两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其他锦绮宝物堆积如山。万岁坞对董卓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关于当时坞的概念。

这样，地方上历来被称为“乡”“亭”的农业都市衰败下去，逐渐过渡到村落生活，但对政府来说，县以上的大都市在军事和行政上都是必要的，不能解散。于是政府把农民赶出去，将都市武装起来，将其转变为专供官吏、军队以及工商业者居住的要塞。在较大的都市，只将其中的一部分用坚固的城墙防御起来。而这个小要塞并不在中央位置，而是偏于一方，以便与外部直接交通，这是与古代都市国家的内城所不同的地方。这种形式也影响到首都的布局，在北魏的洛阳和唐的长安，宫城位置都偏北，可以从北方的城门直通城外。日本古代国都的设计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形式。

异民族的内迁　和欧洲的中世一样，在谈论中国的中世时，也不能忽视与北方异民族的关系。在罗马帝国末期，越过沿莱茵河、多瑙河一线的长城移居内地的日耳曼人，作为军阀发展壮大，扰乱内地；同时又发生了新的日耳曼民族的迁移，他们越过莱茵河的防线进入内地，在所到之处建立起独立王国。一般便以这所谓的“民族大迁徙”作为西洋中世的开端。而在中国，也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建国之初，后汉便与北方民族有密切的关系。光武帝在平定群雄时，对乌丸民族的骑兵，也就是“突骑”的武力多有依赖。统一天下之后，汉的国力强盛，而匈奴的南单于因与北单于斗争失败，请求内附于汉，光武帝令其八部居于山西省北部的并州。他们在汉的郡县之外自成系统，由单于统领并受汉的监督，不过每当发生战争时，都要应召从军。汉末董卓组织大军进京时，部下中有很多西方、北方的异民族。接下来袁绍割据于今河北省冀州时，也将邻近的异民族编入军队。曹操杀死继承董卓军队的吕布，破袁绍、平冀州，每次都收编敌军，结果军中自然有很多出身异民族的战士。这亦是其军队被称为“军户”，并受到低于普通农民的半奴隶式对待的原因之一。

曹操讨伐袁绍的外甥高干而平定并州时，其中也包括南单于的匈奴部落。对于还没有充分汉化的勇武匈奴民族，曹操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匈奴分为五部，各个部落分别设置部帅统领其众，此外又派遣“匈奴中郎将”进行监督。换言之，曹魏将很多出身于异民族的人收容在军队中加以役使，并依靠军队的力量统治异民族。

屯田　那么，当时混有异民族的军队，为什么甘心听从魏政府的指挥呢？答案是为了获得生活资源。动乱的世界同时也是饥饿的世界，社会处于人相食的状态中，因而只要能在一定的秩序之下得到食物便满足了。幸而在动乱初期，中国这片土地和勤劳农民的生产力可以满足军粮的需求。然而随着动乱的长期化，农民相继去世、逃亡，眼看会有军民同归于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屯田来实现军粮自给的方法应运而生。

从前汉时代起，在国境屯驻大军时便屡屡实行屯田，而最大规模地实施的则是三国时的魏。曹操最初将根据地设立在河南的许时，召集农民进行屯田并取得成果；当与南方的强国吴争霸时，又利用大军南征的机会，引淮河支流淝水的河水，开辟了芍陂的屯田，这是大规模开垦耕地的开始。其实这样的开垦并不是曹操的发明，作为政府责任人，他模仿实施了民间早在前汉末便开始流行的庄园开发。因而曹操死后，名将邓艾继续在首都洛阳至淮河之间的地域开辟更大规模的屯田，而与魏敌对的吴、蜀两国也实施了屯田。吴国将军陆逊在与魏国接壤的国境地区屯田，吴王孙权前往视察时，亲自做样子引牛耕地。蜀相诸葛亮在攻打魏国时，也曾就地屯田以省运输之劳。

本来军队应当专心于军事，食粮由人民提供。然而三国时，不管哪个国家，军人都且耕且守，在兵农两方面受到役使。换言之，军人从政府那里领到自己耕种所得的谷物，然后又以兵役为政府服务。然而从政府的性质来考虑，这也不足为奇。不管哪里的政府，都是向人民收取租税，又利用租税来统治人民。屯田制的特别之处是对军人的榨取比普通农民更多，一半以上的收成都要作为地租上缴。考虑到屯田本来的性质是政府的庄园，这也并非不可思议。

不安定的政治　即便如此，当时曹操的政治方针肯定也是极为冒险的。他利用异民族众多的军队压服异民族，通过分配军队上缴的谷物让军队服从。在实际执行时，稍有差池便会产生危险的破绽。因而要维持这种制度，必须实施极为严酷的法令，这就意味着将全社会恒久地置于戒严令之下。

正如曹操的政策所示，中国中世历史的推移是以异民族对策和土地政策为主轴展开的。而进一步探索，则会发现这两个问题背后的共同要素是为了吃饭而展开殊死争夺。异民族和贫民都没有提高生活品质这样悠闲的愿望，在充满深刻不景气的世道，异民族不得不为了求食而彷徨，贫民不得不为了谋生而流浪。然而，在悲惨的底层人民支撑起的上层社会，优雅的贵族阶级却一派繁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也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戒严令这种东西，对实施对象来说意味着涂炭之苦，对实施者来说，却没有比这更求之不得的了。关于这一点，只要回想一下我们日本人的战时生活就可以明白。

三国国力的比较　虽然统称“三国”，但其国力绝非同等。后汉将全国分为十三州，各州设刺史进行监督。魏在中央司隶州之外还拥有幽、冀、青、徐、兖、豫、并、凉，共九州，吴拥有扬、荆、交三州，而蜀只有益州一个。这样算来，三国的国力为9：3：1，但吴、蜀的土地面积广阔，开发规模也较大，因而户口数比较多。现据263年左右的统计做一下比较，则结果为：

户数比大约为7：5：3，但这一比例不可能准确反映真正的国力情况。口数比为4：2：1，这应该比较接近真实情况，但魏的口数实际上肯定更多，因而三国的实力对比应该在6：2：1左右。

将上表中的数字合计，那么户数为146万，口数为767万。这与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的统计结果，即户数1067万、口数5648万相比，户数和口数都减少到了七分之一左右。当然统计总会有误差，特别是在这一统计中，被吸收到庄园中的隶属农民等，可能没有上报，因而实际数字或许没有这样急剧减少，但政府能够掌握的户口减少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知，当时记录中所说的“海内荒残，人户所存，十无一二”并不只是比喻。

三国之中，魏以洛阳为都，领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九州。虽然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这一地区也是蒙受战祸最惨重的地方。因而魏虽然在武帝曹操、文帝曹丕两代几次进兵到长江边，企图平定吴国，但每次都因战力不继而失败。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吴和蜀结成攻守同盟，承认对方的皇帝与己方平等，形成了共同阵线，因而对魏来说，全力进攻也有危险。然而，等形势暂时平静下来，建立起秩序后，魏在数量上的优势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蜀汉灭亡　魏文帝之后，魏明帝继位，而将军司马懿因抵御蜀国丞相诸葛亮有功，逐渐将朝廷的权力掌握在手中。明帝之子齐王曹芳在位时，司马懿发动政变成为丞相，其后实权归于司马氏一家，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成为大将军，废黜天子曹芳而迎立曹芳的堂弟高贵乡公曹髦。司马师死后，其弟司马昭继承其位，而新天子不堪司马氏的专权，起兵攻打司马昭，反而被杀。司马昭迎立被杀天子的叔父辈元帝。

此时，蜀相诸葛亮已经去世，昏庸的后主刘禅在位，政治混乱，司马昭派遣邓艾等人攻打蜀国，后主投降。蜀历先主刘备、后主刘禅父子两代，享国四十四年。这里的“先主”“后主”的称呼是遵从将蜀置于闰位的《三国志》的写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人，而晋继承魏，因而必然要将魏置于正统。如果像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及这一系统的史书那样，将蜀作为正统，则应以刘备的谥号称其为“昭烈皇帝”，并接在后汉献帝之后。刘禅向魏投降，没有天子的谥号，因而不得已称“后皇帝”。而奇怪的是，理应将蜀汉作为正统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却依然使用“先主”“后主”的称呼，而对魏武帝、魏文帝等则皆直呼其名为曹操、曹丕云云。

二　晋

晋兴吴灭　在魏国，掌握实权的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开始呈现出魏晋双重国家的面貌；而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晋王之位，又废掉魏元帝而自立。这便是晋的第一位天子武帝。

在吴国，当时算是长寿的大帝孙权在位三十一年后去世，其后屡屡内讧，国势不振。晋军趁孙权之孙孙皓荒淫之机，渡过长江攻陷建业（今南京），孙皓投降，天下再度统一。

晋的统一是在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的第一次统一，然而统一的前路上，却潜伏着险恶的困难。其中最为重大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异民族在内地的杂居。位于今山西省的并州地区，自后汉以来便有南匈奴部落。他们在隶属于郡县的中国人之外自成系统，由部帅统领，居住在原野中的帐篷里，经常与中国居民发生摩擦。在今陕西、甘肃省，即当时的凉州地区，据称有人口百万，而一半是戎狄。这里所说的“戎狄”是藏系民族，当时一般的称呼是“氐”“羌”。从后汉末起，他们发动叛乱，侵入中国的郡县，而当时后汉以“内入”的名义将中国人迁往内地。曹操则反过来将羌人移民到内地，终于到了与中国人口参半的地步。

此外，在今河北省、辽宁省等当时的幽州地区，有不少鲜卑、乌丸等北方民族内徙而来，并且在其背后还有着游牧部落的大部队。

面对这样的现实，武帝不得不对王朝的未来怀有危惧。而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克服困难，只能依靠同族的团结。晋之所以能夺走魏的皇位，是因为自从祖父司马懿以来，司马一族历经三代都紧密团结，在朝廷内扶植了潜在势力。而且，当初是作为大臣在不断与反对派作斗争的过程中扩大势力的，而现在已经是晋的天下，表面上没有反对者，因而似乎要强化司马一族的势力基础是极为容易的事。务必注意的是，曹氏因同族互相憎恨和迫害，最后天子孤立无援而灭亡，司马家绝不能重蹈覆辙。

八王之乱　于是，武帝大封同族到各地为王。诸王应当成为皇室的藩屏，因而可以在领地内维持强大的军备，在军事上独断专行。而且为了提高诸王的权力，将州郡长官指挥下的军队都裁撤了。这样一来，州刺史、郡太守都只不过是纯粹的文官。然而事态真的按照武帝的设想发展了吗？

武帝死后其子惠帝即位，但不辨菽麦，昏庸愚蠢。皇后贾氏是功臣之女，据说极为专恣又长于奸智，废掉皇太后杨氏并杀掉其父，掌握朝政后频频杀死大臣。最初贾氏让宗室中年长的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又恶其专权，与惠帝的弟弟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掉司马亮，事后又将楚王杀掉。汝南王的弟弟赵王司马伦眼见朝政紊乱，率兵入宫，废掉贾皇后又将其杀死。到这一步还算好，可司马伦又趁势废掉惠帝，自己即位。这么一来，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等举兵讨伐赵王，将其杀死，又迎惠帝复位。此时骚动似乎平息了，然而有功的诸王又起内讧，齐王首先被杀。这是诸王受到属下军团首领的掣肘，被随意摆布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在幕后操纵诸王的是张方、孙秀等出身社会下层的军阀将领。张方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煽动河间王和成都王背叛朝廷，又杀死站在天子一边的长沙王司马乂。在此前后，张方已然成了独立军阀，能够脱离诸王而自由行动，甚至胁迫天子移居长安。不过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些做法太过火，不得人心，随后张方被河间王所杀。而河间王和成都王也相继被杀，只剩下东海王司马越一人辅佐皇室。

这些事实显示出，为了强化皇室，武帝将同族封王建国并授予兵权，结果以惨败收场。大凡人类的天性不过如此：在困难时能够紧密团结，但到收获成果的时候却反目为仇。这并不是同族间才有的现象。

后汉末的袁氏在四代中出现五位三公，同族之间必定曾紧密互助。然而到了最后袁绍据冀州称霸时，几个儿子却立刻失和，互相排挤，终致灭亡。曹操最初正是趁此机会纠集亲朋，树立起了霸权。尽管参与创业的第一代人能够紧密团结，平定其他势力，但到了曹操晚年，这一集团也早早产生龟裂。据传言，曹操即将大功告成被封为魏王[38]时，被比作汉高祖之张良的参谋荀彧因与曹操意见相左，被迫自杀。曹操的长子文帝曹丕与两个弟弟，即长于武艺的曹彰和文才优秀的曹植争得你死我活，朝臣也跟着分派而斗，结果给了司马氏可乘之机。所以想一想就可以明白，取代曹氏的司马氏也不可能例外。

贵族的奢侈　晋王朝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贵族化、奢侈化，而这也是重蹈前朝的覆辙。后汉末，在王朝眼看就要灭亡的情况下，灵帝听信宦官之言，向天下田地每亩征收十钱，用以修缮宫殿，并让人铸造毫无用处的铜人。曹操身为武将却爱好文艺，自己写作诗赋。其孙明帝则喜好奢侈，大事营造洛阳宫，又建芳林园，遍植奇树，饲养异兽。明帝之子齐王曹芳在位时，遭遇司马氏崛起，与之对抗的是同族的曹爽，以及同乡功臣的后裔夏侯玄等，但这些人都已经贵族化，优柔不断，遭到司马懿的反击而被杀。到了晋王朝，虽然第一代天子武帝在即位之初颁布俭约令，甚至亲自取出宫中称为“雉头裘”的华美毛皮在殿前焚烧，以为百官示范，但随即又软化态度而沉湎于甘美的奢侈生活，以至后宫美女数以千计。本来晋王朝的官僚很多是从魏继承来的，大都已贵族化，在安逸的环境中长大而不知武事。八王之乱虽是由出身社会底层的军人暗中引起，但正因为诸王及其身边的官僚无能，这些军人才会如此猖獗。而比起内乱，来自外部异民族的冲击更为可怕；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贵族化的官僚更显无能。

异民族的暴动　八王之乱中，成都王司马颖发动叛乱时曾试图将并州的匈奴部帅刘渊招入军中。刘渊与其子刘聪商议后，表面上接受成都王的招请，而等到接受北单于的称号、统领五部兵马后便自立为汉王。此前，匈奴单于曾屡次与汉朝公主结婚，因而刘渊使用汉姓刘，号称继承了汉的正统，并号召民众承认自己的统治。

不过匈奴人的汉在刘渊死后持续内乱，刘渊的族子刘曜与部将石勒同时得势。晋惠帝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其弟怀帝即位后，不仅匈奴，氐、鲜卑等异民族，以及内地人民的叛乱在各处爆发，天下陷入四分五裂。

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晋政府的状况却让人心中没底。在八王之乱中唯一幸存的东海王拥立怀帝，但怀帝却因猜忌而不给他权力。司马越怀恨在心，做出闯宫杀死天子侧近等举动，愈发失去人心。而就在此时，石勒入寇，东海王传檄四方，召集援兵，却无人响应。不得已，东海王率领亲兵出阵，而参谋则是在朝野颇有名望的王衍。

王衍是魏末晋初在社会上名声很大的清谈派“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堂弟，他本人也属于清谈派，名声有时甚至凌驾于王戎之上。“清谈”本是从当时的贵族主义中诞生的畸形儿，一边标榜老庄虚无思想，一边又不否认自己对名声和权力的欲望比别人更强烈，因而是只在特权阶级中才行得通的极为自私任性的思维方式。

东海王司马越眼见敌军声势浩大，而己方的援军迟迟不来，劳心过度而病死军中。失去主帅的军官们将名声很高的王衍推举为大将，而王衍在这种时候也没有说出个不字。他一面说自己从年轻时起就完全没有出人头地的念头，因为接到命令，不能断然推辞，拖拖拉拉一直来到这里，现在这种情况，靠自己的才能实在应付不了，一面却不坚决推辞，反而接受了推举。石勒的军队如同怒涛一般汹涌袭来，包围十余万晋军，自王衍以下的将领被一个不剩地俘虏了。石勒召来王衍，质问西晋的政治情况。王衍虽承认西晋的政治失败，却声称自己没有任何责任，还对石勒说如果想要称帝自己可以帮忙。这下石勒也惊呆了，当面指责王衍说：你从年轻时就开始当官，一直做到大臣，声名盖世，居然说自己对朝政的失败没有责任。说完令其退下。石勒嘴上说让这种人活着对世人没有好处，却又不想招来屠杀名士的指责，便等到夜里，让人将王衍住处的墙壁推倒，将其压死。从此以后，王衍的下场成了窝囊死法的典型。而这与其说是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关乎当时贵族社会形态的问题。

西晋的灭亡　石勒向洛阳进军，与刘曜合力攻陷洛阳，俘虏怀帝并送到汉的首都平阳，不久将其处死。

怀帝之侄愍帝接到洛阳陷落的消息，在长安即位，但不久又因受到汉军的围攻而投降，也被送到平阳杀了。

当时异民族的暴动并不只限于首都附近并州的匈奴，而是四处蜂起，民族间冲突不断，天下陷入不可名状的混乱。这意味着，之前曹操最先采用的用异民族压服异民族、用军队统御军队的冒险政策露出了破绽。这种政策本来就危险而勉强，因而一旦有一处出现混乱，便会立刻波及全体而无法停息，这在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战乱开始在中原扩大后，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早早对华北断了念头，转而占据吴的旧都建业，图谋自立。他将中原名族召集到帐下，又安抚当地土豪，在接到长安陷落之报后受到部下的推戴而即位，这便是东晋元帝。

晋的南渡　东晋立国的基本方针，是收容从北方中原逃难而来的军队、难民，与他们合力守卫国防前线。国防的第一线是淮河，这条河在地理上是区分黄河流域的华北中原与长江流域的江南的界线。今天依然以这一线为界，分为以北的旱田地带和以南的水田地带。国防的第二线是长江，这条浩荡有如海洋的大河自古以来就是阻挡北来侵略军的天险。魏的曹操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南下，在赤壁与孙刘联军会战而遭到大败，并不是很久远的事。幸而江南有丰富的资源，足以负担增强后的前线国防军的军饷。当时江南的开发还在进行，需要大量劳动力，因而无论新来的移民有多少都能容纳。更加幸运的是，在中原蜂起的异民族并非只有一族，他们互相反目，反复进行种族战争，因而在大征服者出现并树立霸权之前，没有余力准备南征东晋，而这为东晋留下了重整旗鼓的时间。

五胡强盛　发生在西晋怀帝永嘉年间，因而被称为“永嘉之乱”的民族斗争所带来的大乱是史无前例的。屠杀一再发生，中原的人口据称到了百无一二的地步。异民族被总称为“五胡”，除了汉的刘氏所属的匈奴以外，还有被称为羯的匈奴别种，石勒即属此族。并州的拓跋氏和幽州的慕容氏是移居到长城以南的鲜卑人，他们的根据地原本位于长城以北。关中则有氐族苻氏和羌族姚氏，他们虽同是藏系民族，却互相对立。对此，汉人也殊死抵抗，到处建造起小型的要塞坞，以图自卫。

从总人口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汉人占多数，而异民族是少数，并且又分为数种、数族，因而某一政权之下的人数更少。所以进入五胡时代后，不管哪个种族得势，其霸权都不能持久，统治范围也有限，大约一百三十年间兴亡于中原的国家多达十六个。

出身匈奴的刘渊所建立的汉在其子刘聪死后，分裂为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并互相争斗，石勒取得胜利，领有中原的大半，到其养子石虎时盛极一时，却也早早显露出衰亡的征兆。辽东鲜卑的慕容氏和关中氐族的苻氏代之强大起来，前秦的苻坚登场后，消灭慕容氏，称霸中原，趁势南下，企图击败东晋，实现统一天下的野心。

当时东晋正值元帝之孙孝武帝在位。不过，在元帝和孝武帝之间在位的天子共有七个，因而从第一代武帝算起，孝武帝已经是第十二代。就在前秦苻坚南下大军锐不可当、东晋朝野震骇的时候，将军谢石、谢玄等在淮河的支流淝水之畔，迎击苻坚并使其大败溃逃。也就是说，东晋成功地在国防第一线阻挡了敌人的袭击。当时朝中谢石之兄谢安执掌大局，因为一族立下大功，自此以后，谢氏便成为与东晋开国功臣王氏相比肩的名门，受到崇敬。不过在淝水之战中奋战立功的，其实是驻扎广陵、中原出身的军阀部队“北府兵”。

在淝水之战中惨败并退回关中后，苻坚被其宿敌、出身氐族的后秦姚苌所杀。到姚苌之子姚兴时，后秦以长安为都，盛极一时，特别是佛教繁荣，印度的经典有很多都是这时被翻译为汉语的。现在日本使用的《佛说阿弥陀经》便是其中之一。

三　南北朝

北魏兴起　与后秦同时，慕容氏的后燕在东方兴盛。但随后鲜卑拓跋氏的代国，也就是后来的北魏，在长城之南建国，依靠未开化民族的力量，一步步在军事上取得成功。其首都平城靠近今天的大同，残留至今的大同石佛寺佛像雕刻便是北魏时代的遗物。

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河北的大势力后燕英主慕容垂派遣四五万人的军队入侵，北魏在参合陂迎击并将其歼灭，这是北魏称霸华北之前的第一次胜利。慕容垂病死后，北魏开始反击，攻灭后燕；又转向西方，在世祖太武帝时灭掉匈奴赫连氏所建立的夏，从而平定关中；接着又讨平直到敦煌为止的诸国，统一了黄河沿岸的中原一带（439年）。

北魏之所以能最终称霸，是因为在长城之外有着同一游牧民族的集团，可以从那里源源不断接受人员和马匹的补给。反过来说，之前诸国的霸权之所以不能持续，比如后赵石虎、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等，盛极一时后很快凋落，就是因为同族的人口比较少。占据绝对多数的地方人民，由于种族间的反感而不断图谋叛乱，要将其压服就必须将同族的军团常驻地方要地，进行监视，但无奈的是能够依靠的心腹军队数量很少。大军团召集起来后，地方的驻军数量就会变少，威令无法贯彻到末梢。然而如果到处配置军队，又会使兵力分散，面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集中起来的兵力吃了败仗，遭受沉重打击，霸权就会立刻动摇。在这一点上，北魏可以说受惠于人力资源的丰富，然而也是有限度的。长城外的鲜卑族大量移居内地后，蒙古地区的人口变得稀少，随后在漠北崛起的新民族柔然得势，而北魏则要直接面对这一威胁。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　到太武帝的玄孙孝文帝时，北魏将首都从北方的平城迁到中国历代的首都洛阳，这意味着鲜卑族王朝的汉化。未开化的异民族，在与汉族接触时逐渐汉化是自然的趋势，或者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命运。只是这时的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过于激进，特别是禁止说鲜卑语、穿鲜卑服，甚而连鲜卑固有的人名都改为中国式。对此等做法，不仅后世的历史学家，当时的鲜卑人中也有认为太过分的。事实上，这次改革后，鲜卑人在汉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朴素刚健的风气而变得柔弱，王朝的衰落也由此开始。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是在统治中国时必需的无奈之策。鲜卑族的人口虽然在五胡之中算比较多的，但终究不能与汉族的人口相比。而且在文化上，汉族处于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要让鲜卑王朝的统治持续下去，就必须把自己的文化水平变得和汉族人一样。此外，为了弥补人口不足的缺点，有必要与其他胡族混为一体，以便得到他们的协助。然而，鲜卑族本身没有能够同化其他胡族的文化，因而不得不采用汉族文化。想来，这一切肯定都是孝文帝与侧近进行了缜密的利害计算之后而断然实施的。

东晋衰微　在北魏征服华北的同时，江南也有了新的进展，这便是东晋王朝的衰亡。

东晋政权的弱点，在于自身是一个流寓王朝。本来东晋是西晋皇室的一支，他们带着官僚、军队，从华北流落到江南的新天地，怀抱着终有一天恢复中原的理想而暂住下来。为此，与皇家一同南下的官僚和人民都被赋予了莫大的特权。首先，官僚垄断了中央政府的要职，将本地的贵族当作比自己低一等的阶层来对待，不让他们参与显贵地位的分配。此外北方流民的户籍被称为“白籍”，与本地居民的“黄籍”相区别，冠以原籍的州郡名，他们拥有的土地被免去租税。换言之，北方流民拥有所有权利，却几乎不用承担任何义务。

对于这种不公平，本地的南人当然会不满。但这种不满却没有达到爆发的地步，因为他们在害怕朝廷的北方军队的同时，也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支军事力量，更加恶劣的华北胡族就会南下。与其受到异民族的征服，不如被晋王朝继续统治。

不过，本来应当恢复中原的东晋政权，却又从首都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撤走，过了近一百年也没有行动的迹象。事实上，华北势力强大，而南风不竞，东晋政权似乎要就此一直偏安下去。如果东晋变质为江南王朝，本地的江南贵族就必须要求纠正他们与北人之间的不公平。于是取消黄白籍的区别，将北人也作为本地人编入户籍，也就是“土断”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对于这些在旁观者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极为正当的要求，东晋朝廷却丝毫没有解决的能力。朝廷的贵族愈发贵族化，只顾维护既得权益，只要是对自己稍有损害的提议，便充耳不闻。九品官人法也日益形式化，个人的仕途完全由门第决定。而且在同一官品的职务中，又产生了“清官”与“浊官”的区别。上层贵族可以由清官到清官，官品从高处上升，最终到达三公；下层贵族只能由浊官到浊官，官品从底部上升，并且会因在中途失去上升的阶梯而到此为止。即便是北方来的贵族，如果门第较低，而又对自己的才能抱有自信，也可能会对让人提不起干劲的政府产生厌恶，转而投身于反对运动。而更加感到不满的是一直被压抑在底层的当地贵族，自不待言。

这种不满屡次被野心家利用，在现实中突然爆发为叛乱。叛乱随后被镇压下去，军人则获得了显露头角的绝好机会。而且世上的人们都在期待着英雄的出现，希望他能解决严重的社会问题，打消自己的不安。

刘裕兴宋　在这种时候出现的便是刘裕。他出生于靠近北方国境的彭城，年轻时从事贱业，其间得到军阀北府兵将领刘牢之赏识而入其麾下。刘牢之正是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刘裕跟随刘牢之屡次平定内乱，建立功勋，刘牢之被以长江上游为据点的大军阀桓玄欺骗而死后，刘裕讨平桓玄的叛乱，威名愈高。

掌握兵权的刘裕参与朝政，实施了悬搁多年的土断，将白籍编入本地户籍，对历来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土地和人民课以税役。由此财政也渐渐宽裕，刘裕于是毅然实施北伐。

当时华北已经接近五胡时代的末期，后秦的姚泓领有从晋的故都洛阳到长安一带，承其父姚兴的积极财政政策之后，正是国力疲敝的时候。因而刘裕的远征军不费力气地占领洛阳，又进逼长安，俘虏姚泓。

然而，刘裕看到的洛阳和长安，已完全失去了东晋人魂牵梦萦的故都的面影。见到故都在五胡战乱中几度遭受劫掠而荒废的样子，刘裕断了迁都此处的念头。只是，如果他在当地只留少量守备部队，是因为以为这样就可以继续占领的话，便是将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而犯下错误了。刘裕的主力撤退后，长安和洛阳立刻被伺机而动的胡族国家夺回，不久就成为北魏的新领土。

然而，此时占据刘裕头脑的已经不是旧都的事了，篡夺看起来气数已尽的东晋、建立新王朝才是他所想的。掌握兵权的实权人物一旦下定决心，禅让的计划就被一步步付诸实施。这样，一百五十年间不见于历史的禅让又在现实中发生了，而且一旦开始，便进入了被不断重复的时代。

刘裕弑杀安帝，让恭帝即位，不久又接受恭帝禅让，定国号为宋（420年）。这就是第一代天子武帝，而三年后，后来统一华北的北魏太武帝即位。从这一时期起，中国南北两个王朝互相对立，因而被称为“南北朝”。

南朝的侧近政治　宋武帝虽然实施了东晋政权下的悬案土断，但没有对流寓贵族与当地贵族的待遇差别进行任何调整。他是崇尚实力的军人，对贵族问题不感兴趣，恐怕他觉得将当地贵族的地位提高到与北方贵族一样，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吧。看起来，他更打算将贵族制度本身变得有名无实。也就是说，表面上尊重贵族的既得权益，实际上则不给贵族大臣权力，另外在自己的侧近中设立直属机构，谋划机密事宜。这一直属机构即中书，可以说是尚书的分支机构。

后汉光武帝为了亲自裁决政治，不给正式的宰相三公权力，专与宫中的直属机构尚书共同商议政治。然而，当尚书实际掌握了议决政治的实权之后，其地位自然也正式化，如果大臣实际执掌政局，就必须得到“录尚书事”的头衔，获得指挥尚书的权限。三国魏的曹操在事实上代理天子处理政治，因为尚书是汉朝天子的正式机构而敬而远之，设立了与尚书有着同样职能的中书作为自己的顾问。因而在魏王朝建立之后，在正式的尚书之外，又有直属天子的中书暗中出谋划策。然而中书的重要性增加后，不久也变成与尚书一样的正式机构，贵族则被任命为长官。出身军人而非贵族的宋天子，在原样保留中书机构的同时，将其僚属中书舍人召入宫中，谋划政治上的机密事宜，并将决定传达给中书的长官中书监和中书令加以实施。这便是后世中书舍人院的起源，这一机构的奇特之处是虽然是中书的分支，却又直属天子。

不过，宋天子任命的中书舍人都是寒士，他们虽然有优秀的才能，却因门第较低而在升迁上受到压抑。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尚书方面，寒士出身的下僚令史执掌了实际事务。由此，魏晋以来的贵族政治发生了变质，表面上还是与之前一样的贵族制，但贵族位居表面的公开政府从实际事务中浮游出去，而军阀天子和寒士出身的下级官僚在暗中推动政治，当时实行的就是这种变态的畸形政治。

由卑贱的寒士推动的中书政治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好的一面是政治可以不受过去的人情关系和贵族体面的拘束，能够迅速做出决定。武帝之后，经过被废的少帝和其弟文帝，文帝之子孝武帝即位，更加重用中书舍人，实行侧近政治，完成了祖父武帝遗留的土断。

朝廷的高级官僚因为不愿既得权益受损害，历来反对土断，刘裕也不得不将上层贵族分布较多的地方除外。而到了孝武帝时，已能够不顾贵族的意志而断然实施了。

不过另一方面，侧近政治容易陷于武断，特别是当昏庸的天子在位时。因为所有决定都仓促做出，应当起到制止作用的机关来不及发挥效用，就连杀掉大臣和亲戚这样的重大事件，也无缘无故地轻易发生。这是在东晋的贵族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的异常情况。宋的九个天子中，被废黜杀掉的达到六个，得以保全性命最后病死的仅有三人。

因为这种政治运行上的致命事件重复发生，宋在统治了六十年后被大臣萧道成所灭（479年）。

从南齐到梁　萧道成即位后，定国号为齐，这便是第一代天子高帝。到其子第二代天子武帝为止都太平无事，但第三代天子废帝因为品行不端而失去声望，被同族的萧鸾所杀。萧鸾立废帝的弟弟为帝，但又将其杀掉，自己即位，这便是明帝。明帝即位之后，将废帝系统的一族全部杀尽，报应在他死后不久就来了。继承其后的东昏侯对自己的荒淫行为不加反省，而又害怕廷臣觊觎大位，将有名望的重臣一个接一个杀掉。第十个被杀掉的是萧懿，于是萧懿的弟弟萧衍在长江上游举兵叛乱，围攻首都时城中有人响应，杀死天子向萧衍投降。萧衍立东昏侯的弟弟为帝，即和帝，但不到一年便将其废掉并弑杀，自己取了大位（502年）。齐王朝和前朝的宋走上了同样的失败道路，天子轻易杀大臣，皇族也互相残杀，最后大臣废掉天子并将其杀掉。七个天子之中，有四个死于非命。

取代齐的萧衍便是梁武帝，虽是军人出身，但很早就作为一流的文化人闻名于世。梁武帝统治的前半期，在血腥的南北朝期间最为和平，据称当时人民歌颂太平，而梁武帝创造了在位四十八年、享年八十六岁的罕见纪录。然而到晚年，他因为醉心于佛教，以慈悲的名义放过罪恶，又因年老，魄力不足，屡次错过转变政策的机会，终于招致国废身死的结果。而这场悲剧产生的原因，则是华北政治斗争的余波。

北魏的衰微　北魏因为孝文帝的汉化政策，表面上华丽的贵族社会繁荣兴盛，以新都洛阳为中心出现了汉文化的复兴。追随中国古代井田制的理想，基于三国魏以来实施屯田法的经验，北魏颁布“均田法”，试图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便是隋唐土地政策的直接起源，但当时在多大范围内得到了有效实施，则不得而知。

反而，在孝文帝的政治中可以看到许多矛盾之处。跟随孝文帝移居洛阳的鲜卑人摇身一变成为汉族式贵族，子孙也能够加官晋爵、享受荣华富贵，但留在地方上的同族却依然过着军营生活。军人在建国之初虽然是很光荣的职业，但在站在汉化立场上飞黄腾达的鲜卑贵族看来，他们不过是不值一提的贱民。曾经为国家的建设携手奋斗、甘苦与共的同族，如今分裂成了贵族和贱民两个阶级，互相之间意气不投。其实，在内地服役的军人还算好，最为劳苦而报酬最少的，则是沿着长城外的阴山山脉驻扎的前线部队。

为了防御当时在蒙古地区得势的游牧民族柔然，北魏设置六镇。最初，如果在这条前线上建立战功，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走上出人头地的道路。然而迁都洛阳后，守卫部队的长官都是中央派来的汉化贵族出身的将领，他们矜夸家世，将军人视作奴隶，战功则归到自己头上，军人越出力就越吃亏。

因为六镇军民的这种不满和穷困，爆发了镇民的叛乱，叛军势力在葛荣的带领下逐渐扩展至内地，河北的要冲邺面临危险。孝文帝之孙孝明帝大为惊慌，眼见正规军的力量不足依靠，便向山西省北部的大豪族尔朱荣求援。北魏的中央政府虽然已经汉化，但在地方上还保留着古代氏族制时代的遗风，有着被天子当作客人而允许自治的部族。尔朱荣是当时最大的一支部族势力，他们放牧的牛羊驼马以毛色分群，布满十二座山谷。

当时北魏发生内讧，太后胡氏毒死孝明帝，并立三岁的孩童为天子，自己处理政事。尔朱荣率军进入首都，将太后和年幼的天子沉入黄河，又杀死追随太后的朝臣两千余人，迎立孝庄帝。在消除了后顾之忧后，尔朱荣驰援邺，以骑兵包围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生擒葛荣。葛荣的军队本是由被胁迫的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在允许他们互相寻找亲属并离开后，数十万大军一朝云消雾散。

此时尔朱荣被北魏皇帝封为太原王，同族布列朝廷，因贵族化而一时萎靡不振的北魏政府似乎顿时恢复了活力。但是内心已经彻底汉化的北魏皇室无法忍受朝廷被粗野的尔朱氏占领，受到尔朱荣拥立并娶其女为皇后的孝庄帝，也无法压抑对尔朱荣的反感。孝庄帝以皇后生下了男孩为名，将尔朱荣骗入宫中，将他与近亲等三十人一起杀掉。

然而，虽然除掉了尔朱荣个人，却没有出现实权回到北魏天子之手的形势。据说孝庄帝事先研究参考了后汉末董卓在宫中被杀的先例，但董卓是没有后援的个人，而尔朱荣却是在背后拥有强大部族的族长，情况完全不同。历史上的先例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派上用场的。

北魏分裂　果不其然，尔朱荣之侄尔朱兆率领一族宗党进攻洛阳，俘获孝庄帝并将其绞死。然而尔朱兆没有统帅之才，曾被尔朱荣评为不过是三千骑之将，如今无法承担收拾混乱的重任。动荡的局面，对能够洞察时势的英雄来说，正是横空出世的好机会。

尔朱荣的旧部中有名为高欢者，曾前往洛阳求官，结果眼见朝政混乱而死心，回到乡里后广交地方豪杰。高欢曾在尔朱荣手下建立战功、显露头角，但看到尔朱兆的庸碌后便开始谋求自立。他怀柔了当时被尔朱氏残酷驱使的二十万六镇遗民和葛荣的旧部下，独立后占据冀州。

高欢攻陷邺并转移到此处，为了夺回邺，尔朱兆聚集大军疾驰而来，却被高欢迎头击破，大败逃窜之后自杀。高欢进占洛阳，从北魏宗室中迎立节闵帝。由此，关东的中原大部为高欢所统治。

在此期间，在以今天陕西为中心的关中展开了另外一番形势。葛荣之乱时，北方六镇中唯有武川镇采取了与其他镇不同的行动，在宇文泰的率领下进入关中，占领长安作为据点。正巧此时被高欢拥立而取代节闵帝的孝武帝，因不满高欢专权，从洛阳出逃，投奔长安的宇文泰。

高欢没能追上孝武帝，又从北魏皇室中拥立孝静帝，并迁都邺。由此北魏分裂为孝静帝的东魏和孝武帝的西魏，但两边天子都被架空，实权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掌握。在西魏，宇文泰因忌惮孝武帝的为人而将其毒死，改立其堂弟文帝。

东西魏的灭亡　高欢与宇文泰为了打倒对方、统一华北而互相竞争，攻战连年，但棋逢对手，不分上下，战力日渐消耗却决不出胜负。于是双方都觉得再打下去没有意义，在国内巩固势力才是上策。在东魏，孝静帝坐拥虚位十六年后，经高欢之子高澄，到高澄之弟高洋时篡夺天子之位，定国号为齐（550年）。这便是北齐的文宣帝。

在西魏，文帝死后其子废帝继立，因憎恶宇文泰而欲杀之，反而被废黜弑杀，改立其弟恭帝。宇文泰死后，其子宇文觉废掉恭帝，即天子位，国号为周（557年）。这便是北周孝闵帝。西魏的灭亡比东魏晚了七年。

在总是为名分问题而喋喋不休的中国，微不足道的东魏和西魏都只是名义上的、偏于一隅的王朝，却也发生了关于谁是正统的争论。北齐的魏收在编纂《魏书》时基于自己的立场，将东魏作为正统写入书中。然而到了后世，又有意见认为如果将继承北周的隋作为正统王朝，北周及其之前的西魏也必须是正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遵从这一说法。到了清代，谢启昆著《西魏书》，主张西魏是北魏的继承者。但是这些议论并没有意义，因为当时是南北朝对立的时代。如果不是将北朝作为正统，东西魏的正闰之争便毫无意义；如果承认南北朝并立，那也必须同样承认东西魏的并立。而在中国，几乎没有将北朝作为正统而将南朝置于闰位的说法，将南朝作为正统是一般的常识。正统论同时还要讨论实力和名分，在当时的形势下，东魏和西魏在实力上没有很大的差距，而从面积和人口来说，东魏更胜一筹。从名分上来说，两者是半斤八两。就算认为高欢拥立的孝武帝逃到了宇文泰那里，因而西魏是正统，但孝武帝后来被宇文泰毒死，因而其后被拥立的文帝并没有主张自己是正统的权利。这样的正闰之争完全是鸡毛蒜皮的议论，但通过在这种事情上发生争论这一点，能够窥见中国思维方式的特色。

侯景之乱　在前面说到的东西魏灭亡之前稍早，在东魏时值高欢已死、其子高澄继任大丞相，在西魏则是宇文泰还活着时，以侯景这一人物为中心，在东魏、西魏和南朝梁三国之间发生了微妙的纠纷。而最后触了最大霉头的却是贪心过头的梁武帝，这实在是一个讽刺的结果。

侯景出身于北魏的北方六镇，跟随尔朱荣征讨葛荣时立功，开始为人所知。尔朱荣死后，侯景成为高欢的属下，被委以统治河南十三州之任。然而高欢死后，他与高澄不和，向梁提出想带着自己统治下的河南投降。东魏的高澄知道侯景怀有二心，出兵攻打他，侯景又改而向西魏求救。虽然西魏因为揣测不透侯景的心思，没有过分介入，但动了心的梁武帝却派出军队，甚至打算制订与侯景一起攻打东魏的计划。

然而，东魏不愧有着自高欢以来在实战中锻炼出来的无敌军队，侯景战败，请求在梁的境内得到保护而前来流亡。侯景的部队虽然在东魏面前败退，然而与梁的军队相比却格外强大。不久，侯景看出梁的弱点并发动叛乱，渡过长江后围攻梁的首都建康。半年后梁武帝以讲和的形式向侯景投降，结果反被幽禁起来，最终饿死。当时的八十六岁，可以说相当于现在的百岁长寿了，谚云寿则辱多，此言不虚。

然而拥有原始野蛮人强悍的侯景及其军队，却因行为过于暴虐，招来江南人的愤怒。梁军从四方聚集而来，侯景不支败退，最终在逃亡过程中被杀。

经此骚乱，曾经繁华一时的建康一带化为瓦砾焦土，因而梁武帝之子元帝舍弃此地，移都长江上游的湖北江陵。

在梁发生侯景之乱期间，东魏高澄被刺杀，其弟高洋继位，又废掉东魏皇帝而自立，成为北齐文宣帝。北齐趁着梁的混乱出兵南下，越过淮河，吞并了淮南之地。

西魏此时也无法坐视，丞相宇文泰进攻梁元帝所都的江陵，降伏元帝（554年）。元帝在投降之前焚烧藏书十余万卷，叹息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文武之道尽矣。侯景之乱时，建康的图书也蒙受兵燹，因而这一时期书籍接连遭了灾难。西魏军队将城中男女数万人作为奴隶带回北方，接下来又立梁武帝之孙为天子，让其领有附近数州，作为西魏的属国，这便是后梁宣帝。其父被称为“昭明太子”，以《文选》的编者闻名，但因为武帝长寿，没等到即帝位便谢世了。

之前平定侯景之乱有功的将军陈霸先，在建康拥立元帝之子敬帝，随后又逼迫敬帝禅位给自己（557年），这便是陈武帝。然而其领土与前朝梁相比要小得多，长江以北一半被北齐夺走，一半被西魏和后梁所占，仅保有长江以南。

北齐北周的灭亡　与篡夺西魏的北周相比，北齐土地更为辽阔，文化更为繁荣，按照常理应该能够压倒北周。然而，在继承高欢的诸帝中有很多性格异常者，虽然文武才能出色，却因猜忌心太强等原因，同族之间互相残杀，进而大臣之间也国论分裂，反而给了北周可乘之机。

北周的宇文氏自从祖先宇文泰以来，大致能够互相扶助，维持国势。此时，以根据地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在生产力上不及北齐，在数量上往往被压倒，但这似乎反而使北周上下团结得更为牢固。例外情况是第一代闵帝和其兄弟明帝接连被堂兄宇文护毒死，但其后即位的闵帝和明帝的弟弟武帝得以杀死跋扈专权的宇文护而亲政。

在北齐，第一代文宣帝高洋嗜酒好杀，屠杀了众多大臣诸王，以及前朝北魏的皇族。其子废帝即位后，被叔父孝昭帝夺去皇位，而只有孝昭帝看起来像是正经的普通人。其后孝昭帝之弟武成帝即位，杀掉孝昭帝之子而将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不久禅位而自称太上皇帝。武成帝是不逊于其兄、第一代文宣帝的暴君，让王朝彻底失去了信誉。在武成帝死后继位的后主与武成帝同样昏庸，并且杀掉国家的柱石之臣，国政愈加混乱。趁此机会，被藐视为积弱已极的南朝陈发动反击，夺回了被北齐占领的淮南江北之地。而西邻的对手北周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北周武帝发布总动员令，首先攻陷北齐的军事根据地平阳，接下来占领了北方重镇晋阳，并乘势围攻北齐的首都邺。北齐后主让位给太子并计划出逃，结果被俘虏，旋即被杀（577年）。持续了六代二十八年的北齐至此灭亡，而回想当初其始祖高欢与劲敌宇文泰交锋，上演了无比壮烈的白刃战而不分雌雄，北齐在灭亡时竟难以置信地脆弱。

然而，胜利者北周与北齐同样短命。武帝死后宣帝即位，立同为武川镇军阀出身的杨坚之女为皇后。宣帝是之前北周系统中未曾有过的淫虐天子，作风更像是北齐诸帝。为了沉溺于个人的放纵生活，在位一年便让位给幼主静帝，自称上皇。成为上皇后一年，因荒淫而年纪轻轻去世，外戚杨坚被封为隋王，成为幼主的监护人。成为监护人一年后，杨坚废掉幼帝而即位，这便是隋文帝（581年）。再次统一华北的北周武帝死后仅仅过了三年，北周的政权转瞬之间落入隋王朝之手。

隋的统一　在公元6世纪末，隋王朝之初，中国的中心依然在华北中原。从大势来说，如果华北出现了牢固的统一政权，江南的割据政权便难以一直保持独立。因而南朝的灭亡看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但对南朝陈来说，不幸的是在明主宣帝在位十四年后，昏庸的后主继承了皇位。喜爱游乐的青年天子大兴土木，装饰宫殿，带着以宠妃张丽华为首的美人，日夜摆酒设宴，痴迷于玩乐。这对伺机统一天下的隋来说是绝好的机会。

隋文帝为了获得进攻江南的跳板，废除了占据长江要冲江陵的后梁政权，将数州置于直辖之下。隋在江陵组建沿长江而下的水军船队，与直冲建康的陆军两路攻陈。在此突袭之下，脆弱的陈王朝陷于崩溃，后主成为俘虏（589年）。

至此，长期分裂为南北的中国，在隋王朝之下再次统一。从东晋建立以来已过了二百七十余年，而从北魏太武帝统一华北与南朝宋对立开始，已过了一百五十余年。但在中国的传统史观中，隋王朝并不与之后的唐连在一起合称隋唐，而是被算作南北朝中的北朝之一。因此，唐代李延寿所著的《北史》记载了从北魏一直到隋的灭亡为止的史实。

此外“六朝”一词在指称以建康为都的江南文化时，是指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但这个词还可以用来统称包括南北在内，从三国之后的晋到唐代之前的、可以说是过渡期的时代。比如明代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六朝”便包括从晋到隋，而对此书进行增补，并收集了从上古到唐以前全部散文的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的“六朝”也是同样的用法。

中世统一的意义　中世是分裂倾向很强的时代，但应当注意的是同时有着迈向统一的趋势。而又需要注意的现象是，促成统一的原动力并非产生于以往的中国社会，其时机乃酝酿于与汉族不同质的异民族之中。

后汉时开始进入中国内地的异民族移居者逐渐增加，他们发动暴乱的结果便是“五胡十六国”的分裂。然而，随后因为鲜卑族的移居，以鲜卑为核心的强大的北魏政权带来了华北统一。这是“五胡”在经历诸多变迁后，逐渐失去自己独特的国民性，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被最为落后的鲜卑所同化的结果。但是，在北魏朝廷因为汉化政策而失去迈向更大统一的能量时，有必要再次退回到原初状态，而这转化为六镇叛乱，华北一时陷入大混乱。其间以武川镇军阀为核心，再次迎来了迈向统一的时机。这第二次的统一趋势，完成了北魏朝廷未能成就的事业，那就是不仅要把华北，还要进一步把江南囊括在内的大统一。但要说这次统一已经稳如泰山，却也不尽然。在中世的中国，分裂的因素本来就强烈发挥着作用。因而隋朝短命而亡，其后又是天下大乱，而这次的大乱被武川镇军阀的最后代表唐王朝所收拾。唐王朝动辄被视作与汉王朝有着同样性质的统一王朝，有时连称汉唐，被认为是古代帝国的延续。但仔细观察，汉与唐之间夹着大约四百年的所谓六朝时代，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因而两者的性质绝不可能相同。

此外，因为有隋唐的统一，有意见认为将中世定义为分裂时代有很大障碍。但我想指出的是，中世并非指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时代，而是指分裂倾向很强的时代，也就是说，不是就状态而言，而是就趋势而言。所有的事物都有作用和反作用，在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出现统一趋势也绝非不可思议。特别是当它不是自发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内部，而可以说是被从外部带进来时，就更是如此。表面上形似空前大统一的唐王朝，却意外出现了很强的分裂倾向。随着接下来对其历史的轨迹进行追踪，这一点将会逐渐明朗。

隋文帝的事业　隋文帝杨坚在历史上被算作名君，但当时的评价却未必如此。杨坚虽然与北周宇文氏同属武川镇军阀，但其门第并不高。他因运气好而轻松当上了天子，但似乎正因为这一点，他的猜疑心非常强，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将宇文氏一族悉数杀死。武川镇集团往日一致应对困难，杨坚这种破坏团结的行为受到了严厉指责。

然而要让文帝自己说，他只不过是为了天下人民，想实施公正的政治而已。为了考验官吏，他暗地里让人行贿，看他们是否接受，如果接受了，则严厉处罚。这样的行为虽然被指为非天子所应为之事，但他期望官吏清廉的意向应该得到体谅。历来的九品官人法与立法的本意相反，成了守卫贵族主义大本营的护符，因而杨坚将其废除，开始实施以才能为本的科举，这也反映了同样的意向。特别是对于科举的功过，虽然有种种不同意见，但不管是好是坏，这一制度都在其后一千三百年间的中国得到实施，因而必有可取之处。顺便一提，一般认为科举开始于文帝之后的炀帝大业年间，但这是误解，其实是在文帝开皇年间。

炀帝的命运　隋文帝灭掉南朝陈，完成了再次统一分裂已久的中国的大业，在位二十四年后去世。一般认为文帝被其次子炀帝所弑，但此事并不确切。此外，说炀帝是史上罕见的暴君也言过其实，与北朝齐和南朝齐的诸君主相比，他并不昏庸。只是他喜爱奢侈，频兴土木，导致民力疲敝，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考虑到其中有开凿大运河，也不能一味非难他；大运河北起白河，中间经过黄河、淮河和长江，到达钱塘江，将东西流向的大河南北贯通，带来的交通革命泽被后世。只是大运河最初是政府专用的官营水路，民间也开始大规模利用是唐代中期以后的事。这正如科举真正摆脱贵族式的操作，要到宋代以后。在中国这样广大的社会，开始与盛行之间总是有着以百年为单位的时间差。

对隋炀帝来说，最为致命的是征讨高句丽的屡次失败。而这与其说是出于炀帝虚荣心的黩武，不如说是抑制不了军队妄动的隋政权的本质缺陷导致的。无论何时何处，国家的军人都以战争为职业，没有战争他们就不能出人头地，因而总是期望发生事端。隋王朝虽然是以武川镇军阀为基础而建立的，但在这些军阀之间却不怎么受欢迎。因而如果强制压抑他们的欲望，对方的不满就会转而向内，未必不会将矛头对准皇室的软肋。炀帝的父亲文帝，也没能抑制住他们对外征讨的欲望，兴师讨伐高句丽，结果遭到失败。军队一旦失败，便想着下次一定要恢复名誉，更加受到战争欲的驱使。炀帝的第一次进军被阻挡在辽东城，撤军时承受了莫大的打击。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各地发生了反抗隋朝统治的叛乱，但隋朝置之不顾，强行发动第二次征讨。前线战斗正酣时，掌管后方补给的大将杨玄感谋叛，阻断了炀帝的归路。炀帝虽然一时陷入危机，但因为杨玄感没有声望而败亡，炀帝得以渡过难关。然而，隋朝仍不引以为戒，孤注一掷发动第三次征讨，这次终于迫使高句丽在名义上投降，但其间内地的叛乱已经无止境地扩大，情况严重到无法收拾了。

炀帝察觉到根据地长安的军队无法依靠，便重新组织近卫军，沿着大运河南下扬州，在此观望天下形势，结果为部下所杀。而当时，同属武川镇军阀的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北方的前进基地晋阳举兵，进入长安后立炀帝之孙为天子，即恭帝。对李渊父子来说，占据历代都城长安，可以利用既存的组织获取天下情报，是最大的有利条件。当时关东有很多著名英雄豪杰的割据政权，而李世民逐个将他们讨平。

不久，李渊废掉隋恭帝而即天子之位，这便是唐高祖。当时普遍认为要成为正统天子，就必须采取禅让的形式。因而高祖尽管并不需要奉戴隋皇室，却也花费了不必要的功夫。其实，唐朝李氏在武川镇军阀中的门第比隋朝杨氏更高。

四　唐

唐王朝的性质　唐代大约三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高祖、太宗与高宗父子相继之后，由于则天武后的篡夺而发生了意外的中断，而镇压这次骚动并中兴唐朝的则是玄宗，至此为前期。前期的唐，位于始于北周而为隋所继承的武川镇军阀政权的延长线上。虽然隋唐的皇室都声称自己是汉人，但其实与之前北周的宇文氏没有多大区别，拥有异民族气质浓厚的所谓汉胡混血的血统，甚至有人说就是异民族。比如隋炀帝与父妾私通，唐高宗将父妾武氏立为皇后等，从纯粹中国的立场来看，完全是骇人听闻的乱伦行为，但在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却是极为普通的习俗。

在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唐代因为制定实施了日本王朝时代法律的样板“律令”，特别受到注意，甚至有将两者都称为“律令时代”的说法。但实际上，律令在中国早自汉魏、晚至明清都得到实施，并非只限于隋唐。其在日本之所以被注意，似乎更是因为唐代律令中包含的土地制度，即均田法。

不过，北朝所实行的均田法，远承三国魏的屯田法和西晋课田法之后，直接始于北魏，其后为周、隋所继承，一直到唐代。而这一制度及其实施方法，其实并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的法典没有完全流传下来，另一方面，虽然最近敦煌文书等基本史料被发现，但关于应该如何理解，有着很多不同意见，现在无法把握此法的全貌。因而必须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在我理解的范围内介绍我的看法，绝非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

首先，我注意到的事实是，均田法并不是在全国同样实行，而主要以华北中原地区为中心。其次，这一土地制度有着漫长的历史，而唐代已相当于其末期，包含了众多矛盾而濒临崩溃，绝不可能按照法律字面得到实施。我想首先从均田法即将崩溃的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统计开始解说。

上表中，万以下的数字都被舍去。最初的“应不课户”，是指与课没有关系的户，换言之就是与均田法没有关系的户。正如北朝法律中的“不受地者不课”所示，这是贯穿整个均田法的原则。也就是说，从政府那里接受土地之后才会产生“课”的义务，如果没有接受土地，就完全不用负课的义务。那么应不课户有哪些种类呢？首先是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僚，他们的耕地是祖先留下来的永业田，或者天子的赐田等，不接受政府分配的公田。其次是坊郭户，也就是住在市区的工商业者，他们在原则上也不接受耕地的分配。接下来第三种，在长江流域以南，有的地方从一开始就不实施均田法，而采用其他税法。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计算都不可能有三百五十六万这么庞大的数字。

课户的身份　从政府那里接受分配耕地的，则被称为“课户”。因此课户是一种身份，与接受土地面积的多少没有关系。而课户内的丁男，则自动成为课口或户丁，其义务是每年缴纳田租，包括粟二石、绢二丈、二十天力役，以及四十天以下的杂徭。这一义务也与受田面积无关。不过就算是课户，如果户内没有丁男，也不能承担课的义务，这被称作“课户见不输”（虽是课户但目前不输粟等），有时也被称作“不课户”。因此不课户与应不课户不同，前者是临时不课户，而后者是本质上的不课户。只是这两者有时被混为一谈，因而需要注意。

承担课的是课口，平均每课户中有大约一人半。课口以外都是不课口，但上表中将不课口放在应不课户的后面，实在容易混淆，其实多数不课口都是课户的家人。课口与不课口合起来便是天下的总人口，而口数比两者加起来还要多一万，乃是两项中被舍去的部分相加的结果。部曲、奴婢等贱民，应该都被算在不课口之中了。

那么，是不是课户以外的户完全没有租税负担呢？并非如此，他们要缴纳财产税。天下的户按照财产多少被分为从上上户到下下户九等，唐中期以后，上上户要缴纳四千钱，以下每低一等少缴五百钱，至下上户缴纳一千钱，而下中户缴七百钱，下下户缴五百钱。这是非常不公平的递增税率，相对于最下等的户，最高等的王公贵族的税率也只相当于其八倍。据说，在此以前的玄宗时，税还更轻，中下户四百五十二钱，下下户二百二十二钱。但即便如此，对贫穷人家来说，肯定也相当够受了。

课役，也就是租调力役，是与户税原则完全不同的税法。课役的基础是徭役制度，在现实中，租与调有时被分别换算为十五天的力役，与本来的二十天力役合在一起，每年一共要服役五十天，这是最初的形态。这与当时的大地产庄园有着酷似之处，而所谓课户，可以说是政府拥有的部曲。

与此相反，户税是根据财产的多少以货币征收的，可以说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因而是以庄园主和大商人等自身没有课役义务而经济实力雄厚的人为对象。不过课户也多少有一些资产，因而不免要作为八九等的下户被征收小额户税。

在唐朝的财政收入中，户税所占的比重最初很低，但中期以后逐渐加大，并且设立了新的税种。德宗初年（780年），将历来的各种税役合而为一，颁布了两税法，而这与户税是基于同样的原理。在摆脱中世徭役制度，摸索取而代之的新制度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唐王朝的性质。

太宗的业绩　唐高祖在即位后的七年间，将天下群雄全部讨平，完成统一，而其间功劳最大的是次子李世民。在即位后的第九年，高祖让位给李世民，成为太上皇，而新天子便是被称为旷世名君的唐太宗。的确，平定天下时，太宗作为军人展现出了优秀的才能，但这也是有背景的，即北周以来武川镇军阀的团结。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唐一度向东西魏时开始在蒙古地区兴起的突厥借来援军。但天下统一之后，突厥反而成为唐的不速之客，以致带来麻烦。

正如太宗自己所说，守成之难不亚于创业。太宗在位、年号贞观的二十三年，被称为空前的太平盛世。但这与其说是因为天子有德，不如说是因为赶上了好时代。从当时的户口数来看，隋炀帝大业二年有八百九十万余户，而在太宗之初仅有三百万户。在大乱之后的复兴时期，各个方面都需要劳动力，因而没有失业问题。而且战乱导致的东西交通长期隔绝刚刚结束，西亚方面对中国的特产丝绸有着强烈需求。不过，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阻碍着东西交通，将新疆沙漠边缘的都市置于支配之下，企图征收高额的通行税。于是太宗派遣将军李靖、李击破东突厥，降伏突利和颉利两个可汗，并令其部众守卫北方长城；又灭掉位于新疆东端的高昌国，改设西州，让其监视沙漠的各个都市。到了接下来的高宗时期，唐又派遣将军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将直到与波斯接壤的地区置于统治之下。由此东西贸易趋于繁盛，而此时西方的白银作为丝绸的货款流入中国，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好景气。

唐室内讧的背景　唐朝初期，朝廷的官僚大体上有三种出身。第一种是北周以来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旧贵族，代表是长孙氏。第二种，是趁着隋末大乱从民间崛起、因功登上高位的人，代表是李。他在隋末随群盗而起，在投降唐朝以后，因战功而位至宰相。李本姓徐，随唐室改姓李，本名世，为避太宗“世民”讳而改名李。中国人改姓是很大的事，说明他原来身份低贱。第三种是中国的土著豪族乃至贵族，被称为郡望。他们大都以可追溯到汉代的古老门第为荣，在南北朝战乱时期藏身地方，培植自己的经济基础，到了和平时期，又以地方为立脚点，进入中央政府，寻求显达的地位。在长期的历史中，这些贵族之间自然形成了全国性的排名。在唐代，崔氏和卢氏被认为是地位最高的名族，按照贵族社会中的评价，和他们相比，天子之家李氏也不值一提。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门第并不高，但因为唐以关中为都，他们沾了首都繁荣的光，实力急剧上升，成为豪族。高宗的皇后武氏和中宗的皇后韦氏，之所以能拥有巨大势力，并非只凭个人才智，还因为武氏一族是并州的豪农，移居长安后负责经营天子的私有庄园，而韦氏则是长安的土著豪族，同族都在背后支援她们。

则天武后　太宗之子高宗即位后，将太宗的妾、已经成为尼姑的武氏带回宫中，加以宠爱，并用作秘书[39]，其间武氏开始在宫中扩张势力。最初是与宫中的对手皇后、贵妃[40]等争斗，相继将她们杀死，接下来又与朝廷的大臣等较量，最终将外戚的元老长孙无忌流放并杀掉。长孙无忌的祖先出自北魏皇室，是历经西魏、北周和隋的名门，其妹妹被太宗立为皇后，因而是唐初地位最高的贵族。这样的人，败给武氏实在是很丢脸，武氏则借此掌握了朝廷的全权。高宗死后，武氏立中宗为帝，但不久又废掉中宗，自己即位，将国号改为周，这便是所谓的则天武后。

武后夺权本来是很勉强的事，因而在蛮干一次之后，必须继续蛮干下去。她将抱有敌意的反对势力、唐的宗室，以及世代功臣之家等逐个打倒，并诛其同族。但长远来看，这可以说对唐皇室产生了好的影响，因为此后唐皇室得以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甩掉负担，自由施政。

改国号十六年后，武后年龄到了八十二岁，宰相张柬之等举兵，杀死武后的侧近，迎中宗复位，武后则在幽禁中去世。然而，因为肃清并不彻底，残存在宫中的武氏势力，与中宗的皇后韦氏联起手来，韦后宛如武氏复活一样君临朝廷。宰相张柬之等因为失策，被韦后用计杀死[41]，随后察觉到韦后形迹不轨的中宗，也被毒死。中宗有一个弟弟睿宗，曾在武后时被立为名义上的天子，此时其子李隆基举兵，将皇后韦氏及其侧近，以及武氏的残党等，一股脑杀死，迎父亲睿宗复位。即位三年后，睿宗让位给李隆基，这便是在位长达四十四年的玄宗（712年）。

玄宗朝的荣华　之前武后曾肃清旧贵族，现在盘踞宫中的传统势力又被一扫而空，唐王朝在玄宗的带领下迈出了重生的第一步。朝廷的人才选用也不为旧套所束缚，能够比较自由地进行。玄宗在位初期的太平时代，因其年号被称为“开元之治”，而此时的宰相姚崇、宋璟都是没有背景的官僚。

玄宗在位初期，在经济上也是好景气的时代。唐代最初的户数是三百万，到高宗时达到三百八十万，而到玄宗末期达到了与隋代一样的八百九十万，这说明生产力持续增长。初期的经济还是自然经济，丝绸和谷物被用作交换媒介。因而在继承从前形式的律中，规定将丝绸用作货币基准，赎罪时则说铜几斤，而不使用“钱”这一单位。唐初的好景气，也意味着农民自己生产的丝绸，作为货币拥有购买力，想要的东西都可以用丝绸买到。这些丝绸后来都被集中起来卖给外国商人，变为银子流入中国，然后被贮藏到富豪的仓库中。

唐高祖时铸造了名为“开通元宝”[42]的铜钱，但并没有高度通行，从高宗时改变钱的样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然而，到玄宗时又铸造了同样的开通元宝钱，之后则成了货币的标准形式。不仅其重量在后世被长期沿用，而且传到日本，成为日本钱的范式。其重量也精确地传到日本，成为“一匁”（3.75克）这一单位，而“匁”是“钱”的简略写法。自从汉的五铢钱以来便中断的货币制度，至此得以复活。

而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发展的，则是波斯人以及接下来大食（阿拉伯）人的到来。正值唐朝初期时，在阿拉伯出现了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并建立起所谓萨拉森帝国，在太宗时期灭掉波斯萨珊王朝，势力逐渐扩展到中亚。与阿拉伯人宗教不同、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被阿拉伯人追赶，沿着中亚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是娴熟的商人，尤其擅长鉴定宝石和贵金属，精于殖利之术，进入中国后发挥其特长，作为动产资本家而闻名于世。当时，“穷波斯”被当成罕有之物的例子。中国动产资本的崛起，应当与波斯人有着很大关系。

继波斯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大食人，也就是阿拉伯人。他们不仅从陆路，也从海路前来，在广州、泉州、扬州等地有居住区。这些地区除大食人以外，波斯人自不用说，还有犹太人等居住，被称为“番坊”，唐朝政府则允许这些人自治。

同时，纵贯唐朝国内的交通道路，成了世界性交通道路的一部分。如果将地中海定为起点，就可以沿着叙利亚—波斯—中亚—新疆—敦煌—长安—洛阳—开封—大运河—扬州—东海—泉州—广东—占城—马来—锡兰—阿拉伯海—红海—叙利亚的路线，绕亚洲大陆一圈。当然，从这条大干道上的任何地点出发，还有着无数条通往世界各地的支线。

从唐前往日本，则有北环线和南环线。前者从洛阳、开封一带开始，沿黄河来到山东省北岸，再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到达对马；后者从扬州附近的海岸出发，横穿东海，再由五岛列岛到达九州。自古以来多用北环线，而唐以后，南环线得到了普遍使用。

玄宗时期唐王朝得以复兴，国际贸易也极为繁盛，于是玄宗模仿贞观时期设置的六都护府，在边境地区设置十节度使，负责守备国境和保护贸易。十节度使中的安西节度使和北庭节度使都位于新疆，是同名都护府的复活，都以保护商队为目的。

安史之乱　这样的经济活跃现象虽然是好事，却也带来了弊害，那便是贫富之间的阶级差别很快开始显著。玄宗时期，各个方面都有异常活跃的新兴阶级，他们在感受不到传统束缚、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同时，沉溺于旁若无人的奢侈生活，丝毫不加反省，这使贫富对立更加突出。天子玄宗自身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与杨贵妃的安逸享乐使官僚和军队纪律涣散。而异民族色彩浓厚的河北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乱一起，“开元之治”的荣华一朝便委于泥土。

玄宗避乱入蜀，其子肃宗即位，在位的五年全都花在平乱上。上皇玄宗在七十八岁时去世后，肃宗也马上去世，其子代宗即位，在位达十八年。

安史之乱好不容易平定下来，但此后的唐已经不是以前的唐了。安史之乱的主谋者虽然被诛灭，但从其中分化出来的军团残留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地区，表面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名义持续割据的军阀。玄宗末年，户数超过八百九十一万，到肃宗时减少到二百九十三万。这并不都是实际的减少，同时是由军阀等处于半独立状态，很多地方不向朝廷报告户口数导致的。无论如何，中央政府所掌握的人口减少这一点是肯定的。

变质为财政国家　与此同时，唐作为国家也开始变质。之前的唐是继承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之本，通过武力维持治安、施行法制、征收租税并维系政府。在这种运行体系中，货币所能介入的余地很小，政府不通过任何中介而直接将人民用于军事和力役的情况很多。然而在直面安史之乱时，政府发现这样的体系已经完全落后于时代，不得不转而采用新的方式，那就是专向人民收税，用税收供养军队。

肃宗即位后的第三年（758年），唐政府根据第五琦的建议实施榷盐法，也就是盐的专卖法。盐的专卖曾在汉武帝时实施过，其后时行时废，而从此时起，则被历代政府继承，几乎成为中国的国策。而且，其目的在于用专卖所得充当军费，因而税率颇高。最初，在一斗盐的原价十钱上加上十倍的一百钱，以一百一十钱贩卖。这已经是贵得吓人的价格了，而随着时代推移，政府的财政愈发困难，盐价也随之上涨，变为三百一十钱、三百七十钱。这相当于原价的三十七倍，而唐以后的各个王朝，也大体上维持着同样水平的税率，一直到清末。明治以后，日本人来到中国，吃惊地发现盐竟然比糖还要贵。

专卖并非只限于盐，几乎同时，酒的专卖也开始实行，不过因为实施较为困难而时行时罢。接着，茶的专卖、矿山税、津渡税等，都开始实行。只要能成为收税对象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找出来，能收的税全部收走。

肃宗之后，经过代宗，德宗即位，其在位初年实施了两税法。这意味着均田法被废除，允许农民将公田作为自己所有，并规定在春秋两季缴纳税钱，以取代之前的课役，即租庸调。在实施了各种商品的专卖之后，政府运营财政以金钱收入为中心，因而土地税也必然要用钱来缴纳。只是，因为承担纳税义务的农民没有现金收入来源，用钱纳税的方法实施起来很困难，因而实际上不得不采用以丝绸和谷物折纳的简便方法。另外，两税法的本意是政府每年编制预算，根据预算计算税金，只征收必要的金额。但对长期以来习惯了量入为出的官僚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无法适应，因而采用了机械的、不能灵活变通的方法——将最初确定的税额一直继承下去，如果不够则附加征收差额。而土地使用状况发生变化后，很少会根据变化编制新的账册，因而课税往往不公平。

从肃宗到德宗期间开始实施的一连串新经济政策，使唐的国家性质为之一变，武力国家由此变为财政国家。财政被放在最为优先的位置，并认为只要岁入增加、财政充裕，和平和文化都可借此获得。如果国内发生叛乱，便用金钱雇佣异民族的军队；如果遭到异民族的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这种财政国家的方式，为以后的宋王朝树立了先例，而且这一政策并不只限于中国，在西亚的文明古国也屡屡实施。

党争之弊　在经济政策上亦可看出，唐王朝进入后半期后，失去了北朝的色彩，开始显示出浓厚的汉化色彩。唐王朝的前半期，武后、韦后等女性插足政治，这些在汉族式的社会中无法设想的现象，说明唐王朝具有异民族性质。而这一性质在玄宗以后消失，代之出现的是源于汉族式社会弱点的种种特征。这便是在后汉末也曾发生过的官僚抱团结党，以及与此相伴而生的宦官专权。

在德宗朝，宰相卢杞得到重用，把持权力，人称奸邪。在德宗之子顺宗不满一年的在位期间，野心家们结成党派，企图左右朝政，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在其中。不过顺宗死后宪宗即位，这些人全部被贬到外地。宪宗时，李吉甫成为宰相，据称用人得宜，而其中包括诗人白居易，不过也有人非难李吉甫逢迎天子。李吉甫之子便是李德裕。

穆宗之子敬宗在宫中被宦官弑杀，其弟文宗、武宗相继成为天子。文宗时，李德裕任翰林学士，身处言路，因憎恶崭露头角的李宗闵曾非难其父失政而排斥李党。李宗闵则求助于宦官，又提拔牛僧孺，两人一同成为宰相，反过来将李德裕及其党派赶出朝廷。当时将李宗闵和牛僧孺合在一起称“牛李之党”，而后世弄错了这个词的意思，将其理解为李德裕和对立的牛僧孺两派的党争。

朝臣党争是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特别是当时，李德裕因沾了父亲李吉甫曾是宰相的光，没有经过任何铨选就当了官，是“任子”出身；而与此相对，李宗闵和牛僧孺是进士出身，而且两人还有同年之谊。任子与进士都是中国式的制度，而以此为背景的党派之争，其后一直延续了二十年，结怨之深，也不得不说很有中国特色。

牛僧孺因为在任期内采取的西藏政策失败而倒台，接着李德裕成为宰相，又将李宗闵赶出朝廷。然而，李德裕因为反对宦官而去位，李宗闵取而代之成为宰相，李德裕被罢免。在这一时期，李德裕是任子出身的贵族，自尊心很强，不屑与宦官结托；而与此相反，李宗闵等进士派，像暴发户经常做的那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甘受宦官指使，由此招致恶名。

武宗继承其兄文宗成为天子后，又将李德裕召为宰相。牛僧孺和李宗闵理所当然地被罢黜，遭到贬谪。然而在武宗死后，武宗叔父辈的宣宗即位，立即将李德裕贬到地方，第二年再次贬官并流放；而几乎同时牛僧孺去世，李宗闵已死于前一年，两党的首领终于被一扫而空。在唐王朝后半期的君主中，宣宗与宪宗一起被称为名君，不过他虽然平息了朝廷的党争，却没能抑制住宦官的专横。宣宗死后，唐王朝似乎完全成了宦官的王朝。不过，宦官势力的扩张并不是突然开始的，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玄宗朝。

宦官专权　玄宗宠爱杨贵妃并沉湎于宴乐，掌管宫中事务的宦官自然得势，据称在朝的官僚要想升到将相之位，捷径便是请宦官高力士从中斡旋。不可思议的是，高力士娶了美人，耽溺于荣华，又积聚金钱财货，建筑佛寺道观，达到了国家都做不到的尽善尽美。其后被称为名君的宪宗，意图削弱宦官势力，结果反而被宦官弑杀。接下来的穆宗在位四年而死，其子敬宗在位两年后为宦官所弑，敬宗之弟文宗被宦官拥立。然而，文宗并不喜欢宦官的专权，与宰相李训等图谋诛戮宦官；而掌握近卫军的宦官等出手反击，将李训等朝廷大臣全部抓获并杀死。虽然终究没有对天子下手，但自此以后，政事悉归宦官之手，天子和宰相只是在文件上署名，就连天子的废立宦官也可以任意行事。文宗对宦官的专横咬牙切齿，却最终没能找到对抗的方法，在位十四年后郁郁而终。文宗死后，宦官违背其意志，拥立其弟武宗。当时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可知官僚之间虽然发生党争，但非关政治的核心，只是着眼于官僚的人事变动和升迁快慢而已。接下来的宣宗，也是宦官所立。人称英明的宣宗虽有诛除宦官之志，但最终也没能找到机会。其子懿宗、懿宗之子僖宗和僖宗之弟昭宗，都是宦官拥立的天子，据称当时的天子只不过是宦官的门生。然而，就在朝中大臣结党相争、宫中宦官愚弄天子、天子自暴自弃而沉湎于奢侈宴乐的时候，社会上却进展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黄巢之乱　政府实行食盐专卖，以昂贵的价格卖给人民，不止在经济上让消费者受苦，而且必然要带来更大的副作用，这便是秘密结社的产生。所有的统制必然伴随着黑市，而统制价格越高，黑市买卖的利益就越大。如果放任不管，官盐就会卖不出去，因而政府严厉取缔，对于黑市商人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重罚。于是，黑市商人也想办法自保，组织起秘密结社，在全国范围内互相联系，最终做好了武装起来发动反抗的准备。自从唐朝实行食盐专卖以后，中国社会陷入了一种畸形的状态，一方面有秘密警察，另一方面有黑社会，人民的生命财产时时受到威胁。此后的中国社会，即便是在号称和平的时代，也经常在局部发生或大或小的叛乱，就是这个缘故。而这种叛乱的最初例子，便是发生在唐僖宗初年的王仙芝、黄巢叛乱。

这两人都在山东省内靠近河南省境、交通便利的黄河沿岸，秘密贩卖私盐。趁着各地因灾害和重税爆发小规模叛乱，王仙芝首先起兵，接着黄巢响应而起并成为头目。当时社会上遍布失业者，因而立刻有数万之众聚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似乎混杂着很多投降后被配流到各道的异民族。这些人天生就是娴熟的军人，此外，秘密结社的通信网络遍布天下，因而叛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都要大大超过官军。在这一点上，这次叛乱的性质绝不能说是农民战争。叛军横行天下，如入无人之境，渡过长江，攻陷广州，又往复于长江南北，最后途经洛阳，直捣首都长安。

天子僖宗出奔蜀地，并向移居到山西省北部晋阳的沙陀部族酋长李克用求援。沙陀是突厥系的民族，此前降唐并被赐予国姓李。李克用频频击破黄巢，并与从贼军投降过来的朱全忠联手，把黄巢追得走投无路，最后将其杀死。

此后，平叛有功的李克用和朱全忠为了争霸而互相攻战，李克用被击破后回到山西，中原成了朱全忠一个人的舞台。他占据了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点开封，据此牵制唐朝廷，在僖宗之弟昭宗时率兵进入长安，将宫中的宦官悉数诛戮。

然而，从宦官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唐朝廷却更加孤立无援，除了杀掉宦官的朱全忠以外，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而眼见天子昭宗一身英气，怀抱中兴之志，朱全忠感到畏惧，于是将首都迁到靠近自己根据地开封的洛阳。从百官到人民，都被迫退出长安，上演了一场大骚动。在上下哀号中，天子到达洛阳，不久就被杀掉，其末子哀宗被立为帝。哀宗的九个哥哥都被杀掉，而其自身也在即位后的第四年被迫禅位给朱全忠，禅位之后很快就被杀掉。这就是盛极一时而延续近三百年的唐王朝的末日，而朱全忠便是五代后梁的太祖。

五　五代

最后的分裂时代　安禄山之乱后，唐王朝已经不是统一国家，各地军阀割据，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以长安为都的唐王朝保住了大运河沿线地区，得以变身为财政国家并延续命脉。由此，中世的分裂倾向再次强烈出现，而对唐王朝来说，幸运的是分裂倾向也波及地方军阀，使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大团结。然而，黄巢之乱使天下陷入大混乱，其间各地出现了局部统一的中心。其中最大的是朱全忠集团，这不外乎是由黄巢军的核心势力蜕变而来。虽然朱全忠篡夺唐朝，建立起五代梁国，其政令所及的范围，却只限于黄河沿岸的华北中原。在长江流域以南，以同样由黄巢集团分化而来、虽与朱全忠敌对却有着同样性质的军人集团为中心，逐渐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并建立起独立政权。

首先在浙江省一带，建立起了钱镠的吴越国，而从北方包围着吴越的是地跨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杨行密的吴国（南唐）。在吴国以西的湖南省方面，形成了马殷的湖南国（楚）。这三个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心都是从黄巢集团分化出的派别。而在由此被切断与华北联系的福建省，有王审知的闽国，在广东省则有刘?的独立南汉国。此外，在四川省有王建的独立蜀国，而向东在与其相连的长江中游荆州附近，高季兴的荆南或称南平国，则是在周围势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的半独立政权。这些南方诸国，出于贸易上的必要，有时在名义上承认中原梁王朝的主权并执臣下礼，做出和平的姿态。而对梁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占据山西省北部的李克用的沙陀王国[43]。此国的国号为晋，到了李克用之子李存勖时，与衰落下去的梁相反，凭借当地的特殊资源迅速重振势力，成为强国。晋国最后压倒梁，成为后唐，后唐则为后晋所篡夺，后晋倒台后建立起后汉，而后汉则禅位给后周。这便是“五代”。地方上大小独立政权则层出不穷，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从其中选取出十国，模仿《史记》为其设立《世家》。“十国”是将吴与南唐分为两国，将蜀分为王氏前蜀和孟氏后蜀两国，加上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以及从后汉王朝分出来的东汉[44]，加起来一共十国。

在这一时期前后，中世的割据达到顶峰。在之前的中国，分裂大多发生在华北，江南则大体上保持统一。这说明江南地区的开发还不充分，无法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撑各地建立并维持独立政权。然而，五代却主要以长江流域以南为分裂主体，特别是像楚国这样的例子很罕见，之前从来没有湖南省这样的地方较长期地支撑独立政权的例子。

军阀的合并　即使是这样的分裂形势，发展到尽头之后，又一变而产生了统一的趋势，并加速迈进。这其中有两个可以考虑到的原因。

第一是军阀势力的动向。割据政权是战争的结果，而持续的战争总有一天会分出胜负，统一会以此时的胜利者为中心向前推进。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原的后梁朱氏与晋国李氏的战争。

李存勖的根据地晋国，出产优质铁矿和无烟煤，因而制铁业从唐代起就很兴盛，以制造利器知名。此外还有明矾这一特产，是鞣制皮革不可缺少的物品。士兵则是游牧民族沙陀，可以从长城之外无限接受战马的补给。因为有这些优势，晋国在面对开封的后梁政权时，逐渐占据了上风。

后梁则因为是黄巢军团的后身，所以缺乏教养，杀伐之风太盛，作为统治者的资质并不是很充分，这是不利的因素。因此出现了与安史之乱的最后阶段相仿的局面，和安禄山、史思明都被其子杀掉的先例一样，梁太祖也被其子朱友珪弑杀。友珪虽自立为帝，但立即就被其弟末帝朱友贞所杀。

在后梁领内的河北地区，自唐代以来便有军阀以魏州为中心保持半独立状态，这是安禄山集团的遗孽。正是魏州军阀叛变并向晋投降，对后梁形成了致命打击。晋王李存勖以魏州兵为先导进入开封，攻杀梁末帝。到了这一步，末帝仍然担心自己的兄弟谋叛，将他们全部杀掉。

晋王李存勖，也就是庄宗，占领开封即帝位，因为自己姓李，便声称继承大唐而定国号为唐，因为洛阳是唐的东都，所以又离开开封，定都洛阳。

因为后唐的建立，华北的三大军阀被合并到一起。其中心是沙陀族，再加上安史集团的遗孽河北军阀，以及黄巢集团的后身后梁的降兵。换言之，大唐后期的军阀被集约到新成立的后唐王朝之中，而迈向全国统一的原动力由此形成。

后唐庄宗被义弟明宗篡夺了皇位，明宗之子闵帝又被义兄潞王篡位并杀死，而潞王又被义弟石敬瑭攻杀。

契丹的兴起　石敬瑭将国号定为晋，以其庙号被称为高祖，建国后又将首都迁到开封。在与后唐作战时，石敬瑭从新近崛起于长城外的属于蒙古种的契丹那里借来援兵，并将长城内的“燕云十六州”作为成功的谢礼割让给契丹，而这为后世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一般所说的燕云十六州中，“燕”其实是指幽州，而十六州便是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等各州。后来后周世宗夺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而契丹则又新占领了易州，因而进入宋代后仍然成问题的有十五州。此外还有营、平、滦三州，因为很早以前就成为契丹的领土，所以没有被当作问题。

在中国中世，统一倾向从五代中期后唐的时候开始出现，而在北方的异民族之间还要更早，从唐末起就开始了，以长城外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契丹帝国逐渐崛起。在此之前，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早已在松花江流域建国，灭掉与日本和唐有交往的渤海国，逐渐吞并内外蒙古，成为亚洲最大的武力国家。这似乎是古代匈奴帝国和中世突厥、回纥帝国的重生，但与之前的诸国都兴起于西方而向东扩张相反，契丹在历史上第一次崛起于东方而威服西方。这一现象说明，亚洲大陆东西之间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

亚洲历来都以帕米尔高原为境分为东西两部分，而西亚诸国与东亚相比，在文化和经济上基本都处于优势，因而文明从西向东流动。而这也必然要影响到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形势，能够直接接触西亚文明的西方游牧民族，经常压倒东方游牧民族而称霸。然而，从唐末五代时起，出现了新局面，东亚的中国文化逐渐兴隆，在生产力方面凌驾于西方之上。而这也随即反映到北方，由此，兴起于东方的契丹才可能成就其霸业。

契丹的崛起，也是东亚诸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强烈的一个表现。这里的“诸民族”当然也包括中国人。而民族自觉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世社会的一个特征，成为区别近世与中世的一个标志。

民族纷争　在后晋，高祖之子出帝时，朝廷中民族主义的国粹论高涨，耻于对契丹执臣下礼，要求实现地位对等的国交，并停止馈赠年例，结果契丹大怒。太祖之子太宗大举入寇，进入开封，打算自己统治中原，并将契丹的国号改为中国式的“辽”。然而，中原人民并不服从异民族的统治，游击活动到处爆发，太宗只得放弃统治中原的念头，收兵北归时在途中病死。晋与辽的战争是两个民族间国粹主义的冲突，结果证明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压倒对手。

在中原人的游击活动四处蔓延时，山西省的军阀刘知远起兵协助游击战，在辽军北归后乘虚进入开封，即位并定国号为汉。这位高祖在位一年后去世，其子隐帝即位，但在位三年便被周太祖郭威篡位。后汉仅持续了四年，在被算作正统的历代王朝中，其历时之短暂空前绝后。

进入后周，中国终于看到了统一的曙光。而这是因为后唐以后，政府的中央集权政策逐渐发挥了效用。当时的中原地区虽然服属于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但中央的政令尚不能贯彻到地方的每个角落。因为地方政府的军节度使和州刺史在当地征收租税供养军队，将这种封闭性作为各自势力的基础，所以自治性很强，往往将中央的命令当成干涉加以抵抗。于是，中央政府逐渐改变政策，先把地方的租税集中到自己手中，再交付给地方，让其供养军队，这样军队就直属于中央了。此外，还从地方军队中选拔强壮的士兵送到中央，强化都下的禁军。

名君后周世宗　后周太祖在位三年去世，其养子世宗即位。世宗被称为五代五十余年间首屈一指的名君，最初通过击退北汉的入侵树立了威名。之前后汉被后周篡夺时，后汉一族的刘崇在山西北部自立，不服从周的统治，被称为“北汉”。而北汉瞄准周世宗继承太祖还没有确立起统治的机会，举全国兵力来袭，意图决战。世宗亲率禁军迎敌，激战之后大获全胜。在战斗即将开始时望敌而逃的军官七十余人，受到世宗的斥责并被全部处斩。这是为了惩治当时军队共同的恶习——被敌人重贿引诱而欲做内应。另一方面，在这次战斗中有功的将军赵匡胤等受到重赏。世宗振肃军纪，赏罚严明，因而得以驱使无比强大的军队。

此后世宗将兵锋南指，夺取了淮南江北之地，迫使南唐成为属国。由此，天下形势急转直下，持续了五十年的势力均衡面临崩溃，开始向统一迈进。这是因为，在获得这块包括海岸盐场的新领土之后，周得以制长江上游诸国于死命。

在中国，盐的产地有限，因而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结合自然会逐渐固定。而使这一趋势确定不移的，则是从唐代开始实施的专卖法。某一产地盐的消费区域被严格指定，并在不同区域之间的边界上设立了严格如国境的警备线。设立这种人为的边界之后，其两侧的官盐价格不免要产生很大的差异。如果将盐从价低地区带入价高地区，就算携带的是官盐，也要受到和贩卖私盐一样的严酷刑罚。由此，生产地和消费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唐代，长江流域的开发大为进展，为了向这一地域供盐，江苏省海岸淮南盐场的产量急速增加，所以领有此地的南唐得以称霸江南。而这片盐场被后周夺走后，南唐残留的部分以及湖南、荆南地区，不得不从后周接受盐的供给，而盐价必然奇高，仅仅因为这一点，这些地区便失去了自立能力。

这一形势，也波及在沿海地区立国的吴越、闽和南汉诸国。这些国家因为领地狭小，维持独立格外艰难，必须在农业以外通过充当贸易中继站，或者通过培育茶、陶器等特殊产业来增加收入，以供养官僚和军队。各国的努力形成互补，才能勉强保持均衡，而一旦南唐这根顶梁柱开始摇晃，其影响自然非同一般。在北方的重压之下，各个南方政权逐个崩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周世宗的运气实在太坏，没能将这些可以预见到的成果收归己手。他虽然做出了北征契丹并恢复后晋割让的部分领土等惊人举动，但在位仅仅六年便在三十九岁时英年病殁。其子恭帝七岁冲龄后发生兵变，近卫军大将赵匡胤被拥立为天子，建立宋王朝。这便是宋的初代皇帝太祖，而后周世宗遗留下的统一事业经他之手得以大致完成。被废黜的恭帝，避免了历来禅让后的残酷命运。三国魏的先例，即禅让是具有充分实力的人堂堂正正举行政权授受的手段，丝毫不用担心前王朝的反击和复辟。与此同时，中世宣告终结。宋太祖即位后，被视为中世特征的禅让，永久地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

第三篇　近世史

一　北宋、辽

宋的统一　继五代后周的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十七年间，先后扫平南方的南唐、蜀、南汉等六国；其弟太宗随后荡灭北方残存的北汉与长江口的吴越，再度统一了自唐末以来久经分裂的中国。但五代时已被北方游牧契丹民族的辽占领的白河流域，即燕云十六州之地，虽经太宗再度挥师，却未能克复，不得不长久沦为辽的领土。

宋太祖因继承前代后周名君世宗的遗产，统一事业比较顺利，而第一项遗产就是强有力的禁军。五代分裂时，华北地区虽保持表面的统一，但内部军阀割据，树立着半独立的政权。然而，这些军阀政权进一步分裂之后，就造成了弱化的后果。于是中央政府乘机吸收地方财政，用以增强天子直属禁军的实力。这种军事力量的中央集中政策，始于后唐，经周世宗强化，由宋太祖完成。太祖时禁军有十九万人，到第四代的仁宗时已达八十二万人。

太祖从周世宗处继承的第二项财产，是从淮水至长江的沿海食盐产地，即淮南盐场所得的财政收入。该地所产食盐大部分供给长江流域，政府课以高额盐税，获得了巨大收入。太祖以此制造兵船、充实军器，而后大举南下。南方诸国几乎无力抵抗，唯有投降。

然而，对南方显示出压倒性优势的宋军，在面对北方的辽国时却是另一番面貌。因为对手拥有精悍的骑兵部队，可利用机动性优势直击宋军的弱点。宋军主力为步兵，虽自知行动缓慢，但始终未能转换为骑兵战术。正因此，与前代的汉唐不同，宋朝虽然有统一中国的背景，却没有创下一如前代的赫赫武功。不过，两者究竟何者更佳，则另当别论。

宋代的政治机构　五代的五十余年间，正如五代之名所示，有过五回革命。此外，还有一个王朝内部发生过三次非正常的帝位继承，这个时代真是革命不断。换言之，天子地位极不稳定，原因是天子与军队的力量不均衡。

五代的华北军队中，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军人很多，但和古代日耳曼人一样，他们也保留着浓厚的共和思想，认为君主不应代代继承，而是每次更换时进行推选。因此，与罗马王政末期的君主自日耳曼军队中推选一样，五代的军人皇帝亦多由军队内部的舆论动向决定。但从中国传统的立场而言，这是革命，也是篡夺。

太祖死后，天子之位远离太祖的子孙，落入其弟太宗之手，不难看出五代遗风犹存。从中国的传统来说，太宗即位绝非正当，他能顺利即位是因为军队并无异动，反而善意保护。但之后太宗传位给真宗，太宗对后继者的决定权获得了上下承认，完全是以中国传统的继承形式进行。这种形式一旦确定，之后北宋一百七十年、南宋一百五十年，总共三百二十年间，对于天子的继承形式就毫无疑问了。宋朝一度呈现出中国史上未见前例的高度安定的局面，这可视为天子独裁权确立的结果。

宋代政府的统治形态在太祖、太宗两代已定下基础，基本方针不外乎是分割统治。首先，迄今为止作为革命原动力的禁军之团结必须打破。因此，太祖将之分割为三个系统，设置三名最高指挥官，即都指挥使，其权限绝对平等，直属天子。而且这三名都指挥使只是单纯的部队长官，并不参与作战计划。相当于总参谋部的是枢密院，正职枢密使、副职枢密副使，大率由文官担任。甚至出征之际的总指挥官，也多从文官中临时选拔。平时禁军奉命驻守地方要塞，当时仍置于经略安抚使指挥下，而这也是文官。一言以蔽之，军人最高到部队长官即止，几乎不许再晋升，通常由文官在上面制约。如此一来，军人自然无法动念发起革命，但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导致士气消沉，出征时缺乏斗志。因此宋军每与外敌交战，多遭败北。

在行政方面，宋朝天子也实行分割统治。在地区划分上，全国分作二十余路，路以下设州，为地方政治的核心。其中特别重要的地方称作“府”，府的数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州以下有县，相当于州的派出机构。

宋代以后，中国的行政特色在于，所有的行政机关末端都有胥吏负责具体事务。胥吏的起源可溯至六朝时代，而确立其固定地位则可以说始于宋代。胥吏形式上受政府任命，实际则是寄生于官府的业务承包者，不拿政府俸禄，每次完成事务后从人民那里征收手续费。他们就像活打字机，并无裁决权。拥有裁决权的，是中央政府指派的文官，重要职位皆为科举出身的官僚所占据。

地方政治末端的县，有胥吏数百名，其上有以知县为首的数名文官。知县的主要工作是征收租税与裁决案件，但断案权限极受约束，最高量刑权只有杖一百而已，重要案件悉数送呈州级政府。

州衙门亦有许多胥吏，其上有数名知州为首的文官。知州断案虽有死刑判决权，但实施还需通过路一级的提点刑狱呈报中央政府，经再审、三审，获准后方可执行。州级政府内还任命有相当于知州副官的通判，但并非知州下属，而与知州同样直属于天子。因此名义上知州虽是地方政府的长官，其实并无相应的实权。这与日本江户时代封建制之下，一百万石的大名都对领内人民拥有全部生杀予夺的权力相比，实在大有差别。宋代政治一如此处所示，是一种没有长官的政治。

至于最大行政区划的路，连名义长官都没有了。掌管经济的转运使、掌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各按职务监督下属的州。掌管军事的经略安抚使，兼任路中最重要的州或府的知州或知府。这三者都不是路的最高长官，只是监督州的官员而已，称为监司。

中央政府的最高机关为中书与枢密院，中书乃宰相之府，设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一般皆为多名。国家最高政策的决定由天子主持，并召同平章事与参知政事集议。有时枢密使与枢密副使也会参加，在此情况下，最后决定仍由天子作出，不许其他任何人专断。因此虽是宰相府，却是没有长官的办公机构，对天下政治的重要事项予以决断，是天子一人的权力，亦是其责任。宋代的中央官职在第六代神宗时有大改革，虽然恢复了许多唐代官名，但办公处不设长官这一根本精神却无变化。

总之，宋代的政治机构，建立在军人易革命、文官易渎职这一基本认识之上，重点是防止弊害。在此制度下，不论军人还是政治家，都无法指望创下超群的功绩。南宋朱子批评北宋政治，称其尽多议论而少实绩。然而，就允许言论自由这点而言，我们也应承认宋代社会的进步性。

与辽的关系　宋太宗时，为收复燕云十六州两度与辽开启战端，然而皆意外败北，此后两国边境上的小规模争夺持续不断。

辽王朝是有史以来，最初在长城以外树立安定政权的游牧民族国家。其领土南逾长城，统治十余州的汉族居民，西至天山山麓。

自五代之初辽太祖即位（916年）以来，至第六代圣宗在位的四十九年（983—1031）间，可称辽的极盛期。在宋的第三代君主真宗时，辽圣宗大举南侵，攻破国界，抵达黄河，包围澶州。宋真宗率军亲征，与辽军对峙黄河。宋军不擅野战，并无取胜信心，然而在坚壁防守上还是展示了相当的抵抗力。因此辽军征服宋朝的企图终未实现，遂回应了宋朝的和睦之议，订立了澶渊（澶州别称）之盟（1004年），约定宋朝每年向辽赠送岁币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互不侵犯国境。

直至北宋灭亡的一百二十余年内，双方均遵守此约，真是难得的现象。于宋朝而言，此条约屈辱非常，因为除了奉送岁币的义务，还需称异民族王朝的君主为皇帝，不得不以对等地位进行国交。但在宋朝一方，确实也有不可忽略的益处。中国自古虽有万里长城防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但因受蒙古地区各游牧民族争霸之战的影响，难免卷入骚乱。即便想缔结互不侵犯的条约，也难寻对象，乃因沙漠政权变幻不定。然而这时，因有辽王朝这样安定的政权，宋朝得以直面这位合适的谈判对手。岁币固然是经济负担，也是不甚名誉的义务，但作为和平的代价，并非过分昂贵。作为经济大国的宋朝，对发展中的辽施以无偿赠与的经济援助，确也无可厚非。

从宋朝政府的财政来看，给辽的岁币似无多大痛痒。非但如此，立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得以持续，国库收入也不断增加。虽然看起来也令人羡慕，但每年的盈余皆用作积累，许多金钱、物资深藏国库，反倒抑制了民间经济，致有经济萧条之虞。因此，为了放出政府保有金，滋润经济界、促使经济繁荣，政府的经济官僚劝说真宗大兴土木，壮丽至极的景灵宫等建筑，就这样被相继提上日程。虽属无益的建造，但总强于牺牲人命的战争。

货币经济的隆盛　史载，第四代君主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1023—1063）。幸运的是，经济发展仍平稳持续，自建国初已有百余年，这在中国史上亦是难得现象。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背景，产生所谓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足为奇了。

北宋初期的经济繁荣，其最显著的指标是货币经济的盛行。古来中国的法定货币为铜钱，而汉代五铢钱流行之后，进入中世，货币流通转而衰落，政府也失去了铸造铜钱的热心。唐代的开通元宝制钱虽盛行，但一般认为，现今大量存在的开通元宝多为五代南唐时铸造。南唐乃南方大国，资源丰富，文化亦十分荣盛。五代北方正统王朝的钱币中，后周的周通元宝数量甚巨，传世亦多，足可说明五个王朝在后周时国力之强大。到宋代，从最初的宋通元宝开始，铸有历代年号的铜钱数量极多，中国自不必说，连日本也不鲜见，故而宋钱的古董价值甚低，几乎不值一提。这似乎是因为各代宋政府都认为，全力铸钱、供给大量货币，是维持民间好景气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铜钱千文一束而用，单位曰缗，或称贯，重量单位的贯，即从千枚铜钱的重量而来。不过实际中，亦有以七百七十文左右为一缗而通用的情况，是一种货币贬值现象。

由于铜是价值较低的金属，进行大额交易时铜钱重量巨大，不便处理。故而金银，尤其是白银也作货币之用。汉代以后，金属重量多以斤（约600克）来衡量。但到宋代，斤作为贵金属的重量单位已显过大，故一般取斤的十六分之一的“两”为计量单位。到宋代，中国黄金储备已很少，白银产量亦不多，社会普遍有不足之感。因此，与铜钱交换，金银有从外国流入的倾向。但古来中国的金银比价标准为六比一，与外国相比，金价低而银价高。所以外国流入中国的白银渐有积蓄趋势，到明代，白银储量丰富，即便作实际的本位货币也未感不足。

宋代，随着商业的活跃，金属货币之外，有价证券也被用作货币。首先是四川地区的富豪私自发行名为交子的存款凭证，持有交子者，不论何人，一见此据即可支付。最初只有存款金额的交子，但得到世人的绝对信赖后，便如纸币一般流通于民间了。于是受到鼓舞的交子铺超量发行，得来的现钱则用来投机，以企获取双重利益。这样的投机事业一旦失败，自己开出的部分自不必说，客户托付的交子也无法兑换现金，最终导致拒付票据的产生，还有因民众蜂拥提款而破产的情况，引起了恐慌。政府勒令民间资本家停止发行，开始推出由政府担责的交子（1023年）。这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不过从政府的交子运营法看来，其发行数量绝非严守准备金的范围，而敢于大量超额发行，终于又招致与增铸货币的同样结果。尽管这未必意味着财政或经济时常不健全，但万一政府的准备金告罄，引起兑换不畅，交子就会丧失信用，无法按照面额流通。总之，交子的价值下跌与物价上涨有直接关联。探讨此后中国纸币的历史，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的弊害，不单在宋代，其他任何时代都或多或少发生过。

作为在四川明确出现过的纸币，交子应当受到重视，但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其他票据、证券或权利证等证明文件，不应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起过货币的作用。在当时，这些已成为必要，实可称进步。它们与金属货币相辅相成，使当时的交换经济平稳发展，但利害常相半，随之而来的弊端也无法避免。

大运河时代　因为货币经济即交换经济，为使其发展壮大，广阔地域内的相互交通成为必要的基础。在宋代，成为交通大动脉的当然是连接东西走向的自然河川而贯通南北水道的大运河。

因与北方精悍的马背民族国家辽相对峙，宋朝凭借物产之丰，坚固城塞，充实兵源，以备不时之需。国防第一线的重地，是入宋以来新设[45]、位于大运河北端的雄州。每年大量的军需品必须从江南经由大运河远道而至，供给前线军营。

大运河自雄州南下，与黄河交错的地点即国都开封府，和西面不远处的古都洛阳西京对应，开封被称作东京。这里除去中央政府的百官，还是禁军大部队的驻地，是军事上的最大基地。为与独裁君主的都城相衬，全国的人员与物资均被吸引而来，人口逾百万。

开封府原为唐代的汴州，得名于流经此地的汴水。利用汴水的运河即汴渠一段，为古之通济渠，南端与淮水交汇处乃楚州。自此南下的运河即山阳渎（邗沟），抵达长江附近有扬州城。扬州作为淮南海盐的集散地得以繁荣，邻近的真州驻有运河行政总监督，亦称发运使，掌管国家财产的运输，即漕运。长江以南的运河又称江南河，与太湖东岸相接处有风光明媚的水乡苏州，是文化中心。江南河与钱塘江合流的终点有杭州，乃五代吴越国的旧都。杭州湾对岸的明州，作为东至日本、南抵南海诸国的海船出发点得以繁昌。

宋代以后，直到清中期，中国的经济都可称为大运河时代。其间人口集中于大运河沿线，发展出庞大的商业都市。国内交通也以大运河为主干，与之相接的自然河川成为大小支线，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

乍看岭南，也就是今日的广东、广西一带，似乎独立于上述运河网，而事实上，联络湖南湘江上游与广西桂江上游的分水岭运河的挖掘工程[46]，在仁宗末年已经完成（1058年）。所以，理论上而言，从北方的国境到面朝南海的广东，可以进行不必登陆、单走水路的旅行。但实际上，大运河各段以及与之交错的大小河川的水面、风浪等具体情况均有不同，因此不得不屡番换乘。不过，在分水岭上以运河连接南北两大河源的想法，是交换经济渗透到河川末端的深山农家之后的结果。事实上在宋代，农村角落都已被卷入货币经济的旋涡了。

中国内地如此广阔，只要有人居住就会有交通路线，未必要等到宋代。然而，问题在于路线当如何安排，原本交通的形成，并非先广开陆路与水路，再使往来繁盛，而是先认识到交通的必要性，接着为满足社会的需要，不得不调整交通路线。若将交通路线比作血管，那么为了身体的生长，含有养分的血液应身体各部的要求，循环系统的器官先要发达起来。若说输出血液的鼓动之源在哪里，当然只能是国都开封府了。

东京开封府的繁荣　宋代的国都东京开封府，既是政治都市，也是军事都市，还是文化都市。当然只要是国都，大概就会有这样的共同性质，不过程度有别。宋代的国都与前朝的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

如果来到唐代都城长安，那里就如东京都丸之内[47]一样，左右只能看到长长的墙壁。长安城内有百余个街区，又分为坊，长方形的坊周围墙壁环绕，形成一个城，只能从东西南北四面的坊门出入。进入内部，始有民居，商业活动则只许在特别设立的东、西市内进行。

而宋代的开封，城内大部分如东京都上野浅草的繁华街区一般，道路两侧商店、摊铺鳞次栉比。这说明，唐代只限于“市”的商业区，已扩展至全部地域，城内皆已市街化。

无论什么时代，国都闲人都多。且当时尚未有今日的学校制度，就学年龄的年轻人若没有找到工作，就只好在市内追求娱乐，无所事事。有从地方来京城的求职者，也有任期已满、等待赴任的官僚，他们趁此机会叩开权力者的大门，四处活动。中央政府的官僚也有所谓的“旬休”，即每十天休假一次。军人除勤务之外，自由时间也很多。若以百万人口来计，即使十人中有一人轮到休息，也有十万闲人。

都城必须使这些闲人的时间得以消化。每日清晨五更（凌晨四点左右）即解除宵禁，各处城门和城内的关门一齐打开，城内外民众陆续出现于道路。戏剧、杂耍聚集之处称“瓦肆”，还表演说书、魔术、杂技、皮影戏等取悦观众。

食肆酒馆，到处可见。一迈进小酒馆的门槛，就有唤作“茶饭量酒博士”的伙计头和手下叫作“大伯”的小厮上前接待。不必招呼即有妇人上前斟酒、换汤。或有伙计近前询问有无何事，可需艺妓，等等。又有下等妓女围来献唱，直到获得小费才离开。闲人多的地方，剩余劳动力也多，因此所有服务都可用金钱买到。

城内近中央一带，有最著名的寺庙相国寺，每月有五次市集。届时宽阔的寺内挤满人潮，巨大的山门楼上是宠物市场，各类品种的猫、狗等珍禽奇兽应有尽有；进入山门，广场内有临时搭起的小摊，从席铺、箱笼、盥桶等日用品到鞍辔弓剑等武器，一应俱全。而且，这里还有前所未见、令宋之所以为宋的文艺复兴的文化商品，那就是书籍、古玩、书画、笔墨等类。特别应当注意的是书籍的商品化。

大众传播时代　东洋印刷术的起源，可以说早于其他任何地域。尤其是日本法隆寺的百万塔陀罗尼被称为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770年），而中国还可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发现实物。宋初以来，已有大部头的佛教经典被印刷，儒教经书更不用说，甚至当代名人的著书、文集都能以盈利为目的而印刷发行。

据记录可知，仁宗时毕昇已开始活字印刷。但因中国的汉字很难分解成字母，苦心的发明却并未广泛流通，以至停止使用，被世人遗忘，这是长期以来人们相信的传说。其实中国的活字印刷一直继续着，从未中断，到了这个时代也渐渐明显起来。它传入朝鲜，成为铜活字，又被带到日本，于是才有了庆长活字版[48]书籍的印行。

中国汉字的不便印刷屡屡被提及，但考虑到中国领土广阔，方言差别很大，此说也就不能被完全接受。现今的北京话到了上海，一般人也无法理解，两者的差别就像法语和意大利语或西班牙语之间的距离一样。因此，如果中国没有汉字，而用罗马字这样的阿拉伯字母，北京发行的书籍到了上海或广东就很难读懂，且到各地都不得不翻译成本地方言才能出版。如此一来，中国会因语言的差异而分裂成多个文化圈，最终也难免导致政治的独立。

汉字的优点就在于不受发音限制，在视觉上字形是共通的。同一文字，北京人用北京话读，广东人用广东话读，甚至日本人用日语读，也能明白其意思。将汉字雕版，费一回劳力，之后就可以通行全国，这和多次翻译、改版的劳力相比，到底更便利。

出版作为盈利事业，不考虑盈亏就无法发展。好在宋代中国的约一亿人口当中，优秀读书人阶级所占比例不辱文化国家之名。且与唐代相比，可见读书人的数量有相当的增加，而这无疑是由科举盛行促成的。

宋初太祖时，尚是五代战乱结束不久的时代，科举也不过仅存名目。但从太宗开始，一变而为抑武尊文之风，管理统一后的广阔领域需要大量文官，因此科举的规模也很盛大。

最初，科举考试的科目大致不外乎经义、诗赋、策论三种。经义是儒教经书的义理，即考问其含义，类似今日的哲学。诗赋是古体韵文，规定题目与格式，因此是文学。策论是有关政治问题的意见，因为大多必须从前代史料求取例证以论述，所以广义理解上相当于史学。总之，因为考试科目包含了哲学、史学、文学，可以说科举测试了全面的人格教养。

为了科举应试，就必须学习过去所有的学科。但只按照历来的方法解读古典，按照历来的形式创作诗文，也是不够的。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也会进步，这是自然之理。而且，唐代以前的中国是贵族社会，贵族主义的文化尊崇形式。哲学是形式理论，文学则盲从规则的整齐之美，史学则没有创见、千篇一律。与之相对，宋代的知识阶层几乎都是没有门第、庶民出身的新兴阶级，而庶民肯定有独特的人生观与崭新的正义感。

阅读儒教经典，也不再满足于根据从前烦琐的经院学派注疏来解释，而是利用经过佛教洗礼的理论，树立起新哲学，也就是产生了所谓的宋学。被视为宋学之祖的，是活动于仁宗统治中期的周敦颐（1017—1073年）。其著作《太极图说》为宋学的宇宙论、人生观提供了根据，门下则有程颢、程颐兄弟，合称“二程”。该学统远至南宋的朱子，由朱子集宋学之大成。

诗赋是韵文，但一般认为赋成于汉代，诗成于唐代。因此到宋代，诗赋已是古体文。科举要沿袭这一传统形式，而宋代发展起来的新体韵文是词。这种又有长短句之称的新曲，与杂剧，即戏剧舞台上主人公配合音乐所唱的歌词，是同一种东西，好比歌剧曲辞。宋词与唐诗并列，都被认为是代表其时代的文学。

科举策论，议论内容当然关键，文章同样重要，不可逊色。唐以前的中世散文是四六骈俪体，以四字句与六字句排列成对句，一字一句的匀整都必须倾尽精力。这种文体，以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说，就像明治时的教育敕语，节奏颇具庄重感。一方面，适合向读者灌输作者的意志，但要展开微妙的论理，则很难期待有令对话者接受的说服力。不过宋代知识阶层所要求的不是先验的，而是推理与归纳。所以，为表达这种要求，倒是骈俪体形成之前没有固定形式的古文更为合适。于是兴起了古文复兴运动，其中被视为代表的，就是仁宗时代作为文人和政治家显露头角的欧阳修（1007—1072年）。但当他提出科举考试的答案也不用四六体而用古文时，就招来了很多物议。不过许多人倾向于滔滔的古文体，以晓畅之作闻名的文学家也层出不穷，王安石、苏东坡即是例子。宋代的新文化之所以能以文艺复兴，即古代的复兴命名，就是因为认可了这场古文复兴运动的重大意义。

科举中，书法亦是不可忽视的重大要素。为防止考官与考生勾通舞弊，规定科举考试答案均另外誊写，再交给考官，还要将考生姓名部分密封，只露出考试号，这称作“糊名誊录法”。但最后的殿试只糊名而不誊录，因为要很快公布结果，没有誊录时间。又因这时考官虽由朝廷大臣担任预审官，而最终由天子作出决定。虽然大臣不能打开糊名的部分，但天子可以破封并在看到姓名后再作决定。此时是以原试卷来审查答案，所以笔迹也要列入考虑范围。今日已无法看到宋代的答卷，但严格而言这相当于给天子的奏章，字体恐怕是谨严的颜楷吧。但在其他一般场合，宋人的书法并不拘于前人定式，努力发挥个性，苏东坡的书法就是其中的代表。到了南宋，人格谨严如朱子，其书法也表现出与时代相应的奔放气势。

西夏的建国　宋代国运从国初至仁宗时，大体顺利。伴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持续繁荣，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因此宋代官僚常讴歌泰平，曰我国内外无事，三代以来无有如今日这般治平之世的兴旺。

但到仁宗中期，繁荣当中已开始出现阴影，形势无法令人一味乐观。因为正当国内官僚机构僵化、贫富阶层分裂等痼疾相继表面化时，西北边境的藏系党项民族也独立建国，是为西夏。宋与之作战，屡遭败北。

宋代商业以国内的大运河为干线，山山水水都被卷入交换经济。余波自然也影响到国外，国外贸易亦趋隆盛。对海外方面，打开了从明州到日本、广州到南洋诸国的交通，中国的铜钱漂洋过海，散向外国。澶渊之盟以后，就连对北方敌对的辽国，也在国境一带设立特定的贸易地，即榷场，以进行和平交易。

自古以来，对中国而言，西方贸易比其他三方都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是与文化先进的西域各国交易。现在的新疆，即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的绿洲都市国家，古时为伊朗系民族的居住地。唐末土耳其系游牧民族回纥人侵入这里，征服了原住民，将此地土耳其化，各地割据，建立了独立政权。与前代一样，宋通过内地西北部沙洲敦煌的回纥人与西域、印度文化保持接触，进行交易。此地回纥人虽然在语言上使原住民族土耳其化，但文化上则被伊朗人的传统所同化，作为商业民族，充当东西交通的中介角色，以贸易谋生。

而觊觎这种贸易之利的，就是住在黄河弯曲所包围的河套沙漠地区的藏系党项族。酋长李继迁企图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于宋真宗时占取长城以南的灵州，并以此立足（1002年），不久在此建都，成立西夏国。

宋与西夏之间除了争夺东西交通路线之外，还存在是否向宋地进口西夏所产食盐等棘手的经济问题。西夏境内，靠近河套西南端的长城附近，有乌池、白池两处咸水湖，所产青白盐自唐以来一直输入中国，供陕西一带消费。到宋代，虽然加强了食盐专卖制度，即所谓的盐法，确立了向境内百姓供给国产食盐的原则，但青白盐一直以来的既得权唯独得到默认，仍然继续进口，因为青白盐的价款是维持党项族生计的重要收入。然而如今李继迁揭起反旗，宋政府便趁此良机禁止青白盐的进口，陕西地区也以解州池盐配给人民。这进一步招来党项民族的反感，提高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促使他们迈向独立政权的树立。

李继迁与宋作战的同时，与西方回纥族斗争而战死[49]。之后西夏虽以宋的朝贡国形式恢复一时和平，但到继迁之孙李元昊时，就计划以兴州为都城，自称大夏皇帝，完全独立。宋仁宗派有名臣之称的范仲淹、韩琦等发动大军，与西夏军对决，苦战四年也未得胜利。西夏因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缔结和约（1044年）。岁赐当中，茶的存在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当时中国的茶已与绢一样，或者作为国际贸易品比绢更重要。绢更多是奢侈品，困难情况下没有也不要紧，而饮茶一旦成为习惯，茶就成了健康方面的必需品。

因为西夏的独立，宋放弃了甘肃地区的领土，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区域悉数被西夏占领。对宋而言，这意味着西域交通线被夺去。当然，交通并没有断绝，但掌控了该交通要道的西夏，可任意向过路商品征收关税。这让宋如鲠在喉，可想而知，宋对西夏比对曾经的敌国辽有一种更强烈的抗争决心，拼死力而战。但宋虽在物力方面占优势，却屡遭败北，最终不得不承认西夏独立。

由于宋失去了历来的交通要道，需要寻求替代线路，于是对居住在青海地区的藏系西番族施以怀柔之策，从渭水上游的秦州到青海，沿祁连山脉南侧，与新疆的回纥族交通往来。当时回纥族是熟悉商业的民族，他们自新交通线东来，甚至在国都开封府定居，开展盛大的贸易活动。

中国向西的交通线，除此之外还有西南方途经西藏抵达印度的道路。但这条线路必须穿过深山幽谷，且有大河阻拦，在当时横穿大河意味着必须越过高峻的山岭，这比在茫茫单调的沙漠中行走更困难也更危险。因此就这条线路的价值而言，西藏的意义在中国历史上都较受忽视，这也是无奈的结果。近来，研究世界历史的历史学家只把兴趣集中在特殊地域，对所谓文化落后地区的冷淡倾向也屡屡引来质疑之声。然而仔细想来，历史动向也与交通量略成比例。在以古代东地中海文化为中心的时代，现今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北大西洋沿岸诸国，其区域内的交通量也极微少。因此，以世界动向为问题的历史学家，亦不大会重视那个时代的那些落后地区，毋宁说是必然的结果。

民族主义的时代　西夏的存在与宋的历史大略并行，成立稍晚于北宋，灭亡稍先于南宋。西夏在成为强国的过程中，其文化程度也绝不能说很高。灭亡后，其民族虽行迹杳然，但西夏今日尚为历史学、文献学很好的研究对象，是有特殊理由的。这就是西夏在沙漠中留下了丰富的遗物。

现今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经沙漠而蒸发的附近，到元代为止都有绿洲，是繁荣的土地，因此沙漠中存在的古老遗迹与遗物很有名。遗物中有数万件汉代木简，称为“居延汉简”，居延是当时存在过的内陆湖之名。西夏时的遗迹叫作“黑水城”，因俄罗斯科兹洛夫探险队从这里采集了大量的遗物而出名（1908—1909年）。其中有以西夏文字记录的西夏语文献以及西夏语和汉语对译的字典，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中国近世是民族主义的时代，不单中国如此，周围异民族之间亦可见昂扬的民族意识。与中国相比，周边无论哪个外族，在文化方面都是落后的，它们在长期与中国接触的过程中，如果放任自流，则会渐渐中国化，最终必然导致忘却语言、习俗以及独特的传统。因此，没有什么比防止语言的中国化、为本国语言创造特别的文字更必要了。所以辽太祖造契丹大字（920年），其皇子[50]迭剌创契丹小字，并在所领区域内推行。辽在东亚是一大强国，文化也达到相当高度，尤其是印刷了佛教《大藏经》，不过契丹文字的遗物却比较少。从辽宁省巴林左旗白塔子发现的三座墓——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道宗永福陵——中出土了用汉字与契丹文镌刻的墓志铭，是最重要的史料。惜乎汉文与契丹文并非完全对译，作为语言资料来研究，并无特别大的价值。后来兴起于满洲并消灭辽国的女真民族金，也效仿辽发明了女真大字与女真小字，相关资料也出乎意料地少。

与之相较，西夏文字的资料则远为丰富且齐全。或许部分原因是西夏王朝持续的时间，有辽、金两朝前后持续之久，但主要还是由于黑水城因蒙古军入侵等沦为废墟，成了没有居民的死都，遗迹得以在沙漠中保存。敦煌千佛洞石窟，或许也是因为寺庙住持在蒙古军入侵时将重要经文、书籍封存洞中，这些唐代以来的古文书才得以大量保存。两相对照，真是极有意思的事。

在科兹洛夫带走的西夏书籍中，有题为《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和汉文对译字典。虽然只是二十页的小册子，而各段分四列，中间右列是西夏文单词，其右以汉字标记发音，西夏语对应的汉文解释标记于中间左列，其左以西夏文字标注汉字发音，真是一部极为亲切的字典。由此可知西夏文字的性质，其构成完全与汉字相同，由偏的部分与旁的部分合成。若举例说明，则可联想到日本所造的汉字“裃”[51]与“峠”[52]之类。但日文汉字的要素是保留汉文原样，西夏文字却没有与汉字相通之形。

中国周边的民族用各自文字写本国语言，并不要等到近世。唐代突厥就用所谓叶尼塞文书写突厥语，外蒙古留下了刻有这种文字的石碑。该文字受到西方希腊字母的影响，与汉字的构成完全不同。西夏文字，则是在汉字原理的基础上创造的异体字，契丹文字、女真文字的本质虽尚未完全清楚，但从外观来看，它们与汉字极为相似，无疑是受汉字影响而创立的。

若将这些民族文字的确立视为民族主义产生的一种标志，那么从年代来看，日本假名文字的成立是非常早的。日本在6世纪左右已有万叶假名出现，即将汉字当作单纯的表音符号来使用。到平安时代初期，即八九世纪之交，又演变出了纯粹的表音文字——平假名、片假名，这比契丹文字早了百余年。与之相对，朝鲜自7世纪起开始使用吏读，即如万叶假名一样以汉字音表记朝鲜语，但纯粹的音符文字谚文的成立，还要到李朝的世宗时代（1443年）。不论日本还是朝鲜，都是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独立的音符文字的，应当注意的是日本比朝鲜早了许多。虽然事实上，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大多经过朝鲜，而日本的接受方法往往并非模仿朝鲜，由此一事即可知。这种差异的产生基于与中国的距离远近，朝鲜不得不最切身地感受中国的实力，而日本可以有单就文化方面来评价中国的从容。

财政的僵化　宋仁宗在位四十余年（1022—1063年），至其末年，立国已有百年。这百年间虽有辽的入侵及与西夏的战争，但都止于局部骚乱，整体而言，大概是和平的统治。这样的百年太平世道，历史上几无先例。

这一和平时期的出现，实因其接在五代的离乱之后，可以说是一种改革的社会。其后和平若一直持续，那么就该是积蓄和平余弊的时候了。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困于此弊，难保百年和平，而宋代的运气却例外地好。但幸运无法战胜历史的必然，宋朝开始出现危险信号。

宋政府直面的问题，是政治僵化和社会与经济的没落。国初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好景气虽有曲折，但也一直持续。然而麻烦的是，这是非常不平衡的景气。无论什么时代，法律总是更多地维护富人的权利，而不关怀贫民的困苦。因此和平长久持续的过程中，贫富悬殊自然渐渐加剧。这种不均衡在社会的各方面都有表现，也就是说，一方面官吏与庶民之间的差距加大，另一方面，都市与农村之间也开始产生不平等。

在唐代，官户是隶属政府的贱民，到宋代则成为官吏出身之家和从政府获得种种特权的统治阶级的名称。其核心人物无论如何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官僚，但此外也有高官子弟由父兄推举或因长年功劳而得授官衔者。此外有武官，或由武举出身，或因年功、武勋等获得任官者。总体上，官衙机构与军队数量呈逐年膨胀的倾向，文武官数量亦持续增加。尤其是科举官僚，在三年一度的殿试中能产生数百名进士，只要成为进士，即便未被任官，也能得到和官吏同等的待遇。而且文武官出身之家，即官户，在纳税或徭役等义务上一般都能得到减免等特典，如此，这些负担便不得不转嫁到一般民户头上。

宋代的都市与乡村有严格区分。居住于都市者称“坊郭户”，租税之外还需承担物资调度之责。农村人民称为“乡户”，承担徭役义务。不过乡户的徭役实际上并非力役，而是协助租税征收或自治警察等地方行政基层的业务。这样的业务一部分委托给职业化的胥吏，而即使是想职业化，最终却因缺乏活力而并未职业化。也就是说，吃亏的业务任何时候都会有剩余，于是就作为农民的徭役。这不但耗费时间，也无法避免若干金钱的负担。特别是金钱的负担沉重，深为农民所恐惧的是从县被征召到州，在州被命以“衙前”职务。当然，这样的大任务是在农民中资产较多的上等户里挑选分配的，但由于花费很大，陷入破产等情况也相继发生。

对这些深可忧虑的社会经济动向，朝廷官僚并没有相应的办法。中央与地方的要职都由科举出身的文官占据，可以说，百年来一直以某个团体的专制来指导政治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未有过。所以当此之际，即便想知道怎样的对策好，怎样的改革好，历史上也无先例。要说先例，除了立国以来先辈们留下的，别无其他。因为官僚往往重视先例，害怕新的计划，一心因循守旧，在追随先辈足迹的过程中，社会的倾颓日益严重，阶级的割裂也渐渐成为定局。无论如何修补表面，最终还是会迎来无法平衡的时刻。因为从与西夏的战争可知，宋的政治弱点一下子暴露了。

宋王朝是一切以经济优先的财政国家，先是以钱财换取与辽的和平，其后对西夏也奉行金钱至上的处理方法。最初是专恃物资丰富进行对抗，一味扩编军队、扩充军需，试图压倒西夏，但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最后除以金钱换取和平之外，别无他法。战争过程中，政府财政眼见枯竭，因为政府并非企业，岁入大致固定，黑字赤字基本由支出左右。国初政府机构简单，军队数量也不多，财政常有结余。太祖以来的剩余资金积存在天子的内藏库，以备不时之需，特别是对辽的开战。与辽缔结和平条约之后，剩余资金大量积蓄，藏而不用，以致压抑了民间经济。然而与西夏的战事使支出激增，积蓄见底。而且支出一经膨胀，即使战争结束，也很难缩减，财政开始经常性地连年赤字。对朝廷官员而言，财政的紧迫已是无法含混过关的严峻现实，无论如何都必须采取措施。

与西夏的战争也定然给民生带来重大影响。但唐末以后的中国，兵农分离，天子禁军是政府募集的佣兵，战争的影响呈现出与从前不同的样态。除了战场以外的地区，人民并不直接蒙受战祸，也不会被征兵，可以继续和平生活。但战争造成的经济影响却无法避免。这影响带来了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有大发战争横财的商人，另一方面，人民苦于临时增加的物资征发与租税负担。无论何时何境，相比都市，这种情况下都是农村受害更多。

政府一旦苦于财政，中央就会将地方的储备收回。地方的州财政穷困，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强迫徭役，命令衙前缴纳课税金额。衙前虽多为大地主，但也难以承担州的财政压力，破产者相继有之。此时，就只能尽快让子弟读书，因为科举官僚出身的家庭可以免去此种灾难，按规定，徭役不加于官户之家。官户不但可以免去自身的灾难，而且越来越有机会吞并破产地主的土地。农民地主因破产而数量减少，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就更重一层。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对政府而言，最简单的增税方法就是加收专卖利润，尤其合适的是提高盐价。物价原本就因军需扩大而高腾，如此一来物价益高。这种时候最受苦的都是贫民，他们完全体会不到军需景气的好处，只能忍受物价腾贵之苦，只有他们的世界异常萧条。这样的穷人到了走投无路之时，采取的最后手段就是投身秘密结社，成为非法商人。幸而盐价经政府之手加高到极限，官价越高，黑市买卖越赚钱。秘密结社的增加使社会突然骚动起来，他们被官府追赶，穷鼠啮狸，遂公然叛乱。这类叛乱的特征在于有机动性，辗转扰乱地方。因此定义为农民叛乱是不恰当的，即便原先是农民，一旦加入秘密结社，身份就转变为黑市商人，并以这样的身份进行活动。

事态至此，即便再慢悠悠的朝廷科举官僚，也无法坐视不管，必须筹谋重整国政。仁宗末年，朝廷官僚之间已为政治观点吵得不可开交。不过官僚们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却遭遇意外的阻碍，不得不暂时中止，这一意外即所谓的濮议。仁宗死后由旁系的英宗继承大统，此时围绕应如何对待其生父濮王这一问题，朝臣责难当局者处置不当，引发争议，结果把英宗不算长久的四年在位期全部浪费了。

濮议　仁宗因年高无子，以堂兄濮王之子宗实（后改名曙）为养子，且立为皇子。仁宗五十四岁时驾崩，其后登基的是三十二岁的第五代皇帝英宗。继位之际，英宗与仁宗皇后曹氏似有感情龃龉。英宗深信曹皇后欲立他人而毒杀自己，即位不久便称病，不问政务，反是曹皇后行摄政之权。大臣韩琦、欧阳修等劝说皇后归政，但事实上曹后并不情愿交还天子印玺。英宗终于渐行天子之事，而皇后一方则称英宗厚待自己的子女，对先帝的公主却寡情冷淡，甚为愤慨，并责怪大臣们。就在这一情感芥蒂酝酿之时，即位次年，正当英宗生父濮王的祭典，这典礼就成了问题。英宗与大臣们提出在祭文中称濮王为皇亲，而朝廷的年轻官僚对此激烈反对。理由是仁宗既已养英宗为皇子，那么英宗就完全是仁宗之子，与此相比，与生父濮王的关系不过是私事，在公开层面必须无视。但濮王是仁宗兄长，那么又是英宗伯父，于是司马光、吕诲等主张，若天子英宗祭祀濮王，则应称皇伯。从此论者占大多数。

与之相对，当局者一方的欧阳修等人认为，呼生父为伯父古来闻所未闻，《仪礼》中也写道，成为他人养子者亦须为亲生父母服丧报恩，且称父母，并未改变称呼。司马光又反驳说，《仪礼》的文章并非此意，应当理解为“曾经的父母”。两种观点僵持不下。

濮议之争的根本，在于曹后与英宗之间关系恶劣，司马光等人不愿伤及太后颜面。于是大臣们预先安排，以求太后与英宗和解，收拾事态。首先让太后一方向英宗表示，称濮王为皇也好亲也好，都无妨。而后以濮王并未登帝位为由，令英宗去皇字，但称为亲。

但论者仍追究大臣们支持英宗称濮王为亲的责任，以滥用言论为由，要求下令停职。大臣一方也暴露了内部缺乏统帅的弱点，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留下恶劣影响。

在中国，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日本江户时代亦有尊号事件（1789年）[53]。不过因濮王已去世，濮议全无给实际政治带来坏影响的隐忧，无非是意识形态之争。经常能听到类似意见说，中国人很现实，对理论没什么兴趣，其实绝非如此。为了理论的理论也相当盛行，只是意识形态的内容不同罢了。

对濮议一事，何必如此执念，以致将英宗短暂的四年时间浪费于论争，也完全无必要将天子折磨到神经衰弱的地步。由此可见宋代科举官僚的弱点，他们精英意识强烈，表现出对异见不宽容以及倚恃众力、雷同轻率的姿态。这是接下来使宋代政治陷入混乱的党争的序曲。

神宗与王安石　英宗在位四年，三十六岁崩，太子神宗继位，时年二十岁。翌年改元，乃熙宁元年（1068年）。自日本明治元年回溯，恰好在八百年前。

其时政府的大臣欧阳修与韩琦遭到濮议的打击，相继请求辞职。神宗也想振刷人心，自己调整人事，试图打破政治僵局。于是任命老臣富弼为相当于总理大臣的同平章事，任命年轻新锐的王安石为相当于副总理之职的参知政事。神宗的本意当然在王安石，富弼不过是为了压服众议的有威望之人罢了。在宋苦于西夏入侵之时，辽又提出难题，强迫修改条约，富弼是处理此问题的功臣。但此时他已年近七十岁，难以承受繁重事务，遇有舆论责难，也缺乏对决的勇气，频以老病为由，请求辞职。政府的中心自然是由王安石坐镇了。

王安石是旧属五代南唐领内的临川县人，是为宋朝政治文化吹入新风的“南人”群体当中的一员。他曾在仁宗时上书天子，陈述政治改革的必要，该万言书（《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被称为天下名文。

他在文中说，现在中国外受异民族之侮，内则财政穷困、人民劳苦，究竟是何原因，答案是政治未行得当之法。他更认为还有人事的问题，政治不得当也无法获得人才，结论是人才缺乏的原因是教育恶劣。他认为，如果只是人的问题，那么凭人力不可能无法修正，而成功与否和天子的热情有关。神宗很赞成王安石的意见，且倾倒于其人，日夜与他讨论政治，并决心进行诸项果敢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是诗人，同时也是哲学家。但其哲学并非意识形态武装的理论思想，而是一眼就能分析把握事物真相的直观主义。他不喜欢受意识形态约束的理论，批评说那是被“理”遮蔽的东西、为了理论而迷失真相的东西。因此，他的政治改革并不为描绘遥远未来的虚空影像所吸引，而是始终直视现实，究明其中的不平衡，匡正其中的不合理，将政治引入合理化轨道。他从儒教经典中选出号称记载周公所定政府机构的《周礼》，为之添加新注释，名曰《周官新义》。这并不是描写遥不可及的远去的理想国，而是认为，在任何时候，古代的政治原理只要付诸实践，都可成为行动的典范。他的政治并非理想主义，而是合理主义。

均输法　王安石最初着手的是财政合理化，即“均输法”。均输也包含调节物价的意思，但不同于平准。原本物价的起伏有两种，一种是时间的变动，另一种是地域的差距，两种都对民生有很大影响。物价涨跌剧烈时，政府在物资贬值时买入，腾高时卖出，这叫作平准法，从前汉武帝和王莽新朝都曾试行。均输与此不同，在交通尚未发达、信息不流通的时代，如果相同的物资在一地有多余，在别处则脱销，价格就有很大差别，此时就以政府之力将物资从富余之处调往不足之地。据说这在中国也曾实施过，王安石试图恢复。

当时政府的财政尚未完全货币化，米、绢自不必说，还有征收各种现货作为租税的。这种现货收入一旦被规定，就成为固定的实际成绩，即使政府已不需要，也仍继续征收；另一方面，民间已经不再生产的物品也会被强制征收。这是财政未得预算化时常有的弊害。

王安石修正了相当于当时财政部的三司的规则，首先是财政的预算化，预先计算一年之中的必要物资。而后命令地方财务官员将实际情况作调查报告，在物资调度方面，确立尽可能从近处或便宜的地方入手的原则。这就是均输法，现今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是理所应当的政策。然而回溯至八百年前，在日本则相当于“前九年之役”[54]之后、即将进入封建时代的前夕，这一政策竟能把握统一大帝国内每一角落的物资动向，的确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但王安石的合理新法，必然要与现实的既成势力产生利害冲突。当时已发展为财政国家的宋朝政府，大小政商群体均卷入旋涡。任何时代、任何场合都如此，对官商勾结而言，没有什么比腐败的政府和不合理的政策更让他们喜欢的了。政府尽可能从人民那里搜刮不必要的物资，又尽可能以低价卖出，这样的政府，对他们来说真是值得感激的存在。现在政府突然要采取合理主义，必要的物资从人民那里取得，完全没有多余的物资，政商群体束手无策。他们遂团结起来，煽风点火反对新法，试图寻找与王安石对立的政治势力以结同盟。其口号，即用孟子所说的，王者“不与民争利”。

青苗法　王安石接下来着手的，是以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为目的的青苗法。当时农村也被货币经济渗透，其结果是很多时候农民不得不用金钱支付，尤其是作物青黄不接之际。作物播种后，要开始生产活动、购买和修理农具，以及储存新的收获到来之前所需的食盐与谷物，这些都是最需要金钱的。向债主借贷，利息异常高，从春到秋以一年计算，利率竟可达五六成。即使在如今日本这样利息比较低的时代，一旦借贷，通常也很难还清。利息到了五成以上，就很有陷入破产的危险。青苗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行的融资办法。想融资的农民集十户以上为一保，承担连带责任，可以不用抵押，从官府借钱。还债时，可按借债时的价格以谷物清偿，如果当时谷价腾高，也可用金钱偿还，但利息不得超过二成。也就是说，一般认为青苗法是二成利息的借贷，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原则上是贷出钱，而以谷物偿还，而且偿还是根据时价而定，并未说要收利息。其实这是有理由的。

当时军队数量非常多，作战部队的禁军有八十二万，此外从事劳动和杂役、仅有军队之名的厢军的数量也大略相同。再加上官吏，政府不得不供养的非生产人口就成了庞大的数字。另一方面，租税并非如古代那样只以谷物为主，所以靠租税并不能养活他们。因此就有了称作“和籴”的方法，从民间强制收购谷物，但政府苦于财政，无力足价支付，又给人民带来很大痛苦。青苗法承担了和籴负担，预付购买谷物的金额。政府找出以前闲置的财源，预先放给民间，民间得以低利息融资，解燃眉之急。

青苗法发布后，来自中央与地方的反对之火立即燃烧起来。政府内部的老臣富弼因惧怕舆论攻击而辞职，王安石的同辈吕公著因反对而被罢免，同时期弟子程颢也突然改变态度，成为反对党，也遭罢黜，苏轼、苏辙兄弟也因相同的态度遭罢职。如此，反对之声日益高涨，相附和而离开者也越来越多。另一方的神宗与王安石认为，这才只是政治改革的试手阶段，如果现在就屈服于反对党，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于是对反对观点加以驳论，陈述信念的同时对离开者也表明不挽留的态度。因此在实施青苗法的时候，朝臣之间的两派阵营大致确定下来，反对派因大多远离政权，并未对后来的新法造成多大障碍。

市易法　在政府内部逐渐确立地位之后，王安石开始公开明确态度，对当时盘踞在国都和地方大都市支配经济领域的财阀寡头垄断体制，推出匡正的政策。这就是市易法。首先在国都置市易务，在地方大都市设市易司，收购滞销货，抵押卖出后又可以向民间放贷。此时经济已飞速增长，资本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少数财阀的寡头垄断体制支配着市场。特别是当运送物资的外国商队到达国境或首都等市场时，本地大商人就联合抵制，再杀价购买。因为这是自由商业的原则，也无可奈何。但这阻碍了物资流动，使价格腾贵，物价的变动又给财阀们带来了牟取暴利的机会。尽管这种弊端是任何人都承认的，但运输者也好，小商人也好，消费者也好，凭个人之力都不可能对抗这种强者行使的权力。王安石听取了对这种不合理情况的诉求，设立了国立银行性质并兼有仓库业务的新机构。但他的意图绝不包含打压资本家阶级，始终表现出使商业顺利运作的合理主义。因此，后来大资本家们在需要现金时，也会抵押自己的商品，从该银行借贷。

募役法　几乎与市易法同时，推行了募役法，以保护农村富裕阶级的利益。宋初，农村的乡户以资产分为九等，一等到四等的徭役义务称“差役”。“差”即使令之意。虽然在县衙服役期间没有多大开支，但一、二等户要被送到州衙门承担“衙前”之役，这时就严重了。管理集中到州的租税，监督运送到中央政府的公物，担当官员宴会的干事，这些职务的经费称“陪备”，都必须自己负担。如果保管的公物有损失，则倾家荡产也要偿还。这样的情况如果任之不管，待上等户全部破产，就会出现政府无差役的局面。

募役法就是要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不合理的役法，王安石在这里还引入了预算制度。首先计算州县衙门的必要徭役人数和经费，从承担徭役义务的四等乡户处征收资产，名曰助役钱。再用这笔钱财募集劳力到衙门服役，由官府支付必要的经费。这样一来，制止了从前州县官吏轻易榨取农民、浪费钱财的恶习，除了正规租税之外，只向承担徭役的人征收附加税，即维持政治运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经费。从一开始，新法就绝不以农村资产家的存在为坏事而对之怀有敌意。

与农村乡户陪备义务相对应，都市坊郭户工商业者的义务则称作行户的“祗应”。都市的工商业者按不同行业组织公会，称作“行”，相当于西洋中世的“同业公会”（Guild）。各行业的独占权被承认的代价，是向政府无偿提供必要的物资，这就是“祗应”。但因官员以各种借口索取物资，行户常苦于没有节制的勒索。对此，王安石也进行了合理规划，预算官府必要的物资，根据行户资产征收这笔金额，叫作“免行钱”。已经缴纳免行钱的行户，可以从以往的祗应中完全解放出来，官衙则以免行钱购入必要物品。

保甲、保马法　此外，新法中还应举出的是保甲与保马法。这对唐末五代以来采用的佣兵制度进行反思，一改其弊害，打算尝试回归古代的兵农合一制度。

佣兵制度即军人的职业化。军人已经是职业，那就不能轻易解职。同时或因个人老龄化，或因政府财政紧张，经常有调整人员的必要，于是就有产生失业问题的隐忧。而且，职业军人完全靠俸禄生活，参军的主要目的往往就是领俸禄，而缺乏守卫乡土的斗志。这一缺陷实际上也显现了宋代军队在中期以后就几乎没有立过显赫的军功。他们不但难以对抗外敌，在内地发生叛乱的情况下，大多也只知自保，没有守卫乡里的斗志。

因此，王安石指导农民组织保卫乡里的自卫团，这就是保甲法。保与甲皆由人民组成。以乡为单位组成自卫团，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各有一长，十大保为都保，设都保正、都保副，农闲时教习武艺。最初充当保内的警察，将来代替正规军，在保卫乡土时受命出动。至于所需经费，在禁军有退役者并不补充缺员时，将其费用储存，称为“禁军阙额钱”，即以此支付。这就是保甲法。

战争时军马不可或缺，但宋代时内地已充分开垦，少有成片的牧场，以致禁军都很难有机会骑马。于是王安石给出奖金，让保甲购马，或供与官马，命其养育，有事时征发马匹入伍，加入政府军队的战斗行列。

除上述之外，王安石的新法在数不胜数的各个方面都有开展，一改从前的惯例。这些新法当然不是王安石个人想出来的，每项改革都有各自的提案者，其中很多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民间人士。他们根据经验提出改良方案并进言，王安石认真听取意见，上与天子、下与官僚谈话，深思熟虑之后作出决断。这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杰出之处。即使是现在，政治家若不能听取受苦的下层人民之意见并用于政治，也算不上真正的政治家。王安石新法的特征在于，它不是为了政府的方便而进行的改革，而是站在拥护弱者利益的立场上进行的。青苗法、募役法、市易法莫不如此，但要保护弱者权益，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就是侵犯强者的既得权领域。因此，招致朝野当权者的反对气焰，也是必然的趋势。但如果认为，因为他们是资本家王安石才盯上他们，则完全是误解。倘若王安石有所憎恨，也并非因为他们是富户，而是因为他们利用富豪之力兼并小民。因此王安石有题为《兼并》的古诗。对此苏辙批评曰：“王介甫（安石）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

这判断完全不在点子上。

旧党　神宗统治前期年号为熙宁，大致是王安石为宰相而担当政治重任的时期。后期的元丰年间，年届三十的神宗亲政，王安石栖隐于如今南京郊外的半山。

神宗亲政之初，改造唐末以后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机构，复兴唐代确立的六部。六部以上所立宰相、补充六部的官衙、九寺等名称，以后数度变迁，但作为行政中心的六部一直延续至清末而未变。

神宗的母亲皇太后高氏，原本就对新法持反对意见，神宗于三十八岁死后（1085年），其子哲宗即位时才十岁，故而太皇太后高氏摄政。她与朝野喧哗的舆论保持同一论调，计划改变政治方向。最初只是将之前左倾的政治稍微拉向右边，而一旦反对新法，提倡恢复旧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进入政府后，无法与一直以来实行新法的蔡确、章惇等共事。新党渐遭排斥，近二十年来无奈被贬的旧法派政客取而代之受到重用，新法之种种相继被废止。当此混乱之际，隐退的王安石病死，享年六十六岁。

由于王安石的新法，从前持续赤字的国家财政得到好转，反生盈余。但在过于健全化的政府仓库中，金钱与米谷堆积如山，又招致经济停滞的结果。当然，这并未令下层民众受苦，至少可以知道，在失业者不多的神宗时代，几乎不曾听说秘密结社叛乱的报告。问题反而出自过去在放任政策下享受经济景气之好处的资产者阶级，新法似乎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的严格控制导致他们缺乏投机的余地。这样的事态令资本家怀有深刻的不景气之感，而旧党的政治家没有看透这点，因此资本家趁着废止新法的混乱，从国家财政中捞了不少油水。恰好在如今的日本，战败的混乱也引起了政商黑幕的活跃状况。

市易法废止之时，资本家从市易务借走相当多的钱。市易务向民间贷出的两百二十七万贯，乃此前政府与民间争利的储蓄所得，故而以人民之物返于人民的理由，全部慷慨销账。事实上，上述金额中一百五十四万贯乃六十二户大资本家所借，因此每户平均从中获得两万五千贯。与之相比，两万五千户小商人共借了四十六万贯，结果每户平均只得十八贯。即便如此，政府这样无度的慷慨，无疑也带来了经济状况的骤然好转。然而一旦废止市易法，大资本家获得大额资金后，从前那样联合拒斥或包购买断商品的弊害，岂不是又要复活了吗？这是任何人都能预见到的。

在政府一方的损失也没有考虑和无代替方案的情况下，市易法就被下令废止了。役法方面，虽然叫停募役法，下令恢复仁宗末年的差役法，但也未曾实施。从仁宗末年到此时已经过去二十余年，在政府结构、人民户籍均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却说要回到二十年前，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地方政治陷入大混乱，各地发往中央政府请求指示的文件纷纷涌来，但中央无法做出快速的应对。无原则、无方针的行政就此开启。

中央政府方面，靠神宗时代的积蓄度日，还是能勉强维持政治的运行，但这也是有限度的。一则，天子哲宗渐长，智慧增加的同时，也从近身的宦官等人处听闻了父亲时代的故事，开始对祖母的政治方针抱有疑问。哲宗十八岁时，祖母亡故，终年六十二岁，谥宣仁皇后。她是旧党依赖的梁柱，被称赞为女中尧舜云云，但其实她脾气暴躁，为旧党所利用，以致将宋朝政治引入超出必要范围的混乱。在中国历史上，此类女性屡见不鲜。太皇太后死后，新党开始反扑。每遇政权交替，党争总是愈演愈烈。

在王安石去世的时点上，虽说新党将政权让给了旧党，但当时两派的敌对情绪尚未尖锐。王安石谥为文公，应是旧党政府之意。“文”这个一字之谥，是身为人臣者至高无上的谥号，接下来就是二字之谥的“文正”了。在王安石之后去世的司马光谥文正，说明连旧党政府也认为司马光不及王安石。但随着其后党争逐渐加剧，对二人的评价也几经逆转。

对二人的大致评价是到南宋之后才确定的，一般认为司马光是诚心诚意的杰出人才，王安石则是充满偏见的独断乖僻之人。这几乎被认为是永久的定论，不过进入清朝后，考据学兴盛之际，考据学家蔡上翔著《王荆公年谱考略》，考证了以往不可靠的史料造成的王安石形象错误变形的情况。清末梁启超作《史传今义》，收入《王荆公传》，详细介绍蔡上翔之说，使之流传于世。如此，王安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人物，与之相反，历来被视为优秀人物的旧党政治家则成了嫉贤妒能的小人。后来的评价多半沿袭此说，在如今的中国，对王安石的评价似乎也很高。

新法的复活　哲宗亲政之后，改年号元祐为绍圣。元祐是旧党的象征，“元祐”的“祐”是仁宗最后的年号“嘉祐”的“祐”。当时旧党提出回归仁宗时代的口号，这才称年号为“元祐”。而哲宗亲政后，因为要复活其父神宗的政治，取传承神宗圣德之意，故称“绍圣”。

政府遂罢免主张旧法的苏辙、范纯仁等人，从新起用新党的章惇、蔡卞等人。章惇同辈的蔡确此前遭宣仁太后憎恶，以罪贬谪，已病死于流放之所。因此新政府恢复王安石政治的同时，开始计划为旧党时代遭迫害的同僚图谋报复。

此前旧党大臣上奏宣仁太后的上疏都保存在宫中，现在新党完全扣押了这些文书，并按作者分类，名曰编类章疏。如此一来，旧党时代何人所做何事即一目了然。铁证如山，先调查言行，后进行处罚，无一人可免。尚在人世的苏辙等人自不待言，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亦遭追罚，荣典被撤。编类章疏今虽不存，幸而其重要部分已被引入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一部分阅读起来十分有趣。此书是完备的北宋一代编年史，可惜涉及王安石活跃时代的内容有所欠缺。但从书中也可窥见政治动向的细节，因此不单是有用的资料，还是饶有趣味的历史书。相比之下，《宋史》则完全是机械罗列干燥无味的史料，毫无意思。但我们不必因为《宋史》无聊，就认为宋代的历史无趣。当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确也是史料的堆积，但自从将其作为连贯的通史阅读以来，日本的宋史研究似乎才开始进步。

徽宗与蔡京　哲宗生来身体虚弱，性格也颇神经质。在位十五年间，前半部分是旧党之世，忙于推翻新法；后半部分新党得势，但新法尚未复活，却已先沦为不问政治的新旧意识形态之争，造成了实际政治的迷失。没有子嗣的哲宗死后，其弟徽宗趁即位之机，开始消解左右对立，实行中庸政治。以神宗皇后、徽宗谪母太后向氏为中心，这一切得以实现。受到处罚的旧党被恢复官职，政府内的新党大臣章惇、蔡卞、蔡京等被罢免，以韩忠彦、曾布等大臣代之。徽宗即位次年，改元建中靖国。韩忠彦是仁宗时的大臣韩琦之子，曾布原是王安石的追随者，作为新党旁系一度遭到排斥。

但新旧两党之争已水火难容，即使如韩忠彦、曾布等人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上，行事亦颇稳当，也无法满足两派中的任何一方。事态已发展到非黑即白的地步，不旗帜鲜明地彻底击败对手，绝不罢休。问题只在于，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时候，结果往往是对政治抱有信念与节操的人无用武之地，反而能相时而动、必要时不择手段的变通主义者取得胜利。

最初，元祐政变中，旧党掌权之时，司马光发出紧急命令，要求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就在全国的地方长官阵脚大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天子脚下的蔡京却在一日之内改新法为旧法，报告已恢复差役法，进而获得司马光的奖赏。但蔡京是新党的出色人物，这也是无法隐藏的事实，所以最终还是受到弹劾而下台。

第二次，绍圣政变中，新党复权之时，章惇与蔡京商量将差役变回募役的方法，蔡京建议就用熙宁时废除差役的方法。但蔡京因贪财遭到很多人的反感，徽宗即位之初即被停职，归隐杭州。宦官童贯受天子之命，往杭州搜集书画古董，向蔡京请求协助。童贯虽是宦官，却人高马大，颇好耀武扬威，在文化趣味方面并不擅长。蔡京是当时水平一流的文化人，是书画、文学、音乐无所不通的才子。二人达成同盟，约定童贯在宫中向天子举荐蔡京，蔡京在外接受童贯的一切要求，努力满足天子的欲望。在天子独裁权已确立的时代，与天子身边的宦官结为同伙，是外廷大臣保全地位的最有效策略，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不过，此前如果大臣使出这样的卑劣手段，很快就会遭到责难，反而只会害己。但蔡京却公然与宦官勾结，无所忌惮。这显然是因为已至末法时代，若只有权力与金钱通行于世，那么陷入奸诈权谋也属无奈。

童贯归京复命，向天子举荐蔡京，此时政府内部尚有旧党韩忠彦与新党曾布争夺势力，于是曾布计划将蔡京召回京中，复兴新法。先是赶走韩忠彦，次年又改元崇宁，即尊崇熙宁之意，明确了朝廷方针。号称建中靖国的中庸政治，仅一年即告崩坏。

年号一改为崇宁，朝廷就对一度取消处罚的旧党进行再次惩罚，死者夺官号，生者驱下台，子孙亦遭连坐。其间，负责人曾布因处理宽容，即遭攻击而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以最左翼自居的蔡京。蔡京一当上宰相，便按约定彻底打压旧党，制作党人名册，按罪名大小区分等级，将其职位、姓名刻于碑石，立在全国各官府门前。中国自古不许官吏私自结党，不论是何目的，结党本身被视作应该惩罚的行为。因此单是党人二字，意思就足够恶劣。

此后，蔡京专权的时代持续了约二十年。不过蔡京清楚知道，独裁君主制度下的一名大臣，要长期掌握权力是何等困难。就连君臣间有号称鱼水之交的神宗时的王安石，其掌权也不过七年，未足十年。蔡京能够掌权近二十年，也因他有独特的处世之术。

首先，要让天子安心，不可令其对大臣的专横有丝毫担心。有必要令天子有这样的自信，只要他命令一下，就可以免去大臣的职位，令其放手权力而下野——一时也好，多次也好。

最初的下野是在崇宁五年，当时对镇压旧党过于严酷的责难呼声很高，彗星出现、太白星昼见的异象发生，蔡京撤去党人碑并引咎辞职。虽自汉代以来即有因天象而辞职的前例，但在宋代并没有人真的认为大臣因此必须辞职。所以，若以此理由辞职，就是最无损伤的全身而退的机会，换言之，很容易东山再起。蔡京一党声明天象之变绝非大臣的责任，当然宦官也从中运动，果然蔡京次年即返宰相之位。

第二次下野是两年之后，此番也别无罪状，只因天文家奏报说日中出现黑子，蔡京又引咎辞职。然而因彗星再现，蔡京遂遭贬官，隐居杭州消磨时光。但等彗星消逝，蔡京的责任也就一笔勾销。两年后又被召还国都，且被授予“太师”这一政府最高官衔，免去实务，以元老的身份充当政治顾问。

此时蔡京已六十六岁，之后近十年，他依然稳坐权力宝座，这毕竟不合常理。与现在相比，当时的平均寿命较短，一般而言更易衰老，蔡京的精力体力，已因担当国家重任、处理繁杂事务而过度虚弱。即便如此，他仍不愿权力落入他人之手，而是提拔其子蔡攸，以替代自己。不过在蔡攸看来，父亲早是老衰无用之人，于是始终握权不放的蔡京与其子开始了权力争夺。在此情况下，蔡攸胜出，获得天子的信赖，迫使其父辞职归隐。

政治的崩坏　蔡京掌权期间，宋代政治大为混乱。他向天子鼓吹丰亨豫大之说，劝其采取积极政策。丰、豫都是《周易》卦名，意为卜到此卦时若坚持采取积极行动，总能得偿所愿（亨），得到良好的结果（大），是相当单纯的乐观论调。

蔡京为证明该预言无误，对经济趋势极为关心。但他关心的是资本家的经济、大都市的经济，居住在地方乡村的贫苦人则被牺牲、忽视。他的政策是竭尽所能榨取地方，将收入输往都市供人挥霍。如此一来，就保证了天子脚下的都城的经济繁荣，人民也的确讴歌太平。宋代天子为了巩固其独裁权，拥有不经过政府的直属特务机关，即皇城司。该机构负责在民间搜集舆论，上报朝廷，但其范围不过首都周边，耳目并未遍及遥远之地。蔡京在串通宦官童贯之外，将这些细节也列在谋算之中。地方的人民如何受苦，并不能通过舆论上达天听，只有都会的群众有评价政治的权利。

对舆论起关键作用的是知识阶层与官僚群体，蔡京对此也细心留意。为了在官僚之间获得人气，没有什么比大方给予官位更有效了。话虽如此，官位也必定有限制，不可能很快就满足要求。于是进行官制改革，变更宰相之名，以太师、太傅、太保之三公为真正的宰相，以少师、少傅、少保之三少为副宰相，且皆无定员。这就扩大了官制规模，创造了新的职位，可按序分派。蔡京自己是最高位的太师，此外还有童贯，太傅有四人，太保十一人中则以蔡攸为首。三公共十八人，至于三少则数不胜数，可谓浮滥已极。对这些人，当然也要支付正规的俸禄，此外还有种种额外的赐予。这正合丰亨豫大的积极政策，可谓视官爵财物如粪土。

这样，表面上可以出现沉醉于通货膨胀的经济繁荣，而不见光的部分却不得不蒙受经济惨淡和恐慌痛苦。对这样的失衡经济，可有对抗之法？事实上大有办法。首先，人们涌入秘密结社，秘密从事食盐等违禁品的走私贩卖。一旦某处燃起叛乱之火，他们窥得机会，便立即加入其中，改变复仇的方法。如果说有所谓的历史必然，那么就是这样的因果关系吧。即使聪明如蔡京，却连这点洞察力也没有。狡智毕竟不如拙愚。他是太师之首，位极人臣，盛气凌人之际，因果报应也在酝酿，陷阱已等在那里，这也是谁都能想到的吧。

蔡京被迫隐居，其子蔡攸一旦受到徽宗宠信，政治就更加糟糕了。蔡京当宰相原本只是帮闲性质，对天子一味卑屈谦恭，全无国家栋梁的体统。因此最后毫无抵抗，即使被罢职，也无处申告。见惯父亲这般态度的蔡攸，自然认为谄媚天子即政治。宫中演戏时，蔡攸与同僚大臣王黼一道涂白粉，抹胭脂，混在优人当中扮丑角，博得一片喝彩。其父蔡京毕竟经历过激烈的党争，品尽世间甘苦，而后才悟得帮闲的最高战术。但恰比父亲年轻三十岁的蔡攸，可谓遗传的天生帮闲；而且天生的浪荡子徽宗与其父神宗完全不同，蔡攸与他极为投契，两人好得无以复加。好结果的实现需要无数有利因素，而恶劣的结果只要一个大缺陷就足够了。不称职的天子加上不称职的臣子，当然会把国家推向危险的命运。而此番外部又发生了一起大事件：一直保障北方国境安全的辽国灭亡了。

金的兴起　宋因蔡京的政治，都市与农村之间景气的不平衡日益显著，而完全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北方的辽国境内。

在辽圣宗之孙道宗长期统治（1055—1101年）的时候，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复合体所产生的矛盾逐渐明显，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辽与南方的宋保持着大致的和平，国境贸易持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也滔滔涌入。如此一来，统治阶层的契丹贵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们一向是勇武的马背民族，此时却渐渐成为中国的城市人，说中国话，学习中国文学。换言之，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也意味着为了维持生活，中国的物资变得不可或缺。而要获得中国物资，就必须有货币。因此契丹的统治者利用其地位，使尽一切方法榨取被统治者，著名的例子就是契丹官吏强制女真族进献沙金。

当时，在黑龙江支流松花江流域居住着女真族，他们臣服于辽，每年狩猎海东青进贡给辽。为了催促贡品，契丹官员来到松花江口附近巡视，获知此地出产沙金，遂要求除了海东青之外还要上交沙金作为礼物。不论何时何地，黄金总是作为高价货币通用。因此女真族与契丹官员之间纷扰不断，女真族的不满也无法上陈辽国朝廷。另一方面，沙金的出产为女真族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使他们实力增长的同时，无疑也起到了促进民族自觉的效果。他们终于意识到，没有理由一直忍受辽的虐政。

在宋蔡京第三次掌权后的第二年，女真酋长阿骨打公然叛辽，攻破辽的远征军，并于次年即皇帝位，定国号为金（1115）。在金军乘着新兴民族独立运动气势的猛攻面前，已陷入衰颓期的辽的防卫努力，全部化为泡影。金在顷刻间平定了辽河以东，朝着渤海湾海岸进攻。此时，金隔着狭长的海湾，接近了宋的领土。宋廷得知这一形势后，理所当然地判断，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到了。但两国始通来使，交流意见后未能迅速发展为军事同盟。因为不凑巧，此时宋正与西北的西夏作战，招抚藏系的西番，企图将如今的青海地区内地化。而统领大军的就是有监军头衔的宦官童贯，他在获得战功之后早已不是宦官身份，拥有正式的官职，可以指挥军队。

但就在这时，金已势如破竹，攻陷了辽的根据地上京临潢府，前锋则朝长城一带南下猛进。于是宋急忙与金交涉，结成军事同盟，确立了两军南北夹击辽国、夺取燕云十六州并归还于宋的方针。不过，对此计划最热心的是童贯与蔡攸，蔡京到底是老臣，知道这是极为危险的赌博，始终不同意蔡攸的提案。而蔡攸立功心切，强逼父亲辞职，与不甚可靠的天子徽宗商议后，决心发出大军，恢复领土。

而更不巧的是，西北国境的军队必须转向东北，刚在国都集结，东南浙江就起了方腊之乱。方腊是睦州的地主，因不堪忍受地方官的压榨而举兵反叛，立刻四方响应，瞬间占领数州之地。特别是杭州陷落，事态严重，此地乃大运河的终点，如果叛乱沿运河蔓延，会益发严重。因此，宋廷命童贯率领集结于京中的远征军改发东南，很快平定叛乱，凯歌还都。方腊之乱的同时，山东淮南又有宋江动乱一方，但也很快被俘虏。小说《水浒传》写宋江归顺后，加入讨伐方腊的军队，战功赫赫，其实是因童贯还有一名部将名宋江，由此产生误传。

在此期间，金军已越过长城南下，攻陷辽国西京大同府，即云州，占领附近数州。童贯的军队火速北上，进攻辽的南京，即燕京（今北京），但或许是因刚刚讨伐方腊，军困马乏，反被辽军攻得节节败退，丑态毕现。

蔡攸与童贯密谋寻求金军援助，金军很快攻下燕京。因为是约定之外的出兵，金要索取军费，宋军只得答应，金军这才安然撤退，但城中贵重之物早已悉数被抢掠一空，只余难民哀哭空城。即便如此，对宋而言，这仍是久违的收复失地的大事，举行了盛大庆典，又将燕京附近数州命名为燕山府路。

但西边的大同府仍被金军占领。此前两国结盟之际，对行动范围与战后的处理规定得含糊不明，金军当然将大同视为战利品，据为己有。

北宋的灭亡　至此，北宋恢复领土的目标仅达成一半。若失此时机，恐怕又要等几百年。出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浅薄之见，宋派人打听逃离辽国首都的末代天子天祚帝的下落，寄书敦促其重兴辽国，建议共同对抗金军。天祚帝是道宗之孙，比宋徽宗晚一年即位，在位已二十四年，对辽的灭亡负有比任何人都更重大的责任。如此昏君，与徽宗真是如出一辙。

然而天祚帝在阴山下被金军虏获，宋的密谋暴露，宋金同盟关系一变而成敌对关系。其时金太祖阿骨打已病死，其弟太宗即位，骤起战端，金军南下，长驱直入东京开封府（1125年）。

北宋上下狼狈不堪，慌乱之中，徽宗匆忙让位给其子钦宗，逃往南方。被金军包围的钦宗政府同意了金军的议和条件，除了巨额赔款，还割让了作为河北山西前线阵地的三镇，金军这才扬长而去（1126年）。

当时舆论纷纷谴责蔡京等人之前的政治外交失败，蔡京被流放海南岛，死于途中。童贯先被处以流刑，又被赐死。同时，蔡攸也被诛杀，王黼则在抵达流放之地前死于暴民之手。如此，之前北宋政府的负责人已全部被清理，但新政府的外交却并未好转。

因为金军撤退之后，宋政府内部强硬派论调忽而高涨，既不想赔款，也不想割地，罔顾形势，反而要加强守备。没有打胜仗的自信，却屡屡毁约，没有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

次年，金军又疾风般南下，此番上皇徽宗无暇出都，与钦宗同被敌军包围。部分宋军出城应战，不但无济于事，城墙反被完全占领，以致天子、百官和军队成为囊中之物，生杀予夺悉由金军掌控。

金军将徽、钦二帝呼入军营，作为人质，要求交换巨额金银。宋政府强制征收都人所有的金银，却依然无法满足金军要求的十分之一。于是金军将城中府库的财宝悉数掠夺，将徽宗及宗室三千余人掳至金国，在汴京立大臣张邦昌为楚天子，誓为金之属国，这才撤回大军。但金军北去后，张邦昌的楚国很快垮台。

宋金两国的交锋，以宋的惨淡结局收束。毋宁说宋要负大半的责任，拙劣的外交政策招致了大祸，所有的办法都难以摆上台面，事态终于到了最糟糕的地步。这暴露了宋朝政治家的本质，说明国内通用的最有效政略，对外不过是最愚蠢低劣的小聪明而已。因为金国与其后出现的蒙古族不同，人口稀少而经验匮乏，乡下莽夫而已，一开始就没有称霸世界的大野心。如果宋朝的对策不错误至此，一定有消弭灾难于中途的余地。陷入如此境地，盲目主战派也有责任。大凡国家存亡之际，似乎都有最不合适的人担当国家政要。

北宋的文化　徽宗的政治最终走向悲惨的破灭，遭后世耻笑，但如果没有这个结局，或许也能享有创造一种都市文化典范的名誉。即便说这一切建立在牺牲全国农村的基础之上，但在首都集中如此丰富的物资，容养出知识阶层如此精致洗练的生活，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美术史上称为宣和时代的“宣和”，是徽宗最后的年号，事实上美术的黄金时代不限于宣和的七年间。所谓宣和，是代表北宋后期的总称。

宋代朝廷设翰林图画院，聘用待诏，即天子近身的画家。中国的绘画与其他地区一样，最初只是单纯的装饰画，画家不过是画匠而已。到唐代，绘画经知识阶层之手，与书法同被认为是艺术，特别是王维的山水画被后世视为南画之祖。从五代到宋代，山水、花鸟、人物绘画均得到长足发展，画院也网罗了各个流派的画家。神宗时，郭熙有山水大家之称，徽宗时，米芾创米点山水。徽宗自己就是画家，花鸟画技艺出众，创作了一种纤细流丽的重彩工笔。

徽宗兴趣广泛，是无可挑剔的文化人。他在汴京东北构筑艮岳，是贵族享尽都市奢侈生活之后渴望回归朴素自然的体现。但所用的岩石花木要从遥远的江南运来，担当此任的朱勔仗天子之势逞威，成为后来方腊等叛乱的起因。从这点来看，艮岳实无可取之处。但如此建成的艮岳，却无意中营造出自然之趣，建筑的柱板都保留了白木的原色。

而今造访巴黎的旅人，大概没有人不会去勒阿莫农庄（Le Hameau）看看，这是与凡尔赛宫相邻的小特里亚农宫（le Petit Trianon）的一部分。它是来自奥地利王室、嫁给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年）留下的舞台设施；她在饱享欢乐之后，也开始心仪朴素的田园生活，追求心灵的平静。这与徽宗的艮岳如出一辙，虽然两者相隔六百多年的时光。如此说来，北宋时代，山水画已在艺术史上获得稳固地位，而在欧洲最终获得独立身份，则要到尼古拉·普桑（1594—1665年）与让-安东尼·华托（1684—1721年）的时代，前后也相差数百年。无论如何，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这也是东洋进步的佐证了。

二　南宋、金

南宋的中兴　单从经济条件而言，北宋的灭亡还不具必然性。换言之，北宋政府虽感知到前途危机重重，但其机能可以正常运作的部分还有很多。从通货方面看，徽宗宣和及此前的政和年间所发行的铜钱，与从前各代的铜钱余量相当，尤其是宣和年间的制钱还很精巧。因此依政治情况看，尚有长久的可能。

另外，由金拥立的张邦昌楚国政权毫无支持、在金军北去后迅速崩溃的事实，可能也是宋王朝尚未被国民完全放弃的证据吧。

北宋宗室，以徽、钦二帝为首，全部三千余人悉数被掳往北地，只有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因使金离都，得以驻留河北观望形势，免于灾厄。如今父兄二帝北行，天下人心都意外集中在康王身上。张邦昌弃位后，率群臣迎康王至河南南京应天府，拥立为帝（1127年）。

口称大义名分的宋朝知识分子担心，新帝高宗即位，到底是否算正统。因为上皇徽宗正式传位的钦宗，即使身处敌国，也还在世，既然没有退位，那么原则上钦宗才是正统天子。如此一来，弟弟高宗当然是有问题的。因此，高宗搬出了上皇徽宗之兄哲宗的前皇后元祐太后。

最初，哲宗不喜欢祖母宣仁太后偏向旧法的政策，也不喜欢太后所选的皇后孟氏。太后死后，就到了新党的时代，皇后被废为尼，住在宫中。金军掳掠宋宗室时，孟皇后因已非皇族，幸免于难。这位元祐皇后是族中地位最尊者，对上皇徽宗而言也是嫂嫂，地位在上。所以，无奈中以奉元祐皇后之命即天子位的形式，强调其正统性。即便在外人看来，理论之争实在滑稽，但相关的人却郑重其事。

听说金军所立傀儡楚国溃败，而宋廷又自立新帝，金国再起大军，挥师南下。高宗守不住河南与山东，遂渡过长江，辗转苏杭，躲避金军锋芒，甚至一度从宁波逃到海上。最后在杭州临安府落脚，定为行在，即临时首都。而这已是与金军作战并流浪各地十二年之后的事（1138年）[55]。也可以说，此时高宗的天子之位逐渐稳定，国内也呈现出基本的安定。

战争时，宋军完全不是精锐金军的对手，而金军无法攻下高宗南宋政权的原因，是宋人齐力反抗。高宗借此在各地组织义勇军，共战金军。其间，也产生了军阀势力勃兴的隐忧，其中引人注目的将领是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韩世忠是徽宗时代平定方腊之乱并亲自生擒方腊的猛将。岳飞据说是河北佃户出身，军队义军色彩尤浓，他与部将及部将与士兵之间结成紧密的关系，越团结力量就越强，屡屡立下卓越战功。如果是在唐以前，这样的大将可以演变成封建领主。然而在南宋，即便承认对军队内部的人事变动有临时的自治专断权，也不允许将领统治土地与人民。必须任命文官治理地方，征收租税，充作朝廷财政，再供给军需。因此即使将领专横，也不至于封建割据。

金军稍往南宋内地深入，就会受到严厉反击，必然败退。因此，金国认为上策是将领地大致局限在黄河以北的河北、山西等地，河南、山东以南地区作为卫星国，以宋人统治。于是拥立刘豫，以开封为首都创立齐国，试图以河南、山东为领地，在金军的援助下逐渐蚕食南方，最终吞并南宋。

宋金和议　在宋人中毫无人望的齐国军队虽受金军援助，南侵却总被岳飞等人击破，屡屡败退。结果，金军反而感到特意拥立的刘豫是负担，于是宋金之间产生了进行和睦交涉的可能。

高宗背负着宋王朝的历史，因此其行动自然受到限制。如果他是如岳飞那样崛起于民间的英雄，自然可对仇敌金国发动乾坤一掷的大决战。而一旦失败，则有失去一切的危险，那就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了，宋王朝也要随之消灭。因此无论何时，他都不得不慎重而保守，表面上鼓舞部下将士，说要迎回徽钦二圣，内心却希望和睦，尽量守住领土。

看透高宗心思的是近身的秦桧。他是北宋太学生出身，国都陷落时被掳往北方，途中逃归，向高宗汇报敌军情况后，得到被赏识的机会。也有说法称，金国某将领与秦桧密谋，为使两国结成和约，要他做间谍，所以才放他回去。这个说法实在太牵强，但正如流言所说，他的确热心于推进议和。

高宗与金计划议和的绝好理由，就是如果和约成立，父亲徽宗和生母韦氏都可以回来，他也得以尽孝。在中国，有观点认为孝行比忠君更重要，于是这就成了正当的名目。而一旦着手实行，开始为谈判而往来使节，反对的舆论就立刻沸沸扬扬。因为不能直接攻击天子，就极力批判负责此事的秦桧，宣称赞成消极妥协的政治家都是国贼。因主战派受欢迎，所以太学生与尚未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都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面对这一切，强行压制反对意见并力促议和的秦桧，力量颇大。

两国一旦决定和谈，就只剩下如何实施的问题了。宋一方反对议和的势力受到打压，金国也消灭了刘豫的齐国。一开始就没有人望的政权，即使灭亡了，在民间也全无波澜。缔结和议之后，先前属齐国的河南、山东地区理应归南宋。然而，这一前景在金国内部引发了政变，主战派掌握政权后立刻打破和睦，双方再度陷入战争状态。而秦桧仍然忍耐着，没有放弃议和的希望。随着战争的进行，金国没有得到令主战派满意的结果，和平的机会又出现了。于是，即便齐国的领土归金国，南宋只拥有淮河以南的领土，秦桧与高宗也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

如此恶劣的和议条件公开后，就无法压制反对和议的势力了，其中最成问题的是握有兵权的将领。因此，秦桧企图解除韩世忠、岳飞等大将的兵权，将其召回都中委以枢密使、副枢密使等。这些官职是名誉高位，表面上看是异乎寻常的提拔，实际上是割离他们与部下的关系，使其陷入孤立。接着，令他们的旧部将领直属中央，并提高地位与待遇，这足以使单纯的军人由衷高兴。即便如此，秦桧还是觉察到，刚直的岳飞必然还要反对和议，于是先发制人，罢免岳飞，而后以谋反之罪投狱。不久岳飞就被冤杀，而之前一直倾慕岳飞的部下和士兵却噤若寒蝉，未有任何骚动。

如此牺牲之后，两国之间总算缔结了和约（1141年），南宋不但要向金国赠岁币二十五万两白银和二十五万匹绢，大宋皇帝还要对大金皇帝行臣下礼。这真是闻所未闻，无比屈辱。毫无疑问，宋已完全被当作和刘豫的齐国一样了。

作为屈辱与和平的代价，高宗迎回了徽宗的灵柩与尚在人世的生母韦氏。说是徽宗的灵柩，但里面到底是什么，无从知晓。因为韦氏并非徽宗皇后，恐怕在金国是被当作奴婢使唤的吧。幸而得以归来，被尊为皇太后，受到无上的尊崇。没有比人的一生更难理解的事了。说来高宗之兄钦宗亦尚在世，却没有迎归，因为南宋没有要求。若迎回钦宗，那么如何对待，就很麻烦，到头来，大义名分论带来了非常不人道的结果。

南宋政权的性格　至此，徽宗末年以来持续二十余年的战火终于停歇。而战争不仅对宋王朝，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是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黄河沿岸的华北，即中原地区，数度沦为战场，土地荒芜之后又成为金国的领土。金国虽定都燕京，但为了统治的方便，命大量女真族移民，保留惯有的部族组织，即千人一组的“猛安”、百人一组的“谋克”，耕种土地的同时也从事军务。如此必然要征收汉人的土地，也就难免与汉人发生摩擦。

蒙受战祸最严重的，是淮水以南的运河沿岸地带。金军多次南下，又扬长而去，居民屡遭铁蹄践踏。此地又是为广阔的长江流域提供食盐的产地，一旦成为战场，就无法为上游地区提供食盐。因此福建、广东海岸所产食盐，越过群山流向内地，当地则产生了新的私盐黑市组织，形成了足以与官府对抗的独立政权。

平定此番叛乱的是岳飞，当时的叛军有一定程度的机动性，虽然是盐徒，但他们还没有获得民众的支持。这是与明末李自成等乘王朝末期症状兴起的农民军的不同之处，因此，说岳飞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反动将军之类的批评是错误的。当时，宋王朝若要对金国采取灵活的军事行动，为了调度军费就必须整顿盐法，也就必须调动一部分在对金作战中不可或缺的岳家军。

南宋的重建和高宗政权的树立，当时就被称为中兴。说是中兴，其实是不甚繁荣的中兴，无法与后汉光武帝的中兴等相比。不过，与北宋末年的状态相比，各方面都有一些革新之象，倒也是事实。

如果从政治上来看，与北宋末年相比，南宋初期的政权机构亦可说恢复了流畅灵活的姿态。无论哪国都如此，官僚组织原先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就本末倒置了，官僚成了主人，为了官僚的存在，人民反被役使。于是，官僚组织当中就掺入原本没有任何作用的混杂物而寄食其间，官僚组织随之逐渐繁冗，最后到了无法动弹的地步。如此，人民不得不将官僚的存在视为彻底的麻烦。北宋末年正是这样。

不过，仓促间成立的南宋政府一开始就财政困难，官僚仅是勉强凑成的。军队编制也完全交给将领，将领为了提高战绩，精选兵士，淘汰老弱，高效的军制得以运行。

虽说如此，领土、人口减半，北部更面临着随时准备进攻的、不可信的金国，因而必须不断补充军备，对南宋政府而言，这是很大的财政负担。

于宋而言，金是远比前代的辽更加不可大意的危险存在。辽国以马背民族的游牧国家自居，首都置于沙漠中的上京临潢府，包含内外蒙古的北方区域乃其乡土，汉人居住的燕云十六州不过是殖民地。然而，金过早与宋接触，扩张的对象主要是宋朝的领土，对蒙古地区的治理没有显示出丝毫兴趣，一心南向入侵，占领了半个华北。其首都也置于燕京，被汉人包围，必须与汉人共同生活。所以，即使特意与宋缔结合约，也会发生突然毁约而入侵的情况。

与宋高宗缔结和约的金熙宗是金太祖之孙，继金太宗之位，乃第三代君主。但他于在位的第十五年被堂弟海陵王所杀，后者遂成为第四代皇帝（1149年）。

海陵王爱好中国文化，据说亦善诗文，但这样的人更是宋朝不可大意的对手。海陵王自命中国统一者，迁都至北宋旧都汴京，践踏和平条约，进攻南宋领土，意欲渡江后直捣南京。宋军在南岸采石矶迎战，大破金军，海陵王不知所措，无功而返（1161年）。

海陵王在金国是暴戾的君主，国人无法心服，遂密谋拥立其堂弟世宗即位。海陵王走投无路，被部下所杀，世宗主权得以确立。该事件使宋对金的立场有所好转，宋高宗之后的孝宗时新缔结的和约里，金宋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即叔父与侄子的关系，且之前宋所交岁贡的银与绢各减五万两并五万匹，定为各二十万（1165年）。

由于这样的状态，屡屡缔结和约也无法安心，南宋政府常苦于军费支出。为解财政之急而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发行名为“会子”的纸币。纸币的发行是南宋从北宋继承下来的便利政策，但正因其便利，很容易滥发，一旦滥发就招致物价高腾，造成人民与政府都痛苦的结果。因此，高宗时代不得以作为军费而滥发的会子的善后工作，必须等到接下来的孝宗之世。

孝宗的政治　高宗仅有一位皇子，但已夭折，而近亲全被金军掳往北方，不留一人。通过与金国谈判召回是可能的，但在高宗看来，比起有当然的即位权利的近亲，还不如找亲缘虽远但可以亲自确认的人。如此一来，就只有从一直被疏远的太祖后人中寻找。

原本，宋太祖死后，其弟太宗即位之事就极为怪异，自宋以来一直被怀疑，因为当时太祖有两位已经成人的儿子。故而有传言说，太宗也许是趁探望兄长病情之机行弑篡逆，由此端坐天子之位。说起来，太宗即位是十月，一般要等到次年才改元，但那年却在迫近十二月时突然改开宝九年为太平兴国元年，这是十分奇怪的（976年）。其后，太祖二子皆受迫害，不得善终，其子孙益发被疏远。不过，祸福难料，正因为被疏远，宋宗室被金军连根拔去时，他们当中得以幸免藏匿的倒很多。当时有些煞有介事的传闻，说金军总帅容貌颇似宋太祖，是太祖转世云云。

高宗从他们当中选出太祖次子德芳的六世孙，即相当于自己侄子的孝宗，作为皇子养育在宫中，五十六岁时让位，自己做太上皇，又活了二十多年，八十一岁时去世。他虽然壮年戎马倥偬，备尝艰辛，晚年却能够安度余生，与兄长钦宗境遇完全相反。钦宗一直苦等宋政府遣使迎归，却到底没有如愿，最终惨遭金国暴君海陵王杀害。

高宗选出的孝宗不辱模范青年之名，堪当养父的委任。作为远亲过继的养子，被后宫、老臣包围，于忧劳繁重的环境中，他能以谦逊勤勉守住自己的地位，正好比日本的上杉鹰山[56]。

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除战争中增长起来的累积赤字。政府财政不足，若在今天，就以发行国债来摆脱。在当时，也是完全相同的意思，试图通过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会子”来解决。会子本来也是兑换券，但其本钱已挪作他用，明明没有兑换希望，仍继续发行，以供应政府支出。因此发行越滥，价值越跌，且一旦下跌，下次就必须发行更多的会子。会子价值跌落，物价就反比例上升。无论什么社会，压迫一般人民生活的元凶，头一条就是物价高涨。

此时，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抑制会子的发行额度。因此，有必要在完善政府财政、确保岁入的同时减少支出。无论在什么时代，政府的支出都与家庭的经济不同，必定有许多浪费。因此如果要厉行节约，即便有许多节约的余地，一旦着手，反对意见必然甚嚣尘上，故而，问题在于如何压倒这种反对。像以前的王安石一样，孝宗坚持抵抗，亲自贯彻财政紧缩，为他人示范。

幸好，在北宋末期的混乱之后，南宋的官僚机构得以简化，抛弃了多余的累赘，拥有灵活的性质。虽然领土变小，但长江流域的肥沃土地，尚包蕴着无限的开发潜力，所以倘若恢复和平，人口增加，人民勤于生产，政府的岁入自然也能增加。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会子在民间重获信赖，有些情况还能兑换比面值更高的价值。想来这也理所应当，因为使用轻便的纸币远比沉重的现金便利。纸币开始使用之后，在民间经济生活中，比景气的变动更受重视的，是纸币价值变动导致的物价变动。或许，景气状况和纸币信用最终还是一致的，因为南宋时期，纸币信用最为可靠的孝宗朝，也被认为是生活最好的时代。

朱子学的创立　孝宗时代，和平繁荣的背景之下，学问得以繁荣。这与科举的隆盛也有关系，不过由于科举是选拔官吏的考试，因此无论如何都会介入政治。政治上严禁结党，但还是会自然形成党派，因为学风这种形式也会影响到科举的答案审查。

北宋的党争持续到南宋。高宗即位时利用了元祐皇后，徽宗的失败是由新党蔡京的过错造成的，这样的舆论确定后，王安石的学问开始在朝廷中受到排斥。但由于南宋初期的政治家多受北宋末年的新党教育，其学问还是倾向于王安石的流派。特别是获得高宗信任的秦桧，因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所以接受的是王安石的学问。故而，在南宋朝廷掌权的实务派官僚都源自王安石的流派，虽然相信学问与政治是并存的，但一旦成为官僚，说到底还是会偏重实际的政治。

与之相对，旧党一系在学问方面，就算在北宋末期新党全盛的时代，也绵延不断地持续下来。其主流是在旧党学者中，宗仰程颢、程颐兄弟为祖。在蔡京专权的时代，有传播二程学说的杨时（1053—1135年），号龟山先生。他因蔡京推荐而得官，但在金军南下之际却弹劾蔡京，并上奏称蔡的学问继承自王安石，应当承担责任，王安石所获得的尊荣也应当剥夺，此举曾招来非议。杨时在南宋高宗初年去世，但学问扩展到南方，承其后者中出现了朱熹（1130—1200年）。

朱熹是中级官员之子，科举中进士后，避开宦途，继续求师问学，在有福建第一名山之谓的武夷山，筑室勤读。朝中有人知晓朱熹的学问与为人，屡屡请他出山为官，但他辞而不受，就算接受了也不久留。当时有称为“祠禄”的年俸制度，他一生几乎只出任过名义上的官职，辞职之后接受“祠禄”。所以，当时对知识阶层而言确实是很好的时代。

但朱熹弟子一多，他的学派就屡屡以道学之名受到攻击与排斥。道学是程颐学统的总称，而自朱熹成为道学大成者之后，就将所谓的朱子学、宋学称为道学，后来西洋人所说的新孔子学派也称道学。后来元代编纂的《宋史》中，在传统的《儒林传》之外还设《道学传》。《儒林传》记载汉唐以来的注疏学者，《道学传》则以朱子为中心，似是记述上溯至周敦颐和二程子的新学派，而今日看来，并无判然之别。《道学传》大概意味着某种殊荣，为的是给复兴孔孟之道的有功之人设置特别席位，加以优待。

那么，朱子道学屡屡招来非议的理由是什么？大概其一是极端的观念论，其二是相信该观念论可以立刻实行而强求他人接受。

若说观念论这点，不单道学，宋代的学问皆是观念论。王安石学派一方面重视客观，有实际性，而同时也因此被批评为对现实过度妥协。然而，道学派有时近乎禅宗，甚至可以说是有儒教之形的佛教，有主观与独断的缺点是肯定的。

朱子的学问基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这是对原本被认为是出于道家之手的太极图的说明，朱子做了进一步发挥。朱子学讨论了宇宙的生成，但不是物理学，不是天文学，也不是生物学，勉强可称为先验的宇宙论，然后由此导出人性论。当时的学问，无论是什么，如果能据此很好地说明，就是真理。

朱子的宇宙论，是包含精神原理之“理”与物质原理之“气”的二元论，终极情况就是无运动、绝对静止的“太极”，此时“气”包含于“理”，乃混沌之境。同样，在人性论中，天然之性的“良心”与气质之性的“欲望”相对立，到绝对静止的“敬”之境，气质之性包含于天然之性，由此性善说得以成立。

朱子从此出发，重新解读了以往的经典，亲自加以注释，尤其是对《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大学》《中庸》的解读，合为《四书集注》，广行于世。五经也按朱子之意附以新注，依次整理，不过后来，四书比五经更受重视。五经追根究底是广义的礼学，因此其解释自然就依逻辑学最终成为经院哲学。四书则好比佛教的论部，解释时可以注入自由新鲜的思想。也有非难称，朱子的注疏因易于理解而大为流行，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的注疏，即所谓的“古注”却渐渐无人问津。

朱子又著《朱子家礼》，作为实践规范。按说圣人所作之礼不许增减，朱子此举或属多余。佛教中也有被非难为律外之律的部分，禅寺清规可以说是按照时世变化的要求实行的。

朱子还基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著《资治通鉴纲目》，目的之一是鼓励学生阅读历史。总而言之，中国的正史卷帙浩繁，在朱子的时代，到五代史为止有十七史，读完也非易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可谓正史的摘录，至少朱子认为读了这本书就算通读历史。不过这也有二百九十四卷，并不是谁都能读完的。因此，朱子命门人将之进一步简化为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记述分纲与目，可以更高效地通读。身为朱子，居然在书籍编纂工作上假手他人，可知宋代的知识阶层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者，并不怎么读书。所以清代的考据学者很轻视此书，别说收入《四库全书》，连《四库全书总目》中也未列入。

《通鉴纲目》是在大义名分意识形态下写的书。尤其是在正闰问题上，《资治通鉴》形式上将三国中的魏列为正统，纲目中将蜀汉改为正统。因为朱子认为，国家要作为道义国家才有存在的价值。但若以蜀为正统来记述历史，就与实际情况不符，而这并非问题之所在。朱子学的这种态度，一旦转到现实的政治外交方面，别说于分析现状无益，还难免大发空论的危险。

宋金的和战　孝宗六十三岁时，让位于其子光宗，隐居称寿皇。然而光宗为皇后所迷惑，乏于孝养，五年后寿皇驾崩之际甚至未曾临丧。因此，大臣们以高宗皇后、当时的太皇太后吴氏之命，迫使光宗让位于其子宁宗。这是南宋持续三代有太上皇的原因。

此番让位之际，展现手腕的是韩侂胄。他是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母亲是皇太后之妹，侄女是宁宗皇后，是双重外戚，并且出身名门。因此，宰相赵汝愚在建议内禅时，就把他当作联络人。不过赵汝愚属道学家一派，韩侂胄是新党一派，故而二人同朝共事并不相合。且道学很受新进学子欢迎，科举时中进士者渐渐多为此派，终要担心官界要道学化了。故而韩侂胄先着手在朝廷里排斥赵汝愚一党，又在科举与任官之际发布不采用一切道学之徒的思想限制令，这就是“伪学之禁”（1196年）。伪学就是道学，道学之徒全被认为是伪善者。因此，并不是为了维持治安把学问当作危险思想加以禁绝，只是当作政治家统治人民时不合时宜的曲学加以鄙视。所以，削去朱子官位也并非以经学原因，而是说他以吃菜事魔的妖术簧鼓后进。吃菜事魔是当时从西域传入中国的祆教，当然，说朱子宣传这种宗教，不可能是事实。

然而，似乎将朝廷权力集于一身的韩侂胄，却轻易陷入了自取灭亡的境地，这源于他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败。当时金的后方、外蒙古地区兴起了鞑靼族，传来了金欲讨伐鞑靼却大败的消息。对宋而言，金向来是积恨深重的敌国，不但夺走华北领土，还屡有屈辱之仇，所以对宋朝政府当初与金议和一事，反对论调也一直不断。尤其是道学派从大义名分论出发，主张与金断绝关系。其实就这点来说，朝廷的实务派也一样，在现实外交政策方面二者是共通的，但因为政治上的现实问题，与金开启战端并无成算，只得暂且隐忍自重。于是，道学派就攻击实务派卑怯，说他们更重视盘算而不是正义。

如果金国濒临灭亡是事实，则另说，在实际政策上，实务派与道学派之间的差异或许也能因此消解。恐怕正因为双方都以为北伐有望，持续八年的伪学之禁才得以缓和，已经去世的赵汝愚、朱子等人也官复原职。而后朝议愈发倾向于北伐，岳飞被追封为鄂王，褫夺秦桧所赠王爵，并改谥为缪丑。这些都是道学派乐见的。

然而，实际上北伐并不顺利。宋军一越过国境就遭到迎击，反被金军侵入领土。金国确实苦于北方蒙古成吉思汗，但还是有对抗南宋的余力。挑起战争的南宋不得不再度求和，颜面尽失，丑态毕现。又依金之要求，将战争负责者韩侂胄处斩，首级送予金军，更添一层耻辱。据说金军反而感到吃惊，谓此乃爱国者头颅，愿妥善处置。但韩侂胄自己对这结果也有责任。拿破仑曰：“政治家的过失甚于犯罪。”因为不能以动机为失败辩护。南宋如此丧尽颜面的媾和虽然有损国威，但后来知道，金国因蒙古的进攻陷于苦境乃是事实，宋若再等几年或许就好了。但当时不知道这一层，这到底是致命的失策。

当时，在金国有稀世名君之称的世宗死后，是其孙章宗的时代（1190—1208年在位）。韩侂胄的首级送抵金国那年，章宗去世，其叔父卫绍王继位。因继承失序，内乱爆发，卫绍王被杀，章宗之弟[57]宣宗即位（1213年）。宣宗一代苦于应对蒙古，当宋再次提出断交时，已无反击之力，最终陷入向宋求和而被拒的境地。

物价与景气　宋宁宗天性愚蠢，在外戚与大臣的辅佐下才勉强守住帝位，对韩侂胄的仓促鲁莽行动也无法控制。金军入侵时，慌忙暗杀韩侂胄的是大臣史弥远与第二任皇后之兄杨次山。其后，朝政的指挥权落入史弥远之手。

宁宗在位三十年，死后无子，不得不再度迎来远亲的太祖子孙继位。此番即位的理宗，乃太祖之子德昭的九世孙，即宁宗的堂侄。在中国，无论多么远的亲缘关系，要论继承，还是习惯于避开同代从下一代中挑选。

实务的史弥远讨厌道学家，屡屡与他们冲突。当时道学领袖是真德秀与魏了翁二人，他们共同批判政治，因违逆史弥远而遭贬。虽然如此，道学流行已是大势所趋，不能阻止。首先，理宗本人喜欢道学，明里暗里加以庇护，尊崇道学家，并召见因对朱子提出异议而受到部分人士推崇的思想家陆九渊（号象山）的子孙，赠予官爵，又追封朱子为太师信国公。认为道学是儒教正统并在旧派儒教之上的常识，是理宗统治期间形成的。其谥“理”过往未曾有过，而得此谥正是因为他重视道学之理。

宰相史弥远在世时，理宗对他尚有顾虑，不敢公然召道学家入朝。史弥远于七十岁死后，理宗才有机会在朝野内选拔有名声的道学派新人，并着手对惰性导致的因循姑息的政治大行改革。

当时社会上最为关心的是物价腾贵。从开始使用纸币以来，政府一旦财政紧迫就轻易增发会子，敷衍一时。但这必然招致物价的上升，物价上升使政府财政愈发艰难，接下来不得不继续增发会子。正面蒙受物价上升之害的，一直都是民众，特别是贫民。因此滥发会子造成的贬值，是谁都能一目了然的。民众对政治动向也抱有关心，甚至会对朝廷的人事变动作出敏锐的反应。当此之际，民众愿意接受的往往是在野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道学派。一般而言，从宋代开始，印刷渐趋容易，从前不易成为书籍内容的学者语录等，都能印刷并广为流传。此种语录之学，有类似于现今传媒机构的作用，虽然有非难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对学问草率随便的态度，但它使大众接近学问的功绩也不能否定。

在野的道学派的政治议论，首先通过印刷物在知识阶层扩大，之后又以口头传播的方式在民众之间流传。物价腾贵是因为政治恶劣，政治恶劣则因政治家恶劣，若说政治家恶劣在哪里，那便是他们内心恶劣。圣人君子不在其位，小人奸邪占据要职，所以政治不清明。那么，现在谁是贤人？说来只有真德秀与魏了翁。当时国都有这样的歌谣：“若欲百物贱，直待真直院。”直院是直学士院，待遇同翰林学士，乃真德秀职名。

史弥远死后，理宗亲自开始改革政治，次年改元端平，力度之大，令人振奋，这就是“端平更化”（1234年）。首先，将真德秀与魏了翁召入朝中，凭资格无法直任宰相，故而任命为相当于天子顾问的翰林官。因录用深孚众望，都下民众引领以盼。而真德秀入宫后，先进所著《大学衍义》，谓政治之要义必须从“正心”开始，作了一番格调高雅的讲说后离宫而去。但之后经济并未有任何改善，物价也一点未下降。故而都人死心，续前句歌谣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锅面。”翌年，真德秀任副宰相，不久逝世。魏了翁亦继而去官，大约两年后去世。

蒙古的兴起　理宗在位时，北方蒙古世界发生大变动，由此生出的波动终于迫近南宋国境，动摇了宋朝政府。

建立金国的女真族居住的满洲，不同于蒙古人居住的草原，毋宁说是森林地带，因此女真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定居的狩猎民族。他们与辽不同，对蒙古的沙漠草原地带没有兴趣，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不是西向，而是南下，以至于侵入中国，占领华北。故而从前服从于辽国的蒙古地区没有出现霸主，而是陷入群雄割据的无政府状态。重新整编蒙古民族并建立庞大帝国的成吉思汗由此崛起。

在有戈壁之称的大沙漠周边称霸时，经常被当作根据地的是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古代匈奴，继而突厥、回纥，皆在此处设立基地。古代匈奴起于与汉相接的内蒙古东部，之后的突厥、回纥等中世游牧王朝，则皆起自西方而势力波及东方。该事实说明，游牧民族争霸战，原本就是与他们相接的南方地区的文化优劣之反映。

然而中世末期，从内蒙古东部的临潢（今辽宁省林西县）兴起的契丹族辽国，再次证实了东方的优越性。这归根到底说明的是，那里有制造武器所必需的丰富铁矿。满洲北部自古就有制铁业的事实，乍一看颇不可思议。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了在黑龙江流域广为分布的室韦族，而据说此地出产金银铜铁，人民善于制造铜铁器。1961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部的阿城县（今属哈尔滨市）发现了古老的冶铁遗址，证明这是事实。同时发掘的北宋神宗时代的元丰通宝钱，恐怕是在辽代大量流通的。其后女真族的金国崛起，也是在附近一带设上京会宁府。

辽统治蒙古族时担心他们变强，严禁输贩铁器给他们，而到金代，铁禁渐弛，尤其是金占有华北时，陕西地区发行的宋朝铁钱流入蒙古族之中。铁钱当然是铸铁，或许他们已经知道将铁钱重铸成锻铁或钢铁的技术了吧。有了大量的铁，就可以自由使用武器，因此可以说他们的势力也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成吉思汗统一了沙漠以北的外蒙古的蒙古族，南下后首先降伏西夏。自北宋时西夏勃兴以来，这个国家就控制了西域和中国的交通路线，对过往的商队课以重税。因此西域的商队考虑避开西夏，穿过其北部的内蒙古沙漠，而后向东，到达辽的上京临潢府或燕京。在沙漠中旅行，毕竟需要适当的方法，或许是扩大商队规模，并充分准备足够的骆驼。因此，作为这条路线的要冲，安插在后世所指绥远附近的天德军得以繁荣，“天德”之名在后世的西洋地图上也必然会出现。这条路线有一段北上，先是进入内蒙古地区，再到外蒙古，构成了世界交通的一环，并促进了蒙古族的勃兴，最终使该地区成为成吉思汗发起大规模征服行动的根据地。

之后成吉思汗向金进攻，迫使金国从燕京迁都开封。混乱往南发展，蹂躏华北之际，汉人蜂拥而起，对掠夺土地的女真人纷起杀戮。此间兴起的军阀势力从属于蒙古政权，如封建诸侯般在各地树立起割据政权。当时的蒙古族也是根据封建体制扩大统治，因此认同相同性质的政权，认为在此基础上进行统治最为便利。其时，负责经营中国并被封为太师的是成吉思汗的得力部下木华黎。

之前辽灭时，耶律大石率领部族逃往西域，攻破西域霸者塞尔柱人，并扩张领土，在如今的新疆地区建立起西辽王国。这时，被成吉思汗打败的乃满部残党逃往西方，篡夺西辽国王位，成吉思汗听说他们计划对蒙古复仇，于是将经营中国之事全权交给木华黎，亲自领兵西征。

蒙古军一战扫平乃满势力，平定西辽旧地，接着开始攻略雄视西亚一带的土耳其系花剌子模王国。成吉思汗与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相继夺取以富强闻名的西突厥斯坦各城邑，打败并逼死花剌子模王，追讨王子扎兰丁，侵入印度北部。此外，蒙古先锋军进攻土耳其系的钦察部领地，同时与俄罗斯援军交战并将其击破。这是蒙古军与欧洲人交战的最初经验。此时，蒙古军征服的东西突厥斯坦地区大都交予二子察合台，形成了察合台汗国。

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吞灭西夏，其后欲攻打金国时染病而亡，终年七十四岁[58]（1227年）。蒙古族并不认为君主有权指定后继者，确定领导者时由强者在集会上推选，这与欧洲日耳曼民族的习惯相通，蒙古族将此集会称作“忽里勒台”。作为成吉思汗的后继者，第三子窝阔台在忽里勒台上被选中，即汗位。中国式的庙号为太宗，他承袭父亲太祖之志，立志征服金国，提议与南宋结盟，共同作战。

南宋理宗朝廷这次又重蹈了此前灭辽时的覆辙。宋对金固然有二帝被虏的深仇大恨，但比起之前勃兴时期的金国，新兴的蒙古是更加可怕的强敌，对于这点，宋廷似乎缺乏认识。金的末代天子哀宗被蒙古军赶出开封，逃至邻近南宋国境的蔡州，宋协助蒙军将之攻灭（1234年）。这自然是好事，但其后南宋见淮水以北并未确立稳定的秩序，错误地判断蒙古军会抛弃此地，于是发出恢复故都开封的军队，前进到黄河沿岸。故都及周边曾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稠密，此时却因战乱而荒废萧条，呈现出不堪入目的凋零之景。宋军祭祀了附近的北宋皇陵，但陵墓在之前刘豫的齐国时代已被悉数盗掘。然而，宋军北上的情报一经传出，蒙古军不知何时已从四方集结而来，宋军大败逃归。此时违反条约的责任在宋，之前对金犯过的错误再次上演。

对宋而言，幸运的是尽管打破了和平，国境不断有小规模战争，但似乎蒙古军并没有大举入侵之势。这是因为元太宗转而进攻欧洲了。

蒙古的西征　指导这支远征军的是成吉思汗的孙辈。术赤之子拔都为总指挥官，太宗之子贵由和拖雷之子蒙哥也加入其中。蒙古军队首先蹂躏俄罗斯，然后进入波兰，于西里西亚的列格尼卡攻破波兰与德国的联军，长驱直入，逼近意大利，但碰巧太宗讣报传来，大军折返。是时，包含俄罗斯大部分在内的被征服地区，概与拔都为领土，根据其东邻的住民钦察部之名定国号称钦察汗国。

《元史·食货志》可见，这次远征之前，元太宗在河东道西京大同路与交城县建立冶铁之所（1236、1237年），目的无疑是给次年[59]开始的西征补给武器。无论何世，决定持久战胜败的最大要素都是军需品的补给。因为战争无非是消耗的竞争。蒙古军队进攻到欧洲深处，战争不断、消耗不断，却丝毫未显衰势，是因为后方不断有武器供给。由于中国在宋代以后引入煤炭冶铁法，原料铁材的生产量居世界之冠，而中国的生产力则成为蒙古大帝国建立的基础。

蒙古的太宗在位十三年，终年五十六岁。据说他酗酒，自知其害却无法控制，故而早死。太宗死后，皇后乃马真担心召开忽里勒台推选后继者时发生异议，便自己摄政，强行坚持四载。其后，乃马真皇后主持召开忽里勒台，成功推选其子定宗贵由为大汗（1246年）。然而定宗在位三年即死，继承又成问题。定宗皇后海迷失模仿母后故事，自己摄政，行使大权两年。不过这次不像之前那么幸运，有实力的王公贵族撇开海迷失后召开忽里勒台，推戴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蒙哥为第四任大汗，按中国的习惯称宪宗。表示不满的定宗皇后被新政权杀死。

蒙古族有幼子继承的风俗，年长诸兄依次分家，而幼子因与父亲长期共居，父亲死后，自然就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拖雷最受成吉思汗喜爱，一直共居，故未分得自己的领地，而大汗之位又被太宗一系攫取，拖雷仅得到中国内地的很小封地。此时拖雷之子蒙哥能成为大汗，也是因为王公们都很同情他。

但因汗位世袭制并未确立，大汗直接管领的蒙古与华北区域，未必都能由子孙统治。因此宪宗计划扩张领土，作为子孙永久继承的封地。

宪宗令其弟忽必烈攻略中国，又命三弟旭烈兀进攻西南亚。旭烈兀依次征服从阿富汗到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土耳其割据诸侯，攻灭了名目上的主权者——以巴格达为首都的萨拉森帝国的末代哈里发谟斯塔辛（1258年）。进而平定叙利亚地区，建立伊儿汗国。

另一方面，忽必烈攻入南宋领土，经四川、云南，征服西藏，怀柔当地喇嘛，并将之置于保护下，进一步平定中南半岛。至此，南宋已被蒙古势力从三面包围，任谁都能看出，南宋的衰落只是时间问题了。

贾似道的时代　南宋理宗为宁宗养子，作为模范青年，前途备受瞩目。老宰相史弥远死后，始得机会亲理百政，着手录用大儒，进行有端平更化之称的政治改革，但其结果却与期望完全背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儒教思想毫无招架之力。失望的青年天子转而成为虚无主义的游荡天子，在宫中大行宴游。宦官得势，大兴无用建筑，拼命博天子欢心。对此，都下学子标榜道学，不断攻击当局的颓败无能。临安知府见学生运动肆虐无序，欲以强力镇压，而学生愈加拒斥，企图举行联合罢学，沸反盈天。最终政府为了安抚学生，只得罢免知府。

与此同时，物价益发高涨，人民如蹈水火。在史弥远时代，理宗内心未必有多舒畅，但他想到当时人们对政治的评价虽差，时局倒还能收拾，便决定任用史弥远之侄史嵩之，希望重现强权政治。察知此事的太学生们，以史嵩之正居父丧为由，攻击说即便有天子之命，夺情任显职仍是不孝之极。朝臣中也有响应者，优柔寡断的理宗不知所措，最终只得取消任命。对南宋而言，幸运的是蒙古太宗死后有四年无后继者的空位期，定宗死后又有两年空位，政局持续动荡，对外行动受到掣肘。然而宪宗即位后，蒙古再次开始积极政策，国际关系骤然紧张。

蒙古大汗宪宗已开拓西藏至中南半岛一带新领土，欲分三路攻打南宋。一旦准备就绪，便亲率大军进攻四川，令其弟忽必烈自正北方直取长江中游，副将兀良合台自中南半岛入侵广西、湖南；三军会师长江流域后合力东向，欲横扫南宋。然而，宪宗在四川平原遭到宋军顽强抵抗，未能到达重庆即病死军中，其部队只得撤回本国。

另一方面，忽必烈在今武汉渡过长江，包围鄂州城。南宋理宗贵妃贾氏之弟贾似道督率诸军，组织防卫，与蒙军对峙。忽必烈已知宪宗死讯，犹敢盘踞此地，是为了获知西南偏师的信息。结果，兀良合台虽已进入湖南，却未能与忽必烈会师，到江西后才渐取得联系，于是定下日期，准备渡江北归。而侦明此事的贾似道率大军与北归的蒙古军战于长江，趁地利取得相当的优势。

此番蒙古大举入侵，南宋朝野震撼，恐慌无极。蒙军纵然是因宪宗之死才撤回，南宋朝野却恢复了自信，贾似道因战功被大肆宣扬，一跃成了时代英雄。他进入中央政府，成为宰相，获得理宗无比的信任，一手掌握了军政大权。从这时起，直到南宋灭亡，出现了大约十五年的贾似道时代。

他在南宋的地位，可比北宋时的蔡京。但与蔡京在徽宗面前的一味卑躬屈膝相反，贾似道保有大臣的矜持，有时甚至态度不逊。理宗身后无子，其弟之子度宗即位时，贾似道宛然以辅弼成王的周公自居，加太师位，封魏国公，于西湖以西的葛岭构别墅而居，十日朝觐一次，仅处理政务。不过要说政治如何，较蔡京常与宦官沆瀣一气，贾似道运用权术抑制宦官，不许他们在宫中轻举妄动。又一改从前外戚干政的情况，在贾似道的威权面前外戚地位沦落，不敢混淆公私。更令人吃惊的是，此前动辄以联合罢学威胁政府、置喙人事并左右舆论的学生运动也被封禁，学生们唯唯诺诺，听从学官指导。“其术盖有过人者”，时人如此评价。

贾似道利用在政府内的坚固地位，开始实行安定经济的新政策。当时通过正规的两税，无法为北方边防军队提供足够的兵粮，所谓的和籴实际上是强制征购米谷，在民间引起不少骚乱。贾似道想出的一劳永逸之策是收买公田，即向民间大土地所有者强制征买三分之一的土地，作为公田由政府经营，所得收获则供给军队。贾似道认为，设置公田时虽不免骚乱一时，但却能为将来长久安定的财政运营提供基础，遂在当时谷物产量较高的浙江西岸六府州实施。

政府经营大规模土地，并未将租地人当作农奴。至于当时征收地租成为可能，则是因为大土地所有形态已完全改变。当时的大地主多为居住在都市的富豪，对土地等并无兴趣，只是每年要收取充当地租的米谷。因此他们与佃户立约，缴纳地租之外，并不干涉土地的使用方式。所以，随着耕作集约化，土地生产力得到提高，同时佃户也成了小地主。也就是说，佃户将租来的土地转租给劳动者，再收地租，只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土地所有者即可。实际上，随着经济环境复杂化和农作物多样化，土地被细分后散落各处，大地主不可能留意到土地上的每个角落，也不可能向每个佃户发送指令。因此，干脆承认佃户的独立经营权，自己则成了食利的资本家。可以说，资本与经营已分离，这也正因佃户原本就是自由民才可能。就此而言，也绝不能说佃户是农奴之类的存在。

只有在这样的大土地所有形态之上，贾似道的公田政策才有可能出现。政府向过去的所有者征购部分土地而成为地主，土地经营还是交给之前的佃户，只是改由政府征收作为地租的谷物。由于这种地租的性质为佃租，政府征收的税率必然高于其他地税。故而即便是在邻接的区域内，也产生了公田（或曰官田）与私田向政府缴纳谷物多寡悬殊的结果。这在南宋政府持续时期也还好，不久南宋灭亡，进入元代，官田与私田之本意被遗忘，只留下两种不公平的税率。该地的历代官吏与民间，必然苦于过重的地税和因不公平而产生的不满舆论。

为解决由不兑换的会子跌价造成的物价高涨问题，贾似道推出的新政策是发行可兑换的新纸币“关子”，并逐渐废除会子。据当时的记录，此项政策与之前的公田一样，也令民间颇为不满，物价反而一味走高。要结束百余年间交替持续的通货膨胀政策，自然难免一时的混乱。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观其效果，南宋就已灭亡，所以我们也没有用以确切判断该政策的史料了。

元的统一　为整顿南征大军而撤退的忽必烈，驻扎在东蒙古的开平。另一方面，宪宗的直属部队守护宪宗灵柩，撤到外蒙古的根据地和林，与驻守在那里的宪宗之弟阿里不哥会合。至此，蒙古有了两个中心，开平的忽必烈与和林的阿里不哥争夺大汗之位的态势已经形成。如果号召西方诸汗国的实力王公召开忽里勒台，形势必然对阿里不哥有利。但控制资力最丰富的华北地区，得以利用其人力物力的则是忽必烈，他决意只召集倾向于自己的实力王公到开平参加忽里勒台。如此一来，他果然被推戴为大汗。接着，忽必烈更进一步，宣称蒙古大汗也是中国皇帝，以燕京为都，称大都。为了统治中国，构建了以中书省为中心的新政府，任用以汉族人为主的官吏。同年建元，定年号为中统（1260年），不过国号依然是大蒙古国，取自《易经》的国号“大元”还在十年之后。忽必烈的庙号“世祖”是他死后不久定的，而追尊先祖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以及其下定宗、宪宗，则是第七代武宗时的事（1309年）[60]。由此可知，尽管出现了世祖忽必烈这样胸怀远大的君主，蒙古民族的汉化一时还很难实行。

对于世祖即位，阿里不哥为首的和林派王公一起反抗，决定推举阿里不哥为大汗，至此，两派冲突已不可避免。世祖一方有中国资源的支持，因而在对抗中占据优势。最终阿里不哥战败乞降，兄弟虽告和解，但支持阿里不哥的诸势力，特别是太宗窝阔台汗的子孙依然心怀不满，为后世埋下祸根。

平定和林势力后，世祖再度对南宋发起积极攻势。南宋鉴于之前蒙军轻而易举蹂躏内地州县，倾国力加强了国境的防卫。蒙军不能像以前那样凭奇袭轻易取胜，不得不发起正面攻击，集中攻略南宋防卫最为严密的襄阳城。襄阳在湖北东北[61]部，与河南接壤，居长江支流汉水要冲，乃南北分裂之际的必争之地。

双方在襄阳攻守死战六年，以南宋守将吕文焕的投降为终结，此间宋朝倾注的举国物力人力全部化为泡影。南宋自恃坚固的第一线一经溃败，蒙军即以狂澜怒涛之势席卷内地，迫近首都临安。

当时虚弱的南宋天子度宗已驾崩，其子恭宗赵?幼年即位，由祖母谢太后辅佐。舆论不断以专权和战败责任弹劾宰相贾似道，最终后者流放福建，又被杀于当地。在元代编纂的《宋史》中，贾似道与蔡京、秦桧、韩侂胄共入《奸臣传》，不过像奸臣的只有蔡京，其他三人应该说是权臣，而非奸臣。由此可知，影响《宋史》的道学思想何其偏颇。当时甚至有议论称，王安石也该入《奸臣传》。

贾似道被流放后，南宋朝廷没有一人能承担责任，只得陷入混乱。大臣一个两个地潜逃，后任刚补上又逃走。于是，年轻人意外登上宰相之位，文天祥即其中之一。正如世人所知，后来他出使蒙古军营时被扣留，逃脱后在江西举兵勤王，战败遭虏，最后被送往大都杀害。

摄政的谢太后对群臣彻底死心，最终在蒙古军统帅伯颜阵前投降。同是首都降伏，南宋与北宋有很大不同。据记载，南宋政府的府库财宝和宗室、大臣被送往北方时，临安人亲眼目睹这样的大事件，却不罢市，照常经商。

恭宗的兄弟帝昰、帝昺由张世杰等军人拥出，逃至海上，相继称帝，计划复兴宋室，但回天无力，最后的残存势力于广东厓山海面全军覆没。这是都城陷落、政权崩溃三年之后的事。

历史的反复　有宋一朝，共延续三百一十七年命脉，南宋占一百五十年[62]。宋代历史与文化，长期垂范后世。宋代的政治要适应崭新的近世社会，必然产生异于从前的形式。因此，朱子所著、堪称宋人传记集的《宋名臣言行录》，作为后世中国政治家处世方略的指导书而广受喜爱。唐以前人物的行为，则早已不适合近世人。宋代的人物若生活在清末，也不觉奇怪；反之，清末的曾国藩若生活在宋代，亦不使人有多少不协之感。

宋代的文化、社会高度发达，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飞跃性的进步，这也是事实。内藤湖南博士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学说影响之大，甚至欧洲产业革命文化也被压到与宋代文化相当的程度。文化进展既已停顿，之后的历史不过是反复。事实上，宋代以后的历史即可见到反复的现象。

宋在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同时，展开了自己的历史。但其间社会内部矛盾积蓄，产生了老化现象，最终在与北方辽、金、蒙古等后起势力的竞争中败亡，中国迎来了元王朝的统治时代。若将宋至元当作一个周期，其反复者即之后的明、清两代。明朝恢复了汉人的天下，以再现宋王朝为己任，但也与北方的鞑靼民族持续抗争。最终，明王朝也伴随着老化，逐渐不敌取代鞑靼的清王朝之攻势，顷刻而亡，又开始了大清帝国称霸东亚的时代。

这样看来，宋的反复乃明，元的反复乃清。再者，这四个王朝都是近世王朝，从这点而言，大可说后续的三个王朝都是宋的反复。对历史这门学科，从各个角度加以重新研究与讨论，可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在此处进行这样考察时，根本的标准是宋代的历史。我为宋代花去大量篇幅，或许超出了必要，但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

三　元

元代的政治　元王朝自世祖灭南宋、统一天下，统治中国约九十年，但此前还有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以后的大约七十年的前史。因此，世祖绝非创业之君主，应该说是守成与扩张时期的君主。不过，他一面背负着蒙古的历史，一面必须承担作为统一中国的君主的责任，即整顿宋金灭亡后的社会混乱。

首先，作为蒙古大汗，世祖当然是成吉思汗之后征服活动的推动者。其征服方法也是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战术，可称为“推顶战术”[63]。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族，实质上是武力征服的统一。此后，统一的蒙古民族的力量，首先被用于征服中国的华北。华北除了汉族，还有许多南迁的契丹人、女真人，统称为“汉人”，世祖此番正是用汉人攻灭南宋。最后大举南侵时，本打算以汉人史天泽为统帅，但因其急病，代以蒙古人伯颜。于厓山灭宋幼帝的元军将领张弘范，也是汉人。南宋灭亡后，其旧地居民称为“南人”。之后向日本输送进攻军队时，就轮到使用南人了，此时的大将吕文焕、范文虎就是被降服的南人。

在朝鲜方面，亦是同样的情况。朝鲜半岛的王氏高丽，在蒙古太宗时降服，不过叛服无常，到二十四代国王元宗时，为平定内乱而寻求蒙古援助，成为完全的属国。下一任忠烈王之后，历代皆从蒙古迎娶后妃，内治外交均在蒙古的指导下进行，官吏全结蒙古式发辫，还有人起了蒙古式的名字。古代中国设郡县统治的时代另当别论，民族国家成立的中世以后，朝鲜最外国化的时代就是这时了。在此情况下，世祖进军日本之际，专门动员高丽军队参与进攻。文永之役（1274年）时，因南宋尚未灭亡，进攻军队的主力就是高丽兵；接下来的弘安之役（1281年）中，则令北路高丽军与南路南宋降军包抄日本。当然，其时的高丽、南人军队在蒙古人指挥下行动。

当时北条氏镰仓幕府，拒绝元世祖要求朝贡的劝诱，也是理所应当的态度。作为中国皇帝，世祖送递日本的国书的确比较客气。但若成为朝贡国，渐渐就会成为属国，属领化无可避免，最好的例子就是王氏高丽。

接着，蒙古大汗忽必烈作为中国皇帝的继承者，必须将居住了汉人的金国故地华北，与自己征服的南宋旧地相融合，进而打造成一个新的中华帝国。

在华北构筑世袭封建势力的汉人军阀，早在元宪宗即位之后就渐渐被消灭，因此，在中国全境组织一体化的政治已并非难事。但元代的地方政治到底与前代有不同之处，这在行省制度上可见一斑。皇帝政治下，相对于中央政府，地方衙门从来是隶属的形式，两者名称完全不同。而元代中央有中书省，直辖黄河以北的广大领域，又在十多处设置与中央完全相同的行中书省，控制几与中央匹敌的辽阔地域。“行”是派出的意思，“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又单称“省”，即地方行政区域的名称。这就是沿用至今的省名之由来。元代的行省名称，存留至今者有河南、陕西、甘肃、江西、四川、云南六省，不过面积都比现在各省广阔，甚至有近两倍者。

中书省与地方行省的权限当然不相同，因为国都的中书省直属天子，可接受天子的裁决。地方的重要案件，则从末端的县传达到州，再由州到府，由府到路，由路到行省，由行省把文书送到中书省，最后中书省得到天子圣旨，再反过传达到末端。圣旨先由天子用蒙古语发布，再直译成汉文下达。这些文体奇妙的汉译圣旨，今日亦可在《元典章》等法律典籍中见到，为学者提供了合适的研究题目。

乍一想，也许会以为朴素的蒙古族统治中国时，行政会简化而传统的繁文缛节会消失。但这看法毫无依据，没有像元代官府这样不顾文书往返之频繁和时间之浪费的时代了。因为元政府长期不行科举，不取进士，主要任用熬出头的胥吏为官员。进士所学虽然无用，但他们由精英意识主导，尚有个人的决断力；凭经验上位的实务胥吏，则因为害怕承担责任而避免做决断，只知道滥发文书，一味迎合上司。

元代的社会　在元代，蒙古人、汉人和南人之外，还有色目人集团。因为是对回纥人等西域迁来的多民族的统称，故曰“诸色目人”，即诸种类人，简称色目人。他们多为商人，很早就为蒙古帝室王公所用，趁蒙古人经济观念未发达，以其独特的理财能力被用作会计顾问，管理金银财宝，以本生利，自己也能获得可观的利益，足以向储户支付利息。蒙古大举西征之际，又委托他们保管数目巨大的掠夺品。这正是色目人最受欢迎的原因，可以说，蒙古西征也是他们指导的结果。

对蒙古君主而言，征服得来的领土也是掠夺品，可以用来生利。人民缴纳的租税，与其说是国家经费，不如说是对君主个人的贡奉。为了尽可能向领土内的人民征税，世祖任用波斯人阿合马为政府的财务官——制国用司使，让其承办租税业务。野心家为了追求个人私利，使沉重的税务负担成为天下人民的命运。政府的汉族官吏提出反对，激愤于阿合马的专横，于朝廷将其击杀（1282年）。接下来，回纥人桑哥被任命为宰相级别的平章政事，也因频频征税而成为人民怨嗟的目标，最后遭弹劾，和党羽一起被处死（1291年）。因为任用这些色目人，元代的税制遂带有显著的西方色彩，一改将土地作为主要征税标准的习惯，除了主要以户数、人口为征税标准外，还采用征收白银、生丝等新方法。但吞并南宋后，军费支出减少，也惮于骚扰新领地的人民，没有改变江南一带施行的两税法。

故而，华北与江南虽同为汉人的居住地，却产生了税法相异的奇特现象，不过使用纸币“交钞”的货币政策并未变化。在宋代，纸币尚是辅助性货币，到元代则成了本位货币。此外因为白银、铜钱只有辅助性地位，宋代一度大量铸造的铜钱，一到元代，只在极短的期间内，铸造发行了仅有的以年号命名的几种。

尽管纸币成为本位货币，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元代初期，人民却很少苦于通货膨胀及随之产生的物价腾高。这是因为，政府发行纸币的同时也在努力回收。但要说人民生活较之宋代是否更轻松，也绝非如此。原因是，为了回收纸币，又以盐为中心课以重税，所以即便货币稳定也毫无意义。贫民的生活总是无助的。

元代社会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范围宽广的市场向所有人开放，因为随着大帝国的出现，此前的国境撤除了。市场扩大使远距离商业变得容易，商业隆盛的结果是好景气的到来。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沿着所谓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在大都谒见元世祖，又南下从泉州出发前往波斯湾。即便带有公务性质，如此大规模的旅行也需要庞大的费用。他并不是出发时就携带了全部旅费，而是到一处购买商品，再到下一处售出，在精明的买卖中前行。商品价格的地域差，自古也有固定不变的，比如黄金越往西越贵，相反西亚的工艺品越往东价越高。但陶瓷器之类，在宋代以后就从中国向四方输出。银价则依时而异，自古中国就是白银输入国，元代使用交钞后，即如劣币驱逐良币之原则，白银流向西方。而且北宋时所铸巨额铜钱，当时已流往日本和南洋诸国，南宋时持续如此，到元代则更为严重。

就在最近，1976年，韩国木浦附近的新安冲发现了沉没的中国海船，船体货物的打捞开始后，截至1977年7月，发现了以陶瓷器为主的六千七百余件遗物与十万枚左右的铜钱。这些铜钱多为宋钱，最晚的是元武宗时代的四年里（1308—1311年）铸造的至大通宝。据此推测，该船可能是满载当时销路最好的商品，在驶往日本的途中沉没于此。如果船不沉，抵达日本后，铜钱大概会换为金银，并在日本卸货。事实上，日本各地也屡有报告称，发掘了以宋钱为主、包含元明制钱的大量铜钱。

征服王朝　在中国人看来，世祖忽必烈似乎是宽厚的仁君。但其在位的三十五年间，政治却充满矛盾。这是他必须同时扮演蒙古大汗与中国元朝皇帝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角色的必然结果。

元朝之前的两个征服王朝辽与金，在这点上也一样。最先占据汉人领土而必须统治汉人的辽王朝，发明了二重体制的国家。对北方民族设北面官，依据传统习惯法统治；另设南面官，以中国法制统治汉人。统一两者的是契丹的汗，也是辽国皇帝。但在辽代，中国的要素比较少，实质上终究是大契丹汗国。

继承辽代的女真族金王朝与辽相反，不论领土还是人口，中国要素均占决定性地位。因此，其君主的两种性质中，女真大勃极烈的性质不如中国金王朝皇帝的性质强。同时，女真民族的汉化也极为显著。因此金被蒙古攻陷灭亡时，纯如中国王朝覆亡那样充满哀愁。

而元朝无论哪一方面都表现得极强烈，这正是其特色。首先，对蒙古大汗来说，除本部的东亚直辖领土之外，还有横跨北亚、中亚、西亚的同族四汗国的宗主地位。特别是世祖继续蒙古的征服任务，在攻灭南宋、统一中国之后，更向日本、爪哇送去远征军。为筹办军费，任用色目人在中国内地前所未有地大幅增税，极尽横征暴敛。

可以说在蒙古诸君主中，世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最深的理解。他任用汉人，特别是因优待儒士，即以儒教修身的有教养之人，南方的道学亦首度传入华北，开始盛行。在蒙古人看来，儒教是一种宗教，学习儒教的儒户与道教的先生、佛教的僧人、基督教教士也里可温等，被置于同列，不但规定免除徭役，还鼓励他们专心修行。因此，世祖重用汉人许衡、南人赵孟頫，也是出于公开怀柔汉族人的目的，绝非自己真的与儒教有共鸣。汉族知识分子热切盼望再行科举，但并未实现，汉族官吏屡屡请求的律令编纂，最终也没有实行。不过，世祖颁布了作为判案基准法则的《至元新格》，明确了施政方针。但因这部法律只是极简单的规则，实践中不敷应用，不得不积攒具体判例，编辑成习惯法例规集。元代法制胜于宋朝之处，在于允许公开刊行法规与判例。在贯彻其自我意志的独裁制度下，宋代天子认为法制只在统治者一方，一般庶民只要遵循古来的道德规范即可。对于违反这种道德规范的行为，站在统治者立场的官吏进行的处罚，则是德治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仅禁止出版成立于宋代、可称为政令集的“编敕”，连前代的唐律也禁止刊行，正是基于这样的顾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旦他们知道法律，就会想尽奸计逃避法律，反而会对风俗教化产生恶劣影响。而元代公开法律，明示人民必须遵守的行动基准。这是甚为进步的，或许也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抛开政治立场，打动世祖及一般蒙古人的是流行于西藏的一种佛教——喇嘛教。世祖即位前，受兄长宪宗之命，由四川入西藏，遇喇嘛八思巴，闻其说法后尊之为帝师，统辖天下僧侣。世祖对喇嘛教的深奥教义理解到何等程度虽有疑问，但一般蒙古人对喇嘛教的理解，毋宁说主要在世俗应用方面。不过，喇嘛教寺院在蒙古各地广泛建立，俨然国教，还是很久之后的事。

诸汗国的叛乱　元世祖得以成为中国的皇帝，仰赖蒙古历史的背景，但此事未必总是对世祖有利。他同时是蒙古的大汗，因为被卷入蒙古民族的内乱，所以不能成为专心统治中国并享受和平的元朝皇帝。

从属蒙古大汗的西方四汗国中，最不满太祖的是太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第一代的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仅得到国都和林以西邻接的阿尔泰地区的贫瘠土地。但其父死后，他以大汗身份统治满洲、内外蒙古及中国华北，相较长兄后裔的钦察汗国、次兄察合台汗国，并未感到劣势。而在其子定宗贵由死后的忽里勒台大会上，大汗之位被宪宗一系夺去，窝阔台汗国又多苦寒不毛之地，与其他三汗国相比，被排挤到最为穷蹙的地位。一如预想，窝阔台汗国诸王在忽里勒台被集体排斥，被宪宗一方以武力压倒，不得不忍耐下来等待时机。宪宗死后，形势又有变化，两位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开始各自召开忽里勒台，争夺势力。窝阔台汗国诸王最初与阿里不哥联合对抗世祖，但阿里不哥一旦战败就丧失斗志，降于兄长门下。而自矜有尊贵血统的窝阔台汗一族尚不肯罢休。

窝阔台汗国的中心人物，是定宗之侄海都。他趁世祖与南宋对抗之隙，伙同察合台汗、钦察汗等势力召开忽里勒台，并被推戴为蒙古大汗，摆出公然挑战世祖的架势。世祖苦于这些敌对势力的进攻，等到攻灭南宋，即命当时的统帅伯颜引兵讨伐海都。窝阔台汗国的军队与宋军不同，乃是蒙古民族中保留了最原始状态的游牧部队，所以这场战争是异常酷烈的考验。不过伯颜足堪此任，数度化解友军危机，最终未令海都得逞。但内乱前后持续将近四十年，蒙古大帝国从整体上被弱化，行动受到阻碍。后来，先是元朝一边的世祖与伯颜相继去世，世祖之孙成宗继位；另一边的海都亦殁于两年后[64]，三汗国的联合也随之解体。最终，察合台汗国征讨窝阔台汗国，将之吞并，又与元朝讲和，至此内战终于结束（1304年）。

元王朝的中国化　蒙古民族的旧制，作为主权者的大汗，应于实力王公集会的忽里勒台上推戴出来，任何君主都没有立储权。忽里勒台虽为集议，但因大势所向在事前有预知的可能，所以有阴谋丛生的余地。实际上，忽必烈也察觉到若召开正规的忽里勒台，当选的可能是其弟阿里不哥。故而只召集支持自己的王公召开小规模的忽里勒台，使自己在形式完备的情况下成为大汗，接着又对照中国的情况称皇帝。因此可以说，皇帝之位就如大汗宝座的影子。然而世祖以皇帝制度为基准，对大汗宝座进行了新的解释。首先着手的是，立嫡子真金为皇太子。对汉族皇帝来说，立皇太子是常例，对蒙古大汗来说却没有什么皇太子。大概世祖的真意是自己死后皇太子即皇位，且必然附随着大汗之位。若如此，就破坏了蒙古的传统，是以汉族改变蒙古，而这必然招致蒙古人的极大反感。毫无疑问，西方三汗国叛乱及世祖一派内部与之呼应的原因，正是这种汉化的权宜政策。

然而，皇太子真金先于世祖而病死。这位皇太子比父亲更理解汉文化，听从儒臣之言，是深受汉族人瞩望的有识之人。不过，皇太子之位一旦确定，很快就受到中国式朋党的困扰，据传真金晚年与世祖不和。因此皇太子死后，世祖似乎不打算再立太子。虽然对皇太子的第三子，即后来的成宗寄予期望，但并未立皇太孙，只是授皇太子之印，让他监督北方军队。这并非正式的立储宣言，仅是对亲信表示自己的意向。因此，世祖死后，成宗之所以能即位，主要就是因为顾命大臣伯颜的决断。伯颜斥退诸臣的异议，让成宗即位，又令诸王宗亲和文武百官朝觐新皇。此时已没有召开忽里勒台的必要，汉式的君臣之分也由此定下。但蒙古人之间流传的君主公选传统，有其根深蒂固之处，其后皇位继承之时也难免纷扰。

成宗在位十三年，死后的大约二十五年间（1308—1332年），是围绕皇位继承持续前所未有之混乱的时代。蒙古的传统已经失去，汉的传统尚未定下，于是只有依靠实力和谋略的权力斗争了。即便在宋之前五代的纷争时代，也未曾发生如此过分的混乱。

成宗效仿世祖立皇太子，但厄运也一如世祖，独生的皇太子先于成宗而死，且无后嗣。两月之后，成宗崩，骚动在所难免。大臣们计划拥立世祖之子，即成宗的叔父安西王，但这是失序继承。成宗近亲的后辈有兄长之子海山等人，海山与其弟凭武力进入大都，杀死反对派，即位而成武宗。武宗立其弟为皇太子，死后其弟即位，乃仁宗。

仁宗的政治　仁宗在位的九年（1312—1320年），是混乱时代中唯一例外的安定期。武宗、仁宗兄弟对汉文化比较理解，据说也常用儒臣之言。最令汉族文化人喜悦的，则是南宋灭亡以来久已废绝的科举得到复兴。

不过，不能一概乐观地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尊敬中国传统。进士及第[65]的一科百人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尽管形式上平等，但若考虑到人口与知识程度，就没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了。据统计，在这前后，汉人与南人加起来的汉族人总数，约一千三百万户、五千八百八十万口；移居占领地的蒙古人估计有四十万户；色目人数量虽不明，但肯定不会比蒙古人多。看这数字分配，就知道当时元朝政府不但要有汉族人进士，还一定要有蒙古人进士与色目人进士。因为按元代官制，所有官厅的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南人主要担任低级官职。当时的蒙古人自尊心极强，少有习汉语、汉文者，官厅长官要处理有关汉族人的案件时，可用人才极少。从必须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的官职的数量而言，五十人已相当可观；但从汉族人的立场而言，考虑到宋代曾一科有进士五百人，甚而九百人，五十人实在不算什么。这样一想，再行科举的意义，无非是通过求取精通中国文化的官吏，奖励蒙古人学习汉文化，到底无法与以前汉族的进士相比。而且，使蒙古人及第的同时，录取同等人数的汉族人，不过是为了陪衬，这才是真相。虽然如此，渴盼已久的科举重开，还是足令汉族读书人狂喜。因此，汉族史家认为仁宗是稀有名君，对他不惜赞誉之词。不过事实上，仁宗嗜酒长醉，是连上朝处理政务都嫌厌的怠惰之人。只是仁宗不像蒙古君主中常有的不辨是非的横暴之人罢了。

抛开天子个人不谈，仁宗时代毕竟是一个转换期。世祖以来，蒙古人的统治到了这一阶段，已自然形成一种模式。元王朝自世祖《至元新格》以来，没有完整的根本法典，但一些可依据的法典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此，各官衙将工作中作为必要先例的文书保存下来，用以指导政务，这些规则到仁宗统治结束时已渐趋完整。宋代以来，江西民间乃法律思想兴盛之地。仁宗统治结束、英宗即位的延祐七年（1320年），江西官衙编纂印行了《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六十卷，简称《元典章》。两年之后的至治二年（1322年），追加了增附的《新集条例》。在元代，没有类似唐律那样的编纂，也没有宋代那样编敕的集大成。即便《元典章》由地方官府的人员编辑，不是在政府命令下编纂的正式法典，作为混合中国式与蒙古式习惯法的记录集成和贵重的法制史料，还是弥足珍视。

帝位继承的内讧　武宗立仁宗为皇太子并传位一事，也有遗留问题。这样的情况下，经常引起纷争的是接下来应传位给兄长之子，还是传给自己的儿子。不单天子困惑，大臣的意见也不统一。此时，仁宗不顾兄长之子，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英宗，这显然违背了其亡兄的遗志。朝臣之间对英宗多有异议，于是他怀着地位不稳的疑惧，一心经营佛事，以求逃避现实。另一方面，朝廷财政也因此陷入困难，发生灾害时人民苦于饥饿。大臣们见皇帝没有人望，遂结党弑君，拥立泰定帝。泰定帝是世祖皇太子真金的嫡孙，按汉式的说法，他是最有权继承皇位的人。但在此前的四代天子统治期间，他一直处于臣下的地位，且远离政权，与朝臣关系亦疏薄，大臣当中偏向武宗子孙诸王者，并不在少数。

泰定帝在位四年而死（1328年），九岁的皇太子即位，为天顺帝。诸臣之间果起动荡，武宗之子图帖睦尔乘机起兵，进入大都，天顺帝出逃，下落不明。泰定、天顺二帝死后无有祭祀，也无庙号，为方便起见以当时年号呼之。事实上，天顺帝九月即位，威令尚未行诸都外，十月就已失势，因此几乎没有实行天顺之年号。

进入大都的图帖睦尔不想自己即位，而是迎立其兄，这就是明宗。明宗无视天顺帝的存在，同年九月改年号为天历，这是革命的形式。明宗把有功的弟弟图帖睦尔立为皇太子，奇妙的是，翌年在召见这位皇太子之后明宗即猝死。史载的“暴崩”，往往是弑逆之际的写法。

皇太子即位，乃文宗。他自小有英明之誉，为泰定帝所忌，辗转边地而改封他处，最后隐匿于外蒙古的沙漠。趁泰定帝之死举兵，受大臣燕帖木儿拥护而入大都。众人皆望其登帝位，但他固辞不受，让于兄长明宗。因他兄弟只有二人，众人皆赞其谦虚。然而明宗最终意外横死，他登上天子之位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然而，即便是深孚众望的文宗，一旦成为天子，也难以满足天下的期待。文宗尊信喇嘛僧人，从西藏请来帝师，命大臣等出迎郊外。儒教一方也乘机要求追赠孔子父母、颜回、曾参以及二程子以王公之封爵，但这场对抗战实际上以儒教告败收场。后来与喇嘛教的日益兴盛相反，儒教萎靡不振。

顺帝的即位　文宗在位三年而死，因后嗣尚幼，皇位继承再成问题。大臣们立明宗次子为宁宗，但在位仅两月即死，又立其兄顺帝。这是元朝从世祖以来的第十一代天子，也是王朝最后的天子。

顺帝在位三十五年（1333—1367年），时间上超过了世祖，但仅是时间长，却完全不光彩。

说起来，顺帝虽是兄长，却在其弟宁宗之后即位。其母出身异族，明宗居沙漠时结婚而有此子，故受明宗冷遇，在叔父文宗的时代还被赶到高丽，并未受过皇子该有的待遇。宁宗死后，外无近亲，虽为失序继承，顺帝还是继位为天子。即位之初，朝廷大臣燕帖木儿掌握政权[66]，无视天子王公，专横至极，贪受贿赂，耽于享受。但因燕帖木儿沉溺酒色，不久即病死。可是顺帝年仅十四，还无法趁机掌握政权。不仅如此，失序继承一事也长期引起议论，成为其统治的瑕疵，并导致皇帝地位的弱化。顺帝即位之际，最有力的支持者是叔父文宗的皇后，即当时的皇太后。她先立顺帝，又会同大臣与顺帝约定之后皇位传于文宗之子燕帖古思，并将其立为太子。但在顺帝二十一岁时，皇太后发动了拥立太子的兵变，失败后反被顺帝废黜。顺帝将太子流放高丽，并在途中将其杀死。又将文宗与臣下弑杀明宗的罪恶揭露出来，进行了褫夺文宗庙号的非常处置。这等无情的举动，当然又在朝臣间引起很大异议。

燕帖木儿在其专权时代，将其子塔剌海作为文宗养子，又将女儿立为顺帝皇后，塔剌海之兄唐其势在父亲死后也玩弄权势。顺帝不喜燕帖木儿一族的专权，推举伯颜为太师右丞相，将政治全部托付给他。蒙古制度与汉制相反，右比左更尊贵，右丞相一如字面意思，是宰相中权势最大者。燕帖木儿的子孙对此不满，唐其势因而谋划政变，试图排挤伯颜，行废立之事，结果败在伯颜反击之下，并遭捕杀。其弟塔剌海逃至皇后膝下躲避，也被拉出斩杀，血染皇后衣衫。伯颜进而欲执皇后，皇后向顺帝求救，但顺帝平静地将她赶出宫外，处以死刑（1335年）。

如此，伯颜的权力愈来愈大，是年十一月改元至元。至元是世祖持续使用了三十一年的年号。同一王朝两次使用同一年号是前所未有的事，有效仿世祖、祈祷长久在位之意。但即便年号相同，世祖之时元王朝正当日出之势，顺帝时的元王朝，已是濒临衰亡的落日命运。顺帝的至元仅维持了六年，而前后两个至元给历史记述造成了很大麻烦，习惯上将顺帝的至元称为后至元，与前至元相区别。

伯颜是民族本位主义者，取消了好不容易由仁宗重开的科举，因而在汉族人当中更遭恶评。取消的理由是：原本重开科举的目的是奖励蒙古人向学，计划任用理解汉族传统的蒙古政治家，但事与愿违，参加科举的尽是汉族人；蒙古人即便不从事无聊的学问，亦有出人头地之途，所以不想多此一举参加科举。

伯颜以其弟之子脱脱为养子，授以宿卫之兵，作为扩张自己势力的工具。而这位脱脱很早就修习中国古典之学，师友亦多汉族人。他见伯颜专横过甚，恐累及自身，遂与天子策划，将伯颜流放岭南，后者最终病死途中。

伯颜失势而死，脱脱得以承担政局，一改旧政方针，改至元为至正（元年为1341年）。一度宣告废止的科举亦复兴，并持续到蒙古北遁。脱脱之名在中国传统正史中，以《辽史》《金史》《宋史》三史之总裁官列于各书卷首。三史之编纂，自世祖时已开始准备，但义例应当如何，一直意见不定，以致一再拖延。这时，才任脱脱为国史院都总裁，任欧阳玄等为总裁官，开始修史之业。而立刻被提出来的，又是一贯的正统论。汉族人的意见多以宋为正统，将辽金收入其中，主张可用《晋书》的体裁。对此，蒙古人无法同意，说因为辽建国早于宋，且南宋对金执臣礼，故不应一概视宋为正统。这的确也是合乎情理的议论。也有议论称，或将辽金合为《北史》，以北宋为《宋史》，南渡以后为《南宋史》。结果如现在这样，辽、金、宋各为一史，承认彼此的独立性，可以说是最合理的做法。但这也造成了承认同时并存的两位皇帝的结果，正统论被埋没，在汉族人当中留下了不满。

自顺帝即位以来就掌管政治的脱脱，也无法匡正顺帝的个人生活。他比前代诸位君主更尊信喇嘛教。此类喇嘛僧人往返于西藏与大都之间，征用沿途人民的劳力、物资和房屋，一旦反抗就处以“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元史·释老传》）的极刑。甚至可以说，元朝的天下大半毁于喇嘛僧之手。

叛乱纷起　因为这样的状态，汉族人对元的统治反感强烈，自顺帝即位十五年以来，长江流域叛乱纷起。叛乱根深蒂固，一处被镇压，其他地方很快又爆发，这样的情况的确是王朝末期的症状了。而叛乱都是在蒙古人最为轻视的所谓南人的居住地，即长江流域发生的，这是当时的特征。

危机四伏之际，偏偏黄河又大起泛滥（1351年）。河水从宋朝旧都开封府一带流向南方，几与大运河平行，涌进淮水，一同入海。因此黄河一泛滥，就牵连到大运河的水路，情况相当糟糕。大运河的功能一旦丧失，华北就粮食不足，不仅政府，民间也陷入巨大恐慌。

所以必须修改黄河河道，使河水流淌于堤坝之间的固定水路，为此需要大量劳动力。恰好当时经济不景气，失业者甚多，所以劳动者很容易招募。但考虑到时局，工程结束后解散劳动者和善后工作反而更加可怕。众易集而难散，是中国自古的教训。中国的内乱，很少真是所谓的农民起义，大多都是失业者的叛乱。因此，只要失业者多到感觉威胁时，就集中大量劳动者，而解散时该如何处理，就成了当时政治家忧心的源头。但若对大水灾置之不顾，饥民也会蜂拥而起，这是显而易见的。故而脱脱作出的最后决断是：“役不大兴，害不能已。”

这是漕运使贾鲁建议的结论，脱脱采纳此条，将治河工程全权交付贾鲁。贾鲁使役黄河南北兵民十七万，通过五个月的连续施工，成功将黄河水纳入河道。作为技术者，贾鲁是有能力的官吏，当时的计划也甚为合理，此时定下的河道长久被后世称为“贾鲁河”。

但是，竣工之后，劳动者的解散以及之后产生的失业问题，就是技术家贾鲁力所不及的政治问题了。曾一起工作的劳动者们，解散后仍互相保持联络，求问职业是当然的目的，但若无正规职业，落入黑市交易和秘密结社的群体也在所难免。这样一来，接着很快就是公然的叛乱了。

不过，叛乱很早就已发生。单说之后持续发展的大势力，就有浙江台州的方国珍、河南颍州的刘福通、湖北罗田的徐寿辉，等等。方国珍利用海运业者的身份贩卖私盐，谋取利益，受官府追捕后发起叛乱，做了“海贼”。元代，国都在大都，即现今的北京，运送江南谷物，若通过大运河，则路程太远，故也利用海运，从长江口入海，绕过山东半岛，抵达白河口。因此方国珍一旦在海上作乱，海上的漕运也会受影响，政府想尽办法寻求妥协，但反而每次都使方国珍的势力更强大。

河南刘福通，则趁黄河泛滥和修复工程兴起之际聚集人众，势力骤然壮大。刘福通信奉韩山童，伪称他是宋徽宗八世孙，必将取代元而成为中国之主。韩山童是秘密结社白莲教的祖师，自祖父以来就以弥勒佛转世诳骗民众，他与刘福通一起举兵，人称“红巾贼”。韩山童不久遭政府军讨伐而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脱，与刘福通共同行动，被其后兴起的各路叛军尊奉为精神支柱。后来成为明太祖的朱元璋，在初期也承认韩林儿是大宋皇帝，并臣服其下，被任命为副元帅。

朱元璋最初投身的叛军，是起兵自淮水沿岸之濠州的郭子兴部。郭子兴是尊奉韩林儿并求其庇护的群雄之一，爱重朱元璋，将养女许配为妻。这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有贤德，被称赞为贤内助。郭子兴借助朱元璋的行动，渐渐开始在群雄中崭露头角，但不久即病死，其部下归入朱元璋帐下。朱元璋觉悟到，与韩林儿等红巾军共事不会有作为，考虑自己开辟天地，于是南渡长江，攻下南朝旧都南京作为根据地。

朱元璋的出生地濠州，在淮水正南。淮水是历史上的南北分界线，以此为界，自然环境、农作物、经济状况和人情风俗，皆迥然两样。而此分界线上成长的人，因兼具两者性质，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因为从那里北上或南下，在任何土地上都不会有违和感。

与朱元璋南下以江南为根据地相反，其宗主韩林儿向北，与刘福通共入河南，攻下宋之旧都开封，并以此处为都。其别将毛贵，入山东攻陷济南，一时北伐军威势大振。不过毛贵不久在内讧中被杀，韩林儿亦受元政府讨伐而被逐出开封。刘福通随韩林儿南下，渡淮水，驻扎于安徽安丰，结果被以苏州为根据地、自号周王的张士诚的部下所杀。韩林儿向朱元璋求助后被救出，但不久也被杀死，僭称宋帝历十二载而亡。

韩林儿势力旺盛时，响应者覆盖华北中原，占领上都，烧毁宫殿，与高丽相接的边境地区亦被卷入骚乱。见此形势者，或许会认为向北方发展对韩林儿大有裨益。但他的部下毫无军纪，专擅掠夺杀戮，尽失民心，终至土崩瓦解。与之相对，元政府的正规军虽然衰颓，但尚有相当的战斗力，若与乌合之众的叛军正面对垒，多数情况还是能够获胜。但即使元军在战争中取胜，却已没有彻底扫平叛乱的能力了。王朝末期的症状，已经恶化到连军队的力量都无法治愈的地步了。

朱元璋尽可能避免与元军冲突，南渡长江，真可谓明智之举。如果在古代或中世，这只是以江南为根据地维持割据势力的保守政策，但是到近世就不同了。即使韩林儿在华北打败元军，也必然要面临粮食补给的问题。若不能从南方获得谷物补给，华北政权亦难维持。这个原理，必定要由元王朝来体现。如果长江流域分离而独立，蒙古朝廷在华北也难以为继。

给韩林儿、刘福通以最后打击的周王张士诚，也是私盐贩子出身。他是最大的食盐集散地扬州附近的泰州人，与三个弟弟共同乘船卖盐。台州的方国珍也好，张士诚也好，都是中国叛乱领导者的典型代表。日本学者总爱说“农民叛乱”，不管什么都归为农民，而我经常奇怪的是，这些农民到底是地主，还是佃户？如果是地主联合的叛乱，那么也不好称为农民运动；若是佃户，则因交际范围狭窄，很难掀起大的骚动。叛乱要成功，事前须有广泛的联络，所以利用交通网的才能是不可或缺的。拥有运输手段而组织私盐贩卖的秘密结社，才是叛乱最合适的巢窠。

在当时蜂起的群雄中，张士诚可以说是难得的文化人。他以苏州为都，以江浙区域为领土，而这里是当时中国生产力最高的丰饶之地。初时国号为周，其后改为吴，称王号。因张士诚的出现，粮食完全无法北上，元政府大受其苦，屡屡谋求妥协而受挫。因吴国的富有及相较而言的平和，许多文化人前来避难，并得到张士诚的优待。但也因为太富裕，张士诚反而失去了进取气象，安心于封闭国境而耽溺于奢侈逸乐，也不知外界群雄形势，最终被西邻的朱元璋吞并。

朱元璋的活动　朱元璋虽然占据了长江上的战略要地南京，但东边的张士诚和西边的陈友谅，都是不可大意的豪强。陈友谅是武汉一带长江上的渔民之子，或许正如《水浒传》中张横、李俊之辈。他最初投奔的，是起自家乡附近罗田的红巾军徐寿辉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夺得江西江州（今九江）作为根据地，不久杀徐寿辉，取而代之，自号皇帝，国号为汉。

朱元璋被裹挟于这两股势力之间，受到双方压迫，但他看破张士诚安于现状、无有进取之心，遂姿态谦恭，曲意逢迎。也有人说朱元璋可能曾以臣自称，奉张士诚为正朔。如此令张士诚安心之后，西向与陈友谅争霸，率军船溯航长江，打败陈友谅的舰队，攻下江州。败走武汉的陈友谅稍后重整旗鼓，再度袭来，两军于鄱阳湖上展开决战，汉军受到火攻，战船被焚，领导层悉数战死，以大败告终。其残存势力亦于次年被平定，沿江群雄中，汉国首先被灭（1364年）。

接下来，朱元璋向东与张士诚作战，这次与战陈友谅时一样，无法短期决战。因为张士诚倾尽财力，加固城邑。朱元璋先入侵南北国境外围，然后收缩包围圈，从四面向孤立的苏州逼进，苦战十月后终于攻下，俘得张士诚而归。张士诚据苏州十二载而灭。

至此，朱元璋的势力覆盖了长江中下游的平原，重要的经济中心悉数收入囊中。浙江的方国珍受伐而降，据有四川的夏国明玉珍已死，幼弱之子明升嗣位，但已不值一提。于是，一直与张士诚对抗而同称吴王的朱元璋受群臣推戴，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以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李善长擅实务，精通财政与法律，有如汉代的萧何、曹参；徐达是得力干将，如汉之韩信。因此又任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率军北伐，不久打败元军，攻破大都（1368年）。在中国史上，自中世以来，以南方为根据地北伐而成功的，明为首次，之后的例子就是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了。

元顺帝逃离大都，奔往上都。明军追击，攻下上都，继而平定华北，顺帝隐遁外蒙古的根据地和林，两年后病死。太子即位，虽然守着皇位，年号改称宣光，但中国统治者的实质已全部丧失，回归为元世祖之前的沙漠游牧国家。大都陷落、顺帝北遁之后的元王朝，史书上一般称作北元。

元王朝的弱点　蒙古民族以破竹之势征服欧亚，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又以世祖为元朝皇帝，攻灭南宋，统一中国，历九十余载而终。作为近世的王朝是比较短暂的，归根结底说明元在中国的统治是失败的。虽然武力强大，令人畏惧，但实际上，可以说武力过于强大正是统治失败的原因。

蒙古人的民族自觉非常高，持有的信条可称蒙古至上主义。尤其是政治上负有责任的最高官僚达鲁花赤之位，几乎全为蒙古人独占，色目人为辅佐，汉人、南人仅有很低的地位。作为统治中国的主权者，却很少考虑自古以来汉族思想的传统。天子是为了天下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汉族理念，他们终究不能理解。

蒙古人最初过着游牧生活，似乎不能拥有足够的兽群，而以狩猎为生。因此即便通过征服建立了庞大帝国，政治上仍是狩猎者的理论，即征服的土地与人民不过是狩猎而得的战利品。换言之，土地、人民是征服者的私有物。所以问题就是如何运营对所有者最有利，被征服者等同于物件，没有任何发言权。因此其政治极为残忍苛酷，亦在所难免。

他们的主权者，虽然是由实力王公聚集的忽里勒台推戴而出，但这里也有一个限制，即一旦出现伟大的征服者，新任君主就一定从其血统中挑选。成吉思汗是伟大的征服者，故而其后蒙古民族中各部族的汗，一定要从他的子孙中选出。这项规则据说一直延续至最近。这是基于成吉思汗的领土即成吉思汗的私有物的理论。同样，世祖建立元帝国后，皇位继承之际，虽然纷扰不断，但能被选为皇帝候补者的，往往是世祖的子孙。因为元帝国是由世祖大举征服而建立的，元帝国是世祖的私有物，所以应由其子孙继承，他人不得侵害其所有权，这是道义所在。其后严酷的反复斗争，都是为了主张所有权、守护所有物。这种政权之下，必定无法期待为人民考虑的政治。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成绩是最糟糕的。

四　明

宋与明　明代历史有相当多的部分是在重复以前，特别是宋代的历史。因为自然地理环境没有太大变化，文化方面由于宋代时过于进步，其后也没有出现革命性的进展，所以历史出现重复，不如说是必然的结果。之所以从来觉得明代的历史没有意思，也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事先考虑到这一因素，读明代的历史时，便自然会发现相应的有趣之处。盖因就算舞台布置大体一样，换了演员之后，表演的内容自会有所变化。就算明代有将宋代的历史作为底本加以模仿的倾向，最后的作品，从模样到音色都有所不同，终究还是一代王朝的独特历史。

对于明代是宋代的重复这一点，其创立者太祖似乎在内心也有所自觉。太祖所设想的明帝国，是像宋代一样的民族国家，异民族居住的殖民地反而会成为重担，因而并不需要。而且从单一民族国家再往前一步，就是锁国主义了。中国地方广阔，文化先进，生活所需要的物资无有不产。然而，四方的异民族因为地处偏僻，缺乏文化生活所必需的物资，只能求之于中国。中国虽不吝将此等物资作为贸易品给予他们，但须有一项条件——外国需要的物资也是中国所需的，外国君主若想得到这些物资，须对准许贸易的中国皇帝的宽大慈悲深怀感激，成为朝贡国，恭顺地执臣下之礼，且告诫管束其人民，不得侵扰中国。这一朝贡贸易制度的渊源，见于宋代，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成为国策，可以说是明代的发明。

明太祖任用儒臣刘基、宋濂等为顾问，但他们的地位是很低的。太祖的方针是，比起儒臣更加重用办事人员，比起办事人员更加重用军人。虽然到了后世，刘基在史书中被描绘得如柱石之臣一般，但开国之初他的俸禄只有每年二百四十石，而负责办事、在大臣中排在最前面的左丞相李善长有四千石，位阶排在下一位的右丞相徐达因为是军人，有五千石之多。刘基其实是被当作没什么大用处的书生，而这可能是在模仿宋太祖对宰相赵普说过的“汝等书生辈”的先例。不过，宋代的赵普所受待遇要优厚得多，而明太祖尚武轻文的态度，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继承元代的习惯。

蒙古的统治持续了九十余年，其间汉族人的心理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例如，重殉死的风俗在明初普遍流行，必定是因为蒙古的影响，这归根结底是基于轻视生命的观念。由此在明代的政治上出现了很不好的现象，那便是天子无缘无故就可以轻易杀掉大臣的恐怖政治。这是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巨变，据说宋太祖曾立誓，除了赃罪之外绝不杀士大夫，即便犯了死罪，一般也只是流放到气候恶劣的岭南而已。可是在明代，大臣官僚像猪牛一样被屠杀的事也不少见，而这一切则始于太祖。

太祖的政治　明太祖理所应当地沿袭了宋代以来在中国确立的君主独裁制度。然而对创业君主而言，在统一天下之后，想要实行君主独裁，最大的障碍就是此前并肩行动的开国功臣。在对峙群雄、需要临机应变时，对部下的重臣，必须放手授予自行处理的权限。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则难以很快改掉，进入守成期后，重臣表面上虽然尊重天子的权威，但实际上仍然容易流于惯性。即便没有皇帝制度，只要是在独裁体制之下，形势一旦大体安定，血腥的肃清总难避免。

太祖最初用李善长为宰相，承其后的汪广洋获罪贬死之后，又由胡惟庸接替。然而，胡惟庸被指责利用宰相之位结党营私，由一己爱憎决定人事进黜，并且有流言说，在受到天子怀疑后，胡惟庸唯恐贬谪而打算暗杀天子。于是进行了酷烈的审问，弄清了胡惟庸的罪状。但其中一条是与日本通谋企图推翻太祖的政府，让人难以相信。想来，审问过程中没有任何物证，只是靠各人的供述得出结论。这虽是距今六百年左右的事，但想到当今的文明国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也并非不可思议。只是让人吃惊的是，这一疑狱所导致的牺牲者的数量之巨。包括受到株连的家人在内，被认为是胡惟庸一党、参与了谋逆而被处死的，据称达到一万五千人（1380年）。而且这件事并没有一次解决，其后不断有人被指为同党而遭决。事件发生是在正月，到了秋天，儒臣宋濂之孙宋慎也被揭发为胡惟庸一党，宋濂本人以七十二岁的老躯被判了死刑，因为马皇后极力说情才保住一命，但旋即死在发配四川的路上。

更甚者，八年之后，已经去职的前丞相李善长也被认定是胡惟庸一党，七十七岁的老臣被赐死，一族七十余人连坐被杀。除此之外，众多著名的功臣及其家人遭连累被杀者，据说又有一万数千人。

最后，最为酷烈的屠杀发生在将军蓝玉之狱时。蓝玉是在徐达之后崭露头角的武将，曾屡次指挥远征军，有平定四川、云南之功，而且曾和元军作战并立下战功。徐达死后，蓝玉成为军队的中心人物，同时有专横之举，有人告发他意图谋叛，太祖便趁机诛戮了蓝玉和被视为同党的人，被杀者包括家人共两万余（1393年）。经过屡次肃清，帮助太祖建立明王朝基础的文武大官几乎被一扫而空。太祖此时已六十六岁，以当时的平均年龄来说，算得上是少有的长寿。同时其精力似乎已经衰微，失去了自信，但猜疑心却反比例地日渐增长。一旦考虑到子孙的将来，所有重臣在他眼中都成了觊觎帝位的强敌。他在这种心态下成了偏执狂，一旦开始杀人便无法控制自己。

这样，太祖被孤独感所袭扰，最初是在五十五岁时失去了糟糠之妻马皇后，此后皇太子也先他去世。于是，太祖立太子的嫡子为皇太孙，但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在六十五岁的太祖看来，只是个靠不住的未成年人。为了给这个羸弱的皇嗣树立藩屏，太祖对之前分封到各地的诸子藩王，也就是皇太孙的叔父诸王的协助寄予了厚望。

太祖在位三十一年，七十一岁时挂念着皇太孙的命运，在孤独中病死（1398年）。其年号始终称洪武，未尝改元，以后在中国便确立起了一世一元的制度。于是在称呼天子时，也不再用之前的谥号、庙号，而改以年号称之。天子的谥号，在古代只是一两个字的、极为简单的美称，然而到后世却越变越长，到明太祖时已经达到二十一个字，臣下略称不免失礼。庙号历来都是一个字，但各个王朝使用的庙号都大体固定，太祖、太宗、仁宗等名称频繁出现，容易混淆。而使用年号，比如称洪武帝等，虽然不是正式名称，却一目了然，不用担心弄错或混淆，极为便利。

苦命天子建文帝　太祖死后，皇太孙建文帝即位，时年已二十二岁。然而，辅佐他的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大多只是没有实际经验而好发议论的人，即使在外人看来，这套阵容也让人心中没底。肃清丞相胡惟庸之后，太祖不再于政府中设置丞相，而由天子亲自兼任，直接指挥六部。但这是太祖这样富有经验、身心强健的人才能做到的，对软弱的建文帝来说则负担太重。新帝虽然有聪明好学的美德，但另一方面又柔弱而不果断。他从朝臣中选出齐泰等作为顾问，但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摆脱重理论而轻现实的书生气，因此招来了动摇国基的大灾祸。

前汉高祖大封亲族为王之后，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平乱之后才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这是历史教给人们的事实。当时晁错指七国专横，削之亦叛，不削亦叛，劝景帝实施强硬政策，这也是有名的事实。于是，齐泰等向建文帝进言，打算应用削亦叛不削亦叛的理论。汉代诸王的专横实际存在，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到第四代的景帝时，出现削藩的意见也不奇怪。而明代，在皇太孙即位的当年，还没有改元为建文的洪武三十一年，就要着手削藩了。确实，对想要独裁的天子来说，过于强大的藩国会成为障碍，自不待言。然而，大家本来是一家人。假使建文帝先树立起自己的政治理想，并努力实施，如果诸王有所抵抗，则仔细考虑善后之策，等到对方的叛意终于明确时，再实行镇压，这不才是事情的步骤吗？然而，建文政府的做法却是先发制人，在事实还没有形成的时候，为了贯彻政治上的理念而主动搅起波澜。可谓是《太平记》中“天皇御谋叛”[67]的中国版了。

太祖有皇子二十六人，除皇太子外，其他二十五人都封到各地为王，并委以兵权，授予两千人至两万人的军队作为直属部下。其中，沿着万里长城设置的“塞王”们最为强大，这当中又特别突出的，是被封到北平，也就是元大都的燕王朱棣。他是太祖第四子，才能杰出，兵力也极为强大。因此，建文政府所确定的目标也不外乎是这个燕王。但是燕王越强大，建文帝的下手时机便越是问题。要么趁其不备，首先以迅雷之势将其收拾；要么先在其他地方试验，有了信心之后再断然下手。建文政府首先谋划裁撤河南的周王，派将军李景隆带兵前往，不容分说逮捕周王，剥夺爵位，废为庶人。此举对诸藩王冲击甚大，特别是燕王悟到接下来被盯上的就是自己，便开始备战，坚定了叛意。眼见岷王、湘王、齐王、代王被废为庶人，燕王终于下定决心，杀死建文政府任命的地方官，掌握行政权，公然开始反政府的行为。建文帝召集了三十万讨伐军，但却在谁为大将的问题上不知所措，因为堪用的武将在太祖的肃清中被杀光了。好不容易找出来的是名叫耿炳文的老将，此人虽是在徐达和蓝玉手下经过百战磨炼的勇士，但已经六十五岁，怎么看都靠不住。出击到河北中部与燕军遭遇后，果然吃了败仗。建文帝立即将耿炳文免职，让李景隆率领五十万大军向北平前进。李景隆虽是开国勋臣李文忠之子，但本人缺少实战经验，只是纸上战术家。李景隆进逼到北平郊外，两次会战皆大败，只得撤到山东。

就在双方的对立似乎要进入持久战时，在外交上也逐渐站稳脚跟的燕王，率领精骑，径直南下，攻打南京。守将李景隆和内廷的宦官等从中接应，城陷，建文帝自焚而死（1402年）。燕王进入南京即位，将次年的洪武三十六年改为永乐元年。在明代的钦定史书中，延续四年的建文年号被革除，太祖的洪武年号则相应延长，与永乐相连续。建文年号恢复是在清代，乾隆帝元年时，建文虽是前朝皇帝，但仍给予恭闵惠皇帝的谥号，因此在乾隆四年修成的《明史》中也立有《恭闵帝本纪》。但奇怪的是目录中却作“惠帝”，两者合起来才是“恭闵惠皇帝”。

成祖永乐帝　燕王便是永乐帝，其庙号最初为太宗，后改为成祖。永乐帝之所以能战胜建文帝，固然由于建文政府的脆弱，也是因为永乐帝以元大都为根据地，必然将许多蒙古骑兵收入军中，从而在机动性方面占据了优势。元王朝灭亡时，虽然王公大多北逃，但生产力低下的蒙古地域无法养活太多的人口，因此许多下层军人留在大都，投降到明军中。虽然其中也有人被带到南京，但大多数都不愿前往气候不同的南方，情愿成为燕王的部下。永乐帝虽是生来英明的天子，但在太祖即位后的第三年被封为燕王时，只是十一岁的少年，算不上曾与其父苦劳与共。即使有时参加与北方民族的战争，也只是老爷上阵，用兵经验绝非丰富。因而对他来说，以“清君侧”为名的“靖难之役”是最初的战争考验。因为不习惯战争，一度陷于死地，而拯救他并最终带来胜利的，便是蒙古骑兵。可能是因为蒙古的风气感染了永乐帝，在成功之后，他对南军的领导者断然实施了不亚其父的大规模杀戮。建文帝的心腹、学者政治家方孝孺与其一门共八九百人被杀，齐泰、黄子澄与武将们都被处以磔刑，亲族也被搜捕诛杀，据说有的地方整个村落的人都杀光了。这完全是继承了游牧民族互相残杀时彻底打击反对势力，使其无法东山再起的习惯。

官僚受难之残酷，没有更甚于明代的了。除了每遇事端便一再进行的大规模杀戮，还有随时因为琐细过错而到来的不测责罚。太祖时，官僚经常惴惴度日，傍晚出了衙门，便要互相庆贺又多活了一天。官僚承担着比普通人更重的职责，因而将责任追究到底的原则是正确的，其实明王朝正因此才保住了近三百年的命脉。不过官僚的生活因此很不安稳，难以忍受。虽然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不喜欢，不当官僚不就行了？然而，官僚的身份自古以来便万人垂涎，地位提高后，从当天起就能够确确实实地耍威风，这么有魅力的职业别无能比。所以不管是谁，不管潜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都甘愿入虎穴。幸好恐怖的时代不一定会永远持续，时代变了之后，官僚的黄金时代说不定又会回来。不过，有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这么可怕的职位，绝对不干。他们不要官阶，不要特权，情愿一介庶民，在都会的尘埃中享受身心的平和。像这样，文化人的生活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分裂，是明代的特征，也是与宋代不同的地方。

元世祖的后继者　永乐帝虽然将南京作为都城，却不能一直在此安闲度日。暂时逃到蒙古沙漠的元朝残存势力伺机南图，梦想着复兴大元帝国，不断骚扰国境。对此永乐帝超越了其父消极锁国主义的范围，屡次指挥远征军与蒙古军作战。不过，敌人到底是富于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无法像对建文政权那样一举斩草除根。战争拖久了，天子在南京便不能迅速应对，自然离开南京而驻留北平的时候就多了。于是将北平改为北京，最初以其为行在而以南京为首都，后来地位颠倒过来，北京成了首都，南京则作为别都，只保留形式上的政府（1421年）。此后，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地位得以确立，经历随后的清代，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变化。

与北方民族的斗争持续了整个明代，这源于太祖定下的国策——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其方针是：想与中国贸易的外国君主，如果成为明的属国并朝贡，则附带允许贸易。面对这项政策，兴安岭以东满洲一带的各个民族向明朝贡，成为明的“卫”并接受明的官爵，获得了贸易权利。然而独立精神旺盛的蒙古民族，却不愿成为明的属国，想以对等的地位进行贸易，当要求不被接受时，便屡屡以武力骚扰国境。

最初代表蒙古民族的是所谓北元，顺帝之子昭宗和其弟脱古思帖木儿，与明太祖的军队作战，互有胜负。永乐帝即位时，北元的势力已经衰落，主流派的本雅失里由部下的酋长阿鲁台拥立为大汗。在明朝，东蒙古的北元余众被称为“鞑靼”，永乐帝派遣军队前去征讨，但到达克鲁伦河后，十万军队全军覆没。第二年，永乐帝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本雅失里于鄂嫩河战败，逃到了崛起于西蒙古的瓦剌部，在那里被杀。阿鲁台据兴安岭继续抵抗，战败之后向明投降。此后，西蒙古的瓦剌得势并东侵。永乐帝再次亲征，在土拉河畔击破瓦剌部。这是明与瓦剌之间的第一次冲突，也是一次大会战，明军依靠大炮的威力取得了胜利。瓦剌战败后，东蒙古再度强大起来，阿鲁台再起反抗，明军又前往征讨。永乐帝两度率军亲征，但阿鲁台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在最后一次远征归还的途中，永乐帝得病而死（1424年）。在汉族人的天子中，再三亲自越过蒙古沙漠与北方民族作战的只有永乐帝一人。

在对外政策上，永乐帝明显与其父矛盾。太祖在最初的远征失利后，固守长城一线，保护汉族人的居住地，满足于民族国家，并在锁国的前提下与外国交往。然而，这项政策却是与时势背道而驰的。在元代时，汉地、蒙古、满洲被打成一片，共同成为大帝国的领土，交通贸易可以在一国之内自由进行。然而明以长城为国境，设置内外差别，并采用朝贡贸易制度，使长城南北的交通贸易受到严格管制。对此特别感到不便的是北方民族，绵延不绝的国境纷争也使汉族人蒙受困扰。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有必要再次建立元王朝那样的世界帝国。而这次，轮到以汉地为主体，将北方民族容纳到领土之内。永乐帝的北伐，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和要求而展开的，只是没能像元王朝那样取得成功。然而，从永乐帝为此目的而奠都元大都一事中，亦可看出他的理想。他并非只想做太祖的忠实后继者，而是想成为元世祖再世，只是其理想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太祖的锁国主义是俨然不可更改的祖法，其后的明朝诸帝受其束缚却无法变更，直到灭亡都不得不苦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恶果。

威服南海　永乐帝在南方也采取了与太祖相反的积极政策，第一项是合并越南。当时安南王陈氏衰微，身为外戚和大臣的黎季犛掌握权力后最终废掉陈氏，自立为王，国号大虞。陈氏的余党和邻国占城不服，与大虞国相争，结果永乐帝出兵灭掉大虞国，将其编入明的领土，并设法内地化。这显然是永乐帝扩张主义的体现，无非梦想着重建大帝国。同时这也是锁国主义的结果，因为对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若要自由进行国境贸易，就只能将国境无限向前推进，将占领地内地化。这种做法当然会激起强烈的反抗，黎利领导安南人掀起抵抗运动，永乐帝死后，明终于不得不承认安南王黎氏的独立地位。

永乐帝的第二项南方政策，是命令宦官郑和进行大规模航海，对南海诸国进行招谕。实施锁国政策后，之前一直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诸外国观望形势，并没有像明政府预期的那样前来朝贡。这样一来，窘迫的反而是明朝，就算夸口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产，那也有限度，比如给陶器加彩用的钴，据说就全部产自波斯，此外香料、宝石等多是南洋所产。其实即便如此，如果像太祖时那样万事以节俭为原则，没有这些东西也能过得去，但永乐帝喜爱豪奢，举行盛大的朝廷仪式时，装饰品缺一不可。于是，永乐帝任命郑和为指挥官，组织大型贸易舰队，巡回南洋、印度洋沿岸各国，进行示威，逐个贸易，同时劝诱他们前来朝贡，对于不肯顺从者则使用武力。

最初的远征是在永乐三年（1405年），将士两万七千八百余人分别乘坐六十二艘大船，由南京出发，顺江入海，最终到达印度海岸。归途中，在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国受到华侨陈祖义的反抗，将其击败并擒获带回。以后的航海也大同小异，第二次时派出别动队，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阿丹（亚丁）、天方（麦加）。第七次是最后一次，于永乐帝之孙宣德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出发，航行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后返回。

这一壮举表明，当时明的航海技术有了很大进步，恐怕是受元代世界帝国遗风的影响，并在已知的航路上应用伊斯兰航海术而实现的。这与大约八十年后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的情况类似，当时葡萄牙沿用侵入伊比利亚半岛的萨拉森人的技术，开始在海上活跃。葡萄牙的瓦斯科·达·伽马于1498年绕行非洲大陆，并在木骨都束停泊，但他无从得知在同世纪之初明朝的郑和已经到达此地了。

郑和前后七次远航，劝说南海诸国朝贡，宣扬国威，这在今天看来似乎甚难理解。然而就在不远的过去，美国的佩里舰队对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日本又对朝鲜做了同样的事。其实，郑和也曾来到日本，并劝足利义满入贡。幸好当时两方想法一致，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同时被授予朝贡义务和贸易权利。这样看来，义满朝贡、明进军安南和郑和远航，都可以理解为明朝对外政策同一实质的不同体现。即便如此，明的政策也实在是肆意到极点。首先奉行锁国主义，拒绝外国自发前来，又严禁本国人民前往外国贸易；然后对没有意愿的外国威逼利诱，使其成为朝贡国。而且，并非成了朝贡国就可以自由贸易，除了朝贡次数，贸易船只的数量和人数都有限制，许可范围之外的物品交易要被当作走私予以严惩。这一切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将意愿强加到他国头上。因为安南曾是中国的属地，便不由分说征服占领。因为日本在太祖的遗言中被列为不征之国，成祖也有所顾虑，所以只是极力劝其朝贡。在永乐帝南方政策的范本中，果然还清晰残留着元代的世界地图。尽管如此，明的国力接近元世祖当年时，还勉强能达到目的，而一旦政治紊乱、国力不振，对外政策中隐含的矛盾便会立刻浮现。所谓的倭寇战争，可以说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专制还是独裁　明太祖和永乐帝的政治，虽然被称为君主独裁，但其性质与宋代的君主独裁制甚为不同，毋宁说是古代专制政治的复活。我们所认为的中国近世君主独裁，是指君主做出最终裁决的政治形式，所有的政务都由官僚再三推敲，再由大臣重复审查，最后送达天子，请求裁可。所以，天子本人积极提出设想的情况反而比较少见。然而古代的专制君主，比如秦始皇等，以自己的意愿为主，向大臣询问实现其意愿的方法，如果对大臣的提议感到满意，则付诸实行。当然也可以将自己的意愿直接传达给大臣和亲信，让其实施，比如秦二世这样愚昧的君主，也能够将大臣李斯杀掉。太祖和永乐帝的政治和这比较接近。然而要这样，由天子发挥主导权来推动政治，天子自身没有相当强韧的身体和精神是办不到的。明朝在永乐帝之后相继出现了体弱的天子，因而无法继续实行之前的专制政治，而必然要转换为宋代式的君主独裁体制。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六十五岁的成祖死于远征归来的途中，以皇太子身份即位的是仁宗洪熙帝，当时四十七岁。然而，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刚改元为洪熙，便于年中病死，皇太子宣宗即位，次年改元宣德。宣德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去世，皇太子英宗九岁即位。十余年间，天子之位由成祖到其子，由其子到其孙，又由其孙到其曾孙，像滚皮球一样从几代人中径直穿行而下。这种情况下，天子根本不可能发挥主动性，实施个人的专制政治，因而，作为天子亲信的宰相一职成为必要。但既然已经依照太祖之命废除宰相，就不能公然违背祖法加以任命，于是以天子私人秘书的形式设立了所谓内阁。此前，永乐帝在宫中设置了以文渊阁、文华殿为名的学术机关，从翰林院的学士、编修等当中选拔文学优异之人，置于其中，以备天子顾问的同时，还承担教育皇子皇孙的任务。这些家庭教师中有“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相继教过后来成为仁宗的皇太子。仁宗即位后，这三人的地位顿时提高，被任命为殿、阁的学士、大学士，并成为天子最亲信的顾问，这便是内阁制度的滥觞。不过，他们的名义身份很低，还是原来的翰林官，凭其官位不可能比得上六部的尚书。宣德帝即位之后，三人的地位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大受信任。这主要是因为在宣德帝的叔父汉王叛乱时，杨士奇、杨荣在对大局的判断上没有犯错误，建议天子采取强硬措施并大获全胜。其后英宗即位，祖母张太后摄政，处理政务时一切听从内阁大学士的意见。当时三杨全部进入内阁，受到张太后的莫大信任，内阁制度由此确立，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与此同时，天子的性质也变得与宋代的独裁君主相近。但因为中国是重视传统的国家，名义上内阁只不过是翰林院的分号，大学士只是兼职，因而必须依据本来的官职排座次。大学士的地位在制度上得到确立并排在六部尚书之上，是从很久之后的嘉靖帝时代才开始的。

在内阁大学士的职务中，最重要的是票拟，也就是拟旨，“旨”是天子的决定。大学士预先代天子阅览百官的奏章，并草拟天子应当下达的旨意，这称为“拟旨”。所拟的旨写在小纸片，也就是“票”上，并贴在奏章的最后，因而又称“票拟”。如果在处理方法上有两三种草案，就写出两三张票。随后天子引见大学士并做出最后决定，但多数情况下，只是将拟草案中的词句原样用朱笔抄在奏章的空白处。其后再将奏章发回提出它的衙门和长官那里，案件便依照天子的意见来处理。宋代没有票拟制度，宰相只是在天子面前陈述意见，再由天子做出决定，从头到尾似乎都是口头进行的。随着时代推移，为了让政治在后世留下证据，这一套程序都改以书面进行。有趣的是，天子的意见是以口语体将所说的话原样记录下来，这与元代将圣旨翻译成汉语时的文体一模一样。可是，后来依据这些原始文件编纂实录等史书时，却又写成了文言文，所以我们今天很难见到明代天子的口语体圣旨。

宦官的专权　天子将大学士的拟旨写到奏章的空白处，应该并不费劲，但数量多了以后还是会感到疲劳吧。于是天子只在票上打钩了事，然后由贴身宦官将拟旨的词句抄到文件上。这种宦官称作秉笔太监，所谓太监是宦官中的最高级别，之前说到的郑和也是太监。宦官一旦有机会参与到天子政务中最为重要的政务审批中来，便迈出了代替天子掌握实权的第一步，也开启了祸国殃民的大门。专制或独裁政治下，君主的权力极大，因而一旦被盗用，就会被行使到不可设想的方向上去。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代与后汉和唐并称为宦官专权严重的时代，而其实明太祖鉴于过去的历史，已严厉约束了宦官的行动。他在宫门树立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十一字，并将宦官的数量限制在百人以下，薄其禄，低其位，尤其严禁读书，并严厉取缔与外官交通。接下来的建文帝也薄待宦官，因而心怀怨望者，便在靖难之役中里内应永乐帝。为了奖赏宦官，也为了贯彻独裁而强化特务政治，永乐帝把利用宦官当作上策。奠都北京后，他营造宏伟的宫殿，蓄养的宦官多达数千人。宫中形成了宦官小政府，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的地位最高，秉笔太监也出自其中。太监原意是一监之长，但到了后来所有宦官都被称为太监。在宫中形成小政府之后，宦官必须有操笔作文的才能，于是太祖的训诫被抛诸脑后，宫中设置了教宦官读书的文书房。

对有才能的宦官的需求，并非只限于宫中。永乐以后，宦官作为天子的代理，被派到驻扎地方的将军那里担任监军，也就是眼线。此外，北京城内设置了称为“东厂”的特务警察机构，上自提督东厂的所有密探都由宦官充任。由此看来，永乐帝根本不信任朝廷的官僚，而他所信奉的哲学让人相当困扰，那就是文武官僚都追求私利私欲，为了防止他们营私舞弊，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完全是另一系统且属天子私人的宦官。归根结底，这不外乎是受了这一欲望的驱使，即将天下的土地人民都当作私有财产，并用尽一切手段将其传给子孙。这与蒙古天子的想法若合符节。宋代的天子虽然也将皇位视为不赀之富，却终究没有这样露骨地蔑视人民的存在。即便只是表面上，也还是遵从儒教的教导，声称君主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在天子独裁制度下，皇帝稍有差错，带来的影响也极为重大，想来明代的人民比宋代的人民更不幸。历史并不总是随着时间进步，特别是在历史重复时，模仿往往比原型更拙劣。

一般认为明代的宦官弊害始于英宗时代，但英宗在位的初期，正是张太后任用三杨、内阁政治的原型形成的时期，宦官还处于蛰伏状态。然而，当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后，司礼太监王振迅速得势，开始暗中操纵政治。在英宗还是皇太子时，王振曾教其读书，英宗即位后仍称他为先生。年少天子还没有将大臣和宦官区别对待的见识。从宦官专权这一点来看，明代的政治也不及宋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到即将灭亡为止，宦官虽曾扰乱政治，却从没获得可以愚弄大臣的权力。但若与汉、唐相比，明代的宦官只有得到天子的信任才能专横，一旦失宠，转瞬之间不仅地位，就连性命都难以保住。汉、唐的宦官固守宫中，以兵权威胁天子，恣行废立，这种情况在明代没有出现。这也是天子专制与天子独裁之间的区别。专制天子的权力属于个人，包含着重大弱点；而独裁天子则是制度上的，属于私人的宦官势力就算与之对抗，最后也会败下阵来。

在三杨的时代，王振就利用天子的信任，以司礼太监的地位插手政治、人事，权势渐大。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死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地干预朝廷的最高机密，而这也成了他最终倒台的原因。

英宗的失败　在当时的蒙古沙漠，东方的鞑靼和西方的瓦剌以明的军事行动为支点，重复着你荣我枯的跷跷板游戏。到了英宗时代，瓦剌部落在也先领导下强盛起来，因为起于国境马匹贸易的争执而大举入寇。王振劝天子出师亲征，经直隶的宣府到了山西的大同，但眼见敌势浩大，群臣劝谏天子回军。由宣府返回北京的途中，在土木堡遭到瓦剌军的包围，永乐以来的勇将悉数战死，全军溃灭，据称战死者有数十万人。王振为近卫将校扑杀，英宗成了敌军的俘虏，被掳到沙漠。威服四海的天子，成为北方民族的俘虏，这种非常事态还是自北宋末徽宗以来的第一次。

接到战败之报后，朝野一片愕然，皇太后孙氏急忙让英宗之弟景帝即位，以兵部尚书于谦为中心，制订守御计划。这种时候，靠资历当上内阁大学士的官僚和六部尚书，无能至极，不堪一用，于是刚从侍郎升任尚书的于谦便负责指挥。此时，官僚政治僵化、难以发挥作用的弱点无意间暴露出来。如此一来，宦官掌权也不足为奇。

宦官几乎都出身于下层社会，因而长于世故，高级官僚则生于读书阶层家庭，长于饱食暖衣的环境，一门心思以科举为唯一目标，最终通过在无益的学问竞争中获胜取得官位，两者自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是不是索性废掉科举官僚，将所有事情都交给宦官政府去办就行了呢？却又不是这样。宦官可以说是置身于廉耻之外的逐利的集团，绞尽脑汁利用地位贪图贿赂。当然，在前近代的中国，利用职权捞取好处是普遍现象，就算表面上贵为宰辅之臣，接受与身份相应的馈赠也是半公开地得到允许，只是过于显眼时会受到非难。比如对三杨之一的杨荣，责难声音就很大，说他“颇通馈遗，边将岁时致良马”。这样一来，他也没有资格指责宦官的贪欲了。只是宦官获得权势时，收入私囊的数额异乎寻常。土木之变发生后，朝廷宣布王振的罪状，诛杀族党，没收家产，结果发现其家中金银库房有六十栋，珊瑚树中光是高六七尺者就有二十余株。这不仅仅意味着如此多的金额从国库中消失，巨额财宝落入宦官腰包的过程中，有多少营私舞弊、给社会带来多少毒害才是问题。

天子被俘、宦官专横，这些已经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了。另一个在英宗时代出现的末期现象，是江西农民邓茂七的叛乱（1448—1449年）。最近，中国历史上频发的叛乱成为研究对象，其中大多都被认定为农民叛乱，但实际考察其内容，便会发现多数并不能称为农民叛乱，而是有宗教色彩的秘密结社，或者走私分子，又或兼有两方性质者所为。议论者似乎大都将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这一点作为前提，轻易下结论说，在农业社会发生的叛乱就是农民叛乱。然而，只有邓茂七叛乱的性质稍有不同，似可定性为真正的农民叛乱。与黑市交易者等不同，农民是最不易发起叛乱的。此次事件中，农民在没有领导人、不懂战术的情况下暴动，并且立即扩散到广大区域，虽然不久被镇压下去，但依然不外乎是王朝的末期症状。以北宋时代而言，方腊之乱在性质上与此有若干相似之处。

到英宗时代，明朝开国刚八十年，通常来说正该是王朝的极盛期。此时出现末期症状，乍一看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然而，这正是重复之所以为重复之处。虽然王朝看起来被赋予了新生命，但作为根基的社会中沉淀着前朝以来的历史，到处潜伏着引起末期症状的病灶。因而政治稍有差错，毒素便会随时随地喷发出来。只是，王朝不一定会因此而灭亡，年轻的王朝有着不输给病毒的活力。

英宗的复辟　俘虏英宗的也先，乘势攻到北京附近，但因为景帝和于谦督励将士全力防御，且其间各地勤王之师聚集而来，也先终于未能得志而撤退。本来，也先的入寇是由贸易问题发端，如果发展成全面战争，进而使贸易全部停顿的话，扣留着英宗对也先也没有任何好处。于是，也先屡次向北京政府提出议和，但景帝却左右为难。如果达成和议，暂时被奉为上皇的英宗就要回来，如何处置，让人大伤脑筋。然而，大臣们讨论后认为大势已定，景帝已经即位，就算英宗回来，现状也不会动摇，决定接受也先的议和。因为对北京政府来说，与沙漠民族对立，时常要为国境上的小冲突费心劳神，不胜其烦。于是英宗在经历一年多的幽禁生活后被放回，景帝将其安置到别宫居住。然而，上皇与皇帝的兄弟关系，因皇太子问题产生了深刻的裂痕。景帝即位时，同意以英宗所立的皇太子为继承人，将来仍将帝位传给英宗一系，这样才得到孙太后的应允。但当上了皇帝后，却又想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于是收买大臣等，压制反对意见，废掉身为英宗之子的皇太子，改以自己之子为皇太子。此事招来朝野上下的诸多非难，而新太子却不幸不久病死。此时虽有过让前太子复位的议论，但一旦两皇关系恶化，景帝便再也不情愿传位给对方之子，朝臣也分裂为景帝派和上皇英宗派。即位八年后，景帝病重的传言四起，上皇一方的朝臣、宦官等人，武力占领宫中，迎英宗复辟。景帝移居别宫，就此病死。英宗立即将景泰八年改为天顺元年，而这是改朝换代时的做法。景帝死后没有被祭祀在太庙中，因而没有庙号，且一度被削去帝号，后来只有帝位得到承认，被谥为景帝。之前英宗的年号为正统，之后的年号为天顺，以年号称之会产生混乱，因而只有这一个天子通常以庙号称为英宗。

将英宗复辟与南宋高宗的态度放在一起考虑，会非常有趣。高宗嘴上说要将父亲徽宗和哥哥钦宗恭迎回来，但实际上并不想他们活着返回，因为这会立即影响到自己的地位。而明英宗时，或许是因为也先那里有聪明人，为了让明的朝廷混乱，故意将英宗放了回来。这种智慧，不对比前朝的历史是无法理解的。

明王朝虽然很早出现了末期症状，却没有因此立刻灭亡，这是因为对官僚的责任追究很严厉。英宗复辟之后，杀掉了拥立景帝并在敌人进攻时守卫北京、立下大功的于谦。然而，在查明这桩冤案乃是由大学士徐有贞和武将石亨的谗言所致之后，尽管这两人是英宗复辟时的功臣，还是先将徐有贞流放云南，随后又以企图谋反的嫌疑将石亨杀掉。另一个英宗复辟时的功臣是宦官曹吉祥，后来失宠时，企图发动政变逼迫英宗让位给皇太子，失败后被处以磔刑。类似事件在整个明代反复上演，不管是官僚还是宦官，得势时权倾朝野，却又在转瞬之间倒台并身首异处的情形很多。没有一个朝代像明代这样杀了如此多的官僚。宋代以不杀士大夫为原则，只有赃吏，也就是贪污的官吏不能免于死刑。但想来一般人民被置于严峻的法律之下，一旦有轻微的罪过就要受到严刑处罚，而官僚却能在犯罪犯错时受到宽大处理，也是很明显的不公平。明代在士大夫和庶民之间不设差别，同样以严刑对待，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是公平的政治。仅从不承认特权这一点来看，或许可以说是民主的政治。近世的君主独裁制度，如果推演到极致，自然不得不如此，因为在天子面前万民必须是平等的。因而明代没有一直延续下去的名门，这一点与宋代很不一样。在宋代，虽然是很罕见的例子，但仁宗时的宰相韩琦之子韩忠彦在徽宗时当上了宰相，再往下到南宋，韩琦的曾孙韩侂胄当上了宁宗的宰相。这是因为宋代去唐代尚不远，中世的门阀制度自然还残留在社会的某些地方，其实韩氏的例子与天子独裁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门阀严格地限于天子之家，才是近世的特色。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明代很明显的比宋代进步了。这种平等精神在更久远的古代并不稀奇，但到了中世反而成了罕见的现象，而它得以复活，说明社会有了相当的进步。

明全盛期的文化　据说英宗复辟之后反省了之前的失政，因而天顺时代的八年间（1457—1464年）在政治上得以平安无事。接下来宪宗的成化时代的二十三年中，虽然在宫中有宦官汪直的横暴和贵妃万氏的专恣等暗影，但最终没有导致严重结果。而且，随后而来的是被称为明朝一代名君的孝宗弘治的时代（1488—1505年），共十八年。这位天子一即位，立即驱逐权臣万安一党，改革种种弊政，颇有明察之称。孝宗的母亲纪氏是广西贺县的苗族女子，以其敏慧受到宪宗的宠爱并生下了孝宗。然而，据传宠妃万氏知道这件事后，嫉妒之下将纪氏毒杀。幸好因万贵妃的阴谋而惨遭废黜的原皇后吴氏，在宫中养育孝宗，使其得以平安长大。想来逆境中的成长影响了孝宗的人生观，使他必然对丑恶的传统采取批判的态度。

明代皇帝很少迎娶功臣、贵族之女，不只纪氏，后妃大体上都是从生命力旺盛的中下层阶级中选择。看来这种做法对防止帝室贵族化很有效果，没有一个天子因为身体羸弱而生不出子嗣，因而天子之位大体上一直连续向下传到了孝宗之子武宗。这是历代王朝中不曾有的现象，只有北魏王朝与此有些近似，但北魏本来就是朴素的异民族王朝，而且反而以代代都与汉人通婚生子为惯例。

孝宗前后被称为明代最繁荣的时代。孝宗作为名君的声誉虽高，其前一代的宪宗和下一代的武宗却都近于昏庸，政治为宦官所乱，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妨碍明迎来极盛时期，是因为有经济的繁荣。在明代，政治中心虽然是北京，但经济、文化中心却是江南三角洲地带的要冲苏州。

苏州以繁荣著称并非始于明代，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国的国都，唐代又与杭州并称为江南地区代表性的繁华都市。然而，苏州胜过其他城市、独享文化都市之名，却是在元末张士诚据此建立吴国之后。明太祖灭掉张士诚时，扶植张氏政权的各种势力受到毫不留情的打击。富豪财产被没收并被迫移居南京后，苏州一时间在经济上陷于濒死状态。甚至和张士诚政权没有直接关系、住在苏州的知识分子，也受到迫害，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著名诗人高启（青丘）。他只因在庆祝新建府衙门落成的文章中写下“龙蟠虎踞”，便被处以腰斩之刑。龙是天子的象征，因而让龙蟠在苏州便是有谋反之志，其实这不过是极端厌恶不顺从的知识分子的太祖在找借口。到了其子永乐帝的时代，为了充实北京、削弱南方经济实力，再次命令苏州的富民移居北京。尽管屡次遭受政府打击，苏州仍不屈服，每次都恢复过来，确立了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的地位。就算能够对人加以打击，自然环境和江南整体的经济生产却是打击不了的。苏州面临太湖，位于通过大运河和河渠网络连接起来的大平原的中央，不仅是粮食的宝库，而且是丝织物生产和染色加工的一大中心。

文化总是被吸引到经济中心来。苏州及其附近，学风昌盛，每三年一次的科举中，来自此地的应试者的成绩总是异常优秀，因而高官亦随之辈出。但我们并不能期待中国的文化经由他们之手得到提高，因为当官之后俗务繁多，无法继续像年轻时一样学习。在这一点上，明代的官僚不如宋代的士大夫。宋代的著名文人学者中，有很多也是占据要职的活跃政治家。

反观明代的文化，则是由宦海失意、以市民的身份埋没于都市尘埃中的“市隐”所推动的。当然宋代也有隐者，然而其代表人物如苏舜钦、林和靖等，在当时拥有实力的人物之间，只能占有边缘地位。不过虽然他们从中心被挤了出来，但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所反抗。而在明代，隐者占据文化的中心，且与以北京朝廷为后盾的似是而非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展开了彻底的对抗。

当然隐士有时也会聚集成群，但他们本来都是个性很强的独立个人，因而并不组织结社。弃世在形式上也有不同阶段，不能一概而言。现在来看一看其中算得上代表人物的祝允明的情况。

祝允明以其号“枝山”广为人知，生于苏州，一开始追随世间潮流，有志于科举，但没能考上进士，止步于举人。曾在广东省担任知县，又成为南京应天府的通判，但因为对官吏生活感到厌倦，任期只过了一半便回到苏州，以后作为市隐度过一生。他通晓经史，擅文章，工书画，在所有的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识，但在实际的生活中，也没有一味拘泥于信念主义。因其文名盖世，受人之托撰写家谱碑铭之类，可获得很多润笔费，但收入一到手便立刻花在玩乐上。他将这种文章称为应世之文，也就是与俗世往来应酬的文章，别人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写。他的处世哲学是不和傻瓜当真，在做这种事情时就算扭曲了自己的信念也不以为耻。在这一点上，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言行不一。但假如不是天子，要想过上注重情趣、磊落不羁的生活，就不得不如此。这种隐者在前朝没有先例，大概是从明代才开始的新生活方式。

阳明学的形成　祝允明的生活方式，是文明已纯熟到极点的城市中所特有的，陶醉于兴趣却没有体系，有实践却没有理论，反权力却并不斗争。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儒教，而是异端。于是有了对能够成为普遍教育原理的哲学的要求，应此要求出现的，是比祝允明晚十年左右出世的王守仁（阳明）。他走上了正规的宦途，作为政治家和军人，都表现出杰出的才能。然而他留给后世的影响，是他作为学者树立起的与朱子学相对抗的阳明学。以禅宗来说，朱子学类似于曹洞宗通过积累修行而开悟的渐悟，而阳明学则与临济宗集中精神突然开悟的顿悟有相通之处。朱子学以太极无极的理论为根基，通过读书理智地寻找成为圣人的途径。阳明则认为，通过这种像物理学一样的太极理论无法导出伦理学，宣称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伦理学，是作为人的主体的心的问题。人心本来是绝对的善，因而必须使其返回到作为本来姿态的绝对的善，这便是“心即理”的学说；为此，必须使在心的作用中最为重要的“良知”最大限度地活动，这便是“致良知”的学说；其中的“知”不仅是认识，还必须是能将自己的认识付诸行动的认识，这便是“知行合一”的学说。像这样，其学说是由一上来就必须怎样的命令式构成的。

王阳明的学问立刻风靡江浙一带，各地建起阳明学派的书院，作为讲学的道场。然而对苏州，阳明学却只是包围周边，而未能进入并占领中心地区。王阳明是靠近浙江海岸的余姚人，因而其学问也是土里土气的意志哲学。其实，这正是其优点，但却并不符合沉湎于兴趣的苏州城里人的性格，阳明学反而有为苏州文化同化的倾向。比起开山祖师王阳明那样有能力的政治家来，阳明学派的学者们作为个人乐道的隐者，色彩更浓。阳明的三传弟子李贽（卓吾）等，被称为“人妖”，受到世间的非难，其风格比起王阳明来，更接近祝允明。

历史的周期　祝允明和王阳明都是主要活跃在孝宗弘治年间的人物，当时明朝正处于鼎盛期，特别是江南享受着经济上好景气的黄金时代，还可以说是幸福的。经过随后的武宗正德年间，到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年）时，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世间人情不由得嘈杂起来，经济上也开始出现阴影。关于这般社会状况的变迁，明代人已经基于切身体验而看得很明白了。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十二中引用了名为《歙县风土论》的文章。歙县是安徽徽州的治所所在，位于接近浙江的偏僻的山地。因为土地的生产能力很低，人民大多外出营生，作为商人活跃于以苏州为首的各个地方，形成了徽州财阀而执经济界之牛耳。因而虽然地处山间，却是对中央的经济变动感受最为敏锐的地方。这篇文章的作者，将整个明代的盛衰比喻为一年四季，加以如下描写：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岂特宋太平、唐贞观、汉文景哉？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

此处无暇对这段文章进行逐字逐句的讲解，不过想来各位读者可以大致理解其意思，这就足够了。举凡读书一事，有时可以花上一年半载对一字一句进行穿凿，而有时只要掌握大意就可以了。在读外语时不用词典而掌握大意，与查阅词典的方法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此文将开国至弘治的大约一百四十年比喻为春，而将以后至嘉靖初的不足二十年间比喻为夏，长度比例明显失调。然而没办法，这是当时人的实际感受。读了这段文章，如果能够看出嘉靖以后骤然出现异常并导致明的没落，就足够了。

武宗在位十六年，在三十一岁去世时没有子嗣，这在明王朝是没有先例的。在此情况下，其叔父兴献王之子即位，这便是世宗。翌年改元嘉靖，这一年号持续了四十五年。

世宗一即位便产生的政治问题，是祭祀其生父兴献王时该怎样称呼，也就是“大礼议”。按照中国的习惯，世宗虽是从旁支入继天子之家，但因为和武宗是同辈，所以不能成为武宗的后嗣。如此一来，需要成为其伯父孝宗的后嗣，大臣杨廷和等主张称孝宗为父，也就是“皇考”，而兴献王因为是孝宗之弟，当称为皇叔父。对此进士张聪[68]在上奏中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将生父称为叔父是搅乱人伦的做法，非常合世宗的意。然而，几乎所有的朝臣都支持大臣的意见，反对世宗将兴献王称为皇考献皇帝，杨慎等朝臣二百三十余人在宫廷中举行了静坐抗议活动。天子派宦官令其退散，结果他们擂门大哭，哭声传遍宫中。天子愈发生气，将其中的一百三十余人逮捕下狱，大臣以下六十八人免职。随后世宗发布诏书，宣布称孝宗为皇伯考，称孝宗的皇后、当时还健在的张氏为皇伯母，一切都按照天子的意愿得到解决。这明显是宋代濮议的翻版，官僚们不讲人情的专断逻辑也并不比宋代逊色。所有的意识形态争论，在当事者来说都是极为认真的，然而若是稍微站远一些，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很多时候都是毫无意义的事。像明代的“大礼议”，虽然大臣和官僚的意见都遭到无视，但这既没有影响到国家存亡，也没有扰乱社会秩序。

南倭北虏之患　世宗的嘉靖年间，是苦于南倭北虏的时代。然而这也可以说是墨守祖法锁国主义，也就是朝贡贸易制度的结果。

明代前半期经济的好景气，大概是因为通过海外贸易，大量白银流入国内。而作为白银的供给地遽然显露头角的，则是日本。因为足利义满被永乐帝封为日本国王，日本获得了朝贡贸易的权利。但这种贸易只给极为有限的特权阶级带来好处，与地方上的豪族和商人的希求完全无关。中国的情况也一样，除了极少数被允许与日本接触的特权商人，都被严禁分享贸易之利。于是，两国人民之间开始出现走私贸易便是极为自然的趋势了。

最初作为走私贸易的中转地而出现的，是浙江宁波附近的海岛双屿。其起源不甚明了，恐怕是从明初开始就一直有或多或少的贸易活动，也应当间接促进了江南，特别是苏州的繁荣。然而一直以来都被放任的走私贸易，到了嘉靖年间，突然遭到禁止。这好像亦是因为有报告说葡萄牙人从南洋北上，参与了双屿的走私贸易，从而刺激了明朝官员的神经。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在日本则是天文十一年，宁波知府对双屿岛的贸易实施了最初的取缔。第二年，葡萄牙人首次来到日本并传来火枪，这应当是日本商人从双屿带来的。明朝政府虽然最初没有对双屿的贸易根据地本身进行武力镇压，但眼见交给地方官处理收效甚微，中央政府专门派遣都御史朱纨，开始逐个拘捕从事走私贸易的中国人。

对此进行反抗、掀起暴动的便是“倭寇”，但其实从事叛乱的主要是中国人，日本人只是援助而已。骚乱逐渐蔓延开后，对两国人民都是困扰。因而中国方面的贸易代表王直居间调停，让明政府追究朱纨专杀之罪而将其免职，又让日本和明朝的民间方面迫使暴动的肇事者自首，并交给明政府。然而，因为政府和民间的不信任，调停中途风云突变，明政府认定王直才是走私贸易的罪魁，并决意将其逮捕，骚乱愈发扩大了。

不过因为战争状态持续，贸易被完全阻绝，从事走私贸易的人南下来到福建厦门海面上的浯屿，随后又南下来到南澳屿，在那里设立新的根据地并开始贸易。然而，这新的走私交易场所也没能逃过明政府的严密监视，不久政府的监察船队蜂拥来到南澳屿，和平无事的交易场所转瞬之间化作血流遍地的战场。

从事走私贸易的一方开始反击，福建沿岸一带都遭到了“倭寇”的侵略。

战线扩大后，中国方面也感到难以应付。只靠本地常备军有所不足，只得从其他地方请求“客军”的支援，可是客军纪律紊乱，据称所酿成的灾祸更甚于倭寇。由此引发了对于倭寇产生原因的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不外乎是锁国主义。

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去世，其子穆宗即位后改元隆庆，明政府趁此机会做出极为英明的决定，开放包括厦门在内的漳州港口，允许中国人从此处前往海外，并在从事贸易后归还。由此，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开始出现在菲律宾等处，日本人和西洋人得以在这些地方与之自由贸易。

在此前后，明朝的地方政府允许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不仅欧洲人，日本人也被允许自由出入此地。日本将此地称为天川，进入桃山时代[69]后，“御朱印船”[70]眺望着右侧的中国海岸却不靠近，到达澳门后才能满载外国商品而返。在中国人能够从漳州出海，而外国人可以自由到澳门停留后，明朝的锁国主义实质上已经全面崩溃了，只是残留着非常拘束的场所上的限制。既然这样，为什么不早点发现问题，而像这样让祖法名存实亡呢？这是因为明朝的政治完全脱离人民。国初因为方国珍的残党在海上抵抗明朝的统治，或许还有必要暂时约束人民，断绝与海外的联系。然而，这种暂时的政策却被一直保留下来，并成为被强制遵守的祖法，一直没有意义地被执行着。人民只是想得到外国的白银，并无他意，却以“通番”，也就是与外国贸易的罪名被处以极刑。这其中也包括富有的上层阶级，因而地方上的大人物屡屡向上面提意见，但即便这样也没能让中央做出改变。尽管如此，南方的问题还是勉强得到解决，而始终带来恶劣影响、到最后要了明王朝的命的，则是与北方民族的关系问题。

先前俘虏英宗、威势大盛的也先，在内乱中被杀，其后西方的瓦剌衰落，东方的鞑靼代之而强盛。继承了成吉思汗血统的达延汗，崛起于孝宗、武宗时代，其孙俺答汗在世宗嘉靖年间与南方的倭寇同时，侵扰着北方边境。他先征服青海并将其蒙古化，为了统一国内舆论，又与西藏的达赖喇嘛联手，将喇嘛教普及到内外蒙古一带，使其获得国教的地位。为了在蒙古地区巩固势力，将北方民族组织起来，又将对中国妥协作为上策，甘愿接受明政府的册封，在接受顺义王封号的同时被授予贸易特权（1571年）。然而，他利用喇嘛教和平地同化国民的政策，虽然暂时巩固了地盘，从长期来看，却招致了将蒙古民族的活力消耗在宗教中的结果，好不容易确立起的蒙古人的优势和让中国吃尽苦头的业绩，不久都被东邻的满洲族夺取了。

万历的政治　穆宗隆庆帝六年的短暂统治结束后，幼子神宗万历帝继承皇位。万历帝在位四十七年，比祖父嘉靖帝还要多两年。当时顺义王俺答汗已降，东南倭寇已息，表面看来是国家全盛的时期，但这只是外表，里面不知从何时起已被病毒侵蚀，逐渐成为空洞。即便如此，万历之初，因为有被称为明代王安石的张居正辅佐十岁即位的幼主，担当起政治的要冲，也还算好。为了使租税负担公平，张居正实施土地清丈，结果招致富民的怨恨，死后受到处罚并被剥夺生前的封爵，家产也被没收，亲族都被发配到远方。此后，朝廷的政策没有一定的方针，只是如同随风披靡的芦苇一样，动摇不断。

没有了张居正的监视，宦官立刻在宫中得势，后宫的费用开始膨胀。为了负担这些开销和确保财源，神宗将宦官派遣到地方上，越过地方官，声称是奉了天子的敕命开发矿山、征收商税，这便是“矿使”“税使”。矿税之害据称遍及天下，各地发生暴动，反抗宦官的胡作非为，温顺的苏州人也屡屡掀起暴动。但这绝不是以革命为目标的暴动，而是要求天子政治家反省。然而当局理解不了这种要求，明王朝逐渐为人民所抛弃。前文介绍的《歙县风土论》如此描述这般世态变迁：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厉，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迄今三十余年，则夐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者，少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域则匿隐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嗟夫！后有来日，则惟一阳之复，安得立政闭关，商旅不行，安静以养微阳哉。

最后一段写的是隆庆之后三十余年，因而是针对万历三十余年的状态，对严重萧条、无可救药的现实发出的悲痛呼喊。

在此前后，发生了决定明王朝命运的大事件，但当时的政治家却没有注意到此事的重要性。这便是满洲腹地的女真族酋长努尔哈赤崛起，并日渐强盛。

努尔哈赤的活动最初开始引人注目，是在俺答汗和张居正相继去世的次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这一年，努尔哈赤于图伦城打败了仇敌尼堪外兰，但此时他的势力还十分微弱，只有兵百人、甲三十副。逐渐趋于隆盛，乃是和日本丰臣秀吉的朝鲜战争有关。

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也就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突然起兵入侵朝鲜，但这师出无名的侵略战争是怎样爆发的呢？背后似乎有着堺[71]的商人的煽动。堺商人曾进口枪支火药提供给丰臣方面，但国内和平后，他们的生意随之关门大吉，似乎是为了让战争继续，他们煽起了秀吉的妄想。

以后的七年间，日本在朝鲜和远道前来的援朝明军作战，而在因明军的通过而受惠于军需经济的满洲，努尔哈赤一步步扩张着势力。面对满洲的崛起，朝廷所依赖的，则是土豪李成梁的私人军事势力。李成梁祖上是朝鲜移民，直到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十岁去世稍前为止，他一面享受着朝廷的官爵，一面扶植自己的势力，子弟也被擢升为高官。与日军作战的李如松、李如柏是他的长子和次子。然而，他到了晚年多有恃功专恣之举，谎报胜利、贪图赏赐，而其间满洲的势力则逐渐增大。他去世的第二年，努尔哈赤终于在兴京（今新宾县）即帝位，兴京位于辽河支流浑河的上游，国号为金（后金），建元天命（1616年）。对此，明政府派出四路远征军前往讨伐，但主力在临近浑河的萨尔浒山全军覆灭（1619年），努尔哈赤由此确立起了在满洲的霸权。当时李如柏也率领一路部队出击，但在接到主力溃灭之报后狼狈逃归，受到御史的弹劾后因畏惧而自杀。

不过努尔哈赤的出现远在万里长城以北，明朝君臣并没有将其当作重大事态，他们的心思都集中在关系到儒教意识形态的宫廷琐事上了。最能体现当时官僚态度的事，是爆发于万历末至天启初的“三案”。

围绕三案的党争　神宗晚年几乎不上朝，政务都在宫中与宦官裁决。长子出生后立为皇太子，但之后又专宠郑贵妃和其所生的福王，传言说神宗有意废立太子。偏偏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乡下男子举着棍棒闯入太子宫中，被捕后只是当作疯子，以不敬之罪而处以磔刑。但朝臣中不断有人主张这是郑贵妃暗杀太子的阴谋，应该彻底追查。此事称为梃击案（1615年）。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然而光宗在服用了朝臣李可灼所进献的红丸后，病情迅速恶化，于九月病死。光宗的长子继承皇位，即是熹宗。即位次年改元天启，但如此一来光宗朝的年号便没有了，因而，又向前将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改元为泰昌元年，但实际上光宗在位只有一个月。对于光宗的突然死亡，朝廷只是以李可灼用药过错进行处置，但朝臣中有很多人认为，此事也是后宫的阴谋，要求追查。此事称为红丸案。

此前光宗失去正妃后，宠爱宫人李氏，即位后欲将其立为皇后，但没能实现。由于李氏依照光宗的旨意，代替熹宗的生母养育熹宗，大臣们担心她在宫中得势，要求将李氏移到别宫。李氏一党的宦官魏忠贤等，认为这是忘恩之举，发起反击。这场争论称为移宫案。

三案的推移，首先由于宦官魏忠贤的强硬手段而暂告一段落。魏忠贤先是通过熹宗的乳母客氏获得熹宗的信任，随后又在朝臣中找到支持者，内外相应指责反对者为朋党。与魏忠贤合作的朝臣被称为“阉党”，“阉”即宦官的意思。攻击宦官与阉党最力的则是东林派政客，“东林”原本是书院的名字，由宋代杨时创建。明代万历年间，顾宪成等学者被朝廷罢黜后聚集到此处，重建书院作为讲学场所，并品评朝政是非，逐渐达到了左右天下舆论的地步，因而大臣中也有人对他们加以荐举，以作为自己的支持势力。另一方面，魏忠贤成为可以说是特高警察[72]的东厂的提督，并利用职权对反对党派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逐个逮捕下狱，屈打成招，很多人惨死狱中。

如此一来，已经没有政治可言，只剩下依靠恐怖手段的统治。东林派的政治家被一个不留地逮捕，或杀或流放。不知何时爬到了天子代理人位置上的魏忠贤，令人公布了名为《三朝要典》的官板书，其中将指责梃击、揭发红丸以及支持移宫的，都宣布为企图阴谋夺取政权的邪党。借此统一了舆论的魏忠贤自诩有回天之功，命令地方官建造生祠、歌功颂德，将还活着的自己作为神来供奉。然而，这种蛮行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天子熹宗在位七年后去世，其弟庄烈帝一即位，形势便在一夜之间逆转。

明代已不同于过去的唐代，宦官魏忠贤再怎么弄权，都必须有天子支持，宦官中也有很多人服从天子的命令，对魏忠贤却并不心服，况且在朝廷中阉党的反对派占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新天子即位，万事就取决于天子的态度。而新天子庄烈帝当时十八岁，正值年少有为，也不可能没听说过兄长的失政。看透形势的朝臣，开始陆续揭发魏忠贤及其党羽的专恣，由于新天子的英明决断，魏忠贤被处以流放之刑。他自觉到没有被宽恕的可能，心灰意冷之下自杀了。结果朝廷将其尸体运回，与客氏的尸体一同处以磔刑。

后金国的兴起　内部问题由此得到解决，但更严峻的问题出现在北方国境线的内外侧。在外侧，满洲后金国的势力日益壮大，自不待言；在内侧，明军中出现了极为异常的状况。

后金太祖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胜后，将满洲的敌对势力一扫而空，并顺着渤海湾海岸南下，全力攻击宁远城。宁远是护卫万里长城东侧起点山海关的前线基地。在这场保卫战中，明军唯一可以依靠的是由巡抚袁崇焕率领的炮兵部队，其大炮称为红衣炮，乃由西洋人汤若望（Adam Schall）设计。后金太祖不知这大炮的威力，逼近攻打宁远，结果被炮弹打中，负伤而归，据说后来就是因为此时所受的伤而去世。就算是百战百胜的英雄，也敌不过这近代兵器，真是失策。

太祖死后，在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内部纠纷，结果太祖的第八子太宗皇太极即位。皇太极得以即位，其母出于满洲名门这一点应当是理由之一吧。太祖本人在满洲民族中的门第其实很低，太宗之母是他从败给自己的敌手名门叶赫部迎娶的妻子。太宗即位时，满洲族中还残留着封建制度，天子的地位并非至尊无比。之前太祖曾创立有名的八旗制度，将全体人民分为八部，从各旗中征发一定数量的壮丁编成军队。太祖一家是领有这些旗的封建君主“贝勒”，太祖自己领有两旗，又在其他六旗的领有者之上行使统治权，仅此而已。所以太宗的所谓即位，是在自己固有的一旗之外又获得太祖的两旗，成为三旗的领有者，并得到了八旗总指挥的地位，而其他五旗依然有其领有者。

太宗即位之初，后金的前途未必让人乐观。首当其冲的弱点是武器落后和物资不足。满洲族的战术是骑兵马上射箭，这在野战时很有效，但在攻城时却不怎么有效。然而，由于明政府的内讧，看家宝贝红衣炮落到了后金手里。明军前线的督师袁崇焕文臣出身，虽然有死守宁远之功，但也屡屡因失败而饱受责难。年少的庄烈帝听信宦官的谗言，怀疑袁崇焕有意谋叛，尽管证据并不充分，还是将其处以磔刑。庄烈帝在诛戮宦官魏忠贤一党时展现了果断的一面，但其后眼见国势日颓，他变得焦躁莫名，屡屡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大臣，反而削弱了自己的地位。袁崇焕部下的炮兵队长脱逃后，将众多大炮献给了后金。在武器方面达到同一水准后，后金瞬间压倒明军，取得优势。

后金太宗在即位后的第十年将国号改为清，其后为了多少缓解资源匮乏，率军南下，将朝鲜变为属国。朝鲜之前已经向后金投降，但太宗改称大清皇帝后要求朝贡，朝鲜国王仁祖回答说因为已有明朝皇帝，再将别人称为皇帝的要求难以接受，结果触怒太宗。仁祖被困在南汉城中五十天，终于力尽乞降，成为清的属国，又在三田渡树立歌颂清朝宽大处置的谢恩碑，并发誓效忠。这件事必定对缓解草创期的清朝的财政困难作出了一定贡献。

明政府全力抵御清的入侵，在北京以北的东起山海关、西至大同的长城一线严密防备。攻防战拖久了之后，双方均感疲惫。最终，明的防卫破绽不是起于面对清朝的前线，而是起于接近长城西端的陕西内部的兵变。

明亡于内乱　陕西在古代是国都所在，并且是有名的生产力最高的丰饶土地，但随着时代推移，气候逐渐干燥，最终成为旱灾频繁的贫瘠之地。然而它作为军事要冲的地位没有改变，明朝的九个边防重镇中有三个设在陕西。不过，明朝的北方防卫有偏重东部而忽视西部的倾向。因为西部交通不便，运送军需品比较困难，所以将银两作为军饷发给，就地采办军需。但银两容易进入官员私囊，而且因为土地贫瘠，当地难以获得粮食。终于接连出现了军队因饥饿而发起暴动的事态，但政府没能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叛乱规模日益扩大。甚至，前去讨伐叛军的官军也因受不了给养的恶劣而发起叛乱。

在这些叛军中，势力最大的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最初张献忠在延安发起叛乱，李自成与之会合，以后两人时聚时离，成为“流贼”，辗转四川、河南、山西、安徽诸地，从事劫掠。明政府有时也以必胜的决心派遣大军前去讨伐，但不管胜利多少次，叛军都毫不减少，这正是一种末期症状。李自成和张献忠虽然屡屡败退并险些成为俘虏，但即便他们被捉住杀掉，叛乱也应该不会因此平定。作为王朝末期症状的叛乱，并非一两个人的图谋，而是作为社会的必然结果，由饥民、饥军发起。

对于这种重大局面，若要问明政府采取了什么对策，实际上几乎什么对策也没有。而这归根结底也是因为被祖法所束缚，无法对形势的变化作出回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清朝的力量还很微弱，虽然在太宗时平定了内蒙古的鞑靼部落，但相对力量仍然不及宋时的辽。清朝也自觉到这一点，多次向明朝提出建立平等、和平的贸易关系，甚至提出如果明朝坚持皇帝制度，那么清朝方面可以不称皇帝，使用汗的称号也行。然而，明朝君臣都认为与夷狄对等地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从始至终都要求建立朝贡关系。在这一点上，明朝完全缺乏宋将辽称为大辽国并与之缔结平等条约的灵活性。自开国以来，到鞑靼的俺答汗为止，这种顽固的强硬政策勉强维持住了，然而在代之而起的清朝这里却不管用。在长期战争导致的疲敝情况下，先是国内的弱点暴露出来并引发内乱，随后终于落到自取灭亡的地步。

庄烈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回到陕西称大顺王，改元永昌，并设百官。此时已是他发起叛乱的第十五年，此前他一直劫掠各地，这次却回到久别的叛乱起点并僭称王号，必定是有什么新的打算。随后他率军横穿山西，钻过官军的空隙，向着北京进军，一路上没什么能阻挡他的步伐。

李自成的军队进逼到北京近旁时，明政府才命令国境上的精锐部队驰援，但已经来不及了。徒有其表的北京守卫部队弃械溃散，在城门发生一两次小冲突后，天子亲信的宦官打开城门向敌人投降。天子召集百官，但没有一个人进宫，于是崇祯来到皇城内的景山山顶，手刃皇后和公主之后自杀[73]。死前在衣襟上写下遗书：“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宦官只有一人殉死。明王朝在持续二百七十六年后，于此灭亡（1644年）。

庄烈帝是具备明君素质的天子。即位当天的傍晚，他一个人坐在殿前冥想，突然怪异地感到情欲的萌动。猛然一看，只见附近的香炉里升起奇异的香烟，他急忙叫来宦官把香炉拿走。清代写成的《明史》中称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崇祯实录》中记载：“太监曹化淳进江南歌姬数人，甚得嬖。”

最初锐意政事的庄烈帝，终于败给有着数百年传统的宫中氛围和宦官之流的狡猾诱惑。宦官曹化淳正是打开北京城门、最先向李自成投降的头号叛徒。更进一步说，庄烈帝之所以信任这样的宦官，背后原因乃是朝廷大臣都是墙头草，谁也不愿意负责任。明朝的灭亡，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因为政治腐败堕落到了极点，王朝天命已尽。而这也是一味依靠权力的高压政治的必然归结。

五　清

清朝的统一　当时明清对峙的主战场，在长城东首的山海关，明方由主将吴三桂率精锐防御。与之相对，清朝恰好是太宗在位十六年而死、其子世祖顺治帝六岁冲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的第二年。睿亲王继承父兄遗志，发起举国大军，启程征讨明国。但对于世祖的继位，内部颇有异议，此际为统一国论，只有进一步对明展开积极攻略。

吴三桂相继接到入援京师之令与北京陷落的噩耗。进退两难的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收复北京，扫平叛军，遂向清朝讲明事态，请求援助。此时睿亲王对形势的判断精准高妙，随即率大军入关，受吴三桂之迎。但这姿态并非对等的同盟，而是接受吴的投降。对此，吴三桂毫无异议的余地。清军以吴三桂为先导，向北京进发。

另一方面，北京的李自成进入明朝宫殿，登上王座，自号大顺皇帝。召集明廷百官时，除了少数毕竟知耻而自尽者，几乎全部官僚都唯唯诺诺，接受新的任命。李自成的部下有不少是专事打仗掠夺、流浪以活命的暴乱之徒，因此北京市民所受的灾害是难以言尽的。

这时传来的情报是清军与吴三桂共指北京，南下而来。李自成总是在野战中打败明军，于是亲率精锐迎击。但这次的对手与之前的明军完全不同，李自成军为清军骑兵包围，被打得一败涂地。仓皇返京后，将钱财席卷一空，继续西逃。这正是十五年的掠夺生涯教给他的智慧。李自成到这一步，毕竟与庄烈帝态度不同。据说近臣建议迁都南京时崇祯也毅然说：“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不为所动。

睿亲王拥清世祖入北京，奠都于此，一方面劝诱明朝中央、地方的官僚归顺，一方面遣军追击李自成，最终经陕西至湖北将其杀死。同伙张献忠此前与李自成分头行动，在四川东部频行虐杀。他也受到清兵追击，终被捕杀。随着各地流贼概被讨平，华北轻而易举成了清朝的领土。

之前北京庄烈帝自杀之报一经传播全国，神宗之孙福王在留都南京受众人推举而即皇帝位，翌年改元弘光。但该政权未保住一年。新成立的南京政府里，到这种时候仍然不忘一直以来的党争，置外敌于不顾，竟把全部精力浪费在各派的内部斗争上。其后清军率众多降伏的汉人军队蜂拥而至，南京政府顷刻崩溃，福王亦被捕杀（1645年）。随后福州的太祖九世孙唐王称帝，翌年改元隆武，但该政权亦只维持了一年余两月。接下来代起的是福王的堂弟桂王，于粤北自立，翌年改元永历。但被清军追至广西，又奔走云南，最后逃入缅甸，而清军仍穷追不舍。清军主将就是之前在山海关降清的吴三桂，他最终俘虏桂王而返，以此功被封平西王，镇守云南。明朝边将、早已降清的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以及福建靖南王耿继茂与吴三桂并称三藩。

此外，明太祖十世孙鲁王闻说南京陷落，于浙江图谋恢复，但被清军攻破，逃亡海上，被郑成功拥立，并逐出荷兰人，据守台湾（1661年）。郑成功是中国沿海人民组织的海船队领导者。本来，以海洋为领土、以船队为国家的海上势力在西洋史上屡屡出现，但在中国却很少见。此前唯一的例子，是东晋末期的孙恩于海上扩张势力，发起叛乱后被将军刘裕平定。当时的海上势力，想是促使日本所谓的五王[74]向南朝入贡的原因之一，那以后，明代的倭寇重兴于海上。郑成功的势力极为强盛，清朝海军无法与之匹敌。于是强令沿海居民迁徙内地，采取比明代更为严厉的锁国政策，严禁中国人民与海外的一切交通。台湾郑氏政权北与日本、南与南洋诸国联络，计划大举反攻大陆，但以失败告终，仅以割据政权孤立存在。尽管如此，郑氏从郑成功到其子郑经、其孙郑克塽，延续三代二十三年，与清朝对抗，雄视海上，也是稀有的事。

明的末路与宋极为相似。但宋朝二帝逃亡海上，仅四年即于厓山之战败亡，而明朝称帝者有三人，最后遁入缅甸而灭亡，此外鲁王未称帝，以代理皇帝的监国之名据守台湾，保住最长的命脉。两相比较，可见明朝抵抗力更强，但如果因此下结论认为明代中国人的攘夷敌忾之心比宋人更旺盛，又未必合适。毋宁说是因为宋代以后至明末的近四百年间，华南的经济开发有显著进展。在宋代，台湾尚是没有开发的荒蛮岛屿，且经广西过云南、逃入缅甸，如此交通的可能性也几乎未被考虑过。

康熙帝的武功　清朝征服汉地，是以绵密的计算，一面考虑自身实力，一面慎重推进的。清初的兵力，满洲、蒙古、汉军各八旗，每旗以七千五百人为标准，二十四旗即约十八万人。如此考虑，人口大率在百万。要征服超过一亿人的汉地，还是相当艰巨的事业。

汉军八旗虽为汉人归降者，但全被强制要求遵从满洲国俗，剃去四周头发，只留中央一块，以之结辫。因此清朝一进入北京，就对归顺的官吏、军队与人民同样发出剃发令。汉人对此强烈反对，各地反抗之火愈演愈烈，清朝惊讶之下只得中止。想来，清朝认为无法在被征服的汉地强制推行征服者的辫发风习，也就无法要求人民绝对忠诚吧。征服南京的福王政权后，又以十分强硬的决心再度在全国发起剃发令，对违反者处以和谋反罪一样的刑法，“留发不留头”。各地发起暴动与反抗，但清朝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只有僧侣与道士可幸免，允许保存之前的样子，因此各地违心作僧人打扮者可谓引人注目。

征服汉地以后，允许南方三藩存在，也是现实政策的结果。但在远方保留半独立的三藩，任其成为不平者与野心家的收容所，必然不会持续下去。特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军中多有李自成、张献忠的旧部下，清朝每年要以庞大的军费来蓄养这些不良军人。

世祖顺治帝与年龄不相称地喜爱儒学、擅长书法，据称亦通禅机，在位十八年而死，享年二十四岁。其子圣祖康熙嗣位，之后诸帝皆修习汉族学术，都是出色的文化人，没有出现一位愚昧的君主。这一点，不但与元朝君主轻视汉文化大不相同，与历代汉族王朝相比也可以说毫不逊色。

康熙八岁即位，在位六十一年，在中国史上留下前所未有的长期统治记录。可以说，清朝的中国统治就是在这期间确立了稳定的态势。

康熙首先做的是撤三藩。因为令这样的特殊分子残存，就不能说是真正的统一。这样的情况下，经常会提起前汉晁错的理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云南的吴三桂听闻朝廷已先撤广东的尚可喜并令其北移，打破三藩一角，便与福建耿精忠计划，联名上疏，奏请与广东一样废藩，实际上是打算以此威吓朝廷。然而，康熙仿佛正等着这一切，允其所请，派出处理撤藩事务的官吏，指定三王迁到山海关以北。不料吴三桂举兵反叛，名义是复兴明朝。但这名义是极为拙劣的，因为捕杀明朝最后的皇帝桂王的正是吴三桂，且他自己已遵从清朝风俗，剃发梳辫。顺逆之理一开始就显而易见。

吴三桂进军湖南，但未能与其他二藩共同作战，福建与广东被各个击破，湖南的战线亦定在岳州。康熙鼓励新降的汉人部队绿营兵，谓此番叛乱是汉人叛乱，也期待汉人军队奋起镇压。战线一旦固定，物资丰富的政府军就渐渐占据优势。终于觉悟到战败的吴三桂不知如何想的，突然宣布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周，改元昭武（1678年）。或许是自觉将败，想死得荣耀些吧。三个月后即病死，其孙吴世璠嗣位，改元洪化。昭武年号虽短暂，刻有“昭武通宝”的铜钱却有相当数量传到日本，大概是为了发给军饷而大量铸造的。

吴世璠时，大周国疆域愈来愈小，湖南难以守住，逃归云南，清军追迫于后，最终包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遂平定。

与三藩呼应的台湾郑氏政权，亦袭击沿海一带，但当时郑成功之子郑经已死，内讧之后，郑克塽即位，幼弱而无法统帅诸将。清朝乘平定云南之势，攻破郑氏海军，进攻台湾，降服郑克塽（1683年）。康熙因而开海禁，允许诸国至中国海港贸易。

而后，康熙着手经营长城外的北方民族。内蒙古虽早在太宗时归顺，但外蒙古的喀尔喀部持续与西邻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相争。准噶尔部是瓦剌的一部，明末统一瓦剌部而强盛，征服西藏，与喇嘛结盟，又征服天山南路伊斯兰化的都市。当时，准噶尔部出现了自称明代瓦剌部首领也先子孙的噶尔丹，东向侵入外蒙古，又迫近内蒙古。外蒙古的喀尔喀部逃向清朝，请求援助，康熙纳其归降，率大军亲征内蒙古，于热河附近的乌兰布通大破准噶尔军。此时清朝一方使用的大炮之威力决定了胜败（1690年）。六年之后，康熙又发兵外蒙古，予噶尔丹以致命一击。

中国天子亲征外蒙古，是明永乐帝以来首次。但永乐帝当时并未使外蒙古臣服，而康熙因外蒙古受准噶尔部侵略而发起保护，得令准噶尔部发誓完全服从。这实际上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之后两百余年，外蒙古也完全是清朝的领土。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中华民国，继承的是清朝的领土，所以外蒙古也应当完全是中国的领土；外蒙古以武力独立，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元与清　清朝统治中国，在世祖期间大致定下规模，康熙长期在位，形成了统治组织。清朝从北方民族之间兴起而征服汉地，这点看来，正是元朝的重复，但其政治远比元朝卓越。

首先，元对自身强大的武力过分自信，将汉族土地、人民看作自己取得之财产的倾向很强。然而，清朝一开始就打着救汉地人民于疾苦的大义名分进入中国。南京的福王政权，曾对盘踞北京的清朝提出退出山海关、修邻国之好的提议。对此，睿亲王代表清朝表达了如下立场：清朝原是明的同盟，然明政治紊乱，又遭流贼之乱，遂至失社稷，陷人民于涂炭之苦；故清不忍见，讨伐流贼，救人民于祸乱之中；因其功德，受百姓推戴，君临中国，故为天命；今南京明遗臣等虽主张明代后继者之权利，但汝等早知崇祯皇帝苦于流贼侵寇，未尝送一矢之援。[75]

这是对南京政权的严厉诘问。同时也是宣言，称只有清朝才是受天命、被赋予安抚万民之任务的王朝。既然是宣言，就应当忠实遵守。从立国精神来看，清朝也与元朝不同。

当然，宣言也必须打些折扣来听信。清朝征服江南之际，曾在各地进行大屠杀，罪证难掩。但比这更严重的事，李自成、张献忠都做过。或许，当时的绝大多数汉族人民不管是明是清，只希望早日收拾混乱、恢复和平吧。

元王朝的中国统治，是为了蒙古民族。中央、地方官衙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掌握政治上的所有决定权，汉人官吏只是辅助官僚。与之相对，清朝采取的是满人与汉人合作的政治形式。在中央，上自内阁大学士，高等官僚满汉人数皆同，采用形影相随一般的二重体制。比如内阁大学士，满汉各三人；其下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吏户礼兵刑工之六部，尚书、左侍郎、右侍郎也都是满汉各一人；其下郎中、员外郎、主事亦皆用满汉相同人数。公务用语是满语，汉语为辅，因此为了翻译，各衙门都置笔帖式若干人，都任以旗人，称作“旗缺”。所有衙门的实际事务都由汉人胥吏运营，故而所置总负责人的首领官是“汉缺”，即为仅任用汉人的职位。

地方政治方面，清朝采取全由汉人自治的方针，很多位置上都任用汉人，但为监视起见，亦有设满人之举。不过，只有首长位置用满人，乃是为了保持满人的品位。

地方防卫由汉人组织的绿营兵担任，受省的总督、巡抚、提督统辖。总督、巡抚，毋宁说是民政长官，与汉人并列，也任用满人。地方的军事要冲命八旗兵驻防，而其指挥官将军是“旗缺”，即专用旗人的职位。

清朝的政治组织极为巧妙，说是满汉协力合作，听起来的确不错，但实际上是出于满汉相互牵制、监视，不得企图恶事的考虑。不过，没有坏事的同时，也很难有好事。中国向来对政治家，比起要求行善，还是要求莫行恶更强烈一些。

不论中央政府内大官人数如何满汉相同，只有天子是满人一人，绝不能再添一位汉人。因此，仰赖天子裁决的文书悉为满文，汉文文书或翻译成满文，或翻译要旨，再呈给天子。天子下达的命令、诏敕，也是满文原文附上汉文翻译，两种文体共同颁布。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内阁，故而清初的内阁与其说是草拟政策，不如说是忙于翻译事务。而且因翻译颇费时间，不论决定还是实施，即使不延迟，机密在途中泄露的弊端也很显著。这虽说是异民族王朝宿命的课题，但也不是这样原封不动就能解决的问题。康熙之后的雍正帝才得以解决。

清朝鼎盛时期的开始　康熙长于武术，亦精通中国古典，擅诗书。在位六十一年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退却准部，臣服蒙古，巩固了清朝统治的基础。故而在中国历代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名君，不过一方面也是因为时代眷顾。平定台湾之后，开放海禁，允许海外贸易，荷兰、英国等渡海而来，时至宁波贸易。明代一直以旧教国葡萄牙为主的贸易对象，到清代加入了更活跃的新教国家，需求中国的物产茶、绢、陶器等物产，于是大量白银流入。由此，中国的经济界受惠于异常的好景气，在此刺激下，生产益发扩大。这也必然造成国库收入的增加。历来，中国几度欲采用预算主义，但每一次都失败。虽然试图一次得出岁入岁出的预算、再根据预算确定课税方针，结果不知何时固定下来，反倒是养成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岁入，根据岁入增减岁出的传统。因此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岁入也持续增长。这样的时候若发动战争，取胜是当然的事，康熙外征的武功，实则不足称伟。

而战争一旦结束，财政就会产生剩余，金钱谷物积蓄于国库，无处流通。且现金大量闲置也会影响景气，有产生不景气的危险。原本是为了追求景气而采取的政策，最终却产生了必须消费积蓄的结果。在宋代，也一度有这样的时期，但稀里糊涂开始构筑宫殿，之后的维持费用成为沉重负担。而清代的财政家想到的办法是天子游览旅行，地点莫过于风光明媚、气候温暖的江南。于是，天子南巡开始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天子东巡，以祭祀泰山、祭拜曲阜孔庙为名目。但下泰山后，并未到附近的曲阜，而是向南而去，名目是视察河工。当时黄河自河南开封向东南与淮水汇合，向东流去，但因河道狭窄，屡屡泛滥成灾，又浸漫运河，所以投入了巨额费用以图治水。康熙视察了治河现场，又发足渡江，经苏州至南京，由此而返，再至泰山脚下的曲阜祭拜孔庙。宣称东巡，却突然南巡，有点像逃课而归的坏学生模样。本来江南的风物就是北京一带不得见的优雅，故而天子之心难忘此乐。虽说江南乃财赋之地，而人情不及北方淳朴等，而那以后，康熙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前后还是举行了六次南巡。因为是天子之旅，规模颇为壮大，但费用悉由政府支出，天子自己则称，对人民皆予赏赐，不使有一钱之搅扰。

此外，康熙为支出国库的盈余而进行的事业，还有恩惠后世的图书编纂。通常所谓康熙时代的钦定图书是《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骈字类编》，等等，在众多种类中只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是名副其实的压卷之作。如此盛大的文化事业在元朝当然没有，就是在汉人王朝中，非要找的话，也只有宋初能见到若干类似的事。为了此等事业，全国的文化人被召集至北京，北京亦成为有力的文化中心。要提一句，当时苏州、杭州等江南区域仍然是文化渊薮，这一点没有变。

康熙的南巡及图书编纂事业，由其孙乾隆更为盛大地继承。在一个王朝的短时间内，历史的重复也屡屡进行。故而后世言及清朝盛世，总称康乾，其实还存在着容易被人忽视的、统治较短却意义重大的雍正时代。

雍正帝的内治　康熙帝子嗣繁盛，有三十五个儿子，但到了晚年，皇帝身心已见老衰，产生了皇子与朝臣结党争势的弊害。康熙于六十九岁去世后，由四子雍正嗣位是幸福的。其时雍正四十五岁，有长居储位所得的经验，又有天性明察的资质，计划收紧康熙末年流于放纵的政治，肃清纲纪。

雍正见明代以来内阁制度之不便，别设军机处为最高机关，取而代之。清初，内阁因天子及亲信为满人，故第一公用语为满语，与汉地相关的汉文文书亦必须逐一译作满语。事实上，清朝自顺治帝以后，至少天子皆善汉文，或是甚于汉人的文化人。因此，为了裁决而翻译汉文文书，实则全无必要，不过是为了保全征服者的体面。奉行合理主义的雍正帝则认为这是愚蠢的传统。趁西北与准噶尔部战争之际，他于宫中设军机处，任命数名军机大臣及其下的军机章京，皆满汉同数。前线来的文书，若为满文，则由满人章京处理，若为汉文，则由汉人章京应对。天子与大臣交谈，满文文书则用满语，汉文文书则用汉语，分别给予裁决。如此，一一翻译文书的手续与时间得以省掉，可以快速应对。军机处建立后，紧急重要的文书逐渐经由此处，内阁处理的尽是每月的会计报告等文件。由此，内阁大学士成了闲散的名誉职位，实权移到军机大臣之手。其下的军机章京，则选拔有能力的年轻政治家任之。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迅速写出文章，因为军机处例外地不置胥吏，章京还要承担胥吏的功能。胥吏之弊害，历代都有批评，但直到清朝，才终于在中枢机构创立这样的新式机关。不夸张地说，正因此，清朝的命脉才比其他王朝延续得更久。

雍正帝的政治原则，是如王安石那样的合理主义。中国的官吏薪俸，向来被控制得极低，不足以生活，于是就在租税之外私自强征称作“火耗”的附加税，再自行平分。雍正帝修改此法，设定限制，公开征收附加税，其中一部分用来给官僚加薪，称作“养廉银”。

公文之外，雍正帝还与地方大员保持私人亲展信件的往来，命其将地方实情无所隐瞒地呈报。他经常亲自披览奏折至深夜，以朱笔作答，再返回朱笔谕旨。这种朱批谕旨文书最后还要交还天子处，据说在宫中大量积存，以至于堆满走廊。雍正这般精力充沛的勤勉之人，还是首度出现。即便在君主独裁的近世中国，这样典型的独裁君主也只此一位。可以说，清朝特有的中国统治体系是由雍正帝完成的。

汉人君主的特权中，包括建储权。而蒙古、满洲等北方民族的君主，应通过实力者的集会由选举产生，换言之，君主只限一代。在清朝，到太宗为止都不能预定后继者。到世祖时，渐渐成为汉式的天子，但即便如此，还是根据死后的遗诏指定康熙帝。完全成为汉式的天子，是到康熙帝时，他年轻时就册立嫡长子为皇太子。然而，趁皇太子不肖，志在看准太子前程的朝臣趋奉太子，拉帮结派，最终发展至意欲阴谋弑逆父皇。故而康熙帝废掉皇太子，一直搁置行使立太子的权利，到临终时才指定雍正帝继承。雍正帝因目赌此次失败，自己也不立太子，设计了所谓的秘密立储法。即将后嗣之名书于札，封入秘匣，藏入宫中正大光明匾后，若天子未指名即死，就用大臣集会开箱、遵遗旨立新天子的方法。然而实际上，雍正帝也是即位第十三年临终时才指定皇四子高宗，命大臣遵行（1735年）。高宗乾隆在位第六十年，立仁宗为皇太子，翌年正月禅位，为太上皇。表面上的理由，是不想打破祖父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的纪录，不过其实，应该是不喜欢遵从秘密立储这样没有颜面的办法，想堂堂正正行使汉式独裁君主的建储权。

乾隆的政治　乾隆的六十年，与康熙的六十一年重复部分很多。祖父时代以来就成问题的与准噶尔部的战争画上了终止符，清军席卷准部盘踞的天山北路，平定其下属的南路沙漠周边的伊斯兰都市，合并南北两路为新疆省[76]。因南接的青海、西藏自雍正时代已归顺，故而至此形成了清朝最大的版图，汉地十八省与满、蒙、回、藏之藩部合为一块领土。

乾隆帝的图书编纂事业，远远超过康熙帝，其中之最，无论如何都是《四库全书》的完成。康熙时代的编纂是摘录之业，将特意搜集的资料删减摘录，排列合订，故而面向读书人、以使他们省去检索之劳为目的。与之相对，乾隆的《四库全书》是下令全国进呈所有图书，将其中认为有价值的全卷照收而成的大丛书。将经史子集共三千四百五十八种、七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卷装帧为三万六千三百八十三册，先抄四部，藏于北京宫内、圆明园、奉天、热河，这是天子个人所用之物；接着又造三部，藏于当时民间文化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即扬州、镇江、杭州三处，以供学者阅览。其目录解说，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都是目录学上不可或缺的文献。

康熙帝爱好朱子学，而乾隆年间是考据学盛行的时代，对著成《四库提要》贡献最多的纪昀，也于考证花费最大的努力。从考证学的观点看，将资料剪贴拼凑的是通俗之书，无足珍重。

清朝虽可见元朝的重复，但倾注国库进行的修书事业，则是元代蒙古人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元代完成的书籍，只有《辽史》《金史》《宋史》，且因撰写极为草率，可以说甚为低劣。但另一方面，因为元代对汉文化无甚理解，放任自流，也没有发生类似清代“文字狱”那样的笔祸。

满洲出身的君臣对汉文化抱有理解，阅读汉人的文学图书，由此窥见了汉人攘夷思想深刻的一面，被无法言说的不安攫住。汉人表面上服从清朝，看上去讴歌其政治，但心底到底如何想，并无从知晓。因而，清朝的统治究竟能持续到何时，颇可怀疑。满清朝廷不管情愿与否，都不得不与汉人的攘夷思想对决。

顺治末至康熙初，发生了最初的文字狱。庄廷出于沽名钓誉之动机，将他人所著明代历史之书冠名《明书》出版，因其中对清朝有贬低之辞，包括本人在内的两百余名相关者被处以死刑[77]。此事之后，朝廷虽欲编纂《明史》，但学者恐惧，逃避责任，不愿认真书写，直至在乾隆四年才完成，作为钦定书出版。同时，于历代正史亦着手整理，对北方民族等固有名词中出现的贬低性文字予以修改，合《明史》而成《钦定二十四史》。既然是钦定书，任何人引用任何部分都无妨，即承认该范围内的学术自由。

到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依然一再重复。事实上，即使如《四库全书》的编纂，也可以看出，其间隐藏的深意是检查全国图书，欲肃清不慎留下的攘夷记载。若不稳妥的记录极少，就将该部分订正，允许继续刊行；攘夷思想包含较多的，即定为禁书，公开刊行自然不可，就是个人收藏亦属严禁。这场搜查禁书事业进行得非常彻底，攘夷记载至少表面上从社会消失了，汉人似乎也忘了清朝是异民族的事实。然而，这些禁书流入日本并保存下来的有不少，清末又回流中国，成为煽动攘夷思想的因子，也是奇妙的因缘。

清代的文化　我说过，清朝的历史很多是重复元朝，除前述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即元与清有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这一共同点。元代，西方的四汗国自不必说，中国本土亦有西亚移民，即色目人，他们传入了西方文化。尤其显著的是在天文历法领域，元朝用的郭守敬授时历为回回历，即根据伊斯兰历法而来。他所用的天文观测器械，其后经明清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天文台遗址。

清代的文化不同于元代，受到欧洲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不是从清朝以后突然开始的，而是明代中后期就有的现象。特别是利玛窦于万历年间经广东到南京，与当时的政治家、文化人交游甚密，使其中有些人改信基督教，又向有些人传播西洋学术。其后，同是耶稣会的传教士相继而来，向中国介绍西洋文化的同时，也研究中国文化，将其成果汇报给欧洲。中国人首度获知地球的形状以及中国的位置，是从这时开始的。而日本亦通过中国，得知世界地图的正确样子。

17世纪，在欧洲是文艺复兴大致收获成果的时代。传教士们将这些成熟的文化带到中国，正因其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实证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很大。中国以明清交替为转折，经学上唯心的阳明学衰落，实证的考据学兴起，我认为，该崭新学风就是受欧洲文化的刺激而产生的。

虽然当时欧洲文化的确优秀，但我认为，对其优势不宜过度评价。就结论而言，当时中国也好，欧洲也好，文化基础都在同样的文艺复兴阶段。只是中国很久以前就经历过文艺复兴，而与之后中国未展示出新发展的低迷相反，欧洲因为远远落后而发达起来，从西亚、中国汲取的必要要素，促进了文艺复兴文化的开花。创新的努力长久持续，形成了比任何地域都优秀的近世，这种新锐文化又反向传入中国。

但因当时中国与欧洲的文化落差极小，必要的长处很快能够学习掌握。明王朝借西洋传教士之力创造了红衣大炮，兴起于满洲的清朝很快得到一门，得以在进攻明朝时使用。特别是在康熙时代，也凭此大炮之威力对抗强敌准噶尔部，于外蒙古沙漠中的遭遇战中大获全胜。

康熙帝直面的其他强敌，还有侵略西伯利亚以东的彼得大帝率领的俄罗斯军队。俄罗斯军队出现在黑龙江上游，一面建设殖民地，一面南下，于是康熙派兵攻占了俄罗斯的前进基地雅克萨。虽也有俄罗斯军队距离本国遥远之因，但军事主导权总掌握在清朝一方。战争的结果，即所谓的《尼布楚条约》，以外兴安岭为界，黑龙江流域几乎全被定为清朝领土（1689年）。

比较当时中国与欧洲的两种文化，虽说欧洲文化有优点，但不能忘记中国文化也有出色之处。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前面虽已指出，自宋以来中国文化反复颇多，但这种反复中也有进步的性质。

若以陶器为例，宋元的青瓷已达到相应的完熟之境，呈现出一种极致。不论从实用还是观赏而言，都到了难以超越的地步。而明初，永乐宣德年间青花瓷的出现，又展现了一种极致。但并不能说所有方面都比前代青瓷更出色。到接近明末的万历年间，出现了红花瓷，也是一种极致。但同样，难说是可取代前代的进步。到清朝，完成了华丽的五彩瓷，当然也是一个极致，但也不是说全部用五彩就够了。陶器发展到如此多样，毕竟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无论如何，历史这种东西，只有经过重复相似内容的漫长时间，才能够进步。先于青瓷有青花，先于红花瓷有五彩瓷，都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看，历史的反复绝不能说是无用的。

相比之下，清朝时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极浅。正因为时间短，才出现了难以开发的部分，在进步内面隐蔽之处留有空白。从这样的角度来眺望古老文化的地域，那里有自己绝对难以企及的优点，由此心醉神往，也是极自然的。18世纪欧洲的“中国情趣”，就是从这样的必然性产生的。

从这样的立场来看，以18世纪下半期为中心的乾隆时代，东西文化取得平衡，实可称罕见。乾隆帝命传教士在北京西郊的离宫圆明园内仿凡尔赛宫，开辟一隅，安装喷水设施；在欧洲，各国王侯于宫中设中国宫、日本馆，或以宫中一室为中国室，日常展示中国陶瓷藏品，向内外臣僚夸示财力之丰富与趣味之高雅。

广东的英国贸易　像康熙帝不屈服于俄罗斯一样，乾隆帝亦不屈服于英国。之前，康熙帝对经澳门入境的西洋传教士宽大对待，某种程度上也许可基督教传教。但自雍正帝以来，开始倾向于严格控制，严禁中国人入基督教，禁止内廷之外的传教士入国。乾隆帝虽然爱好欧洲文化，但限制对欧洲贸易，关闭沿海的通商港口，只允许于广州一港进行交易。而广东贸易中代表欧洲的是英国。

16世纪欧洲人航海之初，站在前头的是葡萄牙人，不久于澳门设居留地，逐渐扩大侵占范围。进入17世纪以后，新兴海洋国家荷兰、英国、法国活跃起来。荷兰以爪哇为中心，相继掠取东印度诸岛，取得与日本的独占贸易权。与之相对，英法两国趁莫卧儿帝国衰微，志在领土扩张而争夺霸权，反复死斗，终于在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接着，英国以印度为立足点，利用物资打开广东贸易，其他各国遂无法与之竞争。

然而，广东的中英贸易并非依据平等原则进行，明代朝贡贸易制度之精神被清朝原封继承。虽然清朝没有要求诸外国向天子朝贡，但依然认为贸易是中国天子给予其属国的恩典。因此，外国的贸易当事人对中国的官员，必须采取更低一级的陪臣之礼。所以即便英国欲提出各种要求，也不会超出人民对长官请愿的立场。

英国想对中国推销的特产是毛织品，因此在暑气甚剧的广东很不利。如果可能，则远远北上到渤海湾沿岸进行交易；如果不能，至少要北上至靠近长江口的宁波附近。这样，英国想要的中国茶叶也有望以更低的价格到手。

对于广东不知持续到何时的不利单边贸易，恼怒且无奈的英国获得中国天子的许可而派遣使节，希望展开直接谈判，申诉英政府的要求。于是任命乔治·马戛尔尼为正使，率领使节等分乘三艘船，自渤海湾的大沽进入白河，登陆后经北京去往乾隆帝避暑的热河离宫。谒见之际，大使被要求行三跪九叩的臣下礼，即下跪三次，每次磕三次头。虽然英方认为，大使代表独立国家的君主，应以客礼迎之，但中方认为，大使相当于皇帝臣下的英国国王的臣下，也就是陪臣，天子恩准赐见已经是无上的光荣了。最终，乾隆帝虽然在礼节问题上予以宽容，允其行单膝下跪礼，但关于贸易的交涉则完全不接受，始终把贸易理解为蛮夷的朝贡，以优越感十足的敕语谢绝了英国的要求（1793年）。

英国未能通过外交交涉达到目的，却又因国内需要，必须从广东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不能就此放弃。当时，产业革命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实验正在进行中，需要巨大的设备投资。因此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卖入中国，结果意外地契合中国人的嗜好，鸦片输入额连年增加，一直以来的贸易收支不久逆转。为了结算毒品，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马戛尔尼到访中国的18世纪末，英国的产业革命如火如荼，相邻的法国则是政治大革命正值高潮。这种物质与精神双方面的革命一经成功，影响所及，不单是欧洲社会，很快全世界的社会组织的根本，都不得不彻底变革。正面承受这一世界性冲击的，即便是有强大传统支撑的中国也不例外，从此，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时代。

鸦片问题　康乾黄金时代，不单是清朝的政治隆盛期，还因国际贸易、白银流入，保证了经济的繁荣。但乾隆帝之后，进入嘉庆帝时代，贸易收支骤然逆转，此前积蓄的白银开始流出，直接表现就是经济上的不景气。衰退导致失业，失业又招致不法商人的增加，而这与叛乱勃发的因果关系是素来被历史证明过的。

果然，嘉庆年间，各地叛乱纷起，无有宁日，清朝的统治始见阴影。该时代的叛乱多称“教匪”，即白莲教徒蜂起。信奉被禁止的白莲教，其实不过是黑市经营者巩固团结的权宜手段。不可忽视的是，该时代的叛乱主力与过去的秘密结社性质不同。他们在走私鸦片的同时，成立新的另外系统的秘密结社，与此前的系统平行扩张势力，也是事实。这种新团体多称作“三合会”，也称“会匪”“烟犯”。会匪系统的秘密结社势力扩大极速，从广东到长江，更蔓延至华北的黄河平原。从前，食盐的情况是私盐一旦盛行，地方官盐就滞销，政府察觉危险信号后立即严厉取缔私盐。然而，鸦片作为单位极小的商品，潜伏性极强，即便大规模交易，外部也不现征兆。吸食鸦片产生的恍惚之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应当站在取缔鸦片贸易立场的官僚、衙役、军队，也堕落此中，甚至身居要职的官员也沾此恶习。

仁宗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接下来进入宣宗的道光年间（1820—1850年），朝廷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处置鸦片。具体来说就是应当如何监管中国人，断绝吸食鸦片的恶弊，以何种方略禁止英国人的鸦片走私，如何压制弥漫全国的秘密结社之蠢动。无论哪一条，对已不断衰弱的清朝政府来说都是很大的难题。

面对如此事态，政府内部的黄爵滋等人持严禁论，主张无论怎样牺牲都要阻止鸦片贸易；另一方面，有人持甚为现实的弛禁论，主张干脆承认鸦片买卖，这一派虽然是少数，但也应当注意。据弛禁论的代表者许乃济等称，严禁鸦片会使交易转入地下，产生法外价格，不单外商与秘密结社会增加，现银也会继续大量流出。他认为，如果承认鸦片买卖，经正规途径纳税，作为合法商品的鸦片的价格会下跌，最终既可以加以必要的限制，也可以消灭秘密结社，有利于社会治安。但若如此，可预料到吸食鸦片的人数会益发增加，结论是应当教化他们，令其自制，对不服从的乱民则不予考虑，这就是弛禁论的弱点了。

最终，道光帝与大臣们的结论是，不可坐视毒品侵蚀人民健康这一形式上的正论。这点而言，清朝毕竟是欲恪守国初以来为人民的政治这一口号，要是在元朝，恐怕一开始就不会成为问题。

对于此事，英国人的想法也很独特。他们称，鸦片是商品，有买者才能卖出；如果清朝真想禁绝鸦片贸易，那么监管自己的人民即可，他们无法把商品卖给不想要的人。这不过是狡猾的遁词，但也的确触到了清朝的痛处。

深思熟虑之后，道光帝任命强硬派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筹划禁烟。此事进展不顺，发展成鸦片战争。而此时的英国，已在产业革命中取得巨大成功，不再是五十年前乾隆年间的英国了。攻击广东的英国海军主力尚是帆船，但驶入广州湾的辅助舰已是汽船，其敏捷的行动给作战带来了巨大便利。

对于广东发生的冲突，英政府认可了驻外官僚采取的态度，展开全面战争。获得增强的舰队攻击中国沿海并一路北上，终于进入长江，占领上海、镇江，直逼南京。清廷恐大运河航线被切断，遂在屈辱的《南京条约》上签字，以求和平（1842年）。

中国的港口开放　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当然，当时的英国也是创造了人类未经历过的产业革命的新帝国。英国所代表的欧洲新锐文化相继袭来，向中国历史的常识之网投下过去想捞也无从捞起的异物。但中国文化到底源远流长，因其悠久，不会一概被外来文化同化。表面上即便再新鲜的事物，实际上能用传统的古老理论解明的也不在少数。对我们当代人来说，准确辨别当时新旧的真实面目，是最重要的课题。根据历史显示的事实，最初的异物作为点固定下来，尽管不断被排斥、抵抗，但渐渐扩大了存在，不久成为线，成为网，终于树立新的体制，取代旧的体制。事实上，这也是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多次重复的结果。在这当中，有了历史的进步。

鸦片战争因鸦片而起，但鸦片问题却丝毫没有解决。对林则徐销毁的鸦片，清国要支付赔偿金，但并不认可鸦片输入，对中国人民的鸦片贩卖禁令依然有效。英国人不喜欢鸦片战争的名称，称战争是由两种不同体制，即锁国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的冲突导致的，是为了使中国开放。但这是本末倒置的敷衍，开启战端是为了保护英国鸦片商人的利益，这种事实不可覆蔽。

在《南京条约》中，除广州之外，上海、宁波、福州、厦门被开放为通商港口，允许外国人居住、交易。此外，割让广州南面的香港岛给英国，该岛当时是海盗根据地，也是没有任何设施的荒岛。发展成今日这般繁荣的国际大市场，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与漫长的岁月。在当时的贸易振兴策略中，香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对英国而言，最有益的是上海的开放。

此前，对马戛尔尼开放广州以北港口的要求，乾隆帝没有许可，说是担心内地产生失业者。也就是说，如果只开放广州一港，中国的物资由北向南，不仅要长距离运输，还必须越过五岭到达广州。这种物资移动需要大量劳动力，可以给运输业提供岗位。如果开放港口北移，省去运送劳力，其利益就落入英国人之手。

从这点而言，上海的开放的确正中英国人下怀。以英国为先导，欧美各国迅速将对华贸易的据点移往此地，上海后来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正以此为开端。正如马戛尔尼所料，上海的中国物产远比广州丰富，入手价格也低得多。

那么，会不会产生乾隆帝担心的失业问题呢？说起来，问题的确很严重，而且引起了动摇清朝国本的重大结果。太平天国的骚乱，就是根据《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产生的畸变恶果。

因上海开港，内地物资通过更短的距离由外国船运来，单说这点，中国的劳动力产生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同时，外国物资运往中国内地的路线也发生了很大变动，难免出现之前繁荣的路线骤然沉寂的现象。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从广东经广西、再由湖南到长江的路线，特别是因为该路线是将广州卸货的鸦片运往中国内地的要道。因为鸦片是贵重商品，一般路线不便运输，而此偏僻山道恰可避开官府耳目，反而很方便。

可是，与其他贸易品一样，鸦片卸货的港口从广州移往上海，造成的是广西湖南线路鸦片商人的失业。说产生了严重结果，是因走私商人原本就多为失业者，善意而言，也可以说他们是失业保险金的领取者。此番失业，意味着无法再领失业保险金。失业者又失业，他们到底何去何从？除了暴动叛乱，别无出路。于是有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表面上的主谋，是在广州学习了基督教教义的洪秀全，但实际的中心人物是杨秀清。洪秀全产生了自己是基督之兄的幻觉，提倡信仰上帝、扫尽世上妖魔，组织了上帝会。上帝会作为邪教，受到官府压迫，渐渐发起叛乱，而洪秀全的作用到此为止，之后主导权移往杨秀清之手，洪秀全几乎不再出场。

上帝会发祥地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附近一带居民是半开化的山民，他们成了太平军的核心，也就是所谓的广西老兄弟。洪秀全不久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还创历法太平天历。时值清朝宣宗道光帝三十年统治结束，其子文宗咸丰帝即位，咸丰元年（1851年）即太平天国元年辛开（辛亥）。此后咸丰帝在位的十一年间，清政府一直忙于同太平天国作战，无有宁日，咸丰帝未能见到叛乱平定，死前叹为最大恨事。

发起于广西的太平军，避开清朝讨伐军的先锋，背后出击或乘胜追击，从根据地出发，越过分水岭，在北流的湘江上游进入湖南。沿途与三合会会众合并，吸收湖南失业矿工，壮大势力，流布湘江，进入长江。更沿江而下，攻陷南京，以此为都，称作天京（1853年）。

在清朝时太平天国被称作长毛贼，近来其革命性与近代性反被高度评价，但该运动中可以根据古来中国社会理论解明的部分很多，不同性质的部分反而很少。毋宁说，平定该叛乱的主力、曾国藩的湘军，有着更显见的新要素。湘军原为曾国藩个人按政府要求组织的义勇兵，领导将校由读书人担任。这是过去中国所没有的新构想。接下来，他在湘江、长江的水战中引进使用西洋大炮而获得成功。战争长期持续的过程中，两军都使用了大炮洋枪，不过以清朝国力为背景的湘军还是比几乎没有固定领土的太平军远为有利。再者，曾国藩同僚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得到上海商人的后援，且与欧美人任指挥官的常胜军联合作战，断绝了太平军与外国的接触，使其陷于孤立。后来淮军成为清朝常备军的主力，使其军事体制为之一改，这又反而成为清朝灭亡的原因。比起太平军的叛乱本身，随之而起的军备近代化，被认为有更大的意义。

同样的变化在清朝的政治，特别是外交方面也有发生。以广州港内中国官府侮辱英国国旗的问题为发端，英法两国舰队北上，在渤海湾的白河口三度作战，尤其是第三次时招致了两军陆战队占领北京的非常事态。清朝无奈而结城下之盟，支付军事赔款之外，还追加天津等为开放港口，许可外国公使驻扎北京，允许外国人通行中国内地（1860年）。

中国的开国《北京条约》的意义极为重大，《南京条约》时中国只是开放了港口，这回却不得不打开国门了。中国天子引见外国公使，不得不以对等礼仪交际，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清朝中央政府有处理与朝贡国事务的鸿胪寺，但没有处理与对等外国交涉事务的外务省。因此清朝新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任命咸丰之弟恭亲王为总理大臣。而这以后，对外交涉成为清廷的政治中心问题，实权移到总理衙门，一直以来的军机大臣失去发言权，成为闲职。

有了《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对清朝政府的态度放了心，为了有效实施条约，希望早日平定太平天国，制订了以武器援助清朝的方针。恰好，讨厌外国的咸丰帝薨于热河离宫，对外国抱有理解的恭亲王辅佐冲龄的穆宗同治帝行新政，督励湘军镇压太平军。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见识到西洋文明种种威力的清政府，计划任用“洋务派”的新知识分子改革政治，即所谓的“同治中兴”。但以古老传统为背景的旧体制虽已显崩坏之势，却不会轻易瓦解。新旧冲突的时代尚将持续。

同治中兴其实没有什么，只是平定内乱，但“中兴”是知识分子的评价，灌输了一种自信，实际内里是国家主义的抬头。太平天国叛乱期间，在与英法联军的战争中，北方白河口的大沽和南方的广州被占领，北京也被攻陷，离宫圆明园被烧毁。结果，除支付赔偿金之外，还要答应在通商港口设置租界等屈辱要求。更有俄罗斯乘人之危，通过《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1858年）之地，又签订《北京条约》，割去乌苏里江以东之地（1860年）。在中国人原来的天下主义里，近代的国家观念很薄弱，但如此四方压迫之下，不可否认的是，产生了国家及国民的自觉。于是认为，连番屈辱皆因太平天国内乱，如今内乱平定，就产生了对外也可安泰的自信。因此，曾国藩与李鸿章被视为国民英雄而信望聚集。事实上，同治在位的十三年里，对外的确未发生什么大的破绽。

同治帝十九岁而死，未有子嗣，这是清朝立国以来的异常事态，因此在选定继位者的问题上议论沸腾。同治帝的生母西太后，欲拥立同治的堂弟德宗光绪，虽有很多异议，但西太后力排众议、果敢行事，确立了权威，作为监护人独裁政务。

清朝的衰亡　然而，进入光绪时代以后，使同治中兴的自信逐渐丧失的事件接踵而至。光绪七年的《伊犁条约》中，对俄国割让巴尔喀什湖一带土地（1881年）[78]，四年后中法战争失败之际，又承认朝贡国越南归属法国。但最严重的还是败于日本，放手朝贡国朝鲜和割让台湾之事（1895年）。

清朝的败因，是陆海军尚未成为完全的国民军，最大的军阀首领李鸿章的淮军未摆脱私人军队的性质，残留着太平天国战争时的浓郁特点。作为中国海军主力的北洋舰队，也与轮船招商局一样，被认为是李鸿章的财产。与北洋对立的南洋舰队的大臣，竟要求日本归还一艘在战争中被俘获的船舰，理由是这艘船被误认为属于北洋舰队。

甲午之败暴露了清朝的弱点，列强争先对清国要求权利，铺设铁道、采掘矿山之外，又划定租借地，德国占胶州湾，俄国占旅顺、大连，法国占广州湾，英国占威海卫。这与通商港口的租界一样，如国内之国，对中国行政带来很大妨碍，但同时介绍普及新文化的效果也很显著。

外国的这般专横，当然难免招致中国人的反感，于是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是最朴素的形式下产生的排外运动，但其中很难看出近代的进步性，终究还是如实表现了旧中国体质的内容。暴动原因，是大运河搬运工们由于海上轮船的运行而失业，痛恨外国文明。被看透其性质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在辖区内扫平后，义和团又转向北京。守旧派居多的清廷将他们引为同道，召之入京，结果灾难更为扩大（1900年）。终于，日、英、俄、德等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朝不得不支付巨额赔偿金，产生了以关税担保的事态，并修改《南京条约》时被迫同意的从价五厘的低税率而予以提高，清朝的处境愈发艰难。

面对这等局面，国家主义当然也会变质。一直以来，朝野一致拥戴清廷，但后者屡屡失策而失去民心，于是认为打倒清朝是国家主义的捷径。于此产生了以革命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其契机则是甲午战争十年后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在欧洲看来也是大国而对其有所忌惮的俄国，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上下的觉醒。

当时毫无理由的“黄祸论”正被提倡，其实，在白种人强国于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的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中，自然也产生了东洋民族互相帮助、共同对抗欧美的意识。在中国革命家孙文等人的初期理想中，可以看到为了打倒清朝、成就中国的民族主义而期待日本援助的态度。

而阻碍孙文等人革命运动的，竟是以中国改革论者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康有为此前得光绪帝知遇之恩，志在以清朝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欲照搬日本明治维新实施于中国。他的运动被西太后镇压，也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1898年）。他自己逃亡海外，但身为儒者的他，无论如何无法抛弃对清朝的忠诚，与敌视清朝的革命党激烈对立。日本政客不喜“革命”之名，与康有为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同论”有共鸣者却不少。其影响特别是在军部、保守政界的实力派中长期残留，及至后来出现了“满洲国”，溥仪最初的年号就是“大同元年”。在日本政府方面倾向于康有为的同时，对孙文的革命运动有所协助的，毋宁说仅限于民间的有志之士宫崎滔天，以及在野党的政治家犬养毅等少数人物。于是，日本的政策渐渐乖离中国的民心而行进了。

第四篇　最近世史

一　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　清末至民国，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不在首都，也不在古文化都市苏州，而是在新兴的上海，这是因为那里有外国租界。但该租界也不是在《南京条约》签订时就注定了繁荣的命运。最初只是指定远离县城的偏僻之地给外国人居住，为的是将他们封闭于此。然而外国人可以自治，不受清朝官府管辖，也未受内乱影响。有实力的中国人一旦知道这里是中国最安全的土地，就争相进入，租界很快夺去县城的繁荣，更取代附近苏州的地位，一跃成为中国第一的文化经济都市。

上海所有方面都开始洋化，从日本输入铅活字，也发行报纸、杂志。活字本来是中国的发明，但此时这般迅速大量的印刷发行是前所未有的，正是一场重大革命。伴随而来的是新知识阶层的产生，不论历代政治家多么努力，都没有使如此众多的民众阅读经书或者文学，此时他们却贪婪地阅读新闻。内容只要不是反抗称得上是租界政府的工部局，印刷或从日本引进发布任何革命文件都没有问题。不过，越过租界与上海县的边界时就有问题了。

德宗光绪帝晚年被西太后幽禁，不过徒守空位，在位三十四年后与西太后前后脚去世，清朝益发气若游丝（1908年）。光绪的侄子溥仪三岁即位，亲生父亲醇亲王摄政，翌年改元宣统，但第三年的辛亥之岁就发生了革命（1911年）。

但准备不足、偶然爆发的革命运动，从结果来看，却被继承李鸿章衣钵的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利用，陷入困境。完全是侥幸占领武汉、南京的革命军，也不是足可信赖的军队。事实上，军队本身几乎是缺乏指挥的乌合之众，也没有得到期待中外国援助的武器与军资，因此只能一味等待舆论高涨，天下响应。

另一方面，迫使醇亲王下台并取得朝廷全权委任的袁世凯，有财政，有军队，有武器弹药，独缺大义名分。如果压制革命运动，成为落后的旧式政治家，定会内外见弃，因此他在两者之间进行幕后交涉。革命受到武力压迫，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无奈退位，迫使清帝退位的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政府。如此令人震惊的协议竟然达成了。革命军是以袁世凯来南京接受孙文让位为条件的，但袁并不照办，在唆使部下军队胁迫宣统退位之后，据守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2年）。这与古来的篡位毫无区别。

虽然如此，自秦代以来持续的皇帝制度崩坏，共和国成立，的确是政治上的一大变革，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可惜政府形式虽然变了，但管理的主人还是陈腐的旧人物。袁世凯一味信奉权力效用，对共和政治的意义和民主主义的性质全无理解。新政府设立了一院制的国会参议院，但袁世凯以种种借口压迫孙文等国民党议员，又趁镇压二次革命的反袁军事运动之机，剥夺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会陷入自然消灭。

袁世凯悉数罢黜反对派、掌握全权的同时，也开始了昏聩的独裁。但他的独裁受限于共和制，无法像皇帝那样操作，感到这种不满后就想复活帝制，开始抱有当皇帝的野心。在左右阿谀中，他于中华民国五年元旦即皇帝位，准备改年号为洪宪。毕竟还是有很多反对，先是云南发起第三次革命[79]的呼声，举起反袁大旗，诸外国也不惜干涉内政，一致劝告延期实施帝政。袁世凯只得屈服，取消已在国内部分实施的帝政，安于大总统之位。但内外弥漫的反袁运动愈演愈烈，相继有省份宣布脱离中央，袁世凯穷于进退，五十九[80]岁时病死（1916年）。

袁世凯的确是旧式人物，他在世时尚能统帅追随自己的军阀，但他一死，大小军阀就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行动，意外地出现了类似战国时代的局面。此后约十年间，主要以华北为舞台，被目为袁世凯直系的皖系段祺瑞、旁系张作霖以及与张对立的直系吴佩孚等，走马灯似的出没。不过，这些军队只是雇佣兵，因此即便被迫参战，也全无斗志，据说一下雨就自然停战。但因军队素质低劣，每有战争，则反复掠夺杀人，一般民众蒙受的灾害无法形容。

新文化运动　北京政府成立以后，尽管民间评价非常恶劣，但还是有一座聚集国民信望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七年[81]，蔡元培任校长，文科聚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才。北京大学公开发行的刊物，有古典研究的《国学季刊》[82]，这自然是有益的，但面向更多大众并带来更大影响的是他们私下编辑撰写的《新青年》。以此杂志为舞台，产生了种种新文化社会运动。

其一是陈独秀首倡的思想革命。他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等六大新主义为纲领，批判中国的旧思想，特别将儒教的害处攻击得体无完肤。他称儒教是人吃人的封建时代之教条，其创始者孔子给后世的罪恶比当时祸害一时的大盗盗跖更为严重，数千年间，持续蛊惑人民。当时，戊戌政变的关键人物康有为尚在世，对国会提出定儒教为国教。陈独秀批孔，也包含了反驳康有为的意味。

其次是以胡适为中心的文学革命，主张排除特权阶级独占的贵族文学，提倡为了民众的新文学建设。因此，文学用语必须是当时的口语，而近世文人模仿古代文体创作的没有独创性的拟古文，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相反，对素来被斥为恶俗的元代白话杂剧与元曲，则予以高度评价。

再次，钱玄同计划改良汉字，提倡汉语罗马拼音化，被称作文字革命。这些总称为“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巨。以所谓“礼教”侍奉权力，是孔子的发明，向来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有之才得以区别于周边野蛮人，如今却因为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被当成糟粕来排斥。这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是前所未有之事。与之相比，清朝兴起的考证学等，其方法虽然并非没有科学之处，但对其新鲜性不宜过高评价。特别是清中期以后，考证学者的学问完全游离于社会之外，在人生观乃至实践行动方面，是依然故我的朱子学。他们对中国社会，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事物。

而新文化运动改变了民众的人生观，使日用文体与言文相一致。文字方面，政府还制订了类似日本假名的注音字母，甚至应用于教育实践中。

这场新文化运动，大致始于民国四年（1915年）前后，以受此刺激的学生为中心的新一代革新运动，则在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运动达到最高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出兵山东占领胶州湾，袁世凯被迫承认所谓的“二十一条”之际的排日运动的继续，也是抗议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提议被无视和排斥亲日派的段祺瑞和曹汝霖等的实际行动。运动背后也有大总统徐世昌及反皖系的策划。

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正因波及了各个方面，其提倡者之间也有意见分歧，因此有缺乏一贯性和持续性的方面。相反，一生反复讲说个人信念的是三民主义的首倡者——孙文。

孙文与三民主义　孙文生于广东，在香港学医，于澳门、广州经营医院时开始怀有革命思想。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失败使他确立了打倒清朝的决心，从那时开始他就是一位爱国者。最初在广东从事的革命运动失败后，他亡命日本、美国、英国，此后因持续对本国政府采取反抗态度，大部分时期都不得不在海外度过。但上海租界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故而与三民主义并称的《建国方略》是在上海写的。

三民主义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据他说，此三民主义相当于林肯提倡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口号，又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时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标语。但他的三民主义的内容是与时代共同成长、变化的。

他最初提倡的民族主义是颠覆满清的统治，恢复汉族的自由。因此认为放手藩部，即由清朝武力统合的满、蒙、回、藏之领土也无不可。因此中华民国成立当初，曾认为民族主义已达成，而将三民主义变为二民主义。但后来又产生了五族共和论，即满、蒙、回、藏与汉地联合成为共和国的理论。而且，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孙文，通过更新内容，又使民族主义复活。其论点是，中国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以中国军阀为爪牙，欲推进中国的殖民地化，故而必须与之对决，恢复中国民族的自由。于是五族共和论就吸收这种民族主义，认为中国领土内的各个民族凭己力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存续，故而应在中国的指导下合为一体而共存。

最初民权主义的矛头也是专指清朝，是要排除异民族统治、恢复中国人民的权利，但后来他采取了五权宪法的具体形式。他认为，民权中的政权是人民在小区域内直接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利，以及政府作为代表者间接行使的治权。代行治权的政府在西洋以三权分立为原则，但这并不充分，行政、立法、司法之外，还有必要分立监察权和考试权，而这是历代中国政府已经实施的。监察是弹劾官吏的违法行为，西洋的惯例是由立法院行使，但这与立法的宗旨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别立御史系统，专司弹劾，这样的制度才是监察的主题。考试是官吏的资格认定，西洋是由行政机构实施，但他认为这并不合理；中国自古就以科举制度独立实施考试权，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在他看来，完整的政府必须具备这种五权分立的形态。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有本质不同。但共产主义的要点是为广大无产阶级谋取利益，而民生主义是为所有人民谋取利益，因为大可兼小，所以共产主义包含在民生主义当中，是其一部分。达成民生主义，也不需要像俄国那样通过共产主义革命。中国目前还没有大资本家，企业家、地主与劳动者同样贫困，但将来产业振兴之际，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可以充分预见到的，因此必须计划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将来地价腾贵是社会条件造成的，因此收益部分必须以高额的土地税返还社会，对此提出异议者，政府可以强制征收其土地。

中国人对异文化的包容　在欧洲文化输入之际，中国人绝不会原封照搬，往往亲自消化一番之后，再作为自己的东西来发表，不仅孙文是这样，先行于他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康有为原本是儒者，《大同书》是他在听到西洋的社会主义学说后所著，甚至吸收了其中的无政府主义，描绘了大同之世的理想国，这尚可理解。而比起中国古典，孙文更熟悉的是西洋医学，三民主义的主要部分全为西洋思想。尽管是与中国的传统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也不想彻底与中国思想断绝关系，反而可以窥见他将三民主义置于正统思想延续线上的努力。若非如此，就很难被中国社会接受。

这一点与日本相当不同。日本引入西洋事物时，宁愿附有可证明原产地的直译体。通常，明治时代的新学说中，如果不附上“培根曰”“牛顿曰”之类，是不会被尊重的。明治时代是与从前的传统断绝的时代，古老的东西因古老而评价特别低。所谓文明开化，就意味着唯西洋、欧美马首是瞻。这种倾向如今依然持续着。

但我不能说这就是不好的，所有物事均有短长。日本正因举国崇拜欧美，才得以急速成就所谓的现代化。如果执着于古老的传统，这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有这种热情，才能将西洋文化的长处深入探究到某种程度。客观来看，既然西洋文化有优越之处，坦率地认可其优点对落后国也是有利的。

二　国民政府

孙文的活动　在百鬼夜行的军阀争霸之内乱时代，令民众感受到一缕光明的，是孙文的活动。他的三民主义，是不是所有阶层都完全理解，不得而知，但民众将孙文的活动理解为正义的爱国运动。事实上，他的三民主义虽言“三民”，但并不是价值相同的三民并立，其主体是民族主义。在受到四方列强压迫、置身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袁世凯一死，北京政府的控制就松弛了，南方诸省的军阀产生了叛离北方的倾向。这是因为南方财政丰足，不愿意岁出剩余被北方夺走。于是借着支援遭袁世凯驱逐的国会议员的名目，另外树起正统政府。

民国六年（1917年），孙文与国民党系统的议员应邀入广东，召开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83]。南方的分离从此表面化，但孙文等开明政治家，未必能与单纯想借机强化势力的旧式军阀一直顺利合作。次年，早已是广东实权人物的陆荣廷改组军政府，孙文被排斥，亡命上海（1918年）。这是孙文第一次在广东起义[84]的结果，但到底南方受孙文的感化很深，即便是逃亡中，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另一方面，以北京政府为中心的华北政界中，段祺瑞是实力派人物。因为他不喜欢抛头露面，常常暗中行使实力，故以不好名利的形象在日本人之间拥有很多支持者。虽然他最终都没有登上大总统之位，但作为实力者，是第一位的，即便是反对派掌权的时期，在野的他也有影响政界的力量。北京政府是列国承认的正统政府，故而南方诸省采取独立行动时，北京当然考虑武力解决。但北方政府财政贫弱，唯一可依赖的是关税收入。当时关税以英国人为总税务司，从中国的行政系统分离，直属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动向无关，税收直达北京。北京政府的军队也是不正规的佣兵，发起军事行动需要庞大的费用，所以任何时候都只是空喊口号。

然而，民国九年（1920年）军阀陈炯明进入广东，掌握实权后再次请来孙文，后者宣布组织正式的中华民国政府，就任大总统，宣告正统在广东。但是，当他为讨伐北京所谓的伪政府而发动北伐军，并进入湖南、江西时，陈炯明因对自己的地位感到不安而发动政变，消灭了民国政府。孙文又逃亡上海（1922年），这是他第二次广东革命的结果。

接着，陈炯明失去人心，无法维持地位，孙文一派的云南、广西军队开进陷入混乱的广东，赶走陈炯明后第三次迎回孙文（1923年）。他被推选为大元帅，组织军政府[85]。

孙文被赶出广东之时，在上海频繁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派遣的代表取得联络，致力于再建国民党。最终反省之前的失败，得出中国革命必须有苏联提携的觉悟。

国民党的改组　第三次掌握广东政府的孙文，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苏容共的政策，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就是所谓的国民党左倾，但很快也有人认为这是共产党侵夺的开端而脱离国民党（1924年）。

这之后，国民党的活动忽然增添了新的内容。孙文为了模仿苏联红军组织国民军，于黄埔设军官学校，招募学生，培养干部。在学校创立两三月后发生的广州商团事变中，学生军很快派上了用场。当时广东的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左倾感到不安，在英国等外国的援助下组织自卫团，以谋防卫。双方在广州市内爆发战斗，军政府实行火攻，学生军勇敢作战，镇压了商团。之前孙文的起义总以失败告终，是因为想利用已有的军阀势力，依赖不可靠的军队进行革命。这次，以一开始就对革命充满热情的学生为干部组织军队，取代此前阵容混乱、没有斗志的旧式军队，作为政府的忠实部下，可堪指令。广东残存的军阀部队被逐渐清除，以苏联武器武装、苏联式方法训练的新军成立了。

当时北京政府的实力派段祺瑞，因日本原内阁[86]的成立而失去支持者，与直系斗争失败后下野，引起骚动。然而，直系军阀的曹锟受部下吴佩孚等人的推戴，逐个收买旧国会的议员，恢复国会，被选举为大总统，被时人称为贿选总统。对此，反对派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北京，迎击的吴佩孚虽有压倒性优势，却因部下冯玉祥倒戈而一败涂地，结果曹锟逃亡，吴佩孚退隐河南的根据地。奉系军队将冯玉祥迎入北京，又担心民心不服，遂求段祺瑞出山，拥立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计划借他之手恢复全国和平。

段祺瑞采取临时执政这样奇怪的称号，是与南方交涉妥协的结果，想借此请广东的孙文来北京共同收拾事态。对此，孙文力排左派的反对，答应段氏的邀请，将后事托付给右派的胡汉民，在汪精卫等人的陪同下，乘日本汽轮踏上北上之途。孙文的决定受到了左派的严厉责难，谓其不顾以往的失败，竟又与军阀妥协。但不可忘记的是，孙文虽然容共，却并不共产化，无论如何他都是国民党的首领。

这时，孙文最关心的是与日本的关系。在北上途中特地腾出时间绕道日本，因为今后要交涉的对手段祺瑞以及支持段的张作霖，过去都与日本保持着深刻的联系。也许，他是怀着通过国民会议使南北妥协、收拾事态的腹稿，期待取得日本朝野的支持。不幸的是，当时的日本完全不理解孙文的心情。

孙文抵达天津后很快发病，病情恶化，再者，段祺瑞政府的态度亦尽令孙文失望。次年的民国十四年（1925年），他病逝于北京，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享年六十岁。他虽是革命家，可更是政治家，通晓世界情势，对中国人民的处境最是优先考虑。他的哲学，正如《建国方略》所言，“行易知难”，是将王阳明的“知易行难”颠倒的新学说。他主张“心理建设”，革命的根本目的到底还是立足于此。

孙文之死令南北形势骤变，和解无望，混乱愈深，特别是北方的张作霖与冯玉祥决裂。冯以政变推倒段祺瑞政府，但又被张作霖打败，沿京绥铁路向西北移动，谋求联络苏联。张作霖进入北京，为了共同对付冯玉祥，与宿敌吴佩孚和解，组织安国军，就任军政府大元帅。

国民政府的北伐　在南方，孙文一死，国民党就将广东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时内部产生动摇，左右两派对立激化，其中顺利扩展势力的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他也曾留学日本，此时刚从俄罗斯归国，被视为左派主力，但就如他的名字中正，任何时候他都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居。

由于有年轻军官的支持，蒋介石逐渐掌握了党的实权，开始相继叛离对他不满的右派，尤其是孙文身边的老政治家。特别是蒋介石的亲信、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后，蒋以武力镇压反对派，驱逐胡汉民等右派（1925年）。次年，以共产党有计划政变的嫌疑，蒋率先逮捕了被疑为政变据点的中山舰的舰长。后来该事件被暧昧处理，受牵连而被驱逐的苏联顾问等亦复职，但蒋介石还是想借此向内外阐明：国民党无论如何都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

民国十五年（1926年），在国民政府内站稳脚跟的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踏上孙中山未竟的北伐之途。革命军势如破竹，同年席卷湖南，进入湖北，占领武汉，又沿长江东下，攻占江西首府南昌。这正是当年洪秀全的太平军通过的路线，而革命军速度是太平军的数倍。

然而翌年，革命军进入江苏、占领南京之际，蒋介石认为国共终究难以相容，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彻底镇压。与共产党分裂也意味着和苏联分道扬镳。

革命军能够以破竹之势席卷江南一带，共产党在大都市的劳工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一旦蒋介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北伐的进展就骤然停滞。而且，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态度相异，党内斗争益发激烈。尤其是蒋介石背离苏联后，计划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合作，必然也会导致非左派党员的不信任，因为突然由左转右，操之过急。同时也可以说，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内部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他们联合国民党左派，集中反蒋势力，最后却因引起国民党左派嫌厌而被驱逐。

此后蒋介石定都南京，集中国民党的力量，又以上海、南京的资本家为后援，北伐得以继续。蒋介石与冯玉祥及山西军阀阎锡山取得联络，沿津浦铁路北上。占领山东济南之际，因日本出兵而受阻碍，但北伐军避而不战，绕开济南，继续北上。北伐军迫近北京近郊时，张作霖见形势不利，率军返回奉天。然而，他的列车通过京奉铁路与日本使用的南满铁路的交叉点时，桥梁上安置的火药爆炸，张作霖受重伤而死。这是日军的阴谋，在当时已被内外指出。一直以来，张作霖利用日本的势力确立了对东北三省的统治，同时以东北为根据地对中央行使发言权。但正如西洋民间传说中利用恶魔积累财富的人，最后却被恶魔杀死一样，他也走向了完全相同的命运。之所以被恶魔杀死，是因毕竟没有完全服从恶魔，张作霖虽也行恶事，但并没有完全成为日本的爪牙。

蒋介石一进入北京，就到西山孙中山墓前报告北伐的完成，而后要求全国人民效忠国民政府。其时，在沈阳继承张作霖地位的张学良，无视日本劝阻，挂起青天白日旗，表明与国民政府合并，随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司令（1928年）。于此，蒋介石权威确立，各地虽多少残存有蠢蠢欲动的反蒋势力，但因世界各国皆认可国民政府，国内的情势也渐趋沉静。这正是蒋介石立于得意巅峰的时期。

日本与美国　动摇蒋介石政权并最终使其在中国失去立足之地的，并非内政僵局，而是复杂的世界形势。特别是日本，必须负很大的责任，但背后起了更大作用的则是美国的外交。

到日俄战争为止，美国都对日本示好，这场战争的终结仰赖美国仲裁之处也很多。然而此后，日本反对美国的诺克斯东北铁路“中立化”计划，反与俄罗斯勾结，拒绝美国进入东北，故而美国政策一转，开始敌视日本。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日本虽然都站在同盟国一方，但任务不同。美国向欧洲战线输送军队，成为决定胜败的原动力；日本则在占领胶州湾之外，专以海军力量警备海洋，作为英国的同盟国，扮演了所谓东洋看家狗的角色。美国股市大崩盘（1929年）之后持续的经济大萧条，造成了各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强化，没有殖民地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处境尤为艰难。

陷入这种情势的日本，不得不固执于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对张学良的态度失望后，日本转而拥立杨宇霆，企图树立亲日的地方政权，但张学良先发制人杀了杨宇霆。于是日军使出最后狠手，动武驱逐张学良的军队，占领了全东北（1931年）。其后请出蛰居天津的宣统废帝溥仪，令其执政，不久又扶上皇帝位，制造了“满洲帝国”，耍出一幕脱离时代的大花招（康德元年，即1934年）。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外受日军压力，内受以江西瑞金为根据地的共产党红军的威胁。虽数度出动大军包围红军，但皆败北，最后，国民党切断物资流入，进行封锁作战。红军苦于食盐不足，被迫突围，进入湖南，开始“大长征”，最后进入陕西，在延安建立根据地（1935年）。

抗日战争　挑起九一八事变（日本称为“满洲事变”）的，是驻守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军的参谋石原莞尔。他提倡世界最终战论，认为日本军队行使武力应以本次事件为终结，将东北建设成世界模范的王道乐土。然而讽刺的是，“终结战”成了世界大战的开端。殖民东北之后，日本的内外压力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出现了比石原更加异想天开的东条英机，由他来指导国政。

中国方面，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与红军领袖毛泽东达成和解，约定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接着，日军整顿强化了东北的中国战线，于同年再次先发制人，采取积极策略，让驻北京的派遣军在演习中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1937年），即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此后，从东北出发的日军越过长城，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在南方，日军自杭州湾登陆，占领南京时大肆实施虐杀暴行，受到各国谴责；接着沿长江而上，攻略武汉，又南下占领广州。面对如此局面，蒋介石退守四川重庆，尽管不时遭到空袭，却艰苦忍耐，坚韧不拔。

事实上，战线的扩大对日本来说是更为沉重的负担。重庆的国民政府在云南通过滇缅公路获得美国、英国的补给，全然不见崩坏之兆。多少令日本放松一点的是欧战爆发，正面受到德国攻击的英国无暇东顾（1939年）。与德、意订立《三国同盟条约》（1940年）后，日本气势大振，但因东西相隔遥远，彼此之间不过是单纯的精神鼓励罢了。

美国则采取了更为有效的压制日本的手段，即切断石油供给。因为当时德国几无对抗英国的海军实力，同盟国的大西洋防卫靠英国的海军力量就足够了。所以，美国将海军力量集中于太平洋方面，能够安心采取石油禁运措施。此后不久，日本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企图从中央突破所谓的ABCD对日包围网。ABCD的A是美国（America），B是不列颠（Britain），即英国，C是中国（China），D是荷兰（Dutch）。荷兰为了防卫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常与英国采取共同行动。

日本海军以偷袭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虽然首战获得若干胜利，但在美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之前，已节节败退，激战四年后终至投降（1941—1945年）。日本本土被同盟国占领后，在中国的军民全部撤回，但在东北因苏联突然参战，日侨当中出现了莫可名状的惨剧。苏联进而占领了库页岛及千岛列岛。日本与苏联之间存在中立条约，却因单方废弃而立刻遭到攻击，这是始料未及的。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陆海军受到国民的绝对信赖，但一旦开始大规模战争，其指挥的拙劣就暴露无遗。陆军在中国持续增强兵力，拖延不绝，毫无效果，犯了兵法大忌。海军则执着于旧式的巨舰巨炮主义，举全国之力制造武藏、大和等无用的大战舰，而使用又不得其法，没有派上丝毫用场就白白断送。战争之初，虽然亲眼目睹了空战的威力，却不知更新战术。再者，军纪颓废败坏，特别是上层军官的腐败堕落简直无法容忍。可笑的是，对此愤慨批评最为用力的正是石原莞尔，以至于身为内地师团长的他常常被其他系统的宪兵监视。

蒋介石于大局的战略亦可言失败。他尽可能将共产党军队安排到抗日前线，企图消耗，而将直系部下引入内地，保存实力。然而，一旦日军队瓦解，国共两军就开始争夺地盘，结果不惯实战、贪图安逸的国民党军队输给了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军队。

蒋介石主要依靠美国的援助着手处理战后工作，但又事与愿违。国民党本是革命政党，和共产党并非不能在政策上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但美国顾问的干涉限制了蒋的自由，终致国共合作再度破裂，发展至全面内战。由此暴露的，是国民党军队的虚弱，及其背后被美国拜金主义毒害的干部的腐败。国军接连战败，退守到此前一直被日本侵占的台湾，代之而起掌握大陆全部领土的共产党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废除中华民国纪元，采用新历，毛泽东任共产党主席，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1949年）[87]。共产党军队进入北京之前，国民政府已将故宫宝物、图书馆贵重藏书等运往南京，再以驱逐舰送入台湾。在台北安顿的国民党政府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的正统，遵守孙文遗志，维持五权分立，称大陆的共产党为“匪”，而北京政府则呼对方为“贼”，彼此对抗，互不相让。这与东德、西德和朝鲜、韩国的对立又有不同之处。

结语

在本书开篇，我就提出了“何谓历史”的课题。对此的回答，倘若重复千万言，也仅是空虚的抽象语词，那么就不能说是历史学家的答案。因为如果不能将这样的问题具体说明，就不符合历史学的宗旨。因此，我试图将中国史当成这样的问题，以阐述我的看法。对历史学家而言，就算是历史概说，也应当同时是历史哲学。

我撰写这本书时，对于已有的概论书和类似书籍，不论是别人写的，还是自己的，都尽可能不看。以我的自身经验可知，特别是教科书之类，一看之下，在自己书里就会不知不觉产生那也想写、这也想写的欲望，内容自然就多了，作者自己的思考也被隐于其后。因此我尽可能只依赖我的记忆，选择写入此书的题材。如果有我记忆中完全忘去的事实，那么我也有自信判断，那是只有遗忘价值的事实。

话虽如此，为了确认我的记忆，还是利用了诸多种类的图书。有必要的话，还会检索《二十四史》。这时痛感到的是，自己曾经阅读并做过标记的部分，几乎完全从我记忆中消失了。除我之外没有谁碰过的书，却意外有了磨损，然而想想其中写了什么，却完全想不起来。似乎有这样的谚语：笔记之学最怕火灾，背诵之学最怕热病。纵然幸而未遭火灾，也未罹患热病，而学习的效果还是逐渐消失了。但这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只有这样才是有帮助的。如果我头脑中原封不动塞满《史记》《资治通鉴》，稍微想思考点什么的话，一定会在打开开关时就发出爆炸之声吧？

会忘记的东西，迅速忘记也好。其中若有难忘而留下的，一定才是不能忘记的、重要的事实。我就以这些免于遗忘而留下的记忆为中心，撰写了本书。

历史学走到某一点，似乎再往前就会变成文献学。清代的考证史学就是如此，全是断定，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但这并不是历史。我竭力避免如此，故而一遇到文献学，就改变方向，常常彷徨于历史学与文献学之间。话虽如此，我绝不是要无视文献学，只是尽量不要适得其反。

历史学不是单纯的史料堆砌，应当是事实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是在选择的基础上构建的学问。为了体系，对于构成重要支点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我是凭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适的确切文献。因为完全与自己无关而依靠他人之眼确认的，是不会成为有自信的体系的。

我想提供一种范例，即所谓概论书，是可以这样写出来的。我写书时，并不采取沐浴斋戒而面向书桌、苦思冥想之后始动笔的态度。我认为，愉快地书写，才是最好的著述态度。若作者自己不怀着兴趣，那么读者也不可能阅读得有趣味。一百名读者中，哪怕有一人也好，若能觉得学问有趣而阅读，不正是学者无比的幸运吗？

自跋

本卷合收了岩波全书本《中国史》上下二册。东洋史是我一生的学问领域，因此东洋史的讲义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我生于1901年，在十五岁、旧制中学三年级时，从桑原骘藏所著教科书《中等东洋史》中学习了东洋史，此后旧制高中的课程中也有这一科目，最后大学时我选择了东洋史为专攻。后来登上讲坛，教授东洋史，最初负责京都府立一中三年级的课程，后来成为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高等学校东洋史的专职教授，需要根据每年班级的总数，重复授课。

但说到中国史，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怎么回忆，我都不记得在学校里讲授过中国通史。我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史的体系，仿佛是着手撰写这部《中国史》之前的事。

东洋史与中国史，屡屡被当成完全一样的内容，虽然如此，因为是长期的习惯，似乎不必表示太强烈的异议。但我们将两者区别使用时，中国史是中华民族，或曰中国民族固有的历史；东洋史是以中国民族为中心，兼以周围异民族，将两者以完全对等的价值一体考察的历史。

讲授东洋史时，我喜欢用的手法是，认同中国为一个文明社会，周围的异民族虽是难称文明的未开化状态，但同时又保持着异于文明社会的朴素的民族主义。着眼于这一点，综合考虑，欲从“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对立的观点来叙述历史的演进。

将东洋的历史以此两者对立的视角来考察时，朴素主义的民族在军事及政治方面很优秀，文明主义的社会则在文化及经济方面发挥出色。但历史叙述着重置于政治方面时，往往陷入重视朴素民族的活动而对文化经济的发展等闲视之的结果。我屡屡反省，自己也有这样的偏向。

那么，现在就从东洋史中单取出中国史，将最大的关心集中于文化及经济上。当然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无视周边朴素民族的动向，但更重要的着眼点，毋宁说是汉地与外部异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中国文明社会发生、成长时，与外部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更直接地说，中国文明仅凭己力可能发生吗？或者说，有必要借助外部力量吗？这些问题必须解决。当然，对这样的问题，无论用怎样的历史学考证方法解决，都有力不能及的困难，因此不应过早下结论，但穷极思考的界限，并进一步考察发现，大概是有必要的吧？

我的想法是，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存在着成为都市国家的要素，如果没有这个，就很难存在构成人类文明的东西。这不是通过哲学思索得出的结论，而是从现实的历史中学得的结论。

说到都市国家，一般总会想到希腊、罗马，实际上都市国家的存在远远延伸到东方，经叙利亚、波斯，到达印度东端。不过，这些城郭国家的人民是否都过着与希腊都市国家一样的生活，恐怕没有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但居民于四周设城郭、并居于内部的模式，会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故而把遥远东方的印度国家与希腊一同总括于都市国家的名下，也绝非没有理由。

的确，历来的世界史中，似乎尚未找到一例，将中国古代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与希腊同列。但我以同样的理由认为，将中国古代的城郭国家，乃至城郭住民都称为都市国家，一点也无妨。

汉代的著述家凡与西域中亚沙漠中的居民接触，就考察他们是否为城郭居民，又严格记录城郭之有无。他们内心好像相信，若是城郭居民，就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化，一定程度能形成类似中国的社会。实际上，中亚的城郭居民是接受伊朗文化洗礼的文明民族，达到了与伊朗人无异的生活水平，将其视为都市国家，应当毫无问题。若果真如此，那么反过来，将与之东面相连的中国的城郭人民称为都市国家，不也应当毫无反对理由吗？

如此看来，在古代世界的文明发祥期，从西方的大西洋海岸至东方的太平洋沿岸的带状地域内，存在着相似的都市国家。换言之，世界各地都存在着都市国家时代。于是，可以说，各地域的文化都是以都市国家为母体而发祥成长的。

各地域孕育的文化各有特色，绝不相同，但要探究共同点也非绝不可能。这些不同的文化原本是相同的，到底是因土地之异而发展成不同的形态，还是最初互无联系、各自发展，而在不同的道路上成长起来，并无立刻决定的手段。究竟是文化一元论还是多元论，或许是永远的谜题。但是我们只要说，产生这些的环境，都是在类似于称为都市国家的状况下进行的，不就觉得安心了吗？

虽然一般认为都市国家是古代人发明的杰作，但它无法永久持续，到达某一时期就会走向没落，取而代之出现在各个地域的是领土国家。都市国家都是保持完全主权的自主国家，一旦各国利益不一致，就很容易诉诸武力，而制止战争的因素却是没有的。这种战争的结果就是弱肉强食，开启这样的局面：某个都市国家征服其他都市国家，将其并入自己的领土。首先是多个都市国家群立的地域被几个强力国家瓜分，出现战国时代的形势。这时，幸存的强国已经不是自由市民组成的都市国家，而是掌握强力军队的由国王统治的人民集团，不论征服国家还是被征服国家，其构成人员都是隶属君主的人民。

在强国对峙的战国时代，弱肉强食持续表现为国家数量逐个减少，最后只有一国作为最后的胜利者幸存下来，这即是古代帝国。从都市国家林立到古代帝国成立的转变，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在世界各地发生。因而可以说，一个古代帝国的疆域，决定了世界地域的区分。从西数起，依次有罗马地域、西亚地域、东洋地域，也可承认中间的印度地域。

从都市国家群到古代帝国成立为止，换言之，就是古代史的发展，如前所述，似乎是依照力学的必然性进展的，但有必要注意，国家内部存在着战争技术的发展这一因素。在都市国家时代的战争中，战车是核心，它看起来甚为优雅，但也难免沦为很不实用的装备。与战乱时代领土国家的出现大约同时，骑兵战术流行起来，骑兵无论是在集中上还是移动上，都远为迅捷。最后，为了古代帝国的成立，步兵集团的出现是必要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兵团的创立与应用也是实际进行过的。这种战术的进步，并非由各地域分别设计——而是某地域的发明原封不动地传播到其他地域，这样想应该是合适的。至少中国的情况是这样，史书明确记载，骑兵战术是战国时由赵武灵王自西方引进的。

中国史上的古代帝国由秦始皇开创，秦灭亡后，汉帝国继承之，以约四百年的繁荣为傲。然而，看起来如此强盛的汉帝国也难以承受诸种社会矛盾的积累，最终走向衰亡，中国社会转而进入分裂倾向很强的中世。

但古代帝国的衰亡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世界各地或早或晚，相继迎来了中世时代。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是根据各地情况的不同，原因有所变化呢？判断古代帝国没落的原因，成了决定世界史观状态的目标。若将道义颓废、政治腐败视为汉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将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策略落后于时代视为灭亡的原因，那么便是阶级史观、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视为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史观。此外，还可以举出几百年周期说、盛极必衰的宿命说等种种看法。应当注意的是，因为分析方法原封不动是各派的史观，所以肯定是对全部历史过程都有效的历史理论。若非如此，此人对历史的态度就欠缺一贯性。

因此，若问我的立场，自认最接近经济史观。但这里的经济究竟指的是什么？生产是经济，流通是经济，消费也是经济，我认为，经济实体与民生最直接的相关面，是经济领域的景气状况。也就是说，我的经济史观无非是景气史观。

外国大概没有“景气”这个词。而且，对于景气为何物，实际上有复杂的解释，外行并不知道。比如说景气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而此前没有的现象，诸如此类，有很多理论。这当然是各人解释各样景气本质的结果。这样一来，对于历史上的景气现象，我似也有给出自己解释的余地。

历史上的景气与货币流通量有最重要的关系。货币流通量大、容易入手，且通货信用度高的时候，可以说是景气最好的时代。在这里，若回溯至古代史的源头——我所说的古代史的发展，即从都市国家林立到领土国家混战，再经过弱肉强食，最后古代帝国成立——考察景气对历史的影响，则历史内部发生作用的经济变动，正是好景气的持续。虽然频仍的战乱导致人民疲敝，但因为有好景气的支持，强者能够以胜利为起点，进一步迈向征服。若非如此，则两败俱伤。好景气产生的原因是周围各民族看好中国社会，黄金不断流入。可以断定，这种现象无间断地持续到西汉。

在汉代，黄金以生金的形式作为通货，这种富有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汉多黄金”一章中所指出的一样。然而随着黄金逐渐减少，社会不景气开始了。赵翼叹息，减少的原因是中土产地已近枯竭，而佛教徒等制造金箔，镀金写经，如此消费的黄金无法复原，故而黄金存量一味日益减少。

但除赵翼的这番说明，还有无必要稍加补充？有，那就是古来中国的黄金价格比其他国家明显低廉这一点。在汉代，规定黄金一斤兑铜钱百万，但如果将铜钱作为共通的通货，黄金价格就太低。即便以不是共通通货的白银换算，西亚地区古来规定银金汇率为十三兑一（铸造通货时为十兑一），相比之下，中国普遍约为六兑一。因此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黄金自然不可避免地流向西方。事实也的确如此，东汉以来，中国开始感觉到黄金不足。

经济繁荣的时代，通货与商品的流动都极为活跃。因此，在市场上包购商品、待价而沽，欲博巨利的资本家不曾绝迹。这是《史记·货殖列传》的世界。当然，若预测有误，市价下跌，也会有抱着亏损的觉悟清空库存的情况，这是没办法的事。而一旦经济萧条，因为银根吃紧，一度放手的通货不会轻易回来，买东西非常容易，但卖东西就极其困难。所有人都攥紧手里的钱，不想放开，于是，市场上通货和商品的流动都变得缓慢，极为滞涩。因为大资本家将资本金藏入地窖，不愿意投放到市场上，萧条益发严重。

在这样的状况下，若要增加财产，我认为，只有尽可能不使用金钱，而采取以物易物的方法。于是可见庄园制度的流行。领主发动政府取得广大土地，招来贫民，令其耕作。让这些被称作“部曲”的庄民尽可能从事多种生产，然后物物交换，设法避免使用通货。这样，部曲消费了必要物资之后，剩余的生产物就成为庄园领主的收入。对这些物品收入，领主若有机会便变卖，但绝不会急于售出，宁愿以此为资本扩大庄园的规模，或者选定新的土地，构筑第二个庄园。

说到最重要的庄园生产物，谷物与绢帛是代表。它们是生活必需品，搬运也不那么困难，因此也可用作通货。

不单民间通货紧缩，政府也大为苦恼。政府的支出中，军费向来是沉重负担。政府绞尽脑汁寻求不用经费就可以维持军事力量的方法，于是三国时代出现了曹魏的屯田制。这并没什么大不了，是政府照着民间的庄园制度模仿的。即收容衣食穷困的贫民，分配一定面积的土地，平时耕作，有事之际即征发入伍。一旦投身屯田，就被列入军户，无法回到一般民户，身份还会传给子孙。军户与民间庄园的部曲都不是法律认可的完整人格，被当作地位更低的隶民，在刑法适用方面也受到区别对待。至此，中世的阶级社会出现了。

汉代物价的标示是铜钱多少贯、多少文，但铜钱在民间有信誉，是因背后有黄金通货的支持。当黄金在社会上销声匿迹时，人们对铜钱的信赖也就消失了。民间熔化官铸良币，重铸为劣币，谋求不当得利，政府也渐无防范手段。

针对这种状况，魏文帝即位之初就下诏废铜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该诏令虽不能长久，但政府也没有更有效的办法。以后南北朝的交易，都无外乎是一任民间自行为之。政府虽然无能，在刑法应用方面还是不得不顺应民间时势，建立起公平的制度。这就是将汉以来盗赃标准以铜钱计的制度改为以绢帛匹尺计。

中世政治紊乱，加上异民族入侵、割据，甚而占领华北等情况，社会混乱愈发深刻，因此民间交易益发萎缩，社会陷入不景气的谷底。呈现出些微恢复，要到进入唐代之后。

实际上，唐朝政权不能说是纯粹中国风格的政府。应该说，它是五胡十六国以来进入汉地的异民族留下的种子，正应与欧洲加洛林王朝的出现相对照。但西方的加洛林政权仅统一了欧洲的中央地区，而唐朝则超越了汉地本来的领域，向四方延伸势力，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土。这背后对应的事实则是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

汉代以来，可以说中国人民是以作自家货币之用而努力生产绢帛的。绢帛在中国内地变得丰富后，又出乎意料地受到西方世界的瞩目，输出渐盛，甚至取代一直以来的黄金，成为主要贸易品。这也因为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西亚秩序得到维持，交易趋于盛大，余波影响到了中国。绢之外，中国的茶叶、陶器等特产也成为贸易对象。对此，要说西方世界以什么来结算，那就只有作为西方通货的银币了。而且在中国内地，汉代黄金之后身的白银成为通货，同时作为铜钱的后盾发挥有效作用。唐朝政府为了恢复铜钱的信用，倾全国之力从事开元通宝的铸造，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如今，连日本都被断定存留着相当数量的开元通宝铜钱。当时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与劣币作斗争，稍有疏忽，良币转眼就会被劣币驱逐，即从世上销声匿迹，又被铸成劣币，重回世上。但唐朝政府的理想完全实现还要等到宋代。在宋政权出现之前，中国从西方输入银币，铜钱的流通也形成了良好的环境。

宋初，有一则某著名政治家出任地方官时的逸话。[88]某日，他登临城门，远眺城下大道，看到好像是刚从市场回来的农夫，手里提着葱走路。他令部下将农夫叫来询问，果然是刚从市场买菜回来。于是他严厉训诫农夫，身为百姓为何不自事生产，还要花钱买农产品？训完方令农人退下。若仔细思考这段话，总觉得奇怪。这样的情况下，错误的一方毋宁说是地方官吧？官大人胸中的理想形象，仿佛是一个时代之前的中世庄园农夫。中世庄园应有的图景是所谓的“闭门为市”，即将农人封闭于庄园，自给自足。不足之物先在庄园内彼此物物交换，暂且应付，只有像食盐这样无论如何都无法自足的商品，才允许花钱购买，此外一文钱也不可带出庄园。但这样的生活样式渐渐陈旧过时，难以维持。农人逐渐各自独立，依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他们尽可能种植容易卖出的作物，换为金钱，再用这笔钱购买自家必要物资。如此，效率大为提高，这种新样式是旧式的庄园自给自足方式败给现实的结果。进入宋代，时代已完全改变，即使是农民，也逐渐开始携带小笔钱款。读四书五经、科举出身的官员大人们已经落伍了。

虽然不知道这一时期的农民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他们是知识阶层，大概也会这么说吧？他们加入货币经济的姿态是崭新且自然的。仔细想想这种崭新，也并不是新奇的发明，实际是恢复古代中国的样式——不过是原样回到书写出《史记》《汉书》的汉朝全盛期而已。

那么，为什么说这是文艺复兴精神本身呢？因为与此前的中世诀别，原样复兴古代，也就进入了近世。事实上，宋代的文化人也产生了这样的自觉，其表现即我们呼作中国文艺复兴的现象。

《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九卷《东西关系》中所收的《东洋的文艺复兴与西洋的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ッ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ッサンス」），最初是1940年至1941年间分两次在《史林》发表的，因此是我较早时期的文章。撰写该论文的动机之一，是向日本读者传达当时欧洲学界的动向。

1937年，我受文部省外派研究之命去法国，在巴黎度过两年有余。当时巴黎的东西文化关系研究正成为一大潮流。说起来，东西文化关系史领域，前一时代的硕学考狄[89]博士有庞大的研究，我们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Paris，1910）。

不过考狄先生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实在很冷淡，认为法国人虽然引进了种种中国文物，但只是好事者的趣味之物，未对法国文化的根本产生任何影响。这当中有当时欧洲人难以摈除的欧洲文明优越感，可见硕学也难以抽离出这种风气。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人对这个问题大大认真起来。最后结果是，提出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是来自外界的刺激，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波西纳的《中国、意大利和文艺复兴的开端》（Pouzyna：La Chine，l’Italie et les Débuts de la Renaissance，Paris，1935）。

当时日本学界还很落后，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这一点，连内藤湖南博士的《宋代近世文化论》都不能被坦诚地接受。这篇难得的著名论文又经东京文化人[90]之手，一夜之间被改写，变形为宋代封建文化成立论，并有以此为学界主流的趋势。这一观点对于宋代文化的评价，认为近世以来几百年很有可能是倒退的。如果宋代文化果真有封建落后性，它就不可能成为影响欧洲文艺复兴的原动力。因此，我为了启蒙国人，决心传达欧洲学界的最新动向。

同时，我当时刚开始学习的西亚文化要比中国更为古老发达，于是想到西亚也能见到文艺复兴现象。因此梳理中国、西亚、欧洲三地前后发生的文艺复兴及其相互关系与近世论，完成了一篇论文。

然而意外的是，日本西洋史学界出现了反对意见。极难理解的是，他们并不是在专家的立场上依据事实对我列举的证据提出反论，单以“不要到别人的领域来插嘴”这样排斥异己的议论而告终。这样的态度在国内也就罢了，如何能与欧洲学界的人们，譬如波西纳等人对话呢？恐怕只能成为笑柄吧。

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经济繁荣的背后实现了，之后整个近世大约都持续着好景气。虽说如此，原本景气的好坏就是相对问题，因此好景气当中也难免交错着不景气。概言之，到18世纪为止，作为世界性通货的白银不断在东西方之间流动。若西亚的白银流向中国，与中国的好景气相反，西亚就经济萧条；白银流向相反的时候，景气的好坏也随之相反。即便世界上白银的自然增加，其总量也是有限的，很快埋没于过去也是常事。然而发生了犹如颠覆世界景气观念那样的大变化——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以后，在美国开发银矿，空前数量的白银通过葡萄牙、西班牙流入欧洲，其影响不久也波及中国。

受到这种前所未有事态的正面冲击后，欧洲诸国中最敏锐、最坦率地作出反应的是英国。反映当时好景气的是产品需求的激增，无论投入多少现有的劳动力从事生产，都无法满足需求。因此开始向机械装置寻求帮助，此时起到自动机器作用而登场的，是蒸汽机等机械文明。这种新文明的威力发挥了空前效力，近邻诸国当中，抵抗者悉数衰亡，被同化而合作的则走向繁荣。如此，新文明瞬间风靡全欧洲。世界史显然进入了性质几乎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我将这之后称为最近世史。要之，这个新时代绝非一反过去逆行其道，而是持续近世化，不过速度大大增加了。

这种新文明所向无敌，不管东西方，不论过去文化积累的厚薄，几乎都无条件地屈服在新压力面前，必须跟上最近世史的步调。这种情况下，有值得骄傲、更古老的历史背景的东洋各民族也不例外。而此际，各民族在本国方向上的决断对之后的命运有重大影响。比如像日本这样一早察知世界趋势，进而顺应最近世潮流的国家，此后步入极为顺遂的命运。然而像中国这样执着于近世，更无视新文明威力而采取反抗态度的国家，此后国运极艰，付出了莫大的牺牲，最后的结局仍是不得不与最近世合流。但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以及对中国旧文明给予忘我信任的朝鲜，却不得已屈从于日本。

在此事实上，若再结合《中国史》被这两个地区翻译并广泛阅读的现象，这结论似乎过于牵强附会。1980年，《中国史》由当时在日本做研究员的邱添生君翻译成汉文，标题不变，由台湾华世出版社刊行。虽然不知在当地普及到什么程度，但一定程度流传于世，这可以从不久之后此书传入韩国并似乎被翻译成韩文一事推测出来。该韩文译本被寺田隆信教授门下的留学生带到了仙台，所以我听说了。拿来实物一看，这位叫曹秉汉的人恐怕是从台湾译本转译的，除去汉语的固有名词，全以谚文记之。将必要之处翻译成日语来看，这是1983年历民社出版的。想来，像《中国史》这种题目的著作，虽然有许多作者以各种语言撰写，但相当数量的同类书中，只有我的书被翻译到中国台湾与韩国。怎么说呢？毕竟这两地的民众在心底难以信赖日本文化吧。从韩文译本的译者序中可领悟其意味：

本书翻译的是宫崎市定的著作《中国史》，他是日本东洋史学界两大流派之一京都学派的代表大学者。本书是作为中国史概论而创作的，但因著者有很高的历史学识与见解，及独特的著述态度，它最终并非单纯的概论书，而达到了有深度的通史水准。著者通过长期的学问生活培养了世界史的视野，在中国古代至最近世范畴内留下了广泛的业绩。因此，在本书中，著者基于博识，即学者的良心，通过独特的历史观，试图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加以体系化。

与这两地相反，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曾为荷兰领土的印度尼西亚等国，主权国因担心人民反感，不敢以新文明教育人民，只能放任自流，因而失去了发现最近世文明长处的机会，结果至今都后悔于文化、社会的落后。虽然是关乎这些民族盛衰存亡的大问题，但几乎从未听说有哪个历史学家曾指出这种真相，这是为何？

围绕我的中国史概说，为了说明其存在意义，我利用书写跋文的权利详细说明景气史观的本质，最终就必须处于世界史的体系。但这绝非离题之语。若要说明我中国史研究的立足点，探讨就必须落在世界史的体系之中，不过这绝非因为我的中国史观点特别出色。总之，研究中国史应有的立场必须如此，只不过从前没有人说起罢了。

宫崎市定

1992年11月

附录1　中国史年表

这份年表的制作方式，使其即使离开正文也依然有存在的意义。在读完正文后，也可以阅读本年表来进行复习。

附录2　参考文献解说

编辑参考文献解说，是想让这册《中国史》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我的想法。深思熟虑之后，只收录了我的著述。如要列举基本史料，那就没有尽头了。即便是重要的文献，如果写得与我的想法不同，也许还会令读者感到困惑。而且我想，若读了我的著述，自然也就知道这些文献的存在了吧。再次重申，本书并不是写给大学者们看的，也不是想要网罗所有的学说。

文中频繁引用的书名用了简略符号。同朋舍发行的《亚洲史研究》（『アジア史研究』）第一至第五（1957年以后），用（Ⅰ）（Ⅱ）（Ⅲ）（Ⅳ）（Ⅴ）表示；朝日新闻社发行的《亚洲史论考》（『アジア史論考』）上中下（1976年），用（上）（中）（下）表示；同社发行的《学习中国》（『中国に学ぶ』）（1971年），表示作（学）。

总论

我的世界史构想是很简单的，有关著述是《世界史序说》（Ⅱ）；关于亚洲史，极简单的有《何为亚洲史》（「アジア史とは何か」），略微详细的单行本有《亚洲史概说》（『アジア史概説』）（学生社，1973年）。我感觉，亚洲大陆也好，欧洲也好，从历史上来看，并非世人所想的那般距离遥远之存在，实际上要近得多，我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写这些书的。

以某一观点概观中国史，《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与文明主义的社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上），是想着重考察中国史的南北对立的文章。《中国奢侈的变迁——羡不足论》（「中国に於ける奢侈の変遷——羡不足論」）（Ⅰ），论述了奢侈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文化の本質」）（Ⅱ）、《中国的历史思想》（「中国の歴史思想」）（中）、《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中国経済開発史の概要」）（Ⅳ）、《历史与盐》（「歴史と塩」）（Ⅱ）、《从粮食看中国史》（「食糧から見た中国史」）（Ⅲ）、《中国的官吏任用法》（「中国の官吏登用法」）（Ⅳ）、《中国河川史的考察》（中国河川の史的考察）（中），皆为简单的梗概。关于中国与南海诸国之关系，有《中国南洋关系史概说》（「中国南洋関係史概説」）（Ⅱ）。概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的文章，可以参考《东洋史上的日本》（「東洋史の上の日本」）（下），与前面提到的《亚洲史概说》的最后部分。对有关时代区分的其他学说之批判，可以读书评《铃木俊·西嶋定生编〈中国史的时代区分〉》（「鈴木俊·西嶋定生編『中国史の時代区分』）（下），以及弘文堂讲座《家族》月报7月号（1974年）所载给福岛正夫教授的私人信件。

关于中国史资料的总说，可见《中国史学入门总编》（Ⅲ），还有我个人的著述目录《宫崎市定著作目录》（『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四号，1971年3月）。

大致说明古代史的，有《中国古代史概论》（上），特别着重经济的，有《东洋的古代》（中）。概观中世的，有《大唐帝国》（河出书房，《世界历史》，1968年7月），实际以唐代为中心，涉及整个中世，以及《六朝隋唐的社会》（『六朝隋唐の社会』）（上），乃六朝社会之一瞥。

关于近世史，《东洋的近世》（上）略微详细地说明了近世的特色，特别以宋代为焦点。最近世史中，《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论述至国民政府的北伐。

第一篇　古代史

关于殷代的历史，我的想法与通说略有不同，故在《中国上代的都市国家与其墓地》（「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中）、《有关中国古铜鼎形态的变迁》（「中国古銅鼎形態の変遷について」）（Ⅴ）中论及。

关于古代都市国家，有《中国上代是封建制还是都市国家》（「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Ⅲ）、《有关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中国にいける聚落形体の変遷について」）（中）、《中国城郭的起源异说》（「中国城郭の起源異説」）（Ⅰ），等等。关于古代的盐，有《关于贾的起源》（「賈の起原に就いて」）（Ⅱ），从赋税角度论述中国古代的，有《古代中国赋税制度》（Ⅰ）。

关于古代思想，有《中国思想的特质》（「中国思想の特質」）（学）、《中国人的历史观》（「中国人の歴史観」）（学）、《孔子在东洋史上的地位》（「東洋史上に於ける孔子の位置」）（Ⅰ）、《中国古代天、命与天命的思想》（「中国古代における天と命と天命の思想」）（中）。关于《论语》的专著，有《论语新研究》『論語の新研究』（岩波书店，1974年），若要知其要点，《论语的新读法》（「論語の新しい読み方」）（岩波书店，《图书》第239—241页，1969年）则可代用。

进入战国时代，有《战国时代的都市》（「戦国時代の都市」）（中）、《关于游侠》（「遊侠に就いて」）（Ⅰ）。关于秦代，有《读史记李斯列传》（「史記李斯列伝を読む」）（Ⅴ）。关于汉代都市，有《汉代的里制与唐代的坊制》（「漢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中）。关于《史记》，有《史记货殖传物价考证》（中）。关于《史记》的写作，于《姿态与文学——有关〈史记〉写作之一试论》（「身振りと文学——史記成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中）论及。关于汉代与西域之关系，在《条支、大秦与西海》（Ⅰ）中，关于条支的位置，反对了白鸟库吉、藤田丰八两位博士的新说，而赞同之前的在叙利亚的说法，并加以论述。关于后汉的专论，只有《汉末风俗》（Ⅱ）一篇。

第二篇　中世史

中世前半部分，即所谓的六朝。关于六朝的文章，大约有《六朝时代的华北都市》（「六朝時代華北の都市」）（中）、《六朝时代的江南贵族》（「六朝時代江南の貴族」）（中）、《中国村制的成立》（「中国村制の成立」）（中）、《中国史上的庄园》（「中国史上の荘園」）（Ⅳ）。关于六朝实行的官吏铨选法之专著，有《九品官人法研究》（同朋舍，1956年3月）。

三国时代虽然简单，但仍可举出《三国志的时代》（「三国志の時代」）（Ⅴ）、《魏晋的户口数》（「魏晋の戸口数」）（Ⅰ）。关于近代以后的税制，特别是屯田法、均田法，有《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晋武帝の戸調制に就て」）（Ⅰ）。关于以晋为中心的士风，有《清谈》（Ⅲ）。进入南北朝之后，《南朝与北朝》（「南朝と北朝」）（Ⅴ）是简单的解说。关于隋代的专著，《隋炀帝》（『隋の煬帝』）（人物往来社，《中国人物丛书四》，1965年）之外，有《隋代史杂考》（Ⅴ），虽然比较短，还有《隋唐文化的本质》（「隋唐文化の本質」）（学）。

关于唐代所谓均田法的税役制度，在《唐代赋役制度新考》（中）当中，特别讨论了杂傜的问题，《有关吐鲁番发现的田土文书之性质》（「トルファン発見田土文書の性質について」）（中）则主要讨论了屯田应有的状态。此外，《日本的官位令与唐代官品令》（「日本の官位令と唐の官品令」）（中），通过比较日本与唐朝，以求更明确地理解官吏的位阶制。在极短的文章《四家为邻》（「四家を隣と為す」）（Ⅳ）、《关于突厥的字音》（「突厥の字音について」）（Ⅳ）中，陈述了笔者的新见解。

关于五代史中山西的重要性，《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五代史上の軍閥資本家」）（Ⅲ），说明了晋阳李氏的活动。另外，《五代军阀系统》（「五代軍閥の系統」）（Ⅰ）亦值得一读。

第三篇　近世史

本书虽以宋代汇集了近世史的诸种特色为立场，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但以下各种研究也不单是说明宋代，而是想同时讨论近世。

最简单地概括宋元史的，是《宋元时代序章》（Ⅴ）。关于土地问题，有《宋代以后的土地所有形态》（「宋代以後の土地所有形体」）（Ⅳ）。关于商业，有《商业的发展》（「商業の発展」）（Ⅴ）、《有关中国近世生计资本的借贷》（「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業資本の貸借について」）（Ⅲ）。关于矿业，有《中国的铁》（「シナの鉄について」）（下）、《宋代的煤与铁》（「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鉄」）（下）。关于法制，有《宋元时代的法制与裁判机构》（「宋元時代の法制と裁判機構」）。

在官僚制度方面，宋代以后是科举的时代，对此，有《科举》（中公新书十五，1963年）。关于与官员对立的胥吏，有《以胥吏的陪备为中心》（「胥吏の陪備を中心として」）（Ⅲ）。

关于宋元与西域的关系，《宋元时代的西域》（「宋元時代の西域」）（Ⅱ）是极为简单的概括。《东洋文艺复兴与西洋文艺复兴》「東洋のルネサンスと西洋のルネサンス」（Ⅱ），阐述了我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宋代的文化对西方产生了影响。反过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之一例，有《有关毗沙门天信仰的东渐》（「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に就て」）（Ⅱ）与《中国火葬考》（下）。虽涉及琐事，但因二角五爪龙象征宋代以后天子独裁的禁令，所以撰写了《关于二角五爪龙》（「二角五爪龍について」）（下）。

宋代固有的研究，若作为概说的《北宋史概说》（Ⅰ）、《南宋政治史概说》（Ⅱ）太过简单，则可阅读与佐伯富教授合著的《宋与元》（『宋と元』，中央公论社，《世界历史》，1961年6月，后亦收入中公书系、中公文库）。关于宋代官职，有《宋代官制序说》（同朋舍，佐伯富编，《宋史职官志索引》收，1963年）。关于地方制度，有《宋代州县制度的由来与特色》（「宋代州県制度の由来とその特色」）（Ⅳ）。关于人口统计，有《宋代的户口》（「宋代の戸口」）（Ⅰ）。关于出版法，有《书禁与禁书》（「書禁と禁書」）（Ⅱ），等等。此外，因宋代是铸造使用巨额铜钱的时代，故而撰写了《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五代宋初の通貨問題』）（星野书店，1943年），但目下已绝版。尽管宋代是进步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残存着野蛮的风俗，于是在《宋代杀人祭鬼的习俗》（「宋代における殺人祭鬼の習俗について」）（Ⅴ）中有所指出。

关于宋代官僚的风纪，在《宋代的士风》（「宋代の士風」）（Ⅳ）中，论述了未必是以往所称赞的那样。此外，这是中国历代几乎皆有名无实的太学教育实际推行的时代，故而在《宋代的太学学生生活》（「宋代の太学学生生活」）（Ⅰ）中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

像这样列举，个别问题的研究就会变得很贫弱。首先，关于从宋太祖到太宗的继承问题，有《宋太祖被弑说》（「宋の太祖被弑説について」）（Ⅲ）。关于仁宗朝的西夏战争，有《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西夏の興起と青白塩問題」）（Ⅰ）。关于王安石，有《王安石的吏士合一策》（「王安石の吏士合一策」）（Ⅰ）、《王安石的黄河治水策》（「王安石の黄河治水策」）（Ⅱ）等。小说《水浒传》虽只是明代完成的文学作品，但将其中所涉以徽宗为中心的史事阐释清楚的，是《水浒传》[91]（中公新书296，1972年）。考证《水浒传》写作过程的，是《水浒传的伤痕》，在此举出该书，或许不合时宜。

一直跳到南宋灭亡之际，有《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南宋末宰相の賈似道」）（Ⅱ），但这是笔者毕业论文，只是摘要的略传，将来若有时间，想以原研究为基础，发表详细的传记。当然其中是包含《鄂州之役前后》（Ⅰ）的。

关于元代的正式研究，只有一篇《围绕元朝统治下蒙古官职的蒙汉关系》（「元朝治下の蒙古的官職をめぐる蒙漢関係」）（下）。《十字军对东方的影响》（「十字軍の東方に及ぼした影響」）（下），陈述了蒙古西征是十字军引起的，这种意见于此举出大概是合适的。另外，围绕元代来到东洋的马可·波罗将地理学知识传入西方的问题，创作了《马可·波罗留下的亡灵》（「マルコ·ポーロが残した亡霊」）（下），无非是好事者的研究罢了。

进入明代，《从洪武到永乐》（「洪武から永楽へ」）（下），讨论了明初国家性格从太祖到成祖的变化。《帖木儿王朝的遣明使节》（「帖木児王朝の遣明使節」）（Ⅲ），阐明了永乐朝廷的一个方面。此外，关于永乐帝招抚南海诸国，有《中国人的海外进出》（「中国人の海外進出」）（Ⅴ），说明了与此关联的“西洋”一词的，则有《关于南洋区分东西洋之根据》（「南洋を東西洋に分つ根拠について」）（Ⅱ）。

关于英宗朝社会的动摇，《中国近世的农民暴动》（「中国近世の農民暴動」）（Ⅲ），以邓茂七的叛乱为研究对象，想来在日本是最早的。

明代盛期的文化以江南，特别是苏州为舞台，大概最早极力主张这种说法的，是《明清时代的苏州与轻工业的发展》（「明清時代の蘇州と軽工業の発達」）（Ⅳ）、《明代苏松地区的士大夫与民众》（「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Ⅳ）。研究嘉靖时代的倭寇，论及其最初未必是以劫掠为目的的，是《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倭寇の本質と日本の南進」）（上）。描绘明亡前后乡绅生活的，是《张溥与其时代》（「張溥とその時代」）（Ⅴ），以张溥为中心讨论明亡，这在日本大概是最初的尝试吧，不过这个人物无暇在本书正文中出现了。

进入清代，《清朝文化及其背景》（「清朝文化とその背景」）（Ⅴ）一文概观其盛衰之大势，《清帝国的繁荣》（『清帝国の繁栄』）（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9月）讨论至乾隆时代。关于异民族王朝征服者的满语与被征服者的汉语如何调和的问题，在《清朝国语问题之一面》（「清朝における国語問題の一面」）（Ⅲ）中有所考证。雍正帝的政治在清朝有重要意义，这在近来已被明确了解，也与笔者的提倡有关，《雍正帝》（下）是原先岩波新书中的一册。《雍正硃批谕旨解题》（下）、《清代的胥吏与幕友》（「清代の胥吏と幕友」）（下）、《雍正时代地方政治的实状》（「雍正時代地方政治の実状」）（下）等篇，亦为同一主旨。

乾隆帝时代，欧洲是“中国趣味”（Chinoiserie）的时代，《法国的中国趣味之时代》（「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趣味の時代」）（学）对此作了概观。《18世纪法国绘画与东亚的影响》（「十八世紀フランス絵画と東亜の影響」）（Ⅲ）特别单以绘画为研究问题。关于乾隆时代学风的代表，有一篇《章学诚的文章论》（「章学誠の文章論」）（Ⅲ）。关于早期的广东贸易，在《清代对外贸易的两种资料》（「清代対外貿易の二資料」）（Ⅱ）中，于第一种资料内有所介绍，不过第二种资料是描述《南京条约》之后不久的事。

关于太平天国，笔者有独特的见解，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太平天国の性質について」）（下）中有所讨论。关于混乱中发起的英法联军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英法联军的北京入侵》（「英仏連合軍の北京侵入」）（Ⅱ）中特别论述了外交交涉的原委。作为其结果，清朝无奈打开国门，而从历史学角度考察其意义的，是《中国的开国与日本》（「中国の開国と日本」）（上）。

清末，延续千百年的科举被废止，关于这之前不久面向举子出版的善书之命运，于《有福读书堂丛刻》（Ⅴ）中论及。

第四篇　最近世史

最近世史与我个人的现代史是一致的。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是明治天皇去世之年，同时也是大正元年，我正读小学五年级。当然，我当时对中国的事之类还完全无知，但如今回头看中华民国的历史，我是渐渐把它当成现实世界的新闻加以接受的。若将其作为从无限大距离来眺望的纯客观历史来研究，实在太近，但通过整理自己的见闻经验来研究，又太遥远。将其作为学校教师必讲内容加以整理汇集，结果就是《中国的觉醒》（『中国のめざめ』）（人物往来社，《东洋历史》，1967年11月），以及《京大东洋史Ⅳ——东亚的近代化》（『京大東洋史Ⅳ、東亜の近代化』）（创元社，1952年）的最后三章。此外，专门为委托调查而撰写的，有《大战前西藏外交论》（「大戦前チベット外交論」）（Ⅲ），概述了围绕西藏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也渐近知天命之年，于是经常有人要求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虽然说是介绍现状，但因有史学专业者的立场，必然会试图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延长线上加以考察，因此有数种随笔论说。《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人民共和国の前途」）、《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の教訓」）、《批林批孔的历史背景》（「批林批孔の歴史背景」）、《从历史来看西藏的国境问题》（「歴史から見たチベット国境問題」）、《最近中国国际关系的看法》（「最近の中国国際関係の見方」）等皆属此类。特别是最后一篇，以外蒙古为中心讨论了中苏关系。在我是自明之理的事实，日本评论家却绝口不提，我现在也觉得难以想象。这些都收入了《东风西雅》（岩波书店，1978年）之中《新中国视角》（「新中国への視角」）一部。

[1]本文原载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的百年》（『京大東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第220—239页。作者砺波护为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也是宫崎市定的弟子。（脚注均为译者注）

[2]日本短歌杂志，伊藤左千夫等人于明治四十一年（1908）创办，是大正、昭和时期歌坛的主流。

[3]1916年中野正刚等人组织的国家主义政治团体“东方会”的会刊。

[4]尼古拉·涅夫斯基（Heвcкий Hикoлaй Aлeкcaндpoвич，1892—1937），俄罗斯语言学家，专精东亚语言，当代西夏语研究奠基者之一。

[5]乔治·雅各布（Georg Jacob，1862—1937），伊斯兰学、东方学研究者；《东洋在西洋的影响》原书名Der Einfiuss des Morgenlands auf das Abendland，日译名为「西洋に於ける東洋の影響」。

[6]皮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1853—1942），英国的埃及学者，确立了考古学的系统手法。

[7]即本书自跋。

[8]这里的“月报”是指附在《宫崎市定全集》中的小册子，内容为与作者有关的回忆录、散文等。

[9]即1925年。书中没有特别意义的日本年号纪年已改为公历。

[10]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786—809年在位。

[11]指岩波书店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下同。本书为全集第一卷。

[12]指20世纪。

[13]指此书原版出版时的20世纪70年代。

[14]“都市国家”为作者使用的原文。根据作者在后文中的说明，此语对应意指古希腊城邦的“Polis”一词，因而亦可译为“城邦”，但考虑到其与下文出现的“领土国家”等名词的对应关系，仍使用“都市国家”的称谓。

[15]此处的“革命”意思是变革天命，即改朝换代。以下出现的“革命”一词也有很多是指此意，不再一一说明。

[16]此处的“景气”为日语词，意指经济、商业的运行状况，考虑到翻译时的便利和前后一致而加以保留；作者在自跋中对“景气史观”作了说明，可供参考。

[17]“制品”一词为原文直译，可能是指类似工业产品的金属和陶瓷等。

[18]按东亚传统计量体系，一斤约为六百克，书中其他几处也是按此计算。

[19]萨拉森帝国即阿拉伯帝国，依次经历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年）、阿拔斯王朝时期（750—1258年），亡于蒙古西征。

[20]指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指建立新政权、新朝代的“开国”在书中也有使用。

[21]见《战国策·赵惠文王三十年》。这里的三百丈应该不是如作者下文所认为的指周长，可能是指半径。

[22]指20世纪。

[23]刘恕在《通鉴外纪·自序》中记载，“治平三年，恕蒙辟置史局，尝请于公曰：‘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前481）？’曰：‘经不可续也。’恕乃知贤人著书，尊避圣人也。如是儒者，可为法矣。”

[24]史载前284年，燕国将军乐毅率联军攻破齐都临淄，湣王奔莒，楚顷襄王以救齐为名派淖齿率兵入齐，湣王委任淖齿为国相，但是淖齿却杀了齐湣王，并与燕国分齐地。文中“篡夺者”即指淖齿。

[25]银雀山汉墓竹简发掘时间为1972年。

[26]现在一般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

[27]这一年赵王迁被俘，公子嘉逃至代（今河北蔚县东北）称王，始皇帝二十五年（前222年），秦灭代，赵国最终灭亡。

[28]日本的“浪人”是指失去所效力的主君和职位而四处流浪的武士。

[29]即徐福。

[30]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

[31]源赖朝是日本镰仓幕府（1192—1333年）的建立者，曾被流放到伊豆国；北条政子为其妻，出身伊豆国豪族。

[32]惠帝驾崩（前188年）之后继位的是前少帝，为惠帝皇后养子，生父不明，四年后被废黜、处死。之后，后少帝刘弘即位，是否惠帝之子存疑，吕后去世后在政变中被杀（前180年）。

[33]屈原沉入的是汨罗江，不是湘江，但贾谊是在湘江上写的《吊屈原赋》。

[34]应为十六岁。

[35]贬回原籍途中病死。

[36]应为王音。

[37]指《资治通鉴》中只有《魏纪》，蜀汉和东吴无纪。

[38]应该是封“魏公”时（212年）。

[39]应为昭仪。

[40]应为淑妃。

[41]张柬之被流放襄州（今襄阳），气愤而死。

[42]正式名称应为“开元通宝”，“开通元宝”是当时的俗称。

[43]李克用为沙陀人。

[44]即北汉。

[45]应为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收复瓦桥关时所置。

[46]应指宋仁宗时对灵渠的修建疏通。

[47]东京皇居外苑与东京站之间的繁华办公区，日本金融、经济中心区域。

[48]庆长年间（1596—1915年）受朝鲜铜活字本启发与影响而刊行的木活字本，汉籍底本可能据宋元旧本，价值较高。

[49]应是与和宋合作的吐蕃首领潘罗支作战时受伤而亡。

[50]耶律迭剌应是阿保机的胞弟。

[51]江户时代武士礼服的一种，由质地、色调相同的无袖短外衣与裙裤组成。

[52]山口、岭，登到山路高处将下坡之处。

[53]江户后期京都朝廷与江户幕府之间围绕赠予闲院宫典仁亲王尊号一事而起的纷争。

[54]平安后期奥州（东北地区）发生的战役，结果是安倍氏灭亡，清原氏称霸东北。

[55]将临安定为行在应是1129年，1138年定都于此。另1138年金撤销伪齐，把包含东京开封等三京之地的河南、陕西归还南宋。

[56]上杉鹰山（1751—1822年），江户中期的大名，出羽国米泽藩第九代藩主。因外祖母为米泽藩第四代藩主之女，十岁时成为米泽藩第八代藩主的养子。在位期间厉行节俭，推广平民教育，推行经济改革，为后世称道。

[57]宣宗应为章宗异母兄。

[58]应为六十六岁，1162—1227年。

[59]西征开始时间应为1235年。

[60]太祖、太宗、定宗及宪宗的庙号应该均为忽必烈时所定，武宗时加谥成吉思汗。

[61]应为西北。

[62]以1276年临安陷落为终点。

[63]原文为“押出し戦法”，相扑术语，即两手或单手扣紧对方腋下，将其推挤到赛场外。此处指后文所论征服某地之后，又征此地人入伍，推到下一场征服战的做法。

[64]海都死于1301年，忽必烈死于1294年（成宗即位），伯颜死于1295年，此处时间有误。

[65]应为会试中选者。《元史·志第三十一·选举一》：天下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二十五人。

[66]燕帖木儿去世之后，顺宗才即位。

[67]《太平记》是以1318—1368年间日本历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天皇御谋叛”是其中关于后醍醐天皇意图推翻镰仓幕府而失败的故事。

[68]史书中一般将其姓名记载为“张璁”。

[69]指日本历史上16世纪下半叶中丰臣秀吉掌握政权的约二十年间。

[70]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携带官方许可从事海外贸易的日本船只。

[71]即现在的大阪府堺市，在当时是由商人统治的贸易港口。

[72]即特别高等警察，战前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

[73]皇后自缢，崇祯手刃贵妃、公主。

[74]《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等载“倭之五王”，即赞、珍、济、兴、武。

[75]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十：“（和硕豫亲王）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台湾华文书局，1964年，第121页。）

[76]正式设省在光绪十年（1884年）。

[77]案发时庄廷已死。

[78]割地条约应是《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

[79]即国内一般所说的护国运动。

[80]应为五十八岁。

[81]应为民国六年（1917年）。

[82]《国学季刊》创刊于1923年，《新青年》1922年已终刊。

[83]即国内一般所称的护法军政府。

[84]即第一次护法运动。

[85]即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国内一般称广东革命政府。

[86]1918年，原敬任日本总理大臣，改变了此前寺内内阁支持段祺瑞的政策。

[87]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88]此处似指宋初张咏事。见《梦溪笔谈补笔谈》“官政”条。

[89]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曾旅居上海（1869—1876年），回国后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是重要的东方学刊物《通报》杂志的创办人。

[90]此处指东京历史学研究会（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见解不同的情况。

[91]这里的《水浒传》指作者的一种著作。

版权信息

生死功课

作者：【美】早崎绘里香

译　　者：姚芸竹

责任编辑：王　巍

装帧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品　　牌：磨铁数盟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告别信

第一部分 死亡的秘密

一 教授

二 诺玛·琳恩的生命故事

三 倒退键

四 小男孩

五 奇怪的行为

六 救赎

七 扳机

八 绝望

九 兄弟

第二部分 生命的课堂

十 自新

十一 乔纳森

十二 凯特琳

十三 服务

十四 路障

十五 分手

十六 顿悟

第三部分 期末考试

十七 自驾游

十八 根茎

十九 生命历程

二十 生日

后记

关于本书的一点说明

附录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八个阶段

关于作者

告诉我，在你宝贵而狂野的一生中，你究竟想要做什么？

——《夏日》，玛丽·奥利弗

前言　告别信

那是1995年4月的一个星期三，清晨7点刚过，一个男人钻进了租来的莱德卡车，离开庞卡城上了路。他理了个板寸头，脸长得像葫芦，长窄的鼻子带点儿钩。他的T恤上印着林肯的头像，还有一句拉丁文标语“SIC SEMPER TYRANNIS”（暴君应得如此）。这人连续开车1小时45分钟，直至停在一家婴儿日托中心边上，他锁上车门，径自离开，任由炸弹的引信在卡车里嘶嘶作响。清晨9点02分，卡车爆炸了。

那一年，我16岁，还在华盛顿州林伍德市读高中。爆炸的那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早早地离开校园，我仍然记得自己坐在一个朋友家里的地毯上看电视，目睹了2000英里之外的俄克拉荷马城劫难。新闻里不断播放着消防员怀抱一个血乎乎的婴儿的画面；在艾尔费雷德·P.默拉联邦大厦的废墟上，布满了血管一样的管道和电线。在这次袭击中，168人死亡，包括19个孩子。但是，这些逝去的生命其实并没有真正触动我。因为，那一刻，那一天，发生了对我个人而言更为震撼的事情。

同样是在1995年4月的那个星期三，同样是在凌晨，就在蒂莫西·麦克维开车上路前往俄克拉荷马城之前几个小时，另一个人也正一路从我家附近向着啸松公寓驶去，我当时的家离这幢公寓只有几分钟车程。这幢公寓的265号房间里住着一个小女孩——我的高中同学桑吉塔·拉尔。开车驶近的人，叫作詹姆斯·育空·麦克雷。他有一支枪，还有一颗破碎的心。他穿黑色衣服，戴一顶黑红色绒线帽。刚过凌晨4点，他驶近了啸松公寓。

桑吉塔当年16岁，一张圆圆的娃娃脸，红润的胖嘟嘟的脸颊，长而柔顺的黑卷发上抹着椰子油，看起来仍像个小孩。那一天，她本该像往常一样，涂着和指甲油一样颜色的口红，穿着比她5英尺身材起码大四码的牛仔裤，卷着裤脚，系着长腰带，来学校上课。那天早上很冷，她可能还会穿上件亚特兰大猎鹰队的毛衣，套上军绿色皮外衣，蹬一双白色球鞋，匆忙赶来上第一节课。

她家从斐济岛上搬到我们这个距西雅图以北22分钟车程的郊外小镇。前一天下课后，桑吉塔曾经带我来到停车场，指给我看她的生日礼物，那是一辆白色的轿车，她说我们很快就能一起兜风了。她甚至吻了一下车窗玻璃，在上面留下一块红莓色的印记，然后我们拥抱告别。她的单亲妈妈在华盛顿州瑞德蒙德的任天堂美国总部工作，每天上早班，用省下的钱买了这辆车。那一天的凌晨，911接到第一个报警电话的时候，她妈妈已经在公司上班了。

凌晨4点18分，一位自称桑吉塔的女性打来紧急求救电话，称她听到有人在敲击她的窗户。她说这个人正试图破窗而入。一位邻居听到声音，也醒了，好像有玻璃破碎的声音，还有木板撕裂的声音，或者是铁钉猛地拔出的声音。这位邻居向窗外望了望，什么也没看见。

然而就在此时，入侵者已经爬入265号房间的窗户。911电话突然断了。接线员试着打回去，却只有答录机的声音。一队警察立即被派往啸松公寓，去调查这桩正在发生的入室抢劫案。

我们知道他有时会打她，我们也努力说服她离开他。她有一次曾经躲藏在我和母亲、弟弟一起住的公寓里，就是为了逃避詹姆斯。詹姆斯比桑吉塔大5岁，没有像我们一样上学，却经常将桑吉塔从学校带出去。他残忍怪异，有一次，他说服桑吉塔的一位朋友试用他的烫发配方，结果他使用的却是奈尔脱毛膏。

桑吉塔想要离开他很久了。我们的副校长知道这件事，桑吉塔年初已经在校警的协助下拟好了举报詹姆斯的家庭暴力报告。几个星期前，她下决心离开他，但他却如影随形，死缠烂打。就在向我展示汽车的同一天，桑吉塔曾经向另一位校警讲述她对詹姆斯的恐惧；下午4点左右，她还来到267号房间，对一位同龄的16岁邻居说，詹姆斯曾经威胁要伤害她和她的妈妈。桑吉塔记下了邻居的电话号码以备不测。

那个漆黑的早晨，她跑了出去，詹姆斯在后面追。狗叫声吵醒了邻居。一些住户听见了窗外的尖叫声和脚步声，但是并没有起床。桑吉塔来到一楼的283号房间。根据警方报告，一位名叫谢尔曼的31岁男人，就睡在距离玻璃拉门不远的房内地板上，他听见有人敲门，也起床了，看到一个小女孩惊恐的双眼。她尖叫着：“救救我！救救我！让我进去！”

他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一个比她高6英寸的男人从后面扑上来，把她拖出门廊，拖到草地上。谢尔曼看见他打开了他那9毫米自动手枪的枪栓，瞄准了她。

“求求你！不要！”桑吉塔尖叫着。

詹姆斯看了一眼玻璃门后的谢尔曼。谢尔曼吓得赶紧跑回去，躲在电视机后面。然后他听到一声枪响。

旁边284号房间的住户，看了眼窗外，看见草地上有一个女孩。她的样子好像正要坐下来，一个男人正俯向她。这时她的胸部已经挨了一枪。

“婊子！”那个男人吼叫着，“起来！”

“求求你！不要！”桑吉塔重复着，“求求你！不要。”

他开了第二枪。

桑吉塔倒下了，她的脸埋在草里。詹姆斯抬起头，看见284号的住户正扒着窗玻璃向外望。他们的眼神相遇，詹姆斯跑掉了。他穿过一条小巷，径直跑回桑吉塔的房间，在那里，他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三个小时后，世界的目光转向俄克拉荷马城。在学校，桑吉塔的朋友们被带到培训中心，心理咨询师严阵以待。我们被告知她的死讯，比其他学生要早。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几乎没反应过来。可是，几分钟后，校长用大喇叭向全校广播了这一死讯：“桑吉塔·拉尔，一位林伍德高中二年级学生，今天凌晨被枪杀。”刹那间，我们在房间里哭成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我们在学校一边哭泣一边游荡，然后，朋友们钻进了我的本田小车，继续在校园外祭奠。我们漫无目标，转了几圈来到一位朋友家中，在客厅里打开电视，等着新闻里的消息。事情大多都是这样，对吗？一个人被枪杀了，整件事出现在电视或是报纸上。可是在那一天的新闻里，我们怎样也找不到桑吉塔，所有频道都在播放俄克拉荷马的消防员和狂乱的家长。当第二天的新闻里提及这场谋杀和自杀案件时，把她的年龄搞错了，说她大概19岁或20岁，甚至都没提及她的名字。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关于她的死亡的新闻，大概都只能用简短二字来形容。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只是这件事根本不够重要，不值得去详尽描述。

警察来到桑吉塔的卧室，在詹姆斯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一把枪，以及桑吉塔的学生证和驾驶执照。中午12点55分，一位警官和一位牧师来到任天堂总部——她妈妈工作的地方，告诉她，她的女儿已经被枪杀了。他们请她到验尸房去看一眼尸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好几次看见她的妈妈。在詹姆斯自杀的公寓房间里，她倒在沙发上呻吟，看着我的朋友罗斯玛丽那张与桑吉塔有几分相似的面庞，呼唤着：“我的桑吉塔。”在验尸房，当桑吉塔的尸体被一种反光材质的厚布包裹着放入棺材时，我们看到她的额头上还用朱砂点着一颗美丽的痣，嘴角似乎还向上翘着，我听见她妈妈哭昏又醒来后痛彻骨髓的呼喊。在葬礼上，我再次听见她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喊，特别是在桑吉塔被火化前的那一刻。她追着她女儿的棺材，似乎很想爬进去和她躺在一起。这一场景和这种呼喊，我永生难忘。

我当时是校报《皇家通讯》的一名编辑，我写了一篇关于桑吉塔的头版故事，努力想将当地报纸没有触及的细节全部囊括进去。几个星期后，我又为一家当地青少年报纸《西雅图时报》撰写了关于桑吉塔的文章。

桑吉塔是我认识并关心的人中间第一个死于暴力的，也是我以记者身份关注的第一起死亡案件。

时光飞逝，2007年4月16日，那是个星期一。新闻界震惊了。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发生枪击案。我当时担任《洛杉矶时报》国内新闻记者，驻地在纽约。我读着报道，死亡人数上升到20个，最终死亡人数仍然未知。我立即订了张飞往弗吉尼亚的机票。当天狂风大作，我们的小飞机在气流中像小船一样飘摇，但最终安全到达。到达的时候，太阳正冉冉升起。我租了一辆车，开往位于布莱克伯格的校园。

不到24小时之前，一位名叫赵承熙的23岁大四学生大开杀戒。我的第一站是大学酒店，也是当地的会议中心。灰色的石头围墙里面，已经成为受害者家人及友人的聚集点。我到达的时候，一个哭红了眼睛的男人正绝望地穿过停着成百辆媒体车和信号机的酒店停车场。我经过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的女儿埃因·彼特森，一位年仅18岁学习国际关系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一直没有回复他的电话。她爱打篮球，而她的姐姐在8岁时死于癌症。如果她能够找到任何方式联系她的家人，她一定会立即告诉家人的。

“她一定会打电话的。”另一个女人在他身后哭泣，“都这个时候了，她早该打电话了。”

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去了医院，但没能找到她。他们又接到消息，女儿可能在另一家医院，他们又立刻赶去，但那里收治的伤者并不是他们的女儿。这位爸爸想知道女儿的消息，只要我们任何一个记者有任何线索，他也不在乎面对无数的镜头和话筒。他给了我他的手机号码，告诉我如果有他女儿的消息一定要联络他。

当天空开始从血红色转向蓝莓色的时候，大学里的烛光游行开始了。几百个人裹着印有学院名字的毯子，拿着在纸杯中点燃的蜡烛。烛光摇曳着，人们在低声祈祷：“把宁静归还校园。”

我看着诺里斯楼，一栋石质建筑。楼里躺着31具逝去的学生和老师的尸体。前一天早晨，共有31人死亡，最惨痛的死亡发生在211教室，赵承熙杀了12个人，伤了6个，然后在这里开枪自杀。当时这个教室正在教授中级法语课。我很快了解到，埃因正是在这里遇害。我决定写这个教室的故事，关注这个教室里曾经活过和死去的人。

我花了一个星期才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每一次对幸存者的采访，都会有同一个形象浮现在同学们心中，那就是约瑟琳·库图·诺瓦克，人们又称她“库图夫人”。她因想要保护学生而被杀。库图夫人崇尚法语，热衷于教授法语，喜欢在学生们的论文上用感叹号来表达她的观点，喜欢在课上不时插两句法语歌词，而当学生们以她为榜样一同哼唱的时候，她则喜欢热情地张开双臂，好像她是一位指挥家。有时，她上课是如此动情，以至于在长长的句子中间，不得不深深地吸一口气，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

枪杀事件8天之后，她的葬礼被安排在佩吉·李·哈恩园艺园的小亭中举行。几个她生前教过并侥幸未被射杀的同学和我一起，穿过校园去参加葬礼。库图夫人的木棺上覆盖着阿卡迪亚[1]

旗。葬礼这一天，恰好是她丈夫杰兹·诺瓦克的生日。杰兹是大学园艺系的系主任，他和库图夫人一样，对花和植物有着挚爱。

“约瑟琳，我亲爱的，如果真的有天堂，这里就是你的天堂。”杰兹在大约700位来宾面前致辞，“你的周围有你珍爱的家人和朋友，有你尊敬并热情帮助过的学生。”

一个学生在葬礼上发言，他本来是要去211教室参加这堂课的，但他醒迟了，结果就没能去。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代表所有同学向库图夫人致辞：“夫人，我想问，您曾用一种令人永远无法忘却的美妙方式感动我们吗？我们会永远爱您吗？”

他停顿一下然后说：“Mais oui, Madame.Mais oui.[2]”

这也是我的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这篇文章发表了，几天后我回到纽约，精疲力竭，而且非常悲伤。

在桑吉塔死后的十多年中，我参加过无数次葬礼，写了几百篇讣闻，敲开过许多遇难者或幸存者的家门，采访过死者的亲人和朋友。我已经是一名试图探索并解释这个世界和人生故事的记者。但无论我写了多少篇故事，我仍然无法弄清楚死亡的残酷及其真实的含义。

我从弗吉尼亚回来的时候，纽约的冬天仍然很冷。有一天，一条来自新泽西的网页链接出现在我的屏幕上，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距离纽约不远的一位在校学生写了篇文章，是关于一位很受欢迎的教授。标题是这样的：“另一种生命的角度，用死亡来把握生命的每一瞬间：在肯恩大学上一堂奇妙的课。”

哈哈，一个死亡教授。也许我能够写点儿关于她的课堂的文章？也许我还会在写作的过程中学点儿什么，谁知道呢？

她就是诺玛·鲍伊博士，一位注册护士，并拥有公共卫生监管硕士及社区卫生政策博士学位，拥有新泽西州尤宁县肯恩大学终身教职。从纽约驱车前往该校，只需要30分钟或者转一次快速列车。诺玛也是一位称职的母亲，育有两个女儿。她在急诊室、重症监护区、精神病房工作超过20年，然后来到了肯恩大学，她教一门关于精神健康、护理及公共卫生的课程。但诺玛在校园内广为人知，是因为她创立了肯恩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透视死亡”，等待听这门课的预约记录甚至排到了三年后，其受欢迎程度，唯有“人类的性”这门课可以比拟。

诺玛教授和我制订了一项计划。她允许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记录这门课，但条件是我必须以一名学生的身份参加学习。

就这样，虽然我已经关注她长达6个月之久，但是在2009年春的这个学期，这场漫长的心灵旅行才算是正式拉开了序幕。我踏进她办公室的第一刻，诺玛就说得很清楚，她对自己经历的死亡戏剧性事件毫不陌生。她发现自己常常处在这些事件旋涡的最中央。

她回忆起某一次寒假的经历，她的说话几乎一气呵成毫无停顿：“新年那一天，我的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她在电话那头发狂一般地哭着。我当时一个人在家……她的父亲由于陷入破产，决定炸毁房子，同时炸死还在房子里的妻儿。他有一个疯狂的信念，认为他的妻儿会在另一个世界活得更好。”

当时，这个女孩回到家中，房子里全是煤气。诺玛知道，那位父亲需要一位精神科医生。诺玛立刻开车出门，捎上这个学生和她的父亲，直奔医院。

同时，另一位学生的母亲恰好在新年这一天企图自杀，而一位她认识的年轻人刚刚自杀了。在这两起事件中，诺玛也被求助，帮着完成危机救援。

诺玛拉开一大叠影印的教学大纲的文件柜，柜上标签写着：“注意！我的抗抑郁药刚用完！”她的办公室门上钉着一篇文章：《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事件一年之后》（One Year After Virginia Tech）。书籍和视频资料铺撒在地板上，可以看到一些标题，比如《校园里的致命疾病：脑膜炎》（Killer Disease on Campus：Meningitis）、《死亡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Dying）、《生命、死亡和两者之间》（Life, Death and Somewhere in Between）、《被迫谢幕：从协助自杀滑向合法谋杀的陡坡》（Forced Exit：The Slippery Slope from Assisted Suicide to Legalized Murder）、《纪念和庆祝：一本关于颂词、挽歌、信函和墓志铭的书》（Remembrances and Celebrations：A Book of Eulogies, Elegies, Letters and Epitaphs）、《老龄化的现实》（The Reality of Aging）、《没有什么比得上希望：一步步战胜癌症指南》（There’s No Place Like Hope：A Guide to Beating Cancer in Mid-sized Bites）、《年轻的枪手》（Young Shooter）、《基督营》（Jesus Camp）、《从桥上跳下去》（Jumping off Bridges）……在她的桌上，有一张学生交给她的自杀纸条影印件——不是这个学生要自杀，而是她的妈妈。在这张纸条边缘有已经干了的血迹，纸条上字迹颤抖：“我知道你们都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很抱歉你们的妈妈居然是我。”

旁边有一封打印出来的邮件，标题是《我又来到伊拉克》。这是一位以前曾经参加过透视死亡课程的学生写给诺玛的，他如今被派到巴拉德空军基地的一家医院。这位军官描述他收治了一个全身超过70%烧伤的男孩，还收治了一名38岁的女性枪击受害者。他这样写道：“我发誓，她被枪击的次数比Tupac、Biggie Smalls和50 Cent三个人[3]被枪击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他请求诺玛与她班上的同学分享他的信。诺玛将这封信夹在大纲里，拿起她的钥匙和书，向教室走去，她的玛丽简高跟鞋[4]在大厅的地板上敲出一串“咔咔”的声音。

20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公开而诚实地谈论死亡，特别是在教室里谈论，被视为品味低下。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相信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等重要，甚至比性教育还重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性生活，而每个人都会死亡。

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先驱，比如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她首先尝试“将死亡拉出黑暗”，这也正是1969年《时代》杂志一篇文章的标题。1963年，明尼苏达大学首次开设关于死亡的大学课程。其他学校纷纷效仿，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很快被称为“生死学”。

到了1971年，全美有超过600个死亡课程。五年后，数量翻了一番。现在，上千个这样的课程被划分在从心理学到哲学、从医学到社会学的五花八门的学科下面。关注死亡和死亡过程的学术研究文章出现了，教科书、死亡教育研讨会也出现了。一些大学为学生提供关于死亡、濒死、丧亲后专注力障碍等课程和结业证书，就像在肯恩大学这样，这类课程作为一般选修课也逐渐向本科生开放了。

教师们都有各自的切入点：有些以讲课为主，讲解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及理论；而有些则带着自己的风格，比如在上课前让学生们点燃蜡烛默哀，等等。

不过，诺玛在十多年前开始教授这门课时，并没有听说过其他死亡课程。

那是个一月的下午，诺玛走入亨林斯楼426号教室，24名学生立即向教授问好。一排排桌边坐着早已等待的学生们，他们的脸庞被白炽灯光映射着，那种光可能会让你联想到医院病房。一小束微弱的阳光恰好从半开的百叶窗中射进来，照得见飞舞的尘埃。

“大家好！”诺玛一边说，一边调暗了灯光，“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围成一个圈。”

学生们开始搬动桌椅。我选了一个靠近门口的座位。

“这是一堂卫生课。”诺玛继续说，“但与你们曾经上的卫生课都不一样，或者说与你们上过的所有的课都不一样。”她分发课程大纲的影印件，开始讲解每个部分。她解释说，她会使用大量书籍，包括米奇·阿尔博姆的《相约星期二》（Tuesday with Morrie），讲述作者去探访他的一位濒死的老师的故事，让·多米尼克·鲍比的《潜水钟与蝴蝶》（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这是作者在中风之后写的一本传记，中风导致的闭锁症使得作者的思想和意识虽然存在，却无法动弹也无法说话。诺玛告诉同学们，作者有一位助手帮他读字母表，然后他通过眨动左眼来完成这本书。

她还将《死亡、社会和人类体验》（Death, Society, and Human Experience）列为教科书，每个学生必须购买。不过诺玛解释说，如果她每堂课都照本宣科按着教科书讲，那“你们全都会烦得在课堂上睡大觉，口水流到嘴边上”。她模仿一个人靠着书本打瞌睡的样子，几个学生不由自主地笑起来。这一门课将会有大量讨论，其次是基于大量阅读之上的演讲和考试。“所以必须先大量阅读。”但她又解释说，这门课的核心，将是个人作业和实地考察。

“你们大部分人来到这里，都有自己的理由，”她说，“我们在这里会分享一些故事或经验，也许它会触动你的旧伤疤。没问题。现在，我们围成一个圈，我们要准备模仿一个真实的丧亲场景。”

学生们一听这话，都低下头，不敢互相看。诺玛在课上还布置了她的第一份作业。学生们打开笔记本，记录她的提示。诺玛说：“给你们失去的某人或者某物写一封告别信。你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然后我希望你们写下日期并签上你们的大名。无论此刻你在听到我这番话的时候，脑海里想到了什么，都请写下来，因为那正是你们需要写的。”

“有问题吗？”她布置完功课，问了一句。学生们摇摇头，开始收拾书包。“好的，祝你们本周愉快。”

几天后，由于报馆的安排，我来到长岛一间甜甜圈小店，采访了全美航空飞机迫降哈德逊河事件中的一位幸存者，这里离他的家不远。这位幸存者名叫比尔·祖沃斯基，只有23岁，与诺玛的大部分学生差不多年纪。

他告诉我，他当时坐在飞机最后面。飞机下坠的瞬间，他第一时间想到，他是家中五个孩子的老二，他的家人会从电视上得知他的死讯。坐在他右边的人沉默着，一句话都不说，坐在他左边的人则将双臂合在胸前，不停地祈祷并问道：“我们在水上了吗？我们靠近机场了吗？”比尔向窗外张望，为他提供最新的信息。

飞机的尾部最先铲入水中，比尔的前额重重地击打在前一排的座位上，把脸给撞破了。刚刚迫降水面之时，就有人激动地大叫：“啊，平稳降落！平稳降落了！”然而，坐在后排的人可完全没有这种平稳的感觉。比尔的眼镜摔飞了。没有眼镜，他连自己的手在哪里都看不清。冰冷的水漫进了飞机，很快就漫到了他的腰部。他记得当时在想，哦，不，飞机失事没让他死，可他最终将会被淹死？！他把衣服脱了，只留下内衣裤，然后就像一只蜥蜴一样抠住每一排座椅的上半部爬行，他爬行的速度还真快，很快他的眼前就看不到水了，只能看见一个个突出来的椅背。可他没有眼镜，以至于经过第一个紧急出口时，他竟然没有看见，他继续往前爬，很快在飞机前部找到一个出口，然后从紧急滑道中出来，滑入一只小艇。

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和照片上看见他只穿着内衣、在小艇中发抖的身体。后来，有些人还跟他打招呼：“嘿嘿，你就是那个没穿衣服的小伙子！”似乎其他获救的人都没有像他那样在恐慌中脱光衣服，但在那一刻，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让自己越轻越好，这样才能够游出去，游得快，才能够生存！

后来的几个星期，美国各地的人们给他寄来了夹在《圣经》中的信件，信中写着：“恭喜你还活着！”几十个像我这样的记者则不断地问他同样的问题：“死里逃生是什么感受？这事件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觉得很难回答，他总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想到了，我再告诉你。”

还有人想知道，他是否找到了上帝。但比尔认为，他自己从来没有与上帝分离。在那一刻，并没有什么突然间的天启，也没有一刹那的觉醒，更没有什么明显的重生。对他来说，似乎最烦恼的事情就是，除了讲上一句“我再也不会为堵车这类的小事紧张出汗”之外，他居然想不出什么豪言壮语来形容他那令世界震惊的逃生一刻带来的伟大意义。他微微地笑了一下，好像他也知道这句话是多么地不够用。

我与比尔说再见，来到了冷冰冰空荡荡的长岛火车站，找了张椅子坐下。下一趟车是一个小时之后。我打开电脑，开了一个新文档，坐在那里想了一会儿，记起了诺玛向全班布置的功课：“无论此刻你在听到我这番话的时候，脑海里想到什么，都请写下来。”

于是我就开始敲键盘：“亲爱的桑吉塔……”

第一部分　死亡的秘密

透视死亡

以下内容节选自诺玛·鲍伊博士（哲学博士、注册护士、科学硕士、注册卫生教育家）创作并设计的大纲、课程简介、指导摘要以及作业要求。

课程简介

·前言，观点调查，定义

·什么是死亡？生物医学的解释

课后写作

告别信

向一位你失去的人写一封告别信

早崎绘里香

告别信

我在校报《皇家通讯》上为你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一位老师狂怒地冲进小记者房间，向我吼道：“你怎么把同学被谋杀的血淋淋的细节全抖了出来？你怎么敢这样搅扰整个校园？”

那时我才意识到，关于死亡的话题原来是校园的禁忌，而且人们是多么害怕面对死亡。

一　教授

谈论死亡的时候，诺玛·鲍伊有种急救队员般的大无畏精神；当所有其他的人都努力从死亡的话题逃开去的时候，她总是一头扎进去。似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威胁都无法撼动她：无论是枪支、凶手或是恐怖的犯罪，当然也包括死亡。当她微笑的时候，她那圆鼓鼓的双颊，仿佛含着两支迷你棒棒糖；而她大笑的时候，那种高音量共鸣的声音，又使你觉得，假如你长时间地握住她的手，你也许能够拥有足够的幸运，去避开所有的不幸。

在她身上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一种充满磁性的感觉，以至于每一堂课结束时，都会有学生长时间逗留，想要与鲍伊博士多探讨一会儿。她总是要求大伙儿都称呼她诺玛，可所有的人却总是称她为“鲍伊博士”。他们成小时地留在她的办公室，甚至她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待在那儿。当她真的病了或受伤了，有些学生甚至会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个女人似乎本应是个不朽不坏的金刚之躯。但是，她知道，有一种艺术叫作生存。那正是她想让她的学生们学到的东西。

诺玛喜欢公墓，能够对着石头墓碑上的墓志铭深思几小时，或是花很长时间将一个陌生人的墓穴旁新种草皮的泥土踩实。如果她有充足的空余时间，她可能会带几本朱迪·皮考特的小说到公墓来读。当她在一个陌生城市旅游的时候，诺玛认为造访当地的公墓是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她会给公墓留影，把它当作一处旅游景点。她相信，公墓讲述着历史书无法记录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埋在我们脚下的、被忽略而未能被充分利用的另类课堂。正因如此，对她而言，不时地在这样的课堂里上一堂课是很有意义的。

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带领学生们来到位于新泽西林登的罗斯代尔和罗斯希尔墓园。这座墓园的周围有一家拆车场、一座校车停车场、一个卡车修理店、一座仓库和一家名叫“无价碑”的墓石公司。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墓园旁边那条静静的路上，学生将他们的车排成一排，就好像参加葬礼的人群一般，鱼贯进入墓地。如果没有这堂课，整个墓园在这个时候会是空空荡荡的，除了几只麻雀、蟋蟀和乌鸦。诺玛计划在这里进行一场关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濒死内容的讲座，她此前已经提醒同学们，做笔记非常重要，期末考试会有相关的问题。

诺玛驾着她那辆马自达小型银色面包车，满载着学生，姗姗来迟。“大家好。”她大笑着向同学们挥手打招呼。诺玛和她的学生们开玩笑地将她的面包车称作“聚会大巴”（Party Bus），因为这车常常送学生们到监狱、葬礼家庭、临终关怀中心、精神病院和停尸房。车的防撞杠上写着“美国需要一位女总统”，车里的地上和座位上散落着红色荧光笔，一包没打开的玉米片，一打小绒毛兔，一张Celtic Thunder的CD，一张百老汇音乐剧《发胶明星梦》的录音版CD，一捆用纸包住的稻草。

诺玛像一位祖母级的仙女，出现在学生的眼前。只见她跳出车，急匆匆赶往墓地。她走路的样子左右摇摆，带点儿削肩。她两脚向外大步甩开，好像是上下翻飞的翅膀。

“一个好的墓园，没有什么可以比拟，对不对？”她说着，向每个人扫视一圈。

今天与往常大多数时候一样，她那长长的黄铜色的头发披散下来；在潮湿的天气里头发打卷儿，她偶尔也会把它绑成马尾。她的眼睛在光线下会变色，就像带斑点的黄玉一般，她脸上的皮肤微微泛红，手臂和脖颈更多是古铜色，带一点儿晒斑。她的甲状腺功能似乎不佳，导致她很容易增重而很难减肥。由于时间紧张，她几乎不吃东西，常常依赖咖啡店的无糖冰拿铁过活。她有着梨形的身体，长得也漂亮，结实的身形承载着她那温柔的性格，也算相得益彰。在不工作的时候，她穿得很休闲：长长的百褶裙，适合走路的人字拖，绿松石镶银的首饰，还有骨色的饰品。工作的时候，她有时穿得好像是随时要去参加葬礼一般，不过她确实不时地要在工作之余参加这样那样的葬礼，黑色的半截裙，黑色上衣，黑色袜子，黑色高跟鞋。为了缓冲一下整体色彩，她会加上一条鲜艳的围巾。

今天她穿着粉色衬衫，外罩黑色羊毛衫，配一条凸显曲线的黑色裤子，深红色的口红和一只绿宝石手镯。她的钥匙又多又沉，好像一个人保管着好几个人的钥匙一般，因而走路的时候总是有钥匙晃荡的声音。她还有许多的会员卡，包括宠物及动物爱好者拯救协会、位于佛蒙特州布拉特尔鲍罗的布鲁克林纪念图书馆以及曲线女性健身俱乐部。

“知道吗？”她的声音富有韵律，听起来像是歌唱家的假声，“街对面就有一家火葬场。”她对学生们解释说，那里就有焚尸炉，她还建议学生们哪天可以去对面逛逛，自己去看个究竟。

教授引导每一个人进入墓园，摆正墓碑上的玫瑰，扶稳有些歪斜的围栏和旗帜。蒲公英和三叶草在地面上蔓延生长，诺玛开始对深埋在地下的亡灵默哀致敬。

公墓分成几大块相邻的区域：华人墓区、西班牙人墓区、乌克兰人墓区、俄罗斯人墓区以及希腊人墓区，与这个社会的分割十分相似。

在华人墓区，一座高高的牌坊上写着“大中国城社区协会”，打磨过的粉色或亮灰色的墓石，有些几乎与冰箱一样高，一排排地延伸过去。墓石的表面上镌刻着复杂的竹叶设计和横排的中国文字设计，也有一些刻英文的，比如Low, Lam, Lau, Chung, Wong, Kong这些中国姓氏。墓石的顶上会放一些小小的红色石头，好像是一种特殊的祭品一般。

诺玛在这里停下来，她来到一尊36吨重的1982年奔驰2400汽车形状的花岗岩雕塑面前，跷着二郎腿坐下，这雕塑的后面也有石制的车牌，上面写着瑞恩·谢。从一座罗马风格的墓穴后面一块低小石板上拔地而起，这个纪念园就像一个埋葬着的小车，除了没有引擎盖上的装饰外，车前灯、挡风板、门把手、车身、车头和车门上的奔驰标志，真是一应俱全。而那个装饰之所以没放上，可能是因为太容易脱落或被人顺手牵羊拿走的缘故。

学生们用手指摩挲着光滑的花岗岩。故事是这样的，15岁的小瑞恩·谢一直想有自己的奔驰车，可他却死于1981年的一场车祸，连考个驾照的机会都给永久剥夺了。他的哥哥，一位百万富翁，当地的地主和商人雷蒙·大卫·谢，花费25万美元做了这个雕塑。

“当我想到我们死的时候身体的机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机能都会在瞬间停止。”诺玛评论说，“死亡并不是在某一点上的突发事件。”

她进一步补充说，这种并非瞬间停止的状况，是指由于疾病和身体症状的自然死亡，而不是谋杀或车祸这样的突发性死亡。在暴力死亡中，身体没有时间根据舒适度的需求来进行自我调节。“我们的身体工作在无序的状态中，”她接着说，“我们的身体一辈子都照顾我们，当我们不适的时候，当我们重病的时候，它都悉心照顾我们。即使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的身体仍然这样尽忠职守。”

“死亡过程中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循环系统开始只将血液运往所有的主要器官，”诺玛说，“我们非常执着于生存，尽管头脑得到死亡信息，却仍然做着生存的努力。心脏不再向从手指到脚尖的所有部位全面地输送血液，也不再维持全面的血液循环，而是集中最后的力量仅仅向心、肺、脑、消化系统、肾和肝等主要器官输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大多会开始感觉到浑身发冷。即使是八月的酷暑中达到华氏100度[5]的高温下，他们也需要盖张毛毯。”

这种迹象说明，死亡临近了。诺玛解释说，死亡会在大约两至三个星期后降临。体温会降低一度或以上。手和脚摸上去都会有冰冷僵硬的感觉，好像在冰箱中冻过的凤爪。手臂和腿开始变得软绵绵，好像面团一般附在骨头上，有时会出现灰色或紫红色的斑块，就像是一块又一块的瘀伤。指甲根部变成蓝色，唇线也会变成蓝色。血管凸向皮肤的表面，好像静脉曲张一样。血液由于缺氧，不再呈现健康血液的那种樱桃红色，而是变成一种浓深的梅洛葡萄酒色，它的颜色如此浓深，会在皮肤底下呈现出蓝紫色。诺玛解释说，这在医学上称作“紫绀”（cyanosis）。

另一个死亡来临的迹象，是视力的减退。一个临死的人，可能需要更亮一点的房间、更多的灯光和打开的窗帘。她说，视力是人在死亡过程中最先失去的感官功能，听力则是最后失去的感官功能。你绝不能武断地说，垂死之人不知道他或她周围发生的事。她解释说，你必须用声音来继续与他的沟通，因为他通常仍能够听见一切。你可以读报纸给他听，只不过读的时候需要靠近他的耳朵。

死亡前的一个星期，血液开始重新分配，这一次首先撤离消化系统，只流向肾、心脏、肺和肝。“这样人们就不再会感到饥饿，”她说，“他们不再想吃东西。”即使最喜欢吃的食物，此刻也无法让垂死之人流口水。即使你拔掉他们的静脉输液管，他们也不会抱怨觉得饿或感到渴，身体再也不会怀念那饱食终日的满足感，再也不会渴望它已经不需要的状态。诺玛说，如果你在这时放一只听筒到胃里，去听听肠胃的声音，就会发现，平时在食管输送食物时发生的管壁肌肉收缩——或者叫肠蠕动——会渐渐慢下来，甚至可能已经停止。“那么我们会怎样做呢？”她提出一个问题。许多爱他的人会拼命想要喂他。“我们则会不停地告诉他：‘你会喜欢吃的，多好吃啊！’”她说，其实垂死之人在这样的强行喂食下，反而会膨胀，会恶心，会便秘，或者会开始呕吐。“我们强迫垂死之人进食，”她说，“这只是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而已，各位，但这一点儿也不会让濒死的人感到舒服。”

通常在死亡前几天，当肝脏开始停止工作时，一个人可能会更加激动，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眼白变得发黄。“看上去他们好像很生气。”诺玛解释道，这是由于有毒的物质正在身体里面聚集，因为肝脏已经不能够像从前一样过滤掉毒物了。

呼吸开始变得快速而短促，大约每分钟50次，大部分是口腔呼吸，而且嘴巴会张得很大，还流着口水。呼吸频率放慢，心脏间歇性跳动。死亡在这时可能只是咫尺之遥。有时好像连呼吸的迹象都突然消失了，可能会停止10秒钟，就像鼾声大作的熟睡之人一样，然后又出一口长长的气，“这种间歇性的窒息现象，间隔时间越来越长。”诺玛说。这个过程可能伴随着短暂的喘气或咆哮，这正是“濒死阶段”。

口水已无法吞咽，因而在咽道后部集聚了大量口水，浓到护士们都无法吸出来的地步。这导致呼吸道堵塞，并发出噗噗如发闷的呼噜声——通常所说的“死亡之声”。

这被称为“潮式呼吸”（Cheyne-Stokes breathing），是根据约翰·陈尼和威廉·施托克斯两位医生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两位医生最早在19世纪描述并记录了这种呼吸模式。“空气进入口腔，但无法进入气管，”诺玛说，“于是，呼吸变得更加急促。当潮式呼吸开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只剩几个小时，或许最多不超过24个小时了。”

“就像哮喘一样吗？”一个学生问道。

“不一样。”诺玛说。“哮喘的时候，只是支气管受阻，你能听见痰液嘶鸣的声音，而且人们很痛苦地克服阻塞而呼吸。”她说，“而潮式呼吸是十分平和的，只有极少量的空气能够进入气管。”

安乐的感觉正是在这时出现。身体呵护着濒死的思维，思维又呵护着濒死的身体。“你知道那种感觉。记得当你第一次遇到真正心仪的人，坠入爱河吗？我们都有这种感觉。”诺玛说，“这种感觉是由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引起的，这些化学物质继续增长，它们的数量在你死亡的时候达到顶峰。”

神经传导元会传递细胞间的神经讯号，让你觉得欢乐或安乐，没有痛苦，甚至血压还会持续下降，皮肤转成黯淡的死灰色，鼻子里的毛细血管变厚。“想象一下，你濒死的大脑充斥着这类东西。”诺玛继续说。

脉搏和血压先是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一个小时之内又开始急速下降。“你的心率将继续降低，直到心脏停止跳动。”

“你的呼吸会最先停止，”诺玛说，“心率会最后停止。”

心跳停止的时间，被记录为死亡时间，她说。如果你此时检查瞳孔，这时的瞳孔会散开，昏暗而空洞。

谢尔文·鲁兰在《我们如何死亡：关于生命的最后篇章的故事》（How We Die：Reflections on Life’s Final Chapter）一书中这样写道：“刚刚失去生命迹象的面孔，与失去知觉的面孔，绝不可能混淆。心脏停止跳动的一分钟内，面孔开始变成一种死者特有的灰白色；尸体的其他种种特征很快以一种科学还无法解释的方式显现出来，即使一个从未见过尸体的人也能够识别。一个人的尸体，看上去本质就仿佛已经离他而去，确实也正是如此。”

体温以每小时降低一度的速度下降。肝死亡，随之而来是皮肤变红变硬，大理石化。在24小时之内，临终硬化，也就是身体组织的一系列硬化过程陆续展开，从脸开始，向下渐次至全身。然后，如同解冻一样，身体又开始软化。诺玛做护士时看过几百次这样的过程，比如说在神经内科重症加护治疗病房里。不过，她补充说：“仍然有许多我们无法解释的现象。我们无法了解人们死亡时发生的所有事情。”

为了强调最后这一点，在她讲完有关死亡的生物学内容之后，又特意讲了一个她年轻时当护士的故事。她说，病人们从重病或心绞痛中惊醒时，常常会讲述他们飘浮在自己身体之上的那种感觉。“嗯。”诺玛大多数时候都会敷衍，有时候心里不以为然，“是的，是的，我知道，你跑到了天花板上了。”

这样的小插曲经常碰到，医护人员都不会感到惊奇。那时，诺玛一般会将之归结为某种药物反应或脑组织受损，或者类似的原因。

“不，这是真的。”一位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妇人却对她说，“我能证明这是真的。”

这位妇人刚刚遭遇一场车祸，在到达医院、推进急诊室时已被宣布死亡。医生和实习生们迅速抢救，设法让她恢复心跳，可是之后她再度昏迷。人们不停地抢救，再次电击，终于让她的心跳稳定下来。之后她昏迷了几个月，对任何刺激都毫无反应。

然后有一天，她真的醒来了，讲述着那种耀眼的光，说她还记得自己如何飘浮于身体之上。诺玛认为，她可能是在非清醒状态下做了梦，在梦中见到了这些景象。

可是这位妇人告诉人们，她有一种强迫性神经症，有记忆数字的习惯。她说自己飘浮在身体之上的时候，读到了呼吸机上的序列号，并且背了下来。诺玛看了看那部呼吸机，真是又大又笨重，大约有7英尺高。如果没有梯子根本不可能看到机器顶上的序列号。

“好吧，说出那个数字。”另一位护士拿出一张纸记下妇人说的12位数字。

几天后，护士们叫来维修工将呼吸机搬出房间。那位妇人恢复得很好，她不再需要呼吸机了。工人们到来的时候，护士们问他能不能爬到顶上去看一看是不是有个序列号。他很茫然，不过还是拿了梯子。他爬到顶上，告诉大家，那上面确实有个序列号。护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那他能读出来吗？诺玛看见他扫掉一层灰才能看得清楚。他读出了数字。共有12位：正是那位妇人默写出来的。

教授后来还发现，这位病人的故事绝非个案。雷蒙德·穆迪博士是诺玛的一位同行，曾经在弗吉尼亚医疗中心工作，他在1975年出版的《死后的世界：生命不息》（Life after Life）一书中，访谈了全美150个曾经被医学上宣称死亡却又复活的人，其中有些人甚至经历过长达20分钟的脑电波或脉搏终止却又再次复活。该书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研究濒死经历的学术著作。

诺玛有时也会在她的讲课中分享一些她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从穆迪开始探讨濒死经验以来，全球的研究者们已经收集了上千个包括孩子、盲人以及各种信仰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经历死亡的实例数据，发表过各种医院的研究文章和书籍。然而，仍然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确地解释穆迪的受访者们所描述过的那种体验。

问题就在于，死亡之后还会有生命吗？

每个人都会基于各自的信仰来回答这个问题，教授说。对于她的某些学生而言，缺少科学证据并不能改变他们因信仰而产生的感受。而对于另一些学生来讲，这个问题会给当前的生命带来很多压力。

那晚在公墓里，天空逐渐变成与墓碑一样的灰白色。一些学生坐在墓石上，盘着腿，脚上蹬着拖鞋或球鞋，听着讲座；有些靠在那辆石雕的奔驰上。一位年轻的男学生的衣服上印有兄弟会希腊字母。几位年轻的女学生穿着商业套装，白领衬衫，西裤，高跟鞋。当时谁也不知道，一年之后，这些学生中的其中一位——那个架着眼镜、拿着活页笔记本、穿着肯恩大学T恤、外面披件米色羊毛衫的短发女学生——会因为睡着了忘记熄灭雪茄而死于火灾。

诺玛下课了。学生在黑暗最终降临前的几分钟，匆忙钻进各自的轿车或SUV离开了墓园。

根据盖洛普的一项调查，大多数人声称他们不害怕死亡或者根本就没有真正思考过死亡为何物。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文化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曾写过一本书叫作《否认死亡》（Denial of Death），他认为，我们在拿自己开玩笑。死亡的恐惧使我们想要参与能够使我们与众不同的活动，好使我们达到一种假定不朽的状态。贝克相信，死亡焦虑是激发人类行为的强大潜意识。

“人类是自我意识清醒的动物，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在书中写道，“这个想法即使不是怪异的，也是荒唐的。它表示人们知道自己将成为虫子的食物。这正是恐惧之源：从一无所有中来，到拥有一个名字，拥有清醒的自我和深切的内在感受，拥有内在的对生命的强大渴望和自我表达的强烈欲望，然后再带着所有这些拥有，去迎接死亡。这一切仿佛是一场骗局，这也正是某一类型的文化人公开反对神的观念的原因。试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神，能够创造出这么复杂而有趣的虫食呢？”

死亡令大多数人都毛骨悚然，诺玛却明白，她的工作正是要将死亡含义中更有用的部分传递出去，那就是：如何在死亡的刀锋之下享受更好的生命。她带学生来到验尸房实地考察，那一具具尸体背后的故事，正在讲述这一点。就像那天早晨，他们来到验尸房，看到73岁老人的尸体停在金属床上，脸从骨骼上剥离，带褶皱的前额粘在下巴上。医学检查报告写道，他在车库中自缢而死。他的妻子刚刚死去，他似乎无法忍受没有妻子的生活。

通常这种可怕的场景，都会远离公众视线；而这天早晨，戴着蓝色手套的解剖师们却将这种可怕赤裸裸地展示在学生们眼皮底下。解剖台上，还有一位30岁的父亲，他撇下了三个孩子。他的嘴张着，双臂僵硬地弯曲着。他被子弹射中头部。前一晚的9点41分他被人发现，他的物品铺在验尸房地上的一大张白纸上：一件桔色和火焰色的T恤，一件相似颜色的毛衣，一件浸血的白色内衣，四盒雪茄，十几张纽约地铁卡，还有211美元现金。

躺在解剖台上的另一个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男孩，他在地下室里用一根拴狗带上吊而死，颈部留下明显的勒痕。诺玛继续探索这个案例。她不仅在实地考察中观看了这个男孩的解剖，还多方了解到这个孩子的葬礼举办地点，她打算去参加这个葬礼。

毫无疑问，生命其实被一系列的神秘与残酷笼罩着，所以人们常常总结说：还不如死了好。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期待着自己的未来，好像“我们预期未来的生活，就像剧场里的孩子们，在大幕拉开之前，兴奋渴望地等待剧目开演”。19世纪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曾经这样写道：“我们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这是我们的幸运。如果我们能预见未来，我们就会像无辜囚犯，判的不是死刑，而是终生监禁，更糟的是，我们完全不明白这道刑罚的含义。”

许多学生前来聆听诺玛这一门课，正是因为他们自身已经对生命感到疲倦和困惑，他们想要找到一种生存方式，让生命不再像是受刑。

什么样的学生会来上大学的死亡课程，他们又为什么会选择这门课呢？1985年，来自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法叶分校的两位学者，莎拉·布拉本特和迪恩·卡立奇开始一项为期20年的研究，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调查了超过900名参加布拉本特的“死亡与濒死过程的社会学”课程的学生。他们发现，将近24%的人不知如何应对他们自身的悲痛。更让人吃惊的是，将近一半接受调查的学生曾经“在生命的某个阶段真的考虑过自杀”。甚至更让人忧虑的是，10%的学生称，他们曾经真的自杀过，只是没成功。

诺玛也是一样，她常常看到类似的语句在学生们的文字中展现出来。就像这位曾经四处流浪的学生写的那样：“我过去总是每天都祷告，但是有一天，我停止了祷告，因为我突然觉得绝望，仿佛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或者另一篇：“被强奸之后，我真想缩成一个球，死了才好。”

教授会推荐学生们定期拜访学院的咨询中心。他们会在半夜，在凌晨，在课堂上，在午餐时，随时随地打电话给她。他们会发出紧急短信，大哭着敲开她办公室的门，在走廊上对着她痛哭流涕。她的手机里有一个学校精神健康咨询师的电话。但当诺玛抄给学生的时候，有些学生干脆扔在一边。他们不想与陌生人交谈，他们只想向她倾诉。

每当这时，诺玛就会开导他们说，就像做一系列家庭作业，然后拿到高分一样，快乐需要辛勤的劳动。她的办公室有一本小书，安娜·昆德琳撰写的《幸福生活简易指南》（A Short Guideto a Happy Life）。书里有她最爱的句子：“生活是由无数瞬间组成的，如同许多闪亮的云母片散落在无尽的灰色水泥路面上。”昆德琳还写道：“我们必须教会自己如何给这些瞬间留出空间，去爱它们，去生活，去真正地生活。”

长寿并不一定意味着幸福。诺玛20岁出头还在弗吉尼亚当护士的时候就学到了这一课。在例行的家访中，她遇到一位110岁的老妇人，独自一人住在树林中的一间活动板房中。她叫玛丽·曼利，她唯一的儿子在8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她有一条短腿灰下巴的小黑狗，年纪好像与她一样老，跑不动路，只能蹒跚而行。玛丽腿上有伤，诺玛每隔几天来一次，为她处理伤口。

一天，诺玛用一种无菌药膏敷在伤口上，与玛丽聊着天。这种药膏刚敷上时又湿又软，然后会在空气中慢慢变干。诺玛处理完了伤口，离开了小屋。可她无意中扭头一看的时候，却发现，玻璃窗内，玛丽居然抓起一袋粟米粉，并刮掉所有药膏，将粟米粉抹在伤口上。

诺玛转身回去，她质问玛丽：“瞧，玛丽，我看见这儿的粟米粉了。这是怎么回事？”

玛丽看着她，反驳说：“我不喜欢湿乎乎的感觉！我要干的。”

“好吧，可你也要知道，”她说，“粟米粉糊在这里，伤口还是伤口，它不可能痊愈。”

玛丽一下子安静下来，看上去非常尴尬。

那一刻，诺玛意识到，其实玛丽并不希望伤口痊愈。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任何客人拜访，没有人和她说话。她一定非常期待每一次处理伤口的时间，因为这是积攒了好多天终于有机会和人面对面说话的机会。

诺玛打电话给当地的教会，告诉他们有一位110岁的老妇人住在林间板房内，建议他们也许可以不时送点薄饼过来。她也会在例行公事之外继续定期探访玛丽。

直到今天，在她办公室的墙上，她还保留着一张黑白框的相片，里面是年轻时的诺玛，跪在玛丽的身边。从她的病人身上，玛丽了解到，最深的伤口是永远无法用药水和纱布治愈的。这一课要比任何教科书或论文里边的东西更深刻更有价值。

她总是对类似玛丽这样的长者保持着温和的态度，这些人是被遗忘和被忽视的一群。她对待陌生的流浪汉、她的学生，或是她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需要她，而她则很乐意被人需要着。

所以在每个学期末，当她用一句话来总结“透视死亡”这一课程时，她习惯于将诗人纪伯伦的诗句《关于死亡》（On Death）印发给学生们。诗句是这样的：

然后阿密翠开口说道：“我们现在想问问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先知说，你想要了解死亡的秘密。

但是，除非你在生命之心里寻找，否则你又如何能发现呢？

家庭作业：备受煎熬的故事

写下关于你曾经煎熬的那一次——你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你如何走出那次经历，活得更好？在你最煎熬的时刻，谁在你的身边？你们如何度过？这次经历如何改变你？

二　诺玛·琳恩的生命故事

刚出炉的曲奇和瓷娃娃，飘荡着圣诞欢乐颂歌——这就是诺玛的家。我本以为，在一个死亡课教授的家中，会听到瓦格纳的音乐或是蒙田的警句回荡在卧室，会有黑色蜡烛半明半灭，会有个点着印度线香的小小祭坛，或者会有些墨西哥亡灵节的庆典装饰。可是，所有这些死亡典礼与神秘冥想，都与诺玛的家完全无关。

诺玛与家人一起，居住在高地公园小区内一所学校对面的两层小楼内，小区很安静，小楼的外墙漆成海浪的颜色，门是茄紫色的，不远处有一家环保床垫商店，一家泡沫茶咖啡店，三家犹太人教堂以及一家售卖维他命、香草和有机食品的小店。地区报纸架上摆着《明星纪事报》（The Star-Ledger）和《高地公园镜报》（Highland Park Mirror），报道的都是关于当地文艺演出和即将进行的尊巴拉丁舞蹈杂耍团的表演。诺玛教授和她的伴侣，儿童心理学家诺曼一起生活了20多年，其中15年都在这栋屋子里，他们的女儿已经10多岁。诺玛有过一次婚姻，也是唯一的一次，但她觉得没必要再结一次婚。上一次婚姻生下的大女儿，也曾与他们一起住在这里，现在则搬到了罗格斯大学攻读法律。

一天早晨，诺玛兴之所至，解释了一下她家中各种物品的含义，比如那块沙发布，是用孩子们的旧衣服、卧室旧窗帘和她大女儿麦莉莎最喜欢的衬衫连接而成的。“我对她说，任何时候你要是伤心或难过了，你都可以拿起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裹住你，就像重温童年一样。”教授继续着她的讲解，指着曾经属于她外婆的一座灯台，还有一尊诺曼在圣诞时送给她的黑色耶稣雕像。

诺曼从小就是一位犹太教徒。诺玛的母亲和外婆也都信犹太教，她的父亲则是天主教教徒。她小时候既去犹太教堂，又参加天主教弥撒。她上一所天主教私人小学，那里的嬷嬷们让她充满了恐惧。她们总是把学生们的左手绑在后背上，以此来强制他们使用右手，还用男孩们的领带猛拉他们的脖子，用棍子抽打学生。那时她的家人对两种宗教都持开放态度，热烈地庆祝两种宗教的节日，但并没有严格地遵循那些宗教规则。

诺玛与诺曼都曾在精神健康中心工作，因而他们相遇相识了。有一次约会时，他带她到犹太教的静修处，那里每个人都穿着白色衣服。对她来说，这有点太怪异了。然后他又带她来到位于纽约莱茵贝克的欧米加研究所，这里既是一处工作室，也是一个休闲场所和家庭活动场所，还有树林里的有机食品，一切都让她很喜欢。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每年都带着女儿贝嘉和诺玛的大女儿麦莉莎，一起访问欧米加。

诺曼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儿累。他是一个身材不高，戴眼镜留胡须的男人，比诺玛大13岁。他16岁高中毕业，被康奈尔大学录取，但他放弃了康奈尔，选择了纽约城市学院；26岁那年在罗格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是那种学识渊博而安静的男人，总是想对宇宙本源，比如微细胞分裂等问题想个究竟。诺玛说，她记得有一次，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竟然不知道自己戴了两只领结。

“两分钟可以吗？”诺玛问他，“两分钟，请你把衣服从车里拿出来。”

几天前，她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学生去一个鳏夫家里搬走不用的衣服。衣服实在太多了，堆得像小山一样。那个伤心的男人从她学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里得到诺玛的邮箱地址。诺玛来了差不多两小时，她要求这个男人在扔掉妻子所有衣物之前，讲一讲这些衣物背后的故事。她认为，记忆将有助于他的忘却——这也是悲痛疗法之一，恰好此时能用上。但现在，那些斜纹夹克，那些尼龙套头衫，那些旧的复古皮包，那些花边衬衫，挤满了小车。“还夹着不少狗毛，真让人无法呼吸。”她对诺曼说，“还有一只小皮箱，闻起来也一股怪味。”

他点点头，去把这些衣物卸到一间空房间里，以便今后找一天把它们捐出去。诺玛经常这样做。她继续讲解屋内的物品。这只花瓶，是一位导师送给她的礼物，感谢她在他妻子癌症去世后给予的帮助。还有一张母亲节贺卡，那是一位曾经当过海员的学生寄来的。

每一处装饰，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重要的记忆，诺玛似乎都能讲出一段奇闻逸事。她是一个讲故事的老手。她知道何时停顿以制造效果，知道听者何时会大笑，何时会好奇。她也努力将她的课程裹在一个又一个故事里面传递出去。这正是为什么许多参加诺玛课程的学生喜欢抢坐前排座位。听她授课就像享受一对一演讲一般，穿插着来自观众参与的即兴瞬间；她可以建立起一种完全从学生个人经历中提炼出的课程。你永远猜不透她演讲的下一步是什么，也永远不知道作为她的听众，下一步的反应会是什么。有些时候，是捧腹大笑；有些时候，则是满腔怒火或一把辛酸泪。

所以，毫不奇怪，当谈到她自己的生活和所爱的人时，她也会分门别类地，将一切都装进不同的精彩故事中去。

有一天，诺玛说，她有一个搞笑的故事，关于她的一位为《赫芬顿邮报》写博客故事的邻居克里斯。

“克里斯经常遛狗，知道吗？这只狗……这只拉布拉多犬的身体上架着一只硕大的头……斗牛犬的头。这只狗什么也不会做，只会流口水。我称之为灰色黏附物，就像一大块岩浆一直挂在那里一样……有时，克里斯会出来遛狗，带着狗走过街，站在我家门前。”

诺玛继续说道，她的大女儿麦莉莎当时上高中，参加了校篮球队和合唱团。恰巧，那一年圣诞音乐会的时间紧挨着篮球冠军杯，固执的合唱团指挥却要求所有人准时到达。结果麦莉莎和她的几个朋友遇到了这个两难问题，怎么才能打完篮球后准时赶到？“于是我主动提供我的小车，带着我的女儿从学校篮球场直接到合唱音乐会现场。”

事不凑巧，篮球赛进入加时。最终结束时，诺玛赶紧带着孩子们上了车，直奔音乐会。“孩子们一上车，就立即在车后边换衣服。”因为合唱团的“沙皇指挥”还要求她们必须穿着白衬衣、黑裙子和黑鞋子准时到达。诺玛回头看了看她的女儿问：“你的衣服呢？”女儿回答说：“在家呀！”既然这样，诺玛就告诉她，干脆放弃音乐会吧。女儿哭了。“我情绪烦躁，继续开着车。”诺玛说，“突然间，她看着我说：‘妈妈，你今天穿着白色衬衣、黑裙子和黑鞋子。’哦，是的，我刚刚下班赶过来……我低头看了看，一点儿没错。”

于是诺玛开始脱衣服。

“在每一个红绿灯口，我立即抓紧时间脱衣服。她穿上了我的一套，而我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但是，天啊，她那件满是汗臭味的篮球队服，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穿上。”

诺玛开到学校，大喊着命令所有的人立即下车，免得被熟人看见她这副模样。“我半裸着，坐在驾驶座上，而且是最冷的12月份。哦，不过，还行，没人看见。我只需要驾车再穿过一个街区，冲进家里，穿上衣服，然后再来参加音乐会。于是我全力启动小车冲回去，我敢肯定，一路上没人，除了那位神经质的克里斯和那只狗……我穿着内衣跳出车，一边摸索着家门钥匙。”

想不到，第二天，几乎整个街区都在流传一个故事，诺玛教授在雪地里绕着自家房子裸体开车！诺玛说着这个故事，想着故事中自己的形象，禁不住哈哈大笑。

诺玛并不在乎人们把她看作笑话或是怪物。但是如果人们认为她脆弱或受伤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她一直严格奉行心理治疗师的格言：“我聆听你的纷争，但你没必要知道我的。”有时，试着去了解对方，你必须有一点儿好管闲事的精神，好像一帮好奇的小孩子，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看到邻居家拉上窗帘，就忍不住贴上玻璃窗瞪大眼睛手搭凉棚，企图从窗帘的缝隙里挖出点儿蛛丝马迹。这可一点儿都不容易，你非得蹑手蹑脚、不被察觉地靠得很近，才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了解窗帘内的真相。通常，当她的学生，或是我，想问及关于诺玛的私人生活的一些问题时，她总是笑而不答，或是有时回应一句玩笑：“要是告诉你，小心你被我灭口啊！哈哈！”

然而有一天——大约在我追踪诺玛有一年多的时候——她内心的窗帘缝竟然稍稍打开了一点点。那是一个温暖的周六下午，诺玛刚刚在拉里坦湾边参加了一个葬礼：妈妈和两个女儿十分悲痛地悼念同一位逝者——女儿们的父亲，而这母女三人是诺玛不同时期的学生。葬礼之后，举行了气球放飞仪式，我俩一起来到湾边的长椅上坐着，遥望斯塔登岛。

正是在拉里坦湾的这一刻，教授开始给我讲述她的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她母亲的子宫，开始于一个拳头大小的胎儿。那时，除了她17岁的母亲，没有人知道这个胎儿的存在。而这位母亲，恨不得胎儿从未存在过，她总是用一层层的腰带束紧了肚皮，好像唯有这样才能把长在肚里的杂草挤出去一般。束腹带紧紧地缠住这位年轻母亲的肚皮，一层层如止血绷带，上面的每一根线都绷得不能再紧了，给人一种假象，似乎腹部仍然是扁平的。而居然连母亲的母亲都没有觉察出来，一个胎儿在里面生长。

“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吃过孕妇维生素。”诺玛说，回忆起她已故的外婆向她叙述的这些话，“她从来没看过医生。我现在有手有脚，真算是个奇迹。”

她的母亲，名叫琳达，现在也已过世。诺玛所知道的就是，琳达在有孩子之前，本来是有自己的目标，也有自己的生活的。她离开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家乡，考入迈阿密大学。第一学期，她遇上了一位名叫诺姆的主修市场营销的年轻人。

琳达的犹太教父母分别来自于奥地利和俄罗斯，是逃难来美国的。诺玛的父亲是天主教，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但他的家庭后来迁入新泽西。他的父母从意大利来到埃利斯岛，父亲乘坐的是卢西塔西亚号轮船，母亲乘坐圣安妮嘉号。他有黄蓝色的眼睛，一头摇摆的金发，一副大男子主义的臭架子。他驾着1956年的雪佛兰可折叠敞篷车，家里很穷但还不至于流离失所，他常常去钓鱼和猎鸟，然后拿着战利品就着玉米粥棒子面吃，他跟他老爸一起在一家钢铁厂工作。琳达的周围有一个较为富有的女友圈，而她的新男友却几乎分文没有。不过，因为琳达在与诺姆相遇不久就怀孕了，钱于是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个夏天，诺玛的外婆拆开了一封诺姆给琳达的信，是关于未出生的孩子的事。她立即质问琳达，然后发现了一圈圈的束腹带。琳达再也没法伪装下去了。到了8月22日，孩子诞生了。他们叫她诺玛·琳恩（这个名字结合了父母两个人的名字）。“我的父母于是结婚了，”诺玛解释说，“而婚姻，是一切最糟糕的事情的开始。”

诺玛的父母搬到了佛罗里达。她的父亲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找到一份差事，每个月大约75美元。新婚夫妇吵得很厉害，一年半的时间内，他们就离婚了，诺玛后来知道，她父亲根本不承认这个女儿。

诺玛说，她还是一个婴儿，就已经和弗吉尼亚的外婆住在一起，而她的妈妈再次远离了她，想重新将自己的生活拉回正轨。诺玛的儿童时期是与外婆和一个女仆一起生活的；尽管琳达也住在那儿，她却不常在诺玛身边。“有一天，我的外婆和母亲去看电影。我母亲在电影院里胃痛，痛得直不起腰来，”她说，“我的外婆立即把她送到医院。我则被安排在一个邻居家里。在医院里，他们脱掉我母亲的衣服，穿上病号服。原来，她又一次怀孕了，裹了五层的束腹带。人们剪掉所有的束腹带，她就在医院生下一个婴儿，或者说，一个死胎。”

诺玛看着我：“所以，我当初是如何存活下来的？而为什么那个孩子没能活？”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很久，她的外婆就已经与祖父分离了。外婆说，她亲手埋葬了那个死婴。

“你知道，”她继续说，“很多年以前，新泽西有一则新闻，一个女孩在舞会上产下一个婴儿，然后丢进垃圾筐。”这是1997年的事，根据新闻报道，这位18岁新泽西女孩在厕所里产下婴儿，她先掐死婴儿，然后放进垃圾袋，最后把他扔掉。这个女孩做完这些事后，还跑回舞场继续她的派对约会，甚至还吃了一盘沙拉，直到跳完最后一支舞曲。在她被抓后，她的朋友和家人都声称，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怀孕了。“那时我已经是一名心理护士，”诺玛说，“我记得每个人都在讲：‘周围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呢？’”诺玛然后对自己说：嘿，其实并不是不太可能。

她相信，她自己的亲生父亲开始并不想要她，她母亲于是隐瞒了她的存在，甚至也许想除掉她，然后又让她跟着外婆长大。她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当然外婆爱她——那是因为这位可亲的女人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包括外婆，没有人想要她。

几十年后，教授发现她自己站在白色的讲台后面，面对她的学生们。一个又一个学期过去了，她讲解着生命和死亡如何因为新生命的诞生而奇妙地交织在一起。

用八个点画一个圆，她向同学们讲解她最喜欢的心理学理论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理论。她把这个名字写在圆的最上方。她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读到埃里克森的理论。“他认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我们都在成长、发展和改变。”她告诉学生们，“我们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每一种经历都会塑造和改变我们。”

德国出生的埃里克森从来不知道他的亲生父亲是谁，他在6岁时被他母亲的丈夫西奥多·霍姆伯格收养。在德国的家里，埃里克森的待遇与其他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不一样。在学校里，他个子高，肤色浅，金发蓝眼，是一个典型的斯堪的那维亚犹太男孩的模样；而其他同样宗教信仰的同龄小孩子们，都要相对矮一些，肤色深一些，头发和眼睛也更黑一些。他因此常常被同学们嘲笑。

“不久之后，我的三个妹妹在家里给我取了个绰号‘异教徒’；而同学们则称我‘犹太人’。”埃里克森在一篇发表在《博物学》季刊（Daedalus）的文章中写道，“尽管我尽了一切努力，想要成为一个大德国沙文主义者，但在一战期间丹麦保持中立时，我获得了新的绰号‘丹麦人’。”

埃里克森的继父坚持要他上大学并成为一名医生，但他拒绝了，相反他成了维也纳的一名画家，给孩子们画肖像。“我日益激烈地反抗我身上一切与我的布尔乔亚家庭有关的东西，”他写道，“那个时候，我想要与众不同。”

他开始在小学里教艺术课，在那里，他遇到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精神分析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安娜对埃里克森分析和理解孩子的内在能力印象深刻，她邀请他到她父亲的研究所，一起来研究精神分析学。埃里克森接受了研究所的邀请，同时拿了一个教育学位，安娜带着他起飞。他于1933年完成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培训，几年后，他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教授。他动身前往美国时，将原先继父的姓氏霍姆伯格改成了埃里克森。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他自我界定的一种方式，因为他有生以来一直遭受着身份危机，感觉到无所适从，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

诺玛接着说，埃里克·埃里克森逐渐由于发展理论而变得全球知名。他认为，人的从生到死的生命周期，分成八个阶段。

诺玛告诉她的学生们，危机贯穿了埃里克森的八个阶段，人格的演变取决于一个人在每个阶段或忍受，或发展，或踌躇，或维持现状的不同演绎。在每一个阶段，个体要么发展成为拥有品德的人格，帮助他面对接下来贯穿生命始终的冲突，要么他们错过了获得某种品德的时机，使得下一阶段来临的时候更难以应对生命中的某些挑战。

而这一理论的批评者们认为，该理论：（1）没有经过足够科学的数据研究论证；（2）相较女性而言，更适用于男性；（3）过分强调童年经历，对成人关注不足。其他人则质疑这些阶段的顺序：一个人难道必须逐步成功走过前一阶段，方能进入下一阶段吗？

诺玛认为，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直到生命终止的一刻，人都有能力改变。诺玛相信，人们可以不按照埃里克森的阶段顺序发展，有时颠倒过来，有时深陷某一个阶段无法走出，甚至有可能一辈子停留在某一阶段。但是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要想用完整性来面对死亡，人就必须经历前七个阶段的成功发展以获得特定的品德。这些阶段从出生即开始。

“新生儿的基本需求有哪些？”诺玛问她的学生们。

“哺乳。”一个学生回答。

“是的，完全正确。”

“婴儿房。”

“换尿布。”

“正确，你不想整天湿乎乎的，一个尿湿了的婴儿会哭个不停。”

婴儿对于那位不时跑来为他喂食或缓解不适的人，发展出依赖的关系。依赖发展成信任，信任是希望建立的基础。正如埃里克森所说：“这就赋予抽象的‘正’能量以内在和外在的双重现实感。”

当孩子长大后，这种对母亲或是照顾者的信任，成为一种生命中潜在的信任，一种生命和世界并不坏的感觉。因此，个体获得的第一种品德，就叫作希望。

埃里克森写道：“希望，正是个体存在中最早期也是最不可分割的内在品德……如果生命要延续，希望就必须存在。即使自信受伤，即使信任受挫，希望也必须存在。”

但埃里克森认为，如果婴儿时期被剥夺了这些基本需求，成年后就注定会过一种绝望的生活。一个不信任他人的孩子长大后，会很难找到继续活在世上的理由，他会认为这个世上充满了失望和不满。埃里克森将这第一阶段的特点归结于“信任与不信任的冲突”。

“新生儿还需要什么？”诺玛又问。

“关注。”

“爱。”

“对的，那我们如何展示关注和爱呢？”

“抱他？”

“没错，”诺玛说，“新生儿需要人抱着。”

如果一个婴儿意识到他或她不能够相信妈妈、爸爸、养父母或祖父母、护士或保姆，等等，如果这个孩子感觉受到遗弃或者饿得要死，如果他不仅得不到足够生存的营养，也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人的关注——比如最基本的依偎等——这就会导致他或她产生对世界最初的怀疑。

那便是生命中第一个危机的产生。

“孩子们，这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诺玛说，“如果你在婴儿时期没有被经常抱抱，你的大脑就不会正常布局。”如果没有人过来保护并抱住婴儿，“这些婴儿会发展出某种拒绝发育生长的行为。比如他们会停止进食，他们会拒绝睡觉，就会这样死去。”

在埃里克森的理论描述中，他提到精神分析学家雷诺·斯皮茨1947年拍过一部黑白无声电影《悲痛：婴儿时期的危险》（Grief：A Peril in Infancy），影片中他比较了两组婴儿，第一组七名婴儿由护士照顾，第二组则在纽约一个女子监狱的托儿所里，母亲每天会在这里照顾她们的孩子。被护士们照顾的孩子显得退缩，游离，处在惊恐之中。他拍摄到这些婴儿不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对游戏没有好奇心或反应。其他的则几乎没有哭的主观欲望。有些很瘦而且很脆弱。在斯皮茨的电影中，他们的发育明显落后于在监狱里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的孩子；那些在监狱里与母亲在一起的孩子已经开始爬行、攀爬和抛掷物品。

在儿童阶段开始后的每一个阶段，品德都需要下番功夫才能学习。诺玛知道这一点，因为她自己做过研究。诺玛告诉学生们，对于那些感受到不信任的人，“我们会用整个余生来与这种感觉做抗争”。

在埃里克森的第二阶段，“自主与害羞、怀疑的冲突”，儿童的身体成长开始了，从一种无助的状态，突然之间能够坐起来、爬行、走路和跑步了。她解释说，这是一个爆发的阶段，一个孩子抓住和放开东西，四处走走再折回来，推开不喜欢的人，想要被喜欢的人抱抱，等等。这个阶段，孩子学会独立和满足，找到自我实现的感觉。

到生命的第三阶段，3～5岁这个阶段，“我们进入非常强大的认知能力爆发期。”诺玛说，“我们的词汇量极大地提高，孩子们开始模仿家长和照顾者说的话。如果你来自一个充满争吵的家庭，你便很有可能听到孩子也说出同样的诅咒的话，或者引述诅咒的话，比如‘妈妈告诉爸爸，去死吧！’”

埃里克森称第三阶段为“主动与内疚的冲突”。孩子们学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技巧，如何玩，如何演练，并想象所有能够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拥有目标感的行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孩子探索世界或努力弄清楚来龙去脉的行为，受到家长过度的惩罚、殴打或辱骂，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在第一时间对探索或思考产生羞耻感或罪恶感。

诺玛解读埃里克森的理论说，孩提时代没能自立自主的人，长大后也会依赖他人，或者会在所有方面都怀疑自己。在这个阶段，羞耻感再现了：我不够好、我说的话一点儿也不重要、没有人会爱我。

在6～11岁之间的孩子，属于埃里克森所谓生命的第四阶段，“勤奋与自卑的冲突”。这个阶段他们开始想要掌握他们的学习技巧，想要展示他们在读书、运动、写作，或者小提琴、绘画、参加球赛的能力。孩子们与他们的兄弟姐妹或同辈之间发展出一种竞争意识，他们想证明给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看，他们绝不是毫无价值的。他们这些目标能否成功，取决于照顾者的关注和爱。

如果在所有的这些年龄段，一个孩子的自发性都被扼杀，或是他自发的想法受到惩罚；如果他被虐待或被忽视；如果他始终感受不到真正的爱与鼓励，埃里克森认为，这样长大的年轻人会想要“强迫整个世界不要看到他，不要注意到他的任何存在”。

“他将会去毁掉世界的眼睛。”埃里克森写道，“否则，他就必须想方设法毁掉他自己。”

诺玛继续着她自己的故事，当她5岁的时候，她的妈妈决定带她离开弗吉尼亚。琳达整理了小诺玛的行李，告诉她与外婆说再见，然后带着她来到纽约皇后区杰克逊高地生活。

百事可乐公司位于纽约中城的第五十九大道和公园大道之间，琳达在这里找了份工作。与此同时，24岁的诺姆在当了两年兵后，被调往新泽西的迪克堡军事基地。他们两个人因此离得很近了，诺姆现在也开始承认这个小女孩是他的骨血了，他不再要求什么亲子鉴证。他现在完全相信这一亲子关系，他准备负担起养家的责任。

很快，诺玛的父母又一次结婚了。他们欲罢不能，明明两人在一起都很暴躁和充满仇恨，可彼此却永远无法为两人的婚姻松绑。他们搬到一起住，打得不可开交。和好，然后再次交手。很快，他们又有了一个儿子，这一次没有使用束腹带。

诺玛能够记得的是，琳达禁止她在公众场合叫她“妈妈”。其他时候，妈妈则会向她吼叫：“你毁了我的生活！我从来没想要过你。我本来会成为一个记者！”不止一次，她记得她妈妈告诉她，真希望她从来没有出生过。

有些时候，诺玛说，连她自己都会这样想。

“我是一个缓冲器，”她说，“如果我妈妈冲我大发雷霆，她就不太会跟我爸找碴儿。而一旦我爸爸火气也上来了，那么我们家里就会有刀，然后就是枪，然后我们就有，哦，可以说，就会有超能核战十周年版之大爆发。”

诺玛10岁的时候，她骑着车穿过一条栽有三叶藤的小路。三叶藤有毒，那个时节许多人在自家后院烧藤叶，而诺玛对这种气味过敏。她一定是吸入了那种毒烟，导致毒素侵入了她的呼吸道。她的喉咙开始锁闭，眼睛肿得无法睁开。她最后被送进急诊室，护士们想给她打一针类固醇以减轻痛苦。但是他们却无处下手，因为她的身上布满了瘀伤。

人们赶到她的病房：你身上怎么这么多伤？你父母打你吗？她当时害怕人们知道真相后把她送进孤儿院，更害怕她妈妈知道她讲出事实的可怕反应，她编了一个故事：“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然后自行车砸在我身上……我又撞到了树丛里。”当故事就这样编出来的时候，她不由得想，哦，天哪，他们一定会发现的。

但一切都结束时，他们并没有把她带走。

事实是，有时她妈妈会使劲掐她脖子直到她几乎断气，有时她会疯狂地扯她头发，直到几缕头发被硬生生从头皮上扯下来。大多数时候，她会用大木头勺子重重地打她。她的家里有一个装修过的客厅，诺玛却不记得全家人曾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精致的饭厅，一张大桌子，但他们似乎从来没用过。相反，他们拿四张小凳子在厨房里的小圆桌上吃饭，诺玛的座位在她妈妈的柜子前面，要想挪开椅子坐下，诺玛必然会撞到柜子。每次撞到柜子，她都会挨打，大多数是打在身体或腿上，而不会打在脸上。诺玛做的任何事情，要么是回答得太快，要么是说话太慢；要么是走得太快，要么是走得太慢，总之都会让她妈妈不爽。无论她在学校拿到多么好的成绩，她总是听见她妈妈自私自利地骂她太蠢。

伤害她的不仅是她妈妈一个。诺玛7岁时，她的父母晚上出去，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她正生着病，头昏脑涨，蜷缩在床上。因为身体太虚弱，她甚至无法起身清理自己的呕吐物。当父母回来的时候，她的妈妈狂怒起来，而她的爸爸狠狠地将她的脸按到那堆她吐出来的东西里去。“求求你，不要！不要！”她记得自己大哭起来，泪水和呕吐物浸泡着她的头发。

有些时候，她觉得父母可能会杀了对方。当长大了能够驾驶后，她曾经一次又一次带着父母去医院，要么就是满嘴是血，要么就是股骨或下巴错位。她在照顾他们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最有用处，把他们从另一个人的魔爪下拯救了出来。这就是诺玛·琳恩，她保守着她的秘密，清理着他们的混乱。她是拯救者。当她这样照顾他们时，即使他们从来不说，她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对她的感激和悔意。

她的弟弟比她小5岁，出生时就患有幽门狭窄——从胃到肠的那一部分逐渐缩小，导致他在第一个月剧烈地呕吐。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会突然间病情发作，突然间停止呼吸面色发紫。她也不断地在照顾他。诺玛不知道家中的哪一个人会最先死去，但她确切地知道，死去的原因要么是暴力，要么是病痛。

死亡，就像潜伏在柜子里的魔鬼，逗弄着诺玛。她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好女孩，总是小心伺候着父母的脾气，藏在她自己的房间里读南希·朱尔的书，或者认真钻研学校科学课的内容。

她的自信无声无息地冒出来，她的身体也逐渐成熟。中间有那么几个月，她觉得有许多暗示。然后，仿佛一夜之间，她完全长大了，真的不再害怕了。不再害怕她的父母，不再害怕她的生活，也不再害怕她的死亡。也许那种勇气一直存在于她的内心，甚至早于她的出生，但她所知道的只是，即使家里再出现暴力，她也有能力让暴力远离她的身体，让自己进入一种完全的平静状态。毕竟，她自己对自己说，也许一切还不算那么糟。啊哈，死亡，虽然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但她总算找到一种方式超越死亡。

她决定试着报名医学院。她父亲这段时间开始在公共教育领域做商业管理，赚了不少钱。他把钱一叠一叠地堆在家里，有时诺玛会看见一支支枪和藏在枪后面的一堆堆钱。他们家的屋顶坏了，坏到你只要碰对了某个烂的地方，一大块砖就会松动落下，清楚地看到藏在里面的货物。地下室堆满了成捆的书报杂志、铅笔钢笔、带框的画，还有办公室家具……这些东西都像刚从学校接待室搬过来的一样。诺玛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但她知道最好别问。

她妈妈穿着巧克力色的貂皮大衣，一天抽三包雪茄，整个晚上都在玩桥牌和麻将，整个白天都在逗弄她的小狮子狗皮埃尔。她爸爸有一辆红色菲亚特敞篷车，后来又有一辆茄紫色的保时捷，他开着车在城里到处转悠，同时手里还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甚至还有自己的保镖，还有一个人在他不想开车的时候做他的司机。有些晚上，他爸爸会带她去斯塔顿岛的意大利餐厅。她坐在餐厅的角落里，看着她爸爸喝酒，和他的朋友、生意伙伴高声谈论，他们都是意大利人。

有一次，她父亲的一些朋友们全都到另一个房间的时候，诺玛待在厨房，她偶尔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一边说话一边哭泣，那应该是他爸爸的同事。听起来好像他在乞求什么。为什么一个成年男人会哭成这样？她想，他在乞求什么呢？她自己也没能弄清楚。她能够记得的，就是她后来再也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那个人。她永远不会问她父亲发生了什么。有些事情阻止她去追问。

那天在拉里坦湾，诺玛讲故事讲到这儿的时候，她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告诉你这些，其实是很艰难的一件事。”她继续说，喘一口气。当她再长大一点儿，她开始了解家里隐藏的秘密，那些她宁可不想知道的真相。

“哦，我的父亲，”她开始说，“与当地的黑手党有来往。”

她一定是在开玩笑。诺玛有时会花点业余时间参加当地的一个击鼓工作室、传统印第安人汗屋仪式，还有名叫“13个印第安祖母”的定期活动。她的生活与黑手党一点儿瓜葛都没有。她一定是在开玩笑，但她没有笑。“我的父亲是负责公立学校事务的商业经理，因此他能够为黑手党获得合同，包括建筑合同、维修合同。”而黑手党卖不出去或必须储藏起来的东西，就统统放在他们家的地下室里。

“那些人什么都卖。”她说，“如果有人愿意买你，他们也一定会把你卖了。”

她的父亲，现在已经74岁了，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默特尔比奇。他开一辆樱桃色的野马敞篷车。他会偶尔到亚特兰大、多米尼加挥霍一把，或者参加花花公子派对。但我几个月后见到他的时候，他仍然在如数家珍地讲着保罗·卡萨德拉罗和老约翰·高蒂的名字。[6]

到15岁的时候，诺玛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离家的计划。有一天，她妈妈的手扬起来，打算给她一耳光，那是她妈妈最后一次有机会这样做。她立刻有了反应，记得那天她勇敢地站起来，抓住她的手腕，直接看着她妈妈的眼睛，说：“你今天不准打我。”让她惊讶的是，她妈妈退缩了。

又过了三年，当她能够在法律上离开这个家，而不必被关进教养院或收容所的时候，她在自己的房间内设计了一个倒数日历，计算着她能够从高中毕业独立离家的日子。

她告诉她的妈妈，她要上医学院。她妈妈告诉她，她最好到银行工作。好吧，她下定决心，她一定要自己设法去医学院。她要自己付学费。

但诺玛很快意识到，她几乎不可能自己负担医学院的费用，于是她选择了护士学校。她被录取到穆伦伯格护理学校，这是一所尤宁县县立学院的联合学校，她在利用这座学校，因为她想得到一张肄业证书，然后转校获得一张学士文凭。她来到弗吉尼亚大学工作，这里离她外婆家很近。她从不后悔离开她的父母，但她会想念她的小弟弟。她相信他会过得好的，因为父母想好了要他才把他生下来。诺玛离开了家，她相信自己一辈子绝不会再回去，她也相信她会过得更好。

她在弗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精神病科护士的职业训练，她很快发现这正是她最适合的职业——身处医院里，与各种有着身体或精神疾病的人们打交道。在精神病房里，她遇到甚至来自比她的成长环境更加狂乱糟糕的环境中的人。而且在这里，她镇定自若，应对有方。她负责给病人打针和吃药，她能够读懂人们，特别是当人们表面上相当平静的时候。

“哦，天哪，有人发疯了？有人尖叫和怒吼？有人去撞墙了？有人打烂家具了？哦，好极了！”诺玛说，“我非常擅长处理这些问题。”

她能够在某种情绪还在酝酿的时候，就预感到它的崩溃。当一个病人开始敲打自己的头，对着墙撞头，或是撕碎房间里所有的纸时，其他护士全都吓得跑开去找捆绑物。他们想要把病人绑在担架上，给他注射一针抗精神分裂药氯丙嗪，然后逼使他在安静的房间中陷入孤立。但诺玛会说：“不，让我跟他聊聊。”她会坐在病人的床上，试着让他安静。这一招并不总是有效。有一次，一个病人狠狠地打了她，跳在她的身上，好像她是一个出气袋，但即使出现了这种情况，也没能使她退缩。她告诉我，她曾经在童年的时候陷入同样的完全隔绝孤立的状态。

有一天早晨，她开始查房，她要去检查一下昨晚刚刚收治的一位病人。她走进房间，注意到一个年轻人坐在床边。“你好，”她带着微笑说，“我是刚刚轮换的当值护士。”

他的双眼空洞地看着她。她注意到他的双腿上放着什么东西。她走近一步看到，那是一把枪。她连眼皮也没眨，也没有想着要悄悄离开。

“我很抱歉，我知道这是你的财产，但你不允许把它带进精神病房。”她一字一句平静地说，“你要将它交给我，我会帮你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锁好它，你离院的时候就可以拿回它。”

这位22岁的年轻护士微笑着，双手向前伸出，好像在要求他交出一条腰带，并且保证不会遗失。这个小伙子看上去很不安。诺玛一生中无数次看过枪，这一次也并不会比其他时候更吓人。“我会为你保管的。”诺玛柔声柔气地说。

他终于交出了枪。

“非常感谢你。”她说，平静地走向护士站，手上拿着这把枪，好像捧着一盒子药。她叫来了保安锁起枪。一位保安检查了枪膛：子弹已经上膛。

“是吗？”诺玛说。也好，这算是离死神比较近的一次。

就像她最喜爱的埃里克森一样，诺玛长大后，就改掉了名字中的意大利姓。她不想与她的父亲有任何关系，于是她决定用“鲍伊”这个姓，这是她第一个丈夫的姓。她在20多岁时离了婚，但她离了婚也不想改姓。有时她也怀疑，也许她和她的父亲真的没有血缘关系，毕竟他们俩长得也不像。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他的权势，也失去了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不过，他还是一年回来几次，度度假或是参加诺玛的毕业典礼。

诺玛还记得，在她获得博士头衔的那天，正当她要去接受颁发的博士证书时，她的父亲突然冲出人群，冲上台来。当时，诺玛觉得内心充满了恐惧，她看着他，她的伴侣诺曼则上前阻止她的父亲诺姆（他们俩人的名字竟然如此相似，这似乎正是上天不寻常的安排）。诺姆摆脱了诺曼，就在诺玛拉直她的博士帽后边的头巾时，直冲上台。

诺姆在大庭广众之下抓住他女儿的手臂。在被赶下台之前，他看着她的眼睛，他只对他的女儿说了一句话：“从无，到有。”

课程实地考察：验尸房

课后写作练习：

倒退键

如果你拥有生命的倒退键，你会倒退回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凯特琳

如果我有一只倒退键

问题在于，我如此爱我的妈妈，我现在也一样。当我小的时候……会跟着她到处走，想要整天跟着她。但是当她滥用药物的时候……好像我被转换了频道，我变得邪恶。多少次她说服我不要把她的药片倒进马桶，也不要告诉爸爸。她会拿生命发誓，她绝不会再滥药了。可我现在已经22岁了，这样的事还在继续……我迫切希望我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或者强迫她戒掉。

三　倒退键

2008年1月，春季学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凯特琳说服她自己，她能够用自制的圣礼来抵御死神。每天在父母家里的沐浴，演变成一种拯救生命的英雄仪式。凯特琳认为，除非香波和香皂准确地摆在同样的方向，除非浴室里几条大浴巾的尖端彼此互不触碰并以完美的姿态摆放整齐，否则她的父亲就离死亡不远了。

日复一日，这位肯恩大学的学生教条式地将浴室里的小摆设放成一条直线，仿佛每个其他人的生命都寄托于它，她会在这种时候完全忘记自己。2007年秋天，在她报名参加诺玛·鲍伊博士的心理健康课之前，没有人告诉她，其实她的这种举动已经是一种更大层面上的心理疾病的征兆。

教授第一时间就发现，凯特琳在她的论文和课堂讨论中所描述的行为，正是强迫症，一种必须依赖某种仪式才能生存下去的方式——这些习惯让她感觉自己对这个令人迷惑的世界有了某种掌控力。但凯特琳并没有告诉教授究竟是什么导致她需要这种形式的掌控，直到她参加了诺玛的第二门课“透视死亡”。

2008年的新学期开始了，这个学期将持续5个月。在这堂课上，凯特琳通过她的功课揭示出她对死亡有着多么深切的恐惧。她私下向教授解释说，她无法搬出她父母的房子，她不能够让他们独自居住，因为她极为担心会有一些不祥的事情发生在她的父母身上。她有时会在半夜里醒来，急急忙忙跑到熟睡的父母的床边，只是想弄清楚他们是不是仍在呼吸。她无法想象失去他们的世界，尤其是她的父亲。他是她最有力的保护者。父亲是她生命中令她感到自己很重要的人。她相信，她的香波瓶子能够阻止灾难发生。如果香波瓶子不能阻止，那么灯光的闪烁也能够阻止。她会不停地开关灯，然后大声地吟诵三遍：“上帝不允许！”

她也并非总是盘旋着这种监督父母命运的想法。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曾经找到其他方法。她的妈妈总会尖叫着疯狂地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全是因为她爸爸又将她的药品藏起来。凯特琳会跪在地板上，埋头在她的蜡笔和彩图书中，好像拒绝电视广告一样，她把自己退缩到一个自娱自乐的世界里。

上小学时，凯特琳在她家的后院里找到了一把生锈的铜钥匙。这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各种各样的门。她于是开始搜集各种万能钥匙。她父亲帮她买了新的万能钥匙，每一个她都喜欢，因为这是爸爸给的礼物。他告诉她，她可以实现生命中一切想要的事情。“永远不要放弃，”他说，“绝不退缩。”

但当她长大后，万能钥匙不再有那种让她感到有出路的魔力。她躲起来逃避内心的争论，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她不再相信她能够做一切事情。除了某些固定的仪式，比如将硬币排成某种头尾相连的形状，才能让她的焦虑略有缓解。

过去10年间，教授已经积累了用写作来治疗的丰富经验，她会不时灵机一动使用这个办法。她可能读过超过2000封告别信。在凯特琳的死亡课程上到一半的时候，诺玛问所有的同学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只倒退键，你会倒退回去做什么样的改变？”

凯特琳回家后，老老实实写下她所想的，在下一堂课上交了作业。很快，在一天下午，诺玛在教室里学生围成的圈子中间坐下，向所有人宣布，有一篇作业脱颖而出，她希望那个人能够大声读出来。凯特琳环顾四周，想着谁会是那位同学，在三十几个学生中被教授挑出。

“凯特琳。”教授说着，望向她的方向。

凯特琳惊讶得张大嘴巴。她想，教授是开玩笑吧。在所有这些学生中间，诺玛单单选了她来分享？她觉得好像突然被曝光一样。但她也很吃惊，教授给予她的故事足够的关注度，还专门提到它。其他学生曾在第二堂课上分享过他们的告别信。有些人在车祸或疾病中失去过家人或朋友。他们的挣扎似乎比她的故事更可怜。她想，这个教室里的人，谁会真的想要去听她的故事？

起初，凯特琳想要叫她身边的学生代她读出故事，但诺玛鼓励她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亲自读出来。她终于开始读了，虽然很犹豫。

“那是我4岁生日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发现妈妈在后院里只穿了一只袜子不省人事。”凯特琳开始了，她的声音颤抖，她感觉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她。当她继续读着作业后面的部分时，眼泪模糊了她的视线：“她陷入了昏迷。我不记得究竟有多久，因为我太小了，但我记得每个人都告诉我，妈妈生病了。直到我8岁的时候，我才明白，那是她自取其辱。她滥药成瘾，甚至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过量使用镇静类药物。你会明白，我想倒退回去，改变这一事实，宁可闭目塞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天，当凯特琳发现她妈妈那个样子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凯特琳试图唤醒她，但她动也不动。她死了吗？在那个年纪，她几乎不明白死的含义，但她知道死不是一件好事。凯特琳大喊着爸爸，她爸爸是一位消防员，那天恰好在家。他急忙跑过来，像背一包玩具一样背起妈妈，但他没有叫救护车。相反，他决定自己送她去医院。凯特琳和她的姐妹们爬进小车的后座。爸爸把妈妈毫无知觉的身体放在她们的腿上。女孩子们扶住她的手和腿，一路开向医院。

她还很小的时候，就见过她妈妈手腕上的伤痕。那些伤痕划过整个手腕，像一条凸起的静脉。但她长大之后才知道，在凯特琳出生之前，她妈妈曾经割腕并点燃了自己的睡床。

凯特琳长大一点，她意识到那些药片正是问题所在。有些标签上写着赞安诺、维柯丁或扑热息痛。这些药片都是坏的。这些药片可能杀了她妈妈。“她爱那些药片超过她爱你。”她爸爸这样告诉凯特琳，强迫她看着她妈妈肿胀的流着口水的脸。

每当她爸爸发现她妈妈趁他去上班的时候，偷偷服用这些药片，他就会变得怒不可遏，甚至直接扇她耳光。但她妈妈其实根本感觉不到。服了药后，她整个人都没有了反应。

有时凯特琳发现她妈妈躺在浴室地板上，牙膏抹在妈妈的脸上和水池边，人却完全失去了知觉。凯特琳会模仿她的爸爸，大喊大叫地扇她妈妈，然后疯狂地在整栋房子里搜查藏在袜子里的药片。有时她妈妈求她不要把药片冲到马桶里，也不要告诉爸爸，她会觉得很罪恶，并服从了。

有一天，她妈妈注意到凯特琳脖子上挂着那把生锈的万能钥匙，就问她这是从哪儿来的。凯特琳一直觉得这把钥匙出现在她家后院，恰好让她发现，是有种冥冥之中的魔力。她把它与爸爸送给她的其他钥匙分开来。但她妈妈告诉她，这是在凯特琳4岁的时候，有一次医院里的一个人送给她妈妈的。也就是说，她妈妈在她4岁那次在后院面朝下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后，得到了这把钥匙。她妈妈一定是不小心落在后院了。

凯特琳不想相信这件事，她扔了这把钥匙。她不想要任何与那次可怕的4岁记忆相关联的东西。于是，她收集万能钥匙的习惯终结了。

到了她12岁的时候，凯特琳的性格变得内向，在学校里感到绝望。她甚至在老师点她的名时也不能回答问题，她根本就不想开口说话。她只是坐在那儿，被一种恐惧吓倒了，无法动弹。

有时，老师会因为她的不服从感到不安，也当堂训斥过她，这使她感到更糟糕。她绝望地想要说话，只是不知道该如何让自己说出来。一想到说话，她都会感到极端地痛苦而无能为力，因为这样她反而更加憎恨自己。一堂课结束后，她会想在校外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和羞怯，她决定试着去学校参加演出。但她在排练时变得非常不安，以至于她从舞台径直跑进了洗手间，把她先前吃的所有多乐脆薯片全部吐了出来。呕吐更让她惊恐不安。她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呕吐过，至少从她婴儿时期就没有过，至少从她有记忆开始就不曾这样呕吐过。她憎恨世上一切的病痛，如果周围有病人，她会带着消毒水躲进壁橱里。每次她要用洗手间的时候，她都会自己动手擦干净坐垫，而且即使擦过之后，她也不会真的坐在上面。她用肥皂和水拼命搓手，她需要整洁。如果她卧室里的东西挪位了哪怕是1英寸，或者如果一支铅笔突然丢失了，她会立即察觉并且感到十分不安。她无法忍受任何人碰她的东西。在呕吐之后，她在学校就时时觉得恐慌，担心她可能随时又会吐出来。直到现在，对呕吐的恐惧仍然跟随着她。

到了中学，凯特琳的成绩只有C，但她相信如果她能在运动方面更优秀，就能使家中的生活变得更好。她知道全家都喜欢垒球，当凯特琳参加联赛时，他们全家都来观看，而且非常开心，就像一个正常家庭一样。她妈妈是扬基队的超级粉丝，她爸爸喜欢接垒。凯特琳想，如果她能够成为最棒的垒球运动员，如果她能多玩垒球，一切都会好起来。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

很多年过去了，凯特琳一直都在找新的方法去应对，一直想让她的不完美生活变得完美。她曾经沉迷于减肥计划。她一天消耗500卡路里，拿咖啡、燕麦和水果当饭，每天跑两至三英里，或是在健身房锻炼45分钟。她有5英尺7英寸高，却在几个月之内迅速瘦到100镑以下，月经都不来了。

到了大学，凯特琳要求她自己成为一个全A学生。如果自己拿不到A，她又会极度恐惧。她现在又聪明又漂亮，至少在所有人眼里都是这样。脸书（Facebook）里到处是赞扬她的词：“美极了！”“性感！”还有个人说她可能是小甜甜布兰妮的双胞胎妹妹，但她在镜子里偶尔看到自己的时候，却并不常有同样的感觉。凯特琳长腿金发尖下巴，腰细得一只手臂就抱得过来。她虽然只使用烟色的眼线、睫毛膏和唇彩，但这已经足以引发回头率。但在学校，她喜欢棒球帽、跑步鞋。她坐着的时候会弯着腰，仿佛瘦弱的茎无力承受一朵花的重量。当凯特琳看她自己的时候，她看到一个永远不够漂亮、不够优秀的人。

一天，她从大学里赶回家，她与姐姐一起听到楼下有撞击的声音，好像有人在地下室里锯大树。然后她们听到一声爆炸。凯特琳知道她爸爸有几支枪。他把枪放在地下室的一个小柜里，和子弹分开来放。姐妹俩顺着声音跑下楼。她们到达地下室时才发现，原来妈妈把自己锁在地下室里，拿着枪。爸爸则从后院拿了一把斧子，想要砍开锁住的门。但他还没砍开来，凯特琳的妈妈就扣动了扳机。子弹射出来，射进楼梯边的墙，差一点儿射中匆忙跑下来的姐妹俩。

“你差点儿杀了孩子！”凯特琳记得她爸爸尖叫着。

“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可我一直心神不安。”在诺玛要求她读出关于倒退键文章的那天，凯特琳告诉全班同学，“我不停地给自己加压，每件事情上都逼迫自己，好像唯有这样才能填补某种空白。”

在课堂上，凯特琳对于教授讲到的关于精神病科护士的故事十分感兴趣。诺玛有时会这样开始讲一堂关于精神疾病的课：“有一次，一个病人对我说：‘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带我到房顶，我可以向你证明我能飞起来。’他自己绝对相信这一点。有时狂躁症患者会产生这种能做一切事情的幻觉。”

诺玛回忆起另一位狂躁症患者：“这个孩子来了，他从不安分。我们不得不把他固定在担架上并带他来到精神病房，但他居然跳起来背着担架跑了出去……精神病房的对面恰好是老年病房，老年人会不时经过，他们看见这个孩子全裸着到处跑，于是他又被绑在墙上。这样子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走过来，一切都很安静。护士这样告诉我：‘你不会相信的。走进去看看。’我走进了他的病房，他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双眼紧闭，我说：‘怎么了？’他说：‘你没看见我死了吗？’他从非常高亢的状态转入了非常低沉的状态。”

诺玛也告诉她的学生们，关于她做精神病护士时，曾经在一次外访中治疗过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罗格斯大学学生的故事。他的家庭从印度移民来美国，希望他能上医学院。但他到了第二学期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最后不得不休学。每个星期，他都会拜访诺玛，向她倾诉他感到自己真是罪不可赦，因为他让家庭蒙羞。他谈论着这种负罪感，好像他的智力全被掏空了。他还听到了莫须有的声音，他向她描述这种声音，好像他两耳都戴上了耳机，调到他最不喜欢的电台频道，而他不能控制频道也不能控制音量。诺玛告诉他的学生，这种描述让她想起另一次在弗吉尼亚大学当护士的经历。当时她从凌晨3点一直工作到夜里11点的轮班。每晚回到家后打开电视，都只有各种福音传道，说着单调相似的话，每个频道都一样。她无法想象如果这种传道每天24小时都在她耳边哼哼。她说，在精神分裂症里，耳朵的频道会常常调到一大堆令人沮丧的评论中，比如“你真丑”“那个人恨你”“你真臭”，或“那个人会伤害你”。

这位精神分裂病人有一天到她办公室来，她给他打了一针氟吩嗪，这是一种抗精神分裂药物，有时能够停止幻听。他回家了，然后给她打电话又说了一遍再见。她挂掉电话，立即拨通911，要求救护车立即开到他家。救护人员赶到他家的时候，发现他服用了过量的哮喘药，最后他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三天做透析。那次自杀他活下来了，但这没能阻止他太久。“对于有些人而言，”她说，“这样活着太沉重。”

在诺玛做的这一行里，你不可能总是成功——但如果你做到了，就能够拯救生命。凯特琳也想要拯救她自己的生命。

从高中以来，凯特琳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她上九年级的一天，她姐姐打电话给她的手机，她正在上课。从手机来电显示，她就知道姐姐逃课了没有上学，因为是从家里打来的。由于不时担心厄运会降临在她的父母身上，她溜出教室，到洗手间去接电话。

“怎么了？”

“妈妈又服药了，他们在打架。”姐姐说，“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凯特琳挂了电话，走入空荡荡的学校大堂，心里纠结着她是不是应该跑到校医那里，告诉她自己不舒服要请假。她还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个人家里发生的事。一个朋友正好在转角，看到她哭了，就带她来到心理咨询师的办公室。有了朋友的支持，她感觉在这里很安全，她第一次觉得咨询师能够帮助她应对家里的问题。倾诉使她觉得舒服多了。凯特琳知道她想要帮助其他人，就像她的校园咨询师那天帮助她一样，就像诺玛帮助自己的学生和病人一样。

“我想要改变生活，大规模地改变，巨大地改变，”凯特琳有一次这样说，“我要过美妙绝伦的生活。”

在死亡课堂上的各项实地考察中，目前来看，尸体解剖室是最受欢迎的，其次是参观重刑犯监狱，大多数学生都急着想看看人体是如何被解剖的。凯特琳，由于曾经看到她妈妈因滥药而被折磨和摧残的身体，完全不想看到任何解剖。她告诉教授和她的父母，她不会前往。诺玛则要求她无论如何都要去，告诉她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凯特琳想，细菌都会让她避而不及，让她拼命在自己身上抹消毒水和杀虫剂。要让她去看解剖，绝不可能！

要去殓房的那天，凯特琳告诉她爸爸：“我不会去。”但她爸爸看着她回答说：“你要去。”她爸爸了解问题的所在，而且知道诺玛教授会带来好的影响。父亲的话再次盘旋回响：“绝不退缩。”

当凯特琳在验尸官办公室出现的时候，她看到桌上躺着一个死于醉酒和滥药的人。她看着那些肿胀的器官，肝和肺。她想到她妈妈。如果她妈妈不停止现在的习惯，躺着的人就会是她。但她这一次没有呕吐。

看到了吗，诺玛说，凯特琳能够直面她最深处的恐惧，没有幻觉，没有害怕，没有消毒水，一切都很好。

“活着真好，不是吗？”教授在参观完解剖后告诉她的学生们，包括那些跑出去大哭的人，“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我们是多么脆弱？我们绝不能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这学期还在继续，诺玛建议凯特琳去见一见学校的心理治疗师。凯特琳已经学到，大部分的精神失常都来自生理和环境的共同作用。教授认为，现在开始定期进行心理治疗，有助于凯特琳理解她自身焦虑和强迫症的来源。

凯特琳想，也许诺玛是对的。即使她的父母似乎不会再做同样的事，但也许她能够征服自己心中的魔鬼，为她自己投资。她可以用她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去找一份工作，帮助像她一样挣扎的年轻人。也许她有一天也会结婚，让她的孩子们在平和的环境中长大。她也许会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她自己的万能钥匙。

“一个人，只要她还有梦想的力量，她就能救赎自己的灵魂。”她记得曾经在一首歌中听到过这句歌词，现在这句歌词对她有了更现实的意义。凯特琳还有其他理由，期待更美好的未来，她坠入爱河了。她与诺玛走得越近，就越多地谈起他。

他的名字叫乔纳森，23岁，大约比她大1岁。他们在高中时就认识，有时她自己都觉得好像他们还是刚刚坠入爱河的十几岁高中生。

她永远忘不了她对他倾心的那一刻。2003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凯特琳最好的朋友开车经过高中停车场，看到乔纳森正和学校保安说话。她的朋友通过另外一位朋友认识他。孩子们常常在停车场聚集，即使不开学的时候，也会一起扔扔飞盘或聊一聊如何打发夏日午后。但那一天，看上去乔纳森好像需要帮助。女孩子们开到乔纳森和他那辆1997年的双门火鸟跑车旁边。凯特琳的朋友问他出什么事了。

“我的车无法启动。”乔纳森说。车灯是亮的，但是电池没电了。

凯特琳当时想，哇，他真可爱。他和她有着同样的栗色眼睛，眼睛里有铜色和绿色的斑点。为什么她之前没有留意过他？

“这是乔，”她的朋友介绍说，“乔纳森·斯塔格拉伯。”

他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叫一个朋友来修车，这人几分钟后来了，帮着启动了火鸟，他告诉乔纳森去修理店买一种特殊部件。凯特琳站出来，“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和你一起去。”

乔纳森看看她，好像在考虑她的提议，但他说不需要。

他在那一刻是出于礼貌吗？或者他只是不感兴趣？凯特琳不确定。她把她的电话号码留给他，告诉他如果不认得路可以给她打电话。

几天后，她在同一个停车场看到他，就像上次一样站在他的火鸟旁边。但他的车这一次并没有坏。她靠近的时候，开始下雨，她站在他面前，很快就被淋湿了。

“我家里会有一个派对，”她说，“请你来参加。”

“哦，我想我没法来，”乔纳森对她说，“我刚和我的女朋友分手。我心情不好。”

又一次拒绝？那天他拒绝她一起去汽车修理店，是不是也是因为他的女朋友？

“来吧，”凯特琳带着挑逗的口气说，“来我的派对。”

他粲然一笑：“好吧。”

乔纳森和凯特琳就这样开始了。

凯特琳永远不知道，其实乔纳森整个学年都盯着她的一举一动。他已经知道她的名字。她后来知道他在她们遇见的几个月前就在观察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在走廊上经过她身旁，或者看几眼她那肥肥大大的运动短裤、大背心和Timberland靴子。那时，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的课。她比他高一年级。她很快发现，他其实算是留了一级，他的家庭变故使他频繁搬家。她也发现，其实那天他并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来参加派对。她主动走向他，让乔纳森很惊讶。他想要帮她认识到，她不需要再瘦了，她的身体本来的样子就很好。

凯特琳感觉到爱的冲击：快乐，心跳加速，不停地幻想。

但那只是“大脑的药物状态”下的一种反应，诺玛在她的关于爱的讲课中向学生们提到这种特征：“这是所有你脑海中臆想出来的诡计，使你进入性爱，然后怀上孩子。”教授说，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吸引时，他或她的大脑被各种混合着的化学物质所淹没——所有这些让人感觉美妙的化学物质，在临死的大脑中也同样被释放出来。

根据一项发表在《神经学期刊》（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上的研究表明，尽管安乐满足状态可能是大脑和身体对爱意的强烈反应的一个特征，但还有其他许多特征，包括“注意力集中于偏爱的个体，优先次序重新安排，能量提升，情绪波动，良性的神经系统反应（包括出汗、心跳加速），思绪被他或她占据，渴望与偏爱个体的感情结合，有亲和力的肢体语言，有目的的行为，强烈的获得和占有这位特殊约会伴侣的动机”。

你会不断地产生这样的感觉：“我想知道那个人在做什么，我想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他会给我打电话吗？他会给我短信吗？他会上网写脸书吗？看看他是否挂在网上？如果我去这里，也许我会再次看到他。”诺玛快速地列举这些现象，她解释说，血清素很可能正是这些满足感的来源，而去甲肾上腺素导致肾上腺素激发（导致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没有胃口），多巴胺则与不断提升的能量、渴望和突然而强烈的兴奋爆发以及之后的萎靡不振有关，这与注射可卡因之后的效果相似。

根据《神经学期刊》的这份研究，有些人变得如此依赖这种爱的高潮，一旦一段关系带来的迷恋感觉减退，他们就会跳入另一段关系。有些人则深陷单相思，因此可能导致“不该有的电话、信件或邮件骚扰，固执地乞求和解，成小时地哭泣、借酒浇愁，或是用不良方式试图进入或离开拒绝者的家、工作场所或社会场所，想要表达自己的愤怒、绝望或炽热的爱”。

但真正的爱情呢？真正的爱，可不仅仅是化学元素的短暂聚集。教授说，真正的爱会经历风雨，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在冲动和迷恋的阶段过去后，神经元会正常化，而脑垂体后半叶所分泌的催产素则开始扩散。

凯特琳现在相信，她已经经过了去甲肾上腺素所带来的迷恋阶段。她爱乔纳森，因为他保护她。尽管很温和，但他总是比她自己强大。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她爸爸都是让她真正有被爱的感觉的人。但现在，乔纳森让她产生了同样的那种独特的被爱的感觉。几年交往下来，她才真正理解乔纳森可怕的童年，要比她那些疯狂寻找藏在袜子里的药片、妈妈的自杀企图、射歪的子弹和吐掉的多乐脆薯片，比她所有那些经历都可怕得多。

乔纳森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更多关于童年的事情。他相信她，也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做到的，但最后他相信了她并吐露真情。大多数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父母，还有他为什么刚满18岁就成为他弟弟的抚养人和监护人。

现在，每当她试着想象乔纳森还没被她爱上时，还没长大成人时，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的情景，凯特琳都会心碎。每每想到他在这样一个无辜的年龄所受到的遭遇，都会使她想要倒退回过去，在他的世界绝望之前，去保护那个小男孩免受痛苦和死亡的折磨。

课后写作练习

给年轻的自己的信

如果你能对孩提时的自己说话，你会说什么？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写一封信给年轻时的自己。信的开始是“亲爱的XXX，年龄XX岁”，记得要签名和写上日期。

四　小男孩

1996年3月10日

11岁的乔纳森·斯坦格拉伯睁开双眼，被很吵的声音惊醒。他觉得，这似乎是尖叫声。绝对是尖叫，一个女人的尖叫，听起来很近，好像来自客厅，或是厨房。他穿着睡衣，摸索着下了床。

乔纳森喜欢穿着睡衣，特别是毛茸茸的、前面有拉链的那种，让他觉得很温暖。他和他的两个兄弟会把枕头之类的东西塞在里面，好像相扑运动员那样玩摔跤。目前为止，摔跤、任天堂、吃一大堆麦片圈，这些似乎就是他们几个男孩生活的全部，除了父母的离婚。

那天晚上，在入睡之前，男孩子们看了一场电影，现在他们被惊醒，被迫又看了一场现实版。那时大概是凌晨2点，不过乔纳森记得并不十分清楚。他看到9岁的弟弟乔什和12岁的哥哥克里斯全都睡得很沉，打着沉沉的鼾。乔纳森是老二，但他是三兄弟中的头头，他既不像克里斯那么敏感，也不像乔什那样无赖和固执。

这是一个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乔纳森顺着尖叫的方向摸索过去，经过爸爸的房间，经过浴室，经过他们与爸爸共享的客厅。孩子们在这儿住了大概有一年了，就在位于花园州[7]高速收费站旁一所高中的运动场的对面。他们的父母两年前离婚了，他们一开始与妈妈一起住，但她很快就受够了男孩们的无法无天。三兄弟整天互相打架，他们快把妈妈的新男友逼疯了。

有一次，乔什说什么也不去洗澡。这可不是新闻，乔什不喜欢淋浴。乔什是三个人中脾气最坏的，乔纳森知道当乔什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和克里斯全都没法让他回心转意。所以，当他妈妈的男友因为乔什不洗澡而扇他耳光时，乔纳森和克里斯全都跳到浴室去捍卫他们的小弟弟，用他们所有的力气对那个男人拳打脚踢。当男孩们周末见到他们的父亲时，他们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他立刻暴跳如雷。“我不会让某个外来的家伙碰你们一根小指头。”乔纳森记得他爸爸告诉他们。之后，他们能够记得的，就是他们开始与爸爸一起住到距离纽瓦克机场大约10分钟路程的罗塞拉公园区。

跟爸爸一起生活很酷。他带着孩子们在尤宁县的诺马哈根公园钓鱼，钓了大鲈鱼，还带回来烧了做晚餐。他们一起玩篮球和足球。他告诉他们不要抽烟和打女孩子，给他们煮意大利面，还做热的三明治。他每天早上送乔纳森和乔什去学校。克里斯大一点，可以自己走去学校。乔纳森知道他们的爸爸不愿意离婚，但爸爸似乎并不经常把他的感情表达出来。

所以，当他那天摸索进了厨房并看见血，感到无比惊讶。血流成河啊！他看见爸爸穿着他在工厂做修理工时的装束，工装靴，牛仔裤，白色T恤。可是，为什么他爸爸要揍人家的脸？乔纳森再一看，看到了地上的那个人。他认出了那件长风衣，认出了那个女人被血浸染的头发。乔纳森能够认出那种头发，经常变色，属于一位在发廊做美发师兼按摩治疗师的女人。她的头发长长的，带着卷，黑黑的。那是他的妈妈。她躺在自己的血泊中。

“住手！”乔纳森大叫，“住手！别打她！你不知道她是谁吗？”

“是的，是你妈。回到你房间去。”

为什么妈妈会在深夜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她会在地上？接着乔纳森看到，他父亲拿着一把牛排刀。这刀的把手是黑色的，可能是木头做的。乔纳森看到了接下来的一幕：他的爸爸将刀刺向他妈妈的胸口，一次又一次。在乔纳森来到之前，这刀其实已经刺破她的胸膛。

乔纳森跑向他的父亲，想要打他，但他爸爸把他一把甩开。乔纳森又冲回去，想要再次拉开他父亲，但他父亲再次推开他。乔纳森看到墙上的电话，他想打电话叫人来。但他爸爸拎起他，把他推回卧室，他的哥哥和弟弟这时也被吵醒了。

“待在这儿。”他爸爸告诉他，把他关了进去。

乔纳森打开门，尾随他爸爸回到厨房。他爸爸又把他拎起来，丢回房间，然后他爸爸转身回到厨房，继续砍他妈妈。他总共刺了12刀。

当他完成之后，他告诉乔纳森：“叫醒你的哥哥和弟弟。我们走。别穿鞋，就这样走。”

他们一起来到外面的车旁，乔纳森光着脚，他感觉就好像身处冰箱。他爸爸穿着工装靴，踩着冰雪，向他妈妈的车走去。

机会来了。乔纳森可以跑开，穿过停着的车辆，穿过积雪覆盖的树丛的阻碍和两边有着红砖房子的小道，迅速找到一家邻居，喘着气，压着心跳，用他的小拳头拼命地敲门。

乔纳森的眼神从他的逃跑路线转回到他的兄弟，又转向他的爸爸。他爸爸的牛仔裤上闪着血迹。乔什在他爸爸的怀里睡着了，克里斯半睡半醒地跟在爸爸身后，走着“之”字形，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乔纳森想，也许他行动迅速，可以把克里斯拉到一边，对他耳语：“爸爸刺死了妈妈！”他可以悄悄地告诉克里斯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他想要说服克里斯与他一起跑，跑得越快越好。但看到乔什躺在爸爸的怀里，他立刻停止了逃跑的想法。

乔纳森做不到，他不能够离开他的兄弟。也许他能说服克里斯一起跑，但他们不可能留下乔什独自一人。

他钻进了汽车的后座，在他爸爸后面坐得笔直。

“不用系安全带，”他告诉男孩子们，“你们不需要安全带。”

乔纳森还是系上了安全带。他的哥哥和弟弟完全没睡醒，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半夜里和爸爸一起坐上妈妈的车，更对爸爸身上的血迹毫无察觉。

乔纳森则完全清醒，他圆瞪大眼。克里斯在他右手边睡着了，乔什在前排座上打着瞌睡。他们的爸爸也没有系安全带，他好像开了好几个小时。乔纳森盯着他爸爸的脑袋和脑袋上的黄灰色头发。他爸爸透过后视镜看着他，乔纳森躲不开他爸爸的凝视，躲不开那双蓝色眼睛和黄灰色的眉毛。“我们要去医院。”他爸爸告诉他。

乔纳森想，让我们快到医院吧。他知道他必须告诉其他人发生的一切。警察，或是医生。

汽车接近一座桥。桥的两边是铁栏杆。乔纳森注意到汽车加速了，有转动方向盘的声音，整个车身转向右边，直冲着铁栏杆撞去。难道他要撞断栏杆？

汽车直冲向铁柱，直向前冲，滑出去500英尺，发出尖厉的摩擦声。他父亲失去了知觉，汽车在空中打转。

乔纳森抓住克里斯，一直抱着他，直到汽车停下来。烙铁的味道和轮胎烧焦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乔纳森的屁股被安全带戳得生疼，但克里斯似乎毫发无损。当他们觉得可以安全地移动时，乔纳森和克里斯向前座探出头，他们看到了父亲。父亲的头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血汩汩地流出来。他的右耳被整个划下来，整个人都耷拉下来，完全没了知觉。

“爸爸，醒醒！”乔纳森大叫。

他看见乔什。他的小弟弟被扭曲的门压住了，不能动弹，肩膀受伤了，疼得直哭。乔纳森和克里斯没法撬开这门，因为扭曲的车门紧紧地卡在桥栏杆中间。

“让我出去！”乔什冲着他的哥哥们尖叫着，“我快死了！”

乔纳森看到后方的路面上，卡车车灯闪烁，并向他们这个方向急速开来。

孩子们再一次见到他们的父亲，是在谋杀审判庭上，乔纳森必须在宣判时做一个陈述。在法庭上，他看着他的父亲，父亲穿着囚服，脚上铐着脚铐。乔纳森后来还记得庭上人们要求他以信件形式回复一些问题，包括：“你认为他应当被关多久？”“这件事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乔纳森抽出一封信，流着泪告诉法庭，他的爸爸在监狱里关多久，都带不回失去的时间，都没法把他的妈妈带回来。

庭审结束的时候，法官问他父亲还有什么要说的。他父亲也哭了。他看着乔纳森回答：“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他被判30年监禁，大约15年后可以申请假释。

乔纳森和他的哥哥和弟弟搬到叔叔阿姨家住，他们与他的妈妈一样，都是从乌拉圭移民到新泽西的，但他们的移民之路并不顺利。他们的叔叔从来不想留在美国，可现在他又不得不负责照顾这三个侄子。如果说，乔纳森的小弟弟在他妈妈死前已经表现出固执和不近人情，现在他就更糟了，他总是怒火中烧。他会把脏东西扔到叔叔阿姨的床上。他会突然失踪，而几小时后，被叔叔阿姨发现一个人走在高速公路上。

男孩子们与他们的叔叔阿姨一起待了两年。乔纳森上八年级的时候，三兄弟搬去乌拉圭与外婆一起住。他们三个人其实都不想离开小伙伴们，都不想去一个他们根本不了解的国度，但是似乎叔叔阿姨实在没法再照顾他们三个。克里斯那个时候最感不安。他给他的女朋友写邮件，定期给她打长途电话，他准备找个收养人家，然后搬回新泽西。

“好是好，但你是我们的哥哥。”乔纳森对他说，“谁会在乎一个女朋友？”

克里斯最终还是搬回去与他的女朋友的家庭住在一起。然后就只剩下乔纳森和乔什。

他们在乌拉圭的大部分时间，整个夏天都在海边玩耍。但乔纳森18岁的时候，他决定同样搬回新泽西。他知道自己想让乔什跟着他。尽管克里斯为了个女孩丢下他们，但三兄弟仍然应当在一起。

克里斯最终同意乔纳森的计划，他们向法庭请求拥有乔什的监护权。他们想要让他在美国完成高中学业，这样他会有更好的机会进入美国大学。乔纳森和克里斯花900块钱在林登租了一个三室公寓，法庭最终同意乔什返美。

乔什与他们一起住的时候已经17岁，他入读了林登高中。两个哥哥尽其所能像父亲一样对待乔什，不过乔纳森始终觉得他在乔什的生活中介入更多，会更多地保护他。克里斯则与他的女朋友更亲密一些，大部分时间都与女朋友在一起。

不久，他们的爸爸从监狱写信来，他听说乔纳森和克里斯已经获得了乔什的监护权。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到新泽西东部州立监狱去看望他。克里斯不想去。

乔纳森带着乔什去看望父亲。那次会面很尴尬。乔纳森记得他爸爸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大意是说他很抱歉。他们坐在会面室里，玻璃隔着彼此，他父亲对着话筒说话。他们会面完之后，乔什转头对乔纳森说：“他唱得还不赖！”

那时他们的爸爸在监狱里有一份工作，他告诉孩子们他会寄钱。但乔纳森很明确地表示，他们不需要他的钱或他的帮助。兄弟们都很好，没有吸毒也没有犯罪。他们上学或有工作。

“我们来这儿是让你知道，你的孩子都很好，”乔纳森告诉他的爸爸，“我们都会成功，我们都会很好。”

乔纳森对这一点很确信。

他妈妈死后7年，孩子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他爸爸要把妈妈带来砍死她。乔纳森没有问。也许他爸爸嫉妒他妈妈的新男友，或者他有财务压力。乔纳森其实并不真的想知道。

2006年2月，在他们与他爸爸说再见之后，乔纳森接到电话，说他爸爸已经在监狱里用剃须刀割喉自杀。

就这样了，乔纳森并没有觉得受伤或震惊。布莱特·斯塔格拉伯虽然是他的爸爸，但他早已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他的儿子们早已让他离开。

到了乔纳森遇见凯特琳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存之道奉为这样的真理：首先，不要沉浸在过去中，甚至不要讨论过去，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其次，生活中最可靠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再次，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其他人如果依赖你来设定目标，那么尽量满足他们。这三点他都身体力行。

自从他爸爸谋杀了他的妈妈以后，乔纳森找到了在无父无母无路线图的情况下，一切依靠自己跟整个世界谈判的方式。他明白，弱小或脆弱毫无用处，即使某一天下午在高中停车场的中间，一个漂亮的女孩闯进他的生活，而他发现自己开始被这个女孩子所吸引的时候，他仍然保持着那种坚强而紧张的守势。但这个女孩子值得他去尝试，在浪漫爱情与坚强人生之间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凯特琳很美，即使穿着汗衫，理了个男孩式的平头。那天她站在学校门口，雨点淋湿了她的头发，她邀请他来参加派对，这一印象刻在他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他们互坠爱河，互相献出了第一次，他们都是对方的初恋。他们如此相偎相依，他至今还能记得当时的这种感觉，他认为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像她一样，让他产生这种如胶似漆的感觉。

但是，尽管他爱慕凯特琳，她的忧虑也把他心底的恐惧勾出来——不停闪着的灯，对细菌的恐惧，对死亡持续不绝的忧虑。有时她会给他打手机，叫他听外面刚刚经过的救护车的声音。“你在哪儿？”她会用惊恐的语气追问，觉得他已经受伤了，“你好吗？”

“我好着呢！”他咕哝着。

凯特琳向他解释他说，她上了诺玛的课之后，已经明白她有强迫症。乔纳森很开心，教授的课帮助他的女友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解开这个“结”。但事实上，他其实并不认为凯特琳有病，他甚至不相信会有精神疾病这种东西存在。她只是需要掌控她自己，什么都不需要担心，他向她一遍又一遍地保证：一点儿都不需要。

乔纳森并不觉得需要去找到他爸爸会杀害他妈妈的原因。他接受这种找不到真正答案的状态。在他爸爸身上甚至找不到任何忧郁或暴怒的痕迹。他的印象里，他爸爸也没有任何酗酒问题。

一天，他在网上找到一篇美联社讲他妈妈被谋杀的文章。这篇故事也登载在《纽约时报》上，但是标题却让乔纳森摸不着头脑：“害怕外星人入侵，男人认罪谋杀前妻。”这个故事是说：“检察官称，布莱特·斯塔格拉伯相信外星生命将要占领地球，他杀了他的前妻苏拉丽娅·沙迪，以免她身受外星人入侵之苦。”

报道继续说：“沙迪，36岁，于1996年3月在其前夫的公寓里胸口被刺12刀。斯塔格拉伯，39岁，事后带着三个儿子驾车逃离，在纽约威斯切斯特县撞车。”

外星人？这篇文章多么荒谬！乔纳森看到了这场谋杀。他的爸爸对调查员承认谋杀。但是外星人？编造这故事的记者可真蠢到家了！

乔纳森从来不怀疑，他爸爸在那天早晨是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正因如此，在他撞车之前，他一直在后视镜里瞪着他。如果他爸爸跟警察说什么外星人入侵，那不过是想减轻自己的罪责。这是一个疯狂的伎俩，或是类似的东西。

这正是十几岁时的乔纳森告诉他自己的事实。他直到二十多岁后仍然不时这么想，直到2008年的夏天。有好几个星期，凯特琳开始说出她的担心，猜测乔纳森的父亲和乔什可能都有精神疾病的征兆。乔纳森完全不理会她的想法，认为这是无端的焦虑。然而，有一天早晨，这对情侣在乔纳森的卧室醒来，他们听到巨大的响声，发现乔的小弟弟在厨房里眼神狂热。

班级讨论：他杀、自杀和精神疾病

期中讨论题：

如果你能永远将一种疾病从这个地球上消灭，你会选择哪一种？为什么？

五　奇怪的行为

2008年夏天

如果世间确实有完美存在的话，凯特琳想象着，这个早晨就是完美。她看着宴会厅，想把整个场景印在脑海。闪耀着的水晶吊灯好像比太阳还大，威尼斯式的石膏墙，派对上的人们端着玻璃酒杯或啤酒瓶叮当碰杯。到处都是镜子，甚至在大教堂的天花板上也有，好像精心地布置在各地，在每一个转角提醒人们，他们有多开心。

这一切都是为她而办，大部分都是为她。乔纳森费尽心力，为凯特琳和他举办了这场精心布置的庆典，他们两个都在2008年从肯恩大学毕业。他支付了自助餐，租借了大厅，请来了喜剧表演，邀请了他们所有的朋友，还有凯特琳的家人和她最喜欢的教授诺玛·鲍伊。

10个小时之前的毕业典礼同样喜庆完美，蓝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树叶格外地绿。“所有的眼神，都注视着未来！”特邀嘉宾这样说。他还为2100名毕业生创立了Monster.com。诺玛在典礼之后，与凯特琳合了几张影。一张照片中，教授抹了酒红色唇膏，微笑着，戴着飞行眼镜，穿着博士袍，头戴一顶松松的丝质帽。她比凯特琳要矮5英寸。凯特琳在自己的鸭舌帽的黄色流苏上缀了一个2008年徽章。一束长长的绳子从凯特琳的脖子垂下来，代表她拿到的所有优秀成绩，而且她拿到3.85分的平均分。凯特琳后来给那幅照片配上相框，作为礼物送给诺玛，教授将它摆在了办公室里。

现在凯特琳拿到了她的学士学位，将成为肯恩大学心理学系诺玛教授的12名研究生之一。在克服自己的焦虑和强迫症的同时，她还将与校园咨询师一起，开始她自己的诊疗实习。她成为诺玛的兼职研究助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拜访诺玛。

日落的时候，包括教授在内的每个人都换上了鸡尾酒晚装，前往新泽西尤宁县的盖洛平山宴会厅，这是一座漂亮的白色的殖民时代风格建筑。凯特琳穿着白色无肩长裙，长裙的一边绣着黑色的花纹。花纹裹住她纤细的腰围，在臀围部分聚集，使臀部显得比实际更加饱满。花纹继续游走，在裙子束住大腿的地方再往下延伸几英寸。她戴上一对闪亮的前后晃荡的耳坠，将金色的头发束向一边，让一束长长的秀发从左边脸颊垂落下来。其余的头发松松打着卷儿，在后背上散开来。

乔纳森与其他客人在一起，凯特琳透过人群看着他。今晚，他看上去棒极了，他那沙黄色的头发打上发胶，形成侧向一边的飞机头，他穿着礼服衬衫，最上边的扣子松开了。

整个大厅里面，到处都是精心造型的红蓝色餐巾，好像从高脚玻璃杯中绽放的百合花瓣。凯特琳停下来，微笑着与一位朋友合影。黑色和白色的气球好像客人一样，在房间里飘移。凯特琳停下来，手放在臀部，又合一张影。戴着领结的侍者滑行在桌边，托盘上放着嗞嗞作响的香槟。很多人都在盖洛平山宴会厅举办婚礼，所以今天的这一场典礼，让凯特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公主，走向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和镶着金边的椅子。太完美了！

她的姐妹们也来了，看上去与平时一样美丽。其中一位穿着豹纹长裙，另一位穿着蕾丝边白色无肩短裙，这样的打扮让她们显得更胖了。不知为何，凯特琳是姐妹中间唯一一个有着模特般瘦削身材的人。她在这方面很像她的妈妈。三姐妹如此亲密，她们戴了同样的项链。她大姐的徽章上刻着“大笑”，二姐的刻着“爱”，凯特琳的刻着“生存”。

有人将iPod连在音响系统上，代替主持人，播放着R&B的音调。凯特琳还是细心地发现，光滑的木地板上几乎空无一人，派对上没有人跳舞。

她的妈妈、爸爸和姐姐们都聚在一起，与凯特琳合拍宴会照，一起笑着，看上去好像一个毫无瑕疵的家庭。那些完全不知道这个家庭的故事的人们，很容易用嫉妒的眼光去看待这个迷人的家庭，但是如果通过凯特琳的眼睛来看这场派对，就会了解更多。

凯特琳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她扫了一眼乔纳森的小弟弟乔什。他没有与任何人说话，坐在走廊那里，与宴会隔离，眼光盯着前面的一段距离。他的眼光中有一种沉默的疏离或者说是忧郁。凯特琳想，乔什也是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人，但他没有他哥哥的那种魅力和领袖气质。每隔一会儿，她就会看到乔纳森走出人群，想要引逗他弟弟到人群中来，到派对中来，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凯特琳知道乔什不怎么待见她。她总是努力对他很好，但他明确地告诉乔纳森，他不喜欢在有她的场合出现。所以，乔什其实根本不想到这个派对来。

但凯特琳觉得，也许乔什心中有点什么，有些像精神疾病那样可疑的东西，没能被诊断出来。不管怎么样，乔什的样子都让她害怕。凯特琳知道诺玛也会在乔什身上看出不对劲的地方。在派对中间，教授曾经穿过大厅，试着与乔什交谈。但诺玛后来告诉凯特琳，乔什十分沮丧。

她再次在镜头前绽放出如花的笑容。

有一次，凯特琳告诉乔纳森的小弟弟，说她觉得他像苏格拉底，因为他经常用长长的很难理解的句子将事物哲学化。

乔什一开始没有反应。

“你不喜欢这个评论吗？”凯特琳问。

“不，”乔什说，“这是赞美。”

但他的一些行为总是让凯特琳不安。乔什与人说话时并不直接看着对方，有时他问一些古怪的、完全与周边环境无关的问题。“为什么我在车里的时候，你总是听阿姆的歌？”他有一次指责她，好像她故意听这种音乐想要赶走他。

她男友的弟弟让她警觉。她不止一次向诺玛提及她的担忧，但她从来不敢告诉乔纳森。她不想让他烦恼。

现在，她与乔纳森已经约会五年了，她时不时会到乔纳森与他弟弟共住的公寓里去。乔什经常弹吉他或上网直至深夜，又经常睡过头错过了上课时间。有一次，他发现自己落下了太多课，可能会留级。

乔什说服他哥哥，他在家上课效果会更好。他在网上研究了网络教育过程，甚至找到一个在教育行业工作的成人导师来帮助他整理笔记，指导他的家庭作业和申请大学。凯特琳知道，乔纳森支持乔什的计划，因为乔纳森认为乔什也许太聪明了，在学校感到太闷。

乔什报名了网上课程，他开始完成功课。但是他抱怨说导师骚扰他，对他要求太严；导师问太多问题，要求他想太多。乔什仍然跟着导师，因为他想拿到文凭。他向所有人说，他想要上哈佛大学。不是普林斯顿，不是任何其他学校，就是哈佛。他在SAT考试中拿到足够高的分，也许他真能上哈佛，但是普林斯顿先寄来了录取信，并要求一次面试。

凯特琳看得出来，乔纳森对他弟弟是如此自豪。尽管乔什一再告诉他，他不在乎普林斯顿，只要上哈佛，但两个人还是一起花了几个小时准备面试问题。不管怎样，乔纳森要求乔什去参加面试。面试在一座很大很漂亮的房子里进行，乔纳森可以在门外听到面试内容。面试官是一位女心理学家，乔纳森将她的名片交给凯特琳，也把他在门外偶然听到的内容告诉她。

“你拿到学位会做什么呢？”她问乔什。

“我不知道。”乔什回答。他说的就这么多，没有解释。每一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短，有时仅仅只有一个字。

乔纳森告诉凯特琳，他弟弟把一切搞砸了，他似乎是对的。普林斯顿没有录取他。但乔什拿到了他的网上教育文凭，让他哥哥惊喜的是，他被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的卫斯理大学录取了，外加一个全额奖学金。

乔纳森向所有朋友吹嘘弟弟的成就。凯特琳也支持他。她怎能不支持？她若不支持，人家会怎么看她？她男朋友的弟弟在高中学业中表现优秀，被全美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录取。她知道乔纳森从来没有幻想过自己能够成为常青藤联盟大学里的学者，但他的弟弟在他的眼中，必定是一个天才。凯特琳不想因为任何一种理由去毁掉这种欢乐。

她聆听着乔纳森讲着乔什在卫斯理的故事。他似乎是交了几个朋友。他哥哥来看他的时候，乔什带他们参加校园派对，还在宿舍里玩了乒乓球。

但在卫斯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乔什又变回了他那个惯常的负面自我，他抱怨他周围的人，他告诉他哥哥：“人们腐化堕落，他们搞自由化，如此愚蠢……他们都很富有……他们什么都不懂。”他在第一学期拿了C、D和F。不到六个月，他退学了。他开始读关于如何在树林中生存的书，并决定做背包客去欧洲游玩。他告诉哥哥们，他想到摩洛哥、葡萄牙和西班牙住一段。然后，凯特琳听说，他就这样出发了。

几个星期之后，乔什回来了，决定搬去华盛顿。乔纳森对凯特琳说，他真不明白。乔什在华盛顿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也没有任何认识的人。

凯特琳的怀疑加剧了。白宫在华盛顿，美国总统、五角大楼也在那儿。她知道，有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总会对政府纠缠不放。

一个周末，乔纳森去探望乔什，他后来把经过告诉凯特琳。他发现弟弟住在一个流浪者的篷子里。乔什表现得好像一切很正常，甚至邀请他也在那儿住一晚。

“我不会睡在这种篷子里！”乔纳森回答，“为什么你不跟我回家？回家吧！”

乔什拒绝了，他告诉哥哥给他一点儿时间。他会离开这里，搬到公寓去住。他在餐厅当侍应，但他不会离开华盛顿。

几个星期后，乔纳森回到家，眼中含着泪，他说自己接到一个乔什的电话。

“不要做任何不法的事。”乔什对他说，明显在电话那头哭泣。

“你在说什么？”

“不要做任何不法的事，”乔什又说一遍，还加上一句，“他们在盯着我们。”

乔纳森告诉凯特琳他无法理解。难道乔什杀了人？他在逃避法律？他所知道的事，就是乔什这时正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预订了一张回新泽西的列车车票。

凯特琳无法对乔纳森说出她的忧虑，但她想，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真的在一旁观察或阻止乔什就好了。她想到了她的心理学课程，她学到的所有警告性先兆，以及她与诺玛的对话。

或许，他真的产生了妄想？

凯特琳是这样理解的，妄想会清晰地呈现在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的脑海中，大部分时候妄想聚合成一种观念，认为周围的人都在搞阴谋，都在蓄谋一项计划，要对你做坏事。也许密谋者是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或是白宫一员，也许是外星人。妄想有时与幻觉同时出现，比如看到并不存在的事物，但更常见的是幻听，好像有非常真实的声音出现。躁郁症患者在某种极端环境或情节刺激下，往往会出现妄想或幻觉的症状。

精神分裂症也是一样的。

就凯特琳所能理解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疾病，通常在人们十几岁或大学时期侵入人脑。乔什当时21岁。世界上1%的人口患有精神分裂症，基因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使相关人群更易发病。与忧郁症和躁郁症一样，环境因素对激发精神分裂的作用不可小视。特别是悲惨的童年或是高压下的社会环境，比如大学生活，对于基因内含有精神分裂易发成分的人群而言，极易触发病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认为人们在谋害他们，妒忌他们，或是窥视他们，而且他们自己无法使自己摆脱这种想法。

凯特琳知道许多精神疾病是通过基因遗传的。所以，尽管乔纳森认为没有必要更多地了解他的家庭和他的父亲，但是凯特琳对乔什的行为越是了解，就越想更多地知道他们的父亲。

“我想乔纳森的弟弟有精神分裂症，”凯特琳对诺玛说，“我认为他父亲同样有精神分裂症。”

“你应当告诉乔。”诺玛建议。他需要了解他的弟弟是否有精神疾病。他们需要带领乔什接受恰当的治疗。

但凯特琳特别害怕去触碰这个话题，直到有一天晚上。

乔纳森与凯特琳一起出去吃晚饭，在开车的路上，凯特琳开始解释她在学校学到的关于精神分裂症的内容。“我想那正是你父亲的症状，也是为什么他杀了你的妈妈，”她温和地说，“也许乔什也有。”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乔纳森咆哮起来。他扭转方向盘，掉头往回走。晚餐就这样告吹了。

“哦，你是对的，”凯特琳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你根本不知道乔什是个什么样的人，”乔纳森继续说，“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

“对不起，我不该这样武断。”

她告诫她自己，再也不要提起这个话题了。

2008年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惊醒乔纳森和凯特琳的巨大响声好像来自厨房。那并不是尖叫声，与那天乔纳森的爸爸刺死他妈妈并惊醒他的那种声音不同，而是一种“嘭嘭”的撞击声，好像门被猛然间撞开，或是厨房家具突然倒地的声音。乔纳森被惊醒，旁边是同样被惊醒的凯特琳，她散乱的金色头发好像早晨的太阳。她立刻睡意全无。这一天，距离凯特琳的毕业派对已经快一个月了。乔纳森看了看凯特琳，她脸上表情告诉他，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乔纳森禁不住再次安慰她，让她放松，别害怕。

他对她说，他要去查看一下，所以让她就留在了卧室。他一个人来到厨房，却并没有觉得什么异样。整个公寓很安静。乔什一定还在房间里睡觉，或者像往常一样上网。

乔纳森打开冰箱，拿了一瓶水。正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与他的弟弟乔什撞了个脸对脸。

乔纳森知道，三兄弟中，乔什与自己长得最像。他俩有着同样的身高，同样的浓眉，微笑起来时嘴唇都会变得分外薄。身形上，乔什显得略胖一些，但仍然算是匀称。乔什的头发长一点，乱一点，中间胡乱地分开，他对时尚穿着漠不关心，而乔纳森则不同，会花不少时间修整外表。虽然都21岁了，乔什的前额和脸颊上仍然长着红色的青春期粉刺。不过，那一天的早上，乔纳森却觉得，他的弟弟乔什看上去似乎特别凌乱，特别心不在焉。乔什两眼圆睁，在不停地喘着粗气。

“乔什，怎么了？”乔纳森问道。

他弟弟突然发作起来：“别他妈的看着我！别盯着我看。别看我的眼睛！”

“什么？”乔纳森说，“我只是拿点儿水。”

“看别的地方。”

他弟弟究竟怎么了？乔什几个月来都表现很怪异，但今天有点儿程度加重了。

乔什再次警告他：“别看着我！”

但乔纳森还是照样看着。

乔纳森感觉到第一拳飞向他的脸，又一拳打在他的胸口。乔纳森甩开他的手臂，想要挡住他的拳头。为什么乔什要打他？他做了什么？

他感觉到乔什狠命把他推进客厅的一排架子中间。这一推让他手臂受伤，血喷涌出来。乔纳森知道他必须反击，尽管他一点儿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打起来。他扑向他弟弟，将其按在地上。

“为什么你要伤害我，乔什？我爱你！”

乔纳森松开了他的手，退回来。他看着乔什摇摇晃晃从地上爬起来。然后，乔什冲到外面找乔纳森的卡车。

乔纳森不是傻瓜，他知道他弟弟在卡车上找什么——工具箱里有一把小刀。

现在，凯特琳来到客厅。乔纳森离开卧室的时候并没有关门，她看到了冲突发生的过程。她知道乔什正在疾病发作的状态中。她马上想到，要离开这个地下室公寓。除了前门没有别的出路，因为窗户太小，根本不可能爬进爬出。她看到，乔什现在正冲向前门口。凯特琳等待一个机会采取行动，她祈祷上天给她这个机会。否则，她就会看见他的男朋友死在她面前。乔什会对乔纳森做他父亲对他母亲所做的同样的事情，他甚至可能也会如法炮制杀了她。

一看见乔什出去，凯特琳发疯一般弹向门口，锁上门。几分钟后，乔什开始撞门，并在门外冲他们咆哮，叫他们放他进去。凯特琳也叫起来：“我要报警了。”

“不要报警。”乔纳森闻言一把推开凯特琳，打开了门。“没有必要反应过度。”他说，他会让他弟弟安静下来。

乔什笨重地走进来，眼神空洞，直接走向一个放着刀具的木架，这是他们的阿姨给三兄弟的乔迁礼物。很显然，乔什没有找到小刀，所以他拿起了一把菜刀。手中攥着菜刀，摆出一副攻击姿态，他双眼紧盯着乔纳森。

突然之间，好像他在与自己的本能做斗争一般，乔什冲回了他自己的房间。

乔纳森转向凯特琳。“离开这儿！”他告诉她。这是一项命令。

“那你送我走回我的汽车。”凯特琳说，她知道，这是唯一能够让乔纳森跟着自己出门的办法。凯特琳拿着她自己的手机，没有穿鞋子。她没再提起那套精神分裂的理论，她害怕又会激怒乔纳森，但她必须带他离开这所公寓。

他跟着她走出来，然而只停留了一秒钟，立即折返回去：“我不会离开我的弟弟。”

凯特琳很清楚，如果她现在因为乔什的事情报警，乔纳森可能将永远不再和他说话。但是，一想到他可能死在屋里，她还是下决心拨了911。然后，她坐在她那辆蓝色现代蒂勃朗车内等待着。她拨了父母的电话，然后是诺玛。教授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听，于是凯特琳留下一个急迫的口信：“乔什想要杀了乔纳森！他有一把刀。哦，天啊！”

几分钟后，她看见乔纳森跑出了公寓。他在流血，但还活着。

乔纳森跳进他的卡车，开走了，车子轰隆隆地经过凯特琳的身边。他还没开多远，就被迅速赶到的警察小分队截停了。

她也开车走了，但警察打电话，要求她回来并提供一份证词。她开始担心。如果警察看到乔纳森手臂上的血，会不会以为他才是她打911的原因？如果他们抓错了人呢？想到这些，凯特琳立刻飞速赶回，想把整件事情向警察解释清楚。她回来解释说，是乔纳森的弟弟袭击了他，他弟弟还在公寓里。凯特琳在电话里说，只有保证乔什不跑出来，她才会回房间。

警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拒绝进屋。他们询问乔纳森，乔什是否有枪，因为如果他有枪并且准备袭击，他们将会先发制人。

“我进去。”乔纳森说这话的时候，凯特琳就在屋外。

他的弟弟在卧室里。当乔纳森走了进去，听不到她说话时，凯特琳告诉一位警官，乔什“真的病了”，他的爸爸曾经杀掉他的妈妈，而她相信他爸爸可能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乔什可能也是。

乔什不需要去监狱，他需要去精神病院。

“乔什，警察在这儿！”乔纳森一走进公寓，就大叫起来。但他弟弟没有出来。

“给我滚出来！”一位警官咆哮着。

最后乔什出来了。警察迅速行动，给他铐上手铐，然后把他按在长椅上。他傻笑着，对警察的问题没有说一个字。他表现得好像在嘲笑他们。

“他吸毒了？”一位警官问。

“我不知道。”乔纳森回答，“我真的不知道，我为这个孩子竭尽全力，我做了最大的努力。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

警察告诉乔纳森，他们会带乔什去监狱或是去医院。

警察带乔什去了位于伊丽莎白市特里尼塔斯地区医疗中心的精神病中心。

乔纳森坐在凯特琳车里的乘客位上。“其实我的内心深处，也知道他有些东西不对劲。”他说。

乔纳森当然早已察觉，去年的时候，乔什就已经开始意识恍惚，他无法对真正发生的事情负责，他无缘无故从卫斯理退学，他背包闯荡世界，他成为流浪者，他拒绝工作，有时还拒绝刷牙。不过，直到现在，乔纳森也只是愿意让自己相信，乔什也许是过度忧郁了。双亲死亡，乔什当然有太多的理由去忧郁。

他们来到医院的时候，凯特琳终于接通了诺玛的电话。教授建议他们给乔什的生活梳理一条时间线，从出生到父母的死亡到每一件发生过的不寻常的事，以及他一直展现出来的某种奇怪行为。这会帮助医生们更准确地诊断并理解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

乔什没有保险，所以诺玛要帮乔纳森预习所有医疗人员可能会问的问题，以及一系列要填写的表格。诺玛告诉乔纳森，到肯恩大学来找她，叫上他的哥哥克里斯，还有他的叔叔阿姨。9点钟结束最后一堂课后，她愿意熬个夜，给这个家庭做一点儿关于精神分裂症方面的补习。

乔纳森赶到医院的时候，一位医生把他拉到一边。“他有幻听，”医生说，“他还有幻象。”

医生告诉他，乔什有偏执型精神分裂。

他还解释说，有时，有这种症状的病人，会告诉你不要看着他的眼睛，这是因为他认为你在企图控制他的思维。

乔纳森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分裂，更不知道精神分裂如何会主宰他弟弟的言行。他只是想看到他弟弟。

医生让他进屋去，乔什被绑在一张床上。

“乔什，”他问，“为什么你要袭击我？”

他弟弟只是从床上微笑着面对他，回答说：“我哥哥有一种倾向，他总是撒谎。他撒谎而且每一个人都相信他。”

“我撒什么谎了？”乔纳森不相信地问道，他准备好了与弟弟争辩。

医生把他拉到一边，解释说：“他现在正在发作。”

“好吧，”乔纳森说，仍然不安，“但我从来没撒谎！”他加了一句，冲出了房间。

医生询问了乔纳森关于他的家庭历史方面长长的问题清单，特别是关于他们的父亲。他递交了一张时间表，这正是诺玛帮助并建议他制作完成的，记录了他家庭命运的整个故事。

突然之间，一切都搭上扣了，似乎乔纳森的思维最终允许他接受了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否认的东西。凯特琳是对的，医生们是对的，诺玛是对的。乔什有精神分裂症，而他们的父亲也受此折磨。乔什继承了这种疾病。

意识到这一点，真令人毛骨悚然。这意味着什么？他也继承了吗？克里斯呢？如果他们有一天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会继承精神疾病吗？

乔纳森联系了他父亲的妹妹。他想要知道她是否也了解他们的父亲曾患有偏执狂。男孩们从来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时太小，但这位妹妹有没有呢？

她有注意到。她告诉他们，有时，他们的爸爸会把自己几小时地锁在厕所里，读着《圣经》哭泣。或者他会守着通往儿子房间的门，不让她去看他们。当她问为什么他会有那样的反应时，他告诉她，他只是害怕她会毒死他的孩子。

乔纳森没有时间恐惧。他有工作要做，他必须解决生计问题，还要照顾他的弟弟，让乔什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治疗，而不是像他们的爸爸妈妈那样死去。乔纳森很久以前就发过誓，绝不会遗弃他们的弟弟。

那个晚上，乔什留在医院的时候，乔纳森跑去找了好几个家庭成员，要求他们去会一会肯恩大学的诺玛教授。诺玛解释精神分裂的生物学和环境因素、可能的治疗方法以及可怕的结局时，他会与他们一起聆听。

当这次会面结束时，乔纳森转向凯特琳。“我知道这件事会如何结束。”他告诉她，“乔什会杀了他自己。”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至少不能在他眼皮底下发生。

他决心做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保护他的弟弟免受这种疾病的困扰。如果这意味着负债，或者一辈子照料弟弟，他也在所不惜。

诊断之后几个星期，乔什辗转几个精神病院。他的思绪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当乔纳森在精神病房探访他时，乔什会告诉他，他们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像蜥蜴一样走路，甚至连外面的鸽子和蚂蚁也是如此。他说他认为这是一项奇迹：上帝在对他说话，通过这些像蜥蜴一样爬行的生灵向他传递讯号。或者他会说：“也许只是我自己的脑子里乱了。”

“乔什，”他哥哥会告诉他，“你不是耶稣。你只是疯了。”

“是的，”乔什回答说，“你可能是对的。”

但乔纳森知道，下一秒，乔什又会躺在床上，说起一道明亮的白光——又一项神迹。乔纳森会试图与他争论：“如果我坐在你的旁边，你为什么不认为我也看见了那道光？”

“不。”乔什告诉他，因为这是上帝特别只留给他的眼睛。

几个星期过去了，医院让乔什回家。一旦回到家里，他应当每天吃一片药，乔纳森需要监督他每天早上吃一片。乔什不想吃，但乔纳森撒了个谎，告诉他医院每天会打电话来检查，如果他不吃药，就得回到医院。乔什一点儿也不想回医院，所以他每天服药。

照顾弟弟成了乔纳森每天24小时的差事，他变得没有什么时间交际和约会。他没有选择，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需求来照顾弟弟的健康。但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难以分身给予凯特琳足够的关注与时间。而如果她仍然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她自己也许会身处危险之中。乔纳森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安全，但绝不愿意她受到损害。她最好身处没有他的世界。

乔纳森告诉凯特琳，没有其他选择，他必须与她分离。

他说到做到。

几个月过去了，夏天走了，秋天来了。天气从潮湿转向干爽，然后又转向阴冷。凯特琳仍在与所有的往事做斗争，拼命想要摆脱。她哭泣的时候，这种摆脱的欲望让她产生偏头痛。她的强迫症仪式又恶化了，她的胸口总觉得有阵阵刺痛。如果有什么被看作是祭祀死亡的前奏的话，那一定就是这些症状。凯特琳知道，如果她深爱的人死去，她自己也将无法独自存活。与其带着破碎的心存活，不如死去。

一天晚上，诺玛说服凯特琳到苹果蜂餐厅见她。凯特琳坐下来，点了一杯足有鱼缸那么大的玛加丽塔鸡尾酒，外加两杯龙舌兰酒。她把龙舌兰全部倒进鱼缸大的酒杯，两口吞下所有的酒。凯特琳知道，在通常的情况下，诺玛可能会让她缓和一下，但这一晚，诺玛什么也没说。

凯特琳花很多时间与诺玛在一起，重新审视她自认为几个月前已经治愈的焦虑症状。这些症状如今又卷土重来。苹果蜂已经成为凯特琳和诺玛会面的首选。诺玛再次提醒凯特琳，如果她利用这次机会，重新审视自己，那要比担心其他人，或是企图恢复乔纳森或她妈妈的失去的爱，更加明智。

教授带着凯特琳一起努力，回顾她在课上所讲的埃里克森生命周期的理论。诺玛曾在“心理健康”和“透视死亡”两门课上，都向凯特琳传授过这个理论。凯特琳现在21岁，她似乎进入了生命的第五个阶段，埃里克森所说的“自我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阶段，这一阶段从12岁持续到18岁。在这个阶段，年轻人会问：“我是谁？”

对埃里克森而言，如果前四个阶段孩子都有足够的爱和养育，那么在这一阶段他会获得强大的自我认同感，带领他迎接未来生活中的挑战。诺玛相信这个疑惑的阶段会延伸到20岁甚至30岁，有时更长。

“有些人永远走不出这个阶段，”诺玛告诉她的学生们，“他们永远没有能力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永远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谁。”

她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够。诚如埃里克森相信的那样，生命是在不断地变化之中，自我认同较弱的人可能在后来的生命中发展出更强大的自我认同。

“在很大程度上，青春期恋爱是一种努力达到自我认同定义的尝试，它将自身迷惑的自我形象投射到另一个人身上，通过这一形象的反射，终于逐渐找到自我认同感，”埃里克森写道，“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恋爱时总有说不完的话。”

埃里克森的下一个生命阶段，第六阶段，他称之为“亲密对孤独的冲突”，这可能会持续到40岁或更长。这是人们寻找生命伴侣的一个阶段，寻找真正的爱的阶段。诺玛解释说，在这个阶段，成年人学会通过结交几十个边缘朋友，来凸显他们最新的友情的重要性，就像在高中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也会寻找一个人来相伴终生。

诺玛总结这一阶段：“除非我们把自己从同龄人中独立出来完成自我身份认同，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与他人的亲密感。除非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

“你必须，”她告诉她所有的学生们，“首先爱你自己。”

“不幸的是，许多年轻人，都希望在其他人身上找到自己，而且他们会在这种认知下结婚。”埃里克森写道，“但是，完成作为一个伴侣和作为家长的固定动作和义务，却妨碍了他们完成认知自我的工作。很明显，换一个伴侣并不是什么答案，而是必须有一些明智的、有引导的洞见，让人们意识到，要想找到真正的两人世界的前提条件，其实是一个人必须首先成为他自己。”

凯特琳恰好处在这两个阶段中间。诺玛告诉她，她需要分割，让其他人操心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她首先要抓牢自己的生活。

但这一忠告似乎对凯特琳没怎么起作用。

一天晚上，当凯特琳独自在家的时候，她听到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的歌《伤害》（Hurt），她的思绪立刻飞向了她的妈妈。她开始想到，如果她妈妈死于滥药会怎样？如果她将永远没有机会告诉妈妈自己有多爱她会怎么样？凯特琳确实经常向她妈妈发脾气，但是，这恰恰是因为她绝不忍心看到她的妈妈受药物摧残。

她开始给她妈妈写信，解释自己没有恨她，并对自己的童年没有怨恨。第二天，她把信亲手交给妈妈。当她妈妈读到信时，她拥抱了凯特琳，表示感谢，但并没有哭。她妈妈几乎从不在家人面前落泪。

凯特琳打电话给诺玛，告诉她关于这封信的事。“我很高兴这样做，”凯特琳说，“我想它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教授说她并没有那么确信。

“你说什么？这太棒了，”凯特琳说，“我花了三年时间，才真正能告诉她我的感受。”诺玛正是教会她写“告别信”的人。凯特琳已经想通了，何必要等到妈妈死了以后才吐露她自己的感受呢？

然而，就在一天之后，她的妈妈吞下了大量的镇静药。凯特琳的姐姐发现她在楼上，陷入昏迷，呼吸全无。凯特琳接到电话，立即赶往重症监护病房。当她到达的时候，她妈妈正被插上氧气管。当她最终醒来的时候，她仍然神志不清，但她不停地说一个名字。

“凯特琳，凯特琳，凯特琳。”

当她妈妈最终恢复神志时，凯特琳只想问一句：“可是，妈妈，我已经给你写了那封信，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我知道，”她妈妈回答说，艰难地吐出一串字，“我是如此爱你。”

凯特琳想，如果她这么爱我，为什么她老是想要杀了自己？为什么她无休止地折磨这个家庭？

在诺玛的课上，另一项作业是“写一封给你年轻时的自己的信”。凯特琳写给那个曾经在班上不敢讲话的小女孩：“你害怕的事情，要么不在你的掌控之中，要么根本就不算个事。你唯一需要掌控的，是你自己的行为，以及你如何对待他们的行为。你应当试着享受年轻的自由，不要给自己担上太多的责任。”

稍长一点儿的凯特琳需要聆听一下她自己了。

凯特琳那晚在医院看过妈妈后，又去拜访教授。她为给教授带来这么多麻烦感到很过意不去；她对于在教授辛苦教了一整天课之后还打几小时电话，又拉着教授出来在苹果蜂一聊就是几小时，都觉得过意不去。但诺玛似乎并不在意。

课程实地考察：哈德逊老爹之家——临终关怀中心

课后写作练习：关于参观一家临终关怀中心

就参观一家临终关怀机构，会见病人和职员的经历，写一篇思考论文。

凯特琳

临终关怀思考论文

楼上有一位矮小的女士，她感觉很不舒服，我想要抱抱她……他们是活过一生的人，很可能比我们更有智慧，但他们正面临着死亡和疾病。我可以说，他们中有些人感到很尴尬，他们处在这样一种状况，真令人伤心……我将花费更多时间与我的祖父母在一起，绝不要错过机会，我要对他们讲出我喜欢他们。

六　救赎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诺玛开车载着她的学生斯蒂芬妮。她们一起前往距离肯恩大学大约两小时车程的海旁高地，去看望斯蒂芬妮的父母。她的母亲长期酗酒，她的父亲刚从监狱刑满释放。父母都是流浪者，斯蒂芬妮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自力更生，她靠自己的力量进入大学，靠打两份工来赚取学费。

斯蒂芬妮来上“透视死亡”课程，是因为非常担心她的妈妈会死于酒精中毒，就像凯特琳害怕她的妈妈会死于滥药一样。斯蒂芬妮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的父母了。她穿一身裁剪合适的亮粉、闪绿和金色交织的T恤，紧身牛仔裤，裤边有金色的环状装饰，提了一只塑料垃圾袋，里面是别人捐赠的二手衣服，准备带给她的父母。

诺玛喜欢与凯特琳以及其他许多学生在一起，同样，诺玛也很有兴趣了解斯蒂芬妮的生活，不过斯蒂芬妮并不像其他一些同学那样与诺玛走得很近。有些学生在毕业后还会经常来拜访，有些在课程结束之后就失去联系，犹如昙花一现。但教授觉得，如果自己可以在她与父母团聚时，载她一程并且陪伴支持她，就能够帮到她。斯蒂芬妮的妈妈一年前在喝醉酒后被一辆SUV撞倒，现在仍未痊愈。所以诺玛认为，由于她有丰富的护理经验，可以帮斯蒂芬妮的妈妈做个健康检查。

11点钟刚过，诺玛的小车停在海边汽车旅馆，街对面有一间酒吧，坐满了骑自行车的人。教授停好车，汽车旅馆的前台门房直盯着她，她们经过办公区域径直走上二楼，那个门房还探着脖子不停张望她们。在30号房间外面，站着一位没有门牙的干瘦女人，她有一张干巴巴的毫无水分的脸，头发又黄又黏，用一根廉价的橡皮筋绑在脑后。她颤抖的手中拿着一根烟。她站得离一条轨道很近，隔着一块盖着蓝色塑料布的干涸池子斜眼看过来。她右脚穿着橙色运动鞋，左脚上打着石膏。松松的肚皮在白色T恤后面凸出来，下身穿着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这就是斯蒂芬妮的妈妈，她又喝醉了。

“我叫你不要去晒太阳灯。”这位疲惫的50岁女人告诉她的女儿，说着话，她的嘴里发出酒精的臭味。

30号房间大得足够放下两张双人床。床垫上铺着粉红色和酒红色的床单，窗户上也挂了件粉红与酒红相间的衬衫，权当窗帘。诺玛站在外面，先与斯蒂芬妮的爸爸聊天。

与此同时，一个中年男人挪进屋里，他说他是这对夫妇的朋友。他从小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嘭”的打开瓶盖，自己先来了一大口。他穿着石磨蓝牛仔夹克，眼睛布满血丝，啤酒的泡沫从他的脸颊和嘴角泛出来。他询问刚才他撞上并在门口聊过几句的那位女士：“她是谁，医生吗？”

“她什么头衔都有，”斯蒂芬妮告诉他，“像硕士、博士，所有的头衔都有。”

“哈哈，”那个男人说，“她有博士（PhD），告诉她我有乙肝（Hep C）。”

诺玛走进来，笑眯眯地。她穿一件棉布长裙和紧身裤袜，外面套一件黑色的旧毛衣，桃色的脚指甲从沙滩鞋里露出来。

“你是医生？”那个乙肝男人说。

“我是老师。”她回答。

斯蒂芬妮的妈妈从床上跳起来，开始慢慢地走动，她似乎对眼前这个女人的闯入感到很恼怒。

诺玛靠近她，想和她握手，但这位妈妈捉住她的手，猛地往前拉，用了很大的力气。“噢。”诺玛叫着，被她往前拉过去。

“你什么意思，你还‘噢’？”这位妈妈说，垂下了她的眼睛，把诺玛的手攥得更紧了。斯蒂芬妮事后解释说，她妈妈是一只好斗的母鸡，喝不喝酒都一样，现在她就处于攻击姿势。

“我想是你在拉我。”诺玛一点儿没有退缩地告诉她，并且看着她，好像在说，没问题，继续吧，我并不怕你。

斯蒂芬妮的妈妈挤出一个悲惨的笑容，说：“我是玛格丽特。”

“你很有力气，玛格丽特。”

“是的，我有力气。”她说着，并没有松开诺玛的手。

这个女人看着诺玛，好像在问，这个护士兼老师兼医生的人到底是什么货色？她靠得更近了，一口气喷在诺玛脸上。“好吧，”她说，“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

“听着，玛格丽特，我想来这儿见你的原因，就因为我知道你过得真的不容易，”诺玛解释说，她认为她的女儿很了不起，“……我有时努力去想清楚，即使有这么多的困难，一些人是如何……”

“你打住吧。”这位妈妈说，往后退让了一点儿。“让我告诉你吧……有时我祈祷，你知道上帝还是在听的，”她口齿不清地说，“而我的女儿才是唯一最有力量的。我感谢上帝，至少，她有我的那么一点遗传。而我还感谢上帝，她虽然有一个酗酒的老妈，她却仍然——这孩子——出落得很好，有她自己的公寓，有她自己的车，她每天都工作。”

这时，那个有乙肝的短脸男人滑进了床上，嘟哝着说：“她们都漂亮，她们都聪明。”他是在讲玛格丽特的三个女儿，她们的照片挂在镜子上。“平常你也聪明，你就是丑。”

“你愿意让我测一下你的脉搏吗？”诺玛询问玛格丽特。

“我不知道。我不管。”

“她是一位护士。”斯蒂芬妮又说了一遍。

诺玛拿起她的手腕，轻轻地。玛格丽特的脸变柔和了，她的手臂在诺玛的手指之间软下来。诺玛注意到，她的脉搏加快了。她想，也许是酒精起作用了，脱水的反应。玛格丽特忘记了她的烟，那半截烟在烟灰缸里烧成了灰，好像一条黑色的蛇形烟火。然后，诺玛检查了她腿上的石膏下面部分。

“玛格丽特！”有人从外面叫她。

“什么事！”她也高叫着。

那是前台门房在叫，因为对来访者感到不安。玛格丽特来到阳台，探出身子喊：“是我女儿！”

“都是你女儿？”那个门房问，眼光扫视着跟在她身后的人。斯蒂芬妮的爸爸也往前探了探说：“那是我女儿。”他边说边指点着：“这是老师。”

“你必须理解，”前台门房说，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好像她突然觉得，诺玛可能是便服私访的暗探，“如果我们不知道你的底细。你就得走人。”

“好的，”诺玛说，“谢谢你接受检查。我们现在要走了。”

她们走下楼梯，那位母亲最后一次抓住诺玛的手，捏着她。

“听着，”她说，她直视着教授的眼睛，看上去似乎不确定她该揍她，还是推她下楼，或是要把她拉进来再聊几句，“我不是一个坏人。”

诺玛也捏住她的手，温和地说：“我知道你不是。”

“毕业典礼上见。”教授走之前告诉她。

来到外面，诺玛在汽车旅馆的院子里停下，看着一个小女孩在一只垃圾箱里翻找一只麦当劳的纸袋。她沿着人行道走下去，看了一会儿海，然后买了一点儿桔子蛋糕。

“如果我不认识你，鲍伊博士，我真的无地自容。”斯蒂芬妮后来在前往停车场的路上告诉她，“我不想你为了她而感到难过。”

“我一点儿也没有为她感到难过，”诺玛说，“你妈妈不会立刻就死。我甚至可以说，她还可以活好几年。但如果她继续这样酗酒，你知道她活不了更长，明白吗？”

“她为了我会去戒酒，”斯蒂芬妮说，“只要我在的时候，她好像完全戒了。我要求她，她也会去吃饭。但是，你知道，这就跟一份全职工作一样，我将根本无法外出工作或上学。”

斯蒂芬妮必须留在学校。“你留在学校，才是你最终的胜利。”诺玛说。

“我知道，”她回答，“那如果我能给他们点钱，我会感觉更好。”

“千万别那样做，”诺玛说，“你给他们钱，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挥霍。”

车内的气氛凝重起来。斯蒂芬妮用塑料勺子吃着桔子蛋糕。诺玛减速停下，付了35美分的过路费。她们又开了一会儿，教授打破了沉默。

“啊，我们今天看到海了，”她说，“美丽的海。”

诺玛的身体内好像有一只雷达，能够侦测到她周围的某个人何时需要她的帮助了——她坐在副驾驶位的时候，一片阿司匹林，一张纸巾，一封推荐信，一个即兴的疗法都随时可能喷薄而出。学生们称她的皮包为百宝包。你需要什么？消毒纸巾？燕麦棒？梳子？葬礼公司推荐？她应有尽有。

她的第六感也许要追溯到护士学校。不，也许更早。她仍然记得，第一个在她看护下的病人死去时，曾有过这种第六感。那是一位老年妇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诺玛当时是一名实习护士，照顾了她将近五天。

半夜里，诺玛在宿舍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宿舍就与医院相连，她躺在那儿很不舒服。早上7点，她还得回到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值班。她必须好好睡一觉，可怎么也睡不着。她整夜都在想那个老妇人。她爬出床，在睡衣外面套上蓝色实验室外套，又回到重症监护病房，恰好撞到正在值班的护士。她们很高兴诺玛过来帮忙，说她护理的那位老妇人快要死了，而其他两位病人正昏迷，所以没有人陪伴在老妇人身旁。诺玛走入她的房间，握住她的手，对她说着话，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诺玛后来见证了更多各种类型的死亡，但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第一次，因为老人的安详，因为老人的平和。

另一次，她在弗吉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做护士的时候，她注意到一位老人走在距离医院不远的地方，而她正从医院走回公寓。多年后诺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个男人看上去很悲伤。他的脖子上有黑色的印迹，那是放射性治疗的可怕后果，他似乎疲惫而又孤独，一个人走出了医院。于是，她就邀他到她的住处，和她的室友一起共进午餐。她的两个室友也是护士，她们在来到弗吉尼亚大学医疗中心之前就是好朋友。其中一个在产科，另一个在整形科，还曾做过一次免费的鼻子整形，条件是她签字同意医学院的学生们观察手术的整个过程。诺玛则在神经内科重症监护病房。这里收治那些神经功能紊乱的病人，包括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以及车祸后脑部受伤的病人。神经内科重症监护病房是诺玛的第一选择。她的室友对于她带回一个老人共进午餐，似乎也未感太过惊讶。但她们之后总是拿这事开玩笑，问她下次带哪个迷路的人回来。

每当诺玛的内部雷达开始高速运转之后，往往会把她带到最不同寻常的，很可能是粗俗的，也可能是荒谬的场景之中，比如说她忽发奇想，要到离校两小时车程的女子监狱的教室，进行义务教学。坐在她面前的，是二十多个犯人。在第二排坐着一位母亲，她亲手把自己的孩子淹死在澡盆里。最后一排还有一位变性人，她射杀了两位康登县的警官。前排有一位色情舞者，她肢解了她的女伴，将她的头、腿和身体丢在城市的不同角落。诺玛义务教学的题目，则是关于安全性生活和通过性传播的疾病。

教授总是开玩笑说，她的生活里“没有危险键”或警示灯来提醒她威胁的存在。当学生们受到威胁时，她却是十分警觉的。轮到她自己，警觉性反倒差了。

有一次，她驾驶一辆满是学生的小车，完成社区服务任务。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停车点，一个学生想要跑下车冲入夜幕去抚摸一只流浪狗，但教授说她忽然感到一阵心悸，她觉得焦虑不安，这狗可能会咬学生，或者带给她某种传染病。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上路了，教授看到一个流浪汉，坐在高速公路出口处。

“我们停车！”她对着正在驾驶的志愿者说，“我想我有一些面包。”她说，并立即翻找车厢，然后冲出车外，快步跨过一条小沟去送给这个没有牙齿也没有鞋的流浪汉。她还给了他半根香蕉和一小包豆奶。

“等一等，我还没搞清楚，”那个坐在后排的学生不由得问道，“我不能去摸一只狗，但鲍伊博士却可以把面包递到某个瘾君子的手上？”

教授想了一会儿，开心地笑了，她承认这真是有些荒谬。但坦白地说，那个流浪汉似乎并没有吸毒，不过吸不吸毒对她而言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那个人除了看上去憔悴而虚弱之外，也显得很饿；另一方面，她认为那只狗，看起来好像具有攻击性，它正在守护一辆卡车。而诺玛后来还给这个学生的父亲打电话，向他解释，为什么这一类型的狗可能会用利爪撕破女孩子的脸，仅仅因为她想友善地拍拍它。

正因为她没有所谓的“危险键”，她也就能够放心地进入人们的私生活。

同样在那次旅行中，所有人住在伯明翰一家假日酒店。有一天，在自助餐厅吃早餐时，酒店经理突然冲着她哭起来，因为她的狗跟了她19年，刚刚去世了。她把狗尸冻在附近一家葬礼服务公司的冰箱里，打算在本周末办一场葬礼。诺玛一行是以打折价入住的，于是她即兴带着学生和那位经理为这只狗办了个小型默哀仪式，塑料托盘里放着已经凉了的煎蛋和吃了一半的英式松饼。

有些人把她的方式称作富有爱心的好奇，其他人则直接称她为爱管闲事。但我很理解她的用意，因为我其实有着同样的习惯——当我问起私人问题来时，我是不会加以适当过滤的；当我打探起人们一般来说不愿意谈论或不愿意分享的内容时，也是上不封顶的。这个习惯很有助于我的报道事业。

有一次，因为诺玛灵机一动，想去见识一下一家佛教修行中心的大喇嘛讲课，于是我们两个就一起来到这家位于纽约上州树林中的中心。有一个学生既上她的课，又上这位大喇嘛的课，诺玛准备了几个关于佛教的问题。但她并不想整个周末都花在静候和训练课程上，她可一点儿都不想真的成为一名佛教徒。所以，我们只是恰好赶在喇嘛诵经结束之后到达，这时她开始讲解如何专注呼吸、如何气沉丹田。她讲完之后，诺玛竟然挡住她的去路，极力邀请她共进工作午餐。

她的大胆，一部分应当来源于她的童年，本来她就是在隐藏的枪支、拳打脚踢和凶狠的晚餐中度过；但另一部分，尤其是她对那些疯疯癫癫的行为以及毛骨悚然的故事抱有的超乎常人的容忍度，可能源于她在神经内科重症看护病房和精神病院工作过的原因。像她这样拥有长期护理特殊病人经验的人，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够吓到她。她还记得有一次医生将一个女人的眼球缝回去时，她们还一边聊着晚餐计划。这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与人打架，另一个女人把她的眼球咬了出来，导致眼球与肌腱脱离。

另一次，诺玛看到一位病人经历了变性手术，从女人变成男人。当时变性手术还不普及，医生用这个女人自己身上的肌肉做成阴茎，而且通过加入气囊，使得挤压阴囊的时候，这个阴茎还能够充气而挺起。许多年以后，在一次解剖考察中，诺玛带着她的学生看到解剖台上一具全裸的尸体，阴茎居然是挺立的。

“鲍伊博士，那怎么可能？”

她回答，当然可能，虽然人已死去，但这位死者同样有一套人工植入的阴茎，正像她在当护士时看到的那样，充气系统仍然是完整的。

对于教授而言，一切皆有可能。事实上，她看到的不寻常和私密的事情越多，她感到越安心。那些内心纠缠不清的人，似乎也有第六感，他们最容易找到诺玛帮忙。

其实，这种帮忙是双向的。

诺玛相信，成年的实质，就是懂得给予，并且将所知所想传给下一代，这样你为之拼搏的理念与品德，都会在你死后继续生存和发展。诺玛讲解到埃里克森的第七阶段，“创造与停滞”。她向学生们解释，埃里克森认为，这个阶段涉及一些问题，比如，我继承了什么？我要给下一代留下点儿什么？

如果一个人永远无法弄清楚他或她的身份，或者在生活的较早时期找不到真爱或亲密的关系，那么他或她成年时，会成为一个可怜的抱怨者，她说：“没有什么让他们开心。”没有人足够好，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们，甚至赢了彩票也满足不了。如果一辈子生活在这种状态，将会在埃里克森所说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死前阶段里，经历深度的失望。

然而，那些在埃里克森所描述的此前所有阶段都能够培养相应的良好品德的人，就会明白、理解并爱他们自己，能够找到真正的亲密关系，发现他们事业的目标；能够富有创造性，参与集体活动；通常还能够在成年期拥有新的人生态度。他们都有一个最终目标，就是在身后给下一代留点儿东西，无论是金钱、智慧、创造性或是基因。他们通常都想要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好，即使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也会这么想。他们努力工作，是要为周围的人们留点儿什么。这就是“创新/超越”（generativity），这个词是他造出来的，强调超越自身的关怀，以及通常能够使自身投入到某个事业、人群或更大的全球目标的行为，而老师正是在许多方面都是给予和传承的最终典范。

每个学期，诺玛都会带她的学生离开课堂，参观一家临终关怀中心，人们在这里度过临终前的岁月；病人被接收进来时，需要医生证明其只有不足六个月的生命。

哈德逊老爹之家是一个温馨的地方，吱吱作响的楼梯上，护士们走来走去。这家关怀中心的主任萨莉是一位身材不高、毫无架子的祖母级人物，她的姜色卷发披在肩上，齐额的刘海，耳朵上挂着小小的金耳环。她穿着白色的医护人员裤，白色的护士轻便鞋，脚踝处的袜子上有粉红色的蝴蝶结花纹。

20世纪70年代，当公众刚刚开始意识到，大家都在孤独而痛苦地死去时，萨莉就已经着手从事这一行，一直做到现在。临终护理者原先是走入濒死者的家庭去帮助他们，但很快他们就发现，那些真正不幸、需要关怀的人，甚至连家都没有。因此，像哈德逊老爹之家之类的临终关怀中心开始在新泽西建立起来。

正因为萨莉做了这一行，所以她自己家里的几个亲人也是在关怀中心去世的，包括她37岁的侄子，突发脑溢血死亡。她说，有些来到这里的人，根本没有家庭。她的员工会上网搜索，最远甚至曾前往艾利斯岛，从繁杂的记录中追踪其亲人的下落。

哈德逊老爹之家曾经还养过一只临终关怀狗。这里装饰着木头做的仿真野鸭，墙上镶了金绿色的边，有一架钢琴和一只带着大喇叭的老式唱机，放着《巴黎弦乐》《“二战”金曲》《雨中曲》和《危险边缘》这样的老唱片，电视机的声音需要开得很大。银发老人们躺在椅上休闲，有些在走廊上散步，他们基本上都需要扶着扶手。

每一次对临终关怀中心探访的时候，诺玛都会顺便来探访一位名叫吉姆的病人。这位96岁的老人因糖尿病失去了双腿，但他还活着，超过了六个月的期限。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人！”诺玛大声宣布道。吉姆看上去每次都还记得她。他有着空洞的鼻子，红红的眼睛，由于一辈子都在拖船上工作，他一双手布满厚厚的老茧。学生们也很喜欢见到吉姆，他们在他的房间里依偎着他，他的腿根垂下来，裹在毯子里，学生们听他讲着关于他在拖船上的家庭和生活的故事。

有一次旅行后，我们回到教室，一些学生说，不管临终关怀中心的护士多和蔼，在这里等死，仍然都是令人伤心的。再有趣的临终关怀中心，也还是很沉闷，应当改造一下。

“那让我们来改造吧！”诺玛回答，其实她也不确定这句话将把他们带往何方。但是她和学生们一起，真的身体力行起来。几星期后，她和学生们，包括凯特琳，已经招募了大约50名志愿者，去把这家关怀中心的墙刷成明亮的颜色，比如说黄色，并且带来明亮颜色的书架，将太阳和树的图画挂在墙上，还将游戏活动室和美发室修整一新。吉姆和以往一样健谈，他在学生们给墙刷油漆时聊着从前的水上生活。装修完毕之后，这家关怀中心有紫色、红色和绿色，像一道道彩虹。

吉姆呢？他在这家装修过的关怀中心继续生活，比他的任何一位邻居都长寿，也超过所有的医生对他的预测。他居然超过了12个学期，都依然在这里向学生打招呼。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装修，只需一个周末就能完成。房间里并没有摄像头能记录下这一切，也没有富人的捐赠。学生们自己筹款买油漆，自己设法找到旧家具和装饰品。这正是埃里克森理论中的“创新/超越”的能力喷薄而出的表现。这样的一种表现，诺玛多年前在那位生活在活动房内、与狗独处的110岁老妇人身上，早已学到。

装修之后，学生们又自发聚集去装修另一家临终关怀中心，这是一家专为临死的儿童开办的。诺玛的办公室门上有一张纸条，引用了埃里克森1969年写的获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心理学传记《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G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中甘地本人的名言：“你想看到世界，必须从自身改变！”这张纸条的旁边有一篇文章，记述了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惨案的幸存者。

2008年下半年，“透视死亡”课上曾经装修过临终关怀中心的学生们，发起了一个社区服务组织，诺玛担任该组织的创始人和顾问。

学生们为这个组织取了个名字，叫作“从自身改变”（Be the change）。

一天早晨，诺玛一位邻居的葬礼正在新布隆斯威克的克拉比尔·帕克韦斯特悼念堂举行。那天，齐膝深的积雪被混着泥土扫到人行道和行车道的两边，看上去好像从新挖的墓坑里弄出来的一堆堆脏土堆到了路边。在悼念堂内，包括诺玛的伴侣诺曼在内的男人，都戴着犹太教圆顶小帽。诺玛夫妇和他们的女儿贝嘉坐在第二排，坐在寡妇身边。

保罗·格里明格是诺玛一家多年的朋友，享年88岁，他经历过“二战”时的大屠杀，从奥地利的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活着出来，1938年以一名英国士兵的身份来到巴勒斯坦作战，后来驻扎在埃及。“二战”后，他成为罗格斯大学的营养学教授，就住在诺玛的高地公园房子的隔壁。但在2008年，他病了，医生告诉他需要做一次主动脉瓣转换手术，可以让他多活一年。

他有很强的意志力，每天早上醒来都喜欢读报纸，还经常给《纽约时报》写文章。他有4个孩子和9个孙子，他觉得多活一年是值得的，更想努力多活几年。但是在手术中他可能会出现并发症，他知道以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而言，手术风险很大。他将日期定在2008年11月5日，他可不想错过11月4日为奥巴马投票的机会。在选举当天，他和他妻子奥尔加开车到投票站，投票之后才回家准备他即将到来的、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手术。

并发症真的出现了。格里明格出现呼吸衰竭，需要戴上呼吸机。医生为他插管。之后四个月里，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奥尔加往来于家和医院之间。格里明格似乎有好转，但在2月中又急转直下，他又出现了肺炎。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诺玛收到格里明格家里打来的电话。他们知道她是护士，正教授死亡课程。他们想知道下面会有什么事发生。她与这家人一起坐下来，给他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过程的课，就像她教学生们的那样。她解释吗啡的功能，以及如何读懂死亡临近的征兆。格里明格第二天早上离开了人世。

他的葬礼没有棺材，没有化妆过的尸体陈列在厅堂。参加葬礼的人似乎是开心的，仿佛他们在参加一个退休仪式。厅堂里充满着优雅的演说、诗一般的致辞和坐不下来的孩子们，一位发懵的白发老妇人在那里打瞌睡，好像会在椅子上睡个几小时。

“这好像是一个灵魂出窍的经历，”格里明格的女儿说，她有着小卷发，戴着眼镜，站在讲台上，拒绝痛哭，“我不知道是否每一个女儿都觉得父亲高大无比，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似乎觉得，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懂。”

葬礼以希伯来语和英语的诵诗结束，附上一首卡明斯的诗，最后邀请大家移步到格里明格家里，参加一个小型招待会。悼念者们起身离开，排着队拥抱死者家属，然后走出后门。

但那位白发老妇人，似乎一直在打瞌睡的老妇人，却没有起身。她穿着那身黑白色带雪花纹的毛衣、黑色尼龙裤子和黑色矫形皮鞋，倒在椅子上。

“有医生吗？医学博士？”

“罗伯特？”有个人叫起来，“罗伯特在哪儿？”那是另外一位邻居，也是肿瘤放射治疗医生。

一群旁观者过来，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有人建议拨911。医生还没找到。

但这里有一位护士。

诺玛披着黑色羊毛披肩，戴着绿松石项链，将老妇人从椅子上抬起来。老妇人看上去大约80来岁的样子，诺玛轻轻地将她的四肢和身体平放在草绿色的地毯上。她在老妇人身旁跪下来。

诺玛·鲍伊来施救。又一次。

老妇人的眼睛转动了一下。她的白色袜子从脚踝上滑下来，露出石膏般灰白色的脚踝，深紫色的血管潜伏在羊皮纸一样的皮肤下面。

诺玛从旁边的沙发上抓了一叠米色枕头，把枕头垫在脚下面，这样血液就能流向她的主要器官。她抓住老妇人瘦弱的手腕，用手指按压。这时，她说：“没有脉搏。”

葬礼上的人们最终找回了罗伯特，他赶来跪在悼念厅的地板上，与诺玛一起检查这位已经昏迷的老妇人，他在她的胸前迅速击打了一下，并对她进行了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就这样，老妇人醒过来了。

“你能捏一捏我的手吗？”诺玛问道，看着老妇人的眼睛。

那位老妇人还说不出话来，她生气地扯着她那件毛衣，想把衣服扯掉。三名医护人员赶来了，在她的脚踝上缠上一些蓝色红色的线，进行脑电图监测。“你住哪里？”其中一位问道，“你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吗？”另一位轻刺她的手指，一滴血流了出来。

老妇人看上去很惊恐。也许她一下看到几十个人瞪着她，而她却四仰八叉地躺在草绿色的地毯上，觉得很尴尬；也许她刚发现，她不仅失去意识，而且小便失禁。

“看上去她是心脏病突然发作。”诺玛离开时告诉另外一个人。医护人员开始将老妇人抬上担架，有人对诺玛说：“幸亏你在这里。”

那天晚上，诺玛赶来上课，看上去很疲倦，好像整个人都不在状态。她向学生们道歉，说今天确实忙了一整天。学生们想听细节，于是她将今天发生的事情简述了一遍。“这事应该上当地的报纸啊！”一个学生说。

另一个立刻构思好了标题：“死亡教师在葬礼上救人一命。”

全班大笑起来。

“哦，天啊。”诺玛止不住她的大笑，这真是一个古怪的场景。她止住了笑：“好了。现在，我们上到哪儿了？”

器官供血。好。

“在困难和危机的时刻，她却从中茁壮成长。”一天下午，我与诺玛的父亲共进晚餐，一起喝着橙汁，这位与黑手党有染的父亲这样正式地形容他的女儿。这位74岁的老人穿着人字拖和桔子果冻色的尼龙短裤，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左手手指上有晒斑，戴着一只钻石戒指。他的脸被阳光晒得黝黑，鼻子有一点儿弯曲；他的眼睫毛是黄白色的，与头发的颜色一样，他居然还弄了个十几岁孩子的爆炸头，抹上发胶。他继续说，他的女儿，最大的优点，“是必须将一切掌握在手”。

他说：“这就是死亡博士的先知洞见。”

他还十分严肃而迷茫地加上一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她成长的环境有关。”

首先爱自己。

这是诺玛一再对斯蒂芬妮和凯特琳说的话，这正是诺玛自己一直身体力行的原则，在埃里克森所形容的那种想要“毁掉世界的眼睛”的时刻，诺玛就会努力去做到首先爱自己。

诺玛记得当她十几岁的时候，参观一个朋友在长岛的海边大宅，她注意到这家人看上去多么相亲相爱而又愉快，一起吃饭，一起大笑。“而我的家里，则是：‘哦，哼，没人在摔坏东西吗？’”那次她突然意识到，她自己的家庭与正常家庭的差距有多大。

多年以后，在一次纽约上州的灵修仪式中，她发现自己为从未有过的童年而伤感，最终她对着旁边的一位陌生人哭诉起来。而那个女人面对诺玛也把持不住，哭得一塌糊涂。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的父母在她还小的时候收养了一只黑猩猩，这是经某大学批准的实验的一部分，看看黑猩猩能否学会人类语言。结果，这只黑猩猩成为全家的宠儿，而这个女人因此从小就觉得被忽视，没法与一只黑猩猩去竞争妈妈的爱。

诺玛记得自己开始安慰那位有些发狂的女人。于是她想，别再为自己感到难过了：好吧，她至少有我安慰。我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无法阻止此类悲剧的重演。现在，她打破了恶性循环，她有女儿们的爱、伴侣的爱、学生的爱，甚至她老年的父亲在发怒与粗口的表象之下，也会展示出一点儿爱的暗示，她用这些来弥补童年从未得到过的爱。

“我常常想，是什么使这个人走这条路，而那个人走那条路？”诺玛有一次说，“我想对我而言，原因是我的外婆。我已经下定决心，我不能让这个疯狂的家庭动摇我、定义我，把我塑造成一个坏妈妈，或使我成为我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学校和我的外婆，就是拯救我的动因。”

诺玛的外婆罗莎莉是典型的五六十年代南方美女，一位高贵的上流社会妇人，至少在诺玛的记忆中一直是这样。她出生于1910年，骄傲于她的犹太血统。她只穿高跟鞋，圆弧领的衬衫，西服裙，还有收腰的舞会宽松裙。她每星期都会去做头发和做指甲，抽维珍妮女士烟，和周边的女士们玩桥牌时，她总是显得珠光宝气。她住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切撒皮克湾一座手艺人风格的房子里。这座房子坐落在树阴覆盖的小溪边，有一个很大的木头平台，一间很大的主卧室，主卧里有专属的浴室，带着一只浴缸。这座房子里有深绿色的长沙发椅，一张长长的黑色咖啡桌，上面放着水晶碗和小雕像。对于诺玛而言，她外婆的房子在她的童年回忆中，就如同一座魔法屋，一个避难所。

沿着房子走过来，一座俯瞰公园和水流的桥上，雕着一排排高大的狮子雕像。罗莎莉曾经告诉诺玛，这正是她的桥和她的公园，因为诺玛出生于8月，正是狮子座。这些狮子雕得又高大又辉煌，胸脯高高地挺起。狮子象征权威，象征强大的意志力和勇气来面对生存的一切困境。她的外婆告诉她，狮子雕像就代表她，诺玛·琳恩。她是一头不折不扣的母狮。

诺玛的外婆生长在富裕家庭，他们曾生活在纽约中央公园西区。罗莎莉嫁给了一位珠宝商，但最终离婚。多年以后，在诺玛护士学校毕业后，她发现她的外公住在佛罗里达，她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她想，外公可能想知道她生活得怎么样。

“你好，我是你的外孙女，诺玛·琳恩。”她记得她是这样开始的。

她永远不会忘记电话那头的回答：“你想要我给你买牛排，还是要其他什么？”

“之后就没有联系了。”诺玛说。她的外公不久后死于癌症。

“外婆会告诉我，她永远爱我，这种爱不仅体现在她对待我的方式上，她的爱对我无比重要，”诺玛回忆说，“她打扮我。我的父母如此暴力，但当我来到她的家里，我沐浴在爱中。”

罗莎莉宠爱自己的外孙女，也宠爱自己，总是在各种派对中打扮得漂漂亮亮，还在头发上挽一个髻。诺玛记得，她在外婆的房子里也有自己的卧室，从她的卧室望出去，是很大的后院。在院子里，她的外婆自己准备了一个秋千架。她的外婆还有一个梳妆台和镜子，她会坐在那儿抹口红，擦粉，喷洒带着花香味的香水。诺玛经常在一旁看着。

诺玛知道她妈妈和外婆关系不好。罗莎莉不喜欢诺玛的父亲，但即使没有这个人，两母女的性格也似乎有冲突。她们经常吵架。

有一个周末，当诺玛在弗吉尼亚大学工作时，她开车前往纽波特纽斯，去看望她的外婆。当时，罗莎莉被诊断出乳腺癌，实施了乳房切除术。诺玛在术后照看她，带着她往返于化疗和放射室。她的外婆花了五年时间才清除癌细胞，但后来，她却又得了肺癌。

到1990年的夏天，罗莎莉80岁了。诺玛在新泽西工作，已经有自己的家庭，但她还是花了三个星期来到弗吉尼亚陪伴罗莎莉，在临终关怀中心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她的外婆死于8月21日，诺玛生日的前一天，她的死与诺玛当实习护士时见证的第一次死亡一样，十分平和。而且，与第一次一样，她一直握着外婆的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第二天是诺玛的生日，她独自安排了葬礼，而她的妈妈没来参加。罗莎莉于诺玛生日后一天下葬，就埋在切撒皮克湾的公墓里，与诺玛的外公葬在一起。

罗莎莉留下遗嘱，诺玛用她留下的钱在新罕布什尔买了一座小屋。在外婆的房子卖掉之后，她把房内大部分的古董家具都搬入这间小屋。

从此，诺玛每年都要花三天时间，完全与世界隔离，在这间小屋里重温她的过去。她不想被人干扰。她不接手机，不查邮件，不帮助任何人。她甚至不让她的家人靠近她。她的自我隔离始于生日前一天，8月22日，终于生日后一天。

通常，她会独自来到小屋。有时，她会蜷在床上，直到三天结束。她的家人知道，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惹她。他们早就习惯了不再摆弄那些生日派对或蛋糕。没有快乐的生日歌，没有包装好的礼物。相反，他们让她独自留下。如果在生日周之外的时候，她突然自个儿驾车离去，没告诉任何人她去了哪里，家人才会真正为她担心。

诺玛已经成年，在她印象中，她的父母从来没有给她办过生日派对，甚至根本就不愿承认这一天。她的妈妈动不动就告诉她，真希望她从未被生出来过，她的童年更不可能有任何庆祝的理由。当她的外婆告诉她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束腹带，出生时就是死胎的弟弟，她意识到，她自己也差一点儿成为一个死胎。

“羞耻，最早期的体现，”诚如埃里克森所写的那样，“是一种想要隐藏自己的脸的冲动，或者是当时或随时随地想要沉到地底的冲动。但我认为，这主要是将怒火引向了自己的原因。”

诺玛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学会如何隐形不被别人发现。而她成年之后，她却四处活跃地忙着教学和帮助他人。

但是，在每一个夏天，当她的生日临近时——秋季学校开始前的两个星期——她都无法自控。她觉得自己想要再次隐形。

课后写作练习：颂辞

为你自己写颂辞

七　扳机

2008年秋季学期

9月课程开始前的第一天，一个年轻人出现在教授的办公室，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腰间挂着两部手机，一部是私人手机，一部是工作手机。他有5英尺6英寸高，重180磅，颇有些肌肉，大约也就2%的脂肪。尽管他被列入预订上课的名单，但他礼貌地要求现在就参加教授的透视死亡课程。

他的名字是伊萨瑞尔。他在自我介绍时喋喋不休地讲解自己的成就，虽然说话时有点儿口齿不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年轻时就想改掉，但一直没有办法。他在一个专为青年人开办的训练营工作，指导社区内的高危青年。他与相关组织一起，推广安全性行为和防止团伙犯罪。他想学习更多关于死亡的知识，这样他能够在简历内再添一笔，或者今后还能因此做一些帮人摆脱悲痛的咨询工作。他微笑起来嘴角弯得很深，有两个酒窝，这样他门牙之间的裂缝被小心地隐藏了起来。

诺玛上下打量他。她最终了解到伊萨瑞尔的故事，了解到他所有感到羞耻的和希望改变的事物。他卷入的团伙，他犯下的罪，他重新过回正常生活的机会。

“你有故事，”教授那天对他说，“我会让你参加。”

一星期之后，伊萨瑞尔坐在他的电脑前，思考着怎么来写他的第一篇作业。虽然他的两臂很放松地摊在键盘上，但是任何人经过他的房间时，都会看到他的肱二头肌像小圆球一样隆起来，好像处在一种永久的紧张状态。他拼命地锻炼才有这样的肌肉。他的肱二头肌圆周17英寸，像石头一样硬。右边的肌肉上有一个弯钩的文身。强大的臂膀能做很多事情，比如举重，吸引女孩，或者拳击。但打字，他合适吗？

伊萨瑞尔没有别的选择，他现在是一名大学生了——任何一个打小认识他的人，都没想到他能够读大学。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不再参加街头匪帮了，而是选择大学生活。他很喜欢希腊语的一句谚语，并奉为座右铭：“机会青睐有智慧的人，而智慧青睐有文化的人。”如果他的青年时代可以称为有那么一点儿智慧的话。

“给你爱的某个人写一封告别信。”诺玛在“透视死亡”课的第一天就告诉全班。一个星期以前，她给出以下指示：“去寻找第一时间你想到之处。”她说：“去令你害怕之处。”

当然，伊萨瑞尔是最后一分钟才挤进这堂课的，她希望他抓住这个机会。但这封信让他为难。像他这样的人不会谈论他的过去，因为那会暴露他的弱点。他过去的一部分会导向另一部分，然后再导向下一部分，很快他就跋涉在记忆中，而谈论这样的经历会使他被非法关押，甚至被杀。如果他真的老老实实地写下这封信，他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教授知道他生活的真相，她会怎样想？诺玛似乎是一个很和善的人，是那种能够拥抱陌生人的人。但她不是那种人，她对他所经历的黑暗世界似乎一点儿也不会理解。

****

十年前

伊萨瑞尔把手放在扳机上，枪口顶在他仇人的脸上。

三个字涌入他的脑海：杀了他。

整个房间都开始回响和震荡。伊萨瑞尔可以听到人们在他身边尖叫着，哭泣着，大喊着，并诅咒着，但所有声音在他身体里似乎都如海浪一般。他觉得尽管他的双耳几乎都快因鸣响而爆炸了，但没有一种声音听起来是真实的。他觉得自己好像身处电影之中。他是在做梦吗？

伊萨瑞尔眨眨眼睛，看着跪在他前面的年轻人，他全身颤抖着。那时，伊萨瑞尔17岁。那个人比他大一点儿，可能19岁。伊萨瑞尔感觉到自己扣弄扳机的手也在发抖。

屋内一声巨响，震着他的脑袋。这是唯一一种伊萨瑞尔可以听得清楚的声音，完全不同于其他声音的声音——来自这个年轻人的妈妈。她在不停地哭喊和乞求：“不要杀我的孩子。我们会搬到波多黎各，我们会离开，你不会再看到我们。求求你，请不要杀我的孩子！”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怎么会做这些？伊萨瑞尔的生活，从孩提到现在，充满了一系列快速发展的不幸事件，错误的转折，糟糕的决策，最终铸就了伊萨瑞尔的此时此刻。这是一个永远改变他一生的时刻，将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少年杀手。

他的手稳住了枪的扳机。他所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扣。

伊萨瑞尔从小就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穿着教堂捐的洗得发白的衣服。对于一个波多黎各孩子而言，他的皮肤算白的，看上去好像是一个白人孩子来到了黑皮肤的拉丁和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当他4岁的时候，他从波多黎各来到新泽西，一家人原来生活在一个铁皮屋里。因为他的爸爸很暴力，所以他妈妈带着他与他的弟弟，搬到新泽西一个开放式公寓，与另外三个人挤住在一起。伊萨瑞尔几乎不会说英语。

他没有选择，一旦有人欺负他，他必须反击。由于经常练习，他变得十分擅长打架。到了中学，他长成一个全镇闻名的街头混混，在巷道里或街角空地里玩着野拳击。一旦他打败了某个家伙，就会有个更大块头的家伙等着会会他。但随着伊萨瑞尔一天天长大，他变得更高更壮，很少有人能打败他。他很快就觉得，他不需要等着别人来找他打架。他可以利用他的打架本领获得他没有的东西：小吃，随身听，寻呼机，珠宝，牛仔裤。到了14岁，他开始每天等在学校外面，等着小孩子们放学，看看有什么他想要的东西。

到了15岁，他从抢劫放学的小孩子，发展到用螺丝刀撬汽车锁，无所不为。伊萨瑞尔和他的朋友们游荡在新泽西北部，寻找下手作案的车——那种有着锃亮的轮胎钢圈和高档音响系统的车。他们把钢圈和音响卸下来，把值钱的东西扒下来，卖给地下拆车厂，每单活儿挣个200到400美元。他们卸下值钱的东西后，会以每小时100迈的速度，在空旷的路上飙车，然后突然转弯，直到车仰人翻。伊萨瑞尔和他的朋友们因为飙车受过几次伤，骨头都断过，但是快感让他觉得值得。不久，那家地下拆车厂关门结业了，于是伊萨瑞尔和他的朋友们转向另一个更赚钱的生意：他们开始兜售大麻。

产品很多，利润却不足。一包要价10美元的大麻，如果他能卖给富裕社区里的白人孩子，能卖到30美元，但那总归有点儿麻烦，也有点儿风险。而且，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卖大麻，干这行与职业拳击手一样充满竞争。于是伊萨瑞尔开始兜售可卡因，这很赚钱。他穿着150美元的狮王牛仔，300美元的科特斯靴子，挂着又大又扁的人字纹金链，他穿着这身行头大摇大摆地来到高中门口。这些昂贵装扮的钱，都来自那些瘾君子，他们拿着珠宝或音响来交换。伊萨瑞尔的妈妈要做两到三份工来养家糊口。伊萨瑞尔把他的这些昂贵服饰都藏在一个朋友家中，每次到学校门口之前才换上。

一天，一个邻近团伙的头目跑来问伊萨瑞尔，要不要改变这种街头混混的地位，承担更多一点点责任，他可以做一些搬运工作。伊萨瑞尔那时已经17岁，他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他不必整天担惊受怕，怕便衣警察或是当地巡警来搅他的生意，又不必去努力辨别那些假装来买货的告密者。他所要做的，只是驾车穿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开到纽约，搬上一车毒品，再运回新泽西。伊萨瑞尔很开心地干起了新工作。但他不知道，如果他被捕，他的罪行会比贩卖毒品更严重——他后来才知道，跨州运输毒品是一项重罪。

伊萨瑞尔买了一把枪自卫防身。他从街边的一个家伙手上买的，花了250美元，手榴弹要600美元。

一天，在穿过街区的时候，一个敌对团伙的三个成员把伊萨瑞尔的福特野马车堵在一个交通灯附近。其中一个走上来，顺着开着的车窗，照着伊萨瑞尔的朋友脸上猛揍一拳。伊萨瑞尔跳了出来要打他，但他立刻看到另外两个对手不知道从哪里蹿了出来。

“我们走吧，”伊萨瑞尔的朋友对他说，“别傻了。”很明显这时是两个对五个。

伊萨瑞尔缩回到驾驶座，立即倒车，想要撞倒袭击者。那些人躲开了。伊萨瑞尔加速的时候，他听到了枪声。那些人对准他的野马车开枪，其中两枪打中了车身。

他跑回家，抓起他的枪，又多叫了三个带枪的朋友。“我们不会畏缩。”他告诉他们。

他们一起回到刚才那个社区。刚过晚上10点，他们直接来到其中一个对头的房子外面。两个家伙正在门廊上，其他人则站在附近。伊萨瑞尔和他的一帮人扣响了扳机。

伊萨瑞尔此前从来没有对着任何人开过枪，但现在他和他的兄弟们向各个方向不断开枪。仇人们跳伏到门廊下面，或是跑进房子里面。伊萨瑞尔觉得，他至少看到两个家伙挂彩。

他的兄弟们想在警察来到之前离开，但伊萨瑞尔觉得不够劲。他想破坏更多。他拿起车里的紧急照明弹，扔进了敌人的车里，然后迅速离开。那辆车爆炸了。

那天风很大，爆炸引起了伊萨瑞尔从未想到过的连锁反应。第一辆车爆炸后，周围的三辆车也随即爆炸。整个社区都必须撤离。这件事上了当地报纸。

但是在伊萨瑞尔的团伙和仇人的团伙中都有不成文的约定：绝不打小报告。绝不。也从没有人做过。因此，伊萨瑞尔和他的同伙们没有入罪。

事实上，现在伊萨瑞尔和他同伙们的关系比以前更要好了——他们是一个团伙，是拉丁王黑帮的一个小分支。与他们冲突的家伙来自另一个对立的团伙。冲突没有结束。那帮人后来又来报仇，但这次他们找上了伊萨瑞尔的妈妈。她在一家公司做前台接待员，他们发现了她工作的地点。那群人砸了她公司办公室的玻璃，冲进去，冲她尖叫：“我们会杀了你儿子！”

伊萨瑞尔的妈妈回到家里大哭：“你卷入到什么事情里去了？你做了些什么？”

伊萨瑞尔反击了。他们伤害了他的家庭。他们最后一次惹他生气。你威胁我的，我就会威胁你的。

当伊萨瑞尔召集他的弟兄们，向他对立帮派头目的家里进发时，他下定了决心：这次一定要杀了他。

那家伙的爸爸开了门，伊萨瑞尔冲进去，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用枪顶着他：“趴在地上！”他尖叫着。

那位爸爸还想制止伊萨瑞尔，几个人立刻对他拳打脚踢，他倒在地板上，血从头上涌出来。他们把那个头目的妈妈和小弟弟也锁起来，然后伊萨瑞尔找到那个头目，用枪把揍他的脸，然后再拿枪对准他的脸。

所有的人都挤进了客厅，伊萨瑞尔知道他的机会来了。这个讨厌透顶的胆小鬼居然跟他作对，还去威胁他老妈。

不仅如此，伊萨瑞尔现在玩真的了。他一直知道，如果你要耍枪，最好他妈的好好用。如果他不杀了这家伙，伊萨瑞尔和他的弟兄们可能总有一天死在枪下，可能他们的家人都会遭殃。

但是传来的哭泣，是那位年轻母亲令人痛心的哭喊：“求求你，请不要杀我的孩子！”

如果放在几天之前，伊萨瑞尔可能远远地向他开枪，也可能早已经杀死他。但现在不一样，只有几英寸，他的枪顶着他的脑袋，他的眼睛直视着他的眼睛。伊萨瑞尔注意到那个人的眼睛里湿湿的。难道这是泪水？

“快杀！”伊萨瑞尔听见朋友们的欢呼，“你不能放过他。”

但他无法扣动扳机。他没能杀了他。

“现在，”伊萨瑞尔又打了他几下，然后回到他的弟兄们身边，说，“我们走。”

“你真的很蠢！”其中一个弟兄在回家的路上说，“你坏了规矩。”

现在怎么办？仇人们会卷土重来，会报仇。伊萨瑞尔和他的团伙必须在每一个转角警觉张望，在每一次敲门时都紧张地端起枪。

几天过去了。伊萨瑞尔和其他人一听到响动就跳，一看到汽车就躲，尽量不到小而空旷的地方去。但没有人找他们算账。他们听说，那个头目一家真的像他妈妈所说的那样，打包离开，前往波多黎各。

不到一个月，伊萨瑞尔又继续为他那个团伙的头目搬运毒品，开到纽约，收货，再带回来。头目为他租了一辆车。

一天下午，伊萨瑞尔要去拜访这位头目，他先去了一趟两个街区之外的街角商店。他从商店折回来的时候，注意到警车布满整个街区。他们包围了头目的房子。警官们在这次突击搜查中找到大量的武器和毒品，头目被抓了。头目什么都知道，他完全可以指认他手下的工人，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被送入州监狱。又一次，不打小报告的行规救了伊萨瑞尔，使他免于入狱。

伊萨瑞尔觉得欠头目很多。他仰视这个人。这个人与他一样出身低微，从下层一步步做起，最后做到头目。他去监狱看望他。这位头目知道伊萨瑞尔在学校成绩很差。学校的咨询师建议伊萨瑞尔去参加一个为青少年犯罪者开办的训练营。但伊萨瑞尔不想去注册，还考虑过逃课。他有团伙内的工作要做。

他去探监的时候，头目穿着囚服从牢房里出来，警官陪着他。两人在监狱里会面，面对面坐着。头目看着伊萨瑞尔，严肃地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你还有很多潜力。你不需要过这样的生活，不需要这种团伙。”

他告诉伊萨瑞尔，去训练营，离开团伙。他会得到他的允许，还有他的祝福。

伊萨瑞尔不相信这些话，他摇摇头。难道他因为现在被囚禁了，变得软弱了？这不像是同一个坚强的人嘴里说出的话。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一旦你加入团伙，你根本没有法摆脱。你想离开，就会被杀。但这位头目坚持着。他以一位领袖、一位老板的姿态告诉他——他让他离开。

“好吧。”伊萨瑞尔很不舒服地答应了。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去了训练营，又能做什么。伊萨瑞尔一直觉得，他会一直生活在团伙中，然后年纪轻轻死于非命。那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回到家，想着头目对他说的话。他想到自己差一点儿就杀了一个人。他怀疑自己，即使他能够改变，他身上还有没有残存的善。

几天之后，伊萨瑞尔决定试着去改变。他报名参加训练营。

他在之后的六个月里都待在训练营，拿下了高中同等学历证书，从训练营出来，他觉得焕然一新。“换个地方，换些人，换些事物。”这成为伊萨瑞尔的新座右铭。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刚刚戒酒或戒毒的人，他要重新开始生活。

他又回到了学校。

伊萨瑞尔报名参加了社区大学。但去这家大学上课，就要经过仇人团伙的地盘，正是他差点杀了人家头目的那个团伙。

一天晚上，伊萨瑞尔从校园回来，正走在一家麦当劳附近，他注意到一辆酒红色本田车上，黑色遮光窗玻璃悄悄往下拉开了一点。在7个月前的事件之后，伊萨瑞尔的警觉性依然很高，他也带着枪。他开始走向停车场，并注意到车窗拉得更低了。他听到有个声音喊：“抓住他！”

伊萨瑞尔飞跑起来，在汽车中间穿梭。在他身后，枪声大作。他跑回到学校，冲进一间办公室，跑过桌子，然后躲在桌子后面。他在这个安全的地方躲了很长时间，直到他觉得时间过去很久了，才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他的车仍然在停车场，他这几天都不会去那里了，因为怕那些人还在附近等着他。

那是他最后一天去社区大学。

他想，也许学校还是不适合他。他于是试着工作。他找到一个在艾滋病诊所里做同龄人教育的工作，而且慢慢升级，一步一步做到了协调员。诊所还派他到洛杉矶、芝加哥和拉斯维加斯，去参加咨询培训。伊萨瑞尔终于觉得他能够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了。几年过去，他开始重新考虑他退学的决定。也许他最终还是能够上大学的，只是不要离他的仇人太近就行。

他的一位导师建议他试一试特别教育机会计划，这个计划由州政府资助，让那些高中成绩不足以考进大学或者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费用的人，也能进入大学。于是他跑去与肯恩大学的一位咨询师交谈。

这位咨询师花了不少力气，终于有一天，伊萨瑞尔收到正式通知：他已经被大学录取了。

在伊萨瑞尔坐下来思考怎样去写诺玛第一堂课的作业的时候，一个名字迸入脑海，一个他曾经认识的年轻人。当他想大声说出这个名字来的时候，却先碎在了喉咙里。

伊萨瑞尔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说再见。

伊萨瑞尔自己都还没想好的时候，他的手指却已经开始在键盘上翻飞了，好像手指比他自己更知道他需要说什么。

当诺玛请伊萨瑞尔在全班分享他的告别信时，他说他不想读这封信。她敦促他，但他还是拒绝了。当她在下一个星期的课上再次点他名的时候，他仍然断然地说“不”。

他没有准备好上前去，公开他的羞耻和罪恶，还没有。

课堂实地考察：北方州立监狱

课后写作练习：关于死刑

研究一起最近的死刑案件，要有立场。根据你的研究，写一篇论文支持或反对死刑。

八　绝望

每个学期，诺玛都带着学生们去一家男子监狱。这是“透视死亡”课的必修考察。她通常会在实地考察之前，叮嘱学生们注意事项：不要带钥匙、身份证、钢笔、笔记本、现金、零钱、手机、润唇膏、皮带扣或是穿钢圈胸罩。“你不能穿蓝色、红色、橙色或卡其布色。不要穿紧身衣。不要穿戴任何印有你名字的衣服或饰品。你口袋里不能有东西，连口香糖也不能有。”

参观监狱需要4个小时。“可能有时狱方正在训诫，”她又补充说，“我们就只能在外面等着。每个犯人都要跑步，你只能在墙根下原地跳一跳等着。”

学生们将会看见牢房内部、犯罪团伙牢房、精神治疗中心、医务室，以及行政隔离区，这儿就像监狱中的监狱。北方州立监狱是新泽西第二大的监狱，最终的设计只能容纳1000名囚犯，现在却容纳了2700～3100名囚犯。监狱里面收容了这个地区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团伙头目。诺玛通过这次考察，发起了一次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讨论，有时甚至与囚犯们一起讨论。在教官的率领下，他们参观了监狱设施，每个人最后都集中到监狱图书馆，在图书馆，诺玛说：“在这里，你可能会坐下来，与一位杀人犯面对面。”

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学生会遇见纵火犯、谋杀惯犯、抢劫犯、性罪犯、劫持犯，还有形形色色枪杀、刺杀、勒死或殴打其他人致死的囚犯。在监狱图书馆，学生与囚犯之间是没有隔离栏杆的，也没有玻璃隔离装置，更没有手铐。囚犯们会轮流走到每张桌子前，这样他们每个人都会有机会谈话。

“你将能够询问他们任何你想问的问题，关于他们的生活，关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于他们对死刑的看法，”她说，“你可以询问他们关于忏悔的问题。任何问题都可以。”

诺玛环顾36个学生，有些人已经坐下来，沉默着，双眼圆睁着，因为他们惊呆了；有些人则不可置信地笑起来，或者不知所措。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报读这门课之后，都对参观监狱有所心理准备。

她听到小声的抱怨：“哦，天哪！”

“现在，”诺玛会用笑声来回答，双手一合，手指交叉，“有人想退出吗？”

2008年冬天，当伊萨瑞尔听说诺玛将要带领他们去参观监狱时，心里产生出复杂的期待，还有不祥的预感。要是他撞到以前他认识的某个人，怎么办？

他离开团伙后，他以前团伙里面的两个人在一次毒品交易败露后杀了人，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好几年。他相信他们就在北方州立监狱里。可能还有其他认识的人，他的老朋友，他的旧相识，或者可能是他的仇人，坐在铁栏杆的另一边，而伊萨瑞尔却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坐在这一边，这种场景让他情何以堪？

但是，他无法错过这次机会。他不能原谅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误，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有资格去谈“原谅”二字。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得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机会。也许在监狱里，他能够找到答案。

伊萨瑞尔的同学们在监狱的大厅里会合。这座监狱位于新泽西收费公路和机场之间，与假日酒店隔着一条长长静静的路和一条满是香蒲的小沟。监狱建于1987年，原先这里是一个垃圾填埋场。在用于垃圾填埋之前，也曾经被用作加油站和甲醛工厂。建立监狱的初衷是为了改变新泽西监狱系统人满为患的状况，不过这里很快成为新泽西最拥挤的监狱之一。

州内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在这里服刑，包括罗伯特·扎林斯基。1969年，他在一名17岁女学生去商店拿牛奶后回家的路上杀了她，被判处共97年刑罚。还有克里斯托弗·利杰提，一个秃头、留着胡须的男人，身体上文着字母“动物”的文身，他在1976年绑架、强奸并刺死了一名在商场买鞋的年轻女人。

学生们排着队，经过金属探测仪，监狱的门在他们面前缓缓打开了。他们走进牢房区，穿过一道道深锁的铁门，一个保安打开了其中一间牢房的电子滑动门锁。这间牢房每次只能进去两个人，伊萨瑞尔与他的同学们轮流进入，而牢房里的犯人此刻正在其他区域。每间牢房有8英尺宽、10英尺长，大约是一个电梯间的大小，这是单人牢房的设计。但狱警解释说，现在每间牢房关押两名犯人。他们共同使用一个不锈钢水池、一个铁柜、一个洗手间和一个行军床，这张床很小，伊萨瑞尔觉得他这样的身形得蜷着睡上去。这里的牢房严重不足，周围又建了几间简易平房，关押了140个犯人，14个人一间，共10间。

在有些牢房中，会看见硬纸板遮住马桶，或是空的雪碧瓶或冰红茶瓶子挂在水池边。在其中一间牢房里，有一位犯人架起了一台发黄的过期电脑主机和键盘。这里上不了网，但这位犯人用它打字。大多数囚犯都在牢房的小孔里接过餐盘。许多人都有小电视，可以看到《ABC晚间新闻》。犯人们最喜欢的节目包括《美国达人秀》《迷失》和《犯罪现场》。

有些犯人会在第三班轮岗结束的时间起床，早晨6点钟到厨房帮工，有些做水电及清洁工作。有些监狱工作不能超过12小时，犯人最多每天可以挣1.25美元，或在厨房工作一天可以得到4美元。犯人们用挣来的钱购买像小电脑主机那么大的塑料电视机之类的商品。但下雪的时候，狱警会叫醒所有的犯人起来扫雪，这是没有工资的。

狱警们迅速引领着伊萨瑞尔和他的同学们来到下一站：犯罪团伙牢房。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州监狱官员实施了一项在拘留中打击犯罪团伙势力的计划。一天早晨，数十个监狱内的近300名犯罪团伙成员被从睡梦中叫醒，然后乘坐汽车和卡车来到北方州立监狱，被关押进一个两层楼高、拥有160个牢房、可关押320人的区域。关在这里的犯人们必须具备11项条件中的至少3项，以证明他们有犯罪团伙关联，比如说文身、参加团伙犯罪，以及通过手机通讯录或拥有团伙财产等与其他成员产生联系，等等。

当伊萨瑞尔跨入大门，进入犯罪团伙牢房区域时，他注意到这里没有投篮框，没有散步区域。相反，娱乐区布满了像流动厕所大小的铁笼子。犯罪团伙牢房内的犯人不允许与其他团伙的成员接触。他们在放风时间，就从自己的牢房里被放出来到这些室外的铁笼里，每隔一天放风两小时，下雨下雪或酷热都一样，铁栅栏将他们与仇人隔开来。“这是监狱里的狗笼。”一位狱警向学生们打了个比喻，“我家里有两只斗牛犬，它们后院的狗窝，与这个差不多大。”这种铁笼被称为“PC”，意思是“保护性监禁”（protective custody），但监狱官员们称之为“朋克城”（Punk City）。

第二道门没有锁，伊萨瑞尔走入牢房区，看到犯人们从他们的牢房里盯着他们这帮人，犯人们的鼻子紧贴在玻璃上，或者从门上的小孔看出来，就好像角斗士看台的观众一样。伊萨瑞尔深知，如果那一天他扣动了扳机，这里就是他终结一生的地方。他看着这些囚犯在牢房里凶猛地踢打撞击着牢房的门，在诺玛的班级参观的过程中，他们似乎因为眼前这帮人变得格外激动。有些犯人脱下裤子向学生们露出生殖器。每个牢房的门上都贴着手写的标记：Bloods, Crips, Aryan Nation, Five Percenters, Latin Kings（均为美国黑帮名）。伊萨瑞尔不禁想，这本可能是他的生活。伊萨瑞尔和他的同学们来到法律图书馆，穿过另一个金属探测器，经过一条有理发店的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画着自由女神像和穆罕默德·阿里像。墙上一条标语写着：“学会阅读，你会永远自由！”这是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名言。图书馆到处都是法律书籍和破烂的纸质书，看上去好像是从哪家人的垃圾箱里淘出来的。图书馆后面的墙上画着海豚、双髻鲨、粉红色的水母，还有一大群游动着的鱼。学生们坐下来后，大约12名囚犯大大咧咧地走进来，排着队站在学生们面前，好像要进行一次犯罪调查一般。伊萨瑞尔上下打量着他们，他们从头到脚穿着卡其布的连体囚衣。

一位宽肩膀、5英尺11英寸高的男犯人刚刚剃过胡须，他的两颊粉红色，下巴很宽，头发又黑又浓密，发型好像是头上顶了一只头盔。他的名字叫作卡尔，他看上去亲和一些，就好像住在隔壁的邮递员。他的下巴在下唇以下向内勾，他微笑时还能看出左颊上浅浅的酒窝以及前额上的细纹。他的耳朵和眉毛的边缘很红，笑起来的时候，眉毛会连在一起，好像在他栗色的眼睛上方画出一个重音符号。

与其他大多数犯人抱怨命运、抱怨糟糕的生存环境和可恨的检察官不同，卡尔面对伊萨瑞尔和他的同学们，没有对他的罪行找任何借口。相反，他讲给学生们的理由，与他有一次写在文章中的理由一模一样：“我在姐姐家的厨房里把一个人打死了，因为我想偷他的财产却没成功。这是残忍的、毫无良知的、激烈的、混乱的、悲剧的，而且绝对是毫无道理的。迄今为止，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事情。”

一个又一个，犯人们分别坐在9张桌子前，2名犯人面对3名学生。2名狱警在图书馆范围内巡视监控。面对面交流时，打招呼都不太自然。不允许握手，只准称名，不准提姓。其实大家心中都有同样的问题，无非是两个：“为什么”和“怎么会”。有些学生直接就问起来，有些学生不知道从何入手。他们尽量想做得随意一些，却总是显得很笨拙：“那么，你生活在这里怎么样？”或者“你太太来探望你吗？”一位狱警在各桌间来回踱步，监听谈话内容。伊萨瑞尔对面坐着一位黑手党的打手，他是一位纵火犯。

小范围交流结束后，每个人都转成一个大圈，犯人们插在学生们中间坐着。卡尔说，希望同学们记住，他们中的某些人有一天会被假释。“我们会成为你的邻居。”不同于其他犯人，卡尔说，学生们可以用他们的大学文凭和他们的事业为这个世界做贡献。他劝导他们支持囚犯的改造、教育和工作培训。

犯人们走出图书馆后，伊萨瑞尔看着他们一个个向学生们点头再见，然后被押送回刚才他曾经亲身走入的那些平房和牢房里。伊萨瑞尔曾经确信他会年纪轻轻死于非命，很可能随时挨枪子，现在他觉得当年的这个想法真是滑稽。他过去的生活就像从背后被人瞄准，只相差扳机上手指间的1厘米。他与诺玛谈话，他与犯人们谈话，他意识到，大多数犯人都会死在监狱里，或是死于癌症，或是自己拿条床单吊颈自杀，或是在牢房里点燃床垫烧死自己。有一位老犯人就在狱警眼前，在碧蓝的天空下，在放风的时候倒地而死。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伊萨瑞尔也不能完全明白，为什么他的生活终于脱离了所有这些诅咒。但看到这些人，伊萨瑞尔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逃出枪杀，他其实是躲开了一辈子都深陷绝望的恶性循环。

诺玛认识伊萨瑞尔只有几个星期，但凭借她对他现有的了解，她就完全相信，他需要去探访监狱。她读了他的论文，虽然他不想与全班同学分享。过去五年，诺玛每年都与她的学生们一起探访北方州立监狱。像卡尔这样与学生们在法律图书馆谈话的犯人，也是狱方挑选的参加演讲论坛的犯人。要参加这样的论坛，犯人必须在狱中行为表现良好，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罪行比监狱中服刑的其他人轻。

比如说，有一位犯人名叫唐纳德·保罗·韦伯，他在1977年12月只有19岁那一年，企图强奸一位80岁的邻居，然后将她割喉杀害。在北方州立监狱，韦伯在厨房工作。除了参加演讲论坛之外，他学习电脑技能和厨艺，学习西班牙语，接受情绪治疗，还参加集体咨询和自我觉醒项目，其中一个项目的名字叫作“管住你的怒火”。2007年诺玛前往参观时，犯人们向她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为犯人们开设一堂大学课？韦伯正是提问的人之一。他们只有职业教育文凭和高中学历证书，如果能够向一位博士头衔的教授请教，那真是求之不得。

她对犯人们的提议想了很久。他们的罪行如此严重，其实他们给予了她的学生不可多得的体验。他们年复一年如此坦诚地谈论自己的生活，为学生讲解监狱、犯罪、罪恶感、生命和死亡。她想到他父亲犯罪的一生，这些学生很可能曾经是纽瓦克教育体系的一员，而他却把教育资金拨给了黑手党的工程公司。她想，也许她来给犯人们教课，能够为他父亲的行为赎罪。至少，她可以免费教一个学期试一下。诺玛向监狱当局写了一封建议信。她会教一门课，叫作“公共卫生”，事情就是这样。

12名犯人报名上她的课。大多数人她都在之前的实地考察中见过面。就像在肯恩大学的课程一样，她在监狱的课也很受欢迎，不少犯人们只能被列在候选名单上。她从来不问他们犯了什么罪。除非他们想告诉她，否则她觉得没有必要知道。

韦伯帮着劝说其他人参加课程。他自己却只出席了前几堂课，原因足以让诺玛和整个社区震惊，因为新泽西州假释委员会居然同意他出狱。

一个杀了老祖母的杀人犯突然间自由了，诺玛还对老祖母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这种状况足以打击诺玛，让她放弃免费教学实验，放弃监狱的实地探访吗？无论假释还是不假释，有些犯人的内心有着深深的罪恶鸿沟，有些永远不可能被改造。诺玛在想，她算是什么人？难道她微不足道的力量，能够把他们引向改造之路吗？然而，即使没有其他人值得诺玛去尝试，卡尔却似乎值得。1990年以来，他一直服刑，他的假释日期被定于2020年12月16日。整个监狱都知道他，因为他写诗，还为年轻狱友做导师，他还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诺玛认为，在所有的死亡与苦难的阴影中，卡尔多多少少学会了苦中作乐，让自己生活得比较有尊严。无论何时她的学生们看到他，他们似乎都会被他打动。“他似乎就是这样平和，”一名学生从监狱出来后在全班面前评论说，“我到现在心里还在翻腾。”

诺玛决定，如果她能够对卡尔自我提升的努力有所帮助，即使是最微小的帮助，她也愿意去做。而卡尔似乎也非常期待诺玛的讲课，在牢房里还思考着讲课的内容，在图书馆里组织学习小组共同准备考试，找到所有能找到的资料，来拓展课上所学的内容，他的课后论文也写得颇有想法。在其中一篇论文中，他写道，在他还没被关进监狱的时候，他带了一只小猫咪回家。他抚养了这只小猫，小猫也学会相信他和爱他，经常蹭他的胸脯。他给它取名叫作吉蒂·吉蒂。有一天，卡尔不得已要搬家，于是他就将猫放在猫笼中搬走。但小猫从来没经历过猫笼，当他一打开笼子，小猫跳出来，就跑掉了。卡尔在树林中花了4个小时打着手电筒找它，但最后再也没有见到它。

“之后的岁月中，我盯着头顶上的牢房的天花板，这只猫帮助我从更好的角度审视我的过去。”卡尔写道，“我的意思是，它虽是动物而不是人，但它抛开一切本能和成见，学会信任我。最终，我这个它完全信任的人，却让它的世界完全颠倒，很可能这种打击让它变得歇斯底里。我自己的生活其实与这只猫有许多相似之处。”

就在诺玛读到这篇文章后不久，卡尔偶然见到一只灰白色、有桔色条纹的猫，在监狱的草地上徘徊。它好像被人打过，身上有伤，毛也十分凌乱。卡尔帮着清洁这只猫，还拿厨房的食物碎屑来喂它。他在厨房篷子下面给它做了一张床，但他担心如果狱警发现它会把它扔掉。

狱警最终发现了这只猫。诺玛自己也很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动物，也许这出于对她父亲的一种反应，因为她父亲有一次曾经点燃一只猫的尾巴。她发现一位狱警准备在下午3点挪走那只猫，扔到外面的动物收容所。她发起了一个“吉蒂拯救小组”，派一名学生带着一只奶瓶到监狱，中途截停这只猫。这名学生将猫转给另一名学生，这名学生顺路捎给诺玛，诺玛把猫带到家中。自此以后，在诺玛家人和朋友们嘴里，这只猫被称为“监狱吉蒂”。

诺玛想，究竟卡尔的过去发生过什么事，使得他一步步走到现在？要让她相信这监狱里的其他人犯下可怕的滔天罪行，都会相对容易，可是卡尔？他甚至不愿意伤害一只猫。

在她还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她想到一个主意，要给犯人们开第二堂课：“社区心理卫生”。

然后再开第三堂课：“透视死亡”。

她在监狱法律图书馆旁一间很小的房间给犯人们上课，教室里散乱地排着一些可以摞起来的塑料椅。墙上一张绿色的条幅上写着字母表“Aa, Bb, Cc, Dd……”，还有一张冲浪的招贴画，画上写着“勇气”，另一张R&B歌手布兰迪拿着一本苏斯博士的书《帽子里的猫》（The Cat in the Hat）。有一块老式的绿色粉笔板，两架子快散架的纸质图书和掉了线的硬皮图书，其中有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鸟鸣：爱与战争的小说》（Birdsong：A Novel of Love and War），还有琳恩·乌曼的《在你睡着之前》（Before You Sleep）。

在她的课堂上，每个人都可以很舒服地演讲，因为她教犯人的时候，会把门关上，狱警只能站在门外。由于这堂课的特殊，学生没有办法外出实地考察，诺玛就想办法将实地考察带给他们，她会邀请临终关怀中心或葬礼工作人员前来演讲，她会播放解剖录像，将肯恩大学捐赠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Tuesday with Morrie）的影印版带给他们。她还会要求犯人们自己写他们自己的悼词，并在班上朗读。

犯人们来到教室，他们知道诺玛的基本要求，总是立即将椅子排成一个圈。其中有一个高个子，灰色雷鬼头，长长的脸无精打采，他1985年起就一直关在这里，罪名是绑架、强奸、抢劫及持械入室盗窃罪和私藏枪支罪。他通常会用西班牙语问候教授：“嘿！怎么样？”还有一个瘦而强悍的犯人，长着生硬的头发，看上去很调皮的样子，总是像小男孩一样露出微笑；他因强奸罪入狱，判刑35年，已经在狱中度过了17年。还有一位眼睛发亮的中年犯人，服的是无期徒刑，他用一把斧头和一根拐杖，杀了他的父母。

她曾经希望，通过参加“透视死亡”课程，有些犯人能够产生一种对受害者的和解心态，能够对他们自己的罪行有些反思。到现在，她并不知道是否对大多数犯人起到了这种效果，但她的直觉告诉她，卡尔足以成为她在北方州立监狱坚持教课的理由。她相信，他并不是个反社会的人。相反，她看见一个人在充斥着暴力、苦难和死亡的地方仍然努力留住人性的实例。她能够感觉到卡尔身上捍卫人性的力量，这也是她在伊萨瑞尔身上看到的。卡尔帮助她相信，救赎和宽恕是可能的。如果他能够在监狱里做到，她无疑会更加确信，伊萨瑞尔能在监狱外做到。

诺玛从卡尔的课后作业、课堂讨论以及她与他、与他妈妈的一对一谈话，来追踪他的过去。他的妈妈是一位依靠拐杖才能行走的老妇人，说话轻声细气。她在卡尔生日那天探监，想给卡尔一个惊喜。那天是一个周末，诺玛去飞机场接这位母亲，载她到假日酒店住下，又陪同她到监狱，还带她一起参加了一位学生的婚前派对和肯恩大学的一场垒球比赛。

教授逐渐了解，卡尔的妈妈养了7个孩子，卡尔是第三个。他与另外两个女儿的出生年月非常相近，不到23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出生，几乎是同时长大的。卡尔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他的爸爸殴打妈妈，还把一支枪插在她的嘴巴里。有一次，他爸爸拿着一把上了膛的枪，对着卡尔的脸，想要杀了他。卡尔在第二天晚上逃离了家。不到8小时，他被人捉住犯下人生第一次重罪：入室盗窃。那一年，他只有8岁。

他闯进学校偷电线。他撬开卡车驾驶室偷收音机。他偷车只为了开快车找个乐子。

有一天，他爸爸带着全家搬到了佛罗里达。但卡尔来到这个阳光之州的第三天就跑掉了。他在撬车行动中，在一辆卡车的座位下面发现了一把枪。他拿着这把枪去抢劫音响店被抓。那次，一位法官判他持有及使用偷盗武器罪。那一年，卡尔只有12岁。

他与其他男孩子一起被送入儿童之家。他是在猫王去世的那天进去的，正是1977年8月16日。所有的男孩子们都悲痛地挤在电视机前，看着纪念猫王的仪式。一辆黄得像尿一样颜色的汽车每天来接他们，带他们去上学。但他们读书的学校的监管，自己又醉又暴力，和卡尔的爸爸差不多。大约一年后，儿童之家关门大吉，卡尔被送回家。但他当时已经13岁了，差不多都有他爸爸那么高大了，甚至高大得可以揍爸爸了。当然，他也可以揍其他任何人了。

卡尔的爸爸在一家塑料工厂做工，他开动铲车，将旧塑料堆积在一起以便回收。卡尔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有一天，他爸爸正将塑料堆在铲车旁，但他给另一个工人发出了错误指令，结果那位工人过早开动机器。他爸爸的三根手指几乎要被切断了。他爸爸自己开车到医院，用悬得只剩骨头相连的手指开车。医院为他包扎，但他仍然有一年不能工作。在这之前，他已经经常酗酒。现在，他整天都醉醺醺，没有清醒的时候了。

有一天，卡尔的爸爸命令孩子们出去，将他们锁在房子外面，告诉他们任何情况都不准进来。当他妈妈回来的时候，孩子们纷纷跑向妈妈抱怨。妈妈问，爸爸在屋子里和谁在一起。他们说，是卡尔的15岁姐姐。姐姐承认，他们的爸爸强奸她。这已经有两年了。原来这个爸爸选择强奸这个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而且还性骚扰卡尔的妹妹。他妈妈于是报了警。卡尔的爸爸被关进监狱。

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让卡尔崩溃。到15岁的时候，他在整个佛罗里达范围内作案，犯下越来越多的抢劫案。

卡尔决定与他的妈妈和姐妹们说再见。这一次，他不会再回来了。他收拾了一小包行李，一路搭顺风车来到了新泽西。

10年之后，距圣诞节还有8天，卡尔躺在康登县立监狱肮脏的地板上蜷缩着身子。

根据警方报告，卡尔承认杀害了一名35岁男子。这名男子名叫斯蒂芬，有着褐色头发，发际线较高。他死的那一天，穿着深色灯芯绒裤子，长裤T恤，绿色毛衣，里面穿着橙色游泳衣。

这个人失踪后一个月，卡尔的姐姐走进警察局，指认卡尔和他22岁的同伙谋杀了斯蒂芬。两个人在审讯记录里都供认不讳，他们声称认识斯蒂芬，听说他继承了一笔大约12000美元的遗产，而且将钱藏在那辆黑色1982年克莱斯勒轿车的座位下面，他就靠这车赚钱。他们找了他好几天，想要抢劫他，但始终追踪不到他，很快也就放弃了。直到有一天，斯蒂芬正好到卡尔的姐姐家玩，一起看足球赛。卡尔和他的同伙后来也来了。他的姐姐将孩子们哄睡着，她自己也在午夜前后睡下了。

25岁的卡尔向警方承认，他趁姐姐睡着的时候，“先在他头上打了一下，打在头侧，他的头晃了一下，但很快就直起来。我第二次击打他的头，他的头耷拉下来”。卡尔说，他扔下了打人的木头雕像，那是从牙买加买来的，雕像的一头弄坏了。他不想继续了，但斯蒂芬还在呼吸。于是卡尔拿来了吸尘器。“我想用吸尘器绞死他，但我控制不住管子，我的手一直打滑。”

斯蒂芬还没有停止呼吸。“我拿了个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想要止住流血。”卡尔告诉警察。然后，他用灰色的宽胶带拉紧了塑料袋。他们在斯蒂芬的口袋里找到200美元，又去劫掠轿车，在车座位下面发现了“杂志，衣服，装了一堆没用的东西的购物袋”。他们找到一个装文具的蓝色盒子、一个棕色麂皮外套、一套保暖运动衫和保暖内衣、一堆传单、一个大麻烟筒、两瓶红酒、一个白色塑料毛刷。但没有那笔钱。

他们两个将斯蒂芬的尸体装进了轿车，将手脚捆成初生婴儿的样子，用宽胶带绑住他，用一块橙色抹布擦干净地板上的血迹。卡尔供认后，他带领警察和一只名叫布菲的德国牧羊犬来到斯蒂芬埋葬的地方。大约走到树林里1250英尺的地方，布菲大声咆哮起来。他们看到了浅浅的坟包，大约3英尺宽，3英尺深。

卡尔埋了斯蒂芬的尸体，盖上许多叶子和泥土，但把他的头留在外面；这颗头颅从坟中伸出来。

看到警方报告里的这些细节，可以想象诺玛的感觉，一定不会让人“对卡尔留下任何温暖或可亲的印象”。诺玛说，一点儿也没有。

但她了解卡尔现在的样子，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25岁的青年。

在监狱里，卡尔回归了他母亲在他年少时一直想向他灌输的宗教信仰。他报名参加基督大学的邮电课程，还在监狱里上了《圣经》学习班。他能够几个小时与人辩论宗教理念并引用经文。为了证明他好不容易修来的虔诚，他整个人焕然一新，仿佛再生一般。“我让自己相信，正因为我没有过基督教导的生活，所以我入了狱，只有我重新恢复我对上帝的信仰，我才能从监狱出去。”卡尔有一次在一篇作文里这样写道，“因此我全力以赴拥抱上帝。”但到了40岁，卡尔逐渐明白，仅仅是相信上帝的力量，并不足以改变他的困境。

卡尔想要学习其他宗教，他不想只拘泥于其中一种。他也逐渐感觉到，在所有的精神体系中，只有佛教传统中的某些方面，似乎对他意义最大。佛教与其说是一门宗教，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哲学或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卡尔询问他在监狱里的牧师，是否介意他研究佛教禅宗。牧师并不喜欢这个想法，但他允许卡尔与一名来自禅宗佛教学校的老师保持联系，这位老师同意在监狱里面向他授课。

他的灵修学习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2003年的某一天，一位狱警对卡尔说：“拿上你的东西。”然后他就被塞进一辆汽车，离开了他自己觉得挺舒服的监狱。过去在这间牢房里，他有一张桌子，他还学过木匠手艺和家庭装修课程。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转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转狱。很快他就知道，他被送入更高一层的监狱——北方州立监狱。

到达的时候，狱警直接带他来到医务室检查身体，但在检查的时候，卡尔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狱警都在小跑着。有一个狱警把他锁在医务室内。他看到警官将一个看似半边脸都塌掉的囚犯带了进来。后来才知道，另一个囚犯将一个很重的金属鞋架从三楼扔下来，刚好砸中这个犯人的头。狱警们给了卡尔一个枕头、一张毯子、一把牙刷还有一小支牙膏。

他发现，这座监狱没有佛教课程，也没有静修课。来了几天之后，卡尔询问是否能够邀请一位佛教老师来帮助他和其他人，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请求。他询问他是否能够与一位牧师谈一谈他的请求。卡尔说，他的要求再次被拒绝。最后，他写了一封信给“解放监狱计划”，这个计划能够将囚犯与志愿的佛教老师联系起来。他还威胁说要向联邦公民权利行动委员会发起法律诉讼。这样，监狱官员们才开始重视起来。狱方通知他说，正在寻找志愿者。不到6个月，狱方真的找到一位老师，一位知名的灵修老师和静修指导者迪恩·斯路伊特。

当迪恩于2005年来到北方州立监狱时，有三个人报名参加他的静修课。“其他两个人并不太清楚到底要做什么，”迪恩后来回忆说，“但是卡尔，他理解得非常清晰，非常准确。很明显，他之前做过大量的阅读和练习。”每个星期四晚上6点，迪恩都会如约到来。监狱官员召集“佛教学习班”，人们从不同的牢房里走出来，在一个小教堂里进行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这个小组很快就吸引了18名固定成员。卡尔是北方州立监狱佛教社团的骨干，迪恩称他为“干事”。

每堂课，尽管监狱的大喇叭就在头顶广播，每个小时要播4～5次，学员们仍能够坚定不移地打坐。他们成为静修冥想的专家，迪恩说：“佛说，练习需要‘勤如扑灭燃头火’[8]，这些学员的勤奋确实达到了这种要求。他们理解到修行的迫切性。对他们而言，这绝不仅仅是某个周末的瑜伽休闲。这是一种生存。这是生命或死亡、神圣与非神圣的转折点。”

卡尔有一本45页的黄色封面书《佛子行三十七颂》（The Thirty-seven Practices of Bodhisattvas）。他在第6页夹了一张易事贴，这一页有西藏瑜伽修行者密勒日巴写下的歌词：

学佛之人常念死，

能激向上修道心，

观死能予究竟乐。[9]

诺玛知道，卡尔在得知他父亲强奸姐姐的罪行后的这些年中，已经宽恕了他的父亲。即使他仍然不时为此感到不安，他发现在他内心之中仍然不时需要呼唤他的父亲，想要与他谈话，甚至想告诉他“我爱你”。

当问及原因时，他只是回答：“如果我不能宽恕他人，我怎么有资格请求他人宽恕我？”

对诺玛而言，卡尔尽管犯过可怕的错误，但他似乎已经经历了埃里克森的生命阶段。最后阶段——死前的第八个阶段——诚如诺玛所教授的那样，人们会开始反思。埃里克森称之为“自我统合与悲观绝望的冲突”。

“如果你回顾你的整个生命，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会说：‘知道吗？我的一生都很好。我很满意所有的结果……如果我能够重新活一次，我会很高兴……’这些人就有了自我统合。”诺玛告诉她的学生们。

她知道卡尔也许最终能够有“快乐”的结局，他回顾一切时也可能会感到满意，但他正在尽最大努力用剩余的时间往人生的天平上放上越来越多的善事。

基于诺玛自己的经验，当死亡降临时，圆满地经历过所有阶段的人们，能够发展出埃里克森所说的“创新/超越”阶段的人们，就能够以较少的恐惧和不满来面对死亡。他说，他们能够简单地让生命离开。如果他们自然老死，通常过程都十分平和，没有激烈的斗争和痛苦，就好像诺玛在当实习护士时经历过的第一次死亡那样——她握着病人的手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她永世难忘那种宁静的感觉。

“那么，在死亡面前，智慧是与生命本身相分离的两种概念。”埃里克森写道，“……只有这种自我统合能够平衡绝望感。有限的生命就要终结，这确实让人绝望，只有自我统合的完整性能够超越感到终结和离去的小痛苦，能够超越面对终点时相对无助的状况，这种统合也意味着开始。”

那些回顾一生后意识到他们不开心、不成功的人们，那些觉得留下一堆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破碎的家庭，或者从来没有经历过真爱、从来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真爱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有一个紧张动荡的终结。当死亡来临时，诺玛告诉她的学生：“哦，我的天啊，死亡一再地驻守又驻守，令他们处于痛苦中。”

“这些人，”诺玛说，“死于绝望中。”

教授见证过许多死亡。吓坏了的人们，只是不想被死亡抓住。

绝望跳出来表达观点，认为时间太短了，想要实现下一次生命的准备都不够，想要重新选一条路来真正实现统合的时间都不够，埃里克森写道：“这种绝望经常藏匿于某种厌恶或厌世的情绪中，或是藏匿于对某个特别机制或某个人长期的带着不屑一顾心态的不愉快情绪之中——这是一种伪装和一种不愉快，其实……只是更加突显了个体对于他自身的痛恨与不屑一顾。”

“你会看到他们很痛苦，”诺玛告诉她的学生，“他们有许多未完成的事业，而时间却已经走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回头。”

诺玛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死亡，是在两年前。那是她妈妈的死亡。

琳达在与诺玛的父亲离婚后，一直住在加利福尼亚。2006年12月，她患上了肺癌。尽管诺玛有近10年几乎没有与她妈妈说过话了，但她还是在新泽西与加利福尼亚之间来回飞，以兼顾她的授课和她妈妈的化疗，就像当年她照顾她外婆的肺癌化疗一样。

在最后的日子里，琳达不能动，不能吞咽，不能回应周围人的问话。她依靠呼吸机已经好几天了，靠吗啡止痛。医生试图切除癌细胞，但癌魔已经摧毁了琳达的身体，一种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感染，不断吞噬着她的器官。她需要进行气管切开术，但医生警告说，她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琳达67岁，已经不能吞咽和吃饭。诺玛是她的医务代理人。在她的课上，诺玛告诉她的学生们，医务代理人指的是一个人生前遗嘱中所指定的人，生前遗嘱体现了特定的临终关怀，而医务代理人将根据本人的意志，在他或她不能够做出自主决定的时候，代替本人做出医疗决策。诺玛总是将生前遗嘱表的影印件分发给学生们。表上面列出诸如本人想要使用输液管或心脏复苏术等事项。琳达在她的生前遗嘱中写明，她不想用管道和机器来维持生命。

诺玛的弟弟是一位音乐家，那时正在越南参加乐队演出。琳达与诺玛的爸爸第二次离婚后，嫁给了一位比他大的男人，后来又离婚了。现在她正发着高烧，感染正在恶化。抗生素都无法阻止感染。诺玛不得不戴上口罩，穿上防菌服和手套，以免在她身边也感染上金黄色葡萄球菌。医生说，他们会给她妈妈两天的观察期，如果两天后还不能够好转，诺玛就需要决定是否拔掉维持生命的管道。

琳达一直就很注重整体形象，特别呵护她的头发和妆容。在她第一轮化疗期间，唯一能让她精神稍微振作、减轻一些痛苦的，是电影《爱狗男人请来电》（Must Love Dogs）。现在，她无法说话，诺玛想她妈妈估计会很痛苦于自己目前这种难看的、毫无吸引力的模样。即使她能挺过手术，她也许必须重新学习走路、说话和吞咽，然而医生对于她是否能够重新康复且掌握这些基本技能并不乐观。

“好吧，你必须战斗，”诺玛对她妈妈说，“给我一些讯号，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好转迹象的话，他们就会按照你的生前遗嘱里的内容来做了。”

诺玛走出病房来到等候室，她开始哭泣，她知道自己必须打电话要求拔掉所有管子——终止琳达的生命。

一位年长的妇人靠近诺玛。妇人动作很轻，她一头银卷发，穿着矫形鞋，戴着眼镜。她让诺玛想起克劳斯太太。诺玛记得那是一位医院志愿者。她试着安慰诺玛，诺玛将她面对的一切，管道、生前遗嘱、她必须面对的决定，一股脑儿倾诉给这个陌生人。

这位妇人解释说，她最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决定，是为她的丈夫。她拉着诺玛的手，叫她跟着来到大厅。人们在装饰品和千纸鹤上写下他们深爱的人的名字。家人排着队把这些装饰品挂在圣诞树上。这位妇人帮诺玛拿了一只小装饰品。她将它挂在树枝上。现在，她妈妈的名字与其他人的名字一起，在空中摇荡。

“一切都会好的，亲爱的。”老妇人对她说。她记了诺玛的电话号码，而且后来几天还打来电话安慰她。诺玛在她妈妈去世后再没见过这位老妇人，但她不会忘记她那微颤的柔和声调带来的安慰，不会忘记她为她带来的那种好似外婆又回来陪伴的幻觉，以及幻觉下的种种安慰。

“你希望我们今晚拔掉管子吗？”医生问。

“不，今晚不要。”诺玛回答。

那晚，她来到她妈妈的家里，先在门边脱下所有衣服，放进洗衣机用热水消毒，以免将葡萄球菌带回来。她花很长的时间淋浴，让自己沉浸在蒸气中，然后整晚坐着回忆童年的画面。

诺玛知道，临终关怀的一种，恰恰是一生的回顾。关怀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咨询师有时会与病入膏肓的病人一起进行这场口述历史的仪式。有些能够抓笔的，可以写下他们的故事；有些可以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故事；有些用音乐来激发他们沉埋多年的记忆；有些则邀请亲朋好友来畅谈他们的旧时光。

甚至在有些时候，也有种形式，就是用提问来串起生命的回顾：童年时谁来照顾你？他们长什么样？谁是你的初恋？谁是你大学里最亲密的朋友？如果你还可以再活一次，你会做哪些不同的事？或者再次做哪些事？生命中的哪些事让你最不开心？你从中学到了什么？那最开心的又是什么？

诺玛知道她妈妈不够清醒，无法完成这样的生命回顾。于是那晚她坐在自己家中，她会为妈妈做这场生命回顾。她翻阅着她的相片，看着妈妈与他后来结婚的那个男人一起去泰国和中国度假的照片，诺玛从来没见过这个男人。

当她的父母再次离婚时，诺玛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她记忆中，妈妈与一名桥牌牌友有染，她爸爸发现了，威胁要杀死那个人。她妈妈跑到她爸爸工作的地方惹是生非，告诉他的老板他把合同给了黑帮。据诺玛了解，“大老板”安抚琳达，给她钱，说“我们永远不想见到你，也不想听见任何你说的话。这是对你的警告”。

诺玛记得她妈妈大哭着说：“他们会杀了我。”然后她妈妈决定搬到加利福尼亚。

诺玛的爸爸被炒了鱿鱼，这是第二次他差点被警察抓走。他决定离开城市，低调地生活。

她与她妈妈16年来的疏远是由一系列严重的事件造成的。第一件事发生在某个美国国庆日，诺玛在她妈妈的表兄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里。诺玛的女儿麦莉莎，那时还是一个小女孩。诺玛走到阳台上，看见她那醉醺醺的妈妈双手将麦莉莎吊挂在48层楼外的一根横梁上玩。“哎呀，”诺玛想，“这个女人现在不能伤害我了；但如果她伤害我的孩子，那我绝对不能原谅。”不久之后，有一次，她妈妈想从芭蕾课上把麦莉莎带走，还有一次，她要带麦莉莎离开学校，这两次都事先没打招呼，也未经诺玛的允许。诺玛于是告诉她：“别靠近我。别给我打电话。”她妈妈再也没有见到麦莉莎，她永远也不知道后来诺玛又有贝嘉了。

在琳达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几乎是要对诺玛正式道歉了。有一次，当诺玛开车带她去化疗时，琳达看着她说：“我不是最好的妈妈。”

诺玛没有回答。她只是让风吹散这句话，她知道这是她能够得到的最接近道歉的话了。几秒钟的沉默之后，诺玛告诉她妈妈：“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在她妈妈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进行生命回顾的当天晚上，诺玛意识到，她的父亲在母亲死后，将会继续带着他自己的不安与错误活下去。她知道埃里克森所写的第八个和最后的阶段将是“接受一个人仅有一次的生命轮回”，“接受对于这场生命有重要意义的所有人”。她的父母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但家中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都爱着对方，扭曲而残暴地，同时也是真实地爱着对方。诺玛的父亲将带着一切从未言说过的记忆继续活下去。第二天早晨，诺玛给她爸爸打电话：“他们今天将会拔掉所有管子。”

“我想对她说话。”他说。

在医院病房里，诺玛将话筒贴近妈妈的耳朵。她希望她父亲不会开始诅咒，也不要说任何不合适的话，比如“你欠我钱”之类的，他以前经常说这种话。

“琳达，”她听见她爸爸说，“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就开始爱上你。”

这还好，诺玛想着，把话筒贴得更近一点儿。

他继续说：“你就是我生命中的爱。”

她妈妈的眼睛好像眨了一下。

“谢谢你带来两个美丽的孩子，”他说，“你现在病得这样重，我很难过。我不想你带着悔恨离开。”

诺玛觉得，好像听见她父亲在哭。

“我们有那么多美好时光，”他继续说，“我想你记住那些美好的，而不是那些不好的。”

她爸爸说再见的时候，她挂掉了电话。然后她告诉妈妈：“他们会拔掉管子。我一直都会陪在你身边。”

诺玛爬到病床上与她妈妈躺在一起，将她妈妈揽在她的臂弯中。她能够听见她妈妈急促的呼吸声。

“我在这里，”她告诉她妈妈，“没事。”

诺玛带了一台便携式CD播放机到医院。她放入一张她弟弟的古典音乐CD。医生和护士来了，一个抬起琳达的下巴，另一个从她嘴里拔出了管子。管子拔出来的时候，就好像一道细细长长的牛奶流出她的气管和喉咙。

她没有管子就不能呼吸。诺玛戴着口罩穿着防菌服爬进她的病床。医护人员加大了吗啡的剂量，剂量大得足以让诺玛震惊，似乎太多了。但她的妈妈继续挣扎。

诺玛轻拍着她，直到一切都结束了。但她妈妈的最后时刻与当年她外婆的平和优雅截然相反，与当年她见证的第一次死亡也完全不同。

“我无法想象她最后的思绪，”诺玛回忆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她还在挣扎，她在大口地努力想喘最后一口气，我一直播放着音乐，而她似乎有一种恐慌。”诺玛停了一下，她的眼睛哭红了，“真的太难了。”

有一刻，诺玛觉得仿佛让医生们拔掉管子真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即使琳达的愿望已经在放弃急救同意书中写得很明确。她曾经想过停止这一切，但都已经太迟了。时间已经用完了。

伊萨瑞尔终于愿意与全班分享他的作文了。教授每次都点他的名，每次他都拒绝。但这一次，他改变主意了。参观监狱给他印象深刻。他团伙里的老朋友们，有些就关押在北方州立监狱，这种印象萦绕着他。他知道，其实太多关押在里面的囚犯仍然不懂得如何为自己的罪行负上100%的责任。极少数像卡尔这样的人，开始迈出救赎和自我统合的一小步。抽出了他的告别信，伊萨瑞尔还是有些犹豫。

“亲爱的杰森……”他开始读了。

杰森是他在一所训练营工作时遇上的一位少年。伊萨瑞尔向全班解释说，他自己也从一家训练营毕业，后来在一家类似的为问题青少年设立的训练营工作，然后遇到了杰森。当时伊萨瑞尔已经24岁，离开团伙已有6个年头了，他正努力想找到弥补过去错误生活的方式，但还不太明确该怎样做。而杰森当时正深陷在团伙中，并告诉伊萨瑞尔这位新导师，说他想过更好的生活。伊萨瑞尔于是向他保证：他会帮助他摆脱团伙阴影。

杰森从训练营毕业后，他向他的团伙朋友们撒谎说，伊萨瑞尔是他的假释监视官。每次他的朋友们出去做蠢事，他就会打电话给伊萨瑞尔，于是伊萨瑞尔开车过来，把杰森叫到他身边：“杰森，到我这儿来。”

“看，这就是我的监视官。”杰森告诉那帮团伙，“我要走了。”

伊萨瑞尔并不是什么监视官，只是一个老大哥，能带着杰森一起健身，或者一起吃饭，帮助他在联合速递找到一份工作。他把自己学到的一切告诉杰森，摆脱团伙生活就好像摆脱毒瘾。第二年，杰森仍然在按照他的指引在做。

但有一天晚上，伊萨瑞尔正在曼哈顿看电影，他收到他曾在训练营接触过的一个男孩的电话。他总是告诉他帮助过的男孩子们，在需要的时候，随时打他手机。这个男孩子告诉伊萨瑞尔，杰森出事了。他正走在街上，两个家伙从后面袭击他。他们开了两枪。杰森死了。

伊萨瑞尔后来知道，杀害杰森的凶手，正是他原来所在团伙里的成员。

伊萨瑞尔非常自责。他拉杰森出团伙是好事，但他可能拉得太急了。他不停地催促杰森，认为他自己是对的，认为杰森能够平安脱身，不需要付出代价。他丢掉了他曾经有过的危险意识——看看发生了什么。

“你总是放不下你挂念的人，”伊萨瑞尔说，“他是我的孩子。”

伊萨瑞尔分享这篇作文的时候，杰森遇害快要一年了。两名嫌犯已经被抓，正面临审判。但他们仍然活着，仍可能也会被关进北方州立监狱。

诺玛聆听着。其他人也聆听着。伊萨瑞尔承认，他曾经拿着枪对准另一个年轻人的脑袋。那正是他如此强烈地想要帮助杰森，也是杰森的死让他如此痛苦不安的原因。

在本学期“透视死亡”课程结束之前的一个周末，伊萨瑞尔前往伯林顿商场。坐电梯下来之后，他正好与一张10年前似曾相识的面孔面对面：正是那个他差点杀死的家伙。他从波多黎各回来，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们的眼睛相遇。伊萨瑞尔记得这双黑色的眼睛，当年眼泪汪汪的黑眼睛，当年满含恐惧的黑眼睛。他还记得那位母亲的嘶叫。

两个人站在商店里，四目相对。伊萨瑞尔注意到他推着婴儿车，一个女人陪伴在侧。他的思绪转得飞快：你现在有家室了？似乎他的老仇人生活已经步入正轨。安居乐业，伊萨瑞尔想，这家伙是否听说，他也改过自新了呢？毕竟，他们在商场相遇，而不是再在某个街角团伙的打斗中相遇。现在，在这里，他们是两个拥抱第二次生命的男人。

伊萨瑞尔想要道歉。但他怎么开头呢？我很抱歉我用枪打了你爸和你，很抱歉我拿枪顶着你的头，而你妈趴在地板上目睹了这一切。

最后谁也没说话。不需要说话。

相反，两个男人在那儿伫立了一阵，大概有几分钟，就这样沉默地伫立着。然后，他俩各自转身，走开了。

实地考察：麦克克莱肯殡仪馆

课后写作练习：殡仪馆

在与殡仪馆馆长及化妆师座谈之后，写一篇你对此次访谈的感想。

九　兄弟

2008年11月

乔纳森把弟弟从医院接回来照顾，忙得没有时间为与凯特琳分手而黯然神伤。他一点儿也不知道，凯特琳无数次跑去找诺玛，几小时几小时地哭诉，不知如何应对她妈妈的自杀企图。乔纳森忙着每天监督乔什吃药。他弟弟好像有所好转，能每天自己刷牙洗澡了。乔纳森认为，他们需要离开新泽西一段时间。乔什最近看上去比较正常，因此乔纳森订了一班去乌拉圭的飞机，打算一起去看望他们的外婆。带乔什到海滩放松一下，就像他们小的时候那样，应当对他有好处。

白沙清水，外婆烧的菜，似乎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乔什在乌拉圭看上去很开心，原来的那个他似乎又回来了。他还自己喷上除臭剂，准备好旅行装备，告诉乔纳森：“我想要出去玩。”

“好啊。”乔纳森回答。他们整个晚上都泡酒吧和跳舞，好像两个大学男孩，丝毫不知烦恼为何物。

但到他们在乌拉圭待了将近一个月，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乔什开始抱怨自己感觉不舒服。

一天早晨，乔纳森要乔什吃药。但他看出来了，乔什把药含在两颊，然后跑到洗手间吐出来冲掉了。乔纳森指责了他。

“你不知道吃这种药带给我的感觉。”乔什告诉他，“它让我有自杀的想法。我们坐在晚餐桌上的时候，我手上有把刀，我有种想杀了你的感觉。我觉得想要刺死你。”

“知道了，”乔纳森平静地说，“不过，你根本没有刺我。你不再吃药的话，很可能你反而会刺死我。让我们先回家，再探讨这个话题吧。我会与精神病医生预约一次紧急会诊。”

曾经，当乔纳森15岁的时候，他在乌拉圭的海滩边跑步，发现一排6只海豚在一起游泳和嬉戏。乔纳森在它们身边一起跑了一小会儿，然后他滑进水中与海豚一起游泳，好像他们7个亲如一家。它们身形很大，他与它们如此之接近，甚至可以触摸到海豚的皮肤。乔纳森开心兴奋得不得了，他没有感到过一丝一毫的害怕。

当乔纳森还是个小男孩，在哥哥和弟弟睡觉的时候，他亲眼目睹他爸爸刺死他妈妈，但那时他也没有恐惧——也许更多的是疑惑和愤怒，但绝不是恐惧。即使在小车撞桥的瞬间，还有他们出庭做证将爸爸送进监狱的时候，他也没有恐惧过。乔纳森只是摸索下一步应该做什么，然后他就去做。

他此前从来没有感到恐惧——直到现在。

他知道乔什有能力杀死他。他甚至宿命般地感觉，总会有一天，他会被弟弟杀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决定开始撰写他的遗嘱。

在外婆的房子里，光线很暗。乔纳森的卧室门开着，他听得见乔什在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整个晚上都是这样。他拿着刀吗？

乔纳森没有睡。

从乌拉圭返回来10天之后，乔纳森洗澡的时候摔倒了，伤了膝盖。他还发现自己的手臂和胸前都长了牛皮癣。医生检查后告诉他，这些症状是因为压力过大。

乔纳森不能与任何人谈论这件事，但他觉得目前这种方式让他自己和弟弟都很失败。他失去了凯特琳，唯一一个似乎真正理解他的女孩。他精疲力竭，债台高筑，乔什的医药费和生活开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地产公司的工作让他累得够呛，他似乎没有办法理清生活的这堆乱麻。

他知道乔什永远不会完全恢复了。如果他能恢复一半，都有可能拥有好生活。也许他能上个社区大学，完成学业，找一份兼职。或者他们最好搬回乌拉圭，乔纳森赚钱养他。

有些晚上，乔纳森会在工作了一天之后，花时间聆听乔什弹吉他和唱歌，并和他一起弹到深夜。但他的弟弟却又怪诞起来。“你在抄袭我，”乔什告诉他，“你在像我一样行为。你故意这样做，你想要控制我。你以前从来不想玩吉他，你过去从来没有喜欢过吉他。”

乔纳森努力想帮助他，他想一起唱歌可能会对他有好处。然而，现在乔纳森开始怀疑自己。“如果所有我认为对的、想要帮助他的事情，其实都是错误的，那我又如何帮助他？我应当怎样去做？”他不停地思考。

在他们从乌拉圭回来后不久，一位社工前来探访。他告诉乔纳森要面对现实：“你不能像这样把你所有的时间花在他身上，你在伤害你自己的生命。你不能永远这样做。”

乔什被诊断出来精神疾病后，乔纳森给乔什写过一封信。他觉得，也许写下的话，要比面对面的谈话更能打动人心，效果会更好，因为许多谈话，乔什似乎都没能真正听进去：

乔什，我如此爱你，我想毫无保留地帮助你，即使这违背你的意志我也要去帮你。我想要你和我说话，告诉我你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看法，以及最近在你的头脑里和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孩子。当然，我知道，在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聪明”二字恐怕是你最不需要的字眼。但与此同时，如果你能够说出来，我们两个会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我想在你身边帮你，但我没法单独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我需要你信任我。

他继续写道：

我从来不是你的对立面，我在你这一边。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无论你是什么样，就像上次你从华盛顿归来我在接你的车上说的那样，我总是站在你这一边。我希望我能够代替你去承受你现在承受的一切……你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关于我的事情，恰恰是我觉得很孤独。我总是感觉很孤独，即使周围有很多人的时候，也是如此。在爸爸妈妈出事后，我就一直有这样孤独的感觉，唯一让我摆脱这种感觉的时刻，就是与你，与克里斯或是凯特琳在一起的时刻。我不能没有你，乔什。而你也不能没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

乔纳森从来不信宗教。但那天洗澡的时候，他开始祈祷。“上帝啊，请你让乔什强大起来吧，”他喃喃说着，放声大哭，“请让他好起来吧。”

第二天，乔纳森和乔什在精神病医生的等候厅内排队。他们一起进入诊室。医生面对乔什，问：“那么，你出现自杀的想法吗？”

乔什说，是的，他希望医生能够减少他的用药量。

“你的自杀想法都包括什么，说得具体一点。”医生问。

“我会跳到火车或汽车前面，或者枪杀我自己。”

“那么，是什么原因阻止了你呢？”

“我害怕死亡后发生的事情。”乔什回答。

医生点点头，写下一些诊断，同意改变他的用药。他说：“你需要一个月后再来见我。”

这次会诊持续了大约10分钟。

兄弟俩板着脸走出诊所。乔纳森觉得，医生一点儿用也没有。他觉得乔什也有同样的失望。

“你饿吗？”乔纳森问他弟弟，想要让他开心起来。他们可以吃个地铁快餐，晚上的时候还可以找一家披萨店吃晚餐，叫上大哥克里斯和他的女朋友。

“当然饿。”

午餐的时候，乔什看上去好像感觉开心一点儿。精神病医生减少了乔什的用药量，加入了一种抗抑郁药。乔什说他会试一试，两个人一起去了药店。

乔纳森带乔什回家，然后他自己出去办点事。他告诉乔什，自己会在大约一小时左右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他给乔什打电话，看看他怎么样了。

乔纳森听着电话铃声，没有回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乔什经常把手机弄丢，或是忘记给手机充电。

可是，乔纳森回到家的时候，他却发现乔什不在家里。他在楼梯上留下纸条：“乔什，我给你打过电话，你没有接电话。”

乔纳森打电话问克里斯，知道乔什在哪儿吗？克里斯说他不知道，但他会立即赶到他们住的公寓，在那里等待，以备乔什随时回来。

乔纳森开车出去四处寻找。也许乔什只是去散散步。

几分钟后，克里斯打电话。他哭个不停。他走进乔什的房间，看到一封信折在吉他的琴弦里，台灯的灯光直接照射在这张纸上。

乔纳森的脑袋嗡的一声，他想起那天早些时候在精神病诊所里的对话：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想跳到火车前面……

从公寓起就有乔什行踪的线索。乔纳森立即火速前往林登车站。

乔纳森离车站越近，就看到越多的救护车和警车。他停下了他的车，跳出来问人们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说，警察正在努力劝一个蠢货下车。

谢天谢地，乔纳森想着，那不是乔什。但他还是必须找到乔什。

“我有急事。我在找一名22岁的年轻人，他有棕色头发。”他靠近一个警察说，“他是我弟弟。他写了一封遗嘱，说他要自杀。”他必须靠近轨道来阻止他弟弟。

警官不让他再往前走。“站在原地。”他说。

乔纳森很绝望，他不理会警察的喝止，绝望地往前冲，往铁轨的方向冲。另一个警察捉住了他，“我必须告诉你。”他说。

“你不明白，”乔纳森回答，“我有急事。”

那名警官顿了一下。

乔纳森看着他，他能读懂他的表情。“我弟弟已经死了，是吗？”

“他一个小时前自杀了。”

目击者称，一个抽着烟的小伙子靠近月台，一辆前往纽约的火车停下来。这辆车再启动的时候，乔什跳下去，把头放在轨道上。火车司机根本反应不过来。乔什死于下午5点47分，他的头被碾断了。

克里斯来到车站，看到乔纳森满是泪水的脸。他们互相紧紧抱在一起。他拿着乔什的自杀遗书：“我们耗费整个生命，一直都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但是要知道……从这一天到时间的终结点，我将能征服痛苦、遗憾和爱。我希望人类也能够征服死亡。再见了，我的朋友们，我永远爱你们。”

他将吉他留给乔纳森。在这件乐器的里面，他刻下了这样一句话：“乔哥哥，我爱你。”

那天晚上，凯特琳的电话响起了。她看着来电显示，是克里斯的女朋友。凯特琳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她知道某些不祥的事情发生了。

“喂？”

“凯特琳？”对方在电话里哭着。凯特琳的心都抽紧了。乔什杀了乔纳森？“什么事？出什么事了？”

“乔什自杀了。”

“哦，我的天啊！”凯特琳尖叫起来，“乔在哪儿？乔在哪儿？”她好几个星期没和乔纳森说上话了。她打电话给诺玛，整个人处在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几乎无法连贯地说话，只是啜泣和结巴。

“凯特琳！凯特琳！”诺玛大声喝止她，“别说了！别说了！”

凯特琳停下来。

诺玛叫她深呼吸几秒钟，她根本听不清她说的任何一个字。

“乔什死了。”

“什么？”诺玛也惊呼起来，几乎抓不住手机。她告诉她，在老地方苹果蜂会面。她套上一双旧靴子，在她的法兰绒睡衣外面胡乱披了一件外套，立刻冲出了门。

苹果蜂的服务员看了看诺玛的睡衣和凯特琳哭肿的脸，似乎明白她们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

教授告诉凯特琳，她必须首先平静下来。她在发抖，嘴里唠叨着让人听不清的胡话。她在经历一场突发的恐惧症发作。

然而凯特琳不知道该做什么。在她心底，只想证实乔纳森没事。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她想抱住他，让他离开整个世界。他在哪里？他和谁在一起？谁在帮助他？

凯特琳拿出了手机，开始打给每一个乔纳森认识的人。她发现，乔纳森正与一个朋友在一起，他们正一起前往这位朋友母亲的家中。那位母亲对她说：“你来吧，凯特琳。”

“我不知道，”凯特琳回答说，“我不知道他想不想我在那儿。”

“男人永远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位母亲答道。

凯特琳转向诺玛。她应该去吗？

是的，诺玛对她说，去吧，在现场支持他。

那晚，当乔纳森推开他朋友的家门，发现凯特琳已经在等他。乔纳森手中还拿着半个三明治。他的朋友带他出去走走，想让他吃点东西，乔纳森带回来半个三明治，以往他出去吃饭都会习惯性地这样做，带半个回来给他的弟弟。但他忘记了，他已经不再有弟弟了。

乔纳森看了一眼凯特琳，他疲惫到了极点，都无法表达出他对她在场的惊讶。相反，他伸出手中的三明治，有气无力地问一句：“你想要这个吗？”

他不需要说更多了。

凯特琳陪着乔纳森回到他的公寓，乔什的吉他还在那里。他们走进公寓的时候，她看到乔纳森的便条还在台阶上，乔什房间的灯还亮着。凯特琳把它关掉。

那晚，他们依偎在一起睡着了。许久以来，他们都没有这样亲近过。

凯特琳很清楚，他俩之间还有距离，他一定不喜欢自己强迫他接受她进入他的生活。她只是想在他难以入睡或是从噩梦中惊醒的时候，能够在他身边靠近他。她听见他缓慢的呼吸，想到了乔什，还有今天发生的所有事。

凯特琳无法入睡，她感觉到乔纳森需要她。他拉她入怀，搂她到胸前，紧紧地抱着她。

两天后，凯特琳的妈妈又服药过量，距她上一次滥药还不到一个月。这一次，凯特琳在学校接到她爸爸的电话。她妈妈仍然神志清醒，她的爸爸对她妈妈说：“凯特琳正从学校赶回家，她不会让你这个样子的。”

凯特琳急匆匆赶回家，但这一次，她并没有惊慌失措。她真的很生气。她妈妈怎么能够做这种傻事，一次又一次？她知道乔纳森的弟弟刚刚自杀。

凯特琳的父母崇拜乔纳森，他们也见过乔什。他来过她家至少三次，他们在毕业派对上也见过面。她打电话给妈妈的精神病医生。他明知她有滥药的问题，为什么还给她开那么多药？

“她是你的病人，”凯特琳说，“你得做点儿什么。”

医生让凯特琳把她妈妈带到诊所。就像小的时候一样，她爸爸拒绝叫救护车。他不想让那些不相关的救护人员发现他们家庭的秘密。

凯特琳回到家，她想把妈妈拉进车。但她妈妈不停地嘶叫拍打，不让她这样做。凯特琳哭了起来。“你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凯特琳喊着，“乔什刚刚自杀了！”

凯特琳跑回她的房间哭倒了，不停地抽泣。受不了了，实在是受不了了！

最终，凯特琳和她的姐姐一起劝说妈妈，让她们带她去精神病诊所，然后去急诊室洗肠胃，把吞下去的药清理掉。凯特琳正在与姐姐一起去医院的路上，乔纳森打电话来。他想知道她能不能帮着做一套乔什的幻灯片，好在葬礼上放映。凯特琳问她的姐姐。

“去乔那儿吧。”姐姐告诉她，“他更需要你。”

确实如此。凯特琳知道她无法一直为她的妈妈放弃一切。她告诉他，马上就到。

乔什的葬礼安排在位于莫里斯大道上的麦克克拉肯殡仪馆，就在肯恩大学对面，诺玛和学生们曾经在这里实地考察。这是一幢灰白色的建筑，周围有着与高尔夫球场一样的绿草坪，这是因为殡仪馆的第一任创办者比尔·麦克克拉肯酷爱高尔夫。春天，草地上长出几千朵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紫色的风信子，还有黄色的水仙花，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高中的学生们经常来殡仪馆花园拍摄他们的毕业盛装照。

馆长们总是非常友善，尽量满足诺玛的请求，如果正好有守灵或葬礼仪式进行的话，也会允许学生们看一眼。他们实地考察的时候，一位45岁死于工作岗位的父亲正在出殡。馆长说，死者的妻子和12岁的女儿已经陪伴遗体几个小时了，几乎整个晚上都在这里，因为女儿不相信爸爸已经死了。

每一次实地考察，馆长都让诺玛的学生浏览一下地下室中各种骨灰盒和棺材。诺玛会要求学生们每个人为自己将来入殓或火化后选择一种。有各种材质的棺材，银色和玫红色的，不锈钢和铁质的，樱桃木或枫木的。有私人镌刻的名牌，奶油色或粉红色棺材内有软垫和枕头，还有装饰物，比如垒球、旗帜、十字架，甚至高尔夫球棒。骨灰盒有黑釉的、青铜的、蝴蝶造型的，或黄铜盘镀镍带有银色鸽子纹花边的。诺玛通常指着鸽子纹的那个，告诉学生那是她为她妈妈挑选的。

有一次，一位殡仪馆工作人员带着学生们来到遗体防腐室，这里没有摆着遗体。他告诉学生们保存遗体的步骤，他通常穿上围裙和手套，但不戴口罩。他站在放着美颜粉、香波和口红的托盘旁边，描述着日常的工作程序。他会在死者的眼皮下面放置一个眼套以便让眼睛能够合上，然后再把双唇合上，避免形成嘴巴半开的样子。有时，他用缝合线缝上双唇。“针要走在牙槽下面，从鼻子出来，走在嘴唇下面，以及口腔内的底部周围。这是缝合的第一种方式。”他说，另一种方式是用一把喷射枪，带动针尖以及连着的一条线，将线射入上下颚，“最终就像倒钩，这种注射器能够打在骨头上，只需要六针，就能够让嘴完全合拢。”

他继续讲解着防腐和气管抽吸的过程，然后加上一句：“这些做完之后，我会彻底地清洁尸体，清洗头发，清洗整个身体，再晾干……我对于躺在这张台子上的人有着极大的尊重……我总是在防腐过程中盖住他或她的阴部。发生在这里的一切是非常神圣的。”

有一次，麦克克拉肯的葬礼负责人为诺玛一个学生的孩子免费安排了一次葬礼，她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两年前，诺玛妈妈的葬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乔什死后，诺玛告诉殡仪馆，她再次需要帮助。乔纳森把最后一点儿钱都花在乔什的医疗费、公寓开销以及照顾他、给他买衣服上了。他现在银行账户上已经空无一文。但他想要为乔什订一只开盖棺材，他想要乔什的脑袋被缝回去，这样他能够对他的弟弟说再见，并让人们记得他以前的样子。麦克克拉肯能帮忙吗？

馆长们愿意帮他做这一切。他们为乔纳森的弟弟安排了一个尽量花费较少的、像样的葬礼，也尽其所能让乔什看上去更像他生前的模样。

葬礼花销是1200美元，乔纳森和他家里的人分担了开销。乔什将被火化。

在乔什的自杀遗言中，他要求将他的骨灰撒在他父亲的身边。但男孩子们没能从新泽西监狱里找回父亲的骨灰。乔纳森告诉自己，他一定会保留乔什的骨灰，直到有一天能够找回父亲的骨灰，完成遗愿。

在守灵的那一天，乔纳森来到停棺的房间，看望乔什的遗体。这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弟弟死后，他第一次又能见到乔什。美容师们尽量修复了他的头部，用巧妙的化妆遮住颈部缝合的痕迹。凯特琳帮乔纳森在商场里给他弟弟挑了一件高领毛衣，他又带来了一条自己的裤子，这条裤子以前乔什曾经向他借来穿过，所以一定会合身，还有一双他自己的黑色Aldo皮鞋。乔什的长发被修剪过，打上发胶。他留着山羊胡子。

乔纳森凝视着乔什。他觉得弟弟看上去好像很悲哀，但他看上去很好，死了很好。他摸着他的皮肤，很冷。

“我爱你，”他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把你铭记在心。你的死不是结束，会有更好的结果。”

然后他说：“如果你听得见我，你得向我证明，你很好。”

他坐下来，突然觉得两道阴风从身体里直蹿上来，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乔纳森微笑起来。很好，他很好，他想。他这样很好。

“会有更好的结果”，但乔纳森不知道他将如何去实现这一承诺。

第二部分　生命的课堂

乔纳森·斯坦格拉伯

乔什·斯坦格拉伯的葬礼

在麦克克拉肯殡仪馆宣读的告别信

我无法用任何方式对你们解释，乔什有多么痛苦，因为连乔什自己都无法说清楚。

因此，我不会在这里长篇大论乔什病得有多重……我决定与你们分享我记忆中的乔什……我们在过去的三个半月里有过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们会开车，在车里唱着歌，用全身的力气去唱，好像把肺里的空气全唱光了，好像把全世界和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关在外面。他是一个很棒的吉他手，还有……他不断地想要（教我吉他）……他是一个深沉的思考者，在他所有的疯狂与固执背后，他其实一直想努力拯救全世界。

课后写作练习：做一次鬼魂

花两个小时，做一次鬼魂。不说话。不接电话，不参与任何谈话。只是听，只是关注，只是存在。写下这两个小时的感受。

十　自新

2009年1月

学生们的独立报纸《塔报》（the Tower）用一篇编者按来欢迎度过一个寒假的同学们：

我们进入了春季学期，伴随着经济衰退和物价攀升、即将到来的预算削减、不断增长的对工作机会和荷包萎缩的认识。无论你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或是高年级老生，你都会感觉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许多人观看了奥巴马的宣誓，并将之看作未来希望的象征——我们的未来。这学期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们意识到，他们将走出肯恩，走向一个问题多多的就业市场。他们要与无法负担退休生活的工人们竞争，他们要与失业后被迫继续找工作的人竞争，这些人都更年长，更有经验。

校园里到处都在谈论无薪假、炒鱿鱼以及10%～20%的学费上涨等令人忧虑的话题。诺玛的一些学生要打两到三份工，才负担得了全额学费。她的班上有健身教练、酒吧服务员、理发师、联邦快递员工、狱警、银行职员、日托中心护工、卖啤酒和热狗的小贩、保险推销员、会计，还有跳艳舞的。她教单亲爸妈、中年寡妇，还有年轻时负担不起大学费用而推迟10年或20年上学的中年人。许多人都是勉强能够支付学费。

有些人谈到父母的房子被银行收走，有些人谈到自己被炒鱿鱼。

在那个学期的第一堂“透视死亡”课上，诺玛环视教室，在点名簿上点了几个学生，请他们讲讲为什么要报读这一堂课。有些学生简单地敷衍几句，其他人则再一次证明为什么死亡课程会吸引某一特殊类别的学生：他们需要感受关于死亡的个人经历。

一位瘦瘦的、耳朵尖尖的、戴着棕色贝雷帽的家伙开始说话：“噢，我失去了几个朋友，你知道，我谈论这个话题有点儿困难。”

“你失去了几个朋友？”诺玛追问。

“在我25岁生日那天，我发现一个朋友死了。我们前一晚上一起喝酒，第二天他却死了。这让人很难受。”他停顿一下，咽了口口水，“你们可以看出来我已经哽咽了。”整个教室陷入沉默，大家都很凝重。他转而说了一个笑话：“我在这里，还因为我欠了好多钱，所以我必须混个学位，谋个更好的工作。”

几个学生笑起来了。

奥巴马刚刚上台时，他那种打着红领带、右手高举宣誓的姿态让许多人觉得振奋不少。他宣誓就职的那一天，大批的学生涌进肯恩大学的礼堂，挤进旁边的小间，双手合十祈祷，高举起他们的手指，做出和平的标记，好像挥舞烛光一般左右挥动着手指，或者向空中挥动双拳。

那一天，总统在就职典礼上说：“在美国诞生这一年，在最寒冷的几个月，在结冰的河岸，一群爱国人士抱着垂死的同志。首都弃守，敌人进逼，雪沾了血。在那时，我们革命的成果受到质疑，我们的国父下令向人民宣读这段话：‘让这段话流传后世，在深冬，只剩下希望和美德，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面临着共同危险，站起来迎向了它。’”

可是，又是艰难的几个月过去了，校园里的气氛越来越沮丧，就像黄昏即将要来的感觉，将之前奥巴马宣誓时的兴奋心情冲得越来越淡了。

到了三月，有些学生快要崩溃了，他们要应付期中论文、工作、账单和充满压力的家庭生活。有些人干脆放弃了学业。温度骤降，在外面多站一会儿都会觉得冷。树木光秃秃的枝条伸在诺玛教室的窗户外面，好像瘦骨嶙峋的手指伸向天空。在这样寒冷的新泽西冬天，她的学生们需要一些事物来激发他们，犹如教室外走廊上的盐粒，将冰冻的雪融成一处奇特的浅蓝色阴影。

一天下午，诺玛参加了一场关于监狱事务的会议，她遇到一位为纽瓦克的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举行跨宗派仪式的牧师。他介绍她认识了另外一位协助被虐妇女的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告诉她，就在距离肯恩校园只有8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收容无家可归者的机构，专门收容十几岁的女孩子。诺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家收容所离她这么近，而10年来她竟毫不知情。

诺玛记下了地址，钻进车，立即前往探访。她穿过街道，看到两个用栅栏围住的房子位于东奥兰治县一座到处是土、不怎么长草的地块上，这个街区的房子也都歪歪倒倒的，好像隔几家就有拿三合板支撑着门廊和窗户的。

红字的标语刷在沿街的电线杆上，写着“警惕资不抵债”。街角的一家酒厂大白天关着门。空荡荡的地盘上已经长着野草，到处是包装纸、皱巴巴的空罐头盒、破烂的宣传广告。人们就睡在街角，一面墙上的涂鸦写着：“愿逝者安息。”

教授后来才知道，这个地区的谋杀率和重度袭击犯罪率是全国平均数据的4倍，大多数生活在那两座房子里的孩子，都曾被虐待和抛弃。有些是父母患艾滋病死去了，其中两个女孩还怀孕了。这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名字叫“艾萨克亚之家”。

这两座房子一模一样，并排坐落，都是三层高，蛋壳的颜色，棕色的边缘，尖尖的房顶，有走廊连接两座房子之间。高大的树木好像屏风一样呵护着房子，仿佛将住在里面的9个女孩与整个街区那近在咫尺的威胁隔绝开来了。

教授走向台阶，来到门前，敲了敲门。

艾萨克亚之家的住客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精神抖擞大嗓门的女人会不请自来，而且还自称来帮忙。她告诉她们她是特意来拜访的，并自我介绍说，她是什么博士之类的，“鲍伊博士”。

女孩子们对于好心人上门来已经习以为常。人们会把旧衣服和循环再用的礼品丢进一扇可开启并自动关闭的门。有时，许多袋子堆在门后几个星期，都没打开过。

“你知道人们是怎么来捐赠物品的吗？”有一天，一位17岁的女孩子妮可问。妮可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她妈妈吸食海洛因和快克，妮可自从五年级以来就需要不时到收容所居住，“人们来了又走了，你偶尔会看到他们，但鲍伊博士真正地留下来和我们一起。”

诺玛不时过来，有时只是看一看，聊一聊。她带来护士为女孩子们做身体检查，带来学生为她们作辅导。

在最初的一次探访中，教授询问每个女孩，如果能重新装饰自己的房间，她们希望房间装饰后会是什么样子？墙上其实都是光秃秃的，泛着死黄色和灰色，油漆都剥落了。有些房间在木地板上没有地毯，有些窗户没有窗栅也没有窗帘。住在这里当然好过住在街上，女孩子们说。咨询师和工作人员把她们照顾得很好。但装修是非常简陋的。

一个女孩说，她想要在墙上画巨大的黑玫瑰。另一个想要明亮的粉色墙壁，还有一个说要紫色的。有一个喜欢一面墙粉红色，另一面墙绿色。

诺玛召集了上一个学期装修临终关怀中心的“从自身改变”小组成员们。这个小组已经吸引了校园里许多男女学生参加，大家都想参与到这项服务计划中来。她召集了她的“透视死亡”班上的学生们，她的心理健康课的学生们，还有她过去几个学期的学生们。

三月末的一个周末，诺玛开着“聚会大巴”，引领着一个车队，“从自身改变”小组开往艾萨克亚之家。大约总共有100来个学生，还带来了由家得宝和西尔斯捐助的十几个沙发、书架、桌子和几百桶漆。万怡酒店在学生们装修期间为女孩子们提供免费的酒店住宿。

整个周末，几十个满身油彩的学生们，一边用立体声播放着嘻哈和雷鬼音乐，一边漆着墙。这距离乔什的葬礼已经三个月，乔纳森也加入进来，帮助运送捐赠的家具。诺玛不断邀请乔纳森来她的“透视死亡”课，在他准备好之后，将他在爸爸、妈妈和弟弟死亡中的经历与同学们分享。但他还没准备好。

与此同时，一位不知疲倦的年轻人似乎全身心投入到艾萨克亚之家改造计划中来，他干得分外起劲。他从清晨一直做到日落西山，搬运，刮墙，油漆，上光，打扫。他开卡车到最远的捐赠者那里搬运沙发、餐桌和电视，然后又返回来将所有东西搬进屋。他力气大，一扯就将旧地毯移开，一下子就将整个书架扛到肩上。

这个人就是伊萨瑞尔。

他已经上了好几堂课，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他过去觉得自己分文不值，现在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可以回馈社会。最近，如果他的教授需要任何协助——可以说是任何协助——他都是第一个报名参加前来帮忙的。比如有一天，艾萨克亚之家的一个女孩报名上了肯恩大学。她没有父母也没有朋友，但需要有人在第一天报到的时候陪着她。诺玛因为要上课而不能陪同，就叫上了伊萨瑞尔。

伊萨瑞尔立即请假，揽下了这个活，他带着这位新生师妹参观校园，友好地向她微笑。他的友善态度似乎在讲，我知道一切都让你惊慌，可能你觉得自己不适应这里。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

春季的装修结束之后，学生们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上“欢迎回家”的字样，迎接艾萨克亚之家的女孩子们回来。有些女孩子回到卧室的时候哭了。现在的墙壁闪着黄色、粉色、绿色、紫色和橙色的光，有花，有蝴蝶，还有云。她们走进春意盎然、焕然一新的电话室、办公区、餐厅和游戏室。志愿者们在橄榄色的墙上装饰了各自的手印——微黑的绿松色、红色、紫色、熏衣草色的各种手指纹和掌纹。

伊萨瑞尔走向这面墙，将他的手掌紧紧贴在其中一只手掌印的上面。他朝诺玛的方向点点头，露齿而笑。

2009年3月

艾萨克亚之家给诺玛带来一种毫无污染的、纯净的乐观情绪，这与参观监狱带来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每一次她去东奥兰治县这个新装修美化的收容所时，诺玛都相信，这里的女孩子们，只要给予足够和恰当的关注，将能够摆脱无家可归的阴影，进入大学的殿堂。

教授决定，她的目标就是让尽量多的艾萨克亚之家的女孩们报读肯恩大学，这样她和“从自身改变”小组就能够亲身指导她们，因为她们接受州政府救济，她们的大学费用也可以由州政府资助。

装修一个星期后的一个下午，诺玛带她的小女儿贝嘉来到艾萨克亚之家。贝嘉与她妈妈一样，有着无拘无束的精神，她那桂皮色的头发带着自来卷，厚厚的眼睫毛，走路的时候两脚略有点儿外八字。不知是不是因为父母都是哲学博士的原因，16岁的时候，贝嘉对自己的认知已经毫无疑惑。每次当她爸爸以儿童心理学家的身份想要对她做心理分析时，她总是回绝说：“别想矮化我！”

贝嘉吃素，她为音乐剧搜集声音片断，也曾在《你是好人，查理布朗》（You are a Good Man, Charlie, Brown）、《旋转木马》（Carousel）、《皮平正传》（Pippin）中扮演角色。她的父母支付她上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县立高中的费用，这家高中名叫阿帕蒂娜斯，鼓励自由思维和“规则外思考”。每年夏天，贝嘉都会参加夏令营，比如提供冒险游戏和即兴表演的探路者夏令营。她的自信和冒险精神似乎在孩提时代就涌现出来。12岁的时候，她已经足够勇敢，自己一个人登上火车从新泽西到位于曼哈顿第八大道和第四十三街之间的表演课去上课。

当贝嘉13岁，她的姐姐麦莉莎21岁的时候，诺玛带着两个女儿到印度去了三个星期，她在那里参加一个女性会议。诺玛记得，一到印度，麦莉莎就急着回家，但贝嘉似乎安之如怡。她在所有她妈妈在新泽西带她去过的古怪地方，都能够礼貌友善，学会了做一位优秀的形象大使。

三年后的今天，贝嘉也参与了收容所的装修。这一次她与妈妈再次探访，她注意到有一张面孔很眼熟。这个女孩子看上去大约与贝嘉年纪相若，但是至少比她高6英寸，也比她瘦，皮肤黑得像闪光的曜石，好像一个运动健将。

贝嘉凝神看着女孩，她的鼻子上钉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银色鼻钉。贝嘉在装修时没见过她，这个女孩一定是刚搬来的。

“我叫贝嘉。”她用略带沙哑的嗓音自我介绍。

“伊西斯。”女孩回答。她的嗓音较低，说话很快，好像她不是在说话，而是在迅速吐出那些音节。

她俩一样大，都是16岁。

伊西斯刚刚搬进来时，是在装修后的星期一。她错过了带着油漆桶、写下欢迎词的“从自身改变”小组，但她分到了一间粉红色和白色的墙上画着海绵宝宝的房间，看上去多漂亮，可她却恨这个地方。她憎恨又一次住在收容所里。

“你从哪里来？”贝嘉问。

伊西斯说她经常搬家。她已经上过13所学校了。

但她没有告诉贝嘉所有的悲惨故事，比如她曾睡在卡车厂对面的一家汽车旅馆，旅馆里到处都是蟑螂、妓女和吸毒者，房间闻起来很臭，于是她妈妈叫她去餐厅洗手间偷几瓶空气清新剂。她妈妈还偷了糖果、化妆品和午餐。她们在旅馆房间里，拿一只电炉子煮罐头食品。伊西斯大部分的课外时间都在一间星巴克咖啡店度过，因为她的阿姨在那里工作。每当星巴克要扔掉过期和剩下的食物时，她的阿姨就把食物给她。

“你有没有在高地公园住过？”贝嘉问。

“有，我小的时候也住过。”伊西斯回答。在家境还不那么糟的时候，她确实住过。“你还记得有一条紫色的龙的学校吗？”她问贝嘉，那是吉祥物，“我过去在那儿上学。”

“我也是！”贝嘉说。

两个人都一见如故：她们不仅仅是同班同学，伊西斯过去还到诺玛家里玩过。伊西斯和贝嘉是孩提时的伙伴。伊西斯记得，当时她在诺玛和贝嘉身边，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家人的日子多么幸福，多么完美，住在两层小楼里，还有一个大院子。贝嘉有她的父母，还有一个姐姐照顾她。对伊西斯而言，这真是电视或电影里的那种家庭。她记得当时不停地想，为什么我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她曾经住在离诺玛的家约一个街区的一幢公寓里，那一段在高地公园居住的日子是伊西斯记忆中最好的时光，尽管她对童年一些记忆的理解可能未必准确。

还是孩子的时候，伊西斯喜欢待在她在高地公园的家里，她们的房子位于公寓的二楼。对面住着一位非洲裔女士，经常让伊西斯去试用她的假发。伊西斯的妈妈在房间里摆着长长的白色沙发靠椅，还有落地灯。妈妈将房间里收拾得漂漂亮亮，但是伊西斯后来才知道，她妈妈是用卖毒品的钱来支付这所公寓的租金的。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亲生父亲，但她记得另一个男人，一个高大的卡车司机，至少有250磅那么重，他经常来家里。在生意不好的日子里，他打她妈妈，但他从来不对伊西斯和其他两个孩子动手。伊西斯记得她5岁的时候，她曾经拿着一只球拍保护妈妈，想要把那个男人从她妈妈身上打下来。

她妈妈卖毒品，自己也吸毒——摇头丸、大麻、快克、可卡因、海洛因，还有处方麻醉药品。伊西斯甚至记得，有一次她妈妈还给她喂食大麻烟卷。伊西斯当时4岁，坐在澡盆里，她记得她妈妈把烟卷放在她嘴里，叫她吸。“我有哮喘病，而她就坐在马桶上边，哈哈大笑。”伊西斯说。她染上了间接毒瘾，因为吸她妈妈喷出来的烟。“热箱效应，”她说，“这是个术语，好比在汽车里，你间接吸食了大麻。”

伊西斯那时经常祈祷：“谢谢你，上帝，今天把我叫醒。”她会这样自创祷词。她每天都背主祷文。

但当她长大之后，她与上帝的对话改变了。“我开始祈祷自己快点从地球上消失。”她说，“或者祈祷让我妈妈快点找到另外一个孩子来代替我。或者让上帝带我走，夺走我的生命。”

4岁的时候，伊西斯被确诊患上一种罕见的肾癌，叫作“韦氏肿瘤”。大约20万个小孩子才有1个患上这种病，通常都在4岁。她记得CT检查和核磁共振，还有得喝下那种难喝的医院“橙汁”。对她而言，她不去医院的日子，就是快乐的日子。

手术切除了一个肾和她的阑尾，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这道疤从她的脖子下方一点延伸下来，环绕她的胸前，直到她的骨盆，然后又直线向上到胃部和胸前——她称这个形状是奔驰车标志。她憎恨这些疤痕，她永远都穿着着高领毛衣和立领衬衫，遮住疤痕；她穿浴衣的时候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她甚至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男孩靠近她，以免让他们注意到疤痕。即使高中里的女友都与男孩们同床共枕了，但伊西斯还是个处女。

她战胜了癌症。她想，冥冥中一定有种原因，让上帝豁免了她的死亡。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她搞不清楚。

伊西斯记得手术后与妈妈一起待在汽车旅馆里。然后，她妈妈就消失了很长时间，把伊西斯抛给她的阿姨。她妈妈告诉她，她要去度假，但后来她才知道，其实是去坐牢。

她与亲戚一起从一个州搬到另一个州。她妈妈出狱后，又将伊西斯带回身边。她妈妈也有过工作，但通常做不长，她每次都在简历上撒谎——你曾经被控罪吗？没有。她长得还算漂亮，通常能够在面试中过关，她曾经在肯德基和塔可钟快餐工作，而且曾很快升任经理。

伊西斯与她妈妈很像。她妈妈把头发烫成不同的式样，长的短的，金发或带着桔红色条纹的黑发。她妈妈会用支票买丝芙兰和雅诗兰黛的化妆品，把眼睛描得像猫一样。但每一次她获得工作后，少则几星期，多则几个月，最终都会被炒，因为她的背景核查结果迟早会出来。

她们搬去与伊西斯的外婆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外婆不想再养活她们娘儿俩，把她们赶出了门。伊西斯那时8年级了，她们搬到新泽西艾迪逊的一家为女性和儿童设置的收容所里住，她还记得走进有30多间房的大楼里，每间房里都有一个家庭，每个房间都只能容得下一张行军床。大家都必须与同一层的人共享淋浴。住户很杂，有邋遢的，有干净的，有粗俗的，有礼貌的。有些人是瘾君子，有些女人曾被暴打，有些人已经无家可归好多年。头两个星期，伊西斯蜷在行军床尾，与她妈妈一起。她整夜整夜地哭。

她报名上学，下决心不让其他同学知道她无家可归。她开始使用妈妈的化妆品，用上眼线液、睫毛油、粉底和眼影。

在学校里，她可以让自己重生。每一次她搬到一个新的收容所、汽车旅馆或集体屋，她都会报名一家新的学校，成为新的女孩。她可以很神秘，可以很暴力，可以很直接。她可以戴着不合身的项链、宽大的手镯、硕大的耳环，穿着高跟鞋。她打三份工，拿赚来的钱买Forever 21的衣服。其他孩子们一定看不懂在这朋克装束的后面，在这所有化妆和高领衫的后面，她真正想隐藏的东西。在搭校车回家的路上，她总是感受到同样的山一般的重压，那种“回家就是回收容所”的感觉，压住了她。有时，她完全避开这个话题，跑到朋友家过夜，第二天醒来直接去学校。但大多数收容所都有规定，如果她在一定时间内不登记住宿，就会被赶出去。

学校里的孩子们并不知道，有时她完全不清楚自己下一晚会住在哪里，或下一顿饭会在哪里，通常她的晚饭都是别人捐赠的面包黄油三明治，或者一包乌龙牌快餐拉面。他们看不到藏在她高领毛衣和外套下面的奔驰车标志。伊西斯十年级时跟着她妈妈从收容所转战到一所临时房子，又来到北布隆斯维克一号公路上的一家汽车旅馆。“那种你在电影里见过或是开车时一瞥而过的汽车旅馆，你根本就不想多看一眼也根本不想停车的肮脏旅馆。”她说。

她妈妈的毒瘾并没有戒掉。伊西斯一回家，就会看见她妈妈泡在浴缸里吞云吐雾。看到伊西斯闯进来，她妈妈会突然发火。她的双眼充血，抓起一只垒球后，朝着伊西斯打下去。

伊西斯那一次没被打死，但她妈妈不时地毒打她。伊西斯有个舔牙齿的习惯。有一天，她妈妈看到她舔牙齿，狠狠一脚踢在她肋骨上，伊西斯倒在床上，又滑到地板上。她妈妈又跳到她身上，一拳打在她眼睛上，然后双手卡住她的脖子，使劲掐。伊西斯没有还手。她从不还手。即使她妈妈这样打她，她还是爱她妈妈。

“我恨你！”她妈妈咆哮着。她告诉伊西斯她想要她死，伊西斯相信：她妈妈将会杀死她。

但当她妈妈的怒火最终消停时，伊西斯流着血，但是还在喘气，她妈妈开始道歉并大哭：“我并不想这样对你。我爱你，伊西斯，你是我的生命。”

她妈妈还会说“也许我该离开这里”，以及“这样的生活我受够了”，然后就吃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伊西斯蜷缩在汽车旅馆房间的角落里，直到她妈妈睡着了。

第二天，她妈妈醒过来。校巴不会停在这么偏远的汽车旅馆，所以伊西斯的阿姨早上会来接她。那天早晨，阿姨看到她的眼睛肿得老高，而且在流血。她妈妈下手这么重，会留下伤疤的。又一道伤疤。

“伊西斯，我无法再为你做什么，”她的阿姨告诉她，“你长大了。如果你想摆脱这一切，你必须自己说出来。”

那天晚些时候，伊西斯从学校回来，她看见她妈妈从附近一个陌生人的汽车旅馆房间里向外东张西望。伊西斯立即上前敲门，一个男人开了门，他的眼睛通红，身体还在抽动。“我妈妈在这儿！”伊西斯狂叫着。那人把门关了，伊西斯一边用脚踢门，一边大哭。她妈妈再也没有出现过。

伊西斯拨打了411，拨了分机1-800，向新泽西青少年及家庭服务处求助。

“我妈妈虐待我。”她告诉社工。伊西斯前往阿姨的家，一位社工安排她暂时住在阿姨家里。但她的阿姨很快就有了小孩，而且将要搬到南方居住。“我不能拖她后腿。”伊西斯说。

“让我离开这个地方。”伊西斯在电话里对跟进她的案例的社工说。几天后，她搬进了艾萨克亚之家。她坦率地承认不喜欢明亮的墙和新床单。伊西斯从来没有来到东奥兰治，其他人似乎都感觉到她的陌生。伊西斯越来越封闭自己，她知道她很容易跟人打架或被人找碴儿。

伊西斯用她每月从新泽西青少年及家庭服务处获得的81美元津贴，买了一双UGG靴子。她配上相衬的Juicy Couture牌项链和手链，这是一个朋友送给她的。她还在上学之余到艾萨克亚之家附近的一家美容用品店打零工，每小时挣5美元，这份工让她有钱买些化妆品装扮自己。她穿着小靴子，逛Urban Outfitters、H&M、Forever 21之类能够买得起的商店，有时她心血来潮，花钱去买J.Crew或Ralph Lauren之类的排扣衫。她在沃尔玛给自己买了60美元一张的粉红圈和绿白圈交织的床垫。

几个星期里，她的UGG被偷了。她的Juicy Couture项链也不翼而飞，还有她的现金。伊西斯与另一个女孩打架了，因为“她的屁股在我眼前直晃，我很烦很愤怒，就把她推到一边。她就拿个扫帚打我”。

她觉得艾萨克亚之家的一切都让人恶心。更糟的是，她妈妈的生活在伊西斯走后更是每况愈下。她因抢劫一名老妇人和信用卡偷窃两项罪名而被逮捕，最后被判以两项抢劫罪，入狱11年。

伊西斯愤怒至极——因为她的妈妈，也因为她所有的亲戚都视若无睹，不来帮她妈妈一把。在埃及神话中，伊西斯本是复活女神，也是死者的保护神。伊西斯不认为她属于任何一个收容所，但她却必须待在这儿。

一开始并不顺利，但不久，就有另一个名叫妮可的女孩子很喜欢伊西斯。她们俩有许多共同点。妮可的妈妈也是一个吸毒者。她比伊西斯要矮，也是烫着卷发。妮可不停地谈论一个名叫诺玛的女人，讲着诺玛和她的大学学生们如何让这房子焕然一新，讲着她还会帮助女孩子们上大学，讲着她如何帮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参加毕业舞会。

“她是谁？是个女神，还是什么？”伊西斯不免疑惑地问。

那天，当诺玛和贝嘉一起来这儿时，让伊西斯一下子记起了她的童年、她在高地公园的房子、她曾经无比羡慕的那个欢乐的家庭。她认识了这个每个人都敬仰的女人。

诺玛也记得她。她那天晚上在门廊上与伊西斯聊到很晚。伊西斯告诉她后来发生的一切，汽车旅馆和殴打。诺玛把电话号码留给伊西斯，并告诉她，自己的童年与她的童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只是在诺玛的成长过程中，州政府并没提供帮助。她告诉伊西斯，随时可以给她打电话。

伊西斯确实给她打了电话。每个星期她都会打电话。“我想念你。”她会留下这样的电话留言。诺玛都会打回去。起初伊西斯觉得这个女人也只是她生命的过客，给她打电话起初不过是个测试，看看她是敷衍还是真的遵守诺言。她只是应付一次社区服务，还是真心帮助人？她真的会关心她吗？

但几个月过去了，诺玛仍然在，仍然不断出现，仍然总是回电话。

伊西斯还遇到其他几个教授的学生，都是肯恩大学“从自身改变”小组的成员，其中有一个年轻男子名叫伊萨瑞尔，身材健硕，总是穿着开扣衬衫和休闲裤，腰间挂着两部手机。有一天下午，伊萨瑞尔过来探访艾萨克亚之家，他和她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告诉她们在团伙中的生活，以及自己与众不同的上大学之路。伊西斯觉得这个人如此聪明，如此有正气。她过去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上大学。但是，伊萨瑞尔的故事点燃了她内心的火花。

诺玛成为她生命中最稳定的支撑，伊西斯真的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了教授，她会怎么活。

2009年12月的一天，伊西斯打电话给诺玛，但没有人接。她又拨了一遍，留了言，但诺玛没有回电话。这可不是教授的风格，伊西斯想。她询问妮可，她有没有接到过诺玛的电话，但妮可也没有接到过。伊西斯有一种不祥的第六感，那种在她自己的生命，或她妈妈的生命出现危险的时候出现过的感觉。出事了！圣诞节还有几天，天气预报有暴风雪，也许教授只是在圣诞和坏天气来临之前办点小事。

她再次拨打诺玛的电话，但是电话仍然转成留言。伊西斯很快就发现，她的第六感完全正确：诺玛受伤了。

在伊西斯和许多其他人眼中金刚不坏的诺玛倒下了。她开车的时候被迎面而来的一辆车撞伤，肋骨断了，内颅大出血，救护车正赶往现场急救。

课后写作练习

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

你相信哪一种宗教或灵修仪式，如果你相信任何一种，那么它是如何影响你对死后会发生的事情的看法的呢？

十一　乔纳森

乔什自杀已经三个月了，乔纳森站在他弟弟的棺材前许下的诺言，似乎还如鲠在喉。“会有更好的结果”，但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好”实际意味着什么。

乔纳森和凯特琳并没有正式复合。尽管他们大多数晚上都在一起，但他们都没有彼此称呼男朋友或女朋友。但一晚又一晚，乔纳森会从噩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梦见他想要去救乔什，或者是想去救他的妈妈不被爸爸谋杀，而凯特琳在一旁安慰他，或者拍着他入睡。

4月的一个下午，凯特琳陪着他来到诺玛的“透视死亡”课堂，第一次开口讲出他家庭的故事。诺玛说，这正是许多想在假期上吊的忧郁人群开始放弃的时节，她把春天称为“自杀季”。乔纳森来到学生圈子前的一张桌子旁。他的头发抹了发胶，弄了个贝克汉姆式的发型，皮鞋上了光，衬衫扣得严严实实，看上去他似乎准备给客户来一场正式商业演讲。凯特琳特意坐在乔纳森后面，低头在纸上胡乱画着点什么，她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乔纳森的故事喷薄而出，诺玛的学生们都听得很出神。那个雪夜，当他还是小男孩时，跌跌撞撞跑进厨房，看到妈妈倒在血泊之中；他爸爸带着光脚的孩子们上了车，他爸爸通过后视镜盯着他的眼睛；撞桥了，小乔什卡在座位下面，锁骨断裂；他们的父亲谈论外星人绑架，后来在监狱自杀。

他谈到了乔什的才华和偏执；那个流浪汉的收容所，那次持刀袭击，“不要看着我的眼睛”的狂乱喊叫；乌拉圭，一张自杀纸条，乔什卧轨而死。

班上有些女孩子哭了，但没有人说话。于是乔纳森继续说，现在他无法停歇。他记得，在乔什死后的第二天早晨，他跳下床来给诺玛打电话，说他想质问那位短短几分钟就打发乔什回家的精神病医生。“我当时想着，‘那个他妈的精神病医生，我要杀了他。’”乔纳森告诉全班同学。

那一天，诺玛试图让他平静下来，并向他建议了一些法律和医疗上的问题去询问那位医生。乔纳森挂了电话，找了一台录音机，前往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想要诉他玩忽职守和疏忽罪。录音机一直在悄悄地转着，那位医生似乎根本记不清与乔什的会面。当他最终想起来了那位精神分裂的病人提到他有自杀的想法时，乔纳林激动地打断他：“然后，他自杀了，不过一小时，就在离开这间办公室一小时之后。”

乔纳森记得，那位医生将头放在两手中间，但乔纳森不觉得他真正关心这件事。“他甚至不记得我弟弟的名字。”

乔纳森继续说着：“‘再吃片药。’我想我的弟弟看着药片绝望地想，‘他们会用药毁了我，我困在这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感到绝望，毫无出路。”

诺玛的学生们继续沉默而专注地听着。

“之后你自己的生活呢？”诺玛问，“现在你两次经历身边人的自杀？”

“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厌恶你，”乔纳森说，“会忧郁，会把其他人推开，会做100万件事，但一天结束的时候，要么你前进，要么你后退。”

“你向前的目标是什么？”

“我曾经说过，‘在我的余生中，我会照顾我的弟弟，我不在乎什么代价，我不在乎有多久，我无论如何会照顾好我的弟弟’……我必须将他放在第一位。他排在前面，甚至优于我自己，这就像你有一个小孩，”乔纳森回答说，“然后他带走了他自己的生命，而我拿回了我自己的生命。这有点儿奇怪。所以，如果我在生命中无所事事的话，如果我整日悲伤忧郁，不做点儿大事情的话，那么他真是白死了。”

凯特琳站起来，想要提早离开教室。她夹了一页纸在乔纳森的笔记中，这是她离开前留给他的。这张纸上，她写着：“我为你骄傲！”

课后写作练习

不同的宗教和心灵解读

访谈某个与你宗教或心灵的观点不同的人。基于这次访谈，写一篇关于你的收获的文章。

十二　凯特琳

乔纳森向诺玛的学生们讲述了他的经历，后一个星期，凯特琳的妈妈再次因为滥药而被送进医院——这是她在六个月中的第三次企图自杀。凯特琳在校园工作的时候接到电话，手机显示是她爸爸打来的。

哦，上帝，哦，上帝，哦，上帝，她想着，深吸了一口气。这一定是坏事。

“喂？”

“听着，”她爸爸说，“我打你妈妈的电话，她没有接。一定有事。”

凯特琳想，我可以立即离开。她的老板正在学校里参加研讨会，她可以找到她，告诉她家里有急事。我需要回家，她停了一下，我不想看到我妈妈死。

凯特琳挂了电话，开始给她的姐姐和朋友们打电话，给任何有可能回家看一眼她妈妈状况的人，能够在她之前更快地赶回家。终于她找到一个朋友愿意去她家中看一看。凯特琳与那位朋友保持联系，那位朋友进了大门，上楼到了她妈妈的房间。“门锁了，我开不了。”朋友说。她朋友试着拧锁，最终进去了。

凯特琳在电话里听到朋友的惊叫。

“发生什么事了？”她大喊着。

“她的婚纱照……她在上面画画……我想，她已经……我得立即打911。”

听到这些，凯特琳立即放下工作，奔回家。当她到达时，发现她妈妈服用过量药物之前，在巨大的婚纱照上乱抹乱画。凯特琳过去很喜欢照片上的妈妈，她比现在年轻40岁，非常漂亮。现在这照片毁了。

她妈妈又被送入医院，她又一次放松下来。但放松还不到一个星期，凯特琳正准备冲凉，因为她要去会几个朋友，这时她听见父母又互相辱骂咆哮，她跑下楼想去劝架。这么多年了，他们一直辱骂、咆哮、威胁离婚、叫嚷着要死、互不理睬，他们为什么不能像正常的夫妻那样闭嘴安静下来，相亲相爱呢？凯特琳拿起吧台上的一杯咖啡，直接扔到墙上。然后，她一拳砸在墙上的玻璃画框里。她的血立刻喷到了地板上。

“离开！”凯特琳大叫道，“离开这儿！快走！你们俩根本不能够相互靠近。”

她的父母沉默了一秒钟。然后她爸爸跑出房子冲进雨中。凯特琳穿着袜子就追出去，告诉她姐姐：“看着妈妈，别让她自杀！”

几个小时后，在家里的乱象结束后，凯特琳睡着了，做了个噩梦。她醒来后无法呼吸。她经常做噩梦，醒来后下巴被锁住。高中时她曾经有一场小车祸，被撞击后导致颞骨与下颌关节紊乱症，下巴有时会脱落，特别在做噩梦的时候。她总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让嘴巴重新打开。

第二天，凯特琳来到学校，长长的金发垂在身后，她戴了一顶棒球帽，帽子上有中指和无名指竖着，大拇指、食指和小手指变下的手势；她最喜欢的喜剧演员丹·库克称这种手势为“超级手指”。凯特琳自己的手指包着白色绷带，好像受伤的拳击运动员。

一天又一天，凯特琳觉得自己像一个活死人，睡得极少，努力做好学校功课和工作，总是记不清今天是何月何日。

她来到乔纳森那里寻找宽慰。有一天，他陪她到医院看她滥药的妈妈，然后拜访诺玛，与诺玛聊一聊。凯特琳在走廊上就开始发抖，想要用太阳镜遮住她浮肿的双眼。乔纳森拉她进入楼梯间，抱住她，直到她停止发抖。

但她知道，她的痛苦会点燃乔纳森刚过去不久的痛苦回忆。他正努力将他家庭的死亡之苦抛开，但凯特琳家中的乱象却让他越发抛不开。

课堂讨论：分发问卷——“指示殡仪馆馆长该如何做”——摘自《该做准备了》（A Time to Prepare）

1.我会

a.想要土葬。

b.想要火化。

2.我会

a.想要在殡仪馆举办葬礼

b.想要在教堂或寺庙里举办葬礼

c.只想要墓地旁的仪式

3.我会

a.想要公开的葬礼

b.想要私人的葬礼

4.我会

a.想要鲜花

b.不想要鲜花

5.我想要将我的记忆捐给

6.我会

a.想要穿寿衣

b.想要穿平时的衣服，特别是

十三　服务

2009年夏天

诺玛·鲍伊经常说，她相信，只要你对世界说出你的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有多恐怖，都会有奇迹发生。她告诉她的学生们，大声说出来，会释放出一种与在纸上写下来或用打字机上打出来完全不同的另类力量。给故事以声音，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在讲述的过程中获得什么样的礼物。

“……人们需要去教课，”埃里克森曾经写道，“不仅是为了那些想要学的人，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身份实现，而是因为通过讲述，事实便活起来；通过讲述，逻辑就展示出来；通过讲述教学，真理会水落石出。所以，讲学的热情不仅仅局限在教师这一行业。”

那天，乔纳森在诺玛的教室里，就感受到了这种真理。现在，他需要讲述他的故事，他的故事需要一个快乐的结局。因此他要去寻找这个结局。

之后的几个月，乔纳森都和诺玛的学生们一起进行实地考察。他也同样来到北方州立监狱，看到了精神病隔离室，那里有白色的墙，一张限制行动的特制椅子。

“这张椅子会击垮你。”狱警告诉学生们。椅子是黑色的，底下有脚镣控制犯人的脚踝，两边扶手上都有手铐控制双臂，两条带子会交叉绑住犯人的胸口。那些不愿意服药或精神崩溃的犯人、有暴力发作或乱发脾气的犯人，会被绑在这张椅子上至少4小时，时间到了，狱警会进来，先松开一只手臂上的手铐，以便犯人能够自己抓点食物吃。他们可以短暂使用厕所，然后再被铐在椅子上。如果憋不到4小时，那没办法。“最糟的是，他只能在这张椅子上大小便，然后自己闻4个小时臭味。”狱警说。如果这位被铐着的犯人有点儿痒，或者一只苍蝇飞到头上，或者他觉得太冷或太热，他也照样没办法动弹。狱警提及，有一个犯人，在额头上纹了“666”三个数字，在这张椅子上待了4天，没用任何厕所时间。“那家伙，”这个狱警说，“真是个有种的。”

乔纳森想，怪不得他爸爸要在监狱里自杀。如果精神病人都是这种待遇，自杀真是最好的选择。

有一天下午，他跟着诺玛和她的学生们一起，参观特兰顿精神病院。乔纳森的爸爸曾被关在这里，他的弟弟也曾经住在这里。这家医院与他当时来看望乔什时的样子差不多：一组坐落在大片绿草中间的建筑，砖头房子大约有四五层高，病房大部分都空着。乔纳森了解到，这家医院现在有440个住院病人，但曾经收治过3800人。一位工作人员给他们做义务讲解员。因为有些建筑已经不可以再住人了，里面用了过多的含铅涂料和石棉。那位义务向导指着这些荒废的建筑，介绍说里面曾经进行过胰岛素休克疗法。常青藤爬上了外墙，有些窗户也被绿色占领。学生们都挤上前，想要透过遮住的木板缝看一看里面什么样，乔纳森则退后一步。他后退的时候，踩裂了甜橡树上落下来的枯枝。学生们继续往前走，去参观小屋和集体生活区，而病人们则从前廊和草地上的椅子上睨视着他们。

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头发乱糟糟的男人走过来，两手合在身后，看上去很滑稽，他把手抽出来，热情地和同学们打招呼。大多数其他人眼神空洞。有一个人，因为学生们的走动打扰了他的睡眠，生气地嘟囔着走开了。一个年轻的金发女人，脑后扎两个辫子，好像只有二十来岁，她坐在一张小凳上，看上去很忧伤。另一个男人坐在一个电话亭里，并没有讲电话，只是坐着。诺玛一行人经过一棵巨大的木兰花树，花开得正盛。夏天的暑热正在消散，粉白色的花朵伸向灰暗的天空，还落了一地，好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张毯子。

医院的义务向导告诉学生们，大多数家庭成员都不会经常来探访。乔纳森记得，乔什在这里治疗时，他每次要开两小时车来到这里。病人们看上去都很孤独，他想着。有些人的脸庞让他想起乔什。

许多新泽西的精神病治疗中心都在过去30年间关闭了，向导告诉学生们，包括州里曾经最大的精神病院，位于巴斯巴尼的格雷斯通公园精神病医院。2000年，当时的州长克里斯蒂娜·托德·惠特曼说，这所收治了613名病人的医院没有满足“现代精神病护理的模范标准”。然后，这家医院关闭了。全州几百名病人都被重新诊断，然后被认定为不需要长期收治。后来，乔纳森从诺玛那里得知，这几百名病人最终都流落街头，或是被关进监狱。特兰顿精神病院的向导又加一句：“当时的体制下，监狱里的精神病人数量大增。这很可怕，因为在监狱里他们得不到治疗，通常被施以暴力。”

乔纳森意识到，在美国，关心精神病人权益的人真是少之又少。没有人真正理解那些患有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疾病的人，他们其实也有家庭成员，也有人爱他们。不过，有时家人也会放弃这些精神病人。

当精神病医院的考察结束后，凯特琳与乔纳森和诺玛，还有一些学生一起来到苹果蜂。乔纳森和凯特琳坐在一起，十指相扣，他向她讲述着这次考察。讲着讲着，凯特琳把头枕在乔纳森的肩上，稍事休息。他低下头亲吻她。在桌子另一头，诺玛点了一大扎塞缪尔·亚当斯啤酒，微笑着看着他们。正是炎夏，天气热得够呛，乔纳森和凯特琳的爱情也在急剧升温。凯特琳现在似乎下定决心，要把家庭的悲剧抛在身后，她正在攻读心理学硕士学位，她意识到，其实她没有什么办法去改变父母的行为。长期以来，她都对乔纳森说，她认为住在自己家里，能够让她监督父母，确保他们不会杀了对方或自杀。现在，她考虑搬出去住。

2009年冬天

乔纳森又恢复了他之前做地产行业的紧张生活节奏，他制定了财务目标，要还清为照顾乔什而欠下的债务，重新储蓄。他告诉凯特琳和诺玛他想要发起一个精神健康普及小组。他创建了一个Facebook页面，在几个星期内吸引了大约1000个人参加。一位自称住在俄勒冈的功能性精神病女患者在网页上留言称，她“生活在全世界的忽视之中”。大量的兴趣激发了乔纳森，他决定在11月份召开一个关于精神健康普及小组的头脑风暴会议。诺玛为他预订了肯恩大学礼堂作为会议地点。

乔纳森面对礼堂内坐了一半的听众，拿着麦克风演讲。大屏幕上闪现着乔什戴着松软的宽边帽在沙滩上微笑的照片，他还竖起大拇指。在这张照片上方，有一排字：“头脑风暴时刻：如何改变精神健康体系并构建共识。纪念乔什·斯坦格拉伯。”

凯特琳的父母和姐姐坐在礼堂的后排，坐在乔纳森的哥哥克里斯和他的女朋友，以及曾经在年轻时照看过三兄弟的叔叔和阿姨的身后。

“我们需要你们的帮助，”乔纳森告诉听众，“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凯特琳也到演讲中来。她运用她研究生时学到的学术技能，在一份简报中向听众讲述了最新的研究和数据。她引用了一堆让人头晕目眩的数据，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较正常人群有高出50%的概率自杀，自杀已经在精神分裂人群非正常死亡原因中占据第一位——估计10%～13%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于自杀，还有40%的人至少有一次企图自杀。关在美国监狱中的犯人大约有20%患有精神疾病，远远超过医院里的精神病患者。她引用了2002年纽约的一项研究，监狱中70%的自杀犯人都有过精神病史。她又讲，大约20万名精神分裂和深度忧郁症患者无家可归。

在这次会议之后，大家决定第一要务是给那些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者送一些衣服和毛毯。“从自身改变”小组将与乔纳森的精神健康普及小组一起完成这项任务，他们将在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完成。诚如乔纳森预想的那样，他们来到街头巷尾、火车站、公园和海滩——任何流浪者们可能生活和过夜的地方——向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毯子。

但是两组人员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计划和行动，却让诺玛头痛。她告诉乔纳森，她不希望她的学生们在街头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到处游走，去寻找无家可归者。这可能比较危险，她不能冒着让学生们置身险地的风险，前往收容所和火车站就足够了。

可是乔纳森不依不饶地问，那他们还能用什么其他方式找到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流浪者们呢？

诺玛建议他们去探访收容所，但乔纳森认为收容所里的那些人已经有温暖的毯子和食物。帮助那些已经拥有帮助的人，又有什么意义？他想找那些睡在街头的精神病人，那些别人都不想帮助的人，那些病入膏肓又孤独无依想要找个屋顶的人。

诺玛告诉乔纳森，如果他坚持这样想，那么他的小组可以继续这样做，但“从自身改变”小组将按自己的方式处理。她警告他，如果志愿者们要去一些不安全的地方，他们就不能在这个项目中扯上她的名字。任何在项目中让年轻人受伤的事情，都会给教授惹麻烦，因为她是发起建议和为此负责的人。

但在乔纳森眼中，诺玛想要颐指气使，想按她的规则行事，想要一切都归于“从自身改变”小组，想要所有人都穿上他们的T恤。后来，他觉得不仅仅是教授想要以错误的方式干涉他，一些“从自身改变”小组的领导者也想要在项目实施时指挥他，但这个项目源发于他的想法，源发于他想到帮助别人的愿望。这不是什么肯恩大学男女学生会的T恤到处炫耀的时候，这是为了纪念乔什，这是给任何像他一样的人做的项目。真实而持久的改变必须到来。

就这样，一个本来是合作性的服务社会的尝试，现在分裂成两个小组各做各的。

课后写作练习

写下你生前遗嘱

利用这篇文章来表达你的愿望，你希望在未来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在你生命终点的时刻而你可能无法自主做出医疗决定的情况下，比如陷入一种永久昏迷状态时，负责你的治疗和用药的家人和医生应当如何去做。这包括你关于提供、取消或中止维持生命措施的种种决定的指示。

十四　路障

2009年12月

这是一个星期一，距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星期。有一场暴风雪要肆虐新泽西，天气预报说，在某些地区，可能会降下20英寸的积雪。因此，诺玛有许多事情要在圣诞节和暴风雪之前完成：她需要买邮寄圣诞卡的邮票，需要批阅几十份试卷；她还必须设计期末考试的试卷；她要去机场附近的万恰酒店，帮助无家可归者领取捐赠的200张毯子。她的驾驶座上有一张收容所的名单，打印在地图上，是为学生们准备的。她的后座上堆满了捐赠品：毛毡、棉被，还有一件学生的妈妈捐赠的水貂皮大衣，全都塞在一只大袋子里。她还要去买点日用品和饼干，哦，她爸爸今年圣诞会来探访，她又得忙活了，她要给他在假日酒店订一间房。

她刚刚把贝嘉送到学校，贝嘉有点累，因为前一晚她们一起去拜访了一位刚从海外回来的朋友，聊到深夜。送完贝嘉，诺玛开车在新泽西艾迪森一号高速路和伍丁大道的交界处停下来等待绿灯，就在CVS药店对面。她在等待通行的时候，脑海中还盘旋着一堆要做的事。

正是早高峰时间，温度慢慢爬升到华氏40度[10]以上。诺玛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休息，没有开收音机。如果她预感到几分钟后她会被撞倒，会被抬进担架，她可能至少会穿上保暖内衣，或者梳一下乱发，或者化点儿妆。但恰恰相反，她那天早晨匆匆忙忙，天气又冷，她只来得及套上一条瑜伽短裤、一件T恤，披了一件外套就出门，连一件棉毛内衣都没穿，安全带松松地斜搭在胸前，好像背了一条肩带。在交通灯前稍事休息的时候，她还高兴地想，哈，至少今天早上来得及刷了刷牙。

又开了四分之一英里左右，一个开白色SUV的男人沿一号公路自东向西驶来。一组交通灯已经变红，让岔路口的车辆暂停，这辆白色SUV也应该随之停下来。然后，诺玛面前的灯会转绿。她排在灯前的第一个车位。几个街区外有一个邮局，她一边吸着在甜甜圈铺子里买来的拿铁，一边想着一会儿可以开到邮局去买邮票。

在诺玛的小车后座上，有一叠特殊的卷宗，里面放着女犯们的文章。现在，除了在北方州立监狱里教男犯们，诺玛又有了新的战场，她开始在位于克林顿的艾德纳马汉女子监狱教女犯。这所监狱距离肯恩大学有45分钟车程，她的学生中也有女杀人犯。但她觉得，女犯们较之北方州立监狱的男犯，会更诚恳地参与到课程讨论中来。

其中一个她在监狱见到的女犯是戴着眼镜的华裔女性，她的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我身处浴室，旁边是我的女儿的小尸体。”她在34岁的时候淹死了她的亲生女儿。“我在24岁的时候第一次被送进医院，因为患了忧郁症。”她写道，“我那时候拼命写论文，还要照顾有精神分裂症的妈妈，自我16岁起，她就患上了这种病。”这个女犯曾被医院收治，她想要跳下地铁月台。她喝下过洗甲水，甚至曾经从一座桥上跳下去。

“我花时间将水浸满浴盆，不是婴儿盆，而是大浴盆，那水足够高，可以淹过她，”这个女人写道，“……起初，她注意到我不开心，她用她的脸亲亲我，但看到没有办法让我开心起来，她就自顾自地玩我扔进澡盆的小恐龙。然后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现在就做，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做了……当一切完成后，我感觉很轻松。就好像一个巨大的负担、压力和责任，从我身上拿开了一样。”

诺玛想也许她能够让这些女犯的生活出现转机。

绿灯亮了。诺玛踩油门，开过十字路口。她左眼余光瞥到一抹白色。

诺玛转弯，刚好看到那辆SUV冲过十字路口，直冲着她的座位而来。她听见SUV轮胎摩擦的声音，那个驾驶员一定在猛踩刹车，想要停下来。她听见SUV的喇叭直响，那是一种缓慢的、响亮的嚎叫声。她最后一个清醒的想法就是：我要死了！

她听见铁与铁相碰撞的声音，好像巨大的爪子抓磨着一块黑板。她没有感觉到SUV的车头撞向她的车门，仿佛要插入她的身体。她只感觉到巨大的震荡，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她的冰拿铁似乎爆炸了。她的头撞向玻璃。

她失去了知觉。

当诺玛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的头感到刺痛，几乎无法呼吸。她陷在车里。安全带好像捆住她一般。冰块四散在她腿上、座位上、头上和地板上。她的思维快速转动着，但她觉得自己好像正在一个灰暗的梦中跋涉。

她看着冰块。哦，甜甜圈铺子里的冰块怎么会这么冰？她不由得想。为什么冰块要这么长时间才融化？她眨了眨眼。好长一会，她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SUV已经撕裂了诺玛的车，它的前挡泥板已经插入诺玛的车里面。她记得她在SUV铲进车门时的最后一个想法：我要死了！

警察会很快赶到。如果她内出血怎么办？她还活着，但她也很可能死于这场车祸。她想到，我需要找到我的驾照。如果他们要确定尸体身份，警察会需要她的驾照。“聚会大巴”的车牌是以诺玛的名字登记的。她必须告诉警察，她遇上了车祸。她把手伸出去，想去拿掉在地上的手机。老天！一阵剧痛。她终于摸到并抓起了手机。

“我出车祸了！”她叫道，给诺曼打电话，当诺曼接听时，她哭了，“我真的，真的受伤了。”

“你在哪里？”

她告诉他，她现在在一号高速路和伍丁大道的交会处，就在Skylark Diner旁边。诺曼打了911，几分钟后，一位副警长在她的车外大喊：“你受伤了吗？你还好吗？”

这位警官想要撬开门，但却撬不开。诺玛从里面拉车门把手，想要把车门打开，但SUV把她堵在里面动弹不得。

她的肩膀很痛，但她的胸口疼得更厉害。工作人员赶来，锯开车身。“我是不是突发心脏病了？”他们最终救出诺玛时，她不停地问，“我觉得自己突发心脏病了。”

医护人员用硬木质地的脊柱护板夹住诺玛，这是为颈部及背部伤患特别准备的。诺玛现在看起来像块原木。他们又给她套上颈部保护装置和头部固定装置。她现在不能动了，这更让她觉得疼痛加剧了。

诺曼几分钟后赶过来，看上去非常恐慌，他要在救护车内陪着。但诺玛告诉他不必了，她让他开自己的车跟在救护车后面，这样下午或什么时候方便开车时就可以把她从医院接回去。她幸存下来了，至少现在是这样。胸口的痛感似乎不是心脏病，她的伤势一定没那么严重。她想医院治疗应该不会很长，很快就可以回家。

医护人员开始剪开她的瑜伽裤和T恤。她想开个自己的玩笑。“你知道吗，父母总教导你，要随时穿着干干净净的内衣，以防有个三长两短，不是吗？好吧，”她说，“于是我就再也不穿任何内衣了！”这个长笑话对医护人员来说，根本无所谓。一位护士告诉她，他们会带她去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大学医院。她知道这家医院是由美国手术学院创办的一级创伤治疗中心，收治严重创伤的各种病人。她当时还想，我应该不需要一级创伤中心吧。

“你会好的，亲爱的。”一位医护人员告诉她。

她想：“哦，别叫我亲爱的。”

在医院里，医生们还是没有取下脊柱保护板和头部固定装置。她们必须首先确定她的背部、颈部和头部没有损伤，才能拿下来。他们让她侧卧以检查背部。没问题。然后他们让她在医院照了X光，她断了5根肋骨。

但她的心脏和头呢？还不能排除危险。一位护士推着X光机进来：“你要再做一次CT。”

为什么还要做一次？他们已经做了核磁共振。她想拒绝再做一次。因为这一次，医护人员要给她注射放射性造影剂以强化影像，这样医生就能看清所有的器官跳动和膨胀。她知道这种造影剂会让她感觉好像全身湿透了，她不想要。“我是一名护士，”诺玛说，“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那位护士脸上的表情沉重，这让诺玛很担心。

“你的主动脉可能已经剥离。”

她觉得心里一沉。主动脉剥离。她完全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也就是说，她的主动脉壁上出现撕裂，心脏血通过主动脉运往身体各处，而主动脉内膜的破坏，导致循环血液渗入主动脉壁中层，形成可怕的血液流失。主动脉剥离的死亡率达到75%，大约20%的车祸受害者都是死于主动脉剥离。如果诊断正确的话，她在血液完全流失之前，还有30分钟可活。如果必须在30分钟内做手术的话，那么可能需要先把她剩余的肋骨人为折断来修复主动脉。这真是生命危急的关头。

“我想要你把麦莉莎找来，”她对诺曼说。她的大女儿此刻还在费城的法学院上学。“她在路上了吗？”

还有贝嘉。她的小女儿今天早晨去参加高中期末考试，诺玛和诺曼到现在还没有通知她。但诺玛觉得，似乎现在该是告诉她的时候了。诺曼拨通了麦莉莎的手机，她的男朋友同意开车送她来医院。然后他拨了贝嘉的手机。

“你的考试怎么样？”他问。

“不错。”

“好的，”他说，“妈妈遇上车祸了。”

“什么？”贝嘉大叫一声。

诺玛拿过电话。“我的车被撞了，”她说，不想吓着她，“我有一点儿头晕，不过我没事。”

“你在哭。”贝嘉说。

“我没有哭。难道我听起来像在哭吗？我没事。”

护士们过来了，把诺玛带到CT室。照完CT后，诺玛和诺曼一起在创伤室等结果。

医生之后带来了好消息，并没有发生主动脉剥离；同时也带来了坏消息，心脏受压和心肌挫伤，或者说是心脏出现损伤。

诺玛长吐了一口气。我不会死了。

但医生说，他现在有些担心她头部的损伤。

什么？

他告诉她，她有一点儿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症状，在大脑及覆盖大脑的软组织之间的位置。如果恶化下去，很可能会呕吐，失去方向感，抽搐，部分脑功能丧失，中风，甚至死亡。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人中，大约50%的人会死亡。许多幸存者会出现永久性精神或肢体障碍。诺玛过去曾经看到过同样病例的病人。逐渐地，你会丧失思考和语言能力。她想，可能我的下半生都会成天难以自控地流着口水，可能还需要做些脑神经手术，我的脑袋里可能会有一个洞。

这些全都取决于脑部内出血的程度以及血肿的大小。

目前看来，脑部出血范围还不大，医生这样说。如果出血范围继续缩小，她也许能够康复，不会有太严重的并发症或手术后遗症。医生要把她留在医院，直到他们确保她没有重大生命危险为止。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个星期。

那晚，诺玛本来要给肯恩大学的学生们来一次期末考试。她没能出现在课堂，学生们打她的手机，想询问她周末探讨无家可归者计划，也没有回音。

就像平常一样，伊西斯不时从艾萨克亚之家打电话，诺玛没有回电话，这让伊西斯几乎精神崩溃。

第二天早晨，贝嘉在她的Facebook上写一条留言：妈妈昨天遇上车祸了……她的肋骨断了，颅内小面积出血，肩膀可能也骨折了。

到了晚上，肯恩大学知道了诺玛的消息。监狱里的男犯和女犯知道了这个消息，艾萨克亚之家的女孩子们也知道了这个消息。伊西斯立刻大哭起来。

无论何时，总有一小队学生、邻居、同事和朋友在诺玛的医院病房出现，带着鲜花和贺卡。肯恩大学的男女生都会涌向医院。“从自身改变”小组成群结队地来探望。其他人留下了上千条短讯。诺玛觉得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很老的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生命》（This is Your Life）中，来了场真人秀。唯有两个人没能来到病榻前，那就是乔纳森和凯特琳。

诺玛在她的Facebook上留言：“我在星期二下午出院，现在带着五根断掉的肋骨，一个心脏压伤和一处颅内创伤，回到了家里。我能够活下来，我觉得非常感恩。你们所有人每天都在激发我，我非常感恩。这种感恩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太幸运了！”

精神健康普及小组的无家可归者计划在没有诺玛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着，一切都还好。在车祸后的日子里，诺玛没有见到乔纳森和凯特琳，但她并不担心。最主要的是，她太累了。为了调停不同社团服务计划之间的冲突，她太累了；她的伤势在身，她太累了。她的家人劝说她，她穷其一生都在关心他人，而这是唯一的一次，她必须好好地帮助她自己。她需要专注于自身的康复。

课堂讨论题

你相信人们有权去死吗？为你的观点提供论证，给出实例并证明你的观点。

十五　分手

2010年春

乔纳森在新泽西的很多地方都会想到他的弟弟。当他开车经过罗塞拉公园那座他爸爸曾经杀死他妈妈的公寓，或者当他经过诺马哈根公园他们和爸爸一起钓鱼的那片水塘，或者是当他经过林登车站他弟弟曾经将脑袋伏上去的那片铁轨——每个地方都会勾起他苦乐参半的回忆，后来，这些回忆变得越来越苦。

再一次，他对凯特琳的自我转变和他们关系的未来，已经渐渐失去希望。他觉得，凯特琳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她家中的混乱，这一点对他而言越来越明显。乔纳森担心，她永远无法放下那种痛苦而无能为力的责任感，她想要阻止她妈妈自杀的念头，却总是做不到。

“她与家庭的关系让我发疯，”乔纳森解释说，“有时我在她家里，所有的乱象都在延续，我会觉得很想要将桌子扔出窗外。我无法应付她家里人。这会毁了我。这些乱象都让我的回忆越来越苦涩——我的脑袋也开始不正常了。”

他开始给人讲课，讲解金融方面的知识，告诉人们如何保持财政上的独立。他解释说，如果没有他的地产工作，他就不会有财政上的灵活度；他弟弟病的时候，就无法照顾他，也不可能带他去看医生或去乌拉圭散心。乔纳森对他的事业非常感恩，因为在与弟弟最后几个月的生活中，这份事业曾经帮助他拥有那份宝贵的独立。在他的金融课上，他与成千人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他到各个地方旅行上课，圣地亚哥、新泽西、芝加哥、达拉斯、亚特兰大、西雅图、安那翰和洛杉矶，向成千上万有兴趣进入地产行业的人做演讲，他讲述着他家庭的故事和他与乔什的故事，最后来一个充满希望的结尾。有些演讲要面对180～300个听众，许多人后来找到他，与他分享他们自己有关精神疾病和死亡的家庭故事。

“我的使命，就是为人们做精神健康的启蒙，”乔纳森说，“但现在这个使命的意义更广阔了。这是关于生命和积极人生，关于如何克服逆境。这是关于改变你人生的目标……我已经明白，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目标同时也会改变。”

在2010年一次去圣地亚哥的旅行中，乔纳森突然发现，自己被那里永远明媚的蓝天、碧蓝的海水、温暖的冬日和一年到头的露天咖啡座给迷住了，这与他的家乡是多么不同。这里有自由的空气，充满希望，与新泽西给他的那种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的直觉告诉我，”乔纳森说，“我对自己说：‘我要搬到这里来住。’”

“你做决定时，甚至都没有考虑过我吗？”当他告诉凯特琳时，她哭了。

“没有，”他回答说，“你说对了，我没有考虑过。”

“我请求你，你难道不能重新考虑一次吗？让我成为你决定的一部分。”

但乔纳森已经打定主意。“事实上，我没有把你纳入这个决定，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乔纳森告诉她。他需要照顾好他自己，就像她需要首先照顾她自己一样——而不是她的家庭，也不是他。

“她的生活是她的，”乔纳森说，“她不需要花费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其他人。”他是经历过最艰难的历程，才明白这一点的。“她太过于担心她的妈妈，担心她的爸爸。我犯了许多错误，我总是教她不要走我的老路。我想要救乔什……我并不后悔这一点，但她与我当初走的路一样：这是一条不归路。”

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对凯特琳的感情。两个人谈到在凯特琳从学校毕业后搬到加利福尼亚来。他们想在第一年分隔两地但继续相爱，然而这种商议也不了了之。她到那里去做什么呢？乔纳森问。她在圣地亚哥没有朋友，没有家庭，没有稳定的工作前景。她可能会觉得痛苦不堪，他加了一句，特别是在他四处游历去做演讲，每次都要几个星期才回来的时候。

但他说，即使她隔得很远，也没有人能取代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理解他。就像他在发现乔什患有精神分裂时，给乔什的信中写的那样：“你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的关于我的事情，恰恰是我觉得很孤独……唯一让我摆脱这种感觉的时刻，就是与你，与克里斯或是凯特琳在一起的时刻。”

乔纳森带着乔什的骨灰飞回乌拉圭，要把骨灰撒向大海。凯特琳克服了她坐飞机的恐惧，与他一起前往。乔纳森承认，尽管他已经决心要搬走，但他同样感到心碎。

“我爱她，至死不渝。”他说着，摇了摇头，仿佛他离开她的决定，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一般。

乔纳森搬到圣地亚哥后就没再与诺玛通话。最近，诺玛没有回复他和凯特琳的邮件。他在Facebook上给教授写了一封邮件：“你好，鲍伊博士，我知道我们失去了联系……无论什么原因，那个计划让我们产生分歧，而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这种分歧。我所知道的就是，你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我永生难忘。我憎恨现在的日子，我无法打电话给你，或是发邮件给你，而你也失去了与我的联系。我想谢谢你，你将我人性中最好的东西带了出来。”

课后写作练习：遗愿清单

如果你只有一年时间可活，你会想在死之前做些什么？完善你的死前愿望清单

凯特琳

遗愿清单

·坐飞机

·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大峡谷、金字塔、好莱坞标志

·到伦敦、乌拉圭、意大利、阿姆斯特丹、日本、圣地亚哥、拉斯维加斯和芝加哥旅游

·去滑冰

·看一场扬基队的世界大赛

·跑一次马拉松

·和乔一起去迪斯尼乐园

·全美自驾游

·和海豚一起游泳

·见一见比利·乔

·更新教育体系……正是时候！

·拿一张博士证书

·玩一次滑翔伞

·开一次挖土机

·成为一名私人教练

·住在另一个国家

·学习如何烧出（美味的）菜肴

·办一家动物收容所（好得让动物们都不想离开）

·为学习和行为障碍儿童开一所学校

·做一次解剖！哈哈

·学习冲浪

·唱卡拉OK

·会见戴维·怀特

·去露营

·与上帝更近一些

·去远足，来一次家庭团聚

·去看自由女神像（真不敢相信我还没去过）

·与我的姐姐们一起旅行

·学会跳舞

十六　顿悟

“我永远不会离开他身边，”凯特琳坐在新泽西一家餐厅的包间内，这样发誓。这是在乔纳森搬到圣地亚哥后的一天，她说，“即使在我清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也绝不会有片刻离开他。他清楚这一点。”

雨大滴大滴地打在窗玻璃上，凯特琳吃着沙拉，她与之前有些不一样。她的话现在有锋芒了，混杂着某种愤怒的自信。

“我求他不要与我分手，但他想要走，我什么都做不了。”她说，“不管我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他对事业非常专注，我总是让他优先。我爱他，那就是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方式，你开始每次都将他放在自己前面，我正开始这样做，甚至用一种我自己根本不愿意的方式。”

乔纳森在凯特琳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她。她想渡过难关，毕业前要完成五门功课和论文，还要想办法做保姆挣钱，又要拯救她的父母，让他们免于财困，让她妈妈不要自杀。

但乔纳森以前也离开过她，这一次她乞求他。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和好如初。“我不想他以任何方式被伤害。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心爱的人。我们一起经历过地狱。”

现在，她要专注于她自己、她的需要、她的事业。关于她妈妈，她得出一个结论：“如果我妈妈想死，她总会去做的。”

在过去两年内，她妈妈已经因滥药和企图自杀12次住院。医生们不断地给她开药。

其中一次，凯特琳带她妈妈去医生办公室，因为需要带她去做一次脑部检查，看看是不是因为某种神经系统问题导致了这种自毁行为。那一次，凯特琳害怕极了。她坐在副驾驶位，她姐姐开车，她妈妈则坐在后座哭泣。她们上了高速，她妈妈向凯特琳要一瓶水。当她妈妈把水拿回来时，她注意到瓶底多了两小片药片。

她回头看她妈妈，这才发现，她妈妈偷偷吞下一手能够抓的那么多药片。她一次吞不下那么多，有些甚至还在嘴里。她倒下来，神志不清，口水流满了座位。

“我们要叫救护车吗？”她姐姐问。

“继续开车！”凯特琳尖叫着。

她们来到医生的诊所，跳出来，开始向周围所有人大喊：“我妈妈在后座上！她需要一个医生！”

护士们带她妈妈进入急诊室，给她洗胃。她又吐又拉，一名护士请凯特琳帮她妈妈清理干净。

“对不起，凯特琳，我做不了这些。”她姐姐说完，走出了房间。凯特琳尽可能地帮她妈妈清理干净。

另一次，她妈妈进了重症监护室，然后是精神病房。但凯特琳已进入一种状态，她已不会再感觉到那种让她思维精疲力竭的愤怒和折磨。她的强迫症、她关于父母双亡的恐惧，都好像全部消散。她说，所有的疯狂“都将我推向一个不再紧张焦虑的新状态”。

家里的房子最终被抵押没收。凯特琳的妈妈与她爸爸分居，搬进了自己的公寓。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凯特琳打电话给她妈妈却没有人接，她立即去她妈妈的公寓。她让自己做好准备，她可能会发现妈妈死在里面。她打开门，但门链从里面拴上了。凯特琳把脚伸进去，把门缝撑大一点点，然后她上身从窄窄的门链空隙里钻过去，想用她的肩膀顶着门，撞开门链。她不停地推啊推，很快，她发现自己全身都能够钻进来。她进了公寓，而门链还是完好的。

“我很奇怪，哦，我怎么进来的？我真是迷惑不解。”凯特琳说。她讲述着整个过程有多荒谬时，不禁大笑起来。谁能想到瘦一点儿竟然这样方便？

进去之后，她发现她妈妈呆呆的，毫无反应。凯特琳叫了救护车。当凯特琳到达急诊室时，她没有哭。相反，她在她妈妈洗胃后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女儿跑到你的公寓来撞开门链，你可能已经死了！”

凯特琳告诉她，她的三个女儿和她的丈夫在任何事情上都站在她这一边，但是，她总让他们觉得好像他们的爱永远不足以让她想要生存下去。“我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凯特琳继续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你却把问题带给我们。”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她妈妈满眼泪水地回答道。

凯特琳仍然爱她的妈妈，就像她仍然爱着乔纳森，但她正在努力要求他们也向她展示，他们也爱她，也在回报她的爱。“我总是全身心地去爱别人，这样让我觉得非常舒服。”她说，“但我要爱自己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舒适感。我过去没有想到过爱自己。”

现在不再这样了，诺玛的课最终起作用了。凯特琳举起她的右手。这一次，手上没有绷带，也没有血痕。相反，她的手腕上印着一个新刻的文身：一把万能钥匙。她的爸爸，最初曾帮她收集万能钥匙的爸爸，最终也开始自我恢复，让婚姻破裂就破裂吧。凯特琳文身的时候，她爸爸也陪在身边，他曾经一再叮嘱凯特琳，永远不要放弃，而现在他自己也要转变了，他要跟从自身的需要。这个文身代表了凯特琳给她自己打开的门，只有她有神奇的钥匙，她现在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两个月前，凯特琳已经从肯恩大学心理学系硕士毕业了。她有非常强大的推荐信，很快找到了工作。秋天来临的时候，她到一家中学担任驻校心理学家，现在她正在读博士。

“我不能改变任何人，”她说，“我无法改变发生的一切，无法改变他们将要去做的决定。我最有成就的时刻是在我说‘我要做那些我必须做的事情’这句话的时候。”

乔纳森和凯特琳的爱情故事并没有终结。

到2011年，他们决定恢复他俩的关系。一开始，仍然是距离隔开了双方。乔纳森每隔几个星期会飞回新泽西，凯特琳也会飞去圣地亚哥。但距离更让他们彼此意识到，他们不想过没有对方的生活。

在一年的分居后，乔纳森回到了新泽西。

到2012年，乔纳森和凯特琳一起搬入他们自己的公寓。

经历过所有这些事，凯特琳意识到，理清她自己的创痛，非常有助于她的事业发展。“我看到鲍伊博士也走过这条路。”

凯特琳和诺玛在车祸之后好几个月没有说过话，但最后还是碰面了。凯特琳没有想到诺玛伤得那么严重，她们在精神健康计划上的分歧不应当使她们互不理睬。在凯特琳的印象中，教授从来没有为她自己感到悲伤难过。

“因为这一点，每个人都佩服她。但那可不容易做到，你必须很勇敢才能做到这一点，”凯特琳说，“而且她也向我展示了如何做一个勇敢的人。”

第三部分　期末考试

十七　自驾游

车祸之后，诺玛必须休息。人们等着她，照顾她，逗她开心。她家里的卧室在二楼，她上楼梯时总发晕，因此诺曼帮她在起居室壁炉旁的长椅上搭了一张床，让她可以休息。他还弄来许多毯子和枕头，睡在她身边，以便随时帮忙。

但她不喜欢这种无助的感觉。她觉得好像自己只能缩在沙发上，浪费宝贵的光阴，想着她能做的所有事情：她的课落下了许多，学生们需要她回去教授；“从自身改变”小组的项目需要她指导。她还挂念着她那些义务教学，车祸前她才刚开始在女子监狱教学，现在她却迟迟不能前往，她不想让那些人觉得被人抛弃了。

她的女儿去上课了，诺曼回去工作了。新的学期开始了，她却不在学校。外面的生命在继续，而她却被困在家中。她觉得她的不耐烦与急迫的情绪一天天在身体内增长。她在这张长椅上还能做什么？她看着电视里海地的地震，7.0级，几百次余震。天灾导致23万人死亡，30万人受伤。

她想，我是一名护士，我应当去海地帮忙！她曾经尝试参与一个加勒比医疗小组，联系一个与海地有关的当地医疗组织，并准备飞过去帮忙，但这个计划没能实现。在医生的劝说下，诺玛终于痛苦地意识到，不管她的出发点多么善良，不管她受过多少训练，她的身体仍然极虚弱，根本不适合长途旅行，或者空降到某个区域。

她以前曾带一位学生实地考察一个贫民窟，这位学生介绍她认识了普雷斯顿·兰道夫。他是拍电影的，正在拍一部关于住在南达科他州保留地里贫困的印第安人的纪录片。那个星期，他告诉诺玛，上千名保留地居民无法支付供暖费，没有煤气，也无法做饭。一月的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保留地，许多人在寒冷的冬天里快要被冻死了，特别是那些老人和孩子。

普雷斯顿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收集了成百件外套、手套、毯子和靴子，把这些物品装进一辆U-Haul的拖车里，准备带给保留地里的印第安人。他写了一封信，写下他想让全世界知道的这些人的悲剧境况，呼吁那些向地震后的海地伸出援手、向新奥尔良受飓风影响后的受灾人群伸出援手的好心美国人，也看一看这些印第安人的苦难。

诺玛请她的邻居，《赫芬顿邮报》的博客作者克里斯·罗达帮忙。罗达在1月27日的博客上写了一篇关于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的文章。在文章中，罗达也附上了普雷斯顿的信，还提到煤气公司的地址，这样人们可以直接到这里去为印第安人买煤气，这家公司送一次气最少120美元。罗达提及自己是从她的朋友诺玛·鲍伊那里获得这个消息，而诺玛本人已经捐了三次。

另一个博客“每日科斯”（Daily Kos）也在1月29日转载了这篇博客，并进行了追踪报道。后来，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与基思·欧博曼一起倒计时》（Countdown with Keith Olbermann）节目的编导读到了这些博客，派了节目工作人员来追踪事件。

2月8日，欧博曼在节目中有30秒提到印第安部落。他在第二晚的节目中再次提及。他的电视节目网页上，放上了塞恩河苏族部落暴风紧急拯救项目的链接。不到24小时，人们捐助了大约18.5万美元。到了2月12日，部落酋长称，95%的电力都恢复了。欧博曼告诉观众：“你们对塞恩河苏族部落暴风紧急拯救项目的捐助，已经达到大约25万美元。”

罗达与“每日科斯”的博客写手们都收到欧博曼的短信，感谢他们将印第安人的困境引入他的视线。

诺玛于2010年2月中旬回到校园教书。这已是车祸后两个月的事了。她换了一辆黑色现代两厢运动型旅行车。她仍然没有觉得身体上已完全恢复，但身体上的状况阻挡不了她。在家待了这么长时间，在电视上看到世界有地震有水灾，她只想像过去一样精力充沛地回到学生们中间，想把她的生与死的讲课带给尽可能多的学生们。

她继续追踪新闻。1月12日的海地地震之后，更多灾难相继涌来。在中国和智利发生了更多可怕的地震。利比亚、印度、俄罗斯的空难，还有一架航班直接落入地中海，总共447人死亡，死者中包括波兰总统。2月12日，一位教授走入阿拉巴马大学的生物学会场，枪击了6名教员，其中3人死亡。不要忘记在3月底，133名士兵在阿富汗阵亡。

4月20日，是1999年科伦拜恩高中校园枪击事件的周年纪念，英国石油公司的石油钻井平台“深水地平线号”在墨西哥湾发生爆炸，死了11个人。报纸上报道着死者的孩子、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在肯恩大学，诺玛的“透视死亡”课的学生们讨论着石油工人和他们家庭的悲惨境遇。学生们谈论着阿拉巴马州一位出租船长威廉·艾伦·克鲁斯的自杀，他被发现死亡时，头上有明显的枪伤。他一直帮助清理油污，而且他的家属告诉媒体，他自己一直被在墨西哥湾沿岸发生的灾难深深困扰着。课上，学生们讨论着这些死亡和油污导致动物集体死亡的后果。几个星期过去了，上千桶油涌进了海洋。受灾的海洋环境、野生生物、鱼群和虾群的报道充斥着媒体。

其他城市、其他县和其他州的人们没有办法来肯恩大学上她的“透视死亡”课程。因此，诺玛决定，她和“透视死亡”课的学生们，将把课程带给这些人。

他们会传播埃里克森理论中第七个生命周期中“创新/超越”的正能量，也就是当“在所有形式的无私‘照料’背后的内在力量，能够潜在地推动一个人给予、留下、创造和产生（或者帮助他人产生）的所有外在事迹的一种内在力量”。埃里克森这样写道。

7月，油污还在流入大海，所以，夏季课程一结束，诺玛就设法带了7名“从自身改变”小组成员自驾前往墨西哥湾海岸，去帮助那些受卡特里娜飓风影响的人们，帮助老年人整修房屋，到海岸边帮助分发瓶装水，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排油污的工人。她的女儿贝嘉此时已经是肯恩大学一年级学生，也参加了小组加入自驾。小组成员们还租了一辆黑色雪佛兰Suburban越野车，在这长达一个星期的跋涉中，学生们每晚共住假日酒店的房间。

“想来吗？”诺玛在即将出发前给我发邮件。

于是我挎上个粗呢包，就跑到肯恩大学集合。诺玛因为要取租用的物品，要迟一点。我看到一个在“透视死亡”课上认识的学生。我们一起在亨宁斯礼堂的门廊上坐下来，等着其他人。

“有我们的行程吗？”

诺玛忙于组织，除了告诉我墨西哥湾是目的地之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细节。

“哦，”那个学生说，“我们的第一站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

我倒吸一口气。自从报道了2007枪击案和法语教授的葬礼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那个学生解释说，诺玛觉得，去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悼念一下当年的死者，对于“透视死亡”课的学生而言，是很好的教育机会。

当然，她是对的，我想。如果自驾的路线上，恰好经过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校园枪杀案的发生地，谁不会顺便进去转一圈呢？

一共9个人将他们的东西放入租来的车内。从白天一直开车到夜晚，最后来到一家Waffle House吃晚餐，在洛亚诺克的假日酒店住下。第二天早上我们来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的时候，天开始下起小雨。诺玛把车停在酒店外面，正是那座三年前曾经挤满了媒体车和卫星接收器的石头外墙的酒店和会议中心，我还记得当时一位绝望的父亲跑到记者中间，求他们告诉他女儿的消息。

从那里我们走向诺里斯楼。

几乎不可想象，这个地方已经重新上课了。谁会坐在一个曾经摆满了尸体洒遍了鲜血的地方呢？学校会拿这个厅派什么用场呢？拆了它？装修它？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那个木制双层门打开了。在走廊上，挂着逃离路线图，还有一个标志写着“安全监视”，要求每个人都要留意可疑的行为并报告。楼里的灯亮着，通往二楼的楼梯毫无阻挡。

一个又一个地，我们来到了二楼的西区。地板上闪着木头的棕褐色光。墙上漆着浅黄色，还有绿松色、深桔色、草果色、金色、玫瑰色和碧绿色等各种色彩的画，明亮而使人开心，就像艾萨克亚之家的装饰一样。左手边有一面圆弧形的墙，嵌着冰蓝色的玻璃，上面刻着“和平与暴力防范研究中心”。在玻璃门后面，我们看见两个人。诺玛敲门自我介绍，她背着背包进去了，我们其他人在外面厅里等候。

我们这组人不宣而至。几秒钟后，诺玛示意所有人都进去。一个矮小的，有着白色头发、灰色络腮胡和粉红脸庞的男人走过来。他穿着黑色衬衫，卡其布休闲裤，说话带有波兰口音。我曾经见过他——在他夫人的葬礼上。杰兹·诺瓦克欢迎每一个人进来。肯恩的学生们很喜欢他的名字，他们称他为“泽西”。

他说他妻子库图夫人的大女儿第一个倡议建立和平中心，于是杰兹想到将诺里斯楼改装成暴力防范计划的总部。学校同意了这个倡议，一家名叫蕾西基金会的组织捐款5万美元，资助他们创立了这家中心。

我们站立的这间房，就是211教室，正是库图夫人法语课的授课地点。我知道这个地方过去的样子。我的文章里详细描述了这里的布局，头顶上有正在放映的法语幻灯片，里面的内容翻成英文就是“布兰妮·斯皮尔斯比克里斯蒂娜·阿奎莱那结婚的次数多得多”。脚下有栗色地毯，教室里有并不怎么重的金属课桌。我知道每个学生坐的位置、每个人穿的衣服：有一个穿蓝色毛衣，有一个戴报童帽，有一个穿着军官制服。我知道他们的尸体倒向何处。

杰兹的新办公室位于新装修的部分。这件事真让我震惊：过去这一年的每一个工作日，杰兹都来到他夫人被杀害的地方办公。

期末考试论文题

死亡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举例来证明你的观点。

十八　根茎

据杰兹的记忆，在枪击案之后的几个星期内，各地的花匠都来到学校，带来成卡车的鲜花，那都是人们的捐赠。其中一株占满了整个卡车：小小的宝石红和白色的花瓣洒落在横着长的茎叶上，好像项链上的闪光。这种植物的名字就叫作“流血的心”。2007年4月16日之后的几天里，校园花工收到太多花，以至于他都没有时间去签收。

你现在仍然能在哈恩园艺园中看到这株“流血的心”，库图女士就长眠于此。诺玛的学生在杰兹的带领下，参观完诺里斯楼的二楼后来到园艺园。库图夫人一定会喜欢这种花的，她与她丈夫一样喜欢园艺，而杰兹大半生都在研究植物的压力反应，以及植物对灾害气候、病原和天敌的反应。

库图女士的家是2007年买的，红砖建成，看得到蓝岭山脉，种着万寿菊和罂粟。她喜欢坐在家门口看着山。他们在这座新房子里只住了5个星期，本来还有一个宏伟的改造计划，想要在后院建一个有盖平台、一个棚子、一个院子，再建一个俯视院子的小亭子，做一个石头花园。在妻子被害之前的那个星期天，杰兹整个下午都在清理长势过旺的玫瑰枝。他建议在天黑前停止清理，而库图夫人还不想停手。她请他递来一把钳子，花了半个小时修剪玫瑰丛多余的枝条。她戴着手套，但刺还是戳进手里。第二天早上她去上班，手上还带着玫瑰刺的划痕。

星期一早上，在她去教课的路上，库图夫人在外语系停留了一会儿，与一位同事谈论了几句倒春寒。库图女士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她银灰色的头发齐肩，经常编成一条法国式辫子。外面雪花飘着。库图女士没什么烦恼，除了一样，她告诉她的同事：希望她的花儿都能抗过霜雪。

今天，让杰兹在公开的谈话中回忆过去妻子遇害的细节，仍然是十分痛苦的。因此，他就像诺玛总在建议的一样，将他的个人经历写下来，又写了许多学术研究文章，发表在《创伤学》（Traumatology）杂志上。在这次拜访中，他向肯恩大学小组成员展示了文章的影印件，诺玛后来在车里给大家大声读了出来。

在文章中，他描述道，那天早晨，当听闻枪击案发生的时候，他并不相信他妻子会在诺里斯楼里上课。语言课在不同的楼里进行，他觉得她会在图格森楼。他妻子那天早上没有回电话，但那也没让他觉得有什么事，他妻子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关掉电话。直到下午2点钟后，当有人从他女儿的中学打电话来，说他妻子没来接12岁的女儿西尔维娅时，杰兹开始浑身冒汗。他打到她的系里面，询问她那天在哪幢楼里上课。

一个声音回答说：“在诺里斯楼。”

杰兹去接了西尔维娅，大约4点钟左右，父女俩来到大学的酒店，其他家庭也聚在那里，想要得到亲人的消息，但没有任何消息。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才知道任何一家医院都没有他的妻子。一开始，他还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她可能在死亡名单上。”有个人提醒他。

“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个。”杰兹回答。

西尔维娅先去了一个朋友家，然后他带她回了家。热线已经建立，杰兹花了数小时继续查找，还是没有结果。记者打到他家中，询问现状。在这几个小时中，杰兹心急如焚，他为他过去17年婚姻中没能告诉他妻子的每一件事而煎熬。她知道他有多珍爱她吗？为什么他两年前没去做那份工作？

他还没知道真相，不过，他也知道，还有许多其他家庭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也都还没能知道所爱的人的下落。

夜晚来临的时候，西尔维娅告诉她爸爸，她会躺在妈妈的床上，她想闻着妈妈的味道。

夜晚11点半，校长打来电话，说他想和副教务长一起来找他。半小时后他们才到，因为一家人刚刚搬了家，校长起初找错了地方。杰兹请他们进来。

“她没有受苦，”校长告诉杰兹，“一颗子弹穿过了她的头部。”

这个细节，尽管也很可怕，但给了杰兹片刻的安宁。她没有受苦。

那天早晨，不到12分钟，赵承熙射出了174枪，伤了诺里斯楼里的25名学生，杀害了另外25名学生和5名老师。他早先在宿舍里杀了2名学生。赵在9点51分将最后一枪留给自己。他死在211教室，他的尸体与库图夫人的尸体相距不远。

教室里有6个人幸存，12个人死亡。法语教室里只有一名学生没被射到。其他幸存者分别被打中肩膀、锁骨、胃、臀部、膝盖、手臂、后背和头。

校长离开后，杰兹去看他的女儿。他想着她可能睡着了，但她却醒着。杰兹要和西尔维娅单独在一起，她还躺在妈妈的床上。他怎么将这样一个消息讲给12岁的女儿听？

他将手臂抱住她，轻声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吐露到小女孩的耳边。他们一起哭着。然后西尔维娅镇定下来，告诉爸爸，她班上的一个男孩两年前失去了妈妈，他妈妈患癌症去世了。那个男孩挺过来了，他现在很好。她告诉他，我们一起，也会很好的。

第二天早上，杰兹要办许多事情，忙碌能让他分心：告知家人和朋友，联系葬礼，准备旅行，搞清楚开销和保险事宜，应对邮箱里铺天盖地的媒体询问，还有扑到门前的记者们。似乎那天有100个人带着咖啡、鲜花、贺卡、食品和哀悼而来。第三天一大早，他真的崩溃了。

他如何回答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关于成长的问题？母亲也许更容易回答这些问题。平时他总把日常生活琐事一股脑儿交给他的妻子，从煮饭到育儿到付账单。要是没有亲爱的妻子的引领，他如何能够掌握这所有事务？他从来没想过要规划一场葬礼；如今他毫无头绪无处着手。

杰兹正忙乱时，早晨7点钟，门铃响了，这是一位邻居，带来了咖啡，并主动帮忙。杰兹表示感谢。周围的其他邻居都来帮忙。一位同事帮着处理媒体，在杰兹出去办事的时候，在杰兹家门口接受采访。家人和朋友们第二天从全世界各地飞过来，红十字会将他们从机场接回来。

西尔维娅的老师也来到家里，给她进行一对一的个人辅导，帮助她补上落下的功课。一家纪念基金会以库图夫人的名义建立起来了。基金会的钱将用来在校园里建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特殊花园。捐赠从美国各地纷纷涌来。

六天过去了。闪亮的蜡烛熄灭了，诺里斯楼外纪念石碑旁的玫瑰和康乃馨枯萎了。天气变暖了，学生们重回校园。悼念者用新鲜的花替换掉枯萎的花。直到星期天早上，杰兹都没能见到他夫人的遗体。他请求在其他家庭成员之前进入灵堂，他要决定是否允许其他人进来看她。当杰兹进入灵堂时，他看到多年来称呼他“亲爱的”的那个女人就躺在那里。他抓到她的手，手上还有那些玫瑰刺的划痕。他找到左手指缝间几滴干涸的血迹。子弹擦过她的结婚戒指，击中了她的左前额。

葬礼结束后，他妻子的骨灰撒在了新斯科舍省的佛楚岬，他俩之前约会时曾一起到那里的灯塔旅游。在记者走后，杰兹开始考虑他如何带着对她的记忆生存下去。他的继女弗朗西·杜龙建议创设一座和平中心，这个主意深深地打动了他。

杰兹不能站在诺里斯楼外，不能看到那些死者的纪念石。32块石灰石，每一个有1英尺宽，每一个上面都刻有一个遇害者的名字，包括约瑟琳·库图·诺瓦克。石碑在草地上围成圆弧形。他向园艺系请了假，来启动这个和平与暴力防范研究中心。他妻子死后两年，他搬进了诺里斯楼二楼西翼的新办公室。

“植物不是单一的机体，”诺玛在去墨西哥湾的路上，读着杰兹在《创伤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植物抗压的能力，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与根茎上其他机体的互动，也就是包住其根部的部分。”

比如说，“流血的心”会在盛夏时枯萎，然后一直冬眠，直到第二年春天。但它的核心在地下继续生存；植物的种子在种荚内产生，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形成复杂的地下生命体系，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根茎。根茎的一部分在温暖的时间会爆出地面，长出能够从阳光中吸引水分和二氧化碳的小叶子。这些元素变成“流血的心”和其他大部分生物都需要的糖分，同时又在空气中释放出副产物——氧气，使得我们人类能够生存。

植物长成之后，心形的花瓣开花了，随时准备将种子传给下一代。花的盛开如此夺目，却只不过开一季。与此同时，在地下世界中，根茎正在为过冬储存养分，努力制作最好的周边环境，将糖分传到土壤中，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够吃到糖分。然后又转化成肥料，创造出更强大、适应力更强的植物。

“生命对我而言，就像生长在根茎上的植物，”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在《回忆，梦，反思》（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一书中这样写道，“真实的生命是看不见的，隐藏在根茎中。长出地面的部分仅有一个夏天，然后它就枯萎——只是一个短暂的幻影。当我们想到无休止的成长以及生活和文明的堕落腐化，我们无法逃避绝对虚无的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丧失在永恒流变的表象之下，有一种事物能生活并坚持下来的观念。我们能看见的只是鲜花的短暂盛放与凋零，而根茎却长久存在。”

诚如杰兹说的那样，人类与植物并没有太大分别。在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们都彼此互助，需要社区里的支持来延续；他们都是埃里克森的“创新/超越”理论的活着的证明。

于是，杰兹邀请诺玛和她的学生们三个月后再来一次，在和平与暴力防范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上做演讲，这是该中心启动以来的第一次主要项目的内容之一。他们将能够在会上会晤来自全球各地致力于非暴力课题的专家。

诺玛脑中想好了下次请谁和她一起来。她邀请两名艾萨克亚之家的女孩子，伊西斯就是其中一个。由于这是一次非暴力会议，诺玛知道还有一个学生她不能落下。她叫上伊萨瑞尔时，他告诉教授他会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计划，他会为大家开车，任何时候她需要，他都会来。他肯定会参加。

2010年11月

伊萨瑞尔坐到了方向盘后面，把他的驾照挂起来，他打开了嘻哈音乐。伊西斯，穿着明亮的粉红色肯恩大学T恤，外面穿着了件军绿色的夹克，坐在前排副驾驶位子上，坐在伊萨瑞尔旁边。伊萨瑞尔身子往后靠了靠，带着这10个人上了州际公路，一起开始这480英里的旅行。

7小时之后，伊萨瑞尔及时地把大家送到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小组成员们与诺玛然后忙活了一整夜，排练第二天上午的演讲。除了伊萨瑞尔之外，大多数人都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他们都有些害怕，在说话的时候有些结巴，忘记了那些他们要表达的心理学概念，比如罗伯特·阿格纽的一般紧张理论或是阿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我要是到了那儿打冷战怎么办？”一个学生问。

“如果我吐了，怎么办？”

“你们会很棒的。”诺玛向他们保证。

他们不想让演讲里面全是理论，受诺玛平时教学方式的启发，有些人决定讲解他们自身关于暴力和歧视的经历。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钟，学生们已经穿上他们的肯恩大学荧光绿T恤，集合在会议室，再多排练一次。有一些观众来到大厅。诺玛看着手机上的时间，演讲几分钟后就开始了，可是大厅还几乎是空的。

“人都到哪儿去了？”诺玛说，“我们是不是该等更多人来呢？”

但他们不能。该开始了。他们很快得知，教授们和其他专家都不会来了。学生们被隔在酒店的地下室，而世界知名的学术精英和专家们都另外在楼上的会议中心开会。

杰兹两年前规划时，并不想分开两场会议，他总预想着这是以学生为主的会议。但6个月前，学校官员借着杰兹的这个点子，邀请了他们自己的演讲者，包括一名哈佛医学院的专家，他专门研究城市暴力环境下的儿童问题；一名来自美国教育部的演讲者；一位知名的反社会和暴力行为以及神经心理学学者。

肯恩大学的学生们不能理解这种分隔，认为这似乎对杰兹有些不公平。为什么学生们不能和教授们在一起？难道让那些有博士头衔和国际声誉的人们听听学生们的想法，就不重要了吗？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的副校长兼本科生教育主任来到论坛，做了简短的开场白。致辞之后，他就离开了。

一位主持人宣布：“我邀请肯恩大学和相关机构人员上台，有请。”诺玛的小组来到演讲厅的前方，观众大约只有17个人。诺玛在第二排给学生们鼓气。

即使观众很少，但观众中一个如此坚定的支持者的面孔，也足以使所有的努力没有浪费。第一排的右手边，坐着杰兹，这一排只有他一个人。

当伊萨瑞尔开始演讲的时候，他回忆了那些引向他悔改的犯罪生涯。他现在正在接受培训，进入执法部门。他介绍了无家可归者计划，解释说，在艾萨克亚之家的周边地区，“自9月以来，已经有87宗强奸案、105宗谋杀案和2000宗抢劫案”。

当伊西斯拿起话筒的时候，她没法止住哭声，她讲着她妈妈如何吸毒，如何打她，如何在监狱里判刑11年。“我认为我没法挺过来。”她说。但在她最近的考试中，她拿了全A，现在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她想进入肯恩大学，和艾萨克亚之家的其他两个女孩子一起。一位老生，也是诺玛“从自身改变”小组的筹款人之一，听了她的故事后，为她提供了1万美元来支付她的学费。自从2011年秋季以来，艾萨克亚之家的女孩子们已经递送了5份大学申请。

当演讲结束的时候，杰兹从座位上站起来。他走向诺玛和她的学生们，他的脸像花瓣一样呈粉红色。他的眼睛里有泪光，脸上却带着笑。他走过来，拥抱他们每一个人。

在诺玛的学生中，杰兹说他觉得与伊萨瑞尔最息息相通。这个年轻人让他想起他在波兰时曾经在军队里工作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负责过的年轻人。那些人都曾经是罪犯，送来交给杰兹手上，他们要准备去镇压1968年的一场叛乱。杰兹的任务是试图使他们人性化。他设法转化了其中几个罪犯，并将之视为他一生最大的成功。

后来，杰兹无法忘记会议中戏剧系学生们表演时的一个动人场面。伊萨瑞尔与一位戏剧系的教授一起，试图模仿拿枪的场面。没有说一个字，伊萨瑞尔抓住那人的手，将他的手指精确地放在自己曾经试图扣下扳机的那个位置上。

然后，伊萨瑞尔将自己的手做成杯状，罩在那位教授的想象中的枪上面，杰兹和其他人凝神看着。伊萨瑞尔用他的手指形成一个盾牌，挡住了假想中的子弹。

学生们从弗吉尼亚回来后，“从自身改变”小组继续获得动力，他们参加了更多的家居改造计划，包括为一位有3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服务。他们在学校举办了一场讨论，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枪击案中一位遇难者的父亲一起，还安排了参加大赦国际东北地区会议和欧米加研究所女性和权力会议，这两个组织都向艾萨克亚之家和肯恩大学的年轻女性提供了奖学金。

“从自身改变”小组在校园分发超过1000根紫色丝带，以唤起人们在18岁的泰勒·克莱门汀自杀后对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视。泰勒上的是不远的罗格斯大学，他是一名同性恋。他的室友通过网络相机偷偷地将他与一名男子的浪漫关系拍下来放到网上，然后泰勒于2010年9月从乔治·华盛顿大桥上跳下自杀。

这个小组发起了“花生酱和果酱行动”活动，学生们每周碰面，做大约200～300瓶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将每个三明治放入棕色纸袋中，与水果、果汁和其他小吃一起，分发给睡在纽瓦克潘恩火车站的无家可归者。这些花销大约每周100美元，由学生们自行筹集；当他们筹集不到的时候，诺玛会自掏腰包。这个学生组织还为密苏里州的乔普林受飓风影响的灾民收集旧衣服和玩具，诺玛和诺曼会亲自开车，在暑假时将衣服和玩具送过去。

艾萨克亚之家的6个女孩成了肯恩大学的学生。到2011年9月，伊西斯已经是一名大一新生，她也加入了上述行动。她自己无家可归时也曾经依靠这些捐赠生活。

2011年，“从自身改变”小组开始朝着成为正式的非营利组织的目标迈进。诺玛希望学生们有一天为这个组织工作或兼职，从而积累经验，能够到全球各地做各类社区服务项目。这个组织在附近的大学附属高中促成了另一个“从自身改变”俱乐部，而且得到了校方允许，在学校里立起了一面“在我死之前”的涂鸦墙。他们的灵感来自新奥尔良，一位名叫坎迪·张的女人将一座废弃房子的一面墙用作巨大的黑板，当地人在上面写下了他们的恐惧、希望和梦想。

在大学附属高中里，“从自身改变”小组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一起在一个飘着雨的下午，将红砖墙涂黑成为一块巨型黑板。他们首先写上“在我死之前，我想要”的字样。几十个白色字的留言跟在后面：

在我死之前，我想要谈恋爱。

在我死之前，我想要成为一位妻子和母亲。

在我死之前，我想要救一条人命。

课堂讨论问题

关于我们是谁的故事怎么才能在我们死之后继续存在？

早崎绘里香

告别信

你本应当有机会毕业，桑吉塔，有机会与一个好人谈恋爱，有机会看着你妈妈变老，有机会与儿时伙伴失去联系，然后几年后在Facebook上偶遇。我能想象你给我的留言：“你好吗，记得我吗？我现在当妈了。生活得挺好。有时也艰难，这种经济，不景气啊，但还好。”

然后我会提醒你，那年你亲吻你的新车的样子。我不会让你走。相反，我会好说歹说，劝你捎我去兜风。

我们一起发誓，永远不让那个晚上结束。我们发誓我们永远不说再见。

你在我爱你的记忆中。

十九　生命历程

长期以来，我都保存着一张我的高中朋友桑吉塔躺在棺材中的拍立得照片。我不记得为什么我会有这张照。可能是有个人在葬礼后递给我让我帮着保管，但最后却没有要回。我与这个给我照片的人失去了联系，于是我将照片放进信封，放到一个盒子里，想要忘记它。我确实忘了。

许多年以后，当我在各种盒子里翻找时，我却找不到它了。照片确实没了，不在我手上了，成为一种回忆。

16年来，我都没有见过桑吉塔的妈妈潘尼塔，但我还有最后一份作业要完成。我总是以为她打点行李回了斐济。但事实上，她留下来了。我发现她就住在离原来桑吉塔被杀的地方的北边，两地相距只有20分钟车程。

2010年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在华盛顿州的林伍德看望过我妈妈和外公外婆后，我来到一片灰蓝色的房子前，走过前院一个彩色的巨轮，敲开了她的门。

潘尼塔开了门。她有着与桑吉塔一样的长长的、黑色闪亮的头发，一样圆圆的棕色的脸，一样明亮的眼睛，除了她的眼睛有所不同：眼睛周围有深深的笑纹。

她记得我在校刊上写过关于她女儿的文章。潘尼塔走进另一间房间，拿出来一堆纪念册和旧照片，包括一张母女俩在照相馆的布景前拍的照，她们都带着花样的笑容，都在头发前面别着发夹。

潘尼塔告诉我，她与桑吉塔的爸爸离婚后从斐济移民到美国，她来的时候不认识什么人，不像她的女儿，总是能有一帮亲密朋友。桑吉塔曾经是潘尼塔最好的朋友。“我过去和她在一起经常大笑，”她说，特别拉长了大笑这个词的拖音，好像是在唱一首轻柔的摇篮曲的最后一个音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人能分出谁是妈妈，谁是女儿。”

生活很艰难。潘尼塔是单亲妈妈，带着桑吉塔和她的大哥。起初，他们住在公共住房里。后来潘尼塔在任天堂工作，他们就搬到了林伍德的公寓里。然后，她在周末兼第二份工来支付账单、房租和日用品。

女儿被害的那天早晨，潘尼塔不在她身边。这一点让她多少年后还深恨自己。

“那天早上我醒来，有一点儿感冒，我在想我是不是不该上班。也许我应当留下来。”

她仍然摸黑起了床，然后冲了个澡。

杀手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躲在外面等着呢？她总是在想这个问题。躲在一个角落里？偷看着她离开停车场？

“她睡着了，”潘尼塔继续说，“我检查了她的卧室门，锁着的。我给前门上了双重锁，然后开车去上班了。”

她刚上班几小时，警察就来找她。

葬礼之后，潘尼塔辞了所有的工作，她觉得是工作把她的女儿带走了。她成小时地看着桑吉塔的照片，她老闯红灯。每天，她都会梦见桑吉塔。如果她没有梦见她，她就会对自己感到很生气。

她的儿子帕涅什一直都是个问题少年，后来他的问题更恶化了。在桑吉塔死之前，帕涅什将他所有的衣服扔进垃圾袋，还叫另一个亲戚来接他走。他自己离家出走，吸毒、偷窃，与一帮犯罪团伙成员在一起。最终他被关进了监狱。

几个星期很快过去了，然后是几个月，然后是几年。潘尼塔祈祷着，思考着，每晚都去一座寺庙。她在清晨走很长一段路，并练习瑜伽。她焚香，点蜡烛，向着空气哭泣。“我能感觉到她就在我身边。”

她的儿子曾44次进出监狱。由于住宅盗窃和抢劫，他有四年半的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依据家庭风俗，2006年家里人给帕涅什安排了婚姻，但那也改变不了他的生活方式。他觉得，自从他妹妹死后自己就没有了魂。他的妻子怀孕了，但她在医院生孩子的时候，帕涅什甚至都没有一起去。

孩子出生之后，帕涅什出现了几小时。他看见他的妻子怀中抱着初生的婴儿，一种特殊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他能够感觉到，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潜藏着某种强大的东西。他的妈妈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和潘尼塔聊天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悄悄走入餐室。她穿着粉红色条纹袜，粉红色白点棉布裙，一件桔色毛衣，毛衣上缀着像星星一样闪亮的花朵。她的头发扎成马尾。

“宝贝儿，”潘尼塔将孩子搂入怀中，说，“看看谁在这里。”

这个女孩子看着我。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纸扇一样的睫毛。潘尼塔解开小女孩的辫子，她长长的黑卷发垂在脑后。

小女孩只有3岁，她就是帕涅什的女儿——潘尼塔的孙女。

她名和姓中间的名字，就用了桑吉塔。

帕涅什找了一份工，他妻子又生了第二个孩子，也是一个小女孩。全家准备攒钱买一栋房子，与奶奶一起住。潘尼塔也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离家近，而且工作时间不长。要是帕涅什需要人看孩子，她一定会请假来帮助照看。

小女孩将她的脸埋在奶奶的胸前，潘尼塔将她的手臂环绕着小女孩，亲吻她。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改变的。”潘尼塔告诉我。

课后写作练习

你上这堂课的体会

家里人问你上这堂课有什么体会，你会怎样回答？

凯特琳

期末考试

我上这堂课的主要原因，就是舒缓我对死亡的焦虑，而我觉得我已经……我绝不能让恐惧来控制我自己的生活。

二十　生日

2011年8月22日

今天是诺玛的生日。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劝她不要一个人过，而她仍然坚持。我已经从纽约飞回加利福尼亚，但我告诉教授，我会飞回东海岸，希望她能够带我去一趟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这个她曾在孩提时与她外婆一起度过最美好时光的地方，也是她在自己生日的后一天埋葬外婆的地方。我们好几年来都在计划这一趟旅程，但她不止一次地否决了我的参与。

今年的这一时刻再次降临。诺玛没有立即回复我的短信，我也不觉得惊奇。我知道她不在乎沉浸在过去那些更痛苦的部分，我知道她憎恨在生日的这三天与其他人一起度过。我想，在这几天之中，她都不让家人靠近，更遑论是我，相比于其他人，恐怕她更不愿意与我分享。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上了飞机。

2008年，诺玛同意让我跟着她跑来跑去，因为她想将课程的内容传播得更远，带给更多的人。但她没有想到，三年之后，我还紧追不舍，执着地问一些尖锐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她自己的问题。

“又来了，记者小姐。”她会这样回应我的问题。

“又来了，护士小姐。”我则会这样回答。

我在她生日的前一天到达。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我得到她的回复：她改变主意了，她会带我一起去她位于新罕布什尔的小屋。她这次不想去弗吉尼亚。

哦，没关系，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任何进展都很开心。

一个小时之后，她开着那辆黑色现代车，来到我们约定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她穿着长长的灰白色的棉质夏季长裙，抹了葡萄色的口红，绿松石的项链上坠了一个玫瑰色水牛型坠子，看上去很漂亮。原来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揪着她不放的人，她终于放松了自己的戒律，那天她和大女儿一起，共进了生日早餐。

我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诺玛看着我说：“我觉得我改主意了。”

不去了？我问。

不，她回答说，想换个目的地。她觉得，她还是想去外婆位于弗吉尼亚的房子，那里在召唤她。

“我们去吧。”我说。我们立刻开往弗吉尼亚。

我们在她父亲的家乡巴尔的摩停下过夜，晚餐一起吃了蟹肉饼。没有生日蛋糕，没有生日歌，也没有帮着拍手的服务生。诺玛很明确：她不要这些东西。

第二天早晨，她开车经过纽约的小意大利区，找着她父亲和爷爷奶奶住过的旧街区。过去一排排的房子已经被公寓代替了，门前的商店原先曾是一家意面屋。

她接着开车，拿出一张她父亲寄给她的生日贺卡。她塞在驾驶位和挡位中间。她父亲在贺卡上写道：“你颇有成就，你承受着艰难的回忆。但是，你战胜了过去。因为这一点，我很佩服你。”

我们快到弗吉尼亚了，换我来开车。诺玛坐到后排，拿出几张新娘暖身派对的邀请卡。一位她认识的年轻女孩的妈妈刚刚自杀了，她答应这个女孩要为她张罗一场新娘暖身派对。她还计划过几天帮她挑选婚纱。

诺玛在后座忙着写邀请卡，但是路太颠簸了，她没法写字。她查了一下她的Facebook，发现昨天有数百条生日祝福。“哦，我的天啊，新泽西发生地震了！”

地震几分钟前刚刚袭卷东海岸。学生和邻居们都纷纷留言说有震感。“等一等。”她点开了更多的最新更新。震中恰恰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我们刚刚在地震袭击20分钟前离开里士满，怪不得刚才路上显得那么颠簸。

她在手机上浏览《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地震5.8级，从华盛顿到曼哈顿华尔街，到迈阿密和佐治亚，都有震感，国家大教堂受损。地理学家称，这是弗吉尼亚中部地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地震。而次强的地震分别发生于1875年和1897年。

一场强大的飓风袭击了东北部，将在未来几天陆续登陆弗吉尼亚、纽约市、新泽西以及其他地区。一周后诺玛回到高地公园的家中，她的家被水淹了，家中停水停电。由于飓风艾琳的影响，后面三个月，诺玛都住在汽车旅馆，直到新学期开始。

但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这些。我们只是一路驾驶，诺玛的收音机从天狼星XM频道换到咖啡屋频道。

就像诺玛常常说的那样：“我没有危险键。”没有清晰的何时逃离危机的意识。我们距离纽波特纽斯60英里，天空粉蓝一片，万里无云。

我们经过克里斯托弗·纽伯特大学、一座莱夫·埃里克松的雕像，沿着内战小径，转向两边都是松树和海棠树的鞋匠巷。树枝垂下来，拂着两边萨凡纳风格的房子。有些房子前有立柱和绿油油的草坪。

我们开到一条小路上，这条路通往一座地势较高的白色房子，有修剪得很整齐的树篱和花。房子俯瞰着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溪，诺玛外婆种下的两棵山茱萸树还在原来的地方。“你知道吗？我总是感觉她住在树屋里。”诺玛说着，走上了台阶。

诺玛记得，过去屋子是漆成灰色的。她外婆在死前病重的时候，就卖掉了房子。现在屋前的名牌上写着“比勒”。

“我会把车停在路的尽头，然后走上来，”诺玛说，“我的外婆会站在门边挥手。她那么兴奋。我记得她总是戴一条钻石项链，有一颗大钻和两颗小钻。”

诺玛爬上了台阶，踩着路上的松果，发出咔咔的声音，来到一个木头平台。“他们装了个按摩浴缸，”她说，“我该按响门铃吗？我敢肯定没有人在家。”

没有人来开门。这是星期二下午，主人可能上班去了。“这就是她当年的卧室，”诺玛说着，想透过紧闭的窗帘缝往里看，“接着是后院……我和那个住在后面那家的女孩成了好朋友。”

我们回到车里，沿着公路来到俯瞰詹姆斯河的湾口，她曾经带着书来这儿学习，人们在河边钓蟹和钓鱼。公园里的狮子雕像仍然在那儿昂首挺胸。她的外婆曾经告诉诺玛，诺玛就是一头不折不扣的母狮子。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一次简短的公墓实地考察了。”诺玛说着，开始找寻当年她埋葬外婆的墓园。我们找到她的GPS定位仪上最近的一家——安息园。诺玛走进陵园办公室要了一张布局图。陵园的园长亲自领她来到家族墓地。刚好，园长的家族墓地与诺玛家的并不远。

诺玛戴着太阳眼镜，一排排地扫视墓碑，扫视着那些嵌在大理石上的黄铜名牌。

她的曾祖母，西里娅·W.亨弗里奇，1887—1984。

她的外婆的墓石上刻着金色的花卉图案：罗莎莉·H.斯塔恩，1910—1990。诺玛解释说，她的曾祖母和曾祖父乘船从俄罗斯来到艾利斯岛，逃离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在纽约做帽子生意赚钱。

诺玛在公墓的草地上走来走去，想找一块小石头放在他们的墓地上。她捡起两块平滑的石头，把它们放在金属牌上，然后盘腿坐在墓碑前。

在埃里克森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生命阶段中，信任和完整性有一个共同的交会点，就是：失望。

信任与失望（不信任）的冲突；

自我统合与悲观绝望的冲突。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被适当地爱抚过，失望会威胁婴儿的生命。如果一个人没有好好地活着，那么绝望会令他垂死的一刻相对黑暗。正如埃里克森所讲的那样，如果信任以一种关心和爱抚的方式建立起来，那么希望就能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建立。埃里克森引用《韦氏大词典》里的定义称：“信任（我们的自我价值的最初体验），在这里被定义为‘对另一个人整体的、确定无疑的依赖’，这同时也是我们自我价值的终极体现。我始终觉得，《韦氏大词典》里的定义其实更多的是讲思维，而不是讲婴儿；讲的是信用而不是信念。但这个概念是成立的。将这一概念推广泛化到成年人的完整统合性与婴儿的信任的关系上来，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们的家长有足够的生命统合性而不必害怕死亡，那么这样的家长养育出的健康婴儿就不会害怕生命。”

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了独特的挑战，但是，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每一个人学会生存的方式，构成了这个人独特的性格。

有时这些教训需要在课本以外得到检验，需要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及生命周期中得到体现。这正是诺玛身体力行正在做的事，这个罕见的女人在她生命之初逃脱了死亡，她长大后却能够敬礼死亡、尊重死亡，而不带有一丝一毫的畏惧。这位教授，能够在公墓中感到愉快，能够俯瞰埋在我们脚底下的死亡课堂。她的直觉会引领她来到受伤害的人群中，因为她自己也曾经备受折磨。她引导学生们在生命最终周期到来之前，早早地就理解埃里克森的理论。她帮助他们塑造性格。

我在这次心灵旅程中遇见过的那些和诺玛邂逅的人——乔纳森、凯特琳、伊萨瑞尔、卡尔、杰兹和伊西斯——都学到了为他人而生活的价值。但仅仅为他人而生活并不足够。凯特琳意识到这一点，乔纳森意识到这一点，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他们中有一个人，最刻苦努力地遵照这一条来生活，这就是诺玛。

诺玛脱下鞋，蹲伏在墓碑前。草尖逗弄着她的脚。她的周围，野草铺满了泥地，开始旺盛起来。有一刻，她好像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专注于她的感情和她那深埋地下的祖先。她用手掌擦亮墓碑上的黄铜，轻轻地用指甲刮掉字母里的泥。

53年前，诺玛来到这个世界，不断奋斗以求得生存。但是长久以来，她却一直为自己居然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着而感到羞耻。

“有生以来，第一次，真的，”她在回来的路上告诉我，“原先的那种羞耻感远离了我，逃得很远很远，无影无踪。”

后记

如果你今天去找诺玛·鲍伊和她的学生们，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正在花园种花。他们将混着虫子的土壤放在手心里，他们播撒种子，他们等着西红柿、西瓜、哈密瓜、胡萝卜和玫瑰生长出来。他们还种薄荷和百合。他们在挖土，为的是让根茎在地下繁殖得更好。

他们先是在肯恩大学开垦了一片“纪念花园”，这样“透视死亡”课的学生们和校园学生团体能够有一块地方纪念他们心爱的人，然后，“从自身改变”小组开始寻找整个纽瓦克荒废的空地，并将之变成社区花园，这个灵感部分来源于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纪念库图夫人的那个花园。

纽瓦克花园计划始于2012年，诺玛和一个学生在一所老年看护中心旁边发现一块空地。这块空地与这个地区的几百块荒置空地一样，成了公开的毒品交易场所。诺玛和这个学生承诺，将带“从自身改变”小组过来，在这个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尘荒之地，建立一个社区花园。老年看护中心的一位住户联系Central Ward地区的区议员达林·谢里夫，在议员的帮助下，政府为这个计划开了绿灯。谢里夫还亲身参与了改造，他对学生们和诺玛教授印象深刻，于是他请这个小组参与另一个计划，将位于南14号大街上的荒置空地改造成瑞卡·詹金斯女士的纪念花园。这块地位于犯罪高发地带，詹金斯女士在这一带德高望重，一直被称为“市长”，去年她去世了。诺玛的小组会在这里种花。瑞卡的家人说，如果瑞卡还在，她一定会很喜欢的。

谢里夫留意到，诺玛是自己掏钱支付花园改造计划的。纽瓦克有许多这样的荒置空地，他很愿意支持“从自身改变”小组，如果他们让这个计划继续下去。他为小组带来了由副市长和赫斯能源公司共同捐赠的50万美元。整个计划将使用这笔基金，由诺玛和她的学生们在整个纽瓦克地区的荒置空地上创建100个花园。谢里夫还为“从自身改变”小组在纽瓦克市区争取了一间有木地板、厨房、浴室、桌子和沙发的宽敞的办公室，作为他们开会、募捐和其他活动的场所。

从2011年起，“从自身改变”小组已经为纽瓦克潘恩车站内和附近的无家可归者分发了超过1万只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的午餐。他们在其他地方也相当活跃。自从第一次拜访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后，学生们又去了三次，会见学生、教育者和活动参与者。杰兹·诺瓦克在2011年从和平与暴力防范研究中心退休，但仍然活跃于其中。

“从自身改变”小组的墨西哥湾社区服务之旅成了每年春季的固定活动。学生们会在阿拉巴马的塔斯卡卢萨，向2011年卡特琳娜飓风的受灾者分发衣服、食物和其他日用品。伊萨瑞尔积极参与许多活动，包括花园计划和另一个向密苏里州乔普林飓风的受灾孩子和家庭分发水、食物和600磅玩具的计划，那场飓风导致158人死亡，8000座房子和公寓倒塌。

“从自身改变”小组继续在路易斯安那定期参加圣徒联合恢复计划，帮助在卡特琳娜飓风中失去家园的人们重建。2010年，在墨西哥湾地区，同学们交了一个渔夫朋友，他有个外号叫“红人”。“红人”有6英尺6英寸高，一头龙虾壳一般鲜艳的红头发，脚蹬13码靴子，结实得就像棵大橡树。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事件之前，他曾在捕虾船、捕蚝船和两艘租船上工作。但与他的邻居们一样，油污使他根本无法再进行捕捞，他失业了。

2010年圣诞之间，“红人”给诺玛打电话，说湾区的渔民很难支付基本生活费，更别提圣诞节想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了。“人们开始酗酒、吸毒、打老婆。”他说，“他们出不了海，打不了鱼。他们不仅破产了，而且人也快垮了。”诺玛和“从自身改变”小组于是收集了大约5000美金的捐助以弥补渔民们的损失，又送上了玩具。“红人”说：“我们将玩具交到每一个渔民、每一个捕虾人、每一个捕蚝人和每一个捕蟹人的手中。他们真的需要这些。”

接下来的几年内，“从自身改变”小组每年都在节日期间给渔民们送玩具。之后，在2012年10月下旬，三个州交会的地区成了灾区。飓风桑迪肆虐纽约和新泽西的部分海岸。“红人”为了感谢新泽西朋友们为他和他的朋友们所做的一切，在参加密苏里当地的新闻节目时，宣布他会带着工具到新泽西，帮助重建。之后他的电话响个不停，几天之内，他就收到了很多捐赠和支持，包括一辆53英尺长、18轮的大卡车。他在车里装上了很多食品和装备，花了两天半时间开车到新泽西，然后与正在忙碌的诺玛和她的学生们会合。“从自身改变”小组来到一个叫作尤尼比奇的社区，这里距离肯恩大学只有26英里，总共只有2100户，而飓风桑迪摧毁了其中1600户家庭的房子。学生们每天都来，有些穿上防护服，帮助清理居民们遭水淹的地下室，运走洪水后的泥浆。其他人帮着给缺少水电和房子的灾民煮饭送饭。伊萨瑞尔参加了9个小时的救灾轮值。“红人”将他大部分的救灾物资运到尤尼比奇，之后的一个月，他都在为幸存者洗盘子和送饭。

诺玛这几年来一直与她曾经指点过的年轻人保持联系，以及那些已经毕业的开始新生活的年轻人，包括乔纳森和凯特琳。

乔纳森和凯特琳仍然一起居住在新泽西，他们一起努力攒钱买房子。凯特琳做中学心理学家非常成功，她的个人经历帮她打开了孩子们的心扉。她战胜了自己的强迫症，不再需要任何外在仪式来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还完成了她“遗愿”中的9项：她与乔纳森一起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大峡谷、乌拉圭、圣地亚哥、芝加哥和迪斯尼乐园，她玩了滑翔伞、露营和卡拉OK，她还将于2015年完成心理学博士学位。乔纳森继续全国旅行，与听众分享他的家族故事，点燃他人的希望。他已经在数千人面前演讲过。

至于诺玛的“透视死亡”课程，继续在每个学期进行，教授在实地考察中加入一个新的目的地：火葬场。她还在教学大纲中加上更多的项目，包括维护一个废弃的公墓，这座公墓刚好位于“从自身改变”小组开辟的一个花园旁边。两名“透视死亡”课的学生会在天气适宜的时候在公墓会合，清理墓石上挡住百年石刻的苔藓和藤条，拔拔草，剪去过度生长的杂草。

要了解“从自身改变”小组更多正在进行的项目，可以浏览学生们自制的录像片：

thedeathclass. com/be-the-change/

关于本书的一点说明

这本书采用了非虚构性叙事的写法。书中的人物是真实的，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所有事件都不涉虚构，所有引用都有依据。在四年的时间里，我花了上千个小时跟踪书中的这些人物，手上几乎总是拿着录音机。我也记笔记，有时还拍照，作为补充文献。我读了与死亡、濒死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将近100本书——从心理学到哲学到科学——我采访了这个领域内的专家，但大部分学术研究都没有体现在这本书中。但是，这些研究启发了每一个故事的写作，因为这首先是一本关于人的故事。伊萨瑞尔的名字是个化名，他所在的犯罪团伙的名字也是化名——这是为了保护伊萨瑞尔的身份，因为他认为如果公开细节，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其他所有的名字都是真实的。

我主要依赖于三种报道方式。第一种叫作“浸入式报道”，或者叫作“墙上的苍蝇”（a fly on the wall）。在许多场合，我是一个记录我周围事物、捕捉各种场景的记者，试着隐入背景中，尽量藏得不被人发现。

第二种被称为“参与式报道”，我会参与到某些事件中去，包括成为课堂中的一员，完成课后练习，与同学们一起实地考察。作为一名参与者，我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感受到这趟旅程带来的情感波澜，并且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第三种形式的报道通常被称为“叙述性重构”。有些事件发生在过去。我不可能重新回到过去，因此我依赖一些资源来重组事件：包括与目击者的访谈、报刊报道、课堂作业、照片簿、录像、报纸、警方笔录、医疗记录以及法庭记录。在某些事件中，我重访发生地，以重构当时事件的一些情景。

我采访了超过50名诺玛的学生，还认识了几十个除学生以外的人。我希望能将他们所有人的故事写下来。我不断地逼问和刺探这本书的主要角色，他们都非常配合，也非常坦诚。我事后又无数次回访，以确保我所记录的有关他们的故事完整真实，确保他们的想法、感受真实到位。我尽了一个叙述者的最大努力去捕捉每个人的语言、手势、记忆和情绪，通常就用他们在访谈中的原话。在某些地方，我加入了他们用来描述感受的原句，一字也未改动。我选择相信他们对某些时刻的解释，但我也不怀疑人类记忆谬误的可能性。

在写这本书并使用叙述性重构时，当没有更多的文件或证人来补充某个场景时，我会依赖当事人的回忆，并选择那些与高度情绪化的经历有关的记忆。研究表明，这些正是我们的大脑最倾向于记住的东西。

我很感谢他们允许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因为我知道，没有我们的记忆，故事就不再是故事。我们生命的神奇之处，也就会离我们而去。而死者也就永远只是死者。所以，这是一本关于纪念和记录的书，尽可能保持了我能够达到的真实性，在严峻的事实中崇尚真实性的存在，我们才能够发现其中的隐喻和意义。

附录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八个阶段

关于作者

早崎绘里香（Erika Hayasaki）是一位获奖记者，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文学新闻系助理教授，给本科生上一门叙述性报道的课。她曾在《洛杉矶时报》做过9年重大新闻和主题报道，曾报道都市新闻、教育评论，并做过派驻纽约的全国新闻记者。

绘里香为《洛杉矶时报》写作超过900篇文章，也为《坦帕论坛报》（Tampa Tribune, the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以及伊利诺伊州的《新闻公报》（The News Gazette）写过文章。2004年，她获得《洛杉矶时报》最佳写作奖，在获奖报道中，她写了关于一位新老师的困境，一个男孩上学的危险之旅，一个拉丁裔高中的文化分隔。她还获得过美国新闻评论家协会的突发新闻奖。2007年，她获得美国星期天特别评论家协会的描述性专题报道写作奖，奖励她在《洛杉矶时报杂志》的专题文章《女儿》。她角逐35岁以下记者利文斯通奖并两次入围决赛，其中2008年的入围，正是因为她对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及州立大学内法语课室内枪杀案进行的报道。

她还为洛杉矶Write Girl以及纽约的Girls Write Now作义务写作指导。这两家机构都是非营利组织，为十几岁的女孩们开办由专业女性作家授课的每周或每月的写作训练班。

她与丈夫住在洛杉矶，有一个刚出生的女儿。

[1]曾是法国殖民地，地域覆盖北美洲的东北部，现多指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省份里的法语地区。

[2]法语：当然，夫人。当然。

[3]译者注：均为美国饶舌歌手，都曾被枪击，其中Biggie Smalls死于枪杀。

[4]译者注：指绑带圆头高跟鞋，带有欧洲贵族学院派复古风味。

[5]约为38摄氏度。

[6]译者注：两人曾任黑手党甘比诺家族教父。

[7]即新泽西州。

[8]译者注：源自《佛子行三十七颂》精进般若蜜多：“唯成自利小乘士，勤如扑灭燃头火，饶益众生功德源，具足精进佛子行。”

[9]译者注：摘自《密勒日巴大师全集》第二十三篇，惹琼巴的开悟，张澄基译。

[10]约为4摄氏度。——编者注

版权信息

让生活更快乐的哈佛实用心理学

作　　者：金圣荣

品　　牌：磨铁数盟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章 人被砍下头颅后还会有思维吗？——哈佛人的怪诞心理学

第二章 为什么女人天生就有不安全感？——哈佛人的行为心理学

第三章 你是一个花心的人吗？——哈佛人的情感心理学

第四章 为什么人人都有嫉妒心理？——哈佛人的精神分析心理学

第五章 为什么美国人不仇恨投降的军人？——哈佛大学的趣味人本主义心理学

第六章 “圣诞老人”也会犯罪吗？——哈佛大学的趣味发展心理学

第七章 猴子长出了美国人的嘴巴，它就是美国人吗？——哈佛大学的趣味认知心理学

第八章 占卜师真的能预知未来吗？——哈佛人的演化心理学

第九章 一只狮子有肉吃，三只狮子为什么连骨头也没得啃？——哈佛人的博弈心理学

前言

如今，人类对心理学的研究愈加深入，这不仅是因为心理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还因为它是一门能够洞察全局的科学。所以，只有对心理学有了全局的认识和理解，人们才能有效掌握大局，掌握“从现象看本质”的本领。总而言之，心理学就是研究社会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一门科学。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曾经说过：“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动机以及心理规律的科学。而在对心理的研究中，主要是通过间接的观察、思考以及通过人们的感觉、听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力等，来找出人们的心理特征，继而为心理研究提供借鉴。”

很多人都对心理学抱有很高的关注度，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学习到其中的精髓，但其复杂、抽象的理论知识却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因而，这些人抱怨最多的就是心理学知识的专业性、抽象性，因为难以理解，甚至感觉枯燥。其实在很早以前，哈佛大学心理研究院的科研小组就面向美国民众做了一次关于心理学方面的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的测试结果来看，其中有超过89%的受访者对心理学较感兴趣，或者正准备学习心理学。但同时有超过90%的人也表示，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读不懂心理学中过于抽象和复杂的理论，因此他们对学习心理学的兴趣大大降低。

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内森·马什·普西曾经说过：“一些人在学习心理学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阻力，而最大的阻力就是他们对专业性强的心理学概念束手无策，这必定会降低他们学习心理学的热情。哈佛大学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能将心理学的抽象概念用趣味性十足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样就能够让学员们深刻地理解心理学，并提高他们学习心理学的兴趣。”而哈佛大学日常的授课也确实如校长内森·马什·普西所说的那样，将复杂难懂的心理学概念或现象用简单、充满趣味性的方式表述出来。比如类似于“人被砍下头颅后还会有思维吗”这样怪诞的问题，哈佛大学教授会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讲述概念性非常强的发展心理学时，哈佛大学教授会以圣诞老人抢银行的案例作为切入点；当人们面对趣味性不强的行为心理学时，哈佛大学教授会通过女人挽着男人手臂的心理特征为学生们进行心理解读；另外，哈佛大学教授还会用狮子捕杀猎物后进行分配的趣味案例来揭示博弈心理学的特征……

哈佛大学就是通过如此简单而又带有趣味性的心理测试、趣味心理故事等，将一个又一个严肃、复杂、抽象的心理学现象向人们娓娓道来，而这就使得人们在学习心理学的同时，也被哈佛大学的趣味心理学课程所感染。

本书就是从哈佛大学的心理课程出发，通过精彩的心理测试、有趣的故事以及科学好玩的实验等，让你轻松地体验从其他大学或心理学机构学不到的趣味心理学课程，使你对心理学的理解和认识得以升华。相信读者朋友们读完本书，不仅会被书中好玩的趣味心理学故事深深吸引，还能从有趣的心理测试中得到启发。

第一章　人被砍下头颅后还会有思维吗？——哈佛人的怪诞心理学

受刑者在被砍头后是否还有思维呢？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未停止过。早在1793年，死刑犯夏洛特·科尔戴被刽子手砍下头并提在手上拍打时，他的脸上出现了愤怒的表情。与此同时，当台下有人呼喊他的名字“夏洛特·科尔戴”时，他正要合上的眼睛又张开了，并朝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望去，他嘴巴也张得很大，而且这样持续了几秒钟后才将眼皮合上。因此，相关学者断定，人被砍下头后的瞬间还是有思维的，大脑中的各种组成部分在短时间内仍然活着。有“英国大众心理学传播第一教授”之称的理查德·怀斯曼对怪诞心理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怪诞心理学是从现实中的不同角度以及超出常规的全新视角出发，向人们展现不可思议或者不为人知的怪诞离奇之事。

1.濒死体验是一道千金难买的大餐吗？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很轻，整个人也随之飞到了天花板上。这个时候，我看见我的躯体正躺在床上，我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他的呼吸和脉搏，并且我们保持着一致的节奏，但是我知道，那只是一个躯壳。”

这是一位心理学家对于濒死的体验，为了能够得出人在死亡之前的感受，他不惜以身犯险，而他就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早在穆迪试图让自己通过极限接近死亡来透析濒死感觉之前，美国心理学界就有过这样一个观点：“人是有灵魂的，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灵魂会脱壳而去，整个人的体重减少21克。”

这种观点在业内虽已得到一定的支持，但是却一直没有被真正证实。因为濒死实验对于很多测试者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而那些真正面临死亡的人却又更倾向于将自己的最后时光交给家人，和自己最亲密的人待在一起。换句话说，濒死实验还处于一种比较浅显的状态之下，早先的“21克”实验，由于条件限制，失败次数远远超过了成功次数。所以说，现阶段我们引用的“濒死实验”都是不完美的。

“能够被记述下来的资料虽然确实是实验者的切身体会，但是工作人员不会让他真的面对死亡，我们要保护每一位实验者的人身安全。更重要的是，这些参与者知道他们不会死亡，所以从心理上来说，他们也不能算是一个即将赴死的人。对于这种现象，我姑且将其称为‘次级濒死感受’。”

穆迪的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现阶段我们能够收集到的资料也只有这么多，根据每一位实验者的自述，他们都经历了死亡的考验，并且这种体验都是“奇妙无比”的。由于濒死体验研究在心理学界掀起了热潮，关于濒死现象的研究记录也增多起来，现在我们有例可查的相关记录已经达到了800万起。虽然严格说来，这800万起的记录大多不能算作真正的濒死感受，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通过对于现有资料的收集整理，著名心理社会学家肯尼斯·莱恩斯总结出了濒死体验的“五阶段”。对此，穆迪表示十分赞同，并且在他近距离同死神接触的时候，也正是按照莱恩斯的理论，努力将这“五阶段”完整地复刻出来的。在所有的记录中，有60%左右的人都声称自己经历过了莱恩斯濒死感受的第一阶段。由于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安详”和“放松”，所以在这一阶段的人都说自己似乎正在随风飘荡，身轻如燕。到最后，虽然他们飘到了一片黑暗之中，但是很奇怪，没有人会为此感到恐惧，而且他们的心情还是新奇、平静的。

濒死体验的第二阶段，大约只有35%的人声称自己经历过。这一阶段的核心是人们感觉自己的意识已经溢出了体外。按照他们的表述，在这一阶段，他们觉得自己的意识从身体里挣脱出来，飘到了天花板上，并且以一种俯视的姿态端详下面发生的一切。这些人甚至说，他们看见了忙忙碌碌的医生，还有哭泣的亲人，如此等等。

到了濒死体验的第三个阶段，人们会感觉到自己似乎处在一个巨大的黑色旋涡中，强大的吸引力不断地牵引着他们向黑洞冲去，并且不断地拉扯、挤压他们。在这个阶段中，人们的体验同样是平静的，他们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正在向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前进而感到焦虑，有的只是安详与平静。

濒死体验的第四个阶段的特点是将死者看到了自己与亲朋好友相聚。按照实验者的口述，在黑洞的尽头，他们看到了刺眼的强光，而自己的家人、朋友，就站在远处的亮光处向自己招手示意。强光下的亲朋好友看上去既虚幻又真实，他们的身型似乎被拉大了。这个时候，体验者的一生将会在他们的意识中飞速地走一遍，就像电影中的快镜头一样。

濒死体验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感受，大约只有不足10%的人声称经历了这一幕。将死者摆脱了黑洞，和强光融合在一起，并且觉得人生如此美妙，而他们自己也掌握了宇宙的所有奥秘。

然而，从很多角度来说，“濒死体验”都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所谓“北人不梦象，南人不梦驼”，所有的濒死记录都显示出了极强的主观性特征。因此，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所谓的“濒死体验”，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幻觉。通过日常的宗教宣传，以及电视荧幕上的表现，人们早已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死亡之后“灵魂出窍”的潜意识，而实际上，濒死者看到的景象，更多的是一种自己先前在大脑中模拟过的幻象罢了。现代医学同样证明，人在注射了氯胺酮，或者是其他麻醉药剂之后也会产生类似的感受。另外，研究人员还表示，人在临死之前，大脑中会分泌出大量的化学物质，它们是造成上述结果的真正原因。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多数人都在“濒死体验”中感受到了幸福和愉悦。穆迪表示，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往往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掉自己从前的缺点。一名以殴打、虐待妻儿为乐的中年男子在“起死回生”之后，整个人的面貌焕然一新——他开始珍惜自己和家人相处的时光了，并且自此之后再也没有毒打过他们。

事实确实如此，很多人在经历“濒死体验”后，整个人的人生境界都向上拔高了一层。不少测试者还表示，自己的智商、情商都浴火重生了似的，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穆迪指出：“对于任何人来说，死亡考验都是最为严峻的。当生命在经历这一过程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亲情和友爱的力量，这也是‘死过一次’的人更懂得珍惜的原因。而那些表示自己变聪明了的人，其智商实际上没有变化，只是个人的世界观发生了质变。人类历史上那些曾作出过伟大贡献的名人往往和普通人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在很多时候，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不同，而这也是导致他们超越平凡人的根本原因。”

总体而言，濒死感受是非常难以控制的。除了发生概率极低之外，大多数经历者都表示，自己在这一个过程当中能够得到非比寻常的体会。在他们看来，“濒死体验”不会使他们感受到任何恐惧，有的只是宁静和安详。也就是说，“濒死体验”能够带给人们非常新奇、安静的感受。在这里，借用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很多商品的实际价值并不突出，只是它们的数量过少，这是导致它们最终奇货可居的真实原因。”濒死感受同样也是这样一种状态，对于普通人来说，“濒死体验”被称作千金难买的大餐，这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2.为什么说“60岁的身体，20岁的心”是不好的？

20世纪90年代，英格兰足协管理层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以贝克汉姆等人为代表的黄金一代尚显稚嫩，球队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边缘。足协管理者希望保罗·加斯科因挺身而出，传帮教带，解决这一磨合期的阵痛。但问题是，这个处于职业生涯巅峰期的中场大将似乎并没有将这个任务放在心上，甚至还屡屡做出一些非常疯狂的举动。为了帮助加斯科因，英足总还特意咨询了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家泰勒·本·沙哈尔。

对于加斯科因的状况，很多人都表示：“他已经赚足了金钱，其他人的劝说是不会对他产生作用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加斯科因是当时欧洲顶级球星，各种商业赞助、广告代言不断，俱乐部也与他签订了价值不菲的合同。换句话说，在物质方面，加斯科因是无欲无求的，而这也正是他难以被说服的症结所在。

在很多人眼里，加斯科因就是一个顽主、恶霸，因为他不服管束，肆意践踏球队的规定，并且以取笑裁判员为乐！而在他自己出版的自传当中，加斯科因还翔实地记录了自己殴打发妻的行为，这在当时引起了轰动。随后，他离异妻子的言论更是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按照加斯科因前妻的说法，她的“浑蛋丈夫”会一连打她几个小时，一直到自己打累了才停下来。

除了实施可怕的家庭暴力之外，加斯科因的荒唐举动不胜枚举。在效力于拉齐奥俱乐部的时候，天空电视台组织者邀请他做球评，结果他一边发言一边打嗝，声音通过麦克风被无限扩大，以致在场的人在错愕之后立即哄堂大笑，而被惹恼的英足总则马上给加斯科因送去了一张3.9万英镑的罚单。然而，收到罚单的加斯科因对此却毫不在乎，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杰作”非常满意，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支持他的做法。其实，单单一次“打嗝事件”还不足以将加斯科因的性格完全凸显出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先是极力呼吁所有人都安静下来，而随后却卖力地放了一个高分贝的臭屁。

以上种种事迹都表明，加斯科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主，他总是在尝试一些荒唐、怪诞的事物。既然如此，那么对他在球队当中的管理也就非常不好办了。当时和英国王室关系密切的国家队主教练鲍比·罗布森愤怒地斥责加斯科因“愚蠢得就像是一把扫帚”，结果第二天，这位遭到训斥的球星就真的在自己的腰间别了一把扫帚前来参加训练。这种顽固不化、肆意破坏球队管理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于是罗布森开始和教练组商议弃用加斯科因。因为在他看来，他宁愿带一个资质平庸的球员去输掉比赛，也不能将一个街头流氓带到国际赛场上惹是生非，给大不列颠王国丢人。幸好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认识远在美国的心理学专家沙哈尔，并且建议罗布森向其寻求帮助。

在查看了加斯科因的个人信息之后，沙哈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保罗·加斯科因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坏，他目前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心智不成熟。”有了这句话之后，罗布森终于下定决心，将爱搞恶作剧的加斯科因留了下来。而加斯科因本人也在随后的欧洲杯上大放异彩，扬名立万。可以说，如果不是沙哈尔一语道破天机，加斯科因的职业生涯或许会黯淡许多，这对于英格兰足球当然也会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认识加斯科因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个恶棍，很多不可思议的举动在他看来就是一些无伤大雅的游戏。这样说起来似乎有些站不住脚——年近三十、拖家带口的大男人随意殴打自己的老婆，还公开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叫板，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对此，沙哈尔解释说：“在加斯科因的潜意识中，他依然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不断闯祸，然后由家长买单的小孩子。他这样做本身没有过多的恶意，在很多时候，他的恶作剧更像是一个小孩子通过顽皮嬉闹，博取长辈疼爱的表现。”

可以说，加斯科因就是以一个孩童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的，而且青少年的破坏欲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受约束，具有表现欲、创造力，缺乏责任感……这些在青少年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特质，在加斯科因这里一个不落地被展示出来，难怪沙哈尔说他不是天生的恶棍，而是一个“需要利用糖果来诱导的孩子”。

当然，心智不成熟也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只是从社会角度来说，沙哈尔指出，心理年龄偏低，会给这个人融入社会的时候带来阻力，如果想要被世界所认可，那么摆脱自己过分幼稚、不成熟的心理状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在这里，哈佛学者也为大家提供了一套关于心理年龄的测试题（即心智的测试），以此来判定一个人是否足够成熟。

1.在下面几类人当中，你更喜欢和哪一类人交往？

A.尊敬自己的人。

B.比自己更强的人。

C.需要自己的人。

D.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人。

2.朋 友 不 接 受 也 不 理 解 你 提 出 的 建 议，此 时 你 的 想 法 是什么？

A.太伤心了，这原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嘛。不过，既然不接受，那么我就不要再说话了。

B.既然他觉得这个意见不合适，那么就避开这个话题吧。

C.看来他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需要再给他解释一下。

D.听听他是怎么看的吧。

3.自己正不高兴的时候，却赶上了朋友聚会，这时你心里的打算是什么？

A.将不高兴的情绪表现出来也没有什么，只是一定要和大家坚持到最后。

B.找个借口离开吧，没有心情玩。

C.实话实说，然后离开。

D.强作欢颜，不要让别人发现自己不愉快的情绪。

4.工作上遇到了麻烦，下班后你会怎么处理呢？

A.闷在心里，一个人愤愤不平。

B.找个朋友，把这种不愉快统统倾诉出去。

C.向家人寻求安慰。

D.一个人出去散散心，过会儿就好了。

5.在办某件事情的时候，你早就对它很熟悉了，但有人却执意要教导你，这时你会怎么做？

A.实话实说，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不必教导。

B.不说话，但是对他说了什么也不加理睬。

C.他说他的，我做我的，两不耽误。

D.等他讲完了，再告诉他，自己其实早就明白这件事了。

6.对于自己，你觉得……

A.说不定明天就可以撞上好运啦！

B.总是在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没办法，唉。

C.没有遇上好机会，不然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D.目前的生活和自己的付出还是相符的。

7.马上就要过节了，你会觉得……

A.有点激动，期待很久了！

B.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想想怎么处理才好。

C.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D.过节真是太无聊了。

8.出 门 前 妈 妈 穿 了 一 件 不 怎 么 合 身 的 衣 服，这 时 你 会 怎么办？

A.除非她换一件合适的衣服，否则是不会和她一起出门的。

B.坚持让她换衣服。

C.建议她换一件衣服。

D.无所谓。

9.在重大事件即将到来之前，你的心态往往会……

A.有些焦躁，还有一点不安。

B.轻松地和朋友谈论这件事，放松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C.与亲朋好友一起聊聊这件事，或许能够求得一点安慰。

D.不愿意和别人谈论这件事。

10.当有人激怒你的时候，你往往会怎么做？

A.既然大家相互不待见，那么就毫不留情地反击对方。

B.向其他人抱怨一番。

C.偶尔反击几句。

D.无所谓，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上述测试中，选择A.0分，选择B.1分，选择C.2分，选择D.3分，最后将得分相加。

得分在10分以内的人，属于心智最不成熟的一档。不管他们的生理年龄有多大，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个人依然是一个“10岁孩童的心态”，他们喜欢被表扬，个人好恶也全都挂在脸上，对外界环境充满了新鲜感。这样的人情绪化非常严重，就像上文的加斯科因那样，受到旁人鼓噪的时候会公然违反规定，而被重罚后却又喜不自胜。

得分在11～20分的人在心理年龄上刚刚迈过了青春期，这一类人的心理年龄依然偏低。但是总体而言，他们要比上一类人成熟一些。因为身心方面得到了进一步发育，所以他们渴望摆脱束缚的愿望是最为强烈的。在哈佛学者看来，儿童期的人喜欢通过自己的一举一动来博取长辈的喜爱，而青春期的人则是为了吸引身边所有人的注目。总体而言，这一类人的创造力是最为突出的，但是他们同时又会作出许多让人瞠目结舌的举动来，往往在你觉得他们才华横溢的时候，这些人又会展示出自己单纯幼稚的一面来。

最后一类得分在20分以上的人，测试表明他们的心理年龄是成熟稳健的。他们能够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利害关系而不是自己的喜好来判断一件事情。当然这些人也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的，比如缺乏创造力、为人处世方面过于保守等。

事实上，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烦恼和困惑，而他们的身心发育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不同步的现象，因此，有不少人依然是“30岁的身体，20岁的心”。如果这个程度再深一点，变成“60岁的身体，20岁的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故事书中的“老小孩”了。

站到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结果势必是值得商榷的。就拿加斯科因来说，他有过人的天赋和足够的才华，但是却游戏人间，给自己所在的足球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值得推崇的。沙哈尔教授也表示，如果加斯科因依然我行我素，那么他最后肯定一事无成。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35岁那年，加斯科因宣布退役，之后他又不甘寂寞，甚至还到中国踢了几场球。但是由于心智不成熟，不善理财，同时和亲朋好友屡屡交恶，结果曾经一掷千金的加斯科因终于花光了自己的钱。至此，受到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他才冷静下来，安安分分地受聘于英国甲级联赛的一支球队，做球队教练以赚取生活费。现在看来，加斯科因的成长还不算晚，英甲和英超只有一个等级上的差别，只要他带队成绩出色，以教练员的身份重返世界足坛顶级舞台也还是很不错的。

3.小小骨牌为何能释放如此惊人的能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家怀特·海德，曾用一组骨牌（13张）做了一个经典的测试。其中，第一张骨牌最小，大小如同一个人的指甲盖一样，而以后每一张骨牌都是前一张的1.5倍。经过测算，最大的第13张骨牌大小相当于一张扑克牌，而厚度则相当于20张扑克牌的厚度。怀特·海德将这13张骨牌按照适当的间距排列好，用手轻轻地推倒第一张后，最终也会将第13张骨牌推倒。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第13张骨牌被推倒时释放出的能量是第一张骨牌的20亿倍。这是因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能量是按照指数形式增长的。假如第一张骨牌释放出的能量有0.00微焦，那么第张骨牌倒下时释放出的能量就高达20焦。怀特·海德还设想，如果继续做骨牌，当做到第32张骨牌时，骨牌的高度竟然会超过美国纽约帝国大厦的高度，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如果真有人做出高于美国纽约大厦的骨牌，那么只要轻轻推动第一张骨牌，就会将如此巨大的骨牌推倒，也就相当于一指之力便将美国帝国大厦推倒！而引发大厦瞬间倒塌的力量不过是一张指甲盖大小的骨牌而已！

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物理原理是：当骨牌竖立放置时，就会产生较高的重力，而被推倒的瞬间其重心下降，紧接着重力势能转变成强大的动能，倒在第2张骨牌上，这个动能就转移到第2张骨牌上，而第2张骨牌将转移来的动能以及自身倒下时产生的重力势能叠加在一起，传递给第3张骨牌……因此，每一张骨牌在倒下时产生的能量都要比前一张骨牌大，而且速度一个比一个快，即这些骨牌被依次推倒产生的能量是一个比一个大的。

很多时候，“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现实中指的是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也可以理解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环境中，起初一个微不足道的能量最终会带来连锁反应，让能量越聚越多，超乎人们的想象。

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戈登·奥尔波特曾对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出这样的解释：如果一棵树被砍伐，整个森林会导致消亡；一个地区出现强权战争后，整个世界都可能处于不安宁的状态中；一个人一日的荒废，可能是其一生荒废的开始。虽然这些预言听起来危言耸听，但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准确性。或许人们唯一难以预见的是，从第一张骨牌到最后一张骨牌的传递需要多长时间。有些可预见的事件最终出现要经历一个世纪或者两个世纪的漫长时间，但它的变化已经从人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开始了。

戈登·奥尔波特认为，社会机制中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一场灾难。人们一次又一次微小的努力，可能会换来巨大的成功；一次又一次的放弃或偷懒，最终换回的可能是失败的人生；一次小小的坚持，可能会成就终身。因此，对待微小的失误或错误要足够重视，这样才能避免更大的失误。要知道，就算再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值得去关注，因为它引起的连锁反应往往能带来无穷的能量。

其实，现实中有很多案例可以说明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巨大能量。比如200，美国世贸中心的双子楼在转眼之间就轰然倒塌。表面上看，这是一场由恐怖分子劫持飞机造成的惊世之灾，但美国很多建筑专家指出，双子楼倒塌的原因非常多，该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本身就难以承受大的冲击，特别是无法应付随之发生的大火。据悉，双子楼层的地板都是被加固且非常沉重的水泥地板，一旦这些地板塌陷，自然就会砸向下一层。这就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相砸，最终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带动下，整个大楼轰然倒塌。

此外，还有一些人看过世贸大楼倒塌时候的监控录像，他们认为，虽然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大楼，给楼体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强烈撞击后燃起的大火才是造成大楼倒塌的关键原因。在建筑专家看来，飞机撞击大楼产生的大火熔化了大楼的钢筋骨架，最终让大楼由于失去足够的支撑力而倒塌。甚至有人认为，如果飞机撞上大楼时，消防部门能够及时将大火扑灭，或许能使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由此可以看出，世贸大楼的倒塌是恐怖分子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懂得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的巨大能量。

事实上，戈登·奥尔波特很早就认识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产生的巨大能量，而且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学生们讲述其中蕴藏的能量。他说过：“千万不要忽视细微的力量，因为细微的力量看似不引人注意，却能无休止地滋生在各个角落，而这种力量经过若干环节被放大后会产生出一种令人震惊的能量，同时，也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彻底的摧残。”

的确如戈登·奥尔波特所说那样，人们决不能忽视任何可以引发大错误或大灾难的细微之事，因为巨大的力量是通过细微之事的几何级变化而产生的，这也是为何小小的骨牌能产生巨大能量的原因。

4.是谁让一块普通的石头变得如此疯狂？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埃伦·兰格为了启发他的学生，曾经和他们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这一天，埃伦·兰格从实验室里找来一块用化学颜料浸泡过的红色石头交给学生去卖。石头的颜色非常鲜艳，并能发出诱人的光泽。

起初，埃伦·兰格告诉学生先将这块石头拿到集市上去卖，但不要真卖出去，只是尝试性去卖，看能够卖多少钱。

学生按照埃伦·兰格的话将这块红色石头拿到了市场上，随后便有人围拢过来。其中有人被石头的光泽所吸引，开出了5美元的价格要购买石头，学生摇了摇头。学生回来后将别人出5美元买石头的事情告诉了埃伦·兰格。之后，埃伦·兰格便要学生到黄金市场上去卖，看可以卖多少钱。在黄金市场上，起初只有几个人围观，而后来随着看石头的人越来越多，石头的价格也开始涨了起来。从最初的30美元，上涨至0美元，甚至有个商人模样的人开价0美元。0美元或许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很高了，但学生并没有表示成交，而是摇了摇头。商人模样的人又将价格提高至200美元，可学生依旧没有卖。学生高兴地将这个情况告诉埃伦·兰格后，埃伦·兰格又让学生将这块石头拿到收藏品市场去卖。于是，学生又来到了收藏品市场。喜欢收藏品的人们看到这块红色石头后便凑上前观看起来，一些人甚至称赞起石头自身的光泽，于是有人开出了500美元的价格。学生并没有出声，人们继续加价，随着学生不断地摇头，石头的价格也不断上涨——从最初的500美元，一直被加价至2000美元。最终，学生高兴地以2000美元的高价将这块红色石头卖了出去。

学生向埃伦·兰格汇报后，埃伦·兰格这样启发学生：“这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状态，他们总是认为商品价格越高东西就越好。当然，如果你不追求更高的价格，也就不会卖出好的价格。”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块红色的石头只不过是埃伦·兰格用来做实验的一块普通石头，但它为何能卖出如此高的价格呢？这便是著名的“凡勃伦效应”。通常，在人们内心深处更加倾向于购买价格贵的商品。比如，购买价格高的汽车以表现自身的富有，收藏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以表示自身拥有优雅的情怀，等等。埃伦·兰格对他的学生说过：“金钱的力量始终是一个人表现荣誉的一种方式，当有强烈的表现欲望或者渴望得到荣誉时，人们就会用明显的消费来实现。”埃伦·兰格认为，商品的效用和商品价格的高低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一个纯手工制作的银汤勺价格在10美元左右，其实用性和一只同样材质的机器制汤勺相当，都是用来舀汤。但一些人的心里总是认为机器制作出来的汤勺是不值钱的，于是人们就花高价去购买手工制作出来的同样的汤勺——他们往往认为，手工制作出的汤勺做工精致，可以让人在视觉上得到满足，甚至还可以让人感觉到艺术的品位。

其实，现实中的“凡勃伦效应”随处可见：皮质和款式相同的一款鞋子，在普通的店铺里可能卖20美元，可进入大型购物广场后可能就会卖到40美元。虽然价格翻了一番，但还是有人去购买。而类似于1万美元的纪念手表、10万美元的限量版钢琴等，这些在普通人看来天价的商品，往往也不愁销路。当然，人们购买如此昂贵的商品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更重要的是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心理现象，即商品价格定得越高，就越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

然而，在“凡勃伦效应”中，商品往往又分为两种：非炫耀商品和炫耀商品。其中，满足人们物质需求的商品属于非炫耀商品，人们购买这些商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这种商品也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物质效能；而炫耀商品则是以满足人们虚荣心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商品早就脱离了其自身具备的实际价值，演变成为一种能满足人们的虚荣心理、引起他人尊重和羡慕的昂贵物品。或许很多人对这种心理现象很不理解，但在现实中，埃伦·兰格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消费心理会随着财富的增多而发生改变，即由追求数量和质量跨越到追求档次和品位。

既然人们存在这样的心理，不妨以此作为“突破口”，运用策略向市场中投入高档消费品，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这样一来，在使商品附带上一种高层次形象以及“名贵”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商品的认同度，从而牢牢抓住人们的心理。埃伦·兰格曾经说过：“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追求品位的心理是不会停止的，因为这可以极大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有趣现象。”

显然，一块普通石头经过化学颜料的“包装”，获得了不同市场的认可，同时其价格也发生了惊人变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所致，因此才出现了如此“疯狂的石头”。

5.哈佛大学是如何批量“生产”亿万富翁的？

众所周知，哈佛是“生产”亿万富翁最多的大学，那么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下面让我们先来看看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杰尔姆·卡根对学生们进行的是否具有亿万富翁潜质的测试。测试题目为：

现在请你尽可能地想象，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降临，你可以选择搭乘最先进的诺亚方舟逃离，并可以选择一种动物一起搭乘，那么此时你会选择以下哪种动物逃离呢？

第一种，牛；第二种，马；第三种，兔子；第四种，狮子；第五种，绵羊。

选择牛：虽然你表面看上去具有亿万富翁的特质，但你却不会成为亿万富翁。由于你的潜意识中带有安于现状的特性，所以当机遇来到时，你也会因为害怕失去而放弃机遇，最终只能和成功无缘。实际上，你的内心世界追求的是安逸和稳定，你不愿意改变，因为你担心改变后会使自身的生活或者处境发生变化。殊不知，正是这样的特性阻碍了你的财路，让你很难成为亿万富翁，更不要说实现财富梦想了。

选择马：你的内心深处不缺乏对财富的追求。在别人眼中，你是个有勇气的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关注。马象征着强烈的虚荣心，因此，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虽然你渴望得到财富，可由于太以自我为中心以及强烈的虚荣心的影响，你得不到朋友的帮助，最终只能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去追求财富。即使自己的单兵作战能力再强，也比不上有朋友的帮助，而且，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你获取财富的速度就会慢很多。

选择兔子：你可能没有成为亿万富翁的特质，因为兔子象征着胆小与守旧。你是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人，虽然你也渴望拥有财富，但在你心里并没有将追求财富放在第一位。此外，胆小和不敢创新也是你的性格特质，在财富和家庭面前，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即使同时有机会获得财富，你也不会为之心动。在现实中，你是不会轻易追求财富的，因为你认为这是离自己非常遥远的事情。为此，你不太可能拥有过多的财富，也和亿万富翁无缘。

选择狮子：你不仅是个有野心的人，还是个具有高效执行力的人。果断、勇敢是你的特性，你对财富拥有很强的欲望，认为只有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实现美好的人生。在你作出某些决定后，你会不打折扣地落实为行动，直至取得令你满意的成功。虽然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你也会遭遇到失败，但你似乎不会被失败吓退，反而会信心满满地踏上追求财富的征途，因为你总是认为，要想成功就需要不懈的努力。与别人不同的是，你对财富的欲望是异常强烈的，甚至将追求财富视为毕生奋斗的目标，即你就好比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一样在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直至到达成功的彼岸。正是由于你拥有狮子般的意志，所以你会成功，并占据财富金字塔的顶峰。

选择绵羊：在别人看来，你是个善解人意的人，更是无私奉献的人。你对于财富的态度非常平淡，总是认为钱够花就行。在这种意念的影响下，你不会追求过多的财富，完全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财富。此外，你是个重情义的人，当朋友在金钱方面遇到困难时，你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直至帮助朋友渡过难关。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你不太可能成为亿万富豪，但你的财运非常旺，总会有源源不断的财富向你涌来。

在哈佛大学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响亮、简洁的口号：幸福属于富有的人。在哈佛人的观念里，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也无论你的出身如何，只要你是个天才，总有一天你会坐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实际上，从哈佛大学走出来的亿万富翁确实比世界上任何大学要多很多，因为哈佛大学会充分尊重学生们的知识和才能，而这些知识和才能则可以让学生们轻而易举地成为财富的拥有者。

每一位进入哈佛大学的学生都会接受哈佛大学独特的学习计划的训练，其中一种被称为“业务演练”的教学方式是哈佛大学大力推广的。所谓的“业务演练”，即凡是就读于哈佛大学的学生，在第一个学期就会进入哈佛事先为他们分配好的“公司”中展开激烈的竞争。杰尔姆·卡根曾说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们的商业才能。学生们进入公司后会以公司管理者的身份管理公司，并被反复告知他们就是公司的主人。只有学生们的内心形成这样的概念，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经营公司的活动中去。当然，公司间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此时学生们就要考虑公司未来如何生存下去，只有在他们想出公司发展的应对措施后，训练才算合格。”此外，哈佛大学还会为学生们分析商业实践中的具体事例，通过分析研究商业案例培养学生们处事不惊以及把握财富的能力。

当然，掌握多种外国语言也是培养出商业大亨的前提条件。据杰尔姆·卡根介绍，哈佛大学的学习、训练和作息安排都非常紧张，学生根本没有时间去消遣和从事个人活动。正是在这种残酷的竞争条件下，学生们才会意识到落后即相当于失败。

其实，在学习期间，哈佛的学生对自身所具备的才能都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比如自身的文化水平、科学头脑、组织活动的才能、政治潜力以及商业潜质等。但在所有的能力中，最受推崇的当属商业领域中的组织天赋。国际上很多知名跨国企业，如通用汽车公司、IB.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等，也都派人去研究学生的业务素质和个人素质。在学生进入第三学期后，知名跨国公司就会开始安排那些他们打算录用的学生的活动。此时，最具有商业天赋的学生往往会在这些公司的资助下去国外实习。在那里，他们要熟悉世界各大研究中心和生产基地的情况，熟悉公司在世界各地设有的子公司，以及子公司的管理措施，等等。而在完成了这样的实习之后，学生距离成为这些公司的正式员工往往也就不远了。

杰尔姆·卡根认为，在日常的授课中，向学生施加心理方面的压力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压力主要包括：告诉他们要成为商业大亨或亿万富翁就要看到市场的残酷性——学生们意识到商场中的残酷性后才不会掉以轻心；告诉他们，在残酷无情的商场竞争中，只有两种结果——要么收获成功，要么独吞失败。这样一来，学生们的心里便加深了对商业的理解，在拼搏中就会全力以赴地展示自身的才能。毋庸置疑，从哈佛大学走出来的商业大亨或亿万富翁都霸气十足，并且具备坚持到底的决心，因为他们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要做财富的拥有者就必须接受外界残酷的磨砺。

此外，杰尔姆·卡根教授还相信，哈佛大学之所以能“生产”出众多亿万富翁，是运用心理学教育的结果，而哈佛大学也相信心理学带来的力量是无穷的。也就是说，哈佛学子们每天在哈佛的心理学激励下，为赢得财富而努力奋斗着。因此，也就不难解释哈佛大学为何能“生产”出如此多的亿万富翁了。

6.被关注的神奇力量：自动自发产生高效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诸多关于生产效率的实验，它们都是以科学管理的逻辑为基础的。实验分为好几个阶段，早期的实验，仅仅对工厂车间的照明强度进行加强，但并没有提高生产效率。两年后，乔治·埃尔顿·梅奥又指导并开展了一项“福利待遇实验”，该实验的目的是找到一项可以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在实验中，工厂改进了员工的工作条件，为员工安排了休息时间，缩短了员工的工作日，还减少了工作的单调性等，结果表明，改变对员工的监督方法和改进与员工的人际关系可以有效地促进产量的提高。

对此，乔治·埃尔顿·梅奥表示，既然管理方式与员工提高产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管理者就应该了解员工对工厂管理制度的态度，从而为改进管理制度提供必要的依据。为此，乔治·埃尔顿·梅奥制定了一个员工意见反馈表，并对大约两万名员工进行了调查。表中提出的问题有：

1.你对目前的工作环境满意吗？

2.工作气氛能够令你感到快乐吗？

3.你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4.你的家庭生活是否和谐？

5.最近有没有出现令你烦躁不安的事情？

6.你对企业发展有哪些好的建议或意见？

7.工作中你亟须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乔治·埃尔顿·梅奥告诉员工可以将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在反馈表中。一个星期后，乔治·埃尔顿·梅奥收集齐意见反馈表，并对员工的日常工作进行了观察。他发现，员工在填完这个反馈表后，对工作的态度比以前认真了，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对此，乔治·埃尔顿·梅奥解释道：“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霍桑效应’，也就是说，当人们受到外界关注时，内心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主动学习和交往的态度。因为人们在内心中感觉受到了重视，从而更加努力工作，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或端正工作态度。”

在乔治·埃尔顿·梅奥看来，“霍桑效应”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管理者让员工将自己心里的不满发泄出来，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从而使他们主动自发地产生高效率。其实，现实中还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可以说明这种效应的重要性。比如在老师授课过程中，一位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对老师的提问一问三不知，老师因此批评了他，甚至还将他赶出教室，这样一来，该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很难再有所提高，甚至会对老师的行为怀恨在心。但如果老师对这名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多加以关注，并当着其他同学的面鼓励他，这名学生在产生感激之情的同时也不好辜负老师的教导，最终就会努力提高学习成绩，甚至还会从坏学生转变成好学生。

再比如，在同事眼里有个不合群的人，这个人不仅在工作中我行我素，甚至还表现出一副高傲的姿态，因此没有人愿意与其交往。其实，这种情况不是不能改善——如果对这个人报以足够的重视，让他感受到同事的关注后，他自然也就减轻了对同事的抵触心理，也就愿意和同事融洽相处了。可以说，这就是“霍桑效应”最直接的影响。

或许人们能够从乔治·埃尔顿·梅奥提出的“霍桑效应”得到这样的启发：即使这个人此前的工作没有产生过高效率或没有做出非凡的成绩，但只要让这个人在心理上感受到被关注、被赞赏，他就会在工作或生活中不断强化自己的良好行为，并通过自身的努力赢得高效率。

7.不要忽视一颗薄荷糖带来的神奇功效

一颗薄荷糖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功效呢？在美国，很多餐馆都会在出口位置摆放一些可以免费品尝的薄荷糖，以便让食客在吃完饭后能吃上一颗保持口气的清新。不过，并不是所有餐馆都会这样做，有些餐馆会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将薄荷糖送给食客，即由餐馆的服务生将薄荷糖和账单一起放在银质的盘子中交给食客。那么，这两种方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或许很多人已经猜到了，那就是将薄荷糖和账单一起交给食客的服务生能赢得食客更多的小费。为了进一步研究人们的心理特征，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就曾进入到一家餐馆做起了服务生。

在他当服务生期间，曾做了以下一些实验。

第一个实验：戴维·麦克利兰为食客取来账单的同时送给食客每人一颗薄荷糖，这样一来，他便增加了3美元的小费。

第二个实验：戴维·麦克利兰在食客吃完饭后，送给他们每人一袋薄荷糖，此时戴维增加的小费十分可观，达到了15美元。

第三个实验：戴维·麦克利兰送给食客每人一颗薄荷糖后随即转身离开，并告诉食客耐心等待。不久之后，他拿着一张写有祝福的卡片以及一小袋薄荷糖送给了食客，并对食客的光顾表示感谢。由此，食客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其所收获的小费高达50美元。

实验表明，在第一个实验中，戴维·麦克利兰的做法让食客感受到了一些实际意义。因为在食客看来，吃完饭后能吃到一颗爽口的薄荷糖实在是令人愉悦的一件事，这样一来，当戴维·麦克利兰给食客每人一颗薄荷糖时，食客在心理上就会对他产生感激之情，随即便给他增加了3美元小费。小费虽然不多，但却可以体现出食客的感激之情。而第二个实验是戴维·麦克利兰送给食客每人一袋薄荷糖，这让食客感到惊喜，同时就会对服务生的服务态度予以高度肯定，也会自然而然地给戴维·麦克利兰增加小费。在第三个实验中，戴维·麦克利兰给完食客一颗薄荷糖后转身离开，并再次将祝福的卡片和一袋薄荷糖交给食客，这样的方式在表达欢迎食客再次光临的同时，也令食客看到了如此人性化的服务，从而使其深受感动，对服务生也另眼相看，因此也就愿意给更多的小费。

其实，以上这些实验体现的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互惠原则”。所谓“互惠原则”，即是指人们会以相同的方式去回报为他们做事情的人。

简单来说，“互惠原则”就是自己给了别人一块糖，别人也会给自己一块糖或其他东西。现实中，“互惠原则”表现在方方面面，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小到个人与个人之间。比如一家销售果汁饮料的饮品店让路人免费品尝他们生产的果汁饮料，目的就是让更多的路人去购买他们的饮料；再比如，在你被拉去做免费的皮肤护理后，美容师会指出你皮肤出现的问题，然后再苦口婆心地劝说你去购买她们推荐的护肤品或者办理会员卡，等等，而看在她为你免费做美容的情面上，你往往会购买一大堆并不实用的护肤品。其实，免费是假，让你购买产品才是真。显然，这就是一些商家惯用的心理策略——互惠原则。

在戴维·麦克利兰看来，互惠原则之所以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其原因就在于：当与一个陌生人或者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时，如果对方先向自己施予了小小的恩惠，然后再提出要求，这样自己便会产生负债感，而答应对方要求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可以说，自身接受别人恩惠后回馈的义务感在一定程度上会将自身的选择能力削弱，将自身的选择权交到别人手里。因此在很多时候，一个人最初选择了接受别人的恩惠以后，也注定选择了所要回报的方式。或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互惠对一个人的心理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其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得到恩惠后心里那种难以忍受的负债感。所以，一旦别人向自己施恩，人们就会尽快给予别人回报——这样自己的心理压力就会得以释放，同时内心的负债感也会减轻许多。

“一颗薄荷糖虽然小，但是它在某些方面却能带来神奇的功效。当你给别人一颗薄荷糖时，别人不仅会产生感激之情，还可能会做出感激的举动。而感激的举动是其心理产生负债感后自发产生的。因此，一颗小小的薄荷糖往往能够在很多时候产生神奇的功效，这种功效就是促使别人给予比薄荷糖自身价值更高的回报。”而这些就是戴维·麦克利兰想告诉人们的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

8.通过一辆车能够测试出你面对痛苦时的选择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泰勒·本·沙哈尔曾在一堂趣味课上这样说道：“我相信，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痛苦存在的，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不可能存在一生中完全没有痛苦的人，除非这个人没有任何思想。”然而，有生命的人就有思想，所以痛苦是必然存在的。

接下来，泰勒·本·沙哈尔教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你的身心倍感痛苦时，你会选择如何做？”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像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一样，纷纷摇头，请求沙哈尔教授明示。沙哈尔教授胸有成竹地一笑，之后便在黑板上写出了以下的心理测试题：

A.倘若你买了一辆新车，那是一辆什么类型的车？

B.如果你驾驶新车驶到一个地方迷失了方向，不知如何进退，此时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C.假设你的新车被某种东西剐蹭了，你会是怎样的心情？

D.车上的划痕相当重要吗？

E.对于车的外观你怎么看？

F.在你的车修好后，你的心情又会如何？

面对心理测试题，课堂上的学生们都在埋头思考，其中一些学生抬起头来，似乎是心中有了自己的答案。10分钟后，泰勒·本·沙哈尔教授又笑着在黑板上写下了以下的问题：

如何看待你自己？

当你身心痛苦时，你会选择怎么办？

假如你生病了，你会怎么做？

你对自己的病情感觉严重吗？

对于自身的容貌和外形，你是如何看的？

在你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后，你又是怎么想的？

泰勒·本·沙哈尔教授掷地有声地说：“这是一道名为‘买新车’的心理测试题，它能够准确测试出‘当你身心痛苦时，你会选择怎样做’。”沙哈尔教授指出，其实车就是一个人的象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车就是被扩大了的人的自我认知。试想，一旦你坐到车子上，尤其是当车子需要你来驾驶时，生与死都将由你自己来负责。即便车子在途中发生任何紧急状况，都必须依靠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或者化险为夷，往往没有其他事物可以让你依赖。因此，可以说，车便是第二个你。

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结合自己心中的答案测试出自己在遭遇痛苦时会有什么样的举动，沙哈尔教授将每个问题和“答案”联系起来，给学生们作出了详尽而又有趣味的深刻解析：

你如何描述你的新车，其实正表明了你会怎样对待你自己。因为在你最深层的意识中，你会无意识地选择跟自己各方面都相称的车。即便你将车描述成既难看又破旧的二手车，这也是你内心的答案，它实际上体现了你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个人的价值观等。所以，当你描述自己的车时，一定不要马虎了事，否则可能会毁坏自己的个人形象。同时，当在为自己选车时，你也一定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因为车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代表了你个人的全部。

在驾驶中迷路应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指你陷入困境、身心痛苦时应该如何做。这就表示你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与他人的关系出现问题时，又或者当你感到压力巨大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能够很好地对待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总会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但如果你感到焦躁不安，甚至消极沮丧，无法冷静地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么这将是你人生中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因为，越是在痛苦无奈的情况下，越能够看出一个人对待自己和人生的态度。

假设你的新车被某种东西剐蹭了，指的也就是当你生病或工作中遇到难题时，你会怎么做。当你为车被剐蹭而表现得烦躁不安时，它象征着你在实际工作或生活中犯了错误或者身体出现了病况，预示着你可能正处于身心受创的状态中。当然，若是自己喜爱的车被剐蹭了，那么这时的你真的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

车上的划痕严重吗？其实是说你的病情或你在工作、生活中所犯的错误严不严重。自己喜爱的车，就如同自己的身体或重要的工作一样。众所周知，一旦自己的身体生病了，或者自己重要的工作受到某些事情的影响，就会使自己感到无比地痛苦。这道题其实是想告诉大家，当你遇到痛苦时，一定要思考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怎样看待车的外观则表示你怎样看待自身的形象。如果你对车子的外观很满意，那么说明你是个对自身形象很有自信的人。虽然一个人的外貌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显得很肤浅，但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外表好看的人在社交关系中容易让人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更重要的是，一个对自身形象感到自信且令人产生良好印象的人痛苦相对较少，而且也能够利用自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痛苦。

车子修好后你的心情表示当你身体痊愈或走出工作、生活的低谷后的心情。有的人在走出痛苦的深渊后会重新振作起来，但有的人会郁郁寡欢，感觉曾经遭受的痛苦折磨还残留在身心上。其中，前者反映了一种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而后者却反映了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测试结束后，学生们面面相觑。这时，泰勒·本·沙哈尔教授让一个名叫威廉·阿尔文的学生谈谈他对这道测试题的感想。阿尔文想了想，这样说道：“的确，每个人都是有痛苦的，也可以说痛苦贯穿着人的一生。但是人与人之间所谓的痛苦却是有区别的，每个人痛苦的次数、程度也是不同的，而痛苦的次数与程度又取决于每个人对待痛苦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同一件事，就比如测试中你的新车被剐蹭了这件事，有的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会因此而痛苦或者一直痛苦下去，更不会留下痛苦的阴影。而有的人则会认为这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甚至会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相较而言，态度积极的人在生活中是开心的，而态度消极的人在生活中却是极其痛苦的。”

对学生阿尔文的回答，沙哈尔教授感到相当满意，他补充说：“不同的态度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即消极的心态会使人日渐消沉，而积极的心态则会使人奋发向上。所以，当身心倍感痛苦时，你就应该抛弃消极的思想，选择用积极的思想和行为对待生活中的一切，这样才能帮助自己走出痛苦，远离痛苦的深渊，并将生活中痛苦的次数和程度降到最低，让自己开心的同时，也让周围的人开心。”

9.通过“微型人”看你成为有钱人后的心态

史蒂芬·平克教授问学生：“大家有没有想过，假设你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亿万富翁，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想过这个问题的人请举手！”如平克教授所料，课堂上所有的同学都相继举起了手。

“很好，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而且还不止一次。”说完之后，平克教授便问梦露·芭拉：“如果你一夜暴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梦露·芭拉想了想说：“买几套特别漂亮华丽的行头犒劳自己。”

平克教授接着又问了几名学生。威廉姆斯·贝儿的回答是：“立即报名参加国际旅行团，出国享受美妙的旅行。”约翰·爱斯麦肯因的回答是：“买一辆华丽的敞篷式小轿车，颜色最好是和天空一样的。”

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你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事实上，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想过，因为人们总免不了羡慕有钱人的生活，而有了钱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当然也可以享受很多与众不同的服务。然而，有的人却认为这个问题很无聊，认为这是空想。其实不然，由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你在成为有钱人后的各种心态。

如果你也想提前知道你变成有钱人之后的心态，那么请你现在就变身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平克趣味心理学“微型人测试”中的“微型人”，体验自己成为有钱人后的心态。对此，平克教授对学生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测试问题：

如果你吃了一种叫不出名字的花，这种花使你变成了一个“微型人”，那么，你的心情会怎样？

变成“微型人”后，你首先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在你变成“微型人”后，有人想要趁机将你踩扁，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谁？

假设有一个人手中有一种能够使你重新恢复原形的花，那么，你认为拥有这种花的人会是谁？

倘若你吃了那个人手中的花，变回了正常人，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道测试题，更不要认为这道测试题和变成有钱人后的心态没有多大关系，平克教授以及哈佛大学其他心理学教授普遍认为，变成“微型人”之后的想法，即表明了你成为有钱人之后的想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变成“微型人”及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都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变成“微型人”之后，你首先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你成为富翁之后最先做的事情。不管怎样，每个人在成为有钱人之后都想要尝试“一掷千金”的感觉，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将这种实质性的事情抛到一边，你最想做的事情就会变成精神方面的事情。

在你变成“微型人”后，想要立即“将你踩扁的人”其实就是在你成为有钱人后会对你进行敲诈的人。这个人对你有某种潜在的威胁，所以在你成为有钱人后，你会觉得这个人会想方设法地来敲诈你，而这也表明了你在现实生活中讨厌这个人的心情。事实上，这样的人是存在的，他们总能够嗅出金钱的味道，也总能及时地了解周围人身上发生的好事情。但对此也不用过于担心，坦然面对他们便是。

握有可以使你恢复正常的花的人，对你而言，他一定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极其无奈的人。从一般情况来讲，身体变回原形就跟在现实中从有钱人变成穷光蛋一样，非常现实而又无奈。因此，拿着那种可以使你复原之花的人，在你的眼里是不会成为有钱人的，因为有钱人永远都不会想要变回穷光蛋。

但是，或许这个人正以踏实的脚步经营着自己的人生，那么你的答案之所以会是他，也表现出了你对这种经营人生的思想的羡慕。

变回原形之后，你的想法表示着你最终回到现实世界之后的心情。有的人或许会觉得“天啊，这太可惜了”，也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变回原形好啊”。虽说这都是“变回原形”之后的一种心情回复，但相较于后者而言，前者更容易下定决心，在现实世界中努力成为有钱人。

平克教授讲完之后，课堂上很安静，有的学生一副大彻大悟的表情，但也有个别学生还似懂非懂。为此，平克教授利用这堂趣味心理课最后的10分钟给学生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有一个叫亚历克萨的富翁。亚历克萨在成为富翁前其实是一个穷光蛋，但是炒股却让他一夜暴富。在成为有钱人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他所有和他之前一样穷的朋友去五星级大酒店吃了一顿豪华大餐。在亚历克萨的这帮穷朋友中，有一个名叫纳伯特·伯特伦的人，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谈不上好坏，也就是才认识不久，而且亚历克萨看出，伯特伦是一个极其自私的人，同时妒忌心也很强。

在亚历克萨成为有钱人后，伯特伦做了一件让他很恼怒也很痛心的事情——伯特伦和他的一个名叫托马斯·库斯帝克的朋友合谋绑架了亚历克萨的妻子，由于亚历克萨不认识托马斯·库斯帝克，这正好给伯特伦提供了方便，他让库斯帝克给亚历克萨打电话，限其两天之内拿10万美金来交换他的妻子。

然而遗憾的是，这起绑架案还不到交赎金的时间，伯特伦就被当地警方逮了个正着。当地警方是如何在短短一天多时间内就破案的呢？他们办案的效率真的就如此神速吗？其实，当地警方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破获此案，最大的功臣就是亚历克萨。因为亚历克萨给当地警方提供了犯罪嫌疑人，而他所指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正是他的朋友——伯特伦。

原来，在亚历克萨还是穷光蛋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人生做了这样一种设想：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突然被某种魔法变小了的小不点，而且还是一个有钱的小不点。在这个他虚拟的世界中，他感觉最有可能伤害他的人就是伯特伦。因为在亚历克萨的眼里，伯特伦是自私的，也是极有心计的。

而奇特的是，亚历克萨成为有钱人之后，伯特伦真的成了那个伤害他的人——策划绑架了他的妻子。不知为何，亚历克萨接到那个绑匪打来的电话后，尽管他听出打电话的绑匪并不是伯特伦，但他却坚信，绑匪中肯定有伯特伦。而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像亚历克萨这样设想一番，而且所有的设想还都是正确的。平克教授给学生们上这一堂“微型人”趣味心理课，以及最后讲述的这个故事，只是想要告诉大家，从心理学的某个角度来讲，人们经过仔细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有时候跟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是相吻合的。

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偶然，但由此可以看出，某些偶然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必然。换句话说，当你认为某件事情在将来极有可能发生的时候，或许它就已经在慢慢酝酿了。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罗杰斯曾说：“一些看似必然的事情，实际上正是一些偶然的设想所促成的。”平克教授的这个“微型人”的心理测试正是想要告诉人们，你想象变身成为“微型人”之后的心态，极有可能就是你成为有钱人之后的真实心态写照。

第二章　为什么女人天生就有不安全感？——哈佛人的行为心理学

为什么大多数女人都喜欢挽着男人的胳膊？从行为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行为心理学创始人华生认为，每个人的外在行为与他的潜意识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女人之所以挽着男人的胳膊，主要是因为在女人的潜意识里总有不安全的感觉。

在原始社会中，男性外出狩猎期间，女性会待在家中等待男人狩猎归来。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就把男性当成是生活中的依靠，随之对其产生依赖心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这种潜在的心理并没有改变，始终认为男性能够给她们带来安全感。

华生对行为心理学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和理解，他主张行为心理学应该摒弃意识和意象等过多主观性的东西，深入研究人们在现实中观察到的能客观加以测量的刺激和心理反应。在他看来，只有弄清楚环境刺激和行为直接的联系，人们才可以预知心理反应，以达到预测并控制自身行为的目的。

1.“适应环境”现象：人心理上的适应

美国心理学家安德武德在哈佛大学执教期间曾做过这样一个测试：

一些哈佛大学生作为被测试者，在一间有光的小屋子里待24小时。同时，学生们的感觉输入被严格控制，安德武德用塑料眼罩罩住学生们的眼睛，虽然学生们还可以通过塑料眼罩感受到一些光亮，但却看不到任何图形。此外，安德武德还给被测试者套上了手套，不让其触碰到任何东西，而且屋子里还放了一台能发出嗡嗡声的破旧风扇以干扰学生的听觉。最后，安德武德还将用海绵包裹的枕头固定在学生们的头上。至此，安德武德告诉学生们可以在屋子里做一些简单的活动，也可以进行思考或睡觉。

24小时过去了，安德武德结束了对学生的测试。当他将学生的眼罩取下来时，有些学生竟然出现了错觉——当他让被测试者们走出屋子，来到温暖的阳光下时，很多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理反应——有的人表现出了紧张焦虑的情绪，有的人的情绪出现波动，有的人则出现了思维迟钝的情况，甚至还有人出现了重度呕吐。

因此，安德武德将被测试者出现的这些情况归纳为“感觉被剥夺后遗症”。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感觉被剥夺后，这个人的心理功能以及身体机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同时这个人的理性思维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混乱。

其实在很早以前，心理学家便对人类的行为是受理性操纵，还是由感性支配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刻讨论。虽然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但心理学家却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人类在接触外部事物的时候，大多是先从感觉出发的。

安德武德曾经对感觉给出这样的定义：“人产生的感觉其实是人们的大脑对直接作用于自身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具体反映。”外部环境或事物的特征和属性通过对人多种不同感觉器官的刺激引发兴奋，并经神经传输到人类大脑皮层的中枢神经，从而产生反应。而感觉的综合也就让人们形成了对某一事物的认识和评价。

在心理学中，人们习惯将感觉分为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五种。根据人们接受刺激物的性质以及作用的感官性质，又将感觉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两种。外部感觉是指，人类接受外界环境的刺激产生的感觉，比如：看到一件美好事物产生的视觉，听到一段美妙的音乐产生的听觉，品尝一道可口饭菜产生的味觉，闻到花香时产生的嗅觉；而内部感觉是指，人类接受机体的内部刺激后产生的感觉，比如：进行长跑后心脏急速跳动的感觉。

此外，感觉还有敏感性强弱之分。感觉的敏感性是一个人的感觉器官对来自内外部环境刺激的认知和分辨能力。感觉敏感性因人而异，不存在两个感觉敏感性完全相同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感觉敏感性强的人受到的刺激比感觉敏感性低的人要多。

在现实生活中，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进入一个声音嘈杂的工厂车间后，起初人的耳朵可能对这种令他们心烦的声音感到很不适应，甚至有想尽快离开车间的冲动，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个人的耳朵感觉到的不适就会减少，甚至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适应环境”。对此，安德武德这样解释：“其实这种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这个人心理上的变化。当产生的声音令他心烦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排斥，并产生了厌烦的感觉，可当他认为自己很难改变这种嘈杂的环境时，他就会努力去适应这种给他带来不愉悦感觉的声音，而这样一来，他也就不会产生厌烦的感觉了。”

2.为什么女人喜欢在大街上挽男人的胳膊呢？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伯科威茨作为哈佛大学特邀的心理学家，每个月都会到哈佛大学进行行为心理学方面的授课。这一天在课堂上，他向学生们讲了这样一个他自身感受非常强烈的事情：

每当走在大街上或者在等公交车时，我总能看到一些女士面带微笑地挽着男人的胳膊，而且看上去她们非常陶醉，也非常开心。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女人在大街上挽男人的胳膊是年轻人才会做的事情，但通过我的观察发现，女人挽男人的胳膊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中年女人或者老年女人都会有这样的动作表现。其实，这与女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促使女人做出在大街上挽着男人胳膊的行为的最直接的因素是她们对男人的好感和渴望被保护的心理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挽男人胳膊的动作就会非常自然。相反，如果女人对一个男人不感兴趣或者不喜欢时，就很难做出挽着男人胳膊的行为，即不会对男人产生希望被保护的心理需求。

伯科威茨通过对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女人都喜欢用身体接触来向自己喜欢的男人表达亲密和善意，而男人似乎不喜欢这样，他们更习惯于直来直往，很少会像女人那样去用身体接触的方式来表达亲密感。其实，儿童大多也喜欢依偎在家长面前，这是人类本能属性的一个缩影。随着年纪的增长，人逐步摆脱了不成熟的状态，动物最原始的习性也开始呈现出“下坡路”的状态，被隐藏起来。当一个女人不善于或者不好意思去表达自身情感时，她往往就会用最原始的身体接触等一些方式向外传递出自己的情感，而接收情感的对象大多是男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人与儿童比男人更具动物特性。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女子大多是注重感情的人，在考虑事情时大多也是凭感觉去做，即她们十分相信感觉。因此，女人更习惯于将触觉的感受作为表达的一种方式。伯科威茨博士甚至还开玩笑地和学生们说道：“当你们在与女朋友甜蜜约会时，要养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习惯，即不仅要学会用耳朵仔细聆听女友在说什么，还要用眼睛去看女友在做什么，只有这样，才能洞察到女友心里的真实意图。”

伯科威茨在研究中还发现，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有警觉心理，即人的“安全范围”感觉。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会以自我为中心，向四处蔓延，形成一个圆形的“心理防御阵地”。通常，这个阵地是人们认为最安全的。而一旦有人误闯入自己的“心理防御阵地”，很多人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其心理就会发出预警，随即便会产生反抗。

伯科威茨认为，两个越不熟悉的人，其心理距离就会越大，而身体距离也会被拉大。但如果是两个熟悉的人在一起，这种心理上的距离就会缩短。比如，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等，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可能会缩小至零，而如此一来，也容易产生肢体上的亲密关系。因此，如果你的女朋友在走路时总是喜欢亲密地挽着你的胳膊，或是触碰你的身体，说明她和你的心理距离已大大缩短，即她不在乎你侵入她的“安全范围”，你们之间也不存在心理上的距离。

由以上内容来看，女人之所以在大街上做出挽着男人胳膊的亲密动作，并不完全是为了想要身体上的接触，而更多的是来自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表达，即用这样的方式拉近与男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使彼此间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3.乘坐电梯时，人们为什么习惯仰头看显示的楼层数？

哈佛大学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曾带着他的学生做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心理测试：

霍华德·加德纳找来20名学生，将每两个人分为一组，自己一个人一组，一共十一组。然后，他让每组人到不同地方有电梯的场所进行观察，观察电梯里面的人有哪些行为方式。布置好任务后，各组成员便开始行动起来。

霍华德·加德纳来到一家高档写字楼的电梯间里进行了测试。从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观察电梯里人们的行为方式。他发现，电梯里很少有人进行沟通，大多会仰着头盯着显示楼层数的屏幕看。在电梯运行到自己想要去的楼层后，这些人的面部表情明显要比之前松弛很多。

参加测试的学生陆续回来，霍华德·加德纳问他们在电梯里观察到什么时，第一组学生说道：“教授，我们进入一家商场的电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人对周围的人似乎都不感兴趣，而是对电梯的顶部感兴趣，可我们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电梯顶部有什么特殊之处。”霍华德·加德纳听完之后并没有说话，问第二组学生：“你们在乘坐电梯时发现了什么？”

“电梯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没有人进行交流，在电梯运行到人们想要去的楼层后，他们都急切地走出了电梯，真搞不懂他们为何会有如此表现？老师，您能告诉我们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吗？”霍华德·加德纳同样没有说话。当问到第三组学生的时候，这组学生这样表述道：“教授，我们进入一家医院的电梯后，虽然里面有人在交谈，但他们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聆听者身上，而是盯在楼层显示器上。我们不禁联想到，他们或许在和显示器说话。”

这些话说完后，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霍华德·加德纳问其他各组的观察情况，其他组学生回答也与前面几组类似。于是霍华德·加德纳对学生们说道：“同学们，从你们在电梯里的观察可以看出，人们在乘坐电梯时总是习惯仰头看着上面，或者是电梯的顶部，或者是显示楼层数的屏幕。我说得没错吧？”

“是这样，教授。”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随后霍华德·加德纳从心理学的角度向学生们讲述了电梯里为何会发生这种情况。在霍华德·加德纳看来，人们在乘坐电梯时仰头向上看的行为其实与自身“私人空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什么是私人空间呢？事实上，在人们身体周围存在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只属于自己，一旦他人进入属于自己的空间，人们就会表现得不舒服、不自在。当有学生问霍华德·加德纳私人空间大体上是什么概念时，他这样说道：“私人空间大小因人而异，一般情况下，私人空间前后的范围在0.5米至1.5米之间，而左右的范围在1米左右。也就是说，私人空间最小的空间面积是0.5平方米。”所以，在拥挤的环境中人们的私人空间很容易被侵犯，以致心理产生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产生抵触心理。

电梯里的人要么盯着电梯的顶部，要么盯着显示楼层的屏幕看，只不过是为了舒缓内心的焦虑不安，同时也确认自己是否到了想要去的楼层。当你急于离开某个狭小的空间，比如电梯间时，通过盯着不停变化的数字，你感到电梯在快速移动，感到自己将要从被人侵占的状况里解放出来，自身焦急不安的心理从而得到缓解。

当然，和乘坐电梯一样，在拥挤的地铁或者公交车里人们选择座椅的位置体现出类似的心理特征。当一辆车进站时，很多人都会选择靠走廊或靠窗的座位，而中间的座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有人去坐。显然，人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就是由自身的私人空间引起的一种心理现象。因为人们坐在靠边的座椅上时，只有一侧会和其他人发生接触，而中间的座椅两边都会和别人发生接触，这样就会使人感觉到不舒服，所以人们往往选择坐在靠边的座椅上。然而，在一些咖啡馆或者快餐店，靠近过道的座椅通常不受欢迎，因为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座椅不能确保自身的私人空间，也容易与过往的人发生接触，因此他们会选择内侧的座椅。霍华德·加德纳在研究中发现，人的私人空间会因为旁边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人们在和亲密的人交往时，私人空间会大大缩小，而和陌生人接触时，私人空间就会拉大。当然，如果是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接触，私人空间还将进一步扩大，甚至会选择远远回避。

乘坐电梯时仰头看电梯屏幕上显示的楼层数字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人们心理上的私人空间在作怪，霍华德·加德纳在哈佛大学日常授课中通过测试和研究发现了存在于人们身上的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

4.为何人们无法招架住“登门槛效应”与“留面子效应”？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博士经常对他的学生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一位饥寒交迫的穷人跌跌撞撞地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个佣人，穷人对佣人说道：“好心人，请帮帮我，让我烘干身上的衣服吧，愿上帝保佑你。”说完穷人用乞求的目光望着佣人，佣人出于好心让穷人来到了屋中。穷人进屋后便开始烘衣服，边烘衣服边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块冻得发硬的面包，并对佣人说道：“好心的人，能否借给我一口锅，我用它将我的面包煮烂？”佣人认为穷人提出的这个要求不算什么，于是便给他找来一口锅。穷人将衣服烘干后便开始用锅煮面包，在发硬的面包逐渐被煮开后，佣人忍不住问：“难道你打算这样吃面包？总得加点盐吧。”穷人对此表示了感谢。随后，佣人拿来一点盐，并找来一些碎菜叶给穷人。就这样，穷人美美地喝了一锅热乎乎的面包汤。

试想，如果穷人在开始时没有说烘干衣服就离开，而是对佣人说“好心人，给我一碗面包汤喝吧”之类的话，相信佣人很难满足他的愿望，穷人甚至连踏入屋子的机会可能都没有。

在霍华德·加德纳博士看来，这就是被称为“登门槛效应”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又被一些人称为“得寸进尺效应”，指的是一个人一旦接受别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请求，为了避免在认知上的不协调，或者给别人留下前后不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满足或接受别人更多的要求。这种心理现象，就好像一个人在一级一级地向上登台阶，这样一来，便可以容易且顺利地登上高处。

霍华德·加德纳博士经研究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心里有一种不愿接受较高或较难要求的心理特征，因为别人提出的高要求或有难度的要求做起来是费时费力的，相反，人们更愿意接受别人提出的细微的、可以轻易完成的要求，而在人们满足了别人提出的较小要求后，心理上便会得以放松，便会慢慢地接受较大的要求。显然，这就是登门槛效应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他们让人随机去访问一些家庭主妇，让她们将一个只有扑克牌大小的招牌挂在自家的窗户上，这些家庭主妇认为这是件非常容易完成的事情，于是全部答应了。一个月后，他们让人再次访问这些家庭主妇，让她们将一块1平方米左右的牌子放在窗户上，结果只有超过半数的主妇同意了这样的要求。半个月后，这些人又提出让主妇再将一块形状不太美观且面积大的牌子靠在窗户前时，几乎没有人同意这样做——这些主妇大多认为如此大的牌子不仅会影响到采光，还会让她们的心情变糟。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通常情况下，人们拒绝让他们心理不能接受或违背他们意愿的请求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但他们很难对微不足道的小要求表示出拒绝的态度，因为他们实在找不出拒绝小要求的理由，而这样就会增加同意要求的倾向。

霍华德·加德纳博士认为，当人们要求别人做某件较困难的事情又担心别人拒绝时，可以利用“登门槛效应”，先向别人提出一个比较小且容易完成的事情，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最终目的。

根据“登门槛效应”，老师在为学生制定目标时，一定要考虑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还要分析不同层次学生现有的发展水平，从而根据不同素质、不同能力层次学生的基础与表现，制定出不同层次的具体目标，使学生经过努力便可以轻易完成，而在学生完成这个事情后，他们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因此，老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应将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结合起来，将较高的目标分解成若干不同的小目标，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一旦完成了一个小目标，就会向另外一个目标迈进，就好比是迈过了一级级小小的门槛。

霍华德·加德纳博士经常会对他的学生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接受了别人一个小小的要求后，往往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接受别人更大的要求，这就好比登门槛时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登。所以，用登门槛来形容人们的心理特征是最恰当不过了。”其实“登门槛效应”在营销员的推销中也同样有效。很多时候，成功的推销员不会直接向顾客推销产品，而是先提出一个人们乐于接受的小要求，在人们接受这个小要求后，他才进行下一步的推销计划，最终抓住顾客的心理，成功完成推销。

在心理学中，与“登门槛效应”相对应的还有一种被称为“留面子效应”的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是在向一个人提出自己内心真正的要求之前，先假装向这个人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或者令人一时难以接受的要求。在提出的要求被别人拒绝后，再提出自己内心真正的小要求，这样一来，别人答应自己要求的成功率就会增大。霍华德·加德纳博士认为，之所以会产生“留面子效应”，主要源于人们在拒绝别人提出的大要求后，心理上会产生内疚或不安，感觉自己没有帮到别人，有损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那种富有同情心、大度的形象，为了恢复自身的形象，以及让自己的心理达到平衡，他们就会接受别人提出的小要求。

现实生活中，“留面子效应”可被运用在很多方面。比如一个人向朋友借钱时，如果直接将借500美元的想法告诉他，这个人可能会问：“你借钱干什么，你根本就不缺钱！”这就意味着借钱失败。可如果先这样说：“嗨，老同学，最近我手头不太宽裕，需要借3000美元，你能帮助我吗？”对方可能会说：“3000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手头只有不到600美元，最多能借你500美元，你看行吗？”如此一来，这个人借钱的目的就此实现。

其实，无论是“登门槛效应”还是“留面子效应”，所反映出来的都是对人的心理进行揣摩的结果，更是对人们心理的深入解读。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充满趣味性的心理特征是很多人都应该学习的，因为这是把握人心的最有效的方法，更是让人们无法招架的心理策略。

5.怎样才能让自己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眼中，如何通过自己的言语控制并影响他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话有三说——巧说为妙，把话说到对方的心坎里，抢先一步博得先机才是与人交流的好办法。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就曾制作过这样一份调查问卷，以检测一个人的说话技巧是否合格。调查问卷的具体问题如下：

1.贴心死党不修边幅，突然以一副邋遢样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对他说些什么？

A.你是不是想要说“正在燃烧，请勿靠近”？请打扮一下好吗？（2分）

B.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快去换件衣服吧！（1分）

C.这样穿，显得你真可爱！（0分）

2.同事剪了一个新发型，过来问你的意见，你通常的回答是？

A.不予置评。（2分）

B.如果你再喷点定型水，那就一定迷死人啦！（1分）

C.不错嘛，这个发型挺适合你的。（0分）

3.在做推拿的时候，按摩师换了一个新的手势，对此你有些不习惯，如何表达才好呢？

A.不客气地说：轻一点呀，太大力了！（2分）

B.有礼貌地说：请轻一点。（1分）

C.只是闷闷地叫几句。（0分）

4.你认为自己有多诚实？

A.有话直说。（2分）

B.言语间从不轻易得罪人。（0分）

C.为了不令听者感到不悦，说一点善意的谎言也是可以理解的。（1分）

5.你将自己的新女友介绍给自己的死党，但是她却私下里向你抱怨说，她凭直觉感知到，你的好友并不喜欢她，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个时候，你如何回答她？

A.你这个笨蛋，难道看不出她实际上也很喜欢你吗？（0分）

B.是真的，你没见到刚才你说笑的时候，她一副懒散的样子吗？（2分）

C.她对陌生人一直都比较慢热吧。（1分）

6.一位和你有业务来往的客户对你表示好感，并且索要你的家庭电话，这个时候你的回应是？

A.把电话号码给他，但却希望他不会打过来。（0分）

B.当面跟他说，你对他毫无感觉。（2分）

C.跟他说他虽然不错，但自己是从来都不和业务上认识的人046约会的。（1分）

7.好友很喜欢音乐，并且兴致勃勃地为你弹了一曲，但是你觉得他并不是搞音乐的料，当他询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跟他说呢？

A.很好，你有资格录制唱片！（0分）

B.亲爱的，你千万不要辞了正职不做哦！（2分）

C.这不是我喜欢的音乐，低音部分很重要。（1分）

8.上司听说有人对公司非常不满，向你打听事情的可靠性，你会如何回答？

A.有谁会想要离开公司啊！（0分）

B.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一部分人确实对公司不是很满意。（1分）

C.最近有人频频去见董事长。（2分）

9.作为一名时装店的推销员，你的对面是一位大肚腩顾客，他试穿衣服之后向你询问意见，你会怎样对他说呢？

A.把皮带束紧一点就行了。（0分）

B.很好看，你可以将裤头拉低一点。（1分）

C.我们没有适合你的尺寸。（2分）

10.如果真相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那么你会怎么办？

A.那也没有办法，照实说。（2分）

B.把话说得好听一点。（1分）

C.那就不说出来。（0分）

最后，丹尼尔·吉尔伯特将这份调查结果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是7分及以下的，这部分人的特点是谎言过多。其实这样说也有失公允，因为这类人其实并没有通过欺骗来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想法，他们心地善良，时常害怕由于言语不当而伤害到别人。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人都不能理解他们心中的真实感受，并且将其看作是虚伪、不诚实的人。也就是说，揣测、掌控别人的心理也是有技巧的，如果做得不好，为他人考虑太多，反而会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类是8～15分的，这类人是外交高手，他们总是能够通过语言影响、渗透他人。这些人说话直率中又不缺乏技巧，让人听上去不会很别扭。很显然，他们才是最受欢迎的一类人。可以说，得分位于本区间的人大多诚实又不失机敏，凡事拿捏得非常到位，是一群令人不易察觉的心理操纵高手。

最后一类则是得分在16分以上的，这些人的标签就是“憨直”。虽然这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将话说得更委婉一点，那么大家是不是就更容易接受呢？总体而言，在全部人群中，憨直的人是最缺乏交流技巧的，他们也缺乏运用语言来掌控他人心理的方式和技巧，往往是心理战一打响，他们的底牌就被人看到了。进一步说，憨直一旦突破了底线，就变成了“鲁莽”，而没有人喜欢和一个口无遮拦的粗汉交往，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提升一下自己的交流技巧还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调查研究，丹尼尔·吉尔伯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83%以上的“成功人士”的得分都在10分上下徘徊，另外有12%的成功人士得分超过了16分。换句话说，那些遮遮掩掩且又过于为他人着想的人往往是很难成功的。这一点虽很让人意外，但却又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不能读懂别人的内心世界，反倒给人造成了一种虚伪的假象，最终受冷落也是必然的。

以上结论得到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认同。他认为，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拿捏到位，过于憨直和赞美他人都是不正确的。这两种性格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当它们出现在不合适的时段时，会给人的内心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对于以上三种人群，斯金纳还专门提到了得分在7分以下的那一类，事实上他对这类人的评价还是非常高的，在他看来这一类人就是平易近人的“利他主义者”。

“这些利他主义者到最后得到的认可却是最低的，勉强达到5%，甚至比那些毫无技巧、不懂礼数的人得分都要低，这一点是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斯金纳说。

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斯金纳口中的利他主义者是如何陷入困境的，我们的重点在于，查看那些优秀的沟通专家，他们是如何将话说到别人心坎里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操控他人的心理的。

美国有一位老农希望以400美元的价格售出自己的毛驴。虽然这个价格说起来也还算合理，但是买主围成一个圆圈，对肥壮的毛驴看了又看，却总是无法下定决心来购买。

农夫的儿子灵机一动，对在场的人宣布说：“我现在手里有200张标有不同数字的卡片，每张只要2美元，每位购买这张卡片的人到最后都可以参与抽奖，我们的奖品就是这头价值不菲的毛驴哦！”

听到这样的话，人们都跃跃欲试，200张卡片很快就卖光了。显然，到最后不管这头驴落入谁手，农夫都成功地收获了400美元。

“农夫售驴”也是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经常提起的一个故事，它讲述的核心就在于，我们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技巧。农夫的儿子就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按照上面所说的那一则心理测试，他应该是属于第二类人群，得分在10分左右。可以看到的是，他敏锐地感知到了买主们心中的疑虑，意识到这些买家对毛驴本身是非常渴望的，但是400美元又不是一个小数目，于是他化整为零，成功地组织了一场抽奖活动，最后得偿所愿。

因此，丹尼尔·吉尔伯特告诉我们：在与别人交流的时候，将话说得真实而又委婉才能得到大家的喜爱。而在言谈之外，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揣测交流对象的心理变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6.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就改变了对方的心理落差？

鲁迪·艾伦是一名刚刚从哈佛毕业的学生，按照常理他应该会接到无数大企业的盛情相邀才是，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这名高才生小时候出过一次严重的车祸，现在只有一只手臂，而且身高才150厘米，看上去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以至于很多老板都对他心存顾虑，望而却步。对此，艾伦不得不主动出击，向一些自己心仪的单位推销自己。当他来到一家杂志社和总编面谈的时候，他先是问对方：“你们需要一名编辑吗？”

总编看了看他，说：“不，我们的编辑已经够用了。”

艾伦笑了笑，继续问道：“那么记者呢？”

“不需要！”

“排字工人呢？或者校对人员？”

“不，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职位空缺了，你还是到其他地方碰碰运气吧！”

对于这句非常无礼的话，艾伦并没有生气，他依然保持着脸上的微笑，顺手从自己的公文包中拿出了一块牌子：“那么，你们一定需要这件东西。”

总编看了看，那块牌子上面写着“额满，暂不雇用”几个字，一开始还有些不耐烦的总编一下子就被艾伦的牌子逗乐了，而且他还笑着对艾伦说：“好吧，如果你愿意，可以到我们的广告部看看，那里不讨厌新人。”

艾伦马上又从包中拿出了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实习证明，指出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同时指出自己对工作也有一定的实战力。此时，总编对艾伦的态度马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原来眼前这个矮小的残疾人竟然来自哈佛！既然知道了对方出身名牌大学，而且也见证了对方的聪明机智，总编很满意地给了艾伦一个实习主任的职务。一个月后，艾伦顺利转正，连一般毕业生的基层培训都越过了。

单纯从艾伦的求职过程来说，他是一个备受歧视的职场新人，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也存在着严重的生理缺陷，但是他却有着聪明的头脑和乐观的态度。哈佛著名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兰姆认为，初次印象，也就是所谓的优先效应，在人们的交往中可以在对方评价中占据一半以上的比重，以致很多刚刚毕业的求职者在初次和别人交流的时候就被拒之门外了。对于艾伦来说，虽然他也差一点就因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被否定，但是他的聪明机智和良好的交际能力却给上司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从而使他成功地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

而我们则可以将艾伦的这次面试看作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心理交锋。最初的时候总编根本不愿意将艾伦留下来，他对于艾伦的态度是不耐烦的，而为了扭转这一局势，艾伦始终不骄不躁，耐心地向对方询问。看到这一点后，总编的态度自然也就软化下来。随后，艾伦便举出那块写有“额满，暂停雇佣”的牌子，此时总编对眼前这个乐观聪明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并且许诺给他一个职位。按说到了这里，一场波澜不惊的心理攻防战已经结束了，但是艾伦的表演还远远没有结束。

米尔格兰姆曾经说过：“真正的惊悚是由落差造成的。”他说的这句话同样也是有所指向的，在他看来，被人低估是一种值得享受的生活，因为到最后我们证明自己的时候，才会给别人带来更大的惊喜。其中，艾伦一开始并没有拿出自己的哈佛大学毕业证，而是在得到对方认可之后才告诉人家说：“瞧，我可是来自哈佛的优秀毕业生呢！”如果说那名总编同意留下艾伦是看中了对方的机敏，那么后来这一毕业证书就成了一颗定心丸，甚至是意外之喜。通过这次层层递进、步步为营的心理渗透，艾伦甚至一开始就当上了报社的实习主任，这对于一名四处碰壁的职场新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难得的。

7.第一印象真的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吗？

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也要掌握好自己给人的第一印象。哈佛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就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的学生，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为自己打造一个能给别人留下良好第一印象的形象。在一堂课上，他还分发了一套测试题，考察自己的学生是否真的懂得了如何与他人交往，如何打造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第一印象。试题如下：

1.当你初次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A.大方得体，热情自然。

B.有些局促，左顾右盼。

C.大大咧咧的，认为这样的事情天天有。

2.在你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进行交谈之后，现在我们要让你对他的言谈举止、知识能力进行一个全面的概述，你的第一反应是怎样的？

A.我想可以。

B.把握不准，但可一试。

C.这怎么可能，这只是一次简单的闲聊嘛！3.在和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交流之后，你认为双方之间的谈话怎么样？

A.看起来他对这次谈话很感兴趣。

B.很好啊，两个人都很开心。

C.他不爱说话，需要我来引导。

4.在简短的寒暄之后，你是否能够找到双方感兴趣的话题？

A.迄今为止，我觉得自己做得不错。

B.老实说，这需要时间。

C.他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人，我觉得这有些难。

5.第一次交谈的时候，你认为两人分别占用的时间是多少？

A.我倾听的时间比较多。

B.都差不多，各占一半吧。

C.他是个有些自闭的人。

6.假如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在以下几种坐姿中，你认为哪一种是最合适的？

A.双膝靠拢。

B.跷个二郎腿，放松一点最好。

C.两腿分开坐，随意一点也会减轻对方的压力。

7.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你认为自己的眼睛望向哪里是最好的？

A.直视对方的眼睛。

B.避开对方的目光，低下头去看自己的纽扣。

C.不时地观察周围的环境，才能在接下来显得成竹在胸，决定是不是应该邀请对方离开此处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8.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你觉得用怎样的音调和别人交谈最好？

A.柔和而又低沉。

B.声音最好低一点，别太张扬了。

C.和别人交谈，应该激情洋溢，尽量将自己的信息传达出去。

9.和别人谈话，你认为哪种肢体表现形式是比较合理的？

A.稳重一点，不要手舞足蹈。

B.似乎没有太在意。

C.充满激情的肢体语言对于双方的交流是非常有利的。

10.和别人谈话，你认为用什么样的语速比较合适？

A.语速适中，虽然这不是我的习惯。

B.尽量放慢语速。

C.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吧，他以后会适应我的“快节奏”。

11.他的话题听上去索然无味，这个时候怎样做才最好呢？

A.再无聊的话语也有值得回味的地方，很多东西听着听着就出来了。

B.为了照顾他的面子，还是姑且听听吧。

C.直接打断，找一个新话题，没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12.要和别人道别了，你是否会提出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A.这是应该的，我应该主动提出这一点。

B.还是让他定吧，把主动权交到他手上似乎更合理一些。

C.这个大家都没有提。

在上述12个心理测试题目当中，选择A.5分，选择B.3分，选择C.1分。

米尔格兰姆说：“得分低于23分的人，是很难给他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的。他们看上去比较随和，但问题是，大家初次见面，很多随意的举动会给对方带来‘不受尊重’，或者是你‘没有礼貌’的感觉。就好比你是经过别人介绍要去见一个素未谋面的姑娘，而为了体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你就穿着自己那件普通的休闲装去赴约，对方心里会怎么想？”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第一次和别人见面的时候，对自己稍加修饰是非常必要的，这不应当和虚伪挂钩。在米尔格兰姆的测试中，很多学生都认为自己“诚实正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得分很低，属于难以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的一类。这就说明，如果想要给他人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稍微使用一点方式技巧是合理的。

那些得分在23～46分的人，在米尔格兰姆看来，是非常好相处的——他们往往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舍弃自己的权益，有着完美的献身主义精神。但是在很多时候，这种稍显拘谨的态度会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印象，所以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也随时随地愿意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可他们得到的认可依然是有限的。

最后一类得分在47分以上的人，米尔格兰姆说他们是“充满了狡猾智慧的社交能手”。这类人或许不是最诚实可靠的，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指责他们奸诈圆滑。很多时候，将话说得滴水不漏恰恰是一个人能力的体现。这类人在和别人初次接触的时候非常懂得配合他人，这种彬彬有礼、温和谦让的态度让每一位谈话对象都如沐春风，所以，对他们做出良好的评价，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因此，第一印象对于人际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身体残疾的艾伦之所以能够为自己谋得一个美差，是与“优先效应”分不开的。因而，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也需要时刻注意自己是否能够给别人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印象。对于这一点，哈佛的心理学教授还提醒大家，第一印象和最终印象是不同的，那些试图通过直来直去的态度表现自己诚实正直的人，往往很难给他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在营造第一印象的时候，我们不妨聪明一点。

8.哈佛教授神乎其神的人际关系心理测试

长久以来，哈佛心理学研究所对人际交往中的心理变化规律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以迪尔德丽·巴雷特的成果最为显著。因为在检验人际关系的时候，巴雷特总是能够用一些相对比较简便易行，同时又非常有趣的方法来得出结论。

日本学者齐藤勇是巴雷特非常欣赏的一位心理学专家，他们两人的研究结论也颇有相似之处。齐藤勇在自己的心理学著作中提到过用野营的方式来检测人际关系，而这也成了巴雷特对学生们举例论证的经典之作。

这个野营测试实际上非常简单，巴雷特通常需要自己的学生事先将自己模拟成为一名结团出游的旅游者，而一起外出旅游的还有其他5名“熟人”。

做好这一切假设之后，巴雷特会对自己的学生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现在请在你们的大脑中模拟一下，在你身边的5个人当中，他们谁会去河边钓鱼、谁会去搭灶生火、谁会为大家搭帐篷、谁会去拾干柴、谁会去采集野菜？”

在学生们写出结论之后，巴雷特公布了答案。那位被贴上“钓鱼者”标签的人，实际上在测试者的心目中占据着“爱管闲事”的位置。巴雷特对此的解释是：“没有人会空着手参加野营，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已经携带了丰富的食物。这样看来，河鱼只会是聚餐过程当中一道可有可无的配菜，所以拿着钓鱼竿去钓鱼，也就只能是一种消遣方式，具体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显得他爱管闲事，总是做一些比较多余的事情了。”

谈及“搭灶生火的人”，巴雷特说：“这个人就是你所倾心的对象，因为燃烧的火焰同时也可以被看作是激情的外溢。搭灶生火的意义就在于大家随后就可以开饭了，而进食和寻求配偶是人最基本的两种本能表现，因此那个你认为会去‘搭灶生火’的人，就是你潜意识当中的倾心对象。”

第三种“给大家搭帐篷的人”在测试者心目中占据着领袖的地位，因为帐篷就代表着“家”。来到驻地之后为大家搭建帐篷，创造“家”的人，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大家长，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保护众人，并且在遇到岔路口的时候，他会站出来为大家指出方向，决定选择哪一条路才是最好的。

那些“拾柴者”在测试者心中是“跟班儿”的角色。在你的潜意识中，他很少拒绝你说的话。巴雷特的解释是，在野营过程当中，木柴并不是最核心的，而且这也不会是大家最为缺失的东西。对于一个团队的主角来说，他是很难去做这类工作的。因此，去拾干柴的人一定是不怎么要紧的跟班，他是想通过这样无聊、简单的工作来体现出自己的存在感。而值得一提的是，在测试者的潜意识中，这类人对于自己是依附、顺从的，并且属于那种无论自己说什么话都会听的人。

对于最后一种“采集野菜的人”，巴雷特引用了齐藤勇的论述：“这些人代表着你‘不喜欢’的一类。因为在野营过程当中，野菜同样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采集过程也非常困难，而且烹制起来需要一定的技术。同时，我们还要看看，这种野菜是不是真的能吃，会不会中毒……”

按照齐藤勇的观点，在野营过程当中采集野菜本身就是无聊的做法，非但给餐桌增添不了多少光彩，还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另外，野菜的味道往往不会很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它们的口感，所以在齐藤勇看来，那些采集野菜的人往往都是心理比较阴暗的家伙，他们在测试者心目中自然也就占据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位子。

其实在很多时候，所谓的心理测试都会受到个人主观意识的干扰，人们很难做出一套十全十美的测试题目来。但是巴雷特表示，齐藤勇的考察是从测试者的潜意识中开始的，所以他对上述结论还是非常赞同的。

而这样的理论同样可以运用到刑事侦破当中来。

2010年11月，美国费城地方警署接到报案说，城郊北部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农用卡车滑下13米高的斜坡之后撞毁爆炸，乘车人员五死一伤，只有车主卡尔·列德文一人生还，列德文的妻子、岳父岳母、一对双胞胎女儿五人当场死亡。

对于这次重大事故，外界纷纷表示遗憾，并且向列德文捐款，希望他能够早日好起来。但是警方对于这次事故却充满了疑问，首先就是列德文对于当时发生的情况有些遮遮掩掩，总是在关键地方以“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当时的脑袋一片空白”来敷衍。这对于警方的调查非常不利，而且他们也很快就怀疑到了列德文，认为他有蓄意谋杀的可能性。

事实上，列德文也确实需要对这起案件负责。列德文实际上是一名同性恋者，他想要和妻子离婚，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用药物麻醉了家人，将他们载到了案发现场，然后将车子开下了高高的斜坡。由于意识清醒，所以列德文从车中跳了出来，保住了性命，而他的家人则全部遇难。

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但警方的调查却困难重重——所有不利的证据都被列德文自己销毁了，而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媒体的鼓动下也对警方频频施压。在这样的情况下，费城地方警署开始动摇了，探长科克·戴维斯表示：“当时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只是处于初步怀疑阶段，如果不是那次心理测试，恐怕我们自己也会终止调查的。”

戴维斯所说的那次测试就是，警方将齐藤勇的问题摆在了列德文面前，结果在他们最关注的那个位置——采集野菜的地方，列德文填写了妻子的名字。而且，在其余几个地方列德文的表现也和警方猜测的非常贴近：岳父是大家的头儿、岳母是个爱唠叨的人、两个孩子是跟班儿，而他自己则是那个生火的人。

根据以上测试，费城地方警察对列德文的怀疑又加深了一层。随后，他们信心十足地对列德文展开了调查。30天之后，这个害死妻子一家人的恶魔终于得到了严惩，而正义也最终得到了伸张。

对于列德文的案子，巴雷特总结说：“罪犯本人的家庭关系实际上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和睦，我们了解到这个家庭本身就是非常混乱的。列德文的妻子在得知丈夫只对男士感兴趣后也有了外遇，列德文对此非常痛恨，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在这种各取所需的状态下，整个家庭显得和和美美。可是通过心理测试，警方明确了方向，而最后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就是正确的。”

9.梦中的场景也可以作为人际关系的参照物吗？

自从弗洛伊德将梦和心理学联系在一起之后，心理学家通过一个人的梦境来解读内心世界也就较为常见了。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哈佛认知研究中心创立者杰罗姆·西摩·布鲁纳对于人的梦境就有着非常独到的研究，他记录了数百名实验者的梦境，并且还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做了详尽的考察，最后得出了梦境中发生的事情同样可以反映出这个人的人际关系的结论。

在1977年，布鲁纳曾经帮助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女士杰西·芭利娅摆脱了烦恼，她的问题就在于，很多时候她都在做同样一个噩梦，并且吃了很多药都无济于事。医生觉得她是心理方面出现了问题，于是将布鲁纳介绍给了她。

在见到布鲁纳之后，芭利娅抱怨说：“教授，我一连好些天都梦见讨厌的猫，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事实上，芭利娅已经被类似的怪梦困扰了两年，她之前生过一次传染性极强的怪病，后来就慢慢地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最初的时候，她以为这是所谓的后遗症，但是这种推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总是梦见大大小小的猫，它们总是在我不需要的时候凑到我身边来，而当我真的需要陪伴时，它们却怎么也抓不到。还有很多不知来历的流浪猫，它们更加讨厌，毛皮很脏。而一些黑猫，冷不丁地蹦出来，吓人一大跳……”

对于这些，布鲁纳指出：“您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周围，是不是感觉很多人都不喜欢你，或者是你们互相都不喜欢？”

这句话后来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芭利娅的人际关系确实出过很多问题，尤其是在那场大病过后，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似乎有意识地在躲着她。在感受到他人的变化之后，芭利娅的性格也渐渐发生了改变——她对别人的态度冷淡了很多，这样一来，她和大家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了。

按照布鲁纳的建议，芭利娅开始重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人们的成见是很难被扭转的，因此布鲁纳让芭利娅先和邻居家的孩子搞好关系，随后再慢慢向他们的家长靠拢。当然，改变以往冷冰冰的面孔，多微笑，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

三个月后，芭利娅果然摆脱了困扰，同时她热情大方的态度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突然有一天，芭利娅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梦见那些令人生厌的脏猫了，而这当然要归功于布鲁纳的正确指导。

对于芭利娅总是梦见猫的情况，布鲁纳做出了如下解释：“在人的意识中，猫本身就是非常独特的动物。因为它和家犬不同，它是烦躁的，时而乖巧，时而叛逆。总之，和猫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是缺乏安全感的。”

因此，布鲁纳总结说，总是梦见猫的人，往往觉得自己被一种不安全感包围着。他们会像猫咪一样敏感，对于周围事物充满了怀疑，而这样的人很难为自己打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圈，这也是芭利娅受到困扰的原因。

既然说常常梦见猫是种人际关系不佳的表现，那么梦见什么又是人际关系不错的表现呢？对此，哈佛大学的学者设计了一套心理测试题，以检测一个人的人际关系是否良好。

这套测试题是：以下种种景象，哪一类在你的梦境当中出现得最多？

第一类：公司、大象、名人、楼梯、百货商店、外国人、红色、祭祀、买东西、开车；

第二类：车站、卫生间、掉下来、战争、猫、黄色、旅行、讨厌的人、说谎话。

第三类：大海、绿色、孩子、吃东西、唱歌、水果、大山、牛。

第四类：兄弟姐妹、森林、家、橙色、回来、走、狗、结婚、被追。

对于以上四类选项，哈佛的学者给出的答案是：如果选择第一类，则代表你是一个交际很广泛，但却很少与人深交的人。很显然，梦境与人的大脑思考、所见所闻是密不可分的，第一类人总是在梦中看见一些比较宽泛的意象，他平时接触到的事物是非常多的，但这些事物和人却呈现出一种距离感。比如这其中的“大象”，它本身就是一种性格温和的动物，但却由于身材过于高大，人们是很难或不愿意和它们走得太近的。

选择第二类的人的交际圈狭窄而又浅显，他们很难找到与自己交心的朋友。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世界是艰涩的，夹杂着一些不怎么美妙的东西。在这四类人群中，他们是最需要提高社交能力的。

选择第三类的人的人际关系是最好的，他们的交际面很广，同时也有一大批死党追随左右。很多时候，对于这些人来说，生活是充满阳光的。用这组意象当中的“牛”来解释，他们有着一种随遇而安的心理，不但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同时还能够适应大多数人的性格特征。这是牛的性格造成的，他们能够欣赏别人，同时也能被其他人所欣赏。

选择最后一类的人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上的主旋律，那就是“窄而深”。哈佛研究人员表示，由于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一类人最初的时候是很难接触的，但是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对于朋友的忠诚度是最高的，这一点似乎要强于选择第三类的人群，因为他们朋友不多，没有过多的应酬，在需要的时候，你总是能够找得到他。就像此类选项中的“狗”，对于外人，它们不断狂吠示威，而对于自己人则摇头摆尾，亲密得不得了。

当然，在布鲁纳看来，很少有人能够重复不断地做一个梦，上面的这些选项也只是从一定的比例来说的。或者有人在第一天梦见了一只猫，而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又梦见了牛，这样的情况绝对存在，而作为研究人员，需要注意的就是：除了猫和牛之外，他还梦见了什么？

第三章　你是一个花心的人吗？——哈佛人的情感心理学

你是个花心的人吗？你的花心指数是多少？从情感心理学来讲，花心是一种情感缺失的表现。也就是说，花心的人是由于现有情感没有得到满足所致。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朱利安·泰普林曾经说过：“很多时候，花心的人由于在情感上缺少足够的满足感而产生出情感转移的行为，这种情感转移的行为会像恶魔一样影响着这个人的行为。”此外，朱利安·泰普林还认为，花心不仅仅是男人的“特权”，女人同样也会花心。

当下，情感心理学作为众多心理学中的一门学科，已经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学习，因为这门学科能够清楚地展现出人们在情感方面的一些有趣现象和趣味心理状态。

1.为什么人们总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艾略特·阿伦森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在对心理学的研究中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心理测试：

实验中安排被测试者在四种不同的情境下进行测试，以观察他们的心理。第一种测试会始终用肯定和赞美的评价方式；第二种会用反对或否定的评价方式；第三种是先认可再否定；第四种则是先反对后肯定。

最终，研究数据表明：在四种评价方式中，大多数人更容易接受第四种先反对再肯定自己的评价方式，而且这要远远高于一直对自己肯定的评价方式；而人们对于第三种先认可后反对的评价方式最不能接受，甚至低于对自己一直反对的评价方式。艾略特·阿伦森之所以做这样的测试，是想要揭示心理学中非常有意思的“人际吸引增减原则”。

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什么是人际吸引呢？”艾略特·阿伦森对此的解释是：人际吸引是人与人之间特有的一种喜欢情感或积极态度。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不仅要相互认知并相互感觉，还会产生一定的情感关系。比如两个陌生人在深入了解后会成为朋友，甚至会产生爱慕心理；工作中由于每天都会接触到同事，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一定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就是人际吸引的表现。人际吸引是在双方相互喜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吸引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喜欢对方或与对方建立起深厚的友谊，甚至产生强烈的爱慕心理。

在艾略特·阿伦森看来，互相吸引的两个人首先要具有相似性。这里的相似性是指人们感知上存在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客观上的相似性。感知上存在的相似之处包括：两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身品行、对事情所采取的态度等。研究表明，两个人之间存在的感知上的相似性越多，越能得到对方的支持和喜欢。然而，人们在早期交往中，自身的价值观、言行举止以及对事情采取的态度往往不能显示在外面，而其他一些因素，如年龄、外貌等却在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随着两人交往的进一步加深，自身的价值观、个性品质等都凸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就能看清真实的对方，由此就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要么双方产生人际吸引，要么分道扬镳。其实，两个人没有产生人际吸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双方在价值观或者个性品质等方面没有相似性，也就是没有产生强烈的吸引动因，所以他们就不会产生人际吸引。因此，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是双方能否产生人际吸引的根本要素。

而产生人际吸引的第二个原则是双方能否产生互补性。也就是说，当两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时，双方能否进行互补。比如说，一个主动支配型的男性与一个被动顺从型的女性之间就存在互补性，因为这样不仅能产生吸引力，还能相互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通俗来讲，在支配型男性看来，自己就应该主动与女性交往，并做好她们的“护花使者”；而顺从型的女性在心理上总是认为自己就应该作出一副小鸟依人的姿态。当两个人有这样的特征时，他们之间就会相互吸引，并产生人际吸引的效应。因为他们能满足对方的需求。

艾略特·阿伦森认为，一个人的外貌秀美同样能给别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人自古以来就有喜欢美好事物的倾向，虽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对于美的标准会存在差异，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外貌美确实是增加人际吸引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此外，交往频率的多少也决定着能否发生人际吸引。在被邀请到哈佛大学授课期间，艾略特·阿伦森曾给哈佛学生讲了这样一个例子：让从没有见过面的两个人交谈一次就分开，然后再把两个人的照片分别交给他们看。这时让他们说出对对方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只看了一次照片的两个人对对方的喜欢程度都不高，也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接下来，再让他们尽可能多地看照片，并让他们说出内心的感受。此时，两人不约而同地表示对方在自己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越来越喜欢对方。这种明显的效果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曝光效应。也就是说，两人相互曝光给对方的频率越高，双方产生吸引的概率就越高。

对此，艾略特·阿伦森总结道：“人际吸引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就是要告诉大家，人们为什么习惯与喜欢的人在一起。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爱恋也是人际吸引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艾略特·阿伦森认为，两人产生人际吸引效应后，通过更深一步的接触就会产生出令他们更为愉悦或者兴奋的感受，当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时，两人之间的情感就会得到升华，即两人之间点燃了爱的圣火。但如果两人产生了人际吸引后并没有做出令对方感到愉悦的行为，而是令对方产生恐惧和失落等情绪，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以及事态的恶化，两人之间的人际吸引将会消失，更谈不上喜欢对方了。

2.“恋”和“爱”是一对孪生姐妹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曾和他的学生做了这样一个心理测试，测试的题目是：

如果有一天你恋爱了，你认为以下哪种方式是你们喜欢且最经常做的事情？

第一种方式，一起快乐地逛街购物。

第二种方式，一起到浪漫温馨的咖啡厅共度美好的一天。

第三种方式，一起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第四种方式，一起到海边拾贝壳。

选择第一种方式，你是个性情随和的人，非常喜欢结交不同性格特征的异性朋友。你的恋爱观是：性格不合适就分开，无论对方付出过多少。所以你总是恋情不断，但几乎没有一段真正的恋情。在外人看来，你很会讨其欢心，也认为你活得潇洒自如，其实你的内心同样渴望得到属于你的恋情，只不过你不能接受对方不完美的一面，从而导致不断发生新的没有深刻印象的恋情。或许随着年纪的增大，或者是在婚姻的束缚与承诺之下，你才能收起内心放荡不羁的轻狂。

选择第二种方式，你是个喜欢浪漫的人，但不习惯和异性谈心，即使你和他有了恋情后这种情况也不会改观。如此一来，对方就会感觉你是个不善沟通、让人捉摸不透的人，也因此认为你不能给他带来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双方发生误解，你们就会猜来猜去，成为一对猜情人。最终你们只会在相互的猜测中结束恋情，或许你们真的不了解对方。

选择第三种方式：你是个不喜欢沉闷气氛的人，虽然你有时在异性面前会表现得很沉闷，但你却一直努力改变这种情况。而且你还是个不懂得真正关心对方感受的人，在对方情绪低落时不能及时给予安慰，最终让对方感觉你是个冷漠的人，只有在失去美好的恋情后你才恍然大悟。或许你不缺乏新的恋情，但你要明白，恋爱是需要付出的，更是需要两个人去用心维系的，如果缺少这些，那么美好的姻缘是很难促成的。

选择第四种方式：你是个非常看重感情的人，更是个懂得珍惜对方的人，在你遇到心仪的他后，很快便会投入到自己的感情中。在你看来，感情是需要真心付出的，更是需要用心呵护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主动背叛对方，如果对方同样也这样对待你，你们可能就此白头偕老。但当对方背叛你时，虽然你的内心非常失落和无奈，但在经历了苦痛的心理折磨后，你会毅然决然地放弃那段浮云般的恋情，重新追求新的感情，最终也收获属于你的幸福。

米尔格兰姆之所以要和他的学生做这样的测试，就是要研究人在恋情中的心理表现。在米尔格兰姆看来，很多人都具有这样的心理特征：当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时，就会心花怒放，神清气爽；可与自己喜欢的人分开后，就会出现心神不宁甚至茶饭不思的情况，甚至一闭上眼就会浮现出他的身影（这些是很多人都有过的恋爱感受）。当人们遇到与自身兴趣相投的异性时，在经过深入的交往后，就会加深对对方的认识，彼此产生心灵相通的感觉，自然而然地想要永远在一起。当然，也不能排除两人在初次见面后就认定对方是自己渴望找的人。总之，恋爱是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它会一直伴随在人们身边。

或许有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人会产生恋爱心理？”关于这个问题，包括哈佛大学的很多心理学家都展开过深入研究，其中，从人类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人类发生恋爱行为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繁衍物种。在米尔格兰姆看来，人类自古以来就有遗传基因及传宗接代的本能，而为了繁衍出健康优秀的后代，男女之间就产生了恋情。

难道除了繁衍后代之外，人类恋爱行为的产生就没有其他原因了吗？当然不是，米尔格兰姆认为，人类恋爱中有一种被称为“友爱恋爱”的情结。这种心理情结是指男女双方产生的恋情是通过友情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最初，男女朋友之间或许只是简单的友情，双方不会产生强烈的爱恋关系。但随着双方的不断接触与交往，彼此间就建立起了更加深厚的友谊，并且相互间产生了爱慕心理，于是由此前的友情逐步变成了深厚的爱恋之情。其实，人类自身就具有一种被称为“亲和心理需求”的心理特征。也就是说，人类内心深处有渴望和别人在一起的需求。

米尔格兰姆在研究中还发现，男性和女性对“友爱恋爱”的看法存在着非常有趣的不同之处：女性可以将恋情和友情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而对于男性来说，如果他与女性有了长时间的亲密友情，就有可能将这种亲密的友情转变为恋情。也就是说，男性对于恋情、好感、友情、爱情等感情划分得并不像女性那样清楚。“男人和女人之间果真存在真正的友情吗？”这是一个曾经引起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很多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她们的思维定式是：男女之间是有可能存在真正的友情的；而对男性来说，他们的思维定式是：男女之间存在真正的友情恐怕不容易，因为男性具有女性不具备的将和异性之间的友情转变成恋情的心理特征。

不仅如此，米尔格兰姆从多年的研究中还得出这样的结论：恋爱是“恋”和“爱”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恋”是双方之间产生被吸引的一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随着双方的进一步接触会越来越强；而“爱”包含有强烈的占有欲以及为对方牺牲的信念，也可以说，“爱”是“恋”的升华阶段。米尔格兰姆曾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恋爱过程：当一个心仪已久的异性出现时，人的头脑里就会浮现出“人长得很精神”、“憨厚老实”、“阳光乐观”等印象，从而对异性产生好感。随着双方进一步的交往，这种印象会越来越深刻，以至于双方产生要和对方在一起的渴望，这便形成了“恋”。而在恋达到一定程度后，双方心里便会产生出“要永远和对方在一起”、“能和对方生活在一起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的强烈感受，随着这种感受的不断强化，“爱”便会油然而生。

每次米尔格兰姆和他的学生做完以上的恋爱心理测试后，他都会语重心长地对学生们说：“恋与爱就好比是一对孪生姐妹，虽然它们具有很多的相似性，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如果想要与这对孪生姐妹成为好朋友，就需要热情真心的投入，因为孪生姐妹真正从心里接纳你以后，你才可能收获到属于你的幸福。”

3.荷尔蒙起飞，为何只需3秒钟？

很多年轻男性都对自己的另一半充满了渴望，为了能够俘获姑娘的芳心，他们不断尝试着各式各样的方法。但是很多时候，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可最终却一无所获，而那些所谓的“通过不懈努力终于感动对方”的事例也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施瑞德哈利·德赛发表了这样一个惊人的论断：“一见钟情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超出这个时间之外的友谊，想要进一步发展，就非常困难了。”

这是德赛在一堂公开课上发表的观点，随后它也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肯定。生理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在第一次见面时，人的大脑会根据对方的面容、身型等因素做出快速反应，下丘脑随之受到刺激，人的面皮也就会微微发红，心跳加速。这种生理变化在一见钟情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下丘脑受到的刺激足够，那么这个人产生一见钟情的概率就非常大了。换一个角度，如果在较短的时间里，一个人的下丘脑受到的刺激不够大，那么所谓的“一见钟情”也就不会出现了。

在这堂公开课上，德赛还讲了一个小笑话：

一天，一个男孩告诉他的朋友说：“昨天傍晚，我看见了一个女孩，然后我马上就爱上人家了。”

男孩的朋友听了之后很兴奋：“那么你和她搭讪了吗？她现在在哪里？”

男孩摇了摇头，失落地回答说：“哦，我又看了她第二眼。”

通过这个故事，德赛向在座的人解释道：“通常而言，异性之间的互相吸引都是在极短时间内作出的反应，如果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不能擦出火花，那么这两人也就等于是将对方排除在情侣之外了。”

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德赛还举出了自己半年前做过的一个实验。当时有300人参加了德赛组织的相亲大会，德赛将他们分成30组，每组10人，然后各组之间轮流碰面，进行所谓的“快速相亲”。这场声势浩大的相亲大会很快就落下了帷幕，德赛也完成了数据的搜集、处理。

在这次“相亲大会”上，几乎所有找到心仪对象的人都是在30秒之内作出将会影响自己一生的决定的。参与者赫伯·杜拉克说：“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按捺不住了，有种想要马上跳起来的感觉。”而他的心上人詹尼·香波特则说：“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脸突然变热了，还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通过这次实验，德赛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一见钟情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好感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产生的。在蛰伏的火苗被点燃之后，人们开始了20秒左右的思考、评估，最终确立双方之间的恋人关系。

另外，德赛还发现，女士一见钟情所用的时间相对而言要更短一些——她们在分辨情愫、判定恋爱关系的时候，往往花费不了30秒。而且，通过对参与者容貌的判定，德赛还驳倒了另外一个观点，那就是“男性视觉论”。按照固有的观点，男子在挑选对象的时候对于女方的容貌非常重视，而德赛的实验却表明，恰恰是女方比较“好色”一些——她们对一些身材高大、英俊挺拔的男人非常着迷。

当然，每个人对一见钟情的陷入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曾经设计过这样一个心理测试来评估人们对于一见钟情的“迷恋程度”。

在单身情况下，如果你突然收到一封莫名其妙的电子邮件，没有署名，也没有收件人。单纯从内容来看，这是一封电子情书，其中文辞优美感人，让你十分心动。面对这种情况，你会选择怎么做呢？

A.将邮件细心地保留起来，但是不给对方回复，默默地等待下一封邮件。

B.按照发件人的地址给对方回复过去，并对这件事询问一二。

C.回复一封同样声情并茂的邮件，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D.认为是别人发错了，置之不理。

吉尔伯特教授为这四种人排了一个顺序，标准就是这个人发生一见钟情的可能性大小。按照由强到弱的顺序，以上四类人分别是C.B.A.D.

选择A.人在内心深处对一见钟情是不怎么感冒的，他们的爱情观有一点悲观，并且由于害怕被拒绝，所以在很多时候处于一种苦守状态。对于这一次有可能发展成为爱情的机遇，他们抱着“得到固然很好，但失去了也无所谓”的态度。如果按照百分计，这类人对于一见钟情的迷恋程度只有40分。

选择B.人对于一见钟情持一种肯定态度，有积极主动的自我行动。

他们希望能够通过循序渐进的方法求得真爱，但是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选择了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他们对于一见钟情的痴迷度是70分。

选择C.人对于一见钟情的痴迷程度是非常强烈的，他们在感情的路上走得非常大胆、坚决。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展示了自己对于爱情的强烈渴求，收到回复的人也很容易被这种强势的态度所折服。单单凭借一封不明就里的陌生来信就大张旗鼓、折腾不休，可以看出这类人对于一见钟情的痴迷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所以吉尔伯特教授给这类人的最终评分是95分。

选择D.人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烈，他们对于陌生的事物是很难接受的。很显然，这种稍显自闭的做法也使得他们在一见钟情上面，无论是可能性还是痴迷程度，都不会很高，因而哈佛学者对这类人打出的分数是10分。

当然，吉尔伯特也声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一见钟情本身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我们不应当将它和个人的情商或者是热心程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上面这个测试，只是检测参与者本身对一见钟情的认可度以及他发生一见钟情的概率，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人最后的得分高就追捧他，得分低就排斥他。

因此，通过德赛的实验我们可看到，实际上只要条件达到了，每个人都会荷尔蒙纷飞，恋上其他人的。通常而言，人们一见钟情所需的时间只有3秒钟，而到最后下定决心认定自己的恋爱对象，也往往都在30秒之内。随后，吉尔伯特教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每一个人都有一见钟情的潜质，只不过因时间、地点、个人性格的不同，这种对人影响深远的心理变化，也会围绕轴心线上下波动罢了。

4.“Kiss心理学”——亲我的时候闭上你的眼

在一次公众调查问卷上，哈佛商学院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和恋人接吻的时候，你属于以下哪一种？

A.闭上双眼的。

B.睁开双眼的。

C.抓紧对方的。

D.慢慢加强的。

E.在公众场合的。

F.闭着嘴接吻的。

G.拼命狂吻的。

通过这些不同的接吻方式，我们便可以触及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这份问卷实际上是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布置给学生的一道课外习题。而他最后也给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以上7种接吻方式，具体可以透露出如下信息：

选择A人是非常浪漫的，他们在和恋人亲吻的时候会沉浸到无尽的美妙幻想当中去。无须怀疑，他们不是在面貌上厌弃自己的恋人，而是他们真的很浪漫，对对方真的着迷了。

选择B人对外界反映出了这样一个信号：我对眼前的感情并不满足，并且时刻都在考虑取舍的问题。在戈尔曼看来，这类人总是处于一种思考、分辨的状态，眼前的伴侣对他们犹如鸡肋，一旦发现了更好的目标，他们便很有可能抽身离去。当然，亲吻时睁着眼，同样也会让自己的同伴很不适应，这也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

选择C人在戈尔曼看来往往缺乏安全感，这一点不论是从情感还是社会角度来说都是成立的。如果某位男士发现自己的女伴在接吻时紧紧抓住自己不放，那就需要从这两个角度反思了：是不是我表现出了不爱她的信号？我是否应该加强体质锻炼，给她一个更有力的臂弯？

选择D人在情感方面非常细腻，他们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显得非常小心谨慎。可以肯定的是，这类人对于自己的恋人是非常在意的，他们理性地控制、收敛自己的狂热，但是汹涌的爱恋最终是挡不住的，他们马上就陷入了对另一半的疯狂迷恋中。所以说，如果你的恋人有这样的表现，那么他对你的爱情还是相当可靠的。

选择E的人在人格方面呈现出非常强烈的虚荣感和自卑心理。在戈尔曼看来，在公众场合互相亲吻，实际上是一种向他人炫耀自己魅力的表现。在和恋人拥抱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幻想着自己被羡慕、被嫉妒。这种过分压抑带来的高调展示，实际上对于爱情的持久性没有多大帮助，因为相爱的人看上去更像是两个演员，他们只是来秀自己的魅力的。可以这样说，如果你的同伴总是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搂搂抱抱，那么你就应该做出这样的防范：“不要让自己成为他人展示虚荣的道具”。

选择F的人实际上代表着一种不信任。这通常发生在相处时间不是很长的恋人之间，它的含义就在于，紧闭双唇的一方不能将另一半完全接受。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可以冷静下来反思，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当然，这样的举动也是和个人心情紧密相连的，或许那天人家正好心情不佳，情绪上稍稍有些抵触也是正常的。

最后一种，即选择G的人大多是男士，这类人表面上看起来攻击性非常强烈，个人占有欲也不可小视，但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却是最为脆弱的。戈尔曼解释说：“他们和喜欢在公众场合下亲密的恋人一样，都有着极强的自卑感，同时也受到了‘男性理应粗暴主动’的影响，他们做出这种举动往往是要向自己的配偶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而这也就能够解释，很多女性朋友很难理解为什么自己温文尔雅的男友在亲吻自己的时候显得野蛮狂热，和平时大为不同了。

关于亲吻的方式，戈尔曼还列举了不少，但是毫无疑问，在他看来，最好的亲吻方式应当是闭上双眼的，这样不光可以让我们自己更舒适，同时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且，总是睁开眼盯着对方也不是一个绅士应有的作风。

为了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人类的亲吻，哈佛社会科学院的学者们还专门查阅了资料，并且指出，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印度人就已经开始了鼻吻之礼。人们在最早的鼻吻时还是会睁大自己的双眼盯着对方，但是后来大家不由自主地就选择了令自己更为舒适的做法：在两人即将碰到一起的时候，合上双眼。

但是，为什么说在和别人亲密接触的时候，闭上双眼才是最好的呢？戈尔曼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与人亲密接触的时候，我们会将自己的眼睛移到对方非常贴近的地方去，这个时候人的眼睛很容易感到酸胀，再加上扑通乱跳的心脏，人很容易就产生了厌倦、抵触心理。友人之间的肢体接触本来是增进感情的，但是现在却带给了大家不良的心理反应，所以闭上双眼势在必行。

另外一点，在过分靠近他人的时候，如果睁大双眼，我们很可能会看见对方脸上不适应的表情，这一点也是非常令人扫兴的，而如果不能全身心地投入，这对于恋人关系的维系也是一种伤害。

最后，哈佛学者总结说：接吻时闭上眼，这实际上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在整个调查当中，90%的女性都会自然而然地闭上自己的眼睛，她们或许也会偶尔睁开眼睛看一看，但是随后又会重新闭上双眼，而男性闭上双眼的比例仅有七成。

同时戈尔曼还指出，那些亲吻恋人时闭上双眼的人，在爱情的投入方面是要超出睁开眼睛的人的。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男士在恋爱过程中往往显得对对方缺乏关爱，而女性朋友总是对自己的另一半关怀备至了。

由此可见，那些在亲吻时闭上自己眼睛的人，是比较可靠的一类人，他们对于恋人的忠诚度和关怀度都是超出其他人的。因为在很多时候，半途中睁开双眼的人往往在内心当中流露出了对对方的疑虑，即便是激情的火焰已经点燃，他们也一样会从中跳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爱情。因此，当你和心上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管好自己的眼皮，如果发觉自己有睁开眼扫视一番的冲动，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评估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了。

5.为什么说俄狄浦斯不是一个好男人？

自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问世之后，俄狄浦斯就成了哈佛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在最初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是存在着部分缺陷的，比如恋母情结的诱因、形成过程等，他都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倒是前赴后继的哈佛教授将这一观点“发扬光大”，并且在对其进行总结的时候，还给出这样一个结论：过分的恋母情结，对于家庭和睦是存在严重干扰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哈佛心理学专家马克·豪兹尔还举出了连环杀手埃蒙德·其普的例子。

单纯从体格上来看，其普是一个体格健壮的家伙——身高206厘米，近150公斤的体重。当这样一个大个子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内时，恐怕很少会有人将他看作是一个患有严重恋母情结的人。

其普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中，在他尚未出世之前，他的父亲就不知所终了。可以说，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其普从来都没有感受到一丁点的父爱。

除了其普和他的妈妈之外，这个家庭的成员还包括年迈的祖父祖母，以及两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她们是其普的姐姐。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普渐渐离不开自己的母亲了，这也是导致他最终患上畸形恋母情结的根源。

在缺少父爱的情况下，其普越发依赖自己的母亲了，但是这样的情况到了他15岁的时候终止了：柔弱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对处于青春期的其普产生了疑虑，她们开始害怕起这个猛长出了一大截的男丁来。由于家境贫困，母亲不得不将其普赶到地下室去睡觉。但这样的做法却激怒了原本就狭隘偏执的其普，在他看来，是自己那两个姐姐将母亲从自己身边夺走了，每个夜晚醒来的时候，他不能像以往那样看见自己的母亲，这使得其普怒火中烧。很多时候，其普都会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操起一把斧头来到母亲熟睡的床边，在大脑中幻想各种杀死对方的场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杀死母亲，别人才无法与他一起分享母爱。

在一次玩弄火枪的时候，其普失手打死了自己的祖父，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其普又顺带着将自己的祖母也杀害了。不幸的是，这个恶魔犯案的时候还未满18周岁，法官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并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只是将他关进了少年感化院。过了四年，其普被保释了出来，出狱之后的其普也到了适婚年龄，于是在亲人的介绍之下他结了婚。但是这个婚姻是非常不和谐的——其普总是殴打自己的妻子，而且这种情况在母亲在场的时候更为常见。很快，其普就离婚了，恢复了自由之身的他越发依赖母亲，然而不幸的是，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他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并且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他还将尸体藏进了汽车后备箱中，带着“妈妈”外出兜了一阵风。到了晚上，他又将尸体放到床上，与之相依而眠。

可见，其普就是一个对自己母亲过分依恋的人，而对于他的事例，豪兹尔教授分析说：“每个男性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恋母情结，但是这种心理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弊大于利的。在很多时候，它会阻碍一个人同外界的联系，导致人的畸形发育，并且这种攻击性极强的人格特征，还会阻碍一个人的心智成熟度。埃蒙德·其普虽然看上去非常高大，但实际上他的心理年龄是偏低的。”

在豪兹尔看来，孩童们的破坏欲望是最为强烈的，因此，可以说高大强壮的其普的心理年龄是非常低的。这也就是说，他连续的作案实际上和顽童们的恶作剧一样。

在其普一家的悲剧当中，恋母情结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导致其普根本就不爱自己的祖父祖母，因为他们年老体弱，要人照顾，这势必会分流走一大部分本该属于其普的“妈妈时间”。所以在失手打死祖父的时候，其普非但没有产生一丁点的悔恨，还顺带着将祖母也杀害了。

从感化院出来之后，其普步入了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婚姻殿堂，但是他却排斥自己的妻子，并且处处以母亲为参照，严格要求她，稍不顺心就拳脚相加。可以说，其普离婚，是和他的母亲密不可分的，如果不是对于母亲的极度依恋，这件事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

结合弗洛伊德的理论，豪兹尔进一步指出，婴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通过不断地吮吸母亲乳房来感知关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憎恶自己的父亲，认为对方挤占了自己和母亲之间的空间。这种潜意识不断加强之后，男孩就会产生一种依恋母亲、驱逐父亲的欲望。对于其普来说，他虽然没有父亲，但是家中的姐姐和祖父祖母却顶替了这一角色。而且，对于其普来说，由于长时间缺乏“父亲”这一潜在的竞争者，其普也可以说是被宠坏了，于是他对任何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无比敌视，最后竟然连自己的亲戚也不放过。

具体到社会现实上，豪兹尔说：“在婚姻家庭面前，拥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人都不会是一个好丈夫。”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对于其普来说，他在成家之后对自己的妻子非常苛责，只要稍不顺心就会对其拳打脚踢。更重要的是，其普还不断地用自己母亲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糟糠之妻”。试想一下，有哪位年轻貌美的女士能够忍受被拿去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相比呢？这毫无疑问地会对家庭的和睦带来严重的威胁。

“大多数家庭的婆媳关系都不会很好，不论哪个民族、国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豪兹尔说，“这一点是很难避免的，因为每个男人都是俄狄浦斯，而每个女人都会嫉妒。长此以往，矛盾就产生了。”

不过还好，几乎每个男人在处理家事的时候都显得比较圆滑，他们会将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掩盖起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家庭的和睦。也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当中那些潜在的“俄狄浦斯”是很少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的。而像其普这样的人，完全被自己的恋母情结所控制，因而他才给自己的家庭、婚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为了探究一个人的恋母情结强弱程度，哈佛心理学专家们设计了各式各样的测量标准，但是大多数评估手法都繁琐难办，统计测量起来也非常棘手。豪兹尔仅仅通过人们的睡姿就可以大体检测出这个人的恋母情结有多浓厚，我们自己也不妨一试。

A.俯卧型（独占床的人）。

B.王者型（仰式睡姿的人）。

C.胎儿型（脸部隐藏起来，身体蜷缩成一团）。

D.半胎儿型（侧卧，膝盖稍微弯曲）。

对于以上四种选择，豪兹尔给出的结论是，选择A.人恋母情结并不明显，他们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去思考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变身俄狄浦斯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不会太大。现在大多数成熟男性，实际就是处于这种状态的。

选择B.人恋母情结是最微弱的，他们在行事之中充满了自信，精神上非常独立，自然对母亲的依恋也是最少的。对于他们来说，母亲反过来依附他们倒是有可能的。

选择C.人恋母情结最为强烈，他们在潜意识中依然将自己看作一个需要被保护、渴望受到关怀的小孩子。这一类人的心理年龄往往要比他们的实际年龄小3～5岁，在和女孩子交往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往往呈现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年纪稍小的女孩子会是他们疯狂追求的对象，同时，他们和年长的女性关系也很和睦。这样的现象很好理解，这一类人在潜意识里总是认为自己很年轻，那些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在他们看起来要“大于自己”，所以他们在恋爱时展示出“萝莉控”倾向；而那些年长的女性，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则是能够保护自己的尊长，和她们在一起是比较安全的。总体而言，这种人的恋母情结是最重的。

选择D.人往往是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情绪忽高忽低，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这类人也带有浓厚的恋母情结，表面看起来他们非常强硬、顽固，但在内心里，他们依然是比较敏感脆弱的。

6.你的内心有花心“恶魔”吗？

对于每个人而言，情感永远都是值得讨论的话题。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希望能够尽情地享受情感所带来的美妙享受，可花心这一“恶魔”总是让无数陷入情感中的男女苦不堪言。

贝妮塔·阿尔里德本是哈佛大学一名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学生，可自从她和同在哈佛大学就读的阿德拉·奥尔德里特恋爱三个月后，她便陷入了一种极度的痛苦之中。虽然阿尔里德无论是从相貌还是身材而言，都是极具诱惑力的，但在学校里比她漂亮的女孩也不胜枚举，这无疑让她感受到了情感危机。

在阿尔里德眼里，奥尔德里特长得很帅，也很有个性，但唯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她觉得奥尔德里特是一个花心的男人，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爱上了另外的女孩。因为阿尔里德发现，奥尔德里特对自己的热情似乎在逐渐减退，这让她很难接受。

为此，阿尔里德曾和奥尔德里特争吵过，但奥尔德里特却认为他自己一点也不花心，更没有喜欢别的女孩。然而，阿尔里德还是不相信奥尔德里特的话，于是，阿尔里德悄悄跟踪了奥尔德里特一段时间，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这让阿尔里德无比烦恼。从内心来讲，阿尔里德是极其喜欢奥尔德里特的，但越是喜欢，阿尔里德才越想弄清楚奥尔德里特究竟有没有喜欢上别的女孩。阿尔里德既不想误解了奥尔德里特，也不想就这么糊涂地相处下去。于是，阿尔里德想到了哈佛大学心理学著名专家、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朱利安·泰普林，她决定寻求泰普林博士的帮助，以使自己早日走出这种情感的困境。

听了阿尔里德的诉说后，泰普林博士沉思片刻，笑了笑说：“我出几道题，你负责将这几道题传达给奥尔德里特，并将他的答案带回给我。”

泰普林博士提出的问题是：（1）假如你现在正坐在一辆公交车上，但没过多久，你突然发现自己坐错了车次，在这个时候，设想一下，你会是怎样的心情？（2）从你坐上车开始，直到你发现自己坐错了车为止，在这期间，你认为一共会经过多少处红绿灯？（3）假如在你所乘坐的车上有一个小孩，且在不停地来回跑，说出你对那个小孩的印象，以及你心里最想说的话是什么？（4）车子终于到达目的地了，你设想自己走下车，首先看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街？（5）请对你所乘坐的车描述一番，比如那是一辆什么样的车？

阿尔里德不明白泰普林博士为何会提出这些问题，因为在她看来，这些问题以及它们所对应的答案和她的疑问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联。在她说出自己的疑惑后，泰普林博士告诉阿尔里德，那就是从恋爱心理学角度而言，正在行驶中的车子就象征着恋爱中男女的心态。

泰普林博士说，只要阿尔里德带回奥尔德里特的答案，他就可以帮助阿尔里德推断出奥尔德里特此刻在恋爱中的心态。阿尔里德遵照着泰普林博士所说的话做了，她将这五个问题带给了奥尔德里特。

阿尔里德将这些问题传达给奥尔德里特时，她遵照了泰普林博士的叮嘱，只说这是她自己假设的一些问题。因为泰普林博士告诉阿尔里德，如果让奥尔德里特知道这是泰普林博士提出的问题，那么他一定会很慎重，从而很刻意地进行回答，而这并不是泰普林博士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是自然随意的回答。

奥尔德里特想了想，给出了他自己的五个答案：（1）完了，坐错车了，就当是体验新的路途吧。（2）感觉会遇到不下三处红绿灯吧。（3）这个小孩来来回回跑，真是烦人！（4）一条很漂亮且应有尽有的街道，简直让人不想离开。（5）破破烂烂的一辆车。

在给阿尔里德解释奥尔德里特的答案前，泰普林博士首先从恋爱心理学角度分析了一番自己所提出的五个问题。其实，你发现坐错公交车时的心情，就代表着你会不会在恋爱中脚踏两只船。你在坐错车的途中认为会遇到几处红绿灯，其实就暗示着你在人生中会对几个人表达恋情。而你对车子里那个来回跑的小孩的印象以及你心中想要说的话，实际上预示着你的内心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花心行为的。第四个问题中你认为车到终点后会出现一条什么样的街，就反映出在你真正移情别恋后，你会怎么做。最后一题中对于车子的描述，其实是指你对心上人的描述，同时这个描述也暗示着你的内心是否真的有花心“恶魔”存在。

泰普林博士指出，奥尔德里特在第（1）题中的回答，预示着如果奥尔德里特真的移情别恋了，或者说不小心爱上了别的女孩，他一般是不会选择回头的。泰普林博士说，从心理学角度而言，可以将人们的恋爱看作是急急忙忙赶车时的情景，在赶车的时候，坐错车是常有的事，但你坐错车之后的心情却预示着你恋爱中的心态。如果你的回答跟奥尔德里特都是“完了，坐错车了，就当是体验新的路途吧”，那么这说明你的花心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你都不会再回头，因为你心里在想着“体验新的路途”。而将其放在恋爱心理学中，你的回答就变成了“完了，我出轨了，那就体验新的恋情吧”。

泰普林博士补充说，如果你的答案是“唉，坐错车是常有的事，下一站再返回吧”——这种人通常是奉行顺其自然原则的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的花心行为或者生活中的错误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虽不会刻意去花心或犯错，但一旦不小心移情别恋，他们也不会想着改正，甚至还会乐意享受那种状态。

奥尔德里特在第（2）题中的回答表明，他在一生中会对至少三个以上的女孩表达恋情——红绿灯其实就是情感中的危险信号。如果你对别人说起这些危险信号，对方只会劝你不要去碰那些危险信号，而奥尔德里特的答案却是三个以上，这说明奥尔德里特花心的可能性很大。红绿灯的数目正反映了奥尔德里特内心的恋爱危险信号数量。如果你的回答是“一个红绿灯也不会经过”，虽然这不能代表你这一生只会爱一个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你至少不会像一个花心大萝卜一样处处留情。

第（3）题中的小孩其实正是你良心的象征，而奥尔德里特对小孩那种感到厌烦的态度，其实反映了奥尔德里特的心里已经出现了“恶魔”，只有“恶魔”才会发出那种不耐烦的声音。而发出这种声音的人，对于自己的花心行为是不会或者感受不到任何心灵谴责的，因为他们不懂得为别人着想，更不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相反，他们还会放纵自己的花心行为，在遭到质问时，他们通常还会用一些歪理来为自己辩解。

阿尔里德问泰普林博士，如果答案是“那个小孩很可爱”呢？泰普林博士认为，不能说这一类型的人不会花心，只能说这样的人在对待自己花心的问题上，会稍微有一种内疚感。这种人还有一种心理，那就是他们希望情感像可爱的小孩那样单纯而又美好，哪怕是其中一方错了，重新再来爱一次也无妨。但他们极不喜欢那种偷偷摸摸的恋爱关系。

“一条很漂亮且应有尽有的街道，简直让人不想离开”——奥尔德里特在第（4）题中的回答反映出奥尔德里特是一个喜新厌旧且花心不想回头的人。从逻辑心理学角度来讲，有这种答案的人时常都在幻想着在某个时候能偶遇一段新的恋情，而这种人给对方的感觉也往往是不可靠的。这种人花心出轨后，几乎是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爱人身边的，因为他们觉得下一站很美，会有一种崭新的生活。

如果你的答案是“一条阴冷潮湿、人烟稀少的街道”，从逻辑心理学角度分析，这种人通常是不容易出轨的，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们往往发现，一些旧的东西似乎总是比新的好。因此，即便这种人移情别恋了，他们也时常会感到自责，总觉得对不起对方，最后，他们往往还是会回到旧恋人身边的。

泰普林博士指出，奥尔德里特在第（5）题中的回答表明他已经对现在的恋人感到失望了，因此他才用“破破烂烂的一辆车”来形容。试想，对于破破烂烂的车，谁不想换掉呢？

解释完奥尔德里特的答案后，泰普林博士请阿尔里德带给奥尔德里特一句话，那就是无论你乘坐的是一辆多么破旧的车，一旦你坐上去了，那么不管你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你都必须和这辆车共同进退。

阿尔里德却摇了摇头说：“谢谢博士的好意，我想我不会将这句话带给奥尔德里特了。此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恋爱对很多人而言就像是一次旅行，在旅行的途中，有太多的人才刚刚坐上车，下一站就到目的地了，即便他乘坐的是一辆好车。”

听完阿尔里德的话，泰普林博士很欣慰，在她离开前，泰普林博士告诉她，这其实是一个准确率很高的心理测试题。而泰普林博士之所以用这道“坐错车”的心理测试题来帮助阿尔里德走出恋爱的困境，是因为他曾经用这道测试题帮助很多学生看到了对方在恋爱中的真实心态。当然，对花心的一方，他们就像现在的阿尔里德一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开花心者的手。

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泰普林博士在这个心理测试中还采用了逻辑学原理作为辅助分析。即你坐错了车以及坐错车之后的想法和思维都是有原因的，要么是你有意坐错了车，要么就是无意坐错了车。泰普林博士从这个心理测试中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你的移情别恋是有意还是无意的，你内心的花心“恶魔”都是存在的。泰普林博士认为，如果你的内心不存在花心“恶魔”，那么也就不存在有意或无意了。

其实，许多心理学测试都多少融入了一些逻辑学思维。在这个“坐错车”的心理测试中，泰普林博士将心理学与逻辑学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为阿尔里德解除了内心的难题。之所以借助逻辑学，是因为泰普林博士认为，逻辑学的形式和推理是理性思维的集合体，而心理学的测试和推断是感性思维的集合体，这两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如果能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么心理学的测试将会更加准确、有趣以及有意义。

同样，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也曾说过：“在心理学测试中，如果利用逻辑学为工具，那么心理思维的结构将会更精确。”皮亚杰认为，心理学与逻辑学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促进的关系，如果在心理学的测试中适当融入一些逻辑学思维，那么心理学测试结果会更加精确。

7.谁才是你的真命天子，体验彩色铅笔的神奇魔力

谁才是你生命中那个注定的真命天子呢？相信无论男女都对这个问题充满了无限的探究欲和期待。也许，你曾在生命的不同时间和地点有过怦然心动，但他究竟是不是你的真命天子呢？下面，彩色铅笔的神奇魔力将帮助你找到人生中的真命天子。

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将一盒彩色铅笔倒在地板上，彩色铅笔分别有金色、绿色、银色、茶色和肉色五种颜色，然后吉尔伯特教授让他的学生们假想谁会捡起地上的彩色铅笔（用自己身边的异性名字回答）。

当在座的学生们要将答案写在纸上时，吉尔伯特教授笑着说，将答案写在自己心中就可以了。接下来，吉尔伯特教授解释说，在你心中拾起金色铅笔的人，在你和他交往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让你感到累的人。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金色代表着傲慢。一般而言，与傲慢的人交往，另一方往往会受到对方的摆布，因为傲慢的人普遍都很自我。

吉尔伯特教授支招：如果你答案中的那个人的确是这样的，那你最好找机会抽身而退。当然，这只是你对别人的印象，如果你们真的彼此相互喜欢，不妨多给他一些时间，用一些恋爱的方式和技巧去感化他，说不准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

在和拾起绿色铅笔的人交往后，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结交的人，但只适合做好朋友，不适合做恋人。绿色代表着自然，它往往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能够给你留下这种亲切感印象的人，你通常会将他们当作亲人一样对待，很少爱上这样的人。如果这个人离开了或出了什么意外，你会觉得很难过，甚至很孤独，因为你已经习惯有他的日子了，就像你已经习惯有亲人陪伴的日子一样。然而，即便是你爱上这样一个人，你们之间也很难产生浪漫的感觉，因为在交往的过程中，你始终会觉得和他之间少了些什么。这就好比“绿色”给人们的感觉一样，虽然亲切，但却略显单调。这样勉强交往的后果，往往是失去对方，与其这样，不如化恋情为友情，做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蓝颜知己。

吉尔伯特教授支招：如果你真的爱上了这样的人，又无法做到割舍你们之间的恋情，那么你就要真正地学会接受平淡，或者说甘于享受平淡的生活。因为这样的人就像绿叶一样，给人的感觉永远都是亲切自然，很少有火辣激情的感觉。

拾起银色铅笔的人，在你们交往后，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极难接近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银色象征着神圣。与金色相比，银色给人的感觉和印象更加柔和却也更加神圣，而神圣的人是不可侵犯的，更是难以接近的。尽管你对这样的人很仰慕，但你始终觉得他比自己要好太多，就算跟他在一起形成了交往关系，你也会处处觉得低人一等。

吉尔伯特教授支招：如果你坚持要选择和这一类人交往，那么请构筑起遭受各种打击的心理防御工事，练就出自身超凡的抗打击能力，同时还要用自身的优势去赢得对方的尊重与欣赏，从而俘获对方的真心，让对方死心塌地地与你交往。这样一来，你们的感情才会有安全感，否则就会像“豆腐渣工程”一样不堪一击。只不过，这样的路似乎很艰难，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拾起茶色铅笔的人，在与其交往一段时间后，你会相当讨厌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吉尔伯特教授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所有的颜色中，人们普遍对茶色感到厌烦。就连黑色与灰色给人的印象也要比茶色好。茶色是一种比栗色稍红的棕橙色或浅棕色，看上去就像是迷失在爱丁堡的梦幻霞光，让人有一种不真实、古怪以及失落的感觉。这种人带给你的感觉是不真实的，和这样的人交往，你始终会觉得很难与之沟通。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与对方各方面都不合，甚至感到对方很讨厌。

吉尔伯特教授支招：如果你正在和这样的人交往，就尽量避免与其单独相处或四目相对，否则以对方本身就很古怪的性格，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一种怪怪的甚至在窥探他什么秘密的感觉，从而导致他对你产生误会，所以，和这种人交往，一定要加倍谨慎和小心！

最后只剩下拾起肉色铅笔的人了，他是不是你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呢？肉色是最接近人们皮肤的颜色，可以说，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交换和你相恋的人，就是你的真命天子，也是最值得你全心全意去珍惜和付出的人。当然，前提是你对他有感觉，最好感情也同等。

吉尔伯特教授支招：当遇见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时，你一定要倍加珍惜。爱情本身就是一个神奇而又古怪的东西，真命天子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能珍惜就尽一切可能去珍惜和守护吧！

在这个测试中，吉尔伯特教授的学生巴巴拉·阿克曼认为这个心理测试很准，因为阿克曼假想自己的男友阿玛贝尔·安德格利斯拾起了肉色的铅笔。阿克曼说，她与安德格利斯的感情很好，也相当稳固，从安德格利斯的种种行动来看，她在安德格利斯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尽管她自己的脾气有些傲慢，在某些事情上还很不讲理，但安德格利斯却很包容她，而且他们之间虽然偶尔也会因为某些事而争吵，但安德格利斯每次都会巧妙地制止争吵。阿克曼内心很清楚，那是因为安德格利斯不想伤害她。值得高兴的是，阿克曼也全心全意地爱着安德格利斯，并愿意为他改变一切！

不管这个心理测试的准确度有多高，吉尔伯特教授认为，这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爱情不像别的东西，它最具不稳定性，也往往让人琢磨不透，但只要你肯付出真心，结果或许就会朝着你所想象的那个方向发展。

就像吉尔伯特教授在这个心理测试的最后所说的那样：“在恋爱心理学中，恋爱与颜色是紧密相连的，寻找生命中的真命天子，就像人的皮肤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颜色一样，需要做到相互配合映衬，才能协调。”

8.人在海边为什么容易产生恋情？

“人在海边为什么容易产生恋情？”当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的学生们立即纷纷讨论了起来。

哈佛大学的学生们特别喜欢上吉尔伯特教授的心理课，因为，在这些学生的心中，吉尔伯特教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专家，而且在情感心理方面他还有颇深的认识和研究，而情感心理又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一种心理现象。

吉尔伯特教授指出，湛蓝的大海和柔软的沙滩总会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而和亲密的恋人、友好的伙伴们坐在沙滩上听音乐、打沙滩排球、跳舞以及在海边看夕阳等等，这些都会增进恋人或朋友之间的感情。

吉尔伯特教授认为，如果一男一女一起去海边，无论他们是同事，还是朋友，哪怕是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他们之间都有可能发展成为恋人关系。对于这一点，吉尔伯特教授用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伊凡·彼德罗维奇曾经做过的一项实验来解释这个现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关于条件反射的心理实验——巴甫洛夫的狗。

在这个实验中，巴甫洛夫每次去给狗喂食物时，都会摇响一阵铃声，最后狗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以为有食物给它了。换句话说，如果你每次都让狗在听到铃声之后才进食，那么以后它每次听到铃声就都会馋得流口水。这其实就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原理。同样，人也是如此。当人们待在一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中时，这种环境所带来的幸福感与刺激感会使待在里面的人们之间产生“铃声”和“狗”一样的关系。如此一来，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人就会彼此产生好感，甚至产生某种微妙的感情。

不要不相信，有很多事实或许正摆在你的眼前。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对夫妇，丈夫叫塞莱斯廷·安斯洛，妻子叫巴特利米·阿斯蒂尔。尽管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但他们却依旧非常恩爱，很少吵架。

然而颇有意思的是，在海边偶遇之前，他们几乎对对方没有任何感觉，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同事而已。而在那次海边偶遇后，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急剧升温了。用妻子阿斯蒂尔的话说就是：“我从来没有发现，原来安斯洛的笑容是那样干净而迷人，就像大海里的水一样。”而安斯洛也说，阿斯蒂尔在海边要比平常美丽、柔情许多，尽管阿斯蒂尔说她当时在海边和平常一样，并没有刻意温柔对待安斯洛。其实，这就是条件反射原理的体现。

当然，这种“联系”不只会使人产生一种好感，如果你和对方置身于一种令人不愉快的环境中，那么，你们对对方将会产生不好的印象。其实这个心理原理不难解释——当你待在一个喧嚣、闷热的环境中时，你多少会感到焦躁不安，这种焦躁不安肯定会影响到人的心情，而在这个时候，你会比较容易对身边的人感到厌恶。对于这个结论，也有一些科学家通过实验进行了研究：让两组被测试者分别待在温度适宜和酷热的房间里，然后让他们对和自己同处一室的人进行评价。

这项实验结果表明，人在温度适宜的环境中给人的评价较高，也较满意。而在酷热的环境中对人做出的评价却偏低。为什么呢？因为环境较热，会使人感到烦躁不安，无意中就对别人做出了不满意的评价。科学家指出，这就是人类的条件反射心理在环境中所受的正、反面影响。因此，组织这项实验的科学家指出，如果你要跟意中人见面的话，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千万不要选择那种容易使人感到烦躁不安的环境作为见面场所。

因此，吉尔伯特教授总结道：“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就是环境在人类条件性反射心理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在人类条件性反射心理面前，环境就像是一种催化剂，所以在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时，选择一个正确而又舒适的环境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9.对婚姻的恐惧心理不是女人的“专利”

美国心理学家邦妮·埃克·威尔博士进行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5000名单身男子在被别人问及“恋爱与婚姻”之间的关系时，有20%的人回答：“恋爱最终的目的不是结婚，而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对于那些正处在婚恋中的男子来说，恋人和妻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为何这些男性会有这样的心理特征呢？其原因就在于，一些男性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承担责任，更愿意选择无拘无束的生活。

邦妮·埃克·威尔博士曾这样表述道：“很多时候，某些男性结婚时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理特征——如果再等一段时间，或许就能遇到我最理想的女性作为终身伴侣了。”男性找女性谈恋爱是为了让生活更富有乐趣，这与找个终身伴侣是为了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而邦妮·埃克·威尔博士在另外一份关于婚姻心理的调查中，当1000对夫妇被问及“你爱你的爱人吗”时，仅有十分之一的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爱！”从男性的心理层面进行分析，产生这种现状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对此威尔博士认为，男性的情感从他步入婚姻殿堂的那天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些男性会出现神经质的发抖，表现出极度的焦虑，产生逃避现实的想法。男性在结婚后为了维护好婚姻关系，要继续做出忽视自身真实情感的行为。比如，当男性遇到一些烦心事时，他会选择将苦闷压制在心底，不了了之。当男性缺少激情时，他的内心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压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机能出现了问题。有时工作结束后不想回家，但为了尽到丈夫应尽的责任又不得不回家，哪怕是回到家后精神萎靡不振。午间工作休息期间，男性即使不愿意，也要打电话给妻子，因为他知道这样才能满足妻子的心理需求。当他和妻子去拜访其他人时，为了满足妻子的心理需求，又不得不违心地在别人面前扮演好男人的角色，可实际上，他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可言。

男性所做的很多行为都是自己不情愿的，只是克服自身消极情感的需要而已，如此一来，这样的婚姻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男性的负担，让男性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最终使婚姻破裂。在婚姻破裂之后，男性长期被压抑的情感才得到缓解。而在这之前，男性更多的是自我批评，恨自己没有做到让妻子更加认可自己，或者抱怨没有与妻子相处得更好等。

现实中有一些男性二十几岁就被父母催促结婚，这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是个悲剧，因为他们的情感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职业和思想也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或许还没有获得可靠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负担和被压抑的情感便压在了男性的心头，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让男性陷入到一种仅仅为了维持生存的尴尬处境中，久而久之，他们的身心便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从男性早期的心理特征分析，他们的婚姻或许缺少足够的基础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或许总是有一些女性抱怨自己在婚姻中是受压迫的一方，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虽然女性也被婚姻关系所束缚，对婚姻也会产生恐惧心理，但男性的心理更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创伤，也会对婚姻产生恐惧心理。因为一些男性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还缺少充分的前提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否认和压抑自己最真实的个性，因此，男性在维持婚姻关系时，会不断掩藏自己的真实个性。

威尔博士在对婚姻心理的日常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婚姻的恐惧并不是女人所特有的心理特征，男人同样也具有这种心理特征，只不过男人更懂得将这种心理掩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罢了。在日常研究中他发现，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在即将踏入婚姻殿堂时，总是会出现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大多是心理层面的，比如，两个相处五年之久的情侣在商量如何筹办婚礼时，男方却提不起精神，甚至有了逃避婚礼的想法。对此，女方感到特别不理解。于是她就追问男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男友的回答却让她倍感意外，他说道：“五年的爱情长跑让我们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爱恋关系，这种关系非同一般，双方也发誓要给予对方幸福。可是，在即将要把你娶回家的时候，我的心里却发生了剧烈的波动，这种波动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结婚之后我不仅要履行带给你幸福的责任，还要与你共同维系美好的生活。我甚至担心如果有一天我做得不够好，你会对我横加指责，甚至背弃了当初彼此间许下的‘携手到老’的承诺。对这一点我非常苦恼，生怕这样的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有人会认为男性产生的这种心理只是捕风捉影，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有这种心理的男性不在少数。虽然这些男性经历了令他们难忘或者让他们苦苦追求的爱情，但当婚姻降临到他们身上时，他们却开始犹豫，他们的内心也出现了波澜，甚至也会发出“她能否真正给我带来幸福”的疑问，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他们就会迟迟作不出决定。

归根到底，这种恐惧心理实际上出自对未来婚姻生活是否美满的不确定性。为此，威尔博士告诉人们这样一句话：“当爱情降临到你身边时，不要犹豫，要付出真心，认真对待，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当你对婚姻生活感到力不从心时，请忘掉那些让你不愉快的经历，重振信心让自己恢复幸福生活，这样才是维系婚姻的关键。”

相信人们从威尔博士的话中会有所感悟，精神上也会有一种为之一振的感觉。其实，男性对婚姻的恐惧心理只是一时现象，它会随着男性心智的愈加成熟以及男性心目中真爱的出现而消失。

第四章　为什么人人都有嫉妒心理？——哈佛人的精神分析心理学

你有没有嫉妒心理？嫉妒心理从何而来呢？这是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嫉妒心理，而嫉妒心理则会给人带来焦虑与失落，甚至会使人的精神出现问题。在精神分析心理学始祖弗洛伊德看来，人类一切的个体或社会行为都来源于心灵深处的某种动机，在动机和欲望受到外界的压制后，神经系统就会出现障碍。此外，他还指出，病态的人应该正视自己内心深处被压抑的诸多问题，通过对自我的精神分析达到克服自身心理障碍的目的。

1.乘车中的位置选择是如何出卖了你的内心？

在乘车过程中能看出一个人怎样的心理特征呢？面对这一问题，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通过下面的心理测试为你找到了答案。丹尼尔·戈尔曼进行的心理测试题目是：

你和三个好朋友外出乘坐出租车时，通常会选择坐在出租车的哪个位置？

A.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上。

B.坐在司机后排的位置上。

C.坐在后排靠近右侧的位置上。

D.坐在后排中间的位置上。

选择A：选择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是个心思缜密的人。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同时，你也会帮助其他人完成工作，即使有时你感觉到很劳累，也会坚持帮助别人。但对于别人给予自己的帮助，你会婉言谢绝，因为你是个愿意付出但不求回报的人。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能得到你的帮助，同时这些人也能和你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选择B：你是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自身也拥有很强的控制欲望。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你都不喜欢被别人支配，而是喜欢指挥别人。很多时候，你给人的是一种高傲的姿态，别人通常会抱怨与你交往会感到有压力。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表面上看似高傲，但内心深处还是乐于帮助别人的，只不过你帮助别人的方式不能令人接受罢了。而只要适当地作出调整，别人一定会改变对你不好的看法。

选择C：你是个细心的人，同时也是个善于照顾别人的人。在别人眼中你是个行动果断而又敢作敢当的人，因此你也能获得更多的朋友。但是你并不是一个善于向别人敞开心扉的人，如此一来，别人有时候就会对你产生误解，但在他知道你的良苦用心后，你们之间的误会就会烟消云散。

选择D：很多时候，你是个内心害怕孤独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你或许是个缺少主见的人，喜欢听从别人的建议。如果没有别人在身边帮助你，你就会表现出焦虑的情绪，甚至还会寝食难安。无论在何种场合，你都习惯于在团队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心里感到一丝慰藉，不至于感到孤单。此外，你是一个不喜欢和别人争吵的人，因此，别人在与你沟通时会感觉非常顺畅，甚至让人觉得你是最好的聆听者。

丹尼尔·戈尔曼通过多年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所选择乘车座位的位置是其心理特征的真实写照，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乘车恐惧症。关于一些人在乘车时心理出现恐惧的病因，至今仍在研究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乘车时所产生的恐惧心理与这个人在某段时间的特定经历有关。丹尼尔·戈尔曼认为，当患者遇到与其发病相关的事情时，这件事情就会成为刺激其恐惧心理的根源，而当时此事情中的其他并非恐惧的刺激也会作用于这个人的大脑皮层，在双重效应的影响下，便会形成条件反射。因此，以后再遇到相同的情景时，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刺激，也能在瞬间刺激患者的心理，引发他们的恐惧情绪。

比如有位女性在乘坐汽车时总会坐在后排座位上，因为她的心里有这样一件令她挥之不去的经历：一天她搭乘朋友的汽车上班，她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她一直认为这个位置不仅方便和朋友聊天，还可以欣赏到沿途的风景。可当车行驶到一个没有交通指示灯的拐弯处时，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飞快地过来，朋友急忙刹车，虽然车及时刹住了，也没有撞到骑山地车的年轻人，可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那名女性的头部却撞在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万幸的是只擦破了一点皮。每当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这位女士都会心有余悸地感叹：“简直太危险了，以后我绝对不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了。”在此后乘车的时候，这位女士果然再也没有坐在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而都是选择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因为她在心理上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乘车恐惧症。

丹尼尔·戈尔曼认为，对 患 有 乘 车 恐 惧 症 的 人 最 好 采 取“行 为 疗法”，而根据他的介绍，借助于该方法可以有效地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并帮助他们走出心理的阴霾。但在用行为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首先要了解患者产生心理压力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患者发病时予以指导，以减轻并解除患者乘车的恐惧感。

2.移情效应到底有什么神奇的魔力？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曾在校园里做过这样一个问卷式心理调查，其测试的题目是：

如果你正在和好朋友聊天，而好朋友的朋友却忽然到访，并使你们的聊天终止，这时你会怎么办？

A.对朋友的朋友视而不见，等待其离开。

B.主动和好朋友的朋友攀谈。

C.站起来和好朋友道别。

D.和好朋友的朋友打完招呼后借故离开。

选择A：别人都说好朋友的朋友就是自己的朋友，但这句话在你这里是行不通的。在你看来，自己不认识的人就不是你的朋友，因此当你看到好朋友的朋友过来时，你不会和他们打招呼，而对其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除非你的好朋友介绍你们认识，你才可能去和他说话。在骨子里你是个高傲的人，很多人会认为你是个不容易接触的人，即使别人说得对，你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但很多时候，你这样的做法会让你的好朋友感到尴尬，因为他不能接受你如此冷漠的态度。

选择B：你是个热情的人。很多时候，你是一个能快速融入到新环境中的人。当你来到一个新环境中时，在对环境不熟悉的情况下，你是第一个敢于打破沉闷气氛的人，也是个懂得营造良好沟通气氛的人。你在别人眼中绝对是个交际高手，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与不同性格的人打成一片。而能将好朋友的朋友当成自己的朋友是你最大的优点，因为在你的观念里，对待好朋友的朋友就应该友善，这样不仅能多结识一个朋友，还能让你的好朋友有面子，最终加深你们之间的友谊。

选择C：在别人眼中，你可能是个对人冷漠的人，而且你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很多时候，你是个主观意识很强的人，认为别人要以自己为中心，别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后，你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糟糕，认为别人是有意在给你制造麻烦。你的好朋友看到你的情绪发生如此变化后，虽然想安慰你，但知道你的个性后就会选择沉默不语。

选择D：你给人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别人对你的评价也相当好。你是个性格开朗且细致入微的人，你的好朋友非常愿意与你在一起，因为你能帮助他们答疑解惑。此外，你是个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可以敏锐地感受到外界的事情，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你的好朋友会经常在外人面前称赞你，认为你是个值得交往的人。

史蒂芬·平克教授做这个心理测试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研究心理学中的移情效应做必要的准备。在他看来，心理学中的移情效应是把对特定对象的感情因素转移到与该对象密切相关的人或事情上的一种心理特征。这种移情效应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经常听到“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喜欢你的一切”等此类的话，这些都是将情感转移到相关对象上的集中体现。

史蒂芬·平克在研究中发现，不仅是爱的情感能够产生移情效应，藏在一个人心里的嫉妒、恨、厌恶等都会发生转移。他经常对他的学生说：“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由爱产生的移情效应被称为爱屋及乌的话，那么由恨而产生的移情效应同样可以被称为恨屋及乌，这些都是人们的心理发生变化的结果。”

通常，心理学中习惯将移情效应看成是一种心理定式，心理学家不能从道德上来评价它的是与非，但是，移情效应有时候确实涉及了道德领域。和一切心理定式一样，它也会产生道德问题。比如有些公司为了赢得利益会请当红歌星、国际影星、体坛名将、政界要员以及文化界代表人物等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名人为公司做商业广告，而这其实就是一种移情效应的表现形式。

在公司的公关活动中，设法把对社会有影响力的名人的情感迁移到自己的产品上来，或是转移到自己企业的知名度上来，是很多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惯用的策略：针对人们的兴趣和爱好大肆开展宣传活动，增加“受”者对“投”者的好感，增加人们对自身产品的关注度和喜爱，最终赢得人们的信任和良好的口碑。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凡事都有利与弊，移情效应用得好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变成一件糟糕的事情。如果某家公司利用移情效应请明星代言虚假的产品，虽然产品知名度提升了，但却会遭到人们的唾骂，这样的公司或明星还谈何长远发展？

史蒂芬·平克教授在日常的授课中还经常向哈佛学生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他的高中同学毕业后便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做起了汽车零部件营销员，而为了将汽车零部件市场拓展到印度，他的这个同学就与印度塔塔汽车公司的产品部经理进行了电话沟通，并道明了要和塔塔汽车公司合作的意愿。塔塔汽车公司的产品经理听完后火冒三丈，认为这是竞争对手的不怀好意，拒绝了合作的要求。然而，平克教授的这个高中同学并没有放弃，而是凭借一股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不远万里来到了塔塔汽车公司产品经理的办公室，但这个经理却只许诺给他10分钟的会面时间。

两人见面后，教授的高中同学以自己的出生地是在印度作为开场白，随即双方便在愉悦的气氛下进行了交谈。接下来，史蒂芬·平克教授的高中同学又回忆起从小在印度生活的经历，并对印度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紧接着，他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给经理看，产品经理惊喜地发现照片中竟然有自己最崇拜的人——印度圣雄甘地。此时，平克教授的高中同学指着照片中另外一个人说道：“这个人就是我的祖父，他曾经和甘地一起合过影，是一对亲密的伙伴。从小祖父就告诉我要做像甘地一样的人，我一直牢记着祖父的遗训。”由于塔塔汽车公司的产品经理非常崇拜甘地，所以当看到眼前这位此前自己并不喜欢的人竟然也视甘地为学习榜样后，他对其产生了好感，并愉悦地谈起了合作事宜，最终双方皆大欢喜。

显然，这就是心理学中移情效应的神奇魔力，用史蒂芬·平克教授的话来形容就是：“移情效应可以在瞬间改变一个人的心理，并让这个人改变自身的行为。而这个人的改变是发自内心的，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指引着他们。”

3.正确发泄情绪，其实是一种正性体验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詹姆斯曾经指出：“人类所产生的情绪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够正确发泄。”许多心理学家已经把情绪发泄视为人类生活中一种积极的因素——如果一些不健康的情绪得不到正确的发泄，势必会给人们造成不良的后果，但是任何情绪的发泄都必须采取正确的发泄方式。

在哈佛大学趣味心理学课堂上，史蒂芬·平克教授曾这样问他的学生们：“你们知道如何正确发泄情绪吗？”对此，史蒂芬·平克给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测试题：

1.人应该从不或极少发泄情绪。

2.要避免发泄愤怒情绪，因为绝大多数人会误解为仇恨。

3.宁愿掩盖对朋友的愤怒情绪，也不冒失去朋友的危险。

4.没有人能够靠发泄情绪在争论中获胜。

5.宁愿自己解决心中的怒火，也不向别人倾诉。

6.遇到不好的情况时发怒，是不成熟或不高尚的反应。

7.你 正 对 某 个 人 发 泄 情 绪 时，处 罚 对 方 可 能 是 不 明 智 的行为。

8.愤怒不断高涨，只会将事情弄得更糟糕。

9.情绪不好时，应该尽量掩饰，因为发怒会让一个人出丑。

10.当你对亲密的人感到愤怒时，应该以某种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尽管这样做会使你很痛苦。

每题共有三种选择，即，A.同意。（1分）B.部分同意。（2分）C.不同意。（3分）将每题的选择所对应的分数相加，便可以看到测试结果。

测试得分在10～16分的人：你必须承认，你在情绪的掌控和发泄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因为你不懂得如何处理和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从而改善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或许你的内心已经感受到了蓄而不发的不良情绪给自身或朋友带来的烦恼，但你仍旧不懂得如何去改善。因此，请记住，正确表达出你的内心情绪，哪怕是愤怒，都胜于将一切深埋在心底或者事后幻想以及后悔等。

测试得分在17～23分的人：你对怎样表达、发泄不良情绪和使不良情绪烟消云散，以及这样做的道理都有一定的理解和掌握，但你对于情绪的掌控和发泄仍然存在不足，不过还有改进的空间。

测试得分在24～30分的人：你是一个懂得如何更好地表达和掌控自己情绪的人，虽然你自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良情绪，但你总是能够正确地将之发泄出来。另外，你还懂得如何利用自身的情绪发泄去改变他人的情绪，从而使你在生活中能够更好地维护周围的人际关系。

测试结果被整理出来后，史蒂芬·平克教授又讲述了三个与发泄情绪相关的情景。情景一：小女孩莱奥妮在放学的路上要求妈妈给自己买一个价格较贵的泰迪熊，而妈妈认为不值，于是没有同意。可莱奥妮却生气地挥舞着自己的小拳头向妈妈打去，并且边打边哭着嚷嚷：“打你这个坏妈妈，打你这个坏妈妈。”情景二：安德利亚斯是个性格内向的男孩，他不喜欢说话，更不善于表达，一旦遇上不称心的事，他就会狠狠地咬自己的手指，所以他的两只手上时常留有许多小牙印，这让他的家人心疼极了。

显然，情景一中的莱奥妮是在用打人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内心对妈妈不给她买泰迪熊的不满情绪，情景二中的安德利亚斯则是在用自我伤害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良情绪。这些都是发泄情绪的行为方式，而除此之外，撒泼、哭闹、摔东西等也都属于宣泄不良情绪的行为。虽然宣泄情绪的方式有些让人难以接受，甚至会令对方出现相应的情绪宣泄行为，但这些都属于正常的情绪发泄方式。

相较于上述两种情景，情景三则让人感到忧心如焚却又无可奈何：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就读的马克西米利安，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可以说是一个性格内向的极其古怪的人——他从不喜欢与同学们说话，连眼神的交流都极少，因此，同学们也很少主动和他说话。

尽管马克西米利安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但老师和同学们却认为他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因为自马克西米利安转到莱比锡大学开始，老师和同学们从来没有看到他有任何情绪发泄的表现。然而，一个学期后，马克西米利安却突然住进了医院，这让老师和同学们都感觉很意外。

原来，马克西米利安并不像老师和同学们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相反，马克西米利安内心背负着沉重的负担。由于马克西米利安家里的经济负担较重，他时常感到忧虑，更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不安，所以这使他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忧郁感。但他却一直都将内心的忧郁压在心底，不曾对任何人道出，因为他担心父母会因此而自责，同时也担心老师和同学会瞧不起他。久而久之，这种不良情绪的积压使身体内的肝脏受到了严重影响，因而出现了肝脏剧烈疼痛的情况，以致最后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可见，马克西米利安的这种对不良情绪蓄而不发的做法是错误的，同时也说明了正确的情绪发泄有多么重要——它不仅可以改善你在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还可以改善你的身心健康。

对于正确发泄情绪的重要性，史蒂芬·平克教授给出了充分的解释：“正确的情绪发泄行为可以排解内心不愉快的情绪和沮丧感，同时又可以敦促自己和对方改正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但如果将内心不愉快的情绪蓄而不发，将会导致不良甚至不正当行为的产生。”

同样，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也曾这样指出：“正确的发泄情绪对彼此而言都是一种正性体验，这就要选择成熟、恰当的表达时机和方式。但值得提醒人们的是，情绪发泄不是为了让某一方受到伤害或狼狈不堪，而是通过正确的宣泄方式让彼此的身心达到健康和谐。”也就是说，你在向犯错的对方发泄不满时，你首要的目的不是让对方为此自责痛苦，而是消除错误给对方带去的不良情绪，并告知对方下不为例。但是，如果你选择将对对方的不良情绪蓄而不发，不愿谈及自己内心的愤怒，那么你不但修正不了对方曾经的过错，还会使其愈演愈烈，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困扰。

为了验证正确发泄情绪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史蒂芬·平克教授还曾走访过几对夫妇。结果表明，不懂得正确发泄内心不良情绪的夫妇之间的关系通常都很不理想，而一些懂得正确发泄内心不良情绪，哪怕是用争吵的方式来发泄情绪的夫妇却感情很好，而这也正验证了美国加州心理学家和婚姻咨询师乔治·巴哈博士所说的那句话——生活中也需要适当的争吵。

平克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其他专家一致认为，不良情绪就像生活中的污水一样，都必须并且也都可以通过正确的渠道排解出去，如果排解的渠道不正确，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影响周围人的生活。因而，史蒂芬·平克教授呼吁人们学习“创造性地正确发泄不良情绪”，即在不损害双方关系的基础上，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愤怒，但又不贬低对方或伤害对方的自尊，坦露各自内心的情绪，确保对方明白你的用意。

与此同时，正确的情绪发泄行为还能给人们带来明媚的心情指数以及影响他人的积极健康的行为，而错误的情绪发泄行为则往往使人们陷入困境而无法自拔。因此，在人类生活中，诸多心理学专家将能否正确地发泄情绪视为人的心理健康与否的评判标准。

4.精神分裂者的绝对利好：我从来不像你一样孤单

美国心理学会会长、哈佛心理学系主任乔治·米勒曾经说过：“由于大量涉及精神分裂的电影被搬上银幕，人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视也达到了一定高度。但实际上，这些饱受精神病困扰的人在主观意识方面并不认为自己是需要帮助的一方，甚至可以说他们‘很洒脱’。”

美国史上最会赚钱的女强人亨利埃塔·格林年轻的时候就显现出了各种与众不同的怪癖，比如腰缠万贯却舍不得花钱治疗自己的疝气、拖延儿子的伤情导致对方不得不截肢保命等。到了人生的最后几年时光里，格林患上了人格分裂症，她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不出门，人们都很难和她交流。由于早年过于吝啬，子女对格林的情感也相当冷漠，他们都学着妈妈的样子，混迹于商业会所，很少看望格林。至于家中的仆人，他们对格林的态度更是糟糕，当男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常常把没有加热的食物拿去给格林吃，还恶狠狠地呵斥她，之后就将她一个人留在光线暗淡的屋子中。

虽然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曾经翻云覆雨的贵妇人来说未免有些凄惨，但是据几位拜访过老年格林的人描述，这位女强人对于自己目前的生活非常满意，而且更加令人惊奇的是，格林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寂寞的，她时而唠唠叨叨，时而沉默不语，没有一点孤独的意思。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格林是在一番“辩论”中去世的，而那个“辩论对手”就是一瓶脱脂牛奶——她和一瓶脱脂牛奶“交上了朋友”，随后又同对方展开了含混不清的辩论。最终，格林无法说服那瓶顽固的牛奶，从而导致双方的关系迅速破裂，而格林也在这一阵激情洋溢的辩论中去世了。

米勒表示，人格分裂症是一种并不罕见的精神疾病，它也不像多数人看到的那么可怕。就像格林那样，家人将她孤零零地弃置在空荡荡的屋子中，但她却并没有感到孤独，这一点或许就是精神分裂症的“有利之处”了。

当然，米勒的言论更多的是一种调侃，他自然也明白，正是孤独造成了格林的人格分裂，但是这种疾病反过来又帮助格林摆脱了寂寞的困扰。对于精神分裂，米勒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它就像是农夫手上起了水疱，虽然有些疼，但这却是保护肌体不再进一步受到伤害的有效途径。”在米勒看来，妄想症是精神分裂者的重要表现，而格林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妄想症患者，她将那瓶普通的脱脂牛奶想象成一个鲜活的人，并且和对方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

米勒认为，大多数精神分裂症都是由轻度妄想症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同时他还指出，妄想症的种类很多，其中以“被洞悉感”、“疑病妄想”、“钟情妄想”、“关系妄想”四种妄想症最为常见。

第一种的“被洞悉妄想”，米勒解释说，患者往往会认为自己不需要通过语言表达，交流者就会探知自己心中所想，并因此惴惴不安。对于格林的表现，我们可以断定她是处于一种被洞悉妄想之中的，因为这类人的特点就是孤僻、厌世及害怕与外界交流。所以，在他们看来，唯有远离人群，从源头上斩断自身同外界之间的联系，才能使自己“不被洞悉”。

第二种的“疑病妄想”同样也是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非常常见的病症。他们会在主观意识上认为，自己正在遭受着某种疾病的侵害，并且马上就要死掉。很显然，格林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她并不认为自己患上了什么疾病，而且在她看来，自己过得非常好。

第三种的“钟情妄想”往往发生在青年男女当中。患有类似疾病的人总是以为自己人见人爱，那些拒绝自己的人都只是在考验他们的勇气和决心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格林同样也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在她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情”和“爱”两个字。

第四种的“关系妄想”的含义是，当周围人谈话的时候，患者往往会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他们谈论的核心，并由此变得愤怒或者不安。格林同样也可以被看作是患上了这样一种疾病，这类患者的突出表现就是，他们对于外界因素非常敏感，经常显得神经兮兮。格林同样也带有这样的特质，她在一个无人的环境当中生活得有滋有味，反倒是不请自来的厨娘、家人让她狂躁不已。对于格林来说，她可以同自己对话，所谓和自己恋爱不会遇到情敌，格林自己也就处在一种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中了。

当然，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能算是什么好事情，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患上精神分裂症。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必歧视他们。在很多时候，用正常人的眼光去衡量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是不公平的，在我们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举动，在他们眼中反而却是合情合理的。就好比格林那样，所有人都在同情她，而她自己却并不觉得孤单，她的痛苦也远远没有他人想象的那么重。

5.冷漠者的直白：其实我不像你看到的那么无情

美国心理学教授罗伯特·西奥蒂尼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假如你和好友在车站道别之后，你发现他的东西还在你的公文包里，此时你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冷漠与否的心理测试，而为了将结果量化出来，西奥蒂尼以100分为标准，得分越高，就表示这个人的冷漠程度越高。

对于这一问题，罗伯特·西奥蒂尼提供了以下一些答案：

A.立刻送到他家里。

B.邮寄给他。

C.暂时带回家，仔细考虑一下怎样做才比较合理。

D.打电话通知他，并约好一个时间让他来取。

测试结果如下：

选A的人属于热情洋溢的激情派，他们对待朋友总是随叫随到，甚至比优秀的邮件快递员还要可靠。这类人自然而然是很受欢迎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凡事都喜欢过问，并且爱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的英雄事迹，这样时间久了，就会给受助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从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冷漠指数得分：15分。

选B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他们开口就是“OK”和“YES”，可以说是极端的利他主义者。如果让他们拒绝别人的要求，简直和出门被钱砸到了一样。这一类人也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看上去这么好，所以显得有些假……

冷漠指数得分：30分。

选C的人是一个标准的懒汉，在某些时候，他们看上去似乎小心翼翼，但实际上却显得拖拖拉拉，并且不切实际。这类人的冷漠指数实际上处于一个不高不低的状态，因为从内心来说，他们也是希望为别人解决问题的，但由于瞻前顾后思考太多，所以到头来也许什么也没做。这样的结果对于受助者来说，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

冷漠指数得分：65分。

选D的人往往冷若冰霜，他们或许有点小才华，因而睥睨傲物，很多事情在他们看来都无关紧要。由于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很少愿意置换、感受他人的痛苦，同时也不愿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给其他人听。这样冷酷到底的家伙，对离群索居的隐士这一职业，还是蛮适合的。

冷漠指数得分：90分。

冷漠和热心从来都是一对欢喜冤家，然而在不同的条件限制下，一个人的冷漠程度也是可以转化的。比如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我们就显得非常积极主动，而在一些不喜欢的人面前，即便是再热情的人，他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一个人对于外界是否关心，一方面取决于这个人本身，另一方面还要看外界环境对于他的诱惑力有多大。在桑代克看来，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偏向于热情一方的，只要保证他们本体的安全，再加上外界环境的影响，诱发他们的热情还是比较容易的。

1964年3月，一名叫朱诺比的美国女子在下班后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当时她正朝着自己居住的寓所走去，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冲了过来，挥舞着手中的尖刀，狠狠地刺伤了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朱诺比连忙高声呼救，此时有人从窗户中探出半个身子来，对着歹徒大声喊道：“放开那个女孩！”

听到这样的话，歹徒吃了一惊，并慌张地丢下朱诺比，准备逃遁。然而不幸的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发现，并没有人出来帮助受伤的朱诺比，也没有人出来追捕他。于是，心有不甘的歹徒又转过身去，再次袭击了朱诺比。

最后，终于有人报了警，警察随即赶到了现场，但是这个时候，可怜的朱诺比已经支撑不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次事故，很多人表示了愤慨，因为在这起持续了35分钟的恶性案件中，哪怕有一个人提早拿起电话，向警局报案，朱诺比或许也就不会遭到杀害了。而最令人气愤的是，警方在这起案件中找到了38名旁观者。也就是说，除了那名姗姗来迟的举报者之外，另外的37人都目睹并纵容了凶手的残忍行为。

这件案子随之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们引用的经典篇目，而一些欧洲国家，甚至已经在法律上设定了“见死不救法”——如果当事人拒绝救助受困者，他们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哈佛大学著名女性法学教授珍妮特·哈雷在谈到朱诺比的案子时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在没有法律保护的时候，我们能做到的就只能是自保。”因为在她看来，不加分析地施救，会给施救者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对此，哈雷引用了2004年万圣节发生的事件：

美国加州女子丽莎从一辆撞毁的货车当中拖出了一名伤者，随后这名伤者指控丽莎在救助过程中用力过度，导致了自己全身瘫痪。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丽莎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直到后来加州政府出台了《好心人免责条例》，丽莎才免于指控。

但是在朱诺比的案子当中，我们并不能将过错推到“法律不完善”上去，因为在事发之后，有记者采访了这些旁观者，他们的回答出奇地一致：“我们以为早就有人报警了。”有一对夫妇，甚至将椅子搬到了窗前，坐着看完了整个经过。这或许能够说明一点，那就是没有人是因为害怕引火烧身而放弃救助的，他们都在冷冷地等待来自他人的帮助。也就是说，哈雷的“法律失衡论”是站不住脚的，这37名旁观者实际上都非常冷漠。

有了朱诺比的例子之后，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所谓的“人性向善”理论就显得缺乏依据了。世界各地的心理学家也都对此做了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成效最为显著，他们得出了“责任扩散”和“焦虑性预测”这两个结论。

所谓的“责任扩散”，指的就是旁观者越多，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就越低。具体到朱诺比的例子上就是，假如只有一人发现了本次行凶的过程，那么他报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可问题是有三十多人同时目击了朱诺比被刺的第一现场，大家都互相推诿、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最后淡化了责任感，导致了救助朱诺比的最佳时机的流失，致使朱诺比失去了生命。

另外一个“焦虑性预测”理论就显得更为常见了，这种论点的支持者认为，很多人不愿意帮助他人，实际上并不能代表这个人就是冷漠的，因为他很有可能也陷入了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之中。为此，西奥蒂尼举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假如在公共场所，你身边有一位美女摔了一跤，并且四五秒之后都没有站起来，那么此时你到底是扶她一把，还是不管她，继续走自己的路呢？很多人实际上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假如自己上前一步，却发现对方伤得很严重，自己根本不知所措，这将是一件多么尴尬的事情！又或者说，对方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的帮助。”

所以，哈佛大学的研究者认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乐于助人的，只要有一个相对诱人的“引子”，并且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就会向前一步，对他人伸出救援之手。而且，旁观者越少，“责任扩散”现象和“焦虑性预测”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小，受困人得到帮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6.嫉妒者问：别人的幸福能不能带给我快乐？

嫉妒是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专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在他们看来，每个人都多多少少地存在一定的嫉妒心理，而如何掌握这种心理现象，也就成了重中之重。实际上，在美国人看来，嫉妒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人们没有必要将其妖魔化，只不过在很多时候，这种心理现象比较难以掌握，容易给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圣经》中有这样一则非常著名的故事：

亚当和夏娃结合之后，生下一对同胞兄弟该隐和亚伯。这对兄弟长大之后开始了自己的劳作，并将自己收获的产物拿出来，作为供品献给耶和华。该隐献出了蔬菜和谷米，而亚伯献出的则是一只羊和油脂。最后，耶和华选择了亚伯的供品，并且大大地赞扬了亚伯的高超技艺。看到这些，该隐不禁怒火中烧，他随后将弟弟骗到田间，然后趁对方不注意，将其杀害。

该隐杀弟被认为是人类史上第一起谋杀案，而犯罪动机就是所谓的嫉妒——该隐看到自己的弟弟受到了耶和华的赏识，就对弟弟产生了仇恨，于是对弟弟痛下杀手，结束了对方的性命。

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朱利安·泰普林教授对于该隐杀死亚伯有着深刻的研究，在他看来，耶和华到最后没有处死该隐，反而不允许其他人攻击他，实际上不光是为了让该隐经受精神上的折磨，另外也是向人们展示，嫉妒心理其实也是有着正向作用的，即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泰普林认为，如果没有了嫉妒心理，那么处境一般的人就会丧失前进的动力，这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着明显的阻碍作用。至于嫉妒的极大特征，泰普林也将其罗列了出来，其中最容易滋生嫉妒心理的点就在于共同利益。很显然，如果没有共同利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结点也就没有了。同样是种庄稼，你收获的多我得到的少，两相对比之下，收成少的农民嫉妒一下收成多的农民，也就顺理成章了。

另外，泰普林还指出，嫉妒心理是由被破坏的优越感带来的。在很多时候，人们嫉妒自己的同伴只是由于对方破坏了自己从前的优越感和自尊心。具体到该隐来说，他是亚伯的长兄，但却在供品方面输给了自己的弟弟，这是自己绝对不能接受的。而每个人都有一种“好为人师”的习惯，这也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感觉，那么嫉妒心理也就会随之产生。

因此，想要完全避免嫉妒心理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种正常的心理反应有时候也可以对社会进步起到正面作用。而过度的嫉妒心理则是需要克制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它而整天愁眉不展，因为它就像是天上的乌云，今天散开，明天有可能又会聚合到一处。

生活中，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嫉妒心理往往都避而不谈，好像这是一种令人难以启齿的怪病一般。实际上，有这种心理是一种正常现象。为了帮助人们探查各自内心深处的嫉妒心理，泰普林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心理测试题。

假如你收到了一位很久没有来往的朋友的新婚请柬，而且这位朋友从前是你的情敌，和自己的关系非常微妙，所以不管是冰释前嫌，还是别有用心，此时，你都决定去。你准备穿什么样的衣服去呢？

A.款式简单的白色连衣裙。

B.颜色艳丽而新潮的裙装。

C.颜色鲜亮、款式正统的套装。

D.颜色朴素、款式大方的裤装。

根据以上不同选项，泰普林也进行了不同的心理分析。在泰普林看来，从这些貌似不起眼的选择实际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嫉妒心理有多强。那些选择白色连衣裙的人，在内心深处是不认可对方的这次婚姻的。这次参加婚礼，更多地像是在应付差事。这类人的嫉妒心理是非常强烈的，她们选择和婚纱同一颜色的衣服，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就表示：“你永远也不可能超过我”、“我表现得比你更像新娘”，如此等等。

选择第二个选项的人，泰普林表示，她们的内心十分纠结。从本质上来说，她们依然没有解开以往的心结，但是又由于种种原因，她们试图将别人的幸福转化成自己的幸福。这类人在努力使自己和对方打成一片的同时，又不间断地跳出自己制造的那层迷雾，重新审视整个事件。在参加这次让自己既痛苦又快乐的婚礼时，她们身着颜色艳丽而又新潮的裙装，一面抱着“和幸福的人在一起就更容易感知到幸福”的幻想，一面又不断地排斥、否定对方的幸福，所以说她们的内心是非常纠结的。

选择C的人在哈佛学者眼中是最为温和，同时也是嫉妒心理最弱的一类人。她们对于早年的摩擦早已抛诸脑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对朋友的深深祝福。这些人来到婚礼现场的目的绝对不是想要拆别人的台、和他人一较高下。在她们看来，自己的朋友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即便这个人和自己抢过男朋友。

最后一种选择颜色朴素、款式大方裤装的人，泰普林给出的结论是“不买账”。在她们眼中，自己的朋友一定会穿上白色的嫁衣，打扮得花枝招展，而这一切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可以想象，一个笑容僵硬、身穿行走便利的裤装的女郎，在婚礼现场往来穿梭，怡然自得，这与温馨浪漫的现场是多么格格不入啊！

因此，泰普林总结说：“如果按照嫉妒心理由强到弱排序，我们得到的顺序应当是D.A.B.C.”其实，通过一个人的着装来判断他内心的想法，以及这个人的嫉妒心理是否已经到了需要提防的地步，是哈佛心理学专家研究的重点。只不过，嫉妒本身并不容易根除，需要发挥其正面的积极作用，降低负面效应，以赢得更加幸福美好的人生。

7.想知道谁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吗？

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赫尔曾这样说道：“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或多或少都是孤独寂寞的，当一个人孤独寂寞时，最想要做的就是找人倾诉。”

由此可见，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倾诉对象，尤其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中，工作与生活各方面的竞争都很激烈，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也很沉重，找一个倾诉对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然而，这个倾诉对象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充当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呢？

对此，詹姆斯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做过一项心理测试，这项心理测试的名字就叫“蝴蝶测试”。测试的问题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见有一只蝴蝶正翩翩飞舞在花丛中，那么，你认为这只蝴蝶会选择落在什么样的花朵上面呢？

A.在花丛中长得最高的花。

B.在花丛中长得最低的花。

C.在花丛中长得不高不低的花。

D.在花丛中开得最旺盛的花。

E.在花丛中离你最近的花。

詹姆斯教授解释道，如果你选择的是A.那么当你在需要倾诉时，你最佳的倾诉对象就是你的老师或上司；如果你选择的是B.那么当你需要倾诉时，你的最佳倾诉对象便是你的朋友；如果你选择的是C.那么你最佳的倾诉对象就是你的前辈；如果你选择的是D.那么你最亲密的恋人便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如果你的答案是E，你最佳的倾诉对象就是你的亲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詹姆斯教授指出：“从心理学角度而言，不只是拥有高等思想的人类才需要倾诉，任何具有生命的动物都需要倾诉。”对此，美国心理学家、动物心理学的开创者爱德华·李·桑代克做了一项实验，他把一只猫独自关在一间屋子里，而且每天将它喂得饱饱的。刚开始，这只猫还活蹦乱跳的，但到第9天的时候，这只猫便开始闷闷不乐起来。第10天时，桑代克教授发现，自己早晨放进去的美味猫食，这只猫也只吃了一点点，桑代克教授看着那只猫，觉得好像它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似的。

直到第12天，桑代克教授发现，自己放进去的猫食，那只猫一点也没动。就在那天上午，桑代克教授将一只活蹦乱跳的老鼠放了进去。老鼠见了猫吓得到处乱窜，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只猫并没有疯狂地扑向老鼠，而是用期待的眼神望着老鼠，像是要对它说些什么似的，而且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那只老鼠还安然无恙地活着。

桑代克教授的这项实验的结果表明，动物在某些时候也是需要倾诉的，这时就算眼前是它们的猎物，它们也会将其作为一个倾诉对象。同样，蝴蝶也需要倾诉，它们拍打着翅膀，飞舞在花丛中，其实是在向花儿诉说呢。

詹姆斯教授认为，飞舞的蝴蝶就代表烦恼的你，飞落在花间，反映了你想要减轻内心的烦恼，变得快乐的愿望。而你的答案正暗示着你最佳倾诉对象的身份。

为什么说答案选A的人的最佳倾诉对象是上司或老师呢？其实，这种长得最高的花，就象征着你身边职务比你高、能力比你强的人。就像蝴蝶一样，虽然飞到高处会很累，但一旦停下来，就能够悠然自得地吮吸到最高处的花蜜。换句话说，或许把自己的烦恼讲给身边职务比自己高、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是最好的选择。

詹姆斯教授点评道：职务比你高、能力比你强的人，在听完你的倾诉后给你的意见或许不太中听，但却很管用。因为他们不会用好话来刻意敷衍你。

之所以说答案选B的人的最佳倾诉对象是朋友，是因为长在低处的花儿象征着与自己地位相等而个数很多的人，这种人就是你的朋友。千万不要因为地位相同就小看你的朋友们，他们就像那些开得最低的花儿一样，虽然又小又矮，但却能够营造出最快乐幸福的气氛！

詹姆斯教授点评：在生活中，最能体谅你的心情的人大概就是你的朋友了。虽然烦恼最终要靠自己解决，但朋友发自内心的一席话，或许能让你茅塞顿开。

答案选C的人，之所以说最佳倾诉对象是前辈，那是因为开得不高不低的花，其实就正象征着你的前辈。前辈不像高高在上的上司和老师那样难以接近，也比与你平起平坐的朋友更值得依赖，他们更有着历经世事的成熟与淡定，因此，前辈可谓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

詹姆斯教授点评：前辈们会用他们自身的经验为你解答某些疑惑，但前提是你要懂得格外地尊重他们。

答案D中开得最大最旺盛的花，其实就象征着在你心目中占据最重要、最亲密位置的人。那这个人当然就是你身边的恋人，因为恋人往往是自己一生中最亲密的人。

詹姆斯教授点评：恋人是自己一生中最亲密的人，用一颗真心去对待，会让你收获最丰盛的恋情，同时他也会是你最好的倾诉对象。但倘若用情不专，三心二意，便会让你徒增烦恼。

答案E中离你最近的花儿，其实它象征着离你最近的人，也就是你的亲人。虽然亲人不像恋人那样，和你亲密无间，但却是你这一生都离不开的人。不同的是，每个人与亲人的交往方式和关系各不相同，所以，这里所说的“亲人”可能是指你的父母，也可能是指你的兄弟姐妹。总之，亲人可以说是最关心你的人，有什么烦恼，就尽情地向他们倾诉吧！

詹姆斯教授点评：亲人或许不像恋人那样时刻都能够陪在你的身边，但亲人会在你需要的时候，第一个赶到你的身边。所以，请用心对待你所有的亲人，并将他们当作一生中最佳的倾诉对象。

最后，詹姆斯教授谈道，其实这道心理测试题是想让大家明白，每个人都有需要向人倾诉的时候，而什么样的人值得你倾诉，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他们倾诉，这些都需要你在生活中去仔细观察和体会，而且一定要用心善待自己周围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有可能是你最佳的倾诉对象。

8.你有叛逆心理吗？——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就在两个名门望族互相斗得将要鱼死网破的时候，令人觉得讽刺却又无限惋惜的事情发生了——双方的儿女不管不顾地爱上了彼此。尽管人们常说，爱是无罪的，但双方都觉得不管他们爱得有多深，仇敌之间都不能谈婚论嫁。于是，两位主人公在绝望之际，只好请求神父的帮助，但结果却阴差阳错，双双殉情而亡。

最后，双方的父母才终于醒悟过来，但人死不能复生，只得为他们铸了一座金像。有人说，在这座象征着爱的金像旁，总会听到一种莫名的沉重的声音，一声一声在心底敲响……人们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真正的清醒总是要等到永远失去以后呢？

这就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恋情受到父母与亲人或朋友的反对时，双方的恋情似乎会进行得更加激烈，这就好像是世界的恋爱法则。而这在社会心理学中则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经过社会调查发现，越是遭到父母阻挠的恋情，男女双方对彼此的感情就越坚定。而调查结果还显示，这样的情侣在结合之后感情基础也会更加深厚。换句话说就是，父母的反对，反而会促进儿女对爱情更加坚定的信心。

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年轻人在某些行为上都不会屈从于父母，而父母越是反对他们，他们的叛逆心理往往就会越强，似乎父母的反对就是他们叛逆心理的催化剂。有一项社会心理调查结果清楚地显示，在已成年的年轻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有叛逆心理，而剩下的三分之二则有强烈的叛逆心理。

对于年轻人产生叛逆心理的根本原因，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这是由人天生的好奇、探索和追求个性与完美的本性所致。这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青少年毕竟对社会的认知有限，所以往往将周围尤其是家庭现有的一些规矩看作是一种束缚，而对较远距离的事物与诱惑感到新鲜和奇特，从而产生了一种向往和追求。而一旦他们的这种追求行为受到阻挠，就会催生出叛逆心理。

杰克·安东尼在哈佛大学成绩优异，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认识了几个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他的父母知道了，他们严厉地训斥了安东尼一番，并让他和那几个社会上的人断绝关系。为此，他的父母每天都去学校门外蹲守，就像监视犯人一样。然而，让其父母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安东尼宣布退学，彻底和那几个社会上的人混在了一起。

更糟糕的是，后来安东尼因为打架斗殴被关进了拘留所，他这样对警察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我更不想和社会上的那些人混在一起，可这一切都是我父母一手造成的。他们知道我和那些人有了接触后，他们训斥我，约束我的各种行为，甚至连打电话他们120也要监听。我受不了他们的管束，甚至感到狂躁不安，所以最后我决定，他们越是不让我那样做，我就越是要那样做。”

安东尼的话让警察感到很无奈，更让他的父母感到绝望，而这就是叛逆心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父母越是反对，年轻人的叛逆心理就越强烈。最后，父母的反对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让年轻人的叛逆心理更加坚定，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糟。

那么，究竟该如何对待年轻人的这种“叛逆心理”呢？其实，这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心理学家斯金纳指出：“对于年轻人这种‘叛逆心理’应该给予适当的保护，否则，就会抹杀年轻人对于新鲜事物的探索和追求精神。”但是，保护不等于利用，一些人往往利用这一点去瓦解年轻人的不成熟、不理智、似是而非的理论及主张，并企图用他们成熟、理智且是非分明的理论及主张去掌控并改变年轻人的思维和意识，从而让其认同并跟着他们的思想走。但无数的事实证明，他们这样做不仅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同，反而会增强年轻人的“叛逆心理”。

事实上，年轻人在“叛逆心理”的驱动下，会积极地思考和探索，这对他们的成长过程是有益处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做的就是默默地关注他们。当发现他们有不利于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行为时，父母应该制止，但必须找个适当的机会和理由，帮助他们区分真伪，从那些不利的环境和因素中走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年轻人的这种“叛逆心理”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性心理，只要找准方法，循循善诱，就一定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相反，如果像安东尼的父母那样一味地指责、训斥、强加约束等，就只会令事情变得更糟。

总而言之，正如哈佛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朱利安·泰普林所总结的那样：“一味地反对，只会滋长年轻人的‘叛逆心理’，不妨找个恰当的机会和理由，心平气和地和他们谈一谈。”

第五章　为什么美国人不仇恨投降的军人？——哈佛大学的趣味人本主义心理学

为什么美国人不仇恨投降的军人？这还要从美国盛行的人本主义说起。在一名军人不幸成为战俘后，美国人会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角度来对待这名战俘。这就是美国当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体现。而一旦提及人本主义心理学，就不能不提马斯洛和罗杰斯这两位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在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中，马斯洛认为，人类存在着真、善、美、正义和欢乐等内在的本性，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自我实现最关键也最有效的措施就在于改善人们的自我意识或自知，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潜在能力或价值；罗杰斯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实质就是让人们认清自身的本性，不依赖于外在的价值观，而是通过消除外部环境的影响，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表达自身的思想和情感，并决定自己所要采取的行为，掌握自身的命运，发挥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潜力。

1.为什么自己的一万句话顶不上权威人士的一句话？

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内森·马什·普西曾和两名哈佛大学教授做过这样一个测试，测试的目的是看看谁说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

在开始测试前，内森·马什·普西将两张印有“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和“阿姆斯特朗大西洋州立大学营养学硕士”的胸牌分别戴在两名教授的上衣左侧部位，并给他们准备了同样的一套营养师服装。而他们此次的任务就是到处推销保健品。两名教授准备完毕后便带着保健品来到纽约时报广场，并分别在不同位置找了一片空地，将保健品和相关产品宣传单放在随身携带的小桌子上，随后便开始推销起来。

佩戴“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胸卡的教授向路人发放产品宣传单的同时，道明了自己的身份，而此时的路人通过他佩戴的胸牌也确认了他的身份——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随即便有路人认真地听其讲授保健常识，并买走了保健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佩戴“阿姆斯特朗大西洋州立大学营养学硕士”的教授却不那么顺利。路人从他佩戴的胸牌中看出他只不过是美国一所不知名大学的营养学硕士，对他发放的宣传单就不感兴趣，只是匆匆而过。面对这种情况，这名教授并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发放着宣传单。当他将产品宣传单递向一名中年男子时，这名男子非常高兴地接过宣传单，可随即他便将宣传单叠成了一个纸飞机向天空扔去。

虽然这让教授十分无奈，但休息片刻后，这名教授继续拿着产品宣传单准备向路人发放。就在这时，他发现一名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婴儿缓缓地走过来，而此时他走上前，道明身份的同时递给了年轻女子一张产品宣传单。这名教授见年轻女子扫了一眼宣传单上的产品，便顺势向其介绍要推销的保健品，同时想伸手帮助女子抱孩子。但此时的女子开始变得警觉起来，在推开教授手的同时，她还大声喊道：“你这个骗子，不要动我的孩子！”教授感到非常无辜，便向其解释帮她抱孩子只是想让她更加清楚地了解保健品。但年轻女子并不相信他的话，随即与其争吵起来。由于他们的争吵声被在该区域巡逻的警察听见，警察随即问明了原因，告诉年轻女子这个教授不是骗子，而只是个普通的营养学教授，这名年轻女子才相信。但与此同时，警察也责令这个教授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再推销保健品。这名教授一脸无奈地回到哈佛大学向校长内森·马什·普西告知这一情况后，校长大声地笑了起来，并对他说道：“看来这件事确实很糟糕，你没有将保健品推销出去，而你的同伴却成功地将保健品推销了出去。”校长又接着说道，“这就是很多人都有被称为权威效应的心理特征。他们只对权威人士的话语感到放心，因为这能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安全感。相反，对于那些他们认为不权威的人来说，即使他们说一万句话也很难让他们信服。”

正如哈佛校长内森·马什·普西做的测试一样，现实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向别人介绍一种补品如何好时，别人或许会对他产生质疑，轻则婉言拒绝，重则与其发生争执。而如果这个人的身份是某位国际知名的权威人士，那么，他的话就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当然，人们相信的不仅仅是这个人所说的话，更是其权威的身份，而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就被称为“权威效应”或者“权威暗示效应”。

显然，这就是权威产生的力量。那么，为何人们对普通人说的话会产生不信任或质疑，而对权威人士的话却如此深信不疑呢？在校长内森·马什·普西看来，这是因为人们有一种被称为安全心理的特征。也就是说，人们相信，权威人士的行为举止是可以借鉴的，他们的思想和对事情发表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听从他们的建议会让自身产生安全感，不会出现差错。此外，人们还存在认同心理，也可以理解为人们总认为权威人士的日常表现和社会规范相吻合，如果依照他们的规范去做事，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因而，校长内森·马什·普西一直认为权威效应能够对一个人的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他也经常和哈佛大学教授分享类似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最为脍炙人口。

美国加州有一位名气不算大的出版商，他的手中堆积了很多滞销的图书，这令他压力倍增。这一天，他想出一个大胆的想法——给总统送书。或许这样的想法会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还会有人嘲笑书商的愚蠢，而书商也不止一次地拜见总统失败，但由于书商不服输的精神，他最终见到了总统，可总统不愿花费太多时间与其纠缠，随口就对书商送的书敷衍道：“这本书不错，值得一看。”听完总统的话后，书商兴奋极了，于是他赶忙打出了“总统喜欢的书”的广告语。而人们看完这个广告后，争相去购买书商的书，于是书商很快发了一笔财。

由于书商滞销图书的品种很多，所以此图书卖完后，书商又像上次一样去给总统送书。总统在吸取了上次的经验后，当即批评了书商，并评论他的书简直糟透了，没想到，书商对总统的批评并没有在意，而是打出了“被总统批评过的书”的广告口号，之后人们出于好奇又将这本书抢购一空。而没过多久，书商又向总统送了一本滞销的书，总统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后没有做出任何答复，可令总统哭笑不得的事情发生了——书商竟然打出了“总统看完都不好下结论的书”的广告语，而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个广告语一打出，书商滞销的书同样被读者抢购一空。

尽管总统并没有看过那些书，也没有给书商做过任何书评，然而就是这些和总统沾上边的书却得到了读者的热捧。其实原因非常简单，读者就是看中了总统的权威，认为他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心理便产生了依赖感，最终也愿意购买总统“评价”过的书。

总之，“权威效应”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在关于牙膏的广告中，总会出现牙医的身影，他们会告诉人们如何选用牙膏正确刷牙。其实，牙医的身份就是用来影响人们的心理的，就是要抓住人们对牙医的权威性和专业性的认可，这便是牙膏厂商对权威效应的绝妙运用，更是基于对人们心理的深入把脉。

2.为什么出丑效应能赢得别人的支持？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泰勒·本·沙哈尔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将四段内容相近的人物访谈视频分别让准备测试的对象看。第一段视频里接受访谈的是一位商业奇才，这个人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不仅在航海业收获了财富，还在其他领域获得了成功。当他接受访谈，主持人问他问题时，他回答得非常流利，而且态度自然，谈吐自如，让人轻易地就能感觉到他的自信，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第二段视频里接受采访的同样是一位成功人士，这个人白手起家，一步步攀登至财富的顶端，可当主持人问起他成功的秘诀时，这个人却表现得非常紧张，语言不流利，态度也不自然，甚至由于过度紧张还将桌子上的笔碰掉在地。第三段视频中的人是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他的生活过得非常平静，虽然他有良好的口才，但面对主持人的采访时，他有点语无伦次。在半个小时的访谈中，这个人并没有说出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自然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四段视频中接受访谈的也是一位普通人，在整个访谈的过程中，这个人一直表现得非常紧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还将眼前的杯子碰倒，水洒了一地。测试对象看完泰勒·本·沙哈尔播放的视频后，从视频中四个人的表现中挑选出一位自己喜欢以及不喜欢的人。测试的结果是，最不受测试对象喜欢的人是第四段视频里那个过于紧张甚至将水洒了一地的普通人，而最受测试对象喜欢的人不是第一段里那个谈吐得体的成功人士，而是第二段视频中那个语言不流利的成功人士。这样的结果或许会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因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第一段视频中表达流利的成功人士应该是最受欢迎的，可事实上却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第二段视频里那个由于紧张而将笔碰落在地的成功人士。

其实，从以上的实验中便可以看到一种被称为“出丑效应”的现象。对于那些曾经取得过成绩的成功人士来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动作，比如将笔碰掉在地或者将杯子打翻等，不仅不会让他们陷入到被别人耻笑的状态中，相反，别人还会从心理上感到他们的真诚，认为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表现得非常完美，便会让人感觉到他的不真实，这样别人就会认为他是不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自然也就会和这样的人划清界限，并降低他在自身心目中的形象。

从心理学上进行分析，大多数人还是对成绩优秀、待人真诚的人抱有好感的。如果一位在人们心目中印象非常好的慈善家当众犯下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别人会因为这个小错误而对慈善家的印象大打折扣吗？相信在慈善家自身确实值得人们尊重的前提下，他所犯的小错误不仅不会影响到他个人的声誉，相反还会加深别人对他的印象，让别人更加尊重他。

泰勒·本·沙哈尔博士认为，出丑效应运用在哈佛大学日常的教学中同样有效，并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启发。他认为，在学校中，教授如果想与学生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教授自身的人格魅力或个人素养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发现，教授的能力越强，学生对他教学的质量便越能产生信任感，也更愿意听他的课。很多时候，决定教授与学生之间人际关系发展好坏的更多是情感因素。能力强的教授在黑板上出现书写错误，或者记忆力出现偏差后，学生的心理会发生奇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让学生们增强对教授的认知心理，从而让学生与教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这其实就是教授身上出现的出丑效应。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每个教授都会“拥有”出丑效应，这种效应只出现在那些具有人格魅力、教学质量高的教授身上，因为无论何时，他们总能树立起较好的个人形象，即使出现错误，学生对他的态度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证实，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支持与赞美，为此，他们在不自觉地维护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和尊严。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总是表现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这必将影响这个人的人际交往，对别人的尊严也是一种挑战，别人会对其产生强烈的排斥心理，甚至与其发生冲突。

泰勒·本·沙哈尔博士在哈佛大学的授课中经常会向他的学生讲述发生在篮球巨星乔丹身上的故事。众所周知，乔丹是NBA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乔丹之所以受球迷的爱戴，不仅由于他自身拥有过硬的篮球技巧，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心理学上的出丑效应。很多时候，为了整个团队能够赢得比赛，他能够做出任何不求回报的牺牲。当其他篮球运动员在赛场上想着如何用漂亮的投篮动作赢得比分，或者用什么样的眼神吸引球迷的关注时，乔丹却能放低自身作为大牌球星的架子，甘当其他队员的“配角”。比如，在一次比赛中，乔丹为了将投篮机会留给队友，故意制造出“不小心摔倒，球从手中溜走”的假象。可以说，乔丹这种为了球队大局而充当配角的精神让队友无不感动，他也因此得到了队友的尊重，并与队友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关系。最终，凭借强大的团队合作精神，乔丹在自己的篮球生涯中留下了一幕又一幕精彩纷呈的瞬间。

不妨想一下，如果乔丹在球赛中没有放下大牌球星的架子，也不懂得与队友之间的紧密配合，而是处处表现自己，不将机会留给队友，他还可能成为NBA最伟大的球星吗？答案肯定是不能！所以，可以这样断言：不处处表现自己，甘当配角，从表面上看你可能损失了一些东西，甚至有人会认为你失败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懂得出丑，懂得暴露自己不足的人往往是最后的大赢家。因为，你的出丑让人们感受到了你内心的真诚，也让人们被你的人格魅力所打动，最终对你刮目相看，也更愿意支持和帮助你。

其实想把自身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别人本没有错，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必要的时候，你还必须懂得“出丑效应”，因为这是赢得别人支持与帮助的不二法则，更是让别人从心理上接纳你，并与你心灵相通的独门武器。千万不要认为在别人面前出丑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应该抛弃这种观念。如果你总在别人面前表现自己或者一味地追求完美，不仅不会得到对方的好感，还会让自己遇到不必要的烦恼，而烦恼更多的是来自心理方面的。

3.“做事有始有终”背后的心理秘密

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是个做事有始有终的人。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他十分看重学生们做事是否具备有始有终的态度。为了弄清学生是否具有这样的态度，他曾在校园里做过这样一个心理测试。

测试的题目是：当你在认真绘画时，如果你的好朋友非要让你去外面踢足球，你会如何做呢？

A.放下画笔和朋友一起去踢足球。

B.告诉朋友先完成绘画再去踢足球。

C.说服朋友和自己一起绘画，最终完成绘画。

D.开始坚持不去踢球，可最终还是被朋友说服去踢球。

选择A：你是个经不住诱惑的人，也没有做事善始善终的观念。当别人向你提出一个要求时，你会不加犹豫地答应他。虽然这样会博得别人的认可，可时间一长，别人就会对你失去兴趣，认为你是个没有主见的人，而如此一来别人也不愿意继续与你交往。

选择B：你是个做事有始有终的人，更是个坚持原则的人。在别人眼中，你对工作的态度非常认真，在没有完成某项工作前，你是不会轻易退出工作的，因为那样会让你感觉到工作的不完整。你的这种追求完整的精神在很多时候都能得到别人的认可，甚至有人会将你视为学习的榜样。

选择C：在朋友眼中，你是个具有强大说服力的人。你是个时间概念和工作态度都非常强的人。在你看来，工作就是工作，不能出现任何失误。虽然你具备这样的特质，但很多人会对你的某些行为不认可，认为你是个思维不灵活、墨守成规的人，还会认为你是个不懂别人感受的人。因为很多时候，你做事只懂得追求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对别人的提议却视而不见。久而久之，你的朋友会对你的这些行为表示不满，甚至与你发生激烈的冲突。

选择D：虽然你是个勤奋的人，但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让你浮躁的心泛起波澜。你还是个不能坚持到底的人，虽然你早期制订了看似宏伟的奋斗计划，但在受到外界的刺激以及别人的挑唆后，之前的计划就会被你抛于脑后，你也因此落下了“大话先生”的称号。

在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看来，学生们在这个心理测试中的表现反映出一个问题，这就是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蔡戈尼效应”。蔡戈尼效应指的是，人们的内心深处天生就有一种有始有终的办事态度，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没有完成的事情总是会记忆深刻，而对已经完成的事情却更容易忘记。

蔡戈尼效应是著名心理学家蔡戈尼在20世纪20年代做的一个实验，实验中，他将被测试人员分为两组，让被测试人员同时演算一道并不特别复杂的数学题。在两组人同时做数学题的过程中，蔡戈尼让第一组人顺利地完成演算，而让第二组中途停止（对此，这组人感到非常疑惑）。随后，蔡戈尼让两组人回忆刚才演算的数学题目。或许有人认为两组人都能回忆起数学题目，可结果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第二组人在描述数学题目时竟然比第一组人更加清楚。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第二组人由于在演算数学题的时候被强制打断，因此他们便产生了没有完成演算任务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令他们难以忘却。而第一组人由于顺利地完成了数学题的演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演算过程，因此不会产生像第二组人那样难以忘却的感觉，所以他们没有将数学题目记清楚。其实，这种感觉就是蔡戈尼效应的体现形式。当人们在解决一些问题时，虽然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可是问题解决以后，他们的心理就会得到满足，此时人们内心深处的“完成欲”就会松懈，不久就会将此前的工作忘记；相反，对于那些没有完成的事情或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人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去解决它，所以在脑海中就会一直浮现出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看来，蔡戈尼效应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推动他们完成某一件事情的推动力，但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会出现极端。如果一个人经常走到蔡戈尼效应过强的一端，他就很可能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面对接到的工作任务会产生一种不完成不罢休的态度，甚至会将其他事情统统抛于脑后。但如果经常走到蔡戈尼效应比较弱的一端，你就不会产生做事善始善终的态度，往往会养成做事半途而废的习惯。这样，不仅不能有效地完成工作任务，还会使自己的形象大打折扣。

其实，做事有始有终不仅体现出一种做事习惯，更是一个人心理特性的集中体现。哈佛大学就是通过这种心理特征的变化来研究并读懂其背后的秘密的，因为哈佛人相信，这种心理特征是很多人都存在的，而且也被一些人当成是趣味性十足的心理特征。

4.像种果树一样坚持将梦想继续下去

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梅奥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却很少，因为很多人还停留在梦和想的阶段，并没有努力去将梦想变成现实，他们甚至连尝试实现梦想的勇气也没有。”

那么，如何才能让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呢？在哈佛大学，梅奥曾给哈佛的学生上过一堂有关让梦想变成现实的趣味课。这堂趣味课的名字和内容听上去都相当有趣，也相当有吸引力，那就是种果树的心理测试课，它能够测试出你的梦想能否得到实现。

测试问题如下：

1.设想一下，你亲手种植的果树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A.苦（1分）。

B.酸（2分）。

C.甜（3分）。

2.你种植了多少棵这样的果树？

A.1棵（1分）。

B.3棵（2分）。

C.很多棵（3分）。

3.设想当你邀请朋友品尝果树上的果实时，朋友会怎么评价？

A.未成熟（1分）。

B.不好吃（2分）。

C.很好吃（3分）。

4.倘若你的果实被鸟等动物啄食了，你会怎么做？

A.放任不管（1分）。

B.悲伤无措（2分）。

C.保护果实（3分）。

写出测试问题后，梅奥教授让在座的学生们将自己的答案写在一张白纸上，同学们将自己的答案写好后，梅奥教授问学生：“在座的人有讨厌水果的吗？”学生们纷纷摇头，而这时，查尔斯·亚尔维斯却站起来说道：“我不是很喜欢吃有点酸的橙子，教授。”

梅奥教授听后笑了笑，说：“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两种或更多种自己不喜欢吃的水果，但人们喜欢吃的水果数量肯定胜过人们所不喜欢吃的水果数量，因为绝大多数水果品种都营养丰富、香甜味美，不是吗？”

听了梅奥教授的话，亚尔维斯以及在座的所有学生纷纷点头，而梅奥教授解释说：“在这个种果树的测试中，‘果树’其实就象征着你自己，而果树所结出的果实就象征着你梦想的‘果实’。”

梅奥教授进一步分析，如果第一道题你选的答案是甜的果实，这实际上也就是你对自己的梦想的一种美好的形容。如果你渴望或认为你所种的果树会结出清甜饱满的果实，那么这也反映出你对于梦想热烈的渴望和追求；如果你认为你所种的果树结出的果实是酸的，那么这说明你对梦想的渴望和追求不太热烈，如果是苦的，那么梦想在你心中的位置可谓很淡漠。

接下来，梅奥教授将这份心理测试的结果分成了三种得分，第一种是得分在5分及以下的，这一类人对梦想的渴望很小，有的甚至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梦想，即便有也对实现梦想缺乏自信和努力。当这类人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遭遇到挫败时，他们大多不会为自己争取，很少有能继续坚持实现梦想的。梦想对于这类人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第二种是得分在6～9分的，这类人有梦想也懂得努力去实现梦想，但他们似乎天生承受能力就较弱，因此在遭遇一些巨大的痛苦和困难时，他们的表现往往会很脆弱和悲伤，不知道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生活中的挫折和困境。

最后一种就是得分在10分以上的，这类人认为，人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梦想。对于这类人来说，努力去实现梦想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这类人永远都怀抱一颗梦想之心，也始终都以飞快的步伐朝着梦想奔跑和奋斗，哪怕实现梦想之路再坎坷、再艰难，他们也从不畏惧。在人生的路途上，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境，他们都始终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讲到这里，梅奥教授让两名男学生和两名女学生分别走上讲台，让他们将梦想与这道种果树的测试题结合起来，并在黑板上写下与这道测试题相对应的梦想测试答案。这四名学生写在黑板上的答案虽然不尽相同，但意思却都是一样的。梅奥教授看了之后很满意，综合之后，他在黑板上写下：

1.预示着你的梦想可实现的程度。

2.预示着你所想要实现的梦想的数量。

3.除自己以外的人是怎样看待你的梦想的。

4.当你的梦想受到外界阻挠时，你会采取的应对措施。

梅奥教授给学生们做了一个详细的总结，第一道题中的“结出什么样的果实”预示着你怀有什么样的梦想。假设你的回答是橙子或葡萄这种有点酸又有点甜的水果，表明了你的梦想也是酸酸甜甜的。

第二道题中，种植的果树数量其实就是指你梦想的数量有多少。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梦想要去实现，那么他很可能会种植很多棵果树；如果一个人一心一意地追求某一个梦想，那么他可能只会种植一棵果树。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说一个人种植了很多棵果树，就表示这个人一定就有很多梦想。这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从某种程度来讲应该是如此，但也不全然是。当梅奥教授讲到这里时，学生玛利亚·安吉拉站起身问：“一个人种植的果树数量越多，是否表明这个人越贪婪？”

“不，拥有很多的梦想是一件好事，只要是好的梦想，再多都不算多，更谈不上贪婪。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拥有的梦想越多，他的人生就会越努力。”梅奥教授的话或许不能令所有人都赞同，但可以肯定的是，拥有很多梦想的人是值得赞赏的。

第三道题中想象朋友对果实的评价，表示你觉得别人会如何评价你的梦想。由于是自己种植培育的果实，就算再不好吃，自己也会觉得好吃。但这是用自己偏爱的心理去看待事情，所以有时候的评价就显得不真实，这时就需要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真正清楚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别人给你的回答有可能是“不好吃”或者“未成熟”之类的，这就表明你的梦想还要经受成长和考验。当然，或许有的人会认为“很好吃”，这就说明你的梦想在别人眼里是值得羡慕和称赞的。不过，这时候的你千万不能松懈或就此满足，而需要加倍努力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第四道题中的鸟其实象征着你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会遭遇到的磨难和突发事件。试想，在你辛辛苦苦种植的果树结出的果实被鸟啄食后，你会怎么做呢？相信不论这种“鸟”有多么可爱，它们对你而言都是十分可恶的，你会想尽办法去保护自己的果实。或许有的人会说“也不能怪那只鸟，它可能是太饿了”，“或许它啄不了太多的果实，随它去吧”之类的话。有如此心理的人可能很善良，但在这里不得不给善良的他们泼冷水，如果你对“鸟”啄食自己的果实放任不管，或者悲伤无措，那你的梦想估计很快就会破灭了。因此，一定要想些对策，充分保护自己的果实不受侵害。

梅奥教授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个种果树的心理测试题，让学生们明白一个十分重要却又时常被人们所忽略的道理：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更应该朝着梦想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奋斗，哪怕是遇到再艰难的困境，也都应该继续下去，坚持战胜困境，实现梦想。虽然有时候结果并不称心如意，但你为梦想努力了、坚持了，梦想就不会破灭。

在这项“实现梦想”的社会问卷调查中，得分在10分以上的人中有98%是成功人士，而得分在6～8分的人中有65%属于成功人士，得分在5分及以下的人中成功人士不到10%。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没有梦想、梦想还停留在梦和想的阶段的，以及在实现梦想的途中遇到困难不懂得争取和坚持的人，他们往往是很难成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不努力坚持实现梦想的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梦想所抛弃。

所以，不管你有多少个梦想，也不管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遇到了多大的阻碍，你都应该将实现梦想继续下去。即便追逐梦想的脚步把你从20岁变成了80岁，如果你还能种上许多棵梦想之树，那也将会是一件很棒的事。

5.虚荣占据了一个人的整个内心？

与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分庭抗礼的美国心理学家伯恩·埃里克对于人类的虚荣心态有非常深入的研究。1953年，他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参加学术演讲，在此期间，他提到了虚荣对于一个人一生影响。在埃里克看来，虚荣心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所展现，只不过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在很多情况下，虚荣心对于我们的个人成长是有害的，而一旦把握不好，就会给人带来伤害。就像一句俗语所说的那样：“孔雀开屏再美丽，转过身来也是光屁股。”

埃里克教授对于爱尔兰文学大师萧伯纳非常推崇，当然他也知道萧伯纳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而这从他的两个比较知名的事例中便可以看出。

当时萧伯纳去苏联访问，途中一时兴起，就在当地多玩了几天。有一天，萧伯纳独自一人遇见了正在街头玩耍的小姑娘娜塔莎。经过简短的交流之后，他觉得对方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家伙，于是就和她玩了很久。到了下午的时候，萧伯纳的朋友们寻了过来，并邀请他去旅店，于是萧伯纳意犹未尽地对小姑娘说：“好吧，孩子，你回家以后可以对你的妈妈说，‘今天和我一起玩的是世界著名作家萧伯纳’！”

听到这样的话之后，娜塔莎抬起头来，对萧伯纳说：“你也可以回去告诉妈妈，说‘今天和我一起玩的是苏联小姑娘娜塔莎’。”

当时有很多人在场，萧伯纳略带尴尬地笑了起来。对此，埃里克分析道：“当时的萧伯纳是以一种施予者的角度来看待两人之间的关系的，但是没有想到苏联小姑娘同样也是这样的姿态。最重要的是，当时有很多人目睹了这一幕，这对于萧伯纳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其实，还有另一件事更能够充分地阐释出萧伯纳的虚荣心，那就是他和一位女同学之间的纠葛。

由于才华出众，萧伯纳赢得了不少女士的芳心，当时，有一名中学同学对他倾心不已，但却碍于面子无所表示。对于这种状况，萧伯纳显得非常着急，他要做的就是验证对方对于自己的好感，并且这种依赖越是强烈，萧伯纳就越开心。

然而现实情况是，萧伯纳对于这位女同学也比较倾心，但是他却一定要让对方先开口表白，因为他认为这样才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一次单车旅行中，萧伯纳不小心从车子上摔了下来，一条腿还受了伤。闻讯而来的女同学对他悉心照料，在强大的感情攻势面前，萧伯纳眼看自己就要缴械投降了！但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他决定拒绝对方的照料。出于这一目的，萧伯纳偷偷地从病床上爬了起来，试图逃离这里。但是很显然，伤了一条腿的萧伯纳是无法走下楼梯的，在一声惊叫当中，他从楼上摔了下去，连那条原本健康的腿都给摔坏了。

这无疑是在告诫人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虚荣心，否则受伤的就会是我们自己。对此，埃里克评价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强烈的虚荣心，就连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师也不能免俗。而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虚荣心在很多时候都是有害的，它会阻碍我们向真理迈进的步伐。”

如果不是强烈的虚荣心理作祟，萧伯纳就不会自鸣得意地告诉娜塔莎自己的名字，而娜塔莎也就不会表示出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萧伯纳的信息。在异国他乡遇见一个情趣相投的小孩子，并且和对方度过了一个充满童真的日子，这本来是值得纪念和留恋的，但是萧伯纳不合时宜的炫耀却将这一切都打碎了，而且直到回国之后，他依然为此事烦恼不已。在对待女同学的那件事情上，萧伯纳的虚荣心就显得更强了，他坚决要让对方“主动来追求自己”，尽管他也对人家有好感，但是却不表现出来。最后的结果自然是让人哭笑不得——萧伯纳的两条腿都受伤了，显得狼狈不堪，而那位女同学也误认为对方对自己厌恶至极，由此变得敏感、畏缩了。可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段浪漫温馨的爱情故事，但是在虚荣心理的驱使下，男女主人公彼此观望等待，到头来却毁掉了这段姻缘。

埃里克教授总结说：“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殊于常人的花孔雀，但是在打开自己的尾巴时，我们一定要仔细考虑一下当时的情况。有虚荣心理是正常的，我们不必为它烦恼，但是同样也需要有所克制。”

为了了解每一个人的虚荣程度，埃里克给大家出了一道测试题：

在眼前的四种药物当中，有一种是延年益寿的神药，而其他几种则会让人拉肚子。现在将它们摆在你的面前，你会选择哪一种？

A.看上去有点暧昧的蓝色药片。

B.闻上去有点花露水味道的淡绿色药膏。

C.成分不明的黑色药丸。

D.牛奶一样的白色液体。

在这四个选项当中，选择A的人虚荣心理是最为严重的。埃里克解释说，选择光鲜亮丽的蓝色，就能够说明这个人的内心中有着极强的炫耀感。这些人的特点在于，他们的个人品位很高，但是也容易产生喜新厌旧的心理，任何一件物品到了他们手里之后都有被遗弃的可能性。当然这些人也是有优点的，他们对于自己不断追求新鲜事物的特质不会有所掩饰。

换句话说，他们是比较坦诚的。

选择B的人比较怀旧，他们的虚荣心理是非常弱的。因为在埃里克看来，选择温和的绿色，实际上就表示这个人对于过往的很多事情都恋恋不舍。这类人的特点是，他们往往多愁善感，而且比较怀旧，甚至连一支用过多年的牙刷也舍不得丢弃。对于这一类人，埃里克教授的点评是：“他们没有明显的虚荣心理，但是却需要注意另外一点，那就是在处理事情或作决定时，他们需要更果断一些。”

选择C的人比较新奇另类，因为这个选项本身就很奇特——像这样一个不知名的药丸，你敢把它一口吞下去吗？很显然，选择这个选项的人，往往都喜怒不形于色，其他人很难猜到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在很多时候，这类人的虚荣心理是比较弱的，但是埃里克教授指出，由于个性偏执，这类人对于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是充满了攻击性的。

最后一类选择“牛奶一样白色液体”的人，埃里克将其定义为“虚荣心最弱的一个群体”。在他看来，这些人低调、沉稳，甚至还有一点闷骚。这类人的共同点是，喜欢朴素的衣着，不爱出风头，生活简单乏味。为此，埃里克指出：“从主观上来说，这些人的生活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我调节来找到最好的状态。但是同时他们也需要避免一点，就是别人能否适应自己单调乏味的生活？过分的简单，会不会让这个人脱离社会？”

通过这个测试，埃里克告诫人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虚荣心理的，这种特质对于个人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虚荣心理，因为像萧伯纳这样的文学大师都在这方面栽了跟头，就更不用提其他人了。

6.你知道自恋和人的能力密切相关吗？

很多时候，自恋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表现形式，如果运用得当，自恋也可以为我们带来巨大的帮助。美国精神分析学会会长汉兹·胡科特认为，自恋是人类看到自己能够胜任某项任务之后带来的愉悦感。与此同时，胡科特的好友兼合伙人米切尔·弗朗兹·巴施同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都强调，自恋其实就是一个人对于自我胜任感的体验。

按照胡科特的理论，人们在执行一项任务之前会在自己的大脑中先模拟出一个预期指数，然后再开始着手完成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外界信息会通过这个人的感官器官反馈到大脑中，而假如最后反馈回来的信息和之前这个人的预期指数相吻合，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并且能体验到胜任的快感。

当然，行为个体在执行任务时也有可能获得和自己之前预期不相符的信息，这时候就需要通过不断的调整来达成自己事先预定的目标。假如到最后依然不能使反馈信息和预期信息相符合，那么这个人就会感到抑郁、失落。

在这里，胡科特举出了那喀索斯的例子。

那喀索斯实际上就是自恋这个词的来源，他是希腊神话当中的美少年，受到众多女孩子的追捧，但是那喀索斯对这些人却丝毫不感兴趣，并且还要处处躲着她们。

那喀索斯的这种做法最终激怒了对他倾心已久的仙女，她们对这个骄傲的美男子施了法术，让他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在一次俯身喝水的时候，那喀索斯看见了自己映在水中的影子，于是深深地爱上了他。但是现实的问题是，他们一个在岸上，另一个在水中，怎样才能结合在一起呢？面对这个情况，那喀索斯烦躁不安，他不断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最后在一阵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中，人们看见那喀索斯跌入水中，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于那喀索斯，胡科特分析说：“在确定追求自己的影子之前，他在自己的潜意识当中已经模拟出了一个结果，那就是自身和倒影最后完美地结合一处，但是最后的结果很不幸，那喀索斯不能和水中的影子结合。也就是说，那喀索斯的预期结果和反馈信息是不相符合的，经过多次调整无效之后，那喀索斯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和哀伤，于是最后他一头扎进水里，再也没有出来。”

当然，对于胡科特的理论，我们也可以通过更简单的话语来表示：“当现实结果达不到心理期望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受挫；而显示结果和心理期望相吻合的时候，人们就会欢欣鼓舞。”按照胡科特的理解，这就是自恋的本质，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认可与赞美是通过不断检验自身能力来完成的——他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强者，同时也通过了现实生活的重重考验，那么他对于自我的认可也就会得到加强，自恋也就随之而来了。

其实关于自恋的解释，我们也不应当一概而论，从弗洛伊德，到后来的阿德勒，再到胡科特、巴施，有不少专家对这种心理现象做了诸多解释。有一部分心理学家将自恋定义为“缺乏外界关爱之后的自我补偿”。虽然这一观点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就目前来说，还是胡科特的胜任理论占据了上风——人在处于婴孩阶段的时候总是被奉为神明，这让他们在潜意识中将自己对于世界的改造能力过分高估，在他们成年之后，这种认识很自然地被带入了现实生活中。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认可——时间反馈——自我检验”中，人们体验到了胜任的快感，同时也会在一段时间里得到无法胜任的哀伤。但是无论如何，人类的自恋情结其实是与生俱来的。

通过不断的研究，人们对于自恋的认识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前那种“自恋偏向于病态”的观点渐渐消失不见了，大多数人也已经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自恋人人都有，只要把握得当，它还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少帮助。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把握不好，高度的自恋也很有可能让你显得无比自私。下面就是哈佛学者设计的一套关于自恋的心理测试，快来看看你属于他们当中的哪一类吧！

1.照镜子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在它面前发一小会儿呆，时间超过了3秒钟？（“是”前往6，“否”前往2）

2.比起发型来说，头发的清洁程度才是最重要的。（“是”前往7，“否”前往3）

3.在喝咖啡的时候，你是不是总是让勺子留在杯中？（“是”前往4，“否”前往9）

4.截至目前，你已经有了3套以上的个人写真集。（“是”前往5，“否”前往9）

5.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你很重视它们的功效。（“是”前往10，“否”前往9）

6.洗完澡之后，你发现自己正在无意识地抚摸自己的肌肤。（“是”前往11，“否”前往7）

7.每天都更换内衣。（“是”前往8，“否”前往12）

8.你睡的枕头，是非常柔软的那一种。（“是”前往13，“否”前往9）

9.总是穿高跟鞋会很不舒服，天天打领带也很烦人，但是为了形象，就这么着吧。（“是”前往13，“否”前往14）

10.不能忍受3天以上不洗澡的行为。（“是”前往15，“否”后退至9）

11.已经拍摄了两套个人写真集啦。（“是”前往12，“否”前往16）

12.一个人的时候，喜欢裸身走来走去。（“是”前往13，“否”前往17）

13.不介意甚至希望同性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前往14，“否”前往18）

14.已经习惯裸睡。（“是”前往19，“否”前往15）

15.会有意地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性感或者魅力。（“是”前往19，“否”前往20）

16.对于伤害，你是非常敏感的。（“是”前往类型A.“否”前往17）

17.一件服装的样式要比它的质量重要。（“是”前往类型B.“否”前往18）

18.工作的时候，你想要一个非常柔软的座椅。（“是”前往类型C.“否”前往类型B.

19.有时候不穿内衣也不会不舒服。（“是”前往类型D.“否”后退至18）

20.经常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是”前往类型E，“否”后退至19）

很显然，研究者已经按照自恋程度，将顺序排好了，其程度是从A开始到E结束，效果依次加强。对于那些选择A的人来说，我们很难将他们看作一个自恋的人，但是不要被眼前的表象所蒙蔽了，他们的自恋更多是存在于思维层面的，很多时候他们不说，别人也就无从得知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认可和欣赏都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这类人的自恋，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选择B的人将自恋看作了表现形式，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够迷人，就很难受到别人的欢迎。对于这一类人来说，他们和自恋有着一道明显的界限，这些人能够区分开哪个是真正的自己，而哪个又是伪装后的假象。他们将自恋看作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有一点依赖，但是如果没有，也是可以接受的。

选择C的人对于自恋的依赖是非常强烈的，在他们眼中，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自己需要从自恋当中寻找慰藉。在很多时候，这种自恋已经不受欢迎了，因为它过分强调个人的利益而往往导致其他人受到伤害。对于这一类人，我们需要包容、引导，因为他们远没有自己表现出来的那么傲慢和自私，而是他们已经很难离开现有的生活模式了。

选择D的人看上去有些偏执，他们融入集体生活有些困难。因为在很多时候，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无比看好的，而其他人眼里的他自然是要低上一等的。这种骨子当中流露出来的骄傲让其他人在和他们交往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最可怕的是，这种处于亚健康的人际关系，在他们看来却是最好的。

最后一类是选择E的人，他们已经将自恋发展到了一种病态模式，他们对于外界的变化非常敏感，而且在很多时候，他们都有一种“别人根本就不爱我”的恐惧。事实证明，这种无来由的臆想很容易诱发所谓的受迫害妄想症，这是一种对个人极为不利的心理状态，其实没有人对你太坏，只是你对自己太好了而已。

总体而言，自恋和一个人对于自身能力的判定是密不可分的，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实力都是非常自信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在做成了一件事情之后，就会越发感到愉快、舒畅，这个人的自恋也就顺利地完成了一个周期。也就是说，自恋本身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胜任能力的“高峰体验”。当然，自恋除了能够让人感受到美妙的高峰体验之外，同时还会给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带来阻碍，所以就像胡科特对自己的学生们所说的那样：“自恋是对的，但过分的自恋会毁掉你，即便你来自哈佛。”

第六章　“圣诞老人”也会犯罪吗？——哈佛大学的趣味发展心理学

“圣诞老人为什么在平安夜去抢劫银行？”听完这个消息后，相信人们在哗然的同时，也会想对这一有趣事件一探究竟。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老年人装扮成“圣诞老人”抢劫银行是由于老人的心理方面出现了一定的发展障碍，而这就是著名的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发展心理学是研究一个人心理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发展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范围非常广，可以是一个婴儿，也可以是一个青少年，甚至还可以是老年人。总之，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就是人生各个年龄段的心理发展特征。

在现实中经常会出现这些情况：儿童会残忍地对待小动物、幼儿会对糖果的奖励情有独钟、一些中学生在物质奖励的驱动下才会主动学习、老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鼓励和关注，会做出极端的行为，等等。这说明，人们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人们内心的所思所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心理学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揭开人们内在的心理特征。

1.为什么有些报酬反而会让人们的积极性降低？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曾做过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他在学校里随机抽取一些学生对他们进行有趣的智力测试。在第一个阶段，第一组随机抽取的学生进行智力测试，完成测试后不会得到奖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组学生参加测试，在完成测试后会得到1美元的奖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爱德华·德西告诉两组学生们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以此来观察学生们是否还会做智力测试题。结果发现，没有得到任何奖励的学生比得到1美元奖励的学生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去进行智力测试。也就是说，得到奖励的学生对智力题的兴趣要衰减得快。而没有得到任何奖励的学生在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后，对智力测试题的兴趣并没有减少，而是继续保持着较高的热情。

从爱德华·德西进行的实验可以看出，当一个人从事一项自己喜欢并愿意从事的活动时，别人给予他的奖励不会带来任何效果，反而会减少此项活动对这个人的吸引力。也可以说，在某些情况下，当外在报酬和内在报酬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时，不仅不会增强一个人的工作动机，还会让这个人的工作动机降低，这便是心理学上著名的德西效应。

哈佛大学第26任校长陆登庭在心理学方面有相当的造诣，他非常喜欢这样一个趣闻轶事：

一位从繁华大都市退休的老教授准备到美丽的乡下去度假。正当他准备在景色优美的乡下享受安宁的生活时，邻居家的孩子打扰了他。这是群年龄在7岁上下的顽皮孩子，他们每天都会在教授的房子前追逐打闹，以致教授无法正常休息。教授让孩子们不要大声喧哗，可这些孩子根本没有听教授的话，继续在他的门前打闹。后来，为了让自己享受安静的生活，教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这些孩子叫到了房子旁边的草地上，告诉他们谁喊叫的声音最大，谁就能得到更多的曲奇饼干。于是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喊叫起来，而教授也会根据每个孩子叫声的高低给予他们不同数量的曲奇饼干作为奖励。一个星期过后，顽皮的孩子们似乎习惯了获得教授的饼干奖励，而在这种情况下，教授开始逐渐减少了给孩子们的饼干奖励，甚至最后任凭顽皮的孩子们怎样大喊，教授一块饼干也不给他们。最终，孩子们心里认为受到了教授越来越不公平的对待，便产生了“不奖励曲奇饼干谁还给你喊”的心理，于是他们再也没有到教授门前喊叫过，而教授渴望安静生活的目的就此达到。

陆登庭认为，人的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种。如果一个人按照内部动机去采取行动，他就会做自己的主人；如果一个人受到外部动机的刺激和影响，这个人就会被外部因素影响，在失去自身想法的同时，还会沦为外部因素的“奴隶”。其实，在上面这个故事中，教授将顽皮孩子的内部动机——无所顾忌的嬉戏打闹，变成了外部动机——为了获得美味的曲奇饼干而玩，而教授操控着外部因素，在摸清孩子们心理的同时，也操纵了孩子们的行为。当孩子们的行为被教授操控，而且他们想要曲奇饼干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他们的心理就会失去继续“玩下去”的动力，因此，教授用这样的方式对付了顽皮的孩子。

每当陆登庭想起这个有趣的故事时，他都会这样表述：“德西效应揭开了一种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在现实中也有所体现，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启发。”陆登庭指出，在日常教学中，一些教师会对学生实施物质方面的奖励，由于学生对物质奖励本身感兴趣，因此他们会急切地想要得到奖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就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以便能达到教师为他们规定的奖励标准。获得奖励的学生拿到奖励后，由于其自身的自控能力差，会产生炫耀奖励的心理。此外，由于教师要实施的物质奖励是少量的，只能有一小部分学生获得，这样一来，没有获得奖励的学生就会心理不平衡，变得无精打采，甚至有人会对教师的做法不认同，产生偏激心理。因此，教师应该将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以精神奖励为主，即使采用了物质奖励的方式也要恰到好处，不能让其泛滥。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让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充满乐趣，而不是乏味的，这样一来，在学生们主动喜欢某项学习后，即使教师不对其实施奖励，他们也能持续地进行学习。

正是由于现实中存在着德西效应，陆登庭在哈佛大学担任校长期间，通过观察和研究才从中得出了这样的启示：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想要培养起学生主动学习、持之以恒的学习兴趣，总是依靠物质刺激是不够的，也是不科学的。虽然这样可以带来一定的效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物质刺激必定会有“失效”的一天。在不依靠物质刺激的情况下，使学生培养起对学习积极进取的态度后，学生们必定会将学习长久地进行下去，而这样一来，就能产生出比物质刺激更加“经济”的效果。

2.“圣诞老人”为什么会在平安夜去抢劫银行？

美国芝加哥在1988年曾发生了一起“圣诞老人”抢劫银行的案件。或许有人听完后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圣诞老人在平安夜这天选择抢劫银行呢？这太不可思议了。”事实上，抢劫银行的确实是个73岁的老人，但他并不是圣诞老人，只是他身着圣诞老人的装束进入银行实施了抢劫。

老人抢劫的过程是这样的：他从百货商店买好圣诞服装并进行装扮后，便提着一个红色的口袋来到银行。由于此时正值平安夜，银行的工作人员和保安并没有意识到老人是个“危险人物”，反而觉得老人是来给他们送圣诞礼物的，所以所有人都毫无戒备地忙着手头的工作。但十分钟过后，老人却趁银行保安出去之际，快速地从红色口袋里掏出手枪，指着银行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将现金塞进自己准备好的口袋里。此时此刻，银行的工作人员被眼前的“惊喜”惊呆了，迫于无奈他们将现金放进了红色的口袋中，而拿到钱后，老人从容地离开了银行。

随后银行的工作人员拨打了报警电话，当警察赶到银行，并为寻找老人的行踪而发愁时，银行对面的露天电视上却播放了这样一则新闻：一位装扮成圣诞老人模样的人走进了芝加哥电视台，他声称自己抢了一家银行50万美元。银行的工作人员和警察看完这则令他们哭笑不得的新闻后立即赶往了芝加哥电视台。来到电视台以后，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认出了抢银行的老人。随后，老人的双手便被警察用手铐铐了起来。老人如此从容镇定着实让在场的，无论是新闻记者、银行工作人员还是警察都感到十分诧异，他们最想知道老人为何抢完钱后不选择逃跑，而是进入电视台。此时，诸多新闻记者对老人进行了采访：“你为什么要选择平安夜这天抢劫银行呢？”“在你抢到钱后，本来可以逃跑，可你为什么选择进入到电视台呢？”听完记者的询问后，老人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非常轻松地说道：“抢钱并不是我的目的，我最想要的就是提升我的曝光率，这样我的儿女们看到我的消息后就会回来与我共度圣诞节了。”

“什么？！你抢银行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儿女们回来和你共度圣诞节！”在场的人惊呼道。得到老人肯定的答复后，当地警察对他的身份进行了辨认，并得知他是一位退休在家的老教授。他不仅有花不完的退休金，儿女也在美国其他地区从事着外贸方面的生意，可以说，老人根本不差钱，他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需求才去银行抢劫的。

也许会有人问：“老人心理上会有哪些需求呢？”为此，哈佛大学的心理研究小组这样解释道：“很多时候，老人也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当这些心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或者让老人产生焦虑不安的情绪时，老人就会做出不理性，甚至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心理学家通过对这位老人心理的研究发现，老人退休前从事的是管理方面的工作，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是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子女由于忙工作很少回来与他团聚，即使是在圣诞节的时候也不例外。因此，老人经常会出现焦虑不安、孤独失落的情况。而在出现这些情况后，老人就会有一种渴望被关注和关怀的心理特征，可由于子女忙于工作，自身又找不到释放这些心理问题的出口，老人的心理便产生了强烈的改变现状的感受。最终他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对银行进行了抢劫，并从容地走进了电视台，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关注及子女的关怀。

其实，发生在这位老人身上的这种心理现象非常常见，也就是说，在老人离开工作岗位后，人际交往逐渐减少，再加上家人对他们关心的减少，老人往往会产生不平衡的感觉。当老人没能寻找到解决的方法时，他们便会产生出极端心理，并通过做出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让他们渴望平衡的心理得到满足。

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小组看来，这种不平衡心理是可以预防的。老人心理上产生渴望被关怀的感觉后，应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子女，子女得知老人的所思所想后，必然会想办法缓解老人的这种心理，以免他做出极端的事情，而这就是身为子女需要常回家多陪陪老人的必要性。

3.为什么小学生能独自一人阻止小偷将要实施的盗窃？

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课上，朱利安·泰普林教授绘声绘色地向学生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起盗窃未遂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所关注的不是盗窃案本身，而是成功阻止盗窃案发生的一名小学生。

“小学生能够独自一人阻止盗窃案的发生？”这是很多人发出的疑问。在大多数人眼中，小学生无论是身体还是智商都很难与实施盗窃的小偷相抗衡，而此案例中的小学生却成为获胜者，那么，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一天，小学生的家人到郊外的农场去劳动，于是将这名只有7岁的小朋友留在了家中。到了中午时分，小学生见家人还没有回来便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吃着零食看电视。当他将电视频道调到动画栏目准备看变形金刚时，门把手响了一声，但没有被打开。此时，小学生意识到并不是家人回来了，因为家人在回来时总是会大声地呼唤他的名字，这样他才开门。于是他通过门上的猫眼向门外看了看，发现门口站着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男子，而且这个男子还不时地向四处张望。看到这些后，小学生意识到男子可能是小偷。此时的小学生虽然有些紧张，但他知道绝不能让小偷撬开门进入房间。紧接着，他忽然想起爸爸曾告诉过他的一句话：“孩子，如果你独自在家中时有陌生人敲门，你首先要大声喊我的名字，因为这样就会给陌生人一种‘家中有大人’的假象，从而吓跑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此时，小学生轻声来到沙发前，故意大声喊道：“爸爸，我的玩具放在衣柜的顶部了，能帮我拿一下吗？”说完后，小学生再次来到猫眼前观察小偷的反应。小偷听完这句话后，手立刻缩了回去，迅速跑到距离房子不到十米远的小路上假装路人。

狡猾的小偷当然不愿意就此离开，十分钟过后，他又悄悄地来到房门前，蹲下身子听房间里的动静。此时他并没有听到房间里有男子的声音，为此，他放松了警惕，站起身继续扭转着门把手。小学生本以为小偷早已逃跑，没想到小偷又回来继续盗窃。此时小学生意识到，在爸爸回来之前，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和小偷周旋了。同时他也深知，赶走小偷最好的办法就是要制造家中有大人的假象。虽然第一次制造的假象没有吓跑小偷，但小学生很快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找出以前和爸爸玩警察抓小偷游戏的录像带，播放录像带里爸爸说的一些话：“站在门口不要动！”小偷听到以后，赶忙把放在门把手上的手缩了回去，随后小偷又听到：“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来盗窃，我要将你绳之以法！”小偷刚听了一半就头也不回地逃跑了，再也没有光顾小学生的家。就这样，小学生用制造家中有大人的假象的办法吓跑了小偷，从而避免了盗窃案的发生。

小学生吓跑小偷的事情很快便向外传颂开来，人们纷纷对小学生的表现大加称赞。但人们在称赞这名小学生的同时也不免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小学生在与小偷周旋的过程中，为什么能想出如此恰到好处的策略呢？”对此，美国多位心理学家对小学生的行为进行了研究。研究中，心理学家认为小学生之所以能够想出对付小偷的方法，与他自身的心理发展有关。朱利安·泰普林教授作为研究的一员，他这样表述道：“小学生将狡猾的小偷吓跑与小学生自身掌握的方法有关，而这些方法是他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朱利安·泰普林教授认为，小学生的生理年龄虽然小，但他们在这个时期对外界任何事物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能够快速地对其进行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别人的指导使他们往往能够快速掌握技能。此外，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会迅速而直接地将人们总结出的极为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学到手。这就是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别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的优势。不仅如此，小学生此时的心理虽然距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也会经常伴随有恐惧等心理方面的问题，但恐惧只是一时现象，随后其内心的恐惧就会被追求新鲜事物的强烈心理所抹擦掉，在战胜恐惧心理的同时，还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通过分析故事中小学生的行为来看，第一次他假装大声呼唤爸爸的名字说明小学生将爸爸此前告诉他的对待陌生人的方法牢牢记在了脑子里，并且付诸行动，这是小学生具备的特征之一。接下来，小学生用播放有爸爸声音的录像带的方法营造出“爸爸在家”的假象，并成功吓跑了小偷，这也说明小学生自身具备了能将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到的事物转变为行动的特性。显然，正是由于小学生具备的这些特性才让他成功地阻止了盗窃案的发生。

其实换个角度想，小学生与小偷周旋的过程也是一个双方进行心理交锋的过程：小偷认为将要实施盗窃的房子里只有小学生一人，于是心理上就对其放松了警惕；可小学生抓住小偷不盗窃东西不罢休的心理特征后，不断营造出“家中有大人”的假象，从而让小偷信以为真，最终选择了逃跑，使盗窃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与其说小学生与小偷之间进行的周旋是一场不对等的年龄的交锋，还不如说是双方之间进行的心理交锋，而交锋最终的获胜方竟是小学生。

4.心理学家为何不能预测犯罪而能通过糖果预测孩子的未来？

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暴力犯罪活动，而纽约无疑成为暴力犯罪的重灾区。对此，纽约警察局局长感到非常苦恼，他不明白一些人为何要犯罪。随着社会上犯罪活动的增多，警察局局长感到身心疲惫，他想请心理学家来预测未来还要发生哪些犯罪活动。当时在哈佛大学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乔治·埃尔顿·梅奥被请到了纽约警察局。警察局局长向他抱怨说：“梅奥先生，为何纽约的犯罪率如此之高，你能预测一下未来还要发生哪些犯罪活动吗？”

“抱歉，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心理学同样很难预测一个人未来会不会实施犯罪活动。因为在任何个案中，一个人的行为都是受外界多种因素影响的，由于外界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因此很难精准地预测到一个人未来会不会犯罪。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该地区人口的密度以及受教育程度分析出他们实施犯罪的概率，但对于个案的预测显然是充满很多不确定性的。”

在乔治·埃尔顿·梅奥看来，对犯罪活动的预测就等同于对天气的预报。众所周知，人们在得知一个地区总的天气变化情况后便可以预测这个地区未来的天气。但如果非要对该地区未来一个月的天气进行预测，预测的结果估计会不尽如人意。因为该地区的天气变化以及是否下雨是受外界诸多因素影响的。乔治·埃尔顿·梅奥表示：“美国气象局还曾经借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对未来的天气进行预测，预测的结果要比20年前的结果精准了很多，但由于影响天气变化的因素太多，气象学家们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能准确地对未来的天气进行预测，他们仍要在概率的基础上对天气进行预测。”

或许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但现实情况确实如此。比如，医生也不能预测到某个病人的身体即将发生什么病变，也需要依据概率建议病人是否接受高危险性的手术治疗；而政府决策部门也只能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做调整经济发展或优化产业结构的决策。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理学家却能通过糖果预测到儿童未来的发展。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加德纳曾经说过：“要想弄清楚一个儿童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可以通过一颗糖果对其进行预测。”他通过一项关于果汁软糖的实验发现，一个人在儿童时期面对糖果的诱惑表现出的行为特征可影响到他未来的人生发展。在加德纳看来，糖果实验是最简单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测试儿童行为方式的方法之一。

20世纪60年代，加德纳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幼儿园中进行了糖果实验。首先，加德纳随机找到了几十名儿童，在这些儿童面前放一块糖果，并告诉他们可以放心吃，但如果谁能在他回来之后再吃就可以多奖励一颗糖果，于是他假装离开了10分钟。加德纳离开教室后通过观察发现，在前3分钟内，有三分之一的儿童迫不及待地剥开糖吃了起来，还有三分之一的儿童按照加德纳所说的等他回来再吃，另外三分之一的儿童虽然在前3分钟内没有吃糖果，也坚持等待，但在8分钟时，他们都耐不住糖的诱惑放弃了等待，将糖放入了嘴中。

通过对这些儿童多年的追踪调查，加德纳发现，当年那些在三分钟内就吃掉糖的儿童在青少年时期显得缺乏自信；按照约定的时间吃糖的儿童非常有主见且交际能力非常强，更是个守信的人。为此，加德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儿童对待糖果的态度和其日后的成功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儿童在面对糖的诱惑时等待的时间越长，他日后的生活就越幸福，事业也越成功。

当有人问及加德纳为何能轻松地预测到儿童的未来发展而预测不到犯罪的发生时，加德纳表述道：“在社会发展中，影响犯罪活动的因素非常多，有来自罪犯自身的心理变化，更有来自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不具确定性的，想要准确地把握住变化的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很难预测到犯罪活动的发生。然而，预测儿童未来的发展就不一样了——虽然儿童的行为模式各不相同，但儿童对待糖果的态度却惊人地相似，从儿童对待糖果的态度中就可以判断出他们的心理特征，甚至预测到他们将来的发展。”

其实加德纳要告诉人们的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即便是心理学家也很难预知未来的发展，但对于那些相对有规律的事情来说，对其展开预测就要相对容易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学家不能预测犯罪活动而能通过糖果的实验预测儿童的未来发展的原因。

5.童年时的卢卡斯为什么会残暴地对待小动物？

“你会残暴地对待小鸟或其他小动物吗？”哈佛大学教授卢克·瓦休向他的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后，在座的23名学生中，有5名学生缓缓举起了手。其中有4名男生，1名女生。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卢克·瓦休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或许这个故事听上去有些毛骨悚然，但故事背后所隐含的某种心理状态却更加让人惊悸，而这一心理状态又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

说起亨利·李·卢卡斯，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因为他成年以后的所作所为，可以说震惊了整个美国乃至世界。他到底做了什么令人震惊的事呢？原来，卢卡斯当时在被弗吉尼亚州的高等法庭接受审判，被判犯下多宗杀人罪行，法官宣判之后卢卡斯冷笑一声，得意地向弗吉尼亚州警方交代出更多隐情。其实，他在1975年至1983年期间总共犯下了几千宗罪行，被害人多达3000多人。

然而，经重案组反复核查，被卢卡斯加害的人数在350人左右。尽管如此，主审卢卡斯一案的得克萨斯州检察官依旧认为这个数字太耸人听闻，于是决定对卢卡斯判以重刑。1998年，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乔治·沃克·布什批准对卢卡斯执行死刑。

卢卡斯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的杀人狂魔，美国人民普遍认为，卢卡斯是美国历史上杀人最多、手段最残忍且被逮捕后表现最猖狂的“连环杀手”。无疑，卢卡斯的所作所为让人们感到震惊，而卢卡斯得意洋洋地交代一切罪行，包括一些未经证实的罪行的行为更令人感到悚然。于是，很多人都想知道，卢卡斯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而心理学家则提出了一个更确切的问题，卢卡斯的所作所为到底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就此而论，瓦休教授给学生们讲述了卢卡斯人生中的一些事情。原来，卢卡斯的童年可以用悲惨来形容。卢卡斯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下半身瘫痪，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所以一家人的生活就都指望卢卡斯的母亲了。然而，卢卡斯的母亲却是一个酗酒成性、脾气暴躁的妓女，据说还吸毒。自从卢卡斯的父亲瘫痪后，卢卡斯和父亲便成了母亲酗酒后发泄怒气的主要对象。

可以说，童年时期的卢卡斯就是在母亲的谩骂和殴打中度过的，而且他在母亲那里所遭受的残酷虐待简直恐怖得令人难以想象，更难以置信。但这一切都是事实，卢卡斯失明的左眼就是最好的证据。在卢卡斯被捕后接受警方调查，警察问及这一点时，连卢卡斯自己也记不清这是哪一次被殴打的结果了。

不仅如此，在卢卡斯12岁那年，卢卡斯的头部还遭受过一次重创——当然这又是他母亲的杰作——而这一次直接损伤了卢卡斯的大脑。瓦休教授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导致卢卡斯后来冷血作为的原因之一。由于长期遭受母亲的虐待，在不知不觉中，幼年的卢卡斯总是喜欢到处捕捉一些小动物，比如小鸟、白鼠以及小猫、小狗等，然后将它们关起来折磨致死。正如卢卡斯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被母亲折磨得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了。”

讲到这里，瓦休教授是这样对学生们说的：“几乎所有具有病态杀人倾向和行为的人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亨利·李·卢卡斯也不例外——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孩子如果依旧能够保持或长期保持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那就是奇迹。”只可惜，卢卡斯并没有创造出这种奇迹。

当时，课堂上一位名叫威尔逊·莫里扎特的学生却对之提出了质疑：“一些在童年遭受过像卢卡斯那种被虐待甚至比卢卡斯遭受的虐待还要残忍的孩子，在后来的人生中也未见有暴力残忍的行为或杀人行为；恰好相反，一些在童年生涯中没有遭受过虐待、在美好的成长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却成了罪犯，甚至比卢卡斯还要残忍。这又怎么解释呢？”对于这个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瓦休教授认为，这就要从精神受伤程度来分析了。

瓦休教授指出，卢卡斯身体和精神受伤都并非一般地深，可以说到了精神分裂的状态。的确如此，当卢卡斯的律师把他童年所有的残忍遭遇都向法官以及陪审团展示了一番后，他明确指出，卢卡斯的精神状态极其不好，已经接近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状态，并要求专家立即给卢卡斯做精神病鉴定。当时，法官以及陪审团的成员休庭商议，同意立即给卢卡斯做精神病方面的鉴定，而鉴定的结果是，卢卡斯的确患有精神分裂症。法庭宣布，卢卡斯至少得在精神病医院里住上40年。

对此，有学生提问：“难道在童年时期遭受过暴力虐待的人都会得精神分裂吗？”瓦休教授认为，这倒不完全是。至于卢卡斯的行为，不仅仅是母亲对他身体施暴的行为所导致的，还有一些难以想象的变态的怪招。比如，在卢卡斯的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她就会将卢卡斯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让他穿上女孩子的衣裤去上学。毫无疑问，卢卡斯肯定会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戏弄，这无疑会彻底摧毁一个男孩的自信和尊严。而卢卡斯后来的双性恋倾向估计有90%的可能性是受这些事影响的。

讲到这里，瓦休教授转而讲到本文中开头提到的那道心理测试题。其主要目的就是测试出童年时候的遭遇和行为对人的一生所存在的潜在威胁指数。换句话说，就是测试你内心的魔鬼指数有多高？

如果你的回答是“童年时没有残忍对待小动物的行为”，那么说明你内心的魔鬼指数在20%以下，这一类人心地善良，同时又有很强的同情心和责任心，在他们身上，很难发生虐待的行为，即便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也很难做出伤害和报复对方的行为。但正是因为这类人天性过于善良，所以他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

瓦休教授对这一类人的建议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要让别人将你的善良误以为是胆小怕事，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如果你的回答是“童年时有虐待小动物的残忍行为”，那么说明你内心的魔鬼指数在30%～60%，这一类人对待他人和生活比较冷漠，没有太多的同情心，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们也很少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但当他们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扑别人，保护自己。事后，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还会产生报复心理，时常做出一些令他们事后追悔莫及的事情。

瓦休教授对这类人的建议是，仔细体会周围人的帮助与爱心，借以改变自己孤独、冷漠的内心世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

如果你的回答是“童年时有极其残暴的虐待小动物的行为”，那么说明你内心的魔鬼指数在70%以上，这一类人性格孤僻，严重缺乏同情心和责任感，对美好事物也有一种厌恶感。所以，他们在生活中会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并且不知悔改，乐在其中。他们的人生存在着极大的潜在威胁，只是他们还浑然不知而已。

瓦休教授对这类人的建议是，用心感受和体会周围人的关怀以及这个世界的关爱，纠正自己正在日益扭曲的内心世界，正确看待世上的一切美好事物，用感恩的心去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充满爱。

瓦休教授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童年时期对待小动物残忍、残暴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魔，它预示着你在今后的人生中，特别是在遭遇到某些不好的状况时，你可能会做出令大家甚至令你自己也意想不到的错误行为。”

另外，瓦休教授提醒大家，即便你内心的魔鬼指数在70%以上，也仍旧是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心理不正常的人只占社会的极少数，并且这些人还可能因自身和外界的帮助而使心理得到改善，从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最后，瓦休教授呼吁大家，努力战胜心魔，走出人生的阴影，千万不要像卢卡斯那样，被人生的阴影蒙住了双眼和心灵。

6.皮格马利翁效应为何能促使你美梦成真？

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是一个性情孤僻的人，有一天，他用象牙雕刻出了一尊完美的女神塑像，并且对其一见钟情。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皮格马利翁总是对着雕像诉说真情。最后他的真心感动了爱神阿佛洛狄忒，她施了法术，将雕像变成了活脱脱的美少女，成全了皮格马利翁的婚姻。这个传说后来演变成了心理学术语“皮格马利翁效应”，它指的是人们通过赞美、夸奖等积极的信号，便可以使一个人愿望成真。而说得美妙一点，它就是一种能够让一个人美梦成真的好办法。对皮格马利翁效应研究最为透彻的是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专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他在1966年所做的“白鼠实验”对此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证明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意愿对于研究结果是存在影响的，罗森塔尔将两组白鼠分别交给了两组学生，并且告诉他们，A组的白鼠是一支高智商的队伍，它们能够识别大量的外部信息，而B组的白鼠资质愚钝，难以调教。

在收到这两组白鼠之后，学生们开始按照罗森塔尔的嘱咐进行实验，他们要做的就是引导这些白鼠通过一个迷宫。之后，罗森塔尔一一询问了这些参与实验的学生，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心理感受。最后的结果与他预料的如出一辙——A组的学生一致认为，自己手中的白鼠非常聪明，而且这些白鼠真的不用太多引导就可以在迷宫中行走自如；而B组的学生则表示，自己手中的白鼠愚笨至极，它们无法凭借自身实力走出迷宫。

事实上，这两组白鼠之间并无差别，而罗森塔尔实验的主体也不光是这帮无知的小动物，那些驱使白鼠的大学生同样也是他想要研究的对象。

由此可以看出，本身不存在差别的白鼠在主观意识强烈的学生调教下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表现。由此，罗森塔尔指出：“实验者对于‘聪明’的动物充满了好感，他们也乐意教导这些灵活多变的小动物。与此相反，那些‘愚蠢’的白鼠在学生眼中就非常可恶了，它们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它们的学习力自然也就被削弱了。”

在白鼠实验之后，罗森塔尔还进行了另外一个实验，他给一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提供了一份学生名单，告诉他们这份名单上的孩子都是将成大器的好苗子。之后，罗森塔尔便离开了这所学校，再也没有和这里的人产生任何联系。8个月之后，他再次折返回来，查看了自己从前提到过的那些学生的考试成绩。很显然，这些学生的成绩明显要高于以往，而且他们对学习的热情度有了显著提高，师生关系、个人品行也明显改善。

事实上，那份“极具潜力”的学生名单也是罗森塔尔随机抽取的，他甚至连对方长什么模样都不清楚。基于以上种种实验结果，罗森塔尔证实了“皮格马利翁效应”是真实存在的。正是由于自己的一份名单，老师和家长在潜意识中对那些所谓的“潜力股”有了额外的照顾，而一个在良好条件下顺利成长的学生，各方面自然也就提升得很快。

由此来看，外界的期望对一个人的成长暗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权威性的说法以及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让他们对这些学生产生了极高的心理期望。而学生为自己设立的目标也随之变高了，而且他们在生活学习的过程中，还会有意识地向着增高之后的目标靠拢，这显然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有利。

除罗森塔尔以外，皮格马利翁效应还得到了其他哈佛专家的认可，他们同样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积极的赞美和表扬对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是非常有利的。这其中实际上暗含着非常大的能量，如果发挥得当，那些原本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就会不堪一击。

因此，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哈佛学者眼中是非常可贵的，在很多时候，它展示给人们的是一种自信、乐观以及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哈佛专家们也设计了不少测试题目，以此来检测一个人内心当中是不是真的积极、主动，有闯劲。

其中一个测试题是这样的：

当你在地上看见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时，你会认为它是什么？

A.一定是一枚2克拉的钻戒。

B.不过是个普通的瓶盖罢了。

C.想必是破碎的玻璃片。

D.可能是一个50美分的硬币。

对于以上几种选择，心理学家认为，选择A的人属于超级乐天派，他们对于未知事物充满了信心，并且认为胜利永远是触手可及的。然而，这一类人有些盲目，过分的赞誉会使得他们的自信心爆棚，由此陷入骄傲自满的境地。因此，如果想要帮助他们顺利成长，“皮格马利翁效应”只需要发挥20%的作用就可以了。

选择B的人在哈佛专家眼中属于偏向悲观的集群，从整体上来看，这类人占据了人群中的大多数。他们不是那些整天爱幻想的小孩子，对于社会的认识也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时候，赞美对于他们的帮助是最大的，在很多时候，只要给他们的生活中添加一点积极因素，这些人就能够展示出极大的变化。罗森塔尔表示，“皮格马利翁”只需要按照正常标准，使出50%的力量就足够了。

选择C的人悲观程度最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患有轻度的抑郁症，同时也是自闭症的高发人群。在哈佛学者看来，这类人多愁善感，时常沉迷在自己的幻想当中，蜻蜓点水式的鼓励和激发并不能对他们的人生起到特别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他们是“皮格马利翁效应”最微弱的一个群体。如果想要让他们发挥出惊人的能量，外界的鼓励是需要“非常露骨”的，即“皮格马利翁”需要发挥90%以上的作用或许才能够激发出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变得更加优秀。

选D的人心态不错，稍微还带有一点玩世不恭，和他们交往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在罗森塔尔看来，“皮格马利翁效应”在他们身上的反映也是最明显的，只要稍微有一点外力作用，他们就会变得兴奋起来。假如将这群人看作是1966年的小白鼠，他们或许只需要为数不多的赞美，就可以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

总体而言，皮格马利翁效应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在同等条件下，得到赞美的人往往随后也会展现出他们的优势，使得自己看上去更加名副其实。这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白日梦”是完全可以被外界的积极信号所影响的，只要乐观努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皮格马利翁不也是将一尊象牙雕像变成了自己的美嫁娘吗？哈佛大学的心理学专家罗森塔尔还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内在因素是有差别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所体现，只不过在一部分人身上反映得更为明显罢了。

7.为何外出旅游能将人们带回最真实的一面？

“你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你最想回到人生的哪个阶段呢？”这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曾在课堂上对学生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当然，时光无法倒流，吉尔伯特教授只是想通过心理测试的方式让你认清自己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以及你最想回到哪个年龄段。为此，吉尔伯特教授列出了以下几个问题：1.假设你现在正在外地旅行并处于行走状态中，那么，你现在正处于哪个阶段呢？

A.正走在出发的路上。

B.正在回旅馆的路上。

C.……

2.想象在你散步的途中，你感觉你会碰到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A.一位相貌、身材俱佳的男士。

B.一辆速度飞快、呼啸而过的汽车。

C.……

3.你认为在散步的过程中，你遇见最多的会是哪个年龄段的人？

A.比自己年轻一点。

B.比自己年长一点。

C.……

吉尔伯特教授告诉学生们，这其实就是一套关于你最想要回到哪个年龄阶段的心理测试题，需要提醒的是，答案“C.……”是指随意想到的答案。既然是心理测试题，学生们按照惯例就将答案写在一张白纸上，但这时，一位名叫马格里特·安德里亚斯的学生问吉尔伯特教授，为什么会用旅行来做这个心理测试呢？有什么根据或者意义吗？听完这位学生的提问，吉尔伯特教授便在黑板上写下了与测试问题相对应的三个内容：

1.预示着你的人生正处于哪个阶段。

2.预示着在这个阶段中，你感觉最重要的事。

3.预示着你想要回到哪个年龄段。

吉尔伯特教授做了进一步解释，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工作中，人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周旋于各个方面，内心充斥着各种压力。而当人们旅行时，身心都处于一种极其放松的状态，进而身心得到真正彻底的释放。因此，这个心理测试会让你清楚地了解到自己内心最为真实的想法。

人生其实就是一次旅行，在外出旅行时，你正在散步的路线其实就代表了你的人生，具体来说应该是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如果你的答案是处于刚刚出发的阶段，那就说明你认为你的人生还有长远的未来，而这同时也说明了你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人。这样的人，即便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了挫折或失败，也不会觉得气馁，更不会灰心丧气，因为他们明白，人生的路还很长，时间和机会都还有很多。

相反，如果你的回答是“正走在回旅馆的路上”，这就说明你是一个生活态度消极的人，对眼下的生活与未来都没有太大的信心。如果你是一个十几岁或二十几岁正值青春年少的人，你这样的答案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对此，吉尔伯特教授给出的建议是：不管你是正值青春年少，还是已近暮年，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吧，毕竟任何时候、任何阶段，对自己抱有足够的信心才是最正确的人生态度。更何况青春年少，时间多多，就算再重复一次旅行又有何妨！

在旅行途中你设想出来的那件使你印象最深刻的事，实际上就是正压在你心头的一件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想象，在旅行的途中，你的身心完全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极度放松的情况下，你肯定是在想相当重要的事情了。如果你的答案是“一位相貌、身材俱佳的男士”，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可能正处于为爱情幻想或者烦恼的人生阶段。

如果你的答案是“一辆速度飞快、呼啸而过的汽车”，那么这说明你的人生正处于和强大的竞争对手竞争的阶段，因为这辆飞快的汽车就象征着你人生中的强大竞争对手，你觉得这个对手正以汽车般飞快的速度赶超你。

你对于路人年龄的设想其实反映了你最想要回到的那个年龄阶段。如果你的回答是“比自己年轻一点的人”，那么你正在担心自己逐渐变老，你想要回到更加年轻的时候。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可能是你在那个年龄阶段中有使你遗憾的事，或者有你认为还有没完成的事，你想要继续将它们完成。如果你的答案是“比自己年长一点的人”，当然，这并不表示你希望自己早点到达那个年长的人生阶段，而是表明你可能在为将来那个年龄阶段而不安，也有可能认为自己在那个年龄阶段会有一番大的作为。

吉尔伯特教授讲完后，看到多数学生似乎都有话要说，于是吉尔伯特教授笑了笑道：“我想大多数同学的答案都是C吧！”学生们纷纷点头。

在第二个问题中，阿夫里尔·安斯特拉瑟的答案是遇见了“一个似曾相识却又记不起名字的人”。对此，吉尔伯特教授的解释是：安斯特拉瑟的人生正处在一个无比失落又无比期待的阶段，他可能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又或者在前不久和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关系破裂了，还有可能在等待某个亲人或朋友的归来。总之，在这个人生阶段中，安斯特拉瑟需要关怀、需要理解，同时也需要正确地看待人生的聚散离合。

在第三个问题中，24岁的卡洛塔·艾尔弗雷德森设想的那个路人的年龄不到4岁。对此，吉尔伯特教授给出的解释是：艾尔弗雷德森此刻正处于一个极其烦恼又极其无奈的人生阶段，他之所以将自己所遇到的路人设想为不到4岁的幼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其实反映出一种想要逃避现实的心理。这有可能是因为艾尔弗雷德森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遇到了较大的麻烦，总之，他想要回到一个无忧无虑的年龄阶段。

这个心理测试到底准不准呢？到底有多准呢？相信听了安斯特拉瑟和艾尔弗雷德森的回答后，你就会明白了。原来，安斯特拉瑟的人生真的正处于一种极度失落而又无比期待的阶段中。和吉尔伯特教授的测试结果出奇吻合的是，在一个多月前，安斯特拉瑟与和她从小玩到大的最要好的朋友玛丽安娜的友谊破裂了，这让她很失落，也很无奈。她也试图挽回，但对方的态度却很冷漠。安斯特拉瑟既舍不下这份友情，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为此，她一直期待着玛丽安娜能够和她重归于好。至于艾尔弗雷德森，他则表示说：“我真的很想回到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但这不是因为我遇到了麻烦，而是因为我的父母。前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的父母在我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恩爱，原来全都是在作秀。我的父亲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他不爱我的母亲了，可是为了我，他们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恩爱无比的样子，而在发现真相后，我渴望能够忘记这件事情，如果能回到孩童时代，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听完安斯特拉瑟和艾尔弗雷德森的诉说，在座的学生都很吃惊，而接下来卡拉·阿斯皮诺尔在第一道题中的答案却让包括吉尔伯特教授在内的人都感到了压力。因为阿斯皮诺尔的回答是“他自己迷路了”。吉尔伯特教授认为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为此，吉尔伯特教授单独找阿斯皮诺尔长谈了一次，结果让吉尔伯特教授也吃了一惊，因为阿斯皮诺尔的回答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阿斯皮诺尔不但有了自杀的念头，他还想连女友南希·艾默一起带走。原来阿斯皮诺尔的女友移情别恋了，而他又是一个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所以，他有了杀了女友然后自杀的念头。

幸运的是，最后，在吉尔伯特教授的帮助下，阿斯皮诺尔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可以肯定的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吉尔伯特教授的这道心理测试救了阿斯皮诺尔，也救了他的女友南希·艾默，更挽救了两个家庭。

其实，吉尔伯特教授的这道心理测试题最重要的答案就在于“C”上，正如美国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艾里克森所说的那样：“在任何一项心理学测试中，答案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极其广泛的，它们各自代表着各自的故事。”

吉尔伯特教授之所以设定了答案“C”，就是想让学生们无限发挥和延伸想象力，而不是仅仅将答案固定在像A、B、C.……或1、2、3……那样的机械化模式上。

通过这道“外出旅游”的心理测试题，吉尔伯特教授给学生们做了一个分析性的总结：在外出旅游时，人们的身心都处于一种全然放松的状态，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你的内心在这个时候是最不设防，也是最为真实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发自内心地向自己提问，并能够仔细地结合现实中的一些现象或问题进行分析，你就会感知到自己内心最为真实的一面。

所以，吉尔伯特教授呼吁所有人都适当地给自己一次或多次旅游的机会。如果你因为学习和工作繁忙，没有时间，那么请你在内心给自己设想一次旅游的环境，将自己置身于旅途中，默默地设想一些可能会在旅途中遇见的人或发生的事，而这往往都是你内心发出的最为真实的声音。

第七章　猴子长出了美国人的嘴巴，它就是美国人吗？——哈佛大学的趣味认知心理学

猴子长出了美国人的嘴巴，就是美国人了吗？当然不是，这只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错误的认知罢了。因为即使猴子长出了美国人的嘴巴，它自身的属性还是猴子而不是人。作为认知心理学奠基人的乔治·米勒曾经说过：“认知心理是人类行为基础的一种心理机制。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人们在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变化。”很多时候，人们并不能直接地观察到一个人内部的心理变化，只能从输入和输出中加以研究和推测。因此，在对认知心理学进行研究时，心理学家大多会通过外部可观测到的现象去推断观察不到的人的内在心理变化。

1.难道科学家的智商还没有清洁工的高吗？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非常喜欢这个有趣的故事：

18世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从小就非常聪明，而且经常到美国各地参加智商测试。令他得意的是，每次他的智商得分都在160分以上，位于“天赋极高”之列。有一次，本杰明·富兰克林走在街道上，迎面遇到了一位清洁工，而这个清洁工很快便认出他是著名的科学家。于是，清洁工上前对富兰克林说道：“嗨，尊敬的科学家，你是美国最聪明的人，您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富兰克林听后点了点头。清洁工随即说道：“有一个聋哑人要到商店去买几根钉子钉家中的家具。来到商店后，他将左手的一只手指立在柜台上，而右手握着拳头做出敲击的样子。商店的售货员看到这样的动作后，首先将一把20英寸的锤子放在聋哑人面前，聋哑人摇了摇头，指了指立在柜台上的手指。售货员明白了聋哑人的意思，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盒钉子交给了聋哑人，最终聋哑人面带微笑地离开了。十分钟过后，商店里又来了一位戴着墨镜的盲人。这个盲人想买一把剪刀，那么他会如何做呢？”清洁工说完望着富兰克林，期待他的回答。富兰克林脱口而出：“呵呵，盲人也会做出手势动作。”说完他向清洁工伸出手指，做出剪刀状的动作。但清洁工听完以后却大笑起来，甚至把眼泪都笑了出来。对此，富兰克林感到莫名其妙，于是追问道：“我说的难道不对吗？”清洁工止住了笑声后对他说道：“你回答得不对，盲人没有做手势，而是直接对售货员说自己要一把剪刀……”

此时富兰克林猛然觉醒过来，同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个“聪明人”。而清洁工则继续对富兰克林说道：“在问您这个问题前，我就料到您会这样回答。”

虽然富兰克林读了很多书，但他的思维存在定式，所以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

实际上，读书多少与能否正确回答出问题并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人的高智商与渊博的知识会让人在头脑中形成很多思维定式，而这种思维定式会束缚人们的思维，从而使人单一地按照固有的思维路径进行思考。

这个有趣的故事反映出的就是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定式效应”的一种现象。定式效应是指，人们局限于既有的信息或认识的现象，从而形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在现实中，定式效应经常体现在一个人用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去认知事物或者认知他人。比如，一些年轻人在与年长者进行交往时，年轻人会认为年长者的思想已经僵化，甚至有落伍的感觉。相反，年长者会认为年轻人缺少社会经验，需要锻炼和学习。而事实上，定式效应经常会让一个人产生偏见，从而阻碍人们正确地认知他人。所以，不能用固定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

定式效应在心理学上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思想是指一个人以前的心理活动会对这个人此后的心理活动形成一种准备状态或心理倾向，从而影响这个人此后心理的活动变化。而在对陌生人或陌生环境形成最初印象时，这种效应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比如向两个不同的人展示同一个人的照片。在观看照片前，对第一个人暗示说，照片中的人是个十恶不赦、异常残暴的人，而对第二个人暗示说，照片中的人是一位对人类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伟大的科学家。随后，让两个人对照片中的人给出自己的评价。结果显示，第一个人认为照片中的人深陷的双眼是极度仇恨的象征，而尖尖的鼻头则是残暴的标志，等等。第二个人则认为照片中的人深陷的双眼是智慧的象征，而高耸的鼻头则象征着睿智。显然，这便是定式效应所起的作用。

或许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那就是能够将一个人限制住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事实上，人的思维方式是不断变化的，而且人的思维空间非常广阔，只要冲出思维的限定，就能够找到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许一些人正被困在一个看似没有回路、没有希望的绝境中，也或许正在经受着心理的煎熬。但此时要明白，出现这种没有回路、没有希望的境遇只不过是自身固有的定式思维所导致的，只要敢于突破定式思维并重新思考，就能挣脱思想的束缚，开辟出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星光大道。

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可以很广阔，同样也可以非常狭小，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能否突破思维的定式。如果能够突破，其思维就会非常广阔，而如果不能突破的话，其思维方式就只能被局限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内。基于以上情况，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方式真的被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恐怕就会出现科学家的智商输给清洁工的有趣现象。”

2.人真的能和动植物进行沟通吗？

早在1979年，哈佛大学生物科学部就做了一系列证明植物有超凡感情知觉能力的有趣实验。

测试人员将自己的手与水仙花的叶片连起来，然后改变自身的情绪，测试仪器就会观察出植物的情绪变化。测试结果显示，当测试人员表现出高兴的情绪时，水仙花的叶片能随着测试人员的情绪竖起来，而当测试人员的情绪变差时，叶片则会显得有些蔫。

测试人员通过对水仙花的情感研究发现，虽然植物没有心脏更没有大脑，但它却有感情，更具有一种特殊的辨别能力，可以时刻监测到来自人类细微的心理活动，甚至可以监测到人类是否在撒谎。哈佛大学生物科学部对植物的研究引起了世界上很多心理学家的兴趣，他们也不约而同地对不同的植物进行了研究和实验，而实验中也证实了植物确实具有感情知觉的超凡能力，甚至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从中得到启发，研究出了人与植物感情交流的设备。

此外，哈佛大学生物科学部的研究人员还认为，植物不仅具有感情知觉，还具有音乐细胞。比如，一位喜欢乐器的音乐家总是坚持在自己的私人花园中演奏乐器或播放轻柔的音乐，而通过观察他发现，同样的植物，自家花园中的要远远比别人家的生长得茂盛。或许有人怀疑音乐家给这些植物多施了肥料，其实不然，音乐家的植物和别人家的植物都是在同样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植物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生物科学部的研究人员还用番茄做起了实验。

研究人员将耳机套在番茄上，让番茄每天“享受”5个小时的轻音乐。数天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听了音乐的番茄要比其他没有听到音乐的番茄多一倍的重量。此外，研究人员又用超声波来栽培蔬菜，他们发现蔬菜在超声波的作用下生长速度明显增快，且发芽率也要高于普通的蔬菜种子。

研究人员经过不断研究发现，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喜欢听轻柔的音乐，而这些轻柔的音乐则可以促进植物的成长，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植物的产量。不过，摇滚类的音乐就不适合植物听——听过多的摇滚音乐，反而会影响到植物的生长。

现实中一些人或许会有这样的体会，用伐木机将一棵树砍倒之后，这棵树周围的树也会出现枯死的现象，似乎是因为“亲人”被人类砍伐掉而哀伤至死。

哈佛大学生物科学部的科研人员曾经表示：“从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植物看似没有情义可言，但实际上它们也和人类一样蕴含了丰富的感情知觉。”

一些人不禁要问：“在万千生物中，既然植物具有感情知觉，那么昆虫有没有感情知觉呢？”对此，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这样表示：“现实中昆虫和植物一样，同样具有感情知觉，只不过人们不容易察觉到而已。”据他回忆，在他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他在麦田里的一株麦穗上发现了一只淡绿色的螳螂，它一动不动地在麦穗上趴着，显然是在等待猎物。通过观察，丹尼尔·吉尔伯特发现，这只小螳螂的左翅膀底部有一块黑色的斑点，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烫过一样，而正是这样的特征，使丹尼尔·吉尔伯特加深了对这只螳螂的印象。

一个月之后，丹尼尔·吉尔伯特惊奇地发现，在自家院落里的树上也有一只左翅膀底部有黑色斑点的螳螂，而通过仔细辨别后他发现，这只螳螂就是自己当初在麦田里看见的那只螳螂。此时吉尔伯特的心里既惊喜又不解，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还能见到这只螳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只要一有时间，吉尔伯特便来到这棵树旁观察螳螂。幸运的是，这只螳螂一直在这棵树上停留着。

麦田里的麦子被收割完后，很快便迎来了秋天。一天，吉尔伯特来到树旁，只见螳螂扇动着发黄的翅膀飞了起来。此时，吉尔伯特意识到螳螂的生命很快就要终结了，而螳螂的飞走好像是在和他打招呼一样。后来，丹尼尔·吉尔伯特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只螳螂。

这个故事一直留在丹尼尔·吉尔伯特的脑海中。为此，他也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难道螳螂会有感情知觉？”通过对心理学的不断学习和研究，丹尼尔·吉尔伯特认为昆虫和植物一样是具有心理感应的，只不过昆虫的心理世界要比人类简单很多。在丹尼尔·吉尔伯特看来，不同类型的昆虫的感情知觉存在一定的差别，如果人在适当的时候能和昆虫有足够的时间接触，是可以更清楚地看懂昆虫身上存在的特殊感情知觉的。当然，这种感情知觉不仅有友谊，还会有防备与惧怕心理。

由此可以看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也不可忽视那些看似不可能研究成功的问题，尤其是对植物和昆虫的感情知觉的研究问题。可以说，加深对两者的研究，不仅可以读懂它们与人类之间独特的感情知觉，还能为研究人类的心理提供借鉴作用。

3.是什么让记忆发出错误的指令？

美国神经科医师安德鲁·齐默尔曼博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在给一位癫痫病患者切除脑肿瘤的过程中，由于他知道如果切多了会破坏脑组织的正常功能，而切少了又会让患者的癫痫病复发，因此，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以及精细，他在手术之前对患者肿瘤四周的脑组织的健康情况进行了测试，以便对患者脑组织发生病变的原因和范围有个充分的了解。安德鲁·齐默尔曼博士用带有很弱的电流的探针在肿瘤旁边刺激了一下，观察患者的脑细胞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对稍远一点的脑细胞再次进行相同的测试。

接受安德鲁·齐默尔曼博士治疗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当齐默尔曼博士刺激到老者肿瘤四周的组织时，老者发出了一阵四五岁孩子似的天真幼稚的声音，并且他还呼唤着“爸爸妈妈”以及玩具的名字。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而齐默尔曼博士则尝试着与他对话。在对话中，老者回答的话语描述的竟然完全是儿时生活和学习的情景。后来，齐默尔曼博士停止了对老者的刺激，对话也随之中止。过了一会儿，博士问及老者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时，老者竟然回想不起来了。而当齐默尔曼博士把他刚才的表现告诉老者时，老者反问道：“怎么可能？我刚才真的像孩子一样呼唤着爸爸妈妈？”随即，齐默尔曼博士再次为老者通上电流进行测试，老者还是像刚才那样呼唤着。可在停止电流刺激后，老者又不记得刚才发生的事情了。

对此，或许很多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情况下，为何老者能够完全体验到醒着的时候绝对回忆不起来的童年生活呢？”在安德鲁·齐默尔曼博士看来，这就是因为老者的脑肿瘤压迫了四周的脑细胞，使得脑细胞出现了极度兴奋的情况。与此同时，和脑深部结构神经相联系着的相关回忆的“网络”还保存完好，这时借助电的刺激，就可以让老者的这些记忆马上“复活”起来。老者过于强烈和频繁地产生这种似曾相识的主观体验可以被看成是癫痫病的早期症状，同时也意味着储存记忆的脑细胞正遭受着外界强烈的刺激。

安德鲁·齐默尔曼博士通过研究发现，现实中，很多人都有过似曾相识的主观体验，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现象。大多数人在自身意识清醒的状态下会受意识的控制，似曾相识的情况不经常发生。安德鲁·齐默尔曼博士强调，如果一个人总是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并且这种感觉非常强烈，那么这就是一种病态，或者说是癫痫的早期症状。

在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米尔格兰姆看来，其实似曾相识的主观体验是一个人记忆与知觉相匹配的结果，而偶然出现这种情况属于人的正常反应，也是人们的大脑中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如果这种感觉过于频繁和强烈，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因为过于强烈的感觉就是一种病态。他曾表示：“一个人无论是知觉还是记忆，在大脑里都是被分类的，这些是知觉的一个最基本特征，也可以看成是记忆的基本特性。”根据米尔格兰姆的解释，人的知觉主要包括对物体形状的知觉、对方向和位置的知觉、对另外一个人面容的知觉。

米尔格兰姆认为，人的记忆和知觉一样，也分为很多类型。接受知识或概念的记忆被习惯称为语义记忆，针对事情经过或事情情节的记忆被称为情景性记忆，此外，还有在不自觉间形成的习惯记忆，被称为无意识记忆。正是由于人的记忆和知觉是分类进行的，所以人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或场景的特征就会遗留在人们的记忆系统里，但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存在。当人们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时，环境中存在的某些人或物就会刺激人们的记忆，并调动人们大脑中不同类型的记忆系统，与之进行匹配。经过匹配后，一旦环境中的人或物和过去的经历相吻合，那么这个人就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心理学家经研究后认为，人的大脑记忆中有一部分被称为海马状突起的神经细胞。当一个人来到一个新环境或有新的经历时，海马状突起的神经细胞就会将新环境或新经历存在记忆中，如果这个人有两次非常相似的经历，大脑中就会浮现出似曾相识的感觉。哈佛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指出，似曾相识感觉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人们接收到了太多的信息而没有注意到信息的具体来源。熟悉感来源于各种渠道，有些是真实存在的，可有些却是虚幻的。其实，在现实中有很多关于似曾相识的案例。比如你丢了一把钥匙，询问亲人是否看到了钥匙。你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自己把钥匙放在桌子上了，而亲人也相信钥匙被放在桌子上了，可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钥匙，最终钥匙却被你从上衣口袋里找出来了。毫无疑问，是你将钥匙放到上衣口袋里的。

哈佛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认为，似曾相识之所以困扰着人们，是因为人们此前不曾出现的经历给了人们一种非常真实的体验感受。可以说，似曾相识就是一种记忆的错误，即使是一个人确信发生过的事情也难免会出错，更多的是大脑对新信息分类时发生了功能故障。因此，当人们遇到一些不能理解的事物时，可以借助现实中已知事物来找到理解它的策略，因为这是心理学家研究心理问题的一个着眼点。

4.为什么梦中的景象变成了现实？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杜克大学的莱因博士就做过关于超能力的实验。其中有这样一项实验内容：莱因博士让被测试者蒙上黑布，让其凭借自身的精神感应骑着自行车在纽约拥挤的大街上行走。令人倍感意外的是，这个人竟然没有碰到任何障碍物。事后，当莱因博士问这个人是如何做到的时候，这个人表示：“当我的眼睛被黑布蒙上时，眼前虽然是漆黑一片，但我好像能看到街道中的一切事物，包括行走中的路人以及行驶中的汽车。瞬间，我产生了透视的感觉。”

莱因博士习惯将人的意念力或自身的精神感应称为超能力或第六感觉。第六感觉或超能力这些词与“直觉”这个词的意思大致相同。直觉指的是没有使用五官反射作用的感觉，而第六感觉或超能力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感觉。很多西方心理学家认为，第六感或超能力是潜意识的飘浮物。意识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以及触觉五种感官来接受外界的刺激，并整理分析确定认知的。而一个人的潜意识可以接收到更多意识层面遗落的事物，这些遗落的事物是不被人们所察觉的，但这些讯息却可以长久地储存在人的大脑里。当这些讯息浮现在人的意识层面时，它们就会成为一种可以辨认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就是第六感觉或超能力。

在现代心理学中，对潜意识分析最为透彻的应属以分析心理学著称的荣格。他创立的分析心理学可谓是激动人心的学说之一。他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一个人的意识具有某种狭隘的性质。在特定的某一时刻，它只能包容很少同时并存的内容，余下的一切便是无意识。只是通过意识的连续运动，我们才对意识世界获得一种行进感或一般的理解与感知。我们绝不可能获得整个的意象，因为我们的意识太狭窄，我们只能窥到存在发出的闪光。”荣格认为，潜意识就好比是一个巨大的存储仓库，而人的第六感觉是这个存储仓库中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问：“自身的潜意识是如何转移到显意识层面上来的呢？”荣格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描述。不过，从他的这段表述中我们或许能领悟到什么：“一个人的潜意识是不能简单地被这个人领悟到的，潜意识只是在其产物中显现出来，根据这些产品的特殊性质，我们设想在它们背后一定还隐匿着某种东西。”荣格认为，一个人从潜意识里飘浮出来的第六感觉或超能力是在无意识状态下产生的。

人类对神秘事物一直都抱有一份好奇心，这是因为人们想要超越现实的状况，想最大限度地提升自身的心灵层次。当然，对超能力或第六感觉的探求也不会停止，因为越是神秘的事物就越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人类天生就喜欢超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拥有超能力，并做到一般人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人类之所以热衷于研究超能力或第六感觉，其实只不过是自己想要幸运地拥有其中某一种超能力而已——越是难以拥有的事物就越耐人寻味。

哈佛大学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超能力和第六感觉的研究。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这样定义第六感觉：第六感觉是除去人体感官之外的一种潜意识预知状态，这种预知的状态又被称为超感官知觉。这种知觉存有一定的预知结果，即一个人在事情还未发生前就可以得知事情的发展并预先做出事务的安排。还有很多人会相信世界上存在一种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的超自然能力，这种超自然能力可以通过一个人感官以外的感觉，将所思所想输入给大脑，并预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此外，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还认为，人的超感觉意识是一种被称为脑电波信息辐射和接收的过程。宇宙空间存在不同形式的物质射线，都会对人类的大脑构成潜意识的思维影响。自然界空气的流动、温度和湿度以及气候的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直觉性影响。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第六感觉思维意识也就是超感官知觉，来源于这个人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网络。比如，当外界的某个人或某些事情给一个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时，这个人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令他烦躁不安或者异常焦虑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往往就会让人产生一种不祥之感或不安于现状的心理。

在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博士看来，现实中有很多关于人类第六感觉的真实场景。

约翰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在一天夜里他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管辖的学校门口不知被谁堆起了高高的垃圾，而且这些垃圾还散发出让人窒息的气味。一觉醒来后他并没有在意梦中的场景，但他心里却感到一种不祥的预兆。起床后，当他准备赶往校园门口查看时，他的一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他：“约翰先生，昨天夜里不知谁毫无顾忌地将一大车垃圾堆放在了学校大门口，那气味真是令人作呕。”约翰听后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同事告诉他的信息与他昨天梦中的情景完全一致！

对此，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分析后认为，当一个人进入一种较特殊的思想状态时，这个人大脑的思维意识微波磁场辐射强度就会升高，可形成空间电磁波场的传递并与其他人体大脑微波产生共振效应和干扰，而这种人体微波辐射状态就可以看成是这个人的第六感觉。其实，人所产生的第六感觉并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东西。人在睡梦中产生的梦幻是一种在大脑睡眠状态下通过梦幻般的景象而产生出的虚拟现实。梦中的虚拟景象是对人类大脑平常所存储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再与神经元细胞最小粒子间的磁波信息合并而成的。

5.美国心理专家的生死启蒙课——上辈子我是谁的谁？

有没有所谓的来世？天堂和地狱是否存在？牧师们口中的宿命与轮回到底是真是假？这些看上去有些玄虚甚至是荒谬的观点，在美国心理学专家眼中却成了香饽饽，因为每一个人对于生命都是无比留恋的，如果真的有人能够证明轮回转世的存在，那么他得到的赞誉也就不可胜数了。美国知名心理学专家布莱恩·魏斯对于生命轮回有着深入的研究，他花费毕生精力，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专业著作，不少世界名人、亿万富翁都是魏斯家中的座上客。一次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魏斯讲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心理故事。

1978年，当时魏斯还只是一名初级心理理疗师，有一名叫作凯莉的心理障碍症患者找到了他。当时看来，凯莉的病症非常奇怪，她很怕水，只要一接触到水，她就会变得沉默寡言、胆战心惊。通过细致的观察，魏斯发现，凯莉实际上是一名“恐水症”患者，她对水有着天生的恐惧。为了能够查出症结所在，魏斯对凯莉进行了心理回归治疗。

按照魏斯的预测，凯莉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果然，在心理回归疗法下，凯莉想起了很久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但是当她将这件事情说出来的时候，魏斯却激动不已。

因为凯莉说出的事情与她现在的状况相去甚远，但是在这些听起来荒诞不经的话语背后，又似乎存在着必然性。魏斯意识到自己成功了，他已经顺利地帮助凯莉说出了自己上辈子经历过的事情。

凯莉说，她看到了一个叫作吉姆的海军士兵。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吉姆和他的队友遇到了敌方船队，由于实力悬殊，经过一番交火后，吉姆所在的潜水艇被击沉了，所有的船员集体殉国。而且，凯莉指出，当时的事发地点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海域附近，攻击美国潜水艇的是日本海军。

事后，魏斯专门查阅了“二战”期间赴日本作战的美国海军资料，从中找到了那个叫作吉姆的士兵。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吉姆牺牲的情形与凯莉被催眠之后说出来的情景一模一样。

两年之后，魏斯接待了另外一名叫作凯瑟琳的患者，在让对方讲述了从前的经历之后，魏斯被深深地震撼了：这名其貌不扬的女子，竟然说出了80种以上的人生经历。换句话说，就是这位名叫凯瑟琳的美国妇女，已经经历了80多次的生命轮回！四年之后，魏斯开始编著自己关于生死轮回的书籍。1988年，他的第一本关于前世今生的著作《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问世，并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认可。其中，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巴鲁赫·贝纳赛拉夫在看到这本书之后，还专门写信同魏斯就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当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人们对于生命轮回的研究依然没有能够取得决定性突破，不少哈佛大学的学者对魏斯的观点也持保留意见，而反对者还声称，是魏斯的心理诱导使得凯莉和凯瑟琳说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话语。更有甚者，怀疑那个活过80多次的凯瑟琳本身就是一个臆想症患者，说她阅读量很广，并且喜欢沉迷于自己的幻想当中，所以才得出了以上结论。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无法揭示出生命的奥秘，没有人可以断言生死轮回是不存在的，而魏斯是依据客观事实做出的论证，所以他的观点还是存在合理性的。

其实除魏斯之外，还有很多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一名年仅4岁的印尼女童居然能够当着大家的面，将自己“前世”的经历一一道来。最初的时候，人们以为这是成年人精心设计的骗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这个女孩确实有异于常人的地方。她告诉人们说，自己从前是一个男孩的母亲，并且思路清晰流畅，毫无刻意捏造的意思。

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路过一间老房子的时候，这个女孩还走了进去，对人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住过的地方。”当人们惊讶地问她这里当初住了几个人的时候，她说出了两个男子的名字，并且告诉人们其中一个是她的丈夫，另一个就是她的儿子。

人们发现，这个小女孩口中的“前世母亲”，死于1939年，而她却是于1948年出世的，那么中间还有9年时间，她又去了哪里呢？对于这一点，小女孩是这样解释的，在此之间她又活过一次，不过时间非常短暂，只有9年，而且她还说当时她出生的地点在孟加拉国。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她还为人们表演了孟加拉地区的舞蹈、方言等等。

比起魏斯的理论，印尼转世女童的故事就显得可信度不高了——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这个事件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纰漏：医学原理上的十月怀胎被忽略了！按照转世者的言论，她在1939年去世之后马上就再次重返人间，历时9年之后又一次死亡，然后再一次“借壳上市”……因此，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是存在着逻辑矛盾的，但是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宿命轮回，那么是不是又可以说现代医学理论是错误的呢？

关于生命的起源，哈佛大学研究人员指出，寒武纪可以看作是物种大爆发的时代。早于这段时间的地层当中，科学家们很难找到生物化石，而在此之后，地壳当中的生物化石明显增多了。这也就证实了生命很可能不是循环往复的。这个话题对于魏斯的“生死轮回”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专家都遇到了类似凯瑟琳这样的病人。不得不说，宿命轮回到底是否存在，这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学者积极讨论的问题。在哈佛大学，人们的声音往往两极化，一类支持魏斯的“轮回论”，另一类就是以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为基础的反对派。就目前来看，相信生命轮回的人还是比较少的，魏斯的“生死启蒙课”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至于它是不是一种通过心理控制、思维诱导来博人眼球的诡计，就需要我们一分为二地看待了。

6.催眠的时候，真的什么话都敢说？

1993年，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霍华德·加德纳的办公室走进了一位面容憔悴的年轻女子。看得出来，她心事重重。这个女子名叫香妮·索尔兹，是加德纳教授早就预约好的病人。

经过长达3个小时的交流之后，加德纳依然没有从索尔兹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门外的助手已经暗示了多次，加德纳当天还有其他预约，单纯为索尔兹浪费过多时间是一件让人十分恼火的事。眼看各种方法都不能奏效，于是加德纳决定试一试自己尚在完善中的“催眠术”。

“索尔兹女士，我始终认为你有很多话难以启齿，所以此时我们的治疗毫无进展，甚至是非常糟糕的。现在我想要用催眠术帮助你把心中的郁结倾诉出来，这其中很有可能带出很多你不愿意提及的事情，请问你接受我的建议吗？当然，这只是工作需要，我们也会尽量为你保密的。”

听到这样的话之后，索尔兹小姐同意了加德纳的意见，而且在对方的帮助下进入了催眠状态。原来，索尔兹小姐患上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病，她总是抑制不住自己想要偷盗的渴望，不管是看到了别人的什么东西，她都有一种将其顺手牵羊、偷偷带回家的欲望。其实，索尔兹偷走这些东西都不是为了钱，但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

根据索尔兹的言论，她在行窃过程中从来没有被抓住过，但是她自己却非常自责，总是觉得别人发现了她的“丑恶行径”，并因此羞愧难当。

在探知到症结所在之后，加德纳的工作也就顺利多了，他进一步引导索尔兹说下去，结果也因此而水落石出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索尔兹将难言之隐全部说出来之后，她的心理包袱也消失了。催眠结束之后，索尔兹变得开朗了，这是因为在潜意识里，索尔兹已经意识到，她将那些令自己痛苦悔恨的郁结都倾出体外了。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偷过东西，而从前的轻度抑郁也消失了。

在此，加德纳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话题，那就是催眠是否等同于实验者遭到了催眠师的控制？

“催眠的真实定义在于，我们通过引导，让实验者不断接近自己的潜意识，然后再在这个人处于自己的潜意识状态时与其进行交流沟通。”加德纳说，“实验者是有自己的主观判断的，我们只是引导他们说出一些事情的真相。”

这样看来，外界担心的“催眠者完全处于催眠师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是一种杞人忧天的观点，专家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催眠术将一个大活人变成只会说话的提线木偶，他只是将实验者带到了潜意识状态而已。因此，患者在被催眠时也不必背负过大的心理压力，只要认定眼前的心理专家有足够的职业操守，那么就算自己有再多的小秘密，也是无须担心的。

实际上，每个人受到暗示之后被催眠的可能性都是不同的。在一些时候，理疗师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头来却不能引导患者进入催眠状态，这在无形中造成了资源浪费。因而，为了衡量出被催眠的可能性，加德纳往往在决定使用催眠术之前，对自己的患者进行以下检测。

（1）准备好三个装有清水的试管，其中一个全部是水，另外两个分别是白醋和清水的混合物、酒精和清水的混合物。当然，这两支试管中，白醋和酒精的含量都是比较低的。在这个时候，患者会被要求检测自己的嗅觉灵敏程度。无法分辨出各种液体的得2分；能够分辨出白醋或者酒精之中一种的得1分；能够将它们全部区分开来的得0分。

（2）患者需要闭上双眼，面墙而立，平静呼吸，2分钟之后，加德纳会用一种低沉而又缓慢的声音对他说：“你是否开始感觉站不住了，是否觉得身体在前后摇摆？现在请你努力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仔细感受现在的感觉。”停顿30秒之后，加德纳会再一次重提这个问题。直至重复3次之后，停止测试，让病人讲述自己的感受。没有感到摇晃的得0分，觉得轻微摇晃的得1分，有明显摇晃的得2分。

（3）为患者展示一幅彩绘，画面的内容是1个窗户和2把椅子，另外还有淡蓝色的窗帘。30秒之后，加德纳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房间内有3把还是4把椅子？窗帘是浅黄色还是淡绿色？房间内有2个窗户还是3个窗户？很显然，这些选项都是错误的，如果患者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了正确答案，那么他将会得0分；如果他们的回答和问话一致，每一个问题可以得1分。通过这项提问，患者可以得到0～3分。

（4）拿过一张白纸，在上面画出两个直径均为4厘米的等圆，这两个圆中间分别被标注了12、14这样的数字，且它们彼此之间的间距为8厘米。患者会被问及这两个圆哪一个大，回答一样大的得0分，否则得1分。

最后，加德纳指出，这一检测的整体得分在0～8分之内，而得分越高就表示该病人受到暗示而被催眠的可能性越大。一般情况下，只要患者的得分达到3分，加德纳就会对其进行催眠治疗，而那些得分在2分以下的人，催眠专家往往是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的。

总之，哈佛大学心理学界对于催眠已经有了较为深层次的研究，而这门看似玄妙的学科也渐渐得到了生理学家的支持。目前，催眠术已经被运用到了多种领域，不少业内精英还被邀请加入警局，作为秘密武器对付犯罪集团当中的“顽固分子”。对于警方用催眠术来协助破案，很多人都难以理解，但是加德纳对此却非常看好，他表示：“虽然我们不能控制住目标主体，但是他们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潜意识层面，而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都是真实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第八章　占卜师真的能预知未来吗？——哈佛人的演化心理学

相信许多人都曾占卜，而人们也不免惊讶于占卜师的占卜之术，甚至还会产生疑问：“占卜师为什么能说得那么准？”其实，占卜师运用的是心理计策。也就是说，占卜师抓住的是人们的思维定式，然后从思维定式中发现潜在的心理特征。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杰尔姆·卡根曾经说过：“很多人在潜意识里都存在从众心理，在这种心理的带动下，这些人会按照思维定式采取行动，而将思维定型的过程就属于演化心理学研究的范围。”

1.通过恐怖片解读大脑接受刺激时的心理状态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授课中经常会向学生们讲这样一个案例：

美国一位身价超过千亿美元的公司CEO对恐怖片非常感兴趣，并且经常选择在夜晚观看。尽管恐怖片中的场景经常会令他恐慌失色，但是他却始终乐此不疲，将看恐怖片作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随后，他对公司一些员工进行调查得知，有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看恐怖片，并将此作为寻求刺激的最好方式。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喜欢让大脑接受如此刺激呢？

对此，史蒂芬·平克表示：“当一些人观看恐怖片时，大脑会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而在看完后，人们的心情会马上得到放松。这种在紧张过后心里得到放松的体验，很多人都乐于去尝试，这是喜欢看恐怖片的人的一种心态。实际上，恐怖片中看似虚构的情境在很多时候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折射，这种折射反映出的是人们最原始的意向，它会以一种反常态的方式将人们最真实的人性体现出来。因此，恐怖片中的场景就满足了人们潜意识里最深层次的需求。”

其实，依据史蒂芬·平克多年的心理研究，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追求刺激的体验，主要是与他们渴望让平静的大脑接受刺激的心理有关。人们的大脑追求刺激指的是大脑对外在环境产生的一种情感反应。缺乏趣味的生活以及长期单一乏味的工作，会让大脑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环境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大脑就会出现退化现象，比如，思维和理解能力下降、记忆力衰退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史蒂芬·平克曾经用两组羚羊做过这样的实验：将一组羚羊放在平原中，时刻面临被狮子咬死的危险；而另一组则被放在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很难接近它们）。实验结果显示：放在平原中时刻有被狮子咬死危险的羚羊无论是奔跑速度还是生存能力都要比放在狮子很难接近的安全地点中的羚羊强。也就是说，第一组羚羊的大脑由于受到了足够的刺激而增强了自身的生存能力，因此也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因此，史蒂芬·平克认为，一个人适当地接受刺激体验有利于自身的健康。但是，人们的大脑并非在懂得这个道理后才去追求刺激，很多时候，人们都是为了摆脱由于单一乏味而引起的心理和身体上的不适，希望通过刺激让自身生理的舒适度得以提升，也就是出于一种本能的需求。

研究中，史蒂芬·平克还发现，人们的大脑对以下这些刺激最感兴趣。第一种刺激是来自外界未知的刺激。比如，人们听到的奇闻趣事或者令人惊叹的高科技发明等。第二种是人们生理方面的刺激。比如，通过味觉感受到的美味食品、听觉感受到的动人旋律、触觉感受到的冷暖等。第三种是人们接受与现有情绪相反的刺激。比如，人们在高兴时突然接收到悲伤的消息、忧郁的人听到令他激动的消息、或者生活美满的人看悲情的电影，等等。以上这三种刺激都是通过一定方式发挥出来的。在史蒂芬·平克看来，直接刺激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而另外一种方式则是一定的直接刺激在人的大脑产生思维活动后，接收到更多强烈的信息，让刺激增强。需要提醒人们的是，刺激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人们的大脑所承受的刺激过大就会导致不良后果，从而被定义为不良刺激。例如：由于观看恐怖片受到过度惊吓而引发心脏病或由于被巨大的声音刺激产生耳聋。此外，史蒂芬·平克还认为，刺激具有一定的心理成瘾性。比如一个对网络聊天成瘾的人，一旦有一天不让这个人使用网络，他就会出现一些心理不适的现象——焦躁不安、情绪低落、心情烦闷，等等，而且这种心理不适的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观看完恐怖片后便会产生恐惧心理，其原因是虚拟的恐怖意识在节目结束后进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产生联想，最终越想越觉得恐怖。显然，这就是思维迁移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史蒂芬·平克建议人们，虽然看恐怖片能够给人带来刺激，但在观看时应尝试多人观看，并分次进行观看，看完后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来释放受到的刺激，这才是最健康的能够给人们带来益处的刺激。

2.为什么人的命运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能够看到许多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年轻人最终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究其原因，人们众说纷纭，但最重要的还是信念的不同。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哈佛大学教授唐纳德·科尼迪给学生们讲的这个寓言故事吧。

两个年轻人怀揣着梦想要到波斯王国去建造宏伟的建筑，以便让世人观摩。他们背着行囊马不停蹄地赶往波斯王国。这一天，他们在行走的过程中遇到一条大蛇，大蛇挡住了他们去路的同时，还问两个人要到何处去。只听第一个人说道：“我要到波斯王国去建造最美丽、最宏伟的建筑，这样我就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建筑师了。”大蛇听完这个人的回答后，冷冷地笑道：“波斯王国的路太远了，凭你个人的力量很难到达，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说完，大蛇问第二个人同样的问题：“你要到哪里去？”年轻人答道：“我也要成为一名建筑师。”大蛇听完后同样用轻蔑的语气对他说道：“想要成为建筑师简直太困难了，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说完大蛇便消失了。

两个年轻人听完大蛇的话后心里开始动摇起来。过了一会儿，只听到第二个年轻人对第一个年轻人说道：“波斯王国路途遥远，我们还是回去吧，还是不要当建筑师了。”说完，他便整理好背包准备返回。而第一个年轻人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就这样返回的话，人生也将失去光彩，因此他停下来劝说同伴。可任凭他如何劝说，第二个年轻人也没有听从他的意见，而是背着行囊原路返回了。第一个年轻人只好只身一人前往波斯王国，而且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总有一天会到达波斯王国并建造出最美丽、最宏伟的建筑。最终，那名放弃当建筑师的梦想、只身返回的年轻人由于遭遇沙尘暴被永久地埋在了沙漠中，而那位拥有坚持不懈精神的年轻人最终到达了波斯王国，并在该国建造了大量宏伟的建筑。

从这个寓言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出两个年轻人的命运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是由于两人的信念不同而导致的。这其实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贝尔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对成功的渴望强烈，成功的景象就会在他心里形成清晰的框架，从而像探路灯一样指引着这个人走向成功。

唐纳德·科尼迪曾经说过：“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变化，在我的生命里，时刻潜伏着可以改变环境的力量。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并积极地描绘着成功时的景象，那么成功最终会拥你入怀抱。你能够到达成功的顶峰，也可以一生碌碌无为，而产生如此差异的根本就在于你是否有成功的信念。现实中，很多事情人们不敢去尝试，并不是事情有多难，而是在于人们根本没有强烈的意识去完成这些事情。其实只要自己想做，并相信自己能够做成功，那么就可以取得成功。”

此外，唐纳德·科尼迪还经常向学生们讲英国著名作家夏洛蒂的故事。

小时候的夏洛蒂就认为自己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而中学毕业后，她便开始在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努力奋斗。这一天，当稚气未脱的夏洛蒂将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父亲给她的回复是：“孩子，写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还是放弃当作家的梦想吧。”夏洛蒂听后并没有灰心，后来她又写信给当时最著名的诗人，信中表明了她想要当作家的决心，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位著名诗人给予她的答复却是：文学领域的风险非常大，你并不适合在该领域发展。对此，夏洛蒂并没有在意，也没有放弃当作家的梦想，反而坚定了信念，最终写出了《简·爱》等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

也许有人认为成功不是简简单单就会实现的，可实际上，只要你相信，并坚定自己对成功的信心，成功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其实从上面建筑师的案例中，人们便可以得到启发，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怀有梦想，可在受到外界负面信息的干扰后，一些人便产生了动摇的心理，甚至放弃了当初设定的梦想。试想，这样意志不坚定的人和那些对成功充满渴望、不言失败的人相比，他们成功的概率能有多大呢？而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人的命运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了。

3.“破窗效应”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早期曾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试验：他故意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放在不同的环境中。其中一辆放在环境杂乱、人流密集的纽约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另外，他将停放在布朗克斯区的那辆汽车的车牌取了下来，并将汽车顶棚打开，结果三个小时后，这辆汽车丢失了。而放在环境相对良好的帕洛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的汽车却安然无恙。后来，菲利普·辛巴杜找来大锤将这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砸了个大洞。结果，一个小时后当他再次来到这里时，发现汽车不见了。

菲利普·辛巴杜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一个原本洁净的墙面被人肆意涂抹后，如果没人及时将其清除干净就会引发更多人的涂抹，最终只会让干净的墙面变得脏乱不堪；如果一个人胡乱丢垃圾后没有人去制止，其他人或许也会和这个人一样胡乱地丢垃圾，最终只会让环境变得越来越糟。在菲利普·辛巴杜看来，大多数人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会在社会中约束自己的行为，或为了维护美好的环境和良好的秩序付出努力，而另一方面就是随波逐流，看到别人做出破坏环境影响秩序的事情后，自己也跟着做出类似的举动。其实，人们一旦养成这样的心态后，不仅会让环境遭受更多的破坏，还会让自己的内心滋生不良的情绪，而在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只会让事态的发展越来越糟。

以上所说的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破窗效应”。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能借助破窗效应找到灵感。比如美国纽约地铁站是一个充斥着犯罪活动的场所，每天都会上演不同类型的犯罪活动，而纽约交通局长受到“破窗效应”的启发后，便制定了一套降低犯罪活动的策略。首先，交通局长从打击逃票出发，经过一个月的观察他发现，每5名逃票人中就有1名是小偷或者抢劫犯，每15名逃票的人中就有1个是通缉犯或携带凶器准备作案的人员。结果，从看似不经意的逃票抓起，纽约地铁站的犯罪率竟然得到了有效控制，治安情况也出现了好转。纽约交通局长的做法表明，小偷小摸是滋生犯罪活动的温床，正是因为他针对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却有象征意义的整治行为，才降低了犯罪的概率。

其实从“破窗效应”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道理：现实中任何一种不利于改善环境、不利于营造良好气氛以及不良现象的存在，都时刻向外传递着一种信息。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将这些信息比作“一只到处乱摸的黑手”。他认为，这种信息会让不良现象无限扩展，如果不及时制止或纠正不力，就会让更多的人受不良现象的影响，最终就会演变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恶果。

在科南特看来，“第一扇被打破的窗户”常常是事态恶化的起点。而这样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当你手里拿着垃圾却找不到垃圾桶时，如果看到旁边的角落里有一堆垃圾，你也会顺手将垃圾扔在那里，同时心想：“环境已经脏乱不堪了，我扔的这些垃圾根本不是关键因素，对环境也起不到不良影响。”显然，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很多人总是看到社会的阴暗面，结果使自己也随波逐流，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打破窗户的人。

科南特在哈佛大学日常心理学的教学中总是会向学生们传递这样的理念：“在现实中，当你们看到一些有不良习惯的人或者给别人带来不良影响的事情时，不要被这些迷惑住双眼。你们应该更理性一些，如果被这些事情迷住了双眼，你们很可能会和别人一样形成不良的习惯，这样一来，不良的习惯就会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甚至导致不可控制的局面。”这些是科南特从多年的心理学研究中总结出的经验，因为他一直相信，任何事情如果出现破洞后不及时进行修补，就会迅速引发“破窗效应”，而在这种效应的带动下，破洞只会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科南特还将“破窗效应”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他发现虽然一些企业制定的制度很多，但有效执行的却很少。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企业将不能有效发展。因此，对于企业员工中出现的小问题，管理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要从小问题中吸取经验并及时将小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才能防止小问题变成影响企业发展的大问题。

美国加州有一家一百多人的软件公司，该公司的管理者规定员工上班期间要佩戴工作证，并在制度上做了规定：上班期间没有佩戴工作证的员工每次罚款5美元。起初只是一两个员工没有佩戴工作证，此时的管理层并没有重视，更没有采取处罚措施。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作期间不佩戴工作证的员工数量就从最初的一两名上升至十名、二十名……这是因为这些员工大多抱着“既然别人不戴没受到处罚，我也不会受到处罚”的心理。而在随后的时间里，不佩戴工作证被越来越多的人效仿，以致该软件公司的管理层不得不重新改变制度。试想，制度总是随着员工的意愿变来变去的企业，还怎能快速发展呢？再来看看另一家公司的做法——同样是美国的一家公司，虽然该公司规模不大，但公司的管理制度非常到位。这一天，该公司的一位高级技术工程师在作业过程中为了图方便，没有将防护板罩在机器上面。不巧的是，他的这个无意举动被走进车间巡视的公司领导发现了，公司领导当即批评了他，并将他开除。这名工程师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找到公司领导说自己是公司的技术骨干，你怎么能因为这么一件小事就开除自己？不料公司领导却对他说：“我承认，你确实是公司的技术骨干，但身为技术骨干，你应该比其他员工更明白安全对于公司的重要性。你为了图方便就可以不按照操作流程工作，虽然这样能生产出商品，但你可曾想过，如果其他员工也都效仿你的做法，公司设立的管理制度和一直强调的安全生产理念意义何在。还有，如果发生了安全事故，不仅会伤害到你自己的身体，还会让公司蒙受损失。因此，痛定思痛后我们作出了开除你的决定。”这位技术工程师听完领导的这番话后，当场愣住了。

科南特之所以对“破窗效应”的理解如此深刻，与他多年来的心理学研究密不可分。他要告诉人们的是，要时刻警觉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能影响到别人心理特征的“小错”，因为如果不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破的窗户，在“小错”的引导下就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4.狄德罗效应竟然可以让哈佛大学教授妥协？

20世纪初，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詹姆斯和卡尔森打了个赌，他们赌的是“卡尔森最终是否会养鸟”。这一天，詹姆斯对卡尔森说道：“嗨，老朋友，你相不相信我能让你养一只鸟？”卡尔森抬起头不以为然地看着詹姆斯，笑道：“我没有听错吧？你能让我养一只鸟？哈哈，我看你还是不要花费心思了，我对养鸟根本就不感兴趣！”听罢卡尔森的话，詹姆斯便离开了。一个星期后，詹姆斯再次找到卡尔森，将手中一个精致的鸟笼送给了他，还对他说道：“老朋友，希望你能喜欢这个精美的鸟笼。”说完，只见卡尔森拿着鸟笼笑道：“你送的这个鸟笼确实精美，不过我只当它是个漂亮的工艺品，不会拿它去养鸟的。”可谁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在哈佛大学执教期间，卡尔森与很多学生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一天，他曾教过的两个学生来到他的家中，一进门就被眼前漂亮的鸟笼所吸引，同时他们还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卡尔森教授，您的鸟笼非常漂亮，可里面的鸟是什么时候死的？真是太可惜了。”卡尔森听到这里只得解释说自己从没有养过鸟。后来，每个来看望他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而他只得一次又一地向别人解释自己没有养过鸟，可每次换来的都是别人的诧异和不信任的眼光。随着卡尔森经历别人“不信任”次数的不断增加，他终于忍不住了，决定买一只鸟放在鸟笼里。就这样，在詹姆斯与卡尔森两人的打赌中，卡尔森输了。这便是心理学上著名的“鸟笼效应”。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多时候不都是先在自己的心里挂上一只笼子，然后再不由自主地填满一些东西吗？

为何心理学上会出现“鸟笼效应”呢？其实与这样的原因有关：即使一个人自身对养鸟不感兴趣，但当别人看见鸟笼中没有鸟时，他们免不了会发问或者向空着的鸟笼投怪异的目光，当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疑惑时，这个人终于忍受不了每次都要解释“为何鸟笼是空着的”麻烦，选择了买回一只鸟放进鸟笼中。在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看来，这个人之所以买回一只鸟放进笼子里是因为这要比不断向别人解释为何笼子里没有鸟容易得多。

随着时间的发展，有人也将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提出的“鸟笼效应”称为“狄德罗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接受了一样东西或者观点后，就会与接受的事物建立起更多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购买与事物对应的配套设备或者改变诸多的观点和做法等。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心理现象随处可见。比如，有人购置了一套新房，盘算着要花费多少钱来装修；等花费一大笔钱装修完后，又看家中的家具与装修的效果不配套，于是又购买与装修效果相对应的家具电器等；购买完家具电器后，又发现其他物品还需要更新……就这样，这个人从早期单纯的装修意愿演变成了无休止的购买意愿。再比如，一些商家巧妙地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实施促销活动。商家通过购物送消费券的方式让消费者花费更多的钱去购物，殊不知，这些东西往往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

在詹姆斯看来，一个人只有理性地思考才能避免陷入“鸟笼效应”的危机中。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人们在现实中会不由得产生“鸟笼效应”，进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但如果能够理性思考，就能够避免陷入此圈套中。可以说，“鸟笼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更是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应对的。

5.学会巴纳姆效应就能当占卜师吗？

爱因斯坦小时候非常调皮，父母对他的教育问题可谓伤透了脑筋，母亲更是对他的未来忧心忡忡，因为爱因斯坦对待母亲的告诫往往不屑一顾。直到爱因斯坦16岁那年，父亲给他讲述的一个故事才让他深受启发，而他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改变。

这一天，爱因斯坦的父亲对他说：“我和你的杰克大叔上次去清扫一个落满烟灰的烟囱，我们想爬到大烟囱上面，所以必须钻进烟囱，踩着烟囱里面的钢筋梯才行。当时你杰克大叔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后来，当杰克和我钻出烟囱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走在前面，杰克的衣服、鞋、脸都被蹭黑了，可由于我走在后面，身上并没有蹭上太多的灰。”接着，爱因斯坦的父亲继续用平和的语气说道，“我当时看到你杰克大叔被烟灰蹭黑的模样，心想我一定和他一样也变成了小丑，于是便用清水认真地洗了洗脸，甚至还把衣服掸得干干净净的。看到我清洗完毕的样子后，你杰克大叔还以为他身上也和我一样干净，就非常随意地洗了洗，殊不知，他脸上的黑灰并没有完全被洗干净。就这样，当我们走在大街上时，周围的人都以为你杰克大叔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

爱因斯坦听完父亲的述说后不禁大笑了起来，但过了一会儿，他的父亲却一脸严肃地对他说道：“孩子，你需要清楚的是，别人不能够做你的镜子，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如果拿别人当镜子，白痴也许都能将自己看成是天才。”爱因斯坦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就是个天才，但在听完父亲的话后，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贪玩了，而是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成为闻名于世的物理学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而仅仅依靠外界的一些信息认识到自己的特征。这些人接收到外界的信息后就会迷失在环境中，并不自觉地受到周围信息的暗示，将别人的言行举止当作自己的行动准则，而这就是被称为“巴纳姆效应”的一种心理倾向。也就是说，人们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和信息的暗示与影响，从而让自身的知觉出现偏差，心里对别人笼统的、一般性的描述加深了印象，并认为这些描述就是自身的特点。

“巴纳姆效应”是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的。在他看来，这种心理效应主要表现为：一个人会非常容易地接受或相信外界对他笼统的描述，有时即使描述十分空洞，他还是会认为这些描述反映了他的人格特征。

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就针对“巴纳姆效应”做过这样的实验：心理学教授将以下这些话写在一张卡片上，然后让被测试者选择这些话是否符合他们的人格特征。其中，卡片上的话语有：

你是个有完全主义倾向的人，你非常渴望能得到别人的喜欢或尊重；现实中，虽然你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但由于一些因素，你有很多能力没有正常发挥出来，同时你也有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不足以让你心烦意乱，一般情况下你是可以克服掉缺点的；你喜欢多变的生活，非常不喜欢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生活模式中，如果有人限制了你的生活模式，你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反击；你是个敢于担当责任的人，因此别人对你的感觉都不错。

当读完卡片上的这些话时，被测试者会认为这些话将自己刻画得准确至极且细致入微。

然而，如果仔细思考就会发现，卡片上的这些话具有“万能”功能，因为这些话是一顶套在任何人头上都合适的帽子。而这种效应和日常中的占卜十分接近。一些人在请教过占卜师后都会认为占卜师说得“非常准”，而且对他们的话语也没有一丝的怀疑。殊不知，那些接受占卜的人自身就具有容易受别人暗示的特性。当这些人情绪低落时，他们对生活就会失去控制感，同时自身的安全感也会受到影响。而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心理的依赖程度也会在无形中增强，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暗示，再加上占卜师非常善于揣摩这些人的心理感受，稍微理解到求助者的心理变化后，占卜师的话就会使求助者的心里感到一丝慰藉，并使其深信不疑，认为占卜师具有超能力。

无独有偶，法国的心理研究人员也曾做过这样一项测试：测试的内容是将臭名昭著的犯罪分子的出生年月等资料交给一家借助高科技软件进行人格测试的公司，并支付给这家公司高昂的劳务报酬。一个星期后，当这家公司的测试人员把人格报告交给法国的心理研究人员时，心理研究人员从报告中读出了这样的信息：

此人适应能力非常强，可以在任何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由于其自身可塑性强，因此这个人可以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成功。此外，这个人在生活中充满了活力，社会交际也非常频繁。他是个具有智慧的头脑和创意之人，是个生活富足的中产阶级。

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根据人物的出生年月预测出这个人会在1988年取得事业上的大发展。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是，这个在测试公司看来“具有正义性”的人曾进行过种种危害社会发展的犯罪活动。后来心理研究人员又故意将“二战”发起者希特勒的生日信息交给测试公司。数天后，测试公司给出的答案是：他是个完美主义性格的人，而且他是个喜欢小动物且富有爱心和热爱和平的人。可事实上，这些特征与希特勒根本没有关系。

其实，以上类似的预测除了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外，还可以用概率学来解释。哈佛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事物大多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任何预测的结果要么是正确的，要么就是错误的。而像“你是个具有同情心的人”这样大众化的描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适用的。

6.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扎堆儿买比萨？

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杰尔姆·卡根喜欢向他的学生们讲述这样一个心理学方面的故事：

一位富豪死了以后去了天堂，在天堂，他看到有很多人在大声地说笑，而这些说笑声让他感觉到非常疲惫，于是他灵机一动，对着他们大声喊道：“前面的房间里有大量的珠宝，你们不想拥有吗？”听到这话，人们都急忙向“装满珠宝”的房间跑去。很快，天堂里就只剩下这位富人了。然而一个小时过后，那些跑进“珠宝房间”里的人都没有出来。此时富人心想，难道那里真有珠宝？于是他也来到了这个房间，可当打开门踏进该房间时，富人才看到这里根本没有珠宝，有的只是无底的黑洞。

杰尔姆·卡根认为，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指一些人在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后，自身的知觉和判断以及认识上发生了改变，并在外界的影响下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随大溜”。心理学家曾进行过一些从众心理的测试，结果表明，在被测试的人群中，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没有产生从众心理，而是继续保持自身独立思考的习惯。由此可见，从众心理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心理现象。

从众是人们缺少独立性的意志体现，是不加分析地接受别人意见的集中体现。一般来说，有从众行为的人大多具有跟从群体的倾向。当这些人发现自身的行为以及意见与群体行为和意见不相同或者与群体中大多数人产生意见分歧时，他们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就会促使他们改变自身的想法而做出与群体一致的行为。其实，从众心理在现实中随处可见。比如，原本平静的街道中有人起了争执，争执本身并不是什么大事，可一些人却来看热闹，结果人越来越多，甚至还阻碍了交通。出现这些情况后，如果不及时予以疏导，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向人群里张望。

可见，从众心理对人们的影响确实相当大。而人之所以会产生从众心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群体中，当人的行为、态度与意见同别人一致时，这个人就会有一种“没有错”的安全感。从众源于一种群体对个人的无形压力，迫使一些成员违心地做出与自己真实意愿截然不同的行为。杰尔姆·卡根研究后发现，具有不同性格特征以及不同特性的人，从众行为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一般，性格内向的人大多从众于性格外向的人，学识低的人大多从众于学识渊博的人，阅历浅的人大多从众于阅历丰富的人，娇小的女性大多从众于具有领袖气魄的男性。可以说，从众行为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都可以看到从众心理的表现。比如有一家新开业的比萨店，店面环境和地理位置都非常不错，可前来光顾的人就是很少。为此，比萨店店主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让比萨店生意好起来。想来想去，他由从众心理得到了启发。于是他找来自己的亲朋好友，在比萨店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以便给自己制造出一种“生意兴隆”的假象。而路人看到比萨店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后，也加入到了队伍中，因为他们不由自主地认为该比萨店的比萨饼口味一定会很独特。久而久之，比萨店的生意就变得越来越好了，而且还赢得了很多顾客的频繁光顾。

显然比萨店的生意之所以能快速好起来，借助的就是人们的从众心理。或许有人会对从众心理持否定态度，但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消极的一面和积极的一面。杰尔姆·卡根认为从众心理消极的一面是抑制个性发展，束缚人的思维，扼杀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人变得无主见和墨守成规；但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有助于学习他人的智慧经验，扩大视野，克服固执己见、盲目自信，改正自身不正确的思维方式，并减少不必要的烦恼等。当然，现实中要极力宣扬“从众”的积极面，规避掉“从众”的消极面，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思考与明辨是非的能力，使自己主动融入到社会生活中，这样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而不至于随波逐流。

因此，当人们再次发出“为什么总有人喜欢扎堆看热闹”的疑问时，你就可以用从众心理来解答他们心中的困惑了，而这也是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杰尔姆·卡根带给学生们的一堂趣味心理课。

第九章　一只狮子有肉吃，三只狮子为什么连骨头也没得啃？——哈佛人的博弈心理学

在原始森林中，一只狮子可以随心所欲地吃自己捕到的猎物，但是随着狮子数量的增多，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此时狮子捕到的猎物很难自己独享，而是要和同伴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分多分少的问题，从而也便产生了博弈。假如分配不均，它们就会产生激烈的纷争，最坏的结果可能就是连肉骨头都吃不上。这就是心理学家科林·卡默勒所说的博弈心理。在科林·卡默勒看来，博弈论主要研究的就是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在采取策略时产生的相互依赖或相互竞争的关系。很多时候，人类是非常理性的，往往会通过一些策略和方法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尽管有时会产生利益冲突，但是人们通常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

1.是什么原因让两个人主动交换钱包了呢？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弗霍华德博士曾和他的两个学生做过这样一个测试。

在与两个学生吃午饭的时候，弗霍华德提议来玩一个游戏。在游戏前，他让两名学生将身上带着的钱包交给他，随后他背过身去数了数两名学生钱包里的钱，然后告诉两名学生，说你们其中一人的钱恰巧是另一个的两倍，但他并没有告诉两名学生谁的钱多谁的钱少。然后向两名学生问道：“你们愿不愿意互换钱包呢？”

两名学生都知道自己钱包里有多少钱，但却不知道对方钱包里有多少钱。他们的心里都在想：对方钱包里的钱可能是我的一半，也可能是我的两倍，如果是前者，我可能就损失一半的金钱，但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我的钱就会增加一倍，而一倍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一半的损失，所以交换钱包还是合算的。下面让我们用数字来说明两名学生的判断：比如A同学钱包里装有200美元，于是他估计自己要么损失100美元，要么就可以得到400美元。也就是说，在条件一定的情况下，A同学得到的收益要比损失多。在这种情况下，A同学自然愿意和B同学交换钱包，而B同学也会出于这种想法同意交换。

对此，弗霍华德博士表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两名学生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心里都认为对方的钱一定比自己多，因此他们都会同意交换而不终止游戏。

假如两名学生都是理性的，并且也知道对方的心理特征，或许就不会发生交换钱包的事情了。这个推理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假设对方在交换钱包时，其个人意愿不会泄露给任何人。假定A同学知道自己的钱包里有1000美元现金，在这种情况下，他知道对方的钱包里装有2000美元的可能性非常低，这样A同学自然不愿意交换自己的钱包。而B同学和A同学心里想的一样，在他钱包里有500美元之时，他也不会轻易和A同学进行交换。A同学唯一想和B同学交换钱包的情况就是自己的钱包里只有250美元，不过在这种情况下，B同学一定会想要保住自己的500美元。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两名学生想的都是如何让自己受到的损失少一些，除非两个人对钱包里的钱不在乎，只是为了单纯性的游戏而进行交换。

在现实生活中，当信息不透明时，很多人都容易将一组选择方案的事前概率误以为是其他方案的事后概率，并出现对利害关系的权衡。这就是为什么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总会产生博弈的原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方在博弈中能够预知对方下一步采取的利己策略，他无疑会在此后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

再来看看这样一个关于交换红包的故事。

到了年底，建筑公司老板要给两名工人发红包。在发红包时，公司老板告诉工人每人都将获得一个红包，而红包里面各放了1000美元。但他却告诉工人：“你们每个人拿到的红包里，可能是3000美元，也可能是1000美元。如果你们愿意和对方交换红包，我可以为你们作公证，但前提是你们每人要给我100美元的公证费。”

此时工人甲心想：假如自己和工人乙交换红包，如果他的红包里面是1000美元，算上我要交的100美元公证费，最终到手的只有900美元，这种可能性为50%；但如果他的红包里面是3000美元，在扣除100美元的公证费后，我肯定会多赚，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也是50%。经过这样的思考后，工人甲决定和工人乙换红包。

此时，工人乙的想法和工人甲一样。于是他们找到公司老板，对其说道：“我们愿意和对方交换红包。”建筑公司的老板听完以后露出了微笑，他再次神秘狡诈地问道：“你们真的愿意和对方交换红包吗？”

“是的，我们愿意交换。”结果当两人交换完钱包打开看时，发现并没有他们想要的3000美元，同时还各自损失了100美元的公证费，两人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人们不禁要问：“建筑公司的老板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让两个工人上当呢？难道两个工人的推断有误？”

其实，这是建筑公司老板和工人之间进行的一场心理博弈。在博弈开始时，公司老板告诉工人红包里可能是1000美元，也可能是3000美元，并询问两名工人是否愿意交换。这时，工人甲和工人乙的推断都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了交换。就在此时，局势其实已经发生了变化。既然工人甲愿意和工人乙进行交换，那么工人乙就应该意识到对方的钱包里肯定不是3000美元，否则，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交换的。这样想的话，两人红包里的钱都是1000美元，这种交换就显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同样，当工人甲听说工人乙愿意交换时，也应该意识到对方的红包里应该是1000美元。如果两人都能够仔细思考并足够理智，就会拒绝交换红包，这样他们就不会多付出100美元的公证费了。但因为两人内心深处都非常渴望能够得到3000美元的红包，最终在与公司老板的心理博弈中被算计。

对此，弗霍华德博士建议人们，在看待或考虑事情时，一定要养成理性思考的习惯。因为很多时候，人们会利用某种惯性的思维或者心理上存在的误区让你上当受骗。当理智受到外界诱惑的扰乱时，你就很容易落入别人事先设置好的陷阱里。这就要求你在面对看似充满诱惑的事件时，不妨冷静思考后再作出决定，以免使自己落入圈套中。

2.习惯：改变命运的一把双刃剑

阿联酋的一位亿万富翁由于无儿无女，在临终前将他的巨额财产赠给了远在非洲的一个乞丐亲戚。一时之间，这个乞丐成为了亿万富翁，为此他非常高兴。随后，很多记者便跑来询问乞丐用巨额财产做什么。乞丐非常平静地回答道：“此前我一直想买一个好一点的拐杖和一个银质的碗，这样能方便我以后的讨饭。现在我拥有这些钱，我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或许很多人对乞丐的回答感到不能理解。事实上，他一直以来总是以乞丐的身份面对生活，现在虽然他拥有了巨额的财富，但他自身的习惯并没有由此而改变。可以说，习惯就是一条心灵路径，如果一个人在路径上没有走对方向，而是养成了一种落后甚至是封闭的习惯，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会徘徊在失败的边缘，其人生也释放不出绚丽的色彩。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认为，一个人的习惯是日常思维和言行的积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著名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习惯和他的一生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习惯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个人的发展不利的习惯会让这个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变得意志消沉以及精神麻木，而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利的习惯则可以促使这个人逐步走向成功。可以说，习惯具有神秘的力量，它关乎一个人成功的多少、拥有快乐的多少等。此外，习惯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让人们很难察觉到它对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青蛙效应”，这是19世纪末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做的一项实验。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一只青蛙逐次放在不同的环境中。第一次，青蛙被放进一口煮沸的大锅里，青蛙进入后如触电般地跳了出来。第二次，研究人员又将青蛙放在一个装满温度适宜的水的大锅里，然后用小火对水进行加热。在加热的过程中，青蛙虽然也感觉到水温在发生变化，但却由于惰性没有跳出大锅，反而喜欢上了温度适宜的水。但随着水温越来越高，青蛙就丧失了逃生的能力，最终死在了锅里。

在丹尼尔·吉尔伯特看来，青蛙效应告诉人们的是危机意识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对环境变化没有危机意识，最终就会像青蛙一样，被煮熟。因此，一个人不应该只满足于眼前的利益，更不应该沉浸于过去的胜利中，而是应该树立居安思危的意识，适度给自己加压，让缓慢的脚步加快，不断超越自己，迎接美好的未来。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存在青蛙心理的人不在少数。这些人一旦对某个特定环境形成习惯，就很难做出改变，甚至变得麻木不仁。比如，一个自主创业者如果总是安于现状或者没有形成居安思危的意识，那么他此后创业的过程中必将遇到麻烦。很多时候，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经过恶性循环后，就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创业者的心里要坚决杜绝出现青蛙效应，要时刻树立起创业发展的危机意识，这样才不至于让创业成果化为泡影。

可以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家公司，都不能陶醉在既有的成功里，也不能陷入过去的失败中不能自拔。青蛙效应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充满危机感和不安于现状是必要的，因为这样才可以有效防止人们走进一定的心理怪圈中。因此，善于克服不良习惯，时刻保持警惕，构建起适宜长久生存的环境才是硬道理。

3.囚徒困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始作俑者”

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是美国犯罪率非常高的城市之一，这里每天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犯罪案件。在几天时间里，一条繁华商业街接连发生了多起纵火案，警察随即抓获了两个犯罪嫌疑人。事实上，这两个犯罪嫌疑人是出于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发泄内心的怒火才去实施纵火的，但此时警察并没有找到他们纵火的有力证据。于是，警察对两个人采取了隔离措施，要求他们主动承认错误，并且还告诉他们，如果能够主动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就可以适当减免对他们的刑事处罚；但如果选择了顽抗到底，一旦同伙招供，将会加大处罚。当然，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清楚，如果两个人都向警察坦白自己的犯罪过程，他们就免不了都要受到处罚。

在如此情形下，两个犯罪嫌疑人都在想：如果他们两人都选择沉默，不向警察供述自己的犯罪过程，警察就会由于找不到证据而释放他们；但如果两个犯罪嫌疑人中有一个选择抵抗到底而另一个人向警察招供，坦白者就会由于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免于刑事处罚，甚至还会得到金钱上的奖励，可另外一个人就会面临十年的刑期；而如果两个犯罪嫌疑人都选择了主动交代问题，两个人的纵火罪名就会成立，这样就会接受五年的刑期。

面对以上三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两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是选择相互合作还是出卖对方呢？其实从以上情况来看，最理想的方案就是两个犯罪嫌疑人选择合作，拒不向警察供述犯罪过程，最终警察会由于没有证据而将他们释放。但事实是，两人被警察分关到了不同的房间，这样他们就缺少了串供的机会。所以，两名犯罪嫌疑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合作到底还是背叛对方？这便是两个人遇到的心理困惑。

这两人都存有一定的私心，同时又非常精明，与别人能受到多少处罚相比，他们更关心自己是否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心里就会想：如果自己向警察招供，而自己的同伴不招供，自己就会被警察视为“有立功表现的人”而被减轻刑罚甚至免予法律的制裁；如果自己不招供，同伴也不招供，或许警察也拿自己没办法……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及利益权衡之后，这个犯罪嫌疑人选择了向警察招供，因为在这个犯罪嫌疑人看来，无论同伴招不招供，自己的选择都是最佳的。同样，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内心也会经历这些思想变化，也会进行相同的推理。于是两个犯罪嫌疑人都作出了招供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对于自身而言是最佳的，也是符合自身理性选择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其实两个犯罪嫌疑人也知道，两人同时向警察招供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他们还是都选择了招供。因为，他们内心具有“囚徒困境”的特征。简单来说，两人的心里虽然有不招供的想法，也想一起合作拒不交代犯罪过程，但每个人都会基于切身利益考虑事情，所以最终他们没有选择合作。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分析认为，故事中的两个犯罪嫌疑人被警察隔离后无法沟通进行串供，而在现实中，这种被隔离而无法沟通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更多的是由于地域或者时间问题导致双方之间不具备沟通的条件。虽然双方之间有时有想沟通的欲望，但他们之间的沟通却并不存在信任关系。当这种沟通关系不具备信任时，各方就会在决策中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的目标。就像故事中的分析一样，双方之间没有建立互信关系，即使产生沟通的条件，双方之间的沟通也是没有意义可言的。

其实囚徒困境在现实生活中是一种非常常见且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只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要么相信对方，选择与其合作，要么不相信而做出背叛对方行为。人们在作出某些决策时，应该将决策作为大家共同需要实现的一个目标，这样一来，加深合作的同时也会让双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从而共同维护好自身的利益。

4.原来不讲信誉也可以让你防不胜防

信誉对于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是赢得别人好感或得到支持的关键因素。可总有人不能做到信守信誉，来看看在哈佛大学的心理学课程上被广泛传诵的一个与信誉相关的故事。

美国芝加哥一个图书出版富豪的儿子在与他的朋友谈生意时被骗了，于是富商的儿子将被骗的经过告诉了父亲，并抱怨他的朋友是一个不讲信誉的人。富商知道儿子缺少经商经验才会被骗，于是便安慰他，告诉他每个人都有道德底线，而在被外界的条件刺激后，这个人的心理就会产生变化，甚至会突破他的道德底线。简单来说，当一个人面临外界的诱惑时，心理就会产生激烈的碰撞，当这种碰撞达到一定程度时，这个人的道德底线就会消失。

富商的儿子听完后并没有理解父亲所说的话的含义，于是富商就带着儿子进行了这样一些试验。首先富商和儿子来到一家小书店，这家书店的经营面积还不到20平方米。进入书店后，富商便和店主攀谈了起来，并告诉他想要将一批书拿到店里来卖。店主自然非常高兴，于是便和富商谈起图书的价格问题。而令店主没有想到的是，富商竟然答应等书全部卖完后再结款，这令店主感到非常高兴。就这样，富商在小书店店主那里存放了价值1万美元的书。

随后，富商又带着儿子来到了一家经营面积有100平方米的中型书店以及一家经营面积更大的大型书店里，也同样将价值1万美元的图书放在这两家店里，同样等他们将书全部卖完后再结款。不到一个月，大型书店的店主找到富商，将1万美元的书款交给了富商，并要求继续进更多的书。由于该书店经营面积大，资金周转灵活，因此能够快速地将书卖掉来还款。随后，小型书店和中型书店的店主也找到富商，归还了1万美元，并且也提出了继续卖书的要求。于是富商又将价值5万美元的书给了三家不同规模的书店。富商的儿子好奇地问道：“既然三家书店如此讲信誉，您何不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图书呢？”富商听完后并没有作答，而是笑着让儿子看接下来发生的情况。

一个月过后，大型书店的店主还是最先过来还5万美元的书款，并又提出加大图书供应的意愿，之后中型书店的店主也来结5万美元的书款，也提出了要加大图书供应的要求。可小型书店的店主并没有来，于是富商驱车带着儿子来到了这家书店。他们来到这家书店后，只见书店门前竖立着一块“停业”的红色牌子。此时富商的儿子大叫起来：“这真是一个不讲信誉的人，居然带着价值5万美元的图书逃走了。”富商并没有说话，选择了沉默。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富商接连给中型书店和大型书店又提供了各价值10万美元的图书。富商的儿子见到以后劝说父亲应该对讲信誉的人多提供图书，富商听后并没有说话，只是笑笑。又过了一个月，大型书店的店主还是像前两次那样高兴地找到富商，并给其结清了书款，同样要求提高图书的供应量，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中型书店店主的影子。于是，富商带着儿子又来到了这家书店，结果发现这家书店也已经人去楼空，书店里只剩下还未及时清扫的垃圾。此时富商的儿子非常生气，他大声骂店主不讲信誉，并告诉他的父亲只有大型书店的店主是最讲信誉的，可以选择和其进行长期合作，可富商听完后依旧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后，富商又将价值15万美元的图书放到了大型书店中，不到两个月，大型书店的店主又将书款交给了富商，富商为此非常欣慰，于是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富商一次又一次通过加大图书供应量的方式与大型书店展开了密切的合作。随着富商放在大型书店里的图书价值越来越高，在达到50万美元时，富商再也没有收到大型书店店长的还款。这个时候富商的儿子忍不住问道：“难道大型书店的店长因为有事没来还款？”富商并没有说什么，而是带着儿子来到了大型书店。不料，儿子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发现书店已经变成了一家咖啡店。为此儿子苦恼极了，——大型书店的店主竟然也如此不讲信誉。富商听完儿子的抱怨后笑了笑，并告诉他：“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德底线，而有趣的是，人的道德底线可以用数字来衡量，小型书店店主的道德底线是5万美元，中型书店店主的道德底线是10万美元，大型书店店主的道德底线是50万美元。这就是人性，也是一些人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富商的儿子听完父亲的述说后终于领悟了其中的含义，同时，富商还告诉他，这三家书店的店主正在接受法律的制裁。

富商的故事告诉人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底线。如果这个人想和你继续打交道，他的道德底线就会有所保留；可当他认为目的达成，不再需要和你发生关联时，他的道德底线就会沦陷，只会满足自己的利益。

每次哈佛大学教授向学生讲完这个故事后，都会让同学们进行思考，可还是有学生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书店店主的失信发生得如此突然呢？”对此，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泰普林给出的解释是：“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赢得别人的信任会做出不伤害别人感情的事情。比如借了钱能及时还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赢得对方的信任，以便下一次还能借到钱。其实，这是人的最真实的一种心理状态。而在这些人赢得了别人的信任，并从别人手中借到大笔的钱后，在金钱面前，他们的心里就会产生波动，并产生‘还与不还’的矛盾心理。最终贪婪占据上风，他们选择了不还钱，于是就发生了不讲信誉的情况。这种不讲信誉的情况看似出现得比较突然，其实这是必然现象，甚至在当事人心里已酝酿了很久。可以说，这是人类非常常见的一种本能心理，只不过在每个人身上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持续时间长的人更容易做出不讲信誉的事情，而持续时间短的人做出不讲信誉的事情的概率会相应降低很多。”

现实中，我们可能会遇到防不胜防的失信行为，让自身蒙受损失，但却也能从中有所收获，那就是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或许，这就是哈佛大学心理学课程带给人们的最有趣也最实用的启发吧。

5.海盗分金真的能够做到对所有人都公平吗？

加勒比海盗异常凶残，这一天，五个海盗在劫持一艘小船时从船上找到了100块重量、色泽都相同的金子，于是他们决定将金子占为己有。但在分赃的过程中，五名海盗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于是他们共同约定了这样一个分金规则：

首先，用1～5五个数字决定每个人的号码。接着，由抽到1号的海盗提出分配金子的方案，然后和其他四个人同时对该方案进行表决，如果该方案有超过一半的人通过则生效，否则提出分配方案的人就会面临被扔下海喂鲨鱼的危险。以此类推，直到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认同的分配方案。

假设五个强盗都具有理性且聪明的头脑，他们都可以对当前的分配方式作出理性选择，同样也假设每个决定都可以被顺利实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海盗们究竟会提出什么样的方案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摆脱被喂鲨鱼的厄运呢？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海盗提出的分金规则是公平的。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事情的发展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因为不管是哪个强盗抽到1号，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第一个提出者能够存活下来，不被扔到海里的概率几乎为零。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让抽到1号的海盗一分钱都不要，将钱分给其他四个人不就可以保全性命了吗？”其实不然，即使他这样做了，也会有人不赞同他的意见，那么等待他的就只有被扔到海里的命运。

抽到1号的人提出的分配方案或许会让人感到意外——他提出的方案是给3号1块金子；4号或5号2块金子，2号1块金子也不给，而自己独占其中剩余的97块。也就是97，0，1，2，0或97，0，1，0，2的分配方案。为什么他会提出如此让人感到意外的分配方案呢？其实站在这个海盗的角度认真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所思所想。他知道，5号是五个人中最没有压力，同时也是最不合作的人。如果前面四个人提出的分金方案都没有被采用，那么5号就可以独吞所有的金子；4号的处境与5号不同，如果前面三个海盗提出的分配方案都没有被采用，他自然会被扔到海里，那么他生存的概率也会变得渺茫；而3号是五个海盗中最为轻松的一个人，他提出的分金方案只要让4号同意即可，而前面的海盗的死活与他没有直接关联；再来看看2号，2号要想不被扔下海就需要两个人支持他，那么该如何是好呢？

为了破解疑团，可以用逆向推理的方式看清海盗分金的整个过程。首先，5号的策略最为简单，他不用考虑太多因素——在他看来，前面的海盗都被扔下海，自己独吞金子是最理想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5号要对每个人都投反对意见，他需要考虑到其他四个海盗分配方案的通过情况。4号必须在前面几个海盗提出的方案中选择出一个，因为一旦前之前的方案都被否定，三个海盗都被扔下海之后，5号肯定会反对自己提出的分金方案，这样4号海盗自己也势必难逃葬身鱼腹的命运。因此，4号只有同意3号的分金方案才不会被喂鲨鱼。3号明白4号的想法，因此3号海盗会提出100、0、0的分金方案，此时3号意识到，虽然这样没有让4号得到金子，但4号为了活命还是会同意自己提出的方案。3号得到4号的同意后，再加上自己的一票，他提出的方案就可以成功通过，也因此存活下来。2号考虑到3号的想法后，会提出98、0、1、1的分金方案，也就是说，2号会给4号和5号每人一块金子，而不给3号任何金子。由于这个分金方案对于4号和5号来说比3号提出的不给他们金子的方案更加有利，因此4号和5号会同意2号提出的方案，最终2号自己独揽了其中98块金子。但不容忽视的是，2号提出的分金方案会被1号察觉，1号提出的97、0、1、2、0或97、0、1、0、2的分金方案，就是放弃了2号，给3号1块金子，同时给4号或5号2块金子。在这种情况下，1号提出的分金方案对于3号和4号（或5号）来说，相比2号提出的98、0、1、1的分金方案更优，因此他们就会赞同1号提出的分配方案，加上1号自己的一票，他提出的方案就可以被采纳，而且最终1号还是最大的受益者。

其实按照一些人最初的想法，1号是处境最危险的人，也是最容易被喂鲨鱼的人。但事实上，1号却牢牢地把握住了优势，不仅消除了死亡危险，还让自身受益最大化，这其实就是1号海盗表现出来的先发优势。而5号海盗看似不会受到死亡威胁，也是最安全的，甚至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但最终他却成为一个接受别人赏赐才能分得金子的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海盗分金的模型中，改变任何一个假定的条件，最终的结果都会产生差别。如果在这个模式中，3号、4号或者5号中的其中任何一个人改变了主意，那么1号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因此，1号首先要知道其他海盗的心理特征并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否则就会被喂鲨鱼。

或许有人从这个推理测试中发现了什么，没错，看似公平的外部环境其实是不公平的，每个参与其中的理智者所想的，并不一定是所谓的公平结果，而是怎样获得最大的利益。海盗分金的故事看上去甚至有点公平，但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所谓的公平并不会出现，而公平在此时也变得非常虚伪。

事实上，这个故事告诉了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海盗分金实际上是一个涉及博弈的话题，而凡是涉及博弈就会出现竞争之间的不对等性。其实，博弈在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在公平规则下进行的不公平竞争或较量，也可以体现出理性思维下的一种不公平分配方案这种特征。这就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博弈现象，以使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6.兔子比乌龟跑得快，为什么不受人们欢迎？

在哈佛大学的职业规划课上，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总是会向即将毕业的哈佛生这样说道：“不要妄想一步登天，这是非常不切合实际的一种想法。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敢于从小事一步一步做起，并朝着自己的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如果你们想要出人头地，就要学习乌龟的精神，而不是像那只刚跑完一半路程就睡觉的兔子一样，因为懒惰的兔子是不会受人欢迎的。”

丹尼尔·吉尔伯特讲完这些话后，会对每个即将踏入职场的哈佛毕业生进行这样一个心理测试：

1.一天中你在什么时候感觉是最好的？

A.早晨。

B.阳光灿烂的下午及傍晚。

C.夜里。

2.你走路时采取的姿势是……

A.大步地向前快走。

B.小步地快走。

C.步伐不快，仰着头面对着天空。

D.步伐不快，低着头。

E.走路速度非常慢。

3.和人说话时，你会采取的行为……

A.手臂交叠地站着。

B.双手紧握着。

C.一只手或两手放在臀部。

D.碰或推着与你说话的人。

E.摸着你的下巴或用手整理头发。

4.午间坐着休息时，你的姿势是……

A.两膝盖并拢。

B.两腿交叉在一起。

C.将两腿伸直。

D.一腿卷在身下。

5.遇到让你感到发笑的事情时，你的反应是……

A.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哈哈大笑。

B.笑着，但不发出很大的声音。

C.轻声地咯咯地笑。

D.羞怯地微笑。

6.当朋友邀请你去一个派对或社交场合时，你的表现是……

A.用很大的声音和会场的人寒暄，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

B.安静地入场，和你最好的朋友在一起。

C.非常安静地入场，尽量不被人注意。

7.当你非常专心地工作时，有人打断你，你会……

A.欢迎他。

B.感到非常恼怒。

C.在以上两极端之间。

8.从下列众多颜色中，挑选出你最喜欢的颜色

A.大红或橘色。

B.黑色。

C.黄或浅蓝色。

D.绿色。

E.深蓝或紫色。

F.白色。

G.棕或灰色。

9.晚上入睡前的几分钟内，你在床上的姿势通常是……

A.仰躺，伸直。B.俯躺，伸直。C.侧躺，微蜷。D.头枕在一只手臂上。E.将被子盖在头上。

10.你经常梦到你在……

A.迅速地降落。B.和别人打架或者在挣扎。C.寻找丢失的物品或在找人。D.处于飞行或飘浮的状态中。E.你平常很少做梦。F.你做的梦都是令人愉悦的。

将所有分数相加，再对照后面的分析分数：

1.选A得2分，选B得4分，选C得6分。

2.选A得6分，选B得4分，选C得7分，选D得2分，选E得1分。

3.选A得4分，选B得2分，选C得5分，选D得7分，选E得6分。

4.选A得4分，选B得6分，选C得2分，选D得1分。

5.选A得6分，选B得4分，选C得3分，选D得5分。

6.选A得6分，选B得4分，选C得2分。

7.选A得6分，选B得2分，选C得4分。

8.选A得6分，选B得7分，选C得5分，选D得4分，选E得3分，选F得2分，选G得1分。

9.选A得7分，选B得6分，选C得4分，选D得2分，选E得1分。

10.选A得4分，选B得2分，选C得3分，选D得5分，选E得6分，选F得1分。

得分低于21分的人：你是个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在工作中总是表现出神经质或者优柔寡断的特性。很多时候，你是一个需要别人为你出主意的人，永远是需要别人照顾的一种人。虽然自身的缺点很多，但你却看不到，甚至你还会以这些缺点为荣，因此，你并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也不能快速适应新的环境，最终也会被多变的环境淘汰掉。

得分在21～30分的人：你是个缺乏自信的人，在工作中你的同事会认为你是个勤勉刻苦、善于挑剔的人。此外，他们还会认为你是一个言行谨慎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发表自己的主观意见。如果你对某件事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你的同事或许会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你就是个没有信心的人。

得分在31～40分的人：非常典型的自我保护者。在别人看来，你就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保持明智、谨慎头脑的人，同时别人还会认为你是一个具有极高天赋且谦虚肯干的人。在日常交往中，你不会很快地和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因为你要求你的朋友是一个对你忠诚的人，因此，你在选择朋友方面会十分挑剔。而一个人一旦和你成为好朋友，你就会与这个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并有敢于为朋友献身的精神。很多时候，当你的朋友背叛你时，你会表现得非常沮丧，这将会给你带来不小的打击。

得分在41～50分的人：在别人眼中，你具有亲切、和蔼、体贴、能谅解人等诸多优点。当同事遇到困难时，你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并且不图回报。工作中，你给同事的印象一直是认真负责的，喜欢将工作做到最好，不喜欢拖拖拉拉地工作。

得分在51～60分的人：虽然你是个能给人带来希望和兴奋的人，但在别人眼中你还是个活泼且容易冲动的人。很多时候，当你决定做某一件事情时，你就会立即行动，这本来是个优点，但你却由于缺少耐心而往往使事情半途而废。在工作中，同事们会认为你是个做事大胆且喜欢冒险的人，因此，你能赢得同事的认可，并与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得分在60分以上的人：典型的傲慢孤独者。在大多数人眼中，你具有自负、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更是个有极端支配欲、统治欲的人。很多时候，别人或许会屈从于你的威严，但想要让别人完全相信你很难，因为很多人对你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在工作中或许你是个有抱负的员工，但你在人际交往方面非常差，别人对你大多会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

哈佛大学的学生做完这份测试题后，丹尼尔·吉尔伯特教授会根据得分的不同对学生们进行心理指导，而对一些学生提出的对未来工作有心理压力的困惑，丹尼尔·吉尔伯特会对他们进行悉心指导。他说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多人或许都面临着工作上的压力，很多人也抱怨在工作上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有人会抱怨工作不好找。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难找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通常而言，现实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学历高、家境好，就不愿意从最底层做起，而即使做也是提不起精神，甚至养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坏习惯。每天只会偷懒，丝毫没有上进的想法，久而久之，这些人便丧失了斗志，直至被那些学历低的人超过，之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努力。”

在丹尼尔·吉尔伯特看来，这些人的行为就好比龟兔赛跑中的那只兔子，虽然自身的跑步速度要远远比乌龟快，可由于他们在心里压根看不起乌龟，认为慢腾腾的乌龟是不可能超过自己的，于是他们便产生了轻视心理。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乌龟自身虽然不具备像兔子那样好的资质，但乌龟却有永不放弃目标的决心和勇气，凭借顽强的斗志一步一步迈向终点，从而最终超过了兔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其实，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要具备像乌龟一样永不放弃的精神，就一定能使自己取得成功。然而很多时候，一些职场新人会因为对自身工作的不满意而大发牢骚，认为将自己放在如此卑微的工作岗位是在浪费人才，因此便产生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在他们看来，自己具有做领导者的特质，而目前自己只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员工，这自然满足不了自身的虚荣心，从而对工作产生懈怠，三心二意也就在所难免了。殊不知，他们很难做出大的成绩，而且会被那些才能和学历不如他们的人超过，其实这就是态度的问题。

因此，只有依靠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未来。万不可像龟兔赛跑中看似聪明的兔子一样，自认为自身条件优越便产生不思进取的态度，以致自己被懂得一步一个脚印的乌龟甩在后面。

版权信息

哈佛博弈课

作　　者：杜振鹏

责任编辑：张　羿

ISBN：9787516407981

品　　牌：磨铁数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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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第一篇 CHAPTER 1 博弈的定义：选择决定成败

第一课 不一样的博弈

绑住自己的手

蚂蚁和狮子的策略

整体与联盟的较量

困扰NBA的高薪难题

非合作的选择

第二课 这，就是博弈

策略性的互动决策

博弈的构成要素

什么叫做理性

无处不在的对局

第三课 博弈给我们带来什么

实现均衡

零和博弈

非零和博弈

负和博弈

正和博弈

多次博弈与单次博弈

第二篇 CHAPTER 2 博弈的模型：人人都是自私鬼

第四课 囚徒的困境

人人都是自私鬼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为什么他们能得逞

破解囚徒困境

“自私”是社会的驱动力

永远不会消失的困境

第五课 蜈蚣的博弈

海盗们的选择

倒推法与逆向选择

第六课 枪手的博弈

保全自己的最佳方法

如何更好地生存

第七课 胆小鬼的博弈

胆小鬼的策略

优势策略

第八课 鹰鸽的博弈

强硬与温和的演进

威胁与承诺并举

第九课 猎鹿的博弈

双赢会持续吗

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

第十课 智猪的博弈

搭便车

搭便车行为无处不在

第三篇 CHAPTER 3 博弈的艺术：如何成为优势一方

第十一课 你不是你

永远不要选择劣势策略

对方的目标

中间派的胜利

第十二课 最优收益

比原来更好

路径的依赖性

临界数目的意义

面包如何分配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牺牲的原则

理性的错误

第十三课 信息的对称

信息传递的重要性

道德风险

柠檬市场

比言语可靠的信息

掌握主动性

不是所有信息都有用

第十四课 不要做这样的笨蛋

产生效力不容易

故意创造风险

把握你的选择空间

控制权和主动权的选择

不要轻易承诺

第十五课 你到底想要什么

概率论专家不会赌博

变动的概率

门后出现的是什么

霍布森选择

选择与时间成本

选择决定生活

第十六课 沟通的技巧

不要被情绪影响

敌人也是朋友

合作的重要性

找出共同规则

第十七课 怎样合作才有效

不耍小聪明

合作继续的保证

真诚但不要轻信

个人和团体

第四篇 CHAPTER 4 博弈的技术：得到你希望得到的

第十八课 感性和理性

如何赢取合作

共同知识

宽恕的范围

希望不总是美好的

透析对手内心

方向比方法更重要

第十九课 职场生存法则

选对比做对重要

少数派策略

加薪的技巧

成本黑洞

第二十课 管理和激发

信息的成本

差别的问题

激励强于惩罚

第二十一课 策略根本原则

价格不是万能的

冒险越早越好

马太效应

最具破坏力的谈判

边缘策略

报价是一门艺术

最小化与最大化

第二十二课 预期与变数

表达的信号

麦穗理论

让步的技巧

帕累托最优

第二十三课 选择与命运

不再拖延

达成别人的目标

目标要分解

互补策略

尽量降低失败概率

强迫自己成功

前言

这是一个非物质文化世界，只能感知，不能触摸，它把人类引入博弈对决时代。

——《博弈圣经》

有人说博弈是浪漫主义的运动。浪漫与否，我们不好下定论，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博弈其实很有趣。

博弈论并非象牙塔专属，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处不隐藏着博弈论的影子。比如，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研究过一个课题：办公室茶水间的茶匙为什么会逐渐地神秘消失呢？原来，办公室的茶匙一般都很精美，像个小小的艺术品，非常招人喜欢。茶匙的使用者们常常有意无意地顺手拿走一支留作私人之用，以提升他们的利益。对于某一个使用者来说，拿走一支茶匙，别人的利益不过损失了每个人的几分之一而已，反正茶匙多的是。但是，有这种想法和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顺手拿走一支，最终所有的茶匙就这样看似无端地消失了。

类似这种滑稽的小例子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看似不起眼，但它反映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公共地悲剧”。如果你把茶匙换成大气、石油、森林、土地或者任何其他公共资源，你就会立刻意识到，那些令人焦虑的地球环境和人类生存问题的根源，都是这个邪恶的逻辑怪圈的结果。

博弈是一门策略互动的艺术，博弈论的精髓是：你需要了解对方的想法，你需要考虑他们知道些什么，是什么激励着他们，甚至他们是怎么看你的。你的策略选择不能完全出于你的主观意愿，还必须考虑其他参与者如何行动。

在上面有关茶匙的公共地悲剧中，每个人都希望从公共资源中获取一部分利益，而不顾忌对他人利益的损害；而且，每个人也都会想到，即便自己不去利用公共资源，别人也不会收手，那自己为什么不去充分利用？大家都是聪明人，没人愿意做傻瓜，这种不合作的策略互动导致了大家最后都没有茶匙可用。策略的艺术要求我们不以自我为中心，要理解他人的立场、观念以及利益所在，并运用这种理解来指导行动。如果办公室里的每个人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协作，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从整体利益的角度看待事情，茶匙就不会这样逐渐消失了，类似的公共地悲剧也就能够避免。

策略思维既是竞争的艺术，也是寻求合作的艺术。而且，人生中总是存在更大的博弈，个人的决策不应该只着眼于一个小博弈的胜负。你从茶水间拿走一支茶匙，看似为自己赢得了利益，最终却也让自己没有茶匙可用，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而能够看到多大、多远的博弈，则取决于个人的胸襟和眼光。我们写作本书的意图就在于改变大家观察世界的方式，通过介绍博弈论的概念和逻辑来帮助大家策略性地思考。

不过，对策略艺术的熟练运用，首先要求对博弈论的基础概念和基本方法有初步的掌握。

为了满足读者朋友深入了解博弈策略的需求，我们根据哈佛大学的博弈论课程，写出了这一博弈论普及读本。哈佛大学的博弈论教学，摈弃了传统的枯燥数学模型分析，更多地关注我们实际生活和社会现状中的方方面面，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分析，可以自然而然地引领大家进入无处不在的博弈对局。在极少数章节，为了帮助读者更直观地领悟博弈策略的妙处，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辅以简单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但绝不枯燥。

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介绍了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引领读者初步认识博弈论；第二篇介绍了博弈论中的一些重要模型，帮助读者更形象深入地了解博弈论；三、四两篇是全书的重心所在：第三篇详细介绍了博弈论中一些非常实用的策略，并从多种视角加以解读分析；第四篇则是这些策略艺术的实际运用，我们从处世关系、职场生存、商业竞争、情爱对局、人生规划等五个角度，详细展示了策略艺术如何运用于生活实践。掌握博弈的基本策略，并有针对性地将其应用于生活实际，将有助于你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获益。

我们真心地希望通过这本《哈佛博弈课》，能够与更多的读者朋友分享博弈策略这一实用的思维艺术。我们写作本书，就是希望来自不同背景和职业的读者，在掌握了《哈佛博弈课》介绍的这些博弈的基本原理后，都可以成为非常出色的策略家。

第一篇　CHAPTER 1　博弈的定义：选择决定成败

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

第一课　不一样的博弈

哈佛的博弈课程先从与博弈相关的几个话题开始，就如何应对现实中的难题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路。我们意在指出：类似的情形普遍存在，而且形成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系统地思考这些问题能够让大家在处事时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绑住自己的手

在希腊神话中，遥远的海面上有一座岛屿，石崖边居住着吟唱魔歌的海妖塞壬三姐妹。半人半鸟的塞壬姐妹，坐在花丛里唱着蛊惑人心的歌谣，美妙的歌声把过往的船只引向该岛，它们撞上礁石便船毁人亡。过往的海员和船只都受到迷惑走向毁灭，无一幸免。

奥德修斯事先得知塞壬那令凡人无法抗拒的致命歌声，于是命令水手用蜡封住耳朵，并将自己用绳索绑在桅杆上。他还告诫手下，在通过死亡岛时不要理会他的任何命令和手势。

在船只驶经海岛的时候，迷人的歌声如期传出。那歌声是如此令人神往，奥德修斯完全沉浸其中，他绝望地挣扎着想要解除束缚，并向水手们叫喊着要求他们驶向塞壬姐妹，但没人理他。海员们驾驶船只一直向前，直到最后再也听不到歌声才给奥德修斯松绑，取出他们耳朵中的蜡。这次塞壬三姐妹白费力气，算是开了一场免费的演唱会。而且三姐妹中的老大帕耳塞洛珀深深地爱上了奥德修斯，当他的船只过去之后，她就投海自尽了。

奥德修斯的选择是在和未来的自己对抗。奥德修斯知道，如果他允许未来的自己听塞壬唱歌，未来的自己就会把船开向礁石。所以，他绑住了自己的手。但生活中，很多人在面对类似的问题时，通常都任由未来的自己获胜，因为人们总是最后才行动，不懂得预先做出安排。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改变对未来自己的激励，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蚂蚁和狮子的策略

我们可以用博弈论来研究动物的行为，如果持某种基因的狮子或蚂蚁数量壮大了，这并不是说它们选择了这种策略，只是说明带有该基因的狮子或蚂蚁能繁衍出很多的后代而已。

我们假设博弈主体是一个巨大的种群，种群中所有个体都采用相同的策略S，这是与生俱来的。假设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变异，有那么一小部分个体开始采用别的策略，比如是S’。那么这个采用S’的突变小群体会不断繁衍还是灭绝呢？如果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突变情况，即任何采用S’的突变小群体最后都灭绝了，那么原始策略S就是进化稳定的，不过前提是它对所有可能的突变都成立。

有一点要注意，开始时变异个体很少，因此进行随机配对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和S进行配对的，偶尔才会遇到别的突变个体。因此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研究突变个体在现有种群中的生存状况即可。

假设一群蚂蚁与生俱来地选择策略S，都进行随机配对。

两只配对的蚂蚁与生俱来地选择合作，它们各自收益为2（为了便于说明收益情况，我们采用这种用数字代替收益的模式）。从基因的适应性上来说，它们的选择很好。两只蚂蚁生出另一只蚂蚁，整个种群中合作型的蚂蚁互相配对，就会繁殖出更多的合作型蚂蚁。

现在再假设突然产生了一个突变个体，这个小小的突变产生了一种不合作的蚂蚁。合作型的蚂蚁是占大多数的，但现在有一小部分的蚂蚁突变后不合作了，采用策略S’。大多数合作型的蚂蚁相互配对，大家互利共生。但如果一个突变个体和一个合作型蚂蚁随机配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对于合作型蚂蚁来说这很不幸，它和一只不太友善的蚂蚁进行了配对。假设这只合作型蚂蚁叫尼克，选策略S，不合作型蚂蚁拉胡尔选择策略S’。尼克的收益为0，也就是说它被淘汰了。而拉胡尔的收益是3，这样就不仅仅只有一个拉胡尔了，突变个体的数量将增多并继续配对。每一次配对时，合作型蚂蚁中的一部分会跟其他合作型蚂蚁配对。但是，有时候合作型蚂蚁会和某一个突变个体配对，而且其概率越来越大，这些突变个体的数量会不断增长。如果合作策略是进化稳定的，那么突变小群体就会慢慢消失而不产生更多的突变个体。但是现在这种突变个体不但没有灭绝反而不断繁衍，在随机配对中，突变个体的收益更大，这也就意味着突变个体不会灭绝，而将不断壮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合作不是进化稳定策略。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把基因当作策略，把遗传适应性当作收益。这里的重点就是，带有适合基因的个体会繁衍，带有不适合基因的个体会灭绝，即好的策略会使种群不断壮大。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自然选择的进化结果是糟糕而低效的。

整体与联盟的较量

一个原始部落共有100个猎人，部落规定：猎人们每天早出晚归地打猎，并把打到的所有猎物带回部落，所有猎物在这100个猎人中平均分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以来都是如此。

设想某个年代，其中一个猎人富有政治头脑，并具有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与领导才能。他采用各种方法，拉拢了50个人，组成一个利益集团，并和这50个人协商，要求进行投票以确定每个猎人的打猎技术高低，并以此来确定猎物的分配比例。很自然地，这个集体会以51：49的过半数优势获胜。此后，我们不妨假设猎物的95%被51人集团平均分享，那么剩下的49人分到的猎物自然很少。

这个猎人当然不会就此满足，他仍然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左右投票表决。于是他又组成了26人的小集团，重新分配这90%的猎物。接着不妨假设26人集团分到了85%的猎物。如果那被排挤的25人中胆敢有人表示不满，这个富有谋略的猎人就可以威胁冒犯者：如果不满意就通过投票让他得到的猎物更少（当然也是投票操纵，26人集团当然是支持，而被排挤的剩下的24人被告知说他们可以投票分享这个冒犯者的应得猎物，自然他们也会持支持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那25个人都将屈服于这种分配方案，结果猎物的绝大部分就被这26人的联盟分享。以此类推，26人转化为14人……最终的结果就变成极少数人甚至是这个领导者占有猎物的绝大部分。

此时，这个领导者可以把手中的猎物当成诱饵来招募武士保卫其特权和地位，拥有这样的特权以后，领导者还可以分得更多的猎物，有了更多的猎物就可以招募更多的武士来维护自己的特权。

民主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最终变成了一个人的大多数，众人追求的民主最终却选出了独裁者。这似乎是天大的讽刺，然而的确是事实。如果投票中的所有人都是理性人，那么私下协商的存在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困扰NBA的高薪难题

高水平的职业联赛都需要用优秀的运动员来吸引观众，所以尽管全球经济低迷，但NBA球员们的平均年薪依旧能够达到惊人的530万美元。而在2010年4月3日与湖人续约三年的科比·布莱恩特，今后三年的薪水总额更是高达令人咋舌的8400万美元。

很多人认为，职业联赛的本质就是用高薪吸引最优秀的运动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当能够以适当的理由给一位运动员支付10万美元的年薪时，是否意味着没有适当的理由给他一个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合同？比如，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迈克尔·乔丹，篮球技术登峰造极，但在1993年第一次退役之后打棒球期间，他并未取得如何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他的篮球专业技术并不能转换成打棒球的技术，或者其他运动的职业技术。

这样看来，虽然球队必须用高薪才能吸引某位特定的球员，但让同一个人成为职业运动员所需的工资并不是太高。如果所有球队提供的薪水都很低，同样也能吸引最优秀的队员，因为这些队员除了打本专业外不会做其他事。

每支球队在他们的球员的薪水方面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如果其他球队提供的薪水都非常低，你的球队支付高薪水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益，你会得到最优秀的球员，赢得所有联赛冠军，而且总有买票支持你们球队的观众。如果其他球队都提供高薪水，你还是必须提供高薪水，否则，你的队员就可能是最差的，这样你们队的票房收入就会很低。因此，给球员提供高薪水是每个球队的优势策略。对球队来说，不幸的是，它们全部支付高薪水会使它们比只支付低薪水时情况更糟。

职业联赛委员会明白自身所面对的困境，并且试图限制运动员的薪水。比如NBA联盟，各俱乐部已经在执行薪水上限，以限制一个球队所支付薪水的总量，但这并未能阻止一些财大气粗的球队一掷千金。比如，2011年6月刚夺得球队历史上首个总冠军的达拉斯小牛队的老板马克·库班，就是一位疯狂的球迷兼老板。为了打造豪华之师，他不惜向联盟缴纳巨额奢侈税。而且对于球员来说，他们会从其球队所处的薪水困境中受益，因此球员工会也反对设定薪水上限。

非合作的选择

四位男士正坐在吧台前喝酒聊天，这时，走进来四位美女和一位绝色美人。四位男士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随后，其中一个叫纳什的男士便跟他另外三个同学解释，他们该怎样去追求这些女生。纳什说，在正常情况下，四位男士会同时对这个绝色美人展开攻势。但纳什认为，采取这种策略并不聪明，因为如果所有的男士都追求那位绝色美人，他们就会互相牵制，到头来没有一个人能如愿以偿。

而如果四位男士被这个绝色美女拒绝后再去找那些姿色稍逊的美女，她们就会因为自己成为别人的第二选择而恼羞成怒，于是也会把这些男士一脚踢开。因此，纳什提议说，为了避免两头落空，他们四人应该一起冷落绝色美女，转而去追求那些姿色稍逊一些的美女。

这是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中的一个情节，那位叫纳什的男士即是该片的主人公，他的同名原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约翰·纳什教授——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纳什是普林斯顿的数学天才，1950年，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该论文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一经刊登，立即引起轰动。在这篇论文中，纳什提出了后来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概念”，即后来众所周知的“纳什均衡”。

第二课　这，就是博弈

我们常常陷入不知该如何选择的两难境地，这也好，那也不错，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有些事情错了可以重新来过，而有的事情一旦决定就无法更改。如何让自己更有机会远离后悔的痛苦深渊？你我都需要一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进行选择的方法——这，就是博弈。

策略性的互动决策

“所谓博弈，就是策略性的互动决策。”这是2005年因博弈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奥曼教授给博弈所下的定义。

互动性是博弈的最大特色。无论是下棋、赌博，还是为谋取利益而进行竞争，实质都是在做策略性的互动决策。参与者都不能单纯地从自己的意愿出发采取行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其他博弈参与者会采取何种策略，并针对他们可能的策略选择，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应对策略。博弈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博弈及博弈最优策略的选择，我们用下面这样一个小例子加以说明：

在风光旖旎的马尔代夫海滩上，均匀地分布着为数不多的几位游客，每个游客将消费一瓶水。现在假设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教授来此做卖饮料的小贩。如果每个游客都只在靠自己最近的那个小贩那里买水，那么两位教授将如何布置他们的摊位呢？

两位教授的竞争，就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博弈。在这样一个博弈中，两位教授其实都明白，自己摆在海滩中点以左或右的任何位置都不是最优选择，因为对方摆在紧邻自己的右（左）边即可获得超过1/2的游客消费者，而自己只能获得少于1/2的游客消费者。那么，只有将自己的摊位安置在沙滩的正中点，这才是最好的，此时，无论对方紧邻自己左边还是右边，自己始终可以得到1/2的游客消费者。基于这种考虑，两位教授无疑都会把摊位紧挨着摆在沙滩的中心点上。

在“沙滩卖饮料”的博弈中，两位哈佛教授的最优策略就是将摊位都布置在海滩的中心点上。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所谓最优策略，就是无论其他博弈参与者如何选择，我们做出的策略选择都是最佳的。通俗来说即是，不管你怎么做，我所做的都是我能做的策略中最好的。

我们在第一章提到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其内涵是，给定其他人的选择之后，没有人对自己的策略感到后悔。这就意味着一旦达到纳什均衡，每个博弈参与者都选择了自己的最优策略。

纳什均衡就是所有博弈参与者最优策略的组合。既然在纳什均衡状态下，所有参与人都选择了自己的最优策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判断博弈参与者的策略是否为各自的最优策略，来确认当前局面是否已达成纳什均衡。

这个“沙滩卖饮料”的博弈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卖同类物品的商家总是紧挨着布局，还可以用于政治选举中拉票的分析。关于政治选举中拉票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讨论“换位思考”时详细论述。

博弈的构成要素

2010年公映的英国电影《百夫长》，情节非常简单，主要就是围绕一场令人紧张到几乎忘记呼吸的逃亡与追杀的博弈展开。在这场殊死搏斗中，博弈双方除了向我们展示了粗犷、野蛮以及冷酷的敌对气氛，还为我们异常鲜活地演绎了博弈对局的基本构成要素。

一场博弈的基本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1.参与者

以昆图斯·迪亚斯为首逃亡的罗马战士，悍女艾泰恩率领的皮克特追杀者。

博弈对局存在一个必需的条件，就是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自己跟自己玩不叫博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存在对手，只是一个人做决策而不需要考虑他人如何行动，这就是一个传统的最优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个既定的局面或情况下如何决策的问题。比如气温骤降，出门必须多穿衣服，只要有“气温骤降”这样一种既定情况的存在，你要出门时的最优策略选择就是多穿衣服，而不用考虑其他人是否多穿衣服。这种只有你一个人做出决策的情形不能构成博弈。

2.策略

昆图斯·迪亚斯通过采取迂回战术和各种迷惑追踪者的策略来躲避追杀，追上罗马军队；艾泰恩则通过其神秘的近似猎犬的追踪本领，总是能够感应到罗马人的逃跑路线。

如果没有艾泰恩嗜血般的疯狂追杀，昆图斯·迪亚斯率领的几名罗马士兵就没必要在逃跑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隐蔽逃跑路线；同样，如果昆图斯·迪亚斯等人不知道后边有追杀者，艾泰恩就没必要不断地施展其追踪技术。双方如果没有策略选择的交锋，就根本构不成一场博弈。就像四个人坐在牌桌前面对着一堆牌而不打，那自然无法构成牌局一样。因此在博弈中，参与者必须“出招儿”，也就是做出策略选择，直接、实用地针对某一个具体问题采取应对方法。

3.收益

昆图斯争取率领罗马士兵逃出生天，艾泰恩则要将罗马人留下做异乡亡魂。

博弈的结果就是双方的收益。在这场异常血腥的博弈中，艾泰恩率领的追杀者在最后的决战中全军覆没，而罗马人一方只有昆图斯和博特霍什追上了罗马军队。但博特霍什在欣喜若狂之余被罗马守城士兵射死，昆图斯也差点死于意图掩盖真相的罗马高官手中，最后一个人逃了出来。他没有留在罗马领地，而是回到了逃亡途中结识且互生情愫的“女巫”那里。在这场博弈对局中，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胜者，因为双方都未能实现预期的收益。即使残存的昆图斯算是仅有的胜利者，他也并没有得到真正希望的胜利。

在参与者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博弈中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博弈论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参与者要有预期收益。就像赌博，每个参与者都希望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而不是输得倾家荡产。

在“人都是理性的”这一假定前提下，博弈的参与者都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参与博弈，预期将来所获得利益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博弈的吸引力和参与者的关注程度。预期收益越大，博弈对参与者的吸引力就越强。

在此处必须说明，博弈虽由参与者、策略和收益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但并不是说博弈中只包括这三个要素，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要素，比如参与者的出招顺序、参与者拥有的信息量等，但文中所论述的三个要素，是任何博弈都必备的，因此我们称这个要素为博弈构成的基本要素。

什么叫做理性

一个人跟着一位魔法师来到一座二层楼里，在进入一层的时候，他发现里面有一张长长的大桌子，桌子旁围坐着一圈人，桌子上摆满丰盛的佳肴。他们不停地尝试着去吃到食物，但每次都失败了，没有一个人能把美食放进口中，因为大家的手臂受到魔法师诅咒，手肘难以弯曲，只能空对着满桌美食，一筹莫展。这时，他听到楼上传来了欢笑声，便好奇地上楼去看个究竟。

楼上的场景让他大吃一惊。二楼同样也有一群人，他们的手肘也不能弯曲，但是，大家都吃得兴高采烈。原来他们每个人都与对面的人彼此协助，互相喂食，所以每个人都吃得十分尽兴。

魔法师设定了同样的博弈环境，然而两层楼的人们博弈的结果截然不同。这种差别主要源于博弈论的基本假设，这一点在上节我们已经提到，就是所有博弈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只要参与博弈，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收益的最大化。在博弈中，“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用一个经济学术语表达叫做“理性经济人”。所谓“理性经济人”原本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即假定人都是利己的，而且在面临两种以上选择时，总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方案。通俗来说就是大家都是明白人，谁也不比谁更傻，你能想到的别人也想得到，别人能想到的你也能想到。

关于经济学中的“理性”，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理性的人一定是自利的。经济学和博弈论中的自利和社会学中的自私不是一回事。在博弈论中，“自利”是一个中性词。博弈论假设参与者都是纯粹理性的，他们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上述故事中的人都有明显的自利性，面对满桌佳肴，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尽可能地享用，选择自顾自的人如此，选择互相合作的人亦是如此。

第二，理性和道德不是一回事。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一定最合乎道德，理性和道德有时会发生冲突。当然，理性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的。

第三，理性和自由不一定一致。这一点，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小孩子对学习感到厌倦，但父母认为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才能有出息，于是，家长和孩子之间展开博弈：父母会根据孩子的行动采取各种各样的激励方案，孩子也会根据父母的行动寻找对策。文章开始的故事中被下了诅咒的人们，显然是不自由的，但他们心里享用美食的欲望仍然是理性的，这一点毫无疑问，这就是理性与自由的悖论。当然，现实并非完全如此，有些理性的选择和自由的选择也会达成一致，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了。

理性人的主要特征就是“目标明确”四个字，博弈的参与者十分清晰、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目的，并为此进行各种理性的选择。

无处不在的对局

博弈论并不仅限于经济或政治领域，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生命的演化，都可以看作是永不停息的博弈决策过程。哈佛大学的博弈论教学，就摈弃了传统的枯燥数学模型分析，通过关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引领大家自然而然地进入无处不在的博弈对局。

人们每天从一早醒来就必须不断地做决定，日复一日决定早餐要吃什么；要不要到超市疯狂采购一番；要不要看场电影、散散步，甚至读一本书……这些都是小事情，更重大的则比如：报考哈佛还是耶鲁，选择什么专业，如何选择伴侣，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何开展一项研究，如何打理生意，该与谁合作，做不做兼职，要不要竞争总裁的职位，要不要竞选总统……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人生场景，都会有博弈的参与。

在这些决策中，有些是完全由你一人做决定的（比如去不去散步），但决定的空间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你不可能在一个毫无干扰的真空世界里做决定，相反，你的身边全是和你一样的决策者，他们的选择与你的选择相互作用。这种互动关系自然会对你的思维和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别人的选择和决策直接影响着你的决策结果，这种相互影响你有时甚至觉察不到。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很难摆脱这种相互影响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中，是一张大网上的一个个结。

为了解释和理解博弈决策的相互影响，我们不妨看看一个石匠的决策和一个拳击手的决策有什么区别。

当石匠考虑怎样开凿石头的时候，如果地质情况清楚，他不必担心石头主动跳起来跟他过不去——他的“对象”原则上是被动和中立的，不会对他表现出策略对抗。然而，当一名拳击手打算攻击对手的时候，不仅他的每一招进攻都会招致抵抗，而且他还面临对方的主动出击。

在人与人的博弈中，你必须意识到，你的商业对手、未来伴侣乃至你的孩子都是聪明而有主见的人，是关心自己利益的活生生的“明白人”，而不是被动的、中立的角色。一方面，他们的目标常常与你的目标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当中包含潜在的合作因素。在你做决定的时候，必须将这些冲突考虑在内，同时注意充分发挥合作因素的作用。

博弈论是一种决策的艺术。因为博弈无处不在，为了自己，也为了与他人更好地合作，掌握博弈的策略思维对你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正因为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保罗·萨缪尔森说：“要想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必须对博弈论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第三课　博弈给我们带来什么

哈佛博弈课程并非脱离实际的理论讲解，它有很强的实用性。掌握博弈论的一些基本原理，你的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以前在你看来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或者生活中稀奇古怪的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解答。

实现均衡

我们在前面说过，博弈是一种策略性的互动决策，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的决策相互依赖，你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

哈佛有很多学生体形比较“丰满”，这大概是他们经常光顾麦当劳或肯德基造成的。这些学生应该都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麦当劳与肯德基通常会在同一条街上选址，或相隔不到100米的对面或同街相邻门面。而大多数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的布局也存在类似现象。照常理来说，同类商家聚集在一起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那为什么他们偏偏喜欢聚合经营，在一个商圈中争夺市场呢？这样选址会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会不会造成各超市或商家利润的下降呢？

聚合选址不可避免地导致更为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企业有个性，才有竞争力。以超市为例，在超市经营上要有特色，就要明确市场定位、深入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从产品、服务、促销等多方面进行改善，树立起区别于其他门店的品牌形象。如果每一个连锁超市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发挥互补优势，形成“磁铁”效果，这样不仅能够维持现有的消费群，而且能够吸引新的消费者。

另外，商业的聚集会产生“规模效应”。一方面，是所谓的“一站式”消费，丰富的商品种类满足了消费者降低购物成本的需求，而且同业大量聚集实现了区域差异最小化，为消费者实现比较购物建立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经营者为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谋求相对竞争优势，会不断进行自身调整，在通过竞争提升自己的同时让普通消费者受益。

正因为上面的几个原因，像麦当劳、肯德基这种聚合选址能使商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促成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聚合经营也就是商家的占优策略。在这种博弈中，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然而这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恰好促成了双方最终实现纳什均衡。

这就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博弈，而相互依存的策略就会促成均衡。

同一博弈中，所有博弈参与者的策略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博弈参与者从博弈中所得结果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策略选择，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

均衡可以说是博弈论中最重要的思想之一，但本质并不复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多次论述了纳什均衡的内涵，此处介绍一下一般均衡的概念：在博弈达到均衡时，博弈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不可能因为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增加收益，于是各方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选择某种最优策略，并与其他参与者达成某种暂时的平衡。在外界环境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倘若有关各方坚持原有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并理性地面对现实，那么这种平衡状况就能够长期保持稳定。

在所有均衡中，纳什均衡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纳什均衡是所有参与者最优策略的组合，不一定所有选择都能实现各人收益的最大化，但能使所有人的收益都达到最大化的均衡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多的博弈我们无法使用严格优势策略均衡（指不论对方采取何种策略，我们采取此策略总比采取其他任何都好的策略）或重复剔除严格劣势策略均衡的方法找出均衡解。比如在房地产开发中，假定市场需求有限，只能满足一定规模的开发量，A、B两个开发商都想开发这一规模的房地产，而且，每个房地产商必须一次性开发这一规模的房地产才能获利。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对开发商A还是B来说，都既不存在严格优势策略，也不存在严格劣势策略（严格劣势策略是指在博弈中，不论其他人采取什么策略，某一参与者可能采取策略中对自己严格不利的策略）。如果A选择开发，则B的最优策略是不开发；如果A选择不开发，则B的最优策略是开发。A与B在做出策略选择的时候，显然是相互依存的。研究这类博弈的均衡解，就需要引入纳什均衡。

在纳什均衡中，每个参与者都对自己的策略感到满意，构成纳什均衡的策略一定是重复剔除严格劣势策略过程中不能被剔除的策略。

与重复剔除的占优策略均衡一样，纳什均衡不仅要求所有博弈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而且要求每个参与者了解所有其他参与者也都是理性的。在占优策略均衡中，不论所有其他参与者选择什么策略，一个参与者的占优策略都是他的最优策略。因此，占优策略均衡一定是纳什均衡。而在重复剔除的占优策略均衡中，最后剩下的唯一策略组合，一定是在重复剔除严格劣势策略过程中无法被剔除的策略组合。因此，重复剔除的占优策略均衡也一定是纳什均衡。

需要注意的是，博弈的结果并不都能成为均衡。博弈的均衡是稳定的，因此可以预测。

零和博弈

在哈佛大学经济系，流传着这样一则著名的笑话：

麦克和查尔斯是两个经济学家，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学术问题。一次，他们边散步边讨论。麦克看到一堆狗屎，就对查尔斯说：“你吃了这堆狗屎，我给你100万美元。”

查尔斯犹豫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吃了那堆狗屎。

麦克果然兑现承诺，给了查尔斯100万美元。

走不多远，查尔斯也看见了一堆狗屎，他对麦克说：“吃了这一堆，我也给你100万美元。”

麦克也是先犹豫，但最终还是倒在了金钱面前，于是查尔斯又把麦克给他的100万美元还了回去。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

走着走着，查尔斯忽然缓过神来了，对麦克说：“不对啊，我们俩谁都没赚到钱，却帮环卫工人清理了两堆狗屎。”

麦克也感觉很不对劲，但他辩解说：“我们是都没赚到钱，但我们创造了200万美元的GNP！”

这则笑话虽是对经济学家的嘲弄，但它反映了零和博弈的基本道理。在零和博弈中，所有参与者的获利与亏损之和正好等于零，赢家的利润来自于输家的亏损。

博弈根据是否可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也称为正和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妥协，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个社会的利益有所增加。非合作博弈是指参与者不可能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一种博弈类型，具有一种互不相容的味道，包括负和博弈与零和博弈。

零和博弈属于非合作博弈，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零和博弈的结果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所得正是另一方的所失，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不会因此而增加一分。也可以说，零和博弈中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

零和博弈现在广泛应用于有赢家必有输家的竞争，“零和游戏规则”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人类社会中有许多与“零和游戏”相似的局面。

如果用一种最简单的现象来帮助人们理解零和博弈，那就是赌博：赌桌上赢家赢得的钱就是输家输掉的。

法国作家拉封丹有一则寓言讲的就是狐狸和狼之间的零和博弈。

一天晚上，狐狸来到水井旁，低头看到井底的月亮圆圆的，它以为这是块大奶酪。井边有两只吊桶，人们用来一上一下交替汲水。这只饿得发昏的狐狸马上跨进一只水桶下到井底，另一只水桶则升到了井面。

到了井底，它才明白水中的圆月是吃不到的，自己已铸成大错，处境十分不利，长久下去就只有等死了。如果没有另一个饥饿的替死鬼来打这水中月亮的主意，坐井口的另外一只水桶下来，它就别指望活着回到地面上了。

两天两夜过去了，没有谁光顾水井。沮丧的狐狸正无计可施时，刚好一只口渴的狼途经此地。此时月亮高挂，狐狸不禁喜上眉梢，它抬起头跟狼打招呼：“喂，伙计，我免费招待你一顿美餐怎么样？你看到这个了吗？”它指着井底的月亮对狼说：“这可是块非常美味的干酪，就算主神朱庇特病了，只要尝到这美味可口的食物都会胃口大开。我已吃掉了这奶酪的一半，剩下的这半也够你吃一顿的了。就委屈你钻到我特意为你准备好的桶里下到井里来吧。”这只狼果然中了它的奸计。狼下到井里，它的重量使狐狸升到了井口，这只被困了两天的狐狸终于得救了。

狐狸上来得救，狼下去受困，得与失相等，这就属于零和博弈。

生活中的游戏通常都是一场零和博弈，因为游戏总有输赢，一方赢了，另一方就是输了。为什么在赌场赌博总是输的多呢？这就是因为赌博是一场零和博弈，而开赌场的老板是要赚钱的，他赚的钱从哪里来呢？显然只能靠赌徒输钱了。

在属于非合作博弈的零和博弈中，双方是没有合作机会的。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零和博弈是利益对抗程度最高的博弈，甚至可以说是你死我活的博弈。

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发现与零和博弈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从个人到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到处都有零和博弈的影子。比如篮球、拳击等体育比赛，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竞选等，都属于零和博弈。

非零和博弈

电影《美丽心灵》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约翰·纳什教授给学生上课。楼下有几个工人正施工，机器的轰鸣声非常刺耳，于是纳什走到窗前狠狠地把窗户关上。

马上有同学提出意见：“教授，请别关窗户，实在太热了！”

而纳什一脸严肃地回答：“课堂的安静比你舒不舒服重要得多！”然后转过身一边在嘴里叨叨着：“给你们来上课，在我看来不但耽误了你们的时间，也耽误了我的宝贵时间……”一边在黑板上写着数学公式。

此时，一位叫阿丽莎的漂亮女同学（她后来成了纳什的妻子）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她对窗外的工人说道：“打扰一下，嗨！我们有点小小的问题，关上窗户，这里会很热；开着，却又太吵。我想能不能请你们先修别的地方，大约45分钟就好了。”

正在干活的工人愉快地说：“没问题！”又回头对自己的伙伴们说：“伙计们，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阿丽莎回过头来快活地看着纳什教授，纳什教授也微笑地看着阿丽莎，既像是讲课，又像是在评论她的做法地对同学们说：“你们会发现在多变性的微积分中，往往一个难题会有多种解答。”

阿丽莎对“开窗难题”的解答，使得原本的零和博弈变成了另外一种结果：同学们既不必忍受密闭室内的高温，教授也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中讲课，结果不再是“0”，而成了“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其实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僵局，那些看似零和博弈或者是负和博弈的问题，也会因为参与者的巧妙设计而转为正和博弈。这一点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非零和博弈既可能是正和博弈，也可能是负和博弈。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亚当·布兰登勃格和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巴里·奈尔伯夫。他们在合著的《合作竞争》一书中提出，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博弈，是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非零和博弈。

在非零和博弈中，对局各方不再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局中人的所得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局中人要遭受同样数量的损失。博弈参与者之间不存在“你之得即我之失”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参与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共同的利益，能够实现“双赢”或者“多赢”，这是正和博弈；与之相对的则是负和博弈，即博弈参与者最终无人获利，两败俱伤。对于正和博弈与负和博弈，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譬如一对情侣，双方可能一起得到精神的满足，这是正和博弈；恋爱中一方受伤的时候，对方并不一定得到满足，双方也许都很受伤，这种情况则是负和博弈。

负和博弈

博弈的理论承认人人都有利己动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同时，博弈策略的本质在于参与者的决策相互依存，帮助别人有时就是帮助自己，这样反而更能促成个人收益最大化。

市场经济中，崇尚的道德应该是利己又利他，这两点并不矛盾。如果市场上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最终结果还是损害自己，而能够为别人考虑的往往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当你从利己的角度出发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会起到“利己又利他”的效果。反之，为了利己而做伤害别人的事，自己虽然会得一时之益，但从长远来看，必定得不偿失。

2009年12月31日，冰岛总统格里姆松表示，将推迟签署议会批准的偿付协议——偿付在冰岛Icesave银行破产中遭受损失的英国及荷兰储户，该协议遭到冰岛民众的普遍反对。

议会30日批准的支出计划遭到普遍的反对，格里姆松称，正如此前预计，他“今天将不对此做出决定”。3天后，他收到32万冰岛居民中接近4万人签署的反对该协议的请愿书。如果总统拒绝支持该议案，该问题将诉诸全民投票表决。

冰岛议会29日晚些时间授权向英国和荷兰政府支付38亿欧元，这些资金中部分用来补偿在冰岛Icesave银行倒闭中逾32万个损失储蓄的储户。31日早些时候，评级公司标准普尔曾称赞冰岛议会的决定，并在一份声明中将冰岛的信用等级前景从“负面”上调至“稳定”。

冰岛总统格里姆松说，他不会签署赔偿英荷两国存户38亿欧元存款损失的议案。他说，他将改而让全民投票，决定是否作出赔偿。

这引起英国和荷兰的不满。荷兰说，冰岛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英国财政部则希望冰岛履行其“责任”。英国金融服务部长麦纳斯警告，冰岛倘若这么做，不仅将面临金融孤立的危险，其通往欧盟的道路也可能受阻。

在冰岛同英国和荷兰的这场博弈中，如果冰岛真的赖账，那么冰岛和英荷两国将陷入双输的局面：英荷两国储户会遭受巨额损失，而冰岛则会有受到欧洲其他国家金融孤立的危险，这无疑会让本来就已风雨飘摇的冰岛经济雪上加霜。如果冰岛真的采用这一策略，那么这就是一场典型的负和博弈，双方都没有获利。

正和博弈

小溪边有三处灌木丛，每处灌木丛中都居住着一群蜜蜂。附近的一个农夫总觉得这些灌木丛没有多大用处，便决定铲除它们。

当农夫动手清除第一处灌木丛的时候，住在里面的蜜蜂苦苦地哀求：“善良的主人，看在我们每天为您的农田传播花粉的情分上，求您放过我们的家吧！”

农夫看看这些无用的灌木丛，摇了摇头说：“没有你们，别的蜜蜂也会传播花粉的。”很快，农夫就毁掉了第一群蜜蜂的家。

没过几天，农夫又来砍第二处灌木丛，从中冲出一大群蜜蜂，对农夫嗡嗡大叫：“残暴的地主，你要敢毁坏我们的家园，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农夫的脸上被蜜蜂蜇了好几下，他一怒之下，一把火把整个灌木丛烧得干干净净。

当农夫把目标锁定在第三处灌木丛的时候，蜂王飞了出来，它对农夫柔声说道：“睿智的投资者啊，请您看看这处灌木丛给您带来的利益吧！您看看我们的蜂窝，每年我们都能生产出很多的蜂蜜，还有最有营养价值的蜂王浆，这可都能给您带来不菲的经济效益啊。如果您把这些灌木丛给除了，您将什么也得不到，您想想吧！”农夫听了蜂王的介绍，觉得有道理，于是放下了斧头，与蜂王合作，做起了经营蜂蜜的生意。

在这场人与蜂的博弈中，面对农夫，三群蜜蜂运用了三种策略——恳求、对抗、合作，只有第三群蜜蜂保住了自己的家园，农夫也从中获益匪浅，双方实现了双赢。

这则寓言告诉我们，如果博弈的结果是“零和”或“负和”，那么，一方得益就意味着另一方受损或双方都受损，这些显然都不是最优结果。人与人之间如果都能争取合作，把一味利己的竞争博弈变成双赢的正和博弈，就能使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双赢是最佳的合作效果，合作是利益最大化的有效武器。很多情况下，对手并不仅仅是对手，正如矛盾双方可以转化一样，对手也可以变为助手和盟友，微软公司对苹果公司慷慨解囊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如同国际关系一样，商场中也不存在永远的敌人，利益才是永恒的。

皮尔斯和杰夫同时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电力公司，他们的工作能力不相上下。皮尔斯是电力公司总经理的亲属，而杰夫则毫无后台背景。他们都是部门负责人，但杰夫并没有因为自己没有皮尔斯那样的关系而表现消极。在工作中，杰夫经常与皮尔斯相互协作，完成工作中的难点，互相配合非常默契。皮尔斯也愿意同杰夫编在一组，相互促进。在完成11万伏高压输电线路安装过程中，皮尔斯与杰夫一起晚上看图纸，安排工序，白天干活，比预定工期提前1/3完成任务，因此受到表彰。

曾经有朋友劝杰夫，皮尔斯本来就有关系，现在你帮他的忙相当于断了自己的升迁之路。杰夫对朋友说：“第一，我佩服的是皮尔斯的能力和人品，皮尔斯能成功，靠的是自己的实力；第二，如果自己能力不强，即使领导不会看重皮尔斯，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出息，我现在也是向他学习本事；第三，一旦皮尔斯升迁，自己与他配合默契，工作起来也顺手。”

通过相互之间的配合，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上级通过皮尔斯也认识了杰夫，认为两个人的能力同样突出。在皮尔斯被提为安装公司经理之后，杰夫理所当然地成了副经理。皮尔斯心里也明白，没有杰夫的帮助，仅靠自己也不会有这样突出的成绩。不久之后，通过关系，皮尔斯将杰夫调到另一部门担任正职。这样，杰夫的路子也宽广起来。同时，两个人在两个部门相互协调，工作就更加好干了。

展示自己的才能，配合他人的工作，在工序流程中能够独挑大梁，在团体运作中具有团结精神，都是能够得到别人赏识的。当然，协助别人工作同给别人当下手不一样，协助别人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独到的见解，总是像跟屁虫似的人云亦云，帮助别人做打杂的活儿，是永远成不了气候的。

多次博弈与单次博弈

休斯敦火车站广场边上的一家小卖店，出售饮料、汉堡包等商品，店门口的一个玻璃柜子中摆着各种香烟。

“我马上就要上火车了，你在达拉斯车站接我。老板，来包万宝路。”凯尔打着电话，给店主递过钱去后，买了一包万宝路烟匆匆离开。但凯尔突然又回过身来问：“老板，你的烟不会有假吧？”

“怎么可能，这些烟都是从烟草公司进的，正规渠道，怎么会有假。”

“真的吗？”

“你要不要，不要走开！”

看到店主凶巴巴的样子，凯尔苦笑着走向站里。

经常出差或旅行的人，在车站或景点等地购物时，会注意到这些人群流动性很大的地方，不但服务质量差，而且假货横行。这是因为在商家和顾客之间存在的是“一次性博弈”。

在博弈中，每个参与者在轮到自己决策时，必须思考自己的行动将会给其他博弈参与者以及自己未来的行动造成什么影响。也就是说，相继行动的博弈中，每个参与者必须预计其他参与者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据此盘算自己的最佳策略。

但在一次性博弈中，因缺乏强烈的道德与情感因素的约束，参与人仅为自己当前的最大收益而奋斗。他不太关心自己未来的利益，因为他确信今后自己不会再和对方进行博弈，从而会尽可能地施展所有手段争取当前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凯尔遇到的那位老板才如此态度恶劣，他卖的万宝路香烟真假如何，不用猜都知道。假如市场交易都是一次性的，那么市场上肯定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因为销售者出卖假冒伪劣商品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但生活中更多的是重复性博弈，与一次性博弈完全不同，它遏制了人们的绝对功利性，每一个参与者的行动都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他们需要为将来考虑。如果有谁在第一次博弈中就耍尽欺诈手段，或者背叛，那么在未来的博弈中，他将付出代价，显然采取这种策略对他来说是不明智的。因此，在重复性博弈中，不诚信的情况比较少。

我们也可以借用重复博弈的理论来解释夫妻之间的一些行为。

夫妻之间闹别扭，妻子一般不敢闹得太过分，丈夫也不会一直记恨在心，因为他们都明白，仅为一时意气而严重伤害对方，最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对于夫妻而言，博弈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分手时能得到更多的“好处”，而是希望能更好地“维持合作的稳定性”，白头偕老。

通常来说，在经历多次博弈之后，会达到一个纳什均衡。在纳什均衡点上，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此时如果任何一个参与者改变策略，他的收益都会降低，任何一个理性的参与者都不会有单独改变策略的冲动，没有人愿意先改变或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博弈的终点。

重复博弈可以有效地防止背叛策略的出现，只要博弈继续下去，博弈的双方就不得不考虑自己背叛后对方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对付自己。此外，重复博弈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可能无限放大一次性博弈的结果。

员工和雇用他的公司就处在重复博弈当中。因此，员工往往会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抑制自己的背叛行为，公司也同样会因为希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而表现出好的姿态，这是一种合作的博弈。

将来的博弈，不仅仅是一种防止背叛的手段，也是一种可以寄予希望的手段。当将来存在时，人们会因为考虑长远而更理性地处理眼前的问题。

第二篇　CHAPTER 2　博弈的模型：人人都是自私鬼

模型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建立模型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事实以激发灵感。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本·布拉克

第四课　囚徒的困境

大家都是明白人，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决策，但最后谁也捞不到好处，这就是囚徒困境。当你处于囚徒困境中时，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办法既能让自己从困境中逃脱，同时又能获益，只能尽量做到自己不受侵害，不做傻瓜。

人人都是自私鬼

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其财物也被盗。警方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A和B，并从他们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他们声称自己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

警方分别对他们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1年刑期。但是，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3个月的监禁，而你的同伙要被判10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10年刑，而他只被判3个月的监禁；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

A、B二人这时就分别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者抵赖。究竟该如何做出选择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收益矩阵：

A、B博弈收益矩阵

通过这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对双方而言，最好的策略显然是双方都抵赖，那样大家都只被判1年。但由于这两人已被隔离开来，根本没有机会串供，这就加大了结果的不可预测性，或者说增大了双方合作抵赖的风险性。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对A、B二人而言，选择坦白交代才是最佳策略。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交代，那么自己只会被监禁3个月；如果对方坦白而自己抵赖，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这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基于这些分析，选择坦白此时成了双方的最佳策略，而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

有人会认为，如果他们在接受审问之前有机会见面并好好谈清楚，那么他们一定会约好拒不认罪。但实际上这还是不可行，因为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个协定也不见得管用。因为一旦他们被分开，当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出卖别人为自己换取更有利判决的冲动就会变得难以抑制。这么一来，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和结局还是不会出现。

这就是博弈论中经典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当参与一方采取优势策略时，无论对方采取何种策略，自己都会显示出优势。

参与者之所以会选择优势策略，当然是因为人人都有的自私心理。在面对上述情况时，每个人都会变得很理性，“理性人”都是自私的，不会信任彼此，更不会在危难的时候合作，人人都会自私地追求最大利益，结果却导致了非理性的集体，他们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并没有得到最好的结果。

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囚徒困境：比如打扫寝室卫生。到期末或者年末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多数寝室又脏又乱。为什么会很脏乱呢？因为没人打扫。谁都不愿意清理吃剩的比萨、奶酪渣还有面包渣。为什么学生们不打扫呢？因为在没有统一协调的情况下，让别人去打扫是每个人最希望的结果，自己去打扫是每个人最不希望的结果。无论是基于人人都有的自私心理，还是懒惰，最后结果往往都是无人打扫，寝室脏乱也就不足为奇了，囚徒困境也就这样形成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博弈论中，核心问题是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它教会人们怎样变得更聪明。而在生活实践中，这个教人怎样聪明的学问却又告诫人们，做人不能太精明了，否则聪明容易被聪明误，弄巧成拙。

经常乘飞机的朋友会发现，行李不翼而飞或者里面有些易损的物品遭到损坏。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为此则需要向航空公司索赔。航空公司一般是根据实际价格给予赔付的，但有时某些物品的价值不容易估算，而物件又不大，那怎么办呢？

哈佛大学的两个学生艾娃和奈特莉出去旅行，她们互不认识，在同一个瓷器店各自购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瓷器。从机场出来后，她们发现自己托运行李中的瓷器损坏了，于是她们随即都向航空公司提出索赔。航空公司评估人员将瓷器价值估算在500元以内，但由于艾娃和奈特莉没有价格凭证，航空公司无法确切地知道瓷器的价格，于是分别告诉艾娃和奈特莉，让她们把购买时的价格写下来。

航空公司认为，如果这两位小姐都是诚实的人，那么她们写下来的价格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么必然有人在说谎。而说谎的人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赔偿，所以申报价格较低的那个小姐应该相对更加可信。因此，航空公司会采用两个价格中较低的那个作为赔偿金额，同时给予那个给出更低价格的小姐200元的奖励。

这时，艾娃和奈特莉各自心想，航空公司认为这个瓷器价值在500元以内，但不低于10元，如果自己给出的损失价格比另一个人低的话，就可以额外再得到200元，而自己的实际损失不过是400元。

艾娃想，航空公司不知道具体价格，那么奈特莉肯定会认为多报损失多得益，申报价格只要不超过500元即可，那么最有可能报的价格就是400元到500元之间的某一个价格。艾娃心想自己就报390元，这样航空公司肯定认为我是诚实的好姑娘，奖励我200元，这样我实际就可以获得590元。

而同样精明的奈特莉想到艾娃的心理，自然想要比艾娃填得更低，以此获得额外的奖励。

这样，两个人相互盘算，最后很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填了比原价更低的数目，那么最终填的都会是310元，各自拿到的也都只是她们填的那个金额，而航空公司只需一共支付给她们620元，这比她们填原价要少180元。在这里，真正得利的是航空公司，而原本算计着想获得额外奖励的两个人，却是有苦说不出。

在这个事例中，艾娃和奈特莉本来可以商量好都填500元，这样她们各自都可以拿到500元的赔偿金，但因为互相都要算计对方，要拿得比对方多，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得益。这样的博弈结果无非两个：一是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双方在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对方的利益诉求，在相互的利益让步中走向双赢；另一种结果是博弈双方在考虑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斤斤计较自身的利益得失，精于算计对方，尽可能地将自身利益极大化，从而最终走向双输。

这就是哈佛大学巴罗教授提出的“旅行者困境”。一方面，它启示人们在为私利考虑的时候不要太精明，告诫人们精明不等于高明，太精明往往会坏事；另一方面，它对于理性行为假设的适用性提出了警告。

为什么他们能得逞

现实中的博弈往往并不止两个参与者，这时还会出现囚徒困境吗？答案是肯定的。在多个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囚徒困境又被称为人质困境，从两个囚犯到一群人质，个人理性与团体理性的巨大冲突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出来，人质在面对威胁时，面临着同样的心理困境。

1956年2月14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24日，大会闭幕。这天深夜，赫鲁晓夫突然向大会代表们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所谓的《秘密报告》），系统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重大错误，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个领域的流毒。报告一出，顿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所以很多人心里都有个疑问：你既然知道他的错误，为什么在斯大林生前和掌权的时候，你不提出意见，而要在今天才放“马后炮”呢？

后来，在党的代表会上，当赫鲁晓夫就这个话题侃侃而谈时，有人从听众席里传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你在哪里？

可以想象，当时赫鲁晓夫是何等尴尬和难堪。如果回答必然自暴其短。而如果不答，把纸条丢到一边，装作什么也没发生，那么只会表明自己怯阵，结果必然会被在场的人看不起，从而丧失威信。从台下听众的一双双眼睛中他知道，他们也有同样的疑问。

赫鲁晓夫想了想，便拿起纸条，大声念出了上面的内容，然后向台下喊道：“写这张纸条的人，请你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到台上。”台下鸦雀无声。赫鲁晓夫重复了一遍，但台下仍然是一片死寂，没有人敢动弹一下。

赫鲁晓夫于是淡淡地说：“好吧，就让我告诉你，当时我就坐在你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上。”

这个故事不仅反映出了赫鲁晓夫的机智和率直，而且表明，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害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劣势策略，因为它意味着惨重的代价，这就是人质困境。

在人质困境中，人质当然有反制策略，但实行起来艰难至极。比如联合劫持者对付人质，结局还是取决于劫持者，因为主动权在他们手中。另一种选择就是所有人质联合起来同时反抗，但这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因为统一行动最重要的是沟通与合作，而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种时候变得非常困难——劫持者由于深知人质联合起来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必然会尽可能阻挠人质们进行沟通与合作，其中包括杀死首先发难的人。

当大家的利益都处在同样威胁之下时，人人自危，都想自保，这无可厚非。但是这样的大众心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人的思想都会变得麻木不仁。

人质困境解答了社会生活中“见义不为”的现象。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我们可能心里也愿意帮忙，但通常会考虑较多。比如，遇见有人落水，会考虑到自己水性不好，如果跳下去，不仅救不上落水的人，自己有可能也要被别人救。而且，面对如此紧急的事件，我们可能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想通过观察他人的表现来确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动。不幸的是，他人也同样在观察着我们，以此确定他们接下来的行事策略，结果就出现了群体坐视不理的冷漠行为。而这一结局无疑将令所有人痛心，也令所有人的终极利益受损。与哈佛大学同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德国新教牧师马丁·尼莫拉留下的短诗，诗中的内容发人深省：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破解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结果却是谁都得不到好处，所有理性的参与者在自私自利之心的驱动下，导致了所有人的利益“同归于尽”。那么囚徒困境是否可以打破，困境中的参与者能否彼此协调，从而使彼此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当然是可以的。

第一，制定契约，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在富翁被杀的囚徒困境中，假如每个人都相信对方不会坦白，那么合作抵赖的最佳结果就会出现。当然，实现这种合作的关键是彼此的信任。只要双方能够达成彼此信任的关系，那么合作就会出现。

如何达成彼此信任的关系呢？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案就是签订一份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对背叛者施以严厉惩罚的契约。比如在商业领域，即使双方未曾合作过，也能通过订立合同达成彼此信任的关系，从而实现合作。因为合同中带有违约条款，谁不遵守合同，谁就将承担对自身极为不利的法律后果。

当然，签订合同与诚实守信地履行合同是两回事，但比起没有合同来，签订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显然更有利于防止“背叛”的出现。

第二，建立长期关系，进行重复博弈。

吸烟者都明白，吸烟可以满足一时的快感，却会导致日后的健康问题。可是对于只顾满足眼前欲望的吸烟者而言，吸烟将是他的最佳选择。同样的道理，在囚徒困境中，如果参与者不考虑将来，背叛是最好的选择，尤其在博弈只有一次的情况下，对参与者而言，背叛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在单次博弈中，背叛者只看到预期收益，而不顾预期风险。如果参与者将预期风险也考虑进去，就会对其策略作出调整，因为现实中的博弈有很多都是“不定次数的重复博弈”。预期风险的存在，改变了博弈参与者的收益，改变了收益也就改变了参与者的动机。

事实上，重复博弈也更逼真地反映了日常人际关系。在重复博弈中，合作的长期性能够纠正人们短期行为的冲动。

第三，施以报复，让背叛行为不敢发生。

同样是在富翁被杀的囚徒困境中，假如每一个拒绝坦白的囚徒，都可以在刑满释放后对坦白的囚徒进行报复，那么每个囚徒就可能因担心未来的报复而宁愿选择抵赖，这样，双方都抵赖的均衡就出现了，合作达成。

在很多案件中，的确可以看到犯罪集团的成员被拘后拒不坦白。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惩罚机制有关。因为在犯罪集团中，如果出卖其他成员，将永远无法在“江湖”立足，并且其家人也将受到其他犯罪集团成员的追杀。正由于这种报复与惩罚机制的存在，使得囚徒间彼此合作，从而打破了“囚徒困境”。

第四，通过教育改变收益，进而改变参与博弈的动机。

通过教育的方法改变博弈的收益，从而改变参与者参与博弈的动机，这样也有助于打破囚徒困境，但这种方法并非总是有效的。

“自私”是社会的驱动力

吉姆和德拉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非常贫穷。吉姆身上最值钱的就是一块怀表，但是穷得连一条表链都买不起。德拉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金色秀发，却没钱买一把好梳子。圣诞节来临，这对夫妻尽管身无分文，却都想给对方悄悄准备一份礼物。

吉姆想来想去，狠下心把心爱的怀表卖掉，为心爱的人买了一把漂亮的梳子，好让妻子梳理那一头美丽的金色长发。然而，德拉为了给吉姆买一条表链，卖掉了自己的满头秀发。最终他们发现，吉姆再也不需要表链，德拉也不需要梳子，而他们最值钱的两样东西，现在都没了。

在欧·亨利著名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的故事中，夫妻双方完全不为自己着想，结果反而不如自私的好。这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自私自利并不该一律否定。

只有在人们绝对自私的时候，合作才会给参与各方带来更多的利益；当人们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合作时，不但不会得到更多利益，反而可能造成“双输”的局面。

哈佛大学曾经举办过一次“合作与社会两难困境研讨会”，会后两位学者亨廷顿和海耶斯提议，在座的专家一起玩一个游戏。他们拿出一个大信封，让专家每人拿出一定的现金放进去，如果最后信封里的钱超过了250元，那么亨廷顿和海耶斯会返给每个专家10元；可是如果信封里的钱不足250元，信封里的钱就全归亨廷顿和海耶斯所有。

当时在场的除了亨廷顿和海耶斯之外共有43个人，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只要每个人放入信封250/43元，也就是不到6元，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得到10元。可是，等到所有人都把钱放进大信封之后，亨廷顿和海耶斯数了一下，一共只有245.59元，距离250元只差不足5元。

看过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说这些专家太自私了，只要有一个人多拿出5元，所有人都会得到不错的回报。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并不是这些专家太自私，而是这些专家还不够自私。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将自私与贪婪、嫉妒等词语联系起来。在博弈中，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实际上就是自私。在亨廷顿和海耶斯的游戏当中，各位专家理性的选择应该是这样：如果最后信封里的钱超过了250元，自己的最优选择就是不投进一分钱，因为这样自己会得到最大利益即10元；如果最后信封里的钱没超过250元，自己的最优选择同样是不投进一分钱，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任何损失；在场其他人可能也会做出同样的理性分析，所以大家都不会投钱，也就是说信封里面的金额肯定不会超过250元。如果各位专家足够理性、足够自私，那么信封里应该一分钱都没有。信封里面会有那么多钱，说明专家们还是愿意为增进大家的共同利益作出一些牺牲的。

或许一些伦理学家会为专家的这次合作感到高兴，但是对于损失利益的专家们来说就没有任何喜悦可言了。当个体没有从理性的角度来考虑该不该合作时，合作注定是会失败的。合作的基础并不是人们愿意在合作中牺牲什么，而是人们希望从合作中得到什么。人们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参与到一场合作当中，这样的合作才是稳定的、可靠的。专家之间的合作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因为这样的合作给每个人带来的是损失而不是利益。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人性的不自私无法促成合作的例子：

从前，两位旅行者遇见了一位圣者。圣者受到两人的热心照顾，十分感动，在将要离别时对两个人说：“很遗憾，我就要和你们道别了。分手前，我要送给你们一个礼物，礼物就是你们当中一个人先许愿，他的愿望一定会马上实现；而第二个人可以得到那个愿望的两倍！”此时，一个旅行者心里想：太棒了，我知道我想要许什么愿，但我先不讲，先许愿自己就吃亏了，因为对方可以实现双倍的愿望。而另外一个旅行者也自忖：我不想让他实现双倍的愿望。于是，两位旅行者“客气”起来：“你先讲嘛！”“你年长先许愿吧。”“不，应该你先！”终于，一个人生气了，大声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许愿，我就把你的狗腿打断！”另外一个人听了也很生气，没想到对方居然恐吓自己！于是想，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休想得到！这人心一横，狠心说：“好，我先许愿！我希望我的一只眼睛瞎掉！”很快，这位旅行者的一只眼睛瞎了，而他的同伴两只眼睛都瞎掉了！

对这两位旅行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采取合作的策略，虽然这样对方会获得两倍的利益，但自己同样也会获得不错的利益。然而双方最终没有合作，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还不够自私，他们总是会想到对方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可是他们没有明白的是，如果对方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没有冲突，自私的人就应该安然接受。

永远不会消失的困境

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囚徒困境的时候，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办法能让自己既从困境中逃脱，又能获得利益，只能尽量做到使自己不受侵害，并不惜牺牲其他参与者的利益。出卖合作者在道德层面上而言是不对的，但就博弈论来说，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

两个朋友一起去深山里游玩，结果遇到了一只熊，他们都十分害怕。其中一个人弯腰下去把鞋带系好，做好逃跑的准备。另一个人对他说：“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不可能跑得比熊快。”那个准备跑的人回答说：“我不需要跑得比熊快，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行了。”

囚徒困境下，博弈参与者有时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力争让同伴成为最大的牺牲者，这样才能让自己获得囚徒困境下最好的处境，这就是出卖合作者原则。在这个“朋友和熊”的故事里面，那个准备逃跑的人面临的选择有以下几个：

选择A——不逃被熊吃掉；

选择B——逃跑，被熊吃掉；

选择C——逃跑，得以生还。

在这些选择里面，如果选择逃跑，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他的朋友也有同样的这三种选择。对于选择逃跑的人来说，只要他选择了逃跑，就会有生还的机会。如果他的朋友选择不逃跑，生还的机会自然属于他；朋友选择逃跑，就需要一个附加条件——他跑得比朋友快，这样才会生还。所以，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无论他的朋友做出什么选择，只要他自己拼命去跑，就会有机会生还，这是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模式。

囚徒困境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这种博弈模型中，每个局中人都以自身利益为第一参考因素。追逐利益是人的本能，每一个人在博弈过程中都是自私的，有时甚至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择手段。正是因为人的自私性，囚徒困境的难题会出现在诸多事情上。

在美国，人们将领导人任期将满时出现的一种不合作现象称为“跛鸭效应”。比如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跛鸭效应”的出现损害了他们为别人提供合作动机的能力，从而会造成很多问题。与总统类似，很多公司的CEO们在任期的最后阶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重复博弈的精髓就是，未来为现在提供了动机。之所以会有这种“跛鸭效应”，是因为将失去来自未来的激励，所以也同时失去了对未来的回报或惩罚的承诺，导致合作破裂，领导人得以从博弈中解脱，“背叛”的诱惑将难以遏制。

现在假设甲、乙两人进行囚徒困境博弈，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假如这个博弈只玩一次，双方都可能使坏。假如甲使坏，乙善意，甲、乙收益为（3，3）；假如甲善意，乙使坏，甲、乙收益为（0，3）；甲善意，乙善意，则收益为（2，2）；甲使坏，乙使坏，则双方收益为（1，1）。因此，不管对手怎么做，假如这个博弈只玩一次，坏心一定比较有利。然而，假如博弈1000次，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假如在整个博弈中，甲、乙都使坏，双方的效用都是1分。但要是甲、乙两个一直都不使坏，双方的效用就是2分。假如甲、乙其中一个开始使坏，对手就会跟着使坏，于是双方就会形成只得1分报酬的僵局。所以甲宁可先表达善意，希望乙也跟进。如果每次都是甲采取先动策略，那在最后一回合甲肯定要使坏，而乙很可能预知甲使坏而在前一回合就开始使坏。

既然如此，甲在第999回合应该怎么做？甲在第999回合选择使坏一定可以得到比较高的报酬。假如甲不想在第999回合选择使坏，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让对手在第1000回合对自己不使坏。但前面已经论证，不管怎么样，乙在第1000回合都应该会使坏。因此，双方在第999回合都会选择使坏。当然，这表示他们在第998回合也应该选择使坏，因为双方在第999和第1000回合一定会选择使坏。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一直往回推，可以证明甲在第一回合就会选择使坏！

因此，就算这个囚徒困境博弈进行1000亿次，只要这个博弈存在确定的最后一次，理性的参与者在每个回合都会选择使坏。

博弈论认为，当两个博弈者陷入有限次数重复性博弈中的囚徒困境时，他们一般会选择使坏。

如果一种合作关系有个已知的终点，而且合作关系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在某个时间这种关系会终止，那我们基本上就不能通过重复博弈来维持合作，囚徒困境还是不会消失。

第五课　蜈蚣的博弈

哈佛大学有很多社团经常开展国际象棋比赛，参赛的每个选手都必须向前展望或预测，估算对手的意图，从而倒推，决定自己这一步应该怎么走。这是一条线性的推理链：“假如我这么做，他就会那么做——若是那样，我会这么反击……”在博弈论中与之相对应的一种模型就是蜈蚣博弈，这个博弈模型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倒推法。

海盗们的选择

海盗是一帮亡命之徒，在海上抢人钱财，夺人性命，干的都是刀头上舔血的营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海盗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团体，而且参加海盗集团的都是桀骜不驯的一群人，大多富有独立精神。

平时，海盗们的一切事务都由投票解决。船长的唯一特权，就是拥有自己的一套餐具。可是在他不用时，其他海盗也可以借来用。海盗船上的唯一惩罚，就是把人丢到海里去喂鱼。现在船上有若干个海盗，要分抢来的100枚金币。这样的问题自然也是由投票决定的。投票的规则如下：

第一步，抽签确定各人的分配顺序号码（1，2，3，4，5）；

第二步，由抽到1号签的海盗提出分配方案，然后5人进行表决，如果方案得到超过半数的人同意，就按照他的方案进行分配，否则1号就要被扔进大海去喂鲨鱼；如果1号被扔进大海，则由2号提出分配方案，然后由剩余的4人进行表决，当且仅当超过半数的人同意时，才会按照他的提案进行分配，否则他也将被扔入大海。

我们先要对海盗们做一些假设：

第一，每个海盗的凶残性都不同，而且所有海盗都知道其他几人的凶残性，也就是说，每个海盗都知道自己和别人在这个方案中的位置。另外，每个海盗又都是很聪明的人，都能非常理智地判断得失，从而做出选择。最后，海盗间私底下的交易是不存在的，因为海盗除了自己谁都不相信；

第二，每个海盗当然都不愿意自己被丢到海里喂鱼，这是最重要的；

第三，每个海盗都希望自己能得到尽可能多的金币；

第四，每个海盗都是功利主义者，如果在一个方案中他得到了1枚金币，而在下一个方案中，他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得到更多金币，另一种是得不到金币，不管怎样，他都会同意目前的这个方案，而不会有侥幸心理。总而言之，他们相信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第五，每个海盗都很喜欢其他海盗被丢到海里喂鱼，所以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他会尽可能投票让自己的同伴去喂鱼。

如果海盗和他们的分配原则都如我们上面假设的那样，那么我们运用倒推理论，得出海盗会做出如下的理性分析：

首先从5号海盗开始。5号海盗是最安全的，没有被扔下大海的风险，因此他的策略也最为简单，就是前面的人无论给出什么分配方案，他都投否定票，即前面的人全都被扔进大海里，那么他就可以独占这100枚金币了。

接下来看4号，他的生存机会完全取决于前面还有人存活着，因为如果1号、2号和3号海盗全都喂了鲨鱼，在只剩4号与5号的情况下，不管4号提出怎样的分配方案，5号一定都会投反对票来让4号喂鲨鱼，以独吞全部金币。就算4号为了保命把全部的金币都给5号，提出（0，100）这样的方案，但是基于我们之前的假设，5号有可能觉得留着4号有危险，因而会投反对票以让他去喂鲨鱼。因此出于理性4号是不会冒这样的风险的，不能把存活的希望寄托在5号的选择上，所以他只有无条件地支持3号才能绝对保证自身的安全。

再来看3号，他经过推理，知道4号和5号的盘算，就会提出（100，0，0）这样的分配方案，因为他知道4号哪怕一无所获，为了保命也还是会无条件地支持自己，那么再加上自己的1票就可以使他得到这100枚金币了。

而2号也经过上述的逻辑推理知道3号的分配方案，如果他想让自己的方案通过，就必须获得除自己之外的两个人的赞成，经过思考，他会提出（98，0，1，1）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相对于3号的分配方案，4号和5号至少可以获得1枚金币，这个方案对他们相对来说更有利，所以他们会支持2号。这样，2号的方案就会得以通过，他也可以拿走98枚金币。

最后来看1号海盗，他经过一番推理之后明白所有人的心理，也了解2号的分配方案。如果要使自己的方案得到通过，他所采取的方案要分给3、4、5号中的两个人相对2号方案更多的利益。所以他将采取的策略是放弃2号，而给3号1枚金币，同时给4号或5号2枚金币，即提出（97，0，1，2，0）或（97，0，1，0，2）的分配方案。

此方案中，3号至少可以得到1枚金币，这比2号提出的让他得到0枚金币的方案对他更有利，所以他会赞成1号。对于4号或5号来说，其中一个人会获得2枚金币，这也是相比之前所有方案获得的利益都要多。而1号只要争取到3、4、5号中两个人的赞成，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票就可以轻松获得97枚金币，所以他只要给4号或5号中的一个人2枚金币就可以了。

要解决“海盗分赃”问题，我们是从最后的情形向前推，这样我们就知道在最后这一步中什么是好的和坏的策略。然后运用最后一步的结果，得到倒数第二步应该做的策略选择，再依此类推。要是直接从第一步入手解决问题，我们就很容易因这样的问题而陷入思维僵局：“要是我做这样的决定，下面一个海盗会怎么做？”

海盗分赃运用的这种倒推法，是反映蜈蚣博弈的经典模型。蜈蚣博弈就是一种从终点往前倒推的理论。在这个模型里，每一个人都运用倒推的逻辑思维来考虑自己的最优选择。在实际生活中，当面对这样的局面时，如果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要考虑和兼顾他人的想法，调整自己的方案，来达成自己的希望。

倒推法与逆向选择

逆向思维不仅可以应用于对于问题的理性思考中，在生活中它也能给予我们很多的启发。

一对夫妻和他们6岁的儿子要搬到城里住，先去找房子。跑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发现一套比较合适的公寓。

一家三口很兴奋，这时，房东走了出来，打量了三位客人一番。丈夫鼓起勇气问房东：“请问这公寓出租吗？”

房东看了看小孩，遗憾地说：“真是对不起，我们公寓不招有孩子的住户。”

丈夫和妻子听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们试图说服房东，但房东不容置疑的神情让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们只好沮丧地离开，准备再继续去找。

他们6岁的儿子把事情都看在了眼里，突然灵机一动，又去敲开房东的大门。他的爸爸妈妈都诧异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门开了，房东又出来了。这个聪明的孩子大声地说：“先生，这个房子我能租么？您看，我没有孩子，我只带来两个大人。”

房东听了之后，惊讶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决定把房子租给他们一家。

这个聪明的孩子成功地运用了逆向思维，才让本来已经发生的结果出现了逆转，这其中就包含“逆向选择”的思考。

格鲁丘·马克斯说：“我拒绝加入任何会收我为会员的俱乐部。”这句话体现了逆向选择的精髓。

假如你想对商业了解得多一点，于是你向全美十所著名学校的商学院提出入学申请，结果有九家录取你，只有哈佛大学商学院一家没有通过。不幸的是，你最想去的就是拒绝你的哈佛商学院。这是因果报应吗？不！这是逆向选择。当你把自己最不想交往的人吸引过来时，就出现了逆向选择的结果。你最想读的可能是收费最高的MBA项目。就定义上来说，收费高的学校就是指入学难的学校。因此，学校的入学标准越低，你应该越不想去就读。

如果有一个MBA项目录取了你，它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这可能代表学校认为你适合修它的课程，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学校认为招你进来可以大幅提高整体学生的素质。当然，如果你的水平比班上的一般学生高很多，你也许应该另谋出路。而如果你是个很差劲的学生，你不会想去就读任何一所录取你的学校，因为录取你表示这所学校的素质很低。

当逆向选择出现时，你最想要的应该是那些最不想要你的选择。

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最可能获得入学机会的学生大概是学校最不想要的那些人。假设学校随便选100个高中生让他们入学，哪些学生最可能接受这个机会？是入学测验考得很好的那些人吗？不是，会是那些想要上大学却考不上其他大学的学生，他们大概也是这所大学最不想收的学生。

雇主也得担心逆向选择的结果。假设你们公司打出广告，说以8万美元的年薪聘请一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结果有12个人来应聘这个职位。在这12个人里面，谁最渴望得到这份工作？答案显然是在别的地方通常拿不到8万美元的人。当素质最低的人成为最希望被录取的人时，逆向选择就会出现。你最想雇用的人大概连应聘面试都懒得来，因为他既然是那么有能力的程序设计师，获得8万美元以上的年薪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消除逆向选择的现象，应聘工作的人应该避免表现得过分渴望。相反，应聘者应该想尽办法让可能的雇主相信，自己有很多不错的机会可选择。如果应聘者确实很抢手，他就不会表现得那么积极，雇主也就不必担心逆向选择的问题了。

假设你的公司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形，但不会减薪，你很快就会没有足够的钱给雇员发薪水。你有两个选择：一是每人减薪10%，二是开除10%的雇员。从逆向选择的观点可以看出你为什么应该选择开除部分雇员。

如果你让每个人都减薪10%，有些雇员可能就会跳槽去找薪水更高的工作。不幸的是，你手下最优秀的雇员多半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所以他们最有可能跳槽。每人减薪10%会导致逆向选择，因为你最想留住的人跳槽的可能性最高。相较之下，如果你开除10%的雇员，显然就可以淘汰生产率低的雇员。

第六课　枪手的博弈

枪手对决，胜者为王。但枪手们自己知道，在多方对战的时候，最关键的并不在于先干倒哪个对手，而是先保全自己。

在多人博弈中，复杂关系的存在常常导致出人意料的结局。一位参与者能否最后胜出，不仅仅取决于其实力，更取决于实力对比关系以及各方博弈的策略。

保全自己的最佳方法

在美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有三个枪手之间的仇恨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一天，三人在街上不期而遇，每个人的手上都握住了枪把，决战一触即发。

三个枪手对于彼此之间的实力都了如指掌：甲枪法最好，乙次之，丙最差。假如三人同时开枪，谁活下来的几率大一些？

多数人可能猜是枪法最精准的甲，实际上的结果却可能会令你吃惊：最可能活下来的是丙——枪法最差的那个家伙。

假如三个人都彼此痛恨，都不可能达成协议，那么甲必定先对乙开枪。因为对于甲来说，乙丙二人中，乙对他的威胁更大，所以他会先瞄准乙而不是丙，这是他的最佳策略。

同样，乙也会把甲作为第一目标。很明显，一旦把甲干掉，如果还有下一轮，和丙对决，他的胜算较大。相反，如果他先射击丙，即使活到了下一轮，与甲对决，也是凶多吉少。而丙此时便完全具有后发制人的优势。他可以等到甲乙的枪战结束，而结果无外乎两种，两死或一死一伤。如果两死对丙当然是最好的结局，但如果是一死一伤，丙也完全可以利用后发优势置对方于死地。

基于上述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轮枪战过后，乙能活下来的机会最小，甲次之，而丙存活的概率则是100%。丙在这一轮很有可能就已经成为胜利者。即使甲或乙中有人幸存下来，那么在第二轮中也并非十拿九稳，丙还是有机会成为胜者。

如果现在换一种开枪方法，三人轮流开枪，那么谁的机会更大呢？

在这里，不管怎么排序，丙的机会都好于他的实力。因为他对甲乙两个人构成的威胁是最弱的，所以至少他不会在第一枪就被打死，而且他很可能会有第二轮先开枪的机会。

例如顺序是甲、乙、丙。甲先打死了乙，然后轮到丙开枪。虽然丙的枪法不怎么样，但这仍意味着他有将近一半的机会赢得这次决斗，因为甲也不是百发百中的。如果乙幸运地躲过了甲的枪，那么他一定会回击甲，丙仍旧是占有优势的。

如果三人中首先开枪的是丙，怎么做才是保全自己的最好方法呢？我们之前假设，三个人都是理性地思考自身利益的人。如果丙朝甲开枪，即使他打不中，甲也不会向他开枪，因为他不是甲的主要威胁。而万一他打中了甲，下一个开枪的是乙，那么他就会非常危险了。所以丙最好的策略是不打中任何人，随便开一枪，那么就不会破坏他占有的优势。

这就是枪手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在甲没有被打死之前，乙丙互相不是敌人。人们都会考虑对自己最大的威胁，打倒这个人，两个人的生存机会都会上升。

在多人博弈中，一个人的取胜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实力，还要看清他身处在什么样的复杂关系之中。

如何更好地生存

作为一种互动的策略性行为，在每一个利益对抗的博弈中，人们都在寻求制胜之策。在枪手博弈中，一个枪手的生死由另外两个枪手的射击方向所决定，如何通过策略选择在“枪手博弈”中更好地生存，是每一个枪手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通过上一节的博弈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在枪手都是理性人的前提下，实力最强的枪手反而最可能先倒下，所以，策略选择对每一个参与者而言就变得非常必要。

1.找到心照不宣的合作者

在枪手博弈模型中，我们发现，枪手乙和枪手丙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甲被杀死以前，他们不是敌人，即丙和乙之间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攻守同盟。

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毕竟人总要优先考虑对付最大的威胁，同时这个威胁还为他们找到了共同的利益，联手打倒这个人，他们的生存机会都上升。

这种与竞争方合作从而在多人博弈中取胜的方法，在现代商业竞争中有很多成功的运用实例。

在一般消费者看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是饮料市场上两个水火不容的对手，他们的市场竞争可谓你死我活，似乎每家都希望对方忽然发生重大变故，从而将市场份额拱手相让。但是多年来，这种局面让两家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从来没有因为竞争而使第三者异军突起。

认真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饮料市场的这两位龙头老大，实际上在进行着一种类似于枪手丙和乙之间的攻守同盟，形成了一种有合作的竞争关系。它们真正的目标是消费者以及那些雄心勃勃的后起之秀。只要有企业想进入碳酸饮料市场，它们就会展开一场心照不宣的攻势，让挑战者知难而退，或者一败涂地。这是两大行业巨头彼此制衡并同时消除外来威胁的方式。

在生活中，竞争是与合作并存的。当面对共同的困难时，即使原先存在着竞争关系的双方，这时候为了保护共同利益，也会选择同仇敌忾，共同抵抗外来威胁。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威胁时，要从大局出发，找出与自己心照不宣的合作者，做出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这时候若鼠目寸光，不知进退，往往就会两败俱伤。

2.避开锋芒

在各种交际场合，我们都会遇到双方或多人博弈的局面，也会遇到强大的对手。这个时候，拼命和别人比优势往往会让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局势，所以选择避开锋芒是对自己一种很有效的保护。

3.置身事外

枪手博弈中，在枪弹横飞之前甚至过程中，也仍然会出现某种回旋空间。这时候，对于尚未加入战团的一方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因为当另外两方相争时，第三者越是保持自己的含糊态度，保持对另外两方的威胁态势，其地位越是重要。当他处于这种可能介入但尚未介入的状态时，更能保证其优势地位。

这就启示我们，人在很多时候都需要一种置身事外的艺术。如果你的两个朋友为了小事发生争执，你已经明显感到其中一个是对的，而另一个是错的，现在他们就在你的对面，要求你判定谁对谁错，你该怎么办？

在这个时候一个聪明的人不会直接说任何一个朋友的不是，因为这种为了小事发生的争执，影响他们做出判断的因素有很多。而不管对错，他们相互之间都是朋友。当面说一个人的不是，不但会极大地挫伤他的自尊心，让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甚至很可能因此失去他对你的信任；而得到支持的那个朋友虽然一时会感谢你，但是等明白过来，也会觉得你帮了倒忙，使他失去与朋友和好的机会。

第七课　胆小鬼的博弈

两车相对飞驰，要想让对手相信你绝对不会退却，你就必须表现得足够强硬。你越是表现强硬，对方就越有可能让路。但如果你知道对手绝对会硬干到底，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胆小鬼。对对方而言，道理同样如此。谁都不愿意和对方同归于尽，所以适时转弯是胆小鬼的最优策略。

胆小鬼的策略

在一个大力马车赛中，按照规则要求，麦可和奈尔两名车手分别驾车同时驶向对方。如果一人在最后时刻把车转向，那么这个人就会输掉比赛，被视为胆小鬼；倘若两人都不肯转向，两车就会相撞，两人非死即伤；而如果两人同时将车转向，那么这个博弈中没有获胜者。

这个情节来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部电影，是胆小鬼博弈模型的来源。虽然这是编剧虚构的，但现实中也不乏类似的事例。比如，两辆相向行驶的汽车狭路相逢、互相都不让道的情况。从博弈的盈利结构来看，应该说双方采取一种合作态度——至少是部分的合作态度，选择转向可能是有利的。但实际情况却与理论相去甚远，在现实中，（向前，转向）和（转向，向前）才是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即如果一个司机选择转向，则另一个司机最好是选择向前；如果一个司机选择向前，则另一个司机最好是选择转向。

在胆小鬼博弈中，如果博弈参与一方是性格鲁莽、不顾后果的，而另一方是足够理性的人，那么“亡命之徒”极可能是博弈的胜出者。这就告诉我们，在胆小鬼博弈中获胜的关键，是要让对手相信你绝对不会退却，你越是表现强硬，对方就越有可能让路；但如果你知道对手绝对会硬干到底，那么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胆小鬼。撞车的结局是谁也不愿看到的，所以在最后关头转弯，是双方的最优策略。

可问题是这个“最后关头”很难把握。在飞驰的车上，也许生死存亡就在一念之间，也许这一秒钟你还在指望对方妥协，下一秒钟你们就同归于尽了。所以说，这个“最后关头”策略并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争霸的国际格局逐渐形成。在竞争中，两国互有胜负，总体上处于均衡态势。等到里根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时，无论是在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上，还是在隐形战斗机等常规武器的研制上，苏联都占据了上风。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势，里根政府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意图通过军备竞赛来拖垮对方。双方的竞争相当于拍卖中的轮番出价，竞拍者均不断出更高的价，如果一方没有出更高的价钱，不继续竞赛下去，那么他将输掉自己过去为了这次竞赛付出的所有努力，而对方将赢得全部；但如果继续竞赛下去，一旦支撑不住，损失同样巨大。由于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苏联政府逐渐在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败下阵来。

美国和苏联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就是一种胆小鬼博弈，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赢的人得到的恰恰是输的人损失的，两个人的利益总和并没有增加。陷入胆小鬼博弈中的任何一方，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胆小鬼都在不停地争斗，无法自拔。

以美苏争霸为例，无论双方受到什么损失，它们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一旦自己在某一方面退缩了，就有可能导致全面溃败。它们就像独木桥上高速行驶的两辆超级战车，如果没有人转弯，两辆战车就会撞在一起；如果其中一辆转弯，转弯的那辆就会掉进河里，虽然可以避免与对手同归于尽的惨剧，却丧失了自己的战斗力。里根政府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使苏联这辆超级战车不得不放弃和美国继续争夺霸权的努力，而世界在苏联退出争霸以后就成为美国的一家独大了。

如果故事只到这里，美国的计划只是在消耗自己大量国力的同时拖垮对手，只能算得上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惨胜。但是后来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时期一些密件的曝光，这个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原来，“星球大战”计划只是美国政府的一个骗局，里根政府只是向世界放出“星球大战”计划的烟幕弹，以此让苏联不断地投入自己的金钱，与美国进行一场实际不存在的军备竞赛。虽然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解释说，“星球大战”计划没有实施，是因为不具备可操作性。但这种解释丝毫不能掩饰“星球大战”计划就是一场骗局，苏联还是上当了。很多人都会嘲笑苏联，因为它进行了一场并不存在的竞争。实际上，在生活中犯同样错误，陷在胆小鬼博弈中无法自拔的人也不在少数。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

一个教授在半夜两点时接到邻居的一个电话，邻居非常生气地对教授说：“请你管好你的狗，它的叫声让我没法睡觉。”说完，邻居就挂了电话。教授感到非常莫名其妙，可是他很快就想出整治对方的办法。第二天，教授定好闹钟后就早早睡觉了，半夜两点整的时候，教授听到闹钟铃响，然后起床，接着拨通邻居的电话，对睡意蒙眬的邻居说：“尊敬的夫人，昨天我忘告诉您了，我家其实并没有养狗。”说完就挂了电话，然后舒舒服服睡觉去了。

笑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邻居极可能会选择第二天的半夜两点再给教授打电话，然后教授和邻居就会不停地在凌晨两点给对方拨电话，弄得对方不得安宁，自己也无法得到休息。教授和邻居很显然处在胆小鬼博弈当中，他们为了取得胜利只能不断争斗下去，除非有一方自动认输，否则凌晨两点的电话会不停地进行下去。

优势策略

胆小鬼游戏中只会有一方获胜，双赢是不存在的。因此，胆小鬼游戏是零和博弈，一方之所得为另一方之所失，对抗双方得失相加为零。

在胆小鬼博弈模型中，双方所具备的客观资源是相同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比的是“胆量”，因此决策就相对简单。

1.多坚持一下就好

美国内战时，一个老兵参加了多次战斗。一次，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老兵和战友们分开搜索残余的敌人。他刚转过一块大岩石，迎面就撞上了一个同样端着步枪的人。老兵马上认出这个人是敌人，对方也几乎同时发现了这一点。两个人都将枪口对准对方胸膛，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全性命，必须有一方投降。双方对峙着，枪口对着枪口，目光对着目光，意志对着意志。老兵大脑中一片空白，他征战沙场多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此时只有一个信念支撑着他：“必须有一方投降，但投降的绝不是我！”双方僵持了很长时间，老兵撑住了，对方终于坚持不住，扔掉了步枪，对老兵连喊饶命。老兵押着敌人见到自己人时，就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战争就是一场胆小鬼博弈，处于战争中的双方只有两种结果——赢或者输。在战斗中哪一方能够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哪一方就会取得优势，无论是哪一方露出破绽都有可能被对方乘虚而入，以致输掉战争。在生活中，如果你可以回避这种极有可能两败俱伤的博弈，就尽量回避它，但是当你陷入胆小鬼博弈当中时，最简单也是最好的策略就是比对手多坚持一下。要向那位老兵学习，心中抱着一个信念：“必须有一方投降，但投降的绝不是我！”只要坚持下去，也只有坚持下去你才能获得胜利。我们要明白，有时候我们只有输或者赢这两种选择，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如果不想输，那就只能坚持。

2.善用威胁

在胆小鬼博弈中，威胁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使用这种手段时，需要注意让对方相信自己的威胁，不被对方相信的威胁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是因为苏联在核力量上超过了美国，然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则源于美苏争霸中的另一场博弈。1962年，美国政府发现苏联在古巴秘密建立了中程导弹基地，当时执政的肯尼迪政府迅速对古巴进行军事封锁，同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苏联立即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并且撤走一切科技人员。同时威胁苏联政府说：如果苏联和古巴拒绝这样的要求，那么美国不排除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此时，战争一触即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接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后，最终决定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古巴导弹危机就此解决。之后苏联就注意提高自己的核力量，并很快超过了美国。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就是因为美国提出了有效的威胁，苏联因为承受不了巨大威胁只能选择让步。与其他博弈不同，在胆小鬼博弈中，双方要想前进并取得胜利只能依靠对方的退让，如果对方与己方针锋相对，多半会出现两败俱伤的结果。

以上都是两方参与的胆小鬼博弈情形，而现实中可能有多方同时参与博弈，而且参与方具备的资源相差很大，因此决策时要困难得多。因为强者具有资源上的优势，他们往往容易做出决策，而弱者因为弱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更需要决策的艺术。对弱者来讲，如何在胆小鬼博弈中取胜，必须慎重考虑：

1.避免冲突

当然这是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如果无法避免，那就只有拿出胆量来。相对弱小的一方要避免冲突，与巨人同行，就要避免与巨人发生直接对抗。这种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在崛起时，就尽量避免与当时力量远胜于自己的英国发生直接对抗。

2.追求双赢

弱者在与强者的竞争中不一定就是失败者，要通过努力争取最大的利益，达到互利双赢。

3.选择好“优势策略”

弱者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特点的“优势策略”。

第八课　鹰鸽的博弈

在博弈中，一个程度适中的威胁应既小到足以奏效，又大到足以令人信服。若威胁大而不弱，对方难以置信，而自己又不能说到做到，最终起不到威胁的效果。

强硬与温和的演进

在只有鸽子的一个苞谷场里，突然加入的鹰将大大获益，并吸引同伴加入。但结果不是鹰将鸽逐出苞谷场，而是一定比例共存，因为鹰群增加一只鹰的边际收益趋零时（鹰群发生内斗），均衡将到来。由此产生了ESS策略，即进化上的稳定策略，一旦均衡形成，偏离的运动会受到自然选择的打击。也就是鹰群饱和后，再试图加入的鹰将会被鹰群排挤。进化上的稳定均衡，最大的好处莫过于保持稳定。但问题在于这会形成强势的路径依赖，也就是胜出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会被当作出头鸟干掉，这是个体的失败、集团的胜利以及集体的止步不前。

很多人将这种鹰鸽博弈等同于胆小鬼博弈。不过，胆小鬼博弈双方是两个兼具侵略性的个体，鹰鸽博弈却是两个不同群体的博弈，一个和平，一个侵略。

鹰搏斗起来总是凶悍霸道，全力以赴，除非身负重伤，否则绝不退却。而鸽是以风度高雅的惯常方式进行威胁恫吓，从不伤害对手，往往委曲求全。

如果鹰同鸽搏斗，鸽就会迅即逃跑，因此鸽不会受到伤害；如果是鹰跟鹰进行搏斗，就会一直打到其中一只受重伤或者死亡才罢休；如果是鸽同鸽相遇，那就谁也不会受伤，直到其中一只鸽让步为止。

每只动物在搏斗中都选择两种策略之一，即“鹰策略”或是“鸽策略”。对于为生存而竞争的每只动物而言，如果“赢”相当于“+5”，“输”相当于“-5”，“重伤”相当于“-10”的话，最好的结局就是对方选择鸽策略而自己选择鹰策略（自己+5，对手-5），最坏的就是双方都选择鹰策略（双方各-10）。为了更清晰地显示鹰鸽博弈的收益情况，我们可以借助收益矩阵加以说明。现假设A与B狭路相逢，双方收益矩阵如下：

从收益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博弈存在两个均衡解：双方都采取鹰策略时的（-10，-10），以及都采取鸽策略时的（0，0）。后者显然才是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双方都采取妥协或者说合作的策略。

选择合作策略的结果是，可以避免对手之间浪费时间和精力的消耗斗争，可以像鸽子一样瓜分战利品；但如果选择竞争策略，那么双方必定会因为争夺战利品而像老鹰那样斗个你死我活，并且即使获得胜利，也会被啄掉不少羽毛。

相比较而言，鹰派更注重实力，而鸽派更注重道义；鹰派注重利益，鸽派注重信义；鹰派注重眼前，鸽派注重长远；鹰派注重战术，鸽派注重战略；鹰派倾向于求快，鸽派倾向于求稳。但是，鹰派与鸽派到底何者更好一些，恐怕难以一概而论。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条件、不同的目标等因素，使得鹰派、鸽派各有其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空间，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对美国“9·11事件”，鸽派立足美国自身做出反思，主张从美国自身寻找消除恐怖主义的途径，在国际关系中奉行多边合作；但是鹰派大相径庭，变得更加强硬，更加咄咄逼人，坚持主张以先发制人战略消灭对自身构成威胁的力量。伊拉克战争正是鹰派先发制人战略的产物，但鹰派的策略使美国变得更安全了吗？使世界变得更安全了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

威胁与承诺并举

在博弈论中，有一种威胁策略，它是对不肯合作的人进行惩罚的一种回应规则。假如要通过威胁影响对方的行动，就必须让自己的威胁不超过必要的范围。因此，在博弈中，一个程度适中的威胁既应该小到足以奏效，又大到足以令人信服。如果威胁大而不当，对方难以置信，而自己又不能说到做到，最终就不能起到威胁的效果。

博弈的参与者发出威胁的时候，首先可能认为威胁必须足以吓阻或者强迫对方，接下来才考虑可信度，即让对方相信，假如他不肯从命，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损失或惩罚。假如对方知道反抗的下场，并且感到害怕，他就会乖乖就范。

但是，我们很少遇到这种理想状况。首先，发出威胁的行动本身就可能代价不菲。其次，一个大而不当的威胁即便当真实践了，也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要想发出有效的威胁，必须具备非凡的智慧。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玛·迪梅普莱有一个很大的私人园林，经常有人到她的园林里摘花、采蘑菇，甚至还有人在那里露营野餐。虽然管理员多次在园林四周围上篱笆，还竖起“私人园林，禁止入内”的木牌，却无济于事。迪梅普莱知道这种情况后，就吩咐管理员制作了很多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如果有人在园林中被毒蛇咬伤后，最近的医院在距此15公里处”的字样，并把它们树立在园林四周。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私闯她的园林了。

威胁的首要选择是能奏效的最小而又最恰当的那种，不能使其过大而失去可信度，迪梅普莱的威胁就恰到好处。

其实，博弈论中的威胁策略也可应用到企业经营中。

在某个城市只有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甲，没有竞争时的垄断利润是很高的。现在有另外一个企业乙，准备从事房地产开发。面对着乙要进入其垄断的行业，甲想：一旦乙进入，自己的利润将受损很多，乙最好不要进入。所以甲向乙表示，你进入的话，我将阻挠你进入。假定当乙进入时甲阻挠，甲的收益降低到2，乙的收益是-1。而如果甲不阻挠，甲的利润是4，乙的利润也是4。

因此，甲的最好结局是“乙不进入”，而乙的最好结局是“进入”而甲“不阻挠”，但这两个最好的结局不能构成均衡。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甲向乙发出威胁：如果你进入，我将阻挠。而对乙来说，如果自己进入后甲真的阻挠，它将会得到-1的收益，当然此时甲也有损失。对于乙来说，问题是：甲的威胁可信吗？

乙通过分析得出：甲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原因在于，当乙进入的时候，甲阻挠的收益是2，而不阻挠的收益是4。4＞2，理性人是不会选择做非理性的事情的。也就是说，一旦乙进入，甲的最好策略是合作，而不是阻挠。因此，通过分析，乙选择了进入，而甲选择了合作。

我们都应该从博弈论中认识到威胁的重要性，设法使自己的威胁具有可信度，并能以理性的视角判断出他人威胁的可信性，从而使博弈的结果变得对自己更加有利。

第九课　猎鹿的博弈

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在激烈竞争的时代，生存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更需要与他人合作。而重视团队的合作精神，一直都是哈佛大学秉承的治学原则。

只要合作各方所得收益都大于各方单独行动所得收益，他们的合作就具有帕累托优势。总之，通过合作将蛋糕做得越大，合作各方的收益也就越大。

双赢会持续吗

某部落有两个出色的猎人，某一天他们狩猎的时候，看到一头鹿。两人商量，只要守住鹿可能逃跑的两个路口，它就会无路可逃。如果他们齐心协力，鹿就会成为他们的盘中餐，不过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人放弃围捕，鹿就会逃跑。

正当两个猎人围捕鹿的时候，在两个路口都跑过一群兔子，如果猎人去抓兔子，会抓住4只兔子。从维持生存的角度来看，4只兔子可以供一个人吃4天，1只鹿两人均分后可供每人吃10天。这里不妨假设两个猎人叫A和B。

这一猎鹿博弈的模型，出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该书论述合作能够带来收益，并且合作能够比公平实现利益最大化。

为了更好地阐释A、B双方的策略选择与收益的对应关系，我们借助一个利益矩阵加以说明：

猎鹿博弈利益矩阵

从A与B的利益矩阵中可以看出，两人分别猎兔子，每人得4；合作猎鹿，每人得10。这一博弈也出现了两个纳什均衡：要么分别猎兔子，每人吃饱4天；要么合作，每人吃饱10天。

两个纳什均衡，就是两个可能的结局。两种结局到底哪个最终发生，则无法用纳什均衡本身来确定。比较（10，10）和（4，4）两个纳什均衡，我们只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两人一起去猎鹿，比各自抓兔子每人可以多吃6天。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合作猎鹿的纳什均衡比分别抓兔子的纳什均衡具有帕累托优势。

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何谓帕累托效率。在经济学中，帕累托效率准则是：经济的效率体现于配置社会资源以改善人们的境况，主要看资源是否已经被充分利用。如果资源已经被充分利用，要想再改善我就必须损害你或别的什么人，要想再改善你就必须损害另外某个人。一句话简单概括，要想再改善任何人都必须损害别的人，这时候就说一个经济已经实现了帕累托效率最优。相反，如果还可以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改善任何人，就认为经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就不能说已经达到帕累托效率最优。

与（4，4）相比，（10，10）不仅有整体福利改进，而且每个人都得到改进。换一种更加严密的说法就是，（10，10）与（4，4）相比，其中一方收益增大，而其他各方的收益都不受损害。（10，10）对于（4，4）具有帕累托优势的关键在于每个人都得到改善。

猎鹿博弈关注的是在合作中双方如何争取自己的最大化利益，那么在彼此竞争的情况下这种合作是如何维持下去的，或者是如何破裂的？

如果猎人A的能力强一点，他一次可以狩猎到10只兔子，而猎人B只能捕到3只兔子。那么合作后两个人如果平分驯鹿，合作就会破裂。因为对于猎人A来说，无论合作与否，他得到的利益都一样，参与合作并不能让他的利益有所提高，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退出合作，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也就会破裂。

对猎人B来说，合作对他有利，所以猎人B一定会积极地促成下一次合作，因为他考虑到只要自己获得3以上的利益，合作对自己就是有利的，所以他会向猎人A提出3:1或者4:1的分配比例，这两种分配A会获得15或16的利益，而B只能获得5或4的利益，但是相对于B自己捕猎来说，B的利益已有所提高。猎人A也会考虑到合作的利益比自己一个人获得的利益多，因而同意继续合作。

合作可以让博弈双方获得比不合作更多的利益，但除非遇到双方“不合作即死亡”的情况，否则合作不能完美地进行下去。只要双方并不依靠合作存活，参与合作的双方肯定会因为利益纠葛而随时改变自己的决策，适时地参与合作或者退出合作。

下面有一个分橙子的故事。

两个孩子得到了一个橙子，但是为如何分这个橙子争执起来。最终两人达成一致意见：由一个孩子负责切橙子，而另一个孩子先选橙子。结果，两个孩子各自取了一半橙子，高高兴兴回家了。第一个孩子回到家，把果肉放到榨汁机上打果汁喝，把皮剥掉扔进垃圾桶；另一个孩子却把果肉挖出扔掉，橙子皮留下来磨碎，混在面粉里烤蛋糕吃。

从上面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两个孩子各自拿到一半橙子，获得了看似公平的分配，可是他们得到的东西并没有物尽其用，双方都没有得到最大的利益。这说明，他们在事先并未做好沟通，没有申明各自的利益所在，从而导致了双方盲目追求形式上和立场上的公平，结果双方各自的利益并未达到最大化。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橙子”也是这样被分配和消耗掉的。人们争持不下并且因此造成两败俱伤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各方的行动策略都是相互独立的，由于缺乏协调而失去了很多共赢的机会。

试想，如果两个孩子充分交流各自所需，或许会有多种解决方案。最好的选择就是想办法将皮和果肉分开，一个孩子拿到果肉去榨果汁，另一个孩子拿果皮去烤蛋糕。

然而，经过沟通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有一个孩子既想做蛋糕，又想喝果汁。这时，通过合作创造价值的机会就出现了。那个想要整个橙子的孩子提议将其他问题拿出来一块儿谈，他说：“如果把整个橙子全给我，你上次欠我的棒棒糖就不用还了。”其实呢，他的牙齿蛀得一塌糊涂，父母上星期就不让他吃糖了。另一个孩子也很快就答应了，因为他刚从父母那里要了5元钱，准备买糖还债。这次他可以用这5元钱去打游戏，才不在乎这酸溜溜的橙子呢。

双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人们可以通过沟通合作达成这一局面，合作是促成利益最大化的有力武器。如果对方的行动有可能使自己受到损失，应在保证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尽量降低风险，与对方合作，从而得到最大化的收益。

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方向

同美国其他一些著名的大学一样，哈佛大学有许多兴趣小组，比如合唱团、戏剧表演社团、各种体育项目俱乐部等等。哈佛的学生通过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能够积累团队合作的经验。而在哈佛，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有助于你更有效地学习进步。为此，哈佛的教授们经常会布置团队合作作业，在完成过程中不但会让学生积累与人合作的经验，同时也有助于个人发现自己的优缺点。哈佛大学对团队协作精神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二战”期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可谓协作的完美典范，其任务之艰巨、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

在德国柏林东南部有一座战俘营，为了逃脱纳粹的魔爪，其中的250多名战俘准备越狱。在纳粹的严密控制之下，如果实施越狱计划，战俘们要进行最大限度的协作，才能确保成功。为此，他们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首先要挖地道，而挖地道和隐藏地道极为困难。战俘们一起设计地道，动工挖土，拆下床板、木条支撑地道。他们用自制的风箱给地道通风吹干泥土，还修建了在坑道运土的轨道，制作了手推车，在狭窄的坑道里铺上了照明电线。所需的工具和材料之多令人难以置信：3000张床板、1250根木条、2100个篮子、71张长桌子、3180把刀、60把铁锹、700米绳子、2000米电线，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为了寻找和搞到这些东西，他们费尽了心思。此外，每个人还需要普通的衣服、纳粹通行证和身份证，以及地图、指南针和食品等一切可以用得上的东西。担任此项任务的战俘不断弄来任何可能有用的东西，其他人则有步骤、坚持不懈地贿赂甚至讹诈看守以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在实施“越狱计划”过程中，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做裁缝、做铁匠、当扒手、伪造证件，他们日复一日地秘密工作，甚至组织了掩护队，以转移德国哨兵的注意力。此外，他们还要负责“安全问题”：德国人雇用了许多秘密看守，混入战俘营，专门防止越狱；安全队监视每个秘密看守，一有看守接近，就悄悄地发信号给其他战俘、岗哨和工程队队员。

由于众人的密切协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战俘们竟然躲过了纳粹的严密监视，完成了这一切。

如此多的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越狱，若不能团结协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可见团队协作是多么重要。

在当今这个崇尚合作的社会，许多艰巨的任务，都是整个团队成员协作的成果。没有一个人能担当全部，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往往就维系在与别人合作的基础上。来自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贝佛利对此的建议是：“在一个团队中，即便你所担任的角色不是十分重要，但只要你积极并敢于付出你的热情，相信你的收获一定很大。”

与人分享自己拥有的，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生活中有这么一种人，他们能力超群，才华横溢，自以为比任何人都强；他们藐视人生规则，不把朋友的忠告放在心上，甚至连上司的意见也置若罔闻，在团队里，他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合作的朋友，这样的人让企业的管理者非常苦恼。

一个人不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完成所有任务，克服所有困难，解决所有问题，须知借人之力方可成事。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既是一种博弈技巧，更是一种博弈智慧。

米歇尔是一位青年演员，刚刚在电视上崭露头角。他英俊潇洒，很有天赋，演技也很好，开始时扮演小配角，而今已成为主要角色演员。为了进一步提高知名度，他需要有人为他包装和宣传，因此需要有一个公共关系公司。不过，要成立这样的公司，米歇尔拿不出那么多钱。

偶然的一次机会，他遇上了莉莎。莉莎曾经在纽约一家很大的公共关系公司工作多年，她不仅熟知业务，而且也有较好的人缘。几个月前，她自己开办了一家公关公司，并希望能够打入获利丰厚的公共娱乐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她名气不够大，一些比较出名的演员、歌手都不愿同她合作。而米歇尔很看重莉莎的能力和人脉资源，不久，他们便签订合同，米歇尔成了莉莎的代理人，而莉莎则为米歇尔提供所需要的经费。他们的合作比较顺利，收到了双赢的效果。莉莎自己变得出名了，并很快为一些有名望的人提供服务，得到了很高的报酬；而米歇尔不仅不必为自己的知名度花大笔的钱，随着名声的增长，自己在业务活动中也处于一种更有利的地位。

米歇尔发现了莉莎身上所蕴藏的财富，即使莉莎当时并没有显示出惊人的魄力，而事实上，正是别人眼中的这个弱者满足了米歇尔的需要，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财富。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合作，形成“合作利用”的博弈关系，各方的收益都将有很大提升。

在现实社会中，不论在哪一个专业领域，仅凭一己之力就达到事业的顶峰，非常困难。真正能够获得成功的人，往往善于借助他人的力量。

聪明人的特征不仅在于智商高，还在于他懂得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各获其利，获得更大的发展。人们之所以合作，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失败，减少过多的损失，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第十课　智猪的博弈

当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踏入社会后，通常都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但大家或许不曾料到，占优势的他们有时得到的结果往往有悖于他们的初始理性。因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搭便车的现象，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常常会“寄生”在优势者身上，而且优势一方对此无可奈何。这就是大家经常会面对的“智猪博弈”。

搭便车

在一个很大的猪圈里有大小两头猪。猪圈一边有一个踏板，另一边是饲料的出口和食槽，踩下踏板之后就会有10份猪食进入食槽，但是踩下踏板后跑到食槽边消耗的体力，需要吃2份猪食才能补充回来。问题在于，踏板和食槽分别在猪圈的两端，踩踏板的猪从按钮处跑到食槽的时候，食物已经被另一头猪吃得差不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两头猪都有两个策略可供选择：自己去踩踏板或等待另一头猪去踩踏板。如果其中一头猪选择自己去踩踏板，不仅要付出劳动，消耗掉2份饲料，而且由于踏板远离饲料，它将比另一头猪后到食槽，从而吃到的食量再次减少。

我们假定：若小猪踩踏板，大猪先到，将吃掉9份饲料，小猪只能吃到1份，最后双方收益为（9，-1）；若大猪踩踏板，小猪先到，大猪和小猪将分别吃到6份和4份的饲料，最后双方收益为（4，4）；若两头猪同时踩踏板，同时跑向食槽，大猪吃到7份，小猪吃到3份，双方收益为（5，1）；若两头猪都选择等待，那就都吃不到饲料，即双方收益均为0。双方的收益矩阵如下：

大猪和小猪的收益矩阵

从双方的收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小猪踩踏板只能吃到1份甚至损失1份，不踩踏板反而可能吃到4份。那么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等在食槽边都是它最好的选择，即采取“搭便车”策略。

因为两头猪都足够理性，由于小猪有“搭便车”这个优势策略，大猪便只剩下两种策略可供选择：等待就吃不到，这是它的劣势策略；踩踏板可以吃到4份，这是它的优势策略，所以大猪有足够的动机去踩踏板。

当大猪知道小猪不会去踩动踏板，自己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只好为能吃到4份饲料而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这就是博弈论中著名的“智猪博弈”模型。

智猪博弈与囚徒困境的不同之处在于：囚徒困境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自己的严格优势策略；而在智猪博弈中，只有小猪有严格优势策略，大猪没有。智猪博弈存在的基础，就是双方都无法摆脱共存局面，而且必有一方要付出代价换取双方的利益。一旦有一方的力量足够打破这种平衡，共存的局面便不复存在，期望将被重新设定，智猪博弈的局面也随之破解。

搭便车行为无处不在

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生产能力各不相同，沙特阿拉伯生产能力远远超过其他成员国。为了控制石油价格，欧佩克经常要求各成员国严格按照配额生产石油，但由于遵守配额规定后收益的格局不同，各成员国对待配额采取的策略也有较大差异。以沙特和科威特为例，假定欧佩克只有这两个成员国，其中沙特的石油产量配额是400万桶/天，产能是500万桶/天；科威特的石油产量配额是100万桶/天，产能是200万桶/天。

基于双方的不同选择，投入市场的总产量可能是500万桶、600万桶或700万桶，假定其相应的边际利润（每桶价格减去每桶生产成本）分别为16元、12元和8元，那么沙特和科威特对于是否遵守配额的不同策略将取得不同的边际收益，双方收益矩阵如下：

沙特和科威特边际收益矩阵

在沙特和科威特都遵守配额的情况下，总体收益最大：每天8000万美元，沙特6400万美元，科威特1600万美元，欧佩克控制石油市场价格的意图得到实现，其他会员国都会从中获益。在双方都作弊的情况下，总体收益最小：每天5600万美元，沙特4000万美元，科威特1600万美元，欧佩克的市场垄断行为失败，其他会员国跟风而上，石油价格下跌。

通过收益矩阵我们还可以看出，科威特出于纯粹的自利目的，作弊是它的优势策略，即不管沙特是否遵守石油生产配额，它作弊的收益均大于或等于1600万美元。而沙特阿拉伯的优势策略则是遵守合作协议，每天生产400万桶。所以沙特阿拉伯一定会遵守协议，哪怕科威特作弊也一样。

沙特遵守协议并不是体现什么大国责任，而是它的产量占欧佩克的份额较大，遵守配额使石油的市场投放量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市场价格攀升，边际收益上扬的较大部分将落入自己的腰包，牺牲一些石油产量也是合算的。

这个例子描述了“搭便车”的一种途径：找出一个心甘情愿踩踏板的“大猪”，让它去来回奔波，并容忍其他“小猪”作弊。

在许多国家内部，一个大政党和一个或多个小政党必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大政党一般愿意扮演负责合作的一方，委曲求全，确保联盟不会瓦解；而小政党则坚持它们自己的特殊要求，选择通常可能偏向极端的道路。

在国际政治中，正如哈佛大学著名校友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指出的那样：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而这样的国家，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国际事务中的“大猪”角色。比如17世纪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19世纪梅特涅领导下的奥地利，以及随后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而到了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自己负有在全球推广其价值观的责任，因而也没有任何国家对海外事务的介入达到像美国如此高的程度，并且在防务联盟开支中如此自愿地承担一个不恰当比例的份额，大大便宜了西欧和日本。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将这一现象称为“小国对大国的剥削”。

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在一个股份公司当中，股东承担着监督经理的职能，但是大小股东从监督中获得的收益大小不一样。在监督成本相同的情况下，大股东从监督中获得的收益明显大于小股东。因此，小股东往往不会像大股东那样去监督经理人员，而大股东也明确无误地知道不监督是小股东的优势策略，知道小股东会搭大股东的便车，但是别无选择。大股东选择监督经理的责任、独自承担监督成本，是在小股东占优选择的前提下必须选择的最优策略。这样一来，与智猪博弈一样，从每股的净收益来看，小股东要大于大股东。

这样的客观事实就为那些“小猪”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用的成长方式，那就是“借”。

第三篇　CHAPTER 3　博弈的艺术：如何成为优势一方

文化的成型到鲜艳、炫耀、敏锐、透彻，才能表现出智慧的辩证和深邃。智慧就是文化进程中独创的执行力。

——曹国正《博弈圣经》

第十一课　你不是你

换位思考是博弈论的精髓，每个竞争参与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不但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目的行事，而且要考虑到自身的决策行为对其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其他人的行为对自己可能产生的影响，要在估计对方采取何种策略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

永远不要选择劣势策略

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军进犯意大利。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崎岖难行，需要翻越阿尔卑斯山；另一条路平坦，只需沿着海岸线走。如果汉尼拔大军选择崎岖的路，仅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途中就要损失一个营的兵力，这是选择崎岖之路的代价。罗马军队因为受到军力的限制，只有足够的兵力在其中一条路上设防，所以，汉尼拔大军若碰巧遇到了罗马军队设防的途径，无论崎岖之途还是平坦之途，他还要再损失一个营的兵力。那么汉尼拔将军该选择从哪条路进军意大利呢？而罗马大军又该选择在哪条路上设防呢？

我们需要弄清楚收益后才能分析此博弈。分析博弈最重要的方法，也就是策略分析的核心是学会换位思考，分析对手的收益是什么样的，然后以此得出他们会怎么做。

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汉尼拔大军和罗马军队参与博弈的收益，我们借助一个简单的收益矩阵进行分析。假设汉尼拔大军只有两个营的兵力，他们的收益是其攻入意大利时剩余的兵力；罗马守军的收益则是入侵者损失的兵力。双方收益矩阵如下：

罗马守军与汉尼拔大军收益矩阵

借助收益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汉尼拔大军与罗马守军在崎岖之途上狭路相逢，他们在翻越山岭时损失一营，与守军交战再损失一营，那么汉尼拔将全军覆没，收益为0；而罗马守军收益为2，大获全胜。如果汉尼拔选择崎岖之途，而罗马军队却防守平坦之路，那么汉尼拔仅仅损失一个营的兵力，双方收益都是1，汉尼拔还留有一个营的兵力。

对于罗马守军而言，防守哪一条道路更具有优势呢？

如果汉尼拔选择平坦之途，显然罗马守军选平坦之途要比崎岖之途更好。如果汉尼拔选择崎岖之途，毫无疑问，选择防御崎岖之途要比平坦之途好，汉尼拔大军将全军覆没。对于罗马守军而言，这其中没有严格优势策略，防守平坦之途并不总是优于崎岖之途，防守崎岖之途也并不总是优于平坦之途。

那么，对于汉尼拔将军而言，他应该如何选择进军路线呢？

我们应该站在汉尼拔的立场上来分析他所面对的问题。他不知道罗马军队会防守哪条路，但他很清楚，如果罗马军队防守平坦之途，他无论选择哪条路，收益都是1，攻入意大利时都只剩一个营。但是守军若选择防守崎岖之途，他选择平坦之途，他将兵力全存；如果不幸他也选崎岖之途，就会全军覆没。这样来看，似乎选择平坦之途要好些。但是，选择平坦之途入侵并不是严格优于选择崎岖之途的，只是弱优于崎岖之途。“弱优于”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选择平坦之途较选择崎岖之途而言，至少要同样的好，甚至还稍微好些。

对于理性的博弈参与者而言，不应采用严格劣势策略，也不应该采用弱劣势策略。这样来看，入侵者汉尼拔应该不会选择弱劣势策略，他不会选择崎岖之途，而会从平坦之途入侵。但事实上汉尼拔当初选择了翻山越岭，从崎岖之途进军。这和我们分析的弱劣势策略理论相悖，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汉尼拔反其道而行，在军事上也算是一种出其不意的策略。不过，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汉尼拔将军作为博弈的参与者，显然是非理性的。

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应该了解，参与博弈时应该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这对于预测别人如何选择策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对方的目标

哈佛大学国际象棋队作为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队伍，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比赛中表现出色，曾于2008年获得美国常青藤九校联赛冠军，并取得第103届哈佛—耶鲁国际象棋交流对抗赛的胜利。该队在与北京大学国际象棋队连续五届的比赛中，双方互有胜负。

熟悉国际象棋的人应该知道，理论上，国际象棋是一个理想的适合运用换位思考的序贯行动博弈。在这个博弈中：参与者交替行动，之前做出的所有行动都是可观察且无法撤销的，局势和参与者动机没有不确定性。如果相同的局势重复出现，比赛就算平局，这一规则确保比赛能在有限次行动后结束。

临近比赛结束之际，国际象棋大师在刻画最优策略方面一直做得非常成功。一旦棋盘上只剩下很少的几个棋子，大师级选手就能展望博弈的结局，然后通过倒后推理判断一方是否一定取胜，或者另一方能否确保打成平局。但在博弈中盘阶段，当棋盘上还有好些棋子的时候，预测局势就困难得多了。

实用性的方法是将展望分析和价值判断相结合。前者属于博弈论科学——向前展望，倒后推理；后者属于国际象棋艺术，能够根据棋子的数目和棋子之间的相互联系判断出所处局面的价值，而无须从某个决策点开始向前展望，明确找出这个博弈的解决方法，这可以称为经验、本能或者艺术。我们可以根据国际象棋选手掌握“艺术”的深度和精度，来识别谁是最佳的国际象棋选手。通过对大量国际象棋博弈和国际象棋选手进行观察，可以提炼出“艺术”，总结出规律。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它说明了考虑复杂博弈的方法——这些复杂博弈是我们可能面临的——在最大推理范围内，把换位思考的规则和引导我们判断中盘局面价值的经验结合起来。成功源于对博弈论科学和具体博弈艺术的综合，而不是来自它们其中之一。

国际象棋策略说明了换位思考方法的另一个实用性特征：从参与者双方的角度来进行博弈。

如果我们和对方真的可以分析出所有可能的行动和反行动，那么，双方就会事先在整个博弈的结果将会如何的问题上达成一致。然而，一旦这个分析只限于考察整个博弈过程的某些分支，对方就可能获得一些我们没有的或者我们错过的信息。这样，接下来对方就可能采取一个我们未曾预料到的行动。

要真正做到换位思考，我们必须预测对方实际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会采取什么行动。问题在于，当我们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时，要忘掉自己的立场，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太清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了，当我们从对方参与者的视角观察这个博弈时，很难将自己的意图抹掉。这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不自己和自己下棋（或玩扑克），我们肯定不能向自己虚张声势，然后再出其不意地攻击自己。

这个问题不存在完全的解决方法。当我们尝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时，首先必须知道他们知道的信息，不知道他们不知道的信息。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他们的目标，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他们的目标。在实践中，试图对潜在商业场景中的行动和反行动进行模拟的公司，通常会聘请外人来扮演其他参与者的角色。这样一来，他们可以确保其博弈搭档不会知道得太多。通常，最大的收获来自于看到未预料到的行动后，找出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以避免或者促进这一结果。

中间派的胜利

参与博弈时，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说，我们不应采用劣势策略，应该剔除它们；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因为没人愿意采用劣势策略。先剔除劣势策略，然后重新观察这个博弈，寻找是否有新的劣势策略，剔除它们，再重新研究，这样比较容易找到最终结果。这里有一个窍门，在剔除之前试着找出所有参与人的劣势策略，剔除它们，然后重新审视博弈再次寻找所有参与人的劣势策略，再剔除它们。这样可以让你免于陷入困境。

我们在“博弈是一种策略”一节中提到，“沙滩卖饮料”这一博弈模型可用于政治选举中的拉票分析，这实际上是政治领域中一个著名的立场选择问题，这个博弈模型是这样的：

假设有两个候选人A和B，这两个候选人为了竞选必须确定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们是参与人，策略是要分别从一系列政治主张中选择一个政治立场。假设这一系列政治主张中共有10个立场，这10个立场我们分别称为：

12345678910

靠近左边的立场代表左翼分子的立场，而右边则是右翼分子的立场。A和B需要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假设每一个政治立场都有10%的得票，它们平均分布；再假设选民会投票给最接近他们立场的候选人，出现平局时选票会分摊，即该立场的选票会被平均分摊。

假设这个博弈的收益是候选者希望尽可能最大化获得的选票，而且他们真的非常想获胜，因为获胜会带给他们巨大的收益，失败则一无所获。获得更多的票数意味着会获得更大的委任机会，或者把它看成是总统大选的初选，获得更多的票数对下一轮的选举有积极作用。

如果两人都选择立场1时，两人平局，各得50%选票。如果A选立场2，而B选立场1，B会得到立场1的选票，而A得到剩余的90%选票，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立场2比1好。

如果两人都选了立场2，各得50%选票。

A选立场3，B选立场1，B会获得所有立场1的选票和立场2一半的选票，就是15%。如果B选立场2，A选立场3，立场1和立场2的选票都归B，会得到20%的选票。

A选立场4，B选立场1，B会得到立场1和2的全部选票，即20%，而A得到剩下的选票。如果A选4，B选2，B会得到立场1和2的选票以及立场3的一半选票，总共25%的选票，A得到剩下的选票。

依此类推，我们会发现，选立场2总会比选立场1多获得5%选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立场2严格优于立场1，策略2严格优势于策略1。同样，立场9严格优于立场10。我们不是说选立场2会击败选立场1的，或者选立场9能胜过选立场10的，而是优于。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说要剔除立场1或者立场10的选票。我们知道候选人不会选择立场1和立场10，因此我们要剔除这两个策略，但选票还是这样分布的。

剔除劣势策略1和10之后，与上面的推理类似，我们会发现策略3严格优于策略2，策略8严格优于策略9。依此类推，我们依次排除3和8、4和7，最终只剩下立场5和6，可以得出结论，候选人会选择5和6，二者中没有劣势策略。这个过程就是迭代剔除。

这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学模型，预测最终结果是候选人会被挤到中间立场，就像两位哈佛教授最终都选择将摊位紧挨着摆在海滩的中心点上一样，候选人会选择与对手相近的政治立场，且相当的中立，这个理论被称作中间选民定理。

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时，他们都聚集在中间立场。1992年克林顿也采用一样的策略，他将民主党向右翼靠拢，变得中立，以此来拉拢中间选民并获胜。从美国历史上的选举案例里看，中间选民定理非常奏效。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模型，它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产品植入。在产品植入领域里，假设考虑设立一个加油站，我们会希望加油站能均匀覆盖城镇每个角落，或者遍布整条公路，这样无论人们在哪里需要加油时，附近就会有一个加油站。但很不幸的是，如我们所知，加油站一般都设在相同的地点，趋向设立于同一个路口，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为了拉拢附近客源，或是那些刚刚耗完汽油的顾客而相互竞争，通过挤在一起避免自己因为选址的问题而被淘汰出局。

在政治学中，这是关于候选人集中趋向中间立场，从而拉拢更多立场相近的选民的理论；在经济学中，其表现为商家普遍集中以争取附近的客源。

第十二课　最优收益

在哈佛博弈课中，我们会借助博弈模型分析现实中遇到的各种利益权衡的问题，实质是告诉大家如何做出战略选择。通过对各种可能的因素进行考虑，比较不同的利益衡量结果带来的收益，尽量使参与者的收益最优化。

比原来更好

黎巴嫩作家纪伯伦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魔鬼》，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胡里·赛姆昂博学多才，精通心理学、神学，整日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之间，向村民们布道说教，为人们医治精神病患，教人们摆脱魔鬼的绳索纠缠。他与魔鬼不共戴天，虽与魔鬼日夜搏斗，但从不知道疲倦。

村民们待胡里·赛姆昂十分宽厚，非但金银酬谢，而且还争相将自家树上最好的果子及地里最好的谷物馈赠于他。

秋天的一个傍晚，他在荒野偶遇身负重伤、奄奄一息的魔鬼。他本想弃之不顾，任其痛苦至死，但魔鬼的一番辩解让他改变了主意。魔鬼说，胡里·赛姆昂和他休戚相关，他之所以从事目前的职业，之所以会有很好的收入和得到村民们的尊重，全都是因为魔鬼的存在。如果村民们知道魔鬼死了，就不再需要胡里·赛姆昂的服务，那他将失去生计，妻儿老小都将难以过活。

魔鬼这一番近乎讽刺的开导，令胡里·赛姆昂茅塞顿开，他立即卷起袖子，把长袍塞在腰里，背起魔鬼朝家走去。

英雄和魔鬼因为共同利益而和解，双方达成了一种合作性均衡。

这个故事对于那些立志铲除世上一切罪恶的人而言，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同时也揭示了那些准备把对手赶尽杀绝的人所面对的矛盾与尴尬。

阅读世界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才华横溢的将军并不敢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甚至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保存敌人。这其中自然有对胜利后难以善终的恐惧，也因为养敌自保的背后有一个直接关系到各方利益的博弈。

20世纪50年代，美国常青藤联校面临一个问题：每个学校都想培养一支战无不胜的橄榄球队，结果各个学校为了建立一支夺标球队而过分强调体育，忽视了学术水准的提升。而无论各队怎样勤奋训练，各校怎样慷慨资助，赛季结束的时候，各队的排名仍和以前差不多。

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有胜者就会有负者。所有的加倍苦练，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大学体育比赛的吸引力，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水平的接近程度以及竞争的激烈程度；二是技巧水平。许多球迷更喜欢看大学篮球比赛和橄榄球比赛，而不是职业比赛，其原因在于，大学体育比赛虽然技巧水平稍低一些，竞争却往往更激烈。

看到这样的情况，各大学也变聪明了。他们达成协议，将春季训练限定为每周一天时间。虽然球场上出现了更多的失误，但球赛的激烈程度一点也没有减少，观众对比赛的追捧程度也没有减退，而运动员也有了更多时间准备功课。这样一来，各方面的结果都比原来更好。

这种比赛中，排名是由相对成绩而非绝对成绩决定的，假如一名参与者改善了自己的排名，那他必然使另一个人的排名变得差了。不过，一人的胜利必然导致另一人失败的事实，并不会使这个博弈变成零和博弈。零和博弈不可能出现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结果的情况，在这个例子中却实现了这一点，收益的大小来自于减少投入。尽管胜者和负者的数目一定，但所有参与者参加这个博弈的代价会减少。

对那些养敌自保或养贼邀功的将军们来说，目的也恰在于此，那就是使自己参与博弈的代价尽可能减少，而使收益最大化。

在竞争中合作，通过合作促进竞争，这种策略在现代商业竞争中早已得到广泛运用。为什么要合作？希腊的船业大亨欧纳西斯说过，要想成功，你需要朋友；要想非常成功，你需要的是比你更强大的对手！

麦当劳和肯德基是快餐市场的两艘巨舰，他们在市场上的布局就更能说明这种竞争中有合作的关系。麦当劳店开在哪里，肯德基店很快就会出现在附近，形成一种十分默契的“遥相呼应”，很少有第三者出现在他们中间。两大巨头表面上的竞争关系，往往能够为他们排斥新进入的竞争者提供更多的策略选择，从而减少参与市场博弈的代价。

完全竞争市场中，利润的刺激会导致企业走向有效的竞争均衡或称之为非合作均衡。如果企业合谋或者以协同的方式活动，也即博弈双方协调一致去寻找最大化共同利益的策略时，就成为合作性均衡。有许多企业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不能与对手进行合作。为了企业生存和整体利益，每个企业都应该学会与对手进行合作来实现均衡。

路径的依赖性

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1435毫米），这个标准从何而来呢？

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电车的轮距标准又从何而来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沿用了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这是因为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如果马车使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再往前追溯，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其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罗马人以该长度为战车轮距宽度的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

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现代铁轨的宽度，这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路径依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在鹰鸽博弈中我们讲过，进化上的稳定策略一旦形成，偏离的运动将受到自然选择的打击。即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种群的大多数成员在做什么。由于种群的其余部分也是由个体组成，而它们都力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各自的成就，因而能够持续存在的必将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一旦形成，任何举止异常的个体的策略都不可能与之比拟。

在技术或者制度的演进中，人们一旦选择了某种技术发展和演进的道路，就很可能沿着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而不容易跳转到另一条道路上去。换一个说法，凡是在多步骤的选择中，每一步都可以“洗牌重来”的游戏就没有路径依赖，而如果这一次的选择依赖于上一次选择的结果，就会发生路径依赖。

拿微软的Windows系统来说，因为它最先占据了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主流市场，以后人们就很难换用别的软件。应用软件的开发商，不得不制造和它兼容的产品。而作为用户，过去使用了微软，为了使用更多的应用软件，也不得不继续依赖于它。如此相互影响，到最后，它的统治地位几乎不可能被其他厂商动摇。这就是路径依赖导致的垄断。

大家从很多电脑杂志和报刊上都可以看到Linux操作系统的介绍。简单地说，Linux是一套免费使用和自由传播的类Unix操作系统。Linux以它的高效性和灵活性著称。它能够在计算机上实现全部的Unix特性，具有多任务、多用户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像Windows一样工作在图形环境中。更重要的是，Linux是一套自由软件，用户可以无偿地得到它及其源代码，甚至可以无偿地获得大量的应用程序，而且可以任意地修改和补充它们。

然而，Linux至今仍没有推广开来，其主要原因，就是盗版Windows操作系统大量存在前提下的路径依赖。对电脑使用者而言，既然有免费的盗版可用，为什么要改变使用习惯，去学习、适应新的操作系统呢？尽管这个新的操作系统使用并不复杂。

这种因为路径依赖的存在而促成的行业标准的统一，出现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开放移动终端平台的领导厂商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和LG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在数年内将所有手机的数据传输和充电线统一确定为MircoUSB接口标准，支持USB2.0。这样，目前常用的其他插孔将被淘汰。

美国12位数字组成的UPC条形码和欧洲由13位数字组成的EAN条形码，一直是国际公认的两种用于商品包装的识别码。为尽快实现条形码国际编码全球化，国际物品编码协会通过从中协调，自2005年1月1日起，美国12位条形码标准将换成欧洲的13位标准，这标志着条形码的使用形成全球统一标准，更利于商品的全球流通。

……

在对鹰鸽博弈的讨论中，我们得知，进化上的稳定均衡将形成强势的路径依赖，进而导致个体的失败、集团的胜利以及集体的止步不前。

强势的路径依赖形成后，往往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惯例的共同知识：因为大家都这样做，那么我也应当这样做，甚至有时不得不这样做。况且，在大家都这样做的前提下我也这样做可能最省事、最方便且风险最小。基于这种原因，为何要统一行业内的技术标准也就不难理解。

临界数目的意义

假如所有人都在超速行驶，那么你有两个理由超速。首先，开车的时候与道路上车流的速度保持一致更安全。在大多数高速公路上，如果车速只开到每小时55公里，就会成为一个危险的障碍物，人人都必须避开它。其次，假如你跟着其他超速车辆前进，那么被抓住的机会几乎为零，因为警方根本没工夫让它们通通停到路边进行处理。只要你紧跟着道路上的车流前进，那么总体而言你就是安全的。

当然，假如越来越多的司机遵守限速规定，上述两个理由就不复存在。这时超速驾驶将越来越危险，因为司机需要不断在车流当中穿过来又插过去，而被逮住的可能性也会急剧上升。

在超速行驶的案例中，变化总是趋于其中一个极端。因为跟随你的选择的人越多，这个选择的好处就越多，一个人的选择会影响其他人。假如有一个司机超速驾驶，他就能稍稍提高其他人超速驾驶的安全性。假如没有人超速驾驶，那就谁也不想第一个超速驾驶而为其他人带来“好处”，因为那样做不会得到任何“补偿”。反之假如人人超速驾驶，谁也不想成为唯一落后的人。

与这一思维类似，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有一句著名的话——“红灯大家一起闯就不怕”，它并不建立在正确的是非道德观念上，而是建立在多数人的做事标准之上。具体地说，就是别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别人不做，我也不做，不管做的事情和不做的事情是对是错。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只要我们行事符合多数人的标准，就是对自身最有利的，不管这种做法是否符合道德标准。这种“随波逐流”的社会思维思之令人不寒而栗。如果善加引导，它会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如果听之任之，或者被恶意者利用，则后果不堪设想。

若是希望鼓励驾驶者遵守限速，关键在于争取一个临界数目的司机。这么一来，只要有一个短期的极其严格且惩罚严厉的强制执行过程，就能扭转足够数目司机的驾驶方式，从而产生推动人人守法的力量。均衡将从一个极端（人人超速）转向另一个极端（人人守法）。在新的均衡之下，警方即使缩减执法人手，守法行为也能自觉地保持下去。

面包如何分配

同样的面包、同样的人，因为不同的面包分配制度，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制度形成不同的结果，好的制度让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团结共处；不好的制度让人好吃懒做、不思进取，钩心斗角。

制定制度，是每个管理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完善的制度才能维持长久，这是企业进行科学管理的基础。

从2001年6月至2002年5月，日本对其公司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对于公司董事、监事之责权利内容的修改，主要体现为董事、监事责任的减轻，股东代表诉讼的合理化以及监事职能的强化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公司管理制度。

日本原公司法对董事、监事责任的规定，使得他们可能因仅有的一点疏忽而招致终生也无法偿还的高额赔偿责任，由此导致了董事经营判断的萎缩，进而制约了公司经营的发展。所以，为了防止董事经营判断萎缩趋势的进一步蔓延，重振日本经济，日本立法层在此次对公司法修正中体现两个价值取向：第一，在一定的范围内，减轻公司所有董事、监事基于善意或无重大过失的责任；第二，在减轻的过程中，对拥有不同职权、薪酬的董事、监事给予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责任减轻，以期实现责、权、利的合理化。

就在这项公司法修改后不久，美国通过了萨巴尼-奥克斯勒法案，加重了CEO等公司高管层的责任。

美、日两国对于同一事项的截然相反的规定，究其根本，都是出于对各自现实需要的权衡：日本需要通过放松管制以实现经济的复苏，美国则需要通过加强管制以重拾投资者的信心。成功的立法都是在利益权衡的基础上应时而作的。

游戏规则要兼顾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并且将个人利益统一到公司的整体利益里。责、权、利三者应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缺乏责任的制度，管理就会产生腐败；缺乏权力，制度的执行就无从谈起；缺乏利益，员工积极性就会下降，消极怠工。因此，企业应该首先建立起一个责、权、利相互结合的平台，形成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博弈机制，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让他们各显其能。

如果没有权、责、利明确的博弈制度，博弈的结果不确定，那么每一个人采取行动时就会仅仅考虑到自己和自己部门当前的利益，而不管企业的长远利益。

一个好规则，既能保证游戏的正常进行，又能给游戏参与者以最大的选择空间。规则制定得不好，就全然达不到应有效果，甚至连游戏的正常运行都维持不下去。

一个好规则，应鼓励人合作，惩罚不合作；而一个坏规则，尽管设计初衷是为了鼓励合作，但因为规则本身安排不合理，结果也常与其目的背道而驰。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有一只猩猩，手里抓了一把豆子，高高兴兴地在路上一蹦一跳地走着。一不留神，手中的豆子掉了一颗在地上，为了这颗掉落的豆子，猩猩马上将手中其余的豆子全部放置在路旁，趴在地上，转来转去，东寻西找，却始终不见那一颗豆子的踪影。

最后，猩猩只好拍拍身上的灰土，回头准备拿取原先放置在一旁的豆子，怎知原先那一把豆子已经全部被路旁的鸡、鸭吃得一颗也不剩了。

有时候，人们为了得到更多，而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东西。想想我们现在，是否也放弃了本来拥有的一切，去追求几乎是华而不实的东西？

一只倒霉的狐狸被猎人的陷阱套住了一条小腿，它毫不迟疑地咬断了那条小腿，然后逃命。放弃一条腿而保全一条生命，这是狐狸的哲学。人生亦应如此，当生活强迫我们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前，主动放弃局部利益而保全整体利益是最明智的选择。智者曰：“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趋利避害，这正是选择与放弃的实质。

生活中，不好的境遇会不期而至，令我们猝不及防，这时我们更要学会运用博弈思维，勇于放弃。

迈克·莱恩是一名探险队员。1976年，他随英国探险队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就在他们下山的时候，开始下大雪了，他们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最让他们害怕的是风雪根本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当整个探险队陷入迷茫的时候，迈克·莱恩率先丢弃所有的随身装备，只留下不多的食品，提出轻装前行。他的这一举动几乎遭到所有队员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到山下最快也要10天时间。放弃装备就意味着这10天里不仅不能扎营休息，还可能因缺氧而使体温下降导致冻坏身体，那样，他们的处境将极其危险。

面对队友的顾忌，迈克·莱恩坚定地说：“我们必须而且只能这样做，这天气10天甚至半个月都有可能不会好转，再拖延下去路标也会被全部掩埋。丢掉重物，我们就不再有任何幻想和杂念，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就可以提高行走的速度，也许这样我们还有生的希望！”结果，队友们采纳了他的建议，大家一路互相鼓励，忍受疲劳、寒冷，不分昼夜，只用8天时间就到达了安全地带。恶劣的天气确实正像莱恩所预料的那样从未好转过。

这一年，英国国家军事博物馆负责人找到迈克·莱恩，请求他赠送给博物馆任何一件与英国探险队当年登上珠峰有关的物品，莱恩毫不犹豫地将他那次下山时因冻坏而被截下的10个脚趾和5个右手指尖交给了他。

莱恩当年一次正确的放弃，挽救了所有队友的生命；也由于这个选择，他的登山装备无一保存下来，而冻坏的脚趾和指尖截掉后留在了身边。这是博物馆收到的最奇特而又最珍贵的赠品。

放弃与获取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没有放弃就没有获取，得到的同时必然也会失去。学会选择，懂得放弃是利益的博弈权衡之道，而放弃则是智者面对生活的明智选择，只有懂得放弃的人才不会为事情所困。

牺牲的原则

1971年，博弈论专家苏比克在一篇论文中，讨论了“美元拍卖”的模型。在论文中，苏比克称这个游戏是“极为简单，极有娱乐性和启发性的”。如果你对成本没有清楚的认识，在交易中可能吃大亏。

某个酒会上，塔克先生从口袋里掏出1000美元，向所有来宾宣布：他要将这1000美元拍卖给出价最高的朋友，大家互相竞价，以50美元为单位，到没有人再加价为止。出价最高的人只要付给塔克先生他所开的价码即可获得这1000美元，出价第二高的人，虽无法获得一分钱，但仍需将他所开的价码如数付给塔克先生。

这个别开生面的“以钱买钱”的拍卖会，立刻吸引了众来宾的兴趣。开始时，“100美元”“150美元”“200美元”的竞价声此起彼落，到价码抬高到“500美元”时，竞拍步调缓和了下来，只剩下三四个人在竞价。最后只剩下詹姆斯和维斯特在那里相持不下。

当詹姆斯喊出950美元时，塔克先生弹一弹他手上的1000美元，微笑地看着维斯特，维斯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1050美元。这时会场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塔克先生转而得意地看着詹姆斯，等待他加价或者退出，詹姆斯咬一咬牙说：“2050美元！”人群里出现了更大的骚动，维斯特摆一摆手，喝口鸡尾酒，表示退出这个疯狂的拍卖会，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结果，詹姆斯付出2050美元，买到那张1000美元的钞票，而维斯特则平白付出了1050美元。两人各损失的1050美元都进了塔克先生的荷包。

这个游戏是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苏比克发明的，想拍卖钱的人几乎屡试不爽地从这拍卖会里赚到钱。它是一个具体而微妙的人生陷阱，参与竞价的维斯特和詹姆斯在这个陷阱里越陷越深，最后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自古以来，人类为捕杀动物所设的陷阱，通常有下列三个特征：

（1）有一个明显的诱饵。

（2）通往诱饵之路是单向的，可进不可出。

（3）越想挣脱，就越陷越深。

人生旅途上的陷阱多少也与此类似。社会心理学家泰格曾对参加美元拍卖游戏的人加以分析，结果发现掉入“陷阱”的人通常有两个动机，一是经济上的，二是人际关系上的。

经济动机包括渴望赢得那1000美元、想赢回他的损失、想避免更多的损失；人际动机包括渴望挽回面子、证明自己是最好的玩家及处罚对手等。1000美元则是一个明显的诱饵。开始时，大家都想以廉价而容易的方式赢得它，希望自己所出的价码是最后的价码，大家都这么想，于是不断地互相竞价。

当进行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出价相当高时，相持不下的两人都发现自己掉进陷阱，但已不能全身而退，他们都已投资了相当多，只有再增加投资以期挣脱困境。

当出价等于奖金时，竞争者开始感到焦虑、不安，发现了自己的“愚蠢”，但又身不由己。当出价高过奖金时，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损失者，不过，为了挽回面子或处罚对方，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再抬高价码，好让“对手损失得更惨重”。

人生到处有陷阱，在日常生活里，大至商场上的竞争，小至等候公车，都有“陷阱”在等待着你。

譬如公车平常是15分钟一班，当等待的时间超过10分钟后，我们会开始烦躁不安，但通常还会继续等下去，等到超过15分钟公车还不来时，我们除了咒骂外，也开始感到“后悔”——应该在15分钟前就走路或坐计程车去的。但我们还会继续等下去，因为已经投资了那么多的时间，不甘心现在改坐计程车，结果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直到公车姗姗来迟，你的心理困境才消除。

人生有很多目标，并不像公车那样必定会来临，而且投资的也不是你个人的时间而已。为避免落入这类陷阱，心理学家鲁宾的建议是：

（1）确立你投入的极限及预先的约定：譬如投资多少钱或多少时间。

（2）极限一经确立，就要坚持到底：譬如邀约异性，自我约定一次拒绝就放弃，不可改为五次里面有三次拒绝才放弃。

（3）自己打定主意，不必看别人：事实证明，两个陌生人在一起等公车，脱身的机会就大为减少，因为别人也在等。

（4）提醒自己继续投入的代价。

（5）保持警觉。

这些方法大家也许都知道，但知易行难，一旦掉进人生的陷阱，抽身的确不太容易，我们要有更为果断坚决的思考。

理性的错误

祖孙俩去购物中心，不巧，他们赶到时停车场已没有停车位，祖父决定把车停在最多只允许停车半小时的地方。

孙子问祖父：“这里只能停半小时，连吃顿饭的时间都不够，难道我们要被警察罚款吗？”

祖父说：“停这里是有可能罚款，但我想警察应该查得不严。”

孙子听了听很困惑，又问：“这是理性违章吗？”

祖父干脆地答道：“是。”

好奇的孙子和理性的祖父，再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传奇般的故事。这位诺贝尔奖得主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理性犯罪理论。而他研究得出的这个理论的雏形，正源于40年前停车场上的同样一幕。

当时，加里·贝克尔作为考官去考一个读博士的学生，没想到，路上遇到事故，他迟到了，来不及再去找免费停车场。于是，他衡量了一番，在收费停车场停车的成本与违章停车被抓的风险之间做了一次选择。就是这一次决策，让他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当时还比较罕见的想法：罪犯对日后受到惩罚的风险与成本，可能都有所反应。他随即将这个问题作为考题与考试的学生讨论起来。

在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后，加里·贝克尔提出了理性犯罪理论。

所谓理性犯罪，是指当人们从事犯罪活动的效用（收益），超过他把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收益）时，他就会选择犯罪。

一些企业家所犯的操纵证券罪是其中的典型。比如集中资金控制流通股，量刑是有期5年，而在这次操纵中可以得到的资金回报是1亿，就是说每坐一年牢可以得到2000万元，而在市场上过着犯人都不如的生活也未必能每年挣1000万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分子会采取理性犯罪。

第十三课　信息的对称

对个人来说，信息越充分，越有助于做出正确的决策。对社会来说，信息越透明，越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效率。但客观现实却是：一小部分人垄断事物的信息，其他绝大多数人则缺乏事物的信息。信息不对称是逆向选择的根源，这直接影响着双方合作的质量，也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

信息传递的重要性

学者格莱斯于1978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协同攻击难题”的模型：

两个将军各带领自己的部队埋伏在相距一定距离的两座山上等候敌人。将军A得到可靠情报说，敌人刚刚到达，立足未稳，如果趁敌人没有防备，两股部队一起进攻，就能够获得胜利；而如果只有一方进攻，进攻将失败。A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与将军B协同进攻？那时没有电话之类的通信工具，只有派情报员传递消息。将军A派遣一个情报员去了将军B那里，告诉将军B：敌人没有防备，两军于黎明一起进攻。

然而情报员可能失踪或者被敌人抓获。也就是说，将军A虽然派遣情报员向将军B传达“黎明一起进攻”的信息，但他不能确定将军B是否真的收到他的信息。而如果情报员回来了，将军A同样可能陷入迷茫：将军B怎么知道情报员肯定回来了？将军B如果不能肯定情报员回来了，他也不能肯定将军A知晓自己收到信息，那么他必定不会贸然进攻。于是将军A又将该情报员派遣到B地。然而，他仍不能保证这次情报员肯定到达将军B那里……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不论这个情报员成功地来回跑多少次，都不能使两个将军一起进攻。问题就在于，两个将军协同进攻的条件是：“于黎明一起进攻”成为将军A、B之间的共识。然而，无论情报员跑多少次，都不能够使A、B之间实现这个共识！

下面，我们把视线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移开，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场景中，看一看信息传递问题对生活的影响。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迈克·斯宾塞，从研究二手车市场模型入手，将信息传递行为的研究扩展到了其他领域。

在二手车市场模型中，为提供好车的卖家着想，销售方可以告诉买家自己卖的是好车，不信的话，他们可以负担全部或者大部分费用，找专家检验汽车；或者与买家达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规定如果是坏车则包赔一切损失，等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传递，也就是通过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诺自己卖的车是好的。

对此，斯宾塞进一步精确指出：“如果高质量二手车的卖家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使付出的成本低于提供低质量产品卖家付出的成本，那么，作为一种高质量的信息传递，将能够从市场活动获得足够的补偿而获益。”因此，对高质量二手车的卖家来说，只要某种发送信号方式的边际成本较低，市场将会出现某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中，买家能够依据卖家发送的信号水平推测或估计产品的质量。

斯宾塞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用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模型来解释信息传递行为：“获得毕业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信号之一，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一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因而教育不仅增进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对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信息激励效应。”

斯宾塞的信息传递模型具有普遍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所征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对红利征税两次，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税一次。目前，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值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自然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而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缴纳较高税款而蒙受的损失。

道德风险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

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的防范措施明显减少。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而这种不作为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这种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是一种逆向选择的结果。

在前面的蜈蚣博弈中，我们提到过逆向选择的问题，上一节中斯宾塞提出的信息传递是化解逆向选择冲突的一种途径。事实上还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分离均衡”。

在市场上，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通过做广告等方式来发布信息，与同类区分开来，这样才有利可图。可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除了信息传递，应如何建立机制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斯蒂格利茨把信息不对称的概念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研究，从而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个人去投保，其目的是弥补可能发生的损失；而保险公司也不可能在亏损的情况下承担保险，它要追求利润。如果这时信息是完全的，即投保人的信息也为保险公司所知，那么投保人应该选择完全保险，使投保后和不投保的收益水平是一样的。

比如一个人投了汽车的保险，那么他看管汽车的努力可能会因为投保而发生改变。如果没有投保，丢车以后20万美元的损失由他完全承担；如果花2000美元投了保，丢车后保险公司将赔偿15万美元，他的损失将大大减少。

由于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地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一旦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投保人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所投保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以前未保险时那样仔细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如果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的防灾行为，面临着投保人推卸责任甚至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

这样，社会中有帕累托最优的一些交易就可能不会发生。这在信息经济学里被称为道德风险：投保前和投保后投保人的行为无法被保险公司观察到。

与之相关的逆向选择就是：每个投保人可能知道自己汽车失窃的概率，而保险公司不一定知道这种信息；那些觉得自己的汽车被盗的概率比较大的人会更有投保积极性；保险公司赔偿的概率也会变高，更加容易亏损。

有人会提出解决办法，这时保险公司为什么不采取提高保费的办法来获得利润呢？

问题在于，提高保费会导致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选择不保险，而这部分人往往是丢车概率比较小的人。因为丢车概率越小，他所能接受的保费就越低。那些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而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投保。这样一来，高风险者就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场。

这就是斯蒂格里茨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重要观点：提高保费的措施不仅不能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消失，反而会使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得更多。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一剂毒药，保险市场同样难以消受。要解决这一问题，保险公司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他们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欺诈行为。

柠檬市场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柠檬市场”也就是次品市场。因为柠檬虽然为很多人喜欢，但毕竟有些涩，甜味不足，于是就被用来比喻性能和品质都比较差的低等商品。后来，经济学家更进一步，将交易低的商品和市场称为“柠檬市场”。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以表彰他们为信息不对称理论所作的贡献。

乔治·阿克尔洛夫一篇关于“柠檬市场”的论文曾经因为被认为“肤浅”，先后遭到三家权威经济学刊物拒绝。几经周折，该论文才得以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结果立刻引起巨大反响。

按照这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信息不对称，即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依据该理论，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交易中的卖方往往故意隐瞒某些真实信息，使得买方最后的选择并非最有利于买方自己。

二手车市场上，买者和卖者有关汽车质量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卖者知道所售汽车的真实质量，但潜在的买者要想确切地辨认出二手车质量的好坏是困难的，他最多只能通过外观、介绍及简单的现场试验等来获取有关汽车质量的信息，而从这些信息中很难准确判断出车的质量，因为车的真实质量只有通过长时间的使用才能看出，但这在二手车市场上又是不可能的。

有一个二手车市场，里面的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但质量有很大差别。卖主很清楚自己车的质量，而买主则没法知道。假设汽车的质量由好到坏分布比较均匀，质量最好的车价格为50万元，买方会愿意出多少钱买一辆他不清楚质量的车呢？最可能的出价是25万元。很明显，如此一来，价格在25万元以上的好车的主人将不再在这个市场上出售他的车了。二手车的销售将进入恶性循环，当买车的人发现有一半的车退出市场后，他们就会判断剩下的都是中等质量以下的车了，于是，买方的出价就会降到15万元，车主对此的反应是再次将质量高于15万元的车退出市场。依此类推，市场上好车的数量越来越少，最终导致这个二手车市场的瓦解。为什么会这样？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柠檬市场。卖主为了给车卖个好价钱，卖出更多的车，肯定会隐瞒有关车的性能、运行信息和发生事故与否等。于是，买者和卖者之间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卖方永远比买者拥有更多的信息。而买方似乎觉得所有的车都不可信任，买还是不买就拿不定主意，唯一的解决之道似乎就是拼命压价，但卖主肯定不会同意，如果提价，则买主也不同意。无奈之下，卖主要么低价卖出，要么将自己的好车开出二手车市场，长此以往，二手车市场上的好车越来越少，劣车占据了绝大多数，价格低廉、品质不好的名声就会越传越广，而前来买车的人出价就只会越来越低。如同“劣币驱逐良币”，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劣车将好车赶出了二手车市场，于是，柠檬市场上全是便宜货。

由上述分析可知，柠檬市场是道德失衡和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这里，良货消失，劣货畅销。

那么柠檬市场该如何破解呢？

根据不同的经营理念，至少可以将企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浑水摸鱼、过把瘾就死的企业；另一类是想持续成长、做大做强的企业，这类企业常常就是晋级行业领导者的“种子选手”。

对于前者，柠檬市场是他们的乐土；对于后者，柠檬市场则是品牌杀手。

在柠檬市场中，品牌商是最大的受害者，要摆脱柠檬市场之困，有两种方法：一是跳出，二是打破。

跳出柠檬市场，这是直觉的做法，但未必是一种长效做法。一般而言，通过差异化可以跳出柠檬市场，也可因而取得丰厚的利润，但同时这会吸引其他品牌跟入，结果可能还是从一个柠檬市场进入另一个柠檬市场。因此，对于品牌商而言，打破柠檬市场就成了他们必须实行的策略。

从柠檬市场的市场形成机制特点来看，要打破柠檬市场，建立常青品牌，有三个关键点：

1.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一个不能或不敢让顾客明明白白消费的企业，一定不是一个好企业。一个想持久发展的企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以提升消费者消费学习能力为首要任务，努力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明明白白消费；二是企业能够向客户提供真正有独特价值或超值的产品或服务。可以想象，唯有真正的行业领导者或者具有行业领导者潜质的企业，才能同时做到这两点。

某家电品牌的售后服务曾做过消费者调研，当问到“售货员的产品介绍是否专业、是否全面”时，顾客的反映常常是不太满意：论专业，应该是比较专业的；但论全面，则不敢恭维，因为无论问到什么档次的产品，以及无论问到什么产品属性，回答一定是完美无缺。大多数顾客的消费决策模式是：同等功能的产品，选择价格偏低的品牌，或者选择大品牌同系列产品中的低端定位产品，这样才能保证不上当，或者少上当。

而这种基于心理价位的消费决策模式，恰恰就是柠檬市场中的消费法则，它让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品牌产品失去了很多销售机会。麦肯锡一项调查显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新品牌的不断涌现，美国消费者购物范围在扩大，而对品牌的忠诚度在下降。

面对消费者越来越理性消费的事实，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消费信息和消费学习的机会，应该是企业未来营销方式变革的主要方向。

2.尽可能将市场中的“水分”挤出去

这就消除了别有用心者浑水摸鱼的机会。那什么是市场中的水分呢？这种水分就是一些低劣产品的不正当市场利益，而这种利益是利用信息不对称牟取的。给市场挤水分要求企业以身作则，如果企业一遇到利益诱惑，就“打劫”消费者，这样不仅会伤害自己的品牌，而且将扰乱市场秩序，从而给浑水摸鱼者机会。

3.勇于承担消费风险

企业主动承担消费风险，是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的捷径，也是打破柠檬市场的有效手段。

比言语可靠的信息

1978年3月16日，意大利总理莫罗被恐怖组织“红色旅”绑架。红色旅原打算通过绑架莫罗来要挟政府，释放此前被捕的红色旅创始人库乔。然而，他们的各种要求均遭拒绝。意大利政府的立场是坚决不同恐怖主义分子对话，经过一段时间的较量，意大利政府寸步不让。5月7日，莫罗的尸体在一辆废弃的汽车上被发现，身中11枪。

2002年10月23日晚，50多名车臣非法武装分子闯进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内剧院，劫持了正在欣赏音乐剧的750多名观众和100多名演职人员。恐怖分子要求俄罗斯政府立即停止车臣战争，但俄罗斯政府拒绝谈判，并于26日发动攻击。行动中突击队员向文化宫内施放毒气，救出了被扣押近3天的750多名人质，当场击毙巴拉耶夫为首的50名非法武装分子。然而，118名人质在此次解救行动中遇难，大部分是因毒气窒息而死亡。普京随后发表电视讲话，就此请求公众原谅。

意大利政府和俄罗斯政府为什么拒绝向恐怖分子妥协？只有采取绝不妥协的态度，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阻吓有意劫持者，打消他们通过劫持人质要挟政府的念头。只有任何情况下绝不谈判的威胁可信，劫持者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注定徒劳无功。要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助劫机模型进行分析。

假定劫机者的目的是逃走，政府有两种可能的类型：人道型和非人道型。人道政府出于人道考虑，为解救人质，同意放走劫机者；非人道政府无论什么时候总是选择把飞机击落。因此非人道政府统治下将不会有劫机者，人道政府统治下将会有劫机者。而打算劫机的人如果不知道政府的类型，那么他仍然有可能劫机。

当政府为非人道政府，凡遇到劫机者一律格杀勿论的时候，如果知道政府的类型，企图劫机者拥有完全信息，他就不会采取劫机行动；如果劫机者不知道政府的类型，就会有劫机的行为。当政府为人道政府的时候，如果劫机者知道政府是人道的，那么他可能制造更多的劫机。而在劫机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怀疑政府对劫机者的态度，可能不敢劫机。

由此可以得知，在政府人道的时候，最佳的选择是不要大肆宣传政府的人道。相反在政府非人道的时候，最佳的选择是让人们都知道劫机者必死无疑。

在现实中，一般的法律都应该得到普及，让人们知道犯什么罪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而在某些法律有漏洞而且有人企图通过漏洞获益的时候，媒体就不应该大肆宣传，而应该尽快向有关法律制定部门反映，尽量消除漏洞。如果一些致命的漏洞被罪犯集团所掌握，后果将不堪设想。

虽然采取非人道的方式在开始阶段会对一些无辜者造成伤害，但总体来说可以减少对更多人的伤害，同时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政府的态度；另一个方面，如果被劫持人质也知道政府是非人道的，他们就会在飞机上对劫机者做出反抗，因而可以让所有人质一起对付劫机者，这样应该可以降低总体的成本。

在类似博弈中，政府的最佳选择是采取非人道主义，同时要普及法律教育。而企图劫机者最优的选择是不劫机；而在政府采取人道态度的时候，即使当场放走了劫机者，过后也要继续缉拿。

政府通过采取不妥协的行动，向劫机者传递了一个非常可靠的信号：劫机的下场必死无疑。如果政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单靠言语宣传，显然达不到震慑的效果。

行胜于言。在参与博弈的过程中，其他参与者理应关注某个参与者的行动，而不是其嘴上说的。而且，在知道其他参与者会以此方式理解自己行动的情况下，每个参与者都应该针对其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反过来操纵其行动。这样，通过操纵自己的行动，就能够达到操纵别人思考推断的目的。

掌握主动性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奥曼在研究中发现，博弈的参与人对信息的掌握通常是不对称的，如果博弈只发生一次，则具有信息优势的人无疑会赢得巨大收益。

掌握更多信息会让博弈参与者掌握博弈主动权，对资源配置情况作出合理改变，进而改变博弈的结局，这一点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控制世界黄金市场和欧洲经济命脉200多年的大家族，他们极其重视信息和情报。

尼桑是罗斯柴尔德的三儿子，他年轻时在意大利从事棉、毛、烟草、砂糖等商品的买卖，很快便成了商业大亨。这位传奇人物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仅仅几小时之内就在股票交易中赚了几百万英镑。

1815年6月20日，伦敦证券交易所一早便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由于尼桑在交易所里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交易时他又习惯靠着厅里的一根柱子，所以大家都把这根柱子叫做“罗斯柴尔德之柱”。现在，人们都在观望着尼桑的一举一动。

就在前一天，即6月19日，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关系两国命运的滑铁卢战役。如果英国获胜，毫无疑问英国政府的公债将会暴涨；反之，如果拿破仑获胜，英国公债必将一落千丈。因此，交易所里的每一位投资者都在焦急地等候着战场的消息，只要能比别人早知道一步，哪怕半小时、十分钟，也可趁机大捞一把。

战事发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南方，与伦敦相距非常遥远。因为当时既没有无线电，也没有铁路，除了某些地方使用蒸汽船外，主要靠快马传递信息。而在滑铁卢战役之前的几场战斗中英国均吃了败仗，所以大家对英国获胜所抱希望不大。

这时，尼桑面无表情地靠在“罗斯柴尔德之柱”上，开始卖出英国公债。“尼桑卖了”的消息马上传遍了交易所。于是，所有的人毫不犹豫地跟进。瞬间英国公债暴跌，尼桑继续面无表情地抛出。正当公债的价格跌得不能再跌时，尼桑突然开始大量买进。交易所里的人被弄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尼桑玩的什么花样？追随者们方寸大乱，纷纷交头接耳。正在此时，官方宣布了英军大胜的捷报。

交易所内又是一阵大乱，公债价格迅速暴涨，而此时尼桑悠然自得地靠在柱子上欣赏这乱哄哄的一幕。他发了一笔大财，仅在短短的数小时之内。

表面上看，尼桑似乎在进行一场豪赌，如果英军战败，他岂不要损失惨重？实际上这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赚钱游戏。

滑铁卢战役的胜负决定英国公债的行情，这是每一个投机者都十分清楚的，所以人人都渴望比别人先一步得到官方情报。唯独尼桑例外，他根本没想到依靠官方消息，他有自己的情报网，可以比英国政府更早知道实际情况。

罗斯柴尔德家族产业遍布西欧各国，他们视信息和情报为家族繁荣的命脉，很早就建立横跨全欧洲的专用情报网，并不惜花巨资购置当时最快最新的设备，从有关商务信息到社会热门话题无一不互通有无，而且情报的准确性和传递速度都超过英国政府的驿站和情报网。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高效率的情报通信网，才使尼桑比英国政府抢先一步获得滑铁卢的战况。

另外，尼桑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懂得欲擒故纵的战术。要是换了别人，得到情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买进，无疑也可赚一笔。而尼桑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先设一个陷阱，造成一种假象，引起公债暴跌，然后再以最低价购进，大发横财。这个抢先一步发大财的故事，足以说明提前掌握情报和信息对于博弈的重要性。

信息的不对称，在大多数策略互动中都会出现。如果参与博弈的一方比其他参与者更先掌握信息，或者掌握得更多，而这些信息将会影响所有参与者的收益情况，那么能够提前掌握或者掌握更多这些信息的参与者无疑将会占据博弈的主动权。

不是所有信息都有用

在信息社会里，有效信息是公认的“无价的财富”，企业经营者如果能及时、准确地获得有用的信息，捕捉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决策，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成功。如果信息不灵通或误用信息，便可能导致企业失败。

美国著名企业家S.N.沃尔森说：“把信息与情报放在第一位，金钱就会滚滚而来。你能够获得多少财富，完全取决于你比别人多知道多少商业信息。”

这一论断被人称为“沃尔森法则”。

要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你就必须准确快速地获悉各种情报：市场有什么新动向？竞争对手有什么新举措？……在获得了这些情报后，果断迅速地采取行动，就能够获得先发制人的优势。

日本尼西奇公司原是一家生产雨伞的小企业。一次偶然的机会，董事长多博川看到一份最新的人口普查报告。从人口普查资料获悉，日本每年有250万婴儿出生，他立即意识到尿布这个小商品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按每个婴儿每年最低消费2条计算，一年就是500万条，再加上广阔的国际市场，潜力是巨大的。多博川立即决定转产大企业不屑一顾的尿布，结果畅销世界。如今该公司的尿布销量已占世界的1/3，多博川本人也因此成为享誉世界的“尿布大王”。

多博川从一份人口普查报告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功，这得益于他对市场的敏锐观察和及时出击的战略。获取情报重要，快速对情报做出反应更重要，这都要求商家善于根据市场的即时动态，及时调整计划和方案，采取相应的对策。

信息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财富，还能让企业在商业竞争中找准对手的弱点。如果自己处于优势，能将对手挤出竞争领域，这当然最好。如果没有把握击败竞争对手，市场形势对公司发展也不是很有利，又该怎么办呢？

20世纪60年代以前，历届奥运会的计时器供应权都被瑞士名表行欧米茄公司垄断。1960年，国际奥委会将196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交给了日本。日本精工舍钟表公司看到这是一个对欧米茄发动攻势的机会，于是积极备战。为深入了解竞争对手，精工舍派出了一支高素质的“间谍”队伍对欧米茄的计时器进行侦察。他们发现，欧米茄公司的计时器都是机械表式的，误差较大，要想战胜欧米茄，就必须在减少计时器的误差上下功夫。精工舍对症下药，组织了大批研发人员开发出一种误差更小的计时器。不久之后，951Ⅱ石英表研制出来了。这种计时器每天的运行误差只有0.2秒，而欧米茄的计时器误差则在30秒以上。而且与当时类似于小卡车大小的计时器比较起来，951Ⅱ石英表只有3千克，十分轻巧。

951Ⅱ石英表的这些优势很快赢得了国际奥委会官员的认同，不久，他们就做出了将1964年计时器供应权交给精工舍的决定。

精工舍的成功得益于对竞争对手的全面了解，和针对其弱点进行战略突破的策略。信息就是财富，并不是说信息简单地等于财富。企业家面对诸多信息，要善于捕捉和发掘信息的价值所在，并据此及时做出科学的决策。

第十四课　不要做这样的笨蛋

当你学过哈佛的博弈课程后，你就应该明白，在你做出承诺或威胁的时候，应该坚持适度原则，不要让其超过必要的范围。假如你的承诺成功地影响了对方的行为，就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因此，代价越小越好，意味着承诺只要达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就行了。同样，一个大小恰当的威胁，应该是大到足以奏效，而又小到足以令人信服。如果威胁大而不当，对方难以置信，而自己又不能说到做到，那就会妨碍自己信誉的确立。哈佛走出的学生，应该都不会做这样的笨蛋。

产生效力不容易

威胁之所以产生效力，是因为对方确信你会执行你所威胁的内容。如果在博弈中以威胁的手段寻求对方的合作，那么合作达成的关键就在于威胁的可信度有多大。威胁的可信度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相反。

芝加哥经济学博士詹姆斯·米勒上大学时，在一所小学找到一份教四年级学生设计简单计算机程序的工作。由于缺乏经验，米勒犯了一个错误：他把自己当成这群小学生的朋友，并要学生称他为吉姆，而不是“米勒老师”。结果米勒的“亲和力”使得这群淘气的学生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课堂的秩序与纪律变得很难维持。后来米勒发现，学生们虽然不怕他，却怕他向父母们告状。于是米勒就用这种方法来管教学生，一旦学生不听话，米勒就威胁他们：如果再不听话，就把他们在学校里的表现告诉他们的父母。每当发出这种威胁时，学生们通常都会乖乖听话。

当你做出威胁时，你必须让另一个参与者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行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否则，对方就不能清楚地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去做，而对其行动后果判断失误。但是，威胁的清晰性不一定意味着简单的二选一，这样刻板的选择可能是一个拙劣的策略。

当一个公司对其工人许诺提高生产率就可以得到奖励时，奖金随产出或利润增加而增加的政策，与未达到绩效目标便什么也不给而超过目标时却奖励很多的政策相比，前者的效果将会更好。

一个威胁要达到其预想效果，就必须使对方相信它，没有确定性的清晰性便不能取信于对方。确定性并不意味着完全无风险。当一个公司为其经理们提供股票红利时，所许诺的奖励价值是不确定的，它受许多影响市场却不受经理控制的因素的影响。但是，公司应该让经理知道，红利这种即时绩效衡量指示剂，他可以得到多少份额，绩效是红利的基础。

确定性也不需要所有事情立即发生。分成许多小步的威胁和许诺，效果就很显著。当学生们考试时，总有几个学生在考试时间到了后还在继续写，希望能多得几分。准许他们再写一分钟，他们就会超过一分钟，再准许一分钟，他们再超过，直到五分钟，等等。考试拖延两三分钟就拒收试卷的可怕惩罚常常不可信，但是，每拖延一分钟就扣几分的处罚就非常可信。

承诺行动可以使威胁变得更为可信，其基本思想是通过限制自己的某些策略选择，从而使选择特定策略的意图变得可信。或者说，承诺行动是参与者通过减少自己在博弈中的可选行动，来迫使对手选择自己所希望的行动。其中的道理在于：既然对方的最优反应行动依赖于我的行动，那么限制我自己的某些行动实际上也就限制了对方采取某些行动。比如当我发出威胁时，对方认为我可能会实施威胁的内容，也可能不实施威胁的内容，可是我发出威胁后以明确“承诺”的方式排除了“不实施”这一策略选择，明确地告诉对手我一定会实施，那么威胁就会变得可信而发生效用。

除了以严格的承诺来使威胁变得可信外，为了在实施威胁过程中维护自己的信誉和尊严，威胁方应该注意前后事件或行为的连贯性，因为后续行为能够增强前期行为的威慑效果。比如在管教孩子的过程中，父母给孩子立了若干规矩，并威胁孩子说打破这些规矩将会严惩孩子。一旦孩子真的打破这些规矩而父母不及时按先前的威胁施以惩戒时，以后孩子就会变得越发难以管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语言也可以作为一种承诺，但我们这里讲的承诺更注重落实在“行动”上。“行胜于言”是博弈论的基本教条，一个人嘴巴上可以说得天花乱坠，而真正产生预期威胁效果的总是行动。

故意创造风险

在电影《上帝也疯狂》中，一些人企图谋杀非洲某国家的总统，但没有成功。总统护卫队抓住了其中一个袭击者，对他进行审讯，让他供出谋杀团伙其他成员的情况。他的眼睛被蒙了起来，背朝敞开的直升机门口站着，直升机的旋翼正急速旋转着。

警官问他：“你们的头儿是谁？哪里是你们的藏身之处？”

没有回答。这个警官一把将他推出直升机门外。镜头转向了外面，我们可以看到，直升机实际上只是在距离地面一英尺处盘旋着，这个人背朝地摔了下去。

审讯官哈哈大笑，然后说：“下次，直升机就会再高一点儿。”

这个人吓坏了，赶紧供出实情。

很显然，审讯官是在威胁罪犯，强迫他说出真相。但是，这个威胁是什么？它不是简单的“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杀死你”，而是“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升高直升机。如果飞得足够高，你就死定了”。这个威胁实际上是在制造罪犯被摔死的风险。每重复一次威胁，风险就增大一次。当罪犯发现风险太大了，就赶紧吐出了真相。但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审讯官可能担心真相会随着罪犯的死永远消失，这个风险太大了，于是他放弃这一威胁，改用其他的方法。

这种逐渐增加风险的威胁，同时也提高了坏结果产生的风险。这样，由于这种风险的存在，威胁的制造者和接受者便都卷入了考察对方忍耐力的博弈当中。这就是曾长期在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的托马斯·谢林提出的“边缘政策”的策略。这一策略的内涵是，为了使对手先动摇，先把他带到灾难的边缘。站在危险的边缘，你威胁说如果他不遵从你的意愿，你就把他推下去。当然，他很可能会连你也带下去。谢林说，这就是为什么把对手推下边缘这一单纯简单的威胁不可信的原因。

理解边缘政策的关键在于，必须意识到边缘不是一座险峻的悬崖，而是一道光滑的、越来越陡峭的斜坡。

边缘政策的本质在于故意创造风险。这个风险应该大到让你的对手难以承受，从而迫使他遵从你的意愿，以化解这个风险。前面讨论过的胆小鬼博弈，也属于这种类型。我们之前的讨论假设每个司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转向，要么直行。但在现实中，要做出选择的不是该不该转向，而是应该什么时候转向。两个参与者保持直行的时间越长，碰撞的风险就越大。最后，两辆车距离实在太近了。这时，即使其中一个司机意识到危险太大而转向，也可能为时已晚，免不了一场碰撞了。换句话说，边缘政策是“现实中的胆小鬼博弈”。

理解了边缘政策，我们会发现，边缘政策随处可见。在大多数对峙中，一个参与者或参与者双方无法确定对方的目的和能力。因此，大多数威胁都存在出错的风险，而且，几乎所有的威胁都含有边缘政策的元素。对于任何人来说，了解这种策略行动的潜力与风险，都是至关重要的。当你采用边缘政策时，必须非常小心，但即使如此，你仍有可能失败，因为当你增加赌注时，你和对方参与者都担心的坏结果可能就会出现。如果你预计在这次对峙中你会“先眨眼”，也就是说，在对方的承受力到达底限之前，坏结果发生的概率已经高到让你难以承受了，那么，建议你最好不要先采用边缘政策的方法。

在运用边缘政策时，跌落边缘的风险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当参与边缘政策博弈的双方都不妥协时，局势就会完全失去控制，最终酿成悲剧。

把握你的选择空间

当一个劫匪挟持一位富翁作为人质，并威胁其家人说，如果不能满足他对赎金的要求，他就杀死人质，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强迫性威胁。所有核大国都宣称，如果受到其他有核国家的核武器攻击，就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此时它实际上在进行吓阻性威胁。这两种威胁有一个共同点：如果威胁实施，双方都将遭受额外的损失。如果劫匪在他最初的持枪抢劫罪上又犯了谋杀罪，他被捕后就要面临更大的惩罚；当某个核大国本可以忍受敌对国家的咄咄逼人姿态，却发动了核战争，它也必然在核战争中遭受巨大的损失。

在整体目标上，威胁和承诺是相似的，即诱导他人采取与其本来要采取的行动不同的其他行动。策略行动包含两个要素：计划好的行动路线，以及使该路线显得可信的相关行动。

威胁和承诺是真正的策略行动。由于威胁和承诺表明你将采取与自身利益冲突的行动，所以，它们的可信性就成了主要问题。等到其他人行动之后，你就有动机打破自己的威胁或承诺。你必须同时对博弈进行其他改变，以确保威胁的可信性。如果没有可信性，其他参与者就不会受只言片语的影响。孩子们知道他们的父母很乐意送他们玩具，所以，除非父母提前采取行动令威胁可信，否则他们不会受拒送玩具的威胁的影响。

博弈参与者想到自己可以从策略行动中获利这一点是很自然的，但是，你还应当考虑其他参与者的行动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放弃采取策略行动的机会，有目的地让其他人采取策略行动，也可能对你有利。此时，存在三种这样的逻辑可能：

（1）你可以允许其他人采取一个无条件行动，然后再做出回应。

（2）你可以等待其他人发出一个威胁，然后再采取行动。

（3）你可以等其他人提出一个许诺，然后再采取行动。

某些情况下，本来可以先行的一方放弃先行权，让对方采取一个无条件行动，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只要追随比领导更有利，这么做就是明智的。更笼统一点说，如果在序贯行动博弈中，后行动更有利，那么，通过改变一些事情令对方必须先行，从而迫使对方做出一个无条件承诺，你便可以从中获利。虽然放弃先行权可能有利，但这并非一般规则。有时，你的目标是阻止你的对手做出无条件承诺。这就是中国策略家孙子所提出的“围师遗阙”——不将敌人围死，给他们留一条退路，这一思想让敌人难以做出拼死一搏的承诺。

让别人威胁你永远不是好事。即使没有威胁，你也可以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行事。你若不合作，他们就会给你点颜色看看，这一事实不能作为你允许威胁的借口，因为威胁会限制你的选择空间。

控制权和主动权的选择

苏联曾与挪威就购买鲱鱼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深知贸易谈判诀窍的挪威人，卖价高得出奇。苏联的谈判代表与挪威人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挪威人就是坚持不让步。谈判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代表换了一个又一个，仍然没有结果。后来，苏联驻挪威的全权贸易代表柯伦泰女士取得了谈判的成功。她对挪威人说：“好吧！我同意你们提出的价格，如果我国政府不同意这个价格，我愿意用自己的工资来支付差额。但是，这自然要分期付款，可能要我支付一辈子。”

谈判中，柯伦泰所说的“如果我国政府不同意这个价格”，就是交出谈判中的控制权，从而让挪威人明白，苏联政府对购买鲱鱼有确定的价格底线，价格问题不是她能说了算的。即使柯伦泰同意挪威人的报价，苏联政府也不会履行协议，因为价格超出了苏联政府对贸易代表的授权，苏联政府不会予以承认。为了做成这笔生意，挪威人只得将鲱鱼价格降到苏联政府能够接受的价格。

交出控制权是一种常见的谈判手法，放弃对某些事物的控制权还能够增强你的谈判地位，从而逐渐掌握主动权。

假如你是一位领导，失去一位对你的日常工作了如指掌的能干秘书，对你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假如秘书知道自己的重要性，而你又有权为他加薪，那么秘书在谈判时就有很大的优势。不过，人力资源经理可能并不在乎你这位能干的秘书是否会跳槽。假如你的秘书只和这位事不关己的经理谈判，其立场就会软化，因为人力资源经理并不像你那样不希望这位秘书离开公司。

领导置身事外，将谈判的控制权交予事不关己的人力资源经理，令秘书的辞职威胁不再可怕，进而就可以掌握这场薪水谈判的主动权。与之类似，高明的律师也惯用这种策略，从而赢得诉讼。

当律师想要结束诉讼时，往往会宣称他们的委托人只授权他们到某个程度。假如对手相信他们的权限只到这里，那么当他们保证绝对不可能接受更好的条件时，对手就会相信。向对手表明自己无权决定比较容易让人回绝不利的要求。

律师交出诉讼控制权的策略是一种主动的谈判技巧，而在行政领域的一些权限设置，则会令谈判当事人被动地交出控制权，但也因此给自身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哈佛大学商学院规定，教授无权把学生的缓考安排在期末考试之后。所以学生如果想缓考，就必须找院长。有人可能会认为这项政策表明教授的行政地位不如院长。事实上，教授很怕遇到学生要求缓考，所以用校规来限制同意缓考的权力，反而能帮助教授解脱困境。同样，经理们也可以通过缩小权限获得好处。假如每个人都知道你没有能力答应他们，你要开口拒绝就容易得多了。

以切断联系的方式交出控制权也有助于你解脱困境，掌握主动。

在一场围攻孤岛城堡的战役中，只有当守军相信攻击方会打到获胜为止时，他们才会投降。为了展现绝不撤退的决心，攻方统帅可以先下令部队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再把将士们单独留在岛上。假如守军看见攻方统帅一走了之，并相信岛上没有其他人可以收回成命，那么他们就会认为攻击部队将奋战到底。

切断联系的方式在商场谈判中也很有用。比方说，假设你遇到一位买主不肯接受目前的报价，因为他相信你很快就会提出更好的价钱。为了让这位买主相信你不会降价，你可以先给一个最后的报价，然后就停止谈判，连他的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也不回。拒绝接触，可以增加威胁的可信性。

在美国的一场监狱暴动中，典狱长拒绝聆听犯人的要求，直到犯人释放了所挟持的警察为止。典狱长完全拒绝和犯人对话的做法等于是在明确告诉犯人，他绝对不会让步。同样，假如员工一直拿加薪的事来烦你，你只要完全拒绝聆听他的要求，他自然就知道这件事没什么好谈了。

不要轻易承诺

如果你可以通过使自己的策略行动显得可信而获得好处，那么类似的，你或许会想，可以同样通过阻止他人使其策略行动可信而获益。这种想法并非完全可取，因为博弈并不一定就是零和博弈，很多博弈可能是双赢博弈或者正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另一个参与人的策略行动可以得到对双方都有利益的结果，那么，加强该行动的可信性便对你有利。

比如在囚徒困境中，如果对方向你许诺，你选择合作，他会报答你，那么你就应该尽量让他能使这个诺言显得可信。

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其他参与者的策略行动可能使你受到伤害。其他人的威胁确实对你不利，某些无条件行动（承诺）也是如此，此时，你一定希望阻止对方使他的这种行动变得可信。运用声誉的影响力就是实践这门艺术的一条建议。当然，这种手段十分复杂甚至还有风险，不能指望它完全成功。

比如你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想请求教授把你交作业的最后期限宽限几天。他希望维护自己的声誉，于是告诉你：“如果我这次宽限你几天，那以后谁来找我，我都没法拒绝了。”你可以这么回答：“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的，告诉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依靠宽限把作业完成得更好，那我的得分就会降低，因为这门课程是强制相对等级评分的。”

声誉只有在公开的情况下才有价值，你可以通过保密来使其无效。

如果你在博弈中尝试了一个策略行动，然后又反悔，你就可能丧失可信性方面的声誉。在一生只遇到一次的情况下，声誉可能无关紧要，所以也没有多大的承诺价值。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会在同一时间和很多不同的对手开展多个博弈，或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同一个对手开展多次博弈。你未来的对手会记着你过去的行动，也可能在与其他人交易时对你过去的行动有所耳闻。因此你有建立声誉的动机，声誉的建立有助于使你未来的策略行动显得可信。

有时候，将你的声誉公开化，当众声明你的决心会很有效。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也就是冷战时期，肯尼迪总统作了几次演讲，正是为了建立和维护这种公众声誉。这个过程是从他的就职演说开始的：“让每一个国家知道，不管它期盼我们好抑或期盼我们坏，我们将不惜代价、忍辱负重，排除千难万险，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实现。”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他通过说明策略声誉的思想，解释了美国声誉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不能遵守自己对柏林的承诺，日后我们又怎能有立足之地？如果我们不言出必行，那么，我们在共同安全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那些完全依赖于这些言语的成果，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古巴导弹危机时期，他发表了或许是他最著名的演讲：“从古巴发射出来的攻击西半球任何国家的任何导弹，都会被视作对美国的攻击，我们需要对苏联进行彻底的报复。”

然而，如果一个政府官员对国内民众做出这般声明，之后却反其道而行，那他的声誉就会遭到无法弥补的破坏。1988年，乔治·布什在其总统竞选期间发表了一项著名的声明：“看清楚我的嘴型，绝不增税。”但是一年之后，经济环境使他不得不增税，而这成为他在1992年改选时失利的重要原因。

声誉只有在公开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如果你行事的准则符合你公开的声誉，那么你的声誉就会不断得到加强；反之，若你的行事与声誉相悖，那么声誉的可信度则会大大受损。

第十五课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上哈佛，是大家的选择；选修哈佛的博弈课程，同样也是大家的选择。每个人每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小至吃饭穿衣，大至企业经营战略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有一个最佳策略选择的问题。明智的选择需要清楚地计算成本、收益和评估风险，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概率论专家不会赌博

拉斯维加斯享誉世界，曾经因为赌博泛滥被讥讽为“罪恶之城”。很多人在那里赌博成瘾，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赌博的邪恶性可想而知。哈佛医学院病态赌博和相关症状研究学会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解决赌博成瘾的问题。

很多人之所以赌博成瘾，是因为侥幸心理作祟，以为可以时来运转，一夜暴富，但世界上极少有人是靠赌博致富的。

17世纪中期，法国一个叫做梅莱的贵族特别喜欢掷骰子。他发现每掷4次骰子，赌至少出现1次6点是有利的。通过研究他计算出：投6次骰子中有1次是6点，所以投1次骰子出现6点的几率应该是1/6。于是，投4次骰子出现6点的几率应该是掷1次的4倍，就是4/6，也就是2/3，所以自己不会输。的确，与其他人赌博的时候，他总会赢一点钱，所以他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算法了。然而，他的算法是错误的，他赢的概率应该是0.5177，这稍高于一半的概率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收入的。

不幸的是，梅莱并没有发现自己的错误，反而研究起新的玩法。这次他改用两粒骰子，根据前面的经验，他认为，投两粒骰子，骰子都是6的几率是1/6乘以1/6，也就是1/36，那么掷24次骰子出现12点的几率就是24/36，也同样是2/3。参加这种玩法的梅莱很快就输光了自己的钱，因为这次他赢的概率实际上只有0.4914。

不久之后，梅莱给自己的好朋友、著名的数学家帕斯卡写信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关于概率论的研究也正是从梅莱的这封信开始的。

来源于赌博的概率论被人们称为“邪恶的智慧之花”，在众多数学家的努力下成了一门研究随机现象的学问，并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影响。不过，最有意思的是，概率论在兴起几百年后，又与同样源起于赌博的博弈论产生了紧密联系。

概率论考量的是在随机现象下某种特定情况出现的几率，而博弈论则是以这种几率为基础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就像梅莱的故事中，梅莱根据概率研究赌博会赢还是会输，哪个的可能性大一点；博弈论关注的则是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跟别人赌。很显然，当规则是“4次当中至少出现一次6点为赢”时，梅莱就应该跟别人赌，而当规则改成“24次当中出现至少一次12点为赢”时，梅莱的最优选择就是远离赌局。

数学界有一个术语叫“酒鬼漫步”，是说一个酒鬼在断崖边漫步，每一步都有0.4737的几率把他带离断崖，约0.5263的几率把他带向断崖。从长期来看，他每走一步就会向断崖逼近0.0526步（两个几率值之差）。跌下崖可能要花上好长一段时间，但这是迟早的事。这与赌博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从长远来看，赌博也是一个注定会输的游戏。

概率论专家为什么不赌博？因为他们明白结果有输无赢。在这样的博弈中，作为理性的个体，他们的最佳选择就是尽可能地退出并且远离这种博弈。反对赌博，不只是一种道德立场，也是一种明智的策略选择。

变动的概率

事件发生的概率并非一成不变，它往往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在生活中，我们不应该因为现在计算出的概率而畏首畏尾，而应该结合未来的发展进行考虑。

经济学把参与投资交易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风险爱好者，另一类是风险厌恶者，通过这种划分来区别他们对风险的不同偏好。风险爱好者愿意承担一定风险来谋求更大的利益，而风险厌恶者则试图减少风险来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

风险爱好者和风险厌恶者的区分在博弈中也是有作用的，理性的个体会利用事件发生的概率来选择最优决策。概率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但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同样的概率却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对于一个风险爱好者来说，也许35%的可能就足够让他行动了，而对于风险厌恶者来说，75%的成功率或许也不能令他下定决心。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两种人没有好坏之分，他们都是理性的个体，只不过对于风险和收益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他们不同的投资选择。不过，在生活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并不总是一定的，因为生活中的大部分博弈都是不完全信息博弈，我们在前面的《有效信息生存》一课已经论述过。在很多博弈中，参与博弈的个体并不能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成功的概率，而概率也会随着信息的增加和事情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地变化。

如果将一枚铜板抛向空中，上面是正面的概率有多少？

（1）50%。可是也有铜板刚好立着的可能？

（2）小于50%。可是如果铜板是不均匀的，偏偏反面那一边重一些？

（3）大于50%。可是如果这枚铜板被设计成两面都是正面？

（4）100%。可是如果在真空中反面直直地抛上去？

（5）没有可能。可是如果铜板被抛到水中……

这是一道折磨人的题目。而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就是像这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和各种各样的变动。昨天所计算出的概率在今天可能已经变化很多，我们需要适应这种折磨，并且推动这种变动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概率论不可能把未来的一切都算好，让你在做每个选择的时候都挑出可能性最大的那个。即使你可以选择到可能性最大的选项，这也可能并不是你参加博弈的目的。

面对这枚抛起的铜板，风险爱好者和风险厌恶者提醒我们的是，不要同时做相反的两个预定，这样是无法做出最优选择的。就像在股市中，追求升值和减少损失是股民应该注意的两件事情，但是不要在追求升值的最大化的同时也考虑怎样规避自己的风险。因为投资学认为，风险跟收益成正比，如果你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这样一个矛盾的组合，做出的选择必定是不稳定的，也不会是最优的。

在博弈中，理性人的定义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所处博弈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当所处博弈对自己不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追求损失的最小化，而不会试图同时追求两者。

门后出现的是什么

有一个国王，他惩罚罪犯时有个古怪的习惯：把罪犯送进竞技场，在竞技场的一端有两扇一模一样的门，门后分别关着一只凶猛的老虎和一位美女。国王惩罚犯人的方式就是让他自己挑一扇门，如果他选中老虎，那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选中美女，他不但可以马上获释，还可以抱得美人归。

一次，国王无意中得知有位英俊潇洒的大臣与公主有私情，一怒之下，他也把这个青年大臣送到竞技场，祸福由他自己选择。事前，公主已经知道哪扇门背后藏的是什么，于是她很苦恼，不知该把爱人送入虎口，还是送入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命运攸关的这一天如期来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站在竞技场上的那位青年望向公主，公主示意他选择右边那扇门，他于是打开门……故事到此为止，悬念留给了我们：青年遇到的是美女还是老虎呢？

如果你身临其境，会如何选择？两种选择结果的好坏是明摆着的，可是指导我们选择的信息却很少，而且不可靠。在罪犯与国王的博弈中，罪犯处于一个不完全信息的境地，除了碰运气，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方法呢？这其中就要涉及概率的应用。

博弈中，为了做出正确的决策，很多时候都要用概率论来解决问题。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希望发生的结局一定不是100%出现或绝不出现，但如何分析其“可能发生的概率”或“可能不会发生的概率”，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如果该结果发生的概率小，在做之前一定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不要等到事情成功的概率达到100%时才去做，因为这时即便做成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像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阐述“领导力”时指出：“当你自估的成功概率达到40%～70%，你就该去做这件事了。也许你会失败，但拖延或等待的代价往往更大。”

做概率分析时，可以列出“最好的可能”和“最坏的打算”，以帮助自己综合考虑。当然，许多抉择并没有这么好的“后路”，在这种时候，既要谨慎地评估风险因素，也要在适当的时候有勇气挑战自己。就像故事中的那位青年，赢得性命的概率就掌握在公主的性情里。如果公主有成全爱人性命舍弃自己爱情的宽广胸怀，那右边出现美女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公主绝对爱情至上，自己得不到的爱情别人也别想得到，那右边出现老虎的概率就比较大。自己挑选的爱人自己知道，如果相爱，他就该知道门后出现的是什么。

霍布森选择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所有人买我的马或者租我的马，价格绝对便宜，并且你们可以随便挑选。霍布森的马圈很大，马匹很多，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瘦马、小马。买马的人左挑右选，不是瘦的，就是小的。霍布森只允许人们在马圈的出口处选。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决策结果，其实质是虚假、形式主义的选择。

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有限的选择，无论你如何思考、评估与甄别，最终得到的还是一匹劣马。后来，管理学家西蒙把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讥讽为“霍布森选择”。

霍布森选择是一种虚假的选择，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虽然从理论上说人们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选择，但因某些限制的存在，人们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了，甚至有时只有一种选择。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个哈佛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他毕业后可以工作，可以攻读研究生，可以出国留学，可以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真实的选择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囊中羞涩，出国留学的选择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因为必修课平均分不够，这无疑又使攻读研究生成为弃选项；因为父母强烈反对他做自由职业者，这项选择也不得不放弃……残酷的现实给选择套上了枷锁，因此他唯一的选择是毕业后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

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如果陷入霍布森选择的困境，就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道理很简单，在霍布森选择中，人们自以为做出了抉择，而实际上其思维和选择的范围都是很小的。这种思维的限制，当然就减少了人们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空间，也就不会产生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布森选择其实是一个陷阱，让人们在进行伪选择的过程中自我陶醉，进而丧失自主创新的机会和动力。

换个角度看，受到限制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现代商品经济下，生产资料日益丰富，走进超市面对各种品牌的同类商品往往无从下手，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个，担心自己会选中质量差的产品。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选择一定是正确的，而如果只有一种商品可供选择，人们对该商品的认知已经很清晰，就不再有这些担心，至少可以较快决定买或不买。此外，只有一种选择，还可节省选择的时间成本。

选择与时间成本

从哈佛大学走出了无数的亿万富翁，他们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也许在他们的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稀缺”这个词。但是请你想一想，时间也是一种资源，即使是亿万富翁，也必须决定将有限时间用来玩哪种贵重的玩具，用多长时间开跑车，用多长时间打高尔夫球……如果把时间也算在内，稀缺确实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实。因此，我们每天都面临着各种选择。

1998年，微软公司的一位电脑工程师，试图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形容比尔·盖茨当时的财富：如果地上有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比尔·盖茨根本不用去理会，因为有弯腰捡钱的4秒钟时间，他完全可以挣到更多的钱——1998年，比尔·盖茨一共赚了78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他每天有2000万美元的收入，每秒赚250美元。

比尔·盖茨是否应该弯腰捡钱，在博弈上就是时间成本的问题。在博弈中，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付出一定的代价。当得到一个机会时，往往会失去另一个机会。而该选择哪个机会，就需要通过计算机会成本来加以权衡，即选择一件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件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的价值。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能够得到想要的，人们必须学会放弃。放弃也是一种选择。

从博弈上来讲，放弃是对各种机会成本进行考量后做出的一种选择，是对有限资源的再分配。通过放弃可以把有限的资源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领域转移到利用效率更高的领域，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放弃并不容易，因为面对多重机会，选择总是困难的。不过，只要认清了机会成本，就能做出最经济、收益最大化的选择。对备选方案的经济效益的最正确的判断与评价，必须在做决策前进行分析，将已放弃的方案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作为被选取方案的机会成本计算在内。

对地上100美元的钞票视而不见，当然只是人们对比尔·盖茨一种虚构、近乎夸张的比方而已，实际上，比尔·盖茨早年的确有过类似计算机会成本的故事。

1973年，年轻的比尔·盖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可是他对法律一直兴趣不大，反而对新兴的计算机情有独钟。19岁时，盖茨有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想法，这个时候他就面临着一次选择：是继续学业拿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毕业证书，还是辍学去开办自己的软件公司呢？

比尔·盖茨从小热爱学习，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是他家人的期待，同时，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也是他一直渴望得到的。但是，对计算机的狂热以及对于自己软件公司未来前景的看好，最终让比尔·盖茨选择放弃学业，辍学开办了微软公司。

事实证明比尔·盖茨这一选择是正确的，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世界富豪评选中，比尔·盖茨以净资产850亿美元荣登财富榜榜首。

在1999年3月，比尔·盖茨回哈佛大学参加一次募捐活动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回哈佛上学，弥补辍学的遗憾。对于这个问题，比尔·盖茨笑而不答。比尔·盖茨的微笑明确地表示，他不可能为了哈佛的学位证书而放弃现在的事业。

在实现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愿望后，比尔·盖茨完全可以继续学习深造，以实现他的哈佛梦想，可他再一次选择了放弃。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对于此时的盖茨来说，和放弃学业继续经营公司相比，放弃经营公司去上学的机会成本更大。这种情况下，比尔·盖茨拿到哈佛大学毕业证的机会成本就是世界首富的地位，对于盖茨来说，他当然会选择机会成本较小、利益较大的一方。

选择决定生活

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同意满足他们每人一个要求。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塞满了雪茄，大喊道：“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运转良好。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斯莱斯！”

决定命运的是选择，而非机会。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什么样的生活，你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所做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的抉择，不仅决定你三年后的，更会影响你最终离开人世时的样子，这就是人生博弈的法则。

选择是一个判断和舍弃的过程，在多种可能性中找到最理想的一个，判断标准是效用（机会效益减掉机会成本）最大。

我们每个人的一天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小至买衣服、吃东西，大至企业经营战略的设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都有一个选择最佳策略的问题。明智的选择，需要正确地计算成本和收益、评估风险，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步骤来做出相对正确的选择。

第一，列出我们所有可能的选择。

第二，尽可能列出每个选择的可见后果。

第三，尽量评估每种结果可能发生的机会。

第四，试想一下自己对每种结果的渴望或恐惧程度。

第五，把所有的因素结合到一起做出合理的选择。

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而做选择，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然后计算成本和收益，看这个事情值不值得做，最后才是策略选择。

第十六课　沟通的技巧

要解开互动困境的枷锁，沟通和协调是两把可以借助的钥匙。博弈论是一种策略互动的艺术，通过哈佛博弈课的学习，能够让大家更加重视分享信息和想法。即便是动物也需要很好的沟通与协调，比如青鱼，它们通常用放屁来进行沟通，从而能够让整个鱼群即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仍然能步调一致地行动。

不要被情绪影响

在巴黎的某天深夜，两位来自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在结束学术会议之后，找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该怎么去酒店。司机立刻认出他们是美国观光客，于是拒绝打表，却声称自己热爱美国，许诺会给他们一个低于打表金额的价钱。自然，两位教授对这样的许诺有点怀疑。在他们表示愿意按照打表金额付钱的前提下，这个陌生的司机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少收一点儿的许诺？他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多付车钱？

另一方面，除了答应按照打表金额付钱之外，两位教授并没有许诺再向司机支付其他报酬。假如他们打算此时和司机讨价还价，而这场谈判又破裂了，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另找一辆出租车。但是，一旦他们到达酒店，他们讨价还价的地位将会大大改善。何况，此时此刻再找一辆出租车实在不易。

他们坐车到达酒店后，司机要求他们支付15法郎（相当于3.3美元）。谁知道什么样的价钱才是合理的呢？因为在巴黎讨价还价非常普遍，所以两个经济学家还价10法郎。司机非常生气，他嚷嚷着说从那边来到酒店，这点钱根本不够用。他不等美国人说话就用自动装置锁死了全部车门，按照原路没命地开车往回走，一路上完全无视交通灯和行人。

司机开车回到出发点，非常粗暴地把两位教授赶出车外，一边大叫：“现在你们自己去看你们那10法郎能走多远吧！”

两位教授无奈地耸了耸肩，只好又找了一辆出租车。这名司机开始打表，跳到10法郎的时候，他们也回到了酒店。

两位教授确实没必要为5法郎花这么多时间折腾，不过，这个故事很有价值。其实，故事中还有一个细节，第一名司机的计程表坏了，但他太累了，懒得跟美国人解释。当他们到达酒店时，司机认为索要15法郎很公平，他当时甚至还希望牛气的美国人能把费用涨到20法郎呢，毕竟5法郎的小费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而言，实在是不值一提。

这位法国司机虽然有点恼羞成怒，失去理智，但在类似博弈中，人们不能忽略自尊和非理性这两种要素。有时候，假如总共只不过要多花5法郎，更明智的选择可能是到达目的地之后乖乖付钱。

这个故事还有第二个教训。两位经济学家确实是考虑不周，没进一步细想。设想一下，假如他们下车之后再讨论价格问题，他们的讨价还价地位才真正会有很大的改善。

当然，若是租一辆出租车，思路应该反过来。假如你在上车之前告诉司机你要去哪里，那么，你很有可能眼巴巴看着出租车弃你而去，另找更好的雇主。最好先上车，然后告诉司机你要到哪里去。

在现实生活的博弈中，你需要了解对方的想法，需要考虑他们知道些什么，是什么在激励着他们，甚至他们是怎么看你的。在策略性思考时，你必须竭尽全力去了解博弈中所有其他参与者的想法及其相互影响，包括那些可能保持沉默的参与者在内。

这使我们得到了最后一个要点：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参与一个博弈，但这只不过是更大的博弈中的一部分，总是存在更大的博弈。

谨记一点，博弈中的其他参与者是人，不是机器，自豪、蔑视或其他情绪都可能会影响其决策。当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时，你需要和他们一样带着这些情绪思考，而不是像你自己那样。

敌人也是朋友

我们在上一节说过，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博弈策略，很多人在面对对手或敌人的时候，并非总是理性的，通常采取的态度是针锋相对，绝不退缩。但明智的博弈参与者会站在更大的博弈中去斟酌策略：站到对手的身边去，把对手变成自己的朋友，从而实现双赢。

一个牧场主和一个猎户比邻而居，牧场主养了许多羊，而他的邻居却在院子里养了一群凶猛的猎狗。这些猎狗经常跳过栅栏，袭击牧场里的小羊羔。牧场主几次请猎户把狗关好，但猎户不以为然，只是口头上答应。没过几天，他家的猎狗又跳进牧场横冲直撞，小羊羔深受其害。牧场主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到当地的法院控告猎户，要求猎户赔偿其损失。

听了他的控诉，法官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也可以发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但这样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你是愿意和敌人做邻居，还是和朋友做邻居？”

牧场主说：“当然是和朋友做邻居。”

“那好，我给你出个主意。按我说的去做，不但可以保证你的羊群不再受骚扰，还会为你赢得一个友好的邻居。”法官如此这般交代一番，牧场主暗暗称好。

回到家，牧场主就按法官的策略挑选了3只非常可爱的小羊羔，送给猎户的3个儿子。看到洁白温顺的小羊，孩子们如获至宝，每天放学都要在院子里和小羊羔玩耍嬉戏。因为怕猎狗伤害到儿子们的小羊，猎户做了个大铁笼，把狗结结实实地锁了起来。从此，牧场主的羊群再也没有受到骚扰，两家的关系也一直非常和睦。

在生活中与人发生冲突是难免的，在职场和商场竞争中更会经常遇到类似情况。在这些对手中，有些也许的确蓄意阻挡你的前进道路，但大多也同你一样，只不过是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罢了。因为理性的人都明白，挡住别人的去路，实际上也有碍自己的前进。面对这种情况，就应该调整自己的姿态，避免因为针锋相对而两败俱伤，争取将对手变成朋友，甚至联手找到一条能让双方共同前进的道路。

RealNetworks公司曾于2003年12月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微软滥用在Windows上的垄断地位，限制PC厂商预装其他媒体播放软件，并且无论Windows用户是否愿意，都强迫他们使用绑定的媒体播放器软件。RealNetworks要求获得10亿美元的赔偿。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在官司还未结束时，RealNetwork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格拉塞致电比尔·盖茨，希望得到微软的技术支持，以使自己的音乐文件能够在网络和便携设备上播放。所有人都认为比尔·盖茨一定会拒绝他，但令众人深感意外的是，比尔·盖茨对他的提议表示十分欢迎。

事后，微软与RealNetworks公司达成了一份价值7.61亿美元的法律和解协议。根据协议，微软同意把RealNetworks公司的Rhapsody服务加入到微软的MSN搜索、MSN信息以及MSN音乐服务中，并且使之成为WindowsMediaPlayer10的一个可选服务。一场官司就这样化解了。

人在社会上闯荡，难免会树敌，处理好与这些“敌人”的关系很重要。多一个朋友多条路，多一个敌人多堵墙。一旦时机来临，我们不妨站到敌人身边去，化敌为友，借助敌人的力量实现双赢。

合作的重要性

公元前45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来到埃及。在奥博斯城的鳄鱼神庙，他发现大理石水池中的鳄鱼，在饱食后常张着大嘴，任凭一种灰色的小鸟在那里啄食剔牙。

这位历史学家非常惊讶，他在著作中写道：“所有的鸟兽都避开凶残的鳄鱼，只有这种小鸟能同鳄鱼友好相处，鳄鱼从不伤害这种小鸟，因为它需要小鸟的帮助。鳄鱼离水上岸后，张开大嘴，让这种小鸟飞到它的嘴里去吃水蛭等小动物，这使鳄鱼感到很舒服。”

这种灰色的小鸟叫“燕千鸟”，又称“鳄鱼鸟”或“牙签鸟”，它在鳄鱼的“血盆大口”中寻觅水蛭、苍蝇和食物残屑。有时候，燕千鸟在鳄鱼栖居地营巢，好像在为鳄鱼站岗放哨，只要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一哄而散，使鳄鱼猛醒过来，做好准备。正因为这样，鳄鱼和小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无论是小动物们还是人类，共赢绝对是最好的策略选择。不过，要实现共赢也没有那么容易——双方必须有互补的优势，有诚实合作的意愿，有相互信任的约定或是协议……合作中的任何一方想要破坏合作的话，就很有可能从“双赢”走向“双输”。

松下幸之助早年曾在一家电灯公司工作。他对电灯泡着了迷，后来自组松下电器公司，不巧公司成立之初，遇到经济危机，市场需求疲软，公司运营出现困难。怎样才能使公司摆脱困境呢？松下幸之助权衡再三，决定拿出一万个电灯泡作为宣传之用，借以打开灯泡的销路。

灯泡必须备有电源方能起作用，为此，松下亲自前往拜访一家干电池公司的董事长，希望双方合作进行产品的宣传，由对方免费拿出一万个干电池。对方听了此言，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显然是一种违背常理的冒险，但松下诚挚、果敢的态度实在感人，对方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松下公司的电灯泡搭配上干电池，发挥了最佳的宣传效用。很快，电灯泡的销路直线上升，干电池的订单也如雪片般飞来。

从此，松下电器公司名声大振，一步步走上了辉煌的道路。

在策略互补博弈中，你的合作伙伴付出越多努力，你也就越想付出更多努力，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实现收益最大化的双赢结局。营销学认为，双赢是成双的，对于客户和企业来说，应是客户先赢企业后赢，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应是员工先赢企业后赢。

通过策略互补实现合作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让共赢成为合作双方的共同目标，这不仅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从当前所面对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资源越来越稀少的现实中脱颖而出的必然要求。

通过策略互补实现互利共赢，有其现实的可行性和迫切要求，它包含了对利益的追求，但又不止于利益，因为它还是更好地实现经济合作的基础，可以更快促进发展，实现双方共同发展，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同类企业或者生产替代品的企业应该放弃零和博弈的竞争关系，通过优势互补实现合作，从而使双方都受益。例如两家或者多家同类企业合作研发一种新产品，以共同对付外来竞争，单枪匹马就会势单力薄。这种合作可以加快研发进程，使合作方共同受益。

找出共同规则

杰克与凯文是石器时代的狩猎者。他们在一次交流关于狩猎的信息和想法时，都意识到，若他们合作，就能猎到比野兔更大的猎物，比如雄鹿和野牛。这样，每天猎到的雄鹿或野牛肉可以达到每人每天猎到的野兔肉的8倍。合作意味着巨大的利益：每个猎人从大猎物捕猎中分得的肉相当于单独猎到野兔肉的4倍。

两人一致同意第二天一起捕猎大猎物。但各自回去之后，兴奋之余，他们竟然都忘了是决定猎雄鹿还是猎野牛，而这两种动物的捕猎地点方向恰好相反。那时没有手机，而且他们也不是邻居，因此不可能很快去拜访对方来确认该去哪边。第二天早上，他们必须独立地做出决定。

因此，两人最终要进行一场决定去哪个方向的同时行动博弈。如果我们把每人每天猎到的野兔肉数量定为1，那么，每人每天从成功捕杀大猎物的合作中分得的雄鹿或野牛肉将是4。该博弈的收益矩阵如下表所示：

杰克与凯文的收益矩阵表

这个博弈与囚徒困境存在多方面差异，我们重点看一个区别。杰克的最佳选择取决于凯文的行动，反之，凯文的最佳选择也取决于杰克的行动。显然，对任何一个参与者来说，都不存在这样的优势策略：不论对方如何行动，这个策略总是最佳的。所以，这个博弈不是囚徒困境。因此，每个参与者不得不考虑另一个参与者的选择，然后根据对方的选择，找出自己的最佳选择。

杰克想：“如果凯文去了雄鹿所在地，那么，我要是也去那里，就能分到大猎物，而我要是去了野牛所在地就什么也得不到。如果凯文去了野牛所在地，情况就正好相反了。与其冒险到了其中一个地方发现凯文去了另一个地方的风险，我是不是该去猎野兔以确保虽然少但正常的肉量？换句话说，我该不该放弃有风险的4或者0，而确保得到1呢？这取决于我认为凯文可能怎么做，同样，他肯定也正在想我可能怎么做，而且正设想他处于我的位置。这个我认为他认为的循环有没有尽头呢？”

用纳什均衡的理论来分析这个博弈，很容易就能找到该博弈中的最优反应。

从表中可以看出，该博弈有三个纳什均衡解，即（4，4）、（4，4）、（1，1）。杰克应当做出与他认为的凯文的选择相同的选择，但哪一个解将成为最终结果呢？或者，这两个人会不会根本达不到任何一个均衡？纳什均衡思想本身给不出答案，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不同的考虑。

如果杰克和凯文曾经在他们共同的朋友的雄鹿聚会上见过面，他们就会认为选择雄鹿更加重要。如果他们的社会习惯是，一家之主当天准备出去狩猎时，在告别时要大声喊“再见，儿子”，那么选择野牛就可能成为首要的；但如果社会习惯是，告别时家人对他说“注意安全”，那么，不论对方如何选择，首要选择可能是确保一定肉量的比较安全的做法，即猎野兔。

策略构成了“首要选择”，比如某个策略，在杰克看来可能是首要的，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促使他做出这个选择。他必须自问，同样的策略对于凯文而言是不是首要的。反过来，凯文也会想，它对于杰克而言是不是首要的。在多个纳什均衡解中进行选择时，需要解决类似的“我认为他认为”问题。

要解开这个循环，“首要选择”必须是一个多层次的、反复的概念。对于两人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成功选择出的均衡必须是对杰克而言很显然有利，对凯文来说很显然有利，对杰克来说很显然有利……在不断地重复判断中再到恰当的选择。如果一个均衡以这种方式在无穷层次上都很显然，即，参与者的期望都会合于这个均衡，我们就称其为聚焦点。聚焦点概念的提出正是托马斯·谢林对博弈论的诸多开创性贡献之一。

博弈是否有聚焦点取决于许多情况，包括参与者们重大的共同经验，这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是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或者纯粹偶然的。

假设你被告知要于某天在纽约市会见一个人，但未被告知具体时间和地点，你甚至不知道要见的那个人是谁，所以不可能提前与他取得联系（但你知道见面后如何认出对方）；你还被告知对方得到的指示相同。

你成功的机会看起来可能十分渺茫，纽约市太大了，而且一天的时间也很长。但实际上出人意料的是，处于这种情形的人们通常能够成功会面。时间的确定很简单：正午是个明显的聚焦点，两个人的期望几乎是本能地会合于这一点。地点的确定要困难一些，但恰好存在几个标志性的地点，可以使两个人的期望会合在一起。起码这大大缩小了选择范围，增加了成功会面的可能性。由于电影《西雅图未眠夜》的影响，许多人会认为帝国大厦是聚焦点，而另有一些人会认为泰晤士广场明显是“世界的中心”。

会面博弈的灵活性不仅在于两个参与者可以找到对方，还在于聚焦点最终与很多策略互动有关。

最重要的会面博弈可能是股票市场了。在股票市场上，每个投资者都想购买价格在未来会上升的股票，这意味着，大部分投资者认为的价格会上升的股票一定会升值。热门股票就是每个人认为的其他每个人认为的……热门的股票。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的热门行业或股票也不同——包括最初公开发售时的良好宣传、知名分析家的建议，等等。

由社会中相互影响的人们参与的博弈的结果，应当取决于博弈的社会和心理的共同方面。

第十七课　怎样合作才有效

博弈论所一直争论的那些互动困境，仅仅是因为人们无法或者不愿在相互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与信任关系才存在。如果我们能够真诚地信任对方，我们就可以通过交流来展开有效的合作，那些所谓的互动困境也就会随之消失。

不耍小聪明

在囚徒困境这样的一次性博弈中，使坏对于双方来说，当然都是最理性的选择。但是，在重复性的博弈中，参与者应该怎样面对合作与背叛的问题？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呢？

著名学者爱克斯罗德的一个实验回答了这一问题。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

所有参加这个实验的人都扮演“重复型”囚徒困境案例中一个囚犯的角色，把自己的策略编成计算机程序，与其他程序进行一对一的博弈，在合作与背叛之间做出选择。他们要将这个游戏以单循环赛的方式玩上200次。这个实验更逼真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具有经常而长期性的人际关系。

这个实验允许程序在做出合作或背叛的抉择时，参考对手程序前几次的选择。如果两个程序只玩过一个回合，则背叛显然就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但如果两个程序已经交过多次手，双方建立了各自的历史档案，用以记录与对手的交往情况。同时，它们也通过多次的交手树立了或好或差的声誉。

第一轮游戏有14个程序参加，其中包含了各种复杂的策略。使爱克斯罗德和其他人大为吃惊的是，此轮游戏的胜出者是一个被称为“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它是由多伦多大学的数学教授阿纳托·拉波波特提交上来的。

因为参与竞赛的程序为数不多，“一报还一报”策略的胜利也许只是一种侥幸。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论，爱克斯罗德决定举行第二轮竞赛，邀请更多的人再做一次游戏，第二轮游戏有62位科学家递交了改进的程序，其中包括多个策略为基础的改良品种，加上爱克斯罗德自己的随机程序（即以50%的概率选取合作或者背叛），63个程序又进行了一次竞赛。结果，夺魁的仍然是“一报还一报”策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能够打败其他众多博弈对手呢？

“一报还一报”策略的程序是：第一步合作，此后每一步都重复对方上一步的行动——合作或背叛，其主要特征可用以下几个词来概括：善意、可激怒、宽容、简单明了。

（1）善意，是指它第一步总是向对方表达善意。它坚持永远不首先背叛对方，开始总是选择合作，绝不会一开始就选择背叛或主动作弊。

（2）可激怒，是指对方出现背叛行为时，它能够及时识别并一定会采取背叛的行动来报复，不会让背叛者逍遥法外。

（3）宽容，是指它不会因为别人一次背叛，长时间怀恨在心或者没完没了地报复，而是在对方改过自新、重新回到合作轨道时，既往不咎地恢复合作。

（4）简单明了，是指它的逻辑清晰，易于识别，能让对方在较短时间内辨识出其策略所在。

其他各种策略在上述四个方面做得不够好。在比赛结果中，所有恶意程序（第一步背叛）都未进前10名；而某些程序的脾气太好，被对方背叛之后不进行报复，结果鼓励某些狡猾的程序反复占它的便宜；某些程序对于过往关系的“好坏”太过执著，一旦遭到背叛就很难宽容对方，结果使得很多本来可能恢复的合作关系永久性断绝；还有一些程序把自己搞得太复杂，总是试图通过某种机巧来占人便宜，尽管在与某些“傻”程序接触中得了高分，但一旦碰到更“聪明”的程度就会栽跟头，被自己的小聪明所误。

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合作策略极具操作性，无论对个人还是组织的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合作继续的保证

科学家为了证明社会规律中的路径依赖，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一群猴子被关在笼子里，从笼子上方垂下一条绳子，绳子末端拴着一根香蕉，上端连着一个机关，机关可以开启水源。猴子们发现了香蕉，纷纷跳上去够这根香蕉。当猴子够到香蕉时，相连的绳子带动机关，于是一盆水倒了下来。尽管够到香蕉的猴子吃到了香蕉，但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了。这个过程重复着，猴子们也逐渐发现，吃到香蕉的猴子是少数，而其余的大多数猴子都被淋湿。于是，再有猴子去取香蕉，就有其他猴子主动去撕咬那个猴子。久而久之，猴子们产生了默契，再也没有猴子敢去取香蕉了。

在这个实验中，猴子间产生了“道德”。猴子们认为取香蕉的后果对其他猴子不利，因而取香蕉是“不道德的”，于是主动地惩罚“不道德的”猴子。

在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因素，可以化解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

与法律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动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使人类能够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进行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对相应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

但在日常生活的交际中，单纯依靠对手的道德自律来达成合作是不保险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对博弈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把交际变成长期的、多边的，从而形成诚实守信的动力与压力。

博弈论专家罗伯特·奥曼指出，人与人的长期交往是避免短期冲突、走向协作的重要机制。罗伯特·奥曼在此所指的长期交往即构建一个“熟人社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增进社会福利。

譬如，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座位争吵，但他们如果认识，就会相互谦让。在社会联系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普遍比较注意礼节、道德，因为大家都需要这个环境。

在古朴乡村，犯罪率一般会很低，这是因为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世代生活在一起，经常见面而形成某种重复博弈，若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必招致对方的记恨以及其他村民的道德谴责。而在繁华的都市，人们相对陌生，如果法制不健全，犯罪率就有可能升高。

从以上的比较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在人群之间构建一个“熟人社会”，道德感将于其间承担重要且有效的约束作用，可以让人们维持长期的合作。

真诚但不要轻信

3岁的约翰和姐姐在客厅里玩得正高兴，这时，爸爸从外边回来，把约翰抱到壁炉台上，然后松手跟他说：“约翰，跳到爸爸怀里来。”

约翰看爸爸也和自己玩，非常兴奋，笑着往爸爸怀里跳。可是，当约翰快要落到爸爸怀里时，爸爸突然抽回了手，约翰自然就摔到地上，哇哇的哭开了。

小约翰哭着扑到坐在沙发上的妈妈怀里，妈妈也只是笑着说：“爸爸真坏！”爸爸则站在一旁，以嘲弄的眼光望着上当的小约翰。

犹太人认为这不是残忍，而是必要的家庭教育。他们说：“像这样重复几次，孩子就自然认为，爸爸也不可相信，这样他们以后就不会轻信任何人。”

这种只信自己的思想，是独立意识形成的基础。犹太人知道，商场中无处不陷阱，如何避开陷阱，避免轻信，或设计陷阱，是经营者不能不上的一课。

梅里特兄弟是德国移民，定居在密沙比，辛勤的工作使兄弟俩积攒了一大笔钱。后来，他们意外地发现，密沙比有丰富的铁矿，兄弟俩决定秘密行动，成立铁矿公司。他们不动声色地收购地产，顺利成立了铁矿公司。

洛克菲勒早就对这个铁矿垂涎三尺，而当他准备动手时，梅里特兄弟的铁矿公司已经开始经营运转。他开始等待时机，决心得到这个铁矿。

1837年，经济危机笼罩美国，市面银根告紧，同许多公司一样，梅里特兄弟的铁矿公司也陷入经济危机的旋涡之中。就在兄弟俩愁眉不展时，当地的一个牧师来拜访他们。兄弟俩恭恭敬敬地将牧师请到家中，当作上宾。闲聊中，梅里特兄弟不自觉地谈到了现在的经济危机，并对牧师说铁矿公司也陷入了危机之中，资金周转不灵。

这位牧师顺势说道：“你们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呢！我可以帮你们一把的啊！”

兄弟俩听了这话不禁喜出望外，对牧师说：“您有何高见？”

牧师说：“我有一个朋友，看在我的面上，他可以支援你们需要的周转资金。”

兄弟俩说：“您真是个好人，真不知拿什么感谢您呢！”

牧师问：“你们要多少钱？”

梅里特兄弟说：“42万美元。”

牧师很快就写了封借42万美元的介绍信。

兄弟俩问：“那么利息怎么计算呢？”

牧师大方地说：“我怎能要你们的利息呢？这样吧，比银行利率低2厘。”

兄弟俩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好事降临在他们头上。

牧师立了一张借款字据：“今有梅里特兄弟借到考尔贷款42万美元整，利息3厘，空口无凭，特立此为证。”

梅里特兄弟念了字据，觉得没有什么遗漏后，便高兴地在字据上签了字。

半年之后，这位牧师又来到梅里特兄弟家里，一进门，他十分严肃地对兄弟俩说：“我的朋友是洛克菲勒，他早上给我来了电报，要求马上收回那42万美元贷款。”

梅里特兄弟此刻哪来的42万美元偿还呢，只好被逼上法庭。

原告律师说：“借据写的是考尔贷款（贷款人随时可以索回的贷款，其利息低于一般贷款利息。根据美国法律，贷款人索回贷款时，借款人或者立即还款，或者宣布破产，两者必居其一），这是贷款人随时可收回的贷款。根据美国法律，借款人或者立即还清所借款，或者宣布破产！”

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俩只好宣布破产，将产业出卖，作价52万美元，买主当然是洛克菲勒。

梅里特兄弟在创办铁矿公司之前知道严守秘密，唯恐有人捷足先登，这一步走得对。然而，当铁矿公司办起来之后，他们却放松了警惕，而实际上铁矿依旧为许多人觊觎。

在困境中，谁都希望有个人能拉自己一把，而步入商场，人人为利而来，没有多深交情的牧师突然慷慨相助，在这个时候，梅里特兄弟已经为资金的短缺而焦头烂额，得人资助的惊喜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失去了作为商人应有的警惕，这一点是十分可悲的。

当提出贷款之后，那利息是如此之低仍未能引起兄弟俩的怀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天真；并且借据中也未写明借款期限，梅里特兄弟就在这种不应粗心的地方粗心，最终拱手出让了自己苦心经营的铁矿公司。因为轻信而葬送了多年的心血，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个人和团体

一旦陷入囚徒困境，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使双方都有合作意愿，也很难达成合作。从理论探讨的角度，我们会为两个囚徒不能合作实现利益最大化而遗憾，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巴不得他们互相指认，否则罪犯就逃脱了法律制裁。商家如果合谋控制物价，我们的生活水平就要打折扣。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囚徒困境作为自己的一种行为策略。

现在我们做个假设，你正作为一名士兵身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战场上遇到了敌军。假设你并不怎么爱国，那么活命是你的最高目标。

在战斗打响之后，避免成为炮灰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逃跑，而其他人留下来战斗。假如你这边的其他人也跟着逃跑，那么你的逃跑就更显得明智了，因为当敌军打到你们这边时，你一定不希望只剩下自己在战斗。

因此，不管其他人怎么做，逃跑都是你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但是，假如你这边的每个人都逃跑，那么你们大概只有全军覆没。因此，与其每个人都逃跑，不如每个人都留下来更有利。

就个人而言，懦弱一点比较有利；就团体而言，勇敢一点对大家都好。部队自有打破这个困境的方法，古罗马就有这样的军规，军队排成直线向前推进的时候，任何士兵，只要发现自己身边的士兵开始落后，就要立即处死这个临阵脱逃者。为使这个规定更可靠，未能处死临阵脱逃者的士兵也会被判处死刑。这么一来，战斗打响的时候，每个士兵都勇猛地冲锋陷阵，“胆小鬼困境”也就不攻自破。

古罗马这一军规的精神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于西点军校的荣誉准则之中。该校的考试无人监考，作弊属于重大过失，作弊者会被立即开除。不过，由于学生们不愿意“告发”自己的同学，学校规定，发现作弊而未能及时告发，同样违反荣誉准则，也会被开除。一旦发现有人违反荣誉准则，学生们就会举报，因为他们不想由于自己保持沉默而成为违规者的同伙。

第四篇　CHAPTER 4　博弈的技术：得到你希望得到的

人生是一场博弈。那些人生态度正确、拥有智慧、思路敏捷、目光长远的人，终将获得胜利，赢得比别人更多、更好的资源，以不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

第十八课　感性和理性

生活中是理性重要，还是感性重要？如何与他人相处，建立和不断丰富自己的人脉资源？如何善用自己的优势换取生存的资本？如何判断和选择生存的优势策略？哈佛博弈课提出的一些原则，能够指导我们作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判断，在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

如何赢取合作

在合作已成为主流生存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只有能够做出并兑现承诺，才能赢得长久的合作。

第7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获奖影片《无人地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背景是波黑战争，一群波斯尼亚士兵在大雾中迷路了，走到了塞尔维亚人的阵地前面。在大雾散去以后，塞尔维亚士兵发现了这群波斯尼亚人，一场战斗在所难免。

战斗结束后，西基似乎是波斯尼亚一方唯一的幸存者，他设法隐藏在“无人地带”处一个废弃的战壕里，还俘虏了前来打扫战场的塞尔维亚人尼诺。后来他们又发现另一个波斯尼亚士兵塞拉也还活着，但十分糟糕的是，他受伤了，而且身体下面还压着一颗地雷，如果他动一下，三个人都会死。事情开始变得复杂了。

三个人被命运连在了一起，于是开始“合作”：分别向各自的阵地喊话（他们正好夹在敌对双方的中间，也就是“无人地带”），要求双方不要开枪；他们也试图“解决”敌对关系，比如谈论双方共同的朋友，但是由于相互之间的恩怨和不信任，他们又时常争吵。

双方的部队也因为这个问题而放弃了对抗，都向联合国部队请求援助。本来问题到此可以解决了，可是复杂的历史原因（双方的敌意）和现实的困难（塞拉身体下面要命的地雷）制造了很多问题。由于媒体的曝光，全世界都在关注这起事件，联合国不得不派出高级官员前往解决，但还是无能为力……最后的结果是，尼诺和西基在“循环报复”中送了命，联合国部队制造了“和平解决”的假象来应付舆论。塞拉则还是躺在那颗该死的地雷上，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为了避免零和或负和博弈，尼诺和西基都是愿意合作的，双方军队也因为自己人处在危险中而无意对抗，甚至联合国都出面维持和平，但为什么在每个人都希望合作的情况下竟导致了如此悲惨的结局呢？稍作分析，我们就可发现，缺乏承诺是悲剧发生的根源所在，因为缺乏承诺，双方无法互相信任，无法信任自然达不成合作。

承诺也是一种竞争力，在博弈中借助于承诺更有助于我们赢取合作。

我们在《承诺与威胁》一课中提到，承诺行动可以使威胁变得更为可信，而它同样也可以让合作行动更加可信。承诺行动的基本思想是通过限制自己的某些策略选择，从而使得其选择特定策略的意图变得可信。或者说，承诺行动是参与者通过减少自己在博弈中的可选行动，来迫使对手选择自己所希望的行动。其中的道理在于：既然对方的最优反应行动依赖于我们的行动，那么限制我们自己的某些行动实际上也就限制了对方采取某些行动。

在博弈中，能为我们带来合作的承诺必须符合两个要求：适度和切实。

从通常意义上说，适度地承诺，具有丰富且很具个性的内涵，它因人而异，因情势而异，故一般难以对它作具体的解释说明。但是，从大多数人的现实境遇中不难看出，承诺如果经常性地失效，往往会使人陷入困窘、烦忧，乃至十分尴尬的境地。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决定承诺之前要防止感情冲动，以保持冷静的头脑，注意承诺的适度。

绝不要盲目承诺，为自己制造力不从心的、不可变更的、日趋沉重的负担，要把握适度承诺的前提。因为信守承诺，只有在量力而行、相互体谅、留有余地的情况下，才有望圆满地实现。注意，承诺时讲明在特定情况下的弹性变化，也并不降低承诺的严肃性。承诺时留有余地，是为人处世的重要技巧，也是人际关系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这就要求人们做到“恰如其分”地承诺——使对方满意，使自己主动。

有效承诺的第二个要求是切实，也就是履行对他人的承诺。能否兑现承诺往往也决定了承诺者在博弈中能否达成有效的合作。一个人是否能信守承诺，能够鲜明地反映出他的为人风度和精神品位，以及未来的人生走向。

信息网络走俏的世纪，也将是信誉“当家”的世纪，越来越多的有限合作、项目合作、局部合作、短期合作以及即兴合作的方式将普遍应用于社会经济等人类活动中，并将成为人们智慧生存方式的主流。

共同知识

爱因斯坦的父亲曾经给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爱因斯坦的父亲和邻居杰克大叔一起去清扫一家工厂的大烟囱。他们踩着烟囱里边的钢筋踏梯爬向顶端，杰克大叔在前，爱因斯坦的父亲在后，二人抓着扶手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清扫完大烟囱，二人依原路返回，依旧是杰克大叔领路，爱因斯坦的父亲断后。

出来后，爱因斯坦的父亲忽然发现，杰克大叔的后背和脸上全被烟囱里的煤灰蹭得黑兮兮的。他自己由于比较小心，其实身上脸上连一点煤灰也没沾上，然而，他看见杰克大叔脏得像个小丑，就以为自己也一定脏得不行，于是跑到附近的小河边洗了又洗。而杰克大叔看见爱因斯坦的父亲钻出烟囱时干干净净的样子，就以为自己也一样干净，只是洗了洗手就大模大样地回家了。路人看见都笑痛了肚子，以为杰克大叔是个疯子。

爱因斯坦听完父亲讲的故事，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此时，父亲则对儿子说道：“其实，在你的生活与成长中，谁也不能做你的镜子，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镜子；如果总拿别人做镜子，白痴或许也会把自己照成天才。”

爱因斯坦父亲的话固然发人深省，说明了自我观照的重要性，但我们难道真的不能把别人当作自己的镜子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博弈论中一个著名模型：脏脸博弈。

有三个人，每个人的脸都是脏的。因为没有镜子，所以每个人只能看到别人的脸是脏的，但无法知道自己的脸是不是脏的。

一个美女进来后说：你们三人当中至少一个人的脸是脏的。三人相互看看，没有反应。美女又说：你们知道吗？三人再看，顿悟，脸都红了。

这是为什么？

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另外两个人的脸是脏的，因此“至少有一个人的脸是脏的”这句话充其量只是陈述了事实而已，然而它是具有“信号传递”作用的关键信息，它使三个人之间拥有了共同信息。假定三个人都具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那么至少有一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脸是不是脏的。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简单推理。为了论述方便，将三个人进行排序，并依次命名为A、B、C：

推理一，A只能看到B、C的脸是脏的，这符合“你们三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脸是脏的”的描述，因此A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脸是不是脏的；但这隐含着“B、C的脸不可能都是干净的”这一结论，否则A若观察到B、C的脸都是干净的，那么A就可以果断地判断出自己的脸是脏的。

推理二，B得知A无法确切地说出自己的脸是不是脏的，得知“B、C的脸不可能都是干净的”这一推论，但他同时又看到C的脸是脏的，这符合“你们三人当中至少有一个人的脸是脏的”的描述，因此B也无法确切地说出自己的脸是不是脏的。

推理三，C根据A、B不能够确切地说出他们各自的脸是不是脏的这一已知事实，肯定可以推断出自己的脸是脏的。分析过程如下：

联系推理一、二进行反向推理，由于“A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脸是不是脏的，隐含着B、C的脸不可能都是干净的”；“若C的脸是干净的，那么B一定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的脸是脏的”，但是B无法作出判断，这一事实给C传递了一个信号，C根据A、B共同传递的信号，判断自己的脸一定是脏的。

那么，为什么美女后来一句看似无用的废话，就让三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脸是脏的呢？这就是共同知识的作用。

假定一个人群由A、B两个人构成，A、B均知道一件事实t,t是A、B各自的知识，而不是他们的共同知识。当A、B双方均知道对方知道t，并且他们各自都知道对方知道自己知道t……此种情况下，t就成了A、B间的共同知识。

在上面的博弈中，美女的“废话”所引起的唯一改变，是使一个所有参与人事先都知道的事实成为共同知识。在共同知识机制的作用下，故事中的三个人，仿佛都从另外两个人身上看到了一面镜子，镜子中清清楚楚地照出了自己的一张脏脸。

宽恕的范围

在篱笆上钉上钉子之后，即便将钉子从篱笆上起出来，其留下的伤痕却再也难以抚平。人们的心灵也是一样，一旦受到伤害，就很难从伤害中完全恢复。哈佛大学精神科专家爱德华·哈罗威尔写过一本名为《敢于宽恕》的畅销书，书中指出，因为人的本性趋于以牙还牙，宽恕的品格需要后天培育。

在经济活动中，常会碰到违约的行为，通行的做法是与之断绝往来，甚至以牙还牙进行报复。不过，如果与违约者继续保持合作会使自己受益，宽恕则是更理智的选择。不幸的是，指望将来能得到你宽恕的人，反而更可能伤害你。

西林公司会定期收取供应商按计划送来的物料。不幸的是，供应商遇到了一点困难，他必须付出很大成本，才能按时供货。如果供应商认为，一旦延迟交货，西林公司就不会再找他，那么他就会不惜血本地把货准时送到；但如果供应商认为，西林公司会原谅他的延迟，他就不会按约将货物及时送到。

假设A、B是两个先后的合作时间点，当供应商在A点准时将物料送达，那么它自身会赔掉1万美元，而西林公司会赚到1万美元；如果供应商在A点迟交，那么接下来在B点，西林公司就要决定是否与这家供应商继续合作。如果继续往来，供应商可以赚到5万美元，而西林公司自身则会赔掉2万美元；如果拒绝往来，那么双方都会损失3万美元。

可以看到，对西林公司来说，在B点宽恕延迟交货的供应商，与他继续合作更有利。有人可能认为，宽恕对西林公司其实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供应商会考虑到这种宽恕行为，因而在A点延迟交货。但在供应商决定要不要准时交货之前，他其实并不知道西林公司会怎么做。如果供应商选择延迟交货，那么西林公司不妨原谅他的延迟交货行为，因为若从此不再与之往来，损失反而会更大。西林公司的确可以放下狠话说，对延迟交货的供应商绝不宽容，但这种威胁的可信度不是很大。

要赢得这场博弈，西林公司只有想办法营造对供应商要求严格的名声。如果二者之间的博弈只是一次性的，那么不惩罚供应商对西林公司肯定有利。但为了避免留下后患，西林公司不应该就这么算了。西林公司如果能让供应商相信，它有那么一点非理性，而且最受不了别人欺骗它，那么西林公司依然可以赢得博弈。只要让供应商相信，为了免除后患，西林公司在B点一定会报复，那么对方就会把货准时送到。

面对类似情况，宽恕不可以随便使用，惩罚是应对类似困境更常用的方法。我们可以从下面这群猴子那里受到一点启发。

一群棉头狷猴被置于一个大笼子里，每只猴子都有机会拉动一个杠杆，给另一只猴子喂食，但是拉动杠杆需要力气。对每只猴子而言，最理想的策略就是自己偷懒，而它的搭档拉杠杆。但是为了避免遭到报复，猴子们学会了合作。只要一个参与者不连续背叛两次以上，棉头狷猴的合作就会一直持续下去，这种策略类似于“一报还一报”策略，说明了使用宽恕必须有原则。

希望不总是美好的

汤尼到巴拿马度假，他在当地认识了一个叫马科夫的生意人，马科夫向汤尼谈起一个只要投入资本就可以获利的好机会。他说：“你只要投入10万美元，一年后我会把它变成50万美元，到时候我和你平分这笔钱，你将在一年内获得两倍以上的钱。”

马科夫所说的机会确实很诱人，何况他很愿意按照巴拿马的法律规定签订一份正规合同。但巴拿马的法律有多可靠？如果一年后马科夫卷款潜逃，已经返回美国的汤尼能向巴拿马的法院要求执行这份合同吗？法院有可能会偏向自己的国民，或者可能效率很低，又或者可能被马科夫收买。

汤尼实际上是在和马科夫进行一场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如果马科夫遵守合同，他会付给汤尼25万美元；这样，汤尼获得的利润等于25万美元减去初始投资10万美元，即15万美元。汤尼会怎么做呢？在没有十足把握相信马科夫承诺的情况下，汤尼应该预计到马科夫一定会卷款潜逃。但是，由于利益的诱惑和侥幸心理的存在，面临这样的博弈时，多少“汤尼”做出了错误的推理？这就像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评价再婚时说的那样，“再婚，是希望压倒经验的胜利”。马科夫承诺的巨额回报的利益蛋糕，在汤尼身上点燃的热情，也同样会导致想象压倒现实的结果。

策略博弈的本质在于参与者的决策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作用或互动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第一种方式是序贯发生，就如同汤尼所参与的博弈，参与者轮流出招。当汤尼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必须展望一下当前行动将会对马科夫随后的行动产生什么影响，反过来又会对自己以后的行动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种互动方式是同时发生，比如第二篇中的囚徒困境。参与者同时出招，完全不理会其他人的当前行动。不过，每个人必须心中有数，明白这个博弈中还存在其他积极的参与者。因而，每个人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立场，来评估自己的这一步行动会招致什么后果，其最佳行动将是这一全盘考虑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你发现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策略博弈，你必须确定其中的互动究竟是序贯发生的还是同时发生的。汤尼参与的策略博弈显然是序贯发生的。那么，马科夫如何才能让汤尼相信他的承诺呢？

第一，马科夫可以向汤尼介绍说，他也和其他一些企业做交易，这些企业需要在美国融资或者出口商品到美国去。那么，一旦马科夫违背合同规定，汤尼就可以毁坏马科夫在美国的声誉或者直接扣押他的货物，以此实施报复。此时，这个博弈可能只是更大的博弈的一部分，或许是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这一点确保了马科夫的诚信。但是，如果这只是一个一次性博弈，运用倒后推理的方法，汤尼该如何决策，显然也很清楚了。

第二，马科夫应该认识到，具有策略思维的汤尼必定会对他的承诺有所怀疑，而且根本不会投资，这样，马科夫就失去了赚取25万美元的机会。因此，马科夫有强烈的动机使其承诺能够置信。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对巴拿马国脆弱的法律体系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因此并不能以此来打消汤尼的顾虑。他还有其他办法让自己的承诺可信吗？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承诺与威胁》一课中，介绍了建立和运用声誉使自己的策略可信的方法。本来订立合同也能够增强承诺的可信性，但因为汤尼对巴拿马的法律体系存疑，所以订立合同这一项可以略去不提。马科夫为了使汤尼相信自己的承诺，还可以通过改变博弈，让汤尼确信这种改变会使他背弃承诺的策略受限制；还可以利用他人帮助自己遵守承诺，比如建立团队和雇用授权代理人等。

第三，和体育比赛不同，博弈不一定有胜出者和失败者，也并非都是零和博弈，可以出现双赢和双输的结果。汤尼选择投资而马科夫选择遵守合同这种对双方都有利的情形，优于汤尼根本不投资的情形。

透析对手内心

在华盛顿成为总统之前，一位邻居曾经偷走了他的马。华盛顿知道马是被谁偷走的，于是带着警察来到那个偷他马的邻居的农场，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马。自然，邻居死也不肯承认这匹马是华盛顿的。华盛顿灵机一动，就用双手将马的眼睛捂住说：“如果这马是你的，你一定知道它的哪只眼睛是瞎的。”

“右眼。”邻居回答。

华盛顿把手从右眼移开，马的右眼一点问题没有。

“啊，我弄错了，是左眼。”邻居纠正道。

华盛顿又把左手也移开，马的左眼也没什么毛病。

邻居还想为自己申辩，警察却说：“什么也不要说了，这还不能证明这马不是你的吗？”

华盛顿利用那句“它的哪只眼睛是瞎的”的暗示，使邻居认定“马有一只眼睛是瞎的”，成功地给邻居设置了这个信息陷阱，使其露出了破绽，邻居的辩解也就不攻自破。

在博弈论中，华盛顿在断案时所用的方法被称为机制设计。所谓机制设计，就是指裁判者设计一套博弈规则，让不明真相的参与者做出不同的选择，通过他们的选择情况，就可推演出他们隐藏在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此种机制设计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信息甄别。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一句话：“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相互矛盾的，更多的是虚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定的。这就要求军官具备一定的信息甄别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与判断才能得到。”

有一对青年男女分别租住公寓。他们的关系已发展到同居的地步，女方向男方提议放弃他租的公寓，搬过来跟女方一起住。这位男士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向女人解释了一个经济学原理：有较多的选择终归是比较好的，他们分手的概率虽然很小，但只要有分手的风险，保留第二套廉租公寓就是有用的。听了他的一番解释，女人知道了男人的真实想法，便立刻结束了这段关系。

用博弈思维来解释，女人无法从日常的交往中确认男人对她的忠诚度有多高，也就无法确定是否要跟他继续相爱，于是她设计了上面的甄别方式，通过提议男人放弃他的廉租公寓来辨别真相。因为用语言表达爱很容易做到，人人都可以说“我爱你”，而如果一个男人用行动——放弃廉租房证明双方爱情忠贞则比较可信；然而他拒绝这样做就等于给出了负面证明，女人结束这段关系是明智的。

实际生活中所涉及的信息甄别，可能会比上例复杂，但是核心是一样的，即设计出有效的信息甄别机制，通过对手的一系列外在表现，对其所要采取的策略有一个更为深入准确的预见，辨别出其真实想法。

很多消费者经常会上当受骗，因为在市场中，商家比消费者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也更容易在信息上为消费者设置障碍和门槛，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引导消费者消费。消费者了解到的只是商品信息的表面，处于信息劣势。

在大街上，我们看惯了“跳楼价”“自杀价”“清仓还债，价格特优”等招牌，要判断其真实性就需要仔细甄别，要像华盛顿那样挖掘深层次的信息以用于事件的判断。

一般而言，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非真实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而信息贫乏的一方则处于不利的地位，但他会努力地从另一方获取信息。消费者可以货比三家，从亲戚朋友那里打听，从而获取商品的真实信息。

方向比方法更重要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在《有效的主管》一书中指出：“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效率和效能不应偏废，但这并不意味着效率和效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当然希望同时提高效率和效能，但在效率与效能无法兼得时，我们首先应着眼于效能，再设法提高效率。”

所以“做正确的事”是“正确地做事”的前提和基础，“正确地做事”是“做正确事”的方法和保障，我们应在“做正确的事”的基础上再“正确地做事”。

参与博弈同样如此，我们必须先确定参与的博弈是正确的，是能够实现自己最大收益的，再正确地参与博弈。

在一次关于推进竞选经费改革的讨论中，美国一位著名的富豪向国会提议，将个人捐款限额从1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并禁止其他所有形式的捐款：禁止公司捐款，禁止工会捐款，禁止软通货。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但永远都不会通过。

竞选经费改革之所以难以通过，原因在于，如果通过这个法案，在位立法者的损失最大，因为筹资能为他们提供职业保障。如果通过了这一改革方案，显然是有悖于他们自身利益的。

那位提议改革的亿万富翁，看到议员们对其提议不屑一顾，就有点赌气地发表声明：如果这一法案没有通过，他本人就会通过法律允许的方式，向对该法案投赞成票最多的政党无偿捐赠10亿美元。

假设你是共和党议员，你会怎么选择呢？如果你料到民主党会支持这一法案，你却选择极力反对，那么，如果你成功了，就相当于你白白奉送给民主党10亿美元，等于把未来十年掌握的资源交给他们。所以，如果民主党支持这一法案，你反对这个法案将得不到任何好处。现在，如果民主党反对这一法案，而你作为共和党议员却采取支持的态度，那么，共和党就有可能获得10亿美元。

所以，无论民主党的立场如何，共和党都应该支持这一法案。当然，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民主党：无论共和党的立场如何，民主党都应该支持这一法案。结果，双方都支持这一法案，该法案在国会一定能顺利通过，而这位亿万富豪根本用不着花一分钱。

在民主、共和两党就该议案进行表决的博弈上，这显然是一个囚徒困境，因为双方都采取了背离其共同利益的行动，追求己方的私利——10亿美元的巨额捐款，至少不能让对方白白得到这笔巨款。

对民主党和共和党任何一方而言，只要赢得这一博弈，就可以获得10亿美元的巨额捐款，或者阻止对方获得这笔巨款，所以，参与这一博弈是正确的举动。同时，无论对方是支持还是反对，己方采取支持的态度都是优势策略，这就是正确地博弈。

而在富豪和国会的博弈中，议案通过显然是他所希望实现的收益，而只有参与这一博弈，才有可能通过该议案，所以，参与这一博弈是他正确的选择。为了让该议案通过，他采取了一个类似悬赏的策略：如果议案最终未能通过，他将无偿向投该议案赞成票最多的政党捐赠10亿美元。这一策略既能激励两党都倾向于投赞成票，同时，即便最终没有通过，也能通过向投赞成票最多的政党提供巨额捐款，来惩罚投不赞成票较多的政党。这显然是正确的博弈策略。最终，两党都投了赞成票，议案成功通过，而富豪也只相当于写了一张空头支票。他大获全胜。

我们从不先验假定博弈结果一定对参与者有利，博弈参与者也没有理由指望博弈的结果一定对自己或社会有利。因此，正确地参与博弈可能远远不够——你还必须确定你参与的博弈是正确的。

第十九课　职场生存法则

即便你毕业于哈佛，也并不意味着你毕业之后就会一帆风顺。进入职场后，也许你辛勤努力，却总得不到老板的赏识；你有了点成就，同事可能就会嫉妒；你想跳槽，但因为成本太高可能会犹豫不决……哈佛博弈课的职场生存之道，教你如何应对职场竞争，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选对比做对重要

职场博弈在人一生的博弈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时候成功与否是由你选择的职业正确与否决定的。耀眼的职业不一定能让你充分发挥潜力，不起眼的职业也并非就是潜力的坟墓。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你选择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能力的职业，就可以打造理想的职业生涯。

正如上一课中所论述的，当你要参与一个博弈时，首先必须确定博弈是正确的，然后才谈得上正确地参与博弈。因此，正确的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

沃尔特·迪斯尼被人们称为卡通片大王，他是有声动画片和彩色动画片的创制者。他的迪斯尼公司还根据自己创造的众多可爱银幕形象，设计和创建了备受孩子们欢迎的迪斯尼乐园。

15岁时，沃尔特就已经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艺术感知力。他认为自己将来有可能靠画画挣钱，当一名画家，于是，他把课余时间都用在了绘画上。他白天上学，晚上到芝加哥画院学画。20岁时，沃尔特到一家广告公司工作。这期间他经常光顾电影院，他不满意那些粗糙幼稚的动画片，决心创作出比这更出色的东西来。

此后，沃尔特便经常去堪萨斯公共图书馆，阅览有关电影动画绘画的书刊。1922年，他有了一点积蓄，便辞去工作，创办了自己的动画片制作公司。几经曲折后，沃尔特创造出了不朽的经典动画形象米奇老鼠。

在1928年11月18日，米奇系列的第三部片子《威利号汽船》放映后引起轰动，影评家们称它是“天衣无缝的同步之作”。

之后，米奇系列片一部接一部地拍了出来。随后，迪斯尼公司的第一部彩色有声动画片《花儿与树》获得巨大成功。1933年彩色动画片《三只小猪》更是风靡整个美国；1934年，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更是被译成各国语言，在全世界放映，为迪斯尼公司带来极为丰厚的回报。

沃尔特·迪斯尼以他的成功向世人证明：选择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能力的职业，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

在职场博弈中，除了需要选对职业外，还须选好能让自己才能得到充分施展的公司。

如何选择一个公司使自己得到发展是一种博弈，这就如同选择一个池塘来钓鱼，只有选对了池塘才能钓到大鱼。作为垂钓者，我们在钓鱼时需要关注：这个池塘是否有自己想钓的鱼，以及这个池塘的鱼我们是否能够钓到。因而，在选择公司时我们就要考虑：

1.公司规模

譬如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跨国公司就比私人公司要好一些。

2.公司福利待遇

大公司常常能够提供更高的福利待遇，那些在纽约股票市场和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挂牌上市的公司还提供股票和分红计划。

3.公司在行业内的地位

该公司的产品和技术在行业内处于第几名，那些排名靠前的公司对于求职者来说更具吸引力。

这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优秀公司，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懂得，真正的好公司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你应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追求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区分。譬如，我们看一个池塘好坏与否，并非看其形状、地势以及所在的位置，而是看是否有我们想要钓的鱼。尽管池塘周围的风景也能给我们带来赏心悦目的享受，但是在钓鱼和欣赏风景之间，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前者。

同理，如果你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名高级职业经理，那么跨国公司的工作经历就有利于提升自己的职场地位，大公司复杂的组织运作能帮助你了解职场博弈的种种游戏规则。但是，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独立创业者，那么跨国公司的经验则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在一种成熟的企业文化下容易养成一种按部就班的行事风格，过分职业化有时也会逐渐消磨个人的创造性，过分官僚化和组织结构的多层化会让人沉湎于公司内部政治中不能自拔。

判断一个公司的好坏，其标准应是个人的工作价值观、公司的价值观、公司发展现况、企业文化等相互构成之交集的多少。

行业不同，自然收入水平也有差距。但是，收入的差距往往更直接地体现为公司的不同。相同的行业，做相同的业务，不同公司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人们常常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更高收入水平和更好待遇的公司。这是人之常情，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但其中依然存在一些因素需要我们在选择时仔细考虑。

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去不同公司的好处：你可以直接学习大公司的思维方式、办事风格和管理理念，大公司的视野、经验是小公司远远不能比的。而在小公司里，你可以快速地从管理者的角色上来制定规则，也就是说，由你自己来左右公司的一部分发展，这种机会在大公司是没有的。

在大公司，你可能会学到很多管理规则和方法，但这些方法后面隐藏的原理、适用范围，你不一定能够领悟到；而在小公司，你可以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而言，到大企业工作的优点在于：职务分工清楚，能获得公司系统化的教育训练，在团队合作的氛围里，学习沟通与协调等组织运作能力；缺点是工作范围较狭隘。在中小企业工作的优点是员工需要身兼数职，强调独立作业的能力，可以获得较多的实战经验；缺点是公司风险较高，职务变动频繁，教育训练可能较薄弱。

一般来说，大公司注重发展潜力，而小公司则注重实际技能。同时，小公司更注重效率和回报，一般不会长时间等待一个人的成长，它往往喜欢招收那些有经验并能很快上手的人。与此相反，大公司则喜欢把你培养成为和他们风格一样的人，为此，他们也愿意为你付出更多，以求将来得到更持久的回报。

当然，自身的素质是首要的。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在任何地方都是必要的；反之，无论去哪里，都很难有所作为。

鱼并非均匀地分配在所有水域内，同一区域，有人能钓到大鱼，而另一些人钓到的总是小鱼。因此，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要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公司来“钓鱼”。

少数派策略

进入职场后，竞争和博弈就无处不在了：同事之间，你与上司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这些博弈的存在是很正常的，通常也是必要的，那你如何在与同事的博弈中脱颖而出？如何在与上司的博弈中引起其注意和受到赏识？

《紫牛》一书阐述了“紫牛”这一新的市场营销法则：唯有让产品成为本行业中的紫牛，与众不同，出类拔萃，才有可能在不消耗大成本的广告运作下，让企业达到市场规模。正如紫牛在一群普通的黑白奶牛中脱颖而出一样，精彩的营销应该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是把人们的注意力恰到好处地引向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一门艺术。作者在书的开篇这样写道：“见过10头奶牛以后，你就会习以为常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一头紫色的奶牛，你的眼睛就会为之一亮！这正是紫牛所揭示的真正含义：平庸总是导致失败，创新才是商业竞争中颠扑不破的真理。”

“紫牛”所阐释的理念在营销学中称为“注意力营销”，而在博弈论中则被称为“少数派策略”。

公元前213年冬天，亚历山大进兵亚细亚。当他到达亚细亚的弗吉尼亚城时，听说城里有个著名的预言：

几百年前，弗吉尼亚的戈迪亚斯王在其牛车上系了一个复杂的绳结，并宣称谁能解开它，谁就会成为亚细亚王。自此以后，每年都有很多人来看戈迪亚斯打的结子。各国的武士和王子都试图解开这个结，可总是连绳头都找不到，他们甚至不知从何处着手。

亚历山大对这个预言非常感兴趣，命人带他去看这个神秘之结。幸好，这个结尚完好地保存在朱庇特神庙里。

亚历山大仔细观察这个结许久，也是连绳头都找不到。

这时，他突然想到：“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行动规则来打开这个绳结呢？”于是，他拔出剑来，一剑把绳结劈成两半，这个保留了数百年的难解之结，就这样轻易地被解开了。

因循守旧，人云亦云，让绝大多数人平凡甚至平庸一生，只有敢为天下先的少数派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亚历山大敢于突破传统、打破常规的做法，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了看似复杂之极的问题。

商界有句名言：“谁聪明谁才能赚，谁独特谁才能赢。”面对常规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做一头少数派的“紫牛”才是最优策略。

真正的少数者总是在条件还没有齐全的时候就已经向胜利出发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创造自己所需要的条件，而不是像其他多数人一样，等已经有人出发了，才开始想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加薪的技巧

如果你是一位职场人士，那么你与老板之间围绕薪水进行的博弈，一定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了。一方要让收入更合乎自己的付出，而另一方则要尽可能压低运营成本，利益相悖的两方便在办公桌前迎头相遇了。

在胆小鬼博弈中，主动进攻往往是一种优势策略。在实际的生活博弈中，该主动的时候，也应该据理力争，不要老想着对手会把好处拱手相送。作为员工，如果想让老板给你加薪，就必须主动提出来。你不提，老板极少会主动展示自己的大方。

在向老板要求加工资时，除了把加工资的理由一条一条摆出来，详细说明你为公司作了什么贡献之外，最重要的应该是提出自己的加薪数额。你提出的数额，应该超过你自己觉得应该得到的数额。注意，关键是“超过”。鉴于你与老板之间的地位不平等，这是需要勇气的，见了老板最好不要吞吞吐吐。

一般人请老板加薪，提出的数额都不多，但这种低数额的要求对他们往往弊大于利。提的数额越低，你在老板眼里的身价也就越低。标价较低的商品，比标价较高的商品更容易令买主失去兴趣。类似地，如果提的数额合理但略高一些，会促使老板重新考虑你的价值，对你的能力和贡献做更公正的评估。即便你要求的数额不能完全被满足，老板也可能因此更加器重你，会为你的工作提供更大的便利，为你的能力提供更加广阔的展示舞台。

在对抗条件下的动态博弈中，双方可以通过提出威胁和要求，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至于因为各自追求自我利益而僵持不下，甚至两败俱伤。但这种优势策略的选择，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明确做出的，常常需要通过反复的试探甚至激烈的争斗才能实现。

哪一方前进，不是由博弈双方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双方的实力预测所决定的。当两方都无法完全预测对手实力的强弱时，就只能通过试探得知。而在试探的时候，既要有分寸，更要有勇气。

斯蒂夫是道格拉斯公司的业务骨干，他的老同学尤利在史密斯公司干得不错，月薪也比他多了近一千美元。尤利多次邀请斯蒂夫加盟自己所在的公司，还说他们老板已经给他留了位置，月薪比斯蒂夫现在的工资多一千多。

斯蒂夫考虑到老板平时对自己不错，自己在道格拉斯公司也一直做得很顺心，但高薪毕竟是个诱惑，其实只要老板再给他加个五六百美元，他就不会选择离开。

于是，斯蒂夫找了个机会把老同学的邀请向老板透露了，并表示在老板找到接替他的合适人选之后，他才会离开，如果暂时找不到，他会继续留下。老板感动之余，当然也明白了斯蒂夫的心思。到了月底，斯蒂夫的工资卡里就比平时多了九百美元。

斯蒂夫没有被动等待老板为他加薪，而是选择了主动向老板透露老同学的邀请。因为斯蒂夫的能力很强，其他公司愿意提供更高薪水给他是非常可能的，这对老板而言是一种可置信的威胁。老板在利益和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之后，决定为斯蒂夫加薪。

像斯蒂夫这么做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具有让老板加薪的价值。如果公司完全可以重新聘请他人来代替斯蒂夫，那么斯蒂夫不但加薪不成，反而会被公司炒掉。

员工只有真正做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公司的盈利作出贡献，才能得到老板的欣赏和重视。在员工与老板之间就加薪问题形成的博弈中，老板会综合对员工能力和贡献的了解，评估出是否该给员工加薪，以及加薪的幅度，并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如果员工的理由充分，又有事实根据，但跟老板对员工的评估有出入，发生认知上的错位，老板就会设法协调这种不一致。但是，如果员工不把这种认知的不一致暴露出来，员工就会处于下风，因为老板会有思维定式。员工提供了对自己不同的价值评估，就迫使老板对之重新审视，该加薪与否，他自会有判断。

成本黑洞

如果你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或者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向你招手，跳槽与否就成了你必须面对的选择。

明智的跳槽是一次新的开始，草率的跳槽是一个无法估量的错误。跳槽有风险，决定须谨慎。

不同的人，其跳槽的机会成本是不同的。对于一般人来讲，跳槽的机会成本有哪些呢？

第一是时间的机会成本。如果想跳槽成功，就要花费时间搜集并分析招聘信息，对市场上的招聘企业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跳槽者要付出时间、精力等成本，还要承担等待、焦虑、忧虑等心理压力。当信息不明朗时，还会因如何抉择而感到痛苦。

第二是薪资的机会成本。跳槽意味着你放弃本有的薪资以及因此可能获得的潜在薪资、福利等待遇。假如你原来的月薪是2000美元，加上奖金、补贴和保险等，可能近3000美元。如果你不能在辞职的当月找到工作，那么这3000美元即是你跳槽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第三是人际关系的机会成本。当你在一个环境里工作，获得的报酬不仅是货币工资，还包括学习锻炼的机会和人脉关系。人脉就是你的资源和钱脉，它同时也是你遇到困难和问题时的活期存折。

第四是升迁的机会成本。当你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往往很难一下子得到真正的重用，尽管在职务或薪资上可能比原来高，但新的单位需要重新对你的人品和工作能力进行一段时间的考验。而且重新适应一个工作，需要从头开始，付出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每跳一次都比上一次升一次职位、涨一次工资，短暂地看，眼前微小的愿望获得了满足，但高位、高薪绝不是频繁跳槽的结果。曾经有过一项统计：在高级人才中，频繁跳槽的人与其他人相比，薪金方面的比例是1:2，同时频繁跳槽者个人资源的积累和自身能力的培养都必然大打折扣。

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选择跳槽呢？调查显示，与同事沟通不好、太累、离家太远、被领导批评、男（女）朋友不同意、待遇不合理、工作没挑战、没原因就是不想做等等，都有可能成为跳槽的理由，这也让很多企业的领导大伤脑筋。

对于这种轻易做出的跳槽选择，人力资源专家是持批评态度的。且不说这些年轻的朋友没有想到企业为培养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离职将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就是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事业发展，也是极不利的。放弃一次事业机会，或许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许认为还能有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随意跳槽，不仅对企业是损失，对个人同样是很大的损失。

轻率跳槽有诸多弊端，但我们并不反对跳槽。理性的跳槽是对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能够跳槽和允许跳槽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也只有在不断地双向选择中才能真正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产生最大效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跳槽可能产生的机会成本，是要提醒职场人士在跳槽之前通盘考虑和分析，让自己的职业变动决策更加理性和科学。把成本计算清楚了，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明确的目标以后再做决策也不迟。

内森先生从他所服务了11年的企业，领取了一笔相当于他在该企业两年收入的离职保障金后，另找新的机会创业去了——他今年48岁。内森先生的跳槽是否理性呢？他自己是这样分析的：“我离60岁还有12年，如果‘耗’下去，将一事无成，而有了企业给的两年收入，未来两年中收入的每一分钱都是利润，那么两年之后，我的新起点一定比今天高得多。”内森先生的选择就是把时间当作成本的一种理性选择。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无论跳槽之前你计划得如何周全，新的工作机会多多少少对你来说都有“黑洞”——即你无法了解的部分，或许这部分正是你对新环境、新工作不满意的部分。因此，跳槽前不妨把新工作与原工作进行分栏比较，看看跳槽是有利因素多，还是不利因素多；看看新的职位与新的环境中，有哪些是不明朗的“黑洞”。对自己的情况分析得越到位，黑洞越少，跳槽的成功率才会越高。

第二十课　管理和激发

企业经营中，人的因素的作用最大，因为人类的智慧、技巧及领导能力是最重要的天然资源。网罗优秀人才，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激发，让他们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企业就能够持续兴盛。

信息的成本

在“协同攻击的难题”一节，我们提到了斯宾塞用来解释信息传递行为的一个模型：“获得毕业文凭是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信号之一，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一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文凭，因而教育不仅增进人力资本的价值，而且对高生产效率的个人也具有重要的信息激励效应。”这个模型其实也说明了人力资源主管通常会面对的招聘难题——源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逆向选择。

一般而言，在信息对称情况下，级别不同的企业会招聘到能力不同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容易招聘到能力高的人才。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最终会有逆向选择发生。

在人才招聘过程中，企业只能通过人才递交的简历表和对人才进行笔试、面试来获取对方的相关信息，对其实际工作能力、工作热情和长期打算却不甚了解，而且已获取信息又存在着虚假成分的威胁。相对而言，人才对自己的学历、能力、兴趣、信用等信息十分清楚，而且对所应聘企业及其职位也认识得更加全面深刻。企业并不知道应聘人才的真实能力，只知道应聘人才的平均能力及其分布。在这种情况下，招聘企业只能根据应聘人才的平均能力来确定聘用的人才和给予的待遇。

假定人才有两种类型：高能力Q=4000和低能力q=1000，企业遇到两类人才的概率分别是1/2。如果信息是对称的，人力资源主管会在不同的工资水平上雇用到相应的人才。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就只能按照平均能力EQ=2500出资。但在此工资下，高能力人才将退出应聘过程，招聘市场上只留下能力较低的应聘者。这样，人才的平均能力就会下降，理性的招聘企业知道这一情况以后，便会再次降低给予应聘者的待遇。结果造成更多较高能力的应聘者退出招聘市场，如此循环下去，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即低能力人才对高能力人才的驱逐。这便是人才应聘过程中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是低能力人才获得了较高待遇，另一方面是招聘企业承担了较高招聘成本而无法获得企业真正需求的人才，最终导致风险和收益在分担与分配上的不对称。

要解决此问题，人力资源主管首先必须尽可能全面充分地了解应聘者的信息，这样才可能对其价值作出更接近实际的判断。同时，还必须给每人足够长的试用期，试用期内的工资也算是了解信息的成本。

差别的问题

因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的存在，公司招聘进来的员工不可能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在能力和忠诚度上肯定有所差别。这些差别的存在，便给管理带来了诸多问题。

智猪博弈给了竞争中的弱者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的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搭便车”现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搭便车的现象是不合理的，也是有失公平的。

公司中小股东自己不监督管理者而从大股东的监督中受益，大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小企业进行模仿、复制等，这些都是商场中常见的“搭便车”行为。搭便车行为产生的根源在于产权界定不清。因此，明确的产权界定和保护有利于减少搭便车的现象。

撇开其他因素，仅从技术角度去讨论“小猪”的“搭便车”策略：在一个群体当中，“小猪”未能参与竞争，其搭便车时的资源配置便不是最佳状态，如果“小猪”的策略是合理的，那么“大猪”必将越来越少，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便会越来越弱。

为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规则的设计者是不愿看见有人搭便车的，政府如此，公司的老板更是如此。智猪博弈是一个激励失效的典型案例，那么管理者要怎样做才能激励“小猪”和“大猪”去抢着踩踏板呢？

事实上，管理者能否激励大猪小猪积极竞争，关键就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是否恰当。智猪博弈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有两个：食物数量，踏板与食槽之间的距离。

如果改变一下核心指标，猪圈里还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吗？

首先，看看减量方案。如果投放食物只有原来的一半分量，也就是5个单位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小猪、大猪都不会去踩踏板。小猪去踩踏板，大猪将会把食物吃完；大猪去踩踏板，小猪也会把食物吃完。谁去踩踏板，就意味着白费力气，为对方作贡献，所以谁也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如果目的是想让两头猪都去踩踏板，这个制度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其次，看看增量方案。食物是原来的两倍分量，也就是20个单位的食物。结果是小猪、大猪谁想吃，谁就会去踩踏板。但因为对方不可能一次把食物吃完，而且总是会剩下足够自己享用的分量，所以竞争意识不会很强。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这个制度的成本提高了一倍，而大猪、小猪在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就可以得到所需食物的情况下，自然都不会有太大的动机去增加踩踏板的次数。这个制度的激励作用明显不足。

最后，看看移位方案。考虑到问题的关键是移位，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下因移位而产生的几种改变方案：

1.减量移位方案

食物只有原来的一半分量，但同时将食槽与踏板之间的距离缩短。这种情况下，小猪和大猪都会拼命地抢着踩踏板。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

2.增量移位方案

正常情况移位用不着增量，大猪、小猪都会去踩踏板。如果适当增量，成员会快速成长，小猪会长大，大猪会出栏，效益就会增长。不过需要把握成本增加的度，适当的增量更符合组织与个人的需求。

3.等量移位方案

由于食槽与踏板之间的距离缩短，去踩踏板的劳动量减少，大猪、小猪都会争着去踩踏板。如果把踩踏板的次数增加，吃到的食物会更多，对食物的不懈追求，将驱动合作机制的形成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制度设计者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成本不会增加，但收获最大。

对于管理者而言，除了杜绝“搭便车”以外，如何平衡“大猪”和“小猪”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需要他们深入思索的问题。

在企业管理中，通过上面这种制度的设计，就有助于打破企业管理中员工“搭便车”的行为。

激励强于惩罚

经常看到绿地、花园边上树立着牌子：“偷盗花草罚款。”但花草被偷事件仍时有发生。有一个植物园写着“凡举报偷盗花木者，奖励若干”，令人诧异的是，这个植物园的花木保护得很好。

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与惩罚相比，激励更有效。

其实类似的事例有很多。一些调皮捣蛋的学生，总让老师无计可施。老师让班长监督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发现一次即受严重的批评，甚至开除，但作用并不大。因为调皮捣蛋的学生太多，即使班长再敬业，也监督不过来。后来，教师采取了一项措施，不守纪律的学生，如果规规矩矩，不违反纪律，就给予奖励，这样，那些学生都守起纪律来了。

公园中，尽管偷盗花木被惩罚，但被管理者发现的可能性并不大，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站着管理者。当对举报者进行奖励时，公园的游人受此激励都成了管理者，偷盗花木被发现的可能性就变大了，成了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居心不良者当然不敢下手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公众监督的激励显然比对偷盗花木者的惩罚有效得多。

激励与惩罚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但这两种机制作用的方式不同，成本也不同。采用激励机制时，其作用是自发的，行为者按激励所要达到的目的行事，简单而有效。给举报者奖励，就自发地把游人变成了不领工资的管理者，这种激励措施，无须管理者监督。采用惩罚机制时，其作用是消极的，还需要更多支出，例如，专门监督人员的工资及必要的设施成本等。这又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监督者也是人，他们也有个人利益，可能收取被监督者的贿赂，共同作案，这类事情现实中也不少见。即使用机器监督，操纵者还是人。二是只要收益大于成本，被监督者就会用各种方式逃避监督。

激励优于惩罚的道理并不复杂，但实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仍然改不了对惩罚的崇拜，愿意制定制度，设立专门岗位，对员工规定各种惩罚条款，却舍不得给员工增加工资。

企业领导者在经营过程中，设计一个有效激励机制的关键，就是正确理解员工的偏好。当人力资源主管建立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时，必须能够预见激励对象对此将做出怎样的反应，无论是设计薪酬制度，还是出台招聘、解雇、职称、职位、工作环境等政策，只有深入理解员工的偏好，才能找到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最优方案。

按照传统博弈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即人们喜欢“收入越多越好，工作越少越好”，并且收入越多，收入的边际效用越低；工作越多，工作的边际成本越高。正因为一个人工作需要付出成本，所以要给予补偿；也正因为他在乎收入，所以企业才可以调动他的积极性，才有办法监督、约束他。

一名合格的人力资源主管至少应该读出薪酬激励的三种含义：

一是工资水平必须随着工作量的增加而增加。当工作量、工作时间、努力程度等工作成本不断增加时，多出部分的工资率一定要相应越来越高，通常加班费高于正常工资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收入越高激励成本越高。收入水平越高，要调动员工积极性就越困难。员工的工资水平越高，企业为他提供的预期收入就应该越高。

三是确定的收入和不确定的风险收入不是等价的，承担风险越大的人需要得到的补偿越多。

企业在用人时要注意，把害怕风险的人放在固定薪水的位置上，而把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放在收入伸缩幅度较大的位置上，这样可以使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下降。

创业阶段企业面临的风险特别大，因此创业型企业在招聘人才时需要支付的风险成本相对较高，但随着企业逐步进入成熟期，创业者们的收入越来越稳定，这时他们的平均工资虽然在上升，但增长速度降低了。同样，在企业内部，当上马新项目、开拓新市场、销售新产品时，企业要支付给相关人员的预期收入应该相对较高，而在非常成熟、客户稳定的市场中，相关人员就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收入。

智猪博弈制度规则的改变能够给经营管理者带来很多启发：

1.激励必须适度

太少的激励不能收拢人心，也不能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太多的激励则会让员工丧失竞争和危机意识，不思进取。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2.对不同对象的激励力度要有所区别

比如某个企业如果实行职工全员持股的方案，其结果必然是人人有股，但起不到预想中的作用。

3.赏罚分明

根据员工的能力与业绩的对应情况来进行奖惩。如果有的成员在某一阶段的能力确实略差一些，也要交予一些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能够出色完成并有一定挑战性的任务，按照完成的情况进行赏罚，不能因为其能力相对较差就不承担任何工作任务。对于那些能力很强、工作很有成效的员工更要加倍奖励，以便对所有员工都产生激励作用。

4.制定激励制度必须考虑成本

将激励增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样做，对于促进企业效益的增长有好处，同时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第二十一课　策略根本原则

生意场上讲究利益至上，充分利用好竞争策略，能够争取到最大的收益。哈佛毕业生很多会成为各行业的领袖，谈判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谈判的策略的掌握对大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能力体现。但无论怎样谈判，一旦达成协议，双方就必须遵守，因为诚信是商业经营的根本原则。

价格不是万能的

企业间的竞争是多方面的，其中，价格竞争无疑是最惨烈的，这是因为低价既让人瞩目，又是消费者所希望的。而且顾客对品质的感觉不尽相同，也不准确，他们可能看不出不同企业产品质量的高低，但就算是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价格的差别。

下面是哈佛大学的布莱克教授随堂和学生展开的一场简单博弈，从中可以看出价格竞争的破坏力。

布莱克教授首先告诉学生，他要举办一场拍卖会，不过这并非单纯的随堂练习，所有的买卖都是真实和具有实际效力的，出价最高的人必须用其所出的价钱把布莱克教授所卖的东西买回去。布莱克教授所卖的是一张100元的美钞。他从1美分起拍，并问有多少人愿意用这个价钱把这张美元大钞买回去，结果几乎所有人都举了手。接着布莱克教授把出价慢慢提高，但只要他的出价低于100美元，差不多每个人都愿意接受他所提出的价格。竞标一直持续到接近100美元为止，此时他问学生，有谁愿意出100美元以上，结果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出价停止后，布莱克教授就向中标的学生收了100美元，然后把100美元交给她。

拍卖结束后，布莱克教授把学生训了一顿，因为他们白白地损失了一大笔钱。他愿意只收1美分就把100美元的美钞卖掉，他们却因为贪心而错失了这个赢利的机会。由于彼此之间不断地竞争，出价便一路走高，最后造成中标者无利可图。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学生势必会把价格喊到100美元。只要标价低于100美元，每个学生都会喊出比其他的同学稍高一点的价格，最后自然把标价涨到100美元。只要有足够多的学生是理性的，他们就一定会互相竞价，进而使价格逼近所卖物品的价值。

当竞争迫使公司不得不压低产品的价格时，公司所受的伤害最大。假设有两家公司在卖一样的产品，产品的制造成本都是30美元；而且很幸运的是，有很多顾客愿意花100美元来买这个东西。既然两家公司卖的产品都一样，顾客当然愿意从较便宜的公司买到产品。

在布莱克教授的例子中，如果他的学生联合起来，他们只需要出1美分，就可以拿到100美元。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两家公司合作，它们一定会把价格定在100美元，并吃定顾客。

可是，一旦公司之间进行价格竞争，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另一家公司卖100美元，你同样可以卖100美元，并掌握一半左右的客源；或者你也可以卖得便宜一点，并把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拉过来。这显然不是什么坏事。然而，同样的博弈逻辑也适用于你的竞争对手。

如果双方都想把价格压得比对手低，那么价格会一路跌到成本线，最终双方都无利可图。企业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自我毁灭的价格竞争呢？如果没有反垄断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成价格同盟，以同样的价格出售。但是在反垄断法的约束下，这样的协议是非法的。

企业间的竞争可以围绕品质、服务、商标或产品的颜色等进行，但一定要设法避免恶性的价格竞争。只要陷入价格竞争，高额利润就成为空谈。竞争对手之间应该尽量保持默契，绝不涉足价格竞争。当然，即便这种默契有效，依然可能吸引新的对手来竞争。如果价格竞争势在必行，那就把价格方案设计得尽可能怪异一些，使顾客无法直接分出高下。

冒险越早越好

网球选手都很清楚，在第一发球的时候应该冒险，第二发球则必须谨慎。如果第一发成功，那么你就可以一举领先，占据主动；就算第一发失误，比赛也不会就此结束，你仍然有时间来应对。

网球选手的冒险策略，其实揭示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假如必须冒险，那么这冒险开始得越早越好。

1974年12月的一天，保罗·艾伦到哈佛大学看望比尔·盖茨。他在《大众电子学》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一个醒目的标题：“世界上第一部微型电脑，堪与商用电脑匹敌。”

盖茨和艾伦都意识到：个人电脑将创造一个奇迹！一旦电脑像电视机一样普及，对软件的需要将无穷无尽。到那时，他们这些软件设计天才的前途将不可限量。

盖茨和艾伦决定立即行动，他们给世界上第一部微型电脑的制造者罗伯茨打电话，自称是西雅图交通数据公司的代表，说他们正好开发了一种BASIC语言，只要稍微改动，就可以用到阿尔塔8080上，询问罗伯茨对此是否有兴趣。其实他们根本还没有着手编写所谓的BASIC语言，只不过他们的冒险及早下手，否则机会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

罗伯茨从声音上听出这是两个孩子，他冷冰冰地告诉他们，至少有50个人对他说过相同的话，而他只想看结果，谁最先给出成熟的语言，他就跟谁做生意。

盖茨和艾伦都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们不想等待，让机会白白溜走。于是立即给罗伯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已研制成了一种可以在所有8080微处理器上使用的BASIC语言翻译器，他们愿意通过罗伯茨的公司，出售拷有这个软件的磁盘，每套仅收0.5美元。罗伯茨看见信，才改变主意，认为这两个孩子说的可能是真的，于是他按信封上的电话号码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

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心里很清楚，关键是赶快拿出东西来，说不定还有别的人在做一样的工作，他们必须抢在前面。一连8个星期，比尔·盖茨没有去上课，也没工夫再去玩牌，他和保罗·艾伦两个在机房中废寝忘食，埋头苦干，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当体力不支的时候，他们就躺在工作台后打个盹，一醒过来，又接着干。

罗伯茨问他们何时能去阿尔伯克基演示他们的BASIC语言。最初，盖茨说只需三四个星期。他的确只用3周时间就编完了程序，但接下来，竟耗费了4周时间对其进行修改，直至满意。盖茨事后说，在他写的所有程序中，他最骄傲的就是在哈佛苦干8周而完成的这个BASIC程序。他说：“这是我写得最棒的一个。”

1975年，正在读哈佛大学三年级的比尔·盖茨决定退学，他和保罗·艾伦创建了微软公司，当时他才20岁，而艾伦也只有22岁。从他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退学，绝对是一个极其冒险的策略，但在难得的机遇面前，比尔·盖茨没有选择保守的策略，毅然离开了哈佛大学。毕竟他还非常年轻，年轻就是资本，他有资本去冒险赌一把。

微软公司成立后，他们就同罗伯茨的微型仪器公司签订了第一个合同，把销售BASIC语言软件的专利权授予微型仪器遥测系统公司。

巨变就此开始，微软早已是全世界最大的软件生产商，而比尔·盖茨十几年来蝉联全球首富的位置也早已不再是新闻。

如果想要冒险获得较大收益，那么越早进行越好。越早冒险越好的策略同样适用于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面，无论是职业选择、投资还是约会。

曾有人说，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在事业上失败一次，在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长大。不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样的老话，失败来得越早越好，要是30岁、40岁之后再经历失败，有些事很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马太效应

哈佛大学很有钱，这不是新闻。哈佛校产管理公司一直维持高获利率，哈佛大学还不断吸纳大额捐款，更令美国其他大学羡慕不已。例如在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哈佛商学院校友维斯捐给哈佛1.25亿美元，创设“维斯生物工程研究所”，这是哈佛校史上最大的单笔个人捐款。哈佛之所以会有强大的吸金能力，“马太效应”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在1973年正式提出马太效应：“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莫顿用这句话概括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在经济上，马太效应也反映了一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现象。

在博弈论中，马太效应对于领先者来说是一种优势的累积，当你已经取得一定成功后，就容易取得更大的成功。强者会更强，弱者会更弱。强者随着优势累积，将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马太效应告诉我们，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目标领域有强大对手的情况下，就要另辟蹊径，找准对手的弱项和自己的优势。它揭示了个人和企业资源的需求原理，是影响个人事业成功和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则。

马太效应就在我们身边，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其无处不在发挥作用：

马太效应在教育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偏爱重点校，善待高分生；放弃薄弱校，制造后进生”，形成“显人才”和“潜人才”的分化与对应，制造“精神贵族”和“精神乞丐”，而前者从一开始就被教师格外重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成绩中下等的学生，甚至包括一些成绩比较好的学生，都认为学校和老师不公平，使他们经常受冷落。这些“精神乞丐”一开始就伴随着淘汰教育，于是很多“潜人才”就理所当然地充当了“陪衬品”的角色，被“牺牲”了。

马太效应的博弈法则应用在市场经济中，就是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是向低投入、高产出的企业和商品倾斜。越有声誉的企业和商品，越能获得效益，而这些效益反过来又能维持和促进企业及商品获得更大的影响力。

而在当代，“成名”已经成为“成功”的最快捷方式。影响力大的人，会有更多抛头露面的机会，传媒更愿意采访报道他，商家更愿意邀请他拍广告，他也会因此更加有影响力。

社会学家罗伯特·法兰克教授认为，在“赢家通吃”的社会，游戏规则往往都是有影响力的人制定的，而“规则的制定者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结果进一步强化了马太效应。正如朋友多的人会借助自己的影响力得到更多的朋友，而缺少朋友的人则会一直孤独下去。

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社会，善用马太效应，你就会成为赢家。

最具破坏力的谈判

假设两位哈佛学生要分配100美元，其中一个人是提议者韦伯，另一个人是响应者贾斯汀。分配这100美元的规则很严格：两人分别在不同的房间，无法互相交流，通过掷硬币来选择谁有权分配这些钱。分配者可以决定如何分配这笔钱，而另一个人只能表示同意或拒绝。如果应答者表示同意，那么交易成功；如果他拒绝，那么两人就什么都得不到。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游戏都算结束，而且不再重复。

假设韦伯和贾斯汀都是理性人，即两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来进行优势决策。在这个博弈中，博弈参与者双方不但完全知道要分配的金钱数额，而且也知道对方的效用情况及博弈的后果，因此这是一个有两人参加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一次性动态博弈。

此时，如果你是两人中的一员，你该如何抉择呢？凭直觉，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平均分配，因为这种分法很公平，也容易被接受。然而，胆大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分给对方不足一半的数额，也照样可以完成交易。

如果你是响应者，你会怎么做呢？作为响应者，你唯一能做的是，对给定数额的钱表示同意或拒绝。如果对方给你1%，你愿意拿着1美元，而让对方吞掉99美元吗？或者你宁可什么都不要？如果对方只给你0.01%，你又会怎么做呢？1美分难道不比什么都没有更好吗？

在这里，讨价还价是严格禁止的。提议者只能提供一种选择，而响应者或者同意，或者拒绝。

而作为提议者，将分给你方多少呢？

如果提议者足够贪婪，此时他最理性的方案是分给你尽可能少的钱，比如1美分，而自己得99.99美元。你如果接受至少能得到1美分，如果拒绝便什么都得不到。

作为响应者，如果你足够理性，不管对方分给你多少，你都应该选择同意，因为这是你的占优策略。在这一博弈中，显然存在着多重纳什均衡解，即（99，1），（98，2），（97，3），……（1，99）。但是，从追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角度出发，提议者会尽可能地最大化自己的份额，而响应者不应该拒绝任何大于0的份额，因为有总比没有好。

但是这种根据理性人假定得到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现吗？不少经济学家进行了这种博弈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有2/3的人开价在40%～50%，只有4%的人开价不足20%。开出如此低的数额要冒一定风险，因为很可能被对方拒绝。在所有的响应者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对不足20%的开价予以拒绝。

上述游戏在博弈论中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是一种最简单的谈判博弈。

这里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任何人都可能以“太少”为由而拒绝分配方案呢？

我们都知道，博弈论隐含了这么一个前提假设：博弈双方都是完全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然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中，“理性人”的假定与实际完全不符。

根据美国学者的比较文化研究，不管是在亚马孙流域的原始部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实验结果总是与基于人之自私性的理性分析大相径庭。与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崇尚公正的结果。

博弈论中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博弈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参与博弈的双方不可能绝对平等。最后通牒博弈正是如此，它是讨价还价问题的基本模型，揭示了讨价还价中的基本特征。

第一，讨价还价中双方都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第二，讨价还价中双方并非处于绝对平等的地位，双方在实力、信息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对称。

第三，最后通牒博弈表明讨价还价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只要谈判还未结束，就不能算达成最后的协议。且在这个过程中，当一方的出价或还价超过对方的心理限额，即使对方尚有利可图，也会拒绝该出价或还价，导致谈判的破裂。所以，在谈判博弈过程中，最后通牒往往最具破坏性，这也是最后通牒博弈对理性人假设的一种挑战。

边缘策略

在《承诺与威胁》一课中，我们提到过，边缘策略的本质在于故意创造风险。这个风险大到让你的对手难以承受，从而迫使其先妥协，以化解这个风险。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灵活运用边缘策略，故意走到边缘也可以提升自己的主动权。

一个美国画商看中一个印度人手中的三幅画，这三幅画均出自名家之手。这位美国人自以为很聪明，他认定：这三幅画都是珍品，必有收藏价值，这三幅画经过一段时期的收藏肯定会大大升值，那时自己就可以发一笔大财。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也要买下这三幅画。

他问印度人：“先生，你带来的画不错，如果我要买，你看要多少钱一幅？”

“你是三幅都买呢，还是只买一幅？”印度人反问。

“三幅都买怎么讲？只买一幅又怎么讲？”美国人开始算计了。

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和印度人敲定一幅画的价格，然后，再和盘托出，把其他两幅一同买下，肯定能占点儿便宜，多买少算嘛！印度人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只是表情上略显难色。

美国人沉不住气了，他说：“那么，你开个价，一幅要多少钱？”

这位印度人是一个商业精，他知道自己的画的价值，而且他还了解到，美国人有个习惯，喜欢收藏古董名画，他要是看上，绝不会轻易放弃，必肯出高价买下。并且他从美国人的眼神中看出，这个美国人已经看上了自己的画，心中就有底了。

印度人于是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回答说：“先生，如果你真心诚意地买，我看你每幅给250美元吧！这够便宜的了！”

美国画商并非商场上的庸手，他抓住多买少算的砝码，一美元也不想多出。于是，两个人讨价还价，谈判陷入僵局。

印度人突然恼羞成怒：“看来我的画是没能让您这位大行家满意，那留着它们还有什么用，不如烧掉！”说完起身离开谈判桌，但他并未将三幅画都拿出去，而只是拿起一幅到外面烧掉。

美国人惊讶之极，开始紧张起来，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对于烧掉的那幅画惋惜心痛不已。他小心翼翼地问印度人剩下的两幅画卖多少钱。

想不到烧掉一幅画后的印度人口气更是强硬：“两幅画低于750美元不卖。”

美国画商觉得太亏了，少了一幅画，还要750美元，于是强忍怒气再次拒绝，要求少一点价钱。想不到，那位印度人不理他这一套，又怒气冲冲地拿出一幅画烧了。这回，美国画商再也难以保持矜持了，他担心在他看来有点丧失理智的印度人把最后一幅也烧掉，他太爱这幅画了。他又问最后一幅画多少钱。想不到印度人张口还是750美元。

画商生气了：“三幅画与一幅画怎么能一样价钱呢？你这不是公然欺诈吗？”

印度人回答：“这三幅画均出自知名画家之手，本来有三幅的时候，相对来说价值小点儿。如今，只剩下一幅，可以说是绝宝，它的价值已经大大超过了三幅画都在的时候。现在我告诉你，这幅画750美元不卖，如果你想买，最低得出价1000美元。”

美国画商一脸苦相，没办法，最后以1000美元成交。

我们已经知道，边缘政策的本质在于故意创造风险。印度人连烧两幅画的行为，向美国画商传递了毫不退缩的信号，使画商感到印度人的威胁可置信。画商在难以割舍那幅画的前提下，只好忍痛出高价购买。

风险与边缘政策会从根本上改变讨价还价的进程，以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促使协议的达成。边缘政策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在于有时候大家确实会越过边缘，在故事中因谈判破裂而烧掉最后一幅画的情况确实有可能出现。双方可能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遗憾，但这些事情一旦发生就难以挽回。

报价是一门艺术

爱迪生在美国某公司当电气技师时，由于他的一项发明获得了专利，公司经理表示愿意购买他的这项专利权，并问他要多少钱。当时，爱迪生认为能卖到5000美元就很不错了，但他并没有说出来，只是督促经理说：“我的这项发明专利权对公司的价值你也是知道的，所以，价钱还是请您自己说一说吧！”经理报价道：“40万元，怎么样？”谈判当然是没费周折就顺利结束了，爱迪生因此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款，为日后的发明创造提供了资金。

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报价是一门深刻的艺术。一个优秀的推销员面对顾客时很少直接发问：“您想出什么价？”而会不动声色地说：“我知道您是个行家，经验丰富，根本不会出20元的价钱，但您也不可能以15元的价钱买到。”这些话似乎是随口说来，但实际上是在利用先报价的先发优势，无形之间就把讨价还价的范围限制在15～20元。很明显，先报价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有一些好处。但是它泄露了一些情报，对方听了以后，可以把心中隐而不报的价格与之相比较，然后进行调整：合适就拍板成交，不合适就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杀价，此时，后报价者则有了一种后发优势。

基尔是个没落的法国贵族后裔，为了维持生计，他想把家藏的一幅油画卖给一位爱好收藏的富翁。基尔认为这幅油画至少值40万法郎，而富翁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他认为这幅油画最多只值50万法郎。这样来看，如果能顺利成交，那么油画的成交价格会在40万～50万法郎。如果把这个交易的过程简化为：由富翁开价，而基尔选择成交或还价，如果富翁同意基尔的还价，交易顺利结束；如果富翁不接受，交易结束，买卖没有做成。

在这一讨价还价博弈中，基尔拒绝由富翁开出的任何低于40万法郎的价格，这是很显然的。如果富翁开价45万法郎购买油画，基尔在这一轮同意则只能卖得45万法郎；如果基尔不接受这个价格反而在第二轮博弈提高到49万法郎，富翁仍然会购买此幅油画。基尔如果有点贪心的话，显然会再次还价。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富翁先开价，基尔后还价，卖方基尔可以获得最大收益，这正是一种后发优势。

事实上，如果富翁懂得博弈论，他可以改变策略：要么后出价，要么是先出价，但是不允许基尔讨价还价。一次性出价意味着，如果基尔不答应，富翁就坚决不会再继续谈判，也不会购买基尔的油画。这个时候，只要富翁的出价略高于40万法郎，基尔一定会将油画卖给富翁。因为40多万法郎已经超出了基尔的心理价位，一旦不成交，就一分钱也拿不到，只能继续为贫穷所困。

博弈理论已经证明，当多阶段的谈判博弈是奇数阶段时，先开价者具有先发优势；是偶数阶段时，后开价者具有后发优势。

因此，先报价和后报价各有利弊，谈判中是选择“先声夺人”还是“后发制人”，要根据不同情况而灵活处理。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准备比较充分，而且知己知彼，就一定要争取先报价；如果你的谈判技巧不及对方，那么你就要沉住气，不要先报价，而要从对方的报价中获取信息，及时修正自己的策略。若你的谈判对手是个外行，那么，不管你是“内行”还是“外行”，都要争取先报价，力争牵制、诱导对方。自由市场上的老练商贩，大都深谙此道。当顾客是一个精明的家庭主妇时，他们就采取先报价的技术，准备着对方来压价；当顾客是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时，他们大部分都是先问对方“给多少”，因为对方可能会报出一个比商贩的期望值还要高的价格，如果先报价，就会失去这个机会。

另外，不论是先报价还是后报价都需要一个好的策略，需要一些特殊的报价方法，这就涉及语言表达的技巧。同样是报价，表达方式不同，其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假设一个保险公司为动员液化石油气用户参加保险，宣传说：参加液化气保险，每天只交保险费一元，若遇到事故，可得到高达一万元的保险赔偿金。这种说法，用的是“除法报价”的方法。它是一种价格分解术，是以商品的数量或使用时间等概念为除数，以商品价格为被除数，得出一个数字很小的价格商，使买主对本来不低的价格有一种低廉的感觉。像上面的保险项目，如果说每年交保险费365元，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365相对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而用“除法报价法”说成每天交一元，在心理上人们比较容易接受。

除了这种“除法报价法”，还有“加法报价法”。有时，怕报高价会吓跑客户，就把价格分解成若干层次渐进提出，使若干次的报价，最后加起来仍等于当初想一次性报出的高价，这就是“加法报价法”。

假设一个文具商向画家推销一套作画用具，如果他一次性报出一个高价，可能画家根本不买。但文具商可以先报出笔价，价很低；成交之后再谈墨价，要价也不高；待笔、墨卖出之后，接着谈画布的价钱……逐步抬高价格。画家已经买了笔和墨，自然想索性买一整套，讨价还价中就很容易做出让步了。

有时谈判双方出于各自的打算，都不会先报价。这时，对于各方来说，就有必要采取激将法让对方先报价。譬如当你与对方绕来绕去都不肯先报价时，你不妨突然说一句：“噢！我知道，你一定是想付30美元！”对方就有可能争辩：“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只愿付20美元。”他这么一辩解，就等于报出了价，你就可以在这个价格上讨价还价了。

商业谈判中的报价与商品的定价有相似之处，谈判中的报价也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商品定价，因此在谈判中的报价技法也可以借鉴商品定价的方法与策略。但总的来说，关键还是博弈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如果你能灵活运用博弈的技巧，那么你就会是受益更多的一方。

最小化与最大化

自2008年起，哈佛大学率先公布以降低学费为核心的学费调整标准，降低了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的求学成本，以吸引和培养更多高质量的人才。这对很多贫穷的优等生来说，绝对是一大福音。从博弈论的角度而言，降低上学的成本，能够使这部分学生从大学生活获得更大的收益。

降低学费，是哈佛大学主动之举，是一个顶级大学的气度和远见的体现，但在商业活动中，这种风度是极少出现。对于商业竞争的参与者而言，讨价还价就是为了让自己投入的成本尽可能最小化，并使收益最大化。

商业博弈中，参与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所付出的成本能否保证自己获得大于成本的收益，这是进行商业投资的基本前提。

成本—收益分析的特征是：自利性、经济性、计算性。具体来说，成本—收益分析追求的收益是行为者自己的收益，而不是他人的收益。由于参与者具有自利的动机，总是试图在经济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成本—收益分析蕴涵着一种量入为出的计算理性，参与者要使自己的经济活动达到获得利益的目的，就要对自己的投入与产出进行计算。成本收益的计算特性是达到经济性的必要手段。

在商业活动中，成本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资源的价值牺牲，它可用货币单位加以计量，而且几乎任何成本都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为我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看付出多少成本和获得多少收益。而要获得收益，就必须进行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如果成本大于收益，一般都是不会去做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打算开一家服装店。在计算成本时，你可能会考虑到店面的房租、进货的费用、借款的利息、付给雇员的工资、水电费、税款等，在扣除这些费用之后，你认为自己还会赚到钱，才会开这样一家店。但这样的计算是不完全的，除去可见成本的投入，还有很多隐蔽的成本被忽略掉了：你漏掉了自己的工资，你垫付的资金的利息等。只有把这些成本也考虑在内，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那么开服装店才是值得的。

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在内的，是你因此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如你同时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开服装店，另一个是开礼品店，而二者只能选其一。那么在选择开服装店的时候，由于资金的限制，你就必须放弃开礼品店的想法，这是在决策时所产生的成本。并且同时要考虑到，自己所投入的时间、精力等，以此来评估自己如何选择才能运用这些成本产生最大的效益。

计算成本需要全面地思考和精细地计算，那么该如何减少成本来最大限度地获利呢？

首先，要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而且要保证信息的有效和真实。这就为自己做出决策时降低了机会成本损失的概率，也为自己的投资提供了更有利的指导。

其次，要在保证商业行为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减少开支，进行同类成本的合并和缩减，等等。比如当一个服务员能够同时担任点货员和服务人员的时候，如果他有足够的能力担任这两个角色，就不用再额外增加成本支出，但这也要根据企业或商家规模的大小和职能部门的分配情况来具体分析。

最后，要注意市场的开发和买卖关系的均衡，也就是保证资金流通的顺畅和商业活动的进行。当没有资金流入，没有客户买你的东西时，即使成本投入再少也不能回收，更谈不上获利，所以保证买卖的正常运行是获益的一个最关键步骤。商业行为的模式千差万别，但最终目的都是获得收益，所以在进行投资运作的时候，怎样计算成本和收益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从实际出发，眼光要放长远。

第二十二课　预期与变数

爱情也是一种博弈，哈佛教授虽然没有教大家谈恋爱的义务，但哈佛的博弈课程在无意中发挥了这种作用。在追求异性的时候，只有主动出击才能赢得主动，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双方由恋人迈向婚姻的过程中，双方如何互动则是必须慎重考虑的。而即便双方顺利踏入婚姻殿堂，婚后能否带来预期效用，还存在变数。如何经营好自己的感情生活，博弈论会告诉你。

表达的信号

哈佛大学的男生都很聪明，他们在情人节的时候都会为女友或心仪的女孩子送上一束玫瑰花，因为他们深知，情人节的花是爱的信号，如果女人在情人节的时候没有收到花会很失望。

女人往往无法确定身边有没有男人正浪漫地追求自己。由于男人在情人节的时候都习惯送花给自己仰慕的女性，因此没有收到花的女人自然会很失落，她明白，可能没有哪个男人正在深情地追求自己。对很多女人来说，情人节等于是审判日，多数没有收到花的女性会觉得深受打击。

花都很贵，尤其是在情人节的时候，又以玫瑰花最贵。因此，对女朋友不太关心的男人便不会破费买花给女朋友。而确实关心女朋友的男人能不能说服自己的女朋友，自己根本不需要在情人节买花给她？可以，但这就好比是聪明人在说服雇主，就算自己没有把大学读完仍然很厉害一样。人们普遍认为，大学毕业是聪明人与笨蛋的分界，只有聪明人才上得了大学，能考上哈佛大学的，更是出类拔萃。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如果几乎每个聪明人都上过大学，那么没有毕业的人根本就不可能很聪明。

同样，如果几乎所有比较关心女朋友的男人都会买花给女朋友，那么大多数的女人就会相信，没有收到花代表男朋友不关心她。于是男人便陷入了麻烦，因为不送花将使他们损失更多。不关心女朋友也不买花给女朋友的男人有说谎的激励，并假装自己还是很关心女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关心但不买花的男人便很难让女朋友相信自己的心意。此外，如果女人知道男朋友明白自己没有收到花会生气，那么当她没有收到花时，她自然非生气不可，因为此时男朋友等于是故意伤她的心。我们大家都处在情人节博弈的恐怖陷阱中，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所有的男人都浪费一大堆钱去买那种既昂贵又容易枯萎且到处都是刺的植物。

麦穗理论

对于伴侣的选择，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婚姻无异于女人的第二次生命。哈佛大学医学院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教授认为：“如果找配偶面临困难，你的身体和寿命会受影响。”因此，无论是对于女性还是男性，择偶时必须慎之又慎，那么如何用博弈论指导自己的择偶行为呢？

择偶观里有一个著名的“麦穗理论”，是说我们寻找伴侣时如同走进了一个麦田，一路有麦穗向我们招手，很多人不知道摘取哪一支，因而会有踌躇、遗憾和悲伤。再花心的人，也得选择一个人来陪伴自己走过人生的旅程。当然，不排除极少数人会在短短一生里一换再换。

“麦穗理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师徒之间的故事。

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让他先到麦田里去摘一棵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来，只能摘一次，并且只可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于是按照老师说的去做，结果他两手空空地走出了麦田。苏格拉底问他为什么没摘？他说：“因为只能摘一次，又不能走回头路，其间即使见到最大最金黄的，因为不知前面是否有更好的，所以没有摘；走到前面时，又发觉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早已错过了，因此我什么也没摘。”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又一天，柏拉图问老师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让他先到树林里标出一棵最大、最茂盛的树，同样只能标一次，也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这次只找到一棵普普通通、不是很茂盛也不算太差的树。老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当我走到大半路程还两手空空时，看到这棵树也不太差，便标记了下来，免得最后又一无所获。”

老师说：“这就是婚姻！”

完美的爱情和婚姻是很难得的，大多数人只是凑合着找个人过，甚至是将错就错，完全合适的几率很小。

现在不妨假设有20个单身男子都有意追求某个女孩，这个女孩的任务就是从中挑选最满意的一位作为结婚对象。从这20个里面选出最好的一个并非易事，该怎么做才能取得这个结果呢？

一方面，要考虑的是约会时对对方真实性格、人品的判断。约会时，男女双方一开始都先展示自己的优点，掩盖自己的不足。当然，他们都想了解对方的一切，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对于女孩来说，男朋友赠送的花是相对廉价的，而贵重的钻石、金表、项链等礼物也许更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心。有句话说：“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有多深，就会为她掏出多少钞票。”这是一个人乐意为你付出多少的可靠证明。然而，礼物值多少“钱”对于不同的人是有差异的。对一个身价亿万的有钱人来说，送一颗名贵钻石可能比带你出去游山玩水的代价要低得多。反之，一个拼命工作的穷小子，送一颗钻石对他而言，就显得有点奢侈。

另一方面，要考虑采取何种方法来筛选出比较合适的异性。很明显，最好的方法是和这20个人都接触一遍，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经过对比筛选，自然容易找出最满意的人，然而这种方法明显很不现实。那么，不妨假定更加严格的条件：每个人只能约会一次，而且只能一次性选择放弃或接受，一旦选中结婚对象，就没有机会再约会别人。那么最好的选择方法存不存在呢？

显然，你不应该选择第一个遇到的人，因为他最适合的几率只有1/20。直接把筹码放在第一个人身上，也是最糟的赌注。当然，后面的人情况都相同，每个人都只有1/20的几率成为最适合者。

可以将所有的追求者分成组（比如分成5组，每组4人），首先从第一组中开始选择，同第一组中每一个男性都约会，但并不选择第一组中的男性，即使他再优秀、再完美都选择放弃。因为，最合适的对象存在于第一组中的几率不过1/5。

如果随后遇到比这组人更好的对象，就选择这个人。当然这种方法像“麦穗理论”一样，并不能保证选择出的是最满意的，但可以确定是比较满意的。无论是选择爱情、职业、婚姻、朋友，最优结果只可能在理论上存在。不要把追求最佳人选作为最大目标，而要设法避免最差的选择。这种规避风险的观念，对我们在做人生选择时非常有用。

让步的技巧

塞缪与珍妮是一对恩爱夫妻，现在有一个难得的周末，该怎么度过好呢？晚上有一场球赛，塞缪是个铁杆球迷，凡有比赛每场必看。不巧的是，晚上在百老汇剧院将上演一场非常著名的音乐剧，这是珍妮的最爱。

那么，塞缪在家看球赛，珍妮去剧院看音乐剧，不就解决了吗？问题在于，他们是感情非常好的伴侣，如胶似漆，分开才是他们最不乐意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就面临一场博弈了。为了更加形象地展示双方的收益情况，我们借助一个利益矩阵加以说明：

塞缪与珍妮收益矩阵

从收益矩阵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一夫妻博弈中，共有两组均衡解：如果都留在家看球赛，塞缪收益是2，珍妮收益是1；如果同去欣赏音乐剧，珍妮的收益是2，塞缪的收益是1。最终到底是哪组胜出，这取决于夫妻双方哪一人更“强势”。而胜利的一方无疑进行着“温柔的独裁”，因为收益为1的那一人，虽然没看到自己想看的节目，但还是实现了夫妻双方“共度良宵”的预期。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实际生活中人的行为和理论会出现偏差。博弈的基本假设是双方都是理性人，参与者在做决策时会尽量使利益最大化。由于在现实中人不一定完全理性，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这个夫妻博弈，由于双方是相爱的，所以自然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感受，不仅要“共度良宵”，还要“愉快地共度”。因此，塞缪会想：若勉强她和我一起看球赛，她心里肯定不愉快，所以还是看音乐剧吧。而珍妮则会想：若勉强他和我看音乐剧，他一定不舒服，还是看球赛吧——结果是陷入了尴尬的两难，最后很可能是既不看球赛也不看音乐剧，双方的收益同时降低。

换一个角度说，人们在做出某项行为之前，会对结果有一个预期，在做出选择之后，将结果与预期相比较，吻合的程度是满足感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既不看音乐剧也不看球赛的话，双方都不会满足。

这里的夫妻虽然不是理性的，却是充满爱的，因为为对方着想，使得最后的结果不理想。如果人是完全理性的，夫妻二人会选择两个节目中的一种，让其中一方收益最大化，这虽然会带来一种“独裁”，但它是温柔的。

那么人到底是理性好，还是感性好呢？

如果两个人不相爱，非要让对方满足自己，夫妻之间就可能要吵架了，而夫妻之间的吵架也是一场博弈，也可以用囚徒困境策略来解释。

如果夫妻吵架，双方都有两种策略：强硬或让步。博弈的可能结果有四种组合：夫强硬妻强硬、夫强硬妻让步、夫让步妻强硬、夫让步妻让步。其结果往往是选择夫妻共同让步的比较多，因为无论采取其他哪种策略，都不可能达到共赢的局面，只有双方都选择让步策略的时候，共赢才可能出现。

帕累托最优

一个年轻漂亮的美国女孩，在一家大型网上论坛金融版上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帖：我怎样才能嫁给有钱人？

我下面要说的都是心里话。本人25岁，非常漂亮，是那种让人惊艳的漂亮，谈吐文雅，有品位，想嫁给年薪50万美元的人。你也许会说我贪心，但在纽约年薪100万美元才算是中产，本人的要求其实不高。

这个版上有没有年薪超过50万美元的人？你们都结婚了吗？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嫁给你们这样的有钱人？我约会过的人中，最有钱的年薪25万美元，但要住进纽约中心公园以西的高级住宅区，年薪25万美元远远不够。我是诚心诚意来请教的。有几个具体的问题：

第一，有钱的单身汉一般都在哪里消磨时光？（请列出酒吧、饭店、健身房的名字和详细地址。）

第二，我应该把目标定在哪个年龄段？

第三，为什么有些富豪的妻子看起来相貌平平？我见过一些女孩，长相如同白开水，毫无吸引人的地方，却嫁入豪门，而单身酒吧里那些迷死人的美女往往运气不佳。

第四，你们怎么决定谁能做妻子，谁只能做女朋友？（我现在的目标是结婚。）

——波尔斯女士

下面是一个华尔街金融家的回帖：

亲爱的波尔斯：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看完了贵帖，相信不少女士也有跟你类似的疑问。让我以一个投资专家的身份，对你的处境做一下分析。我年薪超过50万美元，符合你的择偶标准，所以请相信我并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从生意人的角度来看，跟你结婚是个糟糕的经营决策，道理再明白不过，请听我解释。抛开细枝末节，你所说的其实是一笔简单的“财”—“貌”交易：A方提供迷人的外表，B方出钱，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你的美貌会消逝，我的钱却不会无缘无故减少。事实上，我的收入很可能会逐年递增，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漂亮。

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我是增值资产，你是贬值资产，不但贬值，而且是加速贬值！你现在25岁，在未来的五年里，你仍可以保持窈窕的身段，俏丽的容貌，虽然每年略有退步。但美貌消逝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如果它是你仅有的资产，十年以后你的价值堪忧。

用华尔街术语说，每笔交易都有一个仓位，跟你交往属于“交易仓位”，一旦价值下跌就要立即抛售，而不宜长期持有——也就是你想要的婚姻。听起来很残忍，但对一件会加速贬值的物资，明智的选择是租赁，而不是购入。年薪能超过50万美元的人，当然都不是傻瓜，因此我们只会跟你交往，但不会跟你结婚。我劝你不要苦苦寻找嫁给有钱人的秘方。顺便说一句，你倒可以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年薪50万美元的人，这比碰到一个有钱的傻瓜的胜算要大。

在猎鹿博弈的分析中，我们曾经提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是经济学中一个并不美丽的设想，是指双方可以通过合作来让彼此实现最大利益。在两性博弈中，很多以美貌为仅有资产的女人希望找到有钱的老公，然而对于那些有经济头脑的男人来说，漂亮并不能保值增值，只会日益贬值，所以双方没有办法达到各自的帕累托最优。这时候，其中一方要想有所改善，就必然损害到另一方。显然，被损害的一方通常是资源已基本被充分利用了的女方。

美丽的女人应该收起自己美丽的幻想，希望靠自己漂亮的脸蛋拴住男人是不切实际的做法，聪明的女人应该提高自己的修养和内涵，让自己的心灵永葆青春，这样才可能在男人眼中保持恒久的魅力。

第二十三课　选择与命运

决定命运的是选择以及我们为之付出的行动，有志者立长志，且每天鼓励自己勉强地向前行走，而不停滞。

不再拖延

人们大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可能会对那些他们需要在目前重点关注的任务进行拖延，转而去做那些对他们来说更加有趣或者更加容易的事情。拖延者的工作时间并不比他人少，但是他们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投入了过多的宝贵时间。哈佛大学人才学家哈里克说：“世上有93%的人都因拖延的陋习而一事无成。”

怎样才能克服拖延的习惯呢？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原因都必须在你错失潜在机遇或者损害到你的职业生涯前被识别、处理并被有效控制。

当然，你不必非要等到新年来临才能下一番决心。比如要克服赖床的习惯，每天晚上，你可能决心第二天清晨早起，使这一天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根据过往的经验，你很清楚，当第二天清晨来临时，你会更愿意在床上再赖半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是夜间坚决的自己与清晨意志薄弱的自己之间的一个博弈。

在这个博弈中，清晨的自己具有后行动的有利条件。但是，夜间的自己可以通过设定闹钟来改变博弈，以创造并抓住作为先行者的有利条件。这种做法被看作一种承诺，承诺闹铃一响就起床。夜间的自己还可以通过把闹钟放在房间里的衣柜上，而不是放在床头柜上，使承诺可信，这样，清晨的自己将不得不下床去关闹钟。如果这还不行，清晨的自己又直接跌跌撞撞地回到床上，那么，夜间的自己就必须想出另外的方法，或许可以使用一个同时开始煮咖啡的闹钟，这样，诱人的清香就会诱惑清晨的自己起床。

上面这个例子很好地解释了，为克服拖延，必须想方设法使策略行动在特定情形下可信。

控制并最终能够对抗拖延习惯的关键，是你意识到拖延的确发生了，然后了解拖延为什么会发生，并采取积极的手段管理自己的时间。

第一步：认识到自己正在拖延。

诚实地审视自我，了解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拖延任务。但是，首先你必须明确任务的优先次序，暂时搁置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不算拖延，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区分优先次序的行动。利用任务优先矩阵来展示任务的优先顺序，然后每天按照经过优化的任务清单开展工作。

第二步：认识你拖延的原因。

拖延的原因有可能在于你自身或者在于被拖延的任务。但不管如何都必须了解在各种形式下拖延的原因，这样你才能选择最好的策略加以克服。它们都可以被归结为两个主要的原因：你发现任务本身没有吸引力；或者你发现任务困难度很大。

第三步：克服拖延。

如果你仅仅因为不想做某件事而拖延，同时你又不能够将任务委派，那么你需要寻找能够激励自己的一些方法，以下一些办法可以帮到你：

（1）自我奖励，承诺给自己一个很棒的礼物；

（2）要求某人检查你的工作，这种方法在减肥项目中经常被使用，来自他人的压力有时候显得更重要；

（3）识别拖延后的严重后果；

（4）计算你工作时间的成本，你的雇主因为你能够帮助其解决重要的事情而付给你工资，而你不去做那些重要的事情，你就不是在为你的雇主创造价值。

如果你因为某个任务困难而拖延，那么你就需要采取另外一些策略：将任务进行分解，分解为可以被单个完成的行动计划，迅速针对那些小问题开展工作。尽管某些任务的逻辑次序不一定正确，但是这样做，你能够感觉到你正在取得一些成功，或者感觉到大任务本身可能也并不是无法被完成的。

认识到你正在拖延，并识别拖延的原因，采取积极的手段以克服困难，正确的方法是培养良好的时间管理与组织技能以及高效工作的习惯。

假使对某一件事，你发觉自己有了拖延的倾向，就应该立即努力改变它，不管这件事情如何困难，都要立刻动手去做。不要畏难，将拖延当作你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它将窃取你的时间、品格、能力、机会与自由，使你成为它的奴隶。要医治拖延的习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事务当前，立刻动手去做。

达成别人的目标

一个小伙子问一个老先生年龄多大了，老先生说：“给你出道题吧：把我的年龄加上12，再除以4，然后减去15，再乘以10，恰好是100岁。好了，你猜猜我的年龄吧！”

小伙子居然被难住了，好长时间都没回答出来。这时，在旁边玩耍的一个小孩子大声地说：“用100除以10，再加15乘以4，最后减去12，就是88岁！”

老先生哈哈大笑，说道：“不错，我正是88岁。”

这个小孩用的是倒推法。其实倒推法并不像强盗分赃那样神秘，我们每个人甚至在小学时代都已经常运用倒推法来解决数学题。只是成年以后，很少有人将这种思维方法抽象出来，作为自己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

将倒推法运用于人生博弈，能够给人生规划带来很大启发，如果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结果，那就看看能促使这种结果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只要促成这种原因发生就能够实现你想要的结果。

梦想代表了人们对于人生的美好期待，我们常听到有人说“要为梦想而努力”，但是要问他：你想过该怎样努力吗？大概很少有人能回答出来，这说明这些人没有想过或者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我们的梦想能不能实现或者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

19岁的查克在哈佛大学主修计算机，同时在一家科学实验室工作，他酷爱作曲，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出自己的唱片。

出于对音乐共同的热爱，他结识了一位喜欢作词的女孩，正是这位聪慧的女孩让他在迷茫中找到了实现梦想的道路。

她知道查克对音乐的执着，然而，面对那遥远的音乐界及整个美国陌生的唱片市场，他们一点门路都没有。

一天，女孩突然冒出一句话：“嘿！告诉我，五年后你希望自己在做什么？”

查克愣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女孩继续给他解释：“别急，你先仔细想想，你心中最希望五年后的你生活是什么样的？”

查克沉思之后，说出了自己的希望：第一，五年后他希望能有一张广受欢迎的唱片在市场上发行，得到大家的肯定；第二，他要住在一个有丰富音乐的地方，天天与世界上顶级的音乐人一起工作。

下面女孩的话对查克意义重大，她帮助他做了一次倒推：如果第五年他希望有一张唱片在市场上发行，那么，第四年他一定要跟一家唱片公司签约。那么，第三年他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作品能够拿给多家唱片公司试听。第二年，一定要有非常出色的作品已经开始录音。这样，第一年，他就必须把自己所有准备录音的作品全部编曲，排练就位，做好充分的准备。第六个月，就应该把那些没有完成的作品修饰完美，让自己从中进行筛选，而第一个月就要把手头上的这几首曲子做完。因此，第一个星期就是要先列出一个完整的清单，决定哪些曲子需要修改，哪些可以完工。话说到此处，她已经让他清楚自己当下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查克的第二个未来畅想，她继续推演，如果第五年他已经与顶级音乐人一起工作，那么第四年他应该拥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那么，第三年，他必须先跟音乐圈子里的人一起工作。第二年，他应该在美国音乐家的聚集地洛杉矶或者纽约开始自己的音乐旅程。

查克在女孩的这番倒推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路线，清晰的未来蓝图决定了他当下应该做的事情。第二年，他辞掉了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只身来到洛杉矶。大约第六年，他过上了当年自己畅想的生活。

当你为手头的工作焦头烂额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手来，静静地问一下自己：五年后你最希望得到什么？哪些工作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有助于你实现这个目标吗？如果不能，你为什么做？只有你能清清楚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时，你才算是具备实现理想的最基本条件。如果无法回答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检讨一下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种五年期的倒后推理过程，也可以延长或者缩短时间跨度，但思路是一样的。如果你没有清晰的目标，就必须一辈子为那些有清晰目标的人工作，事实就是如此。那时，当你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奔波时，所追求的不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而是努力为了达成别人的目标。

目标要分解

1984年，在东京国际马拉松邀请赛中，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夺得了世界冠军。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时，他说：凭智慧战胜对手。

当时许多人认为这个获得第一的矮个子选手是在故弄玄虚。马拉松赛是比拼体力和耐力的运动，只要身体素质好又有耐性就有望夺冠，爆发力和速度都还在其次，说用智慧取胜确实有点勉强。

两年后，意大利国际马拉松邀请赛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举行，山田本一代表日本参加比赛。这一次，他又获得了世界冠军。记者又请他谈谈经验。

山田本一不善言谈，回答的仍是上次那句话：用智慧战胜对手。这回记者在报纸上没再挖苦他，但对他所谓的智慧迷惑不解。

10年后，这个谜终于被解开了，他在自传中是这么说的：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40多公里外终点线的那面旗帜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目标的力量是巨大的。目标应该远大，才能激发你心中的力量，但是，如果目标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会因为长时间没有实现目标而气馁，甚至会因此而变得自卑。山田本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远大目标的好方法，那就是在大目标下分出层次，分步实现大目标。

其实这种方法，也是博弈论中“自组织临界”理论的一种应用。远景目标就像人们面前的一座大山，想一次解决它是难上加难，如果你尝试将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的小目标，就可以排除自己的畏难心理，坚定勇敢地为了目标而努力。

你可以把自己的目标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塔顶是你的人生目标。你定的每一个目标和为达到目标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指向你的人生目标。

金字塔由五层组成。最上面的一层最小，是核心。下面每一层是为实现上一层的较大目标而要达到的较小目标。这五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

1.人生总体目标

这包含你的一生要达到的两个至五个目标，如果你能达到或接近这些目标，就是实现了你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了。

2.长期目标

这是你为实现每一个人生总目标而制定的目标。一般来说，这些是你计划用10年时间做到的事情。虽然你可以规划10年以上的事情，但这样分配时间并不具体，也容易夜长梦多。制定长期目标是重要的，没有长期目标，你就可能有短期的失败感。

3.中期目标

这是你为达到长期目标而定的目标。一般来说，是你计划在5～10年内做的事情。

4.短期目标

这是你为达到中期目标而定的目标。实现短期目标的时间为1～5年。

5.日常规划

这是你为达到短期目标而定的每日、每周及每月的任务。虽然制定短期目标一直是奋斗者的主要策略，但是很多人不太懂得如何制定目标。

短期目标界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它使我们集中力量努力完成每一阶段的目标。短期目标是动用人力取得特殊结果的基本工具。

人生中每一个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一蹴而就，而在于步步为营，从冷静沉着中寻找出可行的办法。

卡耐基在一次演讲时曾说：“因为胸有成竹，所以不轻举妄动。时机尚未成熟便想一步登天，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圣经》中记载：阿十西德无论走到哪里，都播下苹果种子。我们应向他看齐，不过，我们播的是成功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为成功播种，然后再证实其有足够的时间茁壮成长，你便有了成功的果实。

成功当然越快越好，但是不要操之过急。操之过急的人，往往会有麻烦。避免麻烦比摆脱麻烦容易得多。所以，人要想顺利地、轻松地实现未来远景，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制定每一个事业发展阶段的短期目标。这样，你就可以踏着这些台阶，达到成功的目标了。

互补策略

为什么人际关系对我们如此重要？

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搭建人际关系首先体现了策略互补的思想，通过与朋友相互协作、优势互补，能够实现双赢，可以在社会竞争中实现自身更大的收益。

就像前面所提到的，凶残的鳄鱼能和弱小之极的燕千鸟结成友谊，原因就在于双方相互协作，实现了策略互补。

美国斯坦福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权威报告显示，一个男人一辈子所赚的钱，仅有12.5%来自知识，其余87.5%都来自关系！

哈佛大学何以能培养出众多杰出的政界领袖和商业巨子？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脉，一个由哈佛校友交错而成的人脉圈。难怪有人会说，哈佛最厉害的不是专业，不是学术传统，而是由哈佛精英构成的一张巨大人脉网。

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不在于他知道什么，而在于他认识了谁。一个人缘好、有声誉的人，因为有雄厚的人际关系资源，可以在社会资源配置的很多方面与朋友实现优势互补，很多事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做成。

那么如何让人际关系发挥最大效用呢？

当你对职业关系有所意识，并开始选择你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人时，你必须放下关系网中的额外包袱，其中或许包括认识已久却对你的职业生涯毫无益处的人，因为双赢的前提是双方必须能实现优势互补。当然，你们仍然是朋友，只是你不用浪费宝贵的时间去维系这种老关系。

保持联系是建立成功关系网络的另一重要条件。当《纽约时报》记者问前总统克林顿如何保持自己的政治关系网时，他回答说：“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会在一张卡片上列出我当天联系过的每一个人，注明重要细节、时间、会晤地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输入到秘书为我建立的关系网数据库中。这些年来朋友们帮了我不少。”

要与关系网络中的每个人保持密切联系，最好的方式就是创造性地运用你的日程表，记下那些对你至关重要的日子，比如生日或周年庆祝等。在这些特别的日子里准时和他们通话，哪怕只是给他们寄张贺卡，他们也会高兴万分，因为他们知道你心中想着他们。观察他们在组织中的变化也不容忽视。当你的关系网成员升迁或调到其他组织去时，你应该衷心地祝贺他们。同时，也把你个人的情况透露给对方。去度假之前，打电话问问他们有什么需要。

当他们处于人生低谷时，打电话给他们。不论你关系网中谁遇到了麻烦，你都要立即打电话安慰他，并主动提供帮助，这是你支持对方的最好方式。

充分利用你的商务旅行，如果你旅行的地点正好离你的某位关系成员很近，你可以与他共进午餐或晚餐。

只要是你关系成员的邀请，不论是升职派对，还是他子女的婚礼，你都要去露露面。

至少每三个月调整一下你的关系网，多问问自己：“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关系？”如果你不能定期更新或增加新人，你的关系网络就会老化，其作用会大大减弱。

时刻关注对人际网络成员有用的信息，定期将你收到的信息与他们分享，这很关键。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策略互补博弈中，你的合作伙伴付出更多努力，你也就越想付出越多努力，这样才有可能使双方实现收益最大化。优秀的关系网络是双向的。在你希望别人为你带来效用时，别人也在考虑你是否能给他们带去效用，这符合经济学上成本与收益的原则，即他们给你带来了效用，也必定从你身上获得效用，因此，不要一味地希望别人为你付出，否则无论什么人都会疏远你。

银行业是非常注重资历和经验的，但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凯文，只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登上了“金字塔尖”，他的成功经历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有记者采访这个年轻的银行家，问他：“请问你如何用这么短的时间来获得成功的？”

“这需要花许多工夫，”凯文解释道，“但真正的秘诀是，我结识了一位良师。在我大学快毕业时，有一位退休的银行家到班上办讲座。他的临别赠言是：‘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请尽管找我。’听起来像是客套话，却引起了我的兴趣。我需要他给我建议，告诉我步入银行业时该走哪一步，又很怕碰钉子，毕竟他有钱而杰出，而我只不过是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但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

“结果怎么样？”作家问道。

凯文回答说：“他非常友善，给我非常好的指导，告诉我应该在哪家银行做事，如何获得想要的工作。他甚至提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当你的指导老师。’”

“后来我们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凯文继续说，“我每周都给他打电话，而且每个月都会一起吃午餐。他从来没有出面帮我解决问题，不过他使我了解到解决银行问题有哪些不同的方法。而且，我的指导老师还衷心地感谢我，因为我们的交往使他保持年轻。”

在与银行家的交往中，凯文得到了良师的指导，职业上迅速成长、成功；而年迈的银行家则从凯文身上感受到了年轻的活力和激情，让他自己也保持了年轻的心态。

搭建丰富的人际资源，其作用还体现在有效信息的分享上。

在《有效信息生存》一课我们了解到，在信息社会中，有效信息是公认的“无价的财富”，及时、准确地获得有用的信息，从而做出准确的决策，就可以增加自己在社会博弈中的收益。

在大多数策略互动中，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所掌握的现有信息和这种事物的所有信息总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所包含的信息，只能是多掌握一些，而不可能全部掌握。信息的不对称给人们判断、选择和决策带来难度，要减少判断和决策失误，就要多获取信息。朋友是宝贵资源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他们还是信息的来源，一个朋友就是一个信息库，同时又是一条传递信息的路径。一个人的朋友越多，他的信息来源就越多，他获得信息的路径就越多，他掌握的信息越充分，而这些信息将会影响所有博弈参与者的收益情况，那么提前掌握或者掌握更多这些信息的参与者无疑将拥有博弈的主动权。

尽量降低失败概率

马克教授是哈佛大学著名的心理学教授，他在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曾向学生提出如下问题：“你们谁希望写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谁将成为伟大的总统？谁渴望成为一个圣人？”学生们面对这些问题，通常的反应或者是咯咯地笑，或者脸红耳赤，或者不安地蠕动。

马克教授又问：“你们正在悄悄计划写一本什么伟大的心理学著作吗？”学生们还是红着脸、结结巴巴地搪塞过去。

教授继续问：“你们难道不打算成为心理学家吗？”

有人回答：“当然想啦！”

马克教授说：“你是想成为一位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心理学家吗？那有什么好处？那并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理想途径。”

面对马克教授提出的这些咄咄逼人的关于自我实现的问题，学生们大都表现得羞怯不安。这种对最高成功、对神一样伟大的可能既追崇又害怕的心理，称为“约拿情结”。这种“对自身伟大之处的恐惧”的情绪状态，往往导致我们不敢去做自己本来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情，甚至逃避发掘自己的潜能。于是，在成功面前，人性中的双面性就会发生博弈，这种博弈的胜负将导致两种结果，成功或逃避成功，而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决定命运的是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了什么样的生活，而选择则是权衡的结果。你选择成为“伟大”之人，是因为你相信自己能够变得“伟大”的能力。而约拿情结有损于一个人在权衡自己未来发展方向时的理性和勇气，我们必须对这一情结有充分的认识，并加以克服。

毫无疑问，约拿情结是我们平衡自己内心心理压力的一种表现，也是为自己即将失败寻找理由。但成功是选择的结果，从来不会自动找上门来。如果你选择做一个成功的人，那就意味着你选择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地付出艰辛的努力，要面对许多无法预料的变化，并承担可能导致失败的风险。

人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上帝，关键原因并不是因为做不到，而是因为害怕。面临机会的时候，要选择相信自己，勇于打破约拿情结的困扰，勇于承担责任和压力。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你所坚信的最终都会成为现实。

能够战胜约拿情结的，唯有广博而深沉的爱。正如约拿最后以对上帝的爱战胜了对尼尼微城的恨一样，如果我们选择爱自己、爱真理，那么，即使我们无法完全超脱内在的恐惧，仍能在勇气的陪伴下不断前行。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而做选择，首先就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时刻想着自己的目标，想着如何实现它，想象实现目标之后自己会如何快乐和满足，而不是时刻为失败的风险担惊受怕，因为在吸引力法则的作用下，你越害怕什么，什么就会成为现实。

强迫自己成功

罗斯曼是一位来自德国的移民，刚到迈阿密的时候，为了糊口，他给人拿行李、发传单、洗盘子、扮招徕顾客的小丑以及活雕塑……后来，他在一家酒吧做侍应生时，看见了报纸上一家公司的招聘启事。他权衡了一下，就去应聘。

他过关斩将，眼看就要得到那份年薪几万美元的职位了，经理问他：“你有车吗？你会开车吗？我们这份工作要时常外出，没有车寸步难行。”

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公民普遍都有私家车，没车的人寥寥无几。可罗斯曼刚到美国不久，哪里有钱买车学车呢？但他不愿意浪费这次机会和自己为之付出的努力，定了定神后马上回答：“我有！我会！”

经理说：“那好吧，你被录取了。四天后，开车来上班。”

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费尽千辛万苦，辗转从一位朋友的朋友那里借了几千美元，在旧车市场淘了一辆二手车。第一天，他跟朋友学简单的驾驶技术；第二天，他在一块大草坪上摸索练习；第三天，他歪歪斜斜地开着车上了公路；到了第四天，他居然驾车去公司报到了。时至今日，他已是这家公司的人事主管了。

罗斯曼虽然没有车，也不会开车，但仍然回答经理：“我有！我会！”这显然是他进行利益权衡后所选择的策略。因为他已经为这份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努力，而且这份工作的薪水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正确地计算了自己为之付出的成本，以及得到工作之后的收益，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当你在一堵高墙前犹豫不决时，不妨先把帽子扔过墙去。将帽子扔过墙去，就意味着你别无选择，为了找回帽子，你必须翻越这堵高墙，毫无退路可言。正是面临这种无退路的境地时，人们才会集中精力奋勇向前。不给自己留退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给自己一个向目标冲锋的机会。

先将帽子扔过墙，就是故意给自己制造沉没成本，从而强迫自己成功。但选择先将帽子扔过墙的策略，首先这必须是理性权衡之后的结果，确定自己翻过墙之后的收益大于“扔帽子”造成的沉没成本。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决策。然而，我们常常由于想挽回沉没成本而做出很多不理性的行为，从而陷入欲罢不能的泥潭，而且越陷越深。

人们常常会陷入沉没成本误区，然而，我们也可以巧妙地利用沉没成本谬误。沉没成本的存在常会造成很多欲罢不能的困境，但是碰到一些不理性的放弃冲动时，沉没成本又可以把你往理性的方向拉一把，这时候它可以使人们的行为更加有目的性。罗斯曼就是成功地利用了沉没成本，从而强迫自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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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

作　　者：张 择

责任编辑：张 羿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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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斯坦福六大怪

第一节 为什么斯坦福大学的别名是“农场”

第二节 “自由之风吹拂”是“德国化”的结果？

第三节 为何外来“牛人”说了算

第四节 为什么教授和硅谷企业家都抱怨创新不足

第五节 为何斯坦福大学会强制学生退学

第六节 为什么斯坦福对“不务正业”习以为常

第二章 哈根达斯到底是不是奢侈品

第一节 为什么3.99美元的哈根达斯仅限纽约门店销售

第二节 一美元的阿司匹林无效，两美元的就能止痛？

第三节 如何测出全球互联网价值

第四节 “白日做梦”有没有价目表

第五节 沃尔玛工资和商品为何不一样廉价

第六节 英国女王土地的租期为什么是999年

第三章 “市场信号”会消失吗

第一节 通用公司员工的忠诚会毁灭企业？

第二节 苹果创意广告为什么中国人最买账

第三节 为什么投机都要付出成本

第四节 为什么不强制个人缴纳全部汽车险

第五节 “二手货市场”会消失吗

第六节 “身份证”在美国不重要吗

第四章 谁是魔鬼经济学的祖师

第一节 小字辈才更符合“魔鬼”标准？

第二节 为什么应该承认动物精神

第三节 行为经济学祖师如何抓住“魔鬼”

第四节 为什么穷人捐款比盖茨更可靠

第五节 保罗·亚历山大·巴兰为什么被斯坦福遗忘

第六节 克林顿总统多次撒谎仅一次公开道歉？

第五章 市场也有美容术？

第一节 为什么大帝国热衷收购小企业

第二节 为什么电网公司比自来水公司赚钱

第三节 企业频繁转手是谁的发财机会

第四节 美国家庭主妇为什么没能从砍价中省钱

第五节 为什么官员宁愿下载色情片也不愿盯市

第六章 “另类分子”的大辩论

第一节 给胖子们上税能帮助减肥吗

第二节 哄抬物价的店主应该受到惩罚吗

第三节 美国联邦政府鼓励非法移民？

第四节 100年后全球变暖的影响只剩1/6？

第五节 网络赌博动了美国的奶酪？

第七章 该终结通胀悬案吗

第一节 物价上涨像火箭，下降却像羽毛？

第二节 冻结通胀，美国的奇迹却终止了？

第三节 高盛能只靠预测通胀发财吗

第四节 美联储的成功是靠幸运吗

第五节 通缩和通胀为什么总和人们的感觉不一样

第八章 峭壁边缘的阿罗新难题

第一节 美国经济又到悬崖峭壁之上了吗

第二节 美国正重复日本的危机吗

第三节 为什么本·伯南克的论文只得了一个B

第四节 格林斯潘知情不报是真的吗

第五节 美国政府凭什么劝说人民勒紧裤腰带

第六节 美联储“点火”，财政部“添油”？

第九章 房地产泡沫是穷人买房惹的祸吗

第一节 三分钟和二十年的经济危机，哪一个会成真

第二节 托马斯·索维尔教授的房子为什么涨了5000%

第三节 房地产是美国政客的俄罗斯轮盘赌？

第四节 经济周期应该轻描淡写吗

第十章 萨缪尔森的凯恩斯主义赞歌唱错了吗

第一节 我们都是梅纳德·凯恩斯的选民？

第二节 讲规则的人为什么选择“逆风而行”

第三节 高失业率威胁能证明救援华尔街有理吗

第四节 为什么我们总误解米尔顿·弗里德曼

前言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这两所学院多次在美国权威杂志的商学院排名中并列第一。哈佛商学院代表比较传统的经营管理培训，培养的是“西装革履式”的大企业管理人才；而斯坦福商学院则更强调开创新科技新企业的“小企业精神”，培养的是“穿T恤衫”的新一代小企业家。光从学生人数来说，斯坦福商学院的规模要比哈佛商学院小得多，但是要从学生素质来说，在全美的730多个商学院中，没有一所商学院的入学竞争有斯坦福商学院这样激烈。几年来，每年有5000到6000人申请进入斯坦福商学院，但是只有360个幸运者能如愿以偿。从这个角度来说，斯坦福商学院是美国“身价”最高的商学院。

斯坦福商学院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因为它相信，商学院的毕业生应该从商学院的教育中至少受益20年。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应该了解他们在毕业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商业世界，也应该有足够的才智来应付20年以后经过了变化的商业世界。斯坦福商学院在强调实际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强调对经济、金融、市场运转等理论的长期性研究，研究成果也比其他一流商学院更多一些。过去几十年来，这所商学院好几位教授的研究成果，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很多课程的内容都涉及如何创立高科技公司，如何在某个行业或大企业实行技术转变，以及如何运用新技术来开发新产品等。为此，学校每年要从硅谷等地邀请很多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来为学生授课，讲述他们的实际经验。而很多MBA学生在念书的时候，就参加过硅谷小公司的商业计划、发展和管理，在没有毕业时就和这些公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非常高的淘汰率也是斯坦福大学MBA专业闻名世界的原因之一。每年约有5000名申请者，最多的一年达到8000人，而录取率只有7%。教师是MBA教育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斯坦福商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包括自1990年起的3位诺贝尔奖得主，教师和学生的比例为1：6。MBA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硕士学位那么简单，它是一个系统而广泛的专业。因此保证学生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斯坦福经济学实际上也扮演着经济学中的“硅谷”角色。在美国的名校里，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不足为奇，但经济学奖占去一半的名校可说是绝无仅有。

今天，从白宫到华尔街，从经济刺激政策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取舍，从中美贸易差额到全球化之争，从金融危机监管到经济周期讨论，都能听到这些学者的声音。斯坦福开创的行为经济学更接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选择的真实状态，就算大脑处于“离线”状态，你我一样逃脱不了它的影响。通俗的魔鬼经济学的见解和观点征服了美国商业和大众文化，数年来风靡世界；米尔顿·弗里德曼加入斯坦福后，影响了后来独霸江湖的大批新古典宏观学派学者，斯坦福经济学也一跃成为美国经济学创新的大本营。

迈克尔·斯彭斯、阿莫斯·特沃斯基、肯尼斯·阿罗、乔治·斯蒂格勒、威廉·夏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卢卡斯、乔治·泰勒、罗伯特·霍尔、罗伯特·巴罗这些醒目的名字，已共同促成经济学的突破性创新。这类始于斯坦福的思想、观点、案例和推广，构成了今天异彩纷呈的鲜活的经济学世界。

第一章　斯坦福六大怪

无论是以美国人的视角还是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后来居上的斯坦福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完全异于哈佛大学。硅谷精英遍地、经济学大腕云集的表面，其实隐藏了很多难解之谜：学校的历史会被误解和一个乡巴佬有关？外来精英凭什么掌握话语权？硅谷企业家独特的思考方式是怎么形成的？

第一节　为什么斯坦福大学的别名是“农场”

斯坦福大学校园有一种粗犷、开阔的美，大片的红杉和草池，红瓦黄墙古朴的砂岩建筑、优雅的胡佛塔，典雅的纪念教堂，罗丹深沉的雕塑群。在硅谷的海湾区，外来者往往会被某个“方言”词搞得一头雾水，比如在校友会这样隆重的公开场合，斯坦福校长约翰会问一个学生：“你在农场的日子快乐吗？”

一般人会以为这两位大概在探讨某次校外聚会的美好记忆，可能让你也跟着浮想联翩，直奔加利福尼亚州农场天堂般的画面：温暖的太阳、蓝蓝的天空、太平洋的清新空气、牛仔、小马和羊群……

实际上，就如同纽约被美国中西部居民叫作大苹果一样，这里的“农场”是斯坦福大学的另一代称。

初看这好像很“雷人”，孕育出硅谷的世界名校居然和农场搭上关系，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农场”这个代称的由来，不但和斯坦福的创建人阿马萨·利兰·斯坦福有关，而且同硅谷、美国的历史也有密切的联系。首先，让我们谈谈老斯坦福。

阿马萨·利兰·斯坦福的父亲是个东部农民，据说他的管账本事不错，很想培养小儿子做律师。1848年加州兴起一股“金矿热”，阿马萨的5个兄弟都赶到西海岸的“金州”创业，此时阿马萨待在密尔沃基的小城事务所工作，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父亲赠送了他当地最好的法学图书馆，妻子是本地大商人的女儿，26岁就当上执政的辉格党的区法律顾问——这很符合老斯坦福的想法。不过天有不测风云，1852年的一场大火让阿马萨变成了穷光蛋，他不得不让妻子寄居在父母家中，只身一人去投靠加州的兄弟们。

在加州的荒蛮地界，小律师阿马萨如鱼得水，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一样，他也从记账保管干起，不到两年就成了店主。阿马萨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无人知晓。不过他在矿场商店的伙伴——一个会计、两个五金师后来和阿马萨组建了萨克拉门托“四人财团”。这个财团后来修建了太平洋铁路。1861年，阿马萨依靠这些伙伴的强有力支持，出任加州第八任州长。

阿马萨“热心”图书馆公益事业，是治安糟糕的当地的一名“太平绅士”——要是稍微了解一点儿美国历史就知道，这是龙蛇混杂的西部的一种“另类”民间仲裁法官，当然也可以按照现代的法律标准说是介于黑白社会之间的灰色教父。阿马萨在教育和慈善上的口碑、起点也是从太平绅士和仲裁人开始的，这也成为他后来捐助建立斯坦福大学的原因之一。

所谓时势造英雄，从今天的角度看，老斯坦福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带着深厚美国历史烙印的人。一部美国早期西部史，也就是一部斯坦福家族发家史，更是一部斯坦福大学的前史。

100年前的硅谷和加利福尼亚州本是蛮荒之地，加利福尼亚州本不是美国的领土，1822～1847年美墨战争以前一直属于墨西哥。整个19世纪前几十年，该州的人口都十分稀少，除西班牙人和北美印第安人之外，几乎少有东部移民。1848年加州金矿热以及北美铁路建设，吸引了大批美墨两国的亡命之徒、爱尔兰饥饿的移民和华人涌入，在此后的30年里，移民潮才带动加州人口第一次攀上百万大关。

在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工业革命中，加州自由资本主义冒险精神和殖民时代血与火的行径彼此呼应，缔造出一种“强盗大王（美国经济学奠基者凡勃伦所谓的早期垄断巨头）和牛仔”的怪物混合体。在当时的加州，不论是墨西哥还是美国一方，都信奉白人至上，同时热衷于资本扩张，为暴富不择手段，各种勾当无不涉及。

阿马萨·斯坦福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传言把他描绘成温情脉脉、穷酸模样的乡下农场主，与其所作所为的真实形象相比，实有天壤之别。阿马萨可不是一个木讷、勤恳的农民，而是流着“牛仔”血液的强盗大王，甚至以今天中美的标准来看，还是个“官商”。

在太平洋铁路的修建过程中，他控制着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利用其州长地位和权威，用各种手段击垮竞争对手，逐步垄断了整个北美铁路港口运输、邮件运营活动，还试图染指日本、中国的西太平洋航线，从而积累起巨额财富。到1861年，他成为加州乃至整个美国西部经济和政治上的头号人物。

老斯坦福的财富，说来令人咋舌。斯坦福大学里陈列的衣着华丽、贵族气派十足的斯坦福夫妇肖像，今天看来依旧是奢华得不得了，上面镶嵌的炫目的钻石和水晶价值连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葡萄园，属于老斯坦福的斯坦福兄弟酒庄；老斯坦福拥有的酒庄、农场、酒店个个规模大得惊人，如今的洛杉矶法院建筑不过是当年斯坦福不起眼的一家酒店而已。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贵族最主要的休闲活动是养马和赛马，老斯坦福也是这两项活动的爱好者。他在帕累·阿尔托乡下专门建了一个良种马场，这个农场因为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赛车混血马——标准赛车马——而闻名。今天国际赛马中的“标准赛”一词，就是从这种马演化来的，世界上第一张原始的数码照片——“马步瑞奇”奔马照片——也是从这个农场拍的。

1891年10月1日，老利兰·斯坦福和妻子简因独生子小利兰·斯坦福染病去世，决定捐出这个农场的8130亩土地。因为这个农场太有名了，人们提及斯坦福大学，都直接以“农场”代称。随着时间的流逝，贵族马场的辉煌雨打风吹去，农场的诨名却保留了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学校面积太大，空地太多，新来的学生也的确会有空旷农场的感觉。

农场的大名流传至今，更重要的还是因为老斯坦福的一份遗嘱。这份遗嘱曾意外而深远地影响了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公立大学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可私立大学只能通过卖地和捐款筹集资金，经营十分困难，斯坦福也出现了资金问题。老斯坦福晚年曾提出一项法案，内容是联邦的货币发行应该建立在土地存量而不是黄金之上，因美国金融界的反对，这项法案最终未能通过。因此，老斯坦福的遗嘱规定学校的土地永远不准买卖，直到今天，学校的一部分还是斯坦福家族的墓园，可以说是校园主人意志的永久性象征。

别的学校可以卖地维持，斯坦福大学的土地多得惊人，却只能眼红干着急，好在一个叫特曼的教授对遗嘱进行了变通研究：不许卖，但是并没写禁止土地出租。以特曼的想法为框架，学校以租代售，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园区——斯坦福科技园区，也就是硅谷的雏形。

20世纪70年代，美联储停止兑付黄金，黄金和美元脱钩，金本位制度彻底崩溃，硅谷的土地却开始升值。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地皮是世界上单位租金最高的，在硅谷，用寸土寸金形容也许是不合适的，改成寸金寸土也许更合适，因为和老斯坦福时代相比，黄金已经大幅贬值了。

以今天的经济学观点来看，老斯坦福提出的法案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黄金的稀缺性，金本位的体制才相对稳定，但是一遇黄金的产量起伏、战争和政策变迁，金本位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土地相对于黄金而言更加稀缺，而且土地存量几乎不发生任何变化。而土地和生产效率没有什么关系，不像黄金生产和消费那样干扰货币运行本身。老斯坦福的土地政策，看来高明于美联储当年的决策。可以说，正因为老斯坦福给大学留下了农场的土地，才给硅谷和加州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没有这片广袤的农场，也许就不会有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如今的辉煌。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把学校亲切地称为“农场”，也是对斯坦福大学的奠基者历史作用的一种尊重和纪念，正所谓“饮水思源”。

而中国人所熟悉的“乡巴佬富豪捐建斯坦福大学”的故事，一半是因为老斯坦福的个人发迹类似于洛克菲勒，另一半也许是因为硅谷的土地带来庞大的财富，土地的捐建人竟然如此慷慨，大约只有带着淳朴风气的老农民才做得到。美国华人聚集区以加州为最早，知晓事情原委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至于他们为什么不戳穿杜撰的荒谬故事，恐怕还要到让人不愉快的种族主义的历史中去寻找。不过也正因如此，开头的那种让人糊涂的农场说法，又平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第二节　“自由之风吹拂”是“德国化”的结果？

斯坦福的第一批学生里，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是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他也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来自西部地区的美国总统。

胡佛的铁匠父亲是德国移民，母亲是爱尔兰移民，两人去世得都相当早。1885年，11岁的孤儿胡佛成为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叔父的养子。胡佛没有上过高中，他在夜校学习会计、打字和数学。17岁的时候，大概因为斯坦福大学不收学费，胡佛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

胡佛的淘金第一站选在了中国，1898年他来到天津，成为开平煤矿督办张翼的顾问工程师。1900年胡佛通过威胁自己的上司张翼签署了一份著名的阴阳合同，只用5万英镑就反向收购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煤矿——开平煤矿。

胡佛的慈善名言是“食物将赢得战争”。离开中国后，胡佛最主要的活动都是围绕巴尔干、苏俄地区和美国的食品救济慈善事业进行的。1922年他被《纽约时报》评为“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人”，开创了美国官方慈善和救济活动的先河。

苏联作家高尔基给胡佛写信说：“您因为从死亡线上挽救数百万俄罗斯人的光辉事迹而被人类的历史永远铭记。”尽管胡佛在中国生活了15年，他会的词语也不超过100个。据胡佛夫人回忆，胡佛的汉语能力很有限。胡佛捐助创立的斯坦福胡佛所，收藏中国和东方各国的文献历史资料，在美国研究机构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阿马萨·利兰·斯坦福说：“加州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老斯坦福的小儿子早夭，热心慈善和教育事业，大约由于他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斯坦福大学也很快产生了一批老斯坦福式的人物，不管怎么看，胡佛的家庭、个人奋斗历程，很多方面都像是老斯坦福的翻版。

老斯坦福的父亲出身农民，胡佛出身铁匠家庭，两个人都是自学成才，区别只是因为斯坦福大学的优惠，胡佛得以在免费的大学读书。老斯坦福在加州个人创业，只用了大约两年时间；胡佛从开平煤矿任职到成为百万富翁，也经过了大约两年时间。两人都竞选过美国总统。老斯坦福是共济会成员，而胡佛终生都是贵格会成员，而这两个美国宗教团体都带有强烈的自由风气和慈善教育传统。

这里特别拿胡佛和老斯坦福作比较，并把他作为代表，其实和斯坦福大学奇怪的校训有关，因为“自由之风吹拂”是17世纪德国的自由斗士贝玛士的一句格言，一个美国的大学，英伦传统强烈的传统外表下，怎么会用德国校训呢？

美国历史乃至斯坦福大学的建校历史上，实际曾有过一段疯狂的“德国化”时期。如今，美国被看作创新和发达的标志，但100年前美国盛行全盘德化，以至于今天德国文化的细节已渗入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今美国家家户户都能见到的圣诞树、热狗、汉堡包这样的流行元素，都是德裔移民从本土带来的，斯坦福大学的校训则是另一个深刻的印记。

胡佛从血统上说，属于德国移民后代，而2009年美国社群调查的数据显示，德裔移民集团是美国第一大移民社群，大概占到美国人口的17%。这是德国化在人种上的社会标记。

胡佛上大学的时候，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头号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强国。德国的发达在欧洲大陆有口皆碑，逐渐和英、法等国拉开了距离，成为当时世界的新榜样。因国内经济发达，德国海外移民、投资也十分活跃。19世纪末，德国移民开始大规模地进入美国，他们在纽约、威斯康星和宾夕法尼亚这些地方建立了人数众多的德语区。在这种情况下，偏居一隅的美国全盘吸收德国文化，甚至教育管理模式也是原样照搬。

老斯坦福在带着儿子游历欧洲的时候，特别关注德国的教育模式，而不是英法的模式。德国人的内燃机车已经开到了马路上，纽约大街上却还是马车的天下，在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上，美国落后得更厉害。20世纪初，世界上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都是德国人，科学文献的标准语言是德语，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和著作都是从德国向外输出的。德国在不到30年时间里就赶上了老牌帝国的先进经验，对于铁路实业家出身的斯坦福肯定是个不小的刺激。

今天的斯坦福是世界商学院里的模范，但在胡佛的年代，美国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在世界上却没什么地位。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约翰·贝茨·克拉克，大学毕业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德国深造。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经济学术都还是美国的唯一主流，马歇尔那种英国绅士的经济学在美国并不受欢迎。在当时，学习德国是美国人的强国手段，德国人刚做一件事，美国人立刻就加入模仿追随的行列。

德国洪堡大学的教学方式在19世纪末十分流行，洪堡的理念主要是自由和平等。这种自由主要是说大学的学术和管理自由，如教授治校、独立研究等；平等，主要是提倡学生接受普遍的、实用类型的教育，注重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德国学校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在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德国的学者同时就是大学的老师，完全靠学术地位和威望让学校自如运转，这种以个人魅力和能力为核心的方式与英、法是截然不同的。

相比德国国民的教育素质而言，美国牛仔遍地，识字率很低，根本不具备搞学术研究的能力。不过，在农场出生的学生，特别在意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他们的家长对此也特别上心。德国人的学术高标准没办法全部吸收，其他方面照葫芦画瓢，应该没什么问题。德国人的工业化基本完成，人口开始流出，美国才开始开头，美国的人口正在大规模地增加，就待教育人数来说美国更具优势。老斯坦福大概从经商中看出了自己搞德国式教育的比较优势，很快，以德国的洪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为模板，斯坦福大学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学校的原则和德国的也是平行的，比如宗教自由，学生们不必按照教义划分门户，比如男女同校和免费教育、平民主义等都是洪堡大学的一贯风格。为了看起来更加德国化、国际化，学校干脆采用了一个德国式的校训。这就是斯坦福大学会有德国校训的原因。

校训“自由之风吹拂”中的自由，并不是政治口号里的自由，甚至压根和它没关系，反倒是有点儿中国人理解的工科男的实用主义的意思。

胡佛这样的德裔移民对斯坦福大学的德国教育方式自然感觉更为亲切。尽管纽约的报纸不太看好新建的斯坦福大学，但开学的第一天，斯坦福大学就招收了500多名学生，而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德裔移民。

像胡佛祖先这样的德国移民，他们嘴里的自由，鲜明地体现在不参加不义战争和宗教冲突上，早期为了抵制征兵，这群人特别喜欢各种工匠和技术行当，很有点儿理工科分子不问政治只问技术的意思。以胡佛的资质，本来做一名律师和法官根本不成问题，但是出身于斯坦福大学，选择一个从容的养家糊口的工作才是第一位的。

今天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甚少参与政治上的活动，而是醉心于技术和经济运行的完美过程。虽然他们也利用政治给自己贴金，但更注重实际和应用，经济和技术的传统丝毫不曾改变。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者中，很少有人看重政府顾问这样的职位。对于他们而言，远离政治，在经济上求得自由恐怕是更重要的，这仍然同校训的传统一脉相承。

第三节　为何外来“牛人”说了算

以下是关于常春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换灯泡学生的笑话：

假设常春藤的学生碰到实验室的灯泡坏了，需要几个人去换灯泡呢？

普林斯顿大学：2个，一个准备调酒，另一个找电工。

布朗大学：11个，一个换灯泡，另外的站着观看，以便下次也能动手换灯泡。

达特茅斯学院：没有，因为汉诺威镇上没有电。（达特茅斯学院没有实用的工科课程。）

康奈尔大学：2个，一个换灯泡，另一个踩碎坏灯泡。

宾夕法尼亚大学：只有一个，不过他要为此找6个证明人。

哥伦比亚大学：76个，一个换灯泡，50个为不换灯泡的权利抗议，另外25个做前面50个的对抗者。

耶鲁大学：没有，纽黑文镇在黑暗中看起来更美。

哈佛大学：1个，不过他换完灯泡以后全世界都要围着他转。

斯坦福大学：1个，不过肯定是从东部来农场度假的家伙。

前8所大学构成美国的常春藤盟校。上面的笑话大概是对精英教育最有意思的讽刺，8所大学重视学术、保守的风气通过笑话表达得淋漓尽致。斯坦福大学，并不属于常春藤盟校，相反，斯坦福虽说是名校，却明显带有和精英唱反调的意思。因为笑话里斯坦福大学是唯一的西部学校，学校的名称还是农场。

八大名校构成的常春藤联盟，一直以来就是北美精英教育、一流学术的代名词。不过事情总有另外的一面。这八大名校，就学校风气而言，几乎个个都有点儿古董的味道。直到《阿甘正传》的主人公阿甘上大学的时候，这8所大学有7所都不招收女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许多中国人不太理解这样的剧情：智商为75的福瑞斯·甘考上了大学，他爱的姑娘珍妮却只能待在女子学院里，原因就在这里。常春藤大学的历史和教会的联系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浓厚得多，一直以来都是白人男性精英教育的最高象征。

当然，这其中康奈尔大学始终是个例外，这所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可以用“父子关系”来形容。在老斯坦福聘请教师的时候，尽管他很有钱，许多名校教授却不乐意按照种族、性别、宗教平等的原则执教。最后，斯坦福大学的一半教师都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校长也是康奈尔大学的学生。

这个历史的基点，事实上还造成了日后斯坦福大学的教育，特别是经济学教育的一个奇特现象。处处同精英理念对立的斯坦福大学，却成为常春藤盟校优秀学者的主要工作地。斯坦福大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8个人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在斯坦福完成所有高等教育的。

斯坦福似乎还存在一个更加让人诧异的现象。尽管斯坦福大学人才济济，掌控经济学学术方向的却往往是外来的“牛人”。比如，斯坦福大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斯·阿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罗伯特·霍尔，则是斯坦福商学院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

对“近亲繁殖”现象十分明显的北美学术圈来说，这是异常惊人的。按理说，自己培养的学生，留在母校工作，薪火相传，应该对于学术传统更有优势。像哈佛这样的名校，毕业生的就业要看地域和学校威望，本校的学生占绝对优势。

后来，到斯坦福任教的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乔治·斯蒂格勒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60%的学生都在东部的大学任教，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就是斯坦福大学的邻校55%的学生都在西部执教。从生源的分布来看，哈佛的博士大概90%都是本科毕业于哈佛的，其他大学也基本如此。不过，斯坦福大学显然是个另类，在调查所有斯坦福大学这一相关的现象后，你会发现要得出近亲繁殖的观点是不可能的。

斯蒂格勒分析认为，像哈佛一类的学校和圈子，因为历史、学术观点、偏见等，“近亲繁殖”体现出一种学校地方保护主义，这证明精英教育市场存在不完全的竞争和歧视。

另类的斯坦福大学，没有了保护主义的羽翼，教学和职业完全竞争，用反精英的方式，在北美高校中长盛不衰，不但在教育市场上立足，甚至构成对常春藤盟校最强有力的竞争。

斯坦福本身缺乏基础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性的办法就是靠引进其他名校的师资力量办教育。在教师和学校之间，必然是一种纯粹的交易。教师和研究所、学校是一种普通的雇佣关系，除去这种交易外，学校当局无权干涉教师的所有行为，包括讲课的内容、去留问题。

因为缺乏资源，导致各种历史的、非学术观点的、偏见的影响总是很有限，自然圈子的基础立不起来，最后这种关系和市场上的平等如出一辙。教授获得斯坦福大学教职的唯一途径就是学术能力，争取教职全靠纯粹的学术竞争。由于摆脱了关系的束缚，对于那些有才干的年轻学者来说，公平竞争的手段无疑也就更有吸引力。竞争必然是优胜劣汰，久而久之，就出现我们看到的外来“牛人”多，外来“牛人”说了算的经典现象。多种经济学观点、资源的竞争，必然带来学术上的繁荣。

单就课程而言，斯坦福大学教程具有极高的重叠比率，常常是两门不同的课，选用的教材却是一本。在这个提倡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氛围的地方，却又有大批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学派的经济学家同台授课。这大概也是美国大学里难得一见的现象。

比如，本书要提到的几个斯坦福经济学牛人，托马斯·索维尔和保罗·巴兰是斯坦福大学的这种特性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讲的内容，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交集。另一派的人物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加里·贝克尔、肯尼斯·阿罗、约翰·泰勒则被看作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绝对象征。可是为什么这些在中国人看来，哪怕是在现在的美国新一代年轻人看来水火不容的两派都在斯坦福大学里出现，其实这都是因为自由竞争的观点。

甚至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年前，前者和后者曾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在斯坦福的环境读过同一本书。比如斯坦福的教授上课的时候，可能让你回家翻翻《资本论》，了解一下卡尔·马克思。夸张地说，如果卡尔·马克思晚些去世，估计斯坦福大学也会很高兴地给他发经济学教授的聘书。

第四节　为什么教授和硅谷企业家都抱怨创新不足

当年的美国理解科学、技术和创新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勇于冒险。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是我的幸运。可如今整个国家越来越看重短期利益，我跟其他许多科学家、商业人士和家长都认为，我们的下一辈将不再拥有我们当年碰上的大好机会。面对这样的转变，我想要尽些绵薄之力，于是写下这本书，与读者诸君分享心中的想法。

——思科公司前首席技术执行官、斯坦福毕业生朱迪·艾斯特林

模仿别人，不做发明，不交学费，大部分成功的高科技公司都是源自这个模式，有人认为微软当时也是走这个路子。这取决于组织的接收能力够不够强。有一些公司，自己做一些基础研究，但是做基础研究主要目的不是寻找和激发新的点子，而是确保在偷取别人技术的时候具备一定的接受力。

——斯坦福商学院教授詹姆斯·马奇

以上两段话，前者出自朱迪·艾斯特林的畅销书《美国创新在衰退》，字里行间表现出对美国创新乏力、急功近利毁灭创新的担忧；后者是斯坦福商学院教授詹姆斯·马奇和中国用友软件公司考察团的交流谈话，老先生对于一些垄断大公司的模仿、剽窃和坐享其成深为不满。

只要随便浏览一下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报纸，以前字缝里的创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听一听国会议员们吵吵嚷嚷，“创新”从蚊子般的声音瞬间变成了扰人的雷声。

与政客们不得要领的口舌之争不同，朱迪和詹姆斯作为企业家和斯坦福的创新专家，他们对于硅谷和美国创新的忧虑，与那些“二手行家”们的想象完全不同。

从奥匈帝国破产流亡到美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懂“创新”和“硅谷发生了什么”的人。

“微软是个垄断帝国，比尔·盖茨像个暴君。”微软的对手讽刺道。其实熊彼特很早就说过：“大企业的跟进创新会制造更多的垄断。”

“创新竟然也是有周期的，我们好像已经进入创新低谷了。”熊彼特说，“我提出创新就是为了说明经济周期的。经济有波动，创新自然也会有曲折和起伏”。

确切地说，朱迪和詹姆斯担忧经济创新的同时，美国绝大多数人，包括总统和格林斯潘（他是熊彼特的学生之一）却在台上唱着不着调的美国创新繁荣论。直到今天，许多美国人都忘记一点，朱迪女士现在已经不是思科公司的技术官了。

朱迪女士1981年和丈夫创办了一家叫“大桥通信”的小网络公司，那时候，这位女士认为“自己真正的激情和长处其实不是跟机器打成一片，而是跟大伙儿一起合力将新技术推向市场”。

但到了2000年，朱迪女士在大型的垄断公司思科工作，她认为“硅谷变了”。从前大家饶有兴致地创造新技术，解决有趣的问题，而今这股热情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优先考虑即刻的财务回报，创办恒久的企业反倒退居其次。“我想回头经营自己的公司，但不希望公司只围着产品转，陷入业界急功近利的疯狂热潮。”尽管她十分不满她的新公司彻底远离了技术，实际上却大做根据财务报表孵化小企业的“包装设计”买卖。

朱迪其实还是朱迪，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在1981年后和2000年后，分明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创新阶段：第一个时期，热情把技术推广到市场阶段的状态，熊彼特称为创新一阶段；第二个时期，那种大公司模仿跟进，在市场上搏杀的状态，熊彼特称为创新第二阶段。

这两个阶段后是长期的创新衰退，衰退时间的长短，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基本上取决于第一阶段复活的早晚。如果大企业没工夫做第一阶段，那么很可能创新的周期就会无限延长。熊彼特当时发现，小的创新周期需要3～4年。按照这个标准看，美国显然被拖进了一个更长的模仿周期，如果按照悲观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如果进入20年“库兹涅茨周期”（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发现的一种经济周期现象，每20年循环一次），那将是美国的一场噩梦。

朱迪和詹姆斯真正的抱怨，肯定不是他们说出来的那么简单。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创新危机的讨论并不是今天才有，事实上至少有两次全国规模的大讨论，影响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小。

第一次是1957年苏联人第一颗卫星上天。美国从上到下，对技术和科学危机的讨论迅速升温。五角大楼决定，优先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海岸地带建设两个庞大的高科技中心，在太空领域赶上苏联人的步伐。当年的斯坦福大学因为工科优势突出，成了这项应对措施的首选地。硅谷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宠儿，出租土地致富的斯坦福大学也一跃成为美国最有钱的大学之一。

第二次是日本人在半导体产品上把美国人赶出了市场。人们对美国创新的失望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这一次，里根总统大打政治牌，抓住“苏联邪恶帝国”的救命稻草，发动星球大战。当时IBM这类大公司将计算机编程的小项目交给微软、苹果这样的无名小公司，后者的惊人创造力很快让美国技术创新生机勃勃。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计算机领域已经将苏联、日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在进行两次大讨论的时期，美国的创新都处在低谷，接着就迎来了一个创新的繁荣期，硅谷和斯坦福都赚得盆满钵满。在第二次讨论最厉害的创新危机中，1986年仅1亿美元身家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1995年的个人资产竟然达到148亿美元，10年的时间增长了147倍。微软也从IBM的小跟班，变身为计算机领域的巨无霸企业。

正当美国人扬扬得意，正要宣布美国新纪元到来的时候，硅谷却意外地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泡沫期，持续至今。这才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朱迪女士那本畅销书和2011年詹姆斯教授口里的创新危机。也就是说，美国的创新危机，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今天的事情，恰恰相反，过去10年也就是1998年小布什上台以来的10年，美国实际正处在一个长达10年的创新枯竭期。

历史证明，大企业只要有一天还能获取利润，它们就不会放下身段，走到技术创新的第一线。朱迪女士抱怨不断，却离她抱怨的对象越来越远。斯坦福大学的企业家和教授们在认识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行为上出现了分离。历史证明，凡是出现这种分离的时候，美国的创新就是低谷时期，只要低谷过去，美国的繁荣依旧可以期待。

斯坦福这样一个屡屡产生大规模创新的基地，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大学的教授明白所有的企业家和研究者必须从事充满风险的第一阶段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家们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们，更喜欢第二阶段的丰厚回报。任何事业的开创都不是易事，目前的美国经济困难则使得创业更加无利可图。

即使斯坦福有全球最好的经济学家、金融家、企业家，最优秀的财务专家，还有一个企业家研究中心，但风险和回报如何取得平衡，那个理想的数值是多少，仍找不出科学的答案，结果，拥有最多创新成果的地方，最抱怨创新不足。他们真正的抱怨是：为什么斯坦福母亲养育了硅谷，却不能替硅谷这个成年人摆平一切？

其实，熊彼特还说过：“美国是生活在氧气罐里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美国来说，静静地耐心等待硅谷的创新突破，恐怕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抱怨的价值，就是给创新留出时间。

第五节　为何斯坦福大学会强制学生退学

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巴菲特这个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推荐信，帮助我进入了斯坦福大学。这并非什么不光彩的特例。所有私立大学都会向杰出校友和潜在捐赠者的子女提供一定名额的“荣誉”入学许可权。通常，这些孩子跟那些以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学生，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这是沃伦·巴菲特的小儿子，网络音乐人彼得·巴菲特在《做你自己》一书中的自述。正像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股神”的儿子，按照美国和华尔街的传统，他本应在某个大公司里做金融生意。彼得·巴菲特承认，他曾经花15分钟考虑过这种职业的可能性，但是在斯坦福大学第三年结束的时候，他放弃了医学预科专业，改学电子音乐。

彼得·巴菲特的名言是：“你是巴菲特的儿子？但你看起来很普通！”这听上去更像是一种俏皮话和风趣的回应。

不过，对于他辍学这件事，斯坦福大学校方可能表态说：“哦，本校又多了一个社会创新方面的专家，一个让斯坦福自豪的校友。”

名人们对于学历一直有一种微妙的心理。典型的是比尔·盖茨，他好像到现在都对没有一张哈佛毕业文凭耿耿于怀。大约因为哈佛是常春藤盟校，教育学历严谨一贯的传统名闻天下，没有一张学位证书听上去和没受过哈佛教育一样。在盖茨的年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文凭和休学、硅谷和慈善之间似乎出现了新的动向：从他给学生的演讲看出，盖茨对退学这件事感到有点儿后悔了。

盖茨不幸的一点在于他和常青藤扯上了关系。彼得·巴菲特可不会有半点儿这种顾忌和心理，他的逻辑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走进斯坦福大学可能浪费了学校的资源，辍学倒是理直气壮。

事实上，在斯坦福大学，辍学和暂时休学本就是一种传统。在20世纪20年代前，斯坦福大学还是一所农民学校，学生多数出身中西部农场家庭，对于人烟稀少的西部地区，每年都要回家干农活是惯例。农民大学自然就有一段休学期。20世纪50年代后，斯坦福大学涌现了大批优秀校友，这批人多数年纪轻轻就中途辍学创业，习惯性辍学逐渐流行并成为一种惯例。

在常春藤休学会变成沸沸扬扬的大事，在斯坦福却不过是小事一桩。谢尔盖·布林研究生还没读完，突然心潮澎湃，决定做一番事业，把另一个同学也拉下水，两人合伙创立了后来的谷歌公司。

有些教授自己就不安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比较倒霉，他写了篇给自己惹麻烦的博士论文，长达13年无法毕业，不得不在政府找份差事混日子；经济学教授肯尼斯·阿罗从海军陆战队复员后，干脆在家自学……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斯坦福，休学是一种校方近似强制的校规。学校的本科教学规定，第一年学生接受通识教育，文学、艺术、法律、政治、经济、电气工程一应俱全。学生都要上这些互不相干的课程，其中一些课程教授们提供的参考书目高度重合，要求学生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中选择交总结和论文，以此培养学生的某些兴趣。像彼得·巴菲特就是一个充分遵守学校规定的好孩子，阅览了大概所有的推荐书籍。彼得·巴菲特说，他对摄影、钢琴和所有看起来有趣的文学艺术、哲学类的课程，都异常感兴趣，这听上去像是做“浅薄的涉猎者”，不过他仍旧乐此不疲。

在斯坦福大学教授们的观念里，一个不肯主动休息的学生只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个人疲于应付，缺乏重点；另一种情况是，这个人不懂得斯坦福的创业价值，根本不具有创业精神。这听上去和佛教、嬉皮士的理念类似，斯坦福的教授们大概也认为凝思静坐才是修行的最高手段，不必拘泥于自己的课本到底是薄还是厚，内容到底是什么。看完一大堆书之后，发现了自己的兴趣，但知识储备不足的学生，学校要求他们自己调整一段时间，退学或者自学后打好基础继续学业。

不过，从根本上说，斯坦福大学的休学制度还是为另一部分年轻人提供的，这部分年轻人被称为大学创业者。1951年的斯坦福大学，财政状况相当不理想。校长特曼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他自己当时想到的办法是：划出斯坦福所属的一部分土地，建立一个特殊的商业区，搞产业、教育和研究一体化。

问题是这个办法还从来没有人尝试过，总需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特曼认为“集中资源于优势的个人或者方面”，随后他鼓动两个优秀的学生帕卡德和休利特创业。两个年轻人创办惠普的时候，和现在创业的年轻人一样，全部家当只有500美元，租一间小房子当办公室以后就所剩无几了。此时，特曼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想办法为他们找到了部分流动资金，到休利特复学后，惠普已经成为一个员工达数百人的大型企业。在那以后，个人时间有限，集中资源于短暂的创业期，选择主动休学成为斯坦福的主流意识。

其实，这背后的经济学观点是：创意和创新是一种稀缺资源，在斯坦福和硅谷，年轻等于自身潜在资源，最大限度缩短时间，休学创业是种不错的选择。这里盛行的观点是最年轻的人可以创造最多的价值，白纸比写满字迹的纸张更加有用。这种文化长期保留，斯坦福最终决定迫使每个学生都能主动适应这种文化，休学不经意间成为一种时代和传统的必然选择。

第六节　为什么斯坦福对“不务正业”习以为常

1991年，斯坦福大学硕士大卫·科利放弃读博，决定“找几个朋友一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于是，他找到几个校友创立了一个设计公司。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这是一群最蠢的和不务正业的经理经营的公司。不务正业有口皆碑：员工通常按照45人分成一组，原因是这样能装进一辆校车里拉走。经理名片上没有头衔，经常让客户搞不明白到底是在和谁谈生意。

管理朝令夕改，下属自由散漫，每个员工想做什么，在哪儿做，打个招呼后就自行其是。今天有高业绩和热情的团队，明天没有任何原因就解散了，后天这个组又临时集合起来，团队里的人经常还没完全熟悉，就各奔东西。公司成立十几年来一直账务亏损，所有的钱都花费在员工的商务旅行和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沟通上。对客户极尽挑剔，很喜欢拒绝“上帝”们的要求，简直不知道消费者和客户对自己的重要性，等等。

这家看起来很不靠谱的公司，实际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创新能力、规模最大、设计能力最强的创意设计公司。世界上第一个鼠标、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掌上电脑都是这家公司几个看似愚蠢的创始人的作品。今天，苹果、微软、百事、宝洁、雀巢、福特的创意设计也基本仰赖这个“不务正业”的公司，这个公司就是著名的IDEO公司。大卫·科利本人是波音747飞机盥洗室标志的设计者、斯坦福设计学院的创始人、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授。

大卫·科利曾经在波音公司和NCR公司工作过，不过这两段工作经历却把他推进了斯坦福大学校园。大概对大公司的工作印象太过深刻，大卫·科利创办IDEO公司时提出：“我希望有个工作场所，没有一级一级数不完的领导，而是一个平等的、等级尽可能少的、思潮可以自由涌动的公司平台。”

这在斯坦福和硅谷看来并不新鲜，尽可能快地找到创新的个人和资源，最短时间内发挥自由的优势，必然要求把任何异端和不同寻常的建议、观点看作创新的萌芽。按照斯坦福社会创新项目研究的结果，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每种可知的选项都有成功的潜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说：“当我从威斯康星来到纽约，有件事让我很惊讶：在威斯康星，如果你很聪明，你一言不发。但是在纽约，聪明人也喋喋不休。我因此犯了些错误，认为那个人很笨。他不笨，只是文化不同。”

IDEO公司招聘所谓T型人才，也就是在某个领域有很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时对其他领域和学科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的人。公司现任总经理汤姆·科利说：“好莱坞有一句话‘导演90%的工作是挑选演员’，大牌云集的演员阵容会让导演的工作轻松很多，我想这不仅适用于电影业。”

IDEO公司职员看上去都是些奇怪的家伙。简单地说，大概都有点儿与大公司格格不入的“不务正业”的特点，他们并不遵守严格的管理制度，也不见得有人会服从这一命令。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在许多地方出现的情况是：一个员工可能今天出现在上海，明天在旧金山，后天也许就在伦敦；一个小组里什么地方的人都有，美国人、中国人、印度人；有些年轻人沉迷于嬉皮士运动和滑板，疯狂地艺术化。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时间管理是无效的，你不可能追着这些天才们到处跑，问他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休闲。类似的奇怪行为在谷歌、雅虎、苹果和Facebook都存在，比如，雅虎某个经理为了证明自己的自豪，会在臀部文上雅虎的标志，而乔布斯更是出了名的不守规矩，但这些在硅谷和斯坦福是被高度认同的行为。

不务正业和失败不同，更可能被斯坦福的文化所接受。美国人通常对于失败是十分具有同情和包容心理的。但是，与人们的想象相反，这在硅谷和斯坦福并不成立，有些领域是可以容忍失败的，有些则根本没有这回事。美国媒体对创新通常有点儿“选择性失明”，几乎不讲失败的经验，听次课就觉得所有人都会成功。这取决于所属的行业、时间和个人潜质等。

实际上，也很少听到这样的说法，比如创新陷阱，再比如硅谷效率低下。SUN公司的失败，按照马奇的观点，主要是麦克利尼过分信赖自己的成功，根本不想冒险做别的事情，一成不变地坚守开发一套新系统、全线出击必能占优的观点。苹果公司总是尝试一些看上去很美，但是成本太高的东西，战线越拉越长，差点儿因此破产。

事实上，今天SUN公司已经成为人人忌讳的经典失败案例，上至风险投资，下至商学院教授都将其视作失败，硅谷甚至因此出现了两类负面的创新欺骗伎俩。一种是专门寻找噱头概念，开发无足轻重的技术激怒大公司，然后按照微软和甲骨文这类巨头的要约价格，抬价数倍卖掉创意；另一种则是大公司的紧跟手段，比如微软的办法就是小心跟进，然后模仿，不再创造任何新的东西。这两类欺骗造成硅谷的创新被大大地注水。失败不为人所接受是硅谷公司的潜规则之一。

斯坦福的真正态度，其实是对不务正业的宽容，简而言之，在成功之前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得到宽恕。凡是看不出失败的行为都可以让每一个人得到尊重。比如，大卫·科利在成功前，尽管外面的财务专家已经骚动不安，学校里的人依旧可以给他支持。沃兹尼亚克发明的个人计算机，虽然是整个计算机领域最伟大的创新，但是就个人而言，他所得报酬比比尔·盖茨和乔布斯少得多。沃兹尼亚克的计算机明明卖了1000美元，而乔布斯却欺骗这个工程师只有400美元，其余的乔布斯则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不过，乔布斯还是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认同，因为他已经成功了，胜利者是不会受指责的，不追究之前的所有行为，包括这种小动作也是值得尊敬的。沃兹尼亚克被斯坦福请来研究，不是因为他是“个人计算机之父”，而是因为他是死去的“苹果之父”乔布斯最早的伙伴。

詹姆斯·马奇说：“创新很多都以失败告终，但会有很多天真烂漫愚蠢的家伙觉得自己可能会成功，雄心勃勃，于是我们会欺骗或者说是鼓励他们：你年轻有为，大有希望，有一天你会因为你的创新想法变成亿万富翁。很多年轻人愿意自己承担失败的代价和风险，因为他们有非常高的热情。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能性很小，但还是有一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成功了。”这也许才是斯坦福对“不务正业”感到习以为常的根本原因。

许多新的想法往往不是什么好想法，如果贸然接受，公司很可能被拖入破产的行列，这对于企业来说是致命的问题。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秉承的是实用主义，教导其学生一切还是回到企业的现实目标，正像学校当初实用主义地吸收德国理念一样。像上面的欺骗伎俩，尽管是种毒瘤，但对于媒体的炒作，教授们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总有些人不用通过欺骗就能获得成功。这大概和中国人说的彩票心理类似，买彩票虽然多数人赚不到，可是总有人会中大奖的。

第二章　哈根达斯到底是不是奢侈品

斯坦福的教授们尽管多数是芝加哥学派的信徒，日常却甚少谈及经典教科书那深不可测的理想价格。他们习惯从不受传统约束的电子信息产品价格、沃尔玛超市的价格、学校的大片荒地租金现象出发，穿针引线，帮助我们了解更为复杂的现实中的经济价格。这么说来，斯坦福经济学倒是很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味道。选择自然行为，顺势而为，不落俗套——这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的优势。

第一节　为什么3.99美元的哈根达斯仅限纽约门店销售

20世纪30年代，冰激凌在美国纽约十分流行。年轻的波兰移民鲁本·马塔斯途经地中海，在船上遇见一个叫乔的丹麦姑娘，两人一见钟情，可惜因种种原因不得不分开。姑娘特别喜欢吃鲁本做的冰激凌。为了纪念这段爱情，鲁本把自己做的冰激凌叫作哈根达斯，北欧语里意思就是“冰雪聪明”。

据说，马塔斯有一次去商店买东西，商店门口正好有对衣冠楚楚的富人夫妇走过来。男人提议说：“买两份冰激凌吧！”女人的脸上刚露出一种赞同的神情，但是她看了看那几个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冰激凌的穷孩子之后，马上改变了主意，说了句“算了”，就继续往前走。许多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很不平，马塔斯的朋友气愤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人，穷人在吃，她就不要吃了？难道还想有人为他们富人专门生产一种冰激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马塔斯立即闪出一个灵感：这个市场缺少一种象征高贵与时尚的冰激凌！半年后，他推出香草、巧克力和咖啡口味的高档冰激凌，主要提供给一些高级餐厅和高级商店，销售状况非常不错。

时至今日，马塔斯的冰激凌在美国甚至全球多个国家开设了专卖店，哈根达斯也成为全球性的“尊贵品牌”。多年后，马塔斯的同行朋友问他是怎么想到要生产“金贵”冰激凌的，他回答说：“其实很简单，当时那个妇女不肯跟穷人吃一样的冰激凌的神情确实让人不屑，甚至为人所不齿，但你们只看见了鄙夷，而我却看见了创造财富的机会！”

这个故事原载于《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9年第2期，水铃铛的《哈根达斯冰激凌爱情传奇》。这个故事加上“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的广告，无疑深刻打动了年轻白领们。据说吃哈根达斯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还被认为是中等阶层们生活情调的表现之一。

不过，消费者自己的舌头应该不会欺骗自己。哈根达斯的故事和广告虽美，却让许多中国消费者感觉到哪里出了什么问题，有人甚至开始怀疑哈根达斯是不是一种奢侈品。

《中国日报》记者采访过一个年轻的白领：这个白领的同事都说哈根达斯味道鲜美，于是小夫妻带着贵族般享受的想象去冰激凌店尝鲜。她所吃的一道名为“心花怒放”的冰激凌拼盘，花费了20美元（同等情况下，美国超市最贵的冰激凌也不会超过7美元），其实就是一个小蛋糕和一个不同颜色冰块的组合而已。有的人则声称，所谓贵族哈根达斯冰激凌，口感和冰开水差不多，并无特别之处。令人不解的是，像这种冰激凌门店，只有在哈根达斯的老家纽约才有，但销售价格要低得多。

事实上，排除主观感受，就价格而言，哈根达斯的价格可能是价格歧视。同样的商品卖不一样的价格，这种歧视基于国别信息的差别。

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信息优势的一方，可以人为地制造一种广告上的声誉，然后向消费者发出一种心理上的暗示，使得同质的产品产生差别化的消费感受，最后控制消费群体，影响文化和社会舆论，让消费者最终听命于生产商。斯坦福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姆森给这种经典现象，起了一个形象化的说法：生产者统治。他认为，如果默认这类国别信息歧视，结果就是消费者被生产商控制，出现“被人卖掉还替人数钱”的怪现象。

哈根达斯的那个传奇故事，其实是虚构的。哈根达斯品牌并非始于20世纪30年代，而是于1959年创立的，此时鲁本·马塔斯夫妇在四轮马车上的冰激凌生意已有23年。鲁本·马塔斯先生编造了“哈根达斯”一词（实际上丹麦语里根本没有这个名词，鲁本先生也从未路过地中海），配上一张丹麦地图在车厢作秀。他的妻子罗斯在自传《冰激凌皇帝》中解释说：“这么做实际是为感谢‘二战’时期只有丹麦抵抗组织主动拯救犹太人。”

现在哈根达斯和马塔斯夫妇早已没有半点关系，纯属美国通用磨坊公司旗下品牌，生产由瑞士雀巢公司负责。1983年这个品牌卖给另一家公司的时候，开价只有7000万美元。原版哈根达斯的主人则开了马塔斯冰激凌公司，专门生产低脂冰激凌。

如果你是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穷学生，也就是那种靠奖学金过活的青年，只需要十分坦然地走到自动售货机面前，花3.99美元买支哈根达斯冰激凌；如果你打算换个地方，比如沃尔玛超市，买那种小包装的哈根达斯，可能要贵一点儿，三种极品配料做的贵族冰激凌在华盛顿最贵也只有7美元。在美国，哈根达斯除纽约有像样的门店外，80%以上的哈根达斯冰激凌是在超市的普通柜台中销售的，10%是更小的药品杂货店，至于专卖店的销售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同样牌子、同样品质的哈根达斯考虑汇率因素，中美之间的一般差价会达到4倍以上。巨大的价差秘密，不在于哈根达斯会细分市场，通过在有钱人和穷人之间聪明地定价而获利。在经营最久的美国市场上，哈根达斯的定位一开始就是差别化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哈根达斯重点培养的顾客就是纽约大学的学生，但市场增长得十分缓慢，否则马塔斯夫妇也不会把这个辛辛苦苦创下的品牌拱手让人。

哈根达斯的真正秘密在于利用了信息优势，用广告的水晶鞋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贵族。中国的多数消费者在哈根达斯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个品牌的家底。哈根达斯第一次进入上海的时候，中国留学美国的人还很少，这个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大路货没有几个人知道。高定价和大肆渲染，此时就会获得一种信息上的差价。

假设当时在中国的市场上同时出现两家美国冰激凌公司，事情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比如像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彼此竞争，双方均没有创造哈根达斯形式广告的可能性。星巴克和麦当劳也同样采用了类似哈根达斯的方式，而这两家企业的消费者本来是流浪汉和蓝领阶层。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美国的市场定位比它们要高得多，从一开始就是新兴人群和军队高层们喝这两个牌子的饮品。

除此之外，哈根达斯的确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改进。特别是广告宣传和价格策略方面，它巧妙地隔断了市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价格歧视性质的奢侈品。

哈根达斯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成功，中美两国的消费环境偏差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哈根达斯之前，中国的冰激凌多数和哈根达斯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一样，纯粹是地摊和超市的消费，这时候如果塑造出不同的环境，产品贵族的幻觉自然也可以形成。那些品质普通的冰激凌，显然只要加上贵族的环境，自然给消费者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不能完全脱离心理的影响，这是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之一。

另外，在价格上，哈根达斯根本不是市场定价，而是一种纯粹的按照黄金和白银的办法定价，按照“每克纯度”定价的说法，其实无意中透露了冰激凌的定价方式。自己本身的贵族是宣传出来的结果，不像黄金和白银高昂的成本之上的定价，这时候，最聪明的生产商的手段也只能是利用参考真正的奢侈品黄金和白银来给自己定出合理的价格。

在经济学里，所谓奢侈品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绝对稀有和成本高昂的产品，只是一种价格越贵人们越买的产品。显然，冰激凌不是奢侈品，因为和路雪只要涨价，人们对冰激凌的热情就会消退。哈根达斯的冰激凌在中国市场上也日渐惨淡，如今哈根达斯最大的生意是各种中国点心，比如中国水饺。虽然那种小包装的昂贵冰激凌仍然有售，但它在哈根达斯中国的业务份额增长已经和美国齐平，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摆设。

第二节　一美元的阿司匹林无效，两美元的就能止痛？

怀特先生不幸得了淋巴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胸肺以下，医生也开始逐渐减少治疗。不过怀特先生却相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好他的病，这种药物就是根据1957年某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对癌症病人研究报告制成的抗癌新药。

当第一次注射这种新药时，怀特先生在病床上呼吸困难。但3天后，他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甚至还会同值班护士开玩笑。在肿瘤缩小一半后，他从医院回家；但是，其他用这种新药的病人却没有任何效果。

两个月后，质疑新药无效的报告出来了，怀特先生看到这份报告时，病情出现了反弹。为了稳定他的情绪，医生决定对他撒谎：还有一个病人服用新药后情况也有所改善，新的关于药物有效的报告应该明天就会出来，而怀特先生是其中改善最好的。然后，医生给怀特先生注射了完全不含新药的假新药。这次，他的病情改善得比第一次还要好，直到两个月后，怀特先生仍然十分健康。不幸的是，当他偶然读到新报告说最终证明新药完全无效的时候，几天后就去世了。

对于怀特先生的病情和死因，医生们解释说：“怀特先生不是死于癌症和并发症，他看到报告的时候，他的癌症基本上已经痊愈了，这本来是个奇迹。但是，他的死因很蹊跷，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医生们相信“安慰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可能既帮了怀特先生，同时也害了他。

怀特先生是死于心理预期的疾病。事前怎么想，我们就会得到心中的所想结果，这说明预期想法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医学家们还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在生理构造上的原因，但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这是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我们的心理预期和我们的各种行为高度关联。比如，感冒药的情绪推高美国人的医疗成本，导致过度医疗，往往成为教授们考察的重要现象。

预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肯尼斯·阿罗完成不确定和风险经典研究后才确定下来的。现实的价格，通常所做的经济行为，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和情感纠缠不清的决定，这种决定是心理的各种因素异动的结果。预期在市场中很有意思的一些表现，主要是像安慰剂效应这类无法说清的人类心理行为现象。把心理放到所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给它起个诸如预期、理性预期、不确定性、风险偏好之类的名词，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主要部分。

感冒是一种常见的病症，这种病症的典型特点是：可能带来头痛和发烧、呼吸不畅、口腔溃疡和咽喉感染等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头痛，大脑作为人类最敏感的部位，患脑病对人类的影响常常是致命的或损害最大的。止痛常常是一种感冒药物的首要疗效要求，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美元的阿司匹林吃下去后总感觉头痛，让你担心无法治好感冒，但是如果处方上写的是两美元的阿司匹林，居然就可以止痛了。事实上，一美元的阿司匹林和两美元的阿司匹林并无本质上的药理差异，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区别。

头痛和感冒、感冒药没有关系，治好头痛仅因“花钱就有效”的预期，更进一步的说法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制于这种想法。一片免费的阿司匹林可能被视为根本不能治病的假药，假如美国出现比黄金还贵的感冒新药，人们马上会相信它是灵丹妙药，甚至夸张到这种新药可以让人不再感冒和头痛。

科学研究表明，目前治疗感冒病毒没有任何特效药。头痛、发烧、溃疡之类的症状，是人类的免疫行为，就如同人要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症状会引起我们感觉上的不舒服。

欧洲和美国的多数人对感冒病毒的抵抗力相对要低些，几个世纪以来，流行感冒夺走的美国人的生命远比艾滋病和天花要多得多。1918年，战后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几乎和战争时期相当。在感冒药物的使用频率和药效要求上，美国人的标准也比其他地方的人群要高一些。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在这方面开发的药物种类仅仅比心理药物种类少一点而已，全世界主要的感冒药基本上都是美国各大药品公司开发的，比如强生公司就很擅长开发新的感冒药样品。

你可能想不到，正是因为这种大公司不断开发的感冒药，促成了人们那种药效和美元的联系。阿司匹林后开发的新药，多半是针对用惯了阿司匹林的人，这种安慰剂的效果大幅降低，但是安慰剂效应并没有消失，医生们即使不用阿司匹林，嘱咐病人喝水或者开一些更加无足轻重的药欺骗病人仍然会收到效果，就像怀特先生的医生那样。但是药品公司不这么想，像强生、辉瑞这样的大公司是很理解医生们的困境的，稍稍修改不痛不痒的复方成分表，一种新药就炮制出来了。

举个例子，美国在2010年开发出一种所谓的速效感冒药，这种药的唯一优点是比阿司匹林能更好地缓解那些头痛脑热的问题，然而化学分析的结果自然是惊人的，因为这种新药的主要成分不是别的，正是阿司匹林。2000年前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中国类似治感冒的药物，分别是柳树皮、杨树皮，甚至柳树根等，现代化学家最后的结论是止痛成分现在和过去都是一模一样的——阿司匹林。意思就是，我们2000多年来都在“炮制”同样的药品。

对于药品公司来说，这不过是编造一个新的加工工艺，进行新的开发项目，然后推出貌似不一样的外观生产过程。药品的药名、价签上发生了变化，人们既然在安慰剂上喜新厌旧，药品公司也不担心在价签上不断标出不同的数字，从利润的角度出发，自然是越大的数字，看起来越可爱。医生们在没有发现安慰剂的副作用的时候，自然愿意使自己的腰包更鼓，结果一个可怕的问题出现了：美国人在这些小小的病症上过度医疗的麻烦接踵而来，药费升高，跟着手术费用也在升高，最终全美国的人都喜欢不治病也要去医院。

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禁止给6岁以下的儿童服用任何感冒药，其实不是因为感冒药无效，主要因为儿童的处方药量对于药品公司而言，根本构不成可观的利润，还可能有副作用的道德谴责。但有些父母可能不管这些，他们发现，某种感冒药偶然给某个孩子使用，药效居然比大人要好得多。其实，那也是我们的心理在作祟。孩子没用过的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新药，不论这种药是原始的柳树皮还是速效感冒药。

事实上，也许我们可以作个另类的比喻，如果让医生们停止使用无效的感冒药和其他类似的过度使用的安慰剂，美国的医疗费可能马上会减少2/3，健康的美国人马上会多出1/3。也许正如那句俏皮话所说：“病人太多，是因为医生和药品太多。”

中国的镇痛剂和感冒药一类的安慰剂，可能比美国要严重得多，一些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1/3以上的人将感冒药等同于镇痛药。中国常见病症的自我诊疗比例中最高的就是感冒，占常见病症的89.6%。中国也是世界上引入高价感冒药最急迫的国家。

中国的感冒药同样廉价和无用，但是感冒以外的安慰剂同样虚高，比如一些被证明无效的中药或者所谓药用保健品。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医生特别贪婪，而是因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安慰剂只会让感冒药更快地黔驴技穷。结果为了赢利，除去抬高要价，病人自我诊疗增加，还将大量的更有效的其他药物的资金也统统占用。反过来，因为其他药物成本太高，价格也跟着升高，成了典型的医疗供应极端不足。除非降低有效药物的成本价格，否则这种怪圈很难打破，所谓以药养医，会不断地折磨中国的医疗体系。

第三节　如何测出全球互联网价值

英国一位数学家用新方法测出了互联网的重量。他发现，电子阅读器读取新文档时，因为电子运动，阅读器会增重，尽管这点儿差异几乎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根据他的估算，整个互联网大概只有50克，也就是一颗大草莓的重量。网络上平均传输的信息，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段代码的重量比灰尘还要轻。

这位数学家计算的网络信息总量数据是谷歌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斯密特所估算的。施密特曾估计整个互联网大约有500万TB字节信息，而谷歌只占0.04%，英国那位数学家估计的是这500万TB字节信息的重量。如果算上所有使用网络的家用个人电脑，互联网的重量大约等同于3颗草莓。如果仅仅计算互联网上所存储的数据重量，得到的数据就会小很多。

爱因斯坦著名的能量守恒定律及公式很好地把能量和重量联系在一起。公式表明，拥有更多能量的东西，其重量也会更大。存储数据的信息比没有存储数据的信息拥有更多能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存储数据的信息会更重一些。

这个方法听上去的确十分巧妙，用间接的办法“称”出了互联网甚至信息的总重量。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世界，这好像是一种颠覆。不过，有些人接下来会问：既然知道了互联网的质量、重量、信息总量，那么互联网的总价值是多少？互联网造就了那么多亿万富翁，容纳了成百上千的新兴企业，这样一种伟大的资源，应该价格不菲，但是真正知道答案的人，可以说寥寥无几。

其实早就有人给看得见、听得着但摸不到的信息确定了价格，我们甚至可以凭此给全世界的网络定出价格。这个人的办法，类似于上面的互联网称重的方法。斯坦福退休教授肯尼斯·阿罗是世界上第一个给“信息”定价的人，他测定信息价格的原理，就和电子阅读器存取前后增肥一样。阿罗发现人们得到信息前后，收益发生了变化，其他的条件都不变，只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信息产生了收益差，他还发现信息的价格和得到信息的难易程度、时间长短都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他在斯坦福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

硬件往往没有软件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制造一套软件的时间和成本比工业机器的速度慢得多。尽管我们在计算机销售商那里看到过每种硬件的价格表、每种软件的详细价格表，但很少有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凭什么一张普通的硬盘价格要几十美元？这里面时间的差异性是主要因素。信息的价格主要是以时间为变量基础确定的。

但是，发现这个清晰有力的测量法和证明曾经相当困难。如果不是阿罗的巧妙思路，也许到现在，善于计算生产总值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话——计算机在经济活动中的价值等于零——还是对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计算机和网络都将是摆设，像一堆废物和玩具。

微小的改进，实际上要翻越许多障碍，就像习惯了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的人，要突然使用linux操作系统一样。即使阿罗是最年轻、在数学和经济学上最富有天赋的人物，他也同样经历过普通人的曲折思维。这种思维的改进，大概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经济学家们分析不熟悉问题的常规办法。而且，与我们通常的想象相反，这个思维方式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加简单易学，更有实际意义。

阿罗的想法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会想，既然微软创始人和计算机公司受益网络，作为网络财富的源泉，网络的总价值一定大于这些公司在过去和未来的总价值，否则不可能产生如此多的财富。就是说，我们定个可参考的最低价格，应该不成问题。这就好像美国在加拿大的探矿队一样，在不知道深埋地下的矿藏有多丰富的时候，人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地区这种矿山的历史产量。如果矿藏分布均匀的话，我们的估计应该不会离实际太远。

经济学家们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他们并不可以确切地知道网络和信息的总产值是多少，甚至也不确定某一网络的好处有多大。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网络和信息的价值，就像一个黑匣子，与经济学家的价格计算没有任何关系。亚当·斯密时代，发生了“南海泡沫”，不过他从未把那个欺诈和获得的财富直接联系起来，按照他的想法，这种行为最多只能属于那本《道德情操论》的范围。总之，在阿罗以前的经济学家，是不存在信息之说的。

犹太人的信息灵通者在股票市场上风生水起，不过这被认为是职业素质的必要部分，雇主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耳朵特别长，就给他双倍的佣金。但像索罗斯那样的杰出人物，恰恰就是靠这种耳朵发家的。在华尔街的手册上，信息已经是商人们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手段，经济学家还装作看不见。这让经济学家们越来越难堪，直到阿罗解决了该问题。

其次确定值多少，怎么估计才是硬骨头问题。1907年，邓肯·麦克杜格尔医生让濒死的人躺在一个秤上，然后称量他们死后体重的变化，发现有人在死后立即减少了21克的体重。人的灵魂的重量是21克，这一说法很多人深信不疑，据此创作的电影《21克》让西恩·潘成为一代明星。当然，事后的重复实验最终证明，灵魂重量为21克只是测量错误。

这个灵魂实验的素材居然被经济学家活学活用了。有些内容无法直接量化，直接测量是行不通的，比如人类的灵魂、商品给人的感觉。直接不行，一些人便会想到间接的办法。

间接的办法，主要是选好可以类比模仿的直接测量的内容。就像灵魂实验一样，不知道灵魂多重，但是活人和死人的体重都是可测的。信息的价格不能测，但是在信息上，不同时间作出反应的人，得到的收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如果再找到一个理想的称量工具，那么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为此，阿罗选择了间接效用工具，意思是相当于某种效用程度可以用相应的商品数量、货币收入等可测的内容标示衡量。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测的信息价格被时间的价值效用替代表示。最后的步骤自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将获得信息的难度系数作大致比较就可以了。比如一个人打听消息走了两英里，另一个人却只走了一英里，前者的难度系数就是后者的两倍。这个计算方法为后来的马克鲁普的推算奠定了微观基础，据他测算，1962年美国的信息产业总规模已经接近当年美国总收入的1/3。

我们现在根据阿罗和斯密特的数据，可以推算出互联网的总价值规模应该在全球信息字节的总量的平方规模，大概是2.5×10^12TB，相当于现在互联网的总产值的上千倍以上。也可以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互联网产业大概自动发展500年才能让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变成信息帝国。

中国的人际关系价值，这好像也是个类似的命题，如果套用这个算法，不考虑培训教育这样的人力资本因素，任何人单纯的关系的价格，大概都可以用关系前后的收入计算出来，虽然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个平均的收入时间差是多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14亿人的价值关系，绝对超过毫无瓜葛的14亿人的平均收入的价值。依照早已证明的“组织的绩效大于个人”这种观点来看，中国和东方社会热衷于关系，表现得也许更加符合经济理性。

第四节　“白日做梦”有没有价目表

1974年，史蒂夫·乔布斯去了印度，据说在喜马拉雅，他见到了一个印度的“巴巴”（北印度语意为圣人），然后莫名其妙地从朝圣的人群中被这个巴巴看中，剃掉了嬉皮士的标志性长发，开始了一段旅行修行。回国后，乔布斯又去了俄勒冈一个宗教冥想实验中心，从此性格大变，脱去沉默寡言的外套，突然变成一个管理天才人物，甚至成为能够仅凭直觉就改变苹果公司的硅谷“圣人”。

乔布斯为什么要去印度？也许比他的传记作者更靠谱的解释是，史蒂夫·乔布斯的嬉皮士精神偶像——甲壳虫乐队，在他到达印度前，已经跟随乐队精神导师乔治·哈里森到印度去学习体验冥想。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追星族自认为提高自己修为和心灵解放的手段。在当时的美国，大众把他们的冥想体验和吸毒寻求幻觉的行为联系起来。

如今，冥想这种方式却成为硅谷乃至美国的一大风潮，加上瑜伽文化的流行，随着迷恋此种方式的乔布斯去世，冥想再次变得流行起来。

乔布斯的印度经历，是不是真像他自己讲述的那样充满迷幻色彩，除他本人，无法证实。不过，我们倒是可以亲身验证一下冥想。在中国，高深点儿的说法叫“参禅打坐”，通俗点儿的说法就是“白日做梦”，就是用想象和心理暗示治疗达到某种目的的方式。

你也许想不到，在经济学里，其实也存在这么一种“白日做梦”的方法，而且比冥想的方式要高明得多，因为只要加些必要的规则，如实验条件的可重复性、符合一定的统计规律。在一个人造的实验场所，我们完全可以制造出冥想世界，甚至会使盗梦空间成为现实。当然，这个世界是围绕经济活动运转的。

我们可以造出两个“白日做梦”的梦境，以下的内容是从已故斯坦福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阿莫斯·特沃斯基的经典实验改编而来。

首先，我们要做两个白日梦，第一个是做个“乞丐梦”，做北京天桥或者拉斯维加斯地下水道的那类乞丐。记下自己做乞丐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按照自己需要的紧迫程度依次在纸上排序，比如，1.面包；2.衣服；3.金钱……最好有一个标准的条数，比如30条。然后把纸条封上。第二个是做个“盖茨梦”，假设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记下自己做世界首富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同样按照自己需要的紧迫程度依次在纸上排序，比如，1.豪宅；2.游艇；3.投资……最好有一个标准的条数，比如30条。然后把纸条封上。

其次，发挥点儿娱乐精神，试试饥饿或者长途步行，和陌生人说话这样的冒险事情。之后再次对自己这种经历后最想要的东西、想做的事情按照需要程度依次在纸上排序。最好有一个标准的条数，比如30条。然后把纸条封上。

再次，把3张纸条上的内容，按照序号进行对比，自己统计一下。一是统计3次记录有多少条是类似的，二是统计在做两个白日梦中，两者有多少是类似的。然后再思考一下，有多少条是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如果再把各种物品按照实际价格也标出来，你就得到了一张梦中消费的价格表。

此时，你会发现有些想法是无聊的。有些人即使对牛奶过敏，也会将其列进单子，只是因为羡慕别人的想法而列了进去；有些人因为讨厌某些物品，直接幻想把另一种物品放在单子里。可是不管你怎么改动这个单子，一个再有才能和见识的人，在轻松的状态下，也列不出大类上不重复的物品。乞丐梦想的商品和富翁梦想的商品很大程度上居然都不是无限的，而且几乎没有人会写这个地球上不存在的东西，比如永动机。

这就是说，虽然理论上同一个人并不能对物品有什么清晰的喜好标准，“苹果和香蕉的组合比梨和橘子的组合好”的那种范例在实际生活中只是一种偶然的案例，甚至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人作出选择的时候也不是独立的，而是依赖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有攀比的性质，甚至包括和自己的梦境攀比。虽然现在的人已经很少听到经济学家杜森贝利这个名字，但是他的学说很接近我们的社会现实，通俗点儿说，即你选择超市中的某件带中国字的衣服，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中国字的意思，只是因为某个邻居穿起来看着很新潮，如果你不这么做，就显得实在太古板。

另外，你的商品组合的能力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低得多，只要超过几对或者十几对的商品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的选择能力往往就会降低。就像《消费者的悖论·选择之难》一书的作者一样，作为典型宅男中的一员，巴里·施瓦茨教授极少逛商店，一条牛仔裤非要穿到裤裆开裂才买新的。当他走进商店后，对售货员说：“我想买条牛仔裤，我的尺寸是32码。”售货员问道：“你是想要很瘦的、偏瘦的、中等的、偏大的还是很大的？你是想要砂洗的还是酸洗的？你是要带拉链的还是带纽扣的？你是要防皱的还是常规的？”作者顿时傻了眼。我们能作出选择，是假设我们拥有这种理想的超能力，可以不用思考就能找到答案，可是现实中没有哪个人有这种能力。

最后，如果按照价格表的顺序，你的价格表居然看起来也一样很真实。如果按照这张表计算一下它们的总支出，那么这个支出大概就是你本次做梦的机会成本了。心理落差会告诉你，原来自己的收入比想象中要低得多。如果你能支付得起这张价目表上的项目，你也许根本不会把那些选项写在上面。就在你花时间做白日梦时，也许你本来可以离做梦的那张表上的东西更近一步。做完这个实验，你也不可能避免施瓦茨的难题。

所以，最后我们不得不说，从经济学实验得出的结果，很可能要否定冥想乃至我们实验的经济价值。换言之，史蒂夫·乔布斯的传奇印度之旅可能和他在硅谷的成功根本毫无关系，而甲壳虫乐队那位冥想爱好者哈里森在2001年早于乔布斯患癌症去世，只活了67岁。冥想并没有帮助乔布斯，相反倒有可能导致了他的身体问题。

第五节　沃尔玛工资和商品为何不一样廉价

“遍布美国的3400家沃尔玛商店里，没有一个来自工会的雇员。这使得它能够近乎随心所欲地降低员工工资——平均每小时不到10美元，这比一个普通餐厅里端盘子的服务员得到的小费高不了多少。沃尔玛员工最多的抱怨，除了低工资外，还有过分的劳动强度。不久前，俄勒冈的一个法官判定沃尔玛败诉，因为它强迫员工无偿超时工作——甚至把员工锁在商店里面。当然，沃尔玛辩解说那是出于‘安全原因’。顺便说一句，沃尔玛正面临其他类似的40件官司。这种精明的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国外，比如中国的政府官员就因为沃尔玛顽固地不允许自己在中国的员工参加工会——哪怕是官方的工会组织而恼火。”

这是中国的一份报纸对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沃尔玛连锁销售公司的报道。不过，这个评论在美国仍然可以说是正确的，据美国民主党劳动教育委员会委员、众议员乔治·米勒的2008年沃尔玛劳动记录粗略地估计，沃尔玛在2004年的13861美元的年平均工资已经大大低于美国2001年的最低收入水平线。在米勒的报告里，他逐一摘录了沃尔玛低工资、雇用童工、性别歧视、社会保障缺陷、抵制工会、无偿超时工作、雇用压榨非法移民等不良记录事件。

按照这个报告的说法，除去公共部门的最大雇主国防部外，沃尔玛作为美国第一大销售商、第三大药品零售商，总共雇了120万美国人（不足美国人口的0.04%），销售年收入大概占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是美国名副其实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公司。民主党众议员米勒指责沃尔玛同时利用金钱优势，用社会责任的方式给自己打广告，以避开这些不良行为的恶劣影响。沃尔玛的超市广告是：节省每一分钱，生活更美好。这种廉价文化已经渗透到几乎沃尔玛超市可以开到的任何地方。

当每一次曝出沃尔玛超市的不良记录，特别问题审计报告出炉时，沃尔玛的负责人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是我们的员工创造了美国文化的差异性”。这句话所表达的是每个美国人都从山姆·沃尔顿那里节省了一笔不小的钱财，因此大众和员工必须学会忍耐。

2000年在得克萨斯，沃尔玛一个小的切割肉片部门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工会，可一周后沃尔玛竟然宣布完全裁掉这个部门。因为美国劳动法的低效，工会整整花了3年时间和沃尔玛讨价还价，最后才赢得了一个返岗的法律协议。

沃尔玛习惯挑战劳动法而不是遵守法律。看看沃尔玛的辩护：员工和大众都从低价中捞到了好处，并且这和工人们低工资根本没有关系——推而广之，这就是说，因为低工资和低物价并存，所以所有美国的工厂都是自由神圣和不可挑战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都是多余的，美国的劳动记录无可挑剔，众议员的报告都是政治上的谎言而已。

这是真的吗？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霍尔的研究证明，最低工资制度对沃尔玛这样的厂商从来没有什么真实威胁，沃尔玛的说法其实是种拙劣的辩护。低工资和廉价制度是站不住脚的，不一样的廉价实际比想象中的更加有害。我们从三个方面可以说清楚这样一个事实。

第一，沃尔玛的廉价商品给美国社区带来的长期损失更大。据艾奥瓦州的一个教授研究，一个沃尔玛超市如果开到一个社区，短时间内这个社区的加油站零售收入的确会提高0.3%，但是长期来看，这个社区的男性劳动工作岗位却会减少，虽然家庭主妇们因此节省了部分开支，但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的工作薪水降低的比例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也就是说，沃尔玛的商品价格不断在下降，但是工人家庭的薪水下降的幅度更快。

第二，沃尔玛的最低工资制度是在钻美国劳动法的空子。美国的最低工资法尽管规定了最低工资，但是最低工资线并不能威慑故意将工资安排在最低工资线上的不良公司，它们还经常辩解说是工资差异。比如，沃尔玛分公司里会有1个经理、2～3个副经理、十多个组长、300名副组长，不同级别的人拥有的工资是不同的，但是在同行业里这种工资制度只有沃尔玛有。沃尔玛大量地设置各种克扣工资的规章制度，导致实际上公认的沃尔玛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线。

第三，沃尔玛公司从美国普通大众的医疗保险费用中获取额外利润。这可能是所有沃尔玛的骗术中最为隐蔽的。美国的医疗保险并不是强制的，虽然多数公司为工人支付这笔保险费，以求得工人的稳定和效率，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这种医疗保险，个人缴纳医疗保险的费用是极其高昂的，必须为大量的法律文件附属支出埋单。在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中，沃尔玛的雇员占据了最主要的部分。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沃尔玛，根本拒绝给雇员购买医疗保险。这就是说，根据美国法律，无法得到医疗保险的人，政府必须为其医疗支出提供部分补贴，这部分巨大的支出就来源于所有纳税人的钱袋，也包括每个沃尔玛的员工。平均计算下来，沃尔玛一年为家庭主妇节省48000美元的同时，却从她们的口袋里拿走了56000美元。中间的差值部分，本来应该计入沃尔玛的工资成本的，但是沃尔玛根本不会有这项支出，于是这笔开支就转化为沃尔玛的净利润。

沃尔玛超市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地打着廉价的口号，却从美国家庭那里拿走了更多的钱。事实上，低工资是真的，物价低廉却只是个似是而非的口号而已。在人们贪图那点儿小小的便宜的同时，沃尔玛通过挤垮高工资的商店，导致更多的失业和实际工资的降低。美国的沃尔玛并没有给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什么好处，而且恰恰相反，正如众议员米勒所说：“沃尔玛的成功意味着工资压力下降，也意味着对整个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人身权利的挑战。”成功的商业不能依靠牺牲工人及其家庭的幸福，利润为上的做法目光短浅，迟早会毁掉整个美国和美国梦。

事实上，不久前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蔓延到沃尔玛超市的时候，这句不巧的话似乎已经应验了。这大概是美国梦破裂的开始。

第六节　英国女王土地的租期为什么是999年

曾灶财这个人，说起来在香港的名气不比成龙小。曾灶财在三十来岁时，房子被港英政府拆了，无家可归，后来偶然整理曾氏祖先遗物时，根据族谱的内容发现，九龙中环有些土地被割让给英国之前，曾是清朝皇帝御赐其祖先的“食邑”。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后，他们却不再是九龙的地主。曾灶财不满政府“霸占”其土地，故开始四处告状，经常在家附近涂鸦“宣示主权”，只要看到香港哪里有空白的墙壁，就开始涂鸦，写他曾氏祖先什么时候来港，另外还常写街谈巷议，民间八卦。曾灶财这一写就写了50年，老而弥坚。一不小心从香港的中环附近的涂鸦开始，成为香港草根文化的代表人物。在香港，涂鸦文化第一人就是曾灶财。

20世纪80年代初曾灶财声名鹊起。因为抗议强拆涂鸦的行为艺术，“九龙皇帝”的名声也开始叫响。明星郑少秋主演的电影《流氓皇帝》讲述朱锦春在清朝灭亡后流亡香港的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大概就是曾灶财。

这位在香港自称“九龙皇帝”的怪人，当时宣示的主权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女王和时任港督，当然以港英当局当时的法律，曾氏的诉求得不到任何回应。从今天的角度看，女王的确没有这个“九龙皇帝”的土地所有权，非但是强拆，而且是强占，有违法律。租界并不是英国女王的土地，就算是女王的土地，租期看起来也和永久使用差不多，因为租期是999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曾灶财应该从英国女王那里得到曾氏150年的土地占用款才对，简而言之，英国女王欠“九龙皇帝”一笔天价的赔偿金。

港英政府最后同意给“九龙皇帝”一笔养老金了事，香港当局对本地居民一直执行大清律，对拆迁者只进行民事赔偿。在这种情况下，这笔赔偿金的数额大概等于一定年限的土地租金，差不多就是一笔养老金的数目。但因为香港当局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法理上这么做还是不通，强权即公理，反正到今天这都是一桩说不清的错案。

土地本身的垄断性所有是土地租金成立的原因，不过租金的多少归根结底要取决于租期的长短、所有者和使用者博弈能力的大小。虽然经典的教科书上告诉人们租金是因为土地需求不断上涨导致的，但是那只是一种不考虑土地税和历史制度现实的说法，1987年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对于西班牙的封建土地和英国、美国的土地制度、地租进行了详尽的制度分析。他在研究中指出，地主尽管醉心收租，掠夺农民的财产，但国王和国家的产权制度才是地租变迁和帝国兴衰的原因。

历史上和大英帝国打这种土地官司的人，“九龙皇帝”并不是第一个，美国政府应该是第一个。人们能够从中看到土地制度和地租的曲折关系。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并没有赢得完全的独立，仅是形式上的独立而已。皇家海军和英王保留了诸如强征北美海员入伍、北美土地扩张要得到英国批准的特权，英军将领查尔顿还收留了大量独立战争期间的美国保皇党人。这都让美国开国元勋们时刻担心英帝国会卷土重来。

按照英国的法律，英国所有的土地，包括美国的土地也都是英王的，美国的总统也不能抵制英国国王的土地所有权。按照这个原则，那些独立战争后逃亡到加拿大的美国居民，开始要求美国的居民向自己偿付一笔赔偿金，美国新开发的土地同样要跟英王扯上关系。

地主家要来收租子了。自认为天赋人权的美国人认为，逃亡地主和无主土地自己接手开发的就是自己的，天不怕，地不怕，哪里轮得到英国贵族向自己敲诈勒索。英国人优雅的贸易封锁令在北美的火漆封还没揭开，英国王室还全然不知，美国国会里一干人等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先下手为强，抄了地主家的后院。1812年，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提议：今年美国的任务是兼并加拿大，把英国人赶出北美。几周以后，只有15000条枪的美军就攻入加拿大，他们大肆抢劫，然后一把火烧了多伦多。美国总统宣布北美的土地是美国人的，和不列颠的英国国王从此没半点关系。

多伦多那把火惹恼了本来对美国有好感的加拿大人，美国军队最后被加拿大民兵赶走，1814年，趁火打劫的英国军队以牙还牙，烧掉了华盛顿的红宫（后来刷上白漆后就成了今天的白宫）。1815年，英军最后战败，美国和英国勘定了疆界，宣布废除地主的特权。这笔历史上最大的英国地主和美国佃农的官司才宣告结束。

因为这场战争，美国人意识到“地主”是个相当可恨的名词，美国法律规定土地使用者的权利要优先于所有者。如果地主放弃经营一块荒地，接受者耕作一段时间后这块土地就将归属开发者。这种方式相当于降低了土地的租金，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同样是这场战争，导致英国国内对于贵族和地主阶层不劳而获的所有权的愤怒，在这之前，英国的土地虽然可以买卖，但是一份土地的价格相当于21年的地租，即使是最贫瘠的土地也一样。地主的计算原理是：英国人平均寿命只有40岁左右，16岁成为农业劳动力，那么剩下的二十几年都应该无偿地给地主干活，否则就是地主的损失。这等于农民从开始干活到去世都得交地租。美英战争后，英国农民和地主的忠实仆人的反抗不断出现，就像《呼啸山庄》里描述的故事一样。

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地主和农民对立的经济理论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后来，英国国王不得不向地主征收土地税。但国王是整个国家最大的地主，有数十万公顷的土地，为了避税，英国国王的小动作就是无限期地延长土地租期，这样单位土地上的地租和土地税都大大降低了。

地租和地价并不仅仅是由供求决定的，甚至很多时候，和供求毫无关系，这是在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兴起后人们对于土地的新认识。虽然这个认识在中国还并不太深入，但是在今天，无论在英国和美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土地的使用权都实际优先于所有权。

第三章　“市场信号”会消失吗

40年前，迈克尔·斯彭斯为了搞清保险欺诈问题，无意中提出了信号理论，没想到斯坦福的大批明星经济学者肯尼斯·阿罗、乔治·斯蒂格勒、约瑟芬·斯蒂格利茨、阿莫斯·特沃斯基、夏普因此沿着两个方向产生了全新的经济学内容。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一切有关选择次数和选择行为的规范作解释，特别是针对那些涉及各种欺诈和风险作解释，比如现在的弗兰克和列维特就是这方面的新兴明星；另一部分则瞄准硅谷的计算机，专门给信息和信息产业定价，这一派经济学理论上的大家不多，但现实中的代表人才济济，他们就是硅谷的各行精英们。

第一节　通用公司员工的忠诚会毁灭企业？

我看到了和日本一样的员工逻辑。美国人认为大公司出现危机，仅仅是因为这些公司在资本主义的洪流中体格太大，因为外部的因素，一时失误作出错误的反应。大公司底子好，所以政府拉一把无可厚非，但这是错的，这些公司实际上病入膏肓，它们数十年后也不会产生任何资本回报。

2003年通用公司的养老金欠账已经高达13000亿美元。政府还要为它们兜底，继续容忍通用公司的敲诈，阻止它们垮掉。醒醒吧，通用公司早就准备好面对垮掉的那一天了。

是啊，只要帮帮通用公司，密歇根和印第安纳数以万亿的岗位就不会消失了，工人的养老金也不会在公司倒台的时刻化为乌有。毕竟这些可都是忠诚的公司员工，大厦将倾影响他们的生活是多么残酷和不公啊！我的祖父毕生效力的纺织厂倒闭，他的养老金一下子没了——只是因为纺织厂拒绝搬迁到低成本的地方去。

支持底特律猛龙没有任何效率，它们阻碍资本生产。通用公司债务高筑，用工成本远高于市场……

这是一味更苦更苦的药。

这是底特律一位无名人士，在2003年对通用公司的警告。不过，当时的小布什总统肯定没有看到。仅仅6年后，通用公司——这个美国最大、最古老的汽车公司，在金融危机中很不幸地应验了“垮掉”的预言。

通用公司被养老金击垮了，更确切地说被通用“忠诚”的员工彻底击倒了。这个美国大公司中的“大哥大”，在金融危机中和华尔街那些“百年基业”们一样弱不禁风。唯一不同的是，华尔街频繁跳槽的金融人士，只对金钱和期权表达唯一的忠诚，但通用公司大多数员工们，一家几代人近百年都从未离开过通用工厂，可谓“满门忠烈”。可通用公司是被自己员工的过度忠诚打败的，这多少有点匪夷所思。每一个老板都很重视员工的忠诚度，到头来，这样的忠诚却摧垮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

理性地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霍尔指出，雇主们的雇用成本太保守，单纯爱好忠诚，导致了经济好的时候，企业招人太少，经济差的时候裁员不够，成本高昂推动上涨，结果就是滞胀。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另一个劳动经济学家爱德华·拉齐尔在细节上指出，现代的雇主会将雇员的部分工资先抵押下来，换取员工的长期忠诚，如果雇员中途变卦，雇主就拿走员工的这部分收入，雇主们还开发出一种区别于用工法、给予感觉上可靠的员工和不可靠的员工不同的待遇。正是这两种因素，导致社会出现工资刚性和通胀，甚至经济危机。

一个新入职的员工，如果扣掉自己的职业规划，往往会变成一个失落者，这种失落感就是我们职业规划的机会成本。比如，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主考官曾经问他：“你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呢？”年轻人想了想，回答说：“几年以后做到您的这个位置。”主考官因此给了他较高的分数。年轻人入职时，主考官也就是上司对他说：“你如果要做到我这个位置，必须要做好牺牲点儿利益的打算，你刚来时的工资，只有一般员工的一半，3000元左右，一年以后，你的工资才能升到我的水平。”年轻人对此十分纠结……

年轻人当然会算这样一笔账：

接受条件，一年的总收入为3000×12=36000元，一年后的预期收益为6000×12=72000元，提升概率100%；不接受条件，一年的总收入为72000元，一年后的升值概率为50%。如果单纯考虑升值，那么总收入就会损失36000元，如果只考虑收入，那么升值看起来就是遥遥无期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诱人的升值条件，好像里面又有一个很大的苦果在等着他。雇主们假设，一个员工的忠诚对于企业是一笔收入，越是忠诚的员工，收入也应该越高，这样有些收入就可以拿出来奖励忠诚或者考验忠诚。这种忠诚工资应该等于员工效忠行动的机会成本。在上面的例子里，36000元是雇主的一部分成本。

按我们上面的计算，那最初36000元应该就是企业对该员工的机会成本。但经济学家不那么计算机会成本，而是把历年的所有这种成本贴现重新计算，因为这段时期员工这笔资源一直是在企业手上。大概总成本应该等于企业把36000元投资在一张永久国债的收益上。如果美国的周期会经历10年，你不妨对照一下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计算一下，企业雇主对赌的成本是多大。你如果对金钱敏感，似乎马上就能得出结论，这种忠诚工资，抵押劳动的做法是种愚蠢手段。不过，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对希望长久经营的企业本来无可厚非，企业主都这么想，感觉很不错。但所有的老板都只雇用自认为忠诚可靠的雇员，结果就不妙了。最后，员工总量将定格在一个十分有限的数字上，成本前景更好控制，经济环境不错的时候，比如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繁荣向上，高盛公司雇用的打字员年薪也可以达到20万美元，但经济不好的时候，曾经顶风发高额奖金的美国国际集团却在不断裁员。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那笔潜在的机会成本和失业冲击到底有多大。

当雇员们盯着感觉良好的忠诚工资，企业主看着自己的抵押手段支出而不随着市场信号调整劳动力的走向的时候，整个经济社会就开始作茧自缚。只有忠诚的员工才能得到工作，老资格和时间才代表忠诚，大量的企业保持永久合同，既不裁员，也不招新，更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时间这么做。最后的结果就是工资只会上不会下，老化和停滞不前。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作“工资粘性”。没有新的就业，就没有新的生产，最后公司和国家都慢慢变老。

通用公司的工会曾经大规模地用永久合同给自己的丰厚养老金加码，通用公司的工资要比其他汽车公司高得多，而员工退休年龄不断降低，养老金不断提高。在汽车金融贷款公司被卖掉以后，通用解决养老金的最后一根稻草也被拔掉了，两面攻击最后导致通用变成了彻底的空心大树。

几乎每一任通用公司的总经理级别的人，都是装模作样的利益相关者，通用是个股权异常分散的大公司，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股票。管理层也是一样，为了和员工互相监督忠诚，互相拉拢，通用公司比别的公司更加信赖忠诚，几乎排斥一切和忠诚悖逆的行为，哪怕你只是想在养老金上找点儿合适的改革。

一个父子两代都在通用公司效力的普通退休工人，51岁的司各特说：“忠诚是通用的底线。我们现在不会再忠于通用。”另一个通用员工说：“我过去几周还认为通用是我能想到的工作最好的地方。”总之，通用公司的员工就是拿着忠诚做武器的通用公司最大的对手。

第二节　苹果创意广告为什么中国人最买账

1997年苹果电脑公司一分钟的Think Different的电视广告创造了奇迹：涵盖多个历史人物，依次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鲍勃·迪伦、马丁·路德·金、理察德·布兰森、约翰·列侬、巴克敏斯特·富勒、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穆罕默德·阿里、泰德·特纳、玛丽亚·卡拉斯、圣雄甘地、阿梅莉亚·埃尔哈特、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玛莎·葛兰姆、吉姆·汉森与吉姆·亨森（青蛙柯米）、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与毕加索。

台词内容是：向那些疯狂的家伙致敬，他们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惹是生非，就像方孔中的圆桩，他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事物，他们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安于现状，你尽可以赞美他们，否定他们，引用他们，质疑他们，颂扬他们抑或诋毁他们，但是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他们让人类向前跨越了一大步，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这个广告现在被推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在美国被称为最具有创意的广告之一，曾经获得1998年艾米奖和2000年艾菲奖在内的众多奖项。一个广告让苹果公司“起死回生”，这大概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在美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广告的影响力甚至更大，在中国教科书上，这个广告被封为“广告之王”，排在广告学案例的第一位，甚至取代了可口可乐前CEO斯库里在“可乐之战”中的经典案例。

最能解释这一切的理论，是斯坦福商学院院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教授的理论。斯彭斯教授认为，各种广告的经济本质是厂商主动发出的证明产品的质量信号。商品的信息，双方并不同样清楚，这样的广告必然能一针见血地向观众验明正身。而乔布斯的广告目标，就是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

故意贬低竞争对手的广告，通常被人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报复手段，但是这在斯彭斯的理论中不成立，因观众的精力有限，就像手电筒一样，哪怕出现一个小黑点，光束信号也会大幅发散。反过来，常常被文不对题和垃圾广告轰炸的人，对于这类广告更加反感。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采取均衡的手段是没有任何效力的，单一发力才有效。

也正因如此，乔布斯的这个经典广告产生了两个看似不相干，实则相辅相成的后果：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容易接受苹果的这则电视广告，而乔布斯在美国的广告除了获得奖牌，最终没有吸引美国人，反而给竞争对手带来了好处。

苹果的手机广告主要通过系统程序附带的方式装入手机，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在电视和网络商业广告上，苹果公司已经根本分不到利润，美国的这类广告已经是谷歌的天下，苹果在这方面的创意没有任何话语权。相反，苹果系统的植入手机广告至少目前看超越谷歌，占有市场19%的份额，同时给苹果带来了42%的利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视广告的同质性竞争太过激烈，只允许有真的广告，禁止渲染和夸张，同样两款近似创意的广告早已让观众失去了鉴别的能力。荷兰电视台近年做过一项调查，在苹果广告推广后一周时间里接近于“思考”（think）和“不同”（different）这样错误语法组合的人名居然最容易被人记住，但是他们却记不清这和哪个广告有关系。当然，我们还要说的是苹果的广告植入多数也和苹果关系不大，实际上多数是战略合作者的广告居多。

在中国，苹果的广告植入根本不受欢迎，中国的消费者甚至认为这种开机页面广告和垃圾广告没有什么区别，反倒是各种或隐或现的苹果暗示电视广告受到了“果粉”的追捧。有时候，即便在苹果专卖店里，苹果的电视广告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有些消费者抱怨苹果专卖店的员工的服务等待太过漫长，还不如看广告更加好些。中国的许多年轻人追捧这种广告的表现方式，各种模仿类广告和恶搞之类的艺术形式不断涌现。

中国的商业广告市场，并不像美国那样是个高度同质性竞争的地方，相反，广告还停留在虚假广告和广告轰炸的阶段，依靠高投入、高密集投放增加关注度。其实就是用时间换空间。广告内容往往像一些美国人所评价的，是“肮脏”语言歧义、歧视性图景和语言的综合体，这种广告拐弯抹角，逃避向受众解释商品的真正品质。久而久之，中国观众的注意力就不太集中在这类广告上，而苹果的广告单刀直入，验明正身，显然具有高度的区分性，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到今天为止，还未出现中国人对于乔布斯的广告追捧有下降的趋势，甚至更进一步的是，任何广告中曾经出现的格言、图画、背景都因此成为苹果系列产品在中国广为畅销或盗版的原因。

不过，现在乔布斯的广告在美国的处境却越来越微妙，甚至走向了同乔布斯初衷相反的道路。根据1998年的苹果电脑市场报告，这个乔布斯式的广告的效果是这样的：第一，该广告让苹果公司的电脑市场份额从原来的5%上升到10%；第二，苹果电脑在与IBM的竞争中彻底失败，在那以后，乔布斯不再把个人电脑作为公司的主营业务，改为从事苹果手机等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

就第一个标准来说，苹果的广告是成功的。同乔布斯有着非同寻常的个人恩怨的斯库里也说：“苹果的逆转不是骗局，乔布斯干得绝对出色。苹果又开始回到原来的轨道。”的确，这个广告的产出是相当不错的，1997年苹果公司亏损10亿美元，乔布斯打出这个广告后，公司当年赢利3.09亿美元。这个广告还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苹果公司和它标志性的产品，因为里面热情洋溢的广告词，苹果粉丝不断增加。

就第二个标准来说，这个广告应该说是一个失败的广告，如果给乔布斯这个广告盖棺论定的话，或许“为他人作嫁衣”倒是很合适。据传言，这个广告花费约5亿美元，若传言属实，苹果又没有达到将IBM挤出个人电脑市场的战略目标，这只能说是一个昂贵的包袱。20世纪90年代的事实是，美国多数人了解这则广告，并不是通过商业电视的途径，而是那些古老的印刷纸媒体。此外，这个广告还惹上一大堆的笔墨官司，许多艺术家认为这个广告侵犯言论自由：爱因斯坦一定就同意苹果吗？这大概算是广告的一大败笔。更加诡异的是，乔布斯的竞争对手IBM的“think”系列产品，居然还因这个广告维持了市场的绝对地位，因为“think”这个词也是该广告的主要排头词之一。

而最近出炉的移动广告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苹果最终在移动手机广告上的市场被谷歌打败，苹果的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19%下跌至15%，谷歌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19%上涨到24%。看来，即使是在手机广告这个发明上，乔布斯可能再一次给竞争对手做了嫁衣。

第三节　为什么投机都要付出成本

高盛集团（GS）和摩根士丹利（MS）因“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不得不中止其校园招募活动，名校的学生们正将矛头指向此活动。

在奥克兰码头事件后，《斯坦福学报》社论曾经认为高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迫使美国严正关注金融权力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但现在看来，华尔街的影响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同样广泛深入，特别是像斯坦福这样的大学。

社论认为，3年前金融业几乎导致了第二场大萧条，但美国的顶级大学仍然在为这些不负责任的机构提供培训，并且还成为华尔街最主要的员工来源。这与高等教育的公民目标和责任背道而驰，现在已经到了学院团体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时候。

2010年，金融业吸收了哈佛20%的毕业生，斯坦福和MIT各有超过15%的毕业生进入金融业，这一比例超过前几届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人数的3倍。

2006年证券和商品交易部门招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超过了半导体、制药和电信业的招募数字。大量优秀人才涌入金融业，使得投身于实业的企业家、科研精英人才供给减少，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创业型资本主义。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主席认为，进入金融部门的人才可能成为“社会无用之人”，更进一步说，因为这些无用之人，金融业也是无用的。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现在避居斯坦福校园一隅的“现代金融之父”，像麦金农、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夏普可能并不太同意。

在各种各样的阴谋论盛行的今天，乔治·索罗斯的金融反身性假说、罗斯柴尔德帝国论是最流行的金融观点。几乎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地被这两种观点左右，华尔街占领运动的学生，更愿意听从左翼知识分子乔姆斯基的“吸血鬼”说法。而指责学生为暴徒的参议员，多数是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投机者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只要振臂一呼，反对者和支持者立刻都会群起响应。

总之，没有人关心发明金融衍生工具凶器的理论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专家们好像都患上了失语症，人间蒸发了。在公开场合，即使是为金融创新说好话的人，也没有一个是金融奠基者。

威廉·夏普是索罗斯大学阶段的老师之一，不过夏普对索罗斯的评语并不怎么样。罗斯柴尔德家族秘史，因夏普在兰德公司做过研究员，显然也不会大惊小怪。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夏普在旧金山华尔斯·副高银行一个金融创新小组工作，把金融经济学中的知识应用到资金管理方面，为该行创造了多项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果你要找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话，夏普肯定是最佳对象。自金融危机以来，投机商和人们居然一次也没有听到夏普的声音，尽管这个人编写的《投资学》作为斯坦福金融权威教科书已出版到第六版。

如果你知道夏普说过什么，你也许就不会听信那两种偏见和误导。整个夏普和马克维茨的理论，包括资产组合公式，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聪明地避险，分散资金合理投资，但是前提是所有的金融风险必然存在，不会因为人们的意志转移，金融的世界首先是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夏普的分类中，金融危机和衰退被当作市场无法把握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是没有任何回避的可能性的，不论投行和金融家们用什么办法，“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鸡蛋一样会全部碎掉。系统性风险属于市场的病态现象，要通过非市场的手段处理，现在出现的这样的事情早已在夏普的学说单子上了。

夏普的全部理论事实上存在一个基本的前提：任何投机活动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哪怕是你搞任何完美的金融风险，任何的工具创新，这是个不可改变的前提。

用通俗的话来说，哪怕空手套白狼也一样得下点儿本钱，这个本钱就是投机活动的机会成本。和别的商品经济活动一样，投机是赚取差价的经济活动。即使全世界的法律都不约束投机者，投机者仍然需要在投机和不投机之间作出选择。简单地举个例子，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二战”前本来有离开德国、前往美国的自由，不过他们显然选择了在希特勒脚下做生意，最终败亡。即使投机和投资的成本收益是一样的，投资的风险、等待的危机一样让人要冒风险。夏普自己不断地在学术和赚钱两条路上摇摆，据他的看法，这是因为两者似乎对他都不错，放弃任何一个，都是种损失。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当然以投机著称，但“投机肯定有成本”这个真理，在他们那里也颠扑不破。高盛公司按理说应该是那种从事分散风险工作的公司，事实上，高盛公司自己的风险却从未分散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高盛公司从未因从事投行业务一直维持高额的利润，稳赚不赔。既然投行自己都分散不了风险，却自称风险专家，这种专家的能力如何，自然不必再问。

高盛的历次投资和投机活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并不单纯是分散风险，而是有意地把自己绑到风险的战车上，比如在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高盛公司不光彩地参与了中央银行的某些坏业务。在夏普的分类中，政治是属于最不靠谱的系统性风险之一，我们没有看见高盛这样的公司回避过这种巨大的风险，反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摩根士丹利公司策划了多次投行的建议行动，原本是为从中渔利，却没想到经常成为钓鱼对象算计的目标。这就是说，即使在非系统的公司运营中，我们同样看到了非系统风险，投行研究家们并不遵循“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的基本原则，同样在风险中会遭遇损失。

换言之，对于投机者而言，投机者自身的风险，正是投机也有成本的最明显不过的例证。

也正是因此，华尔街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金融危机，这是夏普的理论没有明说但是特别强调的几个最基本的事实之一。尽管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实话，可是实际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明白这一事实，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相反，他们都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某个时刻理性地犯下既不理智，也不聪明的错误。所以，如果投行和华尔街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并非金融本身出现了大问题，恰恰相反，倒可能正是因为投行和华尔街违背了金融的基本准则才自取其咎的。

其实，如果稍微有点儿耐心听一下夏普的解释，你就会发现一个秘密，那些严密计算的公式，其经验基础正是来源于人们那些随机的、不确定性的条件下的选择数据，我们从错误和欺骗中得到的唯一经验，正是现代金融理论大师的结论。这样看来，这种理论又怎么可能承认这世界上可以有完全没有风险的神话呢？如果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那么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的，这是个巨大的悖论。

在中国，金融正在成为新的神话或阴谋论的对象，并不一定中国人就是天生的阴谋论爱好者，就像夏普的所有结论都是在不知道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人类学家说，神话和图腾是对现实的曲折反映。王尔德说：“没有上帝，我们就自己造一个。”这就是阴谋论大行其道的根本所在。

第四节　为什么不强制个人缴纳全部汽车险

1965年拉尔夫·纳德尔写了一本叫作《安全无望》的书，这本书高调抨击美国汽车总体缺乏安全，并且专门针对一个叫康威尔的汽车说“通用公司的工程技术和管理过程导致了这样一种不安全汽车的出现”，而这种写作方式获得了异常的成功，在1999年美国期刊专家组评选的“20世纪100本最畅销的期刊书籍”中排名第38位。

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半个世纪以来，汽车把死亡、受伤以及无法估量的痛苦带给了数千万的人。随着灾难强度如巫术般加深，这种创伤开始在4年前急剧上升，表现了汽车带来的新的难以预料的大灾难。”

作者接着还提出：“美国汽车是完全由制造商决定并按制造商设立的标准来制造的，当代生活的大问题是如何控制人们对经济利益的无节制追求，因为经济利益本身会忽视科技应用所带来的有害后果。”

这本书的成功也可以评价为“以书参政”，开创了美国赫赫有名的汽车安全运动，拉尔夫·纳德尔本人成为汽车安全活动家，还敦促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使美国的道路汽车风险大幅度降低。

这本书还开创了一种新的游说模式，像拉尔夫一样，一本书就可以战胜强大的通用公司（通用公司曾派侦探跟踪拉尔夫，想迫使其放弃对康威尔的抨击，拉尔夫在法院起诉通用并胜诉）。众多出版物、政治家团体群起效仿，凡涉及风险处理和安全性问题，大家都用拉尔夫的套路进行。

拉尔夫的政治成功是敦促政府建立了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道路安全事故总体发生率在不断下降。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安全局采取的主要措施中，虽然也有交通强制保险，但是交保险的司机们的事故率却大大增加了。事实上，美国政府对于汽车保险业的管制是一直存在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科洛夫和迈克尔·斯彭斯教授（斯坦福商学院院长，经济学终身教授）分别指出汽车保险中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但是美国的司机们一如既往地加入“马路杀手”的行列。政府为什么不一揽子永久解决这个问题，干脆像建立联邦再保险公司一样垄断保险呢？

如果拉尔夫的方式是有效的，在美国再次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完全管制交通强制保险，美国的道路风险也应该同样下降，那么毫无疑问，美国联邦政府的最佳选择就是管制一切交通保险。

美国的汽车保险和大多数国家没有太大的区别，保险公司的保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真的保险，任何一家商业保险公司都有大大小小让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小到汽车挡风玻璃刮擦，大到汽车盗毁全损，保险公司用各种各样的数据证明自己言之有理，没有多少美国人关心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总之只要是权威部门的报告就可以了。美国人也不关心这些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总之一个结论出现的时候，需要买保险的人常被保险推销员的振振有词感动得七零八落。

凯恩斯提出谨慎性需求的时候，美国还没有今天这么庞大的保险体系，那时公路死亡率大概是今天的三倍以上。可是那时的事故中，个人承担的损失并不一定比今天多。许多人发现保险公司的统计员善于用调查数据说话，对于纽约这样的地方，一个社区和另一个社区的平均事故率也调查得清清楚楚。当然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保险公司会告诉你这是因为在治安环境不好的地方，你的爱车出事故的概率会高些，因此，你的保险费也比常人高些。如果碰巧保险公司职员也和你住在同样的小区，他会一反常态地高估自己小区的安全问题，问题是如此危险的地方，推销员居然也愿意住在这里。

还有一些事情是，保险公司还会想尽办法，给你的心理增加投保的负担，比如他们会劝说你必须为自己的孩子和狗的安全考虑。事实上，美国如今公路死亡率排在靠前位置的行为是：打手机、在车厢里抓虫子、和路人争道（主要是这样容易走神）。保险公司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说那些天方夜谭般的理由，只是因为有些保险事实上根本不具有看上去那么好的投保价值，今天美国高速公路上汽车事故死亡率一直是下降的，而青少年摩托车的死亡率却连续几年不断上升，如果你买了汽车保险，你的结果很可能更加不妙。如果你买了这种糟糕的保险，唯一的好处是保险公司今年的头寸肯定会增加，那些恶劣的保险项目成为保险公司赢利的“奶牛”。

这说明如果不对这种行为进行管制的话，保险公司会直接把保险产品建立在客户的痛苦之上，市场上会充斥着这种靠谎言发家的保险公司。

另外，投保人中的某些司机的确也不是省油的灯。举例来说，驾驶记录不好的家伙，比如那种喜欢冒险和飙车的人士，更喜欢隐瞒自己的劣迹。超过一半的公路死亡是因为不系安全带，不幸的是这种狂人居然是最喜欢投保的。纽约地区就公路死亡率而言，明明是全国最高的，这个地方的汽车保险投保数居然也最多。这和人口众多、环境复杂没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纽约的莽汉更多些而已。健康问题很差的司机，出现事故的概率高，不过他们最喜欢隐藏自己的健康问题，结果是汽车司机中加入马路冒险家的人越来越多。如今保险公司不得不设下各种自负赔偿条款，专门回应这种道德风险。

如果保险公司缺乏自由的手段对付这种制造风险的投机行为，公路上的死亡率一定会节节上升。政府的管制可以避免保险公司的风险，保险公司的自由选择可以减少司机们的公路风险。政府的目标显然和公司相左，甚至最后导致汽车的风险降低难以确定，如果政府垄断汽车保险，结果会怎样呢？

结果是没有人再开汽车。尽管只是管制，会出现各种问题，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信息鸿沟会逐渐填平，但是垄断之后，所有的信息不对称表面上没有了，但是汽车和人的绝对信息差异就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结果，政府付出的代价将十分高昂，因为最终将没有人敢开汽车。这种怪事，其实就是康威尔汽车的道路，因为那本书，康威尔汽车最终完全退出了市场。事实上，虽然通用承认汽车的设计存在问题，但事情的真相是康威尔汽车的小车型、低速度更符合安全标准，1961年美国这种汽车导致的死亡率甚至远远低于其他汽车。但是一旦被暴露在绝对的信息下，最好的结果就是被政治和人为的势力赶出市场。

因此，尽管拉尔夫的手段被人效仿，却没有任何一个狂人鼓动彻底解决汽车及公路死亡问题，更别说垄断汽车保险了。当然要说一劳永逸地解决汽车的死亡率问题，这的确是个好主意，只要美国人都愿意学习门诺派的生活。

中国公路死亡率是世界上公路意外死亡率排名第一的国家，截至2005年拥有全世界1.9%的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却占全球的15%。安全的出行方式首先是铁路，每亿人事故率，中国要远低于世界各国。其次是飞机。但是，一场高铁事故，却带来一场铁路危机甚至高铁降速的运动，这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铁路安全运动。但是，在公路死亡率极高的中国，为什么没有汽车安全运动，甚至醉驾和安全带问题都还是老问题的时候，高铁是不是一个中国拉尔夫现象的开端？依靠政府的包办就能解决问题吗？

第五节　“二手货市场”会消失吗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每年搞一次“跳蚤市场大甩卖”，将旧军火或免费赠送，或以极低价格卖给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国。

从2000年到2005年，五角大楼“多余国防物资”项目处理了标价共计80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直升机、鱼雷、飞机、一个用于空气动力试验的风洞、轻型登陆艇、货车、高性能雷达、导弹、弹药、军服以及补给艇、港口艇和其他船只。

这其中，价值20亿美元的军火为免费赠送，价值8亿美元的军火是以低价出售，有的军火售出价只有标价的5%。

外交“奖品”大部分从五角大楼“大甩卖”中获益的国家无力购买全新武器，如巴基斯坦、约旦、菲律宾、摩洛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不过，就连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第一世界国家也乐意来捡便宜。

——《纽约时报》

汤姆·克鲁斯主演了一部叫《战争之王》的电影，电影的最后一幕，主角尤里·奥洛夫被无罪释放，继续做自己的军火生意。他对国际刑警说：“美国总统，他一天运输的军火比我一年的还多，有时候在枪上留下指纹会很麻烦，有时候他需要我这种自由工作者送一些他不方便出面的货。所以，尽管你说我邪恶，但我的邪恶是必要的。”

尤里·奥洛夫真没有撒谎，美国政府非但在一天卖掉军火贩子一年的存货，而且还有折价大甩卖的“二手市场”，这个五角大楼的跳蚤市场似乎告诉人们二手市场繁荣的原因，并不是供求市场的规律，很可能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果。

二手市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对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世界的一种适应，也许从人类的某个祖先拿着斧头从森林里跃出、追逐偷羊的骗子的时候，这种内心的提防已经产生出保障交易必须花费点什么的惯例。斯蒂格勒、斯蒂格利茨、徳姆塞茨和阿尔钦这样的经济学家很乐意说这是交易成本起了作用。（斯蒂格勒和斯蒂格利茨都曾是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徳姆塞茨和阿尔钦是斯坦福大学的优秀校友、制度经济学家。）

美国人虽然喜欢自己造的枪，但是美国最激烈的现象是：二手市场的枪支质量和价格都远高于那些可以按斤买的军火。在“红色州”，二手老枪比新枪更受欢迎，即使这些老枪其实只比新枪早生产几个月。要知道，街上的枪店比麦当劳店还多的时候，这就不是供求可以解释的了。

北约和美军现在发现，之所以在阿富汗禁烟困难，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更喜欢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然后从金新月国家（指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三国之间的狭长地区，是美国鸦片类毒品的第一大来源地）的中转站把鸦片走私出去。自由政策下，当地按理说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恰恰相反，阿富汗本地的鸦片价格甚至高于外部。19世纪东印度公司义律先生曾经说，鸦片种到哪里，哪里的瘾君子也就越多，价格也就越贵。北美的加拿大和印度是当时鸦片种植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私自进行二手市场、避税最多的地方。

这就是说，二手市场，特别是长期就存在的那类，不是简单用供求关系可以解释的。微观经济学的供求解释只能说明短期和二手市场现象，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会有二手市场。

首先，交易成本往往建立在我们价格感觉差异上。苹果手机的二手市场上，即使把任何一部iPhone4S都摆在小隔间里，然后让买者各自写下自己期望的价格，几乎没有哪两个人给出的价格是相同的。如果让苹果厂商的每个销售人员也这么做，写出自己的卖出价格，也没有几个人相同，并且每个买者的价格差距也很大。假设买者和卖者都知道对方的感受，我们完全可以在全国只设一个大型超市，明码标价即可，甚至连讨价还价都可以省去，根本不需要二手货市场，甚至连市场都可以用命令代替——计划经济就是这么想的。

消费者的心理价格和实际价格落差

其次，价位感觉偏离得越远，为了做成这笔生意，人们付出的也就越多。许多人认为这是获得信息的一个良好机会。这是人们光顾这些地方的主要原因，价格偏离成交价越多，那么各自的消费剩余自然也越大，越有获得成就的满足感，一旦感觉到物超所值，许多人都拼命地一下买进大量商品。

那些传统的二手市场，并不简单是旧货的地摊，而且积淀着各种正式市场的信息。因为信息的自然差异，使买者有旧货代表一些可以验证的价值的心理。买一张新桌子要花去150元，但是如果有张没有散架、看上去结实的桌子，在买者看来，这张桌子整体质量还不错，过去的“历史表现”说明，这张桌子30元搞定，还是能用的。因为买者能发现旧货的剩余价值，他才肯买下一个被人遗弃的产品。卖的人不如买的人精，也就是这个道理。许多人擅长从垃圾里淘宝贝，比如美国有家公司，最喜欢的就是收购别人不要的垃圾股票和债券。

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并非买不起美国的新军火，这个有着民兵传统的国度只是不想参加军备竞赛，更愿意从美国的疏漏中捡到便宜货。如果和自己家里的欧洲新货比较，美国的产品不太好的话，下次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去向法国、俄罗斯订货。

最后，我们的非理性的情感、各种心理的综合，特别是人们攀比竞争心理造成了交易成本的产生。你当然可能由于经验不太丰富，从旧货里不小心买到垃圾，但是很高兴你得到了最好的垃圾，因为你刚看见一个人买的新品，居然是假货。如果你可以拿买垃圾的经验推广到淘宝贝的经验，就会导致同样圈子里的人为之乐此不疲，而且随着经验的增长，淘到宝贝的概率会越来越高，因为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单单就消费者的剩余来说，价高的东西，剩余价值越少，越没有继续挖掘的潜力。这样下去，类似心理圈子的人数会继续扩大，造成整个经济剩余仍然有扩大的趋势。比如，淘宝就培养了一批人群，而每个地方似乎都有大批执着淘货的固定人群。

如果这个人群足够大，就形成了固定的市场，即使没有产品，作为一种消费心理也永远继承下来，形成一个规则，自动产生各种各样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个时候，经济剩余已经不是一种感觉，而变成一种活生生的制度，这样，二手市场制度也就不成文地存在下去了。

所谓黑市和非正式的交易，一直在民间广泛存在，旧货市场并不是和新产品市场对立的，这个市场的存在事实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利用了制度的力量。不论哪一种经济学，都承认一点，所谓产品，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创造了地球上物质以外的东西，而是能量和理化构造发生了转移和变化，所以只要有人在，那么指定的规则下就会有新产品。二手市场也许本身就是个错误的提法，市场从来都是第一手的，根本没有“二手”一说。对于好的生产商来说，只有变化的产品和顾客，没有完全消失的市场。

第六节　“身份证”在美国不重要吗

不久前，在硅谷附近地区一家酒吧里查获一批假的身份证件和驾照，全部由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制造。只要在网站上传照片和签名给一家中国商店，然后往指定的银行账号付款200美元，两周后，就可以收到除年龄信息之外的全真证件，浮水印、磁条、个人信息图，一应俱全，专家也不容易分辨。这些证件在邮局填写的商品内容是餐具，其实假证件就藏在餐具包装下面，尽管邮局职员发现这是违法的，但他们并没有举报。美国加州规定，必须年满21岁才能进入酒吧喝酒。若酒吧经营者怀疑进入酒吧的顾客不到规定的年龄，有权要求其出示驾照或者身份证。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些未满21岁的学生，就从中国购买假驾照或者假身份证，最后被警方发现。

发现假身份证或者假驾照在美国并不是大惊小怪的事情，在“9·11”事件以前，黑帮成员和犯罪分子、非法移民一向是如此操作的。比如亚当·摩根区是华盛顿市传统的拉丁美洲移民区中心，只要花1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个粗制滥造的“社会保险卡和驾照”，这里的假证贩子多数都“经营”20多年了。“9·11”事件中19名劫机犯中多人持有这类证件，这才提醒了美国政府高度关注伪造身份证的事件。

在法律体系完整严密的美国，伪造证件却并不十分困难，而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即使高度仿真，让自己人都辨认不出来，最多也只要200美元。这应该说是拜美国各州之间互不统一、乱七八糟的驾照信息所赐。美国二十几个州有完全不同、互不共享的车辆证件管理体系，在宾夕法尼亚和加利福尼亚，甚至首都华盛顿，这些糟糕的案例都是可能随时随地发生的。

总统奥巴马当然愿意结束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以避免这种混乱被恐怖分子，特别是潜藏在美国国内的恐怖分子利用。采用统一的网络身份证这一议题不断地在总统的顾问中讨论，不过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头，美国已经有17个州对此表示坚决抵制。除去成本较高外，许多议员担心这会引来侵犯公民隐私的抗议。

身份证或者驾照在美国的价值如此重要，美国人难道也要像日本、韩国那样采用专制的身份管理制度？当关于身份证信息被盗的隐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安全局还在全方位地侵犯美国公民隐私。

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以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比如斯蒂格勒，按照他的经典市场划分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内容。

第一，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是一种信号识别制度，这个制度的特色是垄断竞争的市场。和所有的垄断竞争市场一样，这个制度是美国安保问题的重要诱因。

第二，和汽车市场一样，美国联邦想做通用一统市场，克莱斯勒公司则是各州政府，宁愿保持小天地，也不愿被兼并。暗中杀出的第三位是非法移民的证件商们，他们一般像丰田一样来自美国以外。

联邦政府的确控制了一个类似专制国家的身份证体系，在这方面，美国超越了所有国家，比如军队大兵们脖子上挂着的橡胶套“狗牌”（Dog tag，早期的美国士兵身份牌做工低劣，为士兵排斥，后来成为美国军人身份牌的通俗说法），也就是军人身份牌，这个金属证件上面一应俱全地有磁条、条形码和微型芯片，储存姓名、番号、血型、家庭住址和宗教信仰、指纹、照片、DNA和医疗病史等详细资料。现存最早的“狗牌”是1861年麦克勒南将军佩戴的。美国政府的遇难者确认、抚恤金和军人福利发放都是严格按照这个证件执行的，但这个市场的规模最多只有1000人，仅占美国人口的1/10。“狗牌”的供应为五角大楼所垄断，而且属于强制分配。

各州政府则有一个更大范围的市场，这才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证市场，每个州都有各自的车管所，一个人搬迁到陌生州的时候，需要及时登记新的记录，至于社保卡的号码则是不变的，但是实际上各州的这些记录并不完全共享，比如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在华盛顿和纽约同时出示出生证明，就会拥有两张不同的社保卡甚至更多个驾照号，各州的驾照样式并不一样，每一州根据州法律设计独一无二的防伪标志，和美国的警察制度一样多彩多姿。美国公民对于联邦各州的忠诚就是建立在这种地方特色之上的。这个市场的总规模有两亿七千万左右，占美国人口的90%以上，各州政府供应有差别的证件商品，居民通过迁徙和用脚投票达到自己的目的。

联邦政府并不愿意看到各州政府的市场太过低效，这显然会为恐怖分子钻空子提供机会，增加安保成本。因此，美国总统不断地希望扩大“狗牌”的使用范围，让政府的手可以伸到任何想要到的地方。军事管理的垄断，当然可以控制每个公民的行踪，这样警察们自然省力不少，问题是由此导致对公民的隐私侵犯问题可能会更加严重，美国政府已经通过报税单掌握美国公民的收入的每一个细节，这几乎是另外一种给侵犯隐私找借口的新手段。

各州政府并不乐意被联邦兼并这项权力，理由很简单，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车辆管理部门的经费会减少，汽车安全运动的各种额外津贴和补助也会消失，这是不可容忍的。简而言之，身份证除去对公民有标志身份的作用以外，对于各州政府来说甚至更加重要。很难想象，没有执法权的车辆所的职员会容忍这种有组织的掠夺行为。他们的高薪水可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否则你会看到大规模的游行演说，抗议联邦政府将公民的生命视如草芥。警察们也不会高兴，因为统一身份证制度后，他们作为管制人员，将有强行搜查的繁重任务，这对于热爱福利的警员们来说是个坏消息，虽然他们的上司会认为这是个向国会提出安保预算的好借口。

最后在联邦和各州血拼的时候，海外造假贩子们找到了占领市场的好机会，拉美移民们偷偷采用高技术标准的身份证件，假证到处泛滥的时候，美国自己的真身份证也就失去了意义。到那时，不只是隐私的问题，而是彻底的管理混乱。美国的身份证制度，不管什么时候，看起来都将是美国的大问题。

实名制和隐私权是近年来世界讨论最为激烈的问题，美国也许是私下里很不自由的国家，譬如公民的隐私权神圣不可侵犯。2011年黑客和故意性质的各类账号泄密事件频发，但遗憾的是，美国人的这类信息掌握最全面的恐怕不是政府，而是各类商业组织。如果按照美国的定义，把个人信息给美国政府不算泄密，中情局可以随时调查和监听个人信息的话，那么有些网络执行实名制，向政府开放，可能造成美国形式的身份证市场的难题。中国的泄密还停留在现代化之前的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政府直接掌控的数据太少，推行实名制根本无法约束非法行为。当中国在实名制问题上和美国移民局处于同样处境的时候，政府只会纵容泄密，或者招致更多的反对，最后只留下信息泄密漏洞让黑客和不法分子们出尽风头。

第四章　谁是魔鬼经济学的祖师

与过早去世的阿莫斯·特沃斯基相比，魔鬼经济学和弗兰克经济学的作者只是一些小角色。列维特是靠反对“祖师”成名的，有言行不一之嫌，弗兰克也只是拾人牙慧而已。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阿莫斯的遗产要丰富得多：不论我们的心智情感有多么复杂，多么异想天开，那都是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的。纵然人心隔肚皮，匪夷所思的人心仍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有迹可循的经济规律。

第一节　小字辈才更符合“魔鬼”标准？

一天，实验室里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费利克斯疾速跑进实验室，它没有拾起托盘上的12枚硬币去买食物，相反，它将整盘硬币扔回它们的公共生活区，接着逃离实验室，冲进公共生活区去找硬币——银行打劫，然后越狱逃跑！

公共生活区多出了12枚硬币，7个猴子抢个不停，整个大笼子混乱不堪。陈进入笼子，试图拿回硬币，但猴子拒不交钱——它们已意识到硬币是有价值的。陈只好靠“行贿”要回钱：给猴子提供食物。这给猴子上了一堂意义非凡的课：犯罪不用付出代价，反而有利可图！

随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一只公猴没有将抢到的钱换取吃的，反而向一只母猴走去，把钱给了它。这是“利他主义精神”感召下的自觉的金钱捐赠行为吗？不！在抚摸了母猴几秒钟后，那两只僧帽猴竟然发生了关系，而且一待好事结束，拿到硬币的母猴立即将硬币交给陈，买到了一些吃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而是科学史上的首例猴子“卖淫”行为！这一幕让陈百思不得其解。

一旦猴子们手里有了钱，它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嫖娼”，同样也可以料想，猴子谋杀者、猴子恐怖主义者、引发全球变暖的猴子污染者肯定会充斥世界，不得片刻安宁。毫无疑问，下几代的猴子就会出场，替它们的先辈收拾残局……

这是“魔鬼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写的一篇“强文”名字叫《当猴子们学会用钱》中的一段。这个在《纽约客》专栏上推出魔鬼系列经济学的人在文中断言，僧帽猴实验证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法则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同样对猴子有效”，“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纽约时报》有名的年轻写手史蒂芬·列维特成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畅销图书榜冠军作者，他至今获得的最大成就还包括2003年的克拉克奖，《堕胎合法化在犯罪问题上的效应》的“火药味”论文。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打算揭开列维特之类著作的伪装。

以客观的标准说，列维特也许才够得上他自己的“魔鬼”标准。让我们也模仿魔鬼经济学的风格，来过一把行为经济学的瘾。

一个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工作的年轻人来到美国，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工作。他有着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谈话方式：在生活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是完全成熟的；在谈话方面，他完全像个大男孩，经常在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中显示出其个人强烈的兴趣。他对无聊和伪善之语十分敏感，但因为机智和善于表达往往表现为幽默的方式，他显得很睿智，很多人会把他描述成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知识分子。在他人入睡时整夜工作的习惯，帮助他避免了各种妨碍，并且给他空闲时间从事他最心爱的活动——定义问题并解决它们。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是阿莫斯·特沃斯基。尽管他直到去世前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校方顾问委员会的主要人物、行为科学中心的主要调查员，并且还是行为经济学绝对的奠基人，不过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许多美国人一听到这个人是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就感觉他是个数字怪物，于是敬而远之。

列维特、都博纳、艾瑞里目前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经济学家，与早逝的阿莫斯相比，只能说是小字辈，特沃斯基比他们早出生40年，他要比他们更加年轻有为。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他已经是美国心理学会的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已经完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奠基性实验，如锚定实验、预期实验、基数偏差实验等。

列维特写书后引来了一场诽谤案。2006年另一个经济学家约翰·罗特认为列维特引用他的《枪支越多，犯罪越少》论文时说“该文没有获得实证”属于诽谤。列维特则声称罗特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行贿，让反对的论文无法发表。罗特败诉，因为法官和学术界对此的看法类同：他们并不把列维特写的东西看作经济学。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列维特在书中描述的堕胎合法化导致犯罪率下降，严格来说倒是招致了许多反对，比如美联储波士顿分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就指出，列维特和都博纳的数据取舍统计研究发生了技术错误，这两者根本没有什么正相关性。而且有位经济学家还指出，血铅的影响要比列维特的研究更加靠谱。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对于魔鬼经济学几乎不发表任何意见。除了《纽约时报》捧场，鲜有经济学家对列维特的著作进行支持。

而且，列维特的大部分畅销文字，都是谈到大量的实验如何，但是在学术上，他不承认实验经济学，例如开头写的那个僧帽猴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实验根本不能反映实际的人类行为。这就是说，就像魔鬼经济学的第一章的标题“所有事情总有背后一面”一样，列维特在专栏上写的文字也有另外一面，根本不相信实验室内容的列维特却在谈实验室的行为经济学。看来，魔鬼经济学家们也有一层更厚的面具，而他们的著作可能是为了给他们企图解释的世界加上更厚的伪装。如果说这些著作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不要忘了，这本书的作者和内容也有一个未知的世界。

小字辈们有另外一面，比如丹·艾瑞里，此人写了13个实验，企图证明行为经济学的有趣，事实上，怪诞行为学的作者说，他相信非理性行为短期要付出成本，长期却可能有收益。比如，人们读他的书不会有更坏的结果，这句倒可能是真话。许多人误以为这不过是礼貌的幽默而已，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非理性行为是人们的常态，按照这个逻辑，打破常态并不利于人们的生活。举个另类的验证方式就是，尽管行为经济学深入人心，从列维特的专栏开始，美国人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如果按照列维特的研究思路将他的畅销书和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联系一下，也许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魔鬼经济学的畅销导致了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数年来的不断下降。因为银行家从中学会了理性地从事非理性的诈骗，注意，我们保证在数据取舍上不会犯都博纳和列维特的低级错误。

这也许是跟魔鬼经济学开的最大的黑色玩笑。每一次美国人在危机中都要想念哈耶克，然而危机过去，他们会立刻把哈耶克永远送进胡佛所的档案研究室。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似乎和列维特一样犯着同样“魔鬼”的毛病，这边听到股份制和私有化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那边却在大规模地制造企业效率下降。有些企业比如顾雏军的科隆案，居然让所有的经济学家彻底失去发言权。也许是因为类似列维特等人更了解同行们，所以他倾向于反向操作，事实上，就像阿西加玛普罗斯的农场主一样，这也是预期下的生存之道。

第二节　为什么应该承认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界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的意思是“心灵的”或“有活力的”，指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但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义。它现在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还意味着我们和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

这是经济学家乔治·阿科洛夫的新书《动物精神》中对动物精神的解释，我们这里谈到的动物精神的含义，主要是指我们和不确定性、模糊性的联系，这也是行为经济学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阿科洛夫的这本书似乎是让我们相信这种不确定性对经济的根本影响，但是阿科洛夫并不是把这种动物精神引入经济学的人，确切地说，让人们心服口服地承认动物精神的，另有其人，他就是我们第一节提到的阿莫斯·特沃斯基。

阿科洛夫举例说波士顿通勤列车上有块告示牌：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43A款——单处或并处不超过10日的监禁，罚金不多于50美元。这两项处罚内容看起来互相矛盾，实际上描述的是我们的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可能并不单一地发生在这种告示牌上，即使在看起来非自然的条件下，人类甚至动物本身也会产生这类糟糕的幻觉。更重要的是，这类幻觉本身是我们非理性的一部分，压根不能像弗里德曼的时代一样，假设这种非理性不存在。

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没有占有和货币的概念。在欧洲人占领南非以后，他们被视作偷牛贼，殖民法庭法官则判处他们苦役。后来因猎物减少，传统生活无法延续，这群人也开始工作并有了财产观念，可一旦拿到工钱，他们会立刻花掉所有的钱。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流浪汉身上。美国那些资深流浪汉的共同特点是：只要政府的救济金发到手里，就第一时间花掉。这笔救济金本来足够他们按照普通的营养标准度过一周。在实验室里做代币的猴子们，如果在食物相同，给多余代币的情况下，它们会一次性地撒掉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对于习惯了非理性生活的人，会同样选择初始的状态，即使有条件改变也不会立刻发生，就算布须曼人已经有条件改变贫困，他们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一无所有的状态。很难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脱离生物本性的理性，有些泡沫就是这种糟糕的东西的杂烩反映。我们的动物精神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发掘出来。

来硅谷创业的年轻人多数是有一技之长的，如比尔·盖茨、谢尔盖·布林、杨致远之类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年轻人有个好点子，可以说服一批有眼力的企业家、大财团和机构投入资本，然后等公司上市套现获取高回报，这种方式被称为风险投资。大批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就是靠这种方式转型的。可是有些人并不具有一技之长，甚至他们连起码的技术设计也没有，与有创意的年轻人相比，如果在同一行业竞争，他们显然无法获得风投的青睐。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些竞争力差一些的人，就开出各种技术以外的附加条件，吸引那些顾虑少的风投。比如有这么一家公司，曾经宣称其最有竞争力的优势是可以把若干家高科技企业的资源进行合并从而创造出高价值。

微软说自己有个人计算机的新创造，开价10万美元，这家公司就宣布这种优势的专利它可以优先获得，至少便宜10%。微软要求100万美元的先期投入，这家公司就提出80万美元。打包上市后，这家公司还会答应风投提早退出。对不了解硅谷企业的风投们来说，多数会选择价廉物美的一方。这家公司倒是很快上市，其他创业者也开始群起效仿，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路”概念后，这种迷茫的概念很快成了这类公司补充的竞争条款。

到1993年前夕，这种没有实际技术支持，大搞概念的公司几乎增加了数倍，硅谷充满了肆无忌惮的吹嘘，大规模没有前途的企业遍地开花，而真正需要资金的创新企业反倒因为不够概念化，缺乏刺激感和吸引力而被人冷落，或者滞留在学校。这就是著名的20世纪90年代硅谷创业泡沫。当然，最后的结果肯定好不到哪里去，科技泡沫很快就破裂了，自那以后，硅谷一直没有恢复从前的活力，一个本来充满实质创新的地方，被虚夸的市场和劣质企业差点儿挤垮。这就是动物精神的后果。

阿莫斯曾经作出了一个反曲线模型解释。这个模型指出人类的动物精神总是在收益和货币的幻觉的交合点暴露出我们非理性的一面。在一个看起来不太清楚的选择上，比如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总会在不确定的风险下用孤注一掷和违反常理的办法为自己开脱。这也就是创新公司的赌徒动机。

在一些能够判断出大致数字的事情上，这种非理性同样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比如，就像那个经典的死亡率陈述数据一样，人们更看重事前数据的起点，而不关注真正的事实。这也是骗子们上下其手的经济学依据。

就算企业家们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出资的合理数额，他们依然会通过各种不合时宜的会计记录作出糟糕的选择。明明两块抵押的地皮，其中一块已经没有任何抵押资格，但是只要人为地制造出这块地皮和另一个富豪的关系，这块地皮的抵押资格级别就被神奇地恢复了。理由是根据过去情况看，这个富豪的地皮都有价值，这是明显的基数和锚定的偏差，次贷危机和硅谷泡沫都是这种情况。

在概念股集体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后，美国的分析公司们，近来开始盯上了中国的这些新锐力量，比如著名的浑水公司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浑水公司的分析到底有多高明，暂且不提。就中国这些上市企业的实体性质而言，我们很难说它们比互联网泡沫期的硅谷好多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至少许多真正创新的技术类、生产类企业并不愿意蹚这个浑水，这就足够了。

至于因为非理性而损失惨重的国际风投们，这一回合应该能够让中国人未来更好地领略一下他们的动物精神。总之，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这种动物精神也许终将蔓延到中国。君不见俄罗斯骗子公司的伎俩吗？那种高级诈骗，如今在美国正在被俄罗斯黑帮发扬光大。

第三节　行为经济学祖师如何抓住“魔鬼”

我们的想象所复制的只是我们自己感官的印象，而不是他人感官的印象。凭借想象，我们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我们设想自己也正在遭受与他人一模一样的痛苦，我们仿佛融入他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和他变成了同一个人，进而形成了一些关于他的感觉的观念，甚至还会有某种与他的感觉并非完全不同的感觉。

当我们看见有一根棍棒正朝着某个人的腿或手臂快要打下来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收缩自己的腿或手臂；当这一棒真的落下时，我们也多少会有所感觉，就像被击者一样受到伤害。当一群人正全神贯注地观看走钢丝的表演者表演时，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跟着扭曲、转动、平衡自己的身体……神经过敏和体格虚弱的人会抱怨，他们看见街头乞丐身上的疮孔伤痕时，自己身体的相应部位总会发痒或有不安的感觉。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众所周知，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论证了经济行为受自利动机驱动。但是17年前，亚当·斯密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却对自利动机未置一词。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指出，人的行为是由“各种激情”和“公正旁观者”之间的相互斗争决定的。亚当·斯密讲的激情背后的驱力包括饥饿和性欲，也包括像恐惧和愤怒之类的情感，以及各种有目的的情感状态，比如痛苦。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展现的心理学观察视角，与心理学家的“双重过程”框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对诸如慈善、厌恶损失、意志力和公平感等现代行为经济学关注的心理现象也都富有洞见。

比斯坦福大学的“现代行为经济学之父”、经济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发现人类“损失厌恶”规律早200年，亚当·斯密就说：“痛苦，几乎所有时候都比相对应的快乐情感要尖锐得多。它给正常幸福状态带来的沮丧，几乎总是要比相反情绪激起的愉悦大得多。”亚当·斯密同时还注意到“相比实际支出的成本，人们倾向于低估机会成本”现象，“因此，损坏财产，比如偷窃或抢劫，将我们拥有的东西抢走，相比破坏契约，只损害我们预期得到的价值，是更严重的犯罪”。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通常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信”，这种评判模式对风险选择的偏好有影响。在亚当·斯密看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高估了获利的概率，而大多低估了损失的可能性，并且任何身体和精神都还好的人，也从不重视损失的可能性”。在现代，具体体现为执行官们的“狂妄自大”，这直接导致层出不穷的兼并失败案例及其他商业败笔。另外，亚当·斯密告诫说，过度自负一般只出现在“身体和精神均还好”的人身上，这和现代研究发现身体、精神不大好的人，具体比如生病的人，一般不会过于乐观狂想是一致的。

亚当·斯密论证说，自然的同情心往往不足。他注意到，一个欧洲居民对惨遭地震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的中国，很可能明显缺乏同情。虽然现代媒体可以将远方受灾的悲惨画面传送到人们家中（比如2004年的印度尼西亚海啸），缩短了社会距离，但这些影像资料高度选择性的呈现方式，只能加剧亚当·斯密的忧虑感。录像带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但很少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行动。一个普通的欧洲人是否情愿“牺牲数以百万计同胞的生命”，也不愿自己受到少许损失，亚当·斯密得出的答案是“不愿意”，“人类天性对这种想法感到震惊不已，世界再怎么堕落失德，也不会有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恶棍”。公正的旁观者意识到，“我们仅仅是万千普通民众中的一员，绝不比任何人优越多少”。

另一个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看到信任是人们互换交易的润滑剂，在信息沟通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亚当·斯密看来，正是对公平感的复杂心态（担心受到公正旁观者的负面评价）和利他主义，在市场交互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也使信任、重复交易和物质收益从此成为可能。“在一个由猎人组成的国度里，某人恰巧比邻人更擅长制作弓箭，一开始他把这些弓箭作为礼物送给邻人，邻人则以其他礼物作为回赠。继续类似的交往，这个猎人的生活将大大改善，他再也不用事事都自己操心准备，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剩余已能更有效率地做好这些事情。”

俄罗斯、美国以及非洲东部地区的实验都表明，许多相信别人的人并不期望赚钱，他们的投资行为是由温情式利他主义驱动的。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仅有许多预示现代行为经济学发展的洞见，同时还有不少有希望的研究思路有待进一步挖掘。黛安娜王妃和约翰·肯尼迪意外身亡引发的潮水般的悲伤，像《美国人物》这样的流行杂志以及类似的高收视率电视秀，到处充斥着运动明星在哪儿购物，吃什么穿什么，情事起起伏伏之类的故事。利用名人效应，通过把他们用作市场营销推广的工具，从而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

亚当·斯密认为，这种对富人的同情都是道德风险。同时，这也给社会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亚当·斯密是这样描述道德风险的：“财富和权势地位往往容易得到，原本只有智慧和美德才能有的尊敬和钦佩。而那种只宜对罪恶和愚蠢表示的轻视，却经常极不适当地落到贫困和软弱头上。这是历代道德学家们一直抱怨的现象。”

“倾向于羡慕甚至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贬低或至少忽略状况不佳的穷人，是最重要又最普遍的道德情操败坏的根源。”然而，亚当·斯密也认为这种同情心“对建立和维护社会分层秩序都极为必要”。对富人的同情可能有助于理解一些资本主义社会难题：奉行多数民主规则的社会，无法对最有钱的人征收极高的税收。从亚当·斯密的视角来看，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愿征收富人的税，可能是因为一般公民不愿损毁自己内心营造的令人神往的富人境况！

第四节　为什么穷人捐款比盖茨更可靠

斯坦福行为经济学实验室的A教授是个沉默寡言、拥有惊人观察力的实验室“怪人”。他怀疑：尽管考题难度很低，平时上课认真、天赋不错的学生亚当可能抄袭了天赋很差的卡普兰的卷子。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并不监考，如果找不到现场作案证据说某个学生作弊，很可能被学生反咬一口，搭上工作和名誉风险，赔了夫人又折兵。

不过，A教授认为，尽管没有直接证据，根据自己的职业感判断，万能的“实验”仍然能让亚当“原形毕露”。这一天，A教授“不怀好意”地将亚当和卡普兰等18个人集合在一起，宣称要做一个自由答题考试实验，以考验一下学生们的挑战精神。

教授暗中按照学习能力的高低，将他们分成3组，每组6人全部安排在分隔的计算机教室里，试题的规则设计成越简单的题目，分数越高。很快，实验室的监控录像显示，没过多久，亚当就开始对过于简单的题目产生了反感，不断随意敲击鼠标和桌面，亚当所在的学习能力最高的A组学生都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而卡普兰所在的C组成员却仍然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一道道地完成他们的难题。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想到亚当突然碰碰邻桌的卡普兰，告诉他自己根本不屑于做这些毫无意义的益智游戏，只要卡普兰给他复制答案，就能得到5美元，笨笨的卡普兰答应了。实验时间结束的时候，亚当的卷子居然也完成了。

更出人意料的事情是，不只亚当这么做，其他的A、B组学生都表现出对此次实验的不耐烦。雇用枪手交易的事情高频率地发生。A教授心中不由一惊：“上帝，原来作弊的不止一个。”

故事还没有结束，A教授此时恍然大悟，原来作弊与否是与题目的难度挂钩的，越“笨”的人越诚实，作弊的都是聪明人。

我们通常总是先入为主地假设，智商或者能力不足的人才会作弊，钻空子，但事实通常和我们预设的相反。行为经济学奠基人阿莫斯和卡尼曼认为，人对于风险和收入的看法是不同的，损失的负面影响比收益大。亚当认为，“益智游戏”的损失太大，教授们拿到作弊证据的可能性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他比卡普兰这样重视考试的笨学生更加喜欢作弊。而对卡普兰而言，做简单的题目已经很困难了，自然认为收获更大些，反倒更加认真，主动作弊概率反倒比较低。

糟糕的是，我们这种先入为主的假设经常把自己带到阴沟里。一个典型的事实是，人们容易轻信大多数富翁的慷慨程度，高估他们的慈善诚信。对做救世军或者为教堂捐献的穷人们，大家又低估其慈善诚信和慈善的水准。

1976年美国国庆日，纽约地产大亨哈里·赫尔姆斯利花10万美元用红、蓝、白三色将帝国大厦装饰一新，只为讨好自己年轻的妻子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对此，这个女人只是轻描淡写地评价道：“比一条项链便宜。”1988年，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因逃税170万美元遭到指控并被法院定罪，在狱中服刑18个月，从此才开始专心做慈善事业。

2007年，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去世，遗嘱仅留给继承人50亿美元中不到0.5%部分的一次性遗产，其他99.5%遗产捐给赫尔姆斯利基金会。但直到今天，一提及利昂娜·赫尔姆斯利，立刻就有人说：“哦，你是说吝啬女王？”以利昂娜为原型的电视剧《吝啬女王》仍是美国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据说，盖茨目前是世界上最慷慨的富人之一，或者说是慈善家中最富的人。他有数不清的名誉和勋章，盖茨的做法是留下全部遗产的2%给子孙做家族控制的基金会。纽约的贵妇人布鲁克·阿文森特死后葬在沉睡谷，留给两个孙子的钱是利昂娜的两倍，她获得了盖茨也没获得过的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作为“吝啬女王”的对立人物，阿文森特夫人被加冕“慈善女王”。即使利昂娜借口照顾小狗给予自己关系不太好的哥哥数百万美元，仍然被人视作“只关心狗，不关心人”的荒谬可笑之举。

按照富裕程度排名，显然比尔·盖茨最富，阿文森特夫人最穷；但按照捐款程度贴现的结果说，利昂娜是最高的，比尔·盖茨垫底。我们很多人从来缺乏探讨实际的眼力和识别真相的能力，对于实际最为慷慨的利昂娜给予了最不应该的吝啬的评价，而忽略了比尔·盖茨才是三者中最“吝啬”的富人。

这还仅仅是针对这三个有名有姓的上流社会的富豪，在整个慈善活动中，美国人的错位和错误的评价更是登峰造极。没有一个美国的穷人会因为向教堂裸捐而成为哥伦比亚公司的座上宾，相反，这个人会被讥讽为“信仰发烧友”。如果一个人年收入是4万美元，捐款5万美元的话，他不仅不会得到总统自由勋章，还会因破产而给社会添麻烦，联邦调查员很快会入户调查收入——你必须靠领救济金生活，你的好邻居甚至会毫不客气地背诵《马太福音》评价此事。

即使无功利的普通的教堂捐献，救世军、基金会捐献，尽管穷人们的承诺总是百分之百兑现，管理人却盯着捐款箱，随时查探某个家伙是否“诈捐”，一纸诉状足够令表现虔诚的穷人在监狱待上数周。

真正的穷人，比如普通人汤姆和杰瑞，因为美国复杂的法律和宗教信仰，面临完全不同的成本风险和收益，诚信程度和捐款程度都比盖茨之类的富人要高得多。

一个雅虎论坛上活跃的茶党同情者指出，“美国国税局（IRS）501（3）条款，对慈善基金作出免税规定。根据该条款的优惠规定，大多数美国富翁建立各类慈善机构，既获得社会声誉又免去了遗产税、所得税，名利双收，一石两鸟。操作流程很简单，假设A拥有百万以上的资产，诸如地产、邮轮、豪宅、股票等，他将这些资产全部注入自己所设立的B慈善基金，成为实际控制人。慈善机构通过股票所赚取的钱是免税的，A又把自己薪水的大部分捐给B基金（这部分收入也是免税的），接着要做的就是把A的日常开销全部由慈善基金收入的5%支付，例如豪宅之内的所有管家和仆人的开支，吃饭和旅游的开支，豪宅邮轮的日常维护开支，等等”。

当某位富翁宣布他支付数倍于普通人的税金时，他的实际收入和应纳税总数应该是普通人的数十倍。教堂、救世军、红十字会等慈善组织外，绝大多数富翁建立慈善机构都是为了避税。

作为穷人，如果也想照葫芦画瓢，因为报税单上的剧烈变动，他们被国税局指控的概率会大大提高。要知道，老百姓无法承担高昂的律师费。真正的穷善人，慈善的热情和行为真实可靠，只要不守信诺，你就可能比富人有更多的机会遭到诉讼。亿万富翁有足够的精力和金钱打官司，在他们很少受到指控的情况下，富翁们可以明目张胆地逃税，只要逃税收益不好，他们就会想尽办法虚增慈善的捐款，然后溜之大吉。

美国是个宗教信仰普遍的国家，普通美国人从慈善中得到的精神慰藉要更大些，九成以上的美国穷人相信某种宗教，穷人担心上帝的惩罚并不比法律影响小，而现代新贵们许多是无神论者，慈善不过是他们不错的作弊幌子。在法律和慈善的信仰权衡中，富人显然在慈善上和诚信上越差，收益越高，欺骗的伎俩也越高明；穷人则多数深有自知之明，反倒接近真实可靠的水平。如同我们开头的实验结果一样，统计证据也表明，美国穷人的捐献比比尔·盖茨之类的富人更可靠和更诚信。

至于利昂娜·赫尔姆斯利，并不是因为逃税而坐牢，而是因为她不小心说出了“富翁不纳税，平头百姓才纳税”的秘密，说出了真话也是罪名，因为美国前任税务局局长承认国税局不喜欢美国人知道富人慈善的真相。但相比比尔·盖茨，利昂娜要诚信得多，可能正是因为被加上了不太公正的“吝啬”的名声，她的捐献力度和实际执行力度更彻底些，像那些被时刻盯着的穷人一样，她没有机会作秀和在慈善上打歪主意。

比尔·盖茨及梅琳达基金会宣称正在非洲解决艾滋病医疗，但他的基金会控制的医疗企业却公然拒绝将药品输送到非洲。多看看这类新闻，你就知道本文的内容有多么正确了。

巴菲特和盖茨的中国慈善之旅，也许是因为福布斯排行榜上中国财富榜扩容的冲击。中国富豪的总体财富正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每14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千万富翁。95%的中国财富由不到5%的中国富人掌控着，这个分配线在其他国家也许已经足够天崩地裂，但就中国庞大的盘子而言，这也许只是个小小的非和谐插曲而已，也许中国人对慈善不待见的态度更接近客观事实。

从道德或者分配的正义角度来说，如果富人们都是有效率的，那么他们的巨富则不值得担忧，应该受到奖赏，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绕开怜悯之心，任由悬殊的财富拉开社会差距，威胁社会稳定。拒绝慈善，可以视为为富不仁，那么从货币分配的幻觉上我们依然相信慈善，毕竟这是一种改进。虽然巴菲特和盖茨不够高尚，可是中国的富人们似乎更加不高尚。

相关调查显示，新富的中国阶层不安全感更加浓烈，如果财富能够带来安全感，从经济学上说，同样也会带来不安全。因为穷人已经有足够少的钱，他们更加乐天知命，光脚不怕穿鞋的，岂止如此，他们还可能理直气壮。可富人呢？有些调查说中国富人现在打算移民的为数不少，问题是他们最希望移民的地方，比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本来就有慈善的传统而且更加富裕。移民到国外，仍然逃不开慈善或者税收，在中国，明明奉献的概率比美国还要低。同样是捐钱，为什么要出国奉献，而不把善心和责任留给自己的同胞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也许经济学解释已经无能为力，这似乎是文化上的某种心理作祟。

卡内基是美国历史上开创大企业家慈善事业先河的大人物，人们至今都在津津乐道这个人在美国各地的各种善举，不过真相是，尽管这个苏格兰移民在童年时受尽苦头，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关注的慈善地从来不是美国，而是英国和加拿大。在卡内基奉行慈善的时候，和英国的财富相比，美国只不过是个刚刚有点钱的暴发户而已。可见在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暴发户都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解释能说明的。顺便说一下，一直以来卡内基并不受他的母国欢迎。

第五节　保罗·亚历山大·巴兰为什么被斯坦福遗忘

保罗·亚历山大·巴兰生于俄国乌克兰一个医生家庭，1921年随全家移居波兰加入波兰国籍，后成为德国共产党员。1945年，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负责人在日本工作。1946年回美国后，就职于美国商业部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1948年，巴兰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讲师。从1951年直到1964年去世，一直任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这一时期能在美国大学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为数甚少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麦卡锡迫害所有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斯坦福校方也在工作量、薪水、请假等方面多方刁难巴兰，很多校友纷纷写信给校长要求解聘巴兰。虽然因系主任阿罗的反对，斯坦福最终没解雇巴兰，但巴兰在1964年不幸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巴兰事件和哈佛大学的斯威齐案一样，成为美国经济学历史上最受谴责的3件学术自由事件之一。

保罗·巴兰因迫害去世，这同斯坦福大学倡导的自由概念格格不入，因此，斯坦福大学和经济学家们都甚为伤感，不愿提及。在中国的经济学者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巴兰和他的经济学成就。

我们曾经提过，在1972年阿罗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是没有出现过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当然，这里主要是就那种获得奖章的名气说的。可是在名誉这个问题上，并不能论定一切。按照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程度说，在阿罗以前，有位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以他的成就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9年才有的，和我们熟悉的人物凯恩斯、熊彼特一样，他也无福享受这个名誉。

在今天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一个叫作“经济剩余”（或者总福利效果、社会福利总效应）的概念，这个十分有用、可以贴切解释我们经济活动的概念就是巴兰提出的。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做一桩买卖，买卖双方从“钱”上获得的全部收获感，用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乘积来体现就是经济剩余，并且，买者得到的叫消费者剩余，卖者得到的叫生产者剩余，这两者的和就等于经济剩余。

那这和行为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说的是这种无端的遗忘，究竟是怎么发生的。要解释这个问题，还必须得从实验经济学的一个著名实验开始。

阿莫斯以后的实验经济学家们做过一个经典的实验：把两组学生分成囚犯和狱警两种角色，然后通过监控录像观察他们的行为。这个实验是在阿莫斯的一个分离实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实验中，最后的结果是，囚犯开始逐渐遭受狱警们不公平的对待，这个角色规则有效地把人群分成了两种。实际上，在保罗·巴兰的问题上，一直纠缠不清的是他的自由问题，是不是忠诚于美国的自由概念。

战后他完全习惯于按照政治立场来判定行为，这导致保罗·巴兰成为一个异类，麦卡锡主义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各种原则，强行要求他们放弃哪怕是学术的观点。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虽然可能比他更加需要做这项工作，比如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根本没有做过。

阿克顿勋爵说“不自由，毋宁死”。斯坦福的学者倾向于认为，这不过就是听上去好听而已，抛开巴兰的案例，就我们现代的劳动来说，巴兰本身只是一个劳动的教职人员，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绝对的雇佣关系才是自由的。任何限制劳动自由流动的条件存在，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自由的。但是，前提是你得相信自由也是一种人为的标准。一旦成为标准，那么合法的不公就开始产生我们不想要的结果。

既然自由这么好，那么作为AK-47的父亲们显然不该这么狼狈。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拍拍屁股走人，类似《战争之王》中尤里·奥洛夫的人粉墨登场。奥洛夫没时间关心最畅销的“天使骑士”（奥洛夫为逃避监听给AK-47起的代号）制造者。枪械工人们，在他的资本主义速成课后怎么样了，当时也没人关心。不过，联合国人类发展署提供了资料：AK-47的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后半生只有14800卢布生活费，伊热夫斯克军工厂现在只生产阿拉斯加狩猎用的自动步枪和本田摩托车。工人们多数死于烈性伏特加，或者用AK-47了结了自己，平均寿命比苏联时期下降了10岁。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之快超过了“十月革命”和“二战”的非常时期。

现代的黑人自由民的实际生活待遇恐怕不如南北战争时期的奴隶。福格尔曾经分析，南北战争时期的黑奴却和现代的雇主一样，虽然在日常情况下，奴隶主要拿走奴隶六成的劳动价值，不过扣掉奴隶自己的吃喝拉撒，奴隶自己大概还能留下1/5。奴隶还通过隐瞒劳动成果、怠工和逃跑，先期扣掉自己应该得到的部分，往往最后奴隶主要先期付出一部分收入给奴隶们。福格尔不留情面地指出，奴隶主们是因为提供了比自由工人更好的劳动条件而被北方羡慕，最后被谢尔曼、格兰特之辈赶下了台。

同样，巴兰不过是对共产主义表示自由的同情而已，仅仅因为同情而受到比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更大的折磨。这就是人们的现代意识，其潜台词是：只要同情，就可能变质；只要变质，就可能背叛；只要存在一种能够分出差别的意识，许多时候人们的个体判断就会发生系统性偏差。这样就出现了连锁反应，一开始沉默，接着是故意掩盖，最后是彻底漠视甚至参与谋杀。

“在德国，他们追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追杀犹太人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追杀工会会员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他们追杀天主教徒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已经无人为我说话了。”这是获得列宁和平奖的马丁·尼莫拉牧师反纳粹的忏悔。

尼莫拉的话真正的关键也许在于人本身和另一群人的贴标签行为，这种贴标签行为的价值和后果，常常是经济上、政治上危机的开端。对此，贝克尔称之为“歧视的价值”。很少有人关注大屠杀和纳粹这么做的经济结果，事实上，在希特勒攻打苏联之前，他辛辛苦苦恢复的德国经济，已经陷入危机。

德国的工厂生产了10磅的大炮，却连一磅黄油也生产不下去，很简单，除去压榨苦力，正常的劳动经营已经因为冷漠而彻底失去效率。19世纪建立起来的德国高效的教育文化技术体系基本上成为一堆废铁，再也无法恢复活力。而在战后东部德国人广泛受到的歧视，直到今天也没有弥合，甚至西部德国人仍然保留着对东部的歧视，这大概也是德国经济奇迹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

贴标签的行为，无端地给一方增加了某种效用，却降低了另一方的效用，为了实现均衡，一方通过加大监视成本达到目的，另一方则想尽办法抵制这种不公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流逝，监视的成本迟早会让管制者一方精神崩溃，无以为继。所以说，希特勒自杀了，是因为真正陷入了绝望。

第六节　克林顿总统多次撒谎仅一次公开道歉？

在莱温斯基案之前发生过琼斯案——一个中年妇女起诉克林顿性侵犯的丑闻案件，但克林顿聘请了一些专家替他谋划。在克林顿的背后，除了庞大的律师团、顾问团作坚强后盾以外，民意对他似乎也比较偏爱，因为克林顿在位期间实现了70年来美国经济7年连续增长。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高达60%。在另一项民意调查中，相信克林顿无辜的比相信琼斯的人多10个百分点。年龄稍长的选民认为，即使克林顿真的“犯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连上帝也会原谅年轻人。当时，州长时代的克林顿不过40岁出头。

有人统计过克林顿在丑闻案件中的道歉和撒谎次数，在几次案件中，克林顿的方式是：对他与白宫前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有染的传闻抵赖，曾先后6次在不同场合否认与莱温斯基有性关系。直到弹劾调查最后一刻，克林顿才最终承认并在当晚向美国公众道歉，不过同时派人将独立检察官的数百份证据全部拿走。虽然检察官的斯塔尔报告在网上出现，通过有线电视新闻（CNN）网址的网上冲浪者的运气要好些，其连接成功率为61%。选择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网址的网民的成功率为57%，但国会的网站几乎连接不上。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板上钉钉的事实面前，美国人继续投票给克林顿，这个仅做过一次丑闻道歉的总统，居然获得了连任，更有意思的是，多出的投票还是女选民增多的结果。

多次撒谎却一次道歉何以赢得公众的原谅？这还要从人的习惯意识出发，按照预期或者前景理论，人们总是倾向于会在某个时刻发生判断性的谬误。比如说一个小岛上一次性死掉了3000人口中的1000人，死亡率达33%，而另一场事故中一个大点儿的5万人的小岛，却出现了2000个人死亡，多数人会认为后者的损失更大。其实，只是因为在时间上前者的数字判断要早于后者，结果便发生了思维的逆转。这个规律也是斯坦福教授阿莫斯首先实验并证明的。

实际中研究发现，反其道而行，比如集中发布坏消息，分散发布好消息，人们的这种误判会进一步显现出来。这样，克林顿的选择必然是通过死不认账来造成一种总统诚实的认知偏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畸形的判断就建立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对于每个人来说，总统诚实的心理分数可能是80分，如果突然出现负面新闻，这个坏分数也不会立刻抵消前面的心理分数的增加值。这个印象，很可能代表人们的一种估价的方式，或者是一个贴现的固定比率，很难发生改变。再进一步将这些心理分数同一定的货币代价挂钩，或者将其他收益成本货币化也引入这些分析，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办法很好地解释了克林顿的行为，甚至还解释了整个事件本身。

如果死扛的成本随着时间推移贴现在不断下降，但是最后被揭穿的麻烦仍然是很大的，克林顿自然选择找合适的时机，把自己的丑闻一股脑儿倒出。举个例子，在这件事情——道歉突然发生的时候，独立检察官自己也并不十分地有信心，尽管他拥有详尽地记录了莱温斯基丑闻案的多数资料，几乎可以肯定地判定总统在撒谎，但是总统本来可以具有否决这种质询的权利。

在琼斯案中，很明显克林顿一样在撒谎，但是他利用同样的手段迫使当事人知难而退，甚至选民和希拉里也完全站在克林顿的一边。有了前车之鉴，事实上，斯塔尔法官也反过来运用了类似的反操作手段。他对于总统认为是负面的指控，突然集中询问，而不太重要的琐屑的指控则正好相反。事实上，正是琐屑的指控和电话记录的方式，让克林顿露出了马脚，经过马拉松般的质询过程，在软磨硬泡下总统不得不宣布投降。

在克林顿以前，水门事件中尼克松就是个失败应付的案例，在法官的追问中，没有作出肯定回答的尼克松却在当选后多次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和美国多数的总统比起来，比如经常纵容谎言的罗斯福总统，尼克松的谎言实际轻得多。

其实，这和人们借钱的折现现象是类似的，只不过人本身的信用也可以类似地当作本金，借的时间越短，往往你在未来遭受损失的概率也就越低。所以好的借款人都是些遵循类似的连续借贷习惯的人。通常这种习惯，就被叫作信用记录。但事实上，许多事情告诉我们，这些有良好记录的人偶然的不遵循行为更可能让借贷者损失更大，却无处吐苦水。

罗斯福经常使用的手段是：今天对一个顾问或者秘书说一段话，然后告诉他不要泄密，之后告诉另一个顾问或秘书同样的一段话，仍然叮嘱他不要泄密。事实上，这说明罗斯福的撒谎爱好要远远高于尼克松和克林顿。比较而言，罗斯福似乎最为成功，因为在这个过程，他有效错开了负面消息可能被揭穿的事实，历史也证明，尼克松的坦白的确是最不成功的。

这个原理事实上还不断地在克林顿接下来的任期中出现，有笑话说克林顿的时代最令人怀念，原因是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是美国却不断有人怀念他的良好政绩。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胡佛和罗斯福身上，罗斯福的几乎所有手段在胡佛任期最后几年里都已经用过。政客们给自己的政绩增添形象工程的时候，唯一的做法是什么也不做，少犯错，因为多次犯错就等于触犯了集中原则，这会让老百姓看穿政策的无知。但是什么都不做就会赢得好口碑，比如美国的两大政党的雷同政策，其实没有多少被真正地执行过，他们推举的候选人几乎都是不作为的人物，这好像应验了所谓“民主不需要伟人”的真话，或者更加一般地说美国总统根本不需要什么创新和能力，只需要守着他的位置不做傻事就可以安稳地成为大人物。

这大概是人们见到的最不好笑的笑话，选择美国总统的时候为什么不考虑这种复杂性呢？

第五章　市场也有美容术？

市场是个巨大的经济神话，不过神话并非完美无缺。在这里，你需要听听斯坦福的明星经济学家斯蒂格勒、麦克米伦、斯蒂格利茨的话，他们基本上替这个不完美的市场做了最好的美容术。米尔顿·弗里德曼评价这三位经济学家是说笑话的。本章就为您讲解他们带有玩笑性质的市场经济美容术。

第一节　为什么大帝国热衷收购小企业

2008年2月，微软向雅虎董事会提交收购报价：446亿美元。但到了6月，雅虎发表声明，终止与微软之间的收购谈判，其原因是微软拒绝支付之前开出的要约价格。这已经不是微软第一次失败的收购案例，这只不过是微软帝国无数次收购中稍微看上去让人关注的案例，因为雅虎现今是微软的合作者。

不管怎么看，像微软这样的庞然大物，看起来怎么都不像是一个“素食者”。但真实的经济学常识是：大块头总是靠吃龙虾大小的食物生存，这个在动物界适用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微软这样的企业。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认为：“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上那些关于完全市场经济的完美理论在现实中是一种空想。

在那样完美的竞争条件下，别说出现微软这样的帝国，连差异化的产品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看来，能够构成企业的兼并和绝对垄断的手段和方式，纯粹是下列原因的结果。

第一种是纯粹建立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的，规模庞大的公司更倾向通过攫取每一种产品的最高价格带来收益，只要市场上存在能和它在价格上争夺的公司，这种并购就不会停止。这就好像是店大欺邻一样，块头越大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

比如《时代周刊》和《财富》杂志的控制者时代公司，1989年以140亿美元收购了电影界重量级的华纳公司，之后又收购了美国电视网CNN的母公司TBS，2000年1035亿美元的最大规模跨媒体并购案成就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这一全球最大的传媒集团。这场收购对今天的影响也陆续得到证实，据推测，传统媒体将因为规模和成本问题在未来消失。

第二种则是斯蒂格勒看到的一种反常现象。有些行业，进入的成本十分高昂，但随着偶发因素，公司退出难度提高，这种公司转行的时候居然会把垄断行业的管理方式，按照威胁的方法进入，在进入成本比较低的行业，这种公司因受到报复的可能性降低，反倒更加容易形成垄断。

维旺迪本来是个水处理公司，而2000年6月，维旺迪以34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施格兰公司；2001年12月又以103亿美元的高价收购了全球排名第15位的美国网络公司的电影与电视业务，将业务扩展到美国；随后3天，又以15亿美元的价格获得全球第二大卫星电视运营商回声星通信公司10%的股份。当然，这个公司最后因为尾大不掉不幸解体，但新的这类并购还在继续。

第三种则是为了保证垄断技术优势。在通常情况下，一种新产品，比如最早的互联网，这个产品的平台本是开放的，但是创始人并没有抓住所谓的商机，结果后来的跟随者却盯上了它可观的利润，大搞利益最大化，他们建立了一些赚钱的机构和站点，因为最初的开放特征并不阻止所有人进入这个没有专利的市场，结果这些第一批吃螃蟹的家伙们便打起了设置所谓的标准，约束他人行为的主意。随后进入的人不得不受限于这些标准，他们只能分得在此基础上的利润和部分市场。

设置壁垒和技术障碍的方式看上去十分高明，其实不然，因为技术总是不断前进的，一旦新技术出现，这些标准就面临被淘汰的问题，于是从前的观望者、追随者就获得了二次超越的机会。事实上，像微软这样的大企业，正是靠着这种等待创新者们犯错的时机乘虚而入，一举拿下市场的。再后来，只要发现一种新技术，微软就主动收购，避免其危害微软的垄断能力和市场地位。

在斯蒂格勒看来，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做法，最主要的原因是市场是不完全的，任何行为都不是百分之百地显露信息，现实的市场总是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区域或者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方获得信息比另一方多，那么规模也就越大，获得的收益和差价也就越高，其实简单地说，就是在赌徒知道底牌的情况下，下注越大，回报越高。被猜中的一方受到的损失也就越大，最终得势的一方会将失败者更快地淘汰出市场，建立一家独大的地位。历史上所有并购行为，都具有这种差别的问题。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我们的市场并不总是完美的，总会产生反常的“大鱼靠小虾米生存”的现象。

在中国的网络市场上，最大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公司是一个标准的网络帝国。腾讯的终端客户垄断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像微软一样，QQ并不是什么原创技术，而是自ICQ技术改进而来。腾讯采取的策略也是一种同微软类似的跟进策略，有效地将各种威胁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劣势的竞争者抱怨，“别人做什么，它就做什么”，但事实上，腾讯本身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帝国，像微软利用Windows平台系统应用扩展垄断地位，如果人们未来都不再依赖PC，改用iPad和手机的话，微软无疑就完蛋了。

在这种情况下，差别化的网络产品需求很可能让帝国的优势变成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和创新无关，这本身就是一种最符合经营原则的策略。除非市场上的差别消失了，比如所有人都喜欢某一个同样的产品，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连微软也不需要，只要IBM的老古董就可以包打天下了。

第二节　为什么电网公司比自来水公司赚钱

“二战”后，为防止整个系统瘫痪，加州首次实行灯火管制。周三当地时间中午之前，加州中北部地区实行了短暂的灯火管制，给旧金山太平洋电器公司的20万至50万用户的生活带来了不便。灯火管制官员称，他们将会在当天晚上用电高峰期，采取滚动灯火管制措施。

加州电网系统运营商首席执行官特里·温特警告说，用户们应尽量减少用电量，灯火管制当天会过去，但如果大家不齐心协力节约用电，明天我们的境遇会依然如此。

《国家地理》杂志封面故事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直是全美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及水果产地。加州之所以适合农作物生长，一方面是因为该地气候温暖、日照时间长，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加州拥有良好的灌溉系统，大坝及渠道等水利设施也非常完善。然而，由于人为因素及水利设施的不断老旧等问题，加州的水利资源如今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不仅农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也无法得到保障。加州正面临水危机。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水利设施公司比电力公司要穷得多。同样是垄断企业，为什么自来水公司远不如电网公司赚钱？为什么自来水公司的福利待遇等远不如电网公司？加州的自来水公司甚至任何时候都比电网公司看起来经营困难得多，尽管在经济学家的古诺模型里，自来水公司几乎被当作一个没有成本的理想类型，但事实上，财大气粗的电网公司总是看起来更加春风得意。

以下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供水企业直接受制于政府，导致供水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市场和企业的预期。

以中国上海为例，上海水价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令自来水公司得到真正的收益，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补贴原水工程，使自来水公司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增加了供水企业与政府的分歧。同时，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用水和稳定公众情绪，政府长年不调水价。据上海物价部门提供的数据，上海供水价格7年间只增长了10%，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是每年增长7%。供水企业虽然承受着巨大的资金压力，但仍然必须完成“政治任务”，要提高水质和服务水平则更有心无力，企业运营陷入“低价低质”的两难境地。2008年年底，上海居民自来水价仅为1.03元/吨，在全国36个大城市中居于后3位，水质保障水平可能也在后3位，与国际都市地位极不相称。上海的情况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低价低质”可能也是全国供水行业的普遍问题。

自来水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供水和污水处理，利润相当稳定。主要区别是电力经营集中度高，供水每个城市都分散，而且电力总体消费量大。其实供水和人防一样，都是不明显的“暴利”，基本是关系户垄断。

但总的来说，根本问题可能是因为议价能力，电网公司的客户相对来说要比自来水公司更加集中。因为水本身是可以自由存储的，这样自来水的用户自然可能比实际中要更加集中和少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自来水公司的成本和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比电网公司要低得多。电网公司覆盖的用户要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在一些地区电网公司更加市场化一些，同时可能并存两家甚至两家以上的电网公司，这导致居民无法像自来水公司一样集中讨价还价，这样最后就会出现，因为过度竞争导致电力输送低效率的问题，有些电网公司可能选择向出价更高的地区输电，最后的结果是为了供电充足，分散的居民不得不被逐个击破，接受高价的电力。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及州议会就制订了重建加州水利基础设施的一揽子计划，计划名称为“外围运河计划加州政府希望通过实施该方案来挽救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系统”，并且为整个加州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供给。此外，这份方案还提出修建一项耗资达100亿美元的水利工程，即通过修建运河将三角洲地区连接起来。然而，这一计划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加州南北双方对这条运河的功能看法不一。但政府因和电力公司扯皮，基本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电网公司管制就基本上宣告结束。

最后补贴的也因为上述原因产生不同的影响。自来水企业属于区域垄断，它只在固定城市范围内具有垄断能力。因此，首先，它的垄断范围小；其次，自来水企业属于当地规制的对象，当地对水价的定价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即便自来水企业垄断了当地市场，它也没有办法实现垄断行为（定高价），最终导致自来水企业不赚钱。另外，由于城市扩张，自来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太高，所获收益很大一部分都用于更新固定资产，也导致它的利润降低。

但是，自来水行业可以获得国家补贴，所以它可以采取高报亏损、加快折旧等办法获得更多的补贴。综合以上两种效果，究竟自来水企业是赚是赔，就看哪个效应更大。

很难说，自然垄断的企业应该持有相同的利润水平，正如不能勉强包子铺老板和金店老板赚同样多的钱。自然资源的约束条件不同，自来水本身不大可能同电力公司争风，即使在缺水的国家，因为海水同样需要通过电力公司的支持才能成为淡水，水力公司因为成本的关系，同样不能比肩上游的电力公司。

第三节　企业频繁转手是谁的发财机会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对中国的中小国有企业实行MBO只能在局部范围进行，不宜在所有企业中适用。首先，我们国家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并不是都像双汇的管理层那样精干，大多数的中小国企的管理层基本上都不具备MBO对目标公司管理者的基本要求。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国企的领导者大多数从事的还是行政管理，基本上不具备职业经理人的资格，像张瑞敏这样的国企管理者太少了。

——某国有经济专家

在斯蒂格利茨、麦克米伦的研究领域，国有企业和转轨经济一直是个重要的话题。在有关东亚国家的市场化体制突破中，一个现象总是被长期关注，那就是所谓管理层收购即MBO。不管怎么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总是担心监守自盗的情况发生。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们不能判断这种转手到底谁会占便宜。在中国，近来关于MBO通过频繁转手来掠夺国家资产的说法颇为流行。不过在斯蒂格利茨和麦克米伦的论文中，他们更倾向认为这其实是为了发现国有企业的根本价值和寻找更好的管理方式。

暂且不论MBO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首先可以看国企的管理构成。一般而言，国企是全民所有的，但在具体的生活当中实际是为国企的管理者所有，名义上的管理者却实际支配着企业的所有资源，其实这不是产权不清，而是没有所谓的产权观念，认为国家的产权是唐僧肉，自己的才是真正的产权。在产权不是很明晰的情况下，再加上一个平庸的管理层，这种MBO只会让那些国企的管理者以MBO之名行侵占国有资源之实。

其次，中国的国企绝大多数还没有实行专业的经理人制度，依然由行政机构来任命国企领导，这与MBO的另一个基本条件不符——既没有明晰的产权，又不是专业的经理人管理企业。对这样的企业，MBO认为意义不是很大，只能说这是一种方法或者一条路径。而且MBO的过程是在本企业的管理层与外部的资本机构一起运作的，透明度不够高，容易造成暗箱操作。

最后，在中国的国企当中，目标公司的管理者同时又是政府行政机构的一员，而国企的MBO必然是政府发起的，这样的话，在对资本机构的选择上又存在很大的问题，行政主管往往没有从市场和企业的角度考虑问题，有的领导甚至把MBO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因此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例如，在某大型国企的MBO过程中，采用的就是完全换牌子的做法，为了转手而转手。

从某大型国企的情况来看，政府股改过程起到了让市场不愿意看到的关键作用。对双汇MBO，政府应当慎重，不能把MBO当作变相的论功行赏，而应当根据实际的情况，由企业的全体员工来投票决定谁最适合在MBO中掌握实际的股权。与此同时，MBO对那些一直戴红帽子的民营企业来说是一个摘帽的好机会。这类企业基本上与私企没什么两样，只是为了经营的需要，不得已才戴个帽子的。

结果，这家大型国企一度建立了现代民营企业制度，但在经历若干次的MBO后，这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声誉开始走下坡路，而当时被反复MBO，最终又回到国企范围内的另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却开始占领市场。更有意思的是，私营高管回流国企，同时国有资产出现反向增值。

理论上说，MBO实现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完全集中和统一，对企业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也使民营企业家们光明正大地拥有了对企业的所有权。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不是一条通天大道。只要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可以，应当提倡这种方法。相对而言，它们改革的风险要小，社会影响小，更容易执行，最重要的是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认同要强于那些国企的大老爷们，也会更负责。

但所谓的MBO行动，事实上，随着俄罗斯休克疗法后寡头集团让这种并购方式彻底被揭开面纱，正如财务管理专家郎咸平的盛宴观点解释的那样，顾雏军一类的国有企业高管很可能是在采用监守自盗的方式自肥。一场国企改革，无形中以较为温和的形式上演了一幕幕瓜分盛宴。

但如果不考虑道德和法律问题，频繁地转让和交易，不会制造什么彻底的私有化，而是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重估。在最近的全球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一些十几年前还负债累累、濒于破产的国企却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企业。同样，人们也可以观察到，即使是内部问题严重，几乎被寡头瓜分殆尽的苏联国有企业，居然在俄罗斯的传统优势行业中重新崛起。而多数大搞瓜分、频繁转手的人物，已经再次退回起点，从短暂的接手企业做主人，现在已成为优秀高管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比例。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甚嚣尘上的跨国公司吞并国企运动，近十几年已经演变为相反的行动。在俄罗斯和拉美各国，甚至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再国有化。将MBO看作私有化的工具，现在看来是件危险而不切实际的做法。

MBO是西方经济社会经过近百年的时间演化而来的，有其深厚的企业文化底蕴，而进入中国仅数年时间，在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企业和高管应当冷静地看待这些西方经济社会产生的全新的经营模式。贪图机会，合作分肥的方式，本身只是改变了财富的分配方式，却不能真正增加企业价值。随着转手次数的增多，企业价值消耗殆尽，最后别说分红，就是连企业本身也会消失。

企业资源的最大优化是一切经营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物质就是赢利。外来事物的引进都要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吸收消化都需要时间，静观其变，不要刻意地去阻止和促进，一切由市场决定，由市场来决定MBO这件外衣是否适合中国企业。事实证明，MBO的外衣只适合企业增值，却不适合企业的所有权改变。

于是，斯坦福的经济学家们最终不得不承认：MBO只是一种经营手段，而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私有化的工具。

第四节　美国家庭主妇为什么没能从砍价中省钱

《一千零一夜》中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故事——《渔夫和魔鬼》。故事说，有一个渔夫打捞到一个封印着魔鬼的瓶子，魔鬼却要杀掉恩人渔夫，并道出了自己恩将仇报的原因：“我在海里待着，在第一个世纪里，我常常想：‘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使他终身享受荣华富贵。’100年过去了，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二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把全世界的宝库都奉给他。’可是仍旧没有人来解救我。第三个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谁要是在这个世纪里解救我，我一定报答他，满足他的3个愿望。’可是整整过了400年，始终没有人来解救我。于是我非常生气，说：‘从今以后，谁要是来解救我，我一定要杀死他，不过准许他选择怎样死。’渔夫，你现在解救了我，所以我允许你选择你的死法。”不过渔夫很聪明，他欺骗魔鬼说不相信魔鬼能够被装进瓶子里，结果魔鬼上当，渔夫封印后把瓶子重新投回了海里。

这个故事的结局，本身并没有新意，是皆大欢喜的童话般的结局，魔鬼被机智的渔夫设计装回瓶子。不知道有人注意过没有，这里面魔鬼三次许愿的鲜活形象，其实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有影子，与其说这个故事里说的是魔鬼，不如说讲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某个选择状态。

这个状态常常出现在我们熟悉的购物过程中。比如你要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手机，但有三个问题：第一，你很“宅”，平常没多少时间逛手机大卖场和各种零售商店，对什么地方可能买到最好的手机了解很少，所以车钱在所难免；第二，你选择一款手机的时间有限，你的钱包里的钱也是有数的，在这种情况下，再看一下你某次类似的购物状况；第三，女人们似乎更擅长与那些衣食住行的物件打交道，除非是计算机和理工方面的人才，据统计，多数人对于电子玩具产品的辨识能力都比较低。

不用说，凡是有这种经历的美国主妇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描述出各种痛苦，面露各色表情，有些人干脆诉说自己的纠结和埋怨。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最后总的感觉会被跑路费带来的沮丧搞得越来越糟糕。这说明跑路费里肯定有点儿名堂，这个名堂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信息不对称。因为我们不能掌握和手机卖家同等的所有信息，我们自然在同等时间的选择上要付出成本，跑路费在经济学里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鞋底费用。当然，上面的例子还仅仅考虑了地点上的差异，实际的产品还会随着地点、品质和价格而发生变化，甚至店主是谁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许多人在花了不少冤枉钱和跑了很多冤枉路之后，回忆了一下自己的购物经历，大概也是这样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走了数十千米之后，心想：“要是能在下一个手机店里找到合适的手机，一定感谢这家店的经理。”

第二个阶段：大概又走了数千米之后，心想：“要是能在下一个手机店里找到合适的手机，一定感激卖给我手机的销售小姐。”

第三个阶段：大概走了不知道多少千米后，心想：“要是能在手机店里找到合适的手机，一定对这种手机的制造商表达不满。”

对比一下魔鬼恩将仇报的理由和以上三个阶段的人的心理变化，魔鬼大概也会对人们坦然地说：“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用一个典型经济模型来解释这个现象的话，只需要将我们在这种日常的小遭遇经济学化一下，就能举一反三，推广到所有类似的例子中。（该模型由斯坦福大学胡佛所斯彭斯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克洛夫教授共同完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把这类现象引入经济分析。）

首先，把时间和跑路费作为成本，并且同我们的感觉挂钩，时间越长，跑路费带来的坏的感觉就会越大。其次，假设我们到最后一刻对于自己的手机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不论什么时候买到都让我们一样高兴，然后计算一下我们总的感觉和收益，我们发现鞋底的费用是导致不幸的所有问题的关键。

其实，对于生活中类似的，那些可能花大量时间处理，平常又没有多少经验的东西，都不同程度地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形象化一下，大致定出一个自己接受的寻找次数和成本范围。凡是超过这个范围的，可以寻找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意见，或者干脆拒绝。

比如，我们经常碰见的那些装饰品一类的购物陷阱，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麻烦，假如你太过于专注花式繁多的鞋子，经常会买一大堆中看不中用的绣花鞋，甚至一次也没穿过，就永远地让它们成了存货，这种行为如果习惯化，就会变成一种令人恐惧的后果。有些人成了购物狂，另一些人则患上消费病，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人发现，次贷危机的最大难题是处理大批美国家庭堆积成山的消费垃圾——这些东西自从户主购买后，连包装都没有拆开过。

再比如，那些最喜欢排队花时间购买东西的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是最适合买到好东西的人选，原因很简单，他们有的是时间，鞋底费对于缺乏运动的老年人可不是成本，而是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抱怨你年迈的父母乐于寻找那些价廉物美的产品，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的确比你专业，“盐吃的的确比你多”。

最后，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结论，你不妨再深入思考一下，类似的教训不也是一种让人头疼的鞋底费吗？经历教训不总结，只会导致更多的教训和浪费，毕竟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钱也是有限的。善于拒绝，避免故事中“魔鬼”的心理的负面影响是很重要的。

你应该学学故事里渔夫的做法，只要有一次把魔鬼装进瓶子的机会，就让魔鬼永不超生。

2011年春运的最大新闻是，票贩子们学会高科技水军手段了——这大概是实行网络实名售票后，票贩子抬价的新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黄牛党是在信息不对称下催生的交易类型，维持这种交易的行为同样需要花费成本，比如顾客们鞋底费的提高，肯定有助于黄牛的价格上涨。这其实是个反向魔鬼的手段的应用而已。

第五节　为什么官员宁愿下载色情片也不愿盯市

在美国，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政治笑话，说的是掌管美国经济运行大权的官员，如美联储官员，面对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不但不思救治，反而在任内无所作为，对股市既不关注也不实行干预措施，反而在办公期间下载色情片。而面对公众讲话时，他们还大言不惭地声称一定能设法复苏美国经济。

这种笑话听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它在如何看待政府官员的经济作用上面，却有着重要的经济学意义。我们愿意把笔者对该故事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

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该学派的其他代表还包括戈登·塔洛克、瓦格纳等人），他们首倡大义，将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工具用于分析政治决策，得出了许多有趣的洞见。以本例而言，政府官员也是有自身利益动机的凡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里，官员制定决策，从提案到通过，本身就有较长的流程和较高的成本。而且，该政策又以不能干扰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为前提，因此，通过后对股市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为股市本身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股市整体低迷，当然需要经济体系的各个部类修炼自身内功，这就决定了一两个利好政策绝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政府官员如果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当然知道如果硬要推动什么政策，只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势必给选民留下笑柄。根据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格罗姆等人发展起来的著名的声誉模型（KMRP），官员预计积极干预会破坏市场绩效，进而影响选民对他们的看法，影响下一期的任职和政治资金的获取。

所以，官员盯市、采取政策积极干预市场的成本应远大于收益，由于盯市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他们便会放弃这种想法和做法。官员放空炮不干事，可算是对上述说法的最好注释。而官员本身不是政府资金的所有者，他们代民众进行资金管理，民众是资金的所有者和委托人，而官员是代理人。而合约必定是不完全的，当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监管的合约成本过高时，合约双方会有意保持合约的合理模糊程度，对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借他人之钱，谋本人之利，而且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保持合理程度的容忍。

比如，政府官员下载色情片，法律如无明文禁止，你如何知道他是在进行思考，还是在测试网速，抑或在放松身心，或者是自身修为不好进而影响工作？知道后又该如何查处呢？如果他是观看电影又该如何处理呢？这样的问题太多，我们在合约中无法全部言明，也无法在事后全部验证（比如你怎知他发呆是在想公司的业务还是在想自己的女朋友），验证后也难以全部处理（如果我们对他进行处罚，那么他连正常的建议也不提又该如何处理）。

所以，政府官员预见到这一点，他们会对自己上述方面的行动进行调整，使其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说，做一次的收益与成本相等。因此，他选择下载色情片，而不去逛夜总会。因为后者被媒体曝光后，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声誉损失，边际成本远大于边际收益。因此，对选民说大话，无所作为，上班时间宁愿下载色情片也不愿盯市，实在是最能满足自身目标的自利行为呢。

讲到这里，很多人或许会认为这种制度环境太糟糕，政府不能对市场经济有所调控，是否应该设置指标，比如把股市上涨多少作为考核官员业绩的标准呢？但是，我们认为官员不作为不是一个最坏的选择，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医家有言“有病不治，是为中医”，因为能够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固然善莫大焉。但是，如果搞不清病情，开不出药方却硬要开，其结果自然是药石乱投，加重病人的病情，那当然是最差的结果。有了病，在不清楚情况时不乱开药，是中等的情况。

斯坦福大学的米尔格罗姆和帕斯特罗姆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它指出，如果存在两项任务，一项难以度量，另一项很难度量，而两项任务都同样重要时，就不能设置过强的激励。如果激励过强，就会导致行为人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些容易度量的任务上，而忽视那些重要的但是难以度量的任务。

美国官员不能靠政府行为来干预股市，实在对我国经济有深刻的借鉴价值。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制约官员的行为，防止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而且这种逐利行为会破坏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话，那么政府官员的权力越大，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可能越大。

第六章　“另类分子”的大辩论

斯坦福大学的大法官波斯纳和人类行为研究学家贝克尔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完全同常识背离的经济解释的世界，理解这种颠三倒四的社会事实，比死啃正统经济学那些枯燥的教义实用得多。两人交锋的思维方式也处处体现斯坦福的长处——单刀直入、实用主义。

第一节　给胖子们上税能帮助减肥吗

丹麦是世界上首个征收“脂肪税”的国家，消费者购买饱和脂肪含量超过2.3%的食品，缴纳每千克饱和脂肪16丹麦克朗（约合2.87美元）的“脂肪税”。征税对象为所有含饱和脂肪的产品，包括黄油、牛奶、比萨饼、油类和肉类税。但事实上，丹麦的肥胖人群比例不超过10%，大概只有4%的人群因肥胖的伴生而患疾病去世。哥本哈根职员克里斯蒂安·延森说：“大家这周疯狂采购，许多货架已经空了。人们把家里的冰箱塞得满满的。”延森对新税收并不感冒：“我不认为这项税收会带来很大的不同。如果人们想买蛋糕，依然会去买。他们眼下只是想省钱。”

胖人最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美国严重的社会包袱，有1/3以上的人口位列肥胖的范围。有人将之归结为纯粹的种族体质问题，事实上，美国人多数是欧洲人的后裔，今天欧洲胖子最多的国家英国也大约只有1/4的成年人是胖子；有人将问题归结为经济原因，不过有趣的是，纽约是比较早的响应“脂肪税”的地方，但和美国的其他地方比起来，纽约的胖人比例却并不很高。

对于要不要给胖子们上税，以减少他们对于发胖的高脂肪高糖食物的依赖，成为贝克尔和波斯纳争论的焦点。

贝克尔支持“脂肪税”，他的信任是有条件的：肥胖和体重、疾病之间的关系确定。人们对某类行为征税，最初是带有惩戒性质的，是对“罪”收税。“脂肪税”就是给“原罪”收税。因为提价能够减少消费总量。贝克尔相信，罪恶税的效果会更明显，价格只会促使人们戒烟戒酒，戒掉恶习。

1988年里根总统执政的时候，美国人的肥胖率只有23%，还是个中等胖子国家，不到30年的时间，美国肥胖率攀升到34%，成为大胖子国家。餐馆、加油站、街道、走廊胖子成堆，警察也由胖子充任——这真是美国特色。低收入家庭的普通人，胖子的比例尤其高，廉价食物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贝克尔信奉供求原理，提价至少对常看电视不运动的年轻人来说，可以让他们在体育锻炼减少之外，体重上升不是太快。

不过这个观点，波斯纳好像并不买账，至少他不愿意相信这和贫穷有绝对必然的联系。通常，美国人的控制能力比想象中的低，即使是减肥风潮不断冲击，也很少看到美国人从肥胖的坏习惯中醒来，反倒是街上的麦当劳店越来越多。反式脂肪的顾客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加，如今一个美国人平均每天摄入的反式脂肪酸的量大约是5.8克。

当卡夫食品坐上被告席的时候，暴饮暴食或者对于饮食健康知识知之甚少的人依旧纵容孩子们让软饮料损坏牙齿。而软饮料和脂肪生产商不断耍花样，他们利用人类过去近千年吃不饱的记忆做文章，甚至添加某些兴奋剂，刺激人们持续不断地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这本来是无知和故意欺诈的合谋，胖子之所以成为胖子，是自身和外部两种因素造成的。

不过，真要到了真枪实弹的时候，贝克尔却对大张旗鼓的“脂肪税”立法并不感冒。贝克尔的说法直指人心，政府决定把“脂肪税”变成一项公共政策是不合时宜的，他们是怎么知道高脂肪的食物中给大众精神和口感上的享受的？

另外，就算脂肪酸被很多人认为是有害的，也应该用别的公共政策来抵消。贝克尔的想法很简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政府能对水果进行补贴，可能给胖子们减肥带来的积极效果会多一些。单从食物本身来说，只要美国人吃的水果和纤维类食物足够，同样可以抵消那些坏的影响。要是美国的医疗保障出现问题，仅仅对脂肪收税，显然只会让导致肥胖症的其他元凶从政策立法的空隙溜走。到那时，美国的胖子恐怕已经占领了整个纽约。

目前为止，贝克尔和波斯纳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在波斯纳看来，他自己支持反式脂肪的禁令，并不等于和美国政府穿一条裤子，而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优良传统。当然，观点的核心还是支持自己的一贯原则的。

一般的芝加哥经济学家推论脂肪禁令是无效的：总有人确实喜欢脂肪的特殊口味，在家中吃饭淡而无味，在外面餐馆里需要这种调味品的味觉刺激。纽约餐饮业竞争激烈，如果哪家企业忘记这一点，可能因为顾客的失望而导致竞争失利。这些企业和特别口味的顾客们肯定会向政府施压。纽约政府如果强制执行将增加政府的开销，还会让纳税人不堪重负。事实证明，半数的纽约饭馆还在使用脂肪酸调和口味，这就说明多数人从心底根本不支持这项法令。

波斯纳指出，这个看似正确的推论漏掉了斯蒂格勒所说的信息成本。事实上，许多人对反式脂肪没有多少科学认识，得到这方面的知识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再说，反式脂肪的使用者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到底多大的用量会对身体有害。

不过，贝克尔指出波斯纳并没有什么实际证据。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减少1%的高脂食物，肥胖症之类的相关疾病死亡率仅仅下降0.003%。按照这个结论，很难说这和成本有直接关系。

其实，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危害本身就源于非健康的生活方式。汤加王国的波利尼西亚人本来是世界上体型最好、最长寿的人群之一，在引入高脂食物，实行西方生活方式之后，今天的汤加变成一个“以胖为美”的国度，并且很多人还比他们的祖先短命得多。无论是波斯纳还是贝克尔，都无法用他们的理论清楚地解释这一问题。如果能够改变人们的预期，显然比任何微小的经济干预手段更有效。

第二节　哄抬物价的店主应该受到惩罚吗

“9·11”事件时，世贸大楼信贷所计算机终端出现问题，因长时间线路故障、电源不通，提款机无法调用数据库中的信息，结果有人借此大发“国难财”，非法提取了总额达1500万美元的钞票。据悉，共有4000余人参与此事，其中故意作案、情节严重的有100多人，多数为银行雇员、警务人员和政府公务员。卡特里娜风暴中，最为混乱的事情是有人囤货居奇，使一些地区汽油站利润增加了400%。

印度洋海啸大概是最被低估的灾害风险类型。海啸中大约有超过29.2万人罹难，财产损失不可估量，可能已经超过其他各类灾难所导致的损失。现代的自然灾害给人类世界造成的损失比从前要高出百倍乃至千倍，已经不是经验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经济学家们分析，这是技术和人类生活扩展给我们带来的副作用之一。

小概率的印度洋海啸无法预知，可是卡特里娜飓风属于人们能够预知的风险，人们一样忽略长期的高成本。一场飓风让美国人因为汽油价格上涨吃尽苦头，道德谴责和争议接踵而来。虽然事后调查显1900～2005年美国严重自然灾害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统计表示，灾区根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骚乱事件，但这也是错误的评估导致的——好像汽油上涨、幸存的加油站店主比飓风本身还可憎。

贝克尔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损失估计全部加起来只有1000亿美元。这个报告估计的成本可能太小，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比如19年或者20年，损失的可能性就大得多，美国每年的飓风都不少，人们对此习以为常，2004年的飓风刚走，新奥尔良的居民只是稍微挪走低于海平面的“帐篷”，直到“卡特里娜”降临，许多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宿营活动，结果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各种精神痛苦无法计算，报告关键还漏掉了数千条人命的价值，而目前经济学家保守估计一个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是700万。

人们当然对加油站老板极端不满，飓风过后涨价太过疯狂，汽油最低涨价幅度超过10%。但飓风过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涨价汽油站的老板们的收入和利润却都下降了。卡特里娜飓风中心的奥尔良加油站尤其如此。墨西哥湾的炼油厂损失惨重，1/3以上的海上钻井平台崩溃，涨价的利润根本不足以弥补亏损。全球其他地区的厂商，却因为这场美国飓风，意外地充实了自己的腰包。

在食物供应短缺的时候，人们强烈抗议价格上涨，欺诈者和投机者都被攻击、辱骂和流放。在“二战”期间，美国也进行了价格控制，应急法案对于违反者都采取一致的惩罚措施。但是在自然灾害中，灾害本身导致了产量短缺时，按照供求平衡提价是不应受到指责的。

波斯纳似乎也是认同这一点的，汽油等产品产量大幅削减时，为了让价格下降，只能采用一些效率较低的办法，比如配给制度。20世界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推行汽油配给制度后，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10加仑的汽油，产生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成本损耗。

政府的强行介入往往是错误的，除去违反基本经济学自由理论，还因忽视痛苦成本受到抨击。洛杉矶的某个街道上的闲人，他们排队仅是以备不时之需，这类人总是有大量的时间可以消遣，可对于真正需要汽油的人，除等待的痛苦外，还要负担各种税收。因为政府管制价格时总要花费管制成本，这些成本费用都要从税收中得来。

不过，波斯纳可不想把自己的让步看作是法律或者道德的成功，而是举出一个赤裸裸的海难案来说明问题。一艘船发生海难后，救援船的船主认为自己需要收点儿辛苦费，并以此要求遇难船只把未损失的货物转移到自己的船上，这批货物很可能被救援船主占有。这显然有点儿趁火打劫的意思，对遇难船显然是不公正的。可是根据海商法中的抢救条款，救援船要求获得价格补偿是合情合理的。有人说有偿救援不道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卡特里娜飓风当日的危险可不是加油站老板所能估计到的，老板们最初只不过想补偿自己“救援”的损失，或因为考虑进货成本上升而囤积货物。随着救援的结束，一切终将回归平静，本来是种自然现象，但是只要政府介入，很多问题便变得不那么轻松了。如果人们把这一招也用到艾滋病疫苗生产上，显然能够带来更高的福利，富人在没有价格控制的情况下，会把价格抬得越来越高——这好像是在劫富济贫一样大快人心。

贝克尔和波斯纳都同意，商家抬价并不总是错误的。贫困国家遭遇灾难性的减产，比如粮食短缺的时候，运用价格控制并不是个好办法，这样做，粮食产量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或者让这些国家增加进口。相反，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客利用差价，常常不顾禁令，将粮食走私到国外谋利，加重饥荒。发达国家和穷国的政府应当高价购买粮食，然后再以最低的价格卖给穷人和陷于饥荒的人群。

在当代，饥荒并不是由于过高的市场价格引起的，而是由于无效的政府政策导致的。在现代民主社会，一般不会出现饥荒问题，然而在某些时期，就会出现饥荒现象。这不是市场价格太高，而是因为错误的决策，比如粮食价格太低，农民不愿意种植粮食，或者为了能够满足城市居民的粮食需求，强征大量粮食，结果导致农产品的产量大幅下降。这种事情在俄罗斯和印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对于印度这一民主中的饥荒现象有过持续而深刻的研究。

遗憾的是，在最近的金融危机时刻，美国正在发生新的饥荒。就像大萧条时期，10多万人要求移民苏联逃避被饿死的惨境，许多中西部的农场饿殍满地的时候，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申领食品券的人数最多，均超过300万人，得克萨斯州的一名妇女因为无法领到食品券饮弹自尽。这好像不是贝克尔和波斯纳所能预料到的事情，之所以出现这种极端的事情，不是美国政府的粮食补贴减少了，这和生产没有关系，问题和卡特里娜飓风一样，政府和市场都没能挽救那名妇女的生命。

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日本的“3·11”大地震中，日本政府的干预的确没带来物价上涨的问题，不过，直到灾难过后的半年时间里，这些地区人的饥寒交迫的状况丝毫没有改观。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好像不是波斯纳和贝克尔能解释得了的。

最后，我们开头例子中盗劫之类的事情，难道也是自然规律和供求定理导致的吗？许多非正常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说一定还有更加复杂的因素，这不是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或者心理学、社会学能够解释得了的。要完全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节　美国联邦政府鼓励非法移民？

1997年的一天，菲律宾移民瓦尔加斯申请驾照。当他把绿卡递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检查后小声告诉他：“这是假的，别再来这里了。”瓦尔加斯回家问给自己办理绿卡的外祖父：“这绿卡是假的吗？”外祖父承认绿卡和所有证件都是他花钱买的，他警告道：“别把你的绿卡给别人看。”11年后，《华盛顿邮报》的一组关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瓦尔加斯是获奖作者之一。此时瓦尔加斯的外祖父已去世，他的外祖母听到外孙获奖的消息，第一句话问的是：“如果有人发现了你的身份怎么办？”

这是典型的美国移民制度的弊端案例，反映出美国苛刻的移民规制的制度压力。美国不是罗马帝国，愿意给日耳曼蛮族公民权。美国公民权看上去更值钱，移民美国，收入将超过大多数国家的人，美国最穷的人可能比一些国家如中国或者印度的中产阶级的工资还要高得多。美国的低出生率显然给穷国的年轻人创造了机会。

贝克尔坦然承认自己的偏见：“如果我们生活在19世纪，政府支出根本算不得什么的时代，我会支持自由移民制度。”像罗马帝国最终放弃给多数人公民权一样，美国人从来都是利益高于一切。如今美国政府在医疗、退休、教育和其他福利项目上的支出太过庞大，这笔开支大概比移民们的祖国一年的总收入还要多得多。

有些人纯粹为了免费得到美国提供的服务和福利政策而移民，这些移民者被称为“不良”移民。有些人时刻准备来美国退休，或者他干脆是个罪犯，或者来美国花费巨额医疗费，或者他们给美国的污染成本比其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这些好处以他的税前收入和他的消费贡献来衡量）。这都让美国十分畏惧，最糟糕的结果是，如果移民都像奥拉基一样，美国人必须天天面临网络恐怖主义教父的影响。不要忘记，黑手党教父可都是意大利移民，他们带来教堂的捐献的同时，还给美国带来毒品和暴力犯罪。

如果美国移民署对移民没有限制，很多人都会选择移民美国。然后，新移民在选举中投票，转过来影响未来的政府支出和其他的公共政策。比如，拉美裔移民肯定和小布什的房贷政策让步有关，选民的压力很可能是小布什反常的房贷政策的原因。

因此，贝克尔认为，甄别不良移民，要通过一个测试方案来解决，测验年龄、健康状况、智商、犯罪记录、英语水平等。移民通过了测试，那么他无须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获得移民资格。如果他没有通过测试，那么就要估测其可能给美国带来的净损失（折算成现值），必须要交一定的押金才能让他看到自由女神像。

波斯纳显然比贝克尔更加诚实，他补充了两种美国式的疑虑。第一，政治避难和政治犯移民。波斯纳觉得这是一笔不太好开口的秘密财富。至今为止，在收容政治犯乃至流亡人群的问题上，美国占据第一。不过，波斯纳的出发点不是怜悯，在他看来，那些被迫害的人更可能是非恐怖主义者，或者是某些颇有成就的少数群体，不论是哪种情况，即使在美国的就业前景有些暗淡，无法赚到足够的钱弥补成本，波斯纳认为他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成为创造力极强的人。第二，反美人士或者是亲美的优秀分子。大法官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牺牲。美国不能总是无条件地吸纳别国建设需要的优秀人物。例如，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建设完全民主和自由社会的伊拉克人全都逃到美国，这将是多么不幸。因此，有时基于国家利益，美国必须拒绝其他条件都非常优秀的移民，也是为了支持那些志在促进美国利益的国家力量或政党。

以上就是两个自称是自由主义的学者为美国移民限制制度所作的辩护，但问题是，美国这些措施执行的实际后果是更加赤裸裸地鼓励非法移民。贝克尔承认，以往的政治经济制度证明，美国根本没能阻拦非法移民的大潮，即使在“9·11”事件后，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也没发生很大的变化，相反，因为国土安全部的审查程序，审核正常合法移民的速度放缓，反倒让许多合法移民也开始打起非法移民的主意，另外，粗暴的联邦警察让一些长期无法入籍的人无机会回流到母国，只能滞留美国。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美国查处的恐怖主义移民比“9·11”事件前还少得多，这种尴尬实际透露出一种冷酷的利益计算。正如这两者都十分清楚的那样，美国之所以限制非法移民，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是在利用非法移民的无偿劳动力，故意纵容非法移民。一个老油条身份的非法移民，像瓦尔加斯，因为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恐吓和威胁，只能接受最低的工资和报酬。移民的劳动成为一种变相的自愿剥削。在麦当劳一类的餐饮企业，雇用这样的人尤其普遍。美国1/3以上的传统餐饮业的服务利润都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如果美国政府允许自由移民，于美国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在财政上将不堪重负，意味着每个美国人要么得多交1美元的社保税，要么就得拉低现有的福利。但绝对禁止移民，对美国而言，就必然面临放弃移民带来的巨大收入，一个拉美人或者印度人能够给美国带来额外的收益。从草坪到厨房，凡是美国人不愿做的事情，都由移民来完成。

美国采取了各种半透明的管制方法，一边实际地享受移民带来的效益，一边利用非法移民的身份拒绝其分享美国的福利。特别是对那些有着较高才能的技术移民和低技能劳动力，事实上，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从这些较低报酬的人身上得到的利润更高。

而贝克尔和波斯纳的方式，无非是将那些看不见的敲诈用信息透明的方式显露出来，直接拍卖移民权，用价格的手段将移民们的损失直接补给政府，至少可以减轻或避免进一步的罪恶和敲诈出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二者还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体而言，这种方式拒绝考虑政治过程的艰难性。让美国的移民局接受这种显性的管理方式，要比移民购买假身份证件更加艰难。

第四节　100年后全球变暖的影响只剩1/6？

《全球变暖大骗局》这部片子有很多不实之处，它甚至不是怀疑而是误导性的片子。如果时间允许，我愿意和大家一分钟一分钟地过一遍片子，剖析其中的误导性信息。

事实上，在英国拍片时，摄制组想找一些发表过专业论文、在同行中有名望、不同意气候变化的科学家，但未能如愿。在美国拍片时却找到几位反对气候变化观点的学者，但赞同气候变化的科学家有几万名，他们有很多证据证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

——英国BBC时事与新闻栏目监制、

著名环境记者杰瑞米·布里斯托

十多年来，好莱坞各种灾难片和科幻片都在气候恐慌上大做文章；玛雅预言和2012的末世景象，好像近在眼前。但在2011年年末的南非德班气候谈判上，已经听不到这种恐慌的忧虑，知识分子们被一群政客替代，他们在大会上提出各种意见，特别是在气候变暖的责任分担上争执不休。美国人认为自己没什么特别的历史责任，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希望《京都议定书》成为一张废纸，但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买账。双方争议的最大问题是，到底怎么计算污染的数值和责任。

据说，牛粪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超过工业排放——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牛粪就可以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自然全球变暖和碳交易都成为各国抵制的阴谋，欧盟的航空碳排放税收受到欧盟以外的航空公司的结盟对抗。剑桥大学古气象学家卢克·斯金纳在研究中指出，即使现在停止碳排放，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仍会在至少1000年内处于升高状态，所储存的热量可以阻止下一次冰河时代的到来。全球变暖虽然可怕，但更加可怕的是冰河时代，此前的生物灭绝现象都爆发在冰期。

波斯纳和贝克尔很早就开始给全球变暖估价，像碳交易一样，在一些经济学的著名知识分子那里，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很可能是一门生意，彻头彻尾的利益。

波斯纳在《大灾难：风险与应对策略》一书中认为气体排放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一夜之间全球变暖的小概率事件的损失会大得惊人，不过科学家和政府的决策者们更关注全球变暖的成本与长期影响，这个时候贴现率的确定和调整才是最为重要的。

假设一个人现有1美元的本金，利率是5%，那么一年后就会变成1.05美元。也就是现在这笔钱如果拿去做投资，一年之后就会得到1.05美元，如果你现在的消费意愿更强些，不会等待未来的1.05美元，而是现在的1美元。但是如果我们思考当前该花多少钱抵消2107年全球变暖造成的成本损失，这个方法就失效了。

假设我们预计的成本是1万亿美元，贴现率是5%，降成本贴现到现在是76亿美元。如果贴现率变成10%，那么会进一步减少到7300万美元。显然与其当前花费巨资防范全球变暖的损失，还不如每年用一定的金钱来预防。

美国人计算出他们可以什么也不做，欧洲人认为自己可以做点事情换些外快，亚洲人认为自己需要做点什么，但是首先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得做好了再说。

贝克尔本来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于大国间的热烈讨论不感兴趣，不过他认为根据现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计算方式，未来的全部效应都贴现到现在，那么不同的贴现率就有不同的预测损失。他指出波斯纳的解释不过是这么一件事情：贴现给当代人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哪怕贴现率只有3%，50年后温室效应对人们的影响仅是50年前的1/4而已，百年后仅仅是1/6。这就是说，从长期看，比如美国政府的各位政客肯定会认为温室效应是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

波斯纳打圆场的方式是，改而强调高的贴现率，实际上代表当前人们可以用最好的办法对付全球变暖，比如利用核能和人造细菌，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虽然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为高贴现率提供了支持，贴现时间越长，未来价值缩水就越大。

现在有几种观点来看待我们为了后代所采用的巨额费用。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变暖的成本已在实际生活中显现出来，应对成本还会逐渐增加，用一个确定的贴现数字是一种误导。

第二种观点说，任何时候全球变暖风险的巨大代价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单纯在现在考虑，贴现的作用无关紧要。

第三种观点说，征收高额能源税减少我们的消耗量，这样做有利于国家安全，可以减少美国对石油的依赖。美国的能源税会让那些排放大国，比如中国和印度也模仿美国的做法。

贝克尔认为这对后代人不公平。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教授已经在这方面的成本计算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强调资本、消费和储蓄的长期收益，另一个教授斯特恩计算出的损失远远超过诺德豪斯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贴现率问题。

对于子孙后代的行为体现了贴现和未来收益、成本的重要关系。许多父母爱孩子超过爱自己，那么对于子孙后代的馈赠太少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伤害。

其实全球现在的污染，不能不说是工业革命时代的错误观念的遗产。蒸汽机出现的时候，有人担心煤矿可能不足，美国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煤，但今天美国的煤的实际使用量要比1913年少得多。如今，因为缺乏好的设备、技术投入不足，美国不久将沦落为煤炭出口国。

后代总是胜过前代，过去150年来这个趋势十分明显，从收入、健康、教育和其他可衡量的标准上说，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代人都比前代人活得更加幸福。技术进步并没有出现停滞的形势。波斯纳的说法说明，150年后的温室效应对人们的效用也不会很大，可能400年后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常识告诉我们，未来技术进步很多，积极的贴现率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技术因素的重要性。

真正需要人们关心的恐怕是那种个人碳交易服务的效率，不管是贝克尔还是波斯纳都对这种服务嗤之以鼻，除了碳交易是个空头概念之外，还因为这种服务可能并不会发挥想象中的作用。

美国TerraPass公司专门为那些担心全球变暖的人们提供碳服务。你提供开车、出行和房屋大小的信息，公司就计算出你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然后根据你购买的二氧化碳减排项目，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从原则上讲，如果你要求公司抵消你所消耗的全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那么你对全球变暖加剧所造成的影响则为零。但碳运动其实是对“限额与贸易”污染控制方法的一个回应，这个方法今天也就停留在几个国家的小范围人群里，交易的数量和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波斯纳指出，这是个不科学的做法。因为二氧化碳迟早要被大气吸收，自然会产生一定的聚集效应，排放速度稳定，那么大气密度还是会增加，而且还让人们产生部分错觉，即那些排放量为零的人会觉得自己已经为抵御全球变暖尽了全部的力量。如果美国100万个富裕家庭都做了，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这里面根本抛不开历史积累的因素。

碳交易本质上不过是一个没有多少产业基础的说法，如果不是确切地同产业挂钩，能够建立几个准确的关系，终究是个概念泡沫。在未来，可以想见，找到让碳交易从抽象概念走向现实操作的方法，才是应付全球变暖的切实行动。

第五节　网络赌博动了美国的奶酪？

1961年电信法规定，民众不得通过电信方式跨州或跨国赌博下注。司法部直到今天都以此为依据，认定任何形式的在线赌博都是违法行为。不过，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对这条法律有新解释。该单位表示，电信法只适用于运动或比赛项目投注事宜，各州以网络形式向州内或海外居民贩卖彩票不受此限制。

——美国中文网转自路透社消息

赌博在美国历史悠久，印第安人聚居区的赌博一直是政府授权的，以“尊重原住民的习惯”名义，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美国并不禁止合法赌博，非法赌博则是一些黑社会的主要财源，比如费城和波士顿地区的黑手党、本地黑帮就是依靠非法赌博的巨额资金构建起来的。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重新审视1961年的电信法，决定向赌博开放，在线赌博事业开闸，成了美国政府财政上开源的新手段，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州长对这门生意很感兴趣。

贝克尔和波斯纳本来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小派别的信徒，所谓赌博婚姻家庭之类的现象，在他们看来，就是马克思《神圣家族》中“温情脉脉的面纱”，现代社会的一个现实——一切不过是理性的交易而已。

贝克尔说，网络赌博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欲望，沉迷于赌博的人根本没有想象的多。波斯纳则指出，人类天生就对不确定性感兴趣，在赌博过程中，人们清楚地知道一切经历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赌博是一种消费而不是投资。

总之，他们都完全认同一个事实：从经济意义上说，赌博是一种生产性活动，短时间内会增加赌徒们的预期收益，而且风险爱好者能从中获益。这种观点虽说常被误解为是挑战马克思主义者的，其实却来源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讽刺。

大多数人都愿意购买保险，只有风险爱好者才能接受惨败的结局。美国的彩票机构通过彩票赢利，但是他们的彩票中奖率相当低。就算是最赢利的彩票，比如一种叫作强力球的彩票中奖率也只有一点四六亿分之一，彩票的大奖听上去的确诱人，最差的奖项也是千万美元。通过买彩票、股票和去赌场乃至别的方式的赌博，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的。

在美国的一些地区，赌博几乎是一种风俗。在印第安人还没学会赌博的时候，传教士和亡命徒把欧洲的赌博扩散到自己能去的地方。人们喜爱刺激感，许多人玩扑克牌最主要的原因是赌博能产生心理上的快感。在赢钱的时候，它可能改善生活，同时认为输钱的概率很低。美国人一年花在赌场、赛马及购买彩券方面的金钱接近700亿美元，超过购买电视机、影碟机、CD及书籍的总和。

除去内华达州，许多地区明令禁止赌博，但类似的行为仍然按照抽奖和纸牌的形式存在。州政府就自己垄断彩票销售，制造合法的赌博方式。

美国政府之所以禁止网络赌博，主要的原因是和美国政府的税收，特别是赌博税有关。那些网络博彩公司多数设置在境外，或者海边赌船上，要么在一些小国家，例如哥斯达黎加和安提瓜岛。大多数在网络上赌博的人只是为了娱乐，以适度的金额作为赌注，对于2300个美国网络扑克爱好者统计就说明了这一点。

传统赌博在许多方面很难应对网络赌博的冲击。大赌场员工人数众多，设备昂贵，通常传统博彩业是把成本加在赌徒身上的，有人还要支付机票的钱，甚至昂贵的小费。但现在网络赌博根本没有这么麻烦，而且还很可能提高中奖率吸引赌徒，这样，传统赌博就会进一步受到冲击，美国政府只能部分控制这些传统赌场，而网络赌场根本控制不了，结果是这将进一步使政府的合法生意雪上加霜。

虽然有证据表明内华达州大概有6.4%的人犯有赌瘾，并因此破产和精神受损，但内华达州除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再无像样的产业，靠赌场的数百亿收入才得以在沙漠中生机旺盛。经济学家约翰·巴伦、迈克尔·斯塔滕和斯特凡妮·威尔希森的报告指出，在美国禁止赌博可以使个人破产率下降1.4%，而在那些离赌场很近的地区下降率则为8%。那么是不是干脆就认为赌博和破产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赌博成瘾的代价很大，当然除非事前认定这是一种心理障碍。不过美国破产法的实施，已经让赌博破产申请率越来越低。

有些人认为网络赌博是有害的，因为这是一种洗钱方式。如果黑手党和毒贩把持了这些行业，就意味着他们的活动可能让地下赌博活动以新的方式逃避税收和打击。但是洗钱的方式多种多样，黑手党即使洗钱，也不在意低效率的方式。有关赌博的限制主要影响中低收入家庭，但是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可以通过买股票衍生品和房屋赚钱，为什么要剥夺中下层人们通过赌博致富的机会呢？

白鸽票是一种典型的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赌博形式，这种赌博在世界范围内占有的份额极高。现代中国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如今中国的双色球之类的国外彩票本就是白鸽票。全世界的国家彩票多数是这种彩票的变形，而国家彩票和赌场最初源于清代的中国，后经葡萄牙和华侨华人传遍世界。但在中国，因为赌博对妇女儿童的危害性渗透，在清末就不断受到禁止和打击。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赌博被列为五毒之一。在中国，赌博是一种非法行为，福利彩票作为公益事业是被允许的，但一些地下非法赌博，比如珠三角的网络赌球、公海赌轮也在不断威胁正常的彩票收益，客观上对于慈善公益资金筹集构成威胁。而且彩票购买人群出现低龄化的现象也让人十分担忧，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法赌博活动的产生。不思进取，侥幸致富动机的蔓延十分有害。

严厉打击地下赌博，也是互联网赌博同样面临的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发彩票的潜能，缩小非法赌博的范围，引导彩票向社会公益和积极文化氛围发展，是需要社会各方参与的重大社会问题。

第七章　该终结通胀悬案吗

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经济的特殊才能，理性的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分清“波动还是趋势”很重要。这是一种谨慎而自由的表达——因为记者和政治家们并不清楚波动和趋势到底有何区别。理性看待未来经济发展，有助于中国人脱离各种不切实际的预测价格的迷信，摆脱情感的宣泄和无效的控诉，让我们腾出时间来应对一种名曰“通胀”的东西。

第一节　物价上涨像火箭，下降却像羽毛？

2011年7月，明尼苏达州的一位分析员斯特林·史密斯（Sterling Smith）在分析当季美国原材料价格趋势时说，“价格升起来像火箭，降下去像羽毛”。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约翰·泰勒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从1965年开始的美国通胀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接着一度蔓延至80年代。在历史上，这段时期是从约翰逊总统上台后开始的，到福特总统时达到高点。按照CPI指标为通胀指数的统计，1975年和1979年美国的通胀率分别达到12%和14%，从肯尼迪到里根之间的几位总统都没有正常连任成功。这段时间堪称美国经济和政治上最混乱不堪的阶段。在这之前，20世纪50年代美国黄金阶段年通胀率一般都维持在4%以下。

教科书上有一种通俗的通胀划分法，基本上就是根据美国1952年到现在的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中没有能源和食品）划分的。按照这个划分法，美国历史的通胀经验就被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4%以下的战后黄金时期的通胀率。处于该阶段的通胀率被认为是温和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的、无害的。

第二阶段，是从1968到1979年，至今被看作奔腾的通胀，甚至是踏进了超级通胀的门槛。

第三阶段，就是1984年以后到现在被认为是接近黄金时期的普通通胀率。

也就是说，关于通胀本身的教科书的说法，包括各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迄今为止，连同美国人最为深重的通胀常识，都源于这三个阶段历史的印迹。说来说去，这好像是一位老祖母每次都喜欢向不听话的孩子讲经济大萧条的故事一样。

华尔街的交易员们通常都是技术流派的信徒，按照他们的职业神话，只要常规的通胀指标，比如消费者物价指数、经理人购买指数、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各种月度、季度、年度指标出现异常的波动，都能够从痕迹上找到蛛丝马迹，他们就会立刻把各种历史概念全部搬到面前，然后散布一种恐慌的概念。比如巴菲特在2009年就曾发表过一个意味深长的警告：美国经济已经坠入谷底，美国实施的宽松政策将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到现在为止，所有指标居然没发生什么变化。

巴菲特的话和分析员斯特林·史密斯的说法，基本上只能称作一种通胀的看法，而不是解释了通胀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够弄清楚这两点的区别，即便是见到这两个有不同看法的人，也大可轻松应对了。

通胀是怎么样的和对通胀的看法，经常是混淆不清的。比如分析员的那句话，“物价升起来像火箭，降下去像羽毛”，在一个经济学家看来根本就是一个病句。

通胀，本来是一种长期价格上涨走势，实际是一段时间内的变化的比较。要比较，只能根据已有的历史数据。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稀奇，那种每天盯着股市的计价器记录的人，也是这么干的，道·琼斯就是以在股市上每隔一天记录价格而出名的。总之，原理很简单，我们相信通过历史数据能找到规律，所以通胀就是说长期看来的价格规律罢了。

首先，按照这个分析员的话，他说话时应该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比如现在。那么我们发现，按照历史数据，这种所谓的突然上涨好像只发生过5次，并且在5年内结束了，其他时候，美国甚至只能看到像蜗牛爬一样的通胀和算不上危害的温和通胀，压根没有缓慢下降的通胀。

其次，这话明显是有合理标准的，似乎暗示这个世界应存在没有通胀的时刻。一个连自身站位都搞不清的裁判，怎么判定任何一个前锋越位呢？事实上，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确定这回事。美国在金本位的历史时期比别的国家要漫长得多，但是物价上涨这种时期几乎每个季度都在美国的平民生活里发生。

看来这个分析员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是处在没有时间标度，甚至也没有时间变化概念的牛顿理想时空中，这样的空间地球上还从来没有过，恐怕只能存在于幻想中。

要描述通胀，经济学家必须在数据上给自己取定一个点，这个基本的观察思维，过去几十年来，被一代代的数理经济学者们确定，他们的所有规则都建立在经济学家不能在统计上穿越和跑火车的前提上。一个1965年经济学家统计的数据，如果统计上制造了2011年的数据，那么这个不是通胀率的实证，而是叫作通胀预测或者捏造数据。

我们不妨做个时空穿梭的假设，看看通胀率到底会出什么纰漏。如果经济学家泰勒穿越到1965年，但只要他说出实情，就可能导致量子世界规律的变化，比如永远改变这个世界的运行趋势。当看到人们歌舞升平、不知大祸临头的样子时，他一定会告诉那时的人，婴儿尿片和汽油都会价格暴涨，但长期以后会降到1965年前的水平。于是他的结论是：通胀会很快变成火箭，长期将是毛毛雨。

但在1965年，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会告诉人们“我不相信火箭和毛毛雨的存在，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如果泰勒想让萨缪尔森相信自己，他唯一的办法只有告诉萨缪尔森自己是从未来穿越来的。这样的后果就是无论泰勒说不说通胀如何，结果通胀率的实际效果都将背离泰勒想要看到的未来事实。

上面的思路，可以看作经济学家，特别是统计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对于通胀的一个基本的考察观点。包括著名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观点，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关于通胀的研究，起码要在一个确定的观察基点上，并且保持这个基点不变，这样才有客观依据可言。像我们通常的分析员们所用的不断转移观察基点的手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

至于说到平常的所谓经济景气指数之类的研究，这些研究除去可能有部分滞后指标，可以作为拟合的参考指标外，也仍然不能说这个指标可以用关公战秦琼的手段搪塞。比如巴菲特声言他2008年的损失是自1965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可是从1965年开始美国才进入大通胀的不安定时期，他的全部财富出现暴增也就是在这段大通胀时期，但他那时并没有说大通胀的坏话。如今他再次预言大通胀，按照巴菲特的逻辑，结果可想而知——到2011年巴菲特的财富缩水了120亿。

这就是说，我们通常看到的通胀率绝不应该是预测到什么内容，或者能够被描述出鲜明的所谓趋势的。根据定义，通胀率就是趋势，如果描述，也只能是对过去的描述，否则就是时空错乱的循环语句。把这个语句编进程序就变成了死循环。这也是为什么从来看不到一个经济学家和分析员能用计算机算出下一年通胀率是多少。

经济恐慌，特别是那些历史上骇人听闻的货币灾难，往往和不必要的恐慌相连，有些国家就是在这种恐慌中坠入危机深渊的。比如，拉美国家似乎在与美国同一时期的大通胀中陷入了经济上失去的十年，相比于美国的经济规模，这些更小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都并不完善的国家，一场信任危机的灾难，就让所有人对彼此失去了信心。

第二节　冻结通胀，美国的奇迹却终止了？

UBEforex外汇首席投资官马修·迪恩斯（Matthew Deans）表示：相对于英国央行的态度，美联储则更多地关注在经济增长状况之下的就业状况。目前非农就业低迷的状况对于美联储乃至美国经济都是一个麻烦，并给撤出宽松政策设置了障碍，不过一旦通胀出现上升势头，美联储就不得不考虑量化宽松的规模了，因为当前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要明显优于欧洲，没有必要过度容忍短期通胀的上升势头。从PPI来看，美国的通胀势头已经开始形成，如果今天晚间CPI和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都能够提振市场信心的话，人们对美联储量化宽松预期会进一步乐观。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胡佛所高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是一定会到处发生的货币现象”。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通胀的认识和弗里德曼有一些不同，他们认为通胀是“任意交易媒介的名义数量超出其在自由市场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的现象。按照这个观点，只要这个交易媒介过多，就会发生通胀现象。因此，在法定纸币时代，通胀就更加难以避免。

总之，货币主义的意思是：一个国家和经济体，如果技术、人口、资源都没有发生变化的一定时期内，这个经济体需要的货币总量虽然可以波动，但是长期总是那么多，基本上实际的总产量有多少，货币就应该保持多少。他的这一思想有利于我们解释通胀的奇迹中止现象。

量化宽松，本来是日本央行在零利率的时候，采取的“挤奶”动作而已。日本的经济信心低落，经济总量达到长期最高水平，即使国债的利率已经低到零甚至为负数的情况，日本的企业的投资愿望也一直低得要命。

大概和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各大公司一样，贷款利率对于大公司而言已经足够低，但大公司喜欢拼命地藏现金，对股东和利益相关方而言，这样的报表更可爱些。他们像吝啬鬼一样，一点点地维持最低资本消费。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说，当企业主很悲观的时候，即使银行利率再低，也不可能让他们去投资办厂。

现今则不然，著名的苹果公司除了限量销售苹果版手机之外，还运用囤积现金的手段，就是说苹果公司根本不需要银行。单论现金，美国政府还不如苹果公司。初看这是赤字经济恶有恶报，其实不然，如果不是这些爱好现金的公司将经济中的流动性吸干，导致经济紧缩，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不会大减，以致靠借债度日。美国政府这台抽水机，因为农田里管道泄漏得太快，以致地下水供应不足，正面临无水可抽的难题。

但克林顿时期，美国好像已经没有通货膨胀，所有的经济似乎都欣欣向荣，CPI甚至降低到零的水平，物价突然大幅度下降，所有的东西，从衣服到家电产品，可以廉价到令人惊异的水平。

那时候的苹果公司还不太习惯现金，乔布斯的现金策略屡屡受到抵制，因为看上去只有苹果公司是在收缩战线，砍掉一切非主营业务。克林顿政府几乎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政府，不但消化了里根总统时期的所有赤字，还有不少盈余。

与此同时，所有的新兴经济，如硅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网络企业好像都很有兴趣，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到硅谷的一片荒地，从黑人区的社区学校建设到家庭的网络，人人都在投入有意义的冒险和投资本职工作，甚至为了工作清闲，可以把打字机和接电话这样的任务都外包给印度的公司，看不到一点颓丧的情绪。

唯一感觉货币不够用的，不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而是美联储。美联储官员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压低利率，向银行源源不断地购买公债，然后银行拿这笔钱借给所有的企业。

美国人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似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没有出现过热的经济，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畅销书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在他看来美国已经给大家开了一个好头，可以让印度人同样把美国的繁荣引入未来，直到无限。这种情况好像只有萨缪尔森备注过说：“没有通胀和温和的增长，资本主义将永远地持续下去。”

货币主义不容易解释，即使有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的修正工作，不管是哪个宏观经济学教授，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延续弗里德曼传统的看法，就算短期内货币当局的所有决策都是对的，甚至无为而治，有一个问题始终避免不了，那就是人们对货币的看法，这个他们叫作理性预期。人们都是聪明人，并不比货币当局傻，他们会利用一切可用的信息，哪怕是“世界是平的”的理念。美国的穷人们甚至在压迫政客和议员解决住房问题，于是，1929年胡佛总统的“每只锅里都有鸡，每户车库里都有车”似乎在各州的竞选口号中又复活了一般。既然世界是平的，穷人的世界也应该是平的，当然，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理性预期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被预期“绑架”的内容。如果“绑架”的是物价，政府什么都不做，就像克林顿政府一样，得到物价上涨和工资上涨，不温不火地让总产量和物价一样上升的预期结果。但是不幸的是，人们后来开始盯上了美国的住房——这可是个十足的坏想法。不是说穷人不该思考房子，而是这个房子是不是要跟美国的其他资源，比如人口、劳动力、技术结构相匹配。

在新世纪到来前的数十年里，美国的人口增量，特别是贫穷的拉美裔移民开始增加。资源在扩张过程中出现了短缺，美国的房子存量有限，于是房价响应供不应求的房屋供需状况开始上涨。但银行方面通过给高科技企业贷款，银行本来有的是钱，但问题是钱似乎太多了，它们决定投资到短缺资金的住房上。等待对于资本可是不利的，两房（即房利美与房地美）作为做这事的政府机构，专门负责给穷人做抵押贷款。

人们预期到住房可以不断增加，世界可以不断地平下去，很快贷款超过穷人的接受能力，一夜之间，房价空前高涨。20世纪90年代的通胀微弱的预期早已成型，没人想过通胀以外的危机发生。房地产稀释了其他产品的现金残值，等到美国的经济的胃容量到顶，所有的现金需要继续流动，却再没有地方让它们流动——次贷危机爆发了。然后房子贬值一半以上，原来的房子再度回到主人手里，破产清算、金融危机等接踵而来。

当人们预期到这种资源流动趋向的时候，超过实际的生产能力，同样会导致经济的迅速解体，繁荣就这样走向衰退。这就是理性预期理论意义上的次贷危机，也就是所有的斯坦福教授认为金融危机的原因，其实不过是政府的不当行为的错配而已。

第三节　高盛能只靠预测通胀发财吗

美国金融研究公司认为，“高盛是呼之欲出的巨人”。不过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巨人的生活好像就开始过得不怎么样，莫名其妙的官司不断找上门来。

2011年8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调查高盛是否涉嫌在利比亚违反美国《海外反腐败法》。按照该项指控，高盛将卡扎菲的利比亚主权基金损失赔偿金划转到利比亚国油公司总裁女婿所经营的Palladyne国际咨询公司，属于行贿。

《纽约时报》披露：高盛的现有221位合伙人，包括两位最高的执行官在内，占有的高盛总资产仅仅占到公司总股份的60%，其他40%则是由各式各样的幕后头面人物掌控的。这些人涵盖美国白宫、华尔街、名校三方的各种头面人物，对于这些人物而言，他们的变身并不是“转角门”那么简单。

比如，占有高盛0.065%股份的人中就有斯坦福大学信托管理资金的一位负责人，现任校长亨尼斯同时也是高盛重要的军师级别的大人物。常春藤的大批教授和管理人员也都在高盛有不小的发言权。一些教授退休后，可以通过高盛海外的网络支系开展职业“第二春”。这些披露随后在美国引发了极大的反响。

《纽约时报》对高盛调查后独立撰文，夺人眼球的标题是《高盛是不是也到了不能倒的地步》。不管怎么看，高盛公司在美国确属大块头。这个本来只是从业务上主要进行投资咨询和证券交易的金融中介机构，实际控制的资金至少有一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世界排名前两位富豪的财富总和。2010年，即使在账面上高盛公司的营业收入总额减少了3.6%，这家公司的财富利润总额却增加了476%。总之，高盛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赢利最多、财力最雄厚的投资银行，即使在华尔街，这家公司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但在高盛成功的背后，特别是其关键性的风险管理、承销咨询问题的成功上，人们总传说高盛有各种神秘的关系和神秘的公式，几乎所有的调查和传闻都给高盛蒙上一层神秘兮兮的色彩。但如果把广受推崇的通胀“费雪效应”考虑进去，你就知道这是个荒诞不经的传说。

费雪的公式其实很简单，发生通胀的时候，人们感觉到名义利率好像变高了，人们都喜欢在说好的利率上多加点额外的利息补偿自己的损失。名义利率等于实际利率加上通胀率，这就是费雪公式。它实际描写的是一种真实的感觉。长期来看因为理性预期的存在，这种感觉会逐渐消失，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将逐步相等。

在贝尔斯登和雷曼倒台之前，人们对高盛等公司神秘的投行业务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市场上谣传着神乎其神的阴谋论。比如，有些故事总是这样：某某部长是高盛公司的某位神秘股东，对于白宫的某些金融和国债业务有着知识和业务的双重背景，某天美国总统后台的某个大老板，决定发行一大批期权或者股票。

这当然是个很好的发财机会，因为总统肯定已经和这个老板达成了某种协议，这样的股票的所有环节对于投资银行和后面的大大小小的经纪人来说，意味着投资这种股票信任度其实是可以等同于国债的信用度的。

大馅饼开始落地的时候，总统并不能全说了算，他得通过一个过硬的人物，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部长信赖的第三方。在这种境况下，作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优先机会是——谁的知识能够熟悉政客和经纪人两者之间的操作套路，他就最可能评估这种风险，然后通过神秘的公式计算最大限度地贴近“真实价值”。高盛的那位头面人物的部长就具有这种“两栖”的经历和背景，毫无疑问，在他的关照知识的熏陶下，高盛的分析员们便精确地拿下了这块馅饼。反过来随着声誉的升高，大老板和官员们也更加信赖高盛，这样，高盛的声誉在官商学的小圈子里逐渐提高。于是所有的人，包括高盛本身，都成为一个集团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好工具。随着神秘圈子的扩张，这个圈子就成为高盛操控下的精英圈子，美利坚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就被这个庞大的影子牢牢控制起来。这个完美的阴谋链，就这样被不同的人，包括华尔街的员工们传来传去。

事实上，高盛公司在投行业务中，这个阴谋论充其量只对了三分之一。高盛的确庞大，但庞大的身体并不是通过合理计算的那些可怜的收入喂养的。如果一个分析员仅仅依靠所谓的长期分析或者短期分析，足够让高盛长期折本而归。

分析员们夸口的所谓基本面分析中，最核心的风险因素无疑是通胀和利率。因为每种业务，从股票发行到各类融资，都需要考虑到利率升水或者贴水的全部影响。通胀来了，名义利率高了，所有的融资和发行都要增加额外的费用。

通胀降低，利率低了，对于高盛来说，企业的融资规模可能需要新的调整，规模和潜在风险的评估变得尖锐。保守办法是在策略中寻找所谓合理的比例。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投行的业务靠某种神秘的计算，那么这帮人的所有计算都可能无法避免通胀的预测问题。包括老板们的各种信誉和背景，绝不可能在这种计算以外。

当然，如果神秘公式找到了计算的通胀风险赋值密码，那么接下来的计算都是多余的，不过接下来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逻辑问题。

第一，如果这个神秘公式就是通胀风险评估的理想公式，对高盛的交易员来说，他们的表现应该高于股票承销。事实上，他们的收入总是很高的。但有了公式，何必再要那些老板们和背景人士，他们可能会因为成功和通胀要求更高的利润。事情的另一面是这些背景人士的收入根本是分析员们可以盼望的，高盛的最新决定是公司再也不会让分析员们成为公司的合伙人。这就是说，人家的老关系终究是超越有着最神秘的公式的分析员们的。

第二，从长期来看，如果神秘的公式从不出现问题，那么可以预见，随着利率完全稳定，高盛的预测将不会带来任何作用，高盛将无法长期获益。但高盛的每次成功都会抬高这些背景人士的名誉和声誉，所有的美国公司必然不再需要交易员，而是完全地依赖政客，甚至由政府官员代管，美国将不需要任何企业，这意味着高盛自己也会解体。但100多年来，高盛还是“活”得好好的。

这说明高盛的成功，从逻辑和现实上说，既不是全靠政客，也不全靠分析员的技术，而是两者的合作。长期依靠成功预测发家是个失败的神话，这就和说高盛公司在做一个空壳子的业务一样，其实反过来反映了高盛的神秘感。

第四节　美联储的成功是靠幸运吗

1987年夏，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向里根总统提交辞呈。白宫办公室主任詹姆斯·贝克三世则兴冲冲地对人们说：“我们终于搞定这个浑蛋了。”

在这之前，保罗·沃尔克除了受到愤怒的汽车商和农民的拖拉机游行抗议外，还受到各种荒唐的如通缉、绑架等恐吓。肯塔基州一群包工头贴出“通缉”布告，上面的通缉犯名单是沃尔克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另外6名理事。在田纳西州，一份杂志则指责保罗·沃尔克“有预谋和残忍地谋杀了数百万家小企业”，“劫持了拥有私人住房的美国梦（而且还索要赎金）”。那年的平安夜，一个男人带着一支锯短了枪筒的猎枪、一支手枪、一把刀和一个装有一枚假炸弹的双肩背包，企图闯进美联储大楼。尽管卡特和里根这两位总统都选择不与沃尔克公开争吵，但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却根本不管这一套，他经常公开同沃尔克面对面地针锋相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评价沃尔克，“他因成功抑制通胀而闻名，最终却被里根政府认为是失败的改革者而遭解雇”。

在金融危机后，艾伦·格林斯潘的光环逐渐退去，其在任时坚持的低利率和放任金融创新的政策，也受到各方激烈的批评。保罗·沃尔克则从历史的废墟中走了出来，许多人认为沃尔克在金融创新和利率上最有先见之明，有些人干脆认为沃尔克才是美联储历史上真正的圣人。其光辉不断超过其前任，也大大地超越了其后任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的思想和政策调控水平。

但是斯坦福大学教授泰勒认为，这无疑是一种过分溢美的浮夸。在他看来，沃尔克压根算不上什么圣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幸运儿而已，甚至夸张点说，包括他成功治理通胀的功绩，似乎都带有浓重的历史巧合。在泰勒眼中，沃尔克的方式，不但是事前判断失误，甚至事后也谈不上明智。自1979年至1982年的通胀，很可能与沃尔克的判断是两回事。在短暂的外部冲击带来的通胀因素消失之后，倒是更有可能促成美国通胀率的下降。简而言之，沃尔克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得到了看似正确的政策结果而已。

按照泰勒提出的泰勒规则，这个规则给出的是一个以利率控制为中心的美联储货币调控目标，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新变体，基本关系是说利率变化率大致等于一定的通胀率变化目标和就业变化率的差。在这个理论中，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他不大相信“临时抱佛脚”的控制手段。

如果把沃尔克比作那个时代的救火队员的话，至少这个事后的大英雄在灭火上并不善于把握时间，从火情出现到进入火场，时间几乎很少，差不多是靠蛮干和侥幸进场灭火的。在灭火过程中，沃尔克队员对本来是床单上的微小火情——一种本来可以用被子扑灭的小火，却动用高度猛烈的干冰灭火器，导致温度下降太快，甚至冻伤了失火的事主，搞得民怨沸腾。

1979年，美元已经面临13.5%的历史最高通胀率，沃尔克的手段其实纯粹是灵机一动，根据当时的会议文件可知，在前一个月已经攀升到10%以上的CPI面前，沃尔克先是宣布停止使用货币总量控制工具，这种工具在当时世界上还是蛮流行的，类似于苏联和中国的中央银行的信贷总额控制——总之就是以调整供给量，引导资金成本变化的一种措施。

但没过几个月，7个人突然发布一项言辞激烈的公告，声称美联储将对货币市场进行大幅度干预，这个大转折最初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好像一块石头落进了堪萨斯城的一口水井一样。在人们还没有回过神儿来时，美联储的加息手段就大规模地执行了。到1980年，美国物价高涨的形势直转而下，通胀一下陷入谷底，直到1984年才开始逐渐上升，但再也没有上升到1979年的水平。

突然出手，美国的通胀下来了，但问题总有另一面，由于这一手段，美国的汽车、建筑、金融行业效益急速下滑，汽车销量跌回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建筑商们不得不迅速停下，因为没有人敢负债建房或者买房。金融家们诅咒沃尔克的措施，这让搞恶意收购的大批小公司的钱打了水漂。金融政策不同程度地受到封杀和打击，沃尔克实际也就带来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战后第一次面临大规模的失业和生产萎缩。失业增加，人们的消费更加萎缩，直到沃尔克辞职后很久都没有缓解。有人沮丧地称之为大通胀时期，有的人说是滞胀，总之在人们的回忆中，这不是个好时代。

也就是说，这一次超越常规的手段，同样带来了超越常识的后果，就连沃尔克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会导致如此出人意料的结果。不过好在几年后，通胀果然是降低了，尽管失业问题还是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沃尔克还被认为是幸运的呢？这其实是历史的巧合。1979年通胀的产生和消失现象，按照泰勒的分析，至少是三种因素的结果，但这三种因素都无法左右美国的长期通胀，顶多也就是突然袭来的小波浪而已。第一种因素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短暂后果，美元贬值压力上升，外国资本流动加速流入，导致美国进口产品和资本价格上涨；第二种因素是石油危机，导致食品和消费品也跟着上涨；第三种因素是大选因素，卡特总统的失败竞选，导致人们的经济信心短时间内疲软。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让美国彻底卸下了包袱，外国资本的流入反倒补充了美国储蓄不足的问题，资本价格降低，直到今天也是不断下降的；石油危机则因为中东战争的结束，戛然而止；最后里根总统上台，反倒提升了民众的经济信心。

沃尔克的措施和通胀的消失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根据当时各州的民意调查机构的统计数据，在沃尔克执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时候，美国人的通胀预期比实际的通胀低得多，通胀螺旋的动机根本就不存在，即使没有沃尔克的政策，人们的信心也会自动调节，最终也不会使美国产生严重的通胀。

所以，沃尔克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伟大，认定他治理通胀不过是发错了帽子。真正的通胀消失是经济运行的必然结果，我们甚至不能排除，很可能正是因为错误的沃尔克政策，导致了接下来漫长的经济停滞阶段。

第五节　通缩和通胀为什么总和人们的感觉不一样

中美过去三年没有钱获得足够食物的人群比例。（深色代表中国，浅色代表美国。）

中美过去三年没有钱获得足够住房的人群比例。（深色代表中国，浅色代表美国。）

上面两图分别是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对2008年至2011年中美两国居民无钱吃饭和住房困难人群的调查。不过，让美国人感到十分不解的事情是，尽管中国2011年已经调整其国内居民最低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仍旧在大幅上升。美国同中国比较，美国人群中感觉无钱吃饭或者最低的食物需求无法满足的人在不断增加。作为对比，除去2009年两国的这一人群水平基本相平的情况（美国16%，中国17%）外，中国这方面的人群人数比美国要低，且不断呈现下降趋势。美国人唯一感到稍稍有自由世界脸面的地方还是在次贷危机深重的住房领域。尽管美国感觉无家可归的人群已经高达11%，但中国感觉无家可归的人仍然高于美国的最高水平。

人们应该从这种民意调查中得到更进一步的认识：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缺钱的问题。穷人们现在每天都担心物价上涨的问题，比如每天的面包价格可能上涨，还担心因为次贷危机的余波，许多房子的租金又开始攀升起来。穷人们自从无力支付抵押贷款以来，实际的收入和财富都已经大幅度缩水。总之，这是一个荷包在不断变小但物价似乎天天在往上涨的时代。

超市里的圣诞树、裤子、鞋子、家具、箱包都在不同程度地涨价，美国缺乏足够食物过冬的人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但在宏观经济层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的美国通缩，依旧没有任何改变。而且由于物价的上涨，美国政府现在更加担心因为上涨导致美国人更加不敢消费，以致使美国经济的复苏无限期地往后延长。

这可能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在政府和经济学家宣告通胀的时候，普通人更愿意疯狂购物，全力给通胀加上动力的引擎；在政府和经济学家担心通缩的时候，美国的普通人正关注沃尔玛超市里的风吹草动。哪怕任何一个廉价日，都足以激起“省钱”的抢购活动。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经济学家的观感和平民们的第一手验证是不同的？毕竟，这种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完全背离的状态，很难说服人们去相信现在所有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事实上，至少有两个斯坦福的经济学家解释过这一问题，一个是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有一个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首先是弗里德曼的观点，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货币幻觉”这种东西。相信“货币幻觉”存在的个人和专家会在自己工资收入上涨的时候，自认为自己变得好像富裕了或者这是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工资上涨其实是因为整体物价上涨。弗里德曼认为这是种错误的解释，按照他的观点，根本不存在这种幻觉，工资上涨的确使工人变富了，但实际的产品并没有增加，因此市场上的人们就会追逐商品，这时候以过多的手中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商品的价格自然会上升。

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格里高利·曼昆教授无法说服自己课堂上的学生安心接受自己一贯的授课内容。据报道，那些愤怒一代的年轻人，在曼昆教授开始讲授收入不平等的一章内容时突然抛出公开信，信中写道“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

他们显然是弗里德曼的信徒，因为这批年轻人自认为自己的财富见识不足是因为教授提供的商品太少，而不是自己本身在金融危机后可能觉得自己得到了课堂上更多的见识。顺便说一下，这批年轻人根本就反对错了对象，他们认为曼昆在有意贬低凯恩斯主义，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都把格里高利·曼昆教授当作新凯恩斯主义的绝对代表，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弗里德曼的派系。

总之，这个例子多少可以解释美国民众的神秘的通胀感觉的由来，他们不相信自己是有“货币幻觉”的，实际上根据1993年以来美国的CPI指数统计，虽然美国商场上的货物价格在不断下降甚至不发生任何变化，美国的物价指数实际已经上涨了30%以上，但没有人意识到美国人过去的商品一直在涨价，人们倒是一边倒地认为美国的收入在不断上升。这是典型的货币幻觉，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人们在实际中都是弗里德曼的信徒，而在理论实证上却更支持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在通胀的时候却担心通缩的原因。

第二个解释来源于斯蒂格利茨，这个人对“占领华尔街”的青年说：“我们都在谈论经济学，但很少有人谈论民主。我们的金融行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分配资本和管理的风险，但现在，因为他们的分配不当造成了风险，而我们却要为此承担责任。”他的意思是这是个增长和发展中出现的分配问题。斯蒂格利茨是斯坦福经济学家中的另类人物，他是比较反对收入不公的，对于通货膨胀，包括萨默斯等人的所谓拉美成功经验，他是很不支持的。在他看来，人们这种偏差主要是因为市场本身出了问题，简而言之，这是市场失灵和扭曲的后果。

一个好的市场，人们的分配水平可以反映出通胀和利率的真实关系，引导经济自动达到其真实的增长水平。但是美国的金融业的错乱分配打乱了这种有序的经济秩序，结果只能是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我们给一个完全不产生真正的生产能力的行业过多的资源，按照增长理论，这必然导致另一行业的增长资源的缺乏，以致某些时候资源不能按照经济规律自由流动，这种不自由也不民主的经济运行必然导致经济的紊乱。在普通人渴望消费、扩大经济生产的时候，大公司们却把货币资源囤积起来，导致穷人们不能消费，整个经济将停滞不前。

第八章　峭壁边缘的阿罗新难题

经济危机到底来自哪儿？经济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农场”外面的一群毕业生解答墙内热情的学习者的精彩问答会。阿罗给斯坦福大学MBA的优秀校友的难题是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在大危机还未卷土重来的时候，更加清楚地意识到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节　美国经济又到悬崖峭壁之上了吗

2009年年初肯尼斯·阿罗主持的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新论坛中，斯坦福的几个资深老校友被请到论坛聚会。在这个论坛开始一周前，斯坦福商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学生们提出了75个问题，而本次论坛上的问答方式，就是根据大学生们的问题，作出的合适的人回答合适的问题的全记录。

第一个问题是给亚特兰大联储委员会的主席丹尼斯·洛克的，阿罗半开玩笑地说：“我不能让丹尼斯泄露美联储的政策，但有个问题，无论我问与不问，丹尼斯今天也会说出来。”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比较刁钻的——“丹尼斯，你认为2009年美国经济疲弱程度到底有多严重？”

丹尼斯似乎故意压低了这种刁钻问题带来的尴尬程度，在含糊其辞之后，他说，房市的问题现在已经平息，但是市场每一时刻都在变动，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银行间的风险在累积。从小型的金融贷款机构到社区银行，银行间的拆借已经完全停止，没有银行会为了隔夜的利息冒着牺牲掉本金的危险，这会带来大量的坏账风险。但房市依旧是美国次贷危机的中心，因为自从2007年的次级贷款问题发生以来，一直在互相影响、渗透累积，到今天和美国在世界范围的债券市场分配关联。但目前根据他在美国东南地区的观察，这些地方的房市已经出现平稳回升的迹象，这对于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

丹尼斯·洛克作为美联储亚特兰大分支的主席，自然清楚地知道美国出了什么问题。美国究竟是处于风暴一角还是悬崖峭壁，这一点作为全美的货币当局，不可能完全说假话。

不过，一个由私人银行家构成的所谓独立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完全可靠的。在米尔顿·弗里德曼40年前的《美国货币史》著作中，他曾经对美联储的决策作出过惊世骇俗的分析。

按照他的理论，美联储——在上一个被认为是悬崖峭壁的关头，也就是1929年夏天到1933年，错误地使美国银行里的活期存款剩下1/3，把一次本来可能是温和的通胀变成了一次可怕的大萧条。1961年，这项结论提出的时候，弗里德曼的结论几乎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经济学家们还停留在凯恩斯的美好论述中。但在这期间，一直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似乎很清楚美国货币当局的危险弱点，其中之一就是这个被银行家专业人士构建起来的机构，同样在决策中存在自身的局限。

弗里德曼指出至少两个问题，可能严重地导致美联储的失误。这种失误一旦发生，其结局不是将经济从高峰推向低谷，就是将经济从自然状态推向悬崖边。

一个可能就隐藏在美联储的运行机制上，美联储作为中央银行，其发行的主要控制办法是准备金制度，它实际就是一个拥有管理准备金的法定机构而已，所谓准备金实质类似于银行抵押给中央银行的保证金。通常的假设没有考虑到银行自身的行为。

弗里德曼指出银行自己也通常会在经营中保留部分超额的准备金，这种准备金的结果必然是减少总的货币存款的发行数量，这样就使联储的大人们在某个时刻期望银行能够抑制放贷过热的时候，总会带来相反的问题。由于凯恩斯所谓的货币乘数的作用，准备金提高，并不会带来理想的效果，按照他们的计算，就会大大地导致货币存款的减少。

这大概类似于一个这样的困局：狗熊们掰棒子的时候，无疑那些抱着很多棒子的家伙比较聪明，看起来可以得到的实惠最多。但是一旦猎人来了，因为负重太多，这样的聪明家伙成为一张熊皮的可能性也比不聪明的狗熊要高。换言之，弗里德曼怀疑这种机制是否真的能够控制银行的货币发行。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时间滞后问题。这在次贷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生动。本·伯南克和汉克·保尔森最初的计划是从银行购买问题债券，但到了秋天，恐慌开始加剧，他们不得不立刻决定拿出2500亿美元直接注入银行作为资本金控制这个错乱的机构。

分析师们意识到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危机事实上已经蔓延开来，虽然最早的危机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那时候美国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房价下降、部分抵押贷款违约的事情，不过包括现任的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也认为这和美国经济的可能衰退毫无联系，那些危机的担忧都是杞人忧天。

即使已经知道这个危机是什么时候，联储的当家人作出决策也需要时间，甚至是改变观念和策略的时间。艾伦·格林斯潘到最后一刻，仍然喃喃地说：“我至今不明白它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即使从道理上应该进行救援，国会和财政部为此在过去的一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讨价还价，其漫长的讨论足以让人相信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低效率的制度。

但严重的问题是，出于同样的自私因素，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几乎是抱薪救火的方式，斯蒂格利茨批评说对于根本不可能发放任何一笔贷款的影子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加速危机，丝毫无助于拯救美国的多数银行，这实际上是用纳税人的钱财进行糟糕的赌博活动。

在过去几年里，这两个问题的不断累积，导致美国的金融危机似乎更加严重地被拖延了。美国的金融危机深化是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尽管大家对此仍然有信心，不过信心的全部都来源于我们过去同样相信格林斯潘相信的话题。

一个富人区的代表质问格林斯潘：“你认为自己错了吗？”格林斯潘的回答是：“部分错了。”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曾经被认为是打一个喷嚏全球经济就会感冒的人物的光环就此退去。尽管自由主义理念的所有斯坦福经济学家们从理论上都相信关于中央银行和货币放任的种种致命弱点，但他们仍然不得不说格林斯潘只是“部分错了”。毕竟，一棒子打死，并不是自由主义信奉的基本理念，更别说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82岁高龄的老人了。

第二节　美国正重复日本的危机吗

阿罗：一个大学生问，美国是不是在房产泡沫上正在重复日本的危机，我们能从日本的危机中学到什么经验？

丹尼斯·洛克：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不是说我说的话就会应验，我也不相信美联储的政策足够作为经验。另外，我必须说我们和日本在很多方面根本没有相似性。我们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我们的银行结构和日本的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我们的银行的透明度和解决问题的意愿能力也和日本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不认为我们会陷入日本的危机。

在金融危机持续的过程中，特别是如此大规模的动作，比如美联储在利率上连续累计下调了374个基点，足够说明美国的危机程度，但这个程度并不见得让美国成为“日本第二”的危险地步。

在很多方面，美国的制度的确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是银行制度，美国的银行是一种典型的混业经营方式，事实上和一个金融产品百货商店相似。各种金融机构的差别仅仅在于主营的拳头产品不同，金融机构的市场是依靠差别化的金融服务建立起来的。比如给穷人们贷款的两房，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性质的住房协会和金融公司的合作机构，它们只是因为具有共同的类似客户才结成了这两个公司。次贷危机事实上只是这些公司发出的贷款出现了违约问题。当然，这些机构本身也把自己的贷款通过金融工具投到各级金融市场上，由于银行间从事类似的金融业务，这样彼此间的风险就会产生各种累积和渗透性的影响。

但是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的银行是所谓的主银行制度，银行是不能从事衍生债券活动的，银行、保险、股票这些业务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各种金融机构从事的金融业务有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制度的透明程度和美国的也不太一样，所以几乎不会出现美国形式的危机。问题是日本政府的危机意愿太过强烈，因为自从房产泡沫破灭以来，日本央行单纯买下大量的银行公债，企图让利率下降来增加企业贷款，但是信心不足的企业根本不买账。日本的危机也是单方面地在各种企业和银行之间直接传递。

但丹尼斯·洛克的这种观点无疑太过乐观。许多斯坦福的经济学家并不相信他的观点，作为美联储的官员，洛克不可能不有所保留，这是一个官员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他经济学家看待这一问题，相应就要直接得多，因为这里面也包括斯坦福经济学家们自身的经验。

在迈克尔·斯彭斯的说法中，他认为：“对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多人相信金融自我监管性强，决策者认为自己够聪明，但结果证明，他们既没看到风险，也没采取抵御行动。”在他看来，纵容资产价格暴涨，导致房产泡沫，坏账风险累积的种种问题，事实上在发达国家是一个共性。无论欧洲还是美国、日本，都有陷入危机而不能自拔的可能性。

美国在最近的30年里，事实上一直在模仿日本央行的类似手段处理经济难题。如果比照一下1980年的日本，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根本没有跳开日本的危机，在许多方面，美国似乎都同样地经历了日本的事情。

1998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莫顿经营的著名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解体。这家公司长期在外国债券和外汇上获得先手，但是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快导致投资这家基金的银行连养老金基金也发生连续性的债务问题。格林斯潘的手段是软硬兼施，一方面说服这些银行继续持有这些基金，另一方面放任金融监管。他认为不存在什么有效的证据证明政府干预金融或者类似的公共政策是成功的。

即使利率出现了非正常的变动，格林斯潘仍然主张这是人们从股票市场上获得资产价格财富带来的某种效应。人们因为股票上涨收入增加，才大规模买房，导致房价不断上涨，这仅是美国繁荣的收入效应——毫不稀奇。事实上1998年的危机大致上可以看成第一次次贷危机，只不过由于格林斯潘的强硬支持才得以掩盖。

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和日本面临着同样的“政府失败”问题。乔治·泰勒教授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10月下旬开始和参议员麦凯恩一起工作，这位参议员每天的话题主要是如何救市、如何买下大多数有毒资产，让银行度过风险，给那些没有问题的个人和公司贷款，对于那些信用良好，不幸被拖住的美国公民给予次级贷款上的后续支持等。

在泰勒看来，次级贷款危机的最大难题是：一方面它导致了美国银行间债务风险累积，造成了房屋的价格泡沫危机；另一方面，次级债务的贷款价值高于房屋的价值，随着房市泡沫的破灭，一些本来有着良好记录的个人也被无辜殃及。

事实上，如果不是美联储放任监管，没有及时认识到这种不正常的扩张，就不会造成如此大的麻烦。政府的监管机构宁愿把精力花在危险的资产债务表上，也不愿关注真实的资金流动状况，这种不作为的态度，其实才是危机爆发的根源。

日本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金融创新期货指数后，市场上的繁荣程度可谓空前绝后，那时的日经指数达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爆炸式的增长，全民炒股的繁荣使银行和政府昏昏然。为了补充资金不足的难题，维持虚假繁荣，日本政府采取低利率的手段，也就是格林斯潘采取的办法，不久之后日本的房地产也跟着疯狂上涨。接下来的一切几乎和美国的次贷危机类似，房屋贷款的危机拖垮了日本雄心勃勃的大公司，再就是人所共知的失去的十年。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种所谓重蹈覆辙的怪现象，并且能够让我们推演出某些事情的话，并不能百分之百地认为美国没有可能变成“日本第二”。因为基于同样的政府失败和金融放任主义，日本和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的类似特性，同样认为风险无所谓，同样自认为金融万能。很大程度上，我们不得不认为美国的问题很严重。

第三节　为什么本·伯南克的论文只得了一个B

阿罗：本·伯南克和亨利·帕森一定很在意你的不高分数，你为什么会给他们一个B呢？

马克·沃森（耸耸肩）：我听说了本的很多故事，我现在已经不在那个评分的位置上了，我那时在研究大萧条。可能是出于偏见的原因，我只能给他一个B的分数。不过现在这么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亨利·帕森出身华尔街的世家，他却对雷曼的指数出现了计算错误，虽然我对本的个人印象很深，但最后我只能给他们两个人都是差一些的分数。

马克·沃森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宏观经济学教授，本·伯南克在到斯坦福做助理教授之前是在麻省理工读博士的，指导教授是斯坦利·费舍尔。在最后的论文审读过程中，除了像多恩布什、索罗、戴蒙德·乔根森这样的大人物外，马克·沃森教授当时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大萧条和经济周期，伯南克通过论文的最大难关实际就是沃森教授。

那时候的本·伯南克还只是一个小青年，虽然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戴蒙德教授2011年对他挽救美国经济的努力给出A+的高分，戴蒙德的评语是：伯南克运用了他对经济大萧条的深刻理解，尽其所能避免美国重蹈覆辙。不过30年前沃森的时代，那个较低的分数显然让早年风光无限的伯南克感觉很不是滋味。

总之，好不容易博士毕业的本·伯南克，此后6年时间里都不得不以纽约大学访问教授的身份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大约因为论文的低分，本·伯南克执掌宏观经济学教鞭的初衷，一直等了11年才成为终身教授。这听起来颇为滑稽，因为伯南克如今是左右全美宏观经济大局的头号人物。

不过总的来说，本·伯南克在经济学教研上诸事不顺，在1996年至2002年不幸地成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系主任，据他自己的抱怨，在这个职位上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授们开学术会议的时候准备甜面圈”（美国大学的系主任纯属教学的行政服务人员，无钱无势）。于是在2002年，他干脆辞去麻省理工经济系主任的职务，专心做他的联储委员会头把交椅。

不管今天发生了什么，比如本·伯南克终于登上手拿宏观经济指挥棒的地位。据说他的某些行为，诸如在2005年就预言美国不存在一种产业衰退，2008年至2010年的所有经济救援行动，到今天成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最为倚重的经济助手，作为这样一号人物，多多少少对于自己曾经的分数可能是个另类的说明。2009年、2010年，他入选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并被评为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之一。但这听上去还是有点儿滑稽。因为一个30年前成绩不合格的宏观经济学者如今却成为美国宏观经济的第一号执行者，这听上去怎么都有点儿名不正言不顺。

要理解这一点，大概还得从30年来宏观经济学界的变迁说起。关于美国的衰退的研究，原本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凯恩斯的理论大概相当于这样一个童话故事：一艘专门清理浸水毛毡的大船，因为甲板上的工人更喜欢晾晒毛毡御寒，结果因一场大雨的浸透，甲板进水导致随时有可能沉船。凯恩斯认为只要让一部分毛毡用体温暖干，另一部分继续晾晒就能躲过危机。

而新古典的理性预期学说认为，这艘大船会进水，主要是有太多的人去甲板上晾晒毛毡，他们本来应该把它放到船舱里加水。大雨不过是让船舱里的水突然变多而已，只有让每个人各行其是，自行决定是晾晒还是加水，才能维持正常的航行。

在1979年本·伯南克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常春藤盟校和斯坦福大学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学术突变，在经济上采取干预政策，已经被视为落伍的行为。经济学前卫分子卢卡斯、巴罗、拉佛等人的理性预期学说开始进入宏观经济学，因为凯恩斯没有提出微观上的理论基础，多年使用财政刺激的微调屡屡失去效果，价格刚性的和干预的说法受到挑战。特别是拉佛等人提出的供给主义，认为美国的滞胀不是因为总需求不足，而是美国的供给出现了问题。他们提倡一边降低边际税率，提高美国中产阶级的积极性，一边大幅度降低社会保障。尽管供给主义在政策执行上失败了，但理性预期变成了学术的新潮流。

理性预期的特点很明显，最主要是认为不管是政府，还是个人、企业，总体经济还是个体经济，都要遵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老百姓长期都能找出应对结果来。他们相信在每时每刻，个体经济活动都可以看作社会整体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模型到现在为止可能有成百上千个。他们也不大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非自愿失业人群，总之一句话，按照这种学说，主动干预是错得离谱的行为，政府的干预在任何时候，除非欺骗，没有任何效果。

这套说法本来是从米尔顿·弗里德曼那里弄来的，可是在常春藤有人将其归结为哈耶克——一个被学术界排斥到边缘的社会学家的贡献。本·伯南克的论文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太追随理性预期的潮流，这自然会招致一些偏见，沃森教授的评分正体现了这种潮流。

事实上，即使到今天，关于理性预期的学说依然在宏观经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凡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无一不是这种理性预期学说的忠实信徒，这也是凯恩斯主义不断衰微的原因。不过我们看到的伯南克似乎随着他的主政美联储，美国的干预主义有可能大幅度回潮。毕竟在如今的时刻，再搞所谓的不干涉主义，非但可能招致美国官僚和选民们的不满，更重要的是，理性预期现今正面临凯恩斯20世纪80年代的困境。甚至稍微吸收了理性预期这个概念，实际还是凯恩斯主义的格里高利·曼昆都被人误会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这也许预示着经济潮流又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第四节　格林斯潘知情不报是真的吗

有一个问题在阿罗的单子上，他似乎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艾伦·格林斯潘真对住房泡沫和次贷风险一无所知吗？事实上这个问题，在那个论坛上的人多数是不愿意真名实姓地指摘的，因为在很多方面，这是个没有必要特别谈论的问题。这几位专家似乎都是倾向于决策者，他们不愿意对一个年迈的老人追加什么难听的罪名。不过这并不妨碍有人愿意开他的玩笑，比如在中国就有位叫赵大有的人愿意开这种玩笑。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2006年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

这个故事据说是专门根据街谈巷议改编的，的确很形象。人们对于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中的艾伦·格林斯潘的角色是十分好奇的，这两次大的金融危机在全世界主要国家中，亲自经历并作出有影响力动作的人，在美国似乎只有格林斯潘一人。格林斯潘似乎在两场危机中的确是那个在中国人看来有点儿问题的片警角色。在美国人的眼里，现在的格林斯潘，则和他倒霉的前任保罗·沃尔克一样，被当作晚节不保的典型。尽管在经济学家眼里，格林斯潘根本不需要戴这种凭空捏造的帽子。

格林斯潘已经“认错”。在国会2008年的听证会上，面对趾高气扬的议员们，他似乎承认了监管出现了部分问题。

由于这种良好的认错态度，大概很少有议员愿意纠缠格林斯潘是不是存在隐匿和纵容监管失利的问题。事实上，议员们也没资格考察格林斯潘的罪行，因为按照美联储的框架规则，美联储无须向议员们负责，也就是说他是不必像克林顿一样被逼上最高法院，接受弹劾调查的。除去美联储本身，没人有权——当然也包括美国总统——去调查这个82岁的老人。

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有糟糕的坏记性。因为现在美国人都知道他认错了，却忘记了过去的十年间这个人是最坚定地坚持不认错的人。如果美国人的记忆力，或者说民主的体制足够不健忘的话，我们大概听说过艾伦·格林斯潘的记性是相当不错的，据说他可以记住办公室文件中每一片纸上的数字。所以我们起码不应该把他看成得了老年痴呆症的里根总统。

2003年4月，在加州里根图书馆，艾伦·格林斯潘第一次发表声明说美国没有出现房产泡沫，2004年10月，格林斯潘第二次指出房地产本身不会产生投机，“因为在房子出售后，房子的所有者必须搬走寻找其他住处”。2005年6月，在国会听证会上，他也只是有限度地承认美国部分地区出现了住房泡沫，而全国性的泡沫根本不存在，理由是美国有大量的岗位和工人、资源、技术等，总之没有危机。就在同一个月，《经济学人》指出：世界范围内住房价格的上涨是史上最大的泡沫，为泡沫破灭时的经济衰退早做准备吧。至少在格林斯潘的整个任期，他绝对没有承认过出现了住房泡沫。至少在公开的场合，每一年格林斯潘的标志性话语是：美国没有泡沫。

如果说比较起他辅佐的四位总统的朝三暮四，在战争问题上出尔反尔，格林斯潘几乎是一路走到黑的。这好像是绝对违背经济学中的一个规律的，就是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据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者数十年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种政策可以一路坚持，永远有效。

第五节　美国政府凭什么劝说人民勒紧裤腰带

阿罗：按照我们的传统自由市场理念，美国对那些陷入衰退的国家施压，认为这是它们自己的事情。现在美国出现了衰退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向谁施压？这是自由市场的失败吗？

乔治·泰勒：自由市场是个复杂的理念。首先我描述过我们衰退的大致过程，不管怎么看，那些干预的内容都不应该被看作市场的失败。我必须说，我们政府对别的国家施压，实际是鼓励坏的行为，事实上这些都源于政府的失职。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奉行一种被斯蒂格利茨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策略。这些策略几乎都是美国以外陷入各种经济困难的国家，比如苏联和东欧、东南亚国家、日本和中国。像萨默斯这样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策略，在过去几十年里成为美国向全世界说明自由市场的标准公式。

按照斯坦福大学的著名校友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的概括，“华盛顿共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

这10类措施基本上是美国向那些失败的国家提供的药方，除了第7条，其他9条在美国都得到很好的执行，斯坦福毕业的优秀学生和胡佛所的高级研究员们，比如里根总统时期做过白宫最高经济顾问的拉弗、菲尔德斯坦、弗里德曼一同给这10条建议定型。当戈尔巴乔夫宣布改革的时候，100多名经济学专家前呼后拥到了克里姆林宫，给共产主义的领袖上课。

以美国人的角度，这是自由市场的绝对胜利，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里的基本论点之一，共产主义会毁灭自由，资本主义才是自由的基本条件的观点得到了证明。当里根总统不太相信自己耳朵的时候，专家们的观点给了他足够的勇气。总之在那个时代只剩下一种主义是对的，那就是专家们的新自由主义。那时，地球上敌对了40年之久的人们只需要听命于一个专家团的建议，从白宫到红宫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那时候泰国的泰铢危机已经席卷整个东南亚，美国的专家建议，如果这些小国们打算重整朝纲，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借款，而借款的前提是，这些国家必须坚持放松金融监管。这个建议，格林斯潘是抱绝对支持态度的，这个有案可稽，因为金融危机的余波并不是没有冲击美国的冒险家们。

接下来是韩国、日本，美国迫使韩国、日本的央行在汇率问题上，选择性地同步于格林斯潘和财政部大员们的脚步。总之在七国集团的俱乐部里，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致的，包括如何拯救出了麻烦的国家，如何维持一个自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世界，等等。

总之，任何国家只要出现经济上的问题，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市场自由理念的背离，这个背离是绝对的背离，克林顿政府的成功又把美国人的乐观推到了极端的地步。举例来说，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白宫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明智到担心可能出问题的地步。

现在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晚了，金融危机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整体失败——这不是说全部的内容都一无是处，比如压低通胀率，否则伯南克不会被美国总统请回美联储。对这个部分是对的、整体是错的的共识，我们需要找到肇事者。于是，所有人都不得不问，真正的肇事者究竟是谁？

总统的国情咨文年复一年地高谈保障自由和繁荣，至少从选举中的文件可以看出，这是美国人的常识。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肯定是政客那一方，这个不需要经济学家的解释。哪怕最不开明的人，只要想到人们对失败国家，像智利、俄罗斯、马来西亚、利比亚、朝鲜这样国家的指责，人们过去都相信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拒绝自由的制度，但是今天的政客口中的自由把美国人推向了深渊。2006年弗里德曼去世了，他没有看到金融危机，没有机会领略茶党分子和“占领华尔街”的分子以及挤兑人群的愤怒。左翼批评家乔姆斯基激烈地攻击美国的“自由霸权”，在他看来，美国的所有行动，都是政客们操控失算，最后引致美国经济和制度失败的原因。

1976年，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当弗里德曼准备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一位观众突然举起“自由归于智利人民”的横幅站起来抗议，大喊“资本主义下台，弗里德曼下台”。我们猜想弗里德曼若今天去世，估计同样会受到“左派”们的如此待遇。类似的攻击，芝加哥大学曾经出现过。但以经济学家的观点，弗里德曼的观点并不是“资本主义等于自由”，更不是说“美国政府等于自由”，这里面一切的错误应该是政客们偷换了弗里德曼和一些经济学家的严格概念，事实上执行的却是与自由毫无关系的事情。

政客们凭借民主手段获取了这种经济上的代言权利，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有了真理的发言人的身份。政客们所做的只是：在美国人民的监督和选举下，制造最小代价的欺骗，利用经济学家的只言片语无疑是最合算的。这一点人们只要把美国政府想象成一个商人就可以释然。

政客们像商人一样做事，自然面临做生意的一切麻烦。最近关于这一切的事实，似乎更加说明不能把政府想象成一个裁判员，认为他们可以无害到最低的水平。自由的传统理念是秉承自亚当·斯密时代的。所谓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宏观经济学迫使我们也相信，最自由的政府也不是无害的，同样的失职是可以发生的。而为了掩饰失职，它们同样可以寻找替罪羊为自己开脱。

麦道夫的骗局多少年就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眼皮底下进行，在华尔街的整个救援行动上，政府就像个商人一样。他们不愿意和华尔街一刀两断——这是不可能的，最初的7000亿美元救援计划的通过就说明了这种关系。尽管经济学家比如泰勒可以为他们解释成这是缓解风险进一步扩散的必要代价，但是随着危机的推进，这种救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泰勒也只好承认这是超越自己最初的认识的。但这和泰勒其实关系也并不大，因为他是那种关注长期的经济学家。

贝尔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的有毒资产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作为国家的损失，一点点地解毒、消散。美国没有选择自由的法则，让这些罪魁祸首认赌服输，自生自灭，而是找借口，以全体纳税人的税收为代价，替这些失败者填补窟窿。另外，美国政府的失职行为又以完全地执行选择性的政策迷惑大众，尽管金融危机中牵涉众多的次级贷款负债人，救援他们本来可以用低得多的代价，而不是采用注入那些垮掉的银行资本的手段。因为这些负债人，根本不可能从直接的贷款中获得真正的救助。

第六节　美联储“点火”，财政部“添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在唆使和引诱它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一样。但是，在俄罗斯，这种唆使和引诱进行得要早得多。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关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两种经济学派。”

“我所属的那个学派，由一批研究那个地区的专家，像肯尼思·阿罗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其他人组成。这个学派强调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基础设施——从保障合同执行的法律框架到保证金融体系正常运转的管制结构。在十年以前，阿罗和我同属一个国家科学院小组的成员，我们与中国人讨论过他们的转型战略。我们强调鼓励竞争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对国营企业进行私有化——我们倾向于一个更加渐进的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我们同意在制止过度通货膨胀时采取临时的强制措施）。”

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于自己的经历的一段回忆，其主要内容是他与美国财政部的政策选择冲突。那时正值1996年至1999年斯蒂格利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还处在“9·11”事件以前的全面繁荣的梦境里，世界其他国家却已经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财政部在那个时代显然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

在1993年韩国的风潮中，财政部的官员们几乎毫无讨论推行自由化建议的兴趣，这让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一下子陷入了长期的危机，至今韩国都没有缓和过来。“即使是内部的批评者，特别是那些负有民主责任的人们，也被封锁消息。美国财政部对它的经济分析和方案如此傲慢自大，经常把信息控制得很严——往往是太严了——甚至总统所能看到的也是如此。”

人们在批评美联储的错误政策的恶果的同时，常常也不得不抱怨财政部同样的武断和专横。这和民主体系完全是格格不入的。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财政部仿佛就是我们能够用制度加以控制的地方，只要在国会里还有议员能够发声，我们大概就可以对部长们的愚蠢建议进行批驳，或者给予无情的驳回。不过你怎么解释一个问题：宣布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援项目，即使在实践中是无效的，这个本来要对国会负责的机构，为什么看上去和自称独立的美联储合谋，一同完成一揽子的欺骗？

如果说金融危机肇始于美联储前一段时间的各种错误和放任，这好像是故意引诱美国人坠入资产价格泡沫的陷阱，点燃熊熊的次贷大火，那么接下来财政部面对美国政府税务报表上的“异动”细节，诸如过高的政府债务、加州糟糕的国税反映，居然也毫无反应。即使在救援的过程，作为集中力量担当救火队员的财政部，很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更严重的赤字危机。

当然这在国会的讨论中都是争夺的关键，不过不管这些民主代表们怎么讨价还价，税收是源于全体纳税人的，为了一场别人放的大火，美国公民却必须在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替他们埋单。如果拒绝埋单，财政部长们恐吓说这将让美国人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大概是最不公平的交易之一了。这好像是黑帮片的现代大制作，主体内容是美国人民被一群金融匪徒敲诈，这群匪徒在某一场敲诈中自己弄伤自己，却要求美国人民埋单。

事实上，要解释这个怪异的现象，似乎并不困难。

首先，因为财政部根本就是和美联储一伙的，尽管名义上财政部要对总统和国会负责，是完全的公职部门。

这同美联储独立的银行家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稍微知道点儿亚历山大·汉米尔顿以来的财政部历史，就知道这个部门的独立性如何。汉米尔顿的签票早期只要有华盛顿的签字就可以单独通过，大陆会议也无权过问。除此之外，这个庞大的机构在“9·11”事件以前，还直接负责总统的人身安全。这在世界各国中完全是个单一的例子。也就是说，这个部门事实上和分离的美联储一样，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总统的直辖部门，而由于其掌握着总统本人的性命，财政部的武断和独裁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可以说根本上就是国会无法管制的部分。

尽管1993年通过了《预算平衡法》，但这个法律非但没有削弱财政部的特殊影响，恰恰相反，财政部依靠预算配额和强大的税务官掌控了国会里两大党派争议的权限和内容。尽管议案的否决权要通过国会，问题是从方案的内容、数额、条例、执行等都必须在财政部的全权管理之外。税务官们的影响能力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水准，个人所得税这种从法律上说事实上带有缺陷，甚至于法无据的税种，只要报税单一到，任何人，包括麦道夫这样的骗子，都直接在联邦财政部的监管之下（奇怪的是，那些随时会违约的人，财政部居然一无所知）。财政部的特殊权力还包括能够在美国的众多司法、监察、国会机构中动用各种紧急状态的资金，但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和美联储在利率上的随意性和不透明性几乎是一致的。

举例来说，美联储发行国债的数目、种类、期限长短、利率、还债条件都是经过那些所谓的专家计算的结果，而财政部同样在财政的计算方面拥有类似的方式，每一种法案的行动预算、概算都是由财政部操刀，至于所谓的国会的两个委员会只能就这个报告的非技术关键环节提出意见。这听上去好像就是美联储的翻版，因为只要7个银行家制订方案，其他的只是在一个数字上增加些没必要的修饰性改动而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国会里只能听到关于某个拯救预算的数字的讨价还价，从来没有一个人问过这个方案到底有多明智。哪怕这个方案是强盗制订的，我们都必须无条件服从。

其次，美联储和财政部，就宏观的运行来说，实际总是因为货币的影响，被各种各样的因素捆绑在一起的。1934年凯恩斯提出他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道理还是很简单的，“白天挖坑，晚上填掉”，目的是政府靠借债雇用劳动力，刺激有效需求。不过财政部的钱只能来源于三种：第一种是直接让中央银行印钞票，然后用这些钞票解决，这个办法容易带来通胀；第二种是征税，财政部的税务官就是这种事情的专职人员，征税可能会打击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更加不愿意投资；第三种是所谓发行公债，这个公债实际上是向公民借钱，财政部未来用税收偿还。

这三种方式，财政部的每项命令，到最后都表现为一大笔货币，财政部并不直接印制货币，所以货币必须从联储那里拿来。基本的工作就是财政部必然和联储之间存在一定的交易和借贷活动，这种活动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比如所谓的货币宽松政策，这个政策的买卖公债，实际的前提是负债累累的财政部许诺还债给联储，然后联储将超发的货币给财政部。

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论，这将发生自相矛盾的结果，比如联储的利率的确让货币流动的泥沙减小了，结果财政部的负债累累和财政刺激活动却导致市场上货币阀门失控，降低了流速。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让财政部有更多的刺激资金，却导致利率引发的副作用更为严重。除去没有带来刺激经济的效果，还将导致通货膨胀的延续。为了压低通胀，联储可能不得不继续进一步宽松，抑制利率加速上一种行动。这就是人们愿意选择传说中不太喜欢通胀的本·伯南克的另一个原因。

这就是说，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危险关系这一问题上，本质上存在一种危险的可能，救火队员随时可能因为条件的变化，导致加速火情的坏结果。

第九章　房地产泡沫是穷人买房惹的祸吗

多年前，经济史教授托马斯·索维尔在《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一书中，用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为我们心中的诸多疑问做了解答：房地产泡沫如何在一个不该存在的地方产生，最后又如何蔓延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政府和地产商的交易如何导致美国楼市的崩盘和次贷危机？人们是如何被政客的甜言蜜语鼓动，加入经济周期的制造和恶化的行动的？

第一节　三分钟和二十年的经济危机，哪一个会成真

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是美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学术机构讲授经济学课程，还在政府部门担任经济学顾问，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罗斯与米尔顿·弗雷德曼”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他的著作有《知识和决策》《种族主义美国》《赛跑和文化》《说话晚的孩子们》《爱因斯坦综合征》等20多部。他的《诡辩与真相——经济学入门》（Basic Economics）一书已被译成6种语言。其文章和随笔多次发表于《财富》《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媒体杂志上。

索维尔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总统人文成就奖、全国人文学科奖、布莱德雷基金奖。

这是中国版的《诡辩与真相》的译者给托马斯·索维尔写的一段作者简介。请注意开头介绍的“奥地利学派”和“经济学家”这几个词。如果我们也仿照一下索维尔的写作风格，看来得对这段简介的头衔进行“打假”了。通过这段打假，我们来解释一下经济危机到底会是多长时间。

首先，托马斯·索维尔可能是别派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政治社会学家，唯独不可能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这派经济学家因出身奥匈帝国，鼓吹自由放任市场，与新古典学派对立闻名）。他没有师从过任何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奥地利学派除了东欧极少数经济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外，在美国经济学界已经彻底边缘化，甚至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边缘化得多。实际上托马斯·索维尔和另一个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一样，是作为一个接近中央计划经济研究方面的研究者。他也没有和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有过什么互相支持的同志友谊，像穆顿·斯巴德和布坎南短暂合作的例子也从未发生，因为他是个非洲后裔的美国人，是在不受歧视的康奈尔大学完成学业的。

当代的奥地利学派专家是个什么样子呢？2005年6月，汉斯·赫尔曼·霍普宣称民主政体甚至比君主政体还要邪恶，并称民主政体为暴民政治，他是1986年从联邦德国（又称西德）移民到美国的，被认为是当代唯一活着的奥地利学派的真正传人。

其次，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960年以后才改而支持自由市场观点。霍普今天的知名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是作为一个黑人知识分子、社会批评家的身份而存在的。他在《投资者经营报》中称：奥巴马在英国石油墨西哥污染事件中创建救济基金的做法几乎是希特勒的做法。因此，索维尔是所谓的奥地利学派人物纯属牵强附会，并不是每一个同意自由市场理念的人都是奥地利学派成员，相反，索维尔说得很清楚，斯蒂格利茨和弗里德曼这样的芝加哥学派人物倒是他的圈子。

话题似乎扯得有点远，这似乎和经济周期仍然没有关系，但这是表面。在今天，对于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仍然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恰恰都来自十分衰微的奥地利学派和一些被忘记的经济学家，这看上去当然很符合托马斯·索维尔的论述对象，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此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文章都可以归为经济学史。

经济周期，也就是如今美国金融危机后面临的那些严重问题：诸如通用汽车的销售量持续下降，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自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数量，企业订单大幅下降，开工不足，到处是等待救济金的人……总之，好莱坞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场景似乎重返21世纪初的美国。电影院里播放一个小时的电影，在台下的现实中美国只用了大概几个星期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在电影的世界里那是艺术，原本不能视为真实，但是现实同艺术如此靠近，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美国的未来经济危机可能缩短到电影的放映时间或者更短，比如微波炉加热汉堡包的3分钟内。

这可不是开玩笑，2010年5月6日，道·琼斯股市在盘中半个交易日内一次性下降近千点，这场暴跌令整体市值蒸发近1万亿美元，短时间内造成的恐慌影响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交易所甚至来不及对这件荒谬的事件作出任何反应，比较大萧条时期的纽约交易所倒闭用了数月也没有达到这种跌幅。随着金融工具高杠杆率的特征日益明显，衍生化消灭了时间上传导的技术困难，这就是说，一场金融危机足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爆发多次。有些经济学家干脆称之为“蝴蝶效应”。

不过，我们总是在危机中后知后觉，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分析每一秒的价格变动和市场变化，听上去是不大符合经济周期这个概念的。因为自从尤格拉研究了第一个经济周期以来，我们习惯性相信至少在月以上的时间单位才大概可以用到我们所称的那种“周期”。但尤格拉的周期，一种8年至9年的周期是最早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的熊彼特认为这种周期是普遍存在的，按照他的理论，因为大的工具和技术的配套小技术创新也需要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它们总是需要技术平移后出现，所以这种现象就会出现。当然按照熊彼特的理论，这肯定要在价格和货币利润上表现出来。不过奥地利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他的《通往奴役之路》仍在热卖，备受推崇的所谓货币周期理论，按照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完全是一种货币假象，是错误的理论。

问题是，如果我们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代入弗里德曼的公式，我们得不出美国陷入危机的实证，显然不足以说明现在的周期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用“货币趋势”这个名词，根本不能解释这一现象，美国GDP的表现没有出现尤格拉的周期，2000年美国实际上在GDP涨落上并不是处于低谷状态，而是近似于高涨的繁荣高峰。好在托马斯·索维尔教授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看得出米尔顿·弗里德曼没法帮他解决问题。这个聪明人实事求是，另辟蹊径，改而从政治和经济、自身三方面的因素中找到了自己的新论点。

这个论点就是美国的房地产是种地产周期。这个周期事实上真正的提出者是第3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他和康德基耶夫周期的提出者都是苏联人。西蒙发现，美国的人口变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带来互动的复杂影响，造成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周期性变化，由于最后发现在时间上正好和美国建筑业的周期接近，这个周期也被叫作建筑业周期，时间正好是18年至25年。对应的美国前一个周期应该是1983年至1990年，很显然在这两个时间段内美国的确在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中漂浮。

第二节　托马斯·索维尔教授的房子为什么涨了5000%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3年里，美国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的新措施，其中包括延长著名的投资移民政策。所谓投资移民，实际上是指1991年生效的一项投资优惠政策EB-5，也就是“第五类移民”。其基本内容是该项目针对EB-5投资移民者设立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内移民申请者的最低条件为投资金额不少于50万美元，同时需要创造至少10个全球就业机会。按照该规定，要最终归化入美国籍的这类移民必须在美国有住房，但购买房产不算投资。在该计划长达10年的时间里，每年大约有3000个名额，主要是亚洲人取得这种名额。2012年获得这种名额的中国人大概有949人，不足1/3，但是中国人在申请总数上却占到了75%。

有一次，一个来美国买房的中国业主碰到了棘手的事情，他在中国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上说：“美国法律气死我也！今收到盐湖城租我房子的租客的个人破产申请，由法院寄来。这样一来，这家人可以不交房租还赖着不走，我却不能违法赶对方出门。我是赔了房租还得聘请律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千年不遇，一遇气千年。真长见识，我该怎么办？无招，只能请律师付冤枉钱。年底破财难道来年来财？”

不过，依照托马斯·索维尔教授过去的研究，这并不是一件特别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许多不太熟悉美国法律的移民都有过类似的尴尬经历。对于移民特别是美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移民，这种事情司空见惯。

按照这位教授的《美国种族简史》和《实用经济学》的分析，美国的房地产本身是极为复杂的，房主和房客之间因为地段、法律、历史和种族等原因产生的高租金可能导致这个中国人面临的租房风险。美国公认的法则是住房消费应该占到一个人月收入的1/4，但事实上，至少有2800万美国人的这个比例其实是在1/3以上，个别地方会达到1/2以上，这些钱还仅仅是租房的费用。如此高昂的房租费用，一个人只要失业，即使不宣布破产，也会很快付不起房租。法律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难题，事实上即使房主打算赶走赖房租的租客，也必须给他一定的时间。

不过，要解释我们提到的金融危机前后的美国房地产现象，这似乎还是太过简单。索维尔教授很早以前在海湾地区靠海的位置买了一所房子，价格大约只有2万美元，但在20年后，特别是最近10年间，他偶然发现自己的这所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小房子，房价居然已经涨了50倍，这样的房子居然要100万美元，每年的房产税足够当年的买价，拿工资相比，他的收入却没有涨50倍。

当然你可以解释为这是因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发展的需求吸引力，问题是在最近的10年时间内，因为高科技泡沫大大低于索维尔教授初到时的增长速度。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即使在硅谷高速发展的10年时间里，同期在加利福尼亚，根据索维尔观察，加州的收入增长幅度甚至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这显然不是因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导致的，这根本不具备说服力。纽约市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不低，但是在纽约某些区仍然可以买到索维尔教授20年前那种价格的住房，房子可能比索维尔现在的房子的设施还要好得多。根本的原因，可能来源于四个因素：土地价格、法律、租金价格控制、政客的次贷投机行为。

首先，土地价格。美国国家研究局一项实证研究证明，区域行政法规与土地的高价格相关，也可以同步地解释为，人为地制造土地稀缺导致土地价格抬升。美国的许多州都规定所谓开放空间，比如2001年弗吉尼亚州劳登县的地方规定，在某些地区的10英亩内可建一栋住宅楼，但是其他地区规定20英亩内可见一栋住宅楼。在华盛顿，因为规定楼层的最高高度限制，白宫倾向于不断向地下扩展空间。结果是首都附近的许多房子的价格也开始升高。这种规定的结果就是，大量空间无法供应住房，建设一栋房子，同样面积的住房，如果出现上述的控制型规定的时候，楼层越高，土地的价格往往越贵，这倒不是说这样的房子本身的建筑成本在增加。实际上，正好相反，原本美国的建筑成本和新建房屋的成本是差别不大的，租一套新房和买一套新房并不存在多大的区别，但是因为土地稀缺，房子的数量有限，建筑商必须用租金抵偿高昂地价的成本。

其次，法律上的问题可能比这个还要糟糕得多。事实上，像那种明显倾向于保护租客，对房主不利的条款，比如那位中国房主无奈于法律，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法律导致的结果。一般来说，当外来的移民涌入某一地区时，原有的移民是在“维护财产权”，因为出于诸如文化和人口过多、环境的种种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是从该地区搬走，第二条是呼吁制定限制这种移民的特殊法规，设法阻止开发商进入。

第一种方式，绝大多数人是不会选择的，因为搬家面临的麻烦太多，自己也容易变成移民——这会使自己沦落为他们反对的新移民。第二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各种特殊法律。这种法律就是各式各样的使用权的规定，但美国的土地和房产是归属个人的，这条法律在暂时保护自己的同时实际侵犯了私人产权，这也意味着一旦这条法律生效，也就减少了个人建房的可能性。如果移民最终还是进入了，这条法律将成为新来者进一步对后来者的依据，结果是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法条逐渐扩大，最后变成完全削弱私人财产权。这样一来，美国越富的地区，这种侵犯也就越明显。

再次，租金控制。外来移民到来的时候，房屋租赁市场的最主要特征是在收入较低的时候，房主往往企图通过高房价赶走不合适的租客。但是高房价的结果，常常也带动通勤和其他社会服务费用的高涨，粉刷、维修和其他费用也要成本，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成本的普遍性提高，有些地方不得不出台租金控制，保护那些被富人的法律赶走的人，通常这些法律被认为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像许多房主理解的那样。但是实际上，这些房子并不包括办公住宅在内，结果除了住房外，许多办公房大量闲置。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控制租金的公寓的房价也开始逐年攀升，最后反倒加剧租金上涨和房屋短缺。旧金山是最早进行租金控制的地区，如今这里的平均租金已经是全美国最高的了。

最后，政客们的危险行动。在次贷危机之前，这些政客们最热衷的事情是推销给穷人们住房的口号和行动。房地美的首席经济学家弗兰克·诺特佛特用大量所谓的基本面因素概括出所谓看不到美国单一家庭住房价格将回落的任何可能，尔后这个说法得到了一批经济学家的附和，甚至美联储官方也对这个说法表示支持。但后来弗兰克无疑成了最坏的政客人物，他们在次贷危机的房价泡沫来临的时候，不是考虑合理地平衡风险，降低利率风险，而是继续欺骗，不过悲剧总是会发生的。

2009年4月，房地美高级副总裁兼代理首席财务官大卫·凯勒曼在弗吉尼亚自己家的地下室自杀。在成千上万人因为房贷违约的拖累不得不无家可归的情况下，租房的人数再度上升，形成了新的租房人群，这些人本来可以变成有房一族，现在他们的加入又会无端增加需求，但美国的住房市场生产已基本停止。这样一来，除去提高住房的租金，几乎看不到任何结果。

第三节　房地产是美国政客的俄罗斯轮盘赌？

“近期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一系列典型的经济泡沫迹象也一并显现；信贷急速增长却不是基于传统的银行业而更多地由非常规的‘影子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既不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也未由政府提供担保。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毒舌”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终于按捺不住，发声警告中国也可能陷入美国方式的金融危机。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警告，在《萧条经济学》中，克鲁格曼本来更愿意相信中国和东南亚的国家一同倒掉。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坏账率比泰国和马来西亚要高得多，金融的脆弱程度也更高些。总的来说，克鲁格曼的预言只是部分成功了。

所谓经济预言和预测的效果，包括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和轮盘赌是一样的，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赌场里这种生意每天都在上演。有些传媒研究公司像汤森路透公司，他们在2009年至2011年曾经连续预测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结果猜中的实际概率是零。

美国的轮盘赌，多数是有好几个空位提供给庄家的，庄家的优势大概是5.26%。不过就实际情况来说，有些经济赌博（或者美其名曰“预测”）的玩法却是俄罗斯轮盘。只要看一下次贷危机的数万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就知道什么叫作血腥和刺激了，因为大骗子麦道夫和凯勒曼都已经结束了生命，这场赌博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毫无代价。

俄罗斯轮盘赌的赌具是左轮手枪，规则很简单：在左轮手枪的6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任意旋转转轮之后关上转轮。游戏的参加者轮流把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扳机；中枪的当然是自动退出，怯场的也为输，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胜者。旁观的赌博者则对参加者的性命下赌注。这种赌博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沙俄士兵在军营里借酒浇愁，就用这种游戏助兴。

房地产事实上起了左轮手枪的作用。美国2010年住房拥有率大概是69%，也就是说还有三成多一点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或者租房。但是在20年前，这个数字更低，只有64.2%。

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住房和城市建设部长亨瑞·西斯内罗斯开始大搞全国住房拥有的大战略，他们通过强势贯彻1977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向银行和抵押贷款放贷者施压，要求美联储监督银行向低收入群体贷款。2001年小布什总统更加干脆，“9·11”事件的战争开支狂热引发负面经济下滑，这位总统却高唱业主社会的伟大概念，2003年，他签署《美国梦首付款法案》，这项法案提出向那些难以支付首付款的家庭提供1万美元的补贴。到2004年年底，小布什唯一的在经济上给自己打气的口号是：“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每时每刻都有家庭在搬进自己的新家。”到2008年，两房直接放贷的次级贷款和担保已经达到5万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上。

为什么政客们都在唱高调？如果说用冒险来换取政治选票，这是政客的首选。而这里最能换取选票的，只有房子本身。作为在美国扎根的象征，拥有住房的幻觉比任何其他的美国梦看上去更为现实。

和沙俄士兵一样，1993年硅谷的高科技泡沫破裂，传统的石油大宗商品投机卷土重来。美国的经济发动机歇火了，对于投资者和风险家们来说，这是个异常沉闷的时期，但对于政治家们来讲，这是扩展苏联解体后权力真空的好时期。

为了维护这种外部的帝国骗局形象，政客们想尽办法拉选票，克林顿的选票篮子放在少数族裔身上。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他的办法就是上台后继续提高少数族裔的住房自有率，在克林顿任总统的8年时间里，非洲和拉美后裔移民的住房自有率提高最为显著。小布什总统的家乡是得州，这个地方有一大群人是买不起房的拉美族裔，作为被评选为史上智商最低的总统，这个政策选择并不低能，他的确靠这个赢得了胜利。小布什还创造性地把这个和美国梦挂钩，比克林顿的谎言还要彻底。就在这两个美国好战分子的蛊惑下，一个干预了科索沃战争，并提出反恐的安全概念，另一个则发动两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

但要让这种赌博真正成型，还必须给把手枪并装好子弹。于是高调的法案频繁出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全部作为，就是按照“法律”，在美联储的指令下制造该特种住房抵押贷款。新兴的住房贷款的共性是，都是完全的投机性产品，像自报收入贷款，纯粹是一种“撒谎贷款”。2006年，住房抵押贷款资产研究所将100名该贷款申请人的信息与美国国家税务局的信息比对，发现有将近60%的申请人将自己的收入夸大了50%以上。

也就是说，这种贷款事实上接近于诈骗，但这种贷款已经占到住房抵押贷款的1/3。这种贷款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金融机构，实际上就是一颗致命的子弹，因为这相当于说这种贷款的风险实际比正常的贷款要多出50%以上。如果是一家传统的小额贷款或者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一笔不大的坏账就足以让这家公司倒闭。

子弹装好后，接着就是让它自动运转了。事实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金融创新工具，正如金融家们所说：金融创新的确是经济的催化剂。华尔街的各大证券公司，按照评级和各种复杂的公式将贷款证券化，然后再经过评级、咨询、定价等阶段，最后卖给投资者，这样整个游戏规则就建立了起来，风险从美国政府转给美联储，美联储转给两房，两房转给华尔街，华尔街转给投资者。

直到2006年，哈佛大学住宅联合研究中心仍然信誓旦旦地说，移民和人口的高速增长能支持其住房的全部需求，但到了2008年，这个俄罗斯轮盘终于有了第一个牺牲者，一个个证券公司倒下，一家家银行陷入破产，最后两房出现严重亏损，再接着美联储成为众矢之的。

最后只剩下政客们赢了。因为小布什和克林顿的任期都已经满了，他们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至于支持他们的选民们则要背上沉重的债务，本来已经到手的房屋必须重新退回，落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境地。

那些背上债务负担的人被债务压得奄奄一息，没有工夫考虑向小布什的政客们谴责，所以到最后会发现最终谴责这场危机的居然是那些极端希望赶走穷人的趾高气扬的富人们，包括那些质询艾伦·格林斯潘的记者和议员，他们是年收入上百万的美国那1%的成员。于是美国的穷人们很快就忘记被人愚弄的惨状，再一次打起横幅支持下一个算计他们的政客。

当克鲁格曼预言危机的时候，他多少忘记了美国的政客们的初衷和政治担保是怎么回事，当然你可以说或许他们全部的动机只是想拿到巨额的军费开支和政治上的优势。不过，作为一个在轮盘赌中唯一决胜的庄家，美国政客们的胜率应该大于拉斯维加斯的庄家。因为所有的筹码都落在了总统和政客们手中，包括两房和美联储，甚至格林斯潘的命运不都是寄于政客们的救援之手吗？

这大概才是小布什告诉热情洋溢的选民们真正的现代的美国梦，只不过那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的惊魂噩梦。

第四节　经济周期应该轻描淡写吗

小布什总统离任，不过关于他的笑话依旧长盛不衰。

小布什应邀到旧金山为某建筑物“荣誉冠名”剪彩。剪彩仪式结束后，小布什问旧金山市长：“今天真的是以乔治·W.布什荣誉冠名吗？”旧金山市长说：“当然是真的。”小布什问：“这是个什么机构？”市长说：“污水处理厂。”

旧金山的市民将一座污水处理厂作为礼物送给布什！经过无记名投票，这座污水处理厂被重新命名为“乔治·W.布什污水处理厂”，以便为布什的离任提供一件“非常合适的纪念物”。旧金山当地计划以万人“同步冲抽水马桶”，让污水流入处理厂的方式，来纪念小布什的离任。

旧金山市民对于乔治·布什总统的看法，有点儿美国人典型的冷幽默特色。到现在为止，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泡沫的阴影还笼罩在加州大地上，涌向加州的少数族裔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好像从秋千的高点被突然抛向空中后重重地摔在了沙滩上一样。这可不是用一个黑色的方式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同样，关于小布什的嘲弄性的笑话很多，比如，1993年到2009年美国人经历的盛衰巨变，很多人都有种极强的戏剧性的感觉：

美国百姓A：“民主党的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布什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钱。”

美国百姓B：“我看还是有不同的。”

美国百姓A：“怎么不同？”

美国百姓B：“克林顿下台后，他好歹还把钱放在国库里。小布什还没下台就把国库的钱给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严重的问题是，在这15年的时间里，美国人从极盛的时代滑落到了低谷。这当然可以归结为经济周期，事实上托马斯·索维尔教授很愿意将其归结为一场政治经济周期，就像我们第三节所说的是一个轮盘赌的黑色案例。问题是，一句简单的政治经济周期就能让美国人民满意吗？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否则也不会诞生大批茶党支持者和“占领华尔街”分子了。

就经济周期本身而言，美国政客的周期行为不是简单地用操纵经济的调控来实施的，虽然30年来，经济学家卢卡斯开发的理性预期理论占据经济周期的一部分市场，不过这个理论只能解释为陷入经济周期的人们的部分行为，对经济周期的根源，探讨得很少，卢卡斯只有一个理性预期的概念随时用来解释这一切。

在格林斯潘的美联储和白宫经济顾问们的单子上，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关于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制度。这个制度的设置专门应付人们对于周期的责难，意思是只要有目标，周期不在话下，布什总统鼓吹美国梦，美联储鼓吹坚定不移的繁荣。

这种目标制度在许多方面看起来是相当好的，比如关注长期增长率，拒绝通胀，即使到最近的十几年里，美国的通胀率也比其他国家要低得多。这是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除此之外，美国还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稳定、总规模最大的国家。尽管从经济的增长率来说，美国的增长率已经远远地落在那些新兴国家后面，但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国家中它的增长率一直十分平稳。甚至在金融危机前的2008年，美国的增长率仍然保持在2%～5%，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衰退和跳跃的增长区间。

这套目标制度的技术存在方式是一整套的会计报表，也就是所谓国民收入账户体系。这个体系的计算方式基本上是按照一种总量统计的恒等式存在的，我们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市场价值是统计的核心。统计的内容，实际就是美国一年生产出的产品价值总和。这个总和大致上又按照支出和收入的流向，分成政府支出、消费、投资、出口和储蓄、税收和消费、进口几个方面，也就是教科书中Y=C+I+G+X=C+S+T+M。这个流行的公式，当然只是就名义上的收入计算的，并没有扣除价格的影响因素。

所谓目标制度，就是维持一个价格影响因素不变的一种规定。从近几年来美国通胀平稳的表现来看，美国的国民收入实际上基本可以合理划分表现，根据每年的实际增长统计大概就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有了这种基础并不能说明就能够轻描淡写美国的经济周期了，因为这里面并没有考虑时间的长期影响，如果按照这十几年的经济表现划分美国经济的情况，几乎每幅图都表现为逐渐下降，进入今天的低谷时期的趋势。

这种趋势的表现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个来源于美国的人口增长，另一个来源于美国财富分配问题。这看来就是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观点。最近十多年来，美国的人口增长无疑达到了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之一，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美国有一个年轻得多的人口结构，总人口为3亿，但是人口的增长速度达到了40年来的最低程度，美国人口普查局自2010年4月1日全美人口普查后首次估算美国人口数量。15个月时间内，美国人口只增长了280万，增幅为0.91%。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格罗夫说：“美国现在人口总体增幅是‘婴儿潮’之前以来的最低点。”这大概从侧面回应了美国的住房需求最终必然是一个错误的泡沫现实。

在库兹涅茨来美国的时期，美国经济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1930年，库兹涅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统计学的助理教授、副教授，并发表了《生产和价格的长期运动》的论文，文中汇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50年间的生产水平与经济增长情况。他避开了一般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周期问题上关于时间的短程、中程周期波动的概念，着重分析了有关数列点，经济周期只限于循环出现，而不是许多经济活动中同时出现的定期的波动——扩张或收缩。经济周期为5～6年，但也有可能为10～12年。它被清晰地指出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目前已经从经济周期和长期趋势中识别出了3个具有平均持续期的周期，尽管对它们的持续有效性还有所争论。

中周期通常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库兹涅茨将经济活动中的被动与相应的移民波动、人口增长率以及劳动力的增长联系起来，在分析经济与人口统计变动的关系时，他对经济科学作出了重大的开拓性贡献。人口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经济活动可以表现为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显然过去十多年来，美国的人口快速增长可能导致在农产品和工业品最后到总产量的各种变化趋势。美国的人口出现问题的过程也正是住房上产生泡沫的根源，无论我们找到怎么不同寻常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都要比单纯冲掉小布什好得多。

第十章　萨缪尔森的凯恩斯主义赞歌唱错了吗

以约翰·泰勒和乔治·吉格教授为首的众多斯坦福经济学家，乐意用其智慧揭开美国政府刺激政策的面具，他们向世人道出了一个甚为中立的自由主义观点，让我们看清了斯坦福经济学家们作为自由者的真实观点。这比单纯盯住美国的干预手段或者看笑话要更加有意义。

第一节　我们都是梅纳德·凯恩斯的选民？

保罗·萨缪尔森去世前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说：“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了相反的观点，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得不到解决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凯恩斯的观点，财政政策以及赤字性支出，在引导市场经济时担任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再一次得到了认同。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失败的。”

经济学界总是有太多争吵，不过这类争吵总诞生一些马克思所谓的辩证观点的组合。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既是朋友，又是言辞激烈的论敌，凯恩斯和熊彼特在观点上的互相拆台几乎是历史上少见的，不过也正是凯恩斯将熊彼特弄进美国的主流大学的。在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中，很难找到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样彼此针锋相对却又高度相像的经济代表人物。

“如果魔鬼用一个精彩的理论来交换你的灵魂，这笔交易你做不做？”弗里德曼说，“我不会做，如果换的是非均衡理论，我倒可以考虑”。

这是萨缪尔森讲的一个笑话，萨缪尔森承认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弗里德曼和他的观点总是相左。在20世纪30年代，出生于芝加哥大学的两人因为大萧条的不同机遇选择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萨缪尔森去了哈佛大学，一直辗转于学术界的各主要大学，成为凯恩斯主义的顶梁柱；弗里德曼则去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度在罗斯福的新政中担任小职员，反对凯恩斯主义，并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结盟。为了说清楚这个奇怪的现象，我们下面虚拟了一个经济学家总统选举的场景。

如果说经济学家们也要选出一位总统的话，在20世纪后半叶，他们也要按照各自的观点分成两派。其中的一派上书“干预党”，信奉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认为财政政策要比货币政策有利，总统候选人的最大热门就是保罗·萨缪尔森；另一派上书“自由党”，信奉自由主义，认为国家除了国防和法律之外，财政政策是无效的，货币政策要比财政政策好些，总统候选人就是弗里德曼。

在金融危机的话题下，假设这两位已经仙逝的人物还在世，他们的竞选班子也必然是阵容强大、相当给力的。

现任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白宫经济委员会前主席萨默斯等人，无疑是萨缪尔森的选举团成员。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几乎完全可以并入弗里德曼的选举团，并且在人数上，选举团的顾问里活着的后辈们基本上也是弗里德曼一团占优势。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情况看，弗里德曼的亲传弟子多达5～15人，私淑弟子可能更多，而萨缪尔森就没有这么多。因此就人数上的较量说，无须竞选演说，毫无疑问，选民数量的优势应该在弗里德曼一边。

但问题有时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不过这时候可能下面的选民已经等不及要对对手的观点进行批驳了。比如经济学家巴罗会说：“凯恩斯主义者们的刺激计划是垃圾。”“这或许是最差的提案。”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和吉格可能干脆指责说：“萨缪尔森是在胡说八道，包括他去世前的那一段话。”总之，政府干预是在帮倒忙。泰勒还认为，“应该重新思考这一观点：经常性而且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及干预，是应对我们当下这些经济问题的唯一答案”。

萨缪尔森应该为此道歉，这大概是所有弗里德曼的支持者的心声——因为弗里德曼现在无法发声了。但一切还只是个开始，萨缪尔森并非表面上的处于劣势，在我们虚拟的这个场景里，有这么多的反对派——指责萨缪尔森的观点本身竟然需要如此多的人。美国人的意识往往是：被所有人反对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天才。

看来萨缪尔森是后者。即使我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凯恩斯主义的支持者，也至少有一部分是他的实际选民。所以，我们很难说就可以驳倒看上去不断“撒谎”的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的某一版教材里甚至断言：“苏联的模式至少也是可以取得经济上的繁荣的，这至少说明这种经济形势很有效。”后来苏联和东欧都出现了各种问题，于是在20年前的某一天，弗里德曼很高兴地沿着“有效性经济国家”游走了一圈——这是他第一回合的胜利。不久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弗里德曼无缘见识，显然他高兴得有点早，干预主义的经济模式如今居然在自由主义的崩溃时刻没有丝毫影响。从印度到中国，甚至几年前还被称为失败国家的拉美国家，现在都在看着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冷笑。巴西总统卢拉和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居然开始揶揄美国和英国。

萨缪尔森在理论上的解释力肯定不会因为他的预测而失败，因为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只关注短期经济现象，一旦长期的后果不支持弗里德曼的长期宏观理论，弗里德曼的选举团尽管人数众多，还是免不了心虚。选民们现在是在为短期的任期考虑选出总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利于弗里德曼，他们的利益动向，不管嘴里说什么，实际倒可能都倒向梅纳德·凯恩斯的口号一边。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方面弗里德曼的软肋太多了。首先，弗里德曼自己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实际选民，尽管他的竞选演说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但是在罗斯福新政期间，他却是凯恩斯主义的忠实执行者，不但参与了数据统计，还对此提出大量的建议。如果这个底子被揭出来，似乎就是一场政坛丑闻。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全部证据，也是来自他的凯恩斯主义实践，这听上去很滑稽，作为客观性的论辩，这可能有损弗里德曼研究的公正性。如果案子到了最高法院，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之类的老迈大法官估计会因此判定弗里德曼败诉。其次，弗里德曼并不是百分之百和凯恩斯主义没关系。“凯恩斯主义党”，像美国的联邦党一样，本来是通过老一辈的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的一封介绍信引入美国的。凯恩斯是个文字有些不通的英国老头儿，所以，汉森的介绍信多少有点语焉不详。哈佛教授们只看懂了财政政策那部分，其他的不太想知道，并且从此自奉为凯恩斯主义的正宗。而芝加哥却对语焉不详的货币政策看得很细，因为芝加哥人的文法比较好。

弗里德曼的成功在于，他重新发现了货币政策的功效，只不过他因为这一贡献反对偏执的哈佛派而已。弗里德曼认为，萨缪尔森单单根据财政政策就支持财政政策是不正确的。根据自己的货币研究，自由主义才是正确的。但不管怎么说，凯恩斯是正反两方面意见的祖师。萨缪尔森很可能宣布弗里德曼背叛老师，是个极端主义者，所以所有的结论无效。这就是开头他那段话的真正含义。

第二节　讲规则的人为什么选择“逆风而行”

在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中，据说能够靠做投机买卖致富的只有3个人。

第一个是大卫·李嘉图，他本来就是个投机商，被父亲赶出家门后，不到25岁就靠从事公债买卖成为伦敦富豪。

第二个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写出《资本论》断言市场和资本主义终结的人，他自述说：“医生不许我从事紧张的和长时间的脑力劳动，所以我——这会使你大吃一惊——就做起投机生意来了。一部分是做美国国家有息证券的投机，但主要是做英国的股票投机。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搞这种事情占去的时间不多，而且只要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这个本来一贫如洗的大手大脚的人，居然还能留下250英镑的资产。

第三个人大概就是梅纳德·凯恩斯了，凯恩斯没有正式的教职，他终生都没有被称为剑桥大学甚至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师，不过他是个投机的行家。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同样在美国和英国的投机活动中谋利。

在所有的投机活动中，获利的原理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逆向操作。你们肯定注意到这个例子中提到了资本主义的预言家马克思，这听上去是件很令人震惊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了解斯坦福的话，必须说明，卡尔·马克思的现代美国继承者现今已经和一批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合流，他们创办的语言和信息研究所可能是斯坦福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本营，因为技术协作的理念，这个研究所对于数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计算机研究者都具有强大的影响。这当中也包括卡尔·马克思“当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又给投机活动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我又开始搞起来了……要冒一点风险就可以从自己的对手那里把钱夺过来”的策略。

这种策略事实上首先是被凯恩斯引申到自己的理论中。随后，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发明了一套说辞，这套说辞主要讲的是如何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主动进行国家干预。按照他们的说法，自由市场经济总是不能够每时每刻达到均衡，实现平稳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家收支均衡的经济目标。为此，必须处处干预经济出现任何和四个目标不一致的波动，增长过热，需要主动降温，失业率太高，国家必须刺激就业，物价不稳，必须反对通胀或者通缩，国际收支长期顺差或者逆差，必须在进出口和国际投资上进行相应操作。总之，这就是一套专门逆向操作的经济技术，凯恩斯主义称为“逆经济风向政策”。

但是这只是就具体的经济策略内容说的，既然新古典综合派可以如此利用逆向思维，货币主义的另一方，特别是斯坦福商学院中弗里德曼教义的追随者也不是外行，他们比新古典学派做得更加巧妙，更加了无痕迹，而且还有更加新鲜的创新。这种创新就是经济学观点中的“逆风而行”。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专门和凯恩斯主义者唱反调的，也并不是人们通常误解的那样，因为门户之见的狭隘，一派人对于另一派人的观点发出的无意义反对，而是容纳凯恩斯主义观点后的一种逆向理论。

首先，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所有的经济干预手法都是缺乏一套标准规则的，总的来说，就是绝对地和波动对着干，凯恩斯主义称之为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段，颇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味道，更有意思的是，因为其前提是经济周期，所以，又大有预测和未雨绸缪的外衣，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就是个让资本主义摆脱周期的外科医生的手段。

事实上，像泰勒和吉格这样的教授很清楚这一点，不过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干预本身，他们主要不满的是这个前提是错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谁能准确地预测到任何一场经济周期，这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是经济系统的不可抗力，在这种状态下，泰勒等人认为这种匪夷所思的推测法是毫无根据的。既然乱动容易惹麻烦，不如干脆不动，保持一种规则反倒更加有效。

其次，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总是通过一个政府而非市场的力量实施。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政府替私人花钱而已。斯坦福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政府的手段不见得比市场的手段高明，市场失灵的问题往往是由于政府失灵，比如此次金融危机正是联邦政府不适当地干预次贷市场才导致利率信号失灵，最后将泡沫越推越大的。凯恩斯主义的干预逻辑本来是说，市场失败了，所以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是政府干预，但是货币主义学者认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是因为时间太短，人们被表面现象所掩盖，长期市场的效率和手段仍然是有效的。甚至他们还提出，按照凯恩斯的逻辑，政府停止活动自由过程中大家都失败后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最后，凯恩斯主义的所有理论衍生形式都被货币主义的研究者全部借鉴并推广。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提出人们对于货币有财富的需求，这其实是从凯恩斯扩张货币需求概念中引申出来的，凯恩斯也谈货币流通率，结果弗里德曼最先从中下手。凯恩斯提出的收入理论，弗里德曼则以此为基础提出永久收入假说。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者不断地向外扩张理论的边界范围，弗里德曼也全盘借鉴其结构，把货币主义的核心观点改头换面，完全依照对手的形式推广，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芝加哥学派才得以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说来说去，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支持的货币主义其实是一套通过模仿、偷梁换柱、反其道而行的理论山寨品。对于这一点，弗里德曼也是承认的，他指出他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更早的经济学家费雪和自己的芝加哥同事，甚至哈耶克也是他思想的部分来源。

但是在这方面，萨缪尔森本身也并不比弗里德曼强，事实上新古典综合派除去数学的生搬硬套的组合，很难说有多少是自己原创的经济理论，像凯恩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学派的突破，无论是逆风向政策和逆风而行，都是一种框架里的主义之争和观点之争。

斯坦福学者们之所以支持逆风而行，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观点的保守性所致。像弗里德曼这样的观点的夺人眼球、时髦和前卫，很多情况与他们受到传统的约束较少，更加信赖自由主义的观念有关。

第三节　高失业率威胁能证明救援华尔街有理吗

无论人们的政治信仰和经济立场如何，都视就业和工作为集体和个人福利的基础。毕竟，就业和失业对每个人自身心理状态和经济条件的影响是不同的。就业意味着经济境况较好、有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甚至是奢侈品，而失业常常意味着个人价值丧失，甚至是对生活的绝望。所以，很多人把高就业率视为经济好转的征兆，而把低就业率视为经济萧条即将来临的信号，就不足为奇了。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做法是商业人士或者投资者尝试预测经济走势时最容易犯也是最致命的错误。

这是高盛前零售业分析师约瑟夫·H.艾利斯在《我在高盛的经济预测法》中关于失业率的一部分论述。虽然分析师们的遮羞布已经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统统撕下，但是这是迫不得已的。大牌的分析师们的风光已经不在，至少美国是这样的，大学正在谨慎地看待学生们流向华尔街的事情，就像有个斯坦福的毕业生说，应该让那些数学家和分析师们干脆从华尔街退出来，否则就是对优秀的教育资源的浪费。

不过，公正地说，分析师们有些分析结论还是正确的。比如，我们引用的艾利斯的这段语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年初的时候，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下属预算委员会做证时表示：“产出增长很可能将在一段时间里保持温和，业主仍旧不愿新聘更多员工，因此失业率还需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更加正常的水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称：“经济复苏进程仍在继续，但复苏的速度一直都不足以给就业市场带来重大改善。”这段话的微妙之处在于，伯南克和他的下属们显然是通过产出判断就业走势的。这至少说明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人员在这一点上是具有共识的，他们的思维好像都是一样的：产出或者经济总收入→失业率。问题是投资者和陷入恐慌的人们，更关心的是产出或者经济形势这种问题，美联储究竟是如何判断的。这好像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难缠问题。何况看看伯南克提出的救援华尔街的理由，包括所有的货币政策的行动，诸如货币宽松、扭转政策等，显然与那些高失业率的渲染性影响有关。

艾利斯给出的结论是，他不相信失业率是个经济预测的良好指标，相反他只相信这个指标是个滞后的事后指标，只是适用于那种马后炮的方式才显得稍微合理。其最大的用处也就是作为心理参考，在股票市场上做反向操作。这才是他指出人们的感觉作用的要点。但是这里有个问题，股票市场的分析书可如此操作，伯南克的行动，使用类似的高失业率恐吓是否合理，有没有任何经济理论和数据上的支持。

约翰·泰勒教授大概会觉得这是个拙劣的借口。根据他的泰勒公式，失业率可不是个简单的概念，有天然失业率和人为失业率之分。天然失业率指的是“自然失业率”，前几章指出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历史数据中分析出来的。本身就是个纯天然无污染的概念，任何来自人为的诸如政策上的影响，甚至价格上的影响，比如说看见物价上涨，工资跟着涨，老板们立即裁员这事情，这也是不允许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个抽象的概念。“人为的失业率”则被叫作名义失业率，也就是美国劳动调查统计局的调查员单子上记录的那种失业率。办法是只要一个辞掉工作的人填张表就可以了。

名义失业率不等于自然失业率的时候，据泰勒说将影响人们的预期，导致市场利率发生变化，反过来导致投资和消费，最后是总的产出发生变化，不过这个产出变化是不太确定的。比如失业率上升的时候，按照泰勒的说法，利率也会提高，伯南克开始出场，如果他相信这个利率对于华尔街的稳定不错，那么大概会进一步肯定说这是个好现象。不过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听说过无限期地降低利率的政策出现，自然从泰勒公式逆推的结论是，伯南克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人为地干预美国的利率。

在利率和产出的问题上，泰勒是不承认那种自相矛盾的关系的，按照这位教授的经典观点，利率和投资、消费甚至没有确定的关系，利率的提高虽然可能刺激一些敏感人士，比如一个有良心的次贷人群和评级机构的优秀分析师们，但是对于一些恶意的人，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有些借债的家伙根本不会拿这当作一件大事。至于评级机构，次贷相关证券的高评分正是这些本该知晓利率风险的人首先模糊化的。尽管利率不断下降，可是对于穷困潦倒的人，通用公司任何一个牌子的汽车，哪怕融资租赁都未必有人乐意，原因是他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保险和律师费该怎么办。但是有时候有些分析专家说，似乎还是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产出和利率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

很久以来，由于这种不确定一直存在，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斯坦福的宏观经济学家们声言，只要存在违背泰勒公式的现象，大概可以确定到底是否出现了干预的情况。

在干预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泰勒公式自己不能判定这个干预措施的对与错。这看上去好像是说，泰勒知道伯南克做了手脚，但这个手脚到底有没有问题，他自己还是无法判断。

于是，人们终于清楚，不把失业率作为拯救华尔街的全部行动是合理的。这听上去对于伯南克之类的人是件坏事。不过对于泰勒来说，有这个就够了。美联储伯南克继任主席似乎都偏向于对利率进行干预，既然这种干预是常态化的，因为干预的常态化，所谓的救援有理，是个压根站不住脚的理论而已，好在伯南克并不十分喜欢利用失业率的恐吓。所以，泰勒的担心看起来有点儿太早。

第四节　为什么我们总误解米尔顿·弗里德曼

三个计量经济学家在森林中猎鹿。他们经过观察发现，在不远的50米处有一只很大的猎物正好站在那里。第一个计量经济学家瞄准以后开了一枪，结果打中了鹿身后2米远的一棵树。第二个计量经济学家差不多也是同时开枪，他打中了鹿前面2米远的一棵树。第三个经济学家高兴地扔下枪，并且喊道：“平均来看，我们打中它了，我们打中它了！”

这三个经济学家显然是数字统计的狂热爱好者，如果他们能够打中离鹿的心脏2厘米的距离，而不是2米，那么他们接下来应该边吃鹿肉边庆贺自己的好枪法，而不是用一个笑话来画饼充饥。显然，第三个经济学家是个彻头彻尾的乐观主义者和空谈家，不过你有没有想过，包括经济学家在内，作出如此荒诞判断的大有人在，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的人物。

有些人十分讨厌弗里德曼，比如那些在他获得诺贝尔奖当天出现的不速之客，比如有人指出在朝圣山学社中的那“一小撮反动分子”。芝加哥大学的各路“反弗里德曼”的英雄豪杰好像也曾经像祖科蒂公园的年轻人一样，支好帐篷呼吁驱逐这个犹太人，理由是这个疯狂的人与独裁者军阀为伍。

也有些人会无条件地支持弗里德曼，比如里根总统和弗里德曼的一些政治朋友们。里根是第一个给弗里德曼发总统自由勋章的人。这种荣誉似乎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曾经或者能够得到的，比如萨缪尔森就没有得到过这种勋章。

不过如果你要问起弗里德曼的学生们，甚至包括受他影响深刻的斯坦福学者们，答案也许比较复杂甚至令人不太好理解。确切地说，这些人没有一个绝对支持弗里德曼，哪怕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像贝克尔这样的人物，根本就和弗里德曼的经济观点毫无交集，在微观上甚至更加接近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制度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在教育券的观点上，贝克尔还走向了老师的反面。像泰勒这样的人物，虽然在理念上和弗里德曼的货币观点相似，但是泰勒本身更倾向于绝对不支持政府干预。

大师的遗产总是复杂而多变的，即使作为斯坦福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肯尼思·阿罗肯定和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不大可能走到一起。在这种乱糟糟的处境下，自然产生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开头故事的怪现象。当处于支持和反对的极端两派，着手讨论弗里德曼的政策和观点的时候，弗里德曼的嫡系和朋友却在那里讲着各种不着边际的笑话。

事实上，也许我们不得不指出，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记和综述可能因为意识形态和偏见左右了弗里德曼的客观观点的描述。人们总是忘记一件事情，经济学家总是有立场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排除个人倾向。

弗里德曼本身带有一点亚当·斯密形式的二重性形象，这种二重性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指的是抽象演绎和现象描述同在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讲部分真理，带部分伪装。事实上，弗里德曼的这一点可能更加严重。比如在政策问题上，我们知道在如今的情况下，如果他活着，一般人会推理他可能不支持救援华尔街。不过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弗里德曼从来都是货币干预的绝对支持者，最形象化的解释就是弗里德曼在任何情况下都毫无保留地支持货币的控制权应该掌控在政府手里，政府应该少干预经济运行，但是绝对不是不干预。他甚至认为在某些方面政府的干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这似乎和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很相似，但是人们为什么会有错误的判断？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对于弗里德曼的货币学说的前提理解错误。弗里德曼得出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政府干预和控制货币的基础数据之上的，离开了这个基础，包括那本厚厚的《美国货币史》都是毫无意义的。换言之，用弗里德曼做招牌，像许多无知的政客一样，抬出反对救援华尔街的权威论据，自然显得很滑稽。

再比如，从弗里德曼的思想基础来看，许多人认为弗里德曼是哈耶克的绝对支持者，并且还是哈耶克那个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不过，所有的信息和事实都不足以证明他和哈耶克的思想有什么共同点。哈耶克论证所谓集体行动，自发秩序这样的时候，弗里德曼却提出所谓的工具主义，这个主义的意思是人的行为从头到脚是按照规则出现的，个人或者集体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不承认有什么集体行动的逻辑。甚至最滑稽的事情是，弗里德曼本人居然可以毫不犹豫地批评哈耶克的周期论、货币论是完全胡说八道的。

到后来，弗里德曼本人干脆跳出了哈耶克的小圈子。弗里德曼的思想基础也许说来可笑，是一种古典主义的自由观点，这种观点的极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提倡的自由王国。正因为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弗里德曼本身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合法性。这和哈耶克的有神论性质的逻辑根本就是两回事。

最后，再看弗里德曼的继承者们的倾向，像罗伯特·卢卡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历史心理学杂糅的名词——理性预期，这个名词同样模糊不清，就像弗里德曼发明的永久性收入的概念一样，都是无法度量也无法彻底说清的，这种通过模糊的基础构建理论大厦的方式正是从弗里德曼开始的。

许多人口口声声地支持或者反对他，事实上多半是因为这种模糊性的个人解释。这也决定了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也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上至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下至美国的普通人，人们把写通俗小说《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弗里德曼和真正的弗里德曼混为一谈。随时随地，你能看到人们经常用这本书中某一部分的观点来反驳另一部分的观点，而这时弗里德曼则在那里哈哈大笑，不作评论。

一个多重的镜像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总是误导性地看待经济学家的观点，然后作出自以为心领神会的决策，即使弗里德曼这样的人也不能幸免。最为糟糕的结果是，人们在明明偏离了这位经济大师的理论和观点的时候，还在说“我们是弗里德曼的弟子”。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的思想常常影响后来的那些政治狂人们的观点。其实，真正的现实恐怕是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可能系统地把人们拉到反对经济学家观点的行为中，而狂人们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经济学家的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