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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

三十七度二

情人：中文版

莫瑞斯

质数的孤独

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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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心神探：FBI心理侧写术

革命之路

了不起的盖茨比

圣诞颂歌

目录

版权信息

关于本书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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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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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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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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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我和你

版权信息

- 书名：卡罗尔

- 作者：［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 ISBN：9787532771653

- 译者：李延辉

- 责任编辑：杨懿晶

- 产品经理：邵明鉴

卡罗尔

The Price of Salt

关于本书

本书灵感来自一九四八年底，当时我住在纽约，刚完成《列车上的陌生人》，但《列车上的陌生人》直到一九四九年才出版。那年的圣诞节前夕我有点沮丧，也很缺钱。为了赚钱，我到曼哈顿一家大百货公司担任售货小姐。那时正值所谓圣诞购物潮，前后大约持续一个月。我记得我只做了两个半星期而已。

那家百货公司安排我到玩具部门的洋娃娃柜台。那里出售各式各样的娃娃，贵的和便宜的都有，有的娃娃有真人头发，有的是假发。娃娃的尺寸和衣服配件最为重要。有些小孩子身高还不及玻璃橱柜，猛拉着母亲或父亲往前看娃娃。最新款的娃娃会哭，眼睛会张会闭，有的还会用两只脚站着，当然也可以换衣服。这些娃娃陈列出来，令小孩子们目眩神迷。由于正值购物热潮，我和四五位年轻的售货小姐站在长柜台的后方，从早上八点半到午餐休息时间都没空坐下。然后呢？下午还是一样。

有天早上，伴随着噪音与交易的混响，走进来一个身穿皮草大衣的金发女人。她走到玩具娃娃柜台，脸上带着不确定的表情（她该买娃娃还是别的东西？），心不在焉地把一副手套往一只手上拍。或许，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独自一人前来，也可能是因为貂皮大衣很稀少，也可能是因为她的一头金发散发出的光芒。我拿给她看了两三个娃娃，她若有所思地买下一个。我把她的名字和地址写在收据上，这个娃娃要送货到邻近的州。整个交易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女人付完账之后就离开了。但我脑中出现了奇怪、眩晕的感觉，几乎要晕厥，同时精神又格外振奋，仿佛看到某种异象。

那天一如往常，我下班后回到家，我一个人住。当晚我构思出一个点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全都和那个穿皮草大衣的优雅金发女子有关。我在我那个日记本或者活页薄上写下八页文字，这便是小说《卡罗尔》的源起，后来标题改为《盐的代价》。[1]这个故事好像凭空从我笔下流泄而出：开头、中间、结尾。我大概只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或许更短。

隔天早上的感觉更加奇怪，而且我发烧了。那天应该是礼拜天，原因是我记得早上搭地铁出门看朋友。那个年代的礼拜六早上大家都得上班，整个礼拜六都处于圣诞节购物热潮中。我记得我拉着地铁吊环时差点要晕倒，和我有约的朋友稍具医学常识，我说我有恶心的感觉，而且早上洗澡时注意到腹部的皮肤长了小水泡，我朋友看了水泡一眼就说是“水痘”。不幸的是，虽然我童年时期几乎所有该得的病都得过了，却唯独没得过水痘。那种病对成人来说并不好过，体温上升到华氏一百零四度好几天。更糟的是，我的脸、身体、上臂，甚至耳朵和鼻孔，都覆盖着、排列着水泡。不但会痒，还会破裂。我也不能在睡觉时尽情抓水泡，否则会形成疤痕和凹洞。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身上带着会流血的斑点，每个人都可以在我的脸上看见斑点，看起来像是被排球或空气手枪的子弹打到了。

礼拜一，我通知百货公司说我不能回去上班了。我一定是在上班的时候，被某个流鼻涕的小孩子传染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遭遇也成了一本书的种子：发烧会刺激想像力。我并没有立刻着手写这本书，因为我喜欢把脑里的点子酝酿好几个礼拜才动手。还有，《列车上的陌生人》出版后不久，立刻就卖给了导演希区柯克，他要把小说拍成电影。我的出版商和经纪人都说：“再写一本同样类型的书，才可以进一步增进名声……”什么样的名声？《列车上的陌生人》是由当时还叫做哈泼的出版社推出的，归类于“哈泼悬疑小说”之下，所以一夜之间我成了“悬疑”作家。但在我心中，《列车上的陌生人》不应该归类，它只是一部单纯的小说，故事有趣。假设我写了一本女同性恋关系的小说，那我就会被贴上女同性恋小说作家的标签吗？有可能，即便我这辈子再也没有灵感写下一本类似的书，我还是可能被归类为同性恋小说作家。所以我决定替这本书另取一个书名。到了一九五一年，这部作品完成了。整整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一直惦念着这本书，甚至不能动笔再写其他的作品了。不过基于商业理由的考量，似乎再写一本“悬疑”小说才是明智之举。

哈泼公司不肯出版《卡罗尔》，所以我必须另找一家美国出版商。真是遗憾，因为我非常不愿意更换出版商。《卡罗尔》于一九五二年以精装本的面貌问世，获得了一些严肃且可敬的评论，但真正的成功来自一年后的平装本，销售了近一百万册，当然读者的人数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书迷的信如雪片般涌来，寄来给作家克莱尔·摩根，由平装本出版社转交。我记得连续好几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都会有好几次收到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十封或十五封的读者来信。很多信是我亲手回的，但是我又没有复写信纸，所以也无法全部回答读者的来信。我也从未使用过复写信纸。

书中年轻的主人翁特芮丝，看来像一朵萎缩的紫罗兰，但那个年代的同性恋酒吧还只是曼哈顿某处的暗门。想去这些酒吧的人会先在最接近该地点的地铁站前一站或后一站下车，以免有人怀疑他们是同性恋者。《卡罗尔》的吸引力在于，对书中的两个主角来说，结局是快乐的，或者说她们想要共组未来。这本书还没问世之前，美国小说中的男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者必须为自己的离经叛道付出代价，不是割腕、跳水自杀，就是变成异性恋（书上是这么说的），或者坠入孤独、悲惨而且与世隔绝这种等同于地狱的沮丧境地。好多读者来信里都附有这样的讯息：“您的书是这种主题的作品里面，第一个有快乐结局的！我们这种人，并不是一定得自杀不可，我们有很多人都过得很好。”还有其他人说：“谢谢您写出这样的故事，有点像我自己的故事……”另外有人说：“我今年十八岁，住在一个小镇里，觉得很寂寞，因为我无法向任何人诉说……”有时我会回信建议来信的人搬到大一点的城市，才可以遇到比较多的人。就我印象所及，男人的来信和女人一样多，我认为对我的书来说这是个好现象。结果证明我的看法正确。多年以来，一直有读者就这本书来信，即使到现在，有个读者每年还是会寄一两封信过来。这本书是我极为独特的创作。我的下一本书叫做《闯祸者》，希望不要因此又被贴上标签了。喜欢贴标签的是美国的出版商。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卡罗尔

The Price of Salt

[1] 如作者所言，本书原名为《卡罗尔》，后更名为《盐的代价》出版。本次简体中文版经权利人许可，重新以《卡罗尔》作为书名出版。

第一章

法兰根堡员工餐厅的午餐时间已经到了最热闹的时刻。

餐厅里的长桌上已经没有任何空间，但抵达餐厅的人却越来越多，等在收银机旁的木头栅栏后方。已经点好餐的人端着盘里的食物在桌子间来回游走，想找一个可以塞进去的空间，或是有人要离开的位置，但每个座位上都有人坐着。餐盘声、椅子声、人声、穿梭的脚步声，以及墙上毫无装饰的餐厅里十字转门哗啦哗啦的声响，仿佛是一台大机器发出的嘈杂声。

特芮丝紧张地吃着午餐，眼前有本印着《欢迎来到法兰根堡》的小册子，正靠在糖罐子上。上礼拜员工训练的第一天，她就已经读完了这本厚厚的册子。但现在身旁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读，而在员工餐厅里，她又觉得有必要专注于某件事情。因此，她又读了一遍假期福利的条款：凡是在法兰根堡工作满十五年的人，就有三周的假期。她吃着她那盘热腾腾的每日特餐，一片灰色的烤牛肉，配着一球上头淋着褐色肉汁的马铃薯泥，一堆豌豆，还有一小纸杯的辣根酱。她试着想像在法兰根堡百货公司工作十五年之后会是什么景象，但就是想不出来。小册子上写着“工作二十五年的员工可获得四周假期”。法兰根堡也有营地供夏季和冬季的度假者使用。她想，他们也应该设座教堂，或是接生小宝宝的医院。这家公司实在太井然有序了，就像监狱一样。她偶尔会惊觉，自己已经是其中一分子了。

她很快地翻着书页，瞥见跨页的粗黑字体：“你是不是法兰根堡的好员工？”

她的目光横越过餐厅，望向窗子，脑里想着其他东西。她想着在萨克斯百货公司看到的那件红黑相间的挪威毛衣，样式很美，如果找不到比先前看到的二十元皮夹更好看的产品，那么圣诞节的时候她就要把这件毛衣买下来，当成礼物送给理查德。她想到下周日有可能和凯利一家开车到西点去看曲棍球赛。餐厅那头的方形大窗子看起来像谁的画呢？像蒙德里安的画。[1]窗角的小方形部分开着，迎向白色的天空，没有鸟儿飞进飞出。发生在百货公司里的一场戏应该搭配什么样的场景？她又回到那个问题了。

理查德曾经告诉她：“小芮，你跟别人都不一样。你确信你在那里做不了多久就会离开，但其他人却没这么想。”理查德说她隔年夏天人就会在法国，有可能吧。理查德希望她跟他一起去，其实也没有什么事会阻止她跟他一起去。理查德的朋友菲尔·麦克艾洛伊也写信告诉他，下个月他就有可能帮特芮丝找到剧团的工作。特芮丝还没见过菲尔，但她不太相信他能帮她找到工作。她从九月开始就找遍了纽约，后来又重新找了好几次，但什么也没找到。谁会在冬天过了一半的时候，雇用一个刚开始实习的舞台设计师？隔年夏天好像也不太可能和理查德一起去欧洲，陪他坐在露天咖啡厅里，和他在阿尔勒散步，找寻凡·高画过的地方。她和理查德不可能巡回一个又一个城镇作画。这几天她开始在百货公司上班之后，一切看来又更加不可能了。

她知道店里到底是什么让她心烦，就是那种她根本不想告诉理查德的事，就是这家百货公司使得长期困扰她的事更加恶化，那些没有意义的活动、没有意义的琐事，正在阻拦她，不让她做她想做的事，或者她可能去做的事。也就是那些现金袋、外套寄放、打卡钟这类的繁复程序，让员工无法发挥工作效率。那种人与人之间彼此无法接触，而且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平面上的感觉，使得每个人的生活内涵，无论是意义、讯息还是关爱，都无法传达出来。因此她想起了在桌上、在沙发上的交谈，彼此的话语似乎都围绕着宛若一池死水的事物打转，从未触及真正动人心弦的事。就算有人想要拨弄那条心弦，但只要看着一张张躲藏在面具底下的脸孔，发表连自己也不相信的陈腔滥调，到最后甚至无人怀疑这些话是假的了。还有寂寞，在同一家店日复一日看着同样的脸孔，更增添了寂寞。她应该可以对这几张脸孔说话，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也可能永远无法这样做。那些脸孔不像经过的公车上似乎要倾诉些什么的脸孔，至少公车上的那些脸孔看过一次后就无缘再见。

每天早晨站在地下楼层等待打卡的队伍中，她会下意识地区分正式员工和临时员工，她会思考为何自己恰巧落脚此地（当然，她回复了一则应征广告，但这并没有解释命运的安排），还有如果没有了舞台设计工作，她的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她的人生之路乖舛，已经十九岁了，一直感到彷徨无助。

“你一定要学着信任别人，特芮丝，要记住这一点。”艾莉西亚修女常这样告诉她，而她也尽量照着去做。

“艾莉西亚修女。”特芮丝小心地低声念出这个名字，那几个辅音的音节让她感到安慰。

特芮丝又坐直起来，拿起叉子，清洁小工已经朝她这个方向过来了。

她仿佛可以看到艾莉西亚修女的脸孔，那是一张被阳光照到时，会显得瘦削而略带红色的脸孔，她也记得修女浆过的蓝色衣服上胸前的起伏之处。艾莉西亚修女瘦削的巨大身影出现在大厅的一角，就在食堂里面上了珐琅的白桌之间；艾莉西亚修女无所不在，她细小的蓝色眼睛总能在一大堆女孩中把她认出来。特芮丝知道，修女对她另眼相看，认为她与众不同，但修女粉红色的薄唇总是抿成一条直线。她回想起自己八岁生日那天，艾莉西亚修女不发一语，交给她一副包在薄纸里面的线织绿手套。修女面无表情，直接把手套交给她。她也回想起艾莉西亚修女同样抿成一条线的嘴巴，告诉她要多加油才能通过算术课。她的算术合不合格，其他人又有谁会在意？后来艾莉西亚修女远赴加州，多年来特芮丝还一直把那副绿手套放在学校置物柜的最底下。白色的薄纸已经皱成一团，花纹也早就磨平了，就像陈旧的布料一样。但她依旧没有戴过那副手套。最后，手套就小到戴不下了。

有人移动了糖罐子，本来立着的小册子倒了下来。

特芮丝看着那双横过来的手，是一双臃肿的、上了年纪的女人的手。那双手一面搅拌着咖啡，一面颤抖而急切地要切开卷饼，贪婪地将盘里的褐色肉汁厚厚地涂上半块卷饼，而那个盘子就和特芮丝的一模一样。女人手上的皮肤皱裂，指关节的皱纹里面夹藏着污渍，但右手戴了个显眼的银底座戒指，上面镶着澄澈的绿宝石，左手则戴了金色婚戒，指甲边还留有红色指甲油的痕迹。特芮丝看着那只手用叉子舀起一堆豌豆，她连看都不用看就猜得出那张脸会是什么样子。那张脸就和所有法兰根堡五十岁女性员工的脸一样，受到无止境的疲惫和恐惧的摧残，镜片背后的眼睛形状已经扭曲了，或者变大，或者缩小。双颊涂着腮红，但腮红擦不亮肤色的灰暗。特芮丝甚至无法定睛去看这张脸。

“你是新来的，对吧？”那声音在一片嘈杂声中显得尖锐而清晰，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甜美。

“对。”特芮丝边说边抬起头。她记得这张脸。就是那张脸上疲惫的神色让她看到所有其他同样疲惫的脸孔。特芮丝见过这个女人，有天傍晚六点半，她从夹层楼面走下大理石阶梯，当时店里已经空了。女人用手扶着大理石的栏杆，想要减轻肿胀双脚的负担。当时特芮丝想：这个女人没生病，也不是乞丐，她只是在这里上班。

“适应得还好吧？”

然后那女人对着特芮丝笑了，眼睛下方和嘴边都有可怕的皱纹。其实她的眼神充满生气，而且颇为温柔。

“适应得还不错吧？”她们周围夹杂着哇啦哇啦的说话声和当啷当啷的碗盘声，所以女人重复问了一次。

特芮丝润了润嘴唇，“还好，谢谢你。”

“喜欢这里吗？”

特芮丝点头。

“吃完了吗？”有个围着白围裙的年轻人，蛮横地想用拇指夹起那女人的碟子拿走。

女人颤抖地做了个手势把他打发走。她把碟子拉近一点，碟子里装着罐装的切片桃子。切片桃子就像黏滑的小橙鱼，每次拿起汤匙时，一片片桃子都滑到汤匙的边沿掉回去，除了女人吃下去的那口。

“我在三楼的毛衣部。如果你有事要问我，”那女人的声音有点紧张和迟疑，仿佛她想要在两人被迫分开之前，赶快把讯息传递出去，“找时间上来跟我聊聊天。我是罗比谢克太太，露比·罗比谢克太太，五四四号。”

“非常感谢。”特芮丝说。突然间那女人的丑陋消失无踪，因为她眼镜后面的红褐色眼睛温柔可亲，而且对特芮丝展现了关切。特芮丝可以感到自己的心在跳，好像这颗心突然活过来了一样。她看着女人起身，然后看着她矮胖的身躯移动开去，消失在栅栏后等待的人群里。

特芮丝没有去找罗比谢克太太，但每天早晨八点四十五分左右，员工三五成群走进大楼时，她总会找寻她的身影，也会在电梯和餐厅里寻觅她的踪迹。特芮丝从来没有看到她，但在店里有个目标可以找寻，还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整个世界好像也因此大为改观。

每天早晨到七楼上班时，特芮丝都会稍停片刻，看着一列玩具火车孤零零地放在电梯旁的桌子上。这列火车并不像玩具部后面地板上奔驰的火车那般又大又精巧，但这列火车小小的部件当中，自有一股愤怒的气焰，是大火车望尘莫及的。小火车绕行在封闭的椭圆轨道上，展现出愤怒和挫折，让特芮丝为之着迷。

“呜！呜！”火车呼啸而过，莽撞地钻入混凝纸浆制成的隧道，发出“呜！呜！”的声响，出隧道时又发出同样的声音。

早上她踏出电梯，还有晚上下班时，那列小火车总是在奔驰着。她觉得它对每天启动它的那只手下了诅咒。无论是在弯道时火车头的拉动，还是在直行时火车的横冲直撞，她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暴君狂乱而漫无目的地奔驰。火车头牵引着三节卧车车厢，车窗里面还能看到小小的人形身影。再后面是一辆敞顶的货车，载着真正的小木头，另一辆货车车厢上载着假煤炭，最后是一节守车，跟着整列飞奔的火车快速奔驰在弯道上，就像小孩拉住母亲的裙子一般。火车好像是某样因监禁而发了疯的东西，又像早已没了生命、永远不会磨损的东西，就像中央动物园里优雅的、脚步轻快的狐狸。这些狐狸用繁复的步伐，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环绕着笼子打转。

今天早上，特芮丝很快就从玩具火车那里离开，朝着她工作的洋娃娃部门走去。

九点零五分，偌大的玩具部有了生命。长桌子上罩着的绿布幔拉开了，电动玩具开始朝空中丢球，然后接球；射击场发出爆裂的声响，靶子开始旋转。谷仓动物的那张桌子上充斥着嘎嘎、咯咯、驴鸣的声音。在特芮丝背后，大锡兵无趣的“啦嗒嗒嗒”的鼓声已经开始，锡兵的脸上充满斗志，整天面对着电梯打鼓。美术品及手工艺品的那张桌子散发出一股黏土的清新味道，令她想起小时候学校的美术教室，也想起校园内地窖的味道。据说那地窖真的曾是某人的墓穴，特芮丝以前还曾把鼻子伸过铁栏杆去闻。

洋娃娃部门的负责人是亨德里克森太太，她正把洋娃娃从货架里拉出来，把它们的腿一一张开，摆在玻璃柜台上。

特芮丝跟马尔图奇小姐打了声招呼，马尔图奇小姐站在柜台后面，专心数着钱袋里的纸币和硬币，所以她只能在有节奏的数钱点头动作之外，对特芮丝深深点了个头。特芮丝从自己的钱袋里点了二十八张五十元的纸币，把这个数字记在一张白纸上，放在出货收据信封里，然后依面额把钱放在收银机中的格子内。

此刻第一批顾客已从电梯里拥了出来，他们犹豫了一会儿，脸上带着困惑而又有点惊讶的表情，很多人发现自己身在玩具部时，都会露出这种表情。然后他们很快就往各处散开了。

“你们有没有会撒尿的娃娃？”一个女人问她。

“我想要买这个娃娃，但有没有穿黄衣服的？”一个女人边说边把一个洋娃娃推过来，然后特芮丝转过身去，从货架上取下那女人要的娃娃。

特芮丝注意到那女人的嘴巴和脸颊，很像自己的母亲，凹凸不平的脸颊隐藏在深桃红色的脂粉之下，间隔在双颊当中的，是一个布满垂直皱纹线条的红色小嘴巴。

“这款洋娃娃都是同样大小吗？”

这里用不着推销技巧。每个人都想要买个娃娃当圣诞礼物，什么娃娃都行。在这里上班，只需要弯腰，抽出盒子，找出棕色眼睛而非蓝色眼睛的娃娃，以及叫亨德里克森太太拿她的钥匙打开橱窗。除非她相信某个特别的洋娃娃已经没有库存了，否则要亨德里克森太太开橱窗取娃娃，通常她都会做得心不甘情不愿的。因为要做这件事，就要侧身走进柜台后面的走道，把客人购买的娃娃放在包装柜台堆积如山的盒子上面。无论仓储小工多么努力清走包装盒，包装柜台上的东西永远越叠越多，而且不断塌下来。柜台这里很少有孩子过来，圣诞老人自然会把洋娃娃送到小孩手上，一张张急切的面孔和张牙舞爪的手，就在此地代表着圣诞老人。一般来说，那些穿着貂皮大衣的女人最傲慢，一出手就买最大、最贵的娃娃，那种有真人头发以及替换衣裳的娃娃。但特芮丝心想，在这些女人冷酷粉妆的脸孔底下，可能仍存有某些善意吧。穷人心中肯定有爱，因为他们耐心等待着轮到自己，小声询问某个洋娃娃的价格，然后摇摇头遗憾地离去。一个不过十英寸高的洋娃娃，索价要十三元五毛。

“拿去吧！”特芮丝想这样对他们说，“真的太贵了，但我可以送给你。法兰根堡不在乎这个娃娃的。”

但穿着廉价外套的女人，还有蜷缩在破旧围巾下的羞怯男人早就已经离开了，朝着电梯走回去，遗憾地看着其他柜台。如果客人的目的是来买娃娃，那他们就不会想要买其他东西。娃娃是一种特别的圣诞礼物，几乎可以说是有生命的、仅次于婴儿的东西。

很少有小孩来这里。但有时候偶尔会出现，通常是小女孩，极少数的情况是小男孩，爸爸或妈妈紧紧握住他们的手。特芮丝会拿出她自己认为小女孩喜欢的洋娃娃给孩子看，她很有耐心，最后总有某个娃娃会改变小孩脸上的表情，一时间让人真的想要相信洋娃娃的目的就在于此。而通常这也就是小孩子带回家的洋娃娃。

有天傍晚下班后，特芮丝在对街的咖啡和甜甜圈店里看到罗比谢克太太。特芮丝常在回家前先到甜甜圈店买杯咖啡。罗比谢克太太坐在甜甜圈店的后面，那个长长的弧形柜台尾端，正把一个甜甜圈浸到一大杯咖啡里。

特芮丝朝她的方向硬挤过去，穿过一大堆女孩、咖啡杯和甜甜圈。她走到罗比谢克太太的手肘边，一边喘气一边说：“你好。”然后她面向柜台，好像她只是来这里喝咖啡的。

“你好。”罗比谢克太太开口了，但她的语调如此冷漠，粉碎了特芮丝的整个世界。

特芮丝不敢再看罗比谢克太太一眼，可是两人的肩膀却紧紧贴在一起！特芮丝的咖啡喝了一半，罗比谢克太太才无精打采地说：“我要搭独立线的地铁。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挤得出去呢。”她的语气呆板，与那天在餐厅里完全不一样。现在她就像特芮丝那天看到的，那个爬下阶梯的驼背老女人一样。

“我们可以出去的。”特芮丝用安慰的口吻这么说。

特芮丝也要搭独立线地铁，于是她们两人强挤到门口。在地铁入口，她和罗比谢克太太挤入缓缓移动的人潮中，逐渐被吸进了人群，最后无可避免地下了楼梯，就像一小块漂浮的垃圾进入排水管中。罗比谢克太太住在第五十五街，第三大道的东侧，但两人都在莱克辛顿大道站下车。罗比谢克太太走进一家熟食店买晚餐，特芮丝也跟了进去。虽然特芮丝大可为自己买点东西当晚餐，但有罗比谢克太太在，她觉得自己就是没办法这么做。

“你家里有东西吃吗？”

“没有，我等一下会去买东西。”

“那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吃？反正我都是一个人。来吧！”罗比谢克太太说完耸了耸肩，仿佛邀请特芮丝这件事比微笑还简单。

特芮丝想要婉拒的冲动只维持了一会儿。“谢谢你，我很乐意。”然后她看到柜台上用玻璃纸包着的水果蛋糕，看起来像咖啡色大砖头，上面加了红樱桃，于是买下来送给罗比谢克太太。

那栋房子跟特芮丝的家很像，但建材是赤褐石的，颜色深得多，也暗得多。走廊完全没有灯光，罗比谢克太太打开三楼走廊的电灯时，特芮丝发现那栋房子其实不太干净。罗比谢克太太的房间也一样，床也没有铺好。特芮丝不禁想，罗比谢克太太起床时，是否和上床前一样疲累。罗比谢克太太从特芮丝手中接过来一袋杂货，继续拖着脚走到小厨房，留特芮丝一个人在房间里站着。特芮丝认为，既然罗比谢克太太回家了，没有外人看得到她，她就能允许自己表现出真正疲累的模样。

特芮丝不太记得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她已经忘了之前的对话内容，当然那场对话也无关紧要。事情是这样的，罗比谢克太太怪异地从她身旁走开，仿佛陷入出神的状态，突然间就不再说话了，反而开始喃喃低语，平躺在没有整理过的床上。罗比谢克太太持续低语，带着一抹歉意的浅笑，可怕又丑陋的粗短身材有着突起的大肚子，她怀抱着歉意而倾斜的头仍然有礼地看着她。就因为这样，特芮丝真的快要听不下去了。

“我以前在皇后区自己开过服饰店，很棒、很大的服饰店喔。”罗比谢克太太这样说，特芮丝察觉到一股吹嘘的味道，虽然很讨厌这样，还是忍着听下去。“你知道吗，有小钮扣，V字形状的连衣裙一下子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三五年前……”罗比谢克太太僵硬的手伸展开来，胡乱在腰际比划一番。那双短手都没办法划过身体前半部。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来非常苍老，眼睛底下的阴影也变黑了。“他们把这些衣服叫做卡特琳娜连衣裙。记得吗？就是我设计的，最早是从我在皇后区的店流行出来的。这些衣服好有名。”

罗比谢克太太从床上起来，把靠着墙的箱子打开，一边还一直在说话，然后把一件件材质厚实的深色连衣裙拿出来放在地板上。罗比谢克太太拿起一件石榴红的丝绒连衣裙，上面有白色衣领，还有小小的白色钮扣，在紧身马甲的前面形成一个直往下的V字。

“看吧！我有好多件，都是我做的。其他店都是模仿我的。”她用下巴压住衣服的白色衣领，衣领上面罗比谢克太太那颗丑陋的头可怕地倾斜着。“喜欢吗？我送你一件。过来。过来，试试这件。”

想到要穿这种衣服，特芮丝就觉得恶心。她真希望罗比谢克太太再躺下来休息一会儿，但她还是顺从地起身，仿佛没有自己的意识，朝罗比谢克太太走去。

罗比谢克太太用发抖的、迫切的手把一条黑丝绒连衣裙比在特芮丝身上，突然间特芮丝明白了罗比谢克太太是怎么服务店里的客人的，她就是很快地把毛衣往客户身上套，原因是她已经不会用其他方式来做同样的动作了。特芮丝想起罗比谢克太太说过，她已经在法兰根堡工作了四年。

“还是你比较喜欢绿色那件吗？试试看。”特芮丝犹豫了，她放下衣服，挑了另一件暗红色的。“我卖了五件给店里的女孩，但这件我送你。这些是剩下来的衣服，还是跟得上流行。你比较喜欢这件？”

特芮丝喜欢红色的那件。她喜欢红色，尤其是石榴红，而且她喜欢红丝绒。罗比谢克太太把她推到角落，让她在那里脱掉自己的衣服，把衣服放在扶手椅上。其实她并不想要那条裙子，也不想要人家送给她那件衣服，这让她想起以前在儿童之家收到衣服的情形，穿过的旧衣服。基本上，人们都把她当作孤儿，学校里半数以上的女孩子是孤儿，永远没有从外面得到过礼物。特芮丝脱下毛衣以后觉得全身赤裸。她抓着上臂，那里的皮肤感觉又冷又没有知觉。

罗比谢克太太还在忘情地自言自语。“我一针一线缝的，从早到晚在缝！我底下有四个女孩。后来我的视力变差了。瞎了一只眼，就是这只。你穿上那条裙子。”她还告诉特芮丝她眼睛动手术的事。那只眼睛没有全盲，只是半盲而已，但已经够痛苦的了。青光眼，到现在她的眼睛还在痛。青光眼，还有她的背，她的脚。拇囊肿。

特芮丝知道，她正在倾吐自身遭遇的困境和不幸，好让特芮丝能了解她为何沦落到百货公司工作。

“合身吗？”罗比谢克太太自信满满地问道。

特芮丝看了看衣柜门上的镜子。镜子里显现出一个颀长的身躯，头有点小，轮廓边缘散发着光亮，好像亮黄色的火焰朝下烧到亮红色的双肩。衣服上一个个从上到下的百褶，几乎直到脚踝。这就是童话故事里皇后的衣服，红得比血还深。特芮丝后退一点，拉拉背后松垮的地方，让衣服贴紧她的肋骨和腰部，然后再看着镜中自己深褐色的双眸。自己与自己面对面。那就是她，不是那个穿着乏味格子裙和黄色毛衣的女孩，也不是在法兰根堡洋娃娃部门上班的女孩。

“喜欢吗？”罗比谢克太太问道。

特芮丝端详镜中那张出乎意外镇定的嘴巴，清楚地看见那张嘴巴的形状。她现在不太涂口红了，反正也没人会亲她。她真希望能亲吻镜中的人，让镜中人有了生命，但她还是站着不动，宛若画中的肖像。

“喜欢就拿去吧。”罗比谢克太太有点不耐烦地催促她。她靠着衣柜站在一旁窥伺，看着特芮丝，就像百货公司里的女店员，当女性客户在镜子前试穿衣服的时候，躲在旁边窥伺一样。

特芮丝知道自己留不住这件衣服，她会搬家，这件衣服也会不见。即使她想保住这件衣服，它还是会消失，因为这东西是暂时的，属于当下这一刻。她真的不想要这件衣服，她试着去想像这件衣服放在她家衣柜里，旁边是她的其他衣服。但她无法想像这个画面。她开始解开钮扣，松开衣领。

“你喜欢吧？”罗比谢克太太还是像之前一样很有自信地问。

“对。”特芮丝坚定地承认。

她解不到衣领后面的领扣，要罗比谢克太太帮忙才行。她几乎等不及了，觉得自己快窒息了。她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会非得穿上这样的衣服不可？突然间，她觉得罗比谢克太太和这幢公寓就像一场噩梦，而她才刚发现自己身在噩梦中。罗比谢克太太是地牢里驼背的狱卒，而她则被带来这里受折磨。

“怎么回事？被别针刺到了吗？”

特芮丝张嘴想说话，但她的思绪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的思绪在遥远的地方，在远处的漩涡中；而这漩涡又在这个灯光昏暗的可怕房间里展开，她们两人则在房间中紧张地对峙。此时她的思绪就位于这个漩涡上，她知道她害怕的是那种绝望，而不是其他事情。那种绝望，来自罗比谢克太太病弱的躯体、在百货公司里的工作、箱子里成堆的衣服，也来自罗比谢克太太的丑陋。罗比谢克太太人生的尽头似乎全部是由绝望所组成的。此外还有特芮丝自己的绝望，因为她想要追求的人生和想要做的事情而绝望。若她的一生不过是场梦，那么这样的绝望是真实的吗？这种绝望带来的恐惧，令她想要赶快脱下那条裙子逃跑，免得到时候来不及了，免得枷锁落下来束缚住她。

现在可能为时已晚。就像在噩梦中一样，特芮丝穿着白色衬裙，在房间中颤抖着，一动也不能动。

“怎么了？会冷吗？现在可是很热呢。”

的确很热。暖气嘶嘶作响。房间里有大蒜的味道，有年老的陈腐味道，有药的味道，还有罗比谢克太太身上一股特殊的金属味。特芮丝真希望就这样倒在她放裙子和毛衣的椅子上。她想，或许要是她能躺在自己的衣服上，那就没事了。但她不该躺下来，如果躺下来，她就输了。枷锁就会锁上，她就会和那个驼背的狱卒在一起了。

特芮丝剧烈地颤抖着，突然失去了控制。那是一股寒意，而不只是害怕或疲累。

“坐下。”罗比谢克太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带着令人吃惊的漠然与不耐烦，仿佛她早已习惯了女孩子们在她房里感到晕眩。她干燥的、指尖粗糙的手指也好像从很远之外在压着特芮丝的双臂。

特芮丝在椅子旁挣扎着，她知道自己快要屈服了，甚至也意识到自己深受这样的屈服感所吸引。她倒在椅子上，感到罗比谢克太太拉住她的裙子，把裙子拉下来，但她就是没办法移动。虽然这张椅子暗红色的扶手比她还要高，但她的意识依旧清醒，还是有自由思考的能力。

罗比谢克太太说：“你在店里站太久了。最近的圣诞节都很忙，我在店里忙过四次圣诞假期了。你一定要学着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倚着栏杆走下楼梯，在自助餐厅吃午餐。从肿胀的脚上脱下鞋子，就好像那一群在女更衣室暖气机旁边休息的女人，争夺着一点点暖气机的空间，在上面放报纸，坐个五分钟。

特芮丝的思绪运作非常清楚，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不过她知道自己的目光只是盯着前方，也知道自己想动也动不了。

“亲爱的，你只是累了。”罗比谢克太太说，把一条毛毯覆在特芮丝的肩上。“你需要休息，站了一整天，今晚也都是站着。”

特芮丝想起理查德喜欢的艾略特的一行诗：“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完全不是。”[2]她也想说这句话，却无法翕动嘴唇，嘴巴里好像有种又甜腻又发烫的东西。罗比谢克太太站在她前面，从一个瓶子里挖出一匙东西，然后把汤匙送到她的嘴边。特芮丝顺从地吞了下去，也不管这是不是毒药。她此刻大可以动动嘴唇，可以从椅子上起来，但她不想动。最后，她往后躺在椅子上，让罗比谢克太太用毯子裹住她，假装要睡了。但她一直看着那驼背的身躯在房里游走，把桌上的东西收好，脱下衣服准备上床。她看着罗比谢克太太卸下巨大的蕾丝束腹，还有某种肩带似的东西，绕过她的肩膀，有部分直下到背部。此时特芮丝惊恐地阖上眼睛，用力闭上双眼，直到听见弹簧咯吱咯吱的声音，还有一声长长的呻吟叹息，告诉她罗比谢克太太已上了床。但还没结束，罗比谢克太太伸手去拿闹钟，上了发条，头也没有离开枕头，摸索着要把闹钟放到床边的直背椅子上。在黑暗中，特芮丝隐约看到罗比谢克太太的手臂起起落落了四次，最后才让闹钟找到位子。

特芮丝想，我等十五分钟，她睡着后就离开。

她很疲累，所以她强迫抑制着那股痉挛，那是一股像跌倒一般突发的抽搐，每晚还没上床就会发作，不发作就睡不着。痉挛还没有发作，于是特芮丝估计大概过了十五分钟后，她就穿好衣服，静静地走出门去。毕竟要打开门逃走，是件容易的事。而她也认为这很容易，因为她根本不是在逃走。

[1] 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1872—1944），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

[2] 这是诗人艾略特作品《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当中的句子。

第二章

“小芮，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那个菲尔·麦克艾洛伊？在证券公司上班的那个？嗯，他来了，他说再过几个礼拜，就会帮你找到工作了。”

“真的帮我找到工作了？在哪里？”

“格林威治村要上演一出戏。菲尔要我们今晚跟他见面。等下跟你碰面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详情。我大概再过二十分钟就好了，现在正要离开学校。”

特芮丝往上跑了三段阶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她刚才正梳洗到一半，脸上的肥皂已经干了。她朝下望着脸盆里的橘色毛巾。

“有工作了！”她轻声自语。真是神奇的字眼。

她换好衣服，把一条短银链挂在脖子上，坠饰是旅人的守护圣者圣·克里斯多福，链子是理查德送的生日礼物。她用一点水把头发梳理一下，好让它看来更整齐；柜子里有些粗略的草图和纸板模型，如果菲尔·麦克艾洛伊要看的话，她很快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她可能得说，自己的实务经验不多，但这样说又令她深感挫败。她连实习的经验都没有，只有那次在蒙克莱尔上了两天班，用纸板做了个模型，最后给一个业余团体拿去用。不知道这样能不能算是工作经验。她在纽约修过两门舞台设计的课，也读了很多书。菲尔·麦克艾洛伊这个紧张而忙碌的年轻人，说不定会为了大老远跑来见她而有点生气，她似乎可以听见菲尔遗憾地说她胜任不了。特芮丝转念又想，既然有理查德在场，结果应当不会像她自己面对一样恐怖。打从她认识理查德开始，他不是辞职就是被开除，大概换过五个工作。失业再找工作，对理查德来说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特芮丝想起她一个月前被鹈鹕出版社开除，不禁畏缩了，他们连事前的通知都舍不得给，她猜想自己被辞退的唯一理由，就是当初指派给她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她跑进去跟董事长努斯邦先生说自己没收到通知时，他竟然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通知”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通‘资’？什么啊？”他说得很冷淡，而她立刻转身逃走，担心自己会在他办公室里迸出泪来。理查德的处境比较好，他住在家里，有家人为伴，让他保持心情愉快。对他来说存钱更容易。他在海军服役两年期间，存了大约两千元，一年后又存了一千多元。要加入舞台设计师工会成为初级会员，得花一千五百元，她要多久才能存到这一千五百元哪！在纽约待了将近两年，她只有五百元左右。

“为我祷告吧。”她对着书架上木制的圣母像这么说。木制的圣母像是她房里最美丽的东西，她刚到纽约的第一个月就买来了。她巴不得房里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放这个圣母像，而不是放在丑陋的书架上。现在这个书架就像是用很多水果箱叠起来，然后漆上了红色似的。她想要再买个触感平滑雅致的清漆原木书架。

她下楼到熟食店买了六罐啤酒和蓝纹奶酪。上楼时才想起，本来到熟食店的目的是买肉来当晚餐。她和理查德说好了今晚一起吃饭，计划现在可能要变了，但她又不喜欢去主动改变任何与理查德相关的事情。等她再度准备下楼买肉时，理查德长长的门铃声也响了起来，她按下开门的按钮。

理查德跑步上楼梯，笑着说：“菲尔打来了吗？”

“没有。”她说。

“好。这表示他快来了。”

“什么时候？”

“几分钟后吧。他可能不会待太久。”

“工作听起来真的是确定了吗？”

“菲尔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戏吗？”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需要有人做舞台背景，那为什么不找你呢？”理查德仔细打量她，笑了起来，“你今晚看来好美，别紧张好吗？只是一家在格林威治村的小公司，说不定你的才华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多。”

她把理查德扔在椅子上的大衣挂到衣柜里，大衣底下是一卷他从艺术学校带回来的炭纸。“今天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报告啊？”她问道。

“还好，就是我想在家里做的东西，”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今天请了那个红头发的模特儿，我喜欢的那个。”

特芮丝想看他画的素描，但她也知道理查德可能认为那些作品还不够好。他最早有些画还不错，例如挂在她床上方、用蓝色和黑色画出来的灯塔，是他在海军服役时画的，他那时才刚开始画画。但他的素描不好，而且特芮丝怀疑他可能永远不会进步了。他褐色的棉裤上有只膝盖沾满了炭污；红黑格子衬衫里面穿了件T恤，鹿绒皮鞋让他宽大的双脚看起来像奇形怪状的熊掌。特芮丝想，他看起来比较像伐木工人或某种职业运动选手，她可以轻易想见他手里握着斧头，而非画笔。她看过他拿斧头，那次他在布鲁克林家里的后院砍木头。如果他不能向家人证明他的绘画事业有进展，很可能今年夏天他就必须到他父亲的桶装瓦斯行上班，按照父亲的愿望，在长岛开一家分店。

“你这礼拜六要上班吗？”她问道。她仍然很怕谈到工作的事。

“希望不要。你有空吗？”

她现在才想起来自己没有空。“我礼拜五有空，”她感到无能为力，“礼拜六要上班到很晚。”

理查德笑了起来。“这是个阴谋。”他执起她的手，把她的双臂环绕在自己的腰上，目光不断在房里搜索。“还是礼拜天？我家人问你能不能出来吃晚餐，我们不必待太久。我可以借一辆卡车，我们下午先开到别的地方去玩。”

“好啊。”她和理查德都喜欢这样，坐在大大的卡车上，爱开到哪里都行，自由自在，仿佛乘着蝴蝶飞舞。她把手从理查德的腰际抽回来，环抱着理查德的腰让她感觉很不自然，又有点愚蠢，好像站在那里抱着树干。“我真的有买牛排想要晚上吃，可是放在百货公司里被人偷走了。”

“偷走？放在哪里会被偷走？”

“从我们放手提袋的架子上偷的。我是圣诞节雇来的临时工，没有置物柜可以放东西。”想到这一点她笑了起来，但今天下午她差点就要哭出来了。狼心狗肺的东西，她当时想道，这群狼，偷走一袋该死的肉，就因为袋子里是食物，免费的一餐。她问过所有的售货员，但每个人都否认。亨德里克森太太曾愤怒地说，不可以把生肉品带到百货公司里来。可是如果所有的肉店都在六点关门，那又要怎么办呢？

理查德躺在单人沙发床上。他的嘴唇很薄，唇线不对称，嘴唇有一半往下弯，使得他的脸部表情看起来难以捉摸，有时看来幽默，有时看来苦涩，这种矛盾，就算是他坦率的蓝眼睛也无法加以澄清。他带着嘲弄缓缓地说：“你有没有去楼下的失物招领处找？说你丢了一磅的牛排，寻获者请交还给‘肉丸’这个人。”

特芮丝笑了笑，在小厨房里的架子上到处找。“你以为你在开玩笑吗？亨德里克森太太真的叫我到楼下的失物招领处去。”

理查德爆出大笑，然后站起来。

“这里有一罐玉米，我有买莴苣可以做沙拉，还有面包和奶油。要不要我去买些冷冻猪排？”

理查德伸长了手越过特芮丝的肩头，从架子上拿起黑面包。“这叫面包？这是霉菌。你自己看看，都出现蓝色了，蓝得就像大猩猩的背一样。面包一买来就要吃掉呀！”

“既然你不喜欢……”她从他手上把黑面包拿走，丢进垃圾袋里。“反正这不是我说的面包。”

“那把你说的面包拿来给我看。”

冰箱旁的门铃尖声大作，特芮丝很快按下按钮。

“他们来了。”理查德说。

来者是两个年轻人。理查德介绍说是菲尔·麦克艾洛伊，还有他哥哥丹尼。菲尔不像特芮丝想像的那么高大，看起来既不紧张也不严肃，也不特别聪明。而且理查德介绍他们时，他也不太看特芮丝。

丹尼站着，外套挂在手臂上，特芮丝把他的外套接过来。家里没有多余的衣架来挂菲尔的外套，所以菲尔把又脏又旧的外套扔在一把椅子上，外套有一半垂在地板上。特芮丝端上啤酒、乳酪和饼干，一面听菲尔和理查德的对话，等待着对话的主题会转到工作这件事情上。但两人一直在谈他们上次在肯辛顿见面后发生的事。理查德去年夏天在那里的酒店画了两个礼拜的壁画，菲尔则在那里当服务生。

“你也在戏剧界工作吗？”她问丹尼。

“没有，我不是。”丹尼看起来很害羞，或许是觉得无聊，因为不耐烦而想离开。他比菲尔年纪大，身材也壮硕一点，棕色的眼睛仔细扫过房间里的每样东西。

“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只有导演和三个演员。”菲尔躺在沙发上对理查德这么说。“有个人和我一起工作过，是导演，叫雷蒙·柯特斯。如果我推荐你，你绝对进得去。”他看了特芮丝一眼这样说。“他答应让我演戏里面二哥的角色，那部戏叫《小雨》。”

“喜剧吗？”特芮丝问。

“是三幕喜剧。目前为止你自己做过什么场景？”

“需要多少场景？”特芮丝还没来得及回答，理查德就先问了。

“最多两个，说不定只要一个就过得去了。乔治娅·哈洛伦是主角，去年秋天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演的那出萨特的戏？里面就有她。”

“乔治娅？”理查德笑了起来，“她和鲁迪怎么了？”

他们的话题渐渐导向乔治娅、鲁迪和其他特芮丝不认识的人，特芮丝觉得很失望。她想，乔治娅很可能是理查德的旧情人之一，他以前提过自己有五个旧情人。但是除了西莉雅这个名字之外，其他的名字她一个也记不起来了。

“这是你做的场景吗？”丹尼看着挂在墙上的硬纸板模型问她。特芮丝点头回答，他起身去看模型。

理查德和菲尔谈到了一个欠理查德钱的男人，菲尔说他昨天在圣雷摩酒吧看到那个人。特芮丝想，菲尔拉长的脸和削短的头发，就像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1]笔下的人物；同样的五官却使他哥哥看起来像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可是菲尔一开口，就完全摧毁了这种埃尔·格列柯的联想。他说起话来就像格林威治村酒吧里面随处可见的人一样，那种可能是作家或演员，其实无所事事的年轻人。

“好漂亮，”丹尼说，眼睛还往后盯着其中一个挂着的小塑像。

“是《彼德洛西卡》的舞台模型，[2]展览会的那个场景。”她一面说，一面猜想他是否听说过这出芭蕾舞剧。她想，他的职业说不定是律师或医生，他手指上略带黄色的污渍，但不是香烟的污渍。

理查德说他肚子饿了，菲尔也说他饿坏了，但两人都没有吃摆在眼前的乳酪。

“菲尔，我们再过半小时就该走了。”丹尼又说了一次。

不久后，他们两人起身穿上外套。

“小芮，我们出去吃饭吧。”理查德说，“第二街的捷克餐厅如何？”

“好，”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高兴。她想，就是这样了，工作还没有什么确定的答案。她有股冲动，想问问菲尔这个重要问题，但又没有开口。

在街上，一行人没有往上城走，反而开始往下城去。理查德和菲尔走在一起，只回头看了她一两眼，好像要看看她是否还在。踏上人行道的时候，丹尼挽住她的手臂，也挽着她的手穿过一块块又脏又滑、既非冰也非雪的东西，是前阵子下雪后的留痕。

“你是医生吗？”她问丹尼。

“我是物理学家，”丹尼回答，“在纽约大学修研究生的课。”他对她笑了笑，两人的对话暂停了一阵子。

然后他开口说：“跟舞台设计很不一样吧？”

她点了点头，“很不同。”她想要问他有没有参与原子弹的工作，但又没问出口，毕竟这与她有什么相关呢？“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她问道。

他咧嘴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知道，要到地铁站。但菲尔想先吃点东西。”

他们走在第三大道上，理查德告诉菲尔他们明年夏天要去欧洲。特芮丝跟在理查德后头，像个悬荡着的附着物品一样，感到一阵尴尬，因为菲尔和丹尼一定会以为她是理查德的情人。她不是理查德的情人，理查德也不期待她一定会跟着去欧洲。她认为两人间的关系非常奇特，但有谁会相信呢？根据她在纽约的经验，每个人都和他们约会过一两次以上的人上过床。在理查德之前她曾经跟两个人约会过（安杰洛和哈利），这两人一旦发现她不想跟他们发生关系，就断然离开了她。她认识理查德的那年，她曾试了三四次，想要和理查德发生关系，但结果都不甚理想。理查德说他宁愿等下去，意思是等到她再爱他更深一点。理查德想要娶她，他也说她是他有史以来第一个求婚的女孩。她知道他们前往欧洲之前他还会再向她求婚，可是她对他的爱，还不足以让她嫁给他。但是这趟欧洲之旅的大部分费用会由理查德负责，她也会接受。想到这里，她心中浮起一种熟悉的罪恶感，然后理查德的母亲，桑姆科太太的影像就出现在她眼前，微笑着赞许他们两人，同意两人结婚，但特芮丝却不由自主地摇起了头。

“怎么了？”丹尼问。

“没事。”

“你会冷吗？”

“不会。完全不会。”

但他把她的手臂挽得更紧。她很冷，而且觉得很难受。她知道她和理查德之间存在着一种半悬荡着、半固定着的关系。他们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又没有真正的亲密起来。交往了十个月，她还是不爱他，很可能永远无法爱他；虽然她喜欢他，胜过她以前认识的任何人，当然也胜过任何一个男人。有时她会认为自己爱上了他，早晨起床时目光茫然地盯着天花板，突然想起她认识他，突然想起他的脸因为她展现的善意而闪耀出深情。接下来，这份睡眼惺忪的虚空就被现实填满，想起现在几点了，今天是礼拜几，有什么事情还没做，这些生命中比较实在的东西。但这种感觉和她在书里读过的爱情大不相同，爱情应该是一种充满喜悦的疯狂状态。事实上，理查德的行为举止里也看不见充满喜悦的疯狂。

“噢，每样东西都叫做圣杰曼德佩！”菲尔挥舞着手大叫，“你走之前我会给你几个地址。你会在那里待多久？”

一辆卡车垂着叮当作响的链子，正好在他们面前转弯，特芮丝没听到理查德的回答。菲尔走进第五十三街转角的“莱克的店”。

“我们不一定要在这里吃，菲尔只想在这里停一下。”他们进门时，理查德捏了一下她的肩膀。“今天真棒，小芮，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你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理查德相信今天很棒，特芮丝也想努力体会此时是很棒的一刻。但是稍早接了理查德的电话后她看着脸盆里橘色的毛巾，当时感受到的那份确切感，现在却连想都想不起来了。她靠在菲尔旁边的凳子上，理查德则站在旁边继续和菲尔说话。白瓷砖墙和地板发出的耀眼白光似乎比阳光更明亮，因为这里没有影子。她可以清楚地看到菲尔眉梢每根乌亮的眉毛，还有丹尼手中没点燃的烟斗上面粗糙的斑点。她可以看到理查德手上的细纹，他的手软绵绵地从外套袖子里伸出来；看到理查德柔软、颀长的身体和他的手产生的不协调的对比。他的双手很厚，肉乎乎的，不管是拿盐罐或提起手提箱的把手，两手都呈现出同样不协调及僵硬的动作；她想，就算在抚弄她的头发时也一样。他的手掌非常柔软，好像女孩子的手一样，而且有点湿润。最糟的是，即使他花时间梳妆打理，他还是会忘了把指甲清一清。特芮丝已经跟他说过好多次这件事了，但她觉得要是再说下去，就会激怒他了。

丹尼正在观察她。她看着他若有所思的双眼好一会儿，随后才把眼神移开。突然间，她明白自己为何想不起来稍早的那份确定感，因为她根本不相信，光靠着菲尔·麦克艾洛伊的推荐，她就能找到工作。

“你在担心那份工作吗？”丹尼就站在她旁边。

“没有。”

“不要担心，菲尔会告诉你一些小诀窍。”他把烟斗柄插进嘴巴，似乎要准备说些其他事情，但又转过身去。

她心不在焉地听着菲尔和理查德的对话，他们在谈船期订位的问题。

丹尼说：“对了，我住摩顿街，距离黑猫剧院只有几条街，菲尔也和我住在一起。你找个时间过来一起吃午餐，好吗？”

“非常谢谢你，我很乐意。”但她想，这不太可能，不过他人真好，竟然愿意开口邀请。

“你觉得怎么样，小芮？”理查德问，“三月去欧洲会不会太早？最好早点去，免得等到那里挤满了人。”

“三月听起来还好，”她说。

“我们一定会去，是吧？就算我学校的学期还没有结束，我也不管。”

“对，一定会去。”说得容易。要相信这一切很容易，不相信这一切也同样容易。但如果这都是真的，如果真的有这份工作，如果这出戏会成功，而且她能带着至少一项成就去法国……突然间特芮丝把手伸向理查德的手臂，握住他的手。理查德非常诧异，话说到一半就突然停下了。

隔天下午，特芮丝拨了菲尔给她的剧团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一个听起来很有效率的女孩，柯特斯先生不在那里，但他们已经从菲尔·麦克艾洛伊那里听说过她，把职位保留给她了。她可以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上班，周薪五十元。如果她愿意，她可以先过来给柯特斯先生看看自己的作品，但既然麦克艾洛伊先生如此大力推荐，带作品过来也就不是必要程序了。

特芮丝打电话给菲尔谢谢他，但没人接电话。她写了一张字条留给他，由黑猫剧院转交。

[1] 埃尔·格列柯（El Greco，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的重要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出生在克里特岛，习惯将自己的全名以希腊文签署在作品上。

[2] 俄国作曲家史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作品。

第三章

罗柏塔·华尔斯是玩具部最年轻的主管，她在早上刚上班后的慌乱时刻里，短暂停下来小声告诉特芮丝：“这个二十四块九毛五的手提箱如果今天不卖掉，礼拜一就会打折出清，那我们部门就会损失两元！”罗柏塔对着柜台上咖啡色的硬纸板手提箱点点头，把自己手上一堆灰色的盒子塞到马尔图奇小姐的手里，又匆忙走掉了。

长长的走廊那头，特芮丝看着那些女售货员纷纷让路给罗柏塔。罗柏塔奔走在柜台间，在这个楼层到处跑，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都是这样。特芮丝听说罗柏塔又想推动另一次促销活动了。她戴着像小丑一样的红色眼镜，而且和其他女孩不一样的是，她老是把绿色制服的袖子卷起来到手肘上面。特芮丝看到她敏捷地穿过走廊，拉住亨德里克森太太，激动地传达了某个讯息，还带着手势呢。亨德里克森太太点头同意，罗柏塔则拍了她的肩膀表示彼此友好。特芮丝的妒意隐约而生。虽然她一点也不喜欢亨德里克森太太，甚至讨厌她，但还是会嫉妒。

“你们有会哭的布娃娃吗？”

特芮丝不知道库存里有这种娃娃，但那个女人确定法兰根堡百货公司有这种商品，这是她在广告上看到的。特芮丝到处找，再拉出一个箱子，这里没有的话就真的没有了。

“你在‘召’（找）什么？”桑提尼小姐问。桑提尼小姐感冒了。

“会哭的布娃娃。”特芮丝回答。桑提尼小姐最近对她特别客气，令特芮丝想起了被偷走的肉。但现在桑提尼小姐只是扬起眉毛，嘟着发亮的下唇，耸了耸肩，然后就走掉了。

“布的？有马尾？”马尔图奇小姐看着特芮丝。她是个纤细的、头发散乱的意大利女孩，鼻子像狼一样长。“别让罗柏塔听到。”马尔图奇小姐边说边四处张望。“别让任何人听到，那些娃娃在地下层。”

“噢！”楼上的玩具部正与地下层的玩具部激烈竞争，公司的策略是迫使顾客跑到七楼买东西，因为七楼的东西比较贵。特芮丝回答那个女人说，娃娃在地下层。

“试着把这东西卖掉。”戴维斯小姐经过时对她说，用涂了红色指甲油的手拍了一个压扁的仿鳄鱼皮手提箱一下。

特芮丝点点头。

“有没有一种腿能撑起来的娃娃？那种能站的娃娃？”

特芮丝看着那位中年女性，那女人的拐杖把她的肩膀撑得老高，她的脸和其他经过柜台人的脸都不一样，很柔和，眼中有一种万事了然于心的感觉，仿佛真的可以看透她所注视的事情。

“这个太大了。”特芮丝拿出一个娃娃给她看时，她这么说：“不好意思，你们有小一点的吗？”

“应该有。”特芮丝顺着走道往前去拿货，却发现那女人拄着拐杖跟着她，绕过挤在柜台前的人群，省得她带着娃娃走回来。突然之间，特芮丝希望无止境地努力下去，希望找到那个女人想要的娃娃。但她找到的娃娃也不太对，没有真的头发。特芮丝跑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到款式相同又有真发的娃娃，娃娃翻身的时候甚至还会哭，正是那个女人要买的娃娃。特芮丝小心翼翼地把娃娃放在新盒子里，放在一层全新的薄纸上。

“太好了，”那女人一再说着，“我要把它寄给在澳洲当护士的朋友，我护校的同学，所以我做了一件和我们学校一样的小制服给它穿。太感谢你了。祝你圣诞快乐！”

“也祝你圣诞快乐！”特芮丝笑着说。这是她第一次从客人那里听到“圣诞快乐”。

“贝利维小姐，你休息过了吗？”亨德里克森太太语气尖锐地问她，仿佛像在斥责她。

特芮丝还没有休息过。她从包装柜台下的架子里拿出笔记本和她正在读的小说。那本小说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是理查德一直叫她读的书。理查德说，他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读过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书，却没有读过乔伊斯的作品。理查德和她聊到书的时候，让她觉得有点自卑。她虽然在学校里读过不少书，但她现在才明白，学校里天主教圣玛加利会所负责的图书馆藏书范围其实和天主教关系并不深，里头还收藏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家作品，例如格特鲁德·斯泰因。

大型的搬货推车挡住了员工休息室的通道，推车上的盒子堆得老高。特芮丝等在那里准备通过。

“小妖精！”推车后的一个男孩对她大喊。

特芮丝脸上泛起浅浅的微笑。这外号很傻，即使是在地下层的寄物处，他们也整天对她喊“小妖精”。

“小妖精，在等我吗？”在搬货推车的成堆货物上，粗哑的声音再度响起。

她走过通道，躲过一辆上头载着一个店员、向她疾驶而来的推车。

“不准吸烟！”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喊。那是一个主管快要大发雷霆的咆哮声。特芮丝前面那些抽烟的女孩把烟圈吹进空中，躲进女厕，一面还大声说：“他以为他是谁？法兰根堡先生？”

“呦嚯！小妖精！”

“小妖精，偶子（我只）是在打花（发）时间！”

一台运货推车从她面前滑过去，她的脚撞到推车的金属边。她继续往前走，并没有往下看自己的脚，疼痛开始加剧，好像一场缓慢的爆炸。她继续走入混乱的场面中，里面充斥着女人的声音，还有女性身体及消毒水的味道。血流到她的鞋子上，她的袜子撕开了个不规则的破洞。她把破掉的皮肤压回去，觉得不太舒服，靠着墙，握住一根水管。她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听着镜子旁那些女孩子杂乱的声音。然后她沾湿卫生纸擦拭袜子，直到红色的痕迹消失。但血一直冒出来。

“没关系，谢谢。”有个女孩弯下腰来看是什么情况，她对那女孩说没关系，那女孩就走了。

最后，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只好从贩卖机里买一条卫生棉。她用了卫生棉里面的棉花，拿纱布绑在脚上。然后，该回柜台上班了。

她们的眼睛同时交会，特芮丝从她正在打开的盒子抬头往上看，那个女人正好转过头来，直接看着特芮丝。她高挑美丽，修长的身子优雅地穿着一件开襟毛外套，一只手插在腰上。她的眼睛是灰色的，虽没有散发出光泽，却睥睨一切，仿佛打了光或着了火一样，令特芮丝目不转睛。她听到前面的客人正重复问着一个问题，但特芮丝就站在那里，一言不发。那女人也用一种着了迷的表情看着特芮丝，仿佛只有一半的思绪是放在她想买的东西上。虽然两人间还有好几个售货小姐，特芮丝还是很肯定她会走向自己。然后特芮丝看见她缓缓走向柜台，那女人越来越近，特芮丝听到自己的心跌跌撞撞地想追上流逝的每一分钟，脸也发烫了起来。

“可以把那个小行李箱拿给我吗？”女人问道，然后靠着柜台，透过玻璃柜面往下看。

饱经磨损的行李箱躺在几英尺外。特芮丝转过去，从一堆东西下方拿出一个箱子，没开过的全新箱子。她站起来时，那女人用平静的灰色眼睛看着她。特芮丝既不能直视那双眼睛，也无法逃开。

“我喜欢那个，可是那个不是卖的吧？”她一边说话，一边点头指向特芮丝背后展示橱窗里的棕色行李箱。

她的眉毛是金黄色的，在她的额头上刻出一个弯。特芮丝认为她的嘴巴和眼睛一样充满智慧，而她的声音就像她的外套一样圆润柔和，而且不知什么原因，感觉充满秘密。

“可以买啊。”特芮丝说。

特芮丝跑到储物间找钥匙。钥匙就挂在门内的钉子上，除了亨德里克森太太以外，谁都不能碰钥匙。

戴维斯小姐看到她，倒抽了一口气。但特芮丝说：“我需要钥匙。”然后就走出去了。

她打开橱窗，把行李箱拿下来，放在柜台上。

“你真的能把这个展示用的行李箱卖给我？”她笑了笑，仿佛她已经了解了。她语气轻松，两只手肘撑在柜台上，细看着手提箱。“他们很生气吧？”

“没关系。”特芮丝说。

“好，我喜欢这一点。货到才付款。衣服呢？这些衣服和行李箱是一套的吗？”

小行李箱里面有玻璃纸包好的衣服，上面还有价格标签。特芮丝说：“不是，这些衣服是分开卖的。如果你想买娃娃的衣服，服装部卖的比我们这里更好。服装部就在走廊对面。”

“噢！圣诞节之前可以送货到新泽西吗？”

“可以，礼拜一就会到了。”特芮丝想，如果送不到，她会亲自送去。

“H·G·爱尔德太太。”那女人轻软、独特的声音这么说。特芮丝把她的名字写在绿色的送货单上。

那个名字，那个地址，还有那个小镇，出现在铅笔尖下，就像特芮丝永远不会忘记的秘密，永远铭刻在她的记忆里。

“你不会写错吧，嗯？”那女人这样问。

特芮丝首次留意到那女人的香水味。她没有回答，反而摇摇头。她往下看着那张送货单，小心翼翼地把各项款项填好，心全期盼那女人会继续说：“你真的这么高兴认识我吗？那我们再见一次面好吗？我们今天一起吃午餐好吗？”她的声音一派轻松，好像她真的会说出这些话似的。但她说了“不会写错吧”之后，就没再说话了，没有说话去解除新手售货员特芮丝的羞愧感。新手是因为圣诞节的销售潮才受雇，欠缺经验又容易犯错。特芮丝把货单给她签名。

接着那女人把手套从柜台上拿起来，转身慢慢走开，特芮丝看着她越走越远。她在毛皮大衣下的脚踝苍白纤细，穿着黑色的鹿绒皮高跟鞋。

“你开了一张货到收款的订单？”

特芮丝盯着亨德里克森太太丑陋而空洞的脸。“是的，亨德里克森太太。”

“你难道不知道应该把上面那一联交给客人？你怎么能肯定货到的时候客人愿意认账取货？客人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可以。”那个女人就在十英尺开外，刚穿过娃娃服装柜台的走道。特芮丝手上拿着绿色的货单迟疑了一下，然后绕过柜台，强迫自己走上前去。她的外表、蓝色旧裙子、棉质工作制服（她没分发到标准的绿色制服），还有令人尴尬的平底鞋，都令她感到困窘。还有那条可怕的绷带，血迹可能又渗出来了。

“我应该给你这张。”特芮丝把小纸条放在那个女人的手边，她的手就放在柜台上。然后特芮丝转身走开。

特芮丝回到柜台，面对装着袜子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拉出来，然后归位，好像要找什么东西一样。特芮丝一直等着，等到那女人处理完她在那边柜台的事情，离去了为止。她意识到消逝的时间，这些时间是找不回来的，快乐也是找不回来的，在最后那几秒钟里面，她大可以转头看看那张可能再也看不到的脸。她怀着恐惧，隐约意识到另一种声音，那是柜台边客户所发出的熟悉的声音，永不休止的声音，吵嚷着要她的协助。还有低鸣的小火车的呜呜声，一阵一阵的声音正包围着她，阻隔在她和那个女人中间。

等她再度转头时，却又直接注视到那双灰色的眼睛。那女人正朝她走过来，仿佛时间倒转。她再次温柔地靠在柜台上，比手势要求看一个娃娃。

特芮丝拿下娃娃，放在玻璃柜台上，发出铿啷的声音。那女人看着她。

“应该不会破掉吧。”那女人说。

特芮丝笑了笑。

“好，我也要这个。”她用平缓的声音说，在一片嘈杂中，寂静环绕着她们。她再次把姓名和地址写给特芮丝，特芮丝从她嘴里缓缓接收到信息，仿佛自己还没有牢记于心一样。“圣诞节之前真的可以送到吗？”

“最晚是礼拜一送到。圣诞节前两天。”

“很好。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紧张的。”

特芮丝绑紧了原来系在娃娃盒子上的结，那个结不知什么缘故松开了。“不会吧。”她这么说。她极度尴尬，没有什么好说的，于是她在那女人眼前把结绑起来。

“真是份烂工作，对不对？”

“对。”特芮丝绕着白色的线，折好货到付款的货单，然后用一根别针固定住。

“所以原谅我一直啰唆到货的时间。”

特芮丝看着她，又有一种两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她愿意向特芮丝透露一切，然后她们可以一起大笑，了解彼此。“你没有啰唆，但一定会准时送到。”特芮丝的目光穿过走道，看到那女人先前所站的位置，然后又看到绿色的小纸片仍然在柜台上。“你真的该把那张货到付款的单子收好。”

那女人的眼睛现在也随着她的笑容而改变了，燃起了灰色又不带光泽的火焰，特芮丝几乎以为自己能够想起曾在哪里见到过。“以前就算没有那些货单，东西还是收得到，我从来没有保留过这些货单。”她弯下腰去签第二张货单。

特芮丝看着她离去，脚步就像她来的时候一样缓慢；看到她边走边望着另一个柜台，而且把她的黑色手套在手掌上拍了两次，三次，然后消失在电梯里。

特芮丝接着服务其他的顾客，她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但她在售货单上写下的数字，在笔迹剧烈震动的地方拖着不太明显的尾巴。她走到洛根先生的办公室，这段路程仿佛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但等她看了时钟才知道，其实只过了十五分钟。现在是洗手准备吃午饭的时间了，她僵硬地站在毛巾前擦干手，觉得自己和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瓜葛，仿佛遗世独立一般。洛根先生问过她圣诞节后想不想继续留下来上班，她可以在楼下的化妆品部工作。特芮丝拒绝了。

午后三四点，她走下一楼，在卡片部买了张问候卡片。卡片本身没什么特色，样式很简单，上面是朴素的蓝色和金色。她拿着笔站着，笔尖停留在卡片上，思考着该写什么——“你很棒”，或甚至“我爱你”——最后很快地写下平淡乏味的一行字：“来自法兰根堡的特别致意。”她在签名处加上她的员工编号六四五A，然后走到地下层的邮局，却在邮筒前犹豫了起来。看到自己的手握着已经一半塞进邮筒口里的信，她突然慌张了起来。寄过去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反正她再过几天就要离职了。H·G·爱尔德太太会不会在乎呢？那对金黄色的眉毛或许会稍微扬起，她或许会看一会儿那张卡片，然后就把它置之脑后。特芮丝把卡片投进邮筒。

在回家的路上，她想到一个舞台场景的点子，一个很长的房间，中心有一个漩涡状的东西，房间从中心向两边延伸。她想要从当天晚上就开始制作纸板模型，但最后只是对着铅笔素描纸上谈兵。她希望见到某个人，不是理查德，不是杰克或楼下的爱丽斯·凯利，而是史黛拉，史黛拉·欧维顿，她刚到纽约第一周就遇到的舞台设计师。特芮丝意识到，上次自己搬家时举办过鸡尾酒派对后，她和史黛拉就没再见过面，史黛拉不知道她现在人在何方。特芮丝往大厅的电话走去时，听到门铃短促的声音，表示有电话找她。

“谢谢你。”特芮丝朝下对奥斯朋太太喊道。

是理查德通常在九点左右会打来的电话。理查德问她明天晚上想不想到苏顿看一部两人都还没看过的新电影。特芮丝说现在她没什么事，但想要做完一个枕头套。爱丽斯·凯利说过明天晚上会下来用她的缝纫机。此外，她还得洗个头。

“今天把头洗好，明天晚上来找我。”理查德说。

“太晚了，头发湿湿的我没办法睡觉。”

“我明天晚上帮你洗。我们不用浴缸，用几个水桶就好。”

她笑了，“最好不要。”理查德有次帮她洗头发的时候，害她跌到浴缸里面。那次理查德拼命扭动身体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模仿浴缸水流掉的样子。特芮丝笑得太用力，结果滑倒在了地板上。

“嗯，要不然礼拜六去看展览好不好？礼拜六下午开幕。”

“礼拜六我上班到九点，九点半才能离开。”

“噢！嗯，我会留在学校，大概九点半和你在转角碰面。四十四街和第五大道转角。好吗？”

“好。”

“今天有没有什么新鲜事？”

“没有。你呢？”

“没有。我明天要去看看船期预约的状况。明天晚上会打给你。”

特芮丝终究没有打给史黛拉。

隔天是礼拜五，圣诞假期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五，而且是从她开始在法兰根堡百货公司上班以来最忙碌的一天，可是每个人都说明天会更忙。顾客靠着玻璃柜台用力推挤，令人胆战心惊。她正在服务的顾客被其他人挤开，消失在走道上黑压压的人潮中。很难想像这层楼还能容纳更多人挤进来，但不断有人从电梯里拥出来。

“他们为什么不把楼下的大门暂时关闭一下！”特芮丝对马尔图奇小姐说。她们两人都在一个货架旁边弯着腰。

“什么？”马尔图奇小姐回答，她没听清楚。

“贝利维小姐！”有人大声喊着，伴着一声口哨。

是亨德里克森太太，她今天一直用口哨让大家注意她。特芮丝穿过那些售货小姐，还有地上的空盒子，走向亨德里克森太太。

“有人打电话找你。”亨德里克森太太告诉她，指着包装桌旁的电话。

特芮丝摆出无助的姿势，但亨德里克森太太没有时间去看。现在不可能在电话上听清楚任何东西。而且她知道这很可能是理查德打电话来闹她，他先前已经打给过她一次了。

“喂？”她说。

“喂，请问是六四五A的员工吗？是特芮丝·贝利维吗？”接线生的声音伴随着喀嚓声和嗡嗡声说，“请说。”

“喂？”她重复问了一次，几乎听不到回答。她把电话拉离桌子，走到几英尺外的储物间里。电话线不够长，她必须蹲在地板上。“喂？”

“喂，”那声音说话了，“嗯，我想谢谢你寄那张圣诞卡片来。”

“噢。噢，你是……”

“我是爱尔德太太，”对方说，“卡片是你寄的吗？是你吗？”

“是我。”一股罪恶感突然涌起，特芮丝的身子僵硬了起来，仿佛犯了罪当场被逮到一样。她闭上眼睛，扭着电话线，又看到了昨天那双聪慧、微笑的眼睛。“如果我这样冒犯了你，那很抱歉。”特芮丝木讷地说，语调就像她在与其他顾客说话一样。

那女人笑了起来。“很有趣。”她的口气很随意，特芮丝再次听到昨天听到的声音，同样的自在而含糊的咬字，她就爱这种咬字的方式。她自己也笑了。

“是吗？怎么说？”

“你一定是玩具部的女孩。”

“对。”

“你人真的太好了，寄给我这张卡片。”那女人客气地说。

特芮丝这才明白过来。她以为卡片是一个男人寄的，是其他替她服务过的店员寄的。“很高兴为您服务。”特芮丝说。

“是吗？怎么说？”她大概在嘲弄特芮丝。“嗯，既然现在是圣诞节，我们要不要见个面，至少喝杯咖啡？或者喝一杯。”

储物间的门突然打开，特芮丝整个身子缩了起来。有个女孩走进房间，就站在她面前。“好，我很荣幸。”

“什么时候？”那女人问，“明天早上我会来纽约。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吃午餐呢？你明天有时间吗？”

“当然。我有一个小时，从十二点到一点。”特芮丝说，她盯着前面那个女孩的脚看，她穿着一头较大的平底软鞋，笨重的脚踝后面和小腿套着袜子，像象腿一样移动着。

“我十二点左右和你约在楼下第三十四街的入口好吗？”

“好。我……”特芮丝这才记起来明天下午一点整才上班。她整个早上都休假。她举高手臂，躲开面前那个女孩从底下货架拖下来的一堆箱子。那女孩自己摇摇晃晃地走回来。“喂？”她在掉落的箱子产生的噪音中大喊。

“不好意思。”扎布罗茨基太太不高兴地说，再度破门而出。

“喂？”特芮丝又重复了一次。

电话挂断了。

第四章

“你好。”那女人笑着说。

“你好。”

“怎么了？”

“没事。”特芮丝想，至少那女人认得她。

“你喜欢什么样的餐厅？”那女人在人行道上这样问。

“没有。找间安静的餐厅好了，但这附近没有安静的餐厅。”

“你有时间去东区吗？不行，如果只有一小时，那时间不够。我知道这条街上往西走几个街口有个地方不错。你时间够吗？”

“当然。”已经十二点十五分了。特芮丝知道她可能会迟到很久，不过反正也无关紧要了。

往餐厅去的路上，她们并没有交谈。有时人潮会冲散她们，有一次那女人隔着一辆装满衣服的推车看着特芮丝，笑盈盈的。她们走进一家有木头椽子屋顶和白色桌面的餐厅，餐厅异常安静，客人还没坐满一半。她们在一个木制卡座就座，那女人点了杯传统鸡尾酒，问特芮丝要不要喝一杯，或点杯雪莉酒。特芮丝还在迟疑时，她已经点好菜让服务生去处理了。

她脱下帽子，用手指梳理她的金发，两边各一次，然后看着特芮丝。“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点子，要寄圣诞卡片给我？”

“我记得你。”特芮丝说。她看着那串小小的珍珠耳环，那串耳环不知为何不像她的头发或眼睛那么明亮。特芮丝觉得她很美，觉得她的脸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她现在无法直视她。那女人从包里拿出口红和粉盒，特芮丝看着她的口红盒，金色如珠宝，形状像水手的储物箱。特芮丝还想看看那女人的嘴，但那双灰色的眼睛就在特芮丝眼前，让她无法直视她的嘴，目光像火苗一样在她身上跳跃闪烁。

“你才刚去那家店上班没有很久吧？”

“对，大概只有两个礼拜。”

“你也不会待太久，是这样没错吧？”她递给特芮丝一根烟。

特芮丝接过了烟。“不会，我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她往前靠，迎向那女人替她拿着的打火机，迎向那双纤纤玉手。那双手留着椭圆形的红指甲，手背上有一点点雀斑。

“常送人明信片吗？”

“明信片？”

“圣诞卡片？”她自己笑了起来。

“当然没有。”特芮丝说。

“那我们敬圣诞节。”她碰了特芮丝的玻璃杯一下，把酒一饮而尽。“你住哪里？曼哈顿？”

特芮丝告诉她说自己住在第六十三街上。她还说她父母双亡，这两年来都住在纽约，之前则是在新泽西的学校。特芮丝没有告诉她的是，那是一所宗教气息浓厚的学校，是圣公会的学校。她没有提到她崇拜的艾莉西亚修女，没有说她常常想起她蓝色的眼睛、丑陋的鼻子和慈严兼备的个性。因为从昨天早上开始，她就已经把艾莉西亚修女抛得老远了，修女远远比不上坐在对面的这个女人。

“你空闲时做什么？”桌上的灯让她的眼睛带上了一点银色，充满如水一般的光亮，即使是她耳垂上的珍珠都显得栩栩如生，就像一滴轻轻一碰便会破碎的水珠。

“我……”她应该告诉她自己常做舞台模型吗？该告诉她自己会素描和画画，或雕刻一些小东西，像猫的头和小人，好放入她的芭蕾舞场景中？其实她最喜欢的是到外面好好走一段路散步，最喜欢做梦。特芮丝觉得不必告诉她这些事。她认为那女人的眼睛必定能透彻了解她所看到的每样东西。特芮丝又喝了点酒，她很喜欢这种酒，很像那种会吞灭人的女性，特芮丝想，既强烈又可怕。

那女人点头向服务生示意，然后又有两杯酒送到了她们桌上。

“我喜欢。”

“喜欢什么？”特芮丝问。

“我喜欢有人送我卡片，不认识的人。就像圣诞节一样。今年我特别希望这样。”

“我很高兴。”特芮丝笑了笑，一面猜想她是不是在说真话。

“你很漂亮，”她说，“而且也非常敏感，是吗？”

特芮丝想，她好像在说娃娃一样，她用这么自然的方式来称赞特芮丝。“我认为你很棒。”借着第二杯酒带来的勇气，特芮丝这样说。她不在乎她的语气听起来如何，因为她知道那女人自己也知道。

她笑了起来，头往后仰，声音比音乐更美妙。她的笑容让眼角泛起一点小皱纹，她点香烟时，红色的双唇噘了起来。她看着特芮丝，她的手肘抵在餐桌上，下巴则撑在拿香烟的那只手上。她合身的黑色套装腰身附近一直到拉宽的肩膀处有一条长长的线，而她的头上则顶着一头细致又未加梳理的金发。特芮丝想，她大约三十或三十二岁，买了个行李箱和娃娃送给女儿，她女儿大概六岁或八岁。特芮丝可以想像那个小女孩留着金发，金黄色的脸孔洋溢着欢乐，纤细的身躯比例匀称，而且一直在玩耍。但小女孩的脸庞，又和这个女人双颊窄小、像北欧人般的小巧脸孔不同，小孩脸上的五官比较平板单调。那丈夫呢？特芮丝完全没办法想像他的模样。

特芮丝说：“我猜想，你本来以为寄圣诞卡片的是个男的，对吧？”

“没错，”她微笑着说，“我以为可能是那个滑雪部的男人寄的。”

“真抱歉。”

“不用抱歉。我很高兴。”她靠回到卡座中。“我大概不会邀他一起吃午餐。不用抱歉，我很高兴。”

特芮丝又闻到她淡雅的香水味，有墨绿色丝绸的感觉，只属于她，就像某种奇花异卉的香味一般。特芮丝倾身靠香味更近一点，往下看着她的杯子。她想要把桌子用力推开，投入她的怀中，把鼻子紧紧埋入她颈上那条金绿色相间的围巾。她们的手背偶尔在桌上轻触，特芮丝的肌肤就马上变成独立的个体，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且一直发热。特芮丝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事情就是这样。特芮丝瞥见她稍稍转向一旁的脸孔，刹那间再度明白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什么。她也知道这简直难以置信，因为自己从没见过这个女人。如果见过的话，又怎么可能会忘记呢？在沉默中，特芮丝觉得彼此都在等待对方开口，但这种沉默也不会让人感觉不自在。她们点的餐来了，奶油菠菜，上面加了个蛋，冒着热气和奶香味。

“你怎么会一个人住？”那女人问。特芮丝不知不觉就把自己的故事都告诉了她。

但特芮丝没有告诉她其他的细节。她只用了六句话，仿佛她的故事的重要性还比不上在其他地方读到的故事。但那些事实究竟有何重要性？她母亲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匈牙利人？她父亲是爱尔兰画家或捷克律师？他有没有出人头地？她母亲把她送到天主教圣玛加利会的时候，她是烦人的、大声哭闹的婴儿，还是烦人的、忧郁的八岁女孩？她在那里是否快乐？她现在很快乐，从今天开始一定会很快乐，所以她没有必要提到父母或她的背景。

“陈年往事，最没趣了。”特芮丝笑着说。

“或许更没趣的是未来，没有历史的未来。”

特芮丝并没有仔细思考这句话。没错。她仍然在微笑着，仿佛她才刚学会怎么笑，不知道怎样才能停下来。那女人和她一起笑，表情很愉快，或许她在嘲笑她。特芮丝这样想。

“贝利维是一个什么样的姓？”她问。

“这是捷克姓。这姓已经改过了。”特芮丝别扭地解释着，“本来是……”

“这个姓听起来很特别。”

“你叫什么？”特芮丝问，“我是说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我叫卡罗尔。请千万不要叫我卡萝拉。”

“请千万不要叫我特丽丝。”特芮丝说，并发出“特”的音。

“你喜欢这怎么发音？特雷斯？”

“对，就像你念的那样。”她这样回答。卡罗尔用法文的发音念出特芮丝的名字。特芮丝已经习惯自己的名字有好几种不同的念法，有时候她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念她的名字。她很喜欢卡罗尔念她名字的方式，她也喜欢她的双唇吐出她的名字。那是一种无止境的渴望，她以前只是偶尔、隐约意识到这种渴望，现在这种渴望成了真实的愿望。这欲望实在太过奇怪、太令人困窘，特芮丝把这种欲望从脑海中甩开。

“你礼拜日都做些什么？”卡罗尔问。

“不一定，没什么特别的。你会做什么？”

“最近没做什么。如果你想要找我，随时欢迎。我住的地方景观不错，乡村景观。这礼拜天想不想过来走走？”那双灰色的眼睛现在直直地看着她，这是特芮丝第一次面对那双眼睛。特芮丝看到其中透露出一丝风趣。还透露出其他什么呢？好奇心，还有挑战。

“好。”特芮丝说。

“你真是个奇特的女孩。”

“怎么说。”

“像从天空中坠落的一样。”[1]

[1] 此处原文为“flung out of space”，卡罗尔的意思是特芮丝是个特别的女孩，与她所处的时空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本书中，卡罗尔再次说了这句话，并称特芮丝为“从天空中坠落的天使”，故此处做此译。

第五章

理查德站在街角等她。在严寒的气温里，他轮流用两脚撑着身体重心。她突然意识到，虽然街上的行人都拱着背缩在外套里，但她今晚一点也不觉得冷。她深情地紧紧挽着理查德的手。

“你刚在里面吗？”她问。她迟到了十分钟。

“当然没有。我一直在等你。”他冰冷的双唇和鼻子压着她的脸颊。“你今天是不是不太顺利？”

“没有。”

尽管灯柱上还亮着圣诞节灯，今夜依旧漆黑。从他点烟的火柴亮光里，她看着理查德的脸庞。他光滑的额头悬在狭长的眼睛上，她想，他强韧的外表就像鲸鱼的额头，坚硬到足以捣碎任何东西。他的脸就像一张用木头雕刻成的脸孔一样，刨得很光滑，没有任何修饰。她看到他张开的眼睛，就像黑暗天空里令人意想不到的光点。

他对她笑了笑。“你今晚心情不错。想不想在街上散个步？你在百货公司里不能抽烟。想要抽烟吗？”

“不了，谢谢。”

他们往前走，画廊就在旁边，有一排透着亮光的窗子，每个窗口都挂着圣诞节装饰花圈。特芮丝想，明天就可以见到卡罗尔了，早上十一点，再过十二小时多一点，她会在距离这里只有十条街的地方看到她。她又挽起了理查德的手，突然意识到自己正挽着理查德的手。往东边看去，在第四十三街上，她看到猎户星座就于天空的正中央，位于建筑物之间。她以前老是从学校的窗户往外看猎户星座，刚搬来纽约的时候，也会从自己租的公寓里往外看。

“我今天订好了船票，”理查德说，“泰勒总统号，三月七号启航。我和卖票的人谈过了，如果我继续跟他保持联络，他可以帮我们安排一间靠外面有窗户的房间。”

“三月七号？”虽然现在她一点也不想去欧洲，但她听到自己声音里冒出来的兴奋之情。

“距离现在只有十个礼拜了。”理查德握着她的手说。

“万一我不能去，你能不能取消预约？”她想，既然她不想去，她大可以告诉他。但他只会跟她吵，就像她以前犹豫不决时他的反应一样。

“噢……当然，小芮！”然后他大笑起来

他们一边散步，理查德一边摇着她的手。特芮丝想，这样好像两人是恋人一样。她对卡罗尔的感觉，几乎就像是爱情一样，除了卡罗尔是女人。也许不是痴狂，但绝对会带来极大的喜悦。这个字眼很傻，但她怎么可能比现在更快乐？从礼拜四开始就这么快乐。

“我真希望我们能共用。”理查德说。

“共用什么？”

“共用一间房间！”理查德一边大叫着一边笑，特芮丝注意到人行道上有些人回过头来看着他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哪里喝一杯庆祝一下？我们去转角的曼斯菲尔德。”

“我不想坐着。晚一点再喝吧。”

他们用理查德的艺术学校学生证半价看了一场展览。画廊由好几个铺着厚绒布地毯的挑高房间组成，展示雄厚财力的商业广告、绘画、平面海报、插画，还有那些拥挤在墙上挂成一列的东西。有些作品会让理查德凝视好几分钟，但特芮丝认为这些作品实在有点令人沮丧。

“你看到了吗？”理查德问。他指着一幅构图繁复的画，画中是一个架线工人在修理电话线。特芮丝以前在别的地方看过这件作品了，今天晚上看着这幅画，真的让她很痛苦。

“看到了。”她说。她在想其他事情。如果她不用为了欧洲之旅存钱（存钱这个动作看来很愚蠢，反正她是不会去欧洲的），就可以在圣诞节之后的特卖会上买件新外套。她现在穿的这件黑色的运动外套，令她老觉得自己了无生气。

理查德挽着她的手。“你好像不太尊重技巧，小女孩。”

她对他皱了皱眉，好像在嘲弄他似的，然后又挽起他的手。顷刻间，她觉得两人距离非常接近，现在和他在一起会让她感到温暖快乐，就像他俩初次见面那晚一样。他们在克里斯多福街上举行的宴会上认识的，那次是弗兰西斯·科特带她去的。两人认识以后，理查德就不曾喝醉过，但第一次见面的那晩理查德喝得微醺，不断针对书籍、政治和一些人物发表他的高见。当时他的这些话，也比后来两人认识后他的言谈来得积极正面。他那晚只和她聊天，她也因为他的热情、抱负、他的喜恶而对他产生好感，当然也因为那是她第一次真正参加派对，而他为她带来了圆满的结果。

“你根本没有在看。”理查德说。

“我好累，你看完就好。”

他们在出口处碰到一些理查德俱乐部里的朋友，其中有个年轻男人、一个女孩和一个年轻的黑人。理查德把特芮丝介绍给他们，她可以感觉得出来他们和理查德并不太熟，但他还是告诉他们：“我们三月就要去欧洲了。”

他们看起来一脸羡慕的样子。

在外面，第五大道空荡荡的，像个舞台场景在等待好戏上场。特芮丝在理查德旁边走得很快，双手插在口袋里。她今天搞丢了手套。她想着明天的七点钟。她想知道明晚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还跟卡罗尔在一起。

“明天怎样？”理查德问。

“明天？”

“你知道的。我爸妈问你这礼拜天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吃晚餐。”

特芮丝迟疑了起来，她想起来了。有好几个礼拜天的下午，她曾经前去拜访桑姆科一家人，下午两点左右吃着丰富的餐点，然后矮小秃头的桑姆科先生会在留声机播放的波尔卡舞曲和俄罗斯民族音乐伴奏下，邀她共舞。

“对了，你知不知道我妈妈想替你做件连衣裙？”理查德继续说，“她买了料子，想要量你的尺寸。”

“做连衣裙——那太费工夫了。”特芮丝可以想象桑姆科太太绣着花纹的上衣，白色的上衣上布满一排又一排的针织线纹。桑姆科太太对她的针线功夫感到很骄傲。特芮丝则认为自己不应该接受这么费工夫的礼物。

“她很喜欢替你做连衣裙，”理查德说，“明天可以吗？想不想在中午左右出来？”

“我想不要好了。希望这礼拜天他们还没有拟定什么伟大的计划。”

“还没有，”理查德失望地说，“你明天有别的事？”

“对。我想做别的事。”她不希望理查德知道卡罗尔，也不希望理查德看到卡罗尔。

“想不想开车到其他地方走走？”

“我想不要了，谢谢。”特芮丝现在不想让他握着她的手了。他的手湿湿的，使她的手变得冰冷。

“你不会改变主意吧？”

特芮丝摇摇头。“不会。”她大可以说一些话来缓和现在的情况，找些借口，但她也不希望为了明天的事情撒谎，不要再像刚才一样的撒谎。她听到理查德叹了一口气，两人沉默以对，走了好一会儿。

“妈妈想替你做一件蕾丝边的白连衣裙。家里只有埃斯特一个女孩，让妈妈觉得很沮丧，快疯了。”埃斯特是理查德的表妹。特芮丝只见过她几次。“埃斯特还好吗？”

“老样子。”

特芮丝把自己的手从理查德手中抽回来，突然感觉肚子饿了。她把晚餐的时间拿来写信给卡罗尔，永远不会寄出去的信。他们在第三大道搭乘前往上城的公车，然后朝东走到特芮丝家。特芮丝心里虽不想邀理查德上楼，但还是问他要不要上去。

“不了，谢谢，我要走了。”理查德说。他把一只脚放在第一级阶梯上。“你今晚怪怪的，距离我好远。”

“我才没有。”她说。她觉得自己没有表达得很清楚，也感到恼怒。

“你有。我看得出来。再怎么说，你不是……”

“不是什么？”她催促着他说。

“我们交往的还不深，对不对？”他说。突然间他认真了起来。“如果你连一个礼拜日下午都不想跟我在一起，我们怎么能在欧洲一起过好几个月呢？”

“理查德，如果你想取消整个欧洲的计划也行。”

“小芮，我爱你。”他用手轻轻摸她的头发，看起来有点恼火了。“我当然不希望取消，但是……”他欲言又止了。

特芮丝知道理查德想说什么，他要说她根本没有表现出爱他的样子。但他又不肯明说，因为他很清楚，她并不爱他，所以他又怎么能真正期待她表现出爱意呢？事实很简单，特芮丝因为自己不爱理查德而怀有罪恶感，这种罪恶感逼着让她接受了他给予的东西：生日礼物、与他家人共进晚餐的邀约，甚至是他的时间。特芮丝的指尖紧紧压着石头栏杆。“好，我知道了，我不爱你。”她说。

“小芮，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想让整件事情作罢，我的意思是，你不想再见我，那也没关系。”她也许不是第一次说出这种话来。

“小芮，你知道，在这世界上我最想跟你在一起。就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这件事真那么痛苦……”

“小芮，你爱我吗？你到底多爱我？”

她想：让我细数一下。“我不爱你，但我喜欢你，这是我今晚的感觉，几分钟前的感觉。”她说。不管这些话听来给人怎样的感觉，她还是说了这些话，因为这些是实话。“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这么接近过。”

理查德看着她，有点难以置信。“是吗？”他慢慢走上楼，笑了，在她下方的阶梯停了下来。“那……小芮，让我今晚陪你好吗？我们试试看，好吗？”

从他走向她的第一步开始，她就知道他会说这种话。现在她觉得又悲哀又羞愧，替自己，也替他觉得可悲。因为她真的不爱他，她也觉得很尴尬，因为她并不想要让事情走到这个地步。每次他问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总是会有那么一个巨大的障碍横阻于前，因为她连试都不想试。最后，他的询问只会造成痛苦的尴尬。

她想起了第一次让他留下来过夜的情形，内心再度纠结起来。那次的经验非常不愉快，做到一半的时候她就问他：“这样子对吗？”她当时想，如果动作没错的话，怎么可能还是让人这么不舒服。接着理查德大笑起来，笑得又久又大声，真心的大笑，让她生气。第二次甚至更糟，原因可能是理查德以为她应该已经克服了障碍，没想到整个过程太痛苦，害她哭了起来。理查德也因此感到深深的愧疚，一直说她让他觉得自己像禽兽一样，她则说他不是禽兽。她很清楚他不是禽兽，至少和安杰洛·罗西相比，理查德简直就是天使。安杰洛曾站在同样的阶梯上，同样问她两人是否可以共度一晚。如果当晚她和他上床，他的表现绝对和理查德不一样。

“小芮，亲爱的，”

“不行，”特芮丝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今天晚上不行，我也不能和你一起去欧洲。”她很诚实，但语气充满悲苦与绝望。

理查德的双唇因为惊讶而张开。特芮丝不敢看他脸上的不悦之情。“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不能。”她说，每个字都是折磨。“因为我不想和你上床。”

“噢，小芮！”理查德笑了起来。“真抱歉我问了你。亲爱的，不要上床好吗？在欧洲也不要上床。”

特芮丝把头转开，又看到了猎户座，倾斜的角度稍微有点不同。然后她回头看着理查德。她想，我就是不能，我必须好好想一想，因为你已经在想这个问题了。对她来说，话已经说出来了，即使她自己什么也没听到，这些话依旧像横阻在两人之间的大木块一样坚硬。她以前在楼上的房间就对他说过同样的话，有次在公园里卷风筝线时她又说过一次。但他未曾好好思考过那些话。难道现在她能做的，就只是重复那些话？“你想要上来待一会儿吗？”她问他。她在折磨自己，一种她无法确切解释的羞愧也在折磨着她。

“不用了。”理查德轻笑着说，他的容忍与体谅使她更羞愧。“不，我要走了。晚安，亲爱的。我爱你，小芮。”他又看了她一眼，然后离开了。

第六章

特芮丝走上街道张望，但街上空无一人，唯有周日早晨的空寂。法兰根堡百货公司高耸的水泥墙角旁风声大作，好像因为找不到敌手对抗而暴怒一般。特芮丝想，除了她之外就没有别人了，想着想着就突然咧嘴笑了起来。她应该约一个更舒服的见面地点才对，风就像冰块一样贴着她的牙齿。卡罗尔迟到了十五分钟。如果她没有来，特芮丝很可能会继续等下去，等一整天，直等到晚上。有个身影从地铁口出来，是一个瘦小的女性身影，行色匆匆，穿着黑色长外套，外套底下的脚走得很快，好像是四只脚在轮子上轮流转动一样。

接着特芮丝转头看到卡罗尔坐在一辆车里，正靠着马路对面的人行道停车。特芮丝走向她。

“嗨！”卡罗尔叫她，然后倾身替她开车门。

“你好吗？我以为你不来了。”

“我迟到了，真抱歉。你冻坏了吧？”

“没有。”特芮丝上了车，把车门关上。车里面很温暖，是一辆深绿色的大轿车，座椅是皮的。卡罗尔开车朝西慢慢行驶。

“要不要去我家？还是你想去哪里？”

“都可以。”特芮丝说。她看到卡罗尔鼻梁上的雀斑，剪短的秀发让特芮丝想起香水瓶对着灯光举起来的景象。她把她的头发用绿色和金色相间的围巾绑在后面。围巾盘在她的头上，就像一条带子一样。

“我们去家里。那边很漂亮。”

她们往上城驶去。感觉像是在一座会横扫前方的山里，却又全在卡罗尔的掌控中。

“你喜欢开车吗？”卡罗尔问，但没有看着她。她嘴里叼着一支烟，开车时手轻轻放在方向盘上，好像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好像她正轻松自在地坐在哪里的一把椅子上抽着烟。“你为什么都不说话？”

她们轰隆轰隆地开进林肯隧道。特芮丝从挡风玻璃看出去，产生了狂野的、难以名状的兴奋感。她希望隧道塌陷，夺去她俩的性命，这样她们的尸体被拖出来的时候，还会是在一起的。她感觉到卡罗尔的目光不时扫向她。

“你吃过早餐了吗？”

“还没有。”特芮丝回答。她想她应该是一脸苍白。她出门前本来想吃点早餐的，后来干脆把牛奶瓶扔在水槽里，一点东西也没吃。

“最好喝点咖啡。保温瓶里有咖啡。”

她们开出隧道，卡罗尔把车停在路边。

“在那边。”卡罗尔说。她点头指向两人座位间的保温瓶。然后卡罗尔自己先拿起保温瓶，倒了点咖啡在杯子里。淡褐色的咖啡热气腾腾的。

特芮丝感激万分地看着咖啡。“哪里来的？”

卡罗尔笑了笑：“你一定要知道每样东西的来历吗？”

咖啡很浓，而且很甜，给了她力气。咖啡喝掉了一半，卡罗尔重新发动车子，特芮丝还是一语不发。要谈什么呢？挂在仪表板上钥匙圈的金色四叶幸运草上面有卡罗尔的名字和地址，要聊这个吗？要聊她们在路上看到的圣诞树？要聊聊那些飞越如沼泽般农地的小鸟？不。她想说的，只有她在那封没寄出的信中写给卡罗尔的话，但那又是不可能的。

“你喜欢乡下吗？”转进小路时卡罗尔问道。

她们刚驶进一个小镇，又开了出来。现在她们进入一条半圆形的车道，接近了一幢两层楼的白色房子，房子两侧的厢房像睡狮的脚爪一样伸展。

门前有一块金属踏垫，还有又大又亮的黄铜邮筒，一只狗在房子旁边闷声吠叫，白色的车库则位于侧面的树木后面。特芮丝想，房子闻起来有某种香料的味道，又混合了另一种甜美的味道，这种味道和卡罗尔的香水也不同。她身后的门关上了，发出两声轻微而结实的声响。特芮丝转过头去，发现卡罗尔困惑地看着她，嘴唇微张，似乎感到很惊讶。特芮丝几乎认为接下来卡罗尔会问：“你在这里做什么？”仿佛忘了是她带她来这里的，或者她根本没想要带她来。

“家里只有女佣，没有其他人。而且她也不在附近。”卡罗尔这样说着，似乎是在回应特芮丝的疑惑。

“房子很棒。”特芮丝说。她看到卡罗尔有点不耐烦地浅笑着。

“脱掉外套。”卡罗尔从头上取下围巾，用手指梳理着头发。“想要吃早餐吗？快中午了。”

“不了，谢谢。”

卡罗尔环顾客厅，同样充满困惑的、不满意的表情又出现在她脸上。“我们上楼去吧，那里比较舒服。”

特芮丝跟着卡罗尔走上宽阔的木头阶梯，经过一幅油画。画中是一个留着黄色头发的小女孩，她的下巴方正，和卡罗尔一样。另外经过一扇窗，窗外短暂出现了一个花园，然后很快便消失了。花园有S形的小径，喷泉旁装饰着蓝绿色的雕像。楼上有一条短短的走廊，旁边是四五个房间。卡罗尔走进一间有着绿色地毯和绿色墙壁的房间，从桌上的盒子里拿了支烟，点烟时瞧了特芮丝一眼。特芮丝不知道该说什么或做什么才好。她感觉到卡罗尔希望她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任何事都好。特芮丝观察着那间简单的房间。房间布置着深绿色的地毯，墙边放着可以让人靠着休息的绿色长凳，还有一张素面的白色木头桌，特芮丝想，这里应该是休闲室，看起来也很像书房，里面摆放着书本和唱片，但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最喜欢这个房间。”卡罗尔说，然后走了出来。“可是我的房间在那里。”

特芮丝往对面的房间看进去。房间里有花朵纹样的棉布装饰的家具，还有简单的淡色木家具，很像另一间房间里的桌子。梳妆台上有一面简单的长镜子，房间采光很好，但实际上房间里并没有阳光直接射入。房里摆着双人床，另一头的黑色柜子上摆着男用衣刷。特芮丝搜寻着她丈夫的照片，但没看见。梳妆台上有一张卡罗尔的照片，照片里她抱着一个金发小女孩。还有一张镶银框的照片，照片里是个留着黑色卷发的女人，笑得很开怀。

“你有个小女儿，是吗？”特芮丝问。

卡罗尔打开走廊上的壁柜。“对，”她说，“你想喝可乐吗？”

冰箱的嗡嗡声现在更清楚了。整个房子里只有她们两人制造出的声音。特芮丝不想喝冷饮，但她还是拿了可乐，跟在卡罗尔后面下楼，走过厨房，进入她刚刚看到的后花园。喷泉后面种了各种植物，大多三英尺高，套着看起来不晓得像什么东西的粗布袋，成群矗立在那里。特芮丝想不出来这些粗布袋到底像什么。卡罗尔把风中松动的系线绑紧。她穿着厚重的羊毛裙和蓝色羊毛衫，弯下身子，看来结实强壮，就像她的脸一样，但又和细瘦的脚踝不同。有好一阵子，卡罗尔似乎忘了她的存在，她慢慢走着，穿着软底鞋的足部重重踱着，仿佛在这个寒冷的、没有花朵的花园里，她终于有了舒适的感觉。天气很冷，没有穿外套的话寒气刺骨，但卡罗尔好像也不以为意，特芮丝也试着有样学样。

“你想做什么？”卡罗尔问，“散步？听音乐？”

“我这样就很好了。”特芮丝告诉她。

特芮丝认为，卡罗尔把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面，代表她还是后悔邀请她来这间房子了。她们走回花园小径尽头的那扇门。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卡罗尔在厨房问道，她说话的语气还是带着一种距离感。她看着大冰箱里面，翻出两个盖着蜡纸的盘子。“我不介意吃点午餐，你呢？”

特芮丝本来想告诉她自己已经在黑猫剧院找到工作了。她想，这个工作的意义重大，也是她唯一一件可以告诉卡罗尔的大事。可是现在时机不对。她现在想要慢一点回复卡罗尔的话，想要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卡罗尔一样疏离，可是又听到自己的声音里充满了羞怯。“我想，百货公司的工作很有教育意义，我学会了同时当一个小偷、骗子、诗人。”特芮丝在挺直的椅子上往后靠着，这样她的头就可以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她还想说，她也学会了如何去爱。在认识卡罗尔之前，她没有爱过任何人，甚至连艾莉西亚修女也没爱过。

卡罗尔看着她。“你怎么会变成诗人了？”

“凭感觉，有太多事情可以去感觉了。”特芮丝谨慎地回答。

“那你又是怎么变成小偷的？”卡罗尔舔掉拇指上的残渣，眉头皱了起来。“想吃焦糖布丁吗？”

“不了，谢谢你。我没有偷过东西，但我相信偷东西一点也不难。在那边到处可以看见别人的皮包，只要拿点东西就够了。别人也会偷你买的晚餐肉。”特芮丝笑了起来。她和卡罗尔一起为这件事发笑。和卡罗尔在一起，什么事都好笑。

两人吃了冷冻鸡肉切片、小红莓酱、绿橄榄，还有青脆的芹菜。午餐吃到一半时卡罗尔走进客厅，拿了个装了威士忌的杯子回来，从水龙头里加了点水在里面。特芮丝观察着她。有好一会儿，她们彼此对望，卡罗尔站在门口，特芮丝就坐在桌旁，没有吃盘里的食物，反而扭过头看着她。

卡罗尔平静地问：“你这样子，有没有认识很多顾客？你跟陌生人讲话，难道不该小心一点？”

“是啊，”特芮丝微笑着。

“约出去吃午餐的对象也该小心一点。”卡罗尔的眼睛亮了起来。“你也许会碰到绑架犯。”杯子里没有加冰块，她摇一摇里面的酒，然后一饮而尽，手腕上的银质细手环与杯子碰撞，发出喀喀声。“你认识很多顾客吗？”

“没有。”特芮丝说。

“没有很多？只有三四个？”

“像你一样？”特芮丝的目光与她相接。

卡罗尔也定定地看着她，好像等着特芮丝再说几句话。之后她把玻璃杯放在炉子上走开。“你会不会弹钢琴？”

“会一点。”

“过来弹一下。”特芮丝正准备婉拒时，卡罗尔用命令的语气说：“我不在乎你弹得怎样，过来弹点东西就是了。”

特芮丝弹了一些她在儿童之家学过的斯卡拉蒂[1]的曲子。卡罗尔坐在房间另一边的椅子上听着，整个人放松下来，动也不动，也没喝掉另一杯威士忌。特芮丝弹了一首C大调奏鸣曲，曲子很慢，而且很简单，充满了破碎的八度音，但到了颤音的部分她突然觉得很无趣，也很矫情，所以停了下来。刹时间这一切似乎难以承受，她的手放在键盘上，卡罗尔必定也弹过这些键盘，卡罗尔看着她眼睛半闭着。卡罗尔的整个家都环绕着她，使她自我放纵的音乐环绕着她，让她毫无戒备。她喘了口气，把手放在腿上。

“累了吗？”卡罗尔平静地问道。

这问题似乎问的不是现在累不累，而是一直以来的情形。“对。”

卡罗尔走到她后面，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特芮丝可以在记忆中看见她的手，灵活而强壮。卡罗尔按着她的肩膀时，手上出现了细长的肌腱。卡罗尔的双手移向她的颈项和下巴，时间似乎过了很久。卡罗尔把她的头稍微倾斜一点，在发丝边缘轻轻吻了一下。那段时间心如潮涌，感觉太过强烈，甚至冲散了卡罗尔动作带来的愉悦。特芮丝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卡罗尔的吻。

“跟我来。”卡罗尔说。

她再度和卡罗尔上楼。特芮丝倚着栏杆爬了上去，突然之间，她想起了罗比谢克太太。

“我想，小睡片刻应该无妨。”卡罗尔说。她开始铺着印花棉质床单和毯子。

“谢谢你，我并不是真的……”

“把鞋子脱掉。”卡罗尔轻柔地说，但她的语气像是在命令特芮丝。

特芮丝看着床。她前一天晚上几乎彻夜未眠。“我觉得我睡不着，但如果我睡着的话……”

“半小时后我会叫醒你。”特芮丝躺下来时，卡罗尔把毯子盖在她身上，坐在床边。“特芮丝，你几岁了？”

特芮丝抬头看她，虽感到无法直视她，但还是与她目光相接。她不在乎卡罗尔会不会把她勒死，不在乎自己现在就死去。她躺卧着，脆弱无助，她是这个房子的闯入者。“十九岁。”听起来多老啊，比九十一岁还要老。

卡罗尔虽然显出一点笑容，但仍然眉头紧皱。特芮丝觉得她想事情想得太用力了，旁人几乎可以触摸到存在于两人中的思绪。然后卡罗尔的双手滑到特芮丝的肩膀下，把头低下来埋进特芮丝的颈部。特芮丝感觉到卡罗尔的身体绷紧了，叹了一口气，她的脖子温热了起来。这口气带着卡罗尔的发香。

“你还是小孩子。”卡罗尔好像在责怪她似的说着。她抬起头。“你想要什么？”

特芮丝想起在餐厅时想到的事情，惭愧地咬着牙。

“你想要什么？”卡罗尔重复了一次。

“什么都不用。谢谢。”

卡罗尔起身走向梳妆台，点了支烟。特芮丝透过半闭的眼睛看着卡罗尔。尽管她喜欢香烟，喜欢看到卡罗尔抽烟，但看到卡罗尔坐立不安，仍让她担心。

“想喝什么？饮料吗？”

特芮丝知道她指的是水。从卡罗尔语气里的温柔和关切，她就可以感觉出来，卡罗尔对她仿佛是对着一个生病发烧的小孩一样。特芮丝说：“我想要热牛奶。”

卡罗尔的嘴角扬起了一抹笑意。“热牛奶。”卡罗尔故意学她说话，开着玩笑。然后离开房间。

好长一段时间，特芮丝都处于焦虑和昏昏欲睡的中间状态，直到卡罗尔端着牛奶再度出现为止。牛奶装在玻璃杯中，底下有个碟子。卡罗尔扶着碟子和杯子的手把，用脚关上门。

“我把牛奶煮开了，上面有点浮沫。”卡罗尔的话听起来有点愠怒。“抱歉。”

但特芮丝很开心，她知道这就是卡罗尔会出的状况：心里想着其他事情，任由牛奶煮到滚。

“你就要牛奶这样子吗？就像这样不加东西？”

特芮丝点头。

“嗯，”卡罗尔边说话，边坐在椅子扶手上看着特芮丝。

特芮丝用一只手肘撑起身子。牛奶很烫，一开始嘴唇几乎没法碰。她小口小口地啜饮，牛奶在嘴巴里扩散，散发出的味道混合了各种有机香味。牛奶尝起来似乎有骨头和血的味道，有温热的肉味或毛发味，像粉笔般毫无咸味，但又像逐渐成长的胚胎一样有生命力。牛奶从上面到杯子底都很烫，特芮丝喝着牛奶，就像喝下童话里会变身的药水一般，也像毫不起疑的战士喝下致命的毒酒一样。然后卡罗尔过来拿走了杯子，半梦半醒中特芮丝意识到卡罗尔问了三个问题，一个和幸福有关，一个和店里有关，一个和未来有关。特芮丝听到自己回答了这些问题。她听到自己的声音突然上扬，变得模糊不清，就像她无法控制的泉水，最后她发现自己泪流满面。她告诉卡罗尔自己怕什么，讨厌什么，告诉卡罗尔她的寂寞。她告诉她理查德的事，还有巨大的失望。她还告诉卡罗尔自己父母的事，母亲还在，但特芮丝从十四岁起就没再见过她了。

卡罗尔问话，然后她答话，不过她并不想谈到母亲。她母亲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不是她失望的原因，她的父亲才是。特芮丝六岁时父亲就死了，他是个有捷克血统的律师，终其一生的愿望就是当画家。她父亲与众不同，温和又有同情心，对那个唠叨不停的女人也从来不会发怒，不会提高声音对抗她。他既非好律师，也不是好画家。他身体一直不好，最后死于肺炎。在特芮丝心里，夺走他生命的是她母亲。卡罗尔一直问一直问，特芮丝便提到她母亲带她到蒙克莱尔的一家学校去，那年她八岁。她也提到她母亲偶尔才会去探望她，因为她常在全国各地旅行。她是钢琴家，不，不，不是第一流的钢琴家。怎么可能是第一流的？但她很有企图心，所以一定会找到工作。特芮丝十岁时母亲再婚。特芮丝放圣诞假的时候，曾去纽约长岛找妈妈。他们虽然邀她留下来，但听起来又不太诚恳。特芮丝不喜欢她的继父尼克，因为他和她母亲一样，都是大块头、有深色头发的人，声音洪亮，动作激烈而热情。特芮丝相信他们的婚姻会圆满，她母亲当时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了两个小孩。特芮丝和他们住了一个星期后，又回到儿童之家。此后她母亲来看了她三四次，每次都会带给她礼物，或者是大衣，或者是书本，有一次还带了个化妆盒来。特芮丝很讨厌那个化妆盒，因为化妆盒让她想起母亲上了睫毛膏的纤细的睫毛。她母亲拿那些礼物给她时都很不自然，就像虚伪的求和礼物一样。有一次母亲还带了个小男孩来，那是她同母异父的弟弟，特芮丝马上就明白她已经是外人了。她母亲并不爱她的亲生父亲，她八岁时就被母亲留在学校里，既然这样的话，现在又何必大费周章来探望她，来找她？如果特芮丝和学校大多数女孩一样，没有收到礼物，说不定还会快乐一点。最后，特芮丝告诉她母亲，她不希望她再来学校看她，从此母亲就没再来过了。她对她母亲最后的记忆就是羞愧、悔恨的表情，那双褐色的眼睛紧张地往别处看，像抽搐的微笑，还有一片沉默。后来她十五岁了。学校里的修女知道她母亲没有写信来。修女们请她母亲写信来，她母亲也写了，但特芮丝并没有回信。十七岁毕业之际，学校向她母亲要了两百块钱。特芮丝不想拿她的钱，也相信她母亲一毛也不会给，但她还是给了，特芮丝也拿了。

“我很后悔自己拿了钱。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没告诉过其他人。我希望有一天把钱还回去。”

“胡说。”卡罗尔柔和地说。她一直坐在椅子扶手上，用手撑着下巴，眼睛直盯着特芮丝微笑。“你还是小孩子。等到你忘记了要还钱给她的时候，你就长大了。”

特芮丝没有回答。

“你想不想再见到她？也许再过几年？”

特芮丝摇摇头笑了笑，但眼泪还是簌簌直往下掉。“我不想再谈这件事了。”

“理查德知道这些事吗？”

“不知道，只知道她还活着。这有关系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特芮丝觉得如果自己一次哭个够，所有的情绪都会倾泻而出，所有的疲惫、寂寞和失望，仿佛它们都在泪水中。她很高兴卡罗尔放任她大哭。卡罗尔站在梳妆台旁背对着她，特芮丝僵硬地躺在床上，身子用手肘撑起来，因为努力想压抑泪水而感到痛苦。

“我不会再哭了。”她说。

“会，你会的。”一根火柴擦亮了。

特芮丝从床边的桌上取了另一张卫生纸，擤了擤鼻子。

“除了理查德，你生命里还有哪些人？”卡罗尔问道。

她逃离那些人了。她刚到纽约时住的房子里，有莉莉和安德森夫妇。鹈鹕出版社的弗兰西斯·科特和提姆。还有蒙克莱尔儿童之家里的一个女孩露意丝·维芙利卡。现在有谁？住在二楼奥斯朋太太那里的凯利一家人。还有理查德。特芮丝说：“我上个月被解雇时觉得很羞愧，所以就搬家了，”她停了下来。

“搬到哪里？”

“我没有跟别人说搬到哪里，只告诉了理查德。我就这样消失了。我以为这就是开始新生活的方法，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很丢脸，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住哪里。”

卡罗尔笑了笑。“消失了！我喜欢，你真幸运，可以这样做。你自由了，你明白吗？”

特芮丝不发一语。

“不明白。”卡罗尔自己替她回答了。

卡罗尔身边的梳妆台上有个灰色的方形钟，发出微弱的滴答声。就像在店里曾经做过上千次的动作一样，特芮丝看了时间，为时间加上意义。现在是四点十五分，突然间她担心自己躺了太久，担心卡罗尔正在等待某人走进这房子。

毫无预警，电话响了，而且声音拉得很长，仿佛走廊上有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发出尖叫，两人都看到彼此惊跳了起来。

卡罗尔站起来，拍了拍手掌，就好像她在店里用手套拍打手掌一样。电话铃声再度大作。特芮丝以为卡罗尔就要把手里拿的东西丢出去了，砸在房间的墙上。但卡罗尔只是转身把东西静静放下，然后走出去。

特芮丝听到卡罗尔在走廊上的声音。她不想听卡罗尔在说什么。她起身穿上裙子和鞋子，现在她看清楚刚刚卡罗尔握在手上的东西了，那是一支棕褐色的木制鞋拔。特芮丝想，换做其他人，早就把鞋拔扔出去了。接着她想到一个字眼，可以用来形容她对卡罗尔的感觉：骄傲。她听到卡罗尔的声音重复同样的音调。她打开门准备离开房间，听清楚了卡罗尔的话：“我现在有客人。”卡罗尔平静地重复了三次。“我认为这个理由不错，还有更好的吗？明天怎么了？如果你……”

接着声音停了，直到卡罗尔踩在阶梯上的脚步声出现。特芮丝知道卡罗尔的谈话对象挂了她的电话。特芮丝猜想，不知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你要我离开吗？”

卡罗尔看着她的样子，就和她们第一次走进这间房子的神情一样。“不用，除非你自己想走。如果你要的话，我们待会儿可以开车兜兜风。”

她知道卡罗尔不想再开车出门。特芮丝开始整理床。

“不用管床了。”卡罗尔站在走廊上看着她，“关上门就好。”

“有人要来吗？”

卡罗尔转身走进绿色的房间。“我丈夫，”她说，“哈吉。”

楼下的门铃响了两声，门栓发出咔嗒声。

“今天干吗这么准时，”卡罗尔咕哝着说，“下来，特芮丝。”

特芮丝突然觉得恐惧，很不舒服，她不是怕那个男人，而是怕卡罗尔因那个男人的抵达而产生的不悦。

男人上楼来了，她看到特芮丝时慢下了脚步，脸上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然后便看着卡罗尔。

“哈吉，这位是贝利维小姐，”卡罗尔说，“这是爱尔德先生。”

“你好。”特芮丝说。

哈吉只瞄了特芮丝一眼，但他紧张的蓝眼睛从头到脚打量着她。哈吉的块头很大，脸很红，一边的眉毛比另一边高，眉心中央明显突起来一块，看起来像扭曲的疤痕一样。“你好。”然后他向卡罗尔说：“抱歉打扰你。我只是想拿一两样东西。”他经过她身边，然后打开另一个房间的门。特芮丝还没有看过那个房间。“给琳蒂的东西。”他补充道。

“墙上的画？”卡罗尔问道。

那男人没有说话。

卡罗尔和特芮丝下楼去。在客厅里，卡罗尔坐了下来，但特芮丝还是站着。

“你愿意的话，可以再弹弹钢琴。”卡罗尔说。

特芮丝摇摇头。

“再弹点吧。”卡罗尔坚定地说。

卡罗尔眼中突然燃起白色的怒火，吓了特芮丝一跳。“我不想弹。”特芮丝还是这样说。她和驴子一样顽固。

卡罗尔退让了，甚至笑了起来。

她们听到哈吉的脚步声快速通过走廊，停下来，然后慢慢下楼。特芮丝看见他穿着深色衣服的身影，之后他那张金发碧眼又微红的脸孔出现了。

“我找不到那套水彩组，我以为在我房间。”他用抱怨的语气说道。

“我知道在哪里。”卡罗尔起身走向阶梯。

“你想不想让我带点东西给她，当圣诞礼物。”哈吉说。

“谢谢。我会把这些东西给她。”卡罗尔走上阶梯。

特芮丝猜想，他们才刚离婚不久，或者快要离婚了。

哈吉看着特芮丝，几乎要把他的烟盒递给她，但他没有那么做。他的表情紧绷着，奇妙地糅合了焦虑和厌倦的感觉。他嘴巴四周的肌肉坚硬厚实，圈成嘴巴的线条，看起来好像没有嘴唇一样。“你是纽约人吗？”他问。

特芮丝感觉到这问题轻浮又鲁莽，就像一巴掌打到脸上般刺痛。“对，我是纽约人。”她回答。

卡罗尔下楼时，哈吉正要问她另一个问题。特芮丝本来已经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应付和他独处的这几分钟。现在她因为放松而颤抖了起来，她也知道他看到了。

“谢谢。”哈吉接过卡罗尔手上的盒子，朝着他的大衣走过去，特芮丝注意到他的大衣在双人沙发上摊开着，黑色的手臂向外伸展，好像在打架一样，最后会占领这间房子。“再见。”哈吉对她说。他一面走向大门，一面把大衣穿上。“艾比的朋友？”他对卡罗尔低语着。

“我的朋友。”卡罗尔回答。

“你什么时候会把礼物拿给琳蒂？”

“哈吉，如果我什么都不给她呢？”

“卡罗尔，”他停在门口，特芮丝隐约听到他正在说着“不要把情况弄僵”这样的话。然后是“我现在要过去看辛西娅。回来的路上我过来一下好不好？八点以前到”。

“哈吉，何苦呢？”卡罗尔有气无力地说，“尤其是你这么讨人厌的时候。”

“因为这和琳蒂有关。”接着他的声音逐渐变小，听不太清楚。

过了一会儿，卡罗尔一个人进来，关上门，靠着门站着，双手放在背后，她们听到外面车子开走的声音。特芮丝想，卡罗尔一定同意今晚和他见面了。

“我要走了。”特芮丝说。卡罗尔一句话也没说。两人之间沉默不语，一片死寂，特芮丝越来越不自在。“我最好还是走吧，你觉得呢？”

“好。我很抱歉。哈吉的事我很抱歉。他以前不是这么鲁莽的，我不应该告诉他说这里有客人。”

“没关系。”

卡罗尔皱起眉头，费力地说：“如果我只把你送到火车站，不送你到家，你不介意吧？”

“不会。”她不忍让卡罗尔开车送她回家，又一个人在黑夜中独自开车回来。

她们在车上也没说什么话。车一在火车站前停下来，特芮丝就打开门。

“大概四分钟后有班火车。”卡罗尔说。

特芮丝突然脱口而出：“可以再和你见面吗？”

车窗在两人间升起，卡罗尔只对她笑了笑，带着一点责怪的神情。“再见。”卡罗尔说。

特芮丝想，当然，当然，她们还会再见面的。真是个愚蠢的问题。

车子很快倒车，转向，往黑暗中驶去。

特芮丝好想再回到百货公司里，期盼礼拜一的到来，因为卡罗尔礼拜一可能会再度出现。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礼拜二就是圣诞夜了。当然，她要在礼拜二打电话给卡罗尔，只要祝她圣诞快乐就好了。

但她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卡罗尔的容貌，不管她看到什么景象，里面都有卡罗尔。那天晚上，在黑暗平坦的纽约街头，明天还要上班，掉在水槽里破掉的牛奶瓶，都变得不重要了。她颓然倒在床上，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条线，然后画了一条又一条。一个新世界在她周围诞生了，就像一片闪亮的森林，里面有百万片闪闪发光的林叶。

[1] 多梅尼科·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1685—1757），活跃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的意大利作曲家，也是古典时期的重要音乐家。

第七章

那男人看了看，漫不经心地把东西捏在拇指和食指间。他的头秃了，只剩下一绺绺长长的黑发从以前的额线上长出来，他费力把头发贴着光秃秃的头皮梳平。特芮丝才刚走到柜台，说出第一句话，他就挤出下唇，露出轻蔑和不屑的样子。这种表情就这么固定在他脸上。

“不行。”他终于说了。

“这东西真的什么都换不到吗？”特芮丝问。

那片下唇又更凸出来了一点。“大概五毛钱吧。”他从柜台的另一头把东西扔回来。

特芮丝伸出手指，把那东西当宝贝似的拿过来。“嗯，那这个呢？”她从外套口袋里拿出那条有圣·克里斯多福坠饰的银链。

他的拇指和手指又表现出轻视的姿态，把坠子像脏东西一样转着。“两块五毛。”

特芮丝想告诉他，那条银链至少值二十块钱，但她还是没说出口，因为每个来这里的人都会说这种话。“谢谢。”她拿起链子走了出去。

她在想，是谁那么幸运，可以把橱窗里挂着的一堆陈旧的折叠小刀、破掉的腕表和木工刨子卖给当铺？她忍不住又往窗子里面看，在一排悬挂着的猎刀下找到那个男人的脸孔。那个男人也看着她，对着她笑。她觉得他好像了解自己的一举一动。特芮丝于是从人行道上快步离去。

十分钟后，特芮丝又回来了，用两块五毛钱典当了银链子。

她快步往西走，奔跑着穿过莱克辛顿大道，然后是公园大道，再转往麦迪逊大道。她紧抓住口袋里的小盒子，直到盒子尖锐的边缘划破了手指为止。这个小盒子是比阿特丽丝修女送的，上面镶着褐色的木头，构成格子状的花纹。她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只认为这个东西非常珍贵。嗯，现在她知道了，事实不是这样。她走进一家皮件店。

“我想看看橱窗里那个黑色的，那个有皮带和金色扣子的。”特芮丝告诉售货小姐。

上周六早上，她正要赴她和卡罗尔的午餐之约，在半路上注意到这个手提包。她一眼看去，就觉得这个手提包很适合卡罗尔。她想，就算卡罗尔爽约，就算她再也见不到卡罗尔，也要买下这个手提包寄给她。

“我要了。”特芮丝说。

“含税一共七十一块十八分，”售货小姐说，“您想用包装纸包起来吗？”

“好，请帮我包起来。”特芮丝在柜台上数了六张十元钞票，其他的则是零钱。“我想把包先寄放在这里，晚上六点半左右再来拿好吗？”

特芮丝把收据放进皮夹，走出那家店。她可不能冒着失窃的风险，把手提包带到百货公司里。即使今天是圣诞夜，包还是有可能被偷。特芮丝笑了，今天是她在百货公司上班的最后一天，再过四天，黑猫剧院的工作就来了。菲尔说好了会在圣诞节隔天拿给她演出的剧本。

她经过布兰塔诺商店。这家店的橱窗满是缎带的装饰，还有皮质书套的书和穿着盔甲的骑士画像。特芮丝转回去走进店里，她并不想买东西，只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比那个手提包更漂亮的东西。

柜台陈列的一张插图吸引了她的目光。图中有个年轻的骑士骑着白马，骑过看起来像花束般的森林，后面跟着一排侍童，最后一个带着一个垫子，垫子上面放着一个金色戒指。她拿了那本有皮质书套的书，里面的标价写着二十五块钱。如果她现在就去银行再多领二十五块钱出来，就可以买这本书了。二十五元值多少呢？其实她没有必要把那根银链子当掉，她当了那个链子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那是理查德送的，她不想要再留着。她阖上书，看着书封面凹陷的边缘。卡罗尔喜不喜欢一本写着中世纪情诗的书？她也不知道。她记不起任何有关卡罗尔对书籍的品味的线索，于是匆忙放下书离开了。

在楼上的洋娃娃部，桑提尼小姐站在柜台后面，从大盒子里拿糖果分发给大家。

“拿两个吧，”她告诉特芮丝，“糖果部送来的。”

“拿两个也好。”她想，咬了颗牛轧糖，圣诞的欢乐气氛就要降临糖果部了。店里今天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首先，店里似乎异常平静。顾客很多，今天就是圣诞夜，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在赶时间。特芮丝看了看电梯，寻找卡罗尔的身影。卡罗尔今天不一定会来，如果她没有来，那特芮丝就想在六点半的时候打电话给她，祝她圣诞快乐。特芮丝在卡罗尔家的电话机上面已经看到她的电话号码了。

“贝利维小姐！”亨德里克森太太的声音在呼唤她，特芮丝立刻收回注意力。但亨德里克森太太只是挥挥手，让信差把电报放在特芮丝面前。

特芮丝潦草地签收了电报，然后把它拆开。上面写着：“下午五点楼下碰面。卡罗尔。”

特芮丝把电报揉成一团，拇指用力把电报压入手掌中，看着那个信差朝电梯走回去。信差年纪很大了，步履蹒跚，身形佝偻，走路的时候膝盖好像远远地戳在前头，他的布绑腿松了，在那里晃啊晃的。

“你心情不错啊。”扎布罗茨基太太经过时，略带着沮丧对她说。

特芮丝笑了。“我是很快乐呀。”扎布罗茨基太太告诉过特芮丝，她的小女儿才刚生下来两个月，丈夫又失业了。特芮丝猜想，不知扎布罗茨基太太和她丈夫是否彼此相爱，是否真正的快乐。也许他们是的，但从扎布罗茨基太太空洞的脸孔和她仿佛才刚经历了长途跋涉的步伐上却看不出来是这样。或许扎布罗茨基太太有一度也和她一样快乐，或许快乐早已离她远去。她记得不知在哪里读到（理查德也曾经说过），通常结婚两年后，爱情就死了。真残忍，像是骗局。她想像着，如果卡罗尔的脸和香水的味道都变得没有意义，那怎么办？但首先她可以说她爱上卡罗尔了吗？这个问题，她自己也无法回答。

四点四十五分时，特芮丝去找亨德里克森太太，要求准她早半小时下班。亨德里克森太太或许认为这个要求和电报有关，但她还是答应了，甚至连一个抱怨的表情也没有。这一天，气氛真的很诡异。

卡罗尔在她们以前碰面的大厅等她。

“哈啰！”特芮丝说，“我好了。”

“什么好了？”

“下班了。这里的工作。”但卡罗尔看起来很丧气的样子，使得特芮丝立刻觉得被浇了一盆冷水。不过特芮丝还是说：“我收到电报，真的很高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空。今晚有空吗？”

“当然有空。”

她们慢慢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走着。卡罗尔穿着精致的无带浅口有跟鞋，使她比特芮丝高了好几英寸。一小时前下的雪，现在已经停了，在脚底积成薄薄的一层，就像一层白色羊毛，薄薄地铺到对面的马路和人行道上。

“我们今晚本来可以和艾比碰面的，可是她没空。”卡罗尔说，“不管怎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开车兜兜风好吗？见到你真好，你今晚是个自由的天使，你知道吗？”

“不知道。”特芮丝说。虽然卡罗尔的情绪有点让人担心，但特芮丝依旧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快乐中。特芮丝感觉到有事情发生了。

“这附近有地方可以喝咖啡吗？”

“有。再东边一点的地方有。”

特芮丝想的是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中间的一家三明治店，但卡罗尔选择了另一家店门口有雨篷的小酒吧。那里的服务生一开始不太情愿招呼她们，说现在正是傍晚的鸡尾酒时间。后来卡罗尔准备离去，他又跑去拿了咖啡过来。特芮丝很焦急，想要赶快把她买的手提包拿回来。即使手提包已经包装好了，她还是不希望让卡罗尔看到。

“有事吗？”特芮丝问。

“事情很复杂，没办法解释。”卡罗尔对着她露出疲惫的笑容，之后又是一阵空洞的沉默，仿佛她们穿越空间，远离彼此。

特芮丝想，或许是卡罗尔本来期待的约会落空了，这是圣诞夜，卡罗尔当然会很忙。

“我现在会不会妨碍到你？”卡罗尔问。

特芮丝感觉自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无助。“我要去麦迪逊大道拿个包裹，离这里不远，如果你可以等我，我现在就过去。”

“没问题。”

特芮丝站起来。“我会搭计程车，三分钟就办完事了。但我猜你不会等我，是不是这样？”

卡罗尔笑了笑，伸手握住特芮丝的手，有点冷淡地挤挤特芮丝的手，然后放下来。“放心，我会等你。”

特芮丝坐在计程车上的时候，耳边依旧回荡着卡罗尔声音里面不耐烦的语调。回程的路上交通拥挤，她下了车，跑着穿过最后一条街。

卡罗尔还在那里，她的咖啡只喝了一半。

“我不想喝咖啡了。”特芮丝这么说，因为卡罗尔好像想走了。

“我的车在市区，我们搭计程车过去。”

她们抵达巴特雷公园附近的商业区，卡罗尔把车从地下停车场开上来，往西开到了高速公路。

“这样比较好。”卡罗尔开车时脱掉了外套。“帮我把外套丢在后面好吗？”

然后两人又沉默相对。卡罗尔越开越快，变换车道超车，仿佛她们真有个目的地要去似的。抵达乔治华盛顿大桥时，特芮丝想开口说话，不管说什么话都好。特芮丝突然想到，如果卡罗尔和她丈夫正在办离婚，那她今天去市中心就是去找律师，那个区域到处都是律师事务所。而且事情有点蹊跷，为什么他们要离婚呢？是因为哈吉和那个叫辛西娅的女人有外遇？卡罗尔把她旁边的车窗摇了下来，特芮丝觉得很冷。每次车子一加速，风就灌进来，用冰冷的双臂包围着她。

“艾比住那里。”卡罗尔说，点头示意河的对岸。

特芮丝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艾比是谁？”

“艾比，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卡罗尔看着她。“窗子这样开着，你不冷吗？”

“不会。”

“你会冷。”她们停在红灯前，卡罗尔把窗子摇上来，然后看着她，仿佛那天晚上才第一次好好看她一样。卡罗尔的眼睛从特芮丝的脸看到她放在膝上的双手。在那双眼睛之下，特芮丝觉得自己像一只卡罗尔从路边宠物店买来的小狗，觉得卡罗尔才刚刚想起来，自己在她旁边，陪着她开车。

“卡罗尔，怎么了？你是不是要离婚？”

卡罗尔叹了口气。“对，要离婚。”她冷静地说，发动了车子。

“小孩归他？”

“只有今晚。”

特芮丝正要继续问问题，卡罗尔开口道，“我们谈点别的吧。”

有辆车子经过，收音机里播放着圣诞歌，每个人都在跟着唱。

她和卡罗尔都沉默不语。她们开车经过杨克斯，特芮丝觉得她和卡罗尔深谈的机会好像已经被遗弃在背后的马路上了。此时卡罗尔又突然说她想吃东西，因为已经快八点了，于是她们把车停在路边一家小餐厅门前，一家卖炸蛤蜊三明治的小店。两人坐在柜台边点了三明治和咖啡，结果卡罗尔却一口也没吃。卡罗尔问她理查德的事，只是口气不如礼拜天下午那么关切了，反而比较像是要先开口问话，免得特芮丝继续追问关于她自己的事。卡罗尔问的都是私人的问题，特芮丝回答得既机械化又不带感情。卡罗尔的声音很小，不断提出问题，她的声音比三码外柜台服务生与人交谈的声音还要小得多。

“你和他上过床吗？”卡罗尔问。

“有，两三次。”特芮丝把当时的情形告诉她，第一次和之后的三次。她毫不脸红地谈论这些事情，现在这些事情已经显得无趣又琐碎了。她感觉到卡罗尔正在想像着那几个夜晚的分分秒秒，她也感觉到卡罗尔用客观的眼神在评价她，她也知道卡罗尔想要说她看来并不是冷淡的人，也不是在情感上格外匮乏的人。但卡罗尔一句话也没说，所以特芮丝也扭捏地看着前面小音乐盒上的歌单。她想起曾有人说她嘴上很热情，可是又忘了到底是谁说的。

“需要时间吧，”卡罗尔说，“你愿意给别人第二次机会吗？”

“为什么呢？感觉很不好啊，况且我并不爱他。”

“如果你想清楚了，会不会爱上他？”

“谈恋爱不是这样的吧。”

卡罗尔抬头看着柜台后面墙上的鹿头。“不是，”她笑着说，“你为什么喜欢理查德？”

“嗯，他……”她觉得理查德的问题出在欠缺热忱，理查德好像不是很热衷于当画家。“我喜欢他的态度，比大多数男人都好。他把我当成一个人来尊重，不是只想走一步算一步。我也喜欢他的家人，我喜欢他的家庭。”

“很多人都有家庭。”

特芮丝把自己的答案重新组织了一遍。“他很随性，愿意改变。他不像其他男生一样，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医生或保险业务员。”

“我想你对他的了解，比我结婚好几个月后对哈吉的了解还要多。至少你不会和我犯同样的错误，一到二十岁就结婚，只因为大家都这样。”

“你的意思是，你没有爱过他？”

“有，我爱过他，非常爱。哈吉对我也是一样。他是那种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就了解你的人。你恋爱过吗？”

特芮丝停顿了一下。接着下一句话凭空冒出，虚伪的、带着罪恶感，她动了动嘴唇：“没有。”

“但你又希望谈恋爱。”卡罗尔笑了。

“哈吉还爱着你吗？”

卡罗尔往下看着大腿，一脸不耐烦。特芮丝想，或许卡罗尔会惊讶于自己那么直接就问出来了。但卡罗尔说话时，她的音调又没有太大改变。“连我也不知道。从某方面来看，他和以前一样充满热情，只是我已经看透他的真面目了。他说我是他第一个爱上的女人，他说的应该是实话，但我认为就爱这个字的意义而言，他只不过爱了我几个月。的确，他好像对其他人从来没有兴趣；如果他对其他人有兴趣的话，也许他会更像个人。这样我就能了解他、原谅他了。”

“他喜欢琳蒂吗？”

“他太宠她了。”卡罗尔望着她笑了出来。“如果他会爱任何人的话，那他爱的一定就是琳蒂。”

“‘琳蒂’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奈琳达。哈吉替她取的。他本来想要儿子，但我觉得生了女儿之后他反而更高兴。我想要的是女儿，还想过要生两个或三个小孩呢。”

“哈吉不想吗？”

“是我不想要，”卡罗尔再次看着特芮丝，“圣诞夜适合谈这些吗？”卡罗尔伸手拿烟，然后拿了特芮丝递过来的菲利普·莫利斯牌香烟。

“你的事情，我都想知道。”特芮丝说。

“我不想再生小孩了，因为我担心我们的婚姻岌岌可危，就算有了琳蒂也一样。所以你想谈恋爱吗？说不定你马上就要恋爱了，如果你真的要谈恋爱的话，那就好好享受恋爱吧。恋爱过后的日子比较辛苦。”

“爱上一个人比较难？”

“坠入爱河比较难。甚至是有做爱的欲望，都很难。我认为‘性’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活跃，男人尤其是这样。爱情一开始的冒险历程，只不过是要满足好奇心而已，之后就只有重复同样的动作，想要找到……什么呢？”

“找什么？”特芮丝问。

“该怎么形容呢？想要找到朋友、伴侣，甚至只是个分享者。这些字眼有什么用呢？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人类好像想要借着‘性’来找寻某些东西，但如果用别的方法来找，或许更容易得多。”

特芮丝认为，卡罗尔提到的好奇心，这话倒是真的。“用其他哪些方式去找？”她接着问。

卡罗尔看着她。“我认为答案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找出来。不知道这个餐厅有没有卖饮料。”

那家餐厅只有啤酒和葡萄酒，所以她们就离开了。开车回纽约的途中，卡罗尔没有停下来买她要的饮料，反而问特芮丝想不想回家，或者可以到她家待一会儿，特芮丝回答说她可以去卡罗尔家。她记得凯利一家人邀请她参加今晚的派对，派对上还有葡萄酒和水果蛋糕呢，她也答应了。但她现在想，她没去的话，他们应当不会想念她的。

“我跟你约的是什么烂时间嘛，”卡罗尔突然开口，“一会儿是礼拜天，一会儿又是这个时候。反正今天晚上我不是最佳伴侣，你想要做什么？想不想去纽华克的餐厅，里面灯光不错，还有圣诞音乐。不是夜总会，我们也可以在那边好好吃一顿。”

“去那边很好啊。”

“你一整天都待在那家烂百货公司，我们还没有庆祝你解脱呢。”

“我只想在这里和你在一起。”特芮丝听到自己声音里急于辩解的语气，不禁微笑了起来。

卡罗尔摇摇头，并没有看着她。“孩子，孩子，你跑哪儿去了？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吗？”

过了一会儿，在前往新泽西的高速公路上，卡罗尔说，“我知道了。”然后她把车子开离高速公路，在一块碎石铺面的空地停了下来。“出来。”

她们的面前是一个架高的平台，上面陈列着待售的圣诞树。卡罗尔要她选了一棵大小适中的树，然后把树放在车后，特芮丝坐在前座卡罗尔的旁边，手上全都是冬青和冷杉的树枝。特芮丝把脸贴近树枝，闻着树枝散发出的暗绿色清新气息。这些树枝清爽的香味闻起来就像野外的森林，也像所有圣诞节的装饰一样：树上的小挂饰、礼物、雪花、圣诞音乐、假期。在店里结完账之后，她在卡罗尔旁边，感觉到汽车引擎的颤动，用手指就可以触摸到冷杉树枝。特芮丝心想，我很快乐，我很快乐。

“我们来装饰圣诞树吧。”她们一进屋子，卡罗尔就开口道。

卡罗尔打开客厅里的收音机，替两人各调了一杯酒。收音机里有圣诞歌曲，铃声共鸣，仿佛她们就在大教堂里。卡罗尔拿了一篮白色棉花当作圣诞树四周的雪，特芮丝在棉花上洒上糖粒，好让棉花闪闪发光。然后她用金色缎带剪出一个瘦长的天使，把天使固定在树的最顶端，又把卫生纸对折之后，剪下一长串天使，挂在树枝下。

“你很会装饰圣诞树嘛，”卡罗尔一边说话，一边站在壁炉旁看着圣诞树。“太棒了，什么都有了，只缺礼物。”

特芮丝替卡罗尔买的礼物，现在放在沙发上特芮丝的外套旁边，但是搭配礼物的卡片却放在家里，特芮丝希望把礼物和卡片一起送给卡罗尔。特芮丝看着圣诞树问：“我们还需要哪些东西？”

“不用了。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收音机已经关了。特芮丝看着壁炉架上的钟。已经过了深夜一点。“圣诞节已经到了。”她说。

“你最好留在这里过夜。”

“好。”

“明天有事吗？”

“我没事。”

卡罗尔从收音机上面拿了自己的酒。“你不用去找理查德吗？”

她本来和理查德约好了中午十二点见面，去理查德家过圣诞节。但她也可以找个借口说不去了。“没有约好，我只是说我可能会去找他。不过那不重要。”

“我也可以早点载你去。”

“你明天忙吗？”

卡罗尔喝光了杯里的酒。“忙。”她说。

特芮丝开始动手清理她制造出来的混乱：碎纸片和剪断的缎带。她最讨厌装饰完毕之后的清理工作了。

“你的朋友理查德听起来像是那种老是需要女人在身旁的男人，至于结不结婚可能不重要了，”卡罗尔说，“他是这种人吗？”

特芮丝生气地想，为什么现在还要谈到理查德呢？她觉得卡罗尔喜欢理查德（可能是特芮丝自己造成的），一股隐隐约约的醋意像针一样刺痛着她。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人的，总比那些独身或自认独身、最后在两性关系上犯下愚蠢错误的男人要好。”

特芮丝盯着卡罗尔放在咖啡桌上的那包香烟。对于这个话题，她没什么好说的，只觉得卡罗尔的香水像是从常青树强烈气味当中延伸出来的一条细细的线条，她只想要跟随着这个味道，用手臂抱着卡罗尔。

“这和有没有结婚，好像又没有关系，不是吗？”

“什么？”特芮丝看着她，看到她稍微笑了一下。

“哈吉那种男人，绝不会让女人进入自己的生命里。你的朋友理查德或许可能永远不会结婚，但理查德会因为自己一直想要结婚，而得到一定程度的乐趣。”卡罗尔从头到脚打量着特芮丝。“想结婚的对象都不对，”卡罗尔补充道，“特芮丝，你会不会跳舞？喜欢跳舞吗？”

卡罗尔突然变得这么冷酷尖酸，特芮丝差点要哭了。“不喜欢。”特芮丝想，自己不应该把理查德的事情告诉卡罗尔的，现在木已成舟了。

“你累了，去睡觉吧。”

卡罗尔把她带到上礼拜天哈吉进去的那个房间，把一张单人床的床罩拉下来。特芮丝想，这里可能是哈吉的房间，看来不像是小孩子的房间。她想到哈吉从这个房间里拿出琳蒂的东西，又想像哈吉一开始是先从他和卡罗尔共用的卧室开始搬东西，然后叫琳蒂带着她的东西住进这个房间，把东西放在这里，自己把门关上，最后把琳蒂从卡罗尔身边带走。

卡罗尔替特芮丝拿来了睡衣放在床边。“那么晚安了，”她对着门说，“圣诞快乐。你想要什么圣诞礼物？”

特芮丝突然笑了。“什么也不要。”

那天晚上她梦到小鸟，鲜红色的小鸟，身子长长的像红鹤一样，呈扇形的队伍快速飞过黑色森林，红色队伍的拱形弯曲弧度就像它们的叫声一样。然后她张开眼睛，真的听到了声音，那是一种轻柔的口哨声，高低地起伏，结尾的地方还有一个音符，之后是真正的鸟叫声，比较微弱的吱吱声。窗户是灰色的，口哨声再度响起，就在窗户底下，特芮丝下了床，看见车道上有一辆长型敞篷车，有个女人站在里面吹口哨。这就像一场她探出头去看的梦，一个不存在的场景，边缘都是雾蒙蒙的。

然后她听到卡罗尔压低的声音，十分清晰，仿佛她们三人同处一室中。“想要去睡觉还是想起床？”

车里的女人把脚踩在座位上，轻声开口说：“都要。”特芮丝听到她话中压抑的笑意，马上就喜欢她了。“要不要去兜风？”那女人问。她抬头看着卡罗尔的窗户，特芮丝这才发现她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小傻瓜。”卡罗尔低声说着。

“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吗？”

“不是。”

“喔喔。”

“没关系。你想进来吗？”

女人下了车。

特芮丝走到房门边，把门打开。卡罗尔离开房间刚进大厅，正把袍子上的带子系好。

“抱歉把你吵醒了，”卡罗尔说，“去睡吧。”

“没关系。我可以下来吗？”

“当然可以！”卡罗尔爆发出一阵笑声，“到衣柜里拿件袍子穿上。”

特芮丝拿了一件袍子。她想，这件可能是哈吉的袍子。然后她下了楼。

“圣诞树是谁装饰的？”那女人问。

她们三人都在客厅里。

“是她。”卡罗尔转向特芮丝。“这位是艾比，艾比·格哈德，她是特芮丝·贝利维。”

“你好。”艾比说。

“你好。”特芮丝本来就希望来者是艾比。艾比用开朗的表情看着她，她的眼睛有点突出，表现出饶富兴味的样子。特芮丝刚刚看到她站在车里的时候，她就是这个表情。

“你把圣诞树装饰得好漂亮。”艾比告诉她。

“大家不用再压低音量小声说话了吧？”卡罗尔问道。

艾比双手合掌摩擦，跟着卡罗尔走到厨房。“卡罗尔，有咖啡吗？”

特芮丝站在厨房桌子旁边看着她们。她觉得在这里倒很自在，艾比并没有特别注意她，只是脱掉外套帮卡罗尔煮咖啡。她的腰和臀部看起来是标准的圆筒形，在紫色毛衣底下看不出正面和背面的分别。特芮丝注意到她的手有点笨拙，她的脚也不像卡罗尔的脚那么优雅。她看起来比卡罗尔老，额头上有两道皱纹，笑起来皱纹显得更深，两道拱形的粗眉毛也提得更高。她和卡罗尔继续谈笑，煮好了咖啡又榨了点柳橙汁，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不重要的事，或者说没什么重要到需要仔细听的事。

艾比说了一声“嗯”的时候，对话中才出现重要的事情。艾比把最后一杯柳橙汁里面的籽捞出来，粗鲁地把手指往裙子上擦。“老哈吉怎么样呢？”

“老样子。”卡罗尔说。卡罗尔探头在冰箱里找东西，艾比接下来说的话，特芮丝听不太清楚完整的内容，或许这又是另一句不完整的句子，只有卡罗尔才能了解，不过已经让卡罗尔挺直身子笑了起来，笑声又大又开怀，整张脸表情都变了。特芮丝升起一股羡慕之意，她从来没有让卡罗尔这样开怀大笑过，但艾比却可以。

“我会告诉他，”卡罗尔说，“一定会。”

这件事情和哈吉的童子军工具有关。

“告诉他那个东西是哪来的。”艾比边说话边看着特芮丝咧嘴大笑，仿佛她也应该分享这个笑话。“你是哪里人？”她们在厨房的桌边坐下，她开口问特芮丝。

“纽约来的，”卡罗尔替她回答。特芮丝想，艾比接下来会说，喔，好难得，或者其他的蠢话。但是艾比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同样期待的笑容看着特芮丝，好像在等特芮丝给她下指令一样。

她们好好忙乎了一阵，准备好了早餐，但端上桌的只有柳橙汁、咖啡和一些没人要吃的白吐司。艾比先点了一根烟。

“你年纪够大了吗？可以抽烟了吗？”她递给特芮丝一只红色盒子，上面写着“克雷文专属”。

卡罗尔正在放汤匙。“艾比，那是什么东西？”她问话的语气中有一丝特芮丝以前没听过的尴尬。

“谢谢，我想要一根。”特芮丝拿了一根烟。

艾比把手肘放在桌上。“嗯，你刚才说什么？”她问卡罗尔。

“我看你有点紧张。”卡罗尔说。

“在外面开了四小时的车，我凌晨两点就离开新洛契尔，回到家看到你留的话，然后我就出现在这里了。”

特芮丝想，她大概是全世界最闲的人，整天不做事，只做她想做的事。

“现在怎样了？”艾比问。

“嗯，一审我输了。”卡罗尔说。

艾比叼了烟，一点也不显得惊讶。“多久呢？”

“三个月。”

“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事实上是从昨晚开始。”卡罗尔的目光望向特芮丝，然后往下看着咖啡杯，特芮丝知道，有自己在这里，卡罗尔不会再多说。

“所以还没有解决，是吗？”艾比问。

“大概就是这样了。”卡罗尔一派轻松地回答，语气里有种无可奈何的感觉。“至少字面上是这样，可是还会继续下去。你今晚要做什么？晚一点的时候。”

“早上大概没做什么。今天的午餐订在两点。”

“有空打电话给我。”

“没问题。”

卡罗尔的眼睛还是往下看着手中装柳橙汁的杯子。特芮丝看到她的嘴角向下撇，心里也跟着伤心起来，不是因为有了领悟而伤心，而是为了遭逢挫败而难过。

“我想去旅行了，”艾比说，“来趟小旅行。”然后艾比又用开朗友善的眼神看着特芮丝，仿佛要把特芮丝纳入一件她原本不能加入的事。不过特芮丝一想到卡罗尔可能会抛下她去旅行，整个人就紧张起来。

“我没有什么心情。”卡罗尔说。但特芮丝还是听到卡罗尔话里面蕴藏的可能性。

艾比有点局促不安，转头到处看。“这里这么阴暗，真像早上的矿坑，不是吗？”

特芮丝稍微笑了一下。阳光正在染黄窗台，哪个矿坑还有万年青呢？

卡罗尔用深情的眼神看着艾比，替艾比点燃了香烟。特芮丝想，她们一定是很熟的朋友，熟到彼此不管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不会让对方吃惊和误解。

“派对好不好玩？”卡罗尔问。

“嗯，”艾比冷淡地说，“你认识鲍伯·哈佛沙姆这个人吗？”

“不知道。”

“昨晚他也在，以前在纽约某个地方见过他。好笑的是，他说他要去雷特纳和爱尔德这两个人的经纪部门上班。”

“真的？”

“我没跟他说我认识其中一个老板。”

“几点了？”过了一会儿卡罗尔这样问道。

艾比看着腕表，腕表上有很多金色的角锥面。“大概七点半。你在赶时间吗？”

“特芮丝，想不想回去多睡一会儿？”

“不用。我还好。”

“你要去哪里我都可以载你去。”卡罗尔说。

但最后大约在十点钟左右，是艾比载着特芮丝离开的，因为艾比说自己反正也没事可做，而且也愿意载她去。

她们在高速公路加速时，特芮丝发现艾比是另一个喜欢冷空气的人。谁会在十二月里开敞篷车呢？

“你怎么认识卡罗尔的？”艾比对着她大喊。

特芮丝觉得自己差一点就要告诉艾比实情了，但她还是没有说出来。“在店里。”特芮丝喊回去。

“喔？”艾比的驾驶技术不太稳定，这辆大车不断曲折蛇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又偏偏加速。“你喜欢她吗？”

“当然。”这是什么问题！就像问她信不信有上帝一样。

她们转进巷道后，特芮丝把自己住的地方指给艾比看。“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特芮丝问，“可以在这里等一下吗？我想请你拿个东西给卡罗尔。”

“当然没问题。”艾比说。

特芮丝跑上楼，拿出她自己做的卡片，然后把卡片塞在给卡罗尔的礼物的缎带下面。她把礼物拿下去给艾比。“你今晚会见到她，对不对？”

艾比慢慢点头，特芮丝感觉到艾比好奇的黑色眼睛里有一丝挑衅的眼神，她今晚会见到卡罗尔，而特芮丝不会。但特芮丝又能怎么办呢？

“谢谢你载我。”

艾比笑了：“你确定不要我载你到其他地方？”

“不用，谢谢。”特芮丝也笑了。就算要艾比载她到遥远的布鲁克林高地，艾比还是会很高兴。

她爬上面前的台阶，打开信箱，里面有两三封信和圣诞卡片，其中一张圣诞卡片是法兰根堡百货寄的。她再度望向街道时，那台大车不见了，有如她的幻想，也好似梦中的一只鸟。

第八章

“现在轮到你许愿了。”理查德说。

特芮丝许了愿，她的愿望就是卡罗尔。

理查德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他们的头顶上有个东西挂在天花板上，看起来像是串着珠子的弦月，也像截了一段的海星，看起来很丑，但桑姆科这家人却认定这个东西带有神奇的魔力，只要有特殊场合就会挂出来。这东西是理查德的祖父从俄罗斯带过来的。

“你许了什么愿？”他朝下对着她笑，好像她是他所拥有的东西一样。这里是他家，虽然门开着，客厅里挤满了人，刚刚他还是亲吻了她。

“不能说。”特芮丝说。

“在俄罗斯可以。”

“嗯，我又不是在俄罗斯。”

收音机的声音变大了，播放着圣诞歌曲。特芮丝喝光了杯子里剩下的粉红蛋酒。

“我想上楼去你的房间。”她说。

理查德牵着她的手，两人往楼上走去。

“理查德？”

他姑姑拿着烟斗，站在客厅门口喊他。

理查德说了一个特芮丝不懂的字，对他姑姑挥挥手。到了二楼，房子依然因为一楼众人的狂舞而颤动，他们的舞蹈和音乐完全搭配不上。特芮丝听到有个杯子落地的声音，脑中出现冒着泡沫的粉红蛋酒流在地板上的画面。理查德说，这个场面和他们一月第一个礼拜庆祝的真正的俄罗斯圣诞节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理查德关上房门，对着特芮丝笑了。

“我好喜欢你送的毛衣。”他说。

“我很高兴。”特芮丝把裙子拢起来，坐在理查德的床沿。她送给理查德的那件厚厚的挪威毛衣正放在床上，就在她身边，摊在薄纸盒上。理查德从东印度商店买了一件长裙子送她，上面有绿色和金色的带子和绣花。裙子很漂亮，但特芮丝不知道这件裙子适合搭配什么场合。

“要不要来杯真正的酒？下面喝的东西好恶心。”理查德从柜子底下拿出一瓶威士忌。

特芮丝摇摇头。“不，谢了。”

“对你有好处。”

她又摇了摇头。她环顾这间挑高的、几乎是正方形的房间，壁纸上的粉红玫瑰图案十分模糊，两扇平静的窗上装着略带黄色的白色棉布窗帘。绿色的地毯上有两道模糊的痕迹，从门边为起点，一道向着五斗柜，一道向着角落的书桌。房间里唯一出现的理查德作画的迹象是一个装着画笔的罐子，和书桌旁地板上的作品集。她想，在理查德心里，画画只占了一小部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放弃画画，开始做别的事情了。她一直在想，理查德喜欢她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她比其他人更加支持他的画画志向，是不是因为她对他作品的批评有助于他的进步。特芮丝不安地站了起来，走到窗边。她很喜欢这个房间（因为这里一直保持原样，一直在这里），但今天她有一股冲动，想要从这里跑出去。跟三个礼拜前站在这里的她相比，现在的她已经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今天早上她是在卡罗尔的家里醒来的。卡罗尔就像她身上的秘密，扩散到整个房子里；也像一道光，只有她才看得见，别人都看不见。

“你今天怎么怪怪的。”理查德突然这么说，令她打了一阵寒颤。

“也许是衣服的关系。”她说。

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薄绸连衣裙，已经非常陈旧了，来纽约没多久之后就没穿过了。她坐在床上再度看着理查德，理查德站在房间中央，手上拿着一小杯没加冰块的威士忌。他澄澈的蓝眼睛从她的脸移到她脚上的黑色新高跟鞋，然后又回到她的脸上。

“小芮。”理查德抓起她的手，把她的手压在她身体两边，他平滑的薄唇往下稳稳地落在她的嘴唇上，舌头轻触她的双唇，飘出新鲜威士忌的香味。“小芮，你真是个天使。”理查德用深沉的声音说道。她想起卡罗尔也说过同样的话。

她看着他拿起地板上的小杯子，把杯子和酒瓶一起放回柜子里。突然间，她觉得自己比他、比楼下所有的人都优越太多了，她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快乐。她想，快乐有点像飞行，像做一只风筝，取决于一个人放出的线是长是短——

“漂亮吗？”理查德说。

特芮丝坐起来。“太美了！”

“我昨晚做完的。我在想如果天气好，我们就可以到公园去放风筝。”理查德咧着嘴笑，像个男孩一样，对自己的手工沾沾自喜。“看看背面。”

那是个长方形的俄罗斯风筝，像弓一样弯着，有如一面盾牌，纤细的骨架上刻有凹痕，四个角绑得牢牢的。理查德在正面画了一个圆顶教堂，后面是红色的天空。

“我们现在就去放风筝吧。”特芮丝说。

他们把风筝拿下楼，每个人都看见他们了，大家走进大厅，那些叔叔伯伯、姑姑阿姨和表兄弟姊妹，直到大厅里挤满了人，变得一片喧嚣。理查德把风筝高举在头上，免得被挤到。嘈杂的声音让特芮丝觉得不舒服，但理查德却很喜欢这样。

“理查德，来喝香槟！”有个姑姑大声叫着。她锦缎连衣裙底下的腹部肥胖，看来好像另一个胸部一样臃肿。

“不用了，”理查德回答道，然后用俄语补充了几句话。特芮丝每次看到理查德和家人在一起，就觉得其中一定弄错了，理查德一定是个孤儿，或被偷换的小孩，放在门前台阶上，然后这家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抚养长大。他弟弟史蒂芬站在门口，两人的蓝眼睛是一样的，但史蒂芬甚至还要高一点，比较瘦。

“什么屋顶？”理查德的母亲尖声问道，“这个屋顶？”

有人问他们是不是要在屋顶上放风筝，可是他们家的屋顶上面不能站人，理查德的母亲放声大笑。然后狗也开始吠了起来。

“我要替你做一件那种连衣裙。”理查德的母亲对着特芮丝喊，好像要提醒她似的摆动着手指。“我知道你的尺寸！”

他们在客厅用卷尺量过她的尺寸，就在唱歌和拆礼物的间隙，有几位男性也在帮忙。桑姆科太太用手环抱着特芮丝的腰，特芮丝则突然抱住她，在她脸上用力吻了一下，嘴唇陷入那片柔软的上了粉的脸颊。特芮丝亲下去的那一刻，在她手臂猛然一抱之际，特芮丝是真心喜欢她的，也知道这份真心的喜爱，会在她松开手的时候也随之消失隐没，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

她和理查德终于自由了，终于独处了，两人走在人行道上。特芮丝想，就算他们结婚，情况也还是一样，他们还是会在圣诞节前来探望他的家人。就算理查德以后老了，他也还是会放风筝，就像他祖父在公园放风筝一样，放到他去世为止。理查德是这样告诉她的。

他们搭地铁到了公园，走到光秃秃的、没种树的小坡上面，两人已经来过这里十几次了。特芮丝环顾四周。在底下树林边的平地上有些男孩在踢足球，除此之外公园看起来安静平和。理查德说风不大，几乎没有风，天空是一片浓重的白色，像是要下雪一样。

理查德嚷了几声，又失败了。他想要用跑的方式让风筝飞起来，特芮丝手臂环绕着膝盖坐在地上，看着理查德把头抬高，每个方向都试试，仿佛他在空气中丢了什么东西。“风在那里！”她起身指给理查德看。

“对，但并不稳定。”

理查德迎风施放风筝，风筝拖着长长的线摇摇欲坠，然后突然急速上升，仿佛有东西把它弹上去一样。风筝画了一个大弧形，接着朝另一个方向攀升。

“有风了！”特芮丝说。

“对，但风速很慢。”

“真扫兴！让我拿风筝线好吗？”

“等我飞高一点。”

理查德摆动长长的双臂，想把风筝拉高一点，但风筝还是在冰冷凝滞的空气中留在原处。教堂金色的圆顶从一边摆到另一边，仿佛整只风筝都在摇头说：“不要。”软绵绵的长尾巴愚蠢地跟在后头，重复那个“不”字。

理查德说：“只能这样了，不能再放线了。”

特芮丝的目光盯着风筝，风筝稳定下来，就像一张教堂的画，贴在厚重的白色天空上。特芮丝想，卡罗尔可能不喜欢风筝，她对风筝不感兴趣，她只会看一眼，然后说这样很蠢。

“想不想拿风筝线？”

理查德把缠着线的棍子塞到她手中。她站起来，想起昨晚她和卡罗尔在一起时，理查德正在做风筝，所以没有打电话给她，也不知道她不在家。要是他打了电话，他就会问这件事，而第一个谎言就会出现。

突然之间，风筝不再停滞，开始猛然飘动，往别的地方飞。特芮丝赶快转动手里的棍子放线，在理查德的眼前尽可能把线放长，但风筝飞得仍然很低。现在风筝又停了，固执地动也不动。

“拉一下！”理查德说，“让风筝往上飞。”

她照做了，就像玩弄着一条很长的橡皮筋一样。现在线这么长、这么松，她只能扯线让风筝晃晃。她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然后理查德过来把风筝线接了过去，特芮丝的手还拉着线。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手臂上的一块小肌肉在颤抖。她在地上坐下来。她没有征服风筝，风筝没有照她的意思去飞。

“说不定线太重了。”她说。可是那是一条新的线，就像虫一样柔软、洁白而粗大。

“线很轻，你看，现在风筝飞起来了！”

风筝急速地往上攀爬，似乎突然间找回了自己的思绪，找到了逃脱的意愿。

“放线！”她大喊。

特芮丝站了起来。有一只鸟飞过风筝下面。她盯着越来越小的长方形风筝，一直把线往后拉，就像船只飘动的帆一直往后拉一样。她感觉到这只风筝在此时此刻，代表了某种意义。

“理查德？”

“怎么了？”

她眼角的余光看到理查德弯着腰，手往前伸，好像在冲浪一样。“你恋爱过几次？”她问。

理查德大笑起来，一声短促、粗哑的笑。“认识你才开始恋爱。”

“哪有！你以前恋爱过，你告诉我你恋爱过两次。”

“如果统统算进去的话，我可能还要再多算个十几次。”理查德很快地说。他因为全神贯注，讲话很直接。

风筝拉出另一道弧线，开始下降。

特芮丝用同样的声调问：“你有没有和男生恋爱过？”

“男生？”理查德重复了一次，显得很惊讶。

“对。”

他大概想了五秒钟才回答。“没有。”语气肯定而确切。

特芮丝想，至少他还是不嫌麻烦回答了。她有一股冲动，想要问他如果他爱上了男生的话，会怎么办。可是这样问了也是白问。她的眼睛还是盯着风筝，两人看着同一只风筝，但心思却各不相同。“你听过这种事吗？”她问。

“我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你是指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人？当然有。”理查德现在站得直直的，用八字形把绳子捆回棍子上。

特芮丝说得很小心，因为他在听着。“我不是说像那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两个人，突然间，毫无预警地相爱，例如两个男人或两个女孩。”

理查德的脸色正常，看来和他们谈论政治话题的时候一样。“我认识的人有这样的吗？没有。”

特芮丝等到理查德再度让风筝飞高，才又开口：“我认为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对不对？”

他继续卷绕着风筝线。“事情不可能平白无故发生，背后一定有理由。”

“对。”她说，她同意他的话。特芮丝也想过要探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她印象里最接近“恋爱”的经验是在蒙克莱尔镇，她对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男孩有了感情。当时她搭着校车，那个男孩留着黑色卷发，还有一张英俊、严肃的脸，大概十二岁，比她大一点，她曾有段时间每天想着他。可是这样其实没有什么，一点也不像她对卡罗尔的感觉。她对卡罗尔的感觉究竟是不是爱呢？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真是荒谬。她也认识几位坠入爱河的女孩，她也知道她们是怎样的人，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她和卡罗尔都不是那个样子，但她对卡罗尔的感觉却符合一切对爱情的描述或检验。“你认为我有可能会这样吗？”特芮丝还来不及思考自己敢不敢问这句话，就已经脱口而出了。

“什么！”理查德笑了，“爱上女孩子？当然不可能！我的天，你该不会已经爱上女孩子了吧？”

“没有。”特芮丝用一种奇怪的、不确定的语调回答，但理查德又好像没有察觉到她的语调。

“又来了。小芮，你看！”

风筝不太稳定地向上飞，越来越快，棍子在理查德手中转动着。特芮丝想，不管怎样，她都已经比从前快乐了。为什么一定要操心去定义每件事情呢？

“嘿！”理查德追赶着地面上疯狂跳跃的棍子，缠着风筝线的棍子好像也亟欲想挣脱地面一样。“想不想帮我抓着？”他问。他抓到棍子了。“连棍子都快飞走了！”

特芮丝拿起棍子，上面剩下的线不多了，风筝几乎已经飞离了视线。她举起双臂，感觉到风筝把自己拉高了，很好玩，她整个人也飘了起来，仿佛风筝如果集中力量，真的能把她带上去飞走。

“让风筝飞出去！”理查德挥舞双臂喊着。他张开嘴巴，双颊上出现两片红色痕迹。“让风筝飞出去！”

“没有线了！”

“我会把线剪掉！”

特芮丝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回头望着他，她看到理查德正在外套里找刀子。“不要。”她说。

理查德跑过来，大笑着。

“不要！”她生气地说，“你疯了吗？”她的双手疲累，但她把棍子握得更紧。

“把线剪掉！这样更好玩！”理查德抬头看着天空，不小心就用力撞上了她。

特芮丝把棍子猛然拉到一边，不让理查德拿到，因为愤怒和惊讶而说不出话来。她有一度觉得害怕，担心理查德真的已经丧失理智了，然后她摇摇晃晃地往后退。风筝拉扯的力量已经没了，手中只剩下没了线的棍子。“你疯了！”她对他喊道，“你失去理智了！”

“不过是个风筝而已！”理查德大笑，抬头望着空荡荡的天空。

特芮丝抬头，连风筝也没看到。“你为什么要这样？”她喊着，声音听起来很尖锐。“这么漂亮的风筝！”

“不过是个风筝！”理查德又说了一遍。“我可以再做一个呀。”

第九章

特芮丝开始换衣服，然后又改变了主意。她身上还是穿着睡袍，读着菲尔稍早拿来的《小雨》剧本，一页页的剧本就散落在沙发上。卡罗尔说她还在第四十八街和麦迪逊大道的交叉口，十分钟后就会到了。特芮丝把她的房间看了一下，也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脸，然后决定什么也不管了。

她把几个烟灰缸拿到洗手台洗，然后把剧本整齐堆好放在工作桌上，猜想卡罗尔会不会带着她的新手提包来。卡罗尔昨晚和艾比在一起，从新泽西州打电话给她，而且告诉她说那个手提包很漂亮，但当作礼物来送太贵重了。特芮丝想起卡罗尔建议她把包退回去，不禁笑了出来。至少卡罗尔很喜欢那个包。

门铃短促地响了三声。

特芮丝往下看着楼梯间，看到卡罗尔手上拿着东西。她跑下楼去。

“这是空的，给你的。”卡罗尔笑着说。

那是一个包装好的手提箱。卡罗尔的手指穿过提把下面，让特芮丝拿着手提箱。特芮丝把它放在房间的沙发上，把咖啡色的包装纸小心剪开。手提箱是厚实的淡咖啡色皮革材质做的，非常朴实。

“太好看了！”特芮丝说。

“你喜欢吗？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到手提箱。”

“当然喜欢。”这种手提箱很适合她，她需要的就是这种。她名字的缩写字母用小小的烫金字印在上面。她这才想起来，卡罗尔在圣诞夜问了她的全名。

“打开密码锁，看看里面你喜不喜欢。”

特芮丝照做了。“我也喜欢它的味道。”她说。

“你在忙吗？忙的话我就先走了。”

“不忙。请坐，我没事，正在读剧本。”

“什么剧本？”

“我要替一出戏设计布景。”她想起自己没跟卡罗尔提过舞台设计的事。

“设计布景？”

“对，我是舞台设计师。”她把卡罗尔的外套放好。

卡罗尔惊讶地笑了。“怎么没有早一点告诉我？”她安静地问，“你还要从帽子里面变出几只兔子？”

“这是我第一份真正的工作，但不是百老汇的剧，是要在格林威治村上演的喜剧。我也不是工会会员，要等我到了百老汇上班之后才能申请会员。”

卡罗尔问了她工会的事。新会员和资深会员的会费分别是一千五百元和两千元。卡罗尔问她有没有存钱。

“没有，只有几百元而已。可是如果我有工作了，他们就会让我分期付款。”

卡罗尔坐在理查德常坐的椅子上看着她。特芮丝可以从卡罗尔的表情中看出，自己在卡罗尔的评价里突然提升了地位，她也不知道为何先前没提过她是做舞台设计的，而且也找到了工作。卡罗尔说：“嗯，如果你因为这出戏而得到百老汇的工作机会，你可以考虑跟我借钱，就像企业贷款一样。”

“谢谢。我……”

“我愿意为你做这件事。你这个年纪，不该为这两千块钱而困扰。”

“谢谢。但我恐怕还不够条件接百老汇的工作，还要磨炼好几年。”

卡罗尔抬起头吐出一道淡淡的烟。“喔，他们的记录也不会那么清楚吧？”

特芮丝笑了。“当然不会。想要喝杯酒吗？我买了一瓶裸麦威士忌。”

“真好，我想来一杯，特芮丝。”特芮丝准备倒酒时，卡罗尔站起来，看着她小厨房的架子。“你厨艺不错吗？”

“对。如果有人品尝，我会做得更好。我很会煎蛋卷，你喜欢煎蛋卷吗？”

“不喜欢。”卡罗尔平淡地说，特芮丝大笑起来。“你要不要让我看看你的作品？”

特芮丝从衣柜里拿出作品集。卡罗尔坐在沙发上仔细看着，从她的评论和问题中，特芮丝感觉到她认为这些作品太特异，不实用，可能也不是做得太好。卡罗尔说她最喜欢墙上的《彼德洛西卡》模型。

“那是同样的东西，”特芮丝说，“和那些画是一样的，只是做成了模型。”

“嗯，可能一个是平面的画吧。不管怎样，那些画非常真实。我喜欢这一点。”卡罗尔从地板上拿了酒，往后靠在沙发上。“你看，我没有错，对吧。”

“对什么没有错？”

“对你。”

特芮丝不明白她的意思。卡罗尔在烟雾中对着她笑，让她觉得很惊慌失措。“你认为你看错了吗？”

“没有，”卡罗尔说，“这样的公寓一个月要多少钱？”

“一个月五十元。”

卡罗尔弹了弹舌头。“你的薪水就去了一大半，对吗？”

特芮丝收好作品集，然后绑好。“对。但我很快就能多赚一点，也不会永远住在这里。”

“当然不会一直待在这里，你也应该出去旅行，就像你想像中的生活方式一样。你也会找到中意的房子。或许你会爱上法国、加州或亚利桑那。”

特芮丝笑了。就算这些事真的会发生，她可能也没钱去做。“人总是会爱上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吗？”

“总是这样。”卡罗尔也笑了。她用手指穿过头发，整理了一下。“我想我还是去旅行比较好。”

“去多久？”

“一个月左右。”

特芮丝把作品集放回衣柜。“什么时候去？”

“我安排好就动身，而且要安排的事情不多。”

特芮丝转过身去。卡罗尔在烟灰缸里捻熄烟头。特芮丝想，一个月没办法见面，对卡罗尔或许没有影响。“你为什么不和艾比一起去旅行？”

卡罗尔抬头看她，然后看着天花板。“首先，我认为她没空。”

特芮丝盯着她。她提到艾比，这个话题碰触到了什么东西，但卡罗尔脸上的表情现在还无法解读。

“你人真好，让我可以常看到你，”卡罗尔说，“你知道吗，我现在连朋友都不太想见了，一个人真的不行，做事情真的应该两人成双。”

特芮丝突然觉得她很脆弱，和她们第一次吃午餐那次截然不同。然后卡罗尔站起来，仿佛找回了思绪，特芮丝察觉到卡罗尔抬起头，笑容里带着一股肯定的神气。卡罗尔从特芮丝的身旁走过去，两人的臂膀轻轻擦过。

“我们今晚要不要找点事情来做？”特芮丝问，“如果你没事的话，可以留在这里，等我把剧本读完。今晚我们两个一起过。”

卡罗尔没有回答。她正看着书架上那个装花的盒子。“这是什么植物？”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些植物都不一样。有棵仙人掌长着肥大的叶片，自从一年前买来后好像完全没长高。另一棵植物看起来像是小型棕榈树，还有一个往下垂的红绿色东西，还需要小棍子支撑住。“就是植物而已。”

卡罗尔微笑着转过身来。“就是植物而已。”她重复说了一遍。

“今晚怎样呢？”

“没问题，但我不能留下来过夜。现在三点，六点左右我打给你。”卡罗尔把打火机丢进手提包里，不是特芮丝送给她的手提包。“今天下午我想去看家具。”

“家具？店里的？”

“家具店或帕克柏纳拍卖行[1]。看家具让我觉得心情好一点。”卡罗尔伸手拿起扶手椅上的外套，特芮丝再度注意到她从肩膀到宽腰带上的线条，延伸到她的大腿上。线条很美，就像琴弦或一整段芭蕾一样。特芮丝想，她这么美，为什么她的日子竟是如此空虚。她应该和爱她的人住在一起，在美丽的房子里走着，在美丽的城市中走着，沿着蓝色海岸走着，背景是长长的地平线和蓝色的天空。

“再见。”卡罗尔说。她把手臂环绕在特芮丝腰上，就和她穿上外套的动作一样。卡罗尔的手只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间，这个突然的动作却令她惊慌失措，让她猜不透这个动作是慰藉、结束还是开始。之后门铃在她们耳畔响起，就像刮擦铜墙的声音一样。卡罗尔笑了。“是谁？”她问。

特芮丝感觉到卡罗尔放开她时，拇指尖刺了一下她的手腕。“可能是理查德。”只会是理查德，只有他会按着电铃不放。

“好。我想见见他。”

特芮丝按了开门钮，就听到理查德在楼梯上沉重、跳跃的脚步声。她打开门。

“嗨，”理查德说，“我已经决定了……”

“理查德，这是爱尔德太太，”特芮丝说，“理查德·桑姆科。”

“你好。”卡罗尔说。

理查德几乎是鞠躬一般地点了个头。“你好。”他蓝色的眼睛张得大大的。

他们盯着对方，理查德手中拿着一个方形盒子，好像是要给她的礼物，卡罗尔站着，手里拿着一支新的烟，不像要留下，也不像要离开。理查德把盒子放在茶几上。

“我刚好在附近，所以我就上来了。”他说。在他的话中，特芮丝听到他不自觉地带着一种维护自己权利的腔调。她刚刚也看见了，理查德好奇地看了卡罗尔一会儿之后，立即对卡罗尔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我到这附近拿礼物给妈妈的朋友。这是姜饼。”他点头指向那盒子，放下戒心似地笑了笑。“有人想尝尝味道吗？”

卡罗尔和特芮丝都婉拒了。卡罗尔看着理查德用折叠小刀打开盒子，特芮丝心里想，她喜欢他的笑容。她喜欢他。这个高瘦的年轻人，未加梳理的金发，又宽阔又结实的肩膀，一双奇特的大脚穿着便鞋。

“请坐。”特芮丝对卡罗尔说。

“不用，我要走了。”卡罗尔回答。

“小芮，我给你一半，然后我也要走了。”他说。

特芮丝看着卡罗尔，卡罗尔因为特芮丝的紧张而露出了笑容，然后在沙发角落里坐下。

“不管怎样，不要因为我而离开。”理查德说。他拿起放着姜饼的纸，放在厨房架子上。

“不会。理查德，你是画家，是吗？”

“对。”他很快把掉下来的糖霜送进嘴巴，然后看着卡罗尔。特芮丝想，他神色自若，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他双眼坦白，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你也是画家？”

“不是，”卡罗尔换上另一副笑容说，“我什么也不是。”

“这是最难的事。”

“是吗？你是个好画家吗？”

“我会是好画家，我可以成为好画家。”理查德一点也没有慌乱的样子。“小芮，你有啤酒吗？我渴死了。”

特芮丝到冰箱拿了两瓶啤酒。理查德也问卡罗尔想不想喝点啤酒，但卡罗尔拒绝了。然后理查德慢慢走过沙发，看着手提箱和包装，特芮丝还以为他要对这个手提箱发表一点意见，但他没说话。

“小芮，我们今晚可以去看电影。想去吗？”

“今晚我不行。我和爱尔德太太有约了。”

“喔。”理查德看着卡罗尔。

卡罗尔熄了香烟站起来。“我得走了。”她对特芮丝笑了笑。“六点左右回电给你。如果你改变心意也没有关系。再见，理查德。”

“再见。”理查德说。

卡罗尔下楼时对她眨了眨眼。“要乖喔。”卡罗尔说。

“手提箱哪来的？”特芮丝回到房间时，理查德问她。

“是礼物。”

“小芮，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事。”

“我打断了什么重要的事吗？她是谁？”

特芮丝拿起卡罗尔用过的空杯子。杯缘有一点口红的痕迹。“她是我在店里认识的人。”

“手提箱是她送的？”

“对。”

“这么贵重的礼物，她很有钱吗？”

特芮丝望着理查德。理查德对有钱人和中产阶级的厌恶是自发的。“有钱？你是说那件貂皮大衣？我不知道。我帮过她一个忙，在店里帮她找到遗失的东西。”

“喔？”他说，“什么东西？你从来没提过。”

她把卡罗尔用过的杯子洗好擦干，放回架上。“她把皮夹忘在柜台上，然后我拿去给她，就这样。”

“喔，真是太棒了。”他皱起眉头。“小芮，这是怎么回事？你还在因为那个笨风筝而生气？”

“不是，当然不是。”她不耐烦地说。她希望他离开，于是把手放在睡袍的口袋里走到房间另一头，站在卡罗尔站过的地方，看着放植物的盒子。“菲尔今天早上把剧本拿来了，我正在读。”

“你就是因为剧本才担心吗？”

“你为什么认为我在担心？”她转头过去。

“你又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情绪了。”

“我不担心，我也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深呼吸了一下。“真好笑，你对某些情绪太敏感了，对其他的情绪却浑然不觉。”

理查德看着她。“好，小芮。”他耸耸肩说，仿佛让了步。他坐在椅子上，把剩下的啤酒倒进杯子。“你今晚和那女人的约会是怎么回事？”

特芮丝把最后一段口红涂在嘴唇上时，张开的嘴巴呈现出笑容的形状。有好一会儿，她注视着小架子上的眉毛夹，小架子固定在衣柜门的内侧。然后她把口红放到架子上。“有点像鸡尾酒派对，大概是圣诞慈善晚会之类的。她说是在餐厅里办的。”

“嗯，你想去吗？”

“我说我会去。”

理查德喝了啤酒，对着杯子略微皱了眉头。“然后呢？你不在的时候，或许我可以在这里待着读剧本，然后我们再去吃点东西，看电影。”

“派对结束后我想把剧本读完。我应该从礼拜六就开始读了，让脑子里有些想法。”

理查德站了起来。“对。”他漫不经心地说，还叹了口气。

特芮丝看他无所事事地走到沙发那站着，朝下看着剧本手稿，又弯下腰研究封面和演员名单。他看了看他的腕表，然后抬头看她。

“我可以读一读吗？”他问。

“去读吧。”她粗鲁地回答，理查德不是没听到就是不在乎，因为他只是往后躺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手稿开始读。她从架子上取下火柴，心想，只有在他感觉到两人相隔甚远，在他感觉到自己要失去她的时候，他才会明白什么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她突然想起她和理查德上床的时候，想到她当时保持的疏离，以及恋人之间应有的亲密，那种大家都在谈论的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她想，两人同床共枕的这个事实，让理查德觉得这种疏离没什么。现在这个想法掠过她的脑海，她看见理查德完全沉浸在阅读中，厚实、僵硬的手指抓着一绺头发，头发绕在手指间，然后把头发往下拉直到鼻子，这样的情景她已经看他做过上千次了。现在再次看到，她突然想到，理查德的想法一定是他在特芮丝生命里的地位是无可取代的，他们两人的关系会长长久久，毫无疑问，因为他是第一个和她上床的男人。特芮丝把火柴丢在架子上，有瓶东西倒了下来。

理查德坐正，稍微笑了一下，有点惊讶。“小芮，怎么了？”

“理查德，今天下午我想要独处。你不介意吧。”

他站了起来，惊讶之情还在脸上。“当然不介意。”他把手稿放回沙发上。“好，小芮，这样可能比较好。也许你现在应该读剧本，自己一个人读。”他好像是在争辩似的，仿佛要说服自己一样。他再度看着手表。“我下楼好了，看看能不能跟山姆和琼碰个面。”

她站在那里不动，什么也不想，只想着他马上就要离开了。而理查德用手拂拂头发，弯腰亲吻她。他的手很湿，有点黏。突然间她想起几天前买到的、法国画家德加的书。这本书最近才推出新版，理查德找了好久但一直没买到。她把它从五斗柜最下面的抽屉里拿出来。“我找到这本书了，德加的书。”

“喔，太棒了。谢谢。”他用双手拿书。书还包得好好的。“在哪里找到的？”

“法兰根堡百货。踏破铁鞋无觅处。”

“法兰根堡，”理查德笑了，“六块钱是吗？”

“不用了。”

理查德拿出皮夹。“是我要你帮我找的。”

“真的没关系。”

理查德坚持要给她钱，但她还是没有收下。一会儿之后他走了，还说明天五点会打电话给她。他说，他们明天可以见个面。

六点十分，卡罗尔的电话到了，问她想不想去唐人街，特芮丝当然说好。

“我刚和别人喝了点鸡尾酒，”卡罗尔说，“在圣·雷吉斯酒店，你要不要来这里和我碰面？我们一起去看戏，你邀请过我的，记得吗？”

“是那个圣诞慈善鸡尾酒派对？”

卡罗尔笑了。“快点。”

特芮丝飞奔过去。

卡罗尔的朋友叫史丹利·麦克维，高大迷人，年约四十，留着胡子，身边还有一只用皮带拴着的狗。特芮丝抵达时，卡罗尔准备要走了。史丹利和她们一起走出去，送她们进计程车，从窗口把钱拿给司机。

“他是谁？”特芮丝问。

“老朋友。哈吉和我分居后，和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多。”

特芮丝看着她。今晚卡罗尔的眼睛里有一抹美妙的微笑。“你喜欢他吗？”

“还好，”卡罗尔说，“司机先生，到唐人街。”两人吃晚餐时开始下雨。卡罗尔说，每次她到唐人街就一定会下雨。但下雨也没关系，她们从一家店躲到另一家店，看东西又买东西。特芮丝看到一些她觉得很漂亮的平底凉鞋，很有波斯风，而非中国风，她想要买一双送给卡罗尔，但卡罗尔说琳蒂不会喜欢的。琳蒂很保守，甚至不喜欢她夏天不穿袜子就出门，所以卡罗尔就顺着她的意思。同一家店里还有卖黑色光亮材质的中式套装，搭配朴素的裤子和高领外套，卡罗尔替琳蒂买了一件。卡罗尔在安排送货时间的时候，特芮丝还是为卡罗尔买了凉鞋。她只要用眼睛看看凉鞋，就知道尺码没错。她买下后卡罗尔也很开心。之后她们在一家中国戏院度过了诡异的一小时，里面的演出铿锵声大作，而观众还能睡觉。最后她们去上城的餐厅吃宵夜，餐厅里还有竖琴演奏。那晚非常美好，是个真正动人的夜晚。

[1] Parke-Bernet，当时美国的重要艺术品拍卖行。

第十章

礼拜二是特芮丝在黑猫剧院上班的第五天，她坐在黑猫剧院后面一个空空的小房间里，连天花板也没有。特芮丝等着新导演唐纳修过来审核她做的舞台场景纸板模型。昨天上午，唐纳修才取代柯特斯成为导演，他推翻了她提出的第一个设计概念，撤换了菲尔·麦克艾洛伊在剧中的角色，让菲尔大为光火，掉头离去。特芮丝想，自己实在很幸运，没有被导演连人带场景模型一起扔出去，现在最好乖乖照着唐纳修的指示做事。新的场景设计当中删掉了上一个设计里面的可移动景片和道具，而本来这些设计的目的是要让最后一幕戏里面的客厅迅速转变成大阳台。新导演唐纳修似乎反对一切特殊甚至单调的东西，只把整出戏的场景设定在客厅中，还改掉了最后一幕的很多对话台词，使得戏里面几句最发人深省的对话不见了。她这次设计的新场景里面有个大火炉，大阳台上面还有宽敞的法式窗户，另有两道门、一张沙发、几张扶手椅和一个书架。新场景设计完成后，看起来就像百货公司里面栩栩如生的娃娃屋，连烟灰缸都惟妙惟肖。

特芮丝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把挂在门钉子上的灯芯绒外套拿在手上。这里冷得像个谷仓一样，导演唐纳修说不定要到下午才出现，要不是她一直提醒他，他今天甚至可能不会出现呢。场景的事并不急迫，在整出戏的制作过程中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事，但她昨晚还是熬到深夜，满腔热忱地制作场景模型。

她又出去站到台侧，看着全体演员站在舞台上，手里拿着剧本。唐纳修不断叫演员从头排演整出戏，他的说法是这样才能找出整出戏的节奏，但今天这么做只是让他们昏昏欲睡。除了汤姆·哈丁外，所有的演员看起来都很慵懒。哈丁是个高大的金发年轻人，担任男主角，而且有点精力过剩。乔治娅·哈洛伦患了鼻窦性头痛，每个小时都必须停下来把药水滴到鼻子里，然后躺着不动几分钟。中年男人杰弗里·安德鲁斯担任女主角父亲一角，他讨厌唐纳修，所以不断在台词与台词间咕哝着。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唐纳修那天早上第十次喊道，叫停所有动作，每个人都放下剧本，每个人都很困惑、生气，却又屈服于他的权威。“从第二十八页再来一次。”

特芮丝看着他挥舞双臂指示谁该说话，或举起手要说话的人停止，低头看着剧本，仿佛在指挥交响乐团一样。汤姆·哈丁对她眨眨眼，把手拉到鼻子下做鬼脸。过了一会儿，特芮丝回到后面演员休息室的小间，这里是她工作的地方，在这里她也比较不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她几乎已经把整出戏都背出来了，情节有谢里丹[1]错误喜剧的味道，一对兄弟假装是主仆，希望感动一个千金小姐爱上弟弟。这出戏对话机智，整体而言还不坏，但唐纳修要求的场景太过平板，到最后了无生趣，特芮丝希望他选用的背景颜色能够略加更改。

十二点过后没多久，唐纳修进来了，看着她做的场景，然后拿起来看看底部和两侧，脸上紧张、烦恼的表情还在。“对，还不错，我很喜欢。你看，这样比你之前那个空荡荡的墙面要漂亮多了，不是吗？”

特芮丝放心了，深呼吸了一下。“是。”她说。

“场景是应演员的需求而产生的。贝利维小姐，你设计的不是芭蕾舞布景。”

她点头，同时看着场景，想知道这个新的设计到底是哪里比以前的好，大概更有功能性吧。

“木匠今天下午四点就会过来，到时我们再聊这个场景。”唐纳修走了出去。

特芮丝盯着纸板模型瞧，至少这个场景可以派上用场。至少她和木匠会一起将场景模型化为实际的舞台景象。她走到窗边，往外看着灰色又带着光亮的冬季天空，看着一栋五层楼房后方的防火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上面有一株小枯树，枯干的树枝交缠，好像混乱的路标柱一样。她真希望现在可以打电话给卡罗尔，邀她一起午餐。但从卡罗尔家开车到这里，要一个半小时。

“你姓贝利维吗？”

特芮丝转头，面向那个站在门口的女孩回答：“有电话吗？”

“电灯旁那只电话。”

“谢谢。”特芮丝快步走去，心里期盼着是卡罗尔打来的电话，但她知道最可能打来的人是理查德。卡罗尔还没有打电话到这里找过她。

“你好，我是艾比。”

“艾比？”特芮丝笑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你跟我说过的啊，还记得吗？我现在想见见你。我就在你附近。吃过午餐没有？”

她们约好在帕勒摩见面，那是一家离黑猫剧院不远的餐厅。

特芮丝一面朝餐厅走，一面哼着歌，高兴得仿佛就要和卡罗尔碰面一样。餐厅地板上有锯木屑，还有几只黑色的小猫在吧台扶手下面玩耍。艾比坐在后面的一张桌子旁。

“嗨。”特芮丝走上前时，艾比对她打招呼。“你看起来精神很好，我差点认不出你了。想喝杯酒吗？”

特芮丝摇摇头。“不，谢谢。”

“你的意思是，现在你不用喝酒就够开心了吗？”艾比问。她一面说，一面带着窃喜的神态咯咯笑着。不知什么原因，艾比这样子也不会引人反感。

特芮丝拿了一支艾比给她的烟。她想，艾比可能知道了。或许艾比也爱着卡罗尔，想到这又让特芮丝对她起了戒心，产生了莫名的敌意，这种莫名的敌意带给特芮丝一种奇特的愉悦，某种胜过艾比的优越感。这种感觉，是特芮丝以往从不知道、从不敢想像的情绪，这些情绪具有极大的意义。所以，她和艾比在餐厅共进午餐这回事，变得几乎和亲眼见到卡罗尔一样重要。

“卡罗尔怎么样？”特芮丝问。她已经三天没见到卡罗尔了。

“她很好。”艾比看着她说。

服务生走过来，艾比问他今天的淡菜和小牛肉片是不是值得推荐。

“小姐，很棒的选择！”他对她堆满笑容，仿佛她是特殊的客人一样。

艾比就是这样，脸上散发着光辉，仿佛每一天对她而言都是特别的假日。特芮丝喜欢艾比这点。她羡慕地看着艾比身上红蓝两色交织的套装，袖口的链扣上有一个漩涡状的字母G，很像银底金银丝装饰的钮扣。艾比问她在黑猫剧院上班的情况，对特芮丝来说虽然是冗长无趣的故事，但艾比听着津津有味。特芮丝想，她打动了艾比，原因是艾比自己无所事事。

“我认识几位在剧场搞制作的人，”艾比说，“我很乐意随时帮你推荐。”

“谢谢。”特芮丝玩弄着桌上装乳酪的小碗。“你认不认识一个名叫安德罗尼奇的人？费城来的。”

“不认识。”艾比说。

唐纳修叫她下礼拜去纽约和安德罗尼奇见面。他在制作一出新戏，预计今年春天在费城开幕，然后在百老汇上演。

“尝尝看淡菜。”艾比津津有味地吃着。“卡罗尔也喜欢。”

“你认识卡罗尔很久了吗？”

“嗯嗯，”艾比点头，用明亮的双眼看着她，眼神中没有透露任何讯息。

“那你当然也认识她丈夫？”

艾比再次沉默地点头。

特芮丝稍微笑了一下。她觉得艾比会问她问题，但又不会透露关于艾比自己或卡罗尔的讯息。

“要不要来些葡萄酒？喜不喜欢吉安地酒？”艾比弹了一下手指叫服务生过来。“请帮我们拿瓶吉安地酒。好一点的，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她对特芮丝补充道。

主菜上桌了，两名服务生在桌边忙着拔开塞子，替她们斟满酒，又端上新鲜奶油。角落有个像是乳酪盒子、面板有点坏掉的收音机正播放着探戈舞曲，但乐声响起来又像是后面有个弦乐团正应艾比的要求而演奏。特芮丝想，难怪卡罗尔喜欢她，她弥补了卡罗尔的严肃，她可以提醒卡罗尔要经常大笑。

“你一直自己住吗？”艾比问。

“对，从我离开学校开始就自己住，”特芮丝啜饮着葡萄酒，“你也是吗？还是和家人一起住？”

“和家人一起住。但房子的一半是我的。”

“你有上班吗？”特芮丝大胆提问。

“上过班，两三次。卡罗尔没告诉过你我以前开过家具行吗？我们有家店，就在路边，把古董或二手货买进来整理。我这辈子从没这么努力工作过。”艾比愉快地对着她笑，仿佛每个字都是假话。“我有过另一份工作。我是昆虫学家，虽然称不上是真正的专家，但还是可以抓出意大利进口的柠檬箱里面的小虫这种东西。巴哈马百合里都是虫子。”

“我听说过。”特芮丝笑了起来。

“我认为你不太相信我说的话。”

“我当然相信啊。你还在当昆虫学家吗？”

“我只是后备性质而已，紧急时刻才会找我，像复活节这样的假日。”

特芮丝看着艾比用刀子把小牛肉片切成小块，然后才逐一挑起来吃。“你常和卡罗尔一起出去旅行吗？”

“常旅行？没有，怎么了？”艾比问。

“我认为你可以帮助卡罗尔，因为她太严肃了。”特芮丝希望把对话引到问题的核心，但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葡萄酒缓慢而温暖地在她血管内流动，直通到指尖。

“并不是一直这样的。”艾比修正她的说法。在她的声音底下隐藏着笑意，特芮丝和艾比首度见面，第一次听见艾比讲话的时候，就听见了这种笑意。

她脑袋里的葡萄酒可能会化为音乐或诗歌，也可能让她吐露真言，但就在她快要再度开口时又停下来了。特芮丝想不出有哪个合适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她心里的问题都这么巨大。

“你怎么认识卡罗尔的？”艾比问。

“卡罗尔没告诉过你吗？”

“她只说她在法兰根堡百货认识你的，你在那里上班。”

“嗯，就是这样。”特芮丝突然感觉自己对艾比有一股厌恶，这股厌恶无可遏抑，一直增加。

“你们就这样开始聊起来了？”艾比笑着问，然后点燃一根香烟。

“我替她服务。”特芮丝说，然后停下来。

艾比也等着，等待特芮丝把两人的相遇做个更详细的描述。但是特芮丝知道，她不会告诉艾比，也不会告诉别人，这是只属于她的经验。她想，卡罗尔一定没告诉过艾比自己寄圣诞卡片的愚蠢故事。她寄圣诞卡片给卡罗尔这件事，或许对卡罗尔来说还不够重要，不足以告诉艾比。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两人是谁先开始的谈话？”

特芮丝突然大笑起来。她伸手把烟点燃，还是在笑着。还好，卡罗尔没有告诉艾比圣诞卡片的事，艾比的问题令她发笑。“我先开口的。”特芮丝说。

“你喜欢她，对不对？”艾比问。

特芮丝带着敌意思索这个问题。不是敌意，是醋意。“对。”

“为什么喜欢她？”

“我为什么喜欢她？你为什么喜欢她？”

艾比的眼睛仍有笑意。“卡罗尔四岁时我就认识她了。”

特芮丝一句话也没说。

“你还年轻，对吧？满二十一岁了吗？”

“还没。”

“你知不知道卡罗尔现在的烦恼很多？”

“知道。”

“而且她现在很寂寞。”艾比补充道，眼睛仍然在观察着。

“所以这是她跟我见面的原因吗？”特芮丝平静地问道，“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我不应该继续跟她见面？”

艾比坚定的双眼还是眨了两下。“不是，完全不是这样。但是我不希望你受伤，我也不希望你伤害卡罗尔。”

“我绝对不会伤害卡罗尔，”特芮丝说，“你认为我会吗？”

艾比还是带着戒心看着她，目光未曾从她身上移开。“不会，我认为你不会伤害卡罗尔。”艾比回答，仿佛她才刚刚得出这个答案。她现在笑了，好像觉得有什么事让她开心。

但特芮丝不喜欢她的那种笑，也知道她的感觉全写在脸上，所以她低头看着桌子，看着她面前盘子上的一杯热萨巴里安尼[2]。

“特芮丝，今天下午你要不要来参加一个鸡尾酒派对？大概六点钟在上城。我不知道那边会不会有舞台设计师，可是其中一个出面主办的女孩是演员。”

特芮丝捻熄了烟。“卡罗尔会去吗？”

“不会，不会去。可是他们很好相处，人不多。”

“谢谢。我大概不会去，今天会工作到很晚。”

“喔。我还是把地址给你好了，可是如果你不来……”

“不用了。”特芮丝说。

她们离开餐厅，艾比想在街上散步。特芮丝虽然已经厌倦了艾比，还是同意陪她走走。艾比这个人过于自信，直接又粗鲁的问题使得特芮丝觉得自己被她占了便宜。而且艾比抢着付账。

艾比说：“你知道，卡罗尔对你的评价很高，她说你很有才华。”

“她真的是这样说吗？”特芮丝半信半疑地问道，“她没跟我说过。”她想走快点，但艾比的脚步比较慢，把她们的速度拉下来。

“你一定知道她常想着你，想要和你一起外出旅行。”

特芮丝看着艾比对自己露出真诚的笑容。“她也没有跟我说过，”特芮丝平静地说。可是心里已经开始剧烈跳动。

“我相信她一定会告诉你的。你愿意和她一起去，是吧？”

特芮丝想，为什么艾比会比自己还早知道这件事？她感觉到自己的脸庞因愤怒而涨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艾比讨厌她吗？如果她讨厌她，为什么没有表现出来呢？只不过一会儿，心里升起的怒意又消退了，让她变得疲倦、脆弱，毫无招架之力。她想，如果艾比当下把她压在墙上说：你告诉我，你想从卡罗尔那里得到什么？你还想从我这里夺走她的什么？那自己一定会一股脑全说出来，会告诉艾比说：我想跟她在一起，我喜欢跟她在一起，这又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这件事不应该由卡罗尔来跟我谈吗？你为什么问我这些问题？”特芮丝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漠。没希望了。

艾比停下脚步。“对不起，”她对着特芮丝说，“我想我现在了解了。”

“了解什么？”

“那就是，你赢了。”

“赢了什么？”

“什么。”艾比抬起头回应特芮丝的话，仰面看着街角的建筑，看着天空，特芮丝骤然感到一阵愤怒和不耐烦，她希望艾比现在就离开，这样她就可以打电话给卡罗尔。除了卡罗尔的声音之外，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除了卡罗尔之外，其他事情都不那么重要了。她怎么能够原谅自己一度忽略了这件事呢？

“难怪卡罗尔对你评价这么高。”艾比说。但如果这是客套话，特芮丝就无法接受。“再见，特芮丝。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艾比伸出手。

特芮丝握了手。“再见。”她说。她看着艾比走向华盛顿广场，脚步越来越快，顶着卷发的头仰得很高。

特芮丝走进下一个转角的杂货店，打电话给卡罗尔。接电话的是女佣，然后才交给卡罗尔。

“怎么了？”卡罗尔问，“你听起来心情不好。”

“没什么。工作很无聊。”

“今晚有什么计划？想不想出来？”

特芮丝笑着走出杂货店。卡罗尔坚持要在五点半的时候来接她，因为特芮丝搭火车去找卡罗尔的话，路上会很辛苦。

马路对面，她看到丹尼·麦克艾洛伊一个人走着，没穿外套，大步迈向前，手上拿着空牛奶瓶。

“丹尼！”她叫他。

丹尼转身，朝她走过来。“你来我家一下好吗？”他大喊。

特芮丝本来准备拒绝他，但是他走过马路之后，特芮丝反而伸手抓着他的手臂说：“我们只能聊一下，我出来吃午餐，已经花掉太多时间了。”

丹尼对着她笑。“几点了？我做研究做到眼睛快瞎了。”

“两点多了。”她感觉到丹尼的手臂在寒冷中绷得很紧，前臂黑色的汗毛底下冻到起了鸡皮疙瘩。“你疯了，出门不穿外套。”她说。

“这样我的脑袋才能保持清醒呀。”他替她开了通往他家门口的铁门。“菲尔出门了。”

房间里可以闻到烟斗的烟味，很像热巧克力的味道。公寓几乎是半个地下室，整体来说有点暗，电灯在乱成一团的桌面上投射出一团温暖的灯光。特芮丝低头看着他桌上摊开的书，一页一页都塞满了她无法理解的符号，但她喜欢看那些符号，那些符号所代表的每样东西都是真实且经过证明的。那些符号比文字更强烈、更确切。她感觉到丹尼把心思都放在那些符号上面，从一桩论据到另一桩论据，仿佛他用这些论据的坚强联结来表现自己。她看着他动手做三明治，站在厨房里的桌子旁边。他的肩膀看来宽阔厚实，白衬衫下面隐约可见肌肉，他稍微做着动作，把意大利香肠和乳酪切片放在一大块黑麦面包上。

“特芮丝，你可以常来这边。每个礼拜三中午我不在家。我们在这边绝对不会打扰到菲尔的，就算他在睡觉也是一样。况且我们只是吃午餐而已。”

“好啊。”特芮丝说。他的椅子有一半转离了桌子，她坐上去。她已经来过这里吃过一次午饭，有次下班后也来过。她喜欢到这里来看丹尼，因为她和丹尼之间不必扯些言不及意的话。

菲尔的沙发床就在房间的角落，床没铺好，上面的毯子和床单纠结成一团。前两次她来的时候，这张床要不就是乱糟糟的样子，要不就是丹尼还躺在上面。长长的书架拉了出来，和沙发恰好摆出一个适当的角度，隔出一个角落给菲尔使用。书架永远都是混乱不堪的模样，杂乱无章的样子传递出一种失意与神经质的感觉。这种感觉和丹尼在书桌前工作所呈现的混乱状态完全不同。

丹尼打开啤酒罐，罐子嘶嘶作响。他靠在墙上笑着，手里拿着啤酒和三明治，显然很高兴特芮丝出现在这里。“记不记得你说过物理学不适用于人类的事？”

“呃，大概记得。”

“嗯，我也不确定你说的到底对不对。”他咬了一口三明治说，“以友谊为例，有很多情况是两个人之间毫无共通之处。我认为每一段友谊的产生，背后一定有原因，就好像有些原子会结合在一起，但有些原子不会结合，背后也是有原因的；有时候是两方中的一方欠缺了某种因素，有时候是一方身上出现了某种因素。你觉得呢？我认为友谊是需求的结果，而这种需求可能隐藏在双方的身上，有时候甚至永远也不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些需求。”

“或许吧，我也可以想到几个例子。”理查德和她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理查德可以和别人好好相处，用自己的方式打进这个世界，她却没办法。像理查德这种有自信的人，一直吸引着她。“丹尼，你有什么弱点？”

“我？”他笑着说，“你想跟我做朋友吗？”

“想。你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坚强的一个。”

“真的？那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缺点列举出来？”

她一边笑一边看着他，这个年轻人二十五岁，从十四岁开始就知道自己未来的方向，他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自己选定的领域中，而理查德却刚好相反。

丹尼说：“我心里躲着一个秘密，我亟须一个厨师，还需要舞蹈老师，也要有人提醒我做些生活小事，例如送洗衣服和剪头发。”

“我也会忘了把衣服送洗。”

“喔，”他的语气带着惋惜，“那就没希望了。我本来还存着一丝希望呢，本来还觉得我们两人命该如此呢。你知道吗，我觉得感情这件事，不管是真友谊或者是在路上偶然和人眼神交会，其实背后都存在着明确的理由。我认为就算是诗人也会同意我的观点。”

她笑了。“就算是诗人？”她想到卡罗尔，然后想到艾比，想到午餐时的对话，也想到那段对话在她心里激起的一系列情绪，让她很沮丧。“你也必须体谅别人的怪癖，体谅那些没有太大意义的怪癖。”

“怪癖？那只是借口而已，诗人才会用的字眼。”

“我以为那是心理学家才会用的字眼。”特芮丝说。

“我的意思是，体谅这个词一点意义也没有。生命本身就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必须加以探究，加以定义。对你来说，有哪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好像也没有，我想得到的只是一些现在已经不重要的事。”她心里这时又愤怒起来，就像刚才午餐过后在人行道上的感觉一样。

“哪些事情？”他皱起了眉头，坚持问道。

“就像我刚吃的午餐。”她说。

“跟谁吃的？”

“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我就会说了。那顿饭完全不重要，就像丢掉的某样东西一样，我觉得。但也许那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因为卡罗尔喜欢艾比，所以她也努力想要去喜欢艾比。

“除了在你心里，它并不存在？这样可能也是一种损失呀。”

“对，但是有些人或事，是你无力挽回的，因为那些事情都跟你无关。”她现在想谈的其实不是这些事情了。现在她不想谈艾比或卡罗尔，想谈的是更早之前的事。那些更早之前的事，好像可以产生完全的关联和完全的意义。她爱卡罗尔。她把额头靠在手上。

丹尼看了她一会儿，本来靠在墙面上的身子撑起来，走向火炉，又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根火柴。特芮丝明白，接下来无论两人要谈什么，他们的对话注定要悬在那里，永远悬在那里，没有个结局。她认为，如果把她和艾比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地告诉丹尼，他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厘清，仿佛在空中洒了某种神奇的化学药品，立刻把迷雾驱散一般。还有哪些事情是逻辑无法解释的？有些事本身就不带有任何逻辑。艾比对话里面的嫉妒、猜忌与敌意，全部是出自艾比自己吗？

“事情不像密码组合那样简单。”特芮丝说。

“有些事情，彼此之间不会互相起反应的，但每件事都有自己的生命力。”他转头咧嘴笑了，脑中似乎出现了一串截然不同的想法，手里的火柴还在冒烟。“就像这根火柴，我并不想用物理学上的物质不灭概念去认定‘烟’是无法摧毁的。其实我今天觉得自己充满了诗意。”

“和火柴有关？”

“我觉得火柴好像在成长一样，就像植物一样，不会消失。我觉得对诗人而言，世界上每样东西都必然会有植物的结构。甚至是这张桌子，或我自己的血肉，都是如此。”他用手掌碰触桌缘。“就好像以前我骑马爬上山的感觉。以前在宾州，我还不太会骑马，我记得那匹马转头看着山丘，然后决定自己跑上去。马的后腿先往下沉，然后才起跑。突然间我们就风驰电掣地跑了出去，可是我一点也不害怕，反而觉得自己和这匹马，还有脚底下的大地融为一体，仿佛我们是棵树，和风轻轻吹抚树枝。我还记得当时心里很笃定，知道自己在那个当下不会发生意外，也知道以后免不了会出事。想到这里我就很开心。我又想起，有人因为恐惧而把自己、把事物隐藏起来，接着我又想到，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一样，了解到我现在骑马爬山这种天人合一的感觉，那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和谐、适当的生活态度，还有消费、使用的观念。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丹尼握紧拳头，但他的眼睛散发着光亮，仿佛仍在自嘲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最喜欢的毛衣穿坏了，然后把它丢掉？”

她想到艾莉西亚修女送的绿色羊毛手套，她从没戴过，也一直保存着。“有。”她说

“嗯，这就是我的意思。羊被剪毛、供人做毛衣的时候，小羊自己并不知道它失去了多少羊毛，因为它们往后还会长出更多羊毛。道理很简单。”再次加热的咖啡壶已经煮滚了，他转身过去。

“是的。”她明白了。这也就像理查德和风筝一样，失去了一个风筝，理查德可以再做一个新的风筝。她也想到艾比，心里有点空虚的感觉，仿佛那顿午餐已经消失不见了。一时间她感觉自己的思绪已经满溢，在太虚之间漂浮游移。特芮丝站起来。

丹尼走到她身旁，把两只手放在她肩上，虽然特芮丝认为这只是一个动作，而不是一个字，但魔咒还是打破了。她对他的肢体接触感到很不自在，那种不自在的感觉很明显。于是她说：“我应该走了，实在太晚了。”

他把手放下来，抓着她的手肘，让特芮丝的手肘紧贴在身体两边，然后突然吻了她。他的唇紧贴在她的唇上好一会儿，在他松开她之前，她感觉到他上唇温暖的气息。

“的确是太晚了。”他看着她说。

“你为什么……”她停下来，那个吻融合了温柔与粗暴，她不知道要怎么解释这个吻。

“‘为什么’，小芮，”他离开她的身体，笑着说，“你介意吗？”

“不会。”她说。

“理查德会介意吗？”

“可能会。”她扣好外套，朝着大门走过去。“我得走了。”

丹尼替她开门，脸上挂着笑容，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明天要不要再来？来吃午餐？”

她摇摇头。“不行，这礼拜很忙。”

“好吧，下礼拜一你再来好吗？”

“好。”她也笑着，而且自动伸出手。丹尼立刻礼貌地握了她的手。

她往黑猫剧院跑了两条街。她想，自己有点像马，可是还不够完美。而丹尼的意思就是完美。

[1] 理查德·布林斯莱·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十八世纪知名喜剧剧作家。

[2] 一种用蛋白、砂糖和葡萄酒制成的意大利甜点。

第十一章

“闲人的消遣。”卡罗尔说。她坐在摇椅上，双腿往前伸展。“艾比该出去上班才对。”

特芮丝一句话也没说。她并没有把午餐时的对话完整转述给卡罗尔，她再也不想谈到艾比了。

“你想不想坐张比较舒服一点的椅子？”

“不用了。”特芮丝说。她坐在摇椅旁的皮制凳子上，两人几分钟前才吃完晚餐，接着走到现在的这个房间，特芮丝以前没进来过。这个房间，其实就是在那个朴实的绿色房间外面，用玻璃把阳台围起来形成的空间。

“艾比还说了什么事让你心烦？”卡罗尔问道，还在看着前方，看着自己穿着深蓝色休闲裤的长腿。

特芮丝心想，卡罗尔看来有点累了，卡罗尔还在担心其他事情，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没有。卡罗尔，这样会困扰到你吗？”

“困扰到我？”

“你今晚对我的态度有点不太一样。”

卡罗尔望着她。“是你自己的想像而已，”她说。语气中的愉悦再度消退为一片沉默。

特芮丝想，自己昨晚写的那页东西，和眼前这个卡罗尔无关，并不是写给眼前这个卡罗尔的。她写道：“我觉得我爱上了你，也觉得现在应该是春天了。我希望阳光照在我头上，像音乐一样跳动。我想到像贝多芬的太阳，像德彪西的风，像斯特拉文斯基的鸟鸣声，可是一切的节奏都是我的。”

“我觉得艾比不喜欢我，”特芮丝说道，“我觉得她不希望我们继续见面。”

“不是这样，你又在想像了。”

“她没有明说。”特芮丝尽量控制着自己，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卡罗尔一样冷静。“她人很好，还邀请我去参加鸡尾酒派对。”

“谁办的派对？”

“不知道。她只说在上城，还说你不会去。所以我也不会特别想去。”

“上城的哪里？”

“没说，只说有个出面办派对的女孩是演员。”

卡罗尔把打火机放下，在玻璃桌上发出喀嗒一声，特芮丝察觉到她的不悦。“她说过了。”卡罗尔轻声说道，半是说给自己听的。“特芮丝，坐到这里来。”

特芮丝站起来，然后坐在摇椅的脚边。

“你不要自己乱想说艾比对你有这种感觉。我跟她太熟了，她才不会这样。”

“好吧。”特芮丝说。

“只是艾比说话的技巧很拙劣，让人难以想像。”

特芮丝想忘了这整件事。即使卡罗尔对她说话，即使卡罗尔看着她，卡罗尔还是距离她好遥远。有道光线从绿色的房间里穿出来，横越过卡罗尔的头顶，使她看不清楚卡罗尔的脸孔。

卡罗尔用脚指头戳了戳她。“跳起来。”

不过特芮丝的动作不够快，所以卡罗尔反而抢先一步，把脚越过特芮丝的头上坐了起来。接着特芮丝听到隔壁房间女佣的脚步声，那个看上去像爱尔兰人的胖女佣穿着灰白色的制服，拿着咖啡托盘进来。她快速、积极的小碎步撼动着阳台地板，声音听起来就是亟欲讨好的感觉。

“夫人，奶油在这里。”她指着一个大壶，看起来和小咖啡杯并不相称。佛罗伦斯用友善的微笑和空洞的圆眼望着特芮丝，她年约四十，脖子后面梳着发髻，头上则是浆好的白色帽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特芮丝觉得佛罗伦斯这个人的底细深不可测，她的忠诚度也无法判定。特芮丝听过她提到爱尔德先生两次，好像还在为他效忠。特芮丝不清楚这到底只是职业上的特性，还是发自内心地依旧效忠着旧主。

“夫人，还有什么其他事吩咐吗？”佛罗伦斯问，“把灯熄掉好吗？”

“不用，我喜欢灯开着。我们不需要其他东西了，谢谢。赖尔登太太有没有打电话来？”

“还没有，夫人。”

“她打来的话，你就告诉她说我们出去了。”

“好的，夫人。”佛罗伦斯迟疑了一下又说，“我在想，那本新书您看完了没有，那本阿尔卑斯山的书。”

“佛罗伦斯，如果你想看，就直接到我房间拿。那本书我不想看了。”

“谢谢，夫人。晚安，夫人。晚安，小姐。”

“晚安。”卡罗尔说。

卡罗尔倒咖啡的时候，特芮丝问：“你决定什么时候出门旅行了吗？”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卡罗尔把小咖啡杯拿给她。“怎么了？”

“我会想你，一定会想你。”

卡罗尔一动也不动，这个姿势维持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才伸手去拿盒子里的最后一根烟，还把烟盒压扁成一团。“其实我在想，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大概去三个礼拜，你觉得怎么样？”

特芮丝想，就是这样稀松平常，好像她在提议两人出门散步一样。“你跟艾比提过，是吗？”

“对，”卡罗尔说，“怎么了？”

怎么了？特芮丝没办法讲得很清楚，没办法说卡罗尔先告诉艾比，其实伤害了她。“我只是觉得，你还没对我说之前就先告诉了她，这样有点怪。”

“我没有告诉她，我只说我可能会问你。”卡罗尔走过来把手放在特芮丝的肩上。“听着，你没必要对艾比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艾比在午餐的时候，说了很多你没有告诉我的事情？”

“没有。”特芮丝说。艾比没有明说，但更糟糕的是话底下的弦外之音。她感觉到卡罗尔的手离开了她的肩膀。

“我跟艾比认识很久了，”卡罗尔说，“几乎每件事都会跟她聊。”

“是。”特芮丝说。

“嗯，你想不想去？”

卡罗尔的身体离她更远了一点。突然间，这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原因出在卡罗尔问她的方式，仿佛卡罗尔也不是真的在意她到底去不去。“谢谢你，这趟旅程，我现在负担不起。”

“不用太多钱，我们开车去。问题是如果你现在就找到固定的工作，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和卡罗尔去旅行，一起穿越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地区，跨越河流、山川，夜晚降临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卡罗尔的口气，好像已经认定了特芮丝不可能为了要和卡罗尔一起出门，而拒绝掉芭蕾舞台设计的工作。卡罗尔好像也知道如果自己用这种方式问特芮丝，特芮丝就一定会婉谢。特芮丝现在很确定卡罗尔在嘲弄她了。她很讨厌这样，正如同她憎恨别人背叛她一样。这股憎恨化为决心，她再也不想和卡罗尔见面了。她看着卡罗尔，卡罗尔正带着挑战的神情等待她的回应，这股挑战的神情底下，还有冷淡的感觉。特芮丝知道，如果她给卡罗尔否定的答案，这样的表情也不会改变。特芮丝起身，想从茶几上的盒子里拿根烟，但盒子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些唱针和一张照片。

“这是什么？”卡罗尔看着她问。

特芮丝感觉到卡罗尔已经看穿了她所有的思绪。“是琳蒂的照片。”特芮丝说。

“琳蒂的？我瞧瞧。”

卡罗尔看着那张小女孩的照片，小女孩有着淡金色的头发，还有一张严肃的脸孔，膝盖上缠着白色绷带。特芮丝此时也观察着卡罗尔的脸。照片中，哈吉站在一艘小船上，琳蒂正要从码头上投入他的怀里。

“这张照片不太好。”卡罗尔说，但她的脸孔已经起了变化，变得比较柔和。“大概是她三岁的时候照的？你想抽烟吗？这里有一些。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琳蒂会跟着哈吉住。”

那天早上，从卡罗尔和艾比在厨房的对话里，特芮丝就猜出来了。“他们在新泽西吗？”

“对。哈吉的家人住在新泽西，他们有一间大房子。”卡罗尔顿了一下。“我想，一个月后就可以办好离婚手续。今年三月之后，琳蒂就可以跟我一直住到年底了。”

“喔。可是你在三月之前，还是有机会再见到她的，是吧？”

“应该会见几次，可能不会太多。”

特芮丝在卡罗尔旁边的摇椅上坐下，漫不经心地看着卡罗尔的手握着照片。“她不会想你吗？”

“会，但她也很喜欢她爸爸。”

“她比较喜欢爸爸？比较不喜欢妈妈？”

“不是，不算是这样。可是他现在买了一只羊给她当宠物。他出门上班时会顺道带她上学，也会在四点下课的时候去接她，甚至愿意为了她而忽略了自己的工作。一个男人做到这样了，还有什么好苛求的呢？”

“你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没见到她，对不对？”特芮丝问。

“没有，因为在律师事务所发生了一件事。那天下午哈吉的律师约见我们两个人，哈吉也把琳蒂带去了。琳蒂还不知道我今年不去哈吉家过圣诞节，她一直说她今年想要到哈吉家过圣诞节，因为他们家的草坪上面有一棵大树，每年都会把那棵树装饰起来，所以琳蒂很想去看那棵树。总之，你知道，这种情况使得那个律师觉得太难得、印象太深刻了，小孩子竟然会要求和父亲一起过圣诞节。但是我那个时候也不能当面告诉琳蒂说我不会去哈吉家，否则她一定会很失望。反正我在律师面前说不出口就对了。哈吉的手段实在是够奸诈了。”

特芮丝站在那里，用手指捏碎还没点燃的烟。特芮丝想，卡罗尔的声音好平静，就好像在和艾比谈话那样。以前卡罗尔从没对她说过这么多事。“可是那个律师了解吗？”

卡罗尔耸耸肩。“他是哈吉的律师，不是我的。所以我只好同意这三个月让琳蒂住哈吉家，因为我不希望琳蒂被丢过来又丢过去。如果我希望她每年和我住九个月，和哈吉住三个月的话，最好从现在就开始实施。”

“你很少去看她？”

卡罗尔等了很久才开口，特芮丝本来以为她不会回答了。“不常，他家人不太好相处。可是我每天都会和琳蒂通电话，有时候她也会打给我。”

“为什么他家人不好相处？”

“他们从来就没喜欢过我。自从我和哈吉在少女成年礼的社交舞会上认识之后，他们就一直抱怨我，他们批评的功夫很了得。我有时候会想，不知谁才有资格通过他们的鉴定。”

“他们批评你什么？”

“说我开家具店呀，那家店连一年都维持不到。然后说我不会打桥牌，或是不喜欢打桥牌。他们会挑出很多奇怪的理由，很肤浅的事情。”

“这些人听起来好可怕。”

“他们不是可怕，只是要求我应该要服从他们。我也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是我这个人一片空白，让他们来加以填满。如果你太有自己的主见和个性，他们就受不了你。想不想听音乐？你喜欢听收音机吗？”

“还好。”

卡罗尔靠在窗台边。“琳蒂每天都要看电视。她喜欢看豪帕隆·卡西迪，[1]老是想着要到西部去。特芮丝，那是我最后一次买洋娃娃给她，是因为她说她很想要一个洋娃娃，可是她已经太大了，不该玩这个了。”

在卡罗尔背后的窗外，苍白的机场探照灯扫过夜空，然后消失。卡罗尔的声音似乎在黑暗中回荡着。在圆润、愉悦的语调中，特芮丝可以听到她内心深处还是爱着琳蒂的，这份爱，可能比她对其他人的爱都要来得更深。“哈吉不会轻易就让你看见琳蒂，对吧？”

“你也知道的。”卡罗尔说。

“我不明白的是，他以前曾经这么爱你。”

“那不是爱，只是一种强迫的作用。我认为他要控制我，我也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很难驾驭，但是我事事都尊重他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这一切你能理解吗？”

“能。”

“在社交场合，我从没做过什么让他尴尬的事情。俱乐部里有个女人，我真希望他娶的是她。她生活的焦点全放在举行精致的小晚宴、在最好的酒吧里喝得醉醺醺的这种事情上面。她丈夫的广告事业多亏有她的协助才大大成功。所以就算她有什么小缺点，她丈夫也只是置之一笑。哈吉不是这样，他不笑，他一直找理由在抱怨。我想他会挑上我，就像他在挑客厅的地毯一样，结果犯了一个大错。我也怀疑他到底能不能去爱别人，他只有利欲熏心，野心勃勃。他不能去爱别人，这样已经接近一种病态了，不是吗？”她看着特芮丝。“或许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真要有心，人类连种族灭绝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人类在试图自寻毁灭。”

特芮丝什么也没说。她想到自己和理查德之间有过多次类似的对话，理查德把战争、大企业、美国历史上早期猎捕女巫的行动，还有他认识的一些人全部合而为一，揉成一个巨大的敌人，一起放置在仇恨这个大标签下面。卡罗尔现在也一样。特芮丝的内心深处被震撼了，她的内心深处没有文字，没有简单如死亡、垂死、杀戮这样的文字。这些文字好像是未来的事，但她面对的是当下。她的喉头哽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焦虑，这种焦虑又像是一种理解，一种全然理解万事的渴望。她觉得自己难以呼吸，心里不停地想着，你认为……你认为……一切开始了吗？你认为我们两人将来有一天都会横死吗？你认为我们两人会突然断绝来往吗？这些问题好像又不够明确。或许她想表达的是一种态度：我不甘心在没有认识你之前就离开这个世界。卡罗尔，你的感觉也一样吗？最后的这个问题她说得出口；但之前的几个问题，她又说不出口。

“你太年轻了，”卡罗尔说，“你想说什么？”她坐到摇椅上。

“我想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害怕。”特芮丝转头看见卡罗尔的笑容。“我认为你在笑的原因，就是你认为我在害怕。”

“我看你大概和这支火柴一样脆弱。”卡罗尔点燃香烟后拿着火柴，让火柴烧了一会儿。“可是只要条件充足，一根火柴还是可以把整间房子烧掉，对吧？”

“或者烧掉整个城市。”

“你也在担忧，要不要和我出门旅行。你害怕的原因是你认为自己钱不够。”

“不是这样。”

“特芮丝，你有一些很奇怪的价值观。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是因为有你跟我在路上做伴，我一定会很开心，我也认为出去走走对你和你的工作都会有好处。可是你就偏要为了自己对于金钱所怀抱的愚蠢的自尊，破坏了一切。其实这就像你送给我当礼物的那个手提包：完全不相称。如果你需要钱，为什么不把手提包拿去退？况且我也不需要手提包。我也知道，你想把手提包送我，这样会让你很开心。你看，这也是同样一种情况。只不过我说得有道理，而你没有。”卡罗尔走过她身边，然后又转身走回来，两脚一前一后站着。她把头抬高，金色的短发平贴着，很像雕像的头发。“嗯，你不认为这样很好笑吗？”

特芮丝也笑了。“我不在乎钱。”她安静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样，”特芮丝说，“我有钱。我会跟你去。”

卡罗尔盯着她看。特芮丝看到不悦的神情从她脸上消失了，然后卡罗尔也开始笑出来了，还带着一点难以置信的讶异。

“嗯，好吧，”卡罗尔说，“我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高兴的转变？”

特芮丝想，她是真的不知道吗？于是她干脆直说了：“因为你很在意我是不是要跟你去。”

“我当然在意，所以我才问你，不是吗？”卡罗尔仍笑着说，但改变了行进的方向，背对着特芮丝走向绿色的房间。

特芮丝看着她走出去，手放在口袋里，便鞋在地板上发出轻微而缓慢的喀嗒声。特芮丝看着空荡荡的门口想，卡罗尔等下会用完全一样的方式走出来，如果她拒绝与卡罗尔一起出门旅行的话，卡罗尔就不会离开这个房间。她拿起喝了一半的小咖啡杯，然后再度放下。

她走出去，从走廊到了卡罗尔房间门口。“你在做什么？”

卡罗尔趴在她的梳妆台上写东西。“我在做什么？”她站起来，把一张纸塞进口袋。她正在笑，眼睛里真的满溢着笑意，就像她在厨房里和艾比相处的时候一样。“做点事情，”卡罗尔说，“我们放音乐吧。”

“好。”她脸上浮现出微笑。

“你要不要先准备上床了？时候不早了，你知道吗？”

“和你在一起，总是会拖到很晚。”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恭维我吗？”

“我今晚不想上床睡觉。”

卡罗尔又从走廊走到了绿色房间。“准备去睡吧。你的眼睛底下都已经有黑眼圈了。”

特芮丝在那间放着双人床的房间里很快脱掉了衣服，隔壁房间的留声机播着《拥抱你》这首歌。然后电话响了。特芮丝打开五斗柜最上方的抽屉，里面除了几条男用手帕、一个旧衣刷和一把钥匙之外，什么东西也没有。角落里还有几张纸，特芮丝拿起一张透明纸包着的卡片，发现是哈吉的旧驾照。哈吉·佛斯特·爱尔德；年龄：三十七；身高：五英尺八英寸半。体重：一百六十八磅。发色：金发。眼睛颜色：蓝色。这些细节她都知道。一九五○年出厂，奥斯摩比汽车。颜色：深蓝。特芮丝把驾照放回去，关上抽屉，往门口走过去，聆听电话的对话。

“对不起，泰丝，我抽不出时间。”卡罗尔说得很懊恼，但语气却很愉快，“派对还好吗？嗯，我还没来得及换好衣服，而且我很累。”

特芮丝走回床前的桌子，从上面的盒子里拿出一根香烟，是菲利普·莫利斯香烟。这包香烟是卡罗尔放在这里的，不是女佣放的。特芮丝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卡罗尔记得她喜欢这个牌子的香烟。特芮丝没换上衣服，就站在那里听着音乐，那首歌的名字她不知道。

卡罗尔又在打电话了吗？

“嗯，我不喜欢。”她听到卡罗尔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一点也不喜欢。”

……如果你在恋爱……日子就很舒服……

“我怎么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喔，是这样吗？”

特芮丝知道卡罗尔一定是在和艾比通话。她把烟捻熄，吸入微带着甜味的一缕轻烟，想到了自己抽的第一根烟。那也是一根菲利普·莫利斯烟，就在儿童之家宿舍的屋顶，四个人轮流抽的。

“当然，我们会去。”卡罗尔的语气中带着强调，“嗯，我是。我的意思听起来不就是这样吗？”

……为了你……也许我是傻子，但这很有趣……他们说……你轻轻一挥手就控制了我……亲爱的，这很重要……他们就是不明白……

这首歌不错。特芮丝闭上眼，倚在半开的门上听着。歌声背后是缓慢的钢琴声流过键盘，还有慵懒的小喇叭声。

卡罗尔又说话了：“这是我自己的事，不关别人的事，好吗？……无聊！”特芮丝听见卡罗尔这么激动，不禁偷偷笑了。

特芮丝把门关上，又放了一张唱片在留声机上。

“你为什么不来和艾比打声招呼？”卡罗尔走过来说。

特芮丝躲在浴室门后，因为她全身赤裸。“为什么？”

“来嘛。”卡罗尔说。特芮丝穿上袍子走过去。

“喂，”艾比说，“我听说你要跟着出去玩了。”

“对你来说这是件新鲜事吗？”

艾比听起来很愚蠢，好像她想要聊整晚一样。她祝特芮丝旅途愉快，还告诉她中西部一带冬天的路况有多糟。

“你能原谅我今天的鲁莽吗？”艾比又说了一次，“特芮丝，我很喜欢你。”

“挂掉别说了，挂掉别说了！”卡罗尔大声叫着。

“她还想再跟你说话。”特芮丝说。

“告诉艾比盖尔我泡在浴缸里呢。”

特芮丝告诉了她，然后就收线了。

卡罗尔拿了一个瓶子和两个小玻璃杯进到房间。

“艾比怎么了？”特芮丝问。

“你说她怎么了是什么意思？”卡罗尔把咖啡色的酒倒进两个玻璃杯中。“我想她今晚喝多了。”

“我知道。但她为什么会想到要约我吃午餐？”

“嗯，原因可能很多。喝点吧。”

“只是看起来很奇怪。”

“什么？”

“整个午餐都很奇怪。”

卡罗尔拿给她一个杯子。“亲爱的，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奇怪的。”

这是卡罗尔第一次叫她亲爱的。“什么事？”特芮丝问。她想要个答案，一个确切的答案。

卡罗尔叹了口气。“很多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喝点酒。”

特芮丝啜饮了一口，味道很甜，深咖啡色，就像咖啡一样，有酒精的刺激味道。“味道很好。”

“你才会这么想。”

“如果你不喜欢，为什么要喝？”

“因为这种酒不一样，这是为了我们的旅行喝的，所以要来点不一样的东西。”卡罗尔扮了个鬼脸，然后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在灯光下，特芮丝可以看到卡罗尔半张脸上的雀斑。卡罗尔弯弯的眉毛看起来是白色的，仿佛是环绕在她额头曲线周围的一对翅膀。特芮丝突然没来由地兴奋起来。“刚刚放的是什么歌？那首只有歌声和钢琴声的歌？”

“哼哼看。”

她用口哨吹出一小部分旋律，然后卡罗尔笑了。

“《惬意生活》，”卡罗尔说，“一首老歌。”

“我想要再听一次。”

“我想要你上床睡觉。我会再放一次。”

卡罗尔走进绿色房间播放了音乐，但她人一直待在绿色房间里。特芮丝站在门边，听着，微笑着。

……我绝不后悔……我付出的这些岁月……如果你坠入爱河，就很容易付出……我为你做的事，我无怨无悔……

这首歌仿佛就是她的歌，是她对卡罗尔的感觉。歌曲还没结束，她已经走进浴室，打开浴缸的水，整个人滑进浴缸，让略带绿色的水漫过她的脚边。

“嘿！”卡罗尔叫着，“你有没有去过怀俄明州？”

“没有。”

“你也该出去见识见识美国了。”

特芮丝把滴着水的毛巾盖在膝盖上。水位现在很高了，她的胸部看起来像是浮在水面上的某种平坦的东西。她观察着自己的胸部想着，除了是胸部外，它们看起来还像什么别的东西。

“别在浴缸里面睡着了。”卡罗尔关切地喊着。但特芮丝知道她正坐在床上看地图。

“我不会的。”

“嗯，有些人就会。”

“多告诉我一点哈吉的事，”她出来擦干身体时问道，“他做了什么事？”

“很多事。”

“我意思是，他做哪一行的？”

“房地产投资。”

“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喜欢上剧院吗？他喜欢和人相处吗？”

“他喜欢一小群打高尔夫球的人，”卡罗尔肯定地说，然后用更大的声音说，“还有呢？他不管做哪件事，都非常一丝不苟。但他忘了带走他最好的那把刮胡剃刀，就放在医药柜里，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去看，我猜你应该也会想看。我想我得把剃刀寄还给他。”

特芮丝打开医药柜，看到那把剃刀。医药柜里都是男人的东西，刮胡水和泡沫刷之类的。“这里是他的房间吗？”她走出浴室时问，“他睡哪张床？”

卡罗尔笑了。“不是你要睡的这张。”

“我可以再来一点吗？”特芮丝看着酒瓶问。

“当然。”

“我可以亲你，跟你道晚安吗？”

卡罗尔正在折地图，她噘起嘴唇，好像要吹口哨一样，等待着。结果她却说：“不可以。”

“为什么？”今夜无论何事，似乎都有可能成真。

“因为我要把这个给你，”卡罗尔把手伸出口袋。

一张支票。特芮丝看了数目，是两百元，收款人是她。“为了什么？”

“为了我们的旅行。我不希望你把辛苦存下来的工会会员基金给花掉了。”卡罗尔拿了根烟。“这些钱你用不完的，我只是希望你有这笔钱。”

“我不需要，”特芮丝说，“谢谢。工会会员费用的钱，我不在乎。”

“不准回嘴，”卡罗尔打断她，“把钱收下，我才开心，懂吗？”

“我不要这笔钱。”她觉得自己听起来很鲁莽，所以当她把支票放回桌上的酒瓶旁边时，还稍微笑了一下，但她也是重重地把支票放回桌面，希望向卡罗尔表明自己的立场。对她来说，这笔钱一点也不重要，但是如果她收下，又会让卡罗尔开心，所以她又恨自己不能收下这笔钱。“我不喜欢这样，”特芮丝说，“另外出个点子吧。”她看着卡罗尔，卡罗尔也看着她，没打算和她争辩。特芮丝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卡罗尔没有继续争执下去。

“要让我开心吗？”卡罗尔问。

“是的，”特芮丝笑得更开了，顺手举起小酒杯。

“好吧，”卡罗尔说，“我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点子。”卡罗尔走到房间门口。

特芮丝想，这么重要的夜晚，两人却是用这种方式说晚安，实在有趣。“晚安。”特芮丝说。

她转向桌子，又看到那张支票，支票该由卡罗尔处理。她把支票滑到深蓝色的亚麻桌巾底下，远离她的视线。

[1] 著名银幕牛仔。

第十二章

一月。

一月是所有的事物，也只是一种事物，例如一扇稳固的门。一月的寒冷把整个城市封进一个灰色的胶囊里。一月是好多个瞬间，一月也是一整年。一月的每个瞬间如雨点般倾泻而下，凝结在她的回忆中：她看到一个女人焦急地借由火柴的亮光看着漆黑门边的名字；一个男人匆匆写了张字条，在人行道上把字条交给朋友，然后两人道别；一个男人跑过整条街，赶搭上一辆公车。每个人的行动看起来都像在施展魔力。一月是一个有双重面貌的月份，像小丑铃铛一样发出刺耳的声音，像雪的表面一样毕剥碎裂，像万物的初始一样纯净，像老人一样严厉，具有神秘的熟悉感，但又让人感到陌生，就像一个几乎可以、但又无法完全加以定义的字眼。

一个名叫雷德·马隆的年轻人和一个秃头的木匠跟她一起制作《小雨》的场景。唐纳修先生非常高兴，说他已经邀请巴尔丁先生过来看她的设计了。巴尔丁先生毕业于一所俄罗斯学院，曾替纽约的剧院设计场景，不过特芮丝从没听说过他。她想说服唐纳修先生替她安排与麦伦·布兰查德或艾佛·哈凯维见面，但唐纳修先生从未应允。特芮丝猜想，恐怕是他办不到吧。

有天下午，巴尔丁先生过来了，他是一个驼背的高个子男人，戴着黑帽子，穿着破旧的外套，专注地看着她展示给他的作品。她只拿了三四个自己最好的模型到剧院。巴尔丁先生告诉她，有一出戏大约六周后就要开始制作，他乐于推荐她担任助理，特芮丝回答说太好了，因为她那时候应该已经出城回来了。最后的几天一切都很顺利，安德罗尼奇先生答应二月中为她提供一个为期两周的工作机会，就在费城，而那个时候她也差不多刚和卡罗尔旅行回来。特芮丝写下了巴尔丁先生认识的那个人的名字和地址。

“他正在找人，下礼拜一就打给他，”巴尔丁先生说，“只是助手的工作，但他的前任助理是我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现在替哈凯维工作。”

“喔，你认为你……或者他可以安排我去见哈凯维吗？”

“太简单了。你只要打到哈凯维的工作室，说你想找查尔斯就好，查尔斯·威南，告诉他你已经和我谈过了。我想想——礼拜五打给他，礼拜五下午三点左右。”

“好，谢谢。”礼拜五是一个礼拜的结束。特芮丝听说哈凯维不难找，但他从来不先约时间，更别说遵照约定时间会面了，因为他非常忙碌。但或许巴尔丁先生也知道。

“还有，别忘了打给凯特林。”巴尔丁先生离开时这样说。

特芮丝再看了一次他给她的名字：阿道夫·凯特林，剧场投资公司。上面是一个私人地址。“我会在礼拜一早上打给他。多谢。”

就是那一天，礼拜六，她下班后要和理查德在帕勒摩碰面。距离她和卡罗尔启程之前还有十一天。她看到菲尔和理查德站在吧台旁边。

“嗯，那只老猫如何？”菲尔问她，替她拉来了一张凳子。“礼拜六也要工作？”

“演员不用，只有我的部门要。”她说。

“什么时候开演？”

“二十一号。”

“瞧。”理查德说，指着她裙子上一处深绿色的颜料污渍。

“我知道。前几天沾上的。”

“你想喝什么？”菲尔问她。

“不知道，啤酒好了，谢谢。”理查德转身背对着菲尔，菲尔站在他的另一侧，她感觉到两人之间有点怪怪的。“你今天画了什么？”她问理查德。

理查德的嘴角下垂。“去帮一个生病的司机代班，结果在去长岛的半途车没油了。”

“喔，那太糟了，那你明天画画好了，哪儿也别去了。”他们本来明天想去霍柏肯市走走，在蛤蜊屋吃饭。但卡罗尔明天会到市区来，而且答应会打电话给她。

“你来当模特儿我就画。”理查德说。

特芮丝犹豫着，感到很不自在。“最近我没有心情当模特儿。”

“好，这不重要。”他笑了起来。“如果你不当我的模特儿，我要怎么画你呢？”

“你不能凭空画出来吗？”

菲尔伸手握住她的杯子。“别喝那个，喝好一点的东西。这个我来喝。”

“好吧，我要裸麦威士忌加水。”

菲尔现在站在她的另一边，看起来很开心，但眼圈有点发黑。过去一个礼拜里，他闷闷不乐地埋首于写剧本，还在新年派对上念了剧本的几个段落，说这个剧本是卡夫卡《变形记》的延伸。她在元旦那天早晨画了场景的草图，然后拿给菲尔看。她突然了解理查德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小芮，我真希望你能按照你的草图做出一个可以拍摄的模型。我想要有一个配合剧本内容的场景。”菲尔把裸麦威士忌加水推向她，然后靠在她旁边的吧台上。

“我可以做到，”特芮丝说，“你真的想要让那出戏上演吗？”

“为什么不呢？”菲尔微笑着，黑色的眼睛露出挑衅的眼神。他朝着吧台侍者打了个响指。“结账？”

“我来付。”理查德说。

“不用你。我来付。”菲尔手中拿着他老旧的黑色皮夹。

特芮丝想，菲尔的戏永远不会上演，甚至永远无法完成，因为他的情绪阴晴不定。

“我会继续下去，”菲尔说，“特芮丝，再见，回见，理查德。”

她看着他离开，走上前面的小阶梯，看起来比之前他穿着凉鞋和破旧马球衫的样子还邋遢，但他的邋遢中自有一股玩世不恭的吸引力。特芮丝想，他就像一个男人穿着自己最喜欢的旧浴袍走过自己的屋子一样。她透过前面的窗子对他挥手。

“听说你在元旦那天拿了三明治和啤酒给菲尔。”理查德说。

“对，他打电话来说他喝多了。”

“你怎么没提过这件事？”

“我大概忘了，又不重要。”

“不重要？如果你……”理查德僵硬的手缓慢、绝望地比着手势。“你待在一个男人的公寓里老半天，还拿三明治和啤酒给他，这还不重要？你有没有想过我也会想吃三明治？”

“如果你想吃，有很多人会拿给你吃。我们把菲尔屋子里的东西都吃光、喝光了，记得吗？”

理查德的长脸点了头，他仍然脸朝下笑着，不过那是不高兴的笑。“而且你和他单独在一起，只有你们两个。”

“喔，理查德……”她想起来了，但真的没什么。那天下午丹尼还在康涅狄格州没回来，他新年都待在他的一个教授家里。她本来希望丹尼那天下午会回家，但理查德很可能永远想不到，永远猜不到其实她喜欢丹尼，更甚于她喜欢菲尔。

“如果是其他女孩子，我会怀疑有事情发生，而且我猜的应该没错。”理查德继续说。

“我觉得你真傻。”

“我觉得你太天真了。”理查德冷酷、愤怒地看着她，特芮丝想，这一定不是他这么生气的唯一理由。他气的是她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他所期待的女孩子，不会成为一个热烈地爱着他，渴望和他一起同游欧洲的女孩。一个长得像她一样，有一样的脸孔、抱负，但是深深爱慕着他的女孩。“你知道菲尔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女孩。”他说。

“谁说的？菲尔？”

“那个笨蛋，那个乳臭未干的半吊子，”理查德喃喃自语，“他今晚还有胆子高谈阔论，还说你根本不在乎我。”

“他没有权利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你。”

“喔，说得好，意思是说如果你和他谈起过我，他就会知道你不在乎我，对不对？”理查德冷静地说，声音因怒气而颤抖着。

“为什么菲尔突然和你作对？”她问。

“那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她不耐烦地说。

“喔，小芮，我们别吵了。”

“你根本没找到重点。”她说，但她看到理查德转过身去，换另一只手肘靠在吧台上，仿佛因为她的话而感到生理上的痛苦。她突然同情起他来，令他痛苦的不是现在，也不是上个礼拜，而是过去和未来他对她的感情已经尽付流水。

理查德把烟插进吧台上的烟灰缸捻熄。“今晚想做什么？”他问。

她想，就干脆告诉他，她要和卡罗尔出门旅行的事情好了。本来她已经两次准备要告诉他了，但还是搁了下来。“你想做什么事？”她强调了最后三个字。

“当然，”他沮丧地说，“我们一起吃晚餐，然后打给山姆和琼，你觉得好吗？还是我们今晚散步去找他们。”

“好。”她不喜欢这个点子。这两个人是她见过最无趣的人，一个是鞋店店员，一个是秘书，两个人快乐地结了婚，住在西二十街，她也知道理查德想让她看看他们美好的生活，提醒她有一天他们也可以这样快乐地在一起。她不喜欢这个点子，换成别的时候她可能会强烈反对，但她现在对理查德满怀同情，一股无以名状的罪恶感牵引着她，她觉得有必要补偿理查德。突然之间，她回忆起他们去年夏天在塔瑞镇附近小路边的一次野餐，她清楚记得理查德躺在草地上，慢慢地用折叠小刀打开酒瓶上的软木塞，那时他们聊了些——什么呢？但她记得的是那段满足的时光，他们共享了美妙、真实而且珍贵的时刻。她现在好奇那些时光都去了哪里？那些时光是怎么来的呢？现在即使站在她旁边的是他瘦长的身躯，也似乎在用他的重量压迫着她。她抑制住自己的厌恶感，结果只是让这种感觉在心里变得更强烈，变成某种十分具体的东西。她看着站在吧台旁两个意大利工人矮胖的身躯，也看着吧台尾端那两个女孩，她先前就注意到这两个女孩了，现在她们正准备离开。她看到她们穿着便裤，其中一个的发型像男孩子。特芮丝把脸转开，意识到自己在避免看着她们，避免让别人看到她在看着她们。

“你想在这里吃吗？饿了吗？”理查德问。

“不饿。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吧。”

于是他们走了出去，往山姆和琼住处的方向前进。

等到两人的感觉都平复下来，特芮丝才说出她在心里排演好的第一句话。“你记得爱尔德太太吗？那天你在我家遇见的那个女人？”

“当然记得。”

“她请我和她一起出门旅行，开车往西边走几个礼拜。我想要跟她去。”

“往西？到加州？”理查德诧异地说，“为什么？”

“为什么？”

“嗯，你跟她有那么熟了吗？”

“我跟她见过好几次面了。”

“喔。嗯，你没提过这件事。”理查德往前走，两手晃着，看着她。“就只有你们两个？”

“对？”

“什么时候出发？”

“大约十八号。”

“这个月？这样你就看不到你的戏了。”

她摇摇头。“我觉得损失不大。”

“那么说，是已经确定了吗？”

“对。”

他静默了一会儿。“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不会有酗酒之类的毛病吧？”

“不会。”特芮丝笑了。“她看起来像会酗酒的样子吗？”

“不会。其实我觉得她很好看。我就是太惊讶了，就是这样。”

“为什么？”

“你很少对什么事情下定决心，说不定你还会改变心意。”

“我觉得不会。”

“或许我改天再和你一起跟她见见面。你要不要安排一下？”

“她说她明天会在城里，我不知道她的时间，也不知道她到底会不会打电话来。”

理查德没有说话，特芮丝也是。那天晚上他们两人都没再提到卡罗尔。

整个礼拜天早上理查德都在画画，大约两点时才到特芮丝家。他到了之后没多久，卡罗尔就打电话过来了。特芮丝告诉她理查德在这里，卡罗尔说：“带他一起来。”卡罗尔说她离广场很近，他们可以在棕榈之房跟她碰面。半小时后，特芮丝看到卡罗尔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后面，抬起头看着他们，几乎像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样子，就像一股巨大冲撞力的回音，特芮丝看到她的时候也吃了一惊。卡罗尔穿着黑色套装，配上绿色和金色相间的围巾，和她那天吃午餐时的打扮一模一样。但现在卡罗尔对理查德的注意力比对她的注意还要多。

三人闲聊着，特芮丝注意到卡罗尔眼中的平静，卡罗尔的眼睛只有一次望向她。她注意到理查德的表情和平时没有不同，这让她感到一阵失望。理查德特地来和卡罗尔见面，特芮丝认为与其说他是出于好奇，不如说是因为他没有其他事可做。她看到理查德看着卡罗尔的手，修剪好的指甲涂着亮红指甲油，他注意到卡罗尔镶着澄澈绿宝石的戒指，还有另一只手上的婚戒。尽管指甲略长，理查德还是判断不出来卡罗尔的这双手是劳动的手，还是无所事事的手。卡罗尔的手很强壮，而且动作很少。她的声音从周遭其他平板的低语声中冒了出来，和理查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有一度她还笑了。

卡罗尔看着她。“你有没有告诉理查德，我们要一起出门旅行？”她问。

“有，昨天晚上说过了。”

“往西？”理查德问。

“往西北走，要看路况。”

特芮丝突然间失去了耐性。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坐在这里聊气温，还有华盛顿州。

“实际上，华盛顿是我的家乡。”卡罗尔说。

过了几分钟，卡罗尔问起有没有人想去公园散步。理查德从塞得满满的口袋里抽出一张钞票付了啤酒和咖啡钱。特芮丝想，他对卡罗尔还是很冷淡，好像有点视若无睹，就像有时她指着岩石或云朵的结构给他看时，他也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这会儿低头看着桌子，又挺直身子，用手很快地捋捋头发，嘴唇细薄的线条好像满不在乎似的，一副要笑不笑的样子。

他们从第五十九街的公园入口走进动物园，然后用散步的速度穿过动物园。步道从第一座桥之后开始弯曲，进入了公园的范围。空气冰冷，四周静悄悄的，天空阴沉沉的，特芮丝觉得一切都静止了，即使在他们这些步调缓慢的人身上，也有一种欠缺生气的平静。

“我去买点花生好吗？”理查德问。

卡罗尔在步道边弯下腰，对着松鼠伸出手指。“我有东西。”她轻柔地说。她的声音吓到了松鼠，但松鼠还是往前，小心翼翼地攫住了卡罗尔的手指，牙齿咬着某样东西，然后才快速跑开。卡罗尔站起来笑着。“今天早上，我就在口袋里放了东西。”

“你也会在你家外面喂松鼠吗？”理查德问。

“松鼠和花栗鼠。”卡罗尔回答。

特芮丝想，他们谈论的事情真无聊。

然后他们坐在长凳上抽烟。特芮丝看着逐渐变小的太阳，带着橘色的火焰般的光芒，最终落入参差不齐的树枝中，心里期盼夜晚已经来临，她能和卡罗尔独处。他们开始往回走。特芮丝想，如果卡罗尔现在要回家，她会做出很激烈的事，例如跳下第五十九街上的桥，或是吞下理查德上礼拜给她的三片安非他命。

“你们想不想去其他地方喝茶？”他们再度接近动物园时，卡罗尔问道，“卡内基音乐厅那边的俄国茶馆[1]如何？”

“拉姆帕玛耶[2]也在那里，”理查德喊道，“你们喜欢拉姆帕玛耶吗？”

特芮丝叹了口气。卡罗尔似乎有些迟疑。但他们还是去了那里。特芮丝记得她和安杰洛来过这里一次，她不太喜欢这里。灯光太亮了，给她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而且不知道自己在看着的是一个真的人还是镜中倒影，是一件很恼人的事。

“不，都不要，谢谢。”卡罗尔说。她对女服务生拿着的一大盘酥皮点心摇摇头。

但理查德挑了些点心。虽然特芮丝婉拒了，他还是替她拿了两块点心。

“这是干什么？以免我改变心意吗？”她问理查德，理查德对她眨眨眼。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又脏了。

理查德问卡罗尔开什么样的车，然后两人便开始讨论各种车型的优点。特芮丝看到卡罗尔瞟着面前那些桌子。特芮丝想，卡罗尔也不喜欢这里。特芮丝注视着镜中的男人，他的身影在卡罗尔身后倾斜着，背对着特芮丝，身体向前，正与一个女人热烈交谈着，还晃动着左手加强语气。她看着和他谈话的那个瘦小的中年女人，又看看他，好奇他四周散发出的那种彼此熟悉的光环是真实的，还是只是像镜子般的幻影，直到模糊的记忆如泡沫逐渐浮现在她的心头，然后冲破表面。那是哈吉。

特芮丝看着卡罗尔，但她想，如果卡罗尔注意到他，卡罗尔大概也不会知道他其实是出现在她背后的镜子里。过了一会儿，特芮丝往卡罗尔肩膀上方看过去，看到哈吉的轮廓，很像埋藏在她对卡罗尔家的记忆中的影像：短而高的鼻子，脸庞下半部是圆的，金发纠结成一团，逐渐后退的金发，高于平常的发际线。卡罗尔一定也看到他了，他在她左边三张桌子外的地方。

卡罗尔先看理查德，再看特芮丝，“没错。”她说，微微带着笑意，然后转向理查德继续说话。特芮丝想，她的态度就像先前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特芮丝看着和哈吉在一起的女人，有点年纪了，也不是很有吸引力，可能只是他的亲戚。

然后特芮丝看到卡罗尔捻熄一根长长的香烟，理查德已经不说话了，他们正准备离开。特芮丝在哈吉看到卡罗尔的那一刻注视着哈吉。在他看到她第一眼时，他的眼睛几乎闭了起来，仿佛必须眯着眼才能相信她的出现，然后他对身旁的女人说了些话，站起来走向卡罗尔。

“卡罗尔。”哈吉说。

“嗨，哈吉。”她转向特芮丝和理查德。“你们能等我一下吗？”

特芮丝从她和理查德站着的门口看过去，想看清楚整个情况，看到哈吉焦急、前倾的身躯散发出来的高傲与激动之外的东西。哈吉的身高还不到卡罗尔的帽子。哈吉说话时，卡罗尔默默点头。她推测他们说的不是他们现在谈的事情，而是他们五年前、三年前、拍摄划船照片时他们彼此交谈的事情。卡罗尔曾经爱过他，这一点已成如烟往事了。

“小芮，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理查德问她。

特芮丝看到卡罗尔与哈吉同桌的女人点头道别，然后转身背对哈吉。哈吉的目光越过卡罗尔，看着她和理查德。他没有明显表现出认出她来的样子，反而走回他的桌子。

“对不起。”卡罗尔回来时这样说。

在人行道上，特芮丝把理查德拉到一边说：“我得跟你说晚安了。卡罗尔希望我今晚和她一起去看她的朋友。”

“哦，”理查德皱起眉头，“你知道，我有今晚音乐会的票。”

特芮丝突然想起来。“艾力克斯的音乐会。对不起，我忘了。”

他闷闷不乐地说：“这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理查德的朋友艾力克斯在一场小提琴音乐会上替人伴奏，她还记得几个礼拜前他给了理查德几张票。

“你宁愿和她见面，而不是和我，是吗？”他问。

特芮丝看见卡罗尔在找计程车。卡罗尔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两人了。“理查德，你今天早上为什么不提到音乐会这件事呢？至少可以提醒我。”

“刚才是她丈夫吗？”理查德的眼睛在紧皱的眉头下变小了。“小芮，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她说，“我不认识她丈夫。”

理查德等了一会儿，不悦之情才从眼中消失。他笑了，仿佛也承认自己不讲道理。“对不起，我只是以为我今晚一定会见到你。”他走向卡罗尔。“晚安。”他说。

他看起来好像是要自己离开一样，然后卡罗尔说：“你要不要到市区？我可以顺道送你一程。”

“我走路就好，谢谢。”

“我以为你们两个要约会。”卡罗尔对特芮丝说。

特芮丝看到理查德还在犹豫着，于是走向卡罗尔，理查德听不到她说话。“不是什么重要约会，我宁可和你在一起。”

有辆计程车在卡罗尔身边停了下来。卡罗尔把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嗯，我们的约会也不是那么重要，你今晚要不要和理查德在一起？”

特芮丝望着理查德，看见他正想听她说话。

“再见，特芮丝。”卡罗尔说。

“晚安。”理查德叫道。

“晚安。”特芮丝看着卡罗尔把计程车门关上。

“那……”理查德说。

特芮丝转身面向他。她不想去音乐会，也不会做任何激烈的反应，她知道现在最激烈的反应，就是赶快回家，完成那个她想在星期二交给哈凯维的场景。理查德走过来时，她心里一半带着沮丧，一半感叹命运乖违，预见了自己之后整个晚上的情形。“我还是不想去音乐会。”她说。

令她诧异的是，理查德往后退，满怀怒气地说：“好，那就别去！”然后转身离开了。

他往西走在第五十九街上，步伐散漫、不协调，右肩比左肩突出，双手在身旁毫无节奏地摆动。她光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知道他很生气，他的身影消失在她视线范围之外。上礼拜一在凯特林拒绝他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她盯着理查德消失在漆黑中。她对今晚的事并没有罪恶感，而是其他东西在作怪。她嫉妒他，嫉妒他总是怀抱理想，相信总有一个地方、一个家、一份工作、一个其他什么人属于他。她嫉妒他这种态度。她几乎因为他的这种态度而恨他了。

[1] 位于第一五○街与西五十七街交口的俄罗斯格调餐厅，自一九二○年代创立以来，向来是文艺界人士、影视明星经常流连的地方，伍迪·艾伦的作品《曼哈顿》也在该处取景拍摄。俄国茶馆几经转手及整修停业，已经于二○○六年重新开张。

[2] 位于中央公园南路的知名餐厅，多年来以热巧克力著称，广受纽约地区儿童的欢迎。此餐厅采取装饰艺术风格来装潢，整体气氛与感觉同俄国茶馆极为不同，因此理查德提出来之后，特芮丝才会叹气，卡罗尔才会迟疑。

第十三章

理查德开始了。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她。”

那天晚上她没有答应理查德的邀约，只因为卡罗尔有可能会过来，不过可能性不大。后来卡罗尔没有来，反而是理查德来了。晚上十一点○五分，在莱辛顿大道上那个有一大片粉红色墙壁的餐馆里。她本来准备要开口说话，但理查德抢先了一步。

“我喜欢和她在一起，我喜欢和她聊天，我喜欢任何我可以聊天的对象。”她脑海中浮现出自己写给卡罗尔，但从未寄出的某封信里的字眼，仿佛要回答理查德的问题。我感觉自己张开双手站在一片沙漠中，你如雨水般降临在我身上。

“你爱上她了，要命。”理查德愤恨地说了出来，说明了一切。

特芮丝深吸了一口气。她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还是试着去解释？即使她用千言万语解释，他又能否了解？

“她知道吗？她当然知道。”理查德皱起眉头，抽出一根香烟。“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很蠢吗？就像女学生之间的迷恋。”

“你不了解。”她说。她对自己很确定。我会梳理你的头发，就像音乐萦绕在森林中树木的顶端……

“有什么好了解的？但她了解啊，她不应该让你陷下去啊，她不应该这样玩弄你。对你不公平。”

“对我不公平？”

“她在做什么？和你一起开心享乐？然后有一天她会厌烦了你，把你一脚踢开。”

她想，把我一脚踢开。踢进来还是踢出去？人要怎么把一种情绪踢开呢？她很生气，但她不想吵，她什么也没说。

“你昏头了！”

“我清醒得很，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她拿起餐刀，拇指在刀锋底部突出的部分来回摩擦。“你为什么不让我静一静呢？”

他皱起眉头。“让你静一静？”

“对。”

“你是说欧洲的事？”

“对。”她说。

“听着，小芮……”理查德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往前，犹豫了一下，然后又拿起另一根烟，用一种令人讨厌的方式点着了，还直接把火柴丢在地板上。“你已经着了魔！这比……比什么还糟！”

“就只因为我不想跟你吵？”

“这比害相思病还糟，因为这样完全没有道理。你还不了解吗？”

不，她一个字也不了解。

“你大概只要一个礼拜就会恢复正常。我希望是这样，老天！”他又扭动起来。“你是说，有那么一刻，你就是因为那种愚蠢的迷恋，所以真的想要和我说再见？”

“我没有说，是你说的。”她回望着他。她看着他的脸庞僵硬，平坦的两颊开始变红。“如果你想做的就是吵架，那为什么我还会想跟你在一起？”

他坐了回去。“礼拜三，或下礼拜六，你的想法就会完全变了。你和她认识还不到三个礼拜呢。”

她看着蒸汽保温食台，顾客排成一线，慢慢移动，挑选菜肴，走到柜台转弯的地方才散去。“我们最好说再见了，”她说，“因为我们两个都不会与目前自己的状况有所不同。”

“特芮丝，你就像个发了狂的人，你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噢，不要再说了！”

理查德手上的指节包覆在白色的、长着斑点的皮肤下，搁在桌上紧握着，一动也不动，就像是照片里的手，敲打着某个没有作用，也听不见的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认为你的朋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认为她在对你犯罪。我想报警告发她，但麻烦的是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只是你的行为举止像小孩子。”

“你干吗小题大作？”她问，“你简直疯了。”

“是你太过分，还想要跟我分手！你对她了解多少？”

“那你又了解她多少？”

“她有勾引你，对你做过什么吗？”

“老天！”特芮丝说。她觉得自己已经说过好多次了，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说明她到目前为止在这里如囚鸟般的处境。“你不了解。”但他认为他了解，那是他生气的原因。可是他是否了解，就算卡罗尔从来没碰她，她也会有一样的感觉吗？没错，就算在店里那段谈论娃娃行李箱的简短对话后，卡罗尔连话都没跟她再说过，情形也是一样。事实上，就算卡罗尔根本没和她说过话也一样，因为这些都发生在她看见卡罗尔站在那层楼中间，看着她自己的那一刻。她了解，那次会面之后会发生许多事，这种想法突然让她觉得幸运得难以置信。男人和女人要寻得彼此，要找到适合的人非常容易，但她要找到卡罗尔……“我想我对你的了解，比你对我的了解更多。你并非真的想再见到我。你自己说过，我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继续见面，你只会越来越……像这样。”

“小芮，暂时忘掉我说过我希望你爱我，或我爱你这一类的话。我是说，你是一个人。我喜欢你。我想……”

“有时候我会想，你为什么认为你喜欢我，或喜欢过我，你甚至都不了解我。”

“你也不了解自己。”

“但我了解——我也了解你。有一天你会放弃画画，也会连同我一起放弃，在我看来，就像你放弃你曾经做过的其他事情一样。比方说，那桩干洗的买卖，或者是二手车行。”

“那不是事实。”理查德恼怒地说。

“但为什么你认为你喜欢我？因为我也会画点东西，我能和你谈论画画？对你来说，我只是个没有实用价值的女朋友，就像绘画对你来说只是没有价值的事业一样。”她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把剩下的话都说了出来。“总之，你对艺术的认识足以让你知道，你永远不会成为优秀的画家。你就像个小男孩一样，能逃避责任就逃避责任。你一直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事，也知道你最后还是会替你父亲工作。”

理查德的蓝眼睛在刹那间变得冰冷。他的嘴巴现在抿紧成了一条很短的直线，薄薄的上唇略微噘了起来。“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是吗？”

“好了——对，你知道没有希望了，只是部分的你还在挣扎。一旦等你知道没有希望了，你就会最终放手。”

“我不会！”

“理查德，没有必要……”

“你知道你会改变心意的。”

她知道。这就像一首他一直在唱给她听的歌。

一个礼拜后，理查德站在她的房间里，同样面带恼怒、生气的表情，用同样的语调说着话。他在下午三点打电话来，这不是他平常打来的时间，而且坚持要见她一会儿。那时她正在整理行李，要到卡罗尔家度周末。她想，若不是她要去卡罗尔家，理查德的心情可能完全不同，因为这个礼拜她已经跟他见过三次了，而且他从没这么高兴过，对她也非常体贴。

他说：“你不能就这样下命令要我离开你的生活。”他的两只长长的手臂挥动着，话中有落寞的语气，仿佛他已经走上了离开特芮丝的路程。“最让我难过的是，你表现得好像我一文不值，好像我完全没有用一样。小芮，这样对我不公平。我没办法跟她竞争！”

不，特芮丝想，他当然没办法跟卡罗尔竞争。“我不想和你吵。”她说，“是你要在卡罗尔的问题上吵的。她没有从你这里夺走任何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你根本未曾拥有。要是你无法继续跟我见面……”她停了下来，她知道他能继续跟她见面，也很可能会继续这么做。

他说：“这是什么逻辑。”他用手揉着眼睛。

特芮丝看着他，想到刚刚才出现的想法，她突然了解这个想法就是事实。前几天在剧院时为什么没想到？透过上礼拜的几百个动作、言语、姿态和眼神，她早就应该知道了。但她记得在剧院那晚（他带给她一个惊喜，送她票去看一出她非常想看的戏），特别是他那天晚上握着她手的方式。还有他在电话里的语气。他不只是告诉她在何处碰面，而是非常温柔地问她能不能去。她不喜欢这样。这不是爱意的表达，反而像是为了讨他自己高兴，像是为了铺陈好那天晚上他看似不经意而突然的问题：“你说你喜欢她是什么意思？你想和她上床吗？”特芮丝回答：“要是我想的话，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之后一连串的情绪接踵而来——羞愤、憎恨、对他的厌恶。这些情绪令她说不出话来，让她几乎无法继续走在他身边。她看着他，她看到他望着她，脸上带着柔和、空洞的笑容。如今回想起来，这样的笑冷酷又病态。她想，要不是理查德直言不讳地说出她很病态，她可能不会想起理查德的笑容是多么病态。

特芮丝转过身去，把牙刷和梳子丢进袋子里，然后才想起她在卡罗尔家有一把牙刷。

“小芮，你到底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你为什么这么想知道？”

他盯着她看，在盛怒之下，特芮丝一度看到她之前看到过的那种固执的好奇心，仿佛他在从钥匙孔中窥探某种奇景。但她知道他没有那么超脱。相反，她感觉到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在乎她，那么坚定地不愿放弃她。这让她觉得害怕，害怕理查德的决心会变成恨意，然后变成暴力。

理查德叹了口气，把手里的报纸揉成一团。“我对你有兴趣，你不能就这样对我说：‘去找别人。’我从没有像对别人那样对你，从没把你想成那样。”

她没有回答。

“该死！”理查德把报纸丢到书架上，然后背对着她。

报纸轻扫到了圣母像，一阵慌乱中圣母像往后倾斜，碰到了墙，脸上仿佛露出吃惊的样子，然后倒了下来，往旁边滚去。理查德冲上前去用双手把它截住。他看着特芮丝，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谢谢。”特芮丝从他手上接过圣母像，把它拿起来要放回原位，但又迅速松手，让圣母像摔在地板上。

“小芮！”

圣母像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

“不用管它。”她说。她的心跳得很快，好像在生气或打架一样。

“可是……”

“去他的！”她一边说话，一边用鞋子把碎片推到一边。

过了一会儿，理查德用力甩上门离开了。

特芮丝想，这是因为安德罗尼奇那件事还是因为理查德？大约一个小时以前，安德罗尼奇先生的秘书打电话来告诉她，安德罗尼奇先生决定不雇用她了，而是雇用了一个费城本地的助理。所以她和卡罗尔旅行结束后，就不用去做那份工作了。特芮丝低头看着破掉的圣母像。里面的木头真的很好看，木头沿着纹理，非常整齐地裂开来。

卡罗尔那天晚上仔细问了她和理查德的谈话，卡罗尔这么担心理查德有没有受到伤害，令特芮丝觉得有点不太高兴。

“你还不习惯考虑别人的感受。”卡罗尔直言不讳地说。

今晚卡罗尔让女佣放假，所以她们在厨房准备晚餐。

“你为什么认为他不爱你？”卡罗尔问。

“或许我只是不了解他爱我的方式，但对我来说，那不像是爱。”

晚餐吃到一半，讨论到旅行时卡罗尔说：“你根本不应该告诉理查德。”

这是特芮丝第一次告诉卡罗尔她和理查德在餐馆的对话。“为什么？难道要我骗他吗？”

卡罗尔不吃了，把椅子往后推，站了起来。“你太年轻了，没办法了解你自己真正的想法，也不了解自己在说什么。没错，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要说谎。”

特芮丝也放下叉子，看着卡罗尔拿了根烟点燃。“我必须跟他道别，而且我也跟他道别了，我已经这么做了，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卡罗尔打开书架底部的镶板，拿出酒瓶，倒了一些威士忌到空玻璃杯里，然后把镶板用力关上。“你为什么要‘现在’和他分手？为什么不是两个月前，或两个月以后？还有，为什么你要提到我？”

“我知道，我认为他很困惑。”

“很可能是这样。”

“如果我只是干脆不再跟他见面……”她的话还没说完，她想说理查德无法察觉她的心思，说他在监视她，但她不希望把这些事告诉卡罗尔。此外，她还想到理查德的眼睛。“我觉得他会放弃，他说他无法跟你竞争。”

卡罗尔用手敲着额头。“没办法竞争。”她重复特芮丝的话，然后回到桌边，从她的玻璃杯里倒了些水掺入威士忌中。“说得真对。把晚餐吃完。我不知道，我可能太小题大作了。”

但特芮丝一动也没动。她做错事了。就算她做了正确的事，她也无法像卡罗尔让她快乐一样，让卡罗尔快乐。这种想法之前已经在她脑海里转了一百次了。卡罗尔快乐的时候不多，特芮丝也感受这些罕有的时刻，而且珍藏在心里。卡罗尔有一次在整理圣诞装饰的时候显得很快乐，那次卡罗尔把一串天使重新折叠起来，夹在书里。“我要留着这个东西，”她说，“有二十二个天使保护我，我不会输。”特芮丝看着卡罗尔，虽然卡罗尔也看着她，但那是透过横阻于两人面前的薄纱看到的。特芮丝常常见到那片薄纱，在她们之间隔开一整个世界。

卡罗尔说：“我无法竞争，这只是一种台词。人们常常谈到经典，这种台词才真是经典，一百个不同的人可能会用同样的字眼。母亲有母亲该说的台词，女儿有女儿的，丈夫和爱人也有他们的。这是重复上演的戏码，只是演员不同。特芮丝，他们说戏剧是怎么变成经典的？”

“经典作品，”她的声音听起来既沉闷又紧张，“经典作品处理的主题，就是人类的基本处境。”

特芮丝醒来时，阳光洒满了她的房间。她又躺了一会儿，看着如水波般的阴影在暗绿色的天花板上漾开，听着房子里其他地方传来的声音，看着她的上衣挂在五斗柜旁。为什么自己在卡罗尔家里还是这么懒散呢？卡罗尔不喜欢这样。车库后断断续续传来小狗的吠叫，昨晚有个令人快乐的小插曲，那就是琳蒂打来的电话，当时是晚上九点半，琳蒂刚参加完一个生日宴会。她在电话里问，能不能在四月自己生日时举行一个生日宴会，卡罗尔说当然可以。琳蒂来电话之后，卡罗尔整个人就不一样了，还开始谈起欧洲，还有拉帕洛夏天的情景。

特芮丝起身走到窗边，把窗子抬高，靠在窗台上，身体紧绷着，抵挡外面的寒风。从这扇窗看出去的清晨景象与别处都不相同，阳光洒在车道后面的圆形草地上，像散落的金针一般。潮湿的树篱叶子上也有点点阳光，天空则是清新纯正的蓝色。她看着车道上，那天早晨艾比站着的地方。她也看见树篱外冒出的一小块篱笆，标志着草坪的终点。冬天已经把绿草变成枯干的褐色，但整片大地看起来还是像在呼吸一样，而且朝气蓬勃。以前在蒙克莱尔的学校也有树林和围篱，但那片绿色始终无法跨越红砖墙，也染不上学校的灰色石头建筑（医务室、柴房、工具间），使得每年春天的绿色看来都暮气沉沉，饱经风霜，由这一代的孩子传给下一代，就像教科书和制服等学校用品一样。

她穿着家里带来的格子便裤，还有上次留在这里的其中一件衬衫，已经洗熨好了。现在是八点二十分，卡罗尔习惯在八点半左右起床，也喜欢有人端杯咖啡去叫醒她，但特芮丝注意到她从不叫佛罗伦斯这样做。

特芮丝下楼时，佛罗伦斯正在厨房里，不过她才刚开始准备咖啡。

“早安，”特芮丝说，“你介意我自己准备早餐吗？”以前有几次佛罗伦斯进厨房的时候发现特芮丝在准备早餐，但她并不介意。

“小姐，请。”佛罗伦斯说，“我只做我自己的炒蛋。您喜欢亲手替爱尔德太太弄东西，是吗？”她的话像是一种声明。

特芮丝从冰箱里拿出两个蛋。“对。”她笑着说。她把一个蛋丢进正在烧热的水里，答案听起来虽然很平板，但还能有哪种答案呢？她把早餐碟子摆好之后，一转身却看到佛罗伦斯刚把第二个蛋放进热水里煮。特芮丝直接用手指把蛋捞了出来。“她只要一个蛋，”特芮丝说，“这个要做我的蛋饼。”

“是吗？她一直都习惯吃两个蛋。”

“嗯，她现在不这样吃了。”特芮丝说。

“小姐，不管怎样，您不是应该计算一下煮蛋的时间吗？”佛罗伦斯对她投以职业性的愉悦笑容。“炉子上面有煮蛋计时器。”

特芮丝摇摇头。“我用猜的比较准。”她对卡罗尔的蛋还没有猜错过，卡罗尔喜欢吃比较熟一点的蛋。特芮丝看着佛罗伦斯，佛罗伦斯正专心处理她放进煎锅里炒的两个蛋。咖啡快过滤好了。在沉默中，特芮丝准备好要拿上去给卡罗尔的杯子。

接近中午时，特芮丝帮卡罗尔从房子后面的草地上搬进来几张白色铁椅子和摇椅。卡罗尔说叫佛罗伦斯做会比较快，但刚刚已经派她去采购东西了，后来才一时兴起想把这些椅子搬进来。她说，只有哈吉才会整个冬天都把家具留在外面，而她自己觉得这些家具实在饱受风雨。最后，只剩下一张椅子还留在圆形喷泉旁边，一张白色的金属小椅子，四只有花边的脚向外张着。特芮丝看着那张椅子，猜想以前是谁曾经坐在上面。

“我真希望外面有更多戏可以演出。”特芮丝说。

“你设计场景时，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卡罗尔问，“你从哪里开始着手？”

“应该是整出戏的气氛吧，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是先考虑那出戏究竟是什么种类的作品，还是会先考虑到你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

特芮丝的心里回想起上次唐纳修先生的评论，隐约勾起一丝不快。卡罗尔今天早上好像很喜欢找人辩论。“我想你已经预设立场，认为我是外行了。”特芮丝说。

“我觉得你真的很主观。太主观的话，就是外行，不是吗？”

“不一定。”但她知道卡罗尔的意思是什么。

“你必须先知道很多东西，才能完全主观，对不对？从你给我看过的那些作品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太过主观，但是知识却还不够。”

特芮丝的双手在口袋里握紧成拳头，她非常希望卡罗尔无条件喜欢她的作品，但现在卡罗尔却不喜欢她给她看过的几件作品，让她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卡罗尔或许对于舞台场景的制作技术一无所知，但她却能仅用一句话就摧毁一个场景。

“我一直在想，到西岸去或许对你有帮助。你说你什么时候会回纽约，二月中旬？”

“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昨天才得到消息。”

“你是什么意思？工作泡汤了？不用去费城了？”

“他们打电话给我了，他们想雇用某个费城的本地人。”

“喔，亲爱的，我很遗憾。”

“这一行就是这样。”特芮丝说。卡罗尔的手放在特芮丝的后颈，手指揉着她的耳朵后面，就像在抚弄小狗一样。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本来想告诉你的。”

“什么时候？”

“旅行的时候。”

“你觉得很失望吗？”

“不会。”特芮丝肯定地说。

她们把剩下的咖啡热了一下，然后拿到外面草坪上的白椅子那里共享。

“我们要不要出去吃午餐？”卡罗尔问她，“去俱乐部吧，然后我要去纽华克买点东西。买件外套好不好？你想不想要一件花呢外套？”

特芮丝坐在喷泉边缘，一只手压着耳朵，寒冷让耳朵感到刺痛。“我不需要外套。”她说。

“但我特别想要看你穿件花呢外套。”

特芮丝上楼去换衣服，却听到电话铃响。她听到佛罗伦斯说：“早安，爱尔德先生。好，我现在去叫她。”然后特芮丝走过房间，关上房门，觉得非常烦躁，于是开始整理房间，把她的衣服挂在衣柜里，又整理了一下她刚刚才铺好的床。接下来卡罗尔敲了门，把头探进来。“等下哈吉会过来，应该不会待很久。”

特芮丝不想看到他。“要不要我先出去散个步？”

卡罗尔笑了笑。“不用，你可以留下来，先看看书好了。”

特芮丝拿起昨天买的《牛津英文诗歌手册》，想要读进去里面的内容，但字与字之间是分裂的，毫无意义。她有股不安的感觉，想要躲起来，于是把门打开。

卡罗尔也才刚从自己的房间出来，特芮丝看到卡罗尔脸上同样闪过犹疑不决的表情。特芮丝记得她第一次来卡罗尔家时就看过卡罗尔带着这样的表情。然后她说，“下来。”

两人走进客厅时，哈吉的车刚到。卡罗尔走到门边，特芮丝听到他们打招呼的声音。卡罗尔的招呼很友善，但哈吉却很兴奋。然后卡罗尔进了门，手里捧着一个长长的纸盒，里面装着鲜花。

“哈吉，这位是贝利维小姐。你应该见过她一次。”卡罗尔说。

哈吉的眼睛眯起来一点点，然后又睁开了。“喔，对，你好。”

“你好。”

佛罗伦斯走进来，卡罗尔把花盒交给她。

“把这些花找个东西装起来好吗？”卡罗尔说。

“啊，烟斗在这里，我就知道。”哈吉从壁炉架上的常春藤后面拿出一根烟斗。

“家里一切都还好吗？”卡罗尔坐在沙发上问。

“很好。”哈吉笑得很紧张，头一直转来转去，但他的脸和转头的动作散发出友好而自满的气息。佛罗伦斯把红玫瑰花放在花瓶里，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哈吉带着一种主人般的愉悦心情观察着佛罗伦斯的动作。

特芮丝突然希望自己也替卡罗尔带了花来，或者前几次见面的时候，曾经带过花来。她想起以前丹尼有天顺道经过剧院时进来送给她的花。她看着哈吉，他的眼睛避开她的目光，耸起的眉毛扬得更高了一点，眼睛到处张望，仿佛在寻找房间里的小变化。特芮丝想，他愉快的外表可能只是假装，如果他在乎到足以装腔作势的地步，那从某种程度上他也一定在乎卡罗尔。

“我可以替琳蒂拿一朵花吗？”哈吉问。

“当然可以。”卡罗尔起身拔花，好像快要把花弄碎了。但哈吉往前跨了一步，用一把小刀片抵住花梗，把花切了下来。“花很漂亮，谢谢你，哈吉。”

哈吉拿起花到鼻子前闻了闻。他半对卡罗尔、半对特芮丝说：“今天天气不错，你们想要出去走走吗？”

“对，本来要去，”卡罗尔说，“对了，下礼拜哪天下午我想开车过去。可能是礼拜二。”

哈吉想了一下。“好，我会告诉她。”

“我也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是说告诉你的家人。”哈吉点了一下头默默答应，然后看着特芮丝。“对，我当然记得你，大概三周前你在这里出现过，圣诞节之前。”

“对，有个礼拜天。”特芮丝站起来，想要让他们两人独处。“我上楼去了，”她对卡罗尔说，“再见，爱尔德先生。”

哈吉稍微鞠了一下躬。“再见。”

她上楼时听到哈吉说：“很多美好的回忆，卡罗尔。我这么说你介意吗？”

特芮丝想，卡罗尔的生日。当然，卡罗尔不会告诉她。

她关上门，环顾房间，意识到自己正在寻找着房间里是否有她在此过夜的迹象，不过什么也没有。她停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眉毛皱了起来。她已经不像三个礼拜之前，哈吉第一次看到她的那个时候那么苍白了。她觉得自己不再是哈吉当时见到的精神萎靡、受到惊吓的小东西。她从最上面的抽屉取出手提袋，然后拿出口红，接着听到哈吉敲门，于是关上了抽屉。

“请进。”

“不好意思，我来拿个东西。”他快步走入房间，进了浴室，回来时手里拿着剃刀，微笑着。“上礼拜天是你和卡罗尔一起在餐厅里，是吗？”

“对。”特芮丝说。

“卡罗尔说你是做舞台设计的。”

“对。”

他从她的脸望到她的手，再望到地板，然后又往上看。“我希望你能带卡罗尔多出去走走。”他说，“你看起来年轻又有活力。让她多散点步。”

然后他走出去，留下一股微弱的刮胡皂的香味。特芮丝把口红丢在床上，双手沿着身体的两侧往下抹。她在想，哈吉为何要故意表现出他早就知道自己和卡罗尔常常见面。

“特芮丝！”卡罗尔突然叫道，“下来！”

卡罗尔坐在沙发上，抽着一根烟。哈吉已经走了。她微笑着，接着佛罗伦斯走了进来，卡罗尔说：“佛罗伦斯，把这些东西拿到其他地方，放在餐厅里好了。”

“是的，太太。”

卡罗尔对特芮丝眨了眨眼。

特芮丝知道餐厅很少有人去，卡罗尔喜欢在别的地方吃饭。“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今天是你生日？”特芮丝问她。

“喔！”卡罗尔笑了起来。“今天不是我生日，是结婚周年纪念日。拿着外套，我们出门吧。”她们从车道倒车出去时，卡罗尔突然说：“假如说世上有什么事是我不能忍受的，那就是伪君子。”

“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卡罗尔仍然笑着。

“但你说他是伪君子。”

“最会装的伪君子。”

“假装他很有幽默感？”

“哦——还会其他的。”

“他说了什么跟我有关的事吗？”

“他说你看起来是个好女孩。这很新鲜吗？”卡罗尔开上直往格林威治村的小路。“还说离婚手续会比原先预期的时间还要长大约六个礼拜，因为需要办一些繁琐的手续。这倒新鲜。他还是认为我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里面改变心意。真虚伪。他喜欢自欺欺人。”

特芮丝猜想，生命、人际关系是不是一直像这样，脚下永远没有稳固的立足点，永远像沙砾一样；略微的倾滑，就吵闹到整个世界都听得到，所以我们也总是听见闯入者响亮、刺耳的脚步声。

“卡罗尔，你知道吗，那张支票我一直没拿，”特芮丝突然提起，“我把支票塞在床旁边桌子的桌布底下。”

“你怎么会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你要我把支票撕掉吗？我那天晚上本来已经准备好要撕掉了。”

“如果你坚持的话。”卡罗尔说。

第十四章

特芮丝低下头看着那个大纸箱。“我不想拿了。”她的手上已经抱满了东西。“我请奥斯朋太太把食物拿出去，剩下的东西就留在这里。”

“带上吧。”卡罗尔一边说一边走出门口。她把最后一点东西和书籍等杂物抱在手上，还有特芮丝最后一刻才决定带走的外套，一起拿到楼下去。

特芮丝又上楼去拿箱子。那个箱子是一小时前信差带过来的，里面有好多包覆在蜡纸里面的三明治、一瓶黑莓酒、一块蛋糕，还有一个盒子，装着桑姆科太太答应做给她的白色连衣裙。她知道这个箱子不是理查德寄来的，否则里面就会放一本书或者是另外的纸条。

她不想拿的一件连衣裙还在沙发上，地毯的一角也卷了边，但特芮丝急着要走。她把门拉上，拿着那个箱子冲下阶梯，经过凯利夫妇家，这对夫妻都不在家，上班去了。她也经过奥斯朋太太家门口，一个小时前她预付下月房租时，已经先跟奥斯朋太太道过别了。

“电话！”奥斯朋太太大喊道，特芮丝不情愿地走出来，猜想应该是理查德打来的。

结果是菲尔·麦克艾洛伊，打来问她昨天和哈凯维面谈的事。她和丹尼昨晚共进晚餐时就告诉了他。哈凯维没有答应给她工作，但说会保持联络，特芮丝觉得他是说真的。他带她到剧院后台，看他正在指导的《冬季小镇》场景制作的情形。他选了她的三个纸板模型，而且看得非常仔细，其中一个他认为有点无趣，第二个他则指出几个不实用的地方，但还是喜欢的。他最喜欢的是那个大厅的场景，这个场景是特芮丝第一次去卡罗尔家之后回来的那个晚上开始制作的。哈凯维是第一个认真评估她那些风格比较特殊的场景的人。事后她立刻打电话给卡罗尔，告诉她会面的情况。她把自己和哈凯维面谈的情况告诉了菲尔，但并没有提到安德罗尼奇的工作已经泡汤了。她自己明白，她之所以没有说这件事，是她不想要理查德听到这个消息。特芮丝还跟菲尔说，如果哈凯维决定了下一出需要场景设计的剧作到底是哪一出，请菲尔一定要通知她。因为哈凯维当时提到，他自己还在两出戏间犹疑不决。假如他的选择是他昨天提到的英国剧，那么他雇用她当见习生的机会就大多了。

“我还不知道要留给你哪里的地址，”特芮丝说，“我只知道我们会去芝加哥。”

菲尔说他可能会用存局待领的方式寄信给她。

“是理查德打来的电话吗？”她回来时，卡罗尔问道。

“不是，是菲尔·麦克艾洛伊。”

“所以你还没收到理查德的消息？”

“这几天都没有，不过今天早上他寄了封电报给我。”特芮丝犹豫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取出电报，读了出来。“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写信给我。我爱你。理查德。”

“我想你该打个电话给他，”卡罗尔说，“到我家打。”

她们明天一早才启程，今晚在卡罗尔家过夜。

“你今晚会不会试穿那件连衣裙？”卡罗尔问。

“可以呀，那件连衣裙看起来很像结婚礼服。”

特芮丝在晚餐前就穿好了连衣裙，裙摆垂到她的小腿下面，腰间用长长的白色腰带系紧在背后，白色带子缝在正面，绣了花纹。她走下楼去给卡罗尔看。卡罗尔正在客厅写信。

“你看。”特芮丝笑着说。

卡罗尔看了她好一会儿才走过来，仔细检视腰部的花纹。“真漂亮，你看起来好可爱，今晚就穿这件，好吗？”

“这件衣服好精致。”其实她不想穿这件衣服，因为这件衣服让她想起理查德。

“这究竟是他妈的什么风格，俄罗斯风吗？”

特芮丝笑出声来。她喜欢卡罗尔讲脏话的方式，总是那么自然，而且都是在没有其他人能听到的时候。

“是吗？”卡罗尔又问了一遍。

特芮丝正准备上楼去。“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养成这种不回答别人问题的坏习惯的？”卡罗尔的声音突然变得严酷，而且带着怒气。

卡罗尔的眼神透出怒意，上次特芮丝拒绝弹钢琴的时候，她也是同样的眼神。而这次令她生气的事竟是那么微不足道。“对不起，卡罗尔。我没听到你的问题。”

“去吧，”卡罗尔转过身，“上楼把衣服脱下来。”

特芮丝想，也许她还在为了哈吉的问题烦心。特芮丝迟疑了一下才上楼去，解开腰身和袖口，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然后又把这些地方重新扣紧。假如卡罗尔希望她穿着这件连衣裙，她就会照做。

佛罗伦斯已经开始休假——三个礼拜，所以今晚她们自己做了晚餐，打开了一些奇怪的罐头，卡罗尔说这些罐头已经储存好一阵子了。晚餐前两人还调了鸡尾酒，特芮丝觉得卡罗尔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了，可是等她替自己倒第二杯鸡尾酒的时候，卡罗尔又立刻说：“我觉得你不应该再喝酒了。”

特芮丝带着笑容听从了，卡罗尔的怪情绪还是继续着，不管特芮丝怎么说或怎么做，都没有改变。特芮丝则把责任推到那件使人无法开口的连衣裙上，穿上这件连衣裙之后，好像就无法说出适当的话。晚餐后，她们把酒渍的栗子和咖啡带到楼上阳台，可是在半昏暗的灯光下，两人交谈的机会甚至更少，特芮丝只感觉到睡意，而且情绪非常低落。

隔天早晨，特芮丝在后面的门阶上找到一个纸袋，里面是一只玩具猴子，毛色灰白夹杂。特芮丝把玩具猴子拿给卡罗尔看。

“天啊，”卡罗尔温柔地说，而且笑了。“贾克波。”她把猴子拿过去，用食指揉着猴子有点脏的白色脸颊。“艾比和我以前常把它挂在车子后面。”卡罗尔说。

“艾比拿来的？昨天晚上？”

“我想是。”卡罗尔拿着猴子和一个行李箱走向车子。

特芮丝想起昨晚在摇椅上打盹时一度醒来，四周一片寂静，而卡罗尔坐在黑暗中，在她面前直视前方。卡罗尔昨晚一定有听到艾比的车声。特芮丝帮卡罗尔把后车厢的行李箱和毯子整理好。

“为什么她不进来？”特芮丝问。

“喔，艾比就是这样。”卡罗尔笑着说，她一闪而过的羞涩神情总是让特芮丝感到惊讶。“你为什么不打给理查德？”

特芮丝叹了口气。“反正我现在打去也没用，他这会儿已经出门了。”现在是八点四十分，他的课九点开始。

“那就打给他家人啊，你不去谢谢他们送给你的那盒东西吗？”

“我写信给他们就好了。”

“现在打给他们，这样就不必写信。不管怎么说，打电话比较有礼貌。”

桑姆科太太接了电话。特芮丝对连衣裙以及桑姆科太太的针线功夫大大赞美了一番，也感谢她送的食物和酒。

“理查德才刚离开家，”桑姆科太太说，“他一定会很寂寞的，他已经开始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了。”但她笑了起来，特芮丝知道她正站在厨房里，而她充满活力又尖锐的笑声会充满整个厨房，穿过整个房子，甚至到达理查德楼上的空房间里。“你和理查德还好吗？”桑姆科太太有点怀疑地问，不过特芮丝知道她一定还是在微笑着。

特芮丝说一切都好，她也承诺会写信过去。之后，她感觉好一点了，因为她已经打了电话。

卡罗尔问她有没有把楼上的窗户关好，特芮丝又走上去检查了一遍，因为她记不起来了。窗户没有关好，床也没有整理好，可是现在没时间了。礼拜一佛罗伦斯会过来把房门锁好，到时候会顺便整理好床。

特芮丝下楼的时候卡罗尔正在打电话。她带着笑容往上看着特芮丝，并且把电话递向她。特芮丝从她说出的第一个字就知道是琳蒂打来的。

“……在……啊……拜伦先生家。那是个农场。妈妈，你去过那里吗？”

“在哪里，亲爱的？”卡罗尔说。

“在拜伦先生家。他家有养马，但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马。”

“哦，为什么？”

“嗯，那些马很重。”

特芮丝想要从琳蒂尖锐的、就事论事的声音中听出某种和卡罗尔的声音相似的地方，但却听不出来。

“哈啰，”琳蒂说，“妈？”

“我还在。”

“我得说再见了，爸爸准备要走了。”然后她咳了一声。

“你在咳嗽吗？”卡罗尔问。

“没有。”

“那就不要在电话上咳嗽。”

“我好想和你一起出去旅行。”

“嗯，你还要上学，我不能带你去。可是今年夏天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好吗？”

“你还会打电话给我吗？”

“旅行的时候？当然，会每天打。”卡罗尔拿着电话坐下，但在她说话的时候，她又盯着特芮丝看了一会儿。

“她听起来很认真。”特芮丝问。

“她在告诉我昨天那个大日子的事情，哈吉让她跷课了。”

特芮丝记得卡罗尔前天去看了琳蒂。从卡罗尔在电话上告诉特芮丝的情形来看，这次母女会面一定很愉快，但她没有提到细节，特芮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

就在她们准备出门之际，卡罗尔决定再打最后一通电话给艾比。特芮丝走回到厨房里，因为车子上太冷了，无法久坐。

“我不知道伊利诺伊州有哪个小镇，”卡罗尔说，“为什么是伊利诺伊州？……好，洛克福德……我会记着的。我当然会照顾他。傻瓜，我希望你能来……嗯，你错了，错得很离谱。”

特芮丝把厨房桌上卡罗尔喝了一半的咖啡端起来啜了一口，就从卡罗尔留着口红印的地方喝。

“一句话也没有，”卡罗尔拖长语调说，“就我所知没有半个人，甚至连佛罗伦斯也没有……嗯，亲爱的，去做吧。再见了。”

五分钟后，她们从卡罗尔家驶出了市区，开在高速公路上，这条高速公路在地图上用红色标示出来，可以直达芝加哥。天空云层密布，特芮丝看着四周的乡村景象，现在她已经熟悉了这种情景，看见左边往纽约的方向有一丛丛小树林，更远处的旗杆标示着卡罗尔参加的俱乐部名称。

特芮丝开了一点窗户让空气进来。天气很冷，脚踝附近吹出的暖气让她觉得非常舒服。仪表盘上的时钟显示时间是九点四十五分，她突然想起在法兰根堡工作的那些人，早上九点四十五分时还被囚禁在店里，日复一日，时钟的指针控制了他们的每个动作。但此刻仪表盘上时钟的指针对卡罗尔和她而言都不具意义。不管喜不喜欢，她们想睡就睡，想开车就开车。她想到罗比谢克太太此时正在三楼卖毛衣，在那里开始另一个年头，她的第五年。

“为什么不说话？”卡罗尔问，“怎么了？”

“没什么。”她不想说话。但她觉得有千言万语哽在她的喉头，或许只有距离，几千英里的距离，才可以让她理出一些头绪。或许让她如鲠在喉的，就是她现在享有的自由。

车行经过宾州，有个地方偶尔露出微弱的阳光，仿佛天空出现了缺口一样。但中午左右又开始下雨。卡罗尔咒骂着，但雨水在挡风玻璃和车顶上不规则地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又让人心情愉快。

“你知道我忘了什么吗？”卡罗尔说，“雨衣，我看还是要买一件才行。”

突然间，特芮丝想起她忘了带她正在读的书。里面有她写给卡罗尔的信，那是一张薄纸，信纸的边缘从书的两端露了出来。糟糕！这本书是和她的其他书分开放的，所以她忘了把它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走。她希望佛罗伦斯不会起意要去碰那本书。她试着回想信中有没有写到卡罗尔的名字，但就是想不起来。还有支票，她也忘了把支票撕掉。

“卡罗尔，你有拿那张支票吗？”

“我给你的支票？你说你要撕掉的。”

“我还没撕，还放在桌布底下。”

“嗯，那不重要。”卡罗尔说。

她们停下加油时，特芮丝想在加油站隔壁的杂货店买点黑啤酒，因为卡罗尔有时候喜欢喝黑啤酒。但那家店只卖普通啤酒，卡罗尔不太喜欢这种普通啤酒，所以她只买了一瓶。接着她们开到高速公路分岔出去的一条小路上停了下来，打开理查德妈妈准备的一盒三明治。里面也有腌黄瓜、意大利白干酪和几个水煮蛋。特芮丝忘了带开罐器，所以现在连啤酒罐都打不开，幸好保温瓶里还有咖啡。她把啤酒罐放在车后面的地板上。

“鱼子酱。他们真是太好了。”卡罗尔看着三明治这样说。“你喜欢鱼子酱吗？”

“不喜欢。可是我希望我喜欢。”

“为什么？”

特芮丝看着卡罗尔吃了一小口三明治，卡罗尔把最上面的那片面包拿掉。她吃的那一口是鱼子酱最多的地方。“因为只要人们知道了鱼子酱多好吃，就会开口猛吃。”特芮丝说。

卡罗尔笑了，然后继续慢慢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这就是后天养成的习惯，习惯的味道总是比较令人愉快——而且很难摆脱。”

特芮丝又倒了些咖啡到她们一起用的杯子里。她已经习惯了黑咖啡的味道。“我第一次握着这杯子时真不知道有多紧张。你那天拿给我咖啡，还记得吗？”

“我记得。”

“你那天为什么要把奶油倒到咖啡里？”

“我以为你喜欢。你为什么这么紧张？”

特芮丝看着她。“因为你，我感到很兴奋。”她举起杯子说。然后她又看了卡罗尔一眼，而且注意到卡罗尔的脸凝滞不动了，就像休克一样。特芮丝之前也看过这种表情两三次，都是她向卡罗尔说出类似的内心感受，或称赞卡罗尔的时候。特芮丝不知道她高不高兴，只是看着卡罗尔折起另一半三明治旁边的蜡纸。

还有蛋糕，咖啡色的香料蛋糕，特芮丝常在理查德家吃这种蛋糕。但现在卡罗尔不想吃，于是她们把这些东西、香烟及一瓶威士忌都放进行李箱中。行李箱放得十分整齐，除了卡罗尔之外，任何人这样一丝不苟地放东西，都会惹恼特芮丝。

“你说过你老家在华盛顿州？”特芮丝问她。

“我在那里出生，父亲现在还住在那里。我写信告诉他说，要是我们这次走得够远，就会去拜访他。”

“他和你长得像吗？”

“我长得像他吗？对——比较像他，不像我母亲。”

“只要想象你的家人，就会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特芮丝说。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把你想成你。自成一格。”

卡罗尔笑了，开着车还把头抬了起来。“好，想问什么尽管问。”

“兄弟还是姐妹？”特芮丝问。

“一个姐姐。我猜你也想知道她的一切事情吧？她叫伊莲，生了三个小孩，住在弗吉尼亚州，年纪比我大，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她。你可能会认为她很无趣。”

没错，特芮丝可以想象伊莲的样子，就像卡罗尔的影子一样，具有卡罗尔的一切特征，只是没有那么明显。

傍晚时分，她们停在路边的一家餐厅。餐厅的前窗里放着一座迷你的荷兰村庄模型。特芮丝靠在围栏上看着模型，一边有水流出来，形成椭圆形的小河流，推动了水车，穿着荷兰服饰的小人偶站在村庄旁边的草地上。她想起了法兰根堡玩具部的电动火车，还有推动火车在椭圆形轨道上行驶的动力。椭圆形轨道的圆周，就和小河流的周长差不多。

“我没告诉过你法兰根堡玩具火车的事，”特芮丝对卡罗尔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

“玩具火车？”卡罗尔打断她。

特芮丝本来一直在笑，但有样东西突然揪住了她的心。这样东西复杂又难以测度，两人的对话就停在了那里。

卡罗尔给两人都点了热汤，她们一路坐在车上，觉得又冷又僵硬。

“我在想，你是不是真正享受这次旅行，”卡罗尔说，“你喜欢透过镜子折射出来的东西，是吗？你对每种东西都有非常独特的感受，就好像那个水车，对你来说，水车实际上就跟真正的荷兰的水车一样好。我甚至在想，你到底喜不喜欢看到真的山和真的人。”

特芮丝觉得自己大受打击，仿佛卡罗尔在指控她说谎。她也感觉到卡罗尔的意思是她对卡罗尔这个人抱着独属于她自己的想法，而卡罗尔不喜欢这样。真的人？她突然想到罗比谢克太太，特芮丝会从她身边逃开，原因就是她的丑陋令人厌恶。

“假如你的经验都是二手的，怎么能预期自己创作出东西来？”卡罗尔问她。她的声音柔和平淡，但却很无情。

卡罗尔让她感觉自己一事无成，什么也不是，就像一缕轻烟一样。而卡罗尔是个真正的人，结了婚，也有了小孩。

柜台后面的跛脚老人走过来，站在她们的桌旁，双手交叉。“去过荷兰吗？”他和蔼地问。

卡罗尔回答：“没有，我没去过。我猜你一定去过。窗子里的模型村庄是你做的吗？”

他点头。“花了我五年时间。”

特芮丝看着那人瘦削的手指，纤细的手臂上可见青筋在薄薄的皮肤下交缠，其实她比卡罗尔更清楚制造那个小村庄要花费多少工夫，但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男人对卡罗尔说：“如果你喜欢道地的宾州口味，就到隔壁拿点好吃的香肠和火腿。我们自己养的猪，在这里杀的，香肠也是在这里腌的。”

她们走进餐厅旁边粉刷成白色的商店，里面有烟熏火腿的美妙气味，混合着烟熏和香料的味道。

“我们选点不必煮的东西吧，”卡罗尔看着冷藏柜里面说，“我们买一点这个。”她对戴着盖耳帽的年轻人说。

特芮丝想起和她和罗比谢克太太站在熟食店里的情景，那时她买了几片意大利蒜味香肠和肝肠。这家店的墙上有个标示说，货品可以配送到任何地方。于是特芮丝想要寄一大份用布包好的香肠给罗比谢克太太；她想像罗比谢克太太用颤抖的手打开包裹，看见里面的香肠时脸上出现了愉悦的神情。但特芮丝想，她寄香肠的这个举动，究竟是出自怜悯或罪恶感，还是自以为是？特芮丝皱起了眉头，她在一片没有方向、没有重力的汪洋中挣扎。在这片汪洋中，她唯一能确定的事情就是别相信自己的直觉。

“特芮丝……”

特芮丝转头，卡罗尔的美貌就像卢浮宫的胜利女神一样，匆匆一瞥便令她震慑不已。卡罗尔问她要不要把整份火腿买下来。

年轻人从柜台后面把一捆一捆的货物全都推过来，收下了卡罗尔的二十元纸币。然后特芮丝想到那天晚上，罗比谢克太太颤抖地把一张一元纸币和两毛五分钱推过柜台。

“想买其他东西吗？”卡罗尔问。

“我本来想送东西给别人。有个在店里工作的女人。她很穷，而且她曾招待我吃过一次晚餐。”

卡罗尔拿起找回来的钱。“什么女人？”

“我不是真的想送她什么东西，”特芮丝突然想要离开。

卡罗尔透过她的烟圈对她皱起眉头。“去买吧。”

“我不想买了。走吧，卡罗尔。”她逃不开罗比谢克太太的噩梦好像又重现了。

“寄给她，”卡罗尔说，“先把门关上，给她寄点东西。”

特芮丝关上门，选了一根价值六美元的香肠，在卡片上写道：“来自宾州，希望香肠可以保存几个礼拜。特芮丝·贝利维送来的爱。”

之后在车上，卡罗尔问起罗比谢克太太的事，特芮丝的回答一如往常的简短，而且总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得极为诚实，事后特芮丝总会因此而沮丧。罗比谢克太太和她所处的世界与卡罗尔截然不同，因此特芮丝好像在描述另一种物种一样，一种居住在另一个星球的丑陋怪兽。卡罗尔并未评论特芮丝的描述，只是在开车时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等到没有东西可问了，她就不再有任何评论，但她倾听时严肃的、若有所思的表情还留在脸上，就算她们开始谈论其他事情了也是如此。特芮丝用大拇指紧抓着手掌内侧，怀疑自己为什么要让罗比谢克太太的阴影这样缠着她不放？现在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卡罗尔，再也无法收回了。

“卡罗尔，请不要再提到她了好吗？答应我。”

第十五章

卡罗尔赤脚踩着小小的步伐走向角落的浴室，抱怨着寒冷的天气。她的脚趾擦了红色指甲油，蓝色的睡衣有点太大。

“是你的错，谁叫你把窗户开这么大。”特芮丝说。

卡罗尔把浴帘拉上，特芮丝听到一阵水声急速落下。“啊，真是太烫了！”卡罗尔说，“比昨晚好。”

这间房间设备豪华，铺着厚地毯，四周还有木板墙。从玻璃纸包着的擦鞋布到电视一应俱全。

特芮丝穿着袍子坐在床上看地图，用手测量距离。理论上一指半的距离大约要开一天，但她们可能不会开这么快。“我们今天可以横跨整个俄亥俄州。”特芮丝说。

“俄亥俄州。以河流、橡胶及铁路闻名。我们左边是知名的契利科提吊桥。曾经有二十八个休伦族的印第安人在这里屠杀了一百多个……白痴。”

特芮丝笑了。

“那里也是路易斯和克拉克曾经扎营的地方，[1]”卡罗尔补充道，“我今天要穿便裤。我的便裤在不在行李箱里？不在的话，我就得跑回去车上拿。不是那个轻的箱子，是蓝色斜纹布的箱子。”

特芮丝走到卡罗尔放在床脚的大行李箱边，里面装满了毛衣、内衣裤和鞋子，但没有便裤。她看到一根镀镍的管子从折好的毛衣里伸出来，于是把毛衣拿出来。毛衣很重，她把它打开，里面的东西差点掉下来。原来是把手枪，枪柄是白色的。

“找不到吗？”卡罗尔问。

“没有。”特芮丝把枪放回去，把毛衣折好，然后放回原来的地方。

“亲爱的，我忘了拿毛巾，好像在椅子上。”

特芮丝把毛巾拿给卡罗尔。她把毛巾交给卡罗尔时非常紧张，眼睛从卡罗尔的脸往下看，看到卡罗尔未加遮蔽的胸部，然后又继续往下看。卡罗尔转身过去时眼神中闪过一瞬间的惊讶之情。特芮丝紧闭双眼，慢慢走回床边，即使闭上了眼睛，她还是能看到卡罗尔裸体的影像。

接着特芮丝去洗澡，等她出来时，卡罗尔正站在镜子前，几乎打扮好了。

“怎么了？”卡罗尔问。

“没什么。”

卡罗尔转向她，梳理因沐浴的湿气而颜色变深了一点的头发，刚搽上口红的嘴唇发着光，唇间夹了根烟。“你知道我一天里要问你多少次‘怎么了’吗？”她说，“你难道不认为这样有点不体贴吗？”

后来在早餐时，特芮丝问：“卡罗尔，你为什么带枪出来？”

“原来就是这件事在困扰着你。那是哈吉的枪，他忘了带走。”卡罗尔的声音一派轻松。“我想最好还是带着枪，而不是放在家里。”

“装子弹了吗？”

“有。哈吉有许可证，因为我家以前曾经来过小偷。”

“你会用枪吗？”

卡罗尔对着她笑了。“我不是安·欧克利，[2]但我会用枪。你会担心吗？我不认为会用到这把枪。”

特芮丝没有再多说什么，但她只要一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心烦意乱。隔天晚上她又想到那把枪，那时有个侍者把行李箱重重地放在人行道上。她担心那把枪会不会因震动而走火。

她们在俄亥俄州拍了些照片。由于次日早上没时间冲印照片，所以她们前一个晚上就在一个叫迪范恩斯的小镇上，花了整晚的时间洗照片，还在街道上看着商店窗户，走过安静的住宅区街道。那些街道上的店家前面都有灯光，住宅区则像鸟巢一样舒适安全。特芮丝一直担心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卡罗尔会无聊，可是建议再多走一个街区的却是卡罗尔。卡罗尔一路走到山丘上，想看另一边有什么东西。卡罗尔谈到自己和哈吉的事情，特芮丝想用一个字来总结卡罗尔和哈吉分开的原因，但她几乎又立刻否决了这些字眼：无趣、憎恨、冷淡。卡罗尔说过，有次哈吉带琳蒂去钓鱼，连续好几天都没和她联络。那是一种报复，报复卡罗尔不肯与他到他家人在马萨诸塞州的夏日小屋度假。这是双方都要负责的事情，问题并不始于这些事。

卡罗尔把两张照片放到了她的皮夹里，一张是琳蒂，穿着骑马裤，戴着圆顶窄边礼帽。另外一张是不加修饰的特芮丝。照片里特芮丝叼着烟，头发随风在背后飞扬。有张卡罗尔的照片效果不好，卡罗尔站着，蜷缩在外套里。卡罗尔说要把这张照片寄给艾比，因为照得很丑。

两人在傍晚时分抵达芝加哥，跟着一辆肉品配送公司的大卡车进入芝加哥灰暗、蔓生的混乱交通当中。特芮丝坐直起来，把脸凑近挡风玻璃，很久以前她曾和父亲来过这里，现在已经完全没印象了。卡罗尔对芝加哥似乎和她对曼哈顿一样熟悉，指给她看著名的芝加哥洛普区。她们停下来一会儿，看着火车经过，以及五点半的下班人潮，但是情况不能和纽约五点半时疯人院般的情景相提并论。

特芮丝在邮政总局找到丹尼寄来的明信片，菲尔什么也没寄，另外还有理查德寄来的一封信。特芮丝瞄了那封信一眼，看到开头和结尾的地方都很深情。她早已料到理查德会向菲尔要来存局待领邮件的地址，然后写给她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她把信放进口袋里，然后走回卡罗尔身边。

“有什么东西吗？”卡罗尔说。

“只有一张明信片。丹尼寄来的。他考完试了。”

卡罗尔开到德瑞克饭店，饭店大厅有黑白格子的地板，还有喷泉，特芮丝觉得很豪华。在房间里，卡罗尔脱了外套，扑到两张单人床的其中一张上。

“我在这里有朋友，”她充满睡意地说，“我们要不要去看看这些人？”

她们还没决定，卡罗尔就已经睡着了。

特芮丝看着窗外四周被灯光围绕着的湖泊，也看着灰蒙蒙的天空下，鳞次栉比的高耸建筑陌生的轮廓线。外面的景象模糊不清而且单调，就像毕加索的画一样。她认为卡罗尔可能不会欣赏她做出的这种对比。她靠在窗台上，注视着这个城市，看着远处的车子通过后面的树林时，灯光碎成一个一个小点，以及一条一条长长的线条。她很快乐。

“你要不要点鸡尾酒来喝？”卡罗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你想喝什么？”

“你呢？”

“马提尼。”

卡罗尔吹了声口哨。“双份杰布生鸡尾酒。”她在打电话时卡罗尔插嘴进来补充：“还要一盘开胃菜。最好拿四杯马提尼来。”

卡罗尔洗澡时，特芮丝读着理查德深情款款的信。你跟任何其他女孩都不一样，他写道。他一直在等待，也会一直等下去，因为他相信他们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他要她每天写信给他，至少寄张明信片。他告诉她，去年夏天，有天晚上在金斯顿，纽约，他是怎么坐着，重读去年夏天她写给他的三封信。理查德的信里流露出感伤，一点也不像他，特芮丝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在惺惺作态。或许是为了打动她。她的第二个反应则是嫌恶。她坚持自己原来的决定，不会再写信给他了，结束一切最快的方式，就是不再多说任何事了。

鸡尾酒送来了，特芮丝没有签账，而是付了现金。只要卡罗尔在，她绝对没有机会付账。

“你要不要穿那件黑色套装？”卡罗尔进来时特芮丝这样问。

卡罗尔看了她一眼。“从箱子底下拿出来？”她走向行李箱时说，“把衣服拉出来，轻刷几下，用蒸汽蒸半小时消除皱折？”

“我们会待在这里半小时喝这些东西。”

“你的说服能力真是令人难以抗拒。”卡罗尔把套装拿到浴室，把浴缸里的水转开。

那是她们第一次共进午餐时卡罗尔穿的套装。

“你知道这是我们离开纽约后，我第一次喝酒吗？”卡罗尔说，“你当然不知道。你知道我为什么喝酒吗？因为我很快乐。”

“你很美。”特芮丝说。

卡罗尔投给她一个轻蔑的微笑，特芮丝就爱这种笑容。然后卡罗尔走到梳妆台前，把一条黄色丝巾松松地围在脖子上，接着开始梳头。灯光环绕着她的身形，就像一幅画，特芮丝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突然都想起来了：那个在窗前把长发往上梳的女人，想起墙上的砖瓦，那天早晨烟雨蒙蒙的感觉。

“要香水吗？”卡罗尔把瓶子递向她。她用手指抚摸着卡罗尔额头的发线，她那天就亲吻了这里。

“你让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女人，”特芮丝说，“在莱克辛顿附近，和你无关是灯光的关系，她也在把头发往上梳。”特芮丝停了下来，但卡罗尔等着她说下去。卡罗尔永远在等待着，而她总是无法精准地说出想说的话。“有天一早，我去上班途中，我记得那时快下雨了，”她吞吞吐吐地说，“我看到她在一扇窗子里。”她真的说不下去了，无法说出她在那里站了三四分钟，希望自己认识那个女人，那种感觉强烈到几乎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她希望自己走近那幢房子敲门，而且受到欢迎。她希望自己可以这样做，而不是去做她在鹈鹕出版社的工作。

“我的小孤儿。”卡罗尔说。

特芮丝笑了。卡罗尔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丝失望，话里面也没有带刺。

“你妈妈长得什么样？”

“她以前留着黑发，”特芮丝很快地说，“一点也不像我。”特芮丝总是用过去式谈论母亲，虽然母亲还在世，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某个地方。

“你真的认为她不想再见到你？”卡罗尔站在镜子旁。

“我认为她不想。”

“那你父亲的家人呢？你不是说他有个哥哥？”

“我从没见过他，大概是地质学家之类的，替石油公司工作。我不知道他在哪里。”谈论她素未谋面的伯父还比较容易。

“你母亲现在的名字是什么？”

“艾斯特·尼科拉斯·斯特鲁利太太。”这个名字对她的意义不大，好像只是她在电话簿上看到的名字。她看着卡罗尔，突然后悔说出了这个名字。卡罗尔可能有一天会……有种失落、无助的震惊向她袭来。毕竟她对卡罗尔了解得太少了。

卡罗尔望着她。“我不再提这件事了，”她说，“以后不再提了。如果第二杯酒让你难过，那就别喝了。我不希望你今天晚上难过。”

她们吃饭的餐厅可以眺望湖面，晚餐后有香槟和白兰地。这是特芮丝生平第一次有微醺的感觉，事实上，她醉的程度超过她希望卡罗尔看到的。她对湖岸大道的印象一直都是一条宽广的道路，一栋栋的大建筑物林立其上，像华盛顿的白宫。在记忆中她听到卡罗尔的声音四处指点，说她曾经去过哪里；还有一度令她焦虑的体会，体会到这里曾经是属于卡罗尔的世界，就像拉帕洛、巴黎和其他特芮丝不知道的地方一样。成了限制卡罗尔一切行动的框架。

那天晚上，卡罗尔坐在她的床边，在熄灯之前抽着烟。特芮丝躺在自己的床上，带着睡意望着她，想要解读出卡罗尔焦躁不安又困惑的眼神中的意义。卡罗尔的眼睛会盯着房间里的某样东西好一会儿，然后又移开。她想的是她，还是哈吉？或者是琳蒂？卡罗尔要求明天早上七点叫她起床，这样才能在琳蒂上学前打电话给她。特芮丝记得她们在迪范恩斯时，卡罗尔和琳蒂的电话对话。琳蒂和另一个小女孩有争执，卡罗尔花了十五分钟处理整件事，试着说服琳蒂主动道歉。特芮丝仍能感觉到醉酒的影响，香槟的刺激让她痛苦地接近卡罗尔。她想，假如她要求的话，卡罗尔今晚会让她和她睡同一张床。她想要的不只这样，她想亲吻她，想感觉到彼此身体依偎在一起。特芮丝想到两个她在帕勒摩酒吧看到的女孩。她知道她们就是这样，而且还不只这样。假如她只是想要把卡罗尔拥入怀中，卡罗尔会突然厌恶地推开她吗？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卡罗尔对她的无论哪种好感会消逝无踪吗？卡罗尔冷淡呵斥拒绝的景象令她丧失了勇气，但她的勇气又卑微地回到那个问题：她能不能直截了当地要求和她睡同一张床？

“卡罗尔，你介意……”

“明天我们会去牲畜饲养场。”卡罗尔同时开口说话，特芮丝突然大笑起来。“这有什么好笑的？”卡罗尔熄掉烟时问道，但她也在笑。

“就是这样。真的很好笑。”特芮丝还在笑，她要用笑来抹除今夜的渴望和企图。

“香槟害你一直发笑。”卡罗尔关上灯时这样说。

隔天傍晚，她们离开了芝加哥，往洛克福德的方向驶去。卡罗尔说她在那里也许会收到艾比寄来的信，但也很可能不会，因为艾比是个很糟糕的联络人。特芮丝到一家修鞋店把一只便鞋缝补好。她回来时，卡罗尔正在车里读信。

“我们要走哪条路？”卡罗尔的脸看起来高兴了一点。

“二十号往西。”

卡罗尔调整着收音机频道，直到找到她要的音乐。“我们到明尼阿波利斯途中，有什么好的地方可以待一晚？”

“杜布克，”特芮丝看着地图说，“或者滑铁卢。滑铁卢看起来很大，距离这里大约两百英里。”

“我们应该赶得到。”

她们从二十号公路往自由港和盖勒纳的方向走，在地图上，盖勒纳给标上了星号，是格兰特总统[3]的家。

“艾比说什么？”

“没说太多。只是一封很友善的信。”

卡罗尔在车上的话不多，她们稍后停下来喝咖啡时也没说什么。卡罗尔走到点唱机前站着，慢慢投入铜板。

“你希望艾比也可以一起来，是吗？”特芮丝说。

“不是这样。”卡罗尔说。

“你收到她的信之后就变了。”

卡罗尔看着桌子对面的她。“亲爱的，只是一封愚蠢的信。如果你想的话，你看看也没关系。”卡罗尔伸手去拿手提包，但并没有把信拿出来。

那天晚上，特芮丝在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城市的灯光已经映照在脸上。卡罗尔疲惫地将两只手靠在方向盘上面，停下来等红灯。

“这就是我们要过夜的地方。”卡罗尔说。

特芮丝走过饭店大厅时仍带着睡意。她搭电梯上楼，非常敏锐地感觉到卡罗尔在她身边，仿佛她正在做梦，而在梦中，卡罗尔就是主角，而且是唯一存在的人。进了房间，她把行李箱从地板拿到椅子上打开就不管了。然后她站在写字桌旁看着卡罗尔。过去的几个小时或几天里，她的情绪仿佛已经中止，她看着卡罗尔打开行李箱，如往常一般先拿出放着盥洗用具的小皮包，然后把小皮包放在床上。此时特芮丝的情绪才如潮水般涌来。她看着卡罗尔的手，看着从环绕在卡罗尔颈项的围巾下露出的一绺头发，看着她便鞋上脚趾处几天前刮到的擦痕。

“你站在那里做什么？”卡罗尔问，“贪睡虫，快上床。”

“卡罗尔，我爱你。”

卡罗尔挺直了身子。特芮丝用热切的、带着睡意的双眼盯着她看。然后卡罗尔把睡衣从行李箱里拿出来，再把行李箱合上。她走向特芮丝，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绷紧肩膀，仿佛要向特芮丝要求一个承诺，也像在探询着她，看看她说的话是否属实。然后她亲吻了特芮丝的双唇，仿佛两人之前已经吻过好几千次。

“你不知道我爱你吗？”卡罗尔说。

卡罗尔把睡衣带到浴室去站了一会儿，低头看着洗手台。

“我要出去，”卡罗尔说，“马上回来。”

卡罗尔出去时，特芮丝站在桌子旁等着，时间似乎永无休止地流逝，但也好像停滞不前，直到门打开了，卡罗尔走进来。她拿了个纸袋放在桌上，特芮丝知道她只是去买瓶牛奶，就像卡罗尔和她自己在夜里常做的一样。

“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特芮丝问。

“你看到床了吗？”

房里只有一张双人床。她们穿着睡衣坐下，喝着牛奶，还一起分享卡罗尔早先因为疲倦而没有吃完的柳橙。特芮丝把牛奶瓶放在地板上，看着已经睡着的卡罗尔。卡罗尔俯卧着，一只手抬高过肩，她睡着的时候总是这样。特芮丝熄了灯，接着卡罗尔的手臂滑到她的脖子下面，她们的身体紧密地贴住彼此，仿佛预先安排好的一样契合。幸福就像是绿色的藤蔓爬满她的全身，伸展纤细的卷须，从她的血肉中生出花朵。她看到一株灰白色的花朵在闪烁，好像是从黑暗中或透过水面看到的一样。她想起人们谈论天堂的原因。

“睡觉吧，”卡罗尔说。

特芮丝希望她不要睡着。但她感觉到卡罗尔的手在她肩上移动时，她知道卡罗尔已经要睡着了。已经是凌晨了。卡罗尔的手在她的头发里握紧，卡罗尔吻了她的唇，愉悦之情再度跃上特芮丝心头，仿佛此刻延续了昨天晚上卡罗尔的手滑到她脖子下方的那种感觉。特芮丝想再说一次我爱你，卡罗尔的唇落在她的颈项、肩上，令人颤栗又害怕的愉悦消除了语言，急速贯穿了全身。她的双臂紧紧环绕着卡罗尔，她只感觉到卡罗尔，再也感觉不到其他事物了。她感觉到卡罗尔的手沿着她的肋骨滑动，卡罗尔的秀发拂过她赤裸的胸部，然后她的身体似乎也消失在越来越大的圆圈中。这些圆圈跳得越来越远，超出思绪可以跟随的范围。上千个回忆、时刻、字眼，第一个心爱的人，卡罗尔第二次在店里和她碰面，上千个关于卡罗尔脸孔、声音的回忆，愤怒和充满笑声的时刻在她脑中，就像彗星的尾巴一样一闪而过。而现在那是一段灰蓝色的距离和空间，一个逐渐扩展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她可以突然像一支长箭般往前奔去。那支箭轻而易举地横跨了宽广的、不可思议的深渊，在空间中不断拉出弧形，而且没有停止的迹象。接着她意识到自己仍然紧紧贴着卡罗尔，身体颤抖得很厉害，而那支箭就是她自己。她看到卡罗尔淡色的头发遮盖住眼睛，现在卡罗尔的头发贴着她的头。她不必去问这是对是错，也没有人可以告诉她，因为这样子再正确、再完美不过了。她把卡罗尔抱得更紧，感觉到卡罗尔的嘴贴在她自己微笑的双唇上。特芮丝一动也不动地躺着，看着她，看着只离她几厘米远的卡罗尔的脸，她从没见过她的眼睛那么平静，仿佛它们留在了她刚从中漂走的某个空间里。不过感觉很奇怪，因为这还是卡罗尔的脸，上面有雀斑，她熟悉的弯曲金色眉毛，那张嘴现在就像她的眼睛一样平静，就像特芮丝看过很多次的一样。

“我的天使，”卡罗尔说，“坠落天际。”

特芮丝抬头看着房间的角落，现在房间明亮多了。她看着前端突出、抽屉拉出来的五斗柜，看着无框的、边沿呈斜角的镜子，看着绿色图案的窗帘直直地垂挂在窗户上，两栋建筑物的灰色顶端刚好出现在窗台之上。她会永远记得这间房间的一景一物。

“这里是哪个镇？”她问。

卡罗尔笑了。“这里？这里是滑铁卢，”她伸手拿了根烟，“还不算太糟。”

特芮丝微笑着，用手肘撑起身体。卡罗尔把香烟放入唇间。“每个州都有好几个滑铁卢。”特芮丝说。

[1] 杰弗逊总统时代的美国探险家。

[2] 美国神射手。

[3]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1869年到1877年担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第十六章

卡罗尔穿衣打扮的时候，特芮丝走出去买报纸。她进了电梯，在正中间转过身来，感到有点奇怪，仿佛一切都已经变了，相对的距离也变了，平衡感也不太一样。她走过大厅，到了角落的书报摊。

“《邮报》和《论坛报》。”她告诉卖报纸的人，并拿起报纸。奇怪，甚至连说话这件事也变得像她买的报纸的名字一样奇怪。

“八分钱。”卖报纸的人说。特芮丝低头看着他找给她的零钱，觉得八分钱和两毛五分钱之间还是存在着一样的差异。

她信步穿过大厅，透过玻璃窗看进理发店里面，有几个男人在那里刮胡子，还有一个黑人男孩正在替别人擦鞋。有个高大的男人抽着雪茄，戴了顶宽檐帽，穿着西部靴子走过她身边。她也会永远记得这个大厅、这些人、旅馆前台下方样式老旧的木头雕花，还有那个穿着黑色大衣的男人。那男人从报纸上方看着她，然后突然坐进他的椅子里，继续在黑色及乳白色的大理石柱旁边读报纸。

特芮丝打开房门时，卡罗尔的影像就像一根长矛，猛然贯穿了她的全身。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手还放在门把手上。卡罗尔站在浴室里看着她，握着梳子的手还悬在头顶上，从头到脚打量着她。“不要在公开场合这样做。”

特芮丝把报纸丢到床上，然后走向卡罗尔。卡罗尔突然紧紧抱住了她，她们站着，互相拥抱着彼此，好像永远不会分开。特芮丝在发抖，眼眶盈满泪水。搜索枯肠还是找不出适当的字眼来表达当下的感觉。她被锁在卡罗尔的怀里，比接吻更靠近她。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特芮丝问。

“因为……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以为我不希望我们这样。但我错了。”

特芮丝想到艾比，这个想法就像一阵轻微的苦涩，掉落在她们两人中间。卡罗尔放开了她。

“还有其他事情。你在我身边，就让我想到，其实我要认识你，要体会到我们之间的情愫，真的不难。对不起。那对你不公平。”

特芮丝咬紧牙关。她看着卡罗尔慢慢走过房间，看着空间逐渐扩大，又想起之前在百货公司第一次遇见卡罗尔的时候，看见卡罗尔走开的那个模样。这个景象，特芮丝已经回想过千万遍了。卡罗尔也曾爱过艾比，但现在卡罗尔却因为这样而不断责怪自己；会不会有一天，特芮丝猜想，卡罗尔也会因为爱上她而自责。特芮丝现在了解了，为什么十二月和一月的那几个礼拜之内，是一种由愤怒、犹豫，责备和宽容互相交替的场景。她现在也了解了，不管卡罗尔嘴上怎么说，从现在起，再也没有界线阻隔，也没有犹豫不决了。无论卡罗尔和艾比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从今天早上开始，再也没有艾比了。

“是吗？”卡罗尔问。

“打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让我非常快乐。”特芮丝说。

“我倒觉得你自己无法确定。”

“我今天早上确定了。”

卡罗尔没有回话，只有门锁刺耳的声音回答了特芮丝。卡罗尔锁好门，现在只有她们两人了。特芮丝走过去，直接投入她的怀里。

“我爱你。”特芮丝说道，觉得自己只想听见这几个字：“我爱你，我爱你。”

不过今天卡罗尔似乎刻意忽略她，她斜叼着香烟的姿态显得更加高傲了，她从人行道一边倒车一边咒骂着，并不像在开玩笑。“该死！以后如果看见路边有空位，我一定不会把零钱投进这些该死的计时收费器了。”卡罗尔说。可是等到特芮丝真的瞥见卡罗尔偷瞄着自己的时候，卡罗尔的眼睛里有笑意。卡罗尔一直在逗着她玩，两人站在香烟贩卖机前面的时候，卡罗尔故意靠在她的肩膀上；在餐桌底下，卡罗尔又用脚去碰她的脚。特芮丝整个人都放松了，但又觉得很紧张，想起她在电影院里看到好多人手牵着手，她和卡罗尔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就连她们在店里买盒糖果，而特芮丝只不过是抓着卡罗尔的手臂，卡罗尔就告诉她说：“别这样。”

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糖果店里，特芮丝寄了一盒糖果给罗比谢克太太，也寄了另一盒给凯利一家人。她还寄了个特别大盒的糖果，一个木制附隔板的双层盒子，给理查德的妈妈。她知道糖果吃完后，她就会用这个盒子来放针线工具。

“你以前有和艾比那样过吗？”那天晚上，特芮丝在车上陡然发问。

卡罗尔忽然露出了然于心的眼神，眨了眨眼睛。“这是什么问题嘛，”她说，“当然有。”当然有。她早就知道了。“那现在……”

“特芮丝……”

她僵硬地问：“那……和跟我一样吗？”

卡罗尔笑了。“不一样，亲爱的。”

“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样，比和男人睡觉更开心吗？”

她露出顽皮的微笑。“不一定，要看情况。除了理查德外你还跟谁睡过？”

“没有。”

“嗯，你没想过要试试别人吗？”

特芮丝一时语塞，但又想要故作轻松，于是用手指敲击着放在大腿上的书。

“亲爱的，我是说将来有一天。你可是来日方长呀。”

特芮丝什么也没说。她也无法想像有天她会离开卡罗尔。这个可怕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她脑海里，而且挥之不去，迫切需要一个解答。卡罗尔会想离开她吗？

“我是说，你跟谁睡觉，其实是被习惯所限定了，”卡罗尔继续说，“你还年轻，没法做出重大决定，也还没机会培养习惯。”

“你就只是习惯吗？”她笑着问，但她听到自己的声音里带有愤恨，“你的意思是说，跟谁在一起只有这样，没有其他的？”

“特芮丝，你怎么这么容易就多愁善感起来。”

“我没有多愁善感。”她抗议道，但脚下又出现了那层薄冰，那种不确定的感觉。还是说，不管她已经拥有了多少，她总是希望拥有更多一点？她脱口而出：“艾比也爱你，不是吗？”

卡罗尔动了一下，然后把脚放下。“艾比可以说爱我爱了一辈子——像你一样。”

特芮丝瞪着她。

“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好多个月前的事了。”她的声音很轻，特芮丝几乎听不见。

“只有几个月？”

“对。”

“现在就告诉我。”

“现在时间或地点都不合适嘛。”

“永远都不会有合适的时间的，”特芮丝说，“这不是你说的吗，你不是说永远都不会有对的时间吗？”

“我这样说过？我怎么会这样说？”

但她们两人有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因为一阵强风带着暴雨猛然落下，就像百万颗子弹打在引擎盖和挡风玻璃上。有好一阵，她们什么声音都听不到。雷声不见了，仿佛在高天之上的雷神已经谦卑地放弃与雨神之间的对抗了。她们开到路边的一个斜坡上，找了个不太足以躲雨的地方等着。

“我可以告诉你中间的部分，”卡罗尔说，“因为，中间比较有趣——而且有点讽刺。去年冬天我们一起开了家具店，可是我又不能不告诉你一开头的故事——很久以前，我们都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两家在新泽西州住得很近，所以每次放假的时候就会一起玩。我猜艾比从六岁或八岁开始就一直有点喜欢我。她十四岁那年离家住校，还写了好几封信给我。早在那个时候我就听说过有女孩子喜欢女孩子的事，但是书上总是告诉你，那段年龄过去后，这种感觉就会消失了。”她讲话时偶尔还停顿了一下，仿佛遗漏了几个句子。

“你和她上同一所学校吗？”特芮丝问。

“从来没有。我父亲把我送到其他的学校，在另一个城市。艾比十六岁那年去了欧洲，她回来的时候我不在家，后来我结婚前后曾在某个派对上见过她一次。艾比那时候看起来很不一样了，再也不像男孩子了。结婚后我和哈吉住在别的地方，有好几年都没有看到她，直到琳蒂出生很久之后才又见面。她偶尔会去我和哈吉以前常去骑马的马场，还有几次我们三个人一起骑马。后来，艾比和我开始在周六下午打网球，那时哈吉通常在打高尔夫。我和艾比在一起总是很开心。而我从来没有回想过艾比以前对我的迷恋——毕竟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长大了，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之所以想要开店，原因是我不想天天看到哈吉。我以为我和哈吉既然已经彼此厌倦，那我开个店，或许会对情况有点帮助。所以我才问艾比，想不想和我合伙开店，接着我们就开了家具店。过了几个礼拜，我开始感到惊讶，我觉得我被她吸引了。”卡罗尔用同样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不理解这种感觉，也有点害怕，我还记得以前艾比的模样，而且我知道她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或者说我们两人会有一样的感觉。我一直设法不要让艾比发现我的想法，而且我还以为我成功了。等到最后——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去年冬天，有个晚上在艾比家里，路上积了雪，艾比的母亲坚持叫我留下来过夜，和艾比一起待在她的房间里。当时天色很晚了，而我以前住的房间里面没有铺床单，艾比说她来处理床单的事情。我们两个当时还不想同住一间房间呢，可是艾比她妈妈坚持。”卡罗尔略微笑了一下，朝她看过来，但特芮丝感觉卡罗尔的眼光甚至没有看见自己。“所以我才跟艾比住在同一间房间。假如不是那天晚上的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这一点我很确定。都要怪艾比的母亲。这样说起来很讽刺，因为她妈妈对于我们的事情一无所知，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我想我的感觉跟你很像，和你一样快乐。”卡罗尔不经意冒出最后一段话，但她的声音还是很平稳，几乎不带情绪。

特芮丝盯着她，心里不知道究竟是嫉妒、震惊还是愤怒，让现在的情况变得一团混乱。“然后呢？”她问。

“之后，我知道我爱上了艾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把这种感觉叫做爱，反正它看起来就是爱。可是这样只持续了两个月，就像一场病一样。”卡罗尔说话的语调变了，“亲爱的，这跟你没有关系，而且现在也结束了。我也能体谅你想知道，只是我先前找不到任何理由告诉你，这件事情其实微不足道嘛。”

“可是，如果你对她有一样的感觉……”

“才两个月的时间？”卡罗尔说，“你有丈夫和小孩的话，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卡罗尔是说，现在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情况不同，因为现在卡罗尔已经没有责任在身了。“就是这样吗？你可以就这样开始，然后结束？”

“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就是这样。”卡罗尔回答。

雨势减弱了，她这时能看清楚了，眼前的是雨水，而不是一片坚实绵密的银白色幕布。“我不相信。”

“你可不可以好好说话？”

“为什么你要这样挖苦人？”

“挖苦？我有吗？”

特芮丝迟疑着无法回答。爱上一个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爱情又是什么？为什么爱情会停止，或者继续发展？这些是真实的问题，而谁又能回答它们。

“别说了，”卡罗尔说，“我们去找瓶不错的白兰地好吗？这个州不知道有没有好酒。”

她们开车到了前面的小镇，在当地最大的饭店里找到一家酒吧，里面没什么客人，但是白兰地还不错，所以她们又点了两杯。

“这是法国白兰地，”卡罗尔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去法国。”

特芮丝在她的手指间转着小玻璃杯，吧台另一头有时钟滴答作响，远方传来火车鸣笛的声音。卡罗尔清了清喉咙。这些声音本来没什么特别，但这个时刻却与众不同。自从滑铁卢的那个早晨之后，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再平淡无奇了。特芮丝看着白兰地杯子里闪烁的褐色光芒，突然再也不怀疑自己总有一天会和卡罗尔一起去法国。然后，在玻璃杯发亮的褐色阳光之中，浮现了哈吉的脸孔，他的嘴、鼻，还有他的眼睛。

“哈吉也知道艾比的事，对吗？”特芮丝说。

“对。几个月前他问过我艾比的事，我把整件事都告诉他了。”

“你真的……”她想到了理查德，想象理查德如果知道的话，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是你离婚的原因？”

“不是，艾比这件事和离婚无关。这是另一件讽刺的事情，我是在婚姻已经要结束时才告诉哈吉的。这样的诚实态度其实于事无补，我和哈吉之间已经不能挽回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谈到要离婚了。请你不要再拿我犯过的错误来提醒我！”卡罗尔皱起眉头。

“你的意思是……他一定很嫉妒。”

“对。不管我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诉他，我猜对他来说，这就代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关心艾比更甚于他。也代表着曾经有过某个时刻，即使我已经有了琳蒂，我也会不顾一切和艾比一起离开。我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也搞不清楚。”

“也把琳蒂一起带走？”

“我不知道。我确实知道的是，因为有了琳蒂的存在，所以我那时无法离开哈吉。”

“你后悔吗？”

卡罗尔缓缓摇头。“不，我和艾比的关系不会长久，也不会持续下去，或许我当时就已经知道会这样了。我的婚姻濒临失败，所以我太害怕，也太脆弱，无法……”她停了下来。

“你现在会害怕吗？”卡罗尔沉默不语。

“卡罗尔……”

“我不害怕。”她抬起头，倔强地说，抽了一口烟。

特芮丝在微弱的光线中看着她的脸。她想问卡罗尔，现在她对琳蒂又有什么想法？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她知道卡罗尔正处于不耐烦的边缘，所以一定会给她一个粗率的答案，或者根本不回答。特芮丝想，以后再找其他时间问吧，现在贸然开口的话，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毁了一切，甚至是她身边卡罗尔实实在在的躯体，而世上好像只有卡罗尔穿着黑色毛衣的身躯弧度，才是唯一实在的事物。特芮丝用拇指滑过卡罗尔的身体，从手臂下方一直到腰际。

“我记得哈吉最生气的是有次我和艾比一起去康涅狄格州，替我们的家具店补货。只不过出门两天而已，但是他告诉我说：‘你在背着我，你就是想要离开我。’”卡罗尔的语气苦涩，但她的声音里，自责多于模仿哈吉。

“他后来还有谈到这件事吗？”

“没有。还有什么好谈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吗？”

“有什么好羞耻的吗？”

“有，你很清楚，不是吗？”卡罗尔以平稳、清晰的声音这样问道，“在世人的眼中，这是大逆不道的事。”

卡罗尔说话的态度令特芮丝也严肃起来。“你才不相信世人的观点呢。”

“像哈吉他们家那样的人就会相信。”

“他们不是全世界。”

“足够代表全世界了。而你，必须生活在世界之中，我不是说你现在就必须决定要爱谁。”她看着特芮丝，最后特芮丝终于看到一丝笑容缓慢地从她眼中浮现，笑容带着卡罗尔一起出现。“我是说，在其他人居住的那个世界里面，纵使不是你的世界，其中还是带有责任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纽约那个世界里面，我绝对不是你该认识的人，因为我会阻碍你的成长。”

“那你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做？”

“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麻烦就在于，我喜欢迁就你。”

“你绝对是我应该认识的人。”特芮丝说。

“我是吗？”

到了街上，特芮丝又说：“我猜要是哈吉知道我们一起出门旅行，他也会不高兴，是吗？”

“他不会知道的。”

“你还想不想去华盛顿？”

“当然想，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二月都有空吗？”

特芮丝点头。“除非盐湖城那边有工作的机会。我已经告诉菲尔，叫他把信寄到这里来。不过这个机会很渺茫。”她想，菲尔可能连信都不会写。但假如在纽约有工作的机会，她就应该回去。“如果没有我，你自己会去华盛顿吗？”

卡罗尔看着她。“说真的，我不会。”她带着一丝笑意说。

她们那天晚上回到旅馆时，房间内非常闷热，她们把窗户打开了一会儿。卡罗尔靠着窗台咒骂天气闷热，想要逗特芮丝开心。她说特芮丝是两栖类动物，可以忍受这样的热浪。然后卡罗尔突然问道：“昨天理查德说什么？”

特芮丝甚至不知道，原来卡罗尔已经知道了上一封信的事。那封信，就是他更早在芝加哥寄来的那封信里面承诺过的，会寄到明尼阿波利斯和西雅图的信。“没什么，”特芮丝说，“只写了一页，他还是希望我写信给他。但我不想写了。”虽然她早就把信给丢掉了，但她还记得内容：

我好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禁想到，你这个人是多么难以想像的矛盾。你很敏感，又很不敏感；充满想像力，但又欠缺想像力……如果你那位奇怪的朋友让你陷入困境，请让我知道，我会去找你。小芮，你这样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我知道一点这方面的事。我碰见过丹尼，他也想知道我有没有你的消息，你正在做什么等等。假如我真的告诉他，那你会怎么样？为了你，我一句话也没说，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你会为此而羞愧。我还是爱着你，我承认。我会走向你，让你看看美国真正的面貌，如果你还关心我，愿意写信给我的话……

信里的话对卡罗尔简直是一种侮辱，特芮丝已经把信撕了。现在她坐在床上，双臂环抱着膝盖，抓着睡袍袖子里的手腕。卡罗尔把通风系统开得太大，房间变得太冷了，明尼苏达的寒风占领了房间，控制了卡罗尔的香烟，将烟化为无形。特芮丝看着卡罗尔平静地在洗手台边刷牙。

“你是说，你不想写信给他？那是你的决定？”卡罗尔问。

“对。”

特芮丝看着卡罗尔敲掉牙刷上的水滴，从洗手台走回来，用毛巾擦干脸。理查德的任何事，对她而言，都比不上卡罗尔用毛巾擦干脸的方式来得重要。

“别再说了。”卡罗尔说。

她知道卡罗尔不会再说什么，她也知道卡罗尔想要把她推回到理查德身边，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现在看来，卡罗尔的一切作为，似乎都是为了这一刻，此时卡罗尔转过来走向她，她的心向前跃了一大步。

她们继续向西行，穿过睡眼镇、崔西和派普史东，有的时候一时兴起，便挑一条曲折的小路前进。西边的世界就像条魔毯般在她们眼前展开，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农舍、谷仓和储藏窖，整齐地紧密相连，点缀其中，而且在这些东西映入眼帘之后，还要继续再开半小时，才会抵达它们的脚下。她们还一度停在一个农舍前面，询问当地人在哪里可以买到足够的汽油，好让她们开往下一站。她们停下的农家闻起来有种新鲜的冷起司味道，她们的脚踏在地板的褐色木条上，听起来空洞而孤寂。特芮丝突然涌起一股浓烈的爱国心：这就是美国。墙上有一幅公鸡的彩色图案，缝在黑色的底布上，美得足以挂在博物馆中收藏。农人警告她们，直接往西的路上结了冰，所以她们朝南改走了另一条路。

那天晚上，她们在一个叫做西屋瀑布的小镇铁轨边，看见有个小型马戏团在演出，特芮丝和卡罗尔坐在第一排的木板箱子上欣赏，箱子是用来装橘子的，演出的水准称不上专业。表演结束后，有位特技演员邀请她们参观演员的帐篷，还坚持要送给卡罗尔十余张马戏团海报，因为她很喜欢她们。卡罗尔把其中一些海报寄给艾比，也寄了一些给女儿琳蒂，还把一只绿色的变色龙玩偶放在硬纸板箱里，也寄给了琳蒂。这个夜晚，特芮丝永生难忘；而且这个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这夜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特芮丝就已经知道今夜会令她永生难忘。她们共享了一袋爆米花，一同欣赏了马戏团，卡罗尔在演员帐篷里面的某个小隔间里回吻了特芮丝。这一夜，卡罗尔散发出某种特殊的魔力（虽然卡罗尔好像认为两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并没有特殊之处），魔力在她们周遭的世界发挥了作用，似乎让一切事情都按照她们的期待顺利进行，没有失望，没有阻碍。

特芮丝低着头和卡罗尔一起离开了马戏团，陷入沉思之中。“我在想，我还能不能发挥我的创意。”她说。

“怎么会说到这件事？”

“我的意思是，我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好快乐。”

卡罗尔握着她的手臂捏了一下，大拇指压得很用力，痛得特芮丝叫了起来。卡罗尔抬起头，看着街头的标示后说：“第五大道和内布拉斯加，我想我们就这样走。”

“我们回纽约以后会怎样？不可能和以前一样的，是不是？”

“对，”卡罗尔说，“直到你厌倦了我。”

特芮丝笑了。她听到卡罗尔围巾的尾端在风中发出的劈啪声。

“我们也许不能住在一起，可是一定会和现在一样。”

特芮丝知道，她们两人绝不可能和琳蒂住在一起，这只是痴心妄想。但是卡罗尔愿意在口头上承诺一切不变，这样就够了。

在内布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的边界，她们在一家大餐厅吃晚餐。那家餐厅盖得很像森林里的小屋，而且里面几乎没有别的客人。两人选了靠火炉的位置坐下，摊开地图研究，决定直接前往盐湖城。卡罗尔说那里很好玩，而且她也开车开得烦了，所以可以在盐湖城待上几天。

“路斯克，”特芮丝看着地图说，“这个地名听起来多性感！”

卡罗尔笑了起来，头往后仰。“那在哪里？”

“在路上。”

卡罗尔拿起酒杯说：“内布拉斯加州的教皇新堡。我们为谁干杯？”

“为我们。”

特芮丝想，此刻就像那天早晨在滑铁卢的感觉，那段时光太纯粹、太完美了，尽管真实存在过，但是想起来又好像不太真实；这段时光，不只是戏剧里的道具而已，不只是她们放在壁炉架上的白兰地酒杯，上面还有一排鹿角，还有卡罗尔的打火机和火。有时她真觉得自己像个演员，只不过偶尔惊讶地想起自己的身份，仿佛这阵子以来她一直在扮演其他人的角色，一个太幸运、太让人难以置信的角色。她抬头往上看，看见固定在屋顶椽子上面的冷杉枝条，看着一对男女在靠墙的桌子那边，用听不见的声音谈话，看着独坐在另一张桌子旁的男人，慢慢地抽着烟。她想到滑铁卢饭店里拿着报纸坐着的男人，他不是也有着同样无神的眼睛，嘴角两侧也同样有长长的皱痕吗？

当晚，她们住在九十英里外的路斯克。

第十七章

“H·F·爱尔德太太？”柜台人员在卡罗尔签了登记簿之后看着她，“是卡罗尔·爱尔德太太吗？”

“是的。”

“有您的讯息。”他转身从架上的小格子中拿了个东西。“是电报。”

“谢谢。”卡罗尔还没打开电报，眉毛就先微微扬起，瞅了特芮丝一眼。她读着电报，眉头也皱了起来，然后转向柜台人员。“贝尔维德饭店在哪里？”

柜台人员指了方向。

“我要去那里拿另一封电报，”卡罗尔对特芮丝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想不想自己在这等等？”

“谁拍来的电报？”

“艾比。”

“好，我等你。是坏消息吗？”

她的眉头仍然深锁着。“要看到才知道。艾比只说贝尔维德饭店有我的电报。”

“我先把行李拿上去吗？”

“嗯，在这里等我就好。车停好了。”

“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去？”

“你想去的话当然可以。我们走路去吧，只有几个街区。”

天气寒冷刺骨，卡罗尔走得很快。特芮丝看着四周地形平坦、看似秩序井然的小镇，想起卡罗尔曾经说过，盐湖城是全美国最干净的地方。贝尔维德饭店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卡罗尔突然对她说，“说不定艾比突发奇想，决定坐飞机过来跟我们一起走。”

卡罗尔走近贝尔维德饭店的柜台，特芮丝则抽空买了份报纸。特芮丝走到卡罗尔身边的时候，她才刚读完电报，把电报放下，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她慢慢地朝特芮丝走过来，特芮丝心头闪过“艾比死了”这个念头，说不定这第二封电报是艾比的父母打来的。

“怎么了？”特芮丝问。

“没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卡罗尔四下张望，用电报在叫人的鸣铃器上拍打着。“我先去打个电话，可能要花几分钟。”她看着手表说。

现在是下午一点四十五分，饭店柜台人员告诉卡罗尔说，二十分钟内打电话就可以接通到新泽西。卡罗尔在等待的时候，又想喝杯酒，于是两人走进饭店里的酒吧。

“怎么了？艾比生病了？”

卡罗尔微笑。“没有，待会儿再告诉你。”

“是琳蒂吗？”

“不！”卡罗尔把白兰地一饮而尽。

特芮丝在大厅来回走着，而卡罗尔则在电话亭里。她看到卡罗尔慢慢点了好几次头，看到她手忙脚乱地点烟，但等到特芮丝到她旁边准备为她点烟时，她已经点好了，挥手示意她走开。卡罗尔说了三四分钟，然后走出来付了账。

“卡罗尔，怎么了？”

卡罗尔站着，朝饭店门口望出去好一会儿。“我们现在去坦波广场饭店。”她说。

在那里她们又拿了一封电报。卡罗尔打开电报，走向大门离开时，把电报给撕掉了。

“我们今晚不住这里了，”卡罗尔说，“回车上。”

她们走回卡罗尔收到第一封电报的饭店。特芮丝一句话也没说，但是感觉到一定有事情发生了，也就是说，卡罗尔必须立刻赶回东部。卡罗尔告诉柜台服务员说，她要取消预订的房间。

“我想留个转寄地址，如果有其他讯息，请帮我转达，”她说，“丹佛市的布朗宫大饭店。”

“没问题。”

“非常感谢。下个礼拜我都会在那里。”

回到车上，卡罗尔说：“往西走，距离这里最近的市镇是哪个？”

“往西？”特芮丝看着地图，“温多佛，从这里过去，一百二十七英里。”

“老天！”卡罗尔突然叫起来，把车完全停下，将地图拿过去看。

“那丹佛呢？”特芮丝问。

“我不想去丹佛。”卡罗尔把地图折好，重新发动车子，“嗯，反正我们迟早会去。亲爱的，替我点根烟好吗？注意接下来我们可以在哪个地方找点东西吃。”

现在已经过了下午三点，她们还没吃午餐。昨晚两人就已经讨论过这段路程，从盐湖城向西直行，跨越大盐湖沙漠。特芮丝注意到油量还够，而且这里看似乡下，其实也不是完全荒凉。但是卡罗尔已经累了，那天早上从六点开始就在开车，开得很快，有时还会把油门踩到底，好一阵子才放开脚。特芮丝有点担心，看着卡罗尔，感觉她们似乎正在逃跑。

“我们后面有什么东西在追吗？”卡罗尔问。

“没有。”特芮丝在两人之间的座位上看到电报的一角，从卡罗尔的手提包里露出来，她只能看见上面写着“明白了。贾克波。”她记得贾克波是车子后面那只小猴子的名字。

她们在一家加油站兼餐厅的前面停下。这家餐厅孤寂地矗立在天地之间，就像平缓的地平线上面突出来的一块东西。说不定好几天以来，只有她们两个客人。卡罗尔看着她穿过白色的油布桌，往后靠在硬背椅上面，还没开口，就有位围着围裙的老人从后面的厨房走出来，跟她们说现在只剩下火腿和蛋，所以她们点了火腿、蛋和咖啡。卡罗尔点了烟，弯下腰来，往下看着桌子。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她说，“哈吉雇了个侦探，从芝加哥开始就沿路跟踪我们。”

“侦探？找侦探做什么？”

“你还猜不到吗？”卡罗尔几乎是用耳语的音量说。

特芮丝咬紧舌头。对，她应该能猜到的，哈吉已经发现了她们两人一同出游。“艾比告诉你的？”

“艾比发现的。”卡罗尔的手指滑下香烟，被烟头烫到了。她把香烟从嘴边拿开，嘴唇开始流血。

特芮丝朝周围看了一下，餐厅空无一人。“跟踪我们？”她问，“和我们在一起？”

“他现在可能在盐湖城，查看所有的饭店。亲爱的，侦探这行是非常非常肮脏的行业。我非常非常抱歉，很抱歉。”卡罗尔焦躁地坐在椅子上。“也许我应该送你上火车，把你送回家。”

“好……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话。”

“你没有必要蹚这趟浑水。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就让他们跟踪我到阿拉斯加好了。我还不知道他们现在掌握到什么资料，我觉得应当不会太多。”

特芮丝僵硬地坐在椅子的边沿。“他在做什么呢？针对我们做记录吗？”

老人走回来，端给她们两杯水。

卡罗尔点点头。“也说不定会有窃听录音机这种玩意。”老人走开之后她这样说。“我还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做得那么过分，我也不确定哈吉会不会做出这种事。”她的嘴角在颤抖，往下盯着磨损的塑胶桌布。“我怀疑他们有没有时间在芝加哥用录音机窃听我们，只有在芝加哥我们停留了十个小时以上。我还真希望他们有时间。真是讽刺啊，记不记得芝加哥？”

“当然啦。”她努力让自己的声音维持平静，但这只不过是假装罢了，就像你所珍爱的人在你眼前死去，而你还要假装能够自我控制一样。两人必须在这里分道扬镳了。“那滑铁卢呢？”她突然想到她在大厅里看到的那个男人。

“我们到那里就很晚了。不会轻易被抓到什么把柄。”

“卡罗尔，我看到了个人——我不确定，但我想我看到过他两次。”

“在哪里？”

“第一次是在滑铁卢的大厅。那天早上。还有一次，我想是在我们去的那家有火炉的餐厅，两次都看到同一个男人。”那也只不过是昨晚发生的事情而已。

卡罗尔要特芮丝尽量详细地说明这两次的时间，尽量完整地描述那个男人是什么样子。其实他很难描述，但现在特芮丝绞尽脑汁也要挤出一丝细节，连他鞋子的颜色也不放过。这样很奇怪，也很可怕，她得挖掘出一切的细节，这些细节说不定是出自她想象里的猜测，然后拿到真实的情境里面来套用。她感觉到自己甚至可能对卡罗尔说谎了，因为她看到卡罗尔的眼神变得越来越急切。

“你怎么想？”特芮丝问。

卡罗尔叹了口气。“该怎么想呢？如果有第三次的话，好好注意他就是了。”

特芮丝低头看着盘子，这顿饭根本吃不下了。“这些都和琳蒂有关，是吗？”

“对。”卡罗尔连一口都没吃就放下叉子，伸手拿了一根烟。“哈吉想要完全拥有她的监护权。说不定他认为派个侦探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

“只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出游？”

“对。”

“我应该离开你。”

“去他的。”卡罗尔安静地说，一面看着房间里的一个角落。

特芮丝等着。但又有什么好等的？“我可以从这里搭公车，然后转火车回去。”

“你想走吗？”卡罗尔问。

“当然不想，我只是认为这样最好。”

“你会害怕吗？”

“害怕？才不会。”她感觉到卡罗尔的眼睛和上次在滑铁卢时一样，对她展开严厉的评断，那次她告诉卡罗尔说她爱上了她。

“假如你走掉的话，我就完了。我希望你留下来陪我。”

“你说真的？”

“对，把你盘子里的蛋吃掉，别说傻话了。”接着卡罗尔甚至笑了一下。“我们要不要照计划继续往雷诺走？”

“哪里都可以。”

“那就慢慢来。”

几分钟之后，她们又开车出发了。特芮丝说，“你知道，我还是不能确定，第二次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男人。”

“我觉得你很肯定。”卡罗尔说。然后突然之间，就在这条又长又直的路上，卡罗尔把车子停住，坐在那里好一阵子都没说话，只是朝下盯着路面，然后又望着特芮丝。“我不能去雷诺，去那里太可笑了。我知道有个很棒的地方，就在丹佛的南边。”

“丹佛？”

“丹佛。”卡罗尔肯定地说，然后倒车。

第十八章

清晨，阳光晒进了房间，她们还依偎在彼此的怀抱中。阳光穿越小镇饭店的窗户，温暖了她们。两人也没特别留意这个小镇叫什么名字。外头的地面上有积雪。

“艾斯特斯公园也会下雪。”卡罗尔对她说。

“艾斯特斯公园是哪里？”

“你一定会喜欢的，那里和黄石公园不太一样。那边一年到头都开放。”

“卡罗尔，你好像不太担心，是吗？”

卡罗尔把她拉近。“我看起来像是担心的样子吗？”

特芮丝并不担心。一开始经历的恐慌已经消失了，她还在密切留意着，但已经不像昨天下午刚离开盐湖城时那样了。卡罗尔希望她跟着她，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们都会坦然面对。特芮丝心想，怎么才能在恋爱的同时，心里又怀着担忧惧怕。爱情和担忧这两件事情，是无法并存的。她们两人每天在一起相处，越来越坚强，怎么有可能害怕呢？还有每个夜晚，每个夜晚都不一样；还有每天早晨。她们只要在一起，就一定能够拥有奇迹。

往艾斯特斯公园的下坡路蜿蜒曲折。积雪在两边越堆越高，接着出现了灯光，沿路悬挂在冷杉树上，在路上形成一个拱形。她们接近一个小村落，都是褐色的木屋，还有商店和饭店。路上可以听见音乐，行人走在明亮的街道上，每个人都把头抬高，仿佛着了魔一样。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特芮丝说。

“你还是得稍微留意一下，我们想留意的那个小子在不在。”

她们把手提唱机拿到房间，放了一些刚买的唱片，也播了一些从新泽西带出来的唱片。特芮丝放了好几遍《惬意生活》，卡罗尔双手环抱在胸前，坐在房间对面椅子的扶手上，两眼看着她。

“我所能给你的时光是多么糟糕呀，不是吗？”

“喔，卡罗尔，”特芮丝勉强挤出笑容。卡罗尔只是暂时情绪不好，但还是让特芮丝感到无助。

卡罗尔转头望着窗外。“我们干脆先去欧洲好不好？去瑞士好了，要不然至少先坐飞机离开这里。”

“我才不会想这样。”特芮丝看着卡罗尔买给她的黄色麂皮衬衫，正挂在椅背上。卡罗尔也寄给琳蒂一件同款的绿色衬衫。她还买了几对银耳环、几本书，还有一瓶柑香白酒。半小时前她们一起走在街上时还很快乐。“那瓶是你在楼下买的裸麦威士忌吗？”特芮丝说，“裸麦威士忌会让你沮丧。”

“会吗？”

“比白兰地糟。”

“我带你去太阳谷这一带最棒的地方。”她说。

“太阳谷怎么了？”她知道卡罗尔喜欢滑雪。

“太阳谷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卡罗尔有点神秘地说，“这里太靠近科罗拉多泉市了。”

经过丹佛的时候，卡罗尔停了下来，把自己的订婚钻石戒指卖给了珠宝商。特芮丝心里觉得有点不安，但是卡罗尔说这个戒指对她已经没有意义了，反正她也不喜欢钻石，而且卖戒指还比银行汇钱快。卡罗尔想去科罗拉多泉几英里外一家她曾经去过的饭店。但等到两人快要抵达的时候，卡罗尔又改变了心意，还说这里太像度假胜地了。所以她们又跑到小城后面，找到一家面山的饭店住下来。

她们的房间从入门处到另一头的落地窗之间隔着好长的距离。窗户俯瞰着庭园，庭园后面则是红白相间的山峦。庭园里点缀着点点白色，或者是奇特的小石头堆，或者是一个白色的凳子或椅子。与四周壮观的山色比较起来，这个小庭园看起来有点可笑。广阔的大地向前延伸，又隆起形成峰峰相连的高山，填满了远处的地平线，如同半个世界。房间里面的家具是金色的，接近卡罗尔的发色。而书架就像特芮丝喜欢的那样平滑，上面夹杂好书和坏书。特芮丝知道，她们两人住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时候，自己绝对没时间去读架子上的任何一本书。书架上方挂了一幅图画，画里面的仕女戴着黑色大帽子和红色围巾。靠门的墙上则铺着一片褐色的毛皮，其实那不是真正完整的毛皮，只是从一块褐色麂皮上面割下来的东西而已，它的上方是一盏金属烛台。卡罗尔把紧邻的房间也租下来了，两个房间有道门可以相互连通，不过她们没有使用紧邻的房间，甚至连行李箱也没有放进去。她们计划在这里停留一整个星期，如果喜欢这里的话，继续待下去也没关系。

第二天早晨，特芮丝勘查了一下饭店周围的环境，回来发现卡罗尔坐在床头的桌子旁。卡罗尔只看了她一眼，然后就到梳妆台那边去了。卡罗尔看着梳妆台底下，然后又走到墙上的大衣柜那里。

“就这样了，”卡罗尔说，“这样就算了。”

特芮丝知道她想找的是什么。“我倒没有这样想，”她说，“我觉得我们已经甩掉他了。”

“除非现在他说不定也到了丹佛。”卡罗尔平静地说。她笑了，但她的嘴形有点扭曲。“而且说不定他也会住到这家旅馆。”

当然也有这个可能。她们穿过盐湖城往回开的时候，说不定会有万分之一的机会，她们两人被那个侦探看见了，然后就一直跟踪着她们。如果他在盐湖城找不到她们，他可能会问遍了每个饭店。特芮丝知道，卡罗尔之所以故意在盐湖城的旅馆留下丹佛的联络地址，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她们两人根本不打算去丹佛。特芮丝坐在扶手椅上看着卡罗尔。卡罗尔大费周章在房子里找寻有没有窃听录音机，但她的态度很自负。她们两人身在这里，甚至就是在自找麻烦。只有卡罗尔自己才知道该如何解释或解决这些矛盾的状况。卡罗尔的心意游移不定，时而缓慢又焦躁地朝着门来回踱步，时而冷静地抬起头，她紧张的眉毛一下子流露出怒气，下一秒又归于平静。特芮丝看着这个大房间，往上盯着天花板，又看着巨大、朴实的方形床。房间的布置很有现代感，同时又有古朴、宽敞的感觉，让她想起美国西部，就像她在楼下看到的特大号西部马鞍一样。房间也给她一种素净的感觉。但卡罗尔却在这个房间里找有没有窃听录音机。特芮丝看着她，一下子朝后走回特芮丝的身旁，还穿着睡衣和睡袍。特芮丝有一股冲动，想要走到卡罗尔身边，扑倒在她怀里，把她拉倒在床上。她虽然没有这样做，可是现在的她却觉得既紧张，又警觉，全身感受到一股受到压抑、但又不顾一切后果的激动。

卡罗尔抬头把烟喷向空中。“不管了，我希望我们被报纸爆料出来，让哈吉脸上无光，让哈吉白花五万元请侦探。你想不想参加今天下午的烂英文导览行程？你问了弗兰奇太太没有？”

昨晚两人在饭店休闲室认识了弗兰奇太太，卡罗尔当时问她想不想和她们一起开车兜风。

“我问她了，”特芮丝说，“她说午餐后就可以准备好。”

“那就穿上麂皮衬衫吧。”卡罗尔用手捧着特芮丝的脸，先压在她的双颊上，然后亲吻她。“现在就穿上。”

她们准备前往克里普尔溪金矿，车程就要六七个小时，中途会穿越乌特关口，然后朝山下前行。沿路弗兰奇太太一直不断地讲话。她年约七十，说话时带着马里兰州的口音，还戴着助听器，兴致勃勃地想要下车到处走，但她一路上每一步都必须有人搀扶。特芮丝很生她的气，连扶都不想扶她一下。她觉得如果弗兰奇太太摔倒的话，她一定会碎成几万块碎片。卡罗尔却和弗兰奇太太谈着华盛顿州的情形。弗兰奇太太这几年来和她的一个儿子就住在华盛顿州，所以对当地相当熟悉。卡罗尔问了几个问题，弗兰奇太太则把她丈夫去世后到现在十年间她去过的地方事无巨细地对她说了，还附带介绍了她两个儿子的情况，一个在华盛顿州，一个在夏威夷的凤梨公司上班。弗兰奇太太显然很喜欢卡罗尔，接下来她们还会再见到弗兰奇太太好多次。等到一行人回饭店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十一点了。卡罗尔邀了弗兰奇太太和她们一起在酒吧吃晚餐，可弗兰奇太太说她太累了，吃不下东西，只能吃压碎的小麦谷物和热牛奶，而且想一个人在房间里吃。

“太好了，”弗兰奇太太离开时，特芮丝说，“我只想和你独处。”

“真的吗，贝利维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卡罗尔推门带她走进酒吧的时候问道，“你最好坐下，把一切都告诉我。”

结果两人在酒吧独处了连五分钟都不到。两个男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夫，邀请她们两人和他们一起用餐。戴夫的朋友姓什么，特芮丝既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昨晚在游戏室里，戴夫和他的朋友就过来邀请卡罗尔一起玩金罗美。[1]卡罗尔昨晚婉拒了，但是现在她却说：“当然没问题，请坐。”卡罗尔和戴夫的对话听起来很有趣，但特芮丝在一旁却无法完全融入。坐在特芮丝旁边的男人想和她聊点别的事，他提到他在汽船泉市参加了一趟骑马之旅。吃完饭以后，特芮丝一直等待卡罗尔示意离开，没想到卡罗尔的谈兴正浓。特芮丝以前不记得在哪里读过，如果自己爱的人在别人眼中也具有吸引力，那会让人心里产生一股愉悦的感觉。但她现在就是没有这种感觉。卡罗尔偶尔看着她，对她眨眨眼。特芮丝呆坐了一个半小时，努力维持自己的社交礼貌，她知道卡罗尔希望她表现得体。

这些偶然在酒吧里或餐厅里巧遇的人，其实不像弗兰奇太太那样令特芮丝感到不悦。弗兰奇太太几乎每天都和她们一起出游，接着，特芮丝心里出现的愤怒与厌恶，连她自己都感到羞愧，就因为竟然有人阻碍了她和卡罗尔的独处。

“亲爱的，你有没有想过，总有一天你也会长到七十一岁？”

“没想过。”特芮丝说。

还有几天，她们独自开车上山随兴走着。有一次两人发现了一个小镇，两人都喜欢上了那个地方，于是就在那里过夜。虽然没带睡衣或牙刷，虽然没有过去或未来，但那个夜晚后来变成了一连串时间岛屿中的一座，悬挂在心头的某个地方，悬在心里或记忆里，完整无缺，独一无二。也许幸福就是这样。特芮丝想，这种幸福是完整的，罕见的，只有很少人体验过。如果幸福就是这样，那么这份幸福早就已经超越了幸福的极限，已经变成其他东西了，变成一种过度的压力了。这样一来，手上咖啡杯的重量、小猫跑过庭园的速度、两片云朵无声的接触，几乎全都超过她能承受的范围了。这就好像才不过一个月以前，当时的她还无法理解这份突如其来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当时的她也不能理解自己所处的状态。而自己现在的处境，又好像是某种事情所造成的后果。通常，痛苦的时间远比快乐的时间还多，最后她竟然担心自己身上会出现重大而罕见的缺陷，开始担心自己仿佛拖着断裂的脊背四处走动。就算自己出自冲动，想要把这种感觉告诉卡罗尔，但这些话在她还没开口之前也会烟消云散，被她的恐惧所淹没；再加上她向来怀疑自己的反应，因此这些话也会淹没在这份怀疑中。她怀疑自己对于事物的反应跟别人都不一样，因此连卡罗尔也无法理解她的反应。

每天早晨，她们都会把车子开到山上某处停好，然后走路登山。她们漫无目标，开过蜿蜒曲折的山间道路，这些道路就像白色的粉笔线一样，连结着山上的一个又一个地点。远处可以看到云朵卧在突出的山峰上，这些云朵看起来又像飞舞在空间当中，距离天堂，比人间更近。特芮丝最喜欢的地点，是跨越克里普尔溪的公路，路面骤然低屈贴近巨大凹地的边缘。底下几百英尺的地方，就是略显不平整的废弃矿城。眼睛和大脑在这里互相恶作剧，肉眼望去，很难确切知晓底下的景物相对大小如何，光凭肉眼难以衡量。她自己举在眼前的手，可能看起来就像侏儒一样小，也很可能异常庞大。整个巨大的凹陷地面上，废弃的矿镇只占据了很小一部分，像个单纯的经验，一个单一的寻常事件，出现在脑海中某个无法估量的空间上。眼睛在空间中来回游动，最后停驻在一个点上。这个小黑点看起来像车子碾过的火柴盒，这个小黑点，就是人手所造出来的毫无秩序的小城镇。

特芮丝一直在寻找嘴角有皱纹的男人，但卡罗尔从来没留意过。从两人抵达科罗拉多泉的第二天开始，卡罗尔就没提过他，现在已经过了十天。她们投宿的旅馆餐厅很有名，所以每天晚上都有新的客人前来，特芮丝总是四处留意。她并不真的期待会看见他，只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预防措施。但卡罗尔眼中没看到任何人，只有侍者华特，因为华特总会走过来问她们是否想喝点鸡尾酒。卡罗尔通常是餐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女人，常有很多人看着她。特芮丝能够在她身边，自己也觉得很高兴，因着她而感到骄傲。除了卡罗尔以外她谁也不看。她看着菜单的时候，卡罗尔会在桌子底下压着她的脚，逗她发笑。

“你觉得夏天去冰岛怎么样？”卡罗尔问道。现在两人之间要是出现了沉默，就会开口谈旅行。

“你一定要选那么冷的地方吗？我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去上班？”

“别失望。我们邀请弗兰奇太太一起去好吗？如果我们两人手牵手，你觉得她会介意吗？”

有天早上出现了三封信，分别是琳蒂、艾比和丹尼寄来的。卡罗尔已经接到过一封艾比寄来的信，艾比先前没提到进一步的消息，但特芮丝注意到卡罗尔先拆的就是琳蒂的信。丹尼在信中说，他还在等着那两份工作面试的结果。他另外说，菲尔提到了哈凯维三月间需要设计一出英国剧《软弱之心》的场景。

“听好，”卡罗尔说，“‘你在科罗拉多有没有看到犰狳？你寄给我一只好不好？因为变色龙不见了，爸爸和我在房子里到处找。如果你寄给我一只犰狳，犰狳长得够大，就不会搞丢了。’下一段是这样的：‘我的拼字拿了九十分，可是代数只有七十分。我好讨厌代数，讨厌那个老师。我得停笔了。我爱你，也爱艾比。琳蒂。还有，附注：谢谢你送我那件衬衫。爸爸买了一辆两轮的脚踏车给我，脚踏车不会太大，圣诞节的时候他还说我太小，不能骑车。现在我长大了。那辆脚踏车很漂亮。’就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哈吉永远超越我。”卡罗尔把信放下，然后拿起艾比的信。

“为什么琳蒂说：‘我爱你，也爱艾比’？”特芮丝问，“她认为你和艾比在一起吗？”

“不是。”卡罗尔正在用木制拆信刀拆艾比的信，她停了下来，“我猜她以为我会写信给艾比。”她说，然后把信封完全拆开。

“我的意思是，你和艾比的事情，哈吉不会跟她讲，对不对？”

“不会，亲爱的。”卡罗尔说，然后开始全神贯注地读艾比的信。

特芮丝起身，走到窗户边，站着眺望远山。她想，今天下午该写封信给哈凯维，问他是否有机会在三月的时候到他的团队里担任助理。她开始在脑中构思着这封信的内容。山峰回望着她，有如雄伟的红色狮子，鼻子朝下注视着她。她听见卡罗尔笑了两次，但她并没有把信里的内容大声读出来给她听。

“没消息吗？”她看完信后，特芮丝问道。

“没消息。”

在山脚附近车行稀少的道路上，卡罗尔教她开车。特芮丝学开车的速度比她以前学任何东西都要快，几天后卡罗尔就放心让她在科罗拉多泉开车了。到了丹佛，她顺利考取了驾照。卡罗尔还说如果她愿意的话，回纽约的路上，她可以开一半的路。

他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旁。晚餐时分，他就坐在卡罗尔的左边，特芮丝的后面。特芮丝虽然没有噎到，还是把叉子放下了。她的心跳加速，猛烈敲击，仿佛要跳出身体外面。她怎么会吃了一半都没有看到他？她抬起眼睛看着卡罗尔的脸，看到卡罗尔正注视着她，用灰色的眼睛端详着她，那双眼睛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平静了。卡罗尔的话才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抽根烟。”卡罗尔边说边递给她一根，替她点燃。“他还不知道你认得他，是吗？”

“不知道。”

“嗯，别让他发现。”卡罗尔对她微微一笑，点了自己的烟，往侦探的反方向看过去。“放轻松就好。”卡罗尔又用同样的语调补充道。

说得容易。幻想再度见到他的时候，她认为自己能用眼睛直视着他，这样也很容易。可是如果现在的感觉就像被炮弹迎面打中的话，那么就算幻想自己可以直视着他，又有什么用呢？

“今晚没有火烧冰淇淋吗？”卡罗尔看着菜单说，“真让我伤心。你知道我们要吃什么吗？”接着她对着服务生大喊。“华特！”

华特笑着过来了，热切地提供服务，正如他每天晚上所做的事一样。“是的，夫人。”

“华特，请给我两杯人头马白兰地。”卡罗尔告诉他。

如果说白兰地有帮助的话，那么帮助也有限。那个侦探连看也没看她们，他正在读书，把他的书用金属餐巾架支撑着。特芮丝现在的怀疑，和她在盐湖城外咖啡店里的怀疑同样强烈。这种不确定的感觉远比确切知道他就是侦探还要来得可怕。

“卡罗尔，我们会经过他身边吗？”特芮丝问。她后面就有一扇门，可以直接走进酒吧。

“会，我们就这样走出去。”卡罗尔的眉毛随着微笑扬起，和所有其他晚上都一样。“他不敢怎么样。你以为他会开枪吗？”

特芮丝跟着她经过那个男人的身旁，距离他不过十二英寸，那个人还在低着头看书。在她的前方，她看到卡罗尔的身影正在向弗兰奇太太打招呼，优雅地弯着身子，弗兰奇太太则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

“你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卡罗尔问她。特芮丝才想起，这几天一直和弗兰奇太太坐在一起的两位女士已经离开了。

卡罗尔甚至站在那里，和弗兰奇太太闲聊了好几分钟，特芮丝觉得非常讶异。她觉得自己不敢站在那里不动，所以就往前走到电梯旁等卡罗尔。

回到楼上的房里，卡罗尔发现床头桌的下面有个小小的仪器固定在那里。卡罗尔拿出剪刀，用手将隐藏在地毯下的电线切断。

“你觉得是饭店的人让他进来我们房间的吗？”特芮丝害怕地问。

“他可能有钥匙可以开门。”卡罗尔用力拉扯那个小仪器，把那个东西从桌子下扯出来丢在地毯上。那是个黑色的小盒子，上面还有一条电线。“你看，就像鼠辈一样，”她说，“哈吉就是这种人。”她的脸突然涨红起来。

“电线会连接到哪里？”

“连到某个在录音的房间，很可能就在走廊的对面。老天保佑这些漂亮的地毯！”

卡罗尔把窃听麦克风踢到房间中间。

特芮丝看着那个小小的长方形盒子，想起这盒子里面完全收录了她们昨晚所说的话。“我在想，这个东西装在那里有多久了？”

“你认为在你发现他之前，他已经在这里待多久了？”

“最糟糕的状况下，他应该是昨天才出现的。”即使自己这样说，特芮丝知道自己也可能错了，她不可能看遍出现在这个饭店里的每一张脸。

卡罗尔摇摇头。“他从盐湖城一路跟踪我们到这里，需要花两个礼拜的时间吗？不会，他只是决定今晚和我们共进晚餐。”卡罗尔拿着一杯白兰地，从书架那边走回来，脸上的红晕已经消失了，甚至还对特芮丝稍微笑了一下。“笨拙的家伙，不是吗？”她坐在床上，把一个枕头摆到背后，然后朝后躺着。“嗯，我们在这里已经够久了，不是吗？”

“你想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或许明天吧。我们早上整理行李，午餐后出发。你觉得怎么样？”

当晚稍后，两人走到楼下，开车向西进入一片漆黑之中。特芮丝想，我们不应该继续往西走。她无法压抑内心深处跳跃徘徊的恐慌，她是为了很久以前自己失去的东西而感到恐慌，为了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而恐慌，不是现在，不是这件事。她觉得非常不自在，但是卡罗尔好像神态自若。卡罗尔并不是在假装冷静，她是真的不害怕。卡罗尔说过，他不敢怎么样，但是特芮丝就是不想要被人监视。

“还有一件事，”卡罗尔说，“我们来看看他开哪辆车。”

那天晚上，她们研究地图，规划隔天要走的路，两人就像陌生人一样交谈。特芮丝认为，今晚肯定不会和昨晚一样了。但就在两人在床上亲吻互道晚安的时候，特芮丝察觉到她们两人突然放松起来，两人之间的互动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仿佛她们的身体里面具有某些相同的特质，这些特质只要被放到一起，就会无可避免地制造出欲望。

[1] 一种双人纸牌游戏。

第十九章

特芮丝找不出那个侦探开的是什么车，因为车子都停在单独的车库里。而且她在日光浴的时候虽然观察过车库，但当天早上又没有看到那个侦探从车库里走出来。午餐时间也没看到他。

弗兰奇太太一听到她们准备离开了，便力邀她们到她房间喝杯甘露酒。“你们一定要来喝杯饯别酒，”弗兰奇太太对卡罗尔说，“对了，我还没有抄你的地址呢！”

特芮丝想起来她们曾经说过以后要交换种花的心得，她还想起来有天她们在车子里聊种花聊了很久，用种花这件事把彼此的友谊联结起来。现在，卡罗尔更是展现出了高度的耐心，她端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玻璃酒杯，弗兰奇太太不断往杯里斟酒，从外表上绝对猜不出她正急着要离开。她们和弗兰奇太太道别时，弗兰奇太太还吻了她们两人的脸颊。

她们从丹佛沿一条高速公路朝北，先往怀俄明前进。沿路还在一个风格两人都喜欢的餐厅停下来喝咖啡。餐厅其实很普通，有柜台和点唱机，她们往点唱机里面投了五分钱点歌。不过整个感觉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卡罗尔口里还说着要开到华盛顿，或者往北开到加拿大，但特芮丝知道，接下来的这段旅程已经不一样了。特芮丝清楚地感觉到，卡罗尔的目的地是纽约。

离开之后的第一天晚上，两人找了个度假营区投宿，建筑物的样式很像围成一圈的印第安圆锥形帐篷。她们脱衣服时，卡罗尔往上看着天花板，帐篷的竿子在天花板上汇聚成为一个点，然后才百般无聊地说：“白痴自找的麻烦。”也不知为何缘故，特芮丝就觉得非常有趣，她一直笑，笑到连卡罗尔都觉得厌烦了，威胁着说要是她再不停下来，就要灌她喝一整杯白兰地。可是特芮丝还是在笑，站在窗户旁边，手上拿着一杯白兰地。就在她等待卡罗尔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她看到一辆车往上开到营区办公室的大帐篷那里。几分钟后，那个男人又从办公区走出来，张望着围成一圈的帐篷建筑物的四周。特芮丝被他四处寻觅的步伐所吸引，就在这一瞬间，就算没看见他的脸，没看清楚他的身躯，特芮丝还是非常肯定，他就是那个侦探。

“卡罗尔！”她大喊。

卡罗尔把浴帘拉开看着她，停下擦干的动作。“那是……”

“我不确定，但我想就是。”她说。她看到怒意慢慢爬上卡罗尔的脸，凝结在她脸上，特芮丝吓得清醒了过来，仿佛她这下才明白，这是一种侮辱，对卡罗尔和特芮丝来说都是侮辱。

“老……天！”卡罗尔说。然后把大毛巾丢到地上。她穿上袍子，系好带子。“嗯，他到底在做什么？”

“我认为他今晚也要住这里，”特芮丝站回窗边窥探，“不管怎么样，他的车还停在办公室前面。假如我们把灯关掉，那我就能看得更清楚。”

卡罗尔抱怨着说：“喔，不要。我不想这样，让我觉得很烦。”她的口吻全是厌烦和厌恶。特芮丝怪里怪气地笑了起来，然后克制自己想要再度大笑的疯狂冲动，她怕如果自己大笑的话，卡罗尔一定会很生气。接着她看到那辆车子开到对面帐篷的车库门口。“没错，他要停下来了，一辆黑色的双门轿车。”

卡罗尔叹了口气，坐在床上对特芮丝笑了笑，一个短促的笑容，充满疲惫和不耐，充满消极、无助和愤怒。“先洗澡，然后再穿好衣服。”

“但我还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他。”

“亲爱的，就是他。”

特芮丝洗了澡，然后穿着衣服躺在卡罗尔旁边，卡罗尔关了灯，两人在黑暗中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最后卡罗尔碰碰特芮丝的手臂说：“走吧。”已经三点半了，她们开车离开了度假营区。住宿费用已经预付过了，营区到处都是一片黑暗。除非那个侦探正躲在房间里，关了灯观察她们，否则不会有人注意她们。

“你想做什么呢？要不要再找别的地方住一晚？”卡罗尔问她。

“不要，你呢？”

“我也不要。我们先看看可以跑多远的距离。”她把油门踩到底，车头灯照亮了前方毫无障碍的路面。

破晓时分，她们因为超速被公路警察拦停，卡罗尔因此必须前去内布拉斯加一个叫做中央市的小镇支付二十元的罚款。她们跟着警察回到小镇，耽误了大概三十英里的路。但卡罗尔什么也没说，几乎变了一个人，卡罗尔以前曾经说服、哄骗公路警察不再追究她的超速，也曾经在新泽西州做过同样的事情。

“真烦！”两人回到车子里时，卡罗尔终于开口说话了，这也是好几个小时以来她第一次开口说话。

特芮丝提议由她来开车，但卡罗尔说她想开。平坦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在她们面前展开，草原上的小麦残梗染黄了大地，而荒芜的地面和石头则呈现出褐色的斑点，在白色的冬日阳光下，看起来给人一种十分温暖的错觉。现在她们的车速慢了一点，使得特芮丝产生了一种她们根本没在移动的恐慌感，仿佛地面在她们底下漂浮着，而她们还站着不动。她看着后面的路，想要看看有没有别的警察在巡逻，也想看看那个侦探的车是否跟在后面。自从在科罗拉多泉市再度遇见他之后，她就觉得她们两人的身后，正有一种无名的、无形的东西在追逐着。她看着地面和天空，看见一些本身没有特殊意义、但被她的思绪强行附加上意义的事情：美洲鹫在空中缓慢地排列飞行，一团种子被风吹动，在满布轮痕的农田上翻飞的方向，冒烟或没有冒烟的烟囱。上午八点左右，不可抗拒的睡意压着她的眼皮，笼罩在她的头顶，以至于当她看到有辆车就在她们正后方的时候，几乎已经产生不了惊讶的感觉了。那辆车就是她一直在放眼搜寻的车，一辆黑色的双门轿车。

“有辆车在我们后面，”她说，“黄色牌照的那辆。”

整整一分钟，卡罗尔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注视着后视镜，用噘起的双唇呼气。“我很怀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人比我想像的还要好。”她放慢了速度。“如果我让他超车，你觉得你能认出他吗？”

“可以。”到了现在，就算是这个人最模糊的身影，特芮丝也能轻易指认了。

卡罗尔把车放慢到快要停下的速度，然后拿出地图摊开在方向盘上面研究。后面那辆车靠近，就是他，然后那辆车又开走了。

“没错。”特芮丝说。那男人并没有看她。

卡罗尔踩下油门。“你确定吗？”

“很确定。”特芮丝看着计速器指针已经达到六十五码了。“你想要怎么办？”

“跟他说话。”

卡罗尔在两车距离贴近时放慢速度，平行着靠在侦探的车旁，他转过头来看着她们两人，那张既宽阔又平直的嘴巴没有变化，眼睛则像灰色的圆点，和嘴巴一样没有表情。卡罗尔往下挥手，那个男人的车也慢了下来。

“把你那边的窗子摇下来。”卡罗尔对特芮丝说。

侦探把车开到路边，停在砂砾路肩上。

卡罗尔也停下车，后轮还在路面上，然后越过特芮丝对那个侦探喊话：“你想要我们做伴，还是怎样？”她说。

那个侦探下了车，关上车门。两辆车之间大概距离三码，侦探往前跨越了大概一半的距离，然后站定不动。那双死气沉沉的小眼睛里，灰色的虹膜四周有暗色的边，就像娃娃空洞而固定的双眼一样。侦探有点年纪了，脸上看起来饱经风霜，胡须的阴影加深了嘴巴两边弯曲的皱纹。

“我只是在工作，爱尔德太太。”他说。

“显然是这样。一份肮脏的工作，是吗？”

侦探拿着一支香烟敲打自己的拇指指甲，一阵大风突然吹起，他在大风中点了烟。他的动作很慢，暗示点烟只不过是种刻意的表演而已。“至少，我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了。”

“那你为什么还不放过我们？”卡罗尔说。她的声音紧绷，就像她撑在方向盘上的手臂一样紧绷。

“因为我接到命令，必须在整趟旅程当中都跟着你。可是如果你要回纽约，我就没必要继续跟着你了。我建议你赶快回去，爱尔德太太。你现在要回去吗？”

“不，我不想。”

“我这里听到了一点消息，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赶快回去处理一下，比较符合你的利益。”

“谢了，”卡罗尔讥讽地说，“很感谢你告诉我。我的计划里还没有回去这个选项。我可以告诉你我接下来的旅行计划内容，那样你就不用再管我们了，尽可去睡觉吧。”

侦探看着她，脸上带着虚假且没有意义的微笑，一点也不像个人，反而像是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我认为你一定会回纽约。我是在给你诚心的忠告，免得失去孩子的监护权。你也知道，对不对？”

“我的孩子就是我的财产！”

他脸颊上的皱纹还在抽动着：“人不是财产，爱尔德太太。”

卡罗尔的音量提高了：“接下来的一路，你都要这样跟着我们吗？”

“你要不要回纽约？”

“不要。”

“你一定会回去的。”侦探说完转了个身，慢慢走回他的车上。

卡罗尔踩下油门，伸手握住特芮丝的手，捏了一会儿让自己安心，然后车子便直冲向前。特芮丝坐直了，手肘放在膝盖上，双手紧压着额头，屈服于她之前从未知晓的羞愧与震惊，早在那个侦探出现以前，这种感觉就已经压抑在她的心中了。

“卡罗尔！”

卡罗尔无声地哭泣着。特芮丝看着她双唇向下拉出的弧度，一点都不像卡罗尔的双唇，反倒像个小女孩哭泣时扭曲的脸。她狐疑地看着泪水滚下卡罗尔的颧骨。

“拿根烟给我。”卡罗尔说。

特芮丝把点好的烟拿给她时，她已经擦干泪水，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卡罗尔慢慢地开了一会儿，一面抽着烟。

“把后面那把枪拿出来。”卡罗尔说。

特芮丝僵在那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动。

卡罗尔看着她。“你要不要去？”

穿着便裤的特芮丝敏捷地滑到后面的座椅，拖出一个海军蓝色的手提箱放在座位上。她打开手提箱的扣子，然后拿出包着枪的毛衣。

“拿给我，”卡罗尔平静地说，“我要把它放在旁边的袋子里。”她把手抬高过肩，特芮丝把手枪的白色枪柄交到卡罗尔手上，然后爬回前座。

侦探还在后面跟着她们，离她们大约半英里的距离，离开了农用搬运车和拉车的马匹，路面已经从泥泞的乡间小路变成铺面公路了。卡罗尔握着特芮丝的手，只用左手开车。特芮丝往下看着那些略带有斑点的手指，手指强韧而冰冷的指尖嵌入了她的手掌。

“我还要再跟他谈谈。”卡罗尔说。然后她稳稳踩下油门。“如果你不想在现场，我可以在下一个加油站之类的地方放你下来，之后再回去找你。”

“我不想离开你。”特芮丝说。卡罗尔要去找那个侦探把话说明白，特芮丝似乎可以预见到卡罗尔会受伤，那个侦探用熟练的速度，早在卡罗尔扣下扳机前就先开枪。但她转念一想，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于是咬紧了牙关，在手指间揉捏卡罗尔的手。

“好了，不要担心。我只是想跟他谈谈。”她突然把车开进公路左边的一条小路，那条路往上通到一片梯田，然后转弯穿过森林。虽然路况不佳，但卡罗尔还是开得很快。“他来了，是吗？”

“对。”

在起伏的山丘上有一座农舍，眼前只有布满小树丛和岩石的地面和道路，不断消失在她们前面的弯曲路面上。那条路连接到一个斜坡，卡罗尔沿着路开上去，然后随意地把车停在路中间。

她把手伸进身旁的口袋，拿出枪，打开了上面的某样东西，特芮丝看到里面有几颗子弹。然后卡罗尔透过挡风玻璃看出去，把拿枪的双手放在大腿上。“最好不要这样，最好不要这样。”她很快地说，然后又把枪放回旁边的口袋，把车子停在山边。“留在车里。”她对特芮丝说，然后从车里出去。

特芮丝听到侦探的车接近了，卡罗尔慢慢地走向那个声音，侦探的车已经开到路弯处了，速度不快，但煞车的声音很尖锐。然后卡罗尔走到路边，特芮丝轻轻开了门，靠在窗台上。

侦探下了车。“现在又怎么了？”他在风中提高声音说。

“你想呢？”卡罗尔更接近他一点。“我要你把你从我这里得到的一切资讯，窃听录音带还有其他东西，全部交出来。”

侦探的眉毛在他苍白无光的小眼睛上面几乎动也没有动。他靠在车子前面的挡泥板上，用他那张又宽又薄的嘴巴不自然地笑了起来。他看着特芮丝，然后又看着卡罗尔。“所有东西都交出去了，我只有一些笔记，其他东西都没有了。笔记里面只写了时间和地点。”

“好，那些东西给我。”

“你是说你想买？”

“我没这样说，我说我要那些东西。还是你比较想用买卖的方式吗？”

“我不是让你收买的人。”他说。

“要不是为了钱的关系，你现在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卡罗尔不耐烦地问。“为什么不多赚一点？你手上有的东西要卖多少？”

他双手交叉。“我已经告诉过你，所有东西都送出去了。你现在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钱。”

“我认为你在科罗拉多泉市窃听到的东西，还没寄出去。”卡罗尔说。

“没有吗？”他语带讽刺地问。

“没有。你要多少钱，我会给你。”

他上下打量着卡罗尔，又看着特芮丝，然后他的嘴笑得更开了。

“把那些东西都拿来，不管是录音带、记录或什么东西。”卡罗尔说，那个男人动了一下。

他走到车子后面，打开行李厢，特芮丝听到他的钥匙发出的叮当声。特芮丝在车里待不住了，干脆下车走到卡罗尔身旁，距离她几英尺之遥才停下来。侦探把手伸进一个大行李箱里面找东西。等他挺直身体时碰到了汽车行李厢盖，把他的帽子打掉了。他踩住帽檐，免得被风吹走，一只手里拿着个东西，不过太小了，看不清楚是什么。

“总共有两样东西，”他说，“这些东西价值五百元。要不是远在纽约已经有复本的话，我相信这些东西的价值一定会更高。”

“你的推销技术不错。不过我不相信你。”卡罗尔说。

“为什么？他们在纽约的人，急着想要这些东西呢。”他捡起帽子，关上汽车行李厢。“但他们手里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爱尔德太太，我告诉过你，你最好现在就回纽约去。”他把香烟在身前的泥土中踩熄，转动着鞋尖。“现在你会回纽约去吗？”

“我不会改变主意。”卡罗尔说。

那个侦探耸耸肩。“我并没有站在哪一边，但是你越快回到纽约，我们就越快喊停。”

“我们现在就可以喊停。你把那些东西给我，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侦探慢慢张开自己握拳的手，就像在玩猜谜游戏一样，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你愿意付我五百元买这些东西吗？”他问。

卡罗尔看着他的手，然后打开背包拿出皮夹，再拿出支票簿。

“我比较想要现金。”他说。

“我没有。”

他又耸耸肩。“好吧，我就拿支票。”

卡罗尔写了支票，把支票放在他车子的挡泥板上。

现在他弯腰看着卡罗尔，特芮丝可以看见他手上拿的黑色小东西。特芮丝又往前靠近一点，那个男人正在拼他的名字。卡罗尔把支票交给他，他把两个小盒子放在她手上。

“你收集这些资料有多久了？”卡罗尔问。

“放出来听你就知道了。”

“我可不是来跟你开玩笑的！”卡罗尔说话的声音嘶哑了。

他笑着把支票折好。“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你从我这里拿到的并不是全部，在纽约还有很多。”

卡罗尔把袋子扣紧，然后转向她的车，也没有看特芮丝。接着她再度转身面对那个侦探。“假如他们手上已经有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不是吗？你能答应我这么做吗？”

他的手放在车门上，看着她。“我还在工作，爱尔德太太，还在为我的公司工作。除非你现在马上搭飞机回家，或者去了其他地方。请把那张纸条给我。既然我没有搜集到你们过去几天在科罗拉多泉市的记录，我就必须告诉我的公司一些其他的事情，其他比这更刺激的东西。”

“喔，就让他们自己创造刺激的东西去吧！”

侦探笑了一下，露出一点牙齿。他走回车上，松开煞车，把头探出去看后面的路况，然后快速倒车，朝着公路开走了。

他的引擎声音很快就消失了。卡罗尔慢慢走回车上，进去车里坐着，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几码之前突起的干地，脸上没什么表情，仿佛昏倒了一般。

特芮丝在她旁边，用手环绕着卡罗尔的肩膀。她把手放在卡罗尔外衣垫肩的布面上，觉得自己就像陌生人一样，没办法提供帮助。

“喔，我想他只是吹牛而已。”卡罗尔突然说。

卡罗尔的脸色铁青，声音里也没了活力。

卡罗尔摊开手掌，看着那两个小小的圆盒子。“就在这里吧。”她下了车，特芮丝跟在她后面。卡罗尔打开盒子，拿出一卷像赛璐珞的录音带。“很小吧？这个东西易燃，我们就烧了它吧。”

特芮丝在车盖上擦了火柴，录音带烧得很快，特芮丝把录音带丢在地面上，风立刻就把火吹熄了。卡罗尔说其实不用麻烦，她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都丢进河里。卡罗尔坐在车里，抽着一根烟。

“几点了？”卡罗尔问。

“十一点四十分。”她回到车上，卡罗尔立刻发动了车，朝着公路开去。

“我要打给艾比，她人在奥玛哈，然后再打给我的律师。”

特芮丝看着道路地图。她们只要稍微转向南方，下一个大城市就是奥玛哈。卡罗尔看起来很累，特芮丝感觉到她的怒气仍未平息，怒气还存在她的沉默中。车子在路上的坑洞上颠簸着，特芮丝听到啤酒罐撞击的叮当声，啤酒罐在前座地板上滚动着，就是那罐她们上路后第一天没打开的啤酒。她肚子好饿，已经饿了好几个小时了。

“我来开车吧？”

“好吧。”卡罗尔疲惫地说。她放松下来，仿佛投降了似的，很快就把车速慢下来。

特芮丝和她换了位子，坐到方向盘后面。“要不要停下来吃点早餐？”

“我吃不下。”

“或者喝点东西吧。”

“到了奥玛哈再说吧。”

特芮丝把时速飙到六十五码，接着维持在七十码左右，开上三十号公路，然后转向二七五号公路，朝着奥玛哈前进，路面的状况不太好。“你不相信他说的，纽约已经有了窃听录音带的事情，对吗？”

“别再谈这个了！我够烦了！”

特芮丝紧抓住方向盘，又故意放开手，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忧愁笼罩着她们，横阻在前方。这股忧郁才刚刚显露出了一角，而且现在她们两人正朝着这股忧郁前进。她还记得侦探的脸，还有那种她本来难以辨认、现在却明知是邪恶的表情。就算他说他并不站在任何一边，但从他的笑容中就可以看到恶意。她也可以感觉到他内心有一股欲望，想要把她们拆散，原因是他知道她们两人现在已经在一起了。有件事情，她以前只能用感觉去体会，但现在她能够亲眼看见了，也就是整个世界已经准备好要与她们为敌；她和卡罗尔所共同拥有的东西，好像已经不是爱情、不是能让人喜悦的东西，反而变成一只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野兽，两个人都被野兽的一只利爪所控制了。

“我在想，我给你的那张支票。”卡罗尔说。

这个问题，就像她心中的另一块大石头一样。“你认为他们会不会跑到你家去？”特芮丝问。

“有可能，只是有可能。”

“我认为他们还没找到那张支票，支票压在桌布底下。”可是那封信还夹在书里面。突然间——有种奇特的骄傲使她的精神提振了一下。那封信写得很美，她宁可让他们找到那封信，而不是那张支票。但就诉讼事件上的证据能力来说，两者的分量相当，而且他们可以把这两样东西弄得看起来一样肮脏污秽，那封她从未寄给卡罗尔的信，还有她从未兑现的支票。当然，那封信比较可能被他们发现，特芮丝还没告诉卡罗尔那封信的事，可能出自纯粹的怯懦，也可能是现在不想再去烦扰卡罗尔。她看见前面有一座桥。“有条河，”她说，“这里怎么样？”

“够好了。”卡罗尔把那两个小盒子交给她，烧了一半的录音带已经放回盒子里面了。

特芮丝走出车子，把它们丢过金属栏杆，没有再看它们一眼。她看见有个穿着工作服的年轻男子从另一头走上了桥，她没来由地讨厌起他来，她也为自己这种无来由的敌意而烦恼。

卡罗尔在奥玛哈找了一家饭店打电话，艾比不在家，卡罗尔留话说自己会等到当晚六点，等艾比回家后再打给她。卡罗尔还说，现在打给她的律师并没有用，因为现在是他的午餐时间，他会在外面吃饭到当地时间两点为止。卡罗尔现在想要的是先梳洗一下，然后喝杯酒。

在饭店的酒吧里，两人喝了古典鸡尾酒，都没说话。卡罗尔要第二杯的时候，特芮丝也点了第二杯。卡罗尔认为特芮丝应该先吃点东西，服务生却说酒吧里面不供应餐点。

“但是她想吃点东西啊。”卡罗尔坚定地说。

“夫人，餐厅就在大厅对面，还有一间咖啡厅……。”

“卡罗尔，我可以等，没关系。”特芮丝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拿菜单过来？她想在这里吃。”卡罗尔边盯着服务生看边说。

服务生迟疑了一下才说：“好的，夫人。”然后走去拿菜单。

特芮丝在吃炒蛋和香肠的时候，卡罗尔喝了第三杯酒。最后，卡罗尔才用绝望的语调说：“亲爱的，你愿意原谅我吗？”

这样的语调对特芮丝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问题的本身。“我爱你，卡罗尔。”

“但你知道爱上我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她心想，在车上感觉到的、那种承受挫败的时刻，其实只是暂时的，就像“现在”一样，只是一种短暂的状态而已。“我不认为，爱上你所代表的后果会永远这样。我认为，爱上你绝对不会毁掉一切。”她认真地说。

卡罗尔把手从脸上移开，身子往后坐。尽管她现在很疲累，特芮丝眼中的她还是如往常一样：只要她的眼睛打量着特芮丝，眼神就可以一下子温柔，一下子又变得严厉。虽然她的嘴唇在微微颤抖，她充满智慧的双唇看来还是坚强又柔和。

“你觉得呢？”特芮丝问。这下她明白了，她刚刚对卡罗尔提出的问题，就像那天在滑铁卢旅馆房间里卡罗尔问她的那个无言的问题一样严肃。事实上，两个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

“我觉得你说得对，我们相爱，并不代表这样就会毁掉一切，”卡罗尔说，“你让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现在已经是三点了，卡罗尔去打电话，特芮丝拿了账单在一旁坐着等待，心里想着这些事情不知何时才会结束，也不知好消息最后会是由艾比还是卡罗尔的律师说出来，或者情况会不会变得更糟。卡罗尔已经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了。

“我的律师还没听到消息，”她说，“我也没告诉他详情，说不出来，我必须用写的。”

“我就猜想你会这样。”

“喔，你真的这样猜？”卡罗尔露出那天的第一个笑容，“你觉得我们在这里找个房间住下来怎么样？我不想再往前走了。”

卡罗尔吩咐餐厅把午餐送到房间里，两人躺下小睡了一会儿。四点四十五分，特芮丝醒过来时，卡罗尔已经出门了。特芮丝环顾了一下房间，看见卡罗尔放在梳妆台上的黑色手套，她的便鞋放在摇椅旁边。特芮丝略略颤抖着叹了口气，还没从睡意中清醒过来。她打开窗户往下看，这里是七楼还是八楼，自己不记得了。有辆街车缓慢驶过饭店前面，人行道上的人群朝着四面八方走动，到处都挤满了人，她的脑海里闪过往下跳的念头。她再看了看灰色建筑物形成的黯淡天际线，不禁闭上了眼睛。等她转过身来，正巧看见卡罗尔已经回到房间里，站在门边看着她。

“你去哪里了？”特芮丝问。

“去写那封该死的信。”

卡罗尔穿过房间，把特芮丝拥入怀里。特芮丝可以感觉到卡罗尔的指甲几乎穿透了她的夹克背后。

卡罗尔打电话的时候，特芮丝走出了房间，一路穿过走廊到了电梯。她下楼到大厅里坐着读了一篇《小麦栽种者报》上有关象鼻虫的文章，猜想艾比知不知道象鼻虫的知识。她看着时钟，等了二十五分钟后才再度上楼。

卡罗尔躺在床上抽烟。特芮丝等着她开口。

“亲爱的，我必须回纽约去。”卡罗尔说。

特芮丝知道她迟早得回去。特芮丝走到床脚：“艾比还说了什么？”

“她去见了那个叫鲍伯·哈佛森的家伙。”卡罗尔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但他目前知道的，显然不比我知道的多。大家只知道麻烦在持续扩大，其他事情好像没人知道。我回到纽约之前，还不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必须赶回去。”

“当然。”鲍伯·哈佛森是艾比的朋友，在哈吉位于纽华克的公司上班，他并非站在艾比或哈吉那一边，他只是两人之间的一个小环节，一个可能知道哈吉在做什么事的人，但前提是他必须能够在哈吉的办公室里认出那个侦探，或者偷听到电话对话的片段。特芮丝认为，他几乎毫无价值可言。

“艾比会去帮我们把那张支票收起来。”卡罗尔从床上坐了起来，伸手去拿鞋子。

“她有钥匙吗？”

“希望她有。她得去找管家佛罗伦斯拿钥匙。应该没问题。我叫艾比跟佛罗伦斯说，我要她寄点东西给我。”

“你可不可以顺便让她帮我拿一封信？我留了封信给你，就夹在我房间的书里，很抱歉我先前没有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会叫艾比到你家里去。”

卡罗尔皱起眉头看着她。“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没有。很抱歉我先前没告诉你。”

卡罗尔叹了口气站起来。“喔，别担心了，我倒怀疑他们会花工夫去我家里找东西，不过我还是会告诉艾比那封信的事。信在哪里？”

“在《牛津英文诗歌手册》里面，我把书放在五斗柜最上面了。”她看着卡罗尔环顾整个房间，看遍了每一处，就是不看她。

“今晚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卡罗尔说。

半小时后她们开车往东行，卡罗尔希望当晚就开到艾奥瓦的迪莫伊。两人之间沉默了一个多小时后，卡罗尔突然在路边停车，低下头说：“该死！”

往来车辆的灯光下，特芮丝看到卡罗尔眼眶底下的黑圈。卡罗尔昨夜整晚没睡。“我们回头吧，”特芮丝说，“从这里还要开七十五英里才会到迪莫伊。”

“你想去亚利桑那吗？”卡罗尔问道，仿佛两人唯一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回头。

“喔，卡罗尔，为什么要这样说？”有种绝望的感觉突然袭上特芮丝的心头，她点烟时双手都在颤抖。她把烟递给卡罗尔。

“因为我就是想这样说。你可不可以再请三个礼拜的假？”

“当然可以。”当然，当然，除了和卡罗尔在一起外，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什么事情才算重要的呢？哈凯维的演出要到三月，哈凯维或许有可能会推荐她去别的地方工作，不过那些工作都不确定。只有卡罗尔才是确定的。

“我在纽约，最多只会停留一个礼拜，反正离婚这件事已经确定了，这是我的律师弗雷德今天说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亚利桑那多待个几周，要不就是新墨西哥州。我不想把今年冬天都耗在纽约闲晃。”卡罗尔把车慢下来，她的眼神现在不一样了，她的眼睛活过来了，声音也是一样。

“当然，我很乐意，到哪里都行。”

“好，走吧，我们去迪莫伊。你来开一会儿好吗？”

两人交换了位置，抵达迪莫伊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了，她们挑了一家饭店住进去。

“你为什么要跟我回纽约？”卡罗尔问她，“你应该留着车，到土桑或圣塔菲之类的地方等我，那我就可以搭飞机回来。”

“然后离开你？”特芮丝从她梳头时照的镜子转过头来。

卡罗尔笑了。“你是什么意思？离开我？”

特芮丝吃了一惊，她从卡罗尔脸上看见一种表情。虽然卡罗尔正在专注地看着她，但这种表情还是给她一种被拒绝的感觉，仿佛是卡罗尔用力把她推到心里的黑暗角落，腾出空间来容纳更重要的事情。“我的意思只是说，现在暂时离开你。”特芮丝说完，又转回镜子那边。“不过，你说的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利落。”

“我本来以为你会想要留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除非你想要在我办离婚的那几天住在纽约办点事情。”卡罗尔的声音一派轻松。

“我不想。”她害怕曼哈顿寒冷的日子，而且那几天卡罗尔会很忙，无法见她。她又想到那个侦探，如果卡罗尔搭飞机，她就不会因为他的跟踪而心神不宁。她已经预先想过这件事情了，卡罗尔一个人回东部去，独自面对她自己也还不太清楚的状况，这些状况根本无从准备起。她还想像自己在圣塔菲守候着电话，等待卡罗尔寄来的信。不过要她想像自己和卡罗尔相隔两千英里之遥其实并不容易。“卡罗尔，你真的只回去一个礼拜吗？”她问。她再次用梳子梳理头发的分边，把细长柔软的头发梳到一边，注意到自己胖了，但脸形却消瘦下来。这让她很高兴，因为自己看起来更成熟了。

她从镜子中看到卡罗尔走到她身后。她没有得到答案，只有卡罗尔双手环抱着她带来的快乐，让她无法思考，然后特芮丝突然扭着身子摆脱了卡罗尔的拥抱，速度快得超出她的本意。她站在梳妆台的角落看着卡罗尔，两人先前的对话、时间和空间、现在两人间的四英尺距离，以及接下来一个礼拜会相隔两人的两千英里距离，这令她摸不着头绪，困惑了好一会儿。她又摸了一下头发。“你只回去一个礼拜左右吗？”

“我刚刚就是那样说的呀。”卡罗尔的眼睛带着笑意回答，但特芮丝从卡罗尔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份严厉，与自己问题相同的严厉，仿佛两人在互相挑战。“如果你不想留着这辆车，我可以把它开回东部。”

“我不介意留着它。”

“还有，不用担心那个侦探，我会打电报告诉哈吉，我已经在路上了。”

“我不担心。”特芮丝想，卡罗尔怎么可以对这件事如此冷漠，怎么可以一直想到其他的事情，而没有想到两人即将分离？她把梳子放到梳妆台上。

“特芮丝，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

特芮丝又想到那个侦探，还有离婚、敌意等等，这些都是卡罗尔必须面对的事情。卡罗尔摸了一下她的脸颊，用力把两只手掌压入她的脸颊，让她的嘴巴像鱼一样张开着，这样特芮丝就必须笑一下。特芮丝站在梳妆台旁边看着她，看着她双手的每一个动作，看着她的两脚脱去长袜，再度踏进便鞋里面。她想，现在这一刻过后，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她们还需要用言语解释什么、问什么、承诺什么吗？她们甚至不必看着彼此的眼睛，也能知道对方的心意。特芮丝看着她拿起电话预订隔天的班机，订了一张单程票，隔天早上十一点。

“你会去哪里？”卡罗尔问她。

“我也不知道，可能会回去苏族瀑布。”

“南达科他？”卡罗尔对她笑了笑。“你不喜欢圣塔菲吗？那里比较温暖。”

“我以后要和你一起去那里。”

“我们不是要一起去科罗拉多泉？”

“不是！”特芮丝笑了，站起来把牙刷拿进浴室。“我也可能会找个地方上一个礼拜班。”

“找什么样的工作？”

“任何工作都好。你知道，只是不要让我一直想到你。”

“我当然希望你会想念我。不过，不要去百货公司上班喔。”

“当然不会。”特芮丝站在浴室门旁，看着卡罗尔脱掉衬裙，换上袍子。

“你该不会烦恼钱的事吧？”

特芮丝把手伸进袍子的口袋里，双脚交叉站着。“就算破产也不在乎，钱用完之后我才开始担心。”

“我明天会给你几百元开车用。”特芮丝经过卡罗尔身边时，卡罗尔拉了拉她的鼻子。“还有，可别让陌生人上车。”卡罗尔走进浴室，转开莲蓬头。

特芮丝跟进去。“我以为是我先用浴室的。”

“我正在用，但我会让你进来。”

“喔，谢谢。”特芮丝和卡罗尔一样脱下袍子。

“怎么样？”卡罗尔说。

“怎么样？”特芮丝走到莲蓬头底下。

“老天爷。”卡罗尔也走到莲蓬头底下，从后面拧拧特芮丝的手臂，但特芮丝只是咯咯笑着。

特芮丝想拥抱她，想亲吻她，但她只是把空着的那只手臂伸出去，把卡罗尔的头拉过来，在涌出的洗澡水之下贴着她，一只脚在地上打滑的声音听起来很可怕。

“别再这样了，我们会摔倒！”卡罗尔大叫，“老天爷，两个人就没办法好好洗个澡吗？”

第二十章

在苏族瀑布市，特芮丝把车停放在一家她们之前已经住过的战士饭店前面。时间是晚上九点半了，特芮丝想，大约一小时之前卡罗尔就已经到家了。等到午夜时分她再打个电话给卡罗尔。

她订了个房间，让服务员把她的袋子拿上去，然后出门到主街上去散步。那里有家电影院，她想起自己从来没有和卡罗尔一起看过电影。她走进电影院，即使里面有个女人，声音有点像卡罗尔，她还是没有心情看电影。那个女人的声音和周围女性平板的鼻音不太一样。她想到卡罗尔，几千英里以外的卡罗尔，想到今晚自己要独自入眠，于是又站起来，再度回到街上漫游。那里有卡罗尔某天早上买卫生纸和牙膏的杂货店，还有那个卡罗尔抬起头看路名的角落：第五大道和内布拉斯加街。她在同一个杂货店里买了盒香烟，走回饭店坐在大厅里抽烟，享受自从卡罗尔离开后所抽的第一根烟，享受早已遗忘的孤独滋味。孤独，只是一种身体状态，她并不真正觉得孤独。她看了一会儿报纸，又从手提袋里拿出丹尼和菲尔的信，这些信是在科罗拉多泉市的最后几天寄到的，她浏览着这两封信：

……两天前，我在帕勒摩看到理查德一个人。（菲尔的信里写道。）我向他问到你，他说他没有写信给你。我猜想你们之间有点小摩擦，但我也没有追问下去，他好像没有心情说话。你也知道，我和他最近也不是很合得来……我已经把你推荐给一位名叫弗兰西斯·帕凯特的天使，假如有出法国来的戏剧在四月上演，他就会出资五万元制作。我会让你知道事情的进展，毕竟这出戏现在连制作人也没有……在此代表丹尼转达问候之意。他可能马上就要去别的地方定居了，看起来是这样。所以到了今年冬天，我又要找新住处或新室友了……你有没有收到我寄给你的《小雨》剪报？

祝好。

菲尔

丹尼的短信写着：

亲爱的特芮丝，

我可能会在月底到加州去上班了。我必须在现在手边的工作（实验室的工作）和马里兰州一家化学公司的职位之间做出决定。但如果我能在科罗拉多泉市或其他地方见你一面，我就会提早离开。我很可能会接下在加州的工作，原因是加州的工作前景较好。你愿意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吗？其实也不重要啦。反正要去加州，路不只一条。如果你的朋友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找个地方，一起过个几天，应当会很棒。不管怎样，我会在纽约这里待到二月二十八日。

爱你。

丹尼

她还没有回信给丹尼，只要等她在城里找到住处，她明天就会寄地址给他。至于下一个目的地，她要先跟卡罗尔谈谈再决定。卡罗尔什么时候才能决定呢？她猜想着，不知今晚卡罗尔在新泽西遭遇到了什么情况，一想到这里，特芮丝就觉得勇气全失。她伸手去拿报纸，看着日期，二月十五日。从她和卡罗尔离开纽约算起，已经过了二十九天。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她从楼上的房间里拨电话给卡罗尔，然后洗澡、穿上睡衣。之后电话铃才响起。

“哈啰，”卡罗尔说着，仿佛她已经等了好一会儿。“饭店叫什么名字？”

“战士。但我不会住在这里。”

“你在路上没有载陌生人，是吧？”

特芮丝笑了起来。卡罗尔缓慢的声音流过她的身体，感觉就像卡罗尔正在碰触着她。“有什么消息？”特芮丝问。

“今晚？没有。房子里很冷，佛罗伦斯要到后天才回来。艾比在这里。你想要向她问声好吗？”

“艾比没在你身旁？”

“没有，她在楼上绿色的房间，门关得紧紧的。”

“我现在不太想跟她说话。”

卡罗尔想知道她所有的事情，路上的情况怎样，她现在穿的是黄色的还是蓝色的睡衣。“没有了你，我今晚很难入睡。”

“没错。”这句话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特芮丝感觉到眼泪马上就要夺眶而出了。

“你除了没错之外，就不能说点其他的事情吗？”

“我爱你。”

卡罗尔吹了声口哨，然后又是沉默。“亲爱的，艾比拿到支票了，但是没有找到信。她没接到我的电话，反正这里没有什么信。”

“你有找到书吗？”

“我们找到书了，但是里面没东西。”

特芮丝怀疑那封信有没有可能是在她自己的公寓里。但她可以清楚地记得书里面有一封信，占据着一个位置。“你认为有人到你家翻过东西吗？”

“不太可能，很多迹象都显示没有。别担心这件事好吗？”

不久后特芮丝上了床，把灯关掉。卡罗尔要她明天晚上也打电话过去。有好一阵子，卡罗尔的声音一直在她耳边环绕不去，接着一股忧郁袭上心头，她把两只手直直地放在身体边躺着，感觉身旁就是空洞的空间，仿佛她已经摆好姿势，要被送进坟墓里去了。然后她就睡着了。

隔天早上，特芮丝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住处，在半山坡的一条街上，一个很大的前厅，还有一扇摆满植物、挂着白色窗帘的窗。里面有一张四根柱子架起来的床，地板上还有椭圆形的地毯。女房东说，这个房间每个礼拜要价七元，但特芮丝说她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在这里住上一个礼拜，所以最好是以日计价。

“那还是一样，”女房东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纽约。”

“你会一直住在这里吗？”

“不会。我只是在等一个朋友跟我会合。”

“男的还是女的？”

特芮丝笑了。“女的，”她说，“后面的车库还有空位吗？我有一辆车。”

那女人说还有两个车位，如果住在那里的话，车位就不收钱。她年纪不大，但已经有点驼背了，身体也很虚弱。她叫伊莉沙白·库柏太太，她说自己经营房间出租已经十五年了，最早的三个房客里还有两个人依旧住在这里。

也就是在这一天，她认识了达屈·休柏和他的太太。他们两人在公共图书馆附近开餐馆。达屈是个年约四十岁的瘦小男人，有一双好奇的蓝色小眼睛，他太太艾德娜很胖，担任厨师的工作，话说得也比他少很多。几年前达屈曾经在纽约工作过一阵子，他还问了她一些纽约市内的情况，而她刚好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只能提到达屈从来没听过，或已经遗忘的地方。也不知什么缘故，他们之间沉缓、拖泥带水的对话让彼此都笑了起来。达屈问她想不想和他太太出去看摩托车比赛，礼拜六在城外举行，特芮丝说好。

她买了厚纸板和胶水，动手制作她回到纽约后想交给哈凯维的舞台场景模型。等她十一点半出门去战士饭店打电话给卡罗尔时，这些模型已经快做完了。

卡罗尔不在家，没有人接电话。特芮丝一直等到一点都还在打电话，最后才回到库柏太太的房子。

隔天早上十点半左右，特芮丝终于找到了卡罗尔。卡罗尔说她前一天已经和她的律师谈过了，但要等到他们知道哈吉进一步的动作，她和律师才能想出具体的对策。卡罗尔没跟她谈很久，原因是她在纽约还有一个午餐约会，又要赶着写一封信。听起来卡罗尔好像开始担心哈吉会采取什么行动了，她已经试着打了两次电话给哈吉，都没找到。不过最让特芮丝心烦的是卡罗尔粗鲁的态度。

“你的决定都还没有改变吧。”特芮丝说。

“亲爱的，当然没有。我明天晚上会办个宴会。我会想念你的。”

特芮丝离开时，在饭店的门槛上绊了一跤跌倒了，她感觉到第一波孤独空洞的浪潮漫溢全身。明天晚上要做什么呢？到图书馆看书到晚上九点关门为止？制作另一组场景模型？她细数卡罗尔说的宴会宾客名单，麦克斯和克莱拉·提柏特这对夫妻，住在离卡罗尔家不远的地方，他们家里有个温室，特芮丝也曾见过他们一次；至于卡罗尔的朋友泰西，特芮丝则从未见过；还有史丹利·麦克维，就是那个在她们去中国城的那夜先和卡罗尔会面的男人。卡罗尔没有提到艾比。

卡罗尔也没有叫她明天再打电话过去。

她继续走着，脑海里又浮现出卡罗尔离开前最后一刻的画面，又在她的眼前重演了一遍。卡罗尔站在迪莫伊机场的登机门口挥手，卡罗尔的身影已经变得微小、遥远，因为特芮丝不得不站在飞机场的铁丝网后面。上下飞机的活动舷梯已经移走，但特芮丝心想，他们关上机门之前，还有几秒钟的时间。接着卡罗尔再度出现在登机门口，时间长得足以让她在门口稳稳地站了一会儿，让特芮丝能看到她，然后对特芮丝做出飞吻的姿势。不过卡罗尔回到机门边飞吻这件事，已经有了超乎常理的意义。

礼拜六，特芮丝开车带着达屈和艾德娜去看摩托车比赛。之后他们邀她回家里用餐，但她没有接受。那天没有收到卡罗尔寄来的信，她期盼那至少会捎个讯息过来。礼拜天更让她沮丧，当天下午她开着车，从大苏族河一路向上前往戴尔急流，那也没有改变她内心的沮丧。

礼拜一早晨，她坐在图书馆看剧本。下午两点左右，等到达屈的餐馆里中午用餐的人潮逐渐散去，她才走进去喝了些茶。她在点唱机放歌的同时和达屈聊了起来，播放的歌曲正是她以前和卡罗尔一起时曾放过的歌。她告诉过达屈，那辆车是她正在等候的那个朋友的。达屈偶尔问了几个问题，她就告诉他卡罗尔住在新泽西，可能会搭飞机过来，还告诉达屈说，卡罗尔想去新墨西哥州。

“卡罗尔想？”达屈擦拭玻璃杯时转向她。

一种奇怪的厌恶感在她心中出现，因为他说出了她的名字，她决定再也不要提到卡罗尔了，不要向城里的任何人提到卡罗尔了。

卡罗尔的信终于在礼拜二抵达，只是一则简短的讯息，说弗雷德对情势的态度比较乐观，看起来除了离婚外，没什么好担心的，她可能在二月二十四日就能离开。特芮丝读信的时候开始微笑，她想出去找人庆祝，但又没有人可以一起庆祝，能做的只有散步，在战士饭店的酒吧独自喝酒，还有思念五天后才能见面的卡罗尔。也许除了丹尼以外，她不想跟任何一个人共处。史黛拉·欧维顿呢？史黛拉能带来欢乐的气氛，不过她也不能把她和卡罗尔之间的事情告诉史黛拉。这件事她能向谁说呢？假如现在能看到史黛拉，应该也很不错。她几天前就想写张卡片给史黛拉，但一直到现在还没动笔。

那天深夜，她写了封信给卡罗尔：

你的消息太棒了，我在战士饭店独饮了一杯鸡尾酒庆祝。不是我作风保守，但你知道孤独一人时，一杯酒有三杯的效果吗？……我爱这个小城，因为这里让我想到你。我也知道你对这个小城没有特别的感觉，但这不是重点。我的意思是，我好希望你在这里，但你又不在这里……

卡罗尔的回信里面说：

一开始，先让我这样说：我一直不太喜欢佛罗伦斯。佛罗伦斯可能找到了你写给我的短信，然后用高价卖给了哈吉。哈吉之所以知道我们（至少是我一个人）在哪里，大概也跟她有关，我对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知道我在家里留下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她偷听到了什么事情。我以为我话不多，但是如果哈吉花了功夫贿赂她……我也确定哈吉这样做了，那事情就很难说了。反正他们在芝加哥逮到我们了。亲爱的，我不知道这件事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我可以告诉你大概的情况，那就是，现在没有人告诉我进度，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出现的。如果有谁能够掌握事实，那就是哈吉了。我跟他通过电话，他也不肯告诉我任何事。当然，这些都是精心设计的手段，用来恐吓我，让我不战而降。如果他们当中有人以为我会不战而降的话，那就太不了解我了。当然，这场战争和琳蒂有关，亲爱的，我很不愿意面对争执，而且我大概不能在二十四日离开了。

哈吉今天早上在电话里跟我说了那封信的事情。我在想，那封信大概是他最有力的武器（就我所知，窃听录音机的事件只发生在科罗拉多泉市），所以他才会让我知道。但我也可以想像，你写完这封信的时候，我们两人还没出发旅行呢，所以哈吉能从里面了解的东西也十分有限。哈吉只是在用他特有的沉默方式威胁我，希望我在琳蒂的监护权这件事上完全退让。我才不会退让，最后的摊牌局面一定会出现，我只希望不要在法庭上发生。但是弗雷德已经准备好了，他很棒，他是唯一一个愿意直截了当跟我谈的人，但很不幸地，他也是所有人里面，对状况掌握最少的人。

你问我想不想念你，我想起你的声音、你的双手，还有你注视着我时的眼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勇气，你的勇气也为我带来了力量。亲爱的，打电话给我好吗？如果你的电话是在客厅里公用的电话，那我就不想打给你了。最好在晚上七点左右打对方付费电话给我，你那边的时间是六点。

特芮丝正准备打电话给她的那天，接到一封电报：

暂勿来电。稍后解释。亲爱的。爱你。卡罗尔。

库柏太太看着她在客厅里读电报。“你朋友拍的电报？”她问。

“对。”

“希望没什么严重的事。”库柏太太有盯着人家看的习惯，特芮丝特意抬起头。

“没有，她要来了，”特芮丝说，“她只是被耽搁了一会儿。”

第二十一章

阿尔伯特·肯尼迪。喜欢他的人都叫他柏特，他住在后面的房间，也是库柏太太最早的房客之一。他四十五岁，在旧金山长大，但看起来比特芮丝在小城里遇到的任何人都要像纽约人，光是这个特点，就足以让特芮丝避免跟他碰面。他常邀特芮丝去看电影，但她只去了一次。她心情烦躁，只想自己到处逛，随意看看，想想事情，因为天气太冷，风太大，没办法在户外素描。而且一开始吸引她的景色现在已经变得没有新意了，不能拿来当素描的主题，都是因为这些景象她已经看了太多次，等待了太久。特芮丝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图书馆报到，坐在桌旁边看六七本书，然后才绕路回去。

她回到居所，只是为了过一会儿后继续外出闲逛，让自己在一阵阵寒风下冻僵，或让风带她沿街前行。要是没有风，她就不会继续走。有扇窗户流露出灯光，她看见里面有个女孩坐在钢琴边；另一扇窗里面有个男人在大笑；她又在另一扇窗里看见一个女人在缝东西。她想起自己连一通电话也不能打给卡罗尔，想起自己现在甚至不知道卡罗尔此刻在做什么。她觉得比风还要虚空。她感觉到卡罗尔的信中还隐瞒了某些情节，没有把最糟糕的事情告诉她。

在图书馆里，她看着书里欧洲的照片，有西西里的大理石喷泉、阳光下的希腊古文明遗迹，想像自己和卡罗尔有朝一日是不是真的会到这些地方游览。她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包括两人首度横跨大西洋的旅程，还有每个早晨，不管在哪里，她从枕头上一抬起头就可以看到卡罗尔的脸，知道那天属于她们两人，没有任何事情会拆散她们。

还有那件美丽的东西，在街上一家她没去过的古董店里阴暗的窗户边，立即震慑她的心灵和肉眼。特芮丝盯着那件东西，感觉到那件东西消弭了心里无名的、早已遗忘的渴望。这件物品的瓷质表面上用彩色亮釉漆着明亮的小小菱形图案，颜色有红、蓝、深红和绿色，轮廓则是和丝绣一样闪亮的金色，即使覆盖在一层薄薄的灰尘之下，看起来依旧美丽。旁边还放了一只金戒指。这是一个小小的蜡烛台。她想，这个蜡烛台是谁做的，又是为了谁而做的？

隔天早晨她回到这家店，买下这件美丽的物品，想要送给卡罗尔。理查德寄来的信也在那天早晨从科罗拉多泉市转寄过来。特芮丝坐在街上的石凳上，把信打开。图书馆就在那条街上。理查德用公司的信纸写信：桑姆科罐装瓦斯公司。烹饪、热能、制冰。理查德的名字出现在最顶端，职务是杰弗逊港分公司总经理：

亲爱的特芮丝：

我要感谢丹尼告诉我你现在人在哪里。你或许认为我这封信对你来说没有必要，也许对你来说真的是如此；或许你还没脱离我们那天在咖啡店谈话时你所身处的迷雾。但我认为有必要把事情讲清楚，那就是：我现在的感觉和两个礼拜之前已经不一样了。上次我出于冲动写信给你，那时就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我也知道你不会回信，我也不期待你回信。当时我已经清楚知道，我不再爱你了。我现在对你的最大感觉，也是我一开始就对你怀抱的感觉，那就是厌恶。我厌恶你，是因为你和那女人纠缠不清，而且因此把所有人都置之不顾。我也相信你和她的关系非常病态，非常可悲。我知道你和她不会长久，我从一开始就这样说过了。遗憾的是，这段关系结束后别人也会很厌恶你；至于他们会有多厌恶你，那就要看你现在虚掷生命到什么程度来决定了。你和她的关系既幼稚又欠缺坚固的根基，就如同仰赖没有营养的糖果或者其他东西过日子，而不吃有益生命健康的粮食一样。

我现在常想我们放风筝那天你问我的问题。我真希望我当时就先采取行动，不要让事情演变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当时我还爱你，还愿意出力拯救你。现在我不爱你了，也不愿再出力救你了。

大家还是跑来问我你的事情。你要我告诉他们什么呢？我打算把真相告诉他们，只有这样才能让我摆脱这件事，我再也无法背负这件事情了。我已经把你留在我家里的东西寄回你的公寓，如今我只要稍稍想到你，稍稍想到必须与你联系一下，都会把我弄得心情低落；一切与你相关的东西，我碰都不想碰，更不想碰你这个人。我现在可是出于理智才说这些话的，不过我认为你大概一个字也听不懂，我觉得你只能听懂以下这句话：我再也不想和你有牵连了。

她可以想象理查德写这封信时，柔软的薄唇必定紧绷成一条直线，而且上唇也会产生细小的、绷紧的皱纹。顷刻间她仿佛清楚看到了他的脸，但一晃他的脸庞又消失了，已经模糊且远离；而理查德这封信带来的纷纷扰扰，现在也已经模糊而遥远了。她站起来，把信放回信封，然后继续往前走，希望理查德就这样把自己给彻底忘记算了。但她只能想象理查德用一种热切的、亟欲与人分享的奇特态度，到处去讲她的事情；这种奇特的态度，她离开纽约之前就看到过了。她想象着某天晚上理查德在帕勒摩酒吧，把她的事情讲给菲尔的那种画面，也想象着他告诉凯利一家人的画面。不管他怎么说，她可是一点都不在乎。

现在大概十点了，新泽西时间是十一点，她不知道卡罗尔在做什么呢？正在听着陌生人对她的指控吗？正在想念自己吗？卡罗尔现在有时间想念她吗？

那天天气很好，冷冽无风，阳光当空照耀。她也可以开车到外面走走，已经三天没用车了，但马上又明白自己并不想开车。有天她收到卡罗尔的来信之后心情大振，开着车在前往戴尔急流镇的笔直道路上狂飙到九十码，不过这也好像是很遥远的记忆了。

她回到库柏太太家的时候，另一位房客布朗先生正好站在前面走廊上，坐在太阳底下，双腿用毯子包着，帽子下拉盖住眼睛，好像在睡觉一样。但他还是大喊道：“嗨，你好，我的姑娘！今天好吗？”

她停下来和他聊了一会儿，问他关节炎的情况如何，想要学学卡罗尔对弗兰奇太太的客气态度。他们聊了些事情，彼此都大笑起来，她走回房间时仍在微笑着。然后她看见了天竺葵，骤然终止了她的好心情。

她细心地为天竺葵浇水，把它放在窗台上，尽量让天竺葵晒到阳光，但上面最小的叶子尖端已经变成褐色了。这个盆栽，是卡罗尔在迪莫伊上飞机之前替她买的，当时还有盆常春藤，但已经死了（花店的店员已经警告过她们，常春藤很脆弱，不过卡罗尔还是买了它）。特芮丝也很怀疑天竺葵能不能活下来。可是库柏太太栽培的各式植物依旧在窗边生长得相当茂盛。

“我在城里到处走，”她写信给卡罗尔说，“只希望我自己能够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进，就是往东，最后走到你身边。卡罗尔，你什么时候才能来呢？或者我该去找你？和你分离这么久，我真的无法忍受……”

隔天她就得到了答案，有张支票从卡罗尔的信里跑出来，飘到库柏太太的客厅地板上，支票上写着两百五十元。卡罗尔在信里说（她的字体里面长形的圈圈比较松散，比较飘逸，小写的t字横线条则充分向左右延伸）说未来两周内她都不可能出门。那支票是让她飞回纽约，或者把车子往东开回去的。

信里面最后一段写道：“我觉得你搭飞机会比较好。现在就来，别再等了。”

这封信是卡罗尔在匆忙间写的，可能是抓住一时半刻的空当时间写的，但其中有种冷漠的感觉，吓到了特芮丝。她走出去，茫然地走到角落里，还是把前一晚写的那封信投入了邮筒。那是一封沉甸甸的信，信封上贴了三枚航空邮票。她大有可能在十二小时之内就看到卡罗尔，但这样想又没有带给她太多安慰。她是否应该今天早上就离开？还是今天下午？他们会对卡罗尔怎样？她猜想，如果现在就打电话给卡罗尔，卡罗尔会不会生气？如果她这么做，会不会往整个不利的局势里又增添额外的危机？

她现在人在外面，找了张桌子坐下，桌面上放着咖啡和柳橙汁。之后她看了手里另一封信，她认出左上角那种潦草的字迹，是罗比谢克太太寄来的。

亲爱的特芮丝，

非常感谢你上个月寄来的美味香肠，你真是个善良又甜美的女孩，我想在此对你表示感谢，你人真好，在这么长的旅途中还会想到我。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些漂亮的明信片，特别是从苏族瀑布寄来的那张大明信片。南达科他如何呢？有没有看见山和牛仔？我从来没有机会出门去旅行，只去过宾州。你真是个幸运的女孩，年轻、漂亮又善良。我还在店里工作，店里一切如常，每件事都一样，只不过现在天气比较冷。你回来的时候务必来看我，让我替你煮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不是从熟食店买来的现成食物。再次谢谢你寄来的香肠，我吃了好几天，真的是又独特又好。诚挚祝福。你真诚的朋友。

露比·罗比谢克

特芮丝滑下了凳子，在桌上放了点钱付账，然后一路跑到战士饭店打电话，听筒贴着耳朵耐心等待，听到电话在卡罗尔家里响起，但没有人接。电话响了二十次，还是无人接听。她也想到要打给卡罗尔的律师弗雷德·海梅斯，后来又决定不要这么做。她也不想打给艾比。

那天正下着小雨，特芮丝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等着下午三点的到来，她想等到三点的时候再打给卡罗尔。中午时分，库柏太太为她端了一盘午餐进来，特芮丝什么东西也吃不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库柏太太还以为她病了。

到了五点，她还在尝试联络卡罗尔。最后电话铃响终于停了，线路里面出现一团混乱，有好几个接线生同时发话，彼此询问这通电话到底是怎么转接的。特芮丝听见话筒另一端的卡罗尔传来第一句话是“好，妈的！”。特芮丝笑了起来，手臂也突然不痛了。

“喂？”卡罗尔突然说话了。

“喂？”通讯很糟糕。“我收到信了，有支票的那封信。卡罗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什么？”

卡罗尔的声音好像一直受到干扰，连续的杂音一再重复。“特芮丝，我认为电话应该是被窃听了……你还好吗？要回来吗？我现在不能谈太久。”

特芮丝不发一语，皱着眉头。“好，我想我今天就可以离开了。”然后她脱口而出，“卡罗尔，怎么回事？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了，我完全不明白状况！”

“特芮丝！”卡罗尔硬是把特芮丝的话切断，就像把话删除一样。“你回来好吗？这样我才可以跟你详谈。”

特芮丝认为她听到卡罗尔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但是我现在就想要知道状况。等我回去时，你能跟我见面吗？”

“特芮丝，你要坚持下去。”

她们以往是用这种方式交谈的吗？这是她们所使用的话语吗？“那你能撑下去吗？”

“我也不知道。”卡罗尔说。

一阵寒意袭上特芮丝的手臂，直透入握着电话的手指。她觉得卡罗尔在恨她，因为那是她的错，她犯了愚蠢的错误，让佛罗伦斯找到那封信。可能已经有状况发生了，所以卡罗尔不能，甚至不想再见到她。“法庭的事情，开始了吗？”

“已经结束了，我写信告诉过你。我现在不能再说了，再见，特芮丝。”卡罗尔还在等她回话。“我现在要说再见了。”

特芮丝慢慢地把听筒放回电话上。

她在饭店大厅里站着，盯着柜台四周模糊的人影，把卡罗尔的信从口袋里拿出来再读一次，但卡罗尔的声音变得更近，卡罗尔不耐烦地说：“你回来好吗？这样我才可以跟你详谈。”她把支票拿出来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支票撕掉，将碎片放进黄铜垃圾桶里。

等她回到住处，再一次见到自己租来的房间时，眼泪才落了下来。双人床的中间凹陷了一处，一叠卡罗尔寄来的信放在桌上。这个地方，她连一晚都待不下去了。

她要找个饭店过夜，就算卡罗尔电话里提到的信隔天早上没有抵达，她也会离开这个小城。

特芮丝把手提箱从衣柜里拖下来，放在床上打开。白色手帕折好的角从一个口袋里冒了出来，特芮丝把手帕拿出来，拿到鼻子边，想起在迪莫伊那天早晨卡罗尔把手帕放在那里，上面还有少许香水的余味。她也想起卡罗尔当时开着玩笑把手帕放在那里，她也跟着笑了一番。特芮丝把一只手放在椅背上，另一只手紧握成拳，漫无目标地上下晃动着。她只能感觉到一片模糊，就像眼前的桌面一样模糊，就像她皱眉凝视卡罗尔寄来的那些信一样模糊。突然间，她把手伸向靠在书桌后部书上的一封信，虽然这封信就在眼前，但她却还没有读过。特芮丝把信打开，这就是卡罗尔在电话里所说的信，信很长，有些信纸上的墨水字迹是淡蓝色的，有些则是黑色，有些字句已经用笔划掉了。她读了第一页，然后又从头再读了一次。

星期一

亲爱的，

我甚至连开庭那天都没有出席。今天早上他们把哈吉想用来对付我的东西先看了一遍。对，他们把我们的对话录下来了——就是在滑铁卢的对话。有了这种东西当证据，就算我出庭也于事无补了。我应该要感到羞愧，我并非为我自己而羞愧，而是我的孩子，更不用提我不希望你必须要出席的想法。今天早上的情况非常简单，我就是投降了。律师说，现在重要的是我将来想做什么，这一点就会决定我未来还能不能看到我的孩子，因为哈吉现在可以轻易地取得她的监护权。问题就在于，我会不会和你断绝关系（他们还说，我也应该和其他像你一样的人断绝关系！）。他们没有把话说得很明白，不过有十几个人同时开口，场面真的很像末日大审判的情况。他们提醒我说我有责任，还提醒我考虑我的处境，还有我的未来。（他们究竟是把什么样的未来绑在我身上？六个月以后，这些人还会回头检视我的未来吗？）我告诉他们说，我不会和你见面了。我在想，不知你能否理解这种情形，特芮丝，你还这么年轻，甚至从来没有体验过被母亲尽其所能地照顾。就因为我承诺他们说不再和你见面了，所以他们给了我一个很棒的赏赐：每年我有权利与我自己的孩子相处几个礼拜。

几个小时后——

艾比来了。我们谈到了你，她要我代她问候你。艾比再度提醒了我几件我已经知道的事情：你还很年轻，你仰慕我。艾比认为我不应该把这封信寄给你，应该在你来的时候亲自告诉你才对。我们还为此而大吵了一架。我告诉她，她不像我这么了解你；在某些事情上，我也认为她不如你那么了解我，她不了解的就是情感的部分。亲爱的，我今天真的不太快乐，现在正在喝裸麦威士忌，我知道你一定会告诉我说，这种酒只会让我变得更沮丧。不过我和你共同生活了这几个礼拜，其实我的心里还没做好准备来处理眼前的状况。我们相处的日子非常愉快，相信你比我还清楚这点。虽然我们的关系目前只是开了个头，但我在这封信里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有了这个开始，接下来的事情你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应该知道，永远注定不会知道了。我们两人从来没吵过架，向来就认为我们在这世间所求所想的，就是彼此厮守在一起而已。我不知道你爱我多深，但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两人相处的甜美时光，只是个开始而已。我们相处的时间这么短暂，或许对你产生的影响比较小；你曾说过，不管我变得怎样，不管我说话再粗，你依然爱我。我在此也要说，我爱你，整个你，过去的你，未来的你。我说的这些话，如果那些人听得懂，如果能改变任何事情，那我也一定会在法庭上公开这么说的，我毫无畏惧，并不害怕这样说。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我写这封信给你，希望你能体谅我的所作所为，体谅我昨天为什么会告诉律师说我不再跟你见面了，体谅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些人说我不再跟你见面了。如果我认为你不能体谅我，如果我认为你现在不想回来，那我就是低估了你。

特芮丝停下来，然后站起来，慢慢走到她的写字桌前。是的，她能理解卡罗尔寄这封信给她的原因，因为卡罗尔爱她的孩子，更甚于爱她。也因为这样，那群律师才能够打击她，强迫她做出他们希望她做的事。特芮丝不敢想像卡罗尔被迫做出决定的样子，但这种光景就出现在卡罗尔的信中。特芮丝知道，卡罗尔投降了。有一瞬间，她有种古怪的感觉，认为卡罗尔只把自己的一小部分投注在她身上。她也因此突然觉得两人密切相处的这一个月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谎言，裂缝产生，世界倾覆。但接下来她又不相信事情是这样的。不过事实俱在，卡罗尔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小孩。她盯着桌上理查德写来的信，感觉到她想对他说的一字一句，在内心如潮水汹涌而来，这些话她从来没对他说过。他到底了解她多少？他到底了解过她多少？

……又夸大，又被低估。（她读着又一页卡罗尔的信）对我而言，亲吻以及男女床笫的愉悦，这两件事情之间似乎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举例而言，亲吻并不应被低估，亲吻的价值也不能被任何人所断定。我在猜想，这些男人是不是以“自己的行为能否制造出小孩”为标准，来衡量愉悦的程度呢？如果他们的行为能制造出小孩的话，他们就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可以从中获得更大程度的愉悦。我现在说的，毕竟是和愉悦程度有关的问题，但如果要争辩“冰淇淋甜筒”和“足球比赛”两者之间的差别，或者贝多芬的四重奏和《蒙娜丽莎》这件作品之间，何者能够产生比较多的愉悦，那又有什么用呢？这个问题还不如留给哲学家讨论吧。但是这些男人的心态是，我这种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不是疯了就是盲了（我想，这些男人的心里面还有一点遗憾，遗憾像我这么一个美丽的女人，男人竟然得不到），有些人会把“审美标准”加入讨论之中，我指的当然是把这个标准加诸在我的身上。我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想争论这件事的话，只会引人发笑罢了。但我没有提到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更是没有任何人想到的一点就是，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间的亲密关系，是否有可能是绝对且完美的？这种绝对和完美，从来没有出现在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之间。有些人要的，是否就是这种绝对而完美的关系呢？而其他人只是渴望男女之间善变又不确定的感情。昨天有人说，或至少暗示我说，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会让我坠入人类邪恶和堕落的深渊。的确，自从他们把你从我身边夺走后，我就已经深深沉沦了。事实上，如果我继续这样下去，持续受到监视，持续被人攻讦，永远无法长时间拥有一个人，到头来我对其他人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表面，那样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堕落。或者说堕落的本质，就是逆着自己的天性生活。

亲爱的，我对你倾吐了这一切（卡罗尔把下一行划掉了），你对于你自己未来前途的掌控，一定比我好多了，让我成为你的错误示范吧。假如你现在受到的伤害，已经超越了你认为你所能承受的程度，假如我们之间的事情会让你（无论是现在或将来）怨恨我，那我就不应该觉得遗憾。我就是这样跟艾比说的。正如你说过的，我可能就是那个你注定要与之相遇的人，而且是唯一的那个人，你当然可以把这一切事情都置之脑后不管。但如果你心里还想着我们两人的关系，尽管现在遭逢到的失败及挫折，我知道你那天下午说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关系，不需要演变成这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真的想在你回来之后跟你聊聊，除非你认为你办不到。

你种的盆栽还在后院长得很好，我每天替这些植物浇水……

特芮丝再也读不下去了。她听到门外有一阵脚步声缓缓走下楼，穿过客厅，脚步声远去时她打开门，站了一会儿，挣扎着抑制一股直接走出这幢房子，把一切都丢下不管的冲动。然后她走过客厅，来到后面库柏太太的门前。

库柏太太应门时，特芮丝把她先前准备好的话都说出来了，也就是自己当晚就要离开。她看着库柏太太的脸，库柏太太好像没有在听她说话，只是对自己所见到的景象加以回应。突然之间，库柏太太似乎成了特芮丝自己的倒影，她就是不能这样转身就走。

“嗯，我很遗憾，贝利维小姐。要是你的计划出了差错，我很遗憾。”她说，脸上只露出惊讶和好奇的样子。

随后特芮丝回到房间开始打包。躺在行李箱底部的是折好、压平的厚纸板模型，然后是她的书。一会儿之后，她听到库柏太太慢慢走近她的房门，好像拿着什么东西一样。特芮丝想，要是她端来另一盘食物，自己一定会尖叫起来。库柏太太敲门。

“亲爱的，要是有信寄来，我要把你的邮件转寄到哪里？”库柏太太问。

“我还不知道，我会写信让你知道。”特芮丝直起身来，只觉得头昏眼花，而且想吐。

“你今晚就要动身回纽约了，是吗？”库柏太太把六点过后的时间全部通称为“晚上”。

“还没有，”特芮丝说，“我只是要赶一点路。”她已经无法忍受独自一人了。她看着库柏太太的手，放在腰带以下的灰色格子花纹围裙里，使得围裙都鼓了起来；她看着破掉的家居软鞋放在地板上，磨得像纸一样薄。这双鞋在她还没有来这里之前，就已经踏在这些地板上好多年了，而且在她离开之后，还会继续走在同样的路径上。

“嗯，别忘了把你的后续状况告诉我。”库柏太太说。

“好。”

她把车开到一家饭店，并不是那家她一直给卡罗尔打电话的饭店，而是另外一家。然后她出去散步，觉得有点烦躁，一直避免走到以前她和卡罗尔一起走过的街道上。她想，她应该把车开到另一个小城里，于是停了脚步，有点想要走回车上。可是她又继续走着，也不在意自己到底置身何处。她一直走，走到自己觉得好冷。最近的取暖地点就是图书馆。她经过达屈的餐厅，往里面瞧了一眼，达屈也看到她了，他的头还是一样倾斜着，仿佛必须先往下看，才能看到窗户外面的她。他笑了，对她挥挥手，她也不由自主地挥手，算是道别。此刻她突然想起自己在纽约的房间，连衣裙还挂在长沙发上，地毯的角卷了边。她想，真希望现在就可以伸手出去把地毯拉平。她站在街上，往前看着逐渐变窄、看来稳固又有圆形街灯的大街。有个人沿着人行道朝她走来。特芮丝走上图书馆的阶梯。

图书馆员葛拉汉姆小姐一如往常地欢迎她，但特芮丝并没有走进阅览室。今晚只有两三个人在里面，秃头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他常坐在中间的桌子旁。以往有多少次她口袋里放着卡罗尔寄来的信，坐在那个房间里面呢？就好像卡罗尔在她身边一样。她爬上楼梯，经过二楼的历史和艺术区，往上走到她以前没去过的三楼，那里有一个看来满布灰尘的大房间，墙边有玻璃面的书橱，还有一些油画以及大理石半身像。

特芮丝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放松身体，感到一阵疼痛。她趴在桌上，把头枕在手臂上，突然觉得全身疲软，昏昏欲睡。可下一秒钟，她又把椅子推开站起来，感觉到连发根都因为恐惧而刺痛。其实她一直都在设法假装卡罗尔还没有离开她，假装她回纽约时就会见到卡罗尔，然后所有的情况都会和以前一样，也必须和以前一样。她紧张地环顾四周，仿佛在寻找某种矛盾，某种补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可能会自动碎成一片片的，或者会冲破房间对面的窗户玻璃。她看着荷马毫无生气的半身像，尘埃略微勾勒出他因好奇而扬起的眉毛线条。她转向门边，这才注意到门楣上的画像。

她本来想，这幅画只是类似的东西，而不是原作，不是真的。可是她认出这幅画了，深深撼动了她，越看就越明白这幅画就是一模一样的那幅，只是尺寸大了不少。她小的时候就看过这件作品，它就放在通往音乐室的走廊上，后来才被搬走。画里是个微笑的女人，身穿宫廷式的华丽服饰，手就摆在脖子下方，骄傲的头半转过来，仿佛画家正好捕捉到她的动作。这么一来，她那两只耳朵下方悬垂的珍珠耳环，看来也好像在晃动着。她认出了那张被塑造得短而坚毅的脸颊，厚实的珊瑚色双唇对着角落微笑，细窄的眼睛像是在嘲弄他人。坚挺但不算很高的额头，即使在画像中看来也有点突出于活灵活现的眼睛上方，那双眼睛可以预知万事万物，可以同时散发出同情关切以及嘲弄讪笑的眼神。那就是卡罗尔。她一直盯着这幅画作，无法转离视线，而画里的那张嘴正在微笑，眼睛对她投以嘲弄的目光。最后一道面纱也揭开了，显露出嘲弄和幸灾乐祸的表情，背叛已然完成，只留全然的满足。

特芮丝颤抖着，倒抽了一口气，跑过画像直奔下楼。在楼下的走廊里，葛拉汉姆小姐对她说了些话，一个急切的问题，特芮丝只听到自己的回答就像白痴的喃喃自语，因为她还在喘着气，拼命想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她跑过葛拉汉姆小姐旁边，然后就冲出图书馆了。

第二十二章

在街区的中间，她推开一家咖啡店的大门，却听到店里正在播放她以前和卡罗尔不管到哪里都会点播的一首歌，于是她又把门关上，继续往前走。音乐是活的，但世界是死的。她想，总有一天那首歌也会死去，但是这世界要如何复活呢？生命的滋味要如何回复呢？

她走回饭店房间，把毛巾浸上冷水盖在眼睛上。房间里很冷，所以她脱了衣服和鞋子，就上床了。

外面，有个刺耳的声音被空旷的空间所缓和，大叫着：“来买《芝加哥太阳报》喔！”

然后是一片静默。她想要入睡，疲惫感正在轻轻摇晃着她，令她觉得不舒服，像喝醉了一样。外面走廊上传来声音，有人说到放错一件行李。她躺在那里，用那条沾湿了、闻起来有药水味道的毛巾盖在肿胀的眼睛上，一种无力感征服了她。外面的声音在争执，她感到自己的勇气和意志力已经耗尽。在仓皇中她试着想象外面的世界，想起丹尼还有罗比谢克太太，想起鹈鹕出版社的弗兰西斯·科特，想起奥斯朋太太，还有她自己还在纽约的公寓。她的心智拒绝继续思索，却也停歇不下来；她的理智和她现在的心一样，不肯放弃卡罗尔。这些脸孔汇聚在一起，就像外面的声音一样。还有，艾莉西亚修女的脸、她母亲的脸也出现了。她想起在学校里睡的最后一间房间。她想起自己一大早偷溜出宿舍，像小动物一样狂奔过学校草坪。她想起有次看见艾莉西亚修女发狂似地跑过操场，白色的鞋子闪闪发光，就像鸭子穿梭经过茂密的草丛一样，好几分钟之后她才明白过来，艾莉西亚修女正在追着一只逃跑的鸡。她还想起有次在她母亲朋友的家里，她伸手去拿一块蛋糕，不小心把盘子打翻在地上，她母亲打了她一巴掌。她又看到学校大堂上的画像，那幅画有了呼吸，还有动作，就像卡罗尔一样，对她发出讥讽，对她冷酷以待，而且跟她断绝关系，仿佛某种邪恶又注定出现的目的已经达成。特芮丝的身体因为恐惧而紧绷了起来，外面走廊上的对话还在一直继续下去，传来尖锐的、令人心惊的声音，宛如池塘上的浮冰碎裂一样，落在她的耳边。

“你说你这样是什么意思？”

“不是……”

“要是你真的这样，行李箱就应该在楼下的行李寄放处……”

“喔，我告诉过你……”

“可你希望我搞丢一个行李箱，好让你不会丢掉你的工作！”

她在脑海里为每个短句附加上意义，就像进度落后的、慢吞吞的翻译者一样，最后终于摸不着头绪。

她在床上坐了起来，噩梦的结尾还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房间几乎是全暗的，角落里潜伏着深重的阴影。她伸手去摸灯的开关，在灯光下半闭着眼睛。她把两毛五分钱铜板丢进嵌在墙上的收音机里，一听到收音机出现声音，立即把音量调大。是个男人的声音，之后开始放起快节奏的、听起来有东方风味的乐曲，也是以前在学校音乐欣赏课上听过的乐曲。她想起这首作品就是《波斯市场》，起伏的旋律总是让她联想到骆驼在走路，听到这首曲子，让她回忆起儿童之家小小的房间，墙上悬挂着取材自威尔第歌剧作品主题的插画。她在纽约的时候，也偶尔听到过这首曲子，但从来没有和卡罗尔一起去过。自从她认识卡罗尔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过或想到它过了。但现在音乐就像一座桥一样逐渐出现，跨越时间，又没有真正碰触到任何具体的事物。她从床边桌上拿起卡罗尔的木制拆信刀，她们在打包行李的时候，这把刀不知怎么搞的就跑进了她的行李箱。她触摸着刀柄，用手指在边缘摩挲着。触摸这个物体所获得的真实感并没有确认卡罗尔这个人的存在，反而更像是消除了她曾经存在的事实；触摸这把刀所获得的真实感并没有唤起太多她心里对卡罗尔的感觉，不如她们两人从来没有一起聆听过的乐曲更能让她想念着卡罗尔。她一面想着卡罗尔，心里还糅杂着一股扭曲的厌恶感，卡罗尔就好像是沉默又平静的遥远之地。

特芮丝走到洗手台用冷水洗脸。如果可以的话，她隔天就该找份工作上班了。她想要留在这个地方，工作两个礼拜左右，不要光躲在饭店里面哭泣。她也该写信给库柏太太，告诉她这个饭店的名字，只是单纯出于礼貌，纵使她不想，也必须这样做。她在苏族瀑布收到哈凯维的来信，内容礼貌而含蓄，她思索着自己是否应该再度写信给他。“……你回到纽约后，我很乐意再度与你相见，但今年我暂时不能给你任何承诺。不过等你回来后，倒可以考虑去见见联合制作人奈德·柏恩斯坦先生。他或许更有资格告诉你目前在剧场设计圈子里的情况……”算了，她不会再为了那件事写信了。

在楼下，她买了一张密歇根湖的风景明信片，刻意在上面写些愉快的讯息，寄给罗比谢克太太。她写这些讯息的时候，也明白它们看起来很虚伪，等她把明信片投进邮筒之后，突然感到身体精力旺盛，脚趾几乎都在跳跃着，迈步快走的时候血液里充满了活力，温暖了她的脸颊。她知道，自己和罗比谢克太太比起来要自由多了，有福气多了，她笔下写出的东西其实并不虚假，因为她拥有着这一切，她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视力半盲，也没有感到痛楚。她站在一家店的橱窗边，很快补好了口红。一阵风吹来，她停住脚步让自己站稳。但在这阵冷风中，她可以感觉到春天的内核，就像一颗内在温暖又年轻的心脏一样。次日早晨她就开始找工作，先靠着剩下来的钱过活，把赚到的钱存起来带回纽约。当然，她也可以打电报到她开户的银行，提出户头里剩下的钱，但她不想这样。她想要用两个礼拜的时间在一群她不认识的人当中努力工作，做其他一百万人也在做的工作，站在这些人的角度来看世界。

她看见一则柜台接待兼文件归档员的征人启事，启事上说应征者不需要太多的打字技能，有意者来电亲洽。联系后对方认为她可以胜任，她也花了整个早上学会了归档的工作。然后其中一个老板用完午餐后走进办公室，说她想要的人最好具备基本的速记技能，特芮丝恰好不会速记，学校只教过她打字，没教她速记，所以这份工作就吹了。

那天下午她再度看遍征人启事栏，然后想起距离饭店不远的锯木工厂外墙上贴了个招牌：“征女性，担任办公室行政及存货管理。一周四十元。”如果他们没有要求速记，她也许能胜任。她走到锯木厂边强风吹过的街道时已是下午三点了。她抬着头，让风把她的头发从脸上往后吹，想起卡罗尔说过，我喜欢看你走路的样子，远远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好像只有五英寸高，就走在我的手掌上面。在风声的呢喃中，她听见卡罗尔柔软的声音，却变得紧张起来，还掺杂着苦涩与恐惧。她走得更快了，还跑了几步，仿佛这样就可以跑离爱情、憎恨与厌恶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她的思绪慌乱了起来。

锯木厂的一角有个小小的木头办公室，她走进去，见到了赞布洛斯基先生。他是个动作很慢的秃头男人，戴着一只金色怀表，表链横越他的身体正面。特芮丝还没问他应试者是否需要具备速记技能，他就主动说这里不需要这项技能。他还说，今天下午和隔天就是试用期。隔天有另外两个女孩进来应征，赞布洛斯基先生也记下了她们的名字，但是隔天还不到中午，他就告诉特芮丝说，这份工作是她的了。

“假如你可以早上八点上班的话。”赞布洛斯基先生说。

“我没问题。”那天早上她九点才来的，但是如果他要求的话，就算是早上四点她也会准时出现。

她的工作时间是八点到四点半，工作内容只是检查伐木场送到这里的货品和他们的订货单是否相符，然后写信确认。她从办公桌边看不到什么木材，但空气里一直飘着木材的味道，仿佛锯子才刚切开白色松木板的表面。她也可以听到卡车开进锯木厂时，木材跳动、摩擦的声音。她很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赞布洛斯基先生，也喜欢跑来办公室火炉旁边暖手的伐木工人和卡车司机。有个伐木工人叫史蒂夫，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蓄着金色的胡茬，好几次邀她到街上的餐厅吃午餐，也邀她礼拜六晚上跟他约会，但特芮丝不希望整个晚上都跟他或其他任何人在一起。

有天晚上，艾比打电话给她。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打了两次电话到南达科他，最后才找到你？”艾比有点生气地说，“你在那里干什么？什么时候才回来？”

听见艾比的声音，一下子把她拉近到了卡罗尔身边，就好像亲耳听到卡罗尔说话一样。艾比的声音也让特芮丝的喉咙出现了空洞的紧绷感，好一会儿她连话都讲不出来。

“特芮丝？”

“卡罗尔在你旁边吗？”

“她人在维蒙特，生病了。”艾比粗哑的声音说道，声音里没有一丝笑意。“她在休息。”

“是不是她病到不能打电话给我？艾比，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她的病情有没有好转，还是恶化了呢？”

“好转了。你为什么不打给她问问看？”

特芮丝捏紧着话筒。对，她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卡罗尔？因为她一直在想着一张画像，而不是想着卡罗尔。“她怎么了？她……”

“问得好。卡罗尔已经写信告诉你事情的经过了，对吗？”

“对。”

“嗯，你要她像橡皮球一样到处弹吗？还是要她跑遍全美国到处追你？你以为这是什么？捉迷藏游戏吗？”

上次和艾比吃午餐时谈到的话，现在回头来再度重击了特芮丝。在艾比眼中，整件事情都是她的错。佛罗伦斯找到的信只是她犯下的最后一件大错。

“你什么时候才回来？”艾比问。

“大概还要十天，除非卡罗尔想早点用车。”

“她还不需要，十天之内她还不会回家。”

特芮丝逼着自己说：“那封信，我写的那封信，你知道他们是在之前，还是在之后找到的吗？”

“在什么之前？在什么之后？”

“在侦探开始跟踪我们之后。”

“他们是在侦探开始跟踪你们之后才发现的。”艾比叹了口气说道。

特芮丝咬着牙。艾比怎么看她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卡罗尔怎么想。“她在维蒙特哪里？”

“要是我是你，就不会打给她。”

“你不是我，而且我想打给她。”

“别打给她，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可以帮你传递讯息，这很重要。”然后是一阵冰冷的沉默。“卡罗尔想知道你需不需要钱，还有车怎么样。”

“我不需要钱，车子很好。”她必须再问一个问题，“琳蒂对这件事知道些什么？”

“她知道离婚的意思，她也想和卡罗尔住在一起，不过这样也没办法让卡罗尔好过一点。”

很好，很好，特芮丝想这么说。她不会打电话麻烦卡罗尔，也不会写信给卡罗尔，只有在车子出了状况时她才会写信。她放下话筒时，整个人都在发抖，然后又立刻拿起话筒对柜台说：“我这里是六一一号房，麻烦不要帮我转接长途电话了。任何长途电话都不要帮我接进来。”

她看着床头桌上卡罗尔的拆信刀，这把刀现在就代表着卡罗尔这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有雀斑，一颗牙齿的边上缺了个口的卡罗尔。她还亏欠卡罗尔这个人任何事情吗？就好像理查德说过的，是卡罗尔在玩弄她吗？她还记得卡罗尔的话：“如果你有丈夫和小孩的话，情况就有点不同了。”她对着拆信刀皱了皱眉头，觉得很疑惑，为什么突然间这把刀又变成了单纯的一把刀，为什么突然间不管她将这把刀子留下来或丢掉，对她都无所谓了。

两天后艾比寄了一封信给她，里面有一张一百五十元的支票，艾比吩咐她“别在意”这张支票。艾比说她和卡罗尔谈过了，卡罗尔希望听到她的消息，她也把卡罗尔的地址给了特芮丝。艾比信里的口气相当冷淡，但这张支票的心意却不能说是冷淡。特芮丝知道，卡罗尔并没有要求艾比寄支票给她。

“谢谢你的支票，”特芮丝回信说，“你人真是太好了，但我不需要，也不会用掉。你提到我可以写信给卡罗尔，但是我认为我不能，也不应该这样做。”

有天下午，她下班回来时，看见丹尼坐在饭店大厅里，她几乎不敢相信。那个从椅子上起身微笑，慢慢走向她的黑眼珠年轻人，真的是丹尼？她看到他蓬松的黑发，翻起来的外套衣领把黑发稍微弄乱了，又看到他左右对称的、笑得很开的笑容。好熟悉的景象，仿佛前一天还见过他。

“你好，特芮丝，”他说，“惊讶吗？”

“非常惊讶！我已经对你不抱希望了，已经有一两个礼拜没你的消息了。”她记得他说过他会在二十八号离开纽约，而那一天正好是她抵达芝加哥的日子。

“我也差点就不对你抱任何希望了，”丹尼笑着说，“我在纽约耽搁了一下，我想这样也算幸运吧，因为我一直要打电话给你，结果你的房东太太把你的地址给我了。”丹尼一直紧抓着她的手肘，两人慢慢走向电梯。“特芮丝，你看起来气色好极了。”

“是吗？我真的很高兴能看到你。”他们前面有台电梯开着门。“你要不要上我房间来？”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还是现在太早了呢？我今天还没吃午餐呢。”

“那样的话当然不会嫌早。”

他们走到一个特芮丝知道专卖牛排的餐厅。丹尼通常不太喝酒，但这次他甚至点了杯鸡尾酒。

“你一个人在这里吗？”他问，“你在苏族瀑布的房东太太告诉我，你是一个人离开的。”

“卡罗尔最后不能出来了。”

“喔。所以你决定在外面待久一点吗？”

“对。”

“待到什么时候？”

“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我就要回去了。”

丹尼一面听着，一面用他温暖的黑眼睛盯着她的脸，没有显露出任何惊讶之情。“你为什么不干脆往西走，不要往东回去，到加州多待一段时间。我在奥克兰找到工作了，后天就要报到。”

“什么样的工作。”

“研究工作，正是我喜欢的工作。我的考试结果比我料想的要好。”

“你是班上第一名吗？”

“我也不知道，我很怀疑。不过他们评分的方式不一样。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丹尼，我想回纽约。”

“喔。”他微笑着，看着她的头发，她的嘴唇。她突然想到丹尼从来没看过她像现在妆化得这么浓的样子。“你看起来好像一夕之间长大成熟了，”他说，“你换了发型是吗？”

“有一点。”

“你看起来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受怕的样子了，也不像以前那么严肃了。”

“我很高兴自己变成现在这样。”她和他在一起时，偶尔会觉得害羞，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亲近，这种亲近的感觉里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正是她以前和理查德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这种元素还带点悬而未知的感觉，她很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一点点盐吧，她想。她看着丹尼放在桌上的手，看着在拇指下突出来的强健肌肉。她想起那天在他房里，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真是愉快的回忆。

“小芮，你有点想我吧？”

“当然。”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对我有点意思？就像你以前和理查德那样？”他问道。他的声音里面带有一点点惊讶的口气，仿佛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好问题。

“我不知道。”她很快地说。

“你现在没有在想理查德，对不对？”

“你一定早就知道了，我没有在想他。”

“那你在想谁呢？卡罗尔？”

她突然感到自己有如全身赤裸一般，坐在那里面对着他。“对，我在想卡罗尔。”

“但现在不会想了吧？”

特芮丝很惊讶，他竟然能够完全不带有任何惊讶之情，不带有任何既定的立场来说这些话。“还在想。这件事……丹尼，我没办法跟任何人谈这件事。”她自己的声音听来既深沉又安静，就像另一个人的声音一样。

“要是你和卡罗尔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忘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觉得遗憾吗？”

“不会。我会做出同样的事吗？会。”

“你的意思是和其他人，还是和她？”

“和她。”特芮丝说。她的嘴角扬起一个微笑。

“但结局是彻底的失败了。”

“对，我的意思是，我也愿意再度经历这同样的结局。”

“而且你现在还没经历完呢。”

特芮丝一句话也没说。

“你还会不会跟她见面？你介不介意我问这些问题？”

“不介意，”她说，“不会了，我不会再跟她见面了，我也不想这样做了。”

“那其他人呢？”

“其他女人？”特芮丝摇摇头。“不会。”

丹尼看着她，慢慢地笑了。“这点很重要。或者说，这点可以让事情变得很不重要。”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特芮丝，你还年轻，以后还会改变，你以后也会忘了这一切。”

她不觉得自己年轻。“理查德有跟你谈过吗？”她问。

“没有，有天晚上他好像想说什么，但是他还没开始，我就先打断了他。”

她感觉到嘴边出现苦涩的笑容，然后吸了最后一口短短的香烟，把烟熄掉。“我希望他找得到人听他说话，他很需要听众。”

“他觉得他被甩了，自尊受伤了，不过你也别以为我和理查德一样。我认为人们都自有其生活的方式。”

她心头突然浮现出以前卡罗尔告诉过她的一句话：每个成年人都有秘密。卡罗尔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一派轻松，其实她不管说什么话都是这样。但这句话在特芮丝的脑海里烙上痕迹，无法磨灭，就像卡罗尔写在法兰根堡百货公司销售单上的地址一样。她有一股冲动，想要告诉丹尼其他的事，例如图书馆的画像，学校的画像，还有卡罗尔，她不是画像，而是个有小孩和丈夫的女人，手上有雀斑，还有说粗话的习惯，以及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变得很忧郁的习惯。另外，她还有放纵自己意志的坏习惯。卡罗尔这个女人，在纽约经历过的事情比她在南达科他经历过的更多。她看着丹尼的眼睛，看着他下巴上的V字形凹陷。她知道到目前为止，她都还在某种魔咒之下，这种魔咒让她除了卡罗尔外，看不见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现在你在想什么？”他问。

“想你在纽约说过的，东西用完之后就丢掉的话。”

“她就是这样对你的吗？”

特芮丝微笑。“是我想这样做。”

“那就去找一个你永远不想丢掉的人。”

“谁不会变老变旧呢。”特芮丝说。

“你会写信给我吗？”

“当然。”

“三个月以后才写信给我。”

“三个月？”突然之间，她明白了他的意思，“更早不行？”

“不是这样啦，”他定定看着她，“三个月的时间还不错，不是吗？”

“对，好，就这么说定了。”

“再答应我一件事——明天休假，跟我一起去玩，我明晚九点前都有空。”

“丹尼，我做不到，我要上班，而且我必须告诉老板，我下个礼拜就不做了。”她知道自己说的理由其实不够充分，或许丹尼也知道，他正看着她呢。明天她不想要和他在一起，这样会把气氛弄得太紧张了，他会让她过多地想到自己，她还没有准备好。

隔天中午，丹尼到了锯木厂，两人本来计划一起吃午餐，结果反而一整个小时都在湖滨大道散步、聊天。那天晚上九点，丹尼搭上了往西的班机。

八天后，她动身回纽约。她想尽快搬离奥斯朋太太的住处，把去年秋天之后就没再见面的朋友重新找回来。当然，还会有其他人，新的朋友。今年春天她要去读夜校，也想要完全改变自己的衣着。她的一切东西，她记得在她纽约衣柜里的每件衣服，看来都像青少年一样，看起来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衣服。在芝加哥停留时，她到处逛商店，急着寻找她现在还买不起的衣服。现在她能负担得起的，就是一个新发型。

第二十三章

特芮丝走进她的房间，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地毯的角拉平了。这个房间看来真是又狭小又悲惨，不过这就是她的房间，小小的收音机还放在书架上，枕头在长沙发上，这些东西像她很久之前写下、后来又遗忘的签名，依旧属于她这个人。那两三个挂在墙上的场景模型也是如此，只不过她现在刻意不去看这些场景模型。

她去了银行，从最后两百块钱里取出一百，买了一条黑裙子和一双鞋。

她想，明天就打电话给艾比，把卡罗尔的车子安排好。但不是今天。

今天下午她和奈德·柏恩斯坦有约，他是一出英国戏剧的制作人，哈凯维就是替他的戏剧制作场景。她整理出三个她在旅途中做好的模型，还有《小雨》的照片要给他看。就算她能在哈凯维那边谋得一个见习工作，拿到的薪水也无法过活。反正要赚钱，并不是非得去百货公司上班不可，还有其他的金钱来源。例如电视台。

柏恩斯坦先生冷淡地看着她的作品，特芮丝说她还没有和哈凯维先生谈过，还问柏恩斯坦先生知不知道哈凯维想要招收助手的事情。柏恩斯坦先生回答，那恐怕要由哈凯维自己决定，但据他所知，哈凯维现在不需要助理。柏恩斯坦先生也不知道还有哪个剧场场景工作室现在需要增雇人手。特芮丝想到那件售价六十元的衣服，还有存在银行的一百元。她已经告诉奥斯朋太太说她要搬家，所以她随时可以让别人进来看公寓。不过特芮丝还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搬到哪里。她起身准备离开，微笑着向柏恩斯坦先生道谢，谢谢他看了她的作品。

“那电视台呢？”柏恩斯坦先生问，“你有没有试过走这条路？那里入行比较容易。”

“我今天下午晚一点会去见杜蒙特[1]的人。”今年一月间，唐纳修先生给了她几个名字让她联络。现在柏恩斯坦先生又提供了更多名字。

接着她打电话到哈凯维的工作室，哈凯维告诉她说他正要出去，但她可以把她的模型放在他的工作室里，好让他明天一早就可以评估一下那些模型。

“对了，明天五点钟左右，圣·雷吉斯酒店会替吉妮薇·克莱奈尔办个鸡尾酒派对，欢迎你参加。”哈凯维说。他利落的断句语调让他柔和的声音听起来如同数学一样精确。“这样至少明天我们确定会见面。你能参加吗？”

“可以，我很乐意。在圣·雷吉斯酒店的哪个厅？”

他把邀请函念了一遍。D厅，五点到七点。“我大概六点就会到了。”

她离开电话亭的时候觉得非常快乐，感觉好像哈凯维已经邀她加入合作伙伴的行列一样。她一口气走了十二个街区到他的工作室，把模型交给那里的一个年轻人，哈凯维的助理常常换，年轻人已经不是她今年一月看到的那个人了。工作室的门关上之前，她毕恭毕敬地环顾了这个工作室，说不定他很快就会邀她加入，说不定她明天就会知道了。

她走进百老汇的一家杂货店，打到新泽西给艾比。艾比的语气完全不同了，和她上次在芝加哥听到的不一样。特芮丝想，卡罗尔的身体一定已经好多了。不过她没有问起卡罗尔的事，她打去是为了安排车的事。

“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可以去拿车，”艾比说，“但是你为什么不打给卡罗尔问一下呢？我知道她很想跟你说话。”艾比事实上是在让步。

“嗯——”特芮丝不想打给卡罗尔。她到底在怕什么？卡罗尔的声音？卡罗尔本人？“我会亲自把车交给她，除非她不希望我这样做。如果她不要我亲自把车交还给她的话，那我就再回电话给你。”

“什么时候？今天下午？”

“对，等一下。”

特芮丝回到店门口站了几分钟，往外看着骆驼牌香烟的广告，广告面板上出现了一张巨大的脸，吐出如巨型甜甜圈般的烟圈。她望着低矮灰暗、外表了无生气的计程车，像鲨鱼般在午后的车流中穿梭，又看着熟悉的餐厅及酒吧招牌、遮雨棚、阶梯和鳞次栉比伫立的窗户，望着红褐色调的小巷道里面那种混乱的场面，就像纽约数以百计的其他街道一样。她想起自己曾在西八十街某条小巷道上散步，步道是红褐色砂石铺面的，是用一层一层的人性、人生、起始、结束所铺上去的。她也记得这条街带给她的压迫感，还有她怎么匆忙跑穿过那条街，直抵外面的大道。这只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而现在，同样的街道也为她注入一种紧张的兴奋感，让她想要一头栽进去，走进有招牌和戏院遮雨棚的街道，走进行色匆匆、彼此互撞的人群中。她转身走回电话亭。

不一会儿，她就听到卡罗尔的声音。

“特芮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开始听到卡罗尔的声音时，特芮丝短暂地胆怯了一下，然后就平息下来了。“昨天。”

“你还好吗？还是老样子吗？”卡罗尔的声音带着压抑，好像有人在她旁边一样，但特芮丝很肯定她是独自一人。

“不完全是。你呢？”

卡罗尔停顿了一下才回答。“你的语气听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

“对。”

“我可以去找你吗？还是你不想要这样？我跟你见一次面就好。”还是卡罗尔的声音，但那些话却不像是她会说的，太谨慎，太不确定了。“今天下午可以吗？车还在你那里吗？”

“今天下午我有几个约，没时间。”卡罗尔以前想见她时，她什么时候拒绝过了？“你要不要我明天把车开过去还你？”

“不用，我可以自己去拿车，我又不是病人。那辆车还好吧？”

“状况很好，”特芮丝说，“连一道刮痕也没有。”

“那你呢？”卡罗尔问。不过特芮丝没有回答。

“我明天可以跟你见面吗？下午有空吗？”

两人约定下午四点半在第五十七街丽嘉酒店的酒吧碰面，然后就挂断了。

卡罗尔迟到了十五分钟。特芮丝坐在可以看到玻璃门的桌边等待，玻璃门通往酒吧。她终于看到卡罗尔打开门，她因为紧张而出现一阵小小的闷痛。卡罗尔的穿着和两人初次相遇的那天一模一样：同样的毛皮外套，同样的黑色皮质高跟女鞋，只是多了一条红色的围巾，衬托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卡罗尔的脸瘦下来了，一见到特芮丝就稍微变了一下脸色，带着惊讶和一点微笑。

“你好。”特芮丝说。

“我差点认不出你了！”卡罗尔在坐下来之前，先站在桌子旁边看了她一会儿。“你真好，会来见我。”

“别这样说。”

服务生过来了，卡罗尔点了茶。特芮丝也机械地照着点了茶。

“特芮丝，你恨我吗？”卡罗尔问她。

“不会。”特芮丝闻到卡罗尔淡淡的香水味，这股熟悉又甜美的味道现在却变得很奇怪，很陌生，这个味道并没有激起以前它曾带来的热情。她把手中的火柴盒放下。“卡罗尔，我怎么能恨你呢？”

“我以为你会恨我，你曾经恨过我，是吗？”卡罗尔仿佛是在平铺直叙地告诉她一个事实一样。

“恨你？没有。”并不是真的恨，她可以这样说。但她知道卡罗尔在她脸上读出了恨意。

“现在你已经是大人了，头发和衣服都是大人了。”

特芮丝细细看着她灰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比以前更严肃；虽然卡罗尔骄傲的头颅散发出自信，但不知为何，她的眼睛却很愁苦。特芮丝再度看着卡罗尔，觉得那双眼睛深不可测，特芮丝突然感到一股失落的痛苦，卡罗尔还是很美。“我学到了一些经验。”特芮丝说。

“什么经验？”

“我……”特芮丝停了下来，记忆突然被苏族瀑布小镇的那幅画像所阻碍。

“你知道吗，你看起来气色很好，”卡罗尔说，“你好像变了一个人，这是因为离开我吗？”

“不是。”特芮丝很快地说。她皱起眉头看着她并不想喝的茶。卡罗尔用“变了一个人”这个词，让她想到出生这件事，让她感到尴尬。对，她离开卡罗尔后就重生了，变了一个人。她在图书馆看到那张画像的时候就重生了，她那时压抑住的哭泣，就像婴儿生下来之后的第一声啼哭，因为婴儿是在违背本身意志的情况下降临到这世界上来的。她看着卡罗尔。“在苏族瀑布小镇的图书馆里有张画像，”她说。然后她把整件事情告诉了卡罗尔，不带任何情绪，直截了当地说，就好像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一样。

卡罗尔听着，眼睛一直没有从她身上移开。卡罗尔看着她的样子，就像从远处看着一个她无法伸手拯救的人一样。“很奇怪，”卡罗尔安静地说，“而且很可怕。”

“对。”特芮丝知道卡罗尔了解，她也看到卡罗尔眼中的同情。然后她笑了，但卡罗尔没有跟着笑，卡罗尔还是盯着她看。“你在想什么？”特芮丝问。

卡罗尔拿了根烟。“你说呢？我在想我们在百货公司相遇的那一天。”

特芮丝又笑了。“你朝我走过来的时候，真的是太美妙了。你为什么要走向我？”

卡罗尔停顿了一下才回答。“因为一个非常无聊的理由，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忙得要死的女孩。我记得你也没有穿工作服。”

特芮丝爆笑出来，卡罗尔只是微笑，但这时的卡罗尔看起来突然变回了原来的那个她，就像科罗拉多泉市那个侦探事件还没发生之前的卡罗尔。突然间，特芮丝想起手提包里她为卡罗尔所买的烛台。“我买了这个给你，”她拿给卡罗尔，“在苏族瀑布找到的。”

特芮丝在烛台周围包了一些卫生纸垫着。卡罗尔把烛台放在桌上打开。

“我觉得很好看，”卡罗尔说，“就像你一样好看。”

“谢谢，我买的时候，也认为这个烛台像你一样好看。”特芮丝看着卡罗尔的手，那双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指尖靠着烛台细薄的边缘，就像她在科罗拉多看到卡罗尔的手指放在咖啡杯的盘子上一样，也像她在芝加哥所见的情景，也像她在那些已经忘了是哪里的地方所见的情景。特芮丝闭上眼睛。

“我爱你。”卡罗尔说。

特芮丝睁开眼睛，并没有抬头。

“我知道你对我的感觉不一样，是吗？”

特芮丝有股冲动，想要否认卡罗尔的话，但她能否认吗？现在她对卡罗尔的感觉已经不同了。“卡罗尔，我不知道。”

“那是一回事。”卡罗尔的声音很柔软，充满期待，期待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

特芮丝盯着盘子上的三角形切片吐司。她想到琳蒂，她一直还没有问起她。“你见了琳蒂吗？”

卡罗尔叹了口气，特芮丝看到她的手从烛台上缩了回去。“有，上礼拜天跟她相处了一个小时左右。我想她每年都有几天下午可以来探望我，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吧。我已经彻底输了。”

“我本来以为你是说一年里面可以和她见面好几个礼拜。”

“嗯，发生了一些事，哈吉和我之间的私事，他要我做出很多承诺，我不肯，他的家人也介入了。我不肯依照他们所规定的那种愚蠢要求来过我的生活，就算他们因此不让琳蒂见我，把我当成怪物一样不让我靠近琳蒂，我也不在意。他们的要求，简直就像一张不良行为的清单一样。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哈吉把一切事情统统告诉律师了——凡是律师还不知道的事情，哈吉全部说了。”

“老天！”特芮丝低声说着。她可以想像这是什么意思。琳蒂会在某个下午前来探望卡罗尔，身边跟着虎视眈眈的家庭女教师，还没来之前这个教师就得到警告要小心卡罗尔，他们说不定已经告诉家庭女教师，别让孩子离开她的视线。琳蒂很快就会了解一切来龙去脉。这样看起来，就算琳蒂来探望卡罗尔，这种亲子相聚也没有乐趣可言了。哈吉！特芮丝真不想提到他的名字。“就算是法庭的判决，也不会这么严苛！”她说。

“事实上，我在法庭上也没有答应太多东西，我在那里也拒绝做出什么承诺。”

虽然如此，特芮丝还是微笑了一下，因为她很高兴卡罗尔在法庭上没有做出太多承诺。卡罗尔还是那么骄傲。

“你知道吗，其实那不是真正的法庭，只是像个圆桌会议。还有，你知道他们在滑铁卢是怎样偷偷录音的吗？他们在墙上打了根钉子，搞不好我们人才刚到那里，就已经钉上去了。”

“钉子？”

“我记得有听到铁锤敲墙的声音，大概是我们刚洗完澡的时候。你记得吗？”

“不记得。”

卡罗尔微笑了起来。

“一根可以收集声音的钉子，就像窃听录音机一样。他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

特芮丝不记得铁锤敲打的声音，但那个激烈的动作浮上脑海：破坏，摧毁……

“都结束了，”卡罗尔说，“你知道吗，我也几乎不想再见到琳蒂了。如果她不想和我见面，那我也永远不会主动去见她。我会把决定权留给她。”

“我无法想象她会永远不想要和你见面。”

卡罗尔的眉毛扬了起来。“我们怎么能够预测，哈吉会对她做什么呢？”

特芮丝沉默下来，把脸别过去，却看到一个时钟，五点三十五分。她想，她应该在六点之前抵达鸡尾酒派对的会场，自己已经为了参加这个派对而打扮好了，穿着新的黑色连衣裙，搭上白色围巾，新鞋配着黑色新手套。但是现在这些衣服看起来又没什么要紧了。她突然想起艾莉西亚修女送给她的绿色羊毛手套。手套还在行李箱的最底层吗？还是用旧的卫生纸包着吗？她真想把那双手套丢掉。

“人总会熬过这些事的。”卡罗尔说。

“对。”

“哈吉和我还在卖房子，我在麦迪逊大道找了一间公寓。信不信由你，我还找了份工作，在第四大道上的一间家具行当采购，我的身上一定有木匠的血统。”她看着特芮丝。“总之，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也很喜欢这样。我新租的公寓很棒，足够住两个人。我本来希望你会愿意过来和我一起住，可是我猜你不太想这样了。”

特芮丝的心跳了一下，正如卡罗尔那天在店里打电话给她的情形一模一样。她的内心里有些东西正在回应着卡罗尔，情不自禁，让她觉得快乐起来，而且感到很骄傲。她骄傲的是，卡罗尔有勇气做出这样的事，说出这样的事；也因为卡罗尔总是这么有勇气而骄傲。她记得卡罗尔的勇气，卡罗尔在那条乡村小路上直接面对那个侦探。特芮丝吞咽了一下，试着要咽下她的心跳。卡罗尔现在甚至没有看着她，正在烟灰缸里来回搓着烟屁股。和卡罗尔一起住？曾经有一度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也是全世界上她最渴望的事。和她住在一起，和她分享每样事物，无论春天或夏天，一起散步，一起读书，一起旅行。她还记得那些憎恨卡罗尔的日子，那时她曾幻想着卡罗尔要求她搬去一起住，而她会断然拒绝。

“你愿意吗？”卡罗尔看着她。

特芮丝感觉到自己正努力想要保持平衡，不要倒下来。往昔的那种恨意已经消失了，现在什么东西也不剩，只剩下决定，像一条悬在空中的细线，两边都没有东西，没有东西可以推着她或拉着她。一边是卡罗尔，一边是空洞洞的问号。可是情况又已经不同了，因为她们两个人都变了。未来要面对的世界十分陌生，就好像她当初刚刚踏入眼前经历过的世界一样陌生。只有当下，没有阻碍。特芮丝想起了卡罗尔的香水，已经不具有任何意义了。不具有意义，如果用卡罗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需要填满的空白”。

“嗯，怎样？”卡罗尔有点不耐烦地笑着说。

“不愿意，”特芮丝说，“不，我觉得我不想这样。”因为你会再背叛我，那是她在苏族瀑布时的想法，也是她想要写下来、说出来的话。问题是卡罗尔并没有背叛她，卡罗尔爱她，甚至超过了爱自己孩子的程度。也就是因为如此，卡罗尔当时才没有给特芮丝进一步的承诺。卡罗尔现在还在赌博，就像她那天在乡间小路上，赌着可以从侦探那里取得一切讯息一样，而她也输了。特芮丝看到卡罗尔的脸色变了，看到一丝惊讶与震撼的迹象，这些迹象很微妙，或许世界上只有她能注意到。好一阵子，特芮丝脑里一片空白，无法思考。

“那是你的决定。”卡罗尔说。

“对。”

卡罗尔盯着她在桌上的打火机。“那就这样了。”

特芮丝看着她，希望伸出手摸摸她的头发，用手指紧紧握住。难道卡罗尔没听出她声音里的迟疑吗？特芮丝突然想跑开，快步走出门，走到人行道上。时间已经是五点四十五分了，“我要去参加一个鸡尾酒派对，很重要的派对，和我的工作有关，哈凯维会出席。”她确信哈凯维会给她工作，她中午打过电话给他，告知他留在工作室里的模型，哈凯维都很喜欢。“我昨天也去谈了电视台的工作。”

卡罗尔抬起头笑了。“我的小小大人物啊，看起来你的前途不错喔，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连声音听起来也不一样了吗？”

“真的吗？”特芮丝迟疑了，发现自己如坐针毡。“卡罗尔，你跟我一起去派对好不好？那里人很多，在一家大饭店举行的，为了要欢迎哈凯维新戏里的女主角。他们才不会介意我带人去参加。”为何这样问起卡罗尔，特芮丝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卡罗尔现在是否想参加鸡尾酒派对。

卡罗尔摇摇头。“不了，谢谢，亲爱的，你自己快去吧，我等一下在爱丽谢酒店有个约。”

特芮丝拿起腿上的手套和手提包。她看着卡罗尔的手，手背上布满淡色的雀斑，婚戒已经拿掉了。然后又看着卡罗尔的眼睛，感觉到自己可能再也不会见到卡罗尔了，两分钟内，她们就会在人行道上分别。“车就在外面，前面左边的地方，钥匙在这里。”

“我知道，我看到了。”

“你要不要再坐一会儿？”特芮丝问她，“我会去付账。”

“我来付账，”卡罗尔说，“如果你真的得去那个派对，就快去吧。”

特芮丝站起来，她无法离开卡罗尔，在这里坐在桌边的卡罗尔，她们两人的杯子还放在桌上，烟灰缸就在她们面前。“那你就别坐在这里了，跟我一起出去。”

卡罗尔往上看，脸上出现一种带着疑问的惊讶。“好啊，”她说，“我家还有几样你的东西，我应该……”

“那不重要。”特芮丝打断她。

“还有你的花，你的植物。”卡罗尔付了服务生拿来的账单。“我给你的花怎么样了？”

“死了。”

卡罗尔的眼睛和她的对望了一会儿，特芮丝先把头转开了。

她们在人行道上道别，就在公园大道和第五十七街的转角。特芮丝趁着绿灯跑过马路，信号灯变了之后，车辆开始在她身后轰隆驶过。等她跑到对面人行道，再度回头观望的时候，卡罗尔的身影已经模糊在车水马龙之中。卡罗尔走得很慢，经过丽嘉酒店的大门口，然后继续往前走。特芮丝想，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没有依依不舍的握手，也没有回望的眼神。她看见卡罗尔伸手碰了车门的把手，想起那罐啤酒还在前座底下，想起从林肯隧道上坡进入纽约的情景，罐子发出的叮当声。那个时候她还在想，把车子还给卡罗尔之前，要先把罐子拿出来丢掉，但她忘了。特芮丝匆忙赶往举办派对的饭店。

人潮从大厅的两个入口不断涌入，服务生推着附有小轮子、上面放着冰桶的小桌，努力想要穿过人群。到处都很嘈杂，特芮丝看不见柏恩斯坦或哈凯维。她谁也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只认出一张脸，是她几个月前在某个地方与之交谈过的男人，大概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吧，不过后来对方没有录取他。特芮丝转过头去，有个男人把一个高脚杯放在她手上。

“小姐，”他挥动着杯子说，“你在找这个吗？”

“谢谢，”她没和他多谈，她好像在角落看到柏恩斯坦先生在那里，走过去的一路上看见好几个戴着大帽子的女人。

“你是演员吗？”那个男人和她一起穿过拥挤的人群，边走边问。

“不是，我是场景设计师。”

果然是柏恩斯坦先生，特芮丝侧身挤过人群，到他旁边去。柏恩斯坦先生把他肥厚多肉又亲切的手伸过来，然后从他原本坐着的暖气边的位子起身。

“贝利维小姐！”他大叫，“克劳馥太太，化装顾问……”

“我们别谈公事了！”克劳馥太太尖声叫道，“史蒂文斯先生，范纳隆先生。”柏恩斯坦先生继续把她介绍给别人，一直不停地说，直到她对着十几个人点了头，并对其中一半的人说“你好”为止。“还有艾佛，艾佛！”柏恩斯坦先生叫道。

是哈凯维，瘦小的身影配着一张瘦小的脸和一小撮胡须。他对着她笑了，并伸出手让她握手。“你好，”他说，“很高兴再次看到你。对了，我很喜欢你的作品，看得出你内心的焦躁。”他稍微笑了起来。

“喜欢到可以让我插上一脚吗？”她问。

“你想知道吗？”他笑着说，“对，你可以插一脚。明天十一点左右来我的工作室。可以吗？”

“可以。”

“等下我们再聊，我要先去跟那些想早点离开的人打个招呼。”然后他就走开了。

特芮丝把酒杯放在桌边，伸手去拿手提包里的香烟。事情就这样完成了，她看着门。有个神情紧张兮兮、澄蓝色大眼睛、头发往上拢起来的女人刚走进来，在她四周激起一阵兴奋的小骚动。她转身问候其他人，跟他们握手时，动作非常快速又积极，特芮丝才明白那就是吉妮薇·克劳奈尔，那个担任主角的英国女演员。她和特芮丝在剧照中看到的样子不太一样，必须亲眼看到那张脸，才会被她吸引。

“你好，你好！”她总算开始环顾四周，对着每个人打招呼。特芮丝看到她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心里出现了一种震惊的感觉，有点像初次见到卡罗尔时体会到的惊讶。那个女人的蓝色眼睛闪过同样充满兴趣的神情，特芮丝知道，这种神情，就是她自己初次见到卡罗尔时所带着的神情。特芮丝继续盯着她看，她则把目光移开，转身向着别的地方。

特芮丝看着手上的玻璃杯，脸和指尖突然热了起来，流过她身上的不仅是血液，也不仅是万般思绪。其他人还没有把她们两个介绍在一起，可是特芮丝已经知道，这个女演员很像卡罗尔。她很美，她不像图书馆里的画像。特芮丝啜饮酒时微笑了起来，她喝掉一大杯酒，让自己稳定下来。

“夫人，要一朵花吗？”一个服务生端着一个装满白色兰花的托盘。

“谢谢你。”特芮丝拿了一朵。她试了半天，就是扣不上别针，然后有个人（大概是范纳隆先生或史蒂文斯先生）走过来帮忙。“谢谢，”她说。

吉妮薇·克劳奈尔走向她，身后跟着柏恩斯坦先生。女演员同时向柏恩斯坦和特芮丝打招呼，好像她和他很熟识一样。

“你见过克劳奈尔小姐吗？”柏恩斯坦先生问特芮丝。

特芮丝看着那个女人。“我叫特芮丝·贝利维。”她握住那女人伸出的手。

“你好，你负责场景制作？”

“不是，我只是场景团队里的一分子。”那女人松开手时，她还是可以感受到握手的感觉。她觉得很兴奋，狂野而又愚蠢的兴奋。

“没有人拿酒给我吗？”克劳奈尔小姐问。

柏恩斯坦先生去帮她端酒，他已经不再到处向周围的人介绍克劳奈尔小姐了。特芮丝听到她告诉另一个人说，她才刚下飞机，行李还堆在大厅里。她说话时，特芮丝看到她的眼神好几次穿过几个男人的肩膀，向自己这边望过来。特芮丝被她细致的后脑曲线所吸引，也被她带点滑稽感、几乎是随性隆起的鼻尖所吸引。在她优美典雅、造型古典的脸庞上，只有那个鼻尖带有随性的特色。她的嘴唇很薄，看起来好像随时提高警觉。特芮丝有种感觉，知道吉妮薇·克劳奈尔今晚在派对里不会再跟她说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克劳奈尔知道特芮丝想要跟她说话。

特芮丝走到墙上的镜子旁，看看自己的头发和口红是不是还好好的。

“特芮丝，”有个声音靠过来说道，“喜欢香槟吗？”

特芮丝转身看见吉妮薇·克劳奈尔。“当然。”

“当然。嗯，等下可以到六一九号房，我的套房。这里结束以后我们会有个内部小团体的派对。”

“我很荣幸。”特芮丝说。

“所以现在先别喝太多威士忌汽水。你这件漂亮的衣服，在哪买的？”

“邦维士百货公司，对我来说太奢侈了。”

吉妮薇·克劳奈尔笑了。她穿着一套看起来非常昂贵的蓝色羊毛套装。“你好年轻。不介意我问你几岁吧？”

“二十一岁。”

克劳奈尔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动着。“真不可思议，有人会只有二十一岁吗？”

大家都在看这个女演员。特芮丝觉得自己受宠若惊，备受关注。这种受宠的荣幸，使得她暂时想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否对吉妮薇·克劳奈尔怀抱着特殊的感觉，也不明白自己对她可能会有什么感觉。

克劳奈尔小姐递给她一个香烟盒。“我本来还以为你未成年呢。”

“未成年也犯法吗？”

女演员只是望着她，蓝色的眼睛在打火机的火焰上微笑。女演员替自己点香烟的时候，特芮丝突然明白过来，吉妮薇·克劳奈尔这个人只有在当下，在这个鸡尾酒派对上的半小时，才对自己有意义，之后永远不会有任何意义，自己现在感觉到的这份兴奋并不会持续下去，这种感觉再也不会出现于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这种情况在告诉她什么？第一阵烟升起时，特芮丝盯着她金色眉毛紧绷的线条，但答案不在那里。突然之间，一种悲哀的感觉，一种几乎是悔恨的感觉，填满了特芮丝的心里。

“你是纽约人吗？”克劳奈尔小姐问她。

“没错。”

刚抵达派对会场的宾客围绕着吉妮薇·克劳奈尔，令特芮丝厌烦不已。特芮丝又笑了，把酒喝完，感到威士忌令人放松的暖意流遍全身。她先和一个昨天在柏恩斯坦办公室短暂相遇的男人说话，又和另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男人闲聊。她看着会场的入口，此时的入口是个空荡荡的长方形，然后她想起了卡罗尔。仿佛卡罗尔下一刻就会出现在这里，会再问她一次要不要搬过去和她一起住。还是说，等下会出现的是以前的卡罗尔，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卡罗尔？卡罗尔现在正在爱丽谢酒店和人有约。是和谁呢？艾比？史丹利·麦克维？特芮丝把目光从门口移开，好像担心卡罗尔会出现一样；如果卡罗尔真的出现，那她就必须再说一次：“不要。”特芮丝接过另一杯威士忌汽水，逐渐了解到自己内心的空虚，即将被一种认知所填满；只要她愿意，以后就可以常常与吉妮薇·克劳奈尔见面。她虽然不会傻到再度被爱情缠住，但还是可以找到人爱她。

她身旁有个男人的声音开口问道：“特芮丝，你还记得《失去的弥赛亚》的场景是谁做的？”

“布兰查德？”答案凭空而来，因为她心里还在想着吉妮薇·克劳奈尔，为了自己方才的想法而充满嫌恶、羞愧的感觉。她心不在焉地聆听着与布兰查德和其他人相关的对话，自己甚至也插了几句话进去，但她的意识还是停滞在一团混乱中，好几十条线在这团混乱中交织缠绕。其中一条是丹尼。一条是卡罗尔。一条是吉妮薇·克劳奈尔。一条往外一直延伸出去。但她的思绪陷于这么多条线的交界处。她弯腰取火点烟，感觉到自己更深一步陷入了网罗之中，然后她伸手想抓住丹尼，但那条强韧的黑线并不指向任何方向。她知道这件事，她知道有种预言式的声音在说，她无法与丹尼进一步交往。她再度抬起头望向门口时，寂寞又袭上心头，就像急吹而过的风一样，也和骤然间覆盖住眼睛的几滴泪珠一样神秘。她知道这几滴眼泪太模糊了，不会有人注意到。她抬起头，又看了一眼门口。

“别忘了。”吉妮薇·克劳奈尔就在她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很快地说。“六一九，我们要散会了。”吉妮薇·克劳奈尔转身，然后又走回来。“你要上来吗？哈凯维也要上来。”

特芮丝摇摇头。“谢谢，我刚才以为我可以上去，后来才想起来我另外还有约。”

女演员疑惑地看着她。“特芮丝，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她微笑着走向门，“谢谢你邀请我，我一定会再见到你。”

“一定会。”女演员说。

特芮丝走进隔壁的房间，从床上的一堆衣物中拿回自己的外套，快步走向楼梯，经过那些在等电梯的人，其中一个就是吉妮薇·克劳奈尔。她踏下宽阔的阶梯时，好像在逃跑一样，但特芮丝并不在意克劳奈尔有没有看到自己这个模样。特芮丝对自己笑了笑，头上的空气很冷，很甜美，发出羽毛般的声音，就像翅膀刷过耳边一样，她感觉到自己飞越了街道，飞到了路边上，飞向卡罗尔。或许卡罗尔此刻也知道，因为卡罗尔以前就知道这样的事。她穿越了另一条街，看见爱丽谢酒店的雨篷。

服务生领班在门厅对她讲话，她告诉他，“我要找人。”就径自走到门口。

她站在门口，里面有钢琴在弹奏着，她细看坐在桌边的每个人。灯光不太亮，她一开始也没有看到她，她被比较远的那道墙的阴影遮住了，正面对着特芮丝。卡罗尔也没看到她，因为有个男人坐在她对面，特芮丝也不知道那是谁。卡罗尔慢慢举起手，把头发往后拢，还有一次是往两边梳拢。特芮丝笑了，这就是卡罗尔典型的动作，就是她以前所深爱，以后也会一直深爱下去的卡罗尔。喔，现在爱她的方式不一样了，因为她已经是个新的人了，就像从头来过，重新再度首遇卡罗尔，但遇到的还是卡罗尔，不是别人。无论在千百个不同的城市中，在千百个不同的房子里，还是在遥远的异邦，她们都会携手在一起。在天堂，在地狱，都是一样。特芮丝等待着。就在她准备走向卡罗尔之际，卡罗尔也看到她了。特芮丝看着她的笑容逐渐浮现，卡罗尔似乎难以置信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卡罗尔才举起手臂快速挥动，急切地向她打招呼。特芮丝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卡罗尔。特芮丝走向她。

[1] 全球第一个商业电视网，一九四○年代中期由艾伦·杜蒙特在美国设立。

我和你

黄昱宁

一

我是帕特。你是玛丽。

“那是一九四八年底，那时我在纽约，刚完成《列车上的陌生人》。”帕特里夏·海史密斯下笔，无论小说还是散文，总是习惯将时间地点人物交代得格外清晰：“那年圣诞前夕我很沮丧，也很缺钱，于是到曼哈顿一家大百货公司当售货小姐。

“有天早上，伴随着噪音与交易的混响，走进来一个身穿皮草大衣的金发女人。她走到玩具娃娃柜台，脸上带着不确定的表情（她该是买娃娃还是别的东西？），心不在焉地把一副手套往一只手上拍。或许，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独自一人前来，也可能是因为貂皮大衣很稀少，也可能是因为她一头金发散发出光芒。我拿给她看了两三个娃娃，她若有所思地买下一个。我把她的名字和地址写在收据上，这个娃娃要送货到邻近的州。整个交易没什么特别的，那个女人付完账之后就离开了。但我脑中出现了奇怪、晕眩的感觉，几乎要晕厥，同时精神又格外振奋，仿佛看到某种异象。

“那天一如往常，我下班后回到家，我一个人住。当晚我构思出一个点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全都和那个穿皮草大衣的优雅金发女子有关，我在我那个日记本或者活页簿上写下八页文字，这便是小说《卡罗尔》的源起，后来标题改为《盐的代价》。这个故事好像凭空从我笔下流泻而出：开头，中间，结尾。我大概只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或许更短。隔天早上的感觉更加奇怪，而且我发烧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遭遇也成了一本书的种子：发烧会刺激想象力。”

最后这句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法国导演特吕弗，他宣称自己的电影追求的目标是：让观众觉得这片子是这伙人在体温达到华氏112度（相当于摄氏44度多）时拍下的。

历经几家出版商的婉拒之后，发表于一九五二年的《盐的代价》被定义成女同性恋文学的早期代表作，而上述这段交代写作源起的短文直到一九八九年才完成，海史密斯没忘记在短文收尾处，轻松地揶揄：“贴标签是美国出版商爱干的事儿。”那些往她的《列车上的陌生人》或者《天才雷普利》上面贴“悬疑”或者“推理”的标签的出版商，也同样被她嗤之以鼻。“那只是单纯的，一部，小说，”她说。不过，有时候比美国出版商更教人哭笑不得的是美国评论家。比如，斯坦福大学某文学教授一口咬定纳博科夫在写《洛丽塔》之前一定深受《盐的代价》的影响，因为后者的两位忘年恋女主角“为了追求自由、忠于爱情，展开一场横跨全国的飞车之旅，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洛丽塔》中，亨伯特和洛丽塔也有相似的年龄差距，也有突破禁忌的性爱，也在书中携手亡命天涯……”沿着这样轻佻的逻辑，恐怕电影学院的教授们也能毫不费力地论证出，几乎所有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公路片——尤其是《末路狂花》——都是《盐的代价》的衍生产品。

在那篇短文中，海史密斯故意不说清楚，那位光顾她玩具柜台的女神究竟是谁，后来发生了什么事。为她写传的琼·申卡做足功课，也不过提供了寥寥几条补充信息：当时，帕特（帕特里夏的昵称）之所以缺钱缺到非得去百货公司打工的地步，是因为她一直为自己暧昧的性取向苦恼，需要定期支付昂贵的心理咨询费；那女人是凯瑟琳·魏金斯·西恩太太，住在新泽西州，帕特曾把自己在百货公司里的工号留给她，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恩太太后来使用过这个号码。有人说帕特曾两次跟踪过西恩太太，但这就像她日后与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之间的所谓“情事”一样，终究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而已。也就是说，尽管作者流露出刻意隐藏自传倾向的痕迹（比如反复修改书名，出版时以笔名示人，扉页题献的是三个子虚乌有的人名），但这部在女性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盐的代价》，很可能只是一部类似于《格林童话》的幻想曲。正如帕特自己所言，西恩太太的惊鸿一瞥，既在她的性向问题上推波助澜，又在她未来的小说道路上扔下一颗种子。以帕特那样时时处于“发烧”状态的虚构能力，只需一颗种子，她就足以开垦出一大片田来——田里长满罂粟，艳丽而有毒。在她的想象中，半老徐娘卡罗尔非但与年轻女子特芮丝约会，而且扔下自己的女儿，领着前者走遍美国，收获一个此类小说（想想《断背山》吧）从未收获过的美满结局。

扔下自己的女儿。这个细节让所有熟知帕特生平的文本分析家浮想联翩。他们几乎能想见海史密斯构筑这样的细节时嘴角浮起的冷笑。记忆像探针，每每尚未戳及痛处，帕特就预备好要像她养的那只名叫“蜘蛛”的猫一样惨叫起来。童年的混沌岁月，是心理学寻根溯源的沃土，亦是文学想象萌芽的温床，帕特总能在那里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归根结底，我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我？

“那是因为你，”帕特总是这样告诉自己，“因为你，我的母亲。”

玛丽·海史密斯，美国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的一名时尚插画师，瘦削，极聪明，不算美，懂打扮，爱交际，用烟嘴抽烟，据说面相“比菲茨杰拉德夫人泽尔达更像狐狸”。在任何派对中，她都不曾失去过那种叫人过目不忘的天分。帕特的诞生纯属意外，因为同为商业艺术家的父母当时并不愿意让孩子打乱事业的节奏，加剧本来已经开始激化的家庭矛盾。为此，玛丽甚至屡次拿松节油充当堕胎药。不幸的是，堕胎未果，父母甚至赶在帕特出生前九天就办妥了离婚手续（1921年）；更不幸的是，帕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孩子，童年有一半时间在外祖父家寄人篱下，另一半时间跟着玛丽“嫁”给了另一位商业艺术家斯坦利·海史密斯。多年以后，帕特最尴尬的一件事，就是听玛丽讲那个冷笑话：“真滑稽，如今你长大了，怎么居然还会喜欢闻松节油的味道？”

这故事其实了无新意。尤其，对于像帕特那样从小就把自己封闭在书桌前、九岁就熟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尔·门林格尔的《人类心灵》（一部研究人类病态行为的科普论文集）、十三岁就在卧室里挂上两把交叉的军刀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童年际遇几乎必然通往一种俗套的规定情境——代入其中的，则必然是一个外壳坚硬内心脆弱的少女。

继父待帕特并不比别的继父更差，正如表面看来，帕特的童年——就物质条件而言——也不比别人的童年更糟糕，她甚至有条件到纽约的贵族女子学校——巴纳德学院上学，这其实是略微超出她生母与继父的实际经济状况的。掏空玛丽钱袋的是她的信念：帕特是天才，她一定会让我骄傲。可她不知道，她的天才女儿每晚都在做同样的梦——一群医生和护士瞪大眼睛盯着她看，眼里全是惊奇和恐惧；她的无处宣泄的恨意全莫名地集中在继父身上，她想杀了他！好吧，精神分析学者会告诉你一堆绕口令：她想杀了他，因为他是入侵者，因为她以为他赶走了生父，霸占了母亲本应给予她的关注。

翻阅这些材料时，我总有一种生怕被海史密斯强大的虚构能力绕进去的恐惧。正如她的同居女友们，总是会暗自嘀咕，她和她母亲那种爱恨交缠、搬到任何舞台上都显得过分激烈的关系，究竟有多少出自帕特的臆想。究竟为什么，母女俩的通信里总是充斥着时而热烈时而暴烈的句子；为什么，帕特十九岁那年郑重其事地写下“我与母亲成婚，从此不嫁别人”，却又那么喜欢向朋友描述玛丽如何干涉她的写作、如何举起一把衣架威胁她，而这些细节又统统死无对证；究竟是为什么，帕特大半辈子在欧洲游荡，原因之一居然是想避开跟母亲过多的接触。甚至，有一回，她的朋友亲眼见到帕特一听说玛丽突然千里“奔袭”、要带个“惊喜”来给她时，竟会恐惧得昏死过去。

还有一次，玛丽和帕特住在一起，帕特在楼上写作，两位法国记者闯进门来。按后来帕特的说法，玛丽至少用了五分钟时间试图说服客人，她就是帕特本人。他们为了取悦她，甚至给她拍照。“如果我重提旧事，”帕特控诉道，“我的母亲就会先抵赖，然后……然后她会说她是在开玩笑……我想只有心理医生能解释这事还有另一种含义。”

另一种含义？指身份迷惑，还是情感错位？无论如何，根据这些材料的表象，我们推论《盐的代价》里的卡罗尔或多或少承载着玛丽的投影，不能算离谱的猜想。否则，怎么解释那相似的年龄差距，相似的交织着截然相反感情（既崇拜又抗拒，既百般依恋又极度憎厌）的关系？特芮丝和卡罗尔一路争吵，她们的互相敌视似乎比缠绵的机会更多，而且这种敌视神奇地杂糅着恋人龌龊与长幼分歧。冗长的吵架间歇，短暂的甜蜜时分，当特芮丝与卡罗尔“目光交汇”时，她们是在充当帕特和玛丽之间的灵媒吗？

二

我是玛丽。你是帕特。

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社的大牌编辑拉里·阿什米德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六十年代末电话约见帕特时，对方劈头便是一句：“记住，别指望会有什么罗曼司。”

“当然不会，”阿什米德镇定地回答，“我们只是头一次见面。”

会面现场并不尴尬，她健谈与擅饮的程度成正比。她用那种毫无挑逗感的语调讲她的法国走私经历：由于法国人嗜吃蜗牛，所以据说有条规定是不准携带活蜗牛入境（很难理解其中的古怪逻辑），但帕特却总是会偷偷带着她的宠物蜗牛顺利过关，因为她把它藏在胸罩底下……听到这里，阿什米德几次想放下刀叉，就着她的胸罩和乳房说两句俏皮话，转念一想，“那显然太有‘罗曼司’之嫌了，”于是只好作罢。

那个年纪，正映照着帕特前半生美貌的最后一抹霞光（四十岁之后，常年酗酒导致的种种疾病几乎将她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时的她，对桌子对面的男士而言，确实构成某种“只可远观”的折磨。在此之前，那些留在帕特私人相簿上的身影——“像中国女孩”的帕特，穿骑装的帕特，垂下一绺头发的帕特，半裸着身体的帕特，优雅地抱着猫回眸的帕特——都记录着德国摄影师罗尔夫·蒂特根斯受过的折磨。他想娶她，她那时也努力顺应着母亲的期许，“学会爱男人”。他们一度成为关系最稳定的异性朋友，罗尔夫亲眼见证了帕特在“正常人”与“那种人”之间徘徊不定的最迷惘的时光，直到某天，帕特终于在床上痛定思痛——“男人不会让我有快感。”根据帕特自己在日记上的含糊指涉，她与生父的第一次重逢可能是将她的“厌男症”推至绝境的契机：当时他也许拿出了一堆淫秽照片，欲加轻薄……当然，像所有有关她的狗血家庭剧一样，这本身也是个俗套的桥段，来自帕特的单方面说法。

禁忌一旦彻底撕裂，此后的报复性反弹便可想而知。帕特一个接一个（或者同时维持几个）地换女朋友，她需要用狂放不羁的做派来掩饰心里始终残存的愧疚与不安。有趣的是，当年“纯属虚构”的《盐的代价》的情节模式被她执著地照搬到生活中：四十岁前，她通常是特芮丝（帕特），对方是卡罗尔（玛丽）；四十岁后，她似乎悄悄挪到了卡罗尔（玛丽）的位置，老练地勾引青涩的“特芮丝”，就好像，征服当年的自己。

如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海史密斯首先是拉拉文艺圈里的女王，其次才是作家，《天才雷普利》的作者。什么是女王？就是哪怕红颜已老、沟壑纵横的面庞上完全寻不到当年美貌的痕迹，五十五岁的海史密斯小姐仍然可以端坐在她的寓所里，不紧不慢地对着来朝拜她的文艺女青年挑三拣四。法国小说家兼翻译家玛丽昂·阿布达朗初出道时，就在觐见女王时深受打击。“走吧，”女王说，“你不是我要的型。”

玛丽昂得承认这话虽然伤人，但很诚实。女王此时的裙下之臣大多是那种比玛丽昂更年轻（对海史密斯而言，当时刚满四十岁的玛丽昂已经太“老”了），更苗条，更有女人味的“型”。在这一点上，海史密斯的口味与那位将她的第一部小说《列车上的陌生人》改编成电影的大胖子希区柯克惊人地一致：美丽、娇弱、教养良好而稍微有点神经质的金发女郎，永远是第一选择。那次会面，甚至玛丽昂带去的女伴从女王那里收获的目光都要比玛丽昂本人更多些。“我估计，”玛丽昂事后说，“当时她是宁愿要她的。”

帕特从未爱上玛丽昂，而玛丽昂尽管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却还是按着自己的节奏追随她。据说，在海史密斯的个人资料中，玛丽昂写给她的情书是最风趣最讨人欢心的。渐渐地，女王开始向玛丽昂唠叨她的心事，甚至在玛丽昂着手将一本英语女同性恋小说（彼时类型小说细分的程度已非《盐的代价》问世的时代可比）翻译成法语时给予指导性意见。事情照例如此：海史密斯以为对方在依赖自己时，她本人依赖对方的程度也达到了峰值——而玛丽昂最明智的地方在于，她知道这一点，却从不说破。

有一次，女王卧病在床，玛丽昂试着引诱她喝下一碗汤，用那种大人哄骗倔强孩子的方式。“喝一勺吧，这一勺为了爱伦·坡。”她知道，坡是海史密斯的文学偶像，而且《天才雷普利》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大奖就是“爱伦·坡奖”。这一勺顺利地沿着食管滑落。

第二勺为了莎士比亚。

“第三勺，呃，阿加莎·克里斯蒂？”帕特没再往下咽，她抬起因为长期酗酒抽烟而显得格外浑浊的眼睛。

“不，”她说，“不要阿加莎·克里斯蒂。她的书比我的卖得多。”

尽管这话很符合海史密斯的一贯毒舌风格，却未必像它的字面意思那样直白。海史密斯对克里斯蒂的那种直觉性的排斥，恐怕更多的不是出于羡慕嫉妒恨，而是风格上的南辕北辙。一样是杀人如麻的虚构世界，克里斯蒂走的是传统的侦探主导路线，悬念系于“凶手是谁”，诱人的是在以正压邪的过程中展现的逻辑之美——但“正必压邪”的结局本身并无悬念，这个预设的前提里裹挟着推理小说的铁杆粉丝们不可或缺的安全感。到了海史密斯笔下，“凶手是谁”的答案一早就扔给你，你明知人是雷普利杀的，还是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视角一路担惊受怕，承受某种无法言说的困扰。到后来你发现，案子居然是可以破不了的，正义居然是会被邪恶欢乐地吞噬的，坏人居然是会逍遥法外的。更为惊悚的是，你甚至开始同情他，你的三观在这个邪恶的、分裂的天才面前渐渐无法统一在同一个平面上。按纽约书评人角谷美智子的说法，这叫“诱使读者暗暗和主人公背德的观点合流”。

三

我是帕特。你是汤姆。

四十年代，女作家阿娜伊斯·宁（她更著名的身份是亨利·米勒的情人）将所有创作热情都倾注在炮制她那些以色情著称、实际上却并不色情的日记上（仿佛是为了给未来的导演提供足够拍《情迷六月花》的题材），以至于完全没有时间应付某参议员要求定制的、两美元一页的色情小说。宁小姐挥挥衣袖，就把任务转包给别的作家，支付一美元一页——这已经是可以让写字界捉刀人趋之若鹜的稿费标准了。而当时刚刚毕业的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却能在福西特出版社接到每页四至八美元的差事，前提是她得暂时压制住写小说的冲动，专心替漫画写故事。

在海史密斯的研究者看来，就其整个创作生涯而言，这一步走得并非可有可无，至少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在维基百科上翻翻心理学术语alter ego（没有约定俗成的译法，可以看成“他我”或“另一个自我”），就有一大段是拿美国漫画举例的。白天戴眼镜穿正装的克拉克·肯特和夜晚披上斗篷满城乱飞拯救世界的超人，构成了最出名也最典型的alter ego。这样的虚构模式在利润远远高于小说界的漫画产业，如同病毒般被大量复制，帕特就是效率很高的复制者之一。《黑色恐怖》，《美国战士》，《摧毁者》，这些“作品”从标题到内容都与帕特的智商不甚匹配，但你确实很难说，通过这样高强度的复制，它们没有将具象的“分身”，顺便植入帕特的头脑中——尤其是，她本来就觉得，自己同时是另一个人。

“当我正式开始写小说时，”帕特后来这样回忆，“我曾下定决心，不能让这些连环漫画影响我的写作。我相信它们确实没有‘影响’。正相反，从这些愚蠢但是紧凑的情节设置上，我倒是可能受益良多。”

这也就可以理解，帕特的第一部小说，为什么一开头就会出现两个男人在火车上相约交换身份，好完成对方谋杀诉求的情节。到了1955年发表的《天才雷普利》，“身份错位”索性发展成了统摄全局的写作动机。那时的帕特，每天都被各种各样的“念头”（idea）折磨，她说那感觉“就好像耗子动不动会有性高潮一样”。在所有这些念头里，有一个是最能激发她想象力的——非但激发，而且让她本来就过剩的想象力躁动、游荡，进而不得不用来创造：她觉得，人行道上，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人都有可能是个施虐狂、一个有强迫症的小偷，甚至是一个杀人犯。

于是，在意大利阿马尔菲度假时，她站在饭店阳台上偶然看到一个在海滩上散步的男子，突然就像遭了电击。这种说法与《盐的代价》的源起是那么雷同，以至于你反而很难质疑它的真实性——如果海史密斯是在编造的话，一个像她这样的作家难道没有能力虚构另一种“灵光乍现”的模式吗？总而言之，她替那个素不相识的男子取名叫汤姆·雷普利（名字是托马斯的昵称，姓氏则取自街边的服装店招牌），她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一半袒露在世人艳羡的目光中，一半龟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某种程度上，她确实是在用漫画的方式打量周遭的世界，试图从每个人的躯壳中析出另一种人生。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根据（那几乎是一定的），她就调动想象中的细节来填补：“我写小说，开头总是慢热，甚至平静如水，使读者渐渐地适应那个既是‘英雄’又是‘主角’（在英文中这两者都是hero）的罪犯，以及他周围的人。”这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你一边读一边会暗暗丈量自己与那个罪犯的距离，然后发现那个数字越来越小。

那么，作家与人物之间的距离呢？帕特的法文译本编辑阿兰常常略感困扰，因为帕特有时候谈论起雷普利来，就好像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人，就在她身边，甚至，就是她本人。索引派不用费多大劲就能发现，海史密斯在“雷普利系列”里，有几次——虽然仅有几次——提到他签的全名应该是托马斯·P·雷普利，中间的这个P既可以代表“帕特”也可以指涉她生父的姓氏普朗曼（Plangman）。专家们据此断定，比起那些曾经题献给母亲、女朋友和宠物猫的小说来，唯独没有题献页的《天才雷普利》是作者留下来偷偷献给自己的。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系列的第四本《跟踪雷普利》中，为了救一个追随他、依恋他的孩子（显然跟雷普利也构成了互为“他我”的关系），雷普利乔装成一个女人，柔声说：“别叫我汤姆……”

别叫我汤姆……也许，在转瞬即逝的情难自已中，写书的女作家想说：“请叫我帕特”？

四

我是汤姆。你是迪基。是乔纳森。是德瓦特。

恰恰首先是阿兰·德隆那张脸，将1960年的法国版雷普利（片名直译过来是“太阳背面”，内地曾上映过上译厂的配音版，当时的译名叫“怒海沉尸”）引向了与小说《天才雷普利》相反的路径。导演克莱芒太想将德隆的偶像魅力用到极致了，后者一登场就吸走了银幕内外所有女人的目光。在这部片子里，连德隆当时的正牌女友罗密·施耐德都只配打个酱油，向他投以深情的注目礼，再依依不舍地离去（这简直是他们日后戏剧性情变的缩影）。帅得过分的雷普利注定不会为了阶级差而黯然神伤。当雷普利偷偷换上富家子迪基的衣服时，当这一幕被迪基撞见而他仍然保持着慵懒的节奏时，观众只会认定：这是一个“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故事。只有阿兰·德隆才配穿这样的衣服，才配过这样的生活，才配有这样的女朋友。偶像是正午的太阳，故事的其他部分都被阳光照耀成一滩亮白，细节无从辨认。没有了雷普利对迪基的暗生情愫，没有了迪基对雷普利“那种癖好”的严词拒绝，导演毫不可惜地抽走了杀人迷局中最微妙的那张牌，也顺便抽走了审查上可能遇到的麻烦和粉丝们必然会发出的抗议——伟大的阿兰·德隆怎么可能爱上另一个男人？

阿兰·德隆的粉丝们不知道，或者不愿知道，小说里的雷普利，会在第一次收到“祝你一路顺风”的礼篮时，“突然双手掩面，啜泣起来”，因为“对他而言，这本来都是些摆在花店橱窗内、价格贵得离谱、只能让人一笑置之的东西”。初见迪基时，雷普利刻意不让自己的浴巾碰到迪基的浴巾，被压抑的情欲在迷你高压锅里静静焖烧。在雷普利眼里，迪基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女朋友玛姬的痕迹，屋里有一张“不比单人床更宽的床”——至少在他眼里，迪基是不爱玛姬的；玛姬这样傻乎乎的女人，也是完全不值得他像阿兰·德隆那样，用杀一个人的代价去追的。

到了导演安东尼·明格拉那里，镜像终于被颠倒过来。这一回，那个帅到让人心疼、眼睛和下巴颇有几分当年德隆风采的裘德·洛，是被明格拉请来演迪基而不是雷普利的。如此这般，尽管牺牲了帅哥的戏份，但马特·达蒙凝视他的目光是羞怯而爱慕的仰视而非俯视，就显得顺理成章。明格拉似乎在藉此暗示，当雷普利选定另一副躯壳注入其“临时性”人格（他究竟有没有恒定的、专属于自己的人格？）时，那至少得是个让自己的旧皮囊相形见绌的品种。

让我穿上你的衣，让我既是我也是你。为了让我自由地在这两种身份之间穿梭，我就要杀死你。这一条逻辑链被明格拉娴熟地化用到影像中，他甚至改动原著，让整部片子从雷普利“借一件外套”开始——正是这件借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校服，使得迪基的父亲误以为雷普利是迪基的校友，从而花钱把雷普利送上越洋轮，好把自己的儿子找回来。也正是这件校服，有效地呼应了海史密斯本来就在小说中打上高光的“换装”桥段，使后者成为整部电影的转折点。

雷普利的故事在该系列的后四本里继续延伸。雷普利无恶不作，但仗义起来也让人唏嘘。他在欧洲各国游荡，跟白道黑道灰道都过从甚密却又神奇地不受制于任何人。他甚至还有貌似美满的婚姻和貌似完整的家庭——当然，一切仅止于“貌似”而已。他仍然在寻觅各色各样的“外套”，他的身份已经从“演员”（《天才雷普利》里也确实提到他儿时未遂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升级为“导演”。无论是身患白血病的油画店老板乔纳森，还是所谓的已故（或失踪）画家德瓦特，都是他在芸芸众生中觅到的好角色。如今，老练的他已经不需要亲自上阵，他只需要调动心理暗示之类的手段，就可以干预并改变这些角色的人生轨迹，让他们蜕变、重生，如催眠般按照他的安排把这场大戏一幕幕演下去。帕特说过，在所有的犯罪门类里，她最不可能去写的就是抢劫，倒不纯粹是技术含量不够的问题，而是因为“抢劫是没有什么激情和动机的，惟一的动机就是贪婪”。

贪婪不是雷普利杀人的主要原因。在他的对面，站着迪基，乔纳森和德瓦特们，站着所有他想要扮演、想要驱动的角色，所有他乐意虚构的人生。

五

你是美国。我不是欧洲。

“日子一天天过去，汤姆发觉这城市的气氛变得日益古怪，纽约仿佛少了些真实性或精髓之类的东西，整个城市正为他一人上演一出场面宏大的戏，戏中出现了穿梭往来的公车、计程车与人行道上神色匆忙的人群，夹杂第三大道上所有酒馆播放的电视节目，银幕上映着充足的日光，数以千计的喇叭喧嚣及闲聊漫谈的人声权充音效。好似待他周六一出航，整座纽约城将立即如舞台上的纸板般噗的一声完全崩塌。”（《天才雷普利》）

雷普利从纽约出发，奉命去欧洲寻找船厂老板的独子，毋宁说，去寻找一个陌生的、比纸板纽约更广阔华丽的舞台——那些即将被他虚构的角色在那里等着他；而虚构了雷普利本人的帕特，在1949年春天，也从纽约出发，从伦敦到巴黎到马赛到意大利，从此就像亨利·詹姆一样，成了“美国旅欧作家群”中对故国吝于表达乡愁的个体。她有理由这么做，毕竟，慷慨地给予她高度评价的，有一大半都是欧洲的文艺家：英国文豪格雷厄姆·格林、W·H·奥登和德国名导维姆·文德斯。毕竟，她曾经一度被欧洲人推入诺贝尔奖提名者的行列。至于她的祖国——尽管杜鲁门·卡波蒂始终对她的作品赞许有加，并且引荐她进入雅斗艺术村（作为“回报”，她将纽约的一处公寓转租给他），以为她会像他这个派对动物一样，在那里如鱼得水，可她终于还是辜负了这一番美意——任何人群都叫她害怕，哪怕打着“艺术”的名义。到最后，甚至卡波蒂本人在她眼里都不再是初次相遇时那样“甜美可人”，无论他用怎样夸张的字眼鼓吹她的作品、赞美她的风度，她都淡然处之，保持着警觉的距离。剩下的，就只有那位喜欢惹是生非的作家戈尔·维达尔替她狠狠地鸣过不平：“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海史密斯这位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自己的祖国却被当成一名侦探小说家。这点虽然也是事实，但更加肯定的是，她是二十世纪最有趣味的作家之一。”

“在自己的祖国”，维达尔的暗讽正是帕特的心病。她在《盐的代价》中让特芮丝从卡罗尔的话语中辨认出高雅的欧洲口音，这一点成了特芮丝最终弃男友与卡罗尔私奔的潜在原因。在帕特眼里，“自己的祖国”约等于“人傻钱多”，那里的片商只会将她的小说一本接一本买下版权，却从没想过是不是要拍，要不要拍出趣味来。以至于当初出茅庐的德国小伙子维姆·文德斯自己撞上门来表达对偶像的崇拜时，帕特跟雷普利一样出人意料地拿出一叠厚厚的手稿，往写字桌上一拍，说：“就连我的经纪人都没看过这稿子。所以我十分肯定还没有哪个美国人买走它的版权，也许你想看？”“你问我，想不想……看？！”文德斯激动得语无伦次。在坐火车回慕尼黑的路上，文德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名叫“雷普利游戏”的稿子，并将它迅速改编成《美国朋友》。

《美国朋友》虽然奠定了文德斯日后蜚声欧洲影坛的基础，却也是一部处处可见粉丝心态的片子。文德斯非但让主演丹尼斯·霍珀（这位才子既导且演，美国公路片里程碑《逍遥骑士》就是他执导的代表作）戴上了得州人喜欢的牛仔帽（仅仅因为海史密斯生于得州），而且整个影片的情节铺排和舒缓节奏都跟原著亦步亦趋。雷普利的任务是要用心理暗示，一步步引导一个身患绝症的男人成为杀手，其间的绵韧迂回比一般的类型小说更长也更琐碎，但文德斯既有慧根咀嚼作者的用意，也有耐心用影像来捕捉人物心理渐渐失衡的过程。影片的后半部比小说更为浪漫化，两个在海滩上烧汽车的老男人尽管有点山寨新浪潮，到底不乏欧洲导演最拿手的温柔一刀，很能戳中文艺青年的泪点。不过，让文德斯大感沮丧的是，海史密斯第一次看到影片时反应很冷淡。在并不忠实却令人愉悦的《太阳背面》与很忠实却让人不安的《美国朋友》之间，海史密斯小姐显然更倾向于前者——这是不是恰恰反映了作者潜意识里对自我的拒斥？好在几个月以后，当电影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公映时，海史密斯改了口，宣称重看一遍之后，她发现“这个雷普利具有别的雷普利无法抓住的神韵”。

2002年，《雷普利游戏》又被搬上了大银幕，这回男一号换成了无所不能的约翰·马尔科维奇。这一版，每个镜头里包含的信息量至少是《美国朋友》的三倍。二十一世纪的观众，再也不可能忍受雷普利拿着宝丽来慢悠悠地玩味孤独，他们需要更多的动作。于是，《美国朋友》里对人物关系的精雕细琢，连同几个小说中的次要人物，都被轻松抹去，马尔科维奇的精力，更多地花在练习如何用一根绞绳，在火车上不露痕迹地置人于死地。如果海史密斯不曾酗酒过度，如果她活到2002年，看到这一版《雷普利游戏》的后半部，两个男主角像《小鬼当家》那样，守在宅子里等待伏击德国黑帮，也许会笑出声来。

让我们回到1972年。母亲玛丽写来的一封信进一步加剧了帕特对故土的恶感。“法国不怎么样吧？从照片上看，你现在的样子就跟吸血鬼德拉库拉一样可怕，”玛丽说，“要知道，你的书在美国已经被人彻底遗忘，如今，走遍沃斯堡，再也没有哪家书店还在卖你的书！”

问题在于，当美国已经在大洋对岸离帕特越来越远时，她有没有穿透欧洲的肌肤，深入其血脉，在那里找到真正的归属感？答案仍然是暧昧的。帕特搬家的次数就跟她更换女朋友的次数一样频繁，她仿佛需要凭借离开，才能激发或者固化对某人某地的些微温情。她的言论从来做不到政治正确，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比较麻烦。比方说，尽管帕特有很多犹太裔的朋友和情人，她却总会在遣词造句（无论是嘴上还是笔下）中毫无必要地流露出对犹太人的不敬。她甚至曾经身体力行，像雷普利那样伪造大量签名，投书报社或政府机关，抒发对以色列的强烈不满。据说在整个八九十年代，她都乐此不疲，有不少寂寞的晚年时光，是靠这个单调的游戏打发的。

那真是寂寞的晚年。年纪越大，她越喜欢独居，没有哪个女伴会比那只叫“蜘蛛”的猫，还有那些蜗牛更懂她，也没有哪个地方会比异乡（此时欧洲已成本土）更亲切。只是，如今的她，确实已经老得没法再搬到另一个“异乡”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也许并非全是坏事。帕特自己很清楚这一点。“翻来覆去，”她时常这样自嘲，“我的小说的基本要素，总是一个在本世纪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个体。”

六[1]

我是作家。你是罪犯。

你是另一个我。

1978年，我在柏林电影节当评委。天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加入，这些欧洲导演总是异想天开。我不喜欢从早到晚看那么多电影，更何况，这些电影里居然有那么多色情镜头。没错，我的私人生活离“检点”相去甚远，《盐的代价》还被他们说成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同性恋小说”，可是，并不是所有能做的、能写下来的东西都适合放大了呈现在眼前的。于是，每当看到肉体与肉体交缠，尤其是同性之间，我就会蒙上眼睛，听到暴力镜头的声音，我再睁开眼睛——还是后者更合我的口味。我知道这是我的怪癖，可我懒得去弄清这件事的心理学意义——是因为，如他们所言，我的潜意识又在排斥自我吗？也许吧。

评委当得很不成功。在别人眼里，我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发呆。我不做笔记，他们为一组剪接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就冷冷地袖手旁观。需要填表的时候我老想打发别人代劳。后来我听说，评委会主席——我已经忘了他是谁——跟别人抱怨：“请她来真是个天大的错误。”

我的存在也许本来就是个错误。“我个人的疾病和抑郁只不过是我这一代人和我所处的时代共同的症候，将其放大而已。”很久以前，我说过这话，无论说的时候多么振振有词，过后看起来总像是在推卸责任。我还开过这样的玩笑，“一种情况——惟有这一种——会逼我杀人：所谓的家庭生活，所谓的合家团圆。”应该没有什么人能听懂话里的意思：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一个人只能有一种统一的人格。我做不到。

对付那些访谈，我有自己的一套，我不介意重复或者放大我的——对，“病态”，他们是这么说的。我给“二十件你喜欢的东西”提供的答案是：独处；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主人带着浓重的鼻音来电宣布晚宴延期；没有约会的周末；欧洲禁止进口小海豹毛皮；自然醒而非被闹钟电话铃吵醒；木制品皮制品旧衣服网球鞋瑞士军刀；柯克西卡和卡夫卡的作品……对了，还有，《欲望号街车》是我这辈子看过的最好的戏。

至于“二十件你不喜欢的东西”，那可远远不止二十件。我不喜欢我房子里的那台电视机，不喜欢记者——他们之所以采访我，只是因为知道可以把这些对话放在什么可以卖出去的地方而已。不喜欢莱热的画和西贝柳斯的音乐，正如我既讨厌法西斯主义者，也憎恨以色列的贝京沙龙政府。我害怕那些必须设定闹钟叫醒自己的早晨，吃一顿非得上足四道菜的正餐，穿戴上任何会让我引人注目的服装首饰，哦，还有香水。我不明白那些用两只前掌搭在我的衣服上表示问候的狗有什么可爱的，我有我的“蜘蛛”和蜗牛就够了——它们都足够安静，足够矜持。在我看来，道德劫掠的危害一点也不比种族主义更小，那些相信这个或者那个神的无限威力（只是目前恰巧没有发挥出来而已）的人，还有那些相信死亡之后的世界，并且老想说服别人也皈依这种信仰的人啊，你们千万得离我远点。

说起信仰，我倒有个现成的例子。弗兰纳里·奥康纳，对，你们都看过她的《好人难寻》。卡波蒂说她才华横溢，是“又一个麦卡勒斯”。我知道他喜欢夸张，但在“雅斗”的那段日子里，我还是忍不住好奇心，跟她交往过一段时间。说起来雅斗真是个挺无聊的地方，每天晚上照例是大家出去喝几杯——说“几杯”只是自我安慰，有哪一次不是烂醉收场？可是奥康纳从来不去，某天晚上我们照例撇下她一个人待在阳台上。回来的时候雷电交加、风雨大作，只见奥康纳居然还待在阳台上——双膝跪地！“你在做什么呀？”我问她。“看哪，你难道看不见吗？！”她指着阳台上某根木柱子上的节疤，说：“那是耶稣的脸啊。”

我不知道如何理解这强大的力量，你可以说我排斥它，也可以说我惧怕它。反正从那以后，我再没亲近过奥康纳。

我的朋友说，如果不依靠文字在虚拟中体验罪恶、分泌罪恶进而排遣罪恶，我的归宿一定是牢房或者疯人院。他们多半是指我那次在派对里，独自斜倚在烛光边，把自己的头发一根根烧着。说真的，戏有点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会掌握不好分寸和火候，只消灌下去几瓶威士忌，就开始失控呢？我不喜欢看到他们一个个恍然大悟的样子。我依稀听到他们说：原来她写的那些人，全是她自己，全是。

真的吗？我离雷普利有多远？当雷普利忙着物色一件“新外套”时，我也在人群中观察可以“窃取”的形象、语气和性格，他们有时候只需要换个名字、改一身装束，就会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好吧，我得承认，最大的区别在于，那些“原型”并没有杀人，或者说，他们如果有那么点杀人的可能性，也是别人看不出来的。说真的，雷普利到底有什么特别高超的手段？他善于伪造文件和签名，熟知会计账目那一套花样，鉴赏音乐或美术的水准不俗——有哪一样超过我的能力范围？我甚至比他更偏执于一切有用或没用的生活细节，我会用看小说的热情来研究字典，我会用四五种语言写同一个单词，列出长长一张词汇表。我的日记本和活页簿上充满了日期、表格、地图。有一张表格与我的女朋友们有关，完全可以满足所有八卦记者的好奇心：时间跨度，年龄差距，体型（苗条或壮实），工作状况，头发的颜色（金色，当然是金色），分手的理由（不欢而散或无疾而终）——呃，不要问我它们的真实性，我至少能做到，让它们看起来都像是真的。

如果将来有人写我的传记（现在看来，有这个可能），我希望她是个女人。我相信我留给了她足够多的材料——看到那堆日记和活页的时候，她是会狂喜呢，还是会有片刻的崩溃？我知道他们学院派是怎么对待这些零碎的，我随手写在纸片上的东西他们都会去考证索引。等等，她不会细心到那种地步吧——她不会发现我那些看起来很精确的时间其实是误植吧？比方说，上周发生的事情，我却要标上今天的时间——我只用现在时态。有时候，时间的错位确实能改变整件事情的性质……她的这个发现会让她推翻对那些材料的信任感吗？时间可以伪造，别的呢？那些我向不同的人叙述的我对母亲的恐惧、对继父的仇恨呢？我的悲惨的、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惊醒的童年呢？我那些与精神分析原理严丝合缝的人生故事呢？如果她发现她只能把我的日记当小说看，而把我的小说当日记读，她还有勇气写下去吗？

如果你是像雷普利那样的“天才”，嗯，我是想避免说“罪犯”两个字，其实你比我幸福多了。因为你对你虚构的、伪造的人物和事件，对你构建的整个世界深信不疑。你相信，只要你看中了那件衣服，它就一定会是你的；你物色到的那个人，哪怕今天还是个病人，明天就可以是杀手；你看中的艺术和艺术家，哪怕已经死了，你也可以让它和他都活过来。你一定能做到，因为我让你做到。你消灭一个肉身就像搬开一块石头，你展开一个世界就像展开一张地图。我不行。我望不到虚构的边界，我只是闭上眼睛，本能地站住。我会忍不住怀疑自己，嘲讽自己。我定时定量地看心理医生，我在纸上把你写得越是神乎其技，在心里就越是把防火墙砌得高一点。小说家是不是那样一种人——就在几乎要相信往前一步便能进入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时，悬崖撒手。我终究不能成为你。那个词儿是怎么说的……同质异构体。我和你。

我和你。我和另一个我。你和另一个你。他们为什么总是用“孤独”来形容我呢？独处的时候，你分明就在我身边。离死亡越近，这感觉越清晰。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几年前我就写过一首诗：清晨，我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七点，太阳将如往常般照耀/在树木上空，我很熟悉那些树/它们会闪出绿光，以及深绿色的树影/太阳逐渐升起，柔软而没有感情/树木没有知觉，站在我的，我的花园里……

到了死的那一天，留谁在身边都是多余的。我只要太阳，树影，还有你。

1995年。临终，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将最后一名访客——当然是个女人——从病房里赶走。“你该走了，你该走了，别说了，别说了，”她反复念叨，直到人去屋空。

没人能将她的辞世时间精确到某时某分某秒。正如她所愿，那一刻没有人在身边。

[1] 这一节模拟帕特里夏的口吻虚构其自述，但其中所涉及的细节均有所本，取自其传记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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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迪昂访谈录——小说《三十七度二》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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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三十七度二

- 作者：［法］菲利普·迪昂

- ISBN：9787532753192

- 译者：胥弋

- 责任编辑：黄雅琴

- 产品经理：邵明鉴

这件事让我浮想联翩，但好景不长，因为我随即又登上了开往巴比伦的客船。

——［美］理查德·布劳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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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天气预报说傍晚有雷阵雨，但是天空却依旧蔚蓝，云淡风轻。我走进厨房瞧了一眼，看看平底锅里的东西有没有烧焦。还好，一切都安然无恙。我来到阳台上，给自己倒了一杯冰镇啤酒，驻足片刻，整个脸都沐浴在阳光下。这种感觉太好了，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早晨起来都晒太阳，眼睛眯起来，仿佛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认识贝蒂已经有一个星期了。

再一次感谢上苍，我伸手拉过躺椅，脸上带着些许难以名状的喜悦。我仿佛是一个时间富足的人，惬意地坐着，手里端着一杯啤酒。整整一个星期，我的睡眠时间顶多只有二十来个小时，至于贝蒂，就更少得可怜了，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睡过，我无从知晓。通常情况下都是贝蒂来叫醒我，因为总是有更要紧的事去做。哎，你别走，不要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她说，嗨，你在干什么呢，醒醒吧。我睁开眼睛，笑了。抽一支烟，做爱或是杜撰出一些故事来，我尽可能掌握着节奏。

我很幸运，白天的工作不是很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快到中午的时候活儿就干完了，余下的时间我就轻松了。很可能我就在附近歇着，一直待到晚上七点，如果有人叫我时再返回来。一般来说，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在我的躺椅上找到我，我可以一连几个钟头都躺在那儿，我自认为已经在生与死之间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我自认为找到了唯一值得做的明智的事情，只需考虑五分钟，就会意识到除了一些不能出卖的东西，生活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我心里惦记着贝蒂，启开了手里的啤酒。

“噢，该死的！你原来在这儿……我正在到处找你呢！”

我睁开了眼睛。这是住在隔壁三号的那个女人，她满头金发，体重四十公斤左右，声音又细又尖。阳光使得她的假睫毛不停地眨动。

“你惹什么麻烦啦？”我问。

“该死的，这件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浴室里的水流得到处都是！你马上过来修一下，唉，我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我马上坐起来，这种事一点都不好玩，因为只需把这个女人看上几眼，就会明白她是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我知道她是来找麻烦的，她那干瘦的肩膀上垂着的披肩，从一开始就让我感到晕厥。

“我要吃饭了，”我说，“难道就不能再等五分钟吗？你不能对人客气点儿吗？”

“开什么玩笑！情况确实很严重，水流得到处都是。走吧，赶快跟我过去……”

“你先别急，把话说清楚，你究竟把什么东西弄坏啦？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

她在太阳底下傻笑着，两只手插在衣袋里。

“好吧……”她说，“你很清楚……是从马桶里流出来的，该死的，地上到处都是卫生纸！”

我摇晃着脑袋，咽下一口啤酒。

“喂，”我说，“你没看见我正要吃饭吗？你的眼睛就不能闭一会儿吗，就那么难做到吗？”

“嘿，你疯了吗？我可没开玩笑，我劝你马上过去……”

“好吧，马上就走，你别发火了。”我说。

我站起来，接着回到屋里，把煮菜豆的火灭掉，差不多快做好了。然后我拎起工具箱，跟着这个疯女人出发了。

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家里，全身上下都被汗湿透了，肚子饿得要命。在冲凉之前，我用火柴把锅底下的火点着，随后又想起这个女人，刚好感觉到水从头顶上流泻下来，菜豆的香味儿从我鼻子底下飘过。

阳光充满了木板屋，天气很好。我知道白天的烦恼已经结束了，下午我还从没碰到过两个厕所全都被堵塞的事呢，大部分时间都平安无事，简直可以说是一片寂静。这里的房子有一半是闲着的。我微笑着坐到饭桌前，因为我的时刻表都是计划好的，吃完饭接着一头扎到阳台上，在那儿一直等到晚上，直到她晃动着腰肢走进来，坐在我的膝盖上。

门被完全打开的时候，我刚把锅盖掀起来。是贝蒂回来了。我笑着放下餐叉，站起身来。

“贝蒂！”我说，“太棒了，我想这是第一次天还没黑就见到你了……”

她摆出一种姿势，把一只手伸进头发里，头上的鬈发零乱地垂下来。

“喔噢……那么，你觉得我现在怎么样？”她问。

我坐回到椅子上，用一种冷漠的眼神望着她，一只胳膊从椅背上伸过去。

“好吧，你的腰感觉还行，腿也还说得过去，对了，你转过身去，让我瞧瞧……”

她就地向后一转，我站起来伏在她背上，紧紧贴着她，抚摸着她的乳房，亲吻着她的脖颈。

“不过从这边看，确实很完美。”我低声说。

然后我寻思着，她这时候来这儿做什么。我起身离开她，发现离门很近的地方有两个帆布箱子，但是我没有吭声。

“嗯，这儿闻起来特别香。”她说。

她俯身到桌子上去看锅里的菜，接着发出一声尖叫：

“哎呀，天哪！……这不会是真的吧！”

“怎么了？”

“我说呢，是香辣肉酱！别告诉我说，你想自己吃这盘香辣肉酱吧……”

当她把一根手指伸进平底锅时，我从冰箱里取出两罐啤酒。想象着接下来我们将要共度的时光，这种感觉简直就像吞下一粒鸦片似的。

“噢，天哪，真的太棒了……这是你做的吗，我喜欢吃这个，这太不可思议了。不过天这么热，你疯了吗……”

“无论天气如何，我都能吃下一盘香辣肉酱，甚至是挥汗如雨的时候，辣椒和我，好比是一只手上的两根指头一样。”

“其实，我也一样。况且，我现在饿坏了……”

她一走进这扇门，木板屋立刻变了样，我什么都找不到了，在屋里跑来跑去为她拿餐具，她走过来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我喜欢这样，可以触摸到她的长发。

“嘿，你见到我高兴吗？”她说。

“给我点儿时间想想。”

“这帮家伙太可恶了。我以后再向你解释。”

“贝蒂，你遇到什么麻烦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说，“那些根本不值一提，别把肉酱放凉了。亲我一下……”

两三勺味道辛辣的菜豆入肚之后，我便忘却了这团小小的疑云。贝蒂的出现给我带来几分惊喜，而且，她总是有说有笑的，对我的菜豆赞不绝口，夸我的啤酒味道不错。她从桌子上把手伸过来，抚摸着我的脸颊。不过我还不知道，她能够在短短的一瞬间，从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变化之快犹如光速一般。

吃过饭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要尽情享乐一番，眉目传情，说笑打趣。我正盯着她看，觉得她美妙绝伦，突然，她在我面前变得判若两人，面色苍白，目光中流露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简直令我瞠目结舌。

“正如我给你讲过的，”她开始说道，“这帮家伙全都是流氓。当然了，这种事早晚有一天会发生的，那就是一个姑娘还会再次拎起自己的皮箱，你明白我说的这种情景吗……”

“你究竟在说什么？”我说。

“我在说什么？怎么，你在听吗，我在向你解释呀，为什么你不听呢……”

我没有回答，不过我想去摸她的胳膊。她在往后退。

“你要理解我，”她说，“我不只是期待着一个人跟我做爱……”

“我知道。”我回答。

她叹息着，一只手伸进她的头发里，然后向窗外望去。窗外一片寂静，只有一些木板屋沐浴在阳光下，道路穿过乡村一直向前延伸，直抵远处的山岗。

“我在那个夜总会已经待了一年。”她低声说。

她目光呆滞，双手并拢放在两腿之间。她的肩膀耸起来，好像一下子变得非常疲惫。我从没见过她像现在这样，我只知道她的笑颜，觉得她身上蕴藏着一股能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力量，我思忖着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年了，”她接着说，“上帝赐予的每一天，这个坏蛋都在贪婪地看着我，他的老婆从早到晚不停地嚷嚷，把我们的耳朵都快震聋了。我忙活了一年，不知道伺候过多少顾客，我收拾完桌子，接着打扫餐厅，最后竟会是这种结局。就因为老板把手伸到我的大腿上，一切又重新回到起点。只剩下我和这两只手提箱……我身上的钱还能撑几天，或者去买张火车票。”

她不停地摇晃着脑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现在她笑了，我又认出了她。

“你不知道最糟糕的是，”她说，“我甚至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我匆忙地收拾东西时，其他的姑娘们都瞪大了眼睛瞧着我。‘这地方我一秒钟都不想多待！’我对她们说，‘我决不能忍受再见到这副流氓的嘴脸了！’”

我打开一罐啤酒放在桌边上。

“好吧，让我来告诉你，你做得很对，”我说，“我百分之百地赞成。”

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向我眨动着，我感觉她又恢复了活力，腰板突然又挺直了，她的一头长发在桌子上飘来飘去。

“没错，这家伙满脑子里想的是，我只属于他一个人，你知道这种人吧……”

“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相信我。”

“嘿……我想这种人到了一定年纪，就变得彻底疯狂。”

“你这样认为吗？”

“没错，确实如此。”

我们收拾好桌子上的杯盘，然后我拎起两只手提箱，把它们提到屋里去。她已经在忙着刷洗餐具了，我擦去溅到她脸上的水珠，这让我联想起一种很奇特的花，它长着半透明的触角，花心是淡紫色的，我不知道别的姑娘穿上这种颜色的超短裙，是否也会感到很惬意。我把手提箱扔在床上。

“喂，”我说，“从某种意义上，这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件好事……”

“你这样认为？”

“是的，通常我讨厌别人来，但是你能来住我这儿，我很高兴。”

次日清晨，她起得比我早。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和别人共进早餐了。我忘记有多久了，更想不起感觉是怎样的。我从床上爬起来，悄悄地穿上衣服，当我从她身后经过时，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然后我坐在了桌前。她挥舞着餐刀往面包上涂果酱，那面包大得像滑水板一样，眼睛不停地转动着，我忍不住笑起来，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好吧，我尽快把手里的活儿干完，”我说，“我要去城里跑一趟，你想和我一起去吗……”

她往木板屋里扫了一眼，摇了摇头说：

“不，不，我必须把这儿重新收拾一下。嗯，最好是这样……”

于是我让她留下了，接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型卡车。然后我把车子停在接待室前面。乔治在椅子上几乎要睡着了，他的肚子上盖着一张报纸。我从他的身后经过，接着扛起一包衣服。

“噢，是你吗？”他说。

他搬起一包衣服，打着呵欠跟我出来了。我们把衣服扔在卡车上，然后又去搬其他的。

“昨天我又见到那个姑娘了。”他说。

我没有吭声，手里拖着一包衣服。

“我想她是来找你的，嗯，难道不是找你吗……”

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太阳开始炙烤着大地。

“是一个身穿淡紫色短裙，有一头乌黑长发的姑娘。”他补充说。

就在这时，贝蒂走出木板屋，朝这边跑过来。我们看着她。

“你想说的是像这样一个姑娘吗？”我问。

“噢，简直太迷人了！”他说。

“你说得没错。她要找的人就是我。”

接着，我为他们做了介绍，当老家伙向贝蒂大献殷勤的时候，我从办公室拿来一份购物清单。把它折叠了一下，塞进上衣口袋里，然后转身面对着汽车，点了今天第一支香烟。贝蒂正坐在乘客的座位上，透过车窗与乔治交谈着。我溜达了一圈儿，然后钻到方向盘后面。

“我考虑了一下，”她说，“还是决定出去散散心……”

我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发动了汽车。想把快乐的气氛延续下去，她递给我一块薄荷口香糖，接着把糖纸扔到地上。一路上她始终偎依在我的身旁，我根本无需去翻阅《易经》，就能预感到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先把衣服卸下来，接着我拿着购物清单走进对面的杂货店里。老板正在店里忙着到处贴价签呢，我把清单塞进他的口袋。

“先忙你的事吧，”我说，“我等会儿再来拿，别忘了我的酒……”

他立刻站起来，脑袋不小心撞在一排货架上。这家伙的脸平时就够难看的了，现在又皱起了眉头。

“我们说好半个月一瓶的，可不是每个星期一瓶啊。”他说。

“没错，但是我不得不找个合伙人，现在我要把他考虑进去。”

“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们之间的承诺没什么变化。如果你变得聪明一点儿的话，我会继续在你店里买东西。”

“上帝啊，每周一瓶酒，这可太难了……”

“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只会碰上好事吗？”

就在这时，他发现贝蒂坐在卡车上等着我，穿着白色的小背心，她的耳环非常别致，光芒四射。老板晃动着脑袋，竭力地在我面前卖弄了几秒钟：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不过有些家伙总比别人运气好。”

我觉得自己有点儿理屈词穷了。于是我赶快撇开了他，重新回到车上。

“好吧，我们还有点儿时间呢，”我说，“你想去吃个冰激凌吗……？”

“噢，圣母马利亚，我当然想吃了！”

卖冰激凌的老太太和我很熟，我是来吃这种掺酒冰激凌的老顾客之一，她总是在柜台上留下一瓶酒，我经常和她聊一会儿天。我进来的时候向她打了个招呼。我让贝蒂先找个位子坐下，然后我去点东西。

“我想还是来两份儿桃汁冰激凌吧。”我说。

随后我又过去给她帮了把手，就在她伸手去舀冒着冷气的冰激凌时，我取出来两个容量差不多有一升的杯子。我打开了玻璃柜，从里面取出一个盛桃汁的广口瓶。

“嗨，”她说，“我发现你今天早上兴致很高啊。”

我站起身来，看见贝蒂正跷着腿坐在餐厅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

“你觉得她怎么样？”我问。

“有点俗气……”

我抓起马拉斯加酸樱桃酒，开始往杯子里倒。

“这很正常，”我说，“你不觉得她简直就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使吗……”

回来的路上，我们停下来先把衣服装上车。然后我走到对面取回购买的东西，时间已经快要到中午了，现在外面确实热极了，我们只想赶快回家。

一走进商店，我立刻发现了我的酒，老板把它放在很显眼的地方，在几个袋子前面，他并没有微笑着迎接我。这恰恰说明他注意到了我。我拎起了网兜里的东西和我的酒瓶。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我问。

老板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

“我今天只在你这里遇到了晦气。”我说。

我把所有的杂物都堆到卡车后面，然后向汽车旅馆驶去。就在城市出口的地方，一股热浪疯狂地袭来，这里生长着矮小的灌木，看上去就像一片沙漠似的，而且很少有阴凉的地方，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这儿，我喜欢这片土地的颜色，而且我向来热爱广阔无边的地方。我们把车窗玻璃都摇上去了。

虽然我踩足了油门，不过我们是逆风行驶，车速最多只能达到每小时九十公里，汽车在艰难地行进着。过了一会儿，贝蒂把头转向了后面，也许她的头发令她感到酷热难耐，她不断地用手把头发撩起来。

“喂，”她说，“你能想象我们开着这辆卡车，带着后面那些吃的东西到哪里去吗……”

如果提前二十年，这种想法会让我疯狂起来的，如今我却要尽可能地克制自己，不要疲倦得打呵欠了。

“我们会到处游玩，感觉棒极了。”我说。

“没错，我们可以远离这片不毛之地！”

我点了一支烟，双臂交叉着放在方向盘上。

“很奇怪，”我说，“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里的风景不是那么糟糕……”

她把脑袋往后一歪，大声笑起来：

“噢，该死的，你竟然还把这里叫做风景……”

我们听到灰尘中卷起的沙粒，噼噼啪啪地敲打在车身上，汽车在一阵阵疾风中有时偏离方向，很显然，外面的一切全都被太阳炙烤着。我和她都笑起来。

入夜之后，风一下子停了，空气变得很闷热。我们端着酒坐在阳台上，等待着夜晚能带来一丝凉爽，但是我们看到天上的星星出来，却没有任何变化，连一丝空气的流动都没有，值得一提的是，我再不会感到厌烦了。唯一的抱怨就是死气沉沉的，不过我已经开始习惯了。五年以来，我有足够的时间去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这种酷热的侵袭，然而我的身边又冒出一个姑娘，如今情况不同了，我再不会无所事事了。

饮下几杯酒之后，我们就想一块儿挤在一张躺椅上。虽然我们在黑暗中流着汗，不过一切却似乎进行得相当完美，我们总是像这样开始，无论什么我们都能经受得住。我们就像这样待在那儿，一动不动地过了好一会儿，彼此在紧密的贴伏中得到放松。

接着她身体开始扭动起来了，我给她倒了一杯酒，让她平静下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能够把一棵树连根拔起似的：

“我想知道是不是自己还能再站起来。”她说。

“不要这样想，别说傻话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撒尿……”她打断我说。

我把手伸进她的裤衩，抚摸着她的双臀。她的屁股简直太美妙了，一股汗水从她的腰上流下来，她的皮肤像婴儿的脸一样柔软。我什么都不去想了，紧紧地贴在她身上。

“天哪！”她喊道，“别压在我的膀胱上！”

然而，她还是把一条腿伸到我的腿上面，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死死地钩住我的体恤衫。

“我想告诉你，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如果有可能，我们就一起生活吧……”

她用一种很平常的口吻讲这番话，似乎她只是在对一双鞋子的颜色，或者天花板上一块脱落的油漆，发表自己的看法。我用一种轻佻的口气说：

“那好吧……在我看来这完全有可能，应该会很顺利的。你瞧，我没有女人，也没有孩子，我的生活一点都不复杂，我有一间木板屋，和一份不太忙的工作。总之，我觉得自己是个混得不错的人。”

她的身体蜷曲着，与我贴得更紧了，很快我们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虽然天气很热，却没有一点不舒服。她在低吟声中噬咬着我的耳朵。

“我有信心，”她低声说，“我们还很年轻，你和我可以共渡难关，一切会好起来的。”

我不明白她到底想说什么。我们长时间地拥吻着。如果想彻底弄明白一个姑娘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恐怕是永无止境的。我不想刻意地去解读，只想在黑暗中拥抱着她，只要她的膀胱还能撑得住，我会继续爱抚她的双臀。

2

一连几天，我们都飘忽在一种五彩斑斓的梦中。两个人形影不离，生活变得异常简单。本来我还有一些洗手槽和抽水马桶的修理活儿，另外还有一个多功能的炉灶需要修理，但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贝蒂帮我把路边的枯枝和纸屑捡起来，然后把小径上的垃圾箱清理干净。下午我们便可以慵懒地待在阳台上，如果没有上床做爱，或是翻出一本菜谱，去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我们就疯狂地转动着收音机的旋钮，或者谈论一些无足轻重的话题。我把躺椅推到阴凉处，她在太阳底下摊开一张凉席。当我看见有人走过来时，就扔给她一条毛巾；当讨厌的家伙走开时，我再取回毛巾，重新坐在躺椅上看着她。我发现，为了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什么都不去想，只需瞅她十几秒钟就够了。这办法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一天早上，她从磅秤上跳下来，尖叫道：

“噢，该死的！这怎么可能！”

“贝蒂，你究竟怎么啦？”

“上帝啊！我的体重又增加了一公斤！我敢肯定……”

“别担心，我保证绝对看不出来。”

她没吭声，我很快把这件事彻底忘了。不过到了中午，看到自己碗里只有切成两半儿的西红柿时，才逐渐醒悟过来。除了西红柿，别无他物。我什么话都没说，若无其事地吃着东西。离开饭桌时，身体很轻快，丝毫没有被一堆卡路里击垮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把床单抛到一边，为自己奉上一顿最美妙的床笫盛宴，此刻外面的阳光鼓噪着，猛烈地敲打在蟋蟀身上。

之后，我起身，径直奔向冰箱。有时，生活总会为你呈现绝对完美的时刻，并且把你笼罩在天堂的尘埃中。我感到耳边风声呼呼作响，仿佛抵达一个意识的高度敏感阶段。我面带微笑，抓起三个鸡蛋，将它们扼杀在碗里。

“你在干什么呢？”贝蒂问。

我正忙着四处寻找面粉。

“我从来没对你讲过，这辈子我只有一次真的赚了大钱，就是卖鸡蛋饼。那时我在海边设了一个小摊位，人们手里攥着钞票在太阳底下排队。是的，所有的人都来了。不过我做的鸡蛋饼确实好，方圆一百五十公里找不到更好的，他们都知道。该死的，你会看到我并没有跟你吹牛……”

“行了，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碰这些的……”

“嘿，你取笑我吗？别让我一个人吃，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你别烦我了……我不想吃东西。”

我马上明白，这件事不必再讨论了，我觉得自己仿佛碰到了一堵坚硬无比的墙上。眼看着鸡蛋一个个滑进碗中，又慢慢地倒进炒锅里，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起来。我重新恢复了平静，默默地刷洗着碗碟，不再自讨没趣了。她吸着一支烟，眼睛仰望着天花板。

我在阳台上修理洗衣机的电机，度过了下午的剩余时光。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仍然在埋头看一本书。我起身去烧一锅开水，然后往锅里撒一把盐，拆开一包细面条，接着重新回到阳台上。我蹲在她的跟前。

“贝蒂，你没事吧……”

“嗯，”她说，“我很好。”

我又站起来，两手交叉着放在脑后，眼睛扫视着地平线，天空泛起一片橘红色，无边无际，向我们预示着明天会有一场大风。我心想，到底是哪个蠢货把洗衣机弄坏了呢。

我又回到她身旁，弯下身来，伸出一根手指，焦虑地掠过她的脸颊。

“我发现你的表情很奇怪……”

她用这种冷漠的目光看着我，这种表情以前就让我感到不安了。她用一个胳膊肘支撑着，直起身来。

“也许你认识很多姑娘，如果她们生活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没有工作，身无分文，当她们失意的时候，脸上还会露出微笑吗？”

“妈的，如果你有一份工作，或者在银行里存点儿钱，对我们来说，这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你总是为这样的事烦恼？”

“不仅如此，最糟糕的是，我在发胖！这个鬼地方会毁掉我的！”

“你在唠叨什么呢？这个地方有那么恐怖吗？你难道没发现到处都一样吗？只是风景不同罢了？”

“那又怎样？总比一无所有强！”

我瞥了一眼玫瑰色的天空，点了点头。我慢慢地挺直了身子。

“好吧，”我说，“我们到城里吃点儿东西，然后再去看场电影，如何？”

她脸上突然绽放出一丝笑容，就像原子弹爆炸一样，我真切地感受到一股暖流向我涌来。

“太棒了！没什么比出去散步更能改变情绪的了。等我一会儿，我去换条裙子！”

她飞快地冲进木板屋。

“只穿裙子吗？”我问。

“有时候我想，你能否想想别的事情。”

我走回屋里把平底锅下面的煤气关掉，贝蒂在镜子前打扮着。她向我打了个飞眼。我有一种不费吹灰之力就脱离险境的感觉。

我们开着贝蒂的那辆破车，一辆非常耗油的红色大众牌汽车，然后把汽车停在市中心，汽车的一侧轮子斜靠在便道上。

我们来到比萨饼店，找了个座位，刚坐下还没五分钟，就见到一个金发女郎走进餐厅，贝蒂一下子从我身边跳起来。

“嘿！是索妮亚！嘿，索妮亚……嘿，到这儿来！”

这个姑娘向我们的餐桌走来，她的身后有个男人急忙躲闪以免跌倒。两个姑娘互相拥抱着，这家伙突然在我面前摔倒了。两个久别重逢的姑娘显得异常兴奋，她们一直手牵着手。随后，她们互相为我们做了介绍，当我低头去看菜单的时候，那个家伙嘴里嘟囔着什么。

“上帝啊，让我好好看看你，你看上去气色不错啊！”贝蒂说。

“亲爱的，你也一样……你不知道我见到你有多高兴！”

“每人各来一份比萨饼吗？”我问。

当女服务员走过来的时候，那家伙突然来精神了。他抓住服务员的胳膊，接着把一张钞票塞进她的手中。

“这张桌上的香槟酒要多久才能送来？”他问。

女服务员瞥了一眼钞票，没有表示拒绝。

“最多不超过五秒钟吧。”她说。

“这还差不多。”

索妮亚扑到他的怀里，接着咬住了他的嘴唇。

“噢，我的宝贝儿，你真了不起！”她说。

几瓶酒喝下去，我完全认同了她的说法。那家伙向我们讲述，他是如何在咖啡涨价的时候，依靠卖咖啡发迹的。

“我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与此同时财源滚滚来。你知道，必须小心翼翼地盯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关头，然后迅速转卖出去。每时每刻，你都要让你的钱翻本儿，要么就会跌入无底的深渊……”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这种事令我很着迷。这些涉及到金钱的话题，抑制了酒精在他身上的作用。他只是不时地打几个饱嗝，我吸着他递给我的难闻的雪茄，然后不断地把酒杯斟满。姑娘们眼睛里闪闪放光。

“我跟你说一件事，”他接着说，“你看过那部电影吗，当汽车向悬崖边上冲去的时候，那些家伙在最后关头才跳车逃生……你能想象出他们的感觉吗？”

“很难想得出。”我说。

“好吧，我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还要刺激得多！”

“在关键时刻你跳出来了？”我问。

“是的，我想我是在最后关头跳出来了。之后，我彻底垮掉了，接下来我睡了三天三夜。”

索妮亚用手去抚摸他的头发，紧紧地偎依在他的身旁。

“过两天，我们要坐飞机去一个群岛，”她低声说道，“瞧，这是我的订婚礼物！噢，宝贝儿，这看起来也许很愚蠢，但这主意简直快把我乐疯了！”

索妮亚看上去像一只羽毛竖起的鸟一样，她有一张非常性感的小嘴，而且她差不多一直都在笑。现在气氛变得十分愉快。酒瓶不停地往返穿梭着，贝蒂拉着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当时我正憋着一泡尿。

快到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听不见人讲话了，我只是听到远处传来低语声，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很遥远，世界简单得荒谬，然后我笑了。我什么都不需要了。只是一个人在笑，实际上我已经醉了。

将近凌晨一点的时候，那家伙冷不防地向前歪倒了，一个盘子被摔成两半儿。现在该是回家的时候了。索妮亚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来，去把账结了，然后我们拉着他走到外面。在当时那种状态下，他的感觉很糟糕，但是一到了外面，就来了精神，这样我们就省了力气。我们走到每个路灯下都停下来吹吹风。每个人都觉得很闷热。当我们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索妮亚就得站在他跟前，因为他的腿站不稳，他的身体摇晃起来了。“噢，我可怜的宝贝儿，”她说，“可怜的小宝贝儿……”我心想，他们也许把车停在城市的另一头儿了。

后来，她打开一辆崭新的小汽车的车门，车篷有五尺长。接着我们让小宝贝儿躺倒在车里。索妮亚匆匆地与我们拥抱了一下，然后她又回到车上，找件衣服盖在他的脑袋上。我们挥了挥手，看着这辆汽车开走了，它就像尼斯湖水怪一样，一头扎进茫茫的夜色中。

过了一会儿，我们找到了那辆大众牌汽车。我很想驾车，为了能开得更好些，需要给我来点儿刺激的东西，前面要有一排光线很强的车灯，我就可以轻易地把车开到时速二百公里。我真的很想开车。

“你肯定自己能开回去吗？”贝蒂问。

“我想你在说笑吧，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我驾着汽车安然无恙地穿过市区。城里没有什么人，这简直太稀松平常了，只不过我有时能感觉到发动机在超速运转，而且这辆车有时会向前跳跃。

夜晚一片漆黑。车头灯扫视着前方的路面，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那些仪表盘上的微光仿佛在舞动。我应该趴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才能看清外面的情形。

“你看外面有点儿起雾了……”我说。

“没有，我没看见。你在说什么呢？”

“提醒我把车灯调亮些，这太简单了。”

我沿着白线向前行驶，汽车的左前轮正好压在白线上。没过多久，事情就变得麻烦起来了。这条路我非常熟悉，没有任何拐弯儿，甚至连一点儿弧度都没有，渐渐地，它开始变得有些难以辨认了。这条该死的白线开始往右偏了，于是汽车鬼使神差地转变了方向。我只好把眼睛睁得越来越大。

就在我把汽车又转回到原来路线的时候，贝蒂发出一声尖叫。汽车一头栽进这条该死的水沟里，这着实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我想赶紧熄火，但是刮水器却摆动起来。

贝蒂怒气冲冲地推开车门，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在心里问自己，我做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跟在她后面从车上下来。这辆大众汽车看上去像一头奄奄一息的笨重的野兽，车上的减震器彻底报废了。

“我们被火星人袭击了。”我打趣说。

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脚下蹬着她的那双高跟鞋，急匆匆地走在公路上。我赶紧追上了她。

“上帝啊！你不必为汽车发愁。”我说。

她眼睛平视前方，脚步飞快，就好像上了发条一样。我得连滚带爬地才能追上她。

“我才不会为这堆废铁发疯呢！”她说，“我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

“没什么……我们最多还要走一公里的路，走走对我们有好处……”

“不，我现在想的是索妮亚，”她接着说，“你还记得她吗？”

“是的，你是说你的女友吗？”

“对，没错！……你没发现她现在很走运吗？她为什么会春风得意？”

“妈的，贝蒂，别再说了……”

“你看，”她接着说，“在我来这儿之前，我和索妮亚曾在同一家夜总会做女招待，我们干同样的活儿，擦玻璃、招呼顾客、打扫卫生，晚上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一起畅谈未来，当我们摆脱这一切之后生活会怎样。就在刚才，我已看清她所走过的道路，我知道她已经在阳光下找到一片乐土……”

已经看见远处汽车旅馆的灯光了，但我们的麻烦仍然没有结束，而且情况变得更糟了。

“你不同意我的看法？”她坚持说。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继续走你的路，不要理会她说什么，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一会儿她就忘了。

“说说吧，为什么我总是在停滞不前，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让我眼看着梯子却爬不上去呢……”

我停下来点了一支烟，她在等着我。她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我觉得有些不知所措。

“如果我们想走出困境的话，最好别待在这儿。”她说。

我从她的肩膀上望过去，她的呼吸非常急促。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

“你究竟想说什么呢，说我一无所知……你在胡扯什么呢？”

“妈的，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为了给这件事画上个句号，我在路边来回走了几步，然后撒了泡尿。我转过身去背对着她。我想她已经哑口无言了。我在黑夜里吐出一个蓝色的烟圈儿，心里寻思着，确实，与一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肯定会有些麻烦事，但最终天平还是倾向于跟她一起过。她可能会因为一时头脑发热，就把所有的愤怒全都发泄到我身上，不过这也没什么大不了。此外，与她带给我的所有好处相比，这代价也不算大。我感到她在我的身后就要沸腾了，我记不清有多久没有感受到有人跟我如此亲近。应该很久了。

我又打起精神来，把衣服的扣子系好。这一切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姑娘带来的，我对自己说，你无法避免这些头疼脑热的时刻，你不能逃避这一切。酒精让我的血液沸腾，我一条腿转动着，转向了她。

“我不想再跟你讨论这件事了，”我说，“我感觉很糟，你对我好一点……”

她望着黑暗的天空叹息道：

“该死的……你想过生活正从我们面前溜掉了吗，这难道不会让你时常感到恼火吗？”

“听着……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自从我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并没有感到自己在虚度光阴。恰恰相反，我甚至觉得比过去更充实了……”

“妈的！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我们应该摆脱困境。没准儿好运气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呢，关键是别错过机会。”

“你想得完全不对。”

“上帝啊，人们还以为你在这片贫瘠的沙漠中找到了天堂呢，你不会是快要发疯了吧？”

我决定不再回答。我朝她走过去，不过倒霉的是，我脚底下被树根绊了一下，狼狈不堪地跌倒在路面上，我把脸摔破了。

很明显，这个细节并没有令她感到不安。当我蜷缩在尘土里的时候，她仍在就八十年代典型的生活激情发表看法。

“你瞧瞧索妮亚，她是怎样摆脱困境的。如今她能够真正地去享受生活了……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一起往前奔的话，这些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贝蒂，上帝啊……”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感觉不到这里令人窒息呢？任何人都不会期望待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妈的，快过来！快来帮我一下！”

但是我很清楚，她根本听不见我说话。她待在那儿，纹丝不动。她已经完全沉浸在这件事当中，呼吸急促，两眼放光。

“你想象一下，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出发来到一片海岛上……”她补充说，“你想想看，不远的将来，某一天我们突然来到一片世外桃源……”

“我们赶紧回家睡觉去吧。”我说。

她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稍微努力一下，只要有这样的愿望就行了。”

“那你究竟要得到什么？你是怎么打算的……？”

“上帝啊，你设想过在一个海岛上生活，那会是怎样？”

这种幻想简直让她头脑发昏了。她的脸上露出一丝神经质的微笑，沉醉在这些甜蜜的想象中，接着她甩下我走了。我用膝盖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

“妈的！”我吼道，“不要拿你那些该死的岛来烦我了！”

3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们整天都在埋头干活儿，这种情形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呢。这场可怕的飓风让我们再也闲不住了，而且我们已经算是倾尽全力了。方砖地上到处都是碎屑，各种垃圾和污物随处可见。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我们和乔治面面相觑，他愁眉苦脸地挠了挠头，不过贝蒂却挺开心的。

于是，白天我就拎起那只工具箱，耳朵后面夹着一支笔，从一幢房子蹿到另一幢房子。贝蒂在城里来回穿梭着，为我买回装修用的钉子、乳胶和木板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防晒油，因为我多数时间都待在户外，要么在梯子上爬上爬下，要么蹲在屋顶上干活儿。从早晨到晚上，天空始终是清澈的一抹蓝，或许是被雨水洗涤过的缘故。我连续几个钟头都沐浴在骄阳下，嘴里含着一把钉子，修理那些被毁坏的小木屋。

乔治对这种行当一窍不通，和他一起干活儿甚至有些危险，要么锤子突然从他的手中脱落，要么可能在你用力压紧一块木板时，他会把你的一根手指头锯下来。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一个上午，然后只是让他在过道上照看着，同时让他离我的梯子更近一些，这样我就可以把工具箱从上面扔给他了。

渐渐地，这里开始变得像个人住的地方了，我每天晚上都累得贼死。最让我感到头疼的是电视天线，我一个人很难把这玩意儿重新修好，然后再把电缆接上。但是我不想让贝蒂到屋顶上来，我可不想她出什么事儿。有时候，我看见她出现在梯子顶上，手里拿着一瓶鲜啤酒，我已经热得头昏脑涨了，看见她的头发上闪着光芒，就弯下腰去吻她一下，接着从她手上把酒瓶接过来。于是，我就可以一直坚持到太阳下山了。然后我收拾好工具箱，回家吃饭，在夕阳的轻拂下，我步履艰难地走回木板屋，我发现她手里拿着我的扇子，神情落寞地躺在阳台上。每次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总是问我同样的问题：

“活儿干得顺利吗？”她问，“没把你累坏吧……”

“马马虎虎……”

她站起来，跟着我走回屋去。她在厨房里忙活着，我赶紧跑去冲凉。我真的累坏了，同时也表现得有些夸张，我希望她能更关注我。疲惫给我带来许多离奇古怪的念头，我希望自己被裹在襁褓里，像婴儿一样身上涂满爽身粉，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睡在她的怀里，吮吸着她的乳房，我发现这简直太刺激了。当她在我身后，按摩我的脖子和肩膀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我可爱的小旋风，我想像着，噢，我可爱的小旋风……

我们吃过饭，迅速把桌子收拾干净。一切像乐谱纸一样井然有序。当她在厨房里洗涮的时候，我点了一支烟，接着走到阳台上。我平静地走到躺椅旁边，然后坐了下来。我听见她不停地清洗碗碟，嘴里吹着口哨或低声哼唱着什么。我感到幸福满溢，沉浸在如此深沉的平静时刻里，我像个傻子似的，嘴角挂着微笑酣然入梦。突然烟头儿落在我的胸前，我大喊一声从梦中醒来。

“该死的，你怎么还在睡呢！”她说。

“嗯？”

她出现在我面前，拉着我来到床上，一只手伸到我的腰间。她将我推倒在床垫上，来回滚动着，开始脱掉我的衣服。遗憾的是，十秒钟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累得不行了，甚至连一只眼睛都睁不开，我完全睡过去了。

于是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我们在早晨做爱。唯一麻烦的是，开始之前我需要先去撒泡尿，她也一样，这样会多少影响情绪，不过我们会开一些有点儿傻气的玩笑，很快就能进入状态。早晨，贝蒂呈现出一副非常诱人的姿态，我心想是不是整个夜晚，她都在反复琢磨着新的方式呢，她总想尝试一些有点儿怪异的姿势，有时她的激情感染了我，令我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我心里想着天堂和地狱，开始了又一天的工作。当我爬到一个屋顶修理电视天线的时候，两腿还是软软的。

一天早上，我比贝蒂提前醒了。阳光再次洒满了所有的角落，我用胳膊肘儿支撑着坐起来。有一个人正面朝着我们的床，坐在一把椅子上，这家伙是汽车旅馆的老板，他目不斜视地盯着我们。确切地说，他正在瞧着贝蒂。我花了几秒钟才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发现床单已经被我们蹬到一边了，贝蒂两腿分开地躺着。这家伙很胖，油头粉面的，他满不在乎地用手帕擦着脸，手上戴着几个戒指。在一个明媚的早晨，这样的家伙确实会令人感到恶心。

我用床单盖好贝蒂，迅速从床上爬起来，一声不响地穿好衣服，心想这样也可能是他所期望的。他笑眯眯地看着我，没吱声，就像一只要拿耗子的猫。就在这时，贝蒂醒了，她猛地坐起来，乳房露在外面，她用一只手撩开遮住眼睛的头发。

“该死的，怎么回事……这家伙是干吗的……”她问。

当她坐起来的时候，那家伙向她点头示意。

“干吗这样呢……用不着难为情啊！”她补充说。

在这件事还没有被一种可怕的方式彻底搞糟之前，我把老板拉到屋外，随手又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我在太阳底下溜达了几步，清了清嗓子。他把上衣脱下来搭在胳膊上，他的衬衫上露出几大块汗迹。我无法正常地思考问题，觉得身体不太舒服。通常这个时候，我也许正在平静地做爱呢。这家伙用手帕伸进衬衫领里擦汗，脸色阴沉地看着我。

“告诉我，”他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年轻女人，都上午十点钟了你还赖在床上……”

我眼睛盯着地上，双手插在口袋里，这让我显得焦虑不安，也让我尽量不去看他的脸。

“不，不是，”我说，“这与她毫不相干。”

“太不应该了，看看你，尤其不应该的是，她让你忘记了你为什么待在这儿，我为何要让你住这儿，付给你工钱，你明白吗……”

“是的，当然知道，不过……”

“你知道，”他打断我说，“我只需要登个小广告，明天早上就会有上百人来排队，要求得到你的职位。我可不想让你陷入困境，毕竟你在这里干了很久了，我确实还没有听到有人投诉过你，但是这件事确实让我感到不满意。我不认为你让这姑娘住在这儿，还能认真干好你的工作，明白我的意思么……”

“你已经和乔治谈过了？”我问。

他摇了摇头，矢口否认。这家伙太可恶了，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他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

“好吧，”我接着说，“他应该告诉你，她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我向你发誓，如果没有她，我们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你没见到这场飓风所造成的损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毁掉了，当我和乔治竭尽全力去尽快修复的时候，她整天忙着到处购买材料。她往窗户上刷油漆，清扫地上的枯枝败叶，跑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她几乎一刻都没有闲着，她……”

“我什么都不想说……”

“先生，我想再补充一句，她从来没想过为此要一分钱。乔治可以告诉你，她为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

“总之，你希望我在这件事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样吗？”

“听我说……也许今天早上我起得是有点儿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这份工作实在太辛苦了，你好好看看就知道了。通常情况下，天一亮我就出门了，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会这样。这种事决不会再发生了。”

他在太阳底下流着汗，似乎在考虑着什么，脑袋不停地转动着。他向四周扫了一眼。

“必须把这些木板屋全都重新粉刷一遍，”他说，“现在看上去太不像样了……”

“是的，这样会好一些。而且它会吸引过路人的注意，我们和乔治已经考虑过了……”

“好吧，我也许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你可以和你的女朋友一起干……”

我的脸顿时变得苍白，这项工作实在太繁重了。

“嘿，您真会开玩笑……”我说，“这简直是一个企业的工程啊，你明白吗……我们永远都干不完……”

“你们俩儿干吧，你们已经算是一个小企业了。”他冷笑道。

我咬紧了嘴唇。这家伙把我们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中了，这真让人难以忍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们怎么会陷入这种境地？一天的工作还没有开始，我就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

“好吧，不过我想知道该怎么给她算工钱呢？”我叹息道。

他笑得更厉害了。他把粗短的手指放在我的肩膀上。

“上帝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他说，“五分钟前你还在求我忘掉这姑娘呢，难道不是吗？如果我付给她钱的话，我怎么会忘掉呢？这太没道理啦！”

这简直就是一堆我们随处都能见到的臭大粪！它给你的嘴里带来一种奇怪的味道。我低头望着脚底下，有一种被钉在地上的感觉，我的下巴很不舒服。我闭上眼睛，轻轻地用一只手捂住嘴。这意味着我最终让步了。他早就习以为常，所以立刻心领神会。

“好的，棒极了！我放手让你们去干。我还会再过来的，看看你们的表现是不是很出色。我去和乔治商量订购油漆的事儿……”

他跑到旁边去拧手帕上的汗水。我呆了一会儿，有点儿不知所措，最后我决定回屋去。贝蒂正在冲淋浴，我隔着布帘儿看见她。实际上，我已经要崩溃了。我坐在桌子跟前，喝了一杯热咖啡。恶心死了。

她围着一条浴巾走出来，过来直接坐在我的膝盖上。

“好吧，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是谁允许他进来的……”

“他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许可，”我说，“他就是房主……”

“那又怎么样？怎么能这样随意进别人房间，他脑袋发昏了吗……”

“是的，你说得对。我也是这样对他讲的。”

“他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一只乳房，脑子里什么都没去想。我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这件苦差事正等着我们去干呢，我的天哪！我的腿开始发抖了。我感到很不舒服。

“那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呢？”她坚持说。

“没什么……全是扯淡……他想叫我粉刷几幢房子。”

“噢，来得正好……刷油漆，我喜欢这活儿！”

“这正是我所说的机会。”我说。

第二天早上，一个人开着小卡车运来两三百公斤油漆和一些滚筒。

“好了，”他说，“这些够你们开始干的了。如果你们还想要，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会尽快送过来，好吗？”

我们把油漆卸到车库里。看上去有一大堆呢，令我感到厌恶，我变得像一个火球似的，愠怒中夹杂着几分无奈。我想起以前还有比这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这种滋味儿了。这真的很奇怪，确实有很多东西已经被我淡忘了。

送货的人吹着口哨开车离去了。天气好得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用略带忧伤的眼神环顾了一下这些木板屋，抱起一桶足有二十五公斤重的油漆，沿着小路走出去了。这无非是想把手指磨出点儿口子来。乔治站在接待室前面窥伺着我，我没有停下脚步。他跑过来追上我，脸上带着一个疯老头儿的微笑。

“嘿！我说……你这桶油漆，看起来太重了！”

“别来烦我了，”我抱怨道，“让我安静一会儿！”

“妈的，你说说，我怎么惹着你了？”

我倒换了一下手，丝毫没有放慢脚步，我不小心把油漆桶碰到自己腿上了，眼前立刻冒出了金星儿。他还是不肯放过我：

“上帝啊，我还从没见过你这副模样呢！”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但是你有必要告诉别人贝蒂住在这儿吗……”

“上帝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是这个流氓哄骗我讲出来的！当他进来的时候，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

“是的，你从来没有完全清醒过。你简直是个活生生的傻瓜！”我说。

“嘿，告诉我，你真的要把房子都重刷一遍吗？你把这活儿接下来了？”

我停下来，把油漆桶放在地上，我注视着乔治的眼睛。

“听着，”我说，“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做，但是我不希望你把这一切告诉贝蒂，你听清楚了吗？”

“明白，别担心，老伙计，你放心就是了……但是你怎么能不对她讲呢？”

“不知道。我还没考虑好呢。”

当我们在第一幢房子前再见到贝蒂时，我正急着去上厕所呢，于是不得不走开一会儿。艰巨的任务让我的肠胃痉挛了，我没有勇气对贝蒂讲这些。我知道她会把所有东西都扔出去的，她不会这样让自己被人欺负，她会用一把火烧了这一切。只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恐怖，于是，我最终选择了忍耐，心怀恐惧并不等于世界末日来临，不过是要经历一段艰难的日子。

我从厕所回来时，贝蒂正和房客谈论着什么，我比平时显得更加苍白了。

“呵，你来了，我正想告诉这些房客，我们要把房子粉刷一下……”

他们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我，那种疯狂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他们在这里住了六个多月了，每个角落里都摆满了花盆儿。我含糊其辞地说着一些令人费解的话，然后拉着贝蒂来到房子后面。我的嗓子干极了，贝蒂却是神采飞扬，她看起来劲头儿十足，脸上带着微笑。我用手捂着嘴，干咳了几声，清了清喉咙。

“好吧，那我们还等什么呢，说说都该干些什么？”她问。

“哎，你负责刷百叶窗。我来刷其他的地方。”我说。

她无忧无虑地微笑着，把头发扎起来，眼前的这幅景象真的会让你为之倾倒。

“我准备好了！”她说，“谁先干完就去帮其他的人……”

在她转过身去的时候，我不无感伤地向她苦笑了一下。

老人们时不时地过来看我们干活的进度。他们无所事事地站在我的梯子下面，乐呵呵地看着。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老太太给我们送来了小点心。贝蒂与她说笑起来，她觉得他们俩都是好人。不过我觉得他们挺讨厌的，我可不想随时随地与别人说笑。刷完房子的高处后，我从梯子上下来，走到贝蒂跟前，准备打出我的第二张牌。当时她正在房子的一个角落里忙活着呢。

“上帝啊，你真的是一位高手，”我说，“我们实在不可能干得更好了……不过还是有点儿麻烦，这是我的错，事先忘了告诉你……”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吗？”

“嗯，问题在房子的拐角上……你刷得有点儿过了。”

“没错，当然我是刷得多一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你看到这个刷子有多大吗？”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但是问题是，别人会以为另一面墙也开始刷了呢！”

“那该怎么办呢？”她问。

我觉得自己快要憋死了。

“怎么会是这样……”我接着说。

“你不会只刷房子的一个侧面吧，那像什么呀……”

我伸出一只手放在额头上，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行啊，就这么干吧……”我说，“至少，这会令他们感到高兴……他们会住进一幢崭新的房子里，这一切全都是你的功劳。”

白天剩余的时间里，我们都被牢牢地拴在这间该死的小木屋上了。

事实上，这个小小的玩笑差不多耗费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温度计突然向上攀升，所以午后的一个小时里，到户外工作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待在木板屋里，把窗帘全都拉上，冰箱像洗衣机一样鼾声如雷，还是无法为我们提供所需的冰块。我们几乎一丝不挂，不停地走来走去，经常会在相遇时纠缠在一起。我的一根手指沿着她的皮肤上由汗水交织的网移动着，我们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毛发粘连在一起，目光灼热撩人，我们把屋里的家具震得轰然作响。我意识到我们做爱的次数越多，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不过这倒不是什么问题。令我担忧的是，贝蒂对刷油漆的兴趣在一天天减弱，她不再那么兴致盎然，送来的点心也越来越少了。我们还没刷完第一幢房子，她就已经开始厌倦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才能让她明白还有二十七间房子要刷呢。晚上我难以入睡，当她睡着的时候，我坐在床上吸着烟，听任我的思绪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之中肆意狂奔。我想知道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无论如何，我知道我已经坐在风口浪尖上了。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角斗场的中央，一道炫目的阳光直射在我的眼睛上。我能够感受到危险的存在，却全然不知它会从何而来。这让我无法高兴起来。

4

一天傍晚，将近七点的时候，我们终于刷完这对老人住的房子，刚好太阳就要下山了。玫瑰色的百叶窗在白色底子的衬托下，看上去仿佛是一种虚幻的景致。两个老人相互搀扶着，对眼前的这幅景象赞叹不已。我和贝蒂简直都累垮了，我们俩各自坐在一个油漆桶上，共饮啤酒，互相祝贺。下午天空刮起了微风，所以外面变得非常凉爽。干完一项工作，总会遇到一些让人开心的事，无论是什么活儿，都能从中得到快乐。四肢的疲乏与酸痛转化成一种特殊的开胃酒，我们漫无边际地嬉笑打闹着。

正当我们在互相挤眉弄眼的时候，把啤酒洒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房东突然出现在眼前。他那辆破车扬起一片尘土，刚好就停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点喘不过气儿来，特别是我，耳朵也开始嗡嗡作响。

他下了车，手里抓着那条湿乎乎的毛巾，朝我们走过来。他脸上带着十分夸张的笑容，眼睛紧紧地盯着贝蒂。夕阳给这家伙的脸涂上了一层淡紫色，有时候不费吹灰之力，你就能辨认出那些来自地狱的使者。

“不错，”他说，“看起来这里的一切都很顺利，工程正在向前推进……”

“是的，你说得没错！”贝蒂答道。

“好吧，好吧，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你们能否保持这种进度……”

我惊出一身冷汗，全身上下都湿透了。我从油漆桶上一跃而起，一把揪住这家伙的胳膊，赶紧岔开了话题：

“到这边走近点儿来瞧瞧……看看这手艺，这油漆才五分钟就干了，质量真不错！”

“不，等会儿再看，”贝蒂说，“我不明白他刚才想说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大家都很满意，让我们去看看房客吧……”

“他刚才说的保持下去，指的是什么？”

“这不过是一种表达方式，”我说，“走，我们到老人家里去喝一杯吧……”

虽然我竭尽全力去阻拦，房东还是把头转向了贝蒂。

我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

“小姐，没什么可担心的。我看上去没有那么恶毒吧，我可没有要求你们一刻不停地把所有的活儿都干完啊……”

“所有的什么？你说的所有的活儿是指什么？”

这家伙猛然吃了一惊，紧接着又笑起来。

“好吧……我想说的当然是其他的房子……你似乎有什么事没弄明白？”

我已经不能动了，全身的血液都要渗出来了。贝蒂一直坐在油漆桶上，抬头仰望着房东。我觉得她似乎要跳起来，向他的喉咙喷射出火焰。

“你以为我很愿意在这里刷房子吗？”她嘴里嘘了一声，“你是在开玩笑吧？”

“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他问。

“我怎么知道……我考虑一下，马上告诉你。”

她一下子跳起来，抓起一桶玫瑰色的油漆，盖子明晃晃地像个飞碟一样，从我们头顶一闪而过。一切发生得如此迅疾，谁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我预感到可怕的事要发生了。

“别这样，贝蒂……”我恳求道。

但是这并没能阻止她，她径直向房东的车子奔过去，把一加仑玫瑰色的油漆，全都倒在车顶上。那家伙打了个嗝儿，贝蒂看着他，咧着嘴笑了。

“你瞧，”她说，“刷你的车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麻烦，一样地干脆利索……但是干别的嘛，我不得不拒绝，我怕身体吃不消。”

说完这句话，她就走了。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油漆已经流到半个车门上了。

“没什么！不会伤到汽车……用水一冲就干净了，棒极了！”我说。

我花了一个多钟头，才把他的车子清洗干净。为了让他的情绪平静下来，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还说贝蒂正在来月经，所以她很疲惫，炎热的天气令她焦躁不安，她很快会后悔的。把这件事忘掉吧，我会把所有的垃圾桶和路灯都粉刷一新……

他咬牙切齿地钻回到车里，我在他开车离开之前，又用布把汽车的挡风玻璃擦了一下。然后我独自一人站在小径上，天快要黑了，我感到筋疲力尽，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我知道最艰难的还在后头。我已经三十五岁了，生活已不能再当儿戏，有很多事情需要去面对。最困难的还是去找贝蒂。我又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走开了，我看见房子里的灯光，在短短五分钟里，我的鼻子在空气中嗅闻着，觉察到一丝灾祸将至的气息。我觉得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事情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转变。

贝蒂把空酒瓶儿放在桌上，她低着头，两腿叉开坐在一把椅子上，头发全部从前面垂下来。当我走进屋里的时候，她等了几秒钟，然后才抬起头望着我。我从没见到过她如此妩媚动人。我是天生敏感的人，所以马上感觉到她不只是在发怒，她非常伤心。像这样站在那儿看着她，我实在坚持不了多久。

“上帝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声音低沉地说，“你和那个卑鄙的家伙串通起来干了些什么？”

我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啤酒。我肩上承受着巨大的、无形的压力，所以不得不急促地喘气。

“他不许你待在这儿，除非我们俩一起干活。这件事一点儿都不复杂。”

她有些神经质地笑起来，眼睛像玻璃球一样放射出光芒。

“好吧，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为了被允许待在这里腐烂掉，我必须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刷这些破房子上……上帝啊，这等于让人往你身上撒尿，你不觉得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的。”

她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我也来了一杯。我开始冒汗了。

“我们无法避免遇到这些卑鄙的家伙，”她接着说，“这很普遍，但是现在，必须给他们迎头痛击，决不能试图去跟他们讲理。让我快要发疯的是，你怎么能甘心情愿地被他羞辱，你怎么能像这样忍气吞声呢？”

“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我说。

“你不必这样，你应该让他见鬼去！这关系到尊严的问题，妈的！这家伙究竟在想什么？难道我们低贱得成了一对只配给他擦皮鞋的白痴吗？我真的太傻了，我该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才是！”

“听着，如果为了让我们能在一起，我必须要去刷房子的话，那么我会去做，我甚至会做得更多。我觉得这些算不了什么。”

“胡说！你还是睁开眼睛看看吧！依我看，你简直是疯了！瞧瞧我们住的这个破地方，那个混蛋用几个小钱就把你葬送在这里了。瞧瞧你自己！你活了半辈子却混到这种地步！这就是你所得到的吗？你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忍辱偷生吗？”

“行了……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没什么大的差别。”

“噢，求求你，别跟我说这些蠢话了！如果我不能欣赏你、为你而感到骄傲，我为什么还会跟你在一起？我们是在这儿虚度光阴啊！这里倒是个混吃等死的好地方！”

“好了，也许你说得都对……但是你想怎样？双手插在兜里走开，然后到更远的某个地方，再继续到处瞎混？你以为我们逃出去，就能够从路边捡到钱？你认为这值得吗？”

我们又各自喝了点儿酒，我们需要积蓄力量，以便能继续辩论下去。

“噢，上帝啊，”她说，“我们怎么能像这样活在世上呢：没有任何前途，身无分文，一点儿想法都没有……妈的，我真的不明白，你还年轻、还很强壮，怎么看起来却好像被人阉了似的。”

“是的，不过我可以为你描绘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我说，“世界就像是一个可笑的交易市场，我们找到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尽可能远离那些卑鄙的家伙，有一个阳台和一间可以做爱的小屋，我倒是觉得你在发疯。”

她摇着头望着我，把杯中的酒喝光了。

“噢，妈的！”她说，“我又遇到一个傻瓜，我早就应该想到，男人都会有一些愚蠢的想法。”

我走到冰箱跟前，从里面取出一些冰块儿。我已经厌倦了辩论，今天够累的了。然后我躺在床上，一只胳膊叉在脑后，把酒杯搁在肚子上。

她的下巴靠在椅子背上，转过头来看着我。

“真的，你是不是哪里出毛病了？感觉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她问。

我把鞋子脱下来，举起酒杯和她干杯。这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举动，感觉在发出一个挑战的信号。她一下子蹦起来，两腿分开立在地上，双手紧紧地插在腰上。

“你不觉得待在这里快要憋死了吗？不想出去透透气？我需要，是的，我要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说着，她气势汹汹地向屋里扫了一眼，我觉得她想要干点什么，很可能是冲我来的。但是她的视线落在一堆纸箱子上。这些箱子杂乱地堆放在墙角儿，我住的地方确实很小，但还不至于特别不方便。我常常会把东西堆在一个箱子里，然后随便扔到一边就不管它了。

她尖叫了一声，接着从手底下一把抓起一个纸箱子，然后将它高高地举过头顶。里面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不想伸手去阻挡她。箱子立刻就被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发出破碎的声音。说实话，我确实不知道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又像这样扔出去两个箱子，我已经喝完杯中的酒。照这样的速度，她很快就会累坏的。

“是的……”她说，“我需要空气！我要出去透透气！”

这时，她拿起我的存放记事本的纸箱子。我站了起来。

“不，等一下，”我说，“把这个留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其他的都扔出去……”

她把一绺挡在眼前的头发拨到一边。她看上去似乎很惊讶，这场疯狂的洗劫让她显得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特别的，不过是一些手稿……”

“我看你一下子变得很担心，这些纸片是什么玩意儿？”

我从她面前走过去，没有回答。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情绪开始变得低沉了。

“我很想看一下……”她说。

说着，她把箱子里的东西倒在床上，一堆记事本散落得到处都是，就好像商店里甩卖的东西那样杂乱无章。我不喜欢这样，心里很不舒服。贝蒂随手从中抓起两三个本子，快速地翻阅着，我又咽下一大口酒。

“哎哟！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呀？”她问，“是谁写的？是你吗？”

“是的，听我说，这只不过是些令人乏味的老东西。我们最好谈点别的吧，我要把它们收起来……”

“这些东西都是你写的？”

“嗯，都是我写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玩意儿似乎转移了她的注意力。这件事看来没有什么坏处，不过我还是宁愿去谈论些别的事儿。

“你不想告诉我在这堆本子里，究竟写了些什么？我真不敢相信！”

“贝蒂，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全都忘掉，我们该乖乖地去睡了。我简直都要崩溃了……”

“该死的！”她打断我说，“但是我搞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些我空闲时随便乱写的东西罢了。”

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像碟子一样大，而且流露出一种悲伤和惊讶的神情。

“写了些什么？”

“我也不知道。关于我的……所有我脑子里想到的……”

“那么，你怎么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呢？”

“我差不多都快把这些忘了……”

“好了，这话我听够了。你别再糊弄我了，这是不可能忘的。”

她的手指像瞎子那样在每个本子之间摸来摸去，然后慢慢地把记事本收集起来。屋子里死一般沉寂，我在想是不是我们该上床了。随后，她把这堆东西搁到桌上，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

“封面上的编号，是按顺序排的吗？”她问。

“是的，不过你在干什么呢？不会是现在就想看吧……”

“为什么不呢？难道你还有什么更有趣的东西向我推荐吗？”

我本想评论一番，但还是放弃了，我已经醉了。当她打开第一个记事本时，我悄悄地把衣服脱了，躺在床上。这些东西我从来没给别人看过，甚至没有向人提起过，贝蒂是第一个看到的人。她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这让我觉得很可笑。睡觉前，我点了一支雪茄烟。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一个人到了三十五岁，已经有了一些生活经验。当你觉得能喘口气儿的时候，你就会对生活感恩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翻身醒来，发现她并没有在我身边。她双手托着下巴坐在桌旁，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其中一个记事本。天已经亮了，灯却依然开着。房间里烟雾弥漫。妈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该死的，她竟然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赶快把衣服穿上，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心想是不是该用点儿惊人之语，让一天有个美好的开端呢，或者最好什么也别说。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不时地翻过去一页，然后把手重新放在额头上。这令我感到局促不安，我围着屋子转了几圈，然后决定去煮一壶咖啡。太阳已经爬到了墙上。

我用自来水把头冲了一下，然后把咖啡倒在桌上的两个小碗里。其中一碗是给她的，端到她的面前。她甚至都没看我一眼，接着就端起了碗，也没有说声谢谢。她的眼睛因为睡眠不足肿起来了，头发乱糟糟的。我还没来得及抽空去加点儿糖呢，她就已经把碗里的咖啡全都喝光了。之后她歪着头，继续往下读。我等了一会儿，看看是否会发生什么事儿，她是否会注意到我，或是疲惫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接着，我用力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站起身来。

“好的，我想我现在该走了……”我说。

“哦，哦……”

我敢肯定她甚至都没弄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怎么样……你喜欢吗？”我问。

这次她根本就没有听见我说话。她在桌上摸索着她的香烟。我想这至少能让她消遣一下，也许可以让事情平息下来。我什么也不再问了。只想让她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我走的时候，把灯熄了。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走到外面，走进一个崭新而美丽的早晨。天上泛起一道黄灿灿的光芒，一些角落儿仍然笼罩在阴影中。时间还早，外面几乎没有什么人。只有我独自一人，带着些许酒后的宿醉。

我走到库房里拿油漆，从最上面一排取下一桶，但却不小心从手中脱落了。我往后一闪，正好把腰碰到汽车的后视镜上，顿时眼前直冒金星。修车场里有个家伙，曾经想以一瓶洗脸油的价格买下这辆差不多将要报废的破车，不过被我们拒绝了。现在我非常懊悔，因为这辆破车坏在自己手上了，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嘴里嘟囔着，站在那儿揉着屁股。这是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问题变得越来越多了。我关上大门，拎着一桶油漆走出来，在太阳底下乜斜着眼，像一个白痴似的。

我开始刷二号的房子，脑子里却想到贝蒂正屈身坐在桌前，旁边有我的记事本相伴左右。这无疑给我带来了一些干劲儿，我开始刷第一下时，心里感觉轻松多了。

不过刚干了还没有五分钟呢，就看见百叶窗“啪”的一声被推开了，里面露出一张丑陋的脸，他就是这里的房客。看样子他很久没有刮脸了，刚从床上爬起来，身上穿着一件汗衫。这是一个专门做眼镜生意的经销商。

“噢，原来是你呀……”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你难道没瞧见吗？”

他打趣地摇了摇头。

“嘿，看你干活儿还真是不一样，过一会儿你会到屋里来刷吗？”

“是的，你可以先把家具收拾一下。”

他打了一个很大的呵欠，接着递给我一杯咖啡。我们聊了几句关于天气之类的话，接着我就回去干活了。刷子一下下地刷在墙上，发出刺耳的吮吸声，我很想让动静变得轻一点儿。

时间在不知不觉地流逝着。除了我在梯子上来回地爬上爬下，别的什么事儿都没有。没过多久，天气就开始热起来了。我不慌不忙，甚至感觉到自己有点儿麻木了，白色的油漆让我的眼睛有些发花。唯一令我感到别扭的，就是一些油漆顺着我的胳膊流淌下来，这让人感到很难受。无论怎么做我都无法去掉它，我觉得身上很痒，这让我觉得有点儿恶心。说实话，我根本不喜欢干这种活儿，油漆弄得到处都是，很快就让人感到厌烦了。

不过今天早晨，我在这儿确实需要有点活儿干，这样我就可以不去思考别的问题了。我想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我甚至闭上半睁着的眼睛，让自己的呼吸慢下来。这种办法非常有效，以至于我都听不到汽车发动机的噪音了。只是看见一辆货车从眼前开过去，贝蒂就坐在方向盘的后面。

我觉得肚子上像被刀子刺了一样。她走了，我在心里念叨着，她走了，她把我一个人丢下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魂不守舍，但却继续拿着刷子在墙上来回涂抹着，直到几秒钟后什么都刷不出来才罢手。然后，我彻底放弃了，朝木板屋奔去，内心祈祷着最好她并没有离去，尤其是不要开着公司的车走。我气喘吁吁地像头野兽一样冲进房子里，片刻之后，我才发现她所有的东西都还在。我必须立刻找一把椅子坐下来，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我反应如此激烈，简直像个疯子。我站起来，再去抚摸一下她的衣服，她的短裙和体恤衫，我狠狠地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同时我还发现，我的小本子已经被她很仔细地放回到箱子里了。我喝了一大杯水，然后回去干活儿。

之后，我又回来吃点儿东西，不过她还是没有回家。我心想，每次她一出去逛街就会像现在这样，而且出门总是要花点儿时间的。我给自己煮了一些鸡蛋，但我并不是很饿。我发现这房子里没有了她，就变得十分怪异，我自己也感到很不自在。坐在这儿，待上五分钟都会让人受不了的。我洗了几个碗，然后抽空出去把她扔掉的纸箱子捡回来，还照原来的样子放回原处。然而，我还是感到有些异样，好像我身处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房子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虽然天气很热，我却宁愿回去重新拾起我的刷子，于是我倒退着从家里出来了。

我徒劳地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她只不过到城里办点儿事，但是我仍无法摆脱内心的焦虑，我甚至觉得自己有点疯狂了。我用力挥舞着刷子，油漆点子溅得到处都是，看上去我就像是得了某种皮肤病一样。有时会有一辆货车从路边驶过，我就停下来站在梯子上，眼睛紧紧地盯着它。如果不是树枝的阻隔，我可以从屋顶上望见几公里以外的公路。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漂泊在马尾藻海域的、一艘快要沉没的船上的瞭望员。由于长久地注视着道路，我的视线都变得模糊了。在我的眼中，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这里仿佛是一片真正的沙漠，像是地狱里的一个角落，此刻，我理解了她的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方面确实不能令人感到愉快。我的天堂忽然变得像一片在太阳下烘烤着的迷失的荒原，一个谁都不愿涉足的地方。当然了，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不在这里。如果一个姑娘能够把你的世界全部夺走，虽然你可以把它重新找回来，但是，这仍然会让你感到非常痛苦。

当我最终见到小货车开回来的时候，我把刷子挂在梯子的横档上，点了一支烟。树上的枝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渐渐地，一切又变得井然有序了。我竭力地克制着心里想去见她的愿望，当我感到几乎要崩溃的时候，就攥紧了拳头狠狠地捶打在房子的墙壁上，我手上的皮已经被百叶窗磨破了，但是的确很奏效，我终于坚持着没有从梯子上走下来。

推销眼镜的商人从房子里跑出来，看看外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手里拿着一本色情杂志，我瞥见了那上面女人的酥胸。

“嘿……这噪音都是你弄出来的吗？”

“是的……我打死了一只蚊子。”

“你在开玩笑吧？白天这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蚊子。”

“你自己上来瞧瞧吧。我看见它的脚还在一片血污中挣扎呢。”

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接着卷起手里的杂志，用它当作望远镜来看着我。

“怎么样？你在上面很好吧……”

“我刚才有点疲倦，现在我觉得精力又恢复过来了。”

“该死的！”他说，“我真不知道人怎么能像这样待在太阳底下。这实在是个愚蠢的差事……”

他把金发裸女夹在胳膊底下回屋去了，我也重新鼓足了干劲儿，继续干活儿。我像个疯子似的，嘴边带着微笑，下巴紧绷着，全神贯注地粉刷起来。

我收工的时间比平时还要早一会儿，但是我已经向自己证明我想要的了，所以也就没必要再做什么。等待已使我陷入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若要我像往日一样正常地走回木板屋，实在是非常困难。我觉得浑身上下都像带了电似的，我已经进入状态了。

门刚一打开，贝蒂一下子就扑到我的怀里。我彻底被摧毁了，紧紧地拥抱着她，我从她的肩膀上面，看见桌子正中摆放着一大束鲜花，散发出一阵阵香味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是我的生日吗？”

“不，”她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情人晚宴。”

我亲吻着她的脖子，不愿意把眼前的一切彻底搞清楚，我不想问任何问题，这一切对我来说实在太美妙了。

“来吧，”她说，“坐下，我来给你倒杯冰镇的酒。”

我依然对这意外的结果感到惊讶，温顺地听从她的所有安排。我微笑着向四处观望，这是一种味道纯正的酒，恰好可以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尽情分享。女人能让我们穿越地狱进入到天堂，我想，她们确实非常懂得如何去驾驭这一切。

在她去照看烤炉的时候，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背对着我蹲在炉子前面，继续讲她在城里的见闻，她的黄色连衣裙提到光滑的大腿上，暴露到极点。其实我并没有听，我正在看一只刚刚落在窗台上的小鸟。

“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开饭了！”她说。

她过来坐在我的膝盖上，我们互相碰杯对饮。我把手伸进她的两腿之间，这才是最美妙的生活。我希望她能想着把雪茄烟买回来。我在她的内裤周围飞快地抚弄着，但是她很快阻止了我。她的眼睛一眨一眨的，身体往后退缩，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

“该死的，”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

我非常兴奋，一动不动地听任她抚摸我的脸，这好像是她最喜欢做的。我喝了好几大杯酒。

“哦，现在我明白你为什么来这里埋葬自己了，”她低声说，“因为你要来写这些东西！”

我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事实上，并不是她想的那样，我搬到镇子里来不是为了写作，我心中甚至从来没有闪现过这种念头。不，我只是来寻找一片阳光普照、远离人烟的安静的地方。因为这个世界令我感到心烦意乱，我已经什么都干不下去了。写作开始得很晚，大概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没有明确的理由，在你经受几个月的孤独之后，似乎这一切全都是必然产生的，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熬过不眠之夜的方法，而且我们也需要感觉到自己还活着。

“你知道……我不晓得该怎么对你说，”她补充道，“你不明白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上帝啊，我从来没读到过像这样的东西！我真的很高兴，这些竟然是你写的！噢，亲爱的，拥抱我一下……”

我觉得她有点言过其实了，不过我并没要求她这样。晚上的气温凉爽适宜，我不知不觉沉浸其中，仿佛进入一间充满香水味道的、温暖的浴室里。我让自己从头到脚彻底松弛下来。

贝蒂看上去兴高采烈的，她聪明伶俐、令人神魂颠倒，我觉得自己仿佛进入了太空，飘浮在一片真空里。我正等候着太空船的指令，然后坠落到床上。不过她所感兴趣的都是我的记事本，我的书，我为什么要写，怎么写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发现那些从我的脑子里产生出来的智慧的力量，把她慑服了，这种念头令我欣喜若狂。如果我是一个天才，也许我只需瞄她一眼，就可以让她俯首贴耳。

我想让她的狂热降降温，但是却不知道如何下手。她用温柔的眼神将我彻底覆盖，抚慰着这双作家的手。她的眼睛闪着光，感觉就像是一个小姑娘砸碎一块岩石、从中发现一颗钻石时的样子。我被放置于一个显赫的地位，唯一的缺憾就是，我觉得她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对自己说，我要充分利用我作为一个作家的长处，并且竭力挖掘我灵魂深处丰富的底蕴。生活像是一个自助餐厅，你必须懂得当饭菜从你眼皮底下经过时，立刻将它们抢到自己手中。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作家开始振翅飞翔了。喝了两瓶酒之后，他在椅子上已经坐不住了。他得意地微笑着，色迷迷地觊觎着这个姑娘。他再也弄不明白她在讲什么了，而且没有力气去叫她再重复一遍。酒精令他沉醉，快乐令他迷醉，惬意也令他陶醉，特别是这个长着一头飘逸的黑发的姑娘，在他面前晃动着乳房令他为之着迷。她让他开始产生一种愿望：想去把那些记事本全都再看一遍，是她赋予了它们新的价值。他在床上兴奋地用牙齿咬下她的内裤，她将他搂在怀里，紧紧地贴着他。她还从没像这样拥抱过他，让他觉得很好玩。她双腿交叉着，钩在他的背上，好像他们正在穿越一阵疾风骤雨。他凝视着她的眼睛，从容地进入她的身体，他两只手牢牢地固定住她的双臀。夜深了，他轻轻舔着她的乳房。他们一块儿抽着烟，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过了一会儿，姑娘用胳膊肘儿支撑着坐起来。

“当我想到你在那儿刷房子的时候……”她说。

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就作出巧妙的回答，这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项内容。

“究竟是什么让你这么无法忍受呢！”他问。

“可这里并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噢，是吗？那么，你说我应该待在哪儿呢？”

“进入上流社会。”她说。

“你真是太好了，”他回答说，“但是我想，这个世界并不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

她骑到作家的胸前，双手抱着他的脑袋。

“好吧，”她说，“那就让我们走着瞧！”

他没有留意她刚才说过的话。他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什么预言家。

5

第二天，正当我们午睡的时候，房东露面了。我在门口的台阶上接待了他。很显然，他是来找麻烦的。他看上去情绪不佳，一路上可能热得够呛，他脸色铁青。由于贝蒂仍然在床上，我没有让他进屋，甚至还无意识地把他推到门外，这也许更加激怒了他，他大概很想进来一饱眼福。

“你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吼起来，“你每天上午睡到十点，下午四点就收工，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请原谅，”我说，“可是我下午都干到天黑啊，我敢说，这至少能多干好几个小时的活儿呢……”

“是的，我知道，你总是有话说，对不对？”

“你错怪我了。”我说。

话音刚落，贝蒂从屋里出来了。她慌乱中穿了一件我的白色体恤衫，往下一扯盖住她的半个屁股。她狠狠地瞪了房东一眼。

“你有什么权力用这样的口气和他说话？”她问道。

“贝蒂，求你了……”我说。

“真的，”她接着说，“你究竟想怎样呢……”

这家伙张口结舌地站在那里。他看着贝蒂正把体恤衫拉来扯去，想遮住坚挺的乳头和修长的双腿。这家伙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用手帕动作很大地擦了擦脸。

“听着，我可不是在跟你讲话。”他说。

“啊，幸亏不是……但是你总该知道在和谁说话吧？”

“当然了，我在跟我的雇员说话。”

突然，她放声大笑起来。

“你的雇员？你这可怜的老家伙！你知道吗？你正在和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说话呢……”

“贝蒂，你太过分了……”

“这个，我不想知道。”房东说。

我发现贝蒂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在愤怒的刺激下，她突然把自己的体恤衫拽开，然后向上撩起了二十公分左右，我们可以瞥见她那一簇簇茂密的阴毛。这家伙再也无法把目光从她的身上移开了。贝蒂花了几秒钟时间，才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

“该死的……你这是在看什么呢？”她吼道。

这家伙看得入迷了，他紧紧地咬着嘴唇。贝蒂向后推了他一把，他跌跌撞撞地从走廊的台阶上往下退下来。

“嘿，你这辈子从来没见过女人吗？难道你还想动手吗？”

她露着半个屁股追赶着，又狠狠地推了他一把。这家伙脚底下绊了一下，差点儿摔倒，他赶紧站稳了。此刻，他羞得满脸通红。

“天底下我最不怕的就是色狼了！”她接着说。

眼前的这一幕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贝蒂竟然如此让人振奋，我惊讶得张着嘴，躲藏在自己的阳台上。在蔚蓝天空的映衬下，房东气得脸色铁青，他被打得节节败退。我忍不住笑起来了，特别是当他向后倒下去的时候。

他很快又站起来了，最后瞪了我一眼。

“你最好赶快叫这个姑娘滚蛋！”他叫着说。

贝蒂仍然威吓着要向他发起攻击，于是他转身溜走了。他用力拍打着他的西服上衣，扬起一阵白色的灰尘。

贝蒂从我身边走过去，仍然气得浑身哆嗦，她一声不吭地回到屋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一个人待着，一直等到这场风波彻底平息，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在这种时刻，甚至连作家都无计可施了。情况再一次发生逆转，我们又发现自己生活在这个肮脏的角落里。我听见她的脚踹在墙上，发出咚咚的响声。现在，该是我回去干活的时候了。

整个下午，我始终在梯子顶端窥视着她。只要我踮起脚尖儿，就可以越过二号的房顶，透过窗户看见我屋里的情形了。我的样子实在太可笑了，我在至少五十米以外的地方，这样我就感到很安全。我想知道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个姑娘的情绪才能稳定下来。我看见我的几个纸箱子被她从窗户里扔出来了，但不是那只装着记事本的箱子，不是那只。嘿嘿，想到这里，我呵呵地笑了。

当然，工作进展得不是很快，我没有心情投入到工作中去。我干得无精打采。时间慢慢地熬过去了，此刻她正坐在桌前，双手抱着脑袋，她不再移动了。我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况是好还是坏。我把这个卑鄙的家伙制服了，他真的是罪有应得。那么我呢，这一切是不是我应得的呢？

房东的威胁在我的脑子里回荡着，我准备去找找劳资纠纷调解员，这让我的精神有点振作起来了。只是觉得有点儿累，似乎有些着凉了。我手边还有很多要刷的地方呢，当贝蒂出来走到门廊上的时候，我手里的油漆用完了。我躲在房顶的后面，等我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沿着小路上走了，然后在拐角处转过去了。

我想知道她跑到哪里去了。油漆刷到墙根儿的时候，我心里琢磨着，几乎想到了所有可能的结果。不过，我真的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担心，因为一分钟之后，她就回来了。我甚至都没有看到她回来，我看见她在屋里来回走动着，在窗前晃来晃去。我看不清楚她到底在做什么，她似乎在自己面前摇晃着什么。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她一定是在擦什么东西。也许她为了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正在收拾房间呢。我觉得那东西亮得就像一个小太阳似的。

我心平气和地又干了一会儿，尽职尽责地把刷子上的油漆清洗干净，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天气也不那么炎热了，回家之前，我和眼镜经销商一起喝了杯啤酒。天空呈现出一种令人惊讶的橘红色。我点了一支烟，站起来慢慢地往回走，眼睛紧盯着向前移动的双脚。在离家还有十来米远的地方，我又把头抬起来，看见贝蒂正站在门廊的前面。我没有继续往前走，站在原地不动。她的身边放着两只行李箱，在她投向我的目光中，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热切的期盼。我感到惊讶的是，她手里拿着我的煤气灯，而且已经点亮了。落日的余辉映照在她的头发上，赋予了她一种残酷的美丽。这里到处散发着汽油的味道，我意识到她可能会把煤气灯扔到房子里。这种念头让我享受到一丝短暂的喜悦，随后就看见她挥动着胳膊，在空中画了半个圆圈儿，那盏灯像一颗流星一样从天上划过。

木板屋顷刻间变成了一片火海！这让我提前感受到一种地狱的滋味儿。接着，当火舌从窗户里冲出来的时候，她抓起放在地上的行李箱。

“喂，你跟我来吗？”她问，“我们赶快走吧。”

6

我皱着眉头从梦中醒来，因为路上实在太颠簸了，然后就觉得身上凉飕飕的。风在卡车后面的平台上盘旋着，时间应该是早晨六点钟了，天空刚刚泛起一层曙色。贝蒂还在睡着，她的拳头紧紧地攥在胸前。真倒霉，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运送肥料的家伙，那种难闻的味道让我早晨刚醒过来就觉得恶心，有点儿想吐的感觉。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堆满了大包小包，所以我们只能待在后面。我从行李箱里抓出一件羊毛衫，接着套在身上。同时我还找了件衣服披在贝蒂的肩膀上。此刻，我们正在穿越一片树林，外面有点儿凉了。那些大树高耸入云，让我看了有点眼晕。司机敲了敲玻璃，他说要停车了。这个小伙子是我们在一个加油站遇到的，我给他买了一杯啤酒，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刚从一个农产品交易会上回来。

他问我们要不要喝咖啡，我真想好好地亲他一下。我抓起热水瓶，给自己冲了满满的一小杯。然后在我的一个包袱上坐下来，点着了第一支烟，望着道路消失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笑起来。好像我都活到这岁数了，脸上竟然又新生出一个粉刺来。还好，这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儿。确切地说，我并没有丢掉什么东西，因为贝蒂已经把我的几件衣服和我的记事本都放进她的手提箱里，我只是觉得有点太可笑了，看来我只差一顶亨利·方达式的鸭舌帽。作为有远见的姑娘，她还从大火中把我的一点儿积蓄抢了出来，这让我觉得自己相当富有。我们可以轻松地再坚持一到两个月。我甚至对她说，听着，我们不必装可怜，我能够出得起路费，我可不想让自己惹上麻烦。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她坚持认为我们不能浪费过多的钱，绝对不可以，她宣布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她心里其实很愿意这样做。她只是想把这些废墟全都抛在脑后，像从前那样上路。她想为此庆贺一下。我没再啰嗦什么，因为她正靠在我的胳膊上，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我一把抓住了手提箱，傻呵呵地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在路上度过了两天，身上落满了灰尘。我开始为不能冲个淋浴感到惋惜。我打了一个吓人的呵欠，这时贝蒂醒了。一眨眼的工夫，她就扑到了我的怀中，接着摇晃了我一下。即使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还能向上天要求什么。只消看她一眼，就能知道她是幸福的。即使我还没有像她所说的那样准备好去闯世界，我也觉得这样很不错。当你身边有个漂亮姑娘作伴儿的时候，再泥泞的道路你也能继续走下去。

小伙子停车加点油，我们利用这点时间去买来一些三明治和啤酒。天气又开始热起来了。卡车有时刚好能跑到时速一百公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觉到太阳在烘烤着我们的皮肤。在贝蒂眼里，风、道路和太阳，所有这一切简直太神奇了。我歪着脑袋，“砰”的一声把啤酒盖启开了。我还是忍不住去想，如果当初她让我买火车票的话，也许我们早已经到了，现在可好，仅仅是为了小伙子在回到城里之前，想顺便去探望一下他的哥哥，我们竟然拐了这么多弯儿，当然，我们也不舍得离开这么完美的卡车。不过他是唯一肯让我们搭车的司机，所以现在由他去吧，不管怎么说，最后能把我们送到城里就行了。我们的确没什么着急的事儿，毕竟我们还没有走上那条通往黄金国的大道呢。

我们把汽车停在一个偏僻的村庄里，当小伙子去见他哥哥的时候，我们找了家露天的小吃部，坐在一把太阳伞底下，要了些清凉的饮料。贝蒂去了洗手间，于是我就在座位上打了个盹儿。我发现几乎找不到可以让我心烦的理由了，而且这个世界似乎从来都是荒谬的。这个偏僻的角落很安静，几乎可以说是荒芜。

没待多久，我们就上路了。我们一直熬到天黑，才隐隐约约地看见城市的一盏盏灯火。贝蒂干脆站起来了，她焦急地在车上跺着脚。

“你知道吗，”贝蒂说，“我已经有三年没见过她了，这简直太荒谬了。你明白吗，在我的眼里，她始终都是我的妹妹。”

小伙子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车。当我们从车上下来，往下拿行李的时候，所有的汽车都在按喇叭，车上的人都从他们的车门里探出头来。这种场面我已经有些淡忘了：汽油渗漏的味道，明亮刺眼的车灯，反光的人行道，不停地按喇叭的汽车。这一切并没有令我感到特别兴奋。

我们拖着一堆行李走了很长一段路，虽然它们并不是很重，但是路上总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而且它们的体积特别大。唯一的好处，就是当我们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可以坐在上面歇一会儿。一路上贝蒂唠叨个没完，仿佛是一条被重新投进大海里的鱼一样，我不愿意让她扫兴。说实话，在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处罚的红灯面前，即使让我等得时间再长一些，也绝非是不堪忍受的事情。

现在正好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候，人们下班后都急着往家赶。这时，路边那些令人讨厌的招牌都在不停地闪着，必须得眯着眼睛，缩着肩膀，才能穿过闪亮的路标。我真的打心眼儿里憎恶这些东西，但是贝蒂在身边，竟然奇怪地使这一切变得可以忍受，所有这些荒谬的东西甚至都不令我感到厌烦。不过大部分人的嘴脸仍是面目狰狞，在我看来和从前没什么两样。

丽莎，是贝蒂的小姊妹，她居住在城里一个僻静的街区。这是一幢白色的小楼，里面分上下两层，还有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平台，面对着一片开阔的空地。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手里正拿着一块鸡翅膀，顿时让我们感到饥肠辘辘。之后，她们互相拥抱了一下，贝蒂为我们做了介绍。我向丽莎打了个招呼，眼睛却觊觎着从翅膀上垂下来的一丁点儿金黄色的鸡皮。一条短毛猎犬从房子里蹿出来，摇着尾巴在黑暗中跑来跑去。这是邦果，丽莎拍着狗的脑袋说。邦果看着我，然后瞧着它的女主人，那块鸡翅膀最终落入了它的口中。正如我一贯的理解，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阴险的玩笑。

虽然丽莎一个人带着邦果住在这个脏乱不堪的地方，但是这幢房子却让人感到非常舒适，房子里五颜六色的，到处挂满了似乎已被人遗忘的物品。丽莎穿着一件短小的连衣裙，我发现她的腿非常迷人，但是在其他方面，尽管贝蒂比她大五六岁，却仍然远远超过她。她们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喝了杯酒，吃着我们带来的零食。

虽然我表面上不露声色，不过肯定是非常疲倦，因为第一杯葡萄酒喝下去，就直接渗透到我全身的血液中了。我感到头晕目眩，正想站起来往浴室走的时候，差一点儿踩到邦果身上。我去用自来水冲了一下脸，已经三天没刮胡子了，黑色的眼圈上粘满了灰尘，我觉得两腿发软，样子看上去像一个被两杯葡萄酒放倒了的马路天使[1]。

当我回来的时候，邦果把鸡翅啃光了，贝蒂也把途中的见闻讲完了，丽莎在为她鼓掌喝彩。

“呃，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她说，“楼上的房子已经空了一个星期了！”

贝蒂似乎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她慢慢地把手里的杯子放下来。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楼上没人住，你准备把房子租给我们了？”

“当然。我觉得让你们住再合适不过了。”

“噢，老天爷，我在做梦吧，”贝蒂说，“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她一下子跳起来，然后跪在我的椅子跟前，我心想她身上是不是缀满了金属亮片儿。

“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她说，“你看见我们身上发生的事儿了吧，如果这些奇妙的事儿还不算是好运的话，那么到底什么才算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

贝蒂把她的胸脯紧紧地靠在我的双膝之间。

“亲爱的，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刚到这个城市还没有一个钟头呢，就已经找到一个很棒的公寓了，这简直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你问问，房间里是不是有一张大床。”我说。

她用手掐了一下我的大腿，接着我们举起了酒杯。虽然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也承认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不管怎么说，也许她是对的。或许这个世界就这么轻易地向我们张开了双臂，我真的开始感觉良好了。

一瓶酒很快就喝光了，我对她们说，不用担心，我马上就会回来。我下了楼，两眼望着前方，双手插在衣袋里，一直走到街道拐弯的地方。我发现不远处有几家商店。

走进杂货店，我向里面的人问好。店里只有一个穿着背带裤的老人，坐在收款台的后面。我要了几瓶香槟酒、一些饼干，还有一个狗粮罐头。老人计算了一下，他甚至都没有抬头看我一眼，他看上去几乎快要睡着了。

“知道吗，”我说，“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我是刚搬到这里的……”

看来他对这个好消息完全无动于衷。他打了个呵欠，把账单递给我，接着我把钱付了。

“你真的很走运，”我开玩笑说，“我每个月都会在你这里花一笔钱的……”

他勉强冲我笑了笑，显然他是在等着我离开。他的脸上有一种痛苦的表情，就像街上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一样，这种坏感觉也传染了我。我犹豫了一下，接着又要了一瓶酒，付完钱就出来了。

姑娘们开心地笑着，迎接我的归来。我把香槟酒倒出来之后，接着把狗粮罐头打开了。这是一公斤重的玫瑰色的混合肉冻，邦果歪着脑袋看着我。我知道与这类动物最好能和睦相处。我心里想着我已经赢得了先机。

然后，我们去察看了一下房间。沿着楼梯爬到楼上，丽莎用了几分钟时间，才把门上的锁打开，惹得我们哄堂大笑起来。

“这间房子平时是锁着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让它敞开了。哎，真的太高兴了，你们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人住很冷清……”

这里有一间卧室，往里去是一间厨房，还有一个小平台。最奇妙的是，它有一个用壁橱改建的小浴室。当姑娘们铺床的时候，我来到楼顶上察看了一下平台。邦果也跟着跑出来了，它的后腿儿站起来，差不多也和我一般高了。平台面朝着一片空地，周围被栅栏封闭着。你可以看到另一边的房子，远处的山岗，再远的地方，就是一片比夜色还要浓重的黑暗。我听见她们在卧室里嬉戏，发出一些尖叫声。我抽了一支香烟，让自己完全沉浸在这种氛围里。我朝邦果眨了一下眼睛。

最后，我们上床钻进被窝里，没过几分钟，贝蒂就搂着我睡着了。我望着天花板，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是我也不想费太多心思去考虑这些。我均匀地呼吸着，似睡非睡地进入了梦乡。我觉得自己仿佛会不知不觉地醒过来。

[1] “妓女”的委婉说法。

7

我们没有马上去找工作，因为没什么可急的。白天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和丽莎还有邦果待在一起，坐在楼顶的平台上聊天、玩牌，或者安安稳稳地待在那儿看书；下午我们在快乐的气氛中结伴儿到外面闲逛，我真的想不起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经历了。贝蒂彻底被晒成了古铜色，丽莎看上去则不那么明显，因为她平时要去上班，在一个大型的超市里做收款员。我时常会带着邦果在空地上玩一会儿，周围的鸟儿都惊恐地飞走了。贝蒂从平台上望着我们，我们互相招呼着，一转眼她就不见了。我可以隐约听到打字机键盘上发出的敲击声，以及打到每行末尾时发出的震铃声。

不过这东西也让我有点担心。贝蒂一心要把我的手稿打出来，然后寄给出版商，为此她想尽一切办法弄来一台打字机。但是，我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才去写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重新被囚禁在一个野兽的牢笼中，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贝蒂正在为我进入角斗场做准备。我心里想着这件事，一边耍弄着一根木棍把邦果引过来，当然我是不会让自己为此头痛的，况且我还要考虑晚饭该吃些什么，这样的事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当一个有点儿智慧的人花一整天时间来筹划一顿晚餐的时候，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创造出一些奇迹。我甚至还专门为邦果做了一道菜，如今我们已经成为真正的好伙伴了。

傍晚，当饭菜上了炉灶的时候，我带着邦果迎接丽莎，在落日余辉的映照下，贝蒂还在用三四个手指继续打字。我们还需要多消磨点儿时间，因为她打字会出现许多错误，所有的修改工作可以让整个工作量增加一倍，不过我并不为此感到烦恼。邦果在我前面跑着，街上的行人纷纷向两边散去，这种场面非常气派。我总是在公共汽车站的长椅上找个位子坐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如此温馨的秋天了。之后，丽莎和我慢慢走回家去，我帮她提着东西。邦果在一边往汽车上撒尿，她向我讲述她的生活，而我自己却没什么可说的。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很年轻的时候结了婚，两年之后她的丈夫死了。很显然，她对丈夫的记忆比较模糊，丈夫所留给她的，就是邦果和这套房子，于是她把楼上的套间租出去，来增加每月生活开支的结余。另外我还和她谈妥了一件事，因为房子里到处都有需要修理的地方，还有一些涉及到管道和电工的活儿需要解决，我们大致估算了一下，将这些活儿折成三个月的房租，我们商定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大家都觉得很满意。

晚上，我们尽量从电视上物色一部有趣的电影，然后就选定这个频道一直看到节目结束为止，到播出最后一个广告时，我们就开始商量谁起来把电视机关掉。不过必须格外当心，别踩在易拉罐上。当节目让人觉得很乏味时，我们索性就关上不看了。然后拿出扑克牌来玩一把，或者回到房间里消磨时间，当我转动着收音机的旋钮，想找点不太令人讨厌的节目时，姑娘们就促膝畅谈起来。有时候，我喜欢出去闲逛。我默默地从衣架上取下自己的夹克衫，然后邦果就尾随着跑出来，三人一起穿行在一条条大街上。姑娘们很热衷这种消遣方式，当我宣称自己感觉就像是一只待在瓶子里的老鼠时，把她们全都逗乐了，她们才不相信我的鬼话呢。我们向右转了两个弯儿，然后再向右，接着又往左拐，虽然沿途的环境丝毫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却累得实在走不动了。无疑这对消化是很有好处的，通常我们回到家后随手把门一关，然后把冰箱里的冷饮一古脑儿都堆在桌子上。如果丽莎觉得有点困，我们就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们还从没有在凌晨三四点钟之前睡过呢。如果我们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那么晚上就不可能早睡。

在我们没有做这些事的时候，贝蒂就保持着固定的姿势，重新坐回到打字机前。我坐在屋顶的平台上，邦果用它的嘴在我的膝下蹭来蹭去，我看见她皱起眉头辨认着记事本上的笔迹。我心想，我不明白怎么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姑娘呢，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坚信即使有朝一日我在北极过起隐居的生活，也会有与她相逢的一天，那时我也许正在一块巨大的浮冰上悠闲地漫步，脖子四周呼啸着淡蓝色的风。我很喜欢像这样望着她，这让我把所有那些埋藏在心底的烦心事都忘了。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仿佛看到一支警察部队冲上来抓我们，那座燃烧着的房子，就像是一把悬在我们头顶的利剑。幸亏我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我在幻觉中看见亨利和房客们在火光中一个个愁眉紧锁，当我们正提着手提箱神色慌张地跑出来的时候，我还听见从后面传来他们的呼喊声。当我听见远处传来的警笛声时，就喝一杯酒，接着五分钟后就完全忘却了，我又端详着这个离我只有几步之遥的女人，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此时此刻，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个女人，这想法并没让我心中感到不安。相反地，我感到欣喜若狂，时间的氛围变得更加趋于平稳和纯净。时而我起身去轻轻抚摸她一下，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呢。

“干得还算顺利吗？你觉得这很有意思？”我问。

“你别来烦我了。”

“这本书，也许永远都出版不了……”

“呵呵，你想取笑我吗……”

“不管怎么做结果都是徒劳的。”

“那好吧，我倒是很想听你说说，结果怎么会是这样呢。”

“贝蒂，这个世界让我们活得很无奈。”

“不对，才不是这样呢。只要懂得如何去把握机会就行了。”

这的确是个值得我去思考的问题，我又回到平台上，打字机随即又开始运转了，邦果又跳到了我的腿上，头顶上的星星全都叽叽喳喳地亮起来了。

一天早晨，我起床之后，决心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管道维修上。我在贝蒂脸上亲了一下，从丽莎那里借了辆汽车，然后去市中心购买材料。回来的路上，一些管子突然冒出了车外。当我正准备去把它们御下来的时候，一个女人朝我走过来。她脖子上戴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小十字架。

“劳驾，先生……请问您是管子工吗？”

“要看具体干什么活儿，”我说，“有事么？”

“噢，先生，我的水龙头坏了，是厨房里的水龙头。有一个多月了，我一直想找个管子工来，可是谁都不肯撂下自己手里的活儿来帮我修理一下……唉，你不知道有多不方便……”

“是的，我理解你的处境。”

她低下头轻轻地摸了一下她的十字架。

“嗯，先生……您不能修吗，你知道，这也许只要一分钟就能解决……”

我考虑了几秒钟，看了看手表，装出一副要赶时间的样子。

“糟糕，时间有点紧张了，你住得离这儿远吗？”

“不远，就在马路对面。”

“那好，我们赶紧走吧。”

我跟着她穿过马路，她看上去大概有六十岁左右，下身穿着一条没过腿肚子的裙子。房子看起来是那种专门为退休人员建造的经济住房，地上的瓷砖闪闪发亮，屋里到处都静悄悄的。她领着我来到厨房，然后用手指了指那个水龙头，一股细细的水流发出滴滴答答的响声。我走到跟前儿，用扳子向四周扭了两三下，然后我叹了口气，重新把腰直起来。

“没法子，”我说，“阀门被卡住，水龙头坏了，这种情况很常见。”

“噢。那么请告诉我，这是不是很严重……？”

“还不算太糟，”我说，“必须换新的。”

“噢，上帝啊！大概要花多少钱？”

我心里大致估算了一下，然后故意把价钱多说了一倍。

“仁慈的基督啊！”她嘴里念叨着。

“而且，我还没把运费算进去呢，”我接着说。

“那你什么时候能帮我修好呢？”

“就现在，要不就算了，还有就是我不想收支票。”

我大约在四点钟的时候回到家里，把所有能找到的工具全都带上了。我把事情的经过跟贝蒂讲了一遍，她耸了耸肩膀，然后继续埋头钻研我的那些记事本。转眼之间，我又开车走了。我把车停在路边的车子旁边，买回了新的水龙头，接着又赶到老人家里。

“最好不要打扰我，”我说，“我习惯在安静的环境中工作，如果我需要什么会叫您的……”

我把自己单独关在厨房里，开始动手干活儿。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收拾好工具，把残留的水迹打扫干净，然后结了账。这位耶稣的好孩子、玛德莱娜修女的姊妹高兴得跳起来了，她的厨房里又变得干净整洁了。

“小伙子，”她说，“您走之前一定把电话号码写下来。我运气真好，希望今后还能得到您的帮助……”

接着她一直把我送到门口，然后不停地向我招手，直到我开车离去。这一天我什么不顺心的事儿都没有碰到。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察看一下炉子上的火，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贝蒂正在往桌子上摆放餐具呢。丽莎接了电话，她听了片刻，应了两三句话，然后笑着把电话挂了。

“嘿，是拐角儿那家杂货店的老板，我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一再坚持要和管子工讲话……”

贝蒂瞧了我一眼。

“我想人家要找的就是你，”她说，“一定是什么地方的管子堵住了，要你去疏通一下……”

这件事像一件爆炸性的新闻一样，很快在附近的街区传开了。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消息，并且迅速地把我的电话号码泄漏出去。我思忖着真正的管子工都做些什么，所有的房子都有可能发大水，而且所有的水管都可能被堵塞。一天上午，我在排队购买一块两米长的铜板和一截直角弯管时，向一个专业技工咨询了一下。我发现那些小的漏水和小故障，他们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紧接着这个家伙压低了嗓音告诉我，我跟你说件事，当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哪里漏水时，我总是会想办法去打听，看是否有机会顺便把他的浴室装修一下。如果没有可能，我根本不接这个活儿。

我很快就发现这里有一块市场可以开发：那些几分钟就能解决，而且支付现金的零活儿。没过多久，我在这一带混出了点儿名气，我就会接那些赚钱多，又能很快干完的活儿。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同时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即使感冒了，还能拚命地去干活儿，但当厕所的下水道堵塞时，那就如同把你的喉咙卡住了。我把能赚钱的活儿都揽下来，使出浑身的解数四处打拼。

在头半个月里，我真可以说是手忙脚乱，接下来就基本正常些了，因为我不再马不停蹄地四处找活儿了。我把所有的约会都安排在上午，贝蒂不喜欢见到我出门时头戴工作帽、手拎着工具箱的样子，这会让她烦躁不安。一天晚上，当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时，我们甚至为了这件事争吵起来。

当时我刚干完一桩非常棘手的抢修工程，那是一个身穿制服，鹤发蓝眼的家伙。这是我一天之内第五次去抢修了，所以十分疲惫。这个家伙领着我穿过一条长长的阴暗的走廊，他的长筒靴踩在木制地板上噼啪作响，我弯着腰跟着他往里走。进入厨房以后，我被一股焦糊的味道和烧焦塑料发出的有毒气体熏得背过头去，我强忍着才没有扭头走开。总之，每次到客户家去干活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总会出现这种让我恨不得马上溜之大吉的时刻，不过最后我还是留了下来。

那家伙手里挥着一根鞭子，一言不发地给我指了指那个洗碗槽。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不介意有人跟我说话，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我屏住呼吸，走了过去。洗碗槽里有三个塑料玩具娃娃，其中一部分已经被滚烫的油溶解了，下水道被这些东西堵住了，它们全都浸泡在两三厘米深的油里。我打开下面的壁橱，把里面的垃圾袋取出来。我发现排水管完全被扭曲了，一些地方甚至粘在了一起。我站起身来。

“是你用滚烫的油弄成这样的吗？”

“喂，我可不想向你汇报工作，”他扯着嗓子喊道，“干你该干的事，赶快把它修好！”

“嘿……你别激动。你把玩具娃娃扔进滚沸的油里，这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我每天都能遇到比这还恐怖的情况。我只想知道这管道里除去油污和被熔化的塑料，是否还有别的东西，你必须如实地告诉我。”

他立刻摇头说没有，然后就走开了。我停下来抽了一支烟。起初我还认为这里的问题并不复杂，只不过要换一根新的管子。但是，很显然，问题永远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我又到洗碗槽下面察看了一下，发现这根管子在伸入地底下之前，还要穿过两个嵌板。我明白要想把眼前这一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还需要再花点儿时间。

我回到车上去取一段管子，各种常用规格的管子我都有。这些管子被固定在车顶上，然后再把末端接到汽车减震装置上。贝蒂看到这些，就不屑地仰望着天空，这些都是一天晚上我们外出散步时，我从一个工地上捡来的，自那以后我的利润就增加了许多。我从汽车前座底下取出一罐啤酒，在回去之前一扬脖儿全都喝下去了。

我需要花一个钟头把原来的管子拆下来，然后再用一个小时把新的装上，这种活儿简直快把我给逼疯了。我钻进壁橱里，手脚并用地到处敲敲打打。有时候我需要停下来，闭上眼睛休息一分钟，但最终我还是干完了。我紧紧地贴在洗碗槽上，喘着粗气，冲着被切开肚子的玩具娃娃笑起来。我自言自语道，来吧，老伙计，再加把劲儿，今天就可以大功告成了，姑娘们一定为你备好了庆功酒。我抓起地上的管子，截成一米多长，把它和虹吸管连在一起。

我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那个穿土黄色制服的家伙过来了。他甚至没看我一眼，就径直钻到壁橱里，去检查安装好的管子。每次遇到这样的人，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我把工具箱的背带往肩上一挎，抓起剩下的管子，然后等着他从水槽下面钻出来。

他情绪激动地站起身来。

“不行，这叫什么活儿呀？”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心想他钻到水槽底下这么半天，该不会是脑子里的血管崩裂了吧。不过我尽量保持冷静。

“是哪儿让你不能忍受呢？”我问。

他似乎要把眼睛牢牢地钉在我的脑门儿上似的。他以为自己还在殖民时期呢，想好好教训一下他的小男仆。

“不行，你是在耍着我玩么！你安装的管子不符合要求……”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安装的这段管子，那不过是一段电线的塑料外壳……上面还印着字呢！”

真是头号新闻。以前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不过我决不能被他问得哑口无言。

“你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说，“不过，你不必担心，这和别的管子没什么两样……可以说城里所有的下水道都是用这个连接的，这种东西十年前就有了。它的质量是很不错的。”

“不，不，不行！这玩意儿根本不符合要求！”

“你真的不必担心……”

“别想糊弄我，我只是希望按规矩办事！”

往往在要收工的时候遇到这种麻烦事，当你已经筋疲力尽时，对方却锱铢必较。我用手挠了挠头。

“听着，”我说，“大家自己干自己的活儿，我不会问你开山挖隧道时用的是哪一种炸药。假如我使用了电话线的外壳，我当然清楚自己干了什么。”

“我需要规范操作，你听明白没有？”

“那好，你把洗碗槽里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也算是规范操作吗？好吧，快给我工钱吧，你不用担心，这种管子用二十年都不会坏的。”

“这个你就别想了，要是你不把它换掉，就一分钱别想拿到！”

我狠狠地瞪着眼前这个疯老头儿，我发现这是在和他白白地浪费时间，我不能像这样再和他纠缠下去了，我想回到我的车上去，摇下车窗玻璃，然后点一支烟，慢慢地开着车子回家，其他的东西全都见鬼去吧。想到这儿，我就走到洗碗槽旁边，弯下腰使出全身的力气朝着水管狠狠地踹了一脚。几乎把半截管子都踹断了，然后转过头来看着这家伙。

“好了，我干完了，”我说，“我想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应当去叫个管子工来。”

老家伙朝着我的脸上抽了一鞭子。我觉得有一团火从嘴边一直蹿到耳朵。他还瞪着眼睛看着我。我抓起一根坚硬的管子朝他砸过去，那东西从他面前划过。他一直往后退缩到墙根儿，倚着墙，一只手紧紧地捂在胸前。我没有去给他找些药来，扭头就走了。

我驾车沿着公路向前行驶，感觉到脸上火辣辣的。从汽车的后视镜中，我看到自己脸上有一条细长的紫红色的伤痕，嘴角已经肿起来了，这让我看上去更加疲惫不堪。这件事似乎是开启了某种进程，它把我长期以来积攒的疲惫全都浮现在脸上了，我的脸色看上去不太好。堵车时，我辨认出那些同病相怜的哥们儿，我们看上去几乎都是一副模样，遭遇大致相同，情况非常类似。干了一个星期乏味的工作之后，大家都感觉到很疲劳、辛苦、疯狂和郁闷。每次绿灯一亮，大家都一声不吭地向前蹭几米。

我一进家门，贝蒂就发现我脸上的伤痕了。我的脸上油光锃亮的，浮肿得更厉害了。我已经没有心情去编造一段动人的故事了，于是原原本本地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她。然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立刻就朝我发火了。

“瞧瞧，这就是你出去忙活一天干出的荒唐事儿。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必然的！”

“胡说，贝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拿着这些从垃圾箱捡来的东西，在那些该死的蠢货面前低三下四，不是去疏通什么下水道，就是去给人家捣鼓浴盆，你这些日子都是这么过的……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她坐得离我更近些，用一种甜蜜的语气对我说：

“告诉我……你知道我最近在干什么吗？你不会……不知道吧？好吧，我在把你的书稿打出来。这些天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上头了；你知道吗，有多少个夜晚，这件事都让我彻夜难眠……”

她的声音变得有点伤感，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接着抓了一把花生。她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相信你是一个伟大的作家，难道你自己不这样认为吗……”

“好了，别再提这些了，我累了。大作家并不能养活我们。我觉得你在这上面花费的心思太多了，你在头脑发热。”

“该死的！你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不应该降低自己的身份，你难道不明白你没有权利这样做吗？”

“嘿，贝蒂……你头脑发昏了吗？”

她扯了一下我的后衣襟，差点把我手上端着的威士忌碰洒了。

“不，你才头脑发昏呢！你一点道理都不懂！看到你这样虚度光阴，真的让我心里很难受。你到底怎么啦？为什么不愿睁开眼睛呢？”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看来这天遇到的麻烦事儿没完了。

“贝蒂……恐怕你把我错当成一个别的什么人了。”

“没有，笨蛋！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但是我不明白你竟然如此愚蠢！我更愿意看到你到处乱逛，或者呆呆地发愣，我觉得这些都很正常。你不这样，反而整天被那些浴盆弄得傻乎乎的，你还自以为很聪明呢……”

“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人类关系的研究，”我说，“我想多积累一些素材……”

“行了，别说蠢话了！我对你说过，希望能为你感到骄傲，我渴望能仰慕你，但是看起来这似乎让你感到厌烦，天哪，你好像是为了让我难受，才故意这么干的……”

“没有，我决不会干任何让你不开心的事。”

“是么，我还真没看出来。可是该死的，你要尽可能理解我。没有人在生活中充当各种角色，你不要以为用几个小伎俩就可以蒙骗我。你最好彻底弄明白这一点，那就是，你是一个作家，不是什么管子工。”

“这又有什么区别？”我问。

我们面对面坐着。她的眼神向我袭来，我觉得她已经扼住我的喉咙了。

“将来也许你能给我找个活儿，”她说，“是的，这很有可能。但是现在，你我却无所作为。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不会放任自流的，现在我就让你明白，跟一个每天晚上七点回家，唉声叹气地把工具箱扔到桌子上的人一起生活，简直让我难受，让我的情绪一蹶不振！你想象一下，下午正当我专心致志地打你的书稿时，突然电话铃响了，有人来电话问你去哪里了，因为一个蠢货的厕所里出问题了，你能想象吗，我几乎能闻到大粪味儿啦？你想想，我挂断电话后能怎么想呢，你这算是哪门子的英雄啊？”

“喂，你不觉得这太夸张了吗？这个世界幸亏有了管子工。而且我要告诉你，我宁愿做这个，也不愿坐在办公室里上班。”

“天哪！你简直什么都不懂！你不觉得这样做就像是：你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接着又将一盆冷水浇在我的头上吗？”

我差点儿对她说，这才是最精彩的生活场景呢，但是我忍住没讲出来。我只是摇了摇头，去给自己倒了杯水，眼睛向窗外望去，外面天快黑了。作家依然是默默无闻，管子工也彻底夭折了。

这场辩论之后，我放慢了节奏。至少下午不再外出干活儿了，结果立刻就显现出来。时间又一次在我和贝蒂之间凝滞不动了，我们之间卿卿我我，眉来眼去的，又找回了平常生活的滋味儿。

当作家凌晨三点才入睡的时候，管子工早上就起不来了。他必须特别当心，不要把贝蒂吵醒，在煮咖啡的时候也不要一头扎进去。他呵欠连连，差点儿把下巴都打掉了。他只有到街上散步时，才算正式露面。他的工具箱已经要把他的肩膀压成两截儿。

有时候，当他从外面回来时，贝蒂还没睡醒。他赶快去冲个淋浴，然后坐在一旁抽烟，等着她从梦中醒来。他注视着打字机旁的一堆稿纸，在寂静中倾听着什么，手里把玩着搭在床头的一双连裤袜和一条裤衩。

贝蒂醒来的时候，作家的内心世界正在进行一次深刻的反思，他的嘴边挂着梦呓般的微笑。通常他们会在这时候做爱，然后一起共进早餐。对作家来说，这种生活简直太美了，只不过稍稍有些疲倦。当太阳高高挂起来的时候，他很喜欢躺在楼顶的平台上小睡片刻，倾听着街道上传来的声音。作家活得很潇洒，他从来不用为钱的问题发愁。他的脑子里空空如也。有时候，他会问自己是怎么写出这部书稿的，这似乎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至于有一天他是否还能再写一部，他真的不知道。他不愿意去想这些。有一次，贝蒂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给她的感觉是，这很有可能的，但是这天余下的时间里，他就觉得很不自在。

次日清晨起床，管子工因为饮酒过量，觉得头晕脑涨。他等着房东转过身去，以便把咖啡吐到浴室的脸盆里，这让他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有时候，他非常憎恨这个倒霉的作家。

8

夜悄无声息地转凉了，入秋的第一批落叶簌簌坠下，铺满了道路两旁的水沟。当我到处寻找一些修修补补的零活儿，来维持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时，贝蒂正忙着打印最后一个记事本。一切都很顺利，只是在夜里我常常会自己醒来，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脑子里嗡嗡直响，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好像生吞了一条蛇一样。我把一个崭新的本子和一支铅笔藏在床边，一伸手刚好能摸到。但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多天了，我绞尽脑汁，想从中挤出一些新的思路，不过最终什么都没有想出来，真可以说是“一无所获”。于是，每天夜晚，大作家都在地毯上踱来踱去。他再也找不回一点儿灵感，这个可怜的家伙，真的没有什么创作欲望了，而且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尽可能让自己相信这不过是一次暂时性的便秘，为了能给自己换换脑子，我一到下午就开始干一些电工活儿。我更换了电线，安装了接线盒以及带电流强度调节器的开关，想通过这些措施去营造一种气氛，晚上屋里就会有变幻莫测的灯光，结果刚好可以在昏暗的光线下做爱。然而即使在我干零活儿的时候，精神也集中不起来，我必须经常坐下来喝一杯啤酒，直到夜晚来临之后，我的感觉才会好一些，变得差不多正常了。有时候，我甚至能快乐起来，那是酒精帮了我的忙。我走到贝蒂旁边，俯下身去看着她坐在打字机跟前。

“嘿，贝蒂……看把你忙得整天晕头转向的，其实最受煎熬的是我，都快变成一个性无能的废人了……”

我觉得这简直太荒唐了，随手在打字机盖上擂了一拳。

“走开，到一边儿坐着去吧，”她说，“别说蠢话了，你净胡说八道！”

我笑眯眯地跌坐在扶手椅里，看着苍蝇在空中飞来飞去。当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就把平台上的门打开，我把空啤酒罐扔到外面。我总是从内心深处听到这样的问题：“地点？时间？故事情节？”，但却无人收购这颗焦躁不安的心。其实，我没有更多奢求，只要能写出两三页让我起个头儿，后面的事情就容易多了。我知道先有个开头就够了。我真想笑出声来，因为这实在太荒谬了。贝蒂摇了摇头，笑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负责做饭，所有的烦恼都化为乌有。我带着邦果出去买东西，新鲜空气可以让我清醒过来。假如在我打碎鸡蛋和炒辣椒的时候，还能继续胡言乱语的话，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特别期待着能坐下来和两个姑娘一块儿吃饭，我尽可能也像她们那样充满活力。我看着她们聊天，不时地从厨房里向她们频频放电。通常我总是会放很多调料，她们发现我是一个精通调味品的天才，每次都把饭菜打扫得干干净净。作为一个管子工，我也同样被公认为是个天才。而作为一个苍蝇捕手，我究竟还算得上非常勇猛吗？在经历了这些平静的岁月之后，我有权利去思考一下，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就像是有人要我把一辆古老的机车，从一堆荒草中重新开走一样，这实在太恐怖了。

这天，贝蒂把我的书稿全部打完了，我的心里变得忐忑不安，两条腿直发软。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正站在一把椅子上修理一盏电灯。我的感觉就像是触电一样，双手牢牢地扶着椅子背儿，慢慢地走下来。我故意装出不太在意的样子。

“该死的，时间可能有点儿晚了……喂，我必须出去一下，去买些保险丝来！”

我没有听见她说什么，我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了，我悄悄地去取我的夹克衫，我就像一个站在舞台上的演员，虽然腹部中弹，却仍坚持不肯倒下去。我穿上衣服，从楼梯上走下去，房子里憋得实在透不过气来，一直走到门口才松了口气。

我一来到大街上，就头也不回地往前走。黄昏来临的时候外面刮起一阵微风，没过多久，就冒出了一身汗，于是我放慢了脚步。我发现邦果一直从后面尾随着我，有时候它会冲到我的前面，然后等着我去追上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时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盲目自信的味道，这让我感到很兴奋，同时也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我走进一个酒吧，要了一杯龙舌兰酒，因为这种酒劲儿很冲，我需要来点儿刺激。我总是想，好日子到头，该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呢。我又要了一杯酒，然后就感觉自己好多了。在我身边坐着一个人，他已经完全喝醉了，双手端着杯子冲着我直发愣。我看出他似乎想说点什么，于是就主动和他搭话。

“来吧……你打算和我聊点什么呢？”我问他。

当我从酒吧里出来的时候，感觉好多了。其实人人都会发疯，生活只不过是一块用荒谬织成的布而已。幸运的是，毕竟还有一些美好的时刻，谁都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单单是为了这些，就值得活下去，剩下的就无足轻重了。说到底，任凭你如何挣扎全都是徒劳的。我相信所有的事物都是昙花一现，我现在还有半瓶龙舌兰酒，我能够看到街上有很多棕榈树，风从我的身边来回穿梭着。

走进家门的时候，有一件稀奇的事儿在等着我。一个有些秃顶的金发男人，他挺着一个啤酒肚儿，看上去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他正坐在我最喜欢的椅子里，丽莎斜坐在他的腿上。

当然，丽莎是一个健全的姑娘，同样有一个小穴和两只乳房，偶尔她也会利用一下它们。有好几次，她一个晚上都没回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露面，她匆匆地换一下装束，然后喝杯咖啡就去上班了。我会在厨房里撞上她，一个整晚都在做爱的女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让我为她感到高兴，我希望她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我默不作声地与她共同分享这些心照不宣的时刻，这让我一天都很开心。我知道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有时候，生活在我的眼睛上撒了一把金粉，然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能够忍受。我们组成了一个绝妙的“三人世界”，我可以到城里所有的犄角旮旯中去修理下水道，只要在晚上五点收工的时候，能回去冲个澡，然后和姑娘们一起坐在饭桌前，她们笑容可掬地给我倒酒盛饭、嘘寒问暖。

通常情况下，丽莎很少谈及她认识的朋友，其中也包括那些和她上床的男人。她只是说这些根本不值得多说，然后就笑着岔开了话题。当然，她还从没有把男朋友领回家来呢。她曾经说过，你可以相信我，一个能跨进这个门槛的男人，他身上一定有些出众的地方。

所以当我一进门时，就看见这个人坐在那儿，卷着袖子，领带也解开了，我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当他端着杯子和我打招呼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一个稀客面前。

丽莎兴奋地为我们做了引荐。这家伙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抓住了我的手，他的脸颊通红，这让我联想到一个剃着光头、长着一双蓝眼睛的孩子。

“怎么样，”贝蒂问我，“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啦？”

“是的，不过费了不少工夫。”

丽莎递给我一杯酒。这家伙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我也笑了。短短的几分钟，我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搞清楚了。他的名字叫爱德华，但喜欢别人叫他埃迪。他在市中心开了一家比萨饼店，每隔半年就要换一辆新车，笑起来声音很大。此刻他身上开始有点儿冒汗了，不过看上去他在这儿玩得挺开心的。一个小时之后，他彻底放松起来，好像跟我们有二十年的交情似的。当姑娘们在厨房里聊天的时候，他把手伸过来搭在我的胳膊上。

“嗨，老伙计……听说你在写东西？”他说。

“偶然会写一点儿。”我回答。

他狡猾地看了我一眼。

“能靠这个挣钱吗？”

“看情况，收入不稳定。”

“不管怎么说，”他说，“听起来这办法不错啊。你不慌不忙地把你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没觉得太费劲，然后就可以去银行取钱了……”

“确实如此。”

“你的作品属于哪种类型呢？”他问。

“历史小说。”我说。

整个晚上我都在冥思苦想，姑娘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呢？我深知有些东西是永远都弄不明白的。埃迪这小子，我实在想不出丽莎到底看上他什么了，除了酒量不错、天南海北地神侃，再就是不停地傻笑。虽然我不再算计生活中遇到了哪些让人惊讶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喜欢睁大眼睛，没准什么时候你就能碰上一两件。尤其是埃迪，我最初的印象不是很好，但事实上，埃迪真的是一个天使。

最后，到了吃甜点的时候，他已经让我很烦了。不过，总的说起来，还不是那么让人感到不快。一种嘈杂、有些愚蠢的氛围，偶尔地会有那么一次，再来一根上等雪茄，还不算世界末日。埃迪带来一瓶香槟酒，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把软木塞撬开，然后给我倒了满满一大杯。

“嘿，我特别高兴我们四个人相处得这么融洽。我发誓这是真的，该死的，姑娘们，把杯子给我拿过来……”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们三人正在吃早餐的时候，他拎着一个大皮箱进来了。他朝我眨了下眼睛。

“我带了点儿东西……我想体会一下家的感觉……”

他从箱子里取出几件短小的和服式样的晨装，几双旧鞋，还有几件换洗的内衣。然后他走进浴室。半个小时后他出来了，换上了一件晨装，姑娘们纷纷鼓掌喝彩。邦果扬起头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埃迪的腿又短又白，汗毛出奇地浓密，他摊开双臂接受大家的赞许。

“你们要习惯这个，”他笑着说，“平时我在家只穿这种衣服。”

他走过来挨着我们坐下，然后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接着又聊起来。我觉得有点儿疲倦，想回去睡觉了。

下午的头一件事就是和贝蒂一起，把我的书稿用纸包起来。然后在电话号码簿上查找出版社的地址。但是现在，我对此已经听之任之了，我漫不经心地对待这件事，甚至当我写下一家最著名的出版社名字时，我好像看到我的指尖处冒出一些小小的火花。我躺在床上，嘴里叼着一支烟，贝蒂走过来坐在我身边，我的感觉好极了。不知为什么，我甚至觉得自己像羽毛般轻盈，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

听到楼梯上有动静的时候，我正在朝贝蒂抛媚眼儿，手上缠绕着她的头发。转眼之间，埃迪就出现了，他手里拿着一瓶酒和几个杯子，在我们面前手舞足蹈。

“嘿，你们两个，不要再说悄悄话儿了。我还没有告诉你们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呢……”

丽莎，该死的……我心想，究竟是什么把你的魂儿给勾走了呢？

过了一会儿，他把我们领到车上，然后一起乘车去赛马场。天上飘着一些云彩，姑娘们兴奋极了。埃迪和我们说笑的时候，收音机里没完没了地播放着广告。

我们抵达那里的时候，第三组比赛就要开始了。我把姑娘们先领进一个酒吧，埃迪抓紧时间去买马票。我觉得这实在是很乏味，因为那种场面总是老一套。人们去马场投注，然后赛马开始了，人们纷纷拥向围栏，最后赛马结束了，人们又跑到投注的窗口。这场面像一场足球赛那样令人紧张。一般情况下，当赛马向终点冲刺的时候，埃迪都会举起拳头朝天上挥舞，耳朵也涨红了，但是一秒钟后，他又会揪住自己的头发，把马票撕得粉碎，然后嚎叫着一把扔到地上。

“你没有赌赢吗？”我问。

当我们离开看台的时候，天空开始变成了粉红色，等我们来到车旁，埃迪又来了精神。他甚至能想办法让自己消失片刻，回来的时候手里捧着一堆炸薯条。

一开始，他让我觉得很厌烦，但是他的话你不必太在意，这样你就能够好受一些。当他在屋里来回溜达时，就开始放开嗓子说起来了，讲话的对象并不是非常明确，偶然我会朝他笑一下……他早晨走得不算早，晚上睡得很晚，通常在午夜时分，当比萨饼店关门以后才回来。他总是带回一些吃的和喝的东西，然后我们和他一起吃夜宵。从钱的方面看，这些从天而降的饭食无异于一个小小的奇迹。埃迪毕竟还能记得那么几件事，有时候他会在谈话中涉及到：

“嘿，我已经忘记啦……你的小说写的是什么？”

“科幻题材的。”

“哦，对了。那种书卖得不错……是不是能赚很多钱啊？”

“是的，可是要等很长时间才知道卖得如何。有时候他们甚至都忘了给钱，我可不是在抱怨啊……”

“不，我的意思是说……等你哪天觉得手头儿有点儿紧的时候……”

“谢谢你，可是我觉得没什么困难。现在我正准备写一本新书呢，不需要很大的花销……”

又过了一天，我们开车出去兜风，我和埃迪待在开着空调的车上，看着姑娘们在海滩上漫无目的地到处溜达。

“也许你应该改变一下方式，”他说，“肯定能找到一些更容易做的东西……”

“不，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等等，该死的，我又忘了你写什么啦……”

“侦探小说。”

“噢，对。肯定有些书能赚上百万吧。”

“是的。甚至上亿也有可能的。”

“也许能达到几十亿吧？”

“是有这样的。但是眼下，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我的新书上了，哪有工夫考虑这些……”

事实上，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我把所有的钱都揣在口袋里了，不过是屈指可数的几张钞票，还有两三份已经预约的零活儿。什么意外的事儿都不能发生，而且还不能考虑周末出去玩，真是很让人头疼。从贝蒂打印完我的书稿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星期了，她整天围着屋子转来转去，每天至少要修一两次指甲。虽然我们对附近的街道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下午还是要出一次门，只是为了打破一天的沉闷，我们会带上老邦果，一起穿行在街道的迷宫里。

我们一路上没说几句话，贝蒂看上去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她走在大街上，双手插在裤兜里，在一缕羞涩的阳光下，我们把领子翻起来，四处游荡。这种糟糕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但是我们却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出书上了。有时，我们要到天黑的时候才回家，我和邦果跑了几公里路之后，都累得直喘粗气。而贝蒂，只要睁开眼睛看看她就会明白，她现在的劲头儿就是照原路再重新走一趟，也绝对不成问题。生活让我变得昏昏欲睡，对她来说却正好相反。真是水火交融，如此完美的结合，注定将会化成一片灰烬。

一天晚上，我们正在上楼梯，我发现她那时特别迷人，于是挡住了她的去路。我把手指伸进她的裙子底下，正准备纵身跳入万丈深渊的时候，她突然问我：

“你对埃迪的建议是怎么想的？”

“嗯？”我一下子卡壳了。

“告诉我你真实的想法！”

我们刚刚在楼下喝光了几瓶西昂蒂酒，后来，一开始爬楼梯，我就盯着她的腿，而这双腿也分明是在向我暗示着什么。回到房间里，我随手把门掩上，将她牢牢地抵在墙上。我想激起她的欲望，借着凄冷的月光，把她的裤衩扯下来，我把舌头伸进她的耳朵里。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她说，“我们必须达成一致。”

我抬起一条腿，把膝盖探进她的两腿之间，然后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屁股，吮吸着她的乳房。

“别急，等一下……我想知道……”她说。

“好吧，好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我是说不管怎样，埃迪的建议似乎不错，你怎么看呢？”

我搞不懂她在说什么，我把她的裙子撩起来，发现里面除了连裤袜之外，什么都没有穿。这时候我已经想不了别的了。

“什么都不要再想了。”我说。

我疯狂地吻她，堵住了她的嘴。但是她接着又说，“我们可以一边干，一边等出版社的回音，还不如去工作一段时间，反正又不是干一辈子……”

“行，我同意……”我说，“等等，我们到床上去吧……”

我们在床上翻滚着，这简直令我神魂颠倒，我的手掠过她的尼龙袜，她的大腿像导弹一样炽热而光滑。

“而且我们还能攒点儿钱，你说呢？……我们还有时间做些准备，可以去买点东西，我们已经没什么可穿的衣服了。”

我在床上扭动着身体，想把裤子脱下来，我觉得她的思绪不在我这儿。

“你觉得行吗？”我问。“你觉得行吗？”

“肯定行，”她说，“实在没有比做比萨饼更容易的了。”

她抓住我的头发的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了，继续向她的腹地深入。

“我希望你能对我有信心。”她说。

“当然。”我说。

她分开双腿把我的脑袋夹在中间，最终我彻底跌落在深渊里。

9

我伸手推开一扇送菜专用的窗户，接着把脑袋全都伸进去了，顷刻间，我陷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饭菜气味中，窗户里面要比餐厅这边安静多了。这是一个周末的夜晚，餐馆里到处都挤满了顾客。我们在每个角落都添了些桌子，我看见马里奥站在炉灶旁边，他眯缝着眼睛，脸上油乎乎的。

“赶快再炒一份配蘑菇的，要中盘！”我嚷道。

他从不回答，但是肯定他已经记住了，这种事儿已经刻在他脑子里了。我又弯下腰抓起一瓶那种小瓶装的圣佩里吉诺酒，接着一口气喝光了。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喜欢喝这种酒，到餐厅关门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肚子有些胀罢了。每天晚上我至少要取出三、四十瓶，埃迪对这种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埃迪负责收款，贝蒂和我在餐厅里做招待。依我看，餐厅里最忙的时候至少需要四个服务员，但是现在就只有我们两个，几乎所有的时间里，我们都在餐厅里跑来跑去，把菜盘举过头顶。快到十一点的时候，我累得快要撑不住了。但是想到圣佩里吉诺酒可以敞开喝，其实相对来说，我们赚得也不少，所以我没有丝毫怨言。

我手里端着热气腾腾的比萨饼，朝那两个点菜的金发姑娘走去。她们看上去长得不算难看，但是我可没有心思去跟她们打趣，现在可不是娱乐的时候。顾客们正从四面八方招呼着我们呢。不久之前，我还可以竖起耳朵，倾听夜晚的寂静，我还可以走到阳台上，去感受一下四周的空间。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生活，但是现在我必须非常小心地夹着尾巴，在杯盘的碰撞声中奔走着、穿梭在人声嘈杂的漩涡里。

贝蒂经历过的冲突比我多，她很清楚该怎么去应付。有时候，当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她会瞥我一眼，这让我重新找回了干劲儿，我尽量不去注意她被汗水浸湿的头发，扭过头去不忍心看。我偶尔会为她点着一支烟，放在厨房窗台上的烟灰缸里，期待着她能挤出一点时间去抽两口，而且也希望她心里能惦记着我，但是我觉得她恐怕很少这样做。

我们已经在这儿干了三个星期了，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忙过。我们忙得晕头转向，我觉得疲惫不堪已经有一会儿了，身上什么感觉都没了，只有当客人给小费的时候，才睁眼瞧瞧。最令我难以忍受的，就是看到门外仍然有一些顾客在等着进来。时间快到午夜了，看起来还没有下班的意思，凤尾鱼的香味开始让我觉得恶心了。贝蒂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正拿着一块饼干往桃酱里蘸呢，尽管被一片喧哗声包围着，我还是听到她贴在我耳边说了几句话。

“妈的，”她说，“你去招呼一下五号桌，要不我就把那个女人从窗户里扔出去。”

“怎么回事？”

“我觉得她在没事找茬儿，”她回答说。

我走过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张桌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驼背的老头儿，另外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不过她仍处在虎狼之年的边缘，而且似乎刚从美容院里出来。一个典型的婊子，和一个干瘦得像面包棍一样的傻瓜。

“噢，你来啦！”她说，“这个姑娘简直就是个白痴！我要了一份凤尾鱼的比萨饼，她却给我送来一份火腿的！马上把这个给我端走！”

“你不喜欢吃火腿吗？”我问。

她没有回答，接着点了一支烟，不高兴地瞄了我一眼，鼻子底下冒出一股烟。我微笑着把火腿比萨饼端走了，然后向厨房走去。途中，我与贝蒂擦肩而过。我很想去轻轻拥抱她一下，同时把那个骚货彻底忘掉，但是我没有马上这样做。

“好吧，你看见她那副德行了？”她问。

“当然。”

“刚才，她还让我换一套新的餐具，就因为她的餐叉上有一滴水！”

“她这样做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我说。

我笑着离开她，走进了厨房。马里奥皱着眉头，双手插在腰上，饭菜在炉火上噼啪作响，充满油脂的热浪在空气中弥漫着，几乎所有的东西上都罩上了一层发亮的油烟。

“你到这儿来是为了喘口气吗？”他问。

“有点儿东西要重新做一下。”我说。

我走到他们堆放垃圾的地方，那里有三个带把手的大桶，里面散发出刺鼻的味道，我坐在上面。我先从一堆脏兮兮待洗的餐具中随便摸出一个餐叉，把比萨饼上的配料完全刮掉，扔掉了火腿。接着又从垃圾桶里找来两三块西红柿，开始重新制作比萨饼。找几个西红柿并不难，通常人们剩下最多的就是这个，但是要找到四条凤尾鱼就麻烦多了，更不用说那些亮晶晶的用干酪搓碎的花边了。为此，我必须在水龙头底下捣鼓一下，因为上面沾上了烟灰。马里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他没完没了地把一缕不时下垂的油亮头发往上撩。

“我不明白你到底在那儿摆弄什么呢。”他说。

我把所有的配料都弄平整，然后把这个小小的奇迹递给他。

“把这个放在炉子上烤一分钟，”我说。

“噢，该死的！”他摇着脑袋。

他把烤炉的门打开，我们站在炉火前，眯起眼睛看着。

“有些家伙就应该让他们吃点这个，”我说。

“没错，你说得对。今天晚上我怎么觉得这么累啊……”

“老伙计，我想我们还要再熬一个钟头才能完事呢。”

我把比萨饼取出来，端着它给那个女人送过去。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上。我敢说它就跟新做的一样，热气腾腾、香脆可口。那个女人似乎根本没察觉到我就站在旁边，我等着看她把第一口吃到嘴里，才觉得报了仇。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仍然不能有半点儿松懈。甚至埃迪也不得不来帮我们一把，后来餐厅里的顾客纷纷散去，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这才点着了那天晚上的第一支烟。

“该死的，你那玩意儿做得太棒了。”贝蒂说。

她闭着眼睛，倚在墙上，头微微向前倾，她尽可能让烟留在嘴里的时间久一些。我们待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餐厅里没人能看到我们。她看上去真的累坏了。有时候疲惫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痛苦和伤感，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我抬头仰望着天花板，露出一丝惨淡的微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能够站着干完活儿，就已经是胜利了。我干过的每一份工作都一再证明，人是具备超自然的抵抗力的。生活永远无法将其摧毁。我接过贝蒂递过来的烟头儿，这烟不只是好，而且妙不可言。

最后还要上一些甜点，不过是几份烤熟的香蕉等等。然后我们就可以撤了，埃迪驾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后面舒适的座位上。我似乎已经看见贝蒂正在把鞋子脱掉，一边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我把脑门儿倚在窗玻璃上，望着空旷的街道悄然地向后溜走，脑子里构思着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

最后一批离去的顾客中，就有那个女人和她的老情人。老头儿没怎么吃东西，而那个女人却吃光了两份。然后她又喝了点儿酒，眼睛闪闪放光。现在她已经在喝第三杯咖啡了。

接下去发生的事儿完全是我的过错。这一天看来就要结束了，我也把注意力放松下来。我让贝蒂一个人留下来照看餐厅，把残留的东西清理干净。我简直蠢透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背上冒出一丝冷汗，接着就听见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声音。

当我转过身来的时候，贝蒂正跟那个女人面对面站着，桌子已经被掀翻了。贝蒂的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那个女人的脸红得像阳光下一朵颤动的罂粟花一样。

“不要脸的东西！”那女人涨红着脸说，“马上把你们老板叫出来，你听见了吗？！”

埃迪脸色阴沉地出来了，他有点儿不知所措，餐厅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动，一些还没有走的顾客都感到十分满足，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很值。每逢店员与顾客发生纠纷的时候，对老板来说处理起来往往都会感到很棘手，埃迪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好啦，大家都冷静一下，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叹了口气。

那个女人气得浑身直打哆嗦，她几乎都说不出话来了。

“整个晚上这儿的服务都让人难以忍受，临走的时候，这个白痴竟然拒绝给我把大衣拿过来，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啊？”

她的老情人伤心地扭过脸去。贝蒂好像愣住了。我把洗碗布扔在地上，接着走过来，冲着埃迪说：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把他们的账记在我头上，然后让他们立刻滚出去。我一会儿再向你解释……”

“该死的，大家都看清楚了，”那个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想知道谁是这个破饭店的老板！”

“好吧，告诉我，你的大衣是什么颜色的？”我问。

“别在这儿指指划划的！回去找你的洗碗布吧！”她说。

“别着急，有话儿慢慢说……”我说。

“够了！你赶快从我面前滚开！”她吼道。

话音刚落，贝蒂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跟野兽发出的动静差不多，那种声音简直让人心惊肉跳。我看见她从旁边一张桌子上抄起一把餐叉，餐厅里立刻变得亮起来了，她动作迅捷地跳起来，向那个女人扑了过去。

贝蒂疯狂地用叉子扎在那个女人的胳膊上，那女人尖叫了一声。贝蒂拔出餐叉，在她胳膊上别的地方又扎了一下。那个女人仰面跌倒在一把椅子上，她的胳膊上粘满了血迹。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事情变化得太快了，当那个女人看到贝蒂挥舞着餐叉，再次向她冲过来时，嚎叫声变得更大了，她想从地上爬起来逃到别处去。

这时，我发现事情已经发展到最危急的时刻了，眼前的这一切把我彻底惊醒了。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将贝蒂拦腰抱住，以免让她真的干出什么傻事儿来。我从后面拼命地将她拽住，我们纠缠在一起，滚到了一张桌子底下。我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感觉就像是怀里抱着一个青铜塑像栽倒在地上一样。当我们的目光交汇时，我发现她已经认不出我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刻，那把叉子刺到了我的背上，钻心的疼痛直冲我的脑门儿。但我还是抓住了她的手，扭住她的胳膊让她把手里的叉子松开。那玩意儿明晃晃的，上面沾满了鲜血，咣啷一声落到地板上，仿佛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

人们立刻冲过来把我们围住了，我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腿，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感觉到贝蒂在我身底下发抖，心里难受极了。

“贝蒂，”我说，“事情都过去了……安静点儿，一切都结束了……”

我握住她贴在地上的手；她痛苦地摇晃着脑袋，我脑子里全是空的，只知道决不能把手松开，我感到忧心如焚。

埃迪把头伸到桌子下面，我可以看见他身后簇拥过来的那些人的脸。我来回挥动着胳膊，不让他们看到她，然后拼命地向埃迪使了个眼色。

“埃迪，求你了……让他们赶快离开这儿！”

“妈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

“她必须安静一会儿，埃迪，让所有的人都滚出去！”

他站起来，我听见他在讲话，然后把他们全都轰到门口。勇敢的埃迪，神奇的埃迪，我明白我让他去做的事儿并不容易。这些像疯狗一样的家伙，当你试图把他们嘴里的骨头拿走时，他们就会疯狂得咬你。当我支支吾吾地说一些最蠢的话时，诸如：你怎么啦？我的宝贝儿，感觉哪儿不舒服啦等等，贝蒂的脑袋就像一个节拍器似的摇晃起来。

我听到大门被关上了，接着埃迪又返回来。他靠着桌子旁边蹲下来，看起来心情糟透了。

“妈的，真该死！她究竟是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我留下来陪着她。”

“应该给她洗洗脸。”

“好吧，我会的，让我自己来吧。”

“不需要我来帮你吗？”

“不，我能行，我行……”

“那好吧，我出去到车上等你们。”

“不，不用等我了。别担心，我会把门关好的。埃迪，你回去吧，让我一个人陪着她。”

他等了一会儿，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从地上站起来。

“我从厨房出去，”他说，“马里奥走后，我会把门关上的。”

他离开之前，把餐厅里所有的灯都关掉了，只留下吧台后面的一盏小灯。我听见他们在厨房里说了几句话，然后就听见后院的大门被关上了。沉寂像胶水一样在餐馆里流动着。

她的头不再摇摆了，但是我觉得她的身体在我下面像石头一样僵硬，这简直太可怕了，感觉自己就像是横卧在铁轨上似的。我轻轻地松开了她，看来没什么问题。于是我让自己慢慢地在她身边躺下，这才发现我们已被汗水湿透了。地板上很凉、脏兮兮的，我隐约地看见上面落满了烟头。

我触摸到她的肩膀，奇妙而娇小的肩膀，但我所期待的并没有出现。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实在太可怕了。我的抚摸不知道触动了她的哪根神经。她痛苦地扭动着身体，突然呜呜地啜泣起来。这简直就像是有人在桌底下用匕首刺到了我一样。

我偎依在她背上，轻轻地抚摸她，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她像一只被枪击中的狗一样蜷缩在那里，她蓬首垢面的，头发全都披散着；拳头攥得紧紧的，贴在她的嘴唇上。她哭泣着、呻吟着，她的肚子一鼓一鼓的，仿佛里面藏着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一样。我们就像那样待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外面街上惨淡的灯光投射在地板上，似乎全世界所有的痛苦都集中到这张桌子底下了。我的心都碎了，彻底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她说什么都是徒劳的，虽然我想尽千方百计去安慰她，但是我的声音似乎已经丧失了魔力。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事情。我甚至都不能肯定，她是否知道我待在她的身旁。

当我在那儿实在支撑不住的时候，就站起来把桌子移到一边。我艰难地把贝蒂从地上扶起来，她的体重好像足足有三百公斤似的，我踉跄了一下跌到了吧台后面，虽然我在那堆酒瓶中定了定神儿，但是这仍不足以消除我内心的忧虑。我往后倒退着，把屁股靠在不锈钢的水槽边上，然后拧开水龙头把凉水放出来。

上帝会宽恕我，因为我对她的头发很崇拜，我把她的头发盘起来，当我感觉到能控制住她的时候，就把她的脑袋按到水龙头底下。

她拼命地挣扎着，我慢慢地从一数到十，水溅得满地都是。其实我也不愿这样做，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其他的办法，而且现在我完全懵了，我捉摸不透女人的心思，甚至是一无所知。

我让她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然后把她松开。她剧烈地咳了一会儿，然后冲着我扑过来。

“流氓！”她吼道，“你这卑鄙无耻的家伙！”

她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我躲过她打过来的又一巴掌，还有朝我腿上飞来的一脚。她把头发重新向后捋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然后就顺着吧台栽倒在地上，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但是我没有惊慌失措，我知道这种怨气一旦释放出来就没事了，现在需要耐心等一会儿。我趁此机会去拿了一个杯子，放在倒悬的酒瓶下面，打开开关，一下、两下、三下……我仰着脖子大口地喝着，我向后退了一步，慢慢地倚在了墙上，闭上了眼睛。她总是不停地哭，我已经听够了，我想要喘口气。

我刚松了一口气，感觉碰到了我的伤口，忍不住跳起来。我咬着牙从她的身边走开，又去接了两杯酒，然后回来挨着她坐下。我把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凝视着灯光在酒杯上映射出的一丝反光，然后把杯子放下了。

此刻，她的鼻子开始抽动起来，感觉似乎好些了。她坐在那儿，双膝紧紧地贴在胸前，头顶着膝盖，头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她的脸。我用手替她把头发往两边拨一下，接着递给她一杯酒，她摇了摇头。眼下我手里就只有这一杯酒了，我把两条腿全都伸直了，这样感觉会更舒服一些。我已经熬过了最疲劳的阶段，现在觉得自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一个小时之前好多了，疼痛基本上熬过去了。我轻轻地吻着她的脖子。刚才她还是冷冰冰的，现在却有了活力。我喝了口酒庆祝一下，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

“通常，人们喝醉的时候只能从吧台另一侧跌下去，”我说，“能摔得这么别具一格，我已经觉得很知足了。”

那天晚上，我和贝蒂做爱时有一种从没有过的激情。我们从餐馆里走出来时，刚好看见一辆出租车奇迹般地开过来，然后回家的路上就再也没有遇见一辆出租车了。为了避免撞见丽莎和埃迪，我们在外面兜了一圈儿。房子里一片漆黑，到处静悄悄的，我们一回到家就上床了。虽然我们之间甚至没说上两句话，但是却通过其他方式全都补回来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冲撞她的阴道深处。

之后她就睡着了，但是我并不是很想睡。我独自在昏暗中静静地躺着，眼睛睁得很大，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已经彻底死了，却不能把眼睛闭上。我躺在那儿过了很久，思考着当晚发生的一切。我认为那个女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其余的都无所谓。其实，贝蒂只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姑娘。而且周五晚上总是这样，简直忙得要死。我爬起来去撒尿，一见到白色的东西，恶心得直想吐出来。我对自己说，上帝啊，也许这就是我睡不着的原因了。于是我漱了漱口，又回到床上。过了一会儿，我就顺利地进入梦乡。我梦见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深处我迷失了方向。天上下着雨，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的场景。

10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比平时早，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尽可能不弄出一点儿声音，好让她再多睡一会儿。我从楼上下来，丽莎已经上班去了，埃迪正坐在那儿吃早餐，他的面前铺着一张报纸。他穿着一件红色的晨装，前后分别印着一只白色的鸟，看上去很舒服。

“该死的……”他说，“你在这儿呢，睡得好吗？”

“嗨！”我说。

我从他对面坐了下来，自己倒了一杯咖啡。邦果跑过来用脑袋蹭我的腿。

“怎么样啦？”他问，“她在干什么？在睡觉吗？”

“当然，她还在睡。你以为呢？”

他抓起桌上的报纸，揉成一团扔到墙角儿。他从桌子上欠了欠身子。

“嗯，跟我说说，昨晚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都看见了吧……”

“妈的，你难道没发过火吗？你刚看了新闻，世界上到处都充满了血腥，你却在这儿小题大做，不过是因为她揍了那个疯女人。那个我一开始就该掐死的疯女人！”

他伸出一只手把脸捂住了，虽然他一直面带微笑，但是很显然有些事儿让他烦躁不安。我默默地喝着咖啡。

“怎么说呢，她确实让我感到很害怕。”他又说。

“上帝啊，她累得垮掉了，这很显然！”

“她把桌子掀翻的时候，正好被我看到了。我敢说，如果你也看到了，那场面确实很可怕。”

“当然啦，她可不是那种随便让人欺负的姑娘。你知道她就是这样的人……”

“想听听我的建议吗，等你拿到稿酬之后，最好赶快带她出去散散心……”

“啊，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呢。别拿这种话来烦我了。我没有写过什么书，只写了一本。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写书，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再写下去。也许就在此刻，没准儿哪个家伙正坐在办公室里翻阅我的书稿呢，但那不意味着它最终能被出版啊。所以你看，我不会马上挣到钱的。”

“妈的……我还认为……”

“是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碰巧有一天我的书稿被贝蒂发现了，打从那天起，她就开始异想天开了，认为我是一个天才，而且一直不肯丢掉这个念头。埃迪，你看我，来这儿以后竟然连一行字儿都写不出来，你明白吗？现在我们待在这儿，在等出版社的回音呢，我知道她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事儿。这让她变得焦躁不安，你明白吗？”

“那你下午为什么不写东西呢？你应该有时间啊……”

“你简直快让我笑掉大牙啦，我需要的可不是时间啊。”

“那是为什么呢？你在这儿静不下心来？”

“不，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说。

“那到底是为什么？”

“唉！我也弄不明白。大概我必须要等灵感降临到我头上，我怎么知道呢？”

又过了很多天，这件事残留的阴影才彻底消除。每天晚上，我都被餐馆的工作搞得晕头转向，大部分顾客都需要我来应付，我像个疯子一样到处瞎跑。如果我看见某个蠢货或想捣乱的女人，我就赶紧跑过去招呼一下，决不让贝蒂去靠近他们。通常情况下，到晚上打烊的时候，我的脸色苍白得像个幽灵一样，贝蒂会对我说，你简直发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在旁边闲得无事可做，你却忙得连抽支烟的工夫都没有。

“我只是想让自己忙出点毛病来，没别的意思。”

“我想你是担心我再和别的顾客打起来吧……”

“贝蒂，你别瞎说了，才不是这么回事呢。”

“总之，我现在一点儿都不累，你难道不想走着回家吗？”

“当然了，好主意！”

我们向埃迪挥手告别，他那部豪华轿车慢慢地消失在夜色中。我觉得自己在某种幻觉中受伤了，我的腿像被锯掉一样。回家的路很艰难。我在心里给自己打气，对自己说，通往天堂的路充满艰辛。我的手插在裤兜里，领子翻起来，然后就出发了。年轻的天才脑子空空的，两只脚又酸又痛，尽管如此我还在硬撑着。唯一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在餐馆服务员和管子工之间，她会觉得有什么差别呢，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我的睡眠。和她在一起生活，好像任何事都要再琢磨一下，反正我也没有更要紧的事去做。

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她不见了。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我竟然睡得像根木头一样。我站在窗前喝了杯咖啡，望着街上。外面天气很好，阳光明媚，但是透过窗玻璃我感觉到一丝凉意。我下楼去瞧瞧，除了邦果在门口趴着睡觉之外，一个人都没有。我走过去摸了摸它的脑袋，然后又回到楼上。房子里的沉寂困扰着我，我去冲了个淋浴。当我从浴室回来的时候，才发现桌上放着一个信封。

信封已经被拆开了。下面落款的地方印着地址，是一家出版社的名字。此外还有我的名字，印在信封的右上角，是用很小的字体打上去的。这就是我们期待的东西！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可是第一封回信，接着就迫不及待地把信抽出来。

回复是拒绝。很遗憾，这本书不能出版。写信的人解释说，“我很喜欢你的构思，但是你的写作风格让人无法忍受。你故意让自己置身于文学圈之外。”我站在那儿待了一会儿，尽可能去琢磨信上说的话，他说的构思是什么，但是我很难弄明白。我把信放回原处，想去刮一下脸。

不知为何，当我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时候，我想到了贝蒂，我的情绪马上就变得低落起来。这封信显然是她拆开的，我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画面：她万分激动地把信封撕开，满怀着希望甚至汗毛都竖起来了，然后写信的人表示说很遗憾，于是她身边的这个世界就轰然坍塌了。

“噢！该死的！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说。

我趴在浴室的洗脸盆上，闭上了眼睛。现在她会去哪儿呢？她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仿佛看见她在街上奔跑，我沉浸在这样的画面中，就像一个冰镐砸在我头上一样。她冲进拥挤的人流中，当她出现在马路中央时，汽车的喇叭响个不停。她变得越来越疯狂，脸上扭曲着做出一副可怕的怪相。这一切全都是我造成的，我和我的书稿，我和这个从我脑子派生出来的可笑的人，所有那些夜晚的构思，只是为了最终得到这致命的一击。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尝到自酿的苦果呢？

我呆坐在那儿，思绪全都乱了，感觉自己的血液变成了一瓶墨水，被悬挂在一个噼噼啪啪作响、烟雾弥漫的火盆上。当她回来的时候，我仿佛已经老了十岁。一个清新自然、美丽动人，鼻子尖儿冻得通红的女王驾到了。

“嗨，嗨……”她说，“该死的，外面开始结冰啦！你怎么啦？怎么愁眉苦脸的？”

“没什么……我刚起来。我没有听见你从楼梯上来。”

“你已经老了，耳朵开始变聋了。”

“是的，最不幸的是，这种情形还会每况愈下……”

我装出一副机智幽默的样子，但是心里却窘迫不安。我确信当她得知这个消息时，一定会抱怨和嚎叫的，我根本无法相信她这种满不在乎和轻松的表情。我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来，身子往后一靠，顺便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也许今天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啦？是的，很有可能，她对此事不以为然，大概只有十亿分之一的可能性，就像是我们买彩票中了巨额大奖？对我来说，这杯啤酒产生的效果决不亚于一瓶安非他命的作用。我觉得自己的脸上，开始浮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奇怪表情。

“你出去溜达了一圈儿？”我问，“跟我说说，你出去玩得开心吗？”

“太好了，为了让身上变得暖和点儿，我出去跑了几圈儿。嗨，来摸摸我的耳朵，是冰凉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她根本不当回事。该死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妈的，她一定看到这封信了。这是什么鬼把戏？她到底在等什么呢，她的眼泪什么时候才能流下来，然后接着把屋里的家具从窗户里扔出去呢？我越来越弄不明白了。

我摸了一下她的耳朵，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她身上似乎有一股凉意，还有外面新鲜空气的味道。我站在那儿，俯身贴在她的耳朵上。

“你发现啦……我的耳朵冰凉，对吗？”

我把手放下来，又去抱住她的双臀，我把头贴在她的肚子上。一缕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照在我的脸上。她抚摸着我的头。当我要去吻她的手时，我发现她的手指被染红了。我觉得这非常奇怪，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这是什么？”我说，“宝贝儿，到底是怎么弄的？”

她鼻子哼了一声，抬头望着天花板。

“啊，没什么……是油漆……沾了点儿红油漆。”

一个警报信号灯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闪烁着，像是在诉说着什么。我非常勉强地咧着嘴笑了。我突然萌生了一种感觉，似乎所有的机器都在超速运转着，我却找不到制动开关在哪儿。

“怎么会有油漆呢？你早上去刷油漆了？”

她的眼神突然一亮，脸上凝滞了一丝微笑。

“对，我刷了一点儿。”她清楚地回答，“我练习了一下……”

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妈的，贝蒂……你没干蠢事吧……”

她爽朗地笑起来，却带着一种苦涩的味道。

“没错，是我干的，当然是我干的。”

我呆呆地望着地板，摇晃着脑袋，两眼直冒金星儿。

“不，我不信……”我说，“这不是真的……”

“这又能怎样呢？你不喜欢红色？”

“但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我就这样做了。感觉好极了。”

我站起来，用手在桌子旁边比划起来。

“那么，每一个出版商退回我的书稿时，你就去把他的门染成红色，是这样吗？”

“是的，有可能会那样。我希望你能去看看他们的那副嘴脸。”

“依我看，这简直是在发疯！”

我愤怒和钦佩得身体哆嗦起来了。她笑着晃动了一下头发。

“生活中你必须懂得如何去享受，你根本不明白它给我带来多少快乐。”

她脱掉了夹克衫，把围在脖子上的那条像五彩斑斓的蛇一样的围巾解下来。

“我想来点咖啡，”她接着说，“瞧瞧我的手，必须要去洗一洗了。”

我走到窗前，用手指把窗帘轻轻地掀起来。

“嘿，有人跟着你吗？你肯定没有人跟踪你吗？”

“没有，他们全都惊呆了。还没有人来得及把屁股从椅子上抬起来呢。”

“也许下次警察就会来把这房子团团围住，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该死的，你总是会想到最倒霉的事儿！”她说。

“是的，我当然会感到不舒服。你已经打算把半个城市都染成红色，难道我会不担心吗……”

“你听着，”她叹息道，“至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讲点儿公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可不想一辈子被别人羞辱！”

第二天，这件事刊登在报纸的最末一版上。目击者描述说，他们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的悍妇，携带着两枚油漆炸弹突然出现了”，文章的末尾写道，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宣称对这次行动负责。我把这篇文章撕下来，塞进我的皮包里。然后趁卖报纸的商贩转过身去的时候，我把报纸又放进报纸堆里，因为报上实在没有别的内容让我感兴趣了。我买了一些香烟和口香糖，接着就从商店里出来了。

贝蒂正在马路对面等着我，她坐在一个露天咖啡座里，面前放着一杯热朱古力。外面天气很好，只是有点儿冷。贝蒂的眼睛微闭着，一缕阳光映照在她的脸上，她的手插在口袋里，夹克的领子竖起来。她看上去很迷人，我慢慢地朝她走过去。有些东西并没有离我远去，它让我在早晨的阳光中面带微笑，我的脚好像踩到了一捆钞票上似的。

“不着急，”我告诉她，“等你想离开时，我们再走。”

她俯下身来吻了一下我的嘴，然后继续喝她的热朱古力。我们不着急，我要去商店的橱窗里瞧一瞧，买一些过冬的衣服，以免冻得浑身直打哆嗦。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都穿着狼皮、野猫皮、银狐皮的外套，大部分人脸上都红扑扑的，这是气温下降的最明显的迹象。毛皮销售商们又开始大把地捞钱了。

我们手挽着手，在街上逛了一个多小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想买些什么。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所有的女店员都叹息着看着我们，然后忙着把一堆衣服重新叠好，放回到原处。

我们最后去的地方，是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刚一进门，我就萌生了一种感觉，仿佛掉进了艳阳下一个盛着阿拉伯香味点心的盒子里似的。那些浸着淡淡芳香的音乐飘散在空气中。我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因为我根本不想把这种气味吸进嘴里，我实在受不了这个。之后我想都没想，就嚼了两块含有叶绿素的口香糖来缓解一下。我跟着贝蒂来到专门经营女人服装的地方。

这里的顾客不算多，附近只有我一个男人。我在妇女内衣柜台转悠了一会儿，浏览着摆放在最显眼地方的几种款式，了解着最新款的贴身衣服，我仿佛在云中漫步。不过负责旁边那个柜台的女人，更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守望者。她大概五十岁左右，她的脸上涨得通红，身体里散发出无穷的欲望，也许她这辈子只跟男人干过两三次，现在却在拼命忘掉。每次当我把手伸进一盒女人的内裤中，看看它的弹性是否令我感到满意时，她总是紧盯着我，用眼神来阻止我，不过我的脸上总带着永恒的微笑。最后当她向我走过来时，脸上已经变得像基督的血一样红了。

“请问，”她说，“你到底在找些什么呢？也许我可以帮你一下。”

“也许吧，”我说，“我想给我的母亲买几条内裤，必须要那种能隔着裤衩露出毛来的……”

她发出一声可笑的尖叫，我还没来得及看到接下来会怎样，就在这时，贝蒂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她问，“快过来，我想去试几件衣服。”

她抱着一堆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去试衣间的路上，我瞥了一眼那堆衣服上坠着的价签。看到上面的价格，我像被雷击了的树一样，差点倒在地上。接着，我一咧嘴笑了。

“嗨，你看到价格啦？”我说，“你没有搞错吧，那可是一个人半个月的薪水啊……”

“那要看是谁了。”她回答说。

我站在试衣间外面等了很长时间，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就像是被她抛弃在骄阳下似的，脑袋上光秃秃的，两条腿也瘸了，感觉糟透了。我身上的钱甚至都不够支付一半，可怜的贝蒂，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心想，除了给她一个苍白的微笑之外，还能怎么去安慰她呢？我很清楚，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我们踩在脚下呢。隔着一道屏风，我听到贝蒂在里面喘着粗气，身体来回地移动着。

“好了吗？”我问，“知道吗，你没必要花费这么多心思，像你这样美丽的姑娘，根本用不着去过分地修饰打扮。”

突然，她把屏风拉开了，我一下子惊呆了，接着用手捂住了脸，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穿在身上了，看上去像一个体重有一百公斤的胖女人，她的脸颊凹陷着，目光异常的坚定。

“妈的，别胡闹了……这样不行。”我说。

我迅速地把屏风拉上，然后向四周观望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注意到我们。现在，我张开嘴大口地喘气，屏风马上又被打开了。

“行了，别犯傻了，”她说，“我们必须马上从这儿出去。”

“求你了，贝蒂。我觉得不行，我们肯定会被抓住的……”

“哈哈，”她说，“你在开玩笑吧？你和我会被抓住？”

她抓着我的胳膊，兴奋地看了我一眼。

“好吧，我们现在就走！”她说，“尽可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开始行动了，感觉就像是在穿越一片稻田，周围的树林里埋伏着一些越南士兵。我敢肯定我们已经暴露了，我想喊出声来：快出来，你们这帮狗杂种！让我们决一雌雄吧！！我每向前移动一步都很艰难，心都快要被揪出来了。越接近出口越紧张。贝蒂的耳朵变得通红，我耳边的风声呼呼作响。我心里念叨着，仁慈的上帝啊，再向前走两三米，我们就能平安无事地回家了。

外面的光线变得很刺眼。当贝蒂伸手去开门的一刹那，我被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笑声震住了，抖动了一下。最终一切都令人感到骄傲。我紧跟在贝蒂身后，子弹已经上膛了。当她的一只脚已经踏在大街上时，我感觉到有只大手落在我的肩膀上。我心里对自己说，这下完蛋了，我死定了。我仿佛看见血从自己身上喷射出来，流淌在林中的空地上。

“站住！赶快停下！！”商场的保安人员说。

贝蒂像一架喷气式飞机似的，从门口冲了出去。

“别停下来，快把他甩掉！”她鼓励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像个傻瓜似的转过身去。我们俩全都陷入一种失败的感觉中，那家伙有两只胳膊和两条腿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徽章。他大概以为我就是贝蒂背后的主谋，但是他完全搞错了。我真的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我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我想到了应该提醒他遵守日内瓦公约，不要随便乱来。但是这家伙还是站到了我面前，朝着我的右眼狠狠地打了一拳。

我的头似乎爆炸了。我挥动着胳膊，开始往后退。门被撞开了，我的腿扭到一起，仰面朝天跌倒在大街上。我躺在那儿望着天空，就在这时，那家伙的脸挡住了我的视线，好像一团原子弹的蘑菇云一样。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着这一切，整个过程都是快速进行的。他弯下身来，揪住了我的衣服领子。

“站起来！”他说。

一些行人在路边上站住了，反正用不着花钱买门票。当那个家伙把我从地上拉起来的时候，我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胳膊。为了捍卫一个伟大天才的荣誉，我想要囫囵地踹他一脚，但是我没有必要那样做。当他还在得意地俯视着我的时候，一个肥胖的姑娘飞快地绕到他的身后，狠狠地给了他一下。这家伙撞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车门上，我也又一次仰面倒在地上。一片刺眼的阳光照在我脸上，这个胖妞儿向我伸出了手。

“你不是我想要的那种女人。”我说。

“这个以后再说，”她回答说，“赶快离开这儿！”

我爬起来，跟在她后面跑。她那乌黑的长发在风中飘动着，像一面悬挂在海盗船上的旗帜。

“嘿，贝蒂……是你吗？”我问，“是你吗？贝蒂……”

我喝了杯啤酒，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忙着去找纱布，把身上那堆衣服脱了下来。我的眼睛看上去像个受伤的海葵一样。所有这些愚蠢的事，简直都快把我烦死了。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已经受够了，”我说。

她拿着绷带走过来，坐在我的腿上，然后把纱布敷在我的眼上。

“我知道你为什么发脾气，”她说，“因为你被人揍了一顿。”

“别开玩笑啦，我才没有挨打呢，顶多是脸上挨了一拳罢了。”

“好吧，这又不是世界末日。看起来不算太严重……只是伤口周围有点儿红肿……”

“没错，只是肿起来了，”她说，“已经开始变红了……”

我用仅存的那只眼睛看着她，她笑了。是的，她确实在微笑。而我丝毫没有能力去反对这一切，世界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她消解了所有的指责。为了挽回点儿面子，我本来可以抱怨几句，但是药力已经冲到我头上。在她身边，周围的这个枯燥、乏味的世界又算得了什么？除了她的头发、呼吸、膝盖，和全身的颤抖，其他的东西还会有什么价值呢？我还能干出别的事儿吗？难道我拥有的东西还不够强大，不够有活力吗……？有些时候，幸亏有了她，我才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我愿意随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没有按照贝蒂期望的那样去改变这个世界，只不过我不再把它当回事儿。她笑了，我的怒气如同烈日下的一个湿脚印儿，转眼之间就消失了。这种事每次都会把我吓得半死，我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穿上一件偷来的衣服，围着我转来转去，摆出各种姿势。

“怎么样……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感觉如何？”

我先把手里的啤酒喝光，然后把蒙住眼睛的纱布去掉。

“我希望用我的两只眼睛看着你。”我低声说道。

11

当我收到出版商寄来的第六封退稿信时，我意识到我的书永远不可能出版了，但是贝蒂却仍然执迷不悟。她又把自己关在屋里，神情忧郁，两天都没有开口讲话。我想尽千方百计去劝慰她，最终都是白费力气，她根本就听不进去。每次她都立即把我的书稿重新包好，再寄给其他的出版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太了不起了。这好比是一张获取痛苦的月票，明明知道是一杯毒酒，却还要硬着头皮一直喝光了才肯罢休。当然我没有和她这么说，我的这部可爱的小说，每次它从空中飞过，翅膀上总是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是让我感到忧虑的不是小说，而是她。自从她发誓不再把那些家伙的房子涂成红色，我便开始为她的无处发泄而惴惴不安了。

遇到这种情形，埃迪总是尽最大努力让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他经常有说有笑的，让房子里到处摆满了鲜花；他总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最终却什么忙都帮不上。如果我确实需要一个真诚的朋友，那我一定会选择他，他很棒。人的一生中不能什么都拥有，我能够给予别人的东西实在太少了。

丽莎同样很出色，温柔而善解人意。我们都尽力去帮助贝蒂，让她振作起来。但总是收效甚微。每当我们从信箱里发现退回的书稿时，她便望着天空唉声叹气，之后她又一蹶不振。

外面天气变得很冷了，刺骨的寒风席卷着街头，圣诞节临近了。一天早晨，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外面下起了暴风雪。晚上，我们在泥泞的道路上行走着。有时候，这座城市令我们感到绝望。我梦想到人迹罕至的地方去，那是寂静而荒凉的沙漠，我的目光可以消失在地平线，我静静地构思着新的小说，或者计划着晚饭吃什么，要不就在黄昏中竖起耳朵聆听夜莺的第一声歌唱。

我很清楚贝蒂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该死的小说将她牢牢地钉在地板上，捆住了她的手脚。她像一匹桀骜不逊的野马，在跨越一堵石墙时碰伤了腿，她想重新从地上站起来。她向往一片阳光明媚的牧场，如今却面对一堵忧郁和阴暗的围墙，她不可能坐以待毙，她不是这样的人。只是像她这样内心狂躁地全力抗争，每天只会让自己受到更多的伤害。看到这些，我的心都碎了，但是我什么事都做不了。她将自己封闭在一个令人无法企及的角落，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涉足的地方。每当这种时候，我就只能喝点儿啤酒，把一个星期的拼字游戏都拿来做，我敢肯定她是不会来打搅我的。如果她需要我，我仍然会守候在她身边。等待，对她来说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可以肯定地说，写这本书是我干过的一件最愚蠢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能够想象出每次她收到这种令人沮丧的退稿信时的感受，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以我对她的了解，我发现她对挫折的耐受力更强了。一次又一次地听任别人撕扯着你的胳膊和腿，你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决不是一个人能轻易做到的。当然，对我来说，我已经得到我最想要的，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变得无关紧要了，这有点像我听到从火星上传来的消息一样，这不会让我晚上睡不着觉。也不妨碍我早上从她身边醒来。在我写的东西和这本书之间，很难看出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所以它被扔进垃圾箱也是预料中的事。我发现自己就像是一个街头商贩，正在煞费苦心地向一伙冻僵的爱斯基摩人兜售游泳衣，但是我却对他们的语言一窍不通。

实际上，我唯一期盼的，就是贝蒂最终对这件事感到厌倦，把作家从脑子里彻底撵走，重新找回过去的生活：在太阳底下狼吞虎咽地吃红辣椒，站在走廊上傻乎乎地望着窗外的一切。也许这件事真的会发生，也许她的希望会在某一天早晨，像一根枯死的树枝那样腐朽断裂，真的，这绝非不可能。只要那些愚蠢的家伙为之点把火；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就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卑微得甚至连她的十分之一都不如呢。

最后，我们从第六次退稿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经过两天的郁闷之后，她的脸上慢慢地开始有笑意了。房子里又逐渐恢复了日常生活的气氛，降落伞最后终于打开了，我们平稳地着陆了。外面射进来的阳光吹干了我们的泪水。一天，我正在煮一壶工序繁琐的地道的苦咖啡。贝蒂取来一封信，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生活被这些该死的信搅得乱七八糟的。我厌恶地看了一眼贝蒂拿着的那封拆开的信。

“咖啡这就煮好了，”我说，“宝贝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什么。”她说。

她走过来，眼睛却没有看我，然后把那封倒霉的信塞进我羊毛衫的领口里。她轻轻地在那封信上敲打了几下，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到窗前，把额头靠在玻璃上。咖啡开始沸腾了，我赶紧把火灭掉。之后我把信拿出来，这是一封上面有署名和地址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先生，

我在这个出版社做编辑已经二十多年了，老实说，我编辑过的书稿质量有高也有低，但是我从没有见到过，像你寄来的书稿这样如此污秽不堪的东西。

我经常给年轻的作者写信，表达我对他们作品的由衷赞赏。直到现在我从没做出过相反的举动。但是你却让我打破了惯例。

对我来说，你写的东西引起我的警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这种毒害有可能到处蔓延。带着深深的厌恶，我把这本你用小说呈现出的恶之花退还给你。

大自然有时候会孕育出一些畸形的东西，我想你会同意我的观点，对一个诚实的人来说，有责任去消灭这些扭曲的东西。我有必要把这些意见向你表达出来。唯一感到的遗憾是，这种东西永远都不该回到它不该在的地方——我想说的，是你思想中那些阴暗潮湿的角落。

接下来是那种神经质的人特有的签名，几乎把信纸划破了。我把信纸折叠起来，慢悠悠地扔到水池底下去，像对待一则产品推销广告似的。我继续忙着煮咖啡，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贝蒂。她站在那儿没动地方，似乎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

“知道吗，这只是游戏的一部分，”我说，“我们总会碰到一些蠢货，这是不可避免的。”

她做出一个厌烦的手势，似乎在空中驱赶着什么。

“好吧，别再提这件事了，”她说，“噢，我忘记告诉你了。”

“什么？”

“我约好了要去见一个妇科医生。”

“哦，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吗……”

“我要去检查一下我的避孕环，看看是不是快脱落了……”

“行，你去吧……”

“你不想陪我一起去吗？我们可以顺便出去走走……”

“当然可以，我可以在外面等你。另外，我还想浏览一下旧杂志，我觉得这可以让人定下心来。”

我觉得这次，我们很容易就渡过难关，这真让我感到高兴。那个白痴和他的来信刚才把我吓得够呛。

“我们几点走？”我问。

“噢，我想走之前还来得及化化妆。”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天她确实打扮得很漂亮。

外面有点儿阳光，空气干燥而寒冷。我正好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妇科医生的诊所门口，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大门上竟然连个招牌都没有，不过贝蒂已经按响了门铃，我的脑子反应变得迟缓了。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把门打开了，他的那身衣服不禁让人联想到，他仿佛是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走出来的，衣服的料子像一片银色的湖水一样闪烁着光芒。这位迷人的白马王子两鬓已经斑白了，嘴里叼着一个长长的用象牙制成的烟斗。他的眉毛扬起来，望着我们。我觉得，如果这家伙能做一个妇科医生的话，那么我就可以成为文坛的偶像了。

“有什么事吗？”他问。

贝蒂两眼紧盯着他没有答话。

“我的妻子事先和您约好了。”我说。

“请原谅，你在说什么呢？”

刚说到这儿，贝蒂就从口袋里把那封信掏出来了，她把信举到了这家伙眼前。

“这封信是你写的吗？”她问。

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声音，我仿佛看到一个随时要喷发的火山。这家伙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来，紧紧地握在胸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很快就会从梦中醒来，所以我并没有过于惊慌。令人惊讶的是，这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像真的一样——宽敞、安静的走廊，在我脚底下的地毯，这家伙轻咬着的嘴唇，那封攥在贝蒂手里的，像一团永远扑不灭的鬼火一样的信。我完全惊呆了。

“我刚问你一个问题，”贝蒂又尖声说道，“这封信是你写的吗，到底是不是？”

这家伙装出一副想走近一些、仔细地把信看看的样子，接着他挠了一下脖子，迅速地扫了我们一眼。

“好吧……你知道，我整天都在写信，这没什么稀奇的……”

当他继续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想要做什么，连一个三岁的孩子都能看得出来。很明显，他在慢慢地往后退，打算逃到屋里去。我在想他是不是真要这么做，因为他看上去动作不是很敏捷。

在最后孤注一掷之前，他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如果不是他的转身动作太慢的话，事情也许不会太糟糕。贝蒂赶紧用肩膀把门顶住，我们的角斗士踉踉跄跄地在门厅里倒退着，他的一只胳膊被揪住了。

“你想干什么？你简直疯啦！”

客厅里有一只巨大的蓝色花瓶，被安放在一个底座上。贝蒂挥舞着提包围追堵截，一下子把花瓶打碎了。我听到瓷器爆裂的声音，这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在激烈的冲撞中，贝蒂的提包打开了，一个女孩包里所能见到的东西都散落到地上，还掺杂着一些瓷器的碎片。

“等等，我去帮你拾起来。”我说。

她脸色苍白，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妈的，别去管那些东西！告诉他你对这封信的看法……”

这家伙用惊恐的目光看着我们。我弯下腰从脚底下捡起一支口红。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我说。

我继续从地上捡东西，肩膀似乎被五百公斤的重物压得抬不起来。

“你在嘲笑我么？”她问。

“不，他怎么想的我根本不感兴趣，我有别的事要操心……”

这个家伙竟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好可以趁机逃走。看来这人什么都不懂。他待在那儿，一声不吭，看着我们往包里装东西。我不知道他被什么虫子咬着了，也许是意识到我不会朝他扑过去，所以这种突然消失的威胁，让他有点儿头脑发昏。他冲着我们走过来了。

我敢肯定在那个特定的时刻，贝蒂已经把他忘了。她把所有怨气都撒到我身上。我们正在地毯上搜索着，准备把她提包里撒出来的东西全都拾回来。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因为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她急促地喘着气，眼神里流露出一种从痛苦中产生出来的异样的狂怒和绝望。这个家伙站在她的身后，做了一个荒谬的举动，用指尖儿碰了一下她的肩膀。

“听着，我看不惯你这种野蛮的行为，”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只会运用一种武器，那就是我的智慧……”

贝蒂闭上了眼睛，没有转过身来。

“别碰我，”她说。

但是这家伙却陶醉在自己的勇敢举动中。一丝乱发在他的额头上蠕动着，他的眼神里闪着亮光。

“你这种行为令我无法忍受，”他说，“很明显，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因为谈话如同写作一样，需要一些起码的高雅，看来你很缺少这种东西……”

说完之后，屋内陷入一阵短暂的沉寂，那是一种将闪电与雷鸣分隔开来的令人颤栗的间歇。贝蒂从地上捡起一把梳子，正好握在手里。那是一把廉价的、红色的塑料梳子，有很锋利的锯齿。她从地上一跃而起，突然转过身，胳膊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弧线。她用梳子把他的脸扎破了。

这家伙刚开始只是惊讶地看着她，然后用手捂着伤口往后退，血流出来了。那场面太像一出戏了，不过他似乎忘了台词，只看见他嘴唇动了一下。事态开始变得令人担忧了：贝蒂的呼吸重像一座炼钢炉似的，向他逼近，但是我的胳膊抢先一步伸出来了，牢牢地按住她的手腕。我用力拽着她，仿佛要从地上拔起一棵大树，我发现她的两只脚已经脱离地面了。

“行了，我们到此为止吧。”我说。

她想挣脱出去，但是我拼尽全力控制着她，她甚至不由得叫了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我可不是在虚张声势。如果把她的胳膊换成一管蛋黄酱的话，那么碎末儿能飞溅到几公里之外了。我咬紧牙关把她拖到门口，出去之前，我转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这家伙，他呆呆地瘫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想他正在翻阅我的小说呢。

我们跌跌撞撞地从楼梯上冲下来。快到一楼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好让她重新站稳脚跟。她大声地吼叫起来。

“上帝啊，你这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你总是让他们欺负？”

我突然停下来。让她靠在楼梯的扶手上，直视着她的脸。

“这家伙没有把我怎么样，”我说，“他什么都没有做，你明白吗？”

悲愤的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顿时我觉得全身的力气全都没了，好像有人用喷箭筒向我射出了一根毒箭似的。

“妈的，我们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会说你对什么都无动于衷！”

“你错了，”我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告诉我，快点！”

我把脸转过去，眼睛看着别处。

“难道我们要在这儿过夜吗？”我问。

12

两天以后，警察把她带走了。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没在家，当时我和埃迪在一起。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当时我们开着车子跑遍全城，在到处寻找橄榄油呢，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而且直到头天晚上我们才发现，餐馆库房里的存货已经用光了。好像是马里奥忘记把厨房的订货单送出去了。埃迪向我解释说，让他管厨房还行，别的就不能指望他了。那天外面刮着风，温度顶多不超过三四度，气温骤然下降。

我们并不急于赶路，埃迪把车开得很慢。沐浴着清冷的阳光，开车出来兜兜风是很惬意的。汽车里很舒服。即使没有特殊的情况，我的心情也很放松。我们开车跑遍城里的每个角落，最后终于找到一些橄榄油。对于一个即将来临的重大时刻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罢了。或许只是为了让我的心情平静下来，好像是一片雪花轻轻地飘落在一个心如死灰的男人心头。

确切地说，我们是在唐人街买到的橄榄油。店主看我们跑了这么远，给我们每人来了一杯日本米酒。这样在路上就不会觉得太冷。回来的路上，我们聊得更起劲儿了。埃迪的耳朵变得通红，他又来精神了。

“你看，伙计，比萨饼里如果没有橄榄油，就好像花生壳里面是空的一样!”

“没错，不过要注意看着前面的路。”我说。

我们把车子停在房子对面，当丽莎冲着我们跑过来的时候，我刚好走到路边的人行道上。我们全身都冻僵了，她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羊毛衫，过来一把揪住了我。

“噢，我向你发誓，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她带走了……”她哭着说。

“怎么回事？你在说什么呢……”我问。

“刚才来了两个警察……把她带走了！”

我咬紧了嘴唇，埃迪从车上看着我们。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丽莎心乱如麻，她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天空开始变得暗淡了。

“好吧，”我说，“我们回去再说，如果你像这样待在外面，很快会被冻死。”

一个小时之后，经过短暂的讨论和几通电话，事情的经过全都搞清楚了。我喝了一杯烈酒，然后把衣服重新穿上。

“我跟你一起去吧，”埃迪说。

“谢谢，不用了。”我说。

“那好，最好还是开车去吧。”

“不，我想走路对我更好些。别担心，不会有事的。”

之后我就出门了，时间还不算太晚，但是夜幕已经降临了。我走得特别快，手插在口袋里，脑袋缩在肩膀里。大街上只有一串昏暗的灯光，不过我对这条路很熟悉，我曾在旁边一栋楼房里修过马桶。记得以前我肩上背着工具箱到处跑时，就不愿意从警察局门前走过，我总是觉得他们在盯着我。

当我走了一半儿路程的时候，突然感到身上有个地方不舒服。我疼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大口地喘着粗气。我觉得马上要摔倒了，于是停下来歇了一会儿。我心想，这太不可思议了，好像倒霉事儿还不够多。最令我担心的，还是关于贝蒂被控告的事，警察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我，他说这件事确实很棘手。我忧心忡忡地走完最后一段路，脑袋都要炸了。我心里琢磨着，对警察来说“很棘手”是什么意思。路上的行人和我自己都喷吐出一些白色的热气，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发现路边还有一个商店没关门，于是就钻了进去。在我看来，给她买些橘子似乎有点儿滑稽，但是我不知道去探视一个被关在班房里的姑娘，究竟应该买点什么。我已经不能集中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橘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最后我决定买两箱橘子汁。产品的商标上印着一个半裸的舞女，背景是有着碧海蓝天的沙滩，看起来不让人感到厌烦。

有人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一位警官正坐在那儿等着我，手里玩着一把尺子。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不知所措。他用尺子指着一把椅子让我坐下，这家伙看样子有四十多岁，他身材魁梧，脸上带着微笑。我紧张得更加忐忑不安了。

“我来了……”我说。

“你不必多说了，”他打断我说，“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知道了。是我记录的口供，我已经和你的女友谈过了……”

“噢！”我说。

“是的。”他继续说，“依我看，这是一个脾气有点暴躁的姑娘……”

“这要看具体情况，她并不总是这样。你知道，怎么说呢……这种情形每个月都会有。我们很难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应该不是很有趣吧……”

“但是不能太过分……”

“当然，你说得对。”

他认真地看着我，接着就笑起来。虽然我仍心存疑惑，不过感觉好多了。他看上去人不坏，也许我这次碰上一个好人。

“这么说……你在写小说？”他说。

“对，是的……其实，我正在寻求出版机会……”

有好一会儿，他都在不停地点头。他把尺子放在办公桌上，然后站起来去看看门后面是否有人，接着找了把椅子放在我的面前。他横跨在椅子上，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听着，”他说，“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些出版社的人……都是一帮蠢货……”

“真的吗？”

“对啦，等一下，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厚厚的文稿，接着把它放在桌子上。看上去足有几公斤重，外面用一根橡皮筋儿勒着。

“你觉得这像是什么东西？……你猜不出来吗？”

“不，”我说，“是一部书稿。”

我以为他要过来拥抱我一下呢，但是他只是在我的大腿上拍了一下，天真地笑起来。

“你说对啦！知道吗，伙计，我已经开始喜欢你了……”

“我很荣幸。”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用手抚摸着书稿外面的纸包。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他说，“他们已经把我的这部书稿退回二十七次了。”

“二十七次？”

“是的。我觉得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应该拿出充分的理由，这帮家伙全都是白痴！”

“妈的，二十七次……我的上帝啊！”

“不过我对这本书很看好，觉得它肯定会成为一部畅销书，是人们最喜欢看的东西。伙计，我耗费了十年工夫啊，不断地修改、力求完美，它是最出色的，这是一部惊世之作。也许我不喜欢看《霸王卡邦》或者《狂人皮埃洛》之类的东西，但我说的都是实话，这绝对是一部力作！”

“我相信。”

“现在，你也许要问我，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版我的书，问我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认识一些警察，他们出版的回忆录可以卖几百万册呢，那这帮家伙到底是怎么啦？难道侦探小说过时了吗？”

“唉，不必费劲去理解他们。”我说。

他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眼我买的橘子汁。

“我可以来点儿吗……？你不想喝一杯吗？”他问。

当时我没法拒绝他。我强装着笑脸，递给他一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有二十公分长的刀子，去启开果汁的瓶盖。那是一把锋利的刀，不过我一点儿都不紧张。接着他拿来两个塑料杯放在桌子上，还有一瓶伏特加酒，不过已经差不多喝光了。当他往杯子里倒果汁的时候，我在心里问自己这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为了我们的成功干杯！”他说，“我们不会被打垮。”

“当然了！”

“知道吗，你的女朋友……我没有说她做得对，但我也没说她做错了。那些家伙不动声色地坐在办公室里，没过五分钟就把别人花一年时间写的东西毙掉了。可是你不能跟我说侦探小说已经过时了，现在还不能轻易下这种结论！”

他又给我倒了一杯酒，我开始觉得来精神了。在我身上米酒和烈酒的作用还没完全过去呢，我坐在这间办公室里，心里很踏实，看来事情正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该死的，当那家伙来电话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憋着一团火。最好冲着他的脸上来一下！为了表示庆贺，我接连喝了好几杯酒。最后，我对自己说，这帮家伙中的一个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是的，这不过是一点轻伤，没必要小题大做。”

“没错，如果是我，早就把他打得满地找牙了。这帮家伙，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还要再来点儿酒吗？”

伏特加像一丛燃烧的火焰在我的脑袋里升腾着。我笑眯眯地端着酒杯。有时候生活是很美好的，让人惊讶的，甚至温柔得像个女人一样，为了这个，必须时刻准备好。我把手放在警官的书稿上，然后望着他。我们并排坐着，坐得很稳。

“知道吗，”我说，“这种事情我的判断不会错，我要告诉你，你的书一定能够出版，我预感到了。到时候希望你能亲自签名送我一本。”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有一些迹象不会有错，你的书在我手底下发热，它就像是一架正要腾空而起的飞机。”

警官的表情看上去像是一个在马拉松赛跑中，最终冲过终点线的运动员似的。他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

“妈的！”他说，“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事情就是这样，”我说，“好吧，贝蒂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呢？也许可以一笔勾销，你说呢？”

“天哪，也许最终我能离开这个该死的办公室……”

“是的，肯定可以。那现在我能去看她吗？”

我还需要等候几分钟，让他亢奋的心情平静下来。我朝窗外的夜色瞥了一眼，希望这一切能快点儿结束。他用一只手挠了挠头，另一只手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全都喝下去了。他坐在那儿，等着把最后一滴酒咽下去。

“至于你的女朋友……还是有点儿麻烦啊，”他皱着眉头说，“毕竟这家伙控告她啦。你明白吗，我不能随便行事啊。”

“该死的，你忘了吗？”我说，“她所做的这一切，可是为了那些像你和我一样的人啊，她牺牲自己，为了让那些蠢货在毙掉我们的书之前，再重新考虑一下。她是为了我们才竭力抗争的。现在轮到我们该为她做点儿什么啦！”

“上帝啊，我当然知道。是的，我太清楚了，但是有人控告她，这让我很为难……”

他甚至都不敢正眼看我了，他忙着去擦掉裤子上一块看不见的污迹。这些伏特加酒让我全身发热，于是我提高了嗓门儿，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在警察局里。

“那么，到底是谁说了算？”我说，“好吧，就让这个该死的家伙作出裁决吧！我们今后还可以继续写下去，不过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书稿烂掉啦！”

“你还是不理解，这个指控……”

他看上去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但还是懦弱得束手束脚。我憋闷得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听着，”我说，“不要对我说，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了。毕竟这是在警察局啊，我们会找到解决办法的，难道不是吗……”

“你说得对，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是一桩诉讼，是有案可查的。”

“好吧，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伙计，请相信我，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两人互相凝视着对方。我不知道他是否觉得这种吞吞吐吐的谈话很有趣，还是职业习惯所致，我等着他的考虑结果……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说。

他眼睛盯着鞋，挪动着双脚。

“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只要让这家伙撤回他的指控就行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站起来，抓起那瓶纯天然的橘子汁。

“我能去见见她吗？”我问，“这有可能吗……”

“可以，我来替你安排一下。”

“我会为你的书稿祈祷的。”我说。

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和她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一条脏兮兮的床单铺在长椅上。屋里的光线很暗，条件十分简陋。太可怕了，不过她看上去精神还好，甚至有些放松。真不知我们到底谁被关在牢房里。我脸上露出一丝苍白的微笑，我递给她一瓶果汁，然后紧紧抓住牢房的栅栏。

“你怎么样啦？”我问。

“还好，你呢？出什么事啦？你看上去无精打采的。”

“这件事全是我的错，我要尽快把你从这儿弄出去，宝贝儿，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铁栏杆很粗，我喝了酒以后，也不可能把它们弄弯，我已经没力气了。她的头发似乎在向我诉说着什么，我伸出手去触摸它。

“如果我能随身带着你的一绺头发，感觉就会好一些。”我支吾着说。

她愉快地晃动了一下头发，顷刻间，这不再是一间普通的牢房，突然变成了阿里巴巴的神奇洞穴。我大概有点神情恍惚了，不过我喜欢疯狂，那样就能进入一种欲仙欲死的状态，然后就可以彻底放松下来，我伸手把这个姑娘拉过来，接着立即从这些围困着我们的、愚蠢的事物中逃出去了。

就在那一刻，她让我产生这样的幻觉，我踉跄了一下差点儿跌倒，然后警觉地笑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重要的是她还这么活泼，别的什么都无所谓了。

“嘿……”她说，“你都站不稳了！快过来……”

我没有向前走，反而往后退了一步。

“嘿，”我说，“你想象不出这些天我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对你的思念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是吗，可是你并没有伤心得死去呀，难道不是吗？你没有浪费时间……”

我感到自己站在一条滚动的电梯上，它正把我向门口拖去。我贴着墙向后退，我必须面带微笑地离去，就像找到一件神奇的法宝。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说，“现在我必须得走了，我发誓你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的，因为我会全力以赴，我会把所有的问题解决掉的。”

“好吧，我知道，可是你都快站不住了，我想你会处理好的。嘿，别这么快就走啊……”

我就这么走了，我一步一步地往后移动，然后转身走进走廊里，再也看不到她了。

“别忘了，我一定会把你从这里救出去的！”我喊道，“别害怕……”

耳边响起一种十分沉闷的、咚咚的声音，好像是她在用脚踹铁栏杆时发出来的。

“哈哈！”她说，“你以为我会害怕这些东西吗？”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一直走回家中，为了不去打扰埃迪和丽莎，我特意从后门进去。进屋后直接上了床，没有开灯。我听到他们在楼下说话的声音。我躺在床上，吸了一支烟，呼吸慢慢地均匀了。像往常一样，当她的影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总会带来无穷的喜悦。之后我感觉好极了，我往脸上溅了一点水，然后下楼了。

刚下了一半楼梯，就发现他们在仰着头看我。

“别担心，”我说，“事情差不多解决了。”

“你已经回来很久了吗？”埃迪问。

“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但是我要提醒你，马里奥只剩一瓶橄榄油，你知道现在几点啦？”

我们跳上汽车立即出发了，整个晚上我都在拼命地干活，不过一直心不在焉，甚至连一分钱小费都没有挣到。

13

第二天早晨，我睡醒之后，根本没必要去考虑这件事。起床的时候，脑子里几乎是一片空白。煮咖啡的过程中，我低头看着地上，然后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连续做了二十来个俯卧撑。通常情况下，我还从来没有像这样干过呢。而且我丝毫都不感到惊讶，我从地上爬起来，开始向窗户移动，一缕阳光迎面射进来，我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摩挲着拳头，想把炉子上的火关掉，结果用力过猛，把炉灶的开关掰坏了。我感觉良好，但说不出缘由，而且像遥控一样随心所欲。有时候，这种感觉让大脑有些短路，我觉得这很惬意。我看着自己把衣服穿上，顺便收拾一下房间，一转眼的工夫，盘子就洗干净了。在出门之前我抽了一支香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以说是罪犯的烟，不过这罪犯并不是我，为了节省时间，我替他先抽了。

当他隔着门问我的时候，我回答说自己是电视台的，正在制作一档关于纯文学的电视节目。当他开门的时候，我一眼就看见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当我一拳打在他的肚子上时，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他用双手捂着肚子，我走进屋里，随手把门关上了，接着又上去打了他一拳。这一拳打过去，他一下子就跪在地上了。看到他像这种模样：瞪着眼睛、嘴巴扭曲着，不时地发出无声的啜泣，我心里都替他感到难受。我从后面用脚踢他，他连滚带爬地逃到客厅里去了。

他蜷缩在一张桌子下面，试图从地上站起来，但我转眼之间来到他面前，揪住他的衣服后襟，抡起胳膊去扼住他的喉咙，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咳嗽着，吐着口水，憋得脸全都红了。我把他拖到一把扶手椅旁边，然后我坐下了。我的手松开了一点儿，让他可以稍微喘口气儿，但同时我又用膝盖去撞他的鼻子，在精神上击垮他。我飞快地向两边躲闪着，尽可能避免让鲜血溅到我身上。

“你认为，我这么做是因为你把我的书稿说得一钱不值吗？可惜你猜错了。”我解释说。

他的呼吸渐渐地恢复了正常。他满脸都是血，血是从他那被撞破的鼻子里流出来的。我牢牢地控制着他。

“如果你这样想，那你就错了。”我重复道，“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明白吗？”

我突然抡起拳头砸在他的头顶上，他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我也不想拿这件事为难你，因为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你的错。我的书并不是给你这样的人看的。所以这完全是一个误会。你瞧，从今以后再不会有麻烦了，你和我之间的恩怨到此为止吧。你同意吗？”

他向我表示说他同意了。我抓住他的头发向上一扯，我们两人的目光汇聚在一起。

“从你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似乎你还不肯善罢甘休。”我又说。

我一拳打在他的耳朵上，接着把电话放在我的膝盖上。

“我简单地跟你说说吧，”我说，“那个姑娘，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为了避免我干出一些不冷静的事情，你现在就打电话把你那该死的指控撤回来，你同意吗？”

所有这些话语，回荡在这座路易十六时代建造的房子里，就像是在死人的床上抛洒的花瓣一样。他马上点了点头，嘴边挂着一丝血迹。我用电话线做了个绞套，绕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不再骚扰他。当他故弄玄虚地向警官解释这件事的时候，我在旁边仔细地监听着。

“很好，”我说，“来吧，现在你再重复一遍……”

“可是……”

“我说过了，再重复一遍。”

他用一种疲惫的声音重复着令人不可思议的话语，然后我向他示意说可以了，这才让他把电话挂上。我站起身来心里寻思着，是不是在离开之前再打碎点儿别的东西呢，但是我并没有那样做，我的冲劲儿开始减弱了。我只是把电话线拉紧一点儿，勒住了他的喉咙。

“如果你不肯就此了结的话，那么你就是蠢透了，”我说，“我们是否还会再见面，完全取决于你。在我们两人中间，我没什么可怕的。”

他看着我，点了点头，手指死死地抠着电话线。他鼻子上的血开始干了，血这种东西是不可能长流的。有一段时间，我总是在心里问我自己，到底我在那儿都干了些什么。不过我已经习惯了那种转折，我可以从一个道德标准滑入另一个，整个过程简单得如同一片叶子飘落到一条河上，在从二十米高的瀑布上掉下来之后，然后重新回到优雅的步伐中。这家伙对我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这是一幅简单的画，在现实中没有参照物。

我出来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悄悄地随手把门关上，在外面，一阵刺骨的寒风抽打在我的脸上。

圣诞前夜，我们的比萨饼店生意兴隆，我们狠狠地赚了一笔。埃迪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我们全都拼命地干活，头天晚上，我悄悄地从库房里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香槟酒，现在外面只剩下一瓶了，钞票从四面八方涌来。当最后一个顾客离开的时候，天都快亮了。我们累坏了，丽莎搂着我的脖子，她和我们一起忙活了一个晚上，确实出了不少力。我拦腰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在吧台上。

“嘿，你想喝点什么？”我问。

“我要喝点儿特别的东西。”她回答。

贝蒂瘫坐在一把椅子上，喘着粗气。

“同样的东西，也给我来一杯。”她说。

我走到她跟前，托起她的下巴，有点儿夸张地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我听见身后传来别人的笑声，但是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不紧不慢地享乐着，我发现经过一天的忙碌之后，感觉更加美妙了。我给了她一个热烈的吻，然后我继续忙着倒酒。马里奥过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不过他太累了，根本不想待在这儿。他只是吻了两个姑娘，然后就溜走了。我给五个人分别准备了酒，现在只有四个人，每个人的杯子都要漾出来了，这种酒是我脑子里突发奇想配出来的，酒劲儿有些冲。

埃迪马上就被我放倒了，只有他还蒙在鼓里，其他的人都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他开始絮絮叨叨地说一些关于在雪山上看日出的事儿，让我们感到厌烦。他一再坚持要去踏雪看日出，好像他不去看就活不下去似的。

“你怎么啦，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来烦我们呢？”我说。

“老兄，你说说看，还有其他更美的景色值得我们去看吗？一个没有雪的圣诞节该多么乏味呀？”

“就像剥开花生的外壳，里面什么都没有一样。”

“嘿，我可以开车带你们去，别让我太扫兴了，好吗？”

姑娘们已经开始动心了，看来她们觉得这个主意不坏。

“妈的，你想过到雪山上会有多冷吗？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当第一缕曙光透过积雪射出来的时候，我想看看你的表情会怎样，我要看看你是否会变得装腔作势……”

“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太阳，雪山，以及所有的一切，景色一定是很棒的。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埃迪，我想知道的是，以你现在的状态，你要领我们到哪儿去？”

“妈的，”他说，“该死的，你要明白一点，那就是我还从没有醉得开不了车呢。”

他的眼睛像旋转的飞碟一样闪烁着光芒。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都是杜松子酒惹的祸。我承认，喝了杜松子酒之后，我的手就有点儿不听使唤了，我终于泄气了。

“你会让我们送命的！”我说。

大家都笑了，当然只有我除外。五分钟之后，我们坐在车子里，等着埃迪到处找他的车钥匙。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怎么啦？”他说，“你难道不觉得这很有趣吗？今天是圣诞节，所以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嗨，我找到啦……”

他把那串钥匙在我的眼前晃了一下，其中一把发出忧郁和凄冷的光芒。我想那把钥匙肯定是一个可怜的小笨蛋，让它见鬼去吧。我往后一仰，舒坦地坐在靠背椅上。

凌晨时分，我们的车子从城市里穿过，大街上特别冷清，令人心情舒畅。于是我们可以慢悠悠地在路中央行驶，这样就能从黎明的薄雾中，影影绰绰地看到远处的灯光了。姑娘们在后面座位上发出一阵阵笑声，我心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是否被漆黑的夜晚吞没在人行道上了。我们告别了城市，向远方闪亮的地平线驶去，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赶路。大家全都伸长了脖子期盼着，虽然我们都感到特别疲惫，但是一股新奇的动力不知不觉地钻进车里。我们驱车在环海公路上行驶着，这里就是广为人知的“浣纱女之路”。我们正在逼近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太阳，当新的一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在一根儿接一根儿地抽烟，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

我们驾车又走了一段路，然后到达一片被白雪覆盖的旷野。远处虽有几座较大的建筑，也说不上是工业区。但是我们顾不上寻找更好的地方了，其实不过是几分钟的事，我们把车子停靠在路边。这里的天空很晴朗，气温特别恐怖，外面寒气袭人，大概在零下十度左右。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从车上下来了，纷纷舒展一下各自的身体。

出来还没过两秒钟呢，我就感觉到自己的鼻涕和眼泪都流出来了。这样乏味的早晨到这来，代价实在太大了，头发都快冷得掉光了。刚结束那么劳累的工作，这里的安静似乎有种说不出来的怪异，这么说并不夸张。埃迪把他的帽子拉下来，盖在自己的眼睛上。他抽着烟，坐在汽车的发动机盖上，脸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妈的，”我说，“该死的，你睡着了吗……”

“别乱说，你快看……”

他示意我转过身去，刹那间，一缕朝霞铺洒在覆盖着白雪的原野上。可以说是一个闪耀着金黄色和蔚蓝色光芒的狂欢节，不过从中找不到一点儿灵感。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打呵欠。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心态。那个早晨，我只是浑身打着寒战，在那些可爱的小雪片上跺着脚。我不想去体验那些很深刻的东西，只想着找个暖和的地方坐下来，然后眯缝着眼睛看时光流逝，或者看不太无聊的东西。贝蒂从拘留所放出来两天了，我已经有三个晚上没合眼了，一缕霞光不能激发我的热情；我之所以还没有倒下，全是因为上帝庇护着我。我花了一个晚上和贝蒂促膝谈心，另一个晚上我为了过节把餐厅装饰起来，最后这个倒霉的圣诞之夜，我们在饭桌之间钻来钻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我现在无法笑出声来，不让一丝凉风从我的牙缝里溜进去。

我快要冻僵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马上离开。姑娘们想去给小鸟喂食儿，现在她们既然拿定了主意，想走是不可能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是气温一点变化都没有，我很虚弱，觉得快要支撑不住了。姑娘们意外地从汽车的工具箱里找到一些放了很久的蛋糕，她们脸颊绯红，嘴角露出了圣诞老人的微笑，接着就看见她们在雪地上跑来跑去，相互之间大声招呼说“到这儿来”、“嗨，在那儿呢”，“我们把它掰碎了，全都抛洒到天上去吧！”

我坐在汽车上，车门敞开着，我的脚露在外面。我无精打采地抽烟，这时一群麻雀飞过来，像雨点般落在雪地上。

埃迪也加入到姑娘们的行列中了，我看见他们都在嬉笑着，把很多吃的东西朝那些可怜的麻雀头上扔过去，我突然联想到，每块碎屑对小鸟来说都相当于一块牛排和法国馅饼，也许像这样给小鸟喂食会把它们撑死，它们有的已经吃了十五份或二十份，而且它们还在不停地要呢。

“伙计们，圣诞快乐！”埃迪叫着说，“来吧，再来喝一杯酒吧！”

在其他的鸟儿飞过之后，又一只鸟儿飞过来了。我发现它是从天空的尽头飞过来的，突然它果断地停下来，两只小爪向前伸着，落在距离其他的鸟比较远的地方。显然它对伙伴们热衷的东西不感兴趣。当一块块“牛排”落在它背上的时候，它把头扭过去。我想这一定是一只从乡下来的傻鸟儿，也许再过一会儿它才会明白过来，眼前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它开始朝我这边飞过来了，两只脚并在一起，一蹦一跳的。它停在距离我的鞋二十米远的地方，我们相互观察了几秒钟。

“好吧，”我说，“也许你没有看上去那么傻。”

我有种预感，在我和这只小鸟之间，也许会发生点儿什么。我必须把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上，我让她们给我扔过来一块蛋糕，在半空中一把抓住。外面似乎不像先前那么冷了。生活中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温暖着你的心，不要总想着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我用手指把蛋糕掰碎了，然后悄悄地向前探出身去，那只鸟儿扑腾着翅膀，就好像一个人丢了钱包似的。我开始把蛋糕的碎屑抛洒到它的眼皮底下，我微笑着去接近它，我明白自己正在创造一个奇迹，我正在它的脚下堆起一座食物的小山。它歪着脑袋，注视着我。

“是的，”我说，“这不是在做梦……”

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这个小精灵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在它面前停着一截装满货物的车厢，但是它却视而不见，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蛋糕有问题呢。这一小堆食物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就像一座屋顶落满了金黄叶子的宫殿，如果不是故意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景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它索性转过头去，对我的食物根本不予理睬。然后跳到一块四周无人的空地，那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只径直奔向悬崖边的企鹅。

我从车上下来，嘴里嚼着蛋糕，尾随在它的后面，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动着。我的鞋里进了雪，当它停下来的时候，我也跟着止步，最后当它突然飞起来时，我只能待在那儿，无可奈何地来回踱步，然后我回到车上，心中充满了由这些徒劳之举所带来的沮丧。是的，最终我把蛋糕全吃下去了，而且感觉味道不错。不是我吹牛，如果再抹上点儿樱桃酱，味道就更棒了……

后来我们回到家里，埃迪去拿香槟酒的时候，我把脚伸到暖气底下，姑娘们把扇贝外面的玻璃纸剥下来。

“需要我来帮忙吗？”我说。

不，他们并不需要我帮忙，其实没有什么要做的。我尽可能安静地坐下来，手里端着酒杯，然后闭上眼睛。根本不需要哪个蠢货在我的耳边说三道四，说什么生命只能有一次等等诸如此类的蠢话，否则他一定会遇到麻烦的。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开饭了。时间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还没吃过东西呢，但是我不觉得很饿。我想用香槟酒刺激一下我的神经，我不想把手中的酒杯放下。最终，我的坚持得到了回报。我觉得自己慢慢地从椅子上飘起来了，然后又平稳地落下来，沉浸到完全的快乐中，其间发出几次令人惊讶的笑声。

“你怎么不吃东西呢？”埃迪问，“你生病了吗？”

“没有，别为我担心，我留着肚子吃蛋糕呢。”

埃迪的脖子上围着一块餐巾，他满意地眨着眼。我喜欢他，像他这样关心别人疾苦的人并不是到处都能碰到，所以我能遇到这样的人，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我想抽一支烟，大家脸上都带着微笑，有时要在关键时刻点烟，因为当你知道该如何行事的时候，生活可能就会消失在一团蓝色的烟雾中。我的脸上带着那些心满意足的人常有的轻松，安稳地坐在椅子上，聆听转动香烟的声音。虽然天色很暗，我却感觉不错。只是脖子有点僵硬，但也没什么问题。我对他们说，谁都不要走动，坐在自己位子上。因为要切蛋糕了，我不想有人干扰，我要一个人独自完成。

于是我站起来，朝电冰箱走去，我正准备把蛋糕取出来的时候，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埃迪起身去接电话。蛋糕顶上插着一些小糖人，旁边还有一棵小圣诞树，小人们排成一行，最前面的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其余的尾随在他后面，向那棵有三个苹果高的可怜的小圣诞树逼近，显而易见是要向它发起攻击。然后，会发生什么呢？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发明这个的人，是否每天早晨都会砍一棵树呢，他是用锯子把树锯下来的，为什么不用面包刀呢？我用手指把这些小人弄下来，最后的那个小人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声音在空中回荡着，好像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扭下来似的。他的叫喊声萦绕在我的耳边。

我抬起头看见了埃迪，他在电话机旁摇晃起来，眼看就要跌倒了。他的嘴巴还张着，脸色十分苍白。丽莎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向后退，把她自己的杯子碰翻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他的腿被一条响尾蛇咬了一口，此外，电话听筒在电话线的一端奇怪地摇晃起来。此刻有这样一幅画面从我的脑子里闪过，一架超低空飞行的战斗机把你吓出一身冷汗，你像一张饼一样翻了个身，立刻从吊床上滚到地上。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一秒钟。埃迪目光呆滞，他用手挠了挠头。

“天哪，伙计们……”他呻吟道，“上帝啊，该死的……”

丽莎从地上蹦起来，但是有什么东西将她牢牢地固定在那儿。

“埃迪，你怎么啦？”她问，“埃迪！”

我看见他跌倒在地上，头发乱蓬蓬的。他可怜巴巴地望了我们一眼。

“这不会是真的，”他嘴里嘟囔着，“亲爱的妈妈——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呢……”

他把餐巾从脖子上扯下来，接着用手揉成一团。有什么东西像喷泉一样在他的心中喷涌着。我们守候在一旁，看着他嘴巴扭曲着，不停地摇着脑袋。

“我没有瞎说，她真的死了！”他尖叫道。

一个人从路边的人行道上走过，他身上带着收音机，里面正在播出一条清洁剂的广告，称赞它可以让生活变得愉快轻松。当一切又恢复平静的时候，我们跑到埃迪跟前，抓住他，让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疲惫，酒精以及圣诞夜母亲的过世，这一切都超出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心理负荷。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劝解，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做。只有丽莎不断吻他的前额，轻轻舔着他脸上的泪水。

贝蒂和我默默地待在那儿，不停地变换着双脚的位置，一句话都说不出，似乎一点儿忙都帮不上。我不可能只去拍一下他的肩膀，叫一声老伙计，我从没有这种本事，死亡常常令我无话可说。我想给贝蒂使个眼色，我们该让他们两个单独待一会儿。但是就在这时，埃迪突然站起来了，他低着脑袋，挥起两个拳头敲打在桌子上。

“我必须亲自去一趟，”他说，“葬礼明天举行，我必须回去……”

“对，你当然要去参加，”丽莎说，“但是你走之前，最好先休息一下。你不能像这样走呀。”

只要看看他的样子，就会知道他连一百米都走不了。丽莎说得对，无论如何，他都要先睡上几个小时。事实上我们都需要休息，我想这一点任何一位母亲都可以理解，但是他已经一刻都不能等了。

“我去换件衣服，还有足够的时间换一下衣服……”

他知道他是在说胡话，对他来说，此刻连剥一只香蕉皮的力气都没了。我想让他回到正常的思路上来。

“听我说，埃迪，你应该冷静下来。先睡上几个钟头，然后我替你喊一辆出租车。你应该明白，这样做会好一些。”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吃力地把衬衫的纽扣解开。

“你怎么会想到让我坐出租车回去呢……”

“唉，我怎么知道，你总不会走着去吧，我不知道，路远吗？”

“如果我现在立即出发，我想大概在天黑之前就可以到达。”他说。

这次轮到我呆坐在椅子上了。我用手捏了一下眼眶，然后抓住了他的胳膊。

“埃迪，你在开玩笑吧？你想想，当你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的时候，还能连续七八个小时开车吗？你认为我们能让你那样做吗？伙计，你简直疯了……”

他嘴里呻吟着，像个孩子一样靠在我身上。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了，我知道自己的力量很有限，他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想法。

“可是你不明白，”他说，“她是我的母亲啊，伙计，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的眼睛望着别处，望着桌子、地板，望着窗外正期待着我的日光，眼下我就滞留在那儿。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猥琐得像一只老鼠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可怕的时刻。这是一种令人非常憎恶的感觉。

14

我们在路上遇到第一家加油站时，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我们把车子停在一排油泵前，接着一声不吭地下了车。

走进路旁的酒吧，我要了三杯浓咖啡，把它们摆放在我的面前。我的嘴唇被烫了一下，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呢，我全身都在酸痛，更不用说红肿的眼睛了，至少比原来凸出了两倍。最小号的电灯泡对我来说也像一颗超新星一样。我已经有九十个小时没有好好睡过了，我卷入了一次长达七百公里的远程兜风。这难道不是一出惊心动魄的表演吗？我难道还不算是一位二十世纪的英雄吗？是的，除去为了生存，在比萨饼店干活之外，我并没有像一个地狱天使那样到处乱蹿，然而我现在要去参加一位老人的葬礼。在旅程的终点，一个人的死亡正在等待着我，当然不是我自己。一个时代过去了。

我开始一个人傻笑起来，有点儿神经兮兮的，情绪有些失控。柜台后面的家伙不安地看着我。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抓起盐罐子和一个生鸡蛋，向他表示一切都很正常。我心不在焉地把鸡蛋壳磕在柜台上，动作有点过猛，鸡蛋全都敲碎了，在我的手中化成一团浆糊。这家伙惊恐得跳起来，我让那只抓过鸡蛋的手垂在一边，用另一只手去擦已经涌出来的眼泪。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这家伙什么都没有说，走过来把脏东西清理干净了。

当贝蒂进来坐到我身边的凳子上时，我刚刚平静下来。

“嘿，你看上去很有精神啊！”她说。

“是的，感觉还行……”

“埃迪刚刚睡着了，可怜的家伙，他实在熬不住了……”

我又开始傻笑了。她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微笑。

“有什么可笑的？”

“没什么……我实在太累了。”

她要了一杯咖啡，我又要了三杯。她点了一支烟。

“我很喜欢这儿，”她说，“和你一块儿待在这种地方，就好像我们即将扬帆远航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意思，但是我再也不相信这些了。我向她眨了一下眼睛，把剩下的咖啡喝光了。我实在挺不住了。

我们从酒吧出来，向停在那边的汽车走去，就像两条冻在冰块里的沙丁鱼，紧紧地贴在一起。

邦果跑过来冲到我们身上，这条笨狗差点让我摔倒在雪地上，我双腿必须艰难地支撑着才能站稳，也许再来一阵风就能把我吹走。

我又坐回到方向盘后面。埃迪在后面的座位上睡觉，身体半躺在丽莎的腿上。汽车发动之前，当我想到埃迪这家伙本来打算一个人驾车的时候，我摇了摇脑袋……这一切我现在清晰可见。我往前一冲一冲地打着瞌睡，碾过了白线，然后说了声，再见亲爱的。我突然感到心烦意乱。过了好一会儿，我都没有开口讲话。

几个小时以后，车上的人全都睡着了，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天气特别好，随着我们不断往前行驶，沿途的积雪也看不到了，高速公路上非常空旷，为了打破沉闷的气氛，我在路上随时换线。我尽可能在虚线之间来回穿梭着，却不碰到它们，汽车轻轻地颠簸起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看一下时间和里程表，这样就能知道何时可以到达目的地，但是我犹豫不决，这种思维会变成一种固定的念头，我知道这不是时候。我把收音机的音量放大，接着就听见一个家伙平静地对我讲述基督的生平，他坚持认为耶稣没有将我们舍弃。我希望他说的是对的，希望他没有完全搞错，因为天空总是呈现出令人绝望的空寂，甚至看不到一丝神迹。更何况，我很清楚，他早已永远地离开我们，而且无论是谁身处他的位置都会那样做的。

面对从内心深处冒出的一丝火花，我报之以微笑，为了打发时间，我嘴里嚼着几块干巴巴的蛋糕，一只眼睛紧盯在转速计上，让指针始终停留在靠近红色区域的地方。我非常惊讶，确实我对自己感到很吃惊。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股力量，让我现在仍然能保持清醒。当然，总的来说，我的身体是相当紧张的，脖子僵硬，喉咙很痛，两眼直冒火，但是我还硬撑着，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时间飞快地流逝着，我开着车子越过一座座山丘。之后我停车喝了几杯咖啡，接着又上路了，其他的人连眼皮都没有睁开。这段旅程就好像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有起有落，跌宕起伏。外面的景色变化很大，一阵孤寂的凉风呼啸着从车窗的缝隙里溜进来。

贝蒂在睡梦中翻了个身，我看了她一眼。我没有问自己这是在往哪儿去，也没有问和她在一起干什么——我心里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疑问。我不是那种凡事都要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的人。我宁愿什么都不去想，只是痴痴地望着她。当我在一个加油站停车加油的时候，太阳落山了。我把烟灰缸里的烟灰倒进一个小纸袋里，然后扔到路边的垃圾箱里。这时，一个工人过来给我擦挡风玻璃，我又无缘无故地傻笑起来。我倚在座位上，从钱包里摸出一把零钱递给那个工人，我两眼湿润，仿佛在哭泣。他不解地看了我一眼。在剩下的两三公里的路程中，我不时地擦亮眼睛。

在快要到达目的地之前，我把大家都叫醒了，然后问他们休息得怎么样。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镇，不过看上去挺可爱的。我们开着车子慢慢地从镇上驶过，埃迪俯下身来为我指引方向，姑娘们拿出小镜子来修饰打扮一番。

天已经黑下来了，街道宽阔而整洁，大部分建筑物都不超过两层楼高，让人觉得呼吸比较顺畅。埃迪示意我停下，我们停靠在一家钢琴商店的门口。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母亲是卖钢琴的。”他说。

我转过来脸来看着他。

“我说的是真的。”他补充道。

我们直接上了楼。我是最后一个上去的，楼梯似乎看不到尽头，墙上有花纹的壁纸让我感到晕眩。房间里有几个人坐在那儿，由于光线很暗，我看不太清楚，可以肯定的是墙角儿点着一盏灯。他们一看见埃迪就站起来了，他们握住他的手，接着去拥抱他，然后低声说着什么，并且越过埃迪的肩膀打量着我们。这些人似乎对死亡场景都不陌生，埃迪为我们逐一做了介绍，但是我不想弄清楚他们是谁，甚至包括我自己，我只是面带微笑。当我下楼走到路边人行道上的时候，才感到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现在我必须拖着一百五十斤重的身体到处移动，我甚至连胳膊都不敢抬起来，如果非要那样，相信我会难受得哭出来。

当大家走进灵堂的时候，我只是盲目地跟在后头，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前走。我什么都没看见，因为埃迪扑到床前，他的肩膀挡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见从床单下面伸出的两只脚，就好像石笋一样。他又轻声哭起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呵欠，不过还好，我旋即用手把嘴给捂住了。偏巧这时一个女人回过头来，于是我闭上了眼睛。

无意中，我发现自己站在其他所有人的后面。我向后退了几步，一直走到房间的尽头，然后我可以倚在墙上，我低下了头，把两只胳膊交叉起来。像这样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舒服一些了。这样我就不必尽力去保持身体的平衡了，只要再把腿向前伸一下，一切就解决了。我听见周围有轻微的呼吸声，寂静如此地贴近了我。

我发现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站在一片海滩上，两只脚浸泡在潮水中。月光下我斜眼望过去，在一个未知的地方涌起一片巨大的海浪，最上方有一些白色的泡沫与天空相接，像一个由群蛇组成的大军，它们全都盘绕在自己的尾巴上。刹那间，它们似乎全都凝固了，然后发出令人颤栗的嘶嘶声，全都倾泻在我的头顶上。我睁开了眼睛，我刚才摔倒了，碰翻了一把椅子，把胳膊肘儿弄疼了。其他的人纷纷转过头来，眉头紧锁地望着我，我惊慌失措地看了埃迪一眼。

“对不起，”我说，“我也不想像这样……”

他向我示意说他明白我不是故意的，我站起身来，然后走出房间，随手轻轻地掩上门。我从楼上下来，一直走到车上取一些香烟。外面不是特别冷，这里与七百公里之外我熟悉的地方没有多少区别。我点了一支烟，带着邦果到街上走走。在这条空旷的马路上，竟然没有一个人看见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就像是一个生怕把自己的腿摔断的老太太一样。

我一直走到街道拐角儿的地方，把烟头扔到对面的便道上，四周空无一人，然后我就扭头回去了。我必须承认，有一点贝蒂没有说错：换换环境对人有好处。对我来说，我之所以感觉不错，是因为可以把身边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东西，全都抛到脑后，哪怕只有一两天时间……想到这些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当我回想起从贝蒂纵火烧掉房子之后的这段生活，心里感到不是滋味，这让我惊讶不已。尽管每天听不到那么多笑声，但是生活中依然有许多美好的时刻，而且一个聪明的人很难奢望能得到比这更多的东西。不，很显然，是我的书稿给我们带来这些奇特的体验，并且给这段日子蒙上一层淡紫色的朦胧的阴影。而且，假如随手把门一关，然后跳上车，让一切从头开始，那样生活会变得好一些吗？会更简单些吗？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我真想去尝试一下，抓住贝蒂的肩膀说，好吧，宝贝儿，现在我们要去干点儿别的事情啦，再也不要去想比萨饼店，再也不去想那个城市，把我的书稿抛到脑后……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沿着平静、宽阔的街道往前走，心里想着这些，感到非常惬意。光是为了这样一些景色，这趟就没有白来。这一切我看得很清楚，我甚至都不想回家了。如果来之前想到这些，当时我就该把那里的东西毁掉，但是幸亏那些梦中庇护着我们的圣人，我才没有产生悲观厌世的念头。然而，如果我和贝蒂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就再也听不到那些关于书稿的消息，就不必每天早晨忐忑不安地去看信箱了……我们将会体验所有幸福和悲伤的时刻，其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只有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正是这些能让我像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样傻笑，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把所有这一切都悄悄地融化在我的嘴里。

我再次沿着楼梯往上爬，感觉楼梯比以前更陡了，我不得不抓住楼梯的扶手。客厅里空荡荡的，他们一定待在隔壁死者的卧室里，把那间小屋挤得水泄不通，我不想再去给他们添乱了。我坐下来，从桌子上给自己倒了杯水，我把水壶歪了一下，没有把它提起来。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要为死者彻夜守灵，所以不会有人担心我是否会睡着，我有种模糊的感觉，他们似乎已经把我忘掉了。房间的尽头有一个窗帘。我眯缝着眼看了它至少十分钟，想要揭开其中的秘密。最后，我站起来走了过去。

窗帘的后面有一个楼梯，可以通到商店里。那天晚上，我一定是昏了头，被这该死的楼梯深深地吸引着，战战兢兢地像一个走进地狱的家伙，从楼梯上东张西望。就这样，我来到了楼下的商店里。

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很多钢琴中间，它们在街上灯光的辉映下闪着微光，就像瀑布下一堆黝黑的大石头似的，但是它们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它们是一些沉默的钢琴。我随便挑选了一架，然后在它面前坐下来，我打开琴盖，正好琴键后面有一块儿地方，我可以把一个胳臂肘撑在那儿；就这样，我一只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注视着这些琴键，忍不住轻轻地打了个呵欠。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坐在钢琴面前，我以前就会弹琴，只不过弹得不够好。在昏暗的光线下，我可以用三根指头弹一段节奏比较慢的曲子。我开始先弹了一个“叨”，接着竖起耳朵去听，我的目光一刻不离地尾随着它，在商店里来回穿行。当寂静再次来临的时候，我又开始弹奏。在我看来，这是一架神奇的钢琴，它知道我是怎样的弹奏者，不仅如此，它还将自己完全交付给我，奉献出它最美的声音；遇到一架知道如何将它发挥到极致的钢琴，这实在太让人感到兴奋了。

接着，我又弹了一段很简单的曲子，这可以让我保持一种相对舒服的姿势，让我的身体和大脑放松一下。我轻轻地弹奏着，尽可能发挥出最高水平，渐渐地，我又什么都不去想了。我只是盯着我的手——当我把手指落下的时候，肌腱在皮肤下来回转动，像这样我又弹奏了很长一段时间，翻来覆去弹奏着同一首曲子，好像停不下来似的，似乎每次都能弹得比以前好一些，而且这首很普通的曲子能给我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不过，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下，我可以把一只萤火虫当成一盏神灯，我开始沉醉在幻觉中了。而且，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事情变得糟糕起来。

我开始哼唱一些我最喜欢的旋律，这让我有些忘乎所以了，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我好像听到了伴奏声，而且声音越来越来明晰。这确实给我带来一些充满激情的快乐，给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开始有些疯狂了，声音越来越大，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我唱得更加起劲儿了。一般的人用两只手弹奏的水平，我只用三根指头就可以达到了。这简直太奇妙了。我觉得身上有些发热。以前弹钢琴的时候，我还从没有遇到过像这样的情形，还从没有达到过这种境界呢。当我听见一个姑娘的声音加入进来时，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一位从天上下凡的天使，揪住了你的头发。

我重新挺直了腰，继续弹下去，我突然发现贝蒂坐在旁边，她把一只手插进两腿之间，另一只手按在琴键上。她唱得很出色，眼睛里放射着光芒。当时她向我投来的眼神令我永难忘怀，但我无所作为，就是这样，我只是对外表有着清晰的回忆。大概有几分钟，我们给彼此的内心带来愉悦，情绪十分高涨，完全听不见其他的噪音，但是这种感觉不可能完全不受约束，这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我已经完全被释放了，我以为这会永远延续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出现在楼梯的顶端，拼命地做出一些制止的手势，于是我们立刻停下了。

“嘿，你们发疯了吗？”他说。

我们看着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仍然喘着粗气。

“你们认为这是什么地方？”他接着说。

埃迪紧跟着出现在他的身后，他很快瞥了我们一眼，然后拍了拍那人的肩膀，让他回去了。

“让他们自己待着吧，”他说，“没事儿，别管他们啦，他们不会惹麻烦的，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他们转身消失在帘子后面，我的耳边又陷入一片沉寂。我把脸转向贝蒂，就好像一个人两手空空地穿过大街，走到太阳底下一样。

“该死的，你怎么一直向我隐瞒着，不知道你还有这种本领呢……”我说。

她笑着把头发撩起来，她带着令人厌恶的耳环，大概有十公分长，像霓虹灯一样闪烁着。

“你别开玩笑啦，我可不会弹琴，”她说，“只懂得一点皮毛而已……”

“这也算是懂得一点皮毛吗……”

“对，我说的是真的，这太简单了。”

“你可真会开玩笑，你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

我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我想要去抚摸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她全都吃下去。

“你知道，”我接着说，“我总是追求一些可以让我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事情。和你在一起生活，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说得多动听啊，也许是因为你累了才会这样讲，你已经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

“不，我真是这么想的。”

她走过来坐到我的膝盖上。我用胳膊搂住她，她贴在我的耳边低声说：

“假如是我写了那本书，”她说，“我就不会去考虑，我的生活是否有意义。我不想去弄明白什么是最重要的。我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你……你不能这么说，你不一样……”

她说完这句话，接着就在我的脖子上吻了一下。我按耐不住了。

“你这样会让我发疯的，”我叹息道，“而且这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

“上帝啊！问题绝对不在这儿！”

“是的，就是这样！”

“那么，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只是为了让我伤心吗……”

“才不是这样呢。”

“对你来说它真的无足轻重吗？”

“当然不，当初我写的时候，是全力以赴的，但是我无法强迫别人去喜欢它。我所能做的就是去写，如果不成功我也没办法。”

“那么，你把我当成一个傻瓜啦？你以为随便哪本书都会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吗？你以为这只是因为作者是你吗？”

“我希望你不要拿这样的事和我开玩笑。”

“有时候，我在心里问我自己，你不会是故意要这样做吧……”

“做什么呢……”

“似乎你喜欢否定证据。你是个蹩脚的作家，所以你无所作为。”

“好吧，那么你能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后来连一行东西都写不出来？”

“当然啦，因为你是一个愚蠢透顶的家伙。”

我把脸埋进她的怀里，她抚弄着我的头发。我可不想让我未来的读者看到这种场面，温柔是一种不能被忽略的东西——它往往是需要冒一定风险才能得到的，就好像把手伸出来，从一只笼子的空隙里插进去一样。

感觉太棒了，我们险些一起栽倒在地上；贝蒂没有戴乳罩，而且我的凳子也没有靠背，我最后发起一阵有力的冲刺，同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我就完全不用费什么周折了。现在，我觉得已经不行了，我最后一丝力气像日本花园里的樱花一样凋谢了，就像那本名为《战争的艺术》的书中所说的一样：“勇敢的男人，应该懂得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疲倦得在她的羊毛衫下面打着呵欠。

“你看上去很疲倦。”她说。

“不，我没事儿。”

她喜欢我的头发，我的头发也渴望她用手去抚摸。我自己则陶醉于她的整个身体压在我膝盖上的感觉。这样感觉似乎就不是在梦中了，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此刻她就在我身边，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也可以爬起来，把她带走。不过，我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宁愿去死，也不想挪动一下。我扮着怪相，因为觉得身体像被灌了铅一样沉重。相反，我的灵魂却变得像羽毛一样轻盈，快乐而温和，世上最细微的风或最纤弱的气流都可以将其吹走。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楼上根本就没有住的地方，”她说，“我们该到哪儿去呢……”

几分钟前，这种扫兴的话可以让我彻底沮丧，但现在我已比沮丧更有过之了，谈话气氛令人压抑，令人感到窒息，思考就像奇迹，然而我这一切都做了。

“我想到车上去。”我说。

幸运的是，她也跟我一起来了。我的个头比她高，所以很容易就把胳膊搂在她的肩膀上。正如我担心的那样，商店的大门锁上了，所以我们只能悻悻地从狭窄的楼梯爬上去，然后再下来。在黑暗的走廊上，我吓得脸色铁青，仿佛看见自己被一条巨蟒吞噬了。当我瘫倒在汽车后座时，牙齿颤动得咯咯作响。贝蒂焦虑地看着我。

“你觉得不舒服吗？上帝啊，我觉得你在发烧……”

我举起手来，做了个投降的姿势。

“不，没事儿。”

我把一条毛毯盖在腿上，这是我清醒时最后一个动作。

“贝蒂，你在哪儿？别把我一个人丢下……”

“我在这儿！你怎么啦？你想抽支烟吗？”

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闭上了。

“没什么，我很好。”我说。

“嘿，你看见过这些星星吗？快看哪……”

“嗯，真的很美……”我嘴里咕哝着。

“嘿，你睡着了吗？”

“不，没有。我很好……”

“你觉得我们整个晚上都要待在这儿吗……”

15

接近十一点的时候，我们到达葬礼现场。阳光明媚，天空一片湛蓝。我们已经有几个月没有遇见过像这样的好天气了，空气中散发着清香。夜里我睡得很舒服，我们可以把腿全都伸展开，这就是豪华轿车的好处，而且座位也很舒适。到了墓地，我站在太阳底下，身上也不觉得冷了；当人们喘着粗气，吆喝着把棺材放下去的时候，我把眼睛微微地闭起来，太阳暖暖地照在脸上，我陷入一片沉思中；我对自己说，人类只不过是宇宙的一分子，思考这些问题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心想，我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似乎根本没有人去关心这些，我们默默地回到那幢房子里，我走在后面。我们到钢琴店上面溜达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想起去把冰箱的门打开。然而，她只是一个独居的老太太，一个将要入土的女人，她的胃口差不多跟小鸟一样。通常他们只是来一小块排骨、半包爆米花、一瓶要过期的酸奶和一些干面包就够了。埃迪看起来好多了。他脸色苍白，眉头紧锁，不过已经恢复了平静，而且过了一会儿，他就用平静的语气向我要一点儿盐，接着他又说，还好，今天的天气不错。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埃迪都坐在一个装满照片的抽屉面前，他翻阅着一些信笺，嘴里自言自语地唠叨着什么。我们打着呵欠瞧着他，然后就把电视打开了，为了不时地转换频道，我们都不知道从座位上起来多少回了，直到最后夜幕降临。我和贝蒂一起出去买点儿东西，我们也把邦果一块儿带去了。

这地方简直棒极了，路边的人行道上长满了大树，街上很少能见到小汽车，我觉得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放松一下了，走在街上我几乎要笑出声来了。回来以后，我们把一个很大的砂锅放在炉子上。埃迪刮了脸，洗了个澡，头发重新梳理了。主菜上来之后，我们又端上了一个三公斤重的干酪，和一个像桌子那么大的苹果派。饭后我把桌子收拾了一下，然后就去厨房刷碗了。姑娘们坚持要看电视上播放的一部西部片，这部影片我已经看过至少一百遍了，不过这并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我的状态又恢复过来了。

我坐下来抽了一支烟，等着邦果把锅里的剩菜吃光。虽然有旁边燃烧的炉火声，我还是能谛听到街上的寂静，感觉仿佛是夏夜的滋味。之后，我卷起袖子，嘴里叼着一支烟，在厨房的水池里洗洗涮涮，漾起很多白色的泡沫。

当埃迪进来帮我的时候，我手里正在拾掇一个汤盆。我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他手里端着酒杯，站在我的身后，低头看着脚底下。我正在刮一块粘在墙上的东西。

“喂，我想给你们提个建议。”他开始说。

我盯着浸泡在水里的手，心里紧张起来；目光凝固在面前的瓷砖上，水已经溅到我身上了。

“让贝蒂和我留下来照看这家商店。”我接着说。

“你是怎么猜到的？”

“我不知道。”

“好吧，我去问问贝蒂，看她是如何打算的。如果她不想干，那么你愿意吗……”

“是的，我愿意留下来。”

他点了点头，回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我又开始洗盘子。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重新把精神集中到手底下，这样刷完碗碟的时候就不会打碎太多了，我很难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正在干的事情上来。我更喜欢冲着哗哗流动的自来水发愣，最好自己也融入到这幅静谧的图画中。我时不时地会洗出一个盘子来，我不想被埃迪的建议冲昏了头脑，不愿意让自己被这些很明确的想法牵着鼻子走，我脑子里把这些念头向外驱赶着。我更愿意保持一点悬念，让自己沉浸在一种惬意的感觉中，其他的什么都不去想。遗憾的是电影音乐太令人感到乏味了，我应该得到比这更好的享受。

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贝蒂对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她总是很愿意去接受新鲜事物。她总是坚信一些东西正在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当我很难对某件事情做细微的甄别时，当我对她说，还有其他的东西在别处等着我们，这时，她总是哈哈一笑，然后用眼睛瞪着我说，为什么你总是喜欢钻牛角尖儿呢？她问我，你觉得“一些东西”和“其他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不想和她争辩，通常会把这件事搁置起来，然后慢慢地等着这件事烟消云散。

那个晚上，我们花了不少工夫才把这件事确定下来，我们尽可能把整个事情搞得简单一些。很显然，这是埃迪给我们准备的一份礼物，虽然从形式上看有所不同。

“总之，我已经完全失去她了，现在我和丽莎什么都不需要。马上就把这房子卖掉，是很难让人接受的，我不愿意让陌生人随便住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

他悄悄地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他的孩子似的。当他向我们说明卖钢琴的问题时，我笑着给他开了几瓶啤酒。总之，这件事看起来不是特别复杂。

“知道吗，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他表示说。

“当然啦，我也一样。”

“如果将来遇到什么问题，你知道怎么能找到我。”

“我们会把所有问题都处理好的，你放心吧。”

“好吧，你们在这儿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埃迪，你什么时候想来就过来瞧瞧吧。”

他点了点头，然后和贝蒂拥抱了一下。

“你们两个真好……”他低声说，“真的是帮我解了燃眉之急啊。”

这事儿明摆着是埃迪在成全我们，这谁都能看得出来。接下来是一段充满欢欣的沉默，就好像夹在两片面包之间的一层奶油似的。

“我只要求你们做一件事。”埃迪说。

“没问题，你说吧……”

“如果你们不嫌麻烦的话，能经常到她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吗？”

他们是晚上启程回家的。当我喝最后一瓶啤酒时，贝蒂正眯缝着眼睛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这种举动让我忍不住笑起来。

“我发现那边角落里有一个长沙发，”她认真地说，“你觉得搬到这边来，行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

“好吧，我们试试看……”

我们单独待在这座房子里还不到五分钟。我仍然能够听见埃迪祝福我们的话，以及车门关上时发出的声音，我想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玩笑呢。

“现在……你马上就要开始行动啦？”

她惊奇地看着我，她把一缕长发别在耳朵后面。

“为什么不呢？时间还不算太晚……”

“但是，我想说，这些活儿也许可以等到明天来做……”

“呵呵，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只要一分钟就够了……”

这东西是二战时期的，它至少有三吨重。我们必须把地毯卷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一直穿过整个房间，因为轮子被卡住了；说实话，干这种苦差事的时间实在太晚了。不过，当你和一个非常值得你去爱的姑娘一起生活的时候，有些事情你一定会毫无怨言地去干。当我把碗橱搬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去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表面上我牢骚满腹，但是心里却乐滋滋的。甚至在我困得特别想去睡觉的时候，我也能再为她搬两三件家具，说真的，如果我知道如何下手的话，为了她搬走几座山我都愿意。有时候，我扪心自问，是不是为她做得够多了，有时候，我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毕竟要做个称职的男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认识到女人们都有点儿古怪，如果她们认真起来，常常令人捉摸不透。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去想，是不是为她竭尽全力了呢。多半是在晚上，当我先躺到床上，看见她从浴室的架子上把洗面奶取下来时，会这样想。总而言之，任何东西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要想在生活中成为一个强者，就必须不辞劳苦地去拼搏一番。

我们两人忙活得身上都出汗了。坦率地讲，我已经累得两个腿肚子都发软了，也许我的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一屁股坐在长沙发上，目光环顾着四周，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现在，这里已经焕然一新了。”我说。

她挨着我坐下来，轻轻地咬着嘴唇，膝盖抬起来垫在下巴底下。

“是的……还不能肯定……必须试试不同的方式。”

“你还想试什么？”我问。

她打了个呵欠，抓住我的手。

“算了，其实我也累坏了。我只是这样说说罢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走到床前。当我把被子掀起来的时候，她拦住了我。

“不行，我不能这样睡……”她说。

“你想说什么呢？”

她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注视着这张床。确实，有时候她会呈现出一种十分突兀的表情，我确实没有转过弯儿来，她的表情让我感到惊奇。但是我并不担心什么，姑娘们常常会让我感到迷惑，慢慢地我也就习以为常了。我承认不可能完全弄明白她们，我保留自己的意见，然后我不露声色，悄悄地观察她们的举动，没准再过一会儿，她们就能干出一些离谱的事情来：那是一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目瞪口呆的举动。我发现自己仿佛来到一座坍塌的桥跟前，漫不经心地往空中扔几块石头，然后又转身离去。

当然，她并没有回答我。但是她的想法全都写在脸上了。

“你到底不能干什么呢？”我问。

“睡在那张床上……我不能睡在那儿！”

“听着，这张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房子里只有一张床。想想看，这简直太可笑了。”

她摇着脑袋，一直向后退到门口。

“不，我不能这样做。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逼我了……”

当她转身溜走的时候，我乐呵呵地在床边坐下。透过窗子，我看见天上有两三颗星星，天空变得晴朗起来。我走进另外一个房间里，她正在摇动沙发扶手。她停了一会儿，向我笑起来。

“我们必须把这玩意儿打开，”她说，“我敢说，我们会很舒服的。”

我二话没说，一把握住了其中的一个扶手，像撼动一棵李子树那样使劲摇动着，直到把它拿在手里。这张沙发好像已经闲置很多年了。看来她不可能一个人搞定，于是，我走过去给她帮把手。

“去把床单找出来，”我说，“我来弄这个。”

这个扶手给我制造了很多麻烦，我必须借助一根椅子腿儿作杠杆，把它撬起来。我听见贝蒂吱嘎一声把壁橱门打开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做的，我躺在地板上察看沙发底部。我发现有一些很粗的弹簧朝不同的方向支棱着，还有十分锋利的铁片。总之，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东西，这是一种让人感到厌恶的机械装置，因为一不留神它就会把你的手指头切下来。这时，我发现沙发边上有一块很大的踏板。我站起来，在沙发旁边腾出一块地方，双手牢牢地抓住椅子背，使劲用脚去踩踏板。

但是，这些全都无济于事，这玩意儿纹丝不动。我重新再来，猛地跳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去踩，但是我没办法把这张该死的沙发床打开，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但还是不行。当贝蒂手里拿着床单走过来的时候，我身上开始冒汗了。

“怎么……没有弄好么……”她说。

“你以为呢……也许这玩意儿从来就没人用过。我必须多花点儿时间，我手边甚至连修理工具都没有，真的……听我说，就一个晚上，我们不会送命的，她又不是得什么传染病死的，你说呢，你觉得怎么样？”

她好像没有听见我说的话，露出一副天真的模样，用下巴朝厨房一指。

“我记得在厨房的水槽下面看见有个工具箱，”她说，“没错，我想是的……”

我朝桌子走过去，一只手插在腰上，转眼之间就把一瓶啤酒喝下去了。然后，用瓶颈儿指着贝蒂说：

“你知道，你在要我干什么吗？你知道现在都几点了？你以为我现在会去摆弄这个破玩意儿吗？”

她微笑着走到我身边，用床单把我裹住，搂在她的怀里。

“我知道你累了，”她温柔地说，“现在我想要你做的，就是去找个地方歇着，让我自己干。我来负责把这东西搞好，这样行吗？”

她没有给我机会向她解释，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今晚放弃这个沙发。我站在屋子的中央，手里抱着一堆床单，看着她把手伸到厨房水槽底下。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自己应该过去帮她一下。我叹了口气站起来，捡起从她身边滑落到地上的锤头，然后从贝蒂手里把木柄拿过来。

“好啦，让我来吧。你会伤到自己的。”

“嘿，这玩意儿是自己掉下来的，这又不是我的错，我根本没有碰它……”

“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我只是不想半夜三更、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己没有汽车，疲惫不堪、神色慌张地到处找医院，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正在血流不止。你最好还是离得远一点……”

刚开始，我先用凿子在几个关键的地方敲打一番，表面上看我似乎是有意选择了某些部位，但是实际上，对于机械结构的奥妙我几乎一窍不通，我根本看不出那些弹簧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贝蒂建议我把整个沙发彻底翻过来。

“不行！”我吼道。

这玩意儿确实很顽固，我背上已经开始淌汗了。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把这堆垃圾彻底砸个稀巴烂；不过贝蒂在看着我呢，另外我不能看到自己被一个沙发给难住了。我又躺在地上检查沙发的底部，我用手指在废铁上摸索着。突然，我觉得有些地方不大对劲儿，我皱着眉站起来，把座垫移开，然后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大概你得去把隔壁的邻居叫起来了，”我说，“我需要一个电焊枪……”

“问题很复杂吗？”

“不，不复杂。只是这玩意儿有二十公分被焊住了……”

最后，我们把一些沙发的座垫铺在地板上。把它拼成一个床的样子，这让我联想到一盘硕大无比的水饺儿，上面洒满了条纹状的调料。贝蒂偷偷地看了我一眼，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们将会像狗一样睡在这上面，但是如果这能让她感到高兴，觉得这样挺有趣儿的话，我也会欣然接受的。我开始体会到一种住在自己家里的感觉，一想到我们在这儿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是睡在地板上，甚至更增添了几分情趣。这有点滑稽，但其中不乏那种我们可以在超市中发现的廉价的诗意。露宿，不禁让我回想起当我十六岁那年，在一些特殊的聚会中遇到的情景，那时候能有一个枕头和半个姑娘，我就会觉得很幸福了。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前走过的路。现在我拥有这么多沙发的坐垫，还有贝蒂在我的面前脱得一丝不挂。周围的镇子都已经进入梦乡。我走到靠窗户的地方站了一会儿，抽完了最后一根烟。几辆汽车悄无声息地从街头经过，天空异常纯净。

“似乎所有的人都调整了引擎，”我说。

“你在说什么？”贝蒂问。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敢打赌，明天一定是个好天。嘿，难道你不觉得吗，可是我已经累坏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比她早。我悄悄地爬起来，然后出去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天气非常好，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在街上买了点东西，回家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袋子，我从钢琴店门口捡起几封邮件看了一眼，都是一些广告和募捐信之类的东西。当我弯下腰的时候，注意到橱窗玻璃上有一层灰尘，于是我把这件事暗暗地记在心上。

我直接走进厨房，把买来的东西一股脑儿全都倒在桌子上，然后就开始忙活起来。咖啡机的声音把她给吵醒了。她打着呵欠走过来，站在厨房门口。

“那个卖牛奶的，是个白化病人。”我说。

“噢，是吗？”

“想象一下，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白化病人，两只手各拿着一瓶牛奶，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嗯，这一定会把我吓得手脚冰凉的。”

“确实如此，我也会这样。”

当煮咖啡的水在炉子上沸腾的时候，我迅速地把衣服脱了，我们先是贴着墙边，然后一起滚到沙发软垫上。这中间开水都煮干了，就这样，我们第一次把锅底烧坏了。接着我冲进了厨房，她却钻进了浴室。

快到十点的时候，我们把桌上的碗碟收拾起来，然后用抹布把碎屑抹干净。房子是坐北朝南的，这样我们就有很充足的光线。我望着贝蒂，伸出手来挠了挠头。

“好吧，”我说，“我们开始先干点儿什么呢？”

一直忙到黄昏时分，我才闲下来，坐到一把椅子上。

屋里弥漫着一股令人厌恶的漂白水的味道，由于味道特别重，我心里不由得想到，点一支烟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光线逐渐变暗了，虽然这一天过得很充实，但是我们还没出去散步呢。我们在一些最隐蔽的地方围剿着死亡的气息——在壁橱里，墙壁上，和盘子底下，特别是厕所的坐垫。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如此彻底地清扫房间，房子里再也不会遗留下那个老太太的痕迹了，甚至连一根头发，一根汗毛都没有了；连悬挂在窗帘上一个眼神、瞬息之间的一个影子都找不到了。所有的一切都被清除干净了，感觉就好像我又一次将她杀害了一样。

我听到贝蒂在卧室里擦东西。她一刻不停地干活儿，她一手拿着三明治，另一只手拿着抹布在窗户上擦来擦去，她脸上的表情让我想起了简·芳达在影片《孤注一掷》中的一个场景，当时她已经在险恶的环境中待了三天。但是她，我说的是贝蒂，她已经找到了她想要的东西，难道不是吗？直到最后，我还是这么认为。最让人头疼的是，当她擦洗东西的时候，纷乱的思绪像一条瀑布似的、源源不断地流进她的脑袋里。有时候，我会听到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我没有吭声，悄悄地走到她跟前去仔细聆听，这种情形一定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

最让我痛苦不堪的，是把床垫拖到楼下扔到街上。我在楼梯上吃尽了苦头儿，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原来床垫被头顶上的吊灯勾住了，这让我浪费了不少力气。我把它横过来，丢在街上的垃圾桶之间，然后再回去打扫一下战场，弯着腰用拖把来回拖了几下。忙完这些，当我自己想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心里就不会觉得不踏实了。这一整天，真的把我累坏了。不过，贝蒂必须马上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有些事情是不能拖的，她说，你怎么就不能立即打个电话呢？你现在还等什么呢？嗯……

于是我赶紧抓起了电话，房子里敞亮得如同一枚崭新的硬币，我拨通了埃迪的电话。

“喂！是我……你们早就到家了吧？”

“是的，你们那边，一切都好吗？”

“我们正在收拾屋子，把几件家具换了换地方……”

“很好，太棒了。明天，我会把你们的东西，用火车托运过去……”

“这件事全拜托你了。喂……贝蒂和我想问问你，我们能不能在厨房刷油漆，四面墙中的一面……”

“可以，没问题。”

“哦，我们就这么做了，我们很快就开始，这是个好消息。”

“我一点不会介意。”

“没错，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对了，我想和你谈谈走廊里的壁纸，知道吗，就是那种带花纹的壁纸……”

“我知道，怎么啦？”

“也没什么……但是你看，如果能找机会更换一下，换上一些颜色更鲜亮点儿的，你能想象用某种蓝色吗？你觉得蓝色的怎么样？”

“我说不好……那么，你是怎么想的？”

“那样会显得宁静得多。”

“那好，就按照你想的去干吧，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行，太好了。我不想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你明白吗，我只想征得你的同意，知道吗，这就是我要说的。”

“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好的，我明白了。”

“那就好……”

“等等，还有件事，我忘了问你啦……”

“嗯？”

“是贝蒂，她想打通一两堵墙。”

“……”

“你在听我说吗……你知道当她脑子冒出一个主意的时候，她会怎么做。总之我想对你说，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像你想的那样，这不是什么大工程。只不过是一些小活儿……”

“看你说的，不值一提的小活儿。这可不算是小事情……要把几堵墙推倒，其程度远远超过小活儿了。你们可真会说笑啊……”

“埃迪，听我说，你是了解我的，如果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是不会来麻烦你的，你知道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吗，埃迪，你知道一粒灰尘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吗……想想看，这些隔墙就像是一道竖起的屏障，阻挡在我们与阳光普照的林中空地之间。你不觉得让那些荒谬的屏障继续留在那儿，是对生活的一种嘲弄吗？当你因为一些危险的石头，从而要绕过所要到达的目标时，你不觉得害怕吗？埃迪，你难道没有发现，生活中到处充满了令人恐惧的象征吗？”

“那好，你们干吧。不过一定要小心……”

“别担心，我可不是疯子。”

当我挂断电话的时候，贝蒂正在瞧着我，她的脸上露出一丝菩萨般的微笑。我发现她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光芒，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远古时代，那时男人们流着汗、大声呼喊着，为他们的女人开凿出一个可供藏身的洞穴，她们微笑着站在旁边的树荫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想到我能满足这一产生于远古时代的需求，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在为人类浩瀚的长河奉献出个人的一滴水。更何况一桩小活儿是不会把人累垮的，而且现在如果不会在电锯和电钻柜台碰到一个搞促销的家伙，那真是见鬼了。这能让人鼓足勇气，至少可以解决架子之类的木工活。其中的秘诀，就是小心不要被推销员的花言巧语弄得头脑发热，失去理智。

“好吧，现在，你总该满意了吧？”我问。

“是的。”

“你不觉得肚子饿吗？”

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看电视上播的一部恐怖片，一些家伙从坟墓里钻出来，发出恐怖的叫喊，他们在夜色中四处逃亡。快结束的时候，我开始打瞌睡，甚至睡了几秒钟呢。当我再把眼睛睁开时，可怕的场景还在继续，他们在空旷的街头发现一个老女人，把她的一条腿吃掉了。他们长着镀金的眼睛，在看着我剥香蕉皮。我们一直等到他们中所有的人全都被火焰喷射器烧焦，然后才去上床睡觉。

我们把沙发坐垫搬到卧室里，我发誓明天早晨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去买个床垫，我拿自己的脑袋向天发誓。我们默默地铺好了床，床单都已经洗过了，当床单搅动着屋内的空气，像降落伞一样落下来的时候，竟然干净得一尘不染。我们终于可以放心地睡了，完全不必担心有被病菌感染的危险。

一大早，我就听见有人在砰砰地敲门。我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呢，因为我看见黎明时苍白的微光，羞怯地徜徉在窗户后面，而且闹钟的表面依然闪着亮光。我必须得起床了，虽然我觉得肚子不大舒服，但是我还是迅速地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没有吵醒贝蒂，自己先下楼了。

我打开了门，早晨的寒风让我打了个寒战。一位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大概有两天没刮胡子了，他笑眯眯地看着我。

“嗨，希望没有打搅你休息，”他说，“是你把床垫扔到垃圾桶上的吗？”

我发现在他身后有一辆运送垃圾的自动装卸车，正在缓缓地移动着，上面安装着橘红色的旋闪灯。我终于把它与老人联系到一块儿了。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不会运这种东西，我们甚至都不想听人说起它。”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把它切成一块块的，然后每天吃下去一块吗？”

“我怎么知道。毕竟，这是你自己的床垫，不是吗？”

街上空荡荡的，一片寂静。白天似乎在伸展着四肢，就像一只从安乐椅上跳下来的猫一样。老人点了一支香烟，烟头上闪着火光。

“我明白这会使你感到厌烦，”他接着说，“我可以站在你的角度去想，没有什么比扔掉床垫更让人头疼的了……但是博比发生事故后，我们不想再去碰这种东西了。更何况，那个床垫也是完全一样的，我仿佛又看到博比把它装进汽车的翻斗里，接着五分钟之后，他的胳膊就被炸飞了。你能想象那种可怕的场面吗？”

他说的话让我如坠五里雾中，我的眼睛带着睡意，还有一半没全睁开呢。说了半天，博比究竟是谁呢？当我正想问他的时候，那个坐在汽车驾驶室里的人，从里面探出头来，从马路对面向这边叫喊起来。

“嗨，怎么回事？有人找你麻烦吗？”

“是他，他就是博比。”老人说。

博比继续坐在卡车上，他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周围冒出一团团白色的水汽。

“是这小子拿这该死的床垫给我们惹麻烦吗？”他叫着说。

“别激动，博比。”老人说。

我觉得冷极了，这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脚丫呢。外面到处都被一层薄雾笼罩着，在早晨的空气中漂浮着，我的脑子反应比较迟钝。博比嘴里抱怨着，他打开车门，嘟囔着从卡车上跳下来。我浑身哆嗦起来。他穿着一件肥大的运动服，袖子卷得高高的，我看到他的一只胳膊没了，袖子末端露出一个巨大的钩子。那是一种外面镀铬的、最廉价的人造假肢，通常是由保险公司赔偿的，它的尺寸与汽车减震器差不多。我一下子被惊呆了。老人叉着腿站在那儿，目光停滞在他的烟头上。

博比飞快地转动着眼睛，向我们走过来，他撇着嘴露出一副古怪的表情。就在那一刻，我仿佛又坐到电视机前，眼前出现恐怖片里的一个场景，只不过我现在身处活生生的现实中。博比看上去彻底疯狂了，幸好他走到床垫跟前时站住了。一束灯光正好照在他的头上，就像刻意安排好的一样，让我清楚地看见了他。他脸上的泪水像是激光刻上去的一样。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想他大概是在向床垫发出怒吼。老人抬起头来注视着天空，他吸了最后一口烟，接着又慢慢地吐出来。

“我们已经很久没看到这玩意儿了。”他对我说。

博比发出的嚎叫像一支标枪似的，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耳朵。我看着他用那只健全的手举起床垫，就好像抓住一个人的脖子似的。他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仿佛眼前他抓住的这个家伙，把他的一生都给毁了。他挥动着胳膊狠狠地砸在床垫上，铁钩从里面穿透出来，卷出一些碎棉花撒到路边的人行道上。旋闪灯让我产生出一种幻觉，仿佛是一个巨大的蜘蛛，正在我们的周围编织着它的网。

当博比哭泣着将他的假肢从床垫中抽出来的时候，老人把他的烟头儿碾碎了。可怜的博比踉踉跄跄地，但是始终没有倒下。天亮了。他又发出一声尖叫，这次他瞄准得低了一点，大概在肚子的位置，他的假肢像一颗炮弹一样洞穿了它。床垫被劈成了两半。博比一刻不停地抽出假肢，又对准了它的头部。布料已经撑不住了，“啪”的一声裂开了，就好像杀猪的时候，猪的脖子砍断了一样。

在博比连续的攻击下，床垫已经化成了一堆碎块，老人把脸转向了别处。路边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夜色尚未全部褪去。我感觉似乎我们在等待着什么。

“好吧，现在行了，”老人说，“你愿意过来帮把手吗？”

博比已经筋疲力尽了，他的头发紧贴在额头上，好像才从放满水的浴盆里钻出来一样。他乖乖地被我们带到卡车面前，我们把他安置在方向盘后面。他问我要了一支烟，我给了他一盒，是黄色烟丝的那种。他摇晃着那颗梦游者的脑袋，嘲讽地对我说。

“嗨，这可是一盒同性恋喜欢抽的香烟啊！”

“你说的没错。”

我看得出来，他甚至都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为了让自己更放心，我又看了一眼床垫，因为这些人会让你对事情的真实性产生疑问，现实已经很棘手了，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些麻烦。现在我的脚都冻僵了。老人把一桶垃圾倒进翻斗车里，我默默地回家把鞋穿上。贝蒂一直在睡觉。我听见他们发动了汽车，沿着街道缓缓地开走了，我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要跑回来把鞋子穿上呢，当时才早晨七点钟，我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感到有些疲倦。

16

我们花了两个多星期时间来拾掇房子，贝蒂自始至终都令我感到吃惊。对我来说，和她在一起工作是一种乐趣，尤其是现在，她已经适应了我干活儿的节奏。当我不想说话时，她就让我自己静静地待着，而且我们会不时地停下来，喝几瓶啤酒。外面天气很好，她让我把钉子含在嘴里，她脑子很清醒，没干什么傻事。有时她会抄起板刷来亲自干一会儿，直到油漆流到她的胳膊肘上才肯罢手。我发现无论多么繁琐的细节，她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她简直是一个天才。遇见像她这样的姑娘，你不禁要问自己，到底她们神奇的帽子里还藏着多少条手绢呢。在这种情形下，和一个姑娘一起干活，是一件很美的事。尤其是当你有足够的能力，去买回一块足有三十五公分厚的纯橡胶床垫时，并且你知道如何只用一个眼神就能让她从梯子上蹦下来。

我们每天要步行去商店买东西，而且我们以前还剩下一些积蓄，我开始留意二手车。当我浏览报上刊登的汽车广告的时候，贝蒂就会趴在我的肩膀上。大车的价格很有诱惑力，因为人们都害怕耗费汽油。大车是一个文明最后的激情，现在是应该利用它的时候了。大车每跑一百公里耗费二十五升、或者三十升汽油，从这里头又能赚到多少便宜呢？难道只有那些有正常职业的人，才会去关注这类问题么？

最终我买下了一辆梅赛德斯280型小汽车，这辆车已经跑了十五年了，外面被重新漆成了柠檬黄色。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种颜色，但是它行驶得非常出色。晚上睡觉之前我从窗户里望着它，常看见一缕月光恰好沐浴在它的身上，它绝对是这条街上最酷的汽车。车前方的挡泥板有点儿凹陷，不过这没什么要紧的。令我最烦恼的是车头的标志牌不见了，所以我尽可能不去看那个地方。后面的四分之三，看上去像新的一样。就是这样，生活中的一切不过是幻想。每天早晨起来，我都要确认一下，看它是否还停在那儿，于是我天天保持着这种习惯性动作，一直延续到我和贝蒂吵架的那天，记得当时我们刚从超市购物回来。

她驾车刚刚平安地闯过一个红灯，我们差点儿没被压成一块薄饼。就在那一刻，我脑子里突然生出这样的念头：

“如果你再用点儿力气，那我们就会手里攥着方向盘走回去了，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这天早晨，我们起得特别早，准备向一块面积很大的隔墙发动攻势。上午七点钟，我冲着那堵把卧室和客厅隔开的墙上砸下了第一锤，很轻松地将它打穿了。贝蒂守候在墙的另一边，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彼此透过窟窿看到了对方。

“你看见了么？”我说。

“对了……你猜这让我想到了什么？”

“没错，是史泰隆在《洛奇》第三部中的场景。”

“比这棒多了，仿佛看到你写书的样子。”

她常常会像这样提起书稿的事，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同时她也想用这种方式刺激我一下，看看我是否会对此作出反应。但是我的感觉一点都不好，一想到这些，我就感觉有一颗子弹射在背上。而且没有任何警告就开始了，让我感到一丝发自内心的痛楚。我背过脸去，眼睛看着别处。不过对我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生活有时候就像一片缠绕着藤蔓的丛林，当我们将一只手松开的时候，另一只手必须牢牢地抓住，否则我们就会跌倒在地上，把两条腿摔断。其实，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甚至连一个四岁的孩子都能明白。和她一起生活时我感悟到的东西，比我心潮汹涌地坐在一张稿纸面前想到的还要多。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在实践中学会的。

我用手指把一块眼看要掉下来的碎砖拿掉。

“我真的看不出推倒一堵墙和写书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说。

“没什么，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她回答说。

我默默地又去砸那堵隔墙。我知道这样说会伤害她的感情，让她觉得很扫兴——但是我别无选择，感觉就像是在跟自己说话。上午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忙着把一堆堆瓦砾装进箱子里，然后扔到路边的便道上，她没有再吭声。我不想惹她心烦，我甚至没话找话，故意发出一些议论，不指望她能作出回答。比如说，一月份天气竟然如此暖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还有，如果能用真空吸尘器吸一下，我们就什么脏东西都看不到了；至少她应该停下来歇一会儿，抽时间喝杯啤酒；该死的，如果这样下去，整座房子都会面目全非，当埃迪将来看到这一切时，一定惊讶得会目瞪口呆的。

为了能让她快活起来，我想试着做一个马铃薯煎蛋卷，但是没有成功，那些该死的马铃薯像吸盘一样牢牢地粘在锅底上了。如果你抓住一根树枝，最终它却注定要折断，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到沮丧的了。

从这以后，再想回去心平气和地干活就很困难了，我觉得应该出去换换环境，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们开着汽车，向超市行进。我需要再买些油漆，而且我知道她要去买几样东西，很少有哪个姑娘不缺洗面奶和润肤霜的，也很少有不想去商场购物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就可以用一管口红，两三条女式短裤，或是一板杏仁巧克力，把她头顶笼罩的阴云彻底驱散了。

我们把车窗半开着，慢悠悠地将车子开到城里繁华的大街上，正午的阳光像涂抹在圣饼上的一层厚厚的花生酱一样。我吹着口哨把车子停在了停车场，一路上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可我并不担心，因为不出三十秒，我就可以把她领到化妆品专柜前，那时问题就解决了。由于她背过脸去，把手插在口袋里，所以只能由我来推购物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过二十秒吧。

超市里的人不算多。我待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让她自己挑选商品，看着她把一个又一个的盒子扔进购物车里。我心想，在收款处他们是否能给我打折，我就要找点儿借口，说这些包装盒看起来多么凹凸不平。但是现在我默不作声，毕竟我手里还攥着好几张好牌呢。

我们正朝着美容专柜走过去，最终我们只是从那里经过，并没有停下来。我有些迷惑。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一段狐步舞曲，也许她决定就这样板着面孔，一直到天黑。不管怎么说，看来要小心出牌了。

在内衣专柜前，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她甚至都没有放慢脚步。不过没关系，我停了下来。我在第二排货架旁边站住了，匆忙地挑选了两条短裤，是颜色很艳的那种，然后我重新追上了她。

“你看，”我说，“我给你买了三十八码的内裤。挺好看的吧？”

她甚至都没有转过头来。好吧，我一把抓起了内裤，当我们经过冷冻食品柜的时候，我随手就把它们扔进去了。我对自己说，更糟糕的是，再过几个小时，天就要黑了，然后她会持续不停地咒骂。我明白自己必须要忍耐这些，我放慢了脚步，在卖油漆的柜台前面停下来，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当我仔细地察看标签的时候，听见身后发出鸟儿翅膀的拍打声，紧接着传来轻微的撞击声。我抬头一看，只有我和贝蒂两个人站在过道上。她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正低着头看书呢。周围的一切似乎很平静。大约有五六个可以旋转的货架依次排列在那儿，上面陈列着很多书。正好位于电脑控制炉和微波炉的前面，然而附近只有一个可爱的姑娘，没有鸟儿扑腾着翅膀飞到这儿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敢对天发誓，我确实听见了……当我刚低头去看一罐丙烯酸涂料的时候，那种翅膀拍打的声音又出现了。这次，一共响了两声，而且先听见一声，紧接着又是一声，我不知道这会是何等轻盈的芭蕾舞步，甚至是来自哪一场神秘戏剧的序幕，一个影子在墙上晃了一下，意外地被我撞见了。

我转过头来看着贝蒂，她抓起一本很厚的书。她随便翻阅了几页，接着愤怒地从头顶上扔出去了。这次她扔得不算远，正好落在我的脚边，书脊被摔裂了，它滑落到过道的中央。我拿定主意，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予理会。我把油漆桶倾斜一下，开始仔细阅读着标签上的使用说明，这时，书一本接一本地向四面八方飞去。

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就站起身来，拎起我的油漆桶，把它放进购物车里。短短的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碰撞了一下。超市里很闷热，我突然觉得很想喝点什么。她的一头长发晃动了一下，然后抓住眼前的第一个旋转货架，用尽全身力气推了它一把。随着一声可怕的撞击声，货架顷刻之间翻倒在地上。她几乎没有挪动几步，就把其他的货架接连推倒，然后逃跑了。我待在那儿，两只脚似乎被固定在地板上。当我头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把购物车转了个弯儿，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人从我的身后跑过来。他的样子非常凶悍，我猜想他是超市里专门负责盯梢的人。他的脸像打了鸡血一样涨得通红，一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

“喂，”他说，“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他的手从我身上推开。

“不清楚，”我说，“你应该自己过去看看……”

他不知道是应该放我走呢，还是该去察看一下遭受洗劫的地方，我发现这个问题让他感到左右为难。他瞪大了眼睛，轻轻地咬着嘴唇，一时没了主意。我似乎听到他轻微的呻吟声，不过我丝毫不感到惊讶。有时候生活中会遇到一些让人不堪忍受的事情，你完全有理由把你的愤怒和无奈向老天吼出来。我对他产生了一丝怜悯，因为他也许就出生在这里，也许他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而且他的全部生活就在这儿，这就是他所了解的世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他可以在这里再工作二十年。

“听我说，”我安慰道，“别紧张，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灾难。我全都看见了，什么都没坏。一个小老太太把几个书架碰倒了，但是没有什么损失。是的，你有点儿过于紧张了……”

他勉强地向我露出一丝苍白的微笑。

“是吗？真的是这样吗？”

我向他眨了一下眼睛。

“我向你保证，你不会有麻烦的！”

我一直向前走，来到收款台旁边，我把钱付给一个浓妆艳抹、咬着手指的姑娘。我朝她笑了笑，然后等着她找回零钱，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也许我是一个星期以来，第五千个像那样朝她微笑的人。我拿起找回的零钱扭头就往外跑。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阳光还是那么灿烂。事情还算幸运，如果确实有什么令我感到憎恶的，那就是我同时被所有的人抛弃了。

贝蒂正在外面等着我呢。她坐在汽车的前盖上，感觉就像是回到五十年代一样。我不记得那个年代的车前盖会是什么样子，那时人们看上去都有些傻，这没什么奇怪的，至于我自己，没什么可遗憾的。我不想让她把车子的外壳坐扁了，如果我们当心一点的话，这辆汽车可以一直开到2000年呢。五十年代，我的妈呀，我可不想穿着那种皱皱巴巴的背带裤，裤子的背带把屁股勒得紧紧的。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啦？”我问。

“没有，刚刚把屁股坐热。”

“当心不要把油漆蹭下一块来，修车场的人刚给我们的车子上了光……”

她说让她开车，我把车钥匙递给她，她钻到方向盘后面去了。我把买来的东西囫囵地放进后备厢里，陶醉在柔和的空气中，这里所有静止的东西都被强烈地撼动了，我手里死死地抓住一包意大利细面条，我听见它们像玻璃一样在我手里被捏碎了。然而我没有抱任何幻想，从来没听说过一个人能在超市的停车场上领受圣恩，尤其是你身边有一个手指在方向盘上胡乱摆弄的姑娘，而且还有从购物车上卸下来的、包括啤酒在内的一堆商品。

我微笑着在她身边坐下。在汽车启动之前，她就把发动机速度打到最高档了。我打开了身边的窗玻璃，点了一支烟。我戴上墨镜，俯下身去放点儿音乐。我们开始沿着一条漫长的街道行驶，阳光直射在挡风玻璃上。贝蒂像一个眼睛微闭着的金色雕像，路旁的人们纷纷停下来，看着我们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驶过。但是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什么都不懂，也许他们估计的速度还要更快呢。我让风轻轻地从我的胳膊上掠过，天气差不多暖和起来了，收音机里播放着一段段勉强还能入耳的音乐。这种情形实在太少见了，我觉得这一定是某种预兆。我想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我们可以在车上言归于好，然后在笑声中结束这次行程，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在我身后飞过的是一群鸟儿，根本没有什么人在恶作剧。

我抓起一绺儿落在椅子背上的她的头发，放在手里把玩着。

“你一整天都对我撅着嘴，这简直太可笑了……”

这种场面我早就在电视剧《入侵者》里看到过，片中操纵着方向盘的姑娘不是别人，就是那些没有灵魂的怪物中的一个。我把手伸到贝蒂面前，她完全无动于衷，甚至连面部的肌肉都不肯动一下。我希望有一天有谁能向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女人会这样，她们将如何挽回失去的时光。尽可能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中分享到快乐，这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那样做的。

“嗨？”我又问，“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她没有回答。看来是我错了。我被一缕阳光和一阵微风冲昏了头脑，像个不谙世事的小伙子。从我嘴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像一块变质的糖果封住了我的嘴。现在应该是四点多钟了，在我们的前面没有一辆汽车。现在，我心情有些烦躁，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在超市那件事发生后，让她安静地待一会儿不算过分吧？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十字路口，亮着绿灯。绿灯亮了好一会儿，我甚至觉得太长了。正当我们要穿过路口的时候，红灯突然亮了。

于是她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立刻从红灯底下冲过去了。接着，我就对她说，如果她再像这样蛮干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只能步行回家了，于是我们就停下来了。这一次，我坚定地待在车上。她从车上跳下来，然后手把着门瞧着我，似乎所有这些蠢事都是我干的一样。

“我决定再也不回到这辆车上来了。”她说。

“一言为定！”我说。

当她走到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坐到了方向盘后面，然后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我又行驶在大街上。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没必要这么风风火火的。我绕了个弯儿，把车子开进了修车场。一个家伙叉着双腿，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的脸被一张报纸遮挡着。我认识他，他就是这里的老板，我的这辆梅赛德斯小汽车就是他卖给我的。外面天气很好，到处散发着春天的气息。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包打开的口香糖，是那种我最喜欢的牌子。

“你好，”我说，“等你有空时，能帮我检查一下发动机机油的油位吗？”

当他把报纸折叠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倒着看上面的重要新闻呢，他的胖脑袋露出来了。他的头要比正常人的大很多，我心想，这家伙的眼镜到底是从什么地方买的呢。

“噢，上帝啊……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

“好吧，应该不会缺油啊……”

“最近这几天，你已经是第五次到这儿来了，每次我们都发现在同一刻度上，不会缺油啊，我可不是在蒙你，一点儿都没少……你现在天天都跑到这儿来，你让我累断了腿，就是为了让我告诉你这辆车一滴油都没少吗？”

“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只是想再确认一下。”我说。

“但是，你要理解我的难处，我卖出一辆这种价格的汽车，不可能从此就不愁吃喝了。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你明白吗？”

我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儿：

“等我这辆车跑到两千五百公里的时候，我会再来找你买一辆新的。”

这个白痴，叹了口气说，世界就是这样，我也毫无办法：一连好几天你的车子一滴油都不漏，然后突然有一天早晨，机油漏得满大街到处都是。

他把一个机灵的伙计喊过来，那小子手里拿着一个喷壶。

“嗨，你……把喷壶放下，去检查一下那辆梅赛德斯的机油量。”

“好的，我明白啦。”

“别担心，油量没问题，只是客户不放心。去仔细瞧瞧吧，在太阳底下先看一眼。把量油尺擦干净，然后再测一次，看看机油是否在最高油位和最低油位之间。在你把那玩意儿收起来之前，要确认你们俩的看法一样。”

“没错，那样我的感觉会好很多，”我说，“能给我来一块儿口香糖吗？”

我陪着学徒工一块儿走到汽车旁边，然后把发动机罩打开。我指给他量油尺的位置。

“我一直梦想能得到像这样的一辆汽车！”他说，“我们老板根本不懂。”

“你说得没错，”我说，“不要轻信年过四十的人所说的话。”

我在不远处的酒吧里喝杯酒。就在我准备付账的时候，碰巧看到了那篇关于贝蒂和油漆炸弹的文章。我又向酒吧的招待要了一杯酒，我出来在一个报摊前站住了，随手翻阅着报纸上的头条消息。最后，我稀里糊涂地买了一些关于烹饪的报纸，另外还有一份是涉及别的内容的。

开车行驶在公路上，我发现自己确实已经离家很远了，这个地方我不熟悉。我缓慢地行驶着，当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开到镇子边上了。我默默地回到家里。当我把车停在钢琴店旁边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了。天黑得这么快，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一个至今我还记忆犹新的夜晚。

事情很简单，当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坐在电视机前，手里端着一碗麦片粥，另一只手掐着一支烟。屋里弥漫着烟味儿，似乎还夹杂着一股硫磺味儿。

电视上有三个身披羽毛的女郎在跳舞，还有一个歌手正抱着麦克风吼叫着，歌曲似乎有点儿异国情调，听起来软绵绵的。我觉得这与屋子里紧张的气氛不相符，我根本没有漫步在一片第三世界的荒凉海滩上，周围绵延几公里都是细沙，中央是一个旅馆的平台，酒吧的招待站在阴凉处，他用柑香酒为我勾兑一杯非常特殊的鸡尾酒。不，这一切都不存在，我只不过是在一幢房子的二楼上，和一个憋着一肚子火的姑娘在一起，而且天已经黑了。接下来事情急转直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厨房去，顺便把电视机的音量调低一点儿。我还没来记得及打开冰箱门，电视的声音又变得震耳欲聋了。

之后便是一个俗套的情节，毫无新意。我喝了一杯啤酒，为了发泄一下，把啤酒罐使劲往垃圾桶里一扔。有谁会认为和一个姑娘共同生活，会避免遇到这么多坎坷呢？也许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种结果……

我们已经达到一种令人佩服的水平了，眼睛里的怒火持续不散，厨房的门突然开启，接着又“砰”的一声关上了；对我来说，我真希望能到此为止，我开始胆怯地反击，温度正在趋于稳定。如果能避免进入加时赛的话，对于零比零的平局，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

对于她的某些举动，我一向觉得令人无法解释，感到难以理解，所以我无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躲在墙角喘着粗气，等着终场的哨声吹响。这时，她抬眼看着我，攥紧了拳头。这令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们过去从来没有真的动过手；由于我离她至少有三四米远，所以我没有手忙脚乱；我感觉自己像是热带丛林里的一个土著，想知道白人捕猎者用来瞄准自己的是什么家伙。起先，她把拳头对准了自己的嘴，似乎要去吻一下拳头，接着一秒钟之后，她挥起拳头捅破了厨房的窗户，就在这时，我听到那扇窗户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

血喷射出来，顺着她的胳膊往下流，好像她将手中的一把草莓捏碎了似的。我简直什么都不想说了，只觉得两腿发软。脑袋上冒出一丝冷汗，像止血带一样紧绷着。我听见耳边响起一声口哨，接着她就笑起来了。她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我几乎都认不出她来了。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黑暗中的天使。

我像一个光明天使一样，朝她扑了过去，厌恶地抓住了她受伤的胳膊，感觉就像是抓住一条响尾蛇。她的笑声震碎了我的耳朵，而且她一直不停地用拳头捶打我的后背，不过我还是想办法查看了一下她的伤口。

“该死的，简直太愚蠢了，这次算你走运吧……”我说。

我扶着她走到浴室里，打开水龙头用水冲洗着她的胳膊。我身上开始热起来了，开始感觉到她在用拳头打我，我无法断定她究竟是在笑还是在哭，不过她的积怨全都在我的背上释放出来了。为了帮她把手洗干净，我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控制着她。就在我去取绷带的时候，她揪住我的头发，使劲地把我的头往后拽。我大吼一声，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样，当有人扯住我的头发，特别是对我使蛮劲的时候，这会让我疼得无法忍受。我疼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于是我用胳膊肘往后一捣，我好像碰到了什么，她立刻就松手了。

我转过头来一看，她的鼻子正在哗哗地流血。

“噢，妈的，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抱怨道。

不管怎么说，这让她安静下来了。我几乎是很顺利地就给她把伤口包扎好了，只是在最后一阵发作中，她把红药水全都碰洒在我身上。我来不及把脚收回来，昨天晚上，我刚在自己的皮鞋上涂上白色鞋油，现在其中一只已经变成了鲜红色，另外一只白得更加刺眼了，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效果。她的手还在流血，但是鼻子已经好多了。她低声抽泣着。我不打算去安慰她，我必须克制自己才能不过去抓住她，摇晃着她，让她为自己所做出的举动，向我道歉。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既然局面已经得到控制，那就听任她一直哭下去算了。

我又在她的手上缠了一圈绷带，离开之前我还递给她一块手绢，让她擦去鼻子上的血迹。我一句话没说，走进厨房清理地上的碎玻璃。准确地说，我点了一支烟，站在那儿看见碎玻璃像一群飞鱼一样，在瓷砖地面上闪着光。一股冷风从窗口吹进来，不一会儿我就开始发抖了。我心里想着接下来怎么把这里弄干净呢，要不要把吸尘器搬出来，还是只用一把扫帚和一个簸箕就行了。这时，我听见楼下的门“砰”的响了一声，我把所有的想法都暂时搁下了。一秒钟之后，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街头，他怒气冲冲地，脚上穿着一只红色的皮鞋。

她至少领先了我五十米左右，我嘴里发出的吼叫像涡轮一样给了我动力，使得我快速前进。我已经能看清她可爱的屁股在牛仔裤里跳动，她的头发在前后飘动。

我们像两颗流星穿过街区。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追赶，她劲头十足，不管怎样，我都会对她表示钦佩。我们像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街上空无一人，空气中到处都散发着野草的芳香，但我根本无暇去观赏美景。我正在气势汹汹地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追击，耳边响起了一段段电影中追逐的音乐。我喊了她两三声，后来我想最好还是把嘴巴闭上。几个无所事事的人扭过头来看着我们，对面的马路上有两个姑娘胡乱叫嚷着，她们在为贝蒂加油；当我们从街角拐过去的时候，还能听到她们的喊声，我对第一个毫无防备地，与她们迎面撞上的人深表同情。

当我发现离她只有三四米远的时候，感觉到胜利的微风正从耳边吹过。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加把劲儿，已经稳操胜券了，老伙计，冲刺的时候到了。就在那一刻，我感受到极度的喜悦，这种震颤波及到身体的周围，她肯定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她不需要回头，我不知道她在搞什么名堂，一只垃圾桶突然滚到我的两腿之间，我纵身一跃跳了过去，脚落地的时候不慎滑倒了，一团无名的怒火从胸中燃起。

我尽可能快地爬起来，她至少已经超过我三十米远了。当我喘过气来的时候，这让我感到心急如焚，但是我马上又开始追赶。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个姑娘抓住。如果她知道我已经下定决心，也许她就不指望能用一个小小的垃圾桶阻挡我，她就会面对现实了。

我的膝盖很痛，这是我摔倒时受的伤，不过她逐渐放慢了脚步，我落在她后面的距离不算太远。我们不知不觉地跑了很长一段路，我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有很多仓储罐的地方，一条铁路从仓库中间穿过。然而这不是那种令人厌恶的地方，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东西，杂草丛生，一切都沐浴在神奇的月光下，我们并非奔跑在一片被废弃的、充满荒芜之美的地方。恰恰相反，这里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新的，周围的地上铺满了沥青，我不知道是谁在支付这里的电费，不过看上去这里的灯光亮如白昼。

贝蒂从一个夹杂着蓝色和粉红色的仓库边上拐进去了，那是一种让人感动的粉红色，她真的太能跑了。我的膝盖肿得像一个小葫芦似的，我咬紧牙关，步履艰难地追赶着，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让我感到宽慰的是，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在我前面没有多远的地方，这个仓库似乎永远看不到尽头，她常常要倚靠在墙上，或者用手一推，借着这股劲儿继续往前走。现在我开始感觉到冷了，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我觉得全身一下就被这寒冬的夜晚紧紧地捆住了。我低下头看着我的羊毛衫，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栗起来。

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站住了。我没有趁机朝她扑过去，只是像平常那样走过去——甚至可以说是小心翼翼的，我想最好等到她呕吐完了再过去。当一个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呕吐更让人难以忍受的了，简直要把人活活地勒死。

至于我，我膝盖周围的蓝色牛仔裤膨胀得像一个香肠一样。我们似乎坠落到地下三十六层深的地方，在一座恐怖的博物馆里。我们像两个走路摇摆不定的疯子，在酒吧关门的时候被人从里面赶出来。外面灯光很刺眼，我觉得我们就像是在拍电影一样，或者是一部反映夫妻生活的纪录片。我等着她打完最后一个嗝儿，才打算开口说话。

“嗨，我们就要冻死了！”我说。

她的脸全被她的头发盖住了，我几乎看不到她。我这样说丝毫不夸张，我很难抑制住牙齿发出打颤的声音。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即将埋入冰雪中的人，最后望了一眼远处的夕阳。

在我们完全冻僵之前，我抓住了她的一只胳膊，她立刻将我推开。这件事从早晨就开始了，现在已经是深夜了，我们还没有解决。而且还是在寒冷的冬天，我觉得这一天我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一个铜板都不想再花了。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毫不犹豫地揪住了她的衣服领子，她的胳膊还没来得及放下呢。我迫使她紧贴着仓库的墙壁，我的鼻涕流出来了。这个晚上把我搞得狼狈不堪。

“要想给自己留点儿面子，就别把事情做得太绝！”我说。

这个夜晚让我变得阴险起来。她站在那儿不仅不听我劝，还拼命地挣扎着，我把她紧紧按在弯曲的钢板上，而且我觉得力量更足了。就算我心里愿意，也不能轻易地把她松开。也许她明白了这一点。她开始吼叫起来，接着不停地往钢板上撞。仓库就像地狱门外的一口大钟，被她敲响了。

看见她这副模样，简直让我彻底崩溃了，她的嘴巴扭曲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不能长时间这样撑下去，包括她的愤怒和喊叫，所有她想把我牢牢钉死在那儿的举动，更何况这个姑娘的胳膊已经受伤，而且她又这么好斗。为了让她清醒过来，重新恢复理智，我打了她一记耳光。我从没有像那样做过，但是为了把附在她身上的魔鬼驱赶出来，我带着几分疯狂和愤怒，抡起胳膊打了她几巴掌。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像旋转的飞碟一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松开了贝蒂，车门打开的时候，她一下子滑倒在地上。这辆警车像一个儿童玩具似的，车顶发出蓝色的光芒。我看见一个年轻的警官在地上打了个滚，然后将手里端着的家伙对准了我。一位年长的警官从警车另一边走下来，手里拎着一条很长的警棍。

“好吧，这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非常痛苦地咽了几口唾沫。

“她心情不太好，”我说，“我没有揍她，我担心她有些精神失常……我知道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

年长的警官微笑着把他的警棍放在我的肩膀上。

“为什么会让人难以置信呢？”他问。

我抽着鼻子，转过头来看着贝蒂。

“现在她看上去好多了，”我叹了口气，“我们可以走了……”

他把警棍放在我另一侧的肩膀上，我又开始感到快要冻僵了。

“在这个特殊的地方突然精神失常，是不是有点奇怪？”

“我知道。不过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的……”

“是的，但是你们还年轻，跑步对心脏很有益处。”

警棍的分量让我的锁骨微微颤动起来。我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不愿这样去想。我觉得现在的处境，就像是一个人眼看着锅炉的压力不断向上攀升，而他却希望阀门能够尽快地自动关闭。我已经麻木了，身体几乎冻僵了，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十分憎恶。年长的警官俯下身来看着贝蒂，但是并没有放开我。我觉得他的警棍似乎挪动一下，从我的肩膀上滑下来，又贴在我的肚子上。

“那么，这位年轻的女士……她的感觉如何呢？”他问。

她没有回答，用手把眼前的头发分开，看着警官，我发现她看上去好多了。当我等着锅炉把我的脸炸飞的时候，可以把这当作是一个小小的奖赏。我让自己沉浸在这绝望的温柔中。经历了这么倒霉的一天之后，我已经动不了了。

“我希望现在就结束，”我喃喃自语，“你们没必要让我在这儿等下去……”

他慢慢地站起来，我的耳朵里嗡嗡直响，全身上下到处都不舒服，当我等着年长的警官站起来的时候，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延续着，就像几个闲得无聊的人，在参加一场嚼口香糖比赛一样。他看了看我，然后转向那个年轻的警官，他仍保持原来的姿势，闭着一只眼睛，身体纹丝不动。这帮家伙的腿一定是不锈钢做成的。年老的警官叹息道：

“理夏尔，该死的，我已经告诉你多少次了，我不想看到你用那玩意儿对着我。你怎么总是不明白呢？”

那家伙的嘴唇动了一下：

“别担心，我瞄准的不是你，而是他。”

“我知道，但是谁也说不准，我看你最好还是把那玩意儿放下吧……”

年轻的警官看起来不太情愿：

“和这种疯子在一起，我不大放心，”他说，“你看到他鞋上的颜色啦？看到了吗？”

年长的警官点了点头。

“是的，但是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在街上碰到一个头发染成绿色的家伙……要抓住证据才行，你知道，现在的世界就是这样……不能仅凭这些细节，就轻易地下结论。”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很荒唐的意外事件。”我接茬说。

“呵呵，现在你明白啦？”年长的警官说。

那个年轻的警官不情愿地把他的枪放下来，手伸进头发里使劲地抓挠着。

“最近这些天，如果不多加小心的话，我们很可能会遇到麻烦。你这是在自找麻烦，你没想到过在这小子身上搜一下吗？不，当然没有，你不会想到的。你感兴趣的，只是叫我把枪收起来，难道不是吗？”

“听着，理夏尔，别搞错了……”

“去你的吧，那又能怎么样……妈的，我说的没错！每次都是这样……”

他弯下腰去，愠怒地捡起他的大盖帽，接着又钻回到车上，“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了。他扭过脸去看着别处，嘴里咬着大拇指的指甲。年长的警官似乎很生气。

“该死的！”他说，“告诉你，我已经当了四十年警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知道该怎么做！”

“那好，你自己处理吧，这种事我才懒得管呢，就当没有我好了……”

“嗨，你看看他们……这个姑娘几乎都站不起来了，如果这小子敢乱动的话，我会把他的脑壳敲碎的……”

“让我一个人待着吧，让我安静一会儿！”

“知道吗，你的脾气实在太坏了！”

年轻的警官弯下腰迅速地把车窗摇上来。接着他把报警器打开了，然后把两只胳膊交叉起来。年长的警官脸色变得铁青，他冲到警车跟前，但是年轻的警官从里面把车门锁上了。

“把门打开！马上把这玩意儿关掉！”年长的警官吼道。

贝蒂用手捂住了耳朵，可怜的姑娘，她刚刚恢复了理智，她一定感到很困惑。事情非常清楚了，这是警察的一次例行巡逻。年长的警官弯着腰趴在发动机罩上，透过挡风玻璃往汽车里面看，他脖子上的青筋像绳索一样暴露出来。

“理夏尔，我可没和你开玩笑！我给你两秒钟时间，赶快把那玩意儿关掉，你听明白了吗？”

这种惊险的场面又持续了几秒钟，之后理夏尔把报警器关了。老家伙又朝我走过来，手抚在额头上。他目光呆滞地摸了摸鼻子，沉默又一次降临了。

“唉……”他说，“现在新来的都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年轻人，虽然不错，不过他们的神经过于紧张了……”

“很抱歉，这些都是我造成的。”我说。

贝蒂在我身后擤了擤鼻涕，年长的警官把裤子往上提了一下。我抬起头仰望着星空。

“你们是临时经过这里吗？”他问。

“我们接管了一家钢琴店，”我说，“我们和店主很熟。”

“噢，你说的是埃迪？”

“是的，你认识他？”

他愉快地向我微笑一下。

“我认识这里所有的人。二次大战结束后，我一直待在这儿。”

我浑身颤抖着。

“你很冷吗？”他问。

“嗯？对，是的。我已经冻僵了。”

“那好，你们两个一起上车吧，我开车送你们回家。”

“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没关系，看到有人在这些仓库附近转悠才麻烦呢，天黑以后一般不会有人来这里。”

五分钟之后，他把我们送到了家门口。当我们下车的时候，年长的警官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嗨，希望你们今晚的家务纠纷，就到此为止吧，嗯？”

“好的。”我说。

贝蒂打开房门，先上楼去了，我看着他们驾车离去，一直等到他们彻底消失在街头。如果我不是这么冷的话，就不会立即从人行道上走开。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好像刚做完脑叶切除手术，才睁开眼睛一样。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空特别晴朗，寒冷的空气席卷着街道，让我倍受折磨。我抓住这个独处的机会，发出几声痛苦的呻吟，然后转身回到家里，接着上了楼。

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膝盖爬到楼上，这件事确实让我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是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还是尽可能露出一丝微笑，去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感觉就像是掉进一块苹果馅饼里似的。

贝蒂正躺在床上，她仍然穿着衣服，扭过头去背对着我。我坐在一把椅子上，把膝盖伸直了，一只胳膊搭在椅子背上。看着她又缓过精神来了，我在心里说，真他妈的活见鬼啦。沉默就像是一阵缀满金饰玉片的豪雨，落在一片烤焦了的面包上。我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生活仍在继续。我站起来，到浴室里检查一下腿上的伤。我把裤子脱下来，我的膝盖肿得很粗，油光锃亮的，很难看。我站起身来，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脑袋和膝盖太协调了，简直可以说是步调一致，当其中一个让你流泪的时候，另一个就会让你发出怒吼。我在开玩笑呢，但是另一方面，我确实不知道该给膝盖上什么药，我的药箱里根本找不到什么灵丹妙药。最后，我尽可能小心地把裤子穿上，然后吃了两片阿斯匹林，取出剩余的红药水，还有一些外用药棉和一条很长的绷带，走到另一个房间。

“我觉得，必须用绷带重新给你包扎一下，”我说。

我站在那儿，仿佛是一个正在等候指示的人。但是她没有动弹。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只是她的膝盖与胸部贴得更近，她保持绝对的沉默，一绺头发散落到肩膀上，但我不太肯定。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缓过来，想去看看怎么回事，看上去我似乎在思索，其实什么都没有想。

她睡着了，我坐在了她的身边。

“你睡了吗？”我问。

我弯下腰把她的鞋脱掉，像那样的网球鞋，穿着它跑遍整个镇子再理想不过了，这些细节能够让你对事物的逻辑性产生联想。就在昨天，她还穿着高跟鞋晃来晃去，后来我在楼梯下面等着去抱她的时候，当时她还笑容满面呢。我把她白色的鞋子放在床边，然后安详地把她的上衣拉链拉开了。她一直在睡觉。

我去拿一些纸巾擤鼻涕，在我洗手的时候，顺便含了两片止咳糖。此刻，夜晚像一场暴风雨似的，把森林大火浇灭了。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接着闭起眼睛停了几秒钟，让热水从我的手上轻轻地流过。

之后，我又回她的身边，去处理一下她的绷带。我轻轻地包扎，就像给一只小鸟的爪子上夹板一样。我把纱布一点一点地取下来，并没有把她从梦中惊醒。我小心翼翼地把她的手伸展开来，看看伤口是否干净，然后用小吸管把红药水涂上，接着我又耐心地缠了一层绷带，缠得很结实。我把粘在她指甲上面的血迹擦干净，尽可能全都清除掉，我想我一定是爱上了她的小伤口，这一点我能够感觉到。

我在厨房里喝了一大杯热朗姆酒，虽然我的身上很快就开始冒汗了，但是我还是应该关照一下自己。我花了点儿时间，把窗台上的碎玻璃清理干净，然后又回到她的身边。我抽了一会儿烟，心想，我是不是选择更困难的道路；对一个男人来说，跟女人在一起生活是否算得上最可怕的经历；是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还是最终失去自我。我陷入了矛盾和困惑的深渊中，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贝蒂醒来的那一刻。她在睡梦中轻轻地翻了个身，一股清新的气息从我的心中流过，把所有晦暗的思想全都驱散了，就像在气味儿难闻的嘴里，喷入一股含有薄荷清香的喷雾剂一样。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应该让她脱掉衣服睡觉，像这样她一定会感到不舒服的。我从地板上捡起一本杂志，然后漫不经心地用手指翻阅着。我的星座占星图预言，这一周，我和办公室里的同事很难相处，但却是谋求加薪的好机会。我已经意识到，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再没有什么令我感到惊奇了。我起来吃了个橘子，它亮得如同灯泡一样，里面充满了维生素C，然后我像子弹一样飞过来，又回到她身边。

我用魔术师的手指把她的衣服脱掉了，我正在玩一场大型的彩棒游戏，每玩一次都要屏住呼吸，否则就有可能输掉。她的羊毛衫让我感到很棘手，特别是要让她的脑袋从领子里钻出来。眼看就要脱下来的时候，她的睫毛颤动了一下，我觉得汗珠儿从自己的额头上冒出来了，这只是由我的一根头发引起的一场虚惊。之后，我甚至都不想把她的体恤衫和乳罩脱下来啦，我不想在两根内衣吊带上浪费时间，只要把中间的搭扣解开就行了。

给她脱裤子没遇到一点麻烦，袜子自己就脱落了。扯下她的裤衩儿，对我来说就像玩儿童游戏一样。在放下之前，我把它放在鼻子底下，噢，这些黑色的花蕊，噢，布满沟坎的小东西，在一个男人的手上，这些揉皱的花瓣全都闭起来了，我仅仅把你们贴在我的脸上一秒钟，在凌晨一点这个时刻，感觉真的棒极了。品尝到这种滋味之后，我就不会再想到死了。为了治好我的支气管炎，我去找来一些朗姆酒。

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为了那条让我倍受折磨的腿，我干了一杯。接下来的一杯是为了她的手喝的。再一杯是为了终于熬过去的这个夜晚，还有一杯为了整个世界。我不想忘掉任何一个人。我发现如果我把头往后一歪，头顶就会贴在贝蒂的大腿上。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待了一会儿，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的身体在浩瀚的宇宙中游荡着，像一个掉了脑袋的玩具娃娃一样。

当我觉得精力充沛的时候，就站起身来，接着用胳膊把她轻轻托起来。我把她托得高高的，这样我只要低下头，就能把脸埋在她的肚子上。慢慢地，她身体里的热量温暖着我，我想尽可能站得长久些。我的胳膊僵硬得像活动扳手一样，但为了让我的心灵得到休息，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方式。于是我一直坚持着，弯着腰，用半个鼻子轻轻地摩娑着她的皮肤，温柔地呻吟着，朗姆酒开始让我的背上冒汗，要把体内的毒素清出来，我什么事情都不去想了。

过了一会儿，她微微地睁开了一只眼睛，我仿佛像一片叶子似的颤动着，我的胳膊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

“嗨……嗨，你在干什么呢？”

“我正要把你放到床上去呢。”我低声说。

她很快又睡着了，我把她放到床上，然后将被子盖在她身上。我开始在房子里来回转悠。我后悔自己把橘子吃了，虽然我很疲惫，但却合不上眼。我去冲了个澡。不小心把一些凉水溅到膝盖上。真糟糕，我的心在胸膛里怦怦直跳。

最后，我撤退到厨房里。我站在窗户边上，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火腿三明治，我望着从别的房子里照过来的灯光，灯光反射到阴暗处，仿佛是从水底下发出的微光一样。我一口气喝下去一罐啤酒。那辆梅赛德斯车就停在下面。我打开一扇窗户，把一个空啤酒罐扔到车顶上，它发出的声音让我无动于衷，然后我又把窗户关上。总之，这辆汽车也许是引发这场冲突的原因。此外，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每天早晨起来，再也不会站在窗户旁边，去查看它是否还停在那儿了。

17

当我把一切掌控在手中的那天，我们卖掉了第一架钢琴。那天一大早，我就仔细地把商店的橱窗擦干净，然后我站在梯子上，甚至用手指甲把残留的污迹抠下来。贝蒂站在人行道上，用嘲讽的眼神看着我，她手里正端着一杯咖啡，仿佛是一个小小的冒着热气的火山口似的。我对她说，你会看到的，对于这种事，你根本就不了解。

我一直跑进鲍勃的店铺里。鲍勃是个有白化病的乳品店老板，其实，我这样说有点儿夸张，不过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金发。商店里有两三个女人，她们悠闲地在货架前转来转去。鲍勃坐在收款台后面，把一些鸡蛋堆起来。

“鲍勃，你现在有空吗？”我问。

“什么事，你说吧。”

“鲍勃，你能给我来点儿那种白色的东西吗？就是外面橱窗上用来写‘降价销售奶酪’的那种东西。”

我拿着一个小罐子和一支画笔回来了，然后踩在梯子上，在橱窗的最上方写出几个大字：“钢琴低价销售”，接着我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如何。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商店看上去像是照耀在波光粼粼的小河上的阳光。在我的余光中，可以看到路边的一些行人突然放慢了脚步，然后认真地驻足观看。做生意的秘诀，首先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卖什么，其次就是大声地吆喝出来。

我走到橱窗跟前，在下面写出了一行字：“从未有过的价格”。这似乎引起贝蒂的注意，幸好有时不需要大动干戈，她坚持在店门上加上了“大减价”的字样。

“你是在开玩笑吧？”我说。

我整个上午都待在店里，用一瓶蜂蜡和一块碎布条，把每架钢琴从头到脚擦得光亮如新。我差不多给它们全都洗了个澡。

当贝蒂叫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刚刚忙完手里的活儿。我在商店里巡视了一番，这些钢琴个个都焕然一新，在光线的照射下颤巍巍的，我觉得仿佛与一支威武的军队不期而遇了。我沿着楼梯往上走，走到一半又转回来，举起手向它们敬个礼：

“伙计们，我可全仰仗你们啦，”我说，“小心别让那个姑娘小瞧我们呀。”

当我大口地喝着滚烫辛辣的丸子汤的时候，脸上尽可能带着一丝神秘的微笑。姑娘们都对这种东西非常痴迷。

“嗨，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说，“为什么今天和往常不太一样呢？”

“为什么？因为我决定要干出点儿名堂来，就这么简单！”

她从桌子底下，用腿碰了一下我的膝盖：

“知道吗，我这么说只是不想让你泄气，不想让你太扫兴罢了……”

“呵呵！”我忍不住笑了。

身为一个作家，我还从没有获得过什么荣誉呢。不过作为一个钢琴推销员，我要尽可能不让别人看不起我。我敢说，生活不会把你的活力全都摧毁的。

“不过我们还没有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她接着说，“我们手里的积蓄，再坚持一个月是不成问题的。”

“我知道，但是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赚钱，是想验证一种理论。”

“哎哟！看看天空多么蓝呀，我们最好出去逛一圈儿……”

“不行，”我说，“你看，我们已经闲逛了五六天了，我开始对汽车有点儿烦了……今天商店开张啦，我不能撇下收款台一走了之啊。”

“那好，随便你吧。我还没决定呢，也许会出去走走，谁知道呢……”

“好的……你别为我操心了。宝贝，太阳只会为你一个人发光。”

她往我的咖啡里加了点儿糖，然后微笑着搅拌一下，她的眼睛注视着我。有时候，它们会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深沉；有时候，和她在一起做爱，只需短短的一瞬间，我就能和她同时抵达顶峰。那时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头晕眼花了。

“你没有准备加玫瑰花果酱的小甜点吗？”我问。

她笑着说：

“怎么啦……难道我没有权利看看你吗？”

“当然可以，只是这样会给我带来甜蜜的诱惑。”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去把店门打开了。我到街上转了一下，估摸一下外面的气温。天气不错，如果我想要买一架钢琴的话，今天绝对是个好日子。我回到商店里，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儿坐下，眼睛紧盯着那扇该死的大门，像一只饥饿的蜘蛛似的，一声不吭地、静静地待在那儿。

时间不停地流逝着。我拿起铅笔在一个订货登记簿上随便乱画，最终把铅笔折成了两截儿。我有几次跑出来，走到路边的人行道上，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是这的确让人觉得很烦。简直太令人绝望了。我的烟灰缸已经填满了，抽再多的烟又有什么用呢？我想，最终还不是注定要为一无所获而烦恼吗？这已经算得上是马戏团小丑的精彩表演了。我憎恶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背上被刺了一刀。一个推销钢琴的人想卖掉一架钢琴，这难道算是一种妄想吗？是不是我太贪心？一个商人想甩掉滞销货，这算是一种罪恶吗？一个卖不掉钢琴的钢琴推销员，如果这还不算是对世界的嘲弄，那又算是什么呢？苦恼和荒谬是这个世界的两只乳房，我戏谑地这样大声喊道。

“你在唠叨什么呢？”

我转身一看，原来是贝蒂，我竟然没有听到她走过来。

“你这就走啦？要出去溜跶一圈儿？”我问。

“噢，只是去散会儿步，外面天气好着呢……嘿，你在跟自己说话吗？”

“没有，是随便乱讲的……你能帮我在店里照看一会儿吗，我想去买烟，顺便透透气……”

“当然可以。”

一切还是按照老规矩行事，当那个女店员匆忙地从橱柜里取出一条高级香烟的时候，我没能抵挡住苏格兰威士忌的诱惑，另外又追加了两杯可乐。她涨红了脸，站起身来，发髻稍稍歪了一下。我摸出一张钞票放在她面前。

“对啦，你那些钢琴，卖得怎么样了？”她问。

我没心思去开什么无聊的玩笑。

“不好，这种生意不是那么容易做成的。”我说。

“噢，知道吗，现在大家都没什么钱。”

“噢，是吗？”我问。

“是的，这段时间大家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我还想要一块儿奶油水果馅饼，我要带走。”

当她去取馅饼的时候，我抓起放在柜台上的钞票，又塞进我的口袋里。她用一张薄纸把我的馅饼包好，然后放在我的面前。

“就这些吗？”她问。

“是的，谢谢你。”

这是一次冒险的机会。有时候可以干得很顺手，这是一种不用花钱投注的赌博，可以让你的情绪变得高涨。女店员迟疑了一下，我像个天使一样对她微笑着。

“别找给我太多零钱，”我说，“我妻子不想再听我说起裤子口袋上有个窟窿啦……”

她有些神经质地笑了一下，然后打开收款机的抽屉，把零钱找给我。

“有时候，我忙得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她说。

“是的，所有的人都会这样。”我安慰她说。

我不慌不忙地回到店里，一小块苹果馅饼像一颗泪珠悬挂在外面的纸包上。我停下来站在人行道中间，把它吸到嘴里。这次很幸运，天堂似乎唾手可得，事情的发展也许回到了正路上。那么属于一个男人的位置在哪里呢？当然不能靠武力胁迫去卖掉两三架钢琴了，那绝对是在开玩笑，当然不能为了这个把我的一生断送掉。我没把这件事与像春天的早晨一样温馨的苹果馅饼等同起来。我意识到我把卖钢琴的事看得太重了，被这些钢琴搞得神魂颠倒的。但是，我很难摆脱这些疯狂的举动，必须经常保持足够的清醒。

“来尝尝苹果馅饼吧！”我说。

她笑容灿烂，脸上仿佛被氨水洗过了一样。别人会以为我刚向她求过婚呢。

“知道吗，”我接着说，“不要太异想天开。听说最近这些日子经济不景气，这很正常。如果我们今天一无所获，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看来我是一个全球经济紧缩的受害者。”

“呵呵……”她笑了。

“我不会因此而高兴，我只不过是面对现实。”

她用纸扇风的样子，让我感到有些蹊跷，尤其是现在是冬天，虽然天空很蓝，但是天气并不是很热。我觉得有一阵风从耳边吹过，我一下子呆住了，脸色变得苍白，仿佛脚踩在钉子上一样。

“这不可能！”我说。

“当然有可能。”

“妈的，这是不可能的，我只不过离开十分钟……”

“是的，没错。这已经足够了……你想看看订货单吗？”

她举起这张订货单，我的视线已经无法回避了。我惊呆了，手背狠狠地敲在那张订货单上。

“上帝啊，为什么这架钢琴不是从我手上卖出去的？你能告诉我吗……”

她走过来抓住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噢，这是你卖的，这全都是你的功劳……”

“是的，当然啦。不过……”

我向四周环顾了一下，看看是否会有一个机智的精灵，正躲在钢琴后面暗自冷笑。我又一次发现，生活总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来捉弄你，我要向它发出赞美，感谢它给我带来这么多打击。我闻了一下贝蒂的头发，是的，我也知道如何去弄虚作假，我不愿这么轻易地就被打败。为了更加确信无疑，我咬了一口苹果馅饼，奇迹终于被证实了。暴风雨低声吼叫着，从我的身后消失了。我发现自己面对着平静的大海。

“依我看，我们应该好好庆贺一下，”我说，“你喜欢什么？”

“噢，我想吃中国菜。”

“好吧，去吃中国菜。”

我二话没说，立刻就把店门关了。其实时间还早着呢，但是希望好运能自然来临，能卖出一架钢琴，我就感到很知足了。我走在有阳光的人行道上，听她给我讲述卖钢琴的经过。我尽量装出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说实话，这让我觉得有点儿烦，其实我没有认真去听她的话，眼下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将要吃到嘴里的蟹肉吐司。这个姑娘在我身边晃来晃去的，让我联想到池塘中一群银光闪闪的小鱼。

当我们路过鲍勃家门口的时候，他正好从里面跑出来，神情有些古怪。

“你好，鲍勃……”我说。

他的喉结像一个巨大的关节似的凸出来，让人真想把它推回到他的脖子里。

“该死的！阿尔切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了！他出不来了……妈的，这孩子太蠢了！我正想从窗户里钻进去呢，可是该死的，窗户实在太高啦！”

“你是说，阿尔切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了？”我问。

“对，安妮已经在门后头喊了他十分钟了，但是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在哭。而且我们还听见水龙头在哗哗地流水……妈的，我正在安安稳稳地看电视呢，唉！我们怎么会生出这种孩子来呢……”

贝蒂走进屋里，我却跟着他跑到房子附近的院子里。草坪上放着一个很长的梯子，我帮他把梯子贴着墙跟儿竖起来。天很亮，鲍勃犹豫了片刻，然后爬上了梯子，刚爬到第二个横档，他就停住了。

“不行，我上不去，这玩意儿让我觉得头晕……”他哀号道。

“你怎么啦？”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有该死的恐高症，我发誓，我真的爬不上去……就跟爬到断头台上一样。”

虽然我不是技艺高超的杂技演员，但是对我来说，爬上二层楼高的房子没什么可怕的。

“那好，你下来吧。”我说。

当我爬到窗户边上的时候，他擦去额头上的冷汗。我看见阿尔切啦，旁边的水龙头开得很大。我转过头来对鲍勃说：

“我看没有什么好办法。”我说。

他在下面做了一个泄气的动作。

“是的，我明白……你把这该死的玻璃敲碎吧。”

我用胳膊肘把玻璃捣破，接着打开了窗户，然后跳进屋里。我为自己感到自豪，我把这一天的损失全都弥补回来了。我朝阿尔切使了个眼色，把水龙头关上，他的鼻涕顺着嘴边直往下流。

“你玩得过瘾吗？”我问。

洗脸盆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水漫出来流得满地都是。我把洗脸盆拾掇利索，然后把门打开。我看见安妮怀抱着婴儿站在门口，她看上去不算太糟，嘴角儿显得有些柔弱，眼睛里闪着冷酷的目光，是那种最好要躲避的人。

“你好，”我说，“当心脚底下的碎玻璃。”

“噢，阿尔切，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就在这时，鲍勃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了。他看着地板上脏兮兮的水，然后转过头来望着我。

“你根本想象不到，一个三岁的孩子能干出什么样的蠢事，就在昨天，他还想把自己关在电冰箱里呢！”

婴儿开始哭了，他扭动着紫色的小脸，做出一副可怕的怪相。

“哎哟，到该喂奶的时候啦。”安妮叹息道。

她转过身去，解开连衣裙上的纽扣。

“好吧，”鲍勃说，“现在谁来把这些脏东西弄干净呢？除了我，还能有谁呢！我整天都跟在小妖精屁股后头打扫战场。”

阿尔切盯着自己的脚，在水里踩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他父亲的唠叨，他是听不进去的。贝蒂抓住了他的小手：

“过来，我们要读书了。”

贝蒂领着阿尔切回到他的房间里。鲍勃让我把酒杯拿来，他马上就过来。我走进厨房，发现安妮正坐在椅子上，把她的乳头塞进婴儿的嘴里。我朝她微笑了一下，接着把杯子取出来，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在桌上。容器里的水仿佛被排空了。我觉得没什么事可做了，于是就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发现她的乳房很大，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我忍不住去盯着它。

“嗨，”我笑着说，“这活儿不是那么轻松吧！”

她轻轻地咬着嘴唇，回答我说：

“当然，我发誓，你根本想象不出它们有多硬……知道吗，简直把我疼坏了……”

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然后撩起衣服把另一只乳房露出来。我必须承认它确实很诱人，我点了点头。

“摸一下吧，”她说，“你会感觉到的，来摸一下……”

我考虑了一秒钟，然后把手从桌子上伸过去。她的乳房温暖而光滑，蓝色的血管清晰可见，是那种手感很好的类型。她闭上了眼睛，我把手松开了，然后站起来，去看了看鱼缸里的金鱼。

整个房子里都可以闻到奶酪的味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乳品店有关，或者是因为婴儿的缘故。对于像我这样不喜欢奶制品的人来说，会觉得有点儿恶心。这时，婴儿饱得打起嗝儿来了，小家伙满嘴油亮地盯着我，随即就把一口奶吐在他的兜兜上。我几乎快要晕过去了。幸好这时鲍勃进来了，他拿过来一瓶酒。

“你发现了吗，这孩子总是在我睡午觉的时候惹出麻烦来，”他明确地说，“俄狄浦斯不只是和他的母亲乱伦，还杀死了他的父亲呢。”

“鲍勃，这孩子该去睡觉了。”安妮叹息道。

“鲍勃，你不能弄点儿吃的东西吗？”我问。

“当然可以……你想吃点儿什么，随便去店里拿吧。”

安妮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下楼之前，我看了她一眼，眼神冷漠得像一块荒野的墓碑一样，我不希望被别人当作一个轻浮的人。我发现在生活中，如果不轻举妄动，处境会好很多。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这种事。事实上，这种事从来不会让我发生兴趣。

店里的光线已经变得很暗了，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发现点心存放在这个阴暗的角落儿。烤杏仁一直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它被放在货架的最底层。我蹲下身去，把它装进一个小口袋里。我那时肯定有些心不在焉，因为我没有听见她走进来，只感觉到一阵轻风吹到我的脸上。转眼之间，她就搂住了我的脖子，让我的脸深陷到她的两腿之间，我把杏仁往旁边一扔，迅速地摆脱了她，然后站起身来。

安妮似乎处于某种疯狂的躁动中，她浑身上下都在颤栗着，用一种灼热的目光注视着我。在我找到合适的托词之前，她突然从衣服里把乳房掏出来，使劲地贴在我身上。

“快点儿，”她说，“该死的，你快动手啊！”

她把一条腿伸进我的双腿之间，她的阴部紧靠在我的大腿上，我往旁边一闪，躲开了她。她像跑了上千米远的路一样喘着粗气，她的胸脯在黑暗中似乎变得更加丰满了，她的皮肤有一种淫荡的白色，两个乳峰正对着我，我的一只手举起来了。

“安妮……”我说。

但是紧接着她抓住了我的手腕，然后把我的手按在她的乳房上，又一次和我摩擦起来。我一把将她推到货架上。

“对不起……”我说。

我觉得一股狂怒从她的腹部迸发出来，像射出一颗鱼雷似的，让这间店铺陷入一片火海。她的眼睛也变成了金黄色。

“是什么人把你的手脚捆住了呢？您到底哪儿出毛病啦？”她低声说。

我不明白她为何突然对我改用礼貌称呼，这太不可思议了，以至于我都忘了回答她。

“我究竟是哪里不好呢？”她继续说，“我真的很糟糕吗？对你没有一点吸引力？”

“我并不完全听从欲望的驱使，”我说，“这样我会觉得自在些。”

她咬着嘴唇，手指轻轻地在肚子上抚摸着，像个孩子似的尖叫了一声。

“我已经厌烦了。”她说。

当我把一盒盒杏仁从地上捡起来的时候，她靠在堆满罐头的货架上，重新把衣服穿上。她那白色的裤衩像一道闪电似的，在我眼皮底下晃来晃去。其实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手伸过去，我觉得自己快要承受不住了。但是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这样去做，那么你就是个下流胚，也许你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伪君子。在最终做出决定之前，我又瞧了一下眼前的这种场面。虽然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这些道德良知，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些约束力的。这种想法让我又变得强硬起来，对我来说，它就像是我的急救包一样。我温柔地抓住了她的胳膊。

“别再想这些了，”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上楼和其他人一起好好喝一杯，你觉得这样好吗？”

她把裙子重新放下来，然后低着头把上面的扣子系好。

“其实我对你并没有太多奢求，”她低声说，“我只想证明一下我的存在……”

“别再为这个烦恼啦，”我说，“其实不管是谁，有时候都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发泄一下。”

我用几根手指碰了一下她的脸颊，但是这种愚蠢的举动，就像是手里拿着燃烧的木炭一样。她用一种绝望的眼神看着我：

“鲍勃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碰过我了，”她哭着说，“从医院回来之后，天哪，我简直要疯了！你不觉得我的这种需求很正常吗？你认为我像这样一直等着他正常吗？”

“不知道。我想这一定会解决的。”

她叹息着，用一只手挠了挠头。

“是的，当然会解决的。我估计也许就在这几天的某个晚上，当我正在睡觉的时候，他最终会有所行动的。一定会是在我感到特别疲惫的时候，睡得像石头一样死的晚上。他会悄悄地走过来，从后面把那玩意儿塞进我的身体里，我现在已经预见到了，他永远不会想到去看看我是否已经睡着了。”

最初，大家总觉得是一些小小的裂痕，但是当人们俯下身来，走近一点儿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面前是一个万丈深渊。有时候，人类的孤独是深不可测的。人们会为此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还不至于表现得像大祸临头一样。

我把一包炸土豆片塞进她的手里，然后我们就上楼去了。厨房里一个人影都不见了。我们坐下来喝了两杯，等着别人进来。我端着酒杯去和鱼缸碰了一下。

最后，鲍勃和安妮留我们吃晚饭。他们一再挽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对贝蒂说，现在由你来决定吧，是你提出来要去吃中国菜的，然后贝蒂说，那我们就留下吧。

“现在孩子们都睡了，我们可以安稳地吃顿饭了！”鲍勃说。

我和鲍勃一起又来到楼下，到商店里挑选一些食品。我发现这非常实用，而且，如果是在战争年代，这应该比钢琴更能让人觉得心里踏实。甚至还有那些未来几年将成为人们抢手货的面包头，做干鱼汤最理想了。

“我来付酒钱。”我说。

他把我的钞票放进收款机里，接着我拿起找回的零钱，然后一起回到了楼上。

姑娘们在厨房里忙活着，这样她们会更加用心。我们给她们送去一些橄榄果儿。在她们做饭的时候，鲍勃领着我走进他的卧室，让我参观一下他收藏的侦探小说。整整一面墙上全都摆满了书，他双手插着腰站在书架前。

“如果你每天读一本，至少要花五年时间呢！”他说。

“除了这些书，其他的你都不看吗？”我问。

“在书架的最底层还有一些科幻小说……”

“知道吗，”我说，“我们像傻子一样受到别人的愚弄。为了不让我们吃到真正的肉，他们就随便扔给我们几根骨头。我说的不仅限于读书，他们之所以能发迹，就是因为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垫脚石……”

“嗯……总之，如果你想要借几本书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你都要小心点，别不当回事，尤其是这些精装书。”

我朝凌乱不堪的床上瞥了一眼。实际上，有很多不错的机会，我们耗费了不少时间去竭力摆脱困境。令人不安的原因是它从未完全失去。

“现在可以闻到厨房飘来的香味儿啦，”我说，“我们最好过去看看……”

“好吧，不过你得承认，我让你大开眼界了吧。”

晚饭后，我们留下来玩一种比较安静的纸牌游戏。每人都倒了一杯酒，而且人人面前都放了一个烟灰缸，大家都在想各自的心事。从我坐的地方，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月亮。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很高兴月亮能找到我，既然是在演戏，就应该全力以赴，所有大人物都经历过这些。这场游戏并没有特别吸引我。当我没去看月亮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其他几个人，人人好像都深不可测，它的源头又都是错综复杂的，要想知道真相是不可能的。正在此时，一小块单薄的云彩几乎把月亮全部遮住了。慢慢地，我沉浸在一种迟钝而甜蜜的氛围中了，这种感觉经常会遇到。

我差不多是被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惊醒的。鲍勃气愤地用拳头砸在桌子上，安妮也站起来了。我的面前几乎没有什么筹码了，我也不明白怎么会这样。接着阿尔切也醒了，跟着哭了一会儿。说是哭泣，实际上就像是一个聋子在大声叫喊似的。

安妮和鲍勃怀抱着这两个啼哭的孩子，又回到厨房中。我要在三秒钟时间里，迅速地从那里逃出来。

“那我就不给你们添乱了，”我说，“你们两个，好好地睡吧。”

我机灵地把贝蒂往前面一推，接着我们就溜了。当我们走到楼梯底下的时候，听见鲍勃喊道：

“嗨，和你们俩在一起真愉快！”

“鲍勃，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外面的新鲜空气让我感觉好极了。回去之前，我向贝蒂提议在外面溜达了一会儿。她挎着我的胳膊，点了点头。树上已经长出一些嫩叶来了，微风吹拂着它们，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嫩芽的芳香，越来越浓郁地飘散在街道上。

我们默默地走在大街上。两人之间这种沉默的时刻，有时候犹如钻石般澄明，此刻，我们正处于这种状态中，一切尽在不言中。街道已经不再是街道，灯光变得像梦境一样脆弱，人行道上格外干净，微风吹拂着你的脸，让你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喜悦，令人惊讶的是，你还可以保持如此冷静，同时还能背过身去为她点一支烟，手上没有一丝抖动。

这样的散步是可以让生活都变得充实起来，它能够让你的所有欲望都化为一片乌有。一次触电般的散步，我甚至认为，它能够迫使一个人去承认，他热爱自己的生命。不过我不需要有人来强迫我。我昂首阔步向前走着，保持着最佳的精神状态。我甚至看到一颗流星，但是我没法向星星许愿，如果我能那样做的话，天哪，但愿天堂名副其实，但愿天堂能跟这里的情况差不多。我精神饱满，心里感觉放松，真是太棒了，这让我回想起了十六岁那年，在一次聚会中，我兴奋地用枪向罐头盒射击时的场面。十六岁的时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死呢。那时，我是一个喜欢说笑的顽童。

在一条街道的拐角处，我们在一只垃圾桶跟前站住了，里面装着一棵橡胶树，虽然它已经被扔掉了，但是却依然很美丽，上面有很多树叶，唯一缺乏的是水，于是我心里立刻萌生了把这棵橡胶树搬回去的想法。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棵生长在一片肮脏的群岛上，濒临死亡的可怜的椰子树。

“你能告诉我，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吗？”我问。

“嗨，你看，它长出一片新叶来了！”

“……还有，为什么这棵老橡胶树会让我觉得这么伤心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楼下，跟钢琴放在一起。”

我把这棵可怜的橡胶树从里面拖出来，把它夹在我的胳膊底下，接着我们就回家了。树叶像护身符一样发出沙沙的摩擦声，像云母一样闪闪发光。像圣诞夜的舞蹈一样摇曳着。这是一棵懂得感恩的橡胶树，我赋予了它又一次生命。

当我倒在床上的时候，我笑眯眯地仰望着天花板。

“多么美妙的一天啊！”我说。

“是的。”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开业的第一天，我们就卖掉了一架钢琴，这难道不是一个好兆头吗？”

“这么说一点儿都不夸张……”

“是的，我说得并不过分。”

“你这样说，就好像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似的。”

我觉得她的话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了，这个话题最好就此打住：

“怎么，你不觉得卖掉一架钢琴很开心嘛？”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把羊毛衫的袖子抻了抻。

“是的，感觉好极了。”

18

“喂，埃迪，我知道我讲话的声音不大，不过她离我很近，正在冲淋浴呢……”

“噢，好的，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寄给你吗？”

我把电话听筒稍微拿远一点儿，想证实一下，是否还能听到浴室传来的水声。

“不行，”我低声说，“我再也不想谈论这个了，埃迪，我已经在电话簿上把一些出版社的名字标出来了，如果不麻烦的话，你只要按上面的地址寄到下一家就行了。”

“妈的，真不走运……”

“是的，也许他们已经决定等我到五十岁时再说。”

“那么钢琴的事呢，生意进行得怎么样？”

“还行，到昨天上午为止，我们已经卖掉三架钢琴了……”

最后我们互相作别，然后我把电话挂了。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就在今天，一个这么美好的日子，他们竟然又一次把我的书稿退回来了。我很难把这片突然出现在心头的阴霾驱散。情不自禁地摇着脑袋，还好春天已经来临，天空没有一丝云彩。而且贝蒂对这件事仍一无所知。再过二十分钟就要到十点钟了，我要去看看她在忙什么呢。

她正在往屁股上抹一种护肤霜，我知道这种东西，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渗透到皮肤里，每次我一粘上它，就不得不去洗手。但是懂得抓紧时间的姑娘，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不知道她们是否存在。

“听着，”我说，“你自己忙你的吧，我一分钟后就出发了。”

于是，她加快了速度。

“好吧，没问题。不过你为何不告诉我要干什么呢？你怎么啦？”

我宁可将自己的腿打断，也不愿意吐露一个字。于是我又和她老调重弹。

“听我说，”我叹息道，“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不管遇到什么好事，都要尽可能去共同分享。如果我对你说，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的话，这就足够了，你应该加快速度。”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就好了。”

“真要命，我还是到车上等你吧。”

我一把抓起夹克衫，匆匆地跑下楼去。外面微风徐徐，蔚蓝的天空，阳光明媚。我的计划进行得非常完美，像原子钟一样精确无误。我预料到她会磨蹭一会儿，不过这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一切都计算得毫厘不差。那小子向我发誓说，这玩意儿从冰箱里拿出来之后，至少可以保存两个小时呢。我看了看手表，我们还剩下四十五分钟。我用手使劲地按了一下喇叭。

十点钟刚过，我看见她蹦蹦跳跳地出现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接着我们就出发了。我正在用一双大师的手，亲自导演着这场游戏。昨天，我刚把车子洗过，车上的坐垫已经用吸尘器吸了一遍，烟灰缸也清空了。我希望这一天的每个环节都经过计算，万无一失。或许我希望夜幕在这一刻刚好降临，或者天空出现白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完全按照我的意愿。

为了把心中涌出的喜悦隐藏起来，我戴上了墨镜，我们开车离开了市区。这是一个比较干旱的沙漠地区，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大地呈现出一种美丽的颜色，令我想起我们相识的地方，住在平房里的那段日子，使我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发觉她并没有紧挨在我身边。呵呵，可怜的人啊。她点了一支烟，脸上似笑非笑，神经兮兮的。

“该死的，跑了这么远……这究竟是什么地方？”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我说，“别问那么多啦……”

她烦躁了一会儿，乡间风景的单调乏味终于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她倚在座位上，脑袋歪向了一边。我放了一点音乐，音量开得不算大。路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我把汽车开到时速九十公里、一百公里。

最后，我们向一座小山丘发起冲击，那里长着一些树，在这种地方树是非常少见的，人们不禁要问，它们怎么会长在这里呢。我没有惊讶得用手抱住脑袋，我发现这个地方实在太奇妙了，从来没有什么地方，能给我带来如此虚幻的感觉。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迂回前进，我把车子转到右边的一条小路上。贝蒂睁大了眼睛，从座位上站起来。

“喂，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呀？”她嘴里嘟囔着。

我偷偷地乐了。汽车在最后几百米路上颠簸着，最后，我把车子停在一棵树底下。阳光太美了，我等着寂静再次降临。

“好啦，现在下车吧。”我说。

“你想在这里掐死我，强奸我吗？”

“是的，很有可能。”

她推开车门。

“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先强奸我吧。”

“好吧，让我想一下。”

我们站在一片斜坡底下，四周非常空旷，土地的颜色逐渐变暗，从浅黄色变成了深红色，看上去效果好极了，我最后一次坐下来欣赏这种景色。贝蒂紧挨着我，嘴里吹着口哨。

“嗨，你瞧，这儿有多美啊……”

我享受着成功的喜悦，用手捏着鼻子尖儿，倚在奔驰车的一个挡泥板上。

“到这边来吧。”我说。

我伸出胳膊，搂着她的脖子：

“你看左边这棵老树，在它的上方，有一根树枝已经折断啦？”

“对，没错。”

“再看那儿，右边那块巨大的岩石，看上去像是一个侧卧着瞄准的枪手？”

我发现她开始有点儿感兴趣了，好像我在她的脑子里点亮了一盏灯似的。

“是的，我确实看到了，你说的没错！”

“还有中间的小木屋，你看见了吗？不觉得它很可爱吗？”

她像一把爆米花似的蹦起来了，我在她的周围燃起了一堆火。她点了点头，把手伸进了我的怀中。

“我不明白，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说，“难道你不喜欢吗？”

她把一只手伸进头发里，手链像一条瀑布似的，发出刺耳的响声。我看见她的头发垂下来，落在金黄色的羊毛领子上。她露出了微笑。

“是的……感觉这里的每样东西都适得其所，而且应有尽有。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想要给我看的，但是我承认，这的确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已经到了。

“好吧，这里的一切都归你了。”我说。

她什么话都没讲。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递到她面前。

“大体上说，你的土地是从那棵老树开始，一直到这块看起来像一个躺着的人的岩石，然后往下延伸到这儿。小屋的门已经上了锁。”

我敢说，当她意识到眼前的一切时，惊讶得发出一声尖叫。她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但是我伸出一根指头，让她冷静下来。

“先别急，再等一会儿。”我说。

我去把汽车的后备厢打开，如果那小子没有胡说，时间应该还来得及。我取出一块覆盆子夹心蛋糕，然后伸出一根指头插到里面。真的太神了，这玩意儿软硬正合适。我把它拿到贝蒂面前，她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

“生日快乐！”我说，“我们必须得赶快吃了。祝你三十岁生日快乐。”

我顾不上去看她有什么反应。我把蛋糕放在汽车发动机盖上，然后伸手把她拉过来。

“好吧，来看看行李厢里有些什么。”我说。

其实，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我从超市里买来了很多生活必需品，成功地把一些高档商品的价格标签替换了一下。

“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够我们享用三天的，”我说，“如果你愿意请我到你的小屋里去的话。”

她倚靠在汽车上，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像这样持续了至少五分钟，如果不是我主动脱身，或者说，如果我头脑不够清醒的话，还会待得更久。

“我们不能让冰激凌蛋糕都化成水呀……那就太傻啦。”

为了把车上的东西都运到小屋里，我们来回跑了两趟。这里确实是一段斜坡，而且当时日头已经毒起来了。贝蒂兴奋得到处乱跑，她从地上捡起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头，偶尔停下来，把手搭在额头上向远处眺望。她嘴里唠叨着，该死的，这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对我来说，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算是大功告成了。这间小屋也给她带来了很多快乐，虽然这是一座不起眼的小房子，但是她却轻轻地咬着嘴唇，在屋里转来转去，伸出手指去抚摸窗户的边缘。我再也不把烟灰抖落到地板上了。我很快就联想到，我们可以在这个可爱的小屋里玩过家家的游戏。我们确实那样做了，当然很满意，只不过香槟酒是倒在简易的纸杯里喝的。

“我突然想到……”她低声说，“我已经等了整整三十年了，终于有人送给我一份如此珍贵的礼物！”

我向她眨了一下眼睛，心里感到十分欣慰。有人给这片荒地出了好价钱，而我呢，用了很少一点钱，就买到了天堂的一个角落，这件事让我来回折腾了一个星期，天天都在打电话联系。是鲍勃让我想出这个主意的，一天早晨，我们开车出去了一下，我就决定了，我对他说，鲍勃，最初我只是想去买一株绿色的植物，但是我发现这礼物对她来说也许少了点儿，其实我真应该给她买一座山，或者一片港湾，你知道哪儿有类似这样的一块地方吗？

我把香槟重新放到冰块里，然后我们出去散步。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它的味道简直棒极了。当她准备睡袋的时候，我回到车上取收音机，还有我事先放在座椅下面的杂志。我们一旦被文明套上了枷锁，就不可能从里面彻底摆脱出来了。我把一包香烟塞进口袋里，然后又往回走，嘴里轻轻地吮吸着一根青草。

我们嬉笑打闹着收拾好房间，然后出来坐在一块岩石上，喝点儿开胃酒。天气非常炎热。我眯缝着眼睛坐在夕阳下，喝着浓郁的波旁威士忌，随手扔进几颗黑橄榄。这种橄榄是我最喜欢的，果核很轻易从果肉中自动脱落，四周一片寂静。我用胳膊肘支撑着躺下来，就在这时，我发现大地上有些细小的东西在闪闪发光。当太阳即将隐身而去的时候，大地就像一位公主的长裙似的，放射出灿烂的光芒。我打了个呵欠，自言自语道，天哪，这一切不会是真的吧，实在太美了。

贝蒂选择了一种最经典的姿势，她像睡莲一样挺直了腰板儿，然后把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她的牛仔裤快要裂开了，我不记得是否给她带了一条可以替换的。我们望着一只小鸟从天空中飞过。我完全沉醉在我的威士忌中了。但是在她三十岁生日这天，谁还会责怪我酒喝得太多呢？

“能买到像这样的一些东西，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别担心，文件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不，我的意思是说，能把一个地方全都买下来，包括它的土地、气味、声音、光线，乃至所有的一切！”

我默默地啃着一根烤鸡腿。

“是的，不过事实就是这样，”我说，“这里的一切都归你了。”

“你认为悬挂在树梢的夕阳，也属于我吗？”

“当然，这一点毫无疑问。”

“你认为这里的寂静，还有从山上刮下来的微风，也属于我吗？”

“是的，这些全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噢，那个把这些都卖给你的家伙，他一定是疯啦！”

我没有回答。我在鸡腿上挤上一点蛋黄酱。不过，也有人会想，买下这样一片土地的准是个疯子。我手中的鸡腿已经啃了一半儿了，仿佛整个世界不幸被劈成了两半儿。

晚饭之后，她打算生一堆火。我本来想去帮把手，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爬不起来了。我只好为自己找点儿借口，我告诉她说，最好不要摸着黑在山上乱跑，万一我不小心跌倒，那么你只好到山脚下找我了。她笑着从地上站起来。

“知道吗，并不是只有男人才懂得如何生火呀。”

“当然啦，不过，一般来说，只有他们懂得如何才能将火扑灭。”

夜色已经降临了，我几乎看不清任何东西。我一直躺在那儿，过了很长时间，侧着脸紧贴在岩石上。黑暗中，我听到一些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感到很安定。我还听见蚊子发出的嗡嗡声。不知道为什么，当她把火生起来的时候，我的体力也渐渐地恢复过来。我居然能站起来了，嘴里干得要命。

“你要去哪儿？”她问。

“去车上拿点儿东西。”我说。

火光映照在我的眼睛上，我什么都看不见，不过我还记得地上坑坑洼洼的，路不好走。我想起了战争中部队行军的场面，于是我把腿抬得高一些，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一路上有好几次我险些跌倒，不过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半路上我停下来歇了一会儿，沉浸在酒精带来的愉悦中，不过我始终没有倒下。我感觉到背上开始冒汗了。当我决定要站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实在太傻了，其实我心里也有些想留下来，不过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种念头。现在我意识到自己做得很对，我完全可以站起来向前走。当人们努力去超越自我的时候，决不会为此感到遗憾，因为这总是可以让你打起精神来。

我轻轻地吸了口气，然后又重新上路，我伸了伸胳膊，心里轻松多了。我知道，也许一块小小的鹅卵石就能把我绊倒在地上，我确实这么认为，否则我的脚步为何能快得像支离弦的箭一样呢，为何我脑子里会出现一袋散落的弹子呢？在我摔倒在地上之前，脑子里突然清醒了片刻，接着我的身体蜷缩成一团，从山坡上滚了下来，几乎摔得不省人事了。

我恰好滚到了汽车底下，头撞在轮胎上。我没有伤到任何地方，不过我还是在地上躺了一会儿，想弄清楚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一个六十岁的人摔成这副模样，那绝对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不过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人来说，这件事就变成一个天大的笑话了。虽然天很黑，我还是可以看见头顶上的汽车门把手，在黑暗中闪着亮光。我拉住门把手，从地上爬起来了。我的脑子里好像灌进了一瓶胶水，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想我要找的东西，好像是与蚊子有关的，没错，我是来找一种杀虫剂的，我很清楚我事先什么都料到了。

我从工具箱里取出一个喷雾器。假装在后视镜里看不到自己，我只是用手捋了捋头发。我坐在座位上歇了一会儿，把两只脚伸到外面，望着山丘上燃起的篝火，小屋在火光的后面曳动着，好像地处世界的巅峰一样。我不愿意去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至少，我不会迷失方向。我会一直朝着有亮光的地方走，除非我感觉自己已经到达喜玛拉雅山脚下。

第二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们才醒过来。我起来煮咖啡，烧水的时候，我从贝蒂的手提包里找几片阿斯匹林。我发现里面还有几盒药。

“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药？”我问。

她把头抬起来，接着又低下了。

“噢，没什么……这些是我失眠的时候吃的。”

“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晚上睡不着觉吗？”

“真的没什么，我已经说过了……这种东西我不经常吃。”

发现这些药盒让我感到很苦恼，不过我不想多说什么。她已经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小姑娘了，我想要说什么，她应该知道。我把药盒逐个放回到她的提包里，然后吃了两片阿斯匹林。我想打开收音机放点儿音乐，让自己轻松一下。我的一只胳膊擦伤了，头上肿起了一个包，所以不该太张扬，不要自讨苦吃。

下午，贝蒂出来活动一下，她把小屋前面的一小块空地清理干净。我想她准备在我们下次来的时候种点儿东西，她用一种年代久远的铁器除草，这是我们出去散步时捡来的。她弄得到处尘土飞扬，看到这种情形，我就躲得远远的，自己找本书看。天气很好，我必须不时地活动一下，以免在石头上睡过去。但今天我十有八九会碰上一本无聊的书。一瞬间，想到这些家伙不停地写这些愚蠢的东西，我却待在这儿无所事事，我居然感到十分羞愧，这让我感到很吃惊。我去取一罐啤酒，顺便走到贝蒂跟前儿，帮她把额头上的汗擦掉。

“怎么样，宝贝儿，快干完了吗？”

“嗨，我也想喝一杯！”

我回去拿了两罐啤酒，发现存货迅速减少了。不过这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我们必须要坚持，并且要学会克制，人们只要从镜子里照一下自己，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我对她说，为你的健康干杯，然后举起了手中的啤酒罐。灰尘已经落尽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快有一年了，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已经知道当机遇到来的时候，怎么才能将它牢牢地抓在手里。我可不想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自己还两手空空，而且不知道什么事真正值得去做。我肯定不喜欢这样，这会让我感到很压抑，令我每天晚上都在街上游荡。

“我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的垃圾减少很多。”我说。

我把空啤酒罐扔到斜坡上，然后看着它滚下去。它落在了靠近汽车跟前的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这主意不坏……但是过不了多久，这里的景色就会变糟。”

“知道啦，亲爱的。”

为了给自己找点儿事做，吃过午饭，我忙着洗刷碗碟，两腿之间放着一桶水。在太阳快要落山之前，为了活动一下，我们兴奋地爬上了山坡，迎面吹来一阵阵凉风。

“昨天夜里，我梦见你的书出版啦。”她说。

“别再提这件事啦。”

她抓住我的胳膊，没有再说什么。我们默默地坐着，观赏着周围的景色，过了好一会儿。远处的公路上，一辆汽车正在缓缓地驶去，它的车灯亮着，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它的踪影。片刻之后，灯光彻底消失了。又过了几秒钟，我们才开始说话。

“去吃点儿东西吧？”我提议说。

当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一只獾钻进了我们的垃圾桶里。我从没见过如此庞大的家伙，我们离它大概有三十米左右。我把刀子掏出来了。

“别动！”我说。

“当心点儿。”

我把刀子举在头顶上，然后大吼一声从斜坡上冲下来，我尽可能去想人们是如何把一只熊杀掉的，但是还没等我冲下去呢，那只獾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了。如果它没有溜走，这反而会令我感到惶恐不安。实在不行，我会扔过去一块石头，看它到底有什么反应。

这段小插曲勾起了我的食欲，我饿得就像一只狼似的。我准备做些奶油煎饼。我发现，这一天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其实这种情形找不出任何确切的理由，如果看到有很多人从窗户里跳出去，而且不断地发生类似的事，那么即使毫无缘由地感到疲惫，也决不会令人感到吃惊。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对此我并没有感到不安。

吃过晚饭后，我抽了一支烟，当贝蒂开始梳头的时候，我甚至都打瞌睡了。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往后倒下去的。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间，我睁大了眼睛。那只獾就藏在窗户后面，我们互相对峙着，它的眼睛像黑珍珠一样发出亮光。过了一会儿，我又闭上眼睡着了。

第二天，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天空灰蒙蒙的，下午天空更加阴沉。我们看见一片片乌云压过来，把天空填得满满的，甚至连一丝缝隙都没有留下。我们皱起了眉头，这是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天。土地似乎突然变小了，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似乎所有的鸟儿和草丛里的昆虫突然都消失了。外面的风更强了，我听见远处隐隐传来的雷声。

雨点噼噼啪啪地掉下来，我们赶紧跑回屋去。贝蒂弄了点儿茶。我看见外面笼罩着一层雾气，天空变得越来越阴沉了。这是一场可怕的龙卷风，它的中心大概位于一公里之外的地方。一道道闪电划破了天空，贝蒂开始有些害怕了。

“想玩拼字游戏吗？”我提议说。

“不，一点兴趣都没有。”她答道。

每次当雷声响起来的时候，她总是身体僵硬地愣在那儿，把脑袋缩进肩膀里。雨水持续地冲刷着屋顶，必须提高嗓门儿说话，对方才能听得见。

“总之，情况还不算太糟，只要我们待在屋里，就没事儿了，而且还可以一起品茶呢。”我说。

“该死的！你认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大雨吗？这绝对是一场龙卷风啊！”

其实，她说得一点儿不错。这场龙卷风变得越来越危险了。猛然间，我意识到它正循着我们的位置，冲着我们来了，不早不晚偏偏让我们遇上了。我们蜷缩在屋子的角落儿里，坐在鸭绒的睡袋上。感觉就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怪物在房子顶上撞击着，要把这座小屋从地上连根拔起。我们偶尔可以从窗户里，看见它的眼中闪着电光。贝蒂又把双膝抱在胸前，两只手捂在耳朵上。似乎这样就安全了。

我正在抚摸她的后背，一滴硕大的水珠落在我手上。我抬起头向上瞧，发现屋顶像块海绵一样挂满水珠。我仔细一看，墙上也开始渗水了，窗户底下出现了一些细细的水流，一股泥浆眼看就要从门底下的缝隙里涌起来了。此刻，这间房子已经位于地狱的中心了，它的四周全都被闪电和雷声包围着。我本能地低下了头，意识到现在无论做什么都是徒劳的。此刻，去思索上帝和人类是否平等的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为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懊悔不已。

当一滴水珠掉在贝蒂头上的时候，她一下子跳起来了。她惊恐地瞥了一眼天花板，就像是见到魔鬼一样。她把睡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噢，不要……”她啜泣着，“噢，求求你……别过来！”

龙卷风转移到几百米外的地方去了，但是雨下得仍然很大。外面是一片可怕的喧嚣。她吓得哭起来了。

现在屋顶上连最后一线希望都没了。我迅速地估算了一下，漏水的地方大概有六十处之多，而且我清楚地看到，情况将急转直下。地板上已经像一汪湖水一样波光粼粼。我看了一眼贝蒂，然后站起来。我知道，现在想让她心情平静下来，显然是徒劳的。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她赶快离开这儿，即使被淋成一对落汤鸡，也只能豁出去了。我抓起一些重要的东西，把它们塞进背包里。我把夹克衫的拉锁全都拉上，接着就去招呼她。我毫不犹豫地把她拉起来，根本不去想是否会把她弄疼，我托住了她的下巴，让她把头抬起来。

“我们肯定会把身上淋湿的，”我说，“但这不会丧命。”

我看了她一眼，渴望与她达成一种默契。

“难道不是吗？”我接着说。

我把睡袋盖在她头上，然后把她推到了门口。直到临走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忘记拿收音机了。我把它塞进一个从超市带回来的塑料袋里，然后在上面撕了个口子，这样用手提着就很方便了。贝蒂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把门打开了。

透过灰蒙蒙的雨幕，我们隐隐约约地看见那辆停在山脚下的汽车。看起来我们冒着大雨跑到那儿，似乎是不可能的，一阵雷声像波浪似的从我们头上越过去了，我们甚至都看不到天空了。外面的雷雨声震耳欲聋。我俯下身去对她说：

“快冲到车上去！”我喊道。

我没有料到她像火箭一样飞出去。我拉着她，把她推出屋外。然后我返回去把门锁上，这时，我发现她已经往下跑了四分之一的路程。

我觉得好像站在一个莲蓬头下面，两个阀门儿都已经开到最大了。我把钥匙塞进口袋，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就出发了。我希望半路上别再像上次那样栽跟头了，不过说实话，地上确实非常滑，上面淤积了两公分深的雨水。

我的头发全都淋湿了，身上也找不出一块没有沾水的地方了，我用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往山下冲去，只看了一眼落脚之处，就奋不顾身地冲进大雨里。那些来自地狱的猎狗全都尾随在我的身后，撕心裂肺地吼叫着。

贝蒂在前面领先了我很长一段路。我看见她头上顶着银色的睡袋，像一块铝片似的，踉跄地朝着汽车奔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过一秒钟，她就脱离险境了。刚想到这儿，我脚底下一滑，摔倒在地上。但是我左手向后用力撑着地，身子一歪又站起来了。这时，我差不多要脱离险境了。之后我又伸出了右手，尽可能避免再像刚才那样跌倒。不过，我的收音机却脱手了，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弧儿，然后掉在一块岩石上。

收音机的中间裂开一个窟窿，一些五颜六色的铜线从里面露出来。我喊了一声，虽然我的嗓门儿很大，但是雷声彻底覆盖了我的声音。我抓起收音机，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愤怒，尽可能把它扔到很远的地方。我感到非常沮丧。我甚至不急于把剩下的一段路走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动我了。

我坐在方向盘的后面，让刮水器来回摆动着。贝蒂还在抽泣着，不过她看上去已经好多了，她拿出一块纸巾，擦去头上的雨水。

“像这样可怕的龙卷风，我还很少遇见过呢。”我说。

这是真实的，而且的确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我没有忘记我们脱离了险境，损失毕竟是有限的，我很清楚我在说些什么。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凝视着窗外。我弯下身子，看看她望见了什么。我们模模糊糊地看见山顶上的小屋，泥泞的洪水从斜坡上冲下来。一切都结束了，土地的颜色逐渐褪去，大地像钻石的粉末一样闪着亮光。眼前的景象让人联想到一个下水道的出口，一些脏东西不断地从里面流出来。我什么都没有说，把汽车发动起来了。

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们回到了镇上。雨已经停了。当我们遇到红灯时，贝蒂打了个喷嚏。

“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倒霉呢？”她问。

“因为我们是一对可怜虫。”我笑着说。

19

又过了几天，一天上午，我又回到山上的小屋，在房顶上铺了一层油毡纸。我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儿，周围一片寂静。干完之后，我又驾车行驶在寂静的公路上，打开收音机，调到当地一家电台的节目，喇叭里发出一阵阵劈哩啪啦的噪音。

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贝蒂正忙着调换家具的位置。

“你听说了吗？”她问，“阿尔切被送到医院去了！”

我把夹克衫扔到一把椅子上。

“妈的，到底出什么事啦？”

我帮她把长沙发推了一下。

“真要命，他把一锅煮开的牛奶碰翻啦，全都洒在他的膝盖上！”

我们把桌子搬到隔壁的房间里。

“你刚走没多久，鲍勃就打来电话，是从医院打来的。他想让我们下午帮他把商店照看一下。”

我们把地毯挪了一个地方，又重新铺好了。

“该死的，他倒是没忘了自己的事。”我说。

“你错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是担心那帮女人在商店门口人行道上赖着不走，惹出什么麻烦来。”

她往后退了一步，看看房间里整体的效果如何。

“你觉得怎么样，喜欢这样布置吗？”

“还行。”我说。

“这样会有点儿变化，不是吗？”

下午我们在床上亲热了一会儿，然后我就感到无精打采了，于是就躺在床上抽烟，贝蒂在那边擦窗户的时候，我抱着一本书看起来。卖钢琴的好处是，不必着急上火。在等着卖掉钢琴的空闲时间，你甚至有足够的时间去拜读《尤利西斯》，而且不会在书里折起很多角儿。我们对这种生活感到很满足，买东西全都用现金付账，而且可以随意给汽车加油。埃迪从来不过问钱的事情，只是要求我们维持商店现有的客流量，而且每卖出一架钢琴，就及时补充好库存。这些我们都做到了。除此之外，我还负责到处送货，这笔钱就落入我自己的腰包了，我可不想把自己的账目搞得太复杂。

值得一提的是，有时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存款，这笔钱差不多够我们一个月的开销呢。生意能做到这种程度，我觉得很踏实。没有工作，身上只剩下两顿饭的钱，很不幸，我也曾有过这种经历。而口袋里预存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好像是给自己提前挖好一个防空洞似的。我很难再奢望能拥有比这更好的生活了。显然，我还没有考虑退休的事情。

于是，我不会感到坐立不安了。我看着贝蒂靠在窗户边上修剪指甲，她涂上了一层非常刺眼的红色，这时她的影子映射在墙上。我躺在床上，伸了个懒腰儿。

“这要等很久才会干吗？”我问。

“不，根本用不着。我要是你的话，会看一下现在几点了。”

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把裤子穿好，然后在她的脖子上亲一下。

“你真的认为一个人就能应付得了吗？”她问。

“没问题。”我说。

这时候，已经有四五个女人站在路边等着了。她们透过商店大门的玻璃往里看，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到现在还不开门呢，她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从后院拿了把钥匙，然后就匆匆地走进鲍勃的房子去了。我在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一摊牛奶，里面躺着一只玩具狗熊。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放到桌子上。这时，牛奶已经凉了。

楼下的气氛似乎已经沸腾了。我匆匆地下了楼，先把店里的灯点亮。女人们纷纷摇着脑袋，其中一个长得最丑的女人，还把胳膊伸到我的面前让我看她的手表。我赶快把店门打开了。

“大家沉住气，别着急。”我说。

我先躲到商店的一个角落里，让她们进来。等到最后一个人进来时，我已经坐在收款机后面了。我想起了阿尔切，还有那只浑身湿漉漉的小熊，此刻，它正面色苍白地躺在厨房的桌子上呢。

“能给我来一块馅饼吗？”

“当然可以。”我说。

“这里的老板呢，他还在这儿干吗？”

“他会回来的。”

“嘿，当心点，不要把你的手碰到我的馅饼上！”

“噢，真该死，”我说，“对不起……”

“好啦，那就再给我换成两块火腿吧。要那种圆形的，因为我不喜欢方的。”

余下的时间里，我都在用刀把一些东西切成片儿，然后马不停蹄地，从商店这头跑到另一头，就好像自己长着三头六臂一样。从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鲍勃了。我意识到，如果我天天都像这样干活儿，就没有旺盛的精力去碰女人了，晚上回家，我所感兴趣的就只有看电视了。也许这样说有点儿夸张，尽管如此，有时生活确实向你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景象，不管你往哪儿看，到处都充满了疯狂与荒谬。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你一天天活下去，等待着衰老、患病和死亡，这简直就是走向一场龙卷风，每往前走一步，我们与茫茫黑夜的距离就更加接近了。

卖完最后一公斤西红柿，我立刻就打烊了，我的状态已经降到了最低点。我面无表情，这种反应能把你拖进无底的深渊，如果你不及时停下来，那么你的心就会被恐惧牢牢地抓住。我转过身去，一口气吃下三根香蕉。然后，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于是就回到楼上，开了一瓶啤酒。我发现还有点儿时间呢，就去把地上的牛奶擦掉，然后把小熊身上洗干净，夹住它的耳朵，把它悬挂在浴缸上晾干。它的脸上露出一丝虚假的微笑，与今天的感觉完全相符。我在它的旁边坐了一会儿，把余下的啤酒喝光了。不过，在感觉耳朵有点儿不舒服之前，我已经离开了。

到家的时候，我发现贝蒂躺在沙发上，旁边放着一只约有一米多高的玩具大象。这是一只长着白色耳朵的红象，外面包着透明的塑料纸。她用胳膊肘支撑着坐起来。

“如果我们去医院看看他，也许会让他高兴起来。瞧瞧我给他买了什么……”

熬过了刚才那段让人难以忍受的时间，我发现房子里洋溢着一种愉快的气氛，我很想静静地沉浸在这种氛围里，去仔细体味一下。但是眼前这只摆在客厅中央的红象，让我的所有想法都化为乌有。它稳稳地竖立在那儿，眼睛一直盯着我看。

“好的，我们走吧。”我说。

不过我还能朝她眨一下眼，这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临走之前，你不想先去吃点儿东西吗……肚子不觉得饿吗？”

“不用啦，我一点儿都不饿。”

我让贝蒂开着汽车。我把大象放在腿上，嘴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我对自己说，当人们把一杯绝望的酒端到自己嘴边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不会因为酒后的不适而感到惊讶了。街上的灯光，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狰狞。我们把车停在医院的停车场，然后向大门走去。

我们从门口经过的那一刻，事情发生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到医院来了，我知道这里的气味儿，所有的人都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我甚至知道死亡奇怪的样子，没错，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当我听到耳朵里嗡嗡响的时候，没有人比我更感到惊讶了。我觉得自己的两条腿绷得紧紧的，同时又有些发软，我身上开始出汗了。刹那间，大象摔在了地板上。

我看到贝蒂在我面前，拼命地用手比划着，她在朝我不停地说着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见，除了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我倚在一面墙上，感觉糟透了。一道冰冷的栅栏从我的脑子里闪过，我很难再保持身体的平衡了，脚下一滑跌倒了。

几秒钟之后，我渐渐地又能听见一点儿声音，最后完全恢复过来了。贝蒂用一块手绢儿给我擦了擦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人们依然在来回穿梭着，谁都没有注意到我们。

“噢，这不会是真的吧，你到底怎么啦……真的把我吓坏啦！”

“是的，也许是因为我吃了一些不消化的东西。一定是那些该死的香蕉……”

当贝蒂去问讯处打听消息的时候，我从自动售货机上取出一瓶可乐。我已经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香蕉的缘故，或许是一种有着更深刻含义的预兆。

我们一起上了楼，然后走进一间病房。屋里的光线不是很充足。阿尔切正在睡觉，鲍勃和安妮分别坐在病床的两边。安妮怀里的婴儿也睡着了。我把玩具大象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儿里，接着鲍勃站起来告诉我，他说阿尔切刚刚睡着，这个可怜的孩子被折腾惨了。

“情况也可能更严重。”他补充说。

我们默默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见阿尔切在睡梦中轻轻地摇晃着脑袋，他的头发紧贴在太阳穴上。我为阿尔切感到难过，不过我还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这似乎与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虽然我竭尽全力，但是我仍无法驱走这无法解读的信息，它仍然困扰着我，让我无法从焦虑不安中解脱出来。我开始变得有些紧张了。当你无缘无故地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心里总会闷闷不乐。我轻轻地咬着嘴唇。

我发现情况还没有好转，于是就向贝蒂做了个手势，然后我问鲍勃，是不是可以帮他做点什么，跟他说不要客气，但是他说不用了，同时还向我表示感谢。我往后退到门口，仿佛有一条蛇正要从天花板上冲下来似的。我飞快地沿着走廊往外跑，贝蒂吃力地跟在我的身后。

“嘿，是谁惹你了？别走得这么快！”

我们一直往前走，穿过了医院的大厅。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突然从左边冒出来了，我差点儿和他撞到一起。老人把轮椅掉转了方向，不过我没有听到他嘴里说些什么，两秒钟之后，我走出了医院。

夜晚凉爽的空气，让我的精神放松下来，我马上就觉得好多了。这让我感到自己就好像刚从鬼魂出没的房子里逃出来似的。贝蒂双手插着腰，慢慢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露出一丝不安的微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这该死的医院，它到底把你怎么啦？”

“一定是我没有吃东西的缘故，我觉得有点儿虚弱……”

“刚才，你还说是吃香蕉造成的呢。”

“我也说不好，现在很想去吃点儿东西……”

我们沿着台阶往下走，到最底层的时候，我又转过身来，贝蒂没有等着我。我仔细地审视着这座大楼，但是没发现什么异常，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里干净整洁、灯火通明，周围有很多棕榈树，和一排排整齐的篱笆。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把我打倒的。也许是我吃了有毒的香蕉吧，那些被施了魔法的香蕉，可以让你的肚子里无端地充满了恐惧。然后再加上一个被烫伤的孩子，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摇晃着脑袋，你已经给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我编了个谎话，我心里还是有一丝不舒服的感觉，不过仅仅是模糊的感觉罢了，我并没有被这件事搞得心烦意乱。

我知道城北有一个地方，那里的牛排炸薯条不错，而且是通宵营业的。老板认识我们，我曾经卖给他的妻子一架钢琴。我们在柜台后面坐下来，接着他取出了三个酒杯。

“怎么样，那架钢琴用得还可以吧？”我问。

“是的，钢琴的声音快把我弄成神经衰弱了。”他说。

餐厅里的人不算多，有几个孤零零的人和几对热恋中的男女，还有一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都留着小平头，脸上一丝皱纹都没有。贝蒂的心情很好。牛排烤得相当不错，让素食主义者们都蠢蠢欲动了。我的薯条上蘸满了番茄酱，美味的诱惑让我把医院里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我的心情很放松，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膨胀着。贝蒂微笑着看着我，我也漫不经心地说笑。之后，我们又点了几大块甜点。现在，桌上只剩下半公斤重的尚蒂伊鲜奶油了。

之后，我喝了两大杯水，很自然地开始往厕所里跑了。悬在墙上的小便器是粉红色的，我选择了当中的那个。每当我站在一个像这样的东西跟前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起有一次在男厕所里，一个有一米九零高的金发女人，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骑在小便器上笑着对我说，别担心，宝贝儿，只要一分钟我就把那玩意儿还给你。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姑娘，那个时代，人们经常会谈论起妇女解放的问题，人们不停地向你唠叨这些，但是这个姑娘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必须承认现在某些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

我伸出一只手去把裤子上的纽扣解开，脑子里还在想着这个女人，这时一个留着寸头的家伙进来了。他站在我的旁边，眼睛紧盯着那个可以用来控制水流的银色按钮。

我这边尿不出来，他也一样。我们之间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他时不时地朝我这边瞥一眼，看看我到底在干什么，接着他干咳了两声。他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和一件鲜艳的衬衫，而我的身上，却穿着一条紧身牛仔裤和一件白色的体恤衫。他约摸有十八岁的样子，而我已经三十五岁了。我咬紧了牙齿，腹部的肌肉挛缩起来。我觉得他也一样。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起来了。

沉寂终于被我面前迸发出的噼啪的水声打破了。我笑了。

“呵呵。”我说。

“噢，我本来不想撒尿。”他嘴里咕哝着。

当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凯鲁亚克曾对我说，热爱你的生命吧。我尿得比别人快，我不想像获胜者一样沾沾自喜。

“我要好好享用一下，”我说，“也许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啦……”

他用手挠了挠头，我去洗手的时候，他在镜子前蹙了一下眉。

“对啦，”他说，“我想，也许我手里有一些让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擦手，扯下一块二十公分长的纸巾。我心情不错。

“哦？是吗……”我说。

他走过来，接着在我的鼻子底下摊开一张小纸。

“足有一克呢。”他低声说。

“是好货色吗？”

“当然。不过你还是别问我了，我还从来没有尝过呢。我干这个是为了攒钱出去旅游，我想去海边冲浪。”

我心想，上帝啊，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误入歧途了。还有，他上完厕所之后，甚至连手都懒得去洗。纸片上有很多纤细的晶体，我品尝了一下，我问他要多少钱，接着他告诉我。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碰过这玩意儿了，看来价格比过去翻了一番，我站在那儿，吃惊地张着嘴。

“你肯定没有搞错吗？”我问。

“要买就买，不买算了。”

我把钱从口袋里掏出来。

“这些钱够了吧？”

这小子看上去无动于衷，我有点儿强硬地对他说：

“这些钱，够你到百慕大群岛玩一次的了。”我说。

他笑了。我们钻进厕所的一个隔间，然后把门插上，他把那玩意儿给我放在水箱盖上。吸之前，我故意擤了擤鼻子。之后，我觉得自己将要迎来新的一天，好像我刚刚充了电一样，分手之前，我用胳膊碰了他一下。

“你要记住一件事，”我说，“一个只有沙滩和海浪的地方，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血腥。”

他看着我，好像我为他解答了一道数学难题似的。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呢？”他说。

“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说，“当你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肯定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有幽默感……”

确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一年不如一年，不过，这种观察对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我选择继续挺直了腰板儿活下去，尽可能不让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觉得这样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最大极限。想比这更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觉得我这辈子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一直努力去做个正派的人。不能对我有过多奢求，我已经筋疲力尽。我抽着鼻子又回到贝蒂身边。我用胳膊紧紧地搂着她。差点儿让她从椅子上摔下来。大家都吃惊地看着我们。

“嗨，我可不想让你心烦，”她悄悄地贴在我耳边说，“这里不是只有我们俩……”

“我才不在乎呢。”我说。

我恨不得抄起一把凳子，把它劈成两半儿。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正驾驶着一辆装甲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它。贝蒂喝多了，这天晚上，整个世界都喝得醉醺醺的，唯独我一个人还算是清醒的，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双手紧握着方向盘，所有的白痴都提醒我把车前灯打开。贝蒂把一支点着的香烟，塞进我的嘴里。

“如果你把前面的灯打开，也许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我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的时候，她朝着汽车控制板俯下身去，把车前灯打开了。确实比刚才好多了，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

“信不信由你，”我说，“我现在看外面就像白天一样清楚。”

“是的，我一点儿都不怀疑。”

“不要因为现在是晚上，我们就该像瞎子一样乱摸，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对，对，说得太好了。”

“该死的，事实就是这样啊！”

我很想去干一些不寻常的事，但是我们很快又回到镇上，我只能傻乎乎地沿着街道一直往前开，躲避着路上的行人，见到红灯就把车停下，像个疲软的鸡巴一样，而此刻在我的血管里却流淌着炸药。

我把汽车停在房子前面。在月光的衬托下，夜色温柔而宁静，悄无声息。但是总体的感觉，却是一片掺杂着蓝色和银灰色、令人震惊的暴力气氛。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慢慢地走过街头，一点儿睡意都没有。快到家的时候，贝蒂就开始打呵欠，我真难以置信。

我们上了楼，她一下子就歪倒在床上，我试着摇醒她。

“嗨，你不能就这样睡呀！”我喊道，“你不觉得口渴吗？想让我给你倒点儿什么吗？”

她挣扎了一会儿。她的脸上带着微笑，眼睛已经闭上了，而我却可以喋喋不休地神侃一个晚上，妈的，真倒霉！我帮她把衣服脱下来，同时向她解释说，对我来说，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她用手捂住嘴，以免说出让我不高兴的话。当她钻到被子底下的时候，我轻轻地在她的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她的乳头像烟叶一样松软无力。我甚至都没必要钻到她的两腿之间去浪费激情，她已经睡着了。

我拿起收音机，然后到厨房里坐下来，喝了一杯啤酒。收音机里正在播送一些新闻，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死去了。当他们开始播报当天的体育新闻时，我干脆把它关掉。月亮几乎是圆的，正好映照在我的桌子上，月光如此皎洁，我都没有必要再去点灯了。四周特别安静。我马上想到了要去洗个澡儿。我的脑子像冬日艳阳高照的天空那样清澈，而且我可以用眼神去触动一些事物，我可以听见百米之外一根麦秆折断的声响。最后，啤酒带着一股激流的冲劲儿，全都从我的喉咙里灌下去了。是的，我承认这东西很棒，但只要想到一克的价格之高，我就紧张得浑身发抖了。

一个小时之后，我仍然坐在那儿，只是身体有些前倾，我紧盯着两腿之间，想看看我的命根子是不是还在。我举起一把刀子抵住自己的喉咙。我从椅子上站起来，脸上带着一丝嘲弄的微笑，呼吸有点儿急促。我去找了一些需要的东西，然后又回到桌边坐下。

过了一会儿，我写了三页纸。然后我停下了。我只不过想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还能写出至少一页来，我并没有奢望能写出一本洋洋万言的小说。我点了一支烟，抬头仰望着天花板。应该说我写得不差，相当不错，这让我很吃惊。我慢慢地又看了一遍刚才写的东西。确实，我越来越感到吃惊了，我不记得以前曾经写出过这样的东西，除了在我状态最好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我更坚定了信心。就像是一个人过了二十年后，重新骑上自行车，发现自己并没有从车上摔下来。这给我带来了一些鼓舞。我把双手向前伸出来，看看它们是不是在发抖。人们也许会以为，我在等别人给我戴上手铐呢。

既然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我有意识地把这几页稿纸烧掉了，而且毫不遗憾。因为凡是我写过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也是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有才华的标志。

快到凌晨两点了，一只猫从窗户外面喵喵地叫起来。我让它进到屋里，然后启开一个茄汁沙丁鱼罐头。可以肯定地说，此刻在这条街上，只有我们两个还是醒着的。这是一只未成年的小猫。我抚摸它，它轻轻地叫着。接着它爬到了我的膝盖上。在我站起来之前，我想让它在上面待一会儿，把肚子里的食儿消化一下。我觉得黑夜已经停下了脚步。我小心谨慎地把身子往后一歪，用手指尖儿捏过来一袋薯片，里面盛得满满的。我倒在桌上一些，这样就可以用它来打发时间了。

我把一袋薯片全都吃光了，我心想，这只猫不会是打算在我身上坐一夜吧。于是我把它撵下来了。它来回蹭着我的腿，我去给它倒了一小盘牛奶。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一天已经完全置身于牛奶的氛围中了，有一些甜蜜和灼热，神秘而不可预知，是一片深不可测的白色，此外还有小熊、红象和可爱的猫咪，真是应有尽有。对于一个讨厌牛奶的人来说，我算是给灌了个够，而且一滴也没剩下。你必须正视那种让你受尽苦难，又无法回避的力量。我慢慢地给猫咪倒了一些牛奶，一点儿都没有溅出来。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后一次考验了，对于这样的事情，我总是会有一些预感。

我把小猫重新放回到窗台上，它伸了个懒腰钻进一片天竺葵丛中，我随手把窗户关上。我放了点儿音乐。临睡之前，我又喝了一杯啤酒。我觉得想要干点什么，但是又没有实际的事情可做。为了能动一动，我把贝蒂的衣物收拾一下，又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叠好。

我把烟灰缸倒空了。

我到处驱赶一只蚊子。

我随意地调换着电视的频道，但是没什么可看的，没有一个频道能让我不厌倦地看上哪怕一分钟。

我把头洗了一下。

我坐在床脚下，读着报上的一篇文章，上面提醒我们注意，万一遭到原子弹攻击，需要采取一些基本的防范措施，其中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远离窗户。

我用指甲刀把一个长得不大整齐的指甲锉了一下，顺便也修了修其他的指甲。

我估算了一下，目前桌上的盒子里还存放着一百八十七块方糖。我现在还不想睡觉。那只猫咪在窗户外面喵喵地叫起来。

我站起来，去看了一下温度计，摄氏十八度，不算太低。

我拿起一本《易经》，随手翻到了“明夷卦”一篇。看来我的运气还不错。贝蒂呻吟着翻了个身。

我发现墙上有一小块油漆的痕迹。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我陷入了沉思中，嘴里抽着烟，大脑又开始兴奋起来。我们这代人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一种对孤独和虚无的最深刻的体验。幸运的是，生活依然是美好的。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寂寞好像穿着厚重的盔甲一样。我想让自己放松一下，让这股像电流一样穿行在我身上的、愚蠢的力量平息下来。我慢慢地平静下来，目光转向被修缮一新的屋顶。贝蒂的膝盖无意间碰到了我的屁股。

实际上我并没有为未来准备什么，我已经生活了一万三千多天啦，我浑浑噩噩地活着，既找不到起点，也看不到终点。我希望柏油纸能再多撑一会儿，这盏小灯只有二十五瓦，我把衬衣脱下来罩在上面。

我从贝蒂的提包里摸出一包新的口香糖，从中取出一块，用手指把它像春卷一样折起来。虽然我费了不少脑筋，却还是弄不明白，为何人们要在每一包里放十一块糖呢，似乎他们只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才把问题搞得复杂起来的。我一把抓过枕头，然后趴在床上睡了。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一块接一块地吃口香糖，吃到第十一块，这仿佛是我痛苦的根源，我用舌头在嘴里翻动着，然后吞到肚子里去了。

20

几天以来，警察们一直神情紧张。他们从早到晚都在附近巡逻，警车在骄阳下频繁地在公路上穿行。小镇的中心银行遭到抢劫，这必然会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如果想在周围十公里以内的公路上逃避检查，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挖一条地下隧道。我正赶着去和一个女客户见面，她想知道一架小型钢琴能否从她的窗户里搬进去。我沿着一条僻静的公路默默地往前行驶，一辆警车从我旁边经过，车上的人示意我立刻停下来。这正是上次在仓库遇到的那位年轻警官，一个长着不锈钢腿的家伙。虽然我的时间并不宽松，不过我还是冷静地把车子停在路边。路边的斜坡上长着一大片蒲公英。我还没来得及下车呢，他就已经站在我的旁边了。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认出我来。

“你好，还保持着高度警觉吗？”我打趣说。

“请把驾照给我看一下，”他说。

“你不认识我啦？”

他站在原地不动，只是把手伸过来，带着一副疲惫的神情，四处察看着。我把驾照拿出来了。

“我觉得，那帮抢银行的家伙不是本地人，”我接着说，“至于我，你一看就该知道，我正在干活儿呢。”

我发现，他已经对我十分厌烦了。他用手轻轻地在发动机罩上敲打着，奏出一种爵士乐的旋律。在阳光照耀下，他的手枪皮套像一只黑豹一样闪着亮光。

“我要检查一下汽车的后备厢。”他说。

我明白，他知道我跟那家该死的银行没什么瓜葛，他也知道我心里有数。他只是不喜欢我这个人，这一点显而易见，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一点儿都弄不明白。我把车子钥匙从点火开关里拔出来，然后举到他的面前。他几乎是从我手里夺过去的。我觉得我肯定要迟到了。

他把钥匙插进锁眼里，然后来回扭动了几下。我从汽车上下来，“砰”的一声把门撞上了。

“好啦，”我说，“等一下，让我来开吧。尽管有点可笑，但我不想把这辆车弄出毛病来，我还要用它来干活儿呢。”

我把后备厢打开，然后就闪到一边，这样他就可以检查一下。里面只有一盒过期的火柴，放在最里面的角落儿里。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把后备厢重新关上。

“正好让汽车通通风。”我说。

我回到车上，正要把车子发动起来，他抓住了车门，朝我俯下身来。

“嗨，等会儿再走！”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他用手在我的轮胎上摸着。

“简直成香蕉皮了，”他说，“我甚至都不想用它来做花盆。”

我心里一下就凉了，看来要有麻烦了。

“对，我知道，”我说，“我早晨出发之前就发现了，我正打算处理呢。”

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接着站起身来。我想和他说两句好话。

“我可不能就这样放你走，”他说，“你是一个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人。”

“不，我不打算到远处去。我会把车子开得慢一些。等我一回到家，立即就把这个轮胎换下来，你放心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他带着一脸倦怠从车子旁边走开了。

“好吧……我可以放你一码。但是，你必须先把备用轮胎换上。”

我觉得胳膊和腿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因为在一个警官的眼里，我的备用轮胎根本达不到要求，它大概已经行驶了十五万公里了。他要我换掉的那个轮胎，跟这个比起来，差不多还是新的呢。我觉得喉咙有些发毛。我赶快给他上了一支烟。

“噢……你吸烟吗？……银行那件案子，一定把你们忙坏了吧……我可不想给那些小流氓做替罪羊……呵呵……”

“没错，不过现在，你先把那个轮胎拿出来。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呢。”

我取出一支烟，看来没什么希望了。透过挡风玻璃，我看见道路伸向远方，我点了一支烟。年轻的警官斜眼看着我。

“也许你希望我来帮你一下……”他问。

“不用，”我叹息道，“没必要这么干，我们这是在白白地浪费时间。备用轮胎还不如这个呢，也得换了。”

他用手抓住了我的车门。一绺儿凌乱的头发从他的额头上垂下来，但是他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

“按照惯例，我应该把你的车扣住，”他说，“我甚至可以让你步行走回去。现在我们从这里向后转，你可以把汽车停在最近的修车场里，然后把轮胎换一下。我会跟你一起去的。”

看来我至少要耽误一个小时了，要知道，卖掉一架小型钢琴是很不容易的。我真想告诉他，他不该靠妨碍别人工作才领取薪水吧，但是太阳已经燃烧到他的脑子里了。

“听着，”我说，“我要去的地方就在附近，我不是开车兜风，而是要卖掉一架钢琴，况且你应该明白，如今，再小的生意都不能错过。最近这段时间，生意非常难做……我向你保证，我一回到家就把轮胎全部换好。我可以向你发誓。”

“不行，必须马上换！”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抓住方向盘，必须竭力克制不把它攥得太紧，但是我的胳膊却僵硬得像根木头一样。

“好吧，”我说，“既然你执意要给我开罚单，那么就快点儿吧。至少我知道今天为什么必须去干活儿，只不过我现在别无选择……”

“我说的并不是罚款，我只想告诉你，必须马上更换你的轮胎！”

“是的，我明白。不过，如果这会让我丧失一笔生意的话，那么我宁愿接受罚款。”

他默默地站在那儿，眼睛注视着我，大概过了十几秒钟，然后他往后退了一步，慢慢地拔出了手枪。周围几公里以内的地方，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要么照我说的那样去做，”他吼道，“不然的话，我就先在你这该死的轮胎上来一枪！”

我丝毫都不怀疑他会干出这样的事，一分钟之后，两辆汽车飞快地向镇上驶去。我这个上午彻底报废了。

修车场门口停放着报废的汽车。我按了一下转向信号灯，然后驶进了修车场的院子。一条黑得像润滑油一样的狼狗，冲着捆住它的锁链咆哮起来。一个家伙正在车库里挑选螺钉，他看见我们走进来。这是春天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天气很暖和，没有一点儿风。这里到处都是成堆的汽车骨架。我从车上走下来，年轻的警官也下了车。修车场的家伙擦了擦手，朝那条狗身上踢了一脚。他乐呵呵地看着年轻的警官：

“嗨，理夏尔！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啦？”他说。

“伙计，我在执行公务，一天到晚总是在工作……”

“我到这儿是为了换轮胎。”我说。

这家伙挠了挠头，然后他告诉我们，在废车堆里大概有三四辆梅赛德斯牌小汽车，问题是要把它们找出来。

“还是让我去找吧，反正现在也没有别的事儿。”我冷笑着说。

当我在废车堆里四处搜寻的时候，他们一块儿到车库里喝酒去了。我差不多已经耽搁了一个半小时了。汽车的骨架摸起来热乎乎的。裁判权全都掌握在敌人手里。我爬到汽车的顶篷上好几次，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辆。

汽车左前方的轮胎是好的，但是我忘记把千斤顶拿来了，所以不得不又跑回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从汽车泄漏出来的机油的芬芳。我把工具从汽车上取回来了。另外那两个人正坐在木箱子上谈论着什么。我先回去把羊毛衫脱下来，当我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顺便和他俩打了个招呼。

后来，我发现这辆梅赛德斯汽车的顶部，被一辆小型卡车压住了。为了不给自己丢脸，我必须拿着千斤顶在这里多费些周折，当我把该死的轮胎拆下来的时候，全身上下都被汗湿透了，而且体恤衫也已经变颜色了。太阳总是笔直地从头顶上照下来。现在，我必须在稍远处把同样的事再重复一遍，就像是让我去滚动一块巨大的岩石。

车库里的气氛十分活跃，年轻的警官正在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那个收购旧车的家伙不停地拍着大腿。我抽完了一支烟，接着又回去干活儿了。轮胎的螺栓有些被卡住了，我伸出手臂在额头上擦了一下。我竖起耳朵听着，没准儿他们会喊我去喝一杯呢，但我只能眼巴巴地在一旁干活儿，当我把拆下的轮胎端在手里的时候，听见他们发出一阵刺耳的笑声。

最后，我把钱交到那个家伙手里。转眼之间，钞票就落进他的腰包里了。年轻的警官得意地看着我，我对他说：

“如果有朝一日你需要我帮忙的话，尽管来找我……”

“也许我会的。”他说。

我没有再说别的，回到自己车上。那些都是毫无意义的空话。我开着车子向前行驶了几步，然后掉转方向，头也不回地把车开走了。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公路上。对我来说，这样的经历绝对不能再有第二次了，我发现只要遇上一件倒霉事，那么就能招来一连串的麻烦。

我的手上都被染黑了，体恤衫上也一样，而且脸上被蒙上了一层油污的面纱。我本能地意识到，一个推销钢琴的生意人，应该尽量避免以这种形象出现，就像是躲避瘟疫一样。我已经耽误了整整一个小时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先拐个弯儿回家一趟，看来实在别无选择了。我甚至不得不在每只手里各垫上一块纸巾，以免把方向盘弄脏了。

我慌慌张张往楼梯上跑，不小心把体恤衫刮破了，接着我一阵狂奔冲进了浴室。贝蒂身上只穿着一个裤衩儿，她正对着镜子欣赏着自己的体形呢。她惊讶得跳起来了。

“该死的，你把我吓坏了！”

“哎呀，你根本想不到我都迟到多久了！”

我一边把裤子脱下来，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大致对她讲了一遍，接着我赶快去冲个淋浴。我先用某种高效的去污剂，把身上最脏的污迹洗掉，浴室里渐渐地充满了水汽。贝蒂仍然在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嗨，”她说，“你不觉得我有点儿发胖了嘛？”

“别开玩笑了，我觉得你现在很完美。”

“我觉得我有肚子了……”

“唉，你这是怎么啦……”

我从浴罩里把头伸出来。

“嗨，能帮我个忙儿吗？给那个女人打个电话，告诉她我现在才出发，顺便为我编造一个失约的理由……”

她走过来，紧紧地贴在浴罩上。我向后退到了水龙头旁边。

“不，别干蠢事，”我说，“现在不是时候……”

她朝我吐了吐舌头，然后走开了。我已经在手上打过二十遍肥皂了，我听见她拿起了电话。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这笔生意吹了，那么这一天我算是倒霉透了。

我从浴室出来，站在她身后，她才把电话挂上，我的头发湿漉漉的，不过却很干净，而且体恤衫白得耀眼。我歉疚地用双手托起她的乳房，在她的脖子上吻了一下。

“对了，她是怎么说的？”我问。

“没问题，她在家等着你。”

“再过一个小时我就能回来了，顶多两个钟头……我快去快回。”

她把手伸到后面抓住了我，然后一咧嘴笑了。

“你回来很好，”她低声说，“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今天早上，你走得太急了……”

“听我说，我只能给你三十秒钟。”

她转身去了，然后手里拿着一个玻璃试管回来了，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我可不想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整天坐立不安的……现在感觉好多了。”

她把试管举到我的面前，好像里面隐藏着长生不老的秘密似的。这玩意儿看起来就像是从一瓶洗涤液里倒出来的一样，她的眼神里露出一丝喜悦。不仅如此，她整个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让我猜一下，”我说，“这是从亚特兰蒂斯岛上发现的一片灰尘。”

“不对，这是那种能检验出我是否怀孕的东西。”

我的血压骤然间降下来了。

“那么结果如何呢？”我接着问道。

“我已经有了。”

“好吧，可是，你不是戴着该死的避孕环吗？”

“是的，不过这种情况有时候也会发生……”

我不知道像那样不知所措的、在她面前待了多久，至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的大脑重新清醒过来。我发现房间里有点儿让人喘不过气来，感觉自己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这对我多少有点帮助。我慢慢地张开了嘴。接着她笑起来，我也笑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产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干了一件天大的蠢事。不过，可能她是对的，也许只有这件事是我们该做的。这件事让那些老家伙全都惊呆了。接着我们放声大笑起来，我都快把肚子笑疼了。当我和她一起笑的时候，人们甚至可以让我把一盆毒药吞下去。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用手指去抚弄她的皮肤。

“听着，”我说，“让我把这桩生意处理完，然后再回来照顾你，行吗？”

“好吧，反正我还有很多衣服要洗呢。我不会觉得无聊的。”

我跳上了汽车，开着它离开了镇子。路边有一些女人推着带篷的童车，我大概估算了一下，至少有二十五个。我的喉咙干得要命，我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事情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一幅幅画面像火箭一样，从我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

为了让自己放松下来，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开车上。一路上风景不错，当我超过前面一辆警车的时候，车速已达到每小时一百六十公里，而我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过了一会儿，警车追上来命令我马上停下来。这一次还是理夏尔。他长着一口健康而整齐的牙齿。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

“现在，只要我一见到这辆车，就知道自己有事可做了。”他抱怨道。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把我怎么样，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我迷惑不解地冲着他微笑。也许他每天早上一爬起来，就头顶着太阳站在那儿了……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他接着说，“也许你以为换了轮胎之后，你就可以像个疯子似的，驾着车子在公路上横冲直撞啦？”

我用大拇指和食指按住眼角。我摇了一下脑袋。

“该死的，我刚才走神了……”我叹了口气。

“别着急，如果我发现你血液里有一点儿酒精的话，我立刻就把你从车上揪下来。”

“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我说，“那我告诉你，我不过是刚刚得知我就要当爸爸了！”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把笔往本子中间一插，合上了笔记本，接着把本子又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他俯下身子对我说：

“你能给我来一支烟吗？”他问。

我递给他一支烟，然后他平静地倚在我的车门上，一边抽着香烟，一边饶有兴致地向我说起他那只有八个月大的儿子，现在只会在客厅的地板上爬来爬去，还谈及各种不同牌子的奶粉，以及当爸爸的诸多乐趣等等。当他针对婴儿的奶嘴儿，向我发表一番议论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开始打瞌睡了。后来他朝我使了个眼色，表示他可以从宽发落，而且我可以出发了。于是，我开着车子离开了。

在最后几公里的路上，我试图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我心想，是不是应该要一个孩子呢，我真的会有一种迫切的愿望吗。但是，我还是无法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这是一幢漂亮的房子。我在房子前面停了车，然后拎着我的黑色公文包，从车上走下来。其实公文包里什么都没有，不过我发现这可以让人感到放心，就因为会见客户时，把手插在衣服兜儿里，我已经丢掉了好几桩生意了。一个有点儿古怪的女人出现在台阶上，我向她打了个招呼。

“夫人，很愿意为您效劳……”

我跟着她走进房子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这真是贝蒂想要的，我没有权利拒绝她；也许这只是人生中必然要经过的一道门槛儿，或许它并不是最后的终点。另外，如果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也许对我也没坏处。尽管如此，迎面还是吹来一阵暗藏着恐惧的微风。在这种情形下，往往会让人感到坐立不安。我们又回到客厅里，我瞥了一眼窗户，然后确认钢琴可以从窗户里搬进来，绝对不成问题。我开始有点信口开河了。

不过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五分钟之后，局势有些失控了。

“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不是需要通过生孩子来实现自我呢？”我问。

女主人迷惑地眨了几下眼睛。我接着又把话题转回到钢琴的生意上，还没等她作出反应呢，我已经说到送货的具体细节了。其实我很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然后平心静气地把这件事好好考虑一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实在想不出一个孩子有什么理由要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而且麻烦事儿会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个女人围着客厅转来转去，她正在为钢琴寻找一个最佳的摆放位置。

“你看，我把它放在屋子的南面，这样可以吗？”她问。

“这要看你是否喜欢弹奏蓝调音乐了。”我故弄玄虚地说。

我仍然是个十分卑鄙的家伙。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但是人们真的是因为缺乏勇气，才会变成卑鄙的人吗？我偶然间在房子里发现了一个酒柜。我带着阿道克船长[1]的神情，悲凉地看了一眼。当我想起那该死的避孕环儿出了问题，而我却一无所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我突然陷入一阵极度的苦恼中。难道我只是一件工具吗？最终，是不是只要女人高兴就可以了，我就没有任何决定权吗？我不知道是否有机会，能让一个男人脱离苦海。当女主人端出几个酒杯的时候，这种烦恼突然消失了。

“少喝点儿，”我说，“我通常没有下午喝酒的习惯……”

我忍不住一口把这杯酒全都喝下去了，我等了很久了。我又看见贝蒂穿着裤衩儿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我有些头昏脑涨了，而人们想要做到的，就是能保持正常状态。我还知道，当人们决心把一件事干到底的时候，往往会有好的结果。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酸樱桃酒。

在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让自己什么都不去想。我非常小心地开着车子，尽量贴着右侧行驶。唯一能从我身上抓到的把柄，就是以妨碍道路畅通为名开一张罚单。但是，这条公路上根本见不到别的车辆，我独自一人，几乎脱离了这个世界，就像一粒尘埃一样，慢慢地消失在地平线上。

回到镇上，我停下车子，买了一瓶葡萄酒和一个果汁冰激凌，另外还有几盘刚刚上市的音乐磁带。看上去我似乎要去医院探视病人一样。必须承认一点，我的情绪确实有些低落。

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发现她似乎有些得意忘形了。电视正开着。

“一会儿要放一部劳瑞和哈代的影片。”她告诉我。

这确实是我最喜欢看的片子，我几乎想不出还有比这更棒的。我们立刻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着冰激凌，喝着葡萄酒，下午余下的时间，就这样无精打采地度过了，我们没有再讨论什么话题，嘴上都挂着微笑。她看上去状态很不错，无忧无虑的，似乎这天像往常一样，只不过是个吃些零食、看看电视的平常的日子。刹那间，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小题大做了。

起先，我对她能保持沉默感到很庆幸。我担心我们也许会陷入到琐碎的事情中，然而我需要花一些时间好好把这件事弄清楚。随着夜晚一点点地逝去，我意识到我再也克制不住了。晚饭行将结束时，她漫不经心地喝着酸奶，我把手指关节捏得格格作响。

上床之后，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大腿，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告诉我……你对怀孕这件事是怎么想的？”

“噢，我不能马上告诉你。我必须先去医院化验一下……”

她把两腿分开，紧紧地靠在我身上。

“好的，如果最后真的确认了……你会感到高兴吗？”我坚持说。

此刻，我感觉到我的手指已经触摸到了她的阴毛，但是我马上停住了。她可能还在轻轻地扭动着身体，而我需要一个明确的回答。最后她终于领会了。

“好吧，我最好不要想得太多，”她表示说，“但是我最初的感觉是，这不是什么坏事……”

这正是我想要了解的。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我继续向她的腹地深入，这让我明显地感到一阵晕眩。当我们做爱的时候，我觉得她的避孕环儿就像是一扇被撬坏的门，被风吹得咣咣直响。

第二天，她去医院化验了一下。又过了一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站在一家特殊商品专卖店门口，仔细浏览着橱窗里摆放的各种商品。这确实有些令人生畏，但是我想迟早会有一天，我必须要到这儿来。为了让自己提前进入角色，我进去买了两件婴儿服。一件红色，一件黑色。售货员向我保证，说我一定会满意的，绝对不会缩水。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我都在观察贝蒂。她走起路来像踩了高跷一样。当她准备做苹果馅饼的时候，我喝得醉醺醺的。在一种古希腊悲剧的氛围中，我出去把垃圾倒掉。

走到外面时，天空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红色，晚霞投来一片火药般的亮光。我发现自己的胳膊变得黝黑，汗毛几乎成了金黄色。现在是吃晚饭的时候了，街上看不到什么人，也没有人发现这一切。总之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商店的橱窗前蹲下来，慢慢地抽了一支烟。我们听到从远处传来一些低沉的声音，但是街上一片寂静。我轻轻地把烟灰抖落在两脚之间。生活不只是荒谬的简单，它极其复杂，有时让人感到疲惫。我站在太阳底下，看上去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就像是屁股上被人划开一道二十公分口子的傻瓜一样。我呆呆地望着街头，直到眼里充满了泪水，接着一辆汽车开了过去，我站起来了。不管怎么说，街上没什么可看的。只有一个可怜的家伙，在黄昏时分倒完垃圾之后，正准备回家。

又过了两三天，我已经对这件事感到麻木了。我的脑子又恢复了正常的运转。我觉得房子里出现了一种反常的平静，一种让我觉得很陌生的气氛。这不算太糟。我觉得贝蒂有些气喘，好像刚刚抵达长跑的终点，我注意到，那种长期萦绕在她心中的紧张不安，开始有所松动了。

比如说，就在几个小时前，我正在和一个令人厌恶的女人打交道。对一个卖钢琴的人来说，像这样的顾客，一辈子也就能碰上一两回吧。这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姑娘，身上散发着难闻的汗味儿，体重大概有九十公斤左右。她挑选了一架钢琴，又去摆弄另一架，她心不在焉地问了我三次价格，每次她都把琴盖掀起来，然后使劲地把踏板踩下去；半小时过去了，还在重复同样的事情，店里到处散发着汗臭味儿，我憋得都快透不过气来了。由于我讲话嗓门儿大了点儿，贝蒂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姑娘说，“这架钢琴与另外一架，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

“这架钢琴的腿儿是圆的，另一架是方的，”我叹息道，“糟糕，马上就要到打烊时间了。”

“其实，我还没有最后作出决定，究竟是买钢琴，还是买萨克斯。”她又说。

“如果你能再等几天的话，我们马上会进一批笛子……”我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但是她根本没有听见，她把脑袋伸进一架钢琴里面，看看其中都有些什么。我向贝蒂做了手势，告诉她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真想赶快离开这儿，”我低声说，“告诉她我们要关门了。”

我上楼去了，没有再回来。我喝了一大杯凉开水，突然觉得很懊悔。我很清楚，也许再过五分钟，贝蒂就会把这个丑八怪从窗户里扔出去。我本来想再回去瞧瞧，不过我改主意了。因为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也没有打碎玻璃的声音，甚至没有一声叫喊。我感到很惊讶。不过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过了四十五分钟以后，当贝蒂回来的时候，她的脸上带着微笑，似乎很平静。

“我看你很讨厌这个女孩，”她说，“对付这样的人，你应该尽可能保持冷静。”

那天晚上，当我玩拼字游戏的时候，意外地拼出了“卵巢”的字样，而且可以把分数增加三倍，但是我马上把字母打乱了，又重新组合了一下。

一般来说，如果我上午要去送货，会起得特别早。这样下午我就可以在家休息了。我已经和那些专门运送家具的司机谈妥了，这是有一次我看见他们给别人送橱柜时想到的。我头天晚上给他们打电话，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在街道拐角的地方碰头。我们把钢琴搬到租来的小型卡车上，然后他们开着货车跟我走。钢琴送到之后，我就付给他们工钱。这时他们脸上总会露出相同的微笑。那天我们本打算按部就班地把钢琴送过去，但事情并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

我们约好早晨七点钟碰头，我一个人站在那儿等了很久，嘴里叼着一支烟，来回地在路边踱来踱去。天空阴沉沉的，看来今天要下雨了。我没有把贝蒂叫醒，我像是一条懒散的蛇一样，从床上溜下来了。

十分钟以后，我看见他们开着汽车，慢悠悠地从街角拐过来，车子紧贴着路边，冲我开过来了。他们把车开得特别慢，我心想，这些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呢。汽车开到我旁边的时候，竟然都没有停下来。坐在方向盘后面的司机，皱着眉头向我打了个手势，另一个人挥动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老板在我们后面！”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时，我看上去好像在系鞋带。五秒钟之后，一辆黑色的轿车从我身边经过，开车的是一个戴眼镜的矮个子男人，他的嘴巴绷得紧紧的。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一点儿都不好玩。交货日期一旦确定，我就必须按时送到。我考虑了一下，然后一阵狂奔冲到鲍勃的商店门口。楼上的灯亮着。我抓起一把石子向窗户里扔去，鲍勃从里面探出头来。

“真该死，”我说，“我把你吵醒啦？”

“没有，”他说，“我早晨五点钟就起来了，你知道我还要去哄孩子呢。”

“鲍勃，听我说，我遇到麻烦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要去给客户送一架钢琴。你能抽空过来帮我一下吗？”

“抽空过去？这我就说不准了。不过给你帮忙，绝对没问题。”

“那太好了！鲍勃，一小时后我来接你。”

我觉得有我们三个人，就能把钢琴从窗户里搬进去了。卡车司机自己就能把一个壁橱搬到六楼上去。但是如果只有鲍勃和我，那就难说了。我回到货车上，然后出发去租赁公司。我遇到一个小伙子，他的脖子上系着带花纹的领带，裤子上的折痕像刀刃似的。

“好吧，”我说，“我把卡车交还给你了。我需要更高级一些的，有卸载装置的那种。”

这家伙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太巧了。我们刚好有一辆载重二十五吨的车被还回来了，是那种有自动装卸功能的货车。”

“这正是我最需要的。”

“不过问题是，你要懂得如何去驾驶它。”他笑着说。

“没问题，”我说，“我甚至能把一辆刹车失灵的半挂车开走。”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驾驭的令人讨厌的笨家伙，这玩意儿我以前还从没开过呢。我开着它平稳地从镇上穿过，其实没有我想象得那么难。你只要把它开起来，别人就会主动给你让路了。这是一个乌云笼罩的早晨，天上的云似乎全都贴在一起了。我买了一些羊角面包，然后提着去找鲍勃。

我们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我和他们一起喝了杯咖啡。外面光线很暗，所以他们把灯打开了。灯光有点儿刺眼。鲍勃和安妮似乎有几个星期没睡过觉了。正当我们狼吞虎咽地啃面包的时候，婴儿突然发起脾气来了。阿尔切把他的饭碗撞翻了，碗里的牛奶全洒在桌子上。鲍勃轻轻地摇晃了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

“等我五分钟，我去换换衣服，我们马上就走。”他说。

阿尔切正借着桌边流下去的、一股牛奶的细流洗手呢，另一个小家伙大声地叫唤起来。这些糟糕的场面为什么总是被我撞见呢？安妮从平底锅里取出一个婴儿的奶瓶，我们之间已经很熟悉了。

“嗨，你和鲍勃相处得比以前好一些啦？”我问。

“对，只能说比以前好一点儿，仅此而已。怎么会问这个，你想要说什么？”

“没有，”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我什么都顾不上去想了。”

我看了看身边坐着的小家伙，他正把小馅饼从粥里捞出来，紧紧地攥在手里。

“你是一个古怪的人。”她说。

“恐怕并不是这样……很遗憾……”

当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鲍勃愁眉苦脸地望着天空。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说，“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把钢琴搬出来，放在人行道上，接着用绳子捆起来。之后，我从汽车的工具箱里拿出一本操作指南，然后翻阅了关于装卸手臂的使用说明。为了能让它运转起来，需要操纵一堆控制杆，可以上下左右移动，缩进或者伸展，而且还要操纵卷扬机。把所有的环节都协调起来就可以了。我在路上把它开动起来。

初次尝试，我差点儿把鲍勃的脑袋砍下来，他正笑着站在旁边，看着我摆弄这玩意儿。操纵装置特别灵敏，我花了十几分钟演练一番，才可以比较准确地控制它。最困难的是，要尽量避免来回抖动。

我也不太明白自己是怎么做的，不过我还是把这架钢琴装上车了。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我们像护送病人一样把它安置好，然后就开着货车上路了。

我觉得这种紧张的状态，就好像我们去运送炸药一样。一块乌云已经笼罩在我们头顶上了，照理说，我决不能让一滴水落在这架贝森多夫牌钢琴上，我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不幸的是，这辆卡车行驶得非常缓慢，最快只能达到时速七十公里，天空已经压得越来越低了。

“鲍勃，我觉得我们已经大难临头了。”我说。

“是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把遮雨布铺上呢？”

“噢，你发现什么啦？你能找到遮雨布吗……上帝啊，给我点一支烟吧。”

他把身子探过来，给我点了一支烟。他察看了一下汽车控制面板。

“嘿，这些按钮都是干什么用的？”

“唉，我甚至连一半儿都说不上来。”

我踩足了油门。一股冷汗从背上流下来了。还有十五分钟，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脱险了。焦急的等待让我倍受煎熬。当第一个雨点落在挡风玻璃上时，我的嘴唇咬得紧紧的。我心里难受极了，真想大声吼出来，但是我始终没吭一声。

“嗨，我发现前窗喷水器的按钮了。”鲍勃说。

终于到地方了，我开着货车在房子周围转了一圈儿，然后从花坛之间滑行了几步，贴着窗户把车停下了。女主人乐呵呵的，她手里攥着一块手绢儿，围着卡车转来转去。

“到最后一刻，所有的伙计都变卦了，”我解释说，“所以我只好亲自开车送过来。”

“噢，我想象得出，”她妩媚地说，“现在想找到可靠的帮手，实在太难了……”

“你说得没错，”我接着说，“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把我们干掉。”

“呵呵。”她笑了。

我从卡车上跳下来。

“我们开始干吧！”我说。

“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把窗户打开。”她解释说。

有时候，外面会刮起一阵凉爽而潮湿的风。我明白现在必须分秒必争。钢琴的表面闪着微光，犹如一片湖泊。我的心里惶惑不安。你的耳朵里似乎充斥着定时炸弹的嘀嗒声，这种气氛有点儿像灾难片中的某个场景。

我把钢琴从卡车上卸下来，它沉甸甸地左右摇晃着；阴暗的天空眼看就要崩溃了，我只能用意念抑制着它。这时，窗户被打开了，我小心地对准了目标，把钢琴从窗口推进去。伴随着一块玻璃的破碎声，雨点噼噼啪啪地掉在我的手上。我抬起头来望着天空，脸上露出一种得意的表情。我发现这些雨点变得越来越可爱了，现在钢琴安然无恙，一点儿没有被淋湿。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从卡车上跳下来，去看看究竟碰碎了什么东西。

我要求女主人把窗玻璃的损失记在我的账上，然后向鲍勃打了个招呼，告诉他现在我们可以把绳索解下来了。刚才是鲍勃给绳索打的结。我伸手抓起一个，指给他看。

“鲍勃，你瞧，”我低声说，“像这样的绳结，根本不必费劲儿解开了，你把它系成死结了。我估计其他的绳子，你都是这么系的……”

从他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出是这么回事。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那把西部牛仔刀，叹了口气，一根接一根地把绳子割断了。

“你一定是魔鬼派来的。”我说。

这架钢琴终于被放在它应有的位置上，而且它搬进来时没有丝毫损伤。我没有理由去抱怨什么了。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望着狂怒的暴风雨吞噬着乡间的田野，我体验到一种近乎于野兽般的快乐，我成功地脱离了险境。我等着女主人把钱给我，这桩生意就算是彻底了结了。

在返回的途中，我先把鲍勃送回家，然后就到租赁公司把卡车还上。我自己乘坐公交车回家。雨已经停了，地上到处都有一些淤积的水坑。上午的紧张忙碌让我的体力消耗殆尽，但回家的时候，口袋里却装满了钞票，总算是得到一些补偿。不仅如此，在公交车上，我还在司机身后抢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这样我就可以望着沿途经过的街道，而不被车上拥挤的乘客打扰了。

回到家后，我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我不记得贝蒂是否说过，她要去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昨天发生的事似乎已经过去几个世纪了。我径直向电冰箱走去，从里面取出一堆东西，放在桌子上。啤酒和一些煮鸡蛋全都冻成冰了。我去冲了一个淋浴，等待着眼前的这个世界重新恢复到正常的温度。

返回厨房的时候，我偶然在地板上踢到一个揉皱了的纸团。对我来说，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就像现在这样，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掉在地板上。我把它捡起来，一点点地展开，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份医院的化验报告。结果是否定的，根本没有怀孕！

我在开啤酒盖的时候，不小心把手指划破了，但是我却没有立刻察觉。我一口气把啤酒全都喝下去了。可以肯定地说，所有令我绝望的东西都是从邮局寄来的。这简直太粗暴了，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平庸，这是来自地狱的不经意的一瞥。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然而贝蒂的消失给我肩膀上带来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沉重。我觉得，如果我还坐在那儿不动弹，最后一定会被压成一堆碎片。我按住椅子背儿站起来，手指已经流血了。我想去用水冲一下，也许这就是我感到全身难受的原因。我走到水池旁边，这时我发现垃圾桶里有一些红色的斑点。我能想象到里面是什么，不过我还是用手拣起来。其中夹杂着一块黑色的东西，那是婴儿服的碎片。也许它们很耐洗，可惜我永远无从知晓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东西不耐剪。这个细节让我坠入无底深渊。我能想象贝蒂是在何种状态下采取这种行动的。从表面上看，血只是从我的手指尖儿往外流，但是事实上我的全身到处都在流血。更可怕的是，地球已经偏离了它所运转的轨道。

我尽量克制着自己，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我去用水把手指冲干净，然后用纱布包扎起来。糟糕的是，我同时忍受着双重的痛苦，我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贝蒂所感受的东西，有一种特别敏锐的直觉。我的思维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我的肠子在咕咕地叫。我明白我应该去找她，但是现在，我身上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我几乎要瘫倒在床上了，期盼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雨使我变得麻木起来，把我所有的思想全都清除干净。我呆呆地伫立在屋子中央，口袋里装满了钱，手指被割破了。之后，我锁好了门，来到了大街上。

整个下午我都在四处找她，但一无所获。我几乎把镇上所有的街道都跑遍了，而且每个地方至少找了两三回。我的眼睛死死地盯在路边的人行道上，我追随着所有长得像她的姑娘们，每次路过一个露天的咖啡座，我就放慢了速度，仔细地搜索着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我行驶在空旷的街道上，不知不觉地夜晚降临了。我来到加油站加油，付钱的时候，我不得不取出一捆钞票。那个工人头上戴一顶大盖帽，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

“我刚刚抢劫了一座教堂的捐款箱。”我对他说。

此刻，她也许已经跑到五百公里之外的地方了，我这次出来搜寻的结果，化为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头疼。或许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看，就是郊外的那座小屋，不过我还没决定是不是过去。我觉得如果到那儿还不见她的踪影，可能就永远找不到她了。在我将要射出最后一颗子弹的时候，我犹豫了。也许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可能，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地方了。街上霓虹灯亮起来了，我又在周围转了一圈儿，然后回家去拿手电筒，顺便再穿件衣服。

我发现楼上的灯亮着。不过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我经常会把炉子上煮的东西忘了，或者打开水龙头之后就扬长而去。以我目前的这种状态，如果发现房子着火，很可能会当成天使之箭。我飞快地上了楼。

她正坐在厨房的桌边。她脸上的妆像鬼一样，头发乱蓬蓬的，胡乱地披散着。我们的目光交汇了一下。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稍微松了口气，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感到了窒息。我一时都想不起该说点儿什么了。她一声不吭地站起来，去给我端来一盘菜。这是一份西红柿丸子汤。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她的脸色很憔悴，我甚至都不忍心去多看一眼。如果这时我开口说话，我肯定会发出一声叹息。她的头上只剩下三四公分长的几绺儿头发，脸上的面霜和口红流得到处都是。她注视着我，眼睛里流露出极度绝望的神情。我的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撕碎了。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然后俯下身把双手伸进菜汤里，菜很烫，我捞出一些丸子，西红柿汤从我的手指间流下来，我把它全都弄到脸上了，眼睛上，鼻子上，还有头发上。我觉得很烫，但我还是把它抹得到处都是，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一直流到我的腿上。

我用手背擦去脸上夹杂着西红柿汤的泪水。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就像那样待着，过了好一会儿。

[1] 比利时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的人物，嗜酒如命。

21

“该死的！”我说，“如果你不老实点儿的话，我永远都弄不好！”

我们站在厨房的窗户旁边，灼人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她的头发如此耀眼，让我很难看清楚。

“把头往前低一下……”

咔嚓，咔嚓，我把她两边残留的头发都剪齐了。我花了三天时间去劝说她，她才同意让我给她把头发修剪一下。事实上，我们正等着埃迪和丽莎那天下午过来，这才是她让我替她剪头发的原因。熬过三天之后，她才重新恢复过来。

不过在我这褐发碧眼的人看来，她的短发感觉好极了。这也是一种恩赐。我的手指间夹着她的一绺头发，就像是修剪成熟的麦秆一样。当然，她的脸色不是太好，但是我确信，只要稍微化妆一下，就会让她焕发出光彩。我应该准备潘趣酒了，我告诉她不必担心。那些从城里来的人，脸上总是像死人一样苍白。

我猜得没错，埃迪又换了一辆新车，这是一辆顶篷可以折叠的橘红色轿车，不过他们一路上饱尝了许多灰尘的苦头，看上去他们就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一样。丽莎从汽车上跳下来。

“噢，亲爱的，你把头发剪了？这样感觉太棒了！”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喝潘趣酒，不是我吹牛，这玩意儿酒劲够猛的。丽莎想去洗个澡，于是姑娘们端起酒杯钻进浴室里去了。埃迪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大腿。

“嘿，你这坏小子，见到你太高兴了！”他说。

“我也是……”我说。

他点了点头，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

“没错，士别三日，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我去给邦果开了一个罐头。埃迪和丽莎的出现，让我得以放松一下神经。我确实需要放松一下了。在这三天当中，我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今后我们还能在一起过下去吗，我能否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引领着她一步步走向光明呢？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这件事上了。我拼命地战斗着，像一个极端分子似的；我能看出她到底陷得多深，这是人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奇思妙想，能让我们摆脱困境；也不知道会有何等神奇的潮水，把我们冲到海滩上。我现在很疲惫。经过这样的磨炼之后，在我看来，启开一个狗粮罐头，差不多跟撬开一个保险柜一样费劲。喝下两杯潘趣酒之后，我开始走向光明。我聆听着从浴室中传来的姑娘们的笑声，一切都变得近乎完美了。

当重逢的欢乐逐渐平息的时候，埃迪和我开始行动起来了。姑娘们更愿意在家里度过第一个夜晚，所以我们需要去买些吃的东西，必须在路过鲍勃家时停一下，去向他借一个床垫和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轻巧的屏风。五味酒差不多快要喝光了，当我们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外面吹着轻柔的风，如果能把那些愚蠢的念头，全都从心底驱散的话，我就会感到非常惬意了。我明白自己无能为力，也许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一点儿差异吧。然而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的痛苦是截然不同的。对我来说，痛苦的感觉有点抽象。似乎在我的喉咙里憋着一口气，始终咽不下去。

于是我们去鲍勃家借来了床垫和屏风，回来的时候，我们把它拖到路边的人行道上，不过运送这玩意儿太费劲了，把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的，里面的弹簧颠簸得嗡嗡直响，最麻烦的是，我们不能把这可恶的家伙在路上拖着走，必须把它抬起来。与它相比，屏风却轻得像一根羽毛似的。

我们把它搬到楼上的时候，累得喘不过气来。姑娘们看到这种场面，笑得前仰后合。当我缓过气来的时候，觉得酒劲儿开始上来了，全身的血液急速地流淌着。这种感觉没什么不好，这是最近三天以来，我的身体第一次完全恢复知觉。姑娘们列出一个清单，我们又跑下去买东西了。

我们一到镇上，马上就办妥了。汽车的后备厢里塞得满满的，最后，当我们从一家糕点铺走出来的时候，每个人手里各拎着一盒蛋糕。这时，有一个人朝埃迪走来，他伸出胳膊和埃迪拥抱了一下。我模模糊糊地记起来了，参加葬礼的那天见过他。他和我握了握手，他的个子很矮，看上去岁数不小了，身体似乎还很强壮。我有意走得远一点，让他们单独聊一会儿。我仰望着天上的星星，抽了一支烟。我偶尔能听到他们说的一两句话。从谈话中发现，这家伙不想让我们马上回家，他坚持要让埃迪去看看他新建的训练场，就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他觉得我们不可能连五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

“我们要去干什么呢？”我问埃迪。

“不要多问啦，你们跟我走吧！”那家伙笑着说。

我们把蛋糕放进后备厢里。“我不好推辞，”埃迪对我说，“我认识他至少有二十年了。当时我经常帮助他组织一些小型的拳击比赛，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日子，那时他的头发还没有白呢。”我对埃迪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再说现在时间还不算晚呢，而且我根本没感到厌烦，确实没有。”我们把后备厢盖关上，然后就跟着那家伙一起走了，我们开着车子从街角拐过去。

这是一座小型的训练场，里面能闻到一种皮革和汗水混杂的气味儿。两个小伙子正在进行拳击训练。我们可以听到手套击打在皮肤上，发出一些砰砰的响声，以及淋浴的哗哗流水声。老家伙把我们领到一个吧台的后面。他从里面取出了三瓶汽水。他的眼睛里似乎要漾出气泡儿来了。

“埃迪，你觉得这里怎么样？”他问。

埃迪轻轻地用拳头在老家伙的下巴上蹭了一下：

“不错，我觉得你把这儿管理得井井有条……”

“穿绿色短裤的那个是乔·阿提拉，”老家伙接着说，“他是这里的后起之秀。最近这几天，你也许会听到关于他的轰动新闻……这小子很有前途……你看他浑身是劲儿……”

他用手比划着，朝埃迪的肚子上打出一记右钩拳。我慢慢地跟不上他们谈话的思路了。我一边喝着汽水，一边观看乔·阿提拉在他的陪练对手，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裤、年龄稍大的选手身上演练着拳击技巧。他像个火车头似的，向年长的选手发起一连串的攻击，那小子在手套后面来回躲闪着，嘴里不停地嘟囔着，好样的，乔，接着再来，很好，就这么打。乔尽可能像他要求的那样去做。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场面非常着迷，我的大脑兴奋起来了。我走到围绳边上，我对拳击一窍不通，虽然从前我看过一两场拳击比赛，但是从没发生过兴趣。记得有一次，别人的血还溅在我的裤子上呢。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年龄稍大的选手，被一阵雨点般的组合拳击中的时候，我像吸毒的家伙那样吐出了舌头。我只看见拳击手套闪烁着亮光，像一支支离弦的箭一样，我什么都不去想了。

当乔完成一个回合训练的时候，埃迪和他的朋友走到我身边。我身上开始冒汗了，我揪住了埃迪的衣角儿。

“听我说，埃迪，这就是我一生的梦想！戴上手套，登上拳击台，假装与一个职业拳手对打，哪怕只有一分钟呢！”

在场所有的人都笑了，其中乔笑得最厉害。我仍然在坚持，我对他们说，就当是朋友之间随便玩玩，只是为了消遣一下，如果这辈子不能尝试一次，我真会觉得死不瞑目的。埃迪挠了一下脑袋。

“你是认真的吗？没有开玩笑吧……”

我摇了摇头，咬紧了嘴唇。埃迪把脸转向了他的老朋友。

“好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看这件事能给安排一下吗？”

老家伙扭过头去看着乔：

“乔，你觉得怎么样？你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

乔的笑声让我联想到一棵大树从山坡上滚下来，不过我当时太兴奋了，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周围灯光的照耀下，我有点儿眼花，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乔紧紧地抓住围绳，朝我使了个眼色：

“好吧，为什么不呢？只来一个回合，大家乐一下吧……”

就在这时，我心里突然害怕起来，几乎全身都在发抖。最奇怪的是，我开始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然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着，走到一块空旷的地方。我的脑子进行最后的挣扎，在一阵狂乱中开始胡说，它做出一些危险的举动，试图要把我彻底摧毁。它对我说，不要这样做，虽然这件事发生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但是最终还是发生了，死亡也许正在拳击场上等着你呢，乔也许会把你的脑袋拧下来的。在酒精的帮助下，我感到自己进入病态的疯狂中，令人惊骇地纵身一跃，跳进一片阴暗而冰冷的湖水中。我对这里太熟悉了，每次都是如出一辙。所有的焦虑都在撕扯着我，恐惧、黑暗、疯狂、死亡，总之是一片狼藉。像这样的恐怖时刻，会时不时地突然降临到你头上。但是对我来说，这一点儿都不新鲜，最终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费了很大劲儿，才弯下腰够到了鞋带，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热爱死亡吧，热爱死亡吧，爱上你的死亡吧！

在我的努力下，这个办法非常奏效。我重新浮出水面，其他的人都在谈论着什么，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恐惧。那个穿红色运动裤的人帮我穿上衣服，我穿上一条白短裤，我的脑子已经屈服了。我登上了拳击场。乔·阿提拉亲切地朝我微笑着。

“你对这行当懂得一些吗？”他问。

“不，”我说，“这是我第一次戴上拳击手套。”

“好吧，你别害怕，我尽量下手轻一点儿。我们只不过是消遣一下，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感觉身上忽冷忽热的。乔跟我的个头儿差不多高，不过这是我们唯一相似的地方。我的脸比他帅，他的肩膀比我宽，他的胳膊跟我的大腿一样粗。他开始来回地跳跃起来。

“准备好了吗？”他问。

我感觉自己好像飞起来了。我把最近几天积攒起来的所有的悲愤与无奈，都集中到我的右拳上了，我尖叫了一声，挥起拳头向乔的身上猛击过去。我打在了他的拳击手套上。他皱着眉头往后退了一步。

“喂，放松一点儿，好吗？”我说。

我的体温大概已经升到三十九度或四十度了。他的腿又开始跳跃，但是，我的脚却像钉了铁钉。他向左虚晃了一下，然后一个右钩拳打在我的下巴上，就像拍死一只苍蝇似的。我听见身后传来一片笑声，乔像一只蝴蝶一样，围着我转来转去，用手套的顶端轻轻碰我。这时，他把脸转向台下的人，朝他们眨了眨眼。我趁其不备，挥起拳头打在他的嘴上。这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结果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我脸上接连挨了两拳，然后脚底下一滑，跌到围绳底下去了。埃迪的脸出现在距我三公分远的地方。

“嘿，你疯了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别说这个啦，”我说，“快告诉我，我的脸上出血了吗？”

我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了，差不多要晕过去了，他和我的声音似乎是从梦境里传来的。我累得气喘吁吁的。

“妈的，”我低声说，“我身上是不是流血啦？”

“没有，如果你继续下去，很快就会被打得头破血流！来吧，把你的手套摘下来。”

我手扶着围绳，又重新站起来。除了感到自己的身体重达二百公斤，脸上有烧灼感之外，别的地方还算不错。乔不停地左右晃动着，在拳击场的中央等候着我。他看上去像一座无法企及的山峰。他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笑容了。

“我很想消遣一下，但是不能太过分，”他说，“别再这样干了。”

我什么话都没说，用尽全身的力气给他来了一拳。他很轻易地躲过去了。

“小子，别玩啦……”他说。

我又给了他一拳，但是这次什么都没碰到。我真想让他立刻停下来，别再晃来晃去了。我很吃力地把胳膊抬起来，几乎要招架不住了，突然我向他猛扑过去，用尽最后的力量给他一记右直拳，我相信这次会给他带来致命的一击。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的头似乎爆裂了，就好像我一阵狂奔冲入一扇玻璃门似的。我在半空中摇晃了一下，然后跌落在地毯上。

我没有昏过去。埃迪的脑袋在我身边摇摆不定，他的脸上挂着一丝苍白，一丝焦虑，还有一丝疲倦。

“埃迪，老伙计……你看到我流血了吗？”

“该死的，”他回答说，“你的鼻子底下像是安了个水龙头！”

我闭上了眼睛，不过还能喘气。我不仅没有死去，而且堵在我喉咙里的那口气也消失了。我觉得最好还是先躺一会儿。

我对身边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儿概念，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记不起现在的时间，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想找一块毯子盖在自己身上，然而我的胳膊却不听使唤了。那个穿红色运动裤的人，过来照看着我，他用水擦去我脸上的血迹，然后把一个棉球儿塞进我的鼻孔里。

“不错，甚至都没有伤到骨头，”他说，“乔还是手下留情了，他完全可以把你打得更狠一些……”

埃迪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把我拖到淋浴下面。温水让我的身体感觉舒服一些，冷水让我的脑子清醒一点儿。我把身上的水擦干，然后把衣服穿好，对着镜子照了一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经过可的松治疗的人。我几乎迈着正常的步子回到人们中间，我完全清醒过来了。乔穿着一身运动服，肩上挎着一只运动包。他笑着看我走过来。

“怎么样，”他说，“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感觉不错吧？”

“太棒了，”我说，“现在我心里平静多了。”

我发现自己坐在敞篷车里的时候，感觉就更好了，汽车沿着一条大街向前行驶，一阵微风吹拂在我的脸上，我手里夹着一支柔和型的香烟。埃迪悄悄地从旁边瞥了我一眼。

“记住，”我说，“千万别对姑娘们提起这件事。”

他的喉咙有些被卡住了，接着把后视镜歪过来对着我。

“噢，是吗？那我们该如何解释呢……说你被蚊子咬了？”

“不，就说我光顾着往前走路，不小心撞在一扇打开的窗户上。”

一天早晨，刚到四点钟，闹钟就响了。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悄悄地把衣服穿上。埃迪已经在厨房里了，他把背包收拾好之后，坐下喝杯咖啡。他向我眨了一下眼：

“想来一点儿吗？还是热的呢……”

我打了个呵欠，很想喝点儿咖啡。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埃迪把头发弄湿了，然后用梳子梳理了一下。他看上去很有精神。他站起来，去把杯子冲洗干净。

“别耽搁太久了，”他说，“路上至少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呢。”

五分钟之后，我们就从楼上下来了。这么早就爬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们不会感到后悔的。夜晚最后的时刻，感觉非常特别，当你看见黎明第一道曙光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埃迪让我驾驶着车子，由于外面天气很好，我们把顶篷打开了，一路上我把夹克的扣子全都系上。这是一辆让人心惊肉跳的小汽车。

埃迪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不时地为我指引方向，道路上似乎撒满了他童年的回忆。只要能遇见一个路牌，或是穿过一个沉睡中的乡村，他就会感到无比兴奋；一路上，他不停地讲述许多儿时的趣事，散落在黑夜的各个角落。

最后，我们来到一条乡间的土路上，把车子停在路的尽头，我们钻到一棵大树底下。夜色慢慢地消退了。我从后备厢里取出了渔具，接着我们沿着一条河流出发了，水流很急，到处传来汩汩的声响。埃迪走在前头，他自言自语地回忆起一些关于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走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河道从这里开始变宽，一些岩石上长满了鲜花，周围有很多树木，草地、树叶、嫩芽，还有天上飞着的蜻蜓，所有野外的景色。我们就在那儿坐下了。

当埃迪把鞋子脱掉的时候，天色刚刚亮起来，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这里的一切，看起来让人心情舒畅，我觉得心里很踏实，完全放松下来了。每次一来到有水的地方，我的心情总是会像现在这样。他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装备，然后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上，好像在水上行走一样。

“你会明白的，”他说，“其实这一点儿都不复杂，你仔细地看着我……”

其实，我到这儿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开心。钓鱼从来都不是令我最着迷的一项活动，为了避免自己闲得无事可做，我随身带去了一本日本诗集。

“嗨，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那么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开始吧，我会一直盯着你。”

“伙计，看这里，最关键的地方是在手腕上。”

他让钓鱼线从头顶上旋转起来，然后将它抛到空中，线轴转动的速度非常快。我听见一个很小的东西掉进水里了。

“嗨，就像这样，你明白了吗？”

“是的，”我说，“你不用管我，我还想再多看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一缕阳光飘忽不定地潜入到茂密的树叶中。我不慌不忙地从包里取出一个三明治，目的是让自己有点儿事做。我尽量不让自己在这儿打瞌睡。埃迪背对着我，他像这样大概有十分钟没吭声了。看上去他似乎在凝视着那条尼龙线。他没有转过身来，但是他突然开口说话了。

“我想知道，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三明治里夹的都是火腿。当你看到三明治的边缘上挂着一丝肥肉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倒胃口的了。我把它重新包起来，而且它已经有些发软了。由于我没有答话，他继续说下去：

“上帝啊，我不想说这些让你心烦，但是，你注意过贝蒂那张脸吗？她的脸色苍白得像一个幽灵一样。她可以咬着嘴唇，目光呆滞地坐在那儿，半天不说一句话。该死的，你从来没对我说过一个字，你让我如何知道是否能帮上什么忙呢……”

我看着埃迪的钓鱼线往下游漂去，它溅起一些水花，渐渐地绷得越来越紧了。

“她以为自己怀孕了，”我说，“后来才知道我们弄错了。”

有一条鱼咬住了鱼钩，这是今天钓到的第一条鱼，但是我们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它的死似乎没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埃迪把鱼杆牢牢地夹在胳膊底下，然后伸出手把鱼从钩上取下来。

“原来是这样，不过你们真的快把我乐死了。这种事不可能每次都成功，也许下一次就行了。”

“不会有下一次了，”我说，“她甚至不想再听到别人提起此事，而且我可不是那种威猛得、能随便穿透一个避孕环的男人。”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阳光投射在他那凌乱的头发上。

“埃迪，你知道吗，”我接着说，“她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她像是一只受伤的动物。你知道么，她的情绪总是很低落。我觉得对她来说，世界简直太小了。埃迪，这就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

他把钓鱼线抛到更远的地方去，以前还从没抛出过这么远呢，他的嘴角上流露出一种苦涩的表情。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做点儿什么……”他嘴里嘟囔着。

“是的。当然了，必须让她明白，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也不会有天堂，所以更谈不上有什么得失，实际上，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而且如果你认为，你最终只剩下绝望的话，那么你又想错了，因为绝望也是一种幻觉。你所能做到的，就是天黑上床睡觉，然后早晨再爬起来，如果可能的话，嘴边再带着一丝微笑。另外，你可以幻想你想要的东西，只是这改变不了什么，却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他抬起头仰望着天空，然后摇了摇头说：

“我的天哪，我在问他，是否有办法能让她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呢，而他却对我说，最好让一颗子弹从她的脑子里穿过……”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的是，生活可不是集市上的打靶摊位，那里摆着一大堆奖品等着你去赢取；如果你疯狂得非跑去下赌注，那么你就会明白，车轮永远不会停止转动。从那时起，你就开始承受痛苦的煎熬了。在生活中确定目标，就等于给自己套上一副沉重的枷锁。”

埃迪又从河里钓上来一条鱼。他叹了口气。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里的鱼多极了。”他咕哝着说。

“当我小的时候，我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我说。

按照事先的计划，我们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回家了。在整个过程中，我根本没想去尝试一下，我对钓鱼丝毫不发生兴趣，最后我们拎着三条可怜的鱼，回到鲍勃的房子里。他们全都待在花园里，三个女人正忙着准备晚宴上的酒水。鲍勃在旁边看着，嘴里不停地唠叨着什么。我纵身一跃，从栅栏上翻过去。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难题，”我说，“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我真想不出如何才能用三条鱼，去填饱三、四十个人的肚子呢。”

“噢，上帝啊，你们究竟遇到什么麻烦啦？”

“一言难尽啊。也许这是一个灾荒之年吧……”

虽然河里钓不到几条鱼了，不过幸运的是，附近的牧场上和别的地方还养着一些牛，我不知道，至少还有办法吃到烤牛肉。用不着过于担心，由我和鲍勃来张罗这件事。

确实有很多琐碎的小事要解决，我稀里糊涂地把一个下午都搭进去了。我很难让自己对正在进行的事情发生兴趣，一般来说，跟我说话必须要重复两到三遍才行。我更愿意站在旁边往面包上抹黄油，这样就可以让我的情绪保持平静。经过与埃迪的一番辩论之后，我对即将到来的晚宴兴致全无。说实话，我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所以最好还是让我一个人待着。但是繁忙的事务把我拴住了，根本无法脱身。在行动和忍耐之间，最好不要急于选择前者，否则很快会感到厌倦。天气好得有些荒诞，阳光甚至都不那么刺眼了。我只有走到贝蒂身边，把手伸进她的短发时，心里才感到暖洋洋的。余下的时间里，我心情很低落，用手指把吐司掰碎了扔给邦果。

当人们到来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我认识，另一些我从没见过的人，也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形形色色的人全都聚在一起了。大概有六十多个人，鲍勃从人群中窜来窜去，像一条飞鱼一样。他得意地搓着手，朝我这边走过来。

“上帝啊，我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他说。

鲍勃离开之前，把我杯子里的酒一口气全都喝下去了，我还一点儿没碰呢。我手里端着空酒杯，站在距离人群有点儿远的地方，我没有挪窝儿。我什么都不想喝，也不想吃东西。贝蒂看上去很开心，丽莎、埃迪、鲍勃和安妮，他们全都一样，所有的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快乐，只有我一个人，待在自己的角落里。尽可能让嘴角露出微笑，甚至嘴部的肌肉都有点儿痉挛了。是的，简直妙极了，也许我是晚宴上唯一一个面色苍白的人。但是，我在那一张张面孔后面又看到什么呢，只有疯狂、不安与苦恼；只有痛苦、恐惧和绝望；要么是苦闷、孤独；或者是愤怒与无奈，糟糕的是，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让我重新打起精神来……真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吗？我发现其中有几个姑娘，不过对我来说，她们长得实在太丑了，而那些男人一个个看起来都很愚蠢，当然我把问题全都简化了，但是我不想陷入到琐碎的细节中去，只想让自己退缩到黑暗的角落儿里，我需要一个忧郁而冷酷的世界，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那里空无一物，一片漆黑，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让自己消失在别人的视野中，我一点儿精神都没了，有时候，人会希望看到混乱出现，灾难降临。总之，当时我就处于这种心理状态下，而且一滴酒都没有喝。

由于我不想让人注意到我，所以我开始到处走动，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忙人似的。过了一会儿，贝蒂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她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吓了一跳。

“你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呢？”她问，“我已经观察你一会儿了……”

“我想试探一下，看你是不是还对我感兴趣，”我开玩笑说，“姑娘们看到我眼圈儿发黑，都不愿搭理我了。”

她冲着我笑了，我正徘徊在地狱的门口呢，这时她却朝我笑了，噢，上帝啊，全能的上帝，天哪……

“你太夸张了，”她说，“几乎都看不出了……”

“快牵着我的手，”我说，“带我去把杯子里的酒倒满……”

我刚刚把杯子里的酒满上，这时鲍勃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抓起我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一伸胳膊把贝蒂拉走了。

“鲍勃，你他妈的真是一个混蛋，”我说，“而且还……”

但是他已经走远了，而且他的耳朵发出亮光，就像汽车的反光镜一样。我又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幸亏有了贝蒂，才让我觉得情绪不那么低落了，我让自己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然后我转过身来，朝吧台走去，想重新把杯子里的酒满上。但是这不容易做到，因为人们讲话的声音比我大得多，我甚至看见他们的胳膊，从我的头顶上来回穿越。所以我只好出去兜一圈儿，自己照顾好自己。周围的气氛变得更加热闹了。不知道是什么人，又把音乐的声音放大了一些。我从身后的草地上搬了把野营椅，然后把它放在一棵树底下，像个老太太一样坐在那儿，只是手里没有拿什么编织物，不过在我陷入岁月的泥潭之前，还要走很多路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疲惫，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人们来来往往地从我身边经过，他们尽情地畅谈着，不过没什么要紧的事。如今人们关注的问题，似乎只停留在穿着打扮上，而且根本不用专门走进商店，去询问橱窗里见不到的东西。唉，多么可怜的一代人，他们默默无闻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既不知道拼搏，也不懂得反抗，挖空心思地去妄想一番，最终还是找不到任何出路。我决定为自己的健康干杯。我刚才把酒杯放在草地上。就在我伸手去拿杯子的时候，鲍勃一脚把它踢翻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问，“怎么坐在这儿……”

“告诉我，鲍勃，你刚才没有感觉么，难道没发现你的脚踢倒了什么东西吗？”

他踉跄着后退了一步，而我是唯一一个滴酒未沾的人，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差距了。我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去跟他讲道理。我把杯子塞到他手里，然后抓住他一条胳膊，让他把身子转过去，又推了他一把。

“去倒杯酒给我，我一点都不恨你！”我说。

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走向沉沦，而且我不得不坐在那儿，等着这个白痴去给我端一杯酒来。我对自己说，我们最后什么都剩不下。好在夜色很温柔，我的位置不错，可以分享到一些味道不错的烤肉串，感觉比刚才好一些了。当然，鲍勃没有再返回来，不过我自己倒了一杯酒。我牢牢地把杯子攥在手里。我站起来，向人们跳舞的地方走去，发现其中有一个姑娘，相貌不是很出众，她那妩媚动人的身体，在萨克斯的伴奏下来回舞动着。她穿着一条紧身的裤子，很明显，她下半身里面什么都没有穿，上面也一样，只穿着一件体恤衫，紧贴着两只乳房，你可以目不转睛地看她跳舞，而且不会感到厌烦。简直就像是一阵风。我眯起眼睛，咽下了第一口酒。但是我只是喝了一口，因为当萨克斯演奏到高潮的时候，姑娘全身都兴奋起来了，她竭力地向四面八方舞动着肢体。当时我并未坐在她身后五十米远的地方，确切地说，我就在她胳膊能碰到的地方，杯子里的酒全都洒在自己脸上，杯子还磕到我的牙齿上。

“噢，苍天啊！”我喊道。

我感觉到酒正从我的胸前滑过，滴滴答答地从头发上落下来。我一只手紧握着空酒杯，用另一只手擦着脸。这个姑娘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哎呀，这是我干的吗……”

“不，”我说，“我只是因为一时心急，才把这杯酒泼在自己脸上。”

这个姑娘非常善良，她让我坐在一个角落儿里，然后跑着去找来一些餐巾纸，让我赶快把身上擦干净。这个不幸的意外事件，又给我带来一次打击。我耷拉着脑袋，等着她回来，但是一个男人的痛苦是有限度的，我已经没有感觉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

她拿着一卷带花纹的纸出现了，我坐在那儿，任她随意摆布。当她站在我面前，帮我把头发擦干的时候，她的裤子完全遮挡住我的视线。除非闭上眼睛，否则我只能看见她的两腿之间，那个隆起的部位和有褶痕的地方，还有大约一毫米厚的裤子的布料；我荒谬地联想起阳光下一只被剖开的水果，或者是一只被整齐地切成两半儿的柚子，我很容易用一根指头将它掰开。这简直太疯狂了，但是我没有失去理智。我咬紧了嘴唇，可是我仍能闻到它的气味儿。不过我还没有彻底疯狂，对我来说，有一个姑娘就已经足够了。我在心里问自己，大街上到处是很随便的姑娘，你哪有力气去应付呢。看看她们跳舞就应该满足了，我叹了口气，慢慢地站起来。当人们全都拥挤在商店橱窗前时，你最好不要停留。

我撇下了那个姑娘，来到楼上的房间里。我对自己说，如果运气好，也许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或房间的角落里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喝一杯。其实与其他的办法相比较，酒精也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它可以让你喘口气儿，避免所有的问题一齐爆发。而且是生活让你变得疯狂起来，并不是酒精造成的。我的天哪，楼上的人简直太多了，我差点立刻冲下楼去，不过我还能去哪儿呢？他们全都围坐在一台电视机前，正在激烈地争论着，想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是应该收看一场网球决赛呢，还是要看一场单人飞越大西洋的实况转播。就在他们准备举手表决的时候，我找到了一瓶酒。我不动声色地走过去，把它抓在手里，眼睛看着其他人。表决的结果双方势均力敌，其中有些人弃权了。在相对平静的时候，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时，一个头顶上垂着一绺鬈发，两鬓光秃秃的家伙站起来，他满脸堆笑地冲着我走过来。我悄悄地把酒杯藏在身后。他用胳膊搂住了我，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年似的，我很讨厌别人随便碰我，于是梗起了脖子。

“嗨，老伙计，”他说，“我想你都看见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难题，我想在座的人都同意请你来给我们裁决一下……”

我低头从他的胳膊底下钻出来。他把那绺儿头发往后一撩。

“开始吧，老伙计，”他接着说，“我们现在全都听你的啦……”

他们全都屏住呼吸等着我表态，似乎我只要讲一句话，就能够拯救全人类似的。我不想让他们等得太久。

“其实，我跑到这儿来，是想看一部吉米·凯格尼主演的电影。”我说。

不等他们做出任何反应，我就端起酒杯溜走了。当一个人发现自己到处碰壁的时候，必须毫不犹豫地赶紧走开，而且他必须一直往前，继续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我走进了厨房。这里也有一群人围坐在桌边，他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聊天。贝蒂就坐在他们中间。她看见我走进来，接着向我伸出了胳膊。

“瞧，他就在这儿！”她说，“这就是我说的那位作家！他也许是当今几个最有实力的作家中的一位！”

我的反应极其神速，狡猾得像一只狐狸一样，而且很难被人抓到，仿佛是一条鳗鱼，或者是一块涂了橄榄油的香皂。

“大家不要走开，”我说，“我方便一下，马上就回来……”

当他们站起来准备给我鼓掌的时候，我已经冲到花园里去了。我没有待在灯火通明的地方，我跑到离窗户很远的地方去了。我把杯子里的酒基本上都洒在路上了，剩下的我只能用嘴唇抿一下了，不过我终于保住了作家的面子。这样说也许太轻浮了。我觉得现在可以把这件事忘掉了。夜已经很深了，仿佛我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所有的售票窗口都关闭了。

周围没有人注意到我，我慢慢地退到船头，双脚跨过船舷，悄悄地钻进一艘快艇的底部。我用一只手割断了缆绳。在这个消息像火药似的扩散到整个房子里之前，我像闪电一样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当我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感觉四周特别安静。我坐在厨房里，默默地待在黑暗中。这时，刚好有一道蓝色的光从窗户里射进来。我用脚把冰箱的门踹开了，一个方形的、发光的影子落在我的膝盖上。这让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喝了一罐啤酒。如果一个像我这样能扪心自问，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人，都不去做的话，那么还有谁能说出一罐啤酒竟然有如此神奇的魅力呢？针对这个问题，在得出两三个明确的答案之前，我是决不会去睡的。我打了个喷嚏，把冰箱门关上了。

22

一部小型缆车发出吱吱的尖叫声，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缆车在风中轻轻曳动着，我们大概已经上升到距离地面两百米高的地方，车上只有我们俩和一对老夫妇，我们可以随意支配车上的任何地方，不过贝蒂却紧紧地靠在我身上。

“噢，上帝啊……我很害怕……”她说。

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泰然自若，但我对她说，开什么玩笑，这辆该死的缆车不会碰巧在今天，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已经有上百万人乘坐过它了，而且他们全都安然无恙。也许过十年之后，它才会坠毁呢，要不就是五年以后，哪怕是再过一个星期呢，但是这决不会是现在，马上就要发生的事！最终，这个道理让她信服了，我向她眨了一下眼。

“别担心，”我说，“这可比坐汽车安全多了……”

老人微笑着向我们点了点头。

“确实如此，”他说，“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还从没发生过一次事故呢。”

“说的是呀，”贝蒂说，“可是，我觉得时间有点儿长了……”

“别说这个啦！”我吼道，“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那样看看风景呢？”

缆车继续吱吱地叫起来……

我拿出一瓶维生素C，然后递给她一片。她皱起了眉头，瓶子上写着每日服用八片，我自己改成十二片，这就等于每小时吃一片。不过味道不算太难吃……有一种橘子的味道，我坚持让她服用。

“嗨，我都快烦死了！”她嘴里唠叨着，“已经有两天了，嘴里都是这种味道……”

我没有让步，接着把一片黄色的药片塞进她的嘴里。我估算了一下，到晚上睡觉之前，我应该让她把瓶子里最后一片吃下去。按照瓶子标签上说的，这是一般的服用剂量。在山上多待上些日子，加上正常均衡的饮食，我就能卓有成效地让她的脸色恢复正常。这一点在埃迪他们从这里回去的那天，我已经向丽莎保证过了。当我们互相吻别的时候，她叮嘱我一定要当心，千万不要让贝蒂生病，她说，你知道，我对她真的有点儿担心。

吱吱、吱吱……按照我的推断，他们故意不给这玩意儿上油。但是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着把游客运上来，然后再送下去，如此反反复复，总有一天这部缆车会让人感到厌烦的。或许那些负责维修的工人，当他们闲得无聊的时候，就把螺丝拧松了来以此取乐。每个月拧一点，不开心的日子就拧一圈儿。我愿意接受自己会死的结局，但也不能太过分了。

“他们每隔两个星期，就应该换一次班，”我说，“缆车里只留下一个负责看护的人就行了。”

“你是在说谁呢？”她问。

“那些手里攥着大家性命的家伙。”

“嗨，看下面，有一些小绵羊！”

“该死的，在哪儿呢？”

“你没看见那些细小的、白色的圆点嘛？”

“噢，老天爷！”

一个头上戴着顶帽子、口袋里插着一份报纸的家伙，正在终点等着我们。他把车门打开了。虽然他看上去很温和，但是我发现，他竟然长着一副貌似杀人犯的面孔。有几个游客正等着乘坐缆车返回山下，这里没有那些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只有一些看上去六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头上戴着小帽，山底下等候他们的是一些豪华的大客车。这些人给此地带来一点残花败柳的味道。不过，他们也不是来这里玩的。

我看了一眼时刻表，这口活棺材要一个小时后才能回来。太好了，正好有时间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以免厌烦得要死。我原地转了一圈，欣赏了一下周围的景色。这里实在太美了，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我嘴里吹着口哨，关于这个地方的特色，我记不清了，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没有什么吸引力。除了那些被派到缆车上的、穿制服的施虐者之外，眼下就只有这对老夫妇和我们俩了。

我把背包放在一个带有罗盘标志的水泥桌子上，一转眼的工夫，我就把拉链拉开了。我把贝蒂喊过来，让她把一杯番茄汁喝下去。

“那你的呢……”她问。

“贝蒂，听我说，别闹了……”

她假装把杯子放回去，于是我不得不给自己也倒了一杯。对我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折磨，我厌恶这玩意儿，感觉就像是在喝一杯粘稠的血浆。但是，如果我喝下去，贝蒂就会喝掉她自己的那份儿。虽然这种讹诈太小儿科了，我还是欣然接受。于是，我们天天都要忍耐着，一次次经受这种小小的死亡。

幸运的是，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效果。她的气色慢慢地恢复正常了，看上去凹陷的脸颊比以前好多了。最近三天以来，天气变得好极了，我们几乎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每天晚上至少要睡十二个钟头。不知不觉地，我们几乎看到隧道的尽头。我敢肯定，假如丽莎此刻能看到她坐在太阳底下，笑容可掬地吮吸着番茄汁，那么她一定会大声惊呼，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就我个人而言，也应该为此感到满足。但是，当我仔细观察她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感觉，我似乎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同时我坚信，那些东西永远无法找回来了。然而，我不知道那些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自己在胡思乱想。

“噢，真该死！嗨，快点儿过来看看这个……”

她正趴在一架固定在底座上的望远镜上，必须不时地往这架仪器里投入一个硬币。镜头对准了附近的一座山峰。于是，我走过来看看。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说，“我看到鹰了！上帝啊，我看见其中有两只鹰，正栖息在它们的巢穴里呢！”

“没错，一只是爸爸，另一只是妈妈。”

“噢，该死的，太奇妙了！”

“真的吗？”

她给我腾出一块儿地方，就在我弯下腰去看的时候，那玩意儿突然停止工作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们翻遍了身上的口袋，但是一个硬币都找不到了。我掏出了一把小指甲刀，胡乱地往投币孔里乱插，但是这没有用。天很热，我开始有些恼火了。我简直无法相信，离天堂只有咫尺之遥，却不得不忍受可恶的机械所造成的后果。

身材矮小的老妇人，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她的脸颊全都塌陷了，但是眼睛却非常有神，看起来她懂得保护那些最本质的东西。她在我的面前把手摊开，里面有三枚硬币。

“我就找到这么多，”她说，“快拿去吧……”

“我只需要一个就够了，”我说，“剩下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她的笑声像一股涓涓的小溪，从青苔边上流过。

“不，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她说，“我的眼神可没有你的好。”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收下了这些硬币。这下我看见鹰了，我把所看到的东西和她说了几句，然后就把望远镜还给了贝蒂。我想她描述得可能比我还要好些。现在一点儿雪都没有，但是在我心中，高山就是雪崩的同义词。我总是随身带着一小瓶朗姆酒，我从桌上的背包里取出来，喝了两口。这位老人正坐在那边的桌子旁，他微笑着坐在太阳底下，把鞋子上的泥巴磕下来。几绺白色的汗毛在他的脖子上微微颤动着。我把酒瓶递给他，可是他婉言谢绝了。他动了动下巴，向我指了指他的妻子。

“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向她发誓说，如果我们在一起生活超过十年的话，从此以后我就滴酒不沾了。”

“我敢打赌，她一定还记得这件事。”我说。

他点了点头。

“你知道吗，也许你认为这有点儿愚蠢，但是我和这个女人一起生活了五十年，如果可以从头再来，我还是会很乐意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蠢，我自己也是个很传统的人，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这样做。”

“是啊，一个人生活是很难的事。”

“无论如何，应付生活都是很难的事。”我低声说。

我背包里的东西，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不过都是一些零食，像杏仁酥、圆形软糖、杏脯、高热量的饼干，和一些很容易碎的芝麻糖，另外还有一串无污染的香蕉。我把它们都拿出来放在桌子上，邀请老夫妇和我们一起分享。这种安静令人心情舒畅，感觉非常好。望着老人正在咀嚼饼干的样子，让我对生活充满信心。我想也许五十年之后，我也会这样。当然我有些夸张，应该说三十五年后，这样说，就似乎离我的理想不算远了。

我们漫不经心地闲聊，等着缆车开回来。终于，它呻吟着开过来了。我弯着腰俯视着令人炫目的缆车下行路线。我后悔不该去看它，伸出一个指头放在咽喉上，以消除内心的恐惧。两个女人跟随着一群孩子，从缆车上走出来，其中一个女人看上去吓得惊魂未定，她的瞳孔仍然扩得很大。当她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交会在一起。

“如果一个小时后，你还没见到这个现代科技的奇迹开回来，”我说，“那么你就会明白，今天是你最幸运的日子，然而却不是我的。”

令人担心的是，上行的过程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下行简直可以说是极端恐怖。刹车装置可能在某一秒中突然失灵，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刺耳的摩擦声。我确信它们已经冒烟了，伴随着机械的摩擦，钳口过不了多久就会变得通红，或许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缆车的负荷太重了。有那么一刻，我认为应该把身上所有的非必需品，全都从缆车上扔出去，甚至包括车上的座位和所有的附带部件。按照我的估算，缆车大约有一吨左右。一旦刹车装置失灵，我们的速度将会达到每小时1550公里。就在终点线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用特种混凝土制成的缓冲装置。如果刹车失灵，结果将会让所有的乘客摔得粉身碎骨，需要花费很多天时间，才能把散落的尸骨收集起来。

我一直盯着紧急刹车装置，它就像是伊甸园里的禁果一样。贝蒂乐呵呵地拽着我的胳膊。

“嗨，你没事吧？放松一点儿！”

“事先准备好，以防不测，这不算什么错吧。”我解释说。

一天晚上，在旅馆里，我突然从梦中惊醒了，对此找不到任何原因。我确实累坏了，我们到处闲逛，一天之中竟然走了二十公里，中途只是停下来喝了点儿番茄汁。现在是凌晨三点钟左右，我身边的床上空无一人，从浴室的门缝里透出一丝亮光。女人往往是在天刚一亮的时候，就会起来撒尿，这种事已经被我多次验证过，但是半夜三点钟起来，这似乎不大多见。我打了个呵欠，仍然躺在黑暗中，等她回到床上，或者再睡一会儿。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听见任何动静。过了一会儿，我揉了揉眼睛，从床上下来了。

我推开浴室的门，她正坐在浴缸的边上，抬头仰望着天花板，双手抱在脖子后面，胳膊肘儿悬在半空中。屋顶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只有一片白。她没有转过头来看我，身体轻轻地前后晃动着。我不愿看到她这副模样。

“亲爱的，知道吗，如果你明天想爬上那座非常有名的雪山，那么我们最好先好好睡一觉……”

她转过头来，眼睛却没有立即看我。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证实我的努力全都付之一炬了。她的脸色苍白得吓人，嘴唇发灰。在她跳起来抱住我的脖子之前，我已经深陷于那种竹签钻进指甲下面的切肤之痛中了。

“噢，这不可能！”她说，“我听见有人说话！”

我让她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抚摸着她的身体，竖起耳朵聆听着。的确，我听到了一种声音，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知道这是什么，”我说，“是收音机里的广播。你听到的是新闻。每个旅馆里都会有几个疯子，即便是在凌晨三点钟，他们也要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大声哭起来。我觉得，她正在我的怀里变得僵硬起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打击能比这更严重的了，这让我感到心力交瘁。

“不，上帝啊，我听见它们就在我的脑袋里！在我的脑袋里！”

屋子变得冰冷刺骨，这确实很反常。我笨拙地清了清嗓子。

“喂，冷静一点儿……”我低声说，“来和我说说……”

我把她扶起来，然后抱着她回到床上。我把一盏小灯点亮了。她转过脸去背对着我，把一只拳头含在嘴里，身体蜷曲着。我迅速地去拿来一块毛巾，动作之快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把毛巾折叠起来，敷在她的额头上。我跪在她的身旁，吻了她一下，把她的手从嘴边挪开，然后去吻它。

“现在，你还能听见那个声音吗？”

她摇了摇头，说听不见了。

“别害怕，会过去的……”我说。

可是我又怎么能知道呢，我，一个可怜的傻瓜，能知道些什么呢，我能向她做任何承诺吗？我脑袋里听见那些可恶的声音了？我使劲咬着嘴唇，要不只好默默地走开，当然我可以给她唱一支摇篮曲，或者给她泡一杯罂粟花茶。于是我留在她的身边，内心紧张，外表平静，这种效果，相当于一台放在北极的电冰箱。她睡着以后，过了很久我才把电灯关掉。我仍旧守护在那儿，在黑暗中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等待一群妖精怒吼着从黑夜里冲出来。我很清楚，我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

两天之后，我们又回到家中，我立即约好了时间去看医生。我觉得很疲乏，而且舌头上起了很多水泡。他让我面对面坐在他的两腿之间，他穿着一件练柔道的制服，脑门上绑着一个闪亮的灯泡儿。我张开了嘴，马上联想到了死亡，这样持续了大约三秒钟。

“维生素服用过量了。”他说。

当他填写病例的时候，我用手捂着嘴，轻轻地咳嗽了两声。

“嗯，大夫，我想告诉你……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困扰着我……”

“啊？”

“有时候，我能听到一些声音……”

“没事儿。”他回答说。

“你能肯定吗……”

他俯在办公桌子上，把处方递给我。他把眼睛眯成两条缝儿，接着嘴边露出了笑容。

“听我说，年轻人，”他冷笑道，“听到一些声音，或者你一生中有四十年的时间里，天天上班打卡，或者藏在一块窗帘后面，或者看股票交易市场的公告牌，或者用聚光灯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黝黑……对你来说，这些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好了，相信我，别再为这件事伤脑筋了。人人都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

过了几天，我嘴里的水泡不见了。时间似乎变得有些紊乱了，现在还没到夏天呢，白天却已经很热了，街道上从早到晚都洒满了白色的阳光。在这样的天气里运送钢琴，简直就像是挥洒自己的血汗一样，工作像往常一样照旧进行着。不过，这些钢琴开始让我厌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出售棺材一样。

当然，我不会随意地把这种感觉大声地说出来，尤其是当贝蒂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可不喜欢往伤口上撒盐，我必须努力继续向前游水，还要保证她的头还露在水面上。我把日常生活中，所有令人烦恼的琐事都留给自己，从来不向她吐露一个字。一看到那些让我感到非常憎恶的人，我的眼神里就迸发出一种异样的火花。一个人要杀人的时候，别人马上就能意识到。

我把她周围的环境都清理干净，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我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当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天空的样子，我不得不去喊她几声，或者走过去摇晃一下她的身体，让她赶快清醒过来。这难免会制造一些麻烦，比如锅底烧坏了，浴缸的水漾出来了，洗衣机运转着，里面却什么都没有。总之，这些还不算太糟。我明白，生活中不可能没有一丝波澜。大部分时间我都活得很轻松，一切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不想跟任何人交换自己的位置。

像这样活着，我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出现在我身上，尽管我没有成为她梦寐以求的作家，而且我没有变成一个巨人，把这个世界掀翻在她的脚下，现在再去想这些，当然没有任何意义。我仍然相信，我能够给予她我所有的一切，而且我愿意这样。但是这谈何容易呢，时间一天天流逝，我每天都酿造出一些蜂蜜，但是却不知道该拿它来做什么。它们在一点一点地积攒，最后变成一块小小的岩石，让我的肚子膨胀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手里捧着一份厚礼的人，然而却发现这件东西根本无处可送。我像是长了一块无用的肌肉，又像是带着一堆黄金来到火星上一样。就这样，我马不停蹄地到处运送钢琴，一直干到血管最终破裂，我在屋里到处跑来跑去地干活儿，直到把自己彻底累垮，浑身酸疼为止。而我身上的这份能量，我却不能动用一丝一毫。与此相反，身体的疲惫似乎使其更加充足。即使贝蒂没有加以利用，我也不能去碰已经给她的东西。我开始慢慢地意识到，这也许正是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的感受，虽然他手里储备了很多炸弹，可是这场战争永远没有等来。

我应该更加小心，更加仔细地看管好自己。小心守护着这个令我忐忑不安的宝贝。一天早晨，我差点为这个和鲍勃翻脸。本来我是去他的店里帮忙的，我们跪在一堆纸箱中间，我也说不清楚，当时我们是如何谈起女人来的。可能是他先说起来的，因为这确实不是我喜欢议论的话题。大概的内容就是，女人无法令他满足。

“别扯得太远了，”他叹了口气，“瞧瞧我们周围，我的女人欲望强得不得了，而你的女人呢，差不多快疯了……”

我想都没想，一把揪住他的脖子，把他挤压在墙上，塞在蛋黄酱和土豆泥之间，把他掐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不许再说贝蒂快要疯了这样的话！”我吼道。

当我把手松开的时候，我仍然气得浑身直打哆嗦，他不停地咳嗽起来。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到家以后，心里平静了许多，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贝蒂正在厨房里准备做饭呢，于是我趁着这个机会，拿起电话在床边坐下来。

“鲍勃，”我说，“是我啊……”

“你忘了带什么东西吗？”他问，“还是想知道我是否还活着？”

“鲍勃，我不想收回我所说的话，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其实我不想那样做……请你把刚才发生的事全忘了吧……”

“感觉喉咙周围像被火烧了一样……”

“我知道，非常抱歉。”

“妈的，你不觉得这有点儿过分了吗？”

“这要看具体情况，只有当你坠入爱与恨的深渊时，才会真的不顾一切。”

“是吗？那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写出那本书的，好吗？”

“好的，鲍勃，我喜欢那本书，我真的太喜欢它啦！”

鲍勃是为数不多的、看过我书稿的人中的一个，这件事过去之后，我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我把藏在旅行包底下的唯一一部书稿取出来，然后带着它悄悄地从房子溜出来，当时贝蒂正好在浴室里，她一边洗澡，一边哼着歌曲。我确实很喜欢你的写作风格，他看完之后告诉我，但是为何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呢？

“鲍勃，我不大明白你在说什么，怎么叫做没有故事情节呢？”

“嗨！你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

“不，说真的，鲍勃，请你告诉我，每天早晨你翻开报纸，那上面所能看到的故事，难道你还嫌少吗？当你看那些侦探小说，还有漫画书和科幻小说的时候，一点儿都不觉得可笑吗？这些东西，你到现在还没看够吗？伙计，你不想换换胃口吗？”

“呵，其他任何东西都让我感到厌烦。最近十年来出版的小说，我甚至连前二十页都没看完，立刻就扔到一边去啦……”

“这很正常。如今，大部分写作的人都丧失了信心，我们应该从一本书中感受到力量和信心。写出一本这样的书，就像是把一个两百公斤重的杠铃举起来一样，当你可以通过阅读一本书，去看到一个人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的时候，那就是最棒的东西了。”

这次谈话，差不多发生在一个月之前，今天我才意识到，我的读者实在太少了，不容许我再掐死一个。尤其是这个，我还需要他来帮我把屋顶盖好。确实有些事情我不可能一个人去完成。虽然点子是贝蒂想出来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则是我一个人。

这项工作，就是把一个六平方米的屋顶拆掉，然后在原来的位置，再装上一块玻璃。

“你认为这件事能行吗？”她问。

“如果我说不行，那一定是在说谎。”

“噢，那为什么不干呢？”

“假如你真的很想去做的话，我倒是非常愿意尝试一下。”

她拥抱了我一下。然后我来到阁楼上，看看有什么要做的。我明白我要吃苦头了。我从楼上下来，随后一把将她搂在怀里。

“我想我有充足的理由跟你再干一回。”我低声说。

现在，这项工程差不多就要完工了。剩下的活儿就是把边上的缝隙密封好，然后把窗户玻璃装上。本来鲍勃下午要过来，帮我把玻璃搬上去，不过今天早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我担心他是否把这件事忘了。但是我想错了。

当我们两个待在房顶上的时候，天气炎热得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贝蒂给我送上几罐啤酒。一想到我们即将在星光下度过第一个夜晚，她就感到无比兴奋，她不时地开着玩笑。啊，上帝知道，假如她要我把木板屋变成瑞士干酪的话，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沐浴着最后一缕晚霞，我们把干活儿的工具收拾起来。贝蒂带着几瓶嘉士伯上来了，加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屋顶上待了一会儿，天南海北地闲扯起来，我们在夕阳下眯缝着眼睛。事实上，一切都变得清晰而透明。

鲍勃走了以后，我们把阁楼清理出来，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我们把床垫搬上来，同时还有一些零食、香烟以及一些可以解渴的东西。我们把床垫正好放在天窗下面，她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两只手抱起来枕在头底下。夜晚的天空正好就在我们上方，我们已经能看见，有两颗星星高挂左边的天上。干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活儿，天空就是我们的报偿。我忍不住去想，我们是先吃点儿东西呢，还是先做爱。

“嗨，你认为我们能看见月亮从天上经过吗？”她问。

我开始把裤子上的纽扣解开了。

“我不知道……也许可以吧……”我说。

我的嗜好很简单。我没必要去天上搜寻那些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对她的裤衩很熟悉，所以不需要费太大劲儿，就可以爱抚它们。我往她的裙子底下瞥了一眼，眼看目标近在咫尺，就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发誓，我看见流星从天上划过了……”她说。

“我知道什么是我应得的，”我说，“不需要更多了。”

“不，我说的是真的！”

我马上就明白了，现在就是天空与我个人之间的较量，可是我不想退缩，我决心满怀激情投入战斗。一开始，我把头扎进她的两腿之间，噬咬着她的内裤。问题都哪儿去了，最近这些日子，我所积攒的怨气全都到哪儿去啦？天堂在哪里呢？地狱又在哪里？这架把我们碾碎的可怕的机器，它去哪儿了？我把她下面的缝隙掰开，把脸深深地埋进去。我对自己说，伙计，你就在海滩上，在一个无人的海滩上，躺在湿漉漉的沙土上，海浪涌过来了，轻轻地咂着你的嘴唇。嘿，伙计，我明白你不想再站起来了。

当我起身的时候，我的头像星星一样放光，一只眼睛睁不开了。

“感觉有点儿不舒服，看不清那里了。”我说。

她笑了。她把我拉到跟前，紧贴着她，用舌头舔着我的眼睛，一脸疑惑地看着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趁势进入她的体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再没有听到谈论天空了，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星星正从我的背上划过。

那天晚上，贝蒂表现得特别出色。我不需要干得比以前卖力，就可以大获全胜。让我激动的是，看见她如此地投入，我甚至放慢了节奏想持续得更久一些，她在我之前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当我感觉到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想起了大爆炸的学说。之后我们平静地躺在那儿，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开始吃炖鸡。我还拿了一瓶酒上来。晚饭结束时，她脸颊绯红，眼睛亮闪闪的。我很少见到她像这样安静和放松，我该怎么去形容呢。可以说是幸福吧……是的，几乎可以说是幸福了。就因为这个，我都忘了往酸奶里加糖了。

“为什么你并不总是这样呢？”我问。

她用那样的方式看着我，我都不想再重复这个问题了。我们至少已经讨论过一百次了，为什么我还要问呢？为什么还要不停地问这个问题呢？难道我还会相信语言的魅力？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最近一次讨论这个问题时的情景。时间过去并不是很久，我仍然记忆犹新。该死的，她战栗着对我说，你没有发现生活在处处跟我作对吗，每当我想要得到一样东西，我就会明白，我不该去奢望任何东西，我甚至都不能拥有一个孩子……

相信我，当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周围的许多扇门，全都“砰”的一声关上了，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我还用那些令人费解的想法向她说明她错了，告诉她事情会好起来的，这都是徒劳的。总是会有这样的笨蛋，试图用一杯水去救一个重度烧伤的人。比如说我，就是其中一个。

23

这是一座位于郊区的新建的小楼，附近人烟稀少，非常荒凉。我看见有几个人从二楼办公室的窗前晃过，恰好就在车库的上面。虽然夏天刚刚开始，但是在外面阴凉的地方，气温也已经达到三十度了。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我穿过马路，走到车库门前，我站住了，假装蹲下来系鞋带。

我刚到那儿还没过一分钟呢，就看见一个穿着鸡腿裤的家伙，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慢慢地把头抬起来，即使作为一个男人，我也看不惯这样的家伙，这个笨蛋脸色红润，肚子上松松垮垮的，色迷迷的眼睛里流露出几分嘲弄的表情，这样的人到处都能碰到。

“看样子，你那糟糕的鞋带儿出问题啦……？”他嘴里咕哝着。

我立刻站起来，从身上掏出一把刀子，然后悄悄地伸到他的鼻子底下。

“不要脸的东西，赶快滚开！”我吼道。

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吓得脸色苍白，他跳起来往后退了一步，眼睛瞪得老大。他的嘴唇像两片腐烂的花瓣一样。我装出一副要向他扑过去的样子，他仓皇地逃走了。跑到街道拐角儿的地方，他停下来骂我了一句，接着就不见了。

我又俯下身去摆弄鞋带。时间已经超过两点了，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马上出来。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忍住身体的不适，默默地祈祷着，千万不要碰上别的花痴了。尽管如此，我仍然非常镇定，这一切虚幻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我看到卷帘门升起来的时候，赶紧贴着墙跟儿站好。我听见一辆小型货车从车库里发动起来了。我把挎包搂在胸前，然后屏住了呼吸。阳光变得让人颤栗起来，四周连一个人影都见不到，我咬住了嘴唇。我觉得嘴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味道，确切地说，像是一种化学药品的气味。

货车缓缓地开出来了。唯一令我感到不安的，就是车上的人可以从后视镜里看到我，即便想到这些，我还是大胆地期望，当货车从里面开出来，行驶到大街上的过程中，最好司机的眼睛能一直盯着前方。总之，我必须把全部赌注都压在这上面，当送货的卡车开出来的时候，我迅速地钻进车库。当大门重新关闭的时候，我退到里面的隐蔽处。我咽了口唾沫，就像吞下花生酱一样。

我纹丝不动地待在那儿，过了五分钟，但是什么事都没发生。我终于松了口气。我揪住已经垂下的假乳房，让它们恢复到正确的位置。如果算上我衬衣里明显凸出来的小乳头，我的胸围大概超过了一百一十公分。我觉得身上热乎乎的。为了走在街上不太惹人瞩目，我在外面套了一件夹克衫，不过没法把拉链全拉上。为了遮住手上的汗毛，我戴上了一副白色的手套，下半身的汗毛都被裤子遮起来了。我选择了一种金黄色的短发，对我来说这种款式有点儿太时髦了，要么就只有四十公分长的鬈发，下个星期之前，没有别的货了。我把墨镜摘下来，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小镜子，看看我脸上的妆是不是需要修补一下。

没问题，所有的地方都完美无缺，我做了必要的准备。我接连刮了三遍脸，然后抹上了一些面霜，还有一层厚厚的粉底霜，最后在嘴上涂了点儿很艳的口红。总之，我觉得看上去效果还不错，炽热的身体和冷冰冰的脸蛋儿，恰好是那种会令我感到躁动不安的姑娘。我把眼镜又推到鼻子上，我可不能忘了眼睛没有化妆。我又等了一会儿，感觉完全放心了，才开始行动。

车库的边上有一扇敞开的门，里面是一个敞亮的休息室，这扇门面对着一条荒谬之极的走廊。我的左边是一个出口，旁边堆放着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木头，以及一些插销之类的东西。在我的右边，还有一个更加愚蠢的楼梯，可以通到楼上的办公室。这里的一切竟然如此简单，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我发现这简直就像是天佑神助一样。我从挎包里摸出一把手枪，这是一支完美的仿真手枪，它甚至能让我感到恐惧。我像一只饥饿的豹子似的，慢慢地爬上了楼梯。

到了楼上，我一眼就认出了我要找的人。他背对着我，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的脖子上长着很多疙瘩，看上去，他刚刚步入社会没多久。他正在贪婪地翻阅一本关于明星八卦的杂志。我把枪管插进他的耳朵里，他的头被我压在办公桌上。他惊恐地看着我，大叫起来。我把枪管压得更低一些，同时伸出一根指头，轻轻地挡在嘴前。他立刻就明白了，至少他没有看上去那么傻。我压着他热乎乎的耳朵，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去，然后从挎包里取出一卷胶带，是那种特别牢固的，大概有五公分宽。当你被这样的东西绑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几乎能让你彻底疯狂。我用牙齿从胶带上咬下一块儿，然后用一只手把他的手腕儿缠住。虽然这花了点儿工夫，不过我们还有一下午时间呢。之后我把他的手枪取下来，接着又将这家伙绑在椅子上。

“听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做！”他保证说，“我可不想受到伤害，你不必担心……”

我俯下身去把他的腿捆起来。我发现，他正在觊觎着我的胸部。我直起身来，好像他已经碰到了我一样，我尽量克制着自己，没有立刻给他一记耳光。然而糟糕的是，我最终还是打了他一巴掌。他叫唤了一声，我又竖起一根手指，贴在自己嘴上。

现在，我必须耐心等待。先考虑一下，然后只能等着。我瞥了一眼大门上的控制系统，所有的环节都搞清楚了。我悠闲地坐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点了一支烟。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家伙，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我。

“哎呀，真了不起！你不知道，我是多么地佩服你，”他结结巴巴地说，“干这种事儿，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呀……”

他说错了。其实这跟勇气没有任何关系。我看着贝蒂一天天消沉下去，与之相比，去抢银行，甚至把半个地球炸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小菜一碟。确切地说，这还算不上一个银行，这是一家专门负责监控和运输资金的公司，他们每天都从一些百货公司和高速公路收费站，收回部分现金。我曾经跟踪了他们一整天，我意识到如果在半路上下手，那绝对是一个很愚蠢的举动。这些家伙非常警觉，也许你只打了个喷嚏，他们的子弹就能把你打成筛子。这就是我最终选择来这里等候他们的原因，而且在他们的老窝里，还可以享受到一种比较轻松的气氛。

“如果你想来点儿咖啡的话，下面的抽屉里有一个电热杯。”我的崇拜者提议道。

他用贪婪的目光盯着我。我做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去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只想知道该如何称呼你，我发誓决不会告诉任何人……”

他让我感到厌烦，不过他的表现一直都很规矩。以后，他可以夸我是一个如何有魅力的女人，我希望他这么做，这可以帮我把留在这儿的痕迹毁掉。我用了对付他的最好办法，摸弄一下自己的胸部，然后等着看他的脸色骤变。

“上帝啊，我们能打开窗户透透气吗？”他问。

我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窗外张望一下。街上非常平静，我没想到事情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我甚至能听见小鸟在树上歌唱。电话铃一次都没有响过，也没有人从楼下大门外按门铃。这简直就像是一个玩笑。我打了一两个呵欠，天气很闷热。那小子看见我用舌头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从那一刻起，他就变得神魂颠倒了。

“把我松开吧，”他说，“我会对你有所帮助的，我可以把这些卑鄙的家伙稳住。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再干下去了，我跟你一起逃走，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抢劫……为什么你不肯跟我说句话呢？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

为了让他把嘴闭上，我把手伸进他的头发里。他的头发上抹了很多发蜡，幸好我还戴着手套。他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冲着我伸出了脖子。

“噢，请你注意，”他带着哭腔说，“千万要提防三个人中间最胖的那个家伙，一定要当心，他会毫不犹豫地向你开枪；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他曾经打伤路上的行人，对啦，这个坏蛋的名字叫亨利。小姐，最好让我来收拾他，我决不会让他动你一根儿汗毛……”

虽然我感到有些不安，但是头脑依然很清醒。一段时间以来，我已经不会为什么事所触动了。除了贝蒂之外，其他的任何东西我都不会在意。我很高兴能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样可以让我的精神放松一下。更何况就算是真的出点儿乱子，他们也不会为一桩普通的抢劫案而兴师动众。最后，为了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些，我在他的身后坐下来，手里把玩着他的手枪。这玩意儿，确实是一个真家伙，一摸就知道是真的。我摆弄起来，想象着它正朝我的嘴里射出一粒子弹，想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我无法这么做。就像我无法说出活着有什么意义，我触摸到才有感觉吧。小伙子把脑袋扭来扭去，他想尽可能看到我。

“为什么你要待在我身后呢？”他哭着说，“我到底干什么啦？能不能让我看见你……”

洗手间在楼梯底下。我下去撒了泡尿，顺便把假发摘下来，用它扇了扇风。我没有制订十分周密的计划，也没有带来一颗定时炸弹，或是催泪弹之类的东西。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不过是跟着感觉走，见机行事罢了。其实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像这样需要我操心的地方太多了，我没有精力去筹划细节。我明白，当我们准备去抢一家银行的时候，那么钱就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但是，我是不是正处于这种情况下呢？对我来说，一座金山是否能让生活发生一些变化呢？就目前而言，我什么都要尝试一下。即使到头来一无所获，我也无怨无悔。似乎跟她在一起生活，就是去做我所能做的一切。

当我返回办公室的时候，小伙子激动得快要掉眼泪了。

“噢，天哪！”他说，“我担心你不会回来了，我真的伤心死了……”

我在戴着手套的指尖吻了一下，然后朝着他吹了口气。他闭着眼睛，发出一声叹息。我瞥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其他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回来。我抓住了“罗密欧”的椅子背儿，然后向后一歪，让它的两条腿跷起来，接着我把它拖到房间的角落里，这样开门的时候，就可以把他藏起来了。半路上他想去吻一下我的手，但是我迅速地躲开了。我又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我尽量站在离窗户比较远的地方，密切注视着大街上的动静。

从他们开着车出发之后，到现在似乎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从那以后，一切进行得还算顺利。这条老街上再也没发生过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我觉得像今天这样的社会，与其被它关在封闭的牢笼中，还不如尝试从里面冲出来。当一个人活到三十五岁的时候，就不想经历太多的生活坎坷了，这就要求你拥有一笔财富。与这个世界发生一些冲撞，造成一些最新的、令人疯狂的纪录，去那些遥远的地方，意味着要你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这会给我们带来片刻的安宁，我很愿意和她一道远走高飞。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正在打点行装。

这个精神恍惚的小子突然开口说话了，把我吓了一跳。

“我有个主意……”他说，“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做人质呢？我可以给你充当盾牌……”

这让我猛然想起来，我差点儿忘记了一些东西。我走到他的身边，用胶带把他的嘴封住，绕着他的脑袋缠了三圈儿。趁我没有防备，他把脖子往前一伸，额头刚好贴在我的胸脯上。我本能地向后一跳，避开了他。

“噢，圣母马利亚啊！”他的眼睛似乎在说。

五分钟之后，另外三个人回来了。当那辆小货车行驶在街上的时候，我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它。现在，它出现在车库的门口了，我启动了开门的按钮。接着我默默地数了十下，又把关门的控制钮按下去了。我明白，第二次冒险的旅程开始了，但是我一点儿都不担心。

我埋伏在门后头，这次我手里拿的不是仿真手枪，而是一把真家伙。我听到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就听见几个人在楼下议论着什么。我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

“听我说，老伙计，”其中一个说，“当你晚上想去操你的女人时，她却找借口说，她觉得有些头疼，那么你就对她说，别担心，你不会碰她的头的。”

“妈的，你可真会说笑话，你觉得问题就这么简单吗？你知道马利亚……”

“算了吧……她跟其他的女人没什么区别。她们迟早有一天会说自己头疼……你注意过没有，当你月底把薪水拿回家的时候，她们从来不会向你要阿斯匹林……”

我听见他们像一窝蜂似的冲到了楼梯上。

“好啦，亨利，你说得太夸张了吧……”

“妈的，随你怎么说吧。如果你想一辈子让你的老二无所事事，那么她们正巴不得呢……”

他们一个个全都进屋了，每个人手里都拎着小布袋。我立刻认出了那个名叫亨利的胖子，他脚上穿着一双凉鞋。至于另外两个家伙，显然到了退休年龄，不知为何没有退休。没等他们发出惊讶的喊声，我就飞起一脚把门踹死了。他们全都转过头来瞧着我。刹那间，我和亨利的目光撞到一起。在他还没能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瞄准了他的脚，一枪打在他的大脚趾上。他大叫一声摔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家伙把布袋往地上一扔，全都举起了手。我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

当亨利还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扔给他们一些绳子和胶带，让他们把自己的同伙绑起来。他们立刻就动手了。虽然他竭力地挣扎着，但是他们一再告诫他，不要干蠢事，仅用了三秒钟就把他捆起来了。然后，为了节省时间，我又朝他们使了个眼色，让他们把自己的脚绑起来。这两个家伙就像商店里倒霉的伙计一样，你只需瞪他们一眼，就可以让他们对你言听计从了。我望着其中一个长得最猥琐的家伙，然后用我的白色手套向他发出指令，让他赶紧对自己的同伴下手，把那个老家伙的手绑起来。当他干完的时候，我指了指他自己。他悲哀地笑了。

“小姐，我不可能把自己绑起来呀……”

我把枪口顶在他的鼻子上。

“别，别，”他说，“等等，我马上就试一下！”

他使出浑身解数竭力挣扎着，把他的脑门儿，牙齿和膝盖全都用上了，最后终于成功了。现在他们三个全都绑好了，我把他们的手枪都解下来。我又直起腰来，看了看绑在椅子上的我的那位崇拜者。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喜悦。

亨利不停地哀嗥着，咆哮着，当一摊口水从他嘴里流到地板上的时候，他开始咒骂起来。由于我想要安静一会儿，于是抓起一卷胶带，走到他的身旁，蹲了下来。他的脚上仍然在流血，凉鞋已经坏掉了。我心想，幸亏胶带买得多一些，至少还剩下十多米长呢。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不知道如何打绳结儿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理想的东西了。当他抬起头来看到我时，立刻气得满脸通红。

“你这不要脸的婊子！”他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抓住你，一定会让你吮吸我的老二！”

我把枪口塞进他的嘴里，把他前排的牙齿撬掉。也许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娼妇，不过我这样做，是为了所有那些感到头痛的女人，为了马利亚和其他的女人们，为了那些有着同样悲惨命运的姐妹们，所有那些被压迫的女人们，她们在地铁里遭受别人的辱骂，在她们自己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像亨利这样的恶棍。如果我手上有丹碧丝卫生巾的话，那么我发誓，一定要让他把一盒全都吃下去。当我看到这些家伙的时候，有时候真想去祝福全世界的女人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亨利咳出了一点儿血。在愤怒的刺激下，他眼睛里的血丝似乎在跳跃。我觉得，应该把枪从他的嘴里拔出来了。这让他有机会说出最后一句话。

“你已经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下了你的名字！”他吼道。

为了能安静地待一会儿，我毫不吝惜地用了很多胶带，甚至还在他的眼睛上缠了两圈儿。现在他看上去就像是《隐形人》中的主角，只不过多些褶皱，更加光亮。另外两个家伙比他安稳多了，我只是象征性地用一块胶布贴在他们肮脏的嘴上。我重新站起来，觉得最难熬的时候终于过去了。想到这儿，我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不过我不想自寻烦恼，好像我根本不知道，最艰难的时刻永远都在前面。

尽管我在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时，心里依然保持镇定，但是我不想继续逗留了。我捡起地上的布袋，拆掉上面的铅封，把里面的钱都倒在桌子上。六个布袋里装满了钞票，最底下还有一堆被卷成筒的硬币。我把钞票塞进自己的挎包里，然后把零钱都留下了，因为我觉得它们实在太沉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为了引起我的注意，那个小伙子发出嘶哑的喊声。他的下巴动了一下，向我示意墙上还有一个保险柜。这小子简直太可爱了，他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但是我已经得到一大堆钞票了，我不想成为一个靠吃利息过活的人。我向他做了手势，表示这已经够了。我发现他看上去几乎要哭了。由于其他的人都看不见我，所以我从桌子上拿起一支圆珠笔，接着走到他的身后。我把他的一只手摊开，然后在上面写下了“若斯菲娜”几个字。他小心翼翼地把手指合上，仿佛手里捧着一只折断了腿的蝴蝶似的。在从窗户里跳出去之前，我又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一颗硕大的泪珠正从他的脸上滚下来。

这是一座被遗弃的花园，到处长满了杂草。我从一片长得很高的荒草中跑出来，接着又兴高采烈地跨过了四周的木栅栏。我的嗓子里干极了，也许是因为整个下午，一句话都没说的缘故吧。我把手紧紧地捂在两个乳房上，朝着右边拐过去。虽然沿途经过两三个花园，但是却连一个人影儿都没看见，后来我穿过一大片靠近铁轨的空地。我一刻不停地爬上一个斜坡，再跨过一条铁路，从另一侧跑下去了。我的肺里火烧火燎的，不过幸运的是，超市的停车场已经近在眼前了。我之所以不辞劳苦地跑到这儿来，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发现我那辆淡黄色的小汽车。

当我钻进车里的时候。没有人注意到我。在一座超市的停车场上，无论你干什么，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种地方可以让人变得疯狂起来。我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了。我把挎包放在身边，然后坐下歇了一会儿，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动静。不远处，有一个胖女人正试图把一块熨衣板放进一辆菲亚特500型小汽车里。我们相互对视了几秒钟。我待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然后她敞着一扇车门，把车开走了。现在，我可以放松一下了。我打开汽车的工具箱，从里面拿出一些纸巾，往脸上擦了些卸妆用的乳液，渐渐地恢复了我的本来面目。其中有百分之二十是免费促销的产品，其余的就不免费了。

我把展开的纸巾放在自己腿上，眼睛时刻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我把乳液全都洒在纸巾上。由于周围没有人路过，我屏住了呼吸，低下头忙活起来。那天下午，我第一次感到有些烦躁不安，我挥动着胳膊，把弄脏的纸巾从车窗里扔出去。塑料瓶被挤压得发出淫荡的声音，不时地喷射出一些白色的乳液，我拼命地擦拭着，好像要蜕掉一层皮一样。之后，我把眼镜扯下来，接着又把假发、白色的手套和假乳房全都摘下来，把这些东西统统塞进包里。当我把车上的后视镜扭过来对着自己的时候，已经有点儿喘不过气来了，不过额头上还残留着一点儿污迹，我迅速地擦掉了。现在，若斯菲娜残留的痕迹，完全消失在一块小小的纸巾里了。在我驾车离开之前，我把它揉成一个纸团儿，用手指轻轻地弹到了车轮下。

我慢慢地开着车返回家中。正好来得及把锅底下的炉火熄灭。我看着那些黑色的开关转动了一下，最后发出“啪嗒”的响声。我打开厨房的窗户，然后上了楼。贝蒂嘴里叼着一支烟，坐在床垫上，玩一种搭木棍的游戏。一道金色的阳光从屋顶上流泻下来，在它的辉映下，满屋的尘埃开始翩翩起舞。我悄悄地走过去，把挎包往床上一扔。她突然蹦起来了。

“噢，该死的，你让我挪动了。”她抱怨说。

我情不自禁地在她身边坐下来。

“上帝啊，我的美人，今天可把我累坏了。”我说。

我把手伸进了她的头发里，她笑了。

“好啦，生意进行得还算顺利吗？”她问，“你不觉得饿吗？我下去把水饺给你热一下。”

“我很好。你别为我操心了……”

我喝了一瓶放了很久的、有点儿变质的啤酒。然后打开了挎包。

“看看我在公路上捡到了什么……”我说。

她用胳膊肘儿支撑着站起来。

“该死的，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这可是一大笔钱啊！”

“是的，确实不少……”

“不过，能用它做些什么呢？”

“好啦，你自己来决定吧。”

当她的手触摸到我的假乳房时，惊讶得尖叫了一声。她一件件地把我用来伪装的东西全都从包里拖出来了。这些东西似乎比我弄来的钞票更有吸引力，她的眼神，看上去就跟过圣诞节一样。

“噢，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想再往下说了，于是耸了耸肩膀。

“我也说不清楚。”我说。

她拎起一根吊带，轻轻地把乳罩提起来。在笼罩着我们的无限温柔的光线中，假乳房轻轻地旋转着。这种把戏就像是在施行催眠术一样。

“圣母马利亚啊，你一定是把它戴上了，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对我来说，根本不需要再装模作样了，不知不觉地，这件事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别开玩笑了。”我说。

“该死的，你快点儿……”她嘴里咕哝着。

我脱下体恤衫，然后把这些又套在身上。贝蒂在床上爬来爬去为我喝彩。我眨着眼睛，故意摆出几个姿势。由于她等着，我把假发和白色的手套都戴上了，其实我根本不愿意这样做。不过，能看到她开心，也很不容易了。

“嗨，你知道还缺点儿什么吗？”她问。

“是的，我订购了一个脱毛的阴部。”

“你还需要化化妆。”

“噢，别闹了……”我抱怨道。

她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彻底兴奋了。

“别走开，我去把化妆盒拿过来！”

“好吧……”我叹了口气，“宝贝儿，你别高兴得从楼梯上摔下来……”

凌晨一点钟左右，她在我的怀里打瞌睡的时候，我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最后一句话。

“总之，我现在想了一下，也许……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今天我干了些什么，你必须记住，我们全天都在一块儿……”

“好吧……我甚至还可以说，我和一个金发女人鬼混呢。”

“不，你没有必要讲这些。千万别这么说……”

我一直等到她完全睡着了，才站起身来。我去洗了个澡儿，把身上的化妆品全都冲干净。我去厨房吃了点儿东西。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管将来会怎样，今天都没有白忙活。

我毕竟想法弄到了一挎包的东西，可以让她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我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钱，怎么说呢，她并不看重钱。我是不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呢？当然不是，我的努力获得了上百倍的回报，我激动得差点流出喜悦的泪水，当然不会泪如雨下，只不过是几只很不起眼的小蜻蜓罢了，我可以把它们全都隐藏在脚底下。

我必须提醒自己，就在两天之前，我发现她神情沮丧地蹲在卧室的角落儿里，身体僵硬得像一根木头一样，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总是听到那些刺耳的响声，而且家里的一切都乱了，到处是水，东西被烧得面目全非，它所带来的一切，谁都能够想象得出，根本无需我来描述。

我找到一片白色的火腿，把它像一张薄饼一样卷起来，然后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这东西一点儿味道都没有。我现在还活着，这简直太棒了。

24

这是一个令人乏味的星期天，然而却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神圣的日子。我们起得相当早，挂钟刚刚指向九点，就有人在楼下不停地敲门。我赶紧穿了条短裤，下楼去看看。一个穿着西服、头发梳得很整齐的男人，手里拿着一个光亮如新的黑色皮包。而且，他的脸上还带着灿烂的微笑。

“您好，先生，您信上帝吗？”

“不信。”我说。

“那好，我很愿意和你讨论一下……”

“等等，”我说，“只是开个玩笑……我当然信啦。”

他脸上的微笑变得更加崇高了。

“正好，我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多少钱一本？”

“从中赚得的钱全都用来……”

“当然了，我明白，”我打断他的话，“需要多少钱？”

“先生，大概相当于买五盒香烟的价格……”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张钞票，递给他，随手把门掩上了。“砰！砰！”，我又把门打开。

“先生，你忘了拿小册子……”他说。

“不，”我说，“我不需要。我好像从你那里买下天堂里的一个角落，不是吗？”

当我再把门关上的时候，一缕阳光正好射在我的眼睛上。如果阳光照到我的嘴里，那么我会说：“当我把门关上的时候，一块酸溜溜的糖果滑进了我的嘴里。”忽然，一片大海的幻象伴随着汹涌的潮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急忙跑上了楼，一下子扑到床上，把床单弄得乱七八糟的。

“上帝啊，我很想去看看大海，”我喊道，“难道你不想吗？”

“太远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

“再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在沙滩上晒日光浴了。”

“也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她回答说。

我看着她光着身子从床中央爬起来，好像从一些有斑纹的蛋里刚孵出来一样。这件事过一会儿再想吧，太阳可不会等着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别致的海滨旅游胜地，建筑风格新颖，但是这里同时也和其他的地方一样，有一些十足的蠢货，他们甚至一年到头都待在这里，所以那些商店和餐馆在旅游季节过后仍然营业。要想找一块儿不太龌龊的沙滩，就必须掏钱。于是我们花钱找了个地方。那里基本没有什么人，我们在那儿除了游泳还是游泳，然后继续泡在水里，后来肚子就有点儿饿。但是去冲凉要付款，把车子从停车场取回来要付款，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都要钱。最后，我手里准备好一把零钱，随时到处撒钱。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投币机器，我还没见过有不花钱的地方呢。

我们在露天咖啡馆吃点东西，坐在一个用人工稻草做成的太阳伞底下。对面的人行道上，有大约二十来个年轻的女人，她们每人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这些金发碧眼的孩子，他们的爸爸在外面忙着做生意，年轻漂亮的妈妈，待在家里闲得无聊，就出来打发时间。服务员向我解释说，她们都盼着自己的小宝贝交上好运。原来，这些脸上流着鼻涕的孩子，正准备完成一项有可能会让人们产生同情心的：“为他们营造一个美好未来”的保险广告。这简直太荒谬了，因为眼前这些快乐、健康、有钱人家的孩子，不可能让人为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

我们正埋头吃蜜桃冰激凌，他们已经在太阳底下转悠了一个多小时了。女人们变得焦躁不安，孩子们到处乱跑。她们有时会把孩子喊过来，帮他们梳梳头，或者把他们身上看不见的灰尘掸落。顷刻之间，似火的骄阳变成一场令人亢奋的阵雨，就像是从二百二十伏电压的淋浴器里喷出的水流一样。

“该死的，看来她们真的想得到这张肮脏的支票。”贝蒂说。

我从太阳镜底下瞥了一眼这些女人，同时把一勺点缀着五颜六色小东西的鲜奶油送进嘴里。

“不仅仅是支票啊，她们想为自己的美貌竖立一座纪念碑。”

“她们竟然让孩子们像这样在太阳底下乱跑……”

有时，这些女人身上佩戴的首饰会发出耀眼的光芒。尽管她们在马路对面，而且我们也没有刻意去听，我们还是可以听到她们的叹息声和抱怨声。我垂下眼睛，目光集中到我的冰激凌上，因为这个世界上，愚蠢的行为实在太多了，在你的眼皮底下，人间的惨剧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无需把它说成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你在一个小杂货店里与某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或者当你开车的时候，或者当你在看报纸的时候，或者某天下午当你闭上眼睛倾听着从街上传来的声音的时候，再或者当你的目光落在一包口香糖上的时候，对你来说，只要回味一下其中的某个细节，就已经足够了。说实话，面对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必要去装出一副笑脸。我已经把这些女人从我的脑子里彻底删除了，因为我对她们太了解了，不需要再举出更多的例子。我感到不能再在这里耗费时间了，当然不行，如果她们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待在这儿，但是我们要回到沙滩上。那里除了大海和天空，别的什么都没有。陪伴着我们的，只有一个巨大的遮阳伞，和一些让人消除疑虑的、玻璃杯中冰块发出的咔嚓声。我不再注意马路对面的事情，我站起来，径直向浴室走去。后来我意识到我低估了对手的能力。不过，我们的后脑勺怎么可能长出眼睛呢。

我去了很长时间，因为浴室是需要投币的，可是我身上的零钱不够了。我不得不去收款台把一张整钱破开。而且当里面的水用光之后，需要再次投币才能重新启动，这一切操作起来非常麻烦，总之，我在那儿耽误了不少时间。当我回到桌子旁边的时候，发现贝蒂已经不在了。我坐下来的那一刻，心里蒙上一丝不祥的阴影，我心想，是不是天气突然变热了？我注意到她没有把甜点吃完，一盘香草冰激凌都化了。这玩意儿可是最令我着迷的。

当街对面的女人们大声吵嚷的时候，我才把头抬起来。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只有一群海鸥在阳光下毫无缘由地嘶鸣着。紧接着，我看到她们真的激动起来，并朝我这边看，其中有一个看上去特别惊恐不安。

“噢，汤米！我的小汤米！”她喊叫着。

我猜想小汤米也许中暑了，要不就是像一堆雪一样蒸发了。唯一让我感到困惑的，就是贝蒂究竟去哪儿了。

当这些女人正在穿越马路的时候，我几乎想冲着她们喊出来，说我不是医生。我想说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某些事情阻止了我，让我没能把话说出来。她们跨过一堵把咖啡馆和马路分隔开来的矮墙，接着把我团团围住了。我尽可能朝他们微笑。汤米的母亲看上去简直要发疯了，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卡西莫多一样，她的姐妹们脸色也很难看，她们看得我浑身直打哆嗦。我根本来不及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女人大吼一声，向我扑过来了，要我立即把孩子还给她。我顿时觉得一头雾水，一屁股跌在座位上，把胳膊肘擦伤了，接着我又重新站起来。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犹如光速一般，但却始终理不出一点儿头绪。那个女人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就好像要把我绑在一个木桩上烧死一样。她们在我四周围成一个圈儿，她们长得不算丑陋，但是在这种非常时刻，我不可能是他们喜欢的那种男人，我明白，也许一眨眼的工夫，她们就要把我打倒在地上。我还知道，我要为给她们带来的愤怒、等待和烦恼，以及其他不该由我承担的责任付出代价，这让我真的很厌恶，都说不出话来了。其中有一个女人，还把指甲涂成了天蓝色，这种装扮平时就让我感到非常恶心了。

“那个和你在一起的姑娘……”她嘴里嘟囔着，“我看见她把这孩子领走了！”

“哪个姑娘？”我问道。

我的话音刚刚传到她们的耳朵里，人却已经从几张桌子上跳过去了，我像跑百米冲刺一样冲到餐馆里面，把这些臭女人全都撇下了。过了几秒钟，才听见她们在我身后咆哮着，可是我已经趁机钻进了男厕所里，随即把门倚在了背后。她们没有钥匙。我把门死死地抵住，眼睛迅速地环顾着四周。一个服务员刚撒完尿，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掏出一叠钞票，他同意替我把门守住。在这扇用两层薄纤维板做成的破门后面，我们可以清楚地听见那群女人的撞击声和嗥叫声，如果用脚去踹这样的门，简直就像是洞穿一张薄饼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破门而入。于是我又往他口袋里塞了两张钞票。之后就从窗户里逃走了。

我发现自己正在通往厨房的院子里。垃圾桶里东西满得都漾出来了，铁皮被太阳晒得锈迹斑斑。一个大师傅从厨房里走出来，他用毛巾擦去脖子和背上的汗水。我知道该怎么办啦。还没等他开口，我就微笑着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张钞票。他也朝我笑了笑，然后走开了。我觉得好像我有一根魔术棒，随便耍两下，就可以让鸽子飞到天上去。等了一下，我朝后门走去，出来之后又钻进一条巷子里。

我无需说明自己是如何拼命狂奔，才从巷子里跑出来的，总之，我又回到了大街上。在十字路口我拐弯儿了，当你三十五岁的时候，如果还保持着原来的体形，那么这种事你还能够胜任，比如说，飞身从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上跃过，或者打破你个人四百米跑的纪录，回头看看在你身后跑着的是谁。过了一会儿，我想自己已经把她们甩掉了。我停下来喘口气。正好有一把椅子，于是我就坐下了。后来我发现，似乎有一个人正在给我擦皮鞋。当我低头看他的时候，听见他嘴里吹出的口哨声。

“喂……”他说，“这可是西部牛仔靴呢。”

“没错，”我说，“我把拖鞋搁在车上了。”

“现在这个季节，穿这玩意儿不觉得有点儿热吗？”

“不，就像穿着芭蕾舞鞋一样，十分轻便。”

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从他的目光可以觉察到他非常聪明，而且看上去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你瞧，”我说，“不想和别人一样愚蠢，往往不太容易做到。我们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做太累了。”

“是的，我明白……”

“干得不错，不过还要注意，不要把太多鞋油弄到我的鞋子上，嗨，仔细一点儿……”

我想利用这几分钟时间，把发生的事情好好梳理一下。但是我一想到她，就觉得仿佛有一条龙，在我的脑子里喷吐着火舌，把一切努力全都化为灰烬。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重新站起来，根据我的判断，其他的麻烦还会接踵而来。我把钱给了那个小伙子以后，就沿着墙根儿朝海滩的方向走去。一阵暖风迎面吹过来，走在沿海的林荫道上，我觉得自己嘴里一定吸入不少棉絮。老远就看到我那辆车子停在那儿，我脑子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开着车子把整个城市搜寻一遍，接着我自言自语道，好啊……可找到你啦，你带着小家伙到处乱跑，因为他的母亲是个蠢货，让他在烈日下晒了两个小时，热得汤米伸出的舌头足有三寸长，你究竟在干什么？既然你不是那种专门找个阴暗的角落、把小男孩掐死的姑娘，那么，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在稍远的地方，有一个卖冰激凌的商贩，坐在树荫底下。我四处张望着，穿过马路朝他走去。他看见我走过来，就把冰柜的盖子掀开了。

“来一个球的、两个的，还是三个的呢？”他问。

“不，谢谢。你有没有见过一个黑头发的漂亮姑娘，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他们有没有来这儿买冰激凌？”

“看到了，可是那个姑娘没有你说得那么漂亮……”

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对美的感觉非常迟钝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不过我总是非常同情他们。

“可怜的老家伙，”我说，“你没看见他们往哪边走了吗？”

“我看见了。”

我等了一下，然后焦急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沓钞票，为自己扇扇风。当地人的风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我真想把钞票全都塞进他的嘴里。一股凉气从冰柜里冒出来，我眼睛看着别处，递给他两张钞票，只感觉到钱从我的手上滑过。

“后来，他们进了一家玩具商场，就在那边。小男孩的眼睛是蓝色的，他大概有一米多高，他要了一个双球的草莓冰激凌，他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奖章。时间大概是三点左右，关于那个姑娘……”

“好了，”我打断他说，“别太啰嗦，这会耽误你做生意的……”

这家玩具商场一共有三层楼。一个年轻的女店员走过来招呼我，她眼里闪动的火花，是那些低薪阶层的人常有的。我和她没说几句话就走开了。商场里面的人不算多，我在一楼巡视了一番，然后就上楼去了。这个地方简直出奇的安静，我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我没有忘记身后那伙追赶我们的人，我知道她们要不了多久，就能把这座小城翻个底儿朝天。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气氛，而且发现我和贝蒂已经深陷其中。嗨，我心想，我们要熬过最艰难的时刻，生活中有时候需要忍耐。我转了一圈儿，没有发现她的任何踪迹。我觉得身上慢慢热起来了，似乎已经在燃烧了。我一直爬到了楼的最顶层，感觉好像登上了神圣的西奈山一样。

我看见柜台的后面，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微笑着站在那儿，他的一只手放在一堆礼品盒上。他穿着一件很宽松的夹克，衣服上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从里面露出一块手绢儿。他一点儿都不年轻，眼睛下面的皮肤耷拉着。手绢看上去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似的。他一看见我就走过来，不知道是皱着眉头，还是面带微笑，他的两只手像打肥皂似的搓来搓去。

“先生，请原谅，这里已经打烊了。”

“关门啦？”我问。

我环顾了一下这层楼，看上去已经没人了。这层是专门经营兵器玩具的，有投掷的飞镖、牛仔服、弓箭、机器人和踏板车等等。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因为我觉得贝蒂就在这儿。

“也许到晚上重新营业的时候，你可以过来瞧瞧……”他建议说。

“你知道，我只是想买一个导弹发射器，不需要什么礼品盒。给我一分钟就够了……”

“这恐怕不行。我们已经把这层楼都租给一位女士了。”

“贝蒂！”我大声喊道。

那个店员想阻止我进去，但我一下就闯进去了。当我在货架中间来回穿梭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后面追赶我，但是他无法靠近我，我身体的热量正在向四处散播。找遍了整个一层楼，仍然一无所获。我突然停住了脚步，店员差点和我撞到一起。

“她到底在哪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于是我勒住了他的脖子。

“上帝啊，她是我的妻子！我要知道她在哪儿！！”

他用手指了指一个搭建着印第安人村庄的平台。

“他们在首领的帐篷里，但是她不愿被别人打扰。”他含糊不清地说。

“是哪一个？”

“就是正在促销的那个，设计得非常棒……”

我松开了他，然后进入到营地里，直奔那间首领的帐篷。掀起门上的布帘一看，贝蒂正坐在里面，抽着印第安人的和睦烟斗。

“进来吧，”她说，“来和我们坐在一起。”

汤米戴着一个头巾，头顶上插着一些羽毛。他看上去无忧无虑的。

“嗨！贝蒂，这人是谁呀？”他问。

“是我生活中的男人。”她笑着说。

我一弯腰钻进了帐篷。

“帐篷的料子是防皱的。”另一个店员在我身后说。

我点了点头，看着贝蒂。

“嗨，你知道孩子的母亲在到处找他吗？我们最好赶快离开这儿……”

她叹了气，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

“好吧，再给我们五分钟。”她说。

“不，绝对不行。”我坚决地说。

说着，就把汤米拉到我的身边。一把印第安战斧向我的耳朵飞来，被我一把抓住了。

“来吧，汤米宝贝儿，别把事情闹大了。”我皱着眉头说。

我来到商场的经理跟前，他像一个小锡兵似的，身体僵硬地伫立在那儿。

“我们打算把他留在这儿，”我说，“五分钟之后，他的母亲会来把他领走。请告诉她我们不等她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好像我在向他宣布税务稽查员马上要来检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问。

我把汤米轻轻地推到他的怀里，然后就感觉到贝蒂的手滑落到我的肩膀上。

“等一下，”她说，“我要把所有礼物的钱付了。”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绕过所有的暗礁险滩，把所有的危险都考虑到。我忍耐住急剧上升的体温，从身上掏出了钱，接下来所担心的事情，大概有两种可能：要么我神志不清，要么就是确切地听到从楼下传来的喧哗声。

“好吧，一共多少钱？”我问。

为了集中精力把账算清楚，老顽童先把孩子丢在一边。他闭上了眼睛。在我的噩梦中，楼梯在一阵剧烈的脚步声中被撼动了。汤米一把抓起了一张弓和几支箭，他看着贝蒂说：

“嗨，我还想要这个！”

“闭嘴，安静点儿。”我吼道。

经理又睁大了眼睛。他微笑着，仿佛刚从美梦中醒来似的。

“我不知道……可以再把弓箭加进去吗？”

“不行，没可能。”我说。

汤米开始哇哇地哭起来。我把弓箭从他的手上夺过来，尽可能把它扔得远远的。

“现在，你马上从我面前滚开。”我对他说。

就在这时，我觉得脚下的地板开始颤动了。当一种气势汹汹的吵嚷声从地板上席卷过来的时候，我转过身去，推了商店经理一把，从他的手中抢下了购物账单。尽管如此，一簇簇轻微的火花，还是从地板上噼噼啪啪地迸发出来了。我绝望地看了贝蒂一眼。

“宝贝儿，你快走，赶快跑啊！”我说。

我希望能跟她们纠缠一会儿，让贝蒂能跑到紧急出口，然而她却站在原地不动，发出一声叹息，两只脚似乎被牢牢地钉在地板上。

“不，这没有用……我太累了。”她低声说。

女人们吵嚷着，眼看就要冲过来了，一片四处飞溅的口水，奔涌在货架之间。我抓起一叠钞票往空中一抛，那个老男人赶快跑过来，向上伸出了双手。就在这时，我突然脚底下加速，动作之快简直有点儿离奇。我扶着贝蒂向紧急出口奔去，逃到了商场外面，前后仅用了不到四秒钟的时间。

我“砰”的一声把铁门关上，甚至都没回头看看是不是有人被夹到手。我们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带梯子的金属平台上，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街，梯子在距地面两米高处断了。我松开贝蒂，用力顶着那扇铁门。我遭遇到和刚才同样的问题，不过这次我非常走运，我用不着拿钱去买通别人，就可以逃之夭夭了。墙角有一根从别处拆下来的铁棍，当门的另一边开始响起撞击声的时候，我一眼瞥见了它。我想，只有天使才能把棍子的长度切割得如此恰到好处，因此我可以用它把门顶住，她们冲着门踹了几脚后，最终我把门死死地卡住了。现在她们只能继续不停地吼叫着。我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同时意识到我们周围有炫目的阳光，响起轻轻的哨声。贝蒂微笑着伸了伸懒腰。这几乎快把我气昏了。我大吼一声，从台阶上跳下来，接着又踮起脚尖儿往上爬。我发现门后面的人，已经开始有些动摇了。贝蒂差点儿笑出声来，我向她做了一个手势，让她不要出声。

“我们不要下去，爬到楼顶上去。”我低声说。

事实上，屋顶上有一个很大的平台，中间是一个洒满阳光的游泳池。我们越过了栏杆，撞门的声音最后响了一下，然后楼里又变成一片沉寂。我马上走到有阴影的地方坐下来，这样只有两条腿完全暴露在阳光下。我把手伸向贝蒂，让她坐到我身边来。她似乎对眼前所在的地方感到十分惊讶。

我的计划不是非常完美，甚至具有一定的危险。这让我感到有些紧张。只要那些女人中有一个稍微狡猾的，我们就会被堵在一个死胡同里，而且未来吉凶未卜。但是我已经真的别无选择了，为了设法跑到我们的车上，我需要身边有一个头脑非常冷静的姑娘。目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身边的这个姑娘，干脆坐在那儿不动了。我等了几分钟，然后非常谨慎地站起来，朝下面的街上瞄了一眼。人群都跑到人行道上来了，领头的几个人从街角儿拐过来。天空一片蔚蓝。大海平静下来，泛起绿色的波光。我视线所及之处，甚至连一瓶啤酒都没有，没有任何令我感兴趣的东西。我穿过平台，看看楼梯这一侧情况如何。路过她的时候，我用下巴去蹭一下她的脸，亲吻了她，算是把情况向她知会一下。

“我想回家。”她嘴里咕哝着。

“好吧，”我说，“再等五分钟，我们就走啦。”

我把自己隐蔽起来，看见那些女人冲过来了。在我看来，她们这种过激的行动是不健康的，她们似乎把这当成了一次种族冲突。我没有让她们发现，将自己缩成一片薄饼，紧贴在一堵墙的后面，我尽量克制着，没有抽一根儿烟，后来我听见有人在下面说话。之后，就听到人们奔跑的脚步声，我偷偷地向下观察着她们，看到她们在街上奔跑。谁知道呢，或许这帮小贱人们，去找跟她们上过床的头面人物去了。

我又返回来，紧挨着贝蒂坐下，心想，我们终于有机会摆脱她们了。我把贝蒂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抚弄着，我感觉到她心情郁闷。不过，太阳已经平息下来了，从它的歇斯底里的发作中解脱了，它已经不再拼命地去追赶阴影了，让它们随意地四处扩散，光线从刺耳的高音滑落到中音区，楼顶的平台又变成一个长方形的、铺满油毡的岛屿。这里还不错。说实话，我知道有些地方比这里还要糟糕呢，这么说毫不夸张。

“瞧，我们看见大海了……”我说。

“嗯，嗯……”

“看那边，一个人正在用一条腿滑水呢！”

她的眼皮没有抬起来，我点了一支烟，放进她的嘴里。我盘着一条腿坐下，目光凝视着地平线上的某一点，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是我个人喜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我不想知道，而且也不想多说什么，让我们把这件事都忘掉吧。”

她没有看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这样的回答，已经让我很满足了。无论是睫毛的一次眨动，还是手指的一次触摸，对我来说都一样。某些人对我讲过的话，我可能永远都听不懂，但是她就不同了，即便是我陷入无限的遐想中，也不可能漏掉一字一句。就好像我漫步在街头，和那些老朋友打招呼一样，在非常熟悉的环境里，我总是面带微笑。在这个世界上，贝蒂可以说是我了解最多的人，至少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也许我永远都不能肯定，但是至少在面对眼前这片大海时，情况是这样的。所以当我听见她说话的时候，我常常不能确定，她的嘴是否在动。有时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生活给你带来惊讶，而且有时候能打动你。像我这样的人，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要求。

我们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有点儿飘飘然了，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因为我用眼睛就能使世界扭转，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只是让它像一块糖那样在太阳下化掉。只有在这时，我才会有这种感觉，只在这一刻，感觉才十分明显，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掌着船舵，我的不安已经降低到最低点了。这一刻，在楼顶的平台上，我的感觉从来没有像这样好过，我知道，我们的压力丝毫都没有消退，我对落在油毡上的、一片小小的树叶感到由衷地喜悦，仿佛一个进入耶路撒冷城门的朝圣者一样。稍稍构思一下，我就能写出一首温馨的小诗，然而，我现在必须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来不及去琢磨这些，当务之急就是从这儿逃出去。

“好吧，”我说，“你觉得自己还能跑吗？”

“可以。”她回答。

“不，我是说跑，我说的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跑，你明白吗，就像一支离弦的箭那样，决不是像你刚才那样。”

“行，我能跑，懂你的意思，我又不是傻子。”

“太棒了，你看上去已经好多了。我们马上就知道你行不行。如果你跑不动的话，那么就在这里等我。我冲出去把车子开回来，然后把你从这儿接走……”

她朝我做了个鬼脸，立刻从地上蹦起来了。

“等我到八十岁的时候，你再做这种计划吧。”

“我想那时就力不从心了。”我咕哝着说。

在翻跃栏杆之前，我先去侦察一下街上的动静，不过那些女人都看不见了。我和贝蒂敏捷地顺着楼前面的扶梯下来，一刻都没有停留。还剩下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们纵身跳下，然后飞快地跑到大街上。

在我认识的姑娘当中，贝蒂是跑得最快的一个。能和她一起肩并肩地跑步，是让我感到最惬意的事儿了。不过我更喜欢在安静的地方跑步，但是这次，我甚至都没有心思往身边瞥上一眼，去欣赏她的乳房在风中曳动的样子，也顾不上朝她那绯红的脸上抛个媚眼儿，脑子里什么都不去想，只是一门心思地、疯狂地向我们的汽车奔去。

关上车门，我转动着钥匙，把车子发动起来了。当我驾着车子上路的时候，忍不住大声地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笑。几乎在同一时刻，有一个女人突然从人群中蹿出来，转眼之间，汽车的挡风玻璃被砸破了，碎玻璃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腿上。我本能地把一块飞进我嘴里的玻璃碴子吐出来，我一边骂着，一边狠狠地踩了一下油门。这辆汽车迂回曲折地在林荫大道上行驶着，后面的司机一个劲儿地按着喇叭。

“该死！你快低头！”我叫喊着。

“是我们的轮胎爆了吗？”

“没有，不过他们一定是雇用了一个神枪手。”

她俯下身去，从脚底下拾起了一个东西。

“现在你可以开慢一点儿啦，”她说，“瞧，她们只不过扔进来一罐啤酒。”

“一罐没开的啤酒吗？”我问。

我们迎着风，披头散发地行驶了五十公里。我们的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但是天气非常好，太阳悄无声息地落山了。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地闲扯着，说那个发明了第一辆汽车的人，肯定是一个聪明而又孤独的天才。贝蒂把脚踩在汽车的工具箱上。我们把车停在一个自称可以“即时安装挡风玻璃”的修车场里，当工人干活的时候，我没有从汽车上下来。也许这让他们觉得有点儿别扭，谁知道呢，我不在乎。

25

这件事过去之后不久，我又开始写东西了。我没有强迫自己，写作冲动是自然产生的。不过我非常小心地进行着，因为我不想让贝蒂知道。通常我都是在夜间工作，如果贝蒂在我身边动一下，我就把记事本藏到床垫下面。我不想让她抱有任何幻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不想再按照五十年前的套路去写，这样做的结果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无形之中又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我个人以为，继续墨守成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世界已经改变了。我这种写作风格不是为了让人感到乏味，恰恰相反，由于我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所以他们令我感到十分厌恶。

随着夏天的不断深入，钢琴的生意也开始日渐衰退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因此感到特别沮丧。我每天早早地就把店门关了，心情好点儿的时候，我会考虑一下晚上要写的东西，或者与贝蒂一起出去闲逛。我们还有一大笔钱呢，但是她什么地方都不想去，她根本不把这些钱放在眼里，除去要结清货款，或者不靠卖钢琴来维持生计，这笔钱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为了活下去，这简直太可笑了！金钱永远都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东西。

由于白天我没有拼命地去工作，于是到半夜十二点或凌晨一点钟的时候，我就能很从容地把记事本拿出来，然后一直干到天亮，而且不觉得很累。我早晨休息一会儿，有时候下午会睡上几个小时。我写的东西慢慢多起来，感觉自己就像一节充足了电的电池。早晨来临之前，我把夜里留下的痕迹全都清理干净，把喝光的啤酒罐扔到垃圾桶底下，嘴里的香烟刺痛着我的眼睛。在上床睡觉之前，我总是要看看贝蒂，想知道我写的几页东西，是否能得到她的赞许。我很喜欢像这样扪心自问，这会让我更加努力地写作，同时也会让我变得更加谦卑。

这段时间里，我的大脑似乎二十四小时都在不停地高速运转着。我明白自己还应该写得快一些，更快一些；但是完成一本书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一想到这些，我就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我埋怨自己没有早点儿下手，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向这个小小的深蓝色的活页记事本发起冲击。活页记事本，妈的，我对我自己说，我倒想看看你是怎么做的，你认为这件事很容易吗？你以为只要从一张桌子后面坐下来，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写出东西来吗？但在那些日子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总是睡不着，我从沉寂而灰暗的沙漠中穿过，甚至连一丝星光都没有看见，我独自游荡在一片乏味的男人的沙漠中，你真的认为，这不过是为了自我消遣吗……

事实上真是这样，当时我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不过我还是疯狂得想到了相反的一面，我抱怨老天爷没有更早地睁开眼睛看看我。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这一切也许来得太迟了，这是一种额外增加的负担。幸亏我还能挺得住，对我来说，也许成功的机会只有百万分之一，但是每天晚上，我的稿纸像砖头一样堆积起来，我正在努力建设一座为她遮风挡雨的房子。甚至可以这样说，当我把房子的百叶窗全都牢牢地钉死时，发现一阵飓风从地平线上涌起。经历了如此糟糕的开局之后，人们也许会问，最终作家能不能克服所有的困难呢？这家伙是不是有足够的能力来扭转局面呢?

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天气酷热得让人无法忍受，我不记得以前有过这种经历，方圆几公里的地方，甚至连一棵青草都看不到。整个小镇都被一种麻木的感觉笼罩着，越来越多的人焦虑不安地仰望着天空。晚上七点钟，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是大街上，人行道上，房顶上，以及房子的墙壁上，依旧热烘烘的，人人都汗流浃背。我一个人跑到外面买东西，这样，贝蒂就不用出来干这种苦差事了；我慢慢地开着车子往回走，后备厢里塞满了活页记事本，胳膊底下全都湿透了。快要到家的时候，一辆救护车与我擦肩而过，朝相反的方向开走了，车顶的报警器都响起来，闪烁的光芒犹如一枚崭新的硬币。

我在座位上挺直了腰，双手紧握着方向盘，连续超越了两辆行动迟缓的汽车。我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了。当我把汽车停在家门口的时候，紧张得浑身颤栗起来，就好像有人用一根绳索套在我的脖子上似的。我记不清什么时候才彻底清醒过来，不过这种细节已经不重要了。当我冲到楼梯上时，心里就像被一根针刺到一样。上楼之后，我被鲍勃绊了一下，他正好跪在地板上呢，我从他的身上跃过去，突然撞在一把椅子上，跌倒了。我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脑袋上流下来。

“鲍勃！”我大声喊道。

他向我扑过来。

“你最好别进去！”他说。

我一把将鲍勃推翻在地，他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几乎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用一只胳膊支撑着站起来，这才发现，我们碰翻了一盆水。我的头发被水弄湿了，是一些肥皂水。我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我们几乎同时又站起来了。我到处寻找贝蒂，但是房间里只有鲍勃一个人，我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在这儿干什么，他转动着眼睛朝我这边看。我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她到底去哪儿啦？”我问。

“你先坐下吧。”他说。

我冲到厨房里，里面没有人。我转过身来，鲍勃正好堵在门口，一只手向我伸过来。我像一头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公牛似的，用肩膀顶了他一下，迫使他倚靠在墙上。我的耳边响起一种奇怪的嘶嘶声，我立刻冲向了浴室，我觉得这幢房子已经变得完全陌生了。我抓住浴室的门，将它彻底推开。

浴室里空无一人，墙上的小灯还亮着。洗脸盆里全是血，地上溅得到处都是。我觉得背上好像被一根枪头刺中了，差点儿跪倒在地上。我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我的脑袋里响起一种玻璃杯被打碎的声音，是那种水晶玻璃。我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把门重新关上，因为有一群面目狰狞的魔鬼，正从门的另一侧拼命拉扯着。

鲍勃揉着肩膀进来了。我想这一定是鲍勃。我正在大口地喘粗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上帝啊，”他说，“我本想把这里清理一下……还没来得及。”

为了能站稳当些，我把腿挪动了一下。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见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但我只是看见他在动，身体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这简直太可怕了，不过还不算太严重，”他接着说，“幸好我过来一趟，我是来拿搅拌机的……”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

“我刚才在擦门口的血迹……”

就在这时，我向前伸出了胳膊，疯狂地揪住了他的领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喊道。

“她把一只眼睛抠出来了，”他说，“没错……是她亲自动手干的。”

我慢慢地顺着门边往下滑，最后坐在了地上。现在我终于松了口气，不过情绪仍然很激动。鲍勃在我的面前蹲下来。

“好啦，情况不是特别严重，”他说，“一只眼睛没什么大不了的，她会好起来的，嗨，你听见了吗……”

他从橱柜里抓出一瓶酒，接着吞下去一大口。我一点儿都不想喝。我只想站起来，把鼻子贴在窗户上。他端起盆来，冲到浴室里，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那儿，只听见哗哗的流水声。大街上一点儿动静都没有。

当他再出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好些了。我的脑子里还是没能理出个头绪来，但是我可以稍微喘口气了。我走进厨房喝了杯啤酒，两条腿还是站不太稳。

“鲍勃，送我去医院吧。我开不了车了。”我说。

“你去也帮不上忙，你不能马上见到她，还是等等吧。”

我抓起酒瓶使劲往桌上一摔，瓶子碎了。

“鲍勃，快带我去那该死的医院！”

他叹了口气，我把那辆梅赛德斯的车钥匙递给他，然后我们走下楼去。夜色完全降临了。

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一言不发。鲍勃跟我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见，我双臂交叉，身子微微地向前倾。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她还活着，不会有事的，她还活着。我觉得紧绷着的下巴慢慢地有些松动了，最后我又能把唾沫咽下去了。我觉得自己清醒过来了，好像一辆汽车横着连翻了三个跟头一样。

穿过医院大门的时候，我意识到为什么上次来看阿尔切时，会有那种糟糕的感觉了，为什么我会感到透不过气来，以及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几乎又要晕过去了，当那股可怕的气流从我面前吹过，我几乎要逃走了，全身一点儿力气都没了。在最后一刻我挺住了，不过这并非来自我个人的力量，全靠她的帮助才挺过来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她甚至能让我从一堵墙里穿过去，我只需嘴里呼唤着她的名字，就像念咒语一样，就可以穿墙而过了。如果谁能掌握这种魔法，那么他一定会感谢上苍，而且会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现在我只是身上有些发抖，发现自己再次来到医院的大厅里，又降落到这个该死的星球上。

鲍勃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先去坐一会儿，”他说，“我去打听一下。走吧，去坐一会儿……”

旁边正好有一个空着的长椅，于是我就照他说的坐下了。我心想，即使他让我躺在地板上，我也会完全顺从的。如果有必要，我立刻就能将自己像一堆干草似的点燃起来，让我全身的血液，像一把蓝色的冰块似的马上凝固起来。我不需要任何过渡，就可以从一种状态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当我坐下的时候，身体还处于冬眠状态。我脑子里软绵绵的，像死了一样。我把头靠在墙上，等候着。我也许距离厨房不算远，因为我闻到一股大葱的味道。

“一切都很正常，”他告诉我说，“她正在睡觉呢。”

“我想去看看她。”

“没问题，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只要填写几张登记表就行了。”

我觉得身体又暖和过来了。我站起来，将鲍勃从我面前推开，我的头脑又恢复正常了。

“好吧，这些事可以等会儿再做！”我说，“她住在几号病房？”

我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对面的一间玻璃房子里，她正在朝我这边张望呢，她的手里攥着一堆表格。她随时都可能从办公室里冲出来，然后跑到楼梯上把别人拽回来。

“听我说，”鲍勃叹息道，“你必须这样做。何必把问题搞得复杂起来呢，而且她此刻已经睡了。现在，你只需要五分钟就能把表格填好了。我可以告诉你，一切都很正常。你没必要再担心什么了……”

他说得没错，但是我心中的焦躁不安还是没有缓解。那个女人挥了挥手里的表格，示意让我过去。我发现在这家医院里，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男护士随处可见，其中一个正从我面前走过，他长着棕色的头发，胳膊上覆盖着浓密的汗毛，下巴的轮廓棱角分明。我想最好不要惹出什么麻烦来，否则免不了要受些皮肉之苦。我过去看了看那个女人要我填写的东西，在如此可怕的家伙面前，最终我还是屈服了，我可不想被人碾成碎片。

她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我在她的对面坐下来，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一直在怀疑，这个女人会不会是男扮女装的呀。

“你是她的丈夫吗？”

“不是。”我说。

“你是她的亲戚吗？”

“不，都不是。”

她的眉毛扬起来了。我想她一定把自己当成是什么大人物了，不是那种可以随便填写表格的。她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普通的流氓一样。我尽可能把头低下，希望这样能赢得几秒钟宝贵的时间。

“我和她一起生活，”我接着说，“也许我能告诉你一些关于她的情况……”

她满意地舔了一下嘴唇。

“好吧，那我们接着说，她叫什么名字？”

我把贝蒂的名字告诉她。

“叫什么？”

“贝蒂。”

“伊丽莎白？”

“不，是贝蒂。”

“‘贝蒂’，这不应该是个名字吧。”

我尽可能把手指关节压得咯咯响，向前探过身去。

“那么，你觉得这会是什么呢？一种新出产的牙膏的牌子？”

我看见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她一直在对我严加盘问，我无奈地坐在椅子上，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如果把她的桌子踢翻，看来要想见到贝蒂就很难了。没过多久，我和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都睁不开了。最后我向她保证，一会儿我就把填好的表格送回来。这样那样的数字令我感到非常乏味，更不用说那些我根本不了解的细节了。她拿着钢笔，在嘴边转动了一会儿，然后阴险地对我说：“这个和你一起生活的女人，我发现你对她了解得太少了……”

说句实话，贝蒂，我是不是应该掌握你的全部身世呢？包括你出生的那个村庄，你童年得过的所有疾病，你母亲的名字，以及你对抗生素反应如何？也许她说得没错，也许我对你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跟自己开了个玩笑。然后我站起来，点头哈腰地从房间里退出来，为自己给她带来不少麻烦表示歉意。当我把门关上的时候，甚至还朝她微笑了一下。

“对啦，请问她的房间号码是多少……”

“她在二楼，七号病房。”那个女人说。

鲍勃正在大厅里等着我呢。我对他送我来医院表示感谢，然后让他开着那辆梅赛德斯回家，告诉他我能回去，不要为我担心。我一直看着他走出医院大门，然后到盥洗室里，洗了洗脸。我觉得精神好多了。我开始思考她把一只眼睛挖掉的事实。我记得她有两只眼睛。在早晨蓝色的天空下，我是一片田野，正在抚慰她那被暴风雨洗劫后的枝叶。

当我走到病房门口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这是一个满头金发、屁股扁平的女人，脸上挂着一丝亲切的微笑。她马上就明白我是谁了。

“一切都很正常，她需要好好休息。”她说。

“是的，但我想进去看看她。”

她往旁边一闪，让我过去了。我把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着地板，走进了病房。我走到床边站住了。房间里只开着一盏小灯，贝蒂的眼睛上缠着一条很宽的绷带。她睡着了。我看了她几秒钟，然后又垂下了眼睛。那个护士一直站在我身后。我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用鼻子吸了口气。之后，我抬起头望着天花板。

“我想自己和她待一会儿。”我说。

“可以，不过时间别太长……”

我没有转过身来，点了点头。我听见房门关上了。昏暗的桌上摆着几束鲜花，我走上前去，用手轻轻地抚弄它们。从眼角的余光里，我注意到贝蒂在喘气，是的，这一点确信无疑。我拿出刀子，把花的枝叶修剪一番，尽管我不能肯定，这样做会有什么好处，不过也许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我坐在她的床边，把胳膊肘儿放在膝盖上，用两只手托着脑袋。这样就能让我的脖子放松一下，然后我就感觉到，可以接触到她的手背了。啊，多么神奇的手，这只手，简直太奇妙了，我从内心里希望，她是用另一只手干的那件肮脏事儿，我至今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我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向外面望了一下。现在天已经黑了，但是外面的一切，似乎都在照常运转。人们必须意识到，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要在人世间走一回。你经受着白天和黑夜，欢乐与悲哀，你挥霍着所有的力量，每天早晨都要喝上一大杯酒。只有这样，你才算是一个男人。老伙计，你最好接受这样的事实。你会发现生活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充满忧伤的美。

我正擦去脸上流下的一滴汗水，这时我感到一根手指落在我的肩膀上。

“走吧，现在让她休息一下。到明天中午之前，她是不会醒过来的，我们给她注射了一些镇静剂。”

我转过身来，看着和我低声说话的护士。我记不清那天都做了些什么，但是现在我觉得几乎要累垮了。我向她打了个手势，表示我会照她说的去做。我有一种感觉，似乎我的身体正顺着一股熔岩流往下滑。我们从病房出来之后，她随手把门关上了。我发现自己站在走廊上，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她拉着我的胳膊，领着我向大门口走去。

“你可以明天再来，”她说，“嘿，走路当心点儿！”

走到外面的大街上，我想也许这会让我完全清醒过来。但是外面的空气潮湿而闷热，一个典型的赤道地区的夜晚。这里距离我家有两公里的路。我穿过马路，从街角的一家餐馆里买了一块比萨饼，然后在一家小杂货店里买了两瓶啤酒，还有一条香烟。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让人感到十分惬意，我尽可能什么都不去想。然后，我跳上一辆巴士回家了。那块比萨饼的形状，看上去与我红肿的膝盖倒是很接近。

到家之后，我先把电视机打开。我把比萨饼扔在桌子上，然后站在那儿，一口气喝下一瓶啤酒。我很想去洗个澡，不过我马上改变了主意。我不能再回到那个地方，至少现在还不能去。我想看看电视上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一帮年迈的老人，正在介绍他们最近出版的著作。我抓起那块比萨饼，然后坐在扶手椅上。我不屑地看着这几个家伙，他们正故弄玄虚地围绕橘子汁大发议论，眼睛里露出得意的神情。这些家伙非常赶时髦。说实话，一个时代确实需要一批大作家，从他们身上我受到很多启发。我的比萨饼还有点儿热乎，而且非常油腻。也许今天晚上，他们无聊的谈话，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质疑。或许这个节目的主题应该是：当一个人无话可说，没有才气，思想空洞，而且不懂得什么是爱、何谓痛苦，甚至在别人面前连句话都不会说，连让人不打呵欠的本事都没有的情况下，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几十万册销量的大作家的。其他的频道也没什么可看的，我索性把声音关了，只保留着电视的画面。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自己有点儿头晕，不过我现在还没打算去睡呢，尤其不能睡在这儿，不能掉进这个疯狂的陷阱中。于是，我带上一瓶酒去找鲍勃了。当我进门的时候，安妮正在屋里砸东西呢。她看见我进来时，手里抓起一个色拉盆，举到了头顶上，地板上到处都是瓷器的碎片。鲍勃躲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我待会儿再过来。”我说。

“不，不用，”他们说，“贝蒂怎么样啦？”

我不慎闯入了这场冲突的中心，我把手里的酒瓶放在桌子上。

“她已经没事了，”我说，“伤得不太严重。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只是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安妮抓住我的胳膊，她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来。她穿着一件浴衣，脸上还带着一丝愠怒的红晕。

“当然，”她说，“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鲍勃把杯子拿出来。

“嗨，我是不是打搅你们啦？”我问。

“你在开玩笑吧？”他说。

安妮挨着我坐下来，她用手把遮在脸上的一绺头发拨到一边。

“孩子们在哪儿呢？”我问。

“在这混蛋的母亲家里。”她回答说。

“那好，”我说，“你们不用在这儿照顾我，忙自己的事吧，就当我没在一样。”

鲍勃把杯子里的酒倒满了。

“没事儿，我们只是吵了一架，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然没什么，”她说，“这个混蛋欺骗了我，但是没什么。”

“上帝啊，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鲍勃说。

话音刚落，他赶紧往旁边一闪，结果那个色拉盆砸在墙上，“啪”的一声摔碎了。之后，我们举起了酒杯。

“来吧，为健康干杯！”我说。

当我们喝酒的时候，只不过暂时安静了一会儿，接着他们又激烈地争吵起来，而且这场冲突愈演愈烈。我觉得这种气氛实在太过瘾了。我把两条腿伸到桌子底下，然后双手叉起来放在肚子上。说实话，我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周围有些骚动，我听见他们叫喊着，不时会有一些东西坠落在地板上，但是我发现，那种伤心的感觉渐渐地平息了，就像一块蛋糕被压成了碎屑。我甚至都想去赞美这种最令我厌恶的东西，一种用灯光、人类、热情和噪音调制成的鸡尾酒。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然后蜷缩在椅子上。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在每个角落里，男人和女人们都在争吵着、相爱着，彼此折磨着对方；但是那些家伙写出的小说，竟然没有爱，没有疯狂，也没有活力，甚至没有自己的风格，全都如出一辙。这些卑劣的家伙想把我们拖入悲惨的境地。当我发觉月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就这个问题，对我的作品进行反思。今天月亮很圆，看上去很庄重，呈现出一片橘黄色。渐渐地，它让我想起了我的小鸟伊人，她的眼睛被一株含羞草刺伤了，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碗碟在屋里飞过。

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我将它牢牢地抓住了。当那些晦暗的时刻过去之后，这也算是一些补偿吧，我的嘴边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鲍勃总是能躲过安妮的攻击。这时她双手各拿着一样东西，安妮虚张声势地把装芥末酱的瓶子抄起来，其实她扔出的是一只糖罐子。我猜得没错，这次鲍勃的脑袋被击中了，他立刻瘫倒在地上。我把他扶起来。

“请原谅，”他说，“我要去睡了。”

“别为我担心，”我说，“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我扶着他走到卧室里，然后又返回来，到厨房里坐下。我看了一眼安妮，她正在清理战场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那么谁会来做呢？”

最后，我帮她捡起一些大块的碎片，接着我们一声不吭地、把碎片扔到垃圾桶里，之后我点了一支烟，把划着的火柴递到她面前。

“安妮，我知道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不过我还是想问你一声，今晚我能不能睡在这儿。当我一个人待在那幢房子里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

她从嘴里吐出一个烟圈儿。

“该死的，这种话你根本没有必要问，”她说，“至于我和鲍勃，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就不会像这样大打出手了。你难道没有发现，问题已经变得很严重了吗？”

“至少今天晚上是这样的。”我补充说。

我们谈论着雨水和天气，基本上把屋子收拾干净了。我想说的是这种可怕的酷热，几乎把这座小镇熬成一锅棕色的枫汁了。干完活儿之后，我们身上都开始冒汗了。当她一屁股坐在桌边的时候，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来。

“你在阿尔切的床上，将就一晚上吧，”她说，“还需要什么东西吗？要不要给你找本书看？”

“不用了，谢谢你。”我说。

她把遮盖在大腿上的睡衣掀开了。我发现她的下半身，里面什么都没穿。也许她期待着我能有所表示，但是我一句话都没说。她也许认为这样做还不够风骚，于是她把那玩意儿全都露出来了，然后把两条腿分开，抬起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她下面的缝隙长短适中，胸部要比普通女人的更丰满一些。我只在瞬息之间欣赏了一下，不过，我没有愚蠢得把酒杯碰翻在地上。我只是喝了一杯，然后就走进隔壁的房间去了。我找到几本杂志，然后坐在一把扶手椅上。

当她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看一篇讲述南北战争发生经过的文章。这时她已经把睡衣扣上了。

“我觉得，你的做法很蠢，”她开始说，“你以为会发生什么呢？我觉得你有点儿小题大做……”

“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会招来一些小麻烦……”

“该死的，”她说，“够了，你别再胡扯了。”

我站起来，去看看窗外有什么动静。但是什么都没有，除了茫茫的夜色和一根叶子被烤蔫了的树枝。我拿起一份报纸，用力在腿上拍了一下。

“告诉我，”我说，“如果我们在一起做爱，又能得到些什么呢？你有什么让我感兴趣的建议吗？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吗?”

我背过身去，觉得脖子后面像被烫伤了似的。

“听我说，”我接着讲下去，“到处拈花惹草的生活没给我带来什么，从来都没有。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这样做，如果只学他们那样，就没什么意思了。说实话，我对这种事很厌恶。最好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不要背叛自己，关键时刻不能动摇，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因为女人长着诱人的屁股，或者有人用金钱来刺激你，还有你特别经不起诱惑等等。能坚持不妥协感觉很好，这会让你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我转过身来看着她，告诉她一个人生的秘诀：

“与其左顾右盼，我更愿意选择专注。我只有一次生命，所以唯一能让我感兴趣的事儿，就是让它焕发出夺目的光彩。”

她用手捏着鼻子尖儿，眼睛里充满了渴望。

“好吧，我明白啦，”她叹了口气，“如果睡觉前，你想吃一片阿斯匹林的话，浴室里有几瓶。另外，我可以给你找一件睡衣，也许你习惯光着身子睡。”

“噢，别麻烦了。我睡觉的时候，通常只穿一条裤衩儿，而且还把手放在被子外面。”

“上帝啊，为什么我没有遇上亨利·米勒呢？”她嘴里咕哝着。

她转身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当你一个人待着，并且不等什么人的时候，就不需要多大的空间了，阿尔切的这张小床，对我来说正合适。当我躺在上面时，发现身子底下的橡胶床垫发出刺耳的响声。我把床边的小红灯点亮了，然后独自倾听着夜晚的寂静，像一片看不见的、令人绵软无力的奶油一样。上帝啊！

26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对我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并且表示对她的伤势一点儿都不担心。后来当我想去搞清楚，为什么她白天总是在睡觉呢，于是他们总会找个人出来，拍着我的肩膀安慰一下，向我解释说，他们很清楚现在该怎么做。

应该说，当我跨进这家可怕的医院大门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被一种致命的焦虑困扰着，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我必须拼命地与它展开搏斗。有时候，一个女护士过来抓住我的胳膊，领着我从走廊里穿过。男护士们从来不肯帮我一下，或许他们预感到，我们之间的关系终将导致一场激烈的冲突。我的脑子反应非常迟钝，感觉就像是在看幻灯片一样，贪婪地看着一堆没有说明的图片，根本无法领会其中的深刻意义。

每当我在这种状态下，最省事的就是搬一把椅子来，紧挨着她的床边坐下，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尽可能保持沉默，不用去考虑时间，不吃不喝不抽，就像一个漂浮在大海上的人，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只能漂浮在一块木板上。有时候，那个屁股扁平的女护士，也会温柔地安慰我一下。

“至少当她睡觉的时候，可以恢复一下自己的体力。”她对我说。

我常常对自己重复这样的话，我开始变成一个十足的傻瓜了。即便如此，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也没有兴奋得跳起来。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感觉似乎有一根钢筋，在我的肚子里来回搅动着，为了避免从椅子上掉下来，我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我去端详一下她那只健全的眼睛，但是却没有从中发现一丝火花。我总是一个人说话，有时她的手就像一根松树枝一样垂下来，或者她干脆对我视而不见，我的肚子里开始翻腾起来，觉得有点儿不舒服。每天一到探视时间，我就跑到医院看她，希望她会期待着我的到来，但是每次都见不到人，运气太差了，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大沙漠。我仿佛是一个沉默的幽灵，独自徘徊在一片荒芜的废墟中。

“你知道，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一位医术高明的老医生，明确地告诉我。我觉得他更应该担心的是我的心理健康，这样也许会让他省下装假牙的钱，实际上，事情很快就发展到这种地步。这是一个秃顶的家伙，脑袋两边长着几撮头发。他正是那种可以拍着你的肩膀，让你带着你的困惑，你瘫软的双腿，以及你脸上木然的表情，把你赶到门外去的那种人。

事实上，也许再过几天，沸腾的水终将把壶盖彻底冲开。

当我又置身于自由的空间时，感觉就好多了。我甚至觉得，被我舍弃在医院里的人不是贝蒂，我似乎无法在脑子里形成这样的想法。她似乎是在一天早晨离开的，走的时候连个地址都没有留下。我尽可能让房子里保持井然有序。幸好作家不是一个很邋遢的人，我只是用吸尘器在桌子周围吸两下，把烟灰缸清理干净，然后把空啤酒罐扔到垃圾桶里。闷热的天气，已经夺走了镇上两三个人的性命，它加速了那些最衰弱的人走向生命的终点。

我把商店关了。我很快发现，唯一能让我感受到一丝安慰的时刻，就是当我无意间翻开最近写完的几个记事本的时候，而且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然而，现在房子里的温度，即使在关上百叶窗的时候，也可以达到摄氏三十五度。不过，这是唯一让我感到自己还活着的地方了。走出家门，我就好像得了昏睡病一样。除非钻进一堆木炭里，否则我是不会感觉到有火的。其实，只要稍微吹一阵风，就会燃起一堆熊熊大火。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迟早会来的。

那天早晨，一开头事情就特别不顺。为了寻找一包咖啡，我把厨房里弄得乱七八糟的，正当我感到十分沮丧的时候，我看见鲍勃来了。

“喂，”他说，“你是不是把汽车停在我的房子前面啦？”

“是的，有可能……”我说。

“好吧，现在有人怀疑，汽车的后备厢里藏着一具尸体……”

我终于想起来了，这应该是在我发现贝蒂被送进医院的那个晚上，我从外面买回来的一些食品。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在阳光的照射下，汽车后备厢里的温度至少在五十度以上。我以为我遇到的麻烦够多了，看来还未结束，还要经受这种考验，这实在让人恶心。我心里琢磨着，能不能就这样坐着，不再站起来。不过，我去喝了一大杯水，然后跟着鲍勃来到街上。在我正要关门的时候，我听见电话铃响了。我没有去接，让它继续响下去。

我没有开车去医院看贝蒂。我每天步行过去，这样锻炼一下，对我很有好处。我渐渐地意识到，生活并没有停滞不前。年轻姑娘的连衣裙，就像是一阵花瓣雨一样，我强迫自己去看她们，尽量去避开那些又老又丑的女人，尽管灵魂的丑陋更让我感到厌恶。每次当我行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深呼吸锻炼。在我的心目中，汽车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了。但是有些东西，当我们想把它遗忘的时候，它又会萦绕在你的心头。

坦率地说，那种腐败的气味儿实在太恐怖了。鲍勃好奇地过去看看里面到底变成什么样了，但是我对他说，这根本没必要看，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告诉我，最近的垃圾场在什么地方。”我说。

我把所有的车窗都打开，带着这些可怕的东西从镇上驶过。柏油路被太阳烘烤得快要融化了，上面留下一道道黑色的轮胎印儿。也许这就是进入黑暗世界的入口，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感到吃惊。为了让自己从这种想法中摆脱出来，我把收音机打开了。“噢，宝贝儿，我的小野花，再给我一个吻吧……”喇叭里传来一段动人心弦的歌声。

我把车子停在一个垃圾处理场里。耳边到处能听见苍蝇的嗡嗡声，我们呼吸到的空气，糟糕得跟原子弹爆炸后的状况差不多。我刚刚从汽车上下来，就看见一个露宿街头的流浪汉，朝这边走过来了，他的肩膀上扛着一把镐头。过了一秒钟，我这才看清他的模样。

“来找什么东西吗？”他问。

“不是。”我说。

他的眼白让人觉得有些反常，白得就像广告里的洗涤剂一样。

“出来散散步？”

“不是，我只是路过这儿，顺便把后备厢里的几件东西扔掉。”

“噢，好吧，”他说，“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我俯下身去，把车钥匙从点火器上拔下来。

“既然没什么可捡的东西，”他接着说，“这里就没我什么事了。不会像那天一样吧，我刚一转身，一个家伙就把一台洗衣机上的马达搬走了……”

“我明白，不过，我可不是来干这个的。”我说。

接着，我就把后备厢打开了。我发现这堆食品的体积，比原先扩大了两倍。肉类食品的颜色全变了，一盒酸奶也膨胀起来了，奶酪流得到处都是，黄油只剩下外面的箔片了。总之，所有的东西都发酵、膨胀、从里面溢出来，它们重新组合成一堆特别结实的东西，与后备厢的地毯粘连在一起。

我皱了皱眉头，那个流浪汉把眼睛瞪起来了。

“这些就是你要扔掉的东西？”他问。

“是的，没时间跟你解释了，”我说，“最近我的心情不太好，我遇到麻烦了。”

他挠了挠头，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唉，尽可能往好处想吧，”他说，“嗨，老伙计，你不介意我们把这堆东西，全都掀到地上去吧？我想从里面挑出点东西……”

我们每个人揪住地毯的一角，把这堆东西抬出来，扔到远离车子的地方，一堆垃圾袋边上。一群黑色和金色的苍蝇，像靠近磁铁的铁屑一样，全都俯冲下来了。

流浪汉朝我微笑了一下。很显然，他在等着我离开呢。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我一声不吭地回到车上。离开之前，我从汽车的后视镜里，瞥了他一眼。他还待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堆食品旁边，脸上带着一丝微笑。他似乎是为一次难忘的野餐摄影留念，才故意地摆出这种姿势。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酒吧停下来，要了一杯薄荷饮料。从我那堆东西里，他至少能拣出一些黄油、咖啡、方糖和一盒巧克力粉。还有一个可以转头的电动剃须刀，一些灭蚊片，另外还有一桶润滑油。

当我把汽车停在家门口的时候，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太阳像一只凶悍的猫一样，伸出了锋利的爪子。这时，我听见电话铃响了。

“喂，请问是哪位？”我说。

电话那头儿有一些杂音，我几乎一句话都没听见。

“嗨，你先把电话挂上，过会儿再打过来，”我叫嚷着，“我什么都听不见！”

我脱掉鞋子，往墙角儿一扔，去冲了个淋浴，然后又点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来电话的人，口气生硬地说了个名字，然后就问是不是我。

“是的。”我说。

然后他又告诉我，他自己叫什么名字。

“知道了。”我说。

“你的书稿在我手上，明天我会把一份出版合同寄给你。”

我一屁股坐在桌子边上。

“好的，我想要百分之十二的版税。”我说。

“给你百分之十吧。”

“可以，就这么说定了。”

“我很喜欢你写的东西，书稿很快就要送到印刷厂去。”

“好的，最好能快点儿。”我说。

“很高兴能与你通话，希望我们很快见面。”

“没问题，不过，接下来几天我恐怕很忙……”

“别担心，不着急，我们会报销你的全部费用。我们已经开始安排这件事了。”

“太好了。”

“好吧，我不多说了。你现在在写新的作品吗？”

“是的，写了不少了……”

“很好，加油干吧。”

当他准备挂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拦住了他。

“嘿，请等一下，”我说，“麻烦你再说一遍你的名字……”

他又重复了一遍。幸好我问了，因为刚刚发生的一切，让我把他的名字全忘了。

我从冰箱里取出一包红肠，让它化化冻。接着又在炉子上烧了一锅水。我坐下喝了杯啤酒。在我等着的时候，发出一阵疯狂的笑声，我以前还从没有像这样笑过呢。这是一种神经质的笑。

还没到探视时间呢，我就提前赶到医院了。我无法确定，是不是因为自己走得太早了，或者是因为走得太快的缘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再等了。最后，我终于可以把她期待已久的消息带给她，难道这还不足以让她欢呼雀跃吗？也许她会用仅存的那只眼睛向我眨一下眼？我径直向洗手间奔去，就好像憋着一泡尿似的。在那里，我观察了一下接待处的值班员，他似乎正在打瞌睡呢。楼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悄悄地溜进去了。

我走进病房里，向前跨了一大步，双手牢牢地抓住了床边的栏杆。眼前看到的一切，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我一个劲儿地摇着脑袋，真希望这种可怕的场面立即消失，但是这根本不解决问题。贝蒂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她的眼睛盯着天花板。可以看得出，她一点儿都不能动弹，她被用皮带绑在床上了，带子至少有五公分宽，上面有铝制的锁扣。

“贝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低声说。

我平时总是随身带着那把牛仔刀，它的尺寸正好可以塞进口袋里。窗帘是拉开的，一道柔和的阳光射进病房里，周围一片寂静。我经常把刀子磨得很锋利，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皮带割断了。我和刀子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伙伴。

我抓住贝蒂的肩膀，轻轻地摇晃着她，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的头上又开始冒汗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我甚至都来不及去擦汗。这次还是出了不少汗，与以往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一种冰冷、透明的血液。我把她的枕头垫高了，让她从床上坐起来。我发现她还是那么漂亮。我刚一松手，她就向旁边歪过去了。我重新把她扶起来。看到这种场面，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一部分身体几乎要栽倒在床脚下。不过我用另外一部分，吃力地抓住她的手。

“听着，”我说，“我承认这件事拖得太久，但是现在好了，我们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笨蛋，现在可不是猜谜语的时候。也许你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你只要简单地讲一句话就行了，你甚至都不需要再喘一口气。

“贝蒂，我的书马上要出版了。”我说。

也许我还可以加上一句：你难道没看见，海平线上扬起一面小小的白帆吗？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不过，她最好被封闭在一个钟型的玻璃罩里，那样我就可以在玻璃罩上，留下我的指纹了。遗憾的是，我发现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没有改变。我仿佛是一阵微风似的，想在冰封已久的池塘里，吹起一片片涟漪。一阵徒劳的微风……

“我没有开玩笑！而且我要向你透露一个秘密，我正准备写一本新书！”

我把手里所有的牌，全都打出来了。让人感到忧虑的是，我只是一个人玩牌。白白地浪费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到早晨大家准备撤退的时候，把自己的牌摊开一看，这才发现手里还有一副“同花顺”呢，有谁会接受这样的结局呢？有谁能控制住自己，不把屋里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全都从窗户里扔出去呢，甚至还会抄起厨房里的菜刀，把墙上的挂毯划得支离破碎的。

上帝啊，她根本就没看过我，也没有听懂我的话，甚至没有听见我说什么，她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说话，如何哭泣和微笑，也不知道该如何使性子，或者一边用舌头舔着嘴唇，一边抖动床单了。因为床单纹丝不动，一点儿都没动，她对我任何表示都没有，甚至连一个最细微的动作都没有。对她来说，我的书稿将要出版的消息，与我为她送来一包炸薯条，所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亲手捧来的、这束美丽的鲜花，如今只剩下几枝枯萎的花朵，和一些枯草的气味儿。短短的一瞬间，我预感到，我们之间从此将天人永隔；从那以后，我向所有愿意听这个故事的人说，我已经死过一回了……就在我三十五岁那年，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而且这决不是耸人听闻，我确实听见，死神吹着口哨从空气中穿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身上冷得直打哆嗦。我经历了一个极度恐慌的时刻，恰好就在这时，一个女护士走进来了。我还呆在那儿，甚至一步都没有挪动。

她端着一个盘子走进来，里面放着一杯水，和一把五颜六色的药片。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女护士，她长得胖乎乎的，有一头金黄的头发。她看到我，接着用严厉的目光瞥了一眼她的手表。

“我说，”她嘴里嘟囔着，“现在还没到病人的探视时间呢……”

接着，她又把注意力转移到贝蒂身上。然后，她那衰老而又松弛的下巴耷拉下来。

“噢，圣母马利亚啊，这是谁给她解开的？”

她眉头紧锁地看着我，然后开始往门口移动。但是，我突然像老虎一样扑了过去，接着伸出一只胳膊，挡住了她的去路。她尖叫了一声，像蚊子一样哼哼着。我一把抓起托盘上颠簸的药片，把它们举到她的眼皮底下。

“这些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我没有辨别出自己的声音，它突然降低了八度，而且变得彻底嘶哑了。我尽量克制着自己，不去扼住她的喉咙。

“我又不是大夫！”她嗷嗷地叫唤着，“让我出去！”

我拼命地将自己的目光，深深地铭刻在她的眼睛里。她的嘴唇咬得紧紧的。

“不行……你必须和她在一起，要出去的是我。”我吼叫着。

走出病房之前，我又转过身来，匆匆地看了贝蒂一眼。她的身子已经歪到一边去了。

我像一枚火箭一样，从走廊里飞速穿过，我没有事先敲门，直接冲进了医生的办公室。那医生正背对着我，借着光线察看一张X光片。当他听到门的撞击声时，就把扶手椅转了过来。他扬起了眉毛，我勉强地笑了一下。我走到他的办公桌旁，把那些药片扔在他的面前。

“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你给她服用的是什么药？”

我不能肯定，此刻我的整个身体是不是在发抖，也许只是一种糟糕的感觉。医生想尽可能把事情处理得圆滑一些。他从桌上拿起一把裁纸刀，放在手里把玩起来。

“噢，年轻人，”他说，“我正好想和你谈谈呢，坐下吧。”

我被一种疯狂的愤怒，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我的眼里，这个家伙就是整个世界所有痛苦与不幸的根源，我要撕下这个伪君子的面具，然后将他牢牢地堵在他的巢穴里，这种人实在太令人憎恶了，他决不是什么医生，在他的身上，集中了全世界所有恶棍的卑鄙与歹毒。遇到一个像这样的家伙，真是会让你哭笑不得。不过我仍然克制着自己，想听听他到底要和我说什么，总之，他是不可能溜掉的。于是我坐了下来，我的腿已经很难打弯儿了。只要看一眼我手上的颜色，就会知道我的脸，已经像死人一样苍白了。不过我的样子，看起来并不是特别可怕。他想先给我来个下马威。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下，”他说，“你既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家庭成员，所以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任何问题。也就是说，我还会坚持这种治疗方案，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做，你明白吗？”

我在心里命令自己说，你距离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千万不要退缩，再忍耐一下，这是最后一鞭子了。我点了点头。

“很好。”他说。

他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然后微笑着把裁纸刀扔进去。很明显，这个蠢货还以为他自己无懈可击呢，或者上帝永远站在他那边。他把手指交叉着放在胸前，在继续谈论别的话题之前，大约有十几秒钟时间，他一直在不停地点头。

“我不想向你隐瞒什么，她的情况确实令人担忧，”他突然开口说，“昨天晚上，由于她的病情发作得很厉害，我们不得不把她绑起来。”

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帮面目狰狞的家伙扑到她身上，他们将她牢牢地按住，另一些人用皮带把她绑在床上。这种可怕的场面，简直就是一部限制级的恐怖片，而且观众席上只有我一个人。我耷拉着脑袋，把两只手塞到大腿底下。他现在又开始说话了，但是有人把他的声音抹掉了。在一片沉寂中，我意识到，所有的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糟了。

“……而且我也不能对你说，有一天她会完全恢复。事实上，我觉得这种希望非常渺茫。”

奇怪的是，他说的这句话，我却听得特别清楚。它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颜色，可以说是金褐色，像一条响尾蛇一样不停地扭动着，最后它钻进了我的皮肤底下。

“不过，我们会细心地照料她，”他继续说，“知道吗，化学疗法已经取得很大突破，而且通过电击疗法，我们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要听信别人的传言，这种治疗是非常安全的。”

我的身体向前倾斜，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的手上了。我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两腿之间，落在地面的某一点上。

“我这就去见她，”我说，“我要去找她，然后带着她离开这里！”

我听见他笑了。

“年轻人，别开玩笑了！”他说，“或许你没有完全弄明白。我的朋友，我已经说过，这个姑娘疯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突然，我像一根放松的弹簧一样，并起双脚蹦到他的桌子上。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呢，我飞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他的脸上。我这才发现，原来他戴着一副假牙，它们像飞鱼似的，一下子从他的嘴里飞出来了。我心想，上帝啊，太谢谢你了。他向后歪倒在扶手椅里，嘴里吐出一摊鲜血。打碎玻璃的声音，是由于他的脚撞在书柜的玻璃上发出来的。听到他开始吼叫起来，我就扑到他身上，接着像疯子一样揪住他的领带。我把他又拽起来了。我的手里就像拖着一株常春藤一样，或许是同类的其他某种植物吧，最终我身上负载着八十公斤的分量，向后倒退着，等他双脚一离地，我就松开手。墙壁被震得撼动起来了。

我正准备逃出去的时候，三个男护士争先恐后地冲进来了。最前头的那个家伙，用胳膊肘儿捣在我的脸上，第二个把我按倒在地上，最后一个骑在我的身上。三个人中间，属他长得最胖了。他把我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还用手揪住我的头发。我愤怒地尖叫起来。我看见医生用手扶着墙，又从地上站起来了。那个最先进来的家伙，俯下身子，冲着我的耳朵打了一拳。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响起来了。

“我去打电话报警！”他皱着眉头说，“让警察把他抓起来！”

医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用手帕擦了擦嘴角的血迹。他的一只鞋不见了，不知道掉到哪个角落儿里。

“不行，”他表示反对，“不能报警，这样会造成不良影响。你们把他轰出去，让他永远别再踏进这家医院的大门！”

他们把我从地上拖起来。那个想去报警的家伙，打了我一记耳光。

“你听见了吗？”他问。

我飞起一脚，正好踹在他的命根子上。他立刻就倒下去了，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趁他们还在犹豫的一刹那，我挣脱出来了。我又一次向医生扑过去，这次我想去扼住他的喉咙，让他彻底完蛋。他和我一起从椅子上滚到地上。

一帮家伙迅速冲上来，立刻把我掀翻在地，我听见几个女护士尖叫起来，在我的手指还没碰到医生咽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无数双大手拉起来，接着，就被人从办公室里扔出去。我在走廊上挨了一顿臭揍，不过伤势并不是很严重，因为他们不方便下手，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没打算把我干掉。

他们一路狂奔着，飞快地从大厅里穿过，其中一个人使劲地扭着我的胳膊，另外一个同时揪住了我的头发和耳朵，这样就让我觉得更难受了。随后他们打开了大门，把我从台阶上扔下去了。

“从今以后，如果再让我们在这儿遇见你，那么就有你好瞧的啦！”其中一个家伙喊道。

这帮狗杂种，他们几乎要让我哭出来了。一滴眼泪碰巧落在台阶上，像一滴盐酸一样冒着气。

就这样，我被彻底打败了。而且更糟糕的是，我被永远挡在医院大门外了。接下来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我再也不能去医院看她了，而且她留在我的心里的画面，又那么让人难以忍受。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所知道的禅宗教义，但毫无用处。我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好像是一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我写出了自己最精彩的篇章，后来被评论界称之为“一种受虐狂的风格”，这不是我的过错，尽管我写得很出色，而且驾轻就熟。这段时间，我已经把半个记事本都写满了。

我本来还可以写得更多，但是白天我根本坐不下来。我不时地要去冲个淋浴，喝下大量的啤酒，吃掉很多根儿香肠，而且不知道在地毯上，来来回回踱了多少步。当我实在待不住的时候，就出去溜达一会儿，我发现自己经常在医院附近转悠。我明白最好不要离得太近了，有一次，我站在五十米远的地方，他们把一个啤酒罐朝我扔过来。是的，他们非常警觉。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站在马路对面，能看见她的窗户，我就感到很知足了。有时候，我还能看见她的窗帘在动呢。

当夜色降临的时候，我会跑到鲍勃家去喝一杯。当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如此炎热的天气里，长时间地沉浸在黄昏中，这种时刻是最让人感到沉闷的。对于一个自己爱人被抢走的人来说，他真的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我和他们在一起，差不多待了一个钟头。鲍勃看上去，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安妮总是千方百计地向我暴露她的私处，这让我消磨了一段时间。等到天黑下来，我就回到家里，把屋里的灯全都打开。大部分时间里，我在晚上写作。有时候，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会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贝蒂可以说是某种重要的东西，它可以让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当然，写作也具有相同的作用。

一天早晨，我开着车子出去，漫无目的地转了一整天。我把一只胳膊伸到窗外，因为有风而眯着眼睛。快到晚上的时候，我把车子停在海边。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路上我所能见到的，只有一张张加油站服务员的脸。我走到附近的酒吧里，买了两个三明治，然后坐在海滩上吃起来。

这里连一个人影儿都见不到。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这儿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我一屁股跌坐在沙滩上。海浪的声音亘古不变，我发现这让我得到片刻的宁静，感到鼓舞和放心，并且惊讶不已。我的蓝色星球，噢，小小的蓝色星球啊，这老不死的家伙，上帝会赐福于你的！

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想重新体验一下孤独，回味着我的痛苦。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月亮同样也升起来了。我把鞋子脱掉，开始沿着岸边漫步，脑子里什么都不去想。沙土依然是温暖的，这样的温度对烤苹果馅饼再合适不过了。

沿着这条路往前走，我跟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大鱼不期而遇了，它是被海水冲到岸上来的。它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骨架，不过从残存的肢体，仍然可以辨认出，它曾经是一条非常罕见的大鱼。至少可以说，和一条腹部发出珍珠般亮光的银枪鱼比起来，它是毫不逊色的，简直就像是一种可以游动的钻石一样。如今竟然落到这种地步，昔日的美丽，早已荡然无存了。在月光下，几乎很难看到鳞片发出的微光了，偶尔会闪过几丝绝望的火花。当你发现自己曾经像星光一样灿烂，如今正在悄悄地腐烂时，对你来说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难道你不希望用尽最后的力量，把尾巴向太阳一甩，然后彻底消失在黑暗中，这样的结局不是更好吗？假如我是你的话，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

我发现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就把这条鱼埋葬了。我用手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坑儿。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儿滑稽，但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心里总是有点儿不踏实。不过，现在干这个确实不合时宜。

这样的事我从未遇到过，我一遍又一遍地琢磨着这件事，翻来覆去地考虑了整整一夜，我竭力想把它从脑子里驱除掉，但是快到天亮的时候，我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别无选择了。于是我对自己说，好吧，就这么办。这是一个星期天，通常周末那里会有很多人，所以我又推迟了一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家里，暴风雨就要来了。我根本没有心情写东西，我什么事儿都干不成。这样的日子简直糟透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得很晚，时间都快到中午了。不知不觉地，房子里已经被我折腾得脏乱不堪。我开始把杂乱的东西收拾起来，渐渐地我把所有的地方都整理好了。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驱使着我，我甚至还掸去了窗帘上的灰尘。随后，我去冲了个淋浴，把脸刮一下，然后吃了点儿东西。当我去洗碗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天上划过几道白色的闪电，接着雷声就开始轰鸣了。天空干燥得就像奶粉一样，浮云在灼热的空气中聚集起来。

午后空闲的时间里，我都坐在电视机前，我把腿放在长沙发上，手里端着一大杯水。我很放松。房子里非常整洁，看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在生活中，如果你经常查看一下周围的一切是否井然有序，是很有好处的。

接近五点钟的时候，我开始给自己化妆，一个小时之后，我又装扮成若斯菲娜，突然从街上冒出来了。人们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期待的这场暴风雨，始终没有到来，天上的风也停了。透过墨镜往外看，外面变得更加阴沉了，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我走得非常快。为了谨慎起见，我本该开车过去。但是，我却置若罔闻，把恐惧全都抛到脑后。最后，我把贝蒂的一个挎包带上，打扮得更加细致，我让它紧紧地贴在身上，这样就避免让假乳房滑下来。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密切注视着路边的动静，根本没有去留意那些街头的小流氓，这些家伙一看见有姑娘单独从路上经过，嘴里便会无聊地说出一些污言秽语来，这种情况永远不会终结。我现在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脑子里尽可能什么都不去想。

当我快要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先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嘴里长出了几口气，仿佛一阵风从树枝上掠过。然后，我把提包挎在胳膊底下，抬起头来，拿出一副女人惯有的、那种君临天下的姿态，毫不犹豫地向医院的门口走去。当我穿过大门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没有感到一丝恐惧不安。只有这一次，我的肩膀没有再碰到带电的围栏上，我没有中毒晕倒，也没有遇到催泪瓦斯，或者身体受到麻痹等等。我甚至还没有转过身来，看看后面有什么情况呢，就不知不觉地走到楼梯上了。

上了二楼，我发现迎面走过来一群男护士。虽然我为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但是他们似乎只对我的乳房发生兴趣。我知道它们确实很丰满，现在，这帮家伙全都目不斜视地盯着我。为了让自己尽快脱离险境，当我经过第一间病房时，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病床上躺着一个人，他的胳膊上插着一根管子，还有一根插在鼻子上。他看上去身体状况不太好。然而当我进屋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下。我要等那帮家伙完全离开，然后才能出去。虽然我们两人之间无话可说，但是我们还是彼此打量着对方。过了几秒钟，我准备离开这儿。在我还没有开始挪动的时候，这个人冲着我摇了摇头，示意我留下来。最终我还是撇下了他。我把房门敞开一条缝儿，然后向外观察一下，看看走廊里是不是有什么人。

贝蒂住在七号病房。我悄悄地溜进屋里，随手把门关上。天已经黑下来了，究竟是阴云密布还是夜色降临，确实很难说清楚。在她的病床上方，有一盏昏暗的小灯，如此微弱的灯光，已经让人感到手脚冰凉了。当夜晚尚未真正到来的时候，一盏夜间的照明灯，就像是一个被锯掉胳膊的孩子一样。我用一把椅子，把房门牢牢地挤住。我扯下了假发，接着又把墨镜摘下。我坐在她的床边上，此刻她没有睡觉。

“你想吃块儿口香糖吗？”我问。

我枉费心机地试图去回忆起点儿什么，我记不得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是什么时候了。同样，我也记不住我们最后说的是哪几句话，好像是类似这样的对话：

“嗨，我实在没办法，把这些该死的糖找出来！”

“你已经翻过最下层的那个抽屉啦？”

我把一些蜜饯之类的糖果，重新包起来，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就不想吃。相反地，我抓起床头橱上的暖水瓶，接着把半瓶水喝下去了。

“想喝点儿水吗？”我问。

他们没有绑着她，皮带悬挂在床边上，像被人丢弃的巧克力条一样。对我来说，她似乎从来没有离我而去，好像她一直就待在我身边。我需要说点什么。

“知道吗，给你把衣服穿上，是最让人感到头疼的事，”我说，“特别是当你不肯帮我的时候……”

我摘下手套，把手伸进她的衬衫底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乳房。一头大象脑子里存储的记忆，是不是能够超过我呢？我对她皮肤上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都记忆犹新。即使把它们的次序全都打乱，我还是能够让它们重新恢复原貌。我摸弄着她的腹部、胳膊和大腿，最后我把手停留在一片毛茸茸的地方，那里似乎没有一点儿变化。就在这时，我体验到一种强烈的快感，这是一种纯粹的感官享乐，几乎就是动物的本能。随后，我又把手套戴上了。当然，如果她还能做出一点反应的话，这种快感还要强烈一千倍。这种描述我究竟从哪里找到的呢？是从一则电视广告中吗？还是在圣诞老人的背包里？或是在巴比伦通天塔的最顶层？

“好啦，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了。我们要上路了……”

我捧起她的下巴，然后把我的嘴唇贴过去。她的嘴始终是闭着的，不过我还是感觉很美妙。我把一点儿唾液沾在她的下嘴唇上，我轻轻地咬了一下她的嘴。我把手伸到她的脖子后面，让她紧紧地靠着我，我用鼻子在她的头发里摩挲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觉得自己会彻底崩溃，然后立刻摔倒在地上。我拿出一块纸巾，给她擦了擦嘴，上面沾满了我的口红。

“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呢。”我说。

这是一个多么温顺、平静的姑娘啊。他们不断地往她的嘴里填入各种药物，直到满得溢出来才肯罢手。现在他们开始用铁锹往她的身上扬土了。我只能悄悄地埋伏在他们身后，然后伺机扑上去，割断他们的喉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有的医生，护士和药剂师，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不要忘记，所有这些恶果都是他们造成的，这些家伙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他们把你折磨得垂头丧气的，让你忍气吞声地活着，他们用花言巧语哄骗你，想尽千方百计去利用你，他们绝对是那种让你感到头疼的人，他们这种卑劣的行径昭然若揭，这些肮脏的家伙让你感到窒息，就像给你戴上沉重的枷锁一样。不过，我的痛苦还远远没有结束呢，我们快要被困在一片鲜血的河流中了，我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不管我是不是愿意，不幸的事情还是会发生的，而且我不是那种一遇到挫折，就完全退缩的人，我很清楚，有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像地狱一样可怕。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去对待它。如果我这样说一点儿不觉得痛苦，那么我真应该被送上绞架。就在这样一个房间里，我坐在她的床边上，经历了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刻，我从没有遇见过像这样阴险和卑鄙的事情。在我们头顶上，暴风雨突然倾泻下来了，我全身颤栗起来。

“请你最后再使点儿劲儿吧。”我叹息道。

最初的雨点敲打在窗玻璃上，好像一些昆虫撞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一样。我轻轻地朝她俯下身去，然后伸手抓起一根皮带。我把皮带的末端从铝制的扣子里穿进去，然后把它拉紧。我用这根皮带绑住了她的腿，这样她就不能动弹了。

“怎么样？我没有弄疼你吧？”我问。

外面已经变成一场滂沱大雨了，我们仿佛置身于影片《鹦鹉螺》中的一个场景。我又捡起一根皮带，缠绕在她的胸前，恰好绑在她的乳房底下。同时，我把她的胳膊也牢牢地固定住了。她的眼睛凝视着天花板。无论我做什么，似乎都引不起她的兴趣。现在是时候了，我必须集中全部力量，完成最后一击。

“有些事儿，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我终于开口了。

我从她的脑袋底下，取出一个枕头，是个有蓝色条纹的。我一点儿都不发抖。无论为她做什么事儿，我都不会颤抖，这一点我早就验证过了。我只是感到身上有点儿热。

“……你和我，我们就像一只手上的两根指头一样，”我继续说，“不管明天发生什么，这一切永远都不会改变。”

在这个场合，我可以找到更恰当的措辞，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但在这种非常时刻，我实在很想跟她说点什么，于是，我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她决不会喜欢这样。这更像是订做蛋糕时，用奶油写出的甜言蜜语，而不像刻在墓碑上的文字，实在太随意了。

我在心中数到七百五十下，然后重新站起来。我把枕头从她的脸上移开。暴风雨发出一阵令人绝望的喧嚣。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胸口疼痛。我没有看她的脸，默默地把皮带解下来。我把枕头放回了原处。

我转过身来，面朝着墙，考虑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只有外面的雨在不停地宣泄着。那盏小灯仍然亮着，四周的墙壁也依然如故，还有我，仍然待在那儿，戴着白色的手套和人造的乳房，等待着死亡的讯息，但是什么都没发生。现在我是不是该带着胸痛，从这里逃出去呢？

我重新戴上了假发。在离开之前，我转过身来，最后望了她一眼。我本以为能看到一些可怕的场面，但是她只是静静地躺在那儿，就像睡着了一样。我觉得这又是她发明的新花样，为了让我开心，她能做得出来。她的嘴微微地张开。我发现床头橱上放着一包纸巾。我马上就明白了，接着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是的，她仍然在庇护着我，虽然她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她还在为我指引前进的方向。这最后的示意，把我吞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我再次冲到床边，去亲吻她的头发。随后抓起那包纸巾，使劲地塞进她的嘴里，最后全都填进去了。其间，我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差不多快要呕吐出来了。最后我终于平息了。她曾经说过，她想要的，就是为我感到骄傲。

我离开的时候，也许正是人们去餐厅吃饭的时间。走廊里没有一个人，而且大厅里的人也寥寥无几。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外面已经是晚上了，大楼正面檐槽里的雨水往下流，这种气味儿很难闻，是干草又被淋湿的味道。这场豪雨就像一盏明亮的照明灯一样。我把领子翻起来，把挎包顶在头上，然后匆匆地钻进雨中。

我神色慌张地往外跑。感觉到身后有一个人，正端着火焰喷射器追赶我。我应该把眼镜摘下来，看看周围的动静，但是我不敢放慢脚步。正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人行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所以我不必为脸上的化妆担忧，幸亏这次我没有涂睫毛膏。我想把脸擦一下，但手指上沾满了油彩，弄得一塌糊涂。幸好雨下得特别大，在距离三米之外的地方，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就像躲避瘟疫一样，飞快地冲进一片珍珠般的雨幕中。经过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仍然没有放慢脚步。雨哗哗地落下来，我啪嗒啪嗒地奔跑着，雷声隆隆地响起来。雨点儿笔直地倾泻下来，鞭打在我的脸上。其中一些雨滴被我咽下去了。我狂奔了一半的路程。我全身都在冒着水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街上到处都能听见我局促的喘息声。当我从一盏路灯下经过的时候，灯光一下子就变成蓝色了。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突然遇见一辆汽车。我本来可以先跑过去，但是我停下来，让它开过去了。我趁机把假发套扯下来，然后继续往前跑。这场暴风雨仍不足以扑灭我胸中燃起的大火。虽然我拼尽了全力，但是我必须强迫自己，跑得再快一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发出的呐喊，实在太惊人了。我之所以要跑，并不是因为我杀死了贝蒂，我之所以要跑，是因为我渴望奔跑，我之所以要跑，是因为我不再需要别的东西。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条件反射，完全出于本能的反应。看起来我并未失去自我，不是吗？

27

警察对这件事根本不感兴趣，至少我没有发现，他们当中有谁曾流露出这种迹象。一个疯狂的女人，把自己的眼睛抠出来，然后吞下一大堆纸巾，结束了自己的性命，显然他们不会对这种结局感到大惊小怪。不过，在我去公司打劫的那件事上，他们却编造了一个故事，报纸上也有报道，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几乎每个关卡都进行盘查。关于贝蒂这件事，情况就不同了，即使我再去干五百回，他们也不会有所行动。

对我来说，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有谁听说过，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最终会在警察局里划上句号呢？一个真正的爱情故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而且，它决不会像所有愚蠢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简单。你一定会期待着飞得更高一些，带着轻如羽毛的思绪……总之，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找过我的麻烦。没有人令我感到不安，我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为了避免葬礼上最麻烦的场面，我给殡仪馆一笔可观的费用。不管人们脸上的表情有多么可怕，我都不会有任何怨言，他们与医院处理了所有的细节，我也不知道都是什么，总之我什么都不用做。最后他们将她火化了。我一直把她的骨灰放在身边，我不知道能用它做些什么，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抽出一点儿时间，给埃迪和丽莎写了封长信。我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向他们讲述了一遍，对于我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只字未提。我请求他们原谅，毕竟我没有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同时希望他们能理解，因为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最后我对他们说，期待着能尽快与你们见面。另外还要说明一点：这段时间我不想接任何电话。吻你们。在我去邮筒寄信的路上，我发现天气又开始变得可爱了。沉闷与潮湿的盛夏已经过去，天气晴朗而干燥。回家的路上，我的手里攥着一个冰激凌。只有一个。

虽然看起来有点儿可笑，不过，有时我还是动手烧两块牛排，或者为她把浴缸里的热水预备好，或者在饭桌上摆出两套餐具，要不就在屋里大声地说话，而且我总是开着灯睡觉。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有许多细枝末节的小东西，会挂在各处，朦朦胧胧的，好像一块带花边儿的连衣裙上的碎片似的。每次遇见这样的东西，我都会愣在那儿，痴痴地望着它出神。当我不幸将壁橱打开的时候，看到里面全是她的衣服，立刻就觉得喉咙被哽住了。每次我都尽可能去回味一下，是不是痛苦的感受比以前少一些。其实这很难说清楚。

不管怎么说，我毕竟还没有死去。一天早晨，我跳到磅秤上称了一下，发现自己的体重只减了三公斤，简直太可笑了。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咬自己的手指，但是这不会让我变得消瘦。我的气色甚至没什么变化。有些人，当他们从你身边消失的时候，会带走一切，贝蒂正好相反，她把一切都留给了我。所以，当我觉得她又出现在我身边时，我就不感到惊讶了。时下当一个女人写书的时候，多数会讲述她如何让某个男人拜倒在她的脚下。幸运的是，我尽量去避免卷入冲突，到处叫嚷着女人并非如此庸俗，而且这种风气迟早会过去。我一定要拼命地大声喊出来，正是这个姑娘给了我一切，如果没有她，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对我来说，说出这些毫不困难。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正是这个姑娘给了我一切……这让我联想到小鸟的啁啾，想起孩子第一首幼稚的诗，而且我不会为此害羞得脸红。遗憾的是，我已经过了这种年龄了。

我一个人独处了几天，任何人都不想见。为此我向鲍勃和安妮解释了一下，让他们不要来打扰我。鲍勃想拎着一瓶酒过来找我，我告诉他，不管谁来敲门，我都不会开。我决定尽快振作起来。为此，我需要清静一下。我把电话线切断了，电视整天开着。一天早晨，我收到了书稿的清样，需要赶紧修改一下，于是我改变了想法。毕竟这也是她所期待的东西，我的行动有些迟缓，说句实话，正是这件事，最终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当我重新翻开那些记事本，写出两三句像样的文字来，当我体验着它们发出的奇异的芳香时，当我看到它们像孩子一样，在阳光下嬉戏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虽然步入文坛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但是我已经走出了低谷。事情就像早就安排好似的。

确实如此，第二天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化是从我躺在床上、舒展身体时开始的，我起床的时候，立刻就感觉到精神十足。我带着满意的微笑，望着房间里的一切。我走到厨房里，坐下来喝一杯咖啡，这样的举动，我已经很久没有做过了，更多的时候我会端着一杯咖啡，站在某个地方或者靠在水池边上。我把窗户打开，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于是，我跑出去买了一些羊角面包。这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为了能出去透透气，我特意到镇上去吃点儿东西。我走进一家人声鼎沸的自助餐厅，女服务员的胳肢窝底下，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我和贝蒂以前干过这活儿，所以对这种滋味太了解了。我坐在一张小桌旁，吃着我的土豆炖鸡肉和苹果馅饼。我悠闲地注视着四周的人们。生活就像一股奔腾的激流。我不想在伤口上撒盐，但这就是贝蒂留给我的印象，像一股奔腾的激流一样，而且水光四射。如果我可以选择，那么我当然希望她仍然活着，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我必须承认，事实上她并没有离我远去。不过，我觉得还是别再钻牛角尖儿了。于是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心里想着，还是把座位留给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吧。

我出去转了一圈儿，回来的路上，我遇上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她正在隔着橱窗往商店里张望呢。她伸出双手，遮住玻璃上的反光，几绺儿闪亮的金发垂在她的胳膊底下。我掏出钥匙来，插进锁眼儿里，她立刻直起腰来。

“噢，我以为这家商店已经关闭了呢。”她说。

“没有，”我说，“为什么要关闭呢？如果没有开门，那只是因为我向来不太守时罢了。”

她看着我，呵呵地笑了。我觉得自己很愚蠢，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已经忽略了它的存在。

“那你一定是陷入困境了。”她笑着说。

“是的，不过我正在想办法补救呢，我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你想进来看看吗？”

“好的，不过现在我恐怕没有时间了……我会再来的。”

“随便什么时候都行，这个星期我每天都在这儿。”

当然，以后我再也没见过这个姑娘，不过从那天起，生活似乎又变得充满阳光了。那天，我把电话线重新接好了；那天，我微笑着把脸贴在她的一堆体恤衫上；那天，当我看见一包纸巾时，浑身不再发抖了；也就是那天，我终于明白，人生的课程永远不可能结束，而且台阶永远看不到尽头。在上床睡觉前，当我把一个西瓜切开的时候，我扪心自问，除此之外，你还能想到些什么呢？我似乎听见身后传来的笑声，这声音是从放瓜子的地方发出来的。

贝蒂死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的书出版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不过，他目前仍然是一个小出版商，而且我碰巧赶上了他最清闲的时候。一天早上，我终于看到这本书摆在我的面前。我把它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抚摸着，我翻开这本书，闻到一股油墨的清香，接着我用力在大腿上拍了一下。

“嗨，宝贝儿，看看我们最终等来了什么。”我喃喃自语道。

鲍勃决定庆贺一下，于是他把孩子交给母亲照看着，我们带上安妮去酒吧玩了一下。第二天一清早，他们就开车把我送回家了。后来他们对我说，我们真不知道那天你究竟是在笑还是在哭。我回答说，我怎么能知道呢。在生活中，有时候你很难搞清楚，你是在参加一场葬礼呢，还是在出席一个孩子的受洗仪式。作家也跟其他人一样，千万不要认为，他们的脑子比别人发达。至于我自己，尽管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了，不过我还是跟大家一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除了那些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让我感到很迷惘。对于一个有点儿委靡不振的作家来说，必须要有一种圣克里斯托弗式的精神。

后来，有人在当地一家小报上撰文，说我肯定是个天才。我的出版商把这篇文章转给我了。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没有把其他的文章寄给你，那些评价确实太糟了。在一个地方受到赞扬，在其他的地方却招来一片嘘声。就这样，夏天在一片平静中度过，而且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节奏，我应付得不错。商店又恢复营业。我在二楼安装了一个门铃，当有人打开商店的大门时，它马上就能提醒我。我不是经常被打扰。虽然我不止一次地考虑过离开这里，但最终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也许再过些时候，不是绝对不走。等我把书稿完成后，冬天来临的时候再说。眼下，我只想待在这里，哪儿都不去。白天，房子里的光线太奇妙了，除了那些大块的光斑之外，你还能找到一些阴暗的角落，真是应有尽有。这样的氛围，一定会让你惊叹不已。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环境。

黄昏时分，我会出去溜达一会儿，如果心情不错的话，我还会到露天咖啡馆坐一下。我懒散地坐在那儿，眼神飘忽不定地望着四周，这样可以让我放松一下，听别人闲谈。我慢慢地吮吸着饮料，在我决定起身回家之前，把杯子里最后一点儿饮料，分成几十次喝下去。我没什么要紧的事，也不受任何约束。

自从我把电话线重新接好之后，埃迪就经常打电话过来。

“该死的，最近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不能过去看你了……”

他几乎每次都重复这样的话。然后丽莎把电话接过去，对我说她吻我。

“我亲亲你。”她说。

“是的，丽莎，我也一样……”

“好好地守护着贝蒂，”她接着说，“别把她忘了……”

“不会的，别担心。”

她把电话又递给埃迪。

“嗨，是我。好啦，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立刻赶过去……你应该知道，你并非孤身一人，明白吗……”

“当然，我知道。”

“也许再过两个星期，我们会来看你……”

“好的，埃迪，这太令人高兴了。”

“总之，你要照顾好自己，吻你。”

“好吧，老伙计，我也吻你。”

“那好，丽莎让我对你说，她吻你……”

“好的，告诉她，我也会想她。”

“你有什么事一定要说，好吗？你肯定一切都好吗？”

“没错，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那好，我们经常想着你。总之，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

“好吧，埃迪，我会等你的……”

这样的通话让我觉得很伤感，好像我突然接到一张从大洋彼岸发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爱你，难道这不会让你激动得心潮澎湃吗？如果电视节目不算太糟的话，更多的时候，我会坐在电视机前，腿上放着一盒点心。当我要去上床睡觉的时候，往往也是心情最难受的时刻。丽莎对我说，别忘了她。埃迪问我，你肯定一切都好吗？我回答说，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是因为这几句话，一张大床又变成了双人床，而且我躺在上面，就像躺在一堆燃烧的煤上一样。后来，有很多人问起我，当我想做爱的时候，怎么办。但是我告诉他们，你们不必担心，你们太客气了，为什么我要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你们呢？你们是不是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人们总是想了解名人的隐私，否则他们晚上就睡不着觉。这简直太荒谬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我又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回到那种有高潮和低谷、有快乐也有悲伤的正常状态了。我对上帝既心存几分信仰，又持有几分怀疑。我写作，支付账单，每周换洗一次床单，我到处溜达，四处闲逛，与鲍勃一起喝酒，偷窥安妮的私处，料理商店的生意，定期给汽车加油，我从不给我的读者回信，当然也不给别人写，而且大部分时间，我都会默默地想着她，我常常发现，她就在我的怀里。在这种状态下，我根本不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特别是这类事情。但是，当你要去结账的时候，不必感到惊讶，永远不要幻想一切都已经全部清账。

这一天像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只不过我给自己炒了一大盘香辣肉酱。下午的时候，我好几次从椅子上站起来去品尝一下。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看来我的手艺没有丢掉。我察看了一下，发现肉酱没有粘在锅底上。写东西的时候，如果写得顺利，我总是心情舒畅。老天啊，最后还有肉酱吃，简直太棒了。一吃到香辣肉酱，我就听见身后传来她的笑声。

夜色降临的时候，就把记事本合上。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去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还加了一点儿冰块。当我去摆放餐具时，手里的酒杯始终没有搁下。天上残留着一些红色的霞光，不过我感兴趣的，还是肉酱的颜色，它看起来简直太棒了。

我为自己端上一盘香辣肉酱。这玩意儿太烫了。我只好安静地坐下来，先喝几杯酒。然后我放了一点儿音乐，不是随便放些什么，而是那首我非常喜欢的《一定就是这个地方》，我听得很入迷，闭上了眼睛，这太令人陶醉了。我摇动着杯子里的冰块，发出银铃般的响声。

我完全沉浸在里面了，所以没有听见有人进来。我从没有像这样放松过，房子里到处充满了辣椒的味道。我的胳膊突然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它几乎都不能动弹了。我疼得从椅子上摔下来。我想死死地抓住桌子，但是却把一些饭菜打翻了，摔倒在地板上。我估计，他们一定是用铁棍打了我一下。我大声地叫唤起来。我的肚子上被踹了一脚，这几乎让我喘不过气了。我躺在地上，来回滚动着，嘴里抱怨起来。尽管屋里光线暗淡，不过我还是看见了他们。这是两个家伙，一胖一瘦。我之所以没能立刻认出他们，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穿着制服，而且这件事，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你再大声叫嚷，我马上就把你剁成碎片！”那个胖子说。

我想尽快缓过劲儿来，感觉就像是有人把汽油洒在我身上一样。那个胖子把自己前排的假牙摘下来，然后用双手捧着它。

“也许像这样，你更容易认出我吧。”他说。

我悄悄地蜷缩在地板上。眼前发生的一切，简直令我难以置信，噢，实在太恐怖了！那个胖子就是亨利，他就是被我用枪把脚趾打掉的家伙，另外一个，就是对我痴情的小伙子，他被我搞得神魂颠倒的，还想跟着我一块儿逃走呢。刹那间，我仿佛又看见自己拎着一只装满钞票的挎包，神色慌张地奔跑在一片田野上，只是眼前的这一切发生在黄昏，而且可以说是在一片冰封的湖面上。亨利尖叫了一声，把假牙放回到嘴里，接着他朝我走过来，脸上涨得通红。我的嘴上被他踢了一脚。如果是在二十年前，这些家伙都穿着很笨重的皮鞋，那我肯定会躺在医院里了。如今，当他们散步的时候，一般穿着网球鞋，而且穿着裤腿儿特别肥大的裤子。他的这双鞋是白色的，上面有绿色的条纹，鞋底是用塑料制成的，我在超市里见过这种鞋促销，顶多相当于买一公斤糖的价钱。他只是让我的嘴角儿划破点皮。他看上去非常激动。

“妈的，我不能太莽撞了”他抱怨道，“时间还早着呢！”

他从桌上抓起那只酒瓶子，转过身来，冲着正在盯着我的小伙子说：

“过来，我们先喝一杯。不要像个傻子一样，总是站在那儿发愣。我已经告诉你了，他不是女人。”

当他们喝酒的时候，我直起身子来。我基本上能喘过点儿气了，但是我的胳膊一点儿知觉都没有，我干净的体恤衫被血染红了。亨利微笑着用眼角儿斜了我一眼，然后把杯子里的酒喝光了。

“很高兴看到你又活过来了，”他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话音刚落，我发现他腰里别着一个东西，刹那间，我眼里只看到这件东西了。这是一把颇具杀伤力的、带消音器的手枪。我敢肯定，他一定用这东西击中了我的胳膊。我的喉咙几乎被卡住了，感觉就像是吞下一只癞蛤蟆一样。真希望能立刻从这儿消失。小伙子似乎被雷击了一样，他的嘴唇已经很难碰到酒杯了。亨利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的皮肤油光锃亮的，仿佛一个人在炎热的夏夜，刚刚吃掉几块三明治，并且喝下半打啤酒似的。他劲头十足地走过来，站在我的面前。

“喂，你见到我不觉得很吃惊吗？”他问，“难道这不是一次意外的惊喜吗？”

我只想把头低下，眼睛盯在地板上，但是他一把揪住了我的头发。

“你还记得吗，我曾对你说过，你已经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了。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从来不跟别人开玩笑。”

他用力把我的脑袋往墙上撞去。眼看我就要晕倒了。

“当然，”他继续说，“你也许会觉得有点儿纳闷，我怎么过了这么久才找到你呢？不过，我不是整天闲得没事，所以我只能用周末的时间找你。”

他又过去倒了一杯酒。返回的途中，他用手指在肉酱碗里蘸了一下。

“嗯……味道不错！”他说。

小伙子仍然纹丝不动，他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亨利推了他一把：

“妈的，你究竟是怎么啦？还等什么，快去把房子搜一下！”

他看上去有些不大对劲儿。他把大半杯酒又放在桌上，然后转过头来，望着亨利：

“噢，上帝啊……你真以为那个人就是他吗？”

亨利轻率地眯缝着眼睛。

“听着，照我说的去做。不要让我心烦了！臭小子，你听懂了吗？”

小伙子点了点头，叹息着从厨房里走出去。他不是唯一想要叹气的人。亨利拉过一把椅子，在我身边坐下了。我想他大概有揪住别人头发的癖好。不过他对我也没客气，似乎要把我的头发揪下来，如果说他把我一半头发都扯断了，我也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他向我俯下身来。房子里再也闻不到肉酱的味道了，丧钟似乎就要敲响了。

“嗨，你没发现我有点儿瘸吗？因为我少了一个脚趾头，身体失去平衡了。”

他用胳膊肘儿捣在我的鼻子上。我的鼻子出血了，此外，我的胳膊也不听使唤了，我的嘴唇也破了，脑袋后面肿起一个大包。时间还不算太晚，而且他看上去一点不困。我擦去流到下巴上的血迹。他根本不给我喘息的机会。我虽然不觉得特别痛，但是疼痛从各个部位同时袭来。这种感觉，就像是有人把我扔进一个滚烫的浴缸一样。我无法冷静地分析当时的情形，我思维混乱，根本理不清头绪了。

“等一下，你马上就会明白了，”他接着说，“我要告诉你，我是如何找到你的。你真够倒霉透的，偏巧遇上了我，我从前当过十年警察。”

他把揪着我头发的手松开了，然后点了一支烟。我心想，他也许会把香烟塞进我的耳朵里。他冲着我吐了几个烟圈儿。他看上去就像是中了彩票似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一开始，我心里很纳闷，为什么你会从后面出去呢，而且我们没有听到发动汽车的声音，这件事让我迷惑不解。我对自己说，这个婊子决不会步行来这儿，她一定把车子停在远处了，她之所以这样做，肯定是不想被人发现。你难道有男人才有的缜密的思维吗……”

我点了点头。我不想让他感到不快，我想让他忘掉手里的香烟。我非常懊悔把他的脚搞成这样。我很遗憾这一切发生在这样的晚上，当我正想品尝一盘香辣肉酱的时候，而且在这个晚上，我觉得生活非常惬意。像他这样的家伙，无论我怎么去哀求，他绝不会让我把小说写完。

“于是，我到后面的院子里察看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仔细地琢磨着，然后我爬上了那条铁道。嗯，臭小子，你猜我究竟发现了什么？一家超市的停车场！没错，你猜对了。而且我还要对你说，这主意实在太狡猾了。我一边向停车场走，一边佩服你，我的脚疼极了，我不想说这个，不过停车场这一招，实在令人佩服！”

他把烟头儿往窗外一扔，然后冲着我俯下身来，露出一副非常下流的表情。我可不想面对着一副如此丑陋的嘴脸死去。毕竟我是一个作家，而且只热衷于美好的事物。亨利轻轻地摇晃着脑袋。

“我无法向你描述，当我发现你扔掉的一堆纸巾时，内心的真实感受。它们似乎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召唤着我呢。当我把它们捡起来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明白了。我对自己说，在女人眼里，你一定有一对诱人的大卵蛋。”

我希望他能再讲点儿别的事情，不要总是围绕着我议论下去，因为人们永远不可能了解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听见那个小伙子，在房间里把抽屉拉开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修复了生活。如今老天爷却把这两个家伙派过来，提醒我人世的无常，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是在提醒我，不要忘记过去吗？

亨利一直在盯着我，他用手擦了擦脑门儿。他脸上的油脂立刻又冒出来了，光亮得犹如月光下一片铺满石英的广场。

“你知道，后来我干了些什么吗？好吧，你太不走运了，碰巧那家超市的经理就是我老婆的表弟，而且我知道该怎么办，他不可能把我拒之门外。于是，我把那天下午在那里付账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全都搞到了，然后我逐个地去拜访他们，问他们当时在停车场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情。糟糕的是，那时我很可能永远找不到你了。所以直到这时，我们两人还是机会均等的。不过……后来发生的一切，简直太令我兴奋了……”

他转过身去抓起桌子上的酒瓶，我不知道用什么代价可以换取一杯水和一把安眠药。其实，我不是特别想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的，我可不是一个侦探小说迷。但是，眼下除了洗耳恭听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现在我只能用嘴喘气儿，我的鼻子全被血堵住了。他喝光了最后一滴酒，然后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揪住了我的头发。

“快到这儿来，”他说，“我几乎看不见你了！”

他把我拖到桌子旁边，让我坐在灯底下的一把椅子上。我的鼻子里流出了几滴血，落在盛着香辣肉酱的盘子里。他转了一圈儿，然后坐在我的面前，接着拔出了手枪。他瞄准了我的脑袋，为了端得稳一些，他把两只手贴在桌子上。他的手指全都握在枪柄上，只有两个食指紧紧地扣在扳机上。它们几乎没有移动的空间了，我希望他现在千万不要打喷嚏。时间每过去一秒钟，我都庆幸自己还活着。而他却满脸堆笑。

“好吧，现在让我把故事给你讲完，”他接着说，“后来，我遇到了一个那天去买过烫衣板的女人，她对我说，‘噢，是的。先生，那天我看见一个金发女人，坐在一辆黄色的小汽车里，等了很久。我当时还留意了一下，那是一辆黄色的梅赛德斯轿车，车牌照是本地的，而且她好像还戴着一副墨镜。’好啦，我还是都告诉你吧。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时间不算太晚，我坐在一家露天咖啡馆里，认真地思考着你的事，我真的应该感谢你。我不得不承认，你确实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像你这样的汽车，在这里很少见，确切地说，只有这一辆！”

我的身体突然不可思议地晃动了一下，这就像是有人站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飞起一脚踹在城墙上一样。我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然后摇了摇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开口说，“我这辆车，已经被人偷过不下二十次了……”

这句话把亨利逗乐了。他揪住了我的体恤衫，然后猛地往桌子上一拽。我感觉到消音器的顶端抵在了我的咽喉上。他现在可以对我任意处置。如果我竭力为自己辩白的话，也许事情的结局会发生一些变化，不过我没有什么把握。他的岁数比我大，而且现在有点儿喝醉了。如果我真的豁出去了，没准还能够扭转局面呢，这绝非不可能的事。不过，我感觉这种可能性很小。我似乎没法打起精神来，我无法愤怒，根本不行。我从没感到过像这样疲惫。此刻，我好想在路边坐下来，刚好是太阳落山的时候，而且嘴里含着几株青草，这样就足够了。

当亨利正要跟我说话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回来了。他又把我推到椅子上，由于动作过猛，我的身体往后一歪，仰面朝天倒在地板上。我这只僵硬的胳膊，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看来我真的遇到麻烦了，这种情形似乎已经重复多次了。我想，还是先在地上躺一会儿吧。没有哪本书上写着，我应该重新站起来，面对严刑逼供，面不改色心不跳。我躺在那儿一动不动，甚至我的腿还扭曲着悬在半空中。那把椅子翻倒在地上，我的脚后跟儿被椅子腿卡住了。

我寻思着，吊在天花板上的这只灯泡根本没有两百瓦。是不是这个原因，让我总是眨巴眼睛呢，或许是因为那个小伙子手里拿着挎包的缘故。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慢慢地把它举起来，可是它的分量不重，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决定把这个挎包放在桌边上。我和亨利都感到很纳闷，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我发现了这个。”他嘴里咕哝着。

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让我变得不安起来，他似乎不再相信任何事情了。看上去情绪非常低落。亨利并不想去安慰小伙子，他一把抓住这袋子钞票，然后把它完全打开了。

“噢，天哪！”他说。

他把手伸进包里面，我听见了钱币的碰撞声。但是他手里抓出来的，却是我的假乳房和假发套。他在灯光下晃动着这些东西，仿佛一条钻石的河流一样。

“我的上帝啊！”他喘着粗气说。

我没法说清为何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东西，以及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回到挎包里。我相信世上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能干出一些让自己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有时候，你不过是个傀儡，事情完全自行运作发展，把你搞得晕头转向，并且去折磨你，最后会发生什么，只有上帝知道。如果我能钻到厨房的地板下面，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干。

“真的是若斯菲娜……”小伙子叹息道。

“妈的，你还在说这个！”亨利吼道。

突然之间，厨房里的颜色转变了，它完全变成了一片白色。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了，不过还没等我把腿移开呢，亨利就对准我的大脚趾，开了一枪。剧烈的疼痛一直上升到我的肩膀，而且我看见鲜血从我的鞋上冒出来，仿佛一股有毒的喷泉一样。令人不解的是，与此同时，我的胳膊又重新恢复了知觉。我双手抱住了那只受伤的脚，脑门儿紧紧地顶在地板上。亨利扑到我的身上，又把我翻了过来。他急促地喘着气，眉毛上滴下的汗珠，落在我的脸上。他的那双眼睛，仿佛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的小嘴一样。他扯住了我的体恤衫。

“到这儿来，我的美人，快来呵，我的宝贝儿！我们还没了结呢！”

他把我从地上拖起来，然后把我扔在一把椅子上。他的脸上带着微笑，同时又眉头紧锁，看来这件事让他变得更加强硬了。他飞快地吐了一下舌头，接着对那个小伙子说：

“好吧，现在我们带他去兜一圈儿。你找根儿绳子，把他绑起来……”

小伙子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里，像只挨了揍的狗一样。

“听我说，亨利，我觉得像这样已经足够了。我们还是叫警察来吧……”

亨利用嘴发出一种猥亵的声音。我看见自己脚上的维苏威火山爆发了。

“可怜的小家伙，”他说，“看来你真的有点儿傻，你太不了解我啦……”

“可是，亨利……”

“该死的，你听着，既然你要我带你一起来，那么你就该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不想把他交给警察，最多关他三个月，然后就放人了，这种事儿我太清楚了！上帝，这绝对不行，他对我做出这种事，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亨利，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没有权力这么做……”

亨利开始变得疯狂起来了，我想他正要动手去打那个小伙子。他们在互相谩骂着，可是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发现一股冒着热气的火山岩浆，正从我的鞋边上流出来。它让人感到如此地灼痛，以至于我无法用手去接近它。当我把头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最终达成了什么交易，只看见亨利给我戴上了假乳房，他兴奋地把吊钩扣好了。那个小伙子站在我面前。我们彼此面面相觑，我向他传递了一个无声的讯息。我似乎在对他说，救救我吧，我是一个倒霉的作家。亨利硬是把假发戴在我的头上。

“好了，现在你认出他来了吗？”他大声喊道，“你认出这个小娼妇了？难道你是为了她才魂不守舍吗？是因为她吗？”

小伙子咬紧了嘴唇。我仍然纹丝不动地待在那儿，很显然，现在没什么让我感到愤怒了，我心想，以后我是不是还能这么平静呢。就在这一刻，我觉得自己被卷入了一股汹涌的潮水中，淹没在一片汪洋里。亨利看上去就像是一口燃烧的油井。愤怒让他的脸变成了橘红色。他抓住了小伙子的胳膊，把他的头使劲地按在我的胸前，然后猛烈地摇晃着我们。

“该死的！”他吼叫着，“这就是你想要的吗？这就是你朝思暮想的？你这个蠢货！”

小伙子想赶快挣脱出去。他的头发上散发着一种廉价香水的味道。他大声叫喊起来，发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声音。我担心他会压在我受伤的脚上。接着，亨利将他往后一拉，把他往桌子上撞。一盘肉酱差点洒在他身上。小伙子几乎要哭出来了，他的脸上到处都是红色的斑痕。亨利把手插在腰上，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微笑，他身上的臭味儿充斥了这间屋子。

“好吧，你这个蠢货……”他说，“现在，去给我找根儿绳子来吧？”

亨利抬起一只胳膊，用手挡在自己面前。但是，一粒子弹就这样穿透这只胳膊，然后射穿他的头颅，如果后面只有一扇打开的窗户，什么都没有的话，它就可以呼啸着从屋顶上飞过，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加入到子弹的墓地里。亨利栽倒在地板上。小伙子把枪放回到桌上，然后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就在这时，一片淡蓝色的沉寂，突然笼罩在我们头上，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他一个胳膊肘儿支撑在桌子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我把假发套摘下来，随手扔到屋子的角落里。然后我扯断了胸罩的吊钩，它们滑落在我的腿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必须停下来喘口气儿。厨房像一块悬浮在空气中的半透明的树脂，它在不停地旋转着。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地热爱生活，我用手指轻轻抚摸开裂的嘴唇，心想活着真好。我觉得有点疼。一个人必须真的热爱生命，才能承受这种痛苦，才能有勇气伸出虚弱的手，去取来一些止痛片。

这种药在冰箱顶上就有一瓶，平时我手边总会放一些止痛片，这说明我还是有点儿生活经验的。我从中取出三片，放进嘴里。

“你想来点儿吗？”我提议道。

他摇了摇头，没有抬眼看我。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就不再坚持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弯下腰去拾掇我的鞋。我觉得在黎明到来之际，我把自己的一条腿遗忘在野营的篝火中了，丢弃在一堆燃烧殆尽的木炭里。我抓住袜子底儿，小心翼翼地脱下来，仿佛是在给一只熟睡的蜻蜓脱衣服似的。我发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那颗子弹刚好从两根脚趾之间穿过，只是擦破点儿皮，我觉得这是上帝在保佑我。我站起来，从亨利身上跨过去的时候，竟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我去喝了一大杯水。

“我可以帮你把他抬到楼下去，”我说，“尽可能把他扔到偏僻的地方……”

他没有动弹。我走到他身后扶着他站起来。他看上去无精打采的，一声不吭地靠在桌子上。

“我们最好把这件事彻底忘掉。”我建议说。

我从挎包里抓出一把钞票，塞进他的上衣口袋里。他的胸前顶多长着两三根毛儿。他什么话都没说。

“你必须学会见机行事，”我说，“把他的腿抬起来。”

我们拖着他，下楼就好像拖着一条死去的鲸鱼似的。外面一个人都没有，月光非常暗淡，只有一丝微风吹过。他们的车子就停在房子前面。我们把亨利塞进后备厢里。我飞快地跑回到楼上，用体恤衫下摆垫着，从桌上抓起那支手枪，然后一瘸一拐地跑下来。他已经坐在方向盘后面了，我敲了敲窗玻璃。

“快把窗户摇下来。”我说。

我迅速地把枪递给他。

“完事之后，你可以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它埋起来。”我说。

他的眼睛一直平视着前方，然后点了点头。

“开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我补充说，“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知道了。”他嘴里咕哝着。

我把两只手放在车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望着大街上。

“记住凯鲁亚克说过的这句话，”我叹息道，“一块宝石，其真正的核心是眼中的内在之眼。”

当他要把车子开走的时候，我用力在汽车上拍了一巴掌。然后我就回家了。

眼下最要紧的事情，就是立刻把伤口处理一下，然后把房子里清理干净。说实话，我几乎要去想象，这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我把肉酱重新倒进锅里，用温火热了一下。然后我去放了一段音乐，那只猫咪从窗户钻进来了，夜晚又恢复了平静。

“我看见屋里的灯亮着，”它说，“你在写东西吗……”

“不，”我回答，“我只是在思考。”

菲利普·迪昂访谈录——小说《三十七度二》及其他

（澳）米海伊·维尼奥尔 文

胥弋 译 柏青 校

1999年2月，澳洲广播电台（ABC Pacific Radio）的记者米海伊·维尼奥尔对法国作家菲利普·迪昂进行了一次专访。

菲利普·迪昂创作了近二十部长篇小说，他的作品中汇集了形形色色的漂泊者，以及那些为了生活拼搏奋斗的人，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了整整一代喜欢他的作品的读者。

菲利普·迪昂在法国被视为一个偶像型作家，他开创了一种与同一时代的矫揉造作的文风分庭抗礼的写作风格，确实，当他笔下的人物在努力奋斗和漂泊着，试图诠释一种围绕在他们周围世界的感觉时，得到了整整一代读者的认同与赞许。1981年当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50比1》问世的时候，他还在一条偏僻的高速公路的收费亭里担任夜班值班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他们几乎每本小说都不错过，与小说中的人物一同成长，并且总是渴望重新回到他们熟悉的世界里。

菲利普·迪昂迄今已经出版了二十余部长篇小说和短篇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就是长篇小说《三十七度二》。对菲利普·迪昂来说，虽然法国之外的读者难以接触到他的作品，令他感到有些苦恼。但是，如果读者只是通过那部根据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三十七度二》（又译为：《巴黎野玫瑰》）去认识他，这更令他感到难以忍受，针对这个问题，他向澳洲广播电台的记者米海伊·维尼奥尔阐明了自己的看法。（鉴于访谈中，涉及小说英文版翻译的内容与中国读者关系不大，故略有删节。）

菲利普·迪昂（以下简称：菲）：这件事实在令人感到厌恶，我的作品竟然只是通过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传播，导演让·雅克·贝纳克斯的审美情趣与我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米海伊·维尼奥尔（以下简称：米）：所以你希望那些煽情的内容尽量少一点儿，而把更多的东西，都集中到人物性格的刻划上。

菲：这太难了，因为在这部电影中只有两个角色，而在小说中，我不能肯定我是否只讲述了两个人物。有时候，在我的内心世界里，也许只是一个角色，它的一半是男性，而另一半是女性——这并不是特别残忍。如果你是个电影导演，你必须非常小心，处理得更加细致。假如电影中出现一个爱情场景，你不能硬是给它配上一段音乐。在这部电影和其他大多数影片里，他们运用的手法，简直就像是为孩子们制作的一样。举例来说，我在小说《三十七度二》的开头，曾提及男主人公有一辆黄色的小汽车，我只不过说了这么一句。结果在影片中，男主人公自始至终、老是开着一辆黄色的汽车，还有就是去看日落，或者在听音乐的时候，总是不断地重复。这也太过分了，这就像吃蛋糕一样。它的配料太丰富了！每种蛋糕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奶油的、巧克力的等等，有很多品种。如果你把它们全都混在一起，这简直太糟糕了！

米：好了，关于这部电影的话题就说到这儿。菲利普·迪昂似乎对他的偶像地位感到很不舒服，作为一个作家，他总是尽可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自然。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成为一个作家，就如同成为一个面包师或者修理工一样。你只不过使用不同的工具，获得不同的效果罢了，一切就这么简单。

此外，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当出版社因为出版他的第一本书，邀请他到巴黎去的时候，他拒绝前往。当时他正在忙着改建一幢乡间的老房子，他不认为这次外出有任何意义。这种不肯随波逐流的态度，让他被别人当做一个遁世者，同时也令巴黎的文学圈感到厌烦。一些批评家对他的法语纯洁性提出质疑，并且批评他对虚拟未完成时态随便滥用，以及他从来不在小说中使用分号，甚至因为他的书中出现太多的“冰箱”，而大加指责。尽管如此，他还是拥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读者群，到了1993年，他的作品被享有极高声誉的伽利玛出版社看中，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至今。

当我准备对菲利普·迪昂进行访谈的时候，我变得有些惶恐不安了。确实，我怎么才能去和一个在自己的书中，给小说家提出如下建议的人去谈论创作呢？

“无论什么人写文章，对你赞美或者批评，都不要去理睬。”

“不要听信任何人的话。”

“如果有人偷偷地从旁边窥视你，那么你就立刻跳起来，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不要评论你自己的作品，根本没什么可说的。”

“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或者为谁而写，而是要把你最终想说的每一句话都写出来。”

上面的这些讲话，录制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法语联盟分校，当时，菲利普·迪昂正在宣读关于创作过程的论文。稍后我们多花点儿时间，讨论一下关于小说《三十七度二》的翻译问题，顺便提及的是，这部小说的名字，其本义是指孕妇的体温。

霍华德·布顿，是一位居住在巴黎的美国小说家，《三十七度二》的英译本是由他翻译的。菲利普·迪昂说过，他只看了英文版的开头，但是基于两种原因，让他没能把全书看完。首先，他觉得这本书写得太完美了；其次，英文版的译文令人感到有些费解。很显然，这本书的语言，读起来确实非常美国化。在该书的法文原著中，菲利普·迪昂非常生动和富有诗意地运用了大量俚语，而这些是很难用其他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菲：这种情况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因为一个来自俚语的词儿，并不总是令我发生兴趣，它仅仅是一句俚语罢了。但是，有时候一个俚语的词儿蕴含了许多内在的生命力，那么，它就开始让我感兴趣了。

米：因为这本小说的英译本，你得到很多读者的反馈吗？

菲：是的，主要是因为它是一本畅销书，同时也被搬上了银幕。我认为美国的读者对当代的法国作品，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因为美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新小说”上，而且他们认为，在阿兰·罗伯﹣格里耶之后，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法国作家了。所以，当你有机会让自己的某部作品被译成英文，多数情况下，这只是一本普通的小说而已，别人不会对你所有的作品产生特殊的兴趣。

米：《三十七度二》与你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其故事情节并没有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而且由于它被译成美国化的英语，所以，我认为一个美国读者会把它当成是一部美国小说来读，比如说，一个澳洲的读者也会把它当成是一部美国小说。事实上，正是小说的语言，确定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

菲：是的，我没打算把它写成美国化的，但是，我认为当你在创作一本小说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我既没有写巴黎，也没有写纽约。有意思的是，我写的是别的地方，所以，你无需知道故事发生在何处。如果你想知道故事发生在哪里，那肯定是因为我的小说太乏味了。假如你不想知道，我觉得这才是恰到好处。

米：对于你在书中描写的、那片空旷地带的场景，读者都有一种共同的理解。

菲：这里面有一个原因。与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相比，一个欧洲人，似乎不大可能与一片空旷的地区产生某种必然的联系。所以，我试图在我的小说中创造出这样一个地方，但是你知道，这更像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因为这片真正的空旷地带，其实就在你的心里。

米：你刚才谈到了美国，你曾经在美国生活过几年，而且你还与美国文学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渊源。

菲：从前，当我觉得很想去读点儿东西的时候，通常我关注的不是法国作家的作品，因为大部分当代的法国作家，不是特别令人感兴趣，他们往往不太关注现实生活。对我来说，他们就像一群幽灵一样。在那时，美国有很多作家都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我来说，这尤为重要。因为在我看来，一本小说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而且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活，去理解你周围的这个世界。有些美国作家不仅仅是作家，他们还可以成为你的良师益友。有时候，我觉得是他们拯救了我的生命！就像我们身边的食物一样，你需要这样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贴近现实生活了。

米：我相信，有很多读者从你的书中发现了这一点。

菲：但愿如此。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渴望与他们的读者建立这样的关系。

米：在菲利普·迪昂的作品中，有很多地方提及和引述到：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卡洛斯·威廉斯、惠特曼、雷蒙德·卡弗、海明威、亨利·米勒以及塞林格等等。在此仅举一例：当美国诗人、小说家理查德·布罗提根悲剧性地自杀身亡后，菲利普·迪昂甚至专门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献给他。这篇小说后被选入鳄鱼丛书，出版于1989年。

热爱生活的一个理由

当我听到理查德·布罗提根自杀的消息时，正在雅典度假。那是我十年来第一个真正的假期。这是我写作生涯中得到的第一份回报，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让我突然得到如此可怕的消息呢？当时，我已经在博物馆和咖啡馆之间，游逛了几天了。我脑子里什么都不去想……我的儿子在喷泉附近玩耍，我一边浏览报纸，一边不时地照看我的妻子，她的皮肤被晒成了黄褐色，好看极了。而且在还没有掌灯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温馨，1984年10月的最后几天里，你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庆幸。唯一让我感到烦恼的事：我的行李箱里盛满了五十个烟草袋，但是却没有卷烟的纸。确实，当你不希望见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它总是给你带来意外的打击。

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妻子正在买开心果呢。卖主摊上的货不多了，于是又转回去取来一些。他笑着看着她，我的妻子金发碧眼，身材高挑而妖艳。雅典是一座我很喜欢的城市，我的脸上总是面带着微笑，直到我看到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博利纳斯去世的消息。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了，夜里我开始失眠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感觉都不会跟从前一样了。

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啦？她问我。

我呆呆地看着她，一言不发地把报纸递给她。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十四年。当她被报纸遮挡在后面的时候，我的儿子出现了。他在我面前敲碎开心果的时候，报纸拍打着令人恐惧的翅膀，立刻就合上了。大部分男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几乎都在抱怨女人，感谢上帝，我还从没遇到像这样的问题呢。

好吧，她说，我打算去买一双约翰·列侬式的凉鞋。别太晚了，我会等你的。

我感到自己孤零零的。于是，我喝了一些希腊茴香酒，这是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酒。直到去年冬天之前，我还从没有喝醉过呢，所以我没什么羞愧的。终于有一次，我口袋里有足够的钱了，我会把酒吧里的酒全都喝光。不过，你必须得认命，这简直太荒谬了。有谁曾经像这样对酒痴迷过呢？是否有什么事儿，比这样的不幸更具有悲剧性呢？

我愿意用自己的一万次生命，去换取理查德·布罗提根的生命。当我的眼睛凝视着你的时候，我丝毫不介意这样说。哪怕用两万次生命呢，也在所不惜。这是发自内心的表白，我甚至不会为自己感到羞愧。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我们是否想到过他的读者们，以及那些充满生命之血的酒桶，诸如：《所以一切不会随风而去》和《草地的报复》呢？

现在，有谁敢从我的手上夺走《东京﹣蒙大拿快车》呢？大约在一点钟左右，我返回了阿克罗波里斯酒店。像所有的人一样，我几乎用了整个晚上，试图去琢磨一番，到底我们失去了什么。我站起来，走到接待处，一个家伙诡谲地向我使了个眼色。我转过身来，坐在长沙发上，要了瓶酒。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醉过呢，而且头脑却如此清醒。我相信自己用一条腿支撑着，就能够站起来，不过，我还是去借助了一把扶手椅。天花板上那令人炫目的吊灯，似乎有些超负荷了。这就像他在那个短篇小说中提到的，他用一盏200瓦的灯泡儿，把谷仓里照得灯火通明。

蒙大拿州，泰晤士广场。我邀请这家伙在这儿见面。不，他竟然没有听说过理查德·布罗提根，不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铁筒，然后微笑着把它放在我的面前。我解释说，布罗提根是热爱生活的一个最好的理由，当我走进对面的房子里，他冲我咧着嘴笑的时候，我差点激动得哭出声来。他急切地要求我打开他的小礼物。这是一筒烟纸。五个一捆的。是他在布雷夫斯的一个酒吧里换来的，为了我，他专门去跑了一趟。我用颤抖的手卷起了第一支烟。这是一只细长、纤弱和温柔的作家之手。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理查德·布罗提根……”我嘴里嘟囔着，他的名字就是理查德·布罗提根。

（菲利普·迪昂：《热爱生活的一个理由》）

对于一个懂外语的人来说，能有机会接触大量未被翻译过的原著，可以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不过，有没有阅读外语原著的能力，则是另外一回事。菲利普·迪昂曾经在波士顿生活过两年，我问他是否能用英语阅读他的文学偶像的作品。

菲：对我来说，用英语去看一些作家的作品，是相当吃力的。像福克纳的书，读起来就很难。我可以读懂布考斯基，或者是约翰·芬特，不过，正如你所了解的，我的英语水平太可怜了。有时候我要去做的，也许只是看二十来页，这样，我就能得到某种风格上的概念，接着我再去读翻译的书，因为我不可能花一年时间去读一本书。

米：你过去很少提到巴黎的文学机构，为什么你不肯多花点儿时间，谈谈这个话题呢。批评家们并不是都对你很友好。当然，有一些批评家对你很赞赏，其中一部分人，只是想从中找出一些涉及文法的细节，这样他们就能够进行一场辩论了。与此同时，你的作品又被法国享有最高声望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觉得这实在太有趣了。你眼看就要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热衷于社交活动，比如：参加那些鸡尾酒会，而且穿着非常讲究等等。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最终你达到了目的。

菲：是的。我对文学圈的社交活动不感兴趣，我觉得自己的书能被伽利玛看中，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安托万·伽利玛，比大多数巴黎的批评家们想象得更加豁达，在法国，能成为一个作家是很困难的，因为批评家们同时也是作家和编辑（出版家）。所以，如果你不是来自于这个圈子，就很难得到承认。这样的状况是很黑暗的，而且令人感到厌恶。不只是我个人有这种看法。或许是因为，刚开始我有点儿独来独往，不过，现在有很多年轻的作家都与批评家们心存芥蒂。举例来说，最近有个非常有趣的作家，名字叫米歇尔·乌勒贝克，他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永远都是斗争。也许，这就是美国人或英国人对法国作品不感兴趣的原因吧，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文学是令人倒胃口的。这不过是某些学院派的梦呓罢了。但是，这并非真实的状况，其实目前的法国文坛，有很多有趣的人物。

米：因此，对于来自美国和海外的出版社来说，还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空间？

菲：也许吧，我很难说清楚，必须花点儿时间来改变观念。

米：虽然你并不在乎那些文学机构，以及所有相关的事情。但是，你的作品中到处充满了作家。你谈论作家，谈论作家的障碍，并且与一个失意的作家分享痛苦，为了自己心爱的作家的不幸去世，感到痛心疾首，你评论其他的作家，阅读他们推荐的作品。这些始终都离不开作家与创作。

菲：是的，但是情况有所不同。也许我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和生平，但是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我的意思是说，与巴黎的文学批评界有所区别。你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当然，我对一个作家的思维方式很感兴趣，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它是我创作的核心。我通过写作来阐释这个世界，而且这是我理解任何事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我没有更多的工具，这是我唯一的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就是让混乱的局面变得有秩序。写作可以让我与这个世界变得和谐一些，这样我就不会感到太困惑了。

米：你能谈谈创作风格吗？尽管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我认为你的风格转变了。从你第一本书问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年了，我可以任意翻开一页，不管是哪一个章节，无论是二十年前还是今天，我们都会知道，这就是迪昂的作品。

菲：感谢你的赞誉。我一直努力去做，但是我不能肯定。你知道风格并不是一块冰。风格就像你的生活一样，它在不断地改变和移动着，它不是冻结的东西。

米：菲利普·迪昂继续引述丹麦作家雅各布·帕鲁丹的话，他说，“风格并不取决于内容，但它是一个镜头，可以把所有的内容都汇聚到一个燃烧的火炉中。”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定义，难道不是吗？现在，我们转回到菲利普·迪昂关于创作过程的讲演当中。

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我没有失去记忆的话，我想，我已经回答了关于创作过程的问题。时间大约在二十年前，当我出版第一本小说的时候。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当初我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我相信，只要在一张桌子跟前坐下来，闭上眼睛沉思几分钟，然后就可以开始写作了。我想，如果好运降临到你身上，这就足够了。

今天，众所周知，我对创作过程了解得并不多。我认为，桌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发现似乎不一定要闭上眼睛。如果能摸到一个回形针，或者夹子等等，那就足够了。

我不相信灵感，而且我也不相信有文学天才。不过，我相信技艺高超的垂钓者。有些人虽然用上最先进的设备，并且岸边有大量的后勤支援，却从没有钓到一条鱼。其他的人也许两手空空，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渔杆和渔钩，他们就能满载而归，嘴边露出得意的微笑。他们所具有的，就是风格。

我一向认为，在我动笔之前，一本小说就已经存在了。我曾经想象它就是地上露出的一根细线。我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熟练地将它从埋在地下的线轴中拉出来，尽可能不要扯断它。现在对我来说，基本上还是这种状况。如果我必须列出所有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我会指出，如果你手里掌握着运气，足够的信心，不错的眼光，以及足够的谦卑，那么这种练习最终才可能得以完成。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具有多面性和个性、变化多端的形式，还有一些风格。

所以一开始，运气是必须具备的。你必须找到正确的办法，把缠绕的线轴解开。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开局”。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可称之为“开场白”。在我看来，开头第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坚信它掌握着通往某些领域的、可以支撑整部作品的钥匙。不管怎么说，至少它是整个小说的基石，当它们存在的时候，其他所有的石头都能够在上面，被支撑起来。

所以有什么样的开场白，根据它的尺度和形式，可以确定未来作品的方向和形式。你最好经过深思熟虑，所以你必须围绕它反复推敲，然后在最终到达顶峰之前，你需要再返回来，仔细琢磨那些细小的地方。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创作过程”中，百分之九十的功夫应该放在对“开场白”的深入研究上。

通常很系统的、仔细的审查，可以揭示大量的次要材料，这些是不能一目了然的。例如，在小说地理位置和气候的设计上，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展开故事情节，同样也涉及到叙述者的心理状态，他或她关注的事情。由什么人说出或者考虑的第一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叙述者，或者人物会选择这样的话？当他们发表这些言论的时候，在那些特定的时刻，他们的心理体验是怎样的？如果你想要找出问题的答案，你必须非常小心地把缠绕的线团解开，面纱将会逐渐被掀起来。不过，那些重要的开场白，仍然含有一些运气。但是，任何人都会明白，你可以完全创造出自己的运气。

信心是你需要的另一个因素。灵感是一种最老生常谈的概念，不过它确实可以让孩子们感到兴趣盎然，但是一个作家完全可以不去依靠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认为，信念是一个作家可以摈弃的因素。对于一个事业来说，信念就像是燃料。它是唯一能让你把事业引向成功的因素。为了写成一本书，需要有很多毅力和决心，它能清除你所面对的所有的障碍，否则，你将会陷入一种充斥了所有书店的，那些相互雷同的、根本不会引起读者兴趣的作品的平庸之中。这也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开头第一句话如此重要。你会从中积聚力量继续写下去，从中你将获得那些必要的信念，它们往往能让你把整部小说继续下去。因此你将会明白，信念决非一种普通、平凡的自信。确切地说，它是那种超越于自信之上的，可以任意驾驭语言所有含义的信念。

即使你拥有了信念，良好的洞察力仍然是最基本的。有时候你会连续坐上几个钟头，有时候是一整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你只能静观其变。你必须时刻提防着任何陷阱或者身陷绝境，你必须清除那些试图用变化多端的浓度吞没你的迷雾，以便能看清眼前广阔的空间，发现它们正笼罩在你的面前。作家的洞察力是他的唯一的武器，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使其更加尖锐。用它来发现那些非常适合的观察角度，同时可以不断调整，来审视那些已经被人探查过上千次的东西，这样，他就能让这些领域完全适应他自己的风格。因此有良好的洞察力，意味着找到自己恰当的声音。稍后，可能会完全颠倒过来，最初首要的因素可以成为次要的，最好的结果是，它们可以完全地融合在一起。让-吕克·戈达尔曾在什么地方说过，跟踪移动目标摄影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没有作家的凝视，就不会有道德问题了，如果那样的话，就不可能把作家与其他的人区别开来了。

不过，当他发现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候，作家必须立刻联想到一些谦卑，除非他不想去自讨苦吃。毕竟轻举妄动是一种盲目的错误，可能会威胁到整个工作。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作家都必须有能力去控制自己。这种要求也同样适用于其他方面。简单地说，他应该学会膨胀自己，同时也要保持节制，一切顺其自然。他不要去试图完成自己的平均水平，也无需做得太过分，除非他有能力去驾驭这一切。

现在，我已经提供了很多关于我如何写作的线索。

你们也许明白了，我一开始并没有什么计划，我只是按照一种扩大法延伸下去，去挖掘那些位于同一中心的东西，每个细节都从“开场白”放射出去的。用拍电影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从一个近景拍摄，慢慢地拉到一个远景。每次长距离的移动拍摄，都是由画面之外的东西决定的。这构成了我工作的第一个步骤，然后会写出二十来页的初稿。这些并非是草稿的一部分，远远超过了草稿，它们是最后的定稿，是这部小说的前二十页。小说的基调就这样被展开了。开场白被压缩得像一个柠檬似的，它释放出饱含汁液的秘密，而且我们开始看清前面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地重复当初写开场白时所做的一切，仔细地阅读和检查，系统地研究所有的资料和它们的用途。

在写作过程中，这是最重要的阶段，但是，它也是最令人惊讶和最有价值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终于发现这部小说要把我们领往何处了：一个数字或者符号，是如此的让人难以理解，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是什么声音吸引了我们呢？这种声音想传递给我们什么信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必须让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也许要坚持到最后一天。在你浮出水面之前，你必须用心倾听，回忆起你所知道的每件事情。只有这样，你才能继续下去。

我必须告诉你，在这个阶段中，确实会有些奇怪的事情出现。举例来说，我现在正在写的一本小说，其中的男女主人公，邀请了他们的几个朋友过来。我已经写了前面的二十来页，我注意到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听起来有些奇怪，而且女主人公没有直接跟别人说话。甚至我重新仔细看过之后，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那些秘密背后的真实原因。事实上，女人已经死去了，她只是活在他的丈夫的心中。最后，一切全都水落石出了。

因此，你明白需要多么仔细的倾听，才能知道小说到底要告诉你什么。这个阶段，同样是为了把一个人的力量重新凝聚起来，差不多就像输血一样，可以直接从小说的雏形中，将有益的东西输送到作家的血管里。这样的画面更适合于提示两个独立的实体的存在：小说与作家。同样不可避免的、不固定的交流，肯定会一个接一个发生。小说让自己沦为被作家榨取的对象，因此它进入了生活。也许它偶然发现，小说的真实本质很晚才会被揭示出来。举例来说，我发现自己被迫写出一个三部曲。我已经出版了一本小说，当它被放在书店的橱窗里的时候，我这才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系列的第一本，它呼唤着下一部作品的诞生。于是我又写了第二本，我根本没有按顺序写，所有的人物都是陌生的，而且叙述者也是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在一种极度困惑的状态下完成了第二本小说。一天早晨，第三个声音开始说话了。它告诉我，它一直隐藏在我已经完成的另外两本中间，而且为了写第三本书，每件事情都已经准备就绪了。于是，我开始下笔。

创作过程并不是按照意愿去努力的结果，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随机性。我认为，你需要不知不觉地进入这个过程中，你无需强行地进入。你必须懂得如何在你的线索与顺其自然中解读它。我在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心里从来没有什么明确的想法。塞利纳说过，那些粗俗的想法，所有的人一旦去为了寻找它们，就如同去打开一份报纸一样。我想补充一点，在某些过程中，想法总是跳跃出现在某个地方，所以，它根本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去提前考虑，否则你会把小说转变成一篇论文，把小说家变成了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或者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这样做，一定会令他面目全非的。

米：我们已经触及到一些、关于作家的非常隐秘的问题，重新进入到作品的本质中，但是，我们最终发现了一些非常详实的资料。

在你的作品中，有很多小说涉及到友情，有时候他们很可能是虚构的，在你最近的三部小说中，有一些关于邻居和朋友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

菲：和某人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是很困难的。对我来说，这越来越困难了，也许因为我不是太用心去交往，因为我把这些心思都用在我的书中了。对我来说，写一本小说也许要用一年时间，在这一年当中，我非常密切地接近读者，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米：你谈到了你与书中人物建立的友谊，其中一些也许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们重复出现。有几个人物多次出现在几部作品中。

菲：是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同一个世界里。有时候，一本书中的男人，会作为女人出现在另一本书中，过了一会儿，我会惊讶地说，我认识这个女人，我知道他是我另一本书中的人物。有时候在现实生活中，我会在大街上遇到我小说中的一些人物。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当我在创作过程中的时候，我很难区分，现实生活和书中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米：有时候，你还有一种对叙述者的、幽默的自嘲意识。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菲：你必须在你和你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所以，有时候你必须微笑着面对自己。这是在寻找平衡，你需要一种幽默来保持平衡。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变得特别复杂。它就像烟雾一样，有时候，世界像落在灰尘上的大雨，所以你需要这样。在我的本性中，我不能肯定，也许我不像评论家们希望的那样严肃。

米：不过，我认为幽默是非常严肃的。

菲：是的，我也这样认为。

米：你对画面和隐喻有非常敏锐的感觉，你运用了一些十分少见的比喻——“当叙述者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接着他说”，“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根出现在水桶面前的火柴”。

菲：我觉得最好是一页页写下去。感觉就像是画面上粘满油酥面一样。我是不是每件事都要交待一番呢？不，我只需要正确的东西。

米：你的小说充满了诗意。你写诗吗？

菲：有时候我会写点儿小东西。我不知道那算不算诗歌。非常特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还没有出色到随便说出几句想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里。

米：我们能谈谈女人吗？你的书中，女人总是很让人惊讶的，她们非常执拗。其中一些可以被看做是母老虎。另外一些心地善良、有姐妹和母亲一样的同情心，还有一些两者兼备。不过她们往往都很强硬，我不记得小说中有一个软弱的女性人物。

菲：我喜欢性情刚烈的女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让人变得强大起来的因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必须变得坚强起来。

米：在《外表迟钝的人》中，你写了一位女作家，叙述者是和女作家在一起生活的人。我有一种感觉，这个男人的一部分是女性化的，在这本书中，我觉得这种女性的角色，试图要把某种东西从里面分离出来。

菲：这是因为，我认为在每个人身上，一部分是男性化的，另一部分是女性化的，而且你必须了解两部分。对我来说，最初这个世界是女性化的，我的女性部分是很神秘的，最神秘的。今天，我的男性部分更加难以理解了。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也许，我在期待着一个女人向我解释这一切。

米：你书中的很多人物都被他们的女人甩掉，或者说抛弃了。

菲：这也是一种隐喻。你总是被某些事物或者某个人抛弃，你必须努力挣扎着，重新找回他们。然而这种斗争意味着你还没有死去，你仍然活着，事情就这么简单。

（原文刊于澳洲国际广播电台网站“图书与写作”专栏）

目录

版权信息

情人

翻译后记

版权信息

- 书名：情人：中文版

-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 ISBN：9787532736874

- 译者：王道乾

- 责任编辑：黄雅琴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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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布鲁诺·努伊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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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个形象，我是时常想到的，这个形象，只有我一个人能看到，这个形象，我却从来不曾说起。它就在那里，在无声无息之中，永远使人为之惊叹。在所有的形象之中，只有它让我感到自悦自喜，只有在它那里，我才认识自己，感到心醉神迷。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才十八岁，就已经是太迟了。在十八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我原来的面貌早已不知去向。我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变老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我从来不曾问过什么人。好像有谁对我讲过时间转瞬即逝，在一生最年轻的岁月、最可赞叹的年华，在这样的时候，那时间来去匆匆，有时会突然让你感到震惊。衰老的过程是冷酷无情的。我眼看着衰老在我颜面上步步紧逼，一点点侵蚀，我的面容各有关部位也发生了变化，两眼变得越来越大，目光变得凄切无神，嘴变得更加固定僵化，额上刻满了深深的裂痕。我倒并没有被这一切吓倒，相反，我注意看那衰老如何在我的颜面上肆虐践踏，就好像我很有兴趣读一本书一样。我没有搞错，我知道；我知道衰老有一天也会减缓下来，按它通常的步伐徐徐前进。在我十七岁回到法国时认识我的人，两年后在我十九岁又见到我，一定会大为惊奇。这样的面貌，虽然已经成了新的模样，但我毕竟还是把它保持下来了。它毕竟曾经是我的面貌。它已经变老了，肯定是老了，不过，比起它本来应该变成的样子，相对来说，毕竟也没有变得老到那种地步。我的面容已经被深深的干枯的皱纹撕得四分五裂，皮肤也支离破碎了。它不像某些娟秀纤细的容颜那样，从此便告毁去，它原有的轮廓依然存在，不过，实质已经被摧毁了。我的容貌是被摧毁了。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十五岁半。

那是在湄公河的轮渡上。

在整个渡河过程中，那形象一直持续着。

我才十五岁半，在那个国土上，没有四季之分，我们就生活在唯一一个季节之中，同样的炎热，同样的单调，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一个狭长的炎热地带，既没有春天，也没有季节的更替嬗变。

我那时住在西贡公立寄宿学校。食宿都在那里，在那个供食宿的寄宿学校，不过上课是在校外，在法国中学。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她希望她的小女儿进中学。你嘛，你应该进中学。对她来说，她是受过充分教育的，对她的小女儿来说，那就不够了。先读完中学，然后再正式通过中学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自从进了小学，开头几年，这样的老生常谈就不绝于耳。我从来不曾幻想我竟可以逃脱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这一关，让她心里总怀着那样一份希望，我倒是深自庆幸的。我看我母亲每时每刻都在为她的儿女、为她自己的前途奔走操劳。终于有一天，她不需再为她的两个儿子的远大前程奔走了，他们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她也只好另谋出路，为他们谋求某些微不足道的未来生计，不过说起来，他们也算是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他们把摆在他们面前的时机都一一给堵死了。我记得我的小哥哥学过会计课程。在函授学校，反正任何年龄任何年级都是可以学的。我母亲说，补课呀，追上去呀。只有三天热度，第四天就不行了。不干了。换了住地，函授学校的课程也只好放弃，于是另换学校，再从头开始。就像这样，我母亲坚持了整整十年，一事无成。我的小哥哥总算在西贡成了一个小小的会计。那时在殖民地机电学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把大哥送回法国。他好几年留在法国机电学校读书。其实他并没有入学。我的母亲是不会受骗的。不过她也毫无选择余地，不得不让这个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分开。所以，几年之内，他并不在家中。正是他不在家的这几年时间，母亲购置下那块租让地。真是可怕的经历啊[1]不过，对我们这些留下没有出去的孩子来说，总比半夜面对虐杀小孩的凶手要好得多，不那么可怕。那真像是猎手之夜那样可怕[2]。

人们常常说我是在烈日下长大，我的童年是在骄阳下度过的，我不那么看。人们还常常对我说，贫困促使小孩多思。不不，不是这样。长期生活在地区性饥馑中的“少年-老人”[3]，他们是那样，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是白人的孩子，我们有羞耻心，我们也卖过我们的动产家具之类，但是我们没有挨过饿，我们还雇着一个仆役，我们有时也吃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水禽呀，小鳄鱼肉呀，确实如此，不过，就是这些东西也是由一个仆役烧的，是他侍候我们吃饭，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不去吃它，我们也要摆摆架子，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吃。当我到了十八岁，就是这个十八岁叫我这样的面貌出现了；是啊，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种情况想必是在夜间发生的。我怕我自己，我怕上帝，我怕。若是在白天，我怕得好一些，就是死亡出现，也不那么怕，怕得也不那么厉害。死总是缠着我不放。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目的是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把她的儿子搞掉，为了惩罚她对他的爱；这种爱是那么强烈，又那么邪恶，尤其是为了拯救我的小哥哥，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却把他的生命死死地压在下面，他那条命非搞掉不可，非把这遮住光明的黑幕布搞掉不可，非把那个由他、由一个人代表、规定的法权搞掉不可，这是一条禽兽的律令，我这个小哥哥的一生每日每时都在担惊受怕，生活在恐惧之中，这种恐惧一旦袭入他的内心，就会将他置于死地，害他死去。

关于我家里这些人，我已经写得不少，我下笔写他们的时候，母亲和兄弟还活在人世，不过我写的是他们周围的事，是围绕这些事下笔的，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些事本身。

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那是不存在的，没有的。并没有什么中心。也没有什么道路，线索。只有某些广阔的场地、处所，人们总是要你相信在那些地方曾经有过怎样一个人，不，不是那样，什么人也没有。我青年时代的某一小段历史，我过去在书中或多或少曾经写到过，总之，我是想说，从那段历史我也隐约看到了这件事，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这样一段往事，就是关于渡河的那段故事。这里讲的有所不同，不过，也还是一样。以前我讲的是关于青年时代某些明确的、已经显示出来的时期。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青年时代一些还隐蔽着不曾外露的时期，这里讲的某些事实、感情、事件也许是我原先有意将之深深埋葬不愿让它表露于外的。那时我是在硬要我顾及羞耻心的情况下拿起笔来写作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属于道德范围内的事。现在，写作似乎已经成为无所谓的事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不把各种事物混为一谈，不是去满足虚荣心，不是随风倒，那是不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就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每次不把各种事物混成一团，归结为唯一的极坏的本质性的东西，那么写作除了可以是广告以外，就什么也不是了。不过，在多数场合下，我也并无主见，我不过是看到所有的领域无不是门户洞开，不再受到限制，写作简直不知到哪里去躲藏，在什么地方成形，又在何处被人阅读，写作所遇到的这种根本性的举措失当再也不可能博得人们的尊重，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

现在，我看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在十八岁，十五岁，就已经有了以后我中年时期因饮酒过度而有的那副面孔的先兆了。烈酒可以完成上帝也不具备的那种功能，也有把我杀死、杀人的效力。在酗酒之前我就有了这样一副酗酒面孔。酒精跑来证明了这一点。我身上本来就有烈酒的地位，对它我早有所知，就像对其他情况有所知一样，不过，真也奇怪，它竟先期而至。同样，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念的地位。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这样一副面貌是十分触目的。就是我的母亲，她一定也看到了。我的两个哥哥是看到的。对我来说，一切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都是从这光艳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从这一双过早就围上黑眼圈的眼睛开始的，这就是experiment[4]。

我才十五岁半。就是那一次渡河。我从外面旅行回来，回西贡，主要是乘汽车回来。那天早上，我从沙沥[5]乘汽车回西贡，那时我母亲在沙沥主持一所女子学校。学校的假期已经结束，是什么假期我记不得了。我是到我母亲任职的学校一处小小住所去度假的。那天我就是从那里回西贡，回到我在西贡的寄宿学校。这趟本地人搭乘的汽车从沙沥市场的广场开出。像往常一样，母亲亲自送我到车站，把我托付给司机，让他照料我，她一向是托西贡汽车司机带我回来，唯恐路上发生意外，火警，强奸，土匪抢劫，渡船拋锚事故。也像往常一样，司机仍然把我安置在前座他身边专门留给白人乘客坐的位子上。

这个形象本来也许就是在这次旅行中清晰地留下来的，也许应该就在河口的沙滩上拍摄下来。这个形象本来可能是存在的，这样一张照片本来也可能拍摄下来，就像别的照片在其他场合被摄下一样。但是这一形象并没有留下。对象是太微不足道了，不可能引出拍照的事。又有谁会想到这样的事呢？除非有谁能预见这次渡河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否则，那个形象是不可能被摄取下来的。所以，即使这个形象被拍下来了，也仍然无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形象存在。只有上帝知道这个形象。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并不存在，只能是这样，不能不是这样。它是被忽略、被抹煞了。它被遗忘了。它没有被清晰地留下来，没有在河口的沙滩上被摄取下来。这个再现某种绝对存在的形象，恰恰也是形成那一切的起因的形象，这一形象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正因为它没有形成。

这就是那次渡河过程中发生的事。那次渡河是在交趾支那[6]南部遍布泥泞、盛产稻米的大平原，即乌瓦洲平原永隆[7]和沙沥之间从湄公河支流上乘渡船过去的。

我从汽车上走下来。我走到渡船的舷墙前面。我看着这条长河。我的母亲有时对我说，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一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这几条大河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流速极快，一泻如注，仿佛大地也倾斜了似的。

汽车开到渡船上，我总是走下车来，即使在夜晚我也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怕钢缆断开，我们都被冲到大海里去。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在河水之下，正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

我身上穿的是真丝的裙衫，是一件旧衣衫，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那本来是我母亲穿过的衣衫，有一天，她不要穿了，因为她觉得这件裙衫色泽太鲜，于是就把它给我了。这件衣衫不带袖子，开领很低。是真丝通常有的那种茶褐色。这件衣衫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觉得我穿起来很相宜，很好。我在腰上扎起一条皮带，也许是我哪一个哥哥的一条皮带。那几年我穿什么样的鞋子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几件常穿的衣服。多数时间我赤脚穿一双帆布凉鞋。我这是指上西贡中学之前那段时间。自此以后，我肯定一直是正式穿皮鞋的。那天我一定是穿的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那时我穿的就是那样一双鞋子，我看那天我只能是穿那双鞋。是我母亲给我买的削价处理品。我是为了上中学才穿上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的。我上中学就穿这样一双晚上穿的带镶金条带的鞋。我本意就是这样。只有这双鞋，我觉得合意，就是现在，也是这样，我愿意穿这样的鞋，这种高跟鞋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它好看，美丽，以前我穿那种平跟白帆布跑鞋、运动鞋，和这双高跟鞋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不好看。

在那天，这样一个小姑娘，在穿着上显得很不寻常，十分奇特，倒不在这一双鞋上。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头上戴的帽子，一顶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带的呢帽。

她戴了这样的帽子，那形象确乎暧昧不明，模棱两可。

这顶帽子怎么会来到我的手里，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看不会是谁送给我的。我相信一定是我母亲给我买的，而且是我要我母亲给我买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削价出售的货色。买这样一顶帽子，怎么解释呢？在那个时期，在殖民地，女人、少女都不戴这种男式呢帽。这种呢帽，本地女人也不戴。事情大概是这样的，为了取笑好玩，我拿它戴上试了一试，就这样，我还在商人那面镜子里照了一照，我发现，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童年时期带来的缺陷，就换了一个模样。那种来自本性的原形，命中注定的资质也退去不见了。正好相反，它变成这样一个女人有拂人意的选择，一种很有个性的选择。就这样，突然之间，人家就是愿意要它。突然之间，我看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就像是看到了另一个女人，外表上能被所有的人接受，随便什么眼光都能看得进去，在城里大马路上兜风，任凭什么欲念也能适应。我戴了这顶帽子以后，就和它分不开了。我有了帽子，这顶帽子把我整个地归属于它，仅仅属于它，我再也和它分不开了。那双鞋，情况应该也差不多，不过，和帽子相比，鞋倒在其次。这鞋和这帽子本来是不相称的，就像帽子同纤弱的体形不相称一样，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好，我觉得对我合适。所以这鞋，这帽子，每次外出，不论什么时间，不论在什么场合，我到城里去，我到处都穿它戴它，和我再也分不开了。

我儿子二十岁时拍的照片又找到了。那是他在加利福尼亚和他的女朋友埃丽卡和伊丽莎白·林那德合拍的。他人很痩，痩得像一个乌干达白人似的。我发现他面孔上有一种妄自尊大的笑容，又有点自嘲的神色。他有意让自己有这样一种流浪青年弯腰曲背的形象。他喜欢这样，他喜欢这种贫穷，这种穷相，青年人痩骨嶙峋这种怪模样。这张照片拍得与渡船上那个少女不曾拍下的照片最为相像。

买这顶平檐黑色宽饰带浅红色呢帽的人，也就是有一张照片上拍下来的那个女人，那就是我的母亲。她那时拍的照片和她最近拍的照片相比，我对她认识得更清楚，了解得更深了。那是在河内小湖边上一处房子的院子里拍的。她和我们，她的孩子，在一起合拍的。我是四岁。照片当中是母亲。我还看得出，她站得很不得力，很不稳，她也没有笑，只求照片拍下就是。她板着面孔，衣服穿得乱糟糟，神色恍惚，一看就知道天气炎热，她疲惫无力，心情烦闷。我们作为她的孩子，衣服穿成那种样子，那种倒霉的样子，从这里我也可以看出我母亲当时那种处境，而且，就是在拍照片的时候，即使我们年纪还小，我们也看出了一些征兆，真的，从她那种神态显然可以看出，她已经无力给我们梳洗，给我们买衣穿衣，有时甚至无法给我们吃饱了。没有勇气活下去，我母亲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之中。有些时候，这种绝望的心情连绵不断，有些时候，随着黑夜到来，这绝望心情方才消失。有一个绝望的母亲，真可说是我的幸运，绝望是那么彻底，向往生活的幸福尽管那么强烈，也不可能完全分散她的这种绝望。使她这样日深一日和我们越来越疏远的具体事实究竟属于哪一类，我不明白，始终不知道。难道就是她做这件蠢事这一次，就是她刚刚买下的那处房子——就是照片上照的那处房子——我们根本不需要，偏偏又是父亲病重，病得快要死了，几个月以后他就死了，偏偏是在这个时候，难道就是这一次。或者说，她已经知道也该轮到她，也得了他为之送命的那种病？死期竟是一个偶合，同时发生。这许多事实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不知道，大概她也不知道，这些事实的性质她是有所感的，并且使她显得灰心丧气。难道我父亲的死或死期已经近在眼前？难道他们的婚姻成了问题？这个丈夫也成了问题？几个孩子也是问题？或者说，这一切总起来难道都成了冋题？

天天都是如此。这一点我可以肯定。这一切肯定是来势凶猛，猝不及防的。每天在一定的时间，这种绝望情绪就要发作。继之而来的是一切都告停顿，或者进入睡眠，有时若无其事，有时相反，如跑去买房子，搬家，或者，仍然是情绪恶劣，意志消沉，虚弱，或者，有的时候，不论你要求她什么，不论你给她什么，她就像是一个王后，要怎么就怎么，小湖边上那幢房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买下来的，什么道理也没有，我父亲已经气息奄奄快要死了，还有这平檐呢帽，还有前面讲到的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就因为这些东西她小女儿那么想要，就买下来了。或者，平静无事，或者睡去，以至死掉。

有印第安女人出现的电影我没有看过，印第安女人就戴这种平檐呢帽，梳着两条辫子垂在前胸。那天我也梳着两条辫子，我没有像惯常那样把辫子盘起来，不过尽管这样，那毕竟是不同的。我也是两条长辫子垂在前身，就像我没有看见过的电影里的印第安女人那样，不过，我那是两条小孩的发辫。自从有了那顶帽子，为了能把它戴到头上，我就不把头发盘到头上了。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拚命梳头，把头发往后拢，我想让头发平平的，尽量不让人看见。每天晚上我都梳头，按我母亲教我的那样，每天晚上睡前都把辫子重新编一编。我的头发沉沉的，松软而又怕痛，红铜似的一大把，一直垂到我的腰上。人家常说，我这头发最美，这话由我听来，我觉得那意思是说我不美。我这引人注意的长发，我二十三岁在巴黎叫人给剪掉了，那是在我离开我母亲五年之后。我说：剪掉。就一刀剪掉了。全部发辫一刀两断，随后大致修了修，剪刀碰在颈后皮肤上冰凉冰凉的。头发落满一地。有人问我要不要把头发留下，用发辫可以编一个小盒子。我说不要。以后，没有人说我有美丽的头发了，我的意思是说，人家再也不那么说了，就像以前，在头发剪去之前，人家说我那样。从此以后，人家宁可说：她的眼睛美。笑起来还可以，也很美。

看看我在渡船上是怎么样吧，两条辫子仍然挂在身前。才十五岁半。那时我已经敷粉了。我用的是托卡隆香脂，我想把眼睛下面双颊上的那些雀斑掩盖起来。我用托卡隆香脂打底再敷粉，敷肉色的，乌比冈牌子的香粉。这粉是我母亲的，她上总督府参加晚会的时候才搽粉。那天，我还涂了暗红色的口红，就像当时的樱桃的那种颜色。口红我不知道是怎么搞到的，也许是海伦·拉戈奈尔从她母亲那里给我偷来的，我记不得了。我没有香水，我母亲那里只有古龙香水和棕榄香皂。

在渡船上，在那部大汽车旁边，还有一辆黑色的利穆新轿车[8]司机穿着白布制服。是啊，这就是我书里写过的那种大型灵车啊。就是那部莫里斯·莱昂-博来[9]那时驻加尔各答法国大使馆的那部郎西雅牌黑轿车[10]还没有写进文学作品呢。

在汽车司机和车主之间，有滑动玻璃窗前后隔开。在车厢里面还有可以拉下来的折叠式坐椅。车厢大得就像一个小房间似的。

在那部利穆新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他的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他在看我。看我，这在我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近三年来，白种男人在马路上也总是看我，我母亲的朋友总是很客气地要我到他们家里去吃午茶，他们的女人在下午都到体育倶乐部打网球去了。

我也可能自欺自误，以为我就像那些美妇人、那些招引人盯着看的女人那样美，因为，的确，别人总是盯着我看。我么，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另一回事，比如说，是个性的问题。我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你愿意我美，那就美吧，或者说漂亮也行，比如说，在家里，觉得我漂亮，就漂亮吧，仅仅限于在家里，也行，反正希望我怎样我就怎样就是了。不妨就相信好了。那就相信我是很迷人的吧。我只要信以为真，对那个看到我的人来说，就是真的，他想让我符合他的意趣，我也能行。所以，尽管我心里总是想着杀死我的哥哥，这种想法怎么也摆脱不掉，但是，我仍然可以心安理得地觉得我是迷人的、可爱的。说到死这一点，只有一个唯一的同谋者，就是我的母亲。我说迷人这两个字，同别人总围着我、围着一些小孩说迷人可爱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我早已注意到，早已有所察觉。我知道其中总有一点什么。我知道，女人美不美，不在衣装服饰，不在美容修饰，不因为施用的香脂价钱贵不贵，穿戴珍奇宝物、高价的首饰之类。我知道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究竟何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一般女人以为问题是在那里，我认为不是。我注意看西贡街上的女人，偏僻地区的女人。其中有一些女人，十分美丽，非常白净，在这里她们极其注意保养她们姿容娇美，特别是住在边远僻静地区的那些女人，她们什么也不做，只求好好保养，洁身自守，目的是为了那些情人，为了去欧洲，为了到意大利去度假，为了每三年有六个月的长假，到那个时候，她们就可以大谈在这里的生活状况，殖民地非同一般的生活环境，这里这些人、这些仆役的工作，都是那样完美无缺，以及这里的花草树木，舞会，白色的别墅，别墅大得可以让人在里面迷路，边远地区的官员们就住在这样的别墅里。她们在等待。她们穿衣打扮，毫无目的。她们彼此相看，你看我，我看你。她们在别墅的阴影下彼此怅怅相望，一直到时间很晚，她们以为自己生活在小说世界之中，她们已经有了长长的挂满衣服的壁橱，挂满衣衫罗裙不知怎么穿才好，按时收藏各种衣物，接下来便是长久等待的时日。在她们中间，有些女人发了疯。有些被当作不说话的女仆那样拋弃了。被遗弃的女人。人们听到这样的字眼落到她们身上，人们在传布这样的流言，人们在制造这种污辱性的谣传。有些女人就这样自尽，死了。

这些女人自作、自受、自误，我始终觉得这是一大错误。

就是因为没有把欲念激发起来。欲念就在把它引发出来的人身上，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只要那么看一眼，它就会出现，要么是它根本不存在。它是性关系的直接媒介，要么就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在experiment之前，我就知道了。

只有海伦·拉戈奈尔在这个法则上没有犯过错误。她还滞留在童年时期。

很久以来我都没有自己合身的连衫裙。我的连衫裙像是一些口袋，它们是我母亲的旧连衫裙改的，它们本来就像是一些口袋。我母亲让阿杜给我做的不在此列。阿杜是和我母亲形影不离的女管家，即便母亲回到法国，即便我的大哥在沙沥母亲工作的住处企图强奸她，即便不给她发工钱，她也是不肯离开我的母亲的。阿杜是在修女嬤嬤那里长大成人的，她会刺绣，还会在衣衫上打褶，手工针线活几个世纪以来已经没有人去做了，但是她依然拿着头发丝那样细的针做得一手好针线。她因为会刺绣，我母亲就叫她在床单上绣花。她会打褶，我母亲就让我穿她做的打褶连衫裙，有皱边的连衫裙，我穿起来就像穿上布袋子一样，早就不时兴了，像小孩穿的衣服，前身两排褶子，娃娃领口，要么把裙子拼幅缝成喇叭形，要么有镶斜边的飘带，做成像“时装”那样。我穿这种像口袋似的连衫裙总要系上腰带，让它变化出一个样子来，所以这种衣服就永远穿下去了。

才十五岁半。体形纤弱修长，几乎是痩弱的，胸部平得和小孩的前胸一样，搽着浅红色脂粉，涂着口红。加上这种装束，简直让人看了可笑。当然没有人笑过。我看，就是这样一副模样，是很齐备了。就是这样了，不过戏还没有开场，我睁着眼睛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我想写作。这一点我那时已经对我母亲讲了：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第一次没有反应，不回答。后来她问：写什么？我说写几本书，写小说。她冷冷地说：数学教师资格会考考上以后，你愿意，你就去写，那我就不管了。她是反对的，她认为写作没有什么价值，不是工作，她认为那是胡扯淡——她后来对我说，那是一种小孩子的想法。

这样一个戴呢帽的小姑娘，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那顶浅红色的男帽形成这里的全部景色。是这里唯一仅有的色彩。在河上雾蒙蒙的阳光下，烈日炎炎，河两岸仿佛隐没不见，大河像是与远天相接。河水滚滚向前，寂无声息，如同血液在人体里周流。在河水之上，没有风吹动。渡船的马达是这片景色中发出的唯一声响，是连杆损坏的赤膊旧马达发出的噪音。还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从远处阵阵传送过来。其次是犬吠声，从隐蔽在薄霭后面的村庄传出来的。小姑娘自幼就认识这渡船的艄公。艄公向她笑着致意，向她打听校长夫人、她的母亲的消息。他说他经常看见她在晚上搭船渡河，说她常常到柬埔寨租让地去。小姑娘回答说母亲很好。渡船四周的河水齐着船沿，汹涌地向前流去，水流穿过沿河稻田中停滞的水面，河水与稻田里的静水不相混淆。河水从洞里萨、柬埔寨森林顺流而下，水流所至，不论遇到什么都被卷去。不论遇到什么，都让它冲走了，茅屋，丛林，熄灭的火烧余烬，死鸟，死狗，淹在水里的虎、水牛，溺水的人，捕鱼的饵料，长满水风信子的泥丘，者被大水裹挟而去，冲向太平洋，连流动的时间也没有，一切都被深不可测、令人昏眩的旋转激流卷走了，但一切仍浮在河流冲力的表面。

我曾经回答她说，我在做其他一切事情之前首先想做的就是写书，此外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她，她是妒忌的。她不回答，就那么看了我一眼，视线立刻转开，微微耸耸肩膀，她那种样子我是忘不了的。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我和她分开，她失去我，失去这个女儿，失去这个孩子，那是在几年之后，还要等几年。对那两个儿子，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这个女儿，她知道，总有一天，她是要走的，总有一天，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她法文考第一名。校长告诉她说：太太，你的女儿法文考第一名。我母亲什么也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并不满意，因为法文考第一的不是她的儿子，我的母亲，我所爱的母亲啊，卑鄙卑鄙，她问：数学呢？回答说：还不行，不过，会行的。我母亲又问：什么时候会行呢？回答说：太太，她什么时候想要什么时候就会行的。

我所爱的母亲，她那一身装束简直不可思议，穿着阿杜补过的线袜，即使在热带她也认为身为学校校长就非穿袜子不可，她的衣衫看上去真可怜，不像样，阿杜补了又补，她娘家在庇卡底[11]乡下，家里姐姐妹妹很多，她从家乡直接来到这里，带来的东西都用尽了，她认为她这身打扮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她的身份的，她的鞋，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真伤脑筋，她头发紧紧地梳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发髻，她那副样子看了真叫我们丢脸，她走过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街，真叫我难为情，当她开着雪铁龙B12来到中学门前时，所有的人都为之侧目，她呢，她一无所知，都看不见，真该把她关起来，狠狠地揍，杀掉。她眼睛看着我，她说：你是不是要逃走呀。打定主意，下定决心，不分日夜，就是这个意念。不要求取得什么，只求从当前的处境中脱身而去。

当我的母亲从绝望的心境摆脱出来，恢复常态，她就注意到那顶男人戴的呢帽和有镶金条带的高跟鞋了。她问我这行不行。我说无所谓。她两眼看着我，她喜欢这么办，脸上有了笑容。她说挺好的，你穿这双鞋、戴这顶帽子挺好，变了一个模样了。她不问是不是她去买，她知道反正她买就是了。她知道她买得起，她知道有时她也是能够买的，逢到这样的时机我就说话了，我想要什么都可以从她那里搞到手，她不会不同意。我对她说：放心吧，一点不贵。她问在哪里卖。我说在卡蒂纳大街，大拍卖。她好意地望着我。她大概觉得小女儿这种奇怪的想法、变出花样来打扮自己，倒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征象。别看她那种寡妇似的处境，一身上下灰溜溜的，活像一个还俗的出家人，她不仅接受我这种奇形怪状、不合体统的打扮，而且这种标新立异她自己也喜欢。

戴上一顶男人戴的帽子，贫穷仍然把你紧紧捆住并没有放松，因为家里总需有钱收进，无论如何，没有钱是不行的。包围这一家人的是大沙漠，两个儿子也是沙漠，他们什么也不干，那块盐碱地也是沙漠，钱是没有指望的，什么也没有，完了。这个小姑娘，她也渐渐长大了，她今后也许可能懂得这样一家人怎样才会有钱收进。正是这个原因，母亲才允许她的孩子出门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尽管这一点她并不自知。也正是这个缘故，孩子居然已经懂得怎么去干了，她知道怎样叫注意她的人去注意她所注意的钱。这样倒使得母亲脸上也现出了笑容。

后来她出去搞钱，母亲不加干预。孩子也许会说：我向他要五百皮阿斯特准备回法国。母亲说：那好，在巴黎住下来需要这个，她说：五百皮阿斯特可以了。她的孩子，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知道如果她真敢那么做，如果她有力量，如果思想引起的痛苦不是每天都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母亲一定也会选择她的孩子走的这条路。

在我写的关于我的童年的书里，什么避开不讲，什么是我讲了的，一下我也说不清，我相信对于我们母亲的爱一定是讲过的，但对她的恨，以及家里人彼此之间的爱讲过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在这讲述这共同的关于毁灭和死亡的故事里，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论是在爱或是在恨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总之，就是关于这一家人的故事，其中也有恨，这恨可怕极了，对这恨，我不懂，至今我也不能理解，这恨就隐藏在我的血肉深处，就像刚刚出世只有一天的婴儿那样盲目。恨之所在，就是沉默据以开始的门槛。只有沉默可以从中通过，对我这一生来说，这是绵绵久远的苦役。我至今依然如故，面对这么多受苦受难的孩子，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神秘的距离。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

我在湄公河上搭渡船过河的那天，也就是遇到那部黑色利穆新小汽车的那天，为拦海修堤买的那块租让地我母亲那时还没有决定放弃。那时，像过去一样，我们三个人常常是黑夜出发，一同上路，到海堤那里去住几天。在那里，我们在般加庐[12]的游廊上住宿，前面就是暹罗山。然后，我们又离开那里，回家去。母亲在那里分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但还是一去再去。我的小哥哥和我，同她一起住在前廊里，空空张望着面前的森林。现在我们已经长大，再也不到水渠里去洗澡了，也不到河口沼泽地去猎黑豹了，森林也不去了，种胡椒的小村子也不去了。我们周围的一切也长大了。小孩都看不见了，骑在水牛背上或别处的小孩都看不到了。人们身上似乎都沾染了某种古怪的特征，我们也是这样，我母亲身上那种疏懒迟钝，在我们身上也出现了。在这个地方，人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张望着森林，空空等待，哭泣。低洼地肯定是没有指望了，雇工只能到高处小块土地上耕种，种出的稻谷归他们所有，他们人还留在那里，拿不到工资，我母亲叫人盖起茅屋，用来作为他们栖身之地。他们看重我们，仿佛我们也是他们家族中的成员，他们能够做的就是看管那里的般加庐，现在仍然由他们看管。尽管贫穷，碗里倒不缺什么。屋顶长年累月被雨水浸蚀朽坏，逐渐消失了。但屋里的家具擦洗得干干净净。带游廊的平屋外形仍在，清晰得像是一幅画，从大路走过就可以看见。屋门每天都敞开着，让风吹进室内，使房屋内外的木料保持干燥。傍晚关门闭户，以防野狗、山里的走私贩子闯入。

所以，你看，我遇到坐在黑色小汽车里的那个有钱的男人，不是像我过去写过的那样在云壤[13]的餐厅里，而是在我们放弃那块租地之后，在两或三年之后，我是说在那一天，是在渡船上，是在烟雾蒙蒙、炎热无比的光线之下。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次相遇之后一年半带我们回法国的。她把她所有家具用物全部卖掉了。最后她又到大堤去了一次，最后一次。她坐在游廊下面，面对着夕照，再一次张望暹罗那一侧，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就没有再去，尽管她后来改变想法，又离开法国，再次回到印度支那，在西贡退休，此后她就没有再到那里去过，再去看那里的群山，那里大森林上空黄黄绿绿的天宇。

是的，就让我说出来吧，在她这一生之中，即使让她再从头开始，那也是太晚了，迟了。她是办过一所专教法语的专科学校，叫作新法语学校，这样可以让她拿出一部分钱来供给我读书，维持她的大儿子的生活，一直到她死去。

我的小哥哥得了支气管肺炎，病了三天，因心力不支死去。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我的母亲。那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由此开始，一切都已告一结束。关于我们这些孩子的童年生活，关于她自己，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小哥哥一死，对我来说，她应该也是死了。同样，我的大哥，也可以说是死了。这一来，他们加之于我的恐惧感，我始终没有能克服。他们对于我从此不再有什么重大关系了。从此以后，对于他们我也无所知了。她究竟是怎样还清她欠印度商人的债务的，我一直不知道。反正有那么一天，他们不再来了，此后也没有再来讨债。我见过他们。他们坐在沙沥我家的小客堂间里，穿的白布缠腰，他们坐在那里不说什么，几个月、几年时间，一直是这样。只见母亲又是哭，又是闹，骂他们，她躲在她的房间里，她不愿意出来，她吼叫着，叫他们走，放开她，他们只当什么也没有听到，面带笑容，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不动。后来，有一天，他们都不见了，不来了。现在，母亲和两个哥哥，都已不在人世。即使回首往事，也嫌迟了。现在，我对他们已经无所爱。我根本不知道我是不是爱过他们。我已经离开他们。在我头脑里，她的皮肤的气味，早已没有、不存在了，在我的眼里，她眼睛的颜色也早已无影无踪。那声音，我也记不得了，有时，我还能想起傍晚那种带有倦意的温煦。那笑声，是再也听不到了，笑声，哭声，都听不到了。完了，完了，都忘了，都记不起来了。所以，我现在写她是这么容易，写得这么长，可以一直写下去，她已经变成文从字顺的流畅文字了。

从1932年到1949年，这个女人大概一直是住在西贡。我的小哥哥是在1942年12月死的。那时，不论什么地方她都不能去了。她滞留在那边，已经接近坟墓，半截入土了，这是她说的。后来，她终于又回到法国来。我们相见的时候，我的儿子才两岁。说是重逢，也未免来得太迟。只要看上一眼，就可以了然。重逢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除去那个大儿子，其他一切都已经完结。她在卢瓦尔-歇尔省[14]住在一处伪造的路易十四城堡中生活了一个时期，后来死在那里。她和阿杜住在一起。在夜里她仍然是什么都怕。她还买了一条枪。阿杜在城堡最高层顶楼房间里警戒。她还为她的大儿子在昂布瓦斯[15]附近买了一处产业。他在那里还有一片树林。他叫人把林木伐下。他在巴黎一个俱乐部赌牌。一夜之间就把这一片树林输掉了。讲到这个地方，我的回忆有一个转折，也许正是在这里我这个哥哥让我不禁为之流泪了，那是卖去木材的钱都输光以后的事。我记得有人在蒙帕纳斯圆顶咖啡馆门前发现他倒在他的汽车里，这时他已别无他想，只求一死。以后，关于他，我就无所知了。母亲做的事当然永远都是为了这个大儿子，这个五十岁的大孩子，依然不事生计，不会挣钱，说起来，她所做的一切，简直不可想象，她居然利用她的古堡设法赚钱。她买了几部电孵化器，安装在古堡底层的大客厅里。一下就孵养雏鸡六百只，四十平方米养六百只小雏鸡。电热红外线操纵她搞得不得法，孵出的小鸡都不能进食。六百只小鸡嘴合不拢，闭不上，都饿死了，她只好罢手，没有再试。我来到古堡的时候，正当鸡雏破壳孵化出来，那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接着，死雏发出臭气，鸡食发出臭气，臭气熏天，我在我母亲的古堡里一吃饭就恶心呕吐。

在她死前最后几个冬天，她把绵羊放到她住的二楼大房间里过夜，在结冰期，让四头到六头绵羊围在她床四周。她把这些绵羊叫作她的孩子。她就是在阿杜和她的这些孩子中间死去的。

就在那个地方，她最后住过的那座大房子，就是在卢瓦尔的那个假古堡，这个家庭各种事情已经到了终点，她不停地去去来来到处奔波，这时已告结束，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弄清楚那种疯狂。我看到我的母亲真是疯了。我看阿杜和我的哥哥也一直在发病，也是这种疯病。我么，我没有病，从来不曾看到有这种病。我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母亲处于疯狂状态。但她确实是一个疯人。生来就是疯人。血液里面就有这种疯狂。她并没有因疯狂而成为病人，她是疯狂地活着，就像过着健康生活一样。她是同阿杜和大儿子一起生活过来的。只有在他们之间，他们是知己，互相了解。过去她有很多朋友，这种友谊关系保持多年，并且从到这个偏远地区来的人中间，还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多是年轻的朋友，后来在都兰[16]的人中间也认识了一些人，他们中间有的是从法属殖民地回来的退休人员。她能把这些人吸引在自己身边，什么年龄的人都有，据他们说，就是因为她为人聪明，又那么机敏，又十分愉快，就因为这种不会让人感到厌倦的无与伦比的天性。

那张表现绝望情境的照片是谁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河内住处庭院里拍的那张照片。也许是我父亲拍的，是他最后一次拍照也说不定。因为健康的原因，他本来再过几个月就要回国，回到法国去。在此之前，他的工作有调动，派他到金边去任职。他在那里只住了几个星期。后来，不到一年，他就死了。我母亲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国，就在那里留下来了，她就留在那里没有走。在金边。那是湄公河畔一座很好的住宅，原是柬埔寨国王的故宫，坐落在花园的中心，花园方圆有若干公顷，看上去是怕人的，我母亲住在里面感到害怕。那座大宅子，在夜里，是让我们害怕。我们四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在夜里，她说她怕。我母亲就是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得到父亲的死讯的。在接到电报之前，她已经知道父亲死了，前一天夜晚已经见到征兆，只有她一个人看到，只有她一个人能听到，是一只飞鸟半夜三更失去控制狂飞乱叫，飞到王宫北向那间大办公室里消失不见了，那原是我父亲办公事的地方。在她的丈夫过世几天之后，仍然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在半夜，我母亲又面对面看到了她的父亲，她自己的生身之父。她把灯点上。他依然还在。他站在桌子的一侧，在王宫八角大厅里。他望着她。我记得我听到一声尖叫，一声呼救。她把我们都吵醒了，她给我们讲了这个故事，讲他穿什么衣服，穿的是星期日穿的服装，灰色的，又讲他是怎么站的，还有他那种眼神，怎样直直地望着她。她说：我叫他了，就像我小时候叫他那样。她说：我不怕。那个人影后来渐渐隐没，她急忙追上去。两个人都死于飞鸟出现、人影显现的那个日期和时间。由此，对于母亲的预知能力，对万事万物以及死亡都能预见，我们当然是十分敬服的。

那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从小汽车上走下来，吸着英国纸烟。他注意着这个戴着男式呢帽和穿镶金条带的鞋的少女。他慢慢地往她这边走过来。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脸上没有笑容。一开始他就拿出一支烟请她吸。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她告诉他说她不吸烟，不要客气，谢谢。她没有对他说别的，她没有对他说不要啰嗦，走开。因此他的畏惧之心有所减轻。所以他对她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她没有答话。也不需要答话，回答什么呢。她就那么等着。这时他问她：那么你是从哪儿来？她说她是沙沥女子小学校长的女儿。他想了一想，他说他听人谈起过校长夫人，她的母亲，讲到她在柬埔寨买的租地上运气不佳，事情不顺利，是不是这样？是的，是这样。

他一再说在这渡船上见到她真是不寻常。一大清早，一个像她这样的美丽的年轻姑娘，就请想想看，一个白人姑娘，竟坐在本地人的汽车上，真想不到。

他对她说她戴的这顶帽子很合适，十分相宜，是……别出心裁……一顶男帽，为什么不可以？她是这么美，随她怎样，都是可以的。

她看看他。她问他，他是谁。他说他从巴黎回来，他在巴黎读书，他也住在沙沥，正好在河岸上，有一幢大宅，还有蓝瓷栏杆的平台。她问他，他是什么人。他说他是中国人，他家原在中国北方抚顺。你是不是愿意让我送你到西贡，送你回家？她同意了。他叫司机把姑娘的几件行李从汽车上拿下来，放到那部黑色小汽车里去。

中国人。他属于控制殖民地广大居民不动产的少数中国血统金融集团中一员。他那天过湄公河去西贡。

她上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关上。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急无力突然出现，河面上光色也暗了下来，光线稍稍有点发暗。还略略有一种听不到声音的感觉，还有一片雾气正在弥漫开来。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需搭乘本地人的汽车出门了。从此以后我就算是有了一部小汽车，坐车去学校上课，坐车回寄宿学校了。以后我就要到城里最讲究的地方吃饭用餐。从此以后，我所做的事，对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就要终生抱憾，惋惜不已了；我还要为我留下的一切，为我所取得的一切，不论是好是坏，还有汽车，汽车司机，和他一起说笑，还有本地人乘的汽车车座后面那些嚼槟榔的老女人，还有坐在车子行李架上的小孩，在沙沥的家，对沙沥那个家族的憎恶、恐惧，还有他那很是独特的无言沉默，我也要抱憾终生，只有惋惜了。

他在讲话。他说他对于巴黎，对非常可爱的巴黎女人，对于结婚，丢炸弹事件，嗳呀呀[17]还有圆顶咖啡馆，圆厅咖啡馆，都厌倦了，他说，我么，我宁可喜欢圆厅，还有夜总会，这种“了不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整整两年。她听着，注意听他那长篇大论里面道出的种种阔绰的情况，听他这样讲，大概可以看出那个开销是难以计数的。他继续讲着。他的生母已经过世。他是独养儿子。他只有父亲，他的父亲是很有钱的。他的父亲住在沿河宅子里已有十年之久，鸦片烟灯一刻不离，全凭他躺在床上经营他那份财产，这你是可以了解的。她说她明白。

后来，他不允许他的儿子同这个住在沙沥的白人小娼妇结婚。

那样的形象早在他走近站在船舷前面白人女孩子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当时，他从黑色小汽车走下来，开始往她这边走过来，走近她，当时，她就已经知道他心有所惧，有点怕，这，她是知道的。

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就像这样，总有什么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所以，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同时，她又想到另一件事，就是说，以后，那个时间一定会到来，到时对自己担负的某些责任她也是决不可规避的。她明白，这件事决不可让母亲知道，两个哥哥也决不能知道，这一点在那一天她就已经考虑到了。她上了那部黑色的小汽车，她心里很清楚，这是她第一次避开她家做的事，由此开始，这也就成了永远的回避。从此以后，她发生什么事，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有人要她，从他们那里把她抢走，伤害她，糟蹋她，他们是再也不会知道了。不论是母亲，或是两个哥哥，都不会知道了。他们的命运从此以后也是注定了。坐在这部黑色小汽车里真该大哭一场。

现在，这个孩子，只好和这个男人相处了，第一个遇到的男人，在渡船上出现的这个男人。

这一天，是星期四，事情来得未免太快。以后，他天天都到学校来找她，送她回宿舍。后来，有一次，星期四下午，他到宿舍来了。他带她坐黑色小汽车走了。

到了堤岸[18]。这里与连结中国人居住的城区和西贡中心地带的大马路的方向相反，这些美国式的大马路上电车、人力车、汽车川流不息。下午，时间还早。住在寄宿学校的女学生规定下午休息散步，她逃脱了。

那是城内南部市区的一个单间房间。这个地方是现代化的，室内陈设可说是速成式的，家具都是现代式样。他说：我没有去选一些好的家具。房间里光线暗暗的，她也没有要他打开百叶窗。她有点茫然，心情如何也不怎么明确，既没有什么憎恶，也没有什么反感，欲念这时无疑已在。对此她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要求她来，她同意了。到这里来，不得体，已经来了，也是势所必然。她微微感到有点害怕。事实上这一切似乎不仅与她期望的相一致，而且恰恰同她的处境势必发生的情势也相对应。她很注意这里事物的外部情况，光线，城市的喧嚣嘈杂，这个房间正好沉浸在城市之中。他，他在颤抖着。起初他注意看着她，好像在等她说话，但是她没有说话。于是他僵在那里再也不动了，他没有去脱她的衣服，只顾说爱她，疯了似的爱她，他说话的声音低低的。随后他就不出声了。她没有回答他。她本来可以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一刹那之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等的邪恶。为了诱骗她，转弯抹角弄出多少花样，他，他还是不行，他没有办法。独有她懂得。她行，她知道。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他了。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由她决定了。

她对他说：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他看着她，仿佛被吓坏了，他问：你愿意这样？她说是的。说到这里，他痛苦不堪，在这个房间，作为第一次，在这一点上，他不能说谎。他对她说他已经知道她不会爱他。她听他说下去。开始，她说她不知道。后来，她不说话，让他说下去。

他说他是孤独一个人，就孤零零一个人，再就是对她的爱，这真是冷酷无情的事。她对他说：她也是孤独一个人。还有什么，她没有讲。他说：你跟我到这里来，就像是跟任何一个人来一样。她回答说，她无法知道，她说她还从来没有跟什么人到过一个房间里。她对他说，她不希望他只是和她说话，她说她要的是他带女人到他公寓来习惯上怎么办就怎么办。她要他照那样去做。

他把她的连衫裙扯下来，丢到一边去，他把她白布三角裤拉下，就这样把她赤身抱到床上。然后，他转过身去，退到床的另一头，哭起来了。她不慌不忙，既耐心又坚决，把他拉到身前，伸手给他脱衣服。她这么做着，两眼闭起来不去看。不慌不忙。他有意伸出手想帮她一下。她求他不要动。让我来。她说她要自己来，让她来。她这样做着。她把他的衣服都脱下来了。这时，她要他，他在床上移动身体，但是轻轻地，微微地，像是怕惊醒她。

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肉体。那身体是痩痩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男性的刚劲，只有生殖器是强有力的，人很柔弱，看来经受不起那种使人痛苦的折辱。她没有看他的脸，她没有看他。她不去看他。她触摩他。她抚弄那柔软的生殖器，抚摩那柔软的皮肤，摩挲那黄金一样的色彩，不曾认知的新奇。他呻吟着，他在哭泣。他沉浸在一种糟透了的爱情之中。

他一面哭，一面做着那件事。开始是痛苦的。痛苦过后，转入沉迷，她为之一变，渐渐被紧紧吸住，慢慢地被抓紧，被引向极乐之境，沉浸在快乐之中。

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的，简单极了。

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在渡船上，那形象就已经先期进到现在的这一瞬间。

那个穿着打补丁的袜子的女人的形象也曾在这房间里闪现。她终于也像一个少女那样显现出来。两个儿子早已知道此事。女儿还自懵然不知。这兄妹三人在一起从来没有谈过他们的母亲，也没有讲过他们对母亲的这种认识，正因为这种认识才使他们和她分隔开来，这决定性的，终极的认识，那就是关于母亲的童年的事。

母亲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快乐存在。

我不知道我在出血。他问我痛不痛，我说不痛，他说他很高兴。

他把血擦去，给我洗净。我看着他做这些事。他又回来，好像是无动于衷似的，他又显得很是诱人。我心想，我母亲给我规定的禁令，我怎么抵制得了。心是平静的，决心已经下定。我又怎么能做到把“这样的意念坚持到底”呢。

我们对看着。他抱着我的身体。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应该来，我说这就好比是我应尽的责任。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说话。我告诉他我有两个哥哥。我说我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他认识我的大哥，他在当地鸦片烟馆遇到过他。我说我这个哥哥偷我母亲钱，偷了钱去吸鸦片，他还偷仆人的，我说烟馆老板有时找上门来问我母亲讨债。我还把修海堤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我母亲快要死了，时间不会拖得很久。我说我母亲很快就要死了，也许和我今天发生的事有关联。

我觉得我又想要他。

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他说：我真想把你带走，和你一起走。我说我母亲没有因痛苦而死去，我是不能离开她的。他说一定是他的运气太坏了，不能和我在一起，不过，钱他会给我的，叫我不要着急。他又躺下来。我们再一次沉默了。

城里的喧闹声很重，记得那就像一部电影音响放得过大，

震耳欲聋。我清楚地记得，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音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窗上都没有嵌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在窗帘上可以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人影。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木拖鞋声一下下敲得你头痛，声音刺耳，中国话说起来像是在吼叫，总让我想到沙漠上说的语言，一种难以想象的奇异的语言。

外面，白日已尽。从外面的种种声响，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沓，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寻欢作乐的城市，入夜以后，更要趋向高潮。现在，夕阳西下，黑夜已经开始了。

这床与那城市，只隔着这透光的百叶窗，这布窗帘。没有什么坚固的物质材料把我们同他人隔开。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我们可以察觉他们的什么东西，他们发出的声音，全部声响，全部活动，就像一声汽笛长鸣，声嘶力竭的悲哀的喧嚣，但是没有回应。

房间里有焦糖的气味侵入，还有炒花生的香味，中国菜汤的气味，烤肉的香味，各种绿草的气息，茉莉的芳香，飞尘的气息，乳香的气味，烧炭发出的气味，这里炭火是装在篮子里的，炭火装在篮中沿街叫卖，所以城市的气味就是丛莽、森林中偏僻村庄发出的气息。

恍惚之间，我看见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浴衣。他坐在那里，在喝威士忌，抽烟。

他告诉我：我刚才睡着了，他洗了一个澡。我刚才只是恍惚觉得有些睡意。他在矮矮的小桌上点起了一盏灯。

我突然转念在思忖这个人，他有他的习惯，相对来说，他大概经常到这个房间来，这个人大概和女人做爱不在少数，他这个人又总是胆小害怕，他大概用多和女人做爱的办法来制服恐惧。我告诉他我认为他有许多女人，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我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互相对看着。我刚刚说的话，他理解，他心里明白。相互对视的目光这时发生了质变，猛可之间，变成虚伪的了，最后转向恶，归于死亡。

我叫他过来，我说，他必须再抱我。他移身过来。英国烟的气味很好闻，贵重原料发出的芳香，有蜜的味道，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带柞丝绸的果香味，黄金的气味。他是诱人的。我把我对他的这种欲望告诉他。他对我说再等一等。他只是说着话。他说从渡河开始，他就明白了，他知道我得到第一个情人后一定会是这样，他说我爱的是爱情，他说他早就知道，至于他，他说我把他骗了，所以像我这种人，随便遇到怎样一个男人我都是要骗的。他说，他本人就是这种不幸的证明。我对他说，他对我讲的这一切真叫我高兴，这一点我也对他说了。他变得十分粗鲁，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扑到我身上，咬我的胸，咬我不成形的孩子那样的乳房，他叫着，骂着。强烈的快乐使我闭上了眼睛。我想：他的脾性本是如此，在生活中他就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爱的，如此而已。他那一双手，出色极了，真是内行极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很明显，那就好比是一种技艺，他的确有那种技艺，该怎么做，怎么说，他不自知，但行之无误，十分准确。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说我是他唯一的爱，他当然应该那么说，就让他那么说吧。他怎么说，就让他照他所说的去做，就让肉体按照他的意愿那样去做，去寻求，去找，去拿，去取，很好，都好，没有多余的渣滓，一切渣滓都经过重新包装，一切都随着急水湍流裹挟而去，一切都在欲望的威力下被冲决。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就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他在血的润滑下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置人于死命的。那是要死掉的。

他点燃一支烟，把烟拿给我吸。对着我的嘴，他放低声音对我讲了。

我也悄声对他说了。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怎样的，我站在他的地位上代他讲了，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基本的美雅他并不知道，我代他讲了。

现在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对我说：将来我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甚至会忘记他的面容，忘记他的姓名。我问自己以后是不是还能记起这座房子。他对我说：好好看一看。我把这房子看了又看。我说这和随便哪里的房间没有什么两样。他对我说，是，是啊，永远都是这样。

我再看看他的面孔，那个名字也要牢记不忘。我又看那刷得粉白的四壁，开向热得像大火炉的户外的窗上挂着的帆布窗帘，通向另一房间和花园的另一扇有拱顶的门，花园在光天化日之下，花木都被热浪烤焦了，花园有蓝色栅栏围住，那栅栏就和湄公河岸上沙沥列有平台的大别墅一模一样。

这里是悲痛的所在地，灾祸的现场。他要我告诉他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我的母亲，她要是知道这里的真情，她一定会把我杀掉。我见他挣扎了一下，动了一动。接着他说，说他知道我母亲将会怎么说，他说：廉耻丧尽。他说，如果已经结婚，再有那种意念他决不能容忍。我注意看着他。他也在看我，他对这种自尊心表示歉意。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笑了。我问他，像我们，总是这样悲戚忧伤，是不是常有的事。他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白天最热的时候做爱。他说，事后总是要感到心慌害怕的。他笑着。他说：不管是真爱还是不爱，心里总要感到慌乱，总是害怕的。他说，到夜晚，就消失了，暗夜马上就要来临。我对他说那不仅仅因为是白天，他错了。我说这种悲戚忧伤本来是我所期待的，我原本就在悲苦之中，它原本就由我而出。我说我永远是悲哀的。我说我小的时候拍过一张照片，从照片上我就已经看到这种悲哀。我说今天这份悲哀，我认出它是与生俱来，我几乎可以把我的名字转给它，因为它和我那么相像，那么难解难分。今天，我对他说，这种悲哀无异也是一种安舒自在，一种沦落在灾祸中的安乐，这种灾祸我母亲一直警告我，那时她正在她那荒凉空虚的一生中啼号哭叫，孤苦无告。我告诉他：母亲对我讲的一切，我还不太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房间是我一直期待着的。我这样诉说着，并不需要回答。我告诉他说，我母亲呼唤的东西，她相信那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她呼号叫唤，她说不要等待什么，不要期待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上帝。他看着我，听着我这样说，眼光一刻也不曾离开我，我说话的时候，他看着我的嘴，我没有穿衣服，赤身在外，他抚摩着我，也许他没有听，有没有听我不知道。我说我并不想搞出祸事来，我觉得那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我向他解释，靠我母亲的工资吃饭穿衣，总之活下去，为什么偏偏这么难。我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他问：那你怎么办？我告诉他：反正我在外面，不在家里，贫穷已经把一家四壁推倒摧毁，一家人已经被赶出门外，谁要怎么就怎么。胡作非为，放荡胡来，这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我在这里和你搞在一起。他压在我身上，猛烈冲撞。我们就这样僵在那里不动了，在外面的城市喧嚣声中呻吟喘息。那闹声我们还听得见。后来，我们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在家里我是不哭的。那天，在那个房间里，流泪哭泣竟对过去、对未来都是一种安慰。我告诉他说，我终归是要和我的母亲分开的，甚至迟早我会不再爱我的母亲。我哭了。他的头靠在我的身上，因为我哭，他也哭了。我告诉他，在我的幼年，我的梦充满着我母亲的不幸。我说，我只梦见我的母亲，从来梦不到圣诞树，永远只有梦到她，我说，她是让贫穷给活剥了的母亲，或者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在一生各个时期，永远对着沙漠，对着沙漠说话，对着沙漠倾诉，她永远都在辛辛苦苦寻食糊口，为了活命，她就是那个不停地数说自己遭遇的玛丽·勒格朗·德·鲁拜，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无辜，她的节俭，她的希望。

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嘈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路灯发红的灯泡亮起来了。

我们从公寓走出来。我依旧戴着那顶有黑饰带的男帽，穿着那双镶金条带的鞋，嘴唇上搽着暗红唇膏，穿着那件绸衫。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他也看到这一点，他说：你累了。

人行道上，人群杂沓，十分拥挤，人流或急或缓向四面八方涌去，有几股人流推挤出几条通道，就像无家可归的野狗那样肮脏可厌，像乞丐那样盲目又无理性，这里是一群中国人，在当今那繁荣兴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们，他们走路的方式从容不迫，在人声嘈杂中，孤身自立，可以说，既不幸福，也不悲戚，更无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没有往前走，没有向前去的意念，不过是不往那边走而从这里过就是了，他们既是单一孤立的，处在人群之中对他们说又从来不是孤立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我们走进一家有几层楼的中国饭店，这些中国饭店占有几幢大楼的全部楼面，大得像百货公司，又像军营，面向市面的一面筑有阳台、平台。从这些大楼发出的声音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这就是堂倌报菜和厨房呼应的吆喝声。任何人在这种饭店吃饭都无法谈话。在平台上，有中国乐队在奏乐。我们来到最清静的一层楼上，也就是给西方人保留的地方，菜单是一样的，但闹声较轻。这里有风扇，还有厚厚的隔音的帷幔。

我要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怎么发迹的，怎样阔起来的。他说他讨厌谈钱的事，不过我一定要听，他也愿意把他父亲的财产就他所知讲给我听。事情起于堤岸，给本地人盖房子。他建起住房三百处。有几条街属他所有。他讲法语带有巴黎音稍嫌生硬，讲到钱态度随随便便，态度是真诚的。他父亲卖出原有的房产，在堤岸南部买进土地盖房子。他认为，在沙沥有一些水田已经卖掉了。我问他关于瘟疫的问题。我说我看到许多街道房屋整个从入夜到第二天禁止通行，门窗钉死，因为发现了黑死病。他告诉我这种疾病这里比较少见，这里消灭的老鼠比偏僻地区要多得多。他忽然给我讲起这种住房的故事来了。这种里弄房屋比大楼或独门独户住宅成本要低得多，与独家住户相比，更能满足一般市民居住区居民的需要。这里的居民，特别是穷人家，喜欢聚居，他们来自农村，仍然喜欢生活在户外，到街上去活动。不应当破坏穷苦人的习惯。所以，他的父亲叫人建筑成套的沿街带有骑楼的住房。这样，街道上显得非常敞亮可喜。人们白天在骑楼下生活，天太热，就睡在骑楼下面。我对他说，我也喜欢住在外面走廊里，我说我小的时候，觉得露天睡觉理想极了。突然间，我感到很不好受。只是有点难受，不很厉害。心跳得不对头，就像是移到他给我弄出的新的创口上直跳，就是他，和我说话的这个人，下午求欢取乐的这个人。他说的话我听不进，听不下去了。他看到了，他不说话了。我要他说。他只好说下去。我再次听着。他说他怀念巴黎，想得很多。他认为我和巴黎的女人很不相同，远不是那么乖觉讨喜。我对他说修建房子这笔生意也未必就那么赚钱。他没有再回答我。

在我们交往期间，前后有一年半时间，我们谈话的情形就像这样，我们是从来不谈自己的。自始我们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未可预料，当时我们根本不谈将来，我们的话题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内容相同，推理相逆。

我对他说，他去法国住下来，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同意我的看法。他说他在巴黎什么都可以买到，女人，知识，观念。他比我大十二岁，这让他感到可怕。他说着，我在听，又说什么他是受骗了，还说什么他反正是爱我的，说得很有戏剧味儿，说得既得体又真挚。

我对他说我准备把他介绍给我家里的人，他竟想逃之夭夭，我就笑。

他不擅于表达他的感情，只好釆取模仿的办法。我发现，要他违抗父命而爱我娶我、把我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

先时我讲到我两个哥哥的情况，他已经是很害怕了，他那副假面具仿佛给摘掉了。他认为我周围所有的人无不在等待他前去求婚。他知道在我家人的眼里他是没有希望的，他知道对于我一家他只能是更加没有希望，结果只能是连我也失去。

他说他在巴黎是念商科学校，最后他说了真话，他说他什么书也不念，他父亲断了他的生活费，给他寄去一张回程船票，所以他不能不离开法国。召他回家，是他的悲剧。商科学校他没有读完。他说他打算在这里以函授方式学完那里的课程。

和我家人会见是在堤岸请客吃饭开始的。我母亲和哥哥都到西贡来了，我和他说，应该在他们不曾见到过、见识过的中国大饭店请他们吃饭。

几次晚饭请客的经过情况都是一样的。我的两个哥哥大吃大嚼，从不和他说话。他们根本看也不看他。他们不可能看他。他们也不会那样做。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尽力看一看他，那他们在其他方面就可以用功读书了，对于社会生活基本准则他们也就可以俯首就范了。在吃饭的时候，只有我母亲说话，她讲得也很少，起初尤其是这样，她对送上来的菜肴讲上那么几句，对价格昂贵讲一讲，接下去，就缄口不说了。他么，起初两次吃饭，自告奋勇，试图讲讲他在巴黎做的傻事这一类故事，没有成功。似乎他什么也没有说，似乎也没有人听他。沉默之间，几次试图谈话，不幸都没有效果。我的两个哥哥继续大吃大喝，他们那种吃法真是见所未见。

他付账。他算算是多少钱。把钱放在托盘上。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第一次，我还记得，付账七十七皮阿斯特。我母亲忍着没有笑出声来。大家站起来就走了。没有人说一声谢谢。我家请客一向不说什么谢谢，问安，告别，寒暄，是从来不说的，什么都不说。

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和他说话。在他们眼中，他就好像是看不见的，好像他这个人密度不够，他们看不见，看不清，也听不出。这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在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不是白人。我的大哥不说话，对我的情人视若无睹，表现出来的态度，是那样自信，真称得上是典范。在我的情人面前，我们也以大哥为榜样，也按照那种态度行事。当着他们的面，我也不和他说话。有我家人在场，我是不应该和他说话的。除非，对了，我代表我的家人向他发出什么信息，比如说，饭后，我的两个哥哥对我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我就转告他说：他们想到泉园去喝酒跳舞。起初他假装没有听明白。我么，按照我大哥的规矩，我不应该也不准重复刚才讲过的话，不许重申我的请求，如果我那样做了，就是犯了错误，他有所不满，我就应当承担一切。最后，他还是给了回话。他的声音低低的，意在表示亲密，他说，他想单独和我在一起待一会儿。他这样说，是想让这种活受罪的场面告一段落。我大概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以为又来了一次背叛行为，似乎他借此指摘我的大哥对他的攻击，指出我大哥的那种行为，所以我根本不应该答话。他呢，他还在不停地说着，他竟敢对我说：你看，你的母亲已经很累了。我们的母亲在吃过堤岸这顿神奇的中国菜之后确实昏昏欲睡。我不再说话。这时候，我听到我的大哥的声音，他短短讲了一句话，既尖刻又决断。我母亲却在说他了，说三个人之中，只有他最会讲话。我的大哥话说过之后，正严阵以待。好像一切都停止不动了似的。我看我的情人给吓坏了，就是我的小哥哥常有的那种恐惧。他不再抵抗了。于是大家动身去泉园。我的母亲也去了，她是到泉园去睡一睡的。

他在我大哥面前已不成其为我的情人。他人虽在，但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复存在，什么也不是了。他成了烧毁了的废墟。我的意念只有屈从于我的大哥，他把我的情人远远丢在一边了。我每次看他们在一起，那情景我相信我绝对看不下去。我的情人凭他那荏弱的身体是完全被抹杀了，而他这种柔弱却曾经给我带来欢乐。他在我大哥面前简直成了见不得人的耻辱，成了不可外传的耻辱的起因。对我哥哥这种无声的命令我无力抗争。只有在涉及我的小哥哥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对抗。牵涉到我的情人，我是无法和自己对立的。现在讲起这些事，我仿佛又看到那脸上浮现出来的虚伪，眼望别处心不在焉，心里转着别的心思，不过，依然可以看出来，轻轻咬紧牙关，心中恼怒，对这种卑鄙无耻强忍下去，仅仅为了在高价饭店吃一顿，这种情况看来应当是很自然的。围绕着这样的记忆，是那灰青色的不眠之夜。这就像是发出的尖厉鸣响的警钟一样，小孩的尖厉的叫声一样。

在泉园，仍然是谁也不去理睬他。

每个人都叫了一杯马泰尔-佩里埃酒。我的两个哥哥一口喝光，又叫第二杯。我母亲和我，我们把我们的酒拿给他们。两个哥哥很快就喝醉了。他们不仅不和他说话，还不停地骂骂咧咧的。尤其是小哥哥。他抱怨这个地方气闷不快，又没有舞女。不是星期天，泉园来客很少。我和他，我的小哥哥跳舞。我也和我的情人跳了舞。我没有和大哥跳，我从来不和他跳舞。我心里总是又怵又怕，胆战心惊，他这个人行凶作恶不论对谁都做得出，不要去惹他，那是危险的，不能把祸事招引上身。

我们这几个人集合在一起，非常触目，特别是从脸色上看。

这个堤岸的中国人对我说他真想哭，他说，他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我对他说，不要慌，一向是这样，在我们一家人之间，不论在生活中的什么场合，都是一样，一向是这样。

后来我们又回到公寓，我向他作了解释。我告诉他，我这个哥哥这种粗暴、冷酷、侮慢是因我们而发，冲着我们来的。他第一个动作就是杀人，要你的命，把你这条命抓到手，蔑视你，叫你滚，叫你痛苦。我告诉他不要怕。他，他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这个哥哥只怕一个人，有这人在，很奇怪，他就胆怯，这就是我，他就怕我。

从来不讲什么你好，晚安，拜年。从来不说一声谢谢。从来不说话。从来不感到需要说话。就那么呆在那里，离人远远的，一句话不说。这个家庭就是一块顽石，凝结得又厚又硬，不可接近。我们没有一天不你杀我杀的，天天都在杀人。我们不仅互不通话，而且彼此谁也不看谁。你被看，就不能回看。看，就是一种好奇的行动，表示对什么感到兴趣，在注意什么，只要一看，那就表明你低了头了。被看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去看。看永远是污辱人的。交谈这个字眼是被禁止的。我认为这个字在这里正表示屈辱和骄横。任何一种共同关系，不论是家庭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对于我们这一家人来说，都是可憎的，污蔑性的。我们在一起相处因为在原则上非活过这一生并为之深感耻辱不可。我们共同的历史实质上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个虔诚的人物——这个被社会谋害致死的——我们的母亲的三个孩子的共同历史的内涵。我们正是站在社会一边将我们的母亲推向绝境。正因为人们这样对待我们的母亲，她又是这么好，这么一心信任人，所以我们憎恨生活，也憎恨我们自己。

自从母亲陷入绝境，我们将会变成怎样的人，她也无从预料，这里我主要指那两个男孩，她的那两个儿子。如果她能够预见这一切，对于她的故事竟发展到这般地步，她怎么会闭口不说呢？怎么会听任她的面孔、眼睛、声音在那里谎话连篇？她的爱又将如何？她也可能就死了。自杀吧。把这个无法生活的共同关系打散吧。让大的一个和两个小的孩子彻底分开。她没有这样做。她是很不谨慎的，她真没有道理，真不负责任。她是这样。她活下来了。我们三个孩子都爱着她，还不止是爱。正因为这样，她过去、现在都不能保持沉默，躲躲藏藏，说谎骗人，尽管我们三个人没有共同之处，但是我们爱她，这是相同的。

说来话长。已经七年了。这是在我们十岁的时候开始的。后来，我们十二岁了，十三岁了，十四岁，十五岁。再下去，十六岁，十七岁。

前后整整持续了七年。后来，到了最后，是不抱希望了。希望只好放弃。围海造堤的打算，也只好放弃。在平屋前廊的阴影之下，我们空空张望暹罗山，在阳光照耀下，山脉莽莽苍苍，几乎是暗黑色的。母亲终于平静下来，像是被封闭起来一般。我们作为孩子，是无比英勇的，但毫无希望可言。

我的小哥哥死于1942年12月日本占领时期。我在1931年第二次会考通过后离开西贡。十年之中，他只给我写过一封信。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信写得很得体，誊清过的，没有错字，按书法字体写的。他告诉我他们很好，学业顺利，是一封写得满满的两页长信。我还认得出他小时候写的那种字体。他还告诉我他有一处公寓房子，一辆汽车，他还讲了车子是什么牌子的。他说他又打网球了。他很好，一切都好。他说他抱吻我，因为他爱我，深深地爱我。他没有谈到战争，也没有提到我们的大哥。

我经常讲到我这两个哥哥。总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谈，因为我们的母亲是把他们合在一起讲的。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她在外面也是这样说的，她说：我的两个儿子。她总是以一种伤人的口气讲她两个儿子如何强悍有力。在外面她不讲详情，她不说大儿子比二儿子更加强有力，她说他同她自己的兄弟、北方地区乡下人一样强壮有力。她对她两个儿子那种强有力很是自豪，就像从前为她自己的兄弟强有力感到自豪一样。她和她的大儿子一样，看不起软弱的人。她说起我的堤岸的那个情人，和我哥哥说的如出一辙。她讲的那些字眼我不便写出来。她用的字眼有一个特点：类似沙漠上发现的腐尸那种意思。我说：我的两个哥哥，因为我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不这么说了，因为小哥哥已经长大，而且成了受难牺牲者。

在我们家里，不但从来不庆祝什么节日，没有圣诞树、绣花手帕、鲜花之类，而且也根本没有死去的人，没有坟墓，没有忆念。只有母亲有。哥哥始终是一个杀人凶手。小哥哥就死在这个哥哥手下。反正我是走了，我脱身走了。到小哥哥死后，母亲就属于大哥一人所独有了。

在那个时期，由于堤岸的事，由于那种景象，由于那个情人，我的母亲突然发了一次疯病。堤岸之事，她本来一无所知。但是我发现她在冷眼观察，在注意着我，她怀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她的女儿、她的这个孩子是十分了解的，但一个时期以来，在这个孩子周围出现了某种异常气氛，不妨说，特别是最近，有什么瞒着未说，有某种保留，很引人注意，她说话吞吞吐吐，比惯常讲话口气慢得多，本来她对不论什么事都很好奇，现在变得心不在焉，她的眼神也有变化，甚至对她的母亲、她母亲的不幸也釆取袖手旁观态度，变成这样一副样子，不妨说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的母亲也被牵连进去了。在她母亲的生活中，一种恐怖感突然出现。她的女儿遭到极大的危险，将要嫁不出去，不能为社会所容，从社会上被剥夺一切，毁了，完了，将成为孤苦伶仃一个人。我母亲几次发病，病一发作，就一头扑到我身上，把我死死抓住，关到房里，拳打，掮耳光，把我的衣服剥光，俯在我身上又是闻又是嗔，嗔我的内衣，说闻到中国男人的香水气味，进一步还查看内衣上有没有可疑的污迹，她尖声号叫，叫得全城都可以听到，说她的女儿是一个婊子，她要把她赶出去，要看着她死，没有人肯娶她，丧尽廉耻，比一条母狗还不如。她哭叫着，说不把她赶出家门，不许她把许多地方都搞得污秽恶臭，她说，不把她赶走那又怎么行。

我那个哥哥，就站在房门紧闭的房间的墙外。

那个哥哥在房门外边应着母亲，说打得好，打得在理，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温和、亲切，他对母亲说，真相一定要查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非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不可，目的是不要让这小女儿从此毁灭，不要让母亲从此走向绝境。母亲在房间里还是狠命地打。小哥哥大声喊叫，叫母亲不要打了，放开她。他逃到花园里，躲起来，他怕我被杀死，他对这个未可知的人，对我们的哥哥，一向都怕。小哥哥的恐惧使我母亲平息下来。她哭着，哭她一生多灾多难，哭她这个女儿丢人现世。我也和她一起大哭。我说谎了。我发誓说没有事，我什么也没有做，甚至没有接过吻。我说，和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我知道大哥紧贴在门上，正在侧耳细听，他知道我母亲在干什么，他知道他的妹妹全被剥光，他知道她在挨打，他希望再打下去，直到把她打死。我母亲当然不知我大哥的诡计，黑心的可怕的阴谋。

我们那时都还小。我的两个哥哥经常无缘无故打架，大哥只有一个已成了经典式的借口，他说弟弟你真讨厌，滚出去。话没有说完，就已经动手打了。他们互相扭打，什么话也不说，只听到他们气喘吁吁，口里喊痛，一声声的沉重的拳打脚踢。不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机，我的母亲反正都是这场闹翻天的大戏里面的一个陪衬人物。

两个兄弟天性阴鸷易怒，发起火来，如同恶魔，杀人不眨眼，这种性格只有在这一类兄弟、姐妹、母亲身上可以看到。这个大哥不仅在家里，而且在任何地方，都要逞凶作恶，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过不去。这个弟弟苦就苦在没有能力参与他哥哥这种可怖的行为，这种计谋。

他们打起来显然双方都一样怕死；母亲说，他们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他们从来就玩不到一起，也谈不到一起。他们只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有一个母亲，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妹妹，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除非是流在血管里的血。

我相信，我的母亲只把她那个唯一的大儿子叫作我的孩子。她通常就是这样叫的。另外两个孩子，她说：两个小的。

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面是绝口不谈的，首先是我家生活的根本问题——贫穷，我们必须学会三缄其口。其他方面，也决不外露。最最知心的人——这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是我们的情人，我们在别的地方遇到的人，首先在西贡街上遇到的，其次在邮船、火车上，以及其他任何地方遇到的人。

那天，在午后将尽的时候，我的母亲竟突然心血来潮，特别又是在旱季，她叫大家把房子里面上上下下彻底冲洗一次，她说，洗洗干净，消消毒，清凉清凉。房子原是建筑在高高的土台上的，因为和花园隔开，所以蛇蝎红蚁阻在外面进不来，湄公河洪水泛滥浸不到它，季风时节陆地龙卷风引来的雨水也侵犯不到这里。房屋高出平地，可以用大桶大桶的清水冲洗，把它全浸在水里像花园那样，让它洗一洗也行。椅子全部放在桌上，整幢房子冲得水淋淋的，小客厅里的钢琴的脚也浸在水里。水从台阶上往下流，流满庭院，一直流到厨房。小孩是高兴极了，大家和小孩一起，溅满一身水，用大块肥皂擦洗地面。大家都打赤脚，母亲也一样。母亲笑着。母亲没有不满的话好说了。整个房屋散发出香气，带有暴风雨过后潮湿土地那种好闻的香味，这香味闻起来让人觉得神飞意扬，特别是和别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肥皂的香气，纯洁、良善的气息，洗干净的衣物的气息，洁白的气息，我们的母亲的气息，我们母亲那种无限天真的气息——混上这样一些气息，更叫人欣喜欲狂。水—直流到小路上去。小孩的家里人来了，来看的孩子也跑过来了，邻近房子里的白人小孩也来了。我母亲对这乱纷纷的场面很开心很愉快，这位母亲有时是非常高兴非常喜悦的，在什么都忘却的时候，在冲洗房屋这样的时刻，可能与母亲所期求的幸福欢悦最为协调。母亲走进客厅，在钢琴前面坐下来，弹奏她未曾忘却的仅有的几支乐曲，她在师范学校学会记在心里的乐曲。她也唱。有时，她又是奏琴，又是笑。她还站起身来边歌边舞。任何人都会想，她也会想：这不成形的房屋，突然变成了一个水池，河边的田地，浅滩，河岸，在这样的人家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

最先是那两个孩子，小姑娘和那个小哥哥，是他们最先回想起这些事的。因此他们的笑容转眼就不见了，他们退避到花园里去，这时在花园中黄昏已经降临了。

在我动笔写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用水冲洗房子的那天，我们的大哥不在永隆。那时他住在我们的监护人、洛特-加龙省[19]一个村子里的神甫家里。

他有时也是会笑的，不过，不如我们笑得那么欢快。我什么都记不得了，忘了，我竟忘记提上一笔，当时我们是多么爱笑的孩子，我的小哥哥和我，我们一笑就笑得气也喘不过来，这就是生活。

战争我亲眼看见过，那色调和我童年的色调是一样的。我把战时同我大哥的统治混淆不清。这无疑因为我的小哥哥死于战时：是人的心坚持不住，退让了，像我说过的那样。我相信在战时我一直不曾见到那个大哥。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我看战争，就像他那个人，到处扩张，渗透，掠夺，囚禁，无所不在，混杂在一切之中，浸入肉体、思想、不眠之夜、睡眠，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

渴求侵占孩子的身体、弱者、被征服的人民的身躯——占领这最可爱的领地，就因为那里有恶的统治，它就在门前，在威胁着生命。

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

有时，我不回寄宿学校。我在他那里过夜，睡在他的身边。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有时，我也不去上课。晚上我们到城里去吃饭。他给我洗澡，冲浴，给我擦身，给我冲水，他又是爱又是赞叹，他给我施脂敷粉，他给我穿衣，他爱我，赞美我。我是他一生中最最宠爱的。我如遇到别的男人，他就怕，这样的事我不怕，从来不怕。他还另有所惧，他怕的不是因为我是白人，他怕的是我这样年幼，事情一旦败露，他会因此获罪，被关进监牢。他要我瞒住我的母亲，继续说谎，尤其不能让我大哥知道，不论对谁，都不许讲。我不说真话，继续说谎，隐瞒下去。我笑他胆小怕事。我对他说，母亲穷都穷死了，不会上诉公庭，事实上，她多次诉讼多次败诉，她要控告地籍管理人，控告董事会董事，控告殖民政府官员，她要控告法律，她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只有隐忍等待，空等下去，她没有办法，只有哭叫，最后，时机错过，一场空。即使这件事上诉公庭，同样也不会有着落，用不着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是美国人，我相信我记得不错，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的眼睛灰蓝，清澈明亮。那是在1943年。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满额金发，又有点憔悴。仍然很美，我认为她很美。她有一个特点，总是仓促一笑，笑容一闪就不见了。她说话的声音，我忽然想起，是低音的，发高音时，有些不谐调。她已经四十五岁，年纪不小，就是这个年纪。她家在阿尔玛桥附近，在十六区。大楼面临塞纳河，公寓就在大楼的最高一层，楼面宽敞。冬天，大家常到她家去吃晚饭。夏天，常常到她那里去吃午饭。饭菜是从巴黎最好的饭店老板那里定的。饭菜很不错，不过，不很够吃。只有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她总是守在家里，在外面见不到她。在她的饭桌上，有时有一位马拉美派诗人。在她家常常有三两位文学家来吃饭，他们露面一次，以后再也不见踪影。不知她是从哪里找到他们、怎么认识他们的，又为什么请他们到家里来，弄不清楚。我从来不曾听到有人谈起他们，也没有读过或听人谈起他们的作品。饭局匆匆，时间不长。听大家谈话，战争谈得很多，主要是讲斯大林格勒，那是在1942年冬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这类事听到的不少，她打听到的这类消息也很多，可是她谈得很少，她常常为竟然不知这些事而感到惊异，她笑着。饭一吃好，她就告退，说有事要办，必须先走，她说。什么事，从来不讲。如果人相当多，在她走后大家就留一两个小时。她对我们说：愿意留多久就请留多久，多坐一会儿。她走后，也没有谁谈起她。其实我也知道，谈也无从谈起，因为谁都不了解她。大家走后，回到自己的住处，都有这样一种异样的心情，仿佛做了一个噩梦，同不相识的人厮混了几个小时，明知大家彼此一样，素昧生平，互不相知，就那么空空度过一段时间而毫无着落，既没有什么属于人的动机，也没有别的因由。就像是在第三国国境线上过境、乘火车旅行、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在旅馆、在飞机场坐等，就像这样。在夏天，往往在可以远眺塞纳河的大平台上吃午饭，在大楼屋顶花园上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没有人在那里游泳。大家就在那里眺望巴黎。空寂的大马路，河流，街道。在寂无行人的街上，卡特来兰正在开花。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我总是看她，几乎时时都看她，这样看她，她觉得很别扭，可是我禁不住还是要看。我看她，为要知道玛丽-克洛德·卡彭特，知道她是谁。为什么她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为什么她千里迢迢从波士顿来，为什么很有钱，为什么我们对她这样不了解，什么都不了解，没有一个人了解，为什么她经常请客，不请又好像不行似的，为什么，为什么在她的眼里，在她眼目深邃的内部，在她目光的深处，有一个死亡的质点，为什么，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为什么她穿的衣衫件件都有我不知道是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所有那些衣衫竟又不尽是她自穿的衣衫，仿佛那衣衫同样又可以穿在他人身上，为什么。这些衣衫无所属，没有特征，端庄合乎法度，色调鲜亮，白得像隆冬季节的盛夏。

贝蒂·费尔南代斯。对男人的回忆不会像对女人的回忆那样，在恍然若有所悟的光彩中显现，两种回忆不相像。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是一个外国人。只要提起名字，她立刻就浮现在眼前，在巴黎一条街上，她正在巴黎的一条街上走过，她眼睛近视，她看不清，为了看清她要看到的对象她得两眼眯起来看，这时，她才微微举手向你致意。你好你好，你身体好吗？至今她不在人世已经很久了。也许有三十年了。那种美雅，我依然记得，现在要我忘记看来是太晚了，那种完美依然还在，丝毫无损，理想人物的完美是什么也不能损害的，环境，时代，严寒，饥饿，德国的败北，克里米亚真相——都无损于她的美。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尽管是那么可怕，而她却超越于历史之上，永远在那条街上匆匆走过。那一对眼睛也是清澈明亮的。身上穿着浅红色旧衣衫，在街上的阳光下，还戴着那顶沾有灰尘的黑色遮阳软帽。她身材修长，高高的，像中国水墨勾画出来的，一幅版画。这个外国女人目无所视地在街上踽踽而行，路人为之驻足，为之注目，赞叹她的美雅。就像是女王一样。人们不知她来自何方。所以说她只能是从异域而来，来自外国。她美，美即出于这种偶然。她身上穿的衣装都是欧洲老式样的服饰，以及织锦缎的旧衣，成了老古董的套头连衣裙，旧幔子做的衣服，旧衬裙，旧衣片儿，成了破衣烂衫的旧时高级时装，蛀满破洞的旧狐皮，陈年古旧的水獭皮，她的美就是这样，破破烂烂、瑟瑟发抖、凄凄切切的，而且流落异乡、飘零不定，什么都不合体，不相称，不论什么对她都嫌太大，但是很美，她是那样飘逸，那样纤弱，无枝可依，但是很美。自头顶至身躯，她生成就是这样，无论是什么只要和她一接触，就永远成为这种美的组成部分。

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也接待朋友，她有她的一个接待“日”。人们有时也到她那里去。有一次，客人中有德里厄·拉罗歇尔[20]。此人显然由于自傲，总感到痛苦不安，为免于随俗说话很少，说起话来声调拖长，说的话很像别别扭扭的翻译文字。客人中也许还有布拉吉阿克[21]，很遗憾，我记不真切，想不起来了。萨特未见来过。其中还有蒙帕纳斯的几位诗人，他们的名字我忘记了，全忘了。没有德国人。大家不谈政治。只谈文学。拉蒙·费尔南代斯[22]谈巴尔扎克。人们通宵听他谈巴尔扎克。听他谈话，其中有着一种早已为人所遗忘的知识，但是他的学问可说完全是无从验证的。他提供的资料不多，宁可说他讲了许多看法。他讲巴尔扎克，好像他自己是巴尔扎克一样，仿佛他自己就曾经是如此这般，他也试图能成为巴尔扎克。拉蒙·费尔南代斯处世为人谦恭有礼，已进入化境，他在知识学问上也是如此，他运用知识的方式既是本质性的又是清澈见底的，从不让你感到勉强，有什么重负。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在街上，在咖啡馆与他相遇，那简直像是盛大的节日一样，他见到你万分高兴，这是真的，他满心欢喜地向你嘘寒问暖。一向可好，怎么样？这一切就在一笑之间，完全是英国式的，连加一个逗点也来不及，在这一笑之间，说笑竟变成了战争，就像是痛苦必起于战争，所以，抵抗运动对于投敌合作，饥馑对于严寒，烈士殉难对于卑鄙无耻，都是事出有因的。贝蒂·费尔南代斯，她仅仅是谈到一些人，谈她在街上见到的和她认识的人，讲他们的情况，讲橱窗里还有待出售的东西，讲到额外配给的牛奶、鱼，讲到有关匮乏、寒冷、无止境的饥饿的令人安心的解决办法，生存下去的那些具体细节她始终不忽视，她坚持着，心里永远怀着殷切的友谊，非常忠诚又非常剀切的情谊。有多少通敌合作的人，就会引出多少费尔南代斯。还有我，我在战后第二年参加了法共。这种对应关系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样的怜悯，同样的声援救助，同样是判断上的软弱无力，同样的执著，不妨说，执著于相信个人问题可以从政治得到解决。她也是这样，贝蒂·费尔南代斯，她痴痴看着德国占领下阒无人迹的街道，她注意着巴黎，注视着广场上正在开花的卡特来兰草，就像另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她也有她接待友人的接待日。

远的地方，他把车停下来，以免被人看到。那是在夜里。她下了车，她头也不回地跑了。走进大门，她看到大操场上灯火没有熄灭。她走出过道，立即看见她，她正在等她，已经等得焦急，直直站在那里，脸上板板的，绝无笑意。她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她说：没有回来睡。她没有说为什么，海伦·拉戈奈尔也没有多问。她摘去那顶浅红色的呢帽，解开夜里束起来的发辫。你也没有到学校去。是没有去。海伦说他们打电话来了，这样，她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她说，她应该去见总学监。在操场的暗处还有许多女生在那里。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在树下挂着一些大灯。有些教室还灯火通明。有些学生还在念书，有些学生在教室里闲谈，或者玩纸牌，或者唱歌。作息时间表上学生睡觉的时间没有规定，白天天气那么热，允许夜晚自由活动时间延长，延长多少全凭年轻的学监高兴。我们是这个公立寄宿学校仅有的白人。混血种学生很多，她们大多是被父亲遗弃的，作父亲的大多是士兵或水手，或海关、邮局、公务局的下级职员。大多是公共救济机关遣送到这里来的。其中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儿[23]海伦·拉戈奈尔认为法国政府要把她们培养成为医院的护士或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监护人员。海伦·拉戈奈尔相信还要把她们派到霍乱和鼠疫检疫站去。因为海伦·拉戈奈尔这样相信，所以她总是哭哭啼啼，所有这些工作她都不愿意去做，她不停地讲她要从寄宿学校逃出去。

我到舍监办公室去见舍监，她是一位年轻的混血种女人，她平时也是十分注意海伦和我的。她说：你没有到学校去，昨天夜里你没有回来睡，我们不得不通知你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昨天没有能赶回来，但是以后我每天晚上一定赶回宿舍睡觉，可以不必通知我的母亲。年轻的舍监看着我，对我笑笑。

后来我又没有回寄宿学校。又通知了我的母亲。她跑来见寄宿学校校长，她要求校长同意让我晚间自由行动，不要规定我的返校时间，也不要强迫我星期天同寄宿生集合出外散步。她说：这个小姑娘一向自由惯了，不是这样，她就会逃走，就是我，作为她的母亲，也拗不过她，我要留住她，那就得放她自由。校长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我是白人，而且为寄宿学校声誉着想，在混血人之中必须有几个白人才好。我母亲还说，我在学校学习很好，就因为听任我自由自主，她说她的儿子的情形简直严重极了，可怕极了，所以小女儿的学习是她唯一的希望之所在。

校长让我住在寄宿学校就像住在旅馆里一样。

没有多久，我手上戴起了钻石订婚指环。以后女舍监不再对我多加注意了。人们猜想我并没有订婚，但是钻石指环很贵重，谁也不怀疑那是真的，因为把这么值钱的钻石指环给了这样一个小姑娘，所以，那件事也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我回到海伦·拉戈奈尔身边。她躺在一条长凳上，她在哭，因为她认为我将要离开寄宿学校，快要走了。我也坐到那条长凳上。海伦·拉戈奈尔在长凳上紧靠着我躺着，她身体的美使我觉得酥软无力。这身体庄严华美，在衣衫下不受约束，可以信手取得。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乳房。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海伦·拉戈奈尔，她对什么都不在意，她在寝室里裸露身体来来去去全不放在心上，海伦·拉戈奈尔是不知羞的。万物之中上帝拿出来最美的东西，就是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上体附有双乳仿佛分离在体外，它们的姿形意态与身材高度既相对应又调和一致，这种平衡是不可比拟的。胸前双乳外部浑圆，这种流向手掌的外形奇异极了，没有比它更神奇的了。即使是我的小苦力小哥哥的身体也要相形见绌。男人身体的形状可怜，内向。但是男人身体的形状不会像海伦·拉戈奈尔身体那样不能持久，计算一下，它只要一个夏天就会消损毁去。海伦·拉戈奈尔，她是在大叻高原地区[24]长大的。她的父亲是邮政局的职员。前不久她正在学年中间插进来来到学校。她很胆怯，总是躲在一边，默默地坐在那里，常常一个人啜泣。她有山区长大的人那种红润中带棕色的肤色，这里的孩子因为气候炎热和贫血，皮肤苍白发青，她在其中很不相同，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海伦·拉戈奈尔没有到中学读书。她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到学校去读书，海伦·拉戈奈尔。她不学习，学不下去，读不进。她到寄宿学校初级班进进出出，没有得到什么益处。她依偎着我，在哭，我摩着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对她说我不走，我留下，留在寄宿学校，和她在一起。她不知道，海伦·拉戈奈尔，她不知道她很美。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他们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觉得任何人做她的未婚夫都可以，她只是不想要他们，她不愿意结婚，她想和她母亲一起回家。她。海伦·拉，海伦·拉戈奈尔。后来，到了最后，她按照她母亲的意愿去做了。她比我美，比那个戴着小丑戴的那种帽子、穿镶金条带高跟鞋、非常适合结婚的人要美得多；和海伦·拉戈奈尔相比，我更适宜于嫁人；不过，也可以把她嫁出去，安排在夫妻关系中，让她生活下去，那只会使她不安害怕，可以向她解释，她怕的是什么；但她不会理解，只有迫使她去做，走着看，也只能是这样。

海伦·拉戈奈尔，我已经懂得的事，可她，她还不知道。她，她毕竟才十七岁。这大概是我的猜测：我现在已经知道的事，以后她永远不会明白。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为滞重，还在无邪的年纪，她的皮肤就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表皮那样，几乎是看不见的，若有若无，这样说也是说得过分了。海伦·拉戈奈尔叫人恨不得一口吞掉，她让你做一场好梦，梦见她亲手把自己杀死。她有粉团一样的形态竟不自知，她呈现出这一切，就为的是在不注意、不知道、不明白它们神奇威力的情况下让手去揉捏团搓，让嘴去啮咬吞食。海伦·拉戈奈尔的乳房我真想嚼食吞吃下去，就像在中国城区公寓房间里我的双乳被吞食一样。在那个房间里，每天夜晚，我都去加深对上帝的认识。这一对可吞吃的粉琢似的乳房，就是她的乳房。

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

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

为此可以瞑目死去。

我看她所依存的肉身和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不过她显现在光芒四射、纯洁无罪的现时之下，借着每一个动作，每一滴泪，她每一次失误，她的每一种无知，显现在不断重复的展放——像花那样的怒放之中。海伦·拉戈奈尔，她是那个痛苦的男人的女人，那个男人使我获得的欢乐是那么抽象，那么艰难痛苦，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那个来自中国的男人。海伦·拉戈奈尔是属于中国的。

我没有忘记海伦·拉戈奈尔。我没有忘记那个痛苦的男人。自从我走后，自从我离开他以后，整整两年我没有接触任何男人。这神秘的忠贞应该只有我知道。

至今我仍然归属于这个家族，任何别的地方我都不能去，我只能住在那里，只能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它的冷酷无情、可怕的困苦、恶意狠毒，只有这样才能在内心深处取得自信，从更深的深度上感受到我的本质的确定性。这些我以后还要写到。

就是那个地方，后来，有一次，当我回忆起往事，我已经离开了的地方又出现在眼前，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我在堤岸公寓里度过的时间使那个地方永远清晰可见，永远焕然一新。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那就是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

海伦·拉戈奈尔后来怎样，是不是已经死去，我不知道。她是先离开寄宿学校的，在我动身回法国之前她就走了。她回大叻去了。是她的母亲要她回大叻去的。我相信我记得那是为了回去结婚，大概她遇到一个刚刚从京城来的人。也许是我搞错了，也许我把海伦·拉戈奈尔的母亲非要她回去不可与她后来发生的事混在一起也说不定。

让我再给你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看看这究竟是怎样的。是这样：他偷了仆役的钱，去抽鸦片烟。他还偷我们母亲的东西。他把衣橱大柜翻了个遍。他偷。他赌。我父亲死前在双海地方[25]买了一处房产。这是我们唯一的财产。他赌输了。母亲把房产卖掉还债。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是永远不会完的。他年纪轻轻居然试图把我也卖给出入圆顶咖啡馆的那些客户。我母亲所以活下来就是为了他，为了他吃饱，睡暖，能够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她为他买下昂布瓦斯[26]的地产，是十年省吃俭用的代价。仅仅一夜，就被抵押出去了。她还付了息金。还有我已经给你说过的树林伐下卖掉的收入。仅仅一夜，就把我那快要咽气的母亲偷得精光。他就是那么一个人，贼眉鼠眼，嗔觉灵敏，翻橱撬柜，什么也不放过，一叠叠被单放在那里，他也能找到，藏东西的小角落，也被发现被翻过。他还偷亲戚的东西，偷得很多，珠宝首饰，食物，都偷。他偷阿杜，偷仆役的，偷我的小哥哥。偷我，偷得多了。甚至他的母亲，他也会拉出去卖掉。母亲临终的时候，就在悲恸的情绪下，他居然立刻把公证人叫来。他很会利用亲人亡故情感悲恸这一条。公证人说遗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母亲遗嘱里用牺牲我的办法把好处都转给她的大儿子了。差别太大太明显了，叫人觉得好笑。本来我应该查明底细才好说接受或不接受，但是，我保证说，我接受：我签了字。我接受了。我的哥哥，眼睛也不敢抬一抬，只说了一声谢谢。他也哭了。在丧母悲恸的情感下，他倒是诚实的。巴黎解放[27]的时候，他在南方与德寇合作的罪行显然受到追究，他走投无路，来到我家。我本来对那些事不大清楚，他遇到危险在逃，说不定他出卖过许多人，犹太人，他做得出。他倒变得十分和气了，他杀人以后，或是要你为他效力，他就变得多么亲热似的，一向如此。我丈夫被押解出境[28]没有回来。他表示同情。他在我家留了三天。我忘了，我出门，在家我是什么都不关闭的。他翻箱倒柜。我为丈夫回来凭配给证买来存着的糖和大米被他翻到，一扫而光。他翻到我房间里一个小橱。居然让他找到了。他把我全部积蓄五万法郎席卷而去。一张钞票也不留。他带着偷到手的东西离开公寓。后来我见到他，这种事我没有向他提起，对他那是太可耻了，我做不出。根据那份伪造的遗嘱，那处误传属于路易十四的古堡，也给卖掉了，卖得一文不值。这笔买卖暗中有鬼，和遗嘱的情况完全一样。

母亲死后，他成了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他以前也没有朋友，有时有过几个女人，他让她们到蒙帕纳斯去“干活儿”，有时他也有不干活儿的女人，他不让她们去干活儿，至少起初是这样，有时，有些男人，他们为他付账。他生活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下。这孤独随着人渐渐老去更加孤苦无告，日甚一日。他本来是一个流氓，所求不多。在他四周，看起来他很可怕，不过就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他的真正统治已告结束。他还算不上匪徒，他是家中的流氓，撬柜的窃贼，一个不拿凶器杀人的杀人犯。他也不敢触犯刑律。那类流氓坏蛋也就是他这副腔调，十分孤立，并不强大，在恐慌中讨生活。他内心是害怕的。母亲死后，他过着离奇的生活。那是在图尔[29]。他认识的人无非是咖啡馆了解赛马“内幕消息”的茶房和在咖啡馆后厅赌扑克的酒客这些人。他开始变得很像他们，酒喝得很多，撇着嘴，两眼充血。在图尔，他一无所有。两处财产早已出清，什么都没有了。他在我母亲给他租的一间贮藏室里住了一年。睡沙发睡了一年。住进来，人家是同意的。住了一年。一年以后，他被赶出门外。

这一年他大概想把典出的产业赎回来。他还是赌，把母亲存放在贮藏室里的家具一件件赌尽卖光，先是青铜佛像、铜器，然后是床，再是衣橱，再是被单之类。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什么也没有了，除开他身上穿的一套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了，连被单、盖被也没有了。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一年过去，没有人再放他进门。他给巴黎一个堂兄弟写信。他总算在马尔泽尔布有了一间下房栖身。所以，他年过五十，总算第一次有了一个职业，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工资过活，成了一家海运保险公司的信差。我想，这个差事，他干了有十五年。后来他进了医院。他没有死在医院里。他是死在他的住房里的。

我的母亲从来不提她这个儿子。她从来也不抱怨。她决不向任何人讲到这个撬开橱柜偷东西的贼。对这种母爱来说，那就仿佛犯有某种轻罪一样。她把它掩盖起来不外露。不像她那样了解她儿子的人，当然认为她不可理解、不通人情，而她也只能在上帝面前、只有在上帝面前了解她的儿子。关于他，她常常讲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讲起来也是老一套，说什么如果他愿意，他肯定是三个孩子中最聪明的一个。最有“艺术气质”。最精明。还有，他是最爱他母亲的。他，肯定他也是最理解她的。她常常说：我简直不明白，一个小孩竟是这样，有这样的直觉，有这么深的情感，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后来还见过一面，他也曾告诉我我的小哥哥是怎么死的。他说：死得太可怕了，我们这个兄弟，糟极了，我们的小保罗。

我们作为手足之亲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有一次，在沙沥的餐厅一起吃饭。我们三个人在餐厅吃饭。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我的母亲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大哥看着我们，看着他的弟弟和我吃饭，后来，他把手中叉子放下不吃了，只是盯着弟弟看。他那样看他看了很久，然后突然对他说，口气平静，说出的话是可怕的。说的是关于食物的事。他对他说：他应当多加小心，不该吃那么多。弟弟没有答话。他继续说下去。他叮嘱说，那几块大块的肉应当是他吃的，他不应该忘记。他说，不许吃。我问：为什么是你吃？他说：就因为这样。我说：你真是该死。我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不吃了。他在等着，看弟弟敢说什么，只要说出一个字，他攥起的拳头已经准备伸过桌子照着弟弟的脸打它个稀烂。小哥哥不作声。他一脸煞白。睫毛间已是汪汪泪水。

他死的时候，是一个阴惨惨的日子。我记得是春天，四月。有人给我打来电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倒在他的房间的地上。他死在他的故事结局之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事情已成定局，他死得未免太迟了，小哥哥一死，一切也就完了。克制的说法是：一切都已耗尽了。

她曾经要求把他和她葬在一起。我不知道那是在什么地方，在哪一个墓地，我只知道是在卢瓦尔省。他们两人早已长眠墓中。他们两人，只有他们两个人。不错，是这样。这一形象有着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庄严悲壮。

黄昏在一年之中都是在同一时刻降临。黄昏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几乎是不容情的。在雨季，几个星期看不到蓝天，天空浓雾弥漫，甚至月光也难以透过。相反，在旱季，天空裸露在外，一览无遗，真是十分露骨。就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是明亮的。于是各种阴影仿佛都被描画在地上、水上、路上、墙上。

白昼的景象我已记不清了。日光使各种色彩变得暗淡朦胧，五颜六色被捣得粉碎。夜晚，有一些夜晚，我还记得，没有忘记。那种蓝色比天穹还要深邃邈远，蓝色被掩在一切厚度后面，笼罩在世界的深处。我看天空，那就是从蓝色中横向穿射出来的一条纯一的光带，一种超出色彩之外的冷冷的熔化状态。有几次，在永隆，我母亲感到愁闷，叫人套上两轮轻便马车，乘车到郊外去观赏旱季之夜。我有幸遇到这样的机会，看到这样的夜色，还有这样一位母亲。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化作透明的瀑布，沉潜于无声与静止之墓。空气是蓝的，可以掏于手指间。蓝。天空就是这种光的亮度持续的闪耀。夜照耀着一切，照亮了大河两岸的原野一直到一望无际的尽头。每一夜都是独特的，每一夜都可以叫作夜的延绵的时间。夜的声音就是乡野犬吠发出的声音。犬向着不可知的神秘长吠。它们从一个个村庄此呼彼应，这样的呼应一直持续到夜的空间与时间从整体上消失。

在庭院的小径上，番荔枝树阴影像黑墨水勾画出来的。花园静止不动，像云石那样凝固。屋宇也是这样，是纪念性建筑物式的，丧葬式的。还有我的小哥哥，他在我的身边走着，他注目望着那向着荒凉的大路敞开的大门。

有一次，他没有来，没有到学校门前来接我。只有司机一个人坐在黑色的汽车里。司机告诉我少主人的父亲病了，少主人到沙沥去了。司机，他受命留在西贡，送我去学校，接我回宿舍。少主人要过几天才回来。后来，他回来了，他坐到黑色的汽车的后座上来了，脸侧向一边，怕看别人的眼睛，他一直是仓皇不安的，他害怕。我们抱吻，一句话也不说，只顾抱在一起，就在学校前面，还紧紧抱着，我们什么都忘了。他在抱吻中流泪，哭。父亲还活着。他最后的希望已经落空。他已经向他提出请求。他祈求允许把我留下，和他在一起，留在他身边。他对他父亲说他应该理解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对这样的激情至少应该有过一次体验，否则是不可能的，他求他准许他也去体验一次这样的生活，仅仅一次，一次类似这样的激情，这样的魔狂，对白人小姑娘发狂一般的爱情，在把她送回法国之前，让她和他在一起，他请求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有时间去爱她，也许一年时间，因为，对他来说，放弃爱情决不可能，这样的爱情是那么新，那么强烈，力量还在增强，强行和她分开，那是太可怕了，他，父亲，他也清楚，这是决不会重复再现的，不会再有的。

父亲还是对他重复那句话，宁可看着他死。

我们一起用双耳瓮里倒出的清水洗浴，我们抱吻，我们哭，真值得为之一死，不过，这一次，竟是无可告慰的欢乐了。后来，我对他说了。我对他说：不要懊悔，我让他想一想他讲过的话，我说我不论在哪里，总归要走的，我的行止我自己也不能决定。他说，即使是这样，以后如何他也在所不计，对他说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完了，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主张。我说我拒绝和他留在一起。理由我没有讲。

这是永隆的一条长街，尽头一直通到湄公河岸边。这条大街每到黄昏很是荒凉，不见人迹。这天晚上，几乎和任何一天的晚上一样，发电厂又停电，事情就从这里开始。我刚刚走上大街，大门在后面就关上了，接着，灯光突然灭了。我拔脚就逃。我要逃走，因为我怕黑。我越跑越快。猛可之间，我相信我听到身后也有人在跑。在身后肯定有人跟踪追来。我一面跑，一面转身看了一看。一个高高的女人，很痩，痩得像死人似的，也在跑，还在笑。她赤着双脚，在后面紧追，要追上来，抓住我。我认出来了，是本地区那个疯人，永隆的女疯子[30]。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话，她在夜里话语连篇，在白天是倒头长睡，经常出没在这条大街花园门前。她又是跑又是喊口喊叫什么我听不清。我怕极了，我呼救，但是叫不出声。我大概在八岁的时候，曾经听到她那尖厉的笑声，还有她的快乐的呼叫，肯定是在拿我取乐。回想起来，中心就是关于这样一种恐惧的记忆。说这种恐惧已超出我的理解、超出我的力量，这样说也还不够。如果可以进一步说，那是关于人的存在整体这种确定性的记忆，也就是说，那个女人如用手触及我，即使是轻轻一触，我就会陷入比死还要严重的境地，我就要陷于疯狂。我跑到邻近的花园，跑到一座房子那里，刚刚跑上台阶，就在房门入口那里倒下了。过后有许多天，我还不能把遇到的这件事说明白。

在我一生的晚期，看到我母亲病情日趋严重，我仍然十分害怕——病的情况我已记不起了——这就是使她同她的孩子分开的那种情况。我以为只有我知道未来将是怎样，我的两个哥哥不会知道，因为我的两个哥哥对这种情况不可能作出判断。

那是在我们最后分开以前几个月，在西贡，夜已经很深，我们在泰斯塔尔路住房的大平台上。阿杜也在。我注目看着我的母亲。我简直认不得她了。后来，在恍惚之中，似乎一切突然崩陷，我的母亲我突然完全认不出来了。就在靠近我的地方，在我的母亲所坐的位子上，突然出现了另一个人，她不是我的母亲，她有她的面目，她的外观，但不是我的母亲。她那神态稍稍显得呆滞，在望着花园，注视花园的某一点，似乎正在探看某种我无从觉察的正在发生正在迫近的事件。在她身上，有着容颜眉眼表现出来的青春，有着某种幸福感，这种幸福她是以贞节为理由加以压制的，而贞节之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她曾经是很美的。阿杜一直守在她的身边。阿杜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可怕的不是我所说的这一切，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幸福的神态，她的美，可怕的是：她分明是坐在那里，她作为我的母亲坐在那里，竟发生了这种置换，我知道坐在她位子上的不是别人，明明是她本人，恰恰是这绝不能由他人替换的正身消失不见了，而我又不能使她再回来，或者让她准备回转来。让这个形象存留下来是决不可能的了。我在心智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变成了疯狂。这正是应该呼号喊叫的时间，正当其时。我号叫着。叫声是微弱的，是呼求救援之声，是要把那坚冰打破，全部景象就这样无可挽回地冻结在那冰块里面了。我的母亲竟又回转来了。

我使得全城都充满了大街上那种女乞丐。流落在各个城市的乞妇，散布在乡间稻田里的穷女人，暹罗山脉通道上奔波的流浪女人，湄公河两岸求乞的女乞丐，都是从我所怕的那个疯女衍化而来，她来自各处，我又把她扩散出去。她到了加尔各答，仿佛她又是从那里来的。她总是睡在学校操场上番荔枝树的阴影下。我的母亲也曾经在她的身边，照料她，给她清洗蛆虫咬噬、叮满苍蝇的受伤的脚。

在她身边，还有那个故事里曾经讲到的那个小女孩。她背着那个小女孩跋涉了两千公里。这个小女孩她不想再留下，她把她给了别人，行，行，就抱走吧。没有孩子了。再也没有孩子了。死去的，被拋弃的，到生命的尽头，算一算，竟是那么多。睡在番荔枝树下的女人还没有死。她活得最长久。后来，她穿着有花边的裙衫死在家屋之中。有人来送她，哭她。

她站在山间小径两旁水田的斜坡上，她在哭叫，又放开喉咙大笑。她笑得多么好，像黄金一样，死去的人也能被唤醒，谁能听懂小孩的笑语，就能用笑唤醒谁。她在一处般加庐平屋前逗留了许多天没有走，般加庐里住着白人，她记得白人给乞食的人吃饭。后来，有一次，是的，天刚刚透亮，她醒了，动身上路，那一天，她走了，请看是为什么，只见她朝着大山从斜里插过去，穿过大森林，顺着暹罗山脉山脊上小道走了。也许是急于要看到平原另一侧黄色绿色的天空，她穿越群山而去。她又开始下山，向着大海，奔向终点走去。她稀稀拉拉迈着大步沿着森林大坡直奔而下。她越过丛山，又在森林里辗转穿行。这是一座又一座疠疫弥漫的森林。这是一些气候炎热的地区。这里没有海上的清风。这里只有滞留不散的喧闹的蚊阵，婴尸，淫雨连绵。后来到了河流入海的三角洲。这里是大±也上最大的三角洲。是乌黑的淤泥地。河流在这里汇合流向吉大港[31]。她已经从山道、森林走出来了，她已经离开了贩运茶叶行人往来的大道，走出赤红烈日照耀的地区，三角洲展现在前面，她在这开阔地上急急走着。她所选择的方向正是世界旋转的方向，迷人的辽远的东方。有一天，大海出现在她的眼前。她惊呼，她笑，像飞鸟发出神奇的叫声那样放声大笑。因为她这样的笑声，她在吉大港找到一条过路的帆船，船上的渔民愿意带她去，她与他们结伴横渡孟加拉湾。

从此以后，人们看到她出现在加尔各答郊外垃圾堆场一带地方。

后来她又不见了。后来她又回来了。她又出现在那个城市的法国大使馆的背后。她有取之不尽的食物用来充饥，她睡在公园里过夜。

夜里，她留在公园里。天亮以后，就到恒河水边。爱笑的天性和嘲笑的习惯永远不变。她留在这里不走了。食于斯，眠于斯，这里的黑夜是安谧宁静的，她在花园里过夜，这是长满了欧洲夹竹桃的花园。

有一天，我也来到这个地方，从这里经过。那时我是十七岁，这是英国人的居住区，各国使馆都在这里辟有花园，那时正是季风转换的季节，网球场上空无一人。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

我们乘的船中途在加尔各答靠岸。邮船出了故障。为消磨时间，我们上岸入城去游览。第二天傍晚，我们启航离去。

十五岁半。在沙沥地区很快就有传闻流传了。仅仅这种装束，就足以说明这种没有廉耻的事。母亲是无知的，如何教养幼女也缺乏知识。可怜的孩子。请不要相信，戴这种帽子不会是无辜的，涂上那种口红也不会是无辜的，总有什么问题，决不是清白无辜，那意思是说，是在勾引人，是为了金钱。两个哥哥又是两个坏蛋。人们说，又是一个中国人，大富翁的儿子，在湄公河上有别墅，还是镶了蓝琉璃瓦的。就是这位大富翁，也不会认为这是体面事，决不许他的儿子同这样的女子有什么瓜葛。一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

有一位有地位的夫人，人们都称她夫人，是从沙湾拿吉[32]来的。她的丈夫奉命调到永隆。在永隆足有一年光景，人们不曾见她身影。原因出在这个年轻人，沙湾拿吉行政长官帮办，她的丈夫。他们的爱情维持不下去了。他拿起左轮手枪开枪自杀。这一事件传到永隆新职位所在地。他在离开沙湾拿吉来到永隆赴任的那天，就在这一天，对准心脏打了一枪。就在任所所在的大广场上，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她几个还幼小的女儿，也由于丈夫被派到永隆，她对他说：事情就到这里结束吧。

在堤岸声名狼藉的地区这类事每晚都有发生。每天夜晚，这个放荡的小丫头都跑来让一个中国下流富翁玩弄。她在法国学校读书，学校里白人小姑娘、年纪幼小的白人女运动员都在体育倶乐部游泳池里练自由泳。有一天，命令下达，禁止她们和沙沥女校长的女儿说话。

在课间休息时，她成了孤零零一个人，背靠在室内操场的柱子上，望着外面的马路。这件事她没有告诉她的母亲。她仍旧乘堤岸中国人的黑色小汽车来上课。下课离校，她们目送她离去。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无一例外。这种孤独，使关于永隆那位夫人的事迹的记忆又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她是初到这里，已经三十八岁。那时，她不过是十岁的小孩子，现在，当她回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十六岁了。

那位夫人正坐在她住室前的平台上，眺望湄公河沿岸的大街，我和我的小哥哥上教理课下课回来从那个地方经过，我在那里曾经看见她。她那个房间正好在那幢附有大遮阳棚平台的华美大建筑的正中，一幢巨宅又正好坐落在长满欧洲夹竹桃和棕榈树的花园的中心。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然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这一切都因她们而起，都是从她们的居室透露出来的，这样的死是如此强烈有力，这样的事实，在整个城市，在偏僻的居住区，在各地首府，在总督府的招待会和漫长的舞会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那位夫人在这类官方招待会上再次露面，以为事情已成过去，沙湾拿吉的年轻男人已经进入遗忘之境，人们早已把他忘了。所以这位夫人又在她负有义务不能不出面的晚会上再度出现，人们总需在这类场合不时出面，让人家看到，这样，也就可以从一方方稻田包围中的冷僻地区的可怕孤独中走出来，从恐惧、疯狂、疠疫、遗忘中逃出来。

在法国中学傍晚放学的时候，仍然是那部黑色小汽车，仍然是那个肆无忌惮、幼童式的帽子，那双有镶金条带的鞋，一如既往，还是去找那个中国富翁，让他在自己身上继续发掘，一如既往，让他给她洗浴，洗很长时间，像过去每天在母亲家洗浴一样，从一个双耳大瓮舀出清水沐浴，他也为她备好大瓮贮存清水，照例水淋淋地把她抱到床上，装上风扇，遍吻她的全身，她总是要他再来、再来，然后，再回到寄宿学校，没有人惩罚她，没有人打她，没有人损毁她，没有人辱骂她。

他自杀死了，那是在一夜将尽的时候，在地区灯火明亮的大广场上。那时，她正在跳舞。不久天亮了。他的尸体已经变形。后来，时间过久，烈日又毁去外形。没有人敢走到近前去看一看。警察到近前去看过。待到中午，小运输艇开走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不存在了，广场冲洗得干干净净。

我母亲曾经对寄宿学校的女校长说：没有关系，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你不是看到了吗？这么一件小小的旧衣衫，这样一顶浅红色的帽子，这样一双带镶金条带的鞋子，她穿起来不是很合适、很得体吗？这位母亲讲到她的孩子总是如醉如痴，很是高兴，相对地说，她在那样的时刻，总是很动人的。寄宿学校的年轻女学监也热烈地倾听母亲讲话。母亲说，所有的人，地区所有的男人，不论已婚还是未婚，都围着她转，总是在她身前转来转去，他们喜欢这个小姑娘，喜欢那个嘛，还没有怎么定型，你看，还是一个孩子嘛。丢人现眼，没有廉耻，那些人这么说？我么，我说，不顾廉耻，清白又怎样？

母亲讲着，说着，讲到那种大出风头的卖淫，她笑出声来，她又讲到丑闻，讲这种微不足道的可笑的事，戴了一顶不合时宜的帽子，小孩子在渡河的时候显得漂亮，美得很，她对这里法国殖民地这种难以抵制的风气笑了又笑，她说，我讲到这个白净净的白人女孩子，这个年轻姑娘一直关闭在偏僻地区，一旦来到大庭广众之下，全城眼见目睹，和一个中国阔人的败类有了牵连，戴上钻石戒指像是一个年轻的银行老板娘，说着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在她看到那个钻石指环的时候，她曾经轻声说：这让我想起我和我第一个丈夫订婚时曾经遇到的一个独身小青年。我说就是那位奥布斯居尔先生[33]。大家都笑了。她说：那就是他的姓，真的，真是那样。

我们互相看着，这样看了很久，后来，她又笑了，笑得非常甜美，还带有嘲弄的意味，那样的笑包含着对自己的孩子、对他们以后的遭际有深切了解和关注。她对他们的了解如此之深，我几乎没有把堤岸的事讲出来。

我终于没有说出口。我根本没有讲。

在开口再和我说话之前，她等了很长时间，后来她说，满怀爱意地说：你以为事情过去了？在殖民地你根本不能结婚，知道不知道？我耸耸肩，笑了。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管它什么地方，我都可以结婚。母亲表示不同意。不行。她说：在这里搞得满城风雨，在这里，就办不到。她望着我，她还讲了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他们喜欢你？我回答说：是这样，反正他们喜欢我。她说：正是这样，他们喜欢你，就因为你是你。

她还问我：仅仅是为了钱你才去见他？我犹豫着，后来我说：是为了钱。她又把我看了很久，她不相信。她说：我和你不一样，在读书这件事上，我比你更苦，不过我是严肃的，我规规矩矩念书，这段时间拖得太长，也太迟了，所以对于欢乐我已经不感兴趣了。

有一天，那是在假期，在沙沥，她脚搁在椅子上，坐在摇椅上休息，她把客厅和餐室的门对面打开让穿堂风吹过来。她心气平静，情绪也不坏。见她小女儿来了，她突然很想和她谈谈。

那时，与放弃修海堤的土地，到事情最后结束相去不远，与后来动身回法国的时间也很接近。

我看着她坐在摇椅上睡着了。

我母亲每隔一段时间总要宣布说：明天到照相师那里去拍照。她抱怨照相定价很贵，但还是要拿出钱去拍家庭照。拍出的照片大家都想看，但彼此之间谁也不看谁，只是看照片，各自分别去看，大家都不说话，不加评论，大家都看照片，大家在照片上互相看来看去。全家在一起合拍的照片要看，一个一个分别拍的也看。在很久之前拍的照片上，大家都还年幼，互相看来看去，在新近拍的照片上，大家也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看。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就已经大不相同，有了很大的差别。这些照片每一次看过，就要整理好存放在衣橱里和衣物放在一起。我母亲让人给我们拍照，目的是为了看看我们，看看是不是成长正常。她同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们也像别的孩子那样，总是长时间去看那些照片。她还拿几张照片互相比较，还讲讲每个孩子如何在成长、长大。但谁也不去答话。

我母亲专是请人给她的孩子照相。此外一律不照。在永隆拍的照片，我没有，一张也没有，花园、大河、法国征服殖民地后修建的两旁种有罗望子树的笔直大马路，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房屋，我们的栖身之地，刷着白石灰，摆着涂有金饰黑色大铁床的住室，装着像大街上发红光的灯泡、绿铁皮灯罩，像教室那样照得通明的房间，这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过，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永远是临时性的，连陋室都说不上，丑陋难看就不说了，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她常常说，以后再说，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居久住的地方，不过那是在法国，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同她的脾性、她的年龄、她的悲苦心境相适合的地方，要到加来海峡省[34]与双海之间去找。所以那样的照片一张也没有拍，任何形象也没有留下。后来她在卢瓦尔省定居，终于永远留在这里没有再迁徙，她的居室仍然像沙沥那样一个房间，真是可怕。以后她就什么也记不起，都忘记了。

某些地方、某些风景的照片，她是从来不拍的，除开给我们、她的孩子拍照以外，其他的照片她都不拍，她让人拍照片多半是让我们合拍，花钱可以省一些。我们有些照片不是照相师拍下来的，而是摄影爱好者拍的，是我母亲的朋友，初到殖民地的同事，他们喜欢拍热带风景，拍可可树和苦力的照片，为了寄回家去让家人看的。

我母亲回国度假总是把她的孩子的照片带回去拿给她的家人看，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我们都不愿意到她家去。我的两个哥哥根本不认识我母亲的娘家。我年纪最小，起初她带我去过。后来我没有再去，因为，我的姨母因为我行为不检不愿意让她们的女孩子见到我。无法，我母亲只好把我们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所以我母亲把这些照片拿出来，把她的孩子的照片拿给她的姐妹去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她本来就应该这样，她也是这样做的，她的姐妹，是她家仅有还活在人世的人，所以她才把一族人的照片拿给她们去看看。是不是从这个女人的处世态度上可以看到一点什么？从她处事决不半途而废、决不撒手不管，如对待自己的姐妹，对待艰难困苦，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我相信是可以看到某种东西的。恰恰在这种属于种族的荒诞的大智大勇之中，我发现有一种深邃的动人的美。

面貌经过橡皮涂改，一律变得年轻了。人们所期求的原也是这样。这种相像——这样的谨慎——对他们在家族中走过来的经历的回忆想必相互适应，既证实了他所具有的特质，也成了他确实存在的明证。他们愈是彼此相像，他们归属于家族各不同辈份这一点也愈加不容置疑。何况所有男人头上都有相同的头巾，所有女人都梳着一样的发髻，同样直直长长的发式，男人女人一律都穿同样的竖领长衫。他们都是一样的神态，我在他们所有的人中间看到的就是这种神态。在我母亲穿着红衫裙的照片上显现出来的就是这种神情，也就是他们那种神态，那样一种风姿，有人也许说是高贵，有人大概认为是个性全无。

关于那件事他们是讳莫如深不再提起了。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娶她的事也就不再试图在他父亲面前旧事重提。这位父亲怎么一点也不可怜他的儿子。他对什么人都不存什么怜悯之心。在所有本地区操纵商界的中国移民当中，这个住在镶有蓝色琉璃砖平台的中国商人，是最为可怕、最为富有的一个，他的财产不限于沙沥一地，并且扩展到堤岸，堤岸本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那个男人，他心里明白：他父亲作出的决定和他作为儿子作出的决定是二而一，他们的决心是不可挽回的。最低限度他已经开始懂得他和她分手任她走掉是他们这段故事的佳兆。他知道女方不属具备婚嫁必要条件那一类人，从任何婚姻她都可以得到补偿，他知道必须拋开她，忘掉她，把她还给白人，还给她的兄弟。

自从他为她那副身躯发疯入迷以来，这个少女对于占有他、对于他的痩弱，已不再感到难以忍受，奇怪的是她的母亲也不像她在此之前感到有那种不安，似乎她也觉得他那身躯差强人意，勉强可取，换一个也差不多少。至于他，作为堤岸的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极为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他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他觉得他们同病相怜好像是血亲一族。他说在这里——在这个难以忍受的纬度上度过的岁月已经使她变成印度支那地方的少女了。他说她有同印度支那少女一样柔美纤巧的双腕、同她们一样浓密的长发，也许可以说这长发为她们汲取到全部力量，也使她的头发长长的同她们的长发一样，尤其是皮肤，全身肌肤因有雨水滋润而细美，在这里蓄下的天落水是用来给女人和小孩沐浴的。他说法国女人和她们相比，皮肤是生在僵硬的身体上的，是粗糙的。他还说热带地区食物贫乏，无非鱼与鲜果，不过对于肌肤细美也有一些作用。还有，棉布和丝绸用来做成衣服，衣服一向是宽舒的，不贴在身上，身躯自由轻适，就像赤身不曾穿衣一样。

堤岸的情人，对这个正当青春期的小小白种女人一厢情愿甚至为之入迷。他每天夜晚从她那里得到的欢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他几乎没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了。也许他认为他讲给她听的有关她的事、有关他不理解、不能也不知怎么说的爱，她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也许他发觉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交谈，除非夜晚在那个房间里哭泣呼叫之中曾经相呼相应。是的，我相信他并不知道，他发现他是不知道。

他注目看着她。他闭上眼也依然还在看她。他呼吸着她的面容。他呼吸着眼前的一个孩子，他两眼闭着呼吸着她的呼吸，吸取她身上发出的热气。这身体的界限渐渐越来越分辨不清了，这身体和别的人体不同，它不是限定的，它没有止境，它还在这个房间里不断扩大，它没有固定的形态，时时都在形成之中，也不仅仅在他所见的地点存在，同时也存在于别的地方，它展现在目力所及之外，向着运动，向着死延伸而去，它是柔韧多变的，它在欢乐中启动，整体随之而去，就像是一个大人，到了成年，没有恶念，但具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智能。

我注意看他把我怎样，他以我为用，我从来没有想到竟可以这样做，他的所为已经超出我的希求，却又与我的身体固有的使命相吻合。这样，我就变成了他的孩子。对于我，他也变成了另一种物。在他本人之外，我开始认识他的皮肤、他的性器官，有着无可言状的温柔甘美。另一个男人的阴影应该也在这个房间里出现，这是一个年轻的谋杀犯的阴影，但是我还不认识他，在我眼中，还有待于显现。一个年轻的猎手的阴影大概也从这房间里走过，但这个幻影，是的，我认识他，他有时也在欢乐中出现，关于他，我对他说过，对堤岸的这个男人，我的情人，我对他说过，我对他讲过他的身体，他的性器官，也讲过那不可言喻的温柔，也讲过在森林和有黑豹出没的河口一带河流上他是何等勇猛。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让他要我。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夜晚，他和他的孩子都在做爱。有时，他害怕，突然，他担心她的健康，他发现她会死去，会失去她；这样的意念在他心中闪过。突然间他又希望，她真是那样柔弱，因此，有时，他还是怕，非常害怕。她的这种头痛病也使他害怕，头痛发作，她变得面无人色，僵死在那里，眼上敷着浸水的布巾。还有这种厌恶情绪，甚至厌恶生命，厌恶感一出现，她就想到她的母亲，她无端哭叫,想到不能改变世事，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把害母亲的人都杀死，因为忿恨而哭泣。他的脸紧偎着她的面颊，吸取她的泪水，把她紧紧抱住，疯狂地贪求她的泪、她的愤怒。

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也许他真是在抱着他的孩子。他戏弄他的孩子的身体，他把它放转来，让它覆盖在自己的脸上、口唇之上、眼睛上。当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继续追随他所釆取的方向，听之任之。是她，突然之间，是她要求他，她并没有说什么，他大声叫她不要说话，他吼叫着说他不想要她了，不要和她在一起。又一次碰僵了。他们彼此封锁起来，沉陷在恐惧之中，随后，恐惧消散，他们在泪水、失望、幸福中屈服于恐惧。

漫长的黄昏，相对无言。在送她回寄宿学校的黑色汽车里，她头靠在他的肩上。他紧紧抱着她。他对她说，法国来的船快要到了，将要把她带走，把他们分开。行车途中，他们都不说话。有时他叫司机开车到河岸去兜一圈。她睡着了，精疲力竭，紧紧偎依在他身上。他吻着她，他的吻唤醒了她。

寝室里，灯光是蓝蓝的。有乳香的气味，在日暮时刻经常燃起这种香料。暑气凝固不散，窗子都大大敞开，一点风也没有。我把鞋脱去，不要弄出声响来，不过我是心安的，我知道舍监不会起来查问，我知道，我夜里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是批准的了。我急忙去看海伦·拉戈奈尔的床位，我一直有些担心，怕她白天从寄宿学校逃出去。海伦·拉戈奈尔。她在那里。她睡得很好。我记得有一次睡不着，不要睡，仿佛有意作对似的。拒绝睡。她的手臂裸露在外，围着她的头，放任地伸在那里。身体睡态显然是睡得不舒服的，和别的女孩睡态全然不同，她两腿拳曲，看不到她的脸，枕头滑落在一边。我猜她一直在等我，就这样睡着了，等得不耐烦，生气了。她大概哭过，后来就昏昏睡去。我真想叫醒她，和她一起悄悄谈话。我已经不再和堤岸的那个男人谈什么了，他也不再和我说什么了，我需要听听海·拉谈谈问题。有人是带着一种无可比拟的关注心意去听他们并不理解的事，她就有着这种不可比拟的心意。但是我不能叫醒她。半夜把海·拉吵醒，她就不会再睡了。她一定会起来，跑出去，她一定会这么做，跑下楼去，穿过行廊，跑到空空的庭院，她跑着，她会叫我也去，她是那么开心，谁也不能劝住她，因为谁阻止她出去走走，人们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来。我犹豫着，不行不行，我没有叫醒她。帐子里闷热无比，透不过气来，帐子闭紧，更无法忍受。我知道这是因为我刚从外边来，河岸上夜里一向是风凉的。我已经习惯了，静下来不动，等一等，也就无事。闷热过去，就没有什么了。我一下还睡不着，尽管在我一生中经受了这不曾有过的新出现的疲惫。我在想堤岸的那个人。他这时大概和他的司机到泉园附近一家夜总会去喝酒，大概一言不发，在那里喝酒，他们经常喝那种稻米酿造的白酒。或者他回家去了，睡在那间点着灯的房间里，也不同任何人说话。这天晚上，堤岸的那个人，他的想法，我无法容忍。我也无法接受海伦·拉戈奈尔的想法。他们的生活似乎太圆满，那似乎是得自他们自身之外。我不是那样。母亲说过：她这个人没有满意的时候，没有什么可满意的。我认为我的生活刚刚开始在我面前显示出来。我相信我能把这一点直言不讳对自己讲出来，我相信我隐约间已经感觉到对死的渴望。死这个字我已经无法把它和我的生命两相分开。我觉得我隐约间又渴求孤独。同样，自从我离开童年期，离开我那个可怕的家族，我也看到我不再是孤独一个人。我要写几本书。这就是我在现时之外，在这无边无际的大沙漠里所看到的，而我的生命正是在大沙漠的特征下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

西贡拍来的电报上写的是哪几个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写的是我的小哥哥已经死去，或者：应上帝之召走了。我依稀记得是上帝召去了。我记得很清楚，不是她，电报不是她拍来的。我的小哥哥死了。最初，不能理解，后来，仿佛从四面八方，从世界深处，悲痛突然汹涌而来，把我淹没，把我卷走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除了悲痛我已经不存在了，是怎样的悲痛，这是怎样的悲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几个月前一个孩子死了，孩子死去带来的悲痛又重新出现，还是另一种新出现的悲痛，我不知道。现在，我相信这是另一种新的悲痛，我的孩子一出生就死去而我竟完全不认识他，我不愿意为这个孩子就自己杀死自己。

错了，人们是搞错了。人们犯下错误只要几秒钟就可以传遍世界。这种丑事在上帝统治的范围内一直是存在的。我的兄弟是不死的，只是我们看不到他了。不死，在这个哥哥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潜存于他的肉体之中，而我们，我们竟看不到不死本来就寄居在这个肉体之内。我的哥哥的肉体是死了。不死和他一起也归于死灭。现在，这个曾有什么寄居于其中的肉体是没有了，这种寄居也没有了，但是这个世界照样运行不止。人们是彻底地错了。谬误已遍及宇宙万物，可耻的丑闻也是如此。

在小哥哥死去的时刻，这一切本来也应该随之消失。而且是通过他。死就像是一条长链，是从他开始的，从小孩子开始的。

孩子死去的肉体，对于以它为因而发生的许多事件，是无知无觉的。他二十七年生命，不死就隐藏于其中，它叫什么名目，他也不知道。

我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所以，我一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本来也很简单，即我的小哥哥的身体也就是我的身体，这样，我也就应该死了。我是死了。我的小哥哥已经把我和他聚合在一起，所以我是死了。

应该把这些事情告诉人们。让他们明白，不朽就是朽，不死就是死，不死也可以死去[35]，这是已经发生并且继续还在发生的事实。不死也未见得就意味着这样，它就是那种绝对的两重性。它不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它仅仅存在在原则上。不死本来就寄托在存在之中，有些人在不知对之有所为的条件下，是能够把不死寄之于存在的。同样，另一些人在相同的条件下，在不知能够那样做的条件下，也可以在这些人身上把不死寄托在存在之中。要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不死觉察到生命是不死的，因为不死原本就寄托在生命之中。要告诉他们，不死不是一个时间久暂的问题，不是一个不死的问题，而是至今不为人知的另一种事物的问题。要告诉他们：说它无始无终，和说它与对生命的意识共始终，同样是谬误的，因为它既具有精神的性质，同时也有追求虚无的性质。请看沙漠的僵死的砂砾，小孩的死去的肉体：不死是不到这里来的，在这里它就停止了，在外部逡巡，绕开，离去。

对于小哥哥来说，那是一种不带缺陷、没有传奇性、不带偶然性、纯一的、具有唯一内涵的不死。小哥哥在大沙漠中，没有呼叫，什么也没有说，在彼在此全一样，一句话也没有。他没有受过教育，从来没有学习过什么。他不知怎么谈话，勉强能读会写，有时人们甚至认为他连什么是痛苦也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什么都不理解，而什么都怕。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测度的秘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爱他竟爱得甘愿为他的死而死。一别十年，事情真的发生了，过去我可是很少想到他。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那时我竟忘记有死。

我们在一起谈话很少很少，关于大哥，关于我们的灾难，关于母亲的不幸，关于那平原上的土地的厄运都谈得很少很少。我们谈的宁可说是打猎、卡宾枪、机器、汽车。他常常因汽车撞坏大为恼怒，他后来搞到的几辆破旧汽车也都对我讲过，也详细给我写过信。各种猎枪和各种破旧汽车的商标牌号我都知道。当然，我们还谈过老虎吃人的事，若是不小心就会被老虎吃掉，我们也谈过在水渠里游泳的事，如果继续游到急流里去就会淹死。他比我大两岁。

风已经停了，树下的雨丝发出奇幻的闪光。鸟雀在拼命鸣叫，发疯似的，把喙磨得尖利以刺穿冷冷的空气，让空气在尽大的幅度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响。

邮船的发动机停了，由拖轮拖着，一直拖到湄公河河口近西贡那里的海湾有港口设施的地方，这里是拋锚系缆所在，这里叫作大河，即西贡河，邮船就沿着西贡河溯流而上。船在这里停靠八天。当各类船只停靠在码头上，法国也就在那里了。人们可以上船去吃法国式的晚餐，跳舞，对我母亲来说，那未免过于昂贵了，而且，对她来说，也无此必要，不过，和他一起，和堤岸的情人一起，是可以去的。他所以不去，是因为同一个这么年轻的白人姑娘一起去，怕被人看见，他没有这样说，但她是知道的。在那个时期，五十年前，当然也说不上时间久远，五十年前到世界各地去，也只有从海路乘船去。世界各大洲彼此分割，陆路不通，还没有铁路铺设。在数百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史前时期开辟的一些通道存在。连接印度支那和法国的航线，只有法国邮船公司漂亮的邮船往来其间，这就是在航线上航行的“三个火枪手”：波托斯号，达塔尼昂号，阿拉米斯号。

航程要持续二十四天。那时定期航班的邮船在船上很像是若干城镇组成的，有街道，有酒吧间，咖啡馆，图书阅览室，沙龙，约会，情侣，还可以婚丧嫁娶。因此一些偶然性的社团应运而生，这些关系的形成，也不得不然，这一点人们是知道的，也不会忘记，正因为这样，这些社团也变得很有生气，很有趣，让人流连忘返。所以这就成了女人特有的旅行了。对女人来说尤其不可小视，对于某些男人有时也不可忽视，这类到殖民地去的旅行于是成为取得事业成功名副其实的历险活动了。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说，在我们童年时期，这些旅行就成了被她称之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那一类事情了。

动身启程。旅程的开始永远都是这样。遥远的行程永远都是从海上开始的。永远是在悲痛和怀着同样绝望的心绪下告别大陆的，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男人动身远行，比如犹太人，有思想的人，还有只愿在海上旅行的旅行者，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女人听任他们弃家出走，她们自己却从来不肯出门远行，总是留在家里，拘守故土、家族、财产，坚持必须回家的理由。几百年的时间，乘船旅行使得旅人变得比我们今天的旅行者更加迟钝，更带有悲剧性。旅行的时间当然与空间距离一样长。人们对人类在海上和陆地旅行这种缓慢的速度，已经习以为常，对于迟误，等候风向，等待天气转为晴朗，遇难，烈日，死亡，也习以为常了。这个白人小女孩所见到的那些大轮船已经是世界上落后的班船。在她年轻的时候，最早出现的飞机航线已经设立，势必将逐渐取代人类在海上长途跋涉。

他是不是想。他那么笑了一笑，他说：我不知道，现在，大概是想。在沉痛之中，柔情依然还在。这种痛苦，他没有说，一个字也不曾提起。有时，他的脸在战栗，牙齿咬紧，双目紧闭。他闭起眼睛所见到的种种形象，他始终没有说过。也许可以说他喜欢这样的痛苦，他喜爱这种痛苦就像过去爱我一样，十分强烈，甚至爱到宁可为之死去也说不定，可是现在他宁愿要痛苦甚于得到我。有几次他说他愿意爱抚我，因为他知道我渴想得到爱抚，他说当快乐出现的时候他也很想注意看看我。他那样做了，同时也在注意看我，他还叫着我，就像叫他的孩子一样。我们约定，谁也不看谁，但是不可能，过去也不可能。每天傍晚我都在学校门前他的黑色汽车里看到他，羞耻早已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开船的时刻到了，三声汽笛长鸣，汽笛声拖得很长，声音尖厉，全城都可以听到，港口上方，天空已经变成黑魆魆一片。于是拖轮驶近大船，把它拖到河道中心。拖过之后，拖轮松开缆索，返回港口。这时，轮船还要再一次告别，再次发出那可怕的叫声，那么凄厉，让人觉得神秘难测，催人泪下，不仅旅人下泪，使动身远去的人哭泣，而且使走来看看的人以及没有明确目的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可思念的人听了也落下泪来。随后，轮船凭借自身的动力徐徐开行，沿着河道缓缓向前开去。经过很长时间，仍然可以看到它那高大的身影，向着大海航去。有很多人站在岸上看着船开去，不停地招手，挥动他们手中的披巾、手帕，但动作渐渐放慢，愈来愈无力了。最后，在远处，陆地的弧线把那条船的形状吞没，借着天色还可以看到它慢慢地下沉隐没。

当轮船发出第一声告别的汽笛鸣声，人们把跳板撤去，拖轮开始把它从陆地拖引开去，离岸远了，这时，她也哭了。她虽然在哭，但是没有流泪，因为他是中国人，也不应为这一类情人流泪哭泣。也没有当着她的母亲、她的小哥哥的面表示她心里的痛苦，什么表示也没有，就像他们之间惯常所有的情形那样。他那黑色长长大大的汽车停在那里，车前站着穿白制服的司机。车子离法国邮船公司专用停车场稍远一点，孤零零地停在那里。车子的那些特征她是熟知的。他一向坐在后面，他那模样依稀可见，一动不动，沮丧颓唐。她的手臂支在舷墙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样。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着那辆黑色汽车急速驶去。最后汽车也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

航程中经过中国海、红海、印度洋、苏伊士运河，清晨一觉醒来，船的震荡停止了，可知船已到岸，船正沿着沙滩航行。但是，这里仍然是海洋。海洋更其辽阔，遥远无边，一直连通南极，航程中有几次停靠，从锡兰[36]到索马里是距离最长的一段路程。有时海洋是这样平静，季节又是这样纯净温煦，人们在航行途中甚至觉得不是这一次在这里的海上旅行，而是经历另一次海上行程似的。这时，船上的大客厅、船上前后纵向通道、舷窗都打开来，整个船都打开来了。旅客从他们无比炎热的舱房走出来，甚至就睡在甲板上。

旅途中，船正在横越大洋，有一天深夜，有一个人死了。她现在已经不能明确知道是不是这一次旅行或另一次旅途中发生的事。头等舱酒吧间有一些人在玩牌，在这些玩牌的人中有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打牌打到一定的时间，一言不发，把牌放下，走出酒吧间，穿过甲板，匆匆跑去，纵身一跃跳下海去。船正在快速航行，待船停下来，尸体已不知去向。

写到这件事，不，她并没有亲自见到这条船，而是在另一个地方，她听人讲过这个故事。那是在沙沥。那个青年，就是沙沥地方长官的儿子。她也认识他，他也在西贡中学读书。她还记得，他身材高大，和蔼可亲，面呈棕色，戴一副玳瑁边眼镜。人们在他的房舱里什么也没有发现，一封信也没有留下。他的年纪，倒是留在记忆里了，真可怕，也是十七岁。船在第二天黎明又启航了。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船竟自远去。太阳升起，大海茫茫，决定放弃搜寻。永远的离弃，分离。

还有一次，也是在这次航行途中，也是在大洋上，同样，也是在黑夜开始的时候，在主甲板的大客厅里，有人奏出肖邦圆舞曲，声音极为响亮，肖邦圆舞曲她是熟知的，不过那是按照自己的理解，也曾学过几个月，想学会它，但是始终没有学好，不能准确弹奏，所以后来母亲同意她放弃学琴。那是已经消失在许许多多黑夜中的一夜，一个少女正好也是在这条船上，正好是在那一夜，在明亮放光的天宇下，又听到肖邦那首乐曲，声音是那么响亮，这一切是确定无疑的，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海上没有风，乐声在一片黑暗的大船上向四外扩展，仿佛是上天发出的一道命令，也不知与什么有关，又像是上帝降下旨意，但又不知它的内容是什么。这少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好像这次该轮到她也纵身投到海里自杀，后来，她哭了，因为她想到堤岸的那个男人，因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是不是用她所未曾见过的爱情去爱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因为，只是在现在，此时此刻，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就像后来通过小哥哥的死发现永恒一样。

在她的四周，人们正在沉睡，覆盖在音乐之下，但是他们并没有被音乐唤醒，他们在静静地睡着。少女在想她所见到的这一夜，也许是印度洋上最平静的一夜。她相信在这天夜里她看见她的年轻的哥哥和一个女人走到甲板上来。他倚在船舷上，她拥抱他，他们在拥吻。那个少女躲藏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她也认识那个女人。她已经和小哥哥在一起，他们是不会分离的。她是已婚的女人。事情就是有关这一对可以说已经死去的夫妻。丈夫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在旅程最后几天，小哥哥整天和女人留在舱房里，他们只在傍晚出来。在这些日子里，或许可以这么说，小哥哥见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也不认识她们了。母亲变得愤懑、寡言、忌妒。她，妹妹，她在哭。她相信她是幸福的，但是同时她也怕，怕那样的事也会在哥哥那里出现。她本来相信他把她们拋弃了，和那个女人一起走了，但是，并没有，在到达法国的时候，他又回来找她们了。

她不知道这个白人少女去后有多久，他遵照父命，与十年前家庭指定的少女成婚，这位少女在结婚的时候当然也是珠翠满头金玉满身。这个中国女人也来自北方，是抚顺城里人，是由家族陪伴前来成婚的。

他也许很长时间未能和她相处，大概也拖了很长时间不同意给予他财产继承人的地位。对于白人少女的记忆依然如故，床上横陈的身影依然在目。在他的欲念中她一定居于统治地位久久不变，情之所系，无边无际的温柔亲爱，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仍然牵连未断。后来，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事情终于也成为可能的了。对白人姑娘的爱欲既是如此，又是这样难以自持，以致如同在强烈的狂热之中终于重新获得她的整体形象，对她的欲念、对一个白人少女的爱欲也能潜入另一个女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临了。他必是通过谎骗在这个女人身中又找到自身，并且通过谎骗完成家族、上天和北方的祖先所企求于他的一切，即承祧姓氏。

也许她已经知道白人少女的存在。她身边有一些沙沥当地人女仆，她们对那个故事了若指掌，肯定会讲出来的。她不会不知道她的痛苦。她们二人大概年纪相仿，都是十六岁。在那天夜里，她有没有看到她丈夫哭泣？看到了，有没有给他安慰？一个十六岁的少女，一个三十年代的中国未婚妻，她能不能安慰这类要她付出代价的通奸的痛苦而不觉有背于礼？有谁能知道？也许她受骗了，也许她也和他同哭共泣，无言可诉，度过了那未尽的一夜。哭过之后，爱情也就随之来临。

这个白人少女对这一件件一桩桩一无所知。

战后许多年过去了，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对于小哥哥，既为他，也为她，他深感悲戚。后来他不知和她再说什么了。后来，他把这意思也对她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诺弗勒堡-巴黎

1984年2—5月

[1] 作者早期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写一位到印度支那的法国母亲向殖民地当局地籍管理局租用印度支那南方太平洋海边一块租让地，因没有行贿，租到的竟是一块不可耕种的盐碱地，还有被太平洋大潮随时吞没的危险。后来她带着一子一女，历尽千辛万苦，与当地人合筑大堤，最后大堤还是被潮水冲决。这部作品所写内容与作者的个人经历有关，在许多方面与《情人》相通。

[2] 法国影片《猎手之夜》写凶犯深夜捕杀儿童。“猎手之夜”几乎成为幼儿黑夜恐怖害怕的同义语。

[3] 意指未老先衰的小老头。

[4] 英文，试验，亲身体验。

[5] 沙沥在湄公河(前江)南岸，距西贡约100公里。

[6] 前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分为三个部分，即北部的东京地区，中部的安南地区和南部的交趾支那。交趾支那包括湄公河柬埔寨洞里萨湖以下，兼有老挝部分地区，西贡为其首府。

[7] 永隆在湄公河(前江)南岸，与沙沥相去不远。

[8] 30年代法国流行的一种小汽车，车体较大，司机座露天，与后座隔开。

[9] 法国汽车制造商莱昂-博来(1870—1913)出产的一种轻型车。

[10] 郎西雅轿车是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当时的新产品。这里提到法国驻加尔各答大使馆暗示作者所写小说《副领事》（1965)，以及电影剧本《印度之歌》(1973)。

[11] 庇卡底，法国旧省，在法国北部地区。

[12] 般加庐，一种带游廊的平房，在印度一带常见。

[13] 云壤在今柬埔寨磅逊湾，与磅逊相近。此处所写可能指殖民地滨海城市休闲享乐的去处。

[14] 在法国中部，巴黎之南。

[15] 在与卢瓦尔-歇尔省相邻的安德尔-卢瓦尔省境内。

[16] 都兰旧省区，大体包括今安德尔-卢瓦尔省与卢瓦尔-歇尔省。

[17] 这是巴黎人说话的口气。

[18] 堤岸，距西贡有2公里，中国人聚居区。

[19] 法国西南地区的省份。

[20] 德里厄·拉罗歇尔(1893—1945)，法国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法西斯德国有瓜葛。

[21] 罗贝尔·布拉吉阿克，法国作家，1909年生，因鼓吹法西斯主义于1945年被处决。

[22] 拉蒙·费尔南代斯，法国文学理论家，以研究巴尔扎克著称。

[23] 4分之3属白人血统，4分之1为非白人血统。

[24] 大叻，在印度支那中部偏南地区。

[25] 双海(一译昂特尔德梅尔)，在法国加龙河与多尔多涅河交汇地带，属波尔多地区。

[26] 在今安德尔-卢瓦尔省，以森林著称。

[27]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

[28] 指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将人押解出境，或派去做苦工，或关进集中营。

[29] 在法国中部偏西的安德尔-卢瓦尔省。

[30] 有关疯女形象，作者在小说《副领事》（1965)中曾着重描写。

[31] 在今孟加拉国。

[32] 在今老挝境内。

[33] 奥布斯居尔(Obscur),这个词的本义指卑微的小人物。

[34] 法国北部地区的省份，在英吉利海峡东南。

[35] 不死与死相对。从道德的意义上理解，在中文不说不死，而说不朽。

[36] 现斯里兰卡。

翻译后记

玛格丽特·杜拉斯以小说《情人》获得一九八四年龚古尔文学奖。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学书籍出版季节出现之始，即引起广泛的热烈反响，各大报争相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九月初发行量每日即达到一万册之多。这位女作家原属难懂的作家之列，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是“杜拉斯现象”。待龚古尔奖揭晓后，此书大概已经有近百万册送到读者手中了。

这种所谓“杜拉斯现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位普通读者的来信，说“在一个月之前，玛·杜对我来说还意味着玛格丽特·杜拉斯祖瓦尔（Dura[z]oir，即杜拉斯写的那种东西之意），一个专门写令人昏昏欲睡而且复杂得要命的书的作家，她还搞一些让人看不懂的电影”，可是读过《情人》以后，这位读者终于“发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岁的心理学家说这部小说“由于这种完全独特的写法，在语法范围内的这种简练，对于形象的这种选择”，简直使他为之入迷。一位工程师发表感想说：把一些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写得这样自然，“必是出于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气，那种感情看起来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岁的母亲写信在报上发表，表示她一向认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识分子式的女小说家”，读了她的新作之后，发现小说中有着如此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惊奇不已。这些不属于大学文学院或文学界的人士发表的意见，当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这样追求创新而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现代作家在法国已渐渐为广大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畅销”到这样的境地，恐怕不是什么商业性或迎合某种口味的问题。

小说《情人》据说最初起于玛格丽特·杜拉斯之子让·马斯科洛（Jean Mascolo）编的一本有关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摄制的影片的摄影集，题目叫做《绝对的形象》，这个影集题首写明献给布鲁诺·努伊唐（Bruno Nuytten，法国当代著名的很有才华的电影摄影师）；影集所收图片自成一体，但其中有一幅居于中心地位的图片，即在渡船上过河一幅独独不见，但从影集整体看，缺少的这一幅又在所有的图片中处处依稀可见。影集的说明文字有八十页，杜拉斯的生活伴侣扬·安德烈亚（Yann Andrea）在打字机上打好之后，认为这些说明文字不免画蛇添足，是多余的，建议杜拉斯以之另写一本小说。杜拉斯也曾将影集连同说明文字送给出版家去看，反应冷淡。小说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说《情人》与作家个人生活密不可分，带有自传的因素，而且与作家的文学、电影（戏剧）创作活动也紧密相关。

玛格丽特·杜拉斯说：《情人》这本书“大部分是由过去已经说过的话组成的”。她说：“读者——忠实的读者，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读者对我这本书的人物都是认识的：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还有我，地点都是我过去曾经写过的，从暹罗山到卡蒂纳大街许多地点过去都写过……所有这一切都是写过的，除开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这两个人物。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女人？这是读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见的。所以我担心这本书的已知的方面会使读者感到厌烦，对于不知的方面，人们又会因此而责备我。”可见，从小说《情人》可以寻索出这位作家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各个时期发表的作品的若干线索，有助于对这位在艺术上始终进行试验的作家进一步了解。

一部小说带有自传色彩，与一部自传体作品不能等同视之。杜拉斯说：《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写出而又舍我而去的书（un livre qui m'échappe），它离开我的双手被送出去，此后它就是它了。这是我写的许多书中与各书谐音最少的一本。其中只有一句话没有写进故事框架之内，即第十四页与十五页（译文见本书第九页）：‘我的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等等，关于写作一事对于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讲过这么一次：‘写作，什么也不是。’这本书全部都在这里了……”

小说当然不能等同于自叙传，同样也不应仅仅归之于一个故事，作品包含的内容大于情节。出版小说《情人》（子夜出版社）的出版家热罗姆·兰东（Jérôme Lindon）指出：“有些人曾劝她删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励她保留不动，特别是关于贝蒂·费尔南代斯的一节，这是这本书最有意趣的一段，因为这一部分表明这本书的主题决非一个法国少女与一个中国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来，这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和作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种东西之间的爱的历史。情人代表着许许多多人物……”这样的意见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的。

上面所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关于写作的看法，在小说中其实提到不止一次，但语焉不详，下笔时显然避之惟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写。在其他场合，杜拉斯谈到文学问题的文字也不多见。这个问题在《情人》中毕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细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消息。

有人问这位作家，在重读自己这本小说的时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有感到遗憾的地方。回答是：没有，只有小说的结尾是例外，即小说最后十行文字写打来的一个电话。“不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像其余的一切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又何必加以掩盖？何况这正好就是全书的结局。我写的书一向都是没有结尾的。但在这里，小说的开端就把全书关闭起来了。”这里又一次指明《情人》一书与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的不同之处。

小说处理的题目大体仍然是关于爱情、死、希望这些观念。如讲到没有爱的爱情，爱的对象便变成了“物”，等等。小说中对于现实生活中这样一些普遍现象既置之于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条件下加以描绘，又常常从绝对的角度按不同层次给以测度，由此引出极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运笔又偏于枯冷，激情潜于其下，悲剧内容既十分沉重又弥漫全篇，很是低沉悲伤。读者对此要进行分析和鉴别。

王道乾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言

第一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二部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第三部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第四部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结尾的札记

译后记

版权信息

- 书名：莫瑞斯

- 作者：［英］E·M·福斯特

- ISBN：9787532772308

- 译者：文洁若

- 责任编辑：冯涛

- 产品经理：邵明鉴

导言

出版于1910年的《霍华德庄园》获得了成功，却起到了扰乱福斯特生活的效果。它使他充满了迷信的预感，生怕自己会失去作家的创作力。随后他整整焦虑了一年，对本国的生活感到烦恼，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他着手撰写一部新小说《北极之夏》，然而却搞得杂乱无章，于是在1912至1913年的冬季前往印度，心里琢磨着自己是否还写得出小说。印度给了他极深的印象，他认为自己身上那褊狭保守、呆板土气的成见被消除殆尽。不过，还是不可救药。回来后，他开始着手创作一部有关印度的小说，但随即陷入了困境，找不出如何解脱出来的方法。他私下里谴责自己虚弱无力，并琢磨起这么懒散的一个人，究竟有无权利批评为了谋生而劳动的大众。他害怕倘若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十分古怪而不得人心。

随后，1913年9月，他去拜访爱德华·卡彭特，一位倡导纯朴生活与具有高尚情操的同性爱之先知，并体验到一次启示。他本人在《结尾的札记》中描述了所发生的事。卡彭特的朋友乔治·梅里尔触了触他腰眼下面的部位。用他的话来说，触觉从臀部上方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他的构思。就在那一瞬间，一部新颖的小说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它涉及同性爱，给予三个中心人物以显要地位，并且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他终于知道了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多年来，《莫瑞斯》或是类似于《莫瑞斯》这样的作品，一直在提出诞生的要求。他已经写了几篇以同性爱为主题的轻浮的短篇小说来宽慰自己。然而，这还不够，尽管他并不因它们而害羞，也无意放弃它们。但当时磨炼与自我抑制还不够到位。

现在，时机到了。倘若不可能在生活中，在想象中他敢于对自己做出保证： 他相信同性爱是美好的。他需要义无反顾地肯定，这种爱可以使人变得高尚，并非导致人堕落。个中倘若有“不正常心态”，那是社会的反常，它荒谬地对人类遗传的这一极其重要的部分予以否认。

他心头的郁闷消失了。他进入一种兴奋状态，立即坐下来写作，不出三个月就完成了莫瑞斯的童年与剑桥之经历的初稿。那时，他的热忱遭到挫折。洛斯·迪金森[1]读完他那些轻浮的短篇小说之一，感到震惊，引起反感，这使他心烦意乱到极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屈不挠地写下去。翌年4月，他受到更严重的打击。在小说中，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自己与休·O·梅瑞狄斯之间的友谊，但是梅瑞狄斯被示以手稿之后，似乎对它完全感到厌烦——不仅如此，他好像甚至不觉得自己这样冷漠有什么关系。此次打击使得福斯特考虑放弃这部小说。然而，这种情绪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7月，《莫瑞斯》脱稿。

他完全没想过此书有出版的可能性。他认为“直到我本人去世，英国消亡”，这部作品是出版不了的。实际上，他原先仅仅打算为自己而写。不过，他很快就开始拿给经过挑选的朋友们看，头一个看到的是迪金森。迪金森觉得它很感动人，使福斯特非常宽慰。但是，在迪金森看来，那个快乐的结局太不自然了。福斯特本人也晓得这是此作差劲儿的部分，就着手予以改进（以后又修改多次）。他看得出毛病出在哪里，这关系到他写此书的整个动机。“我要是把它（阿列克·斯卡德这部分）也化为尘埃或雾霭，那就更明智一些。”他写信给迪金森说：“然而，给予自己塑造的人物实际生活所不提供的快乐，这诱惑简直是不可抗拒。‘为什么不呢？’我一直这么想。‘稍微重新安排一下，运气就好多了，’——但是，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是重新安排。让作品能够不朽的这一渴望，引导一位小说家在每一部作品接近末尾时谈理论。死亡这桩事实是理论之外的唯一的不朽。也许我在《最漫长的旅程》中过分沉溺于死亡了。无论怎样，我越来越不倾向于将主人公杀掉。”（1914年12月13日）

一两个月后，他多少有些焦虑不安地把这部小说拿给交情较浅的朋友福雷斯特·里德看。里德不曾像福斯特所担心的那样感到惊愕。然而此作没有真正合他的口味。他提出的异议促使福斯特进行更长的辩护。

“我的确想拨开神话那片薄雾，提出这些问题： 神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不包括他们，而把克莱夫这样一些未成熟的人排除在外……让其处于‘性反常者’（这是个荒谬的词，因为它假定他们是被赋予选择之自由的。然而，咱们还是用它吧）状态。由于社会那罪恶的愚昧无知，使得这些‘性反常者’对恶的倾向不均衡（我承认这一点）。他们究竟是跟正常人一样好或坏，还是天生就这么坏呢？你像我似的，回答说他们是前者，然而你是勉勉强强这么回答的，我却希望你充满激情地回答：‘我这本书里的人，大致说来是好的，但是社会几乎把他毁了。’他差点儿毕生过鬼鬼祟祟的日子，偷偷摸摸，战战兢兢，背着罪恶感的包袱。你说：‘倘若他没遇上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会怎么样呢？’真的，会怎么样呢？不过，去责怪社会吧，别归咎于莫瑞斯。即使是在一部小说里，当一个人得以过上自己所能过的最美好的生活时，应感谢才是！

“这把我引到另一个问题上来了……这种关系倘若把肉体也包括进去，到底对不对？对——在某些情况下。假若双方都有这个需要，而且双方的年龄都大到了解自己需要什么——那么就是对的。我一向不去想这个问题，然而现在却开始思考了。莫瑞斯和克莱夫就不对，莫瑞斯和迪基就更不对了。莫瑞斯和阿列克则十分对。某些人之间，永远都不对……

“在任何一场‘最后的审判’上，我都会为自己辩护说：‘我试图将与生俱来的所有的断片联结起来，派上用场。’——唷，在《霍华德别业》中，这个题材已被耗尽了。莫瑞斯的断片尽管比玛嘉丽的稀少而奇异，却跟她是同一个行业上的……”

光阴荏苒，他对各式各样的朋友的反应做出回应，对此所作的评价随之忽高忽低。有时候他确信自己做了“一桩绝对新颖的事，甚至面对希腊人亦然”。另外一些时候他疑虑重重——主要是小说的下半部，其中莫瑞斯找到了肉体上的快乐。“在艺术处理中，再也没有比肉欲更执拗的了，”1920年，他写信给西格弗里德·萨松[2]：“然而，我深信，非安排进去不可： 事事都得安排进去。”1919年，他对艰难的最后部分进一步做了改动，1932年重新加工，1959年至1960年，又一次相当大刀阔斧地予以修订。一位读者对结局[3]提出质疑，写的是莫瑞斯目送阿列克那艘船启航驶向阿根廷，随后把脸朝英格兰掉过去。情绪激昂，无所畏惧，一片模糊，惊心动魄，令人难忘。然而，莫瑞斯究竟怎样去找阿列克呢？福斯特为此发愁，于是增添了一节，从而把莫瑞斯平平安安地送到阿列克的怀抱中。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母亲以及绝大多数近亲均已去世，社会上对性的问题之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倘若他愿意的话，是可以出版这部小说的。朋友们确实提出过这个建议，然而他坚决地拒绝了。他知道这会导致永无休止的大惊小怪与喧闹骚动。而且对他来说，此作已变得颇为遥远了。他说，自己对获得拯救、来自“某处”的援救者这个题目的兴趣已经没那么大了，他认为那是骗人的。人们可以相互帮助，但是他们并不像那样彼此替对方做出决定。而且，最近被示以此作的一两位友人认为它已“过时”。他为自己死后出版此作做了周密的准备。但是他的最后的评论（亲笔写在1960年的打字稿上）乃是：“可以出版——然而，值得吗？”这部杰出而动人心弦的小说的读者，没有几个会做出感到丝毫怀疑的答复。

P·N·费尔班克

[1] 他对我是这么说的。然而他在《结尾的札记》中说那是与他“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学者”却与梅瑞狄斯不相宜，因为多年来梅瑞狄斯是他的挚友。另外一些细节亦然。不过，当他写《结尾的札记》时，梅瑞狄斯尚在世，他可能把事实略微篡改了一下。——原注。休·O·梅瑞狄斯是福斯特在剑桥时的同学，系克莱夫的原型。——译者注

[2] 西格弗里德·萨松（1886—1967），英国诗人、小说家，以反战诗歌和小说体自传著称于世。福斯特知道他是同性爱者，才把《莫瑞斯》手稿借给他看。

[3] 原文为法语。

1913年动笔

1914年完稿

献给更幸福的一年

一

全校——也就是说，三位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每个学期出去散步一次。那通常是令人愉悦的郊游，每个人都企盼着，将分数抛在脑后，无拘无束。为了避免扰乱纪律，总在临放假之前组织，这个时候即便放纵一些也不碍事。与其说仍在学校，倒好像是在家里接受款待，因为校长夫人亚伯拉罕太太会偕同几位女友在喝茶的地方跟他们相聚，热情好客，像慈母一样。

亚伯拉罕先生是一位旧脑筋的私立预备学校校长。功课也罢，体育活动也罢，他一概不放在心上，只顾让学生吃好，防止他们品行不端。其他的就听任学生的父母去管了，从未顾及过家长多么信任他。校方和家长相互恭维着，那些身体健康、学业落后的学生们遂升入公学[1]，世道朝着他们那毫无防备的肉体猛击一拳。教学不力这一点，大有讨论的余地，从长远来看，亚伯拉罕先生的学生们并不怎么差劲儿。轮到他们做父亲后，有的还把儿子送到母校来。副教务主任里德是同一个类型的教师，只是更愚蠢一些。而教务主任杜希，却是本校的一副兴奋剂，使得全盘的教育方针不至于沉闷。那两个人不怎么喜欢他，但却知道他是不可或缺的。杜希先生是一位干练的教师，正统的教育家，既懂得人情世故，又有本事从两方面来看问题。他不善于跟家长周旋，也不适宜跟迟钝的学生打交道，却擅长教一年级。他把学生们培养成热爱读书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不赖。亚伯拉罕先生表面上掌权，并做出一副偏爱里德先生的样子，骨子里却任凭杜希先生处理一切，到头来还让他做了共同经营者。

杜希先生老是惦念着什么。这次是高班的一个名叫霍尔的学生，不久就要跟他们告别，升入公学。他想在郊游的时候跟霍尔“畅谈”一番。他的同事们表示异议，因为事后会给他们添麻烦。校长说他们已经谈过话了，况且霍尔宁愿和同学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散步。很可能是如此，然而凡是正当的事，杜希先生素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他面泛微笑，一声不响。里德先生知道他要“畅谈”什么。因为他们初结识之际，在交流教育的经验时触及过一个问题。当时，里德先生反对杜希先生的意见，说那是“如履薄冰”。校长并不知道此事，他也不愿意知道。他那帮学生长到十四岁就离开他了，他忘记他们已经长成男子汉了。对他来说，他们好像是小型而完整的种族——“我的学生”，不啻是新几内亚的俾格米人[2]。他们比俾格米人还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决不结婚，轻易不会死掉。这些单身汉是永生的，排成一字长队从他面前经过，数目不等，少则二十五名，多则四十名。“依我看，关于教育学的书没有用处，还没产生‘教育’这个概念的时候，孩子们就已经这样了。”杜希先生听罢，一笑置之，因为他专心研究进化论。

那么，学生们又如何呢？

“老师，我能拉着您的手吗？……老师，您答应过我的……亚伯拉罕老师的两只手都腾不出来。里德老师的手全都……啊，老师，您听见了吗？他以为里德老师有三只手呢！……我没那么说，我说的是‘指头’。吃醋喽！吃醋喽！”

“你们说完了吧！”

“老师！”

“我只跟霍尔一个人走。”

一片失望的喊声。其他两位教师发觉拦不住他，就把孩子们打发走，让他们沿着海边的悬崖朝沙丘走去。霍尔得意洋洋地一个箭步来到杜希先生身旁，但觉得自己的年龄大了，所以没拉住老师的手。他是胖胖的英俊少年，没有任何出众之处，在这一点上与他的父亲如出一辙。二十五年前，他父亲曾排在队伍里从校长面前走过去，消失到一家公学中，结了婚，成为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父亲，最近死于肺炎。霍尔生前是一位好市民，但工作懒散。郊游之前，杜希先生预先查明了这些情况。

“喂，霍尔，你以为会听到一通说教吧，嗯？”

“我不知道，老师。亚伯拉罕老师在说教之后给了我一本《神圣的田野》[3]。亚伯拉罕太太送给我一对袖口链扣。同学们给了我一套面值两元的危地马拉邮票。您看这张邮票，老师！柱子上还有一只鹦鹉呢。”

“好极啦，好极啦！亚伯拉罕老师说了些什么？是不是说你是个可怜的罪人呢？”

男孩大笑起来。他没听懂杜希先生的话，然而知道那是在开玩笑。他悠然自得，因为这是在本校的最后一天了。即便做错了，也不会被斥责。何况亚伯拉罕老师还说他成绩很好。他瞥过一眼校长写给他母亲的那封信的开头部分：“我们因他而自豪。他入萨宁顿之后，也会给本校添光彩。”同学们送给他许许多多礼物，声称他勇敢。然而大错特错——他不勇敢：他惧怕黑暗。但是没人知道这些。

“喏，亚伯拉罕老师说什么来着？”当他们走到沙滩上之后，杜希先生重复了一遍。这预示着将有一番冗长的谈话，男孩希望自己跟同学们一起在悬崖上步行。然而他知道，当一个孩子遇上一个成人的时候，孩子的愿望是无济于事的。

“亚伯拉罕老师教我效仿我父亲，老师。”

“还说了什么？”

“我决不能做任何羞于让我母亲知道的事。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会误入歧途。他还说公学跟本校迥然不同。”

“亚伯拉罕老师说过怎样不同了吗？”

“困难重重——更像是两个世界。”

“他告诉你这个世界的情况了吗？”

“没有。”

“你问他了吗？”

“没有，老师。”

“这你就不够明智了，霍尔。你应该把事情弄清楚。亚伯拉罕老师和我就是待在这儿替你们解答问题的。你认为这个世界——也就是成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我说不上来，我不过是个孩子。”他非常真诚地说，“他们极其奸诈吗？老师？”

杜希先生觉得有趣，让他举例说明自己所看到的奸诈行为。他回答说，成年人不欺负孩子，然而他们相互间不总是在尔虞我诈吗？他抛弃了学生应有的规矩，说起话来像孩子一般，变得充满幻想，很有意思。杜希先生躺在沙滩上倾听，他点燃烟斗，仰望天空。如今他们已把寄宿学校所在的矿泉地甩在后面了，一群师生则在遥远的前方。天色灰暗，没有风，云彩与太阳混沌一片。

“你跟你母亲住在一起吗？”杜希先生看出男孩有了自信，就打断他的话问道。

“是的，老师。”

“你有哥哥吗？”

“没有，老师——只有艾达和吉蒂。”

“伯伯叔叔呢？”

“没有。”

“那么，你不大认识成年的男人吧？”

“母亲雇用一个马车夫，还有一个名叫乔治的园丁。然而您指的当然是绅士喽。母亲还雇了三个做家务的女佣，可她们懒得很，连艾达的袜子都不肯补。艾达是我的大妹妹。”

“你多大啦？”

“十四岁九个月。”

“喏，你是个不开窍的小家伙。”他们二人笑了。他歇了口气，又说下去，“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父亲告诉了我一件事，极其有用，受益匪浅。”这不是真的，他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任何事。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他需要一段开场白。

“是吗，老师？”

“我跟你说说他都告诉了我些什么事，好吗？”

“好的，老师。”

“我就只当做了你的父亲，跟你聊几分钟，莫瑞斯！我现在用你的教名称呼你。”于是，他非常直率诚恳地探讨起性的神秘来。他谈到原始时代神创造了男性与女性，以便让大地上充满了人，还谈到了男女能发挥本能的时期。“莫瑞斯，你快要成人了，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些事。你母亲不能跟你谈这个，你也不应该对她或任何一个女子提起这个话题。倘若在你即将要去的那座学校里，同学们跟你提到这事，就堵住他们的嘴，告诉他们你已经知道了。你原来听说过吗？”

“没有，老师。”

“一句也没听说过？”

“没有，老师。”

杜希先生站了起来，继续抽着烟斗，他看中了一片平坦的沙地，并在上面用手杖画了示意图。“这样一来就容易理解了。”男孩呆呆地看着，好像与他的人生风马牛不相及。他专心致志地倾听，很自然，老师在给他一个人授课。他知道话题是严肃的，涉及自己的肉体。但是他无法把它与自己联系起来，这就犹如一道难以解答的问题，杜希先生的说明自右耳朵进去，从左耳朵出来，简直是白费力气。他头脑迟钝，反应不过来。虽然进入了青春期，却茫然无知，性的冲动在恍惚状态下正悄悄地潜入他的身体内部。打破这种恍惚状态是无济于事的，不论怎样科学地、善意地加以描述也没有用。少年被唤醒后会重新昏睡起来，那个时期到来之前，是无法将他引诱进去的。

不论杜希先生的科学知识怎样，恻隐之心是有的。说实在的，他太温情了，认为莫瑞斯具备有教养的人的理智，却不曾领悟孩子要么对此一窍不通，要么会弄得不知所措。“这一切挺麻烦的，”他说，“可是得了解它，而不该把它看得很神秘。伟大的事情——爱、人生——将接踵而至。”他口若悬河。以往他也曾跟孩子们像这样谈过，而且知道他们会提出些什么问题。莫瑞斯却不发问，只是说：“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起初杜希先生怕他不明白，就问了一番，他的回答令人满意。男孩的记性很好。人的思维真是妙不可言，他甚至进一步阐述了似是而非的领悟，对成年人那诱导的光亮做出反应，闪烁出徒有其表的光辉。最后他确实提出了一两个关于性的问题，都很中肯，杜希先生十分满意。“就是那样。”他说，“这回你就永远不会迷惑不解或感到烦恼了。”

然而，还有爱与人生的问题。当他们沿着暗灰色的海边漫步的时候，他谈到这些。他谈到由于禁欲的缘故变得纯洁的理想人物，他描绘了女性的光辉。目前已订了婚的他，越谈越富于人情味儿，透过深度眼镜，目光炯炯有神。他的两颊泛红了。爱一个高尚的女子，保护并侍奉她——他告诉这个稚气的男孩，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此。“眼下你还不能理解这些，有一天你会理解的。当你理解了的时候，可要记起那个启蒙你的老教师。所有的事都安排得严丝合缝——神在天上，尘世太平无事。男人和女人！多么美妙啊！”

“我认为我是不会结婚的。”莫瑞斯说。

“十年后的今天——我邀请你和你太太跟我和夫人一起吃饭。你肯光临吗？”

“哦，老师！”他笑逐颜开。

“那么，一言为定！”不管怎样，用这句笑话来结束今天的谈话，可谓恰如其分。莫瑞斯受宠若惊，开始深思婚姻问题。然而，当他们溜达了一段后，杜希先生停下脚步，好像所有的牙齿都疼痛起来一般，双手捧着两颊。他转过身去，望着来路那长长的一片沙地。

“我忘记抹掉那些该死的示意图啦。”他慢吞吞地说。

海湾那边有几个人，正沿着海岸朝着他们走来。其中还有个女人，他们的路线刚好经过杜希先生所画的性器官图解。他吓出一身冷汗，拔腿就往回奔。

“老师，不要紧吧？”莫瑞斯大声喊道。“现在潮水早把它们淹没了。”

“天哪……谢天谢地……涨潮啦。”

刹那间，男孩猛地鄙视起他来。“撒谎大王！”他想。“撒谎大王，胆小鬼，他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接着，黑暗将少年笼罩住。久远的然而并非是永恒的黑暗落下帷幕，等待着自身那充满痛苦的黎明。

[1] 公学是英国独立的中等学校，由私人资助和管理，培养准备升入大学的学生。学生主要来自上等阶层和富裕的中等阶层家庭。

[2] 俾格米人是现代人类学术语，专指男性平均身高不足150厘米的人种。

[3] 《神圣的田野》是萨缪尔·曼宁牧师写的一部宗教地理著作。

二

莫瑞斯的母亲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座松林环绕、舒适安逸的老宅里。他和妹妹们都是在这儿出生的，父亲每天从这里去上班，下班后再回来。修建起教堂的时候，他们差点儿搬家，然而他们对教堂也跟对其他的一切那样习惯起来，甚至发现教堂自有好处。唯独教堂是霍尔夫人非去不可的地方，因为家家店铺都送货上门。车站相距不远，女儿们就读的那所还算不错的学校也很近。这是一个凡事都方便的地方，没有任何值得为之拼搏的事物，成功与失败难以分辨。

莫瑞斯喜爱自己这个家，并把母亲看作保佑它的守护神。没有她的话，就不会有柔软的椅子、可口的食物以及轻松的游戏。由于她提供了这么多，他对她不胜感激，并且爱她。他也喜欢妹妹们，他一回家，她们就欢呼着跑出来，帮他脱下厚大衣，将它丢在门厅的地上，让仆人们收拾。像这样被大家捧着，把学校的事夸耀一番，是很惬意的。他那些危地马拉邮票、那本《神圣的田野》的书，以及杜希先生送给他的一帧霍尔拜因照片[1]，均受到称赞。喝完茶，天放晴了，霍尔太太穿上高筒橡皮套鞋，跟他一起在庭园里散步。母子二人边走边不时地吻一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莫瑞……”

“妈咪……”

“现在我得让我的莫瑞过上一段快乐的日子。”

“乔治在哪儿呢？”

“亚伯拉罕先生写来了一份非常出色的成绩报告单。他说，你使他想起你那可怜的父亲。……喂，咱们怎样度过这段假期好呢？”

“我最喜欢待在家里。”

“多乖的孩子啊……”她更亲热地拥抱了他。

“人人都认为任何地方都没有自己的家好。是啊，这里有西红柿——”她喜欢列举蔬菜的名字，“西红柿、萝卜、花椰菜、圆葱头——”

“西红柿、花椰菜、圆葱头、褐皮土豆、浅色皮土豆。”小男孩懒洋洋地说着。

“芜菁叶——”

“妈妈，乔治在哪儿呢？”

“上星期他辞工了。”

“乔治为什么要辞工？”他问道。

“他的年龄太大啦。豪厄尔总是每两年换一个小伙子。”

“哦。”

“芜菁叶，”她接着说下去，“土豆、甜菜根——莫瑞，要是外祖父和艾达姨妈邀请咱们，你愿意不愿意去？我想让你过个非常快乐的假期。亲爱的——你的成绩多棒哇。不过，亚伯拉罕先生这个人真好。要知道，你爸爸也在他那所学校念过书。为了让你成长得跟你爸爸一模一样，我们把你也送到你爸爸的母校萨宁顿公学去。”

一阵抽泣声打断了她的话。

“莫瑞，乖乖——”

小男孩泪流满面。

“我的乖乖，你怎么啦？”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哎呀，莫瑞斯……”

他摇摇头。她没能让他感到愉快，也开始哭起来。女孩们跑了出来，惊叫道：“妈妈，莫瑞斯怎么啦？”

“哦，别……”他大声哭叫，“吉蒂，走开——”

“他太累啦。”霍尔太太说——凡事她都这么解释。

“我太累啦。”

“到你的屋里去吧，莫瑞——啊，我亲爱的，真是太可怕啦。”

“不——我不要紧。”他咬紧牙关。于是，冒到意识表层的使他突然感到不能自持的那一大团悲哀开始下沉了。他觉察出它降入到自己的心灵深处，终于再也意识不到了。“我不要紧。”他恶狠狠地四下里看了看，将眼泪挤干。“我想玩希腊跳棋[2]。”还没摆好棋子，他就已经能够像平时那样谈话了。那阵稚气的精神崩溃症状消失了。

他把崇拜他的艾达打败了，并将不崇拜他的吉蒂也打败了。接着，他重新跑到庭院里去看望车夫。“你好，豪厄尔。豪厄尔大婶在吗？你好，豪厄尔大婶。”不同于跟社会地位高的人交谈，他用一种屈尊俯就的腔调跟他们说话。接着，话题一转，“那是新来的小园丁吗？”

“是的，莫瑞斯少爷。”

“乔治年龄太大了吗？”

“不是的，莫瑞斯少爷。他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哦，你的意思是说，是他自己辞工的。”

“可不是嘛。”

“妈妈说，你嫌他年龄太大了，就把他辞掉了。”

“不是这么回事，莫瑞斯少爷。”

“这下子我那堆可怜的柴火就高兴了。”豪厄尔大婶说。莫瑞斯和原先那个园丁总是将柴火垛当游戏场。“那是我妈妈的柴火垛，不是你的。”莫瑞斯说罢，掉头进屋去了。尽管豪厄尔夫妇相互间假装对此耿耿于怀，其实他们并没有感到不快。他们做了一辈子仆人，喜欢自命不凡的主人。

“少爷已经蛮有派头儿啦，”他们对厨师说，“越来越像老爷了。”

应邀来吃晚饭的巴里夫妇有着同样的看法。巴里大夫是这家人的老朋友，或者说是邻居，对他们有一定的兴趣。谁也不会深切关注霍尔家族。他喜欢吉蒂——她有那么一股刚毅劲头——然而女孩们都已经上床了。事后他告诉自己的妻子，莫瑞斯也该待在床上。“在那儿结束他的一生。他会这样的，就像他的父亲一样。这种人到底有什么用呢？”

莫瑞斯终于勉勉强强地上了床，那间卧室一向使他害怕。整个晚上他都做出一个男人的样子，然而当他的母亲道晚安吻别他的时候，原来的感觉又回来了。是那面镜子在作怪。他并不介意照在镜子里的自己的脸，也不在乎天花板上映着自己的投影，然而他却怕天花板上自己那个投影映现在镜中。他把蜡烛挪开，以便拆散这种组合，随后又鼓起勇气将蜡烛放回原处，顿时又惊恐万状。他知道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并没使他联想到任何可怕的事，但是他很害怕。最后，他扑灭蜡烛，跳进被窝里。他能忍受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但这间屋子有着比镜子还严重的缺点：面对着一盏街灯。有些夜晚运气好，灯光丝毫不令人惊恐地透过窗帘照射进来。然而有时头盖骨般的黑斑会落在家具上，他的心脏就怦怦地猛跳，他惊慌失措地躺着，其实全家人近在咫尺。

他睁开眼睛看看那些黑斑是否缩小了。这时他想起了乔治。心中那不可测的深处，不知何物在蠕动。他喃喃自语：“乔治，乔治。”乔治是谁呢？无足轻重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仆人而已。妈妈、艾达和吉蒂比他重要多了。然而他毕竟太小，考虑不周。他甚至不曾意识到，当自己沉浸在悲哀中时，竟制服了心里的鬼怪，进入了梦乡。

[1] 德国的霍尔拜因家族中有两位肖像画家最著名，名叫大霍尔拜因（约1465—1524）、小霍尔拜因（1497/1498—1543）。此处指根据肖像拍成的照片。

[2] 希腊跳棋发明于1880年。在方形棋盘上绘有256个方格，双方将棋子从棋盘一角移至对角，先移完者胜。两人玩时每人有19个子，也可以三人玩。

三

萨宁顿是莫瑞斯的人生中的下一个舞台。他没有引起人们注目地横穿过去。他的成绩不佳，其实比他装出来的要好，体育方面也不突出。人们倘若注意到他，就会喜欢他，因为他长着一张开朗亲切的面孔，对旁人的关切立即做出反应。然而，像他这种类型的少年比比皆是——他们构成了学校的脊椎，我们不可能端详每一块椎骨。他走的是一条平凡的路——被关过禁闭，挨过一次鞭笞，作为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一级级地升班，好歹升到六年级。他成了学生宿舍的舍监，后来又任全校的监督生，并被选为足球队员。尽管笨手笨脚，他却很有力气，身子骨很结实。板球嘛，他打得不怎么好。作为新生，他曾被欺负过；他反过来欺负那些看上去闷闷不乐或孱弱的学生，并非由于他残忍，而是由于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总之，他是一所平庸的学校的平庸的成员，给人留下个模糊而良好的印象。“霍尔？且慢，谁是霍尔？啊，对，想起来了，那家伙还不赖。”

这一切是表面现象，骨子里他感到困惑。他已失却儿时的早熟的鲜明个性，那时，他曾把宇宙理想化并做出解释，结论是宇宙中充满了奇妙的洞察与美。“出自婴儿和乳臭未干的小儿之口……”而不是一个十六岁少年的言论。莫瑞斯忘记了自己曾有过无性的时期，如今进入成熟年龄，方领悟到孩提时候的知觉是多么正确明智。目前他已下沉到比那时低得多的地方，因为他正朝着生荫的幽谷[1]往下降。该谷位于矮山与高山之间，除非先饱吸弥漫在那里的雾气，谁也穿不过去。他在里面探索的时间比绝大多数少年要长。

一切都是模糊而非现实的，酷似一场梦。莫瑞斯在学校里做过两场梦。它们能够象征这个时期的他。

在第一场梦中，他感到非常暴躁。他在踢足球，对手是他十分厌恶的一个没有特征的人。他竭力想看清楚，那个不易分辨的人忽然变成了小园丁乔治。但是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否则那个人会重新出现。乔治沿着田野朝他奔跑，赤裸着身子，从柴火垛上一蹿而过。“倘若他这时变得不对劲了，我会发疯的。”莫瑞斯说。他和乔治刚刚抓住对方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强烈的失望使他惊醒。他不曾把这与杜希先生那番说教联系在一起，更无从与第二场梦联系上，然而他认为自己会患病的，后来又觉得这是为某些事遭到了惩罚。

第二场梦就更难以说明了，什么也没发生。他几乎没瞧见那张脸，勉勉强强听见了一个声音：“这是你的朋友。”就结束了。然而，这使他心中充满了美好，使他变得温柔。为了这样一位朋友，就是赴死，也在所不辞；他也容许这样一位朋友为自己赴死。他们彼此间肯做出任何牺牲，不把俗世放在眼里。死亡、距离也罢，龃龉也罢，都不可能将他们疏远，因为“这是我的朋友”。不久之后，他接受了坚振礼[2]。他试图说服自己，那位朋友肯定是基督。可是耶稣基督蓄着肮脏的胡须。难道他是个希腊神吗？就像古典词典中所画的？很可能是的。然而他最有可能只是个凡人。莫瑞斯克制住自己，不再进一步试图阐明他的梦了。相反地，他把梦拖到现实生活中来。他再也不会遇见那个人，更不会听到那声音，但它们比现实世界的任何现象都更真实，遂引起了这么一件事：

“霍尔！你又做梦哪！罚你抄写一百行！”

“老师——啊！绝对与格[3]。”

“又做梦，适可而止吧。”

遇到这样的场合，他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拖回到梦中去，拉严帷幕。于是重新沉浸在那张脸和那六个字中。当他从帷幕里面走出来时，向往着温柔，渴望与人为善，因为这是他那位朋友的意愿。为了让他的朋友更喜欢他，他要做个善良的人。不知为何，这一切幸福伴随着苦痛。除了这一位，他好像确实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就找一个孤独的地方去流眼泪，却把这归咎于罚他抄写一百行。

如今我们知道了莫瑞斯生活中的隐私，一部分是肉欲的，一部分是理想的，犹如他的梦。

肉体刚一成熟，他就变得淫猥了。他料想这是受到了一种特殊的诅咒，然而身不由己。因为就连领圣餐的时候脑子里也会浮现猥亵的念头。学校的风尚是纯洁的——也就是说，就在他入学前不久，发生了一起惊人的丑闻。害群之马遭到开除处分，其余的学生整天被繁重的学业束缚着，夜间受到监视。这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他几乎没有机会跟同学交换意见。他渴望说些下流话，但很少听到旁人说，他自己更无从说起。他那主要的猥亵行为是独自干的。书籍，学校的图书馆是完美无瑕的，然而在祖父家小住时，他发现了一本未经删节的马提雅尔[4]的书。他磕磕巴巴地读着，两耳热辣辣的。思想，他贮存了一些色情的念头。行为，新鲜劲儿过去之后，他发觉这种行为给他带来的疲劳超过了快乐，从此就克制了。

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昏睡状态下发生的。莫瑞斯在生荫的幽谷里沉睡，离两边的山顶都很远，他对此事一无所知，更不晓得自己的同学也同样在梦乡中。

他的另一半生活好像与伤风败俗相距甚远。进入高班后，他开始将某个少年当做一心追求的目标。不论这个少年比莫瑞斯年龄大还是小，只要他在场，莫瑞斯就大声笑，说些傻话，无法用功。莫瑞斯不敢对他表示友好——那可是有失体面的——更不能用语言来表达钦佩之情。过不了多久，他所爱慕的那个少年就把他甩了，弄得他闷闷不乐。不过，他也报了仇。别的少年有时崇拜他，一旦知道了这个，他就把他们甩了。有一次，双方相互爱慕，也不明白彼此依恋什么，然而结果是一样的。几天之后，两个人就吵架了。从一片混沌中显露出的是原来他在梦中所意识到的美好和温柔这两种感觉。它们逐年成长，就好像是绿叶婆娑、却丝毫没有开花迹象的植物。在萨宁顿的学业即将结束时，就不再长了。复杂的成长过程受到抑制，伴随而来的是沉默。年轻人非常胆怯地四下里望着。

[1] 作者把《旧约·诗篇》第23篇的“死荫的幽谷”改为“生荫的幽谷”。

[2] 也译作“坚信礼”。基督教礼仪，象征一个人通过洗礼同上帝建立的关系得到巩固。婴儿受洗后，满七岁即可受坚振礼，自此能获得圣灵赐予的恩典、力量和勇气。

[3] “与格”是指名词的语法上的格。

[4] 马提雅尔（约38／40—约104），罗马著名铭辞作家，是现代警句诗的开山祖师。人们指责他的诗有两大缺点：谄媚和猥亵。

四

他快要满十九岁了。

在年度颁奖日，他站在讲坛上，背诵着他本人写的希腊文演说稿。讲堂里挤满了学生与家长，莫瑞斯却只当自己是在海牙会议[1]上讲话，指出会议精神有多么愚蠢。“哦，欧洲的人们，协议废止战争，这是何等愚蠢的举动！啊？战神阿瑞斯难道不是主神宙斯的儿子吗？况且，战争还会促使你锻炼肢体，身躯健壮，与我的论敌迥然不同。”莫瑞斯的希腊文蹩脚透了，他是凭着有见解而获奖的，如此而已。负责审查的那位教师把他的分数打宽了一些，因为他是个品行端正的毕业生，而且即将升入剑桥。在那里，把作为奖品颁给他的那些书籍排列在书架上，就能帮助本校做宣传。于是，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接受了格罗特[2]的《希腊史》。当他回到紧挨着母亲的座位上时，就认识到自己重新变得受欢迎，他感到很奇怪。掌声持续下去，甚至为他全场起立喝彩。艾达和吉蒂满脸涨得通红，在尽头接连不断地鼓掌。毕业班的几个同学大声喊着：“演说！”这不符合程序，被主持人制止了。然而，校长本人起身说了几句话：霍尔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并且他们会一直这样看待他。他说得恰到好处。学生们并非因为莫瑞斯出类拔萃才为他鼓掌，而是由于他是平庸的。人们可以假借他这个形象来颂扬自己。事后，人们朝着他蜂拥而来，用十分感伤的口吻说：“好极啦，老兄。”甚至感叹道：“你走了以后，这个鬼地方就没意思啦。”他的家族也大沾其光。以往家里人参加学校的活动时，他总对她们表示敌意。一场足球比赛结束后，他满身泥泞，沐浴着胜利的光辉。当母亲和妹妹们跑过来，想跟他待在一起时，他却说：“对不起，妈，您和小家伙们不得不单独走。”那一次，艾达哭了。眼下艾达正干练地跟最高班的班长聊天。有人递给吉蒂一盘蛋糕，他母亲正在倾听舍监的妻子诉说供暖设备不好用。真令人沮丧。每一个人，每一样事物，忽然都协调了。世界就是这样的吗？

莫瑞斯看见邻居巴里大夫站在不远处。大夫注意到了他，并且用大得吓人的声音喊：“祝贺你的成功，莫瑞斯！我十分感动！为你干这一杯。”他一饮而尽，“令人作呕的茶。”

莫瑞斯笑了，颇感内疚地朝他踱去。他心中有愧。巴里大夫的一个小侄子上学期入了本校，曾拜托莫瑞斯照顾。然而他什么也没做——没把这个当回事。现在他感到自己是个大人了，懊悔自己当初没有更多的勇气，但为时已晚。

“那么，你这辉煌的生涯中，下一个舞台在哪儿？剑桥吗？”

“他们这么说。”

“他们这么说，是吗？你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今天的英雄和蔼可亲地说。

“剑桥之后怎样呢？证券交易所吗？”

“我料想是这样。我父亲的老搭档说，如果一切顺利，就让我参加。”

“你父亲的老搭档让你参加后又怎样呢？娶一个漂亮的妻子？”

莫瑞斯又笑了。

“她将送给满怀期待的世界一位莫瑞斯三世吧？接着迎来老境、儿孙，最后是长满雏菊的坟墓。这就是你对事业的见解，我的见解不是这样的。”

“您的见解是怎样的呢？”吉蒂大声说。

“帮助弱者，纠正谬误，亲爱的。”他朝她望过去，回答说。

“我相信这是我们大家的见解。”舍监的妻子说，霍尔太太表示同意。

“啊，不，不是的。我也并非一贯如此，否则的话，我该去照料我的迪基，而不是继续在这豪华的场所待下去。”

“请务必把亲爱的迪基带到我们家来玩玩。他爸爸也来了吗？”霍尔太太问。

“妈妈！”吉蒂悄声说。

“我弟弟去年去世了，”巴里大夫说。“您是贵人善忘。战争并没像莫瑞斯所设想的那样锻炼他的肢体，使他身躯健壮。他的腹部中了一颗子弹。”

他扬长而去。

“我认为巴里大夫变得玩世不恭了。”艾达发表了意见。“我认为他这是妒忌。”她说得一点不错。当年巴里大夫曾经是个使女人倾心的男人，年轻人后浪推前浪地拥上来，他感到不满。倒霉的莫瑞斯再度碰见了他。莫瑞斯正向舍监的妻子告别。她是个俏丽的女人，对高班男生礼数周到。他们热情地握手。莫瑞斯掉头而去的时候，听见巴里大夫说：“喏，莫瑞斯，风华正茂，不论在情场上还是在战场上，都是不可抗拒的。”于是，他的视线与大夫那嘲讽的目光相遇。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巴里大夫。”

“哦，你们这些年轻人！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在姑娘面前过分拘谨！开诚布公，小伙子，开诚布公。你什么人也欺骗不了。开诚布公的心灵是纯洁的心灵。我是个医生，上了年纪，我告诉你这一点。男人是女人所生的，为了让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跟女人同步而行。”

莫瑞斯凝视着舍监太太的背影，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满脸涨得通红。他记起了杜希先生画的那些示意图。一种苦恼——没有悲哀那么美——浮到他的意识表层，显示了一下它有多么丑陋，又沉下去。他并不曾问自己它的真面目，因为还没到时候。然而，旁人对他所做的暗示把他弄得毛骨悚然。尽管他是一位英雄，却渴望自己重新变成一个小男孩，永远半睡半醒地沿着无色的海洋徜徉。巴里大夫继续对他进行说教，大夫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说了许许多多刺痛他的话。

[1] 1899年和1907年在荷兰海牙举行过两次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虽未能就其主要目的即限制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但签订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公约。第二次会议也未能就限制军备问题达成协议，但会议精神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大有影响。

[2] 乔治·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希腊史》（1846—1856），共12卷。

五

他选择的是挚友查普曼以及萨宁顿的其他老同学所光顾的那家学院。在第一年的陌生的大学生活期间，他几乎没有新体验。他属于老校友俱乐部，他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一起喝茶进餐，满嘴土腔俚语，在大餐厅里紧挨着坐，挎着胳膊逛大街。他们不时地喝醉，关于女人，神秘兮兮地大吹大擂，然而他们的精神面貌仍像是公学的高班学生，有些人一辈子也改不掉。他们和其他同学之间素无怨仇，但他们紧紧地抱作一团，所以不受欢迎；他们又太平庸，当不了学生领袖；他们也无意冒险去结识来自其他公学的学生。这一切使莫瑞斯满意。他生性懒惰，尽管他的苦恼没有解决，却也没添新的。沉寂继续下去，肉欲的思想活动不再那么困扰他了。他静静地伫立在黑暗中，而不是用手到处摸索，好像这就是肉体与灵魂那么痛苦地做准备所要得到的结果。

第二年，他发生了变化。他搬进学院，那里的生活浸透了他。白天他过得跟以前一样，然而夜幕降临后，新生活就开始了。在一年级时，他就有了个重大发现。成年人彬彬有礼地交往，除非有特别的原因不能这么做。几个三年级的学生曾到单身宿舍来看望他。他以为他们准会打碎他的盘子，朝着他母亲的照片横加侮辱，结果不然。于是他也不用浪费时间去计划有一天怎样砸他们的盘子了。导师们温文尔雅，更是惊人。莫瑞斯本人正盼望着这种气氛，以便变得温和。他不喜欢蛮横粗鲁，那是与他的天性相悖的。然而，在公学时期，他非这样做不可，否则他就会被人踩在脚下。他曾经猜测，在大学这更辽阔的战场上，就更需要这样做了。

一旦在学院里生活，他的发现层出不穷。人们原来是活生生的，他一直以为他们乃是一片片印有普普通通图案的硬纸板，而他本人则是假装的。但是，当他夜间在院子里溜达的时候，隔着窗户看见有些学生在唱歌，另外一些正在争论，还有埋头读书的。不容置疑，他们是具有跟他同样的感情的人。离开亚伯拉罕先生的学校后，他再也不曾坦荡荡地做过人。尽管巴里大夫对他进行过那番说教，他却无意洗心革面。然而他明白了，在欺骗旁人的时候，他自己也被欺骗了。他曾希望旁人认为他是个空空洞洞的人，并错误地以为旁人也是那样的人。不，他们很有些内容。“然而，天哪，但愿不是我这样的内容。”莫瑞斯自从认为旁人是活生生的人以来，就变得谦虚了，并且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天地万物中，再也没有比他更坏的人了。难怪他要假装成一片硬纸板了。倘若他的原形毕露，他就会被驱逐出这个世界。神的存在太伟大了，不会使他感到忧虑。可以这么说，他难以想象还有比来自楼下套房里的乔伊·费瑟斯顿豪的谴责更可怕的惩罚，或是像考文垂[1]的酷刑那样悲惨的地狱。

发现此事后不久，他应邀去跟学监康沃利斯先生共进午餐。

另外还有两位客人。一个是查普曼，另一个是三一学院的硕士，名叫里斯利，是学监的亲戚。里斯利的头发乌黑，身材高大，矫揉造作。被介绍的时候，他做出夸张的姿态，说起话来（他滔滔不绝地说话）嗲声嗲气，满嘴最高级形容词。查普曼对莫瑞斯以目示意，张大鼻孔，邀他与自己携手将这陌生人教训一顿。莫瑞斯认为得先等一会儿，不愿意伤害别人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况且他拿不准自己是否厌恶里斯利。毫无疑问，他应该厌恶里斯利，一会儿工夫就会那样的。于是，查普曼单独向里斯利挑战了。他发觉里斯利热爱音乐，就开始予以贬低，说“我讨厌那种高雅的人”，等等。

“我喜欢！”

“哦，你喜欢！既然是这样，请原谅。”

“来吧，查普曼，你该吃点儿东西。”康沃利斯先生大声说，他心中断定这顿午饭会有些乐趣。

“我猜想里斯利先生不饿，我那些粗野的话使他倒了胃口。”

他们坐下后，里斯利窃笑着转向莫瑞斯说：“我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每说一句话，他就在某个字上加重语气。“这是奇耻大辱。说‘不’，不行；说‘是’，也不行，究竟该怎么办？”

“不说话好不好呢？”学监说。

“不说话？太恐怖了，你一定是疯了。”

“请问，你是不是总在说话？”查普曼问。

里斯利说：“是的。”

“永远也不厌烦吗？”

“永远也不。”

“没让旁人烦过吗？”

“从来也没有。”

“不可思议。”

“你该不是在暗示我让你讨厌了吧。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简直是眉飞色舞。”

“倘若我眉飞色舞的话可不是由于你的缘故。”查普曼说，他性情暴躁。

莫瑞斯和学监笑了。

“我又被弄得哑口无言了。如此困难的谈话令我吃惊。”

“你好像比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谈得好。”莫瑞斯发表了意见。在这之前他一直没有说话，他粗哑低沉的嗓音使里斯利颤抖。

“当然，这是我的特长。我惟一看重的事情就是谈话。”

“此话当真？”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莫瑞斯认为确实是这样，里斯利给他的印象是严肃的。莫瑞斯问他：“你是认真的吗？”

“别问我。”

“那么，就聊到你变得严肃为止。”

“废话！”学监咆哮如雷。

查普曼狂笑起来。

“你认为这是废话吗？”里斯利询问莫瑞斯。莫瑞斯得到要领后，认为行动比语言重要。

“两者有什么区别？语言就是行动。你的意思是说，在康沃利斯先生的屋子里待了五分钟，你没受什么影响吗？ 例如，你会忘记自己曾经遇见过我吗？”

查普曼哼了一声。

“他不会忘记的，你也不会。可我还得听你的说教，告诉我们该做什么！”

学监插嘴解救那两个萨宁顿毕业生。他对自己这位年轻的表弟说：“你对记忆的理解是不对的，你把重要的东西和令人难忘的东西混淆起来了。毫无疑问，查普曼和霍尔会念念不忘他们遇见过你——”

“却把吃炸肉排的事遗忘了，的确如此。”

“但是炸肉排对他们有些好处，对你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蒙昧主义者！”

“简直像是书本里的话。”查普曼说。“呃，霍尔？”

“我的意思是，”里斯利说，“哦，我的意思很清楚，炸肉排对你们的潜意识的生命产生影响，我这个人对你们的意识发生作用，所以我不仅比炸肉排令人难忘，也比它更重要。这位在座的你们的学监，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他但愿你们也像他这么做，他假装只有下意识，只有你们的知识所涉及不到的那个部分才是重要的。他自己每天施催眠术——”

“喂，住嘴。”学监说。

“然而我是光明之子——”

“喂，住嘴。”于是他把话题转到正常的方向。尽管里斯利总是谈自己，他却不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他没有打断旁人的谈话，更不曾装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像一头海豚那样嬉戏着，不论他们聊到哪儿，他都奉陪，决不妨碍他们的进程。他在做游戏，然而是认真地做游戏。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径直往前走，他却情愿来回走，他喜欢自始至终挨近他们。倘若是几个月之前，莫瑞斯的想法就会跟查普曼一致，然而如今他确信这个人有内容，琢磨着是不是该进一步认识他。吃罢午饭，里斯利在楼梯角等候他，这使他感到高兴。

里斯利说：“你没看出来，我那位表哥不是个男子汉。”

“对我们来说，他是个好样儿的。”查普曼大发雷霆，“他非常讨人欢喜。”

“千真万确。阉人全都是这样的。”说罢，他扬长而去。

“啊，畜——”查普曼吼道，然而英国人的自我克制使他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他震惊不已。他告诉莫瑞斯，适度的脏话他并不介意，然而里斯利太过分了。这是卑鄙的，缺乏绅士风度，这小子不会是公学培养出来的。莫瑞斯的意见与他相同。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骂你的表哥“混蛋”，可不能骂“阉人”。卑劣到极点！尽管如此，他被逗乐了。从那以后，每逢他被叫到学监室去挨申诉，有关学监的一些荒唐可笑、前后矛盾的想法就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1] 1670年12月，英国政治家约翰·考文垂爵士（？—1682）暗讽国王查理二世对舞台的兴趣只在女演员身上，结果在路上遭到伏击，被几个近卫军官撕裂了鼻子。次年，国会通过考文垂法案：凡是殴斗而造成人体残废者应治重罪。这里指众怒难犯。

六

当天和第二天，莫瑞斯一直在盘算怎样才能再度见到这个怪人。机会太少了。他不愿意去拜访高班学生，而且他们又在不同的学院。他断定里斯利在学生联合会[1]尽人皆知，就去参加星期二的辩论会，指望能听到里斯利的发言。也许在大庭广众之下更容易理解他。莫瑞斯不是在想跟里斯利交朋友的心情下被他所吸引的，但他感到里斯利能帮助他也未可知——究竟如何帮助，他就想不出来了。一切都朦朦胧胧，因为他依然在山岭的阴影下。里斯利想必正在山顶上跳跃嬉戏，说不定能助他一臂之力。

他在学生联合会未能如愿以偿，就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他这样就挺好。再说，他的朋友们没有一个能容忍里斯利，他必须忠于自己的朋友。然而这种逆反心理很快就消失了，他比原来更渴望见到里斯利。既然里斯利如此古怪，他何不也来个古怪之举，打破大学本科生的一切惯例，去拜访他？“应该做个男子汉”，去拜访是男子汉分内之事。莫瑞斯被这一发现所打动，决定也做个放荡不羁的人，一走进里斯利的房间，就用里斯利的腔调发表妙趣横生的演说。他想到一句话：“你原想获得更大的成果。”听上去并不十分精彩，里斯利很精明，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蠢人。除非灵机一动，能想起更俏皮的话，听天由命吧。

这变成一种冒险了。那个人说，人们应该“谈话，谈话”，使得莫瑞斯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一个夜晚，快要到十点钟的时候，他溜进三一学院，在大院子里一直等到大门在他身后关闭。他抬头望望夜空。通常他对美漠不关心，这时却想着“满天星斗！”报时的钟声已响过，剑桥校园内所有的门都关严了，随后传到耳际的喷泉迸溅声何等清越。周围都是三一学院的学生们——极有才智，教养非常好。莫瑞斯的伙伴们尽管嘲笑三一学院，却决不能无视三一学院散发出的自负的光辉。也决不能对三一学院所不屑于被认可的优越一笑置之。他是背着伙伴们到三一学院来的，是谦虚地来向它求助的。在学院的这种气氛下，他那俏皮的台词消失了，他的心怦怦直跳，既羞愧又害怕。

里斯利的套房位于短短的走廊尽头。什么障碍物也没有，走廊也就没点灯。来客沿墙而行，直到撞上门为止。莫瑞斯比自己所预料的更快地撞上了它——咣一声巨响——墙板震颤起来。于是他惊叫道：“该死！”

“请进！”屋里有人说。失望等待着他，说话的是跟他同学院的人，名叫德拉姆。里斯利出门了。

“你要找里斯利先生吗？嘿，是霍尔呀！”

“嘿！里斯利去哪儿啦？”

“我不知道。”

“啊，没关系，我回去了。”

“你要回咱们学院去吗？”德拉姆头也不抬地问道。他跪在地板上，摆弄一摞自动钢琴[2]用的唱片。

“我想既然他不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稍等一会儿，我也一起回去。我正在找《悲怆交响曲》[3]。”

莫瑞斯四下里打量着里斯利的屋子，寻思着在这里究竟都谈过些什么呢？然后坐在桌子上，瞧着德拉姆。他个子矮小——非常小——态度自然，皮肤白皙。当莫瑞斯跌跌撞撞地走进去时，他飞红了脸。在学院里，他以脑筋好以及孤傲著称。关于他，莫瑞斯只听说是“太爱到外头去走动”。在三一学院与他相逢，证实了这一点。

“我找不到《进行曲》[4]。”他说，“对不起，叫你久等了。”

“不要紧。”

“我借几张，放在费瑟斯顿豪的自动钢琴上听。”

“他就住在我楼下。”

“你入了学院吗，霍尔？”

“嗯，我刚升二年级。”

“啊，当然。我是三年级。”

德拉姆的口气一点儿都不狂妄，莫瑞斯忘记了对高班生所应表示的敬意，说道：“依我看，与其说是三年级，你更像是个一年级的学生。”

“也许是这样。可我觉得自己像是个文学硕士。”

莫瑞斯留心地端详他。

“里斯利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继续说下去。

莫瑞斯没有吱声。

“尽管如此，偶尔见一次面，也就够了。”

“不过，你还照样跑来向他借东西。”

他又抬起头来看。“这么做不合适吗？”他问。

“我只是开玩笑而已。”莫瑞斯边说边从桌子上滑下来。“你找到那张唱片了吗？”

“没有。”

“因为我得走啦——”其实他并不急于离开，然而他的心一个劲儿地怦怦直跳，以致非这么说不可。

“哦，好的。”

莫瑞斯没想到他会这么回答。“你在找什么呢？”他边往前走边问。

“《悲怆》里的《进行曲》。”

“我一点都不懂。那么，你喜欢这种风格的音乐喽？”

“喜欢。”

“我更喜欢的风格是活泼的华尔兹舞曲。”

“我也一样。”德拉姆说，他与莫瑞斯四目相视。莫瑞斯通常会把目光移开，然而这次却直勾勾地望着。于是德拉姆说：“其他乐章也许在窗边的那一摞里，我得去瞧瞧，耽误不了多会儿。”

莫瑞斯坚决地说：“我必须马上走。”

“好吧，我这就停下来。”

莫瑞斯走出去了，颓丧而孤独。星星已模糊不清，天空像要下雨。当门房正找大门钥匙时，他听见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找到你的《进行曲》了吗？”

“没有。我改变了主意，打算跟你一起回去。”

莫瑞斯默默地走了几步，随后说：“喏，我帮你拿一些。”

“我拿得了。”

“给我。”他粗鲁地说，并将唱片从德拉姆的腋下一把夺过来。他们没再交谈，返回自己的学院后，他们径直到费瑟斯顿豪的房间去了。因为在十一点以前，他们还能试听一会儿音乐。德拉姆坐在自动钢琴前的凳子上，莫瑞斯屈膝跪在他旁边。

“没想到你也是艺术伙伴中的一个，霍尔。”房间的主人说。

“我可不是——我想听听这里面都有些什么。”

自动钢琴开始演奏，又停止了。德拉姆说他要调成四分之五拍。

“为什么？”

“那更接近华尔兹舞曲。”

“啊，这没关系，随意演奏吧。别调了——太浪费时间了。”

然而这一次他却未能固执己见。他刚将自己的手放在滚轴上，德拉姆就说：“放手，你会把它损坏的。”并把琴调成了四分之五拍。

莫瑞斯专注地听着，他颇为喜爱这个乐曲。

“你应该到这边来，”正在炉火边用功的费瑟斯顿豪说，“尽量地离琴远一点才好。”

“有道理——倘若费瑟斯顿豪不介意，可不可以再奏一遍？”

“我没关系，德拉姆，再奏一遍吧。多么愉快的音乐。”

德拉姆拒绝了，莫瑞斯看出他不是个顺从的人。他说：“乐章不是独立的乐曲——不能重复地听。”这是个莫名其妙的借口，但显然站得住脚。德拉姆接着又奏了《广板》[5]，一点也不快活。随后时钟敲了十一下，费瑟斯顿豪给他们沏了茶。他和德拉姆双双准备参加荣誉学位考试，就谈起专业来，莫瑞斯聆听着。他始终兴奋不已。他看得出德拉姆不仅才思敏捷，还具备沉着、有条理的思维。他知道自己想要读什么书，有哪方面的弱点，校方能够给他多大的帮助。莫瑞斯及其伙伴们对导师与讲义盲目信赖，德拉姆却不然。但他也不像费瑟斯顿豪那样，对导师与讲义抱着轻蔑的态度。“你总可以从年长的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即便他没读过最近出版的德文书籍。”关于索福克勒斯[6]，他们争论了一会儿。德拉姆有点儿招架不住了，提出“我们这些本科生”忽视索福克勒斯，这是附庸风雅。他劝告费瑟斯顿豪重读《埃阿斯》，别去注意作者，宁肯把两眼盯在登场人物上。这样来读，不论关于希腊文法还是希腊人的生活，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番争论使莫瑞斯感到沮丧。不知为什么，他曾指望能发现德拉姆的情绪不稳。费瑟斯顿豪是个优秀的人物，脑筋好，肌肉发达，直言不讳，喋喋不休。然而德拉姆冷静地听，将谬误提出来，对其余的表示同意。莫瑞斯简直就是谬误的化身，他有什么希望呢？愤怒的利刃刺穿了他的身子。他跳起来道了声“晚安”，可是刚一走出屋子，就懊悔自己不该这么性急。他决定等候，不是在楼梯上等，因为他觉得这样很可笑，还是在楼梯脚与德拉姆的房屋之间等吧。他走到院子里，找到了德拉姆那间屋子，明知道主人不在，却还敲了敲门，并打开门探了探头，借着炉火的光仔细端详家具和墙上挂的画。然后就去站在院子里的一座徒有其名的桥上。遗憾的是那不是真正的桥，只是庭园设计师为了效果起见，把它架设在一片洼地上而已。在上面一站，就会有待在照相馆的摄影室里那样的感觉。栏杆太矮，不能凭靠。不过，莫瑞斯口衔烟斗，看上去颇像是站在真桥上似的，他希望不要下雨。

除了费瑟斯顿豪的屋子，所有的灯光都熄了。时钟敲了十二下，接着十二点一刻也过去了。他可能已等候了德拉姆一个钟头。过了一会儿，楼梯响了，一个矮小文雅的身姿，他穿着大学礼服，手捧书籍跑了出来。莫瑞斯所等待的正是这一瞬间，他却不由自主地移步走开。德拉姆在他后面，走向自己的屋子。他正在错过机会。

“晚安！”他尖声喊叫，刺耳的声音使两个人都大吃一惊。

“谁？晚安，霍尔。睡觉前散散步吗？”

“我通常都这样。你不想再喝茶了吧？”

“我吗？不，现在喝茶或许太晚了些。”他不大热情地补上一句，“不过，来点儿威士忌如何？”

“你有吗？”莫瑞斯赶紧说。

“对，请进。我就住在这儿，一楼。”

“哦，这儿！”德拉姆把灯捻亮了。这会儿壁炉里的火已经快燃尽了。他叫莫瑞斯坐下，并把桌子和玻璃杯端过来。

“要多少？”

“多谢——足够了，足够了。”

“兑苏打水还是喝纯的？”他边打哈欠边问。

“兑苏打水。”莫瑞斯说。他不便久坐，因为德拉姆疲倦了，只是出于礼貌才邀他进屋的。他喝完以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他在屋里吸了大量的烟，又重新来到了院子里。

万籁俱寂，一团漆黑。莫瑞斯在圣洁的草坪上来回踱步，毫无声息，心里热辣辣的。身体的其他部位一点点地睡着了，首先进入梦乡的是他的头脑——最弱的器官。他的肉体接着入睡，随后他的两只脚将他送上楼，以便逃避拂晓。心中被点燃的火永远也不会被熄灭，他身上终于有了个真实的部位。

第二天早晨，他心里渐渐宁静下来。因为前天晚上淋了雨，他患了感冒，并且睡过了头。非但没去做礼拜，还旷了两堂课。让他的生活步入正轨已经不可能了。午饭后，他换了衣服准备去踢足球，看看时间还充裕，便躺在了沙发上。结果一直睡到喝茶的时间。他并不饿，拒绝一个邀请后溜达到了大街上，去洗了一个蒸汽浴。这治好了他的感冒，结果又旷了一堂课。该到大餐厅吃饭了，他却无心跟萨宁顿的老校友们碰头。他不曾事先打招呼，擅自缺了席，并孤零零地在学生联合会吃了顿饭。他在那儿看见了里斯利，但他对里斯利很冷漠。夜幕又降临了。莫瑞斯发现自己思维非常敏捷，三个小时就能做完六个小时的功课，令自己大吃一惊。他按平时的就寝时间上了床，一觉醒来，身体健康，心情非常愉快。潜在意识深处的一种本能劝他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别再去想德拉姆以及有关德拉姆的事。

从此，他们二人偶尔见见面。德拉姆请莫瑞斯吃午饭，莫瑞斯再回请一次。他的天性中所没有的谨慎在起作用，他一向不在这方面下工夫，这次可是极其谨慎。他变得很警惕，从十月开始的这个学期，他所有的行为都可以用“斗争”一词来描述，但决不涉足危险领域。他窥探到了德拉姆的长处以及弱点。尤其重要的是，他锻炼并加强了自己的能力。

倘若被迫问自己：“这是在干什么？”他就会回答说：“德拉姆是我所感兴趣的。”然而他没有问过自己，仅仅是闭着嘴，关上心扉，径直往前走。光阴日复一日，连同种种矛盾，消逝到深渊中。他知道自己有所进展，其余的全都无所谓。倘若他很用功，跟同学相处得很好，那都是连带反应而已，他根本不放在心上。向上爬，朝着山腰伸出手去，直到某人的手抓住它。他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生下来的。他忘掉了第一个夜晚自己那种病态的兴奋，以及更奇妙的康复。那是他在告别过去。他的心境与温存、感情完全无关，想到德拉姆的时候，他是冷静的。他深信德拉姆并不讨厌他，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一步一个脚印，他甚至没有抱什么希望。因为希望会使他分神，而他不得不关照的事太多了。

[1] 学生联合会既具有俱乐部性质（有餐厅，还经常举行舞会），同时也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摇篮，每周都举行辩论会。

[2] 自动钢琴：在一卷卷纸上按音符时值和音高穿凿出大小不一的孔，演奏时，空气被压入孔中，推动琴槌击弦发声。十九世纪晚期开始流行，直到留声机和无线电问世为止。

[3] 《悲怆》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的副标题。

[4] 指《悲怆交响曲》第三乐章，是一首谐谑曲，富于进行曲的特征。

[5] 《广板》系德国作曲家亨德尔（1685—1759）所作乐曲。通常用以指别人改编的许多动听的器乐曲，是从亨德尔的歌剧《赛尔斯》中的《绿树青葱》咏叹调改编而成（其实谱上原来标的是“小广板”）。

[6] 索福克勒斯（约前496—约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他的传世剧作是《埃阿斯》（约公元前441）等。

七

下一个学期[1]伊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亲密了。

“霍尔，在假期里，我差点儿给你写信。”德拉姆一看见莫瑞斯就说。

“是吗？”

“然而写起来就冗长得要命。日子过得糟糕透顶。”

他的语气并不很严肃。于是莫瑞斯说：“有什么不对？吃圣诞节布丁，肚子出毛病了吗？”

不一会儿，他就听出了布丁可以用作寓言，德拉姆家里发生了一起激烈的争吵。

“我不晓得你会怎么说——倘若你不觉得厌烦的话，我倒是想听听你对此事的看法。”

“一点儿也不觉得厌烦。”莫瑞斯说。

“关于宗教问题，我们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候，查普曼的到来打搅了他们。

“对不起，我们正在谈话。”莫瑞斯对他说。

查普曼走了。

“你不必那么做，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我这番无稽之谈。”德拉姆提出异议，然而他更认真地继续谈着。

“霍尔，我不愿意用自己的信仰——或者不如说是缺乏信仰——的问题来烦扰你。但是为了把情况解释明白，我必须告诉你，我是个异端分子，我不是个基督教徒。”

按照莫瑞斯的观点，异端就是邪恶的。上学期在学院所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他曾发表这样一种见解：倘若一个人对基督教有疑问，也应该有守口如瓶的雅量。然而他对德拉姆只说了句“信仰是个很麻烦的问题，范围太大了”。

“我知道——不是关于信仰的问题，把它撇在一边吧。”他注视了一会儿炉火。“而是我母亲对此事怎样看的问题。半年前——夏天的时候——我就告诉她了，她并未介意。她照例说了些愚蠢的笑话，仅此而已，事情就过去了。我感到欣慰，因为这是我多年的心事。小时候我发现了对我来说有些事比基督教更有益处，从此再也没信过神。当我结识了里斯利以及他那伙人之后，就很想全部说出来。你知道他们把坦诚看得多么重要，这确实是他们的主要着眼点。于是我就向母亲和盘托出。她说：‘啊，是吗？你到了我这岁数，会稍微变得聪明一些吧。’这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温和的反应了，我欢欢喜喜地离开了家。可是在这次的假期中，这一切又成了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由于过圣诞节的缘故。我不愿意领圣餐，基督教徒每年应该领三次圣餐——”

“啊，我知道，圣餐。”

“过圣诞节的时候，这就成问题了。我说我绝不去，母亲一反常态，用甜言蜜语哄我，要求我领这一次圣餐，好让她高兴。接着她就生起气来，说我会损坏我本人以及她的名誉。我们是本地的乡绅，周围净是没受过教育的人们。然而我所不能忍受的是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母亲说我是邪恶的。如果她这话是半年前说的，我可以接受她的看法，现在不行！为了让我做没有信仰的事，眼下竟用上邪恶啦、善良啦这样一些分量很重的词。我告诉她，我有我个人的圣餐仪式。‘倘若我像您和咱们家的女孩子们参加你们的圣餐仪式那样去参加我的圣餐仪式的话，我的神祇们会杀掉我的！’这话恐怕说得太重了。”

莫瑞斯没怎么听懂他的意思，就问道：“那么，你去了吧？”

“去哪儿？”

“教堂呀。”

德拉姆跳了起来，满脸厌恶的神色。接着他咬咬嘴唇，面泛微笑。

“没有，霍尔，我没去教堂。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对不起——我请求你坐下来。我无意触犯你，我的脑筋太迟钝了。”

德拉姆挨着莫瑞斯的椅子蹲在地毯上。过了一会儿，他问：“你跟查普曼认识很长时间了吗？”

“从公学到现在五年了。”

“噢。”他好像在沉思。“给我一支香烟，替我送到嘴里，多谢。”莫瑞斯以为有关信仰的话已结束了，然而喷出一口烟后，他又说下去。“听我说——你告诉过我，你有母亲和两个妹妹，刚好和我的情形一样。在那场争吵中，我一直想知道，要是你会怎么办事？”

“你母亲肯定和我母亲不同。”

“你母亲是怎样一个人？”

“她对任何事情都不大吵大闹。”

“因为你从来还没做过让她不赞成的事，我料想，今后你也永远不会的。”

“哦，不是这样。我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

“简直说不准。霍尔，尤其是女人。我对母亲感到厌恶。这就是我真正的烦恼，想得到你的帮助。”

“她会回心转意的。”

“千真万确，亲爱的老弟。可是我呢？过去我想必是假装爱她而已。这次的争吵使我的谎言粉碎了。我的确以为自己已经不再编造谎言了。我讨厌她的性格，她令我反感。喏，我把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告诉你了。”

莫瑞斯攥起拳头，轻轻地敲着德拉姆的头。“运气不好。”他低声说。

“对我说说你们一家人的生活。”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只是这样相处下去。”

“你们这些幸运儿。”

“哦，我不知道，德拉姆，你是在开玩笑呢，还是假期实在过得糟透了呢？”

“简直是活地狱，悲惨的境遇，人间地狱。”

莫瑞斯打开拳头，抓住德拉姆的一绺头发，又攥紧拳头。

“哇，好疼！”德拉姆快活地叫起来。

“关于圣餐仪式，你的妹妹们怎么说？”

“有个妹妹跟一位牧师结婚了——别，好疼。”

“简直是活地狱，啊？”

“霍尔，我再也没想到你是一个愚蠢的——”他抓住了莫瑞斯的手。“另一个跟乡绅阿尔赤鲍尔德·伦敦订了婚——嗷！哎哟！放手，我走啦。”他倒在莫瑞斯的双膝之间了。

“喏，你说要走，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我不能走哇。”

莫瑞斯这是头一回胆敢跟德拉姆闹着玩儿。当他拿壁炉前的小地毯把德拉姆裹起来，并将字纸篓扣在他头上时，宗教和亲属就消失了踪影。费瑟斯顿豪听到喧闹声，跑上楼，解救了德拉姆。从此，他们二人一连打闹了好多天。德拉姆变得跟莫瑞斯一样滑稽可笑。他们不论在什么地方相遇——他们在任何地方都相遇——就半真半假地互相殴打，把朋友们也卷进去。德拉姆终于感到厌烦了。他的体质较弱，间或受了伤，屋中的几把椅子也给弄坏了。莫瑞斯立即觉察出德拉姆的心情起了变化。他不再像小马驹那样跟德拉姆欢闹了，然而，通过欢闹。他们学会了直率地表露感情。如今他们两个人互相挽着臂，或者搂着脖子走路。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姿势几乎一成不变——莫瑞斯坐在椅子上，德拉姆坐在他脚下，倚着他的膝。在朋友们当中，这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莫瑞斯总是抚摩德拉姆的头发。

他们还向其他领域扩展。在四旬斋[2]这个学期，莫瑞斯标榜自己是个神学家，这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他相信自己是有信仰的，当他所习以为常的任何东西受到指责时，他就会感到真正的痛苦。在中产阶级的人们中间，这种痛苦戴着信仰的假面具。这不是信仰，其实是惰性。它不曾给予莫瑞斯支持，也没能帮助他扩大视野。遇到反击之前，它甚至不存在，一遇到反击，它就像不起作用的神经一样作痛。他们家每人都有这样一根神经，并把它看作神圣的。尽管对他们来说，《圣经》、祈祷书、圣餐、基督教伦理以及其他任何超乎世俗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的。其中任何一样东西遭到攻击后，他们就惊叫道：“人们怎么能这样？”于是就在保卫协会的文件上签名。莫瑞斯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快要成为教会与社会的中坚了。倘若处在同样的状况下，莫瑞斯的思想也会僵化的。

然而，他并没有处在同样的状况下。他有一种想要令德拉姆钦佩的无比强烈的愿望。他想向这位朋友显示，除了蛮劲十足，他还有别的。他父亲说话谨慎，他却喋喋不休。“你认为我什么也不想，然而我可以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德拉姆经常不回答。莫瑞斯就心惊胆战，以为会失掉这个朋友。他曾听人家说：“只要你一天能让德拉姆开心，他就对你好，否则他就把你甩了。”他生怕由于炫耀自己的正统宗教观点，会发生本来试图避免的事。然而他怎么也抑制不住，引起德拉姆瞩目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他口若悬河地说个没完。

一天，德拉姆说：“霍尔，你为什么这样？”

“对我来说，宗教信仰是至关紧要的事。”莫瑞斯虚张声势。“由于我说得极少，你就认为我无动于衷。我把它看得非常重要。”

“那么，会餐后到我屋里来喝咖啡吧。”

他们二人正往大餐厅里走。德拉姆领着奖学金，所以必须做饭前感恩祷告，他的祈祷含有玩世不恭的腔调。吃饭时他们相互望着。他们坐在不同的桌前，然而莫瑞斯巧妙地把椅子挪了挪，以便能看见他的朋友。把面包当作小球来抛掷的阶段早已成为过去。这个傍晚，德拉姆脸上的神色严肃，没跟周围的人们交谈。莫瑞斯知道他有心事，猜测着他究竟在想些什么。

“你想要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德拉姆一边说一边关严外边那扇门，以表示“谢绝会见”。

莫瑞斯浑身发冷，满脸涨得通红。接着，莫瑞斯又听见德拉姆的声音了。他在对莫瑞斯关于三位一体[3]的看法进行抨击。莫瑞斯原来以为自己是重视三位一体教义的。然而面对着这片恐怖的火焰，那好像无关紧要了。他仰面朝天地倒在一把扶手椅上，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额头和双手淌着汗。德拉姆踱来踱去，准备着咖啡，嘴里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这样，但你是自找的。你总不能指望我无限期地把话憋在心里，我非得不时地发泄一通不可。”

“说下去吧。”莫瑞斯清了清嗓子说。

“其实我本来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一向十分尊重人们的意见，不愿意嘲笑他们。然而依我看，你好像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意见。你那些意见统统是二手货——不，十手货。”

莫瑞斯又振作起来了，并指出德拉姆的话说得太重了。

“你的口头禅是：‘我把它看得非常重要。’”

“你凭什么臆断不是这么回事呢？”

“你确实把一些事情看得很重要，霍尔，但那显然不是三位一体教义。”

“那么，是什么呢？”

“是足球。”

这又是对莫瑞斯的当头一棒。他的手颤抖起来，竟把咖啡洒在椅子的扶手上。“你有点儿不公平。”他听见自己这么说。“你起码有气度暗示一下，我把人看得很重要嘛。”

德拉姆的脸上露出惊奇的表情，说：“反正你把三位一体看得一点儿都不重要。”

“啊，让三位一体见鬼去吧！”

德拉姆突然哈哈大笑。“就得这样，就得这样，咱们现在来谈谈我的下一个论点。”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反正我的脑袋有毛病，我是说头痛。毫无疑问，我证明不了这些事，也就是说，证明不了三位上帝本体为一，一位上帝本体为三。但是，不管你怎么说，对好几百万人而言，这是至关紧要的，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个教义的。对此我们有深切的感受。上帝是善良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非要走上岔道不可呢？”

“为什么对岔道有深切的感受呢？”

“你说什么？”

德拉姆把莫瑞斯说过的话替他重新整理了一遍。

“喏，这样就首尾一致了。”

“那么，倘若三位一体教义出了错，是不是所有的论点都站不住脚了呢？”

“我不这么认为，决不会的。”

莫瑞斯完全处于招架之势。他的头还真疼，那些汗刚擦完，就又流了出来。

“难怪我解释不清楚，因为除了足球，我把什么都看得不重要。”

德拉姆走过来，情绪很好地坐在莫瑞斯那把椅子的边上。

“留神——你把咖啡碰洒啦。”

“糟糕——是我洒的。”

莫瑞斯一面擦洒在身上的咖啡，一面打开外边那扇门，朝院子里望去。离开这院子以来，好像已过了好几年似的。他不愿意再独自跟德拉姆相处，就招呼几个同学来和他们做伴，随后照平时那样喝起咖啡来。然而他们告辞时，莫瑞斯却没有跟他们结伴而去。他又吹嘘起三位一体教义来了。“这是神秘的。”他振振有词。

“对我来说，这并不神秘。然而我尊重那些由衷地感到它神秘的人。”

莫瑞斯感到不自在，瞧着自己这双厚实棕色的手。对他来说，三位一体真是神秘的吗？除了受坚振礼的时候，关于三位一体，他哪怕动过五分钟的脑筋呢？其他同学来过之后，他冷静下来，再也不感情用事了。他扫视了自己的头脑，它看上去像他这双手，毫无疑问，很耐用，又健康，具有发展的潜力。然而，它不够高雅，从未有过神秘的感觉，对旁的很多东西也都是这样。它是厚实棕色的。

“我采取这么个态度，”他顿了一下，接着大声说，“我不相信三位一体教义，在这一点上，我让步。另一方面，那句‘这样就首尾一致了’，我说得不对，首尾并不一致。然而，不相信三位一体教义，并不意味着我不是个基督教徒。”

“你相信什么？”德拉姆逼问道。

“基——基督教的本质。”

“诸如……”

莫瑞斯低声说：“耶稣赎罪。”他从未在教会之外的地方这么说过，于是激动得热血沸腾。但是，正如他不相信三位一体教义，他也并不相信耶稣赎罪。他知道德拉姆会看破这一点。耶稣赎罪是一张将牌，然而这一局打的是无将牌，他的朋友用一张非将牌就能把它吃掉。

当时德拉姆只说了句：“但丁[4]曾相信三位一体教义。”他从书架上找到了《天国》的最后部分。他把有关三道彩虹交叉处浮现出一张人脸的那几行读给莫瑞斯听。诗使莫瑞斯感到厌烦，但是快要读完的时候，他大声问：“是谁的脸？”

“神的，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然而那诗不是假托幻梦来写的吗？”

霍尔这家伙头脑糊涂，德拉姆并不想弄懂他这句话的含义。他更无从知晓莫瑞斯正在想着自己在公学时期曾做过的那场梦的事，以及告诉他“这是你的朋友”的那个声音。

“但丁没说过那是梦，他宁愿把它说成是醒悟。”

“那么你认为浮想联翩是天经地义的？”

“信仰一向是天经地义的，”德拉姆边回答边把那本书放回去，“它是天经地义的，又是一贯正确的。每一个人都在心灵的某处有着某种信仰，他可以为之献出生命。不过，这会不会是你的父母和监护教给你的呢？倘若有信仰的话，是否应该成为你本人的肉身与灵魂的一部分呢？你得向我证实你是有信仰的。别再现趸现卖‘耶稣赎罪’或‘三位一体’了。”

“我已经放弃三位一体了。”

“还有耶稣赎罪呢。”

“你太苛刻了，”莫瑞斯说，“我一向知道自己的脑筋迟钝，从来就是如此。里斯利那帮人对你更合适，你最好跟他们谈。”

德拉姆面泛尴尬的神色。他终于感到窘困，无言以对了，于是听任莫瑞斯萎靡不振地溜走。第二天，他们照平素那样见了面。他们二人昨天并没有拌嘴，只是面前猛地出现了个陡坡。攀上坡顶后，他们走得更快了。他们又讨论起神学来，莫瑞斯为耶稣赎罪进行辩护。他败在德拉姆手下。他认识到自己对基督的存在以及基督的善良产生不了真实的感觉。倘若果真有基督这么个人，他实在感到抱歉。他对基督教的厌恶与日俱增，越来越深。不出十天，他就决定不再领圣餐了。三个星期之内，凡是他敢于溜号儿的礼拜仪式，他一概不参加了。他的变化快得让德拉姆感到困惑。他们两个人都有困惑之感。莫瑞斯尽管败下阵来，放弃了他所有的见解，却尝到一种奇妙的陶醉感。他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赢了，正持续着上学期打响的战斗。

如今德拉姆已经不再对他感到厌烦了。德拉姆已经离不开他了，任何时候都能发现德拉姆在莫瑞斯屋里蜷做一团，不停地想跟他争辩。这太不像德拉姆的为人了。德拉姆一向是矜持的，不是个辩论家。他反驳莫瑞斯的见解的借口是：“那是无稽之谈，霍尔。这里的其他任何人都具有作为绅士的信仰。”这是完全真实的？在他这种新姿态和他对传统信仰发动的攻击的后面，没有其他的什么了吗？莫瑞斯觉得其中有点儿什么。表面上他退却了，却认为自己失掉信仰这个棋子还是很合算的，因为为了得到它，德拉姆袒露了心迹。

这个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他们两个人正在上学监的翻译课，有个学生小声把希腊文口译成英文。康沃利斯先生却用低沉平稳的声调说：“省略。这一段涉及希腊人那难以启齿的罪恶[5]。”德拉姆事后说，此人虚伪，应予开除教职。

莫瑞斯笑了。

“我认为这正是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希腊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希腊人都有那样一种倾向。把它省略了，就等于省略了雅典社会的主流。”

“是这样的吗？”

“你读过《会饮篇》[6]吗？”

莫瑞斯没读过。他不曾补充说，自己倒是探索过马提雅尔。

“书里面都是这方面内容——当然不宜给孩子看，可你应该读。这次的假期里就读吧。”

当时没再说下去，然而从此他有权谈另一个问题了，而那个话题是他跟任何人之间都从未涉及过的。他不曾想过竟能谈这种事。当德拉姆在阳光照耀下的院子里谈及此事时，他接触到了一股自由的气息。

[1] 剑桥大学的学年从每年十月间开始。全年分三个学期，每个学期约八个半星期。三个学期分别是米迦勒节学期、四旬斋学期、复活节学期。“下一个学期”指四旬斋学期。

[2] 四旬斋（亦名大斋期），始自四旬斋首日（圣灰星期三），即耶稣复活节前六个半星期，规定要在四十天内（星期日除外）进行斋戒，模拟当年耶稣在旷野禁食。

[3] 三位一体指上帝（天主教中，叫做“天主”）本体为一，但又是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三位。《新约》为三位一体教义提供了根据。到了四世纪末，三位一体教义即已大致具备今天的形式。

[4] 但丁（1265—1321）是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散文作家、政治思想家。其杰作《神曲》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形式，分《地狱》、《炼狱》、《天国》三部分。“三”这个数字，作为“三位一体”的象征，经常出现于全书。

[5] 指同性爱。

[6] 《会饮篇》是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前427—前347）的作品，用对话形式写理想的爱与绝对的美。

八

莫瑞斯回家后，总是念叨德拉姆，直到全家人都把他有个朋友的事铭刻在心中。艾达想象着他或许是一位德拉姆小姐的哥哥，不过，她记得那位小姐是独生女。霍尔太太则把德拉姆和一位姓坎伯兰[1]的大学教师混淆起来了。莫瑞斯深受伤害。受伤害的强烈感情激起了另一种感情。心灵深处，他对家中的女眷感到不快。迄今他和她们的关系虽然平凡却是稳定的。但是无论谁竟然把对他来说比全世界还重要的友人的姓名搞错，在他看来简直是不可饶恕的。一切东西的主要内容都被家庭生活抽掉了。

他的无神论也遭到同样的下场。任何人都没像他所料想的那样把他的话当真。凭借年轻人的任性，他将母亲拉到一边，说他今后也尊重母亲和妹妹们的宗教偏见，然而他本人的良心再也不容许他进教堂了。她说，这真是天大的不幸。

“最亲爱的妈妈，我知道这会让您心烦意乱。我天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您说服不了我。”

“你那可怜的爸爸一向是进教堂的。”

“我不是我爸爸。”

“莫瑞，莫瑞，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喏，哥哥确实不是爸爸，”吉蒂照例出言不逊，“一点儿不假。妈妈，您过来吧。”

“吉蒂，亲爱的，你呀，”霍尔太太大声说。她感到应该对儿子的言论表示不以为然，却又不愿意跟他摊牌。“我们在谈一个深奥的问题。而且你也完全错了，因为莫瑞斯简直就像是他爸爸，巴里大夫这么说过。”

“喏，巴里大夫本人也不进教堂呀。”莫瑞斯说。这一家人说话一向是东拉西扯，他也受了影响。

“他是一位无比聪明的绅士。”霍尔太太斩钉截铁地说，“巴里太太也一样。”

母亲的口误使艾达和吉蒂笑得前仰后合。一想到巴里太太居然成了一位绅士，她们就笑个不停，莫瑞斯的无神论被抛到脑后了。在星期日，复活节这一天，他没有领圣餐。他原以为会像德拉姆那样会引起一番争吵，然而任何人都没有理会，因为在郊外，人们对基督教已经不再重视了。这令他反感透了，他用新的眼光看待社会。世人道貌岸然，看上去能体贴旁人的感情，难道骨子里竟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吗？

他经常给德拉姆写信——一封封长信，试图细腻地表达感情的阴翳。德拉姆把这看得无足轻重，而且坦诚相告。德拉姆的回信也一样冗长。莫瑞斯总是随身携带着它们，每次换衣服就把它们移到另一件衣服的兜里。睡觉时，甚至用别针别在睡衣上。半夜里醒来，他抚摸它们，留心观察着在街灯映照下的天花板上的投影，并想起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曾经多么害怕过。

还发生了一件关于格拉迪斯·奥尔科特小姐的事情。

奥尔科特小姐是他们家不常来往的客人中的一个。在一家水疗旅馆里，她曾对霍尔太太和艾达照顾得无微不至，因此应邀而来。她是个妩媚的姑娘，至少女人们都这么说。男客们则对这家的儿子说，他是个幸运儿。他笑了，他们笑了。起初，莫瑞斯没把她看在眼里，自此对她献起殷勤来了。

莫瑞斯本人没有意识到，他已成为一个英俊的青年。大量的体育锻炼使得他不再那么笨手笨脚了。身体很重，但动作敏捷，面部好像也随着变得线条优美。霍尔太太把这归功于他嘴唇上面那一簇小胡子。“莫瑞斯的小胡子可以造就他。”她这句评语比她所意识到的要深刻。那一小道黑线确实使他脸上的表情富于魅力，从而他微笑的时候牙齿就很显眼了。莫瑞斯还很会穿衣服，在德拉姆的劝告下，即使在星期天他也一直穿法兰绒长裤。

他朝着奥尔科特小姐微笑——好像应该这么做，她以笑脸相迎。他用体力为她效劳，让她坐在他那辆簇新的摩托车挎斗里，带她出去兜风。他伸开四肢，躺在她脚下。他发现她抽烟，就说服她跟他一起留在饭厅里。只剩他们两个人后，他要她凝视他的眼睛。蓝色水雾颤动着，一缕一缕的，融化成一堵堵墙壁，莫瑞斯也随着浮想联翩。新鲜空气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飘进来，一切突然都消失了。他看出她是满意的。他的母亲、妹妹们以及仆人们，也被激起极大的好奇心。他打定主意继续做下去。

紧接着就失败了。莫瑞斯恭维她说，她的一头秀发非常好等等。她试图制止他，然而他不敏感，不知道自己惹恼了她。他在书中读到过，女孩总是假装制止那些向她们说奉承话的男人。他缠住她。最后一天，她托辞不肯坐进他那辆摩托车的挎斗，于是他扮演了盛气凌人的大男子汉角色。奥尔科特小姐是来做客的，只好跟着他去兜风。他把她带到他认为富于浪漫色彩的风景区，用双手攥住她那两只小小的手。

奥尔科特小姐并不反对自己的手被攥住。别的男人也这么做过，只要莫瑞斯懂得该怎样做，她是不会感到不满的。但是她觉得有些不正常，他的触摸使她反感，那种感觉像是来自于尸体的。她跳起来喊道：“霍尔先生，别这么愚蠢。我的意思是说，别这么傻。我不是为了让你做出更傻的事才这么说的。”

“奥尔科特小姐——格拉迪斯——我宁肯死掉，也不愿意得罪你——”小伙子低声吼叫，他打算继续跟她周旋。

“我得乘火车回去。”她边抽泣边说，“我非坐火车不可，请原谅。”她比他先到了家，撒了个适当的小谎，头痛啦，眼睛里进了沙子啦。然而他的家人觉察到出了什么问题。

除了这段插曲，假期过得挺愉快。莫瑞斯读了些书，与其说是在导师的指教下，不如说是接受了德拉姆的建议。他确信自己已长大成人，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做了一两件事。他鼓动母亲将多年来使全家人的户外活动陷于瘫痪状态的豪厄尔夫妇解雇，并把马车换成小轿车。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包括豪厄尔夫妇。他还拜访了父亲的一位老搭档。莫瑞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点儿从事商业的才能以及一笔钱。于是莫瑞斯决定从剑桥毕业后，就作为一名不持有股东资格的社员进入希尔与霍尔证券交易公司。他将迈入英国为他准备的、非常适合他的领域。

[1] 德拉姆是英格兰东北部一郡。坎伯兰是英格兰西北部一郡。

九

上学期莫瑞斯曾在精神方面达到非同凡响的水平，然而假期又把他拖回到公学学生的程度。他没那么机敏了，重新按照他认为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来行动——对于未被赋予想象力的人而言，这是危险的。他的精神并未处于完全的阴暗中，云影经常从上面掠过。奥尔科特小姐的事已成为过去，把他引到她身边的那种虚伪仍然存在。他的家族是发生这件事的主要缘由。这一次，他不得不认识到她们比他强大，对他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力。跟她们相处三周，他的思路没有了条理，感情变得脆弱。看上去每一件事都取得了胜利，从整体来看却一败涂地。他回到学校时，不论考虑问题还是谈吐都跟他的母亲或艾达如出一辙。

德拉姆返校之前，莫瑞斯不曾意识到自己退化了。德拉姆因身体不好，迟几天才回来。当他那张比平时更显苍白的脸出现在门口朝屋里看时。一阵绝望袭上莫瑞斯的心头。他试图想起他们二人上学期曾伫立过的地方，为了继续开展战斗找线索。他感到自己已经懒惰了，害怕采取行动。他的精神世界的最坏的部分浮到表面上来了，怂恿他宁可得到慰藉，也不愿意寻求快乐。

“喂，老兄！”他局促不安地说。

德拉姆一声不响地溜进来了。

“你怎么啦？”

“没怎么。”莫瑞斯说罢，明白了自己业已失掉线索。在上学期，他是了解德拉姆为什么默默地走进来的。

“先坐下来吧。”

德拉姆找了个莫瑞斯伸手够不着的角落，在地板上坐下来。已经到了黄昏时分，五月这个学期的声音，剑桥景色里的花香，从窗户飘进来对莫瑞斯说：“你不配做我们当中的一员。”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死掉四分之三，在剑桥是个异邦人，是步入雅典的一个乡下人。他没有资格跟这样一个友人待在一起。

“喂，德拉姆……”

德拉姆凑近了他。莫瑞斯伸出一只手，感觉出德拉姆将头靠在他的胳膊上。他忘记自己想说什么来着。声音和花香悄声说：“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我们朝气蓬勃。”他无比温柔地抚摩德拉姆的头发，犹如爱抚德拉姆的头脑一般，将自己的手指插到德拉姆的头发之间。

“喂，德拉姆，你一直都好吗？”

“你呢？”

“不好。”

“你在信里说你很好。”

“一点儿都不好。”

他的嗓音流露出的真情使他浑身发颤。“假期过得糟透了，而我自己居然没察觉。”莫瑞斯想知道自己究竟能领悟多少呢。他确信雾又会降下来，于是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将德拉姆的脑袋拉到他的膝头，就好像那是个法宝，可以使他明智地活下去似的。德拉姆的头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莫瑞斯发现了表达柔情的一种新方式——不断地从德拉姆的鬓角抚摸到喉咙。接着，他将双手挪开，耷拉在身体两侧，坐在那儿叹气。

“霍尔。”

莫瑞斯将视线移向德拉姆的脸。

“你有什么心事吗？”

莫瑞斯又爱抚一番，随后缩回手。看起来他肯定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跟那个姑娘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

“你在信上说过你喜欢她。”

“我没喜欢过她——现在也不喜欢。”

他爆发出几声更深的叹息。它们在他的喉咙里咯咯作响，变成呻吟声。他把头往后仰，忘记德拉姆的头压在他的膝上，忘记了德拉姆在留心观察着他那混乱的苦恼。他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嘴边满是皱纹，眼角出现了鱼尾纹。人是在得不到老天保佑的情况下，为了感受痛苦和孤独而被创造的，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理解。

这时德拉姆伸过手来，爱抚他的头发。他们二人相互搂抱在一起。不一会儿，他们就胸挨着胸躺在那儿了，彼此把头靠在对方的肩上。然而，他们二人刚把脸蛋儿贴在一块儿，有人在院子里喊了声“霍尔”，他就答应了。只要有人喊他，他一向马上就答应。两个人都剧烈地动弹了一下，德拉姆一个箭步蹿到壁炉架跟前，用胳膊托着头。一帮蠢材乱哄哄地冲上楼梯。他们提出喝茶的要求，莫瑞斯指了指茶具在哪儿，接着就被拖进他们的谈话，几乎没理会到朋友的告辞。他告诉自己，他跟德拉姆之间谈的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话，只不过是太带伤感情绪了。他做好思想准备，下次跟德拉姆见面时，要装出一副毫不在意、快快活活的样子。

他们很快就相遇了。会餐后，莫瑞斯和五六个人结伴向剧场走去。德拉姆将他叫住了。

“我知道你在假期里读过《会饮篇》。”他低声说。

莫瑞斯感到不安。

“那么，你就该明白了——用不着我再说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德拉姆已经迫不及待，尽管周围有那么多人，他那双蓝眼睛热情到极点，对莫瑞斯耳语道：“我爱你。”

莫瑞斯感到愤慨，毛骨悚然。他那郊区居民的狭隘灵魂深深地受到震惊，大声说：“哦，别胡说！”他无法抑制自己的言行。“德拉姆，你是个英国人，我也是。不要说荒谬的话。你并没有伤害我的感情，因为我晓得你是言不由衷。然而，你要知道，这是惟一绝对被禁忌的话题。它是列在大学要览里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你千万不要再说了。德拉姆！这确实是一种可鄙的非分之想……”

但是他的朋友已经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就走掉了。德拉姆飞也似的跑过院子，穿过春天的喧哗，传来了他那间屋的外门“砰”地关上的响声。

十

像莫瑞斯这样本性迟钝的人，看上去感觉不灵敏，因为任何事物他都需要花费时间去感受。这样的性子有一种本能，装作好事坏事均未发生的样子，以抗拒侵犯者。一旦被攫住，会有剧烈的感觉，恋爱使这种性子迸发出的激情格外强烈。假以时日，它有能力进入忘我的境界，并传授旁人这样的特性。假以时日，它能堕入地狱的无底深渊。就这样，莫瑞斯的苦恼是从些微的懊悔开始的。失眠的夜晚与孤寂的白昼必然加剧这种苦恼，以致使他陷入狂乱状态，不断受折磨。这种苦恼侵入内心深处，最后触及肉身与灵魂的根源——也就是他曾在昏睡中训练自己予以埋没的那个“我”。终于有所领悟，力量倍增，成长为超人。一个个新世界在他的内部瓦解了，废墟堆积如山，他这才发现自己所失掉的是什么样的狂喜，是什么样的心灵交流。

这之后，他们足足有两天没交谈，德拉姆希望越长越好。如今他们所交往的大多是共同的朋友，所以两个人相会是在所难免的。德拉姆了解这一点，就给莫瑞斯写了封冷冰冰的短笺，提出倘若他们的举止让人觉得什么事都不曾发生，对大家都有好处。他补充道：“假若你不向任何人谈起我那恶劣的病态言行，我将感激不尽。我确信你会以听到我的自白时的那种明智态度这么做的。”莫瑞斯没有写回信。起初他把这封短笺与假期中收到的那一摞信放在一起，随后将它们一古脑儿烧掉了。

莫瑞斯以为这是苦恼的顶点，然而现世的任何一种真正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他们仍得见面。第二天下午打网球的时候，他们发现二人均被列在参加比赛的四个人当中，于是痛苦得难以忍受。莫瑞斯几乎站不住，也不能看了。当他接德拉姆的大力发球时，震得胳膊发麻。后来他们被安排成球场上的搭档。有一次他们的身体相撞了，德拉姆退缩了一下，然而成功地照老样子笑了笑。

此外，德拉姆被认为为了方便起见，应该坐在莫瑞斯那辆摩托车的挎斗里返回学院。德拉姆二话不说就坐进去了。莫瑞斯已经两宿没睡觉了，头昏眼花地驾驶摩托车，转入小巷，用全速急驰而去。前方有一辆满载妇女的四轮运货马车。他径直朝她们猛冲，她们尖声喊叫。他来个急刹车，及时避免了一场惨祸。德拉姆一言未发。正如他在短笺中所表示的，而今他只有当着旁人的面才跟莫瑞斯说话，其他一切交往都得结束。

那天晚上莫瑞斯像往常一样上了床。然而他的头刚一挨枕头，就泪如泉涌。他感到震惊，一个男人在哭！费瑟斯顿豪可能会听见。他用被单抑制着哭泣，并且又踢又跳。他把脑袋往墙上撞，陶器被震碎了。不知是什么人，沿着楼梯走了上来。他立即安静下来，脚步声消失后，也没再出声音。他点燃一支蜡烛，惊讶地看着自己那件撕破了的睡衣和发颤的四肢。他继续哭下去，因为抑制不住。但是倾向于自杀的那一瞬间已经过去了，他把床重新铺了铺，躺下来。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工友正在清理杯盘的碎片。莫瑞斯觉得太奇怪了，连工友都受了牵连。他想知道这位工友是否觉察到了什么，随后又入睡了。第二次醒来，发现地板上有几封信。一封是他的外祖父——格雷斯老先生写来的，谈及当他成年之际举办宴会一事。另一封是学监的妻子邀请他共进午餐（“德拉姆先生也来，所以你用不着害臊。”）。还有一封信是艾达写的，提到了格拉迪斯·奥尔科特小姐。接着，他又进入了梦乡。

并不是人人都会发疯。但是就莫瑞斯而言，疯狂的霹雳将乌云驱散了。他以为风暴是三天之内酝酿成的，其实已经酝酿了六年之久。它是在任何肉眼都无法看穿的生命的晦暗中孕育出来的，环境使它膨胀。它爆裂了，他却没有死掉。四周充满了白昼的灿烂光辉，他站在朝青春期投下阴影的山脉上，他明白了。

这一天，绝大部分时间他都睁大眼睛坐着，仿佛在俯瞰自己撇下的那个幽谷。如今一切都洞若观火。原来他是在虚伪中生活过来的。他称之为“靠虚伪喂大的”。然而虚伪是少年时代的天然养料，他曾狼吞虎咽过。他首先打定主意今后要谨小慎微。从此他将正正经经地做人，并非因为这样一来会对什么人有好处，而是为了能光明正大地行事。再也不要那么欺骗自己了，既然惟一能够吸引他的是同性人，他就别装出一副对女性有兴趣的样子了——对他来说，这可是个考验。他爱的是男人，一向如此。他希望拥抱男性。将自己的人生跟他们的打成一片。如今已失掉那个曾经回报他那份眷爱的男子，他才肯承认这一点。

十一

出了这件事之后，莫瑞斯变成了男子汉。倘若能够对人加以评价的话，过去他不值得让任何人爱慕。他曾经是个墨守成规、心胸狭窄、背信弃义的人。他连自己都欺骗，又怎么能忠于旁人呢？现在他具有能够赠送人们的最有价值的礼品了。少年期一直流淌在身子里的理想主义与肉欲终于结合了，并孕育出爱情这个果实。或许任何人都不想得到这样的爱情，但是他不会为此感到羞愧，因为那就是“他本人”。并不单是肉体或灵魂，更不是肉体与灵魂合二为一，却是“他本人”对二者起着作用。他依然苦恼着，胜利的感觉却来自其他方面。痛苦将世间的审判所触及不到的适当场所指给他看，他可以隐遁在那里。

尚有许许多多应该学习的事物，过了好几年他才探索自己内部那一个个深渊——它们真够可怕的。然而他发现了办法，再也不去看沙地上的示意图了。他觉醒得太迟，来不及获得幸福了，但还来得及增强自己的实力。他能感受到禁欲的喜悦，犹如一个失去了家园、却武装到牙齿的战士。

随着这个学期的进展，他决定跟德拉姆谈一次话。他最近才看出语言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既然语言可能会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他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也让朋友吃苦头呢？他听见自己在说：“我真的爱你，正如你爱我一样。”并听见德拉姆回答：“是吗？那么我就饶了你。”以年轻人的激情，这样的交谈似乎是可能的。不过，不知怎的，他不认为它会使自己找到快乐。他尝试了几次，由于他本人缺乏自信，又由于德拉姆过于腼腆，都失败了。他到德拉姆的房间去一看，要么就是外面那扇门关得严严的，表示谢绝会客，要么就是屋里有旁人。倘若他进去的话，其他客人告辞时，德拉姆也会跟他们结伴而去。他请德拉姆吃饭——德拉姆总找个借口谢绝。他提出再让德拉姆搭他的摩托车去打网球，德拉姆必然婉辞。即使他们二人在院子里相遇，德拉姆也会假装忘了东西，从他身旁一溜烟儿跑得没影儿了。他们的朋友们竟然没发觉这个变化，使莫瑞斯感到吃惊。其实，本科生没有几个观察力敏锐的。他们自顾不暇，自己内部的东西就够他们发现的了。倒是有一位学监谈到，德拉姆不再向那个名叫霍尔的人献殷勤了。

德拉姆和莫瑞斯同是一个讨论会的会员。在一次集会之后，莫瑞斯找到了机会。德拉姆以参加荣誉学位考试为理由，申请退出该会。在这之前，他要求会员们在他的房间里举行一次集会，以便报答大家的深情厚谊。德拉姆行事为人一向是这样的：他不愿意欠任何人的情。莫瑞斯前往，耐心地坐在那儿度过一个单调沉闷的傍晚。当包括主人在内的每一个人涌到室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时，他留了下来，回想着自己初次造访这间屋子的往事，猜测着究竟有没有旧梦重温的可能。

德拉姆进来了，他没有马上发觉待在那儿的是谁。他完全无视莫瑞斯，着手收拾房间。

“你太苛刻了，”莫瑞斯莽撞地说，“你不知道头脑不灵敏是什么滋味，所以才会如此苛刻地对待我。”

德拉姆好像拒绝听到一般摇了摇头。他面带病容，促使莫瑞斯疯狂地渴望紧紧抓住他。

“别总是躲避我，哪怕给我一次机会也好嘛——我只是想讨论一下。”

“咱们已经讨论了一个晚上。”

“我指的是《会饮篇》，就像古代希腊人那样。”

“喂，霍尔，别那么傻头傻脑的——你应该知道，跟你单独在一起，使我感到痛苦。不，请不要揭旧伤疤吧。事情已经过去了，过去了。”他走进邻室，开始脱衣服。“请原谅我待你简慢。然而我确实不行了——这三个星期以来，我的神经完全乱了套。”

“我也一样！”莫瑞斯叫喊。

“小可怜虫！”

“德拉姆，眼下我在地狱里呢。”

“哦，你会挣脱出来的。那只不过是厌烦的地狱而已。你从来没做过任何丢人的事，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地狱。”

莫瑞斯发出了痛苦的喊声：“绝对不会弄错的。”正要把自己和莫瑞斯之间的那扇门关上的德拉姆说：“好的。倘若你愿意的话，我就跟你讨论一番。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好像要为什么事道歉似的。为什么？看你的举止，仿佛我被你惹恼了一般。你做了什么坏事呢？你自始至终是绝对正派的。”

莫瑞斯怎么抗议也没有用。

“你是那样正派，以致我对你那普通的友谊产生了误会。你对我那么好，尤其是我上楼来的那个下午——我竟然认为它是另外一种东西。我非常抱歉，难以用语言表达。我不该越出书籍和音乐的范畴，可我遇见你的时候，却这么做了。你不屑于听到我的道歉，也不愿意让我替你做旁的什么。然而霍尔，我最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对你太无礼了，将毕生感到懊悔。”

德拉姆的声音有气无力，却是清脆的，脸像一把剑那样寒气逼人。莫瑞斯说了一些关于爱的话，终归徒劳。

“一切都了结啦，我想。早点儿结婚，忘掉这些吧。”

“德拉姆，我爱你。”

德拉姆发出了苦涩的笑声。

“是真的——从来就……”

“晚安，晚安。”

“我告诉你，我爱你——我是为了说这话而来的——用跟你完全一样的措词。我一向跟那些希腊人如出一辙，却蒙在鼓里。”

“你畅所欲言吧。”

莫瑞斯立即语塞了。只有没人要求他说话时，他才说得出来。

“霍尔，别出洋相。”德拉姆举起一只手来，因为莫瑞斯惊叫起来了。“你想安慰我。你是个好人，这样做正符合你的处世之道。然而，什么都是有限度的。有一两件事我不能忍受。”

“我并没有出洋相……”

“我不该这么说。因此，务必请离开我。我很感谢自己栽在你手里。绝大多数人会到学监或警察那儿去告发我。”

“哦，下地狱去吧，那是最适合你的地方。”莫瑞斯喊着冲进院子，再度听见了外面那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他狂怒地伫立在那座桥上。这个夜晚与头一次的那么相似，下着蒙蒙细雨，星星朦朦胧胧。他没有考虑到三个星期以来德拉姆所经受的与他不同的折磨，以及一个人的隐私或许会在旁人身上发生截然不同的作用。自从上次分手后他再也没有看到他的朋友，所以被激怒了。时钟敲了十二下、一下、两下，他仍在琢磨该说些什么，尽管已无话可说，语言已经枯竭。

莫瑞斯被雨淋透了，非常暴躁，在最初一抹曙光中他看见了德拉姆那个房间的窗户。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将他震得粉碎。它喊道：“你爱着，也被爱着。”他四下里望着院子。院子喊道：“你是坚强的，他是软弱而孤独的。”莫瑞斯的意志屈服了，必须要做的事使他极度惊恐，他抓住窗棂子，纵身一跳。

“莫瑞斯……”

当他跳进屋子后，德拉姆在梦中呼唤着他的名字。心头的狂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从未想象过的纯真感情。他的朋友呼唤了他，他神魂颠倒。伫立片刻，新产生的激情终于使他有所吐露，他轻轻地将手放在枕头上，回答说：“克莱夫！”

十二

少年时代，克莱夫很少由于迷惑不解而苦恼。但是，由于他心地真诚，对善与恶的感觉敏锐，以致相信自己是该遭天罚的。他非常虔诚，有着接近神、使神感到满意的强烈愿望。不过，年少时他就领悟到自己因来自所多玛的另一种欲望[1]而备受磨难。他丝毫没有怀疑这究竟是什么。他的情感比莫瑞斯的细腻，不曾分裂为肉欲与理想，更没有试图在二者之间的鸿沟上搭桥而荒废光阴。他具有一股内在的冲动，那座悲恸之城就是被它毁掉的。永远不能听任这股冲动变成肉欲，但是在众多的基督教徒当中，为什么偏偏让他受这样的惩罚呢？

起初他以为神准是在考验他。倘若他不亵渎神，就会像约伯那样得到补偿[2]。于是他耷拉着脑袋，过斋戒生活，决不接近任何一个他觉得自己会喜欢的人。十六岁那一年，他不断地受到折磨。他对所有的人都守口如瓶，终于患上神经衰弱，被迫休学。进入康复期后，他坐在轮椅上外出，却发现自己爱上了那个陪他的已婚青年，他的一位亲戚。简直是无可救药，他该遭到天罚。

莫瑞斯也曾体验过这样的恐怖，然而是隐隐约约的。克莱夫所尝到的恐怖却是明确的，持续不断的，举行圣餐仪式的时候最要命。尽管他抑制住自己，不会有粗鲁的言行，他却绝不会看错真相。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肉体，然而他那具堕落的灵魂却在嘲弄他所做的祷告。

这个少年素喜读书，深受书本的启发。《圣经》在他心中引起的恐怖被柏拉图平息下去了。他永远不会忘记初读《斐德罗斯篇》[3]时的兴奋。其中他的病被细腻地、平静地加以描述，是作为跟任何其他的激情一样，既可以引向好的方面，也可以引向坏的方面的激情来描述的。这里没有怂恿人去放纵的记述。起初他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以为自己准是误解了，他跟柏拉图所想的是两码事。随后，他知道了这位温和的异教徒确实理解他；并没有跟《圣经》对立，却从旁边溜过去，向他捧出新的人生指南：“尽量发展自己的禀赋。”不是将它压垮，也不是徒然希望它是别样的东西，而是以不会惹恼神或人的方式来培育它。

但是他非放弃基督教不可。凡是我行我素，而不是遵奉既定的行为准则的人，最后都必须放弃它。何况克莱夫的性格倾向与基督教教义在俗世间是势不两立的。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不可能使二者妥协。如果引用法律上的惯用语句，克莱夫这种性格倾向是“在基督教徒当中不可启口的”。神话中说，有这种倾向的人在耶稣诞生的第二天早晨统统死掉了，克莱夫对此感到遗憾。他出身于律师、乡绅门第，家族中大多数人都有教养，有本事。他不愿意偏离这一传统。他渴望基督教稍微对他做出让步，就翻看《圣经》，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词句。有大卫与约拿旦[4]的先例，甚至还有“耶稣所钟爱的门徒”[5]。然而教会的解释与他的不一致。倘若想通过《圣经》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安宁，他就必须曲解这种解释不可。于是他逐年对古典文学越钻越深。

18岁时，他已成熟得不同凡响。他能够充分克制自己，不论他感到谁有吸引力，他都会与之建立友好关系，融洽接替了禁欲。在剑桥，他为其他学友们陶冶了温柔的感情。他的人生迄今是灰色的，眼下稍微带有淡淡的色泽了。他谨慎而稳健地前进，他的谨慎丝毫没有小气的意味。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就准备再向前迈进。

二年级的时候，他遇见了里斯利。里斯利也有“那种倾向”。里斯利相当坦率地向他吐露了自己的秘密，克莱夫却守口如瓶。而且他不喜欢里斯利及其伙伴们，但是他受到了刺激。他知道了周围还有他这种倾向的人，感到很高兴。他们的直言不讳促使他鼓起勇气，将自己的不可知论告诉了母亲。他只能开诚布公地说这么多。德拉姆太太是个圆滑的女人，没提出什么异议。圣诞节期间惹出了麻烦，作为本教区惟一属于绅士阶级的望族，德拉姆这家人与全村的教徒是分开领圣餐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和两个女儿跪在长长的脚台中央，克莱夫却缺席，这使她恼羞成怒。母子吵架了，她原形毕露——憔悴枯槁，没有同情心，精神空虚。他看到母亲这副样子，感到幻灭。这时候，他发觉自己正在强烈地想着霍尔。

霍尔，那是他相当喜欢的几个人中的一个。真的，霍尔也有一位母亲和两个妹妹。然而克莱夫的头脑十分冷静，不至于假装这是他们之间惟一紧密的关系。他对霍尔的好感一定比自己所领悟到的要深——想必是有点儿爱上了霍尔。放完了假，他们刚一见面，一阵激情袭上心头，促使他跟霍尔亲密起来。

霍尔没有教养，毛毛糙糙，头脑糊涂——最不宜把这种人当做知己。然而由于他给查普曼下了逐客令，克莱夫感激不已，就把家里的那场纠纷向他和盘托出。当霍尔开始跟他戏弄的时候，他被陶醉了。旁人认为他道貌岸然，对他敬而远之。其实他喜欢让这么个有力气的英俊少年摔着玩儿。被霍尔抚摸头发也很愉快。待在屋子里的他们两个人的脸，轮廓模糊了。克莱夫向后仰，脸颊碰着霍尔的法兰绒裤子，并感到裤子的热气刺穿自己的身子。在这些场合，他没有抱任何幻想，他明白自己获得的是什么样的快乐，于是老老实实地接受了它。他确信双方都没有受到伤害，霍尔这个人只喜欢女子——一眼就看得出这一点。

接近学期末的时候，克莱夫发现霍尔脸上有一种特殊的、美丽的表情。这种表情只是偶然浮现，难于捉摸，转瞬即逝。当他们针对神学问题进行争论的时候，他头一次注意到它。它是亲热、和善的，这还在自然表情的范围内。然而，他觉得霍尔的表情中好像夹杂着过去不曾注意到的一丝蛮横。他拿不准，但喜欢它。当他们二人突然相遇或者沉默半晌之后，霍尔的脸上就会泛出这样的神情。它越过理性，引诱他说：“一切都很好，我们知道你是个聪明人——到我这儿来吧！”这种神情萦回在克莱夫的心头，他一边忙于动脑子，鼓其如簧之舌，一边期待着。它浮现在霍尔的脸上后，他就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回答：“我会去的——我原来不知道。”

“你现在已经无法违抗了，你非来不可。”

“我不想违抗。”

“那么，来吧。”

克莱夫来了。他拆掉了所有的屏障，不是一下子就拆尽的。因为他并没有住在能够毁于一旦的家里。整整一个学期，随后又在假期内通过书信，他铺平了道路。及至他确知霍尔爱着他，他就释放出自己那一腔爱情。在这之前，不过是调情，是肉体与精神的一种刹那间的快乐而已。而今，他多么藐视它啊。爱是和谐的，无穷无尽的。他将个人的尊严与宽大的心怀倾注进去。在他那平和的灵魂中，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克莱夫丝毫没有自卑感，他孤芳自赏。及至料想自己注定要过一辈子没有爱情的生活时，他责备的与其说是自个儿，毋宁说是环境。霍尔呢，尽管长得一表人才，又富于吸引力，在他面前并没有表现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下学期他们会以平等的地位会面。

然而，对他来说书籍是无比重要的，他竟忘记别人会被书弄得迷惑不解。倘若他侧重肉体，就不会招致任何不幸了。但是他把他们二人的爱跟古代衔接起来，同时又联系到现在。这样一来，就在他的朋友心中唤醒了因循旧习，以及对法律的恐惧。他完全没有理会到这一点。霍尔所说的肯定是由衷之言，否则他为什么要说呢？霍尔厌恶他，而且这么说了：“哦，别胡说！”这比任何谩骂都使他感到痛苦，在他的耳际萦绕了好几天。霍尔是个健康、正常的英国人，对克莱夫的心事浑然不觉。

克莱夫痛苦不已，屈辱至极，但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克莱夫已经与他所挚爱的人深深地融为一体了，他开始厌恶起自己来。他的人生哲学完全崩溃了，从废墟中重新产生的罪恶意识，在瓦砾间乱爬。霍尔曾经说那是犯罪行为，而他是晓得这句话的分量的。克莱夫被弄得身败名裂。他再也不敢跟小伙子交朋友了，生怕会使对方道德败坏。难道他没有让霍尔失掉对基督教的信仰，甚至还试图玷污他的纯洁吗？

三个星期以来，克莱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霍尔——善良、愚钝的人儿——到他的房间来安慰他时，他抱着超然的态度。霍尔用尽种种办法也没有用，终于大发雷霆，消失了踪影。“哦，下地狱去吧，那是最适合你的地方。”此话无比真实，然而出自所爱的人之口就难以接受了。克莱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败下阵来。他的人生被彻底粉碎，他感到自己没有重建人生并清除邪恶的勇气。他的结论是：“荒谬的男孩！我从来没爱过他。我不过是在被污染了的心灵中塑造了这么个形象。神啊，请帮助我将它驱除掉。”

然而，出现在他睡梦中的正是这个形象，致使他呼唤他的名字。

“莫瑞斯……”

“克莱夫……”

“霍尔！”他透不过气来，完全清醒了。暖烘烘的体温笼罩在他身上。“莫瑞斯，莫瑞斯，莫瑞斯……啊，莫瑞斯……”

“我知道。”

“莫瑞斯，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他们二人不由自主地接吻。随后，莫瑞斯就像进来的时候一样，从窗子跳出去，消失了踪影。

[1] 据《旧约·创世记》第18至19章，所多玛的市民干尽了残酷邪恶的勾当。全城被神毁掉，除了善良的罗得一家人，市民们统统被灭绝。“另一种欲望”指同性爱倾向。

[2] 据《旧约·约伯记》，约伯经受了神对他的种种考验，从不怨天尤人。最后，神把他所失去的财富还给了他。

[3] 《斐德罗斯篇》是柏拉图的对话集，内容主要是美学和神秘主义。他把人分成九等，第一等人是“爱智慧者，爱美者，或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第六等人是“诗人或其他从事模仿的艺术家”。

[4] 大卫是扫罗王之子约拿旦的好友，扫罗妒忌大卫，想置之于死地。大卫在约拿旦的协助下逃逸。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8至20章。

[5] 指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耶稣看见他的母亲和他所钟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妈妈，瞧，你的儿子。’接着，他又对那个门徒说：‘瞧，你的母亲。’”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第26至27节。

十三

“我已经误了两堂课了。”莫瑞斯说。他身穿睡衣，正在吃早餐。

“都别上了——只不过是受到禁止外出的处分呗。”

“你愿意坐在摩托车的挎斗里去兜风吗？”

“好的，到远处去吧。”克莱夫边点燃一支香烟边说。“像这样的天气，我可不能老待在剑桥。咱们离开这儿，走得远远的，游泳去吧。一路上，我还可以用功。哎呀，怎么啦？”这时传来了跑上楼梯的脚步声。乔伊·费瑟斯顿豪探进头来，问他们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能不能当天下午跟他一道打网球。莫瑞斯同意了。

“莫瑞斯，干吗同意呀，你这傻瓜？”

“为的是最快地把他打发走。克莱夫，20分钟之内在车库跟我碰头。捎上你那些枯燥的书，把乔伊的风镜也借来。我得换衣服，再带点儿午餐。”

“咱们骑马去如何？”

“太慢啦。”

他们照预先安排的那样碰了头。乔伊的风镜毫不费力地就弄到手了，因为他不在屋里。然而当他们沿着耶稣小径驰行时，学监叫他们停下来。

“霍尔，你不是有课吗？”

“我睡过了头。”莫瑞斯傲慢不恭地大声叫喊。

“霍尔！霍尔！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得停住。”

霍尔继续驾驶着。“争论下去也没用。”他说。

“一点儿用处也没有。”

摩托车飞也似的跨过桥，奔上通往伊利[1]的公路。莫瑞斯说：“咱们现在该下地狱啦。”发动机的马力很大，他又天性莽撞。摩托车向沼泽地扑去。天空快速地向后退着。他们化为一团尘雾，一股恶臭，俗世的一片噪音，但他们所吸的空气是清新的，他们听到的只有风那快活的长啸。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关心，他们超然物外。倘若死神降临，他们依然会继续追逐那后退的地平线。圣堂的尘塔，城镇——那就是伊利——被他们撇在后面了。前方还是同样的天空，颜色终于变得淡一些了。“向右转”，再转一次，然后“向左”，“向右”，直到完全失掉方向感。“啪”的一声，接着又“嘎”的一声，莫瑞斯置之不理。两条腿之间发出了像是搅和一千颗石子般的声音。没出车祸，然而在黑黝黝的一片田野间，马达突然停住了。听到了云雀鸣啭声，长长地拖在他们身后的那溜尘土开始沉降了。除了他们，连个人影都没有。

“咱们吃饭吧。”克莱夫说。

他们坐在长满了草的堤岸上吃了饭。河水几乎察觉不出地移动着，沿堤栽种的柳树无止无休地在水上投下影子。哪里也看不到制造整个风景的人。吃完饭，克莱夫认为他该用功了。他摊开书本，不出十分钟就睡着了。莫瑞斯在水边躺下来抽烟。出现了一辆农夫的手推车，他有心打听一下他们目前待在哪个郡。然而他没吱声，那个农夫好像也不曾注意到他。克莱夫一觉醒来，已经三点多钟了。他劈头就说：“过一会儿咱们该喝茶了。”

“好的。你会修理那辆该死的摩托车吗？”

“当然会。是不是什么地方发生故障了？”他打了个哈欠，走到车子跟前去。“不，我修理不了。莫瑞斯，你会吗？”

“当然不会。”

他们二人相互贴着脸颊，开怀大笑。他们认为车撞毁了是无比滑稽的事件。况且这还是外公的礼物呢！八月间莫瑞斯将达成人年龄，外公给了他这份贺礼。克莱夫说：“咱们把它撂下，走回去如何？”

“行。谁也不会来捣蛋吧？把大衣什么的都放在车里。乔伊的风镜也放进去。”

“我的书怎么办？”

“也放下吧。”

“饭后我还用得着书吧？”

“唔，这就很难说了。喝茶比吃饭重要，这是合乎常理的——喂，你傻笑什么？——倘若咱们沿着河堤一直走，必然会撞见一家小酒馆。”

“他们把河水兑在啤酒里！”

莫瑞斯朝着克莱夫的侧腹打了一拳。他们在树丛间打闹了十分钟，太荒唐了，连话也顾不得说了。他们重新变得若有所思，紧挨在一起伫立着。随后，将摩托车藏在野蔷薇丛下面以后就启程了。克莱夫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到头来它报废了，因为他们沿堤走着的那条河分成了两汊。

“咱们得蹚水过河。”克莱夫说。“咱们可不能兜圈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莫瑞斯，瞧——咱们必须笔直地朝南走。”

“明白啦。”

那一天，不论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提出什么建议，都无关紧要，另一个人准同意。克莱夫脱了鞋和短袜子，卷起裤腿。随后，他踩进那褐色的水，没了顶。他游着泳，浮上来了。

“深极啦！”他边急促而慌乱地说，边从水里爬出来。“莫瑞斯，我完全没想到！你想到了吗？”

莫瑞斯叫喊道：“我必须适当地游泳。”他就这么做了。克莱夫替他拿着衣服，阳光灿烂。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座农舍跟前。

那位大娘既冷淡又粗鄙，然而事后他们说她“好极了”。到头来她总算是以茶水招待了他们，还容许克莱夫在她厨房的炉火旁烘干他那些湿衣服。她说“随你们给多少都行”，他们多付给她一些钱，她只是咕哝了一句什么。他们依然兴高采烈，什么也抑制不住他们。他们使一切都起了变化。

“再见，多谢你的招待。”克莱夫说，“要是本地的一个男人找到了那辆摩托车——倘若能把我们放摩托车的地点讲得详细一些就好了。不管怎样，我把朋友的名片留给你，请他们费神把它拴在摩托车上，将车运到最近的火车站去。大致就是这样，我也说不准。站长会给我们打电报的。”

火车站在相距五英里的地方。他们走到车站的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晚饭结束后，他们才返抵剑桥。这一天的最后一段时间过得十分美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火车满员，他们紧挨着坐在那儿，在喧闹声中小声交谈，面泛微笑。他们是像平时那样分手的，谁也没有凭一时冲动说点儿特别的话。这是平凡的一天，然而他们二人都是平生第一次过这样的日子，而且也是最后的一次。

[1] 伊利是剑桥郡的一座小城镇，常有来自附近剑桥的游客参观游览。位于乌兹河西岸，坐落在冲积扇的岩石“岛”上。现存的大教堂是由诺曼人隐修院院长西米恩创建的。

十四

学监勒令莫瑞斯停学。

康沃利斯先生不是一位严厉的学监，迄今莫瑞斯品学尚好。但是他绝不能宽恕此次的违法乱纪。“霍尔，我叫你停住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肯停下来？”霍尔不回答，而且连道歉的样子都没有。他的眼睛郁积着不满情绪。康沃利斯先生尽管十分烦恼，却领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成年人。他运用呆滞、冷酷的想象力，甚至猜测出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你没去做礼拜，还旷了四堂课，包括我本人教的翻译课，也没参加会餐。过去你也这么做过，不用再火上浇油，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了吧？你不这么想吗？啊？不回答吗？罚你停学，回家去告诉你母亲，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的。我也会通知她。除非你给我写一封悔过书来，否则我绝不推荐你在十月间复学。乘十二点钟的火车动身吧。”

“知道啦。”

康沃利斯先生打手势示意让他出去。

德拉姆不曾受到任何惩罚。由于即将参加荣誉学位考试，所有的课程他都被免了。即便他旷了课，学监也不会跟他过不去。作为这个学年最杰出的古典文学高才生，他获得了特殊待遇。今后他再也不必为霍尔的缘故弄得精神涣散，是件好事。康沃利斯先生一直怀疑学生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友谊。性格与爱好都不相同的大学生成为密友，是不自然的。不像公学的学生，大学本科生已被公认为具有自制能力了。尽管如此，学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小心提防着，并认为应该力所能及地破坏这种恋爱关系。

克莱夫帮助莫瑞斯打点行李，为他送行。他的话很少，以免使朋友沮丧，但他的心情是抑郁的，莫瑞斯却依然以英雄自居。这是他的最后一个学期了，因为他的母亲不让他在剑桥读四年之久。这就意味着他和莫瑞斯再也不会在剑桥相逢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属于剑桥，尤其属于他们的房间，所以他很难想象两个人会在别的任何地方见面。他想，倘若莫瑞斯不曾对学监采取那么强硬的态度该有多好，然而现在为时已晚。他还希望那辆摩托车没有丢失。他把那辆摩托车跟激情联系在一起——在网球场上，他曾苦恼过，昨天却充满了欢乐。他们二人始终是一致行动的，在摩托车里好像比在其他地方挨得更近了。摩托车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在车里会合，并实现了柏拉图所倡导的那种结合。摩托车已经没有了，莫瑞斯搭乘的火车也急驰而去，把他们相互拉着的手拆散开来。克莱夫的精神崩溃了，于是回到自己的房间，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

第二天早晨，莫瑞斯收到了信。这封信把他的家族已经开始做的那件事结束了。他对世界头一次爆发了愤怒。

十五

“我决不写悔过书，妈妈——昨天晚上我已经解释过，我没有什么可谢罪的。人人都在旷课，他们凭什么罚我停学？这纯粹是有意和我作对，您可以随便问任何人。喂，艾达，给我来杯地道的咖啡，可别给我盐水。”

艾达抽泣着说：“莫瑞斯，你把妈妈弄得心烦意乱，你怎么可以这样冷酷残忍呢？”

“我敢说，这不是故意的。我不认为自己冷酷。我要像爸爸那样直接就业，不要那没用的学位了。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害处。”

“别把你可怜的爸爸牵扯进来，他可从来没做过任何让人不愉快的事。”霍尔太太说。“哦，莫瑞，我亲爱的——我们大家对剑桥抱过多么大的期望啊。”

“你们不该这么哭哭啼啼的，”渴望起到强硬作用的吉蒂说，“这仅仅让莫瑞斯觉得自己很重要，其实他没什么了不起。一旦没人要求他写了，他马上就会给学监写的。”

“我才不写呢，这样做不合适。”哥哥斩钉截铁地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

“小姑娘看不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这很难说！”

他瞥了她一眼。她说自己远比那些自以为成了小大人的男孩子所看出来的要多。她不过是诈唬而已。于是，他对妹妹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消失了。不，他可不能谢罪，他没做任何不好的事，所以不愿意说自己做过。这是多年来他头一次接受诚实的考验，而诚实就像血液一样宝贵。莫瑞斯顽固地认为，他能够毫不妥协地过一辈子。凡是不肯对他本人和克莱夫做出让步的人，他一概不理睬！克莱夫的信使得他精神错乱。毫无疑问，他是个糊涂虫。倘若他是个通情达理的情人，就会写悔过书，回剑桥去安慰自己的友人。然而这是激情造成的愚蠢，宁可什么都不要，也不肯只要一点点。

莫瑞斯的母亲和妹妹继续唠叨并哭泣。他终于站起来说：“在这样的伴奏下，我吃不下去。”就走到庭院里去了。母亲端着托盘跟了出来。她的宽厚惹恼了他，因为爱情使运动员莫瑞斯成长起来了。对她来说，捧着放有烤面包片的托盘，边说好话边溜达算不了什么，她只不过是想让儿子也变得跟她一样宽厚而已。

她想知道自己是否听错了。难道他真的拒绝悔过吗？她琢磨着，倘若她父亲知道了，会说些什么。接着，她偶然得悉，老人家送给莫瑞斯的那份生日礼物竟被撂在东英吉利亚[1]的道旁了。她认真地对此事表示关切，因为对她而言，丢摩托车比丢学位更明白易懂。两个妹妹也牵挂此事。直到晌午为止，她们不断地为摩托车而哀叹。尽管莫瑞斯一向能够让她们闭嘴，或把她们打发到听不见她们声音的地方去，但他生怕她们过于顺从，会像复活节放假期间那样削弱他的志气，所以什么也没说。

到了下午，莫瑞斯的精神崩溃了。他想起克莱夫和自己仅仅相聚了一天！而且就像一对傻子似的乘着摩托车疾驰——却不曾相互搂抱！莫瑞斯没有理解，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一天才尽善尽美。他太年轻了，不曾察觉为接触而接触是何等平庸。虽然他的朋友在抑制着他，他还是几乎倾注全部激情。后来，当他的爱获得第二种力量时，他才领悟命运待他不薄。黑暗中的一次拥抱，在光与风中的漫长的一天，是两根相辅相成的柱子。眼下他所忍受的别离的痛苦，并非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

他试着给克莱夫写回信，他已经在惧怕虚伪了。傍晚他收到另一封来信，是用“莫瑞斯，我爱你！”这样的词句构成的。他在回信中写道：“克莱夫，我爱你。”随后，他们之间每天都有书信往来，毫不在意地相互在心里制造着对方的新形象。信件比沉默更迅速地引起曲解。心怀恐惧，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克莱夫感到害怕。于是临考试前，他请假直奔伦敦。莫瑞斯与他共进午餐，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双方都已经很疲倦了，却选了一家噪音格外大的饭馆，彼此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我一点儿也不愉快。”分手的时候克莱夫说。莫瑞斯感到宽慰，他自己都装出一副愉快的样子，心里就更加难受了。他们约定，今后在信中仅限于写事实，除非有紧急情况，不再写信。心理上的压迫感减少了。莫瑞斯头脑发热，几乎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只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之后，他接连睡了几夜，连梦都没做，终于康复了。然而，日常生活依旧不愉快。

他在家中的地位是不正常的，霍尔太太希望有人替他做出决定。他俨然是个大人了，上次过复活节假期时，还把豪厄尔夫妇解雇了。然而另一方面，他在剑桥受到停学处分，尚未满二十一岁。在她这个家里，该给他什么样的地位呢？在吉蒂的鼓动下，她试图向儿子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莫瑞斯起初露出了真正惊讶的神色，随后就敌视起她来。霍尔太太动摇了，虽然喜欢她的儿子，却采取了求助于巴里大夫这一不明智的措施。一个傍晚，大夫叫莫瑞斯到自己家去，说是有话跟他谈。

“喂，莫瑞斯，学业怎么样？不完全像是你所期待的样子吧，啊？”

莫瑞斯对他们家这位邻居依然心怀畏惧。

“不完全像是你母亲所期待的样子——这么说更中肯一些。”

“不完全像是任何人所期待的样子。”莫瑞斯瞧着自己的手说。

于是，巴里大夫说：“哦，这样就最好了。你要大学的学位干吗？它从来就不是为郊区的中产阶级而设的。你既不会去做牧师，也不会去做律师或教员，你也不是个乡绅，纯粹是在荒废光阴。马上就业算啦，你把学监侮辱了一通，相当不错。你的职位在伦敦商业中心区。你的母亲……”他停顿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雪茄，却什么都没给这个小伙子。“你的母亲不理解这一点。只因为你不肯悔过，她很着急。依我看，水到渠成。你踏进了不适合于你的地方，而你又非常正确地抓住第一个机会摆脱了这个环境。”

“您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咦，我说得不够清楚吗？我指的是，倘若一位乡绅发现自己的举止像个粗鄙无礼的人，他就会凭着直觉道歉。你是在不同的传统观念下长大的。”

“我想，现在我该回家去了。”莫瑞斯说，他保持了威严。

“对，我想你是该回去了。我希望你已经领悟到我不是请你来度过一个愉快的傍晚的。”

“您谈得直截了当——也许迟早有一天，我也会这样做。我知道自己喜欢这样。”

大夫一触即发，他大声嚷道：“你怎么敢欺侮你母亲，莫瑞斯。应该用马鞭狠狠地抽打你一顿。你这个浅薄自负的小子！不去请求母亲原谅，却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我统统都知道。她泪汪汪地到这儿来了，要求我说几句话。她和你的两个妹妹是我所尊重的邻居。只要女人们发话，我就唯命是从。别回答我，先生，别回答。不论直截了当与否，你的辩解我一句也不要听。你玷辱了骑士精神。我不知道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对你感到失望，感到厌恶。”

莫瑞斯终于走到外面去了，他擦了擦额头。他有几分惭愧，自己对母亲不好，他身上那庸俗的一面被刺痛了。然而不知怎的，他下不来台，不能改变。一旦脱了轨，好像永远也上不了轨道了。“玷辱了骑士精神。”他琢磨着大夫的指责。倘若坐在摩托车挎斗里的是个女人，倘若他是由于这个缘故才拒绝按学监的命令停下来，那么巴里大夫还会要求他谢罪吗？想必不会的。他吃力地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他的头脑依然虚弱，但是他非动脑筋不可。因为有那么多日常谈话与想法，他都得重新解释一遍才能领会。

他的母亲在等候着他。她显得怪难为情的样子。她的儿子，她觉得应该亲自来训斥他。她对吉蒂抱怨说，莫瑞斯长大成人了，子女们一个个地离去，多么令人悲伤啊。吉蒂硬说她哥哥仍旧是个孩子。然而自从莫瑞斯去见过巴里大夫以后，家中的女眷都觉得他的嘴、眼睛和嗓音统统起了一些变化。

[1] 东英吉利亚是英格兰最东端的传统地区。由诺福克、萨福克二郡和剑桥郡、埃塞克斯郡的一部分组成，沿岸有重要的渔港和避暑地。

十六

德拉姆家住在英格兰偏远地区，威尔特[1]与萨默塞特[2]两郡交界处。尽管并非世家，这个家族拥有这片土地已达四代之久，其影响融入了他们的血液。在乔治四世[3]的统治下，克莱夫的曾叔祖曾任英国首席法官。彭杰就是他用羽毛筑起来的窝。如今那些羽毛几乎被刮得七零八落了。这份家当遭到百年岁月的蚕食，也未娶上一位阔新娘来改换门庭。宅邸与庄园虽然尚未真正朽烂，却已打上了停滞的烙印，而那正是朽烂的前兆。

宅邸坐落在森林里。周围是辽阔的园林，仍被逐渐消失的树篱圈起。园林提供着阳光、空气、牧场与成群的奥尔德尼[4]乳牛。园林外面是一片森林，大多是老埃德温爵士生前栽种的。他将私有的园林与公地并在了一起。园林有两个大门口。从村庄往上走就到了一个门口，另一道门则开在通往车站的黏土质道路上。原本这里没有车站，从车站通向园林的是一条沿着后院的不像样的背巷，象征着英国人的事后聪明。

莫瑞斯是傍晚抵达的。他是从住在伯明翰的外祖父家里径直上路的。在那里，他死气沉沉地过了成年的生日。尽管丢尽了面子，礼物并没被取消，但是送的人和接受的人都不起劲儿。他曾经翘盼着满二十一岁这一天。吉蒂暗示说，由于哥哥堕落了，所以感到不快乐。作为报复，莫瑞斯好好地掐了一下她的耳朵，并吻了她，弄得吉蒂非常恼火。“你不明事理。”她气冲冲地说。他面泛微笑。

外祖父那座艾尔弗里斯顿花园有不少表兄弟姐妹，下午喝茶的时候供应肉食冷盘。从那儿来到彭杰，变化太大了。全郡居民，即使那些有才智的，其周围的气氛也令人不安。莫瑞斯不论是到哪座庄园去拜访，都心怀畏惧。不错，克莱夫到车站来接他，陪他坐上四轮轿式马车。跟莫瑞斯乘同一趟火车来的希普香克斯太太也坐上了这辆马车。希普香克斯太太有一个女佣，连同她和莫瑞斯的行李，乘一辆出租马车，尾随其后。莫瑞斯嘀咕着自己是否也该带个仆人来。一个小姑娘扶着看守小屋那扇敞开的门，希普香克斯太太想让每个人都对她施屈膝礼。当这位太太对小姑娘这么说的时候，克莱夫踩了莫瑞斯一脚，莫瑞斯拿不准克莱夫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他什么都拿不准。他们来到宅第跟前时，他把后门误当成前门，伸手去为这位太太开门。希普香克斯太太说：“哦，实在不敢当。”而且那儿有个负责开门的男管家。

已经给客人斟好了很酽的茶。德拉姆太太一面倒茶，一面朝另一边望着。人们东一个西一个站着，看上去他们都气度不凡，要么就是为了不同凡响的理由而待在那儿。他们本人有所作为，要么就是敦促旁人有所作为。德拉姆小姐跟莫瑞斯约好，明天一起去参加关税改革的讨论会。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意见一致，但是她由于欢迎这种同盟而大声喊叫使他很不高兴。“妈妈，霍尔先生是个正经人。”韦斯顿少校是德拉姆家的亲戚，也暂时住在他们家。他这样那样地向莫瑞斯打听剑桥的事。军人会在乎他受停学处分这一点吗？……可不，这比在饭馆里那次还糟，因为在那儿，克莱夫也不得其所。

“皮帕，霍尔先生知道他住在哪间屋子里吗？”

“是蓝屋，妈妈。”

“那间屋里没有壁炉。”克莱夫在一边大声说，“你领他去吧。”他正在送走一些客人。

德拉姆小姐把莫瑞斯带到男管家那里。他们沿着侧面的楼梯走上去，莫瑞斯看见正面的楼梯在右边，他怀疑自己莫非受到了怠慢。他这间屋子很小，摆设也简陋，窗外没有景致。当他跪下来打开行李时，在萨宁顿住宿时的感觉重新袭上心头。他拿定主意，在彭杰逗留期间，要有效地利用自己所带来的全部衣物。他们休想将他当成不符合时尚的人，他样样都不比别人逊色。然而他刚得出这个结论，克莱夫就背着阳光冲进屋子。“莫瑞斯，我要吻你。”他说完就做了。

“那个门通向什么地方？”

“咱们的书房呗……”他笑着，表情激动，容光焕发。

“噢，原来如此……”

“莫瑞斯！莫瑞斯！你真来啦，你在这儿。彭杰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了，我终于爱上了这个地方。”

“我到这儿来，太高兴了。”莫瑞斯的声音哽咽了。一阵欢乐猛地袭上心头，他感到眩晕。

“继续把行李打开吧，我是故意这么安排的。只有咱们两个人走这楼梯。我尽量安排得像在学院里一样。”

“比学院里还好呢。”

“我确实认为是这样。”

有人在敲通向过道的那扇门，莫瑞斯吓了一跳。克莱夫仍坐在他的肩膀上，满不在乎地说：“请进！”一个女佣送热水来了。

“除了吃饭，咱们用不着去家里的其他地方。”他继续说，“要么待在这儿，要么就出门。快乐吧，啊？我有一架钢琴。”他把莫瑞斯拉进书房。“看看风景。从这个窗户你就可以射击兔子。顺便说说，倘若吃晚饭的时候家母或皮帕告诉你，明天她们要你做这做那，你不用发愁。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对她们说：‘好的。’其实你将跟我一道去骑马，她们也知道。她们只不过是照通常的习惯邀请一下而已。在星期天，假若你没去做礼拜，事后她们会假装认为你去过了。”

“可是我没有正式的马裤。”

“那么我就不奉陪啦。”克莱夫说罢，从莫瑞斯的肩上一跃而下。

当莫瑞斯回到客厅里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所拥有的待在那儿的权利比任何人都大。他踱到希普香克斯太太跟前，她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说起话来，对她表示支持。不成双、不成对的八个人准备入席——克莱夫与希普香克斯太太，韦斯顿少校与另一个妇女，另一个男子与皮帕，他本人与女主人——他堂堂正正地确保了自己的座位。她向他道歉说，人数太少了。

“哪里，哪里。”莫瑞斯说。他发觉克莱夫用讥讽的眼神瞥视自己，于是想：这句套话用错了。接着，德拉姆太太开始考察莫瑞斯的能力，然而他一点儿也不在乎她是否对自己感到满意。她的容貌跟儿子相像，看上去跟儿子一样有本事，所不同的是没有儿子那么真诚。他理解了克莱夫为什么会看不起自己的母亲。

饭后，男人们抽了一会儿烟，就来跟女士们做伴。这与住在伦敦郊区的中等阶层的人们消磨傍晚时光的方式相似，然而又有所不同。这些人有一种处理大事的风度：他们要么刚刚扭转过，要么即将重新扭转乾坤。不过，大门的门柱也罢，道路也罢——来的时候他一路注意到——无不年久失修。森林树木管理不善，一扇扇窗户卡住了，地板踏上去嘎吱作响。他对彭杰的幻想多少破灭了一些。

女士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去了，克莱夫说：“莫瑞斯，看上去你也困了。”莫瑞斯领会了这个提示，过了五分钟，他们二人就在书房里重逢，以便彻夜谈心。他们点燃了烟斗。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一起体验完完全全的静谧，他们将进行微妙的对话。他们心领神会，可是舍不得马上开始。

“我现在告诉你我最近的情况。”克莱夫说，“我一到家就跟母亲争吵，告诉她，第四个学年我也要待在剑桥。”

莫瑞斯大喊一声。

“怎么啦？”

“我受了停学处分呀。”

“不过，十月你就会返校的。”

“我不回去。康沃利斯先生说我必须写悔过书，我不写——我以为你读完第三个学年就走了，所以满不在乎。”

“而我还只当你会回来，才决定再读上一年的。简直是一场错误的喜剧。”

莫瑞斯神色忧郁地朝前面望着。

“错误的喜剧，不是悲剧。你现在就可以写悔过书。”

“已经太晚啦。”

克莱夫笑了。“怎么会太晚呢？反倒更简单一些呢。你在自己犯了过错的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无意悔过。‘亲爱的康沃利斯先生，在本学期结束之际，恕我冒昧地向您致书。’明天我替你起草悔过书的底稿。”

莫瑞斯思考了一番，最后惊叫道：“克莱夫，你是个坏蛋！”

“我承认自己有不法之徒的一面，然而那帮人就欠我这么对待他们。只要他们一天说什么‘希腊人那难以启齿的罪恶’，他们又怎么能指望我磊落坦率地对待他们呢？晚饭前，我溜进去吻了你一下。我母亲完全蒙在鼓里，活该！倘若她知道了，绝不会轻饶我。我对你的感情就跟皮帕对她的未婚夫的感情一样，只不过高尚得多，深厚得多。母亲却不想知道，也不试图知道。肉与灵协调一致，当然不是中世纪那饿瘪了的东西，只是肉与灵的一种特殊的协调一致。依我看，女人甚至理会不到有这种东西。但你是知道的。”

“好的，我写悔过书。”

他们聊了好一会儿，还谈起那辆摩托车。从那一天起，再也不曾听说它怎样了。克莱夫煮了咖啡。

“喂，那天晚上开完讨论会之后，你怎么会想起来叫我的？你说一说。”

“我一直想对你说点儿什么，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弄得思绪纷乱，所以就去了。”

“这种事你是做得出来的。”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莫瑞斯羞怯地问。

“哪里的话！”紧接着是一阵沉默。“现在跟我讲讲我第一次对你吐露心里话的那个晚上的事。你为什么弄得咱们两个人都那么不愉快呢？”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无从解释。你为什么搬出讨厌的柏拉图来误导我呢？当时我还糊里糊涂的，对许多事都不明白。打那以后，才逐渐开窍儿。”

“不过，你使我醉心而不能自拔，已达几个月之久了吗？事实上，是从你在里斯利的房间里头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起。”

“别问我这个。”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儿难以解释。”

“可不是嘛。”

克莱夫高兴地笑了，在椅子上扭动着身体。“莫瑞斯，我越细琢磨越能肯定，你才是个坏蛋呢。”

“是这么回事吗？”

“倘若你高抬贵手，容我听其自然，我就会半睡半醒地了此一生。当然，我在理智方面是清醒的，在感情方面多少也……然而，这里……”他用烟斗柄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于是，两个人都微笑了。“也许咱们俩是互相被唤醒了。我情愿这么想。”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看上我的？”

“别问我这个。”克莱夫重复了一遍莫瑞斯方才的话。

“喂，你给我放正经点儿——喏——你起初看上我的哪一点？”

“你真想知道吗？”克莱夫问。莫瑞斯非常喜欢这种心境——顽皮与激情参半，洋溢着挚爱的克莱夫。

“想知道。”

“喏，看上了你的美。”

“我的什么？”

“美……我曾经最爱慕书架上方的那个男人。”

“一幅画嘛，我是可以理解的。”莫瑞斯瞥了一眼墙上的米开朗琪罗说。“克莱夫，你是个可笑的小傻瓜。你既然提出来了嘛，我也认为你美。你是我迄今见过的惟一长得美的人。我爱你的嗓音，爱与你有关的一切，直到你的衣服，或是你坐在里面的屋子。我崇拜你。”

克莱夫的脸变得绯红。“坐直了，咱们换个话题吧。”他说，那股傻劲儿已荡然无存。

“我压根儿没有惹恼你的意思。”

“这些话非得说一遍不可，否则咱们俩永远不会明白彼此的心事。我没想到，至少没猜测出到了这种程度。你做得很对，莫瑞斯。”他不曾换话题，却把它发展到新近感兴趣的另一个主题上去了：欲望对我们的审美能力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比方说，瞧瞧那幅画。我爱它，因为我跟画家本人一样，爱他所画的那个青年。我不用一般男人的目光来鉴赏这幅画。通向美的路似乎有两条——一条是共通的，芸芸众生正是沿着这条路走到米开朗琪罗跟前的。另一条是我和另外几个人走的幽径。我们沿着这两条路抵达米开朗琪罗那儿。但是，格勒兹[5]却不然。他的题材使我感到厌恶。我只能沿着一条路走到他跟前，芸芸众生却能找到两条路。”

莫瑞斯没有打断他的话。对他来说，那通篇都是可爱的无稽之谈。

“私自拥有幽径也许是错误的，”克莱夫下结论说，“然而只要还画人物像，幽径就存在。风景是惟一安全的题材。要么就是几何图形，格调优美，完全无人性的主题。我心里琢磨，这会不会是回教徒所领会到的一点呢？还有老摩西——我这是刚刚想到的。倘若你把人体画下来，当即会引起厌恶或挑逗起欲望。有时是非常轻微的，但必然产生。‘不可为自己造任何偶像’[6]。因为你不可能为所有的人都造偶像。莫瑞斯，咱们来改写历史如何？《十诫里的美的哲学》。我一直认为神真了不起，没有处罚你我之辈。过去我把这看作出于神的正义，不过如今我猜想神仅仅是不知情而已。然而我还是能就这个专题进行答辩。我要不要拿这个主题写篇论文，好取得特别研究员的资格呢？”

“我听不懂，这你是知道的。”莫瑞斯说，他有点儿难为情。

他们的情场获得了不可估量的意义的新语言，从而拖长了。任何传统都不曾吓倒这对年轻人。任何习俗也不曾确定什么是富有诗意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肯于承认他们所涉及的那种情欲的英国心灵寥寥无几，也就没有为之制造羁绊。他们的心灵中终于出现了极致的美。难以忘怀，永恒不变，是用最谦卑的片言只语表达出来的，并且发自最单纯的感情。

“喂，你肯吻我一下吗？”当麻雀在头顶上的屋檐下睡醒，斑尾林鸽在远方的森林里开始咕咕地鸣啭时，莫瑞斯问。

克莱夫摇摇头，他们面泛微笑分手了。无论如何，他们暂时在各自的人生中建立了完美。

[1] 威尔特是英格兰南部一郡，位于布里斯托尔海峡、英吉利海峡和泰晤士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区。

[2] 萨默塞特是英格兰西南部一郡，北濒布里斯托尔海湾。沿岸风景优美，是保护区。

[3] 乔治四世（1762—1830），英国国王、汉诺威国王。1820年即位。

[4] 奥尔德尼是英国海峡群岛岛屿，在英吉利海峡，以养牛和旅游业为主。

[5] 琼-巴普蒂斯特·格勒兹（1725—1805）是法国风俗画和肖像画家。1759年结识法国文学家、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受其鼓励倾向于感情夸张的风俗画。

[6] 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

十七

莫瑞斯能够赢得德拉姆家族的敬意似乎是奇妙的，他们并不讨厌他。他们只厌恶——而且简直到了偏执狂的程度——那些想跟他们套交情的人；倘若风传某人希望进入乡绅社交界，就有足够的理由对他施以闭门羹。在内部（这是由高姿态的礼尚往来与威严的举止构成的领域，毫无意义）能找到几位像霍尔先生这样的人：对他们的好运抱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必要的时候就告辞，连气都不叹一声。德拉姆家族认为，把他当作家庭成员之一予以招待，是对他赏光，他处之泰然，这又中了他们的意。在他们的心目中，表示谢意莫名其妙地是与缺乏教养联系在一起的。

莫瑞斯所要的只是食物和他的友人，对自己取得的成功浑然不觉。当他的逗留期即将结束时，老夫人要求跟他谈一次话，使他吃了一惊。关于他的家族，她早就讯问过，已了如指掌。然而这一次，她是谦逊地对待他的：关于克莱夫，她想听听他的意见。

“霍尔先生，我们想请你帮帮忙。克莱夫非常看重你。你认为他在剑桥待上第四年，这明智吗？”

莫瑞斯满脑子都是下午该骑哪匹马的事，所以心不在焉，但却显出很深沉的样子。

“这可是在文学士学位考试时当众出丑之后啊——这明智吗？”

“他要这么做。”莫瑞斯说。

德拉姆夫人点了点头。“你这是一语破的。克莱夫要这么做。喏，他是不受任何人牵制的。这份家当是他的，他告诉过你吗？”

“没有。”

“根据我丈夫的遗嘱，彭杰全部归他所有。只要他一结婚，我就搬到寡妇房里去……”

莫瑞斯吃了一惊。她看了看他，发现他双颊通红。“那么，有女友了。”她猜测。她姑且把这个话题撇开，又回到剑桥上，说对一个“乡巴佬”——她是爽朗、满怀信心地使用这个词的——而言，念第四年书，益处太少了。要是克莱夫在乡间占有他自己的位置，那该多么可心啊。这里有猎场，有他那些佃户，最后还有政治。“他父亲代表这个选区参加了议会，你肯定是知道的。”

“不知道。”

“他都跟你谈些什么呀？”她笑了。“不管怎样，我丈夫担任过七年议员。尽管眼下自由党在当政，谁都知道不会持续很久。我们所有的老朋友统统指望着他，但他务必占有自己的位置，务必适应下来。这一切——它叫什么来着——研究院什么的，到底有什么用呢？他应该去旅行一年。他必须到美国去一趟，如果可能的话，再到那些殖民地去转转。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

“他说，从剑桥毕业之后就去旅行。他要我一起去。”

“我相信你们会去的——可别到希腊去，霍尔先生。那是娱乐之旅。千万劝阻他，别去意大利和希腊。”

“我本人也更喜欢美国。”

“当然喽——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都会如此；但他是个学者——一个空想家——皮帕说他还写诗呢。你看到过吗？”

莫瑞斯看到过献给他本人的一首诗。他察觉到生活日益变得令人惊异，于是默不作声。八个月以前，里斯利曾使他大惑不解，难道自己仍是同一个人吗？究竟是什么扩大了他的视野呢？生气勃勃的人一群群地出现在他的视野里。生气勃勃，然而有点儿愚蠢。他们彻头彻尾误解了他。他们自以为最敏锐的时候，暴露了弱点。他不禁面泛微笑。

“你显然看到过……”接着，她突然说，“霍尔先生，他有什么人吗？是纽恩汉姆[1]的姑娘吗？皮帕说他有个女友。”

“那么，皮帕最好还是问一句。”莫瑞斯回答。

德拉姆夫人对他感到钦佩。他出言不逊，以反击不逊。谁料得到一个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本领呢？他对自己取得的胜利甚至显得满不在乎，正朝一个在此小住的宾客微笑。那人沿着草坪走过来喝茶。她用对待与自己地位相等者的口吻说：“你好歹让他牢牢记住美国吧，他需要的是现实。去年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他们双双骑马穿越林中空地的时候，莫瑞斯尽量让他对美国留下印象。

“我觉得你变得俗气了。”克莱夫批评他说，“跟他们一样，他们对乔伊是不屑一顾的。”克莱夫对自己的家族是完完全全抗拒的。他们把名利心与丝毫不谙世事融为一体，他恨透了这一点。“孩子们也够麻烦的。”当马放慢了速度的时候，他说。

“什么孩子？”

“我的呀！彭杰这份家当，需要一个继承人。我母亲把这叫做婚姻，她脑子里转的全是这个念头。”

莫瑞斯沉默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或是这个朋友会留下后代。

“我会有无休止的烦恼。就像这样，总是有个什么姑娘在家里小住。”

“逐渐变老而已……”

“你说什么，老弟？”

“没什么。”莫瑞斯说罢，勒紧缰绳停住了。他的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悲伤。他原以为自己不会再有这样的激情了。他和他心爱的人将会消失殆尽。他们的灵魂不会升天，也不会在世上留下子孙。他们胜利地摈弃了习俗，但是大自然依然面对着他们，用冷酷无情的嗓音说：“很好，你们就是这样的；我不责备自己的任何孩子。不过，你们得沿着所有不育者的路走下去。”当这个年轻人想到自己竟没有后代时，猛然地羞愧难当。他的母亲或德拉姆太太也许不够聪明，感情贫乏，但她们完成了肉眼看得见的工作。她们将生命的火炬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他们却会把火踩灭。

他无意伤害克莱夫的感情，然而他们刚在羊齿丛中躺下来，他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克莱夫并不同意，“为什么提起孩子？”他问。“为什么老是孩子？爱嘛，在哪儿开始就在哪儿结束，那要美得多，大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对，但是如果人人都……”

克莱夫把他拖回到他们自己的事情上来。他叽叽咕咕地说什么永恒寓于一小时之内。莫瑞斯没有听懂，克莱夫的嗓音却使他得到抚慰。

[1] 小说的时代背景为20世纪初期。除了纽恩汉姆学院（建于1871年）以外，剑桥大学的各所学院当时只收男生。以后又为女子创立了新大厅学院（建于1954年）和露西·卡文迪什学院（建于1965年）。这三所学院至今只收女生。到1987年为止，其他28所学院已陆续改为男女合校。

十八

这之后两年期间，莫瑞斯和克莱夫将星宿下的男人所能指望的幸福都弄到了手。他们是天生的情种，始终如一。多亏克莱夫还非常明智。克莱夫明白，狂热不能持久，他却能为耐久的东西开辟渠道，并想方设法把两人的关系安排得绵延不绝。倘若创造爱的是莫瑞斯，维护爱的就是克莱夫，他用爱之流滋润两人的庭园。他连一滴也不忍心把它浪费在讥讽或感伤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克制自己，不再信誓旦旦了（“咱们已经把话说尽了”），爱抚也几乎完全抑制了。两人只要待在一起，就沉浸在幸福中。与旁人共处时，他们是平静的，得以在社会上确保自己的位置。

克莱夫自从通晓希腊文以来，就朝这个方向发展。苏格拉底[1]对斐多[2]所抱有的那种爱，他伸手就够得着。这是一种充满激情却又有节制的爱，只有气质典雅者才能理解。克莱夫在莫瑞斯身上所找到的气质，说得确切些，够不上典雅，然而心甘情愿得可爱。他引导自己所钟爱的人沿着美丽的窄径高高地向上攀，两侧是深渊。此径一直延伸到黑暗的终点。除此而外，他无所畏惧。当黑暗降临之际，反正他们业已度过了比圣徒或纵欲者都充实得多的生涯，尽情地索取了尘世的崇高与甘美。他教育了莫瑞斯，或者毋宁说是他的精神教育了莫瑞斯的精神，因为他们已经在平等相处了。谁也不去琢磨：“我究竟是在引导，还是被引导着呢？”为了使两颗并不完美的灵魂臻于完美，爱把他从平庸中捞出来，又把莫瑞斯从困惑中捞出来。

于是，表面上他们跟旁人一样生活下去。社会接受了他们，犹如接受成千上万他们这类的人。法律在社会背后安睡。他们一道在剑桥度过最后一年，接着到意大利去旅行。随后，牢门关上了，两个人都被关在里面。克莱夫为了取得出庭辩护律师的资格而深造，莫瑞斯到证券公司去工作。二人依然在一起。

[1]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古希腊三大哲人中的第一位。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斐多（约公元前417—？），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对斯巴达的战争（公元前400—前399）中被俘，卖为奴隶。苏格拉底的一个友人将他买下后释放，于是他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以他的名字命名。苏格拉底去世后，斐多返回埃利斯，创办学校。

[2]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70—前399）古希腊三大哲人中的第一位。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斐多（约公元前417—？），哲学家。出身于贵族家庭，在对斯巴达的战争（公元前400—前399）中被俘，卖为奴隶。苏格拉底的一个友人将他买下后释放，于是他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一篇对话以他的名字命名。苏格拉底去世后，斐多返回埃利斯，创办学校。

十九

这时候两家人已经互相认识了。

“他们是绝对处不好的。”在这一点上，克莱夫和莫瑞斯的意见一致。“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嘛。”然而，正相反，两家人居然意气相投，克莱夫和莫瑞斯看到他们济济一堂，觉得好笑。他们二人都憎恶女子，尤其是克莱夫。他们本性难移，连想都没想到过应该反过来尽点儿义务。他们沉浸在爱河中的时候，女眷变得跟马和猫一样疏远，她们不论做什么，都显得傻里傻气。吉蒂要求抱抱皮帕的婴儿，德拉姆太太和霍尔太太一同去参观皇家学院[1]，他们都认为这与其说是社会阶层不同，毋宁说是阴错阳差地将不同性格的人扭到一块儿去了，于是胡乱加以解释。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他们本人就是充足的推动力。他们之间的强烈感情成了维系两家人的结结实实的纽带，犹如暗流拖着一艘船一般，拖曳着一切。霍尔太太与德拉姆太太因为儿子们是朋友才走到一起来的。“如今，”霍尔太太说，“我们也成了朋友。”

她们之间的“友谊”开始那天，莫瑞斯也在场。夫人们是在皮帕那坐落于伦敦的住宅里见面的。皮帕嫁给了一位姓伦敦的先生。这一巧合给吉蒂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愿自己可别在喝茶的时候想起这件事笑起来。遵照莫瑞斯的意见，艾达被留在家里，因为就初次拜访而言，她太愚蠢。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皮帕和她母亲坐汽车回拜。当时他在伦敦，好像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只不过皮帕向艾达夸赞吉蒂的脑子灵，又对吉蒂赞扬艾达长得漂亮，从而把两个姑娘都得罪了。霍尔太太则提醒德拉姆太太，可别在彭杰装暖气设备。接着，她们又见了面。据他所知，总是这样：什么都没发生，依然没发生任何事。

德拉姆太太当然有她的动机。她正在为克莱夫物色妻子，于是将霍尔家的姑娘们列在自己的名单上。她有一套理论，认为血统应该杂一些，而艾达呢，尽管土里土气，却很健康。毫无疑问，这姑娘脑子不好使，然而德拉姆太太不论在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无意引退到寡妇房里去。她相信，最宜通过克莱夫的妻子来操纵他。吉蒂的资格就差一些了。她没那么笨，没那么漂亮，也没那么富有。艾达将来会继承外祖父的全部财产，相当可观，与生俱来的好脾气也得自外祖父的遗传。德拉姆太太跟格雷斯先生有一面之缘，她颇喜欢他。

倘若她揣测霍尔一家人也有所企图，她会打退堂鼓的。她们跟莫瑞斯一样冷漠，从而把她吸引住了。霍尔太太过于怠惰，不会出谋划策，姑娘们太天真无邪。德拉姆太太认为艾达的门第好，就邀请她到彭杰去做客。惟独皮帕，由于受了些许现代化的洗礼，开始觉得她哥哥的冷淡简直是古怪。“克莱夫，你打算结婚吗？”她冷不防问道。然而他回答的那句“不，务必去告诉母亲”，消除了她的疑虑。这正是有意结婚的男人会说的话。

没有人来烦扰莫瑞斯。他在家中确立了自己的权力，母亲开始用对丈夫的那种口吻说话。他不仅是这一家的嫡子，还成了一位名士，这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他把仆人们管理得井然有序，对汽车的事一清二楚，赞成这个，不同意那个，禁止妹妹们与某些相识者来往。在二十三岁时，他成了伦敦郊外的中产家庭一名前途远大的暴君，由于他的统治相当公正宽容，也就更稳固。吉蒂反抗过，然而没人支持她，又缺乏经验，最后她只好道歉，被哥哥吻了一下。她可不是这个态度友好、稍微怀点儿敌意的青年的对手。他在剑桥时的那次越轨行为曾使她占过上风，她却未能巧妙地加以利用。

莫瑞斯的日常生活变得很有规律。他吃上一顿丰盛的早餐，乘八点三十六分的火车赴伦敦，在车上读《每日电讯报》。他工作到一点，午餐吃得很少，再整整工作一个下午。回家后，做些轻微的运动，饱餐一顿。傍晚读晚报，发号施令，要么就打台球，或玩桥牌。

每逢星期三他就在克莱夫那坐落于伦敦的小套房过夜，周末也同样是不可侵犯的。女眷们在家里念叨：“你可千万别干预莫瑞斯的星期三或周末。他会被惹恼到极点。”

[1] 指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伦敦一所由国家资助的最古老的戏剧学校。1904年由演员兼导演H·B·特里爵士创建，次年迁至高尔大街。

二十

克莱夫顺利地通过了出庭辩护律师的考试，然而在取得资格之前，患了轻微的流行性感冒，发起烧来。进入恢复期后，莫瑞斯去探望他时被传染上了，也卧病在床。这样一来，他们二人几个星期没怎么见面。后来好不容易见到了，克莱夫依然脸色苍白，神经紧张。跟皮帕家相比，他更喜欢霍尔家，所以前来小住，希望合口味的食品与安宁会使自己康复。他吃得很少，三句话不离“干什么都是白搭”。

“我做一名出庭辩护律师，为的是将来可能当政治家。”他这么回答艾达向他提的问题。“然而，我当政治家干吗？谁要我呢？”

“你母亲说，全郡居民要你。”

“全郡居民所要的是个激进党派成员。比起我母亲来，我跟更多的人谈过话。他们对咱们闲居阶级已经不感兴趣了。咱们坐着汽车去转悠，找事做。装腔作势地在各座大宅门之间串来串去，玩的是一场没有欢乐的游戏。除了在英国，没有人这么玩。（莫瑞斯，我要到希腊去。）谁都不需要我们，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个舒适的家庭而已。”

“但是，政治家正在提供舒适的家庭。”吉蒂尖锐刺耳地说。

“是‘正在’呢，还是‘应该’呢？”

“喏，这完全是一码事。”

“‘正在’和‘应该’可不是一码事。”艾达的母亲说，由于理解了二者的不同，她很得意。“你们不应该打扰德拉姆先生，你们却……”

“‘正在’。”艾达从旁插嘴，全家人大笑，惹得克莱夫跳了起来。

“‘正在’和‘应该’，”霍尔太太做出结论，“是截然不同的。”

“未必是这样。”克莱夫反驳道。

“未必是这样。你可要记住，吉蒂。”她随声附和，稍微带点儿训斥的口吻。其他时候他并不在乎她说什么。吉蒂仍大声坚称二者是一码事。艾达念念有词，莫瑞斯默不作声。他一向安静地进食，对饭桌上的这种饶舌已习以为常，没有理会他的朋友竟给弄得心烦意乱。等着上菜的时候，他讲了一桩趣闻。大家都默默地倾听。他慢条斯理、笨嘴拙舌地讲着，既不注意措词，也不费心去讲得饶有趣味。克莱夫忽然喊了一声：“啊——我要晕倒啦！”就从椅子上跌下去了。

“拿个枕头来，吉蒂。艾达，科隆香水。”她们的哥哥吩咐道。他松开了克莱夫的领口。“妈，扇扇。不是我，是他……”

“多么不中用啊……”克莱夫喃喃地说。

话音未落，莫瑞斯吻了他一下。

“这会儿我完全好了。”

姑娘们和一个仆人跑了进来。

“我能走路啦。”他说，他的脸恢复了血色。

“绝没有好。”霍尔太太叫喊。“莫瑞斯抱你去——德拉姆先生，用胳膊搂住莫瑞斯。”

“来吧，老兄。请大夫，谁去打个电话。”他抱起朋友，克莱夫虚弱地哭泣起来。

“莫瑞斯，我是个蠢材。”

“就做个蠢材好了。”莫瑞斯说，并把克莱夫抱上楼去，替他脱衣服，让他睡在床上。霍尔太太敲了敲门，他迎出去，快嘴快舌地说：“妈，您不必告诉旁人我吻过德拉姆。”

“哦，当然不告诉。”

“他不喜欢这样。我六神无主，连想都没想一下就这么做了。您知道，我们是挚友，几乎是亲戚。”

这就够了。她喜欢与儿子分享一些小秘密，这使她忆起过去的岁月，对他而言，那时她曾是无上宝贵的。艾达送来了一个热水袋。他接住，进屋拎到病人床头。

“让大夫瞧见我这副德行。”克莱夫呜咽地说。

“我但愿他能瞧见。”

“为什么？”

莫瑞斯点燃一支香烟，坐在床边上。“我们要他看看你最糟糕的样子。为什么皮帕让你去旅行？”

“我被认为已经康复了。”

“见鬼。”

“我们能进去吗？”艾达隔着门大声问道。

“不能。请大夫一个人进来。”

“他就在这儿。”吉蒂在远处叫喊。报过名字后，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人进来了。

“你好，乔伊特。”莫瑞斯边起身边招呼。“替我把这家伙治好了吧。他患了流行性感冒，被认为已经痊愈了。结果晕倒了，一个劲儿地哭。”

“这是常有的情况。”乔伊特先生说，并把一支体温计插到克莱夫嘴里。“是不是劳累过度呢？”

“可不是嘛。如今说是想去希腊。”

“啊，可以去。现在你先出去吧，待会儿我到楼下去见你。”

莫瑞斯听从了他的话，克莱夫想必病得很重。过了大约十分钟，乔伊特出来了，并告诉霍尔太太没什么大不了的——旧病复发而已。他开了处方，说要派个护士来。莫瑞斯尾随他到庭园里，将手放在大夫的胳膊上说：“现在告诉我，他病得多么厉害。这不是旧病复发，还有什么其他的，请告诉我真实情况。”

“他不要紧的。”大夫说。他一向以说实话而自负，所以弄得有些心烦。“我以为你已经领悟了这一点。癔病不再发作了，他快要入睡了。这是司空见惯的旧病复发，这一次他可得比上一次当心，如此而已。”

“你所说的这种司空见惯的旧病复发会拖延多久呢？他是不是随时都可能遭受这种骇人的痛苦呢？”

“他只不过是有点儿不舒服——他认为是在车子里患上了感冒。”

“乔伊特，你别对我这么说。一个成年人是不会哭的，除非已经相当严重了。”

“只不过是虚弱罢了。”

“哦，你怎么说都行，”莫瑞斯边说边把手移开。“而且我正在耽搁你。”

“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的年轻朋友，我等着解答你的任何难题。”

“喏，倘若病情轻，你为什么派护士来呢？”

“好让他开心呗。我知道他手头宽裕。”

“难道我们就不能让他开心吗？”

“哪里的话。因为怕传染啊。我曾告诉过你母亲，你们都不应该走进病房，可那时你已经待在里边了。”

“我还以为你指的是我的妹妹们呢。”

“你也一样——尤其是你，因为你已经被他传染过一次了。”

“我不要护士。”

“霍尔太太已经给护士站打电话了。”

“为什么一切都他妈的赶成这个样子？”莫瑞斯提高了嗓门说，“我自个儿护理他。”

“下一步你就该把孩子放在婴儿车里推着走了。”

“请问，你说什么？”

乔伊特放声大笑，扬长而去。

莫瑞斯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母亲，他必须睡在病房里。由于怕吵醒克莱夫，他没让人把床搬进去，却头枕脚凳，卧在地板上，借着烛光读书。过一会儿，克莱夫蠕动起来，有气无力地说：“啊，该死。啊，该死。”

“你要什么？”莫瑞斯呼唤道。

“我闹肚子啦。”

莫瑞斯把他从床上抱下来，扶他坐在便桶上。不一会儿，又将他抱回去。

“我能走路。你不该做这种事。”

“你也会为我这么做的。”

他把便桶端到走廊尽头，冲洗干净。现在克莱夫既不体面又虚弱，他比任何时候都爱这个朋友。

“你不应该这样。”当他回来的时候，克莱夫把话重复了一遍。“太脏了。”

“我才不在乎呢。”莫瑞斯边躺下去边说，“再接着睡吧。”

“大夫告诉我，他要派个护士来。”

“你要护士干吗？只不过是轻微的腹泻而已。就我而言，你可以整宿泻个不停。老实说，我并不在乎——我不是为了使你高兴才这么说的。我就是不在乎。”

“我总不能——你还得去上班呢——”

“喂，克莱夫，你是宁愿要一位熟练的护士，还是要我呢？今天晚上预定来一位，可我已经留下话，来了就把她打发走。因为我情愿不去上班，自个儿照看你。我还认为你也愿意这样呢。”

克莱夫沉默良久，莫瑞斯甚至以为他睡着了。他终于叹了口气说：“我想，还是宁可要护士。”

“好的。她比我更能使你舒适一些。也许你是对的。”

克莱夫没有回答。

艾达自告奋勇在楼下的房间里守夜，莫瑞斯就按照预先谈好的敲了三下地板。等候她上楼的时候，他审视着克莱夫那张模糊不清、汗津津的脸。大夫那么说也是白搭，他的朋友苦恼不堪。他很想拥抱克莱夫，却又想起那曾使克莱夫的癔病发作，何况克莱夫一向是有所克制的，几乎到了洁癖的程度。艾达没有来，他就下楼去了，发现她睡得正熟。她躺在一把大皮椅上，双臂耷拉下来，伸出两只脚，俨然是健康的化身。她的胸脯一起一伏，浓密乌黑的头发充当了面庞的靠垫，嘴唇略启，露出皓齿与鲜红的舌头。“醒一醒。”他急躁地喊叫。

艾达醒过来了。

“像你这样，护士来的时候，你怎么听得见大门的响动呢？”

“可怜的德拉姆先生怎么样啦？”

“病得很重，病到危险的程度。”

“哦，莫瑞斯！莫瑞斯！”

“护士嘛，得留下来。我叫你来着，可你总也不来。去睡吧，因为你连这么一点儿忙也帮不上。”

“妈妈说我必须守夜。因为护士不应该由男人领进去——那不雅观。”

“我简直不能想象你们居然有时间考虑这么无聊的事。”莫瑞斯说。

“我们必须维护家庭的好名声。”

他没吭声，接着以妹妹们厌恶的样子笑了。她们的内心深处极不喜欢他。然而她们思想太混乱，并不曾觉察出这一点。她们惟一公开抱怨的是他这种笑法。

“护士没有教养，任何有教养的姑娘都不会去当护士。即使她们本人有教养，你也能肯定她们不是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否则她们会待在家里。”

“艾达，你上过几年学校？”哥哥一边斟酒一边问。

“我把上学叫做待在家里。”

他“咔嗒”一声将玻璃杯放下来，离开了她。克莱夫睁着眼睛，却没有说话，好像也不知道莫瑞斯已经回来了。甚至护士抵达，也没使他苏醒。

二十一

没过几天就弄清楚了，来客病得不重。尽管刚复发时看上去挺吓人，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不久他就获得了回彭杰去的许可。他的脸色依然不好，精神萎靡，但这也是患过流行性感冒后预料之中的事，除了莫瑞斯外，旁人丝毫没有感到不安。

莫瑞斯轻易不去想疾病与死亡的事，倘若想的话，就伴随着强烈的反感。不应该容许它们来损害他本人或朋友的生命。于是他携带着自己的全部青春与健康去对克莱夫发生作用。每逢周末或连休日，他就到彭杰去做不速之客，不是靠口头训导，而是以身作则使他鼓起劲儿来。对克莱夫却未能奏效。当众他会振作起来，甚至对德拉姆家族与英国公众之间所发生的公路通行权问题佯装兴致勃勃。然而只剩下他和莫瑞斯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故态复萌，意气消沉，不肯说话。要么就用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口吻说点儿什么，这表明他的精神已经耗尽了。他已打定主意要去希腊。惟独这一点，他是十分坚定的。尽管九月份才能动身，他非去不可，而且是单独前往。“我必须去，”他说，“是去履行誓言。每一个未开化的人都得给予卫城[1]一次机会。”

莫瑞斯与希腊风马牛不相及。他对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兴趣淡薄，而且是淫猥的，一经爱上克莱夫，就消失殆尽。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2]啦，斐多啦，以及第邦神圣队[3]啦，这些故事对那些心灵空虚的人们而言是蛮好的，却代替不了人生。克莱夫时而偏爱它们，莫瑞斯觉得莫名其妙。他十分喜欢意大利，尽管讨厌那儿的食品和湿壁画[4]。他却拒绝渡过亚德里亚海，到那更神圣的土地[5]去。“使人感到年久失修，”他提出这么个理由，“一堆老掉牙的石头，什么颜色也没有。总之，这个嘛，”——他指的是锡耶纳大教堂里的书库——“不管你怎么说，这个派上了用场。”克莱夫听得十分开心，在皮科洛米尼[6]时代的彩色瓷砖上跳来跳去。管理人非但没申诉他们，还跟他们一道笑。意大利令人非常快活——就观光而言，确实是这样——然而近来希腊又突然冒出来了。莫瑞斯就连这个词都憎恶。出于难以解释的偏见，他由希腊而联想到疾病和死亡。每当他有什么打算，打网球啦，聊天啦，希腊就插进来了。克莱夫看出他厌恶希腊，就养成借此取笑他的习惯，并不怎么体谅他。

克莱夫就是不体谅他。莫瑞斯认为这是所有的症状中最严重的。克莱夫会说些稍微出于恶意的话，还用自己谙熟的知识来伤害他。克莱夫失败了，也就是说，他的知识并不全面，否则他就会知道，要想损害像莫瑞斯这么个运动健将的爱情是不可能的。莫瑞斯有时表面上避开了克莱夫的攻击，因为他觉得有所反应是人之常情。他一向不喜欢基督关于连另一边脸也伸过去的教导[7]。在内心里，他一点儿也不生克莱夫的气。与克莱夫结合的欲望太强烈了，怨恨无从侵入。有时候他会十分快活地进行与之匹敌的谈话，偶尔回击他一句，表示并没忘记他就在眼前。他径直走向光明，希望自己所挚爱的人会尾随其后。

他们二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是如此这般地进行的。那是克莱夫动身前的傍晚，他把霍尔一家人请到萨沃伊来吃晚餐，以回报他们对他的亲切关怀。他安排他们夹坐在其他朋友中间。“假若这次你晕倒了，我们会知道是怎么个来由。”艾达边朝着香槟酒点头，边大声说。“为你的健康干杯！”他回答。“为所有的女士们的健康干杯！干一杯，莫瑞斯！”他喜欢来点儿老一套的做法。大家为健康干了杯，惟独莫瑞斯看破了潜在的讥刺。

晚宴结束后，他对莫瑞斯说：“你回家去睡吗？”

“不。”

“我以为你想把家里人护送回府上去呢。”

“他才不干呢，德拉姆先生。”他母亲说，“不论我怎么做，怎么说，他也决不肯放弃一个星期三。莫瑞斯是个十足的老光棍儿。”

“我的套房里被行李弄得很乱。”克莱夫说，“我乘早晨的火车径直穿行到马赛[8]去。”

莫瑞斯充耳不闻，还是来了。等候电梯降下来的时候，他们朝着对方大打呵欠。接着，乘电梯上去，徒步登上另一层楼梯，沿着过道走去。令人联想到三一学院里通向里斯利那个套房的走廊。克莱夫的套房小而黑暗，寂然无声，位于尽头。正像克莱夫说过的那样，里面杂乱无章，然而不在这里住宿的女管家已照常为莫瑞斯铺好了床，饮料也准备停当了。

“还要喝啊。”克莱夫说。

莫瑞斯喜欢喝酒，而且有酒量。

“我要上床了。依我看，你想要的都有了。”

“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已经垮了，可别再劳累过度。另外，”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药瓶，“我就知道你会忘记这个，哥罗颠[9]。”

“哥罗颠！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

莫瑞斯点了点头。

“带着哥罗颠到希腊去……艾达告诉我，你还以为我会一命呜呼呢。你究竟为什么这么为我的健康担心呢？别害怕。像死亡这样干净利索的经验，永远与我无缘。”

“我清楚自己迟早会死，而我不愿意死，更不愿意你死。倘若咱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死了，什么都没留下。我不知道你是否把这叫做干净利索。”

“是的，我就这么叫。”

“那么，我宁愿自己是污秽的。”莫瑞斯停顿了半晌说，克莱夫打了个寒噤。

“你不同意吗？”

“哦，你变得跟任何凡夫俗子毫无二致了。你非有个理论不可。咱们不能静悄悄地向前走，总是非得做成公式。尽管每个公式都有不再起作用的一天。你的公式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持污秽’。我可要告诉你，还有变得过于污秽的情形呢。于是忘川[10]——倘若有这么一条河的话——就会把它洗净。然而也许没有这样的河，希腊人并没怎么任意想象。不然，或许还想象得过了头呢。说不定到了坟墓的彼方，什么都忘不掉。糟糕的记性也许会延续下去。换言之，坟墓的彼方可能就是地狱。”

“呸，胡说八道。”

克莱夫通常是借着抽象的空谈来自得其乐。然而这一次，他继续发挥下去。“忘却一切——连幸福都抛到脑后。幸福！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偶然胳肢了一下——如此而已。咱们两个人要是从来没做过情人，该有多好！因为要是那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声不响。咱们应该睡觉了，那样一来，咱们就可以跟世上那些为自己确保了孤寂场所的国王们及其谋士们友好相处了——”

“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要么就像夭折的早产儿那样，咱们从来就没享有过生命，犹如那些压根儿不曾见过光的婴儿。然而事实上——喂，别显得那么严肃。”

“那么，你就别说这么古怪的话好了。”莫瑞斯说，“我倒是从来也没把你的话当真过。”

“话语掩盖思想，是这套理论吗？”

“话语不过是发出无聊的声音而已。我也不喜欢你的思想。”

“那么，你喜欢我的哪一点呢？”

莫瑞斯微微一笑。克莱夫刚这么一问，他就感到满足了，不肯回答。

“我的美貌吗？”克莱夫用讥讽的口吻说，“姿色已褪了几分，我的头发大量地脱落。你发觉了吗？”

“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秃子，像个鸡蛋似的。”

“精神错乱的秃子，也许你喜欢我的头脑。生病期间以及病后，我想必是个可爱的伙伴。”

莫瑞斯温情脉脉地望着他。他在观察克莱夫，犹如他们初结识的时候那样。只不过当初是想弄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想知道的是他出了什么毛病。克莱夫是有点儿不对头。还有后遗症，弄得他头脑混乱，情绪沮丧，一意孤行。莫瑞斯没有对此感到不满。大夫失败了，他希望自己能成功，他知道自己的力量。他将凭借爱的力量治好朋友的病，眼下他在进行探索。

“我认为你确实是由于我的头脑的关系才喜欢我。喜欢我的意志薄弱这一点，你一向清楚我不如你。你对我体贴得无微不至，你听任我为所欲为。吃饭的时候你故意冷落你家里的人，对我却从来没这么做过。”

这简直像是在找碴儿打架。

“可你不时地要我对你俯首帖耳——”他假装闹着玩儿地掐了莫瑞斯一下。莫瑞斯吓了一跳，“怎么啦？厌倦了吗？”

“我要睡觉去了。”

“也就是说，你厌倦了。你为什么不能回答一个问题？我并没说‘对我感到厌倦了’，尽管我可以这么说。”

“你已经叫好了出租车，让它早晨九点钟来吗？”

“没有，连车票都还没买呢。说不定我根本就不去希腊，也许它跟英国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唔。晚安，老兄。”他深深地忧虑着回到自己的屋子。为什么人人都说克莱夫已经适合于旅行了呢？连克莱夫本人都知道自己不正常。克莱夫一般是有条不紊的，所以拖延到最后还没买票。或许他到头来不会出发，然而表示出一种愿望就是为了挫败它。莫瑞斯脱下衣服，瞥了一眼映在镜中的自己，想道：“真是幸运，我是健康的。”他看见的是锻炼得结结实实、矫健的肉体，以及一张与之般配的脸。男子气概使二者相协调，均覆以乌黑的毛。他穿上睡衣，跳上床。尽管忧虑着克莱夫的事，却高兴极了。因为他强壮到足以使两个人生存下去。克莱夫曾帮助过他。形势一变，克莱夫还要帮助他。目前他必须帮助克莱夫。他们两个人将毕生像这样轮流互助。他昏昏欲睡时，梦幻中出现了爱的前景，与终极目的相距不远了。

隔壁传来了叩打声。

“怎么啦？”他问，接着就说，“请进！”因为克莱夫已来到门外。

“我可以钻进你的被窝吗？”

“来吧。”莫瑞斯边说边为他挪出地方。

“我总是发冷，苦不堪言，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莫瑞斯并没有误解克莱夫。在这一点上，他了解克莱夫，两个人的意见一致。他们并肩而卧，却没有挨在一起。过了一会儿，克莱夫说：“这儿也好不了多少，我走啦。”莫瑞斯并没有感到遗憾，因为他也睡不着，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的心怦怦直跳，生怕被克莱夫听见，从而揣测出个中原因。

[1] 卫城是古希腊城邦兼有防卫性质的中心地区，内有市政与宗教建筑。卫城多建于高山之巅，具有军事和宗教双重目的。雅典卫城是最著名的卫城，位于陡峭的山冈上，建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

[2] 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是一对同性爱者。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暴君希庇亚斯之弟希帕尔科斯侮辱了哈莫狄奥斯。哈莫狄奥斯和阿里斯托吉顿就计划在公元前514年对希庇亚斯及其兄弟行刺。结果只杀死了希帕尔科斯。哈莫狄奥斯当场遇害，阿里斯托吉顿被擒后死于毒刑。希庇亚斯的暴政又延续了四年多。

[3] 第邦神圣队是由一对对同性爱者组成的军队。

[4] 用在清水中磨研的颜色粉末，在刚抹好的湿灰泥墙壁上作画的方法。色彩与石灰一起干燥凝固后，就成为墙壁的永久部分。

[5] 指希腊。意大利东南与希腊之间隔着亚德里亚海。

[6] 指意大利籍教皇庇护二世（1439—1464在位），原名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皮科洛米尼。皮科洛米尼家族是贵族世家，家族中出过军人、文人和教皇。

[7] 见《新约·路加福音》第6章第29节“论爱仇敌”。耶稣教导说：“有人打你一边的脸，连另一边也让他打吧！”

[8] 马赛是法国的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商业港口，临地中海利翁湾。从伦敦出发后，需要坐轮船渡过多佛尔海峡，才能抵达法国。

[9] 哥罗颠是一种止痛麻醉药。

[10] 忘川是希腊神话中从冥府流过去的一条河。凡是喝了这条河河水的亡魂，会把过去的事一概忘掉。

二十二

克莱夫坐在狄奥尼索斯剧场[1]里。多少个世纪以来，舞台是空荡荡的，观众席也空无一人。太阳已经落下，背后的卫城却还发散着热气。他眺望着向海边倾斜的光秃秃的平原，萨拉米斯[2]、埃伊纳[3]、群山，统统与淡紫色黄昏融为一体。他的神祇们就住在这里——首先是雅典娜·波利亚斯[4]。倘若愿意的话，他可以想象雅典娜的神庙完好如初，她的雕像在落日余晖下熠熠发光。尽管没有母亲，又是个处女，她对所有的男人了如指掌。多年来，克莱夫不断地渴望到此向她表示谢忱，因为她将他从泥潭中拖了出来。

然而他只看见了渐渐消失的光和死灭了的大地。他不曾祷告，对任何神祇都没有信仰。他知道过去就跟现在一样毫无意义，并为懦夫提供了避难所。

他终于给莫瑞斯写了信。他这封信将要渡海，经过陆地与海洋接触之处，被装上了船，绕过苏钮姆岬与基西拉[5]，登陆后又被装上船，再度登陆。莫瑞斯上班的时候就会收到这封信。“我不由自主地变得正常了。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他终于把这话写出来了。

他有气无力地走下剧场。不论是谁，又有什么办法呢？不仅在性方面，毋宁说是在各方面，人们都是盲目地踱过来的。他们脱离泥淖逐渐演变成人，及至偶然的连锁结束，就又消融到泥淖中去。两千年前，刚好就在此处，演员们感叹道：“最好是根本就没出生。”[6]就连这句言词都是空洞的，尽管比起大多数台词来，它与虚荣相距甚远。

[1] 狄奥尼索斯剧场是最早形式的希腊剧场，坐落于雅典卫城南侧。4世纪后，剧场冷落，后停止使用，并开始损毁。1765年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个剧场，19世纪末在考古学家和希腊式建筑权威德普菲尔德的指导下按其原貌进行了重大修复。

[2] 萨拉米斯，希腊拉阿蒂卡州岛屿，位于爱琴海萨罗尼克湾内。

[3] 埃伊纳，希腊萨罗尼克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埃伊纳岛的全盛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东面的山顶上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以祭奉阿帕伊亚神（古代埃伊纳人的神）。

[4] 在希腊宗教里，雅典娜是城市的保护女神，雅典因而得名。从君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过渡的时期，作为城市女神的雅典娜·波利亚斯在雅典出现了。赫西奥德在《神谱》里记述说，她没有母亲，是从宙斯的前额中跳出来的。帕台农神庙殿堂内的雅典娜女神像是用金子和象牙制作的。

[5] 基西拉是伊奥尼亚群岛中最靠东南的岛屿。

[6] 原文为希腊文。

二十三

亲爱的克莱夫：

收到这封信后，就请回来吧。我查了一下交通情况。假若马上动身的话，星期二你就能抵达英国。由于你的信的缘故，我为你非常担忧。因为它证实了你病得多么重。这封信我盼了两个星期，盼到的是两个句子。你的意思莫非是说，今后你再也不能爱任何一个同性的人了。你一回来就水落石出了！

昨天我给皮帕打了电话。她满脑子都是诉讼的事。她认为令堂禁止通行那条路是个错误。令堂已告诉村方，此举不是针对他们的。我打电话是为了得到你的消息，然而皮帕也没收到你的信。近来我学了点儿古典音乐，你听了，会觉得好笑吧。还学会了打高尔夫球。我在希尔与霍尔混得还可以。家母反复考虑了一周之后，到伯明翰去了。现在你已有了所有的消息。收到此函，请打个电报。在多佛上岸后，再打一次。

莫瑞斯

克莱夫收到此信，摇了摇头。他约好了跟几个在旅馆结识的人去攀登彭特利库斯山[1]。在山顶上，他把信撕得粉碎。克莱夫已经不再爱莫瑞斯了，必须坦率地告诉他。

[1] 彭特利库斯山是希腊阿蒂卡州山地。主峰科基纳拉斯峰海拔1109米，位于雅典东北约16公里处。山顶有一座雅典娜女神殿堂。

二十四

他在雅典继续逗留了一个月，因为他生怕自己可能误会了。这种变化使他太震惊了，有时他认为也许莫瑞斯说得对，疾病把他的精力耗尽了。这令他感到屈辱。因为从十五岁起，他就理解自己的灵魂，借用他本人的话：理解自己。然而肉体比灵魂深奥，拥有难以捉摸的秘密。没有任何警告——生命的本质无端地起了变化，仅仅这么通告道：“你原来是个爱男性的人，今后将爱女性。不论你理解与否，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于是他的精神崩溃了。他试图给这个变化披上理智的外衣，好去理解它，这样就不至于感到那么丢脸了。但这是属于死亡或诞生范畴的问题，他失败了。

变化是病中发生的——兴许是疾病导致的。他第一次发病期间，脱离了日常生活，发着烧，迟早会发生的那个变化乘虚而入。他注意到护士何等迷人，乐意听从她的吩咐。乘车兜风的时候，他两眼盯着女人们。一些小小的细节——一顶帽子，撩起裙子的手势，香水的气味，嫣然一笑，乖巧地躲闪着泥的碎步——构成了富于魅力的整体。他高兴地发现，女人们往往同样快乐地对他的眼神做出反应。男人们从未做出过反应，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欣赏他们，要么意识不到他的视线，要么感到困惑。然而女人们认为自己理应受到赞美。她们也许会见怪或忸怩作态，但她们是大度的，并欢迎他进入彼此在精神上美妙地交流的世界。一路上，克莱夫满面春风。正常人过的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啊！这二十四年，自己是靠何等少得可怜的一点儿东西活过来的呀！他跟护士聊天，感到她是永远属于他的。他注意到了雕像、广告和日报。经过一家电影院时，他心血来潮，走了进去。就艺术性而言，那影片让人无法忍受，然而制片人与看电影的男男女女却是相识的。克莱夫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这种兴奋绝不能持久。他就像是个把耳朵洗净了的人。起初的几个钟头，他听得见异常的声音，及至使自己适应了普通人的惯例，它就消失了。他并没有获得新观念，不过是把旧的重新调整了一番。生活不会长期像过节似的，很快就黯淡起来。因为他刚一回来，莫瑞斯正等候着他。结果他被吓晕了，脑后遭到袭击，就像是发作似的。他嘟哝着自己太累啦，说不出话来，逃之夭夭。莫瑞斯的病使他暂时得到解脱。这期间，他说服自己，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起变化，他可以在仍忠于莫瑞斯的情况下转一些关于女人的念头。他怀着深厚感情给莫瑞斯写了封信，毫无疑虑地接受了前来休养的邀请。

他说自己在车子里受了风寒。但是内心里他确信，旧病复发的原因是精神方面的。与莫瑞斯或跟他有关的任何人待在一起，忽然令他恶心了。吃饭的时候热气腾腾！霍尔一家人的嗓门！她们的笑声！莫瑞斯讲的趣闻！它与食物混杂在一起了——它不折不扣就是食物。他分辨不出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就昏过去了。

然而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却知道爱已经死了。因此，他的朋友吻他之际，他哭了。莫瑞斯对他的每一个友好行为都增添他的痛苦，他终于要求护士禁止霍尔先生进入病房。随后，他恢复了健康，得以逃回到彭杰。他觉得自己还像过去一样爱着莫瑞斯，然而莫瑞斯刚一找上门来，这种感觉就化为乌有。他注意到了莫瑞斯的献身精神，乃至英雄气概，但这个朋友使他感到厌烦。他希望莫瑞斯回到伦敦去，并且直接说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莫瑞斯摇了摇头，继续留在彭杰。

克莱夫并不是没有挣扎就屈服于精神生命所发生的这种变化的。他相信思维能力，试图靠思索使自己回到原先的状态下。他把目光从女人身上移开，一旦失败就采取稚气、激烈的权宜手段。一个是希腊之行，另一个呢——他一回想起来就不能不感到厌恶。除非所有的情感都逐渐消失，否则他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克莱夫深深地懊悔，如今莫瑞斯使他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嫌恶，将来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他愿与昔日情人友好相处，在逼近的严重不幸中，自始至终助以一臂之力。一切是如此错综复杂，爱情溜掉后，留在记忆中的就不再是爱情了，而是别的什么。没受过教育的人多么有福啊，因为他们能够把它完全抛在脑后，不记得过去干的荒唐事或好色行为，以及那冗长、不着边际的谈话。

二十五

克莱夫没打电报，更没有立即动身。尽管满心想对莫瑞斯宽容一些，并且训练自己尽量抱一种合情合理的看法，克莱夫却再也不肯像过去那样听任莫瑞斯摆布了。他从容不迫地返回英国。他还是从福克斯通[1]往莫瑞斯的公司发了一封电报，原以为莫瑞斯会到查灵克罗斯[2]来迎接他。莫瑞斯没有来，他就乘火车前往郊区，以便及早解释一番。他的态度是既有同情心又很沉着。

那是十月份的一个傍晚。落叶纷飞，薄雾，猫头鹰的鸣叫，使他心里充满了愉快的愁绪。希腊是清澈的，然而死气沉沉。他喜欢北方的气氛，此地的福音不在于真实，而在于妥协。他和他的朋友会做些安排，把女人容纳进来。犹如黄昏进入夜晚，他们也会随着年龄饱经忧患，安全顺利地形成一种关系。他也喜欢夜晚。它是仁慈宽厚、安详恬静的，四周并非漆黑一团。他从火车站走过来，快要迷路时，就看见了另一盏街灯，走过去后，又是下一盏。每一个方向，街灯都像链子似的绵延不绝，他沿着其中的一条踱到目的地。

吉蒂听见了他的声音，从客厅里出来迎接他。霍尔一家人当中，克莱夫一向最不喜欢吉蒂了。按克莱夫现在的措词来说就是：吉蒂不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她告诉克莱夫一个消息，莫瑞斯今天晚上有工作，不回家了。“妈妈和艾达到教堂去了。”她补充说，“她们只好步行了，因为莫瑞斯是坐汽车出去的。”

“他到哪儿去啦？”

“别问我，他把地址留给仆人了。你想象得到吗？上次你在这儿的时候，我们对莫瑞斯了解得就不多，现在甚至更少了。他变成了一个最神秘的人。”她边哼着曲子，边给他沏了杯茶。吉蒂缺乏见识与魅力，对克莱夫来说正合适。他能够在不至于感到嫌恶的情况下，倾听她诉说莫瑞斯的事。她用从霍尔太太那儿继承来的黏糊糊的腔调继续抱怨他。

“只需要五分钟就能到教堂。”克莱夫说。

“是啊。假若他跟我们说一声儿，她们就会留在家里招待你的。他对一切都守口如瓶，反过来又笑话女孩子们。”

“是我没让他知道。”

“希腊怎么样？”

他告诉了她。她听得厌烦透了，换了她哥哥，也会这样的。况且她没有他那种能够听出言外之意的天赋。克莱夫想起来，当他对莫瑞斯大发议论之后，亲密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这种情况，不知凡几。那腔激情虽已化为废墟，却能抢救出好多东西。莫瑞斯是个卓越的人，一旦理解了什么，又如此明智。

吉蒂接着就耍点儿小聪明，概述起自己的事来。她曾提出入家政学校的要求，母亲已经答应了。然而莫瑞斯听说每周要交三畿尼[3]学费，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吉蒂的牢骚主要是金钱方面的。她想要一笔私房钱，艾达就有一笔。艾达作为法定继承人，必须“学会金钱的价值，可是什么都不让我学”。克莱夫决定对自己的朋友说说，要待这个女孩儿好一点儿。过去他就干预过一次，莫瑞斯十分愉快地听取了他的意见，使他觉得他什么话都可以说。

他们被低沉的嗓音打断，那两个去教堂的人回来了。艾达进来了，身穿圆领紧身毛衣，头戴宽顶无檐圆帽，裙子是灰色的。秋雾在她的头发上留下了精巧的水珠。她的双颊红润，两眼炯炯有神。她向他致意时喜形于色，尽管她的惊叫与吉蒂如出一辙，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你为什么没预先通知我们呢？”她大喊道。“除了饼，什么都没有。我们本来可以准备一顿正式的英国大餐为你接风的。”

他说，几分钟之内他就得返回伦敦，然而霍尔太太一定要留他过夜。恭敬不如从命。这座房子眼下充满了温馨的回忆，尤其是艾达说话的时候。他忘记了她与吉蒂截然不同。

“我还只当你是莫瑞斯呢，”他对她说，“你们的嗓音出奇地相似。”

“因为我感冒了啊。”她笑着说。

“不，他们就是相像，”霍尔太太说，“艾达有莫瑞斯的嗓门。他的鼻子，我的意思当然是说还有他的嘴，以及他的好兴致和健康，我常常认为这三样都像。另一方面，吉蒂有莫瑞斯那样的头脑。”

大家都笑了，三个女子明显地相互喜爱。克莱夫目睹了以前不曾理会的母女关系。由于家长不在，她们变得更友善，更健谈。植物，靠太阳生长，然而有些植物是随着日暮开花的。霍尔家的女眷们使他联想到点缀着彭杰的一条荒芜小径的月见草[4]。跟母亲姐姐聊天时，就连吉蒂也面目姣好。他拿定主意为了她的事谴责莫瑞斯几句，但是不能用苛刻的口气。因为莫瑞斯也美，在这崭新的幻象中，莫瑞斯成了个庞然大物。

巴里大夫曾鼓励两个姑娘去参加救护班的学习。饭后，克莱夫听凭她们往自己身上缠绷带。艾达包扎他的头部，吉蒂包扎的是脚踝。这时候，霍尔太太喜气洋洋，漫不经心，反复说：“喏，德拉姆先生，不管怎样，你这次的病比上次害的那场强一些。”

“霍尔太太，我希望您直呼我的教名。”

“好的，就这样吧。但是艾达和吉蒂，你们可不行。”

“我希望艾达和吉蒂也这么叫。”

“那么，克莱夫！”吉蒂说。

“那么，吉蒂！”

“克莱夫。”

“艾达——这么叫多好啊。”然而，他的脸颊羞红了。“我讨厌拘泥于形式。”

“我也是这样。”姑娘们异口同声地说。“我对任何人的看法都毫不在乎——一向如此。”边说边用率直的眼神盯着他。

“莫瑞斯可不然，”霍尔太太说，“他挑剔得很。”

“莫瑞斯这个人实在不足取——哇，你把我的头弄疼啦。”

“哇，哇。”艾达仿效他说。

电话铃响了。

“他在公司里收到了你的电报，”吉蒂大声报告，“他问你在不在这儿。”

“告诉他我在。”

“那么，今天晚上他就回来。现在他想跟你说话。”

克莱夫拿起听筒，然而只传来了嗡嗡声，电话挂断了。他们不知道莫瑞斯在哪儿，所以无法给他打过去。克莱夫松了一口气，因为现实的逼近使他感到惊慌，被缠上绷带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快乐。他的朋友很快就到了。现在艾达朝他俯下身来，他瞅见了自己所熟悉的容貌，在后面的灯光映衬下平添了几分魅力。他将视线从她那深色头发和眼睛移向没有阴影的嘴巴和身体的曲线，并在她身上找到了转变感情的时候恰好需要的一切。他见过更性感的女人们，但没有一个女人向他许诺过这样的安宁。她是回忆与欲望达成的和解，她是希腊所从未知晓的恬静的傍晚。什么争论都跟她不沾边，因为她是和善的，把过去与现在调和起来。他从未料想过还有这样的人，除非是在天堂里，而他是不相信天堂的。突然，很多事都变得可能了。他躺在那儿，朝她的眼睛望着，他的几缕希望在里面有所反映。他知道能够使她爱上自己，这样一来他身上就点燃起文火。多么美好啊，于愿已足，他惟一焦虑的是莫瑞斯会回家来，因为回忆就应该终属回忆。每逢有什么响动，当别人跑出屋子去看是不是汽车到了的时候，他就把她留下来陪自己。她很快就明白了他的愿望，不等他发话就留在他身边了。

“你简直不知道待在英国有多么好！”他猛然说。

“难道希腊不可爱吗？”

“可怕。”

她感到忧伤，克莱夫也叹了口气。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我觉得很难过，克莱夫。”

“哦，事情已经过去了。”

“确切地说，到底是……”

“艾达，是这么回事。在希腊逗留期间，我不得不彻头彻尾地重建自己的人生。谈何容易，可我认为我已经完成了。”

“我们经常谈论你。莫瑞斯说你会喜爱希腊的。”

“莫瑞斯还蒙在鼓里呢，谁知道的也没有你多！我对你比对任何人说的都多。你能守口如瓶吗？”

“当然喽。”

克莱夫不知所措了，这番谈话变得棘手了。然而艾达一点儿也没有期望继续说下去，能够跟她所天真地钦佩的克莱夫单独待在一起就足够了。她告诉他，他回来了，她甭提有多么高兴了。他热烈地表示同意，“尤其是回到这儿来”。

“汽车！”吉蒂尖声呼叫起来。

“别去！”克莱夫边抓住艾达的手，边重复了一遍。

“我必须去……莫瑞斯……”

“莫瑞斯嘛，管他呢。”他不肯松手。从门厅里传来了一片喧哗声。“他到哪儿去了？”他的朋友正在吼叫。“你们把他安顿在哪儿了？”

“艾达，明天和我去散步吧。多跟我见见面。……一言为定。”

她的哥哥冲进来了。他瞧见绷带，以为出了事故，知道自己弄错了以后又大笑起来。“快摘掉吧，克莱夫。你为什么听任她们摆布？我说，他气色蛮好。你看上去挺健康。老兄，过去喝一杯吧。我替你解下绷带，不，姑娘们，你们不行。”克莱夫跟着莫瑞斯走出去之际转过身来，只见艾达朝他几乎察觉不出地点了点头。

身穿毛皮大衣的莫瑞斯活像一头巨兽。离开旁人后，他立即脱下大衣，笑眯眯地踱过来。“那么，你不爱我了吗？”他提出疑问。

“这一切等明天再谈吧。”克莱夫边避开他的目光边说。

“知道了。来一杯。”

“莫瑞斯，我不愿意争吵。”

“我愿意。”

他摆摆手，不肯接递过来的那杯酒。这场风暴注定要爆发了。“可你不应该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他接着说，“这会使我越来越困难。”

“我就是要争吵，我非要争吵不可。”他按照最初那个时期的样子走过来，将一只手插进克莱夫的头发。“坐下来。哟，你为什么给我写那样一封信？”

克莱夫没有回答，他更加沮丧地望着这张自己一度爱过的脸。对男性的嫌恶重新浮上心头，他想知道，倘若莫瑞斯试图拥抱他，会发生什么事呢？

“为什么？啊？现在你已经康复了，告诉我。”

“你离开我的椅子，我就说。”于是他开始讲预先准备好的一席话。它是有条理的，不牵涉个人感情的，对莫瑞斯的伤害会最轻微。“我变得正常了——跟别人一样，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变的，正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出生的一样。这是不合乎情理的，我并不希望如此。你愿意问什么就问吧。我是为了回答你才到这儿来的。因为我在信里不可能详尽地写。然而我在信中写的是真实的。”

“你说是真实的？”

“当时是真实的，现在也是。”

“你说你只喜欢女人，而不是男人？”

“在真正的意义上，我对男人是喜欢的，莫瑞斯，今后也一直会喜欢。”

“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

他的态度也是冷漠的，但他没离开克莱夫的椅子。他的手指仍停留在克莱夫的头上，抚摩着绷带。他的情绪从快活变成宁静的关切。他既没生气，也不害怕，一心一意只想把朋友治好。克莱夫满腔厌恶，他领悟到，两个人所取得的爱的胜利行将崩溃，人心该有多脆弱，多么充满讽刺意味。

“是谁使你发生变化的？”

他讨厌这种讯问的方式。“谁都没让我变。这仅仅是生理上的变化。”他开始诉说自己的体验。

“显然是那个护士。”莫瑞斯若有所思地说，“你要是及早告诉我就好了。……我东想西想，然而没料到是这个。保密是不对的，弄得越来越糟。就应该说啊，说啊，说啊。只要有能够彼此倾吐衷曲的人就行。咱们两个完全是这样的。倘若你告诉了我，这会儿你早就没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会使你恢复正常的。”

“怎样恢复？”

“你等着瞧吧。”他微笑着说。

“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我已经变了。”

“难道豹子能够把身上的斑点变掉吗？克莱夫，你的头脑糊涂了，这跟你刚生过一场病也有关系。如今我不再担心了，因为其他方面你已经康复了。看上去你还很高兴，这个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我明白你是生怕我会感到痛苦，所以不敢告诉我。但是咱们两个人之间还用得着客气吗？你应该跟我说一声就好了。要不是为了你，我为什么待在这儿？其他任何人你都不信任。你和我是不法之徒。倘若世人知道了，这一切，”他边说边指着室内那些为中产阶级提供舒适生活的摆设，“全都会被没收。”

克莱夫烦闷地说：“然而我已经变了，我已经变了。”

我们只能凭借自己的体验来理解。莫瑞斯明白什么是糊涂，却不明白变了是怎么回事。“你只是认为自己变了而已。”他，笑吟吟地说。“当奥尔科特小姐在这儿的时候，我常常认为自个儿变了，然而我一回到你身边，那种感觉就统统消失了。”

“我了解自己的心境，”克莱夫边说边激动起来，起身离开了椅子。“我一向跟你不同。”

“现在一样了。你还记得吗？我曾经怎样假装……”

“我当然记得了，别这么孩子气。”

“咱们两个人相互爱着，自己也知道。那么，另外还有什么……”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莫瑞斯，你给我住口！倘若我爱什么人的话，就是艾达。”他补充说，“我只是作为一个例子随便提到她的。”

然而，莫瑞斯倒是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例子。“艾达？”他说，连腔调都变了。

“仅仅是向你表明某一种感情。”

“你几乎不了解艾达啊。”

“我也不了解我那位护士，以及我提到过的其他一些女人。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并不是特定的什么人，只是一种倾向而已。”

“你到这儿的时候，谁在家来着？”

“吉蒂。”

“然而你说的是艾达呀，不是吉蒂。”

“是啊。可我指的不是——哦，别这么笨头笨脑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管怎样，我已经把自己的问题摊开来了。现在呢，”克莱夫竭力不牵涉个人感情地说，他求助于能够给予慰藉的词句，这番谈话是预定要这么结束的。“我变了。眼下我想让你也理解，尽管我变了，却丝毫不会损害咱们两个人之间的真实友情。我非常喜欢你——超过了我曾遇见的任何人（他是言不由衷的）。我非常尊敬并且赞美你，真正的纽带是品性，而不是情欲。”

“就在我进屋之前，你跟艾达说什么了吗？难道你没听见我的汽车开过来吗？为什么吉蒂和妈妈迎出来了，你们却没出来？你们应该听见了我的声音啊。你知道我为了你把工作都丢开了。你一次也没接我的电话，你既没写信给我，也没有马上从希腊返回。过去你到这儿来的时候，跟艾达见过多少次？”

“嘿，老弟，这么盘问我可不行。”

“你说过可以问。”

“关于你的妹妹，可不行。”

“为什么不行？”

“喂，我说呀，你必须住口。再回到我刚才谈起的品性的问题——它才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纽带。你不能在沙子上建造起一座房子，而情欲就是沙子。我们需要坚实牢固的地基……”

“艾达！”他突然故意喊道。

克莱夫吓得大叫，“干什么？”

“艾达！艾达！”

克莱夫冲到门跟前，将它锁上了。“莫瑞斯，不应该这么结束——可别吵完架再分手。”他恳求道。然而，当莫瑞斯走过来时，他抽出钥匙，攥在手里，敬重女性的理念终于被唤醒了。“你不能连累女人，”他喃喃地说，“我决不允许。”

“把它交出来。”

“决不。别把事情弄得更糟，不行——不行。”

莫瑞斯立即冲到他身边。他撒腿就逃，二人围绕着那把大椅子你追我躲，嘁嘁喳喳地为了给不给钥匙而争辩着。

他们怀着敌意碰撞在一起，随后永远分离了，钥匙掉在两个人之间的地面上。

“克莱夫，我伤着你了吗？”

“没有。”

“亲爱的，我是无意的。”

“我不要紧。”

他们在开始新的人生之前，相互望了一眼对方的脸。“这叫什么结局呀，”他啜泣着，“这叫什么结局呀。”

“我确实相当喜欢她。”克莱夫说，脸色很苍白。

“将会发生什么事呢？”莫瑞斯说，他坐下来，擦着嘴。“你来安排吧……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艾达既然到走廊里来了，克莱夫便迎出去。目前他首要的义务就是保护女性。他含糊其辞安抚了她一番，欲返回吸烟室。然而门已被锁上，进不去了。他听见莫瑞斯熄了灯，“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

“不管怎样，别干傻事。”克莱夫焦虑不安地高声说。没有回答。克莱夫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在这家过夜了。他开始行使男人的特权，宣布自己终究还是得回城里去睡，女人们表示同意。他撇下室内的黑暗，步入外界的黑暗。他向车站踱去时，落叶纷飞，猫头鹰鸣叫，路被雾气笼罩着。夜色更深，郊外的街灯已熄灭了。没有妥协余地的完全的夜晚像对待他的朋友那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也遭受了痛苦，于是大声喊道：“这叫什么结局呀！”然而，他已被许诺将获得黎明。女人的爱会像旭日一样千真万确地升起，把不成熟处烧焦，引他进入成熟的日子。即使在苦恼之中他也清楚这一点，他是不会跟艾达结婚的——她出现于过渡时期——但是他一定能找到在伦敦为他开拓的那个新世界的女神，她与莫瑞斯·霍尔迥然不同。

[1] 福克斯通是英格兰肯特郡城镇，通铁路后发展成为跨英吉利海峡的客运港和第一流的海滨胜地。

[2] 查灵克罗斯是大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市的一处地方，位于伦敦正中心。

[3] 畿尼是旧时英国金币，合1．05英镑。

[4] 月见草是柳叶菜科月见草属植物，草本，开美丽的黄花。广布北美，欧洲有引种。二年生，叶互生。

二十六

三年以来，莫瑞斯生活得无比健康幸福，第二天也习惯成自然地度过了。一觉醒来，他感到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克莱夫将会回来，道歉与否，由他自己决定。至于他呢，是要向克莱夫道歉的。克莱夫非爱他不可，因为他的整个人生是仰仗爱情的。今天，他不是也在正常地生活着吗？倘若没有朋友，他怎么能睡觉、休息呢？他从伦敦回到家里后，得悉没有克莱夫的音讯。他暂时保持冷静，听任家里人推测克莱夫为什么突然告辞。但是他开始留心观察艾达。她的神情忧伤，就连他们的母亲都注意到了。他垂下眼皮，审视着她。若不是克莱夫提到了她，莫瑞斯会认为昨天晚上那一场是“克莱夫又一次发表冗长的讲话”。然而在那篇讲话中，艾达作为一个例子被提到了。奇怪的是，她为什么感到忧伤。

“喂，”只剩下他们二人在一起时，他开口说话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打算说什么，黑暗警告了他。她回答了，但是他听不见她的声音。“你怎么啦？”他浑身发颤，问道。

“没怎么。”

“就是有事——我看得出来，你骗不了我。”

“哦，不——真的，莫瑞斯，没事。”

“为什么——他说什么来着？”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你指的是谁？”他攥起双拳砸桌子，大喊大叫。这下可让他逮了个正着。

“什么都没说——克莱夫呀。”

她吐出的这个名字使地狱之门敞开了。他体验到巨大的痛苦，来不及抑制自己，说出了双方都永远忘不掉的话。他指责妹妹腐蚀了他的朋友，他让她以为，克莱夫曾抱怨过她的行为，由于这个缘故才回伦敦去的。性格温和的她受到伤害后甚至不懂得替自己辩护，只是一味地呜咽，哀求他别跟妈妈说，就好像她本人有什么过错似的。他答应不给她告状。忌妒使他变得疯狂了。

“可你见到他——德拉姆先生——的时候，告诉他我没有那个意思——我跟任何人都没有……”

“……犯错误的打算。”他补充说。后来他才明白此言何等粗鄙。

艾达把脸藏起来，她支持不住了。

“我不告诉他。我永远不会跟德拉姆见面了，什么也告诉不了他。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下子称心了吧。”

她抽噎着说：“破坏了我也不在乎。你对我们从来都是冷酷的，从来都是。”他终于变得冷酷了。他看出，妹妹们表面上顺从，骨子里是厌恶他的。甚至在家中，他也没有成功可言。他悄声说：“这不是我的过错。”随后离开了她。

有教养的人，举止更文雅一些，也许少受些折磨。莫瑞斯没有才智，不信仰宗教，也缺乏某些人所拥有的自我怜悯这一奇妙的慰藉方法。除了这一点，他的性情是正常的，他采取的是度过两年幸福生活后被妻子背叛了的任何一个普通男人那样的行动。大自然补上遗漏了的这一针，以便继续编织它的图案，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拥有爱的时候，他保持了理智。现在他把克莱夫的变心看成背叛，艾达就是起因。不出几个钟头，他就返回到曾在少年时代徘徊过的那个深渊。

这次爆发后，他的人生延续下去。他照例乘那趟火车赴伦敦，像原先那样挣钱并花钱。他依旧读以前那几份报纸，跟同事们谈论罢工啦，离婚法啦。起初他对拥有自制力感到得意。他不是已经把克莱夫的名声攥在手心里了吗？然而他更加充满怨恨，他希望趁着自己还有那股气力，大声喊出来，把这骗人的幌子扔到一旁。即使连他本人也牵涉进去了，那又怎么样？他的家族，他的社会地位——对他而言，多年来都已经无所谓了。他是个乔装打扮的不法分子，也许从前逃进绿林[1]的人中有两个像他这样的——两个。两个人就可以向整个世界挑战，有时他怀有这样的梦想，并自得其乐。

苦恼的核心是寂寞。他是个迟钝的人，过了一个时期才认识到这一点。乱伦的妒忌、屈辱，由于往日的愚钝而引起的愤怒——这一切都会过去的，对他造成的那么多伤害也会过去。对克莱夫的回忆可能会过去，寂寞却挥之不去。他醒过来，气喘吁吁地说：“我什么人也没有！”“啊，天哪，这是什么世道呀！”克莱夫开始出现在梦里了。他知道什么人都没有，然而克莱夫甜蜜地微笑着说：“这次我可是真的。”使他受尽折磨。有一次他梦见了原先做过的那个有关脸和声音的梦。梦中梦，更朦胧。另外一些旧梦也频频进入梦境，企图让他崩溃。日以继夜，死亡般的无止境的静寂笼罩着这个青年。一天早晨，在开往伦敦的火车中，他觉得自己实际上已经死了。赚钱、吃饭、规规矩矩地活着，有什么用呢？他所做的或他曾经做过的，无非是这些。

“生活是一出蹩脚透顶的戏，”他一边把《每日电讯报》揉成一团，一边呼喊。

其他乘客并不讨厌他，都笑起来了。

“我会满不在乎地从窗子跳出去。”

说罢，他开始仔细考虑自杀的事，什么也制止不了他。他对死亡本来就没有畏惧，也不相信来世，更不在乎使家族丢脸。他知道孤独正在伤害自己，于是变得更加可憎，越来越愁闷。在这样的境遇下，是否不如死了算了呢？他开始比较该采取什么办法与手段，若不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会开枪自杀的。外祖父患病并且去世了，使他进入新的精神状态。

其间，克莱夫寄来了好几封信，然而信中总是这么写着：“咱们还是别见面为好。”现在他领会了自己的处境——他这个朋友什么都愿意效劳，惟独拒绝跟他待在一起。克莱夫自从头一次生病就是这样，今后他所提供的也是这样的友情。莫瑞斯一往情深，然而他的心被弄碎了。他从来没有异想天开地认为能把克莱夫争取回来，他以高尚的人所羡慕的那种坚定来领悟自己所该领悟的东西。他把苦酒饮到最后一滴。

莫瑞斯一封封地写了回信，写得出奇地诚恳。他写的依然是真实的，吐露说自己寂寞难耐，年内将击穿头颅而死。但他写得没有感情，不如说是对他们那英勇的往昔的颂词，德拉姆就是这样来接受的，他的回信也缺乏感情。有一点是明显的：不论借助什么，不论下多大工夫，他再也不可能看透莫瑞斯的心了。

[1] 绿林是英国一系列民谣中的传奇英雄罗宾汉隐居的地方。有些民谣可以追溯到14世纪以前，罗宾汉是反叛者，是结伙抢劫官府的代表人物，所获钱财却分给穷人。

二十七

莫瑞斯的外祖父是老有所成的典范。他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实业家——精明强干，动辄发火——但是他退休不是太晚，而且结果出人意料。他养成了“读书”的嗜好，宽厚仁慈改变了他的性格，这一直接效果的产生是怪诞的。旁人的看法——以前认为应该予以反驳或无视的——如今看来值得注意了，对旁人的心愿也尽量满足。他那个未婚的女儿艾达替他管家，她担心有一天“我父亲没事可做了”，那可怎么办。她是个感觉迟钝的人，直到他即将离开她的时候，都没发觉他变了。

老绅士把闲暇用在发展新兴宗教，或者不如说是新的宇宙演化论上，因为它并不对抗教会。主要的论点是：神存在于太阳当中，其光轮是由受祝福者的灵魂构成的，黑子向人启示神的存在。因此，每逢出现黑子，格雷斯先生在望远镜前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注视着黑子的暗核[1]。“道成肉身”[2]是一种黑子。

他对任何人都津津乐道自己的这个发现。不过他说，各人有各人的志向，所以无意让别人皈依自己这个信仰。曾经跟他长谈过的克莱夫·德拉姆对他的见解了如指掌。这是试图从精神方面来进行思考的一个讲求实际者的见解——可笑而实利主义的，然而是第一手的。正因为如此，克莱夫这个古希腊文明崇拜者才跟他合得来。

现在他快要死了。不一定完全正直的过去已消逝，他一心盼望与自己所爱的人们相聚，到了一定的时候，他所撇下的人们也将去与他相聚。他把以前的雇员们召集到床前。这些人对他不抱幻想，却“逢迎这个年迈的伪善者”。他把家族的人召集来，他一向待他们很好。他的最后那段日子非常美。去探讨何以会如此美，未免有追根问底之嫌。当一位亲爱的老人奄奄一息地躺着的时候，艾尔弗里斯顿花园弥漫着悲哀与平静相融的馨香，惟有愤世嫉俗者才会想去驱散它。

亲戚们纷纷到来。除了莫瑞斯，人人都印象深刻。格雷斯先生早就把遗嘱的内容公开了，大家都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因此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好奇心，他所宠爱的外孙女艾达与姨妈一起继承房产和宅地。其他人也各有一份遗赠物，莫瑞斯没提出要领他那一份。他没有逼迫死神及早降临，然而死神会等到恰当的时刻来迎接他，很可能就在他返回伦敦之际。

但是，旅伴这副样子使他疑虑不安。他的外祖父准备启程奔赴太阳。疾病让他变得饶舌了，十二月里的一个下午，他对外孙滔滔不绝地说：“莫瑞斯，你在报纸上读到了吧。你注意到新学说了吧……”据报道，流星群撞在土星环上，被撞下来的碎片落到太阳里面。格雷斯先生认为，恶人死后灵魂被赶到太阳系外侧的行星里。他不相信永远下地狱的学说，所以一直忧心忡忡，不知该怎样拯救恶人的灵魂。新学说对这一点做了解释，这些灵魂成了碎片，重新并入善里面！年轻人彬彬有礼、严肃认真地聆听着，突然被一种恐惧感笼罩住，觉得这番胡话也许是真的。这恐惧转瞬即逝，却使他开始洗心革面，整个性格发生了变化。他深信外祖父的信仰是令人信服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又出现了，他完成了一个创造性的行为，这样死神就把头转过去了。“能有您这样的信仰，可真了不起。”莫瑞斯非常伤心地说。“剑桥以来，我什么都不相信了——只是处在一种黑暗中。”

“啊，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嘛——如今我看到了光明——电灯可远远比不上它。”

“外公，您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怎么样呢？”

然而，格雷斯先生不予回答。他说：“内在的光——比镁光灯还亮。”接着，他把灿烂的太阳黑子的暗核、灵魂，以及可见的肉体内部那不可见的力量与上帝之间做了个愚蠢的对比。“把内部的力量——灵魂释放出来，但是现在不行，等到了晚上再说。”他歇了口气。“莫瑞斯，待你的母亲，你的妹妹们，你的妻子和儿女们，以及你的下属要善良，就像我那样。”他又歇了口气。莫瑞斯咕哝了一声，但是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到了傍晚再说，到了傍晚再把灵魂放出来”这句话把他吸引住了。老人漫无边际地闲扯下去。为人要善良、仁慈，要有勇气。统统是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诚的，发自一颗生气勃勃的心。

“为什么呢？”莫瑞斯插嘴道，“外公，为什么呢？”

“内在的光——”

“我没有这样的光。”他生怕自己会耽于感伤，就笑了。“我曾经拥有的光，已经在六个星期以前熄灭了。我不愿意变得善良、仁慈或勇敢。倘若我继续活下去，我不会这样活，而是刚好相反。我也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我什么都不愿意。”

“内在的光——”

莫瑞斯几乎要倾吐衷情了。不过，即使倾吐了，也会被置若罔闻。他的外祖父听不进去，也理解不了。莫瑞斯所得到的仅仅是“内在的光——为人要善良”这句话。然而这句话却促使他继续洗心革面。为什么为人要善良、仁慈呢？为了某人——究竟是为了克莱夫还是为了神，抑或是为了太阳呢？但是他什么人都没有。除了他母亲，任何人都无关紧要，就连他母亲，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差不多是孑然一身，为什么还要继续活下去呢？确实没有活下去的理由，然而他又有个阴郁的预感：自己只好活下去。因为就连死神也不属于他。死神犹如爱神，朝他瞥视了一会儿，就转身而去，撇下他，让他“度过光明磊落的一生”。他完全可能像外祖父那样延年益寿，跟外祖父一样可笑地退休。

[1] 太阳黑子只是相对于周围温度高达数千度的明亮光球才显得黑。黑子的暗核称为“本影”，较亮的外环称为“半影”。

[2] “道”指耶稣。“道成肉身”是基督教的中心教义。谓上帝之道即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成为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基督是“上帝所生，非上帝所造”，因此耶稣不是被造物，而是造物主。

二十八

因此，莫瑞斯所起的变化说不上是皈依，其间丝毫没有启迪性的东西。当他回到家，检查那永远也不会使用的手枪时，突然感到憎恶。当他向母亲致意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涌出对她的无比深情的爱。他像以前那样活得凄凄惨惨，受到误解，越来越寂寞。人是不可能把心中的寂寥说尽的。莫瑞斯的孤寂与日俱增。

然而，他确实变了。他决心努力养成新习惯，尤其是与克莱夫在一起时曾忽视的生活小技巧。诸如严守时间、爱国心，甚至骑士精神等，他自律甚严。掌握技巧固然重要，还得领会什么时候运用，而且委婉地改变自己的举止。起初他所能做的不多。他从不至于引起自己的家族与世人的好奇心这方面着手，任何越轨行为都会使他们焦虑。他与艾达的一次谈话，产出了强烈的不谐和音。

艾达跟他多年的密友查普曼订婚了，他与她作为情敌的丑恶的对抗情绪就可以了结了。在外祖父逝世之后，他仍旧惧怕她会嫁给克莱夫，忌妒得心里火辣辣的。克莱夫会跟某一个人结婚，但是一想到他竟和艾达结婚，依然使他发狂。除非妒火熄灭了，他简直不可能正当地行事。

她和查普曼般配极了。莫瑞斯当众十分赞许，然后把她叫到一边去说：“艾达，亲爱的，克莱夫到咱们家来过之后，我对你很不好。现在我向你道歉，请你宽恕我。从那个时候起，这事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我感到非常对不起。”

她看上去吃了一惊，神情并不愉快。他明白她至今讨厌他。她悄声说：“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我爱亚瑟。”

“那天晚上我不该发脾气。我刚好为一件事非常不安。克莱夫从来也没说过那些话，是我让你觉得他说了的。他从来也没责备过你。”

“我不在乎他是否说过，这根本不重要。”

她哥哥是轻易不道歉的，因而她抓住机会让他下不了台。“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吉蒂曾暗示，哥哥与克莱夫吵架了。

“有一段时间了。”

“你们那些周末和星期三，好像完全断绝了。”

“我祝愿你幸福，老查皮[1]是个好人。我突然想到，两个相爱的人结婚，是件令人非常愉快的事。”

“莫瑞斯，我真的感谢你祝愿我幸福。不论你祝愿与否，我希望自己会获得幸福。”（事后，艾达把自己对哥哥的这番“巧妙的回答”叙述给查普曼听了。）“我真的祝愿你获得同样的幸福，就像你始终祝愿我那样。”她的面颊泛红了。她吃够了苦头，她对克莱夫不是漠不关心，他的退出伤了她的感情。

莫瑞斯对此有所揣测，忧郁地瞧着她，换了一个话题。她是个没有记性的人，心情又好起来了。但是她不能饶恕哥哥，既然他深深地侮辱了她，并且破坏了刚刚萌芽的爱情，像她这种性格的女人确实不该饶恕他。

他跟吉蒂之间也同样困难重重。他对她也感到内疚，但是当他赔不是的时候，她却怫然不悦。他表示愿意为她交向往已久的家政学校的学费。她尽管接受了，态度却并不亲切，还说了这么一句：“我认为现在自己的岁数已经太大了，不可能正正经经地学什么东西了。”她和艾达竞相在一些小事情上与哥哥作对。起初霍尔太太感到吃惊，责备了她们。不过，她发现自己的儿子对于自卫太不关心了，于是她也变得漠不关心。她喜欢儿子，然而正如他对学监粗鲁的那次她不曾跟他对抗，现在她也无意为了他的缘故而跟旁人对抗。这样一来他在家里就威信扫地了。进入冬季，他将自己在剑桥时代所赢得的地位丧失殆尽。是这样开始的：“哦，莫瑞斯才不介意呢——他可以走着去——睡在帆布床上——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抽烟。”他不曾表示异议——如今，这就是他的人生——然而他注意到了那微妙的变化，以及寂寞怎样伴随而来。

世人也同样感到莫名其妙。他参加了国防义勇军[2]，迄今他借口只有征兵制度才能拯救祖国，拖延着没去入队。他甚至支持起教会的社会事业来了。他放弃了星期六的高尔夫球，以便跟伦敦南区学院社区的青少年玩足球。每逢星期三晚上，还教他们算术和拳击。乘火车去上班的同事们有点儿怀疑：什么，霍尔变得一本正经了？他节省开销，这样能多捐些钱给慈善事业。他资助那些能够自救者，却连半个便士也不肯用来济贫。由于参加这些活动，并从事证券经济业务，他总算使自己忙碌不堪。

不过，他做的是一件好事——他正在证实灵魂可以存在于微小的东西上面。既无上帝的保佑，也没有来自大地的帮助，他向前迈进。倘若唯物论有道理的话，他好比是一吹就灭的油灯。他没有神，他没有情人——这二者通常能诱使人们培育美德。然而他背对着安逸，挣扎下去，因为尊严要求他这么做。没有一个人留心观察他，就连他自己也不曾观察自己。但是他所做的这一切苦斗，是人类最高的成就，超过了有关天国的任何传说。

他拿不到任何报酬，犹如过去消逝了的许许多多工作一样，这项工作也注定前途尽毁。然而他没有随着倒下，通过苦斗，练就了体力，可以派上其他用处。

[1] 查皮是查普曼的昵称。

[2] 英国国防义勇军的简称，是防卫本土的地方性组织。

二十九

春天的一个天气极好的星期日，发生了一件事。他们围着摆好早饭的桌子而坐，大家在为外祖父服丧，其他的都照旧。除了他的母亲和妹妹们之外，还有难以对付的艾达姨妈，如今她跟他们同住。另有一位汤克斯小姐，是吉蒂在家政学校结识的朋友，看来她确实是该校所提供的惟一具体的成果。艾达与莫瑞斯之间的那把椅子是空的。

“哦，德拉姆先生订婚啦。”正在读信的霍尔太太大声说。“他母亲多么友好啊，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彭杰是他们家的庄园。”她对汤克斯小姐解释。

“妈妈，这不会给维奥莱特留下印象的，她是个社会主义者。”

“我是吗，吉蒂？好消息。”

“你的意思是说，坏消息，汤克斯小姐。”艾达姨妈说。

“妈妈，新娘子是何许人也？”

“你成天拿‘何许人也’来打趣。”

“啊，妈妈，说下去，她是谁呀？”艾达把不服气的话咽了回去，问道。

“安妮·伍兹小姐。你可以自己读嘛。他是在希腊遇见她的。安妮·伍兹夫人，H·伍兹爵士的女儿。”

对社交界的情况了如指掌的女人们大声提出质疑，接着就发现德拉姆太太是这么写的：“现在我告诉您那位小姐的芳名：安妮·伍兹，H·伍兹爵士的女儿。[1]”

然而，即使这样，还是不同凡响，在希腊结识这一点也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莫瑞斯！”姨妈的声音穿过一片喧哗传了过来。

“唉！”

“那孩子怎么还不来？”

莫瑞斯靠着椅背，向后仰，朝天花板喊道：“迪基！”他们接受了巴里大夫的请求，留他的年轻侄子在家里度周末。

“他又没睡在上面的屋子里，喊也没用。”吉蒂说。

“我上楼去看看。”

他在庭园里吸了半支香烟，就回来了。这个消息使他心绪烦乱，它来得那么无情，谁也没做出这与他有什么关系的反应，从而给了他不亚于消息本身的痛苦。这确实与他无关，现在，德拉姆太太和他母亲是主角。儿子们的友谊以悲剧告终，她们之间的友谊却延续下去了。

他想着：“克莱夫总该写封信来的。看在过去那段交情的分上，他也该写。”这时姨妈打断了他的思路：“那个孩子始终没有来。”她抱怨道。

他面泛微笑，站了起来。“这怪我，我忘记啦。”

“忘记啦！”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你是特地去的，竟然忘记啦？哦，莫瑞，好个可笑的小伙子。”他离开了屋子，背后是一片诙谐的侮弄。他差点儿又忘掉了。“我得到那儿去办事。”他这么想着，极度的倦意袭上心头。

他以年长者的步伐迈上楼梯，到了楼梯平台，深深地吸了口气。他尽情地伸开双臂，这是个生趣盎然的早晨——是为了旁人的。为了他们树叶飒飒地抖动，阳光倾泻到房子里。他猛敲迪基·巴里的房门，好像不用费力气，房门就已经开了。

头天晚上少年参加了舞会，仍在酣睡。他躺在那儿，浑身一丝不挂。他不知羞耻地躺着，阳光拥抱着并且穿透了他。他双唇微启，上唇的汗毛金光闪闪，无数根毛发光彩夺目，肉体是柔和的琥珀色。在任何人眼里，他都是美的。至于莫瑞斯呢，他有两条通向这个少年的路，少年就化为现世的欲望了。

“九点多了。”莫瑞斯好不容易才说出这么一句话。

迪基呻吟了一声，将被子一直拽到下巴那儿。

“早饭——起来吧。”

“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他说着睁开眼睛。现在只看得见他的眼睛了，这双眼睛凝视着莫瑞斯。

“一小会儿，”他歇了口气才说。

“我非常抱歉。”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晚起——我只不过是不愿意你错过大好的天气而已。”

楼下，女眷们正沉迷在贵族崇拜中。吉蒂问他，知不知道伍兹小姐的事。他回答说：“知道。”这句谎言标志着开辟了新纪元，接着就传来了姨妈的声音。“那个孩子永远也不来了吗？”

“我告诉他，不用忙着下来。”莫瑞斯说，他浑身发颤。

“莫瑞斯，你这个人不大能干，亲爱的。”霍尔太太说。

“他是来做客的。”

姨妈发表意见说，客人首先有义务去遵守主人的家规。迄今他一次也没有顶撞过她，然而现在他说：“这里的家规是每个人爱做什么做什么。”

“八点半吃早饭。”

“是为了那些愿意的人。还没睡够的人愿意在九点钟或十点钟吃早饭。”

“谁家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莫瑞斯。你会发现，任何仆人也留不住。”

“我宁可听任仆人辞工，也不让我的客人被当作学童那样来对待。”

“学童！呃！他就是呀！”

“巴里先生目前在伍尔威齐[2]。”

艾达姨妈嗤之以鼻，汤克斯小姐却怀着敬意瞥了他一眼。其他人并没有听，她们热衷于谈论可怜的德拉姆太太的事，而今留给她的惟有寡妇房了。发了一通脾气后，他非常高兴。几分钟后，迪基到饭桌跟前来了。莫瑞斯站起来迎接他的神。少年刚洗过澡，湿头发平贴在脑袋上。他那秀美的肉体被衣服遮住了，然而他还是异常标致。他是那么清新——可能是跟花儿一起到达的——给人留下谦虚与善意的印象。当他向霍尔太太表示歉意的时候，他的声调使莫瑞斯浑身战栗。而这就是他在萨宁顿不肯照顾的那个孩子！这就是昨天晚上抵达的时候使他感到厌烦的客人。

这股激情持续下去，非常强烈，以致他相信人生的转折点到来了。就像从前那样，他解除了所有的约会。吃罢早饭，他把迪基送到叔叔家。两个人挽臂而行，约好一起喝茶并践了约。莫瑞斯沉浸在欢乐中。他热血沸腾了，不能专心致志地听旁人说话，然而就连这也对他有利。因为当他问“什么”时，迪基就会到他那张沙发跟前来。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迪基……艾达姨妈进来了，从而避免了灾祸的发生。但是莫瑞斯认为他在那双坦率的眼睛里看到了反应。

他们再一次的相遇是在半夜。现在莫瑞斯不再感到幸福了，因为在几个钟头的等待中，他的激情已经变成生理上的。

“我有门钥匙。”迪基说，他发现主人还没睡，吃了一惊。

“我知道。”

停顿了片刻，两人都很不安，相互望着，却又怕遇到对方的视线。

“夜里外面冷吗？”

“不冷。”

“我上楼之前，有什么能为你做的事吗？”

“没有，谢谢。”

莫瑞斯踱到开关那儿，把楼梯平台的电灯打开了。接着他关掉了门厅里的灯，蹦蹦跳跳地尾随迪基，悄悄地赶上了他。

“这是我的屋子。”他跟少年交头接耳地说。“我指的是平时。因为你的缘故，她们把我请出去了。”他补充说：“我一个人睡在这儿。”他意识到话是脱口而出的。他替迪基脱下大衣，捧着它伫立在那儿，默不作声。家中静悄悄的，他们甚至听得见女人们在别的屋子里发出的呼吸声。

少年也什么都没说。人们发育的过程变化多端，无穷无尽，他偏巧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倘若霍尔坚持的话，他不会吵吵闹闹。然而他宁愿什么事也不发生，这就是他对这件事的想法。

“我在楼上，”莫瑞斯气喘吁吁地说，他胆怯了。“在这间屋子上面的阁楼里——整夜都是一个人，一向如此。”

莫瑞斯走后，迪基出于一时的冲动，想把门锁起来。不过他觉得这不像是士官学校学生的行为，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早饭的铃响了，他才醒。阳光照着他的脸，精神被荡涤得清清白白。

[1] 原文作：“I will now tell you the name of the lady：Anne Woods：daughter of Sir H．Woods.”德拉姆太太却读成“Lady Anne Woods”。Lady是对贵族妇女的尊称，根据已婚、未婚，分别译为“夫人”或“小姐”。只拥有爵士称号者的女儿，姓名前不能冠以Lady，所以女人们听她这么说，便提出质疑。

[2] 指坐落在伍尔威齐的英国陆军士官学校。伍尔威齐系大伦敦东南部一地区，现已划归格林尼治。格林尼治是英格兰大伦敦外围自治市，在泰晤士河南岸。伍尔威齐位于下游。

三十

这件事摧毁了莫瑞斯的人生。他把这当作旧梦重温，误以为迪基是第二个克莱夫。然而三年的岁月是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度过的，火焰熄灭得跟燃烧起来的时候一样迅速，遗留下了可疑的灰烬。迪基于星期一告辞，到星期五的时候，他的影子已逐渐消失。一个顾客来到他的办公室，是个活泼英俊的法国青年，他恳求先生[1]不要让他受骗上当。他们相互打趣，一种熟悉的感觉出现了，但是这一次他嗅到了发自深渊的气味。法国人祈求与他共进午餐，他回答说：“不，像我这样的人恐怕必须不停地埋头苦干。”他那十足的英国腔引起了一阵大笑和夸张的手势。

那个人离开时他看到了真实。他对迪基所怀的感觉需要一个非常原始的名称。他一度沉浸在感伤中，把这叫做“崇拜”。然而要求自己做个坦诚的人的习惯日益占了上风。自己曾是一只何等讨厌的鼬子啊！可怜的小迪基！他看到少年挣脱开他的拥抱，打碎窗户冲出去，摔折了胳膊，或者像疯了那样大喊大叫，直到有人前来救助。他看见了警察——

“淫欲。”他高声说出这个词。

淫欲并不存在的时候，就是无足轻重的。办公室里一片宁静，既然已经找到了这种感觉的名称，莫瑞斯相信自己是能予以克制的。他的精神从来就是讲究实际的，所以没有荒废光阴沉湎在神学的绝望中，而是埋头苦干，勇往直前。他预先受到警告，因此有备无患，只要离青少年远点儿，就能确保成功。是啊，别接近年轻人。六个月以来的那些含糊暧昧的地方，变得清晰了。比如，社区里的那个学生——莫瑞斯皱起鼻子，就像用不着更进一步的证据的人那样。作为绅士，竟被比自己低的阶层的人强烈地吸引住，这种感觉足以让他受到良心的谴责。

他不知道在前面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只能步入以阳痿或死亡告终的境界，是克莱夫延缓了这个过程，自始至终他受着克莱夫的影响。他们之间达成共识，双方爱情包括肉体，但不是满足肉体。这种理解出自克莱夫，不是用语言表达的。莫瑞斯头一次在彭杰过夜的时候，也差点儿说出口来，那一次，他不允许莫瑞斯吻他。还有一次是莫瑞斯在那儿消磨的最后一个下午，当他们躺在茂密的羊齿丛中的时候。当时拟定了给他们带来黄金时代的规则，能够满足他们终生的需要。然而对莫瑞斯而言，尽管感到满意，却有一种被施以催眠术的感觉。表达出来的是克莱夫的感情，而不是他的。目前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失去自制，丑态百出，犹如一度在学校的时候那样。克莱夫不再能够使他痊愈了。克莱夫即使对他施加了影响，也是徒劳。因为像他们这样的关系，一旦破裂了，势必使双方永远改变。

但是莫瑞斯没能领悟到这一切。以前在如神灵般缥缈虚幻的境界中度过的岁月，使他失去了判断力，他所能幻想的最大的幸福就是旧梦重温。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时候，他看不见自己的人生所描绘的巨大曲线。至于坐在对面的父亲的亡灵，他更是视而不见。他的父亲霍尔先生既没搏斗过，也没思索过。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机会。他是社会中坚，从非法的爱情移到合法的爱情上来，却没出现危机。现在他隔着桌子看着儿子，有点儿羡慕——在阴间，这是残存的惟一的痛苦。因为他看见儿子的肉体在教育精神，他的精神却从未接受过肉体的教育。儿子呢，肉体使呆滞的心灵与迟钝的头脑成长着。

这时，莫瑞斯被喊去接电话。他把听筒举到耳边，在六个月的沉默之后，他听到了惟一的朋友的声音。

“喂，”朋友开口说，“莫瑞斯，你总该听到了我的消息。”

“嗯。可是你没写信给我，所以我也没写。”

“的确如此。”

“你现在在哪儿？”

“在一家餐馆里。我们想请你到这儿来，你能来吗？”

“恐怕去不了。有人邀请我吃午餐，我刚刚谢绝了。”

“你是不是太忙，连说一会儿话的时间都没有呢？”

“哦，那还不至于。”

莫瑞斯的口吻显然使克莱夫放了心，他接着说下去：“我的小新娘跟我在一起，待会儿她也说几句。”

“哦，好的。把你的计划告诉我吧。”

“下个月举行婚礼。”

“祝你们好运。”

两个人都想不出该说什么好了。

“现在由安妮来说。”

“我是安妮·伍兹。”传来了一个姑娘的声音。

“我叫霍尔。”

“什么？”

“莫瑞斯·克里斯托弗·霍尔。”

“我叫安妮·克莱尔·威尔布里厄姆·伍兹。可是我再也想不出任何话了。”

“我也想不出来。”

“今天一上午我都在跟克莱夫的朋友这么谈话，你是第八个。”

“第八个？”

“我听不见。”

“我说，第八个。”

“啊，可不是嘛。现在我让克莱夫来接，再见。”

克莱夫接下去说：“顺便说一下，下周你能到彭杰来一趟吗？邀请得唐突了些，不过再往后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了。”

“我恐怕不能应邀。希尔先生也要结婚了，所以我在这儿会忙碌一些。”

“什么，你的老搭档吗？”

“是啊。这之后艾达跟查普曼结婚。”

“我听说啦。八月怎么样？九月不行，肯定会举行补缺选举，你在八月间来吧。彭杰和村民之间将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板球赛，你来为我们助威吧。”

“谢谢，我也许能来。快到日子的时候，你最好写信给我。”

“哦，当然。顺便说一声，安妮手头有一百英镑。你能为她投资吗？”

“完全可以，她想要什么样的？”

“最好由你来选。人家告诉她，百分之四以上可不行，风险太大。”

莫瑞斯报了几家证券公司的名字。

“我喜欢最后一家，”传来了安妮的声音，“我没听清楚它的名字。”

“你会在合同上看到的。请问，你的地址呢？”

她告诉了他。

“好，得到我们的消息就请寄支票来。也许，我最好还是挂断电话，马上去办理购买手续。”

他照办了，他们将像这样交往下去。不论克莱夫及其妻子待他多么友善，他总觉得他们站在电话线那一头。午饭后，他去选购祝贺他们结婚的礼品。他本能地想送一份厚礼，但在新郎的友人名单上他的名字仅仅排在第八位，这么做似乎不合适。付三畿尼的价钱时，他瞥见了映在柜台后边那面镜子中的自己的身影。他看上去是个何等稳健的年轻市民啊——安详、体面、成功、毫不庸俗。英国依靠的就是这样的人。谁能相信上星期日他几乎要去袭击一个少年呢？

[1] 原文为法语。

三十一

春意渐浓，他决定找医生看一看。在火车中有过一次丑恶的经验，迫使他做出跟他的性格格格不入的这个决定。当时他心绪不宁，正在郁闷地沉思。车厢里只有一个乘客，他的表情引起了这个人的猜疑和希望。此人身体肥壮，脸上油腻腻的。他做了个猥亵的手势，莫瑞斯没有提防，竟然有所反应。一转眼工夫，两个人都站了起来。那个人眉开眼笑，于是莫瑞斯一下子将他击倒。他尝到了厉害，鼻血流到坐垫上。现在他害怕得不得了，以为莫瑞斯会拽警铃的绳索。他急促而慌乱地道歉，表示愿意给钱。莫瑞斯脸色铁青，俯视着他，从这个令人作呕、不光彩的老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想到要去找医生，他感到厌恶。然而单凭自己是不可能消灭肉欲的。肉欲是赤裸裸的，犹如在他少年时代那样，然而比当初强烈好几倍，在他那空洞的灵魂中逞凶。他曾天真地打定主意要“离青少年远点儿”，这一点固然做得到，他却无法疏远他们的影像，时时刻刻在心中犯罪。任何惩罚都比这个强一些，他认为医生会惩罚他。只要能康复，什么样的治疗他都情愿接受。即便不能治愈，也会占用并缩短他郁闷地想心事的时间。

该接受谁的诊治呢？年轻的乔伊特是他惟一熟悉的医生。乘火车旅行遭遇了那件事的次日，他用漫不经心的语气问了乔伊特一句：“我说，你在这一带巡回诊治的时候，会不会碰上奥斯卡·王尔德[1]那样的难以启齿的病例呢？”然而乔伊特回答说：“不会的，那是精神病院分内的工作，谢天谢地。”这使莫瑞斯沮丧。也许不如请一位从此再也无缘相见的人来诊治更好。他想到了专科医生，但他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看他这种病的医生，更不知道倘若他向他们吐露秘密，他们能不能守口如瓶。其他任何问题他都可以向旁人请教，然而惟独在这个每天都折磨他的问题上，文明保持着沉默。

莫瑞斯终于毅然去拜访巴里大夫。他知道自己发窘。然而那个老者尽管盛气凌人，爱捉弄人，却是绝对可以信赖的。自从他使迪基受到礼遇以来，大夫对他也多少有了好感。他们二人决不是朋友，反而用不着挂虑。他轻易不到大夫家去，即便今后永远被禁止上门，也没什么关系。

他是在五月里的一个冷峭的夜晚去的。春季的天气变得很恶劣，估计夏天也会这样。整整三年前，他曾在暖洋洋的天空下来到这里，以便为剑桥那件事挨训。想起那个老人当时何等严厉，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了。他发现老人情绪愉快，正跟女儿与妻子打着桥牌，他想把莫瑞斯拉进来，凑成四人。

“先生，抱歉得很，我有话跟您说。”他这么说的时候感情太激动了，以致觉得自己永远也不能倾诉衷情。

“好的，敞开儿说吧。”

“我的意思是，想请您诊治一下。”

“天啊，我已经退休，六年没行医啦。你去找耶利各或乔伊特好了。坐下，莫瑞斯。很高兴见到你，我从来也没认为你快死啦。波莉！给这朵快要枯萎了的花儿端杯威士忌来。”

莫瑞斯依然伫立着，随后古里古怪地转身而去。巴里大夫跟随着步入门厅，说：“嘿，莫瑞斯，我能为你做点儿正经事吗？”

“我相信您能！”

“我连一间诊室都没有。”

“这是一种涉及隐私的病，不能让乔伊特诊治。我宁愿来找您——您是世上我惟一敢告诉的大夫。以前我曾对您说过，我但愿自己能学会大胆公开地说出来，就是这件事。”

“一个秘密的苦恼，啊？好的，过来吧。”

他们到饭厅去了。桌子上还摆着一盘盘吃剩的甜点心。壁炉架上立着梅迪契[2]的维纳斯铜像，墙上挂着格勒兹的复制品。莫瑞斯试图说话，却说不出来。倒出一点儿水，又失败了，就突然抽泣起来。

“从从容容地谈。”老人十分和善地说，“当然要记住：这涉及我的医德。你所说的，永远也不会传到你母亲的耳朵里。”

这次面谈的丑陋压倒了莫瑞斯，他好像又返回到那节火车车厢里去了。他为自己被迫陷入骇人听闻的境地而流泪。他原来打算除了克莱夫，不向任何人吐露。他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儿，就咕哝道：“关于女人的事——”

其实，自从他们在门厅里交谈以来，巴里大夫就估计是这么回事。他本人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一点儿麻烦，致使他对此抱同情的态度。“我们很快就会使你痊愈的。”他说。

莫瑞斯没等更多的眼泪流出来，勉强将它抑制住了。他感到剩下的泪水堆成一团，痛苦地压迫着他的脑子。“哦，千万为我把病治好吧，”他说着，深深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将双臂耷拉下去。“我快完蛋啦。”

“啊，关于女人的问题！你在学校的讲坛上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可怜的弟弟就是那一年死掉的……你目瞪口呆地瞧着一位老师的妻子……我记得当时自己曾想：他有许许多多该学的，人生是一座严厉的学校。只有女人能教咱们，除了好女人之外，还有坏女人。啊，啊！”他清了清嗓子。“喂，小伙子，用不着怕我。只要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就替你把病治好。你是在哪儿染上这脏玩艺儿的？是在大学里吗？”

莫瑞斯没听懂。接着，他的额头冒出了冷汗。“不是那样肮脏的病。”他暴躁地说，“我尽管不健全；却守身如玉。”

巴里大夫好像被触怒了。他边锁上门，边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说：“阳痿，是吗？咱们来检查一下。”

莫瑞斯愤怒地脱掉衣服并抛到一边。他受到了侮辱，正如曾经侮辱过艾达那样。

“你是正常的。”这是大夫的诊断。

“先生，正常指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你是个纯洁的男子。在这一点上，丝毫不用担心。”

他在壁炉旁坐下来。尽管巴里大夫对事物的印象是模糊的，却注意到了他的姿势。艺术性不强，然而说得上是精彩绝伦。他像平时那样坐着，身体和脸仿佛都充满不屈不挠的精神，凝视着火焰。他才不会屈服呢——不知为什么，他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他或许迟钝而笨拙，然而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他就会抓住它，直到天地都羞得红彤彤的。

“你是正常的。”对方重复了一遍。“倘若你愿意的话，明天就能结婚。你要是肯接受一个老人的劝告，你会这么做的。现在穿上衣服吧，穿堂风挺厉害的。是什么使你想到了这一切？”

“您根本就没猜到。”他说。虽然非常恐惧，声调里却含着一丝轻蔑。“我是奥斯卡·王尔德那种难以启齿的人。”他闭紧双目，攥住两只拳头，按在眼睛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对恺撒所做的申诉已经结束。

他终于听到了审判，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就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期待大夫会说各种各样的话，惟独不是这一句。因为假若他是在胡说八道，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梦而已。

“巴里大夫，我还没解释清——。”

“现在听我说，莫瑞斯。永远也不要再让自己的脑子里浮现那样邪恶的幻觉，来自魔鬼的诱惑。”

这个嗓音使他深深感动。难道不是科学在说话吗？

“是谁把这样的谎言塞进你的脑子的？你可是个正派人呀！我瞧得出来，也了解你。咱们再也别提这个了。不——我决不谈，决不接触这个话题。我能为你做的最坏的一件事就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莫瑞斯说。他对巴里大夫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进行抗拒。“对我来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却关系到我的生命。”

“胡说八道。”传来了充满权威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自从记事以来，我一直是这个样子。这是什么呢？我得病了吗？要是病了，我希望能够康复。我再也耐不住这样的凄凉，尤其是最近六个月。不论您吩咐我什么，我都照办。我把自己的要求和盘托出了，请您务必帮助我。”

他又恢复了原先那个姿势，全身心都在凝视那炉火。

“来！穿上衣服。”

“对不起。”他低声说，并且听从了大夫的话。接着，巴里大夫拧开了门锁，呼唤道：“波莉！威士忌！”诊治结束了。

[1]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是爱尔兰诗人、小说家、戏剧家。1895年他被指控和青年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搞同性爱，被判入狱服劳役两年。他在狱中写了长信《从深处》，抱怨道格拉斯对他的引诱。

[2] 洛伦佐·德·梅迪契（1449—1492）是佛罗伦萨政治家、统治者和文学艺术保护人。意大利雕刻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到梅迪契园学雕刻的。在15世纪后半叶，由于洛伦佐的鼓励，佛罗伦萨的艺术十分繁荣。梅迪契家族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8世纪。

三十二

巴里大夫给了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医嘱。他从未读过有关莫瑞斯这种症状的医学论文，当他在医院里实习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论文。后来所发表的有关论文又都是用德文写的，因此令人怀疑。他生性对此感到厌恶，因而高高兴兴地赞同社会所做出的裁决。也就是说，那是站在神学立场上的裁决。他相信，惟有最堕落的人才会瞥视所多玛。因此，当一个身世清白、身体健康的人向他坦白自己有这种倾向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地就回答说：“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他是十分真诚的。他坚信莫瑞斯是偶然风闻一些议论，从而酿成病态的思绪，而一个医师那充满轻蔑的沉默是能够立即消除这种疑虑的。

莫瑞斯也不是无动于衷地告辞而去的。在霍尔家，巴里大夫可谓大名鼎鼎，他两次使吉蒂起死回生。霍尔先生生最后那场病期间，始终是由他护理的。他非常正直，有独立见解，从来也没有言不由衷过。将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是他们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者。他们轻易不求助于他，然而全家人都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是能够判断是非的。如今他虽然断定莫瑞斯是在“胡说八道”，但莫瑞斯的每个细胞都有所抵触，心里还是很怀疑：难道自己真是在胡说八道吗？他憎恨巴里大夫的处世哲学：容忍卖淫，简直是卑鄙。但是他依然尊重大夫的想法。他有意与命运再度争辩，离开了大夫家。

由于不便告诉大夫的一个原因，他加强了这个心意。克莱夫刚满二十四岁就对女人感兴趣了。到了八月，他就满二十四岁了。他或许也会转变吧……现在想想，不满二十四岁就结婚的男人寥寥无几。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莫瑞斯意想不到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他的烦恼教给他，世上还生活着其他人，却没告诉他，人们是形形色色的。他试图把克莱夫的发展过程看作自己的先驱。

倘若能够结婚，与社会和法律达成共识，该是何等愉快啊。后来巴里大夫又遇见了莫瑞斯，并且说：“莫瑞斯，你去找个合适姑娘——这样一来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他想起了格拉迪斯·奥尔科特。当然，如今他已不是那个生硬的大学生了。在那之后，他吃尽了苦头，做过自我剖析，知道自己不正常。然而，难道就没有希望吗？假使他遇见了一个女子，在其他方面对他表示同情呢？他希望有儿女。他是有生育能力的——巴里大夫这么说过。难道他终究不能结婚吗？由于艾达的缘故，这个话题在家里闹得沸沸扬扬。他母亲经常建议他为吉蒂找个什么人。吉蒂则为他找，她抱着一种令人吃惊的超然态度。对她来说，在守寡期间，“婚姻”、“爱”与“子女”这些词已丧失了全部意义。汤克斯小姐送给吉蒂一张音乐会的票，透露出种种可能性。吉蒂说自己不能去，挨个儿问围桌而坐的人要不要。莫瑞斯表示他愿意去。她提醒他道，那天晚上他还有俱乐部的活动呢。然而他说，他不参加了。他去了，碰巧是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那是克莱夫教会他喜欢上的。他欣赏那种刺耳、撕裂、抚慰——对他而言，该乐曲所意味的不超过这个——乐曲还诱使他对汤克斯小姐生出温情脉脉的感激。不幸的是，散场后他遇见了里斯利。

“《背德悲响曲》。”里斯利愉快地说。

“《悲怆交响曲》。”俗人纠正说。

“《乱伦与背德悲响曲》。”于是他告诉他的年轻朋友，柴可夫斯基爱上了自己的侄子，并把杰作献给了他。“我来瞧瞧伦敦的一切绅士淑女恭听这乐曲的场面。哎呀，至高无上！”

“你怎么知道这么古怪的事。”莫瑞斯一本正经地说。奇怪的是，当他找到一个知己的时候，他并不想吐露秘密。不过，他马上到图书馆，找来了一本柴可夫斯基的传记。对正常的读者而言，这位作曲家的婚姻没有多大意义，充其量能揣测他与妻子合不来。然而，莫瑞斯却感到一阵狂喜。他知道这种不幸意味着什么，以及巴里大夫怎样把他拖到悲惨结局的边缘。读着读着，他与“鲍勃”相识了。婚姻破裂后，柴可夫斯基被这位了不起的侄子所吸引，从而在精神上和音乐上获得新生。此书把积尘吹掉了，他对它心怀敬意。因为它是惟一帮助过他的文学作品。然而它仅仅是帮助他后退了而已。他还停留在火车中的那个场所，除了相信大夫们统统是傻瓜以外，一无所获。

现在，条条道路好像都堵死了。出于绝望，他恢复了少年时代就已放弃的行为。他发现，这确实给予自己一种堕落的安宁，确实把支配自己全部感觉的生理冲动镇定下来，好容易才得以埋头工作。他是个普通的人，能够在一场普通的战斗中获胜。然而大自然却把他摆在与不同寻常的事物进行较量的位置上，惟有圣徒才能独力征服它，他开始节节败退。造访彭杰之前不久，新的希望渐露端倪，模模糊糊，不够美好。是催眠术，里斯利告诉他，康沃利斯先生就曾求助于催眠术。一位大夫说：“喂，喂，你不是个阉人！”于是，看哪！他就再也不是阉人了。莫瑞斯找到了那位大夫的地址，但他并不相信会有什么结果。他跟科学打过一次交道，就足矣了。他一向觉得里斯利知道得太多了。当里斯利交给他那个地址的时候，口气固然友好，却略微有点儿觉得有趣的味道。

三十三

如今克莱夫·德拉姆再也不会由于与莫瑞斯的亲昵关系而受损害了，因此他期望助友人以一臂之力。自从他们在吸烟室分手以来，莫瑞斯想必备尝辛酸。几个月以前，他们就断绝书信往来了。莫瑞斯的最后一封信是外祖父在伯明翰逝世之后写的，他告知自己绝不自杀。克莱夫从未料想他会自杀，他很高兴这一戏剧性事件就此结束。当他们通过电话交谈的时候，他听到的是值得表示敬意的一位男子汉的嗓音——听上去，这个男子汉愿意摈弃前嫌，将激情转变为泛泛之交。可怜的莫瑞斯并非矫揉造作，装出豁达的样子。他的声调缺乏自信，甚至有点儿气恼，克莱夫恰恰断定这是正常的，从而觉得有改善的余地。

他很想力所能及地做些什么。他记不起过去那件事是什么性质的了，却记得它的分量。他还承认莫瑞斯曾使他从艺术至上主义的深渊升腾到爱的光风霁月中去。如果没有莫瑞斯，他永远也不会成长为与安妮般配的男子。在那没有成果的三年里，他的朋友始终在帮助他。倘若他不肯帮助这位朋友，确实是忘恩负义到极点了。克莱夫不喜欢表达感激之情，他宁肯出于纯粹的友谊进行帮助，然而他不得不使用惟一的手段。倘若一切都顺利，倘若莫瑞斯一直抑制自己，不感情用事，倘若他停留在电话的另一头，倘若在安妮这个问题上他是健全的，倘若他不怀恨在心，不太较真儿或者不太粗暴——那么他们就能够重新做朋友，尽管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采取另外的方式。莫瑞斯具有令人钦佩的素质——他清楚这一点，而他不仅知道，还能够感觉到这样的日子也许正在回来。

克莱夫的脑子里难得浮现这样一些想法，而且想得也不深，他的人生以安妮为核心。安妮和他的母亲处得好吗？安妮会喜欢彭杰吗？她可是在靠近海洋的苏塞克斯[1]长大的呀。这里缺少宗教仪式，她会感到失望吗？丈夫从事政治活动，她能适应这种气氛吗？克莱夫沉醉在爱情中，将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她，把早先的激情所教会自己的全部倾泻在她的脚下。至于那番激情原是为了什么人的，他可得费些力气才能回忆起来。

订婚伊始，热情洋溢，对克莱夫而言，安妮是全世界——包括卫城在内。他曾经想把莫瑞斯这件事向她坦白，她向他坦白过一个小错误。然而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他抑制住了自己。事后，他为此而庆幸。因为尽管安妮显示出自己是个女神，却并不是雅典娜·波里亚斯。有好几个问题是他不能涉及的。他们二人的结合成为主要的问题。婚后，当他进入她的卧室之际，她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虽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没有人教过她何谓性。克莱夫对她关心爱护得无以复加，但他把她吓得魂不附体。他边想着她厌恶他了，边离开卧室。但她没有，此后，她夜夜都欢迎他，只是两个人一言不发。他们在与日常生活不相干的世界中结合，这个秘密拖曳着他们生活里的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有那么多事是不可提及的。他从未看到过她的裸体，她也没瞧见过他的。他们无视人的生殖机能与消化机能。正因为如此，关于他尚未成熟时的那个话题，永远也没有启齿的余地。

那是说不出口的。它没有插到他和她之间来，是她站到他和它之间了。重新考虑一番之后，他认为幸亏没有说。尽管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却令人感伤，值得忘却。

保密合他的心意，至少他毫不遗憾地采取了这个做法。他从未有过直言不讳的愿望。虽然他重视肉体，却觉得实际的性行为似乎是缺乏想象力的，最好用夜幕遮住。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是不可宽恕的，男人与女人之间则是可行的，因为自然与社会予以认可。但是绝不能议论，更不能吹嘘。克莱夫的理想婚姻是有节制而优雅的，就像他所有的理想一样。他在安妮身上找到了合适的伴侣，她本人有教养，也钦佩旁人的教养。他们体贴入微地相互爱慕。美好的习俗接纳了他们——与此同时，隔着栅栏，莫瑞斯正在徘徊，嘴里是不合时宜的话语，心中充满邪恶的欲望，双臂抱着满满当当的空气。

[1] 苏塞克斯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王国之一，位于英格兰东南部，版图相当于现在的东塞西克斯和西塞西克斯两郡。

三十四

八月份，莫瑞斯请了一周的假，按照邀请，在彭杰和村民之间举行板球赛的三天前来到这座庄园。他是怀着古怪、怨愤的心情抵达的。他一直在想着里斯利谈及的那位催眠术师的事，强烈地倾向于找他诊治。这种病太讨厌了。比方说，当他乘马车在园林中穿行的时候，他瞧见一个猎场看守正在跟两个女仆调情，一阵妒意袭上心头。两个姑娘丑陋得很，那个男人却不以为然。不知怎的，这就更糟了。他瞪着那三个人，觉得自己既残酷又一本正经。两个姑娘咯咯地笑着脱逃了。男人鬼鬼祟祟地偷看了他一眼，觉得伸手碰碰便帽更安全一些。他给三个人的小小游戏泼了冷水。然而，他一旦离开这里，他们仍会凑到一起，相互接吻。他是否应该改变自己的气质，随大溜儿呢？他要等造访之后再决定——心存万一的希望，对克莱夫有所期待。

“克莱夫出门了。”年轻的女主人说，“他向你致意，回来吃晚饭。阿尔赤[1]·伦敦会照料你。可我不相信你需要照料。”

莫瑞斯微微一笑，喝下给他端来的茶。客厅还留有昔日的气氛。人们三三两两地伫立在周围，仿佛在安排什么事的样子。克莱夫的母亲尽管不再当家做主，却仍住在主楼里，因为寡妇房的下水道堵塞了。整座宅第更加给人以荒废之感。隔着瓢泼大雨，他注意到大门柱弯曲了，树木郁郁苍苍，令人窒息。室内，色彩鲜艳的结婚礼物活像是打在磨得很薄的衣服上的一块块补丁。伍兹小姐并没有给彭杰带现钱来。她有造诣，讨人喜欢，与德拉姆家属于同一个阶层，英国倾向于逐年减少付给她的款项。

“克莱夫游说去了，”她接下去说，“秋天将举行补缺选举。他终于说服了大家，让他们支持他去做候选人。”她有一套贵族的本领，能够预感到对方的批判。“说正经的，倘若他当选了，对穷人而言，是一桩极好的事。他是他们的最真实的朋友，要是他们知道该有多好。”

莫瑞斯点了点头，他乐意谈谈社会问题。“得训练训练那些人。”他说。

“是啊，他们需要一位领导者。”一个柔和然而高雅的嗓音说，“他们得受苦，直到找到一位领导者。”安妮把新任的教区长博雷尼乌斯先生介绍给他，他是她本人请来的。不论任命谁，克莱夫都无所谓，只要他人品好，献身于本村的事务就行。这两个条件博雷尼乌斯先生都具备。他属于高教会派[2]，而即将离任的那位教区牧师则属于低教会派[3]，刚好取得平衡。

“哎呀，博雷尼乌斯先生，您说得多么有意思！”老夫人的喊声从屋子的另一头传过来。“可是我猜想，您的意见是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位领导者，我完全同意。”她东张西望。“你们大家都需要一位领导者，可不。”博雷尼乌斯先生说罢，随着她的视线四下里打量。可能没找到他所物色的东西，过一会儿他就告辞了。

“在教区他不会有什么可做的事。”安妮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他总是这样子。他上门来，为人们的住房问题申斥克莱夫一顿，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是这样的，他很敏感，为穷人忧虑。”

“我也在跟穷人打交道，”莫瑞斯边取一片蛋糕边说，“可我不为他们忧虑。一般说来，为了国家的缘故，有必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仅此而已。他们没有咱们这样的感觉。咱们要是处于他们的地位，会痛苦不堪，他们却浑然不觉。”

安妮好像不以为然。她却觉得自己把那一百英镑交到信得过的证券经纪人手里了。

“我只认得球童或贫民窟里的学院传道区的人们。不过，我还是了解到一些情况。穷人并不想让别人可怜他们。自从我戴上拳击手套，跟他们厮打以来，他们才真正喜欢我。”

“哦，你教他们拳击。”

“是啊，还有足球……他们是蹩脚的运动员。”

“我想是的。博雷尼乌斯先生说他们需要爱。”安妮歇了口气说。

“他们肯定需要，然而他们得不到。”

“霍尔先生。”

莫瑞斯擦了擦小胡子，眉开眼笑。

“你是个玩世不恭的人。”

“我只是随便说说。我猜想听上去是这样的吧。”

“可你喜欢做个玩世不恭的人吗？”

“人嘛，对什么都能习以为常。”他说完，猛地转过身去，因为背后的门被风刮开了。

“唷，我的天哪！我斥责克莱夫愤世嫉俗，但是你却超过了他。”

“我对玩世不恭——用你的话来说——也习以为常了。正如穷人对贫民窟那样，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他畅所欲言。进门后，油然生出一种火辣辣的鲁莽劲头。克莱夫不屑于留在家中迎迓他。管它呢！“你东撞撞，西撞撞，随后就会对自己那个特定的窝习惯下来。起初，人人都像一群小狗似的尖叫：汪！汪！”他出乎意料地学起狗叫来，把她逗笑了。“到头来你会领悟大家都太忙，没工夫听你叫，于是你就不再叫下去了。事实如此。”

“一个男人的看法。”她边说边点头，“我永远也不让克莱夫抱这样的观点。我认为人应该有恻隐之心。……相互提携。毫无疑问，这一套已经过时了。你是尼采的崇奉者吗？”

“问点儿别的吧！”

安妮喜欢这位霍尔先生。克莱夫预先提醒过她，她也许会发现此人反应不灵敏。在某些方面他是这样的，但他显然有个性。她理解了为什么她丈夫会觉得他是意大利之行的好伙伴。“可是，你为什么讨厌穷人呢？”她突然问。

“我并非讨厌他们。只不过是除非迫不得已，我把他们置之度外。贫民窟啦，工团主义[4]啦，以及其他的一切，是共同的威胁，为了对抗它们，每个人都应该尽绵薄之力，但不是出于爱。你的博雷尼乌斯先生没有面对现实。”

她沉默片刻，然后问他的年龄。

“明天就满二十四岁了。”

“啊，就你这个年龄而言，你非常冷酷。”

“你刚才说我玩世不恭。你对我的判断下得太容易了，德拉姆太太！”

“不管怎样，你是固执的，这就更糟了。”

她发现他皱起眉来，于是担心自己的言语过分了些，就把话题转到克莱夫身上。她说，她原以为克莱夫该回来了。由于明天克莱夫得出门，就越发令人扫兴了。熟悉选区情况的选举干事带领他四处参观。霍尔会原谅的，而且进行板球赛的时候，还得请他帮助他们呢。

“在一定程度上，得根据其他的一些计划而定……我也许要……”

她突然引起好奇心，扫视着他的脸，然后说：“你不想看看你的房间吗？——阿尔赤，把霍尔先生领到赤褐屋去吧。”

“谢谢……还能赶上发信时间吗？”

“今天晚上赶不上了。不过，你可以打电报，就写上我们的地址好了。……我也许不该多管闲事吧？”

“我可能得打电报——我还拿不准，非常感谢。”随后他跟着伦敦先生前往赤褐屋，边走边想：“克莱夫按说是可以……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按说他可以待在这儿迎接我。他应该知道我会多么沮丧。”他并不挂念克莱夫，但他依然会由于克莱夫的缘故遭受痛苦。大雨从铅灰色的天空上倾泻到园林里，森林万籁俱寂。黄昏时分，他陷入新一轮的苦恼。

他在屋子里一直等到开晚饭，跟自己曾经爱过的幽灵进行搏斗。倘若这位新大夫能够改变他的本性，他是不是有义务去一趟呢，尽管他的肉体和灵魂都会遭到亵渎也在所不辞。世界既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人嘛，要么就得结婚，要么就腐朽掉。他尚未摆脱克莱夫，而且永远也摆脱不了，直到更重大的什么东西插进来为止。

“德拉姆先生回来了吗？”当女仆送热水来的时候，他问道。

“回来了，先生。”

“刚回来吗？”

“不，已经回来约半个小时了，先生。”

她拉上窗帘，把景色遮挡了，却没能遮掩雨声。这时候，莫瑞斯潦潦草草地写了电文。

伦敦西区威格莫尔街六号　拉斯克·琼斯

请予预约挂号　星期四

霍尔　发自威尔特郡　彭杰庄园　德拉姆府

“知道了，先生。”

“多谢，多谢。”他恳切地说。只剩他一个人后，立即蹙起鼻子。如今，在公与私两种场合下，他的行动判若两人。踱入客厅后，他向克莱夫致意的时候，声音一点儿都没发颤。他们热烈地握手，克莱夫说：“你看上去精神抖擞。你知道你将陪伴哪一位进入餐厅吗？”并将一个姑娘介绍给他。克莱夫变成一位地地道道的乡绅了。自从结婚以来，他对社会的不满全都消失了。他们的政治观点一致，不愁没有话题。

从克莱夫这方面来说，他对来客感到满意。安妮品评道：“粗鲁，然而非常正派。”——情况令人称心如意。莫瑞斯有那么一种粗野的气质，但是如今这已无关紧要了。有关艾达的可怕的场面可以被遗忘。莫瑞斯与阿尔赤·伦敦也处得很好——这一点挺重要，因为阿尔赤使安妮感到厌烦。阿尔赤是那种能够给人做搭档的人。克莱夫邀请二位来做客的时候就把他们搭配在一起了。

在客厅里，他们又谈起了政治，使得在座的人个个都相信激进派不诚实，社会主义者发了狂。大雨滂沱，声音单调，什么也干扰不了它。会话刚一停顿，雨的沙沙声就传到客厅里来了。晚会即将结束时，雨水嘀嘀嗒嗒地落到钢琴盖上了。

“咱们家的幽灵又来啦。”德拉姆老夫人嫣然一笑说。

“顶棚里有个最可爱的洞。”安妮大声说。“克莱夫，咱们能不能把它保留下来？”

“咱们只能这样做。”他边按铃边回答。“不过，咱们把钢琴挪开吧。它可经受不了雨淋。”

“放只碟子如何？”伦敦先生说。“克莱夫，一只碟子如何？有一次，俱乐部的顶棚漏雨，我按了铃，仆人就拿来了一只碟子。”

“我呢，按了铃，可是仆人什么也没拿来。”克莱夫说着，又按铃。“好的，咱们放一只碟子，阿尔赤。但咱们非把钢琴挪开不可。安妮的可爱的小洞也许会在夜里变大了。客厅的这部分，只搭了个单坡屋顶而已。”

“可怜的彭杰！”他的母亲说。大家都站起来了，仰望着漏洞。安妮着手把吸墨纸伸到钢琴内部去吸水。晚会结束了，雨漏下来向他们暗示自己的存在，他们尽情地开雨的玩笑来取乐。

“你端个盆来好吗？”当女仆应铃声而至的时候，克莱夫说，“还要一块抹布。喊个男的来，帮助把开间[5]里的钢琴搬开，地毯也撤掉。雨又漏下来了。”

“我们不得不按两下铃，按了两下呢。”他的母亲表示了一点儿意见。

女仆回来的时候，除了男管家，把猎场看守也领来了。于是她接下去说：“这才明白为什么耽误了，一向都是这样的[6]——要知道，咱们在楼下也有小小的轻松浪漫场面。”

“诸位，你们明天想干什么？”克莱夫对客人们说。“我得去游说，用不着跟我去。再也没有如此枯燥乏味的了。愿意带支猎枪出去一趟吗，怎么样？”

“好得很。”莫瑞斯和阿尔赤说。

“斯卡德，你听见了吗？”

“好男儿心不在焉。[7]”他的母亲说。钢琴勾住了地毯，仆人们顾忌当着绅士淑女的面提高嗓门，误会了彼此的吩咐，动作不协调，于是相互悄声问：“什么？”

“斯卡德，客人们明天要去打猎。不知能打到什么。我没把握。你在十点钟到这儿来。咱们现在去睡觉吧？”

“这儿的习惯是早睡，这你是知道的，霍尔先生。”安妮说。随后她向三个仆人道了晚安，率先沿着楼梯走上去。莫瑞斯留下来，选了一本书。莱基[8]的《理性主义史》能够填补空白吗？雨水滴到盆里，两个男仆在开间里的地毯上俯身嘀咕着。他们跪在那儿，就像是举行葬礼似的。

“该死，什么都没有吗，没有吗？”

“——嘘，他不是对咱们说的。”男管家对猎场看守说。

那是莱基的著作。然而他的脑子不灵，读不进去。几分钟后，他把它丢在床上，暗自思忖电报的事。处在彭杰的阴郁气氛下，求医的决心更坚定了。人生被证实是条死胡同，尽头是一堆污泥。他必须回到起点，重新做起。里斯利曾暗示，人只要毫不在乎过去，就能脱胎换骨，彻底改变。再见吧，美与温暖。它们到头来化为污泥，非清除掉不可。他拉开窗帘，朝着雨凝视良久，叹口气，咬紧嘴唇。

[1] 阿尔赤是阿尔赤鲍尔德的昵称。

[2] 高教会派注重圣职的权威、圣餐以及仪式，是英国国教会系统中的一派。

[3] 低教会派也是英国国教会系统中的一派，强调福音主义，不大重视圣餐、仪式以及圣职的权威。

[4] 亦称无政府工团主义或革命工团主义，主张工人阶级采取直接行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包括国家），建立以生产单位的工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的运动。它盛行于1900—1914年间的法国，并对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等有相当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趋于衰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在欧洲仍有一定的影响。

[5] 开间是建筑物立面上竖向两柱之间或平面上两排柱子或柱墩之间的整个空间。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8] 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1838—1903）是爱尔兰历史学家。《理性主义史》一书深受熟悉达尔文进化论的读者们的欢迎。

三十五

次日更阴郁了。惟一可取之处是像做噩梦一般，使人有虚幻之感。阿尔赤·伦敦喋喋不休，雨声淅沥。在“运动”这一神圣的名义下，两个人在彭杰庄园里被怂恿追踪兔子。有时击中了兔子，有时落了空。他们间或尝试用雪貂[1]狩猎，也曾布下罗网。必须控制兔子的数量，兴许这正是迫使他们参加这项娱乐活动的原因。克莱夫有一种精打细算的倾向，他们回来吃午饭。莫瑞斯感到一阵激动袭上心头，拉斯克·琼斯先生的回电到了，约他第二天去看病。然而，这激动转瞬即逝。阿尔赤认为他们还是以饭后再去追捕兔子为好，莫瑞斯的心情抑郁得无法控制。现在雨下得小一些了，但是雾更浓了，更泥泞了。喝下午茶的时间将至，一只雪貂却逃之夭夭。猎场看守把这说成是他们的过错，阿尔赤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并且在吸烟室借助于示意图，把情况向莫瑞斯解释了一下。八点钟开晚饭，政客们也回来了。饭后，雨水从客厅的顶棚漏到盆和碟子里。然后，在赤褐屋里，是跟头天晚上如出一辙的天气和绝望。此刻，克莱夫坐在他的床上，亲密地侃侃而谈，但已于事无补。倘若克莱夫早一点儿来谈，可能会使莫瑞斯感动，然而他待客竟如此不友好，使莫瑞斯伤透了心。这一天他过得太孤寂、太不像话了，以致再也不能对往昔做出反应了。他满脑子都是拉斯克·琼斯先生的事，愿意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以便把自己的症状写成书面材料。

克莱夫觉察出朋友的造访失败了，然而他说：“政治是刻不容缓的，而且你刚好赶上了大忙特忙的时候。”他还为自己忘记了今天是莫瑞斯的生日而懊恼。他极力主张，客人一直逗留到比赛结束后再走。莫瑞斯说他非常抱歉，现在可不行了，因为在伦敦有一件意想不到的急事。

“完事之后你能不能回来？我们是很糟糕的东道主，但是能请你来做客，荣幸之至。尽管把这房子当作旅馆好了——怎么想就怎么做，我们也随心所欲地去做。”

“说实在的，我还希望结婚呢。”莫瑞斯说，这话冲口而出，犹如有着独立的生命一般。

“我高兴极了。”克莱夫边垂下眼睛边说。“莫瑞斯，我高兴极了。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事，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我知道。”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呢？他心里很纳闷。他的词句飞到户外的雨里。他时时刻刻意识到雨和彭杰那腐朽的屋顶。

“我不再啰啰嗦嗦地打扰你了。然而我必须说一句：安妮猜到了。女人是不同凡响的。一开始她就坚持说，你留有后手。我笑了，然而现在我甘拜下风。”他抬起眼睛来。“哦，莫瑞斯，我多么高兴啊，你肯告诉我，太好啦——我一向希望你能这样。”

“这我是知道的。”

随后是一阵沉默。克莱夫故态复萌，他既洒脱又可爱。

“令人惊喜，不是吗？——那——我兴高采烈。我但愿自己能想出一些其他的措词。如果我告诉安妮，你介意吗？”

“一点儿也不。告诉所有的人吧。”莫瑞斯大声叫喊。克莱夫不曾理会他的口气中所蕴含的冷酷无情。“多多益善。”他寻求外界的压力。“倘若我想得到的姑娘把我甩了，还有别人呢。”

克莱夫听罢，面泛笑意，由于太高兴了，并没有吹毛求疵。有几分是为莫瑞斯而高兴，然而也因为他本人的态度从此能自圆其说了。他厌恶同性爱。剑桥、蓝屋、园林里的羊齿丛——并没有污迹，毫无可耻之处——却带有微妙的滑稽可笑的意味。最近他偶然翻出来一首诗，是他在莫瑞斯第一次造访彭杰期间所写的。简直像是从镜子里来到世界上的。它是如此荒唐，如此乖张。“往昔那一艘艘希腊海轮的身影。”难道他是这样向那个健壮的大学生致意的吗？他知道莫瑞斯也同样成长得不再需要故作多情，于是感到神清气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般的话语也脱口而出。

“莫瑞斯，我亲爱的，我多次想到你，超过了你的想象。正如我去年秋天说过的那样，我在真正的意义上关怀你，也将永远关怀下去。咱们曾经是一对年轻的傻子，是吧？——然而，即便从傻劲儿里，也能获得点儿什么。成长，不，超过了这个，亲密。正因为咱们一度做过傻子，所以才能相互了解并信赖。婚姻并没有使咱们之间发生分歧。哦，多愉快啊，我真的认为——”

“那么，你为我祝福喽？”

“可不是嘛！”

“谢谢。”

克莱夫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他想要表达比成长来得亲切的东西。他胆敢从过去借个姿态吗？

“明天一整天你都想着我吧。”莫瑞斯说，“至于安妮——她也可以想着我。”

他所做的表示是如此宽厚谦和，以至克莱夫决定轻轻地吻一下他那褐色的大手。

莫瑞斯浑身战栗了。

“你不介意吧？”

“哦，不。”

“莫瑞斯，亲爱的，我只不过是想让你知道我没有忘掉过去。我完全赞成——咱们再也不要提到过去的事了。然而我仅仅想表示这么一次。”

“好的。”

“它妥善地结束了，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吗？”

“怎样妥善法儿？”

“没像去年那样弄得一团糟。”

“哦，去你的。”

“咱们两清，随后我就走。”

莫瑞斯将自己的嘴唇碰了碰那上过浆的礼服用衬衫袖口。仪式刚一结束，他就往后退了退。克莱夫越发跟他亲密了，坚持说，办完事请务必及早回到彭杰来。克莱夫谈到很晚才住口，这时候隔着天窗，传来了流水的汩汩声。他走后，莫瑞斯拉开窗帘，双膝着地，将下巴抵在窗台上，听任雨水淋湿头发。

“来吧！”他猛然大喊一声，使自己吓了一跳。他呼唤的是谁呢？他什么也没想，词儿却蹦出来了。他尽快地将新鲜空气和黑暗关在外面，重新将自身圈在赤褐屋里。随后他就写起书面材料来，颇费了些工夫。尽管他远远不是个富于想象力的人，就寝之际心里却烦乱不宁。他确信自己正写的时候，有人越过肩膀看着，他并非孤身无助。再者，他觉得这不是他亲自写成的。自从来到彭杰后他好像已不是莫瑞斯了，却变为一大堆声音，这时他几乎能听见这些声音在他内部争吵。然而，没有一个声音是克莱夫的：莫瑞斯已经达到这个地步了。

[1] 欧洲人从罗马时代起，就用雪貂消灭鼠类和其他害兽，还用它把兔子从洞穴里赶出来。在亚洲，用雪貂狩猎的时间更早。饲养的雪貂不能独立生存，倘若走失，几天之内就会死去。野生的雪貂已被列为濒危动物。

三十六

阿尔赤·伦敦也要进城去。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一起在门厅里等候四轮轿式马车。领他们去追捕兔子的那个人站在外面，指望得到小费。

“告诉他别犯傻。”莫瑞斯暴躁地说，“我给他五先令，他却不肯接。无礼的混蛋！”

伦敦先生感到愤慨。仆人们都惯成什么样子啦？他们只肯收金币吗？既然如此，尽可以辞工嘛，说出来好了。他讲起妻子所雇的那个按月付工钱的奶妈。皮帕对她格外优遇。然而你能指望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怎么样呢？只受一点儿皮毛的教育比不受还糟。

“说得好，说得好。”莫瑞斯边打哈欠边说。

不过，伦敦先生心里仍然琢磨着，莫非身份高的人自有乐善好施的义务呢？

“哦，倘若你有这么一种愿望的话，就试试看吧。”

他将一只手伸到雨里去了。

“霍尔，我跟你说，他乖乖地接受了。”

“是吗？这恶棍！”莫瑞斯说，“为什么他不肯接受我的呢？我猜想你给的多吧。”

伦敦先生面泛愧色，承认是这么回事。他生怕碰一鼻子灰，所以一狠心给了较多的小费。那家伙显然让人无法容忍，但他认为霍尔为此事较真儿，格调并不高雅。当仆人粗暴无礼的时候，就应该不予理睬。

然而莫瑞斯非常生气，感到疲倦，赴伦敦请催眠术师诊治，也使他焦虑。他觉得刚才发生的事是彭杰待客简慢的一个例子。他有心报复，溜达到门口，用一种随便的、却含有威胁意味的口吻说：“嘿！那么五先令还是不够喽！那么你只肯接受金币喽！”安妮来给他们送行，把他的话打断了。

“祝你好运。”她对莫瑞斯说，表情极其妩媚，接着顿了顿，好像在邀他吐露秘密。她扑了个空，却补充说：“我很高兴，因为你现在并没有玩世不恭。”

“你高兴吗？”

“男人都喜欢让人家觉得自己玩世不恭。克莱夫就是这样。对吗，克莱夫？霍尔先生，男人个个都滑稽透顶。”她抚弄着项链，微笑了一下。“滑稽透顶。祝你好运。”这时莫瑞斯很中她的意。他的处境，以及他面对现实的态度，给她以有着恰如其分的男子汉气概的印象。“如今，恋爱中的女人，”当他们目送客人们动身的时候，她站在门外的台阶上对克莱夫解释说，“如今，恋爱中的女人绝不装腔作势——我但愿能知道那个女孩子的名字。”

那个猎场看守显然感到羞愧了，他从仆人手里把莫瑞斯的手提箱夺过来，搬到马车跟前。“把它放进去。”莫瑞斯冷淡地说。安妮、克莱夫和德拉姆夫人一个劲儿地挥手，他们就这么启程了。伦敦先生重新讲起皮帕按月付工钱的那个奶妈的事来。

“换换空气怎么样？”莫瑞斯招架不住了。他打开车窗，眺望那湿淋淋的园林。雨水这么大，荒谬透顶！干吗要下雨？宇宙万物丝毫也不关心人类！马车有气无力地沿着林间的下坡路跋涉。它好像永远也不可能抵达车站，皮帕的不幸也似乎绵绵无绝期。

离看守小屋不远处有一段险峻的上坡路，一向是坑坑洼洼的。两侧都扎煞着野蔷薇，抓挠马车的车帮，一簇簇花儿从车子旁边划过去。淋雨害得它们在泥水中拖脏了，有的生了黑腐病，有的蓓蕾开不成花朵。东一朵，西一朵，美取得了胜利，然而也不过是在幽暗的世界中绝望地闪烁而已。莫瑞斯一朵朵地端详。尽管他并不怎么喜欢花，它们那副衰败的样子却使他气恼。几乎没有完美的东西。这个枝子上的每一朵花都向一边倾斜，另一枝上密密匝匝地爬满了毛毛虫，要么就长了虫瘿[1]，鼓鼓囊囊的。大自然何等无动于衷！何等不够格！他从车窗探出身去，想看看究竟有没有一样差强人意的东西，径直进入视线的是一个小伙子那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

“天哪，怎么又是那个看猎场的家伙！”

“不可能，他不可能到这儿来。咱们是在房子跟前把他撇下的。”

“如果他一路跑，还是来得了。”

“他跑什么呢？”

“说得对，跑什么呢？”莫瑞斯说，随即撩起后边的车篷，朝野蔷薇丛眯起眼看——它已被晨霭遮住了。

“是他吗？”

“我瞧不见。”他的旅伴立即重新接过话茬儿，几乎不停地絮聒到二人在滑铁卢车站分手为止。

在出租车里，莫瑞斯重读一遍自己的书面材料，率直得令他吃惊。他信不过乔伊特，却把自己交到一个庸医手里。尽管里斯利做了保证，他仍把催眠术与降神会和敲诈联系在一起。只要在《每日电讯报》上读到这类报道，他就常常对着它咆哮如雷。他是否最好打退堂鼓呢？

然而，那座房子好像还说得过去。门打开后，小拉斯克·琼斯们正在楼梯上玩耍——这几个可爱的孩子们误认为他是“彼得叔叔”，抓住他的手不放。当他被关在候诊室里，拿起一本《庞奇》[2]的时候，情绪就越发正常了。他打算心平气和地听任命运摆布。他想要一个使他在社会上得到保证，肉欲有所削弱，并为他生儿育女的女性。他从未期待那个女人会给他纯粹的快乐——迪基那次，起码也还有快乐——因为在漫长的搏斗过程中，他已忘却了什么是爱。他向拉斯克·琼斯先生手中寻求的不是幸福，而是安逸。

那位先生使他更加感到宽慰。因为在莫瑞斯的心目中，一位研究先进的现代科学的人几乎就是琼斯先生这样的。他脸色灰黄，毫无表情，在一间连一幅画也没有的大屋子里，面对一张卷盖式书桌而坐。“霍尔先生吗？”他说，并伸出一只没有血色的手。他说话略带美国口音。“啊，霍尔先生，你哪里不舒服？”莫瑞斯也抱以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好像是为了谈一个局外人的事才碰头似的。“全都写在这儿啦。”他边说边出示那份书面材料。“我请一位大夫诊治过，他无能为力。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办法。”

琼斯先生读了那份材料。

“但愿我没有找错地方？”

“完全找对了。我的病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你这个类型的。这是最近写的吗？”

“我是昨天晚上写的。”

“准确吗？”

“哦，姓名和地点当然做了些改动。”

拉斯克·琼斯先生好像并不认为这是当然的。关于“坎伯兰先生”——这是莫瑞斯给克莱夫取的假名——他问了几个问题，并且想知道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过性行为。奇怪的是，此词出自他的口，丝毫不触犯人。他既不称赞，也不责备，更不表示怜悯。当莫瑞斯突然对社会发泄不满的时候，他也浑然不觉。尽管莫瑞斯渴望得到同情——一年来这方面的话他连一个字也没听到过——却由于大夫没说这样的话而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的意志就消沉了。

他问：“我这病叫什么名字？有名字吗？”

“先天性同性爱。”

“先天性究竟是什么程度呢？唷，有什么办法没有？”

“啊，当然喽，倘若你同意的话。”

“说实在的，我对催眠术抱有古老的偏见。”

“恐怕你即使试过之后，仍会保留那样一种偏见，霍尔先生。我不能保证一定把你治好。我跟你谈到过我的其他那些病人——百分之七十五——然而治愈率只达到其中的百分之五十。”

他这么一坦白，莫瑞斯倒有了信心。任何庸医也不会这么说。“咱们也试试看吧。”他笑吟吟地说。“我应该做些什么？”

“你只要原地不动就行。我要做些实验，看看你这种倾向，根子扎得有多深。以后（倘若愿意的话），你只要定期前来复诊就行。霍尔先生！我试着使你进入催眠状态，要是成功了，我就对你做些暗示。（我们希望）这种暗示的效果能持续下去，等你苏醒过来后，成为你的正常状态的一部分。你可不要抵制我。”

“好的，开始吧。”

于是，拉斯克·琼斯先生离开他那张桌子，不牵涉个人感情地在莫瑞斯那把椅子的扶手上坐下来。莫瑞斯觉得像是要给他拔牙似的，暂时什么事也没发生。然而过了一会儿他看见火炉用具上有个光点，屋子的其他部分变得暗淡了。他看得见自己正看着的那个东西，别的就看不到什么了。他还听得见大夫的声音以及他自己的声音。显然他即将进入催眠状态，这一成果使他感到骄傲。

“我觉得你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

“没有，我没有。”

大夫又打了几个手势。“现在怎样？”

“我快要进入了。”

“完全进入了吗？”

莫瑞斯承认是这样，但他感到没有把握。“现在你既然完全进入了状态，你觉得我这间诊室怎么样，喜欢它吗？”

“这是一间很好的屋子。”

“不太暗吗？”

“相当暗。”

“不过，你看得见那幅画，看见了吗？”

于是，莫瑞斯看见了对面墙上的一幅画，尽管他知道画是不存在的。

“仔细看看它吧，霍尔先生。挨近一些，但是要当心地毯上的裂缝。”

“裂缝有多宽？”

“你可以跳过去。”

莫瑞斯立即发现了裂缝在哪儿，一跃而过，然而他并不相信有这样的必要。

“好极啦——那么，你认为这是什么画呢，画的是谁呢——？”

“画的是谁——”

“艾德娜·梅。”

“艾德娜·梅先生。”

“不，霍尔先生，是艾德娜·梅小姐。”

“那是艾德娜·梅先生。”

“她长得不是很美吗？”

“我想回家找我妈妈去。”他们二人都被这句话逗笑了，是大夫带头笑的。

“艾德娜·梅小姐不仅长得美，还吸引人。”

“她并不吸引我。”莫瑞斯使着性子说。

“哦，霍尔先生，你这话何等失礼。瞧瞧她那秀美的头发。”

“我最喜欢短发。”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抚摩它——”然后他哭起来了。他回到椅子上，苏醒过来。泪水把双颊弄湿了，但是他的感觉还跟平常一样，于是马上唠叨开了。

“哎呀，你把我弄醒的时候，我做了个梦。我最好还是告诉你，我觉得自己看见了一张脸，听见什么人说：‘这是你的朋友。’这对劲儿吗？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说不清楚——就是这样一场梦，在睡眠中朝我走过来。然而从来也没走到我跟前来过。”

“刚才靠近你了吗？”

“非常近，这是个不好的迹象吗？”

“不，啊，不——你容易接受暗示，你很坦率——我让你看了一幅墙上的画。”

莫瑞斯点了点头，他已经把这忘得精光。停顿了一下，他掏出两畿尼，请大夫再给预约一个号。约好莫瑞斯将于下周打电话来，这期间拉斯克·琼斯先生要求他心平气和地待在目前逗留的乡村。

莫瑞斯并不怀疑克莱夫和安妮会欢迎他，更不怀疑他们会对他起恰到好处的作用。彭杰是一剂催吐药。它帮助他摆脱曾经显得如此美好快乐的往昔——那段有毒的岁月，治好他的软心肠与仁慈。他说，好的，他会回去。他将打电报给他的朋友们，搭乘下午的快车。

“霍尔先生，你要适度地从事运动。打点儿网球，或是带着枪去散步。”

莫瑞斯临离开的时候说：“我重新考虑了一下，也许不回去啦。”

“为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一天之内远行两次，挺愚蠢的。”

“您宁愿待在自己家里吗？”

“是的——不——不，好的，我回到彭杰去。”

[1] 由细菌、真菌、病毒及线虫侵染或昆虫、螨类刺激引致的植物局部组织过度生长或肿胀的现象。

[2] 《庞奇》是英国的一种幽默杂志。

三十七

返抵彭杰后，莫瑞斯觉得很有趣儿。因为他发现，这对年轻夫妇正要离家去从事二十四小时的选举运动。而今他对克莱夫的关怀竟然比克莱夫对他的关怀还少了。那一吻使他不再抱幻想了。那是何等浅薄无聊、过分拘谨的吻啊。唉！况且又那么有代表性。克莱夫曾教导他说：你拥有的越少，越会被认为拥有的多。非但一半比全部要大——剑桥时代的莫瑞斯会囫囵吞枣地接受——然而现在表示愿意给他的是四分之一，却告诉他这比一半还要大。难道这小子认为我莫瑞斯是纸做的吗？

克莱夫解释说，倘若莫瑞斯早让他知道自己会回来，他是不会走的，并表示，反正举行板球赛的时候他将返回。安妮悄悄地问：“运气好吗？”莫瑞斯答道：“马马虎虎。”于是，她决定把他放在自己的庇护下，主动邀请那位年轻小姐到彭杰来。“霍尔先生，她非常妩媚吗？我确信她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然而，克莱夫把她喊走了。莫瑞斯留下来，跟德拉姆太太以及博雷尼乌斯先生共度傍晚。

莫瑞斯感到异常焦躁不安。这使他想起初进剑桥，自己到里斯利的房间去的那个夜晚。他奔赴伦敦的时候，雨已经停了。他想在傍晚到处走走，观看日落，倾听树木的滴水声。月见草像幽灵似的，然而尽善尽美，在灌木丛中绚烂盛开，漫天铺去，香气袭人，使他怦然心动。以前，克莱夫让他看过月见草，却从未告诉他花儿这么香。他喜欢待在户外，与知更鸟和蝙蝠为伍，光着头到处走。及至敲了锣，又得穿上礼服去吃另一顿饭，随后赤褐屋的帘子就拉严了。不，他跟原来不一样了。他的整个身心开始重新调整，犹如在伯明翰死神把视线移开的那次一样真实。一切都应归功于拉斯克·琼斯先生！他所起的变化源于有意识地做的努力，走运的话，可能会把自己送到汤克斯小姐的双臂中。

他正闲逛的时候，当天早晨他申斥过的那个人走到跟前来，伸手摸了一下便帽，问他明天打不打猎。他不会去打猎，这是明摆着的事，因为第二天要举行板球赛。但对方是为了给道歉铺平道路才问的，形式如下：“我肯定我感到非常对不起，没能让你和伦敦先生十分满意，老爷。”莫瑞斯已不再记仇，便说：“没关系，斯卡德。”斯卡德是新雇来的——政治与安妮来到彭杰后，随之扩大了的生活的一部分。他比总管家艾尔斯老先生聪明，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暗示五先令太多了，所以他没接受。他却没说为什么接受了那十先令！他补充说：“很高兴看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老爷。”莫瑞斯觉得这话有点儿不对劲儿，于是重复了一遍：“没关系，斯卡德。”就进了屋。

由于只有三个人，晚饭不必穿燕尾服，只消穿无尾晚礼服。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尊重这样一些规矩，他却突然发现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只要你有东西吃，同席者个个有教养，服装又有什么要紧呢？何况同席者还可能不是什么正经人呢！当他戴上礼服用衬衫的活领时，一种耻辱感袭上心头。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批评在野外谋生的任何人。德拉姆太太看上去多么枯燥——她就是没有了生气的克莱夫。还有博雷尼乌斯先生——何等枯燥！不过，说句公道话，博雷尼乌斯先生有着令人惊奇的方面。凡是牧师，莫瑞斯一概瞧不起，对这一位也没怎么理会。吃完了正餐后的甜食，这位先生做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发言，使他大吃一惊。莫瑞斯认为，作为教区长，博雷尼乌斯先生会在这次的选举中支持克莱夫。然而他说：“我不投拒绝领受圣餐者的票，德拉姆先生也清楚这一点。”

“激进派正在攻击你的教会呢，你知道的。”莫瑞斯只想得出这么一句话。

“因此我不投激进派候选人的票。他是个基督教徒，所以本来我是当然应该投他一票的。”

“请原谅，先生，你有点儿过于苛求了。凡是你想要做的事，克莱夫都会为你做。他不是个无神论者，算你走运。这一带有一定数量的无神论者，你知道的！”

听罢，他边微笑边说：“无神论者离天国比古希腊文化崇拜者要近一些。‘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1]——无神论者不就是小孩子吗？”

莫瑞斯看了看自己的手，然而他还没想好该怎样回答，男管家进来了，问他对猎场看守者有何吩咐。

“吃饭前我已经见到他了，西姆科克斯。什么事都没有，谢谢。明天要举行板球赛了，我已经跟他这么说过了。”

“明白了。但是他想知道在两场比赛之间，您想不想到水池里去沐浴，因为天气转晴了。他刚刚把小船里的水舀出来。”

“他太受累啦。”

“如果那是斯卡德先生的话，我能跟他说句话吗？”博雷尼乌斯先生问道。

“你能告诉他吗，西姆科克斯？还告诉他，我不去沐浴。”男管家走后，他说：“你不如在这儿跟他谈吧？让他进来好了，我没关系。”

“谢谢你，霍尔先生，然而还是我去吧。他宁愿在厨房里。”

“敢情，他宁愿在那儿。厨房里有俏丽的年轻女子。”

“啊！啊！”从博雷尼乌斯先生的神情来看，他是初次想到性的问题。“你知道他有没有结婚的对象，知道吗？”

“我恐怕不知道……我刚到的那天，曾看见他同时吻两个姑娘，这也许有助于你了解情况。”

“外出打猎的时候，这种人间或会吐露心里话。旷野里的空气，伙伴关系的感觉——”

“他们可不会对我吐露心里话。说实在的，昨天阿尔赤·伦敦和我都对他相当不满。他太急于发号施令了，我们发现他有点儿贪鄙下流。”

“我不该问你这个，向你道歉。”

“有什么可道歉的？”莫瑞斯说。由于教区长自以为是地提到旷野里的空气什么的，从而触怒了他。

“坦率地说，要是能看到这个特定的年轻人在远航之前找到一位终身伴侣，我会感到高兴的。”教区长温和地微笑着，补充一句，“以及所有的年轻人。”

“他为什么要远航？”

“他要做移民。”教区长是以特别惹人生气的语调拖长声音说出“做移民”一词的，随即到厨房去了。

莫瑞斯在灌木丛里漫步了五分钟。食物和酒使他浑身热乎乎的，浮想联翩。就连老查普曼年轻时都放荡过。惟独他——在克莱夫的谆谆告诫下——将高深的思想与主日学者[2]的操行结合在一起。他并非玛土撒拉[3]——他有权尽情地放纵一下。哦，那宜人的芳香，那些可供你藏身的树丛，跟树丛一样黑沉沉的天空！它们都避开他。室内才是他的住处，他——可敬的社会栋梁。从未有机会行为不端——将在那儿朽烂。他正沿着一条小径踱去。穿过一道旋转门，就能进入园林。然而，那里的湿漉漉的草可能会把他穿的这双黑色漆皮鞋损坏了，所以他觉得非折回去不可。刚掉过身去，就跟一个穿灯芯绒衣裤的人撞了满怀，被一双胳膊抱住片刻，那是从博雷尼乌斯先生跟前脱逃出来的斯卡德。斯卡德松开手后，他继续沉湎于幻想。昨天的狩猎，当时并没给他留下什么印象，而今开始依稀发出光辉。他领悟到，尽管猎兔时觉得无聊，自己却是充满活力的。他追忆到初抵之际的往事，例如搬钢琴。又推进到今天发生的事，始于五先令小费，以现在这件事告终。当他想到“现在”的时候，一股电流仿佛穿过了那一连串无足轻重的事件，于是他让思考戛然而止，听任它撞回到黑暗中。“该死，这是什么夜晚啊。”他重新往回走，一股股空气触着了他，并相互碰来碰去。旋转门在远处丁零零地响了一会儿，“砰”的一声好像把自由关在外面了。他走进了屋子。

“哦，霍尔先生！”老夫人大声说。“你的头饰[4]多么精美呀。”

“我的头饰[5]？”他发觉自己的头发被月见草的花粉统统染黄了。

“啊，别把它掸掉。我喜欢它配在你的黑头发上那副样子。博雷尼乌斯先生，你看他长得活脱不是个巴克斯[6]吗？”

教区长抬起了眼睛，视而不见。他是谈着严肃的话题时被打断的。“然而，德拉姆太太，”他继续说下去，“我从你嘴里清清楚楚地听说过，府上的仆人全都受过坚振礼。”

“我以为是这样的，博雷尼乌斯先生，我确实以为是这样的。”

“可我到厨房里去一问，马上就发现了西姆科克斯、斯卡德和韦瑟莱尔大嫂还没受过。我可以为西姆科克斯和韦瑟莱尔大嫂做些安排，斯卡德的情况就严重了。即便我能说服主教，也没有工夫在他远航之前帮他正规地做好准备。”

德拉姆太太试图显得庄重一些，但她相当喜欢的莫瑞斯却乐不可支。她向博雷尼乌斯先生建议道，他应该交给斯卡德一封致海外的牧师的信——那里肯定会有牧师的。

“不错，但他肯交给对方吗？他对教会没有表现出敌意，然而他肯费这点劲儿吗？倘若你告诉过我，你的仆人当中，谁受了坚振礼，谁没有受，就不至于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了。”

“仆人是极不会体谅人的，”老夫人说，“他们什么也不告诉我。唔，斯卡德也是一样，突然向克莱夫提出要辞工，他哥哥邀他去，于是他就撂挑子了。霍尔先生，我们听听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吧。你会怎么做呢？”

“我们的年轻朋友跟整个教会较量，斗志昂扬，充满胜利的喜悦。”

莫瑞斯振奋起精神来了。教区长若不是奇丑无比，他绝不会和他一般见识。但是他不能容忍那张怀着偏见嘲笑青春的脸。斯卡德收拾猎枪，搬手提箱，从小船里舀出雨水，移居海外——反正他在干着点儿什么。这时，社会地位高的人悠然自得地坐在椅子上，挑他灵魂的刺儿。要是他索取小费的话，这是很自然的事。要是他没有索取，要是他所做的辩解属实的话——那么他就是个好样儿的。无论如何他要说一说。“你怎么能知道只要他受了坚振礼，他就会去领圣餐呢？”他说。“我并不领圣餐。”德拉姆太太哼起歌曲来了，这话说得太过火了。

“然而，你是被给过机会的，牧师为你尽过力。他却没有为斯卡德尽力，因此教会该受责备。所以我才如此予以重视，而在你看来必定是琐事一桩。”

“我笨得厉害，但我认为我明白了。你想确保不让教会将来受责备，却不是惟恐他会受责备。唔，先生，这也许是你对宗教信仰的概念，我可没有这样的概念，基督也没有。”

这是迄今所说过的最辛辣的一段话。自从被施过催眠术以来，他的头脑一阵阵地异常敏锐。然而，博雷尼乌斯先生是无懈可击的。他和颜悦色地说：“不信教的人对于信仰该怎样，永远有着非常清楚的概念，我但愿自己有他一半的信仰。”说罢，他起身告辞，莫瑞斯送他穿过菜园子，抄近路而行。他们所讨论的对象正倚墙而立，无疑是在等候女仆中的一位。这个傍晚，他们二人似乎频频地狭路相逢。而今已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莫瑞斯是什么也不会瞧见的。倒是博雷尼乌斯先生低声招呼道：“晚安，先生。”于是从对方嘴里也说出了同样的话。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果香。可以推测，小伙子恐怕偷吃了一个杏。尽管这么冷，当晚到处散布着香气。莫瑞斯是穿过灌木丛折回去的，以便深深吸入月见草的芳香。

他再度听见了谨小慎微的声音：“晚安，老爷。”由于对这个被上帝摈弃者怀着友好的感情，便回答说：“晚安，斯卡德，他们告诉我，你将移居海外。”

“有这个想法，老爷。”传来了这么个声音。

“喂，祝你成功。”

“谢谢你，老爷，我觉得心里怪怪的。”

“我料想是加拿大或澳大利亚吧？”

“不是，老爷，是阿根廷。”

“啊，啊，是个好国家。”

“你去过吗，老爷？”

“我宁可不去，我还是喜欢英国。”莫瑞斯边说边往前走，又和那个穿灯芯绒衣裤的人撞个满怀。乏味的谈话，无足轻重的邂逅，这一切却与晚间的黑暗和静寂协调，很中他的意。当他离开斯卡德一路走去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健康、幸福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抵达房屋。隔着窗子，他瞧见了德拉姆太太，十分自在，松弛丑陋。他一进去，她的脸一下子绷紧了，他的脸也是这样。关于他当天的伦敦之行，他们交换了几句社交辞令，这才回到各自的寝室。

一年来他为失眠所困扰。刚躺下来他就知道自己会彻夜从事肉体劳动。这十二个小时发生的事使他感到兴奋，在他的脑子里相互冲突着。一会儿是清早启程，一会儿是与伦敦一道旅行，接受诊治，然后是归途。这一切的背后潜伏着一种畏惧：接受诊治的时候，是否有什么该说的话他没有说呢？他写给大夫的书面材料中，是否遗漏了什么重要问题呢？但那又是什么呢？他是昨天在这间屋里写出那份材料的，当时感到满意。他开始着急起来——而拉斯克·琼斯先生是禁止他自寻烦恼的。因为对思想感情等进行过分内省就更难以治愈了。按说他应该让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接受施催眠术时的暗示疗法，决不琢磨播下的种子是否会发芽。然而他不禁忧心忡忡。彭杰非但未能使他变得麻木不仁，好像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刺激着他的神经。彭杰给他的印象虽然错综复杂，却又何等鲜明啊。鲜花和果实怎样纷乱地缭绕在他的脑际！他从未见过的事物，诸如从小船里舀出雨水，今天晚上他却能看见，虽然严严实实地拉上了窗帘。啊，但愿能外出，到它们当中去！啊，到黑暗中去——不是把人拘禁在家具之间的房屋里的黑暗，而是他能够自由自在的黑暗！虚妄的愿望！为了把帘子拉得更严实一些，他付给了一位大夫两畿尼，不久，在这样一间屋子的褐色立方体中，被囚禁的汤克斯小姐会躺在他身旁。催眠术的酵母继续发酵，莫瑞斯的眼前浮现出变来变去的肖像幻影，忽而遂愿，忽而违背他的意愿，从男性变为女性，蹦跳着朝他正在那儿沐浴的足球场冲下来。……他半睡半醒地发出呻吟声。按说人生拥有比这无聊的事情强一些的东西，倘若他能够弄到就好了——爱情——崇高——辽阔的空间，在那儿，激情热烈地紧紧拥抱着安宁。任何科学也够不着那些空间，然而它们永远存在，有的空间充满了森林，有的顶着苍穹，那里还有个朋友……

他确实睡着了。突然一跃而起，拉开窗帘，叫喊：“来吧！”这个行动使他醒过来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雾气笼罩着园林的草，树干从雾中耸起，活像是他往时那座私立学校附近的港湾里那些水道标志。真够冷的，他打着哆嗦，攥紧拳头。皓月当空。他的房间下面就是客厅，那些仆人将开间顶棚上的瓦修补一番后，梯子仍搭靠在他这屋子的窗台外面。他们干吗要这么做？他摇晃了一下梯子，眺望森林。然而，一旦能够到森林去了，想去的愿望就消失了。有什么用呢？他的岁数已经太大，在湿漉漉的地方找不到乐趣了。

然而当他回到床上的时候，传来了一个声音，那声音亲密得仿佛是从他本人的身体内部发出的。他似乎噼噼啪啪地响着燃烧起来了。只见梯子的顶端在明月的空气中颤动。一个男人的头部和双肩浮现出来，歇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将一杆枪戳在窗台脚下的地板上。他几乎不认识的那个人朝他凑过来，跪在他身旁，低声耳语：“老爷，你喊我来着吧？……老爷，我懂……我懂。”并且开始抚摩他。

[1] 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下一句是：“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见《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3节。

[2] 主日学是为了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而开办的学校。现代主日学运动的创始人雷克斯（1736—1811）认为，利用星期日使青少年受到宗教教育可以防止他们走向犯罪。主日学者是作者杜撰的词，指循规蹈矩。

[3] 据《旧约·创世记》第5章第27节记载，玛土撒拉在世969年，是传说中最长寿的人。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酒神巴克斯是罗马神话中的神祇，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

三十八

“我是不是这会儿最好走掉呢，老爷？”

莫瑞斯羞怯到了极点，假装没听见。

“不过，咱们可不能睡着了，要是什么人进来了，就糟了。”他一边愉快地窃笑着，一边接下去说。莫瑞斯虽然感到亲切，同时又胆怯悲哀。他好歹回答道：“别叫我老爷。”再一次传来了笑声，好像对这类问题表示漠视似的。对方仿佛有魅力与悟性，然而他越来越不自在了。

“请问你的大名？”他笨嘴拙舌地说。

“我叫斯卡德。”

“我知道你姓斯卡德——我指的是你的名字。”

“就叫阿列克。”

“好名字。”

“我就叫这个名字。”

“我叫莫瑞斯。”

“你头一次坐马车来，我就看见你了，霍尔先生。记得那是星期二，我觉得你看我的时候，又生气，又和气。”

“跟你在一块儿的都是谁呀？”莫瑞斯踌躇了一下才问。

“啊，就是米尔呗，还有一个是米利的表妹。你记得吗？那天晚上钢琴淋湿了，你费了很大劲儿去找一本中意的书，可你并没有读。”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读我那本书？”

“我看见你从窗口探出身去。第二天晚上，我也瞧见你了。我待在外面的草坪上来着。”

“你的意思是说，下着倾盆大雨，你竟然还到外面去了吗？”

“是啊……守望着……哦，这不算什么。你得守望着，不是吗……你知道，我在这个国家待不了多久了，所以得好好看看。”

“今天早晨我对你太粗野了！”

“哦，没什么——请原谅我这么问：那扇门上锁了吗？”

“我去把它锁上。”他正这么做的时候，胆怯的感觉重新袭上心头。他在朝什么方向走？离开克莱夫，要去跟什么人做伴呢？

他们二人旋即入睡了。

起初他们是分开来睡的，好像一挨近就会受到骚扰似的，然而天刚蒙蒙亮动作就开始了，醒来的时候已经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是不是最好这会儿就走掉呢？”他一遍遍地说。尽管上半夜莫瑞斯梦中的思路是：“某件事有点儿不对头，随它去吧。”然而他的心情终于完全平静了，于是附耳私语：“不，不。”

“老爷，教堂的钟已经敲了四下，你得放我走了。”

“莫瑞斯，我叫莫瑞斯。”

“可教堂——”

“管他妈的教堂呢。”

他嘴上说：“为了板球赛，我还得帮助把球场碾平呢。”但是一动也不动，在灰色微光下，似乎面带自豪的笑容。“我还得照料那些雏鸟——小船已收拾停当了——伦敦先生和费瑟斯顿先生一个猛子扎到荷花当中去了——他们告诉我，所有的年轻绅士都会潜水——我从来也没学会。不让头进到水里，好像更自然一些。我把这叫做没到寿数已尽的时候就淹死。”

“有人教我说，如果不把头发弄湿，我就会生病。”

“啊，人家教给你的不是那么一回事。”

“敢情——这不过是其中的一桩而已。这是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向信赖的老师教给我的。我至今记得跟他一道沿着海滩散步的事……天呀！潮水冲过来了，四下里暗得要命……”当他觉察出伙伴正从他身边溜走的时候，就战栗了一下，清醒过来了。“你为什么要走？”

“板球那件事——”

“不，不是板球——你要到海外去。”

“唷，我动身以前，咱们还能另外找个机会。”

“你要是待在这儿，我就把我做的梦讲给你听。我梦见了我那个老外祖父，他是一位别有风趣的怪人。我倒想知道，倘若你见了他，会作何感想。他向来认为，人死后就到太阳那儿去。然而，他对待手下的雇员很苛刻。”

“我梦见博雷尼乌斯大师试图把我淹死。这会儿我真得走啦。我不能谈什么梦，你难道不知道吗？不然的话，艾尔斯先生就会骂我的。”

“阿列克，你梦见过自己有个朋友吗？仅仅是‘我的朋友’，别的什么都不是，相互帮助。一个朋友。”他重复了一遍，突然充满了柔情。“彼此间的友情持续终生。我料想这样的事是不可能真正发生的，除非是在睡梦中。”

然而，聊天的时间已经过去了。阶级在呼唤，随着日出，地板上的缝儿又裂开了。当他走到窗口的时候，莫瑞斯喊道：“斯卡德。”他就像是一头训练有素的狗似的转过身来。

“阿列克，你是个好样儿的，咱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满足。”

“你睡会儿吧，你这方面用不着匆匆忙忙的。”他和善地说，并拿起彻夜保护过他们的那杆枪。梯子的顶端在曙光中微微颤动，随后一动也不动了。踏在沙砾上那轻微的“咯吱咯吱”声，把庭园与庄园隔开来的那道篱笆“喀嗒”一声响了。随后，绝对的静寂充满了赤褐屋，就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似的。过了半晌，新的一天的噪声划破了沉静。

三十九

莫瑞斯开了门上的锁，飞快地回到床上。

“把窗帘拉开了，老爷？多好的微风，对举行比赛来说是上好的天气。”有点儿兴奋的西姆科克斯边端茶进来边说。他瞧了瞧客人惟一露出来的满头黑发。莫瑞斯没有回答。西姆科克斯原是指望像往日那样跟客人聊一通的，今天早晨落了空，便把无尾晚礼服和其他衣物拢在一起，拿出去掸干净。

西姆科克斯和斯卡德两个都是仆人。莫瑞斯坐起来，喝了一杯茶。现在他想送给斯卡德一份相当大的礼物，他确实想给，可送什么好呢？该给他那个地位的人什么东西呢？不宜送摩托车。接着他又想起斯卡德即将移居海外，这下子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是他依然面泛难色，因为他琢磨着西姆科克斯发现门上了锁，是否感到吃惊。他那句“把窗帘拉开了，老爷？”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呢？窗户下面，人声嘈杂。他试图再打个盹儿，然而旁人的行动妨碍了他。

“今天早晨你穿什么呢，老爷？”西姆科克斯回到屋里问道。“您干脆穿那身打板球的法兰绒衣裤怎么样？比穿粗花呢套装要强一些。”

“好的。”

“再披那件印着学院名字的运动外衣好吗，老爷？”

“不——啊，可以。”

“好极啦，老爷。”他将两只短袜摆在一起，若有所思地说下去，“哦，原来他们终于把梯子搬走啦，早该搬的。”于是莫瑞斯也发觉朝着天空的梯子尖儿已不见踪影。“我敢明确地说，当我给您送茶来的时候，它还在这儿来着，老爷。不过，咱们永远也不能十拿九稳。”

“可不，永远也不能。”莫瑞斯随声附和着。他说话很吃力，觉得自己已茫然不知所措了。当西姆科克斯离开的时候，他松了口气。然而一想到与德拉姆太太同桌进早餐，以及该送给新伙伴什么礼品才合适，心情依旧是郁闷的。不能寄支票给他，就怕兑成现金之际会引起怀疑。换衣服时，心里越来越烦闷了。他并不是个爱穿着打扮的人，却像住在郊外的一般绅士那样注意仪容。这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接着，敲锣了。他正要下楼去吃早餐，紧粘在窗台旁的一小片泥映入他的眼帘。斯卡德算是谨慎的，但是还不够谨慎。当他穿着一身白，终于下楼去占据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时，只觉得头痛，行将昏厥。

信件——一大摞，每一封都不由得使他心烦。艾达的信最郑重了。吉蒂的信里说：母亲看上去已精疲力竭。艾达姨妈在明信片上写道：她想知道汽车司机该不该听从吩咐，难道是她搞误会了吗？事务方面的无聊的函件，学院传道区的通告，国防义勇军的训练通知，高尔夫俱乐部，还有财产保护协会。隔着这摞信，他诙谐地朝女主人躬身行礼。她几乎没有答理他，于是他的脸涨得通红。德拉姆太太只不过是在为自己收到的几封信焦虑而已。他却不明白这一点，已到这步田地欲罢不能了。每一个在座者都好像是陌生人，使他极度惊恐。他在跟完全不了解其性质与情况的种族谈话，就连他们的食品的味道都是恶臭的。

早餐后，西姆科克斯向他重新进攻了。“老爷，德拉姆先生不在家的时候，仆人们觉得——要是您肯在马上就要举行的‘庄园与村子’的对抗赛中担任我们的队长，大家会感到非常荣幸。”

“我不擅长打板球，西姆科克斯。你们最好的击球手是谁？”

“我们中间没有比底下那个猎场看守更棒的了。”

“那么就让底下那个猎场看守者当队长好啦。”

西姆科克斯不肯退让，他说：“一旦绅士带头，打赢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告诉他们，让我当外野手——我决不头一个击球。要是队长愿意的话，就安排我当大约第八名击球手——决不当第一名。你可以告诉他，因为轮到我的时候，我才到场上去。”他觉得不舒服，就闭上了眼睛。他正在自食其果，对该结果的性质却熟视无睹。倘若他有宗教信仰的话，他就会把这叫做懊悔，尽管他狼狈不堪，却仍保持着一颗自由自在的灵魂。

莫瑞斯讨厌板球。用球棒的边缘碰击球需要一种技巧，而这正是他所缺乏的。虽然为了克莱夫的缘故他多次参加过比赛，却不喜欢跟社会阶层比自己低的人一起打。足球就不同了——他可以跟对方势均力敌地进行比赛——但是在板球赛中，他可能会被某个粗鲁的年轻人逼得出局或遭受痛击。他觉得这是不得体的。他听说，以掷硬币来决定哪一方先进攻时，他这方赢了。于是，过了半个钟头才下去。德拉姆太太和一两个朋友已经坐在亭子里了，她们全都静悄悄的。莫瑞斯蹲伏在她们的脚下，注视着比赛。跟早些年举行的比赛毫无二致。他这一方的其他队员都是仆人，他们在十二英码开外处，簇拥着正在记分的艾尔斯老人。艾尔斯老人一向管记分。

“队长头一个击了球。”一位太太说，“一位绅士是永远不会这么做的。我对这些小小的差异感兴趣。”

莫瑞斯说：“队长显然是咱们这方最棒的击球手。”

她打了个哈欠，立即品头论足起来。她凭直觉看出那个人自高自大，她的嗓音陡然坠入夏日的微风中。他快要移居海外了。德拉姆太太说——精力最充沛的人都移居海外——随后，话题就转到政治和克莱夫上了。莫瑞斯用双膝托住下巴，郁闷地沉思着。激烈的厌恶在心中油然而生，他不知道该朝哪儿去发泄。女人们聊天也罢，阿列克击下了博雷尼乌斯先生所投的下手球也罢，村民们鼓掌抑或没鼓掌也罢，反正他的心情压抑得不可名状。他咽下了一副来历不明的药剂。他的人生打从根基起撼动了，而且不知道什么将会化为齑粉。

当莫瑞斯去击球的时候，新的一局刚开始，因而阿列克接了第一个球。他的打法改变了，他不再谨慎了，尽情地将球猛击到羊齿丛中去。他抬起眼睛，与莫瑞斯面面相觑，莞尔一笑，球不见了。第二次他击了个得分最高的界线球。他虽没受过训练，体格却适宜玩板球，打起球来有气势。莫瑞斯也鼓起劲头来了。他的心情不再抑郁了，只觉得自己和阿列克正在对抗全世界。不仅是博雷尼乌斯以及那一队球员，好像亭子里的观众和整个英国统统聚拢到三柱门周围来了。他们是为了彼此，为了他们那脆弱的关系而战——倘若一个跌倒了，另一个也会跟着倒下去。他们无意伤害世人，然而只要对方进攻，他们就必须予以痛击。他们非得严加提防不可，而且竭尽全力还击。他们一定让大家明白，要是两个同心协力，对方纵然人多势众也无从得胜。随着比赛的进行，与夜间那件事联系起来了，并阐释了其意义。克莱夫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一切结束了。他一上场，他们两个人就不再是主力了。大家把头转向他，球赛顿时黯然失色，停止了，阿列克卸任了。克莱夫这个乡绅一到，理应马上就当队长。阿列克连看也没看莫瑞斯一眼，就退出去了。他也是一身白色法兰绒装束，衣裤宽大，使得他看上去俨然是个绅士。阿列克端庄地站在亭子前面，当克莱夫说完他那一席话的时候，就把板球递过去。克莱夫理所当然地伸手接住。随后，阿列克在艾尔斯老人身旁一屁股坐了下来。

莫瑞斯充满了虚假的柔情，迎接朋友。

“克莱夫……哦，亲爱的，你回来啦。难道你不累吗？”

“一场接一场的会议，一直开到半夜——今天中午又开——必须打上一分钟，好让这帮人高兴高兴。”

“怎么！再一次把我撇下吗？真是不像话。”

“你这么说也有理，可是今天傍晚我一定回来。这回你才算是真正开始在我家做客。莫瑞斯，我要向你提出一百个问题呢。”

“喂，先生们。”传来了一个声音，那是站在草坪直线外的教师，一位社会主义者。

“咱们挨说啦。”克莱夫说，但他并没有慌。“下午的集会安妮打退堂鼓了，所以她可以陪你。哦，你去瞧瞧，他们竟然把客厅顶棚上她那个可爱的小洞补好了。莫瑞斯！不，我不记得想要说什么了。咱们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吧。”

第一个球莫瑞斯就出局了。“等着我。”克莱夫喊道，但是他直奔房间，因为他确信自己快要垮了。当他从仆人们跟前走过去的时候，大多数都站起来，发疯似的鼓掌。斯卡德却没这么做，此事使他感到不安。这是否意味着鲁莽呢？起了皱纹的前额——嘴——说不定还是一张残酷的嘴。略小一些的头——为什么要把衬衫的领口像那样敞开？在彭杰的门厅里，他遇见了安妮。

“霍尔先生，会议开得不成功。”话音刚落，她就发现他脸色发青，于是叫喊道，“哦，你身体不舒服吧！”

“我知道。”他边说边浑身打着哆嗦。

男人不喜欢人家对他大惊小怪，所以她只搭腔道：“我很替你难过，我送些冰到你的房间去。”

“你总是对我这么体贴——”

“哎，请一位大夫来怎么样？”

“绝对不要再请大夫了。”他狂呼大叫。

“当然喽，我们想关心你。自己要是幸福的话，就会希望别人也同样幸福。”

“天底下没有同样的东西。”

“霍尔先生——！”

“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同样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人生就成了地狱。倘若你做一件事，你就会遭天罚；倘若你什么都不做，也会遭天罚——”他歇了口气，接着说下去，“太阳毒得厉害——我想要点儿冰。”

她跑去取冰。他如释重负，飞快地跑上楼，进入赤褐屋。而今他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赤裸裸的现实，猛地感到想呕吐。

四十

他马上就感到好一些了，但是知道自己必须离开彭杰。他换上一身哔叽衣裤，打点好行李，很快就下了楼，并编了个巧妙的小瞎话。“我患了日射病，”他告诉安妮，“而且还收到一封使我担心的信。所以我想，最好回伦敦去。”

“可不是嘛，最好这样。”她满心同情地大声说。

“是啊，最好这样。”已经从比赛场地回来了的克莱夫随声附和道。“我们原来希望你昨天就能谈妥的，莫瑞斯。可我们完全理解，倘若你非去不可的话，你就去吧。”

德拉姆老夫人也帮腔。伦敦的这位姑娘的事已成了公开的可笑的秘密，她几乎接受了他的求婚，就还差那么一点儿。不论他看上去多么不舒服，行为何等乖张，都没关系。他是个堂堂正正的求婚者，他们怀着满意的心情来解释一切，还发现他蛮讨人喜欢。

克莱夫用汽车顺路把他送到车站。进入森林之前，车子从板球场边上开过去。这会儿斯卡德正担任守场员，看上去大大咧咧，举止优雅。他离他们不远，抬起一只脚来用力踹，就好像在召唤什么似的。这是映在莫瑞斯眼帘里的斯卡德最后的姿态，他弄不清那究竟是魔鬼呢，还是自己亲密的同伴。啊，他的处境糟糕透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终生决不会屈服于这样的处境。虽然能够把处境弄清楚，人心却是不可捉摸的。一旦离开了彭杰，也许他就能够看清楚了。不管怎样，还有拉斯克·琼斯先生呢。

“你们那个看猎场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还当上了队长呢。”为了绝不让克莱夫听上去感到跷蹊，他先把这句话暗自说了一遍才这么问。

“这个月他就辞工了。”克莱夫觉得这就算是他的回答了。此刻，他们刚好从养狗场前经过，他补充一句：“无论如何，我们失去了一个照料狗的人，够不方便的。”

“别的方面没什么不方便吗？”

“我预料更糟的还在后头。一年到头，麻烦不断。总之，他很勤劳，脑子绝对好使。而我打算雇来接替他的那个人呢——”他很高兴莫瑞斯对此表示关注，就把彭杰的经济情况概述了一番。

“是个正经人吗？”当他提出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时，浑身打着哆嗦。

“斯卡德吗？太聪明了些，说不上是个正经人。不过，安妮会说我这么看不公平。咱们不能拿自己对诚实的标准来衡量仆人们，忠诚啦，感激啦，也是这样。”

“我永远也管理不了彭杰这么个庄园，”莫瑞斯沉默了片刻后说，“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该挑选什么类型的仆人。就以斯卡德为例吧，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我全不了解。”

“他老子是奥斯敏顿的一个屠夫吧。对，我想是的。”

莫瑞斯竭尽全力将帽子往汽车的座位下一扔。“已经到极限啦。”他这么想，并将双手插到头发当中去。

“头又痛起来了吗？”

“痛得厉害。”

克莱夫怀着满腔同情，不再言语了。直到分手，双方都不曾打破沉默。一路上，莫瑞斯弯腰低头而坐，用手心捂住两眼。他这辈子，明明知道各种各样的事，却又不理解——这是他性格中的极大缺陷。他知道回彭杰是危险的，惟恐一桩荒唐事会从森林里朝他跳跃过来，然而他还是回来了。“她长着一双目光炯炯的褐色眼睛吗？”当安妮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怦怦直跳。不知为什么，他知道不从卧室的窗口接二连三地朝黑夜探出身去，呼唤“来吧”会更聪明一些。跟绝大多数男人一样，他对任何暗示都是敏感的，然而他不能理解个中奥妙，直到危急关头才恍然大悟。这场混乱与剑桥那一场迥然不同，却又有相似的一点：当他得以把一团乱麻理出头绪的时候，业已太迟了。里斯利的房间相当于昨天的野蔷薇与月见草。乘摩托车从沼泽地带猛冲过去，预兆着他在板球场上大显身手。

但是剑桥使他成为英雄，彭杰则让他成了叛徒。他滥用了东道主的信赖，在其外出期间，玷污了其房屋，从而凌辱了德拉姆太太和安妮。当他回到自己家后，更猛烈的打击等待着他。他对家族也犯了罪。迄今他没把她们放在眼里，她们不过是必须加以体贴的傻子而已。她们依然是傻子，但他不敢靠近她们。他和这些平凡的妇女之间绵延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她们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她们的唠叨，关于该优先满足什么的口角，针对汽车司机发的牢骚，好像都是冲着他那档子恶行而来的。当他的母亲说“莫瑞，咱们娘儿俩好好聊一聊”的时候，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们就像十年前那样在庭园里溜达，她小声列举着蔬菜的名字。当时他得抬起头来望她，如今则低头看她。现在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了当初自己想从那个小园丁身上得到什么。吉蒂一向替他送信，这时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从房子里跑出来。

莫瑞斯愤惧交加，浑身战栗。“回来，今晚在船库里等候。彭杰，阿列克。”通过当地的邮局发来了这么一封讨厌的电报！大概上房的一个仆人把地址告诉了他，因为电报上把地址写得很准确。多么讨厌的处境！这回对方就能随意对他进行种种敲诈勒索了，起码也是难以置信的侮辱。当然他没有必要回答，现在更不存在送给斯卡德任何礼物的问题了。他越出了自己的社会阶层，这是自食其果。

然而，当天夜里他的肉体不由自主地不断渴求着阿列克的肉体。他把这叫做“淫欲”，此词脱口而出。他以自己的工作、家庭、朋友、社会地位予之对抗。这一连串当中肯定应该包括他的意志。因为倘若意志能够无视阶级，我们所形成的文明就会被摧毁了。但是他的肉体却想不通，机缘使它遇上了最理想的伴侣，不论是极力说服还是威胁，它都不肯沉默。到了早晨，莫瑞斯感到精疲力竭，羞愧不已，于是给拉斯克·琼斯先生打了电话，再度预约复诊。他还没动身，就收到了一封信。是吃早饭的时候递给他，他在母亲的眼皮底下读的。全文如下：

莫瑞斯先生，亲爱的老爷。两个晚上我都在船库里等候。我说船库，因为梯子已被搬走了，森林里太潮湿，不能躺下来。所以请你在明天或后天晚上到“船库”来。你对其他绅士们假装说要去散步，这样好安排，然后就到船库来。亲爱的老爷，倘若我的要求不是太过分的话，就让我在离开古老的英格兰之前跟你共享一次吧。我有钥匙，会放你进去。八月二十九日，我乘诺曼尼亚号轮船起航。自从板球赛以来，我就希望伸出一只胳膊搂着你，跟你聊天。再伸出两只胳膊搂着你，与你共享。对我来说，现在这件事好像愉快得难以形容。我充分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仆人，永远也不会趁着你热情相待而钻空子，对你放肆，或有别的任何表现。

阿·斯卡德谨上

（克·德拉姆乡绅的猎场看守）

莫瑞斯，你是像上房的仆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生病才走的吗？我希望这会儿你已经跟平常一样了。假若你不能来的话，别忘记写信告诉我。因为一夜夜地等待，我就没法睡觉了。所以明天晚上务必到“彭杰的船库”来。不行的话，后天晚上来。

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莫瑞斯只抓住了“我有钥匙”这句话，对其他词句一概未加理睬。是的，他有钥匙。然而楼房的也得有，那么准是另配了一把喽。他必然有个同谋者，兴许是西姆科克斯——他以这个观点来解读全文。他母亲和姨妈、他正喝着的咖啡、摆在餐具柜里的一只只学院的奖杯，七嘴八舌地对他说：“你一旦去了，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要是回了信，它就会被用来对你施加压力。你陷入了困境，但是他手里连你写的一个纸片儿都没有。再说，不出十天他就离开英国了。潜伏起来，抱乐观的希望吧。”他皱起眉头来。屠夫的儿子及其伙伴们装出一副天真无邪、蛮有交情的样子，然而他们阅读《警察·法庭公报》，了解情况……倘若再收到信，他就去向一位可信赖的律师请教，正如由于感情上彻底失败，而去找拉斯克·琼斯一样。他愚蠢透了，但是只要今后十天之内慎重地玩牌，应该是能够熬过去的。

四十一

“早安，大夫。这次你能特别快地把我治好吗？”莫瑞斯用非常轻佻的口吻说，接着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闭上眼睛催促道：“喂，动手呀。”他想把病治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知道自己会来接受治疗一事，帮助他毫不气馁地对抗那个吸血鬼。身心一旦健全了，他就能和对方一了百了。他迫切希望陷入昏睡状态，那样一来他的人格就会融化，获得微妙的改进。最起码能让他失去记忆五分钟。这时，大夫的意志就竭力浸透到他的意志中去。

“马上就开始，霍尔先生。先告诉我近来你的情况怎么样？”

“啊，跟平常一样。新鲜空气和运动，正如你嘱咐我的那样，一切顺利。”

“你心情愉快地跟女人们经常往来吗？”

“彭杰有几个女人，我只在那儿逗留了一夜。你为我诊治过的第二天，星期五，我回伦敦去了——也就是说，回家了。”

“我以为你是打算在朋友们那里再多住些日子的。”

“我原来是这么打算的。”

接着，拉斯克·琼斯在莫瑞斯的椅子旁边坐了下来。“现在，开始吧。”他安详地说。

“好的。”

他一遍遍地施催眠术。莫瑞斯就像上次似的看着火炉用具。

“霍尔先生，你快陷入昏睡状态了吗？”

莫瑞斯沉默良久，随后划破寂静，严肃地说：“我不大有把握。”

他们又试了一遍。

“屋子暗一点儿了吗，霍尔先生？”

莫瑞斯希望屋子能暗下来，就说：“一点点儿。”确实暗一点儿了。

“你看见了什么？”

“咦，既然暗了，就不能指望我看见什么了。”

“上一次你看见了什么？”

“一幅画。”

“完全对。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一道裂——一道裂——”

“地板上有一道裂缝。”

“然后呢？”

莫瑞斯换了个姿势说：“我迈过去了。”

“然后呢？”

他不吭声了。

“然后呢？”那个劝诱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你的话我都听见了，”莫瑞斯说，“使我伤脑筋的是我并没有进入恍惚状态。起初我有一点儿迷迷糊糊，可现在我跟你一样清醒。你可以再尝试一次。”

他们又试了一遍，然而没成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呀？上星期你对我施催眠术，一下就成功了。你能说明原因吗？”

“你不应该对抗我。”

“该死的，我没对抗啊。”

“你没有上次那样容易受影响了。”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不是这些行话的专家。然而我衷心发誓，我希望恢复健康。我巴不得能变得像别的男人那样，不当这样一个被大家所唾弃的无赖——”

他们又试了一遍。

“那么，我属于你那百分之二十五的失败的病例喽？”

“上星期我还多少能对你起作用。然而，我们的确会像这样突然受挫折。”

“突然受挫折，我吗？喂，别气馁，别放弃。”他虚张声势，粗野地笑道。

“我不打算放弃，霍尔先生。”

他们又失败了一次。

“什么事会降临到我头上呢？”莫瑞斯忽然压低了嗓门说。他是悲观失望地说这话的，然而拉斯克·琼斯对每一个问题都能做出答复。“不瞒你说，我只能劝告你到采纳《拿破仑法典》[1]的国家去生活。”他说。

“我不明白。”

“比方说，法国或意大利。在那儿，同性爱已经不再是犯法的了。”

“你的意思是说，法国人即使和一个朋友共享，也不会被关进监狱吗？”

“共享？你指的是发生关系吗？如果双方都成年了，而且不在公共场所有猥亵行为，当然不会入狱。”

“这条法律迟早会在英国施行吗？”

“恐怕施行不了。英国一向不愿意承认人性。”

莫瑞斯领会了。他本人就是个英国人，只因为灾难重重，他才有所醒悟。他面带悲痛的笑容，“那么，是这么一回事喽：像我这样的人，过去一直有过，今后也还会有。通常他们会遭到迫害。”

“是这样的，霍尔先生。照精神病学的说法就是：过去一直有过，今后也还会有各式各样的人。你必须记住，在英国，像你这种类型的人曾经被处以死刑。”

“真的吗？另一方面，他们可以逃跑呀。从前英国并没有密密匝匝遍地盖起房子，布满警察。像我这种人可以逃到绿林里去。”

“是吗？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

“哦，这仅仅是我本人突然产生的怪念头。”莫瑞斯边撂下诊治费边说。“我突然想到，希腊人可能还有咱们所不知道的一面——第邦神圣队——以及其他的。唷，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不然的话，很难想象他们怎么能拧成一股绳——尤其是他们来自形形色色的阶级。”

“有趣的说法。”

这时，他的话又脱口而出：“我对你并不坦率。”

“哦，霍尔先生。”

这个人给了他多大的慰藉呀！科学比同情强，只要它是科学就行。

“自从我上次到你这儿来过之后，我跟一个——他只不过是个看猎场的——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关于这一点，我无从向你提供建议。”

“我知道你提供不了。然而你可以告诉我，是不是由于他对我的影响，我才不能进入催眠状态。我觉得或许是这样。”

“谁都不可能违背自己意愿地被人影响，霍尔先生。”

“我相信是他阻拦我陷入昏睡状态的，我希望——这个愿望好像很可笑——要是不曾把他的一封来信揣在我的兜里就好了——你读吧，反正我已经告诉你这么多啦。我简直觉得仿佛是在一座火山上走着。他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却把我控制住了。在法庭上，会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吗？”

“我不是个律师，”传来了一个没有变化的嗓音，“然而我不认为这封信能被解释为包含着这样的威胁。这个问题你应该跟你的律师去商量，而不是跟我。”

“真是抱歉。不过，这使我如释重负。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大发善心——再对我施一次催眠术。现在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感到可能会成功。我原本希望用不着露马脚就痊愈了。人们能不能通过梦来控制别人？”

“在这次你把情况和盘托出的前提下，我愿意试一遍。否则你就是在浪费我和你自己的时间。”

他坦白得很彻底。不论是对情人还是他本人，都毫不留情。全部叙述之后，那个夜晚的圆满看上去就是一时的放荡了，犹如三十年前他父亲的纵欲行为。

“重新坐下吧。”

莫瑞斯听见了轻微的响声，突然掉过身去。

“我的孩子们在楼上玩呢。”

“我还只当是幽灵呢。”

“只不过是孩子们。”

恢复了寂静。午后的阳光黄灿灿地穿过窗子倾泻到卷盖式书桌上。这一次，莫瑞斯聚精会神地望着它。开始之前，大夫拿起阿列克那封信，在莫瑞斯眼前将它郑重其事地烧成灰烬。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1] 《拿破仑法典》是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其间几经修改，至今仍然有效。按照法典，所有的公民一律平等。法典第一编是人法，其中包括人格的保护。

四十二

由于在肉体上得到了快乐，莫瑞斯施行了坚振礼——最后的判决正是用此词来下的——他对精神施行坚振礼，让精神走入邪路，从而与正常人的集团断绝了关系。他气恼地结结巴巴地说：“我想知道的是——我不能告诉你，你也不能告诉我——像他那么个乡下小子怎么会对我了如指掌？为什么他在我最虚弱的那个特定的晚上进行突然袭击？倘若我的朋友在家，我决不让他碰我一个指头。因为，他妈的，我总还算是个绅士——公学、大学等等——甚至现在我都难以相信是跟他。”他懊悔自己在充满激情的时刻所委身的对象并不是克莱夫，于是告辞离开了他最后这座遇难所。大夫呢，敷衍塞责地说：“新鲜空气和运动依然能取得惊人的效果。”大夫只想去为下一个患者看病，他不喜欢莫瑞斯这种类型的。他并没有像巴里大夫那样为之震骇，然而他感到厌烦，从此再也不曾想起过这个反常的青年。

在门口，某种东西回到他身上来了——也许是昔日的他。因为当他一路走去的时候，从屈辱中发出了一个声音，那腔调使他回忆起剑桥。那个鲁莽、年轻的嗓音嘲笑他是个傻瓜。“这一次你可完蛋啦。”它好像这么说。由于国王和王后正从这里经过，莫瑞斯只得在公园外面停下脚步。脱帽的那一瞬间，他对他们产生了轻蔑之感。把他和同伴们隔开来的那道栅栏好像呈现出另一个局面。他再也不害怕，也不感到羞愧了。森林和夜晚毕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却并不支持他们。被圈在围墙里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他行为不端，至今仍受着处罚——他的错误在于试图把两个世界的最好的东西都弄到手。“但是我必须属于自己的阶级，这是确定了的。”他固执地说。

“很好嘛，”昔日的他说，“现在就回家去吧。别忘了明天早晨乘八点三十六分的火车到办公室去，因为你的假期已经结束了。记住，神决不要调过头看舍伍德[1]，我呢，也许会这么做。”

“我不是诗人，我不是那样的傻瓜——”

国王和王后进入宫殿，无影无踪了。太阳落到公园的树丛后面。树木融合为有着无数手指与拳头的庞然大物。

“大地的生活如何，莫瑞斯？你是不是属于它？”

“啊，你所说的‘大地的生活’——应该跟我的日常生活毫无二致——跟社会毫无二致。正如有一次克莱夫说过的，日常生活应该建立在社会上。”

“正是这样。最大的遗憾是，这些事实却忽视了克莱夫。”

“不管怎样，我必须忠于自己的阶级。”

“夜幕快降临了——那么就抓紧时间——坐出租车——在没关门之前，像你父亲那样急如星火。”

莫瑞斯叫了一辆出租车，赶上了六点二十分的火车。斯卡德的另一封信在门厅里的皮托盘里等着他。他立即认出了笔迹，写的是“莫·霍尔先生”，而不是“大人”，邮票贴得歪歪扭扭。他感到害怕、烦恼，倘若今天早晨遇上这样的事，就越发难以承受。尽管科学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了，他对自己却还抱着一线希望。一座真正的地狱毕竟比虚构的天堂强。不是吗？他并不因摆脱了拉斯克·琼斯先生的控制而感到遗憾。他把信塞到无尾晚礼服的内兜里，当他玩纸牌的时候，那封未读过的信被拖来拖去。他听说司机要辞工。女人们抱怨着，这年头，仆人都怎么啦？他表态说，仆人也跟咱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啊。他的姨妈大声抗议：“他们才不是呢。”到了就寝时间，他吻了母亲和吉蒂，却丝毫也没有玷污她们的感觉。他一度认为她们是圣洁的，转眼间这种看法就过去了。她们的一切言行重新变得毫无意义。当他锁上门的时候，完全没有背信弃义的感觉。他朝着伦敦郊外的夜晚出神地凝视了五分钟。他听见了猫头鹰的啼叫，远处电车铃铛丁零零地响着，他的心脏跳得比这两种声音还响。那封信长得要命，他推开信笺的时候，浑身的血沸腾起来了。但他依然保持头脑的冷静，不仅是一句句地读，还做到了一览无余。

霍尔先生，博雷尼乌斯先生刚刚跟我谈过话。先生，你待我不公正。下星期我就乘诺曼尼亚号轮船起航了。我写信告诉你我要走了，你呢，从来也不写信给我，这是不公正的。我出身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里，我不认为把我当作一条狗那样来对待是公正的。我爹是个体面的商人。我要到阿根廷去自立。你说：“阿列克，你是个好样儿的。”但是你不写信。我知道你和德拉姆先生的事。为什么你说：“管我叫莫瑞斯。”却这么不公正地对待我呢？霍尔先生，星期二我到伦敦来。要是你不愿意让我到你家去，就告诉我在伦敦的什么地方。你最好跟我见面——不然的话，我要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生，自从你离开彭杰，什么值得注意的事也没发生。板球赛似乎完了。有些大树开始掉叶子了，掉得非常早。博雷尼乌斯先生跟你讲过某些姑娘的事吗？我忍不住撒过野，这是某些男人的天性，可你不该把我当作一条狗那样来对待。在你来以前，想要个姑娘是很自然的事，你不能违反人的天性。博雷尼乌斯先生是通过新开的圣餐仪式学习班，才发现姑娘们的事的，他刚刚跟我谈过话。我从来也没像那样进过绅士的房间。你是不是因为大清早就被吵醒而对我烦透了呢？先生，那是你的过错，你把脑袋压在我身上了。我有活儿要干，我是德拉姆先生的仆人，不是你的。我不是你的仆人，我不愿意被当作你的仆人来对待。我不在乎把这个想法公之于世。我只尊重那些该尊重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地地道道的绅士。西姆科克斯说：“霍尔先生说过，安排他当大约第八名击球手。”我安排你当了第五名。可我是队长呀，你没有权利由于这个缘故就不公正地对待我。

尊重你的阿·斯卡德

又及：我还知道一些事。

最后的附言引人注目，然而莫瑞斯能够从整体上来焦急地考虑此信。关于他本人和克莱夫，仆人当中显然流传着声名狼藉的闲话。然而，事至如今又能怎样呢？就算他们在蓝屋或羊齿丛之间的行为被人窥视，引起了误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担心的是目前的事。斯卡德为什么偏偏提及这些流言蜚语？他安的是什么心？他为什么洋洋洒洒抛出这一大篇，有些词句是令人不快的，很多是傻话，还有几句比较亲切。读着这封信的时候，莫瑞斯觉得它像是一块腐肉，他必须把它赶紧交给律师。然而，及至他将信撂下，点燃烟斗，却认为这像是他本人也会写的信。昏头昏脑吗？昏头昏脑又怎么了？倘若是这样的话，也是符合他自己的行为准则的呀！他不稀罕这样一封信，他不清楚对方写此信的意图——也许有半打意图——然而他不愿意冷淡苛酷地对待它，犹如克莱夫在《会饮篇》原著这件事上对待他那样。克莱夫振振有词：“上面是这么写的，请你记在心里。”他写了回信：“阿·斯。行。星期二下午五点钟在大英博物馆门口跟我会面。博物馆是个巨大的建筑物，谁都会告诉你是哪一座。莫．C．霍。”他觉得这么写最好。他们两个人都是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要是争吵起来，最好也别惹世人注意。至于选这个地点来会见，因为不大可能在此撞见与他相识的人。可怜的大英博物馆，既庄严又纯洁！年轻人微笑了，脸上浮现出顽皮、幸福的神色。这微笑还有个原因：想到了克莱夫归根到底并未能完全不受毁谤。尽管这张脸现在绷起来了，露出没那么愉快的皱纹，却足以证明他是个强壮的运动员，丝毫没有受到损伤，终于摆脱了一年的苦难。

第二天早晨他回去工作了，新产生的活力一直持续着。在拉斯克·琼斯那儿一败涂地之前，他曾对这份工作满怀希望，认为这是自己几乎不配享受的殊荣，它将使他恢复正常生活，从而在家里也能抬起头来。然而如今连这个希望都破灭了。他又想大笑一场了，心里琢磨着自己为什么会被欺骗得这么久。希尔与霍尔证券公司的主顾们来自中产阶级的中间阶层，其最高的愿望好像就是确保一座避难所，而且还是一座持久的避难所。不是害怕的时候前往躲藏的黑暗中的隐匿处，而是遍地都是、时时刻刻都有的避难所，直到大地与天空的存在被抛到脑后。这座避难所保护人不受贫穷、疾病、暴力与无礼的侵犯，最后，就连快乐也被剥夺了，是神悄悄地让他们遭受这个惩罚的。莫瑞斯从他们脸上，正如从办事员以及合伙人脸上看出，他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社会为他们提供得太齐全了，他们从未苦斗过。惟有苦斗才能把多情的心与肉欲融合起来，化为爱。莫瑞斯可以做一个出色的情人，他能够给予并接受真诚的爱。然而在这些人身上，那两样并没有融合，他们要么昏庸无能，要么荒淫无耻。眼下，在他的心目中，后者还没有前者可鄙。客户到他这儿来，要买既安全又有六分利息的证券。于是他回答：“高利息和安全不可兼得——你得舍弃一样儿。”最后他们就说：“要是我把大部分钱都投在四分利息的证券上，用剩下的一百英镑来玩儿，你看怎么样？”即使他们玩了股票，为了避免扰乱家庭生活，充其量也就是那么一点儿，但也足够显示他们的美德是虚伪的。直到昨天，他在他们面前总是卑躬屈膝。

他为什么为这帮人服务呢？他像一个锋芒毕露的本科学生那样议论起自己的职业道德来了。然而火车里的其他乘客没把他的话当真。“小霍尔是好样儿的。”这个评价依然没有变。“他决不会失掉一个客户，他才不会呢。”他们下结论说，对一位实业家而言，冷嘲热讽并非不相称。“口头上虽这么说，他一个劲儿地投资。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他还谈论贫民窟呢。”

[1] 指舍伍德森林，是英国英格兰诺丁汉郡林地和原皇家猎场，因侠盗罗宾汉曾出没于此而有名。以前森林几乎覆盖整个诺丁汉郡西部并延伸到德比郡，现面积已减小。

四十三

雨照老样子下起来了，砸在一百万个房顶上，偶尔还捎进屋里。雨把烟浇得消散了，以致使石油的臭气与湿衣服的气味相混合，弥漫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它连续不断地降在博物馆那宽敞的前院，笔直地泼在脏了的鸽子和警察的钢盔上。下午暗得厉害，博物馆内部已经点燃了几盏灯，宏伟的建筑物使人联想到一座坟墓，奇迹般地被亡灵照亮。

阿列克先到了。他没再穿灯芯绒衣服，却身着崭新的蓝色三件套礼服，头戴圆顶硬礼帽。这是他为了前往阿根廷而添置的旅行装的一部分。正如他所夸耀的，他出身于一个体面的家庭——客栈老板、小生意人——他一度看上去像是个森林中未开化者之子，那仅仅是出于偶然。他确实喜爱森林、新鲜空气和水，比对任何东西都爱。他还喜欢保护或杀害野生动物。然而森林里没有“好机会”，凡是想发迹的年轻人必然撇下森林。现在他莽撞地下定决心努力发迹。命运使他掌握了一只罗网，他打算将它布下。他大步流星地跨过前院，跳跃着迈上台阶，到了有圆柱的门廊下，他就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那里，惟有一双眼睛仍眨巴着。像这样突然改变动作是他的癖性。他总是犹如一名散兵似的向前挺进。克莱夫在推荐书上写道，他老是“在现场。阿·斯卡德被我雇用的期间，我发现他既敏捷又勤勉”。眼下他打算将这些本领露一手。当猎物乘汽车抵达时，他感到冷酷、恐惧参半。他了解绅士，也了解伙伴。这个曾经说过“管我叫莫瑞斯”的人，到底属于什么类型呢？他把眼睛眯成一条缝，伫立在那儿，就像在彭杰的正面门廊外边听候吩咐一般。

莫瑞斯忐忑不安地走向平生最危险的一天，然而心中不断地泛起涟漪，犹如在健康的皮肤下面颤动的肌肉似的。他没有被自尊心所支撑，但是感觉确实良好，急欲光明正大地比试一番。正如英国人之常情，他希望对手也感觉良好。他想要行为得体，毫不畏惧。当他透过肮脏的空气瞧见阿列克那红润的脸蛋儿时，他自己的面颊也泛起了一丝红晕。他下定决心，在遭到攻击之前，决不攻击。

“你来啦。”他边把拿着一副手套的手举起来扶扶帽子边说。“雨太大了，咱们进去谈吧。”

“你愿意去哪儿都行。”

莫瑞斯用略微带点儿友善的表情瞅着他，两个人就走进馆里去了。刚一进去，阿列克就抬起头，像头狮子似的打了个喷嚏。

“着凉了吗？全怪这雨天。”

“这地方都是些什么呀？”他问。

“属于国家的古老的东西。”他们在罗马皇帝的回廊里停下脚步。“是啊，天气糟透啦。只有过两个晴天和一个美好的夜晚。”他顽皮地补上一句，连自己都吃了一惊。

然而阿列克没有理会。像这样的开头，可不是他所想的。他等待着对方露出害怕的样子，这下子他身上的奴仆劣根性就可以进行讹诈了。他假装没听懂莫瑞斯转弯抹角提及的事，再度打了喷嚏。震耳的喷嚏声响彻回廊，他那张抽搐得变了样的脸，突然露出饥饿的神色。

“我很高兴你第二次给我写信，你的两封信我都喜欢。我没有见怪——你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对的事。关于板球赛等等，统统是你的误会。我坦率地告诉你吧，我跟你相处感到愉快。难道你以为我不愉快吗？是这样吗？我想要你告诉我，我不明白。”

“这儿放着什么？这是不会弄错的。”他意味深长地摸了摸胸前的兜。“你的信，还有你和那位乡绅——这是不会弄错的——有人希望那是个误会。”

“别把那件事扯进去。”莫瑞斯说，然而他并没生气。他突然想到，真怪，自己怎么一点儿也没生气。就连剑桥的克莱夫也失掉了神圣的不可侵犯性。

“霍尔先生——我猜想，要是有些事传出去了，对你可不大方便啊。”

莫瑞斯发现，自己正在试图探索这句话背后的意思。

他谨慎地继续说下去，以便牢牢地控制住莫瑞斯。“而且你为了自己找乐子，把我叫进你的屋子里之前，我一直是个体面的小伙子。一个绅士就这样把我的身体拖垮，好像一点儿也不公正。至少我哥是这么看的。”他是结结巴巴地说出最后这段话的：“当然喽，这会儿我哥在外边等着呢。他原先想要来当面跟你谈，他把我骂得狗血喷头。可是我说：‘不，弗雷德，霍尔先生是一位绅士。可以信得过他，会像个绅士那样来做人。所以你就听任我来对付他吧。’还说：‘还有德拉姆先生，他也是一位绅士，一向就是，以后也一直是。’”

“关于德拉姆先生，”这时，莫瑞斯觉得应该插嘴了，就说：“我确实一度喜欢过他，他也喜欢过我。但是他变了，现在他再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我们的友情。”

“霍尔先生，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你说的话，我句句都听见了。”莫瑞斯若有所思地回答，并用完全一样的语气继续说下去，“斯卡德，你为什么认为既喜欢女人又喜欢男人是‘自然’的事呢？你在信中是这么写的。对我来说，这并不自然。我确实不得不认为‘自然’只意味着自己。”

那个人好像很感兴趣。“那么，你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吗？”他粗鲁地问。

“为这事，我去找过两个大夫。两个都无济于事。”

“那么，你不行喽？”

“嗯，我不行。”

“想要一个吗？”他问，好像怀有敌意似的。

“想要，大概也没用吧。”

“我要是愿意的话，明天就有能力结婚。”他大言不惭地说。他边说边瞧见一头带翼的亚述公牛，脸上的表情变了，露出天真的惊奇之色。“他真够大的，不是吗？”他说。“他们准有一部奇妙的大机器，才造得出这么个东西。”

“我想是这样的。”莫瑞斯说，公牛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说不清楚。这儿好像还有一头。”

“可以说是一对儿喽。这些是用来做装饰品的吗？”

“这一头有五条腿。”

“我这一头也是，古怪的主意。”两个人站在各自的怪兽旁边，相互望着，面泛微笑。他再度板起面孔来了，说：“不行，霍尔先生。我看破了你在耍花招儿，可我不会再一次上你的当。我告诉你，与其等着弗雷德出面，你还不如跟我亲密地谈一谈呢。你找了个乐子，就得付出代价。”他这么威胁的时候，显得很英俊，就连他那凶狠的眼神也包括在内。莫瑞斯温柔地然而目光锐利地凝视着他。他发泄了一通，没有见到任何成效。那些话语犹如干了的薄泥一般飘落下去。他边咕哝什么“你好好考虑一下吧”，边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过了一会儿，莫瑞斯挨着他落座。就这样过了约二十分钟，他们仿佛寻找什么东西似的从一间屋子马不停蹄地踱到另一间。他们拿眼睛盯着一座女神像或花瓶，犹如商量好的那样，凭一时冲动离开。他们采取一致行动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表面上二人彼此不和。阿列克重新隐隐约约地进行起卑劣的恫吓，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停顿时候的沉寂并没有被感染。既没让莫瑞斯害怕，也没惹他生气，他只是由于一个人竟然陷入这样的困境而感到惋惜。当他愿意回答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就相遇，他的微笑有时招致对手也含笑了。他越来越相信，实际上他们是在玩弄障眼法——差不多是恶作剧——隐藏着两个人都渴望着的真正的东西。他继续站稳脚跟，既真诚又和蔼可亲。倘若他不曾采取攻势，那是由于他尚未激动起来。必须有外界的冲击才能开始行动，机缘凑巧，问题迎刃而解。

他在卫城的模型上面俯下身去，前额稍微皱起，咕哝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附近的一位绅士听见了他的声音，吃了一惊，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盯着看他，并且说：“千真万确！我可能把长相忘掉，可绝不会忘掉嗓音。千真万确！你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毕业生。”那是杜希先生。

莫瑞斯没有回答。阿列克悄悄地侧身挨过来凑热闹。

“你肯定在亚伯拉罕校长的学校里待过。且慢！且慢！别告诉我你的名字，我想要自己回忆出来，我会记起来的。你不是桑德，也不是吉布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叫温布尔拜。”

居然把姓名搞错了，杜希先生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倘若叫出了他的姓，莫瑞斯会正正经经搭腔的，但是眼下他倾向于扯谎。他对于没完没了地被误会已经厌烦了，这使他吃尽了苦头。他回答说：“不，我姓斯卡德。”头一个浮现到脑际的假姓脱口而出，它好像早已准备成熟，只等着他来使用。当这个姓从嘴里冒出来的时候，他明白了个中原因。但就在他恍然大悟之际，阿列克本人发话了。“不对，”他对杜希先生说，“我要认认真真地控告这个绅士。”

“是啊，极其认真。”莫瑞斯说罢，将一只手搭在阿列克的肩上，于是手指头就触着了他的后颈。他仅仅是心血来潮，忘乎所以，没有别的原因。

杜希先生浑然不觉。他不是个多疑的人，只当这是在粗野地闹着玩儿呢。这位深色头发、绅士派头的小伙子既然说自己不是温布尔拜，那就决不是喽。他说：“我非常抱歉，先生，我是轻易不会弄错的。”接着，他决定显示一下自己并不是个老傻瓜，就跟这两个默不作声的人大谈大英博物馆。说它不仅收集了古董，人们还可以领着那些无知的人在这儿转来转去——呃——可不是嘛——这是个使人振奋的地方——甚至连学童的脑子里都会冒出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就为他们解答——毫无疑问，不能胜任。这时，传来了一个有耐心的嗓音：“本，我们等着你呢。”杜希先生就回到他妻子身边去了。同时，阿列克猛地走开，悄声说：“一点儿不错……现在我不打搅你啦。”

“你要到哪儿去认认真真地控告？”莫瑞斯说，他的声调忽然变得令人生畏。

“这就很难说了。”他回头看了看。他的脸涨得通红，跟那些英雄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尽管完美无瑕，然而苍白无生命，从未被弄得不知所措过，也没有过不光彩的行为。“你别着急——现在我决不损害你了——你的胆量太大，我算是服了。”

“让胆量见鬼去吧。”莫瑞斯说，他勃然大怒。

“决不再闹下去了——”他打了自己一个嘴巴。“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霍尔先生。我不想损害你，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

“你讹诈我。”

“没有，先生，没有……”

“你就是这么做的。”

“莫瑞斯，听着，我只是……”

“叫我莫瑞斯吗？”

“你叫过我阿列克……我和你是一样的。”

“我不觉得你跟我一样！”莫瑞斯停顿了一下，这是风暴之前的一瞬。接着，他爆发了：“向上帝发誓，倘若你向杜希先生告密，我就会把你揍趴下。我可能得花费几百英镑，然而我出得起，而且警察一向给我这样的人撑腰，对付你这种人。你哪儿知道这些。我们会以讹诈罪让你去坐牢，这之后——我就用手枪打穿自己的脑袋。”

“把你自己杀了？死吗？”

“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原是爱你的。太迟啦……凡事都总是太迟。”一排排古老的雕像摇摇欲坠，他听见自己补充道：“我说这些没有什么用意。咱们还是出去吧，在这儿没法谈话。”他们离开这座暖气烧过了头的大厦，从那个据说什么样的书籍都无所不藏的图书馆前走过去，寻找黑暗和雨。来到有圆柱的门廊里时，莫瑞斯停下脚步，用不痛快的口气问：“我忘了，你哥哥呢？”

“他在爹那儿呢——我哥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过是吓吓你——”

“——为的是讹诈。”

“你要是能明白就好了……”他把莫瑞斯所写的短笺拽了出来。“你愿意的话，就拿去吧……我不会利用它的……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打算……我猜想，这下完了。”

毫无疑问，并没有完。他们既分不了手，又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就怒气冲冲地阔步向前走，从肮脏的一天那最后一抹微弱的闪光中穿行。夜幕，永远一成不变的夜幕终于降临。莫瑞斯恢复了自制力，能够审视激情为他弄到手的这块崭新的料了。在一个空寂无人的方形广场，他们倚着圈起几棵树的栅栏而立，开始讨论自己面临的危机。

然而莫瑞斯越冷静下来，阿列克的感情就越变得强烈。杜希先生仿佛在他们二人之间设置了激怒人的不平衡，于是，莫瑞斯刚一累得打不下去了，阿列克就开始进攻。他凶猛地说：“在船库里，雨下得比这还大呢，冷得也更厉害。你为什么没来？”

“糊涂。”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知道，我的头脑一年到头都是糊涂的。我没有到你那儿去，也没写信，因为我想逃避你，尽管这是违心的。你是不可能理解的。你一个劲儿地把我往后拖，我吓得要死。当我在大夫那儿试图睡一会儿的时候，也感觉到了你，你对我的吸引力太强烈了。我知道有个邪恶的东西，可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因此一直把它假想成是你。”

“那是什么呢？”

“唔——境遇。”

“我听不懂这个。你为什么没有到船库来？”

“我害怕——你也是由于害怕才烦恼的。自从板球赛以来，你就听任自己怕我。正因为如此，咱们两个人至今仍互相厌恶。”

“我连一个便士也不会向你讨，我决不伤你的一个小指头。”他咆哮道，并且“咯嗒咯嗒”地晃悠着将他和树丛隔开来的栅栏。

“但是你依然努力地试图伤我的心。”

“你为什么说你爱我？”

“你为什么管我叫莫瑞斯？”

“哦，咱们别再说下去了。喏——”于是他伸出手去。莫瑞斯攥住了这只手。此刻，他们赢得了普通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胜利。肉体之爱意味着反应，从本质上看，就是恐怖。莫瑞斯这时才明白，他们二人在彭杰的那次原始的放纵会导致危难，是何等自然的事。他们相互间了解得太少——而又太多。恐惧由此而来，残酷由此而来。通过他本人的丑事，他了解了阿列克的寡廉鲜耻，从而感到高兴。这不是第一次了，他窥视到潜藏于个人那备受折磨的灵魂中的天赋。他挺身而出，顶撞对方的恫吓之词，并非作为一名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亲密的伙伴。他在恐吓背后发现了稚气，在稚气背后又发现了某种其他的东西。

少顷，阿列克开口了。一阵阵的自责与谢罪使他心平气和了，他仿佛是个扔掉毒品的人。于是，他抖擞起精神。他再也不感到难为情了，开始对朋友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谈到自己的三亲六眷……他身上也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谁都不知道他在伦敦——彭杰那些人只当他在自己的爹那儿，他爹则以为他在彭杰——这事可难办了。这会儿他得回家去了——去见他哥哥。他将和回阿根廷去的哥哥同行，他哥哥是做生意的，还有他嫂嫂。其间还夹杂着几句自吹自擂的话。凡是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非这么做不可。他重复说，自己出身于体面的家庭。他不向任何人低头，决不低头，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事实上不比任何一个绅士差。然而他正吹牛的时候，已经和莫瑞斯相互挽起了手臂。对这样的爱抚，他们是受之无愧的——这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话语渐渐消失了，出其不意地又重新开始，是阿列克冒昧地提出来的。

“跟我一起过夜吧。”

莫瑞斯转过身来，两个人拥抱了。目前他们已经有意识地相互爱着了。

“跟我睡一夜，我知道一个地方。”

“我不行，我有个约会。”莫瑞斯说，他的心剧烈地跳着。有个为公司拉生意的正式晚餐会等待着他，那是无论如何不能缺席的。他几乎忘记有这么个晚餐会了。“现在我得离开你，去换衣服。听着，阿列克，要讲道理。换个晚上再见面吧——随便哪一天都行。”

“我再也不能到伦敦来了——我爹或者艾尔斯先生会说的。”

“他们说，又有什么关系？”

“你的晚餐会又有什么要紧？”

他们又不吭声了。接着，莫瑞斯用亲切然而沮丧的语气说：“好的，让晚餐会见鬼去吧。”他们双双冒着雨走去。

四十四

“阿列克，起来。”

一只胳膊颤动了一下。

“咱们该谈谈今后的打算了。”

他越发紧紧地偎依着，比他所假装的要清醒，浑身热乎乎的，肌肉发达，感到幸福。莫瑞斯也沉浸在幸福的感觉中。他动弹了一下，发觉对方作为回应用手使劲攥着他，于是忘掉自己想说什么了。外面还在下雨，一片光从那儿飘浮到他们上面来。一家陌生的旅店，临时的避难所，为了免遭敌人伤害，暂且把他们保护起来。

“该起来了，小伙子，到了早晨了。”

“那就起来吧。”

“你这样攥着我，我怎么起来呀！”

“好个急性子，我教你别这么急性子。”他对莫瑞斯不再表示敬意了，大英博物馆治好了他的自卑感。这是个假日，在伦敦与莫瑞斯相处，摆脱了一切烦恼，他想要打盹儿、浪费光阴、戏弄、做爱。

莫瑞斯又何尝不想这样做，那更惬意一些。然而逼近的未来使他精神涣散。出现了一抹曙光，温暖舒适更加显得不真实。总得说点儿什么，安排妥当。哦，即将结束的夜晚，入眠与睡醒的时候，强壮与体贴混杂在一起，美好的心情，黑暗中的平安，还能再迎来这样的夜晚吗？

“你不要紧吗，莫瑞斯？”——因为他叹了口气。“你觉得舒服吗？把你的脑袋再往我身上靠，照你更喜欢的那个样子……就这样再靠。你别着急，你跟我在一起，着什么急。”

是啊，他交了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斯卡德显示出是个正直、厚道的人。与他共处，感到愉快。他是个宝贝，使人着迷，一千个人当中才能发现这么一个，是他渴望多年的梦幻。然而，他勇敢吗？

“多好哇，你和我像这样……”两个人的嘴唇挨得那么近，几乎不是在说话了。“谁能想得到呢……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有了个念头：‘但愿我能跟那个主儿……’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他能不能……’于是就这样了。”

“是啊，因此咱们就得战斗。”

“谁愿意战斗呢？”他用厌烦的声调说，“已经打够啦。”

“全世界都与咱们为敌，咱们得同心协力，趁着还做得到的时候，定出计划来。”

“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真叫人扫兴！”

“因为非说不可。咱们不能眼看着情况越变越糟，就像在彭杰那次似的，再一次伤害咱们的感情。”

阿列克突然伸出被太阳晒得粗糙不堪的手背，在莫瑞斯的身上蹭来蹭去，并且说：“疼吧？不疼才怪呢。我要是战斗，就这么干。”确实有点儿疼，这种愚蠢的行为还带有怨恨的意味。“别跟我谈彭杰的事。”他接下去说。“哼！呸！在彭杰，我从来就是个仆人。斯卡德，干这个；斯卡德，干那个。还有那个老太太，你知道有一次她说什么吗？她说：‘劳驾啦，请你为我寄这封信。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叫什么名字呀！半年来，我每天走到克莱夫家那该死的正面门廊外面听候使唤，他母亲却不知道我的名字。她是个婊子。我想对她说：‘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的名字。’我差点儿这么说出口。我要是说给她听就好了。莫瑞斯，你不能相信人们是怎样跟仆人说话的。粗鲁透顶，简直说不出口。那个阿尔赤·伦敦，你挺买他的账，可他跟你一样坏。你也这么坏，你也这么坏，张嘴就是：‘喂，来人哪！’你想不到吧，你差点儿失掉了把我弄到手的机会。你呼唤的时候，我几乎打消了爬那梯子的念头。我心里嘀咕：‘他不是真正想要我。’你没有按照我说的那样到船库来，把我气疯了，火冒三丈。架子太大啦！咱们等着瞧吧。我一直喜欢船库这个地方。从压根儿没听说过你的时候，我就经常到那儿去抽上一支烟。很容易就能把锁打开，当然，直到现在，我手里还有钥匙呢……船库，从船库向池塘望去，安静极了，有时候会蹿上一条鱼。我在地板上摆了好几个靠垫。”

他聊累了，就默然无语了。起初他的口气粗里粗气、快快活活的，有点儿做作，随后嗓音变得有气无力，悲伤地消失了。仿佛事实真相浮现到表面上来，使他承受不住似的。

“咱们还可以在你的船库里见面。”莫瑞斯说。

“不，咱们见不着面了。”阿列克把莫瑞斯推开，接着吃力地发出呻吟声，猛烈地紧紧拽过莫瑞斯来，好像世界末日到了一般地拥抱他。“不管怎样，你记住这个吧。”他溜出被窝，透过灰色的曙光俯视着，双臂空空，耷拉下来，好像希望让莫瑞斯记住他这个姿势似的。“我很容易地就能杀掉你。”

“我也能杀掉你。”

“我的衣服都跑到哪儿去啦？”他好像迷迷糊糊的。“都这么晚了，我连刮胡刀都没带。我没想到会在外面过夜……我必须——我得马上去赶火车，不然的话，弗雷德指不定会想什么呢。”

“爱想什么想什么。”

“天哪，要是现在弗雷德看见了咱俩这副样子。”

“他没看见，不就结了。”

“他有可能看见呀。我的意思是说，明天不是星期四吗？星期五捆行李，星期六诺曼尼亚号从南安普敦[1]起航，这就跟古老的英国告别了。”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见不着了。”

“可不是嘛，你说得完全正确。”

要是雨停了该有多好！在昨天的倾盆大雨之后，又迎来了下雨的早晨，不论是万家屋顶还是博物馆，抑或自己的家以及绿林，统统是湿漉漉的。莫瑞斯抑制着自己的感情，非常谨慎地选择用词，说道：“我要谈的正是这个。我们为什么不安排好再一次见面的事呢？”

“你打算怎么见面？”

“你为什么不留在英国？”

阿列克吓得魂不附体，飕地转过身来。他半裸着身子，活脱脱像个未完全开化的人。

“留下来？”他怒吼道，“不坐船啦？你疯了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样荒唐的废话。再支使我干这干那，啊，你会这么做的。”

“我们两个人相遇，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也清楚，我们永远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缘了。留在我身边吧，我们相互爱慕。”

“当然，但是这不能成为做蠢事的借口。留在你身边，怎么留？待在哪儿？我就是这个样儿，又粗俗又丑陋，你妈要是看见了我，会说什么？”

“她永远也见不到你，我不在自己家里住。”

“你要住在哪儿？”

“跟你同住。”

“哦，同住吗？谢谢，可是不行啊。我家里的人一点儿也不会对你产生好感，我决不怪他们。我倒是想知道，你的工作怎么办？”

“我辞职。”

“你在城里的那份差事能给你金钱和地位，怎能辞职呢？你不能辞职。”

“当你不想干了的时候，你就能辞职。”莫瑞斯温柔地说，“一旦了解了其性质，任何工作你都能胜任。”他凝视那从发灰变得发黄的曙光。这些话，没有一句使他吃惊，然而他无法预测今后将怎么样。“我会找到一份跟你一起干的工作。”他明确地说，到了吐露实情的时刻了。

“什么工作？”

“咱们找找。”

“找着找着就饿死了。”

“不会的。找工作的期间，咱们有足够的钱来糊口。我不是个傻子，你也不傻，咱们不会挨饿。昨天晚上你睡着了以后，我一直醒着，琢磨这些问题。”

停顿了片刻。接着，阿列克用斯文一些的口吻说：“行不通，莫瑞斯。会把咱俩都毁了，难道你不明白吗？你也罢，我也罢。”

“我不知道，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阶级’，我不明白，我知道今天我们该怎么办。咱们离开这儿，吃上一顿像样儿的早饭。然后到彭杰去，或者你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见你那位弗雷德。你告诉他，你改变了主意，不移居海外了，改为跟霍尔先生一起就业。我会跟你同往，我才不在乎呢。我可以见任何人，什么事都敢正视。他们如果愿意猜想，就听之任之，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告诉弗雷德把你那张船票退掉，所受的损失，由我来补偿。这，是我们获得自由的第一步，随后我们再做第二件事。要担风险，其他的也都得担风险。而不论是谁，只有一条命。”

阿列克讥诮地笑了，继续穿衣服。他的态度跟昨天的相似，不过，没有进行恫吓。“你这一套是从来也用不着自食其力的人说的话。”他说，“你用‘我爱你’等等让我上了圈套，这会儿又想要毁掉我的前程。你难道不知道，在阿根廷有一份可靠的差事在等着我吗？就跟你在这里有个职业一样。真可惜！诺曼尼亚号星期六就起航了。不过，事实就是事实，不是吗？我的行装都已经打点好了，船票也买了，弗雷德和我嫂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呢。”

莫瑞斯透过阿列克这番粗鄙的言语看出了隐藏在背后的悲哀。然而，事到如今，洞察力又有什么用呢？多么了不起的洞察力也无法阻挡诺曼尼亚号起航。他失败了，苦恼不可避免地等待他。至于阿列克呢，这种苦恼可能即将结束。离开此地进入新生活之后，他就忘掉了与一位绅士之间的这些越轨行为，迟早会结婚的。属于工人阶级的这个精明的小伙子明白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已经把那优美的肉体塞进了丑陋的蓝色三件套礼服，红脸蛋儿和褐色的手从衣服里伸了出来，头发梳平了。“好啦，我走了。”他说。随后，好像意犹未尽，又补上一句：“想想看，我们俩真的还不如不见面呢。”

“这也没有什么。”莫瑞斯说。当阿列克拔开门闩的时候，莫瑞斯把脸转了过去。

“你已经预付房费了，对吧？下楼后，他们不会拦住我吧？我可不愿意最后弄得不愉快。”

“你就放心好了。”他听见关门的声音，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等待心上人回来，他不得不等待。接着，两眼痛起来了。根据经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过一会儿他就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了。他起床，走出去，打了几个电话，解释一番。安抚了母亲，向昨天晚上的东道主道歉。他刮胡子，修边幅，照常去上班。大量的工作等着他，他的人生丝毫也没有变，什么东西也没留下。他又回到孤寂中了，犹如跟克莱夫之间有过那些事以前，以及事后的孤寂。这样的孤寂将来还会永远延续下去。他失败了。然而最使他难过的是，他眼睁睁地看着阿列克败下阵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俩是一个人。爱吃了败仗，爱是一种感情，通过爱，你能偶尔享受乐趣。爱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1] 英格兰汉普郡的一座城市，英吉利海峡港口。1980年跃居英国第二大港。

四十五

到了星期六，他赴南安普敦，送诺曼尼亚号起航。

这是个异想天开的决定，无济于事，有损尊严，很危险。当他离开家的时候，丝毫没有这个打算。然而抵达伦敦后，夜夜折磨他的饥饿明目张胆地向他索取猎获物。除了阿列克的脸和身子，他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就采取了可以见到他们的惟一手段。他并不想跟自己的情人说话，或者听他的声音，要么就摸摸他——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只想在阿列克的身影永远消逝之前，重新看一遍。可怜的、倒霉的阿列克！谁能责备他呢？他除了这么行事，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然而，哦，他们两个人都一样倒霉。

莫瑞斯像做梦似的上了船。他在那儿清醒过来，一种新的不安袭上心头。阿列克无影无踪，轮船服务员忙得不可开交，过了一会儿，才把他领到斯卡德先生——阿列克的哥哥弗雷德跟前去。这是个粗鄙无礼、枯燥乏味的中年生意人。他身旁那位胡子拉碴的长者想必是奥斯敏顿的屠夫。阿列克主要的魅力是闪现在发际、充满青春活力的红润光泽。弗雷德长得像弟弟，但皮肤是沙色的，令人联想到狐狸。他脸上油腻腻的，取代了弟弟脸上那太阳的爱抚。弗雷德跟阿列克一样，自视甚高。他的自负起因于商业上取得的成功。他瞧不起体力劳动，不料弟弟竟长成了个粗人，他觉得丢面子。他从未听说过霍尔先生的事，就认为此人一定会对他们以恩赐者自居。于是，他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利基[1]还没上船呢，可他的行李已经在这儿了。”他说，“你有兴趣看看他的行李吗？”他的父亲说：“时间还蛮充裕。”并瞧了瞧自己的手表。他的母亲把嘴一抿，说：“他不会迟到的，利基说话是算数的。”弗雷德说：“他要是愿意迟到，就随他去吧。他不跟我走，我也经得起。可是他就别指望我再帮助他了，为了他，我花了太多的钱……”

“这就是阿列克所属于的世界。”莫瑞斯仔细考虑道。“这些人比我更能够使他幸福。”他把已经抽了六年的烟丝塞进烟斗，观看着这件风流韵事的破灭。阿列克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神，只不过是跟他一样被社会束缚得一筹莫展的凡人。海洋和森林也罢，使人感到清爽的微风与太阳也罢，都不准备把他神化。他们两个人不该在旅店里共度一夜，这样就萌发了难以企及的希望。他们应该在雨里握完手就分道扬镳。

一种病态的好奇心把他留在斯卡德一家人当中。他倾听他们那粗俗的交谈，从他们的一举一动中寻觅朋友的姿态。他设法快快活活地巴结他们，然而归于失败，因为他没有自信了。他正郁闷地沉思，一个安详的嗓音传到耳际：“你好，霍尔先生。”他吃惊到极点，无言以对。那是博雷尼乌斯先生。他们两个人都不会忘记，起初他怎样默不作声，他那充满了恐惧的眼神，以及他如何飞快地将烟斗从嘴里拔出来，就好像这位教区长禁止他吸烟似的。

博雷尼乌斯先生温和地向斯卡德一家人做了自我介绍。彭杰离这里不远，他为这位年轻的教区居民送行来了。他们谈论着阿列克会沿着哪条路走来——好像有点儿拿不准——莫瑞斯试图溜掉，因为他弄不清该不该在这儿待下去，然而博雷尼乌斯先生拦住了他：“你要到甲板上去吗？”教区长问，“我也去，我奉陪。”他们两个人回到新鲜空气和阳光中来了。南安普敦港的浅滩在他们周围展开，一片金黄色，尽头绵延着新福里斯特[2]。对莫瑞斯而言，傍晚的美景似乎预示着大祸即将临头。

“谢谢你的好意。”教区长立即开口说。他的口气仿佛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在跟另一个交谈，然而莫瑞斯觉得他是在旁敲侧击。莫瑞斯试图回答——两三句普普通通的话就能救他——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下嘴唇发颤，就像一个哭丧着脸的少年似的。“假若我没记错的话，你对小斯卡德是感到不满意的，所以你的一片好意就更难能可贵了。咱们在彭杰吃饭的时候，你对我说，他是个‘贪鄙下流的家伙’——竟这样来形容一位同胞，使我吃了一惊。当我在下面瞧见你跟他的亲人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我吧，霍尔先生，他会珍重你对他的关怀，尽管他可能不显露出来。像他那样的人，比局外人所想象的要容易被感动，好也罢，坏也罢。”

莫瑞斯竭力打断他的话说：“那么……你呢？”

“我？我为什么要来呢？你只会笑话我。我给他送来了一封写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国教会牧师的信，希望他上岸之后，就给他施坚振礼。荒唐可笑，对吗？可我既不是古希腊文化的崇拜者，也不是无神论者。我相信人的行动取决于信仰。倘若某人是个‘贪鄙下流的家伙’，归根结底是由于对神有所误解造成的。凡是有异端邪说的地方，迟早会滋生伤风败俗的行为。可是你——究竟是怎样准确地知道他这艘船起航的时间呢？”

“这……这登了广告。”他浑身打起哆嗦来，衣服紧紧地裹在他身上了。他好像重新变成了学童，毫无防备的能力。他确信这位教区长猜出来了，或者毋宁说是灵机一动，明察秋毫。凡人什么也不会怀疑——杜希先生就浑然不觉——然而这位先生却有特殊的感觉。由于他是个神职人员，竟嗅得出肉眼看不见的感情。禁欲主义与虔诚有着实用的一面，它们能够导致洞察力。莫瑞斯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在彭杰，他曾认为，像这样一个身穿黑色法衣、脸色苍白的教区长，绝不可能懂得男子之间的同性爱。但现在他知道了，即便是从不公正的角度也罢，反正正统的宗教对人性的任何秘密都曾加以探讨。宗教比科学敏锐厉害得多，倘若除了洞察力，再补充上判断力，宗教就无敌于天下了。莫瑞斯本人是被信仰抛弃了的，他从未跟这样一股力量对峙过，他受到了极度的打击。他对博雷尼乌斯先生恐惧与憎恶交加，恨不得将这个教区长杀掉。

至于阿列克呢——如果这时候到了，也会被丢进陷阱。他们是小人物，担不起风险——比方说，远比克莱夫和安妮弱小得多，博雷尼乌斯先生知道这一点，打算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的惟一手段来惩罚他们。

为了给没有还手之力的对方回答的机会，那个声音停顿了一会儿，现在又继续下去了。

“是啊，老实说，关于小斯卡德，我非常不放心。星期二他离开了彭杰，对我说是要到他的父母那儿去。可是他拖到星期三才到家。他动身之前，我跟他面谈过一次，使我不满意到极点。他冷酷无情，他反抗我，当我谈到坚振礼的时候，他嘲笑我。事实上——要不是你对他有着慈悲为怀的兴趣，我是不会跟你提起这件事的——事实上，他犯了淫荡罪。”他顿了一下，“跟女人们。到了一定的时候，霍尔先生，那种嘲笑，那种冷酷无情，就会被识破。因为通奸会发展成比实际行为严重得多的罪恶。倘若这仅仅是个别人的行为，我不会考虑用诅咒将他逐出教会。然而，我认为一旦世界各国人民都道德败坏，最后他们一定会否定神。除非一切不正当的性行为统统受到刑罚，而不是只有其中几桩，教会是永远不能重新征服英国的。我有理由相信，他下落不明的那个晚上是在伦敦度过的。是的，没错儿——他准在这列火车里。”

他走下去了。莫瑞斯的神经受了撼动，跟随着他。他听见了讲话声，然而听不懂。其中的一个嗓音也许是阿列克的，这又与他何干。“又搞糟了。”他浮想联翩，犹如薄暮时分飞回来的蝙蝠。他重返家里的吸烟室，跟克莱夫待在一起。克莱夫说：“我再也不爱你了，请原谅。”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每年自转一周，最后总是黯然无光。“跟太阳一样……要花一年工夫……”他觉得外祖父在跟他这么念叨。随后，雾消散了，阿列克的母亲就在跟前。“这简直不像是利基。”她急促不安地说完，无影无踪了。

那么，像谁呢？起航的锣响了，汽笛一声长鸣。莫瑞斯飞奔到甲板上去了。他的感觉和意识恢复了，他能够异常清晰地看到成群的人分为两批，一批留在英国，一批出发。他明白阿列克将留下来。这个下午突然变得光辉灿烂，朵朵白云在金黄色的水和森林上空飘浮。在这场露天表演中，弗雷德·斯卡德正大发脾气，因为他那个不可信赖的弟弟误了最后一班火车，女人们一面被推推搡搡地催逼着走上舷梯，一面抗议。博雷尼乌斯先生和老斯卡德则向官员哀叹着。天气这么好，空气这么清新，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了。

莫瑞斯上岸了，如醉如痴地沉浸在兴奋与幸福之中。他看着那艘轮船出航。突然，此船使他记起少年时代曾让他心里怦怦直跳的瓦伊金的葬礼。二者没有相似之处，然而该船英姿潇洒，它正把死亡运走。它被缆索牵引到固定的位置后驶出码头，弗雷德大喊大叫着。在一片欢送声中，船急速转向海峡，终于驶到海面上去了。它是个牺牲品，何等壮丽，留下一股烟，越来越淡，逐渐融入到落日的余晖中。还有那些细浪，冲上树木繁茂的海岸，化为乌有。他目送轮船良久，然后把目光转向英国。他的旅程快结束了，他的目的地是那个新家。他把阿列克内部的男子汉亮出来了，现在轮到阿列克来亮出他内部的英雄。他知道什么在召唤自己，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回答。他们必须打破阶级的畛域来生活，没有亲属，囊空如洗。他们必须劳动，至死相依为命。然而英国是属于他们的，结为终身伴侣，这乃是他们所获得的奖赏。英国的空气和天空是属于他们的，却不属于好几百万个胆小鬼。那些人拥有空气混浊的小室，但从未有过自己的灵魂。

他来到博雷尼乌斯先生面前。这位教区长被弄蒙了，阿列克把他彻底击败了。博雷尼乌斯先生认为两个男人相爱必然是可耻的，因而对目前发生的这件事丝毫不能理解。转瞬之间他就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了，他的讥讽消失了。他用一种坦率而相当愚蠢的口吻谈论着小斯卡德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接着就举步去探望南安普敦的一些朋友。莫瑞斯朝着他的背景呼唤：“博雷尼乌斯先生，务必看看天空吧——整个儿着起火来啦。”然而教区长不需要熊熊燃烧的天空，他的踪影消失了。

他兴奋不已，觉得阿列克就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阿列克不在附近，不可能在附近，却在这片辉煌的另外一处，非找到他不可。莫瑞斯片刻也没迟疑，立即赶赴彭杰的船库。“彭杰的船库”已渗入他的血液，阿列克既用它来倾诉思慕，又用它来进行讹诈。当他们最后一次不顾一切地拥抱的时候，莫瑞斯本人也做出过涉及此词的许诺。此词成了他惟一的依靠。他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凭着直觉离开了南安普敦——他确信，这次事情不仅不能搞糟，还一点儿差错也不能出。宇宙回到正常的位置上来了。莫瑞斯是乘小小的慢车去的，鲜艳夺目的地平线依然燃烧着，日没后，微云闪出火苗，天空染成一片红。甚至他在彭杰的车站下车，穿过寂静的田野走去的时候，光线还很足。

他从较低的那一头进入这座庄园，是从篱笆的裂缝钻过去的。他再度突然想到这片地何等荒芜，多么不宜把人分成等级，或规定将由谁支配未来。夜幕即将降临，一只鸟儿叫了，一些动物在慌慌张张地窜来窜去。他加快了脚步，一直走到瞧见池面发出微光为止。以池子为背景，幽会场所黑乎乎地映入眼帘，他听见了汩汩的水声。

他抵达这儿了，或者不啻抵达了。他依然充满信心，放声呼唤阿列克。

没有回答。

他又呼唤了一遍。

一片寂静，夜晚逼近了。他判断错了。

“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的。”他想道，然而刹那间抑制住了自己。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他也绝不能垮掉。克莱夫那次，他已尝够了滋味，徒劳无功。在这片越来越灰暗的荒野中垮掉，意味着会发疯。意志要坚强，保持冷静的头脑，并信任对方——他把最后的一线希望仍寄托于此。但是突然袭上心头的失望感告诉他，自己的身体已吃不消了。大清早以来他就东奔西走，被各种各样的感情蹂躏着，眼看着就要支撑不住了。过一会儿他就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不过，现在他头痛欲裂，浑身酸疼，像散了架似的，他非休息不可。

船库是个方便的安歇处。他踱进去，发现自己的情人正在酣睡。阿列克睡在一摞靠垫上，在最后一抹暮色中，依稀可见。他醒来后，好像既不激动，也不烦闷，用两只手爱抚了一会儿莫瑞斯的胳膊，这才说：“那么，你收到电报啦。”

“什么电报？”

“我给你往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你……”他打了个呵欠，“对不起，我有点儿累啦，这呀那呀的……告诉你，务必到这儿来。”莫瑞斯没有吭声，他实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于是阿列克补充了一句：“现在咱们再也用不着分手了，就这么决定了。”

[1] 利基是阿列克的昵称。

[2] 汉普郡一区，范围包括新福里斯特及其沿南安普敦湾和索伦特海峡的城市化的沿海地区，加上该郡西部灵伍德和福丁布里奇周围的农业区。

四十六

克莱夫正试着在致选民的呼吁书的校样上进行加工。因为排成铅字后，他突然感到文章中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傲气，不符合时下的潮流。这时，西姆科克斯通报说：“霍尔先生。”夜深了，黑咕隆咚的。天空中，壮丽的晚霞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他从门廊里什么也看不见，各种噪声却不断地传到耳际。他的朋友不肯进屋，正在踢小石头子儿，还朝着灌木丛和墙壁掷卵石。

“喂，莫瑞斯，进来吧。你在搞什么名堂？”他问道，心里有点儿烦。既然站在暗处，也就不必费神去装出一副笑脸了。“多好啊，看到你回来了。希望你好一些了。不巧我没有空，赤褐屋刚好空着。进来吧，像以前那样睡在这儿。很高兴见到你。”

“我只耽搁几分钟，克莱夫。”

“嘿，老弟，哪里有那么荒唐的事。”为了表示殷勤好客，他朝着那片黑暗走去，手里仍拿着那几页校样。“假若你不在这儿过夜，安妮会对我大发雷霆。你这样上门来，真是好极了。现在我要做手头的一些琐事，还得请你原谅。”接着，他在周围的幽暗中发觉了漆黑的一团儿，猝然间感到忧虑不安起来，不禁惊叫道：“但愿没出什么不好的事。”

“一切都顺顺当当……可以这么说。”

现在克莱夫把政治撇开了。因为他知道，这必然是恋爱事件，于是准备表示一下同情。不过，他认为如果莫瑞斯没赶在他这么忙的时候来向他求助就好了。平衡感支撑着他。他把莫瑞斯领到月桂树丛后面的荒僻的小路上，这里闪烁着月见草，用淡黄色浮雕图案装饰起夜墙。在这儿，他们可以享受到绝对的安静。克莱夫摸索着找到一条长凳，仰面躺下来，头枕着双手，说：“我愿意为你效劳。不过，我劝你在这里睡一宿，明天早晨跟安妮商量。”

“我不需要你的劝告。”

“啊，当然悉听尊便。但是你十分友善，把你的种种期望告诉了我们。既然这是关于一个女人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就一定会去跟另一个女人商量，尤其是像安妮这样一位具有几乎是超人的洞察力的女子。”

对面的花儿忽隐忽现。克莱夫再度觉得，他这个在花前摇摆着身躯的朋友，就是夜晚本身。一个声音传到他的耳际：“对你而言，情况比这糟糕得多。我和你的猎场看守相爱了。”这句话太唐突，他听上去毫无意义。于是他傻呵呵地问：“是艾尔斯大嫂吗？”随即坐了起来。

“不，是斯卡德。”

“留神。”他边朝暗处扫了一眼边叫喊。知道没有外人，就放心了，生硬地说：“多么怪诞的声明。”

“怪诞到了极点。”那个嗓音随声附和道。“但是我认为，既然欠了你的情，就应该专程来告诉你阿列克的事。”

克莱夫只理解了最起码的一点。他料想，莫瑞斯仅仅是把“斯卡德”当作个比喻，就像提到“该尼墨得斯”[1]似的。因为对他来说，跟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低于自己的人亲近，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他感到沮丧、生气，因为他原以为近两个星期莫瑞斯身心健康了，从而鼓励安妮跟他友好。“凡是我们能为你做的，我们都做了。”他说，“倘若你由于‘欠了情’——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想要回报，你就不会总想那些令人十分厌恶的事。我听到你这么谈论自己，失望极了。那天晚上咱们在赤褐屋反复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使我觉得不正常的时期终于结束了。”

“当时你竟然吻了我的手。”莫瑞斯故意讥讽了他一句。

“别提这个。”他勃然发怒了，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于是，莫瑞斯这个不法分子就对他产生了短暂的爱。接着，克莱夫恢复了唯理智论者的本色。“莫瑞斯——我简直说不出替你有多么难过。求求你啦，求求你抵制这种迷住心窍的念头，别让它再缠住你。倘若你有心抵制，这个念头就会永远消失。工作、新鲜空气。你的朋友们……”

“刚才我已经说过，我不是到这儿来接受你的劝告的，也不是来谈论思想和概念的。我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假如你肯屈尊，对这些非上品的东西表示兴趣——”

“对，非常对。我知道自己是个令人厌烦的理论家。”

“你要是肯提到阿列克这个名字的话。”

这使他们想起一年前的那件事。然而，如今轮到克莱夫一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发怵。“如果阿列克就是斯卡德的话，事实上他已经不再在我这儿干活，甚至已不在英国了。就在今天，他乘船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不过，你说下去吧。只要能多少帮助你的话，我甘愿旧话重提。”

莫瑞斯鼓起腮帮子，吐出一口气，然后着手从高高的茎上一朵朵地掐小黄花。它们接连消失了，犹如夜晚将烛光熄灭掉似的。“我跟阿列克共享了。”他在深思熟虑后说。

“共享了什么？”

“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肉体。”

克莱夫厌恶地哀叫一声，一跃而起。他恨不得把这个怪物猛揍一顿，撒腿跑掉。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毕竟是剑桥出身的人……两个人都是社会的中坚分子。他决不能使用暴力手段，他确实没有诉诸暴力。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乐于助一臂之力。然而他这种浅薄空洞、尖酸刻薄的责难，他的固执己见，感情的愚钝，使莫瑞斯十分反感。莫瑞斯只能对憎恶表示敬意。

“我这番话会冒犯你，”他继续说下去，“然而我非让你十分理解不可。当你和安妮不在家的那个夜晚，阿列克和我在赤褐屋里睡觉来着。”

“莫瑞斯——哦，天哪！”

“还在伦敦。还在——”说到这里，莫瑞斯把下面的话咽回去了。

即使在感到极度厌恶的时候，克莱夫也设法把事情一般化，作为逃避的手段。这种把事情置于漠然状态的倾向，是婚姻给他带来的现象之一。“不过，毫无疑问——把男人之间的关系正当化的惟一的理由，是它终属纯粹的精神恋爱。”

“我不了解。我是来告诉你我做了什么。”对，这就是他来拜访的原因。他从而合上了一本书，永远也不会再去读它了。与其把此书撂在那儿弄脏，不如合上算了。必须将他们的过去这本书放回到它原先的书架上。这里，在黑暗和枯死的花儿中，就是那个场所。他还欠着阿列克一份恩情。他决不允许把旧的掺杂到新的里面。一切妥协都是敷衍了事，因而是危险的。坦白完，他就必须从将他养育成人的这个世界消失踪影。“我还得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他竭力按捺住内心的喜悦。“为了我的缘故，他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他并没有得到我会为他放弃任何东西的保证……原来的我确实是什么也不会放弃的……我总是很迟才能看透。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精神恋爱，反正他就这么做了。”

“怎样牺牲的？”

“我去为他送行——他不在那儿——”

“斯卡德误了船吗？”乡绅愤怒地大声叫喊。“这些家伙简直不可救药。”接着他住了口，未来出现在他面前。“莫瑞斯，莫瑞斯，”他用多少有点儿亲切的口吻说。“莫瑞斯，你往何处去？[2]你快要疯了，你完全丧失了理智。我能不能问一声，你是否打算——”

“不，你不能问，”对方打断了他的话，“你属于过去。到此刻为止的一切，我向你和盘托出——今后的事，一个字也不能告诉你。”

“莫瑞斯，莫瑞斯，你知道，我还是有点儿关心你。不然的话，我是无法忍受你刚才告诉我的那番话的。”

莫瑞斯张开了手，露出光彩熠熠的花瓣儿。“我确实认为你有点儿关心我，”他承认，“然而我不可能把自己的整个人生寄托在这一点点上。你不是这样的。你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安妮身上。你不必为自己和她的关系是否精神恋爱而苦恼。你只知道它的身价很高，值得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上面。你只能从她和政治上匀出短短的五分钟给我，我可不能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这上面啊。什么事你都肯为我做，就是拒绝见我。整整一年啊，我在地狱里受尽煎熬。你留我在你家里住，逍遥自得。你还费尽心机打发我结婚，以便甩掉我这个包袱。”——这时克莱夫抗议了，莫瑞斯就顿了一下说，“我知道，你确实有点儿关心我。可是不值得一提，因为你并不爱我。倘若你愿意保持跟我的关系，我会至死属于你。然而，我总不能永远哭哭啼啼地缠住不放呀，所以现在我已属于另外一个人了——那个人也以使你毛骨悚然的方式属于我。你别再给弄得毛骨悚然了，还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幸福如何？”

“是谁教给你这么说话的？”克莱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倘若有人教过我的话，那就是你。”

“我？你把这样的思想归因于我，真是骇人听闻。”克莱夫继续说下去。难道他破坏了这个比自己低劣的人的思维能力吗？他没认识到，他和莫瑞斯同样是以两年前的克莱夫为起点，一直走到现在这个地方来的。一个凭借社会地位，另一个通过反叛。他更不曾想到，今后他们之间的分歧必然越来越大。他面对着一个污水坑，选举之际哪怕只发出一点点臭味儿，他的前程就会被断送掉。然而，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决不能畏缩不前，他非拯救老友不可。当英雄的感觉悄悄地袭上心头，他开始琢磨怎样才能封住斯卡德的嘴，心里直嘀咕斯卡德会不会敲竹杠。现在已是深夜，来不及讨论该采取什么办法和手段了。于是他邀请莫瑞斯下周到他那坐落在伦敦的俱乐部来共进晚餐。

莫瑞斯用笑声来回答他。克莱夫一向喜欢他这个朋友的笑声。此刻轻柔的呵呵声让人联想到幸福与安全，于是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好。”他说。由于放了心，他甚至把手伸进月桂树丛里去了。“这比对我发表老一套的冗长演说强，既不能使你本人也不能使我信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星期三，就定在七点四十五分吧。照例只穿无尾晚礼服。”

这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因为大概这时候莫瑞斯就无影无踪了。他留下一小堆月见草的花瓣儿，作为他曾在这儿待过的惟一的痕迹。这堆花瓣儿犹如余烬似的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克莱夫终生不清楚莫瑞斯离去的准确时间。随着进入暮年，对于是否确实发生过此等事，他开始拿不准了。蓝屋发出微光，羊齿丛摇曳着。他的朋友在剑桥校园里朝他招起手来。朋友沐浴在阳光下，散发出五月这个学期的花香与喧哗。

然而，当时他仅仅是对朋友的失礼感到不快而已。他想起从前莫瑞斯也曾像这样失于检点，并与之比较了一下。他不曾领悟到这是终结，既没有黄昏，也没有妥协。更料想不到今后再也不会跟莫瑞斯相遇了，甚至没跟那些看见了莫瑞斯的人说过话。他在小路上等待了一会儿，随后回家去了，不但修改校样，还得想方设法向安妮隐瞒真相。

[1] 据希腊传说，他是特洛伊国王特洛斯的儿子。由于美貌非凡，被诸神或化作鹰的宙斯掠去做侍酒童子。

[2] 原文为拉丁文，语出波兰作家显克维奇（1846—1916）的同名小说。《你往何处去》描写暴君尼禄焚烧罗马城后嫁祸于基督教徒，对他们进行迫害一事。耶稣的使徒在逃亡的路上遇见耶稣，问他：“主啊，你往何处去？”耶稣答道：“我要回罗马。让他们把我再度钉在十字架上。”使徒幡然悔悟。显克维奇由于此作而获得190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结尾的札记

《莫瑞斯》一稿是1913年开始执笔的，本稿大致保持了初稿的面貌。我曾到米尔索普村[1]去拜访爱德华·卡彭特[2]，它是此行的直接结果。卡彭特有着今天人们难以理解的声誉。他是个应运而生的叛逆者。他感情用事，并且有几分神职人员的派头，因为他是从牧师起家的。他是个社会主义者，忽视产业主义[3]。尽管拥有足够维持闲居生活的收入，却提倡简朴地过日子。他是个受惠特曼[4]影响的诗人，气质之高雅，更胜于文笔。最后，他是同性爱的信奉者，有时把同伴叫做天王星人[5]。生活在孤寂中的我，被他最后的这个方面所吸引。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我将他看作掌握一把能解决一切困难的钥匙的人。通过洛斯·迪金森[6]，我就像接近救世主一般，去跟他打交道。

大概是我第二次或第三次造访这块圣地的时候，火种被点燃，迸发出了火花。他和他的同伴乔治·梅里尔[7]双双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引发了我创作的动机。乔治·梅里尔还触了触我腰眼下面的部位——轻轻地，就在臀部上方。我相信他对大多数来访者都这么做过。这种触觉是独特的，我记忆犹新，正如我记得很早就失去了的一颗牙的部位似的。那既是心理上的，同时又是肉体上的触觉。它好像从我腰眼下面小小的部位直接融入我的构思，却没把我个人的意图包含进去。倘若确实如此的话，它是严格地按照卡彭特的瑜伽派[8]神秘主义行事的，并且足以证明这部作品是在那一瞬间受孕的。

接着我就回到我母亲正在那儿疗养的哈罗盖特[9]去，立即着手写《莫瑞斯》。对我来说，像这样开始执笔一部作品，是绝无仅有的。整体的构思，三个主要人物，其中两个有了快乐的结局。文思泉涌，一气贯通。

初稿搁笔于1914年。我拿给男男女女几位朋友看过，他（她）们都喜欢此作。然而，让谁看，是经过慎重的选择的。迄今此作尚未面对过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至于我本人呢，由于在这部作品中陷得太深了，又太久了，因此无法对它做出评价。

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是绝对必要的。否则我根本不会费神去写。尽管是在虚构的世界里，我决意无论如何要使两个男人相爱，并在小说允许的范围内让他们的爱情永远延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瑞斯和阿列克依然在绿林中徜徉着。我把此作献给“更幸福的一年”，并非没有来由。这部小说骨子里头写的就是幸福。然而，这一点却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使得此作更难以出版了。除非《沃尔芬登报告》[10]能够法制化，不然的话，此作恐怕就得继续停留在原稿状态了。倘若此作的结局是悲惨的，给小伙子套上绞索，听任他临空荡来荡去，或设计一个自杀情节，出版事宜原会顺顺当当，因为作品中没有色情描绘，也没收有诱惑未成年者的场面。但是此作容许这对恋人未受惩罚就溜之大吉，从而对犯罪行为予以赞许。博雷尼乌斯先生没有本事逮住他们，而社会施以他们的惟一惩罚就是流放，他们欣然接受。

关于三个人物的札记

我试图把莫瑞斯塑造成跟我本人（或我心目中的自己）迥然不同的一个人物。他英俊，健康，肉体上富于魅力，头脑迟钝，作为实业家，手腕不赖，有点儿势利眼。我给这样一个优缺点均有的人注入了一滴要素。这使他迷惑，唤醒了他，折磨他，最后拯救了他。正因为他的环境极其正常，他被激怒了。母亲，两个妹妹，一个舒适的家，一份收入不菲的职业，原来是座地狱。他非把它们击溃不可，否则他自己将被击溃，没有第三条路。我为他布设陷阱，他时而闪避，时而落入，终于将它击溃。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原来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

倘若莫瑞斯象征着伦敦近郊的郊区居民，克莱夫象征的则是剑桥。我对这所大学，或是它的每一个角落，了如指掌，所以毫不费力地就把克莱夫刻画出来了，或多或少是以与我有泛泛之交的一位学者为原型。冷静，自以为是的卓越的见解，头脑清晰，领悟力强，坚定不移的道德标准，白肤金发碧眼，体质虽不结实，但并不意味着脆弱，律师与乡绅合而为一。这一切都是从那个相识的人身上得到的启发。不过，是我本人使克莱夫具有“古希腊文化崇拜者”的气质，还让他跳进了莫瑞斯那感情深厚的双臂中。一旦到了那儿，他就掌握了主导权，把两个人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决定下来。他认为对精神恋爱必须予以抑制，并且劝诱莫瑞斯勉强顺从。我觉得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阶段，莫瑞斯既谦虚又缺乏经验，对克莱夫爱慕不已。他是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灵魂，倘若解救他的人要求他守身如玉，他就唯命是听。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而持续了三年——不安定，是理想主义的，富于英国特色。哪个意大利小伙子肯隐忍迁就呢？然而它一直延续到克莱夫移情于女性，将莫瑞斯送回“监狱”为止。从今以后，克莱夫每况愈下，恐怕我对他也越来越冷淡了。他惹恼了我。我不断地找他的错，着重指出他如何枯燥乏味，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架子，以及头发怎样稀疏了。凡是他或他的妻子抑或母亲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令人满意的。克莱夫身上所起的变化对莫瑞斯是有利的，因为这加速了他堕入地狱的过程。他在地狱里变得坚强了，从而完成了最后那次不顾一切的攀登。但是对克莱夫来说这或许是不公正的，因为他素无恶意。在末尾那章，他挨了我最后一鞭。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剑桥老友竟在彭杰庄园里故态复萌，而且是跟一个猎场看守。

阿列克是在米尔索普诞生的，他就是我腰眼下面那个部位的触觉。然而他跟那位办事有条不紊的乔治·梅里尔之间没有更深一层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他是我的预感的体现。在创造他这个形象的过程中，我对他越来越了解了。一部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而写，有些经验派上了用场。他身上的同伴的成分减少，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物了。这个形象变得更生动、更重要了，强求我在小说中多给他一些篇幅。后来增添的部分（几乎不曾做任何删除）都与他有关。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没有原型，他是在戴·赫·劳伦斯[11]创造那些容易动怒的猎场看守之前被写成的，因而没有蓝本可循。尽管他可能遇上过我本人的斯蒂芬·旺哈姆[12]，维系他们的不过是一杯啤酒而已。莫瑞斯到来之前，他是怎样过日子的？克莱夫原来的生活很容易就想得出来。然而阿列克的生活呢？当我试图靠想象把它生动地予以描绘的时候，却写成了一篇综合评述，只好丢掉。他肯定不会对任何事情表示异议——我们只知道这么多。莫瑞斯与他相遇的时候，所知道的也仅止于此。利顿·斯特雷奇[13]是这部作品的早期读者，他认为这一点必然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他给我写了一封绝妙的信，却弄得我心神不定。他说，这两个人的关系是被好奇心和肉欲支撑着的，只能维持六个星期。这使我想起了爱德华·卡彭特！一听到卡彭特的名字，利顿总是发出一连串短促的尖叫声。卡彭特确信，天王星人相互之间至死坚贞不渝。根据我的经验，尽管坚贞不一定靠得住，无论如何是可以盼望的，值得孜孜以求。在这片完全没有希望的不毛之地里，仍能开出花儿来。生长在伦敦近郊的小伙子和土里土气的那一个，都能够坚贞不渝。里斯利，三一学院的这位聪明的本科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利顿开心地发觉，他就是里斯利的原型。

由于阿列克的缘故不得不增添的篇幅有两处，或者毋宁说是增添的篇幅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必须一步步引导他上场。他得逐渐朦朦胧胧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莫瑞斯所乘的马车进入彭杰庄园后，曾从一个男人面前驶过。阿列克从那个模模糊糊的形象出发，经过蹲在钢琴旁边的仆人、不肯接受小费者、出没于灌木丛并且偷吃杏者等等阶段，发展成既给予又获取的爱情共享者。他得从虚无中隐隐约约出现，直到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人物为止。这个过程的处理需要谨慎。倘若读者对即将发生的事知道得过多，他可能感到厌倦。倘若他知道得太少，就会感到困惑。就拿博雷尼乌斯先生离开他们之后，他们二人在黑暗的庭园里的几句对话来说吧，这已经开始预示着二人之间最后的决断了。这些对话可以透露多少，要看它们是怎样起草的。我起草得恰如其分吗？或者拿阿列克来说，当他巡逻的时候，听见了莫瑞斯那孤寂的狂叫，他应该立即响应呢，还是按照我最后定稿的那样，他犹豫不决，直到第二次听到后才做出反应呢？解决这些问题无需很高的技巧，没有亨利·詹姆斯[14]所想的那么高。为了让读者对最后的拥抱产生共鸣起见，写作技巧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阿列克上场后必须把情节逐渐展开。他冒了一次风险，两个人相爱了。有没有任何这种爱情能持续下去的保证呢？完全没有。那么，就得凭借他们的性格，他们相互间所持的态度，他们所面临的种种考验来暗示这种爱情会持续下去。这样一来，最后的部分就势必比原先预想的长得多了。大英博物馆那一章也非延长不可，后面又新插入一整章。这一章写的是在博物馆见面之后的那个充满激情，然而心烦意乱的第二夜。在此章中，莫瑞斯进一步表明心迹，阿列克却尚没有这样的勇气。在初稿中，这一切仅仅是点到为止。同样地，在本稿中，阿列克也在南安普敦那一场之后孤注一掷；而在初稿里，我没让两个人最后重聚。为了让两个人最大限度地相互了解，就必须把这些都写出来不可。直到若干危机、若干恐吓被克服之后，才能准备拉下大幕。

在莫瑞斯与阿列克重聚之后的那一章里，莫瑞斯把克莱夫数落了一顿。本书只能这样结束，起初我并不是这样设想的，其他人也没这么设想过。我还在某人的怂恿下写过一篇尾声。采取的形式是数年后吉蒂遇见了两个伐木者，消息传开，引起一片哗然。尾声嘛，还是让托尔斯泰去写吧。我这篇尾声之所以归于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小说的时代背景是1912年左右，而“数年后”就会闯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完全变了样儿的英国。

此稿搁笔以来，确实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最近一位朋友指出，它只能唤起今天的读者对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兴趣。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然而它的确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不仅是由于没完没了地出现陈旧的东西——十先令金币[15]的小费，自动钢琴的唱片，有腰带、前后打褶的男用短外套，《警察·法庭公报》，海牙会议，自由党，激进派，国防义勇军，无知的医生，挽臂而行的大学生；而且还有一个更不可缺少的原因：在此书所属的那个时代，英国尚有能够消失踪迹的场所。它属于绿林的最后那段岁月；《最长的旅行》也属于那个场所，气氛也相似。我们的绿林在劫难逃，被彻底破坏了。两次世界大战提出了对整个社会加以严密控制的要求，后世的公共团体把这一遗留下的课题接过来，进一步强化，科学也助了一臂之力。我们这个岛国上那片从来就谈不到广阔的荒野转瞬之间遭到践踏，盖满了楼房，到处都有人巡逻。今天已经没有可以藏身的森林或荒原了，也没有能够在里面蜷卧的洞穴了，更没有空寂无人的山谷，可供那些既不愿意对社会进行改革，也不愿意腐蚀社会，只希望独处的人容身。当然，人们至今还在逃脱，任何一个晚上在电影里都看得到这样一些人物。然而他们是歹徒，而不是不法之徒。正因为他们是现代文明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才能够躲避文明。

关于同性爱

关于迄今未提到的一个词，最后做些札记。自从写下《莫瑞斯》以来，公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从无知与恐惧变成了熟悉与轻蔑。爱德华·卡彭特并没有为这样的变化而付出努力。他曾渴望人们能够宽厚地认可一种感情，并给自原始时代起就存在的这种感情以存在空间。至于我呢，尽管没有他那么乐观，也料想知识会导致通情达理。卡彭特和我都没认识到，公众真正厌恶的并非同性爱本身，而是不喜欢想这件事。倘若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让它溜到我们当中来，或者一夜之间用小小的铅字排成法令，使之合法化，那么就肯定不会有什么抗议者。不幸的是，有关法令必须在议会上获得通过，才能合法化。这样一来，各位议员就不得不想一想了，抑或假装思索了。结果，《沃尔芬登报告》将会无限期地被否决。警方会继续对当事人予以起诉。坐在法官席上的克莱夫会继续宣判坐在被告席上的阿列克有罪。莫瑞斯有可能免受指控。

1960年9月

[1] 米尔索普是谢菲尔德（英国英格兰南约克郡一区）附近的村庄。

[2] 爱德华·卡彭特（1844—1929），英国作家，1864年入剑桥大学。他写过一些社会论文，如《英国的理想》（1887），关于两性关系的著作《爱的成年》（1896）、《中间的性》（1908），均被译成多种文字。他拥护社会改革和19世纪晚期的工艺美术运动。他又是同性爱解放运动的先驱者。

[3] 也叫工业主义。以机械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的经济组织。

[4] 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卡彭特长期受惠特曼作品的影响，甚至因此而改变了生活的道路。他的无韵长诗《走向民主》（1883）采取了惠特曼的诗歌形式。1877年访美时拜会了惠特曼。

[5] 天王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天王星人指同性爱者。

[6] 洛斯·迪金森是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者，特别研究员，同性爱者。不论在上学期间抑或毕业之后，福斯特都曾师从于他。

[7] 乔治·梅里尔和卡彭特是一对同性爱者，在米尔索普村，梅里尔照料卡彭特的生活。

[8] 瑜伽派是古代印度哲学的一派。“瑜伽”的意义是“结合”，指修行。此派着重说明调息、静坐等修行方法，还有神秘主义的成分，并且承认有个“自在”（大神）。现代神秘主义者也对瑜伽加以利用。

[9] 哈罗盖特是英格兰北约克郡的一座城镇，拥有内陆矿泉疗养地。

[10] 1957年英国同性爱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讨论有关性行为的法律的制定。该报告利用精神分析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极力主张公共法规应避免试图通过立法来建立道德风尚，并认为公共法规应该过问的仅仅是那些有伤风化或破坏社会秩序的性行为。因此，该委员会建议，在达到承诺年龄的成年人之间的同性爱行为不宜纳入刑法的范围。贯彻上述建议的立法体现在1967年制定的《两性关系犯罪行为法》中。

[11] 戴·赫·劳伦斯（1885—1930）是英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他的长篇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于1928年，女主人公的情人梅勒斯是个猎场看守。

[12] 斯蒂芬·旺哈姆是福斯特的长篇小说《最长的旅行》（1907）中的牧羊人。书名引自雪莱《灵魂上的灵魂》一诗，意指不自由的结合是“最令人厌倦、最长的一次旅行”。

[13] 利顿·斯特雷奇（1880—1932）是英国传记作家、批评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起，开创了传记文学的新时代，磨练了传记作家批评的敏锐性。他是福斯特在剑桥时期的学友，是同性爱者。

[14] 亨利·詹姆斯（1843—1916）是美国小说家。自1875年起定居伦敦，1915年加入英国籍。他的《小说的艺术》（1934）是一部序言集。从这些序言可以看出，作者对形象思维的过程以及对艺术手法如何配合深思熟虑有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15] 十先令金币已于1917年废止。

译后记

萧乾旅英七载（1939—1946），所结交的英国文友中，至今仍对英国文坛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福斯特。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令他痛心的是福斯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悉数被焚毁一事。进入了晚年凭记忆，他总说是“八十多封”。而1950年9月10日，当这批信还在他手里时，他在交给外文局人事部门（现存于他最后所属的单位——中央文史研究馆）的“自传”中写道：“和他（福斯特）通信讨论他的作品四年之久，积信百多封。”我想应以早年写的为准。所幸其中四十七封留下了打字稿的复印件，由《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全部译出，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1988年第3期）上。萧乾本人不但为这些信加了几十条注，还在同一期上发表了《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记爱·摩·福斯特》的文章。收入文集时，做了删节，题目也简化成《记爱·摩·福斯特》。

福斯特在附于《莫瑞斯》正文后面的“结尾的札记”中写道：“初稿搁笔于1914年。我拿给男男女女几位朋友看过，他（她）们都喜欢此作。然而，让谁看，是经过慎重的选择的。”萧乾是有幸读到此稿的惟一的中国人。现将福斯特致萧乾的信函中有关《莫瑞斯》的段落摘录如下：

至于我的尚未出版的小说，你随时都可以读它，它几乎可以出版，然而又还差一筹。我这里有一份手稿，你随时可以拿去看。（第28封，1943年1月1日。根据李辉译文，下同）

你也得回伦敦——可以随身带《莫瑞斯》一书的打字稿。（第31封，1943年3月10日）

见面时，我有兴趣听听你对《莫瑞斯》的见解，在记忆中它对我显得是典型英国式的，那倒也无伤大雅，只不过此刻我对地道的英国式事物，感到厌倦。（第33封，1943年4月17日）

我亲爱的乾：

今天早上收到你的第二封长信，很高兴《莫瑞斯》能使你感动。至于你在论文中涉及它，我得另作考虑。我愿意你论及它，不过西方人——东方人也许同样——特别荒谬，论及此书会有许多困难，这样一来，被纠缠于困难之中的就不仅仅是我自己了。我再考虑一下，你不必为此而着急，如果不是某些情况，事情本来会好办一些。

同时，请注意另外几点：一，正如你所理解的，这本书和《最漫长的旅程》有着情感上的血缘联系。当然，《最漫长的旅程》是一部更富有诗意的作品，且不太成功。二，《莫瑞斯》把《霍华德庄园》中曾经主张的人际关系之重要性这一主题，在一特定方面加以表现。三，在把心中这一特殊而又普通的主题表现出来之后，我感到自己自由轻松了，能自如地创作出天地更广阔、个人色彩更少的《印度之行》。

我试图分析一下此书。我相当满意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大部分内容，但对斯卡德却不敢这么说。如果我年纪再大一些，可能会把他塑造得更好。他的崇高发展得太快了。不过那犯禁的两章写得还可以，色情描写也还适当——这在书中是既不宜多也不可少。描写敲诈的章节，我曾反复重写过，也使我比较满意。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看一封利顿·斯特雷奇评论此书时写给我的信，其中充满着真知灼见。

很高兴能听到你关于此书的见解，也愿意听听中国文学中是否有类似的内容。据我所知，在英国尚无同样内容的作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严肃的、描写异域的作品准是独一无二的。如你所说，莫瑞斯的一个性格特征是他的成熟，另外一点则是他对幸福的热爱和对自我怜悯的厌恶。如果我以凄哀的情调或悲剧来结束这部小说，那我就根本不会认为此书值得一写。在英国（和法国一样），我们认真研究过许多题目，包括不成熟、令人讨厌的自我怜悯，令人讨厌的目标声明，以及色情——大部分色情文学写得不真切……对这个不大为人所知的题材进行坚实的边缘研究，也许是崭新的……（第35封，1943年5月1日）

福斯特曾在“结尾的札记”中写道：“我试图把莫瑞斯塑造成跟我本人（或我心目中的自己）迥然不同的一个人物。”福斯特生前，只有少数朋友知道他是个同性爱者。菲利普·尼古拉斯·费尔班克所著《爱·摩·福斯特传记》（1977年、1978年分两卷由马丁·塞克与沃伯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7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卷本）问世后，此事才广为人知。然而，萧乾在1943年初读此稿时，就已经知道了福斯特的这段隐私。1984年，英中文化协会邀请萧乾访英，参加英国中国学家年会。我们顺便在萧乾昔日的导师乔治·瑞兰兹的招待下，在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小住。这期间，9月12日中午，福斯特研究家玛丽·拉葛请我们在剑桥河畔一家餐馆吃饭。席间，她递给萧乾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1941年至1943年间福斯特写给他的四十七封信的打字稿复印件。当年，萧乾把这些信件用打字机打出来，装订成册，送给了福斯特，戏称作“友谊公报”。前面还加了一页用中英文写的题词。全文如下：

萧乾把Maurice一名，译成默丽思，并注明英文含义。默：（silent）quiet、丽：beautiful、思：thoughts。惠：kindly、存：accepts。萧：Hsiao、乾：Chién。拜：respectfully、赠：presents。王家：King's、学院：College。

1943

To Maurice

In token of all the memorable

days of King's，

With the best compliments of

Chién

1943

致莫瑞斯

纪念王家学院所有那些永志难忘的日子并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乾谨呈

福斯特的教名是“摩根”，萧乾却以本书主人公的名字“莫瑞斯”称之，表示他知道其实莫瑞斯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二人忘年交（福斯特长萧乾二十九岁）之深。

萧乾去世后，为了纪念中英两位作家之间这段弥足珍贵的友谊，我把《莫瑞斯》翻译出来。就全国而言，十年浩劫中化为灰烬的，岂止区区百多封信！王芝琛在《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一书中写道：“萧乾是《大公报》诸记者中最幸运的……罕见的最少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就拿这“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学友谊”来说吧，原件虽已荡然无存，只因为萧乾当年灵机一动，将四十七封信的打字稿交到福斯特手里，居然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这又何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1月1日是福斯特一百三十岁诞辰，2月11日是萧乾逝世十周年忌辰。二三十年前，我译的《夜声》（井上靖著，1980、1985）和《黑衣》（有吉佐和子著，1979、1989）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累积印数均达八万册。在2009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推出《莫瑞斯》中译本，不禁感慨万端，谨对出版社领导及各位同人，尤其是责编冯涛同志致以谢忱。

文洁若

2009年6月16日

目录

版权信息

雪上天使（一九八三年）

一

阿基米德定律（一九八四年）

二

皮肤之上与表皮以下（一九九一年）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另一个房间（一九九五年）

二〇

在水中沉浮（一九九八年）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对焦（二〇〇三年）

三〇

后来的事（二〇〇七年）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版权信息

- 书名：质数的孤独

- 作者：（意）乔尔达诺（Giordano, P.）

- ISBN：9787532752669

- 译者：文铮

- 责任编辑：李月敏

- 产品经理：邵明鉴

献给埃莱奥诺拉

因为我答应过你要保持沉默

姨妈那件装饰异常繁复的旧连衣裙，很适合西尔薇纤细的身材，她要我帮她系紧带子。“袖子太紧了，看起来真可笑！”她说。

热拉尔·德·奈瓦尔《西尔薇》，一八五三年

一

爱丽丝·德拉·罗卡讨厌滑雪学校。她讨厌在圣诞假期也要一大早七点半就起床，她讨厌在吃早餐时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同时一条腿在餐桌下面焦躁地抖个不停，仿佛在催促她说：“快吃！”她讨厌那条会扎她大腿的羊毛连裤袜，讨厌那双让她手指不能动弹的滑雪手套，讨厌那顶勒住她的面颊、同时又用扣带卡住她下巴的头盔，也讨厌那双特别挤脚、让她走起路来像只大猩猩的滑雪靴。

“你到底喝不喝这杯奶？”父亲再一次逼问她。

爱丽丝吞下一大口滚烫的牛奶，牛奶先灼烧了她的舌头，接着就是食道和胃。

“很好，今天让他们看看你是谁。”父亲对她说。

我是谁呢？她想。

接着，她被父亲推到门外，绿色的滑雪服把她包裹得活像木乃伊，滑雪服上缀满赞助商的徽章和闪着荧光的标识。此时室外温度只有零下十度，太阳只是一个比四周重重雾霭略微灰暗一点的圆盘。当爱丽丝肩扛滑雪板踏入雪中时，她感到那杯牛奶正在胃里翻江倒海。他们都是要自己扛滑雪板的，直到有一天滑出名堂，才会有人替你来扛。

“滑雪板板尖要朝前拿，否则会要别人命的。”父亲对她说。

每个训练季结束的时候，滑雪俱乐部都会送给你一枚镶有小星星的胸针，每年都会多一颗星，从你四岁、身高足以让双腿跨上滑雪缆车座椅开始，直到你年满九岁、能够自己抓住座椅上缆车为止。先是三颗银星，然后是三颗金的。每年发一枚胸针是为了告诉你，你又进步了一点，离专业的滑雪比赛又近了一步，而这恰恰是最让爱丽丝害怕的事。虽然那时她只有三颗星，却已经开始担心了。

大家约好八点半准时在缆车道前集合，因为那时设备才开始启用。爱丽丝的同学们已经到了，他们围成一圈，所有人都像童子军一样穿着同样的制服，由于困倦和寒冷而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把滑雪杖插在雪地上，另一端死死地夹在胳肢窝底下，整个人就这样戳在那里，双臂垂着，简直就像一群稻草人。他们谁也不想开口说话，尤其是爱丽丝。

父亲在她头盔上重重地敲了两下，好像要把她拍进雪地里似的。

“要展开双臂。记住，重心向前，明白吗？重——心——向——前！”父亲对她说。

“重心向前，”这个声音在爱丽丝的头脑中回荡着。

父亲走远了，一边走，一边往捧着的双手上哈气，他很快就会回到暖烘烘的家里去看报纸。父亲刚走出两步，就被浓雾吞没了。

爱丽丝故意让滑雪板摔落到地上，这一幕如果让父亲看见，他一定会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揍她一顿。在把滑雪靴扣在滑雪板上之前，她用一根滑雪杖用力地敲打靴底，以把粘在那里的雪块敲掉。

她已经有点想小便了。她觉得膀胱胀得要命，就像有一枚针刺进了肚子里。但今天她仍然不能遂愿，这一点她坚信不疑。

每天早上都是一样。吃完早餐，她就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用力挤呀挤呀，想把所有的尿都排干净。她坐在马桶上拼命地收缩腹部，用力用到头痛难忍，眼珠仿佛都要从眼眶中挤出来，就像是把葡萄的果肉从葡萄皮中挤出来那样。她把水龙头开到最大，为的是不让父亲听到她用力的声音。她攥紧双拳，用力收缩腹部，想把最后一滴尿也挤出来。

她就这样一直坐在马桶上，直到父亲把洗手间的门敲得震天响，同时高声叫喊：“小姐，难道我们今天又要迟到吗？”

反正再怎么用力也无济于事。每当她走到第一架滑雪缆车下面的时候，尿意总会非常强烈，以至于她不得不卸下滑雪板，稍稍靠边一点，蹲在冰凉的雪地上假装系鞋带，其实是在撒尿。她会在夹紧的双腿边堆起一小堆雪，然后把尿撒在裤子里。尿就流在滑雪服里，流在连裤袜里，此时此刻，同伴们都在注视着她，而埃里克，她的教练，会像往常一样说：“我们等一下爱丽丝。”

“这真是一种解脱，”每当那股温热的液体流过她冻僵的双腿时，她都会蹲在那里这么想。

“要不是大家在那里盯着我的话，这应该算是一种解脱吧，”爱丽丝想。

“这迟早会被他们发现的。”

“迟早我会在雪地上留下一道黄色的污迹。”

“那时候他们都会取笑我的，”她想。

一位家长走到埃里克身边，问他今天的雾是不是太浓，不宜上山。爱丽丝满怀期待地竖起耳朵，但是埃里克却展示出他那完美的微笑。

“只有这里有雾。”他说，“山顶上的太阳可以晒裂石头。勇敢点，大家上山。”

和爱丽丝同乘一个缆车座椅的是朱丽亚娜，她是爱丽丝爸爸同事的女儿。上山途中她们没说一句话。两个女孩彼此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此时此刻，她们除了都不想出现在这里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共同点可言了。

爱丽丝和朱丽亚娜的耳畔只有呼啸着掠过弗拉伊特维山顶的风声和吊着她们缆车的钢缆发出的有节奏的金属摩擦声。她们把下巴缩进滑雪服的领子里，用自己呼出的热气来取暖。

“只是由于天冷的缘故，其实你真的用不着撒尿，”爱丽丝反复告诫自己。

然而，缆车离山顶越近，爱丽丝肚子里的那枚针就越往肉里扎。弄不好这次会更糟，或许这一回是非尿出来不可了。

“别尿啊，这只是天冷的反应，你不用再尿了，刚才已经尿过了，别这样。”

一股腐臭的牛奶猛然漾上了爱丽丝的喉头，她忍住恶心又把牛奶咽了回去。这时她想撒尿，想撒尿想得要命。

再过两个支架就到缆车终点站的小屋了。“我不用憋很久了，”她想。

朱丽亚娜推起缆车座椅的安全杠，两个女孩都把屁股往前挪了挪，准备跳下。当爱丽丝的滑雪板接触到地面时，她用手向后推了一把，以便离开座椅。

什么太阳能晒裂石头，这里分明是两米以外就看不见人了。四下里白茫茫一片，上下左右只有白这一种颜色，就像被一条白色的床单包裹着。这虽然与一片漆黑截然相反，但对于爱丽丝来说却同样可怕。

爱丽丝溜到滑雪道的一边，想找一堆新雪来解决问题。这时她的肠子里正发出一种像洗碗机运转时发出的声音。她回头望望，已经看不见朱丽亚娜了，这说明朱丽亚娜同样也看不见她。她沿着斜坡向上走了几米，两只滑雪板保持鱼骨形。当初父亲带着她滑雪时，总是要求她保持这种姿势。她每天要在儿童滑道上上下下三四十个来回，上坡的时候用梯式，下滑的时候则用犁式。父亲之所以这样严格地要求她，是因为买一张单独雪道的滑雪通行证要花费很多钱，况且这样做也可以充分锻炼她的双腿。

爱丽丝卸掉滑雪板，又前行了几步，她的滑雪靴已经深深地陷进积雪里，雪一直埋到她的小腿肚。

她终于坐下了，长舒了一口气，全身的肌肉也放松了下来。一种惬意的感觉像一股强烈的电流流遍她的全身，最终隐藏在脚趾尖里。

刚才大概是牛奶在作怪，肯定是牛奶。要是坐在这两千多米高的雪地上，屁股一准会被冻僵一半。她从没遇到过这种事，至少是从她记事以来，连一次也没发生过。

她排泄到了身上，但不是尿，或者说不只是尿。爱丽丝把屎拉到了身上，就在这个一月里某个上午的九点整。她把屎拉到了内裤里，却没有察觉，至少是在听到埃里克在重重迷雾中的某个地方呼唤她之前没有察觉。

她一跃而起，与此同时感到裤裆里沉甸甸的。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屁股，但厚厚的手套阻碍了她的触觉。不过这也无所谓，反正她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她想。

埃里克又在叫她了，但爱丽丝没有答应。只要她在这上面，浓雾就可以把她隐藏起来。现在她可以脱下滑雪服的裤子，用雪把自己擦干净，也可以下去找埃里克，用耳语告诉他出了什么事，她还可以告诉埃里克自己膝盖疼，必须回到镇上去。当然，她也可以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滑雪，只要注意一直处于队伍的最后就行了。

然而，她一动未动地站在原地，小心翼翼地不让任何一块肌肉运动，完全把自己置于浓雾的庇护之中。

埃里克第三次喊她的名字，声音更大了。

“也许她已经坐缆车走了，那个冒失鬼。”一个小男孩替她回答道。

爱丽丝听到了一阵议论。有的说：“我们走吧。”有的说：“待在这里好冷啊。”他们就在那下面，只有几米远，没准就在下缆车的地方。声音是会骗人的，一会儿在群山间回荡，一会儿又隐没在雪地里。

“她可真够呛……我们去看看。”埃里克说。

爱丽丝感到那团湿软的东西已经滑落到了大腿上，她强忍住呕吐的欲望，慢慢地从一数到十。数到十以后，她又从头数起，一直数到了二十。四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她抱起滑雪板，把它们一直抱到滑雪道上，琢磨了好一会才弄明白该如何将滑雪板放在与最大坡度线垂直的位置上。在这样的大雾里，你肯定会晕头转向的。

她把滑雪靴套进滑雪板，扣紧带扣，摘下护目镜，往上啐了口吐沫擦了擦，因为镜片已经模糊不清了。

她能够一个人滑到谷底，她根本不用管埃里克在弗拉伊特维山顶上如何找她。连裤袜里粘着一团粪便的她，若不是不得已，一秒钟也不想待在这里。她脑子里想着下滑的路线。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下去过，一般他们只会坐缆车下去，然而她本人却在这条滑雪道上滑过几十次了。

她采用犁式动作下滑，开始还比较小心，后来分开的双腿让她渐渐觉得那下面似乎没有那么脏了。就在此前一天，埃里克还在告诫她：“如果再让我看到你用犁式动作转弯，我一准把你的两个脚踝捆在一起。”

埃里克并不喜欢她，这一点她敢肯定。在埃里克眼里，她就是个窝囊废。而到头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看法。埃里克也不喜欢她的父亲，因为每天上完课，她父亲总会缠着埃里克没完没了地问问题，什么“我们家爱丽丝表现如何啊”，“我们进步了没有啊”，“我们能不能当冠军啊”，“什么时候能参加比赛啊”，这个那个的喋喋不休。埃里克总是死盯住她父亲肩膀上的某一点，回答“是”或“不是”，要么就会回以一连串的“嗯”。

透过沾满水雾的护目镜，爱丽丝眼前的一切景物都像电视上叠加的画面，她下滑的速度极慢，除了滑雪板板尖以外，什么都分辨不清。只有当脚下出现新雪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是该拐弯的时候了。

她哼起一支歌来，为的是至少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她还时不时地用手套抹一下鼻子下面，擦掉流出的鼻涕。

提高重心，插下滑雪杖，然后转弯，双脚支撑。现在重心向前，明白吗？“重——心——向——前，”仿佛有人在提醒她，一会儿是埃里克，一会儿又是她父亲。

要是父亲知道了，一定会暴跳如雷，就像只野兽一样，所以她必须编一套谎话，编一个能站住脚的故事，既不能有破绽，又不能自相矛盾。她做梦也不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父亲。是大雾，对，有了，把一切都归咎于大雾。她正跟着同伴们在大回转雪道上滑行，这时她的滑雪通行证从滑雪服上掉了下来。噢，不行，滑雪通行证没有从任何人身上飞走过，只有白痴才会弄丢它。那我们就说是围巾吧，她的围巾被风吹走了，于是她返回了一段去捡围巾，但同伴们都没有等她，她叫了他们几百遍，却没人回应，他们都消失在了大雾里，所以她才下去找他们。

“那后来你为什么没有重新上去呢？”父亲会这样问她的。

对呀，为什么呢？要考虑到这一点的话，还是说丢了滑雪通行证比较好。她之所以没有再上去，是因为她没有滑雪通行证，看缆车的人就不让她上了。

爱丽丝笑了笑，对这个故事很满意，这简直是天衣无缝，她甚至觉得自己不是那么脏了。那团东西终于不再往下掉了。

“或许已经冻上了吧，”她想。

要是成功的话，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她就可以在电视机前度过。她会冲一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脚上趿拉着她的毛绒拖鞋。如果她把眼睛从滑雪板上稍稍抬起那么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完全可以看见那个写着“滑雪道封闭”字样的橘黄色警示牌，那样的话，她将会一整天都处于温暖之中。父亲总是告诫她要学会看路。要是她记得在有新雪的地方身体重心不能向前，要是几天前埃里克帮她调整好滑雪板上的带扣，要是她父亲再坚决一点对埃里克说，爱丽丝的体重已经有二十八公斤了，这个带扣是不是太紧了呢？……现在也不会出事。

这个跳台并不是很高，只有几米的落差，下落时刚能使人感到胃里和脚下同时一空。紧接着，爱丽丝已经脸朝下趴在了雪地上，两只滑雪板飞落下来，笔直地插在雪里，幸好刚才它们只伤到了她的一条腓骨。

她真的没感到疼。说实话，她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觉得雪灌进了她的围巾和头盔，接触到了她的皮肤，有些灼痛。

她最先能动弹的是两只胳膊。在她更小的时候，每当醒来时发现下雪，父亲就把她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带她下楼。他们一直走到院子中央，手拉手，一起数“一、二、三”，然后一起凭借重力向后倒下。这时父亲会说：“现在你当天使。”于是爱丽丝就上下挥动双臂，当她再起来时，会发现自己在白雪上刻画下的轮廓，正像是一个张开双臂的天使。

爱丽丝又在雪地上做了回天使，别无他求，只是想证明自己还活着。她能把头转向一侧，也能呼吸了，尽管她觉得吸进的空气并没有到达它们该去的地方。她奇怪地感觉到自己无法支配双腿的运动，更奇怪的是，她觉得腿没有了。

她试图爬起来，但是做不到。

如果不是这么大的雾，山上早就有人看见她——山谷底部这个扁平的绿点。几步开外的地方，春天的时候会淌过一条小溪，天气乍暖，那里就会长出野草莓，只要你有耐心等，它们会甜得像糖果一样，一天的工夫就能采满整整一篮。

爱丽丝高呼救命，但她微弱的声音完全被大雾吞噬了。她再一次试着爬起来，至少是转个身也行，却一动也不能动。

父亲曾经告诉她，被冻死的人，在完蛋前的片刻会感觉浑身燥热难忍，想脱掉衣服，因此所有冻死的人被发现时都只穿着内裤。这下可惨了，她的内裤可是脏的。

她连手指也开始失去知觉了。她摘下一只手套，往里面呼热气，然后握紧拳头伸进去取暖，另一只手也如法炮制。这个滑稽的动作交替地进行了两三遍。

父亲经常对她说，你肢体的末端是会背叛你的，脚趾、手指、鼻子，还有耳朵。心脏竭尽全力地为自己保留血液，而让身体的其余部分冻僵。

爱丽丝想象她的手指变成了蓝紫色，接着双臂和双腿也慢慢地变了颜色。她想着心脏的跳动会越来越有力，尽力为自己保留住所有剩余的热量。她会变得非常僵硬，假如有一匹狼路过这里，踩在她的一只胳膊上，那这只胳膊就会轻而易举地被踩断。

“他们也许正在找我。

“天晓得这里到底有没有狼。

“我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了。

“我要是没喝那杯牛奶就好了。

“重心向前，”她想。

“不是吧，狼都去冬眠了。

“埃里克会气死的。

“那些比赛我才不想参加呢。

“别说傻话了，你非常清楚，狼是不会冬眠的。”

她的思绪变得越来越没有逻辑了，而且循环往复。太阳慢慢地沉到了夏贝尔东峰后面，假装自己消失了。群山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爱丽丝的背上，四周的浓雾也化作了一团漆黑。

二

当这对双胞胎兄妹还很小的时候，妹妹米凯拉就经常闯祸，比如让自己和学步车一起摔下楼梯，或是把一粒豌豆塞进鼻孔，然后不得不被带到急诊室，让大夫用一种专门的镊子把豌豆夹出来。他们的父亲总是跑到早一步出生的马蒂亚身边对他说，妈妈的子宫太小了，简直装不下他们两个。

“天晓得你们在妈妈肚子里是怎么淘气的，”父亲说，“我知道，你肯定是使劲踢了你妹妹几脚，才对她造成了某些严重的伤害。”

说罢，父亲笑了，即使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他把米凯拉举到半空，然后把她稚嫩的脸蛋贴在了自己的络腮胡子上。

马蒂亚从下面看着这一幕，也跟着笑，任由爸爸的一番话渗透到他的心里，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他让这番话沉淀在胃的深处，形成一层又厚又黏的东西，就像那些陈年葡萄酒所产生的沉淀物一样。

当米凯拉二十七个月大的时候，爸爸的大笑一下变成了勉强的微笑，因为她连一个完整的词都说不出来，即便像“妈妈”、“”、“觉觉”、“汪汪”这样的词。她发出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咿呀声仿佛是从一个孤寂而又荒凉的地方传来的，每次爸爸听了都会不寒而栗。

米凯拉五岁半的时候，一位戴着厚眼镜的儿童口语专家在她面前放了一个用三合板做的立方体，立方体上面挖了四种不同形状的洞，有星形、圆形、正方形和三角形，还有一些与这些洞形状一致的彩色积木，以放入相应的洞里。

米凯拉惊讶地看着这个东西。

“星星放在哪儿呢，米凯拉？”口语专家问道。

米凯拉低头看着这件玩具，却什么也没碰。女医生把星星放在了她的手里。

“这个东西要放在哪儿呢，米凯拉？”她问道。

米凯拉东张西望，不知该看哪里。接着她把那个黄色五角星的一个角塞进了嘴里，开始咬了起来。儿童口语专家把她的手从嘴边拉了下来，第三次重复了那个问题。

“天啊！米凯拉，照医生的话去做！”父亲高声吼道，他再也无法安静地坐在那个大家要求他坐的地方。

“巴洛西诺先生，拜托您。”女医生温和地说，“要让孩子有自己的时间。”

米凯拉利用了她自己的时间，足足有一分钟。然后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这一声既可能是出于高兴，又可能是出于绝望，随即她坚定地把星星放在了正方形的洞里。

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马蒂亚一个人不知道他妹妹有些不正常似的，他的同班同学总是想着提醒他。比如西莫娜·沃尔特拉，上一年级时，老师对她说：“西莫娜，这个月你和米凯拉坐同桌。”她马上把双臂交叉在胸前抗议道：“让我挨着那个人，我才不去呢。”

马蒂亚默默地听着西莫娜和老师争吵了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老师，我可以继续和米凯拉坐同桌。”所有人都平静了下来，包括“那个人”、西莫娜和老师。所有人都平静了，除了马蒂亚。

这对双胞胎坐在第一排。米凯拉整天都在印有图案的画本上涂颜色，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颜色涂到轮廓线外面，还随心所欲地选择颜色，小朋友的皮肤是蓝色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大树都是黄色的。她用手攥着铅笔，就像攥着一柄敲肉用的锤子，她用力在纸上划着，简直一下要撕破三张纸。

马蒂亚坐在她旁边，学习读书和写字。他学会了四则运算，而且是班上第一个会用进位制做除法的学生。他的大脑仿佛就是一个运行精确的齿轮，和他妹妹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大脑一样令人不可思议。

有时候，米凯拉会坐在椅子上摇来摇去，疯狂地挥舞双臂，就像一只落在捕虫网里的蛾子。她的双眼变得非常阴郁，老师呆呆地注视着她，比她本人还害怕，同时依稀地希望这个弱智女孩有朝一日真的能够飞走。后面几排的同学有的开始窃笑，有的则用“嘘”声加以制止。

每当这时，马蒂亚都会站起身，轻轻抬起椅子，以免在地面上划出噪音，然后走到米凯拉的身后，此时的米凯拉正在忽左忽右地晃着脑袋，她双臂挥舞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以至于马蒂亚都担心它们会折断。

马蒂亚抓住她的双手，轻轻地把她的双臂收拢在她的胸前。

“看，你已经没有翅膀了。”他对着妹妹耳语说。

米凯拉在停止抖动之前又晃了几秒钟，然后直勾勾地盯着某个不存在的东西发愣，几秒钟后，她又开始折磨她的图画本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马蒂亚重新回到座位上，低着头，耳朵因为尴尬而变得通红。老师继续讲课。

直到小学三年级，这对双胞胎还没有收到过班上任何同学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生日聚会。妈妈对此已有察觉，早打算为这对双胞胎举办一个生日聚会，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餐桌上，巴洛西诺先生否决了这个提议，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阿黛莱，现在这样已经够让人头疼了！”马蒂亚长舒了一口气，而米凯拉已经是第十次弄掉她的叉子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

后来，在一月的一个早上，里卡尔多·佩洛蒂，一个满头红发、嘴唇厚得像狒狒的男孩来到马蒂亚的座位前。

“嘿，我妈妈说你也可以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他眼睛望着黑板，一口气说完。

“还有她。”他指指米凯拉，又补充了一句。米凯拉正细心地把她的桌面当作床单一样抚平。

马蒂亚的脸因激动而变得麻木。他连忙道谢，但里卡尔多却已经如释重负般地走开了。

双胞胎的妈妈马上进入了兴奋状态，带他们两个去贝纳通买新衣服。他们一连转了三家玩具店，但每一次阿黛莱都不是十分满意。

“里卡尔多有什么爱好？这个他会喜欢吗？”她一边掂着一盒一千五百片的拼图，一边问马蒂亚。

“我怎么知道？”儿子回答她说。

“他毕竟是你的朋友啊！你应该很清楚他喜欢什么样的玩具。”

马蒂亚并不认为里卡尔多是他的朋友，但这件事他无法向母亲解释清楚。他只是耸了耸肩。

最后，阿黛莱决定买一个乐高牌的宇宙飞船，那是玩具部里包装最大、也最贵的玩具。

“妈妈，这个太大了啦！”儿子反对道。

“胡说！你们是两个人，你们不想在朋友面前没面子吧。”

马蒂亚非常清楚，不管有没有乐高，他们都会没有面子。只要和米凯拉在一起，就不可能有面子。他也非常清楚，里卡尔多邀请他们去参加生日聚会，只是因为他父母要求他这么做。到时候米凯拉一定会一直缠着他，还会把橙汁打翻，洒在身上，然后开始小声地哭泣，就像平常她累的时候那样。

马蒂亚第一次觉得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或者应该说，他觉得最好是把米凯拉留在家里。

“妈妈，”他犹豫地开口说。

阿黛莱正在手袋里找钱包。

“啊？”

马蒂亚吸了一口气。

“米凯拉非要参加生日聚会不可吗？”

阿黛莱猛然停住手，直勾勾地盯着儿子的眼睛。收银员漠然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张着的手在货物传送带上方等着收钱，米凯拉则正在把货架上的一盒盒糖果乱放一气。

马蒂亚的脸颊滚烫，准备着要挨一记耳光，结果却没有挨上。

“她当然要去。”母亲只说了这么一句，问题就算解决了。

他们可以自己去里卡尔多家，只要走上十分钟的路。三点刚到，阿黛莱就把这对双胞胎推出了家门。

“快点，否则就迟到了。记住要谢谢人家的父母。”阿黛莱嘱咐道。

然后她又嘱咐马蒂亚。

“照顾你妹妹，你知道脏的东西她是不能吃的。”

马蒂亚点点头。阿黛莱依次亲了两个孩子的脸，在米凯拉的脸上亲得更长一些，然后又帮她梳了梳发卡下面的头发，并祝两个孩子玩得开心。

在去里卡尔多家的路上，马蒂亚的思绪被乐高积木模块发出的沙沙声所覆盖，这些模块在盒子里摇来晃去，就像一股小小的海潮，撞击着纸盒的四壁，一会儿撞到盒盖，一会儿又撞到盒底。在他背后几米远的地方，米凯拉跌跌撞撞地迈着步子，双脚趟着粘在柏油路面上的烂树叶，空气凝滞而寒冷。

“到时候她会把所有的薯片都洒在地上的，”马蒂亚想。

“她会拿着球而不传给任何人。”

“你能快点吗？”他回过头对妹妹说，因为米凯拉突然蹲在了人行道中央，用一个手指头折磨一条一拃来长的虫子。

米凯拉看着哥哥，好像是久别重逢一样。她朝他笑了笑，然后跑了过来，拇指和食指间还捏着那条虫子。

“看你多恶心啊。把它扔了。”马蒂亚一面命令她，一面往后退着。

米凯拉又看了一眼虫子，好像在问自己它是怎么跑到自己手上来的。她随即扔掉虫子，歪歪斜斜地朝已经在几步之外的哥哥跑了过来。

“她会抱着球不给任何人的，就像在学校里一样，”马蒂亚想。

他看着这个双胞胎妹妹，她有着和自己一样的眼睛、一样的鼻子和一样颜色的头发，但她的大脑却笨得该扔掉，他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厌恶情绪。他牵着妹妹的手过马路，因为那里车子开得飞快。就在过马路的时候，他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

他放开了妹妹那只戴着小羊毛手套的手，但他紧接着又想：“这样做不对。”

当他们沿着公园走的时候，他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他说服自己，这样做是不会被发现的。

“只不过几个钟头而已，”他想，“而且仅此一次。”

他突然改变了方向，从后面抓住米凯拉的一只胳膊，走进公园。草地上的小草被夜晚的霜露打得湿湿的。米凯拉在他身后小跑着，她那双崭新的白色麂皮靴陷在泥里，变得脏兮兮的。

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这么冷的天气，谁也不想来这儿散步。这对双胞胎来到一个树木丛生的地方，这里设有三张木桌和一个户外烧烤用的架子。他们以前曾经在这里吃过午餐，有一天上午，老师还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捡干枯的落叶，然后回去裁成难看的餐桌摆饰，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爷爷奶奶。

“米凯拉，你听好，”马蒂亚说，“你在听我说话吗？”

和米凯拉说话时，必须要时刻确定她那条窄窄的沟通渠道是打开的。马蒂亚等妹妹点了一下头。

“好的，我现在要离开一会儿，好吗？不过不会太久，只有半个钟头而已。”他解释道。

他根本没打算说实话，因为对米凯拉而言，半个钟头和一整天并没有多大区别。那位女医生曾经说过，她时空观念的发展水平只停留在前意识阶段，马蒂亚非常清楚医生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坐在这里等我。”他对妹妹说。

米凯拉一脸严肃地看着哥哥，什么也没回答，因为她根本不会回答。她也没有做出任何真正听懂的表情，不过她的眼睛却亮了一下。后来，马蒂亚一辈子都忘不掉那个眼神，每当想起它就会感到恐惧。

他后退着离开妹妹几步远，为的是能一直看着她，确保她没有跟来。“只有虾米才会这样走路，”有一次妈妈这样吼他，“它们总是会撞到什么的！”

他大约走出了十五六米，米凯拉就不再看他了，而是全神贯注地要揪掉羊毛大衣上的一颗纽扣。

马蒂亚转过身，跑了起来，手里紧抓着那盒礼物。盒子里两百多个塑料模块互相碰撞着，似乎想要对他说些什么。

“你好，马蒂亚！”里卡尔多·佩洛蒂的妈妈打开门迎接他，“你妹妹呢？”

“她发烧了。”马蒂亚撒谎说，“但不严重。”

“噢，真遗憾。”里卡尔多妈妈说，但没有显出丝毫遗憾的样子。她闪开路，让马蒂亚进去。

“里卡，你的朋友马蒂亚来了，过来打个招呼。”她转过身朝走廊喊道。

里卡尔多·佩洛蒂从地板上滑了过来，一副不情愿的样子。他站在那里看了马蒂亚一秒钟，并寻找着那个弱智女孩的踪影。然后，他松了一口气，说了声“你好”。

马蒂亚把那袋礼物举到佩洛蒂夫人的鼻子底下。

“这个要放在哪儿？”他问。

“这是什么？”里卡尔多怀疑地问道。

“乐高。”

“啊！”

里卡尔多一把抓过袋子，又消失在了走廊里。

“和他一起去吧！”佩洛蒂夫人一边说，一边推着马蒂亚，“生日聚会在那里。”

佩洛蒂家的客厅里挂满了一串串气球，在一张铺着红色纸桌布的餐桌上摆着几盆爆米花和薯片，烤盘上有一张已切成小方块的干脆匹萨，此外还有一排尚未开瓶的各色汽水。马蒂亚班上的几个同学已经到了，他们站在屋子的正中央，守着那一桌美食。

马蒂亚朝他们走了几步，然后在离他们两米的地方停下脚步，仿佛一颗不想在天上占据太多空间的人造卫星。屋子里没有人注意到他。

当房间挤满了小朋友的时候，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戴着塑料红鼻头和一顶小丑的圆顶礼帽，带领大家玩蒙着眼睛贴驴尾巴的游戏，游戏规则是把你的眼睛蒙上，而你要把一条尾巴贴在纸上画着的驴身上。马蒂亚赢得了第一份奖品——满满一大把糖果，但这是因为他从眼罩下面偷看了。大家叫喊着起哄，说他耍赖，而他则满心羞愧地把糖塞进了口袋。

天色暗下来之后，小丑打扮的小伙子把灯关上，让大家围坐成一圈，开始讲一个恐怖故事，他还把一只开着的手电筒放在下巴上。

马蒂亚觉得那个故事并不怎么吓人，倒是那张以那种方式照亮的脸更加可怕。从下面射出的光线让那张脸变得通红，还形成了一些让人害怕的阴影。马蒂亚望着窗外，好让目光避开那个小丑。他想起了米凯拉。其实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她，不过这是他第一次想到妹妹独自一人在树林中，一边等他，一边用戴着白色手套的小手揉搓着小脸，好让自己暖和一点。

他站起身来，就在这时，里卡尔多的妈妈捧着插满点燃蜡烛的蛋糕走进了这个漆黑的房间，所有人都鼓起掌来，一半是因为那个故事，一半是因为这个蛋糕。

“我该走了。”他对里卡尔多的妈妈说，还没等她把蛋糕放在桌子上。

“现在吗？可是要切蛋糕了呢！”

“对，就是现在，我得走了。”

里卡尔多的妈妈从蜡烛的光芒上方望着他，在这种光线的照射之下，她的脸上也布满了吓人的阴影。其他的小朋友全都安静了下来。

“好吧，”佩洛蒂夫人犹豫地说，“里卡，送你的朋友出去。”

“可是我得吹蜡烛呀！”聚会的主角抗议道。

“照我说的去做！”他母亲命令他，眼睛却始终盯着马蒂亚。

“马蒂亚，你可真讨厌！”

有些小朋友笑了出来。马蒂亚跟着里卡尔多走到大门口，从一堆大衣下面拿出自己的大衣，然后说了声“谢谢”和“再见”，而里卡尔多什么也没说，在马蒂亚身后关上大门，然后就跑回他的蛋糕那里了。

在里卡尔多家公寓的院子里，马蒂亚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子，同学们的喊叫声从窗下的缝隙里飘了出来，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很微弱了，就像每天晚上妈妈把他和米凯拉送上床睡觉以后，从客厅电视机里传出来的那种让人感到踏实的低声细语。铁栅栏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他开始跑了起来。

他跑进公园，只跑出十几步，路灯微弱的光线就让他无法看清那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了。在他留下米凯拉的那片树林里，光秃秃的树枝在夜空的映衬下只是一些更加黑暗的划痕。只要从远处望过去，马蒂亚就能肯定，他的妹妹已经不在那里了，这种预感既清晰，又无法说清楚。

他在离那条长椅几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就在几个钟头之前米凯拉还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弄坏自己的大衣。他站在那里，仔细地听着，直到呼吸平缓下来，仿佛妹妹会随时从哪棵大树后面冒出来，嘴里“咕咕”地学着鸟叫，迈着她那歪歪斜斜的脚步，朝他飞跑过来。

马蒂亚高喊着米凯拉的名字，却被自己的喊声吓了一跳，于是降低了呼唤的声音。他走近那些木头桌子，把一只手放在米凯拉曾经坐过的地方，这里已经与周围的一切一样冰冷了。

“她可能是觉得无聊，自己回家去了，”他想。

可是她根本不认识回家的路啊，而且她也不会自己过马路。

马蒂亚看着眼前这个消失在黑暗中的公园，不知道走到哪里是个头，他不想继续走下去了，却别无选择。

他走路时踮起脚尖，不想把鞋底下的落叶踩得沙沙作响。他不断地东张西望，希望能发现米凯拉蹲在一棵树的后面，偷偷地观察着一只甲虫或是别的什么东西。

他走进儿童游乐场的围栏，努力回忆着在星期天下午的阳光下，那架滑梯所呈现出来的颜色，当时妈妈受不了米凯拉的哭闹，只好允许她上去滑一两次，然而对那架滑梯而言，她的个子已经太大了。

他沿着绿篱一直走到公共厕所，但是却不敢进去。他重新回到小路上，公园里的这条小路只是被那些经常来此散步的人们在土地上踏出的一条浅浅的痕迹而已。他沿着小路走了整整十分钟，直到不知自己身在何方。这时他哭了起来，同时还咳个不停。

“米凯拉，你真是个傻瓜！”他小声说，“一个弱智的傻瓜！妈妈跟你说过几千遍，要是迷了路就待在原地别动……可是你根本一点都不明白……一点点都不明白。”

他登上一个缓坡，来到一条河边，河水把公园一分为二。这条河的名字父亲告诉过他很多次，但马蒂亚怎么也想不起来。水面上映着不知从哪里发出的微光，这一点波光在他湿润的双眼中摇曳。

他走近河岸，感觉米凯拉就在他附近。她喜欢水。妈妈经常讲起他们小的时候，给他们两个一起洗澡，米凯拉在水里总是像疯子一样地尖叫，因为她不想出来，即使水都凉了。一个星期天，爸爸带他们到河边，或许就是这里，教他们如何用扁平的石头打水漂。爸爸正讲到要利用手腕的力量让石头旋转起来的时候，米凯拉已经跑到前面，一下掉进及腰深的河水里，幸好爸爸及时拉住了她的胳膊。爸爸打了她一记耳光，米凯拉就开始哭，然后三个人耷拉着脑袋，默不作声地回到了家。

一个场景像一股强烈的电流猛然穿过马蒂亚的大脑：米凯拉拿着一根小树枝拨弄着自己映在水面上的倒影，然后像一袋土豆一样滚进河里。

他在离岸边半米远的地方坐了下来，累极了。他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身后，看见了那片还要持续好几个钟头的黑暗。

他开始注视着黝黑发亮的河面，再一次努力回想这条河的名字，但这一次还是想不起来。他把双手插进冰冷的泥土里，河边的湿气已经让泥土变得十分柔软。他发现了一块玻璃瓶子的碎片，那是某个狂欢夜后遗留下来的利器。当他第一次把碎玻璃刺进手里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疼，或许他根本没有察觉到。接着他开始把玻璃碎片在肉里左右旋转，让它扎得更深，但目光却始终没有离开水面。他期待着米凯拉会随时浮出水面，与此同时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有些东西能浮在水面上，而有些东西就不行？”

三

那只可恶的白瓷花瓶始终占据着洗手间的一角，花瓶上装饰着繁缛的金色花卉图案，它在德拉·罗卡家已经传了五代了，但说实话谁也不喜欢它。好几次爱丽丝都冲动地想把它扔到地上摔个粉碎，然后把那些细小的、极为珍贵的碎片扔到别墅对面的垃圾箱里，和利乐番茄酱包装盒、用过的卫生巾（不一定是她的）以及她父亲服用的镇静剂的铝塑包装混杂在一起。

爱丽丝用一个手指滑过那只花瓶，想着它是多么冰冷、光滑、洁净。在她家多年的厄瓜多尔女管家索莱达已经变得越来越细致了，因为德拉·罗卡家的人都非常注重细节。当她第一次出现在家里时，爱丽丝还只有六岁，她躲在妈妈的裙子后面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这个女人。索莱达弯下腰，惊讶地看着她。“多漂亮的头发呀，”她对爱丽丝说，“我可以摸摸吗？”爱丽丝咬住舌头，为的是不让自己说出那个“不”字来，索莱达掐起爱丽丝一绺栗色的头发，就像是掐着一小片丝绸似的，然后她放开手，让头发垂落下来。她不敢相信头发可以这般柔软。

爱丽丝脱背心的时候屏住了呼吸，一时间她除了闭上眼睛，什么也不能做。

当她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洗脸池上方的大镜子里映出了她的身影，此刻她体会到一种惬意的失落感。她把内裤的松紧带往下卷了两圈，刚好卷到她那道伤疤的上方，紧紧绷住的松紧带使内裤边缘和小腹之间出现了一点点缝隙，像一座桥梁架设在两侧胯骨的上方。她的食指仍然无法穿过这道缝隙，但小指却可以。竟然小指还能穿过去，这简直要把她气疯了。

“就在这儿，它应该正好开在这里。”她想。

“一朵蓝色的小玫瑰花，就像薇奥拉的那朵一样。”

爱丽丝侧过身子，“还是右边好，”她已经习惯在心里这么说了。她把所有的头发都披到面前，觉得这样就像一个小魔女了。接着她把头发拢成一条马尾，然后又拢成更高的马尾，和薇奥拉的发型一模一样，大家一直都喜欢这种发型。

这样依然没用。

她又让头发散落在肩上，用习惯的动作将它们拢在双耳后面，然后双手撑在洗脸池上，猛地把脸凑到离镜子只有几厘米远的地方，她的动作太快，以至于两只眼睛好像重叠在了一起，像独眼巨人的眼睛那样可怕。

她的呼吸在玻璃上形成了一片雾，遮住了她的半张脸。

她真的弄不明白，薇奥拉和她那帮女伴究竟是从哪里学来的那种眼神，能到处去勾引男孩子。那种眼神既冷酷，又惹人怜爱，只要把眉梢神不知鬼不觉地那么一挑，就能决定你的生死。

爱丽丝在镜子里努力做出挑逗的表情，但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扭捏作态的女孩，举手投足毫无优雅可言，就像打了麻药以后的反应。她相信，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了脸上，脸蛋过于臃肿，而且有瑕疵。她用力压平双眼，想把眼球从眼眶里挤出来，让它们化作锋利的碎片，刺入每一个与她的目光相遇的男孩子的肺腑。她希望自己的目光不放过任何一个人，从而给他们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记。

然而，她不断变瘦的只有肚子、屁股和乳房，脸却始终没变，两颊就像小孩用的两个圆形靠枕。

这时，有人在敲洗手间的门。

“爱丽丝，你好了吗？”父亲让人讨厌的声音从磨砂玻璃门外传了进来。

爱丽丝没有作声，她把两腮嘬了起来，看看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

“爱丽丝，你在里边吗？”父亲叫她。

爱丽丝撅起嘴，吻了一下镜子里的自己，又伸出舌头舔了舔冰冷镜面中自己的舌头。她闭上眼，就像真的接吻一样，左右晃动着脑袋，她晃动得尽量均匀，以使得这个吻有可信的效果。她还从来没有在任何人的嘴唇上体会过她真正渴望的亲吻。

大卫·波伊里诺是第一个用舌头亲吻她的人，那是初中三年级，因为他和人打赌打输了。他把舌头机械地绕着爱丽丝的舌头顺时针转了三圈，然后转身问他的朋友们：“行了吗？”那些人猛然大笑起来，有些人还说：“你吻了一个跛子。”但是爱丽丝仍然很高兴，因为她终于有了初吻，何况大卫人还不错。

那以后她还有过其他的接吻经历。一次是和她堂哥沃尔特在奶奶的生日聚会上，一次是和大卫的一个朋友，她甚至不知道那男孩叫什么名字，这家伙私底下请求爱丽丝让他也尝尝接吻的滋味。他们就躲在学校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撅着嘴亲了几分钟，谁也没勇气碰对方一个手指头。俩人刚一分开，那男孩就说了声“谢谢”，昂着头走开了，脚步轻盈得好像一个成熟的男人。

现在她落伍了。她的女同学们都在谈论体位、吻痕和怎样用手指的事，或是议论着到底用避孕套好还是不用好，而爱丽丝的唇间却只保留着对初三时那机械一吻的苍白记忆。

“爱丽丝，你听见了吗？”父亲的嗓门更大了。

“烦死了，听见啦。”爱丽丝没好气地回答道，她的声音很小，也许从门外刚刚能听到。

“晚饭好了。”父亲又说。

“知道了，天啊。”爱丽丝说。随后，她又小声加上一句：“讨厌。”

索莱达知道爱丽丝会把食物丢掉。开始，当爱丽丝在盘子里剩下食物的时候，她总会说：“我的小宝贝，全部吃光，在我们国家小孩还会饿死呢。”

一天晚上，爱丽丝恶狠狠地盯着她的眼睛，朝她发了火。

“就算我吃到肚子疼，你们国家的小孩也照样会饿死。”爱丽丝说。

那以后索莱达再也不说什么了，只是在她的盘子里少盛些东西，反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爱丽丝会用眼睛判断食物的热量，她晚餐总是挑选刚刚三百卡路里的食物，剩下的她会以某种方式扔掉。

她吃饭的时候一般把右手放在餐巾上，并在自己的盘子前面放上葡萄酒杯，她总是要求倒上酒，但从来不喝，再放上水杯，这样就形成了一道玻璃屏障。开始吃饭后，她会很有策略地摆放盐瓶和油瓶。等到她的父母都在用力机械地咀嚼着食物、没注意她的时候，她就小心翼翼地把已经切碎的食物从盘子上推到餐巾里。

一顿晚饭下来，爱丽丝至少可以把满满三餐巾的食物塞进自己运动服的口袋。晚上刷牙之前，她会把这些食物碎屑倒在马桶里，看着它们在冲下的水流中旋转，然后满意地用一只手抚摸着胃部，此时她感觉胃又空又干净，就像一只水晶花瓶。

“天啊，索莱达，你又在酱汁里放奶油啦？”母亲向女管家抱怨道，“我要和你讲多少次，我吃了会不消化的。”

爱丽丝的母亲全无胃口地把盘子推开。

爱丽丝坐在餐桌旁，头上包着一条毛巾，就像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那样，这是为她在洗手间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却根本没有洗澡而打掩护。

她考虑了很久，不知是否要就这件事征求父母的意见。反正无论如何都是要做的，她太想去做这件事了。

“我想在肚子上刺一个文身。”她终于开口了。

父亲把正在喝水用的水杯从嘴边移开。

“你说什么？”

“你听见了，”爱丽丝说着，用挑衅的目光看着父亲，“我想去文身。”

爱丽丝的父亲用餐巾擦了擦嘴和眼睛，仿佛想要抹去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丑陋形象。然后，他精心地把餐巾叠好，铺回到膝盖上。他重新拿起餐叉，努力压制住已经烧遍他全身的怒火。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

“你想文什么图案呢？我们听听。”母亲满脸不悦地插话道，但更让她生气的显然是酱汁里的奶油，而不是女儿的请求。

“一朵玫瑰，特别小，薇奥拉也有一朵。”

“拜托，这个薇奥拉是谁啊？”父亲带着很明显的讽刺腔调问道。

爱丽丝摇摇头，目光注视着餐桌的正中，觉得自己在家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人。

“薇奥拉是她的一个同学，”母亲费尔南达明显加重了语气，“我说，这个人她已经讲过一千遍了，足见你没有用心听。”

德拉·罗卡律师自负地看着妻子，那眼神仿佛在说：“又没人问你。”

“请原谅，我想我对爱丽丝班里的同学往身上画什么东西不感兴趣，”父亲最终宣判道，“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文身。”

爱丽丝又把卷满一餐叉的面条送进了餐巾里。

“反正你不能阻止我，”她大胆地说，眼睛依然注视着餐桌中间空空的部分。她的声音因胆怯而变得不太连贯。

“你能再说一遍吗？”父亲问道，他没有提高音量，语气也照常缓和。

“你能再说一遍吗？”他的语速更慢了。

“我说了，反正你不能阻止我。”爱丽丝说着抬起头，但一点儿也不敢看父亲那深沉而冰冷的眼睛。

“你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你现年十五岁，这个账很好算，这意味着你还要受制于你的父母三年。”这位律师解释道，“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们可以这么说，你就可以随便去丰富你的皮肤了，不管是用花，还是用骷髅或别的什么东西。”

律师先生低头朝着盘子微笑了一下，用叉子精心卷起几根面条送进嘴里。

接着是很长的一阵沉默。爱丽丝用拇指和食指捋着桌布的边缘。她的母亲由于对晚餐不满而勉强吃着一根干面包棍，目光茫然地环顾着餐厅。她父亲假装吃得津津有味，嚼东西时颌骨都要做圆转运动，每吃一口，都要先闭上眼睛嚼两下，一副怡然自得的模样。

爱丽丝决定加大反抗的力度，因为她真的很讨厌父亲，还因为当她看到父亲那副吃相的时候，连那条好腿也僵硬起来。

“没人喜欢我，你根本不在乎。”她说，“以后永远都不会有人喜欢我。”

父亲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然后继续吃饭，就像没人讲过话一样。

“你一点也不在乎是不是毁了我一辈子！”爱丽丝接着说道。

德拉·罗卡律师把餐叉停在半空中，吃惊地看了女儿好几秒钟。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声音略带颤抖地说。

“你再明白不过了！”爱丽丝说，“你知道，就是因为你的错，我才会永远这样。”

爱丽丝的父亲把叉子架在盘子的边缘，用一只手遮住双眼，就像在沉思什么。然后他站起身，走出了餐厅，沉重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光滑的大理石地砖上。

费尔南达说：“噢，爱丽丝。”既未表示同情，也未表现出责备，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就随着丈夫到房间里去了。

爱丽丝呆滞地盯着满盘的食物足有两分钟的时间，直到索莱达过来收拾餐桌。她安静得像影子一样。爱丽丝把装得满满的餐巾塞进口袋，把自己反锁在了洗手间里。

四

彼得罗·巴洛西诺先生已经很久没有再尝试过进入儿子那幽暗的内心世界了。当他不小心把目光落在儿子那伤痕累累的手臂上时，就会回想起那些夜不能寐的日子：他整夜在家中仔细察看，四下找寻漏网的尖锐物品。就在那些夜晚，阿黛莱会服下大把的安眠药，张着嘴睡在沙发上，因为她不想再和丈夫同榻而眠。在那样的夜晚，似乎只有清晨的到来才能带来些许希望，他听着远处传来的钟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着时间。

他坚信，某天早上他会发现自己儿子的脸埋在满是血迹的枕头里，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他脑海中，他甚至慢慢地习惯了这种想法，真的认为儿子已经不在了，即便儿子此时也在汽车里，而且就坐在他身边。

他正送儿子去一所新的学校。车外下着雨，雨丝很细，悄然无声。

几个星期前，E.M.理科高中的校长把他和阿黛莱叫到办公室，正如马蒂亚在日记里写的那样，向他们“介绍一个情况”。谈话间，校长先是兜圈子，详细描述这个孩子敏感的性格和过人的聪颖，以及他各科一贯平均九分的好成绩。

巴洛西诺先生要求也让他儿子列席这次谈话，理由是这样才最公正，但说到底，是否公正也只有他一个人感兴趣。马蒂亚坐在父母身边，整个过程中，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膝盖。他紧紧地攥着拳头，使左手的表皮上渗出了鲜血。两天前，阿黛莱由于一时粗心，只检查了他右手的指甲。

马蒂亚听着校长的话，仿佛那说的不是他。他回想起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他连续五天只字不说，莉塔老师就让他坐在教室的正中，而其他同学则围成一个马蹄形。老师开口说，马蒂亚心里一定有什么事不想对任何人讲，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也许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有点太聪明了。接着，老师让同学们靠近马蒂亚，以赢得他的信任，让他知道他们是他的朋友。马蒂亚注视着同学们的脚，当老师问他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终于开口说话了，他问老师什么时候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在表扬过马蒂亚之后，校长终于谈到了实质问题，巴洛西诺先生明白了问题的所在，但只是晚了那么几个小时。原来，马蒂亚所有的老师在这个有着超凡天赋而又似乎不愿和任何同龄人交往的孩子面前，都会感到非常不自在，都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有些不称职。

校长暂时停下了讲话，向后靠在那张舒适的扶手椅的椅背上。他翻开一个文件夹，其实那里面根本没有要他看的东西。然后，他好像突然想起办公室里还有客人似的，把文件夹合上，字斟句酌地建议巴洛西诺夫妇，也许E.M.高中无法完全符合他们孩子的需求。

晚饭的时候，马蒂亚的父亲问他是不是真的想转学，他没出声，只是耸了耸肩膀，然后就全神贯注地盯着那把要用来切肉的餐刀，炫目的灯光在刀刃上闪烁。

“雨的确不是斜着下的。”马蒂亚望着车窗外说，他的话打断了父亲的思路。

“什么？”父亲问道，同时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外面没有风，否则的话树上的枝叶就会摇动。”马蒂亚继续说。

父亲努力揣摩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其实他并不在乎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只是怀疑这又是儿子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

“所以呢？”他问。

“车窗上的雨滴都是斜着滑落的，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自身运动的结果。如果测量一下它与垂直线的夹角，就可以计算出雨滴下落的速度。”

马蒂亚用手指跟随着雨滴滑落的轨迹，他把脸贴近挡风玻璃，在上面哈了一口气，然后用食指在水雾上画了一条直线。

“别往玻璃上哈气，会留下印迹的。”父亲责备他说。

马蒂亚却似乎没有听见。

“假如我们看不到车外，假如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运动，就无法知道到底是雨滴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身的问题。”马蒂亚说。

“什么的问题？”父亲不解地问他，有点不耐烦。

“雨滴这样斜着滑落的问题。”

彼得罗·巴洛西诺认真地附和着，却没有听懂。他们到了目的地，父亲把挡位换为停车挡，拉上了手刹。马蒂亚打开车门，一阵清新的空气吹进了驾驶室。

“我一点钟来接你。”彼得罗说。

马蒂亚点了点头。巴洛西诺先生往前凑了凑，想吻一下儿子，但安全带把他拉住了。他只好重新靠在椅背上，看着儿子下车并随手关上车门。

新学校坐落在小山上一个漂亮的居民区里，教学楼是在法西斯统治的那二十来年中建的，虽然近来经过几次翻修，在这豪华别墅群里，依然是一处败笔。那是一幢白色的水泥平行六面体建筑，横向排列着四排间隔相等的窗子，还有两部绿色的铁制防火梯。

马蒂亚登上通往学校大门的两层台阶，孩子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里等待着第一道铃声，而马蒂亚则与他们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距离，即使站在房檐外面头发会被淋湿。

一进大楼，马蒂亚就去找贴着教室分布图的布告栏，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去问校工了。

二年级F班的教室位于二楼走廊的尽头。马蒂亚深吸一口气，走进教室。他贴着教室的后墙站着，两个大拇指吊在双肩背包的背带上，眼神就像一个恨不得钻进墙里的人。

当同学们各就各位以后，一张张新的面孔依次向他投来焦虑的目光，没有人对他微笑，几个孩子还在低声耳语，马蒂亚确信他们是在议论他。

他看了一下那些空着的座位，当一个把指甲涂成红色的女孩身边的空位子被人坐了以后，他感到一丝安慰。老师进来了，马蒂亚溜到唯一空着的座位上，那是一个靠窗的位子。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他的同桌问他，这是一个和他一样看上去很孤独的男孩。

马蒂亚点点头，没有看他。

“我叫丹尼斯。”他自我介绍说，同时伸过一只手来。

马蒂亚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很高兴认识你”。

“欢迎。”丹尼斯说。

五

薇奥拉·巴伊受到所有女生痴狂的钦羡与畏惧，因为她漂亮得足以让别人感到压力，还因为她虽然只有十五岁，却比所有同龄的女孩都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生，至少在别人看起来是这样。星期一上午的课间，女生们都会围拢在薇奥拉的桌边，贪婪地听她讲述自己周末的经历。大多数情况下，薇奥拉都是把塞雷娜——比她大八岁的姐姐——前一天讲给她的经历加以巧妙的改编，全部搬到自己身上，但是她知道该怎么用一些咸湿的细节来丰富她的故事，而这些细节往往都是她凭空捏造的。这些情节让她的朋友们听起来却是那么的神秘和令人心跳。她总是提起这个或那个她从来没去过的酒吧，但她却能淋漓尽致地描述那迷幻的灯光，或是酒吧服务生朝她走过来，给她倒上一杯“自由古巴”时的一脸坏笑。

绝大多数情况下，故事都会结束在床上或酒吧后厨那些啤酒桶和装伏特加酒的纸箱子之间，那个男的从后面抱住她，一只手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喊叫。

薇奥拉·巴伊知道该如何使一个故事更加生动，她知道，所有的暴力场面都要归结为精确的细节，她还会精确地计算时间，每次讲到那个酒吧服务生正要拉开她那限量版名牌牛仔裤的拉链时，上课铃一准会响起。此时，她忠实的听众们会慢慢散去，一个个因嫉妒与气愤而面颊绯红。薇奥拉被迫答应在下个课间接着讲完，但她聪明之极，根本不会真的那么做。她总是用完美的嘴唇做出一个怪相以结束整个故事，仿佛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根本不算什么，只是她非凡人生中的又一个细节而已，而她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她的确有过性经历，但只和一个男孩有过，而且也只有那么一次。她也尝试过一些毒品，因此总是喜欢罗列毒品的名字。那次性经历发生在海边，那男孩是她姐姐的一个朋友，那天晚上她抽了很多烟，又喝了太多的酒，所以并未觉得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做这种事实在太年轻了。他们在路边一个垃圾桶后面迅速干完，当他们低着头回到其他同伴那里时，薇奥拉去拉他的手，但他却挣脱了，还问薇奥拉想干什么。她觉得脸上发麻，双腿间仍然充满诱惑的余温，使她感到特别孤单。后来好几天，那个男孩都没和她说一句话，薇奥拉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姐嘲笑她过于天真，告诉她要机灵点儿，还说：“你还想要什么呢？”

薇奥拉忠实的听众包括嘉达·萨瓦里诺、菲德里卡·马佐尔迪和朱丽娅·米兰迪。她们四个结成了一个冷酷而又团结的帮派，学校里的一些男生把她们称为“四大恶女”。薇奥拉把她们一个一个地挑选出来，并要求她们每个人都作些小的牺牲，从而证明她们是值得交往的朋友。她是唯一能决定你去留的人，但她的原则很暧昧，没有一定之规。

爱丽丝在暗中观察着薇奥拉，就从她的座位上，与薇奥拉的座位相隔两排，她总是沉浸在那些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之中。到了晚上，她会独自在房间里慢慢回味那些故事。

直到那个星期三上午之前，薇奥拉从来没有主动和她说过话，然而该发生的必然会发生，这也不失为一种开始的方式。那些女孩谁也说不准那次惩罚究竟是薇奥拉突发奇想，还是蓄谋已久的，但她们一致认为薇奥拉绝对有才。

爱丽丝讨厌学校的更衣室。她那些身材完美的女同学只穿着内裤和胸罩，尽可能地在那里拖延时间，好引来别人羡慕的目光。她们摆着各种僵持而不自然的姿势，收腹挺胸，对着墙上碎了一半的镜子喘气，嘴里还说着：“看这里。”同时用双手测量着两胯之间的距离，那里是那么的符合比例，那么的吸引人，简直再完美不过了。

那个星期三，爱丽丝出门之前在牛仔裤里面事先穿好了健身裤，这样就不用再换裤子了。其他女孩不怀好意地向她投来怀疑的目光，想象她的衣服下面会藏着什么丑陋的东西。她背过身脱掉T恤衫，不让她们看见自己的肚子。

她穿上体操鞋，把换下的鞋推到墙边，让它们保持平行，然后又认真叠好牛仔裤。但她的同学们的衣服却胡乱堆放在木头长凳上，她们的鞋也是东一只西一只地扔在地上，鞋底朝天，因为她们都是用脚把鞋蹬掉的。

“爱丽丝，你很馋吗？”薇奥拉对她说。

爱丽丝用了好几秒钟才相信薇奥拉·巴伊真的是在和自己讲话。此前她一直以为自己在薇奥拉面前是透明的。她提着鞋带的两头，但打了一半的结已经从指尖散开了。

“我？”她左右环顾了一下，很不自然地问道。

“我想这里不会有别的爱丽丝了吧。”薇奥拉回敬道。

其他几个女孩在窃笑着。

“不，我不是很馋。”

薇奥拉从长凳上站起身，朝她这边凑了凑。她感到薇奥拉那双迷人的眼睛正在盯着她，那双眼睛被前额刘海儿在脸上投下的阴影遮去了一半。

“可是你喜欢吃糖，对不对？”薇奥拉用极具说服力的语气问道。

“是的，还可以吧，一般般。”

爱丽丝咬住嘴唇，立刻责备自己不该像傻子一样含糊其辞。她把消瘦的脊背贴到了墙上，那条健康的腿上一阵战栗，而另一条腿仍然像平时一样麻木。

“什么叫一般般啊？大家都喜欢吃糖，对吧，姑娘们？”薇奥拉头也不回地问那三个女孩。

“嗯——都喜欢吃。”那三个女孩随声附和着。爱丽丝从菲德里卡·马佐尔迪的眼中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不安，此时这个女孩正在更衣室的另一头死盯着她。

“是的，其实我喜欢。”爱丽丝改口说。她开始有些害怕了，但不知道该怕什么。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这四大恶女抓住了亚历山德拉·米拉诺——那个后来因为不及格而转到美容学校去的女生——把她拉进了男更衣室，和两个男生关在了一起，那两个男生在她面前掏出了那个东西。爱丽丝在走廊里听到了那两个男孩相互唆使的喊叫声，还夹杂着那四个刽子手放肆的笑声。

“对嘛，我相信你喜欢吃，那现在你想来块糖吗？”薇奥拉问道。

爱丽丝陷入沉思。

如果回答“想”，谁知道她们会给我吃什么。

如果说“不想”，弄不好会惹恼薇奥拉，她们也会把我拉进男更衣室。

她就像傻子一样默不作声。

“怎么样啊？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吧？”薇奥拉取笑她说，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味的软糖。

“你们几个想吃哪个啊？”她问。

朱丽娅·米兰迪走过来，看着薇奥拉手上的糖。薇奥拉仍然盯着爱丽丝，这种眼神让爱丽丝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一张在壁炉里因燃烧而蜷缩起来的报纸。

“这里有橙子味的、覆盆子味的、蓝莓味的、草莓味的和桃子味的。”朱丽娅说，她担忧地瞥了一眼爱丽丝，但没有让薇奥拉看见。

“我要覆盆子的。”菲德里卡说。

“我要桃子的。”嘉达说。

朱丽娅把糖扔给她们，自己剥着那颗橙子味的。她把糖放进嘴里，然后向后退了一步，把舞台让给薇奥拉。

“现在只剩蓝莓的和草莓的了，你到底要不要？”

“也许她只是想给我一块糖吃，”爱丽丝想。

“也许她们只想看看我究竟吃不吃糖。

“只是一块糖而已。”

“我喜欢草莓的。”她小声说。

“天啊，草莓也是我的最爱。”薇奥拉假惺惺地用失望的语气说，“但我非常愿意给你吃。”

她剥开草莓味软糖的糖纸，把糖纸扔在地上，爱丽丝伸手去接。

“等一下，”薇奥拉说，“你先别那么馋。”

她俯下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那块糖，在更衣室肮脏的地面上摩擦着。她就这样屈膝走着，慢慢地让那块糖沿着爱丽丝左侧的墙角滚动，那里脏得要命，尽是一团团的灰尘和头发。

嘉达和菲德里卡笑得简直不行了，朱丽娅则神经质般地咬住下唇，别的姑娘们看出这里的气氛已经相当紧张了，就从更衣室里出去，并关上了门。

薇奥拉把糖滚到了墙角，她直起身来到洗脸池旁边，上完体育课后，女生们总要在这里洗洗脸和腋下。薇奥拉把那块糖在水池内壁上蹭了蹭，让它沾满了发白的粘液。

然后，她来到爱丽丝面前，把那个令人作呕的东西举到爱丽丝的鼻子底下。

“给你，”她说，“你要的草莓口味。”

她没有笑，表情严肃而又坚定，就像在做一件虽然痛苦但又不得不做的事。

爱丽丝摇着头表示拒绝，她的后背与墙靠得更紧了。

“什么？现在你又不想要啦？”薇奥拉问道。

“怎么？”菲德里卡插话说，“既然你要了，现在就得吃下去。”

爱丽丝咽了一下口水。

“我要是不吃呢？”她壮着胆子问道。

“你要是不吃，后果自负。”薇奥拉话中有话地回答。

“什么后果？”

“后果你想象不到，你根本无法想象。”

她们会带我去男更衣室，爱丽丝想。或者剥光我的衣服，然后不还给我。

她浑身颤抖，但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她把手伸向薇奥拉的手，而对方则让那块肮脏的糖滑落到了她的手心里。她慢慢地把糖移到嘴边。

那三个女孩都默不作声，仿佛不相信她真的会把糖吃下去，而薇奥拉则不动声色地看着。

爱丽丝把糖放在舌头上，她感觉到上边沾着的头发吸干了她的唾液。她只嚼了两下，就有什么东西在她的牙齿间咯咯作响了。

“你不要吐啊，”她想，“你可千万不能吐啊。”

她把胃里涌上来的一股酸水强咽了回去，然后吞下了那块糖。她觉得糖很艰难地沿着食道下落，就像是在咽下一块石头。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发出电流的嗡嗡声，健身房里那些孩子们的声音纠缠在一起，化作一团由喊叫声与大笑声组成的乱七八糟的混合物，地下室里的空气很沉重，而那些窗子又太小，使空气无法流动。

薇奥拉一脸严肃地盯着爱丽丝，她没有笑，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现在我们可以走了”。随后，她转身走出了更衣室，在经过那三个女孩的面前时，看也没看她们一眼。

六

关于丹尼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知道。说到底，丹尼斯认为这是他唯一一件真正值得别人关注的事情，因此他从未向任何人谈及此事。

他的这个秘密有着一个很恐怖的名字，它就像一块尼龙布一样，遮蔽住他全部的思维，使他透不过气来。他待在那里，脑子里反复思量着这件事，就像在考虑一桩他迟早都要为之付出代价的罪责。

在他十岁那年，他的男钢琴老师手把手地教他弹D大调音阶，当老师温热的手掌压在他的手背上时，他简直都无法呼吸了。丹尼斯把上身稍稍靠近双腿，以掩盖运动裤因强烈的勃起而凸出的轮廓。那以后，他一生中都认为那一刻才是真正的爱情，并且盲目地探寻着他生存空间中的每一个角落，寻找与那次接触相贴合的感觉。

每当这些记忆占据他的头脑，以至于让他的脖子和手心出汗时，他都会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倒坐在马桶上猛烈地手淫。那种快感只能持续一会儿，而且只能覆盖他性器官周围几厘米的范围。然而，一种罪恶感却从天而降，落在他身上，就好像在用脏水淋浴一样。这些脏水透入他的皮肤，隐藏在他的脏腑中，就像屋漏吞噬着老房子的墙壁那样，让他慢慢地腐烂。

生物课上，在设于地下室的实验室里，丹尼斯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蒂亚切割一块牛肉，他要把白色的纤维组织与红色的分开。他很想摸一摸马蒂亚的那双手。他想知道，与他爱慕的男生进行这样一次简单的接触，会不会让那个深植于他大脑中的欲望肿块像黄油一样融解掉。

他们俩坐得很近，两个人都把小臂支在实验台上，一排透明的长颈瓶、烧杯和试管把他们和其他同学隔开，灯光在这排玻璃器皿上产生折射，使透过它们看到的东西完全变形。

马蒂亚聚精会神地做着实验，至少有十五分钟没有抬头了。他并不喜欢生物学，却仍以对待其他一切科目的严谨态度来进行这项实验。有机物质是如此龌龊而又充满缺陷，令他难以理解。这块湿乎乎的肉一直散发着活物的味道，除了让他有点恶心以外，并没有引起他别的什么感觉。

他用一把镊子挑起一丝细细的白色纤维组织，放在载玻片上，然后把眼睛凑近显微镜，调好焦距。他在有小方格的本子上记录下每一个细节，还画了一个放大的草图。

丹尼斯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像要做一次后空翻的跳水动作那样，鼓足勇气开口说话。

“马蒂亚，你有秘密吗？”他问他的朋友。

马蒂亚似乎没听到，但是他那把正在切割另一部分肌肉的解剖刀却从手中滑落，“当”的一声落在金属桌面上。他慢慢把刀捡了起来。

丹尼斯等了几秒钟。马蒂亚没有动，刀子停在了那块肉上方两厘米的空中。

“你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我。”丹尼斯接着说。此时，他已经更进了一步，更加接近他这位同伴那迷人的内心世界。他脸上的肌肉因焦虑而跳动着，但他没有丝毫放弃的打算。

“你知道吗？我也有一个秘密。”他说。

马蒂亚一刀下去把那块肌肉切成两半，好像要杀死什么已经死了的东西。

“我什么秘密也没有。”他低声说道。

“如果你告诉我你的秘密，我也告诉你我的。”丹尼斯仍不肯罢休。他把自己的凳子拉近了一些，马蒂亚全身明显地僵硬起来，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那块已经切成碎屑的牛肉。

“我们必须做完实验，”他冷冷地说，“否则就完不成实验表格了。”

“那表格与我无关，”丹尼斯说，“告诉我你的手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马蒂亚做了三次深呼吸。空气中飘浮着极为细小的乙醇分子，有一些飘进了他的鼻孔里，他觉得这些细小的颗粒化作一阵令人惬意的灼热感，沿着鼻中隔一直升到眉心。

“你真想知道我的手是怎么弄成这样的吗？”他问道，同时把脸转向丹尼斯，但是眼睛却始终盯着对方身后那一排福尔马林罐，那里面盛着各种动物的胚胎和四肢。

丹尼斯急不可待地点点头。

“那好，你看着。”马蒂亚说。

他攥紧刀子，把刀扎进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凹陷处，然后一直划到手腕上。

七

星期四，薇奥拉在栅栏门外面等着爱丽丝。当爱丽丝低着头走过她的面前时，她一把拉住了爱丽丝的袖子。薇奥拉叫着爱丽丝的名字，把她吓了一跳，她马上回想起那块软糖，一阵恶心让她感到头晕。一旦让“四大恶女”盯上，就休想逃脱。

“数学老师想要提问我，”薇奥拉说，“我什么都不懂，也不想上课。”

爱丽丝看着她，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好像没有敌意，但不能轻易相信这个人，所以爱丽丝尽量和她保持距离。“我们出去转转吧。”薇奥拉继续说。“我和你吗？”“对，咱们俩。”爱丽丝心存畏惧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快点儿，走啊，”薇奥拉催促道，“别让她们看见咱们在这里。”“可是……”爱丽丝试图推托，但薇奥拉没容她继续说话，就更加用力地拉着她的袖子走了，她只好跟着，一瘸一拐地一路小跑，一直跑到公交车站。

她们并肩坐着，爱丽丝紧靠车窗，不敢占据薇奥拉的空间，她等待着随时会发生的事情，那种可怕的事情。薇奥拉却是洋洋得意，从包里拿出一支口红在嘴唇上涂了一下，然后问爱丽丝想不想涂，爱丽丝摇了摇头。学校在她们身后越来越远了。“我爸爸会杀了我的。”爱丽丝小声嘟囔着，双腿在发抖。薇奥拉叹了口气，说：“瞧你说的，让我看看你的请假本……学你爸爸的签字再容易不过了，我来帮你签。”然后她把自己的请假本给爱丽丝看，她指着那些伪造的签字对爱丽丝说，每次她不想上课的时候都会这样做。“反正明天第一堂是福利尼的课，”她说，“我不想见她。”

薇奥拉开始聊起学校的事，说数学于她无关紧要，因为以后她要学法律。爱丽丝硬着头皮听着，想起昨天更衣室里的那一幕，一时无法解释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亲密。

她们在广场下了车，在街边建筑的门廊下走着。薇奥拉钻进一家橱窗荧光闪闪的服装店，这种地方爱丽丝从不涉足。薇奥拉表现得就像她们是闺中密友一样，坚持要她们俩一起试穿衣服，而所有衣服都是由她来挑选的。她问了爱丽丝的尺码，爱丽丝不好意思地告诉她是三十八码。服务员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们，但薇奥拉却满不在乎。她们在同一个更衣室里换衣服，爱丽丝偷偷将自己的身材与她这位朋友的进行比较。最终她们一件衣服也没买。

她们又进了一个酒吧，薇奥拉并没问爱丽丝想喝什么，就点了两杯咖啡。爱丽丝脑子有点乱，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一种全新而又意外的幸福感占据了她大脑的空间。渐渐地，她忘记了父亲和学校，她和薇奥拉·巴伊坐在一个酒吧里，那一刻她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她们两个。

薇奥拉抽了三支烟，还硬要爱丽丝也抽上一支。每当薇奥拉看到这位外行的新朋友猛然咳嗽起来的时候，都会露出她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笑上一阵。她问了爱丽丝一些小问题，比如“你没交过男朋友吗？”“你吻过别人没有？”爱丽丝垂着头一一作答。“你是想让我相信你从来没交过男朋友吗？真的从来没有过吗？”爱丽丝摇摇头。“不可能！简直是悲剧！”薇奥拉夸张地说，“我们绝对要做些什么，你总不想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处女吧？”

就这样，在第二天十点课间的时候，她们在学校里转来转去，准备为爱丽丝找个男朋友。薇奥拉打发掉嘉达她们几个，说要和爱丽丝去办点事，于是那三个女孩看着薇奥拉和她的新朋友手牵手走出了教室。

薇奥拉已经把一切都策划好了，只等下周六的生日聚会一到，计划就会成功，现在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男孩。她们经过走廊的时候，薇奥拉指着一个个的男生对爱丽丝说：“看他的屁股，真是不错，干那种事肯定行。”

爱丽丝紧张地笑着，不知该如何决定。她的脑子里清晰而又不安地映出一幅画面，当一个男孩把手伸进她的T恤衫时将会发现，在那些把她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衣服下面，只有一堆肥肉和松弛的皮肤。

此时，她们正倚在三楼那道防火梯的栏杆上，看着那些在院子里踢球的男生。那只黄色的足球似乎快没气了。

“特里维罗怎么样？”薇奥拉问她。

“我不认识他。”

“你怎么能不认识他呢？他读高中五年级，曾和我姐姐划过赛艇。大家都在传他那些有意思的事。”

“都说什么了？”

薇奥拉做出一个手势，比划出某一长度，然后大笑起来，享受着这种暗示给别人带来的困惑。爱丽丝感到自己的脸臊得发烫，同时又把握十足地感觉到，她的孤独岁月真的要结束了。

她们下到一楼，从出售点心和饮料的自动售货机前经过。学生们乱七八糟地排着队，有些人还把牛仔裤口袋里的硬币弄得哗哗乱响。

“总之，你要作出决定。”薇奥拉说。

爱丽丝原地转了一圈，漫无目的地环视着四周。

“那边那个我看挺可爱的。”她指着远处两个靠近窗子的男孩说。那两个人站得很近，既没有讲话，也没有看着对方。

“哪一个呀？”薇奥拉问，“那个缠着绷带的，还是旁边的那个？”

“那个缠着绷带的。”

薇奥拉瞪着爱丽丝，那双闪烁着光芒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像两片海水。

“你疯了！”她说，“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爱丽丝摇了摇头。

“那人用一把刀扎进自己手里，而且是故意的，就在学校里。”

爱丽丝耸了耸肩。

“我倒觉得他挺有意思。”她说。

“有意思？他可是个心理变态！和这种人交往，你会被切成小块塞进冷藏柜里的。”

爱丽丝笑了，仍然看着那个手上缠着绷带的男孩。在他耷拉着脑袋的姿势中，隐藏着某种东西，使爱丽丝产生与他接近的欲望。她想走过去托起他的下巴对他说：“看着我，我在这里！”

“你真的确定？”薇奥拉问她。

“是的！”爱丽丝说。

薇奥拉耸了耸肩。

“好吧，我们走！”她说。

她拉起爱丽丝的手，拽着她径直向那两个站在窗边的男生走了过去。

八

马蒂亚透过教学楼前厅的毛玻璃窗向外看着。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三月刚到却已是早春天气了。昨夜风很大，把空气吹得干干净净，这风似乎还能吹走时间，使之飞快地逝去。马蒂亚数着从他那里能看到的房顶，并想以此来估算出地平线到这里的距离。

丹尼斯在他身边，悄悄地注视着他，想要猜出他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们没有谈起过发生在生物实验室里的那件事。平时他们也很少说话，却在一起消磨时光，他们各自专注着只属于自己的那道深渊，与对方既形影不离，又互不侵犯，不需要费很多口舌。

“你好！”马蒂亚听到耳边有人说话。

玻璃上映出两个女孩的身影，她们站在他的后面，手拉着手。他转过身。

丹尼斯用质疑的目光看着他，那两个女孩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你们好！”马蒂亚缓慢地说。他低下头，为的是避开其中一个女孩犀利的眼神。

“我是薇奥拉，她是爱丽丝，”继续说话的正是那个女孩，“我们是二年级B班的。”

马蒂亚点点头，丹尼斯则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

“嗯？”薇奥拉大胆地说，“你们不自我介绍一下吗？”

马蒂亚小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就像在提醒自己叫什么一样。他无力地向薇奥拉伸出那只没有绷带的手，而薇奥拉则用力地握了一下。另一个女孩只是稍稍碰到他的手，微笑着看着别处。

丹尼斯在马蒂亚后面介绍了自己，同样的不自然。

“我们想要请你们俩下下周六参加我的生日聚会。”薇奥拉说。

丹尼斯再次搜寻马蒂亚的目光，却发现他正在注视爱丽丝那腼腆的微笑。马蒂亚觉得爱丽丝的嘴唇是那样的清晰和纤薄，使得她的嘴看起来像是用手术刀划出来的。

“为什么？”马蒂亚问。

薇奥拉斜眼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向爱丽丝，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早就和你说过他是个疯子。”

“什么为什么？因为明摆着我们愿意邀请你们。”

“我不去，谢谢。”马蒂亚说，“我去不了。”

丹尼斯松了一口气，也赶忙说：“我也去不了。”

薇奥拉没有理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手缠绷带的男孩身上。

“不能去？难道你星期六晚上还有事啊？”薇奥拉话里带刺地说，“你是要和你的小男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吧？要么就是打算再来割一次血管？”

薇奥拉在说出最后这几个字的时候，感到自己的身体由于害怕和激动而微微地颤抖。爱丽丝更加用力地抓住她的手，示意她别再说下去了。

马蒂亚意识到，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些屋顶的数量，而且在上课铃声打响之前，他也没有时间从头再数一遍了。

“我不喜欢聚会。”他解释说。

薇奥拉勉强地笑了几秒钟，她的笑声是一连串尖锐刺耳的“嘻嘻嘻嘻”。

“你真奇怪呀，”薇奥拉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大家都喜欢聚会的。”

说着，她用食指敲了两下自己右侧的太阳穴[1]。

爱丽丝早已放开她的手，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我就是不喜欢。”马蒂亚语气严肃地又说了一遍。

薇奥拉用挑衅的眼神看着他，而他却不动声色地承受着这种眼神。此时，爱丽丝早已向后退了一步。薇奥拉张开嘴想要回敬他两句，但就在这时，上课铃响了。马蒂亚毅然决然地转身向楼梯走去，好像对于他来讲，他们之间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丹尼斯紧随其后，寸步不离。

[1] 意大利人常用手语，意思是“你真蠢”或“你脑子有问题”。

九

自从索莱达·加列纳斯到德拉·罗卡家工作以来，她只出过一次差错。那是在四年前的一个雨夜，德拉·罗卡夫妇外出去朋友家吃晚饭的时候。

在索莱达的衣橱里只有黑色的衣服，包括内衣。她总是说自己的丈夫死于一次工伤事故，说的次数多了，甚至连她自己也信以为真了。她总是想象着丈夫站在离地二十米高的脚手架上，嘴里叼着香烟，在要砌上另一层砖头的地方抹上一层灰浆。索莱达看到他被一件丢在地上的工具或者一卷绳子绊倒，按说他本该系安全带的，但他却把安全带扔在了一边，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新手才会用那种东西。她想象着丈夫在那些木板上晃了几下就一头栽了下去，甚至没来得及喊叫。她想象着那一幕：镜头拉远，下落的丈夫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在苍白的天空中挥舞着双臂。她这种人为的记忆最终结束在一个俯视镜头上：丈夫的尸体落在工地那满是尘埃的地面上，已经摔成了一个扁片，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但眼睛依然是睁着的，一摊深红色的血迹从他的脊背下面蔓延开来。

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忆丈夫，总能使她在咽喉与鼻腔之间体会到一种痛并快乐着的感觉。如果她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感觉之中，还能从眼睛里挤出几滴眼泪，但这眼泪仅仅是为她自己而流的。

事情的真相是，她丈夫走了。在某天早上，丈夫丢下了她，很有可能是和一个她不认识的女人开始了新的生活。此后，她就再也不知道丈夫的下落。她到了意大利以后，为了让自己有一个聊以一叙的历史，就编造出一个守寡的故事，因为她真实的过去没什么好说的。那些黑色的衣服以及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悲惨际遇和无法抚慰的痛苦，都能给她一种安全感。她很有尊严地穿着丧服，直到那天晚上之前，她从来没有背叛过对于已故丈夫的记忆。

每周六她都会去教堂参加六点的弥撒，这是为了能及时赶回家做晚饭。埃尔内斯托追了她好几个星期，弥撒结束以后，他总是站在教堂前的小广场上等索莱达，总是一如既往地准时，然后护送索莱达回家。开始索莱达还蜷缩在自己的丧服里，但后来她接受了这个男人。他对索莱达讲了他还在邮局上班时的事，还说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夜晚是何等的漫长，现在一大把年纪了，还要被魂灵苦苦纠缠。埃尔内斯托比索莱达年长很多，他的妻子是被胰腺癌夺去生命的。

他们挎着胳膊规规矩矩地前行。那天晚上，埃尔内斯托与索莱达同撑一把伞，为了不让索莱达被雨淋到，他自己的头发和大衣都被淋透了。他夸奖索莱达意大利语一周比一周讲得好，索莱达笑着，装出一副尴尬的样子。

他们本该像朋友之间道别时那样简单地亲一下面颊，但完全是由于动作的笨拙和不同步，就在德拉·罗卡家的大门前，他们的嘴唇贴在了一起。埃尔内斯托急忙道歉，但随后他又一次俯下身吻了索莱达的嘴唇，索莱达顿时感到，多年沉积在心底的尘埃在眼前随风飘散。

是她主动邀请埃尔内斯托进来的。埃尔内斯托要在她的房间里躲上两个小时，等她为爱丽丝做饭，然后把爱丽丝送上床睡觉。德拉·罗卡夫妇刚出去不久，要到很晚才回来。

埃尔内斯托感谢上苍，让他在这个年纪还能碰到这种事。他们蹑手蹑脚地进了门，索莱达拉着恋人的手进了自己的房间，就像少女一样，她还把食指竖在嘴上让埃尔内斯托保持安静。她三下五除二地做完晚饭，又看着爱丽丝慢条斯理地吃完，然后对爱丽丝说：“你看上去很疲倦，最好就去睡觉。”爱丽丝抗议说还想看会儿电视，索莱达答应了，反正能让她脱身就行，但条件是必须到楼上去看。爱丽丝上了楼，趁着父亲不在，她便拖着双脚走路。

索莱达回到恋人的身旁，他们并排坐着，长长地接吻，但不知道手该做些什么，笨手笨脚的，没经过练习的样子。后来，埃尔内斯托鼓足勇气把索莱达拉到自己的怀里。

当他恶作剧般忙乱地解开索莱达的胸罩，同时小声请求索莱达原谅他是如此笨拙时，索莱达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年轻、漂亮和大胆。她闭上了双眼，但当她再一次睁开眼时，却发现爱丽丝站在门口。

“Coño！”她脱口而出，“Qué haces aquí？”[1]

她从埃尔内斯托的怀里挣脱，用一只胳膊挡住了胸脯。爱丽丝把头歪向一边，毫不吃惊地看着他们，就像在看围栏里的动物。

“我睡不着。”她说。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巧合，当索莱达正在回想那天的一幕时，猛然回首，又看见爱丽丝站在了书房的门口。索莱达正在掸去书柜里的灰尘。她一次三本地将一套大部头的律师百科全书抽出来，这些书都有着深绿色的封面和烫金的书脊。她用左臂抱着书，书把胳膊压得酸痛，同时右手挥动着鸡毛掸子，擦拭着每一层桃木隔板的犄角旮旯，因为有一次律师先生抱怨说，她只知道擦东西的周围。

爱丽丝已经有很多年没进过父亲的书房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她牢牢地挡在门口。她坚信，哪怕只有一个脚尖踏在地板上那些有催眠作用的规则几何图案上，那木头就会在她的压力下裂开，使她迅速坠入一个黑暗的无底洞。

整个房间充满了她父亲浓烈的气味，这些气味沉积在书桌上排列整齐的纸张中，也渗透进那些乳白色的厚窗帘里。在爱丽丝小的时候，每当晚饭做好后，她就会踮着脚尖走进书房叫父亲吃饭。说话前，她总要犹豫片刻，望着父亲伏案工作的样子出神，被那种透过银边眼镜批阅复杂文件的神情所吸引。当律师先生发现了自己的女儿，就会慢慢抬起头，皱起双眉，仿佛在问她来这里做什么。直到这时她才敢开口，而父亲总是点头微笑一下，说声“我就来”。

爱丽丝可以肯定，她至今仍然能听见“我就来”这三个字在书房的地毯上回荡，并永远被禁锢在这四壁之间和她的脑海之中。

“嗨，我的小宝贝！”索莱达说。她一直这么称呼爱丽丝，即便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女孩已经消瘦得像根铅笔，早已不是那个每天早上让她给穿衣服，然后要她送到学校去的睡眼惺忪的小女孩。

“嗨！”爱丽丝回答说。

索莱达看了她几秒钟，等她说些什么，但爱丽丝却紧张地移开了目光。索莱达又回到了书架旁边。

“索莱达！”爱丽丝终于开口了。

“怎么啦？”

“我有事要和你说。”

索莱达把那些大书放在写字台上，向爱丽丝走了过来。

“说吧，我的小宝贝。”

“我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忙？当然可以，说吧。”

爱丽丝用食指卷着长裤的松紧带。

“星期六我要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就在我朋友薇奥拉家里。”

“啊，太好了！”索莱达笑着说。

“我想带一道甜点去。我想自己做，你能帮帮我吗？”

“当然可以，宝贝。什么甜点？”

“我不知道，一个蛋糕，或是提拉米苏，要么就是那种你用肉桂粉做的点心。”

“那是我妈妈的配方，”索莱达略带自豪地说，“我教你。”

爱丽丝用恳求的目光仰视着她。

“那么星期六我们一起去买东西？那天你休息，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宝贝。”索莱达说。刹那间她感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从爱丽丝的不安中，她又看到了那个她一手拉扯大的小女孩。

“你还能陪我到另一个地方去吗？”爱丽丝鼓起勇气说。

“什么地方？”

爱丽丝犹豫了片刻。

“给我文身的地方。”她快速地说。

“唉，我的小宝贝，”索莱达叹气道，隐约有些失望，“你父亲不同意，这你知道。”

“我们不告诉他。他永远也看不见。”爱丽丝带着哭腔坚持说。

索莱达摇了摇头。

“求你了，索莱达，我求求你！”爱丽丝央求她，“我自己去他们不给我刺。需要父母的同意才行。”

“那我能做什么呢？”

“你假装是我妈妈。你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字，什么都不用说。”

“这可不行，我亲爱的，这可不行。你父亲会解雇我的。”

爱丽丝突然板起脸，直视着索莱达的眼睛。

“这将成为我们的秘密，索莱达。”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反正我们俩已经有一个秘密了，不是吗？”

索莱达迷惑地看着她，一时没领会。

“我会保守这些秘密的。”爱丽丝慢慢地接着说，她觉得自己像薇奥拉一样强硬和冷酷，“否则的话，你早就被解雇了。”

索莱达感到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她的气管。

“可是……”她说。

“这么说你答应了？”爱丽丝逼问道。

索莱达低头看着地面。

“好吧。”她轻声说。说罢她转过身，背对着爱丽丝，拿起书放回书架，此时，她的双眼已噙满了泪水。

[1] 西班牙语，怎么，你在这里干什么？

一〇

马蒂亚刻意让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悄无声息。他知道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混乱，噪音最终会大到能覆盖住所有的相干信号，但是他相信，只要注意约束好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就会减少一些使世界缓慢解体的罪恶。

他学会了走路时脚尖先着地，然后再是脚跟，同时使失去平衡的重心落在脚掌的外侧，这样可以减少脚掌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好几年前他就开始完善这一技术了，他会在半夜起来，悄悄地在家里东翻西找，因为他手上的皮肤已经变得那样干燥，只有一种方法能让他感到这双手仍然是属于他的，那就是在手上划一刀。久而久之，那种古怪而又小心谨慎的步伐就成了他正常的走路方式。

他的父母会经常看见儿子突然一下就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地板投射的全息影像一样，他双眉紧皱，嘴总是闭着。有一次，母亲竟被吓得打碎了一只盘子。马蒂亚俯身拾着盘子的碎片，努力抑制着自己对那些锋利边缘的觊觎。母亲尴尬地谢了他，在他离开以后，母亲在地板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一刻钟，一副挫败的样子。

马蒂亚把钥匙在锁孔中转动。他学会在用钥匙开门时，将门把手向自己这边拉，同时用手心按住锁孔，这样几乎可以完全消除开门时金属发出的“咔哒”声。现在他手上缠着绷带，效果更为理想。

他进到门厅，从门里把钥匙插进锁孔，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动作，就像在自己家里溜门撬锁一样。

父亲已经回来了，比平时要早一些。当他听到父亲提高嗓门说话时，一下愣在那里，不知该穿过客厅去打断父母的争论，还是该再出去，等从院子里看到客厅的灯熄灭以后再回来。

“……我认为这样做不对。”父亲用责备的口气作出结论。

“那好，”阿黛莱反驳道，“你就是喜欢假装没事，假装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生。”

“有什么怪事呢？”

他们暂停了一会儿。马蒂亚可以清楚地想象到，母亲一定是摇着头，撇着嘴，就像是在说“反正和你说了也没用”。

“有什么怪事呢？”母亲把这句话逐字地重复了一遍，“我不想……”

客厅的灯光散射到门厅里，马蒂亚与被灯光照亮的区域保持了一步的距离。他转动着眼睛，沿着从地面到两边墙壁再到天花板的这条明暗交界线看了一圈。他确信这条线围成了一个不规则四边形，而那也只是一种透视的错觉而已。

母亲总是只说一半话，几乎是在说话的同时就忘记了最后要说些什么。那些中断的话在马蒂亚眼中和周围的空气里化作一堆气泡，每次他都想用一个手指把它们一一捅破。

“怪就怪在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刀子扎进了自己的手里。怪就怪在我们居然相信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又错了！”母亲接着说。

当马蒂亚知道他们是在谈论他本人时，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略微有些罪恶感，因为他在那里偷听到了本不该听到的谈话。

“可这并不是背着他去找老师谈话的理由。”父亲说道，但语气缓和了许多，“他已经够大了，有权在场旁听。”

“天啊，彼得罗！”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她还从来没有直呼过丈夫的名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明白吗？你不能再把他看成一个……”

马蒂亚怔住了。此时的寂静在空气中化作一股电流，一阵轻微的震颤让马蒂亚缩紧了肩膀。

“看成是什么？”

“正常人！”母亲终于说出口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马蒂亚怀疑她可能在哭。自从那个下午以后，她就经常哭，而且大部分时候都是没有来由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把肉烧煳了，有的时候是因为阳台上的绿色植物生满了虫子。不管什么事都能成为她哭的理由，她绝望的情绪始终一成不变，好像一切都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老师说他没有朋友，只和同桌的男孩说话，而且整天和他在一起。可是，像他这么大的男孩一般晚上都出去玩，还学着交女朋友。”

“你认为他是……”父亲打断了她的话，“是的，反正……”

马蒂亚想把母亲的话补充完整，却想不出该怎么说。

“不，我不相信。或许我倒是希望仅此而已。”母亲说，“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米凯拉的一部分跑到他身体里去了。”

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声音很大。

“你不是答应过不再提这件事了吗？”他说，语气中略带愤怒。

马蒂亚想起了米凯拉，她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他只想了几分之一秒，注意力就被父母苍白的投影吸引了。原来，他在伞筒那弯曲而光滑的表面上发现了他们缩小的影像。他开始用钥匙刮自己的左胳膊肘，感觉着肘关节在钥匙一个个齿缝间的跳动。

“你知道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什么吗？”阿黛莱说，“他每门功课都能得高分，不是九分，就是十分，总是最高的，在这些分数的背后隐藏着某些令人恐惧的事情。”

马蒂亚听到他母亲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又吸了一下，不过这一下她的鼻子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挤压住了。他想象着父亲在客厅中央紧紧抱住母亲的样子。

“他十五岁了，”父亲说，“正是残酷的年龄。”

母亲没有说话，马蒂亚听到一阵有节奏的抽泣声，节奏越来越快，直到顶点，然后又慢慢平息下来，重新归于平静。

这时他走进了客厅。当他走进灯光照射的范围内时，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他走到离父母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下来，这时他们正拥抱在一起，看到马蒂亚让他们惊慌失措，好像一对少年男女亲热时被大家发现一样。在他们错愕的表情中写着一个问号：“你在那后面多久了？”

马蒂亚将目光投在他们俩中间的某一点上，面无表情地说：“我有朋友，星期六我去参加一个生日聚会。”说罢，他穿过走廊，消失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一一

文身师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爱丽丝，又马上打量了一下那个皮肤黝黑、眼神中透出胆怯的女人。这个小女孩说那是她母亲。文身师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这女孩的话，但这根本不关他的事，这种伎俩和这种任性的少女他早已司空见惯了。来文身的人越来越年轻，面前的这个女孩不可能有十七岁，他想。但是他还没有到那种为了什么原则问题而拒绝一桩生意的程度。他指着一把椅子让那个女人坐下，那女人一屁股坐在那里，再也没说一句话，只是双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小皮包，就像随时要溜走一样。她东张西望，就是不看有刺针的这个方向。

爱丽丝倒是毫不惊慌，文身师问她是不是很疼，这是一个例行公事的问题，她咬着牙说：“不疼，不疼。”

完事后，文身师嘱咐爱丽丝，纱布至少要贴三天，连续一周每天早晚要清理伤口。他送了爱丽丝一瓶凡士林，然后把钱塞进了口袋。

爱丽丝在自家的洗手间里揭开了固定纱布的白色胶带。她的文身只不过才存在了几个小时，她却已经偷看了十几次。每看一眼，她的兴奋就会减少一点儿，就像在八月的骄阳下，一个小水坑里晶莹的露水不断蒸发掉一样。然而，这一次她想的只是为什么文身周围的表皮会这么红，她怀疑自己的皮肤是不是还能恢复自然的颜色，一时间，这种惶恐让她透不过气来。她很快打消了这种愚蠢的念头，开始憎恨自己做每一件事都是这样不留余地，这样毅然决然，她在心里称之为“沉重的后果”，她坚信这是她父亲多年来在她心里留下的又一个巨大的障碍。她渴望拥有同龄女孩的那种随心所欲和她们对永恒的真空感觉。她渴望拥有属于十五岁的所有轻松和愉快，但每当她试图抓住这种感觉的时候，都会发现供她支配的时间正在匆匆地流逝。因此，那些“沉重的后果”简直让她忍无可忍，她的思绪开始越来越快地旋转，圈也越来越小。

就在最后一刻，她改变了主意。文身师已经启动了那个轰轰作响的机器，正把刺针移向她的肚子，爱丽丝就这样对他说：“我改主意了。”文身师并不惊讶，问爱丽丝：“你是不是不想文了？”爱丽丝说：“不，我想文，但是我不想文玫瑰了，我想要一朵‘沉思的紫罗兰’[1]。”

文身师迷惑地看着爱丽丝，然后承认自己不太会刺“沉思的紫罗兰”这种图案。“就和雏菊差不多，”爱丽丝解释说，“上边三个花瓣，下边两个，紫色的。”文身师说了声“OK”，然后就开始了工作。

爱丽丝看着这朵围在肚脐周围的青色小花，她问自己，薇奥拉会不会知道这是为她而刺的，是为了她们之间的友谊。她决定在星期一之前不给薇奥拉看这个文身，她想等结痂脱落以后，皮肤光洁如初时再给人看。她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醒悟，否则今天晚上就可以把文身示人了。她想象着该如何偷偷让那个应邀参加聚会的男孩看见她的文身。两天前，马蒂亚出现在她和薇奥拉的面前，一副漠然的样子。他说他和丹尼斯会来参加聚会。薇奥拉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挖苦他两句，他就已经转过身，低垂着头走到走廊的尽头了。

爱丽丝拿不准自己是否想和他接吻，但事已至此，如果她退缩的话，薇奥拉会把她看成白痴的。

爱丽丝测量好内裤边缘应提到的精确位置，为的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文身，而又不会发现下边一点点就开始的那道伤疤。她穿上牛仔裤、T恤衫和一件又肥又大的运动衫，这件运动衫可以遮住所有的一切：文身、伤疤和她突出的臀部。然后她走出洗手间，到厨房去找索莱达，看她做那种独家秘方的肉桂味甜点。

[1] 薇奥拉的名字（Viola）正是“紫罗兰”的意思。

一二

丹尼斯长长地做了一次深呼吸，努力让彼得罗·巴洛西诺先生汽车里的气味充满自己的肺部，这是一种稍稍泛着汗酸的气味，但似乎不是从这些人的身上发出的，而是来自于座椅的耐火座套，或是来自某种潮湿的东西，或许它就藏在汽车的脚垫下面，并且已经在那里隐藏很久了。丹尼斯觉得这种混合的气味就像一层热热的绷带缠在自己脸上。

他甚至想整夜都坐在这辆车里，在山丘间半明半暗的公路上兜圈子，看着对面汽车的车灯照射在他伙伴的脸上，然后又在那张脸上留下阴影，使其完好无损。

马蒂亚坐在前面，他父亲的旁边。丹尼斯暗中观察着这父子二人脸上的表情，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一路上一句话都不说，甚至连视线都不会交汇。

丹尼斯注意到，这对父子抓取东西的方式如出一辙，先是用手指拢住东西，然后轻轻地触碰物体的表面，而不是真正地抓住，仿佛生怕会让手里的东西变形一样。巴洛西诺先生的手似乎是轻轻地扶着方向盘，而马蒂亚的手则是哆哆嗦嗦地扶着双膝上那件礼物的边缘，这是他母亲专门为薇奥拉准备的。

“这么说你和马蒂亚是一个班的？”巴洛西诺先生很勉强地说，有些不自信。

“对。”丹尼斯说，他的声音不大，但有些刺耳，像是在喉咙里憋了太久而突然发出的，“我们是同桌。”

马蒂亚的父亲用力点了点头，然后就很自然地回到了自己的思绪中。马蒂亚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们这简短的谈话，眼睛一直看着车窗外面。透过车窗，他想弄明白，自己眼中看到的公路中间那道影线，究竟真是一条连续的直线，还只是由于他眼睛反应太慢，或是别的什么更复杂的机械原理。

彼得罗·巴洛西诺把车停在巴伊家私人大栅栏门前一米远的地方，他拉住了手刹，因为这里的道路有一点下坡。

“你们这位朋友家挺有钱啊！”他一边评论，一边探身去看那栅栏门的顶端。

丹尼斯和马蒂亚都说他们不了解这个女孩，只是知道她的名字而已。

“那我午夜十二点来接你们，行吗？”

“十一点吧。”马蒂亚急忙说，“我们十一点见。”

“十一点？可是现在已经九点了，就两个小时能干什么呢？”

“就十一点。”马蒂亚坚持说。

彼得罗·巴洛西诺摇了摇头，说了声“OK”。

马蒂亚从车上下来，丹尼斯无精打采地跟着他。他担心在这个聚会上马蒂亚会遇到新朋友，那些既有趣又时髦的孩子，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会把马蒂亚永远从他身边抢走。他担心自己再也不能登上马蒂亚家的汽车了。

他彬彬有礼地和马蒂亚的父亲道别，为了让自己显得成熟一些，他还主动伸出了右手。彼得罗·巴洛西诺没有解开安全带，以一种近乎于杂技的滑稽动作和他握了手。

两个同桌的男孩僵直地站在大栅栏门前，直到父亲的车调头走了，才去按响了门铃。

爱丽丝正蜷缩在一个白色长沙发的一端，她手里端着一杯雪碧，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萨拉·图雷蒂那两条健硕的大腿。她的腿被紧紧包裹在深色的连裤袜里，在沙发的挤压下显得更粗了，几乎是原来的一倍。爱丽丝将自己占据的空间与她这位同学比较了一下，觉得自己的腿简直细得都快看不见了，于是她感到胃里有一种紧缩的快感。

当马蒂亚和丹尼斯走进房间时，她一下挺直了腰，用失望的眼神搜寻着薇奥拉。她注意到马蒂亚手上的绷带已经没有了，她使劲看着，想看看他的手腕上是否留下了一道伤疤。她飞快地用食指摸了一下自己的伤疤，即便隔着衣服她也可以找到，那道伤疤就像是一条蚯蚓爬在她的皮肤上。

这新来的两个人四下张望着，就像是被围捕的猎物，但事实上，分散在房间各处的三十来个孩子谁也没有在意他们，除了爱丽丝。

丹尼斯形影不离地跟着马蒂亚，马蒂亚到哪儿他就到哪儿，马蒂亚看什么他就看什么。马蒂亚来到薇奥拉身边，一群女孩正在聚精会神地听她讲那些编出来的故事，她根本不管那些女孩是不是在学校里见过面。马蒂亚站在这位晚会主角的背后，用僵直的双手把礼物捧到胸前。直到薇奥拉发现那些女孩的目光从她那张让人无法抗拒的嘴上移开，注视着她身后的某一点时，她才把头转了过来。

“啊，你们来了。”她没有礼貌地说。

“给你。”马蒂亚说着，把礼物塞进了她的怀里，随后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生日快乐”。

他正准备转身走开，薇奥拉用异常兴奋的声音喊了起来：

“爱丽丝，爱丽丝，过来，你的朋友来了。”

丹尼斯如刺在喉般地咽了一口吐沫。薇奥拉的两个女伴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爱丽丝从沙发上站起来，仅用四步就来到了这群人中间，她试图掩饰自己蹒跚的步伐，但她肯定大家都在等着看她走路的样子。

她用浅浅的一笑问候了丹尼斯，然后低着头用很小的声音对马蒂亚说了声“你好”。马蒂亚也回了一句“你好”，同时眉毛还跳动了一下，这使他在薇奥拉眼里显得更加弱智了。

接下来是很长的一阵沉默，最后还是薇奥拉打破了僵局。

“我发现了我姐姐放药片的地方！”她眼睛发光地说。

女孩们“哇”了一声，都兴奋了起来。

“那你们想来点儿吗？”

她这句话是专门问马蒂亚的，她肯定这家伙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她是对的。

“姑娘们，跟我来拿药啊！”她说，“还有你，爱丽丝。”

她拉着爱丽丝的一只胳膊，她们五个女孩几乎是前呼后拥地消失在走廊里。

丹尼斯终于有机会和马蒂亚单独相处了，他的心跳恢复了正常的速度。两人一起走向放着饮料的餐桌。

“这儿有威士忌，”丹尼斯观察着，有点惊讶，还有点气愤，“还有伏特加。”

马蒂亚没说话，从一摞塑料杯子中抽出一个，倒满可口可乐。他尽可能让可乐高出杯口，看液体的表面张力阻止其溢出，然后他把杯子放在桌上。丹尼斯一边往自己杯子里倒威士忌，一边警觉地窥探着四周，他暗中希望这一举动能触动他的朋友，但马蒂亚却根本没有发现。

隔着两面墙，是薇奥拉姐姐的房间，女孩们让爱丽丝坐在床上，教她该怎么去做。

“不要把他那个东西放在你嘴里，就算他求你也不行，明白吗？”嘉达·萨瓦里诺叮嘱她说，“第一次你顶多帮他手淫。”

爱丽丝紧张地笑了笑，不知道嘉达的话是否认真。

“你现在过去和他说话，”薇奥拉解释说，她已经有了一个计划，而且十分周密，“然后你编个借口，把他带到我的房间，OK？”

“我能编什么借口呢？”

“我怎么知道，随便吧，就说你讨厌这音乐，想安静一会儿。”

“他的那个朋友怎么办？总是缠着他。”爱丽丝问。

“他嘛，由我们来解决。”薇奥拉说，脸上露出冷酷的微笑。

然后她穿着鞋登上了她姐姐的床，踩在浅绿色的床罩上。爱丽丝心想，她父亲甚至禁止她穿着鞋走在地毯上。她突然问自己，假如父亲看到这一幕会说些什么？但最后，她把这种想法吞进了肚子里。

薇奥拉拉开床头上方一个柜子的小抽屉，在里面摸索了片刻，因为她看不见里面的情况。然后，她拿出了一个包着红布的小盒子，布上绣着金色的象形文字。

“把这个吃了。”她说着把手伸向了爱丽丝。在她的手心里，有一颗闪亮的天蓝色药片，药片呈正方形，但四角是钝的，正中间还刻着别具风格的蝴蝶图案。此刻，爱丽丝仿佛又看到了同样是从这只手上接过的那块肮脏的软糖，于是又感觉食道里好像堵了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她问。

“你吃吧，它能让你更有乐趣。”

薇奥拉挤了一下眼。爱丽丝考虑了一下，大家都看着她，她觉得这又是一次考验。她从薇奥拉的手里接过药片，放在了自己的舌头上。

“你准备好了，”薇奥拉得意地说，“我们走。”

女孩们从房间里鱼贯而出，她们全都低垂着眼睛，脸上露出坏笑。菲德里卡央求薇奥拉：“也给我一颗吧，求你了。”薇奥拉毫不客气地说：“等轮到你再说吧！”

爱丽丝最后一个走出房间，趁大家背对着她的时候，她把一只手凑到嘴边，把药吐在手心里。她把药放进口袋，然后关上了灯。

一三

薇奥拉、嘉达、菲德里卡和朱丽娅像四只猛禽围住了丹尼斯。

“和我们到那边去一下。”薇奥拉对他说。

“为什么？”

“一会儿再告诉你。”薇奥拉冷笑着说。

丹尼斯浑身僵直，想寻求马蒂亚的帮助，然而马蒂亚却还在观察可口可乐的振动情况。音乐声很大，充斥着整个房间，大鼓每敲响一次，可乐的表面就会跟着跳动一下。马蒂亚怀着难于言表的焦虑心情等待着可乐溢出的那一刻。

“我更喜欢待在这儿。”丹尼斯说。

“我的妈呀！你真够烦人的！”薇奥拉没有耐心地说，“跟我们过来，快点！”

她拉着丹尼斯的胳膊，丹尼斯无力地反抗了一下，接着嘉达也过来拉他，他只好就范。当女生们把他推进厨房时，他又叫了一声自己的朋友，而马蒂亚依旧一动不动。

直到爱丽丝把一只手按在桌子上时，马蒂亚才发现她，这时，可乐表面的平衡被打破，薄薄一层液体流出杯口，在杯底形成了一个深色的圆环。

马蒂亚本能地抬起头，与爱丽丝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你怎么样？”爱丽丝问他。

马蒂亚点点头说：“很好。”

“你喜欢这个聚会吗？”

“嗯。”

“我觉得这音乐声音太大了，吵得我头疼。”

爱丽丝等着马蒂亚说些什么。她看着这个男孩，觉得他仿佛没有在呼吸。他的眼神是那样的温和与痛苦。就像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爱丽丝想让他的眼睛直视着自己。她还想双手捧着他的脸，对他说：“一切都会好的。”

“你能陪我去另一个房间吗？”她大胆地问道。

马蒂亚点了下头，好像正等着这句话。

“OK.”他说。

爱丽丝带他走向走廊，他跟在后面，离爱丽丝两步远的距离。像往常一样，他走路时低头看着脚下。他注意到，爱丽丝右腿的膝盖可以很优雅地弯曲，就像世界上所有人的腿一样，她的右脚也能轻轻地落在地面上，没有一点声音。但她的左腿却是僵直的，为了使左腿向前迈进，她必须向外划一个小小的半圆。在短暂的一瞬间，她的胯骨会失去平衡，偏向一边，仿佛就要摔倒，但这时她的左脚会重重地触到地面，就像一根拐杖一样。

马蒂亚专注于她那种陀螺似的节奏，却没有发现自己的步调竟然和她的一致起来。

他们走进薇奥拉的房间，爱丽丝很主动地靠近了马蒂亚，这一举动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然后她关上了房门。他们就这样站着，他在地毯上，她在地毯边上。

“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爱丽丝问。

一时间，爱丽丝很想放弃，打开门出去，以便能正常地呼吸。

“到时候我怎么向薇奥拉交代呢？”她想。

“这里好多了，是吧？”她说。

“对。”马蒂亚点头说。他的双臂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就像腹语演员操纵的木偶一样。他右手的食指弯曲着，形成了一个又短又硬的半圆，刮着大拇指指尖的两侧，这就像用针在扎自己，那种刺痛的感觉可以使他在一瞬间暂时逃离这空气稀薄的房间。

爱丽丝坐在薇奥拉的床上，但只是犹豫地坐在床边，床垫并没有因为她的重量而下陷。她看看四周，仿佛在寻找什么。

“你能坐这儿吗？”她终于和马蒂亚说话了。

马蒂亚照她说的，小心翼翼地坐在了离她三拃远的地方。客厅里的音乐声就像墙壁沉重而急促的呼吸。爱丽丝偷看了一下马蒂亚的那双手，发现他在紧握着拳头。

“你的手好了吗？”爱丽丝问他。

“快了。”他说。

“你是怎么弄的？”

“自己划的，在生物实验室，不小心。”

“我能看看吗？”

马蒂亚把拳头攥得更紧了。然后他慢慢摊开左手。一道青紫的沟槽笔直地贯穿于手掌的对角线上，爱丽丝发现，在这道沟槽的周围还有一些比较短、颜色比较浅，已近乎于白色的疤痕。这些疤痕布满了整个手掌，它们纵横交错，就像逆光看到的一棵树光秃秃的树枝。

“你知道吗？我也有一道。”爱丽丝说。

马蒂亚又攥起了拳头，把那只手夹在大腿之间藏了起来。爱丽丝站起身，把长运动衣撩起了一点，然后就解牛仔裤的扣子。马蒂亚吓了一跳，使劲低着头，但还能看见爱丽丝用两只手把裤腰往下卷，然后揭掉一块用橡皮膏固定的纱布，那下面一点就是一条浅灰色内裤的边缘了。

爱丽丝把内裤的松紧带往下拉了几厘米，马蒂亚屏住了呼吸。

“你看！”爱丽丝说。

一道长长的疤痕出现在她一侧胯骨那块突出的骨头上，疤痕很粗，向外凸出来，比马蒂亚的还要宽一些。那些缝合的痕迹与疤痕垂直地交叉着，每一道之间的距离都相等，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狂欢节的时候，装扮成海盗的孩子们在脸上画的那些疤痕。

马蒂亚不知该说些什么，爱丽丝扣好牛仔裤，然后把T恤衫塞进裤子里。她又坐在了床上，但是离马蒂亚近了一些。

这种沉默几乎令他们两人难以忍受，两张面孔之间的空气简直要因等待与局促而爆炸。

“你喜欢这个新学校吗？”爱丽丝没话找话地问。

“喜欢。”

“他们说你是个天才。”

马蒂亚嘬紧两腮，然后用牙齿从嘴里将它们咬住，直到感觉嘴里充满了鲜血的金属味道为止。

“你真的那么喜欢学习吗？”

马蒂亚点点头。

“为什么呢？”

“这是我唯一会做的事。”他慢慢地说。其实他想告诉爱丽丝，他喜欢学习是因为他能够独立完成这件事，因为他学的所有东西都是已经死了的、冰冷的、被人嚼过的。他还想告诉爱丽丝，课本的每一页都有着同样的温度，让你有时间作出选择，它们从不会伤害你，而你也不会伤害到它们。但是他只字未说。

“那你喜欢我吗？”爱丽丝抛出这句话，声音从她口中发出时有些刺耳，她的脸热得发涨。

“我不知道。”马蒂亚马上说，仍然看着地面。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顽固地说，“我没想过。”

“但这根本不用想。”

“如果我不想，就什么也知道不了。”

“我喜欢你！”爱丽丝说，“有点儿喜欢，我觉得。”

他点点头，同时一张一弛地控制着眼球，使得地毯上的几何图案一会儿在焦距上，一会儿在焦距以外。

“你想吻我吗？”爱丽丝问。她没有害羞，只是在说的时候，她空空的胃因害怕对方说“不”而紧缩了一下。

马蒂亚好几秒钟一动未动，然后慢慢地把头从一边摇向另一边，但眼睛仍然盯着地毯上那些不规则的花纹。

爱丽丝由于一时紧张的冲动，把双手放在了体侧，测量了一下自己的腰围。

“没关系，”她马上说，声音有些异样。“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拜托！”她又补充了一句。

“你真是个笨蛋，”她想。

“你还不如一个小学女生。”

她站起身，突然感到薇奥拉的房间是一个陌生而又充满敌意的地方。房间里的一切事物都让她感到眩晕，就像喝醉了一样：无论是墙上的颜色，还是零乱地堆满化妆品的写字台；无论是挂在衣柜门上、活像一个吊死鬼的两只脚的那双舞鞋，还是薇奥拉卧在沙滩上、特别漂亮的放大照片；无论是音响旁边胡乱摆放的录音带，还是沙发上堆放的衣服。

“我们回客厅去吧。”她说。

马蒂亚也从床上站了起来。他看了爱丽丝一会儿，爱丽丝觉得他像是在请求自己原谅。她打开门，让音乐声肆虐地淹没了整个房间。她自己在走廊里走了几步，突然想起薇奥拉的那张脸，于是又回去，没有征得马蒂亚的同意，就一把拉住他那僵硬的手。就这样，他们手拉手走进了巴伊家那喧闹的客厅。

一四

那几个女孩把丹尼斯围堵在冰箱旁边的角落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戏弄他。她们在他面前站着，一个挨着一个，用她们兴奋的眼神和披散的头发筑成一道屏障，阻挡住丹尼斯的视线，让他再也无法看到另一个房间里的马蒂亚。

“想玩真心话大冒险吗？”薇奥拉问他。

丹尼斯怯生生地摇摇头，意思是说那个游戏他玩不来。薇奥拉仰头看了看天花板，然后拉开冰箱，为了给冰箱门让地方，丹尼斯只好躲到了一边。薇奥拉取出一瓶桃子口味的伏特加，仰头喝了一口，根本没想去拿杯子。然后她把酒递给丹尼斯，露出了纵容的微笑。

但此刻丹尼斯已有些头重脚轻，还伴有一点恶心。刚才喝的威士忌在他的鼻子和嘴里仍留有苦涩的余味，但在薇奥拉的一举一动中，存在着某种让他无法违抗的东西。他接过酒瓶，灌下了一口，然后又递给了嘉达·萨瓦里诺，嘉达贪婪地抓着酒瓶，开始一通狂饮，简直就像在喝橙汁一样。

“怎么样？想说真心话还是想付出点代价？”薇奥拉又问，“要么就由我们来挑。”

“我不喜欢这个游戏。”丹尼斯不自信地反驳道。

“唉，你和你的朋友真是没用。”她说，“那我来挑吧。真心话。让我们想想……”

她用食指支着下巴，视线在天花板上转了一圈，假装在想主意。

“有了，”她大叫了一声，“你必须告诉我们，在我们四个里面你最喜欢谁。”

丹尼斯胆怯地耸了耸肩。

“啊？”他说。

“啊什么啊？你至少得喜欢一个吧，是不是？”

丹尼斯心想，这四个人他一个也不喜欢，他只想让她们马上离开这儿，好让他回到马蒂亚的身旁，因为他只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和马蒂亚待在一起了，而且这次还能在夜晚真真切切地看到他。平时的这个时候，丹尼斯只能想象马蒂亚在房间里睡觉，躺在那个他连颜色也不知道的被单里。

“要是我选出一个来，她们就会放过我了，”丹尼斯马上想到。

“她。”他指着朱丽娅·米兰迪说，因为她看上去最善良。

朱丽娅用一只手掩住嘴，就像刚被宣布的舞会皇后一样。薇奥拉撇了一下嘴角，而另外两个女孩则发出一阵狂笑。

“好的，”薇奥拉说，“现在该大冒险了。”

“不，算了吧。”丹尼斯抗议道。

“你真够烦的，你看，有四个女孩围着你，你还不想玩一会儿吗？这可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

“可现在该轮到别人了吧？”

“我觉得还应该是你，你得冒一下险。你们说怎么样？”

另外几个女孩连连点头称是，一副贪婪的样子。酒瓶又传到了嘉达的手里，她每隔一会儿就会仰头猛灌上一气，似乎想趁别人没注意的时候把酒全部喝光。

“明白了吗？”薇奥拉说。

丹尼斯叹了口气。

“那我该怎么做？”他顺从地说。

“好，鉴于我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主人，我会给你一个舒服的任务。”薇奥拉很神秘地说，另外三个女孩盯着她的嘴唇，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有什么新的刑罚。“你必须吻一下朱丽娅。”

朱丽娅的脸红了。丹尼斯感觉肋骨间一阵剧痛。

“你疯了吗？”朱丽娅生气地说，也许她是装的。

薇奥拉耸耸肩，一副任性小女生的表情。丹尼斯把头一连摇了两三下，表示拒绝。

“是你自己说你喜欢她的。”薇奥拉说。

“我要是不吻呢？”丹尼斯斗胆说。

薇奥拉突然板起脸，直视着他的眼睛。

“如果你不吻，就得重新选择说真心话，”她说，“比如你得跟我们说说你的小男朋友。”

在她那明亮而又犀利的眼睛里，丹尼斯看见了所有那些他一直以为谁也看不见的东西，他的脖子僵硬了起来。

他转向朱丽娅·米兰迪，双手仍垂在体侧，只是把脸伸了过去。他紧闭双眼，吻了朱丽娅一下，随后就想把头缩回来，但朱丽娅却用一只手勾住他的后脖颈，拖住了他的头，然后把舌头用力塞进他那紧闭的双唇。

丹尼斯觉得嘴里有一股不属于他自己的唾液味道，让他非常恶心。就在他进行这次初吻的时候，他睁开了眼睛，正好看见马蒂亚走进厨房，牵着那个跛脚女孩的手。

一五

爱丽丝和马蒂亚之间的一些问题是别人先发现的，他们有所察觉已经是很多年以后了。他们牵着手走进客厅，脸上没有笑容，视线的轨迹也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像是通过胳膊与手指的接触而彼此相互作用的轴承。

他们的头发有着明显的反差：爱丽丝的头发是浅色的，衬托着她那过于苍白的面部皮肤，马蒂亚的头发则是深色的，蓬乱地垂着，遮住了他黑色的眼睛，使他的双眼消失在那稍稍弯曲的眉弓下面。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明确界限的共同空间，在这里似乎应有尽有，而空气静止，不受外界的干扰。

爱丽丝先一步走在马蒂亚的前面，马蒂亚轻轻的牵引正好平衡了她蹒跚的步伐，掩盖了那条残腿的瑕疵。马蒂亚任由爱丽丝牵着手，他的脚踩在地砖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他手上的伤疤被藏了起来，安全地落在爱丽丝的手中。

他们在厨房门口停了下来，与那群女孩和丹尼斯保持了一点距离，想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脸的迷惑，好像刚刚从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偏远地方来到这里。

丹尼斯用力推开朱丽娅，他们的嘴“啵”的一声分开了。他看着马蒂亚，想从他的表情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以证实发生了那件令他害怕的事情。丹尼斯心想，马蒂亚一定和爱丽丝说了些什么，说了些他永远无法知道的事，这时他感到血涌上了大脑。

丹尼斯跑出厨房，他故意用肩膀撞了一下马蒂亚，想要打破那个让他憎恨的平衡。马蒂亚在一瞬间看到了他那血红而又恍惚的眼睛。不知什么缘故，马蒂亚想起了那天下午在公园里，米凯拉那没有任何防备的眼神。多年以后，这两个眼神合二为一，铭刻在他的记忆里，化作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马蒂亚放开爱丽丝的手。那一刻，他的神经末梢仿佛都集中到了手上，当手分开时，他感到那条胳膊上好像迸出了火花，就像一条没有绝缘层的电缆。

“对不起。”他小声和爱丽丝说，随后就跑出厨房追丹尼斯去了。

爱丽丝走向薇奥拉，这时薇奥拉正在用石头般坚硬的眼神看着她。

“我们……”她想开口说话。

“这与我无关！”薇奥拉打断她说。原来，薇奥拉看到爱丽丝和马蒂亚牵手的样子，又想起了海边的那个男孩，想起了当她希望像这样手拉手地回到沙滩上朋友们的面前时，那个男孩却拒绝和她拉手。她非常嫉妒，这种嫉妒的感觉既痛苦又剧烈，她简直快气疯了，因为她所渴望的幸福在刚才白白送给了别人。她有一种失窃的感觉，仿佛爱丽丝取代了她的位置。

爱丽丝凑过来想要跟她耳语两句，她却转过脸去。

“你还想怎么样？”她说。

“没有啊！”爱丽丝害怕地退了回去。

就在这时，嘉达突然弯下了腰，就像一个隐身人打了她肚子一拳。她一只手撑着厨房的地面，另一只手捂着肚子。

“你怎么了？”薇奥拉问她。

“我要吐。”她痛苦地说。

“真恶心，到厕所去！”这位女主人向她嚷道。

但为时已晚，嘉达抽搐了一下，就把胃里的东西全部倒在了地板上，那些东西微微泛红，一股酒味，很像是把索莱达做的甜点搅碎后的样子。

其他女孩都吓得往后退，只有爱丽丝抱着她的腰，想扶她站起来。顿时，空气里充满了腐臭的味道。

“大白痴！”薇奥拉几乎快要哭出来，“这个倒霉的生日聚会！”

她走出厨房，紧握的拳头夹在腰间，就像在拼命克制自己不要砸东西一样。爱丽丝不安地看她离开，就又回去照顾在那里低声啜泣的嘉达了。

一六

其他客人三三两两地分散在客厅里，大部分男生都在随着音乐的节拍前前后后地摇晃着脑袋，而女孩们则任由自己的视线在房间内飘移。有些人手里端着饮料，还有六七个人随着《A question of time[1]》的节奏跳着舞。马蒂亚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如此自由自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些事情。他转念一想，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了，但正因如此，他才没有能力去效仿。

丹尼斯不见了。马蒂亚穿过客厅，到薇奥拉的房间去找他。他还去了薇奥拉姐姐的房间和她父母的房间。两个洗手间他也去看了，在其中一个里面，他发现了两名学校的同学，一男一女，女生坐在马桶盖上，男生则盘着腿坐在她面前的地上。他们两人用一种忧郁而又疑虑的表情看着他，马蒂亚连忙关上了门。

他回到客厅，走上了阳台。山丘在黑暗中延伸下去，山下是整座城市，白色的小圆点均匀分布在城市中，直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方。马蒂亚把身子探出栏杆，在巴伊家花园的树丛中寻找丹尼斯，但没看到任何人。他回到室内，焦虑的心情使他呼吸困难。

一架螺旋楼梯从客厅通往一个黑暗的阁楼。他登上了几级阶梯，然后站住了。

“他跑到哪儿去了呢？”马蒂亚想。

随后，他又接着往上爬，一直爬到顶端。从楼下透上来的灯光可以让马蒂亚分辨出丹尼斯的身影，他就站在房间的正中。

马蒂亚叫了他的名字。自从他们成为朋友以来，丹尼斯的名字马蒂亚充其量只叫过三次。马蒂亚没必要喊这个名字，因为丹尼斯永远伴在他的左右，就像他四肢天然的延长部分。

“你走开！”他的同伴回答说。

马蒂亚摸索到了墙上的开关，他把灯打开。这个房间很宽敞，四面都是高大的书架。此外，唯一的一件家具就是一个木质的写字台，但上面空空如也。马蒂亚觉得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上来过了。

“快十一点了，我们该走了。”他说。

丹尼斯没有作声，他背对着马蒂亚，站在一条大地毯的正中央。马蒂亚向他的朋友走了过去，当他来到丹尼斯的面前时，才发现丹尼斯刚才哭过。丹尼斯在透过齿间呼吸，他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前方，微微开启的嘴唇在轻轻地抖动着。

只过了几秒钟，马蒂亚就注意到了他脚边打碎的台灯。

“你干什么了？”他问。

丹尼斯的呼吸声变得急促而沉重。

“丹尼斯，你干什么了？”

马蒂亚努力把手放在他朋友的肩膀上，但丹尼斯却用力挣脱开，马蒂亚又一把拉住了他。

“你到底干什么了？”

“我……”丹尼斯欲言又止。

“你怎么了？”

丹尼斯张开左手，让马蒂亚看一片台灯的碎片，那是一片绿色的碎玻璃，虽然被他手上的汗水弄得失去了光泽，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亮度。

“我想感受一下你的感觉。”他轻声说道。

马蒂亚没听明白，疑惑地向后退了一步。他感到腹部一阵灼痛，接着痛感又覆盖了双臂和双腿。

“可是后来我没有那么做。”丹尼斯说。

他把手掌向上抬了抬，就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马蒂亚本想问他为什么，后来却保持了沉默。楼下的音乐声传到这里已经小了许多，只有低音的频率能穿透这层地板，而更高的频率都陷在了里面。

丹尼斯吸了一下鼻子。“我们走吧。”他说。

马蒂亚点点头，但他们站在原地谁也没有动。突然，丹尼斯转过身，走下了楼梯。马蒂亚跟着他穿过了客厅，来到室外。夜晚清新的空气在恭候他们，让他们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1] 英语，《时间问题》。赶时髦乐队单曲。

一七

薇奥拉可以决定你是否属于这个圈子。星期天一早，嘉达·萨瓦里诺的父亲给她的父亲打来电话，把巴伊家的所有人都吵醒了。电话打得很长，薇奥拉只穿了睡衣，就来到她父母卧室的门外，把耳朵贴在门上偷听，但谈话的内容她连一个字也没听清楚。

当她听到父母的床发出嘎吱声时，赶忙跑回自己的房间，钻到被子里假装睡觉。父亲把她叫醒，对她说：“一会儿你要给我解释清楚。从现在起，在这个家里不能再举办任何聚会，你在这段时间里也别想去参加任何聚会。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吃午饭时，母亲让她解释清楚阁楼上的台灯为什么打碎了，姐姐也没有替她说话，因为她发现薇奥拉动了她的私存物品。

薇奥拉一整天都被关在房间里，还被明令禁止打电话，所以心情十分沮丧。她无法把爱丽丝和马蒂亚以及他们手拉手的样子从记忆中抹去。当她用指尖拾起台灯残留的碎片时，就暗中决定：爱丽丝出局了。

星期一一早，爱丽丝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最终揭下了文身上的纱布。她把纱布细心地搓成团，连同早餐时没有吃下的饼干碎屑一起扔进马桶冲走了。

她看着镜子里映出的那朵紫罗兰，心想这将第二次永远改变她的身体。她不禁颤抖了一下，这是一种掺杂着懊悔与惶恐的快感。她认为这个身体只属于她自己，假如她愿意，甚至可以毁掉它，或用无法抹去的图案破坏它，让它枯萎，就像一朵花被一个女孩随意摘下，然后又随手扔在地上。

那天上午，她本想在学校的女厕所让薇奥拉和其他几个女孩看她的文身，然后再给她们讲述她和马蒂亚是如何长时间地接吻。没有必要再编什么故事，如果她们问及细节，只要顺着她们的想象说下去就行了。

进了教室，爱丽丝把书包放在椅子上，然后就径直走向薇奥拉的座位。此时，其他几个女孩已经在那里了。当她走过来时，听到朱丽娅·米兰迪说：“瞧，她来了。”她神采奕奕地和大家打了招呼，但没人理她。她俯身亲了薇奥拉的两颊，就像是薇奥拉教她这么做的一样，但是她这个朋友连一毫米也没动。

爱丽丝直起身，依次看了看那四双严肃的眼睛。

“昨天我们都不舒服。”薇奥拉开始说话。

“啊，是吗？”爱丽丝深表关切地问，“你们怎么了？”

“肚子特别疼，大家都是。”嘉达用寻衅的口气插话说。

爱丽丝当时看到她吐在了地板上，心里说你喝那么多酒，当然会肚子疼。

“我倒是一点事都没有。”爱丽丝说。

“当然啦，”薇奥拉用讥讽的口气说，同时还看着其他几个女孩，“这一点毫无疑问。”

嘉达和菲德里卡笑了起来，朱丽娅则低下了头。

“你是什么意思？”爱丽丝迷惑不解地问道。

“你很清楚我想说什么！”薇奥拉反击道，她换了一种带有攻击性的腔调，同时用她那双咄咄逼人的眼睛盯着爱丽丝的脸。

“不，我不知道。”爱丽丝为自己辩解着。

“你给我们下毒了！”嘉达发起攻击。

“你说什么？什么下毒？”

朱丽娅怯生生地插话说：

“不，姑娘们，这不是真的。”

“是真的，她给我们下了毒。”嘉达重复道，“谁知道她往那个点心里放了什么恶心的东西。”

说罢，她又面向爱丽丝说：“你想让我们难受，是不是？干得好，你的目的达到了！”

爱丽丝听着这番话，用了好几秒的时间才回过味儿来。她看着朱丽娅，而对方用那双蓝色的大眼睛告诉她：“对不起，我爱莫能助。”随后，她又想从薇奥拉的眼神中寻求保护，对方却还以无情的目光。

嘉达用一只手捂着肚子，好像又开始疼了一样。

“可那点心是我和索莱达一起做的，原料全是我们在超市买的啊。”

没人理会她，她们各自看着不同的方向，好像在等这个杀人犯自动离开。

“根本不是索莱达的点心造成的，点心我也吃了，我就没问题。”爱丽丝撒谎说。

“你这个骗子，”一直沉默不语的菲德里卡·马佐尔迪跳了起来，“你连一口都没吃，大家都知道……”

她突然住了嘴。

“你们快别这样了！”朱丽娅央求她们，似乎都要哭出来了。

爱丽丝的一只手放在了自己平坦的腹部上，她感觉到皮肤之下自己的心跳。

“大家都知道什么？”她问她们，语气非常平和。

薇奥拉·巴伊慢慢地摇着头，爱丽丝静静地注视着她这位“前好友”，等待那番尚未说出的话，但这些话的声音却已经像透明的烟雾一般荡漾在空气中了。上课铃响了，爱丽丝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科学课的图巴多老师叫了她两次，才最终让她回到了座位上。

一八

丹尼斯没有来学校上课。星期六送他回家的时候，他和马蒂亚连一眼都没有看过对方。对于马蒂亚父亲的问题，丹尼斯只是用一两个字来搪塞，下车的时候也没有说“再见”。

马蒂亚把一只手放在他旁边那张空空的椅子上。丹尼斯在那个黑屋子里说的话时不时掠过他的大脑，但是很快就又溜走，让他来不及深刻体会其中的含义。

他觉得，是不是真正理解那些话对他并不重要，他只想让丹尼斯坐在那儿，像屏障一样为他挡住课桌以外的一切事物。

就在前一天，他父母让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而他们则坐在对面的那张沙发上。他父亲对他说：“给我们讲讲这次聚会吧。”马蒂亚一开始把双手攥得很紧，但后来，他又把手摊开，好好地放在膝盖上，以便父母能看到它们。他耸了耸肩，用他那种顺从的语气回答说：“没什么好说的。”母亲激动地站了起来，走进了厨房。而父亲则凑过来，轻轻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两下，好像是知道要为什么事而安慰他一下。马蒂亚想起小的时候，在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里，父亲轮流往他和米凯拉的脸上吹气，好让他们凉快一点。他还记得汗珠从皮肤上一点一点蒸发的那种感觉，这时，一种痛彻心扉的思念向他袭来，因为他世界的一部分已随米凯拉一起沉溺在那条河里了。

他怀疑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完全知道这件事了，说不定连老师也都知道了。他觉得他们背地里相互交汇的眼神像一张渔网罩在他的头上。

他随手翻开历史课本，从那一页开始背起所有印在书上的日期。那一串罗列在一起的没有规律的数字，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一个越来越长的链条。顺着这个链条，马蒂亚的思绪渐渐远离了站在阴影中的丹尼斯，也忘记了独自坐在座位上的那种空虚。

一九

课间，爱丽丝偷偷潜入了位于二楼的医务室，这是一个白色的小房间，很局促，里面只有一张担架床和一个镶有镜面的壁橱，里面放着急救物品。爱丽丝只来过这个房间一次，那是在体育课上，她差点昏过去，因为在那之前的四十个小时里，她只吃了两块全麦苏打饼干和一块低热量的威化巧克力。那天，穿着绿色迪亚多纳运动服、脖子上挂着从来不用的哨子的体育老师对她说：“想想你这是在干什么，好好想想吧。”然后他就出去了，把爱丽丝独自留在那里的日光灯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既无事可做，也没东西可看。

爱丽丝发现那个急救箱是开着的，于是就拿了一团有李子那么大的棉花和一小瓶消毒用的酒精。她重新关上了柜门，在周围寻找一件重物。旁边只有一个硬塑料做的垃圾桶，颜色暗淡，介于红与棕之间。她先祈求外面不会有人听到，然后就用垃圾桶的底部砸碎了壁橱的镜面。

随后，她小心翼翼地拔下一大块三角形的碎玻璃，生怕划伤自己。在这块碎玻璃的正面，她看到自己的右眼一扫而过，她为自己没有哭，甚至没掉一滴眼泪而感到骄傲。她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塞进了身上那件肥大运动衣正中的口袋里，然后回到了班里。

上午剩余的时光她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她没有再看过薇奥拉和其他几个女孩，课上讲的埃斯库罗斯戏剧她也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课后，她在全班同学的最后走出教室，朱丽娅·米兰迪偷偷拉住她的一只手，说：

“我很抱歉。”她是趴在爱丽丝耳边说的，说完还亲了爱丽丝的脸一下，然后就跑进走廊，追那三个人去了。

爱丽丝在学校的前厅里等着马蒂亚，前厅位于铺着亚麻油毡的楼梯尽头，学生们蜂拥着走下楼梯，冲向大门。她一只手扶着楼梯栏杆，那冰凉的金属传导给她一种宁静的感觉。

马蒂亚走下楼梯，他周围半米之内空无一人，除了丹尼斯，没人敢进入那个领域。他黑色的头发一绺一绺地垂在前额上，几乎遮住了眼睛。他低头看着自己落脚的位置，脚步很轻，身体有些向后仰。爱丽丝第一次叫他的时候，他没有回头。爱丽丝提高了嗓门，他才抬起头来，尴尬地说了声“你好”，然后继续向出口的玻璃门走去。

爱丽丝拨开人群赶上了他，并拉住了他的一只胳膊。马蒂亚吓了一跳。

“你必须跟我走。”爱丽丝对他说。

“去哪儿？”

“你得帮我一个忙。”

马蒂亚紧张地看着四周，寻找着潜在的危险。

“我爸爸在外面等我呢。”他说。

“你爸爸会等你的，但现在你必须帮我。”爱丽丝说。

马蒂亚叹了口气，然后说了声“好吧”。他一时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跟我来。”

爱丽丝拉着他的手，就像在薇奥拉家的聚会上那样，但是这一次马蒂亚的手指自然地握住了她的手指。

他们远离了人群，爱丽丝走得很快，就像在逃脱什么人的追捕。他们进入二楼空无一人的走廊，空空的教室敞开着大门，给人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走进女厕所时，马蒂亚犹豫了一下，本想说“我不能进去”，但还是听任爱丽丝把他拉了进去。当爱丽丝把他拉进一个隔间并锁上门时，他们离得那样近，马蒂亚的双腿发起抖来。蹲便器周围的活动空间只是窄窄的一道瓷砖，仅能容下他们俩的四只脚。地上散落着几张手纸，半粘在地面上。

“现在她会吻我，”马蒂亚想。

“你只要也吻她就行了，”他想，“这很容易，谁都会。”

爱丽丝拉开她那件闪亮外衣的拉链，然后就开始脱衣服，就像在薇奥拉家里那样。她把T恤衫从牛仔裤里拉了出来，然后把牛仔裤褪到屁股的一半。她没有看马蒂亚，就像那里只有她一个人一样。

就在星期六晚上贴着白色纱布的那块皮肤上，出现了一朵小花文身。马蒂亚本想说些什么，但还是没有开口，最终，他把目光移开了。他感到双腿间有什么东西在动着，于是马上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读着墙壁上的一些字迹，但并不想理解其中的意思。他发现没有一行字与墙面瓷砖缝平行，所有的字都与地面瓷砖的边缘形成一个夹角，马蒂亚相信，这个角度介于三十度到四十五度之间。

“拿着这个。”爱丽丝说。

她递给马蒂亚一块玻璃，它一面能照见人，另一面是黑的，锋利得像匕首一样。马蒂亚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向马蒂亚扬了扬下巴，他们初次见面时她就想这么做。

“你要帮我弄掉它，我自己弄不了。”她对马蒂亚说。

马蒂亚注视着那片玻璃，然后又看了看爱丽丝的右手，那只手正指着她肚子上的文身。

她料到马蒂亚会不肯。

“我知道你能行，”她说，“我不想再看见它，求求你，帮我弄掉。”

马蒂亚在手里转动着那块玻璃，感到胳膊一阵颤抖。

“可是……”他说。

“帮我弄掉它。”爱丽丝打断了他的话，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马蒂亚不要出声，然后又马上把手缩了回去。

“帮我弄掉它。”马蒂亚想着爱丽丝的话。这五个字灌入他的耳朵里，让他在爱丽丝的面前跪了下来。

他的脚跟碰到了身后的墙壁，他不知道应采取怎样的姿势。他没有把握地摸索着那文身四周的皮肤，想让它们舒展开。他的脸从来没有和一个女孩的身体靠得这么近，这使他无意识地做了一次深呼吸，以便闻到那种气味。

他把镜子的碎片凑近爱丽丝的肚子，刚刚拉了手指肚那么长的一道小口子，就把手停住了。爱丽丝疼得发抖，不觉叫了一声。

马蒂亚立刻撤回了手，把碎玻璃藏到了身后，就像要否认说这不是他干的一样。

“我干不了。”他对爱丽丝说。

他抬头看着爱丽丝。爱丽丝正在无声地哭着，她双眼紧闭，显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可是我不想再看见它了！”她呜咽着说。

马蒂亚很清楚她已经没有勇气了，于是感到如释重负。他站起身，琢磨着自己是不是最好离开那里。

爱丽丝用手擦掉肚子上流下的一滴血迹，系好牛仔裤，而马蒂亚正在想着怎么说一些使她安心的话。

“你会习惯的，最后总会看不见它的。”他说。

“怎么可能？它会一直在那里，在我的眼皮底下。”

“没错，”马蒂亚说，“正因为这样，你才会永远不再见到它。”

二〇

马蒂亚说得没错：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就像溶液一样流过皮肤，每天都会从爱丽丝的文身上和他们两人的记忆中冲刷掉薄薄的一层颜色。但是文身的轮廓就像生活的环境一样依然存在着，黑色线条依然清晰，只是其中的颜色已经彼此混合在一起，最终褪成一种暗淡、单一的色调，几乎失去了任何意义。

高中时代对于马蒂亚和爱丽丝来说就像一道开放的伤口，这道伤口由于伤得太深而始终难以愈合。这些年，他们都是在一种窒息的状态下度过的，马蒂亚拒绝这个世界，而爱丽丝却感觉被这个世界拒绝，最终他们发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建立起了一种不完美而又不对等的友谊，这份友谊包含了太久的缺席和太多的沉默，这是一个虚空而洁净的空间，当学校的墙壁把他们包裹得太紧，让他们无法忽视那种窒息的感觉时，他们就可以回到这里自由地呼吸。

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那道青春的伤口愈合了。皮肤的边缘逐渐弥合，虽然这个过程无法被察觉，却一直在进行着。结痂每揭掉一次，就会顽强地再生出来，颜色更深，表面更厚。最终，一层光滑而富于弹性的皮肤会取代原来破损的皮肤，疤痕也会由红变白，逐渐与其他皮肤融合在一起。

此刻，他们俩躺在爱丽丝的床上，爱丽丝的头朝向一边，马蒂亚的头朝向另一边，他们的腿都不自然地蜷着，生怕触碰到对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爱丽丝心想：“我可以翻过身，把脚尖伸到他的后背下面，假装没有发觉。”但她可以肯定，马蒂亚会立刻把身子挪开，于是她决定不要自讨没趣。

他们两个谁也没提议放点儿音乐听。他们什么也不想做，只是待在那里，等待着星期天下午渐渐逝去，等待着到时间做那些非做不可的事，比如吃饭、睡觉和迎接新的一周。九月焦黄的日光从敞开的窗子里透射进来，街上断断续续的细碎声响也随后飘进了房间。

爱丽丝从床上站起来，使得马蒂亚头下的床垫有些微微的颤动。她把双拳支在胯上，从上面看着马蒂亚，她的头发垂在前面，遮住了她严肃的表情。

“你就待在那儿，”她对马蒂亚说，“不要动。”

随后，她跨过马蒂亚，先用那条好腿跳下床，再去拖动另一条腿，那条残腿就像是错装在她身上的一样。马蒂亚把下巴缩到胸前，以便让视线捕捉到爱丽丝在房间内的一举一动。他看见爱丽丝打开一个放在写字台正中的立方体盒子，那个盒子他此前从未注意过。

爱丽丝转过身，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眼睛藏在一架老式相机的后面。马蒂亚见状从床上爬了起来。

“躺下！”爱丽丝命令道，“我不是说不让你动嘛。”

说着，她按下了快门。那架宝丽来相机吐出了一个扁平的舌头，爱丽丝拿着它晃了晃，让照片显出颜色。

“你是从哪儿找到这东西的？”马蒂亚问她。

“在地下室，是我爸爸的，谁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买的，然后就没用过。”

马蒂亚从床上坐了起来，爱丽丝把照片随手丢在地毯上，然后继续拍下一张。

“行了，别再拍了，”马蒂亚抗议道，“我在照片上像个傻子。”

“你一直像个傻子。”

爱丽丝又拍了一张。

“你知道我想当摄影师。”她说，“我已经决定了。”

“那大学呢？”

爱丽丝耸了耸肩。

“那只有我爸爸才在意，”她说，“让他自己去念吧。”

“你想放弃？”

“没准儿吧。”

“你不能哪天一睁眼就决定要当摄影师，把一年的努力都丢到脑后吧？这样不行！”马蒂亚用教训的口气说。

“对了，我差点忘了，你也和他一样！”爱丽丝用嘲讽的口气说，“你们总是知道要做什么，你五岁的时候就知道你要成为一个数学家。你们真没劲，又老又烦人！”

说罢，她面向窗口，胡乱拍了一张，然后把这张照片也扔在了地毯上那两张照片旁边。她双脚踩在那些照片上，反复踩踏，就像酿酒时人们踩碎葡萄那样。

马蒂亚想说些什么挽回的话，但想不出该说什么。他俯下身，想从爱丽丝的脚下抽出那第一张照片。在白色的相纸上，他交叉在脑后的双臂正慢慢显出轮廓。他问自己，在那张光滑的相纸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别的反应，他提醒自己回家后要马上去查查百科全书。

“我想让你看另外一样东西。”爱丽丝说。

她把相机扔在床上，走出房间，就像一个小女孩玩腻了一件玩具，是因为她看上了另一件更具诱惑力的东西。

她消失了足足十分钟。写字台上方的书架上斜放着一些书，马蒂亚读起那些书名。那些书一直放在那里，他把所有书名的第一个字母连起来读，却没能拼成一个有深刻意义的单词。他想，要是能从这一系列书名中看出什么逻辑顺序来，他一定会很高兴。或许他可以根据书脊的颜色来排列它们的顺序，最好是按照电磁波的光谱来排，要么就按照书的高度，由高到低。

“嗒嗒嗒嗒——”爱丽丝的叫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马蒂亚转过脸，看见爱丽丝站在门口，双手抓着门框，像是怕摔倒一样。她穿着一件婚纱，这件衣服本该雪亮而洁白，但时间却使它的边缘泛起了黄色，好像是生了什么病菌，在慢慢地蚕食着它。多年来一直放在盒子里，这件衣服变得干枯而僵硬。礼服上缘松松垮垮地搭在爱丽丝扁平的胸上，领口并非很低，却刚好让肩带滑落到肩膀下几英寸处。这种站立姿势使爱丽丝的锁骨显得尤为突出，截断了她颈部柔软的线条，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凹陷，宛如干涸的河床。马蒂亚想知道闭着眼睛用指尖滑过她的锁骨时，会是怎样的感觉。婚纱袖口的花边皱皱巴巴的，左臂上的花边还略微有点翘起。那长长的曳地裙裾拖在走廊里，马蒂亚的视线无法到达。爱丽丝的脚上还穿着她那双红拖鞋，从宽大的裙摆下露出来，形成一种怪模怪样的反差。

“哎？你得说点什么。”她说，但眼睛并没有看马蒂亚，而是用一只手抚平裙子最外层的薄纱。她觉得这裙子摸上去像是次品化纤。

“这是谁的？”马蒂亚问道。

“我的，不像吗？”

“别闹了，说真的。”

“你想它能是谁的？我妈妈的呗。”

马蒂亚点点头，想象着费尔南达夫人穿着这件衣服的样子。他想起费尔南达夫人第一次见到他时脸上唯一的表情——那是他第一次来爱丽丝家，一进客厅，看见费尔南达夫人正在那里看电视——她脸上一副亲切而深表同情的表情，很像平时人们到医院里探视病人的样子。那是一种荒谬的表情，因为从那时起生病的恰恰是她自己，她得的是一种正在慢慢粉碎她全身的疾病。

“别在那儿傻站着，快，给我照张相。”

马蒂亚从床上抓起宝丽来相机。他把相机在手里转来转去，想找到快门的位置。爱丽丝在门口摇来晃去，仿佛感受到一阵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觉到的微风。当马蒂亚把相机举到眼前时，她立刻挺直腰，做出一副冷峻而近乎于挑逗的神态。

“好了。”马蒂亚说。

“现在我们一起照。”

马蒂亚摇摇头。

“快点儿，不要总是扫兴。这次我想看你穿得像样一点儿，别总是穿你那件破烂运动衣，你都穿了一个月了。”

马蒂亚低头看了看，他这件蓝色长袖T恤的袖口好像被蛀虫蛀过一样。他习惯用大拇指的指甲去抠袖口，好让手指头有事可做，这样就不会再去抠食指和中指间的凹陷处了。

“再说，你也不想毁了我的婚礼，是吧？”爱丽丝噘着嘴说。

爱丽丝知道这么做只是闹着玩。这只是一个为了消磨时间的玩笑而已，一场小小的演出，种种愚蠢行为中的一种。然而，当她打开衣柜的门，镜子里映出她穿着婚纱和马蒂亚站在一起的画面，那一刻她简直惶恐得透不过气来。

“这儿没有适合你的衣服。”她匆忙说，“跟我来。”

马蒂亚顺从地跟着她。每当爱丽丝这么发号施令的时候，马蒂亚的双腿都会开始发麻，恨不能一走了之。爱丽丝的一些做法，还有一些冲动、幼稚的任性行为，让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自己仿佛被爱丽丝绑在了一张椅子上，然后她叫来好几十人围观，就像看一件她私人的物品，比如滑稽的宠物之类。但大多数情况下，他总能保持沉默，让他的不满情绪通过一些举动显现出来，直到爱丽丝厌烦了他的那种冷漠，不再继续下去，并且说：“你总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

马蒂亚跟在爱丽丝裙裾的后面，来到了她父母的房间，他从没来过这里。百叶窗几乎全都敞开，阳光平行地照射进来，非常清晰，让马蒂亚觉得像是画在木地板上的。这里的空气比家里的其他地方更加稠密和令人困倦。靠墙放着一张双人床和两个一模一样的床头柜，这张床要比马蒂亚父母那张高出很多。

爱丽丝打开衣柜，用一个手指滑过她父亲所有的套装，这些衣服都整齐地挂在那里，用透明防尘罩罩着。她拿出一身黑色套装扔在了床上。

“穿上这个。”她命令马蒂亚。

“你疯了吗？当心你爸爸发现。”

“我爸爸什么都发现不了。”

爱丽丝愣了一下，好像是在回味自己刚刚说的话，或是透过那些深色衣服形成的屏障看着什么东西。

“现在我给你找衬衫和领带。”她接着说。

马蒂亚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爱丽丝看到了。

“你怎么不动啊？别不好意思在这儿换衣服！”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空空的胃拧了一下。她顿时感到自己很可耻，她的话似乎有些敲诈的意味。

马蒂亚叹了口气，然后坐在床上，开始解鞋带。

爱丽丝一直背着身子，假装为马蒂亚找衬衫，其实她早已经选好了。当她听见皮带扣“叮”的一声响时，心里默数到三，然后转过身去。马蒂亚正在脱牛仔裤，他里面穿了一条宽松的灰色平脚内裤，而不是爱丽丝想象中的紧身内裤。

爱丽丝心想，马蒂亚穿短裤的样子她已经见过好几十次了，所以穿内裤的样子应该不会有很大差别，但这时她还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这四层的洁白婚纱里微微颤抖。马蒂亚拉着T恤衫的下摆遮住自己，然后迅速地穿上那条体面的裤子。那面料非常轻柔，掠过他腿上的汗毛时，使它们带上了静电，像猫毛一样竖了起来。

爱丽丝过来把衬衫递给他，他没抬眼皮地接了过来。他讨厌这个无聊的游戏，也羞于展示自己细细的胳膊和胸前与肚脐周围稀疏的汗毛。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努力让情况变得更加尴尬，就像平时常有的那样。她还觉得，对马蒂亚而言，这当然都是她的不对。她感到喉咙有些发紧。虽然不情愿，但她还是背过身，没让马蒂亚当着她的面脱掉T恤衫。

“现在呢？”马蒂亚问她。

她回过身，看到马蒂亚穿着自己父亲的衣服，差点喘不过气来。上衣大了一点，马蒂亚的肩膀还不能完全撑起它，但她不得不承认马蒂亚的确帅极了。

“还差领带。”她看了一下说。

马蒂亚从爱丽丝的手上接过一条酒红色的领带，下意识地用大拇指在那光滑的面料上捋了一下，一阵颤抖像电流一样在他的那条胳膊上传导，然后又沿着后背蔓延下来。他觉得那只手的手掌像沙子一样干燥，因此立刻将它凑到嘴边上不停地哈气，用气息中凝结的水分来湿润它。他无法克制地咬住了一根手指，并尽量不让爱丽丝发现，但对方却已经注意到了。

“我不会打领带。”他犹豫地拖着声音说。

“唉，你可真够没用的。”

事实上爱丽丝早就会打领带。她迫不及待地想向马蒂亚展示自己会打领带。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了她。那时候，每天一大早，父亲会把领带放在她床上，临出门之前父亲会经过她的房间，问她领带是不是打好了。此时，爱丽丝会拿着打好结的领带跑向父亲，而父亲会低下头，双手背后，就像在一位女王面前弯腰行礼一样。爱丽丝把领带套在父亲的脖子上，而父亲会把领带拉紧，然后整理一下，最后说一句“Parfait”[1]。在爱丽丝发生意外之后的某天早上，父亲发现领带仍然原封不动地放在她的床上。从那以后，父亲就一直自己打领带了，那个小小的仪式也自然被取消，就像其他很多事一样。

爱丽丝打着领带结，她嶙峋的手指夸张地上下舞动着。马蒂亚看着她的动作，感觉相当复杂。最后，马蒂亚任凭她在自己的脖子上调整领带。

“哇！简直令人肃然起敬！你想照照镜子吗？”

“不想。”马蒂亚说。此刻他只想穿上自己的衣服从这里出去。

“拍张照片！”爱丽丝说着拍了一下手。

马蒂亚再一次跟着她回到她自己的房间，爱丽丝把相机拿在了手里。

“没有自拍功能，”她说，“我们只能自己瞎拍了。”

她揽着马蒂亚的腰，把他拖了过来。马蒂亚全身僵直，她按下了快门。照片“刺”的一声滑了出来。

爱丽丝一下瘫倒在床上，就像刚刚经历了漫长婚礼仪式的新娘。她手里扇动着那张照片。

马蒂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感受着这身不属于他的衣服，有一种融化在其中的惬意感觉。房间内的光线突然一下由黄色变为蓝色，非常均匀，因为太阳的最后一丝光线陷到了对面那栋楼的后面。

“现在我可以换衣服了吗？”

马蒂亚是故意这么说的，他想让爱丽丝明白，自己已经最大限度地听任了她的摆布。爱丽丝好像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只是微微抬了一下眉毛。

“还有最后一件事。”她说着又从床上站了起来，“新郎要把新娘抱过门槛。”

“什么意思？”

“你要抱起我，一直抱到那里。”爱丽丝指着走廊说，“然后你就自由了。”

马蒂亚摇头，但爱丽丝却来到他跟前，像小女孩一样地摊开了双臂。

“勇敢点，我的英雄。”她用戏弄的口吻说。

马蒂亚的腰塌得更厉害了，像打了败仗一样。他俯下身，笨拙地抱起爱丽丝，他还从来没有抱过任何人。他一只手放在爱丽丝的膝盖底下，另一只手托住她的后背，当他把爱丽丝抱离地面的时候，吃惊地发现爱丽丝竟然这么轻。

马蒂亚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走廊走去。他感觉到爱丽丝的呼吸透过了他那质地细密之极的衬衫，那呼吸离他实在太近了。爱丽丝的裙裾在地板上拖动，发出窸窣的声音。当他们经过门口时，一阵又长又响亮的撕裂声使马蒂亚一动不动地定在了那里。

“糟了！”马蒂亚说。

他匆忙放下爱丽丝。原来，爱丽丝的裙子挂在了房门的合叶上，扯了一道一拃来长的口子，仿佛一张咧开冷笑的大嘴。他们俩都愣住了，呆呆地看着裙子。

马蒂亚等着爱丽丝说些什么，比如对他很失望、很生气之类的话。他觉得自己应该道歉，可毕竟是爱丽丝非要玩这种愚蠢的游戏，这是她自作自受。

爱丽丝面无表情地看着那道口子。

“管它呢，”她终于开口说，“反正没人会穿了。”

[1] 法语，完美。

二一

质数只能被一和它自身整除。在自然数的无穷序列中，它们处于自己的位置上，和其他所有数字一样，被前后两个数字挤着，但它们彼此间的距离却比其他数字更远一步。它们是多疑而又孤独的数字，正是由于这一点，马蒂亚觉得它们非常奇妙。有时候他会认为，它们是误入到这个序列中的，就像是串在一条项链上的小珍珠一样被禁锢在那里。有时候他也会怀疑，也许它们希望像其他所有数字一样普普通通，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如愿。这后一种想法经常在晚间光顾他的大脑，夹杂在睡梦前凌乱而交错的各种形象之中，这个时候，他的大脑会非常疲顿，不愿再编织谎言。

在大学一年级的一门课上，马蒂亚知道，在质数当中还有一些更加特别的成员，数学家称之为“孪生质数”，它们是离得很近的一对质数，几乎是彼此相邻。在它们之间只有一个偶数，阻隔了它们真正的亲密接触，比如十一和十三、十七和十九、四十一和四十三。假如你有耐心继续数下去，就会发现这样的孪生质数会越来越难遇到，越来越常遇到的是那些孤独的质数，它们迷失在那个纯粹由数字组成的寂静而又富于节奏的空间中。此时，你会不安地预感到，到那里为止，那些孪生质数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而孤独才注定是它们真正的宿命。然后，当你正准备放弃的时候，却又能遇到一对彼此紧紧相邻的孪生质数。因此，数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要尽可能地数下去，早晚会遇到一对孪生质数，虽然没人知道它们会在哪里出现，但迟早会被发现。

马蒂亚认为他和爱丽丝就是这样一对孪生质数，孤独而失落，虽然接近，却不能真正触到对方。这个想法，他从来没对爱丽丝说起过。每当他想要对爱丽丝坦白这些事的时候，手上薄薄的一层汗液就会蒸发得一干二净，让他整整十分钟不能触及任何话题。

冬日里的一天，马蒂亚在爱丽丝家度过了一个下午之后回到家中，整个下午他都在没完没了地更换电视频道。他根本没有注意电视里说了些什么或演了些什么，因为爱丽丝的右脚架在了客厅的茶几上，侵入了他的视野，像一条蛇的脑袋一样从他左边伸了过来。爱丽丝用一种催眠的节奏伸缩着脚趾，这种重复运动让他的胃里产生出一种坚硬而又不安的感觉，他尽量把目光投向最远处，为的是让视野中的东西不发生任何变化。

回到家，他从活页夹中取出一沓干净的稿纸，这沓纸的厚度足以让笔尖在上面轻轻滑动，而又不至于刮到坚硬的桌面。他用双手把这沓纸的边缘弄整齐，先是上下，再是两侧。接着，他从放在写字台上的自来水笔中挑出一支墨水最多的，拔下笔帽，套在笔的另一端，以免丢失。然后，他开始在这张纸的正中央位置写了起来，这个位置是他不用计算行数就能找到的。

2760889966649。他盖上笔帽，把笔架在纸的边缘上。两兆七千六百零八亿八千九百九十六万六千六百四十九，他大声读着这个数字。随后，他又小声读了一遍，像是要把这个绕口令读得熟练一点。他决定把这个数归为己有，他敢肯定，在这个世界上，乃至在这个世界的整个历史上，绝没有第二个人曾停下脚步来注意这个数字。或许到那时为止，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把这个数字写在纸上并且大声地朗读。

他迟疑了片刻，在那串数字下面隔了两行，又写下了2760889966651。这是爱丽丝的数字，他想。在他的脑海中，这个数字呈现出爱丽丝那只脚的青黑色，那是在电视机蓝色亮光的映衬下形成的轮廓。

或许这会是一对孪生质数，马蒂亚心想，如果是的话……

他突然为这个想法怔住了，于是开始寻找能够整除这两个数字的公约数。用三来计算很简单，只要把这串数字加在一起，看看是不是三的倍数就可以了。而五一看就知道不行。好像有一种方法可以计算出七是不是公约数，但是马蒂亚不记得了，因此他开始用竖式来计算。十一、十三和以后的数字计算起来越来越复杂。当他算到三十九的时候，困意第一次向他袭来，手里的笔滑落到了纸上。算到四十七的时候，他停住了手。在爱丽丝家时充斥在他胃里的那种搅动感已不复存在，消失在他的肌肉里，就像气味消失在空气中一样，使他再也觉察不到了。他的房间里只有他自己和一大堆凌乱的稿纸，上面写满了没有意义的除数。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三点一刻了。

马蒂亚又拿起第一张纸，看到在正中间写着的那两个数字，感到自己像个傻瓜。他把纸撕成两半，然后又从中间撕了一次，直到纸的边缘能像刀刃一样从他左手无名指指尖的下面划过。

大学四年里，数学将他引向了人类理性世界中那最遥远而又最迷人的角落。马蒂亚把学习中遇到的所有定理的证明都认认真真地抄了一遍，像在履行某种仪式。即便是在夏日的午后，他也要合上百叶窗，在人工光源下学习。书桌上所有那些能分散他注意力的东西都被他搬走，以便真正感到只有他自己和面前的纸张。他总是写个不停，如果发现自己在一个运算过程中耽搁得太久，或者等号后面的结果与某一算式不符，他就会把这张纸扔掉重来。当他在那些纸上写满符号、字母和数字，最后在纸的下端写上“因此得证”几个字时，霎时间感到自己把世界的一个小角落收拾停当了。于是，他会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地伸展一下，努力不让两手分开。

然而慢慢地，他感到自己与这张纸和这些符号失去了联系，即使这些符号刚刚从他手腕的运动中流淌出来。这时候，他会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被封冻在一个他无法进入的地方。他的头隐匿在房间的黑暗中，那些阴郁、繁杂的思绪又重新涌入他的大脑，这种情况下，马蒂亚往往会找一本书，随便翻开一页，开始研读。

复分析、射影几何与张量计算都未曾削减马蒂亚最初对质数的热情。马蒂亚喜欢计算，从“一”开始，顺着复杂的级数运算下去，至于这些级数，通常都是他临时想出来的。他任凭这些数字引导，觉得自己与它们都很熟稔。正因如此，在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时，他毫不迟疑地去了离散数学教授尼科利先生的办公室，此前他从未参加过这位教授的任何考试，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弗兰切斯科·尼科利教授的办公室在数学系那座十九世纪建筑的四层。这是一个小房间，整齐而没有任何气味，整个房间被白色所笼罩：墙壁、书架、塑胶书桌以及桌上硕大的电脑都是白色的。马蒂亚轻轻叩门，里面的尼科利教授不能确定这是在敲他的门还是隔壁办公室的门。然而，他还是说了一声“请进”，恐怕让自己丢面子。

“早上好。”马蒂亚说。

“早上好。”尼科利回答他。

马蒂亚的视线被挂在教授身后的一张照片所吸引，照片上正是教授本人，很年轻，没有胡子，一只手擎着一块银质奖牌，另一只手在和一个人握手，虽然不知道是谁，但看得出是个大人物。马蒂亚眯起眼睛，却看不清那块牌子上的字。

“有什么事吗？”尼科利一面问，一面皱着眉头打量他。

“我想写一篇关于黎曼ζ函数零点分布[1]的毕业论文。”马蒂亚说着把目光投向了教授的右肩，那里散落着一些头皮屑，就像一小片点缀着繁星的夜空。

尼科利做了个鬼脸，近乎于嘲笑。

“请原谅，您是哪位呀？”他问道，话语间毫不掩饰嘲讽的语气。他把双手置于脑后，仿佛想开心一下。

“我叫马蒂亚·巴洛西诺，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希望在年内毕业。”

“您带成绩册了吗？”

马蒂亚点点头。他把双肩背包卸下来，蹲在地上，在包里翻着。尼科利伸手去接成绩册，但马蒂亚更希望将它放在书桌的边缘。

几个月以来，尼科利教授为了看清楚东西，不得不拉远东西与眼睛的距离。他的视线迅速扫过那一连串的三十分和三十分+嘉奖[2]。成绩册上没有任何的废话和微词，也没有一门可能是因为失恋而成绩欠佳的科目。

教授合上成绩册，更加专注地看着马蒂亚。他的穿着没有一点个性，而姿态就像一个不会在空间中支配自己身体的人。教授心想，这又是一个只会学习，而在生活中呆头呆脑的人。这种人只要一迈出大学为他们划好的圈圈，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废物，教授暗自思忖。

“您不觉得该由我来为您建议论文的主题吗？”教授慢条斯理地问。

马蒂亚耸耸肩，他黑色的眼睛沿着书桌的棱角从右看到左。

“我对质数感兴趣，想研究黎曼ζ函数。”他重申道。

尼科利叹了一口气，然后站起身走到白色橱柜的前面，用食指滑过那些书的书名，同时发出有节奏的鼻息声。他拿出一沓打印的资料，这些资料的一个角上钉着订书钉。

“好啊，”教授说着把资料递给马蒂亚，“您把这篇文章中的数据重新计算一遍之后再来找我吧。全部数据。”

马蒂亚接过那沓纸，连标题也没看就塞进了靠在腿边的书包里，书包敞开着，很松软。他含混地道了谢，走出办公室，反手关上了门。

尼科利回到桌前坐下，琢磨着在晚饭的时候怎么向太太抱怨这桩意外的新麻烦。

[1] 即黎曼猜想。

[2] 意大利大学里，考试满分为三十分，如果学生在考试中表现完美，还会得到“三十分+嘉奖”的成绩。

二二

爱丽丝的父亲把女儿要当摄影师的事当成是一个小女孩在无聊时的一时兴起。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女儿二十三岁生日那天送给她一架佳能单反照相机，以及摄影包和三脚架。爱丽丝用一个美丽的微笑谢过父亲，但这个微笑却是那样让人捉摸不透，就像一阵刺骨的寒风。父亲还花钱为爱丽丝报了一个由市政府举办的摄影班，为期六个月，爱丽丝没有缺过一次课。尽管父女二人没有明讲，但彼此的协议却很清楚：读大学应摆在第一位。

后来，在一个分明得像那道光影分界线的时刻，费尔南达夫人的病情加重了，这一家三口被由此产生的新任务拖入一个越来越紧的螺旋中，彼此间的冷漠和麻木成为了他们必然的终点。从此，爱丽丝再也没踏入过大学半步，而父亲也装作全然不知。长久以来的愧疚不允许他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也几乎不允许他对女儿说起。有时他觉得，或许只要迈出一小步，只要在某个夜晚走进女儿的房间对她说……可是对她说什么呢？妻子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像衣服上正在干掉的水渍。他通过妻子与女儿连接的那条纽带正在松弛，已经拖到了地上，所以只好任由女儿自己做主了。

对于摄影，爱丽丝更喜欢那个架势，而不是拍摄的结果。她喜欢打开相机的后盖，放入新的胶卷，然后再拉出几厘米的胶片，以使卷轴自动将它缠上。她想着，这些空白的底片很快就会变成某种东西，但具体变成什么她还不能知道，她会先空按几下快门，然后取景、对焦、躯干前俯后仰，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对现实中各部分进行取舍、放大或变形。

每当她听到快门的“咔嚓”声和随后轻轻的过卷声时，都会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在山上自家别墅的花园里逮蚂蚱的情景，她总会将双手合拢，把蚂蚱扣在里面。现在她觉得摄影也是一样，只是现在捕捉的是时间，然后将其固定在胶片上，但同样需要在时间跳入下一瞬间的中途捕捉到它。

摄影课上，老师教她把相机的皮带在手腕上绕两圈，这样一来，假如有人想抢你的相机，就不得不连同你整条胳膊一起抢走。爱丽丝走在圣母慈悲医院的走廊上，母亲就在这里住院。在这里，她根本不会有被抢的危险，但还是习惯用那种方法拿着她的佳能相机。

她紧贴着那面双色墙向前走，右肩时不时擦到墙面，她这样做是为了不撞到别人。午餐探视时间刚刚开始，人们便像一道洪流涌进了医院。

那些用铝材和三合板做成的病房门敞开着，每一个病区都有自己特别的味道，肿瘤病区就是消毒液和沾满酒精的纱布味儿。

爱丽丝母亲的病房在倒数第二间，她走了进去。母亲正在沉睡，连着她身体的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室内光线微弱，令人昏昏欲睡。窗台上的花瓶里有一束红花，那是索莱达前一天带来的。

爱丽丝把双手和相机放在病床边上，那里的床单因母亲睡在中间的身形而稍稍隆起了一些，爱丽丝将其抚平。

她每天都来，但无事可做，护士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帖，而她的任务只是和母亲说话，她想。很多人都这么做，看他们那样子，就像病人真能听到他们的想法，真知道谁站在他们身边对着他们的脑袋讲话一样，就像疾病能够在人们之间开启一条非同寻常的感知渠道一样。

爱丽丝不相信这一点，在那间病房里，她感觉孤单，但仅此而已。通常，她会坐在那里，半小时到了就起身离开。如果遇到医生，就问一下病情，反正情况也总是那样。医生们的言辞以及眉梢的起落无外乎是想说：我们在等待事态的恶化。

这天一早，爱丽丝带来了一把发刷，她把发刷从包里取出，开始轻柔地为母亲梳理头发，至少是梳理那些未被压在枕头上的头发，她一点也没刮到母亲的脸上。母亲一动不动，听话得像个洋娃娃。

爱丽丝把母亲伸到被子外面的双臂以一种放松的姿势平行地放在体侧，吊瓶里一滴生理盐水沿着橡胶管滑落下来，消失在费尔南达的静脉里。

爱丽丝来到床尾，把佳能相机架在铝质床栏杆上，闭上左眼，让右眼抵住取景框。此前，她从来没有给母亲拍过照。她按下快门，然后又向前倾了倾身体，但镜头没动。

一阵唰唰声吓了她一跳，霎时间，病房里一片明亮。

“这样好些吧？”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她身后传来。

爱丽丝转过身，看见窗边站着一位医生，正忙乱地拉着百叶窗的操纵绳，他很年轻。

“是的，谢谢。”爱丽丝说，有些惶恐。

医生把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一动不动地看着她，像是在等她继续拍照。于是，她俯身又拍了一张，有些敷衍，几乎是为了让这位医生满意。

他一定会觉得我有什么毛病，爱丽丝心想。

然而，这位医生却不慌不忙地来到她母亲的病床前，看了一眼病历卡，他看病历的时候，眼睛眯成了一道缝。接着，他来到吊瓶旁边，用大拇指推了一下控制流量的小轮，液滴下落的速度加快了，他满脸得意地看着它们。在爱丽丝眼里，他的这一连串动作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医生走近爱丽丝，他用双臂压了压床架。

“护士们都固定好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她们就喜欢漆黑一片，这里简直昼夜难分了。”

他转过身，向爱丽丝笑了笑。

“你是她女儿？”

“是的。”

他点点头，并未表示同情。

“我是罗韦利医生。”他说。

“名字是法比奥。”他补充道，像是要急于更正一样。

爱丽丝和他握了手并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注视着熟睡的费尔南达夫人，一连好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

医生用手拍了两下病床的金属栏杆，传来了中空的声音，然后他就走出了病房。经过爱丽丝身边时，他稍稍欠过身，对着爱丽丝的耳朵说：

“别说是我干的。”他一边小声说着，一边挤了下眼睛，并用手指着明亮的窗子。

探视时间结束了，爱丽丝沿着楼梯下了两层楼，然后穿过前厅，通过自动玻璃门走出了医院的大楼。

她穿过院子，在大门一侧的售货摊前停住脚，从那位汗流浃背的老先生那儿买了一瓶带气的矿泉水。爱丽丝很饿，但她已经习惯了控制自己的食欲，直到将其消灭殆尽。带气泡的饮料就是她的一大法宝，它们可以填满她的胃，至少可以给她充足的时间，让她挨过午饭这一关键时刻。

她在小挎包里翻找着钱包，缠在手腕上的相机皮带给她造成了一些麻烦。

“我来吧。”她身后传来了一个声音。

来人是法比奥，她半小时前才刚认识的那位医生，他伸手递给售货摊的老先生一张纸币，然后微笑着看着爱丽丝，使她丧失了拒绝的勇气。他没穿白大褂，而是穿了一件天蓝色的短袖T恤，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这是爱丽丝刚才没有注意到的。

“再来一瓶可乐。”他又回身对那老先生说。

“谢谢。”爱丽丝说。

她试图拧开那瓶水的盖子，但那盖子却在她手指间打滑，纹丝不动。

“让我来吧！”法比奥说。

他接过爱丽丝手里的瓶子，用拇指和食指拧开了盖子。爱丽丝心想，那个动作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谁都能做到，要不是手上有这么多汗，她自己也没问题。然而，她又莫名其妙地感到这个动作非常迷人，就像专门为她而做的一个小小的英雄事迹。

法比奥把水递给她，她再一次道了谢。他们各自喝着瓶子里的水，眼睛却偷偷地看着对方，仿佛在考虑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法比奥一头短发，弯曲成小卷，阳光直射在他的头发上，使它们从栗色渐渐过渡为浅红色。爱丽丝有这样一种感觉，其实他本人对阳光产生的这些效果心知肚明，或许他也能洞悉自己以及身边发生的一切事物。

他们在距离售货摊几步远的地方一起停住了脚，就像事先约好了一样。爱丽丝不知该如何告辞，她觉得好像欠了对方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人家给自己买了水，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家为自己拧开了瓶子。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这么快就离开。

这一点法比奥很清楚。

“我能送你到你要去的地方吗？”他厚着脸皮问爱丽丝。

爱丽丝的脸红了。

“我去取车。”

“那就去取车。”

爱丽丝不置可否，只是微笑着看着别处。法比奥向她做了一个很绅士的手势，意思是“请女士先行”。

他们穿过马路，进了一条小街，这里的人行道没有树荫的掩映。

他们肩并肩走着，从爱丽丝的身影中，这位医生注意到她不对称的步伐。她的右肩被照相机坠得有些倾斜，与之相对应，她左腿的线条僵硬得就像一根棍子。爱丽丝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在她拉长的影子中显得更加羸弱，看上去甚至像一个扁片——一个黑色的扁片下面分出两个比例匀称、大小一样的机械假肢。

“你有一条腿受过伤？”法比奥问。

“什么？”爱丽丝警觉地反问。

“我在问你是不是受过伤，”他重复说，“我看你一瘸一拐的。”

爱丽丝感到那条好腿也缩紧了。她尽量调整自己的步伐，尽可能地弯曲那条伤腿，直到真的感到疼痛。她暗自寻思着，“一瘸一拐”这个词真是用得既残忍又准确。

“我出过事故。”她说。随后，好像是为了赢得谅解，她又补充说：“很久以前。”

“车祸吗？”

“不，是滑雪。”

“我酷爱滑雪。”法比奥热情地说，确信找到了可以谈论的话题。

“我讨厌滑雪。”爱丽丝冷冷地回答。

“真遗憾。”

“对，真遗憾。”

他们并肩走着，一语不发。这位年轻医生的周围环绕着一个宁静的气场，那是一个坚固而又透明的自信区域。他即使不笑的时候，嘴角也依然翘成微笑的样子。他看上去悠然自得，仿佛每天都能在医院的某个病房里遇到一个女孩，然后和她搭讪，再陪她去取车。然而，爱丽丝却感到木然，她的韧带处于戒备状态，她感到自己的关节在咯吱作响，而肌肉也僵硬地附着在骨头上。

她指着一辆停在那里的蓝色菲亚特600轿车，意思是说“就是这辆”，法比奥则将双臂摊开。一辆汽车沿街开过来，从他们身后驶过，车声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直至消失。

“这么说，你是一位摄影师喽？”医生说，他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是的，”爱丽丝下意识地回答道，但说完就后悔了。眼下，她只是一个放弃大学学业的女孩，整天在街上游荡，拍一些乱七八糟的照片。她问自己这样算不算是一位摄影师，究竟该怎样明确界定你是不是某一种人。

她咬住了自己薄薄的下嘴唇。“就算是吧。”她又补充说。

“可以看看吗？”医生张开手，想让爱丽丝把相机给他看看。

“当然。”

爱丽丝绕开手腕上的皮带，把相机递给他。他双手翻转着相机，然后取下镜头盖，先是把镜头对准前面，然后又向上对准天空。

“哇！”他赞许道，“好像很专业啊。”

爱丽丝的脸又红了，医生把相机还给了她。

“你可以拍几张。”爱丽丝说。

“算了，拜托，我不行，还是你来拍吧。”

“拍什么？”

法比奥环顾四周，他的头左摇右摆，犹豫不决。最后，他耸了耸肩。

“就拍我吧。”他回答说。

爱丽丝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

“我为什么要拍你呢？”她问法比奥，略微有一点调皮的语气，不过她并不是有意这么说的。

爱丽丝迟疑了片刻。她第一次仔细看着法比奥的眼睛，却连一秒钟都坚持不到。那双眼睛是蓝色的，非常明亮、清澈，就像他头上那一片天空。爱丽丝看着这双眼睛，感到有些不自在，就像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

他真帅，爱丽丝心想。那正是一个男孩应有的帅气。

爱丽丝把取景框对准了他面部的正中。他微笑着，没有一点尴尬的表情。他也没有像人们在镜头前经常表现的那样低下头去。爱丽丝对好焦距，然后用食指按动了快门。空气在“咔嚓”声中裂开了。

二三

在与尼科利教授见面一周后，马蒂亚再次来到他的办公室。教授从敲门声中就能判断是他来了，这件事让教授感到心烦意乱。看着马蒂亚走进来，教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只要这个男孩一说出“有些问题我还不明白”或“我想请您为我讲讲这些步骤”之类的话，他就准备向他发一通火。如果我够坚决的话，尼科利心想，或许还能脱身。

马蒂亚问了一声“我可以进来吗”，眼睛根本没有看教授的脸，他把教授借给他研究的那篇文章放在了书桌边上。尼科利拿起文章，一沓夹在里面的稿纸从他手上滑落，这沓纸每页都编了号码，上面书写的字体也非常漂亮。他把这沓纸收拢在一起，发现上面是计算好的数据，每个数据都与原文相对应。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无需仔细验算就可以知道这些数据都是正确的，因为那些井然有序的页码就足以显示它们的正确性。

教授有些失望，因为他觉得刚才准备要发的火现在都堵在了喉咙里，就像一个打不出来的喷嚏。他长时间地点着头，认真阅读着马蒂亚的这份作业，徒劳地压抑着自己对于这个人强烈的嫉妒。这个学生似乎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但毫无疑问，他是上天赐予这一领域的天才，只是他本人从未觉察而已。

“很好！”教授最后说，但只是自言自语，并没有真正表扬马蒂亚的意思。随后，他加重了语气中不耐烦的成分说：“这最后几段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关于ζ函数的级数……”

“我算出来了，”马蒂亚打断他说，“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

尼科利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马蒂亚，然后故意不屑地说：

“噢，是吗？”

“就在我笔记的最后一页。”

教授用舌头舔了一下食指，翻到笔记的最后一页。他皱着眉头快速读完马蒂亚的证明，虽然没有太理解，但也找不出什么可以提出异议的地方。于是，他又放慢速度从头读起，这一次他弄明白了马蒂亚的论证过程，这一过程中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业余爱好者故弄玄虚的地方，却相当严谨。他往下读着那些证明步骤，眉头渐渐展开，下意识地摸起了自己的下嘴唇。他忘记了马蒂亚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保持着刚进来时的姿势，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脑子里重复着一句话：“没错，肯定没错。”仿佛教授的评判可以决定他的未来。在他默念着这句话的时候没有想到，结果不出他所料。

尼科利轻轻把那沓纸放回到桌子上，然后靠在椅背上，重新把双手交叉在脑后，这是他最喜欢的姿势。

“好，我想说，您应该没问题了。”他说。

毕业典礼定于五月底举行，马蒂亚请他的父母不要出席。“为什么？”只有他母亲才会问他这样的问题。而他只是摇摇头，眼睛看着窗子。那扇玻璃窗开在了阴面的墙上，映出他们一家三口围坐在一张方桌前的身影。马蒂亚看着父亲的影子，只见他一只手抓着母亲的胳膊，另一只手做出“算了吧”的手势。然后，马蒂亚又看见了母亲的影子，她捂住嘴从桌前站起身，打开水龙头开始洗盘子，虽然他们的晚饭并未吃完。

毕业典礼那一天像往日一样到来了，马蒂亚在闹钟响之前就起床了。昨夜拥入他梦境的那些幽灵就像一页页白纸上画满的涂鸦，用了好几分钟才消散。客厅里没有人，只有一件深蓝色新西装，很漂亮，旁边放着一件熨帖平整的粉色衬衫。衬衫上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给我们的博士[1]”，底下的署名是妈妈和爸爸，可笔迹只是爸爸一个人的。马蒂亚穿上衣服，连镜子都没照就出了家门。

论文答辩的时候，马蒂亚直勾勾地盯着每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的眼睛，他看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均等的，声音也没有任何波动。尼科利坐在那些人的第一排，面带怒色地点着头，并窥视着同事们脸上不断增加的惊愕表情。

宣读结果的时刻终于到了，马蒂亚与其他候选者站成一排，在大教室超大的空间里只有他们几个人站着。马蒂亚感觉众人的目光如同芒刺一样扎在他背上。他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用大会主席的身高作为直径来测算这间屋子的容量。然而，那些芒刺却爬上了他的脖子，并从那里兵分两路，最后停在了他的太阳穴上。他想象着成千上万的虫子钻进了他的耳朵，还有成千上万的饥饿的蛀虫正在啃噬他的大脑。

大会主席为每一位候选者宣布毕业的程式一模一样，但马蒂亚却觉得越来越长，而且被他脑子里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噪音所覆盖，以至于轮到他的时候，他已无法听清自己的名字。某种坚硬的东西，类似一个冰块，哽在了他的喉咙里。在和主席握手的时候，他觉得那只手很干，所以他本能地去摸自己皮带的金属扣，却发现自己根本没系皮带。观众集体起立，弄得全场震天响。尼科利教授过来在他肩上拍了两下，说了声“祝贺”。在掌声平息之前，马蒂亚已经逃离了大教室，飞快地在走廊里走着，甚至忘了先用脚尖着地，以免让自己的脚步在出门时发出巨大的声音。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他默默地重复着这句话。但是他离大门越近，就越觉得胃里有一个空洞在不断变大。来到外面，阳光带着热量和汽车的嘈杂声将他包裹起来。他踌躇地站在楼门口，像是害怕从水泥台阶上摔下去。人行道上有一小群人，马蒂亚一眼就看出他们共有十六个人。他们手里拿着鲜花，毫无疑问是在等他们的同伴。一瞬间，马蒂亚忽然希望也有人在那里等他。他觉得自己需要把身体的重量转移到别人身上，仿佛他脑子里装的东西突然间变得很重，仅凭自己的双腿根本无法承受一样。他寻找着父母，寻找着爱丽丝和丹尼斯，但他们不在这里，这里只有那些陌生人，他们有的焦急地看着手表，有的扇着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纸片，有的一边抽着烟，一边大声讲话，无所顾忌。

马蒂亚看着手里卷成纸筒的毕业文凭，那上面用漂亮的斜体字写着：马蒂亚·巴洛西诺是一位博士，一位专业人士，一位成年人了。现在该是巴洛西诺博士直面自己人生的时刻了，那条一直引导着他，令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的轨迹到这里中断了。他的一口气只喘上来了一半，好像空气没有给他足够的动力，所以他无法进行一次完整的呼吸。

现在该怎么办呢？他问自己。

一个身材矮小、满脸通红的女人对他说了一声“借光”，他闪到一边让那女人进去，然后自己也跟着进了大楼，然而这个女人也无法带他找到答案。他从走廊里退了回来，上了二楼，走进图书馆，坐在了临窗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顺手把毕业文凭放在了旁边的空座位上，然后把双手张开，平放在桌面上。他开始集中精力呼吸，呼吸刚才中断了，就在喉咙与肺叶深处之间打了几个来回。这样的情况他也遇到过几次，但从没有这么持久过。

你不能忘了自己该怎么做，他告诫自己，这是不能忘记的，仅此而已。

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接着在几秒钟内屏住了呼吸，然后又把嘴张大，尽可能地做了一次深呼吸，直到感觉胸肌都有点疼了。这次深深的吸气让马蒂亚觉得仿佛看见了氧分子，白白的、圆圆的，扩散到他的动脉中，然后盘旋着回归心脏。

不知过了多久，他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意识到进进出出的学生，完全处于一种迟钝而又不安的出神状态。

突然，有什么东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红红的一片，马蒂亚吓了一跳。他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支用玻璃纸包着的玫瑰，不知被什么人狠狠地摔到了桌上，那声音就像是一记耳光。他顺着花柄看过去，认出了爱丽丝的手：她的指关节突出，和白晳的手指相比有些发红，磨圆的指甲从指尖处被剪平。

“你就是一个混蛋！”

马蒂亚看着爱丽丝，就像看着一个幻影。他觉得一个遥远的场景出现在他眼前，这个场景来自于一个他已记不清的模糊地点。当他和爱丽丝离得很近时，发现对方的脸上有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深深的忧伤。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爱丽丝接着说，“你早该告诉我，早就应该！”

爱丽丝拉过马蒂亚面前的一把椅子，筋疲力尽地坐下。他看着窗外的马路，不住地摇头。

“你是怎么……”马蒂亚开口说。

“从你父母那儿，我从你父母那儿知道的。”爱丽丝猛地转过头，盯着马蒂亚，在她蓝色的瞳孔里正涌出一股怒气。“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马蒂亚犹豫了一下，然后摇头表示“不对”，玻璃纸褶皱的表面映出一个模糊而变形的影像，和他本人一起运动。

“我一直想来参加，已经想了好多遍了，可你……”

爱丽丝停顿了一下，因为后半句话被牙齿挡了回去。马蒂亚还在思索着，为什么这一时刻突然一下变得如此真实。他努力回忆着几秒钟之前自己在什么地方，但已经想不起来了。

“不说话，”爱丽丝最后说，“你什么都不说，永远是这样。”

马蒂亚觉得自己的头几乎陷入了肩膀中，而头颅里又爬满了那些蛀虫。

“这并不重要，”他嘟囔着说，“我不想……”

“你闭嘴！”爱丽丝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坐在附近的人发出了“嘘——”的声音，在随后几秒钟的寂静中，那个“嘘”声留在了马蒂亚的记忆里。

“你脸色这么白，”爱丽丝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说，“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头晕。”

爱丽丝站起身，把垂在前额上的头发拨开，同时也拨开了混乱的坏心情。她俯下身，在马蒂亚的面颊上留下一个轻盈而无声的吻，这个吻把马蒂亚脑子里的那些小虫一扫而光。

“说真的，你棒极了！”她对着马蒂亚的耳朵说，“我知道。”

爱丽丝的头发让他的脖子微微发痒，他感到在爱丽丝发丝间隙的空气里充满了她的体温，像棉花一样轻轻地压在皮肤上。马蒂亚本能地想把爱丽丝拉入自己怀中，但手却纹丝不动，就像失去了知觉一样。

爱丽丝欠身从椅子上拿起那张毕业证书，展开后脸上露出笑容，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读了起来。

“哇！”她最后说，声音中染上了喜悦的色彩，“我们得庆祝一下，快，博士先生，我们走！”她命令道。

爱丽丝把手伸向马蒂亚，马蒂亚拉住了那只手，起初还有些犹豫，后来就任凭她把自己拉出图书馆，这种无可奈何的信任与几年前她把自己拉进女厕所时是一样的。时至今日，他们两人手的比例已发生了变化，现在，他的手指已经完全能包裹住爱丽丝的手，就像扇贝粗糙的贝壳包裹住柔软的贝肉一样。

“我们去哪儿？”马蒂亚问她。

“去转转，阳光不错，你也需要去晒晒太阳了。”

他们出了学校的大楼，这一次马蒂亚没有惧怕阳光、车流和聚集在大门口的人群。

在汽车里，他们降下了车窗。爱丽丝开着车，两手握着方向盘，跟着音响唱起《Pictures of you》[2]，模仿着那些她根本不懂的英文歌词。马蒂亚感到肌肉渐渐松弛了下来，他已适应了座椅的形状。他觉得这辆汽车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又黑又黏的印迹，这条印迹上写着他的过去和担忧。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就像一只正在被倒空的瓶子。他合上双眼，有几秒钟的时间，他甚至能够随着吹拂着面庞的微风和爱丽丝的歌声而自由飘荡。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正在驶往他家的路上。他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家准备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庆典，他企求千万不要那样。

“嘿，我们这是去哪儿？”他又一次问道。

“嗯——”爱丽丝小声嘀咕着，“你别管了，如果有一天你开车带我去兜风，选择去哪儿的权利就归你。”

马蒂亚第一次为自己二十二岁还没有驾照而感到羞愧。这又是一件被他抛在脑后的事情，虽然这是一个男孩一生中应当迈出的一步，他却为了尽可能地远离生活的链条而选择了逃避。比如在电影院里吃爆米花，比如坐在长凳的椅背上，比如违背父母规定的回家时间，比如把卷成卷的易拉罐当球踢或是一丝不挂地站在一个女孩面前——他认为，从做了这些事的那一刻起，自己就不是自己了。他决定尽快拿到驾照，这完全是为了爱丽丝，为了带她去兜风。他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当他和爱丽丝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觉得平常人所做的那些平常事似乎都值得去尝试一下。

就快到马蒂亚家的时候，爱丽丝把车驶向了另一个方向，拐进一条大街，又开了一百多米后，将车停在了公园的前面。

“到啦！”她说着，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马蒂亚在座椅上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公园。

“唉，下车啊！”

“这里不行。”他说。

“快点儿，别犯傻了。”

马蒂亚摇着头。

“我们去别处吧。”他说。

爱丽丝环视了一下四周。

“这儿怎么了？”爱丽丝坚持说，“我们只是去散散步。”

她走到马蒂亚那边的车窗前。马蒂亚浑身僵硬，就像有人用刀顶在他的后背上。他的手死死抓住车门的把手，手指分开，就像蜘蛛一样。他盯着一百多米外的那些树，宽阔的绿色树叶已遮住了疙疙瘩瘩的树干和丛生的枝杈，掩盖了它们可怕的秘密。

马蒂亚再也没来过这里。他最后一次是和警察一起来的，那天，父亲对他说：“让妈妈拉着你的手。”母亲拉起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他的两只胳膊还缠着纱布，从指尖到胳膊肘都被绷带厚厚地缠了好几层，要完全割开绷带，需要用那种带锯齿的刀子。他向警察指明了当时米凯拉坐的位置。他们想知道精确的地点，在那里，他们拍了很多照片，先是从远处，然后从近处。

在他们一家人回家的路上，马蒂亚从车里看见那些挖掘机正将机械臂插进河里，挖出一大堆黑色的稀泥，然后重重地卸在河岸上。马蒂亚发现，每挖一下，母亲都会屏住呼吸，直到那一摊摊烂泥在地上散开。米凯拉应该在那些烂泥里才对，但他们却没有找到她，一直都没有找到。

“我们离开这儿吧，拜托。”马蒂亚又说了一遍，他的声音里并没有乞求的语气，而是显得很专注，很失望。

爱丽丝上了汽车。

“有时候我真不明白……”

“我在那儿丢了我的双胞胎妹妹。”马蒂亚打断了她的话，他声音平淡，甚至有些残酷。说着，他抬起手指了指公园里的那些树，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好像是忘了放下一样。

“双胞胎？你说什么呢？可你没有双胞胎妹妹啊……”

马蒂亚慢慢点着头，眼睛仍然盯着那些树。

“她和我长得一样，和我一模一样。”他说。

接着，不等爱丽丝问，他就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他把故事一股脑地讲完，就像崩塌的河堤。蠕虫、生日聚会、乐高玩具、小河、玻璃碎片、医院病房、贝拉迪诺法官、电视寻人启事、精神科大夫，他一五一十地讲着，这是他从未向任何人讲起过的。他说话时没有看着爱丽丝，情绪也不激动。一讲完，他就陷入了沉默。他用右手在座椅下面摸索着，但那里却只有没有棱角的东西。他平静下来，再一次感觉到了遥远，感觉到自己脱离了身体的存在。

爱丽丝一只手抚摸着他的下巴，另一只手温柔地转过了他的脸。马蒂亚只看到一个影子向他身上扑过来，他本能地闭上眼，然后感到爱丽丝温暖的嘴唇贴在了他的嘴上，爱丽丝的泪水淌在他的脸上，也许那不是爱丽丝的泪水。最后是爱丽丝的手，这双手是那样的轻柔，将他的脸固定在那里，同时也固定住了他的烦恼，并将这些烦恼囚禁在那个如今在他们之间已不复存在的空间里。

[1] 意大利获得大学本科学位的人被称为“dottore”，字面意思是“博士”，等同于我们所说的“学士”。

[2] 英语，《你的照片》。疗伤乐队（Thecure）歌曲。

二四

最近一个月，爱丽丝和法比奥经常见面，虽然他们从未有过一次真正的约会，但也绝不是偶然相遇。爱丽丝在探视时间结束后，经常在法比奥所在的病区周围晃悠，而法比奥也想方设法让爱丽丝找到他。他们经常在院子里沿着几乎同样的路径散步，对此，他们已然达成了默契，只是心照不宣而已。院子的围墙限定了他们这段故事的空间，也为他们划出了一片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必要为荡漾在他们之间的这种神秘而纯洁的东西贴上任何标签。

法比奥似乎确切地掌握了献殷勤之道，他遵守时间，还会掌握说话的分寸，就像在奉行着某种外交礼仪。他能洞悉爱丽丝那深深的痛苦，但只作为旁观者，处在边缘。世上多余的事情，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与他毫无干系，当这些事与他内心的平衡以及他理性的判断发生抵触时，他宁愿视而不见，轻而易举地装作它们并不存在。如果一个障碍出现在他面前，阻挡了他的道路，他会绕过障碍继续前行，一丝一毫也不会改变自己前行的步伐，而且会很快忘掉这个障碍。他几乎从来没有犹豫过。

然而，他知道应该如何达到目的，因此他很注意爱丽丝情绪的变化，他很尊重爱丽丝，甚至有些迂腐。如果爱丽丝不说话，他会问发生了什么事，但从不接二连三地追问。他会把话题转移到爱丽丝的摄影和她母亲的病情上，还会用他们病区当天的趣闻来填补他和爱丽丝之间的沉默。

爱丽丝任凭自己被他的自信带走，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依赖，就像她小时候在游泳池里放松地浮在水上装死一样。

他们二人的宇宙正经历着缓慢而难以察觉的相互渗透，就像两颗行星在围绕同一个轴心运行，它们的轨道越来越近，注定会在时空的某一点上相会。

医生已停止了对爱丽丝母亲的一切治疗。她的丈夫已点头同意，让妻子在大剂量吗啡的镇痛作用下没有痛苦地长眠。爱丽丝只能等待结果，她并未因此而感到内疚。母亲已经活在了她的记忆中，像一个花粉团一样落在她脑海的某一个角落里，并将和所有那些无声的影像封存在一起，伴她度过未来的时光。

法比奥本来没想问爱丽丝，他不是那种做事莽撞的人。可那天下午，爱丽丝有些异样，好像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这一点从她交叉的十指和飘忽不定的眼神，以及总是回避法比奥的目光就可以判断。自从法比奥认识爱丽丝以来，他还是头一次这样仓促和轻率。

“这个周末我父母去海边。”他突然抛出这句话。

爱丽丝没有听到，或是当成了耳旁风。这几天，她的脑子乱得像个马蜂窝。自从一个多星期前毕业典礼那天以来，马蒂亚就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现在明明是该他主动来找爱丽丝的时候了。

“星期六我想请你来我家吃晚饭。”法比奥这才说完整句话。

话说到一半时，他的自信心动摇了一下，但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犹豫不决的念头。他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准备以那种一贯轻松的态度来接受对方的任何答复。他知道如何事先为自己订下退身之策。

爱丽丝报以微笑，但微笑里还染着一丝痛苦的神情。

“我不知道，”她缓慢地说，“也许还不是……”

“你说得对，”法比奥打断她的话，“我不该提这样的要求，对不起。”

他们沉默地走完了一圈，再次回到法比奥所在病区的门前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长长的“OK”。

但两人谁也没动，彼此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就双双低下了头。法比奥笑了起来。

“你我从来就不知道如何道别。”他说。

“哦。”爱丽丝朝他笑了笑。她一只手伸进头发里，用食指挑起一绺头发轻轻地拉着。

法比奥坚定地上前一步，小路上铺的鹅卵石被他那只脚踩得咯吱作响。他不容分说地在爱丽丝的左脸上热情地吻了一下，然后退了回去。

“好，这件事至少考虑一下。”他说。

他给了爱丽丝一个灿烂的笑容，嘴巴、双眼乃至脸颊都带有笑意，然后，他转过身，径直走向大门。

现在他会转身，当他走进玻璃门的时候，爱丽丝想。

然而，法比奥却一拐弯消失在了楼道里。

二五

这封信是写给马蒂亚·巴洛西诺博士的，它掂起来是这样的轻，摸起来是这样的不结实，以至于让人无法相信，信里装载着马蒂亚的全部未来。母亲直到晚饭前才把信给他，也许是为未经允许就擅自打开而感到不安。但她不是故意的，她连收信人的名字都没看清，因为马蒂亚从来没有收到过信件。

“今天收到了这个。”她一边说，一边把信放在了一摞盘子上。

马蒂亚疑惑地看了父亲一眼，因为父亲正不知为了什么而在点头。在拿起信之前，马蒂亚先用纸巾抹了一下上嘴唇，其实那里已经很干净了。他仔细看着印在地址边上的那个复杂的蓝色圆形标记，根本想象不到信上的内容。他掐着信封的两边，从里面把信抽出，然后打开信读了起来，他有些意外，那封信竟然就是寄给他——马蒂亚·巴洛西诺博士本人的。

父母故意让餐具发出不必要的响声，父亲还在不断地清着嗓子。马蒂亚读完后，把信按照与打开时相反的顺序重新叠好，让它回复到初始的模样，然后装回信封，把信放在了米凯拉原来坐的椅子上。

他再一次拿起餐叉，却对面前盘子里切成圆片的节瓜表现出片刻的迷惑，仿佛它们突然间出现在了那里。

“看起来是个好机会。”阿黛莱说。

“可不是嘛。”

“你想去吗？”

说出这句话时，马蒂亚的母亲感到脸上一阵发烫，但她发觉这根本不是由于害怕失去马蒂亚而造成的。相反，她满心希望儿子能接受邀请，从这个家中消失，从每天吃晚饭时她面前的那个座位上消失。她再也不想看到那个摇晃在盘子上方的黑脑袋，以及环绕在他周围的那道富于悲剧感染力的光晕。

“我不知道。”马蒂亚对着那盘节瓜说。

“这可是个好机会。”母亲又说了一遍。

“对。”

马蒂亚的父亲打破了沉默，东拉西扯地说起了北欧人的办事效率和干净的街道，他说这主要归功于他们的寒冷气候和全年大部分时间缺少日照，因为这明显限制了他们的娱乐活动。这样的地方他一个也没去过，显然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吃完晚饭，马蒂亚起身收拾盘子，他每天晚上都会以同样的顺序摞起这些盘子。这时，父亲把一只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轻声对他说：“你去吧，我来。”马蒂亚从椅子上拿起那封信，回房间去了。

他坐在床上，让信在他两手间颠来倒去。他把信前前后后地反复折叠了好几遍，使那厚厚的信封哗哗作响。随后，他更加仔细地看了地址边的那个标记，那是一只猛禽，很可能是一只鹰，它双翅展开，头侧向一边，显示出那喙尖的轮廓。在它的翅尖和爪尖上套着一个圆圈，由于印刷的偏差，看上去稍稍趋向于椭圆。另一个大一点的圆圈，与前一个呈同心圆，里面印着为马蒂亚提供职位的那所大学的名字。那字体是哥特体，校名中所有那些“k”和“h”[1]，以及自上而下穿了一条斜线的“o”——在数学中这表示空集——都让马蒂亚联想起一座又高又昏暗的建筑，走廊里满是回声，天花板高得出奇，整座建筑被修剪成几毫米高的草坪环绕着，寂静无声，人烟稀少，就像一座世界尽头的大教堂。

在那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地方，有他作为一名数学家的前途，有赋予他希望的承诺，那是一个纯洁的空间，一切都还完美如初。而这里有爱丽丝，但仅她一人而已，四周就只有一片沼泽。

他遇到了与毕业典礼那天一样的问题，呼吸又一次滞留在了喉咙的中间，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塞子。他艰难地呼吸着，仿佛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液化了一样。现在白天已经长了很多，天空到黄昏时分依然是蔚蓝色的，令人困倦。马蒂亚等待着外面最后一丝光线消逝，而思绪却已经飞入了那从未见过的走廊，在那里，他时常会与爱丽丝邂逅，爱丽丝看着他，不说话，也不微笑。

你只要作出决定就行，他想。去还是不去，1或是0，就像二进制代码一样。

然而，他越是努力把问题简化，就越觉得混乱。他觉得自己像一只小虫被粘在了黏黏糊糊的蜘蛛网上，越是想挣脱，就被缠得越紧。

有人敲他房间的门，那声音就像从井底传来的一样。

“谁？”他问。

门慢慢地开了，他父亲探进头来。

“我能进来吗？”父亲问。

“嗯。”

“怎么不开灯？”

还不等他回答，父亲就按了开关，一百瓦的灯泡猛然映入了他放大的瞳孔，使它们在一种惬意的疼痛中收缩。

父亲与他并肩坐在了床上。他们双脚叠放的方式如出一辙，都是左脚的脚踝在右脚的脚跟上保持平衡，但他们两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你研究的那东西叫什么来着？”过了一会儿父亲问道。

“什么东西？”

“就是论文写的那东西，我从来记不住那个名字。”

“黎曼ζ函数。”

“噢，对，黎曼ζ函数。”

马蒂亚用小指的指甲刮着大拇指的指甲，但小指上的皮肤已变得坚硬而结满老茧，一点感觉都没有。两个指甲相互摩擦，发出声响。

“我真想有一个和你一样的头脑。”父亲接着说，“但是数学我一窍不通，那根本就不是给我这种人学的，有些事就需要有特别的头脑。”

马蒂亚心想，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头脑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事，他巴不得把这个头拧下来，换上别的头，或者换上一个饼干筒，只要是又空又轻的就行。

他想张开嘴回答父亲，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是一个人能为自己建造的最恐怖的牢笼，但最后他什么也没说。他想起了小学老师把他放在全班的正中，让所有同学围观他，就像参观一只珍禽异兽。这么多年以来，他感觉自己好像始终都没有从那里离开。

“是妈妈让你来的吗？”他问父亲。

父亲脖子上的肌肉僵硬起来，他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你的前途是最重要的事，”他说，声音中隐约带有一丝尴尬，“当然现在应该你自己拿主意，如果你决定要去，我们会支持你的，虽然我们不太富裕，但钱还是足够的，如果你需要的话。”

接着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马蒂亚脑子里想着爱丽丝，还有他从米凯拉那里占得的钱。

“爸爸。”他终于开口说。

“什么？”

“能请您出去一下吗？我想打个电话。”

父亲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其中也包含了欣慰的成分。

“当然。”他说。

父亲站起身，一只手伸向了马蒂亚的面庞。他本想摸一下儿子的脸，却在离儿子那些零乱的胡茬几厘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手。他的触摸由脸转到了头发上，只是稍稍掠过发梢。其实，很长时间以来他就已经不再习惯做这种事了。

[1] 在意大利语中，k和h都属于外来字母。

二六

丹尼斯对马蒂亚的爱吞噬着他自己，这爱就像一支点燃的蜡烛被遗忘在一个空屋子里，只能被一种无法满足的饥饿所取代。十九岁时，丹尼斯在一份当地报纸的最后一页上发现一则同性恋酒吧的广告，他把广告撕下来，藏在钱包里足足有两个月。他时不时会展开纸条，再看一遍那个他早已背下来的地址。

他身边的同龄男孩子们经常和女孩约会，对于性，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已不再没完没了地谈论这种话题。丹尼斯觉得他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那一小片报纸，就在那个已被他手指上的汗液弄得有些微微退色的地址上。

一个雨夜，在没有真正下定决心的情况下，他去了那里。他从衣柜里随便抓了件衣服穿上就出门了，临走前向另一个房间内的父母喊了一声：“我去看电影。”

他从那个地方的门前来回经过了两三次，每一次都围着这个四面环街的建筑绕上一圈。后来他终于进去了，双手插在衣兜里，友好地向那个保安点了下头。他坐在吧台旁，要了一杯清啤，慢慢地呷着，眼睛一直注视着墙边的那一排酒瓶，等待着。

没过一会儿，一个家伙凑了过来。丹尼斯还没有好好看清他的长相，就决定跟他走了。那家伙开始和丹尼斯谈他自己，好像还说起一部丹尼斯没有看过的电影。丹尼斯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话，可他一个字也听不见。于是丹尼斯生硬地打断了他的话，只说了一句：“我们去厕所。”那家伙一下怔住了，然后露出满嘴丑陋的牙齿笑了笑。丹尼斯觉得这家伙很恶心，他的两个眉毛都快连在了一起，而且特别老，但这一切对丹尼斯都不重要。

到了厕所，那家伙把丹尼斯的T恤衫拉到肚子上，伸着脖子就要亲他，但是他躲开了。丹尼斯跪在地上，给那人解开裤扣。那家伙说：“天哪，你这么性急。”然后就听任丹尼斯处置了。丹尼斯闭上眼睛，努力尽快解决问题。

他用嘴根本不起作用，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于是改用手，两只手一起坚持着。那家伙到高潮的时候，他自己也到了，射在了裤子里。他几乎是跑着离开厕所，还不等那陌生的家伙提好裤子。一如既往的罪恶感就在酒吧门口等待着他，像一桶凉水浇在了他的身上。

出了酒吧之后，他在街上游荡了半个小时，想找到一个喷泉，洗去身上的气味。

后来他又去了几次那个地方，每晚都和不同的人聊天，但总是找借口不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再没有和任何人干过，只是收集那些和他一样的人的故事，而他更多的是缄默和倾听。他慢慢发现这些故事全都大同小异，总是沿用同一个套路，这个套路事先规定好你首先要深入其中，然后一门心思地潜下去，直到沉底后才能浮上水面来换气。

在那个酒吧里，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陈腐的恋情，和他对马蒂亚的一样。每个人都曾经畏惧过，很多人现在仍然畏惧，但只有在那里，在能理解自己的人们中间，在那个“圈子”的保护下，他们才不会害怕。通过和那些陌生人聊天，丹尼斯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他暗中问自己，属于他的时刻何时才会到来，到那一天，他将触及水底，然后最终浮出水面换气。

一天晚上，有人和他谈起那些油灯。在这个圈子里，大家把公墓后面的那条小路称为“油灯”，因为路上唯一的光线来自于墓碑上那些微弱而摇曳的油灯。灯光从公墓大栅栏的空隙中透射出来，人们摸黑到那里去，因为那个地方最适于如释重负般地倾泻欲望。在那里，你既看不见对方，也不会被对方看见，只要把身体交给黑夜去处置就行了。

正是在这条“油灯”路上，丹尼斯触到了自己的水底，在那里，他的脸、前胸和膝盖都受到了重重的撞击，就像纵身跳入了浅滩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去过那家酒吧，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比以前更加固执地否定自己。

后来，到了大学三年级，他去西班牙留学。在那里，他避开了家人和朋友无处不在的目光，远离了那些他叫得出名字的街道，也找到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个男孩叫瓦莱里奥，和他一样是意大利人，也像他一样年轻且怕得要命。他们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就在与兰布拉大街[1]相隔几条马路的一个小套房里。这段日子过得飞快而紧凑，为他们除去了那件莫须有的痛苦罩衣，就像一连几天倾盆大雨之后，迎来的第一个晴朗的夜晚。

他们回到意大利后就不再见面了，但是丹尼斯并未因此而难过。他有了全新的信心，而且再也不会失去它，他任凭自己发生新的故事，那些机会好像一直排着整齐的队伍，在街道拐弯处等着他。在那些老朋友中，他只和马蒂亚保持往来。然而他们很少见面，顶多是打打电话，他们可以在电话里一连好几分钟沉默不语，想着各自的心事，从电话线的另一端间或传来对方有节奏的、令人欣慰的呼吸声。

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丹尼斯正在刷牙。他在家总是等电话响完两声之后才接，因为这是他从家里任意一点走到离自己最近一部电话所必需的时间。

丹尼斯的母亲喊他来接电话，而他在去接电话之前，先把手头的事处理停当。他好好漱了口，然后用毛巾在嘴唇上抹了一下，又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两颗门牙。最近几天，他感觉这两颗牙正在往一起叠加，这是由于两侧智齿的推挤造成的。

“喂？”

“嗨。”

马蒂亚从不自报家门。他知道自己的声音是不会被这位朋友搞错的，而且他也讨厌说出自己的名字。

“嗨，博士，你好吗？”丹尼斯愉快地说。他并不介意马蒂亚没有邀请他参加毕业典礼。他已经学会尊重马蒂亚在自己周围挖下的那道深渊，几年前，他试图跨越过去，逾越那道深渊，但最终却跌落其中。现在他已经满足于坐在深渊的边上，双腿悬空摇摆。马蒂亚的声音再也不会令他的胃搅动了，但他对马蒂亚的那种意思依然存在，而且还将永远保留，并成为他今后所有感情的唯一真实的参照标准。

“我打扰你吗？”马蒂亚问。

“不，我打扰你吗？”丹尼斯逗他说。

“是我给你打电话啊！”

“对啊，那你说吧，听你的声音，我觉得是有什么事。”

马蒂亚沉默不语，他的确有事，话到嘴边，却粘在了舌头上。

“怎么？”丹尼斯追问道，“到底什么事？”

马蒂亚对着话筒重重地喘了一口气，丹尼斯顿时觉得自己呼吸困难。他拿起电话边的一支笔摆弄了起来，让笔在右手的指间转动。不一会儿，笔掉在地上，但他没有弯腰去拣。马蒂亚仍然没有说话。

“我可以先提些问题吗？”丹尼斯说，“我们可以这样，你……”

“国外给我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马蒂亚打断他说，“在大学里，名牌大学。”

“哇！”丹尼斯评论道，但其实一点也不惊讶，“好像挺酷的，你去吗？”

“我不知道。我该去吗？”

丹尼斯假笑了一声。

“你是在问我这个大学还没读完的人吗？要是换了我，当然会去，换换环境总是好的。”

他本想再加上一句“再说这里有什么好留恋的”，但没有说出口。

“我是想说，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马蒂亚鼓足勇气说，“就是我毕业那天。”

“嗯。”

“爱丽丝来了……”

“然后呢？”

马蒂亚犹豫了一下。

“总之，我们接吻了。”他终于说出了口。

丹尼斯握电话的手指一下收紧了，这个反应让他自己吃了一惊。他已经不再吃马蒂亚的醋了，那没有意义，但刚才那一刻，往事又像胃里的东西一样漾上了他的喉咙。此刻，他又看到了马蒂亚和爱丽丝手牵手走进了薇奥拉家的厨房，又感觉到朱丽娅·米兰迪那卷起的毛巾一般在他嘴里乱窜的舌头。

“赞美上帝！”丹尼斯评论道，他尽量表现得很高兴，“你们终于做到了。”

“是啊。”

在接下来的停顿中，两人都想把电话挂掉。

“所以你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丹尼斯艰难地说。

“是啊。”

“那你和她现在是……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后来我就没再见过她。”

“啊！”

丹尼斯让食指的指甲在卷曲的电话线上滑动着。电话的另一边，马蒂亚也做着同样的事，这每一次都会使他想起DNA螺旋体，只是少了另一半孪生的姐妹。

“可是你研究的那些数字到处都有，”丹尼斯说，“而且永远是不变的，不是吗？”

“对。”

“但是爱丽丝却只有一个。”

“对。”

“那么现在你已经作出决定了？”

丹尼斯听到他朋友的呼吸平缓正常多了。

“谢谢！”马蒂亚说。

“谢什么？”

马蒂亚挂上电话，而丹尼斯仍把听筒在耳朵上贴了好几秒钟，听着里面的寂静。他心里的某些东西就像灰烬之下燃烧得太久的最后一块木炭，终于熄灭了。

我说的都是对的，他想。

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忙音。丹尼斯挂上电话，回到洗手间察看他那些该死的智齿。

[1] Larambla，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的步行商业街。

二七

“怎么了，我的小宝贝？”索莱达问爱丽丝，同时微微缩着脖子捕捉着她的眼神。自从费尔南达夫人住院以来，她就和这对父女同桌吃饭了，因为要是让他们单独相处，让父亲和女儿面对面坐着的话，对他们两个来说都是无法容忍的。

爱丽丝的父亲已经习惯了下班回家后不换衣服。他吃晚饭时仍穿着西装，只是把领带稍稍松开一点，就像一位匆匆的过客。他在餐桌上摊开一张报纸读着，只是偶尔抬起眼皮，确定女儿至少能咽下几口吃的。

沉默已经成了每餐的一部分，只有索莱达会打破这种沉默。她经常回想起在她母亲家吃饭时的那种热闹场面，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没想到会落得现在这个结果。

爱丽丝对自己盘子里的炸牛排和生菜连看都不想看。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水，目光透过唇间的玻璃杯，一脸只有吃药时才会露出的严肃表情。听到索莱达的问话，爱丽丝耸耸肩，向她飞快地一笑。

“没什么，”她说，“我不是太饿。”

父亲焦虑地翻着报纸，在把报纸放下之前，重重地抖动了一下。他毫无办法，只能瞪了一眼女儿盘子里一口没动的晚饭，然后未作任何评论就继续读起了报纸，随便找篇文章没头没尾地读着，根本没领会意思。

“索莱达。”爱丽丝叫她。

“什么事？”

“你丈夫是怎么追到你的？我想问问第一次见面他都做什么了？”

索莱达片刻间停止了咀嚼，然后又重新开始，只是慢了很多，为了争取时间。首先掠过她脑海的影像并不是她认识丈夫的那一天，她又想起了那个早上，她起得很晚，光着脚在家里到处找自己的男人。这些年来，她对于婚姻的记忆都浓缩为那几个瞬间，似乎她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光只是在为结束作准备。那天早上，她看着前一天晚上没洗的盘子和沙发上扔得乱七八糟的靠垫，所有这一切都和昨晚一模一样，连空气中传来的声音也始终没变。然而，那些物品摆放的样子，以及光线照射在上面的方式，使她木呆呆地站在客厅中央，惊慌失措。站在那儿，她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清醒，她想离开那里。

索莱达叹了口气，装出那种惯有的思念。

“他常骑自行车接我下班回家，每天都骑车来。”索莱达说，“后来他还送鞋给我。”

“真的吗？”

“不少鞋呢！白色的高跟鞋。”

索莱达笑着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鞋跟的高度。

“非常漂亮。”她说。

爱丽丝的父亲哼了一声，在椅子上调整了一下坐姿，好像觉得这些话难以容忍似的。爱丽丝想象着索莱达的丈夫从商店里出来，腋下夹着鞋盒子的样子。她从索莱达挂在床头上方的那张照片上认识了这个男人，在挂照片的钉子和挂钩之间，还插着一根干了的橄榄枝。

爱丽丝的头瞬间轻了许多，但很快她的思绪又回到了马蒂亚身上，并留在了那里。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来过电话。

现在我去找他，她想。

她往嘴里塞了一叉子的生菜，意思是让父亲知道她吃饭了。拌菜的醋微微灼烧她的嘴唇。她从餐桌前站起身，嘴里还一直嚼着。

“我要出去一下。”她说。

父亲挑了一下眉毛，一脸的茫然。

“可以知道都这会儿了你要去哪儿吗？”父亲问。

“外面。”爱丽丝挑衅地说。然后她又补了一句：“找个朋友，女的。”以缓和语气。

父亲摇摇头，像是要说“你随便吧”。霎时间，爱丽丝觉得很对不起父亲，让他孤单地面对着报纸。她突然想抱抱父亲，把一切都告诉他，问问父亲自己该怎么办，但转瞬间，这种想法使爱丽丝不寒而栗。她转过身，径直向洗手间走去。

父亲放下报纸，用两个手指按揉着疲劳的眼睑。对高跟鞋的记忆在索莱达的脑子里又萦绕了几秒钟，继而被她封存在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她起身开始收拾餐桌。

在去马蒂亚家的路上，爱丽丝把车里的音乐开得很响，但如果她到了以后，有人问她在听什么音乐，她一准说不上来。她一时间心烦气躁，相信此去定会把一切搞砸，但她已别无选择了。那天晚上，当她从餐桌前站起时，已然逾越了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在界限的那一边，一切事情都无法预料。对她而言，这就像踩在滑雪板上，只要重心向前超过那微不足道的几厘米，就会脸朝下摔倒在雪地上。

马蒂亚的家她只进来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中她只是待在客厅里。马蒂亚回自己的房间换衣服了，她壮着胆子和马蒂亚的母亲聊了两句，这位巴洛西诺夫人在沙发上满脸疑惑地看着她，隐约还有些担心，就像爱丽丝的头发随时要着火或发生什么类似的事一样，甚至忘了请爱丽丝坐下。

爱丽丝按下了写着“巴洛西诺科尔沃利”字样的门铃，门铃边的小灯闪出红光，就像是最后的警告。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之后，马蒂亚的母亲应了声，那声音有些惊恐。

“谁呀？”

“夫人，我是爱丽丝，很抱歉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可是……马蒂亚在家吗？”

对讲器的那端一阵沉思不语。爱丽丝把所有的头发都拢过来搭在了右肩上，被人通过对讲器的镜头观察让她产生厌恶的感觉。大门随着一阵电流声打开了，进门之前，爱丽丝朝着镜头笑了一下以表示感谢。

在公寓楼空旷的前厅里，爱丽丝的脚步声呼应着她心跳的频率。她那条残腿好像完全失去了生命，似乎是心脏忘记了给它输送血液。

马蒂亚家的门半开着，但门口没有人来迎接她。爱丽丝推开门，问了一声：“可以进来吗？”马蒂亚从客厅走出来，在离爱丽丝至少还有三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嗨。”他对爱丽丝说，但双手一动未动。

“嗨。”

他们站在那里相互打量了好几秒钟，就好像彼此不认识一样。马蒂亚的拖鞋里，大脚趾架在了二脚趾上，两个脚趾紧紧挤在一起，压在地板上，他希望能把它们压碎。

“对不起，我……”

“你要来吗？”马蒂亚不自觉地打断了她的话。

爱丽丝想转身把门关上，但门的圆形铜把手却从她出汗的手掌中滑了出来。门重重地撞上了，使门框也跟着振动起来，一阵烦躁的颤抖传遍了马蒂亚的全身。

她来干什么？马蒂亚心想。

眼前这个不打招呼就突然闯来的人，仿佛与几分钟前他刚刚和丹尼斯说起的那个爱丽丝判若两人。马蒂亚努力把这种可笑的想法从脑子里清除，但那种厌恶的感觉却留在了他的嘴里，就像一阵恶心的感觉。

他想起了“逮人”这个词，继而又想到父亲把他拖倒在地毯上，用健硕的双臂把他按在那里，胳肢他的肚子和两肋，逗他发笑，他那时笑得死去活来，简直喘不上气来。

爱丽丝跟着他进了客厅。马蒂亚的父母站在那里恭候，就像是一个小型的迎宾委员会。

“晚上好。”爱丽丝耸着肩膀问候他们。

“你好，爱丽丝。”阿黛莱回答，但寸步未动。

而父亲彼得罗却迎过来，出乎意料地抚摸了一下爱丽丝的头发。

“你越来越漂亮了！”他说，“你妈妈怎么样了？”

阿黛莱在丈夫的身后，僵持着微笑，她咬住嘴唇，避免问爱丽丝任何问题。

爱丽丝脸红了。

“老样子，”她说，因为她不想显得很可怜，“还凑合。”

“代我们祝她早日康复。”马蒂亚的父亲说。

然后他们四个人就站在那里一语不发了。马蒂亚的父亲似乎在爱丽丝身上发现了什么，爱丽丝尽量把身体的重量平均分配在两条腿上以显得自己不是跛脚。爱丽丝意识到，她母亲永远也不会认识马蒂亚的父母了，这让她有些难过，但更让她难过的则是她只能独自考虑这类事情了。

“你们去吧。”马蒂亚的父亲最后说。

爱丽丝经过他们身边时，又低着头朝阿黛莱微笑了一下，而马蒂亚此时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她了。

“要关门吗？”爱丽丝一进屋就指着房门问道。她的勇气已不像来时那么足了。

“嗯。”

马蒂亚坐在床上，双手交叉放在膝头。爱丽丝环视了一下这个小房间，这里摆放的所有物品都像是从未被人碰过的一样，就像商店橱窗里经过精心设计与计算的陈列品。这里没有一样没用的东西，没挂一张照片，也没保留一件童年时至爱的玩具，这儿的空气里没有家常的气味，也没有年轻人房间里那种应有的热情。爱丽丝的体内和头脑里一片混乱，她感到自己与这个房间格格不入。

“你的房间很漂亮。”爱丽丝说，但她根本没过脑子。

“谢谢。”马蒂亚回答道。

在他们两人的头上浮现出一个巨大的对话框，里面写满了他们要说的话，但他们都竭力回避，双目低垂。

爱丽丝用后背贴着衣柜往下滑，最后坐在了地上，用那条健全的腿抵着胸口。她勉强笑了一下。

“当大学毕业生的心情好吗？”

马蒂亚耸耸肩，略微笑了一下。

“和以前没什么两样。”

“你一点也没觉得高兴吗？”

“好像没有。”

一声充满温情的“嗯”从爱丽丝紧闭的嘴唇中透了出来，她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尴尬虽然毫无意义，但毕竟存在，而且还那么坚固和无法动摇。

“近来你遇到什么事了吧？”她说。

“是的。”

爱丽丝心想是该就此打住，还是继续问下去。她选择了后者，但嘴里干巴巴的，没有一点口水。

“又是件好事吧？”

马蒂亚把腿缩了回来。

说到点子上了，他想。

“老实说是件好事。”他说。

他非常清楚现在自己该怎么做。他应该站起身走过去，坐在她的身边。他应该微笑着注视着她的眼睛，吻她。所有这一切都是机械的，只是一连串再平常不过的数学向量，只要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她的嘴唇上就行了。即便是马蒂亚此刻并不想这样做，也同样能够做到，而且完全有把握让动作准确无误。

他试着站起身，但不知怎地，床垫却把他粘在那里，就像是一片泥泞的沼泽。

爱丽丝再一次做了他想做的事。

“我能坐过去吗？”她问马蒂亚。

马蒂亚点点头。虽然没必要，可他还是往旁边挪了挪。

爱丽丝双手撑着站了起来。

床上，马蒂亚空出来的那个地方，放着一张纸，上面打着字，纸像手风琴那样叠成三折。爱丽丝拿起纸，本想将它挪到一边，却无意中注意到了上面的英文。

“这是什么？”她问。

“我今天收到的，是一所大学的信。”

爱丽丝看着那座城市的名字，用黑体字写在信的左上角，那些字在她眼睛里变得模糊不清。

“信上说什么？”

“他们给了我一份奖学金。”

爱丽丝感到一阵眩晕，惊惶使她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

“哇！”她掩饰着自己的心情，“多长时间？”

“四年。”

爱丽丝咽了一口唾沫。她仍站在那里。

“那你去吗？”她小声问。

“我还不知道，”马蒂亚说，好像在表示歉意，“你说呢？”

爱丽丝陷入沉默，手里拿着那张纸，目光迷失在墙壁的某一点上。

“你说呢？”马蒂亚再次问道，就像爱丽丝真的没听见一样。

“我说什么？”爱丽丝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差点把马蒂亚吓得跳起来。不知为什么，她想起了医院里已经停药的母亲。她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张纸，很想把它撕掉。

然而，她又把信放回了床上，放在她本想坐下的地方。

“这应该对我的事业很重要。”马蒂亚辩解说。

爱丽丝严肃地点了点头，下巴前伸，嘴里就像是含了一个高尔夫球。

“好！现在你还等什么呢？去吧。反正这里没什么让你牵挂的了，我觉得。”爱丽丝咬着牙说。

马蒂亚感到自己的颈动脉充满血液，他简直要哭了。自从那天下午在公园里以来，他就觉得眼泪一直哽在那里，仿佛一口难以下咽的食物。他长久以来一直堵塞的泪腺今天好像终于通畅了，所有那些蓄积已久的东西都一股脑地涌了出来。

“可我一旦走了，”他迫不及待地说，声音有些颤抖，“你会……”他欲言又止。

“我？”爱丽丝俯视着他，就像在看床罩上的一片污渍。“未来这四年我想会大不相同的，”她说，“我二十三岁了，妈妈快要死了，我……”她摇了摇头，“反正这些与你无关，你就只管想你的事业吧。”

这是爱丽丝第一次用母亲的病来打动别人，然而她一点也不后悔。她看到马蒂亚在她面前缩成一团。

马蒂亚没有再说话，心里一直回想着呼吸的要领。

“你就别担心了，”爱丽丝接着说，“反正我已经找到了在乎我的人，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的。”她停顿了一下，但脑子里一片空白。事态再一次失去控制，她再一次冲向悬崖，而且忘记了插下滑雪杖让自己停下来。“他叫法比奥，是个医生，我不想让你……就是这样。”

她像一个蹩脚的演员一样说出这些台词，好像声音不是自己的。这些言辞像沙子一样刮磨着她的舌头。她一边说，一边观察着马蒂亚的表情，她想从中发现一些失望的迹象，好紧紧抓住，但是马蒂亚的眼睛太黑了，很难发现其中闪动的火花。她敢肯定，马蒂亚对此毫不在乎，她的胃就像一个风中的塑料袋在随意翻动。

“我走了。”她哭着说，显得筋疲力尽。

马蒂亚点点头，眼睛看着窗外，想把爱丽丝完全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法比奥”这个名字突然从天而降，像一块弹片深深插在了他的脑子里，他只想让爱丽丝马上离开。

马蒂亚望着窗外清晰的夜色，那里应该是熏风拂面。路灯下，杨絮纷飞，像是一些没有腿的大肉虫子。

爱丽丝打开房门，马蒂亚站了起来。他把爱丽丝送到家门口，但一直保持着两步远的距离。爱丽丝心不在焉地检查了一下包里的东西，为了再耽搁一会儿时间。随后她嘟囔着说了一声“OK”就出去了。在电梯门关上之前，爱丽丝和马蒂亚相互道了一声“再见”，但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二八

马蒂亚的父母正在看电视，母亲把膝盖蜷在睡袍底下，父亲则伸直双腿，叠加地架在沙发前面低矮的茶几上，遥控器放在他的大腿上。爱丽丝没有回复他们的道别，似乎根本没有看见他们在那里一样。

马蒂亚站在沙发靠背后面说话了。

“我决定接受邀请了。”他说。

阿黛莱一手托着腮，迷茫地寻找着丈夫的目光。父亲微微转过身，注视着儿子，那眼神已不再像看着一个孩子了。

“好啊！”父亲说。

马蒂亚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从床上拿起那张纸，坐在了书桌前。他可以感觉到，他能够觉察到，宇宙正在膨胀，正在他脚下加速运动，此刻他希望这层有弹性的织物破裂开来，让他坠落下去。

他摸索着台灯的开关，打开灯。在紧靠桌边的那四支排成一排的铅笔中挑了一支最长的，又从第二个抽屉里取出小刀，俯身在字纸篓上方削铅笔，最后吹去留在圆锥形笔头上的木屑。一张白纸已放在了他的面前。

他把左手放在纸上，手背向上，五指张开，然后把铅笔极为尖利的笔尖在手背上划来划去。他迟疑了一秒钟，准备把铅笔从中指根部两条粗血管交汇的地方直刺下去，但最后他把笔慢慢移开了，长长地做了一次深呼吸。

在那张白纸上他用英文写下：“致尊敬的教务长先生阁下。”

二九

法比奥在家门口等爱丽丝，楼梯间、门口和客厅的灯全都开着。当他从爱丽丝手中接过那个装着一盒冰淇淋的塑料袋时，一把攥住了爱丽丝的手指，并在爱丽丝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仿佛那是最自然不过的行为。他对爱丽丝说：“这件衣服让你看上去漂亮极了。”他真的是这么认为，随后他去灶台边准备晚餐，但眼睛一刻也没离开爱丽丝。

音响里播放的音乐爱丽丝并不熟悉，那音乐好像不是用来听的，而只是为了营造出一个完美却毫不随意的氛围。餐桌上有两支点燃的蜡烛，葡萄酒已经开了瓶，供两人用餐的餐桌布置得井井有条，餐刀的刀刃都转向里边。这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爱丽丝从小就听母亲讲过。一块白色的桌布铺得没有一道褶皱，餐巾都叠成了三角形，边角完全重叠在一起。

爱丽丝坐在桌前，数了数摞在一起的空盘子的个数，以便知道今天要吃多少道菜。晚上出门之前，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眼睛直直地盯着那些索莱达每星期五必然更换的毛巾。她在那个有大理石隔板的小柜子里找到了母亲的化妆盒，就用了起来。她在朦胧的光线里化着妆，在涂唇膏之前，她先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那味道并没有让她想起什么。

她任由自己换了四套不同的衣服，其实她一开始就决定穿那套在隆科尼儿子的坚信礼上穿过的衣服，但就在前一天的仪式上，父亲说她的穿着与那种场合格格不入，因为她那套露背装一直裸到腰际，双臂也完全裸露在外面。

她光着脚，身上穿着那套天蓝色的小礼服，低胸衣领的弧度在她白皙皮肤的衬托下宛如令人惬意的微笑。爱丽丝到厨房去找索莱达，想要听听她的意见。看到索莱达，爱丽丝的眉毛富于表情地动了一下。“你漂亮极了！”索莱达说，接着她亲了爱丽丝的前额一下，爱丽丝生怕这会蹭掉自己脸上化的妆。

法比奥在厨房里手脚很麻利，同时又表现出那种在别人眼皮底下工作时的谨小慎微。爱丽丝小口呷着法比奥为她倒的白葡萄酒，酒精在她的胃里引起了轻微的骚动，因为她的胃至少空了二十小时了。这股热量发散在她的动脉中，又慢慢上升到头部，就像夜间的海水冲刷着沙滩一样，冲淡了她对马蒂亚的思念。

爱丽丝在桌前坐下，细细打量着法比奥的身形，一条清晰的界限将他那褐色的头发与脖颈分开，他的髋部不是很窄，衬衫里的肩背也略显臃肿。爱丽丝任由自己想象着在他怀抱里会感到多么的安全、踏实，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选项了。

她之所以接受法比奥的邀请，是因为她对马蒂亚说起了法比奥，也是因为对她而言，虽然还没有把握，也没有什么能比她在法比奥这里的感觉更接近于爱情了。

法比奥从冰箱里取出黄油切了一块，据爱丽丝估算，至少有八九十克重。他把黄油扔进锅里，以调制烩饭。黄油慢慢化开，释放出它所有的饱和动物脂肪。他关上火，用一把木勺在烩饭里又搅动了两分钟。

“我们好了。”他说。

他用搭在椅子上的一块抹布擦了擦手，然后转身向餐桌走过来，手里端着那只锅。

爱丽丝恐惧地瞥了一眼锅里的东西。

“我只要很少一点。”她说，就在法比奥要往她的盘子里盛上一勺那种有着超高热量的糊状物时，她用手指比划着“一点点”。

“你不喜欢？”

“不是，”爱丽丝没说实话，“是因为我对蘑菇过敏，不过我可以尝尝。”

法比奥似乎很失望，把锅端在半空中，脸色也有些暗淡。

“糟糕，我很遗憾，我不知道你对蘑菇过敏。”

“没关系，真的。”爱丽丝向他微笑道。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他又说。

爱丽丝抓住他的一只手，让他别再说下去。他注视着爱丽丝，就像小孩注视着礼物。

“不过我可以尝尝。”爱丽丝说。

法比奥确定地摇了摇头。

“绝对不要，让你不舒服怎么办？”

他把锅端走，向爱丽丝露出一丝微笑。他们面对空盘聊了半个多小时，法比奥只得又开了一瓶白葡萄酒。

爱丽丝每喝一口，就会有一种抛掉自己一小部分的快感。她感觉自己的全身都在松动，而与此同时，法比奥的身躯却愈显坚实，他坐在爱丽丝的对面，胳膊肘支在桌上，衬衫的袖子卷到小臂的中间。最近几个星期以来，爱丽丝对马蒂亚的思念从未间断，这思念在空气中无力地颤动着，宛如小提琴上一根微微松动的琴弦，它发出的一个不和谐音淹没在整个乐队之中。

“还好，我们还能用第二道菜自我满足一下。”法比奥说。

爱丽丝感到一阵眩晕，她本希望晚餐就此结束。然而法比奥从桌前站起身，从烤箱里端出一只烤盘，上面有两个西红柿、两个茄子和两个黄色的柿子椒，里面填充的东西好像是拌有面包屑的肉末。这道菜色彩的搭配很活泼，但爱丽丝立刻想到那些蔬菜超大的体积，她想象着这些东西完完整整地摆放在胃的正中央，就像一些沉在池塘底部的大石头。

“你来挑吧。”法比奥向她发出邀请。

爱丽丝咬着嘴唇，然后腼腆地指了指西红柿。法比奥用餐叉和餐刀形成一把夹子，把西红柿夹到了爱丽丝的盘子上。

“然后呢？”

“这就够了。”爱丽丝说。

“不可能。你还什么都没吃呢，而且还喝了那么多酒！”

爱丽丝仰视着他，片刻间对他极其厌恶，就像厌恶自己的父亲、母亲、索莱达以及所有计算过她盘子里食物的人。

“那个。”她妥协地指了指茄子。

法比奥把每种蔬菜都为自己夹了一个，在开吃之前，他满意地看了看它们。爱丽丝用叉子尖挑着一点点肉馅尝了一口。她立刻分辨出，除了肉以外，里面还放了鸡蛋、软奶酪和帕尔马奶酪。她迅速计算出，要消耗掉这些热量，节食一整天也不够。

“你喜欢吗？”法比奥笑着问她，嘴里还有一半没嚼完的食物。

“好吃极了！”她回答说。

爱丽丝鼓起勇气咬了一口茄子。她把一阵恶心压了回去，继续一口一口地吃着，一语不发。她吃完整个茄子，还没来得及把叉子架到盘子边上，一阵想吐的感觉就涌了上来。法比奥一边说着话，一边给她倒酒。爱丽丝点着头，每点一下，都会感觉那个茄子在胃里上下跳动。

法比奥已经把盘子里的菜一扫而光，而爱丽丝的盘子里还剩着一个西红柿，红彤彤的，里面塞满了让人恶心的混合物。如果把它切成小块，藏在餐巾里，毫无疑问会被法比奥发现，因为除了那两支已燃烧过半的蜡烛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她了。

谢天谢地，第二瓶酒也喝完了，法比奥费劲地从桌前站起来去取第三瓶酒。起身前，他用双手支着头，大声对爱丽丝说：“你别动，拜托，不要动。”爱丽丝笑了笑。法比奥察看着冰箱，他打开了所有的储藏盒，却没找到一瓶酒。

“我想是我父母把酒全拿出去了，”他说，“我得去地下室一趟。”

他毫无来由地笑了起来，爱丽丝也跟着他笑，尽管这样会让她肚子疼。

“你不要离开这儿。”他命令爱丽丝说，同时用一根手指指着爱丽丝的前额。

“OK！”爱丽丝回答说，脑子里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

法比奥刚一出去，她就用两个手指捏着那个油腻腻的西红柿跑进了洗手间，她把西红柿拿得离鼻子很远，因为她再也受不了那个味道了。她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掀起马桶圈，洁净的马桶在向她微笑，仿佛在对她说：“就交给我吧。”

爱丽丝审视了一下那个西红柿，它个头很大，也许应该弄碎吧，但它也很软，爱丽丝心想：“管它呢！”于是就把它扔进了马桶。西红柿“扑通”一声落入水中，溅起的水花差点弄湿了爱丽丝的天蓝色礼服。它沉入水底，一半消失在排水口里。

爱丽丝按下冲水阀，水就像一阵及时雨冲了下来，却没有消失在排水口里，而是开始在瓷盆里涨满起来，还从马桶底部传出让人不太放心的咕噜声。

爱丽丝吓得往后退了一步，她那条跛腿晃了一下，差点让她摔倒在地。她看着水位不断上涨，然后突然停了下来。

这时，马桶的排水口发出虹吸的声音，水已经涨到了马桶边缘，清澈的水面微微波动，水底的西红柿却一动不动，仍然固定在原来的地方。

爱丽丝看着它至少有一分钟的时间，吓得要命，但同时又莫名其妙地感到好奇。钥匙开门的声音让爱丽丝清醒过来，她抄起马桶刷插进水里，面部因恶心而扭曲在一起。然而，那个西红柿却无动于衷，纹丝不动。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她小声嘀咕着。

随后，她又不由自主地按了一下冲水阀，这下水溢了出来，流到地上扩散成薄薄的一层，一直流到她漂亮的鞋边。她试图把冲水阀的手柄再抬上去，但水依然流出，然后溢到马桶外面，要不是她用脚垫把水挡住，一定会流到门口，流进别的房间。

几秒钟之后，冲水再一次停止。西红柿仍然在那下面，一动不动。地上的那摊水已不再扩展了。有一次马蒂亚曾给她讲过，水会在到达某一定点时停止扩散，这时水的表面张力达到最大，使整个表面绷紧，就像一层薄膜。

爱丽丝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个混乱局面，她放下马桶盖，仿佛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一般坐在了上面。她用双手捂住眼睛，哭了起来。她的泪水是为了马蒂亚、母亲、父亲和这摊水而流的，但最主要还是为了她自己。爱丽丝轻声呼唤着马蒂亚的名字，好像是在向他求助，但他的名字却一直停留在爱丽丝的唇边，是那样空洞，那样难以出口。

法比奥在敲洗手间的门，爱丽丝却坐着没动。

“爱丽丝，你没事吧？”

透过门上的毛玻璃，爱丽丝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她吸了一下鼻子，但没有让法比奥听见，然后，她清了清嗓子，以掩饰哭过的声音。

“没事，没事。”她说，“我马上就来。”

她不安地环视了一下四周，好像真的不知道这个厕所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马桶里的水至少流到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刹那间，爱丽丝希望能溺死在这只有几毫米深的水里。

三〇

一天上午十点钟，爱丽丝出现在马尔切洛·克罗扎的摄影工作室，她谎称这是在围着这片建筑绕了三圈以后才做出的决定，她说：“我想学这门手艺，您可以用我当学徒吗？”正坐在扩印机旁的克罗扎点头同意了。随后，他转过身，直视着爱丽丝的眼睛说：“可是我不能马上付你工钱。”他不想让这个女孩听到“算了吧”这三个字，因为多年之前他也曾这样做过，但当初他对摄影的那份激情，如今就只剩下这个忐忑不安的记忆了。尽管他有这么多的失望，却不会因此而拒绝任何人对于摄影的追求。

她最多接触到的是度假纪念照。一家三四口人，在海滨或在那些艺术之城，在圣马可广场中央或埃菲尔铁塔下面相拥合影，这些人的脚总是被截掉，而动作几乎如出一辙。这些照片都是用傻瓜相机拍摄的，不是曝光过度，就是焦距不准。爱丽丝连看也不看，只是把它们冲印完之后，就一起塞进那些印着红黄相间柯达标志的纸袋里。

她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店里，接收那些封闭在小塑料桶里、二十四或三十六张一卷的胶卷，把客人的姓名写在单据上，告诉他们明天来取，然后打出小票，说一声“谢谢您，再见”。

有时候，星期六会有些婚礼。克罗扎九点差一刻的时候会来这里接上爱丽丝，他总是穿同一件衣服，不打领带，因为说到底他只是个摄影师，并不是被邀请的客人。

在举行婚礼的教堂里，他们要支起两盏摄影灯。开始有一次，爱丽丝把一盏灯摔落在地，碎在了祭坛的台阶上，她非常害怕地看着克罗扎。克罗扎五官挪位，仿佛一块玻璃碎片扎进了他的大腿，但他嘴上却说：“没关系，把它拿走。”

他喜欢爱丽丝，但却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他没有孩子，抑或是因为自从爱丽丝来到店里，他就可以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去酒吧，核对他的彩票号码。当他回到店里，爱丽丝会笑着问他：“怎么样，我们发财了？”再或是因为爱丽丝的那条残腿和失去母亲的际遇与他没有妻室的现实多少有点相似。此外，他肯定爱丽丝很快就会厌倦，而到那时，晚上他又将一个人拉下卷帘门，朝着空无一人的家中走去，头脑一片空白，却又是那样的沉重。

然而，一年半过去了，爱丽丝还在那里。现在她已经有钥匙了，早上她会比克罗扎来得早，克罗扎总看见她在店前的便道上和隔壁食品店的那个女人一起打扫卫生，但自己却除了“早上好”以外，从未和那个女人多说过一句话。克罗扎私下付给爱丽丝工资，每月五百欧元。但如果他们一起去拍婚礼，那么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在德拉·罗卡家的大门前，伴着他那辆蓝旗亚轿车的马达声，克罗扎会从仪表盘旁拿过钱包，额外付给爱丽丝五十欧元，并对她说：“我们星期一见。”

有时爱丽丝会带着自己拍的照片给他看，听听他的意见，尽管他们两个都非常清楚，他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给爱丽丝的了。他们坐在桌前，克罗扎迎着光举起照片，仔细端详着，然后提出一些关于曝光时间或快门速度的建议。他允许爱丽丝在需要的时候用他那架尼康相机，而且他已经暗中决定，一旦爱丽丝要走，就把相机送给她。

“星期六我们结婚。”克罗扎说。这是他的暗语，意思是说要应邀去拍婚礼照。

爱丽丝正在穿牛仔外套，法比奥随时就会过来接她了。

“OK！”她说，“在哪儿？”

“在大圣母教堂，然后在山上的一个私人别墅里举行招待会。有钱人的把戏。”克罗扎议论着，脸上露出一丝轻蔑的表情。但他马上就后悔了，因为他知道爱丽丝也来自于那种家庭。

“嗯，”爱丽丝小声问，“你知道是谁结婚吗？”

“他们送来了请柬。我好像放在那儿了。”克罗扎指着收款机柜台下的架子说。

爱丽丝从包里找了一根橡皮筋捆住了头发，克罗扎则站在那里偷眼看着她。有一次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爱丽丝，想象她在商店卷帘门落下之后，跪在阴影中的样子。但后来他觉得自己很龌龊，连晚饭都没吃。第二天他打发爱丽丝回家：“今天你放假，我不想看见任何人在我面前晃悠。”

爱丽丝在柜台下那一摞摞的纸堆里翻找着，其实她并非真的感兴趣，只是为消磨等人的时光。她找到了装请柬的信封，纸质坚硬，尺幅很大。打开信封，请柬上的名字跃入了她的眼帘，这些名字全都是烫金的斜体字，满是龙飞凤舞的笔画：

费鲁乔·卡洛·巴伊携夫人玛丽亚·路易莎·图莱蒂·巴伊敬告，小女薇奥拉婚礼……

看到这里，爱丽丝的视线模糊了，她觉得嘴里有一股金属的味道，她咽了咽口水，好像又一次咽下了那块肮脏的软糖。她封好信封，若有所思地用它扇了两下。

“我能自己去吗？”她终于大胆地说出了口，但仍然是背对着克罗扎。

克罗扎“叮”的一声关上了收款机的抽屉，身子晃了一下。

“什么？”他问。

爱丽丝转过身，张大眼睛，她眼睛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闪烁。克罗扎看着她美丽的眼睛露出了笑容。

“反正我学会了，是吧？”爱丽丝走上前说，“我能拍好。否则我永远不会独立完成任务。”

克罗扎怀疑地看着她。她用双肘支在桌面上，上身向前倾着，正好面对着克罗扎。她离克罗扎的鼻尖只有不到一拃的距离，用那闪闪的目光恳求克罗扎答应她，而且不要问她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不是……”

“求你了！”爱丽丝打断他说。

克罗扎摸着自己的耳廓，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那好吧。”克罗扎让步了，但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小声地说上一句，“不过别搞砸了。”

“我发誓！”爱丽丝点点头，她透亮的双唇抿成一个微笑。

然后，爱丽丝用双肘支撑着身体向前挪了挪，吻了克罗扎一下，这一吻让他腮上的胡子痒了三天。

“去吧，去吧。”他对爱丽丝说，同时做着让她走的手势。

爱丽丝笑了，在她迈着那蹒跚而有节奏的步伐走出店门之前，她的笑声扩散在了空气里。

那天晚上，克罗扎在店里多留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做。他看着那些器材，觉得它们更加真实了，就像多年以前人们找他来拍照时一样。

他从摄影包里取出相机，每次爱丽丝清理完所有的镜头和配件之后，总会把相机放回包里。他装上镜头，对准了第一个映入其中的物体——门边的伞筒。他放大了伞筒圆口的一部分，直到它面目全非，活像一个死火山口。但最后他没有按下快门。

克罗扎拿开相机，抓起外套，关上灯出去了。他锁上了卷帘门，沿着与平时相反的方向走去。他无法收住脸上的傻笑，一点也没有回家的愿望。

教堂被两个硕大的花束装饰着，一束马蹄莲和一束雏菊，就摆放在祭坛的两侧。此外，还有几十对小规格的相同花束摆放在每一条长凳的两侧。爱丽丝装好射灯，调整好反光板，然后坐在第一排长凳上等着。一位女士经过这里，用吸尘器吸着红地毯，再过一个小时，薇奥拉将会经过这里。爱丽丝想起当年她和薇奥拉坐在栏杆上聊天的情景，她已不记得她们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痴痴地看着薇奥拉时所处的位置，那个位置被笼罩在阴影中，正好在薇奥拉的脑后，那里充满了胡思乱想，这些想法爱丽丝此刻仍然默默地保留着。

在半个小时里，所有的长凳都坐满了人，不断拥入的人们只能聚集在后面，站在那里用婚礼仪式程序单当扇子扇着风。

爱丽丝出了教堂，在门前的空地上等着新娘的婚车。高高的太阳晒着她的双手，阳光好像要从手上穿过去。她从小就喜欢逆着光观察自己的手掌，合拢的指缝会被镶上一道红边。有一次，她把手伸给父亲看，父亲亲吻了她的指尖，作势要把它们都吃掉。

薇奥拉乘坐一辆烁烁放光的灰色保时捷而来，司机要帮助她下车，还要为她拢起蓬蓬的裙摆。爱丽丝疯狂地按动快门，这主要是为了用相机挡住自己的脸。当新娘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故意放下相机，冲着新娘微笑。

她们只是对视了一下，但薇奥拉吃了一惊。爱丽丝还没来得及揣度新娘的表情，新娘就已经从她身边经过，挽着她父亲的手臂走进教堂。天知道为什么，爱丽丝一直想象着薇奥拉的父亲会更高一些。

爱丽丝拍得很认真，不错过任何一个场景。她为这对新人以及他们的全家拍了各种各样的特写，她记录下新郎新娘交换戒指、宣读誓词、领圣餐、接吻和签署婚书的时刻。整个教堂里只有她一个人跑来跑去。她感觉当镜头对准薇奥拉的时候，这位新娘的肩背就会微微地僵硬。她延长了曝光的时间，为了得到一种柔焦的效果，在克罗扎看来，这种效果会给人以永恒的感觉。

在新郎新娘步出教堂的时候，爱丽丝赶到了他们的前面，一瘸一拐倒退着拍摄，她微微弯着腰，用仰视的角度，以使他们的身高保持原样。透过镜头，爱丽丝发现薇奥拉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还略显惶恐，仿佛她是这里唯一能看见鬼魂的人。爱丽丝每隔几张就会用闪光灯闪她的脸，大概闪了十五次左右，以至于这位新娘不得不眯起了眼睛。

爱丽丝看着新郎新娘上了车，薇奥拉从后车窗里向她投射来一道目光。薇奥拉肯定会和丈夫说起她，说她出现在这里是多么奇怪。她肯定会向丈夫描述这个患上厌食症的同班同学，这个瘸子，这个她从没理睬过的女孩。但是她一定不会提及那块软糖、那次生日聚会和所有别的事情。爱丽丝在心里微笑着，她觉得这可能是这对新人之间第一次有保留的诚实，也是出现在他们关系中的第一道细微裂缝。生活迟早会在这道裂缝中插进一柄撬棍，将它撬开。

“小姐，新郎新娘正在河边等着您拍照呢。”爱丽丝的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她转过身，认出那是证婚人中的一位。

“当然，我这就过去。”她回答说。

她立刻回到教堂里拆卸设备。当她把相机的配件放进长方形的摄影包里时，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

“是爱丽丝吗？”

她在转身的同时，就已经确定叫她的人是谁了。

“是！”

站在她面前的是嘉达·萨瓦里诺和朱丽娅·米兰迪。

“嗨——”嘉达和她打着招呼，把尾音拖得很长，然后过来吻了她的两侧脸颊。

朱丽娅站在后面没动，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和上高中时一样。

爱丽丝只是和嘉达轻轻地贴了贴脸，并没有用嘴唇去亲她。

“你在这里干什么？”嘉达尖声问道。

爱丽丝心想，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于是不禁笑了起来。

“我来拍照。”她回答说。

嘉达用一个微笑回应了爱丽丝的答复，露出了和她十七岁时一样的酒窝。

她们会在这里相遇，而且都还活着，这非常奇怪。她们共同拥有的那一小段经历突然间化为了乌有。

“嗨，朱丽娅。”爱丽丝勉强地说。

朱丽娅朝她笑笑，嘴里艰难地蹦出了几个字。

“我们知道了你母亲的事，”她说，“我们非常遗憾。”

嘉达点头表示有同感，她反复做着这个动作，想要显示出格外的关注。

“是啊，”爱丽丝说，“谢谢。”

然后她继续迅速地收拾东西。嘉达和朱丽娅在一旁面面相觑。

“我们就不打扰你工作了，”嘉达轻轻拍着爱丽丝的肩膀说，“你挺忙的。”

“OK.”

她们转身朝大门走去，高跟鞋鞋跟清脆的声音在已然空荡荡的教堂里回荡。

新婚夫妇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等待着爱丽丝，他们并没有相互拥抱。爱丽丝把车停在他们那辆保时捷的边上，斜挎着摄影包下了车。天气很热，她觉得自己的头发都贴在了脖颈上。

“嗨！”她一边打招呼，一边走上前去。

“爱丽丝，”薇奥拉对她说，“真没想到……”

“我也是。”爱丽丝打断她的话说。

她们假惺惺地拥抱了一下，好像是怕弄坏了自己的衣服似的。薇奥拉依然和高中时一样美丽。这么多年过去了，她面部的线条细腻了许多，轮廓也愈加柔和，她的眼睛里已不再出现那种令人畏惧的无形光芒。她的身材还是那样的完美。

“这是卡洛。”薇奥拉说。

爱丽丝和卡洛握了手，感觉他的手很光滑。

“我们开始？”她直截了当地说。

薇奥拉点点头，同时捕捉着丈夫的视线，但她丈夫并未发现。

“我们在哪儿拍？”薇奥拉问。

爱丽丝环顾四周，此时太阳正值中天，她必须用闪光灯来避免他们脸上的阴影。她指着河岸上一张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长椅说：“你们坐在那儿。”

她故意拖延安装设备的时间：假装忙乱地装好闪光灯，装上镜头，然后又换了一个镜头。薇奥拉的丈夫用领带扇着风，而薇奥拉则用一根手指头擦拭着前额上冒出的汗滴。

爱丽丝又让他们在太阳下多晒了一会儿，假装在选择拍摄的最佳距离。

然后她开始向他们发号施令，口气很生硬，她命令着：“你们拥抱，笑笑，现在严肃点，你拉住她的手，把头放在她的肩上，对她耳语几句，相互对视，靠近点儿，面向河水，脱掉上衣。”克罗扎教过她，不要让被拍摄的人有丝毫的喘息，不需要给他们思考的时间，因为自然的情感会稍纵即逝。

薇奥拉遵循着命令，还有两三次不放心地问爱丽丝：“这样行吗？”

“OK，现在我们到那片草坪上去。”爱丽丝说。

“还要拍呀？”薇奥拉惊讶地问。她涨红的脸颊慢慢从粉底下面显露出来，眼睛周围的黑色眼线也已经有点洇开了，边缘变得参差不齐，这让她看上去很疲惫，还有些狼狈。

“你假装逃跑，让他在草地上追你。”爱丽丝说。

“啊？我还要跑吗？”

“是的，你要跑。”

“可是……”薇奥拉试图表示反对，她看了一眼丈夫，但对方只是耸了耸肩。

她叹了一口气，然后把裙子拉高了一些，就跑了起来。她的鞋跟陷进泥里几毫米，带起了细小的土块，把她白色婚纱的内里都弄脏了。她丈夫跑在她的后面。

“你跑得太慢了。”她丈夫对她说。

薇奥拉猛然转过身，狠狠瞪了他一眼，那个眼神爱丽丝记忆犹新。爱丽丝让他们跑了两三分钟，直到薇奥拉没好气地挣脱了丈夫的束缚，大声说“现在够了”为止。

薇奥拉盘的头发从一边散落了下来：一个发夹松开了，使一缕头发垂落到脸上。

“好的，”爱丽丝回答道，“再拍几张就完了。”

她把这对新人一直带到冰淇淋摊前，买了两支柠檬冰棍儿，是她付的钱。

“拿着这个。”她说着把冰棍儿塞进了他们的手里。

他们好像有些摸不着头脑，怀疑地撕着包装纸。薇奥拉小心翼翼地不让黏糊糊的糖汁弄脏自己的手。

他们要挽着手臂假装吃冰棍儿，然后还要相互喂着吃。薇奥拉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勉强了。

当爱丽丝让她抓着路灯杆，围着它绕圈时，薇奥拉终于忍不住了。

“这简直太愚蠢了！”她说。

她丈夫看着她，有些害怕，然后又看了看爱丽丝，仿佛是请她原谅。爱丽丝笑了笑。

“这是古典风格影集的一部分，”爱丽丝解释说，“你们要的就是这个，不过我们也可以跳过这一组照片。”

爱丽丝尽量表现得真诚，她觉得自己的文身突突直跳，好像要从皮肤上跳下来。薇奥拉愤怒地盯着她，她与薇奥拉对视着，直到眼睛要喷出火来。

“我们完了吗？”薇奥拉问。

爱丽丝点点头。

“那我们走吧。”新娘对丈夫说。

卡洛在被拉走之前，走到爱丽丝的身边，再一次彬彬有礼地和她握了手。

“谢谢。”他对爱丽丝说。

“不用客气。”

爱丽丝看着他们走上了公园的缓坡，向停车场走去。在她周围只有星期六稀稀落落的声响：旋转木马上孩子们的笑声，妈妈在周围的叮嘱声，还有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和汽车驶过的呼啸声，这些声音像一张地毯一样铺在那里。

她真想把这件事告诉马蒂亚，因为他会明白，但现在他却远在异乡。爱丽丝心想，克罗扎一定会很生气，但最终还是会原谅她，这一点她非常肯定。

爱丽丝笑了。她打开照相机的后盖，取下了胶卷，在白花花的阳光下把胶片完完全全地抻了出来。

三一

父亲会在每星期三晚上八点到八点一刻之间打来电话。在这九年里，他们只见过很少的几面，最近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在马蒂亚居住的两居室里，电话从不会被漏接。在父子二人通话时那些长时间的间隔中，两人身后会出现同样的寂静，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声音，也从不会有客人把刀叉与盘子碰撞出“叮叮”的声音。

马蒂亚能想象出母亲坐在沙发上听电话的样子，她脸上的表情一成不变，双手放在椅子的两个扶手上，就像他和米凯拉上小学时，母亲也是坐在那里听他们背诗，马蒂亚总是能背诵出来，而米凯拉总是默不作声，什么也背不出来。

每星期三，挂上电话之后，马蒂亚都想知道，家里那个橘黄色带花的沙发罩是不是还没换过，还是他的父母已经换掉了，他在家的时候，那个沙发罩就已经很破旧了。他还想知道父母是否已经老了。他们当然老了，从父亲的声音中就可以听出，那声音越来越迟缓，越来越吃力。这可以从他在电话里“呼哧呼哧”的呼吸声中听出来，那声音越来越像是喘息了。

母亲偶尔会接过听筒，她的问话已成为一种程式，总是一模一样：天冷不冷，你吃晚饭了没有，你的课上得怎么样。这里七点吃晚饭，马蒂亚开始的时候还会向母亲解释，而现在就只剩下说“是”了。

“喂？”马蒂亚用意大利语接起电话。

他没有任何必要用英语接电话。他家里的电话号码只有差不多十个人知道，而这个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起找他。

“我是爸爸。”

回话时滞后的声音略微可以听出来，马蒂亚觉得应该用一个计时器来测量一下滞后的时间，以计算出电话信号在他们父子之间这条一千多公里的直线偏离了多少，但每一次他都会忘记。

“嗨，你好吗？”

“很好，你呢？”

“好……妈妈呢？”

“就在这儿。”

第一次沉默往往出现在这时，就像在水里憋着气游出一段距离后换一口气一样。

马蒂亚用食指抠着浅色木制圆桌桌面上的一道划痕，这道划痕离桌面正中大约有一拃的距离，他不记得这是他弄的，还是以前的房客留下的。在桌子的漆面底下，是人工合成的刨花板，即便把指甲插下去，他也不会感到疼痛。每个星期三，他都会把那道浅槽再挖下几毫米，但即便是用尽整整一生的时间，他也不能把桌面挖穿。

“日出你到底看见了没有？”父亲问。

马蒂亚笑了。这是他们父子之间的一个玩笑，也许是唯一的一个。大约在一年前，父亲在一份报纸的某个位置上读到了一篇文章，说北欧的海上日出是不容错过的美景，当晚他在电话里把这则短文给儿子读了一遍。“你一定要去看看啊。”他嘱咐儿子说。从那天起，他就时常问马蒂亚：“你看日出了没有？”而马蒂亚总是回答“没有”，因为他每天早上都会在八点十七分准时醒来，而到大学最近的路根本不会经过海滨。

“好吧，反正太阳也跑不了。”父亲说。

到这里他们已经无话可说了，但还是会把电话听筒在耳朵上贴着，延迟几秒钟。父子二人共同呼吸着那点残留在他们之间的温情，这份感情已被绵延千里的同轴电缆所冲淡，由一些他们叫不上名字的东西培养着。但如果细想起来，这份感情又好像已不复存在了。

“那你要听话。”父亲最后说。

“当然。”

“好好保重身体。”

“OK.问妈妈好。”

他们挂上了电话。

对于马蒂亚而言，这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他围着圆桌踱步，心不在焉地看着放在一旁的那叠纸，那是他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工作。他依然在那一步运算过程中停步不前，他和阿尔贝托不管从哪个角度进行证明，都会有分歧，而且迟早会打起来。他感觉到，答案就在这最后一个障碍的后面，只要绕过这个障碍，就会顺利地将工作进行到底，就像闭着眼睛从长满草的山坡上滚下去一样。

马蒂亚太累了，不想再开始工作。于是他走进厨房，打开水龙头，在一口锅里注上水，将它放在炉灶上，打着了火。他就这样独自一人生活了这么久，如果换成常人，恐怕一个月就会发疯的。

他坐在一张塑料折叠椅上，但根本没有放松身体。他抬起眼皮，看了看挂在天花板正中的那个熄灭的灯泡，这个灯泡在马蒂亚来这儿一个月之后就烧坏了，但他从没有更换过。他每天都是利用旁边房间透过来的灯光吃饭。

假如那天晚上马蒂亚就这样走出公寓而一去不回的话，除了桌子上堆着的那摞令人费解的纸，没人能从这所房子里找到他生活过的痕迹。马蒂亚没为自己添置过任何东西，他仍保留着那些不知是谁留下的浅色栎木家具，墙上的壁纸已经泛黄，从这栋房子建成之日起它们就贴在那里了。

马蒂亚站起身，把开水倒进一个杯子，然后放进一个茶包，看着水的颜色一点点变深。天然气的火焰仍在燃烧着，在昏暗之中呈现出耀眼的天蓝色。他把火调到几乎快要熄灭的程度，这时，火焰“嘶嘶”的声音也减弱了。他把一只手自上而下地接近火焰，炙热的感觉轻轻压迫着他伤痕累累的手掌。马蒂亚把手缓缓放低，在火焰周围攥上了拳头。

虽然马蒂亚在这所大学里度过了数以千计一成不变的日子，虽然他在校园尽头那座低矮的食堂里吃过几千顿午饭，但他至今还记得第一天走进食堂，模仿着其他人一连串动作的情景。他排着队，一点一点蹭到那摞有塑料压膜的木制托盘前面，在托盘里放上餐巾纸，再备下刀叉和一个杯子。然后，一旦来到那位身穿工作服分餐的女士面前，就要在三只铝盆之间任选一个指给她，或许你根本不知道里边盛的是什么菜。当时那个厨娘问了马蒂亚些什么，好像说的是她的母语，也可能是英语，马蒂亚没有听懂。厨娘又指了指那个铝盆，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和第一遍一模一样。马蒂亚摇着头，用英文说：“我听不懂。”他的发音很生硬、很不自然。厨娘仰头看天，用一只空盘子扇起风来。“她是问你想不想要酱汁。”马蒂亚身边的一个男生用英文说。马蒂亚立刻转过身，晕头转向地说：“我……我不……”他的话里一半意大利文，一半英文。“你是意大利人？”那个男生问他。“是的。”“她问你想不想在那堆烂东西上加酱汁。”马蒂亚惶恐地摇了摇头。那个男生转身对厨娘简单地说了一声“不要”。厨娘冲他笑笑，终于往盘子里盛上食物，然后把盘子滑到了马蒂亚的托盘上。那个男生要了同样的东西，在把盘子放入托盘之前，他先拿到鼻子下面闻了闻，做出厌恶的表情。“这东西让人恶心。”他抱怨道。

“你是新来的吗？”他过了一会儿问马蒂亚，眼睛还盯着盘子里那团稀稀的食物。马蒂亚回答“是”，他皱着眉点了点头，就好像这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付过钱以后，马蒂亚仍然木呆呆地站在收款台前，双手紧紧地抓着托盘。他想在饭厅的最里边找一个空桌，这样就可以背对所有人，这样在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才不会感到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他刚往那个方向迈了一步，刚才那个男生就经过了他的面前，对他说：“来，到这边来。”

阿尔贝托·托尔恰已经在这里四年了，他有永久研究员的身份，还有一笔欧盟提供的特别经费，这是为表彰他最近几部优秀著作而拨发的。他来此也是为了逃避什么，但马蒂亚从未问过他。尽管他们俩共用一间办公室，而且还每天一起吃午饭，但多年以后，谁也无法确定对方是朋友，还是一般的同事。

一个星期二，阿尔贝托与马蒂亚面对面坐着，透过马蒂亚举到嘴边的满满一杯水，阿尔贝托隐约看见他手掌上有一道新伤疤，又青又肿，圆圆的一圈。阿尔贝托什么也没问，只是斜着眼睛看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了。吉拉尔迪和蒙塔纳里与他们在一桌吃饭，他们正在为互联网上看到的什么东西而狂笑不止。

马蒂亚一口气把水喝完，然后清了清嗓子。

“昨天晚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那个进行不下去的问题……”

“我求你了，马蒂亚！”阿尔贝托打断了他的话，他扔下叉子，一下靠在椅背上——他的举动总是很夸张，“至少在吃饭的时候，你就饶了我吧！”

马蒂亚低下头，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已被切成大小相同的小方块，他用叉子将这些小方块分开，使它们之间的空隙就像一个规则的白色网格。

“你晚上就不能干点别的了吗？”阿尔贝托小声问道，好像不想让旁边那两个人听见，他一边说，一边还用刀子在空中画着小圈。

马蒂亚既没说话，也没有看他，而是把一小块从外围挑出来的肉放进嘴里，因为周围这一圈肉的边缘参差不齐，破坏了这个几何图形的结构。

“要是你能时常和我们去喝点什么该多好。”阿尔贝托继续说。

“我不去。”马蒂亚生硬地说。

“可是……”阿尔贝托试着反驳这位同事。

“反正你了解我。”

阿尔贝托摇着头，眉头紧锁，一副挫败的样子。过了这么久，马蒂亚还是老样子。自从他们认识以来，阿尔贝托也就有十来次能把马蒂亚拖出家门。

阿尔贝托转向另外两个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嘿，你们看见那个女的了吗？”他说着用手指向一个与他们间隔两张桌子的女孩，她正在陪着一位老先生。据马蒂亚所知，那位老先生在地质系教书。“我的天啊，要不是我结婚了，也想搞一个这样的女人。”

那两个人愣了一下，因为这与他们正在谈论的事毫不相干，但他们立刻中断了自己的话题，跟着阿尔贝托一起猜测，为什么这样一个尤物会落得和一个耍嘴皮子的老家伙同桌吃饭。

马蒂亚把所有的方形小肉块都沿对角线切开，然后将这些小三角形重新组合，形成一个大三角形。肉已经凉了，口感像棉絮一样。他叉起一块肉放进嘴里，几乎是整个咽了下去，而其余的都被他剩在了盘子里。

出了食堂，阿尔贝托点燃一支烟，为了耽搁一点时间，好让吉拉尔迪和蒙塔纳里走远。他等着距离他们几步远的马蒂亚。马蒂亚低着头向前走，任凭人行道上一条笔直的缝隙引领他前行，脑子里却想着与他在这里毫不相干的事。

“关于那个进行不下去的问题，你想跟我说什么？”阿尔贝托问他。

“没什么重要的。”

“嘿，你别装傻啊！”

马蒂亚看了看这位同事，他嘴上燃着的香烟是那阴霾的一天中唯一的亮色，这样的阴霾昨天已经有过，而明天也定然如故。

“我们无法摆脱它，”马蒂亚说，“我们已经相信它的存在，不过我没准能从中发掘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阿尔贝托又往前凑了凑。在马蒂亚说完之前，他是不会插话的，因为他知道，马蒂亚不轻易说话，但一旦开口，就值得去洗耳恭听。

三二

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当法比奥正要进入爱丽丝的身体，并轻声对她说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一些沉重的后果终于一股脑地从天而降。法比奥的脸离爱丽丝的脸那样近，以至于爱丽丝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那股气息滑过她的面颊，散落在床单上。

爱丽丝把法比奥拉向自己，把他的头埋在自己的肩窝里。在他们结婚之前，有一次法比奥曾对她说过，这里是一个完美的榫槽，正好能让他的头插在里面。

“那你怎么想？”法比奥问她，他把头埋在枕头里，声音很微弱。爱丽丝没有回答，却把他抱得更紧了一点。爱丽丝喘不过气来，无法说话。

她听到法比奥关上装避孕套抽屉的声音，于是把右膝向回收了收，给法比奥腾出地方。整个过程中爱丽丝都大大地睁着眼睛，她不停地抚摸着法比奥的头发，很有节奏。

这个秘密从高中时代起就一直形影不离地伴随着她，但从来就没有在她的脑子里停留超过几秒钟的时间。爱丽丝把这件事抛在脑后，就像是一件可以以后再去考虑的事。可是现在，它却突然出现在面前，就像房间黑色的天花板上突然出现的漩涡，可怕而又无法控制。爱丽丝本想对法比奥说：“停一下，等等，有些事我没告诉你。”但是法比奥正在毫无防备地动着身体，他肯定不会理解。

爱丽丝感觉到法比奥进入了她的身体，她第一次想象到了那些黏稠的液体，它们满载承诺，沉积在她干枯的身体里，然后在那里慢慢变干。

她不想要孩子，或许也想要，只是从来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仅此而已。她的月经周期在她最后一次吃下一整块巧克力蛋糕时就差不多停止了。但如今的现实是，法比奥想要一个孩子，而爱丽丝必须给他生。她必须生，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在他家做爱时，法比奥并没有要求她开灯，而后来也从来没要求过。也是因为每次完事之后，法比奥都会压在她身上，他身体的重量会驱散爱丽丝所有的恐惧，他不说一句话，只是在那里喘着气，一动不动。爱丽丝必须生孩子，是因为她不爱法比奥，但法比奥的爱却足够维系他们俩的关系，使他们之间有一种安全感。

自那晚之后，做爱就有了一个新的职能，带有一种明确的目的，这很快就会导致他们完全放弃那种并非极其迫切的需求。

几个星期过去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仍然没有结果。法比奥去做体检，结果他精子的数量完全正常。当晚，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爱丽丝，他说得小心翼翼，还紧紧地把爱丽丝抱在怀中。说完他又马上加上一句：“你别担心，这不是你的错。”爱丽丝挣脱了他的怀抱，在即将哭出来的时候，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她讨厌法比奥，因为实际上他就是认为，甚至确信，错在妻子身上。

爱丽丝开始觉得自己受到了监视，于是她在电话旁边的记事本上画下一些线段，以此记录虚拟的月经周期。她还买来卫生巾，然后再原封不动地扔掉。在“不方便”的那几天里，她会哄骗法比奥，告诉他今天不能做。

法比奥在暗中也同样计算着时间。爱丽丝的秘密在她和法比奥之间蔓延着，油滑而又透明，使他们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每当法比奥提到某位医生、某种治疗方法或问题的原因时，爱丽丝的脸都会沉下来，法比奥可以肯定，在这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她一准会找碴儿吵上一架，哪怕是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慢慢地，疲惫战胜了他们。他们不再谈起那件事，甚至连话也不怎么说了，他们做爱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变成每周五晚上一次疲劳的例行公事。他们俩在做爱前后都要轮流去洗澡：法比奥从盥洗室出来，脸上的皮肤带着浴液的光泽，身上穿着干净的内衣。此时，爱丽丝已换上短袖T恤，问法比奥：“我可以去了吗？”当她回到卧室，会发现法比奥已经睡着，或者至少闭上了眼睛，侧身而卧，整个身体都在他自己那一边。

那个星期五并没有什么不同，至少是在开始的时候。爱丽丝整晚都把自己关在暗房里，这是法比奥送给她的结婚三周年的礼物，当时法比奥让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个暗房。她深夜一点多钟才去床上找丈夫。法比奥放下正在读着的杂志，看着妻子光着脚走过来，双脚粘着木地板。

爱丽丝钻进被单，紧贴着丈夫的身体。法比奥顺手把杂志丢在地上，关上了床头柜上的灯。他完全投入，尽量不让这件事显得习以为常，或是像一种义务的牺牲，但事实怎样，他们俩都非常清楚。

他们遵循着一套已被时间固定下来的程式，这样会使一切变得简单一些，然后法比奥在手指的帮助下进入了爱丽丝的身体。

爱丽丝不敢肯定法比奥是不是真的在哭，因为他把脸扭向了一边，为了不让自己的脸接触到爱丽丝的肌肤。但爱丽丝发现，他运动的方式与往常有点不一样，推动得比平时更加猛烈，更加急迫，然后戛然而止，大口喘气，再继续运动，就像是在插得更深的欲望与逃开妻子、逃出房间的念头之间拼命地挣扎。爱丽丝在他急速的喘息声中听到了吸鼻子的声音。

他一完事就迅速闪到一旁，从床上爬起来，跑进了盥洗室并把门锁上，连灯也没开。

他在盥洗室里的时间比平时要长。爱丽丝把身体挪到了床的中间，这里的床单还是凉的。她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时她第一次感到没有任何人可怪罪，所有的错都在她一人身上。

法比奥在黑暗中走过房间，躺在床上，背对着爱丽丝。现在轮到爱丽丝洗澡了，可她却一动没动。她感觉到有什么事即将发生，空气里已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法比奥在开口说话之前一直保持着那个姿势，一分钟，抑或是两分钟。

“爱丽丝！”他说。

“啊？”

他又迟疑了。

“这样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轻声说。

爱丽丝听着他的话，觉得肚子发紧，就像床上突然冒出了一根藤条将她缠住。她任凭法比奥继续说下去。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法比奥继续说。他的声音更加清晰了，撞在墙壁上，产生轻微的金属般的回声。“你不想让我管那件事，甚至说也不能说，可是这样……”

他停住了。爱丽丝睁着眼睛，她已经习惯了黑暗，能够分辨出家具的轮廓：沙发、衣柜、五斗橱以及上面悬挂的没有任何影像的镜子。所有这些东西都一动不动地待在那里，极其顽固。

爱丽丝想起了她父母的房间，她觉得和这个房间很相像，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卧室都大同小异。她问自己到底怕什么，是怕失去他，还是怕失去那些东西：窗帘、装饰画、地毯，还是抽屉里所有那些精心叠放的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东西。

“今天晚上你只是勉强吃了两个节瓜。”法比奥继续说。

“我不饿。”爱丽丝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反驳说。

我们终于说到这个问题了，她想。

“昨天也是一样，那块肉你连碰都不想碰。你把它切成小块，然后藏在餐巾里。你真的以为我是白痴吗？”

爱丽丝紧紧抓住被单，她怎么能认为法比奥永远不会发现呢？她看了千百次的场景也同样在丈夫的眼皮底下重复着。让她感到愤怒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丈夫的意料之中，而他却保持沉默。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还有前天晚上。”爱丽丝说。

“那你跟我说说是什么。”法比奥说，这一次他的嗓门很大，“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讨厌吃东西。”

爱丽丝想起父亲喝汤时，把头凑到盘子边上，发出很响的声音，就像在用嘴嘬汤匙，而不是把汤匙斯斯文文地放进嘴里。她又想起每次坐在丈夫对面吃晚饭时，都会看到他牙齿间嚼着的那团让人恶心的烂东西。她还想起了薇奥拉递给她的那块糖，和上面粘着的那些头发，以及那股化学合成的草莓味。她也想起了她自己，没穿上衣，站在老房子中的大镜子前面，那道伤疤把她的一条腿分割在身体之外，这条腿虽然还长在她身上，却毫无用处。最后，她还想起了自己还算匀称的体型，想起了肋骨在腹部呈现出的那一道细长的阴影，她时刻准备着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这些成果。

“你想要怎样？你想让我开始暴饮暴食？让我身材变形，只是为了怀上你的孩子吗？”她说。她说这番话，就好像那孩子已然存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一样。她故意强调了“你的”这两个字。“我可以去接受治疗，如果你这么在意的话。我可以吃荷尔蒙、吃药、吃所有非吃不可的垃圾，好让你有这个孩子。这样你就不会再监视我了。”

“问题不在这里！”法比奥反驳道。他一下子又恢复了那种让人恼怒的自信。

爱丽丝把身子移到床边，以远离那个咄咄逼人的躯体。他翻身仰面朝天，睁着眼睛，板着脸，仿佛想透过黑暗看到更远的东西。

“难道不是吗？”

“你应该考虑到所有的危险，尤其是你的健康状况。”

“你的健康状况”这几个字萦绕在爱丽丝的脑子里。她下意识地弯了一下那条残腿，想要证明自己可以完全控制它，但那条腿只是微微动了一下。

“可怜的法比奥，”她说，“娶了个跛脚的老婆，而且还……”

她没能说完这句话，让那最后几个已在空气中颤动的字眼滞留在了喉咙里。

“大脑中有一个区域，”法比奥又开始说，他没有理睬爱丽丝的话，仿佛用一个解释就能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好像叫下丘脑，它可以控制机体的脂肪指数。如果这个指数下降得厉害，就会抑制性腺激素的分泌，导致机体功能停滞，月经就会消失。而这只是初步症状，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这会造成骨骼矿物质密度降低，乃至骨质疏松，骨头会像威化饼干一样脆。”

他用医生的口吻说着，语气平淡地列举出种种病因和症状，仿佛知道了一种病的名字就能够治愈它。爱丽丝想，她的骨头早就粉碎过一次了，这些事情她根本不感兴趣。

“想让一切恢复正常，只要提高那个指数就够了。”法比奥接着说，“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我们还来得及。”

爱丽丝用双肘撑起身体，她想离开这个房间。

“太神了，我猜你是早有准备吧？”爱丽丝挖苦道，“一五一十地，说得这么清楚。”

法比奥也坐了起来，抓住了爱丽丝的一只胳膊，但被她甩开了。他们在黑暗中四目相对。

“这不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法比奥说。

爱丽丝摇摇头。

“可惜就是，”爱丽丝说，“没准就是我想要的结果，你没想到吧？我想体会骨头粉碎的感觉，我想让机体功能停滞。就像你说的那样。”

法比奥在床垫上猛击了一掌，吓了爱丽丝一跳。

“现在你想干什么？”她挑衅地说。

法比奥的气息从齿缝间流出，郁积在胸中的怒火让他双臂僵直。

“你想的只有你自己！你被宠坏了，而且那么自私！”

他一下躺倒在床上，重新背对着爱丽丝。刹那间，黑暗中的物体仿佛都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切复归于平静，但这种平静令人不安。爱丽丝耳边响起微弱的“嗡嗡”声，就像电影院里放映老式胶片时发出的声音。她侧耳倾听，想找到声音的来源。

最后，爱丽丝看到丈夫的身影在微微地抽搐，同时听到了他压抑的啜泣声，床垫在有节奏地颤动。丈夫的身体需要爱丽丝伸手去抚摸——抚摸他的颈项和头发，然而爱丽丝却把他丢在那里，下床向洗手间走去，并在身后重重地关上了房门。

三三

吃过午饭，阿尔贝托和马蒂亚来到地下室，这里的时间永远不变，只有通过眼睛的疲劳程度来测量它的流逝，因为天花板上日光灯发出的白光会时刻布满你的眼睛。他们钻进了一间空教室，阿尔贝托坐在了讲台桌上。他的身体健硕，但一点也不胖，然而却给马蒂亚留下一种不断膨胀的印象。

“开火吧，”阿尔贝托说，“跟我从头到尾说一遍。”

马蒂亚拿起一支粉笔掰成两段，一些细小的白色粉末散落在了他的皮鞋尖上，这双鞋他在大学毕业典礼那天也穿过。

“我们在二维空间内考虑这个问题。”他说。

马蒂亚开始写了起来，字写得很漂亮。他从黑板的左上角出发，一直写满了前两块黑板。在第三块黑板上，他把接下来要用到的结论又抄了一遍。看他那样子，仿佛已经计算过一百多遍了，而现在是第一次从脑子里提取出来。他时不时转过脸看看阿尔贝托，而阿尔贝托则一脸严肃地点着头，大脑吃力地跟着那支粉笔运转。

足足用了半小时的时间，马蒂亚终于接近了尾声，他像小时候那样，在确定的结论旁边写上了“因此得证”四个字。粉笔使他的手变得很干，但他一点也没有察觉，只是觉得双腿有些微微地颤抖。

他们两人沉默了十几秒钟，都在凝神冥思着。随后阿尔贝托拍了一下手，“啪”的一声在寂静之中回荡，就像是甩了一下鞭子。他从讲台桌上跳下来，险些摔倒，因为他的腿一直悬垂着，已经麻木了。他把一只手搭在马蒂亚的肩头，让马蒂亚感到既沉重又安心。

“这次没什么好说的了，”阿尔贝托说，“今天晚上你来我家吃饭，我们庆祝一下。”

马蒂亚略微笑了一下。

“OK！”他说。

他们一同擦起了黑板，擦得非常仔细，不留任何字迹，甚至连写过字的痕迹也看不出来。其实根本没人能看懂这些东西，但他们已经非常在意这个结论了，仿佛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极为完美的秘密。

他们走出教室，马蒂亚关上了灯。然后他们一前一后地登上楼梯，各自体味着此时小小的荣耀。

阿尔贝托住在一片居民区里，和马蒂亚住的那个小区没什么两样，只是位于城市的另一头。马蒂亚坐在半空的公交车上，脑门贴着车窗，那冰冷的玻璃接触到他的皮肤，使他感到放松，同时也让他想起母亲放在米凯拉头上的敷料，其实那只是一块浸湿的手绢，但在米凯拉开始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地发病时，这块手绢却足以使她安静下来。米凯拉想让哥哥也顶上一块敷料，她用眼神告诉妈妈，于是马蒂亚就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着妹妹结束那一阵抽搐。

他穿上了衬衫和黑色的正装，此前他还洗过澡，刮了胡子。他在一家以前从没有进过的酒类商店里买了一瓶红酒，而且还选的是最高档的一种。女店员用皮纹纸包好，放进一个银色的提袋里。马蒂亚一面等着主人来开门，一面像钟摆一样前后摇晃着装酒的提袋。他用脚把门前的脚垫踢正，让它的周边正好与地面的缝隙完全吻合。

阿尔贝托的妻子来开门了，她没有理会马蒂亚伸过来的手和手里装酒的提袋，只顾拉住马蒂亚并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俩捣了什么鬼，我从没见过阿尔贝托像今晚这么高兴过。”她对马蒂亚小声说，“快进来。”

马蒂亚一直忍着没有用肩膀去蹭耳朵以赶走耳朵上的那阵瘙痒。

“阿尔贝托，马蒂亚来了！”她冲着另一个房间，也许是冲着楼上喊道。

然而阿尔贝托并未出现，倒是他的儿子菲利普冒了出来。马蒂亚是在他父亲写字台的照片上认识他的，照片上的菲利普才只有几个月大，圆乎乎的，和别的新生儿没什么区别。马蒂亚根本没想过他会长大。父母的一些相貌特征正悄无声息地从他皮肤下面显现出来：阿尔贝托那过长的下巴，他母亲那双似乎睁不开的眼睛。马蒂亚想到了那残酷的成长历程，又想到了那些软骨组织，它们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改变，身不由己。就在短短的一瞬间，马蒂亚又想起了米凯拉和她那天定格在公园中的模样。

菲利普骑着小三轮车发疯一样地冲过来，当他发现了马蒂亚，就突然一下刹住车，呆呆地看着这个陌生人，好像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而被当场抓到一样。阿尔贝托的妻子把他从三轮车上抱了起来。

“捣蛋鬼来了！”她说着用鼻子抵住了儿子的面颊。

马蒂亚不自然地朝菲利普笑了一下，小孩总会让他感到不自在。

“我们进去吧，娜迪娅已经来了。”阿尔贝托的妻子接着说。

“娜迪娅？”马蒂亚问道。

阿尔贝托的妻子看着他，神色有些慌张。

“对，娜迪娅，”她说，“阿尔贝托没告诉你吗？”

“没有。”

接着出现了片刻的尴尬。马蒂亚从不认识什么叫娜迪娅的女人。他心里琢磨着这里的蹊跷，但又害怕知道真相。

“反正她都来了，你进来吧。”

当马蒂亚走向餐厅的时候，菲利普一直躲在母亲肩头，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同时把食指和中指一起放进嘴里，晶莹的口水沿着手指滴落下来。马蒂亚不得不看着别处。他想起曾经跟在爱丽丝的后面走过一条比这个更长的走廊。他看到墙上挂着菲利普的涂鸦画作，取代了原来的装饰画。他还要多加小心，以免踩到菲利普散落一地的玩具。整个这所房子，包括墙壁上，都散发着一种生活的气息，这让马蒂亚很不习惯。他想起了自己的公寓，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与这里截然不同。现在他已经后悔接受这个晚餐的邀请了。

在餐厅里，阿尔贝托用亲切热情的拥抱迎接了他，而他只是作出机械的回应。坐在桌旁的女人站起身，向他伸出了手。

“这是娜迪娅，”阿尔贝托介绍说，“这位是我们下一届菲尔兹奖[1]得主。”

“很高兴认识你。”马蒂亚尴尬地说。

娜迪娅向他笑了笑，上身微微前倾，大概是想吻他的面颊，但马蒂亚一动没动，把她晾在了那里。

最后她只说了一句：“我也很高兴。”

马蒂亚一连几秒钟都全神贯注地盯着挂在娜迪娅耳朵上的一只大耳环：那是一只直径至少有五厘米的镀金耳环，只要她一动，耳环就会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摇摆起来，于是马蒂亚试着用笛卡儿坐标的三条轴线来分解这个运动过程。这只耳环的超大尺寸和娜迪娅一头乌黑的头发形成反差，这让马蒂亚联想到一些龌龊而几近淫秽的事，他因此而感到不安，但同时又感到兴奋。

大家一起坐在桌前，阿尔贝托为每个人都倒上了红酒，并提议为他和马蒂亚即将写成的论文而隆重地干杯庆祝一下，他还责成马蒂亚用简单的语言把论文的内容解释给娜迪娅听。娜迪娅与他们一起庆贺着，脸上露出诡异的微笑，透露出她的私心杂念，这种微笑让马蒂亚不止一次忘记了往下该说什么。

“听起来很有意思。”她最后评论道，而马蒂亚则低下了头。

“何止是有意思！”阿尔贝托说，他挥动着双手，在空中比划出一个椭圆形，马蒂亚则想象着它真实的样子。

阿尔贝托的妻子双手端着一个汤锅走进来，浓浓的欧莳萝味从锅里飘了出来。于是大家的话题就自然转向了饮食这个比较中立的领域。大家事先的确没有预料到的那种紧张气氛似乎得到了缓和。除了马蒂亚，所有人都表达了对某种美食的思念，因为在北欧，他们都与那些美食久违了。阿尔贝托讲起他在家时母亲亲手做的意大利饺子，他妻子回忆起读大学时他们经常在沙滩对面的小店里一起吃的海鲜沙拉，娜迪娅则描述了填满鲜奶油并插着细小黑巧克力碎片的点心，在她老家的小镇上只有一家点心店能做这种甜品。她在讲述时一直闭着眼睛，还用牙咬住嘴唇，仿佛唇间还保留着一点甜美的味道。她用门牙咬了一下下嘴唇，然后又马上松开，马蒂亚情不自禁地注视着娜迪娅的这个细节。他觉得娜迪娅表现得有些夸张，无论在她的女性特征上，还是在她双手舞动的自如程度上，或是在她的南方口音上——她在发唇音的时候，总是把没有必要强调的辅音加重一倍读出来。她好像具备一种隐秘的威力，在使马蒂亚垂头丧气的同时，又能令他面红耳赤。

“只要有勇气回去就行。”娜迪娅最后说。

四个人一同沉默了好几秒钟，似乎每个人都在思忖自己滞留在这里的原因。只有菲利普在离桌子几步远的地方拿着两个玩具在相互敲打。

在晚餐的全过程中，阿尔贝托总能把摇摇欲坠的谈话内容扶得稳稳当当，他总是说个不停，双手在越来越凌乱的餐桌上上下挥舞。

吃过餐后甜点，他的妻子起身收拾杯盘。娜迪娅想要帮忙，但女主人却对她说了声“坐在那儿别动”，就钻进了厨房。

餐桌上又是一阵沉默，马蒂亚的食指在餐刀带锯齿的刀刃上蹭来蹭去，若有所思。

“我去看看她在那儿鼓捣什么呢。”说着，阿尔贝托也站了起来。当他走到娜迪娅的身后，向马蒂亚使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是说“你看着办吧”。

现在只剩下马蒂亚和娜迪娅与菲利普待在一起了。他们二人在同一时间抬起了头，因为再也没有其他地方可看了，于是两人相互尴尬地笑了笑。

“那么你呢？”过了一会儿，娜迪娅开口问马蒂亚，“你为什么选择留在这儿？”

娜迪娅眯着眼睛仔细观察马蒂亚，仿佛想要猜出对方的秘密。她的眼睫毛又长又密，马蒂亚觉得它们一动不动，仿佛是假的。

马蒂亚用食指把面包屑排成一排，然后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他说，“就只当这里氧气更充足吧。”

娜迪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已然明白的样子。厨房里传出阿尔贝托和妻子为一些琐事争吵的声音，例如水龙头又跑水了和该谁去哄菲利普睡觉之类的事情。一时间，马蒂亚觉得这些事情都极其重要。

餐桌上，沉寂再度袭来，马蒂亚尽力想出一些话题，一些他认为很平常的谈资。不管他眼睛看什么地方，娜迪娅总会出现在他的视阈中，就像一个过于庞大的形象。她青黑色的低胸外衣不断调整着马蒂亚双眼的焦距，即便是在马蒂亚正盯着空酒杯看的时候。餐桌下面，他们的腿被桌布遮住，马蒂亚想象着他们的腿在漆黑的桌子下面被迫亲密接触的样子。

菲利普走过来，把一辆小轿车的模型放在了马蒂亚面前的餐巾上。马蒂亚看着这个微缩的玛莎拉蒂轿车模型，又看了看菲利普，而菲利普也在观察他，期待着他做些什么。

马蒂亚犹犹豫豫地用两个手指头捏起那个汽车模型，前前后后地在餐巾上滑动。他感到娜迪娅正用热烈的目光注视着他，酌量着他局促不安的表现。他怯生生地用嘴学了两下汽车的轰鸣声，然后就停了下来。菲利普静静地盯着他，略微有些失望，于是伸手抓起小汽车，自己接着玩了起来。

马蒂亚又为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时他发觉应当先请娜迪娅喝酒，于是问她：“你要不要？”娜迪娅连声说：“不要，不要。”同时缩回双手，抱住了肩膀，就像平时人们感到寒冷时的举动。

阿尔贝托回到了餐厅，嘴里发出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还用双手使劲地揉搓面颊。

“现在该睡觉觉了。”他对儿子说，然后抓住菲利普polo衫的领子把孩子拎了起来，就像拎一个木偶一样。

菲利普任他摆布，并没有反抗。出去前他又看了一眼自己堆放在地板上的玩具，仿佛那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似的。

“或许现在我也该走了。”娜迪娅说，但没有完全转向马蒂亚。

“对，可能是该走了。”马蒂亚说。

两个人都收紧了腿部的肌肉，准备起身，但没有真正站起来。他们停在那里，再一次相互对视。娜迪娅露出微笑，马蒂亚感到她的目光透过了自己的身体，感到自己被剥得只剩了骨头，再也隐藏不住任何的东西。

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在两人把椅子收回餐桌下面时，马蒂亚注意到娜迪娅也是小心翼翼地不让椅子腿蹭到地上。

阿尔贝托回来时发现他们都站在那里，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怎么？”他对两个人说，“你们就要走吗？”

“太晚了，你们也累了。”娜迪娅代表他们两人说。

阿尔贝托看着马蒂亚，露出了一种同谋者的微笑。

“我给你们叫辆出租车。”他说。

“我坐公交车。”马蒂亚连忙说。

阿尔贝托斜了他一眼。

“都什么时候了？亏你想得出！”他说，“反正娜迪娅家也顺路。”

[1] 以加拿大数学家、教育家菲尔兹（J.C.Fields）的姓氏命名的世界性数学奖，一九三六年开始颁发。由于诺贝尔奖没有设数学奖，因此也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三四

出租车行驶在郊区空无一人的林荫道上，两边的楼房完全一样，都没有阳台。有些窗子还亮着灯，但数量很少。三月里的白昼仍然很短，人们也都适应了自身的夜间代谢方式。

“这里的城市都很黑。”娜迪娅说，似乎本想大声地说出来。

他们两个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各居一端。马蒂亚盯着计价器上数字的变化，看着那些红字一亮一灭地显示着不同的金额。

娜迪娅脑子里想着那个把他们分开的荒唐而又孤独的空间，想鼓起勇气用自己的身体将它占据。再往前两个街区就到她家了，时间随路程一起飞快地消逝着，对她而言，消逝的时间不只是在今晚，也包括她这个将近三十五岁的女人仍可支配的时间。最近一年，在她和马丁分手之后，就开始感到自己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也开始感觉到彻骨的寒冷。寒风吹干了她的皮肤，即便到了夏天也不能完全恢复弹性。然而，真要离开这里，她又下不了决心。她已经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依赖，被这里深深地感染了，通常，只有那些对身体有害的东西才能让人如此上瘾。

她想，如果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的话，那么最好就在这辆车上解决。过后她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力气了。最终她会毫无悔恨地继续投入她的翻译工作，日以继夜地译书，既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也为了填满时间留给她的空虚。

她觉得马蒂亚很有魅力：这个人很奇怪，比阿尔贝托徒劳地介绍给她的别的同事都要奇怪。他们研究的课题似乎只有那些邪恶的人才会感兴趣，或许是多年的研究把他们也变成了那样的人。她完全可以问问马蒂亚到底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只是为了开个玩笑，但她却不想那么做。总之，她满脑子都是“奇怪”二字，当然还有不安。但在马蒂亚的眼神里还蕴藏某种东西，就像是一颗明亮的微粒游弋在他黑色的眼眸中，娜迪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曾将其捕获。

她可以诱惑马蒂亚，而且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这么做。她把头发拢到一侧，把裸露的颈项展示在马蒂亚面前，她的手指沿着挎包的接缝来回滑动，而挎包就放在她的小腹与大腿之间。但是她不敢坐过去，也不想转过头去，她不想看见马蒂亚正注视着别的地方。

马蒂亚对着紧握的手轻咳了两下，让手暖和一些。他感觉到了娜迪娅的急切，但始终犹豫不决。他想，就算是自己作出了决定，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行动。记得有一次，丹尼斯谈起自己时，曾对马蒂亚说过，与人交往都是一样的，就像一盘棋的开局，没有必要别出心裁，那毫无用处，因为两个人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接下来这盘棋会自动往下进行，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谋略才能派上用场。

但是我连开局都不会呀，马蒂亚心想。

他能做的只是将左手放在座位的中间，就像将缆绳的一端抛进了大海。他把手放在那里，尽管化纤的座套让他有些颤抖。

娜迪娅领会了他的意思，没有出声，也没有作出剧烈的反应，只是把身体移到了座位的中间。她抓着马蒂亚的手腕，把他的胳膊抬了起来，就像知道了马蒂亚的想法一样，把他的胳膊搭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接着她把头靠在了马蒂亚的胸前，闭上了眼睛。

她身上有浓烈的香水味，这股香味隐藏在她的发丝间，也粘在了马蒂亚的衣服上，然后又不断蔓延，充斥着马蒂亚的鼻孔。

出租车停在了路左边娜迪娅家的门前，但没有熄火。

“十七块三。”出租司机说。

娜迪娅欠身准备下车，他们两个人都在想，再找一次这样的机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那要再一次打破平衡，还要重新建立起一种不一样的平衡。他们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具备那种能力。

马蒂亚从衣兜里找出了钱包，把一张二十欧元的钞票递给司机说：“不用找了，谢谢。”娜迪娅则打开了车门。

“现在我要跟着她，”马蒂亚想，但没有动。

娜迪娅已经站在了人行道上，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马蒂亚，等着他的指示。计价器上的数字全都亮着，闪现出“00.00”。

“来吧！”娜迪娅说，马蒂亚顺从了。

出租车开走了，他们沿着很陡的楼梯一直走到尽头，楼梯上铺着蓝色的割绒地毯，台阶很窄，马蒂亚要侧着脚才能向上走。

娜迪娅的家很干净，而且很注重细节，就像一个单身女人的家里应有的样子。在一张圆桌的正中，放着一只柳条编成的篮子，里面盛满了风干的花瓣，它们很久以前就不再散发出香味了。墙壁的颜色非常丰富，有橘黄色、蓝色和蛋黄色，这在北欧很少见，因为看上去不够庄重。

马蒂亚问了声“能进来吗”，然后就看着娜迪娅把大衣脱掉，放在椅子上。只有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才会有这份从容自在。

“我去拿点儿喝的。”她说。

马蒂亚在客厅中间等着，两只布满伤痕的手藏在口袋里。不一会儿，娜迪娅回来了，手里端着两个倒了一半红酒的杯子，正为自己的某些想法露出笑容。

“我都不习惯了，我已经很久没遇到过这种事了。”她坦率地说。

“好吧。”马蒂亚回答说，他本想说，这种事他根本就没遇到过。

两个人默默地呷着红酒，谨慎地环顾着四周，目光时不时交汇在一起。每当他们的目光相遇，两人都会莞尔一笑，就像两个小孩子。

娜迪娅蜷着双腿坐在沙发上，为的是缩小与马蒂亚之间的距离。现在万事俱备，只欠行动了，只要沉着地拉他一下，迅速而粗暴，就像所有这种事的第一步一样。

她又考虑了一会儿，然后把酒杯放在沙发后面的地板上，以免踢翻。接着，她果断地扑向了马蒂亚，开始亲吻他。娜迪娅的高跟鞋从脚上滑落，掉在地板上，发出圆润的声音。她一下骑在马蒂亚的腿上，没给马蒂亚留一点喘息的时间来表示拒绝。

她夺过马蒂亚的酒杯，把他的双手放在了自己的臀部。马蒂亚的舌头僵硬，于是娜迪娅就用自己的舌头绕着他的转个不停，她固执地将这个运动传递给马蒂亚，直到对方的舌头也开始跟着转起来，只不过是朝相反的方向。

他们好不容易才倒向一侧，还是马蒂亚被压在下面，他的一条腿落在沙发外，另一条腿则伸得笔直，被娜迪娅的身体死死压住。他脑子里想着，自己的舌头正在绕圈，这属于一种周期运动，但很快，他的注意力就再也无法集中了。娜迪娅的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脸，这种压力似乎可以阻止他思想齿轮的复杂运动，就像那一次他和爱丽丝在一起时一样。

他的双手滑进了娜迪娅的内衣，与肌肤的接触并未使他感到不舒服。他们开始慢慢地脱掉衣服，既没有分开，也没有睁眼，因为房间太亮了，任何一点中断都会让他们放弃。

当马蒂亚慌乱地解着娜迪娅胸罩的搭扣时，他心想：“终于要发生了。”最终事情真的发生了，只是以你事先不知道的方式。

三五

法比奥很早就起床了，他关掉了闹钟，为的是不让爱丽丝听见。他走出卧室，强迫自己不去看妻子。爱丽丝此刻正睡在床上自己的那一侧，一只胳膊露在被单外面，手紧握着，好像梦见抓住了什么东西。

法比奥昨晚因筋疲力尽而进入梦乡，却做了一连串的噩梦，一个比一个阴郁。现在他觉得有必要让双手干点活儿，让自己出点汗，让身上脏一点，让浑身的肌肉感到疲劳。他考虑是否要去医院加个班，但今天他的父母会来吃午餐，这是每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惯例。他两次拿起电话，想告诉他们不要来了，因为爱丽丝不太舒服。不过那样的话，他父母一定会再打来电话，问这问那，像以前一样地担心，而他则又要和妻子商量办法，情况反而更糟。

在厨房里，他脱掉T恤衫，从冰箱里拿出些牛奶喝了。他可以装作没事，可以像往常那样，表现得好像昨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切还在照常进行，但是这一次，他感到喉咙深处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恶心感觉。他脸上的皮肤因面颊上的泪痕而变得紧绷，于是他在洗碗池前洗了把脸，然后用挂在一旁的抹布擦干。

他看着窗外，天阴沉沉的，但再过一会儿就会出太阳了，每年的这段时间天都是这样。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本该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骑自行车，沿着运河边的小路一直骑到公园里。在那里，他们会在喷泉那儿打水喝，并在草地上坐半个来小时。然后他们就往回走，这次他们要沿公路骑回来，他们还会在甜品店停一下，买一盒点心供午饭时享用。

法比奥的要求并不多，只是一般人都应该拥有的正常生活而已。

他只穿着内裤就下楼来到了车库里，从储物架顶端取下工具箱，箱子的重量使他一度恢复了轻松的状态。他拿出一柄一字螺丝刀和两把扳手——一把九号的、一把十二号的，开始一点一点地拆卸那辆自行车，动作有条不紊。

他先给那些齿轮涂上机油，然后用一块浸过酒精的抹布把车架擦得锃亮，还用指甲抠掉了残留在上面的泥点。他精心擦拭两个脚蹬之间的轴承，即便是连手指都进不去的缝隙也擦得干干净净。接着，他又把这堆零件重新组合在一起，然后检查了一下车闸，将它们调整得完全平衡。最后，他给两只轮胎打气，一边打，一边用手检测轮胎的压力。

完事后，他退后一步，把手在大腿上抹了抹，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却生出一种令人烦躁的孤寂感，于是他一脚把自行车踢翻在地。自行车像一只动物一样蜷缩在地上，一只脚蹬子在哗哗地空转，法比奥一直听着这让人昏昏欲睡的声音，直到它又静下来。

他刚要离开车库，却又返了回来。他扶起自行车，把它放回了原来的位置。他不由自主地去检查车摔坏了没有。他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就不能让一切保持混乱，让满腔的怒火发泄出来，或者是骂人、摔东西呢？因为他更喜欢让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即使在当它们不是这样的时候。

他关上灯，上了楼梯。

爱丽丝坐在厨房的餐桌前，若有所思地呷着茶，她的面前只有一个糖罐。见法比奥进来，爱丽丝抬起眼皮，注视着他。

“你怎么不叫醒我？”

法比奥耸了耸肩。他走到水龙头前面，把水开到最大。

“你正睡得香呢。”他回答道。

他往手上倒了些刷盘子用的洗洁精，在水龙头下反复揉搓着，要洗掉一道一道黑色的机油。

“我会耽误做午饭的。”爱丽丝说。

法比奥又耸了耸肩。

“午饭我们也可以不去管它了。”他说。

“怎么会出这种新鲜事？”

他开始更用力地揉搓双手。

“我不知道，只是个想法而已。”

“这想法可够新鲜的！”

“对，你说得对，这就是一个操蛋的想法。”法比奥咬牙切齿地反驳道。

他关上水龙头，急速走出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爱丽丝听到淋浴倾泻的水声，她把茶杯放进洗碗池，回房间换衣服去了。

法比奥睡的那一边，床单皱在了一起，上面全是被他的身体压出来的褶子。他的枕头对折起来，好像是把头放在枕头下面睡的一样。他的毯子都堆在了床尾，那是用脚蹬过去的。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汗味，每天早上都是这样。爱丽丝打开窗子，让清新的空气进来。

昨天夜里，她仿佛觉得那些家具都有了生命，开始呼吸起来，但那只不过是她房间里平平常常的家具，正如她冷淡的顺从一样，没有一点味道。

她收拾了床铺：重新铺平被单，再把被单的下角掖在床垫底下，然后把短边折回到枕头的一半位置，这是索莱达教给她的。完毕后，她开始穿衣服。洗手间里传出法比奥电动剃须刀的嗡嗡声，爱丽丝一直把这个声音与周末睡眼惺忪的早晨联系在一起。

她问自己，昨晚的争吵是与以往不同，还是会像平时那样得到和解，也就是法比奥洗完澡出来，赤着上身，从背后一把抱住爱丽丝，把头贴在爱丽丝的头发上，持续很长时间，直到那些积怨蒸发得烟消云散。此外，眼下没有其他任何可行的办法。

爱丽丝努力想象着如果不是这样，又会怎样。她专注地看着被风微微吹起的窗帘，隐隐约约地产生了放弃的念头，这仿佛是一个不祥的预感，有点类似于她在满是积雪的深沟里和马蒂亚的房间内，还有如今每次面对母亲平整如初的睡床时所产生的那种感觉。她把食指放在自己髋部凸显的骨头上，抚摸着它嶙峋的轮廓，她还没有准备好放弃现在这个体型。当电动剃须刀的声音停下来以后，爱丽丝摇了摇头，带着对午饭顽固而又急迫的思虑回到了厨房。

她把洋葱切成小丁，然后又切下一小块黄油，放在旁边的一个小碟子里。所有这些都是法比奥教她的。她已经习惯了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来处理食物，只是简单地遵循着做饭的程序，而最终做出来的东西则与她无关。

她取下拴住一把芦笋的红色橡皮筋，把芦笋用凉水冲了冲，放在砧板上，然后又把满满一锅水放在了火上。

她通过越来越近的细微声音感觉到法比奥已经到了房间里。她浑身僵硬，等待着丈夫身体的接触。

然而法比奥却坐在了沙发上，开始漫不经心地翻阅一本杂志。

“法比奥！”爱丽丝叫他，却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他没有应声，故意把书页翻得很响。他用手指捏住书页的一角，犹豫着该不该将它扯下来。

“法比奥！”她用同样大的声音又叫了一声，并把头转了过来。

“什么事？”

“能请你帮我拿一下米吗？放在了橱柜上层的隔板上，我够不着。”

这只是一个借口，他们两人都很清楚。这只是叫他过来的一个办法。

法比奥把杂志摔在茶几上，杂志撞上了一个用半个椰子壳挖成的烟灰缸，使它自己转了起来。他双手撑在膝盖上愣了几秒钟，似乎在考虑这件事。随后他猛然站起来，走向洗碗池。

“在哪儿？”他气哼哼地问道，故意不看爱丽丝。

“那儿。”爱丽丝指着说。

法比奥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冰箱旁边，椅子在地面的瓷砖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他光着脚踩上椅子，爱丽丝注视着他的脚，仿佛从未见过一样，望着这双脚出神，但同时又隐隐约约地有些害怕。

法比奥拿到了装米的纸盒，盒子是打开的。他摇晃了一下盒子，然后笑了，他的笑容让爱丽丝有不祥的感觉。他把纸盒斜向一边，大米开始撒落下来，就像一阵又白又细的小雨。

“你干什么？”爱丽丝说。

法比奥仍然在笑。

“给你米呀！”他回答说。

他更加用力地摇晃着盒子，米粒撒得厨房到处都是。爱丽丝向他走过来。

“别撒了！”爱丽丝对他说，但他却装作没听见。爱丽丝又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

“就像在我们的婚礼上一样[1]，你还记得吗？我们那场该死的婚礼。”法比奥吼道。

爱丽丝抓住了他的小腿，想让他停下来，但他却把米倒在了爱丽丝的头上，一些米粒粘在了她光滑的头发上。爱丽丝仰视着法比奥，再一次命令他住手。

一粒米碰到了爱丽丝的眼睛，让她感到疼痛。她闭着眼睛，在法比奥的小腿骨上打了一巴掌，而法比奥则拼命地摆动那条腿，他一不小心踢在爱丽丝左肩的下面。妻子努力用那条有残疾的腿保持平衡，身子先是向前倾，然后又向后仰，就像门上的合叶一样，最后她摔倒在地。

盒子里的米撒光了，法比奥站在椅子上惊慌失措，盒子倒着拿在手里，看着摔倒在地的妻子像猫一样蜷缩着。一道强烈的亮光掠过了他的大脑。

他从椅子上下来。

“爱丽丝，你摔疼了吗？”他说，“让我看看。”

法比奥用一只手托起爱丽丝的头，想看看她的脸，但她却把脸扭了过去。

“别碰我！”她向法比奥大叫道。

“宝贝，对不起，”法比奥央求道，“你是不是……”

“走开！”爱丽丝嚷道，这声喊叫的力度他们两个谁也没有料到。

法比奥立刻躲开，双手在不停地抖动，他退后了两步，结结巴巴地说了声“好吧”，然后就跑进了卧室。法比奥出来时已穿好了T恤衫和鞋子。他走出了家门，根本没有回头看看仍在原地没动的妻子。

[1] 在意大利的传统婚礼上有向新婚夫妇抛撒大米的习俗。在意大利语中，“大米”（riso）还有“笑容”和“快乐”的意思。

三六

爱丽丝把头发拨到耳朵后面，橱柜的小门仍在她的头上敞开着，那把椅子死气沉沉地摆在她面前。她并没有受伤，也不想流泪，对于刚才发生的一切作不出任何反应。

她开始捡拾散落在地上的米粒，起先还是一粒一粒地捡，后来就用手掌归拢在一起。

她站起身，将一把米扔进锅里，此时，锅里的水已经沸腾了。她愣在那里，看着米在锅里上上下下没有规律地翻动，这是由于对流作用造成的，有一次马蒂亚曾这样讲过。她关上火，走过去坐在了沙发上。

她一点也不想去收拾东西，只是等待着公婆的到来，让他们看看她这副样子。她想告诉他们法比奥是如何待她的。

但最终谁也没来，应该是法比奥事先通知他们了，或是他已经去了父母家，正在恶人先告状，对他们讲爱丽丝的子宫就像一片干涸的河床，他已经厌倦了再这样生活下去。

这个家沉浸在静默之中，光线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爱丽丝拿起电话听筒，拨通了父亲家的电话。

“喂？”是索莱达接的电话。

“嗨，索莱达。”

“嗨，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姑娘过得好吗？”

“还凑合吧。”爱丽丝说。

“怎么？出什么事了？”

爱丽丝沉默了几秒钟。

“爸爸在吗？”她问。

“正在睡觉，我去叫醒他？”

爱丽丝想到父亲，如今他孑然一身，只能和自己的思绪一起分享那个偌大的房间了，房间里关闭的百叶窗在他沉睡的身体上画出几道细细的光线。那些一直使他们产生隔阂的积怨已经完全被时间吸收，爱丽丝甚至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以前，那个家里最让她感到压抑的是父亲严肃而犀利的目光，然而现在，这恰恰是她所期待的。父亲什么也不会跟爱丽丝说的，因为他已经很少讲话了。他会一面抚摸着女儿的脸，一面吩咐索莱达到女儿的房间去换上干净的床单，仅此而已。妈妈去世后，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松弛了下来。但荒谬的是，自从法比奥进入了女儿的生活，父亲反而变得更加袒护女儿了。他不再讲述自己的事，完全让爱丽丝去说，而他自己则迷失在女儿的讲话声中，沉浸在女儿的声音中而不是讲话的内容里，还时常用沉思中的喃喃自语来表达意见。

他出现精神恍惚的现象差不多快一年了：一天晚上，他第一次把索莱达当成了自己的妻子费尔南达。他把索莱达拉到面前，想要吻她，就像真的是在对待妻子一样，弄得索莱达不得不在他脸上轻轻地打了一记耳光，而他挨打后则像孩子一样哭哭啼啼地表示不满。第二天，他什么也想不起来，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中断了时间那富于节奏感的流程。他催促索莱达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索莱达尽量回避这个问题，把话题岔开，但他却穷追不舍。在这位女管家说出真相后，他面沉似水地点点头，一边转身，一边低声说“我很抱歉”，然后就把自己锁在书房里，一直待到吃晚饭的时候，既没有睡觉，也没有做任何事。他坐在书桌前，把手放在胡桃木的桌面上，徒劳地恢复着记忆链条中缺失的部分。

类似这样的事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以至于他们三个——爱丽丝、她父亲和索莱达都竭力装作没事，期待着不会再发生这种事的可能。

“爱丽丝！”索莱达问她，“要我去叫醒他吗？”

“不，不用！”爱丽丝连忙说，“别叫醒他，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吗？”

“是的，让他休息吧。”

爱丽丝挂断电话，躺在了沙发上。她用力睁大眼睛，注视着水泥天花板。这一刻她想充分体验这种全新的且无法控制的变化，见证这个微不足道的悲剧性结局，而且记住此间的每一个细节，但仅过了短短几分钟，她的呼吸就逐渐均匀了起来——爱丽丝睡着了。

三七

马蒂亚为自己仍保留着某种本能而感到惊讶，因为这种本能已深藏于缠在他身上的、由思虑和淡漠结成的层层丝网之中。他也为自己在那一刻突然爆发出的强力而感到惊讶，这种力量毅然决然地支配了他的一举一动。

回到现实中使他更加痛苦。娜迪娅那陌生的身体压在他身上，他一面要接触到娜迪娅的汗水，一面要接触到身下褶皱的沙发布和两个人脱下的衣服，这些都让他喘不过气来。娜迪娅缓慢地呼吸着，马蒂亚想，如果他们两人呼吸周期之间的比例是个无理数的话，那么根本不可能将这两个周期联系起来并找到什么规律。

他张大嘴巴在娜迪娅的头发之外呼吸，以储备更多的氧气，但空气中充斥着某种稠密而沉重的物质。他想遮住自己的身体，于是将一条腿转动了一下，他感到自己的性器正松弛而冰冷地压在娜迪娅的大腿下面。由于动作笨拙，他的膝盖撞在了娜迪娅的身上，娜迪娅抖动了一下，抬起了头，刚才她已经进入了梦乡。

“对不起。”马蒂亚说。

“没关系。”

她过来亲吻马蒂亚，带来一股炽热的气息。马蒂亚一动不动，等着她吻完。

“我们去卧室？”她说。

马蒂亚点点头。其实他更想回到自己的寓所，回到那种令人惬意的虚无之中，但他知道那样做不合适。

当他们分别从床的两侧钻进被子时，都感觉到了尴尬和别扭。娜迪娅向他笑笑，好像在说“一切都好”。黑暗中，娜迪娅蜷缩着依偎在他的肩头。她又吻了马蒂亚一下，然后马上睡着了。

马蒂亚也合上了眼睛，但不得不又立刻睁开，因为一堆可怕的记忆正在那里等着他，就横七竖八地堆积在他眼皮下面。他的呼吸又一次哽在了喉咙中。他把左手伸到床下，将拇指在床下铁丝网尖锐的网结上蹭来蹭去。黑暗中，他把那个手指放进嘴里吸吮，血的味道让他平静了好几秒钟。

慢慢地，马蒂亚听到娜迪娅家中一些陌生的声音：冰箱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暖器在呼噜噜地响过几秒钟之后，家用锅炉就会“咔”的一声暂停工作，还有一只时钟，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让他觉得走得极为缓慢。他想移动双腿，从床上起来。娜迪娅睡在床的中间，占据了马蒂亚翻身的空间。她的发梢扎着马蒂亚的脖子，而她的呼吸又让马蒂亚胸前的皮肤变得干燥。马蒂亚心想，他今夜可能无法合眼了。时间已经很晚，或许已经两点多了，而一大早他还有课。课上他会累得要命，一定会在黑板上出错，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出丑。要是在自己家里，他或许能睡着，至少在剩下的这几个小时里他还能睡上一会儿。

如果我轻一点儿，她就不会察觉了，马蒂亚心想。

他仍旧一动不动地待了一分多钟，脑子里想着这件事。那些声音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家用锅炉又发出了一个清脆的跳动声，让他浑身僵住。终于，他决心要离开这里。

通过一系列细小的动作，他成功地把压在娜迪娅头下的胳膊抽了出来。睡梦中，娜迪娅感到少了些什么，于是就移动身体去找他。马蒂亚欠起上身，先把一只脚放到地上，然后再放另一只。当他下床的时候，床下的铁丝网微微发出嘎吱的声音，恢复了原位。

他转过脸看了看黑暗中的娜迪娅，这使他隐约记起在那个公园里回过身看米凯拉的那一刻。

他光着脚走进了客厅，从沙发上拿起自己的衣服，又从地上捡起鞋子，然后像平时那样拧开门锁，没发出一点声音。当他进入楼道时，裤子还拿在手里。此刻，他终于可以深深地呼吸了。

三八

星期六撒过大米之后，法比奥曾经打电话到爱丽丝的手机上，但那已经是当天晚上了。爱丽丝不明白为什么法比奥不先打家里的座机，后来她想到，也许是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一件关系到他们两个人的东西，在这种时候，法比奥不愿再与她分享什么，其实爱丽丝也有同感。这次通话时间很短，尽管还包括了很长时间的沉默。他说：“今晚我就住在这儿了。”这句话就如同一个已作出的决定。爱丽丝回敬道：“我看你明天也可以睡在那儿，你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然后，当那些纠缠不清的细节得到澄清后，法比奥补充说：“爱丽丝，我很遗憾。”爱丽丝挂断了电话，连一句“我也是”都没说。

爱丽丝没有再接电话。法比奥很快就不再继续拨她的手机了，处于自怜边缘的爱丽丝自言自语地说：“你看见了吧！”她光着脚在家里走来走去，胡乱收拾着丈夫的东西：一些文件和几件衣服，她把这些东西收敛在一个纸箱内，扔在了一进门的地方。

一天晚上，当她下班回来的时候，发现纸箱不见了。法比奥没有拿走更多的东西，所有家具都原封未动，衣橱里仍然放满了他的衣物，但客厅书架上有些书被抽走了，那些黑洞洞的缺口见证了他们关系解体的肇端。爱丽丝愣在那里，注视着那些缺口，她第一次感觉到所谓的落寞在身边变成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一个有着固体形状的庞然大物。

爱丽丝心怀慰藉地顺其自然了。她觉得以前的一切都是为别人做的，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弃、屈服，这样就行了。她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在自己的事上，但感到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那种疲惫感就像在黏稠的液体中前行一样。最后，她连最简单的活儿也不干了，要洗的衣服都堆在洗手间里，而她则一连几个小时躺在沙发上，她知道脏衣服都堆在那儿，而洗衣服只是一件手到擒来的事，但她全身没有一块肌肉认为这就是该去洗衣服的充分理由。

为了不去上班，她会谎称自己得了流感。她的睡眠时间大大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即便是大白天也照睡不误。她连百叶窗也不合上，只靠闭上眼睛来回避阳光、删除她周围的事物乃至忘记自己可憎的身体，这副身体已经越来越羸弱了，但仍在顽固地对她的思想发动进攻。那些沉重的后果总是挥之不去，就像有一个陌生人睡在她的身体里。但这个人在她身上经常是久久不肯睡去，即使是在爱丽丝昏昏欲睡的时候。爱丽丝睡得很沉，而且会不断地做梦，睡觉对于她来说越来越像一种依赖。倘或爱丽丝嗓子发干，她就会梦见自己呼吸困难；倘或她的一只胳膊因长时间地放在枕头底下而被压得发麻，她就会梦见是狼狗在啃噬这只胳膊；倘或她的双脚因翻身时露在被子外面而变得冰凉，她就会觉得又一次落入了谷底，雪一直埋到脖子上。但是她不害怕，而且几乎就没有害怕过。全身的麻木使她只有舌头还能动，她把舌头伸出来，想尝尝雪的滋味。雪是甜的，爱丽丝本想把面前的雪全吃光，但她的头却无法转动。这样，她只能待在那里，等待着寒冷爬上她的大腿，充满她的腹腔，再从肚子中扩散到血管里，冻住她的血液。

爱丽丝醒来后，仍然被那些结构已不完整的思虑侵扰着。她总是要到不得不起床的时候才肯起来，那种半梦半醒间的模糊意识慢慢变得稀薄，在她的脑子里留下一些像奶渍一样的痕迹，如同一些记忆的片段，这些片段与其他的记忆混杂在一起，简直就像真事一样。她在寂静的房子里到处游荡，就像是自己的幽灵，不慌不忙地依循着自己清醒的神志。“我真是在发疯！”她有时这么想，却并不介意。她甚至想笑，因为她终于在自己作出选择了。

晚上，她只吃些生菜叶子，而且是直接从塑料袋里抓着吃。那些菜叶很脆，没有任何味道，唯一能尝出的只有水的滋味。她吃这些生菜叶并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只是为了替代晚餐的仪式，从而以某种方式填满这段时间，因为她不知道在这段时间里该做些什么。她嚼着菜叶，直到这些不结实的东西让她感到恶心为止。

她从脑海中清除掉法比奥和她自己，以及所有那些徒劳的努力，为作出这些努力，她一直坚持到今天，却一无所获。她以一种冷漠的猎奇心理看着自己的软弱与偏执再次暴露出来，这一次她完全听任它们的摆布，反正她已是无能为力了。与自己的某些方面过不去只能落得个徒劳无功的下场，爱丽丝告诫自己，同时惬意地回想着自己的少女时代。那时候，马蒂亚走了，之后不久她母亲也走了，虽然两个人的方向迥异，却同样离她很远。马蒂亚，没错，让她一直念念不忘，每当想起他，就像又添了一种新病，然而她却不想让这病真正痊愈。只要一点点回忆就能让她犯起病来，其实那天下午，当她和马蒂亚坐在车里面对着公园时，她就已经犯病了，当时她把自己的脸完全贴在马蒂亚的脸上，以把那个可怕的地方从他眼前抹去。

她可以强迫自己不去回忆，但和法比奥一起生活的这些年来，她始终没有发掘出一个能让她刻骨铭心的印象，能像她对马蒂亚的记忆那样有着强烈绚丽的色彩，以至于她至今还能在皮肤、发根和双腿之间感受到。不错，曾有一次在里卡尔多夫妇家吃晚饭，席间他们有说有笑，还喝了很多酒，当她帮女主人阿莱桑德拉刷盘子的时候，被一只碎在手里的酒杯割破了大拇指指肚，她随即“唉呀”一声让酒杯滑落到地上。她的声音并不大，只是轻轻叫了一下，但法比奥却听见了，跑了过来。他弯着腰在灯下检查爱丽丝的大拇指，并拿到唇边吮吸了一下，以让血止住，就像那是他自己的手指一样。他一面含着爱丽丝的大拇指，一面抬眼看着爱丽丝，那清澈透明的眼睛让爱丽丝无法抗拒。接着，他用手攥住爱丽丝受伤的手指，又吻了她的嘴唇。爱丽丝觉得在法比奥的唾液里有自己血液的味道，她想象着这点血液在丈夫的体内循环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她自己的体内，是何等的干净，就像经过透析一样。

这只是其中的一次而已，此外还有无数次这样的事情，但爱丽丝都不记得了，因为那些我们不爱的人对我们的爱只停留在表面，很快就会挥发掉。现在留给爱丽丝的只有一道浅淡的红色痕迹，在她紧实的皮肤上几乎看不出来，那就是法比奥一脚踢到的地方。

有的时候，特别是晚上，她会想起法比奥的那句话：“这样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想象着那里边会出现一个生命，在她体内冰冷的液体中游泳。“你说这是为什么！”但她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原因，或不止有一个原因，也找不出什么根源，这一切都是她一人造成的，仅此而已，她不想让肚子里有任何人。

或许我应该把这话告诉法比奥，她心想。

于是她拿起手机，在通讯录中搜索到以F打头的名字。她用拇指摩挲着那个按键，几乎希望自己失手拨出这通电话。但最后她还是按下了红色的“返回”键。再见到法比奥、和他交谈、一切从头再来——所有这一切似乎要她付出残酷的代价，而她更喜欢静静地待在那里，看着客厅里家具上的那层灰尘日复一日地变厚。

三九

马蒂亚根本不看学生，当那些注视着黑板和他本人的清澈目光与他的目光交汇时，他都会感觉自己仿佛一丝不挂。他写下那些算式，并作出准确的点评，就像是讲给自己听一样。偌大的教室里只坐了十二名四年级的学生，他们选修了马蒂亚的代数拓扑学，教室的规模与学生的人数有些不合比例。学生们分布在前三排的座位上，差不多总是在固定的位置，彼此之间空开一张课桌，就像他在读大学时一样，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让他看到记忆中自己的影子。

安静中，马蒂亚听到教室后面的门开关了一次，但他没有回头，直到把一道证明题写完。他翻着自己的笔记，其实他根本不需要看。直到他把那一沓纸重新整理好，才发现一副新面孔出现在他视阈最上方的边缘。他抬起头，认出那是娜迪娅。她正坐在最后一排，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跷着腿，没有和马蒂亚打招呼。

马蒂亚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惊慌，继续讲解下一个定理。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的思路中断了，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在笔记上查找衔接的地方，但精神却无法集中。学生中传出一阵嘁嘁喳喳的声音，刚好能听到，因为从课程开始到现在，老师从来没有过这种犹犹豫豫的情况。

他又开始讲课了，一口气把这个问题讲完，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奋笔疾书。他的腰弓得越来越厉害，一直往下写着，渐渐推进到了黑板的右下角。他把最后两步证明挤到了上面的角落里，因为黑板上已经没有充足的地方了。几个学生向前探着身子，以看清那些与周围的公式混杂在一起的指数和根数。当马蒂亚说“好，我们明天见”的时候，离下课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他放下粉笔，看着学生们都站起来，他们有点不知所措，在走出教室之前纷纷和老师点头告别。娜迪娅还坐在那里，还是那个姿势，谁也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

教室里只剩下他们二人，他们之间的距离似乎非常遥远。马蒂亚迈步向她走过去，与此同时，娜迪娅也站了起来。他们差不多在教室的正中相遇，不过两人之间保持着足足一米的距离。

“你好！”马蒂亚说，“没想到……”

“听着，”娜迪娅打断他的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脸，“我们彼此根本不了解，我很抱歉突然出现在这里。”

“不，别……”马蒂亚想说话，但娜迪娅没让他开口。

“我醒来以后发现你不见了，你至少应该……”

她停顿了一秒钟。马蒂亚被迫低头向下看，因为他感到眼睛灼痛，好像连续一分多钟没有眨眼一样。

“反正这无所谓。”娜迪娅接着说，“我不会去追任何人，我已经不想那么做了。”

她把一张纸条递给马蒂亚，马蒂亚接了过来。

“这上边有我的电话号码。但如果你想打电话的话，就别耽搁太久。”

两个人都低头看着地面。在娜迪娅正准备迈步向前的时候，她高跟鞋的鞋跟微微晃动了一下，然后她猛然转过身去。

“再见！”她说。

马蒂亚没有答话，只是清了清嗓子。他想，在娜迪娅走到门口之前，只有一段很有限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不足以让他作出什么决定或表达什么意愿。

娜迪娅在门口迟疑了一下。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心事，”她对马蒂亚说，“但不管有什么事，我想我都会喜欢你。”

说罢，她出去了。马蒂亚看着纸条，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连串数字，其中奇数居多。他收拾好讲台上的讲义，却一直等到下课才出去。

办公室里，阿尔贝托正在接电话，他把话筒夹在下巴与脸颊之间，以便腾出双臂来比比划划地做手势。他抬了一下眉毛，向马蒂亚打了招呼。

他一挂上电话，就一下靠在了椅背上，同时伸直了双腿，向马蒂亚诡异地一笑。

“怎么样？”他问马蒂亚，“我们昨天玩得太晚了吗？”

马蒂亚故意不去看他，只是耸了耸肩。阿尔贝托站起身，来到马蒂亚的椅子后面，像拳击教练对待拳手一样拍打着马蒂亚的肩膀。马蒂亚向来不喜欢别人碰他。

“我明白了，你不想说。好吧，我们说点别的，我为我们那篇论文凑合写了个提纲，你想看一眼吗？”

马蒂亚点点头。他用食指轻轻敲击着电脑上的“0”字键，等着阿尔贝托把手从他肩膀上移开。昨夜的一些场景，总是那几幅画面，像一道道微弱的闪电掠过他的脑海。

阿尔贝托回到座位上，让自己跌坐在椅子上，有些厌烦。接着他开始在一摞乱七八糟的文件中翻找那篇文章。

“噢，”他说，“这是寄给你的。”

他把一个信封扔到了马蒂亚的桌子上。马蒂亚看了一眼，但没有碰它。信封上，他的名字和大学地址是用浓浓的蓝色墨水写的，那字迹肯定会洇透纸背。马蒂亚名字的第一个字母“M”是以直直的一竖开始的，然后与它稍稍分开一点，是一道柔软而凹陷的曲线，曲线一直向下，连接着右边的一道竖线。名字中的两个“t”则被一道横线贯穿起来，所有这些字母都有点倾斜，堆在一起就像一个倒在另一个身上。地址中有一个拼写错误，在“sh”的前面多加了一个“c”。只要看见这信封上的任意一个字母，马蒂亚就能立刻辨认出那是爱丽丝的笔迹，即使是从他姓氏“巴洛西诺”中字母“B”的那两个大腹便便但却又不对称的圈圈上也能认得出来。

他咽了一口唾沫，在自己桌子的第二个抽屉里摸索着开信刀。他精神紧张地在手指间翻转着开信刀，然后将它插入信封的封口处。他的双手在颤抖，为了控制住自己，他便更加用力地握紧了开信刀的手柄。

阿尔贝托在书桌的另一端窥视着马蒂亚，他假装还没有找到那篇文章，其实文章就放在他面前。马蒂亚手指的颤动十分明显，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能看到，但那封信藏在他的手掌中，阿尔贝托无法看到。

阿尔贝托观察着这位同事，见他闭上双眼待了好几秒钟的时间，然后再睁开眼环视四周，就像一时慌乱后，又突然恢复常态一样。

“谁给你写的信？”阿尔贝托斗胆问道。

马蒂亚用一种怨恨的目光盯着阿尔贝托，好像根本没认出这位同事一样。然后他站起身，没有理会那个问题。

“我得走了。”他说。

“啊？”

“我得走了。我想……回意大利。”

阿尔贝托也站了起来，仿佛想要拦住他。

“你在说些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他下意识地凑过去，想再一次偷看那封信，但马蒂亚却把信藏在了手掌和毛衣粗糙的表面之间，捂在肚子上面，好像是有什么秘密。信纸四个白色的角中有三个露在了他手指的外面，让人凭直觉判断出纸是正方形的，仅此而已。

“没事。我不知道。”马蒂亚回答说，一只胳膊已伸进了风衣的袖子。“但我还是要回去。”

“那论文怎么办？”

“等我回来再说吧，你只管往下写。”

说罢，他出了办公室，没有给阿尔贝托留下抗议的时间。

四〇

爱丽丝回去上班的第一天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她按掉闹钟后根本没有醒过来。当她准备出门的时候，总是要被迫停下来，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让身体付出难以忍受的辛苦。

克罗扎并没有责备她，他只要看看爱丽丝的脸就什么都明白了。爱丽丝的脸颊凹陷，那双眼睛虽然在脸上显得很突出，却暗淡无光，被一层令人恐惧的冷漠覆盖着。

“对不起，我迟到了。”爱丽丝说着走进来，但没有真正表示歉意的意思。

克罗扎翻过一页报纸，没忍住看了一眼时钟。

“有些照片要在十一点前冲印出来。”他说，“还是平时那些破玩意儿。”

他清了清嗓子，又把报纸向上举了举，用眼角的余光窥测着爱丽丝的一举一动。他看见爱丽丝把包放在了平时的地方，脱下外套，坐在冲印机前。她的动作非常缓慢，还特别的精确，这恰恰透露出她正在竭力地装作一切都好。克罗扎看着她用手托着下巴，愣在那里好几秒钟，最后用双手把头发拢到耳朵后面，决定开始干活。

克罗扎不动声色地打量着爱丽丝那过于瘦弱的身体，她的身体隐藏在高领棉衫里，裤子显得很肥大，根本贴不到腿上，更明显的是那双手，但是面部轮廓比手还要消瘦。克罗扎很生气，却无可奈何，因为他在爱丽丝的生活中无足轻重，但爱丽丝无疑对他非常重要，就像亲生女儿一样，只不过名字不是他给取的罢了。

他们一直工作到午饭时间，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用头部动作来交换必要的信息。一起在这里工作了这些年，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似乎成了无意识的，他们敏捷地运动着，合理地分享着这里的空间。那架旧尼康相机还在柜台下那个黑色摄影包里放着，有时他们两个都会怀疑它是否还能使用。

“我们去吃午饭了……”克罗扎冒昧地说。

“午饭的时候我有事，”爱丽丝打断他的话说，“对不起。”

他点点头，若有所思。

“如果你不舒服，下午就可以回家了。”他说，“你看见了，没那么多活可干。”

爱丽丝警觉地看着他。她装作收拾柜台上的东西：一把剪刀、一个装照片的纸袋、一支笔和一卷被剪成四等份的底片，其实她只是简单地把它们交换了一下位置。

“不用。为什么要回家？我……”

“你们多久没见面了？”老摄影师打断了她的话。

爱丽丝微微吓了一跳。她把一只手伸进包里，就像怕手受到伤害似的。

“三个星期，差不多吧。”

克罗扎点点头，然后又耸了耸肩。

“我们走。”他说。

“可是……”

“快点儿，我们走！”他又说了一遍，更加坚决。

爱丽丝考虑了一下，决定跟他去。他们锁上了商店的大门，门里面挂着的风铃在黑暗中丁当作响，随即又停了下来。爱丽丝和克罗扎一起向这位摄影师的车子走去，他走得很慢，但没有让人看出他是在有意适应爱丽丝艰难的步伐。

他那辆旧蓝旗亚轿车打了两次火才启动，克罗扎从牙缝里小声蹦出句脏话。

他们沿着大路行驶，快到桥边的时候，老摄影师把车向右转，驶上了河边的那条路。当他并到右边的车道，打着转向灯准备再次拐弯进入医院那条街的时候，爱丽丝一下怔住了。

“这是去哪儿……”她试问。

克罗扎把车停在一间卷帘门拉到一半的厂房门口，这里紧挨着医院急诊区的入口。

“这不关我的事，”他说话时眼睛没有看爱丽丝，“但你必须进去，找法比奥，或者别的大夫。”

爱丽丝盯着他，开始时的不安已经被现在的愤怒所取代。此时的街道寂静无声，大家不是窝在家里，就是在酒吧里吃午饭。梧桐树的叶子静静地摇曳着。

“我从没见过你这副样子，自从……”老摄影师犹豫了一下，“自从我认识你以来。”

爱丽丝心里掂量着“这副样子”这几个字，听起来有些可怕，于是她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但那个镜子却只能照见右边的车身。爱丽丝摇摇头，然后打开门锁下了车。她重重地关上车门，没有回头，步伐坚定地朝着与医院相反的方向走去。

她用尽全身力气加快脚步，为了尽快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倚老卖老的克罗扎，但只走出了一百多米远，她就不得不停了下来。她喘不上气来，而且每走一步，那条腿就会更疼一些，脉搏跳动着，就像在求她可怜。那条腿的骨头好像要生生扎进肉里一样，或许又错位了。爱丽丝把身体的重心移到右腿上，吃力地保持着平衡，同时一只手扶着身边粗糙的墙壁。

她等着这阵疼痛过去，等着那条腿重新回到平时迟钝的状态，等着呼吸恢复成一种不自觉的动作。她的心脏慢慢泵压着血液，虽然不能确定，但可以感觉到血会一直流到耳朵里。

“你要去找法比奥，或者别的大夫。”爱丽丝耳边回响着克罗扎的声音。

那然后呢？她想。

她转过身，步履艰难地向医院走去，但没有明确的意图。她的身体本能地选择了这条路，便道上与她邂逅的行人都闪到了一旁，因为她有些摇摇晃晃的，只是自己没有察觉。有些行人停下脚步，犹豫着要不要帮她一把，但后来又都走了。

爱丽丝走进圣母慈悲医院的院子，她没有去回忆当年和法比奥在这同一条小径上散步的情景。她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经历过过去，好像置身于此却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她很疲劳，这种疲劳感只有空虚才能造成。

她抓着楼梯的扶手登上台阶，在门口站住了脚。她只打算走到这里，让急诊区的自动门自行开启，然后等上几分钟，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恢复体力，然后就离开这里。这么做可以使偶然性稍稍加大一些，她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出现在法比奥所在的地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她不想照克罗扎说的去做，她谁的话也不想听，甚至不想承认自己真的希望遇到法比奥。

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自动门开了，爱丽丝往后退了一步，门又关上了。

你还等什么呢？她反问自己。

她想坐几秒钟，希望法比奥能经过这里。她的身体在向她要求着什么，每一根神经都在那里呼号，但她却不愿去听。

当爱丽丝再一次听到自动门发出电流的咝咝声时，她转过了身。她抬眼看去，第一反应就是相信这一次她丈夫真的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门又开了，法比奥没有出现，而是一个女孩站在了门的那一边。自动门的感应器感知到了她，但她却没有出来。她站在原地没动，正用双手抚平自己的裙子。然后她模仿着爱丽丝的动作，向后退了一步，于是自动门又合上了。

爱丽丝观察着这个女孩，对她的举动感到好奇。爱丽丝发现这个女孩也不是很年轻了，大概和自己年龄相仿。女孩的上身微微前倾，肩膀窄窄的，向下垂着，仿佛是周围的空间不够她伸展。

爱丽丝觉得这女孩有点眼熟，也许是因为那面部的表情，但她一时无法对上号。爱丽丝的思绪在自我封闭着，徒然地空转。

接着，那个女孩又玩了一次：先向前走，然后并齐双脚，等几秒钟后再抽身后退。

这个时候，她抬起头，在玻璃门那边向爱丽丝笑了笑。

一阵电流一节一节地穿过了爱丽丝的脊椎，直到消失在她那条残腿上。她屏住了呼吸。

她想起还有一个人也会这样微笑——只翘起上唇，刚好露出两颗门牙，嘴巴的其他部分则保持不动。

这不会是真的，她想。

她凑上前去，想看清楚一些，于是门一直都在开着。那个女孩似乎很失望，用疑问的目光盯着她。爱丽丝懂了她的意思，向后退去，让她继续玩这个游戏。她又玩了起来，像没事人一样。

她有着同样乌黑浓密的头发，只在发根处有些弯曲，那种头发爱丽丝只有很少几次机会能够摸到。她的颧骨非常突出，遮住了她黑色的眼睛，看着这双眼睛，爱丽丝认出了马蒂亚那深邃的双眸和眼中幽暗的光芒，曾有多少个夜晚，那双眼睛让爱丽丝难以入眠。

“就是她！”爱丽丝心想，一种近乎于恐惧的感觉扼住了她的喉咙。

她下意识地在包里摸索照相机，但她身上连一个傻瓜机都没带。

她继续看着那个女孩，不知如何是好。爱丽丝来回转着头，视线时常变得模糊，好像眼球的晶体无法调整出适当的弧度。她用发干的嘴唇说出“米凯拉”三个字，但嘴里却没有吐出足够的气息。

那女孩好像从不知疲倦，她像个小孩一样在玩着自动门的感应器。此时，她正在小步跳跃着，忽前忽后，好像是要等到自动门失灵。

一位老太太从楼里走了过来，一个黄色的长方形大信封露在她的挎包外面，那大概是一张放射科的检验报告。老太太二话不说，挽着女孩的胳膊，把她拉了出来。

女孩没有反抗，当她经过爱丽丝的身边时，又回过头看了那扇自动门一会儿，或许是感谢它让自己这么开心。她与爱丽丝近在咫尺，以至于爱丽丝都能感觉到她身体移动时产生的气流。爱丽丝只要伸出手就能触到那女孩，但她却像瘫痪了一样动弹不得。

她目送那两个女人慢慢地走远了。

这时，又有人在进进出出，自动门不断地开开关关，爱丽丝的脑子里满是这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节奏。

她仿佛一下子清醒过来，叫了一声“米凯拉”，这一次她终于放开了嗓子。

那女孩没有回头，她身边的老太太也没有回头。她们一点也没有改变前行的脚步，好像那个名字与她们没有任何瓜葛。

爱丽丝觉得应该跟着她们，应该从近处看看那个女孩，和她讲话，了解她。她抬起右脚放在第一级台阶上，然后再移动左腿，但那条腿却在原地一动没动，好像是睡着了。她发现自己失去了重心，向后倒去，于是想用一只手抓住楼梯扶手，但没有抓到。

她像一根折断的树枝一样无力地倒在地上，沿着剩下的两级台阶滑了下去。

她虽然倒在地上，但还来得及看着那两个女人在街角处消失。然后她觉得空气中的湿度已经饱和，耳边的声音愈发圆润，愈发遥远。

四一

马蒂亚跑着下了三层楼梯，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他遇到了自己的一个学生，那学生想拦住他问些问题，而他却一面绕过学生，一面说：“抱歉，我有急事。”就在他试图绕过学生的时候，险些绊了一跤。跑到一楼前厅的时候，他突然放慢速度，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依旧走得很快。地面上深色的大理石平滑光亮，像平静的水面一样倒映着上面的人和物。马蒂亚和门房点头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一阵寒冷的空气突然向他袭来，他不禁反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呀？”

现在，他坐在楼门对面的石台上，心里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反应，好像这些年来他就是为了等待一个返回的信号。

他又看了一下爱丽丝寄来的照片：他们两个在一起，站在爱丽丝父母的床前，装扮成新郎新娘的样子，身穿散发着樟脑味的礼服。马蒂亚一脸屈从的神情，而爱丽丝则笑得很开心，她一只手搂着马蒂亚的腰，另一只手因举着相机而消失在画外，现在，她的这只手仿佛正伸向已长大成人的马蒂亚，准备抚摸他。

在照片的背面，爱丽丝只写了一行字，然后在下面签上了名字：

你得来一趟。

爱丽丝

马蒂亚想为这句话找到一个解释，更想弄明白自己这种稀里糊涂的反应是为什么。他想象自己从机场的“到达”出口出来，看到爱丽丝和法比奥正在护栏外面等他。他和爱丽丝打了招呼，吻了她的脸，接着再和她丈夫握手并彼此自我介绍。他和法比奥会假意争抢着把行李箱拖到汽车跟前，一路上他们会拼命讲述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好像这样就真的可以概括自己的生活状况一样，其实这毫无用处。马蒂亚坐在后座上，他们夫妇坐在前面，三个陌生人装作彼此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不疼不痒地说着话，只是为了避免沉默的尴尬。

这毫无意义，马蒂亚心说。

这种清醒的想法让他感到一丝释然，仿佛在片刻的迷惑之后，他又重新占据了自己的头脑。他用食指在照片上弹了一下，心里已经决定将它抛开，回到阿尔贝托那里，继续他们的工作。

正当他出神的时候，基尔斯滕·戈尔巴恩走了过来，她是来自德累斯顿的博士后，最近马蒂亚和她共同发表了几篇论文，她过来瞥了一眼照片。

“你妻子？”她轻松地指着爱丽丝问道。

马蒂亚仰头看着站在他身边的基尔斯滕，他本想把照片藏起来，但马上想到那样太没有礼貌。基尔斯滕长着一张长脸，就像有人抓住她的下巴用力拉成的一样。她曾在罗马读过两年书，学了一点意大利语，但把所有“o”音都发得很紧。

“嗨！”马蒂亚犹豫地和她打招呼，“不，不是我妻子，只是……一个朋友。”

基尔斯滕窃笑着，不知为什么事而开心，她从双手捧着的一次性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

“她很可爱。”她评论说。

马蒂亚看着她，感到有些不自在，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照片。是啊，她的确很可爱。

四二

爱丽丝醒过来的时候，一个护士正在为她测量脉搏。她躺在病房门口的一张病床上，床略微倾斜，她脚上还穿着鞋，就躺在白色的床单上。爱丽丝突然想到，法比奥可能会看到她落得现在这副模样，于是猛地坐了起来。

“我没事。”她说。

“快躺下！”护士命令她说，“现在我们做个检查。”

“不用了，真的，我没事。”爱丽丝坚持说，她战胜了那个坚持把她留住的护士。法比奥并没在这里。

“小姐，您昏倒了，需要看医生。”

但爱丽丝已经站在了地上，她看了一下，包还在身边。

“没事了，请您相信我。”

护士仰头看天，没有提出异议。爱丽丝不自在地环视四周，就像在找什么人。然后她说了声谢谢，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刚才摔的那一下并无大碍，只是磕到了她的右膝盖，她感到牛仔裤下的那片淤青在有节奏地跳动。她的双手擦破了一点儿皮，而且还沾着灰尘，好像她在院子里的鹅卵石上故意蹭的一样。她吹掉了手上的灰尘。

爱丽丝来到接待处，把脸凑近圆形的玻璃窗口。窗口里边的那位女士抬眼看着她。

“您好！”爱丽丝说。她不知道该如何说明情况，也不知道自己失去知觉有多长时间。

“刚才……”她说，“我站在那边……”

她指着自己先前所处的位置，但那位女士并没有转头去看。

“那儿有个女的，就在大门那儿。我感到不舒服，昏过去了。然后……对，我需要查查那个人叫什么。”

工作人员在桌子后面一头雾水地看着她。

“您说什么？”工作人员问道，脸上一副怪异的神情。

“好像很奇怪，这我知道。”爱丽丝坚持说，“但或许您能帮我，您能把今天在这个病区看过病的病人名单给我看看吗？或者做过检查的病人。只要女病人就行，我只要女的就够了。”

那位女士上下打量着她，然后冲她冷笑了一下。

“我们无权提供这类信息。”她回答说。

“这非常重要，求您了，真的非常重要。”

工作人员用笔敲着面前的登记簿。

“我很抱歉，这真的不可能。”她生气地回敬道。

爱丽丝叹了一口气，准备离开那个窗口，但马上又凑了上去。

“我是罗韦利大夫的妻子。”她说。

那位女士在椅子上直了直身子，挑了一下眉毛，然后继续用笔“嗒嗒嗒”地敲着那个登记簿。

“我知道了，”她说，“如果您愿意，那么我可以通知您的丈夫。”

说着，她拿起电话准备拨内线，但爱丽丝用一个手势制止了她。

“不用了，”她对那位女士说，没有控制自己的声调，“不需要！”

“您确定？”

“是的，谢谢。不必了。”

爱丽丝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路上她想不起别的东西，她的脑子正在慢慢清醒过来，但是掠过她脑海的所有影像都被那个女孩的面容取代了。女孩脸上的细节已逐渐模糊不清，迅速沉入了一片由无足轻重的记忆汇成的海洋，但那种说不出的亲切感却真真切切地保留着。她那与马蒂亚一模一样的笑容和她本人一起，断断续续地映在那扇玻璃门上。

也许米凯拉还活着，爱丽丝看见的正是她。这太荒唐了，但爱丽丝却不能不这样认为，好像她的大脑死乞白赖地需要那样一种想法，好像她只有死死地抓住这个想法才能继续活下去。

爱丽丝开始推理，从而提出假设，她想还原事情的经过。也许是那个老太太拐走了米凯拉，那天她在公园里遇见了米凯拉，就把这个小女孩带走了，因为她做梦都想要一个小女孩，但是自己却没法生养。也许她的肚子有毛病，或许她自己根本不想生。

就和我的情况一样，爱丽丝心想。

她偷了孩子以后，把孩子在远离此地的家中养大，就像是她亲生的一样，给孩子另取了名字。

可是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呢？为什么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她会来冒这个被发现的危险呢？或许是罪恶感正在吞噬着她，或者她只是想挑战命运，就像爱丽丝本人曾在肿瘤病区门前久久徘徊一样。

也许这根本不关那个老太太的事，她是在米凯拉走失很久以后才遇见这个女孩的，她根本不知道米凯拉的身世和真正的家庭，就像米凯拉也完全不记得她自己是谁一样。

爱丽丝想起了马蒂亚，他坐在爱丽丝那辆旧汽车的驾驶室里，指着对面那些树，目光暗淡而涣散，透出死亡的意味。他说：“她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霎时间，爱丽丝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完全吻合，那个女孩的确就是米凯拉，马蒂亚失踪的孪生妹妹，因为她的每一个细节都对得上号：宽阔的额头、颀长的手指以及小心翼翼地活动手指的方式。尤其是那个幼稚的游戏，更能说明问题。

然而一秒钟之后，爱丽丝就感到了混乱，所有那些片断都衰竭为一种隐隐的疲劳感，而造成这种感觉的正是几天来一直让爱丽丝感到太阳穴发紧的饥饿，爱丽丝担心自己又要失去知觉了。

爱丽丝回到家，让门虚掩着，钥匙就留在锁孔里。她跑进厨房，拉开橱柜，连外套都没顾得脱掉。她找到了一盒金枪鱼罐头，打开盒子直接吃了起来，连油都没有沥干。鱼的味道让她感到恶心。她把空罐头盒扔进洗碗池，然后又拿起一盒豌豆，用叉子从浑浊的汤汁中捞出来吃，一口气吃掉半盒。豌豆的味道就像沙子，光滑的豌豆皮粘在了爱丽丝的牙齿上。接着，她又拿出一包饼干，这包饼干在法比奥走的那天就已经打开了。她一片接一片地吃了五片，只嚼上两下就吞咽下去，饼干的碎屑就像碎玻璃一样刮着她的喉咙。爱丽丝直到感觉胃部剧烈痉挛，不得不坐在地上去对抗疼痛时才停住嘴。

疼痛过后，爱丽丝从地上站起来，走进暗房。她毫无顾忌地跛着脚走路，就像从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样。她从第二层隔板上拿下一只盒子，盒子的一边用红色记号笔写着“快照”字样。她把盒子里的照片都倒在了桌子上，用手指一张一张地摊开，有些照片都粘在了一起。爱丽丝把照片飞快地扫视了一遍，最后找到了她想要的那张。

她久久地端详着这张照片：那时马蒂亚很年轻，她也一样。马蒂亚歪着头，那表情让人很难揣摩，也很难判断他和那个女孩的相似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太久了。

这个静止的影像让爱丽丝浮想联翩，她在脑子里将以往那些动作、声音碎片和久违的感觉重新拼合在一起，让自己沉浸在一种痛并快乐的思恋中。

假如她能选择一个起点重新开始的话，她会选择这一点：她和马蒂亚在一个寂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很害羞，犹犹豫豫地相互触碰着，但他们的轮廓却又是那样的贴合。

她应该告诉马蒂亚。只有亲眼见到他本人，一切才能澄清。只要他的妹妹还活着，马蒂亚就有权知道。

爱丽丝第一次感到将他们分开的整个空间不过是一段微不足道的距离。她确信马蒂亚还在那里，好几年前她曾给马蒂亚往那里写过几封信。如果马蒂亚搬走的话，她会有某种感觉的。因为在她和马蒂亚之间连着一条隐形的丝线，这条线很有弹性，只是被埋在一堆无关紧要的小事底下。这样的线只能存在于像他们这样的两个人之间：两个人都能在对方的身上寻找到和自己一样的那种孤独。

爱丽丝在那堆照片下面摸到了一支笔，她坐下来，开始往照片背面写字，同时非常小心地不让手蹭到墨水。最后，她把那些字迹吹干，找了一个信封装上照片，封上了口。

或许他能来，她想。

一种惬意的忧虑传遍了她全身的骨髓，她不禁笑了起来，仿佛时间真的就此重新开始了。

四三

马蒂亚乘坐的飞机在对准跑道的方向准备降落之前，先掠过了葱绿的山丘，飞越了大教堂，并在市中心的上空盘旋了两圈。马蒂亚以那座桥——就是那座最古老的桥——作为参照物，从那里沿着一条马路一直找到他父母住的地方。那里的颜色还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认出了那个公园，就在他家附近，公园被两条汇成一道平缓曲线的大马路夹在中间，一条河将它分为两半。在一个如此明澈的午后，从空中可以一览无余，什么也无法隐去身形。

马蒂亚向前探了探身，以看到被飞机抛在身后的景物。顺着那条蜿蜒爬上小山丘的道路，他找到了德拉·罗卡家的那幢房子，房子的立面是白色的，窗子一个紧挨着一个，整幢房子很像是一个巨大的冰块。再往山上一点就是他原来的学校，教学楼外悬着那道绿色的消防梯，马蒂亚还记得那楼梯的表面摸上去既冰冷又粗糙。

他今生的另一半时光，也就是已走完的那一半，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那座建筑很像一座由彩色立方体和了无生气的结构组成的巨大模型。

他从飞机场打了辆出租车。父亲本来执意要到机场接他，但他说：“不用，我自己走。”那种语气他父母非常熟悉，想说服他是徒劳的。

他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望着自己的旧居，这时，那辆出租车已经走远了。他的背包斜挎在身上，很轻，里面只有充其量够两三天换洗的衣服。

他发现楼门没有锁，就直接爬上了他家所在的楼层。他按下门铃，但没有听到屋里传来任何声音。然后他父亲来开了门，在他们未能开口说话之前，先相视一笑，彼此注视着逝去的光阴带给对方的变化。

彼得罗·巴洛西诺老了。他不只是头发白了，手背上的血管也变得厚重而突出。在儿子面前的站姿也能反映出他的衰老，他全身在不由自主地颤抖，身体支撑在门把手上，似乎他已不能仅靠双腿的力量来让自己站稳了。

父子二人相互拥抱，动作有些笨拙。马蒂亚的背包带在肩头滑动，落在他们之间，于是他索性让背包掉在地上。他们父子的体温仍然相同。彼得罗·巴洛西诺抚摸着儿子的头发，不由得想起太多往事，一下子感受这么多事，让他感到胸口疼痛。

马蒂亚看着父亲，用眼神问他妈妈在哪儿，他明白了儿子的意思。

“妈妈正在休息。”他说，“她不太舒服，可能是这些天太热了。”

马蒂亚点点头。

“你饿吗？”

“不饿，只想喝点水。”

“我马上给你拿。”

父亲匆匆跑到厨房，好像是在找借口从这里溜走一样。马蒂亚心想，剩下的只有这些了，他觉得父母对他的爱已经化为小小的关心，还有每周三在电话里罗列出的那些一成不变的牵挂：吃没吃饭、是冷是热、累不累，有时还会问钱够不够用。而其余的一切则沉入了深不见底的地方，那些从未谈过的话，那些需要编造和相信的借口，以及那些需要更正但却始终不变的记忆都聚集在那里，凝结成一个块垒。

马蒂亚穿过走廊来到自己的房间。他确信会看到每一样东西都和他当初离开家时一样，好像这个空间对于时间的侵蚀作用具有免疫力，好像他不在的这些年对于这里来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当他看到这里的一切都改变了的时候，顿时感到一种被疏远的失落，这类似于那种对死亡的恐惧感。原来淡蓝色的墙壁已被乳白色的壁纸所覆盖，使房间明亮了许多。床的位置是那只在客厅里放了很多年的长沙发。他的书桌还在窗前，但上面已没有他的东西了，只有一摞报纸和一架缝纫机。房间里没有照片，既没有他的，也没有米凯拉的。

马蒂亚站在门口，好像未经许可不敢进去一样。父亲手里端着一杯水走过来，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

“你妈妈想学缝纫，”他说，像是在为自己开脱，“但很快就厌烦了。”

马蒂亚一口气把水喝光，把背包靠墙边放下，以免挡路。

“现在我要走了。”他说。

“这就要走吗？可你才刚到啊……”

“我要去见一个人。”

他从父亲身旁经过，回避着父亲的目光，用后背贴着墙蹭了出去。父子二人的体型极为相似，两个粗壮的成年男人无法靠得太近。他拿着杯子进了厨房，把杯子冲了冲，然后倒扣在沥干架上。

“我晚上回来。”他说。

他向父亲挥手告别，此时父亲已站在客厅中央，这一幕恍如前世，父亲就站在同样的位置上，拥抱着妈妈，和她谈论着马蒂亚。其实爱丽丝并没有在等他，他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爱丽丝，只是想马上离开这里。

四四

第一年的时候他们曾经通过信。那是爱丽丝先开始的，就和每一件与他们俩相关的事情一样。她寄给马蒂亚一张蛋糕的照片，蛋糕上用切成一半的草莓有些歪斜地拼成“生日快乐”的字样。在照片背面，爱丽丝只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母“A”和一个句点，其他什么也没写。蛋糕是她自己做的，为了给马蒂亚庆贺生日，然后她就把蛋糕整个扔进了垃圾箱。马蒂亚的回信密密麻麻地写了四页，他在信中向爱丽丝讲述了在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又不通语言的艰难，还请爱丽丝原谅他的离去。至少爱丽丝是这么理解的。关于法比奥，马蒂亚只字未提，无论是第一封信，还是在后来的信里。然而，他们俩都感觉到了法比奥的存在，既奇特，又具有威胁性，就出现在信纸边缘以外不远的地方。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彼此的回信很快就变得冷淡起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久，直到联系完全中断。

几年后，马蒂亚收到了一张卡片，那是爱丽丝和法比奥的婚礼请帖。他用一段胶条把请帖粘在了冰箱门上，好像是让它在那里提醒自己什么。每天早晚，他都会站在请帖前，而每一次那请帖给他带来的痛苦都会减少一点。距婚礼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给爱丽丝拍了一封电报：“感谢邀请，但因工作之故无法出席。谨祝幸福，马蒂亚·巴洛西诺。”在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他用了整整一个上午选了一只水晶花瓶，然后按照新的地址寄给了这对新人。

他从父母家出来后并没有按那个新地址去找爱丽丝，而是径直向小山上走去，来到德拉·罗卡家的那座楼前。他和爱丽丝一起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下午。他肯定爱丽丝不在那里，但还是想装作一切如初的样子。

他在按下对讲器之前犹豫了很久。对讲器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可能是索莱达。

“是哪位？”

“我想找爱丽丝。”他说。

“爱丽丝不住在这了。”

不错，就是索莱达，从那仍然十分明显的西班牙口音上就能识别出来。

“是谁找她？”这位女管家问。

“我是马蒂亚。”

那边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索莱达正在努力回忆着。

“我可以给您她的新地址。”

“不用了，我有，谢谢。”马蒂亚说。

“那好，再见。”在一阵比刚才短一些的沉默后，索莱达说。

马蒂亚走了，没有回头向楼上看。他断定索莱达正在从那其中的一扇窗子里探出头来注视着他，直到现在才认出他是谁，而且奇怪他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现在回来找爱丽丝又是想干什么？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四五

爱丽丝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回来。那封信她是五天前才刚寄出的，很可能马蒂亚还没有读呢。不管怎么说，她还是相信马蒂亚会先来个电话，和她定下一个约会，或许是在一个酒吧里，这样爱丽丝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那个消息告诉他了。

爱丽丝等待着马蒂亚传来某种信号，几天以来这让她感到很充实。她对待工作有些心不在焉，却很愉快，克罗扎没敢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只是在心里盘算着这或多或少有他的功劳。法比奥的离去所留下的空间被一种近乎于青春期的狂热取代了。爱丽丝反复想象着她和马蒂亚见面时的画面，在脑子里修改着那些细节，从不同的拍摄角度审视着那一幕。她完全沉浸在想象中，以至于把想象当成了一段记忆，而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影像了。

爱丽丝还去了市立图书馆。她先要为自己办一张阅览证，因为在那天之前，她从未踏进过这里半步。她找到了刊登米凯拉失踪消息的那几天的报纸，阅读这些报纸让她心绪不宁，仿佛那可怕的一幕重新呈现在眼前。在一张刊登在头版的米凯拉的照片前，爱丽丝的自信开始动摇了，照片上的米凯拉显得有些拘谨，眼睛死死地盯着相机镜头上方的一点，或许那是拍照者的脑门。这幅照片中的影像在刹那间颠覆了她对医院中那个女孩的记忆，因为她把这个记忆过于精准地强加在那女孩身上，使之显得真实可信。此时，爱丽丝第一次怀疑所有这一切会不会只是由于眼花没看清，或者是一种过于持久的幻觉。于是，她用一只手遮住了照片，然后继续往下读，同时态度坚决地驱散着心底的疑云。

米凯拉的尸体始终未被找到，甚至连一件衣服、一丝痕迹都没有发现。在女孩失踪以后，一连数月，警方一直沿着拐骗案的思路进行侦破，结果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人受到调查。后来，这则消息被移到了报纸内页的边栏信息里，直至最后从报纸上完全消失。

门铃响起的时候，爱丽丝正在擦干头发。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开门，一边整理着包在头上的毛巾，根本没问门外是谁。她没有穿袜子，开门以后，马蒂亚首先看到的就是她光着的双脚——二脚趾比大脚趾稍稍长出一些，好像是在往前伸，而第四个脚趾则向下弯曲，藏在后面。这些细节马蒂亚都非常熟悉，它们在他脑海中存留的时间要比那些话语和场景都更为长久。

“嗨！”马蒂亚说着抬起了眼睛。

爱丽丝向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地收紧了浴袍的衣襟，好像心要从开放的衣襟里跳出来一样。然后，她定睛看了看马蒂亚，确定眼前出现的就是这个人。她拥抱了马蒂亚，整个人都靠在马蒂亚的身上，体重极轻。马蒂亚用右手搂着她的腰，但手指却都翘着，像是为了谨慎起见。

“我马上来，只要一小会儿。”她匆匆地说，然后就转身关上大门，把马蒂亚留在了门外。她需要独处几分钟——更衣、化妆，还要在马蒂亚发现之前拭干眼泪。

马蒂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背对着大门。他仔细地观察着门前的小花园，排列在小径两侧的低矮绿篱几乎完全对称，它们波浪起伏的外形将一条正弦曲线的周期拦腰截断。当他听到门锁弹起的声音时，回过头去，刹那间一切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他在屋外等爱丽丝，爱丽丝微笑着出来，穿得很漂亮，他们沿着道路漫无目的地并肩前行。

爱丽丝俯身亲吻了马蒂亚的脸，由于她的那条腿非常僵硬，要想在马蒂亚的身边坐下来，就不得不撑住他的肩膀。马蒂亚向旁边挪了挪。他们的后背没有可以倚靠的地方，所以两人的身体都微微向前倾着。

“你动作真快啊！”爱丽丝说。

“你的信是昨天早上到的。”

“所以说并不是太远嘛，到我这里。”

马蒂亚低下了头。爱丽丝抓起他的右手，让他把手张开，手心朝上。他没有反抗，因为在爱丽丝面前，他不会为那些伤痕而感到羞愧。

他手心上有一些新的伤痕，这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在那些纵横交错的白色伤疤之间，它们会显现出较深的颜色。但是最新的还要数那道似乎是烧伤的环状疤痕。爱丽丝用食指的指尖沿着那道疤痕划了一圈，马蒂亚透过自己一层层变硬的皮肤隐隐地感到了她的触摸。他听任爱丽丝静静地看着他的手，因为他的这只手比他的嘴更能说明问题。

“事情好像很重要。”马蒂亚说。

“的确很重要。”

马蒂亚扭过头看着爱丽丝，想让她继续说下去。

“还不能说，”爱丽丝说，“我们先离开这儿吧。”

马蒂亚先站起身，然后伸手帮助爱丽丝站起来，以前他们也总是这样。两个人沿马路走着，说话和思考就像是两个相互抵消的运动，很难同步进行。

“这边！”爱丽丝说。

她解除了一辆深绿色旅行车的防盗系统，马蒂亚心想，这辆车对于她一个人来讲简直太大了。

“你来开？”爱丽丝和马蒂亚开玩笑说。

“我不会。”

“你在开玩笑吗？”

马蒂亚耸了耸肩。他们的目光越过车顶交汇在一起，阳光把横在他们之间的车身照得熠熠放光。

“我在那边用不着开车。”马蒂亚辩解道。

爱丽丝若有所思地用车钥匙轻轻敲打着自己的下巴。

“那我知道我们该去哪儿了。”她说，和她小时候说出自己的看法时一样——灵机一动。

他们上了车。马蒂亚面前的仪表盘上除了两张CD以外什么也没有，CD摞在一起，背面冲着马蒂亚，一张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另一张是舒伯特的奏鸣曲专辑。

“你开始听起古典音乐来了？”

爱丽丝瞥了一眼CD，耸起了鼻子。

“瞧你说的，那些是他的碟。这种音乐除了能让我睡着，没别的用处。”

马蒂亚向外拉了拉身上的安全带。那安全带磨到了他的肩膀，因为那原本是为某个身材矮小的人调试的，可能就是爱丽丝，当她丈夫开车的时候，她就坐在这里，他们俩一同听着古典音乐。马蒂亚努力想象着那种情景，但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后视镜上印着的一行英文字上：Objects in the mirror are closer than they appear[1]。

“法比奥贴的吧？”他问道。其实他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么问只是想解开那道心结，驱散那个仿佛坐在后座上一语不发地监视着他们的巨大阴影。他深知，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之间的谈话很可能会就此搁浅，就像一条在暗礁中飘摇的小船。

爱丽丝点了点头，很吃力的样子。如果她把一切都告诉马蒂亚，告诉他关于生小孩的事和随之而来的争吵，以及至今仍散落在厨房角落里的那些米粒，那么他一定会认为这就是爱丽丝叫他回来的真正原因。他也许不会再相信关于米凯拉的故事，只会把爱丽丝想成一个与丈夫发生感情危机的女人，正试图找回旧日的情愫，好减轻自己的孤独感。片刻间，爱丽丝怀疑自己真的就是这样的女人。

“你们有小孩了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

“为什么……”

“别提了！”爱丽丝打断了他的话。

马蒂亚不说话了，但并没有道歉。

“你呢？”过了一会儿爱丽丝问道。她本来一直犹豫，没敢开口，因为她害怕听到对方的回答。然而，这句话却不由自主地从嘴里溜了出来，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没有。”马蒂亚回答道。

“你没有小孩？”

“我还没有……”他本想说“没有小孩”，但最后却说，“我还没有结婚。”

爱丽丝又点了点头。

“也就是说你还在继续当你的单身贵族。”爱丽丝说着转过脸去，朝他笑了笑。

马蒂亚尴尬地摇了摇头，他知道她的言外之意。

他们来到汽车货运站里一片空旷的停车场，这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座座大型活动房屋，但一个人也没有。三摞包裹着塑料布的木托板堆放在一堵灰色的墙边，旁边有一道放下的卷帘门。在高处，房顶上有一块没有点亮的霓虹灯招牌，晚间应该会闪烁出橘黄色的光芒。

爱丽丝把车停在停车场的中间，熄了火。

“该你了。”她说着打开了车门。

“做什么？”

“现在你来开。”

“不，不行，”马蒂亚畏缩着说，“你甭想。”

爱丽丝眯缝着眼、撅着嘴认真地注视着马蒂亚，仿佛直到此刻才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情。

“你真是一点没变。”她说。这与其说是责备，不如说是在宽慰自己。

“你也一样。”马蒂亚说。

爱丽丝耸耸肩。

“那好吧，”马蒂亚说，“我们试试。”

爱丽丝笑了。他们从车上下来，交换了位置。马蒂亚走路时，故意把胳膊摆得很夸张，以表示自己完全服从命令。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互交换角色，把各自认为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

“我一点都不会。”马蒂亚双手高举在方向盘的上方，似乎连手都不知该放在哪里。

“一丁点都不会吗？连一次都没开过吗？”

“真的从没开过。”

“这下我们可麻烦了。”

爱丽丝靠在了马蒂亚身上。马蒂亚盯着她竖直垂下、直指地心的长发看了一会儿。爱丽丝的衣襟在肚子上微微翘起了一点儿，这让马蒂亚看到了那个文身的上缘，很久以前，他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那个图案。

“你真瘦！”马蒂亚不假思索地说，好像正在脑子里大声地思考。

爱丽丝猛地转过头，盯着他，但马上又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

“不会吧，”她耸着肩说，“和以前一样。”

她往后缩了一点儿，用手指着三个脚踏板说：

“看，离合器、刹车和油门。左脚只管离合器，右脚负责另外那两个。”

马蒂亚点点头，但精力还有些集中不起来，仍沉浸在爱丽丝靠近的身体和她身上散发的无形的浴液气味之中。

“换挡你都明白，是吧？这都写着呢：一挡、二挡、三挡。我觉得这样就够了。”爱丽丝继续说，“你换挡的时候，要踩下离合器，然后慢慢松开。起步的时候也是：踩下离合器，然后松开，同时踩一点油门。你准备好了吗？”

“没准备好又能怎么样？”马蒂亚回敬了爱丽丝一句。

他努力集中精力，感觉就像学生临考时一样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蒂亚已然相信，除了他的数学原理、规则和那些超限数字以外，他什么也不会。一般情况下，人们年纪越大就会越有自信，然而他却正在逐渐丧失自信，仿佛他的自信有保质期一样。

他目测了一下从这里到尽头那堆木板的距离，至少有五十多米。即便是汽车全速启动，也来得及刹车。他转动车钥匙的时间太长，让启动的发动机发出了“嘎嘎”的声音。然后他慢慢松开离合器，但由于油门踩得不够用力，汽车晃了一下熄火了。爱丽丝笑了出来。

“差不多了，但还要再果断一点儿。”

马蒂亚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又试了一次。汽车往前蹿了一下，启动了。爱丽丝指挥他踩离合、挂二挡。马蒂亚换了挡，又踩了一脚油门。汽车径直向前开，在离厂房外墙大概十几米的地方，他决定转动方向盘。汽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俩先被甩向一侧，然后又回到了初始的位置。

爱丽丝拍着手对马蒂亚说：

“看见了吧？”

马蒂亚又转了一个弯，做了一个与刚才一样的回转。仿佛他只会沿着那道狭窄的椭圆形轨迹驾驶汽车，即便是偌大的广场都任他一人驰骋。

“一直往前开，”爱丽丝说，“开上马路。”

“你疯了吗？”

“快点儿啦，一个人也没有。何况你都学会了。”

马蒂亚调整着方向盘，他感到握着塑料方向盘的手在出汗，肾上腺素让他的肌肉变得紧张起来，他很久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了。他在一瞬间想到，自己正在驾驭一辆汽车，一辆完完整整的汽车，包括它的活塞和涂满润滑油的机械部分，而且还有爱丽丝陪伴，和他离得这么近，告诉他该如何驾驶。这一幕曾反复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实际情况与他的想象并非完全吻合，但这一次他决定不再理会那些欠缺的地方了。

“OK！”他说。

他把车向停车场的出口开去。在进入公路之前，他把身子探向挡风玻璃，朝左右两边看了看，然后谨慎地转动方向盘。他整个身体都随着这个运动而倾斜，就像小孩模仿开车时的样子。

车行驶在公路上，西沉的夕阳落到了他的身后，通过正中的后视镜映入他的眼帘。时速表的指针指在每小时三十公里的刻度上，整个车身在颤抖着，像一只温顺的动物一样喘着热气。

“我开得行吗？”他问。

“好极了，现在可以换三挡了。”

这条路还要走上好几百米，马蒂亚一直盯着前方。爱丽丝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从近处细细地端详他。他已经不再是照片上的那个马蒂亚了，面部的皮肤已不再像一整块丝绸那样平滑而富于弹性，几道浅浅的皱纹已爬上了他的额头。他虽然刮了胡子，但新胡茬已经从他两颊的皮肤下露出黑头。他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结实，似乎不允许别人对他的空间有一丝一毫的侵犯，而少女时代的爱丽丝则总是喜欢去招惹他。或许是爱丽丝觉得现在自己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再也无法那么做了。

她努力找寻着医院中遇到的那个女孩和马蒂亚的相似之处，虽然现在马蒂亚就在眼前，但她的记忆却更加混乱了。所有那些她认为是机缘巧合的事情已经变得没那么清晰了。也许那个女孩的头发颜色更浅些吧。爱丽丝不记得那个女孩的嘴角两边有没有酒窝，也不记得她的眉梢是不是也这样浓密。她第一次担心自己是不是真的认错人了。

怎么向他解释这件事呢？她问自己。

马蒂亚清了清嗓子，仿佛是沉默了太长的时间，抑或是发现了爱丽丝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于是爱丽丝把头转向别处，望着一座山丘。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开车来接你吗？”她说，“那会儿我拿到驾照还不到一个小时。”

“是啊，在所有可能抓来做实验的小白鼠中，你偏偏选中了我。”

爱丽丝心想，根本不是那样。她并没有从所有那些人中选中了马蒂亚，事实上她根本没考虑过别的人选。

“你自始至终都抓着把手，嘴里还不停地说‘你慢点儿开，你慢点儿’。”

爱丽丝学着小女孩尖声尖气的声音说出这句话。马蒂亚记得当时他很不情愿。那天下午他本该准备数学分析课的考试，结果还是作出了让步，因为在爱丽丝看来，她自己这件事才是当务之急。整整一下午，马蒂亚一直算了又算，看自己浪费了多少学习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很傻，傻得就像我们整天在那里徒劳地幻想自己身在别处一样。

“我们为了在附近找两个免费的停车位，一直兜了半个小时的圈子，因为你不会把车停进一个单独的车位里。”马蒂亚说，他这么说是为了清除刚才那些想法。

两个人都笑了，把因刚才那句话而得以解放的幽灵重新镇住。

“我该往哪儿开？”马蒂亚问，他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

“在这儿拐弯。”

“好。不过到此为止，我把驾驶座交还给你。”

没等爱丽丝开口，他就从三挡换成了二挡，顺利地拐了个弯。车驶进了一条阴暗的街道，比刚才那条要窄一些，而且没有道路分隔线，道路两侧的高大建筑都一模一样，且窗户很少，让人感到压抑。

“我在那里停车。”马蒂亚说。

车刚开到那里，一辆集装箱货车突然从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闪了出来，径直朝他们的车驶来，蛮横地占据了大半个路面。

马蒂亚双手死死地握住方向盘，一时不知该如何把右脚移到刹车踏板上，因此就重重地踩下了油门。爱丽丝本能地用那条好腿去踩刹车，然而她的脚下是没有踏板的。大货车并没有减速，只是向外稍稍偏离了一点。

“我过不去，”马蒂亚说，“我过不去。”

“踩刹车！”爱丽丝对他说，同时尽量保持镇定。

马蒂亚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大货车离他们只有几米的时候才开始减速。马蒂亚感到自己的脚踩在了油门上，他在想着该如何把脚移向一边。他想起小时候骑自行车沿着专用车道的斜坡向下滑，滑到尽头的时候他总是要紧急刹车，为的是能通过那些阻挡机动车进入的路桩。而米凯拉就从不减速，骑着她那辆带有支撑小轮的自行车，没事人似的从路桩当中穿过，但她的车把手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路桩。

马蒂亚向右转动方向盘，好像是要径直朝墙壁撞过去。

“刹车！”爱丽丝再一次喊道，“中间那个踏板。”

马蒂亚双脚一起用力踩下去，汽车猛烈地向前蹿了一下，然后死死地停在了离墙两拃远的地方。

由于反作用力的关系，马蒂亚的头撞在了左侧的车窗上，安全带把他固定在驾驶座上。爱丽丝则像小树枝一样摆动，但她牢牢地抓住了把手。大货车冷漠地从他们的车旁掠过，尾灯留下两道长长的红色曲线。

他们沉默了几秒钟，仿佛是在对这个非常事件进行反思。随后，爱丽丝笑了起来。马蒂亚双眼灼热，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好像是猛然涨满了血，随时都要爆裂似的。

“你受伤了吗？”爱丽丝问，她似乎无法抑制住笑声。

马蒂亚吓坏了，默不作声。爱丽丝努力让自己严肃起来。

“让我看看。”她说。

她解开安全带，向马蒂亚探过身子，而马蒂亚还一直盯着面前那堵墙，它是那么的近。马蒂亚脑子里想着“滞弹性”这个词，想着那些现在让他双腿发抖的动能应该已经在这次冲击中完全释放了出来。

终于，他的脚从刹车踏板上抬了起来，汽车在熄火的同时，沿着道路上几乎看不出来的斜坡向后滑动了一点，爱丽丝连忙拉住了手刹。

“你没事的。”她抚摸着马蒂亚的前额说。

马蒂亚闭上双眼点点头，他集中精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现在我们回家，你躺一会儿。”爱丽丝说，就好像那个家是属于他们俩的。

“我得回我父母那儿。”马蒂亚反驳道，但语气并不强硬。

“晚点我会送你去的。现在你要休息会儿。”

“我得……”

“闭嘴！”

他们下了车，彼此换了位置。整个天空已经暗了下来，虽然天际还飘着一抹淡淡的晚霞，但那点光亮已没什么用处了。

一路上他们再也没说一句话。马蒂亚用右手支撑着脑袋，同时挡住双眼，拇指和中指按在两侧的太阳穴上。他把后视镜上的那句英文读了又读：Objectsinthemirrorarecloserthantheyappear，脑子里想着留给阿尔贝托去写的那篇文章，他一定弄得一团糟，自己必须尽快回去。接着，马蒂亚又想起了他要准备的课和那所坐落在僻静之处的公寓。

爱丽丝时不时把目光从前方道路上移开，转过脸看着马蒂亚，一副担心的样子。她尽可能地把车开得舒适，心想或许放点儿音乐会好一些，但她不知道马蒂亚喜欢听什么。归根结底，她已不再了解马蒂亚了。

在她家门前，她去扶马蒂亚下车，但马蒂亚却自己下来了。在她开门的时候，马蒂亚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爱丽丝动作很快，但又十分小心，她感觉到一种责任，仿佛这一切都是由她的一个恶作剧而造成的后果。

她把沙发靠垫扔在地上，腾出一些空间，然后让马蒂亚躺在沙发上，而马蒂亚则完全照做。接着她进了厨房，想要泡一杯茶，或是一杯菊花茶，要么就是别的什么类似的东西，好让她双手端入客厅。

在等待水煮开的时候，她开始疯狂地收拾了起来。她不时地回过头观察客厅里的动静，却只能看见长沙发的靠背，是那种单一的、鲜艳的蓝色。

马蒂亚很快就会问为什么要把他叫回来，让她无法逃避。但是现在，她已经不再那么自信了，她的确看到了一个长得像马蒂亚的女孩，但仅此而已，这又能怎样呢？世界上相貌相似的人到处都有，到处都充满了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巧合。她甚至没有和那个女孩说过话，也不知道到哪里才能设法找到她。爱丽丝现在想起这些，再加上马蒂亚在另一个房间里睡觉，她感觉所有这一切都荒诞而残酷。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马蒂亚回来了，而她希望马蒂亚再也别走了。

她把洗碗槽里那一摞已然干净的盘子重洗了一遍，然后又把煤气灶上平底锅里的水倒掉。一把大米被撒进了锅里，已经好几个星期了。透过水面来看，米粒好像都大了一些。

爱丽丝把开水倒在杯子里，然后放进一个茶包，水中呈现出浓黑的茶色，她加了满满两茶匙的糖，回到了客厅。马蒂亚的手已经从闭着的眼睛上滑到颈部，他面部的皮肤很放松，让他看起来面无表情。他的胸膛有规律地一起一伏，只用鼻子在呼吸。

爱丽丝把茶杯放在玻璃茶几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马蒂亚，同时坐在了旁边的单人沙发上。马蒂亚的呼吸让她感到一种宁静，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声音。

慢慢地，爱丽丝觉得自己的思维又重新连贯了起来，在朝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一阵狂奔之后，终于放慢了速度。她坐在自家的客厅里，就像是落入了另一维的空间。

在她面前有一个她曾经很了解的男人，但如今这个男人却判若两人。他可能真的很像医院里的那个女孩，但并非一模一样，这是肯定的。眼前这个睡在沙发上的马蒂亚已经不是那个她眼看着消失在电梯门里的男孩了，那个晚上，山上吹来一阵温热、躁动的风。这已经不是那个深植在她头脑中、阻塞任何人进入的马蒂亚了。

不，在她面前是一个成年人，他把人生建立在一个危险的深渊边缘，建立在一片已轰然崩塌的土地上，然而他却能生活下去，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在爱丽丝不熟识的人群中。爱丽丝已作好准备摧毁所有这一切，挖掘出埋藏在心底的恐惧，而这只是由于一个简单的怀疑，这个怀疑很脆弱，就像是记忆中的记忆。

但是现在，马蒂亚就在她面前，双眼紧闭，脑子里的想法是她无法接受的，突然间，一切似乎都更加清晰了：她找马蒂亚，是因为她需要他，因为自从那晚她在电梯门口离开马蒂亚那一刻开始，她的人生就滚落进了山谷，再也没从谷底出来。多年来，她一直置身于纷乱的纠结中，而马蒂亚恰恰就是她纠结的尽头。如果说还有可能解开或放松她的心结的话，那么就要拉动那个现在正捏在她指间的绳头。

她感觉到某些事情正在得到解决，就像是为一个漫长的等待划上句号。这种感觉充溢到了她的四肢，甚至连那条从未有过知觉的残腿也感受到了。

她自然而然地站了起来，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对不对，就像她确实有权这样做一样。这只是一段即来即去、转瞬即逝的时间，这只是一些既不影响未来、也不牵扯既往的自然行为。

她俯下身亲吻马蒂亚的嘴唇，并不怕会弄醒他，她亲吻马蒂亚就像在吻一个醒着的人，她的嘴唇停留在马蒂亚紧闭的双唇上，就这样压在上面，仿佛是要在上面留下印记。马蒂亚轻轻地动了一下，但是没有睁开眼睛，他张开双唇，回应着爱丽丝的动作。其实他是醒着的。

这次亲吻与他们第一次不一样。现在他们面部的肌肉更加有力，更加有感觉，他们都在寻找一种与自己的准确角色——男人和女人——相符的攻击性。爱丽丝一直弯着腰，她没有爬上沙发，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身体其他部分的存在。

这个吻持续了很长时间，整整好几分钟，这段时间足够让现实在他们紧紧贴合的唇间找到一线光明，光线透射其中，迫使他们两人认真考虑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他们的嘴唇分开了。马蒂亚飞快地笑了一下，是由衷的微笑，而爱丽丝则把一个手指放在湿润的嘴唇上，仿佛是想证实这一切真的发生过。有一个决定要他们一起作出，但要彼此心照不宣。他们都在看对方，但由于不是同时，所以目光并没有交织在一起。

马蒂亚站起身，有些茫然。

“我去一下……”他指着走廊说。

“当然。最里边的一道门就是。”

他走出客厅，脚上还穿着自己的鞋，脚步声好像会穿透地板。

马蒂亚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上，双手支撑在面盆上。他觉得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刚才头上撞过的地方起了一个小包，并在慢慢地肿大。

他打开水龙头，在冷水中冲着手腕，就像以前他父亲为止住他手上流出的血所做的那样。每次他看见水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想起米凯拉。这种思念并没有痛苦的成分，就像想起睡觉或呼吸一样。他妹妹在水流中消逝，在河里慢慢漂移，又通过水龙头里的水回到他的身体里，妹妹的分子遍布于他的全身。

他觉得身体里的血液又开始循环了。现在他必须为那个吻找到理由，也要解释一下，时隔这么久，自己回来到底是为了寻求什么。他还要想想自己为什么会准备好去接受爱丽丝的亲吻，之后又是为什么觉得有必要离开她的嘴唇躲到这里来。

爱丽丝在另一个房间里等着他。将他们分隔开的是两道砖墙、几厘米厚的水泥和九年的沉寂。

事实是她仍然扮演着马蒂亚的角色，硬要马蒂亚回来，虽然马蒂亚也一直想这么做。她给马蒂亚写了一句话，让他回来一趟，于是他就像弹簧一样立刻回来了。只是一封信就让他们重新聚首，就像当初一封信就让他们分开一样简单。

马蒂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应该回到客厅去，重新坐在那张沙发上，他应该拉着爱丽丝的手，告诉她当初自己不该离开。他应该再一次亲吻她，然后再吻一次，直到他们两人都习惯这个动作，并最终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个动作每天都会出现在电影和现实生活里，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抓住那些为数不多的巧合，然后将其搬到现实生活中。他应该告诉爱丽丝自己会留下或者将搭乘最早的一趟航班离开，再一次消失，回到那个他这些年来一直漂泊的地方。

如今马蒂亚已经懂得，选择只是短短几秒钟的事，然后用余下的时间来还债。这种情况发生在他和米凯拉之间，然后是和爱丽丝，现在又要再发生一次。但这一次他看得很清楚：那几秒钟就在眼前，而他已不能再犯错误了。

他在水流下并拢手指，双手掬起一点水来洗脸。他还在弯着腰面对面盆，看也没看就伸手抓起一条毛巾，在脸上抹了一把，然后把毛巾扔在一边。他从镜子里看见，在毛巾的背面有一块深颜色的斑点。他把毛巾翻了过来，原来，在离毛巾一角两厘米的地方绣着一个名字的缩写“FR”[2]，两个字母正好位于毛巾角平分线的两侧。

马蒂亚转过脸，发现了另一条毛巾，与那条一模一样。在同样的位置上绣着三个字母“ADR”[3]。

他更加仔细地环顾四周，发现在杯口已有水垢的漱口杯里只有一把牙刷，杯子旁边有一只小篮子，里面胡乱堆放着一些杂物：一瓶面霜、一根红皮筋、一把缠着几根头发的发刷和一把指甲剪。在镜子下面的托架上放着一把刮胡刀，刀片的缝隙里还嵌着一些几毫米长的黑色胡茬。

曾有那么一刻，他和爱丽丝一起坐在她的床上，他只要用目光滑过爱丽丝的房间，就可以识别出书架上的东西哪些是他买给爱丽丝的，然后一一告诉她。摆放在那里的礼物是一段时光的见证，就像是旅行中插在宿营地的小旗子。那些礼物记录着他们一起度过的圣诞节和生日。有些礼物马蒂亚至今仍然记得：数乌鸦乐队的首张CD，伽利略温度计——在透明的液体中悬浮着各色玻璃球，一本讲述数学史的书——爱丽丝收下它时长吐了一口气，但最后她还是读了。爱丽丝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礼物，把它们摆放在最明显的位置，是为了让马蒂亚明白，这些东西始终就在她的眼皮底下。马蒂亚明白她的意思，这一切马蒂亚全都明白，但此刻他却无法走出这个洗手间。就像是他一旦听凭自己响应了爱丽丝的召唤，就会落入陷阱，溺毙其中，永远迷失自我。因此，他一直保持着冷静与沉默，等待着让一切都为时已晚。

现在，他周围没有一样东西是他熟悉的，他注视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像，头发凌乱，衬衫的领子有些歪斜，于是他明白了，在这个洗手间乃至这座房子里，再也没有属于他的东西了，就像在他父母家和其他一切地方一样。

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以便让自己适应这个刚刚作出的决定，直到他感觉到这短暂的几秒钟结束为止。他认真叠好毛巾，用手掌的一侧清除了面盆四周溅上的水滴。

马蒂亚走出洗手间，沿走廊回去，在客厅的门口停下了脚步。

“现在我该走了。”他说。

“好。”爱丽丝回答说，就像是已经准备好这样回答他一样。

沙发靠垫已经重新放回到沙发上，天花板正中的那盏大吊灯照亮了一切。房间里再也找不到刚才那一幕的任何痕迹。放在茶几上的茶已经凉了，杯底沉积着黑色的茶水和没化开的糖。马蒂亚心想，这里只是别人的家。

他们一起走到大门口，马蒂亚在经过爱丽丝身边时，用手轻轻碰了一下爱丽丝的手。

“你寄来的那封信……”马蒂亚说，“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爱丽丝笑了笑。

“没什么。”

“先前你说非常重要。”

“不，不重要。”

“与我有关吗？”

爱丽丝迟疑了一下。

“不，”她说，“只是我自己的事。”

马蒂亚点点头。他联想到一种已经耗尽的潜力，还想到磁场中一条条看不见的磁力线，原来它们还通过空气维系在一起，而如今已荡然无存。

“那就再见吧。”爱丽丝说。

室内灯火通明，而室外却一片漆黑。马蒂亚挥挥手回应爱丽丝的道别。爱丽丝在转身回去之前，又看到了马蒂亚手心上那个深色的环形疤痕，就像一个神秘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被无可挽回地封存在那里。

[1] 英语，在镜子里看到的东西，实际距离会更近。欧美较为流行的汽车后视镜提示语。

[2] 法比奥姓名的开头字母。

[3] 爱丽丝姓名的开头字母。

四六

飞机在深夜飞行，少数几个没有睡去的乘客注意到，除了那一簇簇断断续续的灯光外，地面上的东西什么也看不见，那些灯光就像在漆黑、沉寂的夜空中游弋的群星。没有一位乘客向地面招手问候，因为只有孩子才那么做。

马蒂亚搭上了在机场“到达”出口外排队的第一辆出租车，把自己的地址告诉了司机。车行驶在滨海公路上的时候，一道微弱的晨曦已出现在了海平面上。

“请停在这里。”他对出租车司机说。

“这儿？”

“是的。”

他付了车费，从车上下来。车马上开走了。穿过了十几米宽的草坪，他走到一张长椅跟前，这张长椅好像是特意放在这里供人们欣赏虚空的。他把背包扔到椅子上，自己却没有坐下。

太阳的一个边缘已从海平面上露了出来。马蒂亚使劲回忆着那个几何学名词，用来称呼这种被一条弧线和一条直线界定成的平面图形，但没想起来。太阳移动得似乎比白天快，那种速度几乎可以感觉出来，就像是它迫不及待地要跳出来一样。播撒在海面上的阳光呈现出红色、橙色和黄色，马蒂亚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即使是知道也于事无补，不会让他开心。

这里的海岸线较为平直，被海风吹袭着，马蒂亚是唯一在这里看日出的人。

终于，那个硕大的红色球体跳出了海面，宛如一个炽热的气泡。一瞬间，马蒂亚想起了恒星与行星的运转，想到了太阳在晚上落在他身后，早上又升起在他面前，日复一日，在水面上浮沉，无论他在不在那里观看。这只是一种力学原理，是能量守恒和角动量的问题，各种力相互平衡，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共同推动。这只不过是一个运行轨迹，所以不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渐渐地，眼前各种色调褪去了颜色，清晨的浅蓝色开始从其他颜色的后面发散出来，先映蓝了海水，然后又映蓝了天空。

马蒂亚往手上哈着热气，因为带着咸味的海风将它们吹得不听使唤。随后，他把手塞进了上衣口袋。他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右边的口袋里。那是娜迪娅的电话号码。他把这一串数字默记了下来，然后笑了。

他一直等到连最后一道紫色的朝霞也在海面上熄灭，消失于正在散尽的薄雾之中时，才抬腿踏上回家的路。

他父母应该喜欢这里的黎明。或许有一天，他会带他们来看日出，然后再一起散步到港口那里，吃三文鱼三明治作为早餐。他会向他们解释刚刚看到的一切，比如无数不同波长的光混合在一起形成了白光。他会讲到吸收光谱和发射光谱，这些他们虽然听不懂，可还是会连连点头。

清晨的冷空气钻进了马蒂亚的外套，但他不予理会。空气的味道很干净。前面不远，等待他的就是一个热水澡、一杯热茶和一个平凡的日子，除此之外，他已经别无所求了。

四七

就在同一天早上，稍晚几个小时，爱丽丝拉开了百叶窗，那些塑料叶片在滑轮的带动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欣慰。外面的太阳已经很高了。

她从音响边的那一摞摞光盘中随便拿了一张，根本没过脑子，只是想用一点声音来更换一下室内的空气。她转动音量旋钮，直到最后一个红色刻度。要是法比奥听见了，一定会发火的，爱丽丝一想到他发火时叫自己名字的样子就觉得好笑：为了压过音乐的声音，他会提高嗓门，向前伸着下巴喊“爱丽——丝”，把“丽”字拖得特别长。

爱丽丝撤掉床单、被单和枕套，把它们堆在一个角落里，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套干净的换上。她看着床单鼓满空气地落下，并且在微微地波动起伏。戴米恩·莱斯[1]在唱起“Oh coz nothing is lost，it’s just frozen in frost”[2]之前，声音略微有些沙哑。

爱丽丝缓慢地洗着澡，她长时间地伫立在莲蓬头下，仰着头，让水落到脸上。洗完后她穿上衣服，又在脸颊和眼睑上化了一点淡妆，几乎看不出来。

当她准备出门时，音乐已经放完有一会儿了，但她没有觉察。她走出家门，上了汽车。

在离她工作的洗印店还有一个街区的地方，爱丽丝改变了方向。她会迟到一会儿，但这没什么关系。

她把车开到马蒂亚向她诉说一切的那个公园门口，就停在与那次一样的位置上，然后熄灭了发动机。她觉得这里什么都没变，她记得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除了现在围在绿地外面的那一圈光滑的木栅栏。

她从车上下来，朝树林中走去。小草吱吱作响，还带着夜晚的寒冷，树枝上已长出了嫩绿的新叶。几个年轻人坐在那些长凳上，很久以前米凯拉也曾坐在那里。有人在那张小桌的中央把饮料罐一个一个地摞在一起，做成塔状。那些年轻人大声地说着话，其中的一个手舞足蹈地模仿着某个人。

爱丽丝走过去，想听到一些他们谈话的只言片语，但在他们注意到她之前，她就已经经过他们，径直朝河边走去了。自从市政府决定常年开启那道水闸之后，这里的水几乎就不再流动了。在这些长方形的水塘里，河流似乎是静止的，就像被遗忘了一样，显得筋疲力尽。每个星期天，如果暖和的话，人们就会带着家用的躺椅，在下边的河滩上晒太阳。河底是由白色的石子和暗黄色的细沙组成的。河滩上的草很高，没过了爱丽丝的膝盖。

她走下河滩，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的，生怕陷进泥里。她来到河床上，一直到水边才停下来。在她面前是一座桥，远处是阿尔卑斯山的山脊，在晴朗的日子里，它仿佛近在咫尺。只有最高的山峰上才有积雪覆盖。

爱丽丝在布满鹅卵石的河滩上躺了下来，那条残腿为能得到放松而感谢她。较大的石头硌到了她的后背，但她却一动不动。

她闭上双眼，努力想象着河水将她包围，然后将她淹没。她想到米凯拉从河岸上探出身子，想到那张她在报纸上见过的圆脸倒映在银色的水面上，想到那没有旁人听到的“扑通”一声，想到又湿又冷的衣服把米凯拉拖入水底，想到米凯拉的头发像黑色的水草一样悬浮在水中。她看到米凯拉在摆动双臂挣扎，双手胡乱地挥舞，痛苦地吞下那一口口冰冷的河水，这使她的身体逐渐下沉，几乎沉到了河底。

接着，爱丽丝想象：下沉使米凯拉的身体扭动得越来越厉害，她的双臂终于协调一致了，在水里划着一个比一个大的圆圈，她的双腿伸开，就像两个尾鳍一样同时打水，她的头伸向水面，从那里透射进微弱的光线。爱丽丝看到她终于露出了水面，开始呼吸。爱丽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见她在水面上游着，沿着水流的方向，游向一个未知的地方。她游了整整一夜，终于游到了大海。

当爱丽丝睁开眼的时候，天空依然在那里，还是那么明亮，呈现着单调的蔚蓝色，连一片云彩也没有。

马蒂亚走了，法比奥也走了。河中的水流发出微弱的哗啦声，使人昏昏欲睡。

她想起那次躺在山谷里，被积雪掩埋时的样子。想起那种天籁般的寂静。现在也和那时一样，没人知道她在哪里。这一次也同样没有人会来，但她已不再有任何期待了。

她对着明澈的天空微笑，只稍稍一使劲就自己站了起来。

[1] Damien Rice（1973— ），爱尔兰民谣歌手。

[2] 英语，啊，因为什么都没有留下，一切已凝结成冰。戴米恩·莱斯独创歌曲《灰暗的房间》（Grey Room）中的一句歌词。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1999年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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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赎罪

- 作者：〔英〕伊恩·麦克尤恩

- 译者：郭国良

- 产品经理：邵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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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好好想想，你这样疑神疑鬼是多么的可怕。你凭什么下此断论？别忘了我们所生活的国度和时代。你要牢记我们是英国人：我们是基督徒啊。你不妨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你自己对或然性的感悟，你自己对于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冷眼旁观。我们所受的教育会叫我们犯下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吗？我们的法律会默许这样的暴行吗？像英国这样一个国家，社会文化交流具有坚实的基础，每个人都受到左邻右舍的监视，阡陌交通、书刊报纸使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倘若犯下了暴行能不为人所知吗？亲爱的莫兰小姐，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他们已走到了廊台的尽头；她含着羞愧的泪水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简·奥斯丁《诺桑觉寺》

第一章

这个剧本，布里奥妮是在两天时间里一气呵成的。那两天里，她奋笔疾书，为此错过了一顿早饭和午饭。她还设计了海报、节目单和戏票，又把一块可折叠的隔板沿着墙壁斜立起来，作为售票亭；最后，她用红色皱纹纸做了募捐箱的衬里。这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她惟一可做的，就是再三琢磨已经完成了的脚本，并等待远在北方的表姐表弟们的到来。排练时间只有一天。再过一天，她哥哥就要回来了。这部让人时而冒冷汗时而又痛楚绝望的戏，讲的是一个心灵的故事。在台词押韵的序幕中，故事的旨意得到了传达：并非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故事的女主角阿拉贝拉对一个邪恶的外国伯爵不顾后果的爱情遭到了厄运的惩罚——她和意中人一时兴起，私奔到了一个海滨小镇，途中她感染了霍乱。而当她病倒在一个小阁楼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她的爱人，都抛弃了她，就在这时，她却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了一丝幽默感。与此同时，命运又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遇到了一位贫穷的医生——而他事实上却是一位王子。他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专门帮助穷苦人。他治好了她的病。这一回，阿拉贝拉做出了明智的选择，并得到了命运的回报——她与家人重归于好，并在一个“微风习习和阳光和煦的春日”与她那位医生王子喜结良缘。

塔利斯太太在她卧室的化妆桌边读了七页长的《阿拉贝拉的磨难》，整个过程当中，作者的手臂一直环绕着她的肩膀。布里奥妮仔细地琢磨着母亲的脸，想要捕捉每一丝转瞬即逝的表情。艾米莉·塔利斯时而紧张，时而窃笑，读完全剧之后，则露出了令人欣慰的笑容，并会意地点头表示肯定。随后，她把女儿抱起来，放到自己的腿上——啊，这个温软的小身体，自打它一出生，她就记得它，直到现在，它还没有完全离开母亲，还没有呢——艾米莉说这个剧本太“了不起”了，并马上对着女儿绷紧的小耳朵细声低语，说在那张要贴在剧场入口处的售票亭旁的黑板架上的海报里，她同意引用“了不起”这个词。

布里奥妮当时还不知道，这已经是她这个戏剧最成功的时刻了。其他的设想都只是些白日梦，不能为她带来任何满足，甚至会令她尝到挫折的滋味。夏天的傍晚，当白日已尽，布里奥妮喜欢蜷曲在沙发床上，躲进黄昏美好的余辉之中。这时候，一些清晰而令人渴望的幻想往往会盘桓在她的心中。这些幻想本身都可以算是些短剧，每一个都是围绕着利昂而展开。在有一幕里，当阿拉贝拉感到孤独和绝望的时候，他那张宽大温和的脸因为痛苦而变了形。另一幕里，他手拿着鸡尾酒杯，在城里一个时尚温泉池里和一群朋友海阔天空：我妹妹是作家布里奥妮·塔利斯，你肯定听说过她。还有一幕则是：当戏演完，幕布徐徐降下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幕布，不可能有幕布），利昂狂喜地向空中挥拳。布里奥妮的这个剧本实际并不是为她的表姐表弟而写的，而是为了她的哥哥，目的是欢迎他回来，得到他的赞美，并引导他从一个接一个的不认真的恋爱关系中走出来，找一个能将他劝回到乡下住、并会在婚礼上邀请布里奥妮当傧相的妻子。

布里奥妮是一个非常讲究整齐的孩子。她姐姐的房间乱得像个狗窝：书本不合，衣服不叠，床铺不整，烟灰缸也不倒；而布里奥妮的房间俨然是她遏制恶习的一个圣殿：一个农场模型横放在宽敞的窗台上，里面有常见的动物，它们全都朝着一个方向——面向它们的主人——就好像要突然引吭高歌，连场院里的母鸡也被整齐地关在栅栏中。事实上，布里奥妮的房间是这幢房子的楼上惟一整洁的房间。她那些住在宽敞的模型大厦里的娃娃们，好像接受了一律不准背靠墙的严格命令，一个个规规矩矩，腰杆挺得笔直；她的化妆桌上的那些拇指大的小人们——牛仔、深海潜水员、类人老鼠——都整齐地排列成行，俨然是等待作战指令的民兵。

对小模型的爱好，是崇尚秩序和整洁的人的一个标志。这些人的另一个标志，则是对一切秘密的酷爱：一个备受布里奥妮珍视的上了清漆的小橱柜里，有一个秘密抽屉。要想打开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巧妙地折弯的榫头，在它上面的一个小按钮上按一下。在这个秘密的抽屉里，藏着一本上了扣锁的日记簿和一个笔记本，本子里的内容是用布里奥妮自己发明的一种神秘符号写成的。一个需要用六位数密码开启的玩具保险箱里，藏着信件和明信片。一个古老的锡制小钱箱被藏在床下一块可移动的地板下面，里面装有保存了四年之久的宝贝，也就是说，从她九岁生日时开始收藏起，它们就在那里了：一个由基因突变而产生的双生橡果，一块黄铁矿，一个用来唤雨的符咒（它是在一个露天游乐场购得的）和一块轻如树叶的松鼠头盖骨。

但无论是秘密抽屉、上锁的日记簿，还是由神秘符号写成的笔记，都不能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布里奥妮根本没有秘密。她对于和谐而有秩序的世界的向往使她不可能做出任何鲁莽的错事。故意伤害和恣意破坏都太无秩序，不符合她的口味，而她的本性里又根本没有冷酷的成分。再者，塔利斯庄园相对与世隔绝，而布里奥妮又是家里惟一的一个未成年孩子，这使她不可能——至少在漫长的暑期——大耍孩子气，与朋友密谋勾结。布里奥妮的生活缺乏乐趣，也没有一点可耻的事，她根本没有秘密可藏。没有人知道她床底下有松鼠头盖骨，压根儿也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一切都没什么可特别苦恼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在事后回顾时，在问题一旦得到解决时，也许才会如此。

十一岁时，她写了她的第一个故事。那是个模仿了半打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可笑的恋爱故事，由于作者缺乏对世道的洞察而未能得到读者的尊重——这一点，布里奥妮是后来才意识到的。但这第一次笨拙的尝试就让她明白了，想象力本身就是秘密的一大源泉：她一旦开始写故事，就谁也不能透露。用文字假托思想，这太没把握，太不堪一击，太令人难堪了，所以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甚至于在写“她说道”或“那么”的时候，她脸部的肌肉禁不住就要抽搐，觉得自己太愚蠢，竟然表现得好像知道一个想象出来的人物的心思一样。当她揭示了某个人物的弱点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也就肯定把自己的缺点给暴露了；读者一定会以为她在写自己呢，因为她对别人的事哪来如此的发言权呢？只有故事写完之后，只有所有人物的命运全有了结局，只有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得到了交待，这样它就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已完成的故事一样——至少在这一点上——布里奥妮才会觉得自己有了免疫力，才会开始在稿纸边缘的空白上打上孔，用线带把各章节装订好，在封面上画上画，然后，把完成了的作品拿去给妈妈或爸爸（如果他在家的话）看。

她的努力得到了鼓励。其实，当塔利斯的家人逐渐认识到家中这位最小的孩子有个古灵精怪的头脑，并在文字方面颇有天赋时，他们还大加欢迎呢。一个个漫长的下午，她常常是在翻看各种辞典和同义词与反义词词典，于是得以造出了许多荒谬而又让人无法忘怀的句式：一个恶棍藏在口袋里的硬币成了“秘传的”；一个偷车时被逮住的小流氓“不知羞耻、自我辩白”地哭着；一位骑在纯良种马上的女豪杰作了一次“仓促”夜旅；国王皱纹深深的额头成了生气的“象形文字”。家里人鼓励布里奥妮在藏书室里朗读她的故事。她在朗读的时候总是表现得很勇敢，用空着的那只手做一些大幅度的手势，在抑扬顿挫间弓起眉毛。在朗读的过程中，她会低头看一下书页，然后迅速抬起头，将眼光一一定格在每个人的脸上，毫无歉疚地要求家人在她施展叙事魔力时集中全部的注意力，而她的父母和姐姐对这个平时文静的女孩此刻的表现感到惊讶。

即使没有家人的关注和激赏，布里奥妮也不可能放弃写作。与许多前辈作家一样，她渐渐意识到并非所有的赞誉都对她有所裨益。比如，姐姐塞西莉娅的热情似乎就有点夸张，也许带点恩赐的意味，而且咄咄逼人。她要布里奥妮把每一个装订好的故事编入目录，陈列到藏书室的书架上去，把它们放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昆吐斯·德尔图良[1]作品之间。也许塞西莉娅只是说着玩的，布里奥妮根本就没当回事。她已踏上正途，而且在其他层面上获得了满足。写故事不仅要与秘密打交道，而且还能把世界变成一个缩小的模型，这当然能给她很多乐趣。短短五页稿纸就能造就一个世界，这比缩小的农场模型可有趣得多。半页稿纸里就能包含一个被宠坏了的王子的童年，一个节奏强劲的句子就可以表达在月夜穿过沉睡的村子的情景，简简单单一个词——眼眸一瞥——就能表明主人公已坠入了爱河。布里奥妮最近完成的一个故事，是如此充满生命力，拿在手中的稿纸仿佛都鲜活得在颤动。同时，她对于条理的喜爱也得到了满足，因为一个无序的世界完全可以在写作中条理化。比如，女主人公人生中的一大危机可以和冰雹、狂风和雷电相伴相生，而婚礼喜庆时则往往风和日丽。布里奥妮对秩序的喜好也催生了公正原则，死亡和婚姻成了家政的主动力：死亡是道德欠佳者的专利，而婚姻是一份报答，直到最后一页才奉上。

布里奥妮为利昂回家而写的剧本是她向戏剧迈出的第一步，她觉得这一过渡并不艰难。在剧本里不用再写“她说”这样的词句，也不用描写天气、春天的来临或女主人公的脸蛋，这对布里奥妮来说是一种解脱，因为她发现，美只是一条窄窄的光谱带，而丑却形态万象。把一个广阔的世界压缩成口头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整理，而经过整理的世界几乎颜色尽失，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点，每一个句子都极富感情，为此，感叹号是不可或缺的。《阿拉贝拉的磨难》也许是一个情节剧，不过它的作者当时还没听说过这一术语呢。这个剧本并不是要博人一笑，而是旨在引起读者的惊骇，随之让他们如释重负，最后给他们以教益。布里奥妮为此剧所作出的天真而巨大的努力——海报、戏票、售票亭——使她特别不能承受失败的打击。她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阿拉贝拉的磨难》写成另一个故事，而不是一部剧本，来欢迎利昂，但表姐表弟们要从北方来的消息促使她跃入了一种新的创作形式。

十五岁的罗拉和九岁的双胞胎杰克逊和皮埃罗被一场苦涩的家庭内战造就成了“难民”。这事本该对布里奥妮有更大的心理影响。她曾听到妈妈指责自己的妹妹埃尔米奥娜冲动行事，慨叹这三个孩子的处境，并谴责妹夫塞西尔的过分温顺和逃避行为——为了能得到安宁，他逃到牛津的万灵学院去了。布里奥妮曾听妈妈和姐姐分析过这场“内战”最新的种种曲折和伤害，进攻和反攻，并知道表姐弟们来她们家住，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可能长达一个学期。她也听说家里的房子多住三个孩子是绰绰有余的，昆西家的孩子在这里可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但是如果他们的父母同时来探望孩子，必须保证不把他们的争吵带到塔利斯家来。布里奥妮的卧室旁边的两间房间已经打扫干净，换上了新的窗帘，家具也从别的房间搬了进来。本来，布里奥妮也要参加准备工作的，但正赶上她写作热情高涨的那两天，她还得忙布置“剧场”入口那一通事，所以就没有参加。她只是隐隐约约知道，离婚是种灾难，但她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合适的写作主题，对这事也没多加考虑。对她来说，这是一种世俗的解散，是无可逆转的，所以并没有为讲故事的人留下多少发挥的空间：它属于无序的领域。结婚——更确切地说是婚礼——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它循规蹈矩，井然有序，是对美德的一种回报，而且有着盛大的仪式和宴会，还有令人陶醉的白头偕老的诺言。美妙的婚礼还暗示着性极乐，这对布里奥妮来说还无法想象。在乡村小教堂和城市大教堂的走道上，在亲人好友的见证称许下，她的男女主人公天真地抵达了他们人生的顶峰，再也不需要继续向上走了。

如果离婚代表了婚礼的令人不齿的对立面，那么，它可以被轻易地抛到天平的另一个秤盘里，与背叛、邪恶、偷窃、攻击和谎言为伍。然而，它却展示了永无休止的争吵和乏味复杂生活的不光彩的面目，所以根本就不可能被布里奥妮考虑为写作主题，就像她不会去考虑“重整军备”、“阿比西尼亚问题”或“种花技巧”一样。当经历了整个星期六上午的漫长等待，布里奥妮终于听到车轮碾过卧室窗下细石子路时，她一把抓起剧本，冲下楼去，穿过大厅，闯进正午明亮炫目的阳光里，向车子里守着行李抱成一团的小客人们喊道：“你们的角色我全都写好了！明天首演，五分钟后排练！”小客人们被她的话惊呆了，而布里奥妮这样做倒并不是因为她不顾别人，而是高度集中的艺术志向使然。

很快，她的母亲和姐姐来给小客人们作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时间安排。三个赤黄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小孩被带去看了他们的房间，哈德曼的儿子丹尼把他们的行李提上了楼。接着，他们被安排去厨房喝香料甜酒，参观整幢房子，在游泳池里游泳，然后在南花园葡萄藤下享用午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艾米莉和塞西莉娅一直喋喋不休，这使客人本应有的轻松感荡然无存。布里奥妮知道，如果她行了两百里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宅邸，那么，精明的问题和滑稽的悄悄话，以及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告诉她可以自由选择，定会让她深感压抑的。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孩子们现在最需要的是独处。不过，昆西家的孩子使出浑身解数，假装很开心，假装很自在。这对于《阿拉贝拉的磨难》来说，倒是个好兆头：如果他们三个明显有假装的本领，那么，尽管与将要扮演的角色毫无相似之处，也定能演好戏。午饭前，布里奥妮一个人溜进了空荡荡的彩排室——原来的婴儿室——在涂了漆的地板上踱来踱去，考虑着各个角色的人选。

显而易见，像布里奥妮一样有着一头黑发的阿拉贝拉，她的父母是不可能有雀斑的，她不会和一个有雀斑的外国伯爵私奔，不会向一个有雀斑的酒馆老板租一间阁楼房，不会爱上一个有雀斑的王子，更不会在一群有雀斑的人面前由一个有雀斑的牧师主婚。但是没有办法，只能凑合一下了。她表姐表弟的头发颜色太鲜亮了，简直像是荧光色，藏都藏不住。布里奥妮只能这样想了：阿拉贝拉没有雀斑，这是一个“象征”——要布里奥妮写起来，可能又要变成“象形文字”了——象征着她的不凡。尽管她穿行于一个污点斑斑的世界，她纯净的精神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此外，陌生人无法区分开来的两个孪生兄弟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邪恶的伯爵和英俊的王子能长得如此相像吗？而且……他们俩能和阿拉贝拉的父亲和主婚的牧师长得像一个人一样吗？假如叫罗拉演王子行吗？杰克逊和皮埃罗这两个小家伙，看上去急不可耐。他们倒是那种你怎么说就会怎么做的小男孩。可他们的姐姐肯扮演一个男人吗？她有着一双绿眼睛，一张很骨感的脸；她面颊消瘦，沉默里有一种冷漠，透出一股倔强的意志和暴躁的脾气。也许，只要向罗拉一提起演男角的可能性，就会引发一场危机。再说，杰克逊在吟诵祝福词的时候，布里奥妮真的能在圣坛前与罗拉执手相望吗？

直到下午五点钟，她才能把演员聚集在婴儿室里。她把三条长凳排成一行，自己则挤进一张婴儿吃饭用的旧高脚椅——这个属于艺术家的不羁举动使她有了网球裁判员那样的高度优势。双胞胎兄弟在游泳池里闹了整整三个小时之后，终于不太情愿地来了。他们光着脚，上身穿了背心，游泳裤上的水不停地往地板上滴着。水还从他们乱蓬蓬的头发里流到脖子处，两个人都冷得发抖，正哆嗦着膝盖来保暖。长时间泡在水里使他们的皮肤发白起皱，在婴儿室相对较弱的光线里，他们的雀斑看起来黑黑的。他们的姐姐坐在他俩中间，左腿架在右膝盖上，看上去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她洒了很多香水，换了一件绿格子的棉布裙子，以弥补皮肤的颜色。她脚上穿着凉鞋，戴着一条脚链，脚趾上涂着朱红的趾甲油。一看到这些脚趾甲，布里奥妮不由得倒抽一口气。她马上认定，决不能叫罗拉来扮演王子。

每个人都坐好了，剧作家准备发表一个小小的讲话，概括性地介绍一下这个戏的情节，并指出，明天晚上，他们将在藏书室里对大人献演，以唤起演员们的激情，但她还没开口，就让皮埃罗抢了先。

“我讨厌戏剧，讨厌这种玩意儿。”

“我也讨厌，我不喜欢化装。”杰克逊也说。

吃午饭的时候，大家知道了区别双胞胎的办法：皮埃罗的左耳垂少了三角形的一块。据说这是他三岁的时候惹怒了一条狗后留下的结果。

罗拉的眼睛瞥向别处。布里奥妮理论道：“你们怎么可以讨厌戏剧呢？”

“纯粹是卖弄而已。”皮埃罗在陈述这不言而喻的真理时耸了耸肩膀。

布里奥妮知道他说得在理。而这一点正是她自己喜欢戏剧（至少是她自己写的戏）的原因。她认为每个人都会欣赏她的才华。水从两个男孩子的椅子上往下滴着，慢慢渗进地板缝里。望着他们，布里奥妮知道他们永远不可能理解她的抱负。她原谅了他们，宽恕使她的语气温和下来。

“难道你们认为莎士比亚也是在卖弄吗？”

皮埃罗的目光掠过姐姐的膝盖，朝杰克逊看去。这个挑战性的名字带着一丝经院气息和老成持重，他感到隐隐有点熟悉。但双胞胎都在对方那里找到了勇气。

“人人都知道，他就是在卖弄。”

“就是。”

罗拉开始说话的时候，先是面朝着皮埃罗，说了一半的时候，又转向杰克逊，然后才把话说完。在布里奥妮家，塔利斯太太从来没有任何话需要同时对两个女儿讲。现在布里奥妮看到了罗拉是怎么做的。

“你们乖乖地演戏，否则就要挨打了，而且我还要去告诉爸爸妈妈呢。”

“如果你打我们，我们才要去告诉爸爸妈妈呢。”

“乖乖演戏吧，否则我就去告状。”

罗拉的威胁被两兄弟讨价还价了一番，但并没有失去它的威力。皮埃罗咬着下嘴唇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演呢？”这句问话里已经包含了让步的意思。罗拉试图把他粘在一起的头发揉松。

“还记得爸爸妈妈的话吗？我们是这里的客人，我们必须……我们必须怎样做？你们说，我们必须怎么做？”

“必须服从，”双胞胎痛苦地齐声说道。他们在说这个不平常的词的时候差点没结巴。

罗拉转向布里奥妮，微笑道：“请你告诉我们戏的内容。”

爸爸妈妈。无论这个词中锁藏着什么法理性的效力，它都将飞散瓦解，或者说已经各奔东西了；然而在眼下，这是不能承认的，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得勇敢坚强才行。布里奥妮忽然为她自私的动机感到害臊，她从没想过她的表弟们会不愿意演《阿拉贝拉的磨难》中的角色。但他们有自己的磨难，自己的苦恼，现在，作为她家的客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服从。更糟的是，罗拉也清楚地表示了，她出演也是出于勉强。脆弱的昆西家的人正在受到威逼。然而，布里奥妮仍竭力想弄明白一大难解的问题：罗拉是不是在恣意操纵？她是不是在利用双胞胎来表达她自己的敌意或蓄意破坏呢？布里奥妮觉得自己比罗拉小两岁，少了整整两年的锤炼，这使自己在她面前处于劣势。现在她的戏仿佛成了一件可怜的、令人为难的东西了。

她避开罗拉注视的目光。尽管剧本的愚蠢已经让她晕头转向，她还是简单地说了一下戏的主要情节。但她再也没有心思想要让她的表姐弟们在到来的第一天晚上感到兴奋了。

她一说完故事情节，皮埃罗就说：“我要当伯爵。我喜欢当坏人。”

杰克逊索性说道：“我当王子。我总是当王子的。”

她本可以把两兄弟拉过来，亲吻他们的小脸蛋，但她只是说：“那好吧。”

罗拉放下架着的腿，把裙子拉好，站了起来，像是马上要离开似的。她伤心地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想，既然是你写的剧本，你总是要自己演阿拉贝拉的了……”

“哦，不是的，”布里奥妮说，“绝对不是的。”

她说“不”，但她的意思是“是”。她当然要演阿拉贝拉了。她说的“不”是针对罗拉话里的因果关系。她并不是因为剧本是自己写的才想要演阿拉贝拉。她之所以要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她根本没想过要让别人来演；她要让利昂看到她演阿拉贝拉，因为她“就是”阿拉贝拉。

但是她已说了“不”，而此刻罗拉柔柔地说道：“既然是这样，你在意让我来演这个角色吗？我想我可以把她演得很好。事实上，我们两个当中……”

她欲言又止。布里奥妮注视着她，无法掩饰恐惧的神情。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知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趁着布里奥妮沉默之时，罗拉乘势而进。

“去年我也生了一场大病，所以我也能把那个角色演好。”

也能？布里奥妮无法迎合她的表姐。大势所去的忧愁阻碍着她的思绪。

双胞胎中的一位不无自豪地说：“而且你还参加过学校里的演出呢。”

她怎么能告诉他们阿拉贝拉的脸上没有长着雀斑呢？她的皮肤灰灰的，头发黝黑，她的思想全然是布里奥妮的思想。可是她又怎么能够拒绝远离家园、倾家荡产的表姐的请求呢？罗拉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因为她此刻打出她的最后一张牌，一张不容拒绝的王牌。

“求求你了，你就说‘行’吧！这是几个月来我惟一的一件好事情了。”

行。布里奥妮无法让舌头说出这个词，她只能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她郁郁不乐，感到一阵无疑是自我毁灭的震颤传遍了她的肌肤，向外溢展，突然地使房间暗了下来。她真想一走了之，她真想扑面躺卧在床上，独个儿品味这一时刻可恶的辛辣，然后重新回到毁灭开始前的衍生状态中。她需要闭着双眼，沉思默想她的失利，她的奉献。她需要展望新的局势。她不仅需要考虑利昂，而且还得思量参加阿拉贝拉婚礼时要穿的那件过时的桃红色和米色相间的缎子衣服。她母亲正在替她找这件衣服。可是现在这件衣服要给罗拉了。她母亲怎么能嫌弃一直深爱着她的女儿呢？布里奥妮仿佛看到这件衣服服服帖帖地穿在表姐的身上，而且目睹她母亲冷冰冰地一笑。她知道她惟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赶紧逃走，与篱笆为伍，以浆果果腹，不与任何人说话，在一个冬日的黎明被一位须发浓密的伐木工人发现，蜷缩在一棵巨大的橡树底下，幽美婉丽，奄奄一息，赤裸着双脚，或者也许穿着系有粉红色带子的芭蕾舞鞋……

自怜需要她全神贯注，而且只有在孑然一身时她才能使枝梢末节活灵活现，然而在她点头同意的顷刻间——头颅一歪竟何以改变一生！——罗拉已从地板上捡起布里奥妮那扎手稿，双胞胎兄弟也悄然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跟着他们的姐姐走到婴儿室的中央。这块空间是布里奥妮在前一天清理出来的。此时她敢溜之大吉吗？罗拉在地板上踱着步，一只手搭在眉毛上。她一边浏览剧本的最前面几页，一边默念着开场白中的台词。她说一切从头开始万无一失，此时此刻她让两位弟弟扮演阿拉贝拉的父母，向他们描述戏的开端，仿佛对这一幕了如指掌。罗拉顾盼自得，步步为营，毫无怜悯，使布里奥妮的自怜显得格格不入。或者，她会越发兴味无穷？——因为布里奥妮连阿拉贝拉的母亲这一角色都没得扮演，因此悄悄溜出婴儿室，跌跌撞撞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俯面趴在黑沉沉的床上，无疑是顺理成章的。然而，罗拉是那么的精神抖擞，全然沉浸在角色之中；布里奥妮深知她自己的情感不会流露出——更不会激发起——内疚自责。正是这一切才给了她奋起抵抗的力量。

以前，在她惬意愉快、一帆风顺的人生中，她其实从来没有与任何人正面交过锋。现在她明白了：这就像六月初潜入游泳池；你必须勇敢地投入。当她从高脚椅中挤出身来，朝她表姐站着的地方走去时，她的心怦怦直跳，呼吸也变得短而急促。

她从罗拉手中一把夺过剧本，异常尖声高调地说：“如果你是阿拉贝拉，那我就是导演。非常感谢你，我来读开场白。”

罗拉用雀斑点点的手捂着嘴。“对不起——起！”她说，“我只是开个头。”

布里奥妮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于是就转而对皮埃罗说：“你看上去不太像阿拉贝拉的母亲。”

罗拉对角色的分配决定权被取消了，引得双胞胎哄然大笑，这就改变了权力的平衡。罗拉夸张地耸了耸她那瘦骨嶙峋的肩膀，走到窗旁，向外眺望。也许她自己也想冲出房间，但她死挨活撑着。

双胞胎开始了一场摔跤大赛，他们的姐姐也怀疑自己头痛，然而排练还是开场了。在一阵令人忐忑不安的寂静中，布里奥妮朗诵着开场诗：

这是一个关于率性的阿拉贝拉的故事，

她与一位外来的小伙子私奔。

未经同意就擅自离家去了伊斯特本，

贫病交加，她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六个便士。

看到自己的长女如此潦倒终生，

她父母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愤。

阿拉贝拉的父亲站在庄园的锻铁门口，他妻子站在身旁。他起先恳求女儿三思而后行，然后在绝望中责令她不许出走。忧伤而固执的女主人公面对着父亲，她身旁站着伯爵，他们的马匹拴在附近的一棵橡树上，此时正在嘶叫，以蹄搔地，急不可耐地要动身出发。父亲的心头涌起万般柔情，他颤巍巍地说：

我亲爱的女儿，你年轻又可爱，

但你毫无人生经验，虽然你认为

这世界在你脚下，

但它会崛起，将你踩倒在地。

布里奥妮安排角色各就各位，她自己紧抓杰克逊的臂膀，罗拉和皮埃罗手拉手站在几码远的地方。男孩子们四目相视，发出了咯咯的笑声，女孩子们连忙嘘声制止。已经够烦的了，可是只有在杰克逊开始朗诵时，布里奥妮才渐渐明白设想与具体实施之间的悬殊差距。杰克逊的调子毫无抑扬顿挫，仿佛每一个词都是死人榜上的名字。尽管布里奥妮给他念了好几遍“毫无人生经验”这个词组，但他就是发不出来，而且把台词中的最后两个词省略掉了。至于罗拉，她的台词念得准确而又随意，有时对某个内心的想法莫明其妙地一笑，决计要人家知道她那近乎成人的心思此时正在他处。

就这样，他们继续排练着。从北方来的表姐表弟们已经排演了半个小时，不动声色地摧残着布里奥妮的创作，最后她姐姐塞西莉娅把两位表弟叫去洗澡了。真是谢天谢地！

[1] 古罗马帝国时期北非杰出的基督教作家，基督教文坛上的奇才，对教会神学具有深远影响。

第二章

一半是因为这青春韶华，一半是因为旺盛的烟瘾，塞西莉娅·塔利斯握紧手中的花，顺着河边的小径慢跑起来。小径绕过青苔砖壁的旧泳池，然后兜兜转转地穿出了那片橡树林。入夏后，自考试结束以来的几周里，终日过得懒懒散散，但此时却也催她步履匆匆；从剑桥回家之后，日子一直平淡无奇，而这般的好天气却也扰得她跃跃欲试，几近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子里浓郁清凉的树阴让人心旷神怡，就连树干上错综的纹路也令她着迷。穿过林边的窄铁门，跨过矮篱间的杜鹃花，便是一片开阔的稀树草地；这块地已卖给本地农户养牛用了。穿过草地就到了喷泉的护墙后边。喷泉仿照的是贝尼尼的海神喷泉[1]，但只有罗马巴贝里尼广场上原作的一半大小。

海神健美的身影非常舒适地蹲坐在贝壳上，只可惜水压太小，螺号里的水只能喷出两英寸高，接着便落回他头上，顺着石塑的头发，沿着他有力的脊背淌了下来，留下暗暗闪耀的绿斑。虽身在异乡北国，离家万里，但晨曦中的海神还是风仪秀整，连底座下托起波浪边贝壳的四只海豚也千姿百态。塞西莉娅瞅了一下海豚身上和人鱼腿股处无端刻上的鳞片，然后朝房子方向望去。进客厅最便捷的路线是越过草坪和阳台，穿过那一扇扇落地窗。但罗比·特纳正在玫瑰篱边上，一路跪着除草呢；他俩是童年的玩伴，也是大学的校友，不过她可不想同他搭话。至少，现在不想。从北方回来后，园艺差点就成了罗比惟一的狂热爱好。现在又说要上医学院了；修完文学后再读医学，看起来很自命不凡。这还有点不讲理，因为钱是由塞西莉娅的父亲出的。

喷泉的水池又大又深，水也冰冷沁肌，她把花在里边浸了一下，好保持新鲜，然后匆匆绕到前门，避开了罗比——心下暗想，这倒是个在外边多待几分钟的好借口。早晨的阳光，或无论什么光线，都不能掩盖塔利斯家的房子的丑陋——只有四十年的历史，鲜艳的红砖，矮墩墩的外观，还有铅框的窗格和庞大的哥特式设计；而这些，总有一天要被佩夫斯纳之类的建筑师在哪篇文章里斥为机缘不善的悲剧，或被哪个现代派青年作家贬为“毫无魅力”。这里原先有幢亚当风格[2]的宅屋，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场大火中给烧塌了。现在只剩下人工开凿的湖泊和小岛，两座支撑车道的石桥，还有湖边那幢破败的灰泥寺庙。塞西莉娅的祖父从小在五金店里长大，后来靠发明了挂锁、门闩、插销和门搭扣这几个专利发了家，所以新房处处都烙上了他的品位：稳固、牢靠和实用。事虽如此，如果不理会稀稀松松的树林下群集的荷兰乳牛，而是转身背朝正门向车道望去，景色还是很别致的，恍惚间有种隔世的感觉，但恰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宁静让她更坚定地要尽快搬走。

走进门，快速穿过铺着黑白地砖的大厅——耳边回荡的脚步声是多么地熟悉却又恼人——她在客厅的门廊里停步，喘了口气。手中这束凌乱的夹竹柳兰和鸢尾，将冰凉的水珠滴到她穿着凉鞋的脚上，让她神清气爽。要找的花瓶就摆在那张美洲樱桃木桌上，桌子紧挨着落地窗。窗子微微虚掩着，从东南方射进来几束晨光，投在粉蓝的地毯上。随着呼吸放缓，烟瘾也越发上来了，但她却只凝驻在门口，叫眼前这瞬间的美妙景象给吸引住了——簇新的哥特式壁炉前围着三张褪色的沙发，炉边摆了盆冬莎草，那大键琴已许久无人来调试拨弄，玫瑰木的乐谱架也从没人用过，天鹅绒的窗帘重重的，边缘上钉着些或橙或蓝的穗子，透过窗帘可以看见一点万里无云的天空、黄灰混色的阳台和从块石路面的裂缝里长出来的甘菊和小白菊。走下台阶就是草坪了，再向前五十码就到了喷泉边，罗比这时候还在草坪边上修剪着。

这所有的一切——河流，野花，久违了的慢跑，橡树漂亮的纹路，天花板高高的房间，阳光投下的形状，还有静寂中耳根渐弱的脉动——这所有的一切都令她开心，平常熟悉的东西也变得新奇有趣起来。不过她又想，这种觉得囚在家里乏味的想法是要受人指责的。从剑桥回来时，她依稀觉得应该多陪家里人一点，但父亲总待在城里，而母亲不是闹偏头痛，就是非常冷漠，甚至不通情理。塞西莉娅有几次送茶到母亲的房间（房间同她的一样，也很脏），希望可以亲密地说说话，但艾米莉·塔利斯似乎只愿意抱怨家里的琐碎杂事，或者脸色苍白地靠在枕垫上默默喝茶，昏暗中一脸令人不解的表情。布里奥妮则沉迷在写作的幻想中——原本只是一时的兴趣，而现在竟让她完全着魔了。塞西莉娅早晨在楼梯上碰到过他们，布里奥妮正领着表弟们到婴儿室去排练，这几个可怜的人儿昨天才到；戏定在晚上利昂和他的朋友来的时候开演。时间很短，而双胞胎中的一个又因为犯了什么错，叫贝蒂给扣留在了洗衣间。塞西莉娅并不愿施以援手——天气太热了，而且不管她怎么做，这个计划注定是要一败涂地的。布里奥妮的期望值太高，没有人——尤其是这两个表弟——能理解她那狂热的幻念。

塞西莉娅知道，自己不能再把日子耗在那又脏又闷的房间里，躺在烟气氤氲的床上，只手托着下巴，手臂发麻地读着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了。她本想理出父亲这一支的家谱，但只半心半意地开了个头，至多知道在曾祖父开始经营他那家寒碜的五金店前，塔利斯家的先人都是窝在地里干农活的；男人们胡乱地改姓，也理不出个头绪来，而那些照普通法结合的婚姻根本就没在教区里登记。虽然明白自己不该在这里待下去，应该做点打算，但她什么也没做。虽然途径有很多，但都非燃眉之急。她还存了一点钱，足够支撑一年多的光景。利昂数次邀她到伦敦一起住些日子。大学里的朋友也说要帮她找工作——虽然工作肯定是无聊的，但她可以过独立的生活了。舅舅和姨妈都很有趣，也都喜欢见她，比如罗拉和双胞胎的母亲，那个不羁的埃尔米奥娜，此时正和她那个在无线广播电台工作的情人待在巴黎呢。

没有谁要拖塞西莉娅的后腿，甚至没人特别在意她是否离开。她不走并非因为她呆滞懒慵——她常常心神不宁，烦躁易怒。她只是喜欢有走不了的感觉，喜欢有人需要她的感觉。她常告诉自己，她是为了布里奥妮才留下来的，或者是为了帮帮母亲，或者仅仅因为这是在家里的最后一段日子了，而她也想有始有终地过完这段日子。老实说，打点好衣箱，然后乘早晨的火车一走了之——这一点都不能令她兴奋。那只是为了离开而离开。留下来既叫人舒适，也令人烦躁；既是一种自我惩罚，也是一种快乐，或许快乐只是她的期盼而已；如果她离开了，也许有什么坏事会发生，或者，更糟的是，好事来了，而她却错过了——她可错不起啊。还有就是罗比了，他总是刻意保持距离，有什么远大计划也只同她父亲讲，这一点一直让她恼怒不已。他俩从七岁起就认识了，而现在谈话却尴尬不已，实在让她心烦。虽然她认定这都是罗比的错——他可记住自己犯的第一个错吗？——但她清楚自己必须在离开之前摆平这些事。

一股闻上去像皮革似的牛粪的气味透过敞开的窗子传了进来，除了最冷的几天，一年四季都是如此，而且只有离开过的人才会注意到。罗比放下铁锹站着，卷了根烟，这算是他信奉共产主义那时候的遗物了——那股狂热，同他对人类学的万丈雄心，以及计划中的从加莱到伊斯坦布尔的徒步旅行，都一起被抛在了脑后。不过现在，她想抽烟可是要上两段楼梯，然后在几个衣服口袋中翻出一个来。

她走进客厅，把花塞进了花瓶里。这个花瓶是克莱姆叔叔的遗物。克莱姆的葬礼是在战争刚结束那会儿举行的；与其说是葬礼，不如说是重葬仪式，那时的情景塞西莉娅历历在目：装甲车开进村里教堂的墓地，棺材是用军队团部的旗帜裹着的，还有那高举的刺刀和墓地的军号声；但对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说，记得最清楚的还是父亲的哭泣声。克莱姆是他惟一的胞亲。至于他是如何搞到这个花瓶的，在这位年轻的中尉的最后几封家书里边曾作过交代。他当时在法国分区执行通讯任务；有一次，敌军要轰炸凡尔登西边的一座小镇，他在最后一刻成功组织大家撤离，大概救出了五十名妇孺老幼。后来，镇长和其他几位官员带着克莱姆叔叔回到镇里一座半毁了的博物馆。他们从一个破碎的玻璃柜里取出这个花瓶，并把它送给了他，以表谢意。虽然在臂弯里夹个迈森瓷器[3]打仗是非常不方便，但当时他并没有拒绝。一个月后，花瓶留在一户农家保管，后来塔利斯中尉再蹚过大水取了回来，又循原路赶回，在午夜时分同队伍会合。战争快结束时，他被派去巡逻，花瓶就托付给了一位朋友保管。几经周折后，它回到了团司令部，并在克莱姆叔叔葬礼后的几个月后送到了塔利斯家。

精心去安插这些野花其实没有任何必要。它们混在一起，自成一种和谐，特意均分开鸢尾花和夹竹柳兰反而会破坏这种效果，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她还是花了几分钟时间摆弄了一下，好有些自然的杂乱感。这边虽摆弄着花，心里却总想去找罗比。这样她就不用麻烦着上楼了。她觉得有些燥热和不舒服，就对着壁炉上方那块镀金的大镜子整了整仪表。可是，如果罗比现在转身——他正背朝房子吸烟——就能清楚地看见房间里的情形。终于整理完了，她又退回到原处。现在如果她兄弟的朋友保罗·马歇尔看到，应该会以为这些花就是采来后照原样给胡乱塞到花瓶里的了。她明白，灌水前先插好花是没用的——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她就是喜欢把花弄来弄去的，并不是每样事情都要做得既正确又合逻辑，特别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母亲喜欢客厅里面有花，而塞西莉娅也乐得照办。灌水的地方在厨房。可贝蒂正要准备今天的晚饭，而且情绪十分吓人。不单是杰克逊或皮埃罗这样的小孩要害怕，就算从村里临时请来的帮工也要怕她三分。现在即便在客厅里，也不时能听到压低的怒骂声和煎锅砸在铁架上的哐当声传来。如果塞西莉娅现在去厨房的话，就要在母亲语焉不详的指示和贝蒂倔强的脾气间调停。显然，应该聪明点儿，到外面的喷泉里灌水。

她十多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位曾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工作的朋友来鉴定过这个花瓶，证实这千真万确是件正品，是件真正的迈森瓷器，出自大画家霍罗特之手，作于1726年，也很有可能曾是国王奥古斯特的财物。尽管比起塞西莉娅祖父捡破烂似的那些收集，这要值钱得多，但杰克·塔利斯希望能让它派上用场，作为对兄弟的纪念。它不应该被囚在什么玻璃柜里边，理由是，如果这花瓶能幸免于战火，它也一定能在塔利斯家世代长存。他的妻子也不反对。其实，不管价值几何，也先不理会这段渊源，艾米莉·塔利斯一点都不喜欢这个花瓶。上面所画的中国人物一个个小小的，正儿八经地聚在花园的圆桌前，还装点着绚丽的植物和假禽鸟，让画面显得繁复压抑。整个中国味的艺术风格让她觉得索然。塞西莉娅倒没什么看法，只是有时纳闷这东西在苏士比能拍到多少价。花瓶受敬重，并非因为霍罗特对五彩珐琅的纯熟技艺，也不是因为蓝色与金色相间的线条和叶子，而是因为克莱姆叔叔，为了他救下的人命，为了他在午夜蹚过大河，为了他在停战前一周的牺牲。花，特别是野花，似乎是恰当的祭奠。

塞西莉娅双手捧紧凉凉的花瓶，又伸出一只脚去钩开落地长窗。一到了亮处，石头久晒发出的气息就像朋友般拥抱过来。两只燕子正好从喷泉上飞过，啾啭的歌声从高大的黎巴嫩香柏中穿透那茂密的树阴破空而来，穿过阳台时，花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挑动着她的脸庞。她小心翼翼地走下三步摇摇欲坠的台阶，到了沙砾小路上。走近时，罗比闻声突然转过身来。

“我有点想走神了，”罗比解释道。

“能给我卷根你的布尔什维克烟吗？”

他抛了自己的烟，拾起草坪上用衣服垫着的罐子，和她一起朝喷泉走去。两人默默无语地走了一会儿。

“天气不错啊，”她半带叹息地说。

他注视着她，一脸的迷惑狐疑。他们间总有些别扭，就算是天气这么稳妥的话题都会显得不合适。

“《克拉丽莎》怎么样？”他边问，边低头瞧着捻卷烟草的手指。

“无聊。”

“可别这么说。”

“真希望她能熬过去。”

“她熬过去了。而且日见好转。”

他们放慢了步伐，随之又停住了脚步，好让罗比能完成捻烟的最后几道工序。

她说：“真想改天读点菲尔丁的作品。”

塞西莉娅意识到自己说了蠢话。罗比正眺望着草地和牛群外面那沿着河谷的橡树林，那片她早晨跑过的树林。他也许会觉得话中有话，暗示她对刺激和感官的偏好。这当然是误解了，她虽有点窘迫，但也不知该如何纠正他。她觉得自己喜欢他的眼睛；橙色同绿色混杂在一起，在阳光下愈发闪耀出细微的光芒。她更喜欢他那魁梧的身材。对她来说，一个男人同时具有智慧和大块头是个有趣的组合。塞西莉娅接过了烟，罗比给她点上。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两人又朝喷泉走了几步路。“菲尔丁的作品更有生命的活力，但是比起理查逊，在心理描写上粗糙了点。”

塞西莉娅把花瓶放在引向喷泉水池那凹凸不平的台阶上。她最不喜欢像本科生那样争论十八世纪的文学。她一点都不觉得菲尔丁有什么粗糙，或者理查逊是个卓越的心理学家，她一点都不想被扯进立论、定义和驳斥里面去。她已经厌烦那些了，而罗比争论时却总是揪住不放。

于是她问：“你知道利昂今天要回来吗？”

“听人说起过，这太好了。”

“他要带朋友来，就是那个保罗·马歇尔。”

“就是那个巧克力大亨啊。不会吧！你这些花是要献给他啊！”

她嫣然一笑。他是不是假装嫉妒来掩盖自己真的嫉妒呢？她再也看不懂他了。在剑桥的时候，他俩失去了联系。但做点别的也没有可能，于是她改变了话题。

“老头子说你要去当医生。”

“我是有这种想法。”

“你是不是喜欢当学生呀。”

他又将目光移向别处，不过这次只有不到一秒钟的时间，等他转回头来时她看到了一丝怨愤。她听上去是不是有点高高在上呢？她又看到了他的眼睛，绿和橙的斑点，像小男孩的弹珠。说话时他还是非常温顺。

“西[4]，我知道你从来不喜欢那种东西。可是除了这样，还有别的什么法子能成医生呢？”

“这就是我的问题。又要当六年学生。为什么？”

他并没有生气。是她想得太多了，在他面前她就神经过敏，这叫她自己都有些懊恼。

他认认真真地回答她的问题。“没人会真的请我当园林师的。我不想教书，也不想当公务员。只有医学让我感兴趣……”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一下子停住了。“你记住，我说过会酬答你父亲的。就这么着。”

“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她根本没料到他会以为她是在讲钱的事。他也太小气了。父亲资助罗比的学业，有谁反对过吗？她一直以为是自己瞎想，但事实上她是对的——最近罗比的举止有些恼人。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把她的话想歪。两天前他居然按了门铃——这就很奇怪了，他一直可以随便进出这幢房子的嘛。塞西莉娅下来开门时，他站在外面大声地像公干似地问是不是可以借本书。恰巧当时波莉正趴在地上擦门厅的地板。罗比摆起大排场，脱了鞋，其实他的鞋一点也不脏，想了想，又把袜子也脱了下来，接着夸张地踮起脚走过湿漉漉的地板。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故意疏远她；他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到大房子来跑腿的清洁工的儿子。他们一起进了藏书室；当他找到了所要的书后，塞西莉娅要他留下来喝杯咖啡，而他犹豫了一下，拒绝了。这都是装的——他是她见过的最自信的人。她意识到，自己被人嘲弄了。被罗比回绝后，她就离开了房间，上楼躺在床上看《克拉丽莎》，但一个字也读不进去，心中的懊恼和疑惑却与时俱增。她是被嘲弄了，还是被惩罚了——她不知道哪个更糟。因为在剑桥时参加不同的社交圈而受惩罚；因为母亲不是打杂的女佣而受惩罚；还是因为她可怜的学位受嘲笑——而非因为他们其实给女人授予学位。

她笨拙地——因为她还抽着香烟——拿起花瓶，把它平放在水池边上。最好是先把花拿出来，可她气晕了，两只手又烫又干，只好把花瓶握得更紧些。这时罗比一言未发，但从他的表情中，塞西莉娅看出他对刚才自己所说的话后悔了——他强作出笑脸，连嘴唇都没咧开过。这样一点也不叫人好过。这些天他们一讲话就是这个样；不是他就是她总要出错，然后又想收回原先的话语。他们交谈的时候，一点放开、稳定的感觉都没有，更别说轻松了，反而处处是钉子，处处是陷阱，处处因为尴尬而转移话题，因此她跟讨厌他一样地讨厌自己，但从来没怀疑应该是他的错。她没有改变过，但毫无疑问他却变了，他在自己与这个完全对他敞开并给予了他一切的家庭之间拉开了距离。就因为这个原因——预料他会拒绝，而自己也不愉快——那天她就没有请他吃晚饭。如果他喜欢距离的话，那就保持距离呗。

四只用尾巴托着海神特赖顿所蹲坐的贝壳的海豚中，离塞西莉娅最近的一只张开的大口中长满了苔藓和藻类，如同苹果一般大的圆眼珠子泛着闪烁的绿光。整个雕像面北的一侧生满了蓝绿色的绿锈，因此在昏暗的灯光下，从某些角度看去，肌肉丰满的特赖顿仿佛真的是海底里的上百军团。贝尼尼原先的设想肯定是让水从宽大的贝壳不规则的边缘潺潺地流到水池里，但是水压太小了，于是水就悄无声息地滑到贝壳的背面，偶尔溅起的泥浆像石灰石洞的钟乳岩一样悬挂其上，水珠点点滴落。水池有三尺多深，泉水清澈见底。池底下是惨淡的乳色石头，波动起伏的白边长方形折射阳光时而将它分割，时而又重叠其上。

她本打算靠在栏杆上，握住瓶中的花，然后将花瓶侧身放入水中。但正在这时候，一心想做些补救的罗比想助她一臂之力。

“让我来拿那个吧，”他伸出一只手来，说道，“我来灌水，你拿着花吧。”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谢谢。”她已经把花瓶伸到水池的上面。

可是他说：“瞧，我已经拿着了。”他真的已经用拇指和食指夹紧了。“你的烟要湿的。拿着花吧。”

这算是命令，急切地表达出他男性的权威。而这么一来，塞西莉娅抓得更紧了。她来不及也不打算解释，把花和花瓶一起浸入水中可以保持花的自然风貌；她只是握得更紧了，又转身扭开他。但是他没有这么轻易就可以甩开的。只听得枯树枝断裂般的一声，瓶沿的一块在他手里掰落下来，又碎成了两块三角落进了水池，晃晃悠悠地跌到水底。它们隔着几英寸躺在那儿，在碎光中晃荡。

塞西莉娅和罗比都为自己的固执争夺呆住了。四目相对，她从那夹杂着橙色和胆汁般绿色的眼神中见到的不是震惊，不是愧疚，而是一种挑衅，甚至是胜利。塞西莉娅明白要先把花瓶放到台阶上，再与罗比争论这意外有多严重。她也知道这是无可抗拒，甚至是饶有兴味的，因为情况越严重，对罗比来说就越糟糕。她死去的叔叔，她父亲的亲兄弟，那糟蹋人的战争，那危险的渡河，金钱无法买到的珍贵、英勇与善良，这花瓶追溯霍罗特创作天才的历史背后的悠悠岁月，甚至远溯到重复发明陶器的巧匠能工。

“你这白痴！看你都干了些什么。”

他瞅了瞅水底，又回头看了看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拿手捂着嘴。虽然这手势表明他负了所有的责任，但塞西莉娅还是讨厌他此刻不合时宜的举动。他又瞟了水池一眼，叹了口气。罗比担心她会踩到花瓶上，就举手指了指，但是一言不发。他开始解衬衫纽扣。她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这是不能容忍的。他来家里的时候也是脱了鞋和袜子——好吧，她决定教教他该怎么做。她踢掉拖鞋，解开扣子，脱了衣服，又解了裙子，然后朝水池的护墙走去。而他只是双手托在屁股上，看着她穿着内衣爬到水里。拒绝他的帮助，拒绝他的任何的补救机会，这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她没料到水会冰凉得让她直喘气，但这也是对他的惩罚。她屏住呼吸，沉到水底，头发在水面上像扇子般铺展开来。如果她淹死了，也是他应得的惩罚。

几秒钟后，当她浮出水面，双手都捏着一块碎片时，他还不至于蠢到要上前将她从水中扶出来。这个洁白又脆弱的仙女小心地把碎片放在花瓶边上，水从她身上倾泻而下，比起结实的特赖顿是漂亮多了。她很快地穿好衣服，湿漉漉的手臂困难地穿过绸袖子，再把衬衫塞到裙子里。她拣起拖鞋夹在手臂里，把碎片放进裙子的口袋里，接着拿起花瓶。她避开了他的目光，她的动作透着一股粗蛮。他并不存在，他被放逐了，这也是对他的惩罚。罗比呆站着，看着她赤脚穿过草坪，乌黑的头发在肩上重重地甩动着，摩擦着衬衫。然后他又转身朝水池里看，也许水里还有一块她没拣起的碎片，但很难看清楚，因为搅动了的水面还没有平静下来，她的愤怒还逗留在水面上，驱动着水流。罗比把手平放在水面上，似乎想去抚平它。此时塞西莉娅已经隐入了房子。

[1] 海神喷泉(Triton Fountain)，位于罗马的巴贝里尼广场，是意大利巴洛克巨匠贝尼尼的杰作，其形象为海神端坐在四只海豚上，仰首拿着一个大法螺在吹水。

[2] 亚当风格是乔治亚风格的发展与精华，在美国东北部极为流行，它吸取了亚当兄弟对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研究成果。

[3] 拥有近300年历史的德国著名瓷器品牌，以设计高雅、皇家气质和纯手工制作闻名遐迩。白色底盘上，弧度优美的两把蓝剑交错成迈森百年经典的象征，暗喻着至高无上的品位。

[4] 塞西莉娅的昵称。

第三章

根据贴在走廊里的海报，《阿拉贝拉的磨难》从预演到首场演出只有一天的时间。然而，这位编剧兼导演要挤出时间集中精力工作却并非易事。像前一天下午一样，该如何把演员召集在一起过过场子着实困扰着她。当天夜里，像一切被思乡情绪所困扰的小男孩一样，杰克逊，这位在剧中扮演阿拉贝拉那不以为然的父亲，尿湿了床单；可这会儿却不得不照着大人的意思，把床单和睡衣送到楼下的洗衣房里，并且在贝蒂的监视之下用手搓洗干净，而贝蒂也按着主人的吩咐，摆出一副冷漠又坚定的模样。虽然这样做是为了让他长长记性，让他记得以后犯错误是会给他带来麻烦和劳作的；但他本人却没把这一切当作惩戒。可是当他站在齐胸高的大石头水槽前，肥皂水流过赤裸的双臂，浸透了卷起的衬衫袖子，还得拎起死沉的湿床单的时候，他必定觉得这是一种非难——他觉得灭顶之灾麻痹了自己的意志。幕间的时候，布里奥妮也下来看过他几回，但贝蒂却不让她帮忙。于是，一辈子从没有洗过一件东西的杰克逊拿着两件衣物不停地洗啊，漂啊，反复地用轧干器拧卷；完事以后又在厨房的餐桌边就着一杯清水吃了点黄油面包，哆哆嗦嗦了十五分钟——排练的两个钟头就这样被他耗掉了。

当哈德曼顶着早晨的暑气，进屋来喝他那一品脱麦芽啤酒时，贝蒂向他抱怨说，自己要在这样的暑天准备特别的烤肉晚餐倒也罢了，但她个人以为加在男孩子身上的惩罚未免也太严厉了些；换作是她，宁可在孩子的屁股上响亮地刮上几记，然后自己来洗床单。若真是这样，倒正合布里奥妮之意，因为早上的排练时间正在悄然而逝。因此当她母亲下楼来检查任务的时候，大伙儿都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而塔利斯太太呢，心中则多少有些愧疚；于是当杰克逊怯怯地请示他可不可以和兄弟一起去池子里游泳的时候，他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批准。与此同时，布里奥妮的抗议却被置之不理，仿佛是她把令人不快的折磨强加于可怜无助的小家伙似的。就这样，他们游泳去了，然后就该吃午饭了。

排练在杰克逊缺阵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糟糕的是，第一幕阿拉贝拉告别的重头戏怎么都排演不好——原来皮埃罗一直为楼下自己兄弟的命运暗暗担着心事，以至于无法投入自己的角色——一个懦弱的异国伯爵。在他看来，杰克逊的遭遇将来迟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他不停地光顾着走廊尽头的洗手间。

有一次，布里奥妮从洗衣房探视回来的时候，皮埃罗问她：“他挨板子了吗？”

“还没呢。”

像他的兄弟一样，皮埃罗有本事让嘴里出来的每一句台词都不带任何意义。他拖长声音，点名一般地吟诵着每个单词：“你—以为—你—可以—逃脱—我的—掌心—吗？”吐字倒还算清晰准确。

“这是个问句，”布里奥妮及时打断了他，“难道你不知道吗？问句应该以升调结尾。”

“什么？”

“这儿，你刚才说的这句台词。你的声调应该由低到高。它是个问句。”

他费力地吞了口唾沫，深吸一口气之后重新做了次努力。这回的点名每个词挨个儿上升了半个音阶。

“结尾！你应该在结尾的地方用升调！”

于是点名又进行了一次，每个词都维持着单一的声调，直到最后一个音节时，原先的音域突然中断，男孩的嗓子眼里冒出了假声。

罗拉早上也来到了婴儿室。她心中一直以大人自居，穿着打扮也难免成熟：一条打褶的法兰绒灯笼长裤，短袖羊绒毛衣，脖子上软软地绕着串浅黄色珍珠项链——珍珠虽是小粒的，却在颈背处用翡翠打了个箍儿，满是雀斑的手腕上，还松松地晃着三只银镯子。另外，无论她走到哪里，身边的空气中都有股玫瑰水的味道。尽管她已经努力不让自己看起来有屈尊纡贵的意思，然而事实上这种派头却更加大行其道。她沉着冷静地响应布里奥妮的建议，用顶充分的表情配合着自己的台词（奇怪，她好像一夜之间把它们都记得那么滚瓜烂熟），她温柔地鼓励着自己的弟弟，但面对导演却一点都没有越俎代庖的意思。她身上没有一点乱蓬蓬的、孩子气的狂热——这就好像塞西莉娅或是他们的母亲，愿意花时间和小孩们混在一起，在戏里演一个角色，又不显现一丁点的厌倦。在头天晚上，布里奥妮曾向她的表弟们展示过演出时的售票亭和募捐箱——于是双胞胎便为争夺一个更神气的角色而大打出手。但罗拉却只是抱着双臂，有礼貌地向布里奥妮微微一笑以示恭维；事实上那半个微笑太过晦涩，没法看透后面暗藏着的讥讽。

“多么了不起啊！你是多么聪明啊，布里奥妮！这真的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布里奥妮不由得怀疑在表姐完美的礼貌后面，是否别有用心。也许罗拉指望她的双胞胎弟弟就这么天真无邪地把戏搞砸掉，而她自己只需要站得远远地等着看好戏的上演。

所有这些无法证实的怀疑，加上杰克逊在洗衣房里的滞留，皮埃罗惨淡的表演，还有早晨的酷热高温都让布里奥妮觉得压抑。于是当她发现丹尼·哈德曼就在门口观摩的时候，心烦意乱的她马上把他打发走了。她不能看穿罗拉的超然冷漠，也无法诱哄皮埃罗发出抑扬顿挫的语调。所以，当她突然发现婴儿室中只剩下自己一人的时候，就大大地松了口气。原来这时候罗拉认为有必要回房重新打理她的头发，她的弟弟则又沿着走廊逛了出去，去了洗手间或是别的地方。

布里奥妮坐在地板上，背靠着高高的嵌入式玩具柜，不停地用手中的剧本往脸上扇风。屋子里安静极了——四周没有一点人声，楼下没有吵闹踢球的孩子，水管里没有了潺潺的流水声，困在两扇窗玻璃间的苍蝇也放弃了嗡嗡挣扎。窗外，原本溪流般流畅的鸟鸣也仿佛被热气烘干了似的，蒸发不见了。布里奥妮把膝盖直伸出去，于是眼睛里就满是自己裙上的白色薄纱，和自己膝盖上那熟悉而又可爱的皱褶了——她早上应该换条裙子的——她突然想到自己实在太孩子气了，应该像罗拉一样，多在外貌上花些心思——可那又该费多大的劲啊。寂静开始在她的耳里嘶嘶作响，眼前的景象也模糊起来——放在膝上的双手看起来大极了，也远极了，仿佛是打老远的地方看起来的那样。她举起一只手，屈伸着手指，纳闷这个玩意，这件用来抓取的工具，又像是长在手臂上的一只肉蜘蛛，是怎么能为她所有，又听她的指挥呢？抑或它也有自己小小的生命？她弯起手指，然后又将它伸直。最奇妙的是它将动未动的那一瞬，她的意志是在那一刻生效的。它就像不停涌动的海浪一样；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了，她甚至觉得，如果她能在浪峰中找到自我，那她也就明白了自身的奥秘，认识了体内真正掌权的力量。于是她把食指举到面前，用劲盯着它，命令它挪动。食指没有动，因为她本就在做作，并不是当真的；因为希望它动，或准备让它动，和真正地挪动它还是不一样的。当她最终把食指弯曲起来的时候，这个动作仿佛是从食指的内部发生的，而并不是从她大脑中的某个区域。但食指又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应该动了呢？她又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该动手指的呢？这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但答案只能二选一。她的手指看起来那么完美无瑕，然而她知道，在那光洁连绵的织物构造后面，藏着真实的自我——是她的灵魂吗？——是她的灵魂决定停止做作，而向手指发出了最终的命令。

这些思绪经常浮上心头，她已习以为常，而且它们同样让她感到惬意，丝毫不亚于观看自己的一对构造精美的膝头。她的双膝对称相配，收放自如。她的怪念头总是层出不穷：每个人都和她一样真实地存在着吗？譬如说，姐姐是不是有这样的自我意识，是不是也像布里奥妮一样重视自己呢？做塞西莉娅的感觉，是不是和做布里奥妮一样真实而生动呢？在汹涌的波浪后面，她姐姐是不是也埋藏着一个真实的自我呢？还有，姐姐有没有花时间去考虑过这个问题，有没有在面前举起一个指头来探察一番呢？是不是爸爸，贝蒂，哈德曼，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考虑过这样的问题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该是多么的复杂啊！二十亿人有二十亿个声音，更有二十亿个思想，每个人都那么热烈地追求着生活，自以为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而其实没有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会淹没在不得要领之中。但如果回答是否定的话，那么布里奥妮不就生活在机器当中了吗？虽然这些“机器”的外部都是那么的聪明悦目，但内部却缺少了她那种独立感受。那世界岂不是太险恶，太孤独，太渺茫了吗？尽管这多少打乱了她的条理观念，但布里奥妮还是认为，大概每个人都和她一样有着自己的思维吧。但她仅仅是知道而已，并没有太生动的体会。

当然啰，早上的排练也大大打乱了布里奥妮的条理观念，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她用如此清晰完美的句子辛苦缔造的世界，居然就这样被几个混乱的头脑还有一堆鸡毛蒜皮的事情给搅乱了；还有，时间好像也不听她的支配了——在纸上写作的时候，是很容易把时间划分成一幕幕一场场的；但现在她却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光阴流逝而无法挽回。也许直到午饭后才能把杰克逊押来排演，可利昂和他的朋友傍晚就该回来了，没准会更早些；演出该在七点钟准时开始。但是至今为止都还没有过一次像样的排演，那对双胞胎不要说演戏，竟是连台词都不会说，罗拉又窃取了布里奥妮那理所当然的角色，总之所有的事情都乱了套了，连天气也这么热，热得要命。女孩闷闷不乐地扭动了一下身子，站了起来。裙子后面和手上沾满了壁角板上的灰尘。她神思恍惚地在衣裙上擦了擦手，朝着窗口走去。早知如此，她还不如写个故事，然后把它直接交到利昂手中，看着他读完它呢。花体字的标题，配上图画的封面，还有装订整齐的书页——她觉得“装订”这词本身就具有整洁、简要、容易控制的诱惑力啊；可是当初她一决定写剧本，就已将这一切置之脑后了！故事就不同了，又直接又简便，绝不会在她和读者之间设置任何的障碍——不需要胸怀野心或庸懦无能的中间人，既没有时间的压力，也没有道具的限制。在故事里你真正可以做到随心所欲了：想要什么，写下来就是了，整个世界就属于你的了。可在戏剧里，你只有靠着仅有的道具将就着对付：没有马，没有乡间小道，没有海滨胜地；连幕布都没有！现在意识到这点已经太迟了，但故事才是心灵感应的途径。她只需要用墨水把各样字符留在纸上，就可以把她的想法和感受直接传递给读者了。这真是个奇妙的过程，却又如此平常，没有人会停下来细究。阅读和理解本是一回事，中间没有任何的拦阻，直接得仿佛弯曲手指一样。人们看到那些字符，自然就把意思拆分开了。譬如，你读到“城堡”这个词，它就真的在你眼前屹立了起来：你看到城堡远远地被盛夏的树木掩映着，蔚蓝的天空是那样的柔和，青烟袅袅地从铁匠铺子里升腾起来，还有一条鹅卵石小路，蜿蜒着消失在绿阴中……

这番设想也算是触景生情，因为几秒钟前她就来到了婴儿室一个敞开的窗子前，望着远处的一个中世纪古堡。塔利斯家族地界的几里之外，可以看到萨里山峦：山上浓密高耸的橡树林一动不动，乳白色的热浪蒸腾氤氲，将片片草坪变得柔和。近处，宽敞的草木区今天看上去一片荒凉干燥，仿佛像东非的大草原一样热浪滚滚；残忍的盛夏已把长草烘焙得形容枯槁；直射的阳光下，几棵孤零零的树木和它们映在地上的粗短的影子形影相吊。近旁，在栏杆围绕的院子里有几个玫瑰园，更近处，中央的喷水池里竖着特赖顿海神的雕像。这时候，布里奥妮发现姐姐就站在水池的护墙边上，罗比·特纳则站在她跟前，站立的姿势还很是正式——他两脚分开，头则向后仰起，十足一幅求婚的场面！看到这情形，布里奥妮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她自己就写过一个故事，其中卑微的樵夫从水里救起了公主，并最终和她缔结良缘。眼前这一幕和那个故事倒有几分相似。罗比·特纳没有父亲，也没有其他兄弟姐妹；母亲则是个卑微的清洁女工。布里奥妮的父亲一直资助罗比的学业，从启蒙直到大学；罗比呢，起先希望做一个园林设计师，现在又改变主意对医学萌发了兴趣。他有胆量向塞西莉娅求爱，实在一点都不奇怪。这般跨越门第的爱情，每天都该有不少吧。

然而接下去的一幕却让布里奥妮很是费解：罗比高傲地抬起一只手来，仿佛正向塞西莉娅发号施令。奇怪的是，姐姐竟然拗不过他，开始飞快地脱去自己的衣服。现在她的裙子都滑到了地上，而他则双手叉腰，一脸不耐烦地看着她从裙子里跨出来。他到底向她施展了什么魔力？勒索？敲诈？布里奥妮不禁双手捂脸，从窗口后退了几步。看着姐姐遭受这般羞辱，她觉得自己该把眼睛闭起来才是。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塞西莉娅——谢天谢地她还穿着内衣裤——正攀着池壁爬入水池。现在她站在了齐腰深的水里，捏住了鼻子——之后就没入水中，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了罗比以及姐姐留在沙砾地面上的一堆衣服；远处，公园静谧，山麓碧绿。

可是这桩事情肯定是前后颠倒了！姐姐落水和英雄救美的场面，应该发生在求婚之前才对啊。布里奥妮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眼前的这桩事情，她只有旁观的份儿。好在她站在二楼，阳光又是那么耀眼，使得院子里的人根本无法注意到她的存在——就这样，布里奥妮悄悄地跨越了年龄的差距，进入了她还一无所知的、只属于成年人的行为和仪式中去——当然啰，这肯定是个什么仪式。可尽管她如此认定，当姐姐的头从水里冒出来的时候，布里奥妮还是真心感谢上帝。她第一次隐隐约约地觉得，眼前这一幕不再是公主和城堡的童话故事，而是此时此地所发生的奇异，是人与人之间——她身边的普通人之间——微妙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原来一个人对另一人可以有这样的威力，原来一切如此轻易地就被完全颠倒了，变得面目全非。此刻塞西莉娅已经从水池里爬了出来，正在那儿一面系着裙子，一面颇为艰难地拉着上衣，遮掩自己湿漉漉的身体。之后，她突然转身从水池边壁的阴影中拿起了一只插满花的花瓶（布里奥妮倒一直没能注意到它），抱着它，朝屋里走来。她没有和罗比说一个字，甚至连看都没有朝他看上一眼。而他则直直地朝着水里瞪视了好一会，然后也大步地、毫无疑问该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消失在房子的转角处。就这样，院子里突然变得空空如也，若不是塞西莉娅在地上留下的那摊水渍，布里奥妮简直要怀疑刚才是否真的发生过什么。

布里奥妮仰身靠在墙上，茫然地望着婴儿室的另一端。她实在很想把刚才这一幕当作是专门为她上演的一出戏剧，神秘而又蕴涵着某种寓意——但她很快打消了这种念头，因为她很清楚，即便自己不在一旁观看，那幕景象还是会上演的，这和她在场与否毫不相干。她不过是凑巧来到窗口而已。她所看到的，不再是童话故事了，而是真实的、属于成年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青蛙是不会向公主献殷勤的，只有人才会传情寄意。她也实在想现在就跑到塞西莉娅的房里去，向她把事情问问清楚——但这个念头也很快被打消了。因为她希望能体验这种独自追寻的兴奋，就像刚才在窗口那样。那种兴奋实在是难以捉摸，她也只能在情感上对其稍加定义而已。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定义会逐渐完善；而她也终将承认，十三岁的时候，或许她曾把过多的刻意加在自己的身上。而这种不可言传的感觉，也许不是别的，正是按捺不住的、重新写作的欲望。

就这样，当她在婴儿室等候表弟表姐的时候，布里奥妮意识到她可以用刚才喷水池边的情形作蓝本，写一个场景——其中也安插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窥视者。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经看见自己急匆匆地赶回楼下的卧室，奔向自己那支有着大理石花纹的酚醛塑料自来水笔和一大叠干干净净的横格纸。她仿佛已经看到那一句句简洁的句子，一行行具有心灵感应魔力的符号，从自己的笔端涌出。她可以把这场戏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写上三遍。最让她感到兴奋的，是这种写法赋予她的自由——她不用再苦苦挣扎于善恶之间，不用再费心刻画好汉或恶棍。因为三人中没有哪个是坏人，也没有纯粹的好人。总之她不用再做出任何判断了，也不用设定任何道德标准。她只需要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维——每一个都和自己的一样鲜活，一样地因为意识到其他思维的存在而痛苦不堪。给人们带来不快的，不仅是邪恶和诡计，而且还有迷乱和误解；最重要的是未能把握简单的真理，即其他人与你一样实实在在。只有在故事中，你才能进入这许多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且将他们各自平等的价值展现出来。这就是一个故事所需要具备的惟一的道德寓意。

六十年以后，这个女孩子会在笔下回忆起十三岁的时候，自己怎样穿越了整个文学史——从源起欧洲的民间故事入手，之后又写起简单的道德剧，直到1935年那个热浪滚滚的早晨，她的发现使她转向不偏不倚的心理现实主义。六十年以后，她也将意识到自己曾在事实中混入了多少想象的成分，并恰如其分地自嘲了一通。她的小说以不含道德意识而出名，而且和所有的作家一样，她受着反复质疑的困扰，她不得不给自己的作品加上情节结构——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总有那么一个时刻她会把自己的身影在其间彰显出来。她知道以复数形式指代自己戏剧是错误的，她知道她的讥讽违背了诚实思考的孩童天性，她知道她小说中所回忆的并不是那个久远的早晨，而是事后自己主观的解释。也许，对弯手指的沉思，对存在其他思维的不可忍受的想法，以及对故事优越于戏剧的领悟——也许这些思绪是她在另外的日子中涌起的。她也知道，无论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她出版的作品才使其变得重要，否则那发生的一切早就被淡忘了。

然而她无法完全背叛自己；毫无疑问，那天早上她得到了某种启示。当她返回窗口，向下张望的时候，沙砾上那摊水渍已经蒸发不见。就这样，那幕发生在水边的哑剧什么都没有留下——仅有的痕迹是嵌在三人脑海中的回忆——这些回忆既分开又重叠。真相和杜撰的界限已变得相当模糊。当然她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按着自己的所见，客观地把情形写下来——这可是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她要努力克制自己，不对姐姐加以声讨，尽管姐姐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人进出的屋前把自己脱得半裸！之后她可以分别通过塞西莉娅和罗比的视角把整件事情重新写过。然而现在还不是时候——布里奥妮有很强的责任心和与生俱来的秩序感：排演正要进行，利昂也快到了，全家人都等着在晚上看演出呢——她可要有始有终才行。这么一想，她决定再到楼下的洗衣房去看看杰克逊的罪受完了没有。写作嘛，可以等到她有闲工夫的时候。

第四章

直到傍晚，塞西莉娅才认为放在书房南窗边的桌子上的花瓶已经修补好了。整个下午花瓶一直在阳光下烤晒。花瓶表面上三条弯曲的细纹像地图上的一条条河流交汇在一起。当她双手捧着花瓶穿过藏书室的时候，她仿佛听到有人赤脚走过书房门外走廊地板的声音。许多个小时以来，她刻意不去想罗比·特纳。他竟然已回到了房子里，并且再一次没穿短袜，她感到十分恼火。她跨向走廊，决计要质问他的无礼和揶揄，不料却碰到了正在悲痛中的妹妹。布里奥妮的眼睑红肿，食指和大拇指捏着下嘴唇，这预示着她将要大哭一场了。

“亲爱的，怎么回事？”

其实，她的眼睛并没有湿润。她垂眼扫视了一下花瓶，而后视线又绕过花瓶，定格在贴着海报的画框上。海报上有色彩欢快的题目，剧中精彩片段的水彩画夹杂着印刷字体——眼泪汪汪的父母挥着手，乘着夜色驶向海滨，女主角躺在病床上，一场结婚典礼。她在画前迟疑了一下，然后手一横，猛地撕下了画的大部分，让它跌落在地上。塞西莉娅赶忙放下花瓶冲了过去，乘她妹妹踩上一脚之前跪下身来，捡起碎片。她这可不是第一次把布里奥妮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回来。

“小妹妹，是表弟表姐吗？”

她想安慰她妹妹，从小塞西莉娅就喜欢搂抱这个家中的宝宝。布里奥妮还很小的时候，经常会做噩梦，在晚上会发出可怕的尖叫声。塞西莉娅便来到她的房间，叫醒她。“醒一醒，”她会这样轻声地说，“只不过是一个梦。醒一醒。”然后便把她抱到自己的床上去。此时她真想拥抱她，但布里奥妮已经不再捏着嘴唇，她已走到了前门，一只手正停留在特纳夫人下午刚擦过的门上的狮子头形状的铜手柄上。

“表姐表弟傻里傻气的，但并不仅仅因为这个。那是因为……”她的声音越来越轻，她怀疑是否应该把新近的秘密说出来。

塞西莉娅弄平了被扯缺的三角形状的画，感到她妹妹变化可真快啊。如果布里奥妮哭了，她能够在客厅里安慰她，可能自己会觉得舒服点。这样抚慰的细语对于塞西莉娅来说是一种宣泄。度过了失望的一天，她已不想再去回顾那种种思绪。用爱抚和亲切的言语来应对布里奥妮的问题也会使她自己恢复镇定自若。然而，这位小姑娘会独自面对她自己的苦闷。布里奥妮已转身把门开得大大的了。

“究竟是因为什么？”塞西莉娅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急迫感。

越过她妹妹，在湖的那一边，车道弯弯曲曲地穿过公园，然后渐渐变窄，在一块缓缓凸起的高地上交汇，那儿，一个小小的轮廓在酷日下现形，此刻正慢慢变大，然后又晃动不定，仿佛在渐渐地退去。那可能是哈德曼，他正赶着一辆双轮轻便马车，马车上坐着来客。他说他人老了，驾车已学不会了。

布里奥妮改变了主意，转过脸向着她姐姐。“一切都错了。错了……”她狠命地吸了口气，然后移开目光。塞西莉娅感到这预示着一个非常学究气的词将破天荒第一次从她口中吐出。“错就错在体裁上！”她自以为带着法国腔把genre发成单音，但又把r这一卷舌音发了出来。

“让？”塞西莉娅学着她的发音，问道。“你究竟在说什么？”

但穿着松软的白色鞋子的布里奥妮早已一拐一拐地走在灼热的碎石路上了。

塞西莉娅走进厨房把花瓶装满水，然后又走进卧室，从洗脸盆里拿出了花。她把花插进去，花并没有如她所愿地呈现出具有艺术气息的凌乱，而是似乎有意识地整整齐齐靠着，高一些的花茎就平整地靠在瓶口。她把花拿了起来，重新把它们轻轻地放进花瓶里，花儿们又呈现出了另一种有序的形态。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很难想象这位马歇尔先生会埋怨他床边的花放得太整齐了。她拿着花瓶，沿着吱吱嘎嘎作响的走廊来到二楼维纳斯姨妈的房间，把它放在四柱床边的五斗橱上。这样就完成了她母亲八小时之前所布置的小差事。

但是，她并没有急着离开，因为这个房间温馨而又整齐地摆放着很多私人物品——事实上，除了布里奥妮的那一房间之外，这是惟一一间干净的卧室。此时太阳已经爬到房子的另一头，所以这里很凉快。每个抽屉都是空空的，家具的表面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指印。床罩下的席子一定是那种近乎古板的单调色。她有一种冲动，真想把手伸进被子去摸一下。但她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走进了马歇尔先生的房间。在四根帏柱的床脚下，那张齐本达尔式沙发整理得很平整，让人不忍心坐上去。夹杂着蜡香味的空气很流畅，在柔和亲切的灯光的照耀下，泛着光的家具表面像是河面泛起了涟漪，又像是在呼吸。她人动景移，看到了古老的嫁妆盒上的玩具小人儿转动着跳起舞来。特纳夫人那天早上一定来过这儿。塞西莉娅觉得没必要联想到罗比。此刻这房间未来的主人在离这儿才几百码的地方，所以她来这儿显然是一种侵入。

从她来的地方望过窗户，她可以看到布里奥妮已穿过桥走到小岛，此时正沿着青草覆盖的岸边漫步，渐渐消失在围绕岛上寺庙的树丛中。更远处，塞西莉娅可以认出坐在哈德曼后面长凳上的那两个戴帽子的身影。但接着她看到了她以前未看到过的第三个身影正沿着车道大步走向马车。那一定是罗比·特纳回家来了。他停住脚步，随着来访者的逼近，他的身影似乎也融入了其中。她能想象出那一幅画面：他们会拿出男子汉气概，捶胸击肩，会嬉戏闹腾。想到她哥哥不知道罗比做了令人羞耻的事，她十分恼火，嘴里发出愤怒的声音，离开窗户，走向自己的房间去找香烟。

她知道还剩有一包烟。她性急地在一堆乱糟糟的东西中搜寻着，几分钟后终于在浴室地板上的蓝绸睡衣口袋中找到了。她边走下楼边点燃烟。她知道如果父亲在家的话，她可不敢抽烟。她父亲对妇女该在何时何地抽烟有明确的主张：不能在街上抽，不能在任何其他公共场所抽，不能在走进房间时抽，不能在起立时抽，而只有在别人敬烟时才能抽。他自信地把这些想法当作自然法则。虽然她在格顿学院[1]与世故练达之人一起生活了三年，但她还是没有勇气去顶撞她父亲。平日里，她会和朋友戏谑冷嘲，但在她父亲面前，就不敢如此放肆了。当她试图作最温顺的反驳时，她会感到其实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很微弱了。事实上，不论因为什么事情，甚至为了一些家庭琐事和她父亲闹矛盾都会令她很不安。无论什么文学名著都不能改变她的这种敏感性，无论什么实用批评课程都不能使她在父亲面前不俯首帖耳。当她父亲在白厅政府内阁忙碌时，她在楼梯上抽根烟，这是她受到的教育所能容忍的惟一的反叛行为，而这也费了她一番努力。

当她走到占了走廊一大半的最上一级楼梯时，利昂正在把保罗·马歇尔从大开着的前门引了进来。丹尼·哈德曼拿着他们的行李跟在他们后面。老哈德曼在门外看得到的地方默默地凝视着手里的那张五英镑钞票。午后的光线透过扇形窗户，从碎石路上折射过来，给前厅染上了一层橘黄色，宛若一幅深褐色的画卷。来人已摘下帽子，站在那儿，微笑着等候她。正如她平常第一次碰到某位男士一样，塞西莉娅心中暗想，这位男士是不是她以后结婚的对象，这一刻是不是她终生难以忘怀的时刻——无论是怀着感激之情，抑或带着深深的憾意。

“塞西莉娅妹妹！”利昂喊道。他们拥抱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锁骨隔着他的夹克衫顶住了一支粗大的水笔，她嗅到了他衣服褶层里透出来的烟味。顷刻间，她不禁怀旧起来，想起了在男子学院的下午茶聚会，在这样的场合大家一般都彬彬有礼，互相慰藉，但也心情畅快，特别是在冬天。

保罗·马歇尔握了握她的手，又微微地鞠了一躬。他的脸一副沉思的模样，给人滑稽的感觉。他的开场白很客套，毫无生气。

“我常听人家说起你。”

“我也是。”她所能记起来的不过是数月前和她哥哥的一次电话交谈，其间他们讨论着是否吃过或者以后会不会吃“阿莫”牌巧克力条。

“艾米莉正躺着呢。”

其实没必要说这句话。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从花园的另一端就能通过窗上的影子知道母亲又犯了偏头痛的老毛病。

“老头在城里吗？”

“他可能稍后会来。”

塞西莉娅意识到保罗·马歇尔正盯着她看，可是在回望他之前，她得先找个话头。

“孩子们刚才还在上演一出戏，但好像已经告吹了。”

马歇尔说：“刚才我在湖边看到的那位小姑娘应该是你妹妹吧。她在使劲地敲打荨麻呢。”

利昂往旁边挪了挪，给背着袋子的哈德曼的儿子让路。“我们把保罗安顿在哪儿？”

“安排在二楼吧。”塞西莉娅边说边转头示意年轻的哈德曼。哈德曼每只手上都拎着一只皮制手提箱，此时已经到了楼梯口，听到他们的说话就停了下来，带着静谧又迷茫的表情转身面向他们——他们围聚在方格花砖铺就的地板中央。塞西莉娅注意到哈德曼最近经常和孩子们待在一起。也许他对罗拉感兴趣。毕竟十六岁的他已经不是个小男孩了。在她印象中，他脸上那一圈赘肉已经不见了，他以前那稚气未脱的双唇也舒展了开来，看上去单纯中带点沧桑。额头上那一大群粉刺也使得他呈现出一张与以前不同的脸孔，脸上过分的粉饰由于黯淡的光线也变得柔和了许多。塞西莉娅发现，自己一整天都觉得头晕目眩，奇怪地注视着周围，仿佛所有的一切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在随后的冷嘲热讽中变得更加生动、鲜明，而她对这些揶揄却无法领悟。

塞西莉娅耐心地对哈德曼说：“就是经过婴儿室的那个大房间。”

“也就是维纳斯姨妈的房间。”利昂补充道。

维纳斯姨妈曾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加拿大北方属地一带家喻户晓的奶妈。虽然她不是具体某个人的姨妈，而只是塔利斯先生已故的远房堂兄弟的姨妈，但是她退休之后，没有人对她拥有二楼的这个房间提出质疑。在他们大部分的童年时期，天性纯良的维纳斯姨妈囚困在这个房间，卧病在床。终于在塞西莉娅十岁那年毫无怨言地悄然逝去。她死后一个星期，布里奥妮出生了。

塞西莉娅带着客人来到客厅，经过落地长窗，穿过一大片玫瑰，然后往游泳池走去。游泳池在马房后面，四周都有高高的毛竹围绕。竹林有个像地道一样的缺口是用来出入的。他们低下头，钻过下垂的枝条，来到一个铺着耀眼白石的阳台上。热浪从白石上升腾而起。在池边的阴凉处放着一张漆成白色的锡制桌子，桌上那块方形的粗棉布下有一大罐冰镇拌汁酒。利昂展开帆布椅子，他们就戴着太阳镜，围成一个小圈，面对游泳池坐着。马歇尔坐在利昂和塞西莉娅之间，操纵着整个谈话。他作了长达十分钟的独白。他告诉他们远离城市，享受乡村的宁静，呼吸新鲜空气是多么地令人心旷神怡。由于被某个想法所吸引，在过去的九个月里，在他醒着的每一分钟里，他每天总是在总部、董事会会议室和工厂之间来回穿梭。先前，他在克拉珀姆公地买了一套大房子，可他几乎抽不出时间去那边看看。彩虹·阿莫巧克力投放了市场，赢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也只是在妥善解决各种经销方面的大难题之后的事情。最初的广告营销活动得罪了一些主教长老，所以他们只得策划另一个方案；接着就是成功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了：难以置信的巨大销售量、新的生产配额、加班工资的争议以及寻找建造第二个工厂厂房的问题——而四大相关的工会对这一厂房普遍感到不满，所以只能像哄小孩一样奉承和哄骗他们。如今，当一切都旗开得胜之时，他们却面临着来自阿莫大军的更大的挑战。这是个以“赶超阿莫”为口号的卡其黄巧克力条。这一概念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如果希特勒不停止战争，武装部队的花费肯定继续呈上升趋势；这一种巧克力条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官方定额配量包中的一部分。那样的话，如果还有一次大征兵，那么另外还得再造五个工厂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但有些董事深信英国应该而且定会迁就德国，那么阿莫大军注定要功亏一篑了。其中一位成员甚至说马歇尔是个好战分子；然而，尽管他精疲力竭，尽管受到中伤诽谤，马歇尔依然固执己见，不改初衷。最后马歇尔重申“来到遥远的此地”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只有这儿才能让人喘过气来啊。

在马歇尔刚开始滔滔陈词的几分钟里，塞西莉娅一直凝望着他。她想，如果嫁给一位如此英俊潇洒、如此富有阔绰、如此昏庸冥顽的人，简直是自我毁灭，甚至是荡检逾闲。她感觉到胸口有一股快意在往下沉落。他会给她带来大脸孔的孩子——他们个个都是大嗓门，呆头呆脑，对枪支、足球和飞机充满热情。当马歇尔把头转向利昂时，塞西莉娅刚好可以看到马歇尔的侧面。马歇尔说话时，他的嘴唇就像一条长长的肌肉在他下巴上方不停地颤动着。一撮浓密的黑发在他眉毛上边随意地卷着，而他耳角边也开始长出同样乌黑的头发，就像阴毛那样滑稽地纠结成一团。他应该叫他的理发师好好理理了。

塞西莉娅目光稍稍一转，就看到了利昂的脸庞，但此时利昂正很有礼貌地盯着他的朋友，似乎根本没打算正视塞西莉娅的眼睛。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在周日都会请年长的亲戚吃饭，这时候他们常常用瞪眼来折磨对方。这些令人敬畏的场合简直可以让古老悠久的银制餐具派上用场了。这些老态龙钟的外祖父、外叔祖父、祖母们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们困惑迷茫，冷酷严苛，一筹莫展，身着黑色斗篷，在一个格格不入、轻佻刻薄的世纪倔强地漂泊了二十年后，终于找到了归宿。他们使十岁的塞西莉娅和她十二岁的哥哥惊吓不已。对他们来说一阵傻笑就像呼吸一样简单。看到这一目光的那位显得手足无措，而目光投放者却有着特殊的免疫力。大多数情况下，利昂大权在握。他的目光虚张声势，嘴角往下耷拉着，眼珠子不停地翻转，然后他以最天真的嗓音要求塞西莉娅把盐递给他。虽然塞西莉娅把盐递给他时尽量不看他，虽然她把头转向别处并且做深呼吸，但是利昂的目光还是轻而易举地就使塞西莉娅在之后的九十分钟内饱受了巨大的折磨。在这当儿，利昂一副自由自在的神情，只有在他认为塞西莉娅已开始恢复了，他就又时不时地以同样的目光来折磨她。尽管这样，塞西莉娅很少会淘气地撅着嘴巴来打击他。由于孩子们有时是坐在大人们中间的，所以做这种表情是有危险的——吃饭时做鬼脸是件丢人的事情，会受到提早上床睡觉的惩罚。但他们总是做各种恶作剧，像用舌头舔嘴巴、很夸张地微笑等等，当然一定要让对方看到自己做这些动作。有一次，他们抬头看着对方，并同时向对方做鬼脸。利昂笑得把汤从鼻孔喷到一个外叔祖母的手腕上。两个小孩被赶到了他们各自的房间，囚禁了一整天。

塞西莉娅巴望把她哥哥拉到一边，告诉他马歇尔先生的耳朵边长有阴毛似的头发。这时马歇尔正在描述他与那位称他为好战分子的董事会成员的对质。塞西莉娅微微抬起手臂，假装理了理她的头发。利昂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被塞西莉娅的动作吸引了过去。就在那一瞬间，她向利昂投了一个他已经十几年没见过的眼神。利昂撅起嘴巴，把头扭开，在他一只鞋子旁边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东西。当马歇尔转向塞西莉娅的时候，利昂举起拢着的手挡住他的脸，但他肩膀的抖动还是不能骗过他的妹妹。幸好，这个时候马歇尔的演讲已进入了尾声。

“……只有这儿，才能让人喘过气来啊。”

利昂立即站了起来。他走到游泳池的边缘，注视着跳水板附近那条湿透了的红毛巾。然后，他恢复了常态，两手插在口袋，慢慢走回到马歇尔和塞西莉娅旁边。

他对塞西莉娅说道：“猜猜看，我们刚刚进来时看到谁了。”

“罗比。”

“我要他今晚加入我们的行列。”

“利昂！你不应该这么做。”

利昂是在奚落打趣。也许是在报复。他对他的朋友说：“这个清洁女工的儿子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得以上本地的一所文法学校，然后又得到一笔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和西同时上了大学——但是她三年之内几乎没有和他说过话！她不让他接近她那帮举止优雅的好友。”

“你应该事先问问我。”

她现在真的恼火了。见此情景，马歇尔就劝说道：“我认识在牛津的一些文法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些倒是他妈的很精明，但是我认为由于他们比较有钱，所以就显得愤懑不平。”

塞西莉娅问：“有烟吗？”

马歇尔从银色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递给她，又扔了一支给利昂，然后自己也拿了一支。此刻他们都站立着，塞西莉娅斜身凑近马歇尔的打火机。利昂说道：“罗比有一流的思想，却在花坛里虚度时光，我真的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塞西莉娅走到跳水板上，坐了下来，竭力做出一副轻松自如的样子。可是她说话的语调却极不自在。“他正想着要拿个医学学位。利昂，我希望你刚才没有邀请他。”

“老头子答应了吗？”

她耸了耸肩。“我认为你现在应该到平房里去一趟，告诉他今晚不要来了。”

利昂走到浅水区，隔着轻轻拍打的蓝色水面面对着她。

“那怎么行呢？”

“我不管你怎么做。找个借口嘛。”

“我想你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在烦你吗？”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问了。”

塞西莉娅气恼地站了起来然后朝着游泳池边的亭子走去。亭子是由三根有凹槽的柱子支撑着的开放式结构。她倚靠在中间那根柱子上站着，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她哥哥。刚刚在两分钟之前，他们还一鼻孔出气，可现在却闹翻了。看来，童年时光真的重现了。保罗·马歇尔站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他们说话时他就像在观看一场网球赛，把头转来转去的。马歇尔带着一点好奇心，保持中立状态。他好像并没有被这场兄妹间的争吵所打扰。塞西莉娅认为，他这么做至少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虑。

她哥哥说道：“你认为罗比不会用刀叉吗？”

“利昂，住嘴。你压根儿就不该邀请他。”

“荒谬透顶！”

随后的沉默被嗡嗡的过滤泵声响稍稍打断。塞西莉娅无所事事，她也不能使利昂做些什么。她突然觉得这种争执毫无意义。她懒洋洋地靠着那根暖暖的石柱，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看着眼前的景色——一泓用氯消毒过的清澈的池水，一只靠着折叠帆布躺椅的拖拉机轮子的黑色内胎，两位穿着奶油色亚麻西装的男人，竹丛中徐徐上升的蓝灰色的烟雾。眼前的这一切好像是固定不动的，她又一次觉察到了：这一切在很久以前也曾发生过，所有的结果，在一切程度上——从最渺小到最庞大——都已各就各位。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无论表面上多么的怪异或惊心动魄，都会有一种毫不惊奇、非常熟悉的品性。她会说，她会对自己说，是的，那当然是的。是这样的。我早应该知道了。

塞西莉娅轻声问：“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呢？”

“我们进屋去，你应该为我们调些可口的饮料。”

保罗·马歇尔双掌一击，掌声在柱子和亭子后墙回荡。“有一样饮料我很拿手的，”他叫道，“用碎冰块、朗姆酒和融化的黑巧克力做的。”

一听到这个建议，塞西莉娅和她哥哥相互交换了眼神，就这样，他们间的疙瘩解开了。利昂已开始走开了，塞西莉娅和保罗·马歇尔跟在他后面。当他们走到竹丛的缺口时，塞西莉娅说：“我倒是想喝点苦味的东西。哪怕酸的也行。”

利昂笑了笑，由于他最先到达竹丛缺口处，他就停了下来，拉了塞西莉娅一把，隙口就好像是客厅的门廊。当塞西莉娅穿过隙口时，她感觉到利昂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前臂。

或者只是树叶的摩擦而已。

[1] 剑桥大学第一个女子学院，建于1869年。

第五章

罗拉和双胞胎都弄不明白布里奥妮到底为什么放弃排练，他们甚至都还不知道她已半途而废了。当时他们正在演病床这场戏。卧病在床的阿拉贝拉第一次把假扮成良医的王子迎进她的阁楼。排演比较顺利，至少不比平常差。双胞胎也和以前一样不太熟练地说着自己的台词。至于罗拉，她不想躺在地板上弄脏自己的开司米毛衣，于是就倒在了椅子里，导演也不太好反对她。这位年长些的少女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冷淡和温和之中，因此她觉得自己不会受到什么责备。当布里奥妮耐心地指导杰克逊时，她忽然停了下来，皱起眉头，像是要纠正自己，然后就走了。当时没有出现什么关键性的差错，她也没有发火，也不是拂袖而去。她只是转过身，慢悠悠地走了出去，仿佛就像去洗手间似的。其他人都等在那儿，一点儿都不知道整个计划已经告吹。双胞胎以为自己演得很卖力，尤其是杰克逊——他觉得自己住在塔利斯家是一种耻辱——他认为或许可以讨布里奥妮的欢心以逐步改善自己的境遇。

大家都在等待的时候，双胞胎兄弟把积木当成足球踢，而他们的姐姐凝视着窗外，轻柔地自哼自唱着。过了很久，她来到走廊里，一直走到尽头。那儿有一扇门，通向一间弃置的卧房。从那儿她看到了马路和湖泊，湖面上横着一道闪闪发亮的柱形波光，那是接近黄昏时炙热的白光。借着这道白光，她只能隐约看到布里奥妮站立在水边，就在岛上庙宇的那一头。事实上，她可能一直就站在水中——面对这样的强光，真的很能看清楚。她看上去一去不复返的样子。罗拉走出房间的时候，看到床边有个男式的手提箱，棕褐色的皮革，厚重的皮带，褪了色的航船标签。这使她模模糊糊地想起她的父亲。她走到箱子前面停了下来，闻到一股淡淡的火车车厢的煤烟味。她用大拇指按住其中一把锁，轻轻地旋动它。磨光了的金属冰凉冰凉的，她的触摸留下了小块收缩了的水汽凝结物。扣子弹了起来，发出响亮而厚重的声音，吓了她一大跳。她把箱子推了回去，匆匆走出了房间。

孩子们接下来的时间里更是无所事事。由于有大人在，他们很不自在，于是罗拉叫双胞胎下楼去看看游泳池是否空着。双胞胎回来了，本来想告诉她塞西莉娅和另外两个大人在，但此刻却发现罗拉已经不在婴儿室了。她已回到了自己的小卧室，对着靠着窗台的小镜子梳理着头发。两个双胞胎在她窄窄的床上互相搔痒、摔跤，大声嚎叫。她懒得费劲把他们遣回自己的房间。如今戏演不成了，游泳池又有人在用，这闲散的时间使他们觉得很压抑。当皮埃罗说他肚子饿的时候，他们突然觉得很想家。可要再过几个小时才开饭呢，而且现在下楼去要点吃的又很不合适。两个男孩子也不愿走进厨房，因为他们实在害怕贝蒂——他们刚才在楼梯上看到她抱着橡胶垫朝他们的房间走去时是那么凶巴巴的。

过了一会儿，他们三个又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婴儿室。他们觉得除了自己的卧室外，那是他们惟一有权力去的地方。那副磨损了的蓝色积木仍旧在原来的地方，一切还是和先前一样。

他们伫立着。突然，杰克逊说道：“我不喜欢这儿。”

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使他哥哥突然心烦意乱。他走到墙边，用脚尖触动壁脚板，寻找着有趣的东西。

罗拉用一只手臂搂着皮埃罗的肩，说道：“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她的手臂没有妈妈的粗壮有力。皮埃罗呜咽了起来。他没有哭出声来，因为他知道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得时时注意礼貌。

杰克逊也已经是泪眼汪汪了，但他还说得出话来。“马上回家？这只不过是你说说的，我们回不了家了……”他停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他们离婚了！”

皮埃罗和罗拉都惊呆了。“离婚”二字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用过，也从来没有从孩子们的口中说出来过。这些柔柔的辅音仿佛暗示着不可告人的卑劣，词尾的咝咝之音似乎在低声诉说家庭的耻辱。这个词脱口而出之后，杰克逊自己也六神无主，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管如何，他觉得大声说出这个词就像离婚这一行为一样是滔天大罪。他们——包括罗拉——谁也不太明白这点。罗拉步步进逼，她那绿莹莹的双眼眯得像猫一样。

“你居然敢这么说！”

“这是事实。”他咕哝着，眼睛瞟向别处。他知道自己惹麻烦了，不过也活该如此。他正要逃跑，罗拉一把揪住他的一只耳朵。她把脸凑近他。

“如果你打我，”他赶紧说道，“我就告诉爸妈去。”但他自己已使这一符咒失效，只成了失落的黄金时代的一个被毁的图腾。

“你给我发誓再也不用那个词，听见了没有？”

他羞愧地点了点头。罗拉这才放过了他。

男孩们被吓出了眼泪。这时，皮埃罗和往常一样，赶紧出来缓和气氛。他欣然问道：“我们这下该干什么呢？”

“我总是这样问自己。”

一位穿着白色衣服、身材魁梧的男人出现在门口。他也许已在那儿站了好几分钟了，完全有可能听到了杰克逊说那个词。恰恰是这一个念头——而不是他出其不意的出现——才使罗拉一时反应不过来。他知道他们家的事吗？他们只能拭目以待了。他走上前去，伸出了一只手。

“我叫保罗·马歇尔。”

皮埃罗离他最近。他默默地和他握了手，他弟弟也是如此。轮到罗拉时，她说：“我是罗拉·昆西。这是杰克逊，那是皮埃罗。”

“多好听的名字啊。可是我怎样才能区分你们两个呢？”

“人们通常认为我更讨人喜欢。”皮埃罗说道。这是一句家庭玩笑话，是他的父亲设计出来的台词。每当有陌生人这样问起，这一回答都会引得哄堂大笑。可这人听了后连微笑都没有。他说：“你们就是从北方来的表亲吧？”

孩子们紧张地等着想听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他们看着他走过整条光滑的地板，俯身拣起一块积木，然后将它抛入空中，又潇洒地一把抓住。积木碰在皮肤上发出噼啪声。

“我住在沿走廊的一个房间里。”

“我知道，”罗拉说，“维纳斯姨妈的房间。”

“对极了，她以前的房间。”

保罗·马歇尔低身坐在受伤的阿拉贝拉刚才使用过的扶手椅里。罗拉想，他的脸长得真奇特，仿佛所有的表情全都挤压在眉毛周围，肥大、空洞的下巴酷似亡命之徒丹。他的脸很凶狠，可是他的举止却很优雅。这样的结合颇具魅力。他一边整裤子上的褶皱，一边一一打量着他们姐弟仨。罗拉的注意力显然已经被他的黑白镂花皮靴所吸引。他看出她很喜欢，于是故意有节奏地摇头晃足。

“听说你们的戏演不成了，我感到很遗憾。”

双胞胎不禁挨得更近了。他们仿佛如梦初醒，心想如果他知道他们排练以外的事，那他肯定还知道别的事儿。杰克逊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你认识我们父母吗？”

“昆西夫妇吗？”

“是的！”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他们的消息。”

孩子们听罢，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知道，报纸上登的都是大事要闻：地震啦、火车相撞啦、政府和国家的日常事务啦、希特勒进攻英国时是否应该在枪炮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啦……他们的家庭灾难竟然会和这些天大的事件相提并论，真令人惊叹不已，但也并不完全出乎意料。如此说来，这已成为既定的事实了。

为了保持镇定，罗拉把双手按在臀部。她的心痛苦地跳动着。虽然她知道自己必须开口说些什么了，可她真的没有把握能不能说出话来。她感觉他们正在玩一场她所不能理解的游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游戏中存在不合理的因素，甚至是侮辱。她开了一下口，却发不出声，于是她用力清了清嗓子，重新开口道：

“你读到什么了？”

他扬起浓密而紧蹙的眉毛，不经意地从唇间吐出浑厚之音：“我不知道。没什么。无聊之事呗。”

“如果你不在孩子们面前说三道四，我得好好感激你哟。”

这句话她以前必定无意中听到过，而她刚才说出来的时候也是无意识的，就像一个学徒嘴里唠叨着巫师的咒语。

这话似乎挺管用的。马歇尔认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不禁有所退却。他身子朝双胞胎一倾，说道：“你们两个听仔细了。我们大家都清楚，你们的父母是那么地爱你们，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关心你们。太了不起了！”

杰克逊和皮埃罗深有感触地点了点头。随后，马歇尔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罗拉。在客厅里，与利昂和他妹妹喝了两杯浓烈的杜松子鸡尾酒后，马歇尔就上了楼，找到自己的房间，解开行李，换衣服吃饭。他没脱鞋子就四肢舒展地躺在那张有四根帐杆的大床上。在乡村的宁静、傍晚的温热和酒力的抚慰下，他渐渐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见到他的四个姐妹全都围坐在他的床边，一会儿闲扯，一会儿抚摸他，一会儿拉他的衣服。他醒了，很不情愿地被吵醒了，他感到胸口和喉咙发热，很难受，一时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正当他坐在床沿喝水时，他听到了嘈杂的声音。他想一定是它们催他入梦的。他走过吱吱嘎嘎的走廊来到了婴儿室，看到了三个小孩。这时他才看清那位女孩几乎已经像个小妇人了……她镇定自若，傲慢威风，戴着手镯，卷着头发，染着指甲，系着天鹅绒箍带，俨然一位前拉斐儿画风的小公主。

他对她说：“你对服饰有相当高的品位，我觉得这条裤子尤其适合你。”

她听了很高兴，没有丝毫的尴尬。她用手指轻轻地在她纤瘦的臀部周围微微隆起的纤维上擦了一下，说道：“这是母亲带我去伦敦看演出时在自由街[1]买的。”

“什么演出？”

“《哈姆雷特》。”其实他们在伦敦智慧女神剧院看的是一出日场哑剧。在看戏过程中，罗拉把草莓溅到了连衣裙上，而自由街正好在街对面。

“《哈姆雷特》是我最喜欢的剧目之一。”保罗说。和她一样，他既没有读过这个剧本，也没有看过演出。他是学化学的。这让她感到欣慰。不过他能够摆出一副沉思状，说出：“存在，还是死亡……”

“这才是个问题。”她接了上去，“对了，我很喜欢你的鞋。”

他把脚斜过来，审视鞋匠的手艺。“是啊。特尔街上的达克。他们为你的脚定制一个木头模型，把它永远留在架子上了。地下室里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模型，而顾客大多早已去世了。”

“太可怕了。”

“我饿了。”皮埃罗又说了一遍。

“嗯，这样吧。”保罗·马歇尔拍了拍他的口袋，说道，“如果你能猜出我是以何为生的，我就给你看样东西。”

“你是唱歌的，”皮埃罗说，“至少你的嗓音很不错。”

“谢谢你这么说，不过你猜错了。你要知道，你让我想起我最宠爱的妹妹……”

杰克逊打断了他。“你是巧克力工厂的工人。”

杰克逊还未来得及洋洋自得，皮埃罗连忙补充了一句：“我们听见了你在游泳池边说的话了。”

“那就不是猜中的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约四英寸长、一英寸宽、用防油纸包着的长方形条。他把它放到膝盖上，小心地拆开纸，然后举起来给他们细看。他们很有礼貌地靠上前去，发现它有一个光滑的茶绿色外壳。当他用指甲刮它时，它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这是糖衣，看见了吗？里面是牛奶巧克力。味道好极了，即使是溶化了也很好吃。”

他把手举得更高，握得更紧了。他们可以看见他的手指因为巧克力条的挤压而发抖。

“每个陆军士兵的背包里都有一块这样的巧克力。这是规定的，一律如此。”

双胞胎面面相觑。他们知道大人对巧克力是不感兴趣的。皮埃罗说：“士兵是不吃巧克力的。”

他弟弟补充道：“他们喜欢的是香烟。”

“不管怎么说，为什么士兵们都能分到糖果而孩子们却分不到呢？”

“因为他们要为国而战啊。”

“可我爸爸说不会有战争了。”

“呃，那他错了！”

马歇尔变得有点急躁。罗拉连忙安慰道：“也许会有战争的吧。”

他抬头朝她一笑，说：“这场战争叫做阿莫大军。”

“Amo amas amat.”她说。

“说得对极了。”

杰克逊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买的东西都一律以O结尾的呢？”

“是啊，这样实在太无聊了。”皮埃罗说，“譬如Polo和Aero。”

“还有Oxo和Brillo。”

保罗·马歇尔一边把巧克力递给罗拉，一边说道：“我觉得他们想告诉我他们什么也不要。”

罗拉一脸严肃地接了过来，然后瞪了双胞胎一眼，仿佛在说“你们活该”。他们明白了其意。他们现在不能再为阿莫争辩了。他们看到她的舌头卷过糖衣时泛绿色。保罗坐在扶椅上，身子往后一靠，两手搭成尖塔形靠在脸上，专注地望着她。

他跷起二郎腿，又放了下来，接着，做了个深呼吸。“咬一下。”他轻轻地说，“你得咬上一口。”

糖果被她洁白的利齿咬开时，发出清脆的断裂声，露出了白色的糖衣层和黑黑的巧克力。正在这时，他们听到楼下一个妇人对着楼上叫唤，接着又听到她叫了几声，声音更加坚决。这一次，他们终于听出了这声音，他们的脸上突然掠过一阵惶惑。

罗拉含着满嘴的阿莫牌巧克力，笑道：“是贝蒂在找。洗澡时间到了。快去呀，快去！”

[1] 位于伦敦的时尚大街214号，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里面分成各个庭院，出售来自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纺织品。

第六章

午饭后不久，艾米莉·塔利斯在确信妹妹的孩子和布里奥妮都已乖乖地吃了饭，并且答应至少在两个小时内不去游泳池后，就马上逃离了午后强光的灼热，躲进了清凉、幽暗的卧室。这时她没有感到疼痛，还没呢，但在疼痛袭来前她就开始退避了。她感觉有些像小针眼似的亮点在眼前晃动，仿佛这个一目了然的破败世界正衬映在一束强光中。她感到右边的头顶很沉重，就像有一只酣睡着的动物懒洋洋地蜷缩在那儿。然而，当她用手拍拍头部，它好像又从现实空间的坐标中消失了。其实，它就在头的右顶部。在她想象中，她可以踮起脚尖，举起右手就能触摸到它。现在重要的是不要去招惹它。一旦这个懒惰的家伙从边缘移向中心，刀割似的痛苦就会驱除她所有的思想，那今晚她就没有机会与利昂和家人共进晚餐了。这个动物对她没有恶意，它只是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罢了。它像一头被困的美洲豹那样移动：它从无聊困顿中醒来，只是为移动而移动，毫无缘由，毫无意识。她仰卧在床上，没有垫枕头，在伸手可及之处放着一杯水。在她的旁边，还有一本她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法看的书。一长束黯淡的日光照射在窗帘盒上方的天花板上，那是沉沉黑暗中惟一的亮点。她忧心忡忡，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刀尖上似的。她知道，心里恐惧就无法入睡。她惟一的希望就是一动不动地躺着。

她浮想联翩，想到了屋子和花园上空升腾起的无边热气。这一股股热气像烟一样笼罩了伦敦周围各郡，让农场和小镇透不过气来。她又想到了正载着利昂和他的朋友回来的灼热的铁轨，还有那节烘烤人的黑顶车厢，他们俩就坐在窗边。晚餐她已预定了一份烤肉，但现在看来，吃烤肉实在太过闷热了。她仿佛听到屋子吱吱嘎嘎的乱响，像是在膨胀似的。或者难道是房屋的椽子和柱子在变干收缩，正在与泥瓦较量？是啊，萎缩，一切都在萎缩。比如利昂的前途。那时，他父亲帮他在政府部门谋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做公务员什么的。可他却拒绝了这一机会，而宁愿在一家私人银行做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活着也只是为了周末，为了八人划艇。要不是他生性讨人喜爱，容易心满意足，又有事业有成的朋友云集周围，她会对他更加恼火的。他英俊帅气，人见人爱，没有烦恼，没有雄心壮志。也许有一天他会带一位朋友回家，让他和塞西莉娅结婚，假如在格顿女子学院的三年时光能为她的姻缘增加点筹码的话。她喜欢独处隐居，喜欢在卧室里吸烟，喜欢莫名其妙地怀旧，念念不忘曾与她共居一室的戴眼镜的新西兰胖女孩，抑或这是一个骗局？塞西莉娅常用亲昵的行话描述她心目中的剑桥：学堂、少女舞蹈、文学士考试、自我崇拜式的寻访贫民窟、在电火前烘烤弹球、两人合用一把梳子等等。这虽没让艾米莉怎么嫉妒，但却让她有点恼火。她十六岁以前一直是在家里受教育的，后来被送去瑞士。由于经济拮据，原本两年的学习被缩减为一年。她清楚，女子在大学里的所有表现都是十分幼稚的，女大学生最多只能算是一只天真的云雀。正如在社会巡游中，女生们的八人划艇只是在衣冠楚楚的男生们旁边装模作样罢了。他们甚至不给女生授予适当的学位。七月，塞西莉娅带着让她失望透顶的期末成绩回家时，既没有工作，又没有技能，还得找个丈夫，继而成为母亲。而她那些女学究老师们——一个个有着可笑的绰号和“可怕”的名声——能给她些什么主意呢？那些自尊自大的女人，以其最温和、最胆怯的古怪在当地流芳百世：她们前面领着狗，后面牵着猫，她们骑着男式自行车到处闲逛，她们在街上边走边吃三明治。这一代过后，这些愚昧无知的淑女早已寿终正寝，但她们在贵宾餐桌上仍受人敬仰，仍被人轻声谈论。

艾米莉感到那只黑毛动物开始骚动了起来，就把思绪从大女儿身上转移开，而把蔓生的忧虑移向小女儿。惹人怜爱的布里奥妮，最最温柔的小精灵，她倾其所能，用自己精心写就的剧本来逗她那些历尽艰险的表弟表姐。宠爱她也算是对自己的一大抚慰。可是怎样才能保护她免受失败的打击、免遭罗拉的伤害呢？罗拉简直就是艾米莉最小的妹妹的化身，罗拉与当年的她一样早熟，一样诡计多端。最近，她还悉心策划，从一桩婚姻中解脱了出来，却得了人人皆知的精神崩溃症。艾米莉实在无法去想埃尔米奥娜。她在黑暗中静静地呼吸，她竖起耳朵，竭力倾听，靠传来的声音来“看”这个家。以她目前的状况，这是她惟一能做的。她把手掌放在额头上，又听到一声房子缩紧而发出的声音。接着楼下传来了金属的叮当声，也许是锅盖摔地了吧。这顿无趣的烧烤晚餐已进入最初的准备阶段了。楼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和孩子们的声音。至少有两三个孩子同时在说话，声音忽起忽伏，他们或许在唇枪舌剑，或许是兴奋的赞同。婴儿室在楼上一层，而且旁边只有一个房间。《阿拉贝拉的磨难》。要不是她病得这么重，她现在一定上楼去管一下或帮帮忙了。她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也真难为他们了。她疾病缠身，不能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由于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对她直呼其名。塞西莉娅本来应该帮他们一把的，但她整天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她书生气太重，根本没心思理会孩子……艾米莉成功地阻止了自己继续这样想下去。她看上去有点恍惚，但还不至于睡着，只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想了。过了好几分钟，她听到卧室外走廊的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脚步声听起来有点闷，她推测一定是赤着脚，所以那肯定是布里奥妮。这丫头在热天不愿穿鞋。几分钟后，婴儿室里又传出了激烈的扭打声和硬物穿过地板发出的吱嘎声。排练已经中断了，布里奥妮愤愤而去，双胞胎无所事事，而罗拉——如果她果真像艾米莉认为的那样，是她妈妈的翻版——会心平气和，洋洋自得。

习惯性地替孩子、丈夫、妹妹和用人操心，已磨炼了她敏锐的感觉。周期性的偏头痛、母爱以及长年来每日数小时的静卧，使她从敏感中锤炼出了第六感官。它像触角一样从朦胧处伸展开去，穿越房屋，这一意识虽无形却敏锐。只有事实真相才返回她处，因为她知道自己知道什么。穿过铺着地毯的地板传出来的模模糊糊的低语声在清晰度上却超越了打印出来的文稿。这是一个穿透了一层墙——确切地说，是两层墙——的对话，这一对话几乎已失却了曲折和差异。别人耳中的嗡嗡之音，在她听来却是黄钟大吕。她那警觉的感官就像一台古旧的收音机，伸出猫须，随时微调，放大了的声音几近令人难以容忍。她躺在黑暗中，却知道一切。她动之甚少，却知之甚多。虽然她有些时候很想起来做点什么——尤其是她认为布里奥妮需要她的时候——但对疼痛的恐惧使她寸步难行。最糟的时候，她会不由自主地觉得一把把锋利无比的厨刀划过她的视觉神经，然后，以向下的更大的压力再次袭来，这样她被完全囚困在卧室里，孑然一身，即便呻吟也只能加剧痛苦。

就这样，她躺在那儿，下午悄然而逝。前门时开时关。布里奥妮也许已随兴出门了，她很可能去了水边，游泳池边，或湖边，甚至有可能去了远处的河边。艾米莉听到楼梯上一阵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塞西莉娅终于把鲜花拿进了客人的房间。那天，这一简单的差事已叫她做了许多次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听到贝蒂在叫丹尼以及轻便马车碾过碎石的声音。塞西莉娅下楼迎接客人，不久，一股淡淡的烟味朦胧飘进。已经无数次跟她说过不要在楼道上吸烟，可她就想引起利昂朋友的注意，可这样做本身倒不见得是件坏事。声音在大厅里回荡。丹尼拖着行李艰难地上楼来，然后又下去了，接着是一片寂静——塞西莉娅也许已带利昂和马歇尔先生到游泳池边喝艾米莉早上亲自调制的饮料去了吧。随后她听到一个四脚动物奔下楼梯的声音——那一定是双胞胎。他们想用游泳池，不过会失望地发现它又被人抢先占用了。

她迷迷糊糊地打起盹来，突然又被婴儿室里一个男人的低语和孩子们的应答声惊醒。那个男的肯定不是利昂，因为他现在和妹妹重逢了，一定和她寸步不离。那就可能是马歇尔先生，他的房间就在婴儿室旁边。她断定此刻他正在与双胞胎而不是与罗拉讲话。艾米莉想会不会是两个小孩太无礼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双胞胎，所以行为举止似乎就显出他们可以平分社会义务。这时，贝蒂上楼来了，边走边叫唤他们，语气似乎太严厉了点——可不，杰克逊早上已磨难多多了。洗澡、喝茶、睡觉——这是一天中的重头戏。水、食物和睡眠这些孩提时代的圣事几乎已从日常生活中消失。艾米莉三十多岁时，布里奥妮意外的姗姗降世为整个家庭增添了生机，这是多么令人宽慰、多么安抚人心啊。羊毛脂肥皂、厚厚的白浴巾、女娃的咿呀声与热气腾腾的浴室里的水声交相呼应；用大毛巾将她裹好，抓起她的胳膊，将她放在膝盖上——不久前布里奥妮还沉浸在婴儿般无助的感觉之中，但是如今婴儿和洗澡水都已消失在一扇上了锁的门背后，虽说在平常很少见，因为女儿似乎经常需要洗澡和更换衣服。她已经退缩到了完整封闭的内心世界中。在那个世界里，写作仅仅是一个可视的表面，一层保护性的外壳，这一外壳即使——抑或甚至——充满慈爱的母亲也无法穿透。她女儿总是恍恍惚惚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纠缠于某一个无言、自找的问题中，仿佛这个令人厌倦、不证自明的世界可以被一小孩所重新创造。去问布里奥妮在想些什么是徒劳的。以前她总会得到一个机智、精妙的答复，过后女儿会反过来向她提一些傻乎乎的大问题，而艾米莉总能给予最满意的回应。虽然现在她不太想得起这些假设的种种细节了，不过她知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她这个十三岁的小女儿了。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在荫蔽的网球场边，都不大容易听得到她的话语。如今，自我意识和天生的能力使这个小女孩像着了魔一样变得沉默寡言。虽然布里奥妮依然可爱动人——今天早饭时她还偷偷走过来跟她玩勾手指呢——但艾米莉还是为雄辩时代的消逝而扼腕哀叹。她将永远不会和任何人再这样说话了。这也就是想再要一个孩子的意义所在，因为她马上就到四十七岁了。

铅锤声渐渐减弱——她没有注意到这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颤动之后终于停止了。现在埃尔米奥娜的儿子们都去了浴室。他们两个瘦得皮包骨头，躺在浴缸的两头。褪了色的蓝色藤椅上放着折叠的白色毛巾，地上是一张很大的软席，软席的一角已被一只狗咬掉，而这只狗早已毙命。孩子们没有讲话，只是静静地洗着。身边没有妈妈，只有贝蒂。没有孩子会发现贝蒂那颗善良的心。埃尔米奥娜怎么会精神崩溃——这是她在无线电广播台工作的朋友喜欢用的词——她怎么会希望孩子们安静、有恐惧心理和伤心呢？艾米莉想，她应当自己去监督孩子们洗澡的。但她知道即使视觉神经上没有搁着一把把刀子，她也只会出于责任才去照顾她的外甥。他们不是自己的孩子，事实就这么简单。况且他们还是小孩子，不懂基本的交流，不会与人亲近，而且更糟的是，他们已淡化了自己的身份，因为她从来没有发现这一缺失的骨肉之亲。对他们的了解也只能是这么个大概而已了。

她支起胳膊，端起那杯水送到唇边。那个一直折磨着她的动物已渐渐离去。现在她有气力把两个枕头贴在床头好让自己坐起来了。由于她怕剧烈运动，她的动作缓慢而又笨拙。床垫下的弹簧吱吱嘎嘎响了好久，几乎盖过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她侧着身，一只手抓住枕头的一角，一动不动地注意着整个屋子的动静。起先没有任何异常声音，后来传来一阵轻声尖笑，又很快地戛然而止，就好像黑暗中一盏忽明忽暗的灯。那是罗拉。她正在婴儿室与马歇尔在一起。她继续调整她的姿势，最后终于背靠着床头板，啜了一口微温的水。这个阔绰的年轻企业家如果真心陪孩子们玩乐，那倒也不错。再过一会儿，她就可以艰难地打开床头灯了。不用二十分钟，她也许就可以重新融入家庭，操心起每件事来。最要紧的是去厨房看看是否还来得及把烤肉切好，改成冷盘色拉，然后她得去见她儿子，好好招待一下他的朋友。这两件事忙完以后，她要去看看双胞胎是否得到了必要的照顾，也许她会给他们一些弥补措施。然后就打电话给杰克，他也许会忘了告诉她今天不回家了。她先要接通说话干脆的女总机话务员，然后通过外面办公室里那个浮夸的年轻人，再去安慰她的丈夫，叫他不必内疚。她还要找到塞西莉娅，看看她是否已按吩咐布置好鲜花，告诉她应该为今晚尽一些女主人的责任，告诉她衣服穿得漂亮点，不要在每个房间里都随意抽烟。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去找布里奥妮，因为戏演砸了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她多么需要妈妈的安慰啊。但是，出去找她就意味着自己得暴晒于强烈的阳光下，而现在就连黄昏的余辉也能引起疾病的发作。看来得先去找到太阳镜，厨房里的事可先搁一搁。太阳镜就在这房间里的某个地方，也许在某个抽屉里，或夹在书中，或在一个口袋里。如果待会儿再上楼来找就太麻烦了。她还得穿上平底鞋，万一布里奥妮去了远远的河边……

这样想着，艾米莉又靠着枕头躺了几分钟，她心中的魔鬼已悄悄溜走了。她耐心地计划，一遍遍地修改，还排好了先后次序。她会好好地打理这个家。她置身于幽暗、病态的卧室里，整个家仿佛是一个混乱不安、人口稀少的大陆。在那浩莽的丛林中，各种竞争势力不断向她提出要求和反要求，不断地扰搅她的注意力。她心中不存任何幻想：旧有的计划（假如还有人记得的话）——早被时光所超越的计划——往往对事件有点狂热和过分乐观。她能够将卷须伸进屋子里的每一个房间，却不能将它们伸向未来。她也明白，她最终苦苦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平静，最好不要把自我利益与善良本性分割开来。她缓缓地坐直身子，晃晃悠悠地把脚伸向地板，穿上了拖鞋。她没有冒险去拉开窗帘，而是打开了台灯，开始找起墨镜来。她早已想好先找哪儿了。

第七章

岛上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按照尼古拉斯·里韦特风格建造的庙宇是一处引人注目的胜景，它的存在使得田园生活更加完美，自然也就没有任何宗教用途。庙宇建在一处向外凸出的岸上，离水边很近，在湖面上投下了一个有趣的影子。远处看去，庙宇的一排柱子及其上面的山墙都掩映在四周生长的榆树和橡树之中，特具韵味。从近处看，庙宇就显得不太妙了：透过一处损坏了的防湿层而蒸发上来的水汽导致墙上的灰泥一块块地剥落。在十九世纪末的某个时候，有人曾用水泥对庙宇进行过拙劣的修整，但由于未上漆，这些水泥已经变成褐色，使得这座建筑看起来一副斑驳破败的颓相。在其他地方，暴露在外的板条本身也已腐烂，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饥饿的动物的肋骨。那两扇开向穹顶圆形大厅的门早已被拆掉，石头地板上落了厚厚一层树叶腐殖质土以及在此进进出出的各种鸟类和动物的粪便。漂亮的乔治王时期风格的窗户上的玻璃全都被利昂和他的朋友们在二十年代末给打碎了。曾经摆有雕像的高高的壁龛除了残破污秽的蛛网外已空空如也。室内惟一的一件家具是一只长凳，它也是年少气盛的利昂和他那帮淘气的校友从村板球场搬来这里的。凳子腿已经被踢了下来，用来打碎窗玻璃。此时它们正躺在外面，在荨麻丛和不易腐蚀的玻璃碎片间渐渐化为尘土。

正如畜栏后游泳池边的亭子模仿了庙宇的风格，庙宇也被认为体现了最初亚当式建筑的一些遗风，尽管塔利斯一家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遗风。或许是柱子的风格，或许是山墙，或者是窗户的比例吧。有时，大多是在圣诞时节，当一家人心情舒畅地在桥上信步之时，大家都说要去探个究竟，但到忙碌的新一年开始后，也没人愿意为此腾出时间。比起庙宇的破败来，正是这种联系，这已忘却的有关庙宇与最初亚当式建筑的重要关系的记忆，才使这座无用的小建筑抹上了一丝遗憾。这座庙宇是某位堂堂宫女的孤儿。如今由于没人照看，没人仰慕，这个孤儿已经提早衰老，并任它衰败下去了。在一面外墙上，有一处与人一般高的锥形烟灰污迹，这里，曾有两个流浪汉无法无天地生起一堆篝火，烤一条并不属于他们的鲤鱼。过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只皱缩的靴子躺露在草丛中，草丛被兔子啃咬得整整齐齐。可是，今天当布里奥妮寻找时，却发现靴子已经不翼而飞了，正如一切事物最终都会消失一样。这座披着黑纱的庙宇为已烧毁了的大宅哀念悲悼，它渴望宏伟而无形的存在，这一念头带来了一丝淡淡的宗教气氛。悲剧使得这座庙宇避免了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

如果没有自圆其说的借口，要长时间地劈砍荨麻是很难的。而布里奥妮很快就全神贯注于其中，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尽管她在大家眼里像是一位情绪暴躁的女孩。她已找到了一根细长的榛树枝，并把它的树皮剥干净。有活干了，她就开始干了起来。一棵看上去精心打扮、高高挑挑的荨麻，它的头羞怯地下垂着，它中间的叶子像手一样向外伸展开，好像是在抗议自己的无辜——这是罗拉，尽管她呜咽着乞求怜悯，那带着风响的三英尺长的细长枝条划出一道弧形，将她从膝盖处砍断，并将她的无用的躯干凌空抛起。这太令人满意了，布里奥妮不会就此罢手。接下来的几棵荨麻也落得和罗拉一样的下场；这棵斜倚过来想要与邻居窃窃私语的荨麻被她用嘴唇狠狠地咬倒了；这里又有一位她的孪生姐妹，她鹤立鸡群，昂着头在谋划恶毒的诡计；在那边，她凌驾于一群年轻的爱慕者之中，正在传播有关布里奥妮的谣言。可是太遗憾了，这些爱慕者不得不和她一起去见阎王了。然后，她带着各种无耻的罪孽——傲慢、贪吃、贪婪、不合作——妄图东山再起，但结果为她的每种罪孽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最后的敌对行动是倒在布里奥妮的脚下，去蜇她的脚趾。当罗拉被千刀万剐之后，三对年轻的荨麻也成了双胞胎庸懦无能的牺牲品——惩罚是没有偏袒的，对儿童也没有给予特别的照顾。接着，剧本写作本身也成了一棵荨麻——事实上成了数棵荨麻；剧本的肤浅、浪费的时间、其他凌乱的思绪、不可救药的矫作——在艺术的花园里，它是一棵杂草，必须除去。

她不再是一名剧作家，为此她感到更加神清气爽。树木间空地上杂乱无章地散布着灌木丛，她绕着庙宇，提防着碎玻璃，继续前进在由玻璃碎片和灌木丛交汇而成的草莽之途上。抽打荨麻正起着一种自我净化的作用，她现在殴打的是童年时代，因为她已不再需要童年。有一株细长的荨麻代替了她此时此刻前的一切。但那还是不够的。她在草地上站稳双脚，挥了十三下树枝，一岁岁地抛却旧的自我。她与婴幼期病态的依赖，与那个渴望炫耀和受到夸奖的女学童，与自己十一岁时傻乎乎地为最初的写作感到骄傲，与对自己母亲的嘉言良策的依赖——一刀两断。它们从她左肩上一一飞过，落在她的脚边。细长枝条的细梢在划过空气时发出了一个双声调。受够了！她迫使枝条说。够了！够了！

很快，是这种动作本身吸引了她。伴随着挥击的节奏，她修正着报纸上的报道。这项运动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得比布里奥妮·塔利斯更好了。她明年就要代表国家去参加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并且肯定会拿金牌。人们仔细地端详她，对她的技术和她喜欢赤脚都大为惊奇，因为赤脚增强了她的平衡——在这项高要求的运动中这是多么的重要——每个脚趾都发挥着作用；她用手腕出击，然后仅在她击出的最后时刻快速将手腕一转的招数，她摆放重心，并用臀部的旋转来获得额外力量的技巧，她伸展空着手的手指的独特习惯——没有人能与她匹敌。她是一位高级公务员的幺女，这一切全是自学的。瞧她脸上的专注劲，她判断角度，出手决不敷衍，以超人的精确度击中每棵荨麻。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毕生的奉献。而她差一点就成了一个剧作家，将此生给浪费了！

她突然意识到身后来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当啷当啷地驶过第一座桥。利昂终于来了。她觉得他在凝视着她。如今她已是国际比赛精英选手中的一员。她还是那个仅仅三个月前他最后一次在滑铁卢车站见过的小妹妹吗？她执拗地强迫自己不要转过身去向他打招呼；他必须明白，现在她不再依赖别人的意见了，即便是他的意见。她是一位大师，沉醉于她的复杂精巧的技艺之中。况且，他一定会停住马车，跑下堤来，而她也不得不欣然地忍受中断。

车轮和马蹄的声音从第二座桥上退了下去。她猜想，这证明她哥哥懂得距离的意义和对职业的尊重。尽管如此，当她绕着岛上的庙宇向远处一路劈砍过去，直到消失在路的尽头时，她的心里仍然觉得有一丝酸楚。草地上一行参差不齐、被抽打碎的荨麻以及她的脚和脚踝上被蜇起的白色肿块标志着她一路的进展。细长的榛树枝条的尖头弯成弓形歌唱着，叶子和梗茎四下飞散，但这很难唤起观众的欢呼。她色彩斑斓的幻想渐渐褪色，动作和平衡感带来的自我怜爱的快乐正在消失，她的手臂在隐隐作痛。她成了一个拿着树枝挥打荨麻的孤独女孩。最后她停了下来，将手中的树枝朝树林掷去，然后环顾四周。

使人忘怀的白日梦的代价总是在这一刻返回，过去与现在的重新结盟仿佛更糟了。她那一度充盈着貌似真实细节的白日梦，在实实在在的现实面前已成了一阵烟消云散的愚昧。回到现实是艰难的。“醒一醒，”她姐姐过去常对她轻声耳语，把她从噩梦之中唤醒。布里奥妮已经失去了她神一般的创造力，但只有在这清醒的一刻到来之时，这一失去才昭然若揭。白日梦的部分诱因是她面对梦中的逻辑有一种不由自主的错觉：国际比赛的竞争迫使她在最高级别的比赛中与世界顶尖的选手们一决高下，并接受她的领域中——她的劈砍荨麻的领域中——伴随着卓越而来的挑战，也驱使着她超越自己的极限，平息怒吼的人群，去夺魁称雄，并且最重要的是，要独领风骚。当然，梦想全是她的——她做的是她自己的梦——而现在她回到了现实世界。这不是她所能创造的世界，而是创造了她的那个世界。她觉得自己在傍晚的天空下变得日渐渺小了。她已厌倦了待在户外，但她还不打算回家去。不是身居屋内就是置身户外，难道这真的就是生活的全部了吗？难道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供人们去了吗？她转过身，背对岛上的庙宇，缓慢地徘徊在兔子们啃就的完美草坪上，朝着桥走去。在她身前，一群昆虫被西沉的太阳照耀着，每一只都像是被固定在一根无形的橡皮筋上，在漫无目的地上下飞舞——这是一种神秘的求爱舞蹈，或纯粹是昆虫精力充沛的表现——她看不出这有任何意义。在桀骜不驯的反抗情绪支配下，她爬上了通往小桥的绿草茵茵的陡峭斜坡。她站在车道上，决定待在那儿，等候重大事情在她身上发生。这是她自己一手布置的挑战——她才不会挪动一下呢，不会因为晚饭而挪动，即使是她母亲叫她回家她也不会挪动。她就这么平静而固执地等在桥上，直到重大事件，真真切切的事件，而不是她自己的幻想，来接受她的挑战，并且驱散她自己的卑微感。

第八章

傍晚时分，高处的云在西边的天空中形成了一抹淡黄的云彩。随着时间的流逝，云彩的颜色越来越浓，最后成了挂在草原上那些稀稀拉拉的树木巨大树冠上的橘红晚霞。树叶成了坚果般的褐色，在树叶中隐现的树枝抹了油似的乌黑发亮，干燥的草地染上了天空的颜色。一位推崇奇异色彩的野兽派画家也许会想象出这样一幅景致，特别是当天空和大地成了一片红晕，而那老橡树肿胀的树干黑里泛青之时。尽管夕阳西下时光线在变暗，但气温似乎由于那吹了一整天而带来一丝解脱的微风的停止而升高了，此时空气变得凝稠了。

如果罗比·特纳愿意从他的浴缸里站起来，弯膝曲颈地从封闭的天窗里凝望出去，他是可以看到这幅风景，或者说一小部分风景的。他的小卧室、浴室和夹在它们之间的他称之为小书房的小房间整天在这所平房南边的房顶下被太阳暴晒着。下班回家后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躺在温热的浴缸里，而他的血液和他的思想仿佛在温暖着浴缸里的水。当他在滤除掉陌生的感觉，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某些记忆片断时，他头顶的天窗中那一方天空的颜色在它有限的光谱段里慢慢地从黄色变成了橘黄色。一切都兴致盎然。当他回想起另一个细节时，在水面下一英寸的地方，他胃部的肌肉时不时地不自觉地绷紧了。她的上臂挂着一滴水珠。湿漉漉的。一朵花绣在她的文胸中间，那是一朵未加修饰的雏菊。她的乳房小小的，分得很开。她的背上有一颗痣，被一根吊带半掩着。当她从池塘里上来时，他瞥见了她的短裤本应隐藏住的黑色三角形。湿漉漉的。他看见了，他又迫使自己看了一眼。她的盆骨将布撑得透出了皮肤，她腰身曲线深深，她的玉体白皙得令人吃惊。当她伸出手去抓裙子时，她那不经意间抬起的脚露出了粘着土的脚底板。她的脚趾是那么小巧甜美。她大腿上也有一颗法寻币大小的痣，而她的小腿上也有略呈紫色的东西——是一个草莓状的红色胎记，一个伤疤。它们不是瑕疵，而是饰品。

他们俩自小时候起就认识了，但他从没有注视过她。在剑桥时，有一次她和一位与她同校的戴眼镜的新西兰姑娘到他的住所里来，当时他从唐宁来的一个朋友正好也在场。他们不自然地闲聊了一个小时的笑话，转圈递着香烟。偶然在街上碰面时，他们会相视一笑。当她漫步街头时，她会轻声对她的朋友们说，那是我家清洁女工的儿子。这么做她似乎总觉得很别扭。可他愿意人们知道他并不在乎——有一次他对他的朋友说，那个走过去的姑娘是我妈雇主的女儿。他有自己的一套自我保护的策略和基于科学的阶级理论，他有被逼出来的自信。我就是我。她就像是一个妹妹，几乎隐而不见。那张又长又窄的脸，那小小的嘴巴——假若他曾经稍稍想过她，他可能会说她的相貌有点儿像马匹。可现在他认为那是一种奇特的美——她的脸庞棱角分明，沉静木然，尤其是在她颧骨斜面的附近，她的鼻孔直直地向外展开，樱桃小嘴丰满而有光泽。她有一双沉思的黑眼睛。那是一副雕像般的面容，但她的动作快捷而急躁——如果不是她突然从他的手中一把将那个花瓶夺去，它还是完完整整的一个。她躁动不安，这是显而易见的。她被囚困在家里，感到百无聊赖。很快她就会离家出走的。

他很快就不得不跟她说话。他终于从浴缸中站了起来，浑身打着颤。毫无疑问，他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光着身子，走过书房，进入卧室。凌乱的床，四处丢弃的乱糟糟的衣服，扔在地板上的一条毛巾，屋里被太阳烘烤后的温暖，使他提不起一丁点儿性趣。他伸展四肢，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呻吟了起来。她这位他童年时的好友是那么可爱，那么雅致，而现在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那样脱衣服——是的，她总想惹人怜爱地标新立异，她无不风风火火，大胆无惧，带有一种夸张的、自编自导的性质。现在她会因为后悔而感到痛苦万分，她不可能明白都对他做了些什么。如果她不是因为那个在他手里打碎的花瓶而对他暴跳如雷，一切都会好好的，一切都是可以补救的。但他也喜欢她的愤怒。他侧过身去，定住了眼睛，对东西却视而不见。他沉浸于电影般的幻想中：她捶打他的衣服翻领，然后消了气，抽泣着扑进他安全的怀抱里，任凭他狂吻她。她没有原谅他，她只是放弃罢了。在他回到现实之前，这一幻想在他脑海里闪了好几遍：可现实是，她还在生他的气，而且当她得知他将是晚宴的客人之一时，她会更加生气。当初，在外面的时候，在刺眼的强光下，他脑子转得不够快，因而没有拒绝利昂的邀请。他连想都没想，一个“好”字就脱口而出了。现在，他将直面她的恼怒了。想到她是如何在他面前这般若无其事地脱去衣服，好像他是个婴儿似的，他又呻吟了一声，并不在乎被楼下的人听见。当然，他现在很明白了。这个举动是为了羞辱他。不可否认的事实摆在那儿。那是羞辱。她就想羞辱他。她不仅仅是可爱。他绝对不能对她低声下气。她是一种力量，她能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甘拜下风。

可是，他翻了个身，仰面朝天——也许他不该认为她要侮辱他。这不是太做作了吗？想必即使是在她生气时，她的用意也一定比这要好。即使是在她生气时，她也想让他看见她到底有多么美，也想使他依恋她。他怎么能相信这样一个出自自己的希望和愿望并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解释呢？他不得不相信它。他交叉着双腿，两手交叠放在脑后，感觉着皮肤变干时的凉爽。弗洛伊德可能会说什么呢？他会这样说吗？——她在发脾气的背后，隐藏了她无意识地要向他袒露自己的欲望。多么可怜的希望！那是让人失去男子气概的一个判决，而这——他现在正感觉到的这种折磨——是对他打碎她那只可笑花瓶的惩罚。他再也不应该见她了。但今晚他不得不去见她。无论如何，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得去。他去，她会看不起他的。他本应该拒绝利昂的邀请，可当时他一时冲动，脱口就答应了。今晚他将与她同处一室，而他所见过的那玉体、那痣、那白皙的皮肤、那草莓状红色胎记将隐藏在她的衣服里。只有他自个儿知道，当然艾米莉也知道。但只有他才会去想它们。而塞西莉娅既不会和他讲话也不会朝他看。即使那样，也总比躺在这里呻吟强。不，不会的。那会比这更糟糕，但他还是想那样。他必须那样。他想破罐子破摔。

最后他从床上坐了起来，衣服穿了一半，走进他的书房，坐在打字机旁，思考着该给她写封什么样的信。与卧室和浴室一样，这间书房也挤在平房的屋顶下，比连接卧室和浴室的过道大不了多少，仅有六英尺长，五英尺宽。与卧室和浴室一样，这里也有一个用粗糙松木做框的天窗。他的远足装备——靴子、登山杖、皮背包——堆在一个角落里。一张刀痕累累的厨房桌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他向后翘起椅子，仔细打量着书桌，仿佛就在综观人生。在桌子的一头，一直堆到斜面天花板上的是近几个月来他为期末考试复习而用的本子和练习册。他不再需要那些笔记本，但它们记载着太多的作业，太多的成功，他还不能忍心把它们扔掉。半搭着它们，摊在桌上的是他远足用的地图，有北威尔士、汉普郡、萨里的地图以及放弃了的计划去伊斯坦布尔远足要用的地图。桌子上还有一枚刻度镜上有裂缝的指南针，他曾靠它不带地图就走到了卢尔沃思湾。

指南针的前方放着奥登的《诗集》和豪斯曼的《什罗普郡的少年》。桌子的另一头放着各种历史书、理论文集和有关风景园林的实用手册。十篇打印好的诗稿躺在《标准》杂志社寄来的退稿通知单下，在通知单上签着艾略特先生本人的缩写签名。离罗比坐的地方最近的位置上放着他新近爱好的书籍。《格雷解剖学》翻开着，旁边放着他自己画图用的对开便笺簿。他为自己布置了描画手骨并把它们一一记牢的任务。此时，他试着过一遍手骨的某些组成部分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他低声说着它们的名称：头状骨、钩骨、三角骨、月骨……迄今为止他画得最好的一张图，是一幅钉在桌子上方椽子上的用墨水和彩色铅笔画的食道和气管剖面图。他所有的铅笔和钢笔都装在一只掉了手柄的白镴大啤酒杯里。打字机是新款的奥林匹亚牌，它是杰克·塔利斯在藏书室里举行他二十一岁生日午餐会时送给他的。当时利昂和他父亲都发了言，当然塞西莉娅也到了场。但罗比对他们之间可能交谈过的事儿却一件也想不起来了。多年来，他一直忽略了她，难道她是因为这个才生他的气吗？又是一个可怜的希望。

桌子的外缘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照片：在大学草坪上上演《第十二夜》的剧照。他出演了马伏里奥，戴着十字勋章。多么恰如其分啊。还有另外一张集体照。照片上是他本人和他在里尔附近的寄宿学校里教的那三十个法国小孩。在一个贝勒时代的生了铜锈的金属相框里放着他父母——欧内斯特和格蕾丝的照片。那是在他们结婚三天后拍的。照片中，他们的身后有一辆车的前侧身——那当然不是他们的车。再远一点，是隐现在一堵砖墙后的烘干室。格蕾丝总是说，和她丈夫的家人一起采摘了两个星期的蛇麻，在一辆停在农家场院里的吉卜赛大篷车里过夜——那次蜜月棒极了。罗比的父亲穿了一件无领衬衫。绕在他裤子上的围巾和绳带展现了吉卜赛人的轻松幽默。他的头和脸圆圆的，但这没有带给照片真正的快活效果，因为他在照片中没有开心地咧嘴笑，也没有牵着他年轻新娘子的手，而是双手抱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她斜倚着他，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两手笨拙地抓住他衬衣的肘部。格蕾丝性情温和，总是十分乐意配合。在照片中，她负责堆出笑容，她丈夫就无须解颐了。但乐意帮忙和心存友善还是不够的。欧内斯特的思绪似乎已在别处，飘向了七年以后的那个夜晚。那天夜晚，他想放弃他在塔利斯家做花匠的工作，离开那座平房，什么行李也不带，甚至不在厨房桌上留下一张告别便条，就辞别了妻子和他们六岁的儿子，任凭他们在余生追寻他的下落。

在桌上其他地方，散落在修改笔记、成堆的园林书籍和解剖学书籍之间的是各种信件和贺卡：未付的学生膳宿杂费账单、导师和朋友们祝贺他夺魁的贺信。每次重读这些贺信，他都仍能从中得到快乐。还有其他一些来信询问他下一步的打算。最新收到的一封信是杰克·塔利斯写来的，是在白厅部门信纸上用褐色墨水写的。他答应帮助他支付上医学院的费用。还有来自爱丁堡医学院和伦敦医学院的长达二十页的入学申请表，和印得密密麻麻的厚厚的招生手册。这两座学院措辞严谨的行文似乎昭示着一种新的学术上的严谨。然而今天它们昭示的却不是冒险，不是一个崭新的开端，而是放逐。他预见到了远离此地的死气沉沉的倾斜街道，一个墙上贴着印花纸、地上摆着陈旧衣柜、床上铺着簇饰花纹床单的小房间，一批新结交的大都比他年轻的挚友，装着甲醛溶液的大桶，回音缭绕的大教室——这一切都缺少了她的气息。

他从风景画册书堆中抽出了一册凡尔赛风光，那是他从塔利斯家的藏书室里借来的。借书的那天，他头一次注意到了自己在她面前的窘态。单膝跪在前门口脱掉工作鞋时，他意识到了自己袜子的破旧——袜尖和袜跟都有窟窿，而且还臭气熏天。在一阵冲动下，他把袜子也脱了。接着，他发觉自己光着脚悄无声息地跟在她后面穿过大厅走进藏书室，简直像个白痴。当时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离开那里。他穿过厨房逃了出来，然后只好让丹尼·哈德曼绕到前门去取回了他的袜子和鞋。

塞西莉娅很可能不大会去读这本由一位十八世纪的丹麦人写的关于凡尔赛液压装置的论文集。这个丹麦人用拉丁文赞美了圣母马利亚的超凡才能。凭借着一本字典的帮助，罗比一个上午看了五页，然后就放弃了阅读文字，而是只翻了翻插图。这本书不适合她看，实际上对任何人都不适合，但她从藏书室的台阶上把这本书递给了他，在书的皮封面的某个地方留下了她的指纹。虽然他不想这么做，可他还是禁不住把书凑近鼻孔闻了起来。他闻到了尘土味、旧纸张的气味和他手上的香皂气味，但没有她的气味。他什么时候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恋物的高级阶段——崇拜情物的呢？弗洛伊德在《性三论》中对此肯定有高见。另外，济慈、莎士比亚和彼特拉克还有其他人也肯定都发过宏论，而且《玫瑰传奇诗》中也有论及。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干巴巴地学习症候，它们似乎只是文学老套而已，而现在，孤孤单单的他就像某个戴着轮状皱领、装饰着羽毛的谄媚者来到森林边凝视一个被丢弃的信物。当他在情人的奚落中憔悴时，他却在崇拜她的遗痕——不是一方手帕，而是指纹！

尽管如此，当他将一张纸装入打字机中时，他没有忘了装复写纸。他打好了日期和称呼语，然后开门见山地对他的“笨拙和不体谅的行为”俗套地道了歉。然后他顿了顿。他在想是否应该写些表露心声的话；如果要写，写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这是一个借口，我最近才注意到在你面前我表现得相当愚蠢。我是说，我以前从没有光着脚走进过人家的屋里。这一定是因为太热的缘故！”

这自我保护用的调侃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啊！他就像一名肺结核晚期患者却装作得了感冒一样。他敲了两次回车又写道：“我知道这几乎不能成为借口，但最近在你身边时，我似乎表现得非常愚蠢。光着脚走进你家，我这是在干吗呢？再说了，我以前掰掉过古董花瓶口吗？”他的手停在键盘上，这时他又想重复打一遍她的名字。“西，我认为我不能责怪天气热！”这下滑稽让位给了通俗闹剧或痛苦了。反问句中有一丝不安的味道；感叹号是那些大叫大嚷、想让人们听得更清楚的人的首选方法。他只是在给他母亲的信中才用这个标点符号，一行五个连续的感叹号标志着一个欢乐的绝妙笑话。他转动滚筒，然后打了一个“x”。“塞西莉娅，我认为我不能怪天气太热。”现在幽默感消失了，一丝自我怜悯油然而生。那个感叹号本应该再用一次的。很明显，音量不是它惟一的作用。

他又花了十五分钟修改草稿，然后装上了几张新纸把修订稿打印了出来。信上关键的几行现在变成：“你认为我疯了——光着脚晃进你的家，或弄破你的古董花瓶——我不会怪你的。其实，西，在你面前我觉得非常愚蠢。我认为我不能怪天气太热！你会原谅我吗？罗比。”接着，在片刻的幻想之后，罗比向后翘着椅子，想着这些天来他的《解剖学》常常翻开的那一页。他向前坐平，一阵冲动中，在纸上打下了“在梦中我亲吻你的阴户，你那甜美湿润的阴户。在我的脑海中，我整天与你做爱”。

完了，完了——这草稿作废了。他把稿子从打字机里拽出来，把它放在一边，开始用草书写信。他确信亲笔信颇合这种时宜。他看了看手表，想起在出发前应把皮鞋擦亮。他从书桌旁小心地站起身来，以免头撞到椽子上。

他对社交得心应手——在许多人眼里，这样是不正确的。有一次，在剑桥大学里就餐时，在餐桌旁一阵突如其来的安静中，某个讨厌罗比的人大声地问起他父母。罗比看着那人的眼睛，欣然回答说，他父亲很久前就离家出走了，他母亲是个女佣，时不时靠给人算命来贴补收入。他当时语调随和，对提问者的无知粗鲁表现出了宽容。罗比详细讲述了他的生平，讲完后又彬彬有礼地询问了对方父母的情况。有人说是天真或对世界的无知保护了罗比免受了它的伤害，还说他是一个圣明的傻瓜，能健步穿过烫煤般灼热的客厅而不受伤。就塞西莉娅所知，事实比这更简单。在孩提时代，他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平房和主楼之间。杰克·塔利斯是他的资助人，利昂和塞西莉娅是他的好朋友，至少在去文法学校前是如此。在大学里，罗比发现他比自己所认识的许多人都聪明，他的思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即使是他的自大也无需卖弄。

格蕾丝·特纳很乐意为他洗衣服，否则当她的独生子到了二十三岁，除了给他做热饭热菜外，她该如何来展示母爱呢？但罗比喜欢自己动手擦鞋。他上身穿着一件白色汗衫，下面系着西裤，脚上套着长袜，手拿一双粗革黑皮鞋，踏着短直的台阶从楼梯上走了下来。在起居室的门边有一小段狭窄的走道，尽头是正门入口处的毛玻璃门。透过毛玻璃门，一片橘红色的漫射光在米色和橄榄色的墙纸上投上了火红色的蜂窝图案。他对这种变化感到吃惊，愣了一下，一只手放在门把上，然后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的空气温暖而潮湿，略带咸味。一次会议一定刚刚结束。他母亲躺在沙发里，跷着脚，脚尖上悬荡着毛布软拖鞋。

她说：“莫莉来过了。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她会好起来的。”她挺起身子以便谈话。

罗比从厨房里拿来了鞋油盒，在离他母亲最近的一张扶手椅子上坐了下来，在地毯上铺了一张三天前的《每日画报》。

“你做得好，”他说，“我听到你谈到了点子上，然后我上楼洗澡去了。”

他知道自己应该赶快离开，应该擦亮皮鞋，但他没有那么做，而是坐在椅子里向后靠着，伸展四肢伸了个懒腰，还打了个哈欠。

“去它的吧！我在拿自己的青春做什么呢？”

在他的语调里诙谐的成分要比苦恼多。他抱起胳膊，凝视着天花板，同时用一只脚的大脚趾按摩另一只脚的脚背。

他母亲凝视着他头顶上方的空间，说道：“说吧。遇到了什么事了？你怎么了？不要告诉我说‘没事’。”

格蕾丝·特纳在欧内斯特离家出走后一个礼拜就到塔利斯家当起了清洁工。杰克·塔利斯不忍心拒绝一位少妇和她的孩子。在村子里，他找到了一个不需要契约屋的替换花匠兼杂务工。那时大家猜测格蕾丝在平房里住上一两年后就会搬走或再嫁到别处去。她的温厚和擦亮东西的本领——她在东西表面上花的诸多功夫，成了塔利斯家的笑料——赢得大家的欢心，但正是六岁的塞西莉娅和她八岁的哥哥利昂对她的敬爱才拯救了她，并造就了罗比。在学校放假期间，格蕾丝被允许带着她六岁的儿子一起来上班。罗比在庭院以及婴儿室和宅屋中其他允许孩子们去的地方中长大。利昂是与他一起爬树的玩伴，而塞西莉娅是信任地牵着他的手的小妹妹，这使他感到自己充满智慧。几年后，当罗比获得了当地文法学校的奖学金时，杰克·塔利斯便开始了对他学业的持续赞助。他为罗比支付了校服和教科书的费用。这一年，布里奥妮出生了。难产使得艾米莉此后长期生病卧床。格蕾丝帮了塔利斯家的大忙，因而巩固了她自己的地位：1922年那一年的圣诞节——利昂戴着大礼帽，穿着马裤，冒雪把一封他父亲写的绿信封的信送到了平房。律师在信中通知她，不论她在塔利斯家中地位如何，平房的所有权现在属于她了。可是即便孩子们长大了，她还是照旧去做家务，肩负起擦亮器物的特殊责任。

她认为欧内斯特是冒用了别的名字，报名参军去了前线，再也没有回来。否则他对于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就太不人道了。在她每天从平房走到大房子去的路上，在属于她的那几分钟里，她常常思考人生中的那些没有酿成恶果的变故。她总是有点害怕欧内斯特。如果他们住一起，也许就不会像她一个人和她的天才宠儿住在属于她的小屋里那么快乐了。假使塔利斯先生是另一种人……有些对未来略抱憧憬的妇女被丈夫遗弃了，更多的则是丈夫在前线阵亡了。她们过着困苦的生活，而这差一点就成了她的命运。

“没啥。”他回答道，“我根本没碰到什么事儿。”他拿起一把刷子和一支黑鞋油，说道：“那么莫莉的前途一片光明了。”

“她打算在五年内再婚。她会很幸福的。从北方来的某个人符合条件。”

“她应该得到幸福。”

他们舒适安静地坐着。她看着他用一把黄刷子把他那双粗革皮鞋擦亮。他英俊的脸颊上的肌肉随着擦鞋的动作而颤动，而他前臂的肌肉也在皮肤下以复杂的方式呈扇形展开和改变着位置。欧内斯特必定是有某种优点才和她生了这样一个男孩。

“那么你要出去？”

“我要下班时遇到了刚到的利昂。他带着他的朋友，你可知道，就是那个巧克力巨头。他们非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今晚的晚宴。”

“哦，我整个下午都在擦洗银器和收拾他的房间。”

他拿起鞋，站了起来。“当我看勺子里我的映像时，我将只会看到你。”

“快点吧，你的衬衫挂在厨房里。”

他收拾好擦鞋工具箱，把它拿了出去，又从晒衣架上的三件衬衫中选了一件米色亚麻的。他走了回来，穿过房间正要出去，但他母亲还想多留他一会儿。

“另外，还有那些昆西家的孩子。那男孩尿床，东西都被弄湿了。可怜的小羊羔。”

他在门口站住，耸了耸了肩。他刚才朝里望了望，看到他们在临近中午的酷热中又叫又笑地围在游泳池旁。要不是他在那里走过，他们会把他的手推车推进深水池里。丹尼·哈德曼当时也在那儿，斜眼瞟着他们的姐姐。他本应该在干活的。

“他们会安然无恙的。”他说道。

因为急着出去，他三阶并作一步地跳上楼梯。回到他的卧室后，他匆匆地穿戴完毕，一边吹着不成调的口哨，一边弯腰在他衣柜里的镜子前梳理头发并上油。他根本没有音乐细胞，无法区别高低音调。现在他只想着晚上。他感到既万分激动，又莫名其妙地自由自在。情况总不会变得比既成事实更糟糕了吧。他对自己的高效深感满意，仿佛就像是在为一次危险的旅程或是军事行动做准备。他有条不紊地做完了熟悉的杂务——摸出钥匙，在他的钱包里找到一张十先令的钞票，刷了牙齿，在围成杯状的手里闻了闻自己哈的气，从桌子上抓起写好的信，把它叠好放入信封，在烟盒里装上香烟并试了试打火机。末了，他在镜子前振作起精神，照了照牙龈，然后侧过身，扭头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侧面像。最后，他轻轻拍了拍口袋，再三阶并作一步地下了楼梯，对母亲说了声再见，就踏上了那条两边是花圃、通向尖桩篱栅大门的狭窄的砖铺小路。

后来的几年里，他会时常想起这一段时光：他沿着穿越橡树林一角的捷径小路漫步行走。小路在和主干道汇合后，拐向湖泊和大宅子。虽然他还有时间，但他发觉无法让自己放慢脚步。许多直接的和其他一些不那么直接的快乐在这充裕的几分钟里交织在了一起：红彤彤的薄暮正在消退，暖融融、静谧的空气充满了干草香气和被太阳烤过的土的芬芳，他的四肢在花园里劳作了一整天后得到了松弛，他的皮肤洗了澡后光滑无比，他摸了摸衬衣和他惟一的西装。他期待着见到她，又害怕见到她，这也是一种感官享受，这愉悦的外面就像被拥抱一样包了一层兴高采烈——这也许会伤害到他，这非常不方便，这也许不会给他带来好处，但他为自己找到了恋爱的真谛，这使他激动不已。其他种种事件也增加了他的快乐；他还沉浸在被告知他第一次获得年级第一给他带来的喜悦中。况且现在杰克·塔利斯也确认了会继续给他资助。他突然明白，在他前头等待他的是崭新的探险，而根本不是放逐。他应该学医，这错不了，而且好得很。他无法解释自己的乐观——因为他快乐，所以他必定会成功。

他的所有感觉可以用一个词来归纳，那就是——自由自在，这也解释了他为何后来总想起这一时刻。他的人生，他的四肢都是自由奔放的。很久以前，在他还没听说过文法学校这个字眼以前，他就参加了一场考试，使他得以跨入了文法学校的大门。虽说他非常喜欢剑桥大学，但这所名校是他就读中学的那位雄心勃勃的校长替他选的。甚至连他所修的科目也是由一位魅力十足的老师为他挑的。现在他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了成人生活。他在编织一个故事，在故事中他是主角，而故事一开头就已经令他的朋友们刮目相看了。从事园林工作不过是波希米亚式的幻想，只是小小雄心而已——在弗洛伊德的帮助下，他曾对此作过如此分析——来代替或超越他离别的父亲。做个中小学教师——十五年后，罗比·特纳先生，剑桥大学文学硕士，英语教研室主任——也不是故事中的内容，在大学里教书也不是。回顾过去，尽管他拿了第一，学习英国文学似乎是一场引人入胜的室内游戏，而读书论道仿佛是文明生活可取的附庸。但无论利维斯博士在讲堂上说了什么，这都不是核心所在，也不是通往神职的必要途径，也不是好奇的头脑最重要的追求，也不是首次或最后一次抵御野蛮的游牧部落，更不是研习绘画或音乐、历史或科学。罗比在毕业学年里，在各种不同的课上，分别听到一位心理分析学家、一位共产党工会官员和一位物理学家像利维斯那样充满激情地、令人信服地为他们自己的领域摇旗呐喊。也许有人也这样宣扬医学，但对罗比来说，选择医学的理由更简单、更个人化：他天性爱实践，他献身科学的抱负曾受挫折，这一切要得到宣泄，他要获得比在实践批评中所获得的技艺精巧得多的技艺。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他会在一个陌生的城镇里住下来，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他已走出了树林，来到小路和大路的交叉处。渐渐变暗的天色加重了花园四周的空廓朦胧。湖对岸，从窗户里透出的柔和的黄色灯光使得大宅子几乎显得宏伟而美丽。她就在里面，也许在她的卧室里，在为晚宴做准备——从这里，在房子的背面二楼看不到她。他面向喷泉。他抛开了这些关于她的生动的阳光般的遐想，因为他不想在到达时感觉精神错乱。他的硬鞋底在坚硬的路面上叩击出像大钟一般洪亮的声音，这使他想到了时间，想到了他庞大的积蓄，想到了一笔没有花掉的奢华财富。他以前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年轻，也没有感到过这般的好胃口，他如此急不可耐地期待着故事的开始。在剑桥大学不乏思维敏捷的老师，他们比他大了二十岁，但他们也玩高雅体面的网球，也挥桨划船。在他的故事里，要大致达到这种物质上的富裕状态至少需要二十年——几乎和他已经活过的年数一样久长。二十年的时间将把他带入未来的1955年。到那时，他会知道自己有多大出息吗？如今看来一片模糊。到那时他能以更深思熟虑的节奏再活三十年吗？

他设想了1962年时五十岁的自己。到那时，他就老了，但还没有老到没有用处；到那时，作为一名饱经风霜、博学多识的医生，他会有不为人知的故事，会经历过许多悲欢离合。他还会有数以千计的书籍，因为他会有一个巨大阴暗的书房，那是一个宝库，储藏着他一生周游世界的纪念品和思想心得——罕见的热带雨林中的药草、毒箭、失败的电器发明、皂石小雕像、收缩了的头骨和土著艺术。在书架上，自然有医学参考书和冥想录，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书籍——十八世纪的诗集（这一诗集差一点使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当一名庭园设计师）、第三版的简·奥斯丁、艾略特、劳伦斯、威尔弗雷德·欧文、康拉德全集、克拉布稀世之珍的1783年版《村庄》、豪斯曼、奥顿的亲笔签名本《死亡之舞》——这些书如今全堆压在平房阁楼中的小搁架上。当然，有一点是明确的：阅读文学书籍能使他成为一名更好的医生。通过深入阅读，他能够提高感受力，能够了解人类的苦难，能够洞察为何自我毁灭的蠢举或纯粹的厄运导致人们生病！生生死死，生死间人类是多么的虚懦！人生的沉浮——这是为医之本，也是为文之道。他想到了十九世纪小说。宽大的胸怀和广博的视野，不事声张的热心肠和冷静的判断力；他这样的医生会看清命运怪异离奇的把戏，会意识到对不可避免之事的徒劳而滑稽的否认；他会触摸病人衰弱的脉搏，听到他们临终前的喘息，感觉发烧的手开始变凉，并且以文学和宗教的说教方式反思人类的弱小和高贵……

伴着他思绪的欢跃节奏，他在宁静的仲夏夜里加快了步伐。他前面大约一百码远的地方就是那座桥。他以为一个白影站在那桥上，与漆黑的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最初，这个白影看上去像是桥的灰白色石头栏杆的一部分。他直直地盯着看，才认出了它的轮廓，相隔几步远时才看清这是个模糊的人影。在这个距离上，他看不出那人是面对他还是背对他。那人一动不动，他猜想那人正在看着他。一两秒钟时间里，他突发奇想，认为那是个鬼，可是他并不迷信，他甚至不相信凌驾于村庄里的诺曼教堂之上的至高无上的慈善神灵。现在他终于认出那人是个孩子。她必定是布里奥妮，白天早些时候他就看见她一袭素装。现在他能清楚地看见她了。他向她挥了挥手，喊了她的名字，然后说：“是我，罗比。”但她还是一动不动。

他朝她走过去时突然想到，也许在他进屋以前由她先把信送进去会更好。否则他就得在众人面前把信交给塞西莉娅，这会被她的母亲看见。自从他毕业以来，她母亲就一直对他很冷淡。要不然他也许根本就无法把信交给塞西莉娅了，因为她会极力避着他。如果由布里奥妮把信交给她，她就会有时间看信，并且私下里细细思量。早几分钟把信交给她也许就会使她的心软下来。

“不知你愿不愿意帮我个忙，”他边走近她边说。

她点了点头，等他的下文。

“你能先跑去把这个便条交给西吗？”

他说着就把信封放到她的手里。她一言不发地接过信封。

“我过几分钟后再进屋，”他说道，但她已经转过身跑过桥去了。他背靠着桥的扶手，掏出一支香烟，看着她蹦跳着的身影渐渐远去，消失在暮色里。这个年龄的姑娘还不成熟，他满意地想着。十二岁，或许是十三岁？有一两秒钟他看不见她的身影，然后瞥见她穿过小岛，在颜色更深的树林的映照下显得分外醒目。然后她又消失在他的视野外了。正当她再一次在第二座桥的那一头出现，并且从车道上下去，抄小路穿过草地时，罗比突然站直了身子。一阵恐惧猛地袭上心头。他不由自主地无言地喊叫。他沿着车道慌乱地跑了几步，踉跄了一下，又继续跑，然后又停了下来。他知道去追她毫无意义。当他把手围成喇叭状，放在口边大喊布里奥妮的名字时，他已经看不到她了。这样做也毫无意义。他站在那儿，瞪大双眼看她——就好像那样能有所帮助似的——同时他也在脑海里尽力地回想。他多么希望自己记错了。但他没有记错。他手写的信放在了那本翻开的《格雷解剖学》“内脏学阴道”那一章，第1546页。他拿起来折好放到信封里去的是用打字机打的、放在打字机旁的那一页。不再需要弗洛伊德的自作聪明——这个解释是简单而机械的——这封无伤大雅的信就横放在第1236号画着清晰伸展而放荡的阴毛冠图例上，而他那下流的草稿则放在桌子上，伸手可取。他又大喊了一次布里奥妮的名字，尽管他知道她现在一定已经到了正门口。一点没错，几秒钟之后，远处一个斜方形的赭色亮光变宽，映出了她的轮廓，停顿了一下，然后变窄消失——她进了房子，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第九章

半个小时里塞西莉娅两次从她的卧室里走出来，在楼梯顶上的镀金边框的镜子里端详自己，感到并不满意，就立即折回她的衣柜重新选衣服。她挑的第一件衣服是一件黑色中国绉纱的连衣裙，从梳妆台的镜子里看，这件连衣裙因为剪裁出色显得样式端庄。塞西莉娅的深色眼睛更突出了它无懈可击的风格。为了不抵消这种效果，她没有选珍珠项链，而是灵机一动，拿了一串纯黑玉的项链。她上的第一遍口红就形成了完美的唇线。她向各个角度歪斜脑袋，看清了脸部三联的透视图，从而确信她的脸不是太长，或者说在今晚不是太长。此时她本该替她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而且她也知道利昂正在客厅里等她。可是尽管如此，她还是在要离开卧室时抓紧时间回到梳妆台前，在肘部点了几滴香水，随后关上了身后的卧室门。她真是率性而为啊。

但当她匆匆忙忙地走向楼梯处的镜子时，在镜子里映出了一位去参加葬礼的妇女，那是一个外表严厉、毫无欢乐的妇女。她那黑色硬挺的服装与某种住在火柴盒里的昆虫有相似之处。像一只鹿角锹甲！这是将来八十五岁时她穿着寡妇丧服的形象。她一刻都没逗留——以同样是黑色的鞋跟为轴，向后转，回到了她的房间里。

她满腹狐疑，因为她知道思维所耍的把戏。同时，她惦记着——从各种意义上讲——自己将会在哪里度过这个夜晚，并且她必须放松自己。她从落在地上的黑色绉纱连衣裙中跨了出来，穿着鞋和内衣在衣柜的架子上审视合意的衣服。她知道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一想到会以一副严厉的外表示人，她就痛恨不已。她希望感到一身轻松，而同时显得独立自主。最重要的是，她希望自己看上去没有刻意打扮过，而这就要花时间了。在楼下的厨房里不耐烦的情绪会上涨，而她计划与她哥哥单独在一起的几分钟也快要过去。很快她母亲会露面想和她讨论餐桌的摆置，保罗·马歇尔也会从他的房间里下来，需要有人陪他，然后，罗比也会登门。她如何能直截了当地思考呢？

她用一只手翻着衣柜架子上几英尺宽的衣服，它们是她的个人历史，它们体现了她在不同时期对于穿着的喜好。这里有她青少年时期不受传统约束的服装，可如今它们看起来是那么滑稽、柔软、中性。尽管一件衣服上有酒渍，另一件上有一个她抽第一根香烟时烧出来的窟窿，可她仍无法下决心把它们清理掉。这是第一件略带垫肩的衣服，后来穿的其他衣服都带了垫肩。健朗的女性们摆脱了男孩气的阶段，重新发现了女子所独有的丰腴的曲线，带着独立精神放下了裙子的底边，而不顾及男人们的希望。她最新的也是最好的一件衣服是为了庆祝期末考试结束而买的，当时她并不知道还有苦难的第三学年。这是一件墨绿沿斜纹裁开的紧身露背晚礼服。第一次穿就在家里有些太考究了。她继续向后摸，掏出一件上身收紧、带有褶边、下摆呈扇形的波纹丝绸的连衣裙——这倒是一个稳妥的选择，因为衣服的粉红色柔和而平淡，非常适合在晚上穿。从镜子里的三幅视图看也显得合适。她换了鞋，把黑玉项链换成了珍珠项链，补了妆，重新梳理了头发，在颈部上了点儿香水——现在她的脖子更袒露了——接着她重又回到走廊里，整个过程不到十五分钟。

这天早些时候，她曾看见老哈德曼提了个柳条篮子在房子里转悠，更换着电灯泡。也许现在楼梯顶上的灯光更刺眼了，因为以前她照楼梯处的镜子并不这么费劲。即使她距离楼梯口还有四十英尺，她也已发现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使她无法下楼见人；粉红色显得那么苍白，腰线的位置太高，连衣裙的下摆向外展开，就像八龄童参加宴会时穿的外衣。如果再加上兔形纽扣就完全是儿童服装了。她走近时，那面旧镜子表面上一块变形的区域缩短了她的映像。于是她见到了自己十五年前的形象。她停住脚步，尝试性地把手举到头的一侧，把头发扎成两束。这同一面镜子过去一定有许多次目睹她这样下楼又去参加某个朋友的下午生日聚会。这身打扮不会使她觉得自己走下楼去会看起来像，或者觉得自己看起来像影星雪莉·坦普尔。

她抱着无奈而不是愤怒或恐慌的心情回到了她的房间。她的思绪一点也不混乱：这些过于生动的、不值得信赖的印象，她的自我怀疑，这些把它们自己包在了熟悉的事物外面、强迫人去接受的清晰的视觉图像和引起不可言状的恐惧的种种差异，也只不过是她这一整天来的所见所感的延续和变体而已。她可以感觉到，但她不愿意去思考。另外，她知道她必须做什么，而且她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她只有一套真正喜欢的服装，那才是她应该穿的。她任凭粉红色的连衣裙掉在了黑色的连衣裙上，然后轻蔑地跨过衣堆，去拿那件她期末考试结束后买的墨绿色露背礼服。当她穿上礼服，她通过丝衬裙感受到了来自斜纹剪裁的礼服有力的爱抚，礼服整齐的裁剪无可挑剔，光滑而且可靠；在落地镜里照出来，她简直就是一条出水的美人鱼。她没动那串珍珠项链，重新换上黑色的高跟鞋，再一次整理了头发并补了妆，然后又一次洒了香水。接着，在她打开门时，她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离她几英寸远处是一张脸和举着的一只拳头。她的第一反应是看见了一幅令人眩晕、夸张的毕加索式透视画，画中的眼泪、浮肿的眼睛、湿润的嘴唇和挂着鼻涕的鼻子在深红色的泪汪汪的悲伤中混成一体。她回过神儿来，把双手放在瘦削的肩膀上，然后慢慢转动全身以便能看到左耳。他是杰克逊，正准备敲她房间的门。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灰色的袜子。当她后退时，她注意到他穿着熨烫过的灰色短裤和白色衬衣，但却光裸着双脚。

“小家伙！怎么了？”

因为他暂时不相信自己能把事情说清楚。所以，他举起了他的那只袜子，向走廊方向做了个手势。塞西莉娅探出头去，看到皮埃罗在后面也光着脚，正拿着一只袜子张望着。

“怎么，你们每个人都拿了一只袜子。”

小男孩点了点头，咽了咽口水，开口道：“贝蒂小姐说，如果我们现在不下楼去喝茶就会吃巴掌的，可是我们只有一双袜子呀。”

“所以你们就争夺袜子了。”

杰克逊重重地摇了摇头。

当她和男孩子们沿着走廊到他们的房间里去时，他们俩先后把手伸给她牵，她吃惊地发现自己是如此的高兴。她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衣服。

“你们没让你们的姐姐帮忙吗？”

“目前她不和我们讲话。”

“为什么呢？”

“她恨我们。”

他们的房间里一团糟，令人怜悯：衣服，湿毛巾，橘子皮，撕破了的小人书围在一张纸周围，四脚朝天的椅子上半盖着扭转的毯子和垫子。在床之间的地毯上有一大块湿迹，湿迹中间放着一块肥皂和一团团弄湿了的手纸。一张窗帘斜挂在窗帘盒下，尽管窗户开着，可是室内的空气潮湿，好像放出过好多次蒸汽似的。衣柜的所有抽屉都开着，里面空荡荡的。这番景象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关在私室中的厌倦间或被孩子们的你争我夺、你追我赶所打断——他们在床之间跳来跳去，搭建营地，设计了一半的棋盘，然后便半途而废。塔利斯家没有人在照看昆西家的双胞胎。为了掩饰她的歉疚感，塞西莉娅说道：“房间这副样子，我们什么都找不到的。”

她开始收拾房间，重新铺了床，踢掉高跟鞋，站到椅子上去弄窗帘，并向两个双胞胎小兄弟布置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任务。两兄弟顺从地接受了任务，但他俩在干活时弓着背，默不作声，仿佛这是对他们的惩罚，而不是解救，是对他们的叱责，而不是友善。这是与塞西莉娅的初衷相背的。他们为自己的房间感到害臊。塞西莉娅穿着紧身的墨绿色礼服站在椅子上，看着他们机灵的姜黄色脑袋在干活时频频摇摆，不时低垂，一个单纯的想法突然在她头脑中闪现：他们没人关爱，要在一座陌生的房子里赤手空拳地建立起自己的天地是一件多么无望和恐怖的事情啊。

由于膝盖不能弯得太厉害，她艰难地从椅子上下来，然后坐在床沿上，用手轻轻拍了拍她两边的位置，示意两兄弟坐下。但是，他俩依然站立着，用期待的眼神望着她。她用以前她曾经羡慕过的一位幼儿园老师那种轻柔的歌唱般的声调说道：

“袜子丢失了，我们不必哭，是不是？”

皮埃罗说：“说实在的，我们想回家去。”

她恢复了大人谈话时的声调。“目前那是不可能的。你们的妈妈在法国和……在度短假，而你们的爸爸正在大学里忙碌。所以你们必须得在这儿待上一阵子。你们被冷落了，我很难过。不过你们刚才在游泳池里还是玩得很愉快……”

杰克逊说：“我们想演戏，可是布里奥妮一走了之，直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你肯定吗？”又有一个需要操心的孩子。布里奥妮早就该回来了。这倒使她想起了正在楼下等着的人们：她的母亲、厨师、利昂、客人和罗比。甚至于透过她背后敞开的窗户进到屋子里来的晚上的热空气都把责任加到了她的身上；这是那种人们期待了一整年的仲夏之夜，而现在它终于夹着浓郁的芬芳，承载着快乐到来了，可她却因为被许多烦人事以及小小的忧伤分了心而没能理会。然而，她必须有所回应。无动于衷是不对的。到外面的阳台上与利昂共饮杜松子酒和汽水，那简直是妙不可言。埃尔米奥娜姨妈跟某个每周在广播电台里播送炉边布道的讨厌的家伙私奔根本就不是她塞西莉娅的错。太悲惨了。塞西莉娅站起身来拍了拍手。

“是啊，没能演戏真是太糟糕了，但我们没办法呀。还是让我们去找几双袜子吧，然后下楼去。”

经过一番寻找，他们发现他们穿到这里的袜子已经拿去洗了，埃尔米奥娜姨妈在销魂的澎湃激情中忘记了给她的儿子们再带一双备用的袜子。塞西莉娅去了布里奥妮的卧室，在她的橱柜里翻箱倒柜地寻找最不像女孩穿的袜子——白色的，到脚踝长短的袜子，在袜顶附近绣有红色和绿色的草莓图案。她以为两兄弟会争着穿那双灰色的袜子，但事实恰恰相反。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争吵，她只得再次回到布里奥妮的房间去再拿一双袜子。这次她在屋子里停了一会，透过窗户凝视外面的黄昏。她的妹妹到哪儿去了呢？她像往常一样想着，难道她掉进湖里淹死了？被吉普赛人掠走了？被路过的汽车撞了？她这样想是一个排除最坏情况的有效方法，它依据的是一条明智的原则，即事情从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回到男孩子们那里后，她用一把在花瓶里沾过了水的梳子给杰克逊梳理了头发，用食指和拇指紧捏住他的下巴，沿着头皮弯曲向下，给他梳了个漂亮的直分头。皮埃罗耐心地等着她为他梳头，梳完后他们俩一言不发地一起跑下楼去见贝蒂了。

塞西莉娅也跟在孩子们后面慢慢地下了楼，在经过楼梯上那面挑剔的镜子时，她朝它瞥了一眼，对她看到的映像十分满意。或者应该说，她对此不再那么关心，因为自从她与双胞胎俩兄弟在一起以来，她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她的思路也已经打开，有一个模模糊糊、没有具体内容也没有具体实施计划的决定已在她的头脑里形成；她必须尽快脱身。这个想法使人镇静，令人高兴，并饱含着希望。在一楼楼梯的转角平台上，她停住了脚步。楼下，她的母亲因为自己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而产生了负疚感，她会把自己的担忧和困惑扩散给她周围的所有人。另外，布里奥妮失踪的消息——假如果真如此的话——也必须补充进去。在她出现以前，人们会花时间寻找她，并为她担心。部里会打来电话，说塔利斯先生得待在城里加夜班，晚上不回来了。利昂——他有逃避责任的天赋——不会在晚宴上替他父亲承担职责。名义上，这责任会转而落到塔利斯太太的身上，但最终晚宴要取得成功还得靠她塞西莉娅的关照。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无可辩驳。她不会沉溺于这个迷人的仲夏之夜，她不会久久地与利昂待在一起，她也不会在午夜的星光下赤脚穿过草坪。她用手触摸染成黑色、上了清漆的松木楼梯扶手，它似乎是仿新哥特式的，看上去牢固结实。在她的头顶上是一盏由三根锁链吊着的巨大铸铁枝形吊灯。她从未见到这只吊灯点亮过。照明靠的是两盏流苏状的墙灯，它们由四分之一圈的仿羊皮纸罩着。借着浓雾般的黄色灯光，她静静地走过楼梯平台，朝她母亲的房间望去。半开着的门和照亮了走廊上地毯的灯光使塞西莉娅确信艾米莉·塔利斯已经从她的沙发床上起来了。塞西莉娅回到楼梯上，她再一次犹豫了。她不愿意下楼，但是她没有别的选择。

在安排上没有什么新的变动，她并没有感到苦恼。两年前，她的父亲为内务部准备神秘的咨询文件而忙得终日不见踪影。她母亲一直是病恹恹的，所以布里奥妮过去总是要由她姐姐来照顾，而利昂总是四处闲荡，而塞西莉娅过去一直因此喜欢他。她以前没有想到各人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会这般容易。剑桥大学从本质上改变了她，她认为自己已经有免疫力了。可是家里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变化，而她也不能抗拒家人对她习惯性的期望。她不埋怨任何人，但整个夏天她都在屋子里闲逛，因为她被一个模糊的想法所激励，那就是她正在重建与家人的重要纽带。但是现在她意识到她与家人的关系从来就没中断过，况且她的父母由于不同的特殊情况而无法尽其义务，布里奥妮沉溺于她的幻想中，利昂则在城里。现在是该她行动了。她需要冒一次险。她的姨父和姨妈邀请她陪同他们去纽约。埃尔米奥娜姨妈在法国。她可以去伦敦找份工作——这正是她父亲所期望的。她感到激动而不是不安，她不会让这个夜晚挫败了她。像这样的夜晚还会再有的，而为了享受这样的夜晚，她必须身在异乡。

受到这个新想法的鼓舞——选择了合适的衣服显然起了帮助——她穿过走廊，推开盖着厚毛呢的门，沿着铺着花格地砖的走廊大步走向厨房。她走进一团烟雾中，这里一张张脱离了肉体的脸悬在不同的高度上，就像艺术家的素描簿上画的习作，而且所有的眼睛都看着餐桌上的东西，贝蒂宽大的后背使塞西莉娅不太看得清桌上的东西。双灶火炉里燃烧的煤发出模糊的红光，这时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和一声愤怒的吼叫，火炉的炉门被踢上了。从一只没人在照看的滚水桶里升起了浓浓的水蒸气。厨师的帮手多尔是一个从乡下来的纤瘦姑娘，她盘着未加修饰的圆髻，正在水槽边怒气冲冲地冲洗炖锅的盖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但这时她也半转过身来看贝蒂往桌子上放了什么。这些脸中，一张是艾米莉·塔利斯的，一张是丹尼·哈德曼的，还有一张是哈德曼的父亲的。杰克逊和皮埃罗的脸比其他人的都高，也许是因为他俩站在了凳子上，他们的面色庄重严肃。塞西莉娅感到丹尼·哈德曼在盯着她看，于是她狠狠地回敬了哈德曼一眼。见到他转过脸去，她很高兴。人们在厨房里的热气中干了又长又累一整天的活。四处可见废弃物：烤肉的油脂溅在石板地面上，被踩成了一片片，使地板很滑；湿透了的茶巾像教堂里一面面正在腐坏的团旗垂在炉子上，它们是对被遗忘了的英雄壮举的见证。从篮子里满出来的蔬菜下脚料轻轻碰到了塞西莉娅的小腿，贝蒂要把这些下脚料带回家去喂养她的格洛斯特老斑头鸽子。这些要留到十二月再享用的鸽子正在长肥呢。厨娘扭头瞟了一眼，看清了新来的人。在她转过脸去以前，塞西莉娅有时间看到了被她肥胖的脸颊挤成了胶冻状的两条缝的眼睛里的愤怒。

“把它拿下来！”厨娘大叫道。毫无疑问，她的火是冲着塔利斯夫人发的。多尔从水槽边飞奔到炉边，打了下滑，差一点摔倒。她拿起两块抹布把大锅从灶上移开。视线渐渐变得清楚了些，依稀能看到波莉，她就是那个人人都说很单纯，每当有聚会就干活干到很晚的女仆。她那双大大的充满信任的眼睛也盯着餐桌看。塞西莉娅从背后绕过贝蒂，看到了其他人都能看到的东西——一只从烤炉里拿出来不久的熏黑了的巨大托盘，上面盛着许多烤土豆，还在发着轻微的咝咝声。托盘里也许总共有一百个土豆，带着淡金黄色，参差不齐地排成行。贝蒂用一把金属刮铲在里面挖呀，刮呀，翻呀。土豆内包着一个更黏稠的泛着黄光的物体，在棕色的光彩中这里或那里隐约地闪现出刮铲的边和绕着裂开的土豆皮偶尔绽放出的细丝花边。土豆烤得很完美，或者说将会很完美。

翻弄完了最后一行土豆，贝蒂说：“夫人，您想用这些做土豆沙拉？”

“是的。把烤糊的地方切掉，抹净油脂，把它们放到那个托斯卡纳式的大碗里，好好地在橄榄油里浸泡一阵子，然后再……”艾米莉冲着放在食品贮藏室门边的水果打着含糊的手势，那里可能有一只柠檬，也可能没有。

贝蒂对着天花板说：“你们想要球芽甘蓝沙拉吗？”

“是的，贝蒂。”

“花椰菜脆皮沙拉？辣根沙司沙拉？”

“你在小题大做。”

“面包黄油布丁沙拉？”

双胞胎兄弟中的一位哼了一下鼻子。

正当塞西莉娅猜到下面将会发生什么时，事情就开始发生了。贝蒂朝她转过身来，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到众人面前。“西小姐，这是按照吩咐做的烧烤，是我们在会让血液沸腾的高温下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做出来的。”

这是个新颖的场面，观众也非同寻常，但这个进退两难的境况却是司空见惯：如何调停双方并且不丢她母亲的脸。为此，塞西莉娅又一次下了决心，要和她的哥哥一起待在凉台上；因此她要站在获胜的一边，立马收拾残局。塞西莉娅把她母亲引到一旁，而对这种场景驾轻就熟的贝蒂则命令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艾米莉和塞西莉娅·塔利斯站在了通向菜园的敞开着的门边。

“亲爱的，天气太热了，谁也不能说服我放弃沙拉的。”

“艾米莉，我知道天气太热了，但是利昂想吃贝蒂做的烧烤都想疯了。他对贝蒂做的烧烤整日念念不忘。我听到他向马歇尔先生夸耀烧烤的美味呢。”

“哦，天哪，”艾米莉说道。

“我站在你这边，我不想吃烧烤。最好是留给大家自由选择的余地。派波莉去外面割些莴苣回来。在食品贮藏室里有甜菜根。可以让贝蒂做些新的土豆，然后把它们晾凉。”

“亲爱的，你说得对。你知道我讨厌让小利昂失望。”

分歧就这样解决了，烤土豆也保住了。贝蒂圆滑婉转地布置多尔去洗刷新的土豆，而波莉拿着小刀去外面的菜园割莴苣。

当她俩离开厨房时，艾米莉戴上墨镜，说道：“我很高兴分歧解决了，因为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布里奥妮。我知道她感到心烦意乱的，在外面没精打采地东游西荡。我打算这就去把她叫回来。”

“太好了。我也在为她担心呢。”塞西莉娅说道。她不打算劝说她母亲不要走得离院子太远。

那天早上曾经由于它的平行四边形的灯光使塞西莉娅大吃一惊的客厅中现在只在壁炉旁亮了一盏灯，显得很昏暗。敞开着的落地窗户勾勒出一方淡绿色的天空，她哥哥熟悉的头和肩膀的轮廓映衬在天空下的不远处。她穿过房间，听到了她哥哥手中的酒杯里冰块碰撞酒杯所发出的丁当声。走出房间后，她闻到了脚下被踩碎的薄荷、甘菊和小白菊发出的香气。这会儿，这香气比早上的更令人兴奋。没人记得那个临时雇佣来的花匠叫什么名字，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样都忘了。正是那个花匠在几年以前作了规划，在铺路石的缝隙间种上了这些植物。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他的想法。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才把他解雇了。

“西！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四十分钟了，我已经半醉了。”

“很抱歉。我的酒呢？”

在一张靠着屋子外墙的矮木桌上，放着一盏有球形玻璃灯罩的煤油灯，在灯的四周摆放着酒具，颇像个酒吧。她最后终于拿到了杜松子酒和汽水。她借火给自己点了支烟，然后互相碰杯。

“我喜欢你这身礼服。”

“你能看到那块胎记吗？”

“转过来，我瞧瞧。漂亮极了，我都忘了那块胎记了。”

“你所在的银行怎么样了？”

“工作乏味但生活令人非常愉快。我们为夜晚和周末而活。你打算什么时候过来？”

他们从凉台上漫步下来，走在两边满是玫瑰的碎石路上。特赖顿泉池赫然矗立在他们面前，像一块剪影，其错综的轮廓线在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晰，而随着光线的暗淡，天空变得更绿了。他们能听到水的潺潺之声，塞西莉娅甚至觉得她还能闻到水的气味，它是那么清醇扑鼻。那可能是她手中拿着的酒。

顿了一下，她说道：“我真有点受不了这地方。”

“又得像母亲一样照看大家。你知道吗，现在女孩子能找到各式各样的工作。她们甚至去参加公务员考试。这倒会让老头子感到高兴的。”

“他们说什么我都不会参加第三次考试了。”

“一旦你的生活有了起色，你就会发现那玩意儿毫无意义。”

他们走到喷泉边，转过身来，靠着栏杆，面对老宅沉默了片刻。这里是让她感到丢脸的地方。她觉得那事做得太草率、太荒唐，真是丢尽了颜面。只有时间这个用小时严密编织而成的面纱才阻挡了她的哥哥像当初别人那样看待她。但对罗比来说，她就没有这层面纱的保护了。他当时看见了她，他总是能看见她，即使时间抹平了记忆，成了酒吧间的一个故事。她依然生着她哥哥的气，因为他邀请了罗比。但她需要她哥哥，她想分享他的一部分自由。她急切地催她哥哥告诉她关于他的消息。

在利昂的生活中，或者说，在他对自己生活的自述中，他认为没有人是肚量狭小的，也没有人会撒谎、背叛或是搞阴谋诡计。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每个人都受到了赞美，仿佛世上竟然还有人，这都成了惊叹的理由。他记得他的朋友们所有的优点。利昂所叙的轶事中，其中一件用处是使他的听众对人类充满温情，对人类的失败懂得宽容。以最保守的估计来看，每个人都是“一个好蛋”或者说“属于正直的一类”，而动机从来没有被视为与表象相悖。如果某位朋友令人无法理解或自相矛盾，利昂就往长远看，找一个善良的解释。文学和政治、科学和宗教并非令他生厌——在他的世界里，它们只是没有立足之地而已，那些引起人们强烈争议的事情亦然。他虽然已经获得了法律学位，却对能把这整个儿经历给忘掉感到高兴。很难想象他曾经感到过孤独、厌倦或沮丧；他有无限的沉着，没有一点儿野心，并且他猜想其他人也都和他大体一样。尽管如此，他的泰然自若显得无比宽容，甚至起到了安慰作用。

他首先谈起他的划艇俱乐部。最近他第二次拿了个第八名，尽管大家都很友善，他更为能把别人比下去而感到高兴。同样地，在银行里流传着他要被晋升的消息，可是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多少算松了一口气。还有女孩子们：女演员玛丽，她在《私人生活》里演得很棒，却突然不辞而别，去了格拉斯哥，没人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利昂怀疑她是去那儿照顾一位弥留中的亲戚。能说一口流利法语的弗朗辛曾因为戴单片眼镜而惹起众怒，在上周她和他一起去看了由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共同创作的歌剧，在幕间休息时他们看到了好像朝他们的方向瞥了一眼的国王。社交很广的芭芭拉既可靠又讨人喜欢，她邀请他去她父母在苏格兰高地的城堡共度一周，他想如果不去是会失礼的。杰克和艾米莉都认为利昂应该和芭芭拉结婚。

每当利昂似乎要停下来时，塞西莉娅就提出另一个问题让他接着讲。他在奥尔巴尼的地产收益莫名其妙地减少了。他的一位老友找了个怀了不明不白的孩子的女朋友，和她结了婚，过得很快活。他的另一位老友正在买一辆摩托车。一位挚友的父亲买下了一座生产真空吸尘器的工厂，并且说那是一棵永远的摇钱树。某人的母亲是位勇敢的老妪，因为她拖了条短腿走了半英里的路。这次谈话和夜晚的空气一样香甜，在她的耳边萦绕，产生了许多好的愿望，也得到了许多令人愉快的结果。他俩肩并着肩，半站半坐着，凝望着他们童年时的家。这所大房子仿中世纪的建筑风格令人费解，可现在看去却如此地让人轻松愉快，异想天开；他们母亲的偏头痛是一出轻歌剧中的滑稽间幕，双胞胎兄弟的悲伤是情感的挥霍，厨房里的事件只不过是活灵活现的鬼魂的快乐游戏。

当轮到她讲述最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时，她不可避免地受利昂的语气的影响，尽管她的讲述已身不由己地成了对利昂的嘲讽。她讥讽了自己在家谱学方面所谓的尝试：树形家谱枝系稀疏，无根无本。爷爷哈里·塔利斯是一个农场劳工的儿子，这位劳工出于某种原因把他自己的名字卡特赖特给改了，他的出生和婚姻情况没有记录。至于《克拉丽莎》——白天的时光中她在胳膊上扎着针，蜷曲在床上——这正是从反面印证了《失乐园》的故事——当女主人公那被死亡盯住了的美德揭示时，她变得更令人讨厌了。利昂点了点头，撅起了嘴唇；他既不会装作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会打断她。她对她几个星期来的无聊和孤独作了一番引人发笑的描述，比如，她如何与家人一起相处，对离开家的日子进行补偿，以及发现她的父母和妹妹各忙各的而不管家里的事。受到她哥哥慷慨发出的近乎大笑的感染，塞西莉娅把她每天需要更多香烟、布里奥妮撕毁了招贴画、双胞胎两兄弟各拿一只袜子来到她的房间外、她母亲想在宴会上出现奇迹——把烤土豆做成土豆沙拉——她把这些事一一作了带有喜剧色彩的描述。利昂没有领会此处的引经据典。塞西莉娅的话语中无不含有绝望的成分，由于这些事的核心是空洞的，或者因为某些没提到的事使她讲得很快，夸张得有些牵强。利昂的生活惬意而空虚，那是经过修饰后的产物，它貌似悠闲，而它的局限是靠背后的努力工作和他个性中的偶然性获得的，在这些方面她根本无法与利昂匹敌。塞西莉娅挽起利昂的手臂，夹紧它。那是利昂的又一个吸引人的优点：他是个性情温柔，魅力四射的伴儿，而透过夹克衫，他的胳膊如同热带硬木一般的坚硬。她感到自己浸没在温情之中，被人看透了心思。他正温柔地看着她。

“怎么了，西？”

“没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

“你真是应该到我那儿去住段时间，并且四处走走。”

有个人在凉台上走动，客厅里的灯也一一亮了起来。布里奥妮呼喊着她哥哥和姐姐的名字。

“我们在这儿。”利昂回应道。

“我们该进去了。”塞西莉娅说道。他们开始向大房子走去，仍旧手臂挽着手臂。当他们路过玫瑰花丛时，她想是否她真的有什么事儿想要告诉他。要供认她这天早上的行为当然是不可能的。

“我很乐意去城里。”甚至在她说这句话时，她就觉得自己在打退堂鼓了——无法打点行李或赶不上火车。也许她根本就不想去城里，可她又重复了一遍，语气比先前更坚决。

“我很乐意去。”

布里奥妮在凉台上不耐烦地等着问候她哥哥。有人在客厅里对她说话，于是她回过头去回应那人。当塞西莉娅和利昂走近时，他们又听见了那人的声音——是他们的母亲，她的声音试图要变得严厉些。

“我再说一遍，只说一遍。你给我上楼去洗漱更衣。”

布里奥妮边朝他们来的方向看着，边向落地窗户走去。她的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利昂说：“我们可以马上把你安顿好。”

当他们走进房间，置身于几盏灯的灯光下时，布里奥妮还在那儿，光着脚，穿着弄脏了的白色连衣裙。她母亲在房间的另一头，倚门而站，正慈祥地笑着。利昂伸开双臂用专门为她准备的带有喜剧色彩的伦敦腔开口说：

“啊，那不是我可爱的小妹妹吗！”

当布里奥妮匆匆从塞西莉娅旁边走过时，她把一张对折的纸塞进了塞西莉娅的手里，接着布里奥妮尖声喊着她哥哥的名字跃入了他的怀抱。

意识到她母亲在看她，塞西莉娅在展开那张纸时摆出了一副开心好奇的表情。值得褒奖的是，她在扫视那一小段打印的文字时还能保持这副表情。她一瞥就领会了全文的意思——这个意思的力量和色彩来自那个重复的单词。在她身旁，布里奥妮正在告诉利昂，她为他写了一出戏剧，却为未能把它搬上舞台而深感难过。《阿拉贝拉的磨难》，《阿拉贝拉的磨难》，她重复念叨着这出剧名。她以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充满活力，如此不可思议地激动。她仍然搂着他的脖子，踮着脚尖和他脸贴着脸。

起初，一个短语在塞西莉娅的脑海里不停地转呀转：当然，当然。当初她怎么会不明白呢？一切都得到了解答。这一整天，前几个星期，她的童年。她的一生。现在她明白了。否则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来挑选礼服，或为一只花瓶争吵，或发现一切都困难重重，或难舍难弃？是什么使她如此盲目，如此迟钝？数秒钟过去了，好像没有道理再一眼不眨地盯着这张纸看。她在折起这张纸时，忽然意识到了一个明摆着的现实：它不可能没有封口就捎来的。她扭头注视着她妹妹。

利昂正在对她说话：“这样行吗？我擅长表达，你则更在行。让我们一起来大声朗读吧。”

塞西莉娅绕过利昂，站在布里奥妮能看到的地方。

“布里奥妮？布里奥妮，你看了这个吗？”

但是布里奥妮忙着尖声回应她哥哥的建议，在他的怀抱里扭动着身体，把脸背了过去，半埋在利昂的夹克里。

在房间的另一头，艾米莉温和地说道：“大家安静。”

塞西莉娅再一次挪到她哥哥的另一侧，问道：“信封在哪儿？”

布里奥妮又一次背过脸去，为利昂正在对她说的什么事情放声大笑。

接着，塞西莉娅用眼角的余光瞟见有另一个人从她身后走来。她转过身去，与保罗·马歇尔打了个照面。他一只手端着一只银托盘，上面放着五只鸡尾酒杯，每只酒杯里都盛了半杯黏性褐色液体。他举起一杯递给了她。

“你非得尝尝这个不可。”

第十章

布里奥妮感情复杂，她确信自己正进入一个成人情感与伪装的角斗场，她的创作必定会从中受益。有哪一个童话故事能通过矛盾方法包容这么多的寓意呢？在一阵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她不假思索地拆开了信——在波莉让她进屋以后她在大厅里看了信——尽管这封信带给她震惊并证明了她的判断完全正确，她还是不禁感到了内疚。拆别人的信固然不对，但她对万事万物充满好奇，这也顺理成章的嘛。这是本性使然。她又见到了哥哥，她是觉得很高兴，可是，她还是夸大了她的情感，以免她姐姐责问她。而后她只是装作很顺从地听母亲的话，跑上楼躲进了自己的房间；这既是为了躲开塞西莉娅，又是因为她需要独处一会儿，以便重新认识罗比，并为一个充满真实生活的故事构思开场片段。不再有公主了！喷泉边的那一幕，威吓恫吓的氛围，最后，两人分道扬镳以后，湿漉漉的砾石上闪着微光，空无一人——这一切都还需要重新考虑。通过这封信，某种本质、残酷，甚至可能是犯罪的东西已被引入，那是某个黑暗的原则，而且即使是当她对可能发生的事感到激动不已时，她毫不怀疑她的姐姐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并且会需要她的帮助。

那个词：她尽力把它逐出自己的思绪，可它偏偏张牙舞爪地在她的头脑中跳跃。这个印刷品中的魔鬼，变着字谜的戏法，朦胧而含混——一位叔叔和疯子，拉丁语指下一个，一位英国老国王企图逆转潮流。押韵词汇从儿童故事书中成形——一窝猪仔中最小的猪，追逐狐狸的猎狗，格兰特切斯特草地边卡姆河上的平底船。不用说，她从来没有听人说过那个词，也没有在书上看到过它，或在打星号的注释中遇见过。从来没人当着她的面曾经提到过那个词的存在，而且，从来没人——甚至包括她母亲——都没有提到过她身上的那个部位——布里奥妮确信，那个词指的就是那个部位。她确信无疑，就是那个部位。是上下文帮她理解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那个词有它自己的意味。它几乎是个象声词。那个词的头三个光滑中空的字母，它们部分闭合的形态，就像一组人体解剖图例一样清晰明辨。三个符号簇拥在十字架下。那个词由一个男人写出来，袒露了他头脑中的一个意象，倾诉了他孤独专注的东西，这令布里奥妮感到极度恶心。

她已经毫无羞耻地站在门廊中央看了那封信，并立即察觉到这粗鲁言辞背后所包含的危险。某种完完全全的人性化的东西，或者说男性的东西，威胁到了她家的秩序。布里奥妮明白，除非她帮助她姐姐，不然他们全都得遭殃。另外有一点很清楚，她必须以一种微妙而机智的方式来帮助她姐姐。否则，根据以往的经验，布里奥妮知道塞西莉娅会跟她翻脸的。

在她盥洗和挑选一套干净衣服时，这些想法占据了她的脑海。她找不到她想穿的袜子，但她没有浪费时间去找。她穿上别的袜子，系好了鞋带，然后在书桌旁坐了下来。在楼下，人们正在喝鸡尾酒，她至少有二十分钟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她可以在出去时梳理头发。在敞开的窗户外，有一只蟋蟀在歌唱。她面前放着一捆从她父亲办公室里拿来的大页书写纸，台灯洒下了一片柔和的黄色灯光。她手里握着钢笔。沿着窗台，整齐地摆放着一排牲畜玩具，侧边敞开的大厦中各个不同的房间里，摆着许多搔首弄姿的穿紧身衣的布娃娃，它们在等待她落笔写下字字珠玑的第一句话。那一时刻，她有强烈的写作冲动，但写点什么她可不管。她多么希望沉浸于无法抗拒的遐想之中，希望看见一条黑线从她沙沙作响的银笔尖里绕放出来，盘绕成文字。可是，怎样才能逼真地描述使她最终成为了一名真正作家的那些人生沧桑、混乱而汹涌的印象以及她心中的憎恶和迷惑呢？必须要讲究次序。她应该像她早些时候决定的那样，首先简单地描述她在喷泉池边所见的情景。但是，那个光天化日下的情节远不如在黄昏时的情节有趣——她站在桥上，沉醉于白日梦中，分分秒秒在无所事事中流逝过去；然后，罗比在半黑的夜幕中出现了，呼唤着她的名字，手里拿着一个小白信封，里面装着写有那个单词的信。然而，那个单词又包含什么呢？

她写道：“有一个老太太吞下了一只苍蝇。”

当然，说一定得有一个故事，这并不太幼稚；而且这是个大家都喜欢的男人的故事，可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对他却一直心存疑虑，最后，她终于揭露出他原来是邪恶的化身。但是，难道她——即故事的作者布里奥妮——此时不应该老于世故，超脱于童话中的善恶观念之外吗？必定有某个崇高、神一般的地方，在那儿，所有人都能一视同仁地被审判，而不是像在某一场冗长的曲棍球比赛中那样互相对抗，而是看到他们带着光荣的缺点在嘈杂声中推撞在一起。如果真有这样的地方，她是不配去的。她永远不会原谅罗比的下流思想。

一方面，她急于想写一篇简单讲述她一天来的经历的日记，另一方面，她又雄心勃勃，想要使这些经过润色、自成一体和模模糊糊的经历显得更重要。她面对上面写了开头引语的稿纸，皱着眉头坐了好几分钟，没有再写下一个字。她觉得她能够惟妙惟肖地描写动作，绘声绘色地再现对话。她能描写冬天的树林，阴森的城墙。但是如何抒写感情呢？是的，她完全可以写她觉得悲伤，或描述一个悲伤的人会做些什么，但悲伤本身又是什么呢？该如何表现悲伤，以使读者全面直接地感受到它的阴霾呢？而要描写威胁感，或由于感觉到矛盾而引起的困惑就更难了。她手里捏着笔，目光穿过房间，盯着那些面目可憎的布娃娃们。它们是她童年时的伴儿，而现在她疏远了它们，因为她认为自己的童年已经结束。成长了，这真是一种令人心寒的感觉。她永远也不会坐在艾米莉或塞西莉娅的腿上了，哪怕这仅仅是为了开个玩笑。两年以前，她过十一岁的生日时，她的父母、哥哥、姐姐，还有一个人带她到屋外的草坪上，拉着一张毯子把她抛向空中——抛了十一次，然后为了表示祝福，又一次把她抛了起来。当那第五个人很可能是罗比时，现在的她还能信任腾空而起时那欢闹的自由吗？还能对大人们友善抓紧的手腕盲目地信任吗？

她听到一声女人轻柔的清嗓子的声音，于是抬起头来，一下子愣住了。来的人是罗拉。她带着歉意把身子探进房间。当她们的目光相对时，她用指关节轻叩房门。

“我能进来吗？”

她没等回答就进来了。她的行动有点受到蓝缎紧身装的限制。她披散着头发，还赤着脚。当她走近时，布里奥妮收起了钢笔，用一本书的一角盖住了她写的那句话。罗拉在床沿坐下，然后猛地擤了一下鼻子。她们好像总是在一天快结束时进行姐妹间的攀谈。

“今晚是我遇上的最可怕的夜晚。”

布里奥妮在她表姐严厉的注视下迫不得已地扬了一下眉毛。罗拉接着说：“两个双胞胎一直在折磨我。”

布里奥妮原以为罗拉在瞎咋呼，后来罗拉扭动肩膀，把她上臂的一条长抓痕展示给她看，她才相信。

“太可怕了！”

罗拉伸出手腕。她的两个手腕上都各有几道擦伤的红斑。

“这是给人抓的伤！”

“一点不错。”

“我去拿点儿消毒剂给你的胳膊涂上。”

“我已经自己上了药。”

诚然，罗拉身上强烈的女人香水味无法掩饰孩子所特有的消毒软膏的气味。布里奥妮惟一能做的是离开桌子，走过去坐在她表姐边上。

“你这个可怜虫！”

布里奥妮的怜悯使罗拉的眼睛里泛起了泪花，她的声音变得嘶哑了。

“大家只是因为他们长得像就以为他们是天使，但实际上他们是小牲畜。”

她忍住了啜泣，仿佛通过颌骨的一阵颤动终于把它忍住了，然后她鼻翼翕动，深吸了几口气。布里奥妮抓住了她的手，觉得她能明白为何有人会开始喜爱罗拉。她走到五斗柜前，拿出了一方手帕，把它打开，递给了罗拉。罗拉正要用这手帕，但一看见它上面印着放牛女工和套索的艳丽图案，就发出了一声柔和悠扬的猫头鹰叫的声音，也就是孩子们装鬼时发出的声音。楼下的门铃响了，稍后，铺了地砖的走廊里响起一串依稀可辨的高跟鞋快速敲击地面所发出的声响。来的人可能是罗比，塞西莉娅亲自去开门。布里奥妮担心罗拉的哭声会传到楼下，于是她又一次站起身来，关上了卧室的房门。她表姐的沮丧令她感到坐立不安。那是一种近乎兴奋的激动。她走回床边，抱住了罗拉。罗拉抬手捂住脸，放声大哭起来。一个如此尖刻暴躁、飞扬跋扈的姑娘竟被两个九岁大的男孩弄得如此情绪低落，这在布里奥妮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同时也使她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她会感到这般近乎兴奋的激动。她也许不像自己一直认为的那样弱小；说到底，你得用别人来衡量你自己——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时不时地，在无意之间，某人使你逐步了解了你自己。由于想不出该说什么话安慰她，布里奥妮轻柔地揉摩着她表姐的肩膀。她暗自思量，这悲惨的事儿不能只怪杰克逊和皮埃罗；她记得罗拉的生活里还有其他悲伤的事儿。罗拉的家在北方——在布里奥妮想象中，那里布满了乌黑磨房的街道，愁眉不展的男人们带着装在锡饭盒里的三明治拖着艰难的步履去上班。昆西家的大门已紧闭，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打开了。

罗拉开始镇定下来。布里奥妮柔声地问：“怎么回事？”

这位年长的姑娘擤了擤鼻子，想了一会儿说：“我正准备要洗澡，他们闯了进来，朝我猛扑过来，把我摔翻在地……”说到这儿，她顿了顿，强忍着没有再哭出声来。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她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目光茫然地扫视着房间，说：“他们想回家。我说他们不能回去。他们就以为是我才使他们不能回去留在这儿的。”

布里奥妮明白了——是双胞胎蛮不讲理地把气撒到了他们姐姐的头上。但就在此时她闪过一个念头，令她条理分明的心境分外烦扰：很快就会有人叫她们下楼去，因此她的表姐必须得控制住她自己的情绪。

“他们实在不明白，”布里奥妮边走到脸盆旁，往盆里倒热水，边老成持重地说，“他们不过是小孩子碰到点挫折而已。”

罗拉满怀悲伤地垂首点头。见她这样，布里奥妮对她心生一阵爱怜。她领罗拉来到脸盆旁，递给她一块面巾。然后，出于改变话题的实际需要，出于分享秘密和向比自己年长的姑娘显示她也是老于世故的愿望，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她同情罗拉，想和她套近乎——出于这诸多动机，布里奥妮把自己在桥上遇见罗比，他让她带信，而她如何偷拆信件，以及信里写了什么的事一一告诉了她。她没有把那个词大声地说出来，因为那样做是不可想象的，而是倒着把那个词拼写给了罗拉。罗拉的反响令布里奥妮感到满意。罗拉抬起正在滴水的脸，任凭她的嘴大张着。布里奥妮递给了她一条毛巾。罗拉佯装在找合适的字眼，好几秒钟没说话。她演得有点过火，但演得不错，她沙哑地压低嗓音说话也演得很到位。

“老是想着那事儿？”

布里奥妮点了点头，转过脸去，仿佛在与灾难作殊死搏斗。她可以向她的表姐学得更富有表现力。现在轮到她表姐把安慰的手按在了她的肩膀上。

“太可怕了！那个男人是个色情狂。”

一个色情狂。这个词很精练，并且有医学诊断的分量。她认识他已经这么多年了，而他竟是这么个人。当她年纪还小时，他经常装作野兽让她骑在背上。有一年夏天，她曾有很多次在游泳池里和他单独在一起，由他教她踩水和蛙泳。现在他终于被定性了，她感到某种安慰，尽管喷泉池事件的神秘感也因此而加深了。她已经决定不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因为她怀疑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过于天真，因而最好不要暴露自己的无知。

“那你姐姐该怎么办呢？”

“我可不知道。”她又一次没有提及她害怕再次见到塞西莉娅。

“你知道吗，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当我听见他在游泳池边朝双胞胎大叫时，我就认为他是个怪物。”

布里奥妮竭力回忆类似的情形。她说：“他总是装作非常友善。他蒙骗了我们许多年。”

转换话题这一计谋起了作用，罗拉红肿的眼圈又恢复了苍白而又满是雀斑的模样，她又回复到了本来的面目。罗拉抓住布里奥妮的手说：“我想应该把他的事情报告给警察。”

村里的治安官是个和蔼的人，他留着一撮光滑柔软的八字须。他妻子饲养母鸡并且骑自行车分送新鲜的鸡蛋。要把信的内容和那个词告诉他，即使是把那个词倒着拼给他，是不可思议的。她想把手抽回来，但罗拉把她的手抓得更紧了，她似乎读懂了这个年轻姑娘的心思。

“我们只要把信给他们看就行了。”

“她也许不同意这么做。”

“我打赌她会同意的。色情狂会攻击任何人的。”

罗拉看上去突然若有所思的样子，仿佛要告诉她表妹什么新的消息。可是她一言未发，霍地一跃而起，拿起布里奥妮的梳子，站到镜子前一个劲地梳理起头发来。她刚刚开始梳头，她们就听见塔利斯夫人叫她们下楼去用晚餐。罗拉立即发起脾气来，布里奥妮猜测她情绪的快速变化是她近来心烦意乱的部分原因。

“完了，完了。我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呢，”她说道，几乎又要哭出来了，“我甚至还没化妆呢。”

“我先下去，”布里奥妮安慰她说，“我会告诉他们你还要过一会儿再来。”但罗拉已经走出门去了，好像没听见她的话。

布里奥妮梳理好头发以后，仍旧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的脸，寻思着该怎样开始化妆。她知道不久后的某天，她必须开始化妆。这又是一桩要花费时间的事情。但至少她没有雀斑要掩盖或淡化，这当然省了事儿。很久以前，在她十岁时，她认定涂口红使自己看上去像个小丑。那个观念势必要订正了。但现在还不用改，因为还有那么多别的事情要考虑。她站在书桌旁，心不在焉地给钢笔套上了笔帽。当强大而混乱的力量在她周围逞威时，当一整天接连发生的突发事件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吸收或改变了时，写故事是一件无望而庸碌的差事。有一个老太太吞下了一只苍蝇。她在琢磨，把秘密告诉了表姐是不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如果易激动的罗拉向别人炫耀她所知道的罗比的信的内容，塞西莉娅是决不会高兴的。况且现在怎么可能下楼去和一个色情狂同处一桌呢？如果警察来逮捕他，她布里奥妮就可能得出庭作证，得把那个词大声地说出来。

她不情愿地走出房间，沿着昏暗、镶嵌着板条的走廊来到楼梯口。她停下脚步，倾听四周的动静。客厅里仍旧人声鼎沸——她听到她母亲和马歇尔先生的声音，然后是双胞胎兄弟互相交谈的声音。没有塞西莉娅和色情狂的声音。当布里奥妮不情愿地开始下楼时，她觉得她的心跳加速了。她的生活已不再单纯。仅在三天以前她还在写《阿拉贝拉的磨难》的结尾，并等着她表弟表姐的到来。她曾想让一切都与众不同，而如今却弄成了这个样子；形势不仅糟糕，而且将变得每况愈下。她在第一个楼梯平台上又一次驻足，想整合一下计划；她将远远地避开她反复无常的表姐，甚至不与她有目光的接触——她既担负不起被卷入一场阴谋，也不想激起一场灾难性的大爆发。至于她应该保护的塞西莉娅，她却不敢去接近她。而罗比，出于安全的原因，她当然要回避。她小题大做的母亲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在她面前，布里奥妮是不可能有清晰的思路的。她应该到双胞胎那儿去——他们才会是她的庇护者。她会待在他们身旁照顾他们。夏日的晚宴总是这么晚才开始——已经过了十点钟了——那两个男孩会感到疲倦了。要不然她就该向马歇尔先生表示友好，问他关于糖果的事儿——是谁想出来的点子，它们又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是懦夫的计策，但她想不出别的花样来。晚宴即将开始，这可不是把村子里的沃金斯警员叫来的时候。

她继续走下楼梯。她本应该建议罗拉换件衣服，以便掩盖她胳膊上的抓伤的。如果被问及抓伤的事儿，她可能又要哭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是提了建议也很可能无法说服罗拉不要穿一套令她走路都十分困难的礼服。长大成人就意味着渴望接受这种种障碍。她自己就在接受它们的挑战。虽说那不是她身上的抓伤，但她觉得自己对它以及即将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负有责任。当她父亲在家时，家里有一个固定的轴心，一切都围绕着它。他什么都不组织，也不在房子里四处走动替别人操心，他极少告诉别人要做什么——事实上，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藏书室里。但只要他一在家，家里就有了秩序，就给人带来了自由。大家肩头上的担子卸掉了。当他在的时候，她母亲缩回到她自己的卧室里去也没有关系；只要他膝上放着一本书，待在楼下，就足够了。当他在餐桌前和蔼、平静、充满信心地就座时，厨房里的一场危机就化解成了一出滑稽短剧；他若是不在，那就会演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他知道绝大部分应该知道的事情。当他不知道时，他非常清楚该向哪个权威讨教，并会带着她去藏书室帮她找答案。正如他自己描述的那样，假若他不是部里的奴仆，假若他不是忙于作不测事件的应急计划，假若他在家，派哈德曼去酒窖拿酒，在谈话中引导着话题，当到了“表决”时，不征求他人意见就做出决定，那么，她现在就不会这般步履沉重地穿过走廊了。

一想到她父亲，她不由自主地在经过藏书室的门口时放慢了脚步。藏书室的门一反常态地关着。她驻足倾听。厨房里传来金属碰击瓷器的叮当声；客厅里，她母亲在柔声地交谈；在附近，双胞胎之一用高昂清晰的声音说道：“它里面带有‘u’这一字母，真的。”他的孪生兄弟回答道：“管它有没有。把它放到信封里去。”然后，从藏书室的门背后传来一声刮擦声，接着是砰地一声闷响和好像是发自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嘟哝声。在她记忆里——布里奥妮后来对此事进行了反思——当她把手放在黄铜门把上转动时，她并没有期待具体见到什么。但她既然已经看过罗比的信，她已经把自己认作是她姐姐的保护人，而且她已经受到了她表姐的指导，因此她眼中所见到的情景必定或多或少地受到她已经知道的，或者她认为自己所知道的情况的影响。

起初，当她推开门走进去时，她什么都看不见。室内只点了一盏草绿色的台灯，灯光只照亮了它所在的桌子上摆放着工具的皮质桌面。走近了几步以后，她看到了最远处角落里他俩深色的身形。尽管他们一动不动，但她立刻明白是她中断了一次袭击，一场肉搏战。这场面与她的忐忑不安完全不谋而合。她感觉到她过于焦虑的想象已经把这两个人投射到了一摞摞书脊上。这种幻觉，或者说对幻觉的期盼，随着她的眼睛适应了昏暗的环境而烟消云散了。没有人动弹。布里奥妮越过罗比的肩膀，瞪视着她姐姐惊恐的眼睛。他已回过头，看着不速之客，但他没有放开塞西莉娅。他把身体挤靠在她身上，已将她的裙子一直拽到她膝盖之上，并把她囚困在书架交汇而成的空间中。他的左手放在她的头颈后面，抓着她的头发，他的右手抓着她的前臂，前臂高高举起，成抗议或自卫状。

他看上去是那么的巨大而狂野，而裸肩细臂的塞西莉娅显得如此虚弱无力。当布里奥妮朝他们走过去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有何作为。她想大喊，但她喘不上气来，她的舌头又重又沉不听使唤。罗比移动了一下身体，完全挡住了她的视线，使她看不见她姐姐。塞西莉娅从他怀里挣脱开来，他放了她。布里奥妮停下脚步，叫着她姐姐的名字。当她与布里奥妮擦身而过时，塞西莉娅没有一点儿感激或如释重负的表示。她面无表情，几近镇定自若，径直朝敞开的门望去。然后，她撇下布里奥妮和罗比，走了出去。他也不朝她看，而是面向着角落，忙着拽正夹克衫，整理领带。她小心翼翼地倒退着离开他，但他没有攻击她，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于是，她转身跑出房间，去找塞西莉娅，可是走廊里已空无一人，她不清楚塞西莉娅往哪边去了。

第十一章

尽管后来在融化的巧克力、鸡蛋黄、椰奶、甜酒、杜松子酒、香蕉粉和冰糖中掺入了新鲜碎薄荷，但鸡尾酒并没有使人精神倍爽。傍晚的高温已夺去了人们的胃口。走进这间毫不通风的餐厅，一想到吃的是烧烤晚餐或色拉烤肉，人们就胃口骤减，倒宁愿喝一杯凉水。然而，只有小孩才可以喝水，其余的人只能喝一些温热的甜酒来充沛自己的精力。定然已经打开了三瓶酒，放在桌上了——杰克·塔利斯不在的时候，贝蒂通常会作这样令人精神振奋的猜测。三扇高高的窗户都紧紧关闭着，因为窗架在很久以前就歪掉了。当就餐的人们步入餐厅的时候，从波斯地毯上扬起的一股暖暖的尘香扑鼻而来。惟一令人欣慰的是，鱼贩子运载第一趟蟹的车半路抛锚了。

构筑地板与天花板的黑斑点点的建筑板材和画在巨大帆布上的一幅油画加强了房间中令人窒息的气氛。这是一幅康斯博罗风格的肖像画，悬挂于自建造以来从未点燃过的火炉之上方——堪称建筑制图中的一个失误，因为没有给烟囱管道预留位置。画中的贵族家庭——一对父母，一双女儿，还有一个婴儿，个个都是薄唇小嘴，脸色苍白，活像鬼魂——在一片依稀可辨的托斯卡纳风景前面摆好姿势。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不过哈利·塔利斯倒有可能觉得画中之人会给他的家庭增添一份坚固的色彩吧。

艾米莉站在桌子的一头，安排着进来就餐的人入座。她叫保罗·马歇尔和利昂坐在她的左右。利昂右边是布里奥妮和双胞胎，而马歇尔的左边是塞西莉娅，然后罗比，然后罗拉。罗比站在自己的座位后面，手抓住椅子，似乎没人听到他仍然在怦怦直跳的心，他感到很惊讶。他没有喝鸡尾酒，而且也没胃口。他将目光微微地从塞西莉娅身上移开。其他人一一入座后，他欣慰地发现自己坐在了孩子们的中间。

他母亲点了点头，在此鼓励下，利昂低声说了半句谢恩祷告——就是我们要听的那句——回答他的是椅子“咯吱咯吱”的“阿门”声。大家就座，摊开餐巾，贝蒂拿来了牛肉。随后是一阵沉默，要是杰克·塔利斯在场的话，肯定会挑起某个无聊的话题打破沉默。每个人都看着贝蒂，听她叮当作响地用勺子在主菜碟上给大家分牛肉，还一边低语着。当房间里一片寂静的时候，他们还关心些什么呢？艾米莉·塔利斯本来就不擅长谈天说地，所以并不在意。利昂，整个儿地在自娱自乐，他躺在自己的椅子里，研究着手中酒瓶的标签。塞西莉娅还没有从十分钟以前的事中回过神来，根本说不出一句话来。罗比本来对家庭琐事了如指掌，可以略作发言，但他的脑子里也是一片混乱。对他而言，如果能对他身边的塞西莉娅那赤裸的手臂——他能够感到它的灼热——以及坐在对角的布里奥妮敌意的目光视而不见，已经心满意足了。此外，即使允许孩子们挑起一个话题，他们也无能为力：布里奥妮满脑子想的只是她亲眼目睹的东西；而罗拉正沉浸于由于遭受袭击而感到莫名的惊讶和一系列复杂矛盾的感情之中；双胞胎则在策划一个秘密计划。

打破这长达三分钟令人窒息的沉默的是保罗·马歇尔。他坐在椅子里，上身往后一靠，绕过塞西莉娅的后脑勺，对罗比说道：

“怎么样，我们明天还去打网球吗？”

罗比注意到，从马歇尔的眼角到与其齐平的鼻子处，有一处两英寸的抓伤，明显地挂在脸上，集聚在眼下。那小小的伤疤使他显得不那么残忍可怕。相反，他看上去很古怪——宽而光秃的下巴，长满了东西的额头，使他显得特别忧伤。出于礼貌，罗比也微微向后靠了靠，听他说话。然而，他做这个动作的同时也觉得不自在。在刚开始吃饭的时候，马歇尔就喧宾夺主作私下交谈，这是很不恰当的。

罗比只是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想是的吧。”然后，作为弥补，又含糊地补充道：“英格兰有过更热的天气吗？”

塞西莉娅散发出一阵阵体热，罗比身体往边上一斜，同时避开布里奥妮投来的目光。他发现自己将这一问题抛给了坐在对角的皮埃罗。这个小男孩目瞪口呆，挣扎着，仿佛在教室里考历史。或者地理？抑或自然科学？

布里奥妮靠向杰克逊，碰了碰皮埃罗的肩膀，与此同时，她一直盯着罗比看。“请你不要为难他。”这句话声轻而有力。然后，她又对小男孩温柔地低语道：“你不用回答。”

艾米莉在桌子的另一头发话了。“布里奥妮，这是一句关于天气的十分温和的问候语。你得向他道歉，要不然就回自己的房间去。”

她丈夫不在的时候，一旦塔利斯夫人行使她的一家之长的权力，孩子们都会觉得有必要维护她的权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不管她姐姐的布里奥妮，此时低下了头，对着桌布说：“对不起。我希望我没说过这句话。”

装在带盖的主菜盘子里或放在褪色的斯波德陶瓷碟上的蔬菜在人们的手中传递着。这也许是大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抑或是故意以一种礼貌的方式来掩盖食欲的缺乏。大部分人吃的是烤马铃薯与马铃薯色拉、布鲁塞尔嫩芽与甜菜根以及莴苣煮肉汤。

“老头子要不开心了，”利昂边说边站起来，“这是1921年的巴锡白葡萄酒，但是现在已开瓶了。”他为他母亲斟满了一杯酒，然后也给他妹妹和马歇尔满上。当他站在罗比身边的时候，说：“而且对良医而言，这简直是一帖包治百病的良药。我想听听这个新计划。”

但是他没有等待回答就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他边走边说：“我爱热浪中的英国。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一切规则都在变。”

艾米莉·塔利斯拿起了刀叉，每个人也都模仿她的样子。

保罗·马歇尔说：“少废话。举个例子看看。”

“没问题。在夜总会，惟一允许人们脱下夹克衫的地方就是台球室。但是，如果在三点以前温度达到九十度的话，那么第二天，人们就可以在楼上的吧厅里脱下夹克衫。”

“第二天！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

“你明白我的意思。这儿人们生活得更加自在。只要有一两天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就变成意大利人了。上个礼拜在夏洛特大街，竟然有人在人行道上吃晚餐。”

“我父母也都一直这么认为，”艾米莉说，“炎热的天气使年轻人变得放荡不羁。衣服穿薄了，约会的地方也变多了。一出门，管制也没了。一到夏天，你外祖母就变得尤其忐忑不安，她会千方百计找出一千个理由把我和姐妹们关在屋子里。”

“是吗？”利昂说。“你怎么认为呢，西？今天你有没有表现得比平时差？”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她。这位兄弟的玩笑开得还真绝。

“天哪，你脸红了。答案一定是‘是’了。”

罗比感到自己有必要为她解围。他说：“事实上……”

但是塞西莉娅打断了罗比。“我热死了，就是这样。答案的确是‘是’。我今天表现很差。我不顾艾米莉的反对，说服她，特意为你做一道烤马铃薯，尽管天气很热。而现在你却只吃马铃薯色拉，而我们其余的人正因为你而受罪。所以，把那碗蔬菜给他，布里奥妮。或许他就会闭上他的乌鸦嘴。”

罗比觉得他听到了她声音中的一丝颤抖。

“好样的，西。干得好。”利昂说道。

马歇尔说，“你真是活该。”

“我想我最好找个小一点的。”利昂笑眯眯地对坐在他身边的布里奥妮说，“今天你有没有因为天气太热做了坏事？有没有不听话？告诉我们你有，好不好？”他握着她的手，假装恳求似的，但是她把手推开了。

她还是一个孩子，罗比想。虽然她已经读出他的话中话，但却没有作出强烈的反应。虽然如此，她却有可能将刚刚被自己打断的事一五一十地说出来。他紧紧地盯着她，看她拖延时间，拿起餐巾，轻轻擦了一下嘴唇，但是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恐惧。如果是万不得已，那就让它发生吧。这顿晚餐无论怎么出人意料，总有结束的时候。他会想办法在当天晚上和塞西莉娅再聚会。他们会一起面对他们生活中非凡的新情况——他们人生的变故——然后再继续向前。想到这里，他感到肚子往下一沉。直到那时，一切似乎都已经无关紧要，而他也不再惧怕什么了。他喝了一大口温热的酒，静待其变。

布里奥妮说，“我很讨人嫌，但我今天没做什么错事。”

他低估了她，这句话显然只是针对他和她姐姐的。

在他边上的杰克逊反驳道：“不，你做了错事。你不让我们演戏，我们本来想演戏的。”这个小男孩环视了围坐在桌子边的人，他那绿莹莹的目光中充满着委屈。“而你说过，你要我们演的。”

他的兄弟一个劲地点头。“是的。你本来想要我们演的。”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有多么失望。

“好了，你瞧，”利昂说。“这只是布里奥妮一时头脑发热所作出的决定。在某个凉爽一点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在藏书室看话剧了。”

这些无伤大雅的空洞之语远胜一片死寂，能让罗比逃避，缩在这场滑稽可笑的议论焦点的背后。塞西莉娅的左手撑着她的脸颊，以免眼角的余光扫到罗比。而罗比摆出一副架势，仿佛在听利昂侃侃而谈他在西角剧院看到国王的景象，可事实上他却在注视着她赤裸的手臂和肩膀。这时，他想着她的肌肤能感觉到他的呼吸，这一念头搅乱了他的心。在她的肩膀顶处有一个小小的凹痕，边上有一片暗暗的柔毛。它呈扇贝形凹在骨中，或垂悬于两骨之间。他的舌头很快就要追索这卵形茸毛，探进这凹处。他的兴奋几近痛苦，并且有一种矛盾的压力使之更为深刻：她是那么的熟悉，就像一个妹妹；但她又是如此奇特，简直像一个情人；他一直都了解她，但他又对她一无所知；她很平凡，但她又很美丽；她很能干——她轻易地保护了自己，没有受到兄弟的攻击——而二十分钟以前她刚刚哭过；他那封愚蠢的信使她厌恶，却解开了她的心结。他后悔，但他又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狂喜。他们不久又可以独处了，带着更多的矛盾——欢闹和美好，冒冒失失的欲望和恐惧，在敬畏与急躁中开始。在二楼的某一间闲置的房间，或者在一个远离房室的地方，在河边的树下。哪儿呢？塔利斯太太并不是个傻瓜。在户外吧。他们会将自己裹在沉沉的黑暗之中再继续。而这并不是幻想，这是真真切切的，是不久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既令人渴望又不可避免。这正是他曾经在大学校园的草坪上扮演过的可怜的马尔伏列所想的——“没有东西可以挡在我和我充满希望之间”。

半个小时以前，根本就没有希望可言，在布里奥妮拿着他的信消失在那间房子里以后，他徘徊着，痛苦着，即便是走到了前门，还是没有下定他的决心。他在走廊的路灯及其惟一的一只忠心耿耿的飞蛾下，踌躇了几分钟。他要两害相较择其轻。事情明摆着，要么现在就进屋，面对她的愤怒和厌恶，作出一个不可能被接受的解释，并且很可能被拒绝——这是难以忍受的屈辱；要么现在就回家，一句话也不说，让她觉得这封信正是他所要寄的，而她又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不得而知，只能让自己整日整夜地受着那些凭空想象的折磨——这就更加难以忍受了。真是个懦夫。他重新想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已经别无他路了，他必须与她谈一谈。他将手伸到门铃按钮上。然而，他还是想走开。他可以躲在书房给她写一封道歉信。懦夫！他的手指下就是冷冰冰的门铃按钮。在他又一次的思想斗争开始之前，他迫使自己按了下去。他站在门前，就像一个刚刚服了药想要自杀的人——除了等待，他别无选择。他听到了里面的脚步声，是女人的脚步声，断断续续的，正穿过大厅向门走来。

她开了门，他看见了她手中折着的便条。他们互相对视了好几秒钟，谁也没有说话。在他刚才犹豫不决的过程中，他并没有准备要说的话。此时此刻，他惟一所想的就是她比他想象中更漂亮。她所穿的丝裙子将她的曲线体现得恰到好处，但只是性感的樱桃小嘴，似乎表示出不满，甚或是厌恶。她身后的灯光很强烈，刺激着他的眼睛，使他很难分辨出她确切的表情。

最后他说，“西，这是个错误。”

“错误？”

不远处，有声音从客厅那边穿过大厅敞开的门传了过来。他听到利昂的声音，然后是马歇尔的。也许是因为害怕被他们打扰吧，她往后退了一步，把门开得更大了，他跟着她穿过大厅，走进光线昏暗的图书馆，在她寻找桌灯开关的时候，他等在门口。灯亮了，他将身后的门关上。他心想，几分钟后他就会穿过公园，走回平房。

“这封信不是我原本打算寄的。”

“哦？”

“我寄错了一封。”

“哦。”

他不能从这些简洁的回答中推断出任何东西，而且他依然未能看清她的表情。她走到灯后，穿过书架。他跟着走向房间深处，虽然不能紧随着她，但也不愿让她离得太远。她本来可以在门口就赶走他的。现在终于有机会让他在离开之前作番解释了。

她说：“布里奥妮看了信。”

“哦，天哪。我很抱歉。”

他本来想唤起她对阅读奥瑞厄利版本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追忆，那是一种隐藏至深的激情，是对陈规旧俗的背叛。《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他在伦敦索霍区偷偷摸摸买来的。可是这一新的要素——这个天真幼稚的孩子——却使他的错失无法减缓。再继续下去就会毫无意义了。他只能重复一遍，这一次低声细语道：

“我很抱歉……”

她越走越远，向着角落走去，走进深深的阴影。尽管他认为她是在躲避着他，他还是向着她走了几步。

“真是件蠢事。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去看它。没有人应该去读它。”

她还是往后退。她的一只手肘放在书架上，似乎她要顺着书架往后滑，然后消失在书丛中一样。他听到一声轻轻的湿湿的声音，正是那种在人们欲说还休之时所发出的。但她什么也没有说。而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想到，她并不是想躲避他，而只是想将他引进到更暗的角落中。自他按了门铃这一刻起，他并没有失去什么。于是，随着她往后退，他渐渐地朝她走去。直到她走到角落，停了下来，看着他向自己走来。他也停了下来，与她间隔不到四英寸，现在与她距离够近的了，而正好有足够的灯光。他看到她的泪眼蒙眬，似乎有话要跟他说。但此时此刻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她使劲摇了摇头，让他等待。她转向一边，用双手作尖塔状，捂住鼻子和嘴巴，并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痕。

她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说道：“已经有好几个礼拜了……”她的喉咙一阵紧缩。她不得不停下来。他立刻明白了她的意思，但他又很快将这个想法从脑海中驱除。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更加若有所思地说：“或许是好几个月了。我不知道。但是今天……今天一整天都很奇怪。我的意思是说，我今天看什么都很奇怪。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样了——太尖锐，太真实了。甚至我自己的双手似乎也变了。有时候，我仿佛觉得很多事情很久以前就发生过了。今天一整天我都在生你的气——也在生我自己的气。我以为如果我不再见你，不再与你说话，我会非常幸福。我以为你会去上医学院，而我会很高兴。我真的对你很生气。我认为不去想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非常方便，真的……”

她微微一笑。

他说：“它？”

直到现在，她紧盯着他的目光有点下移了。当她再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她注视着他。他所看见的只是她眼睛中白花花的泪光。

“你比我早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不是吗？你比我早知道。这就像是你跟某个东西挨得如此之近，而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你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即使现在我也不敢确定我能看见它。但是我知道，它就在那儿。”

她垂下目光，他等待着。

“我知道它就在那儿，因为它使我行为荒谬。而你，当然……但是今天早上，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像那样的事情。事后我非常生气。它居然会发生。我告诉自己，我给了你一件用来和我作对的武器。然后，今天傍晚，当我开始懂得——唉，我怎么可以对自己如此一无所知？如此愚蠢？”她心头一惊，脑中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告诉我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她害怕他不理解她，害怕她所有的想法都是错的，害怕她说了这些话只是更加孤立她自己，害怕他会把她当成一个傻瓜。

他走得更近了。“我懂。我非常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哭？还有其他别的事吗？”

他以为她要找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他是指某个人，但她并不理解他的问话。她不知道如何作答。她呆呆地看着他。为什么她在哭泣？她心潮澎湃。她怎样才能让他知道呢？而他转而觉得自己的问题太不公平，太不恰当。他极力想纠正自己的错误。他们惶惑地互相对望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们感到在他们之间存在的某些微妙的东西可能会弃他们而去。他们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现在这一事实似乎成了障碍——他们对以前的自己感到很尴尬。近几年来，他们的友谊变得模糊了，甚至可以说变得紧张了。可是它依然是一个老习惯，而如今要打破友谊，变成关系十分密切的陌路人，就需要一个明确的目的，而这一目的暂时已弃他们而去。眼下，他们似乎难以用语言沟通。

他将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她那裸露的肌肤摸上去很冰凉。他们的脸颊越凑越近，他不敢确定她是否会逃开，或者就像电影里面一样扇他一巴掌。她的嘴有一种咸咸的唇膏的味道。他们分开了一会儿。他又用手臂揽着她。他们更大胆地又吻了起来。渐渐地，他们的舌尖接触了一下，就在那时，她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呻吟。后来他才意识到，这一声标志着一个转折。直到那时，他们互相看着如此熟悉的一张脸还依然觉得有点荒谬可笑。他们似乎觉得童年的自己正凝视着他们。可是，舌与舌的接触、光滑而生机勃勃的肌肉的亲近以及她发出的那种奇怪的声音改变了一切。这一声音仿佛进入了他的体内，穿透他的全身。他整个人儿都张开了，他能够走出自身，随心所欲地吻她。以前的自我意识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甚至几乎是抽象的了。她发出的呻吟声贪婪无比，使他也变得贪婪了起来。他将她用力推向角落。他们置身于书丛之中。在他们接吻的时候，她扯着他的衣服，一下一下地想剥去他的衬衫和腰带。他们的头互相磨蹭着，他们的吻变成了啃。她咬他的脸颊，这并非嬉戏。他推开了，然后又回来了。她用力地咬他的下嘴唇。他吻着她的脖子，迫使她的头靠在了书架上。她拢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脸扳到她的胸脯上。他笨拙地摸索到了她又小又硬的乳头，用嘴吮吸着它。她的脊椎变得僵硬了，随之又颤抖了起来。有一会儿，他以为她已经昏厥了过去。她的手臂抱着他的头。当她把他抱得更紧时，他几乎已难以呼吸。他呼地站立起来，紧紧地拥抱着她，将她的头拥在胸口。她又咬他，拉他的衬衫。当他们听到纽扣“啪”的一声掉到地板上时。他们强忍着微笑，移开了目光。嬉笑会破坏了他们的情调。她用牙齿将他的乳头俘虏了。这种感觉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他微微地扳起她的头，将她紧紧地抱在他的胸口，吻她的眼睛，用舌头掰开她的双唇。无助的她又发出了一阵类似失望的呻吟声。

最后，他们变成了陌生人。他们完全忘记了过去，他们也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他们身在何处。藏书室的门很厚，外面一般的声音不可能吵到他们，也不可能阻止他们。他们根本就听不见。他们超越了现在，超越了时间，不再有记忆，不再有未来。余下的只是被淹没了的情感、兴奋、激情。在他们如胶似漆地绞在一起的时候，只有衣服和衣服、衣服和皮肤摩擦的声音。他在这方面经验不足，只知道他们不需要躺下，这还是人家告诉他的呢。而她，除了她所看过的电影、读过的小说和情诗，毫无任何经验可言。尽管如此，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需求，对此他们毫不感到惊讶。他们又一次开始接吻。她的手臂抱着他的头。她舔他的耳朵，又咬他的耳垂。渐渐地，她的这些爱抚燃起了他强烈的情欲。他在她的衣衫下摸索着她的臀部。他用力地挤压她，把她半扳过身，想给她报复性的一击，可是却腾不出地方。她盯着他的眼睛，蹲下身去，脱下鞋子。此刻摸索声更大了，解开纽扣，放开手脚。她根本就没有经验。他默不作声地将她的脚放到了最低的书架上。他们动作笨拙，但现在已经太忘我了，以至于根本就不觉得尴尬。当他又撩起她的紧身丝裙时，他觉得他在她茫然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惶惑。可是，只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了。他们只能朝那个方向走去。

她被他挤压在角落上，又一次将手臂挽住他的脖子，手肘放在他的肩膀上，继续吻着他的脸。这一时刻本身很简单。在处女膜破裂的那一瞬间，他们都屏住了呼吸。之后，她很快地转过头去，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似乎是一个骄傲。他们靠得更近，更深了。然后，数秒钟之后，一切都停止了。代替狂喜的是一片平静。他们平静，并不是因为这一惊讶时刻的到来，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知觉回复的畏惧——现在他们又在阴暗处面对面地站着，互相盯着对方的眼睛，此刻那种忘我已经消失殆尽。当然，他们的脸毫不抽象。一位是格蕾丝和欧内斯特·特纳的儿子，另一位是艾米莉和杰克·塔利斯的女儿，他们是童年的伙伴，大学时代的相识，他们在一种平静的快乐中，经历了重大的变故。与一张熟悉的面孔如此接近并不可笑，而是一种奇迹。罗比盯视着这个女人，这个他一直以来都熟悉的女孩。他想着这种变故完全源自于他自己。他出世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如此重要的生理上的变故。她回望着他，对意识到自身的改变感到惊讶。她被这张脸孔的美丽所陶醉——而她有生以来的习惯使她忽略了这张面孔的美丽。她轻轻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仿佛像一个小孩子努力地发出清晰的声音。当他以叫她的名字作为回答时，它听上去就像一个新的单词——音节虽然相同，含义却迥然不同了。最终他说出了这三个简单的词——再多蹩脚的艺术或者肮脏的誓言也不能使之贬值。她重复着，用同样的声调强调着第二个字，好像她才是第一个说这三个字的人。他不信教，但要是此时此刻没有想到房间里有一个无形的存在或见证人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三个大声说出的字就像一份无形合同上的签名。

大概有半分钟时间，他们纹丝不动。如果要坚持更长的时间，他们非得掌握非凡的坦陀罗之功不可。他们靠在藏书室的书架上，开始做爱，书架随着他们的动作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这种时刻，想象到达一个又远又高的地方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他想象着自己在一个圆圆、滑滑的山顶散步，那山顶悬浮于两座更高的山峰之间。他感觉悠然自得，有充分的时间到岩石边，一窥他即将跳下的悬崖峭壁。此刻，一个清爽干净的地方吸引他跳入，但是他是一个通晓世故的人。他走得开，他能等。只要他脑子里不去那座悬崖，他就不会走近它，也就不会受到诱惑。他强迫自己去想那些他所知的最枯燥无味的东西——擦鞋匠、申请表、他卧室地板上的湿毛巾，还有一只里面积有一英寸高雨水的朝天翻的垃圾桶盖，以及他的霍斯曼诗集封面上的一滴茶渍。这一珍贵的清单被她的声音打断了。她正在叫他，渴求他，在他的耳边低语。一点没错。他们将一起跳跃。此时此刻他和她在一起了，朝着深渊望去。他们看到山坡上的石子穿过云层，向山底滚去。他们手牵着手，准备往后摔去。她重复着，在他耳边咕哝，这一次他听清楚了。

“有人进来了。”

他睁开眼睛。这是一间藏书室，在一座房子里面，一片寂静。他穿着他最喜欢的西装。是的，他回到现实了，相对有些放松。他扭头向后看，只见被昏暗灯光笼罩着的桌子就像梦中的记忆一样，丝毫没有改变。他们在角落里看不见门。什么声音也没有。她弄错了。他多么希望她弄错了，而她的确是错了。他又转向她，正想告诉她她错了，她却突然搂紧了他，他又往后瞅了瞅，只见布里奥妮渐渐地走入了他们视线。她在桌子旁止步，看到了他们。她怔怔地站在那儿，盯着他们。她的手臂松松地挂在两边，就像西部电影中的一位枪手。在那一瞬间，他发现迄今为止他没有恨过任何人。这是一种像爱一样纯洁的感觉，但是他极其冷静理智。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因为只要任何人闯进来，他都会恨他们的。无论在客厅还是在阳台，都有饮料，布里奥妮应该在那儿——应该和她的妈妈，和她所崇拜的兄弟，和她的小表姐弟们在一起。她根本不该到藏书室里来，除非她想找到他，夺去属于他的东西。他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她拆开了那封信，看了他的便条，感到很恶心，而蒙蒙眬眬中她又感到被背叛了。她是来找她的姐姐的——毫无疑问，出于保护她的愿望，或者是警告她，在关着的藏书室门外，听到了动静。由于极度的无知，愚蠢的想象，以及自以为是的正直，她来叫停了。而她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他们已主动地分开，转过了身。此刻两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整理他们的衣服。一切都结束了。

菜碟早已被撤走了，贝蒂又拿来了面包和黄油布丁。大人们的那份看上去竟然有小孩的两倍那么多，这是他自己的幻觉呢，还是她的恶意？罗比颇感纳闷。利昂在倒第三瓶巴锡白葡萄酒了。他已脱掉了他的夹克衫，于是其他两个男人也可以这么做了。夜晚的昆虫不停地往窗玻璃上撞击，窗户上发出了轻轻的响声。塔利斯太太用餐巾轻轻地擦了擦脸，慈爱地看着这对双胞胎。皮埃罗在杰克逊的耳边嘀咕。

“男孩们，吃饭的时候可不准有秘密哦。如果你们不介意，我们倒想听听。”

正在说话的杰克逊，听了这话后，不由得忍气吞声。他的兄弟则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艾米莉姨妈，我们想先离开一会。请问我们能够去一下洗手间吗？”

“当然可以。但是应该用‘可以’，而不是‘能够’。此外，你们去哪里，没有必要说得那么具体。”

这对双胞胎从凳子上滑了下来。他们走到门口时，布里奥妮尖叫了起来，指着他们的袜子说：“我的袜子！他们穿着我的草莓袜子！”

两个男孩子停下脚步，害臊地看着自己的脚，然后又看了看他们的阿姨。布里奥妮半站着。罗比想，这个女孩子内心强烈的感受，终于可以有所发泄了。

“你们去了我的房间，并从我的房间里拿了我的袜子。”

开饭后塞西莉娅第一次说话了，她也需要发泄一下自己的感情。

“闭嘴！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真是个令人讨厌的多嘴婆！两位表弟没有干净的袜子，所以我拿了一些你的袜子给了他们。”

布里奥妮惊讶地盯着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受到了背叛，而伤害和背叛她的人正是她渴望去保护的人。杰克逊和皮埃罗仍然看着他们的姨妈。此刻她歪着头，微微地点了点，叫他们出去。他们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但这种小心是那么的过分，简直有点讽刺意味。他们的手刚刚离开门把，艾米莉就拿起了勺子，其他人也如法炮制。

她温和地说：“你不应该对你的妹妹那么苛刻。”

在塞西莉娅朝向她妈妈的时候，罗比发现了她腋下的一丝汗水，他不禁联想到了刚刚割过的草坪。不久，他们就能够到外面去了。他阖眼了片刻。一盒两品脱的奶油蛋糕放在他的边上。他在想，他是否有力气把这个蛋糕拿起来。

“对不起，艾米莉。但是她一整天都有点儿不大对劲。”

布里奥妮像个成人似的沉稳地说道：“照你来说，那种反应似乎有点太强烈了。”

“什么意思？”

罗比知道，这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在她的这一人生阶段，布里奥妮正生活在从婴儿室到成人世界无以言状的过渡之中。她难以预测，反反复复地跨越这一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她不过是一个愤怒的小女孩，并不是那么危险。

事实上，布里奥妮自己也不明白她自己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罗比不可能明白这一点。他只是尽快地想换一个话题。他转向坐在他左边的罗拉，说了一句针对所有人的话：“他们是好小子，你的两个兄弟是好样的。”

“哈！”布里奥妮毫不留情，决不给她的表姐说话的时间。“那证明你根本不了解他们。”

艾米莉放下她的调羹。“亲爱的，你要继续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得不要你离开餐桌了。”

“可是瞧瞧他们对她做了些什么。抓破了她的脸，扭伤了她的胳膊。”

所有目光都定格在罗拉身上。她雀斑点点的脸庞越发黝黑，使她的伤疤显得并不那么明显。

罗比说：“看上去还不那么糟糕。”

布里奥妮怒视着他。她母亲说：“是小男孩们的指甲挖的。我们给你涂些药膏。”

罗拉显得很勇敢。“其实，我已经擦了一些了。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

保罗·马歇尔清了清嗓子。“我亲眼看到的——必须将他们分开，把他们从她身边拉开。我得说我很惊讶，哪有那样的小孩子。好吧，他们居然欺负她……”

艾米莉已从她的座椅上站起身。她走到罗拉的身旁，将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看你的手臂！哪止擦伤了，整个手肘都乌青了。他们到底怎么伤害你的？”

“我不知道，艾米莉姨妈。”

马歇尔又一次倾靠在椅背上。他在塞西莉娅和罗比的脑袋后面，对着这个用泪水汪汪的眼睛凝望着他的小女孩说道：“你如实告诉姨妈，这并不是一件害羞的事情，你可知道。你很勇敢，可是你触了霉头。”

罗拉强忍住不哭。艾米莉将她的外甥女搂在腰间，抚摸着她的头。

马歇尔对罗比说：“你说得很对。他们是好小子。我觉得他们最近也够苦的了。”

罗比纳闷，既然罗拉伤得这么严重，那么为什么马歇尔以前没有提起呢？此时，整桌的人都闹腾开了。利昂对坐在对面的母亲说：“需要我打电话叫医生来吗？”塞西莉娅站起身来。罗比碰了碰她的手臂，她转过身来。自从在藏书室分开以来，这是他们首次四目相对。他们还没来得及用目光交流些什么，她就匆匆奔向她母亲身旁。她母亲开始吩咐准备冷敷。艾米莉对她外甥女喃喃地说着安慰的话，马歇尔仍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为自己斟酒。布里奥妮也站了起来，同时又女孩子气地尖叫了一声。她从杰克逊的座位上拿起了一个信封，给众人看。

“一封信！”

她正想把它打开的时候，罗比情不自禁地问道：“给谁的？”

“它写着‘致所有的人’。”

罗拉从她姨妈那边走了过来，用餐巾擦了擦脸。令人惊讶的艾米莉又一次行使了她一家之主的权威。“你不许打开。照我说的做，把它拿来给我。”

布里奥妮察觉到了她母亲不同寻常的口吻，手拿信封乖乖地绕过桌子走了过去。艾米莉从罗拉身边挪开一步。她取出一页画着横线的纸。她读的时候，罗比和塞西莉娅也能够看得见纸上的字。

我们逃走了，因为罗拉和贝蒂对我们很凶。而且戏也没得演。我们想回家。不好意思，我们拿了一些水果。

他们都歪歪扭扭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艾米莉朗读完后，整个屋子一片寂静。罗拉站了起来，向窗户走了几步，然后突然改变了主意，走回桌子的一端。她惊惶失措地从左向右张望着，同时又不停地嘀咕着：“哦，天哪。哦，天哪！”

马歇尔走了过去，抓住她的手臂。“一切都会好的。我们编成几个队，立刻去找他们。”

“对，对。”利昂说。“他们不过才走了几分钟。”

但是罗拉并不在听他们说话。她似乎已作出了决定。她迈着大步向门口走去，边走边说：“妈妈会杀了我的。”

利昂抓住她的肩膀，想把她拉回来，但她肩膀一耸，挣脱开了，然后，就走出了门外。他们听到了她跑过大厅的脚步声。

利昂转向他的妹妹。“西，你跟我一起去。”

马歇尔说：“天上没有月亮。外面一片漆黑。”

一帮子人向门口走去。艾米莉说道：“得有人等在这儿。不如我留在家里吧。”

塞西莉娅说：“地窖门后有几个火把。”

利昂对他母亲说：“我想你最好打个电话给警官。”

罗比最后一个离开餐厅。他想，他是最后一个回过神来的。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受骗了。这一感觉直到他走到相对凉爽的走廊上时也没有消退。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双胞胎会有危险。就连母牛也会把他们吓回家的。屋外沉沉的暗夜、黑黝黝的树木、绰绰的影子以及刚刚割过的阴凉草坪——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他和塞西莉娅所保留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它们正等待着他们去使用，去索取。明天，或者除了此时此刻的任何时候，都不行了。但是突然间，这个家庭的人一个个潜入了黑夜，此时的黑夜已属于一个颇具喜剧意味的家政危机了。他们会挥舞着火把，呼喊着双胞胎的名字，在外面搜寻数个小时。最终小男孩们会被找到，那时候他们一定又累又脏。罗拉也会平静下来，然后大家举杯庆祝，这一夜就结束了。几天之内，甚或几个小时之内，这也许将成为一个家庭事件中有趣的回忆：“双胞胎逃走之夜。”

罗比走到前门时，搜寻的队伍已经出发了。塞西莉娅挽着她哥哥的手臂。他们向远处走去时，她回望了一眼，看见他站在灯光下。她盯了他一眼，耸了耸肩，仿佛在说：眼下我们毫无办法。他还没来得及对她的动作作出回应，还未来得及表示接受爱意，她就转身了。她和利昂朝前走去，嘴里喊着双胞胎的名字。马歇尔在更远处，走在大道上，此刻只能靠着他手执的火把才可以依稀辨认。罗拉已不见踪影。布里奥妮在房子周围走来走去。她当然不想和罗比在一起，这反倒令人感到安慰，因为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他不能和塞西莉娅在一起，如果他不能与她独处，那么他也会像布里奥妮一样，就单枪匹马去寻找。正如他后来多次所承认的那样，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

第十二章

无论原来那幢亚当式的房子多么精致，也不论它过去俯临周围草地的姿态多么优美，它的墙都不可能如现在这所豪宅这般牢固结实，它的房间也不会像塔利斯家这所豪宅的房间那样偶尔会被一层挥之不去的寂静所笼罩。当搜索队一行人离去之后，艾米莉关上前门，转身穿过门厅，此时她才感到这所房子有多么低矮。贝蒂和她的帮手们肯定还在厨房吃甜点，不知道餐厅此时已空无一人，一片沉寂。四周的墙，细木镶板，屋子里到处弥漫着的、由几乎崭新的固定装置所带来的厚重的气息，巨大的炭架，以及光亮如新、大得能容人进出的石制壁炉——所有这一切都令人仿佛穿梭了数个世纪，回到了一个久远的年代，置身于被寂寂森林所包围的孤寥城堡之中。艾米莉揣测，她公公造这样一所铜墙铁壁似的房子旨在营造一种氛围：家庭传统世代相传。制了一辈子铁闩和铁锁的人当然清楚隐私的重要性。屋外的噪音丝毫都透不进来，即便是屋内日常生活中的响声也是十分含糊不清，有时就连这些声音也无法被耳朵所捕捉到。

艾米莉叹了一口气，但没听见自己的叹息声，然后又叹了一口气。她坐在电话机旁，电话机摆放在一张半圆形的锻铁桌上，紧挨着书房的门。她把一只手放在听筒上，心想：如果要和沃金斯警员通话就先得和他太太聊上几句。他太太是个喋喋不休的女人，总是喜欢闲扯些和鸡蛋有关的话题，如鸡饲料的价格啦，狐狸啦，还有现在的纸袋子多么的不耐用之类的事。她的丈夫虽是个警察，但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事事都采取服从的态度。他说起那些俗语来，比如，不雨则已，一雨倾盆；人一闲，麻烦现；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语气总是非常诚恳，就像是多年智慧的结晶回响在他那裹着紧身制服的胸腔里。村里的人谣传说，在他加入警队、蓄起八字须之前，他是一名工会会员。在大罢工的时候，有人曾看见他在一列火车上，随身带着许多小册子。

再说，对一名村警，她又能要求些什么呢？等到他跟她说，男孩子嘛终归是男孩子，然后再叫醒六名当地的男子组成一个搜索队，到那时，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那双胞胎也被夜幕中的茫茫世界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定已经自己回来了。事实上，令她牵肠挂肚的倒还不是这两个孩子，而是埃尔米奥娜，他们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妹妹，更确切地说，是她的化身，附在精瘦的罗拉身上的化身。刚才，艾米莉从餐桌旁站起来去安慰罗拉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满腹怨恨之情。这种情感越强烈，她对罗拉就越关怀备至，想以此来掩饰它。她脸上的刮伤清晰可见，一只手臂上竟然还有两个小男孩抓的淤伤——触目惊心的淤伤。但此时，一种积存已久的对立情绪折磨着艾米莉。她在抚慰的其实是自己的妹妹，是埃尔米奥娜，一位专爱抢风头、装腔作势的行家里手。艾米莉和过去一样，越是气愤，就越是关心他人。当可怜的布里奥妮发现了这对双胞胎留的信之后，正是同样的一种对立情绪促使艾米莉对布里奥妮大为光火。太不公平了！看到自己的女儿——任何比她自己年轻的女孩——拆开信封，慢悠悠地拆开信封，加剧屋内的紧张气氛，然后向在座的所有人大声读出了信的内容，宣布这一消息，使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看到这一切勾起了艾米莉对往事的回忆，唤起了些许思绪。

埃尔米奥娜从小就口齿不清，走起路来神气活现，还学芭蕾舞蹈演员那样单足旋转。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炫耀自己——至少她那满面怒容、一言不发的姐姐是这么认为的——毫不顾及自己那荒唐可笑、急不可耐的模样。甚至还总是有大人在一旁鼓励这种孜孜不倦的孤芳自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艾米莉十一岁那年，一头撞上了一扇落地玻璃窗，吓坏了满屋子的客人。一股鲜血溅在旁边一个小女孩的白色平纹细布裙上，留下一片猩红。此时，年仅九岁的埃尔米奥娜发出一声尖叫，顿时成了舞台的中心。受伤的艾米莉一声不吭地躺在地板上，躺在沙发的阴影之中，一位当医生的叔叔给她系上专用的止血带，而十来名亲戚却上前去安慰她那“受惊过度”的妹妹。而现在，这位妹妹正在巴黎与一名电台里工作的男人寻欢作乐，而艾米莉却在这里替她照看孩子。要是沃金斯警员知道了，他准会说：“瞧这世道变的。”

罗拉和她母亲一样，在抢风头方面是不甘人后的。信一念完，她便意想不到地离去，众人的注意力也因此从她那两个离家出走的弟弟转向了她。我妈真的会杀了我。她继承了她母亲的禀性。如果这两兄弟回来了，大家肯定还得四处找寻罗拉的下落。她是个极度自恋的孩子，在黑漆漆的外面她会逗留更久，编一串谎言称自己有多不幸。这样一来，当她现身之时，大家的怜惜之情就会更为强烈，所有的注意力也都会集中在她一人身上。那天下午，艾米莉虽然没起床，但她已经猜到罗拉一定会在暗中捣蛋布里奥妮的演剧。她的这一猜疑后来从画架上一张撕裂的海报上得到了验证。而且也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布里奥妮早已出去，不知躲在何处生闷气。埃尔米奥娜和罗拉是何其相像啊：驱使他人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而自己却还能问心无愧。

艾米莉站在门厅，不知该做些什么。她哪个房间都不想呆，竖起耳朵想捕捉屋外搜查人员的说话声，但什么也没听见，为此她松了口气——如果她没有自欺欺人的话。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两个孩子不见了，闹哄哄地折腾了一番。这本来应该是埃尔米奥娜的生活，现在却强加于她的身上。对于这对双胞胎，根本没什么可担心的，他们不可能去河边，等他们玩累了自然会回来的。厚实的墙将屋子封得严严实实，一片死寂。身处其中，艾米莉听见耳朵里嗡嗡作响，响声时高时低，和着某种节拍。她抬起放在听筒上的手，揉了揉前额——没有偏头痛的迹象，感谢上帝——然后走向客厅。不给沃金斯警员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是杰克马上就要打电话来道歉。电话会通过杰克所在部里的接线员打来，接着会听见杰克那位年轻女助手既带鼻音又带嘶声的话音，最后才是她丈夫从办公桌后传来的声音，它会在那间天花板上饰有花格镶板的大房间里回响。艾米莉知道杰克工作得很晚，对此她毫不怀疑，但她知道他没有睡在俱乐部，他也清楚她知道这一点。可是没什么可说的，说得确切一点，是要说的太多了。他们两个都惧怕起冲突。每天傍晚，他都会打来电话，尽管艾米莉对他所说的并不怎么相信，但至少对双方而言也算是一种安慰。如果这种表面上的维持是常用的虚伪之道，那艾米莉不得不承认这还是挺管用的。她能从房子、花园——最重要的是孩子身上——获得满足。她配合杰克的这套表面功夫，就是不希望失去这一切。况且，她倒是更希望通过电话听到杰克的声音，而不是有他伴在左右。即便经常骗她，但至少这也说明长久以来他是在意她的，尽管这很难称之为爱。他肯定是在乎她的，所以才精心编了那么多谎言，骗了她那么久。他这样做，说明他还是看重他们的婚姻的。

孩子没有父亲疼，妻子没有丈夫爱。但艾米莉并没有像她理应的那样闷闷不乐。她身上的担子不止一副。在通往客厅的入口处，她停下了脚步，发现鸡尾酒杯上还留有巧克力的残迹，这些酒杯得清理掉。她还发现朝向花园的那几扇门也敞开着。一阵微风吹拂着壁炉前的莎草，莎草沙沙作响。两三只肥蛾绕着拨弦古钢琴上的那盏台灯飞来飞去。什么时候还会有人再弹那架琴呢？飞蛾扑向光源，扑向它们最容易被其他生物吞噬的地方，为什么会如此？这是艾米莉感兴趣的诸多奥秘之一。可她却并不希望有人给她解释一番，揭开这个谜团。在一次较正式的晚宴上，一位不知搞什么学科的教授想和艾米莉闲聊几句。他指了指盘旋在枝状大烛灯上的几只虫子，对艾米莉说，这些虫子误以为灯的后面更暗，正是这种视觉印象才指引着它们朝灯扑去。尽管它们也许会被吞噬，但它们不得不听命于本能的驱使，在光亮的另一头寻找最为黑暗的地方。飞蛾寻找的是一种幻觉。教授的话在艾米莉听来像是诡辩，或许只是一种自圆其说。人怎么能通过虫子的眼睛就认定自己读懂了这个世界了呢？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原因的。如果硬要反其道而行，那只能是对这个庸碌世界自行运转的一种干涉，甚至还有可能带来不幸。有些事物原本就是如此。

艾米莉不想知道为什么杰克这么多次一连几夜留在伦敦。确切地说，是她不愿别人来告诉她其中的原因。她也不想更多地了解杰克的工作，他工作缠身，待在部里迟迟不归。数月之前，也就是圣诞节过后不久的一个下午，艾米莉走进书房去叫醒杰克。她看见书桌上有一份翻开着的文件。只是出于做妻子的那一点点好奇，她才偷看了几眼。事实上，她对民政丝毫不感兴趣。在文件的某一页上，她看到了一张表，列了这样一些标题：外汇管理、定量供应、疏散大城市的民众和征用劳工。封面上的内容是手写的，是一连串数学计算的式子，上面散置着成堆的文本。杰克写得一手工整的字，惯用棕色墨水，艾米莉一眼就猜出直线处表示乘数是五十。每扔下一吨炸弹，就有五十名伤亡者。若两周内投下十万吨炸弹，伤亡人数将达到五百万。她没有唤醒杰克，他轻轻的、口哨声似的呼吸声与草坪另一端某处传来的冬日的鸟鸣声交织在一起。似水的阳光在书脊上漾出一圈一圈的波纹。阳光把尘埃晒得暖暖的，这样的气息处处可闻。艾米莉走向窗户，凝视窗外，想在光秃秃的栎树枝桠间找到那只小鸟。栎树黑色的枝桠在灰淡蓝的天空的衬映下分外显眼。艾米莉很清楚政府官员必须做这样的推测，而且的确也应该预先防范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但这些夸张的数字显然是在名利和权势上自我扩张的一种表现，草率马虎几乎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杰克是这个家的保护人，守护着这个家的宁静。这个家要仰仗他的高瞻远瞩。但这有多么的愚蠢。艾米莉把他叫醒后，他咕哝了几声，然后突然探身合上文件。接着，仍然坐在那儿，把艾米莉的手拉到嘴边，干巴巴地亲了一下。

艾米莉决定还是让玻璃窗开着，然后在长沙发的一端坐了下来。她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等待。据她所知，还没人能像她这样不用在膝盖上放一本书就能一动不动地坐着神游，好似漫游一个从未到过的花园。多年来，她一直在努力避免偏头痛的发作，从中学会了如何保持耐心。烦躁不安、冥思苦索、读书阅览、举目凝视和渴望企盼——所有这一切都要避免，她钟情的是一种慢悠悠的联想。点滴的细节如片片雪花堆成积雪。慢慢地，她就裹在了一层更深的寂静之中。静静地坐在那里，她能感觉夜晚的空气触着胫部的裙摆。童年的记忆就如这斑斓的丝绸，触手可及，有韵味，有声音，有气味，组成一个实体，绝不再只是一种心情。艾米莉觉得这间房子里还有一个“人”，那个受尽委屈、被人忽视的自己，一个年仅十岁、比布里奥妮更加沉默的小女孩，常常惊叹于时间的空洞寂寥，惊讶于十九世纪即将走向尾声。和这时的她一样，它常常独坐于这样一间房子，而不“加入其他人群”。这个鬼魅冒了出来，不是因为埃尔米奥娜过去的种种又在罗拉身上重现，也不是因为两兄弟谜一般的失踪，而是因为艾米莉发现布里奥妮一点一点地把自己收紧，退缩到一个她自己可以自主的天地里。这预示着布里奥妮的童年即将划上句号。担忧又一次萦绕于艾米莉的心头。布里奥妮是她最后的寄托。从现在到入墓的那一天为止，没有什么会比关爱这个孩子更为重要，也没有其他事儿比这件事更能给艾米莉带来欢愉。艾米莉不傻，她知道这是出于自怜。当她凝神想着自己的没落时，这种自怜的情绪就像陈年的酒香弥漫开来：布里奥妮自然会离家去她姐姐就读过的格顿学院，而到时候，她，艾米莉的手脚也将日渐僵硬，对孩子而言也会变得人微言轻。但岁月的流逝也会把身心俱疲的杰克带回她身边。什么都不会说，什么也都不必说。她童年的魅影在这里，在这个房间的每个角落，提醒着她存在是有限的。这么快，这个故事就结束了，既非气势磅礴，也不是空洞无物，但很仓猝，也很无情。

艾米莉的情绪没有因为这些寻常的想法而变得特别低落，而是游走于它们之上，不带感情地低头端详着它们，心不在焉地将它们与其他令人出神之事混在一起。她打算在通往游泳池的小径上植一丛美洲茶。罗比一直想说服她改支一个藤架，在上面修剪出慢慢往上攀爬的紫藤。他喜欢紫藤花和它的香气。但若待到花开香飘之时，她和杰克怕也是早已作古了。这个故事也将落下帷幕了。她想起了饭桌前的罗比。在此之前，艾米莉已经注意到他那呆滞的神情中已经有些躁狂。难道他抽了大麻？艾米莉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关于大麻的文章，这些大麻烟让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变得精神失常。艾米莉很喜欢罗比，也为格蕾丝·特纳感到高兴。事实证明罗比的确是个聪明的孩子。罗比成了杰克的一个习惯，成了多年来他一直奉行某种平等原则的活生生的例证。杰克不常提起罗比，每次说起他时，都带点伪善的辩解。有些事已得以证实，艾米莉把它们视为对自己的一种指责。杰克曾提出为罗比支付学费，但艾米莉表示反对，这有点多管闲事的意味。她认为这对利昂和女孩子们不公平。就算后来罗比以第一名的成绩离开剑桥，她也不认为自己错了。事实上，这倒使考了第三的塞西莉娅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当然，塞西莉娅为此假装失望是有点荒谬。罗比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好事从不自己找上门来”，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杰克对此总是自鸣得意地回答说许多好事早已不请自来了。

尽管如此，布里奥妮在吃饭时以那种方式和罗比说话就非常不恰当的。如果她有怨恨，艾米莉表示同情，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事，但一旦说出来就有损尊严，有失体面了。又想到吃饭那会了——马歇尔先生让每个人的情绪都放松下来，而且做得十分自然，非常巧妙。他是个合适的人选吗？他的外表令人稍感遗憾，半边脸像一间修饰过度的卧室，或许过段时间，就会现出布满皱纹的真面目。下巴像一块楔形的干酪或是巧克力。如果他真要为整支英国军队提供阿莫牌巧克力条，他就会成为巨富。但是塞西莉娅在剑桥学会了现代势利的那一套，认为一个拿了化学学位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是她亲口所言。在格顿女子学院，她闲逛了三年。读的那些书，如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的作品，在家也一样能看，楼下的书房里都有，而且是全集。读小说在旁人看来只是业余消遣，怎么在她就成了一种追求，还让她自我感觉比其他所有人都优越呢？即便是一名药剂师也有他的用武之地呢。况且眼前这位还能用糖、化学制品、棕色色料和植物油制成巧克力，而且不加可可油。一边吃着他那令人惊奇的开胃品，他一边解释说生产一吨巧克力几乎不花钱。他能以低于竞争价的价格抢到生意，同时还能增加盈利。话虽粗俗，但安逸、平安的岁月也许会从这些制造巧克力的廉价大桶中流出。

回忆、判断、疑问和模糊的决定，这些零碎的片段在艾米莉脑中一一浮现。半个多小时就这样悄然而逝，而艾米莉几乎一动没动，也没听见每隔一刻钟就敲响的钟声。她知道风势加强了，吹拢了一扇落地窗，接着逐渐减弱。过后，她的思绪又被贝蒂和她的帮手们打扫餐厅的声音所打断。那些声响逐渐消失后，艾米莉又一次沿着枝枝杈杈的遐想之路漫步，她浮想联翩，凭着数千次头痛所赐予的“专业技能”避免一切突兀或刺激的事情。最后，当电话铃声终于响起之时，她立即起身，没有丝毫的惊讶，走向门厅，拎起话筒，如平常一般用升调大声应道：

“塔利斯家？”

听筒里传来了总机接线员的声音，带有鼻音的女助手的声音。停顿之后是长话线的劈啪声，最后才是杰克毫无感情的声音。

“亲爱的，今天比往常晚了点，真抱歉。”

现在是十一点半。但她并不在意，反正周末他要回家，而且迟早有一天他总要回来，永远不离开了。一句不友善的话都不会再说。

她回答说：“好的。”

“要修改《国防声明》，要印第二次。之后又有其他事，一件接着一件。”

“是重整军备吧。”她用抚慰的口吻说道。

“恐怕是的。”

“你知道，每个人都持反对意见。”

杰克轻声一笑。“我们办公室里的人可不反对。”

“但我反对。”

“哦，亲爱的，真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说服你。”

“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说服你。”

谈话中透露出一丝情意，其中的亲昵之情也令人感到宽慰。一如平常，杰克问艾米莉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她告诉他，天很热，布里奥妮的戏砸锅了，利昂和他的朋友到家了。艾米莉说：“利昂的朋友跟你是同一个阵营的。只是他希望有更多的士兵，这样他就能向政府出售他的巧克力条了。”

“我明白。不愧是铁杵磨成针啊。”

艾米莉又说了晚餐上的事，以及罗比餐桌上失魂落魄的神情。“我们真的该送他去读医吗？”

“那当然。他走出了大胆的一步。这是他的性格。我知道他会尽力的。”

接着，她又描述了这顿晚餐是如何以双胞胎留下的字条而告终，搜索队是如何出发去搜寻他们的。

“两个小混蛋，他们究竟去哪儿了？”

“不知道，我还在等消息。”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只有被远处机械的喀哒声所打断。当这位高级公务员最终发话时，他已作了决定。他很少叫妻子的名字，现在，他直呼她的大名，说明他郑重其事了。

“艾米莉，我要挂电话了，我要去报警。”

“真有那个必要吗？等警察来了，……”

“如果你有任何消息，立刻告诉我。”

“等一……”

这时，艾米莉听到有声音。她转过身去。利昂正从正门处走过来，塞西莉娅紧跟其后，一声不吭，一脸的困惑不解。后面还有布里奥妮，一只臂膀搂着她表姐的肩。罗拉面色苍白，神情僵硬，像戴了一个黏土制成的面具，没有任何表情。刹那间，艾米莉就知道出事了。两兄弟去哪儿了？

利昂穿过门厅向她走来，伸过手来抢下话筒。裤脚的翻边直至膝盖处都沾上了土。是淤泥，如此干燥的天气里竟然沾上了淤泥。他气喘吁吁，从艾米莉手中抢过话筒背过身去时，一绺又湿又直的头发在脸前晃动。

“是你吗，爸爸？是的，听着，我想你最好回来一趟。没有，还没有呢，比这更糟。不，不是，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如果行，今晚就回来。我们得给他们打电话。尽量回来。”

艾米莉把手按在心口，后退了几步，走到塞西莉娅身边。三个女孩子都站着看。利昂压低了声音，用手在话筒处窝成杯状，小声嘟哝着些什么。艾米莉什么也听不见，也不想听。她宁愿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但利昂挂了电话，酚醛塑料话机发出一串嗒嗒的回声。他转过身来，面朝着她。他目光锐利，紧紧地盯着她。她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不是怒气。利昂缓了一口气，咧了咧嘴唇，表情很古怪。

他说：“我们到客厅去坐一会儿。”

她懂他的意思了。现在他不想告诉她。他不想让她倒在地上，砸破了头颅。她双眼盯着他，但身子一动不动。

“过来，艾米莉，”他说。

她儿子的手搭在她肩上，又热又沉。透过丝质衣料，她感到利昂的手湿湿的。无助的艾米莉任由利昂把她引向客厅。她所有的惊恐都集中在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他要她先坐下，然后才会告诉她究竟出了什么事。

第十三章

再过半个小时，布里奥妮就将犯下罪行了。她意识到自己正与一个躁狂者共处这一沉沉暗夜，于是从一开始就紧贴着有阴影的墙走。每当经过有光亮的窗前，就把身体弓得比窗台还低。她知道他会沿着车道前行拦截，因为她姐姐和利昂就是沿着那条道一起出去的。当布里奥妮觉得自己和他相隔的距离比较安全时，就大胆转身走出屋子，径直走向马厩区和游泳池，去看看双胞胎是不是在那里玩浇水的软管，或是掉入游泳池溺毙了，面朝下浮在水面上，涨得面目全非。她考虑着该如何形容这一情景：水波荡漾，他们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飘来飘去，头发一绺一绺地散落开来，裹着衣服的尸体轻轻碰撞后缓缓地飘离开去。夜晚干燥的空气游离于她的裙衫和肌肤之间，她觉得在黑暗中思路畅通，头脑灵活，没有什么她不能形容：一个躁狂者，沿着车道轻手轻脚地向前行进，路边的植草边沿压低了他的脚步声。但所幸的是她哥哥和塞西莉娅在一起，就不必担心了。这美味的空气，她也能形容。青草里飘来牛羊甜美的芳香，被烈日炙烤过的地面还留有白天的余热，散发出富含矿物质的泥土气息，徐徐微风从湖面上吹来。

她开始飞奔，穿过草地，觉得自己能跑上一整夜，像一把利刀穿梭于丝绸一般的空气中，跃过脚下钢圈般的硬地。夜幕笼罩下，飞奔的速度都似乎增加了一倍。在梦中她曾这般奔跑，身体前倾，张开双臂，拥抱信念——这在现实中非常困难，可在梦境中易如反掌——双足蹬地，腾空而起，在树篱、大门和屋顶上低飞，接着，向高空猛冲，欢快地翱翔于云际，盘旋于田野之上，最后俯冲直下。现在她能感觉如何通过渴望就能做到这一切。她穿行于一个爱她的世界中。她想要什么，它就给她什么，她的梦想都能成为现实。当梦想成真的那一刻，她就用语言来描绘。写作不正是一种翱翔，一种可以做到的飞翔的、梦幻的、想象的形式吗？

但是，还有一个狂人悄无声息地潜行于夜幕中，怀着一颗黑暗的心，一颗不满的心——她已经挫败过一次他的行动。若要描述他的罪行，她就得现实些，先保护姐姐不受他的伤害，再设法写下一纸罪状，将他绳之以法。布里奥妮放慢速度，开始步行，心想他一定恨透她在藏书室里阻挠了他的行动。尽管她受到了惊吓，但从另一个角度想，那也是她生命中一个崭新的时刻，又一个“第一次”：让一个成年人对她产生了恨意。孩子的恨往往滚滚而来，变幻无常，并不是那么重要。但能成为大人仇恨的对象是迈入一个庄严新世界的第一步。这意味着她升了级。他也许已经原路返回，潜伏在马厩区后面，暗藏杀机。但她努力使自己不要害怕。她在藏书室里时就曾和他对视过，但她姐姐只是悄然走过她身边，对自己被解救毫不表示感激之意。她知道，自己不是想听感谢的话，也不是想求什么回报。那是一种无私的爱，什么都不必说。她会保护姐姐的，哪怕塞西莉娅没有任何感激的表示。而且布里奥妮现在不可能惧怕罗比；很显然，最好让他成为她厌恶和憎恨的对象。他们，塔利斯一家为他提供了各种各样良好的条件：一个哺育他成人的家，无数次的法国之行，中学的校服和课本，然后送他去剑桥。作为回报，他竟然用如此肮脏的字眼侮辱她的姐姐，凭着自己身强力壮欺侮了她，枉费了对他的一番盛情。当他厚颜无耻地坐在餐桌边时，竟然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道貌岸然。非要揭开他虚伪的面纱不可！她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是一个恶棍却闯进了她的生活。他们曾以为他是这个家的老朋友。他四肢笨拙而强壮，脸虽粗糙却很友善。过去，他常常背着她在河里游泳，紧紧拽住她逆流而行。一切看似都很正常。真相很奇怪也颇具欺骗性，只有透过日常的表象，才能发现它。这个事实大出人们的意料。当然，流氓恶棍不会嘴发嘶嘶声或口念独白，也不会着一袭黑衣，挂一副奸刁的嘴脸，告诉大家自己是坏人。利昂和塞西莉娅走在房子的另一边，渐渐离她远去。塞西莉娅也许正在把藏书室里的那一幕告诉利昂。如果是这样的话，利昂就会搂着她的肩。只要塔利斯家的孩子们团结一心，就能把这个畜生赶出去，将他逐出他们的生活，使他永远不能伤害他们。为此，他们还不得不面对他们的父亲，说服他，安慰他，劝他不要生气，不要失望。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的被保护人竟然是个躁狂者！罗拉的话引起了一连串的联想——男人、疯狂、斧头、袭击、控诉。她的话也证实了医生的诊断。

她绕着马厩区走，在拱形入口处的钟塔下停住了脚步。她大声叫唤着双胞胎的名字，却只听见马蹄声和重物挤压马厩的声音。她庆幸自己从未迷恋过一匹马，因为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她肯定会把它抛在脑后。此时，她并没有靠近马匹，尽管它们感觉到她的存在。若用它们的话说，她是一位神，是一个天才，在它们世界的边缘游荡，它们尽力想引起她的注意，但她转过身继续向游泳池走去。她想知道对某人甚或某个牲畜，比如一匹马或一只狗，负有最后的责任，是否与写作是根本对立的，因为每次创作都是作家内心一趟不受约束的旅程。为了保护某人因而忧虑重重，进入他的头脑后思虑万千，引导他的命运，支配他的人生，这样做，心灵难有片刻的自由。或许她会成为那一类被人怜悯或嫉妒的女性之一，一个拒绝生孩子的女人。她沿着砖块铺成的小径走着，这条小径在马厩区外绕了一圈。和地面一样，沙砖散发着白天的余热，光秃秃的小腿肚上和脸颊边她都能感觉到。当她疾步穿过用竹子搭建起的黑洞洞的隧道时，脚闪了一下，接着她踏上了几何形石头铺砌的小径，才松了口气。

水下的灯是那年春天安装的，至今也还是新奇的事物。那向上的灯光带点蓝色，在它的照耀下，泳池周围的一切都恰似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如同一张照片。一张锡制旧桌上摆着一个玻璃罐、两只平底玻璃杯和一块布。另一只玻璃杯里盛放着几粒无核小果，稳稳地立在跳板的另一端。泳池里没有人，黑漆漆的更衣室里也没有咯咯的笑声，竹丛的阴影中也没有嘘嘘声。她沿着游泳池慢慢转弯，不再搜寻什么，而是被波光粼粼、静如平镜的水面所吸引。尽管那个躁狂者给她姐姐带来了威胁，但这么晚了还能得到了许可来到外面，这可真令人高兴。她并不真的认为双胞胎有危险。即便他们看到过藏书室里那张框中的地形图，即便他们很聪明，能看得懂它，即便他们打算离开这里，向北走一整夜，他们还是得沿着车道走入铁路边的那片森林。现在是夏季，浓密的树阴遮住路面，道路一片漆黑。他们惟一的出路是穿过那道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门走出去，向南一直通往河边。但是那里也没有灯光，不能循着一条道走或低头躲开压得低低的树枝或闪身避开两边密密的荨麻。他们还没有胆大到置身于险境的地步。

他俩是安全的，塞西莉娅和利昂在一起，所以她，布里奥妮，就可以安心在夜幕中游荡，仔细思忖她这不寻常的一天。当她撕下自己海报的那一瞬间，她的童年就结束了：当她离开泳池的那一刻，她就认定了这一点。童话故事已不再属于她了。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她亲眼目睹了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看到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字眼，阻挠了一桩残忍罪行的发生，招惹了一个大家都曾信任的人，让这个成年人对她恨之入骨。就这样，她也加入到那个婴儿室之外的戏剧人生之中。此时她所要做的是找到事实真相，不仅仅只是动机缘由，还有解开谜团的办法。这就对得起她的新认识了。或者，难道她的意思是，更明智地领悟自己的无知？

凝视水面几分钟后，她想到了那个湖泊。也许两兄弟躲在了岛上的庙宇里。那里非常偏僻，但离她家还不是太远。那是个舒适的小地方，没有太多的隐蔽处，周围有慰藉人们心灵的湖水。其他人也许径直过了桥，没有注意那里。她决定按照自己的路线走，绕过屋子后面，到湖那边去。

两分钟后，她在穿越玫瑰花坛和特赖顿喷泉前铺了沙砾的小径，那里发生过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预示了之后将要发生的暴行。穿过小径时，她觉得听见了一声轻微的叫喊，好像从眼角处瞥见了一点时闪时灭的灯光。她停下脚步，竖起耳朵，希望能从涓涓流淌的水声之外再捕捉到什么声音。喊声和灯光来自于几百码之外河边的树林。她朝那个方向走了半分钟之后停住了脚步，又屏息凝听，但什么也没听见，只有树林中一团黑漆漆的东西不断翻滚，衬着四面浅灰蓝的夜空依稀可辨。等了一会儿，她决定转身回去。为了原路返回，她朝屋子方向径直走去。露台处有一盏石蜡的球形玻璃台灯，透过玻璃杯、瓶子和镇饮料的冰桶隐隐泛出灯光。客厅的落地玻璃窗仍然朝着夜色敞开着。她一眼就能望进屋子。借着台灯的灯光，她看见了沙发的一端，而另一端被天鹅绒窗帘的下摆遮住了。沙发上有一圆筒状的物体，摆放的角度很奇特，似乎不停地晃动着。再走进五十码之后，她才发现自己看到的是一条人腿，只是主人被挡住了。再走近些，找对了角度，她才看清那是她母亲的腿。她在等双胞胎。她大部分的身形都被窗帘遮住了，穿着长袜的一条腿支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看起来非常奇特，向一边倾斜着，好似漂浮在那里。

布里奥妮走向左边的一扇窗户，想躲开艾米莉的视线。她离母亲太远，看不见她的眼睛。现在她只能勉强辨认出她妈妈眼窝下颧骨的凹陷处。布里奥妮心想，妈妈一定闭着眼睛，头向后仰着，双手十指交错握着搭在膝上，右肩随着呼吸声隐约地起伏。布里奥妮看不见她的嘴，但她知道它一定向下弯成一道弧，一个难辨的符号，易让人误认为她在责备别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她的母亲永远都是那么善良，那么和蔼，那么慈祥。看着她在深夜孤单单地坐在那里，真令人难过，但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悲伤。布里奥妮任由自己怀着一种告别的心情透过窗户望着自己的母亲。她四十六岁，已显老态。总有一天她会逝去。家里会为她在村里办一个葬礼。布里奥妮会在葬礼上神情庄重，保持缄默，心中怀着无限的悲痛。她的朋友上前吊唁时都会惊讶于她不幸的程度。她看见自己孤零零地站在一座高耸挺拔的体育场内的运动场上，周围有许多人注视着她，不仅有她认识的人，还有那些她将要认识的人，那些在她一生中都将出现的人，全都集结在一起，在她失去亲人的时候给她爱。在墓地，在他们称之为祖辈之角的地方，她、利昂和塞西莉娅会伫立在新墓碑旁蔓长的草丛中，久久相拥。许多人会注视着他们。她必须目睹这一切。正是这些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们的怜悯刺痛了她的眼睛。

她那时本可以走进屋子，依偎在妈妈身边，把这一天发生的事都讲给妈妈听。如果这样做了，后来也就不会铸下了大错。很多事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发生。那一晚，双胞胎离家出走的那一晚，抚慰心灵的时光之手也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是零点三十四分，三十五分还是三十六分呢？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她只是隐约感觉自己有义务要去找他们。还有，觉得这么迟还逗留在外面挺有趣的，她这才离开。离开时，肩膀碰到了一扇开着的落地窗，把它撞了回去，声音很响，就好比一块硬木敲在久经风霜的松树上，而且那么突然，好似寂静的夜里猛然传来一声叱责。假如留在那里，她就得费一番唇舌解释，于是她就遁入茫茫夜色之中，蹑手蹑脚地迅速走过石板和生长其中的那些芳香的草本植物，来到了玫瑰花坛间的草坪上，在那里跑起步来也无声无息。她绕过房子的一侧，来到屋子前面沙砾铺成的小径。那天下午，她曾光着脚，摇摇晃晃地穿过那儿。

到了此地，她放慢速度，拐入车道，朝着桥的方向走去。她又走回到刚才出发的地方，想着自己一定会碰见其他人或听见他们的叫喊声。但是现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花园里树的间距都很大，夜幕中它们重重的黑影让她踌躇不前。有人恨她，这点得记住，而且他的行为不可预测，充满暴力。利昂、塞西莉娅和马歇尔先生已离这儿很远。身边的这些树，它们的树干犹如人形，或者说可以遮住一个人。即便一个人站在树干前，她也看不见。生平第一次，她感觉到风扫树端犹如大雨倾盆。风声虽熟悉，却令她心绪不宁。千百万互不相干、真真切切的纷乱焦虑向她袭来。风势稍稍加强了些，之后又逐渐减弱。风声逐渐离她远去，就像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渐渐消失在夜幕笼罩下的公园中。她停步驻足，思量着自己是否有勇气继续向前走，穿过桥，沿着陡峭的河岸走向岛上的庙宇。况且兄弟俩的生命其实也没受到什么威胁——她只是有种直觉，他们也许一路闲逛到了那里。与大人们不同，她没有手电筒。没人指望她能帮上什么忙。在大人眼里，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兄弟俩没什么危险的。

在小径上她停留了一两分钟，但没有害怕到转身回家的地步，也没有足够的自信继续向前。她可以回到妈妈的身边，陪她在客厅里一起等。她可以选一条更为安全的路线，沿着车道一直走，在进入树林前转身，这样，她还是能让别人觉得她已经认认真真地搜寻过了。但是，接下来，恰恰是因为她想到这一天已经证明她不再是个孩子，她是一个更为多姿多彩的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了，所以她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她是合格的。于是，她强迫自己继续走，穿过桥。脚下传来了微风轻拂莎草的沙沙声，这声音经过石拱的放大，稍稍响了一些。还有翅膀拍打水面的声响，来得突然，去得也快。日常的种种声音在黑夜中都被放大了。黑夜其实也没什么，它不是一个物体，不是一种存在，只是光消失了而已。桥的另一端是一座人工岛，岛上有座庙，几乎有两百年了。它超然独立，有别于岛上的其他事物。这座庙是属于她的。她是惟一一个来过这里的人。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只是往返家园的一条走廊，许多桥中的一座，一个装饰品，太过熟悉，没人注意。哈德曼一年两次带他的儿子来这里割庙宇周围的草。流浪汉曾穿过这里。迁徙途中迷途的鹅有时也会光临菁菁的河岸。除此之外，它只是一个孤岛，一个野兔、水鸟和水鼠的王国。

既然如此，这事理应很简单，沿着河岸一直走，穿过草地，走向庙宇。但她又一次犹豫了。她只是张望了一下，连兄弟俩的名字也没叫出声。庙宇的表面是模糊的灰白色，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当她盯着它看时，它却消失不见了。它距她一百英尺远。更近些，在草地的中央，有一丛灌木，但她不记得那个位置曾长有灌木，或更确切地说，她记得那丛灌木离河岸更近些。就她的视力所及，那些树的位置也不对。栎树过于像球茎，榆木也太过散乱。它们看起来有些奇怪，好像联合了起来似的。她伸出手，想扶桥的栏杆，这时一只鸭子不悦地高唤了一声，让她吃了一惊。声音很响，如同人的喘息声，声调倏地向下。当然，河岸太陡峭了，她才停下了脚步。还有两个原因是：首先，她想到了要走斜坡；其次，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她已经下定决心。她稳稳地抓住草丛，身子后倾着往下走，到达岸底时才停了停，在裙子上擦了一下手。

她径直向庙宇进发。走了约七八步正准备大声叫出双胞胎的名字时，突然，路上的灌木，就是刚才她认为应该更靠近河岸的那丛灌木，碎裂开来，或者说是变得有原来的两倍，左右晃动，然后分了叉。它的形状发生了变化，变的方式也很复杂，底端变得越来越细，就像一支五六英尺长的柱形玫瑰。如果她不是如此坚信那是一丛灌木，坚信眼前的情景是夜幕和视角作祟的结果，她当时就会即刻停住脚步。再过了一两秒钟，又走了几步，她觉得不对劲，于是停了下来。那一团垂直的东西是一个人影，是一个人，正向后退去，渐渐消失在更黑的树影里。留在地上的那团黑影也是一个人，它坐了起来，唤了一声她的名字，这时形状又变了。

“布里奥妮？”

她听出了罗拉声音中的无助——刚才她还以为是鸭子的叫声——一刹那间，布里奥妮什么都明白了，心中的厌恶和恐惧之情油然而生。这时，那个高大一些的人影又出现了，沿着空地的边缘绕行，然后朝着她刚才过来的河岸方向走去。她知道自己应照料罗拉，但还是忍不住盯着那人的背影，看着他毫不费力地疾步上了斜坡，走上大道后就消失在视线之外了。她能听见他迈着大步走向屋子的脚步声。她对此确信不疑。她能描述他。没有什么她不能描绘的。在表姐的身边，她跪了下来。

“罗拉，没事吧？”

布里奥妮抚摸着她的肩，想探寻她的手，但没找到。罗拉坐着，身体前倾，双臂交叉抱于胸前，拥着自己微微地晃动。声音微弱无力，还有点失真，好像隔了层水泡，喉咙里留有黏液，需要清一清。她开口说话，声音模糊不清：“对不起，我没有，对不起……”

布里奥妮小声问她：“他是谁？”还没等罗拉回答，她又加了两句，极力保持镇静：“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

罗拉有气无力地应道：“是的。”

那是当晚第二次，布里奥妮心中涌起一股保护她表姐的柔情。她俩患难与共，一起面对真正的恐惧。布里奥妮跪在地上，想把罗拉搂在怀里，但罗拉瘦得皮包骨头，身体硬邦邦的。她把自己紧紧地裹了起来，好似一个海贝壳，一个螺蛳。罗拉拥着自己，轻轻地摇着。

布里奥妮问她：“是他，对不对？”

她隐隐感到——而不是看到——她表姐慢慢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也许她已经精疲力竭了。

过了好一会儿，罗拉以同样微弱无力、唯唯诺诺的声音答道：“是的，是他。”

突然之间，布里奥妮希望罗拉能说出他的名字。封缄他的罪行，以受害人的诅咒定格他的罪孽，道出他的名字，以此魔力注定他的命运。

“罗拉，”她轻声唤道，无法否认心中荡漾着一股奇怪的振奋之情，“罗拉，他是谁？”

罗拉停止了晃动。小岛变得非常寂静。虽然没怎么改变位置，罗拉似乎移了移身子，或半耸半摆地动了动肩膀，想把自己从布里奥妮同情的抚摸中挣脱开来。她扭头向远处空旷的湖泊望去。也许她本来是准备开口的，她是准备一一道来的。在坦白的过程中，她就会发现自己心中涌动的是怎样的一种感情，让自己从麻木中走出来，感受什么是惧怕，什么是欢乐。别过脸去，也许并不是表示一种疏离，而是传达一种亲密，一种鼓起勇气、在远离家园的地方向自己认为惟一可以信任的人倾吐情感的方式。也许她已做了深呼吸，已开启了嘴唇。没关系，布里奥妮正准备打断她，她也就丧失了这个机会。几十秒钟过去了——三十秒？四十五秒？——布里奥妮再也按捺不住了。所有的一切拼凑在一起，什么都清楚了。这是她自己发现的，这是她的故事，一个在她身边展开的故事。

“是罗比，对不对？”

这个躁狂者。她想说这个词。

罗拉一言不发，一动未动。

布里奥妮又说了一遍。这一次丝毫没有疑问的口吻，是一个陈述句：“那是罗比。”

虽然罗拉没有转身也没有动，但很明显，她的内心起了变化。她微微冒汗，干咽了一下，喉咙里有什么东西上下起伏，听似一连串强劲有力的咔啦声。

布里奥妮简短地又说了一次：“罗比。”

远处的湖面上，一条肥鱼腾空而起，又扑通一声跃入湖中，声音那么清晰，那么孤单。此时微风早已悄无踪迹。树梢和莎草丛间不再发出骇人的声响。最后，罗拉慢慢转身面向她。

她说：“你看见他了。”

“他怎么可以，”布里奥妮呜咽道，“他怎么如此胆大妄为呢？”

罗拉抓住了她光裸的前臂，幽幽的话声迷离恍惚：“你看见他了。”

布里奥妮向她靠近了些，握住了她的手。“你还不知道晚饭前，就在我们谈话之后，藏书室里发生了什么呢。当时，他正要袭击我姐姐。如果不是我闯进去，我不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来……”

无论她们挨得多么近，她也看不出罗拉的表情。罗拉的脸就像一张黑黑的圆盘，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但布里奥妮感觉到她没有专心在听。布里奥妮的感觉没有错。罗拉接着打断了她，重复了刚才的话：“但你看见了他。你是看见了他。”

“我当然看见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他。”

虽然这个夏夜很热，罗拉还是哆嗦了起来。布里奥妮希望自己能脱下什么，披在她的肩上。

罗拉说：“他是从我背后走上来的。他把我打倒在地……然后……他把我的头往后扯，用手蒙住了我的眼。事实上，我没能，我不能……”

“哦，罗拉！”布里奥妮伸出手想去抚摸表姐的脸庞。她摸到了她的脸颊。还没有泪痕，但她知道眼泪随即就会流淌下来。“听我说，我不可能看错人。我一直都了解他。我看见了他。”

“因为我不能肯定，我是说，我只能从他的话音判断也许是他。”

“他说了什么？”

“什么也没说。我的意思是，他的嗓音，他的呼吸声，他动作的声音。但我看不见。我不敢肯定。”

“可我能肯定。而且我会说出一切的。”

就这样，在湖畔，在这一时刻，她们确立了各自的立场。每当表姐显示出自我怀疑之时，布里奥妮的自信就日渐高涨。在接下来的数周内、数月内，她们的立场得到了公开的展示，然后在私下里它们却如恶魔般又纠缠了许多年。此后，罗拉就不必做什么了。她一副受了伤、神志不清的样子，像个需要呵护的病人，一个恢复中的受害者，一个迷失的孩子，可以全身隐退，沉浸在周围大人们的关怀和愧疚之中。我们怎么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罗拉帮不了他们，也不需要帮他们。布里奥妮给了她一个机会，而她也本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不是抓住，只是让这个机会落在自己身上。除了让表妹热心地替她张罗一切，自己保持沉默之外，她不知还能做些什么。罗拉不需要撒谎，不需要与想象中攻击自己的人当面对质，不需要鼓起勇气控告他。因为这一切布里奥妮都替她做了。布里奥妮这样做没有恶意，也无意加害任何人。罗拉要做的只是在真相面前保持沉默，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彻底忘记它，不要劝服自己相信看见了袭击自己的人，而是要一遍一遍告诉自己的确不能肯定。她看不见，他的手蒙住了她的眼，她吓坏了，她无法确定。

每一个阶段布里奥妮都在她身边帮助她。在布里奥妮看来，一切都很吻合。刚刚发生的可怕的一幕与最近发生的事一脉相承。自己亲眼所见的种种预示了她的表姐也将惨遭毒手。但愿她——布里奥妮——不那么天真，不那么愚蠢。现在，她终于明白，这件事前呼后应，一以贯之，不可能与她所认定的人相左。她责怪自己太过天真，以为罗比只会对塞西莉娅下手。她想什么呀？说穿了，他是个狂人啊。任何人都会成为他的攻击目标。于是，当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孩不顾夜阑人静，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跌跌撞撞地走着，在岛上的庙宇周围勇敢找寻自己弟弟时，她自然就成了这个狂人最易捕捉的猎物。当时布里奥妮和她一样，也在岛上寻找兄弟俩。一想到当时自己也很有可能成为他的受害者，布里奥妮就更为愤慨，心中的热情也更为高涨。如果她那可怜的表姐无法看到真凶，说出真相，那她可以替表姐仗义执言。我能。我一定会。

紧接着的这个星期里，布里奥妮陈述案发经过，但控诉的内容有重重疑点，犹如釉面上的瑕疵和细纹。每当布里奥妮意识到这些疑点时（这种情形不多），她就感觉胃中猛然一沉。她明白自己所说的并不是完全基于亲眼所见。告诉她真相的不仅仅只是她的双眼。天太黑了，光靠眼睛还不能完全确定。即便罗拉当时站在十八英尺远，布里奥妮也只能看清她椭圆形的脸庞。而那个人影离得更远，而且绕着空地向后退去时是背朝着布里奥妮的。但那个人影也不是完全看不见，那人的体形和移动的姿势非常眼熟。布里奥妮的双眼确认了她所知的一切以及最近的经历。真相就在于对称之中。也就是说，它建立在常识之上。真相练就了她的双眼。因此，当她反复陈述“我看见他了”时，她是说一不二的，绝对诚实的，情绪也颇为激昂。她的意思其实远比其他所有人急于领会的要复杂得多，所以当她感到无法表达这其中的细微差别时，她便觉得心神不宁了。她甚至从未认真地尝试过呢。没有机会，没有时间，没有得到允许啊。就在数天，不，数小时之内，整个程序进行得很快，根本不在她的控制之内。她所说的话在这个熟悉的、风景如画的小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面目可憎的当权者，这些身着制服的执法官，仿佛已在这些漂亮的建筑物后面埋伏以待。他们早已知道罪行迟早都会发生。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该如何着手进行。她被反复询问，当她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的话时，她觉得要尽力保证供词一致。她感到压力重重。之前的供词，她还得再说一次。只要稍有出入，聪明的审讯官就会皱眉蹙额，或者冷若冰霜。于是，她变得急于取悦审讯官，并很快得知她供词中的微小出入将会中断这个由她自己一手启动的控诉过程。

她就像个待嫁的新娘，随着佳期一天天的临近，开始感到疑虑不安，又不敢说出心中的真实所想，因为为了她人们已经做了如此多的准备。众多好心人的幸福和利益都将岌岌可危。这些忧虑在她心中转瞬即逝。当她沉浸于周围人的欢乐和兴奋中时，它们便烟消云散了。还有这么多正派人，他们应该不会错。他们告诉她，她有那样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布里奥妮不打算取消原有的安排。她认为自己没有勇气撤消供词。当初是她如此坚定，而且这两三天来，审讯员耐心而又亲切地询问了她。不过，她倒愿意澄清或者说具体解释她所用的“看见”这个词。确切地说，不是“看见”，而是“知道”。这样她才能放心把供词交由审讯官来判断是否依凭她的想象继续审理这件案子。每当她动摇时，他们都显得泰然自若，提醒她之前所做的供词，语气还很坚定。他们的态度在暗示她，若这么做，她就是个傻姑娘，浪费了每个人的时间，而且他们对于视觉的看法非常严格。他们认为有足够的星光，这是确定无疑的，还有云端反射附近镇上街灯的光线。她或是看见了，或是没看见，两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状态。他们没有这么讲，但粗率的举止暗指了这个意思。正是此时此刻，当她感觉到他们的冷静沉着时，她又回到了起初时的满腔热忱。她又重复了一遍。我看见他了。我知道是他。她觉得很安慰，因为她说的话证实了他们早已知道的事。

她永远也不能安慰自己说，这么做是迫于压力，是被威逼的。现在也不能这么讲。她跳进的是自己挖的陷阱，她走入的是亲手搭建的迷宫。她太年轻了，太畏怯了，太想讨好人了，所以没能坚持到底，撤回控诉。她并非生来就具有这种精神的独立，或者她还小，还未练就这种品质。最初，当她非常肯定地道出真相时，她周围就簇拥着一大群教徒。现在，他们就在等待，她可不能在圣坛前令他们失望。只有她更为专注地投入，她才能压抑住那些疑虑。只要坚信自己确信的事实，只要心无旁骛，只要反复重申自己的供词，她就不会觉得自己在伤害人家了——不过她只是隐隐有这种感觉而已。当这件案子一结束，判决一下，人群一散，只要她硬一下心肠，说自己年幼健忘，逐渐从记忆中抹去这件事，她便能无忧无虑地进入少年时代。

“可我能肯定。而且我会说出一切的。”

她们静坐了一会儿，罗拉渐渐停止了颤抖。布里奥妮想她应该送表姐回家，但此时她不愿破坏她俩之间的亲密——她的双臂环着表姐的肩，罗拉现在似乎也很依从地靠着她。她们发现湖的对岸有一丝极细的光束来回移动——有人提着手电筒在车道上走——但她们什么也没说。最后，罗拉开口了。从她的语调中听得出她在思索，好像在考虑如何反驳布里奥妮的话。

“但这讲不通。他是你们家如此亲近的一个朋友。也许不是他。”

布里奥妮喃喃道：“如果你和我在藏书室里看到了那一幕，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罗拉叹了口气，慢慢地摇了摇头，似乎尽力让自己接受这个不可接受的事实。

她们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本来她们或许还会逗留得更久些，但云渐渐散了，温度也开始下降，草上积聚起一层湿气——不过露珠还没有现身。

布里奥妮轻声问罗拉：“你觉得你能走吗？”她勇敢地点了点头。布里奥妮扶她站了起来，起初挽着彼此的手臂，然后罗拉整个人都偎在了布里奥妮的肩上。她们穿过空地，向桥走去。她们来到斜坡底，这时，罗拉哭了起来。

“我走不上去。”她试着说了好几次，“我走不动了。”布里奥妮想，如果跑回家叫人来帮忙也许会好些。当她正准备把这个想法告诉罗拉并把她安顿在地上时，她们忽然听见上面的路上有人声，然后又看见了手电筒的亮光。当布里奥妮听见哥哥的声音时，心想这真是奇迹。他就像个真正的英雄，迈着阔步，两步三步就从岸边走了过来，问也不问出了什么事，就把罗拉抱了起来，就像抱一个小孩子。塞西莉娅的叫喊声有些嘶哑，透出一丝不安，可没人应她。利昂已经迈开了大步，走上了斜坡。要追上他，颇为吃力。即便如此，在他们走到车道前，在利昂把罗拉放下之前，布里奥妮就开始把自己所看见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利昂。

第十四章

接受审问、在陈述和供词上签字、等在法庭门外感到敬畏不安，这些记忆没有伴着她一起进入她的少年时代。它们只是那个深夜和拂晓记忆的碎片，在之后的几年里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困扰。出于愧疚，她不时地自我折磨，将一个个细节串成一个无休无止的圈环，一串需要一生去拨弄的念珠。

终于回到了家。但到访的客人中有些神情肃穆，有些泪流满面。他们说话压低了嗓门，走路疾步匆匆，一切都如同梦境一般。她自己却异常兴奋，毫无慵懒倦意。当然，布里奥妮是个大孩子了，知道这是属于罗拉的时刻，没过多久就被几位同情心炽盛的女人拉到了自己的卧室，等待医生给她做检查。布里奥妮看着罗拉从楼梯的最下面拾级而上，大声啜泣着。艾米莉和贝蒂一左一右搀扶着，波莉跟在后面，手中端着脸盆和毛巾。表姐走开了，留下布里奥妮一人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至此，罗比还未现身。人们倾听她的述说，依从并纵容她。这一切似乎与她新的成熟不谋而合。

就在这时，一辆恒伯牌警车在门口停了下来，两位巡警和两名警察被引进屋内。布里奥妮是他们惟一可以获得线索的人。她说话尽量镇静自若。她的角色十分重要，这增加了她的信心。这是正式录供前的非正式会面。她面对警官，站在门厅里，她的哥哥利昂站在她的左边，另一边站着她的妈妈。布里奥妮觉得奇怪：妈妈怎么会这么快就从罗拉床边到这里来了呢？

这位高级警官脸部线条刚毅，布满皱纹，仿佛是由褶皱的花岗岩雕刻而成。当布里奥妮开始面对这张冷峻、毫无表情的脸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她感到有些害怕。但是慢慢地，她觉得如释重负了，一种温柔、顺服的感觉从她的胃部渗透到她的四肢，它仿佛就像爱，她对眼前这个机警的男人突然产生了一种爱的感觉。这位警官无疑代表了正义。他奉正义之名随时出击，与一切邪恶作斗争。人类现存的一切力量和智慧都是他坚强的后盾。在他不动声色的目光的注视下，布里奥妮感到自己的咽喉缩紧了，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她渴望他张开双臂，拥抱她，安慰她，宽恕她，尽管她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但是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她，听着她的叙述。是他，我看到了他。她流着泪，她的眼泪又进一步证明她的感觉和她的言语都是千真万确的。当她母亲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颈项时，她突然失声痛哭起来。母亲扶着她走向客厅。

可是母亲在沙发上安慰她时，她又是怎么突然想起了麦克莱伦医生的呢？他总是穿一件黑马甲和老式的高领子衬衫，拎着一只铰合式手提旅行包。这只旅行包见证了塔利斯家三个孩子的降生和他们童年时代的种种疾病。利昂俯着身子，低声、简要地告诉医生事情的来龙去脉。利昂已经成为一个男人了，他那无忧无虑的快乐上哪儿去了呢？随后的几个小时就在这种平静的交谈中过去了。每一个新到的人都如此这般地寒暄了一番，众人——警察、医生、家庭成员、仆人们——簇拥一团，然后散落开去，又在房间的角落、门厅和落地窗外的露台里重新聚合。在这样的公共场合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任何表述。大家都知道这一污辱行为，这一可怕的事实，但是每个人都把它当作秘密——变幻移动的人群在窃窃低语中分享着这个秘密，然后他们趾高气扬地分道扬镳，去张罗其他事情了。然而，潜在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失踪的孩子们。不过，人们却着魔似的反复强调：这两个孩子也许正安安稳稳地在公园的某个地方沉睡呢。就这样，大部分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楼上那个女孩的境遇上。

保罗·马歇尔的寻找一无所获，他回来后从警官那儿获悉了消息。他夹在两个警官中间，顺着台阶上上下下，不时地从一只镀金烟盒里掏出香烟递给他们。当他们的谈话结束的时候，他轻拍着高级警官的肩膀，似乎要送他们走的样子，然后跑进屋里，与艾米莉·塔利斯商量事情。利昂把医生引上楼。过了一会儿，医生走下楼来，他的脸上浮现出不易捉摸的沾沾自喜的神情。因为职业的关系，他接触到了这家人焦虑的核心。他站着与那两个便衣警察聊了许久，随后他与利昂交谈了一会儿，最后和塔利斯夫人攀谈了起来。临走前，他来到布里奥妮身边，把他那熟悉、干燥的小手放在布里奥妮的额头上了测了测温，又搭了一下她的脉搏。他放心了。他拿起包，来到前门边，正要走时，他又低声地问了一句。

塞西莉娅哪里去了？她一会儿在院子周围游荡，默默寡言，烟抽个不停——她迅速、饥渴地把烟递到嘴边，又突然厌憎地把它拿开——一会儿她又在门厅里徘徊，不住地搓着手绢。照常理，她应该会控制这样的局面，会指挥对罗拉的护理，安慰她的母亲，听取医生的建议，与利昂共商大计。但今天，当利昂走过去想与塞西莉娅交谈的时候，布里奥妮就在身旁。塞西莉娅背过脸去，枯立冷漠，甚至一言不发。而他们的母亲在她的大女儿龟缩进自身的痛苦中时，却坚强了起来。在如此危急的时候，她竟然能够不发偏头痛，不需要安静地独处，从容应对这一切，这真是非同寻常。有时，当布里奥妮又一次被要求陈述经过或提供某个细节时，她看到她姐姐总是在可以听到她们谈话的距离内踯躅，并用一双冒火的、难以捉摸的眼睛盯着她，她的眼睛充满了血丝。布里奥妮在这种目光的逼视下，心中一阵慌张，紧紧地依偎在她母亲的身旁。其他人都在客厅里低声细语，而塞西莉娅则不停地上楼、下楼，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至少有两次，她还跑到前门外站着。她烦躁地把手绢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把它缠绕在手指上，解开它，又把它揉成团，捏在另一只手里，然后点燃另一根香烟。当贝蒂和波莉将茶送上来的时候，塞西莉娅连碰也没碰。

罗拉在医生的安慰下镇静下来，最后终于沉沉睡去。这个消息让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所有的人都聚在客厅里，在疲倦中默默地饮着茶。没有人明言，但大家都在等罗比，而且，塔利斯先生也从伦敦往回赶，随时都可能到家。利昂和马歇尔俯身在画一张地图，以供高级警官使用。警官拿过地图，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又把它递给了他的助手。跟他们同来的那两个警察已被派去加入搜寻皮埃罗和杰克逊的队伍，更多的警察正在赶赴平房的路上，说不定罗比已逃到了那儿。塞西莉娅与马歇尔一样，没有和大家坐在一起，她独自一人坐在琴凳上。忽然，她起身向她的哥哥借火，不过倒是那位高级警官顺手用他的打火机为她点着了烟。布里奥妮靠着她妈妈坐在沙发上，贝蒂和波莉正在端茶倒水。布里奥妮记不清是什么东西突然刺激了她。一个非常清晰、极具诱惑性的主意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她要抓住证据，独立判断，证明这件事情，甚至抑或另一桩不同的罪行。她无需宣布她自己的意图，也无须征得她姐姐的同意。她灵感激荡，一阵喘息，一跃而起，差点碰翻了她妈妈膝盖上的茶碟，惊动了四座。

大家看着她迅疾地冲出房间，但没有人去质询她。倦怠弥散在大家的心头。布里奥妮两步一级地跨着台阶，心中洋溢着兴奋感：她正在行善积德，做一件非凡之举，这一定会让大家感到震惊，人们一定会对她颂扬之至。这种自我欣赏引发了她身上兴奋和快乐的情绪，她此刻的心情就像圣诞节的早上她马上要赠人礼物时一样。

她沿着二楼走廊跑向塞西莉娅的房间。她姐姐居然住在这么脏乱的地方啊！衣柜的两头门大开着，各种各样的衣服歪斜着，有些已经只剩一半，钩在架子上。有两件昂贵的丝质衣服扔在地板上——一件黑色，另一件粉红色——胡乱地纠缠着。在这堆衣服的边上是一双踢掉了的鞋子，正侧身斜躺着。布里奥妮跨过这堆凌乱的东西，走到梳妆台前。是什么使塞西莉娅这么匆忙，都来不及把化妆品和香水的盖子盖上？哦！她为什么从不整理那令人恶心的烟缸？为什么从不整理床铺或是开窗透一下新鲜空气？布里奥妮试着拉开第一个抽屉，但这个抽屉只拉开了两英寸——里面挤得满满的，塞满了瓶瓶罐罐，还挤着一个纸板盒。塞西莉娅大概比布里奥妮大了十岁，但她现在却如此绝望无助。尽管布里奥妮很害怕姐姐刚才在楼下时那狂野的目光，但当她拉开另一个抽屉时，她认为自己上楼来全是为了她，显然是为她着想，因而这样做是很正当的。

五分钟后，当她带着胜利的姿态回到客厅时，没有人注意到她。一切照旧——疲倦而又哀伤的人们在默默地抿茶，抽烟。因为兴奋，布里奥妮刚才还来不及想应该先给谁看这封信。在她的想象里，似乎每个人都应该马上读到它。随之她觉得利昂应该有这个优先权。她穿过房间向她的哥哥走去，但当她停在那三个男人面前时，她改变了原先的决定，把这张折叠的纸递给了那个“花岗岩”容貌的警官。如果说他也有表情的话，那么无论是在他展开信时，还是他阅读时，他的面容都没有任何变化。他几乎一瞥之下就把信快速读完了。他与布里奥妮对了一下眼神，又迅速地把目光移向塞西莉娅，但塞西莉娅的脸却朝向别处。他用手腕轻微地示意另一位警官读这封信。那位警官读完信后，把它递给了利昂，利昂看了一下，把它折叠起来，随后把它还给了“花岗岩”。三个男人沉默着，这一沉默给布里奥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这就是男人的世故。就在这时，艾米莉注意到了在他们手中传递的物件。她淡淡地问了一句。利昂回答道：“只是一封信。”

“我要读一下。”

布里奥妮觉得没有自己什么事了，就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当那天晚上艾米莉第二次宣布任何在她家庭内传递的信函她都有权力过问时，布里奥妮从她母亲的视角注视着闪回在利昂和警察们之间的窘迫和烦躁。

“我要读一下。”

令人不安的是，艾米莉仍然没有改变她的口气。利昂耸了耸肩，挤出一个歉意的笑容——他有什么可以反对的？——艾米莉温柔的目光落在了那两位警官身上。她这一代人对待警察就像对待仆人一样，而不管他们职位的高低。在长官的点头允许下，那位年轻的警官穿过房间，把信递给了她。这时，一直沉浸在自己思想中的塞西莉娅也来了兴趣。信平展在她母亲的膝头。塞西莉娅突然从琴凳上跳了起来冲向他们。

“你们真够有胆的！真够有胆的，你们！”

利昂也起身，冲她做了一个平静下来的手势。“塞西……”

塞西莉娅冲向她的母亲想去夺信，但她发现她的兄弟和那两个警官堵住了她的去路。马歇尔也站了起来，但他并没有过来阻止。

“这是属于我的，”她嚷道，“你们绝对没有这个权力！”

艾米莉连头也没有抬。她抓紧时间把信读了几遍。然后，她横眉冷对她女儿的愤怒。

“我的小姐呀，你是有教养的人。假如你当初处事正确，把信交给我，那么事情就会得到及时的处理，你的表妹也就不会遭受这样的噩梦了。”

许久，塞西莉娅孤独地站在房间的中央，不停地拨弄右手的手指，一一地盯视着眼前的人们。她不能相信自己竟与这样一些人为伍，她也不能张口告诉她们她所知道的一切。尽管布里奥妮为大人的反应感到释怀，尽管她内心开始涌动甜蜜的喜悦，但她还是很庆幸自己与妈妈一起坐在了沙发上，这样，竖在她面前的三个男人就可以部分地挡住她姐姐那充血的眼睛向她射来的鄙视的目光。塞西莉娅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秒钟，然后转身走出了客厅。她穿过门厅，猝然发出尖锐的、充满痛苦的号哭，这声音经过光秃秃的地砖的反射，在空旷的屋子里回旋、放大。人们听到她上楼去的脚步声，客厅里的情绪顿时松懈下来，几乎可以说是轻松了。当布里奥妮再记起信时，它已经落到了马歇尔手中。马歇尔正把它递回给警官，而警官又将信平展地放进年轻警察为他打开的活页夹里。

晚上的时光从她身边飞旋而逝，她依然没有倦意。没有人想到送她上床睡觉。塞西莉娅回房间后又不久，布里奥妮跟她的妈妈到了藏书室，去接受警方的第一次正式问话。布里奥妮坐在书桌的一边，警官坐在另一边，她的妈妈站在边上。那个脸像古化石一样的警官负责向她提问。他出乎意料地和蔼，以粗哑、轻柔而又充满了感伤的嗓音不紧不慢地问着问题。她说她能告诉他们罗比袭击塞西莉娅的确切位置，他们就跟随她来到了那个书架密布的角落作实地察看。布里奥妮挤了进去，她背靠着书，向他们展示当时她姐姐站的姿势。这时候她看到藏书室高高的玻璃窗上黎明的第一缕淡蓝色曙光已经显现。她挤出书架，又转了个身，摆出了那个袭击者的姿态，并把当时她自己站的地方指给他们看。

艾米莉问道：“当初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呢？”

警官注视着布里奥妮，等待着她的回答。这个问题一语中的，但布里奥妮从未想到这会给她母亲添乱。要是她告诉了她，她母亲的偏头痛准会发作。

“我们被叫去吃晚饭了，后来双胞胎就失踪了。”

她说她是在黄昏时分在桥上拿到信的。是什么驱使她打开那封信的？这是很难说清楚的。在拆信之前，她从未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抑或想到这写信人是否是她需要去认识的人，也从未思考那些与她的生活不期而遇的事情。

她说：“我不知道。我特别好管闲事。我恨我自己。”

这时，一位警察推开门，探进头来，通报了一条堪与那天晚上的灾难相提并论的消息。塔利斯先生的司机刚从克洛顿机场附近打来电话，说承蒙部长的慷慨而匆匆从部里要到的车子在克洛顿市郊抛锚了。杰克·塔利斯现在正在车后座裹着毯子熟睡，看样子只能赶第二天早上的头班火车了。众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一切，这一消息引起了一片唏嘘。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布里奥妮又回到了那个小岛上发生的情形，回到了当时的场景。问话开始阶段，警官小心翼翼地避免作尖锐的探问，他不想用这种提问来折磨这位小姑娘。在一种感伤的诱动情感的氛围中，她能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叙述，并确立关键的事实：那儿有足够的光线能使她认出一张熟悉的脸；当他逃离她身边，绕着空地奔跑时，他的身高和动作对她来说也同样熟悉。

“你那个时候看见了他。”

“我认为是他。”

“别说你认为，就说你看见了他。”

“是的，我看见了他。”

“就像你看见我一样。”

“是的。”

“你亲眼看见了他。”

“是的。我看见了他。我看见了他。”

就这样，她的第一次正式问话结束了。她坐在客厅里，终于感到了疲倦，但她又不愿意上床就寝。她的妈妈也接受了盘问，接着是利昂和马歇尔。老哈德曼和他的儿子丹尼也被叫进去问了话。布里奥妮听贝蒂说，丹尼整个晚上都和他父亲待在家里，他的父亲可以证明这一点。参与搜索双胞胎行动的警察陆续地来到前门，又被引进厨房。在那个混乱、平凡的黎明时刻，布里奥妮猜测，塞西莉娅是在拒绝离开她的房间，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几天后，塞西莉娅会别无选择，最后只能乖乖交待发生在藏书室里的情景——她的叙述会比布里奥妮的更加令人震惊，尽管那是双方两厢情愿的会面——但这却进一步认定了大家心中业已形成的想法：特纳先生是一个危险人物。在一片寂静中，人们隐约听到塞西莉娅反复地说，丹尼·哈德曼才是他们应该问讯的对象。这位小姑娘为了掩护自己的朋友，就把怀疑引向一个无辜的男孩，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这样做有违常理。

五点过后，有人谈起该准备早餐了——至少警察还没有吃呢，虽然大家都没感到饿。正在这时，一个消息在这家人的耳朵里炸开来：一个似乎是罗比的男人正穿过花园，向这里靠近。也许有人一直都在楼上的窗户后监视着外面的动静。布里奥妮不知道大家都应该到外面去等罗比的决定是怎么作出的。一瞬间，人们全在那儿了，塔利斯全家、保罗·马歇尔、贝蒂和她手下的用人、警察——他们组成了一个欢迎团，紧紧地簇拥在前门周围，只有昏睡中的罗拉和愤怒的塞西莉娅仍然待在楼上。也许是塔利斯夫人不希望那个邪恶的人跨进她的家门，也许是警官觉得在屋外可以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打斗和拘捕活动。黎明的魔力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夏日灰色的早晨。天空罩着一层薄雾，不久就会散去。

最初，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布里奥妮却认为她能辨认出沿着车道前行的鞋印。后来所有人都听到了。人群发出一阵嗡嗡声。人们拼命地向前探出身子，终于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形。它犹如白色布景上的一大块灰色的污迹，还远在一百码开外。这个影子渐渐清晰起来，等候的人群又重新陷入了沉默。没有人能相信眼前的景象。这肯定是雾和灯光跟他们开的一个玩笑。在这个电话和汽车时代，没有人会相信在拥挤的萨里郡还有七八英尺高的巨人存在。但现在，一个恣意妄为的幽灵正在游荡。它太不可思议了，却也不容否定。它正向他们走来。贝蒂这位天主教徒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人群进一步挤向门口，只有高级警官向前走了一两步。一切渐渐地清晰起来。那幽灵是一起跳动的两个小一点的人影和一个大人的阴影。后来才看清——那是罗比，一个男孩坐在他肩上，另一个牵着他的手，跟在他后面。当他走到离他们不到三十英尺的地方，他停了下来，似乎想要说点什么，但他没有开口，只是等着正在向他走去的警官和其他警察。他肩上的那个男孩似乎已睡着了，另一个则把头懒洋洋地靠在他的手腕上，并把他的手摁在自己的胸前取暖或寻求保护。

“孩子们很安全。”布里奥妮立刻感到一阵轻松。但当她瞥见若无其事地站着的罗比时，一股怒火就在她心中蒸腾：难道他以为靠装模作样，摆出一副善良的牧羊人姿态就能掩盖自己的罪行吗？这简直太乖戾了！这种罪是永远不能被宽恕的！布里奥妮心中又一次深刻地感到：恶是复杂的，迷惑人心的。忽然，她母亲的手紧紧地摁在她的肩上，把她坚决推向屋子，推入贝蒂的怀抱。艾米莉希望她的女儿远远地离开罗比·特纳。此时已是上床时分。当她的母亲和哥哥上前去迎接双胞胎时，贝蒂紧紧地抓住布里奥妮，将她带进屋里。在被推走前，布里奥妮回头瞥了最后一眼。她看到罗比高高地举起双手，仿佛缴械做投降。他举起肩上的男孩，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

一个小时后，布里奥妮穿着贝蒂替她找出来的干净的白棉布睡袍躺在自己的帐子里。窗帘被拉上了，但从窗帘边缘透进来的日光仍是那么强烈。尽管疲惫感一阵阵地向她袭来，可她就是无法入睡。各种各样的声音和图景缠绕在她的床边，狂躁、恼人的鬼魂在挤搡着她，纠缠在一起。她企图把它们按照次序排列，可是阻力重重。这些真的是一天之内发生的事吗？真的是在她完全清醒的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事吗？从她单纯地排练剧目起到那个在薄雾中出现的巨人的事吗？这中间的一切太嘈杂，太汹涌，根本无法理喻。尽管她感觉自己成功了，甚至可以说胜利了，可是恍恍惚惚中，她难以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成功所在。她把床单从腿上踢开，把枕头翻了个身，想为自己的脸颊找到一片凉爽之地。假如她的成功已获得了一种新的成熟，可是由于缺少睡眠，她却几乎感觉不到这一点。此时此刻，她是如此的无助，如此的幼稚，她想自己是很容易痛哭流涕的。假如说指认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是英雄壮举，那么，罗比就不该带着双胞胎如此这般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了。她感到自己被骗了。现在，罗比以一位失踪男孩的仁爱的拯救者的形象亮相了。谁还会相信她呢？她的一切辛劳，她的一切勇气和清醒的头脑，她为了把罗拉弄回家所做的一切全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他们——她的妈妈、她的哥哥、警察——他们会不再理睬她，他们会与罗比·特纳结成联盟来对付她。她多么想要妈妈，想要把双手绕在妈妈的脖子上，把自己的脸贴在妈妈温柔的脸上，但她的妈妈不会来了。没有人会来看布里奥妮了，没有人会来与她交谈了。布里奥妮把脸埋进枕头，让泪水尽情地倾泻，但没有人见证她的悲伤，这令她感到更为难过。

在室内半灰暗的光线下，她躺了半个小时，把这悲伤默默地藏在心里。忽然，她听到窗下传来警车发动引擎的声音。警车沿着砂石路跑了一段，又停了下来。窗下又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她起床拉开窗帘。雾还没有散去，但天色已经亮了许多，仿佛是屋内的光线照亮了屋外。她半闭着眼睛。她的双眼逐渐适应了炫目的光线。她看到警车的四扇门大开着，三个警察守在边上。在她的楼下，靠近前门的地方传来了嘈杂的声音。从声音判断，是一群人，他们就在她的正下方，她看不见他们。随后，脚步声又响了起来。他们出现了。两位警官夹着罗比走了出来。而他带着手铐！她看到他的手臂被迫伸在前面。从她站立着的地方，她可以看到他衬衫袖口下钢手铐的银色闪光。太丢人了！这一景象吓了她一大跳。这既是对他罪行的进一步确认，又是惩罚的开端。它仿佛是永远的罪孽。

他们走到车边，停了下来。罗比半侧过身子，可是她看不清他的脸部表情。他直挺挺地站着，头高高仰起，比警官还高几英寸。也许他正为他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呢。一位警察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年轻的警官绕了一个圈走到对侧的车后门，而高级警官则把罗比带向车后座。这时，布里奥妮听到窗下一阵骚乱，从下面传来艾米莉·塔利斯的尖叫声，一个裹着紧身衣裙的人影冲出屋子，以最快的速度奔向警车。当塞西莉娅快到警车时，她放慢了脚步。罗比转过身来，朝她跨出了半步。出人意料的是，警官也往后退了几步。现在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罗比的手铐了，但罗比对着塞西莉娅，神情严肃地听着她说话，并没有表现出羞愧，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戴着的手铐。警官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们。从罗比脸上根本看不出塞西莉娅正在严厉地责备他。尽管塞西莉娅的脸是背向布里奥妮的，但布里奥妮仍可感觉到她是在木然地讲着话。也许她的嘟嘟囔囔的责备对罗比来说反而更有分量吧。他们靠近了一些，罗比简短地说着话，他微微抬起他被铐着的手，接着又放了下来。塞西莉娅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为他翻了一下衣领，然后抓住领子，轻柔地摇了一下。这个温柔的动作似乎打动了布里奥妮。如果说这是宽恕的话，布里奥妮被她姐姐宽恕的力量感动了。宽恕。宽恕。在此之前，这个词对布里奥妮来说，是非常空洞的，虽然在学校和教堂集会上她上千次听到过这个词引起的欢呼，没想到她的姐姐竟然一直懂得这个词的意义。当然，她还不太了解塞西莉娅。但总会有时间了解她的，因为这场悲剧注定要把她们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

那位和和善善、有着花岗岩面容的警官大概觉得对罗比过于宽厚了，于是他走上前，推开了塞西莉娅的手，挡在了他们两个的中间。罗比越过警官的肩膀匆匆地对塞西莉娅说着什么，然后就转身向警车走去。体贴的警官将罗比的头用力往下压了压，以免他在弯腰爬上车后座的时候撞到车顶。两个警官夹着罗比坐好，门关上了。车子前进的时候，一个站在车后的警察举起手，碰了一下钢盔，向车敬了一个礼。塞西莉娅木然地站在那里，脸朝车道，安静地目送着汽车离去。从她肩膀抖动的曲线可以看出她正在哭泣。布里奥妮忽然觉得她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爱她的姐姐。

本来，这一天该就此结束了。经过了一个夏日之夜，这一浑然天成的一天随着警车消失在车道上，也该落下了帷幕。但是还有最后的交锋。车开出不到二十码就开始减速了。一个布里奥妮未曾留意到的人正在路的中间，这个人丝毫没有让到一边让车辆通行的意思。这是一个矮矮的女人，走路摇摇晃晃，穿一身印花的衣裳，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根棍子。哦！那实际上是一把有曲柄的男式雨伞。这女士向前走了几步，定定地站在汽车散热器的前面。车停了下来，司机按着喇叭。这是罗比的母亲格蕾丝·特纳。她举起雨伞，大声地叫嚷着。坐在前排的警察下了车，拉着她的手，想把她劝开。刚才那个敬礼的警察也迅捷地向那边跑去。特纳太太挣脱臂膀，又擎起雨伞——这次是用双手——直劈下来，曲柄重重地击在汽车闪亮的引擎盖上，发出了像是手枪的射击声。两个警察半推半拽地把她拖到车道边。她拉开嗓门，大声地嚷着一个词，以至于布里奥妮在卧室都能听到。

“骗子！骗子！骗子！”特纳太太吼叫道。

大开着前门的车子慢慢地驶过她身边，然后停下，让那位警察上来，但警察一时脱不开身，因为单靠他同事一人很难单独制服她。她又开始挥击她的雨伞，但这一下雨伞擦着车顶而过。警察用力夺过伞，转身把它掷到草丛中。

“骗子！骗子！”特纳太太又叫嚷起来。她绝望地追着开走的车子。过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她手搭在腰上，眼睁睁地看着车子翻过第一座桥，穿过小岛和第二座桥，最后消失在茫茫的白昼里。

◆◆◆◆ ◆◆◆◆

到处都是令人战栗的惨状。但这不足以让他驻足，反倒是那些没有料到的细节让他迷惑不解，让他没法儿前行。在沿一条狭窄的道路走了三英里后，他们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前。他看到他期待着的那条路出现在面前，先转向右，又随着地势的起伏，弯向覆盖在小山丘西北面的一片灌木林。他们停下脚步，好让他查看地图。可地图哪儿去了呢？他觉得该揣在口袋里或是掖在皮带里的呀，但都不是。难道是丢了？还是留在上一次歇脚的地方了？他脱下那又厚又重的长大衣，把它扔在地上，刚要在身上的夹克里搜寻时他突然反应过来：地图就握在他自己的左手里，而且在那儿肯定待了不止一个小时了。他瞟了一眼另外两个人，可他们扭过脸去，间隔着站着，默默地抽着烟。是的，地图还在他手里。他是从一个上尉尸体的手指间把它抠出来的。那是在西肯特郡，那上尉就躺在外面的一个壕沟里。壕沟？是哪儿的壕沟？这种标识后方的地图实在不可多得。他还取走了那可怜的军官的左轮手枪，尽管他并无意假冒一位长官。只是因为他自己的步枪不在了。可他还想活。想活下去。

他注意着的那条路从一座被炸毁的房屋一侧延伸出去。房子看上去还很新，可能是一个铁路职工的宅子，刚在上次被毁后重修过。有什么动物的足印圈着轮胎印辙形成的小水洼。也许是山羊吧。边上黑乎乎的带条纹的破布条和窗帘、衣服的残余物散落各处。一个被炸毁的窗户框子松松地挂在一丛灌木上。哪儿都闻得到湿乎乎的煤烟味。这就是他们该走的路，这是捷径。他折好地图，弯腰拾起大衣，就在他正直起身来把它披上时他看到了……其他两个人察觉了他的动作，都转身顺着他凝住的目光看去。那是什么？是条腿！挂在树上的腿。树是刚长出叶子的悬铃木，腿，是条人腿。插在离地面二十英尺高的树上第一个树杈间，光秃秃的，齐齐从膝盖以下斩断。他们附近看不到任何血迹或撕下的皮肉。那是一条完整的腿，苍白而光滑。它那么小，一眼看去就是小孩子的腿。这腿摆放的姿势如此精妙，以至让人觉得这纯粹就是个展示，供他们更好地欣赏，让他们看个清楚：这是一条人腿。

两个下士发出轻蔑的声音以表示厌恶，然后，拾起了他们的行装。他们拒绝为这东西浪费感情。这情形他们在过去的几天见得够多的了。

卡车司机耐特尔又抽出一支烟，问道：“那么，走哪儿呢，长官？”

他们这么称呼他是为了解决令人头痛的军衔问题。他却在急匆匆地沿小路走着，几乎是在半跑了。他想到他们前面去，离开他们的视线。他急于把那不适从体内排泄出去，不管是从上还是从下。他不知道会怎样，身体却自动替他做了选择。他在谷仓后一堆瓦砾旁大吐了一通。吐完他就觉得渴了。身体没法子一下失去那么多水分。于是他拿起水壶喝着水，一面绕谷仓慢慢走。他想好好利用这段独处的时间察看自己的伤处——就在肋骨下面，右边有个半个一克朗硬币那么大的伤口。昨天他清洗掉了凝固的血痂，今天状况还不错。伤口周围的皮肤红了，但没有肿。他总觉得表皮下有东西。走动时他能清楚地感觉到。可能是一块碎弹片吧。

到两个下士追上他时，他已经把衬衫下摆掖到裤子里，并装作是在研究地图。和他们同行的日子里，这张图是他惟一的隐私。

“你慌什么？”

“他看到哪个骚货了。”

“他是在看他的宝贝地图。他妈的又在怀疑什么了。”

“没错，先生们。是这条道。”

他掏出一根烟，迈斯下士替他点火。为了掩饰手的颤抖，罗比·特纳继续往前走。另两个便跟在后面。他们已经像这样子跟了他两天了。要么就是三天？他的军衔比他们低，可他们什么都听他调遣。为了不失身份，他们不停地嘲弄他。每当他们拖着双脚走在路上或是穿越一片田野时，他总是久久地沉默不语。迈斯就会说：“长官，你又在想哪个骚女人了吧？”接着耐特尔便会自得其乐地一遍遍重复：“他妈的肯定是，他妈的肯定是。”他们俩都是城里人，一点也不喜欢乡间，一到乡间就迷路。指南针上的方位一点都帮不了他们。虽然他们接受过基本训练，但那点训练现在已毫无用处。他们觉得，为了抵达海岸，他们绝对少不了他。真是难为了他们。他在这个小团体中像个指挥官，可实际上他自己一条杠都没有。第一天，他们在一个被烧毁的学校的自行车棚栖身时，耐特尔就问他：“你这个屁都不是的小兵怎么说起话来好像很有身份似的？”

他不想给他们作什么解释。他只想活下去。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要活下去。至于那两个人，他们跟不跟着他有什么要紧呢？至少他们的枪都还在，而且迈斯是个大块头，肩膀里就透出那么一股力气。他自己说在酒吧里演奏过钢琴。真那样，他的大手该能跨过一个半八度吧。他俩的奚落，特纳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心头只压着一件事。他离开大路走在这小道上，惟愿快忘掉那条腿。小路连接着一条铁道。铁道从两堵石墙间延展向下，斜入了一个从大路上根本看不到的山谷。谷底有条褐色的小溪，一种看上去像微型水生西芹的植物分布在水面，密密地织成一条地毯，他们便踩着那深嵌在地毯里的石头过了河。

他们从谷底攀上，夹在古时留存下来的墙间，小路缓缓转向西方。眼前变得清明的天空，像希望一样闪亮，其余的一切都灰暗无光。穿过一片栗树林，就接近山顶了，渐渐潜入云中的太阳用它的光辉包容了一切，让三个走进这光芒的士兵心驰神荡。要能在法国乡间，漫步跨入夕阳来结束一天的劳顿有多美好啊。会多么鼓舞人心。

一走出栗树林，他们就听到了轰炸机的声音，于是他们又返回林中，在树下抽着烟，等待着。从他们所处的地方看不到飞机，却能欣赏漂亮的风景。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那里是辽阔的山脉，它们是大幅风景画中起伏的波纹，是别处那巨大的地壳隆起而产生的隐隐回响。山峦叠嶂，浅淡晕染，仿佛纹理渐渐模糊的涟漪，灰色和蓝色交织而成的轮廓也逐渐隐入徐徐下落的太阳。在他眼中，这一切美妙诱人得犹如餐盘上珍贵无比的佳肴。

半小时后，他们在一个更长的斜坡上作起了一个长长的Z形攀登。斜坡远远伸向北，最终送他们到达另一个峡谷和一条水流更加欢畅的小河。他们踩着石桥上厚厚的牛粪走过小河。两个下士看来没他这么累。他们又在嬉闹作乐，还做出感到恶心的样子。其中一个拾起一块干牛粪掷向他后背。特纳没有回头。一些东西萦绕在他脑中，挥之不去。那些碎布片，他开始想道，可能是个孩子的睡衣吧。是的，是个小男孩的。有时候天亮不久就会有飞机的俯冲轰炸。他努力想要挣脱这些图像。它们却不放过他。一个法国男孩在床上熟睡着，还有……特纳想尽量离那个毁于战火的村子远些，越远越好。这会儿已不仅仅是德军的步兵和空军在追赶着他，逼他往前走了。如果有月光，他很乐意整晚都这么走下去。可那两位下士不会干。也许是摆脱他们两个的时候了。

过了桥，沿着水的流向有一排杨树。树梢在最后的一抹阳光中颤动着，绚丽而灿烂。士兵们换了个方向走，不久就踏上了另一条小路，逐渐远离了那条小河。他们曲折而行，从长着肥厚闪亮叶子的灌木丛中挤过去。当然也有发育不良、叶子稀稀落落的栎树丛。脚下的植物散发出潮湿而又芬芳的香气。他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让这儿那么与众不同。

前方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声，越来越响，越来越狂怒，听来该是高速旋转的飞轮，不然就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运转的涡轮机。他们觉得自己正要走入一个声音和力量的巨厅。

“蜜蜂！”他冲口而出。他不得不转身又重复了一次，他们才听明白。暮色更浓了。他懂得那常识。如果一只蜜蜂粘住了你的头发，狠狠地叮你，在死时，它会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所有收到这讯号的蜜蜂都得赶来，蜇同一处，死在那儿。这是一场全民征兵！经历了以前的千难万险，再来这么一下子简直是侮辱人。他们用各自的大衣护着头，跌跌撞撞在蜂群中穿行。在它们的包围下，他们慌乱地踏上摇摇欲坠的木板，跑过散发着恶臭的水沟。当他们跑到一所农舍背后，一切霎时归于平静。农舍另一面是个场院。他们一走进去，狗就狂吠不止，一个老妇人朝他们跑来，一面还冲着他们拍巴掌，把他们当作能嘘走的母鸡。两位下士都指望特纳的法语能派上用场。他迎上前，等她走近。他听说过平民以十法郎一瓶卖水的事儿，可从未亲眼见过。他接触过的法国人要么慷慨大方，要么就是迷失在自己的苦难之中。眼前这位老妇看上去弱不禁风，却精神亢奋。她的脸好像月球，布满沟壑，神情狂乱，嗓音尖利刺耳。

“不行，先生。你们不能待在这儿。”

“我们想在仓库里借住。我们需要水、酒、面包、奶酪，还有您能匀出的所有其他的东西。”

“不行！”

“我们在为法国而战。”他柔声说道。

“你们不能待在这儿。”

“天一亮我们就走。德国人还在……”

“不关德国人的事。是我的儿子。他们都像野兽一样。他们很快就回来了。”

特纳从老妇旁挤过去，走到临近厨房的院子角落里的水泵旁。耐特尔和迈斯跟在后面。他喝水时，一个大约十岁的小姑娘和抓着她的手的幼弟站在门口看着他。喝完水，又灌满水壶后，他冲他们微微一笑。他们急急地逃掉了。下士们都站在水泵下，一起喝着。老妇人幽灵般出现在他身后，想抓住他的肘。没容她开口，他先说道：“请把我所要的那些东西拿来，不然我们就要自己去拿了。”

“我的儿子们都是畜生。他们会杀了我的。”

他很想说，那就这样吧。但终于忍住了，走了开来，回头冲她喊：“我会和他们谈谈。”

“那他们就会杀死你的，先生。会把你撕成碎片！”

和耐特尔一样，迈斯下士也曾是英国皇家陆军补给与运输勤务队的厨师。入伍前，他是图腾罕姆巷路上希尔饭店里的仓库保管员。他说他知道该怎么把一个地方搞得舒舒服服。他开始在谷仓里布置他们的住处。特纳好想马上躺下去，四肢舒展躺在一堆稻草上。迈斯找到一堆麻袋，在耐特尔的帮助下把它们填满，做了三个床垫。他还单手托下几捆干草做床头板，然后把一扇门架在砖垛上，搭了一张临时桌子。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半截蜡烛。

“还是舒服点好。”迈斯不住地用鼻子哼着这句话。这是第一次他们不把性粗话放在嘴边。三个男人躺在“床”上，抽着烟，等待着。这会儿他们不再渴了，思绪全集中在想得到的食品上。听到大家的肚子在黑暗中咕噜咕噜响，他们都笑了起来。特纳把他和老妇人的谈话还有她对她儿子的描述告诉了他的伙伴。

“他们或许是内奸。”耐特尔说。站在同伴身旁，他显得格外矮小和不起眼。但他有一个矮小男人的轮廓分明的五官和一张友善的酷似啮齿动物的脸。每当他摆出那特有的姿势——上面一排牙齿放在下嘴唇——这特征看起来就更明显了。

“要么就是法国纳粹。同情德国者。就像我们国家也有莫斯利[1]这种人一样。”迈斯说。

沉默了一会儿，迈斯又迸出两句：“或者他们都是乡巴佬近亲结婚弄出来的神经病吧。”

“不管怎样，”特纳说，“我想你们现在都该检查一下武器，把它们放在手边。”

他们照他说的做了。迈斯点亮蜡烛，然后他们完成了例行检查。特纳查看了他的手枪，把它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等下士们理好了，他们就把索格非尔式步枪摆在木板箱旁，又躺回“床”上去。不多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带着个篮子来了。她把它放在谷仓门旁就跑掉了。耐特尔把篮子取来，他们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摊开在桌上。圆圆的一大块黑面包，软软的一小块奶酪，一个洋葱，还有一瓶酒。面包硬得切都切不动，吃起来像发了霉似的。奶酪倒还不错，几秒钟就被吃了个精光。酒在他们手中传递着，不一会儿也被灌进了肚子。接下来只好啃那带霉味的面包就洋葱了。

耐特尔说：“我打发我那该死的狗都不会用这样的东西。”

“我去一趟。”特纳说，“拿点好吃点的东西来。”

“我们也去。”

顷刻间他们又默默地躺了下去。此时此刻，没有人还想和那老妇人过不去了。

突然，传来了脚步声。他们转过身，看到入口处站了两个人。每人手里都还拿着什么。在渐暗的光线中没办法分辨出来是大棒还是猎枪。也根本看不清楚这两位法国兄弟的脸。

“晚上好，先生们。”声音柔柔的。

“晚上好。”

就在特纳从稻草床上起身拿起自己的左轮手枪时，两位下士也摸到了他们的步枪。“冷静点。”他悄声说。

“你们是英国人还是比利时人？”

“英国人。”

“我们给你们拿了点东西来。”

“什么东西？”

“他说什么？”一个下士问道。

“他说他们有点东西给我们。”

“他妈的见鬼去吧。”

法国人走近了几步，举起了他们手里的东西。猎枪。没错。特纳马上松开了保险栓。他听到迈斯和耐特尔也松开了保险栓。“冷静点。”他小声说。

“放下枪！”

“你们先放下！”

“等一等。”

说话的那个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一个手电筒。出乎意料地，他没用它来照这几位士兵，而是照他的兄弟，照他握在一只手里的东西——一大块法国面包。他又照了一下另一只手里的东西——一个帆布袋。灯光又让他们看清了他自己拿着的两条法国棍子面包。

“我们还有橄榄油、奶酪、鹅肝酱、西红柿和火腿。当然还有酒。英国万岁。”

“呃，法国万岁。”

他们在迈斯的桌前坐下。法国兄弟俩亨利和让-马里·博纳礼貌地称赞迈斯的好手艺——桌子和床垫。他们都是五十多岁，又矮又壮。亨利还戴着眼镜。耐特尔说，一个农民戴眼镜，这样子实在太滑稽了。这句话特纳没给他翻译。除了酒之外，他们还拿来了平底玻璃酒杯。五个男人共同为英法军队的胜利和歼灭德军而举杯。兄弟俩就坐在那里看着当兵的吃。迈斯通过特纳告诉主人们，原先他不光没吃过，连听都没听说过鹅肝酱这种东西，可从今以后他再也不想吃别的东西了。法国人听了这话微微一笑，态度却多少有点不自然，看上去并不想为这欢愉而开怀痛饮。他们向士兵们诉说这一天来他们的遭遇：他们一路驾着平板农用车直奔阿拉斯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去寻找一个年轻的表妹和她的孩子们。她住的那个小镇刚打了一仗。他们不知道是谁在进攻，谁在守卫，也不知道谁占了上风。为了避开混乱的难民潮，他们取道镇后面。熊熊烈火在他们面前吞噬着农舍，六七个死去的英国兵倒在路中央。他们不得不钻出来把他们从路面拖开，避免驾车碾过去。其实不用车碾，有几具也已从中央一分为二了。肯定是猛烈的机关枪扫射才弄成这样子。说不定是空袭或伏击。回到车上，亨利在驾驶室呕吐不止，让-马里慌慌张张把车开进了水沟。于是只好步行到一个村子，从农民那儿借了两匹马，拖出了那辆雷诺车。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足足花了他们两小时才又能上路。还好战斗已转移了地点，他们没撞到大兵，只看到一辆辆烧掉的坦克和装甲车，有英法的也有德国的。

折腾一番后赶到目的地已是傍晚了。小村子满目疮痍，空无一人。他们表妹的房子全毁了，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弹孔。房顶倒居然还在。他们检查了每一间屋后终于能长吁一口气——里面什么人都没有。她肯定早带着孩子们加入到了路上那千万个难民中去了。他们很害怕在夜里开车回去，于是他们把车停进一个小树林，准备在车上过夜。整个晚上炮击阿拉斯的隆隆之声不绝于耳。经过这一番狂轰滥炸，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能幸免于难。归途他们走了另一条更远的路，他们不想再看到那些气数已尽的士兵。现在，亨利解释说，他和他兄弟都困死了。他们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些支离破碎的尸体。

让-马里重又斟满酒杯。在特纳的现场翻译下，他们已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干掉了所有的食品。特纳在盘算着要不要给他们细细讲述缠绕在他自己心头的那片阴影。可他既不想给这气氛再添一层恐怖，也不想把被美酒和友情阻在远处的景象再拖回眼前。他打消了这念头，换了个话题，给他们讲起了开始撤退时，他是怎样在一次德国斯图卡式轰炸机俯冲轰炸中和战友们走散的。因为不想让两个下士知道，他对自己负的伤只字未提。他只说了他们是怎么为了躲开大路上的空袭而徒步越野到敦刻尔克的。

让-马里开口道：“这么说，大家说的是真的了。你们当真要走？”

“我们还会回来的。”他虽这么说，可他并不相信自己的这句话。

下肚的酒精已完全控制了耐特尔下士。他开始天花乱坠起来。他盛赞那些“法国骚娘们”——她们是那么“货源充足”，那么容易上手，又是那么秀色可餐。这全是他的幻想。法国兄弟注视着特纳。

“呃。他说法国女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他们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举起了酒杯。

随后，大家又陷入沉寂。夜将尽，他们默默聆听那些已司空见惯的声响——隆隆的炮声，远方零散的枪响。遥远而回荡的爆炸声——该是撤退中的工兵在炸掉哪座桥吧。

“问问他们的妈是怎么回事。”迈斯下士提议，“我们得把事情搞清楚。”

“我们本有三兄弟。”亨利解释道。“我们的兄长，也是她的头生子，1915年死在凡尔登了。一枚炮弹一下击中了他。只剩了头盔让我们葬进坟里。至于我们两个，太幸运了。我们活了下来，连一点擦伤都没有。从那时起，她就对当兵的恨之入骨。今年她八十三岁了，有点神志不清。过去的事情纠结在她心里，狠狠地缠着她。她才不管什么法国兵，英国兵，比利时兵，还是德国兵。在她看来，你们全都一样。我们真怕德国人来了，她会抄起草叉向他们扑过去。他们会开枪的。”

兄弟俩带着倦意站起来。士兵们也站起身来。

让-马里说：“我们倒想在厨房里好好招待你们，不过那样的话就得把她锁在她的房间里了。”

“可是我们已经大快朵颐了。”特纳说。

耐特尔跟迈斯咬着耳朵，迈斯边听边点头。接着耐特尔从他的袋里掏出两条烟。没错，这是应该的。法国主人礼貌地拒绝了，可耐特尔绕过桌子，硬把这份礼物塞进他们手里。他求助于特纳，帮他表达他的意思。

“你们该看到那场景的。我们被派去摧毁一家商行。好家伙！光烟就有两万条。我们爱拿什么就拿了什么。”

啊哈。一整个部队浩浩荡荡逃往海岸，香烟一路伴行，来抵御饥饿。

法国人恭敬地道了谢，又对特纳的法语大加赞美，然后俯身把桌上的空瓶空杯装进了帆布袋里，毫不掩饰地表示期待重逢。

“天一亮我们就走。”特纳说，“该说再会了。”

他们的手紧紧相握。

亨利·博纳说：“想想我们二十五年前打过的仗，还有所有那些死去的人吧。现在德国人竟然又回来了。两天后他们就会出现在这儿，掠走我们拥有的一切。谁能想到会有这一天？”

特纳头一次感觉到这么撤走是奇耻大辱。他觉得羞愧难当，比上回更加底气不足。“我们会回来赶走他们的。我保证。”

兄弟俩微笑着冲他们点点头，作最后的告别。他们走出了烛火形成的暗淡光圈，穿过黑暗，走向谷仓敞开的大门，玻璃杯和瓶子在袋中互相撞击，叮当作响。

他久久地仰卧着，一个劲地抽着烟，凝望着屋顶那团深邃幽暗的黑色。两位下士鼾声此起彼伏，好像商量好似地配合默契。他筋疲力尽却并不想睡。伤口抽痛着，每一下都精确又让人憋闷。皮肤里有什么东西很尖利。他想用手把它挖出来。他极度疲倦，一不留神就又被不愿想起的回忆攫住了。他想起了睡在床上的法国小男孩，想起了人们把炸弹投向如画风景时的冷漠无情。他们甚至会把一整舱的炸弹砸向铁道旁一个沉睡中的小村庄，而懒得去想里面究竟有谁。杀戮成了冷冰冰的工业中的一环。他目睹了组织严密的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辛勤劳碌，他为他们铺设线路的速度、他们的纪律性、他们的操练和日常训练和团队合作精神而自豪。他们从来不必想自己行动的后果——一个男孩的骤然消失。“消失”。他从记忆仓库里选出这个词时，睡神又击倒了他，虽然只几秒钟的时间。他醒了，是躺在自己床上，在牢房里，呆呆地仰望着黑暗。他能感觉到自己又回去了。他可以闻到那儿的气息——水泥地板、桶里的尿、墙上鲜艳的油漆，还听到同一排牢房中其他囚犯的呼噜声。他过了三年半这样的日子。无法入睡，只想着另一个骤然消失的男孩，曾经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消逝的生命。等待黎明来临，等着去倒便桶和空虚的另一天。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那日复一日的愚蠢生活中熬过来的。愚蠢，还有幽闭的恐怖，像一只手扼着他的喉咙。在这儿比在那儿强多了。尽管这儿得藏身在谷仓里，不远处就是溃军，普通人对一个挂在树上的孩子的残肢无动于衷。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就要在眼前崩坍。那也还是这里好。那个地方，狭窄的床上，在暗淡的电灯下，等待着一片虚无。而这儿，却有郁郁葱葱的山谷，溪流，照耀着杨树的阳光，只要他还活着，谁也别想把它们夺走。而且，这里有希望。我会等你，你要回来。他有机会，有那么个机会回到她身边去。她写来的最后一封信他装在衣袋里，他还有她最新的通信地址。这就是他为什么必须生存下去，必须巧妙地离开大道，躲避猛禽般地在空中盘旋的俯冲轰炸机的原因。

过了一会儿，他钻出盖在身上的厚大衣，站了起来，套上靴子，摸索着走过谷仓，到外面去解手。过度劳累让他晕眩不已，但他还不想入睡。他没有理睬农家狗的吠声，他沿着一条小路前行，来到一块绿草如茵的高地，爬上去观望南面天空的道道闪光。这是暴风雨的前兆：德国兵就要来了。他摸了一下最上面一只衣袋，她寄来的诗就夹在袋里的信中间。深夜的噩梦/整个欧洲的犬吠声。她把其他的信装在大衣内侧的口袋里，扣子牢牢扣着。他站在一辆废弃拖车的轮子上，天空的其他部分历历在目。除了北边，哪儿都有耀眼的枪火。溃败之军如今正匆匆地堵挤在一条走廊上，这条走廊随着战事的推进必定愈加狭窄，过不了多久它定会被完全切断。谁落后谁就甭想逃脱。最好的结局也是再次入狱。战俘营。这回他可撑不下去了。法国一旦陷落，战事的结束就会遥遥无期。没办法收到她的信，也没办法回国。即使参加过步兵团，提前解脱也肯定没戏。那只手又扼住了他的喉头。他的未来将会是一千个或是几千个被囚困的夜晚，辗转反侧地回想从前，绝望地等待重生。可是有重生的那一天吗？也许该放聪明一点，现在走掉还不算晚。一直走，一直走，白天黑夜不停地走下去，一直到达英吉利海峡。悄悄溜走掉，让那两个下士听天由命去吧。转身下坡时他却又抛弃了这个主意。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他走不了多远，还会很容易摔断一条腿。而且，想想看，迈斯的床垫和耐特尔给法国兄弟的礼物，这两个家伙并不完全是废物。

循着他们的鼾声，他拽着双脚回到自己的床边。可睡神依然不肯光顾，即使光顾了，也总是猛地袭来。他被无法选择或指引的思绪折磨得头晕目眩。老问题追赶着他，不肯放过他。又来了，又来了。那是他和她惟一的一次见面。出狱六天后，应征到奥尔德肖特附近报到的一天前。他们已经分别了三年半。1939年，他们筹划在斯特兰德大街的乔·里昂纳茶室见面前，他们已经分别了三年半。他早早就到了，拣了个角落里能看到门的座位坐下。自由对他来说依旧如此新鲜。他仰在椅中享受每一天的拥抱——节奏和嘈杂的声响，外套、夹克和衬衫的色彩，伦敦西区的顾客们高声而睿智的交谈，女服务生的周到招待，还有杳无影踪的威胁。这一切如此美好，只有他能独自享受。

在他身陷囹圄时，惟一得到许可去探视他的异性是他的母亲。那帮人说，对他这么仁慈是怕他精神失常啊。塞西莉娅每个礼拜都给他写信。爱着她，想要为她保持神志清醒，他很自然地把一腔爱意倾注在她的词句上。回信时，他总试图把自己装扮成那个“旧我”，撒些谎来证明他的精神健全。由于对他的精神病医生兼信件检查官的恐惧，他们从不能牵扯到肉欲甚至从不能流露一点感情。他被关押的监狱据说是一座现代化的、开明的监狱，尽管不失它维多利亚式的冷酷无情。经过精确的临床诊断，他被认为有过分旺盛的性欲，几近病态，需要别人治疗和帮助，还不能受刺激。就因为羞怯地表达了爱情，一些信件——有他写的也有她写的——给没收了。他们只好在信里讨论文学，用不同的人物当密码。想当初，他们在剑桥的街上多少次擦肩而过却无缘一起谈论这一部部作品，以及作品中的那些幸福或不幸的情侣！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奥尔西诺公爵和奥莉维亚（当然少不了玛尔佛丽奥）、脱爱勒斯与克来西达、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耐特雷先生和爱玛[2]。有一回，绝望中的他提到了被缚在岩石上的普罗米修斯，他的肝每天被兀鹰啄食一次。有时候她又化身为耐心的格里塞尔德。每当说到“藏书室里的僻静角落”时，他们都明白那是暗指他们无法抑制的对性的渴求。他们也充满柔情，不厌其烦地规划两人生活的图景，连小细节也不漏掉。他向她描述狱中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隐瞒了充斥它每个角落的愚蠢。那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他自己会垮掉。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她是那么爱他，但她在信中从来没有这么写过。如果能够通过检查，她一定会说她爱他的。他心里明白。

她告诉他她已经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她再也不和她的父母、兄弟说一句话了。他紧紧追踪她前进的步伐，知道她已经取得了护士资格。每当他读到“今天我在藏书室找到了跟你说过的那本解剖学的书。我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装模作样地捧读着它”，他就知道她和他一样，也沉浸在那些记忆中，那些每昼每夜都在监狱薄薄的毛毯下让他憔悴不安的记忆。

她穿着护士装走进茶厅，把他从舒适的迷蒙中惊醒了过来。他站立得太快，撞翻了茶杯。因为妈妈留下来给他的外套太大，看起来一点不合身，他有点害羞。他们坐了下来，四目相视，微微一笑，然后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开。罗比和塞西莉娅已鸿雁传情许多年了。密码信件把他们拉得越来越近，可那意念中的亲密在他们面对面地聊天时，在他们开始刻板而机械地寒暄时，显得多么的别扭啊。只有两人天各一方时，他们才懂得他们在信中的关系比现实中的超前了多少步。这一相聚时刻他们已经想象了很久，期盼了很久，却和那理想化的图画不搭边际。他远离人群那么久，已丧失了审慎思考和取舍的自信。我爱你。是你拯救了我。他问她住在哪里。她告诉了他。

“那么，你和你的女房东相处得还好吗？”

他实在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怕冷场，怕尴尬，怕寂然无声就是她说再会的前奏。怕她会告诉他，她得回去上班了。他们之间的一切都仰仗数年前藏书室里的几分钟。那会不会太过脆弱？她很容易就能回去做她的什么护士长。她现在会不会对我感到很失望？他瘦了不少。不管从哪方面讲，他都大不如从前。监狱生活教会了他自暴自弃。相反，她还是和他记忆中一样惹人怜爱，特别是当她着护士装之时。他不知道，她也紧张得不得了，说来说去都是废话。她只有故作轻松，对房东的坏脾气轻描淡写了一番。又说了一会儿，她真的在瞧挂在左胸上的那块怀表了，告诉他她的午休时间快要结束。他们已谈了半小时。

他和她来到白厅，一起向公交车站走去。在珍贵的最后一刻，他给她写下了自己的地址，那是一长串令人索然寡味的缩写和数字。他对她讲，在基本训练结束前他没法请假，但结束后会有两星期的假。她定定地看着他，有些恼怒地摇着头。终于，他捉起她的双手，紧紧握着，没来得及说的话全交给这手势了，而她也用着力，当作给他的回应。公交车来了，她还不肯松手。他们此刻伫立在那儿，面面相对。他吻了吻她，先是轻轻地，但随着身体的贴近，他们的舌头纠在一起，他感到了灵魂游离在身体外的绝望、卑微的欣慰。他知道在回忆银行里他已经有了户头，以后几个月就要靠这笔钱度日了。此时此刻，在凌晨时分，在一个法国谷仓里，他正在支取这笔存款。他们越搂越紧，继续热吻。排队等车的人侧着身子绕过他们。有个神经病还在他耳边唧呱不休。她的泪流在他脸颊上，悲伤的她开启芳唇，紧压他的双唇。又一辆公交车来了。她从他怀中挣脱开来，紧捏了一下他的手腕，然后一言不发地跳上车，不再回头。他看着她找到了座位，车开动了他才想到该和她一起乘车，一路陪她去医院。他开始沿着白厅跑了起来，满怀希望能在下一站赶上她。可车离他越来越远，一会儿就驶向议会广场，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了。

受训的日子里他们保持着通信往来。刚摆脱了信件检查，也不用再绞尽脑汁编暗语，但他们依然谨慎小心。已厌倦了仅仅在纸上共同生活，也意识到了那种种难处，他们极力避免比手牵手与“车站之吻”更进一步的行为。他们都用“亲爱的”和“最宝贵的”来向对方诉说爱意，也知道将来注定要在一起，却克制住了更狂野的亲密行为。现在，他们只要保持信件联系，等待属于他们的那两个星期。通过一个在格顿时的朋友的穿针引线，她在威尔特郡找到了一间可供借住的乡村小屋。尽管他们在空暇时光很少想别的人和事，但在信里他们却不想让这段生活一片空白。他们彼此讲诉每天的琐事。她现在在产科工作。每天她都能迎接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奇迹，还有充满戏剧性和狂喜的时刻。当然悲剧也在上演。与这些悲剧相比，他们自己的烦恼就算不了什么了：死婴，难产而死的母亲，在走廊里号啕大哭的年轻丈夫，被家庭抛弃的惶惑的未成年妈妈，以令人不解的方式唤起羞耻与爱意的畸形婴孩。当她给他描述那幸福的结果——刚经历了一场战斗的精疲力竭的妈妈，那一刻，头一次抱自己的宝贝在怀，凝视着一张崭新的小脸，难以言说的快乐在眼中荡漾——这就是塞西莉娅对自己未来默默的呼唤，那她想与他分享的未来。这呼唤给她写作以单纯的力量，尽管实际上他对那受孕过程比对婴儿的出生感兴趣得多。

而他向她描述他们的阅兵场、靶场、日常训练、大扫除，还有营房。他没有资格去参加军官训练。他要真去了，迟早会在军官食堂里碰到了解他过去的人的。在军队中，他默默无闻。实际上，长期入狱的经历早决定了他在军中的地位。他发现自己已经很好地适应了部队的条条框框，包括相当恐怖的生活用具检查，毯子得叠得方方正正，标号要排成一条线。和他的队友不同，他还觉得吃的也根本不坏。一天天虽然劳累却充满变化。越野行军给了他一种不敢向别人表述的快乐心情。他胖了，也壮了。他所受的教育和年龄本会使得他在一堆粗人中不大好混，但他的过去弥补了这一切，因此没人找他的麻烦。相反，他们觉得他是能帮他们找到正确路线的鸟群中明智的老鸟儿，而且填表格时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像她一样，他也把记叙局限在日常生活的范围内，偶尔穿插些惊恐或滑稽的逸事趣闻，比方说新兵在阅兵礼上丢了靴子啦，不服管束的山羊冲进了营区，赶也赶不走啦，还有中士教官在射击场上差点挨了枪子儿啦。

但是还有一件身外之事，有一个他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不能不提起。去年慕尼黑事件后，他就像其他所有人一样，认定战争要来了。他们的训练精简了，强度却加大了。安置新兵的新营地也在紧张扩建中。他不为自己要上战场而担忧，只怕他和她的威尔特之梦受到威胁。她用自己的经历写和他一样的恐惧。她讲了医院为应付突发事件而做的准备——更多的床位，特殊课程，紧急状况训练。但对于他们两个来说，这不是全部，令人心动的梦想仍在心中，那么真实却遥远。人们都在说，肯定不会有第二次了。于是他们就继续抱定了希望。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更紧迫的事困扰着他。塞西莉娅从1935年11月罗比被判刑时就再不和她的父母、兄弟姐妹说话了。她不愿给他们写信，也不让他们知道她住在哪里。他妈妈已经卖掉了原先住的平房，搬进了另一个村子。她家里就通过格蕾丝给他们的女儿寄信。也是通过她，塞西莉娅向家人表明她现在很好，不要和他们有任何联系。利昂来过医院一次，可她根本不搭理他。他在门外守候了一下午。她一看到他就退回门里去，一直待在里面，直到他走掉。第二天早上他换了个地方等——护士们的宿舍外。她从他身边挤了过去，头都不转一下。他抓住她的肘，她扭开他的胳膊继续往前走，无论他怎么恳求，都毫无所动。

罗比比任何人都清楚她是多么爱她的哥哥，她和家里人是多么亲密，那房子和花园对她有多么重要。他是再也回不去了，可是一想到她是为了他而摧残她自己，他就寝食难安。训练了一个月后，他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她。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这话题，但这一回事情渐渐明了了。

她回复说：“他们伤害了你，他们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爸爸。他们毁了你的人生，也就毁了我的人生。他们居然宁愿去相信一个白痴一样的歇斯底里的小女孩的证词。其实，正是他们在鼓励她，不给她反悔的余地。我知道她还小，只有十三岁，可是我再也不想和她说一句话。至于其他人，我永远都不能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既然我已经和他们决裂，我也开始明白他们愚蠢的根源是势利。我妈无法原谅你的出身。我爸爸除了工作什么都不想管。利昂原来是个只会咧嘴傻笑，软弱无用，对谁都点头称是的傻子。当哈德曼决定去替丹尼受过时，我家里没人愿意让警察去问他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警察把你抓了去起诉。他们只要自己的事情不受打扰就行。我知道我听上去满腹怨气的。可是，我最亲爱的，我本不想这样。说实在，我对自己的新生活和新朋友真的感到很满意。如今我能感到呼吸的畅快。最重要的是，我可以为了你而生活了。现实一点考虑，你和他们之中我必须二者选一。怎么可能兼得呢？我早做了选择，从未犹疑过。我爱你。我完全信任你。你是我最宝贵的人。是我生存的理由。西。”

他把这最后几句牢记在心里，此时此刻在黑暗中默念着。我生存的理由，不单是活着而是生存。这才是关键。她也是他生存的缘由。为了她，他才要活下去。他侧身躺着，紧盯着他认为是谷仓出口的地方，等待着第一缕曙光。他急躁得无法入眠，只想快点到海岸去。

威尔特郡的小屋没有等到他们。还有三星期他的训练就结束时，战争宣告开始。如同蚌的条件反射，军事回应是必然而又迅速的。所有的假都取消了。过了一段时间，取消又改为延迟。他定了个日子，后来改期了，最终又取消了。又过了几天，随着全天二十四小时的通告，铁路乘车证发下来了。在回到新分队报到之前，他们有四天的自由。人们传言，部队就要出发了。她曾试着去重新规划她的假期，并已取得了一点成功。当她再想试时，就没那么幸运了。还没看到他的明信片——他说他要到她这儿来——她就已经踏上了去利物浦的旅程。她要到奥尔德海医院参加严重伤痛护理培训。到伦敦的第二天，他就出发追随着她，向北进发，可是火车慢吞吞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南行的军用列车一律优先啊。在伯明翰的新街站他错过了转车，而下一班车又取消了，他得等到第二天清早。站台上，在难以抉择的混乱思绪中，他踱来踱去，一直踱了半个小时。最后他还是决定折回去。报到晚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等她从利物浦返回时，他已经抵达了瑟堡。他生命中最阴冷的冬天就要来了。不用说，他们一起承担着痛苦。但她觉得有责任保持乐观，给他慰藉。“我不会逃掉的。”她在到利物浦后的第一封信里说。“我会等你。你要回来。”她是在引用自己的话。她知道他会把这记在心里。从那以后，寄给身在法国的罗比的每封信她都这么结尾，一直到他收到的最后一封。那会儿，撤到敦刻尔克的命令刚刚下达。

对驻扎在法国北部的英国远征军来说，这是个又长又难熬的冬天。北线无战事。他们成天忙着挖战壕，保障供应线，被派遣去参加夜间演习。对步兵来说，这一任务简直是一场闹剧，因为从来没人解释过这训练的目的何在，况且他们还缺少武器。一下岗位，每个人都俨然成了将军。甚至连级位最低的士兵都断言这场战争不会再在壕沟里打响。可他们所企盼的反坦克武器一直都没运来。实际上，他们已没有什么重型武器了。这段时间他们总在郁闷，总在跟其他小队赛足球，总是沿着乡间小路，背着所有装备，整天地行军，连着许多小时无事可做，只有边听军靴踏在沥青路面上的声音齐步走，边做白日梦。他会沉湎在对她的想念中，心中筹划着给她的下一封信，修炼词句，尽量从枯燥乏味中寻找喜剧。

这也许是行进在法国的乡间小路上他们与绿色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头一次，蓝色风铃花的烟霭在林中若隐若现，让他觉得有必要修补旧裂痕，创造新开端。他拿定主意，该再次说服她去和她父母建立联系。她无须原谅他们，或又回到那些老的纷争上去。她只要写一封短而明了的信，告诉他们她的住处，她的近况。谁能知晓以后的岁月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他知道，若是她没有趁她父母都还健在与他们言归于好，她的悔恨将永无尽头。假如他没有鼓励她那么做，他也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就这样，他在四月里给她写了信。直到五月中旬，他们开始沿自己的铁路线撤退时，她的回信才姗姗而来。不久后，全线撤退到英吉利海峡的命令就下达了。迄今为止，从未与敌军交过火。这封信现在就在他最上面的衣袋里。这是在邮政系统被摧毁前她寄给他的最后一封信。

“……我本不想现在跟你谈这个问题。我还没弄清楚该作何考虑，所以我想等我们见了面再说。可看了你的信，我想再不跟你说那实在欠妥。最大的惊奇就是布里奥妮已不在剑桥。去年秋天她没去报到，放弃了她的名额。我很吃惊，因为我曾听霍尔博士说，他们都觉得她会去的。另一个让人惊讶的是，她在我从前工作过的医院里接受护理方面的训练。你能想象布里奥妮端着个便盆吗？在他们口中，我的形象也差不多吧。问题是我们自己付出了代价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家啊。我真同情那些由她来注射的病人。她的信章法混乱，令人费解。她说想要与我会面。她好像渐渐醒悟她自己的所作所为，明白了那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她没去上学和这个有关。她说想要做个有用之人，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可我的看法是，她把护理病人当作一种自我惩罚。她想要来见我一面，和我聊聊。也许我误解了她的意思。这就是我一直等待并要和你一起面对这件事的原因。不过我的确认为她想认错了。我想她愿意正式通过法律渠道修改证词。鉴于你的上诉已被驳回，她这么做可能根本没什么用。我们得多懂点法律才行。也许我该去见见律师。我可不想我们燃起的希望又落空。也许她真的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也许她根本就没想把事情搞明白。别忘了她是个怎样的幻想狂呵。

“在收到你的回信前，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本不打算告诉你这件事，但当你又一次写信来说，我应该和父母联系（我打心眼儿里赞赏你那宽厚的心肠），我想必须让你知道，因为情势可能会起变化。如果布里奥妮无法合法地在法官面前推翻她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她也至少能告诉我们的爸妈。这样他们就能决定他们想干什么了。如果他们能拿出勇气，写封措辞得当的信向你道歉，也许我们就能开始新的人生了。

“我一直在想念她。她毅然去做护士，切断了自己和过去的纽带。她比我迈出了更大的一步。至少我在剑桥待过三年，而且我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背弃我的家庭。她一定也有她的原因。我不能否认我有强烈的好奇心，想搞清楚为什么。但是，我亲爱的，我要等你告诉我你的想法。是的，是这样。另外，她还说她有篇文章被《地平线》的西里尔·康诺利拒绝了。这么说，至少还有人能看穿她那拙劣的幻想。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对早产的双胞胎吗？小一点的那个死掉了。是在我当班的一天晚上。孩子的妈妈悲痛欲绝。我们曾听说孩子的爸爸在给一个砌砖工人当下手，所以我想我们会见到一个冒冒失失的小个子男人，嘴唇上叼着一根香烟。他那阵儿随着工头被临时抽调到东英吉利去修海岸防御工事，所以到得这么晚。结果呢？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才十九岁，六英尺多高，金发搭在前额上。他像拜伦一样，有一只脚瘸了，所以没有应征入伍。詹尼说他长得就像一位希腊之神。他温柔又文雅，很耐心地安慰他年轻的妻子。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还目睹了最悲伤的一幕。他刚在那儿设法使他的妻子平静下来，探视时间就结束了。护士长走了过来，把他和其他人一起赶走了。剩下我们收拾残局。可怜的女孩。不过那已经是四点钟了，规则无情啊。

“我得赶快去把这封信送到贝尔罕姆的信件分拣处，希望在周末前它能穿过海峡。不过我并不想让这封信在悲伤的调子里结束。实际上，我被我妹妹的转变和那对我们可能存在的意义所振奋。我很喜欢你那个‘中士的厕所’的故事。当我把那一段读给姑娘们听时，她们全都笑得像疯子一样。我很高兴得知联络官发现了你法语的特长，给了你一份能充分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们怎么会埋没了你那么久呢？是你自己退缩不前，不肯展示你的才能吗？你对法国面包的评说太到位了——过十分钟就又饿得呱呱叫了。全是空气，没有一点能让肚子满意的东西。贝尔罕姆原来并不像我以前认为的那么差，不过详细情形我要下回告诉你了。我在信里附了一首从去年的旧《伦敦信使报》上剪下的奥登悼叶慈之死的诗。这个周末，我要南下去看望格蕾丝。我会在箱子里替你找你要的霍斯曼诗集的。得赶快走了。每时每刻你都在我心里。我爱你。我会等你。你要回来。西。”

一只长统靴轻轻推了推特纳的后腰，他醒了过来。

“起来吧，长官。太阳都出来了。”

他坐了起来，看了看表。谷仓口是一个蓝黑色的长方形。他估计睡了不到三刻钟。迈斯麻利地把袋子里的草倒掉，把桌子拆了。他们默默地坐在大捆的干草上，点燃了当天的第一根烟。他们走到外面，看见一个土罐，上面盖了一个很重的木头盖子。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块用细布包着的面包和楔形的黄油。特纳当机立断，用一把长猎刀顺着黄油把这食物分开。

“万一我们走散了，”他咕哝道。

他们离开时，一缕阳光已经照在农房上，狗也变得疯狂起来。他们翻过一扇门，开始穿越北面的一块田地。一小时后他们在一个小树林里停下来喝水、抽烟。特纳打开地图。这时，第一批轰炸机——一支由大约五十架海因克尔式飞机组成的编队——已经在头顶轰鸣，也在朝海岸进发。太阳出来了，天空万里无云。对德国空军来说，这是绝好的一天。他们又静静地走了一个小时。前面没有路时，特纳就依靠指南针穿过牛群和羊群，越过萝卜和初生的小麦。离开马路，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安全，一个养牛的牧场有十个炮弹坑，一百码方圆里随处可见被炸飞的血肉、骨头和烧焦的皮肤。但大家都陷入沉思，默默无语。特纳困惑地看着地图，猜想他们正位于离敦刻尔克二十五英里的地方。越往前走，就越难避开大道。似乎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到一起了，他们要跨过河流和运河。想从村庄中抄近路走到桥边，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十点钟刚过，他们再次停下来休息。他们翻越了一道篱笆，来到一条小路上，但是特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条路。不管怎样，方向是对的，路朝着平坦的、光秃秃的土地。继续走了半个小时后，他们听到几里外传来抵御空袭的射击声，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一个教堂的尖顶。特纳停下脚步，再次翻开地图。

耐特尔下士说：“地图里又没有骚娘。”

“嘘，他有点拿不准了。”

特纳靠在一根篱笆桩上。右脚一踩下，他的腰部就会一阵疼痛。有个尖尖的东西好像要从里面伸出来，把衬衣撑破。他忍不住用食指去摸，摸到的只是一碰就疼的裂开的皮肉。经过昨晚的事，他不应该再忍受两个下士的嘲笑了。疲惫和疼痛让他感到烦躁不安，但他什么都没说，尽量把精神集中到地图上。他在地图上找到了村庄，但是看不见小路，虽然它肯定是通往那里的，这和他想象的一样。他们应该走这条路，一直走到位于贝尔格-菲尔纳运河上的防御线。没有别的路可走。两位下士还在继续取笑他。他折好地图，继续往前走。

“下一步怎么办，长官？”

他没有回答。

“哦，哦。你得罪那骚娘了。”

在高射炮火以外，他们听到遥远的西面传来他们自己一方大炮开火的隆隆之声。抵达村庄时，他们听到卡车缓缓驶动的声音，接着就看见它们排成一长队，缓慢地向北面驶去。当然谁都希望搭个便车，但经验告诉他，车队很容易成为空袭的目标。用脚行走时，你才能听见、才能看见正在靠近的东西。

他们按一个向右的箭头离开村庄，走上小路，并坐在一个石头制的水槽边休息了十分钟。三吨车、十吨车、半履带式车和救护车正以不到一英里的时速从狭小的转弯处碾过，离开村庄向一条长长的笔直的路驶去，那条路的左边种着梧桐树。路一直通向北方，前面的地平线上有一片乌云，是油在燃烧，这意味着敦刻尔克到了。现在不需要指南针了。路上到处是废弃的军事用车，但坚壁清野，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远去的卡车的后车厢里，神志清醒的伤兵睁着空洞的眼睛，向外张望。路上还有装甲车、后勤用车、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和摩托车。混在中间的是民用小车、公共汽车、农用货车以及二轮运货车，由男男女女推着或由马拉着，里面塞滿的家用工具和行李堆得高高的。空中飘着柴油燃烧产生的烟雾，非常难闻。车队行驶的速度还不如成百上千个正在行走的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背着枪，带着笨重的厚长大衣——在气温升高的早上这成了一种负担。

和士兵们同行的是随军家属，她们拖着箱子和包裹，抱着婴儿，牵着孩子。穿过机器的轰鸣声，特纳听到惟一的人声是婴儿的哭声。路上还有一些老人独自走着。一个拄着拐杖拖着脚走的老人，穿着上等细布做的新西服，戴着蝴蝶状的领结，穿着毛拖鞋。他走得很慢，又喘着粗气，连车队都超过他了。他这副样子，哪里都到不了啊。路对面拐角处有家鞋店，特纳看见里面有位带着孩子的妇女在和店员说话，而店员的每只手里拿着一只不同的鞋。三人都对身后的行军视而不见。这时，从相反方向开来一排装甲车，徐徐靠近拐角，即使经过战争的洗礼，表面油漆也没有碰掉，它们向南进军，迎战德国先遣部队。即便想尽快战胜德国装甲师，也只能多等一两个小时让撤退的士兵先行通过。

特纳站了起来，拿出水壶，喝了一口水，一闪身跟在两个苏格兰高地轻步兵后面，就这样融入了队列中。两位下士跟随着他。特纳觉得没必要再对他们负责了，因为他们已经加入到了撤退大军中。他睡眠不足，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下士们的敌意，而且今天他们的冷嘲热讽刺痛了他，仿佛背叛了昨晚建立起的同志情谊。事实上，他敌视身边的每个人。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

为了甩掉下士，特纳加快了脚步，超过苏格兰士兵和一群修女。修女带着二十多个身穿蓝色束腰外衣的小孩，他们也许是某个寄宿学校的残兵散勇，看上去就像他读剑桥前的那个夏天在附近的里尔所教的学生。如今，在他眼里，那仿佛是一段别人的生活，一个逝去的文明世界。他的人生先毁了，接着每个人的都毁了。特纳恼怒地大踏步往前走，虽然他知道这样坚持不了多久。以前，在他随小分队行军的第一天，他就知道该寻求什么。在他的正右方是一条壕沟，可它太浅了、太容易暴露。他看见路对面有一排树，就溜了过去，来到一辆雷诺轿车前。这时，车的司机斜靠在喇叭上，发出刺耳的电喇叭声，特纳惊跳了起来。他顿时火冒三丈，够了！他转身一跳，冲向车门，猛地将它拉开。里面是个衣着整齐的小个子，穿一件灰色衣服，戴一顶浅顶软呢帽，身边堆着皮箱，后座挤着一家子人。特纳一把抓住他的领带，正要用右手掌扇那张愚蠢的脸时，另一只强有力的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他不是敌人，长官。”

迈斯下士紧抓着特纳的手，把他拽了出来。跟在后面的耐特尔，用脚猛地把雷诺车门踢上，他用力过猛，致使侧面车镜掉了下来。看到这一切，穿蓝色束腰外衣的小孩欢呼着鼓起掌来。

三人穿过路，在树下继续行走。这时太阳已高高升起，感觉很暖和，而树阴还没有遮住路面。几辆横卧在壕沟上的车辆已在空袭时被击中。他们经过丢弃的卡车时，看见周围到处是过往部队在寻找食物、饮料或汽油时散落在地的各种供给。特纳和两位下士踏着沉重的步履穿过飘散的打字机色带轴、复式分录账本、锡制桌子和转椅、厨房用具、引擎部件、马鞍、马镫、挽具、缝纫机、足球纪念杯、折叠式椅子、投影机、汽油发电机——投影机和汽油发电机已被人用扔在一旁的铁橇毁坏了。他们还经过一辆救护车，它半陷在壕沟里，一只轮子已不翼而飞，车门上有块黄铜做的牌子，上面写着：“此救护车为旅居巴西的英国人所赠。”

特纳意识到可以一边走路一边睡觉。当汽车马达的轰鸣声戛然而止时，他颈部的肌肉就会放松，头渐渐下垂。脚步一偏，他就会被惊醒过来。耐特尔和迈斯想去搭便车，可是前一天特纳已向他们描述了他在第一纵队所见的一幕——二十个坐在三吨车后的人被一颗炸弹炸死了。当时他蜷缩在战壕中，头钻在涵洞里，腰部中了一块弹片。

“你们先走吧，”他说，“我还是在这里吧。”

此事就这样搁下了。特纳不去，他们也不会走——他是他们的幸运之星。

他们继续往前，跟在更多的苏格兰高地轻步兵的后面。有一位步兵在吹苏格兰风笛，引得下士们用鼻音跟着模仿，听起来很滑稽。特纳作势要走到路对面去。

“如果你要去打架，我们可不帮你。”

这时有两个苏格兰人转了过来，相互抱怨。

“美好的夜晚，美丽的月光，”耐特尔用伦敦腔大声地说着。

突然头顶上传来手枪的声音。如果他们没有听见，事情将会变得棘手。当他们处于同一平面时，风笛声戛然而止。在一块开阔的空地上，法国骑兵全副武装，下马排成了一长队。最前面站着一个军官，他依次向马的头部开了一枪。每一位骑兵都笔直地站在自己的坐骑边，礼节性地把帽子握在胸前。所有的马都耐心地等着最后时刻的来临。

这种令人联想到失败的仪式让大家心情更为沉重，下士们也没有心情和苏格兰人纠缠搞笑了，而他们正好不必受到干扰。几分钟后，他们经过一个壕沟，里面有五具尸体，三个女人，两个孩子，他们的箱子丢在一边。其中一个女人穿着毛拖鞋，和那位穿上等细麻西装的人一样。特纳移开目光，不想让自己受到影响。如果他想活下去，必须密切注意天空。他很累了，经常会走神。而且此时天气很热，有些人把他们的厚大衣扔在地上。这是阳光灿烂的一天。在和平时期，的确可以称之为阳光灿烂。他们现在走在一条长长的缓坡上，他拖着疲累的双腿，腰部感觉更疼，每走一步都得痛下决心。他左脚后跟的一个水疱肿了，他就只好侧着靴边走。他一边走一边从包中取出面包和黄油，但由于口干，无法咀嚼，于是只好又点燃一支烟，以驱除饥饿感，并尽力给自己设定一个最简单可行的任务：穿越大地，直至大海。一旦社会因素消除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他是世上惟一的人，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正在穿越大地，直至来到大海。他知道，现实社会非常功利。其他人在跟随着他，而他要装得若无其事，保持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步伐。他在/穿越/大地/直至/来到/这大海。六韵步组成的诗句，他此刻正用五个抑扬格和一个抑抑扬格的节拍行走着。

又走了二十分钟，路变平坦了。他转身望去，只见护送队一直排到山下一里远的地方，而往前则看不到尽头。他们三人穿过一条铁路。从地图上看，离运河还有十六英里。一路走来，多多少少能看见被损坏的设备。半打二十五磅重的枪炮堆在壕沟的另一边，好像是被一个重型推土机推在一起的。前面地势低洼处，也就是来回两条路的交叉口，正在发生一些骚乱。步行的士兵中发出一阵笑声，路边的人群也变得有些嘈杂。他走上前，看见一个英国陆军旧步兵第三团的四十多岁少校，一副老式学校毕业的模样，正指着两块地外一英里远的一丛树林，面红耳赤地嚷嚷着。他想把士兵从列队中拉出来，或者说他试图这么做。大多数人都不理他，而是继续往前走；也有些人笑话他，可是有几位却迫于他的职衔而停了下来，虽说他没有任何个人威望。他们拿着枪围在他身边，脸上一片茫然。

“你。是的。你过来。”

少校把手放在特纳的肩上。特纳在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停了脚步，向他敬了个礼。两个下士跟在他后面。

少校长着一撮小胡子，从紧闭的小嘴唇中蹦出一句简短的话：“我们把一个德国佬包围在那片树林中了。他肯定是一名先遣队员。可是他身上还有两支冲锋枪。我们得冲过去把他赶出来。”

特纳感到一阵寒意，腿也软了。他向少校摊了摊空空的手。

“凭什么，长官？”

“凭机智和配合协作。”

怎么才能抵制这个蠢货呢？特纳太累了，无法想这一问题，但他知道自己是不会去的。

“现在，我有两个排的剩余兵力正向东赶来……”

“剩余兵力”这个词泄露了天机。一听到这里，迈斯忍不住要卖弄一下他取笑人的本事。他打断了少校的话。

“对不起，长官。我想说一句。”

“不行，下士。”

“谢谢，长官。总部下达命令。现情况危急，四面受敌，为防全军覆没，应立即撤离，快速、迅疾、矫捷地向敦刻尔克进发，不得延误，不得迂回，不得违抗。报告完毕，长官。”

少校转过身，把食指戳向迈斯的胸口。

“你给我看这儿。这是我们惟一的、最后的机会……”

耐特尔下士轻柔地说：“长官，这是戈特爵士起草、并亲自发出的命令。”

在特纳看来，如此这般地跟一位长官说话是非同寻常的，当然也是冒极大风险的。少校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取笑了。他似乎以为刚才是特纳在说话，因为接下来这番话是对着特纳说的。

“撤退简直就是一场血腥屠杀。看在上帝的分上，伙计。这是你展示果断和决心的最后一个绝佳机会。而且……”

他还说了很多很多，然而，在特纳看来，一种令人压抑的寂静似乎已降临在这耀眼的晌午。这一次他没有入眠。他越过少校的肩膀，眺望着队伍最前端。远处，在离道路大约三十英尺的空中，一块中间凸突、看似厚木板的东西横悬在烈日下。他听不进上校的话，也没什么自己确切的想法。这一水平的幻象悬浮在半空中，丝毫没有变大；虽然他渐渐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是他宛似在梦中，既无法回应，也不能移动四肢。特纳惟一能做的就是张开嘴巴，却又发不出声；即使发得出声，他也不知该说什么。

接着，当轰炸声又铺天盖地响起时，他一下子喊了出来：“快跑！”他向最近的掩体冲去。这是最模糊、最不军事化的命令，但他感到两个下士就跟在身后不远处。他恍惚在梦中，这种状态令他跑不快。不是由于肋骨处的隐痛，而是什么东西在刮他的骨头。他任凭厚大衣滑落下来。前方五十码处，一辆三吨重的货车侧翻在地上。那个黑黑的布满油污的汽车底盘，那个鳞茎状的差速器是他惟一的避难所。他必须尽快到那里，时间紧迫。一架战斗机正猛烈地向队列开火，喷溅的火光正以每小时二百里的速度向道路前面漫延，炮火打在金属和玻璃上，如同下落冰雹。驻守在几乎无法动弹的车辆里的士兵没有反应，司机们只是通过挡风玻璃注视着，他们正位于特纳几秒钟前所在的地方。坐在货车后面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陆军中士端着枪，站在路中间。一位女人尖叫着，随之大火扑向了他们。正在这时，特纳纵身一跃，躲到了那辆整个翻转的货车之下。炮火鼓点般密集地落在车上，连钢架结构都被震动了。伴随着战斗机的轰鸣声和忽隐忽现的影子，炮火继续向前扫射，给队列造成了猛烈的打击。特纳藏身于前轮底盘的黑暗中，油箱中的油散发出格外清馨的气味。在等待另一架飞机轰炸的过程中，特纳像胎儿般地蜷缩着，抱着头，眼睛紧紧地闭着，渴望生还。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有昆虫们发出晚春的低吟，鸟儿们在适时的停顿后又开始歌唱。伤员仿佛从鸟儿那里得到暗示，开始呻吟和叫喊，受惊吓的儿童也哭了起来。和往常一样，有人开始诅咒皇家空军。当耐特尔和迈斯出现时，特纳站了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他们一起转身向少校走去。此时上校坐在地上包扎右手，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

“子弹从这儿径直穿过，”当特纳等人走近时，他说。“真是非常幸运。”

特纳他们扶他站了起来，搀着他走进一辆救护车，一位皇家陆军军医队上校和两个护理员已经开始救治伤员，但他摇了摇头，独自站在那儿。突如其来的惊吓让他变得很健谈，声音也柔和了些。

“他的机枪一定是ME109型。那大炮差点夺去我的手。你知道吗，就差两厘米。他肯定和部队走失了，归队途中看到了我们，禁不住就朝我们开火了。不能怪他，真的。不过这意味着更猛烈的炮火马上就要来临。”

他先前召集的六七个士兵已从沟中把枪捡起来，走了出来，准备各自离去。一看到他们，少校清醒了过来。

“行了，伙计们。排成一列。”

他们似乎无法抗拒他，就排成了一队。少校哆嗦了一下，对特纳说：

“你们三个，跑步出发。”

“其实，老兄，说句实话，我想我们还是不去吧。”

“哦，我明白了，”他眯眼看了看特纳的肩膀，仿佛看到了高级军衔的徽章。他用左手敬了个善意的军礼。“既然如此，长官，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出发了。祝我们好运吧！”

“祝你们好运，少校。”

他们看着少校命令他那支不情愿的小分队向树林进发，而那边正布着机枪等着他们。

纵队整整半个小时没有移动。特纳听从皇家陆军军医队上校的安排，帮担架队运送伤员。后来他在货车上为伤员们找到了位置，但两个下士却不见了。他在一辆救护车后面搬运物品。看着忙忙碌碌的上校正在缝合一个头部伤口，特纳感到旧时的抱负在暗潮涌动，但脑部供血不足使他记不清课本中的内容。他们所在的路上共有五个伤员，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并没有人死亡，虽然那位端着步枪的军士被击中了脸部，生还可能性很小。三辆前端中了弹的汽车被推离了路面，里面的汽油用管子吸了出来，而且，为了保险起见，用子弹打穿了轮胎。

所有这些完成后，纵队前面还是没有动静。特纳捡起厚大衣，继续往前走。他口渴极了，无法再空等下去。一位膝盖中弹的比利时老妪已喝完了他的最后一滴水。嘴里的舌头有点肿大，现在他只想找点喝的。不过还得密切注意天空。他经过一个个情景相似的地方：车辆软瘫在路上，伤员被一一抬进了货车。他走了十分钟，突然在一堆泥土旁的草地上看到迈斯的脑袋。那儿离他大约有二十五码远。一片白杨树投下深绿色的树阴。特纳朝它走去，虽然他觉得在这种情形下最好继续前行。一走近，他发现迈斯和耐特尔站在一个齐肩深的洞中：他们在挖一个坟墓，已快挖好了。一个大约十五岁的男孩俯面躺在土堆那边，一道深红的斑迹从白衬衣背领一直延到腰上。

迈斯靠在铁锹上，惟妙惟肖地模仿道：“‘我想我们还是不去吧。’太好了，长官。下次我一定记住。”

“‘迂回’这个词用得太棒了。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他吞掉了他妈的一本字典。”耐特尔下士自豪地说。

“我以前喜欢玩纵横填字游戏。”

“那么‘四面受敌，全军覆没’呢？”

“那是去年圣诞节军士聚会上的音乐派对上听来的。”

他和耐特尔仍然在墓穴中，为特纳唱起了跑调的赞歌。

四面受敌，全军覆没，

放眼展望，吉少凶多。

他们身后的纵队开始移动了。

“把他埋了吧，”迈斯下士说。

三人把男孩抬起，背朝下轻轻放下。他的衬衣口袋上别着一排自来水笔。下士们没有为他举行葬礼。他们开始往坑里铲泥土，不一会儿，男孩就消失了。

耐特尔说：“多么英俊的孩子。”

两位下士用细绳把两根帐篷柱绑成一个十字架，耐特尔用铁锹的背面使劲把它敲入土中。这一切完毕后，他们又回到了路上。

迈斯说：“他本来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的。他们不希望他留在壕沟中。我以为他们会来为他送行，可是他们处境艰难。我们最好告诉他们他在哪里。”

然而上哪里去找男孩的祖父母呢？他们继续往前赶路。特纳取出地图，说：“密切注意天空。”少校说得对——梅塞施米特式战斗机匆匆过后，还会返回的。其实此时它们应该折回来了。贝尔格-菲尔纳运河用深蓝色鲜明地标在地图上。特纳急不可待地想早点到达运河，那是因为他口渴难耐啊。他真想把脸埋在蓝色的水中，饱饱地喝上一顿。这不禁令他想起童年发烧时的情景：那狂野而令人生畏的发热，为寻求凉爽而在枕头上的辗转，搭在额头上的母亲的手。亲爱的格蕾丝。特纳触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皮肤干薄如纸，他感到伤口周围的炎症正在加重，皮肤变得紧绷、不适。什么东西正从衬衣里渗透出来，但不是血。他想悄悄地自我检查一下，但在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护送队正以一如既往、不屈不挠的脚步向前行进。路一直通向海岸——现在不会有捷径了。他们渐渐靠近时，发现北面的天空乌云密布。必定是敦刻尔克炼油厂在熊熊燃烧。除了继续前行，别无选择。于是，特纳又开始低头默默跋涉了。

现在，路的两边再也没有悬铃木来抵挡空袭。少了这层遮挡，这条长长的扁S形路在起伏的地势上变得一览无遗，容易遭受打击。他在无谓的交谈和邂逅中浪费了宝贵的体力。疲劳使他表面上看起来欢欣鼓舞，勇往直前。此刻，他放慢了步伐，以便与他的靴子合拍——他要穿越大地，直至大海。一切障碍都必须被鞭策他前行的力量所战胜，哪怕这一优势微不足道。在天平的一头是伤口、干渴、水疱、疲劳、酷热、下肢的疼痛、斯图卡式轰炸机、远途、英吉利海峡；在天平的另一头是“我会等你”以及她说这句话时的美好记忆——如今他已将它视为圣地。还有害怕被生生逮住。他最销魂荡魄的记忆——藏书室里属于他们的寥寥数分钟，白厅中的热吻——由于经常被拿出来回味，而逐渐变得不像当初那么浓郁。他背诵着她信中的某些片断，他回忆起喷泉边的花瓶之争，他记得双胞胎失踪那天用晚餐时她那温暖的手臂。这些记忆支撑着他，虽然不是很容易。几乎每一次回忆，都让他明白了自己置身何地。它们处在时光分水岭遥远的另一边，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泾渭分明。在入狱前，在战争前，在面对尸体无动于衷前。

在看了她最后一封信后，他所有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特纳触摸了一下胸前的口袋，就像是行一个屈膝礼。信仍在那里。在天平上，这是一些新的东西。他可以昭雪洗冤，拥有纯净的爱情了。仅仅体味这一可能性就让他想起，多少往事已成烟云。如今他对人生的品位，从前一切的抱负和快乐，都丝毫没有减弱。未来将是一次再生，一次凯旋。他可以恢复从前的他。想当初，在黄昏时分，他穿着盛装，穿过萨里公园，踌躇满志地憧憬着未来；他走进那座房子，满怀激情地和塞西莉娅做爱——不，让他把这个词从下士们的口中解救出来吧。当别人在露台上品尝鸡尾酒时，他们却在性交。故事——那天傍晚漫步时，他一直在筹划遐想的故事——可以延续。他和塞西莉娅不会再分离了。他们的爱情会有发展的空间，会有成长的家园。他不会手拿帽子，四处向那些躲避他的朋友募集道歉；他也不会自负纵骄，不可一世，拒他们于门外。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他只是想要找回自己。犯罪记录被注销后，他可以在战争一结束就申请攻读医学院，甚至现在就去卫生队任职。如果塞西莉娅和家人言和，他也不会恼怒，他会和他们保持距离的。他绝对不可能与艾米莉或杰克交往过密。想当初，她凶狠地将他送上了法庭，简直不可理喻；而杰克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却扭身走了，躲进了内政部。

这些都无关紧要了。此时此刻什么都显得很简单。在路上，在沟里，在人行道上，他们看见日渐增多的尸体，有几十人，都是士兵和平民。阵阵恶臭扑面而来，悄悄地钻进了他衣服的褶裥。护送部队进入一座被轰炸过的村庄，抑或是小城镇的郊区——这里一片废墟，难以辨认。但有谁会在意呢？谁会深究这其中的区别，把村庄的名字和这个日子载入史册呢？谁又会持有说服力的论据去兴师问罪呢？没有人会知道这里原先的模样。没有了细节，也就无法构成全貌。废弃的商店、设备和车辆满街都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由于横尸遍野，他们只得走在路的中间。护送队已不再往前，所以影响还不算大。士兵们从车辆中爬了出来，在砖瓦中跌跌撞撞地前行，伤员们则留在货车中等待。空间越来越窄小，人群越来越拥挤，人们越来越烦躁。特纳低着头，跟着前面的人，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

他会被昭雪洗冤的。从这儿的情势看，你不必费事地抬起脚，以免踩到某个死去妇女的手臂。他觉得自己不需要道歉或称赞。如果昭雪洗冤了，那是多么的纯粹啊。他就像一个坠入情网的人，以单纯的渴望憧憬爱情。他向往这个境界，就像别的士兵向往家中的壁炉、分配的食物或原先的工作。如果在这里清白是重要的，回到英格兰没有理由不是这样。让他的名声得到洗刷吧，然后，让每一个人都改变他们的看法吧。他已经付出时间的代价，现在他们必须有所表示了。他的目标简单明了：找到塞西莉娅，爱她，娶她，毫无屈辱地生活。

然而，在这一切中，有一点他始终想不明白。有一个模糊的身影，即使敦刻尔克十二英里以外的废墟也难以将其勾勒出轮廓。那就是布里奥妮。塞西莉娅说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理性的人，但此时他似乎不具备这一品性。如果塞西莉娅要和家人团聚，如果姐妹聚首，他就躲不开她。但他能接受她吗？他能与她同处一室吗？她说要赦免什么的，可他用不着赦免，因为他并没有做错任何事。要赦免也是赦免她自己。她的良心再也无法承受自己犯下的罪孽啊。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吗？是的，没错，1935年她只是一个孩子。他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他和塞西莉娅一遍又一遍地对对方说。是的，她只是一个孩子而已。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用谎言把一个男人送进监狱。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这样目标明确、心怀恶意、持之以恒、从不动摇、从不疑虑。没错，她是个孩子，但这并没能阻止他在监狱中想入非非。他幻想着要羞辱她，他想出了十几种报复她的方式。有一次，在法国，在那个冬天最寒冷的一周，在白兰地的刺激下，他甚至想象她倒在他的刺刀尖下。布里奥妮和丹尼·哈德曼。憎恨布里奥妮是不理智的，也是不公平的，但至少能让他排遣心中的郁闷。

如何才能理解这个孩子的思维呢？只有一种解释：那是1932年6月的一天，在一阵淫雨和狂风过后，它突然降临，因而变得格外美丽。那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早晨，异乎寻常的暖和、温煦的阳光以及新生的树叶，都预示着真正的夏天即将到来。他和布里奥妮越过特赖顿泉池，跨过矮矮的篱笆和杜鹃花，穿过那扇只容一人通过的小门，来到那条窄窄的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她显得很兴奋，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那时她大约十岁，刚刚开始写小故事。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得到一本装订好的有插图的故事，故事描述了爱情的萌发、困难的克服、重逢和婚礼。他们向河边走去，因为他答应要教她游泳。当他们把屋子抛在身后，她也许就开始讲述起她刚写完的一个故事或正在读的一本书，或许她还牵着他的手呢。她是个十分文静、认真的小姑娘，看上去一本正经的，显然与她的年龄不相符。这样的倾诉是异乎寻常的，不过他很愿意听。对他来说，那也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光。当年他十九岁，考试已基本结束了，而且他感觉考得不错。他很快就要结束中学生涯。在剑桥大学的入学面试中，他表现良好，两周后他将去法国一所教会学校教英文。那天，天气灿烂而温暖；高大的山毛榉和橡树几乎纹丝不动；光线穿过新生的嫩叶，像珍珠般地洒在去年枯黄的叶子上，看上去就像一泓泓池塘。这一壮丽的景象，在年少而自视甚高的他看来，仿佛预示着他似锦的前程。

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他心满意足、似听非听地听着。他们来到林间小道，它一直通向长满青草的宽阔的河岸。他们朝上游走了半英里，又重新进入树林。这里，在河的转弯处，在悬垂的树枝下，就是布里奥妮祖父时代开掘的一口龙潭。一道石头砌成的低坝减慢了流速，使这里成为一个理想的跳水和潜水之处，但不适合初学者。你可以从低坝上走过，或从岸边跳入九英尺深的水中。他跃入水中，踩着水，等候着她。他们从前年的晚夏就开始游泳课程了，那时河水较浅，水流徐缓。现在，即使在池潭中也会有一些滞缓的旋涡。她只顿了一瞬间，就尖叫着从河边扑向他的臂弯。她在水中练习踩水，直至水流把她带到坝边，然后他引着她穿过潭渊，重新回到岸边，让她从头再来。由于荒废了一个冬天，因此在她蛙泳时，他必须用手托着她，加上他自己还要踩水，游起来就有些困难。一旦他放开手，她只能游三四下就会沉下去。她发现逆水向上游时，能在水中保持不动，她为这一发现而兴奋不已。但她在水中根本停不住，每次都被冲回低坝。她会在那里紧紧抓住一个生锈的铁环，等着他，她白皙的脸庞在长满苔藓的灰黄壁边和略呈绿色的水泥旁显得生动有致。她把这种方式美其名曰“游泳登高”。她还想继续玩，但水实在太冷了，而且这样折腾了十五分钟，他已经累坏了。于是他不顾她的抗议，把她拉到岸边，将她托出水面。

他从篮子里拿出衣服，走到不远处的树林里去换。回来后发现她依然站在岸边，就在他刚刚离开的地方，肩披着毛巾，凝望着水面。

她问：“如果我落水了，你会救我吗？”

“那当然。”

他边说边俯身弯向篮子。他听见——但没有看见——她跳进了水中。毛巾落在岸上。池潭中没有她的踪影，只有一圈圈荡漾的涟漪。突然她钻了出来，吸了口气又沉了下去。情况紧急！他想冲向低坝，从那儿把她捞上来，但水面呈现混浊的绿色，什么都看不清。他只能在水下靠触觉找她了。没有别的选择——他步入水中，鞋子、夹克，什么都来不及脱了。他几乎一下子就摸到了她的手臂，就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下，用力将她举起。他惊奇地发现，她正屏住气，接着又开心地笑出声来，双手紧紧勾住他的脖子。他把她推到岸上，然后，穿着湿透了的衣服，异常艰难地爬上了岸。

“谢谢，”她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你这样做简直太愚蠢了。”

“我想让你救我。”

“难道你不知道差点就被淹死了吗？”

“你救了我呀。”

一忽儿忧虑，一忽儿释怀，他不禁怒火中烧。他近乎咆哮着说：“你这个傻丫头，你差点要了我们两个人的命。”

她默不作声。他坐在草地上，把鞋子里的水倒出来。“你沉在水下面，我无法看见你。我的湿衣服直把我往下拖。我们两个都可能被淹死。难道你是这样开玩笑的吗？是不是呀，嗯？”

她理屈词穷了。她穿好衣服后，两人沿着小路往回走，布里奥妮在前面，他咯吱咯吱地跟在后面。他很想到空旷的园林里晒晒太阳。他得步履艰难地走上好长一段路才能回平房换衣服，但他的怒气还没有完全消去。他想，她已经不是小孩了，理应为她自己的行为道歉。她低着头，默默地往前走，也许在生闷气，但他看不见。他们走出林子，穿过那扇小门时，她停了下来，转过身子，用一种直截了当，甚至是挑战性的口吻对他说：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你救我吗？”她哪里是在生闷气，她分明对他摆起了架势。

“不知道。”

“不是很明显吗？”

“不，看不出来。”

“因为我爱你。”

她抬起下巴，勇敢地说道。她说的时候眼睛眨得飞快，她为自己揭开了这一重大事实而眼缭目眩。

他强忍住笑。他竟然被一个小女生所暗恋。“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和任何人说这三个字时一样：我爱你。”

这一次，她的话语带着些许忧伤。他意识到应该抵制诱惑，不能取笑她，但这是何等的困难啊。他说：“你爱我，于是你就跃入了河中。”

“我想知道你会不会救我。”

“现在你知道了吧。我会冒生命危险救你，但这并不表示我爱你。”

她微微挺了挺身子。“谢谢你救了我，我一辈子都会感激你的。”

这些话肯定来源于某一本她最近阅读过的书或她自己创作的书中。

他说：“不用谢。但以后千万别这样了，为我也为别人。你答应吗？”

她点了点头。临别时她说：“我爱你，现在你知道了。”

她向屋子走去。他站在阳光下，哆嗦了一下，目送她远去，直至她完全消失在视线之外。然后，他也踏上了回家之路。在去法国前，他再也没有单独见过她。九月份回来时，她已经去寄宿学校了。不久，他就去了剑桥大学，十二月的圣诞节又是和朋友一起过的。他再见到布里奥妮已经是来年的四月了，而那时这一切都淡忘了。

真的忘了吗？

他有足够的时间，太多的时间，去独自思考。除了六月的那一天，他记不得与她作过其他不寻常的交谈，他想不起此后她有过怪异的行为、意味深长的眼神或愠怒的脸色，表明她少女时代的激情还在滋长。他几乎每个假期都回萨里郡，因此她有很多机会可以把他从平房里叫出来，或给他递纸条。当时，他正忙于新生活，沉浸在新鲜的大学生活中，而且，他那时有意识地想和塔利斯一家保持距离。但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些迹象被他忽略了。三年来，她对他渐生情愫，她肯定把这种感情埋在了心底，通过幻想使之越发强烈，或者在她的小说中对其进行加工润色。她是那种生活在幻想里的女孩。河边发生的一幕足以让她一直念念不忘。这种推测，或者说信念，定格在记忆中的一次邂逅中——黄昏时分在桥上的相遇。多年来，他一直在仔细推究那次穿越园林的漫步。她可能事先知道他已受邀与他们共进晚餐。于是她就等在那里，光裸着双脚，穿了一件肮脏的白连衣裙。太蹊跷了。她可能一直在等他，也许正在准备她小小的演说，甚至坐在桥的石栏上大声地排练呢。当他终于来到时，她却窘迫得开不了口了。这是一种迹象吧。在那时，他就感到奇怪：她怎么不说话呢？他交给她一封信，于是她就跑开了。几分钟后，她就打开了信。她惊呆了，不仅仅被信中的某一个用词。在她心目中，他钟情于她姐姐，就是对她的爱恋的背叛。后来，她又在藏书室里看见了最糟糕的一幕，这时，她的一切幻想全击碎了。起初，失望和绝望向她袭来，然后是与日俱增的痛楚，最后，凭借黑暗中一个绝佳的机会，在寻找双胞胎的过程中，她为自己报了仇。她指证了他——除了她姐姐和他母亲，没有人怀疑她。他能理解那种冲动，一念之间的恶意和孩子气的破坏欲。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女孩对他怨恨之深，以及她想方设法编造故事送他去旺兹沃思监狱的执着不挠。

现在他也许就要昭雪洗冤了，为此他深感欢欣。他承认，她重新走回法庭，否认自己发誓后所做的证词是需要勇气的。但他不会因此就把对她的恼怒一笔勾销。是的，那时她还是个孩子，但他并不原谅她。他永远也不会原谅她。那是一种永久的伤害。

前方更加混乱，更加嘈杂。不可思议的是，一支装甲部队顶着车流、士兵和难民艰难地向前推进。人们挤进废弃的车辆空隙中，或紧贴在被炸的残墙断垣边，勉强让出一条路。这是一支法国纵队，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先遣队，有三辆装甲车，两辆半履带式车，两辆部队运输车。没有任何志同道合的迹象。在英国军队看来，法国人拆了他们的台。他们不愿意为祖国而战。英兵被挤到一边而愤怒不已。他们高喊着“马其诺”，借此诅咒和嘲笑他们的盟军。对法军而言，他们肯定听说了有关英军撤退的谣言，而他们正被派往后方镇守。“懦夫，回到船上去吧，回到裤裆里去吧！”他们骂完就走了。在一团柴油燃烧的烟雾中，人群重新聚拢，继续向前。

他们向村庄里仅存的房屋走去。特纳看见前面一块地里，有个男人带着牧羊犬，赶着马在耕田。就像鞋店里的那几位女士，这个农夫似乎对经过的部队熟视无睹。这些人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战争是热衷此道之人的爱好，在他们眼中，战争非同小可，就像猎狗死命追杀猎物。刚从树篱边开过的一辆车后坐着一位妇女，正专心地编着什么；一座新房子前面空荡荡的花园里，有个男人正在教他的儿子踢球。是的，人们继续播种耕耘，庄稼依然会生长，有人会来收割，把它磨成粉，也有人会把它吃掉。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死的……

特纳浮想联翩。突然，耐特尔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往上指了指。远去的法国纵队一片混乱嘈杂，掩盖了空中的轰鸣声，但却能清楚地看见至少有十五架飞机在路的上空盘旋。它们位于一万英尺的高空，在蓝天上看起来像一个个小点。特纳和两位下士驻足观看，附近的每个人也都看到了。

一个疲倦的声音在他耳边喃喃说道：“我操，皇家空军去哪里了？”

另一位会意地说：“它们是冲法国佬去了。”

仿佛是要反驳他的话，一架飞机呼地离开队列，在他们的头顶开始近乎垂直的俯冲。开始的几秒钟，他们并没有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寂静，一片寂静。耳朵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即使此起彼伏的狂叫声也不能减缓压力。“隐蔽！”“散开！”“散开！”“赶快跑！”

难以移动。他能从容不迫地行走，他也能停下来，但是要离开路面开始奔跑却很艰难，需要搜索记忆，方能明白这些陌生的命令。他们在村庄的最后一座房屋边停了下来。屋子前面是个谷仓，两侧是农田，就是那个农夫耕种的地方。此时他和狗站在树下，就像在躲避一场阵雨。他的马依然套着犁，沿着未耕耘的田垄吃着草。士兵和平民从路上四散离去。有位妇女怀抱一个正在哭的孩子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但她又改变主意，跑了回来，站在路边不知该何去何从。走哪边呢？谷仓前的空地还是农田？她的伫立不决反而让他作出了决定。当他推着她的肩膀往门边冲去时，轰鸣声加大了。噩梦成了一门学问。某人，纯粹的一个人，还有时间去幻想这魔鬼般的嚎叫。旗开得胜啊！这种声音来自恐慌本身，它拼命地想毁掉什么。他们各自都很清楚，濒临绝灭之祸的是他们啊。你需要独自承受这种声音。特纳引着那个女人穿过门。他想让她与他一起跑进田地中央。既然他已经碰了她，既然他已为她作了决定，于是他觉得就不能抛弃她了。但是怀中的男孩至少六岁了，抱着很重，这样他们根本无法往前走。

他把孩子从她怀中拽了过来。“快走，”他喊道。

一架德国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装载着一枚千磅重的炸弹。对地面上的人来说，这时应该尽快离开建筑物、车辆和人群。通常，飞行员不会把他宝贵的炸弹浪费在田野中某个孤立的目标上。但若是调转回来攻击，那就另当别论了。特纳曾看见他们猛追一名正在短跑冲刺的人，他们这么做纯粹是为了嬉戏。特纳腾出一只手抓住女人的手臂。男孩尿湿了裤子，在特纳耳边尖叫。那位母亲看起来似乎跑不动了。她伸出手哭喊着，要抱回儿子，而孩子也在他的肩膀上扭动着，想要挣脱他，想要回到母亲的怀抱。这时传来炸弹落下时尖利的啸叫声。据说，如果你在炸弹爆炸前听见落下的声音，那么将必死无疑。他拉着女人一起纵身卧倒在草地上，并把她的头往下按。伴着一声轰天巨响，地面震动起来。他半俯在地上，把孩子护在他身下。震波把他们掀离地面，脸被飞溅起来的泥土打得生疼。他们听见斯图卡式轰炸机正向上爬升，同时他们又听见另一颗炸弹的呼啸声。炸弹击中了离他们不到八十码的路面。他把男孩夹在手臂下，用尽全力想把女人拉起身。

“我们还得继续跑，因为我们离路太近了。”

女人回答了句什么，他没有听懂。他们又跌跌撞撞地向田中央跑去。特纳感到身上的疼痛就像火烧一样。男孩在他的臂弯里，而女人似乎又在往后拉，想把儿子抱回去。这时，田里已有成百上千号人，都尽力向远处的树林跑去。听到炸弹的呼啸声，大家都蜷伏在地上，可是那个女人对潜在的危险一点都不警觉，他只好又拉着她卧倒，这次他们把脸贴在新翻垦过的土里。炸弹的呼啸声越来越尖锐，女人大声地喊着，仿佛在祈祷着什么。这时他才意识到她说的不是法语。炸弹在远处的路边爆炸了，大约一百五十码开外。但此刻第一架飞机又转向村庄，降低高度开始扫射。男孩已吓得哭不出声了，他母亲也不肯站起来。特纳指着正从屋顶掠过的轰炸机。他们正处在它的飞行轨道上。没有时间争论了，但她不想动弹。他纵身跳入犁沟躲了起来。机枪在耕地里波浪扫射的声音和引擎的轰鸣声从他们身边掠过。一位受伤的士兵在大喊大叫。特纳站了起来，但女人不肯拉着他的手。她坐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儿子，用佛兰芒语和他说话，不停地抚慰着他。她一定在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妈向你保证。特纳一句佛兰芒语也听不懂。不过不懂也无所谓，因为她对他简直视而不见。男孩正透过母亲的肩膀茫然地盯着他。

特纳往回走了一步，然后就跑了起来。他踉踉跄跄穿越犁沟，这时轰炸又开始了。沃土粘住了他的靴子。只有在噩梦中，脚才会如此沉重。一颗炸弹落在通往村庄中心的路上，货车就停在那里。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在炸弹落下时，他还来不及趴下。爆炸产生的冲力把他甩到了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他脸朝下趴在泥土上。苏醒过来后，他发现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都是污泥。他想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但嘴里干干的，没有唾液；他想用手指挖，却越加糟糕。他对污物大加戏语，又对肮脏的手指调侃了一番。他把脏物从鼻子上吹掉。他的鼻涕黑乎乎的，堵住了嘴。树林就在附近，那里也许有溪流、瀑布和湖泊。他想象着天堂的情景。当一架俯冲而下的斯图卡式轰炸机又一次发出愈来愈响的轰鸣声时，他努力辨认着声音的方位。是解除空袭警报吗？他的思维好像也被阻住了。他无法吐咽，无法自由呼吸，也无法思考。当他看到农夫和狗依然在树下耐心地等待时，他的大脑才恢复了运作，才记起了一切。他转身向后看去。刚才那位女人和她儿子所在的地方，此刻已成了一个弹坑。他看着它，觉得自己早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这就是他必须撇下他们的原因。他的任务是活下去，虽然他忘了是为什么。他继续朝树林走去。

他走了几步，来到了一片树林中。他背对一棵小白桦树，坐在大树下面的新生灌木中。他满脑子想的就是水。树林里躲着二百多号人，包括几位挣扎着进来的伤员。不远处，一位平民在痛苦地哭喊着。特纳站了起来，又向前走了几步。新生的树叶只能勾起他对水的渴望。路上和村庄上空的轰击仍在继续。他拨开地面上的落叶，用头盔挖起地来。泥土湿湿的，可是即使挖到十八英寸深，也没有水渗入挖开的洞中。于是他坐了下来，一边想着水，一边试着用袖子擦去舌头上的污泥。每当有斯图卡飞机俯冲而下时，他就不由自主地一阵紧张，全身蜷缩，虽然每次他都以为自己没有力气了。临近结束时，敌人返回来向树林扫射，但毫无结果，只让树冠上的叶子和枝条抖动了一下。然后飞机就离开了。随之而来的是笼罩在田野、树林和村庄上空前的寂静，甚至听不到鸟叫声。过了一会儿，从路边传来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但没人动弹。他想起了上次的情景。由于受到反复的恐怖袭击，他们一片恍惚，万分惊惶。每当飞机俯冲而下，人们便战战兢兢，纷纷躲入角落，听任死神的摆布。如果死神没有降临，他们就得一次次地重新经受磨难，而恐惧丝毫没有减弱。对幸存者来说，斯图卡式轰炸的结束意味着中风后的瘫痪，一次又一次中风后的瘫痪。这时中士和低级军官们就会跑过来，用脚踢着士兵，命令他们站起来。但他们已疲惫不堪，溃不成军了。

就这样，他和其他人一样，茫然地坐在那里。第一次轰炸时，他也是这样，那时他正在一座村庄的外面，但该村庄的名字他已想不起了。这些法国村庄用的是比利时名字。他与部队失散了，而且，更糟糕的是，身为步兵的他竟然丢失了步枪。那是多少天以前的事了？不得而知。他检查了一下那把塞满了泥土的左轮手枪，卸下里面的子弹，随手把枪扔进了灌木丛。过了一会儿，身后传来一阵声响，一只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喏，给你。格林·霍华德家的赠品。”

迈斯下士递给他一个水瓶——其主人已战死沙场。这水瓶几乎满满的，于是他就猛喝了一大口，想先漱漱口，但这纯粹是浪费。他把污泥连同剩下的水一起喝了下去。

“迈斯，你简直是个天使。”

下士伸出一只手，把他拉了起来。“该走了。听说比利时佬已全线溃败了。也许，我们的东线会被切断。还有好几英里路呢。”

他们在穿越田地往回走时，碰到了耐特尔。他拿着一瓶酒和一块阿莫牌巧克力条。于是三人传递着享用这一美味。

“味道好极了，”特纳边说边喝了一大口。

“没用的法国佬。”

农夫和他的牧羊犬又回到了犁的后面。三位战士向弹坑挺进。那儿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柯达炸药的气味。这个洞坑看上去像一个完全对称的倒转圆锥体，边缘很光滑，似乎被精心筛网和耙理过。这里丝毫没有人的痕迹，没有一丝衣服残片或鞋子碎皮。母亲和孩子全都蒸发不见了。他停下来想弄个究竟，但下士们急于赶路，推着他往前走，很快他们就在路上和落伍士兵会合了。前面的路容易多了。扫雷工兵把推土机开进村庄，以便扫清交通障碍。前面，熊熊燃油浓烟滚滚，仿佛一位火气冲天的父亲矗立在山水之中。高空嗡嗡飞行的轰炸机在天空中形成两道气流，一道向目标攻击，一道从目标返回。在特纳看来，他也许正在走向屠宰场。但是每个人都在向那儿走去，他也别无他途可想。他们行走的路将把他们带往云烟的左边，敦刻尔克的东面，比利时的边境。

“布雷敦斯，”他说，想起了从地图上看来的地名。

耐特尔说：“我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

有些人脚上长了水泡，几乎不能行走；还有些人赤裸着双脚。一个胸口受伤流血的士兵躺在一辆古老的小推车里由同伴推着走。一个中士牵引着一匹二轮马车的马，马背上驮着一位军官，不知是昏迷还是死了，他的手腕和脚都用绳子绑着。有些战士骑着自行车，大多数三三两两地走着。一个来自高地轻步兵团的通信兵骑着一辆哈利戴维森牌摩托车前来，流血的双腿无力地垂着，后座上有一个手臂上缠着厚厚绷带的人在帮他踩踏板。一路上随处可见被丢弃的厚大衣，因为他们觉得太热，不想再随身携带。特纳已说服下士，叫他们千万不要扔掉大衣。

走了一个小时，他们听见后面传来一阵有节奏的重击声，就像一座大钟在滴答作响。他们转身向后看。一眼望去，一扇平放着的大门仿佛沿路朝他们劈面而来。其实这是一队排列整齐的威尔士卫兵，斜挎着枪，由一位二等陆军中尉带领着。他们经过时步伐统一，双眼凝视前方，手臂摆得高高的。落伍士兵们站在路边，让他们先行通过。虽然这是愤世嫉俗的时代，但没有人敢发出反对的嘘声。这种纪律和凝聚力的作秀令人羞耻。当卫兵们嗵嗵嗵地走远时，其余的人才如释重负。他们回味着刚才的一幕，开始继续艰难跋涉。

前面的景象似曾相识，路上所见的东西也一模一样，只不过数量更多罢了：车辆、弹坑、碎片、尸体。他穿越田地时，突然闻到海的气味，是夹带在微风中穿过平坦的、泥泞的土地而吹来的海的气味。怀着同一目的、朝着同一方向涌流的人群，妄自尊大、川流不息的空中交通，指示着他们目的地的氤氲云霞，在他疲倦而又异常活跃的脑海中勾起了某些早已遗忘的童年乐事，如狂欢节或运动赛事——这一切全在这一场合汇合。在记忆里，父亲背着他上山，向诱人之地挺进，向动人之处进发。虽然这些记忆已有些模糊，但现在他依然怀念父亲的肩膀。他那失踪了的父亲留给他的记忆实在是太少了。一条领结，一股特别的味道，勾勒出一个郁郁沉思、暴躁易怒的模糊形象。他在大战时逃避服兵役了吗？他改名换姓，在这儿附近的某处长眠了吗？也许他幸免于难了。格蕾丝坚信他是因为怯懦和诡诈才没有从军，但她自有恨他的理由。这儿，几乎每个人的父亲都还记得在法国北部的经历，或干脆就被埋在了那里。他希望有这样一位父亲，不论是活着或已过世。很久以前，在开战以前，在奔赴旺兹沃思以前，他曾一度耽于幻想，在远方的杰克·塔利斯帮助下，自由地开创自己的人生，构思自己的故事。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多么自以为是的虚幻呵。没有根基，一切都是徒然。他希望有一位父亲，正因为如此，他希望成为一位父亲。目睹了这么多的死亡，想要一个孩子是多么普通、多么自然啊。这是人的普通愿望，因此，他就更加想要孩子。当伤员尖叫时，你梦想能拥有一幢小小的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建立一个家庭。周围的人都在默默地走着，想着自己的心事，规划着自己的生活，作出自己的决断。如果我能摆脱现在的命运……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在走向敦刻尔克的途中会凭空想象出小孩，然后又变得有血有肉。他会找到塞西莉娅的。她的地址就在他口袋里的信中，在诗歌的旁边。在心灵的沙漠里让疗治之泉喷涌而出吧。他也要找到他的父亲。基督教中的救世军善于找寻迷失人员。救世军，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他要去寻找父亲，或追踪已故父亲的身世——不管怎样，他要成为他父亲的儿子。

他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在前方一里以外的地方，他们看见了横跨贝尔格菲尔纳运河的大桥。灰黄色的烟雾从四周的田地里翻腾而起。此时此刻，举目远望，一路上不见农舍或谷仓。一股腐肉的气味夹杂着烟雾向他们扑面飘来——成百上千匹战马横尸田野，垛成一堆。不远处，堆积如山的制服和毛毯在阴燃闷烧。一位肌肉发达、拿着大铁锤的一等兵正在砸碎打字机和油印机。两辆救护车停在路边，后门敞开着，里面传来伤员的呻吟声和叫喊声。其中一位伤员一遍又一遍地叫嚷着，那不是痛苦的叫声，而是愤怒的呐喊：“水，我要水！”和众人一样，特纳继续向前走去。

人群又重新聚成一堆。运河大桥的前面是一个交汇点。在沿运河的路上，一支由三吨货车组成的护送队正从敦刻尔克方向朝交汇点走来，军警正设法把它们引入田野那边马匹所在的地方。但是军队蜂拥着要穿过马路，迫使护送队停了下来。司机们靠在喇叭上，大声地咒骂着。人群越来越拥挤，货车里面的人都等得不耐烦了，纷纷从后车厢爬了下来。突然有人大喊一声，“赶快隐蔽！”人们还来不及环顾四周，制服堆成的小山爆炸了，暗绿色的哔叽碎片像雪花一样飘了下来。更近处，一个炮兵小分队正在用铁锤砸碎步枪瞄准器和枪栓。特纳注意到，其中一个士兵一边捣毁他的榴弹炮，一边在嘤嘤哭泣。在这块田野的入口处，一位牧师和他的文书正在把几箱祈祷书和《圣经》用汽油浸湿。士兵们穿过田地，向海陆空军小吃部的一个垃圾堆走去，寻找香烟烈酒。当有人发出欢呼声时，就又有十几人从路上跑过来加入寻找的行列。有一群人坐在农场门前，正在试穿新鞋。一位双颊麻痹的士兵推着一箱粉红色和白色果汁软糖从特纳身边经过。一百码以外，由惠灵顿长靴子、防毒面具和斗篷组成的垃圾堆被点燃了，刺鼻的烟雾笼罩了向桥边进发的人们。车队终于开始移动了，拐进了运河以南最大的一片区域。军警就像郡集市管家，正在指挥停车，将它们排列成行。货车加入到了半履带式车辆、轻型摩托车、履带式小型装甲车和活动厨房的行列中。与平时一样，致残的办法甚为简单——散热器里挨上一颗子弹，那发动机就运转了起来，最后终于卡住了。

这座桥由冷溪警卫队把守。两堆整齐码放的沙袋挡住了道路，用来架放机关枪。士兵们胡须光洁，目光冷漠，神气十足地默默看着那些拖拖拉拉、杂乱无章的人群通过。在运河对岸，漆成白色的石头整齐地铺成一条小路，通往一座小棚，这里就是文书室。远处河岸上，警卫们按照划分给自己的区域分别朝东西两个方向挖掘战壕。沿河而建的房屋早已被征用了，屋瓦被打穿，窗台上堆起了沙袋，以安架机关枪。一名凶神恶煞般的中士在桥上维护着秩序。他正护送一名中尉坐上摩托车。桥上禁止任何交通工具通行。一个提着一只鹦鹉鸟笼的男人被打发走了，没能顺利过桥。中士还从桥上调走一些士兵去修筑防御带。他呼来喝去，比可怜的少校威风多了。一支小分队人数慢慢增多，怏怏不乐、懒懒散散地站在文书室旁。当特纳和两位下士还远离大桥时，他们同时看到了眼前的情景。

“妈的，他们会为难你的，伙计，”迈斯对特纳说道。“可怜、该死的步兵。你要是想回家找骚娘去，那就夹在我们中间，一瘸一拐地走吧。”

尽管特纳觉得好没面子，但他主意已定。他将胳膊搭在两位下士的肩膀上，一起磕磕绊绊地蹒跚前行。

“记住，出左脚，长官，”耐特尔说道，“你是想要我用刺刀戳穿你的脚吗？”

“非常感谢。还是不劳您大驾了。”

他们过桥时，特纳垂首低头，这样他就不用瞧见当班中士那恶狠狠的眼神，不过他仍然可以感受到那道凶光。忽然，他听到咆哮般的命令：“喂，你！站住！”就在特纳身后，一个倒霉蛋被拉了出去，他将为阻击两三天内必定发生的大屠杀助一臂之力，而正在这时最后一名英国远征军士兵挤进了船舱。在特纳低垂着头的时候，他确确实实看到了一艘长长的黑色驳船从桥下穿行而过，朝着比利时的菲尔纳驶去。船夫坐在舵柄前，抽着烟斗，木然地看着前方。身后十英里处，敦刻尔克火光冲天，烈焰熊熊。在他前面的船头上，两个男孩弯腰伏在一辆倒放着的自行车上，大概在修补车胎吧。一排洗过的衣物——其中有几件女人的内衣——挂在外头晾晒。舱内飘来一阵烧洋葱和大蒜的味道。特纳和下士过了桥，走过粉刷过的岩石，这些岩石如今成了训练营地和一切繁文缛节的遗迹。连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大作。

迈斯小声咕哝着：“你他妈的一拐一拐地给我好好走，等那些家伙看不见咱们为止。”

然而放眼望去，方圆数里内地域平坦辽阔，一览无余，况且没人知道中士会朝哪个方向看，他们也不愿意转身求证。走了半个小时之后，他们坐在一辆锈迹斑斑的播种机上，看着一群残兵败将从身边经过。这时，他们决定混入完全陌生的士兵们中，这样，特纳的伤突然好了也不会引起军官的注意。队伍中许多士兵都垂头丧气，十分恼怒，因为他们越过了运河也没看到海滩。他们似乎都认为这个计划失策了。特纳从地图上得知还有七英里的路程等着他们，因此当他们重新上路时，走得格外艰难，意气消沉，是那天中最为惨淡、沉闷的一段路。大地一望无际，千篇一律，这使他们的行进像是徒劳无功，毫无成效。尽管下半晌的阳光透过弥漫的厚厚云层照射下来，但此时却异常暖和。他们看见远处港口上空高高盘旋的飞机投下一连串炸弹。更糟糕的是，在他们正要去的那片海滩上空，也有一群斯图卡式轰炸机在狂轰滥炸。他们赶上了一批伤兵，这些伤兵坐在路边，再也走不动了，像乞丐一样要么恳求帮助，要么乞讨一口水的施舍。另一些伤员则心灰意冷，麻木绝望地躺在壕沟边。应该会有救护车从防御带赶到这儿，并定期开往海滩吧。既然他们有工夫把石头给刷成白色，当然也定有时间安排这些事情。没有水。他们已经把酒喝光了，如今更加口干舌燥，异常难耐。也没有随身带药。能指望他们干什么呢？自己都只能勉强踱步，难道还指望他们背上一打人？

耐特尔下士突然心血来潮，一屁股坐在路中央，脱下靴子，甩到田里。他忿忿地说他恨这该死的靴子，恨之入骨，甚至超过憎恨所有可恶的德国鬼子。脚上的水疱疼痛难忍，他宁可把这双讨厌的靴子扔到一边。

“可是要到英国去，你还要穿着袜子走上好长一段路呢。”特纳说着，便走进田里去找靴子，这时却忽然感到一阵不可思议的头晕目眩。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找到了一只靴子，倒是另一只费了些工夫。最后他终于发现它躺在一片草地中，草地附近有块黑乎乎的东西，看上去像一块黑色毛皮，在他靠近时，似乎还在移动，或者说在搏动。突然，一群绿头苍蝇怒气冲冲地嗡嗡哀鸣着一哄而散，露出了下面正在腐烂的尸体。特纳屏住呼吸，一把抓过靴子，仓皇而逃。苍蝇又飞回到尸体上，一切恢复了宁静。

经过一番左哄右劝，好说歹说，耐特尔终于接过了靴子，把它们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他声称这么做都是看在特纳的面子上。

在头脑清醒的时候，特纳才烦恼重重。伤口倒算不了什么，尽管每走一步，它都疼得要命；在北边数英里外的海滩上空盘旋俯冲的轰炸机也算不了什么。烦扰他的是他的心绪。每过一段时间，某种东西便悄然不见了。支撑他坚持下去的日常准则虽然单调乏味，却可以时时提醒他在自己的故事中身置何处，可现在它们也渐渐不起作用了。他从过去的种种美梦中清醒过来，只有在那样的梦中他才有些想法，但却不清楚这些想法属于谁。没有责任感，对往昔毫无印象，对未来摸不着头绪；要去哪儿，打算干什么，他一概不知，也不想弄明白。他只发现自己思维混乱，得过且过。

就这样，他和同伴们走了三个小时，终于到达度假地的东界。他们沿着遍地是碎砖烂瓦和玻璃碎片的街道走着，街上的孩子们一边嬉戏玩耍一边看着士兵经过。耐特尔已经穿上了靴子，可是没系上鞋带，任由它们松松垮垮地拖着。这时，一名多塞特前线团中尉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座市政大楼的地下室中蹦了出来，现在这座市政大楼已被用作司令部。中尉肩膀浑圆，身上却瘦精精的，面无表情的脸上留着一撮姜黄色的胡子。他迈着自以为是的步子，夹着公文包，快速向他们走来。当他来到面前时，特纳他们恭敬地行了军礼。可是他却一阵反感，命令耐特尔立刻绑上鞋带，否则就把他送上法庭。

耐特尔只好遵照命令，蹲下来绑上鞋带，这时中尉骂道：“你真他妈的丢脸，伙计。”

处在亦梦亦醒中的特纳毫无顾忌。他恨不得一枪把那名中尉当胸打穿。这么做对谁都好。没必要事先商量。想着想着，他便伸手去摸枪，可是他的枪不见了——他都不记得把它丢在哪儿了——这当儿，中尉走开了。

踩着街上的碎玻璃吱吱嘎嘎地走了一阵，他们脚下的路突然变成了细沙地，踏上去一点声响都没有。他们爬上小沙丘，海仍旧看不到，但是已经可以听到海浪拍击的声音，吸到满含咸腥味的空气。假日的味道啊。他们舍弃了小路，踩着沙丘上的草地爬到了制高点，静静地站了几分钟。从英吉利海峡吹来的习习微风清新而湿润，让人神清气爽。那感觉大概就如在晕厥中体温的骤升骤降。

特纳以为自己对什么都不抱希望了——直到他看到这片海滩。他曾以为那军队精神将会风靡一时，这种精神让士兵们即使面对全军覆没，也还能将石头漆成白色。他尽力在眼前杂乱的行进中维持着秩序，而且可以说基本上已大功告成：坐在临时拼凑的办公桌旁的最高指挥官和军队长官，陈词滥调的官方批文和公文摘要，用来隔开停泊船只的绳索，虚张声势的中士，围着流动餐室排队的沉闷无聊的士兵。几乎所有的个人热情都了无踪迹。这些日子来，他一直朝着海滩走啊走，可是他心里并不知道。然而，真实的海滩，此刻他和下士们正举目凝望的海滩，不过是过去种种海滩的变体：溃不成军，这就是其终局。显然，此时他们终于看到了——这就是一场混乱无序的撤退走投无路时的场景。顷刻间他就调整了心态。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一到两万吧，或者更多，散布在广阔无垠的海滩上，远远看上去，就像撒在黑色沙滩上的一颗颗谷粒。然而，除了远处一艘被浪打翻而随波漂流的捕鲸船之外，再没有别的船只了。潮水已经退去，离水岸几乎有一英里远。没有船停靠在长长的防波堤上。他眨了眨眼睛，又极目远望。人工筑造的防波堤长长地延伸着，六到八码深，先齐膝，再齐腰，最后齐肩，慢慢升高。它在浅湾中向前伸展了五百码。他们等待着，可是海面上仍然一无所有，除了水天交界处升起的滚滚浓烟——在空袭中被击中的船只火舌翻腾。没什么东西可以在数小时内抵达这个海岸。可是他们仍头戴钢盔，面朝地平线默默站在那儿，对着波浪举起步枪。举目望去，他们恬静自若。

这些人只是整个大部队的一小部分。大部分人都在海滩上漫无目的地踯躅徘徊。一小群士兵围着在最近一次斯图卡式俯冲轰炸空袭中受伤的士兵。六匹拉着大炮的马簇拥着沿海岸疾驰，和人一样毫无目标，横冲直撞。几位士兵正试图将那艘翻了的捕鲸船再翻正过来。还有一些士兵则脱掉了衣服，准备下海游泳。在东边，有一场足球赛正在进行之中。从同一方向隐隐约约传来了齐声合唱赞美诗的微弱歌声，歌声时隐时现，逐渐消失。离足球赛更远的地方，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一些官方活动。海岸上，一辆辆卡车排列整齐，用锁链连接起来，搭成了一个临时堤岸。更多的卡车被开到远离海岸的地方。海滩近处，士兵们用头盔舀沙，挖着散兵坑。在一片沙丘低凹处，靠近特纳和下士站着的地方，几位士兵为自己挖好了各自专有的整洁的掩护洞。他们躺在洞中，往外张望着。他们看起来就像土拨鼠，特纳不禁想到。此时，大部分官兵仍旧在海滩上漫无目的地彷徨，仿若散步时刻某个意大利城镇中的居民。他们并不清楚为何要加入这支庞大的队列，只是他们不愿离开海滩，说不定什么时候船只突然出现呢。

左边是布雷敦斯胜地，在那儿，咖啡馆和小商店的店面装修得令人赏心悦目，要是在往常，它们还出租沙滩躺椅和脚踏车。圆形的公园里，草坪修剪得干净整洁，当中有个音乐台，还有一座漆成红、白、蓝三色的旋转木马。衬着如此优美的环境，另一帮更加逍遥自在的人已蹲下了身子。士兵们早已自行打开了咖啡馆，他们坐在店外的桌旁，喝得酩酊大醉，高声叫嚷，放声大笑。一些人骑着自行车，沿着被吐得乱七八糟的人行道追逐打闹。一群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音乐台附近的草坪上，酣睡过去。有个人孤零零地趴在一块浴巾上，晒着日光浴。他穿着衬裤，肩上和腿上晒成了不规则的斑纹——粉色和白色交杂着，就如一客草莓和香草混合的冰淇淋。

要在海洋、沙滩、滨海大道这几种受难的方式中做个选择并不困难。两位下士已经走开了。光是口渴就足以让他们决定离开。他们踩着遍布瓶子碎片的沙滩草坪，探着路走下沙丘。正当他们绕着吵吵嚷嚷的桌子走去时，特纳瞧见一股海军沿着滨海人行道走过来，就驻足观望。他们一共五个人，两名军官，三名普通士兵。这队人身着鲜艳的白色、蓝色和金色军服，微光闪闪，格外夺目。没有任何掩饰。他们个个腰杆挺得笔直，表情严肃，皮带上别着左轮手枪。他们迈着沉稳威严的步子经过那群穿着战地服装、满脸污垢、颓废忧郁的士兵，一边走一边左看看右瞧瞧，好像在清点人数。一位军官还不时地在文件夹中记录着什么。他们朝海滩走去。特纳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直到其身影消失在远方。突然，一种孩子气似的被遗弃的感觉从心底油然而生。

他跟着迈斯和耐特尔走进了沿海大道的第一家酒吧，那里喧声充耳，乌烟瘴气，还弥漫着一股恶臭。放在柜台上的两个小衣箱打开着，里面装满了香烟——可是那儿没什么可以喝的。架子与磨砂镜子并排摆放在柜台后面，上面空无一物。看到特纳弯下腰在柜台后面四处搜寻，周围的人都大声笑开了。每个刚到这儿来的人都这么干过。外面那群烂醉如泥的人早就把酒喝得精光了。特纳推开人群，挤进后面一间小厨房里。这间厨房残破不堪，水龙头也干涸了。外面有一个小便池，边上堆放着一箱箱空瓶。一条狗将一听空空的沙丁鱼罐头拱过一块水泥地，试图把舌头伸进去。特纳只好再回到酒吧里，又听到里面刺耳的喧哗。没有电，只有昏黄的日光，仿佛让啤酒给染了色，尽管这儿正缺啤酒。虽然酒吧里什么喝的也没有，但这里仍然挤满了人。人们陆续走进来，却因找不到喝的而大失所望，却又懒得离开，只好抽抽不要钱的香烟，体味一下不久前这儿有人痛饮留下的痕迹。自动售货机空空地挂在墙上，摇摇欲坠，原来倒放在里面的瓶子早已被一扫而光。黏糊糊的水泥地板散发出阵阵饮料那微酸甜美的气味。噪声、拥挤、还有充斥着烟草气味的潮湿空气暂时满足了他们对故乡酒吧的怀念，在那儿他们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周六夜晚。这是沙石之站，是索榭霍尔街，是这两地之间的任何一处。

特纳身处于这片嘈杂之中，拿不定主意要做些什么。要奋力挤出人群得费好大劲儿。从周围对话的只言片语中得知，昨天有几艘船到过这里，说不定明天也会再来几艘。他踮着脚站在厨房门口，朝人群对面的两位下士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示意他们运气可真不好。耐特尔朝门的方向扬了扬头，于是他们开始往那儿靠拢。有酒固然是件好事，可如今他们更想喝口水。他们慢慢地在推来搡去的人群中挤出来，终于汇合了，可这时通往门口的路却被堵住了。一大群人围在门口，他们的背形成了一堵牢不可破、密不透风的墙，中间圈住了一个人。

那个人个子肯定不高——还不到五英尺六英寸——因为特纳透过人墙只能看到他露出的一点儿后脑勺。

有人叫道：“回答这个浑球的问题，小家伙。”

“对，快回答。”

“喂，头上抹着光亮发乳的家伙，你当时在哪儿？”

“他们害死我的同伴时，你在哪儿？”

一口唾沫吐到那人的后脑勺上，又顺着脑袋流到他耳朵后面。特纳绕着人墙走来走去，想看个究竟。他先看到灰蓝色夹克，然后看到那人脸上默然的恐惧神情。他矮小结实，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很厚，又模糊不清，这副眼镜使他惊恐的目光更加夸张了。他看起来像一名归档管理员，或许是一个早已解散了的司令部里的电话接线生。可实际上他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肩负着士兵的职责。他缓缓转过身，瞪着那一圈审讯员。他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也不打算否认因为自己的缘故，“烈火”和“飓风”没能到达海滩上空。他右手紧紧握住自己的帽子，关节都在微微颤抖。一名站在门边的炮兵从后面狠狠地推了他一把，他踉踉跄跄地撞到了一名士兵胸前，那名士兵随手在他头上打了一拳，又把他打了回去。周围叫好的呼声四起。每个人都已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当然有人要对此付出代价。

“皇家空军跑哪儿去了？”

有人抽了他一耳光，声音清脆得如同抽了他一鞭子，他的眼镜应声落地。这记耳光标志着拷问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审讯方法又达到了新水平。没了眼镜，他眯缝着眼睛，像两个不停抖动的小圆点，他弯下腰去在脚边摸索。他这么做显然是错误的。一个穿着钢头军靴的人从背后用力踢了他一脚，踢得他飞起了一两寸高。看到他那狼狈样儿，周围的人都轻声窃笑。酒吧里其他人察觉到要发生有趣的事了，都慢慢地围拢过来看好戏。人越聚越多，本来就所剩无几的个人责任感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狂妄自大和不计后果。当有人在那家伙头上捻灭香烟时，周围欢声鹊起。他们嘲笑那个人的惊声尖叫，他的尖叫声因极度痛苦听起来像在喜剧中一般夸张。他们痛恨他，因此他活该备受折磨。他要对所有的事情负责：德国空军的领空自由权，每一次斯图卡式轰炸机的空袭，每一位他们牺牲的战友。每一次失利，每一次战败，都由这个身材瘦小的家伙所赐。特纳想，要想做点什么帮帮这个可怜的人，自己必定也会受牵连而遭到严刑拷打，但是又不能什么也不做。也许参加拷问比什么也不做反而更好。带着一股强烈不悦的冲动，他尽力张望。正在这时，一名带着威尔士口音的声音结结巴巴地问道：

“皇家空军上哪儿去了？”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那个人既没有大声呼救，也没有屈身求饶，更没有为自己的清白无辜极力辩护。他始终保持着沉默，仿佛已经默认了自己的命运。难道是因为他太迟钝了，从没想到自己会死？他凭感觉折好了眼镜，放在了口袋里。摘掉了眼镜，他的脸似乎也空了。他像一只处于光天化日下的鼹鼠，惊慌地盯着那群折磨他的人。他嘴唇微张，但一个字都没吐出来，只流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这回有人朝他挥了一拳，他没看清楚挥过来的拳头，躲避不及，所以足足挨了一拳。他的头被打得猛地往后一仰，这时另一个人顺势踢了他的小腿一脚，围观者于是又发出一阵开心的欢呼叫好，还夹杂着些许劈里啪啦的掌声，好像在为乡下草坪上的摔跤比赛中的及时出击而喝彩。如果奋起保卫这个人，那简直是精神错乱；而要是置之不理，那就未免令人作呕了。与此同时，特纳十分理解那群折磨人的家伙的兴奋活跃，蠢蠢欲动，也体会到这样阴险的方法同样使自己兴奋。他自己可以用他那把长猎刀干出一些残暴的行径，以赢取这百号人的敬佩爱戴。为了摆脱这种想法，他开始计算人群中两三位看上去比自己高大强壮的士兵。但是真正的危险却潜藏在周围的旁观者以及他们义愤填膺的气概中。他们确实从折磨此人的过程中得到乐趣。

现在的情况是：无论谁出手打一拳，必得运用机智或幽默赢得大伙儿的一片掌声。整个气氛中充溢着想以各种各样创造性的折磨方法取悦大伙儿的热切渴望。谁也不想做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有几秒钟，这样的气氛有所收敛，可是特纳凭他在旺兹沃思的经验知道，接下来的时刻，单击独打马上就会变成集体殴打了。那样的话，折回原点就不可能了，而对那名皇家空军士兵而言，只意味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他右眼下方的颧骨已被打得又红又肿。他双拳紧握在下巴下——手中仍抓着帽子——双肩耸起。他的这个姿势像在防卫，又像是在表示虚弱和屈服，而这样反而会挑起更猛烈的暴行。如果他说了点什么——说什么都行——围着他的人也许还会记起他也是个人，而不是束手待毙的兔子。刚才那个发过问的威尔士人矮小结实，是个地雷工兵。此时，他拿出条帆布带子，将它高高举起。

“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小伙子们？”

他那清晰缓慢、讨好献媚的语调暗含着恐怖，特纳一时还没明白过来。这是他最后一次行动的机会了。他环顾四周，找寻两位下士，这时附近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号叫，好像一头被矛刺中的公牛发出的吼叫。迈斯拨开人群，走进圈子中，人群被挤得左摇右晃。伴着一阵野兽般的咆哮，迈斯从后面紧紧箍住那名空军士兵，一把将他举起，离地面足足十八英寸。迈斯像约翰尼·韦斯抹摩勒的人猿泰山一样，将他抱在手中，左右摇晃，只见那家伙惊慌失措，惊恐万分。周围的人欢呼雀跃，吹起口哨，手舞足蹈，欣喜若狂。

“我知道该怎么处置他，”迈斯吼道，“我要把他淹死在他妈的海中！”

听到这句话，四周又掀起了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喝彩叫好和跺脚声。耐特尔突然站在特纳旁边，两人交换一下眼神。他们已经猜到迈斯想干什么了，于是向门口奔去，心里默念着：快点，快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淹死这个人。即使在这样疯狂的时刻，仍有些人保持头脑清醒，周全地想到潮水离沙滩还有一英里的距离。尤其是那个威尔士人，他感到被骗了。他扬着那条带子，大声吼叫。人群中传出赞同的呼声，还有表示反对和鄙夷的唏嘘。迈斯紧抱着他的战利品，飞快地朝门口冲去。特纳和耐特尔已走到他前头，为他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当他们冲到门口——还好是扇单开门，而不是双开门——他们让迈斯走了过去，然后肩并肩地堵住了门，当然他们尽量做得自然，不显山露水。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呼叫着，挥舞着拳头。他们感到背后压过来的一股庞大人群的激动力量，这力量如此之大，特纳他们只能勉强支持几秒钟，不过这几秒钟对迈斯来说已经足够了。他没有朝海滩跑，而是直接向左转，再左转，一口气跑到了一条狭窄的胡同里，这条胡同七拐八弯地夹在那排商店和酒吧后面，离房屋正面远远的。

激动狂喜的人群从酒吧里蜂拥而出，像刚打开瓶盖便喷射而出的香槟。特纳和耐特尔被撞到了一边。有人说他看到迈斯朝沙滩跑去了，于是那群人立刻往那儿奔去。当他们发现判断错误时，又全都跑了回来，可迈斯和那名空军士兵早就没了影儿，连特纳和耐特尔也隐身不见了。

在辽阔的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在等待着。可是海面空旷一片，没有一只船，士兵们又陷于困境。他们从梦幻中清醒过来。远远的东方，暮色渐浓。防御带仍旧炮火冲天。敌人正一步步逼近，而英国却远在天涯。夜幕降临，天色变暗，要找到个栖身之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从英吉利海峡刮来一阵凛冽的寒风，厚厚的大衣躺在远离内陆的路边。人群慢慢散开。那名皇家空军士兵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特纳觉得，他和耐特尔开始是出发寻找迈斯的，接着似乎就把他忘却了。迈斯被营救了，他们想找到他，祝贺他，并且与他分享被营救的喜悦，为此在街上他们肯定徘徊了好一阵子了。特纳不知道他和耐特尔怎么会在这儿——这条特别狭窄的街道上。他记不得中间的那段时光，记不得脚上的疼痛——可是，此时此刻他正在这儿彬彬有礼地与一位妇人搭话。老妇人站在一所联体房屋的门口。特纳说想要点水喝，老妇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好像知道他想要的不仅仅是水。老妇人相貌端庄，皮肤黝黑，鼻子挺拔，银白的头发上拢着一块花头巾，一脸高傲的神情。特纳立刻明白了，她是个吉普赛人。他说的法语貌似地道，但却糊弄不了她。老妇人仔细端详着他，一下子就看透了他犯下的种种过错，并且知道他曾经身陷囹圄。老妇人又厌恶地瞥了耐特尔一眼，最后，沿着街道的方向指了一指，那儿有一头猪正在街沟里用鼻子到处拱着，嗅探着什么。

“把它弄回来，”老妇人说，“然后我看看能给你们点什么喝的。”

“去他妈的，”特纳把老妇人的话一翻译完，耐特尔就冲口而出。“我们只不过是要一杯见鬼的水。我们自己进去拿得了。”

但是，这时特纳隐隐感到一种似曾熟悉的虚幻正在钳制着他。这位老妇人有特异功能，他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在微弱的光线中，老妇人头顶上方的空间合着他心脏的节奏一起跳动着。特纳靠在耐特尔的肩上，镇定了下来。老妪在考验他。他饱经世故，审慎细微，是绝对不会推却的。他在这方面是个老手。离家已这么近了，他是不会自投罗网的。还是小心为妙。

“走，我们抓那头猪去，”特纳对耐特尔说，“一会儿不就完了嘛。”

耐特尔早已经习惯了听从特纳的意见，因为，一般而言，他的建议总是言之有理的。但他们一走到街上，耐特尔就咕哝开了：“你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儿，长官。”

特纳和耐特尔由于脚上磨出的水泡走不快。而这头大母猪年方少艾，行动敏捷，喜欢自由自在。当他们把它逼到一家店铺的门口时，它一头向耐特尔冲了过去，耐特尔尖叫一声跳到了一边，那声尖叫并不是纯粹的虚张声势，他是真的对它惧怕三分。特纳回到老妇人那里去要一段绳子，但到了门口不见有人出来，就不敢确定这是不是他要找的那所房子了。但他明白要是抓不到猪，他们就永远也回不了老家。他知道自己又发烧了，但是发烧也不会使他犯糊涂。把猪赶回家就意味着大功告成了。小时候，学校操场的外围有人行道，人行道上有一些裂缝，特纳觉得要是避开那些裂缝走就可以防止妈妈猝死，虽然他曾试图说服自己这种感觉是荒唐的，可那时他从来都没有踩过它们，而他妈妈那时候也没有死。

他们在街上追赶这头大母猪，可这头猪就是跑在他们前面一步远，不让他们抓到。

“他妈的，”耐特尔说，“我们居然干起这个来了。”

但是别无选择，还得去抓。特纳从一根倒下的电线杆上截下一段电线，打成一个活套。他们把猪追到游览胜地旁边的一条路上，路边一座座围着篱笆的小花园映衬着平房的游廊。他们沿着街道两边，打开每一座花园的篱笆前门，然后，绕到了旁边的一条路上，想把猪围起来，并把它循原路驱赶回去。不出他们所料，不一会儿，猪从敞开的篱笆门进入了一个花园，开始用鼻子拱地，把花草连根拱了起来。特纳关上篱笆门，从篱笆上探过身子，垂下电线活套，套住了猪的脑袋。

特纳和耐特尔使尽了他们身上还剩下的所有力气，把尖声嘶叫的大母猪拽回了家。幸好耐特尔知道猪圈在哪里。当他们最终把猪安顿在老妇人后花园的小猪圈里时，老妇人捧出两大石壶水。在老妇人的注视下，欣喜若狂的他们站在她厨房门边的小院子里喝了起来。喝到肚皮都好像要胀破了的时候，他们还觉得口渴，于是又接着喝。等他们喝够了，老妇人拿出肥皂、法兰绒洗脸巾和两个搪瓷盆，让他们洗脸。特纳的脸烧得通红通红，一洗水都变成了铁锈似的褐色。上嘴唇上的几块干血痂全都脱落掉了，特纳觉得非常满足。洗好了，他感到周围的空气都充满了愉快的轻松感。空气像丝一样地滑过他的皮肤，穿过他的鼻孔。特纳和耐特尔把脏水泼到一丛金鱼草的底部，耐特尔说这丛金鱼草使他思念起父母的后花园。吉卜赛老妇人把他们的饭盒、水壶装满了，又给他们每人一升红酒，为了方便他们打开，酒瓶的软木塞都拔出了一半，还给他们每人一根粗红肠。他们把这些都装进了他们的帆布背包。他们正要告辞，老妇人又想起了一件事，就回到了房里。她再出来时，拿着两个小纸袋，每个纸袋装着半打裹着糖衣的杏仁。

他们郑重地和老妇人握了手。

“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您的盛情。”特纳说。

她点了点头。他觉得她说了一句：“我的猪会让我一直记着你们。”特纳品味着她的话，话里是含有侮辱的意思，还是诙谐幽默？或者暗示着什么？由于她一脸的严肃没有变过，所以特纳搞不清楚话里到底有什么含义。她对他们很友好，她是认为他们不配吗？特纳尴尬地向后退着，然后和耐特尔走上街道。特纳一边走一边给耐特尔翻译老妇人的话。下士深信不疑。

“她一个人过日子，很爱她的大母猪，这是理所当然的。她非常感激我们。”说完了耐特尔又疑惑地问特纳：“长官，你感觉好吗？”

“好极了，谢谢你。”

特纳和耐特尔脚上的水泡很折磨人，他们一瘸一拐地朝返回海滩的方向走去，想找到迈斯，一起分享吃的、喝的。但耐特尔认为，既然已经抓到猪了，这时打开一瓶酒来喝是很合理的事情。他已经恢复了对特纳的信任，觉得他深谋远虑。他们边走边轮流喝着酒。夜幕就要降临，他们隐隐约约地还能分辨出笼罩在敦刻尔克上空的乌云，在远离海滩的方向，能看到枪炮的火光。环行防线没有松懈。

“那些卑鄙的杂种。”耐特尔说。

特纳知道他是在骂那些临时中队办公室外的士兵们，就说：“这条防线坚持不了多久了。”

“那我们就遭殃了。”

“所以，最好明天我们就能乘上船。”

他们这时已不再口渴了，于是就想找个地方吃晚饭。特纳在想象着一间安静的屋子，里面有一张铺着绿方格桌布的方桌，一盏法式陶瓷油灯通过滑轮从天花板上悬吊下来，面包、酒、奶酪和粗红肠摊在一块木制的餐板上。

特纳说：“海滩真的是吃饭的最佳去处吗？我看不见得。”

“在那儿，我们可能会遭到疯狂的抢劫。”耐特尔附和道。

“我知道我们该到哪儿去吃了。”

他们又回到沙洲后面的那条街上。一眼掠过那条抓猪时曾累得他们精疲力竭的小巷，他们看见一些人影正在暮色中前进，大海的最后一线微光映出他们前进的轮廓。在更远处的一侧，他们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也许那是海滩上集结的部队，或者是沙丘草地，甚至是一堆堆沙丘。想要在天黑前找到迈斯是太难了，而此时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他们继续在这一游览胜地游荡着，想找个地方吃东西。这时，那里已聚集着成百上千个士兵，其中许多人分成多个小组，排着队穿行在大街小巷里，喧闹地唱着歌，大声地叫喊着。耐特尔偷偷地把酒瓶放回帆布背包，没有迈斯在身边，他们更觉得势单力薄了。

他们路过一家遭受过袭击的旅馆。特纳感到惊异，这难道就是他梦中的旅馆吗？耐特尔一门心思地要进去拖出一些寝具，他们就从墙上的一个破洞钻了进去。在阴暗中，他们谨慎地择路而行，越过障碍物以及坍倒的木料，发现了一个楼梯间。但是许多士兵都有和耐特尔一样的想法，他们早已在楼梯下面排上了队，一些士兵正奋力地把沉重的马鬃床垫搬下楼梯。在上方的楼梯平台上——特纳和耐特尔只能看到皮靴和小腿在直挺挺地晃来晃去——一场战斗正在进行着，人们大打出手声、哼哼声和掌掴声传入耳畔，随着一声喊叫，几个士兵仰面向后摔下楼梯，压在下面等着上楼梯的那些人身上。咒骂声掺杂着笑声响了起来，倒下的人陆陆续续地站了起来，揉着摔疼的肢腿。可是有一个士兵没有站起来，他头冲下痛苦地斜躺在楼梯上，好像在恐慌的梦境中，嘶哑地尖叫着，可几乎就发不出声音。有人把打火机凑近这个士兵的脸，人们看到他痛苦地龇着牙，嘴角有一些白沫。有人说他背部骨折了，可是大家都无计可施。当时一些士兵正抱着毯子和垫枕下来，从他身上跨过，而另一些人正推挤着要上楼。

特纳和耐特尔离开了旅馆，想返回内陆，走回到那个老妇人和她的猪那里去。敦刻尔克的电力供应一定已被切断了，但是他们看到一些拉着厚厚窗帘的窗子四周漏出黄褐色的烛光和油灯光。在马路的另一边，一些士兵在敲着居民们的房门，但没有一户人家愿意开门。特纳选择了这个时候向耐特尔描述了那种可供吃饭的地方，那是他神往已久的地方。他为了说得更清楚，又把这个地方润色了一番，添加了几扇朝向铁制阳台的落地长窗，一根从阳台上盘绕而过的古老的紫藤，一台在圆桌上盖着绿绒线布的电唱机，一张两轮轻便马车上用来盖腿的波斯毛毯。他越描述，就越相信这房子就在附近。他的描述正在把它变成现实。

耐特尔把门牙搭在下嘴唇上，活像一只友好的兔子，满脸的迷惑。等特纳讲完，他说：“我熟悉这个地方。我他妈的知道有这个地方。”

他们伫立在一所房子外面，房子遭过轰炸，地下室有一半已经成了露天，从外观看像一个庞大的窑洞。耐特尔抓住特纳的衣服，把他从砖头堆上拉了下来，小心翼翼地领着他走过地下室的地板，走进一个漆黑的地方。特纳知道这不是他要找的地方，但是他无法抵拒耐特尔非凡的决心。他们前面出现了一点光亮，然后又一点，接着第三点——一些抽着烟的士兵已经躲避在这儿了。

一个声音说：“嗨！走开，我们已经满了。”

耐特尔擦亮一根火柴，举了起来。他们看见地板四周全是士兵，靠墙坐着，大多数已经睡着了，少数人躺在地板中央，但还有多余的空间。火柴熄灭了，耐特尔按着特纳的肩膀让他坐下。特纳把破砖碎瓦从屁股下拨开时，感觉到衬衣已湿透了，可能是血浸的，也可能是其他某种液体，不过暂时还不觉得痛。耐特尔把军大衣裹在特纳的肩上。特纳的脚这时不用再支撑全身的重量了，一种解脱的狂喜从脚底向上升腾，透过双膝。他知道，这个晚上，不管耐特尔可能会有多么失望，他也不愿意再动一步了。一整天步行的颠簸劳累在向地板上转移，特纳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能感觉到地板在他身下倾斜、晃动。这时候，要吃点东西而又不引起别人攻击成了一个难题。然而，要生存，自私总是免不了的。特纳暂时还没有去拿东西吃，脑子里空空荡荡的。过了一会儿，耐特尔用肘轻轻地把他推醒，把一瓶酒偷偷地塞到他手里。特纳嘴对着瓶口，把酒倒入口中喝了起来。有人听到了他的吞咽声。

“你喝的是什么？”

“羊奶。”耐特尔说。“还热呢，来一点吧。”

传来一声咳嗽，接着，像浆糊一样的温热的东西落在特纳的手背上：“你这龌龊的东西，说你呢！”

一个更加气势汹汹的声音说道：“闭嘴！我睡不着觉了。”

耐特尔悄然无声地从他的帆布包里摸索出粗红肠，切成三片，把其中一片和一块面包一起递给了特纳。特纳伸出两腿直挺挺地躺在混凝土地板上，用军大衣蒙住头，这样既能盖住他咀嚼的声音，又能遮掩住肉的香味。虽然大衣底下的空气很闷浊，虽然碎砖块、粗砂石挤压着他的脸颊，可他却开始吃起了他有生以来最香的一顿饭。伴着脸上散发的香皂味，他大口地嚼着染有军用帆布包味的面包，狼吞虎咽地吃着香肠。食物下了肚，立刻生出一团热流，充盈到喉咙和整个胸腔里。他想起了一生中走过的这些路，一闭上眼睛，浮动的沥青路面和他那大步行走的皮靴就在他的脑海里忽隐忽现。他咀嚼食物时，连续有好几秒钟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到了另一段时空里，此时一颗糖衣杏仁正温暖舒服地躺在他的舌头上，而杏仁的香甜则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他听到别人在抱怨地下室里太冷了，而他有大衣裹着，觉得很高兴。想想两位下士把军大衣扔掉的时候他阻止了他们，一种父亲般的洋洋得意感便油然而生。

正像特纳和耐特尔刚才一样，一群士兵又进来寻找掩蔽的地方了，他们划亮了一根又一根的火柴。特纳对他们充满了敌意，他们那英格兰西南部地区的庞杂口音让他恼火。他像地下室里的其他所有人一样，想叫他们滚开。然而，他们在稍微远离他脚头的位置找到了一块地方。一阵白兰地的气味飘了过来，特纳对他们更加怨恨了。他们在收拾睡觉的地方，发出很大的声响。这时，沿着墙边有个声音大声喊道：“该死的土包子！”新来的士兵中，有一个人东倒西歪地朝发出那个声音的方向走去。看来，片刻间一场架就要打起来。但是，黑暗和人们困倦的抗议声维持了这里的安宁。

不久，地下室里只剩下了平稳的呼吸声和打鼾声。特纳身下的地板好像仍然在倾斜着，接着，又变换出坚定的行军步伐的节奏。特纳又一次发觉脑袋里的一些记忆在折磨他了，他身上烧得厉害，一点力气都没有，根本睡不着。他从上衣里面摸出一小捆她的信。我等着你。回来。这些话不是没有意义的，但这时没有感动他。一个人等另一个人就像一个加法算式，就好像里面不带有任何情感——这已经是再清楚也不过的了。等待。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什么也不干，让时光流逝，另一个人姗姗靠拢。等待是一个沉重的字眼，特纳感觉到它正在向自己压来，沉重得像一件厚厚的大衣。地下室里每个人都在等待，沙滩上每个人都在等待。她也在等待，是的，但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试图想象出她讲这句话的声音，可是，在怦怦的心跳声里他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他甚至回忆不出她的面容。特纳迫使自己去想这一新的处境，新的处境应该能让他高兴起来，因为错综复杂的事情没有了，紧急迫切也已经消失了，布里奥妮愿意改变她的证言，她会重写过去，给蒙冤者平反昭雪。可是这年代什么叫有罪呢？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个人又都是无罪的。没有人会因一次证词的改变而得到拯救，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没有足够的笔和纸，没有足够的和平和耐心来记录下所有证人的供述，来收集事实真相。而且证人们也是有罪的。人们整天都在目睹着彼此犯下的种种罪行。你今天没杀人？可是对多少人的死你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在这儿，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会对这个问题闭口不谈，会借助睡眠来忘掉它，布里奥妮。特纳伴着嘴里的甜杏仁味，想着布里奥妮的名字。这名字那么离奇，好像不太确实，他怀疑自己有没有记对。塞西莉娅的名字也是一样的感觉。以前，难道他一直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名字是怪异的吗？就连这个问题在他的思绪里也很难逗留许久。他在法国这儿有这么多没做完的事情，对他来说，推迟回英格兰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他的行包——奇异、沉重的行包——已经打点好了。要是把它们丢在这儿就回去，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那是隐而不见的包袱。他必须回去，必须从那棵树上找到那个男孩。以前他曾经有过这一经历，他曾回到过那个地方，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双胞胎，再没有其他任何人，他背起皮埃罗，抱起杰克逊，穿过公园。两个男孩这么重！他爱塞西莉娅，爱这对双胞胎，爱飞黄腾达，爱黎明的曙光以及黎明时分不可思议、闪烁发光的薄雾。可是迎接他的是怎样的一队人啊！虽然这时特纳对这样的事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它就跟家常便饭一样，可是那个时候，在他还没有浑身麻木，还没有变成一介俗人之前，在麻木还是件新奇事物的时候，在一切才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却能强烈地感觉到它。想当初，塞西莉娅一路奔跑，穿过沙砾，来到打开的警车车门旁，对他说：噢，我与你相爱时，/我清白又勇敢。这一幕令他牵肠挂肚。因此他要沿着原来的路返回去，走回所有他们已经完成的撤退的道路，穿过那一片片干涸而又令人意志消沉的沼泽地，绕过桥上那位凶巴巴的陆军中士，经过那个被炸弹摧毁的村子，顺着缎带似的大路——它绵延在数里起伏的农田里——留意村寨旁左边的小径，来到鞋店的对面，再往前走两英里路，跨过有刺的铁丝网，穿过森林和田野，来到兄弟们的农场里小住一晚，第二天，在金黄色的晨光中，靠着指南针的指引，匆匆穿过那块拥有星罗棋布的小洼地、纵横交错的小溪、采花酿蜜的蜂群的壮丽的土地，踏上向上倾斜的人行道，来到铁路旁边那所令人悲痛的农舍，来到那棵树下。从软泥里把一块块烧焦的条纹布片和男孩睡衣裤的碎条拾起来，然后把他，把那位可怜的、肤色苍白的男孩放下，给他举行一场像模像样的葬礼。一个多么俊秀的孩子。让他这有罪的人埋葬那无辜的孩子，不让任何人改变证据。可是要帮他挖墓穴的迈斯在哪里呢？那个勇敢的鲁夫·迈斯下士。特纳不能离开，因为这儿有更多没做完的事情，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必须找到迈斯。但是首先他必须重走那么多里路，向北返回那位农夫和他的狗还跟在犁后面走着的那块田地。他必须问那位佛兰芒妇人和他的儿子，他对他们的死要不要负责任？有时候，在一阵阵突发奇想的自责中，一个人要承担的事情太多了。那位妇人可能会说不要——佛兰芒人不会要他对任何事情负责。她会说：你千方百计想帮助我们，只是没能带着我们穿越那块田地。你携带着双胞胎，而不是我们，不是。不，你没有罪。没有。

“太吵了，长官。”一个低低的声音传来，特纳滚烫的脸感觉到了声音里夹杂的气流。

耐特尔下士的脑袋后方是一大片深蓝色的天空，地下室炸坏了的天花板的黑边像是蚀刻在天空上，形状参差不齐。

“吵？我刚才在干什么？”

“你大喊‘不’，把每个人都吵醒了。这些家伙中有个人有点恼火了。”

特纳想抬起头来，可发觉怎么也抬不起来。耐特尔下士擦亮了一根火柴。

“天哪，你看上去他妈的吓死人了。来，喝点水。”

耐特尔托起特纳的头，把水壶递到他嘴边。

水有股金属的味道。他喝好以后，筋疲力尽的感觉像无边无际的滚滚浪涛一样向他袭来。他走遍了敦刻尔克这片土地，此时却陷入了这疲惫的汪洋。为了不让耐特尔警觉，他尽力不泄露自己真实的感受。他的话语听上去通情达理。

“你看，我已经决定留下来了。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耐特尔用一只脏乎乎的手在擦拭着特纳的额头。他把脸、把焦急而又邋遢的脸凑得离特纳的脸这么近，特纳一点不明白为什么耐特尔会认为有这个必要。

耐特尔说：“长官，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在听吗？大约一个小时前，我出去方便，猜猜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海军部队正沿途走来，发出要选拔军官的动员令。他们离船上岸正在进行编组。船已经返航了。我们就要回家了，老兄。这儿巴福斯军有位海军陆战队中尉会在七点钟把我们带过去。所以，好好睡一会，别再大叫大喊了。”

当时，特纳正落在筋疲力尽的海洋中，满心只想睡觉，正想睡它个一千小时。虽然刚才喝的水有点让人恶心，但它起到了催眠的作用，耐特尔刚才告知的消息以及他低低的安慰声也对睡眠起到了帮助作用。睡眠变得更容易了。他们将在外面的马路上排好队，向海滩进发。向右排成方阵。秩序将主导一切。在剑桥，没有人教授好的行进秩序所带来的种种益处，剑桥人崇拜的是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人——诗人。但是，诗人知道什么叫死里逃生吗？他们知道大部队士兵是如何逃生的吗？没有人冲出队伍，没有人抢着上船，没有先到了就先招待的规矩，也没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他们穿过沙滩向海边走去时没有皮靴的声音，同伴们上船时有一双双心甘情愿的手在拍岸的惊涛骇浪中稳住船舷。然而，特纳此刻沉入的是一片平静的大海，由于他自己也心境平静，当然就看到了她等着他是何等的美妙。让算术见鬼去吧！“我等着你”这句话是最最要紧的，正是因为这句话他才幸存了下来。这是表示她将拒绝其他一切男人的一种普普通通的方式。只有你。“回来。”他记得透过薄薄的鞋底踩到砾石的感觉，这时他就能感觉到，他还记得手腕上冰冷冷的手铐。他记得他和那个警探在小汽车旁停下，向她脚步声传来的方向转过身。他怎能忘记那件绿色的连衣裙，他清楚地记得它勾勒出她臀部的线条，他记得它束缚她的跑步，他记得它显露出她美妙的双肩，比薄雾还要雪白的双肩。警察允许他们谈话，他并不觉得奇怪。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和塞西莉娅如入无人之境。她说她相信他，信任他，爱他的时候，决不让自己哭出来。他只是对她说他不会忘记这一切。说那句话，他是想告诉她他是多么感激她，特别是在那时，特别是在这时。然后，她把一个手指放在手铐上，说她并不感到羞愧，没有什么好感到羞愧的。她抓住他西服翻领胸前的一角，轻轻地抖了一下，说：“我等着你回来。”这句话是发自她内心的，时间会证明她是真心真意的。她说完那句话，警察就把他推进了小汽车，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要哭出声来，她说话急促起来，她说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他们的事，是他们的私事。当然，她指的是藏书室里的一幕。那是他们的，没人能把它拿走。“那是我们的秘密。”就在车门砰地关上之前，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她大声地喊了出来。

“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的。”他说道，尽管耐特尔的脑袋早就在特纳眼前消失。“七点之前叫醒我。我保证，你不会再听到我说一句话。”

[1] 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头号法西斯分子。

[2] 以上五对人物分别是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悲剧《脱爱勒斯与克来西达》、诗歌《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以及简·奥斯丁《爱玛》中的男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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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不安并非只局限在医院里。时值四月，阴雨绵绵，这躁动不安仿佛随污浊而又湍急的河流暴涨着，升腾着。在夜晚，它笼罩着这黑漆漆的城市，像是一种凌驾于人们精神之上的黄昏，与那料峭的晚春难以割舍，不动声息地、恶狠狠地膨胀蔓延。整个国家的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尽管它隐藏在其弥漫的慈善中。在医院里，某些东西正在慢慢地走向尽头。在走廊的交叉口处，一群群狂妄自大的资深医生在交换着意见，商讨着一个秘密。个头高一些的年轻医生们迈着大步，显得更加咄咄逼人。只有那会诊医师在查房时显得心事重重。某一天早晨，他走到走廊的窗边，对着河的对岸凝视了许久。在他的身后，护士们站在病床旁静心等候。年长的杂活工们推着病人在病房间来回穿梭，显得那样的沮丧，似乎忘记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从广播喜剧节目里学来的令他们快活的名言。如果布里奥妮能再次听到他们的那句名言，她是会感到很欣慰的，尽管她以前对这句话那么不屑一顾——“鼓起劲来，亲爱的。也许战争永远也不会发生。”

可是战争就要来了。这些日子以来，医院的病人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少了。开始这看来很平常，一帮子脑筋不够数的受训者还喜滋滋地把这“大量康复”归功于他们提高了的医疗技术。慢慢地他们才看出了端倪。空空的床分布在一间间病房里，就像夜晚的死亡幽灵。布里奥妮想象着那宽宽的光滑走道上远去的脚步声，它们曾经是那么的清晰和富有节奏，现在却已变得模糊和犹豫。在电梯外的一段楼梯平台上，那些来安装新的防火装置和更换消防沙的工人整整工作了一天，一刻也未停歇，离开前也不对人说一句话，甚至不理睬同在走廊里的勤杂工们。在那有着二十个床位的病房里，只有八张正在使用。而且虽然工作比以前更加辛苦，但是处在一种不安或者说是离奇的恐惧作用下，这些实习护士在一起喝茶时不再抱怨不休。她们都更冷静了，也更容易知足。她们也不再伸出手来相互比较各自的冻疮了。

不仅如此，每一个实习护士都忧心忡忡，十分害怕犯错误。她们都十分害怕马乔里·德拉蒙德护士长，害怕她暴怒前险恶的笑和态度的软化。布里奥妮有自知之明，最近她已经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了。四天前，虽然她小心再小心地说明，一个由她照顾的病人还是咕咚咕咚地喝下了碳酸漱口水——一位勤杂工正好看到，他形容说就像一口气喝下一品脱烈性的黑啤酒一样——之后，那个病人吐了一床。布里奥妮也知道，德拉蒙德护士长一直在注意着她，有一次她在搬便盆的时候一次只搬了三个，而不是像忙碌的拉卡普的服务员那样——要知道她原本是应该一次稳稳当当地搬六个的。而且，她很有可能还犯了很多其他的错误，它们要么因为她劳累而被忘记了，或者她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她还很容易犯一些举止上的错误——有时一不留神她就会单脚站立，而令她的顶头上司狂怒不已。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的差池和失误会积少成多：扫把没有放好啦、毯子折的时候把标签朝上啦、硬的领子有细微的褶皱啦、床的脚轮没有冲里成一直线啦、走出病房时空着手啦——这些全被人默默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直到忍耐达到了限度。这时你若还未读出征兆，那么怒火会从天而降，而你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呢。

但是最近，护士长不再向她的实习护士们投以忧郁的笑容，也不再用令她们恐惧的压抑的声音和她们说话。她仿佛一点都不关心自己的职责。她像是把精力都放在了别的什么事情上，经常站在男外科手术室门外的四方场地上，和她的拍档没完没了地商谈，或连着两天也不见踪影。

若是在另一种环境里，从事另一种职业，体态丰满的她也许会显得非常慈爱，甚至极富风情，因为她那不着口红的双唇有着迷人的曲线和足以自傲的自然的光泽。她脸颊滚圆，有着娃娃般健康的红晕。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她温蔼的天性。但这样的好印象没有维持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事情缘起一个和布里奥妮同龄的女孩。她是个大块头，秉性和善却行动迟缓，喜欢用像奶牛般无辜的眼神打量别人。她领教了护士长气势汹汹的威力。兰格兰护士被临时抽调到男外科病房去帮着准备一个年轻士兵的阑尾切除术。她与他单独呆了一两分钟，于是就跟他聊了起来，还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叫他不必为自己的手术担心。他很自然地就问了她的芳名，这可就触犯了那神圣的戒律。它明明白白地印在指导手册上，虽然从没什么人知道那到底有多么重要。几小时后，士兵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喃喃地呼唤着这实习护士的名字，而此时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长就站在近旁。这下可好了。兰格兰见习护士被撵回了她以前的病房，着实蒙了一回羞。其他护士被召集在一道，要她们吸取教训。就算可怜的苏姗·兰格兰残忍地杀害了两打病人，也不至于会蒙受如此的奇耻大辱。德拉蒙德护士长教训说，对于应该一直追求像南丁格尔一样护理病人的传统的她，这样做是多么的丢脸。她还说兰格兰应该对自己下个月能分拣整理弄脏的亚麻被单而庆幸。她刚一说完，不仅是兰格兰，在场的一半女孩也都哭了起来。布里奥妮没有哭，但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她还是心有余悸。她把指导手册又从头读到尾，看看是不是有些礼仪规范被她忽略了。她反复重读这条戒律，并把它牢牢记在心里：在任何情况下，护士绝不能把自己的教名告诉病人。

病房腾空了，活儿却越来越紧。每天早上，病床都被推到房间的中央，这样实习护士们就能用拖把将地板擦光亮。拖把十分笨重，让女孩子们把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可真是要命。地板要一天清扫三次。不用腾空的衣物柜要抹干净，褥垫要消毒，黄铜衣帽钩、环形门把手和门洞要擦干净。那些木制品——门和踏脚板——要用石炭酸溶剂仔细清洗，当然还有床、铁床框和弹簧。实习生们整天埋头于便盆、便瓶的冲洗、擦拭和晾干，直到它们像能上得正式宴会的餐具一样闪闪发亮。载重三吨的军用卡车停在装卸间，运来了更多的床。要它们变得适于摆进病房，挤进它们那整洁的同伴中去，就先得把这些污秽不堪的东西彻底用力擦洗许多遍，再用石碳酸溶液消毒。任务的间歇——大概一天有十来次——实习生们得在冰冷刺骨的水下清洗她们生满冻疮而裂开、流血的双手。与病菌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她们早被灌输了对清洁的狂热崇拜。她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躲在床下的一小撮毛毯的绒毛更令人厌恶了。在那不起眼的表面隐藏着成群成群、密密麻麻的细菌。她们每天都蒸馏、擦拭、打亮、揩干，这已经成为她们职业骄傲的象征了，为此她们必须舍弃一切个人安逸。

搬运工们从停车间里搬来了大量的供给品，包括包扎用品、便盆、皮下注射器、三个崭新的高温消毒器和许多标着“湿敷袋”的包裹——它们的用途未加说明。接下来的程序就是打开包裹，盘点物品并开出清单，最后整齐码好。另有一个已被擦过三遍的药品柜也安放好了，塞得满满的。平时它都上锁，钥匙在德拉蒙德护士长手里。可是一天早上，这秘密被布里奥妮窥破了——一排排瓶子的标签上都写着“吗啡”。有别的差事时，她看到其他病房也都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有一间病房甚至已空无一人。它空旷而寂静，显得格外亮堂，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过，看着这些她也不好置喙多问。一年前，刚宣战不久时，顶楼的病房就怕被炸而弃置不用了。手术室现已转移到了地下室。底层的窗子都被沙袋堵得严严实实，天窗也都用水泥抹死了。

一位陆军上将曾到医院巡视了一番，六七位高级顾问医生紧随左右。没什么仪式不说，连“肃静”的要求都没有。一般地说，在这样的重要场合，病人们的鼻尖都得和最上面一层被单的折缝成一直线。可这回是没时间好好准备了。将军和他的随从们阔步走过病房，时而低声轻语，时而颔首点头，然后便扬长而去。

人们心头越来越沉甸，却没机会打探些确切的消息，因为这是明文禁止的。没轮班的时候，实习生们要么听课，听讲座，看示范讲解，要么就是自修。进餐和就寝时都给管得牢牢的，好像她们是洛迪安私立女子寄宿学校的新生。有一天，当睡在布里奥妮邻铺的女孩菲奥娜在餐桌上把盘子一推，大声宣布——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她“无法平心静气”吃下用氧气管蒸熟的菜时，这位南丁格尔护士长便站在那里定定地看着她，直到她乖乖地把最后一口吃了下去。不妨说，菲奥娜是布里奥妮的朋友。在宿舍里，在预备训练的头一个晚上，她就请求布里奥妮帮她剪右手上的指甲，她解释说自己左手不会用剪刀，平时这活是她妈妈干的。她有姜黄色的头发和点点雀斑，这使得布里奥妮不自觉地警觉起来。不过和罗拉不同，菲奥娜总是大声大气又欢天喜地。她胖乎乎的手背上有一个个“小凹”，她的胸部硕大，常被别的女孩所取笑。她们说这表示她注定会成为一名病房护士长。她家住在切尔西。有一天晚上，她从自己床上探过身来和布里奥妮窃窃私语，说她爸爸有望被召进丘吉尔的战争内阁。可是等到内阁成员名单公布时，那个期望中的姓氏却没有出现。布里奥妮想这事她最好还是别去探问什么究竟了。在预备训练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菲奥娜和布里奥妮没什么机会搞清楚她们是不是真的喜欢对方。不妨就假定她们是的吧。因为她们毕竟没有任何医学背景，这样的实习生为数不多。大部分女孩子们都曾参加过急救培训，有几个甚至还曾是英军志愿救护支队的队员，早已习惯了与血和死尸打交道，至少她们自称如此。

不过要培育友谊谈何容易。实习生们每天在病房里轮班工作，工作完还得学习三个小时，然后睡一会儿。下午茶对她们来说简直是难得的享受。每逢四点到五点之间，她们就会从木头做的板条架上取下刻有各人名字的精巧的棕色茶杯，在远离病房的娱乐室里坐在一处。谈话很不自在，因为护士长会在那儿监视她们，看她们是否行事合乎礼仪。况且，她们只要一坐下来，困倦就会向她们袭来，像三床折叠好的厚毛毯那么沉重地压在她们身上。一个女孩茶杯和杯托还拿在手里就睡着了，烫伤了大腿——“真是个练习处理烧伤的绝好机会。”德拉蒙德护士长推门来看个究竟时作如是评说。

还有她自己，也成了横亘在友谊之路上的一大屏障。头几个月里，布里奥妮常常以为自己只要考虑怎样和德拉蒙德护士长相处就行了。因为她总在你眼前晃悠。前一分钟从走廊尽头不怀好意地走过来，下一分钟就在布里奥妮的耳畔絮絮叨叨，说她在预备训练的时候一点也不认真，才不懂给男病员“全身洗浴”时的正确步骤该是什么：只有在水换过两遍之后，才能把擦后背用的打了肥皂的法兰绒和毛巾给病人，这样他就能自己洗完了。布里奥妮的心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士长那会儿觉得她做得如何。德拉蒙德的目光一落到她身上，她就条件反射似的觉得肚子里一阵冰冷。想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是不可能的。布里奥妮对她的挑剔指责恐惧万分，对她的表扬褒奖从不幻想。对自己置之不理——这是布里奥妮最大的指望了。

布里奥妮能真正独处的时间一般是在晚上入睡前的几分钟。在黑暗中，她会沉思默想，仿佛看到自己朦胧生活在格顿女子学院。在那里，她可以读她的弥尔顿。她本来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大学里念书，而不是在姐姐所在的医院里上班。布里奥妮以为自己正在加入到反战的洪流中，可到头来却把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年长十五岁的女人绑在了一起。这位女人时时支配着她，其威力甚于一个母亲对她幼儿的掌控。

这种束缚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对个体身份的剥夺——开始于她亲耳听说德拉蒙德这个人的几星期之前。为期两个月的预备训练的第一天，布里奥妮在班级里丢尽了颜面，给她上了很好的一课。事情是这样的：她走到护士长前面，彬彬有礼地指出，她徽章上的姓名有误。她是B·塔利斯，而不是像那个小三角形胸饰上表明的那样是N·塔利斯。

护士长的回答十分冷淡。“你就是N·塔利斯。从现在起就是，以后也还是。这是分给你的新名字。你的教名对我没有意义。现在，请你坐下吧，塔利斯护士。”

要是敢笑的话，其他女孩子早就纵声大笑了起来。因为她们的名字首字母全都一样——N。不过她们都意识到笑是不被准许的。事实证明她们的感觉是正确的。这是卫生讲座的时间，还要拿真人大小的模特练习给病员的全身洗浴。假人们也都有名字——麦金托什太太、蔡斯女士，还有乔治宝宝——他那被不怀恶意地做得有些变形的体型使得他有两个正常的小女婴那么大。这时候她们要学会适应不假思索地服从，学会一叠叠地运送便盆，要把一条基本准则记在心头：千万别进病房转了一圈只带着你自己的手走出来。身体上的不适多少减轻了布里奥妮精神上的紧张。高高竖着的上过浆的衣领磨得她的脖子生疼。每天都要十几次地在冰冷刺骨的水下用碳酸氢钠洗手，使她生出了第一批冻疮。她自己掏钱买来的鞋子也狠狠地挤着她的脚趾。她们的制服像其他所有种类的制服一样，也抹杀了人的个性。而那些日复一日的繁冗要求——熨烫褶裥、别住帽子、整理线缝、擦亮双鞋，尤其是鞋后跟——已成了必须小心对待绝不能出错的程序，慢慢将其他事情都从她们脑中挤了出去。当女孩子们做好准备进入做实习护士的阶段，要在德拉蒙德手下开始为病房服务（她们绝不会说“在病房服务”）时，从前生活的印象在她们脑中已经十分模糊了。她们只知道要服从于日复一日的机械程式——从便盆到浓缩牛肉汁。从某种程度上讲，她们的头脑渐渐地空虚，也没了什么戒备心理，很容易就屈从了病房护士长的绝对权威。护士长在填塞她们腾空了的脑袋时，她们只能乖乖就范。

虽然没有明言，但是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其实是一种军事化的模式。那个永不会被称呼为佛罗伦萨的南丁格尔小姐曾在克里米亚待了那么久，所以很明白纪律、严厉的命令和训练良好的团队有多重要。当布里奥妮在黑暗中听着仰眠的菲奥娜彻夜的鼾声响起时，她已感到那平静的生活——小的时候，她去剑桥看望过利昂和塞西莉娅几次，那种生活她很容易想象得出——将很快就要从她的人生中岔离。实习生的生活已开始了，这样过四年，这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作息，她也得过下去，她不想离开，也没有离开的自由。她开始完全沉浸在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中：循规蹈矩，逆来顺受，没完没了的工作，时刻提心吊胆，生怕遭他人的非难。她只是这众多实习生中的一员——每过几个月就会有一位新人补充进来，而她，不过就是那个标牌上几个抽象的字母而已。这儿不会有校园中的课外辅导，更不会有人为了那些关乎自己智力发展的严格的课程而睡不着觉。她得倒掉便盆，冲洗干净，清扫和擦亮地板，准备可可和浓缩牛肉汁，来回地取东西和搬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把自己从闭门反思中暂时解脱出来。她从早一年入学的实习生那里听说，将来终有一天，她会慢慢地从精明强干中获取快乐。近来，她就初尝了这种快乐的滋味——她可以在专人指导下给病员测脉搏和体温，并在治疗卡上标明读数。她也曾在病人的癣斑上涂过龙胆紫，在伤口上抹过乳液，还把铅洗液擦在淤青上。不过大多数时间里，她只是个服务员，一个下等女佣——还有在空余时间里，一个要靠死记硬背书本来应付考试的不甚聪明的学生而已。没有什么时间可胡思乱想，她觉得很开心。但当每天晚上她穿着睡袍站在楼梯平台上——这通常是她每天的最后一门功课——凝望河对岸的没有光亮的城市的时候，她就记起了笼罩着那一条条街道和病房的惶惶不安，就像那掌控一切的黑暗一样。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她从这思绪中拽出来，就连德拉蒙德护士长也不能保护她免遭不安的侵扰。

每天喝过可可茶之后，熄灯前会有半小时可供女孩子们自己支配，这时候她们总会互相串门子，坐在床上给家人或者情人写信。有人还会因为乡愁而泫然泪下，然后大家就会勾肩搭背，互相安慰，说些贴心的话儿。这些在布里奥妮看来都既夸张又荒谬——已经成年的人因为想妈妈而一把鼻涕一把泪。还有个女孩子哭个不停，居然说是因为想起了爸爸烟斗的味道。好笑。可是那些安慰别人的女孩子似乎倒非常乐此不疲。在这么腻味的气氛中，布里奥妮有时候也会写几个字寄回家，不外乎是翻来覆去那几句——她没有生病，没有不高兴，不需要家里的钱，也绝不会像妈妈预言的那样改变主意，后悔自己的选择。别的女孩子把日常工作和学习情况一一封进信里，来惊吓可爱的爸爸妈妈，而且还感到很自豪呢。这些东西布里奥妮只会写在日记本里，但也不会事无巨细全往上搬。至于妈妈，这些低贱的工作她自然不想让她知道。她要做护士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她要为自己的独立生活而工作。她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她自己的生活知道得越少越好，这对她来说很重要。

除了一长串尚未回答的翻来覆去的问题外，艾米莉的来信很大篇幅都是讲疏散到她家里的那群人。从伦敦海克尼区来的三个妈妈带着七位孩子被安顿在塔利斯家。其中一位妈妈曾在乡村酒吧出丑露乖，丢尽了颜面，不过现在已不让她上那儿去了。还有一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带着三个孩子走了四英里路去当地小镇的教堂做弥撒。但是，身为天主教徒的贝蒂却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异。她恨透了这三个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他们竟在来的头一天早上就说不喜欢她做的饭菜。她声称自己亲眼看到那个常上教堂的女人把痰吐在了门厅地板上。还有毛孩儿里最大的一个——看上去不到八岁而实则十三岁的男孩——溜进了喷泉里，爬到特赖顿身上，把他的犄角和直到肘部的一段胳膊掰了下来。杰克说修好它倒并不费什么事儿，可是那残肢被拿进屋，丢在了储藏室里，现在却不见了。贝蒂听了老哈德曼的口实，一口咬定是那个男孩把它扔进了湖里，但男孩矢口否认。有人提议把湖里的水抽干，可又担心这会危及湖中正处在交配期的一对天鹅。那位母亲坚决维护自己的儿子，说孩子们在到处玩耍时，喷泉实在是太危险了。她还说要秉书下院议员。她不知道，阿瑟·里得雷爵士正是布里奥妮的教父。

然而，艾米莉觉得能招待这群避难的人真是福气，因为曾几何时，整座房子好像都要被军队征用了去。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终于在休·凡·弗莱厄特家安营扎寨，因为那里有斯诺克球桌。她在信中还提到，她的妹妹埃尔米奥娜还在巴黎，不过正在考虑搬到尼斯去；家里的乳牛都分散到北边的三块田地里放养去了，这样原来的那块地就可以腾出来耕种玉米了；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始建的一条一英里半长的铁栅栏已被拆除，熔化掉后用来做喷火式战斗机。就连来拆它的工人们都说，这种金属并不适合用来制造喷火式战斗机。莎草丛中，小河转弯处，用水泥和砖头当原材料的掩体在岸边造好了，毁了短尾野鸭和灰色鹡鸰的巢居。大道的进村口，另一个掩体也在修建中。他们把所有易坏物品都藏进了地下室，包括那架羽管键琴。可怜的贝蒂在搬克莱姆叔叔的花瓶时不小心失手，花瓶掉在了台阶上摔了个粉碎。她说裂缝在她手里时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话没什么说服力。丹尼·哈德曼加入了海军，村里的其他小伙子则参加了东萨里前线团。杰克辛苦得不得了。他参加了一个特别会议，回来后看上去又累又瘦，而且他还得向她保密，不能告诉她他的去向。听到花瓶摔破了，他勃然大怒，竟冲着贝蒂大喊大叫，这可一点也不像他的性格。除此之外，她还搞丢了配给证，大家只好过了两个星期没有糖的日子。那位被“红狮”酒吧开除的母亲来的时候没带防毒面具，根本没有多余的可以给她用。空袭警报哨的小头头，也就是沃金斯警员的兄弟，总以检查灯火管制为由在这儿转悠来转悠去。他已来了三次，他独裁的本性已暴露无遗。谁也不喜欢他。

每当在劳累一天后展读这些信件，布里奥妮就会神情恍惚，思家心切，她隐隐地向往那久已远去的生活。可她并不后悔，因为当初是她自己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预备训练结束后，实习生活开始前，有一个礼拜的假期，她和叔叔、婶婶住在樱草山上，而且她断然拒绝与电话那头的妈妈通话。为什么？为什么在每个人都想要见她，每个人都热切地想知道她的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她就是不肯回去？连一天都不肯？为什么她连写信都这么少？为什么呢？要明明白白回答太难了。眼下，最好是远离家园。

床头柜的抽屉里，布里奥妮放着一个大理石纹薄纸板封面的大笔记本，粘在书脊上的是一截线，末端拴了支铅笔。在就寝时间是禁止使用铅笔和墨水的。她从预备训练的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写日记，并设法做到了基本上每天熄灯前至少挤出十分钟时间来。她的记录包括“艺术宣言”、琐碎的抱怨、人物速写以及一些简单的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尽管一天天幻想的成分愈加增多。她并不怎么读自己写下的东西，却陶醉于哗啦哗啦地翻动那填得满满的纸页。这儿，在名标和制服的后面，才是真正的她。她的“真我”偷偷地隐藏着，悄悄地积聚着力量。在孩提时代，她就用自己的笔迹覆盖那本来空无一物的白纸，从中得到了莫大的乐趣。这种乐趣她一直不曾忘怀。至于写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对她倒是无关紧要。因为抽屉不上锁，她很用心地把关于德拉蒙德的事情写得很隐晦。病人的名字她也都改掉了。没了这一层真实，随心所欲地涂改细节和胡编乱造就更容易了。她喜欢写下她想象中那些当事人的闲思漫想。她没有义务把真相写出来，也没有对任何人许诺过要写一部编年史。只有在日记中她才可以自由驰骋，充分舒展自己的个性。她编了些小故事——不是很能令人信服，语言也很造作——主角也是病房里的人。有时，她会把自己视为医学界的乔叟，病房里拥满了各色人等：小伙子、酒鬼、当官的老头子、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的顶漂亮的可人儿。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后悔自己的故事离事实太远，没给自己储存下写作的原材料。清楚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状况怎样，谁在场，谁说了什么，对她来说都用处多多。那个时候，写日记让她维持了自己的尊严。没错，也许她的相貌、她的行事、她的生活看来不过是个实习护士，可其实她是个好有影响力的作家啊。是她自己伪装得巧妙而已。一旦她和自己熟悉的一切说了再见——家族、家园、朋友——那就只写作这条线，揪着从前，又系着将来。这才是她一直来的所作所为。

每天，她的头脑少有能自在游荡的时候。有时候她会被派到药房去打杂，因而在等药剂师的时候便得了闲。她会沿着走廊轻飘飘地晃到楼梯井，透过窗子，河流一览无余。每当她眼睛盯着对岸的议会大厦而心却神游了去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她就会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自己的右脚上。日记没有占据她的思绪，她想的是自己已经完成并寄给了杂志社的长篇故事。在樱草山的日子里，她借了叔叔的打字机，躲在餐厅里，用食指敲完了最后一稿。整个星期，她每天都为这部小说花至少八个小时，直到她腰酸脖疼，直到逬发飞散、参差不齐的像一个个螺旋物开始在她眼前飘游打转。可她从来没有比这更幸福的时刻了——当她最后把那一沓子稿子——足足有一百零三页！——抚平整时，她能感到酸痛的指尖上那份沉甸甸的作品的分量。这一切都是她的。她布里奥妮的。其他任何人都写不出这样的杰作。给自己留份副本，然后把她的故事（这么个不确切的词）好好用棕色纸张包好，搭公交车到了布卢姆斯伯里，再走到坐落在兰斯唐街的那家杂志社——新近面世的《地平线》，把书稿交给了在门口迎接她的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女子。

她为自己的成就鼓舞着——全篇的构思、纯粹的结构以及她自以为很有现代感的富有特色的不确定性。什么都有个直截了当答案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物和情节的时代也已过时。尽管她还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人物速写，她其实并不相信有“人物”这档子事。那只是属于十九世纪的古雅有趣的手法。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人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上的。情节也只是锈迹斑斑的机器，其轮子已不会再转动。就像一个现代作曲家不再能写出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一个现代小说家也无法描绘人物和情节了。只有人的知性和感性才使她感兴趣。意识之河在时间中流动，该怎样表现出它的不尽向前，它的支流怎样涨溢，障碍如何让它转了向——这才是她的兴致所在。如果有可能，她真想重写那一段——夏天清晨清冽的阳光里，一个孩子立在窗前时的纤纤思绪，一泓池水上空，一只燕子轻巧地俯冲翻飞。这是属于明天的小说，它和过去一切小说都迥然不同。维吉尼亚·沃尔夫的《海浪》她读过三遍，她深信人性深处正经历着一场重大变革。只有小说，只有一种新形式的小说，才能捕捉到这一嬗变的实质。进入到人心中去，把它的功能形态展示出来，并且在齐整匀称的构造中一展其姿——这就是艺术创作的胜利。徘徊在药房外，等药剂师回来的时候，塔利斯护士思潮起伏。她凝望着泰晤士河对岸，忘怀了身边的危险：德拉蒙德会发现她用一条腿站立着。

三个月过去了，布里奥妮没有收到来自《地平线》的任何消息。

另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她已到医院行政办公室去要了塞西莉娅的地址。五月初，她就写信给了她姐姐。现在她渐渐觉得这缄默就是姐姐给她的答复。

五月的最后几天里，药品供应的运送量急骤增加。更多非危急病员都被打发回了家。要不是四十个水兵入住，有些病房就会完全腾空了。一场罕见的黄疸病正横扫整个皇家海军。布里奥妮再也没有时间照拂这些事儿了。医院护理和初级解剖学已经开课。一年级学生们在当班、上课、吃饭和自修之间疲于奔命。阅读了三大页后，想再保持清醒实在太难了。大本钟的每次鸣唱都记录着这一天的点滴变化。有时，每隔十五分钟敲一次的肃穆庄严的钟声加剧了压抑着的痛苦呻吟，这时女孩子们才会从瞌睡中记起她们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忙碌去了。

完全卧床休养本身被看作是医疗程序的一个步骤。大多数卧床的病人，不论病情如何，都绝不准走到仅仅几步路之外的盥洗室去。于是护士们每天早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便盆了。护士长不允许她们“像握网球拍那样”端便盆。做这事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七点半之前，便盆必须倒空、冲刷、洗净再堆装好。到了七点半，就开始喝早茶了。一整天，她们忙于清理便盆，为病人洗浴，擦拭地板。女孩子们怨声载道：整理床铺累得腰酸背痛，站了一整天双脚火辣辣地疼。为这些抱怨个不停。除此之外，她们还得把病房里一扇扇巨大的窗子拉上窗帘。一天将尽之时，还有更多的便盆要端，痰盂要倒，可可要煮。当班和上课之间几乎没有时间回宿舍去取笔记本和教科书。布里奥妮一天内已经被护士长抓到了两次在走廊里奔跑。每一次护士长都是无声地斥责她。只有大出血和火灾时，护士才可以有理由奔跑。

但初级实习生最主要的活动场所还是在清洗室里。有人说要安装自动便盆和吊瓶清洗器了，但这只是空穴来风。至少眼前，她们还得重复以前的人的做法。就在因为瞎跑而被数落了两次的那一天，布里奥妮发现自己被额外派差到清洗室去干活。也许是那不成文的值勤表出了问题？可她怀疑这种解释。她拉上了身后的门，把重重的橡胶围裙系在腰上。对布里奥妮来说，干这活的技巧，或者不如说是惟一她能忍受的方法，就是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别过头去。然后是用石炭酸溶液漂洗。要是她忘了检查便盆的把手是不是洗净并揩干了，护士长会给她找更多麻烦的。

黄昏时分，她结束了这一项任务，然后径直走向快要完全空掉的病房。她得在那里把衣物柜摆放整齐，清空烟灰缸，收拾这一天的报纸。她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折起来的《星期日画报》。每天她都零零星星地跟踪时事。她根本就没有时间能从从容容坐下来读完一整份报纸。她获知马其诺防线被攻破了，鹿特丹遭到了轰炸，荷兰军队投降了，前一天夜里有几个女孩子在谈论比利时即将沦陷。战况不佳，可是总会有转机的。这会儿，报上一句意在安慰大众的话引起了她的注意。它说了什么不要紧，重要的是那不痛不痒的字句下隐含的意义。法国北部的英军正在“作战略性撤退，撤到先前准备好的营地”。哪怕就是她——对军事策略和新闻行话一无所知的她——也看明白“撤退”这一委婉语的真实含义。也许她是这医院里最后一个知道到底正在发生什么的人。日益空荡的病房和大批大批运进的物资，她从前以为那只是为战争而进行的常规准备。看来她是太专注于自己的那些琐屑的烦恼了。现在，她渐渐明白了那些毫不相关的新闻片段原来是可以相互联系起来的，也了解了每个人都肯定知道了的东西，还有医院当局到底在作何计划。德国人已经攻到了英吉利海峡，英军处境十分艰难。法国的战况一团糟，虽然没人说得出到底糟到什么程度。她感觉得到自己已经沉没在对未来的不祥预感和无言的恐惧之中了。

就在这时，在最后一批病人从病房里护送回家的那天，她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首先草致问候，再例行公事似的询问了一下她的功课和身体情况，然后他把从同事那里听到又被家人所证实了的消息转告了她：保罗·马歇尔和罗拉·昆西于下下个星期六在克拉珀姆公地的圣三一教堂举行婚礼。至于他凭什么认为她会对这消息感兴趣，他却只字未提，对这件事本身他也绝不置喙。信的末尾，他只潦潦草草地写了句“一如既往地爱你”。

整个早上，她在忙这忙那，都不住地在想这一消息。自从那个夏天后，她就再没有见过罗拉，所以在她脑海里站在神坛前的身形还只是个单薄纤弱的十五岁女孩。这会儿她正在帮一个就要离院的从兰贝斯来的病人——一个年长的妇人——给行李打包，并使劲想让自己集中精神听她在唠叨诉苦。她的脚趾骨折了，本被答允了二十天的卧床休息，现在才享受了七天。布里奥妮帮她坐上轮椅，一个勤杂工推着走了。在清洗室里，布里奥妮心里盘算着。罗拉二十了，马歇尔该是二十九岁。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让她震惊的是结婚的消息得到了确认。布里奥妮和这事可不只是“有关系”这么简单。是她促成了这一切。

从早晨到黄昏，从病房进进出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布里奥妮觉得那熟悉的罪恶感以全新的、能撕裂人的力量追逐着她。她用力擦拭空空荡荡的衣物柜，帮别人用石炭酸溶液洗床框，扫干净并打亮地板，用相当于平时两倍的速度匆匆去药房和医院的社会服务员那里（当然并不敢真跑起来），在男病室里与另一位实习医生给他们的疖子上药包扎，替换得去看牙医的菲奥娜。在五月的头一个如此美好的日子里，她在僵硬的制服的包裹下不住地流汗。她什么都不要，只要工作，工作，下班后洗个澡，睡个觉，睡醒了又开始第二天的工作。可她明白这都无济于事。不管她做多少下等和卑贱的工作，不管她做得多苦，多出色，不管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多少——无论是个别辅导中得到的阐释和启发，还是大学草坪上的快乐时光——她都弥补不了自己造成的损害。永远都弥补不了。她是不可饶恕的。

许多年了，她头一次想要和父亲谈一谈。长久以来，她都把他的冷漠视作理所应当，从不奢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她揣度着这回他费心费力地寄来这么封详细的信是不是想要暗示他已经知道真相了。下午茶以后，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赶快跑到西敏寺桥附近医院出口处的电话亭，试着给正在上班的父亲打个电话。交换台给她接到了一个让人心底燃起希望的鼻音，紧接着电话就断线了，她只好从头再来。又一次同样的情况。试第三次的时候，正当一个声音响起——正在为您接通——又死机了。

全部的硬币都花光了，她也该回医院去干活了。在电话亭外面，她停了一停，抬头凝望淡蓝的天幕上堆积起来的云山。河水卷着春潮，在涌动的蓝绿间奔向大海。大本钟在不安宁的天底下看来总是摇摇欲坠。尽管有汽车排出的废气，新鲜植物和不知道是从医院园子里还是河边的小树上新割下的草叶使得清新的气味荡漾在四周。温暖的灯光闪耀着，空气中却依然有令人心旷神怡的凉意。有多少天她没有见到过这么动人的景致了？怕有许多个星期了吧。她呆在屋里太久了，成天吸进呼出的全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该走了。她刚起步，两位米尔班克军队医院年轻的实习医生从她身旁擦肩而过，给了她一个友好又灿烂的微笑。她本能地低下头来，随即又后悔至少该坦然地迎接他们的目光吧。他们走过桥去，只顾两人说着话，其他的都没在意。其中一个做了个蹦起的动作，像在模仿从一个高高的架子上取东西。他的同伴被他逗得直笑。中途他们停下来欣赏一艘驶过桥下的炮艇。她不禁想，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医生们是那么自由，那么有生气，她多么希望刚才她回应了他们的微笑。那是她已经彻底忘却的另一面的自己。她已经迟到了。尽管鞋子夹脚，她必须跑步才行。这儿，在这脏乎乎又没用石炭酸消毒过的人行道上，德拉蒙德护士长的敕令是没有效力的。没有大出血也没有火灾，可是却有种让人惊喜的全身舒展的愉悦和短暂品尝到的自由的滋味。这一切推动着她跑了起来，围着重重的橡胶围裙尽情地跑着，跑向医院的门口。

此刻，一阵让人身心俱疲的等待笼罩了整个医院。只有患黄疸的水兵还留着。他们对护士们来说有种奇特的吸引力，她们不时饶有兴趣地谈论着他们。这些倔强的小兵们在床上坐起来缝补袜子，非要自己手洗内衣手帕，洗好了就把它们挂在临时沿暖气片拉起的晾衣绳上。那些仍旧卧床不起的病员宁愿忍痛自己来，也不愿叫护士端来便盆。据说这些能干的水兵喜欢自己把病房保持得井井有条，还接替了护士们扫地的活，替她们扛那些沉重的拖把。这么喜欢做家务的男人女孩子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难怪菲奥娜说她非得嫁个在皇家海军里受训过的人不可。

不知什么原因，实习生们有了半天的假，不用去学习，但制服还得穿着。午饭后，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过了河，走过议会大厦，来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她们缓缓地绕湖溜达，在小摊上买了杯茶，又租了躺椅，听“救世军”老年乐队演奏为铜管乐队改编的埃尔加曲子。五月天里，在法国战事被深刻理解之前，在被轰炸的九月到来之前，伦敦虽然弥漫着战争的迹象，却还没有一丝一毫的战争心态。映入眼帘的是制服和时时提醒着人们警惕第五纵队的招贴海报，公园的草地上已经挖好了两个大防空洞。官僚习气到处横行。一个戴帽子和臂章的人走了过来，跟菲奥娜说要看看她的防毒面具——它被她的斗篷遮住了。除此之外，一切都平和安详。因法国局势而一直搅动这个国家的焦虑都被消解在午后的阳光里了。死去的已不在眼前，而不在眼前出现的就被假定为还活着。一切都宛如平常，似若梦幻。婴儿车滑过小路，车篷放了下来，以挡住强烈的阳光。皮肤白白、头盖骨还发软的小宝宝睁大眼睛，目瞪口呆地第一次看着身外这个新奇的世界。似乎刚刚摆脱了逃难生活的孩子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大笑大叫。乐队已在和音乐的搏斗中筋疲力尽。躺椅依然要花两个便士。谁会想到，仅仅在一百英里之外，一场军事惨剧正在上演。

布里奥妮依然想着自己的心事。也许伦敦就会被毒气所淹没，或者会遭到德国伞兵的蹂躏，他们在第五纵队的接应下在地面上横行无忌，这样罗拉就可能根本来不及举行婚礼。布里奥妮曾听一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勤杂工说，什么也不能抵挡得了德军的进犯。他们有新的战术而我们没有啦，人家已经有现代化的装备，而我们也没有啦，直说得唾沫横飞，乐在其中。将军们可真该好好读读立戴尔·哈特的大作，要么就在午茶时间到医院勤杂工的小屋来悉心听听他的高见。

在她身旁，菲奥娜喋喋不休地说着她最心爱的小弟弟和他在吃饭时说的趣闻轶事。布里奥妮假装着在听，可心里却在想着罗比。如果他一直在法国打仗，他很可能已经被俘虏了。或者情况还更糟。塞西莉娅听到这种消息，怎么能受得了呢？想到这里时，音乐突然欢快起来，随着一阵没有配乐的不谐和音涨到了嘶哑的最高潮，她紧紧地抓住躺椅的木扶手，把眼睛闭了起来。如果罗比真有个三长两短，如果罗比和塞西莉娅永远不能重聚……她心里的隐痛和战争的纷乱仿佛总是风马牛不相及，是两个不同世界中的事。但现在她明白它们之间的联系了，她终于明白这场战争会如何加重她的罪孽。她想，惟一能消除这罪孽的方法就是过去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要是他再也回不来了……她多么想能拥有与别人一样的过去，成为另一个人，就像热情洋溢的菲奥娜，其洁白无瑕的生活展现在前方，还有温暖美满的大家庭，连小猫小狗都有拉丁文名字。他们的住处还是切尔西文艺界名流的聚会地。对她来说，她只需要沿着已经铺就的生活道路一直向前走，等着迎接出现在路上的一切。可是布里奥妮，她的生活呢？她孤零零呆在一间屋子里，没有门可以进出。

“布里奥妮，你没事吧？”

“什么？哦，是的，我没事。我很好，谢谢。”

“我可不相信你。要不要我给你拿杯水来啊？”

观众鼓掌越来越热烈——看来没人在意乐队演奏得有多烂——布里奥妮的目光追随着菲奥娜穿过草坪，走过那些乐手和一位穿着棕色外套、出租躺椅的男人，走进了林地中的小咖啡屋。救世军乐队开始演唱“再见了，黑鹂”。这支曲子他们演来要自如得多。躺椅上的人们也加入了进去，有些还随着节奏适时地拍起了巴掌。这种集体跟唱的形式总有些许强迫的性质——音调升高，心情高涨时，陌路人的目光也不期相遇。布里奥妮不习惯这样，她心生抵触。尽管如此，她的情绪还是被调动了起来。当菲奥娜捧着一茶杯的水回来时，乐队正开始演奏旧时金曲大串联，开首的是“漫漫长路到蒂珀雷里”。她们俩开始谈起了工作上的事情。菲奥娜拉着布里奥妮开始享受嚼舌头的乐趣——哪些事让她们开心，哪些又惹火了她们。她们议论德拉蒙德护士长，菲奥娜还学起了她的声音。这位神气活现的护士长，那股子劲真像个自以为伟大又冷冰冰的高级顾问医师。她们记起了不同病人的种种怪癖，她们一起发着牢骚。菲奥娜对不能把东西放在窗台上愤愤不平，布里奥妮最讨厌晚上十一点熄灯的规定。可是她们一边抱怨，一边却生发出了好心情，虽然开心得有点不自然。她们一个劲地咯咯直笑，引得众人将头全都转了过来，还把手按在嘴唇上做出夸张的动作示意她们小声点。不过这些姿势都不是特别严肃，大部分人只是在躺椅上朝她们宽容地一笑。因为她们是护士，还是战争时期的护士，她们的装束——紫色白色相间的束身上衣，深蓝色斗篷和一尘不染的帽子——使得她们像修女一样无可指摘，不容冒犯。女孩子们也感觉到了她们的豁免权，便愈加放肆，边嘲弄别人边大笑起来。哇，菲奥娜原来是一个技术很高明的模仿者，她带来的欢乐里布里奥妮最欣赏的就是她那有几分残酷的手法。菲奥娜能再现兰贝斯区的伦敦腔，还能无情又夸张地模仿某些病人们的愚昧以及他们哀求和疼痛时的哼哼唧唧。“那是我的东西，护士。我总是放错地方。我妈以前也总这样。是不是孩子真的是从屁股里生出来的啊，护士？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是否合适。就好像……啊哟！我的老是被堵住。我本来有六个孩子，可是一次我把其中一个落在了公交车上，是从布雷克斯顿开出的88路车。一定是丢在座位上了。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护士。真是倒霉。我真是。我的眼珠都哭出来了。”

当她们向着议会广场的方向走回去的时候，因为刚才笑得太厉害了，布里奥妮还是头晕乎乎的，膝盖直发软。她自己也很奇怪，怎么自己的情绪会转变得这么快呢。她的忧虑并没消失掉，只是悄悄退到了隐蔽的角落中去了。笑了一下午，感情暂时都发泄光了，这会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她们手挽着手走过西敏寺大桥。潮水已经退了，强烈的光线中，泥泞的河岸上，成千上万的蚯蚓粪投下点点斑斑的阴影，闪着紫色的光泽。两人向右拐进兰贝斯宫路时，看到一排军用卡车停在医院大门外面。一想到她们又得动手去拆封和堆垛军需品，两个女孩子嘟囔了一下，不过心情还好。

接着她们看到了散在卡车群中的战地救护车。再近一点，她们又看到了几十架担架车，已经从卡车上卸了下来，杂乱地摆在地板上。还有一大片肮脏的绿色军服和污迹斑斑的绷带。一组组分开站着的士兵，昏昏欲睡，动弹不得，和躺在地上的那帮子病员一样都裹在污秽的绷带里。一个勤杂工正把从卡车后面拿下来的步枪拢在一处。二十个搬运工、护士和医生正在穿过人群。五六副担架已被抬到了医院前面——很明显并不够用。顷刻间，布里奥妮和菲奥娜都停了下来，呆呆地看着，然后几乎同时她们反应了过来，开始跑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她们就已经来到了人们的中间。清新凉爽的空气无法驱散机油和溃烂的伤口所散发出的恶臭。士兵们的脸和手都黑乎乎的，胡子拉茬，头发蓬乱，还绑着伤员接收站贴上的标签，他们看上去一模一样，仿佛都是从一个恐怖世界逃回的野蛮人。还站在那里的伤员似乎已睡着。更多的医生和护士拥出大门。一位高级顾问医师在那儿负责，粗略的分类系统已经就绪。紧急病人已经被抬到担架上。接受训练以来头一次，布里奥妮发现一位医生和一位专科住院医师在对她发号施令。她从没见过这两人。

“来，你去抬那头。”

医生自己抬起了担架的另一头。她以前从来没有抬过担架，经过出口又沿着走廊走了十码，她知道自己的左手已经吃不住劲了。她抓着担架脚的最低处。她数了数他军服上的杠子，这位士兵是个中士。他的靴子已经没有了，泛蓝的脚趾发着异味。缠头的绷带已经被血浸成了黑红色。他大腿上的军裤已经撕得稀烂，甚至还戳进了伤口里。她觉得自己能看到里面白晃晃的骨节了。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让他感到疼痛不已。他紧闭着双眼，忍着痛一声不吭，只有嘴唇翕动着。如果她左手没力气了，担架就一定会倒下去。好容易挨到了电梯，走进去再放好担架，她的手差一点就松开来把担架掷到了地上。电梯慢慢上升着，医生搭了搭那士兵的脉搏，然后深深地用鼻子吸了口气，紧张得完全忘了布里奥妮的存在。二楼映入了眼帘，她满心只想着电梯到病房的那三十码距离。自己到底能不能支撑得住呢？她有义务告诉医生她坚持不了了。可是他在背对着她重重地打开电梯门时，他吩咐她抬好她的那一头。她在意念中把更多力气加在左臂上，心里期盼医生能走快点。要是连做这个都失败，她可丢不起这个人。脸色乌黑的病员不停地做着类似咀嚼的张嘴、闭嘴的动作，他的舌头上布满了白点，黑色的喉结一起一降。她让自己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们折进了病房，她庆幸一张紧急救护床已经准备停当，放在门旁。她的手指已经开始打滑了。一位护士长和一名正式护士正等在那里。担架被移到紧挨着床的地方。布里奥妮的手指越来越软，她根本没法控制它们。她及时地抬起了左膝，来承受这重量。腿砰地撞在了木把手上。担架晃动着，护士长见势马上靠上去稳住了它。身负重伤的中士从唇间发出一阵怀疑的声音，仿佛他从来没想到疼起来会这么撕心裂肺。

“看在上帝的分上，姑娘。”医生咕哝着。他们把病人小心缓慢地挪上了床。

布里奥妮在一旁等着，想看看是否还用得着帮忙。可是这会儿其他三个人都在忙碌着，忘了她还站在一边。那护士在拆掉他头上的绷带，护士长在剪掉大兵的裤子。专科实习医师转过身，在有光线的地方仔细地看着从士兵的衬衫上揭下来的标签上草草写就的短简。布里奥妮轻轻地清了清嗓子。护士长转过头，发现她还在那里，心里非常恼火。

“好了，别只是在那儿闲站着了，塔利斯护士。快到楼下帮忙去。”

听到这句话，布里奥妮羞愧地走开了，她感到一阵空洞的感觉陡然在她腹中奔流。第一次真正跟战争接触，第一次遇到要负担的压力，她就落败了。如果下回再需要她去抬担架，她会连到电梯一半的路都走不到。但要是人家吩咐她这么做，她也没胆量说个“不”字。如果担架真的脱了手，她就只好悄然离开，在房间里收拾好东西装进手提箱，到苏格兰种田去。这样不管对谁都有好处。她正急急忙忙地在走廊里走，迎面遇到从另一个方向来的菲奥娜，她抬着担架的前面一头。比起布里奥妮来，她要强壮多了。她抬着的那个伤员身上涂满了敷料剂，抹掉了他脸上的五官，只在嘴巴处留了个椭圆形的黑洞。两个女孩目光相接，从对方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一种震惊和羞愧。她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她们在公园里欢笑的时候，这里却是这样一番景象。

布里奥妮走出医院，看到最后一批担架也已抬到了推车上，搬运工们正等着推它们，心中释然了。十来个正式护士拿着手提箱在一旁待命。她认出了几个和自己同病房的。没有时间问她们会被调到什么地方去。别的地方情况一定更糟。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帮助那些自己还能走动的伤员，总共人数大概还有两百多。一个护士长叫她带着十五个伤员到楼上的比阿特丽斯病房。他们排成一路纵队跟在她后面沿着走廊走，就像小孩们在学校里排成纵队漫步行进。他们当中有些用吊带固定着胳膊，有的头部或者胸部受了伤，其中还有三个拄着拐杖，没有一个人说话。电梯周围堵得水泄不通。有人推车要下到地下室的手术间去，而其他人还要上到病房来。她找了个壁室给拄拐杖的几位坐，告诉他们不要动，她自己带其他的伤员走上楼梯。他们行进得很慢，在每一个楼梯平台都要停一下。

“快到了，”她不停地说着。可是他们好像并不留心她在说什么。

终于到了目的地。按规矩她该向护士长报告，但护士长不在办公室。布里奥妮转向她的小学生们。他们已经自觉地在她后面聚成一团。可是他们没有看她，而是在看她身后那宽敞、恢宏的维多利亚式病房、高耸的圆柱、盆栽的棕榈、整洁的床铺和那干净的垂在床边的床单。

“你们在这里等候，”她说道，“护士长会给你们每个人找一个床位的。”

她匆忙走向病房另一头，护士长和两个护士正在照料一位病人。鞋底蹭着地板的声音从布里奥妮身后传来。士兵们跟了过来。

布里奥妮吓坏了，她赶紧朝他们挥手。“回去，听我的，回去吧。回去等着。”

可是他们自作主张散开在整个病房里，每个人都为自己找了一个床铺。他们未经分派，靴子也不脱，澡也不洗，虱子也不除，病号服也不换，就一骨碌地爬上了床。他们脏乱的头发和黑乎乎的脸庞贴在了枕头上。这时，护士长从病房那一头急急走来，后脚跟踏着地板的声音在这神圣的殿堂里回荡。塔利斯走到一张床的床头，拽了拽一个仰面而睡的士兵的袖子。她轻轻摇动他那已经从绷带里脱落出来的胳臂。他只一伸腿，立刻在毛毯上刷下一道油污。怎么办呢？全都是她的错。

“你得起来，”护士长越走越近，布里奥妮已经急得浑身发软，声音嘶哑又无力。“我们办事是有程序的。”

“他们需要睡眠。规矩以后再说吧。”口音带爱尔兰腔。护士长把一只手放在她肩上，让她转过头来好看清她的名标。“现在你回自己的病房去吧。塔利斯护士。我想那里可能需要你。”

护士长轻轻地推了推她，她就去做自己的事儿了。病房里并不需要她这样的人来维持秩序。伤员们都已睡着了。她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白痴。她也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睡眠，她当然知道。可是她只是想做自己认为是分内的事。毕竟这些条例又不是她制订的。过去的几个月里，这些东西一遍又一遍地给灌进她的脑子里。新病员入住时有几千条需要遵守的条例。她怎么知道那些东西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呢？一路上她跟自己生着气，快回到自己的病房时她才记起了楼下还在等着要她带上楼的拄拐杖的伤员。她匆匆下楼，可是壁室已经空了，走廊里也不见人影。要是向护士和搬运工打听他们的去向，大家都会知道她有多么无能。她才不想这么做呢。一定有人已经把伤员们集合起来带上楼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她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她自己的病房已经派上了新用途——改成了急救室。不过一开始它根本名不符实。简直就是个前线伤员中转站。许多护士长们和高级护士们也被调来帮忙了。五六个医生在处理最紧急的病例。两个随军牧师也在，一个坐在病人身边跟他讲话，另一个在对着毯子下面一个人形祈祷。所有的护士都戴着口罩，她们和医生们一样挽起了袖子。护士长们在病床间来回穿梭，给病人打针——极有可能是吗啡——或者用输血针头把全血和血浆输进伤员的身体里——一瓶瓶全血和淡黄色的血浆宛如一个个奇特的异国水果高高地悬挂在可移动的架子上。实习生们怀抱着大堆的热水瓶子走过。病房里充斥着人们轻柔的回声和医疗器械的叮叮当当声，还有规律地搀杂着疼痛的呻吟声和喊叫声。病房里已经没有空的床位，那些新来的伤员只能躺在担架上，担架都放在床和床之间，这样输液架就能得到充分利用。两个勤杂工随时准备将死去的病人抬走。许多护士都在床前清除弄污了的绷带。这时候总需要做个选择：是温柔地慢慢一点点揭下，还是蹭地抽下来，痛一下也就完了。这间病房里的护士们推崇速战速决，因此才会有不时传来的惨叫声。病房里到处都是这样那样的气味——新鲜血液又湿又粘，还带着酸味，肮脏的衣服的气味，还有汗臭，油脂臭，消毒水和医用酒精的气味。不过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伤口腐烂所发出来的恶臭。两个转移到手术室去的伤员到头来还得截肢。

由于高级护士们被临时抽调到远一点的医院部门里去，而且越来越多的病员送了进来，正式护士们便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布里奥妮和同一组的见习生就被赋予了新的责任。一个护士派布里奥妮去给门边担架上的下士拆掉绷带和清洗腿上的伤口。她只做这个就够了，医生没有过来检视之前她不用再给他包扎。下士脸朝下趴着，当布里奥妮跪了下去贴着他耳朵说话时，他还做起了鬼脸。

“如果我叫出了声，别介意。”他轻声说着。“好好帮我清理，护士。我可不想失去它。”

裤脚管已经剪掉了。外面一层绷带看上去还很新。她开始解开它。由于不能把手从他腿下面伸过去，她便用剪刀把裤子剪开了。

“他们是在多佛码头给我包扎的。”

现在只剩下一层薄纱布了。从膝盖到脚踝那道长长的伤口周围凝结着黑色血块。腿上已没有毛发，颜色也是乌青。她十分害怕，张着嘴直喘气。

“那么，你怎么会伤成这样的？”她故意装得高兴的样子。

“一个炸弹飞来，把我砸倒在波纹马口铁做的栅栏上了。”

“真是倒霉。现在，嗯，你知道，我要把它拆下来了。”

她轻轻地掀起了一个角。下士抽动了一下。

他说：“和我一起数。像这样。一，二，三。利索点。”

下士握紧了拳头。她拉起已经松动的那个角，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着它，然后向后猛地一扯。这时，她脑子里突然浮现出童年时期一次在午后的生日派对上的一个家喻户晓的桌布把戏。那纱布伴着胶层剥离的刺耳声被一下子掀了下来。

下士说：“我要吐了。”

她顺手拿了一个痰盂。他干呕了几下，却什么都没吐出来。他脖子后面的褶皱处冒出了颗颗汗珠。伤口有十八英寸长，也许还不止，在腿的后侧随着膝盖打了个弯。缝合的针脚很粗糙，也不规整。裂开的皮肤相互重叠，露出了里面的脂肪层，像一串串微型红葡萄从缝中突起。

她说：“小心别动。我现在要清洗一下你的伤口，不过我会注意不碰疼你的。”她还不想碰它呢。腿上的皮肤又黑又软，就像熟过了头的香蕉。她把药棉放在酒精里浸了浸。由于担心那皮肤会脱落下来，她只是在他腿肚子周围轻轻地一敷，离伤口有两英寸之距。然后她稍稍加了点力气，又擦了一遍。皮肤好像挺结实的，所以她紧紧压着药棉，直到他痛得想缩回去。她把手拿开，看到了一片白晃晃的皮肤。药棉已经完全黑了。不是坏疽。她不禁松了口气。她甚至感到喉咙抽缩了一下。

他说：“怎么样，护士？你告诉我吧。”他撑起身来，试图想从自己肩膀上方望过去。嗓音里掩饰不了他的恐惧。

她咽了下口水，尽量不让自己流露出什么感情。“我觉得伤口愈合得不错。”

她又取了更多的药棉。他的腿上粘着油，或是油脂，混合着海滩的沙石，不怎么容易弄干净。她再往回挪了六英寸，在伤口周围轻擦着。

这样做了一会儿，她突然感到一只手落在自己肩头，同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很好，塔利斯护士。不过动作得更快点。”

此时布里奥妮正跪在地上，身体俯向担架，紧抵着一张病床，所以想转身并不容易。等到转过身来，她只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等她开始清理针脚的时候，下士已经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微微动着，像要把腿抽回去，可是并没醒过来。疲惫是最好的麻醉剂。终于收拾好了，她舒展了一下手脚。刚收拾好了痰盂和所有用过的药棉，一位医生就走了过来，把她打发走了。

她洗了洗手，准备去从事另外一项任务。她居然自己完成了任务，虽然这任务微不足道。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她要给累倒在战场上的士兵送水，绝不能让他们身体脱水。她得动作快点，要不他们很可能要脱水了。来，卡特列兵。把这个喝了再继续睡觉。来，坐起来……她搂住他们，让他们脏得出奇的头发靠在她的围裙上，手里端着小巧的白色搪瓷杯喂他们喝。她轻轻晃动他们，像母亲怀抱着人高马大的宝宝。她又彻底地洗了一次手，然后去倒掉床上便盆。她从来不敢掉以轻心。接下来该去看护一个腹部受伤、鼻子还缺了一块的士兵。她觉得自己能透过他的软骨看到他的口腔和裂开了的舌头。她要把他的脸弄干净。他的脸也是油乎乎的，沙子渗进了皮肤里。她猜想他是醒着的，可他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吗啡已使他镇静了下来。他仿佛和着头脑中的乐声在床上轻轻地左右摇晃。随着擦拭，他的五官渐渐从黑色的污垢下显现出来，布里奥妮这时候想起了儿时那种光滑的书页，想起了她怎样用一支秃头的铅笔让原本空白的纸张凸现出一幅画来。她还想到了如果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罗比。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情况下，她给他包扎了伤口，用药棉温柔地擦着他的脸，直到他那熟悉的五官渐渐显现。那时，他会何等感激地看着她，认出了她是谁，然后捉住她的手，默默无言地握紧了它，那他就是原谅她了。然后他会让她哄他进入梦乡。

她的责任更重了。现在她要端着镊子和托盘去隔壁病房照看一位腿里留有碎弹片的空军士兵。她来到床边。他警觉地看着她放下自己的工具。

“如果要这样子把弹片取出来，我宁可去做个大手术。”

她的手不停地发抖。她奇怪那个干脆利落的护士的声音怎么会这时候在耳边响起。她拉上了病床周围的屏帘。

“别傻了。我会很快取出来的。一下子就好。你是怎么受伤的？”

他跟布里奥妮解释来由，说他当时是在法国北部修建跑道，可与此同时，他的眼睛不停地瞟着她刚从高压灭菌器里取出的钢钳子。它们正湿淋淋地躺在蓝边的托盘里。

“我们正要动工时，德国佬来了，他们开始狂轰滥炸。我们不得不撤退，在另外的地方重新开始，后来德国佬又来了，我们又只好撤退，直到我们掉到海里。”

她微微一笑，掀起了他的床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他大腿下方的油脂和嵌在伤口里的煤灰已经洗掉了，能清楚地看到插进皮肉里的弹片。他往前欠了欠身子，紧张地看着她。

她说：“好好躺着。这样我才看得清楚。”

“我这样没关系的。其实它们并不影响我。”

“躺下吧。”

十二英寸长的地方都有弹片。每个伤口处都已发炎肿胀了。

“我才不在乎呢，护士。我倒愿意它们留在我身上。”他大笑起来，却没什么底气。“可以给我的子孙留个纪念。”

“感染了。”她说，“而且它们还会陷进去。”

“陷进去？”

“陷到你的肉里。陷到你的血液里，再被运到你的心脏里。或者大脑里。”

他似乎相信她了。他躺下身去，双眼瞪着远远的天花板直叹气。“妈的……我是说，对不起，护士。我今天没有心理准备。”

“我们一起数数有多少块弹片，好吗？”

他们真的大声地数了起来。一共有八块。她轻轻地摁着他的胸口。

“一定要取出来。来，躺好。我会尽量快点。也许这个办法有用。你抓紧床头试试看。”

他看着她拿起镊子，腿立刻绷紧了，还瑟瑟发抖。

“别憋着气。尽量放松。”

他从鼻子里轻蔑地哼出一声。“放松！”

她用右手扶了一下左臂。如果坐到床边去做会方便很多。可是这姿势太不专业，而且是严格禁止的。当她的左手触到了他腿上没有受伤的地方时，他还是抽搐了一下，想要把腿缩回去。她从一簇弹片边上选了最小的一块。突出的部分呈倾斜的三角形状。她夹住它，稍停了一下，然后果断地拔了出来。

“我操！”

这一脏话脱口而出，在病房中跳跃回荡，仿佛重复了许多遍。紧接着是一片寂静，至少屏风后面的声响减弱了。布里奥妮手拿着镊子，依然夹着那片血淋淋的金属碎片。这尖头碎片有四分之三英寸长。从远处传来坚定的脚步声。她把榴霰弹片扔到肾状盆里，正在这时，德拉蒙德护士长拉开屏风，走了进来。她异常镇静地瞥了一眼床脚，便知道了病人的姓名，还有他的伤势。然后，她居高临下地盯视着他的脸。

“你怎么敢这样呢？”护士长平静地说。“你怎么敢在我的护士面前那么说话呢？”

“请原谅，护士长。我忍不住了才……”

德拉蒙德护士长不屑地朝盆里瞟了一眼。“与前几个小时里我们所收的伤员比，杨飞行员，你的伤只是外伤而已。你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再说了，你也得拿点勇气出来，才对得起这一身军服啊。塔利斯护士，继续吧。”

护士长走后，病房里寂静无声。布里奥妮轻快地说道：“要不要继续进行？只有七片了。手术完了，我给你拿点白兰地来。”

他大汗淋淋，浑身颤抖，紧紧攥着床头的铁栏，指关节都变白了，但在继续清除残片时，他一声未吭。

“你要是忍不住的话，就喊出来吧。”

但他不想再次惊动护士长，布里奥妮明白这点。她把最大的一块弹片留在了最后取。但是这块弹片未能一下子取出来。他在床上弓起背，同时紧咬着牙嘶嘶作响。她又试了一次，弹片从肉里出来了两英寸，第三次手起镊落，一块四英寸长、沾满鲜血的不规则的钢片终于被取了出来。她举起来让他看。

他怔怔地盯着铁片。“麻烦你洗洗干净，我要拿回家保存。”话音刚落，他就把脸埋进枕头，呜呜地抽噎了起来。也许是疼痛，也许是“家”这个词触动了他。她蹑手蹑脚地走开去取白兰地。在冲洗处，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她花了很长时间，除去伤口上的绷带，清洗伤口，又包扎伤口。随后，她接到了新的指令，她一直害怕的指令。

“你去给列兵拉蒂莫包扎脸。”

列兵拉蒂莫半边脸被炸掉了，所以吞咽食物是一种折磨。早些时候，为了不让水从他残缺不全的嘴里流出来，惹人耻笑，她已经试着用茶匙给他喂东西了，可他却推开了她的手。她现在感到害怕，害怕不是给他除去绷带，而是从他那双褐色的大眼睛里透露出的责备的神色，好像在说：“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他的交流方式只是从喉底发出柔柔的“啊啊”声，一丝失望的呻吟声。

“马上就可以给你包扎了。”她一个劲地重复道，因为她想不出别的什么话可说。

此刻她拿着绷带和医疗器械走到他床头，满脸微笑地说：“嘿，拉蒂莫列兵，我又来了。”

他看着她，没有认出来。她一边把他头顶上的绷带解开，一边说：“别担心。再过一两个星期，你就可以出院了。你就等着看吧。这里好多人都没有这么幸运呢。”

这的确是个慰藉。总是有人病情恶化。就在半个小时前，从东萨里前线团——村庄里的小伙子就加入了这个团——送来的上校就被截肢了。还有一些人挣扎在死亡线上。

布里奥妮取了一副外科镊子，小心地把一大团浸透凝固了的纱布从他脸部的凹陷处取下。最后一片纱布清除后，解剖课上用的剖面模型就依稀可辨了。他的脸已经毁了，粉红的肉裸露在空气中，从他缺失的面颊可以看到他的上下臼齿，还有闪闪发亮的舌头，长长的，令人惊骇。她不敢再向上看了：眼眶周围的肌肉都裸露着，那是隐秘之处，从没打算示人。拉蒂莫列兵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丑八怪，他自己也肯定猜到了这点。以前，曾经有女孩爱过他吗？她还会爱他吗？

“一会儿就能包扎好了，”她又撒了一次谎。

她用浸在优苏中的清洁纱布重新包扎好他的脸，这时，他发出凄惨的叫声。

“要不要来一杯？”

他摇摇头，又开始呻吟起来。

“你不舒服？”

不是的。

“要喝水？”

他点了点头。他就只剩下一小块唇角了。她把茶壶口伸进他嘴里倒水，他每咽一口，脸部肌肉就要抽搐一下，这么一来，脸上肌肉缺失的地方就更加疼痛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但是，她一把茶壶拿走，他的手就向她的手腕伸去。他还要喝。这样持续了几分钟——他不能承受疼痛的煎熬，却又不能不喝水。

本来还可以陪着他的，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工作等着她去做：一会儿这位护士要帮手，一会儿那位床上的伤员要照顾。一个打了麻醉药后的士兵醒了过来，吐了她一身，她只好再去找一条干净的围裙，这时她才可以离开病房休息一下。从走廊的窗户望出去，她惊奇地发现外面已经漆黑一片了。自从她们从公园回来到现在，已经有五个小时了。她站在亚麻布储藏柜旁系围裙的时候，护士长突然又来了。很难说有什么变故——她举止超然，命令依然不可抗拒。在自律之下，也许有那么一丝患难中的默契。

“布里奥妮，去把湿敷袋敷在马克因泰尔四肢上。用单宁酸给他身体的其他部位消毒。如有困难的话，直接找我。”

护士长又转身给另一位护士布置任务。布里奥妮刚才看到下士被人抬了进来。他和许多士兵一样在敦刻尔克海岸边一艘下沉的渡船上被熊熊燃烧的汽油所淹没。后来，一艘驱逐舰把他从水中救了起来。黏稠的汽油紧依在他的皮肤上，灼穿了他的身体组织，等把他放到床上时已经烧得惨不忍睹了。她想，下士一定活不了了。因为要给他打吗啡，连血管都找不到。两小时前，她和另外两位护士把他抬到床上尿盆上时，她们的手一碰到他，他就撕心裂肺地叫了起来。

湿敷袋是两个大大的盛着盐溶液的胶膜容器，受伤的手脚就放到里面浮着，溶液的温度要适中，上下一度的偏差都是不允许的。布里奥妮赶到的时候，一位见习护士正在放有煤油炉的小车旁准备新鲜的药水。湿敷袋得经常更换。马克因泰尔下士背躺在床单碰不到受伤肢体的护架床上，因为床单一碰到他的皮肤他就受不了。他呜咽着要喝水，这一幕让人看了真动情。烧伤的人总是严重脱水：他的嘴唇被烧得不成样子了，肿肿的；他的舌头起了许多水疱，要从嘴里喝水很难。盐水停滴了。针头在烧伤的血管上找不出一处可以扎针的地方。一位经验丰富、她以前从没有见到过的护士正在给他换一袋盐水。布里奥妮准备好了一碗单宁酸，拿了一卷卫生棉，想要从病人脚上开始给他消毒，免得妨碍了那位护士，此刻，那护士正在烧黑的手臂上寻找一条血管。

但那位护士问道：“谁叫你到这儿来的？”

“德拉蒙德护士长。”

护士连头都没有抬，就生硬地说了句：“他受的罪够多了，我先给他输液，你去干点别的吧。”

布里奥妮照她的吩咐去做了。她不知道过了多久，大概是凌晨时分，有人叫她去换新毛巾。她看到刚才那位护士站在值班室门口，偷偷地抽泣着。马克因泰尔下士死了，他的床号已经给别人用了。

见习护士和二年级学生连续工作十二个小时。其他实习生和正式护士则一直工作不停，谁也不记得他们在病房里工作了多久。布里奥妮回想，她以前的工作为现在的训练做了有效的准备，在唯命是从方面更是如此。不过直到那天晚上她才知道护理是怎么回事。以前，她从没有看到男人哭泣流泪，初次看到的时候，她被震撼了，但在随后的一小时里，她就逐渐习惯了。另一方面，一些士兵的坚毅使她吃惊不已，甚至令她望而生畏。刚刚做完截肢手术的士兵好像情不自禁地开起粗俗的玩笑。以后拿什么来踢老婆呢？身体的每个秘密都被泄露了：骨头从肉里面戳出来，肠子和视神经毫无掩饰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由此她学到一个浅显的道理：人，归根结底，是一个物质存在，很容易受损伤，却不容易修复。其实，这一点她早就知道了，大家也都明白。她第一次能够和战场靠得这么近，她所接手的每个病人都有一些与战争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鲜血、燃油、泥沙、海水、子弹、弹片、机油、火药味以及汗水浸湿的战斗服，衣服口袋里装着腐臭的食物和黏糊糊的阿莫牌巧克力条屑。当她在水槽边——水龙头高高的，旁边放着苏打块——洗手时，经常从手指缝里洗出海滩的沙子来。她和组里的见习护士都只把自己当作纯粹的护士，而非朋友。她只依稀记得帮忙把马克因泰尔下士抬到床支架上，其中的一位姑娘名叫菲奥娜。有时，布里奥妮照顾的士兵疼痛难熬，一种莫名的温情让她超然于痛苦之外，使她能够井井有条、毫无恐惧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这也许就是她眼里的护理工作，她渴望成为一名合格的护士，渴望得到一枚徽章。她能够想象自己也许会抛弃写作的宏愿，转而全身心投入到充满博爱、兴高采烈的时刻之中。

快凌晨三点三十分的时候，有人叫她去见护士长。护士长独自一人正在铺床。早先，她看到护士长在冲洗室里。护士长好像是无所不作，无处不在。布里奥妮自动给护士长干起活来。

护士长问她：“我似乎记得你会说点法语。”

“是的，护士长。不过是学校学一点罢了。”

护士长朝病房的另一头点了点头。“看到那排头上坐着的那个士兵了吗？严重外伤，不过还没到戴面具的分上。找张椅子，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跟他聊聊天。”

布里奥妮不禁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她说：“可是护士长，我不累，我真的不累。”

“就照我说的去做。”

“是的，护士长。”

他看上去只有十五岁的样子，可从他的病历卡上看，他与自己同龄，都是十八岁。他坐在那儿，背后支着几个枕头，像心不在焉的孩子惊讶地看着喧闹的周围。看着他，很难想到他会是个士兵。他长得俊气，清秀，浓浓的眉毛，深绿的眼睛，柔和丰满的嘴唇。他脸色惨白，异常地泛着光，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但带着一副病态。他的头包扎得严严实实的。她拿了一把椅子向他走去，他对她莞尔一笑，仿佛一直在等她似的。她握着他的手，他似乎毫无惊色。

“你终于来了。”他的法语元音透着一股悦耳的鼻音，但是她只能马马虎虎地听懂。他的手摸上去冰冷的，油腻腻的。

她说：“护士长让我过来和你说说话。”她不知道“护士长”在法语里怎么说，就只好作了直译。

“你们护士长心真好。”他将头一歪，补充道：“当然了，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对了，她一切都还好吧？她这几天在忙些什么？”

他的眼睛透着何等友善和温情，充满稚气的他多么急切要和她讲话，她只得接着说下去。

“她也是护士。”

“是的，你刚才和我说过了。她还幸福吗？她与她钟爱的那个男人结婚了吗？真不好意思，你看，我都记不起他叫什么了。自从受伤以后，我的记性就不太好。不过他们告诉我记忆很快就会恢复过来的。对了，他叫什么？”

“罗比。可是……”

“他们现在结婚了吗？幸福吗？”

“嗯，我想他们快结婚了。”

“我真替她高兴。”

“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呢。”

“吕克。吕克·柯尔内特。你呢？”

她顿了顿，说：“塔利斯。”

“塔利斯。真漂亮的名字。”他说的样子还真挺像回事的。

他慢慢地扭头，视线从她脸上移开，最后定格在病房上。他暗暗吃了一惊，然后闭上眼睛，漫无边际地聊了起来，声音低低的。她的法语词汇量不大，因此不大听得懂他讲了些什么。她只断断续续地听到“你慢慢数，拿在手里，用手指……我妈妈的围巾……你选择了这种颜色，你就得和它过一辈子”。

他沉默了几分钟，更紧地握着布里奥妮的手，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讲了，但眼睛仍旧紧闭着。

“你想知道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告诉你吧，这是我第一次到巴黎。”

“吕克，这是伦敦，不是巴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就送你回家。”

“有人说这儿的人都冷漠，充满敌意，可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都很友好。你也是的，又来看我了。”

顷刻间，她觉得吕克睡着了。她自己也是几个小时中第一次才坐下，阵阵倦意涌上了眼窝。

不知不觉地他又慢慢地转头张望四周，之后又看着她说：“噢，你就是那个带着英国口音的姑娘。”

“你战前是干吗的？你住哪儿？你能记得起来吗？”她问道。

“你还记得你到米约时的那个复活节吗？”他无力地摇晃着她的手，好像要唤起她的回忆。他那深绿色的眼睛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她的脸。

想到和他谈下去也是无益，她说：“我从来没有到过米约……”

“你还记得第一次到我们铺子里的情景吗？”

她把椅子挪近床位。他惨白油腻的脸在她面前闪着光，不停地转动着。她说：“吕克，我希望你听我说。”

“好像当时是我妈妈招待你的。或许是我姐姐。当时我和父亲在后面炉子边忙碌。我听到你的声音，就跑出来看了你一眼……”

“我想告诉你身在何处，你不在巴黎……”

“第二天你又来了，这次我在那儿，你说……”

“过一会儿你就可以睡着了。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保证。”

吕克把手伸向头部，皱着眉头，低声说：“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塔利斯。”

“说吧。”

“这包扎得太紧了，帮我放松一点行吗。”

她站在那儿，眼睛往下一瞟，看了一下他的头：纱布打的是活结。她轻轻地把纱布解开。他说道：“你还记得我最小的妹妹安妮吗？她可是米约最漂亮的女孩了。弹了一小段德彪西的乐曲，就过了考试，真是轻松又快乐啊。不过，那是她自己说的，老是在我脑子里浮现。或许你知道。”

他随意地哼哼了几句。她在帮他松开纱布。

“谁也不知道她的天赋来自何处。我们家的其他几个人就没有这么如意了。她弹钢琴的时候，老是挺着背，直到曲终的时候才露出笑容。那时候感觉才慢慢好起来。你初次到店里来的时候，一定是安妮招待你的。”

她不想把纱布去掉，但就在她松开纱布的时候，下面的无菌毛巾滑落下来，带走了一些敷料。吕克头的一边已经没有了，头发一直从缺失部分开始都被剃去了。凹凸不平的头骨下就是海绵状粉红脑髓，几英寸宽，从头上几乎一直延到耳尖。无菌毛巾还没有掉到地上的时候就被她抓住了，在手上停留了一段时间，一直到那阵恶心过去。这时，她才意识到做了一件愚蠢而又违反行规的事儿。吕克静静地坐着，等待着她。她朝病房四周看了看，幸好没人看见她，她换了块无菌毛巾，包上纱布，又扎了个结。她坐下去的时候，发现他的手冷冷地、湿湿地抓住她。

吕克又开始东拉西扯起来。“我不吸烟。我答应把我的那份定量给珍诺特……你看，满桌都是……在花丛底下……傻瓜，兔子听不到你讲话的……”之后，他语速越来越快，他的话语像滚滚洪流，她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后来，她好像听到他提到一位中小学校长或是一位军官，说他很严厉。最后，他安静了下来。她用湿毛巾擦了擦他汗淋淋的脸，在一旁等着。

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又继续他的谈话，好像中间没有任何间隙。

“你觉得我们法国棍子面包和小面包怎么样？”

“好吃极了。”

“所以你每天都来。”他说。

“不错。”

他停下来想了想，然后小心翼翼地问了一个细微的问题：“那我们的羊角面包呢？”

“那可是米约最好的。”

他笑了。他说话的时候喉咙底发出嘎嘎的声音，但两人都装聋作哑。

“那可是我爸的拿手绝活，关键在于黄油质量好。”

他心醉神迷地凝视着她，伸出空手握着她的手。

“你知道我母亲很喜欢你吗？”他问。

“是吗？”

“她老是谈到你。她觉得我们应该在这个夏天就结婚。”

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护士长派她到这儿来。他吃东西吞都吞不下去，一吞，眉毛上、包扎的边缘、上嘴唇就冒出一滴滴的汗水。她帮着擦去汗滴，给他拿水，正在此时，他问道：“你爱我吗？”

她迟疑了一下，说：“我爱你。”不可能有其他的回答。况且，她那时那刻的确喜欢他。他是个可爱的男孩，远离家乡，行将离开人世。

她喂他喝了点水，又给他擦了擦脸，他说：“你去过拉尔扎克的喀斯台地吗？”

“没有。从没去过。”

他也没有说要带她去，相反却把头蒙在枕头里，又开始唠唠叨叨地说起人家听不懂的话。手仍然紧握着布里奥妮的手，仿佛他仍然知道她在面前。

他头脑清醒之后，头又朝着她，问道：

“你不会马上离开吧？”

“当然不会。我会和你在一起的。”

“塔利斯……”

他依然微笑着，半闭着眼睛。突然，他猛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好像脚让电流给击中了一般。他惊奇地盯着她，双唇张开着，踮着脚向前走，仿佛要向她扑过来。她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怕他摔倒在地。他的手仍然握着她的手，空余的手臂搂着她的脖子，前额搭在她肩上，脸颊靠着她的脸颊。她真担心那块无菌毛巾会从他头上滑下来。她既支撑不了他，也不忍心再看他的伤口。从他喉咙底传出的嘎嘎之声仍然在她耳畔回响。她跌跌撞撞地把他扶到床上，让他背靠枕头。

“我是布里奥妮，”她轻轻地说，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听到。

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呈惊恐状，惨白的皮肤在灯光下泛着光。她挪到他身边，嘴唇贴近他的耳朵。这时她后面站了一个人，一只手放到她肩膀上。

“我不是塔利斯，你应该叫我布里奥妮，”她低声说着。此时，那只手伸过来抓住她的手，将其与小伙子的手掰开。

“站起来吧，塔利斯护士。”

德拉蒙德护士长抓住她的手臂，扶她起来。护士长脸颊上的斑纹闪闪发亮，横过颧骨一片粉红的皮肤与花白交于一条直线。

床的另一边，一名护士把床单盖在吕克下士的脸上。

护士长撅着嘴唇，把布里奥妮的领子拉拉直。“你真是个乖孩子，快去把血迹洗掉，不要让别的病人看了难过。”

布里奥妮照着护士长的吩咐去洗手间用冷水洗了脸，几分钟后又回到她值班的病房。

凌晨四点半，实习护士按要求去休息，十一点再回来工作。布里奥妮和菲奥娜一起回去，两人都默默无言，她们挽着臂膀，似乎是历尽沧桑之后又一次走过威斯敏斯特大桥。她们不可能开始描述他们在病房中的时光，或者谈论这一段时光如何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能够跟在其他女孩子后面走，一直沿着空荡荡的楼道走已经足够了。

与大家道了晚安，布里奥妮走进自己的小房间。她看到地上有一封信，信封上面的字迹不太熟悉。可能是哪个女孩子从门房值班室拿了过来，从门缝塞进去的。她没有马上拆开，而是脱去衣服，准备睡觉。她坐在床上，穿着睡衣，腿上放着那封信，又想起了那个小伙子。从窗子一角望出去，东方已经有鱼肚白，小伙子的声音依然回荡在她耳边：他在叫塔利斯，他要把它叫成一位女孩子的芳名。她在想象着毫无希望的未来：狭窄阴暗的小街上有一间面包店，街上到处是皮包骨头的猫，楼上窗口传出悠扬的钢琴声，小姑娘咯咯地笑着，取笑她的腔调，而吕克则热恋着她。原本她可以大声为他高呼，为他在米约的家人高呼。他们正等候着听到他的音讯，可此时此刻她感到心中一片空空荡荡，毫无感觉，没有任何睡意，呆呆地坐了近半个小时，最后，疲惫的她用平时经常用的蝴蝶结把头发向后绾了起来，钻进被窝，拆开了信。

塔利斯小姐：

您好！

谢谢您给我们寄来《泉畔双人》。很抱歉这么晚才回信。您想必知道，我们不大可能刊登无籍籍之名者的中篇小说，其实，即便是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的中篇之作要在我刊发表也属罕见。但是，我们的确仔细阅读了您的作品，想从中摘要发表，可不幸的是，我们无能为力。您的文稿我将另函奉还。

我们这儿公务繁忙，但我们还是抱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全文。尽管我们不能刊出中篇小说的任何部分，但我们想让您知道我们这儿好多人（包括本人）还想读到您今后的佳作。我们对撰稿人平均年龄并不满意，所以非常希望发表有潜力的年轻作者的作品。无论您今后写什么，我们都喜欢看，如您写一两个短篇小说，则尤佳。

《泉畔双人》非常引人入胜，我们是一口气读完的。这话我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好大一部分来稿，其中也有名家之作，我们都没有采用。小说中有许多形象描绘得很生动，像“黄澄澄的盛夏，荒草不顾一切地疯长”。不仅如此，你还抓住了人物的意识流，并将其细微差异展现于读者面前，以此刻画人物。还抓住了一些与众不同、难于辨析的东西。然而，这是否因缘于沃尔夫夫人的技巧呢？清澈透明的当下时刻本身当然是一个很值得一写的主题，对诗歌而言尤其如此。藉此，作者就可以展露其才智，深入观察神秘之妙，呈现思维过程的程式化处理，允许人们探究隐秘自我的变幻诡谲，诸如此类。谁能质疑此一实验的价值呢？然而，假若没有拓展感，此类写作亦有其珍贵之处。换言之，作品若有简单含蓄的叙述，便可更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情节要向前推进。

试举一例，我们首先读的是窗边小孩的叙述——她根本未能掌握情势，这一点描写得很到位。随后，她决意已起，仿佛自己已进入成人世界的秘密，这一描述亦十分到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女孩尚处于自我意识刚刚觉醒之时。我们深深地被她的决心所迷惑，她矢志放弃自己一直在写的童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剧本（假如我们也有这样的风韵那该多好啊），她这样做也许把虚构技巧的婴儿连同民间故事的脏水一起给泼掉了。尽管节奏匀称，观察入微，尽管开篇出手不凡，但之后竟然什么也没有发生。喷泉旁，一对青年男女，尚有未理清之情愫，却因一个明瓷花瓶发生争执，之后将其摔碎。（我们这儿不止一人认为把价值连城的瓷花瓶带出屋外，这是否不合情理？塞夫勒高级瓷器或宁芬堡陶器是否合您之意呢？）女的一身盛装滑进了喷泉里去拣瓷器碎片。要是那位观望的女孩子没有注意到这个瓶子碎了，不是更好吗？对她来说，假如她姐姐潜在水中就更是加倍神秘了。本来，从这一制高点可以展开许多情节——可您却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洋洋洒洒地描绘光影和散乱的观感。之后，我们从那男人的视角，从那女人的视角，又得知了一些情况，虽然我们其实没有获悉任何新意，只是了解了更多事物的外表和体会，以及一些无关轻重的回忆。那对男女分手了，地上留下湿漉漉的一片，一会儿就干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这一拘束之气没有充分展现出您的聪明才智。

要是这位女孩子完全误解了她面前这一幕小小的奇怪的场景，甚至对此感到满腹疑惑，那她将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影响到这两个大人的生活呢？她会周旋在他们中间，带来某种灾祸吗？或有意无意地使他们走得更近吗？不谙世故的她会不会将这件事透露给这位年轻姑娘的父母呢？他们当然不会同意大女儿与他们家女佣的儿子有什么瓜葛。年轻情侣会最终把她当作信使吗？

换言之，请问您有没有可能以更加干净利索的语言把这三位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一味地大写特写他们每个人的感受感知，而与此同时，依然将光、石和水描写得惟妙惟肖（这一点您做得非常不错），然后进一步在叙述本身中制造出某种张力和一些明暗搭配。老成练达的读者可能对伯格森有关意识的最新理论有所耳闻，可是我确信他们还像孩子一样想听故事，想处于悬念之中，然后获悉故事的前因后果。顺便提一句，您小说中的贝尔尼尼是巴尔伯丽亚广场中的贝尔尼尼，而不是纳孚那广场的贝尔尼尼。

简单地说，您的故事需要一个骨架。不妨告诉您，伊丽莎白·鲍温女士是您的一位热心读者。她在去吃午饭的途中经过此办公室，闲暇中她随手拿起您的这一叠文稿，说要拿回家读，到下午她就读完了。起初她觉得行文“太深厚，太让人感到烦腻”，但具有《模棱两可的回答》中的一些可取之处（我根本不会想到这点）。之后，她“一度沉醉其中”，最后，她给我们做了一些批注，可以说，批注的内容涵盖了前面所讲的一切。您可能对自己的作品感到非常满意，因此我们的保留意见可能让您不屑一顾，感到异常愤怒，或让您对写作失去希望，不想再看这玩意儿一眼。我们衷心希望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希望您能接受我们诚恳而热情的意见，把它当作是下次写作的起点。

您的附信讳莫如深，可您却又暗示目前您几乎没有空暇。假如情况有所变化，您又恰好经过编辑部，我们非常希望与您共饮一杯，畅谈一番。千万不要灰心。不妨告诉您，我们的退稿信一般最多不超过三句话。

您为没有写战争而顺致歉意。我们可以寄上最近的一期刊物，上面有一篇相关的社论，从中可见，我们并不认为艺术家必须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态度。事实上，他们最好忽视这个话题，把精力放在其他话题上面。既然艺术家在政治上是低能儿，他们就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在情感层面上作更深入的阐发。您的作品，您的战争题材作品，将会培养您的才能向需要的方向发展。正如我们先前所说，战争是创造力的大敌。

从您的地址可以看出，您可能是医生或久囚病床的人。假如是后者，我们预祝您早日顺利康复。

最后，我们这儿有一位同仁想知道您是否有一位姐姐，六七年前她曾在格顿女子学院上过学。

你真诚的

CC

随后的几日里，改成了刻板的三班制，起初廿四小时那种迷迷糊糊的感觉早已殆尽。她倒觉得排在日班蛮幸运的，早晨七时到夜里八时，三餐各有半个钟头。闹钟总在五点四十五分响起，将她从疲惫的渊底托浮出被窝，接着在沉睡与苏醒的片刻间，如若无人的一线空寂中，她开始觉到闪现的兴奋时刻，那是一种消遣，抑或是重大的变故。这就似孩子们在圣诞早晨醒来——昏睡中惊喜，却不识其渊源。夏日的晨光照进房中，她双眼仍旧紧闭着，手已探到钟上的揿钮，人却又沉回了枕间，而那兴奋之情随之袭来。这实与圣诞风马牛不相及，与一切格格不入。德国人就要打进来了。人人都这么说，无论是医院里忙着搞地方志愿防卫队的搬运工，还是终日焦虑国家破败、饿殍遍野的丘吉尔——只剩皇家海军仍在作顽强的抵抗。布里奥妮明白情形的惨烈：不单有街战肉搏，绞首示众，还会沦为敌人奴役，所有正派的东西都会被毁得一干二净。但此刻，当她坐在皱痕累累、还留有余温的床沿上缓缓捋上丝袜时，却不能阻止或否认自己有这么令人恐怖的兴奋感。就如大家说的，现在只剩英国孤军奋战了，这样倒也好。

确实，周遭的事物看来都有些不同——洗衣袋上的百合花、雕花的石膏镜框、梳头时映在镜中的脸庞——这一切都显得更为明亮，轮廓更为清晰。连开门时门把的冰凉和坚硬都令人突兀。她跨进走廊，听到远处楼梯井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时，她立刻就想起德国兵的长统靴，心里顿时一怔。离早餐还有一两分钟，她可以独自沿着河岸的走道漫步。即使在这一时分，晴空下的泰晤士河，在流经医院时，清新的河面上仍在闪出炫目的波光。德国人真会占领泰晤士河吗？

这般触摸和听闻到的明晰感，倒不是因为初夏清新的开端和葱郁而起；这是一种炽热的觉悟，认识到了一个渐进的结局，万物汇集的终点。她想，这便是最后的时光了，只会在回忆中烁烁闪耀。这一澄莹明朗，这一漫长的灿烂岁月，正是另一段绵长时间开始前历史的最后纵情舞蹈。值早班，冲洗房，分茶水，换衣服，查补永久的损失并不能减轻这强烈的感觉。它决定了她的一切所作所为，它时时刻刻萦绕着她，也使她的计划变得愈发紧迫。她觉得时间不够了，如果一时拖延，德国人就会打过来，那么就再也没机会了。

每天都有新伤员到，但不再是像洪水般汹涌进来。整个系统开始走上正轨，每个病号都有床位。外科手术安排在地下手术室里做。接着，多数病人会被送到城外医院里康复。死亡率很高，对实习生来说除了照章行事外，没有任何新鲜感：在随军牧师床边的低吟中围拢屏风，卷起床单，叫搬运工，重新铺床铺。死者飞快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去，先是莫尼士官的脸幻化成罗维尔大兵的脸，他们与其他连名字都回忆不起来的人交换致命的伤口。

此时法国已经沦陷，对伦敦的地毯式空袭必定很快就要开始了。大家都尽量避免呆在城里。底楼窗口的沙袋一再加固，包工头开始检查屋顶烟囱和混凝土天窗是否牢固。展开了各种疏散人群的演练，到处是尖厉的叫喊声和口哨声。还搞了几次救火演习，流水线样明确的步骤。给残疾或昏迷的病人戴防毒面罩。护士们一定要记住先给自己戴面罩。她们再也不怕德拉蒙德护士长了。个个热血沸腾，护士长也不用再像对小学生那样地讲话了。她指挥时语气总是很平稳，很专业，让她们个个心满意足。在这样的情况下，布里奥妮很轻易就同大方的菲奥娜把周六的班换到了周一。

由于管理上的混乱，一些士兵留在医院里康复。他们一旦从昏睡中醒来，吃过东西，有点力气后，情绪就变得刻薄又粗暴起来，即便那些不会永久残废的士兵也是如此。这些人多数是步兵。他们躺在床上吸烟，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回想近日的事情，或者愤愤地聚在一起闲聊。他们十分怨恨自己。有几个告诉布里奥妮，他们连一枪都没开过。但多数时候他们只是对那些“高官”感到不满，不满自己的长官在撤退时抛下他们，不满法国佬不战而溃。对报纸上盛赞奇迹般的大撤退和小船的英勇事迹更是批评尖刻。

“靠，一塌糊涂，”她听他们骂道，“我操他妈的空军！”

有些人甚至连将军和护士都不分，用药时很不友好，也不配合。对他们来说，不管是将军，还是护士，都是没头没脑的家伙，只知道发号施令。德拉蒙德护士长来探望了一次后才把他们调教好。

周六早晨八点，布里奥妮没吃饭就离开了医院，沿着河左岸朝上游走。走到兰贝斯宫门时，三趟公车正好开过。所有的公车站牌现在都是一片空白，说是迷惑侵略者。这倒不是问题，她本来就打算步行的。但事先记住几个街名也没用，所有路标都被拿下或抹去了。她隐约记得先沿河走几英里，再左转，应该是朝南方向。城里的规划图、地图全都被收缴上去了。不过最后她还是借到一张1926年版的破破烂烂的公交图。图沿着折痕的地方都撕开了，正好是顺着她要走的线路。要打开它，就非得冒弄成碎末的危险。而且给路人的印象也正是她所担心的。报纸上说，德国伞兵化装成护士或护士长潜入城里，混在居民中。惟一不同的是，他们偶尔会查地图，或者操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问东问西，却对平常的童谣一无所知。每每想到这些，她就禁不住觉得自己形迹可疑。本以为穿着制服能稳当地通过这些陌生的地方，但事与愿违，现在却愈发像个间谍了。

她逆着早晨的车流一面走，一面回想着学会的那些歌谣。但能记全的却没有几首。前面有个牛奶工正下车准备调紧马套。走近时，发现他正对着马儿叽里咕噜说话呢。布里奥妮在他背后礼貌地清了清嗓子，准备问路，突然想起老哈德曼和他的马套来。如今上了七十岁的人，1880年应该都是她这般岁数吧。那依然是马车的年代——至少在街上都是马车吧。老人们都不希望它逝去。

她向牛奶工问路时，他倒非常热情，长长地讲了一大通，只是听不大清楚。这人长得很高大，白胡子上渍满烟迹。他的淋巴有问题，说起话来鼻孔里一串嗡嗡声。他挥手示意向左的岔路，要从一座铁路桥下穿过。布里奥妮本不想这么快就离开河岸，但走时注意到老人在看着自己，想想不理会他指的路线总有些不礼貌。没准向左的岔路还是条近路呢。

经历和见闻了这么多事情后，她常惊讶自己还是那么的笨手笨脚和自惭形秽。一旦脱离集体，一旦独自出去闯荡，她就傻里傻气，六神无主了。几个月来，她一直过着封闭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按部就班。她很清楚自己在医院里的低微地位。随着工作上熟练起来，接受任务时也能更好地照程序行事，渐渐地就不再想自己的事了。从在樱草山写完中篇小说的那星期起，她好久没有独立行事了。当时那兴奋劲儿，现在看起来真傻。

走过桥下，一列火车恰好从头顶驶过。那雷鸣般轰隆轰隆的节奏直钻入她的骨髓中。钢铁擦过钢铁，相互碰撞着，直挺挺的，一大块、一大块阴沉沉地悬在头顶上。一扇莫名其妙的门嵌入砖墙中。锈迹斑斑的支架上钳着生铁铸就的庞大管道，谁也不知输送些什么——如此臃肿庞大的工事该是超人的杰作吧。她只配拖拖地板，扎扎绷带。真能有勇气去走这一趟吗？

出了桥下，穿过晨光中灰尘蒙蒙的三脚架时，火车已远在郊外，只传来低低的吱嘎声。布里奥妮再次告诉自己，她需要的是勇气。她又经过一处很小的市立公园。公园的网球场上有两个穿法兰绒的男人在来回推球，懒洋洋地为比赛做热身。附近的长椅上坐着两位身着卡其短裙、正在读信的女孩。布里奥妮想起了自己的信，想起那张裹了蜜糖般的回绝人的纸片。值班时，她一直带在身边，放在外衣口袋里，结果第二页上给石炭酸浸出一片螃蟹似的印迹。她无意间觉察到了字里行间透出的忧虑。她会像灾难一般回到他们中间吗？是的，一定会的。然后，再编个不甚高明的故事来掩盖真相，又寄给哪家杂志来满足她的虚荣心？长篇累牍地谈些光啊、石啊、水啊什么的，叙述分作三个视角来回变换，处处萦绕着似乎万古不变的凝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藏她的懦弱。难道她真以为能够假借现代的写作观念，把自己的负罪感淹没在一股——不，三股！——意识流里吗？那短短小说里的逃避，正是她生活的写照。每件她不愿面对的事情，同样不会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这至关重要。现在她该做什么呢？她缺乏的并不是小说的骨干，而是毅力。

离开小公园，又经过一家小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引得人行道也振动起来。没有人知道那些高高的污浊的窗户后面在生产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黑烟会从那个笔直的铝烟囱里涌出来。街对面，斜对着的街角里，有家酒吧的双开门洞开着，想来里面定有个舞台。店里有个帅气的男孩，正若有所思地往一只桶里清烟灰，空气中仍残留着昨夜的几丝忧郁。两个穿着皮围裙的男人正忙着沿一块斜板从马车上卸下酒桶。她从没在街上见到过这么多马。军队肯定征用了所有卡车。有人从里边推开地窖的门，砰的一声朝人行道敞开，扬起了一阵灰尘。里边一个剃光头的男人，两条腿还没踏出地面，站住了，转身望着她从旁边走过。他看起来就像个大棋子。马车那边的人也在看着她，有一个还吹起了口哨。

“你好啊，小妞？”

她倒不介意这种语气，只是从没想出该怎么回答。是的，谢谢！她朝他们笑了笑，挺高兴披风上有那些褶子。她想大家都担心德国人打进来，不过除了照旧做事，又能怎么样呢。就算德国人来了，大家还是照样打网球，聊天，喝啤酒。也许没有人会吹口哨了。街道弯弯曲曲的，越来越窄，但车辆并不减少，声响似乎更大了，温热的废气直吹到她脸上。临街朝着人行道，有个维多利亚式的红砖阳台。一个戴着佩斯利呢围裙的妇人正发病似的猛扫房前路面，早餐的油香从她敞开的门里直透出来。这里的路很窄，她后退了些，好让布里奥妮通过，但布里奥妮道早安时，她却只直勾勾地盯着她。迎面走来一个女人和四个长着茶罐耳朵的小男孩；他们提着箱子，挎着背包，打打闹闹，大声叫嚷着，争着踢一只破鞋，丝毫不理会母亲声嘶力竭的叫喊，布里奥妮只好靠边让他们通过。

“让开，没听见吗！让护士小姐先过。”

走过时，她脸红地点头朝布里奥妮微笑，表示歉意。她的两颗门牙已经落了，身上洒了很重的香水，指间还夹着一根未点的香烟。

“一听去乡下，他们个个乐成这样。跟你讲，我以前没带他们去过。”

布里奥妮说：“祝你们好运，能找到个好地方住下。”

这女人的耳朵也是外突的，只是被齐耳的短发刚好遮住了一些。听完布里奥妮的话，她乐得大声笑了出来。“这帮人可一点都不懂怎么回事儿！”

布里奥妮最后来到几条破旧街道的交汇口，从地图上缺了的那块推断，应该是司托克威尔。朝南路口立着一个碉堡，不远处站着几个无聊的地方军卫兵。他们只有一杆来复枪。一个头戴软帽、身穿全套军装、年纪较长的士兵，别着徽章，下巴垂着赘肉，活像一条哈巴狗，先是走过来要看她的身份证，然后自以为很有权威地挥挥手示意她通过。布里奥妮觉得最好向他打听一下路。她想应该是沿克拉珀姆路向前走两英里。这一带行人和车辆都比较稀少，但路面却要比起先一条宽了许多。惟一的声响只是远去的电车发出的隆隆声。沿街是一溜漂亮的爱德华式楼房，她于是打算在悬铃木树阴下的矮墙上歇一小会儿，顺便脱下鞋，看看脚跟上的水疱。一辆三吨卡车从她身边驶过，往南开出了城。布里奥妮猜想会是伤员，便不由自主地就朝车后头望去，但只见到些木篓子。

四十分钟后，她走到克拉珀姆公地地铁站。她来到一座低矮的乱石砌成的教堂，但不料门紧锁着。她拿出父亲的信，再看了一遍。鞋店里的一个女人给她指了公地的方向。但是穿过道路，走到草坪上时，布里奥妮还是没有看到教堂。教堂半掩在树丛中，与她原想的不太一样。她本以为会是座罪恶累累的哥特式大教堂，艳丽的拱顶洒满了血红同蓝紫错乱的炫光，斑驳的玻璃上映射着耸人听闻的苦难。但走近时却发现，清凉的树丛中矗立着一座结构优美的砖石库房，像一座希腊神庙，屋顶是整齐的黑瓦，窗上有明亮的玻璃，纯白的廊柱支起不高的门廊，门廊之上便是一座结构匀称的钟楼。门外，靠着门廊，泊了一辆锃亮的黑色劳斯莱斯。驾驶室一侧的门轻掩着，却不见有司机。她走过时能感觉到散热器散发的如体温般熟悉的热气，还能听到金属收缩时发出的咔咔声。她走上台阶，推开镶着饰钉的厚重的大门。

同别处的教堂一样，扑鼻而来的是木头打蜡后的馨香，和石头受潮后的湿气。就在她转身轻轻关上大门之时，她心下已经清楚教堂差不多是空的。牧师的话语和回音相互交织着。她倚门而立——门被圣水钵半遮着——好让眼耳能适应里边的阴暗和回声，然后走到后排，悄悄移到尽头，在那儿她仍能看见祭坛。她参加过家族里的不少婚礼，但由于当时太小而没能去塞西尔姨夫和埃尔米奥娜姨妈在利物浦大教堂的豪华婚典，但埃尔米奥娜的身影同精致的帽子，她还是能从第一排里分辨出来。紧挨着埃尔米奥娜，夹在这对形同陌路的父母中间的是皮埃罗和杰克逊。两个家伙瘦瘦的，又长高了五六寸。走道另一边是马歇尔家的三个人。这就是全部的宾客了。完完全全的家庭仪式，没有任何社交版的记者。他们也没有邀请布里奥妮。布里奥妮谙熟整个过程，知道还没错过那最重要的一刻。

“其次，依主的教导，此亦可赎救我们的罪恶，消除私通，那些本不能持一的人或可结成婚姻，而却永不辱没基督的圣体。”

在牧师庄严的白袍的衬托下，这对新人面朝祭坛而立。新娘一袭传统的素装，从后排看去，应该披着厚厚的面纱。她的头发结成一股淘气的单辫，沿着背脊从一堆蓬松的细纱薄棉中垂下。马歇尔笔挺地站着，加了衬肩的礼服在牧师白外袍的衬映下，愈显得线条有致。

“再次，依主的教导，婚姻要求夫妇彼此互相相爱，互相帮助，互相安慰……”

布里奥妮触摸着记忆，编织着细节，仿佛在抚摸肌肤上的皮疹、肌肤上的尘垢：罗拉带着擦伤肿痛的手腕，泪流满面地冲进她的房间；罗拉肩上和马歇尔脸上抓痕累累；在湖畔夜色中罗拉一脸沉默，让那热切、滑稽、古板、连现实与她脑中的故事都不能分辨的表妹送施暴者安全脱身。可怜无助而又脆弱的罗拉戴着珍珠围脖，洒上玫瑰香水，盼望着能摆脱童年的最后一点束缚，匆匆欺骗自己跳入爱河，好免受羞辱，在布里奥妮坚持要交涉和斥责的时候，她却对自己的美好姻缘深信不疑。刚刚长大就被强暴地剥开和占有了的罗拉，要同强奸自己的人结婚，这该是多美好的姻缘呀。

“……若有人能举出一条义理，为何这对男女不可合法联姻，请于此刻开口表明，或从此永远缄默。”

难道这是真的吗？她真的要在此刻站出来，揣着空空的揪紧的胃和忐忑不安的心，迈出虚弱的步伐，身着披风，戴着头饰，沿着长椅间的走道走到过道中央，像基督的新娘那样，用坚定而不容分辩的声音，对着祭坛，对着过去漫长的生涯中从未被打断过的惊讶得张大了嘴的牧师，对着伸长了脖子的宾客，对着面色惨白的新人，摆出她的理由，举出她的义理吗？她并没有蓄意谋划，可是《祈祷书》中的这一问题——她已忘记了——是一大挑衅。而且，障碍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就在这个最讲究理智的教堂的祭坛前，她终于有机会在大庭广众痛诉自己的所有怨愤，洗涤自己所有的过错。

但抓痕和淤痛早已痊愈，她那时曾经做过的一切陈述也与事实相悖。新娘有父母的许可，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受害者。当然还不止这些；一个是巧克力业的巨子，阿莫牌子的创始人。埃尔米奥娜姨妈又该要不停地搓手了。保罗·马歇尔、罗拉·昆西，还有她，布里奥妮·塔利斯，难道无声密谋，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了监狱？而那些污蔑此人有罪的话正是出于她之口，在阿齐兹的法庭上以她的名义宣读了出来。判决已被执行，债务已经清偿，决议已经生效。

她依然坐在位子上，心跳得越来越快，手掌不停地出汗，头也低得愈低。

“我要求并许可你二人，若知道任何理由，为何你二人不可通过婚姻合法结合在一起，请于此刻坦告，要知末日审判时，人心所有的秘密必将不能隐藏。”

不管怎么说，离末日审判还很遥远，到那时只有马歇尔与他的新娘知道的最初真相，早就被稳妥地围筑在他们婚姻的陵墓里了。等所有知晓人都死去以后，这个秘密会永远安稳地藏在黑暗里。婚礼上的每句话，都是给这个陵墓垒上的一块新砖。

“是谁促成这个女人同这个男人结为夫妻的？”

长得像鸟一样的塞西尔姨夫疾步走上前，无疑他是想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好返回牛津万灵学院的圣殿。布里奥妮仔细听着马歇尔和罗拉先后重复牧师的话，竭力想听听话语里是否有丝毫犹豫迟疑。罗拉的话甜蜜又肯定，而马歇尔却低沉、洪亮，仿佛目空一切。当他说“我以我的肉体敬奉您”时，祭坛前回荡的声音是何等的性感和彰显！

“让我们祈祷吧。”

前排的七个身影于是低下头，牧师摘下他那龟壳一样的眼镜，仰起面颊，双目紧闭，用他乏味、忧伤的吟唱向天国祷告。

“永恒的上帝啊，人类的造主和佑护，万般精神道义的恩赐者，永生的谱就者；请赐您的祝福于您的仆人吧，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牧师戴回眼镜，宣布他们为结发夫妻，又向教堂以其命名的圣父圣子圣灵祈了福，这最后一块砖也就垒毕了。接下来又诵了几个祷告，一篇诗篇，主祷文和一篇长祷文，缓落的祝圣语调归结成一个忧伤的结束。

“……他无尽的恩典降临于你们，升华并佑护你们，以你们的肉体与灵魂使他欢欣，在神圣的爱中完结你们的一生。”

牧师转身引领这对新人走下过道，众人跟随其后，这时，风琴中如瀑布般倾出飞扬的三和弦。布里奥妮本来是跪下假装祷告的，但队伍走近时，她站了起来，转身面向他们。牧师好像在赶时间，远远走在前面，离开众人好几尺远。向左瞥见布里奥妮时，他和善地轻轻点头表示欢迎，心中却很是好奇。接着他大步上前，拉开一扇大门。一束阳光斜射到她站的地方，映亮了她的面貌与头饰。她是想让大家看到，但却不是要这样一览无遗的。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罗拉走在靠近布里奥妮的一侧，抬起头来，正好四目相对。她的面纱早被掀起，脸上不见了雀斑，但是模样倒没有什么改变。不过略微长高了，脸也圆润、温柔和漂亮了些，眉毛也修得很细。布里奥妮只是盯视着。她只是想让罗拉知道，她来参加婚礼了，而且要罗拉纳闷：为什么？阳光直照下，布里奥妮很难看清楚，但新娘颦眉的一瞬间，脸上分明闪过一丝不悦。罗拉噘了噘嘴，将目光投向前方，然后，走了。保罗·马歇尔也看到了她，只是没认出来，埃尔米奥娜姨妈和塞西尔姨夫因为多年不见，也没有认出她来。倒是走在队伍末尾、把校裤拉到半天高的双胞胎见到她很高兴，对着她的制服直做鬼脸，一会儿滑稽地翻眼珠，一会儿又伸手拍哈欠。

不久，除了那个不知在何处自得其乐地演奏的风琴师外，教堂里就只她一人了。婚礼结束得太快，仿佛一无所获。她呆站在原地，不愿意走出教堂，心里觉得有点傻傻的。日光、家常闲扯的无聊乏味会把她的影响消尽，尽管曾如幽灵般闪过。她也没有勇气面对交锋。她该如何对姨夫、姨妈解释这不请自到呢？也许会冒犯他们，也许不会——那就更糟糕了。他们没准会带她去饭店吃早餐，这将如受刑般难耐。保罗·马歇尔夫妇定会恨意油然而生，埃尔米奥娜也会难掩对塞西尔的轻蔑。布里奥妮又逗留了一两分钟，仿佛是为音乐吸引似的，但紧接着便懊恼自己的懦弱，于是跑到了门廊外面。牧师撒开臂膀，穿过公地，匆匆前行，此时已在百码开外了。新婚夫妇也已钻进了劳斯莱斯，马歇尔掌着方向盘正在掉头。她确信他们看见了她。换挡时，车擦出尖锐的叫声——没准是个好兆头。车离开时，她透过侧窗看见罗拉白色的身影偎依在驾驶员的臂弯里。而其他人则全然隐入了林间。

看了看地图，她知道贝尔罕姆就在这片公地的那头，也就是牧师行走的方向，离这儿并不远。既然不远了，她就不愿再继续走了。反正很快就到了。她又饿又渴，脚后跟不断颤抖，都跟鞋的后部粘在一起了。天气暖和了些。她将穿过一大片没有树阴的草地，草地上有笔直的沥青小路和公共掩体。远处有一舞台，一些穿黑色制服的男子在上面不断地走动。这时，她想起了菲奥纳，是她把休息日让给了自己。她想起她们在圣詹姆斯公园度过的那个下午。虽不过是几天前的事，现在想来，却是那么遥远，单纯。布里奥妮仍站在门廊的阴影内，想着要给朋友买的小礼物——美味可口的食品、一个香蕉、一些橘子和瑞士巧克力。守门人知道如何买到这些东西。她曾听他们说，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她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人群绕着公地，正沿着她应走的路线行进。她想着食物——火腿面包、水煮蛋、一只烤鸡腿、浓稠的爱尔兰炖汤、柠檬蛋白酥皮卷和一杯茶。突然，她意识到身后那烦人的音乐戛然而止。在这瞬间的沉寂中，整个人似乎自由了。就在此刻，她决定了必须吃早餐。但沿途并没有发现店面，一眼望去只有用深橙色砖头砌成的公寓在路的两边。

过了几分钟，一个演奏风琴的人从教堂里出来了。此人一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拎着一大串沉沉的钥匙。她本想向他打听一下到最近的咖啡店怎么走，但这个神经过敏的男人沉浸在音乐中，仿佛一心要忽略她的存在。他重重地关上门，俯身锁好，然后把帽子一扣，匆匆地离开了。

也许，这是计划破产的先兆。她沿着克拉珀姆大街往回走。该吃早餐了，得重新思量一下。她路过地铁站附近的一个饮水槽，真想痛痛快快地把脸浸入其中。她找到一家土褐色的小店，窗户污迹斑斑，地上满是烟头。但食物想来不会比她平时吃的要差吧。她要了一杯茶、三片吐司以及一些人造奶油及略带粉色的草莓酱。由于自己血糖低，她就往茶中加入了大量的糖。但甜味还是掩盖不了茶中消毒液的味道。

第二杯下肚后，她心情好了些。这茶温度适中，可以一饮而尽。随后，她上了趟卫生间。卫生间在咖啡屋后，要穿过鹅卵石铺成的院子。这个无座形的卫生间臭气熏天，不过对一个实习护士来说，这并不算什么。她在鞋后部垫了些卫生纸，这使她能坚持走完余下的一两里路。砖块砌成的墙里放着一个洗手盆，上面有一个水龙头，另有一块灰色的菱形肥皂，她觉得最好不要去碰它。打开水龙头，污水直溅到脸颊上。她用袖子擦了擦干，并梳了一下头发。没有镜子，她只能面对砖墙想象她的脸庞。不过，口红是不能擦了。她用一块浸湿了的手帕轻抚了一会儿脸，并拍打了几下，使脸色红润起来。她要去见她亲爱的姐姐。但做这个决定时她似乎是不存在的。

她离开了咖啡店。当她沿着公地走去时，她感到自己与另一个自我的距离在扩大。那一个真切的自我正走回医院。而这个正朝贝尔罕姆方向走去的布里奥妮也许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而已。这一不真实的感觉在半小时后她走到另一条大街时，变得仿佛越发强烈了。这条街与刚才抛在身后的大街看来多多少少有些相似。整个伦敦好像没有中心，它只不过是一个个灰暗小镇的聚合体。她下定决心，绝不生活在这种地方。

她要找的街离地铁有三个路口，地铁站也是千篇一律。爱德华式的排屋，破破旧旧的，用网眼帘遮掩着，足有半英里长。都德里别墅四十三号处在这条街的中部。除了那辆老福特八号，它毫无其他特色可言。那辆车没有轮子，用砖块支撑着，占据了整个花园的前部。里面没人的话，她想就可以离开了。这样说起来自己也算来过了。门铃已经坏了。她敲了两下门，然后站定。她听到一位妇人愤怒地喊了一声，随后传来砰的关门声和一阵脚步声。布里奥妮又后退了一步，想退到街道上去。在摸索门锁和不耐烦的叹息声中，一位高个尖脸、三十多岁的妇人打开了门。她用劲过猛，气喘吁吁的。这妇人一脸火气，看来她刚才在争吵时被打断了，此刻还未能调整好她的表情——她口张开着，上嘴唇稍微歪撇着。她把布里奥妮让进门来。

“你有事吗？”

“我想找塞西莉娅小姐。”

听了这话，她的肩膀顿时塌了下来，头也向后扭去，似乎想竭力抑制住破口骂人。她上下打量着布里奥妮。

“你样子挺像她的。”

布里奥妮一脸迷惑，茫然地盯视着她。

这个女人又发出了一声近乎吐痰那样的叹息声，然后穿过门厅，来到楼梯脚下。“塞西莉娅，门口有人找。”她叫喊道。

她走回房门口。到走廊的一半时，她向布里奥妮投去了一个轻蔑的眼神，重重地关上自己的房门，身影消失了。

室内一片沉寂。布里奥妮的眼神穿过前门，落在一片花色亚麻油地毡上。开始的七八个台阶都铺着深红色的地毯。第三个台阶的铜柱已不见了。大厅的中间是一张靠墙的半圆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擦得雪亮、类似面包架的装信木架，里面空无一物。地毡从楼梯一直铺到一头房门的前面，门上装的是霜状玻璃。这扇门通向后面的厨房，房内墙纸也是带花纹的，一束花枝上有三朵玫瑰夹杂着些许雪花的图案。从门口到楼梯口，她数了数，一共是十五朵玫瑰，十六朵雪花。这似乎带着不祥的预兆。

她听见楼上的一扇门打开了。刚才她在敲大门时砰的一声关上的兴许就是这扇门。然后是吱吱呀呀上楼梯的声音。一双穿着厚袜子的脚出现了，上面露出了苍白的皮肤，还有一件她认识的蓝色睡袍。这是塞西莉娅吧。但因衣冠不整，她并未下楼，而是从走廊边探头向下看，想确认门口的人是谁。过了一会儿她才认出了妹妹，于是慢慢地走下三级楼梯。

“噢，天哪。”

她坐了下来，抱起双臂。

布里奥妮依然站在那儿，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只脚仍在花园的小道上，另一只脚踏在门口的台阶上。女主人房间里的收音机开着，观众的笑声从里面传了出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喜剧演员的有趣独白，最终被收音机里人们的掌声打断了。一支快乐的乐曲骤然奏响。此时，布里奥妮跨了一步进了门厅。

她咕哝着说：“我必须和你谈一谈。”

塞西莉娅正要起身，但随即改变了主意。她问道：“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你要来呢？”

“你没有来信，所以我就来了。”

她拉了一下睡袍，拍了拍口袋，似乎在找烟。她的肤色更黑了，手的肤色也成褐色了，她并没有找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也没有打算即刻站起身来。她开口说话与其是为了改变话题，倒不如说是为了打发时间。“你现在是一个实习生？”

“是的。”

“在哪家病房？”

“德拉蒙德护士长那儿。”

布里奥妮不清楚塞西莉娅是不是熟悉这个名字，也弄不明白她是否会因和妹妹在同一家医院受训感到不高兴。

这里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塞西莉娅总是用一种母亲似的高高在上的口吻与她说话。小妹妹！现在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她僵硬的口吻分明警告布里奥妮不允许她问起罗比的情况。布里奥妮又向门厅跨了一步。她意识到她身后的门还开着。

“你在哪儿上班？”

“摩腾附近，一家急救医院。”

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一个被征用的地方，收治的往往是战地转运医院的重症病人。那儿有太多的禁区。在那儿，有些事既不能说，也不能问。姐妹俩互相对视着。尽管塞西莉娅头发凌乱，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但是，她比布里奥妮记忆中的她更加妩媚动人。人人都说那张长长的马脸看起来总是怪模怪样，易受伤害，甚至在耀眼灯光的映照下亦然。此刻丰满紫色的嘴唇弯成一条弧形曲线，使这张脸庞看上去性感无比。也许是因为疲劳或悲伤的缘故，眼睛显得又黑又大。鼻子长而别致，鼻孔呈喇叭形优雅地展开，这张脸仿佛戴了面具，精雕细刻，宁静安谧。这是一张很难读懂的脸。姐姐的脸上增添了布里奥妮的惶恐不安，使她感到手足无措。五年没见，她几乎不认识她了。布里奥妮此时对一切都没有把握，她绞尽脑汁寻找一个中性的话题，可无论提起什么，都无可避免地引向敏感的话题——这些话题她无论如何总是得面对的。在这难挨的沉默中，她再也无法忍受四目相对，终于开口了：

“老头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没消息。”她平淡的语调表明，即使知道，她也不想回答。

“你呢？”

“一两个星期以前我收到过一张潦草的字条。”

“那好啊。”

这个话题，到这儿就讲不下去了。一阵沉默后，布里奥妮又问道：

“家里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我跟家里没有联系。你呢？”

“她不时写信来。”

“她有什么消息吗？布里奥妮？”

当她的名字被提起来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带有了讽刺的味道；她迫使自己回想时，有一种感觉，为了姐姐的缘故，她已成一个背叛者。

“他们收留了逃难者，贝蒂恨他们。公园已耕耘成了玉米地。”她拖声拖调地说道。站在那儿列举这些细枝末节，感觉简直是太无聊了。

可是塞西莉娅冷冷地说：“还有什么？你继续讲。”

“呃，村子里大多数的小伙子都加入了东萨里前线团，只有……”

“只有丹尼·哈德曼除外。是的，这些我都知道。”她强颜欢笑道，等着布里奥妮继续说下去。

“他们在邮局附近建了一间房子，占用了所有的旧栏杆。埃尔米奥娜姨妈现住在尼斯。噢，对了，贝蒂打破了克莱姆叔叔的花瓶。”

一听到这里，塞西莉娅的冷漠顿时烟消云散了。她松开交叉的双臂，用一只手托着脸颊。

“打破了？”

“她把它掉在一个台阶上了。”

“你是说碎成一片一片了吗？”

“是的。”

塞西莉娅想了一会，最后说道：“这太糟糕了。”

“是的。”布里奥妮说道，“可怜的克莱姆叔叔。”至少她姐姐现在已不再揶揄了。询问继续着。

“他们还保存着碎片吗？”

“不清楚。艾米莉说，老头儿向贝蒂吼叫来着。”

门突然打开了，房东太太站在布里奥妮面前，由于站得很近，她甚至可以闻到她呼吸中散发出来的胡椒薄荷的味道。她指了指前门。“这不是火车站，小姐。你怎么进来，怎么出去。”

塞西莉娅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睡袍的丝质腰带，懒洋洋地说：“这是我妹妹，布里奥妮。贾维斯太太，当你和她说话时，请注意你的态度。”

“在我自己的家，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贾维斯太太说道。她转身对布里奥妮说：“如果你要留下，那就留下。要不现在就离开，并随手关好门。”

布里奥妮望着姐姐，猜测她不可能让她现在就走。贾维斯太太无意间已成了她的同盟。

塞西莉娅旁若无人地说：“不要介意房东太太，我周末就离开了。关上门，走，上楼去。”

在贾维斯太太的注视下，布里奥妮跟随着姐姐上了楼。

“至于你，莫克小姐。”房东太太向上喊道。塞西莉娅很快转身，立马打断了她。“够了，贾维斯太太。你说得够多了。”

这个声调布里奥妮是认得的。这种夜莺般纯洁的声音，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难缠的病人和泪水汪汪的学生的。需要多年的磨炼才能达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呢。塞西莉娅无疑已经成了病房护士了。

塞西莉娅站在一楼的平台上。就在她正要打开房门时，她望了布里奥妮一眼，这冷冷的眼神使她知道，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切都未能缓和。从半开的浴室门中，飘来一阵湿湿的香气和空洞的滴水声，想必刚才塞西莉娅正准备洗澡。她把布里奥妮引进房内。最讲究整洁的病房护士在自己的房间都有另外一副景象，她们仿佛生活在人工养蚝场。看到塞西莉娅房间里一片零乱，她不会感到惊奇。她以前就是这样乱糟糟的。不过，这儿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塞西莉娅的生活简单而寂寞。一个不大的房间被分成了几个部分，窄窄的一溜用作厨房。隔壁也许是卧室。墙纸图案像是男孩睡衣上垂直的灰色条纹。这更给人一种被禁锢的感觉。油毡是楼下用剩的边角料，形状不规则，一些地方露出了灰色的地板。整个房间只有一个窗子，窗下面有一个带一只水龙头的水池和一个单炉煤气灶。靠墙有一张桌子，人很难挤过去。桌子上面铺着一块黄色条纹的桌布，桌布上面放着一瓶蓝色的花（也许是蓝铃花）和一个装得满满的烟灰缸。桌子上面还放着一叠书，书堆的最下面是《格雷解剖学》和《莎士比亚选集》。它们上面的几本书脊面薄薄的，作者名字都是镀了金银的，不过全已褪色了。她看到是豪斯曼和克雷布的著作。书的上面放着两瓶啤酒。离窗户最远处的角落里有一扇通向卧室的门，门上钉着一幅北欧地图。

塞西莉娅从锅旁的一包烟中掏出一根烟。她突然想到她妹妹已不再是一个小丫头了，于是就给她一根。桌边有两张椅子，但是塞西莉娅并未邀请布里奥妮坐下。

背靠着水池，两个女人抽着烟，等待着对方开口。房东太太的出现所带来的影响正慢慢消散而去——至少在布里奥妮看来是如此。

塞西莉娅用平静而低沉的声调说道：“我拿到你的信后，就去见了律师。证据不够，除非有新的铁证。你就是回心转意了，还不够。罗拉会继续说她不知道的，我们惟一的希望在于老哈德曼，可是现在他已死了。”

“哈德曼？”他已死了，他与这事有关联——布里奥妮一脸困惑。她拼命回忆着。那天晚上他出去找双胞胎了吗？他看见什么了吗？法庭上说了些她所不知道的情况了吗？

“你难道不知道他死了吗？”

“不知道，可是……”

“简直难以置信。”

塞西莉娅尽力想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可是她的努力要前功尽弃了。一怒之下，她离开厨房，挤过桌子，走到房间的另一头，站在卧室的门旁。她的声音气喘吁吁的。她尽力控制着自己的怒火。

“艾米莉给你带来了玉米和逃难者的消息，却没有告诉你他的死讯，这太奇怪了！哈德曼得了癌症。也许是害怕上帝的惩罚，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说了些对大家极其不利的话。”

“但是，塞……”

“不要这样叫我！”她打断了她，随即她更加温和地又重复了一遍：“请不要这样叫我。”她的手放在卧室的门把上，看来会面即将结束。她将要消失了。

她出奇冷静地向布里奥妮作了概述。

“我花了两个畿尼，要弄明白的就是这点。五年过去了，你倒是决定要吐露真相，但已无法上诉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布里奥妮想重拾哈德曼的话题，但塞西莉娅必须告诉她近来在她脑海里想了无数遍的事儿。

“这并不困难。如果说你那时是在撒谎，法庭干嘛现在就得相信你呢？目前又没有新的证据，而你是个不可信的目击者。”

布里奥妮把抽到一半的烟扔到水池里。她感觉到一阵恶心，于是从盆架上取下一个茶托当作烟灰缸。她姐姐指证她的罪，这听起来是如此的骇人，不过她的视角倒是如此不同寻常。她脆弱、愚蠢、迷惘、无常——她为此恨透了自己，但她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撒谎的人。对于塞西莉娅来说，这一定是多么奇怪，多么清楚啊。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无可辩驳啊！可是，有一瞬间，她甚至想为自己辩解。她并不是故意误导，她并不是出于恶意才这样的呀！但又有谁信她呢？

她站在刚才塞西莉娅所站的地方，背对着水池，不敢注视姐姐的眼睛。“我的所作所为不可宽恕，我并不指望你宽恕我。”

“不要担心，”塞西莉娅安慰她说。随着她的希望飘渺而去，她不禁畏缩了。“不要担心，”塞西莉娅继续说道，“我永远不会原谅你的。”

“即使我不能去法庭，我也会把真相告诉每一个人的。”

她姐姐露出狂野的笑容，这时布里奥妮才明白，她对姐姐是多么的害怕。她怕姐姐生气，但更怕姐姐嘲笑她。这窄小的房间贴着条形的墙纸，隐藏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情感史。布里奥妮继续着对话。毕竟，她是有备而来的。

“我会去萨里，向艾米莉和老头儿说的，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他们的。”

“没错，这话你在信里就已说过了。一晃五年过去了。你为什么还没去呀？是什么阻挡了你？”

“我想先来看看你。”

塞西莉娅从卧室门口走到桌子边。她把烟头丢入一个矮瓶内。嘶的一声，一缕烟从玻璃瓶里升起。她姐姐的动作又一次让布里奥妮感到讨厌。她还以为瓶子是满满的呢。她寻思自己是不是早餐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

塞西莉娅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为何没去，因为你的猜想和我一样。他们不想再听这事儿。不愉快都已经过去了。谢谢你。过去的已不能挽回了。为什么再旧事重提呢？你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相信哈德曼说的话。”布里奥妮离开水槽，站在桌子的一头，直视姐姐。要看穿这美丽的面具可不容易啊。

她不慌不忙地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很遗憾，他死了。对不起，我不知道……”

这时，突然吱的一声，吓了她一大跳。卧室的门慢慢打开了，罗比站在他们面前。他穿着军裤和衬衫，军靴锃亮，他的背带松松地挂在腰间，没有刮胡子，头发也乱七八糟。他只凝视着塞西莉娅。塞西莉娅转身望着他，但她并未向他走去。刹那间，他们四目默默相视，这当儿，布里奥妮在姐姐的遮挡下，缩进军衣中。

他旁若无人似的轻轻对塞西莉娅说道：“我刚才听到了声响，我猜这与医院有关吧。”

“没事儿。”

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好现在就走了。”

他穿过房间，正要走出门外到平台前，他朝布里奥妮微微点了点头，“请原谅。”他说道。

她们听见浴室门关上的声音。一阵沉默中，塞西莉娅脱口说道，她那口气仿佛她与妹妹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他睡得很沉，我刚才不想吵醒他。”随后又加了一句，“我刚才想你们还是不碰面为好。”

布里奥妮的双膝已经开始颤抖了。她一只手支撑在桌子上，慢悠悠地离开了灶台，这样塞西莉娅就可以将水壶灌满。布里奥妮很想坐下来，但没有得到邀请，她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她也绝不会提这个请求。于是她靠墙壁站立，但又装作没有靠在墙上。她望着姐姐。使人惊奇的是，她看到罗比还活着的慰藉很快就被要面对他的恐慌所代替。刚才她已目睹他穿过房间。唉！还以为他已战死沙场，这一可能性看来太荒唐了。原来的猜测现在已无任何意义。她姐姐在小小的厨房里来回走着，她一直盯着她的后背看。布里奥妮想告诉她，罗比安全地回来了，这太好了。对她而言，这是何等的解脱。可是跟姐姐说这番话，听上去是多么的庸俗。况且，她也没有资格这么说。她害怕她姐姐，害怕她的嘲笑。

此时，布里奥妮不仅觉得恶心，而且浑身燥热。她把脸颊靠在墙上。这墙也是热热的，并不比她的脸阴凉。她多么想要喝一杯水啊，可她不想向她的姐姐提任何要求。塞西莉娅继续忙碌着，把牛奶和水掺在鸡蛋粉里，在桌上放了一罐果酱和三个盆子的杯子。这一切布里奥妮看在眼里，但这并没有给她任何安慰。这只增添了她不祥的预感。她得直面罗比了。难道塞西莉娅真的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坐在一起，有胃口吃炒蛋吗？或者说，她忙来忙去难道是在镇定自己吗？布里奥妮的双耳正留神于房间外楼台上的脚步声。她已经看到了挂在门后的斗篷。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用拉家常式的口吻说道：

“塞西莉娅，你现在是病房护士吗？”

“是的，我是病房护士。”

她一锤定音，一下子结束了这一话题。她们虽然从事共同的职业，但没能成为一条纽带。没有任何纽带可言。罗比回来之前，她们姐妹俩没有什么可说的。

最后，她终于听见浴室门锁打开的声音。他吹着口哨穿过楼台。布里奥妮从门口挪开，走到房间另一端的阴暗角落。但他一进来，她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已半抬起右手，想要和她握手，他的左手正要去关上身后的房门。哪怕这是一个恍然大悟的动作，也是毫无戏剧性可言的。在他们四目相对之际，他的双手垂了下来。他继续注视着她，发出一声长叹。不管她多么心存惊悸，她觉得自己不能转移视线。她嗅到了他剃须皂淡淡的清香。眼前的他看起来比从前老多了，特别是眼睛周围更显岁痕。她不禁暗暗一怔。难道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吗？该不会也是战争惹的祸吧？

“啊，原来是你。”他终于开口了。他用脚把身后的门关上。塞西莉娅已经走到他的身旁。他凝望着她。

她一五一十地作了概述，可是即使心有所愿，她也无法承受她的讥讽。

“布里奥妮打算把真相告诉大家。不过她想先来见见我。”

他回头望着布里奥妮。“你想得到我会在这儿吗？”

听了这话，她的第一反应是千万别哭。在那一瞬间，没有比这令她更蒙耻的了。此刻的心情如何？是欣慰呢？还是羞愧？还是自怜？她不知道是哪一种感受。不管是什么，它此时正向她袭来。它像平静的浪花，突然涌起，勒紧她的脖子，使她无法开口说话。于是她尽力控制住，咬紧嘴唇。这种感觉终于消失了。她安然无恙。没有泪水，但她的声音低低的，充满了痛苦。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如果要聊天，大家坐下来吧。”塞西莉娅说道。

“我不知道行不行。”他不耐烦地走到紧邻的墙边，大约有七到八尺的距离。他背靠着墙，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将视线从布里奥妮移向塞西莉娅。蓦地，他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向卧室的房门，他转过身，又想走回来，可他改变了主意，站在那儿，双手插在口袋里。他身材高大，与此相映，这房间似乎收缩了。在这仿佛令人窒息的空间中，他像一头困兽，走投无路。他把手从口袋内取出，抚摸了一下脖子后面的头发，然后把双手放在臀部，接着又放下。这一动作不断反复。布里奥妮知道，他生气了，他怒火中烧了。

“你到这儿来干嘛？别跟我提萨里郡什么的。无人阻止你前往。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要和塞西莉娅说一声。”她说道。

“是吗？说什么呢？”

“说说我干的那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塞西莉娅向罗比走去。“罗比，”她低语道。“亲爱的，”她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但他甩开了她的手。

“我不知道你为何让她进来。”说完，他转向布里奥妮，“我老实对你说吧。我现在正为难着呢：该扭断你的脖子呢，还是把你推出房外，扔下楼梯？”

要不是她近来的生活磨炼，她准会被吓着了。有时她听见病房里的士兵为自己的绝望大发雷霆。在他们怒气冲天时，与他们论理或安慰他们是极其愚蠢的。狂波怒涛必须发泄出来。此时最好是站在一边，耐心倾听。她明白，现在即使是起身告辞也会刺激他的。所以她干脆直面罗比，等候她应有的处置吧！不过她并不怕他，她不怕他动武。

他并未抬高声音，但他的话音中分明充满了愤慨。“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模样吗？”

她想象着峭壁似的砖石墙壁上那一个个高高的小窗。和人们的想象一样，她也想到了地狱中的种种苦难煎熬。她轻轻地摇了一下头，为了稳定自己，她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变化上。他似乎比以前更高大了，之所以给人这一印象，是因为他摆出了一副挺胸收腹的姿势。没有一个剑桥大学生站立得会像他那样笔直。甚至在心烦意乱时，他的双肩依然向后挺着，下巴像是老式拳击手似的高高仰起。

“是的，你当然不知道。我在里面时，你高兴了吧？”

“不！”

“可是你毫无作为啊。”

她曾一次次地设想过这次谈话，就像一位孩子预感到一次挨揍。现在，终于发生了，可似乎她并不在这儿。她仿佛从远处漠然地观看。她一副麻木不仁的样子，但她知道他的话语最终会伤害她的。

塞西莉娅已站回来了。此刻，她再次把手放在罗比的手臂上。虽然罗比看上去更强壮了，但他变瘦了。他筋骨结实，刚毅粗犷。他向她略转过身。

“记住，”塞西莉娅开始说话了，但他打断了她。

“你认为我强暴了你表姐吗？”

“不。”

“当初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是的，呃，不是，我吃不准。”她支支吾吾地说道。

“那么你现在为何又如此确定了呢？”

她迟疑了。她知道只要一回答，她就得为自己辩护，为自己找借口，而这样做也许会给他火上浇油。

“我正在成长。”

他盯着她，嘴唇微微咧开着。他在五年里真的变了：他凝视中的凛冽是以前没有的；他的眼睛更小，更狭了，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他的脸庞比她记忆中的更瘦削了；他的双颊如同北美印第安武士般的凹陷；他已长出一些像军人式的硬硬的板刷胡子。他是那么的英俊，令她为之骇然。她的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几年前的情景。那时，她才十岁或十一岁，她对他是那么深情相恋。这一真正的迷恋持续了数天。然后，某一个早晨，她在花园里向他衷心表白了自己的心迹，随后这事就马上忘到九霄云外了。

她小心谨慎是对的。他此时满腔怒火，但这种愤怒成了惊疑。

“正在成长，”他应和道。当他提高嗓门时，她吓了一跳。“他妈的！你已十八岁了。成长，成长，你到底还要多少成长？十八岁的士兵战死在沙场上了。你已经够大了，可以奔赴前线了，你知道吗？”

“是的。”

他无法知道她以前的经历，这给了她些许可怜的慰藉。尽管她问心有愧，但她居然还觉得应该抵挡他，这简直太奇怪了。不然就两败俱毁了，她不敢说话，只是点了点头。一提起死亡，一股汹涌的情感就吞噬了他，把他从愤怒中推向了迷惘和憎恨的极点：他的呼吸沉重而不规则；他握紧右拳，然后松开拳头；他明亮的眼睛依然盯视着她，他的眼神严厉而凶狠，似乎要望穿她；他使劲地一次次地忍气吞声，喉咙里的肌肉因此抽紧，喉结也露了出来；他也正在与一种不愿被人看到的情感斗争着。她在做实习护士时，在病房里和病床边碰巧学到了一鳞半爪的知识。她知道此时往事像潮水般向他袭来，令他束手无策，张口结舌。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景象才引起了这番骚动。他朝她走近了一步，她向后退去。她已不再认为他不会伤害她——如果他不能说话，也许他会用行动代替。如果她再走一步，他那强壮的臂膀就可触及她了。就在这时，塞西莉娅站在了他们中间。她背对布里奥妮，面对罗比，用双手挽住了他的肩膀。罗比把脸转开。

“望着我。”塞西莉娅低语道，“罗比，望着我。”

他是如何回应的，布里奥妮不知道。她只听见了他的反对或拒绝声。也许他说了一句骂人的下流话，塞西莉娅把他攥得越来越紧，罗比扭动全身想摆脱她。他们仿佛像摔跤运动员，她伸手向上，使劲想把他的头扭向她。可是他的脸向后歪斜，嘴唇紧缩，牙齿裸露，挤出一个食尸鬼似的恐怖笑容。她用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脸颊，用尽全力扳过他的脸。最后他终于正视她的眼睛了，可她仍旧抓住他的脸颊。他把她拉得更近了。他注视着她，直至两张脸碰到了一起。于是她轻吻着他，两人唇唇相印。塞西莉娅温柔地说：“回来……罗比，回来。”布里奥妮记得，多年前，她一觉醒来，也曾听到塞西莉娅这么说过。

他轻轻地点了点头。当她松开双手，把它们从他的脸上移开时，他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阵沉默中，房间似乎缩得更小了。他用双手环抱着她，低下头，给了她一个深深的、亲密的长吻。布里奥妮悄悄地向房间的另一头，向窗子走去。她从厨房的水龙头里接了一杯水喝着。但这对情侣的亲吻还在旁若无人地继续着，他们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布里奥妮感到被忘却了，从房间中勾销了，这使她如释重负。

她转过身去，望着窗外阳光照耀下的一幢幢排屋和她刚走过的大街。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还不想离开，虽然她为那长吻所窘，虽然她害怕后面要发生的事。她注视着一位穿着厚厚外套的老妪。她在远处的人行道上走着，手牵着一条病恹恹的、摇着大肚子的短腿长身的德国种猎犬。此时此刻，塞西莉娅和罗比正在低声轻语。为了尊重他们的隐私，布里奥妮打定主意，只要他们不主动跟她讲话，她决不从窗口转身。她看着这位妇人打开前大门，又非常小心翼翼地关上门，然后，在走到门口的半路上时，她艰难地弯下腰，从门前小径旁的一长溜花坛中拔了一根长长的杂草。此时，她的狗往前蹒跚而行，舔着她的手腕。妇人和狗进到屋内去了，街上又变得空旷了。一只黑鹂栖落在女贞篱上，但在发现没有满意的立足点时，它就飞走了。一片乌云飘了过来，很快遮住了阳光，随后，这朵云也飘走了。这是典型的星期六下午的情景。在这郊外的街上，几乎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布里奥妮听见她姐姐叫她的名字。于是，她转过身去。

“时间不多了。罗比今晚六点回去报到上班，还得赶火车呢。坐下吧，你得为我们做点事。”这是病房护士的口吻。这腔调并不专横。她只是在形容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罢了。布里奥妮在离她最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罗比拿过来一条凳子，塞西莉娅坐在了他们中间。她准备好的早餐已被忘了个一干二净。三个空空的杯子放在桌子的中间。他拿起一叠书，把它们放在地上。塞西莉娅把一罐蓝铃花移到一边，这样它就不会被踢倒了。然后她和罗比交换了一下眼神。

罗比清了清嗓子，双眼却凝视着鲜花。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声音饱含了感情。他仿佛在宣读一系列议事规则。此时此刻，他在注视着她。他的眼神是那么沉稳。他已经掌控了一切。但在他的前额上，在他的眉毛上方，还有滴滴汗水。

“你已经答应了最重要的事。尽快去找你的父母，告诉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使他们确信你当时作了伪证。你什么时候休息？”

“下个星期日。”

“到那时你就走，你带着我们的地址，告诉杰克和艾米莉。塞西莉娅等着他们的来信。明天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塞西莉娅说你得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见一位律师，一位受权为立宣誓的律师，然后作一个声明，并签上名公证。在声明中，你得言明你所做的错事，以及你准备如何撤回你的伪证。你还得把声明副本给我们俩。明白了吗？”

“明白了。”

“然后，你写一封信给我，把你认为一切有关联的事详详细细地都写进去，是什么导致你说你在湖边看见了我，为什么即使你对这事并不确认，但你在开庭前的几个月中都一口咬定是我。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警察或父母给你施加了压力。听明白了吗？这会是一封很长的信。”

“听明白了。”

他迎着塞西莉娅的目光点了点头，“如果你记得丹尼·哈德曼的情况，比如说，那时他在哪儿，在那儿干什么，什么时候，还有谁见过他。任何可以对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词提出疑问的证据，我们都想听到。”

塞西莉娅正在写地址，布里奥妮摇着头想开口，但罗比并没理睬她。他已站起身，眼睛看手表。

“没多少时间了，我们陪你走到地铁站，我和塞西莉娅想在我走之前独处最后的一小时。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你得写你的声明，让你的父母知道你要去他们那儿。你也可以开始思考一下你要写给我的这封信的内容。”

他冷淡地讲了一下她必须要做的事后就离开了桌子，向卧室走去。

布里奥妮也站了起来，说道：“老哈德曼说的很可能是真话，丹尼那天整晚都和他在一起。”

塞西莉娅这时正要把她写好并折叠起来的纸条给她。罗比在卧室门口停下了脚步。

塞西莉娅问：“你在说什么呀？”

“是保罗·马歇尔干的。”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布里奥妮拼命想象此话引起的每个人的心理调整，多少年来这已成为某种思维定势。但不管是如何令人惊愕，这只是细节而已。关键性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危险起的作用丝毫没变。

罗比回到桌边。“马歇尔？”

“是的。”

“你看到他了？”

“我看到的人和他身高差不多。”

“和我的身高一样。”

“是的。”

此刻，塞西莉娅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她在找香烟。罗比找着了，把一包烟从房间的一头扔了过来。塞西莉娅点了一支，边抽边说：“真难以置信。他是一个傻瓜。我知道……”

“他是一个贪婪的傻瓜，”罗比说，“但我无法想象他跟罗拉·昆西在一起，哪怕只有五分钟……”

布里奥妮知道，无论发生了什么，无论后果多么可怕，也无足轻重。可是她在宣布她那决定性的消息时，她显得泰然自若。

“我刚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又是一阵惊愕，又是一次心理调整，又是一次满腹狐疑的重复。婚礼？今天早上？克拉珀姆？然后是一阵沉思默想，间或被简短的言谈所破。

“我非要找到他不可。”

“你千万别蛮干。”

“我要杀了他。”

“该走了。”

本来还有更多的话可以交谈，但他们似乎已身心交瘁。也许这是由于她在的缘故；也许这话题本身劳心伤神；也许他们只想两人独处清静。无论是哪种情形，他们显然感到会面已经结束。好奇心已成了强弩之末。在她写信之前，一切都可以等候。罗比从卧室里抓起他的帽子和夹克衫。布里奥妮注意到他肩上的下士单杠军衔。

塞西莉娅对他说：“他什么事都不会有，她总会包庇他的。”

她开始找她的口粮配本，可找了几分钟，也没有找到，于是她对罗比说：“一定在威尔特郡的小屋里。”

她们三人准备离开。罗比为姐妹俩拉开门。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向能干的水手哈德曼道个歉。”

他们下楼走过客厅时，贾维斯太太并未露面。他们只听见她的收音机里单簧管在演奏。穿过前门，布里奥妮就仿佛感到自己踏入了新的一天。一阵猛烈的风沙吹来，大街上一下子清爽了，阳光似乎也更强烈了，阴影也少了些。人行道容不下三人并排行走。罗比和塞西莉娅手牵着手走在她身后，布里奥妮感到起了水泡的脚后跟摩擦着她的鞋。但她决计不让他们看到她一瘸一拐的样子。她以为他们只送她到门口。她一度转过身，告诉他们自己倒乐意一个人走到地铁站。可是，他们坚持要送她，说什么反正要为罗比买一些路上用的东西。他们一路默不作声地走着。这个时候闲聊是不合时宜的。布里奥妮知道，她没有权利向姐姐要她的新地址，没有权利问罗比火车将载他驶向何方，没有权利询问在威尔特郡的小屋。蓝玲草莫非就是从那儿来的呢？那必定有一段浪漫的插曲。她也不能问他们俩到底何时还会见面。她与姐姐和罗比之间的共同话题只有一个，这一话题定格在不能改变的往昔。

他们站在贝尔罕姆地铁站外。三个星期后，这个地铁站将在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中一举成名。一群总在星期六购物的人在他们旁边走来走去，使他们不得不紧挨在一起。告别是冷冷淡淡的。罗比提醒她，去找律师宣誓时，别忘了带着钱。塞西莉娅嘱咐她，千万不要忘了带着地址到萨里郡。就这样，一切结束了。他俩盯视着她，等着她离去。然而，有一件事，布里奥妮还没说。

她慢吞吞地说：“我非常非常抱歉，我让你们受苦了。”他们继续望着她，她又重复了一句：“我非常抱歉。”

这听上去是如此愚蠢，如此的不合时宜，好像她打翻了一盆珍贵的室内盆栽植物，或者把某人的生日忘了似的。罗比轻柔地说：“只要做我们要求你做的任何事不就行了吗？”

这几乎是一种和解的姿态了。你看，这“只要”两个字用得多那个，可是这谈不上和解，还没呢。

她回答说：“那当然。”然后转身就走了，感觉他们在后面看着她。她走进售票大厅，来到大厅对面，她付了车票钱。当她到了检票处回头望时，他们已走了。她出示了车票，进入了一片昏黄的灯光中。一个吱吱作响的自动扶梯顶部，它载着她下降了。黑暗处吹来一阵人造的微风。那是一百万伦敦人呼出的气息。它凉爽着她的脸，拉着她的斗篷。她一动不动地站着，随自动扶梯下降。不用走就能下来，太好了。她的脚很痛了。她惊奇地发现自己是那么地平静，而且有那么一点点伤感。难道自己是败兴而归吗？她原本就没指望要他们宽恕她。她心中的感觉更像是想家，可是这毫无缘由啊——她无家可归。然而，离开姐姐，她感到十分怅惘。她思念姐姐，或更确切地说，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罗比。她们的爱情，无论是战争还是布里奥妮都没有将它摧毁。电梯载着她沉入城市之下，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刚才，塞西莉娅用她的双眸将他吸引到身边，那目光是多么的迷人。她把他从回忆中，从敦刻尔克，从通向敦刻尔克的道路中唤回。那呼唤的声音是何等的温柔。还有那个夜晚，塞西莉娅把她从噩梦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这样对她说的：“快醒醒，布里奥妮，这只是个噩梦。布里奥妮，快醒醒。”这一不假思索的亲人之爱竟被轻易地遗忘了。此时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缓缓下滑，穿过浑浑的暗褐色的灯光，几乎要到了底部。这时看不到任何别的乘客。空气突然凝固了。她镇定自若地考虑着该做什么。起草给父母的字条和正式的声明费不了多少时间。一天中余下的时光，她就空闲了。她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起草的不仅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种赎罪。她已经准备开始了。

◆◆◆◆ ◆◆◆◆

这段日子真是不寻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岁的生日。早上，我突发奇想，决定最后一次参访位于兰贝斯的皇家军事博物馆文库。这颇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库的阅览室处于这座大厦的穹顶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恒医院——旧时的贝德兰姆疯人院——的附属教堂。曾几何时，精神失常者来此殷殷祈祷，而今学者们齐聚一堂，探讨因战争而引发的集体精神错乱。家里派来接我的车要在午饭后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后一次校对细枝末节，先与文献保管员说声再见，然后和在这严冬似的几个星期里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运工道别；我还打算把十多封老纳特先生写给我的长信捐献给档案馆。我想，让自己装成繁忙的样子度过一两个小时，而后手忙脚乱地料理家务来打发这段时间，就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样的心境下，我在书房里忙碌着。现在，草稿整理好了，标注了日期，复印好的资料贴好了标签，借的书也准备好归还了，一切已经就绪。我向来喜欢干脆利索。

天又冷又湿，我觉得坐公交车实在太麻烦，于是我就在摄政王园林乘上了出租车。在驶往伦敦市中心漫长而缓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疯人院里那些可悲的病人，他们曾被公众取乐。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们的行列，我不禁自怜起来。扫描的结果已经出来，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医生了，状况不太好。我一坐下，医生就这么告诉我。我头痛，太阳穴感觉紧绷绷的，病因特殊，非常诡秘。他指出在扫描的区域内有粒状污点。我发现他手中的铅笔在颤动，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样在经受神经紊乱的折磨。心想能有助于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说我正在患微弱而几乎觉察不出的中风，病程比较慢，但我的头脑，我的心智，将逐渐崩塌。折磨我们一切人的记忆衰退会更加明显，更让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后我毫无意识，因为那时我将失去对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周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钟之前的事情都将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我的电话号码、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为都将化为乌有。再过两年、三年或四年，我将认不出我现有的老朋友。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将意识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间。不久，我将不能自理，因为我需要终身护理。

医生告诉我，我患的是血管原发型痴呆，这倒有一点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过，崩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况且，它也没有早老性痴呆病那么糟糕。早老性痴呆病会引起性情剧变并有攻击倾向。如果幸运的话，我的病有可能会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兴——我，一个头脑混沌、古怪唠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给我说实话的，所以我也没什么可埋怨的。这会儿，他急于催我出去，因为还有十二个人在候诊室焦急地等待。总之，当他帮我套上外套时，他概括出了一张路线图：失忆、短期和长期的词语的消失——普通名词可能最先不辞而别——然后是语言本身，还有平衡能力，紧接着，整个运动控制系统，最后是自动神经系统，全都和我一一永别了。一路平安！

起初，我并没有悲伤。相反，我倒有点得意洋洋，想急忙把这消息告诉给我最亲密的朋友。我花了一个小时打电话，来发布这条爆炸性新闻。也许我正在失去自控。这显然太重要了。整个下午我在书房里慢条斯理地劳碌，等我完工时，书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约翰晚上过来看我。我们点了几道中国菜，他们俩对盅碰杯，喝了两瓶摩根酒，而我喝绿茶。听了我对未来的描述，我这两位可爱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们都已是六旬老人，开始自欺欺人地认为七十七岁还仍旧年轻。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着出租车缓缓穿越伦敦时，我别无思绪。我告诉自己，我要发疯了。别让我发疯。可是我又觉得，骗不了自己。也许我只不过是现代诊断学的牺牲品。在另一个世纪，也许人们会说我老了，所以大脑退化了。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不过是在弥留之际，渐渐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晓了。

出租车穿过布卢姆斯伯里后街，经过我父亲再婚后住过的房子，经过五十年代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过的地下公寓。过了一定年龄的人在穿行整个城市时会思绪万千。故人曾落脚过的地方堆积如山。我们横穿过广场，在那儿，利昂英雄豪迈地照顾着他的妻子，然后以惊人的至诚抚养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会令某一位在疾驶的出租车中的乘客浮想联翩。我们沿摄政王园林的内环线抄近路离去。

车行驶在横跨大河的滑铁卢大桥上。为了领略城市风光，我身体前倾，斜坐在椅子边缘。转过头一看，顺流而下看到圣保罗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帘的是大本钟。它们两者之间，伦敦风光历历在目，一览无遗。我顿感自己身体舒适，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头痛，略感疲惫。尽管形枯容槁，我仍觉得自己风采依旧。年轻人很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很难向他们解释。我们可能看起来像爬行动物，但我们并不是异类。然而，再过一两年，我就没有资格作这一番熟悉的断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错乱，就成了异类，成了一群劣种。谁也休想说服我。

桥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机破口大骂，我们被迫绕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厅。当我们转过圆盘，向兰贝斯区驶去时，我一眼瞥见了圣汤姆斯医院。它经历过1940年德国闪电式空袭——感谢上帝，我当时不在——后来重造的建筑和钟楼简直是民族的耻辱。在此期间，我在三家医院工作过：艾尔德海医院、皇家东萨塞克斯医院和圣汤姆斯医院。我将它们融合在描述中，将自己所有的经历集中在一地。这样做确乎扭曲了事实，但这纯然是为了方便起见，其实它是我对真实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机利索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车从路中央驶向博物馆正大门。我只顾着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镑钞票，撑开雨伞，却浑然不觉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车，直到出租车驶离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片刻间，我以为它无人照管。其实，司机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只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看不到他。我还不能确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着一辆没有驾驶员的罗尔斯轿车，我就会想起马歇尔夫妇。这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们经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但并没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涟漪。我已习以为常。他们依然时不时地出现在报纸上，报纸上刊登他们设立的基金会及其在医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或者他们向伦敦泰特陈列馆捐献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农业研究项目提供慷慨的资金，还有她举行的盛大聚会，他们向全国性报纸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反诽谤活动。因此，当我向博物馆前那对巨型姐妹炮走去时，我的脑海中掠过马歇尔勋爵和勋爵夫人，这并不异乎寻常，可是看到他们走下台阶向我走来，这着实令我吃了一惊。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得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黄褐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至于我那养尊处优、抽烟成瘾的表姐罗拉，如今依旧活像一条赛狗，身材瘦溜，松身鹤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谁会想到这样呢？正如他们常说的，她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听起来也许酸溜溜的，可当我望着她时，我的脑海中确乎闪过这一念头。她身着貂皮外衣，戴着鲜红的宽边浅顶软呢帽。粗犷而不俗丽。近八十高龄还穿一双高跟鞋，步伐矫健，走在路上像少妇一样咚咚作响，一点也看不出她抽烟的迹象。其实，她身上有股乡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气息。她在室内锻炼。如今，她比她丈夫还要高。她精力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她还有点滑稽——我是不是在捞救命稻草？她浓妆艳抹，朱唇厚粉。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朴素，所以我自以为我的话并不可信。我认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红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反派角色；她手持烟斗，腋下夹了只巴儿狗，活脱脱一副Cruella De Vil[1]的风姿。

顷刻间，我们擦肩而过。我继续攀上台阶，然后在三角墙下停住脚步，在这里避雨。我看着人群向车走去。人们扶着他先上车。我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虚弱。他不能弯腰，也无法单脚点地。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车子另一边的门已为罗拉打开，她身子一曲，极为敏捷地钻了进去，我看着罗尔斯轿车渐渐驶去，融入了车流。我走进馆内。看到他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尽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够我忙的了。我去寄存处存了包，兴致勃勃地与工作人员互道早安，这时候我还在想罗拉健康的身体。这博物馆有条规定，每个人必须乘电梯去阅览室。就我而言，电梯空间狭窄，闲聊是少不了的。当我说天气太恶劣了，不过周末定会好转时，我情不自禁地想着刚才在外面与马歇尔夫妇的邂逅。这次邂逅事关健康这一根本问题：也许我会比保罗·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这一情形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正如我的编辑所言，出版与诉讼是同义词。但现在我几乎不能面对这一事实。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到这儿是来忙碌的嘛。

我与资料保管员聊了一会儿。我把一捆耐特尔先生写给我的关于敦刻尔克大溃退的信函交给了他——他万分感谢地收下了。这些信将与我所赠送的其他资料保存在一起。保管员给我找到了一位远程救援直升机的空军老上校，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业余历史学家。他已读过我打印稿中相关的记载，并把他的建议传真了过来。感谢上帝，他的建议尖锐却很有裨益。我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英军士兵在发‘快步走’的命令时绝对不（‘不’下面划了两道横线）会说‘On the double’，只有美国士兵才会这样说。正确的用法是‘At the double’。”

我喜欢这些雕虫小技，他用点彩派画家的手笔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渐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

“没有一个人会说‘二十五磅重的炮’，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的炮’。你的用法听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炮兵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我们就像搜索队的警察，赴汤蹈火，匍匐向着真理挺进。”

“你给皇家空军小伙子戴贝雷帽。我却不以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连陆军还没有贝雷帽呢。我认为你最好给他戴军便帽。”

最后，上校流露出了对我的性别不耐烦的态度。他在信的开端称呼我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类人染指这些事干什么呢？

“女士（在其下面划了三道线）——一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可能携带‘单个千吨的炸弹’。你知不知道一艘海军护卫舰也没那么重吗？建议你再作查证。”

只是一个打印错误。我原来是想打“磅”的。我把这些订正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上校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按顺序整理好资料，并付清复印的费用，把一直都在用的书还到了前台，然后扔掉了零星的纸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迹。和保管员道别时，我得知马歇尔基金会将资助博物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握手道别，我允诺在以后鸣谢整个部门的帮助。随后，他们叫来了一名勤杂工送我下楼，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帮我叫来了出租车，一个年少的门卫帮我拎包，并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开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思量这些细小的修改给我带来的乐趣。如果我真的非常关注事实，那我原本应写一本迥然不同的书。可事已至此，书已经定稿了。当我们驶入奥尔德威治地下的老电车隧道时，我不由得这样想道。然后我恍恍惚惚睡着了。我被司机叫醒时，车已停在摄政王公园我家公寓的外面。

我把从文库中带回的书归好类，做了一块三明治，然后把衣服装进一个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间间熟悉的房间里来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岁月即将终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张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两年前在马赛拍摄的。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不停地问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选一件生日宴会穿的衣服，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一过程的确让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许多。当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时，我竟把诊断忘到了九霄云外，达数分钟之久。我决定穿一件鸽灰色开司米羊毛衬衣式连衣裙。接下来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缎巾衬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针，配上漆革船形浅帮鞋——当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门厅。箱子显得那么轻，我着实感到很诧异。

我的秘书明天会在我回来之前到这儿来。我留了张便条，上面开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尔后我拿了一本书，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张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园。一直以来，我都会把那些让人真正心烦的事情封存起来，不去想它们。但我过于兴奋，连书也看不进。向往已久的是去一趟乡村，与家人共进晚餐，在那里重续家庭的纽带。可是，我和一位医生进行一次典型的访谈。我应该感到沮丧。套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我是否已众叛亲离了呢？想也无济于事。再过半个小时，车子才能到。我有点忐忑不安起来。我站起身，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了好几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盖就会酸痛。我念念不忘罗拉，她那张浓妆艳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庞，不挂一丝笑容，她穿着让人看着感到危险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风风火火，敏捷地钻进罗尔斯轿车中，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萦绕。当我在壁炉和低靠背长沙发间的地毯上举步行走时，我难道是在与她一试高低？我向来认为上层社会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烟会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们五十多岁时，我就那么认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却焕发出一种如饥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总比我抢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终却要比她先行一步，尽管她会活到100岁的。我无法在有生之年公之于众。

这辆罗尔斯轿车肯定影响了我的情绪，因为晚来了十五分钟，令我大失所望。诸如此类的事情通常不会扰乱我的心情。这是一部满面尘土的小型计程车，后座盖着斑马条纹的尼龙人造毛。不过司机迈克尔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岛小伙子。他帮我提箱子，还客气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脑后支架上的扬声器中传来的吵闹的音乐声，他有些懊恼，但很快镇定了下来。此后，我们一路上相处不错，并且谈起了各自的家庭。他从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是米德尔塞克斯郡医院的医生，他自己从莱斯特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现在打算去伦敦经济学院撰写关于第三世界法律和贫困问题的博士论文。在我们从阴沉沉的西线行驶出伦敦的时候，他给我讲述了论文的概要：没有财产法，就没有资本，也就没有财富。

“律师在大发宏论呢，”我说，“你是在为自己兜揽生意。”

他礼貌地笑了笑，尽管他肯定觉得我傻里傻气的。这年头，想通过交谈、衣着或对于音乐的品位来推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个你所遇见的人当成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

二十分钟后，我们没话可说了。当车到达高速公路时，引擎一直嗡嗡作响。这时我又睡着了，醒来时已到了乡间公路，感到额头绷紧地疼痛。我从手提包里取出了三片阿司匹林，嚼碎后硬着头皮吞了下去。我头脑，我记忆中的哪一部分在我睡觉时稍稍打击了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了。就在那时，就在那辆微型小车的后座上，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用惶恐这个词可能太重，也许有那么一点幽闭恐怖症，也就是在衰败的过程中顿感一筹莫展，不见天日，畏畏缩缩。我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要他放音乐。他以为我心地宽厚在迁就他，因为我们已快到目的地了，因此，他一口拒绝了，但我执意要他放，就这样，重重的贝斯拨弦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与此同时传来了一阵轻柔的男中音，它伴着童谣节奏，用加勒比海方言吟唱。时而又唱起操场上跳绳的叮当声，歌声帮了我大忙，给了我乐趣。尽管这曲调听起来充满了稚气，但我觉得它在宣泄某种可怖的情感。我没有要他翻译。

当我们拐入帝尔尼宾馆时，音乐还在演奏。自从上次来这儿参加艾米莉的葬礼后，已经有二十五年过去了。我首先发现公园的树不见了，我想大榆树恐怕遭受了病虫害，剩下的栎树也为高尔夫球场让道了。我们减慢了速度，让高尔夫球员和球童穿行。我禁不住把他们视为逾矩者。格蕾丝·特纳的旧平房周围的树林仍然还在。车子驶过最后一片山毛榉，大宅就映入眼帘。没什么可以怀恋的——这儿一直以来就是个丑陋的地方。但从远处看，它的外表突兀而没有遮拦。也许是为了保护墙面的缘故吧，常春藤被清得一干二净，它本可使正面深红颜色变得柔和。我们很快到达了第一座桥。我发现湖泊已不复存在。我们站在桥上，悬吊在一片茵茵草地的上方，正如你有时候在旧城壕中所见的情景。假如你不知道它往昔的风姿，你就会觉得它本身并不那么令人感到不舒服。过去，这里有莎草、鸭子和大鲤鱼，两个徒步旅行人在岛上的庙宇旁烤鱼，然后尽情地美餐了一顿。这一切也已成过眼烟云。如今，在那里放着一条长木凳和一只垃圾篓子。当然，小岛也已不是以前的小岛，今天的它已成了一长溜土墩，覆盖着平整的绿草，就像一座巨大的古冢、杜鹃和其他灌木丛生蔓滋。还有一石径，蜿蜒曲折，路边零零散散立着许多长凳和圆球形花园专用的路灯。我无暇猜测我在哪里坐下来安慰过年轻的罗拉·马歇尔女士，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第二座桥，并且慢慢驶进用柏油铺就的停车场。停车场足有房子那么大。

迈克尔帮我把箱子提到旧大厅的接待处。他们多此一举，把针形凸纹地毯铺在黑白相间的瓷砖地板上，真是异想天开。维瓦尔第的一曲《四季》正从隐蔽着的扬声器中发出汩汩之声。我觉得背景音乐总是那么令人厌烦，不过我从来都不在乎。高雅的花梨木书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和一瓶花，两件盔甲威武地守候在两旁。一对交叉的戟和一件盾形纹罩嵌贴在镶板上，上方悬挂着一幅画像，它原来挂在餐厅里的，我祖父用它来表示我们光辉的家族史。我给了迈克尔小费，并衷心祝愿他一帆风顺，写好有关财产权和贫乏的博士论文。同时我还试图想撤回自己对律师所作的愚蠢评论。他祝我生日快乐，握了握我的手——他握得多么轻软，多么谦逊啊！然后他走了。桌后一位满脸庄重、身着职业装的小姐给了我钥匙，并告诉我以前的藏书室已被预定，供晚会专用。已经到的几位客人已出去散步了。酒会定在六点开始。搬运工会帮我把旅行箱拎上楼的。有电梯可供我方便使用。

那时虽然没人向我寒暄，我却感到释然于怀。在我成为主宾之前，我倒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乘电梯上了二楼，经过了几道玻璃防火门，沿着走廊往前走，脚踏在锃亮的地板上当当作响，这当当声多么耳熟。奇怪，卧室被标数后锁上了。当然，我的房间门号是七，这里面并没什么奥妙，但我想我已经猜出自己会睡在哪间了。至少，我在门外驻足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这并不是我以前的房间，而是维纳斯姨妈曾经住过的房间。这一房间向来被认为能看到最好的风景，它俯瞰湖泊和远处的山林。皮埃罗的孙子查尔斯特意为我订好了这个房间。他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

我一进门，就喜出望外，两边的房间已被拼成一个大套间，玻璃矮桌上放着一大束温室里栽培的鲜花。维纳斯姨妈长期无怨无悔地霸占的那张高高大大的床已全然不见，用作嫁妆的雕柜和绿绸沙发也不见了踪影。如今，它们已成了利昂的长子（他二婚时所生）的财产，被安放在苏格兰高地某处的一所宅邸中。不过新家具很不错，总之我喜欢这个房间。我的箱子送来了。我要了一壶茶，把衣服挂了起来。我仔细查看了起居室。这里有一张写字台和一盏优质的台灯。印象最深的是宽敞的卫生间里放着百花香料，一叠叠毛巾放在加热的支架上。老年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把一切视为索然寡味——我还不至于此，这是令人欣慰的。我站在窗前，欣赏着阳光斜照下的高尔夫球场，远处小山上光秃秃的树枝被阳光照得晶莹发亮。湖水干涸了，我不太能接受这一事实，不过，有一天也许它还能恢复原状。如今，作为一座宾馆，这幢大楼本身确实比以前我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了更多的人间快乐。

一小时后，正当我准备穿衣服的时候，查尔斯打电话过来。他说等每个人到齐后，在六点十五分来接我，把我带下楼，做一个入场式。就这样，挽着他的手臂，我穿着华贵的开司米羊毛衣，伴着掌声，走进了那L型大厅，五十位亲戚举杯向我祝福。我一走进去，马上就感觉到一个人也不认识。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庞！我心想，这是不是要我先品尝一下茫然不解的滋味。后来，人们渐渐地显豁明晰起来。我们必须体谅时光的流逝，如梭的岁月让襁褓中的婴儿一下子就成了欢腾喧闹的十龄童。不可能错的，那位应该是我的哥哥，他歪着身子蜷缩在轮椅中，喉咙上系了块小毛巾，用来接住喷溅而出的香槟，这香槟是有人喂他的。我俯身亲吻利昂，他努力用有知觉的一半脸笑了笑。我也很快认出了皮埃罗，他一副干瘪皱缩的样子，脑袋亮晶晶的，我真想把手放上去摸一摸。但他依然像以前那样笑容可掬而且威仪万千。我们心照不宣，决不提起他姐姐。

我在查尔斯的伴随下绕大厅一周，向众人问好，他在一边提醒我来人的名字。如此亲切的重聚，心情是多么愉快啊！我再一次与十五年前去世的杰克逊的儿女们、孙辈们和重孙们相识。其实，他们这对双胞胎还在这个房间一起住过呢。利昂也干得不错，先后结了四次婚，全身心地抚养孩子。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大，小的才三个月，老的已有八十九岁。大厅里一片喧闹，嘶哑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服务员巡回为宾客添加香槟和柠檬。远房表兄的子女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像久违的朋友一样向我问好，几乎每个人都对我写的书褒嘉了一番。一群非常可爱的十多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十分用功地在读我写的书。我答应了一位客人阅读他儿子写的小说的打印稿，他的儿子那天没有来。条子和名片塞满了我的双手，角落里的桌子上堆满了礼物。几位孩子要我在他们睡觉前而不是等他们睡觉后必须打开礼物。我满口答应了，与他们一一握手，吻了吻他们的脸颊和嘴唇；我端详着婴儿们，逗他们发笑。我正想找个地方坐下，突然发现椅子都朝一面排列好了。查尔斯拍了拍手，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晚宴前要为我举行一场表演会。请大家各就各位。

我被领到前排的一把扶手椅上就坐。老皮埃罗坐在我身旁，他正和左边的一位表兄交谈。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房间里几乎一片寂静。突然从某个角落传来孩子们的焦躁的嘀咕声。我想这个时候最好就当没听见。就在这等待中，我可以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几秒钟。趁这当儿，我环视一下四周，这时我才注意到藏书室所有的书和架子都不见了。难怪这房间比我记忆中的大多了。惟一的读物就是壁炉旁架子里的乡村杂志。在一阵“嘘”声和椅子的摩擦声中，一位肩披黑斗篷的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脸色苍白，长着雀斑，头发呈深棕色——决不会错，他是昆西传人。我估摸他大约九岁或十岁，身体单薄，头显得特大，看上去纤弱缥缈。可他环视整个房间时，显得信心十足。最后他抬起精灵般的下巴，憋足气势，用清脆、高亢的童音放声朗诵。我以为他要表演魔术呢，可谁知传入我耳畔的故事却有神奇的格调。

这是一个关于率性的阿拉贝拉的故事，

她与一位外来的小伙子出走私奔。

未经同意就擅自离家去了伊斯特本，

贫病交加，她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六便士。

看到自己的长女如此潦倒终生，

她父母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愤。

转瞬间她站在了我的前方，那是个好管闲事、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小姑娘，而且她也没有死。当朗诵到“擅自离家”时，人们会意地吃吃窃笑，而我那脆弱的心微微地一颤——这是多么的虚夸，简直是啼笑皆非！男孩用清晰而又扣人心弦的声音背诵着台词，他的咬文吐字中略带一丝不和谐的声韵——我们这一代人称之为伦敦土腔，尽管如今我不知道“t”这一喉音有何意义。我知道他朗诵的是我写的台词，可我几乎已把它们遗忘了。因为此时那么多的问题涌入我的脑海，那么多的情感在心中汹涌，我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们是在哪里找到剧本的呢？这一非凡的自信难道是不同时代的一种征兆？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皮埃罗，他掏出手帕在轻轻地擦着眼睛。我认为这不仅仅让他感到曾祖父般的骄傲。我还怀疑这可能全是他的主意。故事开场白自然而然地向高潮推进。

那位幸运的姑娘迎来甜美的一天，

她嫁给了风度翩翩的王子，但且听，

坠入爱河前，必须三思而后行，

因为阿拉贝拉差一点悔之已晚。

我们噼里啪啦地热烈鼓掌，甚至还传出几声俗不可耐的口哨声。那本词典，那本《牛津简明辞典》上哪儿去了？在苏格兰西北部吗？我得要回来。男孩鞠了一躬，后退了几步，与另外四个孩子一起走上前，我没察觉到他们，此刻他们正在舞台的侧面等候。

就这样，《阿拉贝拉的磨难》拉开了序幕，她与焦急而悲伤的父母道别。我马上认出女主角是利昂的曾孙女克罗怡扮演的。她厚重的低音和她母亲的西班牙血统让她看上去多么可爱而又庄重啊！我记得去参加过她的第一个生日宴会，那仿佛就在一个月前。我凝望着女主角，她在遭邪恶的伯爵抛弃后一下子就陷入了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位伯爵就是刚才肩披黑斗篷的报幕员。不到十分钟，演出就结束了。在记忆中，用一个孩子的理解，这场演出似乎总有莎士比亚戏剧那么长。我已经彻底忘了婚礼后阿拉贝拉和医生王子手挽着手，跨步向前，齐声向观众道出最后的对句。

我们磨难过后，爱情开始滋生。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扬帆在黄昏中！

我认为不太完美，但整个房间的人——除了我、利昂和皮埃罗之外——起身鼓掌，直至幕谢。这些孩子多么训练有素。他们手拉着手，并排站立，在克罗怡的暗示下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再走向前去，又一次鞠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没有人发现可怜的皮埃罗双手捂住脸已不能自已。他是否触景生情，想起父母离婚后那段孤独而又可怕的时光了呢？想当初，那天晚上，在藏书室里，他们，这对双胞胎，多么想演这出戏啊。六十四年后的今天，这出戏终于上演了，而他的兄弟却早已作古了。

他们把我从舒服的椅子上扶起来，我略表谢意。房间后面，一位婴儿啼哭了起来，这使我追忆起了1935年。在那年炎热的夏天，表弟表姐从北方南下。我转身面对演员。我说即使我们当初把这部戏搬上了舞台，我们的演出也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相匹敌。皮埃罗连连点头。我解释说，那时排练半途而废，全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中途改变了主意，立志要成为一名小说家。人们开怀大笑，掌声更加热烈。查尔斯趁势宣布，晚宴开始。就这样，愉快的夜晚粉墨登场——晚餐很热闹，我也破天荒喝了点酒，人们互赠礼品，小孩子们睡觉去了，大哥哥、大姐姐们则去看电视了。然后，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大伙儿呵呵地直笑。将近十点时，我开始想我楼上那间妙不可言的房间。这倒不是因为我累了，而是因为我已厌倦了在稠人广众之间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尽管他们对我深怀善意。最后大家互致晚安，相互道别，半个小时又这样过去了。随后，查尔斯和他妻子安妮护送我到了我房间。

现在是凌晨五点，我还在书桌前追思这异乎寻常的两天。老人真的不需要睡眠——至少不用在夜晚入眠。我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在这一年内，我将没有心境率性而为。我一直构思我的最后一部小说，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最后一稿完成于1999年3月，期间有六部不同的手稿。第二稿作于1947年6月，第三稿……谁又想知道呢？我五十九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都有罪——我、罗拉和马歇尔都难辞其咎——从第二稿开始，我就着手把它形诸于笔端。我始终认为，毫不隐瞒真相——（人名、地点、确切的环境）——是我的职责——我把这一切当成历史记录存档。然而，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编辑告诉我，从法理上说，只要我的同案犯依然在世，那么我那法庭回忆录就决不能出版。如果出版了，那你只能是抹黑了你自己，诽谤了死者。马歇尔夫妇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法庭上。他们不惜血本，坚决捍卫自己良好的声誉。他们用活期存款就能轻而易举地使出版社身败名裂。人们不禁起疑心：难道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是的，你尽管想好了，但千万别提笔写下来。取代、嬗变、掩盖——显而易见，这就是启迪。拨去想象的迷雾吧！小说家何为？走到极限之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安营扎寨，打法律的擦边球，然而在判下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确切的距离。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不动声色，暗昧难明。我知道，只有等到他们过世了我才能出版。直至今天凌晨，我相信，只要我在，它就不会公开。他们中只有一个走了，那也没用。就算最后马歇尔勋爵清癯瘦瘠的脸出现在讣告栏上，我北方的表兄弟也容忍不了同谋的控告。

这儿有罪恶，但也有钟情相恋的人。我整日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是的，我们正驶入黄昏。我们颠来倒去，抑郁寡欢。我突然想到，自从我写了这部小剧本以来，其实并没有远行，确切地说，我大大地偏离了正道，如今又折回到了起点。只有在这最后的一稿中，我的有情人才终成眷属。我走开时，他们并肩站在伦敦南部的林阴道上。以前的几部稿子都是那么的无情。可是现在我真的不再觉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竭力说服读者以下的事实到底有何意义。罗比·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娅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那年我从未见过他们。我徒步横穿伦敦，最后在克拉珀姆公地上的教堂门口驻足，然后，怯弱的布里奥妮瘸着腿走回医院，无法面对刚刚痛失了亲人的姐姐。恋人间的鱼书鸿雁如今收藏在战争博物馆内。这一切怎么能够算是故事的结尾呢？读者能从这一狗尾续貂的叙述中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希望或欣慰呢？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永远没有两情缱绻呢？除了服务于严酷的真实性之外，谁会相信呢？我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对待他们。我垂垂老矣，我噤若寒蝉，而且太眷恋自己的余生。我面对的是汹涌的忘却浪潮，然后是永久的遗忘。我不再拥有战胜悲观的勇气。当我离开人世，当马歇尔夫妇离开人世，当小说最后出版了，我们只会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于世。正如那对恋人一样——他们在贝尔罕姆同床共榻，令女房东勃然大怒——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我知道总有一类读者会身不由己地问：“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了？”回答很简单：“有情人生生不息。只要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他的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

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实体或更高的形式是她能吁求的，是可以与之和解的，或者是会宽恕她的。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划定了界线，规定了条件。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正是要害之所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

我伫立在窗口，感到一阵阵疲惫的浪汐向我袭来，将我全身的余力卷走。脚下的地板仿佛在波浪起伏。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第一缕灰蒙蒙的晨光映照出公园和干涸湖上的桥梁，还有那条伸向远方雪白处的狭长车道。警察就是驱车沿着这条车道，载着罗比将他带走的。我深深觉得，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绝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我给了他们幸福，但我不是私心作祟，要让他们宽恕我。不是这样的，还不至于如此呢。假如我能在生日宴会上对他们施以魔法……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1] 电影《101条斑点狗》中的恶女人形象。

目录

封面

版权页

前言

彩插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戈尔登

第二章 中心地带

第三章 约翰逊太太

第四章 永不回家

第五章 亲历奇迹

第六章 生育专家

第七章 贤妻

第八章 学术自由

第九章 窥视

第二部分

第十章 基质

第十一章 实验

第十二章 志愿者

第十三章 诺亚

第十四章 面罩

第十五章 离校

第十六章 关于信任

第十七章 透露秘密

第十八章 人体反应

第三部分

第十九章 释放的兴奋

第二十章 聚焦感觉

第二十一章 性爱疗法

第二十二章 代用者

第二十三章 花花公子与赞助人

第二十四章 修复夫妻的床上关系

第二十五章 爱的气息

第二十六章 背叛

第二十七章 婚姻的契约

第四部分

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

第二十九章 性交易

第三十章 天作之合

第三十一章 指导明星

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

第三十三章 未来的前景

第三十四章 美女与野兽

第三十五章 危机

第三十六章 分手

第三十七章 昔日玫瑰

第三十八章 夫妻

第三十九章 悼念

第四十章 勿忘我

后记

资料来源说明

参考书目

版权信息

- 书名：性爱大师

- 作者：【美】托马斯·梅尔

- ISBN：9787532767793

- 译者：王毓琳　张茜

- 责任编辑：范炜炜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前言

“爱是什么？”

——科尔·波特（Cole Porter）

性，以其光辉灿烂、绚丽多姿的表达方式，成为我关于美国经历撰写的4本传记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记主人翁分别是纽豪斯（Si Newhouse）、本杰明·斯伯克（Benjamin Spock）、肯尼迪家族（the Kennedys），以及这本书里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斯伯克医生是畅销书作家，他的书帮助养育了婴儿潮一代。他曾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一切都跟性有关！”的确，用最有力、最超然的方式来描述，性是物种延续的需要，是自我认同的根源，是成人之间最亲密的表现形式。

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的故事——可能跟其他人的故事都不同——直接讲述的是性爱的千古之谜。他们的公共生活为我们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一扇窗，让我们看到美国性革命的始末，及其带来的至今仍影响我们的历史文化变革；而他们的私人关系则映射出男人和女人之间很多最基本的欲望、紧张和矛盾。马斯特斯医生1994年12月退休以后，我第一次采访他。他那时已经表现出帕金森综合征的症状，并最终于2001年因该病离开了人世。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我在2005年与弗吉尼亚·约翰逊进行了全面的合作。我对她展开了数小时的采访，包括去她圣路易斯的家进行了长时间的拜访。尽管名震四海，“我们绝对是地球上最隐秘的两个人”。约翰逊透露，“世界上没有人非常了解我们。人们有很多推测，但是他们不知道事实。”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工作很多年都严格保密，没有公开，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公众的审查。时至今日——很多人愿意接受采访，允许查看他们的信件、内部文件，以及马斯特斯未公开出版的自传——我们才能全面揭开他们与众不同的生活和时代的面纱。尽管他们从美国最大的性试验——涉及数以百计的女人和男人，超过一万次的性高潮——中获得了有关性的临床知识，但两人的故事更在于展示人类亲密行为难以捉摸和不可名状的方面。就像如今很多人仍然会问自己：“爱是什么？”

托马斯·梅尔

纽约长岛

2009年4月9

彩插

威廉·马斯特斯与弗吉尼亚·约翰逊

第一部分

年轻时的吉尼

第一章 戈尔登[1]女孩

“停泊车辆的后座上时常会上演这样的一幕： 一男一女，干柴烈火，匆忙地想要完事，却受空间所限，难以施展身手。”

——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2]

夜幕垂降，马路上只剩两束微光。一辆普利茅斯汽车耀眼的前灯撕开了密苏里州乡村无情的黑暗，打亮了前行的路。汽车载着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Mary Virginia Eshelman)和她的高中男友戈登·加勒特，朝着160号公路轰鸣而去。一望无尽的沥青马路伸向远方，没有路灯的指引，唯有星星和月亮照亮着夜空。

为了这次和玛丽·弗吉尼亚的约会，戈登从家里借了一辆崭新的汽车——1941年产的绿色普利茅斯，闪亮的镀铬进气格栅、突起的引擎盖、充满肌肉感的挡泥板，还有一个宽敞的后座空间。他们驾着车穿过牧场里一排排的民宅和田地，前往和朋友约好晚上碰面的皇宫剧院。这是镇上唯一的一家剧院，那儿放映的好莱坞音乐剧让他们一摆戈尔登城的乏味，新闻片则让他们大开眼界——原来在这只有800人口的小镇之外还有那样一个大千世界。同样与欧扎克斯山脉相邻的戈尔登城和圣路易斯，无论是路程远近还是福音传播，前者似乎都离俄克拉何马乡村更近一些。

回家之前，戈登将普利茅斯停到路边，关掉了车灯。轮胎碾压路石所发出的刺耳声响顿时戛然而止，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将车停在一个本不该停车的幽暗角落后，两人依偎在了一起。

戈登解开身旁的她的衬衣，松开她的裙子，紧紧地贴着她的身体。她没有躲闪，更没反抗，只是惊奇地注视着他。在这之前，玛丽·弗吉尼亚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会这样直眼看着一个男人的阴茎，之后回想起来，才恍然明白，那正是儿时母亲给弟弟换尿布时自己所看见的东西。那天晚上，刚过完15岁生日的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也就是后来世人熟知的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约翰逊——初尝了禁果的滋味。后来的她坦言道：“当时的我云里雾里，根本不知所以。”正是这个女人和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医生标志性的合作，使得两人的名字后来在美国几乎成为了性与爱的代名词。

对于中西部清教徒家庭出生的玛丽来说，性爱从来就是一种原罪，是二战前那些浪漫爱情电影中永远不会被提及的部分。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性爱对于玛丽来说，只不过是劳烦家务的一部分，它只能出现在婚姻和家庭的界限之内。数年之后当她提及戈登·加勒特时，只是隐晦地把他称作“红发男孩”。正如对自己生命中所有不愉快的往事以及那些失恋的记忆一概避而不谈一样，她也从未透露过这个男孩的真实身份。几十年后，她自己坦言：“我从未嫁过一个让自己真正上心的男人。”然而，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戈登·加勒特，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忘却在戈尔登城郊外两个少年失去童贞的那个夜晚。

汽车停在路边，昏暗中，两个年轻人在前排一番拥抱亲吻之后，一同钻进了后排座椅，随后传来的粗大喘息雾蒙了车窗的玻璃。对于当时的戈尔登城还是新鲜事物的汽车，此时此刻，成了这两个年轻人私密的独处空间。戈登拉上手刹，确保自己留神他处之时车子不会溜坡而下。

整个中学，玛丽·弗吉尼亚和戈登一起留下了许多共同的成长记忆。6英尺来高、身强体壮的戈登足以加入校足球队，然而，这个人高马大的男孩却能敏感地察觉到玛丽·弗吉尼亚对于音乐的那份热爱。到三年级时，他们已经成为了关系稳定的一对情侣，两人如影随形，在大伙眼里，戈登就是她的情郎。

连跳两级的玛丽·弗吉尼亚意识到自己比起戈尔登中学的同学来说年轻不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已经17岁的红发男孩加勒特。为了融入大伙，她总是盘起自己浅棕色的头发，露出那双灰蓝色的眼眸，娴静地微微抿着嘴唇。平日里，她的脸上永远是蒙娜丽莎般神秘的微笑，时常又会突然绽放出动人的笑容。和埃谢尔曼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高耸的颧骨勾勒出她独特的面部线条，亭亭玉立的她，双肩总是那样的优雅。玛丽·弗吉尼亚苗条的身材上如若再有一对玉乳，那她完全就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尽管如此，有些男孩对她的评论依旧尖酸刻薄。比玛丽小几岁，住在隔壁农场的菲尔·洛拉就说：“她个子很高，瘦瘦长长的，是个平胸的女人。她顶多是个相貌平平的普通女孩而已。”但在戈尔登城，绝大多数的少年还是对时尚有型的玛丽·弗吉尼亚爱慕有加、趋之若鹜。在小镇上，她的谈吐举止、衣装打扮，都宛如一位年轻的女士，连同班朋友们都难以准确猜出她的真实年龄。然而，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属她那独特的嗓音，那富有魅力、细致入微的声线让她后来成为了一名歌手。戈登的姐姐伊莎贝尔说，与当时30年代尘暴区的其他农场小孩不同，玛丽·弗吉尼亚的穿着总是一丝不苟，从来也没见过她衣衫不整的时候。她弟弟的女朋友“总是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宛若一个女人，一个漂亮的女人”。

开上父亲全新的普利茅斯汽车看来是个正确且明智的选择，这已是戈登为自己的草原公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皇家马车了。与大萧条时期的其他青年不同，玛丽·弗吉尼亚对于自己的未来总是充满了自信，这也许是因为她的母亲埃德娜·埃谢尔曼也是如此的缘故。“我想戈登当时非常喜欢她，”戈登的另一位姐姐卡洛琳回忆说，“玛丽·弗吉尼亚和她的母亲一样，信奉着‘最好的不一定就好’的道理。”加勒特的姐姐们都觉得玛丽·弗吉尼亚是个好女孩，是那种可以让加勒特这样的男孩骄傲地带着一起去参加毕业舞会的女孩，也许将来两人还可能终成眷属、结为夫妻。所以，她们盘算着，她绝对不是那种会和戈登一起在自家车子后座上如此嬉闹的人。

早在少年时期，玛丽·弗吉尼亚就已深谙美国年轻女性摩登生活中的那些口是心非。她知道该如何恰当的言辞，如何注意当地的风俗习惯，对于道德卫士的伪善以及生命中决定女性命运的基要精神也十分了解。当然，她绝对不会舍弃自己的独立。不论自己的母亲或者其他人怎么说，她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拥抱自己的生活。尽管在学校和家中都扮演着“乖乖女”的角色，但她内心十分明白，自己并非真的如此。正如她自己解释的，“表面上，我一直像母亲那样是个乖小姐，但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做那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是从不让别人知道而已。”

失去童贞的那个夜晚，玛丽·弗吉尼亚并没感到一丝的强迫、肮脏或者亵渎。两个人在几分钟之内就完了事。尽管懵懂，性却让她体会到一种特别的美妙。当时她的脑海里还没有那些关于高潮、能力、和谐的概念——这些是她与马斯特斯一起倾尽一生所研究的内容。那天晚上她把一切都交给戈登来处理，她相信自己的男朋友知道该怎么做。多年之后她才意识到，那一次很可能也是戈登的第一次。

“我当时只是顺其自然，一切都很自在。两个人当时都很渴望，也很愉悦，”她谈及那次后座经历时说道，“如果让我母亲知道，她非得气死不可。”

玛丽·弗吉尼亚的一生有许许多多的机缘巧合，甚至连小时候父母移居戈尔登城也是个偶然。1925年2月11日玛丽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赫谢尔·哈里·埃谢尔曼——大家都叫他哈里——和他的妻子埃德娜，当时还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哈里的父母是生活在克里斯蒂安县的摩门教徒，但两人都并不十分信仰宗教。哈里的祖辈都是黑森雇佣兵[3]的后裔，美国独立战争正是由他们发动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里·埃谢尔曼是第五炮兵团第一炮兵连的一名中士，法国战场上的经历让他明白，鲜血、生命和上帝才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他的弟弟汤姆就是在同一个战场上受的伤，幸运的是他最后存活了下来。战争结束之后，29岁的埃谢尔曼回到了密苏里州西南部，和独立战争之后的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一样，他一心只想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埃德娜·埃文斯从此一起过上平凡而简单的生活。哈里和埃德娜的相识全靠他的妹妹。当时年仅20岁的埃德娜在一所社区学校教书，哈里的妹妹正巧是她班上的一个学生。然而结婚之后不久，年轻的埃谢尔曼太太就直截了当地表示，她绝不愿意和哈里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小日子。长大后的弗吉尼亚说：“母亲当时很想结婚，而且早就已经想好了，自己要嫁的人是哈里。”

尽管和其他农场男人一样，哈里会很多手艺活，但他却没什么野心。能够拥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并且有一个让自己疼爱的女儿，这个瘦长的男人似乎早已心满意足了。照片上的哈里有着一张长长的脸和高耸的颧骨，活似《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和蔼可亲的稻草人雷·博尔格。一直以来，玛丽·弗吉尼亚都高高兴兴地做着哈里的小心肝。数年之后的她骄傲地说道：“大家都说我长得像爸爸和爸爸家的人，我彻头彻尾就是哈里的女儿。”作为父亲的哈里简直无所不能，从造房子到辅导女儿数学功课，任何问题他都能迎刃而解。作为一个退伍骑兵，熟悉马性的他经常在农场工人面前秀上几把，女儿也因着他的缘故骑上了后院里佩尔什种马宽阔的马背。“每当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叫嚷着，‘当心孩子！’而哈里只会笑着朝她挥挥手，然后把我抱上马背。”玛丽回忆道。在家里，哈里会教女儿如何熨烫她的百褶裙、如何用硬纸板制作一双“木头”鞋来作为参加学校音乐会的戏服。“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了的事情。”她说。

玛丽·弗吉尼亚5岁的时候，面对大萧条时期的不景气，她的父母决定离开密苏里州西南部。他们搭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想在那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在帕罗阿尔托的一所收治伤兵的公立医院，哈里找到了一份看管温室和花园的工作。“那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弗吉尼亚回忆说，“我们就住在大院里，那是个有好几幢漂亮房子的美丽大院。”在那里，弗吉尼亚就读于一所附带幼儿园的进步[4]学校，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伶牙俐齿和聪明头脑让她在12岁时就已经念完了八年级的课程。

对于从密苏里州干旱平原中逃离出来的人来说，这个医院大院简直就像是个伊甸园，是一个让他们能够在大萧条的捶打中得到庇护的花园。不用再整日看着天空层层的灰色尘云，太平洋原生的雄伟以及海岸线模糊的壮丽让他们大为惊叹、久久凝望。弗吉尼亚记得，在一个节假日，父亲穿着外套、戴着草帽，把她带到了海边。她的童年记忆至今都鲜活地浮现出父亲那天拍摄的一张照片。“我穿着小泳衣，沿着海浪嬉戏，”她描述说，“略微走远的我，被翻滚的海浪一下卷走了。那时的我还只是个小不点。”看见被海浪扑倒并卷入深水的玛丽·弗吉尼亚，当时还全副穿着的哈里·埃谢尔曼毫不迟疑地上演了一回女儿的英雄。“爸爸立马跑过来救起了我。”她回忆道。

后来，埃德娜终于还是对加利福尼亚感到了厌倦。最初提出要跟随别人移居加州的人也是她。但移居不久，她就变得愈发思乡起来。尽管丈夫在退伍军人医院找到了园丁这份不错的工作，但也没能安抚到她。埃德娜的想法让父女两人都感到很愤恼，但哈里知道争吵根本无济于事。他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拖延着妻子的愿望。“我母亲坚持想要回故乡和家人朋友团聚，”尽管她故乡的亲戚绝大多数也已经迁到了加利福尼亚。“她只是非常想回去。”弗吉尼亚解释说。于是哈里联系了自己住在克里斯蒂安县的父亲，请他帮忙在斯普林菲尔德附近为他们找个新的农场。然而，最后他却在位于斯普林菲尔德以西50英里的某个地方为他们找了一个落脚之地。

埃谢尔曼夫妇和他们年轻的女儿收拾好行李，坐上了回程的汽车，回到了一个比眼下更远离密苏里州的地方。“我们终于回来了，而爷爷给我们找的地方只有戈尔登城一个。”弗吉尼亚回忆说。戈尔登城的微不足道让本就多舛的命运显得更加扑朔迷离。“那是个巴掌大的小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儿简直杳无人烟。”虽然戈尔登城一直吹嘘自己是这个国家的草原之都，但按玛丽的同龄人、后来成为小镇殡仪馆经理的洛厄尔·皮尤的说法，对于心怀梦想的年轻人来说，“戈尔登城是个必须逃离的地方”。对于玛丽·弗吉尼亚这样的女孩，人生只有两个选择，他说：“结婚或者离开小镇是所有当地还未结婚或尚未怀孕的女孩们唯有的两个目标。”

另一方面，埃谢尔曼一家从加利福尼亚返回密苏里州这件事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在这个家里母亲说了算，虽然玛丽·弗吉尼亚崇敬的人是父亲。父母意见上的争执是玛丽·弗吉尼亚童年生活中上演最多的一幕。母亲对于“女性”的理解是一切事情的黄金标准。玛丽·弗吉尼亚顺服地遵守着这些规矩——至少在母亲眼皮底下是这样——一旦脱离了她的视线，就立马叛逆起来。面子是埃谢尔曼家最为看重的东西。弗吉尼亚解释说：“她十分明确作为妻子和母亲应该有的样子，而且一直以来都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她真心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也一心想着胜过别人。”

埃德娜·埃文斯儿时的家庭比埃谢尔曼家更加虔诚，她在家中排行老二。瘦小轻盈的她留着棕色短发，魅力十足。如果说哈里看世界的目光是友善而幼稚的，那埃德娜的眼神里透露出的更多是质疑和野心。对于婚后的生活，埃德娜感到十分失望。困在戈尔登城的她，决心要把握住一切还能把握的东西，并把所有这些教训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弗吉尼亚回忆说：“每个人都溺爱我，成长的过程让我明白，成就与天赋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但人生的首要目标还是结婚成家。”埃谢尔曼夫人坚持让镇上的人用重名“玛丽·弗吉尼亚”来称呼她的女儿。弗吉尼亚说：“用重名叫我是她的意愿，在那个时代，到处都是‘朱迪·安’、‘唐娜·玛丽’这样的人名。”但不难想象的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她一到学校，就让自己在戈尔登中学的朋友直接叫她弗吉尼亚。

作为母亲，埃德娜总是追求那些更好的事物，她为自己的女儿安排了钢琴和唱歌课程，教她熟练掌握针线活以及提高厨艺。当丈夫不在家时，她甚至可以担当一个男人的角色。弗吉尼亚回忆说：“某个夏天收割庄稼的时候，娇小的母亲竟走到田地里开上了拖拉机之类的家伙。如果必须做的话，那她几乎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埃德娜所在的农场，距离那个尘土飞扬、名不副实的集镇还有5英里的路程，这让她彻底对引人注目及社交生活失去了盼望。埃谢尔曼夫人和加勒特夫人以及其他戈尔登城的女主人每月一次，轮流在各自家里举行聚会。在那儿，她们聊天八卦，享受着这种在草原上少有的女性联谊。伊莎贝尔·加勒特·史密斯说：“比起哈里，埃德娜是个更为活跃的人，她对家庭以及自我都有很大的憧憬。玛丽·弗吉尼亚是她的骄傲，埃德娜把她教育得很好。”尽管丈夫对胡佛村[5]的反应显露出他是个新政民主党的支持者，埃德娜却在共和党那儿看到了自己的机会。“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弗吉尼亚解释说。政治让原本异常平淡的埃谢尔曼农场生活激起了一时的浪花。没有谁能比玛丽·弗吉尼亚更了解这种农场生活的孤独了。在惬意的午后，她常常会背着母亲，躲到后院的一棵梨树下，在这个属于她的阅读室里，翻阅着《圣经》或者小说，幻想着那个她从未见过的外面的世界。“我几乎没有什么玩伴，”她回忆说，“我只是习惯性地想要解读别人，一直都很想知道他们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的爷爷奶奶、那些亲戚以及其他一些大人来我们家做客的时候，我几乎从头到尾都缠着他们问这问那：‘请告诉我你们小时候的故事吧。’我之所以会喜欢听别人的故事，我想，可能是因为自己是个独生女，一直以来都只能一个人玩。”

有个夏天，玛丽·弗吉尼亚去埃德娜的姐姐家住了一个礼拜，在那儿姨妈准许自己的外甥女在房子里随意漫游。有一天，弗吉尼亚打开一个抽屉，意外地发现了姨妈的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一叠来自密苏里山麓里一所私立男子学校校长的信件。据家史记载，她的姨妈在40多岁的时候，差点就嫁给了这位校长，而玛丽·弗吉尼亚却发现了她一直未嫁的原因。“我发现的这些信件都用一根缎带捆扎着，精彩的字里行间都是让人过目难忘的激情，”她说，“后来，他让一个当地的姑娘怀孕的事情败露了，从此姨妈就再也没搭理过这个男人。她离开了他，之后也没有嫁给别人。这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这类关于危险肉欲的秘密故事无疑影响了埃德娜对青春萌动的女儿的看法，促使她决定让女儿远离一切诱惑。“从没有人跟我说过月经之类的事，”弗吉尼亚说，“一切有关性的东西都被严厉禁止。没人允许谈论这个话题。”当然，在一个到处都是猪和马，以及其他热血动物的农场，要回避一场生命本质的热血演绎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可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那些在大草原林地中兜兜转转的欧扎克斯史学家们证实了农场生活的这种下流习性。比如说，在19世纪90年代，一些乡下人不再遵从上帝的《圣经》，开始施行起自己的异教，崇尚起野合，以此来确保庄稼的丰收。“长大之后，我才明白了那些女人对于怀孕的恐惧，知道了镇上还有妓女的事。”弗吉尼亚回忆说。据殡葬师兼小镇史记员洛厄尔·皮尤说，玛丽·弗吉尼亚那一代戈尔登城人中有3个年轻女人，后来成了堪萨斯城夜晚生意红火的妓女。

在母亲意外怀孕并生下比玛丽·弗吉尼亚小12岁的拉里之后，如何回避性这个话题变得更为棘手。虽然如此，埃德娜还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就像所有她传授给玛丽的东西一样，她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这次性教育。有天晚上临睡前，母亲把还在看书的弗吉尼亚叫到自己的卧室。当玛丽走进房间的时候，埃德娜小小的脸上装满了忧虑。弗吉尼亚的母亲开始低声含糊地说起那些关于性的东西，全都是些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话语。“她告诉了我关于怀孕是怎么回事，以及人是如何怀孕的。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弗吉尼亚回忆说，“她让我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年轻的玛丽·弗吉尼亚默默地听着，但其实根本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听她说了些什么。

玛丽·弗吉尼亚到了青春发育期时，她在家里的那种孤独感简直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当兴趣逐渐转移到异性身上时，她发现自己的回眸一笑，或是特别的站姿，抑或是轻轻撩拨一下头发，都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住在附近的校友沃恩·尼克尔斯至今还记得他开车前往埃谢尔曼农场进行买卖的那个炎热夏天。每隔几个礼拜，他就会前来收购两三篮鸡蛋——每一篮大概有30打——以及其他一些农产品，然后前往集市进行出售。埃谢尔曼农场没什么特别的景色可以欣赏。哈里和埃德娜住在一幢年代久远的破旧的两层楼房里，周围是160英亩的小麦、玉米、燕麦、苜蓿和干草。在他们的畜棚周围，300只鸡在生蛋，几头奶牛等着人去挤奶，还有就是正在粪便中打转的猪群。然而沃恩却被玛丽·弗吉尼亚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玛丽·弗吉尼亚穿着超短裤的身影深深地印刻在沃恩的脑海中，从未褪色，“我猜想她之所以会穿那条超短裤绝对是因为她知道我要去那儿的缘故”。当然，即使弗吉尼亚真的喜欢他，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她没有说过她喜欢我。”在镇上的皇宫剧院看完电影后，沃恩和其他几个男孩与戈尔登8所中学的女生一起跳舞，玛丽·弗吉尼亚也在其中。在皇宫剧院的银幕后面，有一个名叫“绿灯笼”的小咖啡馆，在那儿他们跳着狐步舞，交融在一起。“女生们都比我们跳得好，”沃恩笑着说道，“玛丽·弗吉尼亚的确是个外向的女生。”但在中学里，没有比戈登·加勒特更在意玛丽·弗吉尼亚的男生了，他家离埃谢尔曼农场只有两英里远。“在她之前，他的确没有和谁这么要好过，”他的姐姐伊莎贝尔说道，“我印象中她是有勇气朝他大声说话的人之一。”

尽管是个正直的年轻小伙，在明令禁酒的密苏里州，外号叫作“赤炎(Red)”或“闪电(Flash)”的戈登也会和朋友一起偷偷喝上一两杯啤酒且不会被逮住。同样，在开车载着玛丽·弗吉尼亚的那个晚上，他也丝毫没有被人发觉。戈登从不像那些浮夸的男孩那样向人炫耀自己的战利品。他只是向她暗示了自己在她生命中的特殊地位。“他当时知道他是我的第一个男人，”她回忆说，“他有几次说到了这件事。作为男性，怎么可能不知道对方是第一次呢？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也许是担心自己弄疼了她，戈登在结束后温柔地问她感觉如何，觉得好不好。“他从来就不是诗人的料，”她说，“但他问我究竟感觉如何，我到底觉得好不好。我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怎么样才算是好，但他很体贴也很关心我的感觉。我压根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玛丽·弗吉尼亚始终没有打算告诉他这是自己的初夜。她根本不需要去说，因为“他其实知道这事”。

毕业纪念册上他俩的照片被故意放在了一起。在“预言”栏，同学们开玩笑般写下的话恰是全班对他俩终成眷属的期待：

芝加哥：戈登先生和戈登太太(原文如此)加勒特宣布他们的女儿考入了小鸡湾南岸上的弗吉尼亚·汤利女子贵族学校。加勒特太太就是原来的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小姐。

1941年春天玛丽·弗吉尼亚毕业时，在一度缓慢而无聊的戈尔登城，战争临近的无限恐怖一下爆发开来，笼罩着她和所有的同龄人。戈登的哥哥签约加入了海岸警卫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要驻扎楠塔基特岛。戈登获得了一年的延期从而可以继续呆在加勒特农场干活。“我没有嫁给他或者没有考虑此事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不想继续住在农村，”弗吉尼亚争论道，“我想上大学，想到外面更大更广阔的世界去。”有些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 在埃谢尔曼家看来戈登并不够好。“她离开了戈登，”他的姐姐卡洛琳回忆说，“因为他是个农民，所以她是不会嫁给他的。她想出去，不要再做农民了。她真的很挑剔。”埃谢尔曼夫妇则决定把玛丽·弗吉尼亚送往斯普林菲尔德的杜瑞大学去学习音乐。“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唱歌，或者成为一名国际古典歌手。”她说。最后，哈里和埃德娜也离开了戈尔登城，回到了故乡斯普林菲尔德。

毕业1年之后，在“珍珠港事件”掀起的爱国热潮中，戈登决定参军。后来埃德娜从加勒特夫人那儿听说，在戈登出发的那一天，他可怜地和家人一起站在站台，等待着和其他战时志愿兵一起被送往郡府所在地拉马尔。他盼望着玛丽·弗吉尼亚会来送别。环顾四周后却只剩下失望，戈登转向自己刚学会走路的外甥女，悲叹地说道：“你一定要做我的女朋友啊，因为我再也没有女朋友了。”

玛丽母亲把这事转述给玛丽时，玛丽·弗吉尼亚早已离开戈尔登城了。“这并没有太多地困扰我。我根本不在意，”她在回忆戈登离开这件事的时候说道，“那事之后我们就很少一起出去了。我和许多人一起出去。回首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会说，‘上帝啊，我真的那么铁石心肠吗？’我根本不关心我对他所做的事。镇上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娶我，那他根本娶不到老婆。”

[1] Golden，指女主人公玛丽·弗吉尼亚生活的城市戈尔登城(Golden City)，同时也有玛丽是个美妙的女孩的意思。——译者

[2] William Howell Masters(1915.12.27—2001.2.16)，美国著名妇科医生和科学家，主要研究人类性行为。——译者

[3] Hessian stock，18世纪服役于英国军队的德国团，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些雇佣兵约占英国军队的1/4。——译者

[4] Progressive School，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是一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北美开始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进步学校是美国1890年至1920年进步运动的一部分。——译者

[5] Hoovervilles，指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者、流浪者居住的场所，该叫法是对美国总统胡佛的一种讽刺。——译者

第二章 中心地带

“别让星星占据你的眼睛。

请为某天归来的我留出你的心房，

你知道，你是我爱过的唯一。”

——“别让星星占据你的眼睛”，
雷德·福利(Red Foley)演唱

弗吉尼亚像个士兵一样笔直地站立在那儿，深吸一口气后，动情地唱起国歌来。那是在1942年，她参加了杜瑞大学的四重唱组合，满脸笑容的她唱着和声，“在这自由的国家，勇士的家乡”。在一段花式演奏中，结束了演唱。

舞厅里的每一个人——密苏里官员、州议员、俱乐部里的政客、律师，以及其他一些职员——无不为这个站在话筒前的年轻女人热烈地鼓掌。这就是战时的杰弗逊市。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刺激，以及前往欧洲对抗纳粹的热潮影响，密苏里州首府全然淹没在一片“世界已改变，旧时光已不再”的呼声之中。自南北战争以来，曾被美利坚联邦和美利坚联盟国一分为二的杰弗逊市，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战争热情。

弗吉尼亚所参加的四重唱组合受邀出演各种户外政治聚会，有时也会在教堂里演出。弗吉尼亚回忆说：“在杰弗逊市，凡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政治活动，我都曾在那儿演唱过《星条旗》。我喜欢参加各种合唱，我的嗓音可以胜任各种角色。”有一次，他们被邀在一个正式活动上表演，密苏里州州长佛利斯特·唐奈的妻子也出席了。唐奈是个共和党人，他能从一群民主党人中获得选举胜利全靠彭德格斯特集团[1]的帮助，哈里·杜鲁门也是在该集团的帮助下才当选了美国总统。密苏里州混杂着各种党派竞争和政治派别——全然是美国的一个缩影。弗吉尼亚渐渐明白，那些参加聚会或者其他政治活动的两党人士只不过是来消遣时光而已。“我认识了许多之前根本没听说过的人。”她说，“在这个小城市里，人和人之间总能找到一些交集，这是个非常排外的城市。”

在杜瑞大学——一个位于杰弗逊市郊，曾经被叫作“西南耶鲁”的地方性学校——完成了声乐课的学习之后，弗吉尼亚加入了这个四重唱组合。好几本传记都说弗吉尼亚在杜瑞上了两年学，但事实上她当时根本不是一个全日制大学生。据她自己所言：“我是一个从未正式入学的音乐走读生，每个礼拜只要去学校一次就行了。”从离开家乡的那天起，她的生活就一直在杰弗逊市政府大楼周围兜兜转转。在那儿，她坚持只用“弗吉尼亚”这个名字，彻底丢弃了那个重名。作为巴顿乡共和党委员会活跃成员埃德娜·埃谢尔曼的女儿，弗吉尼亚发现自己很乐于从事秘书这份工作，这让她能够步入一个远比自家的农场更为宽阔的世界。“从16岁离开家乡起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我一直一个人在外生活。”她回忆说，“我的母亲，她在乡里的讲演曾有一度变得相当具有影响力。她决定在我上大学之前让我在社会上锻炼一年。所以，我在杰弗逊市的保险部门找到了一份赞助工作[2]”后来，弗吉尼亚又进入了州议会，担任一位负责斯普林菲尔德等地区的州议员的助理。

弗吉尼亚的母亲明白，只有离开那个到处都是乡下人的可怜农场，前往杰弗逊市，女儿才能找到一个配得上她的丈夫。即便自己的梦想早已灰飞烟灭，埃德娜·埃谢尔曼也绝不会让女儿重蹈覆辙。这样看来，无论弗吉尼亚承认与否，比起父亲来说，她更像自己的母亲。尽管弗吉尼亚对于母亲的强权与干涉有着诸多怨恨，但很快也就适应了眼前复杂的环境。年近20岁的她，无论是外貌还是内心，都已然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她不仅与达官贵人结交朋友，同时也会和那些秘书以及普通公务员来往。“每当想回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我就会随意地叫个人，然后搭车回去，”她说，“我和那个来自斯普林菲尔德的议员回去过好几次。”

有一次，在杰弗逊市一个政治活动上演唱国歌的时候，弗吉尼亚结识了密苏里州的首席长官。这位政客，被选为州最高权力人的这个人，是个鳏夫，带着一个年纪和弗吉尼亚差不多大的孩子。他之所以会看上弗吉尼亚，也许是因为她的年轻和美貌，觉得她会成为自己在州议会大厦的情人。没过几个礼拜，他们就闪婚了。然而结婚的誓言能否兑现，完全得看人的理解。“那段婚姻只持续了2天。要知道，那个时候我才19岁，他是个政治人物，显然一个19岁的新娘对他来说根本不合适。现在，他都已经过世了。”1973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在采访中问及她的4任丈夫时，弗吉尼亚这样回答道。这位幽灵一般的首任丈夫在很多传记中都有所提及，但有些也没有记录。而有关这次婚姻的法律文件一直都没被找到。数年之后，弗吉尼亚坚称自己只结过3次婚，关于此事，也换成了另一种口吻。“当时我喜欢上了一个政府高官，他一心只想晋升，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无疾而终。”她拐弯抹角地解释说，“在杰弗逊市3月份的露天会议上，我们对上了眼，然后一起坐上高速公路巡警的车。”一个动人的年轻女人坐在这样一位富有魅力的高官身旁——更何况乘客名单上完全没有她的名字——这种状况对于八卦新闻来说只有一个解释。尽管当时的他雄风依旧，身体的欲望最后还是输给了政客的本能。“他决定做一个执政者，于是在他宣布参选之前，我们分了手，好让他继续前进。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无法像普通人那样行事，更不能和一个同自己孩子差不多年龄的人约会。所以我们最后结束了那段关系。”

在杰弗逊市，弗吉尼亚渐渐地明白了像她这样具有独立思想的年轻女性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空前的就业机会，比如铆工罗斯[3]以及其他宣传画里的那些女性，为了顶替海外服役的美国男兵所留下的空缺，女人们开始进入工厂以及其他一些传统男性的工作岗位，然而不论在公众场合还是私人场所，依旧还是存在着许多不可动摇的约束。“战时宣传对于女性温柔本性的强调就等于是在劝告她们去担任工厂里的非传统角色。”凯瑟琳·科比特在她关于圣路易斯女人历史的书中这样写道。比起其他问题，在性别问题上的这种表里不一尤为明显。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忽视让弗吉尼亚感到十分惊骇。她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社区露天聚会上，一个朋友满脸惆怅地走到她身边。

她凑着弗吉尼亚的耳根悄声地说道：“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你，到我的车里再说吧。”

弗吉尼亚跟着她坐进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关上车门，摇起车窗，两人并肩坐在前排座椅上。依朋友的描述，显然她已经和一个自己不打算嫁的人发生了性关系，现在非常担心这件事对自己的将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会不会……”她迟疑地问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别人能看出我已经失去了贞操？”

尽管很喜欢这种被人信任、被征询意见的感觉，但在这件事上弗吉尼亚帮不上一点儿忙。她说：“我真的不清楚。天啊，我真的不知道处女膜是个什么东西。”

弗吉尼亚十分厌恶那些在周六之前还整天假作正经，过完周六的放荡夜晚之后，第二天清晨又神奇地恢复了圣洁之躯的虚伪女人们。“当时许多女人都私下过着丰富的性生活，但还是有些女人没有那样做，她们是‘乖乖女’——这是人们对她们的称呼，就和曾经的我一样，”从不主动挑逗男人的弗吉尼亚解释说，“我从没有主动去找过任何一个我认识的男人。”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在认可的动机以及自己指定的情境之下，她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接受性生活。她从来也没有假装对性毫无兴趣。“我的的确确没和任何人出去过，和别人没有半点性关系。但我喜欢性。”

战争期间，弗吉尼亚与许多驻扎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的军人有所交往，这支庞大的军队就在密苏里州的维恩斯维尔，位于首府以南大约40英里。弗吉尼亚所在的女子四重唱组合经常在部队展演的露营舞台上献唱。此外他们还会邀请舞蹈队和地方演员表演，有时还会有喜剧演员鲍勃·霍普和他的USO[4]巡演团。伴随着这些流行与爱国歌曲，弗吉尼亚喜欢上了乡村音乐，整天听汉克·威廉姆斯的民谣，对雷德·福利弹着吉他、吹着口琴所唱的那些浪漫爱情歌曲更是耳熟能详。后来，她索性以弗吉尼亚·吉普森(Virginia Gibson)的艺名在KWTO[5]广播电台演唱起乡村民谣。这个艺名的灵感来自这个节目的赞助者——吉普森咖啡公司。

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夏日和周末都会让年轻的弗吉尼亚激动不已。在那些走进她生活的男人身上，她明白到，浪漫的爱情——就如流行歌曲里所唱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在部队里，像她这样的年轻男女都在战争之中长大成人了。眼前到处都是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在劳军联合组织巡演期间，弗吉尼亚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活着，感到自己是大集体的一部分。“在各个部队里演唱之后，我开始变得很受欢迎。”她回忆说，“而且我总会和某人有上那么一段。”多数时候，弗吉尼亚都在没有太多感情瓜葛的情况下就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战争不仅让女性可以在家门口担起男人的工作，同时也赋予了女性在动情时刻处理亲密关系的自由。有一次，一个床上功夫非常了得的离异军官让弗吉尼亚印象深刻。记忆中，他好像是个“得克萨斯骑警”之类的军官。他们有时会在床上聊到他与前妻——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歌舞女郎——对孩子抚养权的争夺。弗吉尼亚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搅乱这个男人生活的原因；在她看来，他俩更像是两艘夜行的船碰巧友好地结伴而已。“他跳舞超棒，是个讨人欢喜的男人，”弗吉尼亚回忆说，“作为女人，根本不可能拒绝这样一个男人。”在弗吉尼亚和这个男人之间没有虚假的爱情，也没有母亲告诫她所要坚守的那些关于身体亲密关系的限定。弗吉尼亚发现，没有忠诚并不意味着她不能够在卧室里享受自我。爱情根本就不是生理高潮的必要条件，那些强烈的感觉之后是一阵颤抖的释然。“在这方面，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困难，”她谈到高潮时说，“只是和某些人更为自然一些而已。事实上，直到有些男人不再出现在眼前时，我才意识到他们曾是那么棒。”不久之后，这位离异军官和他的舞女前妻，以及他那迷人的床上功夫，一同上了战场。

有些男人在赢得了弗吉尼亚漂亮外貌的同时，还俘获了她的思想。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弗吉尼亚开始明白，一段关系之中如果只有彼此性的吸引，那将意味着什么。她的某位男朋友——一位从匹兹堡交响乐团被选派到部队的天才小提琴手——不仅在音乐方面为她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还让她看到了自己作为歌手的潜力。弗吉尼亚不可思议地被他的观点和论断左右着，这样的男人触动了她的芳心，和她的精神追求一拍即合。“他真的是一个奇才，”她回忆起当初这位小提琴手对自己在体育馆和管弦乐队同台献唱的评论时说，“他一直都觉得我的演绎非常好听。”然而，相较于他所有的音乐洞察，这位神童本身却是一个闺房气氛的破坏者。“他非常幼稚，经验匮乏，”关于她的这位音乐情人，“我想他真的是一个‘童男’。我记得他还为此道歉来着，这也许是因为他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做爱的缘故。”尽管在性爱方面略有缺陷，但弗吉尼亚还是闪现过要嫁给这个天才少年的念头，嫁给这个曾许诺说要带着她领略全世界音乐的男人。弗吉尼亚解释说：“这个绝妙的音乐家是我遇到的最不给力的性伙伴，但这并没有让我离开他。”最后让两人关系冷却的原因还是埃德娜·埃谢尔曼信仰上的坚持。她回忆道：“他是个天主教徒，母亲忠告我说，她绝不会反对我和一个天主教徒结婚，但同时让我了解了这种婚姻所要面临的困难，她希望我能考虑到这些。但是，这跟我最后离开他并没太多关系。”事实上，最后的仲裁人是“山姆大叔”——不久这位匹兹堡小提琴家就被派往了欧洲战场。从此弗吉尼亚就再也没见到过他——又一个勇赴战场的情人。

在经历所有这些一时放纵的短暂风流时，弗吉尼亚一直保持着安然无恙的状态。她从没真正伤过心，也没有雷德·福利或汉克·威廉姆斯低声所吟唱的那种相思之情。

直到有一天，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的一场演出之后，一位陆军上尉约她出去，她才体会到了这一切。一个后台工作人员告诉她有人在找她。于是，她在后台遇到了这位曾在游泳池有过一面之缘的英俊上尉。战时多舛的命运、青年的激情，以及伴随着悠缓曲调的亲密舞步，让一切显得尤为浪漫。“你生命中的至爱总是和某个特殊的场景、特别的时刻有关，”她后来解释说，“我想，这个陆军上尉就是我的那一位。”在他身上，弗吉尼亚看到了属于男人的智慧和自信，他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算是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同龄人，但有着让她钦佩的处世智慧，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思想上他26岁，而我刚过18岁，”她说，“他和人打交道时简直就是个魔术师。”

整个夏天，这两个人简直是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尽管他们是因为互相吸引才走到了一起，但陆军上尉非常清楚地向弗吉尼亚明确了一件事，在他的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女孩。“我们初次见面时，我就知道他已经订婚了，因为他跟我说，‘你让我想起了我的未婚妻，’”她回忆说，“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约我出去。”弗吉尼亚当作没有听到这件事，让自己相信她的爱和激情完全可以满足他。在基地的社交圈里，她成了这位陆军上尉的伴侣，他最好的战友们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们都热情地拥抱她。这位陆军上尉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最好的朋友也是一名上尉，比他略年长几岁，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小孩，在基地里弄了一辆自己的车。他跟陆军上尉和弗吉尼亚说，任何需要用车的时候尽管向他来借。于是，他们驾着车开过漫长的密苏里郊野，最后停在树林里，纵情地在那儿做爱。弗吉尼亚内心笃定，有一天她可以说服他开上70英里的路程前往斯普林菲尔德，那时，她可以把他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和亲戚。“我们一直黏在一起，我们去了许多地方，做了许多事情，”她回忆说，“我把他带到爷爷奶奶家，我的家人见了他。”

大约1年之后，弗吉尼亚发现，自己的内心满是嫁给这位陆军上尉的冲动。她早已忘记了之前两人关于他家乡那位富二代未婚妻的简短对话。然而，有一天晚上，一直都是热情奔放的上尉露出了满脸阴郁、十分歉疚的样子。他犹豫不决，欲言又止。“他吞吞吐吐地告诉我说他要结婚了，”弗吉尼亚回忆说，“当他兴高采烈地迎娶自己的未婚妻时，却把我撕成了碎片。”

当消息在陆军基地传开之后，他们所有的朋友都和弗吉尼亚一样感到垂头丧气。“他们围着我，对他感到十分愤怒，”她记得，“他们彻底震惊了，他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一直以来都和我在一起，然后突然有一天娶了别人。”那些妻子和女朋友们，可能是出于对自己战时脆弱关系的警觉，非常同情弗吉尼亚。上尉最好的朋友——那个借给他们汽车的已婚男子——一直对她说，“我来娶你，我来娶你！”似乎在用情感的软膏来拔除别人心头上的刺。不久之后，他们圈子里的另一对夫妇结婚了，弗吉尼亚带着一台布朗尼照相机独自参加了婚礼。婚礼庆典之后，当人们向这对幸福的新人撒米[6]时，她却独自站在圣公会教堂外。“我在那儿拍照，有人从我手中抢过照相机，然后给我拍了一张。我的模样看上去就好像是家人刚去世一样。照片里，我流露出不可思议的悲伤。我只是还没有恢复。我只是被摧毁了。”弗吉尼亚后来在一本相册里偶然发现了自己这张早已褪色的相片。“那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嫁一个自己真正关心的人的原因，”她回想起陆军上尉，“因为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被遗弃、被排斥。事实上我并没有被排斥，不完全是。因为我确确实实从来都不在他的愿景之中。”

由于害怕再次被伤害，弗吉尼亚在此后几年的几段关系中只关注亲热和性爱，不再对持久的爱情抱以任何希望。她学会了区分自己的爱和欲望。“我对性十分感兴趣，”她解释说，“但不再局限于那些让我喜欢的男人。”

[1] Pendergast machine，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一个黑社会集团，以汤姆·彭德格斯特(Tom Pendergast)为首，依靠金钱和打手操纵当地民主党的选举，基本控制了当时地方官员的任命。——译者

[2] Patronage system，赞助系统，又称政党分肥制(spoils system)，即当一个政党选举获胜之后，新政府有权指派一些人员担任政府部门的某些岗位。这个制度主要存在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赞助工作即指这样的工作岗位。——译者。

[3] Rosie the Riveter，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女工的统称。——译者

[4] USO，United Service Organizations，劳军联合组织。——译者

[5] 这几个字母拼写出来就是“关注欧扎克斯”(Keep Watching the Ozarks)。——译者

[6] throw rice，西方婚礼的一种习俗，起源于古代亚述人、希伯来人、埃及人，米象征多产，撒米用以向新人表示美好的祝愿。——译者

第三章 约翰逊太太

“她寻思着，如果当时的情况不是那样，自己是不是从此就遇到了另一个男人；她努力地想象着那些不曾发生的事和那不一样的人生，以及那个她未曾认识的丈夫。”

——《包法利夫人》，古斯塔夫·福楼拜

白色覆盖了教堂的角角落落，洁净而纯粹。弗吉尼亚身着一袭白色婚纱，戴着一顶白色阔边花式礼帽，手上拿着一本以兰花和满天星为封面的白色《圣经》，在离斯普林菲尔德父母家几个街区之隔的教堂里，在关于爱与永恒的动情伴乐下，缓缓走过基督堂的走道。

1947年6月，过去的“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成为了伊万·莱因哈特的新娘。周六午后婚礼的无邪彻底掩盖了这两个人的年龄差距。22岁的她所嫁的这位来自西普莱恩斯地区的律师已经43岁了。年龄的差距似乎并没有影响教堂里的氛围。新郎的大哥荷马担任伴郎。他的母亲诺拉安心地坐在一旁。弗吉尼亚的堂妹，年仅13岁的帕蒂，穿着粉色裙子，胸前戴着栀子花，因为担任伴娘而兴高采烈。然而在这个小型的家庭庆典上，埃德娜和哈里·埃谢尔曼却始终沉默不语。自己的独生女嫁给这个年龄大了她将近一倍的莱因哈特，他们感到很不高兴。就如弗吉尼亚所说的那样：“我的父母完全惊呆了。”

随着“二战”结束，弗吉尼亚开始担忧起自己的未来，害怕自己从此就这样沉沦于密苏里州死气沉沉的农场，永远也不会再有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只能日复一日循环那毫无意义的寻常日子。“二战”胜利日到来之后，全国上下如释重负，人们都盼望着一切能够恢复正常，能够回到那种家人团圆、儿女成群的舒适生活。尽管弗吉尼亚的女同学很多都已经订婚或者结婚，22岁的她怎么也算不上是老姑娘。在结束了杜瑞大学的短暂学习之后，她考入了密苏里大学。尽管在那儿没有取得什么学位，但她参加了两个女大学生联谊会以及校合唱团。结婚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从此可以彻底摆脱母亲的刻薄评论以及父亲的溺爱放纵。伊万和弗吉尼亚的相识是在几年前杰弗逊市的州保险部门，那时她是一个秘书，而他是一名律师。尽管伊万确实有许多好品质，但大脑门、鹰钩鼻、斜眼睛的他，怎么也不能算是什么英俊的男人。穿着一套双排扣条纹西服、站在她身旁的他，看起来更像是她的父亲而不是她的未婚夫。然而弗吉尼亚却从没动摇过自己要嫁给这个老男人的决定，这也许只是为了要向自己多疑的父母证明些什么。走过教堂的她，终于有了一种独立自主的感觉。尽管如此，婚礼上她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游移不定。

弗吉尼亚记得，在正式仪式开始之前，牧师察觉到一个问题： 这次的婚礼和其他的不同，少了一位摄影师。她回忆起：“牧师问我们：‘你们是否希望我帮忙叫一个来？’”

弗吉尼亚摇摇头，拒绝了他。出于某些原因，她根本不想要什么摄影师。“当时我回答说，‘不，我不想记录这些。’”直观地说，弗吉尼亚不想让伊万以及自己的幸福笑容被永远地记录在相框里，留给自己的后代。弗吉尼亚回忆说：“当时的我之所以没怎么挑选就草率决定结婚，我想是因为自己彻底厌倦了独自一人的孤单感觉。”

在教堂的会客室里简单地举行完仪式后，他们又蜜月旅行了一个礼拜。身为罗伯特·莱因哈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伊万计划婚后定居西普莱恩斯。伊万是一名执业律师，他为弗吉尼亚提供了不算出众但绝对坚实有力的家庭经济基础，尽管她自己从没明确表示过对于两人未来计划的认同。在西普莱恩斯，靠近欧扎克斯南部阿肯色州边境的地方，刚把姓氏改为莱因哈特的弗吉尼亚很快就感到了一种幻灭。她说：“我原本以为我们会一起组建一个家庭，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他完全没有想要承担责任的意思，于是我提出了离婚。”为了安抚自己年轻的妻子，伊万同意搬到一个大城市居住，并且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搬家并没有改变弗吉尼亚结束这段婚姻的决定。“我们搬到了圣路易斯，他在当地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了工作。后来正是那家律师事务所帮我办理了离婚事务。”她继续说道，“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嫁给他。”

弗吉尼亚在《圣路易斯每日纪事报》(St Louis Daily Record)找到了一份秘书的工作，那份报纸主要报道一些律师、法官、商业巨头，这对于想要找一个新丈夫的弗吉尼亚来说再理想不过了。通过《每日纪事报》的朋友介绍，弗吉尼亚认识了乔治·约翰逊，和她差不多同龄的一个男人。他曾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工程学，更重要的是，他是当地一家夜店乐队的头儿。那位朋友向乔治介绍说：“如果你需要一个歌手，那弗吉尼亚再适合不过了。”

在圣路易斯的那些热门场所，乔治·约翰逊就像班尼·古德曼[1]那样红。他是个穿着考究的男人，头发锃亮，胡须精致，戴一副框架眼镜，习惯性地一直紧闭着嘴唇。靠着自学，约翰逊精通木管乐器的演奏，包括单簧管、中音萨克斯风，以及次中音萨克斯管。他经过了充分的音乐训练之后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队，在当时以表演爵士乐出名。弗吉尼亚回忆说：“他是一个出色的音乐人，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她在短暂的迟疑之后就接受了他的约会邀请。“我当时内心很混乱。我的朋友像个红娘一般一直在我耳根前唠叨，‘和他出去，和他出去。’我想，是她的鼓动和我自己内心的孤单让我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并不十分想和他约会。”

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乔治·约翰逊有一点让她无法抗拒——聚光灯下的麦克风。在教堂唱诗班、大学四重唱组合、劳军联合组织的演出上唱了那么多年之后，弗吉尼亚终于有机会把唱歌作为一种职业，成为乔治乐队的女歌手。充斥着沙哑歌声、纹理丰富的切分音，以及昏暗舞蹈的夜晚世界，与她儿时那平淡朴实的农场生活似乎有着天壤之别。学习工程专业也许只是以备不时之需，但当时的乔治似乎早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事业之中。1950年6月，他们在一个基督教长老会的室外花园里举行了婚礼，弗吉尼亚曾经还是那儿的唱诗班成员。她的新郎穿着一件浅色夹克，戴着佩斯利[2]领带，胸前口袋里塞着一块手帕。无比动人的弗吉尼亚戴着宽边花式礼帽，缓缓走过通道。与上一次婚礼一样，这一次也没有邀请任何摄影师。只有参加婚礼的一位朋友在仪式结束之后偷偷抓拍了一张他俩的合照。她说：“我有一些婚礼的彩色照片，但都不是那种正式的结婚照。我从来不想自己的婚礼被定格在那样的照片里。”

无论在家还是在夜总会，和领队丈夫在一起的弗吉尼亚都显得很幸福。“他们刚搬到新家的时候，我还帮他们刷过墙，”他们的朋友，也是乐队一员的肯恩·巴里说，“当时就我们3个人，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刷着墙。我的眼前，完全是一对如胶似漆的新婚夫妻。”跟随着丈夫的乐队，弗吉尼亚性感而低沉的歌声唱遍了圣路易斯的各个场所——冬季花园、森林公园高地，以及最为著名的卡萨罗马舞厅，弗兰克·辛纳屈[3]也曾在那儿登台表演过。跟随乐队到处巡演让弗吉尼亚感到兴奋无比，似乎这就是她一直以来翘首以盼的生活，是她想要的出人头地、家喻户晓。

几年之后，这种整夜奔波流离的日子开始在弗吉尼亚的眼中渐渐失去了当初的绚丽，他们的婚姻也因此开始响起了警钟。在和乔治的周年结婚纪念日之前，弗吉尼亚就私下在KMOX广播电台的广告部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据乔治回忆，当时他们繁忙的日程就和马戏团一样紧凑，紧张得让他的妻子不得不去看医生，而医生的建议则是让她“做一些别的事，轻松一点的那种”。于是她决定改行去隔壁的工作室做一个舞蹈老师。

作为丈夫，乔治·约翰逊并不反对生孩子，就和当初伊万·莱因哈特不曾反对一样。26岁的弗吉尼亚对于此事的态度却十分明确。“如果我当初没要孩子，我一定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是不完整的。”她说，“我觉得孩子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结婚后不久，弗吉尼亚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斯科特；几年之后又生了个女儿，叫丽莎。然而，孩子对于约翰逊来说却是个负担，是他俩关系所无法承受的一种情感包袱。据弗吉尼亚观察：“直到孩子出生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但是，音乐人都是夜猫子，而孩子则是白天活动的正常人。结果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物种混杂在了一起。”对于弗吉尼亚来说，很难对乔治产生讨厌之情，特别是当他不断地肯定并鼓励她在音乐上的努力时。但是对于乔治来说，离开属于自己的舞台是绝不可能的事。弗吉尼亚说：“除了音乐，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更没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目标。音乐是我们唯一的共同点。”

日复一日，乔治经常都不着家，整夜整夜地在俱乐部表演，周末还要去婚礼现场表演，弗吉尼亚终于无法再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不再随队演唱的她，就呆在圣路易斯郊区的家里陪孩子，全然一个琼·克利弗[4]式的战后模范母亲。但这从来都不是弗吉尼亚想要的生活。她离开戈尔登城就是为了上大学，然后能够寻求更好的机遇，而不是重蹈覆辙过上以往的那种生活。常年不在身边的丈夫形同虚设。作为一个在职母亲，她一直处在期盼与被期盼的混乱之中。“那个年代，”她说，“做好母亲的角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然而我并不太关心清洗窗帘之类的事，而是更关心生活以及和别人的分享交流。”在职母亲的角色让她不得不经常找个看管孩子的保姆，然后把自己的孩子交托给这个完全陌生的人。有一天晚上，弗吉尼亚下班回家时发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居然一个人在家。她回忆说：“我的小女儿和那个我雇来照看他们的女人都消失不见了。”一急之下弗吉尼亚报了警。约翰逊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她(保姆)是个酒鬼，当时她只是跑出去找酒喝了。她带着我只有两岁大的女儿，坐着公车回自己家里拿酒去了。”

弗吉尼亚决定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离开约翰逊，结束这段婚姻。素来平和的乔治既没吵也没反对。他只是问了一句“为什么”。

弗吉尼亚记得，当时自己出门之前这样跟他说道：“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为你付出的了。”不过，她一直保留他的姓，一直沿用了弗吉尼亚·约翰逊这个名字。

尽管去意已定，带着两段失败婚姻的弗吉尼亚内心还是泛起了些许的担忧，担忧在那个离婚极为罕见的年代，离了两次婚的自己会不会就此被人诟病。

她和这两个男人都有着和谐的性生活，感情也不错，却终究没能像她在歌里所唱的那样，携手与共、白头到老。她始终没能找到那份长久的爱情。关于这两次婚姻——或者说三次，如果那位军官也算在其中的话——弗吉尼亚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为何会嫁给这些自己根本不爱也不上心的男人。她说：“每当回首那些往事，我常常寻思为什么，然而始终都无法给自己一个答案。”

弗吉尼亚那个阶段的朋友们都说，她是个野心勃勃且精力充沛的女人，根本不可能安顿在乔治·约翰逊这样乏味的男人身边。“她告诉我说，乐队队长老婆的身份让她觉得有些丢人，”在华盛顿大学结识弗吉尼亚的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博士回忆说，“她想再有所突破。自认为更为聪明的她，想成为一位更上等的女人。”乔治·约翰逊知道自己不可能把持得住自己的妻子，这个渴望得到更多的女人。多年以后他说道：“她总是想要更好的。”然而，当1956年9月签署离婚协议的时候，约翰逊太太内心对于这个“更好”也许还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当弗吉尼亚走过空空荡荡、白雪覆盖的医学院校园前去参加应聘面试时，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趁着圣诞假期离开学校了。31岁的她，没有工作，离了两次婚，还带着两个小孩，此刻一心只希望能有个新的开始。1956年12月，那时的华盛顿大学还只是个地方性学校，远不是后来国际知名的那所大学。校园里满是密苏里的保守做派，距离梅森狄克森线[5]没有多少路程。就在4年之前，学校废除了学生管理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允许一小部分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同堂上课。那个时候的华盛顿大学，校园里很少有女人，特别是在医学院里。

弗吉尼亚穿过凛冽的寒风走了进去。面试时，她穿着一件简单的外套，还不忘故作优雅以隐藏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渴望。她深色的头发用一个发簪盘在脑后，粗略地涂了点口红。她再也没有曾经那个年轻农场女孩的窈窕外貌，完全是一副人到中年的成熟体态，一副经历颇丰的女人模样。在这之前她就预先想好了如何回答那些可能被问及的问题，练习着让自己的嗓音尽量讨人欢喜，文雅且得体。走进医学院大楼后，弗吉尼亚进入了一个狭小而不起眼的办公室，等着面试她的是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男人——威廉·马斯特斯医生。

在华盛顿大学，弗吉尼亚计划主修社会人类学，研究人类发展中先天与后天的文化差异。由于在这一领域还没有一个特定的专业，学校指导老师介绍她进入了社会学系。为了负担学费，她知道自己不得不在学校找份工作，而且必须协调好学习与工作这两头的安排。在和乔治·约翰逊离婚之后，弗吉尼亚重新投靠了自己的父母，而哈里和埃德娜也很乐于施予援手。但她很清楚，这种援助的代价就是失去自由。在完成学业、找到稳定工作并能独立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之前，她都不可能结束这种两难的境地。她也指望不上乔治，他还一心梦想着自己的乐队能在巡回演出之后一炮而红，那一年埃维斯·普里斯利[6]和摇滚乐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流行音乐。弗吉尼亚渴望能有个新的开始，期盼着在获得学位之后能够真正地独立。她回忆说：“尽管舍不得，但我还是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放在别人那里——也就是我母亲那里。我决定回到校园继续深造。”

在社会学系一无所获之后，她被推荐到医学院，那儿正在招聘一个助理。她回忆说：“当时我还是一个新手，对于医学也没什么兴趣。”起初与两位知名精神病学家约定好的会面被突然取消之后，她直接去了妇产科进行面试。弗吉尼亚并不怎么了解马斯特斯，只是从熟悉医学院的朋友那儿略有耳闻。马斯特斯近期开展性生理研究一事还未公布，在大学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弗吉尼亚以为马斯特斯的前沿研究只是为急于生育的已婚夫妇提供帮助。她回想起：“我之前就听说了马斯特斯和他关于不孕不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以为我应聘的就是关于那方面的工作。”

面试的时候，马斯特斯死死地盯着弗吉尼亚，就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冷漠地看着一个培养皿。马斯特斯的奇怪模样——深色小眼睛、秃顶、灰白短发、薄薄的嘴唇带着一丝微笑——让他看起来远不止是一个41岁的男人。穿着白大褂的他双手交叉地坐在椅子里，泛泛地问了几个关于背景资料和工作经验的问题。尽管不在行，弗吉尼亚还是沉着地回答了他。这些似乎都无关紧要。随着交谈的继续，马斯特斯逐渐变得放松且温和起来。最后她才明白，她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回头来看，这种荒谬的开始正是他们此后几十年关系的一大特点。尽管关于他本人和他的工作，马斯特斯并未透露太多，但是凭借着医生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人的第六感，马斯特斯的直觉告诉他，约翰逊太太就是他要找的最佳工作伙伴。马斯特斯的一生都像是个谜，让他身边最亲密的人始终都在死命地想要搞懂他，没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更没人知道是什么力量这般无情地驱使着他。雇用弗吉尼亚只是一个开始，此后马斯特斯的一系列举动都让她激动不已却又十分困惑。似乎弗吉尼亚·约翰逊一开口，比尔·马斯特斯[7]就立马做出了决定。

“为什么是我？我始终都不太明白其中的原因。”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次与马斯特斯医生的第一次见面时，弗吉尼亚说，“我就这样变成了公主。”

[1] Benny Goodman，即Benjamin David Goodman，美国著名爵士及摇摆乐音乐人，被誉为“摇摆乐之王”。——译者

[2] Paisley，一种古老的图案花纹，图案据说是来自印度教里的“生命之树”菩提树叶或海枣树叶。——译者

[3] Frank Sinatra，美国著名歌手及演员，20世纪最重要的流行音乐人物之一。——译者

[4] June Cleaver，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情景喜剧《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里的女主人公，剧中的克利弗一家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的典范。——译者

[5] Mason-Dixon Line，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译者

[6] Elvis Presley，美国著名摇滚歌手，也就是“猫王”。——译者

[7] Bill，比尔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译者

第四章 永不回家

比尔·马斯特斯踩着滑水橇，举着一位金发美女，滑行在彩虹湖上。风吹动着她的秀发，而他则是满面春光，兴高采烈地不停向岸边羡慕的人群挥手致意。弗朗西斯·贝克医生至今还保留着妹妹和自己这位大学室友当时在纽约北部阿第伦达克山区这片波光粼粼的淡水湖上嬉戏的照片。弗朗西斯回忆起当初的场景时说：“比尔和多迪经常会驾着我妈的克里斯[1]小船出去滑水，他会让她骑在自己的肩膀上，然后在湖面上滑来滑去。”当时弗朗西斯就坐在船上，看着自己的妹妹像是比尔的战利品一样被他得意地顶在肩膀上。

彩虹湖带给了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个年轻男人此前的人生里几乎从未尝过快乐的滋味。暑假在这树木丛生的湖岸边做野营辅导员对于马斯特斯来说是种难得的休闲，从汉密尔顿大学到后来的罗彻斯特医学院，他一刻不停地在学习。一连3年，比尔·马斯特斯学期一结束就报名参加阿第伦达克山脉野营队，等到新学期开始，他又立马回到学校开始新的学习，在这期间他从未回过一次家。

1938年8月的某天午后，弗朗西斯邀请比尔到他家湖边的别墅吃饭。尽管都在汉密尔顿上学，那时的比尔和弗朗西斯还不怎么熟。那顿午饭，弗朗西斯的妹妹杰拉尔丁——大家都叫她“多迪”——让比尔印象深刻。从此以后，比尔成了贝克那幢避暑别墅里的常客，他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和多迪一起玩耍。“我很确定他来不是为了看我，”弗朗西斯窃笑着说道，“起初的确是来看我。但自从认识了她之后，我就只有靠边站的份儿了。”汉密尔顿是个男子学校，在那儿上学的比尔之前并没怎么和女孩打过交道。他努力地保持镇定，以免自己在和多迪讲话的时候舌头打结。比尔后来在一本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并不是个善于花言巧语讨人欢喜的人。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总想着跟她海誓山盟一番，但终究因为见面太少而没能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彩虹湖是个田园诗般美丽的地方，似乎一开始它就是为浪漫爱情而存在的。在漫长而炎热的周末，朋友们常常乘坐贝克太太的那艘16英尺桃花木汽艇去湖上漫游，这位寡妇一心只想着让自己的孩子们开心。通常都是弗朗西斯开船，比尔和多迪则在后面滑水。弗朗西斯说：“滑完水，他们会去游会儿泳，有时也会和我一起去湖边喝杯鸡尾酒。”即便是处于如此轻松的氛围，比尔·马斯特斯也总是把自己封闭在一堵坚不可摧的城墙里。随着对比尔了解的加深，弗朗西斯渐渐明白了这个青年的复杂过去以及他糟糕的家庭情况。在汉密尔顿，比尔总是和家住附近的同学一起过假期。“他连圣诞节都不回家过。”在比尔心中似乎有着一个至死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弗朗西斯继续说道，“他被自己的父亲深深地伤害过，这就是他和自己生命中最亲密的男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让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变得格外强烈。”

比尔的父亲，弗朗西斯·魏恩·马斯特斯，是个吹毛求疵的暴脾气男人，在家动不动就会发怒。在皮特尼·鲍斯邮资清算公司(Pitney Bowes postage meter company)担任旅行代理人的弗兰克·马斯特斯，因为要去各地开办事处的缘故，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比尔和他的弟弟弗朗西斯——几乎跑遍了整个中西部地区。他们从不会在某一个地方长住，1915年12月27日比尔出生的时候，马斯特斯一家还住在克利夫兰，不久之后就搬往了匹兹堡，此后又在艾文斯顿、伊利诺伊、休斯敦城外的一座农场、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短暂住过。弗兰克·马斯特斯的愤怒和暴力多数爆发在他大儿子那些情有可原的缺点上。瘦瘦弱弱的比尔因为家庭暴力而得过两次败血症——一种血液感染——足足让他卧床休养了好几个月。整日的高烧最后导致比尔的左眼轻微有些斜视。

他的角膜周围，特别是外侧，也留下了一圈明显的白斑。比尔的一生都带着这样的“白眼病”，这让他的眼神总是显得有些无情且让人不安。“如果他不喜欢你，他就会斜眼看你，就好像你不在他跟前一样。”比尔的校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回忆说，“他的眼睛时常让他显得十分冷酷。”

12岁的时候，比尔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考入了中学，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个错误。马斯特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的我真的很小，根本不可能像学校其他男孩那样处理社交方面的事。”由于太小太嫩，他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和女孩子约会。而在家里，比尔日复一日地被虐待着。弗兰克·马斯特斯对自己大儿子的愤怒不断地化作暴力，殴打简直是家常便饭。“我父亲会把我叫到房间里，锁上房门，然后用他的皮带抽我(而且经常是用皮带扣的那一头)，”比尔叙述道，“每隔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都会狠狠地抽打我一次，直到我瘦小的屁股开了花流下鲜血来他才会停手。”这种皮带式的鞭打总是毫无征兆、突如其来，永无止境的殴打让比尔感到十分无助。比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除非我下跪求饶，否则他会不停地抽下去。”不屈不挠的比尔总会激起弗兰克愈发凶狠的鞭打。母亲听见比尔痛苦的尖叫声后，总是想方设法地进行阻止。“我清晰地记得，母亲死命地拍打卧室的门，想要让发了疯的父亲住手。”然而，伊斯塔布鲁克斯·泰勒·马斯特斯在丈夫的暴力恐吓之下，也显得害怕而又无能为力。弗兰克凭借自己的拳头掌管着整个家，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违抗他的命令。长大之后，比尔回忆起自己母亲所遭受的待遇时说道：“他一张口别人就得为他做饭，母亲的选票他也会强行干涉。所有新衣服必须经过他的审查……所有的决定和事务必须由他决定和检阅。”

比尔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患有脑膜瘤，一种长在脑子里并会引起持续性头疼、人格改变以及情绪失控的肿瘤。他一直都没搞明白自己父亲时不时发作的暴力行为是否就是缘于这长久以来脑子里的毛病。“他得肿瘤有多久，这肿瘤又是如何影响他的行为的，我只能靠猜测了，”他写道，“遭受自己父亲的摒弃是一件让人痛不欲生的事，特别是在我还只有10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不仅越来越将我排除在家庭成员之外，甚至都已经不认我是他的儿子了。”

弗兰克·马斯特斯和大儿子的最后一次接触是送他去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校，一所位于普林斯顿和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之间的寄宿学校。弗兰克·马斯特斯年轻的时候也上过预备学校，但是决定送走比尔的人是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她希望以此帮助自己的儿子逃离丈夫的魔爪。比尔的大伯母萨利·马斯特斯为了答谢比尔爷爷当年慷慨地借钱给她在纽约多布斯码头创立私立女子学校，这次主动承担了比尔的学费。于是，14岁的比尔离开了位于堪萨斯城的家，在父亲的陪同下坐上开往劳伦斯维尔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他们中途在纽约逗留了一会儿，父亲带他去了最有名的餐馆，还带他去看了人生第一场百老汇演出。在大城市度过的这个周末令比尔非常开心，父亲的宽宏大量让他感到震惊。“但我始终隐隐约约觉得，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事后他回忆道。

在火车开往特伦顿的路上，弗兰克·马斯特斯履行起作为父亲的另一个职责： 传授儿子一些关于性爱的常识。弗兰克开口说道：“你知道，夫妻两人会一起做一些别人都无法理解或知晓的私事。”儿子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他则是满脸通红、额头冒汗。同车厢的一位母亲立马带着女儿转过头去，并暗示弗兰克，他的谈话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弗兰克未去理会，继续着自己的话题。长大后的比尔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说道：“他跑题跑得一塌糊涂，还大声地坚称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停地表达着自己关于力量和感觉的信念。直到如今，我依旧不知道当时他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

到达劳伦斯维尔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带着儿子游览了一圈自己所熟悉的旧地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校长办公室。校长和他们简单地聊了聊，并祝愿比尔在新学校里一切顺利。在返回堪萨斯城之前，弗兰克·马斯特斯给儿子买了人生中第一份冰激凌圣代——一种冰激凌加糖果的调制品，有点像他自己年轻时喜欢吃的那一种。“我以为冰激凌圣代是他向我抛出的橄榄枝，”比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谁知道，我大错特错。”相反，他们到了火车站之后，弗兰克·马斯特斯站定，告诉自己的儿子，他被遗弃了。有了伯母萨利承担他接下来4年的费用之后，他宣布：“我觉得我对你的责任已经尽完了。”作为父亲，他会寄一些钱给比尔，圣诞节也可以让他回家，但仅限于此。他警告儿子说，不要向母亲或其他亲戚求助。“你是时候该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弗兰克对自己年幼的儿子说完这句话后，再见也没说一声就转身离去了。那一晚，比尔不停地哭泣，最后在泪水中睡着了。

在劳伦斯维尔，年轻的比尔坚忍地学会了自力更生。他参加足球之类的各种体育活动，没日没夜地泡图书馆——直到上了大学以及医学院之后，他依旧如此。他总是声称：“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学生，所以不得不努力学习，才能勉强通过考试。”在劳伦斯维尔，比尔和其他男孩相处和睦，其中包括卡尔顿·佩特，他的父母邀请比尔到他们纽约的家里一起过感恩节。敏感的佩特太太很快就看出了这个年轻男孩所遭受过的伤害。比尔后来回忆说，“当她问及关于我父亲的情况时，我向她彻底敞开了心扉。讲完关于我的那些遭遇时，我俩的眼睛里全是泪水。”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寄来了一封信，里面还有一笔足够支付往返特伦顿和堪萨斯城旅费的现金。尽管如此，他不在家期间，家里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比尔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父亲对我几乎是视而不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比尔还是像母亲担心的那样，宣布圣诞节的第二天就启程离开——不在家过他12月27日的15岁生日。数年之后他愤愤不平地解释说：“我只是觉得，作为报复，将来我也不会赡养他。当他说家里不会再资助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接受了他丢给我的残酷考验。”

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劝儿子赶紧忘了这个念头。在比尔的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他们促膝长谈了一番。比尔说：“她试图想要为父亲开脱，却又找不到一点合适的理由来解释他对我的暴行和态度。”比尔非常同情自己的母亲，在他看来母亲简直就是父亲嚣张跋扈的世界里一个活生生的囚犯。在比尔眼里，自己的母亲就是两种女人的合体。在儿子面前，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母亲，勤勤恳恳、劳劳碌碌，给孩子最好的关心和照顾。另一方面，用比尔的话来说，她是“父亲的妻子”，一个契约用人，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的女人，总是由别人告诉她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尽管母亲不停地恳求，终究还是没能劝和父子两人的关系。

圣诞节的第二天，弗兰克·马斯特斯如儿子所愿，开车送比尔去了火车站。比尔的15岁生日没有点着蜡烛的蛋糕，也没有餐桌旁唱起的生日快乐歌。母亲偷偷塞给他一个装着现金的信封——3张20元、3张10元、3张5元以及3张1元纸币。比尔琢磨着，这份礼物的背后是否有什么隐藏着的信息，然而他始终也没有找到机会询问母亲这个问题。接下来的4年里，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只在私下里偷偷地和儿子保持着联络。白天中午趁着弗兰克不在家的时候，她会借用邻居的电话打给儿子。她也会写信并寄些钱给在寄宿学校的儿子，然而比尔一次也没有回信谢谢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为了“防止父亲发现，让她本就惨淡的家庭生活变得更为困难”。

比尔这次圣诞节在家短暂的逗留是他最后一次见自己的父亲。3年之后，比尔结束了劳伦斯维尔的学习，考入了汉密尔顿大学，父亲也因为不断恶化的脑肿瘤去世了。那个时候，比尔和母亲以及弟弟弗兰克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了，远得无法再回到从前。每当学校里的其他男孩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圣诞节或其他假期时，他渐渐学会了如何冷酷地应对自己空荡荡的心。他说，他一心只想着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决心依靠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在汉密尔顿大学这所私立文理学院田园诗般的校园里，显眼地伫立着一幢名叫“αδφ”的三层楼砖房，里面住着20多个一心想要过好日子的兄弟会成员，其中也包括比尔·马斯特斯。“αδφ”楼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已经成长为一个魁梧且自信的男人，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男孩了。在比尔的记忆中：“少年时我经常在社交活动上受挫。”然而，到了汉密尔顿之后，兄弟会的成员们都对马斯特斯及其男人般的处事方式敬畏有加。他曾是校足球队的一员，尽管膝盖落下了病根，但还是让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拳术足够吓跑所有的挑战者；他还是校辩论队的一员；他自己开车上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嫉妒的同学们都说，一定是有个家族信托基金在为比尔买单。最初主修英语专业的比尔，后来选择了医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在他的脑子里，自己将来会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一直都很明确。”从不敢顶撞比尔的艾迪生·沃德韦尔继续说道，“他受不了那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

比尔在大学期间度过的最为疯狂的时光是在一架飞机上。他第一次开飞机还是在劳伦斯维尔上学的时候，当时一个在附近开飞行训练学校的朋友教会了他驾驶飞机。比尔在特伦顿以及普林斯顿的一些小型私人飞机场打工，并且取得了飞行执照。二战之前，开飞机还是件新鲜而危险的事，马斯特斯也因此从他的服务中赚得了丰厚的报酬。一个经常奔波全国各地的商人聘请比尔做他那架多轮引擎飞机的副驾驶。为了得到更多的收入，他还做试飞员，这是份危险的工作，内容就是试飞各种新飞机以证明其安全性和可靠性。他甚至自己买卖飞机，从中赚取高额利润。他简直就是一个飞在天上的超胆侠。有一个周日的午后，他和一群朋友打赌，走上自己飞机的机翼，然后跳入纽约的普莱西德湖，就在彩虹湖附近。然而，在跳下飞机之后，比尔发现自己的降落伞叠反了，他在空中失控地摔下来。他发了疯地赶紧把它纠正回来，终于安全地飘落到了地面上。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跳伞。

弗朗西斯·贝克有时也会跟着他这位朋友飞行，并在他的怂恿之下也参加了飞行训练课程。从汉密尔顿大学毕业之后，弗朗西斯和比尔一起考入了罗彻斯特医学院。在比尔和弗朗西斯妹妹的关系中，飞行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汉密尔顿的时候，比尔和其他一些年轻女人约过会，其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女朋友名叫伊丽莎白·艾利斯。但是自从在彩虹湖过完那个美妙的暑假之后，他就一心梦想着要娶多迪·贝克。在她面前的比尔和平日里判若两人，就好像还在湖上滑水似的。他平时沉默而严肃的形象荡然无存。“比尔表现得非常在意我，”多迪回忆说，“他的行为得体而让人愉快——他总是很体贴，也很友善，乐于助人，对事物也充满兴趣。”

多迪的突然病倒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这种意愿。弗朗西斯把当时还和母亲一起住在布法罗的妹妹安排住进了罗彻斯特大学附属医院，为她做一个小手术。比尔一时兴起，决定在她康复的时候带上两打长茎玫瑰去探望她。一心想着要娶多迪的比尔，用弗朗西斯的话来说，“觉得是时候迈出这一步了”。他在罗彻斯特找了一大圈，却没能找到与众不同的玫瑰。为了在多迪面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大人物”，他又实施了另一个奢侈的计划。他打电话到纽约预订了两打玫瑰送往乔治·华盛顿桥附近的一个小机场，然后亲自飞过去取。当他飞回来赶到医院的时候，探望时间已经结束了。一个护士主动接过玫瑰，并向他保证说多迪一觉醒来就会收到这些鲜花和他写的小卡片。

第二天一早，弗朗西斯打电话给比尔说自己在布法罗的祖母去世了，他问比尔能不能开飞机送多迪回去参加葬礼。“当然，”比尔答应道，心想着多迪一定很高兴看到他。然而，当他赶到医院的时候，多迪神情恍惚，犹如麻醉未醒似的。让比尔意外的是，关于两打玫瑰以及手写的情诗，她只字未提，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收到这些礼物。也许是夜班护士忘记了，或者是这所繁忙的医院中有哪个环节出了错。比尔做着最坏的打算，一直都没有问其究竟。“他知道当时多迪因为祖母去世而心烦意乱，所以没有提那件事，”弗朗西斯解释说，“而她也没有提及纸条或玫瑰的事，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收到。于是，他一直以为这是她对他的拒绝。”

比尔信守承诺，开着自己的两人座飞机把多迪送回了布法罗。引擎的轰鸣声中，两人并未多话。事后比尔回忆道：“我注意到她只是一味地回答我的问题，自己却没有什么话说，弄得我十分紧张。”当他们在布法罗着陆后，多迪礼貌地谢过比尔——只是出于最基本的礼仪。弗朗西斯眨眼之间就带走了多迪，而比尔则重新坐进自己的飞机，独自飞回罗彻斯特，沉浸在自己求爱失败的失落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一点关于多迪的消息——这是他自称是年轻时唯一真爱过的女孩——直到有一天早晨，多迪结婚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新郎是布法罗另外一位年轻的医生。“我只能祝愿她幸福，我真心祝福她，”比尔写道，“那件事让我伤痛了很长一段时间。”

朋友和家里人都不信比尔会真的伤心，都认为他所谓的失恋根本就是顾影自怜，自己装出来的。于是，那个夏天的浪漫爱情从此也就烟消云散了。多迪·贝克是否只是现实之外的一个梦——一种男人们假想出来并声称自己深爱着的、其实对其背后现实生活中的本人毫不了解的理想化的形象？这样一个看似对世界无情，只会置身于死板的科学和医学研究的男人，怎么能如此迷离而忧郁地看着一个女人？此后的很多年里，比尔·马斯特斯不停地想象着如果自己在彩虹湖边娶了这位金发美女，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一副模样。“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在未发表的回忆录里他写道，“但我很肯定自己希望有那样一个机会去努力尝试一把。”

[1] Chris-Craft，一个船的牌子。——译者

第五章 亲历奇迹

“如果不能激发学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探索人类所居住的世界以及人体与思想的本质，我们所谓的良好教育又从何谈起？”

——乔治·华盛顿·科纳博士(Dr. George Washington Corner)

人体是乔治·华盛顿·科纳解剖课上的一道奇观。科纳熟练而精确地概述了心脏的泵血功能、脊柱的精妙结构、肝肾肠的生理功能，并详细讲解了教科书《格氏解剖学》(Gray’s Anatomy)中大量关于肌肉、骨骼以及组织的精美图谱。在学生面前，他能把死了的尸体都说活过来。

在罗彻斯特大学，风华正茂的科纳是位远近闻名的医生。弗朗西斯·贝克回忆起科纳时说，“一年级时我上了解剖课。我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言简意赅、让人信服，他的讲解极具启发性。”关于科纳，比尔·马斯特斯更是印象深刻。做英语讲师的念头尚未成形之时，马斯特斯就选择离开了汉密尔顿大学，决定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医生，后来在科纳的启迪之下，才立志在行医的同时还要成为一名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医学的未知领域。马斯特斯记得，科纳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比尔，学无止境。”

博学多识的科纳对于解剖以及医生这个行业的历史简直是了如指掌。他总是称亚里士多德为生物学之父，关于亚述人、希伯来人以及希腊人之间的分裂也是侃侃而谈。“1827年人类首次观察到哺乳动物的卵子，这一发现解决了一大难题。然而，与此同时又引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至今我们都在探索其中的答案。”科纳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在创立罗彻斯特大学解剖学系之前，科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和任教，主要从事生殖系统组织与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同时对历史颇感兴趣的他发现，宗教、传统文化以及偏见和愚昧让人类一直以来对性和生殖简直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医学本身也让他大为汗颜。“‘妇科医生’关于月经紊乱以及不孕不育的治疗简直就是糊弄人，他们的治疗手段与希波克拉底时代的那些方法相差无几。”科纳在1914年的时候写道，“如果我们对人类是如何繁衍的都毫不了解，又谈什么更好的治疗手段呢？”科纳对于妇产科这一新兴领域的影响相当巨大，后来有本教科书甚至把整个妇产科学分为“科纳前”和“科纳后”两个阶段。他的工作为后来有关避孕的研究以及避孕药的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科纳和他在罗彻斯特的死党维拉德·艾伦(Willard Allen)一起发现了孕酮的生理功能，揭示了这种激素在月经周期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许多人甚至一度以为他们会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

在实验室里，科纳会在猴子和兔子身上进行生殖试验，他的学生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哺乳动物的交配是如何发生的。

“马斯特斯，很高兴你能来，”科纳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说道，“你知道兔子的月经是不是周期性的吗？”

马斯特斯毫无头绪，承认道：“科纳博士，我不是很清楚。”

尽管是该领域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科纳一直以来都十分谦和，总是用一副和蔼可亲的爷爷模样观察着自己的提问对象。他决定不再让马斯特斯这样紧张不安下去。

“我也不知道，”科纳开玩笑似的说道，“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了答案，请一定要告诉我。”

马斯特斯最初让兔子月经来潮的尝试并没怎么奏效。“简直是一无所成，”他回忆说，“它们一点都不配合我。”然而，通过在实验室对兔子交配的近距离观察，马斯特斯斩获了意外的发现，他注意到，当母兔与公兔交配时，它会不自主地进行排卵。

不久之后，科纳离开了罗彻斯特大学，去了巴尔的摩卡耐基胚胎学研究所(Carnegie Institute of Embryology)。在那儿，他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其中包括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赛[1]。20世纪40年代初，科纳曾通过自己与政府资助的性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关系帮助过金赛，让这个原本专门研究瘿蜂的昆虫学家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获得了重要支持，从而完成了他关于人类性行为的标志性调查研究。虽然科纳后来说，金赛是“他所知道的精神病医院外面最神经的人”，但当时的确是他游说委员会对金赛慷慨解囊。

与此同时，1942年，进入医学院第3个春季假期的马斯特斯收到一份来自巴尔的摩老教师的邀请，要他前往科纳实验室，参加一个在那儿举办的面向全国顶级生殖生物学家的会议。在会场，马斯特斯一言不发，认真地听着其他人的讨论，心底里暗自盘算着要如何在医学领域留下自己的印记。在午餐会上，卡耐基灵长类动物实验室的创始人卡尔·哈特曼(Carl Hartman)——科纳的一位长期合作者——说起他在猴子交配实验中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即使是面对正在发情的母猴子，他也没法让其和公猴进行交配。有一次，恼羞成怒的猴子竟然向不断挑逗的哈特曼发起火来，在他的大拇指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摇晃着自己受伤的手指，哈特曼转向屋里的年轻医学生，想从他们那儿找寻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

“马斯特斯，在我说如何让这些发情的母猴子交配时，你的脸上充满困惑——你对此是怎么想的？”哈特曼问道。

马斯特斯着迷的表情就如一个科学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一般。

“我在想人类中的女性，”马斯特斯回答道，“在她们身上是否有一个周期性的发情模式，而我们还不知道？”

全场哑然无声，没人笑也没人回答。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说，当时的餐桌上一片死寂。用女性的身体进行试验，探索其生理以及性反应，这样的想法听起来就像是要自毁职业生涯，甚至可能因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当时没人敢突破兔子和猴子这样的动物实验，向前再迈出那一步。

在巴尔的摩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马斯特斯向科纳以及其他几位专家咨询了关于研究人类女性性行为所需要做的一些具体工作。他们告诉他，任何鲁莽尝试的人都可能会万劫不复。不断询问之下，马斯特斯终于让这群聪明人姑且接受了“如果有人要这样做”这样一个假设。他们最后得出了四个准则： 这位性行为研究者必须是已婚人士，年龄最好在40岁左右，具有一定的资历。(后来马斯特斯嘲弄地说：“我从23岁就谢了顶，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更重要的是，这位性行为科学家必须证明自己是医学领域富有经验的研究员，并且具有大学背景，最好是医学院背景。

与这些生于维多利亚时代、满脑子保守思想的老科学家们不同，马斯特斯自视为一名现代医生，毫不畏惧这个大家都认为充满挑战的课题。但他还是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宝贵意见。“在卡耐基研究所的经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马斯特斯写道，“巴尔的摩那些人提出的准则无疑改变了我的一些想法。”怀着这个长远的计划，比尔回到了罗彻斯特大学，在完成医学院最后一年的学习之后，琢磨着究竟是去精神病科还是妇产科做实习医师。

伊丽莎白·艾利斯静静地期盼着有一天自己可以嫁给比尔·马斯特斯。马斯特斯从汉密尔顿毕业那年，两人在“αδφ”的舞会上一起跳过舞之后，艾利斯就已认定了他，把他视作自己命中注定的那一位。马斯特斯去罗彻斯特上医学院后，她去了纽约尤蒂卡的一家工厂做秘书，相隔百里的两人一直都在约会——零零星星但从未断过。她从未透露过自己是否知道他对多迪·贝克的爱慕。她也从没探究自己的未婚夫是否会因为被拒之后的寂寞与伤痛而回来娶她为妻。她觉得聪明健硕且勤奋努力的比尔·马斯特斯是自己能够指望的对象，是伊丽莎白·艾利斯一生所要找寻的那种男人。

贝蒂·艾利斯(Betty Ellis)——莉比，或者如比尔经常叫的，莉——是他生命中最为痴情的一位女友，真心实意发自内心地深爱着比尔。无论怎样失望，她都能忍气吞声，一如既往地爱着对方。尽管算不上天生丽质，这个有着明亮双眸和宽厚嘴唇的瘦小女人总是能把自己乌黑的卷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讨人喜欢。虽然收入微薄，她依旧穿着得体，不比女装店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s)或泰波姿(Talbots)的广告女郎差多少。他们彼此都知道，莉比就是那种适合做医生太太的年轻女士。比尔在汉密尔顿兄弟会的弟兄艾迪生·沃德韦尔说，两人的感情相当成熟。“大学时，比尔和她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沃德韦尔回忆说，“拿贝蒂的话来说，大学时他们找寻了对方很久。但是比尔很少和人说他想怎么处理这段感情，或者有什么打算。”数年之后，比尔聊起和莉比的这段关系时，少了几分浪漫色彩，他说那只是两个命运的交错罢了。比尔写道：“我们时而会一起约会，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什么未来。”

汉密尔顿对于男女交往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就拿每年举办两次的“αδφ”舞会来说，男女同学都会被严密地隔离开来。男生都住到二楼，把房间腾出来给女生们过夜，女伴民兵队还会守夜监视。毋庸置疑，把莉比这样的女孩约到花园，摆脱宿管及辅导员的监视，在月光下的花丛中接吻亲热，这样的念头不断骚动着比尔的心。沃德韦尔记得，有一次比尔故意想要试试汉密尔顿大学对于两性交往的限定——“二战”之前的许多大学都奉行着这种男女之间纯洁的社交礼仪。有次放假，趁着许多兄弟会成员都不在学校的时候，比尔起了个大早，在去莉比家接她之前，他做了个科学实验——把鸡蛋放在孵卵器中观察鸡胚的发育情况。当两人回到“αδφ”楼的时候，天已大亮，比尔决定去看看实验的结果。他拿出一只鸡蛋，在桌子上敲碎。一个看管兄弟会的糟老头正好撞见了这对年轻男女，看到手里拿着热乎乎鸡蛋的这两个人，他立马觉得事情有所不妙。“他一口咬定这两个人行为不检，”沃德韦尔说，“在他看来，比尔和贝蒂一定是一起过了夜，此刻正在起床做早饭吃。”当时这位教授并没有当面与比尔和贝蒂对质，只是事后他召集了兄弟会宿舍的全体成员，告诫他们，汉密尔顿的男生绝不允许留宿女同学。

对于老教授的训诫，比尔并没说什么。生活的磨炼让他喜怒不形于色，而是将所有的羞愧、尴尬以及其他情感统统压抑在心底，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然而，教授走开之后，比尔爆出一阵狂笑。

“老家伙真是明察秋毫，对规矩了如指掌啊。”比尔嘲弄着说道。

在认识比尔·马斯特斯之前，伊丽莎白·艾利斯经历了许多的失望和伤心。莉比10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这个年纪足以让她留下许多关于母亲的回忆，却又无法领会母亲所讲的那些生活道理。母亲的去世对于莉比和艾利斯全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整个家庭从此一蹶不振。20世纪20年代莉比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盖伊·艾利斯也消失不见了。他丢弃了莉比和她的两个姐妹——马乔里和弗吉尼亚——以及他们原本在密歇根格罗斯普安这个靠近底特律的漂亮郊区湖畔高地所拥有的安逸生活。盖伊·艾利斯去了佛罗里达，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那里正适合这个逃避责任的男子。对于莉比来说，父亲就如幽灵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莉比和她的妹妹最后住到了隔壁史蒂夫叔叔家，这对富裕而善良的邻居夫妇虽然和她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出于同情还是在自己家腾出了一个房间来收留她们。在中学毕业之前，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给伊丽莎白和她的新家笼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随着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史蒂夫叔叔原本相当可观的资产瞬间大幅缩水，深受打击的他最后选择了自杀。经历了自己家和养父母家的悲惨变故之后，莉比一心想要找个可以战胜残酷命运并勇敢面对生活的男人。

等待了大约5年，马斯特斯终于向莉比求婚了。在罗彻斯特医学院的第4个暑假，他们在莉比的家乡底特律低调地举行了婚礼。“他说自己在成名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和工作要做，所以对于这段婚姻不可能太上心，”莉比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他的确让她一度气馁，但在她的坚持之下，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罗彻斯特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马斯特斯回忆说：“尽管并不宽裕，但我们还算是衣食无忧，过着幸福的生活。”随着毕业的临近，马斯特斯开始考虑要去哪里完成自己的实习。因为学医的关系，马斯特斯在如火如荼的“二战”期间被免除了兵役。他想选择妇产科完成自己的临床训练，想要弄懂人体生殖系统的解剖和生理。当然，这只是他长远计划的第一步。“在当时极其保守的妇产科，我并不清楚自己能学到什么关于性的内容。”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写道。这一次，他又向自己的老导师科纳博士寻求意见。1943年2月与科纳通完电话之后，马斯特斯最终决定将性研究作为自己将来的方向。

科纳提议说：“好的，为什么不去找找维拉德·艾伦？”

马斯特斯回复说，自己“并不拔尖的成绩”恐怕无法加入华盛顿大学艾伦的项目小组。当时，艾伦是全国生殖内分泌领域绝对的权威之一。马斯特斯也由衷地想去圣路易斯做艾伦的实习生，但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没什么把握。

艾伦曾在罗彻斯特大学担任科纳的首席研究员，当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激素对于女性生殖系统的影响。他们通过测试兔子的黄体——月经周期中卵泡所释放的一种血性组织——发现了孕酮，一种在排卵期和怀孕期间大量存在的激素。艾伦通过证明人体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性激素——雌激素，从而在科纳博士一人称霸的学术界博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后来，艾伦离开了罗彻斯特，前往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担任系主任。年长马斯特斯大约12岁的艾伦，尽管有时略显乏味，但在人们眼里向来是一个技艺精湛、风度翩翩的优秀外科医生。前往圣路易斯就职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医学院系主任。尽管各奔前程，但艾伦一直都和自己最信任的杰出老同事科纳保持着联络。

“比尔，你赶时间吗？”科纳在电话里问马斯特斯，“你等我5分钟，我会再打回给你。”

几分钟之后，科纳带来了好消息。“实习医生的职位现在属于你了。”他得意地宣布了自己幕后工作的成果。

马斯特斯惊呆了，被科纳的行为深深感动，他竟然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还如此看好自己的能力和前途并愿意伸出援手。后来他回忆说：“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热泪盈眶，一边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程，一边回忆着乔治·科纳博士的宅心仁厚。”

1943年夏天，比尔和莉比·马斯特斯搬到了圣路易斯。这对年轻夫妇计划着自己的新生活，开始组建自己的新家庭。通过这次实习机会，科纳不仅给马斯特斯的医学生涯带来了飞跃，同时也对他研究人类性行为的想法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如果像科纳这样睿智且博学的人都能认同自己科学研究计划的价值，马斯特斯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说服全世界。

[1] Alfred Charles Kinsey（ 1894.06.23—1956.08.25），美国生物学家及性学家，是20世纪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贡献包括让自慰成为常态行为并减少自慰的恶名。——译者

第六章 生育专家

纹丝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失去胎儿的同时，这位年轻女士自己也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即将死去。由于植入性胎盘(placenta percreta)，她还在不停地流血，这是一种胎盘穿透子宫壁并侵犯周围器官的罕见疾病，不仅会造成胎儿的营养不良，而且常常危及母亲的生命。在妇产科医院的4楼手术室里，3名年轻的医生竭尽全力，却依旧无济于事。他们施行了剖腹产以去除剩余的胎盘，在宫腔里塞满了纱布用以止血，却依旧不见效果。如果没有其他措施，他们知道，这位孕妇不久就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世了。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病例，”那天晚上的一名住院医师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回忆说，“我们输了大量的血。如果还不能止住出血，那她就要血流过多而死了。”

绝望之中，他们呼叫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所拥有自己附属医院的著名教学机构——的值班医生。尽管已是圣诞节深夜，一位高年医生不久就赶到了手术室，让在场的住院医师松了一口气。比尔·马斯特斯冲进手术室。“在走廊里他就已经脱掉了衣服，换上护士扔给他的手术服之后直接就进了手术室。”弗里德里希说，“马斯特斯医生进来后，看了看问题，立马就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并没有和我们讨论，一刻不缓地做了他必须做的事，解决了我们的麻烦。”

马斯特斯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外科技术和对复杂的女性生殖系统的理解，以及果敢的做事风格，在生死线上挽回了这名女子的生命。弗里德里希如释重负，拿起本来是为圣诞晚会准备的小相机，抓拍了一张这位实现惊天逆转的医生的照片。“我们几乎都踩在血泊之中，”他回忆道，“照片里，有些人简直是满身鲜血。”正是这样的英雄事迹铸就了一个医生的名望，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顶尖的表现让马斯特斯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敬，也让手下的医生对他感激万分。

1950年的时候，威廉·马斯特斯已经为人类性爱研究——这个曾经被乔治·科纳所排斥的研究——作好了充足的准备。获得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系助理教授职位的他，在这个中西部顶尖的医学院里事业如日中天。年仅35岁却有着一张老成面孔，他很快就成为了系里的二把手，仅次于主任维拉德·艾伦。马斯特斯和妻子莉比也把家搬到了更为舒适的克莱顿，后来又在拉杜——圣路易斯一个富裕的郊区——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期盼着在那儿定居生活。他也积累了一群令人羡慕的病患关系群，每一次怀孕分娩之后，他们都对他倍加尊敬。在同事眼里，马斯特斯是一位完美的外科医生、教师，以及生育这一新兴领域的专家。

尽管只有6英尺来高，但因为大学时代踢过足球并且工作后坚持晨跑的缘故，比尔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充足的精力。他总是穿一件刻板生硬的衬衫，系着领带，看起来就像是个斗士。他的斜视似乎只是在打量周围的情况。课堂上的他不苟言笑，总是夸张地抿着嘴巴。马斯特斯的下属迈克·弗赖曼医生说：“如果他向你露出笑脸或听见他的笑声，你会有一种被他认可的感觉，就好像父亲拍拍你的头然后对你说，‘真是个好孩子！’”那个曾经毫无自信、害怕回家的预备校少年，如今早已破茧而出、今非昔比。“他是个极端自傲的男人，所有衣服都是私人定制的。”20世纪50年代分配给马斯特斯的另外一名学校职员弗朗西斯·赖利医生回忆说，“那就是马斯特斯的本性。他每隔两天会换一次白大褂，习惯用白色外壳的圆珠笔，从不用其他颜色的笔。他是个独来独往的男人，不能说寡言少语，但怎么也算不上话多的人。”有些人甚至觉得马斯特斯有点狂妄自大，尽管大家都不敢当面跟他提出这一点。同期的一位妇产科住院医师尤金·伦齐医生说：“他不仅觉得作为医生，自己比别人更优秀，而且作为一个人，情况也是如此。他绝对是个自我主义的人。”谈起马斯特斯在学校到处招摇的那辆有型的名爵黑色敞篷跑车时，伦齐和赖利异口同声地说道：“他绝对是个非常自我的人。”即使是下雨天，比尔也从不关上车篷，任雨水肆意地落在自己身上。

周五的傍晚，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所有老师和住院医师聚在一起进行手术讨论以及病例分析。护士和医学生都不允许参加这种畅所欲言的开放讨论。在讨论时，马斯特斯总是喜欢搅和，常常提出些魔鬼般的主张。“他会站起来说，‘不，要是我的话会怎么怎么做’，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挑衅，为了证明医学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总有别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前住院医师马文·雷纳德说。和那些最顶尖的执业医师一样，马斯特斯喜欢挑战医学传统。“在妇产科医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见到的人就是比尔·马斯特斯，”前住院医师罗伯特·戈尔说，“他的判断极为出色，他就是连接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个桥梁。”

某个周五，关于剖腹产的问题成为了讨论会上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关于为什么短短6个月之内剖腹产的比例从3%一下跳到6%这个问题。如今，剖腹产手术——避免自然分娩的诸多并发症风险而通过手术方法取出胎儿的手术——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25%。但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老产科医师更倾向选择阴道分娩，无论漫长的产程如何折磨着母亲。20世纪30年代——那个没有青霉素、没有血库，麻醉也极为不安全的年代——所训练出来的老医生，总是告诫自己的下级医生说不要贪图剖宫产的痛快，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并不习惯这个手术。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分娩无力——通常这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持续36小时以上，让人看不到尽头。医生们详细解释了对于产程超过1天的病例自己的处理方法。有人最后问道：“马斯特斯医生，你会怎么做？”

马斯特斯歪头一笑，回答极其简单。“我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平和又响亮地说道，“要是我，早就把孩子从肚子里剖出来了。”

尽管他的技术有口皆碑(拿着手术刀的他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但马斯特斯绝不是下班之后的花花公子。作为主力男医生的一员，下班之后他很少会出去喝酒放松，也不喜欢参加周日早晨的高尔夫聚会。他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妇产科医院，完全就是一个日夜不休的研究员和临床医生。对于傻里傻气的人，马斯特斯没有半点耐心，这一点其他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可以证明。如果预约的病人迟到10分钟以上，马斯特斯就会拒绝接诊，他必须重新再约时间；如果第2次依旧迟到，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列入永久的黑名单。作为不孕不育这个新兴领域的专家，马斯特斯坚持夫妻双方一起前来就诊。“对于这一点，他要求非常严格。”在50年代担任马斯特斯手下的艾拉·高尔医生回忆说。

然而，在看似粗暴的外表下面，马斯特斯却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于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迈克·弗赖曼刚开始临床实习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着马斯特斯查房，在一间检查室里他们为一位黑人老妇女做常规的妇科检查。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种族隔离现象还相当严重，在妇产科医院甚至设有独立的“黑人”(Negro)病区专门收治有色人种及其孩子。弗赖曼对那节体检教学课记忆犹新。这位瘦小的女人是个寡妇，尽管已经80多岁高龄，面容却还算年轻。当医生例行询问她一些健康问题时，她的双手始终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蕾丝围巾。在诊疗快结束的时候，马斯特斯清清嗓子，一如往常，问了一个问题。

马斯特斯问道：“请问你最后一次性生活是什么时候？”

一直低头看着地板的这位老妇人一下抬起头，盯着马斯特斯的眼睛。然后她露出一丝笑容，回答道：“马斯特斯医生，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很难可以找到一个好朋友。”

弗赖曼对于此次谈话的尖锐程度甚是吃惊。马斯特斯让所有男医生明白了，穿着白大褂的男人在处理女人私密问题时，必须要以一种专业的方式进行，并且需要体恤每一位病人的人格和情感需求。“那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弗赖曼回忆说，“我从他那儿学会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如果你问得恰当，那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答案’。通过询问，他了解到她还有性生活，而且仍旧具有这方面的吸引力。”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妇产科手术方面的不断创新为马斯特斯在学术界争得了一席之地。他是全国首先运用骶管麻醉的人之一，这是一种将局麻药注射至脊柱下端的骶管内、从而达到缓解分娩时疼痛的麻醉方法。这种麻醉方法避免了乙醚麻醉或全身麻醉所导致的孕妇意识丧失及其相关风险，对于复杂病例来说是一种更好的麻醉方法。作为共同作者，他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报道这项技术的学术文章，分析了很长一段时期内的5000多例分娩病例。在1955年，马斯特斯和维拉德·艾伦在《美国妇产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rics and Gynec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处理子宫瘢痕相关盆腔疼痛的手术新技术论文，帮助了成千上万遭受这种妊娠相关慢性疼痛的妇女。这种疾病后来被称为“艾伦马斯特斯综合征”(“Allen-Masters” syndrome)，有的地方甚至会把马斯特斯的名字放在前面。他的头脑是那么富有创造力，双手又是如此灵巧，激进的他支持为绝望中的病人寻找新的手术方法，比如说，他就曾经给好几个先天阴道缺无的女人进行过阴道重建。从这些病人身上，马斯特斯意识到，正常的性功能对于病人的心理健康来说是何等的重要。马斯特斯的同事马文·雷纳德医生记得，在阴道重建术刚开始开展的时候，马斯特斯就曾给一名年近20岁的病人做了这个手术。术后她对马斯特斯感激万分，就好像由此重获新生一般。“病人不能因此而怀孕生子，”格罗迪说，“但至少可以从此享受性生活。”

在马斯特斯关于激素、不孕不育以及常常被死板的妇产科所忽视的患者性生活情况研究中，维拉德·艾伦绝对是个完美的支持者。“如果没有维拉德·艾伦，就没有这一切，他才是真正的老板。”马斯特斯的下属约翰·巴罗·马汀医生解释说，“他和比尔·马斯特斯关系非常亲密，因为这个，比尔才可以做到这些。”就科学而言，艾伦有着自己的原则立场。在妇产科医院，对于那些要求产后做输卵管结扎绝育手术的病人，只要她已经生育了5个或以上孩子，并且她们的丈夫也同意，血液化验报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艾伦都会尊重她们自己的意愿。数十年之后，输卵管结扎术成为了那些不愿生育的女人最常见的选择。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艾伦的政策震惊了所有员工和病人。“在这样一个天主教社区以及大学的背景下，这完全是一场革命，”马汀说，“对于成为舆论焦点，艾伦也习以为常了。”起初，马斯特斯跟随着艾伦一起研究激素替代疗法，探索如何为那些激素耗竭的女性人为地补充雌激素和孕激素，从而让她们重焕新生，缓解那些绝经所伴随的不适症状。在华盛顿大学的起初10年里，马斯特斯以自己的名义总共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由艾伦为其接生了两个孩子的艾拉·高尔，对于这样两个性格脾气截然不同的男人可以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成为如此亲密的朋友感到非常惊讶。他说：“维拉德·艾伦是个极为随和的人，几乎没有见过他发脾气的时候。比尔·马斯特斯则是能力出众，许多在他的治疗下怀上孩子的病人都把他视作圣人。但就本人而言，他并不是一个外向开朗的家伙。”

到了1953年，马斯特斯在华盛顿大学的第10个年头，他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了不孕不育症的治疗上，主要帮助那些不孕不育症夫妻进行生育。他在妇产科医院开展了不孕不育研究项目，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精子库。哈佛、哥伦比亚，以及全国各地的大部分教学医院都在开展类似的工作，但全都不如华盛顿大学领先。马斯特斯精湛的技术对于那些急于怀孕的人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多迪·约瑟芬·布罗德黑德说：“因为比尔·马斯特斯，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这是所有家庭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如此。8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后来我们找到了比尔·马斯特斯，多亏了他的精湛技术以及不孕不育方面的深刻研究，我成功地怀了孕，也因此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她就是在马斯特斯的生日那天出生的。”后来多迪和自己的丈夫约翰与马斯特斯成为了朋友，特别是她，对马斯特斯尤为感恩。

多迪·布罗德黑德患有受孕困难，而她的丈夫则是精子数量较少。据她推测，这大概是因为以前他做海军俯冲轰炸机飞行员时所受的那些重力负荷所导致的后果。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时，对于像布罗德黑德这样的夫妇，起初部分是关于性知识的基础讲解。在这段期间，陪着马斯特斯一起接诊的弗赖曼回忆说：“人们对于生育的无知让我大为吃惊。他希望女人可以了解什么时候她们最容易受孕，让男人明白他们该如何做爱。”

那个年代，不孕不育的治疗工作引起了全社会的一片骂声。“通常都是一些男人开的玩笑，”多迪·布罗德黑德回忆说，“无非是说人们都是去接受比尔·马斯特斯的亲身测试，说她们都用纸袋子蒙着脸去的。”面对着极小的受孕几率，绝大多数的成功夫妇都愿意和自己亲密的朋友分享经验和细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孩子这个“大奖”。当布罗德黑德成功地在妇产科医院产下自己的女婴之后，马斯特斯依旧平和却饱含激情地对她说：“现在，多迪，别以为你找到了神奇密码，放下这些，赶紧趁热打铁，再生一个。”马斯特斯提醒她注意，女人在第一次怀孕之后，可能会患上继发性的不孕不育。“一旦你进入了怀孕模式，那很快就可以怀第二胎，而且会比第一胎更好。”

丽塔·里维斯和他的投资银行家丈夫艾德也曾因为不孕的困扰找过马斯特斯看病。“毫无疑问，我想要个孩子，”丽塔·里维斯回忆说，“当我一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的医生向我推荐了马斯特斯。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谈论性。”马斯特斯很快就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接诊了他们，在那里，丽塔完全看不到其他病人。“我想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要保护他的病人，”丽塔说，“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丽塔十分感激马斯特斯。“后来，我终于成功怀了孕——这对于一个不育症患者来说是个莫大的成功，”她说，“他还亲自为我接生了这个孩子。”如果这样的成功没有很快实现，那么夫妻会尝试一系列提高受孕机会的方法，马斯特斯手下的一名高年医生艾尔弗雷德·兰普回忆说。这些方法包括指导夫妻如何改变传教士体位以帮助准妈妈们接纳往下流的精液。怀孕这件事常常会用到许多“正常夫妻不会考虑的”姿势和方法，兰普解释说，“比如通过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确定排卵的确切时间，以及丈夫通过自慰的方式收集精液，或者从安全套里把射出的精液收集起来。”丈夫们经常带着装满精液标本的纸袋子过来，就好像带饭上学的学生一样。对于那些丈夫是不育症患者的女人来说，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精子库里的精子，这些精子通常都是由医学院的学生捐献的，受孕机会相当高。“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精子库是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全体学生捐献的，我们会对发色、瞳孔颜色以及基本背景资料进行匹配，而且会有些吹嘘地告诉他们，我们会让医学院的院长挑选一些高材生作为捐献者，”马斯特斯的一名住院医生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使用我们捐献者的精子进行受孕的患者，成功率可以达到90%。”马斯特斯的名声被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从海外专程前来咨询这位生育专家的病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多迪·布罗德黑德记得，有一次预约，他们在检查室里等了半天才等到了马斯特斯，心烦意乱的他满脸抱歉。作为莉比·马斯特斯的朋友，多迪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接诊了一位可爱的女士，却不得不告诉她，她患有不孕症，而且彻底失去了怀孕的可能。”他气馁地解释说，根本无济于事。他说，她的丈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只想要个儿子。停顿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更为糟糕的是，她是伊朗国王的妻子，而他又不得不有个继承者。”

事实上，伊朗国王对苏拉娅(Soraya)可谓是一见钟情、情真意切。他的首任妻子是一位埃及公主，那段没有爱情的家族联姻为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但没有生下男孩做他的继承者。不久，苏拉娅不能生育的消息就传开了。伊朗的政客和宗教领袖们向国王不断施压，要求他尽快为国家生个男孩以有朝一日领导自己的民族，维持政治的稳定。凭借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而上台的这位亲美国王，在一次险些遭遇暗杀之后，眼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这听着有些离奇，但布罗德黑德一直都记着马斯特斯的这番解释。几个月后，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伊朗皇后苏拉娅·埃斯凡迪亚里·巴赫蒂亚里(Princess Soraya Esfandiari Bakhtiari)的悲惨故事，和当初马斯特斯跟她说的一模一样。20世纪50年代，苏拉娅是欧洲狗仔队疯狂追逐的对象，这个传奇美女和后来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一样，总是充斥在各种街头小报之上。1951年，她嫁给了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从而加入了德黑兰孔雀宝座[1]的世界。这个婚约的条件之一就是苏拉娅必须为穆罕默德生一个儿子。

在一次访问美国期间，这位伊朗皇后拜访了顶级的生育专家，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其中有一位医生建议做一个尚未开展、具有生命危险又成功概率极低的手术，最终由于风险过高而被拒绝了。马斯特斯没有提供任何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案。当看了苏拉娅的输卵管造影结果之后，他很快就判定没有治愈的可能。1958年，伊朗国王和他唯一的真爱离婚，希望由此可以保住自己的王位。虽患有不孕但绝对富裕的苏拉娅，后来一直保留着王妃的头衔，成为了欧洲各大顶级酒店的常住客。数年之后，在伊朗国王被大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nomeini)和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轰下台之前，他的私人医生还曾到马斯特斯这里进行过专业进修。

尽管很多朋友都知道马斯特斯曾为伊朗国王做过咨询这件事，但没有谁比多迪·布罗德黑德更印象深刻了，后来马斯特斯提到他打算改变研究重点时，也着实让她大吃一惊。在一个社区鸡尾酒晚会上，他们谈论着不孕不育诊所的成功、准父母们的担心，以及通过人工方法让人怀孕的奇妙。聊着聊着，马斯特斯顺水推舟地透露出其实自己的本意是要研究性爱本身。

“全世界各地的病人都慕名来找你看病，你为什么偏偏要去研究一个如此具有争议的课题？”大吃一惊的多迪问道。

“的确如此，但所有需要了解以及能够了解的东西几乎都已经搞清楚了，我想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我想在历史长流中留下我的名字。”马斯特斯坦率地回答道。

多迪满脸疑惑，盯着马斯特斯。

“哇哦，你的确是个狂妄的家伙，比尔！”她说。

两人都因着马斯特斯的大胆而大笑起来。然而，这也成了多迪终生难忘的时刻。

[1] The Peacock Throne，孔雀宝座，用于表示波斯纳迪尔沙阿至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段时期的帝王王座。孔雀宝座的名字来自它的外形，宝座的后方立有两只孔雀造型的饰品，孔雀的尾羽开启，并且以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珍珠和不同宝石作为装饰。——译者

第七章 贤妻

“最恶毒的诅咒莫过于诅咒别人断子绝孙，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谴责别人不为父母。任何文明的首要因素就是男男女女可以为人父母、抚育自己健康的孩子，如此民族才能得以繁衍壮大，不至于衰退。”

——西奥多·罗斯福

当马斯特斯夫妇搬到隔壁时，玛吉·福斯特还特地为此庆祝了一番。早年在密歇根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了贝蒂，两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闺蜜。玛吉和贝蒂的大姐马乔里是妯娌，她们的丈夫是托里和汤森德·福斯特兄弟俩。在她看来，令人尊敬的比尔医生的妻子贝蒂，不仅是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更是比尔的贤内助。除了孩子，贝蒂和比尔拥有了一切。他们都觉得，位于密苏里州拉杜区奥克利街道34号的这幢两层高的殖民时期小楼是一个理想的安家之地。

当年，马斯特斯夫妇刚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玛吉帮他们在大学和妇产科医院附近找了一处公寓。当玛吉在拉杜区——圣路易斯最富裕且有名的郊区之一——的邻居搬走时，她第一时间把消息给了贝蒂和比尔，于是他们立马付下定金，买下了那幢房子。“我们和马斯特斯夫妇做了很多年的邻居，关系甚密，”玛吉回忆说，“她想尽法子地想要让他幸福。”对于玛吉的儿子——处于青少年期、易受影响的托里·福斯特来说，马斯特斯家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井井有条，恰如其分。和自己父亲同名的托里回忆说：“在我看来，她就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里。这个顾家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打理着自己的家庭，全身心地支持着比尔的工作。成为一个好妻子对于贝蒂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马斯特斯夫妇总是给人一种豪门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的印象。对于贝蒂在拉杜区圣彼得公会教堂的那些富人朋友，以及知道比尔持有壁球协会正式会员并且有时看见他在早晨拿着球拍去打球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印象就更为真实了。在哈佛时就结识了许多绅士的弗朗西斯·赖利医生说：“在我看来，她就是个贵妇人，漂亮的她从不会热情过度，一直以来都言行得体。”从圣路易斯一所私立学校毕业的约翰·巴罗·马汀医生强调说：“莉比非常善于社交。”比尔的病人似乎也都来自上层社会，圣路易斯的阔太太们都喜欢让风趣幽默、爱打领结的比尔做她们的妇产科医生。刻板保守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只让他帮她看病，但依旧会怨声载道。她说：“对于他，我可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绝大多数女人都很喜欢比尔实际而直接的行事风格，她们躺着被检查或坐着聊天时，他都会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城中最棒的那一位。从妻子的朋友到自己的熟人，从乡村俱乐部、预备学校到上流社会，行医多年的比尔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之后，逐渐把病人委派给自己的高年医生马汀进行接诊。数月之后，马汀前来咨询比尔一个问题，病人们经常想要了解并询问建议的一个问题——性。

“比尔，你把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都转诊给我，而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婚姻不幸福。”马汀泄气且困惑地说道。

马斯特斯微微一笑，就好像在课堂上的老师对着学生一样，然后说道：“你就简洁明了地告诉她，‘关于您婚姻的不美满我感到十分遗憾。你有3个选择，继续过下去，或者选择离婚，或者找个情人。谢谢您来找我看病，出门时把钱付给门口的那位女孩。’”

于是，马汀把自己导师马斯特斯的这番话作为真理一般记在了心里。

最初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伊丽莎白·马斯特斯在奥特·史华兹医生那儿做秘书，这位老医生在维拉德·艾伦之前曾经担任过华盛顿大学妇产科主任。莉比的工作让她对自己丈夫在医院里做的事有了些了解，直观地看到了这群医生对于别人的影响力。过了几年之后，“莉比觉得是时候生儿育女了。”比尔回忆说。节假日时，莉比·马斯特斯这个迷人的女主人在家举办了许多愉快而时髦的派对。他们邀请邻居、朋友以及医学院的同事，包括比尔手下的医生前来参加。“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十分美好。”不孕不育项目研究组的成员马文·格罗迪医生回忆说，“他们非常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最好是两个。他俩全心全意想要生儿育女，组建自己的家庭。”

但问题出现了——马斯特斯夫妇一直没能成功怀孕。就和其他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一样，对于此事，他们也是闭口不谈，至少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他们汉密尔顿大学的老朋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在他们刚搬到圣路易斯不久的时候来拜访过一次，那个时候生孩子的事就已经在筹划之中了。沃德韦尔回忆说：“他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比尔一心想要搞清楚原因，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在他看来，比尔对不孕不育症的兴趣一部分是缘于对自家问题的关心。“据我所知，贝蒂曾说过，他们的确认为哪儿出了问题，并且一直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关于他们的不孕不育，沃德韦尔只了解到了这些。

晚年的马斯特斯医生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不孕不育的问题。即使是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也只是从专业的角度报以回答，从不谈及自己曾经在怀孕这件事上的努力尝试。然而在弗吉尼亚·约翰逊面前，他却说了很多，着实让人有些误会。他说莉比的生殖系统有些功能障碍。他告诉弗吉尼亚说，莉比阴道中存在着一种酸性“致死因子”把他的精子都灭活了，只有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才能找到生两个孩子的方法。1950年，莉比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名叫莎拉·马斯特斯，小名叫做“萨利”；第二年，又生了个儿子，名叫小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小名叫做“豪伊”。“他们的两个孩子相差13个月，这完全是他在不孕不育症方面努力研究和工作的回报。”弗吉尼亚说道，“也许她没法怀孕，就是他研究不孕不育的原因。”比尔发明了一种“帽子”技术，他是第一个使用该方法的医生。他用一个塑料帽收集自己的精子，然后通过莉比的阴道把它塞入宫颈，从而让“种子”安全地种植在她的输卵管中。约翰逊提起这项帽子技术时说道：“他是这项技术的先驱之一。如果没有这项技术，她就不可能怀孕，或者说他的精子就不可能完好地保存活力。一切都是阴道环境的缘故。”马斯特斯为自己创造两个孩子这段史诗般的经历，以及比尔向弗吉尼亚所透露的这个小故事，正吻合了他作为一个不断革新的不孕不育症专家的名声。总之，比尔以特别的方法成功地让莉比怀上了孩子，拿他的话来说，如果不是他所发明的规避方法，她根本不可能怀上孩子。

但事实上，这一切根本就不是莉比的问题，问题出在比尔自己身上。据格罗迪医生说：“伊丽莎白一直没能怀孕的原因在于比尔，他患有精子缺乏症——一种精子数量减少的疾病。”他和比尔共同发表了关于宫颈帽技术治疗男子不育症的医学论文。比尔在读到了一篇关于宫颈帽技术的文章并做了进一步的实验之后意识到，这个方法可能解决自己的生育问题。他们的实验对象也包括了贝蒂和比尔自己。“比尔告诉我，他使用宫颈帽的原因在于他自己精子数量过少。”格罗迪解释说，他为后来他们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的文章准备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文章中，伊丽莎白·马斯特斯的两次怀孕用首字母“E.M.”来表示，和其他表格中成功的案例一样，均使用了病人姓名的首字母。文章中着重强调，在那个时代，比尔通过自然方法成为父亲的机会几乎为零。在该研究中，他们把精子数量低于6×10^7/cc定义为正常值的绝对下限。文章中提及的另外13名丈夫，平均精子数量为3.6×10^7/cc。然而比尔·马斯特斯——“E.M.”的丈夫——的精子数量仅为0.5×10^7/cc，是该研究中精子数量最少的一位。

承认自己精子数量低下有些不太现实，这就好比让他承认自己作为男人的无能一样，是对自己精心打造的男子气概的一种毁灭。像比尔·马斯特斯这样的男人，每天工作前都要在奥克利大道跑上几圈的前大学足球队队员，不可以有这方面能力的缺陷。也许比尔觉得，如果自己患有不育症的事被人知道了之后，会影响自己在不孕不育门诊的地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和性压抑氛围中，门诊表面是以“在实验室里创造孩子”为目标，私下里仍旧悄悄涉及了许多社会所禁止的有关性爱本质以及细节的内容。除了向格罗迪提过自己精子数量过少这件事之外，比尔决定对其他人缄口不谈，或者捏造另一个版本。“对于精子数量过少这一问题根本没什么办法解决——而事实恰恰相反，”听说了这个研究之后，弗吉尼亚引用文章中“E.M.”的丈夫患有精子缺乏症的例子坚持道，“相信我，和他在一起，很难不怀孕。”

知道事情真相的格罗迪，在多年之后听到老朋友说过的其他版本的解释之后，也只能付之一笑。“也许那就是他自己告诉弗吉尼亚的话，但事实并非那样。”谈及将多年不孕的责任归咎于莉比这件事时，格罗迪说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比尔告诉我的那些，而且，他的确靠着宫颈帽才最后成功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事实上，马斯特斯的第一个孩子正是格罗迪帮忙一起接生的。

一心想要做母亲的莉比·马斯特斯默默地信任着自己丈夫的判断。“我所知道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们为了怀孕曾有过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的儿子豪伊说。马斯特斯从不和自己的儿子讨论有关于性的话题，除了有一次，那个时候豪伊年近30，他因为类似的问题向父亲讨教实战经验。“我记得，唯一一次他跟我提到性生活，是在我结婚之后怀孕遇阻的时候，”豪伊说，“他最后说，‘天啊，如果你想在受孕时做得更出色，那就做1、2、3、4，然后就听天由命吧。’”为了怀孕，就和其他渴望拥有自己孩子的夫妻一样，莉比和比尔也经历过当时美国医学界所采用的丢人且粗糙的人工授精方法。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强调说，在医学院的不孕不育研究项目中，每一对夫妻都“直截了当地讨论自己什么时候、多少频率以及如何进行夫妻生活，这样做只是为了能找到最佳的受孕机会”。比如说，马斯特斯建议那些夫妻不应凭着直觉在女方排卵期频繁地进行性交。他说，应该遵循一种“交错的性爱日程表”，差不多每隔36小时一次——对于月经规律且28天一个周期的女性来说，通常是第12天的晚上、第14天的早上，以及第15天的晚上。“对于男性来说，精子数量恢复到正常水平通常需要30到40小时。”作为一个生育专家，对于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女性，马斯特斯都建议她们首先放松自己的背部，在自己的臀部下面垫一个枕头。他建议说，在做爱过程中，男性临近高潮的时候应当果断而直接地进行射精、完成性交。“他应该尽可能深地插进阴道，停止抽插，把阴茎固定在阴道深部进行射精，结束后第一时间退出来。”马斯特斯解释道，不能磨磨蹭蹭，更不要等待什么奇妙时刻的到来。他所说的做爱，更像是击剑比赛中的最后一击，或者是用软管给轮胎充气，而不是儿女柔情的缠绵。马斯特斯再三告诫，不要洗掉精液。两人完成交合之后，女方应该弯曲下肢，把膝盖抱在胸前休息1个小时左右，以防止任何精液流出阴道。他说，这些指导建议作用巨大，无论在参与者看来是否过于具体化，或者甚至显得有些有损人格，但这些方法的的确确有助于创造生命的奇迹。

在不孕不育门诊，他简短的性教育创造了许多奇迹。仅凭一些基本的指导，每8例患者中就有1例在3个月内成功怀孕。马斯特斯把其中一对夫妻的故事得意洋洋地告诉了自己的同事，他们俩都是中学老师，一直以为只要“夫妻同床”就可以怀上自己的孩子。丈夫听了马斯特斯的指导之后一直抱怨说那简直就是杂耍，但夫妻两人还是忠实地听从了他的建议，尝试了两个月之后就成功怀孕了。“我真心觉得这是个难以想象的故事，”马斯特斯后来写道，“起初我也不敢相信，直到我对这对夫妻有所了解之后，才恍然大悟。”

马斯特斯的病例比起绝大多数病例来说都要复杂得多，甚至令人绝望。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的脚注中，比尔写道，“E.M.”和她的丈夫是“一对患有严重精子减少症、重点治疗了7年之后最终成功通过帽子技术两次怀孕的夫妻”。然而，在非凡的成功背后，是他们所面对的极小概率。和绝大多数不孕不育研究一样，这个研究发现怀孕的几率与等待时间成反比。在14对面对不孕不育问题超过3年的夫妻中，只有5对最终成功受孕。在纳入这项研究之前，他们在其他医生那儿接受了至少1年以上的治疗，并且最终使用宫颈帽之前，于不孕不育门诊接受了至少半年到1年的指导。文章从专业的角度描述了马斯特斯这样的夫妇在尝试怀孕过程中房事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一开始，他们会通过肛温测量以及阴道分泌物涂片检查来确定贝蒂确切的排卵时间。在这之前，比尔和其他研究中的男同胞一样，要遵守一个“3到5天的节欲期”，如同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自慰的方法将精液射入“一个清洁的广口玻璃管”。20分钟之内，男方的精液会被放入一个帽子内以备植入。与此同时，贝蒂和其他研究中的女性一样，常规地“使用一种特制中性溶液灌洗阴道，以提供适合精子存活的理想环境”。

医生戴着一副无菌橡胶手套拨开贝蒂阴唇的褶皱，插入装满精液的帽子。紧接着就是最难的一个环节。医生——在这个病例中很可能是马斯特斯本人——依旧戴着手套，将两个手指沿着阴道的后壁探入阴道，保持帽子开口的水平，以防精液提前溢出。当手指抵到宫颈开口的时候，帽子里的精液被倾倒在合适的位置。从那儿，扭动的精子争先奔向那等候着的成熟卵子，就和自然发生的一样。不是所有的子宫和阴道都是一模一样的，就像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准备一个详尽的“B计划”非常必要。在替代方案中，一个空帽子首先被植入到宫颈开口处。然后通过一个带有弯曲针头的20毫升注射器在避免刺伤宫颈的同时将精液注射到帽子中。帽子装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待。所有这些帽子必须在原处保留至少8小时以上，通常在16小时之后移除。有些夫妻这样尝试了7次之后才成功怀孕。大多数失败的案例——如文章中所标出的——都尝试了至少10次以上，其中有1对夫妇两年之内尝试了19次，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马斯特斯夫妇是幸运的。他们只做了两次授精手术就成功地怀上了自己的第1个孩子，而第2个则是1次成功。他们是4对丈夫是医生的夫妇之一，这4对夫妇都学会了在家使用宫颈帽，而不用前去门诊进行手术。文章中提到说：“这4位不用去医院由其他人员进行操作的女士，都很快地怀上了孩子。”另1对出去旅行的夫妇，其放松的心态也让他们很快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在展望部分，马斯特斯说道，该研究提示了在生育和女性性反应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有些不够幸运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宫颈帽手术，到最后都阴道痉挛了——防止阴道撕裂的耻尾肌的一种病理性反射，有时普通的卫生棉也会诱发这种病理反射。“在不孕不育领域，精神方面的因素最近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普通性交时的情境相比，授精手术过程中的特殊环境必然会引起或增加非正常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可能转而引起器质性的改变，比如局部的肌肉痉挛或者血管淤血。”马斯特斯在文章中解释道。不难想象，在门诊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放松心态怀孕呢，特别是在自己的丈夫在一旁期待着结果，而男医生则戴着橡胶手套在自己体内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其接受能力肯定大受影响。

对于慕子心切有着切身体会的马斯特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同情自己的病人。没有和莉比亲自在家试过之前，他不会提供任何补救性的治疗措施。他意识到，精神和肉体以及生育和性习惯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是所有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在另一篇和格罗迪一同发表于1952年的关于不孕不育症的文章中，马斯特斯写道，小心询问，以免夫妻感到过分尴尬或约束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性习惯，这样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结局。他建议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被一次次昂贵又无效的治疗坑害过的不育症夫妻，“最初的询问应从夫妻双方的激情体验作为切入点”。作为一名不孕不育症医生，马斯特斯设计了一整套访谈方案，包括夫妻双方共同访谈以及单独的个别访谈，以帮助医生最大程度地了解病人情况，后来他把这种形式改进为一种性生活调查。“当你在做不孕不育症相关工作时，会遇到一大堆有关性的问题——马斯特斯向我们灌输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在门诊处理过100多名病人的年轻医生赖利回忆说，“你不得不处理一大堆夫妻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一如寻常，莉比·马斯特斯履行着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在丈夫精子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了怀孕，她同意尝试丈夫设想的各种方法。对于塑料宫颈帽、特制的浸泡液、橡胶手套、抱膝平躺数小时，她都毫无怨言，只为能生育自己的孩子，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她甚至同意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孩子的出生作为他论文的素材，来帮助他的事业发展。然而，当马斯特斯两个孩子——他们在不育症沙漠的漫长旅程中所结的果实——出生之后，莉比决定再也不碰医学这个东西了。她辞去了大学里奥特医生秘书的工作，并且告诉比尔，在他从激素和生育领域跨入人类性行为的探索过程中，她不会继续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希望她能参与其中，但由于她觉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家庭和孩子，于是拒绝了他。”她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这一决定印证了莉比·马斯特斯“家庭第一”的个性，经历了满是心碎和变故的成长岁月之后，她深深地渴望能拥有一份安稳的家庭生活。“在内心深处，她愿意尽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丈夫，但她不想在工作上有什么作为，”他们的儿子豪伊解释说，“她只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妻子，在背后支持一心追求冒险的医学专业丈夫。他们谈论过这件事，她也很清楚，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第八章 学术自由

“只有通过真理，人才能拥有力量。

就如校训说的那样，‘从真理中汲取力量’。”

——伊桑·A·H·谢普利(Ethan A. H. Shepley)

在麦卡锡时代，伊桑·A·H·谢普利对学术自由的坚守从未动摇过。后来当选密苏里州州长的这位共和党人，向来都不赞同威斯康星州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的那套反共论调，也从不坚持什么效忠誓言。他热爱自己的母校华盛顿大学，大力倡导探索知识、追求卓越。1954年，成为校遴选委员会的领导之后，在大家的力荐之下，他接受了校长一职。谢普利身材高大，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一张方下巴，饱满的额头就好似一座冰山架在他的黑框眼镜上面。他的儿媳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在工作方面，他崇尚学术自由，鼓励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他无疑是比尔·马斯特斯的最佳支持者。”

那个时候，年近40的马斯特斯已经在华盛顿大学担任了10年的老师，不仅在激素和不孕不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外科技术也是无可挑剔，在当时的妇产科领域，他的学术地位只有系主任维拉德·艾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谢普利担任校长之后，马斯特斯立刻意识到提出人类性生理反应研究计划的时机到了。在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雷德·金赛已经在194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男性性行为的著作，关于女性的著作也于1953年得以发表。马斯特斯的提议可谓一脉相承，正是以金赛广为宣传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后来马斯特斯提到金赛时说：“如果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也不会得到批准，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我们来说，显然已经有一个先例摆在那儿了。”

与金赛收集8万多份性行为和性态度的调查问卷不同，马斯特斯打算对性爱过程中的人体功能进行直接观察——仔细地记录心率、呼吸、抽插以及颤抖。比起粗糙且歧义百出的民意调查，在肉体的世界里直观地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人类的性行为。接诊了无数不孕不育症夫妻之后，马斯特斯明白，在性事方面，人们不可能做到毫无保留、坦诚相待——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病人对于自己性生活的描述充斥着谎言、半真半假、幻想、一厢情愿、回忆偏差以及过度的省略。每一位科学家都清楚，最有价值的信息、唯一可以让人信赖的资料，就是临床观察——每一项主张背后那些记录在案的证据。相识之初，艾伦就知道马斯特斯有想要研究女性性反应的打算。在数百例妊娠和不孕症病例中，在医学研究的脚注里，马斯特斯会时不时拐弯抹角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妇产科医生，艾伦和马斯特斯都认为女人的性征是她们特性的解剖基础，这是所有临床医生都得面对的事实，却无人愿意对其进行研究。传统、禁忌以及刑法本身都阻碍着这样的行为。艾伦多次提醒马斯特斯小心这种研究可能带来的后果。

“从你决定做这种类型的研究起，我就没打算过要拦着你，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我对此很担心，”友好的艾伦平和地告诫道。医学院院长艾德·邓普西也满怀担忧地对他说：“你我都知道，你这样做很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表示，职业伦理委员会以及校内纪律委员会很可能会让马斯特斯的努力最后落空。然而，艾伦和邓普西都批准了他进一步研究的申请。听了马斯特斯的高谈阔论之后，谢普利校长也同意把他的申请提交给学校理事会，并承诺说：“到时候如果我说得上话，一定大力支持你。”

但是过了几个月，马斯特斯却一直都没收到答复。

谢普利校长，这位十分了解自己故乡圣路易斯保守作风的聪明律师，在学校理事会面前并没有提及太多有关此事的细节。他知道马斯特斯研究人类性爱的角度与金赛有很大不同——也是医学院理应提供的学术自由之一。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批评，甚至会招来官司的麻烦。谢普利关于此事只说了个大概，并表示比尔·马斯特斯值得他们信赖和支持。华盛顿大学的领导“吓坏了……如果他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确切要做的事，他们肯定连魂都会被吓没”，马斯特斯回忆说，“他们以为我要做的和金赛做的差不多，但其实根本不是。”

1954年6月26日，马斯特斯收到了谢普利写来的一封信，让比尔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他。漫长的等待之后，比尔终于如愿以偿。

“比尔，我们终于说服了他们，”马斯特斯刚走进校长办公室，谢普利就宣布道，“我太高兴了。不得不说，你能得到批准着实让我有些不敢相信。”

马斯特斯激动不已。现在他终于可以有机会做梦寐以求的事了，这是他长久以来努力准备，并愿意投入整个职业生涯以及自己人生的研究工作。然而，他还没开心几分钟，谢普利又说道，对于此事，学校理事会的意见并不统一。他解释说，理事会担心如果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走漏风声，很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些重要校友的捐款。马斯特斯必须自己解决研究经费的问题，并且整个研究必须秘密进行。更重要的是，尽管谢普利对理事会只是提了一下这个研究计划的大体框架，但他要求马斯特斯必须定期向他汇报研究进展以及下一步的研究计划。“不用说，我很欣然地接受了这个附加条款，”马斯特斯后来回忆道，“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可以借用校长优越的办公场地，并且在遇到问题时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6周之后，马斯特斯如期前来汇报情况。那个时候，也就是1954年8月，阿尔弗雷德·金赛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很显然，马斯特斯成为了性行为研究的新先锋。当马斯特斯再次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谢普利一脸茫然，友好的微笑也难掩这位领导内心的担忧。

“有关性爱，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校长半开玩笑地问道。

马斯特斯依旧是一本正经，开口说道，“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对性爱其实一无所知，我想你估计也是如此。”

谢普利听了之后失声大笑。

两人继而就人类性爱研究的困难以及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迟滞不前的原因进行了一番讨论。

获得批准之后，马斯特斯在图书馆翻阅了所有相关的书籍、文献以及论文。“我发现，没有一篇文章或一项研究可以为我所研究的人体性生理反应提供帮助。”他说。

在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只找到一本书，其书名略微涉及了一些性功能。这本教科书由伊利诺伊大学妇产科前任主任编写，马斯特斯后来了解到，他一直等到自己退休之后才出版了这本书。此书一直放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保留书架上。当马斯特斯要求借阅时，图书管理员拒绝了他。

“对不起，马斯特斯医生，我不能借给你。”她说。

马斯特斯也蒙了，以为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说：“我不是想借出去，只是想拿过来翻阅一下。”

图书管理员却无动于衷。这本书里有很多男女生殖器的素描插图，图书馆领导担心这是一本色情书。按照规定，身为副教授的马斯特斯并没有资格翻阅这本书。他被告知说，只有教授或者系主任，以及图书管理员可以从保留书架上取下这本书。他立马去了维拉德·艾伦的办公室，请他作为代表前往图书馆借阅该书。事后马斯特斯回忆起这个小插曲时说道：“这件事恰恰说明了当时医学界是多么害怕涉及性爱这个主题。”

数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谈论只涉及生殖本身，性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兴旺部落和民族。尽管许多人在诗歌、戏剧以及专著中都对异性相吸以及彼此间的不同发出了感叹——在宗教、哲学、政治领域，都将男女之间的爱定义为文明的基石，甚至经常被视为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医学领域，几乎从没进行过探寻其本质的研究。在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在的那个时代，对于人类的性爱全都是误解、无知、诽谤，甚至是刑罚。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柏拉图把性欲分为粗俗以及高贵神圣两种，认为这是男女之间吸引力的两极动力。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写道：“男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其生理功能——一方做父亲，另一方生育孩子。”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则认为，男女都会产生精子，由脊髓分泌，孩子的性别则取决于父母双方的精液哪一方更占优势。有些希腊人甚至通过结扎自己左右两个睾丸进行自我阉割，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尽管主张爱的平等，亚里士多德却一直都认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依据自己在动物实验中的观察，他认为男性精子的作用只是唤醒女性体内早已存在着的、却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微小婴儿。根据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建议夫妻在房事之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他在书中写道：“比起南风，刮北风时进行房事生男孩的机会更高。因为刮南风的时候，动物会产生更多的分泌物，而分泌物过多会造成混合困难。刮南风时男子的精液就会含有更多液体，女性则会月经来潮。”

文艺复兴时期，莱昂纳多·达·芬奇出色地图示了性以及怀孕期间人体的解剖变化，这些写实主义绘画完全可以用在多年以后的医学教科书上。毋庸置疑，即使是针对那些最纯洁的参观者，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鲁宾以及其他西欧伟大艺术家的那些裸体画也会让他们联想到性爱所具有的愉悦感受及生育功能。即使是在这样开明的时代，医学仍旧是政治和宗教所禁止的对象，并且两者都明令禁止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在淫乱生活中虚度了青春年华之后，后悔莫及的圣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中写道：“少年蠢蠢欲动的心跳困扰着我，蒙蔽了我，让我分不清爱的宁静与性的阴暗。”这本书一直影响了数个世纪，以至于宗教在谈论到性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其中所潜伏的罪恶，即使是已婚夫妇，也要对此十分当心，加以戒备。

一直以来，社会上有关女性的争论都离不开性这个话题。在法国，詹森主义者(the Jansenist)认为政治革命早就已经被放纵的性欲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谴责得到了英国加尔文教徒以及那些奔向新世界的清教徒的强烈反响，他们带领着巫婆搜寻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据他们说，她们的不孕全都缘于魔鬼。即使是马丁·路德，这个在教会里谴责独身主义的伟大新教改革者(Protestant)，也把女人视为低人一等，在他看来，女人只是男人罪恶的欲望以及他们繁衍后代所需要的被动容器。“依靠自己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路德在1524年寄给3位修女的信中写道，“上帝创造了女人的身体，她应当陪伴男人，为他生儿育女。”

到了工业时代，移居城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再也不用像从前在农村里那样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了。性爱作为提供农业人口方式的这一重要意义亦在不断弱化。在城市里，家庭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人不断地争取着教育以及选举权方面的平等，诸如“不得使用童工”这样的进步理念也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医学的焦点逐渐从灵魂转移到了人体本身。早期的先驱之一，被视为现代外科学创始人的约翰·亨特医生，对于手淫导致阳痿这个普遍的旧观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盗墓还未被明令禁止之前，亨特是盗尸贼的忠实客户，通过解剖那些坟墓中挖出来的尸体，他掌握了人体生殖系统的内部器官结构。据他的传记记载，亨特声称自己完成了全球首例人工授精，在对梅毒以及淋病的测试中，他甚至把自己作为实验的对象。当他尝试通过妓女给自己的阴茎接种这种性传播疾病时，据说事与愿违，并未成功。当时许多冒牌医生混在合法医生的队伍中，声称可以治愈所有的性功能障碍，到处兜售药水，祸害百姓。苏格兰人詹姆斯·格雷厄姆因为号称自己治好了德文郡公爵夫人的不孕症而名声大噪。出于感激，夫人资助格雷厄姆开设了格雷厄姆疗养所(Graham’s Temple of Health retreat)，在那里，伦敦人可以听有关药物效力的讲座，读他所写的《爱的讲座： 给已婚男女的私密建议》(Lecture on Love; or Private Advice to Married Ladies and Gentlemen)节选，或者接受轻度电休克治疗的刺激。以现在的标准，花上5万美元，英国最富有的夫妻便可以在振动的“神仙床”上逍遥一晚上。格雷厄姆承诺说，当两人在这个精妙的装置里被爱之愉悦强烈地骚动后，任何贫瘠的“土壤”都会变得多产。

早期的美国社会深受西欧影响，在性爱方面表面上信奉着基要主义，私下却是不拘传统、功利至上。在讲道坛上，科顿·马瑟以及其他人都用“火焰硫磺”那永远的磨难诅咒来训诫人们，告诉人们那些屈服于原始欲望的人会下地狱。“如果有人……陷入了可耻的邪恶，”这位哈佛校长的儿子责骂道，“那就请全社会一同来指责他。”为了防止人们忘记这些教导，纳撒尼尔·霍桑在自己1850年出版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描绘了一位激情与性压抑交加的女主人公，讲述了她在承认通奸之后背负的象征清教徒罪行的大“A”字的故事。尽管有这么多清楚的警告，然而，在13个前殖民地，性爱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在南方，至少有一位白人开国元勋[1]由于自己的黑奴而遭到了惩罚；而在北方，聪明却世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指出床上的经验远比年轻貌美更有价值。他建议说：“夜里的猫都是一样的灰色，熟女所带来的肉体快感只会好、不会差，任何事都是一个道理——熟能生巧。”

美国人混淆性爱与宗教信仰的倾向让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Mormons)在盐湖城大胆地寻找着自己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任意追逐，相互厮混。在同样的驱动力之下，基于“基督共产主义”、优生学以及为了“性爱”而非“生育”分享爱妻的理念，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北部创立了“自由性爱”奥奈达殖民地。进入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政府逐渐减少了西部地区性交易许可证的发放，开始管制那些新兴城市、妓院以及破产的南部佳丽们经营的老公寓楼内色情交易。尽管如此，宣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妈妈，妈妈，爸爸在哪儿？”竞争对手曾如此嘲弄道，“去白宫了！哈哈哈！”)，加之对非法性交易的不屑态度，并没有妨碍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安东尼·康斯托克则发动了一场针对罪恶的改革运动，立志要铲除图书馆、邮局以及舞台上一切淫秽的事物。早期的几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力宣扬性爱平等。作为一名作家和报纸编辑，伍德哈尔在康斯托克法案颁布之后被捕入狱，其原因是她曝光了著名传道士亨利·华德·比彻和他至交的妻子之间的地下情——有关这件伤风败俗之事的新闻标题就和后来美国总统与女实习生之间的绯闻一样骇人耳目。进入20世纪之后，医学仍旧无法适应“性生活”这个新课题，特别是在面对女性的相关问题方面。1900年，一位医生撰写了一篇有关成人女性性反应的文章，然而《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主编退回了他的投稿。1916年，曾经担任过护士和助产士的玛格丽特·桑格在文章中大力批判女性对于自己生殖命运的自主缺失。桑格大力反对由教会人士以及医生签名支持的有关避孕的相关法律禁令。对于这位后来领导了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的女人，历史学家H·G·威尔斯预测说：“我们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一部血脉相承的生物史，而玛格丽特·桑格会是其中的女英雄。”

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比尔·马斯特斯发现妇产科领域十分排斥性爱相关的事宜，好像医生们只喜欢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却把那些促成出生的过程视为下流的事情。在英国，哈夫洛克·艾利斯医生整理了一长篇关于性心理的历史，着重强调了愚昧对于男女所造成的恶果。他在1927年写道：“对于爱的艺术全然无知且对性生活的自然本质缺乏准备的女人，如果有了知识、技巧以及对丈夫的体贴，她们的婚姻可能就会少一些恶果。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在美国，马斯特斯的经验告诉他，诸如乔治·华盛顿·科纳和维拉德·艾伦这样富有天赋的医生是绝不会涉足性爱这个课题的，即便他们的研究总是围绕着它。马斯特斯在图书馆中翻阅到的前美国妇科协会主席罗伯特·L·迪金森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上下划线标注到：“纵观人类顽固的性需求，让人十分好奇科学发展中却唯独对性生理的核心少有涉足。考虑到不可救药的种族婚俗习惯，我们有理由把预防医学引入到夫妻健康中，好让爱和生育保留那一丝的尊严。”迪金森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委婉的话语提到，应当保证新型卫生棉产品的卫生质量。为了战胜父母心里对于这种塞入自己女儿阴道的东西的反对，他争论道，用作卫生巾的老式衬垫，会挑逗性地摩擦女性的外阴。迪金森写道：“老式的垫带加上局部狭小空间的热度，就是女人为什么有节奏地局部摩擦以获得性快感的原因。”

出于专业的自豪，马斯特斯并不打算用委婉圆润的话语对过去进行辩驳。他一心想要搞清楚人类性生理的本质，用最专业的医学术语对其进行描绘。当最初和谢普利校长提及此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详述对性爱研究所设想的有关细节。他把自己的计划定位为学术自由。然而现在，得到了谢普利概念上的认同之后，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校长自己脑子里的确切想法。

一番寒暄客套式的玩笑之后，谢普利终于问道：“关于此事，你有什么计划？”

马斯特斯的首要请求是申请一个公休假。他解释说，这段时间他会经常离开圣路易斯，维拉德·艾伦也答应在此期间帮他代课。随后，马斯特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和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城市的妓女见面，并对她们进行观察。校长的脸“瞬间惨白”，用马斯特斯自己的描述来说，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个字来。

“妓女人群，为什么？”校长担心地问道。

马斯特斯镇静地回答说：“她们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性爱专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对于性爱是多么一无所知。”

作为学术自由的卫士，谢普利无可辩驳。

[1] Founding Father，开国元勋，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和签名者。——译者

第九章 窥视

孔作为警长，H·萨姆·普利斯特心里非常清楚传统而正直的圣路易斯市民对于妓女这一职业的看法。他也明白自己的妻子对比尔·马斯特斯的态度。

卖淫这一行业在圣路易斯有着一段肮脏甚至是暴力的历史。1850年，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活活烧死了一名暴徒，他们的非法性交易搅得全城的妓院鸡犬不宁，使得政府不得不再次加强公共体统的管理。此后的数十年里，密苏里州的法律都将卖淫定为重罪，非法进行卖淫活动的人都会被判入狱，而涉及的妓院也会被永久性关闭。然而，1955年在华盛顿大学参与马斯特斯医师性爱研究项目的那些妓女却获得了普利斯特的豁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逮捕，没有警察突击检查，甚至连威胁性的敲门都没有。这种豁免着实奇怪，因为这位粗壮而精力充沛的警长向来以严格的管理著称，在全国其他地区犯罪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他管辖的这座城市犯罪率却在下降。只能说，普利斯特信任自己的医生。

为普利斯特家接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比尔·马斯特斯深受他们的爱戴。玛格丽特·普利斯特十分崇拜马斯特斯的精湛医术以及务实的做事风格，其中也不乏他为自己接生孩子的缘故。不论自己的警署是否会因此而遭到管制卖淫活动不善的指责，萨姆·普利斯特——这位警察中的警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始终都对马斯特斯尊重有加。玛格丽特回忆说：“萨姆一直都觉得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对妓女进行关押或者虐待。如果马斯特斯想要与她们进行面谈，或者从她们那儿获得一些信息，只要不侵犯她们的权利，我的丈夫都会允许。”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有了这位警长的秘密协助，一下扫除了许多政府的阻挠。在马斯特斯的请求之下，普利斯特的警探答应为他推荐一些愿意参与研究的妓女，并会保护她们不齿勾当的相关细节，防止新闻对此报道。“我的丈夫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他在圣路易斯只是一名政客。”玛格丽特解释说，她的丈夫并非在向学术机构咨询如何提高自己部门管理城市的效率。

据后来马斯特斯的代表律师说，把圣路易斯警长以及城里的其他几位重要人物拉进自己的顾问团，对马斯特斯以及他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家住隔壁、后来成为马斯特斯第一个代理人的年轻小伙托里·福斯特回忆说：“由于普利斯特的支持，每当妓女揽到客人之后，警察都会被通知，‘让他们去——你不要去突袭(马斯特斯的实验室)。”后来沃尔特·梅特卡夫成为了马斯特斯和他诊所的代表律师，依他看来，普利斯特的入伙全凭马斯特斯的劝说。“他对此事十分投入，计划了很久，并且邀请了许多权威人士参与，”梅特卡夫说，“他凭借着自己的诚意和信念打动了别人。他会说，‘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目的地，但在到达那儿之前，我不得不经过另一些地方。’”

在顾问团里，除了警长先生之外，还有《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St. Louis Globe-Democrat)的出版商理查德·安伯格、密苏里州教会的主教，以及中西部级别最高的犹太牧师。在邀请权威做顾问这一点上，华盛顿大学的伊桑·谢普利校长也十分赞同马斯特斯，认识这对规避风险至关重要。

“比尔，告诉我，你打算让哪个傻瓜担任这个顾问团的团长？”谢普利问。

马斯特斯回答说：“先生，我想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谢普利一动不动呆立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考作为大学新任校长的自己如何亲自监督这个涉及妓女的研究——想到这种荒谬的行为不禁大笑起来。“你有胆让我做，”谢普利笑着说道，“那我就敢和你一起探这个险。”他还建议马斯特斯一定要确保天主教会的合作，因为在圣路易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马斯特斯就给圣路易斯的教会打了电话，想要和大主教见个面。然而，当主教秘书一听到“性爱研究”这四个字，声音就立马变得慌张起来。马斯特斯的见面请求一开始被他拒绝了。但3天之后，之前的那位秘书又打来电话说，大主教很高兴能见他。

在美国的天主教会，身材瘦小、语调温和、戴一副无框眼镜的约瑟夫·E·里特是个稀有品种——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1946年晋升大主教的时候，他下令郊区学校平等对待不同肤色的学生，要知道那个时候密苏里州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仍旧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当反对者拿法律行动作为威胁时，里特说，如果有谁挑战他的决定，那他一定会将其逐出教会。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他坚定地说：“我们学校楼顶的十字架必有寓意。”马斯特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拜访了里特，那个时候关于计划生育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声音——远不及1968年禁止避孕之后教会出现的政治分裂，或者20世纪80年代关于流产的纷争，以及近来公众对教会里恋童事件的披露，所有这些似乎都把天主教高层推向“性”这个话题。当时，绝大多数教区居民经常会在忏悔室里提及自己肉欲的罪过。在和马斯特斯的会面中，这位大主教表示，十分欢迎这种针对夫妻生活困扰的严肃研究。“我很清楚，国内外数百万的婚姻都受着性问题的困扰。”在两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中，里特这样告诉比尔。这位天主教领袖最后说，他无法正式接受马斯特斯顾问团成员的这一任命，但是他会派一名牧师作为联络员，保持彼此的信息沟通。马斯特斯起身离开时，大主教感谢道：“我不得不说，你所说的某些研究手段可能不会被我们天主教会认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你的研究结果，天主教会一定十分感兴趣。”里特最后承诺说，在没有事先和马斯特斯沟通过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在公众场合发表任何有关他这项研究的言论。

有了警长、大主教以及华盛顿大学校长作为顾问团成员——其中的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相信着医学——马斯特斯终于可以放心地把妓女作为自己实验的研究对象了。

就和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在圣路易斯，妓女一直被描绘为一种堕落女人的形象，是社会罪恶长存不灭的根源所在。而她们的那些男顾客则是色诱之下的受害者——从来都不是他们自愿的，他们都是不知不觉地染上梅毒、结核以及其他性病，然后再带回家传染给自己的家人。圣路易斯市卫生部门1895年的年度报告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普遍观念：“对于那些因为爱欲冲动而失去宝贵贞操的少女，也许尚会有人同情；但对于那些为了金钱把自己的肉体卖给每个光顾者的女人，还能有什么借口和辩解可寻呢？这种恶习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是不可救药的普遍罪孽，我们只能承受，但同时也应该尽可能想办法减轻这种罪孽。”

20世纪50年代，圣路易斯的医生大多都不会考虑接触妓女这件事。然而街头与青楼里的妓女，以及渴求性爱的无名氏男性很快成为了马斯特斯的实验研究对象。研究的最初20个月里，他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几个城市一共访问了118位妓女和27位嫖客，仔细记录了他们的性爱过程以及既往疾病史。马斯特斯本人说他从没有花钱让他们配合，但他的助手说妓女因为参与研究曾得到过相应的报酬。从这组研究对象中，马斯特斯挑选了8位女性和3位男性进行进一步的“解剖与生理研究”——观察不同的性爱方式。尽管身为顶尖医学院的高年教师，马斯特斯却意识到，自己对于男女交配的复杂性是多么的无知。他们街头式的智慧和坦率与那些在门诊接受盆腔检查的中上阶层的拘谨和焦虑截然不同。由刑警队招来的这些性服务者，对于如何唤醒男人软趴趴的阴茎，或者挑逗一个干燥的阴道简直是得心应手；他们也知道如何相互配合，一起达到高潮。“他们描述了许多提升以及控制性爱气氛的方法，展示了无数不同的刺激技巧。”马斯特斯写道。在他研究的摸索阶段，在这群“实验研究对象”的帮助之下，他终于搞懂了应当如何记录性爱最基本的解剖方面的资料。

凭借着警察部门的撑腰，马斯特斯与掌控圣路易斯地区职业妓女人群的3个男人见了面。这些妓院老板最终相信了马斯特斯，不再认为他是法律部门的刺探，而是一名打算前来学习取经的大学教授。妓女谈论顾客以及自己经验时的坦诚让马斯特斯着实吃了一惊。他注意到，在她们中间，许多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不同的人发生性关系，报酬通常是一场电影或者某个社交聚会”。由于南方男人很少会戴避孕套，女用避孕套成为了最常用的避孕方式，有相当多的女人会选择佩戴它。然而当马斯特斯访问男妓时，他感到他们很多时候都在撒谎，特别是问及有关“性交频率以及性功能”相关的问题时。和女妓不同，这些男人都号称自己拥有超乎想象的出色性能力。一旦马斯特斯感到男妓的说法“只是幻想，而非事实”，他就会将其从研究队列中剔除。无论如何，这些访谈让马斯特斯掌握了比自己预想之中更为深入的细节。他解释说：“对于许多性交方式我都缺乏了解，通常我会依据我在他们面前明显的无知决定我需要问的问题。”

在妓院里，马斯特斯得以近距离地直接观察有偿性服务的世界，这种观察是任何访谈都无法取代的。起初，刑警队捐献了一些在突击检查中收集来的色情电影，其中的性爱场面虽然绘声绘色却十分乏味。马斯特斯解释说他需要“观察性功能，从而可以让研究尽可能地具有客观性”。马斯特斯靠着自己无比的真诚以及支持者的权势终于说服了妓院老板以及妓女答应了这个请求，而没有把他当作性变态来拒绝。

马斯特斯躲在隐蔽的地方记录着妓女的叫床，并观察着男方的反应。在妓女的屋内，他透过窥视孔或者双向玻璃镜进行观察，这些都是偷窥狂为了偷窥其他男女做爱过程有意且神不知鬼不觉地安装的，或者是妓院老鸨和老板用来监视那些粗暴顾客的。“我一直很感兴趣为什么妓女会以她的那种方式去靠近目标男性，”他解释说，如同人类学家问及一个未知的遥远文明一样。他注意到，有些妓女会“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冷漠”，而另外一些则会“努力挑逗、鼓励并取悦某部分客人”。初步接触之后，妓女总会问顾客同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马斯特斯后来了解到，这个问题绝非是出于友好——如果顾客回答说自己是本地人，那么这些妓女就会卖力取悦他，争取能把他变为自己的回头客。

透过窥视孔进行观察对于比尔·马斯特斯来说着实是一份吃力而紧张的工作。为了观察仔细，他不得不蜷坐在闷热而不透气的墙后或者屋角，紧紧地靠着窥视孔。对于那些好奇的同事，他回答说：“那绝对是你所能想象的最为古怪且乏味的事情了。”当安静地蹲在一旁时，马斯特斯不仅会记录面前这次性交的时长、插入和抽离的节点，甚至还包括床晃动的程度。他一边观察，一边设想着如何通过心电图、呼吸记录仪以及其他医学仪器来测量性爱过程中身体的变化。事后，他会回到自己的汽车或者酒店房间把这些观察迅速地整理一番。从1955年到1956年末，马斯特斯的研究已经从圣路易斯的中心西区扩展到了周边的其他城市，比如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以及新奥尔良。在马斯特斯逗留期间以及前后一个礼拜，通常都会安排当地警察暂停相关的逮捕行动。作为信息交换的一部分，马斯特斯通常会为每一个志愿者做体格检查，包括咽喉、阴道、宫颈以及直肠的细菌培养。

然而，到了后来，马斯特斯开始意识到妓女并不适合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样本量太小，而且无法代表普通的美国女性。妓女常常会患上感染性疾病以及慢性盆腔淤血，即我们熟知的泰勒综合征(Taylor syndrome)。马斯特斯觉得，通过这种不具代表性的样本，他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明确的有关女性性反应的陈述。更麻烦的是，如果他在学术论文中声明自己的研究人群是妓女，那他必将面临“圣路易斯当地社区极度的负面反应”，所引起的风暴一定会摧毁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不管怎样，马斯特斯相信，在夜晚工作的这些女士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线索，这对于学习曲线至关重要。后来他自己承认说：“在访问这些参与者的过程中，可以说是收获颇丰，特别是对于一个根本不了解女性性生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这位想要理解女性性反应的男医生而言，当他访问到一个“最具吸引力的”大学生、一位聪明而好奇的主修生物学的女人时，这种限制再显然不过了。根据马斯特斯回忆，她当时“为自己即将举办的婚礼筹备资金”，正在试图涉足一些性交易，并成为了马斯特斯研究中的一名志愿者。有一天，她无意中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一切。

在妇产科医院的一间检查室里，这位年轻的女士正在挑逗自己——用马斯特斯的医学术语来说这称作“自慰”——直至高潮，马斯特斯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并用相应的仪器对其进行了分析。在事后的访谈中，他们详细讨论了她蜷起的脚趾、发麻的感觉，以及性爱过程中内心最深处的感受。他想要“明确在个体反应中的那些主观部分”。这位年轻女士描述了自己的高潮体验，并且表示高潮与否完全取决于谁来刺激以及如何刺激。

“如果这是我装的呢？”她突然问道。

马斯特斯彻底蒙了。“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是……”停顿了很久之后他好奇地问道。

“那就是我谋生的手段——假装高潮。”她坦率地回答道，就好像在给孩子解释压根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她说，性爱中她唯一的目的就是“快——让男人快点完事，然后付钱走人”。

尽管身为已婚男士，并且作为妇产科医生接诊过成百上千个妇科病人，马斯特斯仍旧是一头雾水。这位年轻的女性对于高潮的描述——以及她的假装只为让整件事早点结束的可能性——似乎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我只是不能理解，”他回忆说，“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搞懂过。”

面对这位监测了自己高潮，却无法听懂自己讲解的才华横溢的医生，年轻的女士终于开始不耐烦，声明说自己对他已经够有耐心了。

她对这位医生尖锐地训斥道：“如果你想做这个研究的话，真的需要一个翻译。如果有一位女性搭档，你一定会受益匪浅。”

马斯特斯闷声听着，并没有回应。恍然大悟的他似乎被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敲了一下脑门，直到现在才搞懂。他越想越觉得她讲的有道理。如果他想搞懂“女人的性心理”——愿意冒着毁掉自己整个职业生涯的风险也执意要去探索研究的这片医学未知领域——那么，他必须找一个女性研究伙伴。马斯特斯知道他不可能找自己的妻子莉比，她已经辞了妇产科医院的工作，把所有心思放在了两个小孩身上。

马斯特斯决定招一个助理，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于是他在华盛顿大学的招聘办公室发布了一条无伤大雅的求助信息。经过几个礼拜断断续续的面试，1956年的圣诞节前夕，马斯特斯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助理。

第二部分

同坐在沙发上的比尔与吉尼

第十章 基质

“必须科学地做事，否则再大的雄心壮志也会无疾而终。”

——《卖花女》(Pygmalion)序，乔治·萧伯纳

1957年时，弗吉尼亚·约翰逊每天一大早就要赶到妇产科医院，在3楼那张位于亚麻地毡中心，如孤岛般矗立着的笨重铁桌子前记录病人的姓名、年龄以及地址。约翰逊太太和其他默默无闻的秘书一样，被临时聘来做那些没完没了的文档整理工作。“她的工作是填写保险表格，”年轻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回忆说，“她是妇产科唯一一个办公桌不在办公室而是位于走廊的工作人员。”

约翰逊打算攻读一个社会学学位来提升自己，她做这份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赚些钱。“医学的世界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她解释道：“我很喜欢那些为我孩子看过病的医生，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医学毫无意义。”

当医学院的学生或年轻的住院医师经过走廊的时候，约翰逊偶尔会抬头瞥一眼他们。对于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护士，她总是很友好。有时候，她也会和她们聊聊关于孩子和女人的事。当高年医生走过的时候，约翰逊也学会了振作精神，微笑着与他们一一问好。不久，她就搞清楚了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主要成员——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妇科肿瘤专家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以及后来聘用她的威廉·马斯特斯医生。H·马文·卡梅尔医生回忆起这位很快就被人尽皆知的新任秘书时说：“对我而言，她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比尔·马斯特斯却在她身上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独特之处。”

起初，约翰逊很少关心医生办公室里的那些事情。在她做这份工作之前，朋友们告诉她，马斯特斯只是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专攻不孕不育症和激素替代治疗。她并不知道，这位头发谢顶、穿戴整齐、一本正经的医生，在忙碌地接诊一个又一个病人的同时，其实另有作为。没有人告诉她关于老板私下进行的性爱实验的事，这位大学教授背地里还经常辗转于妓院青楼。一直到聘用约翰逊的时候，马斯特斯也没有告诉她这些。4个月之后，当约翰逊起身离开自己位于走廊里的办公桌前去吃饭的时候，他依旧没有透露自己的打算。

对她而言，在一整天无聊乏味的填表工作中，医院的自助餐厅可谓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也是与医生护士接触的好机会。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邻桌而坐，她可以感到些许平等、接近她能胜任的秘书或“研究助理”所应享有的社会平等。日积月累，弗吉尼亚逐渐在同事心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总是穿得很职业，相比同级别的人略胜一筹，同时又带着一丝性感。秀丽的棕色头发、动人的眼睛、迷人的举止以及洪亮的声音让她很快就捕获了大群男住院医师的倾慕。卡梅尔记得，在自助餐厅里，弗吉尼亚总是出现在医生护士的聊天队伍中。他说：“约翰逊并不是十分漂亮的女人，但我认为她看起来十分性感，而且很亲切。”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起约翰逊时夸赞她是个黑发美女，让人想起艾娃·加德纳[1]，她是办公室里相貌最为出众的一个：“仅仅从她的举止，特别是她对男人说话的方式，就能看出我们所谓的性感。”在20世纪50年代，当大多数医生的妻子还在家做全职主妇的时候，一位殷勤体贴的离异女性在午餐时分与已婚职员公开交谈被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人们并不简单地将秘书看作是凭本事工作的员工，更容易将之归为潜在的第三者，用谢尔曼太太的话来说，她们常常使用花招破坏别人美好的家庭。有些男人却对约翰逊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谢尔曼医生。当他评价约翰逊早期担任自己和马斯特斯的秘书时称：“我每天都看到她——她是一个好秘书，待人亲近。”卡梅尔听到谣言后说：“有那么一两次，我认为她试图和我发生性关系。但她后来离职去了比尔那里，显然比尔对她更有兴趣吧。据说她和系里的其他男性有一腿，但我并不确定是否属实。”

艾拉·高尔，一个身材矮小、精力充沛、头脑聪明、前途无量的年轻医生是约翰逊在此期间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在医院的排班表经常重合，不久两个人就一起上下班了。坐在艾拉的1948年款普利茅斯轿车上，弗吉尼亚不禁回想起了昔日往事，并将自己前段婚姻的那些细枝末节、曾经担任乔治·约翰逊乐队歌手的经历，以及作为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而不得不依靠保姆的故事一并吐露给了艾拉。这种形象与那个整天在走廊办公桌后喊着“早上好”的默默无闻的秘书形象大相径庭。约翰逊让高尔印象深刻，而他则给她讲述自己对于医学的见解、医院内部工作的事，以及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等级制度。约翰逊是一个灵敏而且能干的学生，很快就从中看到了自己升职的机会。“她毛遂自荐，申请了一个更好的职位，”高尔说，“原本的工作任务是整天填写保险表格，而当有人为马斯特斯的项目寻找研究助理时，她很快为自己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某一天，当餐后聊天的话题转到马斯特斯私下里的性爱研究时，住院医师一如往常地开起了玩笑。约翰逊微笑迎合，却并没有领会笑话的内容。“他们当着我的面开了好几次这类玩笑，”她回忆起：“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我并没有打算一直在那儿工作。”在她心里，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门诊当然会涉及性爱话题，但仅关乎生孩子的一些方法。她印象中：“对于马斯特斯以及他关于不孕不育症的相关研究，自己之前就有所耳闻，本以为应聘过去就是做那方面工作的。”一开始，当马斯特斯安排约翰逊负责整理病人的个人资料时，她就对病人的私人生活显露出绝对的亲和力与好奇心。在她看来，那些私人问题似乎很符合她所以为的不孕不育症研究，没有什么让她多心的地方。可是，那天休息室里的谈话让她开了眼界。

“你为什么做这个，弗吉尼亚？”一个男性员工问她。

那些住院医师都以为她知道隔音室里的那些淫荡勾当，研究对象收了钱之后提供相应的服务。

弗吉尼亚适宜的回答并没有显出自己的无知。通过他们的对话，她终于了解到马斯特斯私密性爱研究的全部内容，谣传中那些不可否认的细节为她提供了足够的基本要素。

正在这时，马斯特斯穿着白大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他飞速地猜测着人们讨论的话题。有些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己肆无忌惮的言论可能触怒了马斯特斯。每个人都盯着约翰逊，等待着她的反应。她的眼神和其他面部表情却没有透露出一丝内心的想法。

马斯特斯感到是时候给自己这位下属一个解释了，告诉她过去几个月所收集的病人资料是人体性反应研究的一部分，整理那些性爱资料是为了进行临床分析。约翰逊记得：“当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真正的计划时，也就是主要工作并非不孕不育症，而是性爱研究，其实他想要表达的是——‘这会不会使你困扰？’”

约翰逊似乎并没有显得为难。“我只是无法想象，”她平淡地回答道，“人们为什么需要这个？”

她的回答让马斯特斯哑口无言，房间里那些年轻住院医师则是窃笑起来，有几个过了一会儿才笑出来，似乎刚反应过来这个玩笑的奥妙所在。马斯特斯看上去不能算是高兴，但对她的回应还算满意。“这就是让人着迷的地方——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需要了解(性爱)。”约翰逊回忆说，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见多了动物交配，已经对人之间的这些事情见怪不怪的密苏里州农场女孩。在约翰逊的世界里，性爱与爱情向来分界清晰、互不相干，这一点似乎只有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才能理解。她对性行为的看法既不激进也不惧怕，更没有极乐的幻觉。回忆起与马斯特斯共事之前自己对性爱的简单观点，她说：“我觉得这理所当然。它很重要，但我从来不对它分类。对我来说，它一直是一种自然需要、一种需求。这对于我来说，没必要大惊小怪。”回过头来看，弗吉尼亚冷静而温和的反应成为了1957年马斯特斯约翰逊搭档最终成立的决定性因素。“大概那就是我被视作完美人选的原因，因为这方面我没有问题。”她回忆说。关于她被选中，马斯特斯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具体且客观的描述。“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未婚女性不可避免地会被当作处女，而我不能聘用那些无法把性爱完全视为可自由探讨的主题的人。”他略显傲慢地解释道，就好像他自己是乔治·萧伯纳戏剧《卖花女》中的亨利·希金斯教授，面对的是弗吉尼亚州的伊莱扎·杜利特尔。眼前这位未受过任何训练的女性助理，虽然对下一步爆炸性的课题还一无所知，却似乎就是马斯特斯从广大无知人群中恳求而来、专为他的喜好而打造的合适人选。

理想来说，马斯特斯更倾向请一位女性医生做自己的搭档，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比约翰逊更为合适的人选。马斯特斯清楚，比起约翰逊，女医生可能会更为保守，只会严格地遵循研究指南，处处谨小慎微，不会像约翰逊那样每天都活力四射，拥有着与生俱来的激情。数年之后，回忆起当初自己被描绘成绝佳的理想搭档时，约翰逊说：“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你不找一个女医学博士？’他回答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选择学医的女性，绝不会让自己与性爱研究扯上半点关系，拿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医学博士来冒险。’或多或少，这也是事实。就这样，他成就了我。”

从一开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男女搭档模式就在探索人类性爱课题上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位向来傲慢且自信的妇产科医生在做性爱研究时却一直很谦卑。他说：“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是许多男人永远也搞不懂的——比如女人的性爱，对此我就一无所知。”尽管是医学界的新手，约翰逊很快就看到了自己在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实验室队伍里有男女双方的出现让一切变得不同，”后来她说，“志愿者会因此而感到放松，她们也不会对我们的动机产生质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有我们两个在场，她们会感到一种尊重。”

每当马斯特斯向病人或其他医生说明情况时，约翰逊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让我加入是他的聪明之举，当有一个女人在场，就会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她说。她在一个恰当的时机询问了马斯特斯选择自己的原因。如果说是要让这项研究更易进行，她很好奇他为什么不委托自己的妻子莉比来搭档。

对于私人问题不太热情的马斯特斯保持着镇静与权威的语调。“事实上，曾有一次，我的确征询过她的意见，”他回答说，“但是她既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也压根没有什么兴趣。”

马斯特斯最想寻找的东西，他的妻子却没能给他。他说服自己相信约翰逊和他一样，有非凡的奉献精神，在追求过程中持有同样的热情。作为她的老板，马斯特斯很乐意训练她——把所有解剖学、生物学以及生理学复杂难懂的知识都教导给她——让她对他们的领域精通熟悉。他总会好话说尽，哄她没完没了地工作，日复一日，没有周末，鲜有假期。她没完没了地收集个人病史，观察着一个又一个陌生人的性爱过程。但她却干得起劲，就好像自己的人生从没有假期这个东西一样。

第一年年终之前，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马斯特斯的重要性迅速增加，甚至被邀请参加他在家举办的派对。刚进门，马斯特斯就把她介绍给莉比认识，她们亲切而简短地寒暄了几句。约翰逊与华盛顿大学的顶级医生和教授以及城里几位有头有脸的人站在一起。她整晚都与同伴们默默地处在客厅的一角，小口抿着杯中的饮料，突然发现有位凶猛的老女人正向自己接近。

“我倒想见见比尔所找到的这位模范人物——这位完美的女人——”这个女人叫嚣道，所有人都听得到她的声音。约翰逊感到有些窘迫。“她几乎是在那个优雅的场合下大叫了起来，”约翰逊回忆道，“我只能转头就走。那是我开始和他一起工作刚几个月的时候的事。”

对妻子和家人，马斯特斯声称自己只是出于善意，伸手帮一把这位勤勤恳恳工作、当时又有些不太走运的女人。“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她，”豪伊·马斯特斯说，约翰逊太太接受他父亲参加周末聚会邀请的时候，他当时才六七岁。“有些周日，她会来我家，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一次感恩节，马斯特斯甚至邀请了她的父母，埃德娜和哈里，还有她的孩子们。埃谢尔曼一家已经从斯普林菲尔德搬到了一个离自己女儿更近一点的地方，找不到保姆时，他们也经常帮忙照看两个孩子斯科特和丽莎。尽管结了两次婚，约翰逊依旧没有彻底摆脱自己母亲的情感控制。晚饭的餐桌上，马斯特斯将自己的说服力施展到了埃德娜身上。

“您将弗吉尼亚按照一个女人的样子抚养长大。”他用一种医生似的肯定语气谈起。

埃德娜之前从没有见过马斯特斯，但她被他的恭维打动了，好似自己的女儿依旧是住在家里的那个少女。“她被抬举了——以为自己受到了某种称赞，”约翰逊记得，“某种角度来说，他的确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是有史以来最顺服的人。”然而，同时代人记忆中的约翰逊着迷于马斯特斯和他的研究，就好像她已经得到了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的某些东西一样。她并没有表现出一点被操纵或强迫。恰恰相反，他们说，她成为了一个渴求的学生。马斯特斯甚至带她进入手术室，使她得以亲眼看看那最真实的基础解剖，在那儿她也见识到了他的高超技巧。“他把我放在手术室的目的是让我可以知道输卵管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在哪儿——这让外科主任相当气愤，每当看见我在那儿的时候，都会大叫，”她回忆说，“马斯特斯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外科的员工都对他崇拜有加。他的确可以把汉普蒂·邓普蒂[2]重复原形。”

约翰逊的热情对于那些在医院自助餐厅餐桌前听她讲自己见解的医生、护士和员工来说感受非常明显。在狂热的激情驱使之下，她似乎已经开始阅读并吸收所有性爱相关的著作。“我们经常在午饭时间碰面，经常谈到性爱这个话题，”谢尔曼医生说，“她说得很棒，特别是关于《金赛报告》(Kinsey Report)。”她说服谢尔曼让她和马斯特斯在6点下班后继续使用他三楼的医学办公室，这间房间就在马斯特斯办公室走廊对面。谢尔曼把检查室的钥匙留在办公桌抽屉里，便于两人观察实验对象的做爱过程，这是他们研究的一部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谢尔曼说。

作为一个近距离观察者，谢尔曼对于约翰逊第一年里的迅速转型感到十分惊讶： 她从一个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档的冷漠秘书，变成了一位富有见识和创造力的助理，并帮助马斯特斯从纽约一个基金会处获得了早期研究基金，赞助了他们的生殖研究。由于马斯特斯依旧保留着自己在医院里不孕不育门诊和妇产科医生的工作，所以他对约翰逊的依赖也在加强，要求她不断推进他们的性爱研究。“比尔是这个研究项目的领头人，但实际工作都是弗吉尼亚在做。”谢尔曼回忆说。如果说马斯特斯提供了理论以及知识框架，那么约翰逊提供的则是成功所需要的常识和实际的沟通技巧。一旦研究项目进行，她就会是不可或缺的。在养家的同时，在探索人类性爱的界限中，她毫无疑问地成为了马斯特斯实际上的“伴侣”。

[1] Ava Lavinia Gardner，1922年12月24日—1990年1月25日，美国女演员。——译者

[2] Humpty Dumpty，童谣中从墙上摔下跌得粉碎的蛋形矮胖子。——译者

第十一章 实验

一个年轻女子缓步走进检查室，穿着一件白色毛巾布浴袍，头上戴着一个亚麻布枕头套，上面开了两个参差不齐的洞，让她可以看见外面。除此之外，她没有穿任何东西。这位神秘女子漫不经心地走过没铺地毯的地板。她脱去自己的浴袍，在一张装有填垫料的躺椅上伸展开来，轻微向后倾斜。安静下来后，她显出一点点焦虑，好像之前这样做过很多回——但从来没有试过头上戴着个头罩。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都穿着白大褂，他们介绍了这个女人，但没有透露她的真实姓名。面前的这位裸体志愿者让他们的客人——哈佛毕业的金赛性爱研究所主管保罗·格布哈特有些不知所措。“也许她并没想到我会在那儿，所以他们不得不当场快速做了个面具。”格布哈特开玩笑似的回忆说。

好些时候，格布哈特发现自己在和这位躺在躺椅上的裸体女人相互开玩笑，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摆弄他们的医学仪器、线材、计量器，将它们装配在一起以记录她的性反应。

“我想说，她是一个完美的普通女人，”格布哈特记得，“她不胖不瘦，看起来就和想象中的毕业生或护士一样。她并没有像模特那样剃除阴毛。她有着标准的阴毛。”

房间里最显眼的物体就是那个马斯特斯自己制作的连有一台小型摄像头的长圆柱形塑料装置。它就像是一个由有机玻璃制成的面包师擀面杖，带着一个平面玻璃镜头。在没有透露实验的实质的前提下，马斯特斯得到了另外一位精通微型摄像设备的教授的帮助。对于房间里的每一个人，这个精心制作的装置用途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人造阴茎，”约翰逊解释道，“比尔从来不会迟疑，如果他觉得某物有作用的话。”

从没有人在性交过程中拍摄过一个女人的内部，记录女性在阴茎插入和抽插过程中的反应。这个独创的奇妙装置配有冷光源的照明，足够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员工观察阴道腔，真实地拍摄其生动的画面。这个电动设备可以根据每一位女性的尺寸、体重以及阴道发育程度进行调节。“这看起来就像是一套巧妙制作的医学设备，”格布哈特说，他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确认每一个细节时的严谨感到惊讶。“你不得不看着电线，否则就会电死别人。这相当简单，有一个电动马达以及一个手控变阻器进行控制。它有着相当好的调节装置，否则有可能会有点疼痛。”

在这位年轻女人将装置插入自己体内之前，约翰逊走进了隔壁的一间房间。她回来时带着一个相当体贴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女性科学家才会想到的东西。她“拿着一条潮湿的热毛巾走进来，在那个人造阴茎上捂了几分钟，”格布哈特回忆说，“这让我想起了理发店里的热毛巾。”

随后，实验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大多数教员和学生仍旧不太清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进行的工作。背地里，他们总是带着嘲讽或恶意低声谈论着他们的实验。

“每个人都很感兴趣，但他们都觉得他一定是疯了。”罗伯特·伯斯坦医生回忆说。他是学校里的另一位妇产科专家，从没得到过马斯特斯的信任。

在外人中被允许进入的是格布哈特，一位实际的科学家，有着粗哑的嗓音以及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马斯特斯非常渴望得到他的专业认可。1956年，格布哈特已经接管了自己老板阿尔弗雷德·金赛在印第安纳大学的职位。金赛在两年之前死于突发心脏病，让性爱研究的未来变得不太确定。就如《时代》(Time)杂志在宣布他去世时所写的：“他的员工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完成他所希望的那一系列可以让下一代人摆脱老一辈对于性爱的误解和恐惧的项目。”尽管金赛有着自己个人的小瑕疵——包括裸露癖、双性恋、拍摄自己手淫时用细绳捆绑阴囊进行牵拉所展现的受虐倾向——但记者以及传记作者后来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对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在美国，金赛成了一位为更好地理解人类性爱而鞠躬尽瘁的先烈。

私下里，马斯特斯认为金赛的性爱研究虽然很勇敢但有缺陷，仅依赖于病人的回忆而不是临床的观察。马斯特斯认为金赛对于医学研究的缺乏破坏了他探寻确定答案的过程。批评家们指出，金赛的许多志愿者住在监狱或拘留所，很难代表社会环境下的普通美国人。在金赛的一生中，即使是潜在的伙伴，比如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都肆意抨击他，说他枯燥的临床语言〔用“发泄”(outlet)一次来表示性活动〕“将性爱和排泄混为一谈”。注意这些攻击之后，马斯特斯对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始终保持着一种隐蔽的状态，意识到任何新闻都可能妨碍到他的努力或吓跑像华盛顿大学校长伊桑·谢普利这样的支持者。“我一直都很好奇，金赛如何能够忍受那些对他的研究工作持高度偏见的评论。”马斯特斯说，“在我看来，他也许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对于每一篇发表的批评文章都真诚地尝试回应。”马斯特斯发誓绝不重蹈覆辙。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明确划清了自己和金赛之间的区别，他们要做基于事实的医学研究，而非模糊的不精确的观察。在他们第一本书出版了近10年之后，他们才讲清楚自己调查的实质：

尽管金赛的研究成为了社会学调查研究的里程碑，但它并不是用来说明人类对于性刺激的生理或心理反应的。在没有回答以下这两个问题之前，这些人类性爱行为的基础无法确立： (1) 在有效的性刺激之下男女的生理反应是什么？(2) 在有效的性刺激之下男女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如果人类性功能不全的问题想要得到根治，那么医学专家以及行为学专家必须解答这些最根本的问题。

在他镶着木板的狭小办公室里，马斯特斯提供了一个总体视图，用制图师的精确记述了人体在性反应时的每一个扭曲和转身。这种临床的视角让格布哈特非常着迷。在金赛去世之前，格布哈特就已经和他讨论过一个研究基础解剖和生理的类似的项目，但两人都不是医生出身，所以无法进行这种直接的研究。他们也不认为印第安纳大学的校长会同意这类项目，所以格布哈特很好奇马斯特斯是如何开始这么一个狂野而雄心勃勃的实验的。

坐在马斯特斯身旁，约翰逊一声不吭地仔细听着。“吉尼(Gini)”——现在她更喜欢人们这么叫她——看着他讨论一些最初的发现，然后在书架上存放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她非常信任地点着自己的头，就好像亲眼目睹过他所描述的那些东西一样。“这是一场彻底的启示——从没有其他人这么集中地这样做过，”格布哈特说，“他们证实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血压、呼吸，当然还有器官本身反应的研究是多么匮乏。他们只是教育了我们。”非常保密地，马斯特斯提到了他们是如何聘请妓女以及其他有偿志愿者来研究女性性高潮，也许这是他们最大的秘密了。

“你是如何观察性爱过程中阴道内部以及宫颈的？”格布哈特询问道。

就那一点，马斯特斯透露说，他们想出了一个装置用来以影片的形式记录女性的性高潮。“你想看看吗？”他挑逗地问道。

格布哈特，有点目瞪口呆，点了点头。比尔和吉尼招呼他跟随他们进入了旁边一间绿色的检查室。在这间近乎空荡的房间中间放着一张躺椅，护墙板上装着电插座。这另一台机器，用格布哈特的话来说是“一个马达驱动的树脂玻璃阳物”。马斯特斯，机器骄傲的发明者，在解释这个小玩意儿的时候透露出十足的满足感。

“你想不想看看它工作的样子？”马斯特斯问道。

尽管这个问题让格布哈特大吃一惊，但很快他还是同意了。约翰逊去了另外一个房间，数分钟之后带回一名匿名的头戴枕套的女研究生。

各就各位之后，这名年轻女子躺在皮革的躺椅上，两脚踩着马镫，身体近乎平躺着。她粉红赤裸的皮肤上接了许多黑线，连接着一台庞大的脑电图机，里面不停地发出嗡嗡、哔哔的声音。一台小型电视屏幕显示着她脑子传来的涡流般的电子脉冲。几个电极贴在她的胸部上，以监测她的每一次心跳，在心电图机器缓慢吐出的白纸上记录着弯弯曲曲的线条。这些工具就像是性爱测谎仪，是这个经常充满了夸大和谎言的领域中真实的探测器。

同时，马斯特斯抓起一张金属办公椅放在躺椅前面。他让格布哈特坐下，仔细观察实验过程中阴道及宫颈内部的活动。格布哈特发现自己正处于这位年轻女子张开的两腿之间，凑着长条形装置的光学镜盯着看。

“和这个阳物保持点距离，否则你会被戳到的。”约翰逊挪开热毛巾后，马斯特斯建议说。马斯特斯在恢复学术的正经前露出一丝窃笑。

装置各就各位之后，马斯特斯环顾四周。他确保彩色摄像机处于开机状态，员工都准备就绪，将随时记录每一次反应。一切就位之后，这位年轻的女士开始握紧“Ulysses”——为这个圆柱形的塑料装置取的昵称，员工之间也似乎习以为常地都这么称呼这个独眼怪物，它是以最近上映的科克·道格拉斯电影主角独眼巨人命名的。格布哈特透过这个镜片清晰地观看着阴道腔内展现的一切。“真的是一览无余。”他记得。

按着自己的速度，椅子上的这位年轻女士用Ulysses摩擦着自己的阴唇，一开始温柔，然后用力。她按摩自己湿润的阴道口，塑料装置与阴毛之间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她跟随既定程序，就好像接受过训练，专门为这些临床观众表演一样。最后，她感到一阵热血沸腾，阴道湿润了。她毫不费力地将装置插入自己的阴道，几乎没用一点力气。

接下来的几分钟，整个房间似乎都被带入了同一个节奏，跟着年轻女人Ulysses的抽插，记录着它惹起的每一次兴奋。随着越来越紧张，她将近高潮，身上满是汗水。约翰逊监控着的这个暖和的房间，此刻让人感觉更热了。那个时候，妇产科医院还没有空调，气候控制成了测试志愿者生理反应的关键因素。这个年轻女人后仰着头，不断地上下左右扭动着自己的臀部。为了达到规定的高潮目标，她事前就被指导过如何控制马达装置，按着自己的需要增加插入的速度和深度，而不是忘我地抽搐颤抖。她显得很平静，对人为性爱几乎是信手拈来，非常熟练。

吉尼和比尔一边观察着机器和这个年轻女子的摇摆，一边迅速地记录着。格布哈特一直通过树脂玻璃装置观看，惊讶得跟丢了它抽插的活动。“她加速得太快，来回摆动的阳物撞到了我的眼睛。”格布哈特回忆说。被这个机械人造阴茎撞到之后狼狈不堪，格布哈特只好“和阳具保持一定距离，以免重蹈覆辙，再来一次”。尽管在金赛研究所做了多年研究，但格布哈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第一次观察性爱一样。当女人接近高潮时，他回忆说：“我看了宫颈向宫腔收缩的过程变得更为明显。最后她确实达到了高潮，并且没有花多少时间。”

通过这个玻璃一样的小装置，格布哈特确认了马斯特斯的重大发现，消除了长久以来——根本上错误的——关于高潮之前女性身体的医学观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展示了性交过程中阴道润滑液并不是像医学界一直以为的那样，由位于小阴唇的前庭球腺由后往前分泌，也不是像另外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源于宫颈。他们发现了黏液物质的“类似渗出反应”，通过阴道壁分泌渗出。它形成了光滑的白花花的外膜，就好像运动员流汗的额头。通常在最初不到30秒的性刺激下，它就可以让一个女人足够湿润。在他们通过直接的科学观察对其进行纠正之前，这个关于女性性反应的最基本的错误理解存在了数十年。就像格布哈特说的那样，“你得有一个像比尔那样的研究员，否则你就不会有所发现。”

年轻女人结束之后重新穿上衣服，拿了钱，回到了大学生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把她计入他们研究早期招募的十二位女性之列。格布哈特一直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份一直是严格保守的秘密。“比尔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观察着。”格布哈特记得那天严肃的示范。然而实验一结束，马斯特斯便眉开眼笑，全然一副发明者的骄傲。“男人都恨这个机器，”他嘲弄说，“因为每一个女人手上这个装置的速度都快得让所有男人难以企及。”

格布哈特不禁大笑，回答说：“我听不太懂。”

数年之后，马斯特斯为这个装置的重要应用进行了辩护。“医生在研究胃体时把镜子放入胃部，”他观察到，“你在阴道这儿做了一模一样的事，人们却说，‘你怎么敢这么做？’”

比起头上戴着枕套的年轻女子，格布哈特对弗吉尼亚·约翰逊的印象更为深刻。起初，格布哈特以为约翰逊只是个帮忙的，并非后来她所成为的真正革新的合作者。“他是一个资质充足的医学博士，临床的妇产科医师，而她只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助理。”他回忆说。格布哈特有时会回到圣路易斯参加会议，或和马斯特斯以及约翰逊一起培训，他们也会前去印第安纳大学的金赛研究所。比尔·马斯特斯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招人喜欢的家伙。他们每一次见面，他都显得很生疏。“我每一次见他都很有趣，我们最后还是成为了朋友。”格布哈特描述说，“然后，我们分别一年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又恢复到了最初的样子，充满距离感，傲慢而自我。”然而，随着一次次成功的见面，格布哈特注意到约翰逊的地位不断在提高，简直是惊人的飞跃。曾经只会附和马斯特斯的她，如今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了书本中从未提及过的关于性爱的所有全新解剖信息，但对于格布哈特来说，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才是一直以来最吸引他的地方。比尔和吉尼两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本身就是男女之间动态变化的一场实验。格布哈特很好奇这种暗地里的张力和吸引力，忠贞与背叛似乎驱动着他们俩的合作关系。后来有一次碰面，晚餐上，格布哈特注意到他们俩一句接着一句，就好像心有灵犀似的。即使是异地相隔，两人也似乎分不开。对于格布哈特来说，发生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故事依旧像谜一样。

第十二章 志愿者

作为招募人员，吉尼·约翰逊单枪匹马四处找寻着那些愿意像有偿妓女那样进行既定性行为的大学生、医院员工以及教员妻子。当然，在这一方面，她的老板也的确没有安排另外的人手。在她加入之前，比尔·马斯特斯依靠“免罪”通行证——圣路易斯警方安排的一种缓刑，来招募妓女进行实验研究。当马斯特斯意识到这些合并有宫腔感染以及慢性重度盆腔淤血的妓女无法代表“解剖常态”时，他因害怕自己的实验因此而失败，便将整个研究整整搁置了一年。

自从担任助理之后，约翰逊很快就招募到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愿意在象征性的报酬以及匿名承诺之下参与这项性爱研究。当她宣称说她们是把自己作为礼物献给科学事业、参与到文化屏障的历史性突破之中时，她那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很快就博得了许多人的信任。约翰逊预想着，通过这种对女性身体本质的探索，所有的女性同胞都将因此而受益。

有一天吉尼在调用志愿者使用的检查套件时，并未参与性爱研究而只是在不孕不育门诊工作的迈克·弗赖曼医生彻底见识到了她的强大说服力。在初期阶段，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手上只有几个女性志愿者，他们同时还在参与避孕以及生育相关的研究项目。在这个特殊的案例中，弗赖曼说一个年轻志愿者在使用带有摄像头的电动驱动装置进行自慰的同时测试了艾莫克泡沫(Emko foam)——一种用于杀灭精子的阴道内避孕药。内部的摄像头记录了在性交过程中泡沫是如何全面覆盖阴道壁并中和男志愿者提供的精子细胞的。在实验中为了防止怀孕，她事先佩戴了一个塑料宫颈帽。一轮自慰之后，女人洗去残留的泡沫，这时弗赖曼听到马斯特斯在叫他。他回忆说：“马斯特斯医生当时正在手术室里忙碌，又到了年轻女子离开的时候，于是他们问我是否可以去帮忙把宫颈帽拿出来，我照做了。”

尽管知道秘密试验的事，弗赖曼之前却从来没有来过这间房间，更不用说观看实验现场了。当他走进房间，一个裸体年轻志愿者出现在面前，只佩戴了一张面具。他记得：“这个女子身材出色，看起来十分眼熟。”当弗赖曼上前准备摘除宫颈帽的时候，年轻女子突然锁上了房门，就好似他做错了什么一样，然后她迅速地扯下了面具。

“嗨，迈克！”认出弗赖曼的她高兴地叫道。满脸笑容的她就像是在后院烧烤聚餐时遇到了老朋友。

弗赖曼立马认出了这位护校学生的面孔，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曾经和这位年轻女子交往过。”

然而，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吉尼·约翰逊劝说这位正经的护校学生参加一线研究的经历。当弗赖曼询问她情况时，这个年轻女人所讲的理由听起来十分无私，而非利己享乐。这位护士谈起约翰逊的招募时说道：“她让我感到，我不仅得到了报酬，同时也可以帮助到自己的女性同胞。”当弗赖曼再次听到类似的回答时，不禁对吉尼的天分折服了。他说：“学校里很多女性都参加了。很多人把它视作是勇气的徽章——类似于此，‘我正在支持某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不景气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冒险对于女人来说就意味着紧身裤，约翰逊呼吁将性自由看作基本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就如弗赖曼回忆所说：“她让人们觉得他们正在做上帝的工作。”

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男医学生是罗伯特·戈尔医生所知道的两名志愿者，此外还有一个医院里的年轻住院医师。戈尔说：“他们定期在吉尼·约翰逊的监视下进行性交，心率以及其他指标都会被记录下来。”这位产科护士“谈论此事的时候相当坦率。她说那个地方很安静，有两个人进行性交。吉尼·约翰逊进来的时候悄无声息，在不打搅他们的情况下记录仪器监测到的数据”。另外一位年轻医生艾拉·高尔说，他对此事的了解是源于约翰逊的朋友麦克唐纳·道格拉斯，他是圣路易斯地区的一名飞机制造商，后来也成为了这项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弗吉尼亚对于性爱有着独到的见解，”高尔说，“她有着世界级的宽阔视野，而且，她对此非常感兴趣。”

吉尼真诚的举止让人们感到舒服。在讨论这个人们从不敢在公共场合提及的私密话题时，她拥有一种非凡的天赋。她的成功姿态鼓动了许多女人，令她们自愿地，甚至是欢快地参加了他们的研究，按照他们的要求公然进行着性爱活动。约翰逊会陪同新成员参观实验室，并向她们介绍所有需要连接到她们身体敏感部位的物件。她会让她们与那些戴着面具、互不相识的性爱伙伴熟悉，并且保持她们的坚定意志。“吉尼·约翰逊在这方面的工作上特别有效，”马斯特斯写道，“她能使焦虑的新研究对象放松，并且明显地增加她们的信任以及舒适程度。”作为招募活动的一部分，她在学校各个公告栏里张贴广告，寻找愿意“在实验室环境中参与公然性活动”的人。当消息传遍整个圣路易斯的时候，马斯特斯回忆说，他们召集了“远多于我能有效处理的志愿者”。面试中大约2/3的人最后成为了研究对象。由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性反应，那些从没有过性高潮或者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过性高潮的面试者被排除在外。“我们的经验法则是，如果他们不确定有没有，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没有过。”马斯特斯解释说。

所有的志愿者都被要求尽量习惯于在实验室里裸露，并且能够在医学人员面前表现出正常的性功能。有一些人参与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性表现，而有一部分女性参与者告诉马斯特斯，“这个研究项目代表了一种释放情欲的方式。”尽管有心理筛选，但马斯特斯承认，“我们的工作中始终有可能有那么几个偷窥狂或者暴露狂。”研究对象就好像优质的小豚鼠，首先被单独放入一个检查室，等待“既定情节”的发生，就如马斯特斯用他从兔子身上借鉴来的科学术语所描述的那样。“在他们第一次开始性交的时候，研究队伍不会出现，”他写道，“然而适时的，这种性活动会导致既定情节。如果没有出现，性高潮也会被鉴定和鉴别，但不会被重视。我们努力确保任何可能对性活动产生压力的潜在因素在它发展为病理部分之前都被个体中和了。”与此相对，吉尼对于性爱的讲述则更为直率、有趣、吸引人，没有丢失一点她的尊严和诚实。她温柔的眼神以及甜美的嗓音流露出一种温暖而放松的情绪，避免了别人可能带入这种努力之中的某种自觉意识或专业性的强迫。“她在谈论所要做的这项研究时从不支支吾吾，”阿尔弗雷德·谢尔曼解释说，他和吉尼以及马斯特斯经常在午饭的时候聊天，“她从不犹豫使用这个词，如果你不介意我说的话，那就是‘乱搞’。她也从不犹豫谈论性爱，以及让女性具有性吸引力的因素和让事物具有性刺激的东西。”

有一次，比尔和吉尼邀请谢尔曼医生参观在他办公室进行的午后测试。透过隔音检查室墙上的一面单向镜，他们观看着女志愿者参与自慰的过程，自慰的方式是为定标她们的性反应所特别设计的。约翰逊在现场进行辅导和训练，而马斯特斯则在后面进行指导和纠正。“病人坐上妇科检查椅之后，检查窥器被放入阴道内，”谢尔曼回忆说，“实验初期，他们只按摩阴蒂和阴户，然后观察宫颈看她是否兴奋或者达到高潮。她(吉尼)会让病人自己刺激自己的阴道，假装有那么一个阴茎，或者使用某种类似阴茎的仪器。”

当测试进入真实性交阶段之后，圈子进一步扩大，一些教授的秘书以及医生的妻子都成为积极参与者，谢尔曼说，她们和医学生以及住院医师一样希望在实验过程中赚几个钱。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似乎被约翰逊执着的兴趣吸引了。数年之后，她用同样理想化的、几乎英雄般的口吻描述这些志愿者，无疑她已经习惯了说服他们。“在实验室里，我们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工作——或者也许我们应该称他们为不同寻常的人——因为他们无比关心这项研究，愿意奉献自己的宝贵时间投入到解除疑惑、探寻真理的努力中来，”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积累的那些信息是多么重要，我们很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正在做一件‘好事’。我们活在一个坚定信念的泡沫之中，让我们与所有的怀疑相隔开来。”

在耀眼的灯光以及科学的审查之下，有些看似健康而魁梧的男志愿者遭遇了性无能、早泄，或者如这两个研究者所说的“怯场”。记录显示，项目中每5个“失败”案例中的4个——那些无法成功性交的——都是男志愿者。“我原本以为，女性会更难处理，”马斯特斯后来解释说，“我是彻底的错了！在实验室里，男人比女人更难弄。”马斯特斯对于表现和结果的关注会让原本放松的周末晚上变得忙碌不堪，并一直延续到周一早上。马斯特斯回忆说：“所有配对好的研究对象都目标明确，在实验过程中没有太多甚至压根没有前戏，而是直入主题。”与此相比，他们生硬的方式导致了“比那些关系稳定的搭档高两倍的失败率”。作为一个科学家，马斯特斯似乎觉得性爱是一件单调、无爱的事情，“性交也只是布置给两个人的相互手淫练习”。80%的人依赖于传教士体位，没有任何变化。在面对男人时，约翰逊展示了足够的耐心，如同对女性参与者一样。她允许紧张的志愿者先到门诊办公室，看看杂志、说说话、透透气，直到他们感到舒服。有些人中途停顿了三四次，她对于他们也不会有额外的要求。伴着亲切的笑声，她给研究进程带来了一种幽默，让那些对自己不确定的年轻男人放心，一切都很好。

有一天早上，一个志愿者——一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浑身颤抖地冲入他们的办公室。

“马斯特斯医生在这儿吗？”他着急地问道，“我想见马斯特斯医生！”

当时只有约翰逊在办公室。“天啊，我想他这个时候在手术室里，”她想起了马斯特斯的手术排班表，“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这个男学生摇摇头，立马离开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又带着这个同样的急迫问题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她解释说，“我能帮忙吗？”

这个年轻男人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不确定自己是否可以信任她。随后脱口而出：“我想我失去了它。”

“你失去了什么？”吉尼疑惑地问道。

他一脸失望地回答道：“我想……我无法再参加了。”

约翰逊认出了这个有礼貌的可爱志愿者，他的行为更像是一个乡村男孩，而不是城里人。在他加入这个项目之前，她就已经在例行背景调查中整理过他的个人资料。她记得，他和自己来自同一个故乡，而且“在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长大，作为家里的独子”，很少有社交活动。“直到他进入医学院的第二年，才勉强开始有了约会。”然而，这个志愿者初次尝试性爱之后，和其他同龄的男性一样，开始变得如狼似虎，好似一个干渴的男人突然想要咽下整个大海一样。

就在满脸绝望地出现的那个早上，他已经和两个不同的女人连续做爱36小时，把自己彻底搞垮了。身体的无反应让他困惑不已、倍感惊恐。一急之下，他想要寻求马斯特斯的帮助。

耐心地听完之后，吉尼认定这个年轻男子“只是刚跑完了一个马拉松”，然后忍受着“不应期”，一种只有男人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就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后来描述的，在性高潮之后对于性刺激暂时的“身心耐受”。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不论有多少女人主动示好，他们的阴茎都只会勃起大约1个小时。如果太频繁地性交，有些事实上会造成疼痛。他们的实验显示，女人没有这种“不应”问题。约翰逊对于这个年轻男人的问题表示同情。“我只是让他放心，他只是纵欲过度。”她解释说，就好像是一位射击教练。“他当时非常非常不安，但他并不会一直这样没有反应。”

在这方面，这位来自戈尔登城的男人并不是个例。约翰逊说：“许多奉献自己身体的志愿者确确实实没有很多经验，在门诊做爱似乎是解答自己问题的一种方式，缓解自己对于异性的恐惧，或者克服他们自身的羞怯和好奇。”这也是志愿者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的遭遇。作为一位哈佛毕业的32岁已婚住院医师，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在不孕不育门诊马斯特斯医生的手下工作。身材高大的他看上去像个运动员，但同时又戴着一副深色牛角框近视眼镜。他总是把自己一头深色的卷发梳得一丝不苟、老式且无趣。在这个满是冷战恐慌、麦卡锡式迫害以及老气横秋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的乏味年代里，吉尔帕特里克似乎就是下一位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人。从1955年开始，吉尔帕特里克协助医治那些支付250美元年费看马斯特斯专家门诊的不孕不育症夫妇。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导师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进行解释，在讲话中马斯特斯或者承诺让他们成功怀孕，或者直接同领养机构以及其他医生联系。“我们无法保证你一定会怀孕，但我们可以保证你拥有一个孩子。”这句话马斯特斯说了很多次。

位居医学前沿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他特别钦佩马斯特斯高超的能力以及自信的风格。在华盛顿州长大的吉尔帕特里克申报了哈佛大学，并在1946年被录取。度过了大一新生生活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尔帕特里克在军用信号公司服役，之后又回到了哈佛，并于1948年毕业。那年春天，吉尔帕特里克娶了“人生中第一个真爱”，奥德丽，她是他在服役期间认识的女子。接下来的几年里，吉尔帕特里克去华盛顿大学上了医学院，在部队医院完成了实习，最后又回到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做了住院医师。1955年在马斯特斯手下开始做总住院医师时，汤姆和奥德丽已经是一男一女的父母了。吉尔帕特里克来的时候，马斯特斯还在妓女身上做他性爱研究的预实验，他时常和这位年轻的助理讨论一些新发现。聘用吉尼·约翰逊之后，研究突飞猛进。在做事方面，约翰逊很擅长与医学生、住院医师和医生打交道——几乎所有人都是男性——在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愿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弗吉尼亚非常有吸引力，并非廉价的华丽，她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性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并不是特地在调情，但是，她总让人感觉在调情。这就是她的特点之一。对某些女人来说，这就是她们的特色。”

有一天下午，在不孕不育门诊，约翰逊给正在将一个窥器塞入病人阴道的吉尔帕特里克打下手。这个闪亮的漏斗状金属仪器附带了一只很小的灯泡，有点像圣诞灯饰，但灯不亮了。吉尼走上前，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手里抓着没有连上的电线插头。

“哦，医生，我需要帮你插上。”她低声说道，无邪中又带着一丝淫笑地把插头插入了插座。

吉尔帕特里克一直都没有忘记她的俏皮话。“这明显是有意无意间的一语双关，”他说，“我们事后为此笑了好一会儿。”也许她感觉到了他的兴趣，但约翰逊一直都在工作方面保持得很专业，知道微妙的社交界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她对于自己的性感非常自信，也展现得很好。性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尼走在时代的前端。”

在努力招募的过程中，约翰逊了解到吉尔帕特里克在医院值班时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了婚外情。当知道吉尔帕特里克有在婚姻之外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意愿之后，约翰逊立马就开始接近这位同事，为他提供做志愿者的机会。她说，他们对陌生人性反应的调查完全是他生育研究顺理成章的后续。

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

第一次实验时，一个裸体女志愿者躺在吉尔帕特里克隔壁的单人床上，在绿色亚麻布床单上伸开了自己的双腿。女人的酥胸、滑亮肌肤上泛起的鸡皮疙瘩以及开始爱抚他身体的双手对于他来说全然是一种神秘。

“挑逗我吧。”她对他说。

在进房间之前，吉尔帕特里克已经脱了自己的外套。走进房门之后，他最后的贴身衣服，一件轻薄的病人袍，也被脱下。

“我们各自脱了衣服，”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吉尼用单名介绍了我们。”介绍之后，约翰逊离开了房间，大概去了单向镜后面。

作为惯例，这个迎接他的裸体女人除了头上戴一个纸袋外全身一丝不挂，就和他一样。很快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把纸袋子也摘掉。“我们一开始会用那个，但我们都说它很傻。”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头上戴个袋子让人呼吸困难。而且，他们之前也从不认识对方，之后也不会再这么做。

不像其他志愿者，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热身阶段来放松自己的紧张情绪。在这之前，他在这间检查室已经呆过很长时间，当然，那是作为一个住院医师在接触女性病人。他非常清楚心电图机器的位置，对于带有电极的电线以及那个马斯特斯医生和吉尼·约翰逊可以观察一切的单向镜位置也十分清楚。“我知道我们正在被观察，但我不觉得紧张，”吉尔帕特里克记得，“这是为了科学。”他相信马斯特斯可以解决看到他赤身裸体出现在面前所带来的困惑。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很容易破坏自己刚起步的医学职业生涯，如果有关于他参与其中的谣言泄露出去的话。但是他认为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都离不开一定的风险，即使这一次牵涉的是某种窥阴癖。“我不认为比尔以此为乐，”吉尔帕特里克说，“我认为他单纯地觉得这是生理学的一个未知领域，搞懂这个最后会为他赢得诺贝尔奖或者其他类似的科学奖项。”

在实验室里勃起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自认为是一个健康、热血的美国男人。然而，当裸露的搭档起初请他帮忙让她“热身”时——前戏中理所当然的努力——却超出了他有限的床上经验。“后来我才知道，尽管已经结了婚，但自己是多么没有经验。”他说。他的女搭档们，在重复的半小时会面中，没怎么引导他进入正轨。这些女人也许同样也是新手，也没什么经验。“除了关于天气的评论之外我想不起当时还有什么其他对话，”他说，“没有一句‘感觉很好’或者‘再接再厉’之类的话。”

在后面，当看到吉尔帕特里克在他的搭档身上猛烈抽插时，可以听到吉尼·约翰逊发出的指导。她的指令主要是为了确保不让电极掉落。而当他们在床上震荡和摇摆时，其他记录身体反应的仪器也不能脱落。观看了吉尔帕特里克和他的一位女搭档匆忙交合之后，约翰逊轻轻地给他披上衣服。“她说以后，‘你能做得长一点吗？’大致这个意思，”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也许我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寻找的种马。”

那些与吉尔帕特里克交配过的年轻女志愿者，她们的脸庞、身体、声音以及甜美的气味，数十年之后已渐渐消失在遥远的记忆之中。唯一他能清晰回忆起来的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前来圣路易斯寻找领养者的、大概是未婚的孕妇。在这个过程中，比尔和吉尼让这位准妈妈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性爱研究，通过电子设备记录了高潮时候她子宫的活动，并和之后分娩时进行了对比。“她大概20岁，或者21岁，也许是个大学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医生是比尔的朋友，于是推荐她成为了候选人。”吉尔帕特里克并不介意和一位孕妇做爱。为了配合她突起的肚子，他在自己常用的传教士体位上结合了“小四分之三”方式。“她的肚子并没有大到让人不舒服，我猜大概四五个月身孕的样子。”他回忆说，“我想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冒着早产的风险这样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孕妇性反应的调查“当吉尼问我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女人会同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做性爱志愿者？是否因为她的身孕以及个人经济状况？此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筛查程序——他们许诺怀疑者说筛查程序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会剔除潜在的不适合候选人——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和陌生人性交对于这个年轻女人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但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一个学医的男人，没有问太多问题。想要和这位有着硕大乳房的漂亮孕妇发生性关系的身体冲动让他无暇过问这些沉闷的问题。“我确定比尔和吉尼让她觉得自己正在为科学知识作贡献，”他解释说，“‘不要尝试猜出那个人是谁。’这是来自吉尼的警告，可能不是比尔，说这一切都是匿名的。”

数月之后，1958年初，当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年轻女子在医院妇产科病房分娩时，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住院医师在一旁帮忙。他回忆说，母子平安，这件幸福的事情让马斯特斯有了做科学随访的机会，将分娩时的电子测试结果与性爱时的相对比。“我们记录到她宫缩时的活动与高潮时非常类似。”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怀孕期间性反应的问题采访了111名女人，并且得出了许多具有见解的、开创性的结论，包括怀孕期间夫妻性生活对于胎儿并没有实质性伤害——这驱散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谜团。他们的研究显示女人在怀孕早期和中期会性欲增加。在真实生活样本的帮助下，他们详细地描述了女性在怀孕期间乳房、外阴以及内部器官那些显而易见的变化。然而，在他们关于“怀孕及分娩后女性性反应的解剖及生理变化”这项研究中只用了6位怀孕女性。所有人都是已婚人士，他们在报告中说。在这6名女性中，4人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志愿者，让他们有机会就怀孕前后宫缩的模式进行对比。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决定不将俄克拉何马州女子的数据纳入最后结果。

就和期望的一样，吉尔帕特里克跟随马斯特斯的那段经历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步入了正轨。在圣路易斯成功地结束任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和妻子以及孩子回到了华盛顿的斯波坎市，在那儿开始从事普通妇产科医生工作，包括治疗不孕不育症、内分泌疾病以及盆腔肿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已经在斯波坎市协力开展了计划生育分会，在事业上大获成功。

然而，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当时作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项目志愿者的经历可谓好坏参半。“我一度愚蠢地、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妻子不知道，那就没关系，最后这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他在实验室里的那种自由思想逐渐侵蚀了他与妻子之间的信任。“在斯波坎市我有许多风流韵事，并且学会了许多此前并不了解的事——我很容易被引诱。”他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海滨度过的那些周末，他独自驾着水上滑艇巡航，一艘马力十足的摩托艇在水上飞驰，在不同的户外活动上勾搭着女人。他做志愿者以及周末浪子的时光给他带来了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我想那些事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破坏并结束了我的第一段婚姻，”他说，“你一直以为没人会知道。”但他发现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性生活方面的不忠，包括他的孩子们。

在离开圣路易斯之前，吉尔帕特里克曾希望和一个特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却始终未曾如愿，那个人就是吉尼·约翰逊。数年来他一直对她情有独钟，却从来没有敢在医院之外约她。然而，离开圣路易斯几年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回到华盛顿大学参加维拉德·艾伦医生——对马斯特斯职业生涯举足轻重的系主任——举办的一个晚宴。许多在妇产科权威艾伦医生手下工作的医生、住院医师以及护士都前往参加了晚宴，不过在那个特别的晚上，比尔没能到场。吉尔帕特里克打电话给吉尼，问她是否愿意与他结伴一同前去参加晚宴。她同意了。

那天夜里，晚宴结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开车送老同事回家，陪她走到了门口。“我送吉尼回她的公寓，给了她一个晚安之吻，并且拥抱了她，”数年之后他回忆说，“我带着那个意思说，‘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她说她早就意识到我在性生活方面很活跃，但现在肯定不是回到当初的好时机。”他并没有要求她解释更多，很快就说了告别。约翰逊记忆中的吉尔帕特里克更多是一个朋友以及马斯特斯身边的年轻助手，而不是研究中的志愿者。“他和我们都很亲密，”她说，“我也很喜欢他，但不是那种喜欢，因为我一直都很投入在工作之中。”

约翰逊一直都避免与那些性爱研究中的志愿者走得太近，警觉着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的告诫——病人对于医生在爱以及强烈情感方面的心理投射。在所有门诊接触的裸体男人和女人面前，在性交以及自慰的观察中，吉尼一直保持着自己职业上的距离。“我很好奇，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惊骇，”她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安慰和解释，不带一点个人感情。”

那晚离开吉尼·约翰逊的住处之后，吉尔帕特里克感到问题不止拒绝一个吻那么简单，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尽管比尔和吉尼一直在公共场合显得平心静气，好像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事一样，但那天晚上吉尔帕特里克隐约觉得马斯特斯就在那里。就像他回忆所说的：“我意识到，就算他们当时没有在一起，也很有可能将要在一起。”

第十三章 诺亚

在一次相亲会上，吉尼·约翰逊遇到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一个大她将近20岁的男人。这次见面差不多与她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被聘为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助理发生在同一时间。她总是在周末与诺亚见面，有时也会在从门诊下班回家之后。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升级并变成了严肃的恋爱关系。“他是一个老年人，但也是出色的性伴侣——非常有创意，也很有趣。”她回忆说。

与早年生活中的那些男人相比，诺亚有所不同，他那摇摆不定的性格很容易被其他人摆布，包括吉尼。年轻的时候，诺亚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密苏里州州长指定他做法官之前，当了20年的律师。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圣路易斯县巡回法院法官，他很快就以“法院里的炮弹”出了名——他改革了该地区的青少年司法体系，要求为那些无法自己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指派公设辩护人，开创了为打算离婚的夫妻提供婚姻咨询的先例。

诺亚是在堪萨斯州以及密苏里州西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大的，那个地方与戈尔登城相距不远，在那儿他的信仰让那些顽固的基督徒愤怒地想要以基督的名义痛打他。温斯坦出生于“三K党”在美国复活的时期，而他并没有回避那些对抗他正统犹太人背景的人们。他的思想极为自由，甚至会以吃熏猪肉——一种对传统规矩的冒犯——作为早餐来展现自己的独立。“他成长的地方并没有很多犹太人，”温斯坦的小女儿琼·佛罗德回忆说，“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野蛮地对抗自己的信仰并且完全不遵循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诺亚让吉尼印象深刻，在他身上，离过两次婚并且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她看到了一种自己所想要的庄重。当然，对于自己的职业，诺亚比起乔治·约翰逊要严肃得多。在男人方面，吉尼并不只喜欢某一特别的类型。“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内容，”吉尼后来解释自己所发现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时说道，“成功男士总会吸引到我，但他们并非都对我有兴趣。”基于他们的近况，吉尼和诺亚双方都感到一种脆弱。他们第一次约会就发生在她离婚几个月之后。诺亚以及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从失去他妻子的悲痛中缓过神来则过了一段相较长的时间——她在一年多前去世了。“她是他第一个认真约会的对象，当然也是让我见的第一个约会对象。”琼说，父亲那一年在她从学校回家时向她介绍了吉尼。经过了那么多的悲伤之后，诺亚的女儿们发现他的心情——向来闷闷不乐、抑郁寡欢的他——似乎又一次开心了起来。“我想这就是爱情。”琼回忆说。

吉尼和诺亚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体壮如牛，虽然不高，但足够壮硕。年过半百的他，谢了顶的头发开始变白，日渐稀薄。他有双下巴，脸颊上时常蓄着山羊胡。一对深邃的眼眸看起来很疲惫，皮肤粗糙而衰老。在他肥厚多肉的嘴唇之间，叼着个烟斗，不断冒着袅袅青烟。对于在其他男人眼里非常迷人、聪明而又活泼的中年女性来说，他是一个奇怪的选择。诺亚似乎很痴迷于他的新伴侣，年轻的女儿也一眼就注意到了她所具有的女人味。琼说：“他觉得她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记得她有着褐色的头发，经常往后梳。她大概就是那种希望自己再瘦5到10磅的女人。但在那个时代，她是对的。她拥有着巨大的热情。”

有一天晚上，吉尼在餐厅卫生间里向琼透露了心声。当时吉尼穿着一件随意的黑色夏裙，上身的吊带衫挤压着乳房，隐约露出乳沟。卫生间的门刚关上，她就抱怨道：“我的衣服太紧了。”

琼帮着吉尼松了勒紧的衣服，调整了一下之后，又重新把它穿上。“它就是有一点点紧，你深吸一口气可以拉上拉链，但过了半小时之后你就会彻底感到崩溃的那种衣服。”成年后的琼描述说。尽管如此，能够和自己父亲的新女友分享至少这样一个秘密，她还是感到很高兴。

在诺亚的女儿面前，吉尼总是保持着亲和但令人尊敬的距离。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以及和比尔·马斯特斯一起从事的任务。在温斯坦郊区的家里，她表面上一直是完美得体，尽管内心并非如此。“当我在场的时候，她总是有所保留，”琼回忆起自己父亲向吉尼求爱的过程时说道，“那个时代人们在处理自己的感情时还没有那么开放。我希望他们能够结婚。我觉得人不应该单身。我没放在心上的原因是当时我基本不回家住。”

某个周日的早上，年轻的琼去了学校，她的姐姐洛伊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父亲的家里。那年出嫁之后住在附近的洛伊斯看到自己从前睡过的床上所发生的一幕时惊呆了。“她发现弗吉尼亚和自己父亲分房睡着，刚做完那件事之后就这样非常奇怪。”琼说，她活灵活现地回忆着已因乳腺癌去世的洛伊斯所讲的故事，“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的姐姐当时惊呆了。”也许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只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吉尼同意了诺亚的请求，不那么晚还开车回家，而是在他女儿的空房间里过一晚。或者也可能是，吉尼听到了洛伊斯进门的声音，匆忙地跑到了隔壁的房间，假装在那儿睡觉，而其实之前一直在诺亚的床上和他躺在一起。无论事实是怎样，看见一个几乎裸体的女人躺在自己的床上让琼的姐姐吓了一跳，她克制着自己含泪的怒火，没有打搅父亲的这位贵客就独自离开了。

吉尼与诺亚之间所面临的障碍远比这场卧室闹剧更艰难。因为年龄，诺亚一直都不愿意再次为人父母，做吉尼那对儿女的继父。“他不想要小孩，对于此事我也没有提及。”她回忆说。诺亚还是尽心尽力地讨她的孩子开心。有一次，他带他们去了一个当地的狂欢节，并陪他们一起坐了过山飞车——全都是他喜爱他们母亲的表现。信仰也是一件麻烦事。在圣路易斯，诺亚的犹太信仰一直是影响他再次选举法官——这个他担任了8年并后来从事终身的职业——的因素。对于一个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犹太教徒的人来说，这的确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不论他多么在乎吉尼，他始终害怕自己娶了这个离过两次婚且小自己一半年纪的非犹太人会成为选民们嘲弄的话题。“这是一件有政治影响的事；他的确和我提过。”琼回忆说，“如果他娶了一个非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会失去所有的犹太支持者，至少他这么觉得。他们会觉得娶一个离过婚的而且信仰不同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而，他们两人之间最不能克服的分裂并不是关于孩子或者信仰，而是另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叫比尔·马斯特斯。当吉尼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她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致力于性爱临床研究的决心也日益坚定——诺亚毫无疑问地感到比尔在她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诺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嫉妒，也没有劝阻她不要追求自己职业上的目标。这位法官没有谴责或者判定她的工作是不淑女的，或者太冒险，尽管他知道他们雇用妓女或者观察他人做爱的行为可能涉及一些潜在的非法行为。“他非常开放，没有什么可以震惊到他的。”琼解释说，有一次她和自己的父亲去门诊探望了吉尼，“他很世俗，思想开明”。

在温斯坦家的一次聚会上，就在离吉尼家不远的沃森路，法官和比尔以及吉尼亲切地聊着天，讨论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来编译出书时要取个什么样的题目。比尔和吉尼的建议都是一些医学名词或技术名词组成的乏味题目。

“你们为什么不取名为《性爱》呢？”诺亚半开玩笑地问道。

他们都由衷地笑了，认为在那样一个年代取这样一个题目是多么不现实的事。

就像在法庭上短暂分享轻松时刻的律师，诺亚仍旧把比尔·马斯特斯当作对手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我的本能反应告诉我他不喜欢比尔，”琼说，“这也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他把他视作威胁。”

吉尼和比尔的关系似乎仅限于医院之内，只不过是他付她薪水，她靠着这薪水攻读大学学位。作为一个“全身心工作而没有一点娱乐”的医生，与其说比尔和自己住在郊区的妻子及孩子是一家人，不如说他和工作结了婚。他似乎是一个可以和吉尼·约翰逊共度一整天但不露一丝笑容的人。在这一方面，诺亚的表现远优于比尔。“从比尔·马斯特斯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温暖的感觉，”琼回忆说，“我能感受到父亲对弗吉尼亚的那种热情，那种可以说明一切的热情。他是一个相当紧张的人，但和她在一起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放松。她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切切实实的舒适影响。”

诺亚·温斯坦似乎就是弗吉尼亚的真命天子。

第十四章 面罩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在她大儿子的眼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尔的母亲不再回避社交活动，曾经，她一直害怕这样会激怒自己专横的丈夫弗兰克。这个瘦小却充满了活力的女人开始听交响音乐会、打桥牌，并召集了一群朋友。重获激情的她拥抱着生活，就好像一个如释重负的人一样。“她显然十分享受这种脱离家庭奴役之后的自由。”比尔后来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于束缚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女人——特别是他的母亲——的男人表示怨恨。等到伊斯塔布鲁克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寓的时候，她靠比尔、莉比以及孩子更近一些，且已经变成了“和我年轻时所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写道，“事实上，我有两个不同的母亲”。

在妇产科医院周围，伊斯塔布鲁克斯成为了比尔手下员工经常看到的人物，远比见他妻子多。母亲住得很近，儿子以及他的研究队伍有时候甚至能在那儿吃一顿家里做的夜宵。克莱默·路易斯——在门诊拍摄性活动的医学院插图画家——经常陪着比尔和吉尼前去吃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10点完成研究工作，我们会前往她的家，她会准备好我们3个人的晚饭。”路易斯说。有一天晚上，比尔和他的同事在医院转弯抹角地谈论着工作，伊斯塔布鲁克斯从中听明白了他们在做的事。比尔的母亲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以她非常务实的方式提供了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哦，那些可怜的女人！”想象着那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志愿者，她说，“她们需要一些遮住自己面孔的东西。”

几天之后，她就为志愿者设计并制作了丝绸面罩，供他们性交的时候佩戴。男人和女人都被分发了这些面罩，都是由同比尔领结一样材质的东方丝绸制作的，经她精巧手艺制作的这些面罩雅致地替代了那些挖出两个洞的纸袋子和枕套。

对外表十分在意的比尔一直都谨慎地保持着自己工作严肃的氛围。即使是在圣路易斯最闷热的夏天，他也从不会松一松自己的领带，或者脱去自己笔挺的白大褂。他卓越的名声、严谨的风格，以及合作同事们的正直为他提供了一个保护壳。在家里，比尔作为一个全能的父亲支配着一切，领导着一个规规矩矩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家庭生活，而莉比就像是女王、女仆和敬慕的配偶。对于那些到他们位于拉杜区荷兰殖民地风格的房屋里做客的人来说，莉比和比尔各司其职，相处融洽。“莉比是一位‘少年联盟’式的女士，非常循规蹈矩的人。”比尔妇产科同事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的妻子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她对马斯特斯婚姻最后的印象停留在谢尔曼被邀前往参加他们在家举办的小型晚宴的场景之中。比尔站在门口迎接他们，其他一些客人正在脱自己的皮草和大衣。

“进来，把衣服放在床上。”比尔非常友好地说道。他一边握着最后到达者的手，一边招呼着他们前往主卧。

桑德拉和阿尔弗雷德跟随着比尔进屋。在卧室里，桑德拉发觉有些蹊跷。“他们有一组各自独立的双人床，我心里想，‘天哪！这样他还打算谈论性爱这个话题？’”桑德拉回忆说，马斯特斯家分床的行为似乎很不和谐。

比尔的朋友迈克·弗赖曼记得有一次聚会，其中的客人包括哈佛的约翰·罗克医生，以发明计划生育药片而出名的生育专家。〔罗克后来前往梵蒂冈委员会任职，倡导在天主教徒中使用该种药物，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教皇通谕《论人生》(Humanae Vitae)中对该建议提出了反对。〕对于弗赖曼和其他华盛顿大学的人来说，加入马斯特斯医生的核心团队便意味着有机会见到罗克以及其他医学界的著名人物。每个人都是从在吉尼家喝鸡尾酒开始，继而前往比尔和莉比家吃晚饭。“他们表现得非常热忱，也很得体，很像长老会成员，”弗赖曼回忆起马斯特斯团队时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有着一段正常的婚姻，有儿有女，且都上了好学校。而约翰逊太太则是工作伙伴。”

几年之后，吉尼已经学会了医学界的术语，在实验室里的她全然一副教授的模样。在他们的项目中，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有志愿者中有55%是女性(不包括那些妓女)。就如马斯特斯后来写道的那样，“她为那些女性患者提供了必要的指导训练，让她们在成为性爱个体时获得一种自信，从而可以自由且放松地表达她们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尔越来越多地依赖吉尼的洞察力，对于她的建议也非常赞赏。他们激烈的讨论让人记忆深刻。“有一次做完性爱研究之后路过我的办公室，”弗赖曼回忆说，“他们精疲力尽地讨论着高潮究竟是什么。”比尔似乎正在讲解并描述他对于女性性反应的临床理解。就如弗赖曼回忆的，吉尼不耐烦地坐在那里，不同意地转动着眼珠，直到再也无法忍受。

“好吧，我应该知道，”吉尼嚷嚷道，“我是一个女人，而你不是！”

比尔承认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爱的声音的确是听而不闻。“在我看来，吉尼最重要的贡献，”他后来解释说，“是她在女性性心理特性的多方面耐心指导。这些绝非轻松的工作，因为在处理这一主题时我大脑高度紧张。”在死板的医学概念面前，比尔知道自己需要吉尼这样一位翻译者。她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天赐之物，一个在他这里赢得了自己一席之地的女人。“吉尼工作非常努力，尽可能多而快地吸收资料。”他后来写道。

吉尼的助手角色扩展到了社交领域。她陪伴马斯特斯夫妇去拜访医院募捐者，和他们一起参加医学院赞助的假期活动。“他们进门时总是三人同行，”桑德拉·谢尔曼回忆说，“我觉得这意味深长。有些男人需要妻妾成群。”在他们围着餐桌聊天时，桑德拉对这两个女人有了自己的印象。她喜欢健谈且善于聆听的吉尼。吉尼的穿着举止很恰当地停留在那些医生以及他们妻子所能接受的狭小界限之内，但她知道如何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她的穿着很有品位，总是比莉比稍显鲜艳一些。”桑德拉解释说。

朋友们都好奇莉比·马斯特斯是怎么想的。对于自己丈夫同时带另外一个女人参加特别的活动，她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疑虑。不管比尔如何保证，不论吉尼在她面前显得如何诚恳且没有威胁，莉比怎么可能一点也不怀疑自己的丈夫和女助理之间绝非只是工作关系？“她非常聪明，”桑德拉回忆起莉比时说，“她一定有所察觉。”

当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用夜宵招待自己儿子的研究团队时，有几个晚上，比尔和吉尼单独溜出去吃了晚餐。在性爱研究的这片未知领域，似乎永远有东西需要进行讨论和评估。在医院日常轮班之余，这两位研究者总是共进晚餐，直到志愿者到达参加晚上安排好的性爱研究活动。比尔没完没了地鼓吹着他们研究工作的危险，避免表面之下暗地里的情感交流。他坚持病人的隐私必须受到保护，不能受到一点侵害，他们的小组成员在工作期间不能让自己产生一点点淫乱的想法。任何不专业的东西都会受到责备。

然而，持续在实验室里观察性爱却让比尔和吉尼自己充上了电。尽管在志愿者面前他们保持着白大褂式的严峻风度举止，但整晚的强烈反应都带到了事后他们对于所观察事物的讨论之中了。男女搂抱抽插、吮吸亲吻、爱抚交媾的场景；男女身上的香水弥漫着整个检查室，充满了温暖和迷醉；肉体缠绕的场面以及激情的拥抱，就在单向镜之后的他们眼前，最后，这一切打破了马斯特斯对于自己实验所定的界限。当其他人都回家之后，比尔和吉尼之间关于做爱技巧以及研究对象的理论性谈话很快就转到了他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不到一年，比尔让他们的工作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弗吉尼亚·约翰逊做爱也成为了工作的一部分。

唯恐实验室里这些鲜活的诱惑会导致一些对病人不合适的“移情”，比尔建议他们将自己爆棚却备受压抑的激情瞄准彼此。他把它说得就像是高速行驶的火车头的放气阀，是一种避免脱轨爆炸的方式。他辩解道，与其冒着纠缠或迷恋病人的风险，不如在他们自己之间小心谨慎、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吉尼对弗洛伊德移情理论的了解似乎成了接受比尔建议最方便的借口。或者也许有些男病人以及医生表现出的对吉尼不得体的兴趣引起了比尔自己内心的警觉。一如他的本性，比尔用自己坚定的职业声调提出了这个建议，就好像是一个为了促进他们科学理解而绝对合理、超然的、敷衍的方式。“他当时说得很有道理，”数年之后她回忆说，“马斯特斯和我一起做的所有事通常都是出于专业目的。当提出性行为时，他说，‘我们永远也不要仿效我们的研究对象’，注意力必须放在对方身上。他以此作为亲近的理由。处在一个热情性爱的环境之中，你绝不能和自己的病人或者研究对象发生任何依恋关系。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有许多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了关系，并一直持续着，这很致命，会让这样做的医生感到羞愧。”

通过彼此发生性关系，比尔说他们可以彻底检验最有效地达到高潮或者防止过早射精的方法。依赖影像记录，他们可以亲自看看“不断增加的性紧张所引起的浅表血管充血”——他们称之为“性的红晕”——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从而更精确地在论文中对它进行解释。马斯特斯坚持自己的主意纯粹是以医学的名义，是医生拿自己做试验这种古老历史的一部分。

有一天晚上，在最后一个研究对象离开之后，马斯特斯医生和他的女同事脱去了衣服，在一张铺着医院绿色床单的单人床上，上演了他们一直想要理解的生理反应。还不到35岁的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她的老板来说无疑充满了吸引力——一个美丽的女人，浑身上下全都是激情在释放，而且在办公室里留意着每个细节，热情地讨好。松下自己的小领结，脱下自己笔挺的白衬衫，比尔展露出自己运动员一般的结实身体，这些年他都保持着良好的体型。这一刻，他确切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并且很权威地做了。脱光了衣服，他命令吉尼尽可能地保持专业。这些邂逅不应该超越他们科学需要的范畴，不能带入杂乱的情感。通过为了纯粹的临床目的而和他发生性关系，吉尼再次确认了自己对事业的献身。这也是比尔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情感完全不在一起，”她回忆说，“他只是把我看作是‘团队’的一员，是他的研究人员。那本来就是他所提出的。”

在妇产科医院，同事们怀疑马斯特斯可能和他的助手有一腿，就和其他医生与他们护士之间发生的一样，但没有人把它挑拨说出口。有些人认定吉尼是主使者，一个离异女人计划着套牢一位热门的医生。另外一些了解他们的人说工作的性质——在实验室里观察成百上千次性交——压垮了他们以及所有客观的借口。罗杰·克伦肖医生，一位后来与门诊做治疗师的妻子进行合作的精神病学家，在和比尔的私人谈话中听说了所发生的事。“作为一名治疗师，唯一能看到病人裸体的时间是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但比尔和弗吉尼亚开始发生关系时他们周围的环境涉及相当明确的性爱，我可以想象满腔的性欲需要得到释放。”他解释说。和吉尼以及比尔都是好朋友的迈克·弗赖曼说，实验中的性能量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就像看到一头成年公马和母马——会让每一个人都变得兴奋，”他陈述说，“他们处理的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事。毫无疑问他们会很快就在感情以及性爱上沦陷。”弗赖曼在1961年年初自己的婚礼上发现了证据。婚礼后，迈克和他的新娘在出发去蜜月旅行之前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弗赖曼夫妇在楼上的餐厅吃完饭，喝过几杯之后回到楼下他们自己的房间。在找钥匙的时候，迈克听到旁边一阵响声——比尔和吉尼突然从隔壁走出来。

但这些假象以及场景并不能解释半点真相。在一开始，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承诺，当然吉尼也不是像那些男同事所推测的破坏分子(小三)。相反，当时有一个两人都拒绝承认的硬性协议。他们最亲密的助手罗伯特·C·科罗德尼医生(Dr. Robert C. Kolodny)和他们一起共事了20年，作为共同作者出版了好几本书并发表了好些医学论文。他考虑过写一本关于他们俩的传记，到处询问关于他们关系的初始。只是等到和比尔——这个一直被他视作导师和朋友的人——聊了几个小时，并和吉尼的版本进行了对比之后，科罗德尼才明白了所发生的事情。“在她接受工作不久之后，比尔就对她做了明确的说明，成为性伙伴是要求之一。”科罗德尼说，“比尔认为这是双方都同意的事。他指出，这些是他提出的，吉尼只是同意而已。但吉尼对此的理解和处理，是把它当作不带感情的事务，是工作所要求的一部分。我所怀疑的是如果她不赞同这一点的话，可能就不会在之后被聘用。我打赌她是知道并感觉到了的。”比尔预想了一个“蓝图”，用科罗德尼的话来说，其中他的女助理会和他发生性关系，以此作为更深入理解他们通过观察所研究的课题的途径。在吉尼还是个满大街找工作的平凡人物时，他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工作关系有这个要求。对于她来说，她依旧不过是一个友好的拥有一些打字技能的普通员工，他一直都很平淡地对待她，直到他确定她赞同他的计划。如果吉尼“决定不参与那个计划”，科罗德尼知道她“会被取代掉”。在20世纪50年代末，“他们一起工作的早期阶段，她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贡献。”吉尼对于他们工作的重要价值只是在这个私下协议达成后才显现出来。比尔天真且错误地相信他的情欲可以局限在实验室里。可他们的工作晚餐相当浪漫，比尔没有半点借口。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对莉比的结婚誓言，也忘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与吉尼的亲密关系。他力劝说，如果他们两人保守这个秘密的话，不会有人发现的。“我不觉得他们俩任何一方会觉得这是一件浪漫的事，”科罗德尼谈论到他们的初始时说，“那纯粹就是性爱。”

数十年之后，在被告知科罗德尼的回忆时，吉尼停顿了一会儿，就好像听到了一个让人不悦的事实一样。因为这个版本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世人所描述的版本，或者与她告诉自己孩子以及父母的版本，或者努力说服自己的，都大相径庭。吉尼似乎吓了一跳。科罗德尼是比尔的朋友，吉尼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常常会起争论。她声音里流出的感情显露出长久以来的伤痛。“完全是比尔的主意——我压根不想和他发生关系，”她坚持着他狡猾的掠夺，她尽量调整的声音中带着对他们性关系起源的愤怒，“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我想要这份工作。”

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外向的热情以及私下的默从所得到的回报相当丰厚——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大学里一份研究工作的职位，一份远超出她证书所能达到的刺激且高要求的工作，以及不需要再求助别人便足够养活自己两个孩子的金钱。1960年，吉尼令人羡慕地作为共同作者与比尔一起在明尼苏达州医学会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医学研究论文，题目是“女性： 性反应的解剖”。对于像吉尼这样只有普通背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一下子把她和马文·格罗迪、维拉德·艾伦以及其他与马斯特斯医生共同署名的华盛顿大学医生放在了同一平台上。更多共同署名的医学论著、慷慨升职以及重要职务接踵而来。她在工作中的突起——他大胆赋予她信任，这种表面上的透明掩饰了关于她的贡献可能不单单只是在实验室的经验观测等谣言。其他医生怎么会这么心地高尚、进步开明地和一个女人分享他应得的聚光灯？但这些特殊待遇是以她从未敢提及的代价获得的。“他提升我的职位，我不断收到回报，”吉尼解释说，“我其实一点也不够资格。”

特别对于比吉尼还年轻的那一代女性来说，这样的提议可能会被看做是不合适甚至是非法的性骚扰，会带来毁灭职业生涯的法律诉讼。“也许是有点(性骚扰)，但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认为，”她承认说，“他是一个高年资的医务人员。”20世纪50年代末，新聘用的秘书不会指控医院顶层医生在性行为上的轻率行为，也不会拒绝晚饭时他们的耳语。如果这些女人不同意在酒后激情一把，那么她们白天的工作经常就莫名地丢掉了： 要么自动辞职，要么就是周末接到一份解聘通知。吉尼在两段失败的婚姻之后，拖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进入华盛顿大学，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她想要，也需要通过教育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人生。她说她无法承受丢弃这些的后果。迫于个人情况以及那个时代的背景，她只好顺从，并没有表现出受到冒犯或者拒绝与比尔发生性关系。她毫无抱怨地接受了他的提议，一部分原因也是出于自己。“不——对于这个我特别不舒服。”她坚持说，“我压根就不想和他发生关系，对他也没有半点兴趣。我不知道怎么解释。”那个时候，吉尼已经有足够的人生经验明白性爱对于女人来说可以有很多种形式。显然，专业的外表只是她非常乐意接受的另一个面具。“当时我是被紧急招入的，特别待遇接踵而来，”她回忆说，“人们会询问为什么他会聘用我，他则回答说，‘因为她知道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围绕着他们性事的骗局经常遭遇尴尬，特别对于吉尼，以及比尔生命中的另一位女人——他的妻子莉比来说。渐渐地，他们的私生活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吉尼·约翰逊不再只是偶尔来吃晚饭的客人，她成为了马斯特斯家里的常客。当比尔和吉尼出城去参加医学会议时，莉比有时会一起照看两对小孩。“我的孩子会留在莉比那儿，当我们出差的时候，”吉尼回忆说，“他们叫她‘莉比阿姨’。她对我的孩子非常好。”

含糊不清地和吉尼并排在一起，莉比发现自己被比尔置于了一个不公平的窘境，被这种毫无选择的意外事件给困住了。作为两个孩子45岁的母亲，莉比要比吉尼年长一些。她无法独立，在家之外毫无经验。马斯特斯一家在拉杜区的郊区生活有着乡村俱乐部的宁静，孩子玩耍的后院长满植物，一切平静安详，她不想打破。她只要告诉自己没有丈夫不忠的证据，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打乱这得来不易的家庭生活。她喜欢吉尼·约翰逊，从一开始就努力地和这位丈夫的同事做朋友。受到如此善待，吉尼帮不上什么忙，但也很喜欢莉比。经常，当两个女人独处的时候，莉比就像朋友一样把手伸向她，女人对女人。她发现，吉尼已经看到了她丈夫的冷淡，他粗鲁的举止，也许对于他在医院的活动吉尼了解得更多。

1960年前后的一次假日晚餐，两个女人一起离开餐桌，留下比尔和母亲伊斯塔布鲁克斯以及吵闹的孩子们。在安静的厨房里，莉比向她吐露说：

“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是吗？”相处了15年，嫁给比尔·马斯特斯的决定是不是个错误？她的询问直白得近乎赤裸。吉尼有些不安，耸耸肩回答道：

“天啊，莉比，这让我如何回答？”

莉比立刻收回了自己的问题，回到了家庭杂事中。吉尼并没有感到莉比是想要从她那儿套取关于她和比尔不正当关系的蛛丝马迹。当然，莉比直白的眼神、真挚而脆弱的声音非常让人触动，就好像她真的把吉尼当作要好且信任的朋友一样。

“他打破了所有的规矩——他根本不是一个忠贞的丈夫，”吉尼回忆说，她声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我一直和莉比都很要好。她一直都宽恕着我，因为他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反对我。在他孩子面前，我是‘吉尼阿姨’。”

然而，这种表里不一的关系在与诺亚·温斯坦相处时则完全不同。1959年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地和吉尼交往着，带她参加聚会，马斯特斯一家也在被邀之列。在聚会上，他们会一起聊天。渐渐地，这位法官感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政治圈的朋友出于对他职位的考虑，也表达了对他和吉尼这段关系的担忧。于是，他们自己做了一些调查。“他的一位同僚打电话给我，说鉴于弗吉尼亚·约翰逊和温斯坦法官的关系，想要知道我对她的了解有哪些。”H·马文·卡梅尔医生回忆说，他是比尔在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同事，只能证明她在专业上的相关工作，对于她的私生活毫无了解。“我猜想，他们如此关心是因为她对他的名声产生了危害。他是法官的一个朋友，从别人那儿打听到了我。那个时候，有很多关于他们(吉尼和诺亚)要结婚的消息。这就是问题所在。”

但吉尼和法官之间的婚礼未能举行。在1960年，诺亚邂逅并迎娶了一个名叫西尔维亚·莱夫科维茨的寡妇，她完全没有吉尼那么复杂，信仰也和她不同。“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人，对于法官来说她是完美妻子，因为她知道如何招待朋友。”诺亚的女婿哈里·佛罗德解释说。西尔维亚经济独立，不需要工作，完全不像吉尼那样需要长时间上班。她是那种随和的妻子，会为诺亚做他最喜欢的花生果酱三明治外带午餐，并且一定会按着他喜欢的那样修剪好面包皮。数年之后当问及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的事时，西尔维亚展现了法官之妻所应有的谨慎。“是的，我知道她曾经是他(社交)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从没问过他这方面的问题，”她说，“这不是我要管的事情。”

法官结婚之后，吉尼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尽管从来没有西尔维亚的参与或同意。“比尔和我曾经邀请过他们出去吃晚饭，但她没有应邀，因为她知道我曾经在他生活中扮演过的角色，她不想有什么竞争，或者说她假想中的竞争。”吉尼回忆说，“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晚餐聚会上出现，她也从来不会和我说话。他有时会独自和我一起吃晚饭，因为他说西尔维亚不会来的。于是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络，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数年之后，当诺亚的女儿琼嫁给哈里·佛罗德时，吉尼邀请这对新婚夫妇到她家里吃晚饭，一起叙叙旧。琼知道吉尼一直都没有再婚，她说法官和西尔维亚当时的关系有些“波折”。当时只有他们三个人——法官出差了，吉尼的两个孩子不在家。琼非常高兴见到父亲的这位老朋友，甚至没有明白这顿晚饭的潜在意思，或者说没看出吉尼对诺亚婚姻状况是多么好奇。“我很肯定她想要了解我父亲的情况，”琼回忆说，“我当时只是太过天真没有意识到而已。”

但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吉尼生活中的角色不断提升，让诺亚毫无机会可言。聪明的诺亚察觉了比尔对她的控制，骄傲的他一笑而过，掩饰着自己的伤痛，装作自己毫不在意一样。有一天晚上，法官邀请琼和哈里到自己家做客，谈话很快就转到了吉尼和比尔他们研究所最新出版的书上面。在客厅里，西尔维亚坐在身边，诺亚被他们问及是否见过这本书。

“是的，我有一本她亲笔签名的。”他冷淡地回答道。

她在上面写了些什么？哈里和琼好奇地大声问道。

诺亚傻笑着脱口而出：“献给教会我一切的男人——弗吉尼亚。”

在座的人都不自在地笑着。

事实上，吉尼在送给诺亚的那本书上的题词，数年之后琼在他去世时也曾翻阅到，其中强调了这位法官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吉尼写道：“致诺亚，从一开始就至关重要的人。”

她对于诺亚的遗憾持续了好多年，这个男人本是她该嫁的人。然而，当时的吉尼过分相信比尔的愿景，和他一起执迷于他们刺激的先锋式的工作之中。“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我嫁给了法官，我本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一个更幸福的人生。”数年之后她说道。也许她只是在欺骗自己——就像其他人怀疑的那样，也许她真正想要的是比尔·马斯特斯。

第十五章 离校

我必须承认没有什么比她的巨乳更让我感到恶心的了。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在大银幕上，一张色彩逼真的女性裸体巨幅图像震惊了整个黑暗的医院会议室。几乎有20名男性医生，手举马提尼，像好奇的小人国居民一样盯着起疹的乳晕、勃起的粉红乳头，以及充血后巨大的肉球，影片里女人的乳房被唤醒了。在这个周五下午的研讨会上，主要的演讲者经常在华盛顿大学产科与妇科的人员之前就讨论过解剖研究的细节，常常是用幻灯片或在黑板上以图画的形式进行讲解。但还没有人见识过这样的方式。“这是一部展示高潮时乳头凸起的影片，它甚至拍出了胸前布满的血管，以及为什么在性交兴奋时这个部位会看起来发红。”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医生回忆道，“在影片中看不到她的脸，只拍了她从脖子到大腿的部分。”

作为演讲者，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自豪地站在讲台上，而此时弗吉尼亚·约翰逊则在房间内周旋，领那些晚来的人到各自的座位。跟以往周五会议提供的普通罐装啤酒不一样，马斯特斯为他们准备了自己最喜欢的提神干味苦艾酒，还有其他一些混合饮料。在这些同辈的听众面前，他尽可能表现得非常完美。“他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那个下午参与会议的迈克·弗赖曼医生说，“他是想介绍自己性爱研究的成果，影片中的女性正将她的手指放在胯部并不停摩擦。镜头落在她的胸部，可以看到乳头的直立。他指出小男孩们的乳头也会如此。他想证明无论是未成年男性还是成熟女性，当他们的性欲被激起时，乳头的直立是人体生理机能的一个普遍现象。”

对观察了5年的马斯特斯来说这些再正常不过了，但对他的同事们却还是显得有点震撼。在接上电极并不停抖动的乳房特写镜头之后，影片转而更细致地拍摄了女性生殖器，通过它可以窥见女性阴道洞穴状的内壁。镜头不断地从一个没有脸部的女性身体换到下一个。尽管马斯特斯使用了稳定而清晰的一流拍摄，自始至终严肃地叙述了这一妇科过程，影片依旧让人尴尬，看上去就像是兄弟会里放映的粗糙色情片。“我最初惊呆了，”H·马文·卡梅尔医生称，“他用非常忠于事实的方式演示出来，就像其他的科学演讲那样。重要的并不是他怎么呈现，而是讨论的内容本身使得人们吃惊。”

马斯特斯认为同事们会赞叹自己的科学发现，这个开创性的研究一定会引起每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兴趣。就像当时与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接触时一样，马斯特斯更加准确地概括出理解高潮各个方面的要素。他也反驳了那些长期以来的女性生理观念。马斯特斯想要得到同事们的支持，当然不希望听到任何批判。但他其实对当时的环境并不够了解。马斯特斯后来写道：“为何我首选陈述妇产科圈内的材料呢？很显然，回过头看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一个判断错误。”

在演讲之前，这个领域的主流期刊《妇产科学》曾经拒绝了马斯特斯关于性研究的文章。他关于雌激素与内分泌治疗方法的文章在同类出版物中刊登了出来——一般称作“绿色期刊”，由美国妇产科学会出版——但是这项研究被认为过于伤风败俗且带有威胁性。马斯特斯明白国内的妇产科医生都需要清晰的信息，因此花了几年的工夫进行整理编纂。他意识到他的同事们“总是接受生孩子是自然功能这个概念，却极不情愿去考虑这种自然功能的方式”。美国民众都等着斯伯克医生告诉他们如何抚养孩子，但是不想听到他们是如何来到世上的。

当会议室的灯光亮起，场下嗡嗡的讨论声不绝于耳。对马斯特斯影片的刺耳谴责很快就传到了维拉德·艾伦的办公室。“影片使得系里的其他成员警醒，”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回忆道，“马斯特斯的麻烦开始了。”系主任艾伦作为马斯特斯一直以来的研究合作伙伴，一直都给予他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但是影片放映的内容还是让艾伦大吃一惊。另一位同事西奥多·梅里姆斯医生回忆道：“流言说维拉德·艾伦非常震惊。”对那些听到过谣言却对事实并不确定的评论家来说，马斯特斯关于明确细节的叙述给了他们一剑。“这显然不是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关心的学术追求，反而招来了巨大的恶名。”另一位同时代的罗伯特·戈尔医生对医学院的反应这样回忆道，“我们对他性爱研究中的奇怪事物都很怀疑，事实上他在让实验者通奸的同时研究人体，记录血压或者其他东西，但我们却毫不知情。比尔只是一味地这样去做，并且无人能够阻止。”

这些被激怒又出于自我保护的同事们还觉得马斯特斯揭开了医学训练的一个伤疤。它揭示了毫无准备的内科医师都在如何回答基本的生理问题，也暴露了所谓的女医生并非真的对女性非常了解。部分人还是倾向保留医生与病人间不可挑战的神圣领地。“当我听到这些时还有些茫然，我们对这样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有点困惑。”罗伯特·伯斯坦医生回忆道，而一位高年同事则认定马斯特斯非常鲁莽。这种研究正好显现了像伯斯坦这样的年长医师缺乏对病人日常性生活的把握。“我对性研究并不在行，”他解释道，“当一个年轻妇女怀孕或疑似怀孕的时候，我随便做什么都会带来麻烦。你最好坐着听她发牢骚。只需倾听并且点头，给她一些指导和镇静剂。如果是在旧时代，你可以给她一个拥抱，然后说：‘你会一切顺利的。’你会对自己那个拥抱背后的能量感到惊讶。”这种旧式的乡村医生看似礼貌和舒服的诊治方法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极不推崇的。医生们无法再用亲切殷勤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他俩激怒的对象包括相当比例的医学生，马斯特斯后来估计大概有20%到25%的人对研究的得体与否提出了异议，其中还包含3位高级别的同事。

当马斯特斯最终与艾伦讨论这些反映的时候，老朋友让他不必担心。有院长伊桑·谢普利作后盾的艾伦肯定地对马斯特斯说：“比尔，他们只是在抱怨，他们并没有对此写点什么。”他向马斯特斯提及大学的指导方针，并且指出：“这段小字说明，我不需要跟执行委员汇报，除非有什么书面要求。”马斯特斯对这位同盟化解麻烦的“院长式”做法非常钦佩。但由于艾伦没有第一时间行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还是遭到了医学院的抵制。马斯特斯原本相信一场率真的演讲能够消除关于他们研究的“未经证实的流言”，但事与愿违，这场陈述只是创造了更多的谣传，甚至大家都坚信影片中某位裸体的无脸女人就是吉尼·约翰逊。

“我们认出了她的手指甲，”弗里德里希说道，并且肯定同事们都因为见过约翰逊修剪过的指甲。“她涂的那种指甲油的颜色以及指甲的形状。我们常常看到她的手指，因而非常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惊呼：‘噢，这是吉尼，吉尼！’我们这些住院医生都认为这无疑就是她。”当影片结束，弗里德里希走向吉尼，转头耳语道：“吉尼，那人跟你长得很像。”弗里德里希回忆道：“而她莞尔一笑，好像我说的这句话逗乐了她。”

有几个人对影片的产生过程较为熟悉，包括摄影师克莱默·路易斯和约翰逊本人，他们都否认约翰逊是其中那个无名的女模特。“影片中的人都是志愿者，”约翰逊坚称：“天哪，我只是那个收录声音的人。我是研究的协助人员，不可能也参与了影片。我没有加入试验。”但是关于她可能参与的嘲笑和议论反映了医务人员对于马斯特斯这一重要研究项目与日俱增的反感。在诊室里，保密工作开始升级。图解部门技术人员的路易斯和常常监察病人呼吸及其他重要体征的生理学教授威廉·斯莱特小心翼翼地坐在可移动的屏幕之后，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对镜头外的脸部没有任何兴趣。斯莱特，这位严肃、眉毛浓密的医生，一直表现得对自己的这项工作不太自在，或许就如路易斯所承认的，“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妓女”。但不管怎么样，路易斯和斯莱特都极为专业，并且遵循着马斯特斯永远不要讨论工作内容的嘱咐。他们将马斯特斯看作自己尊重的医生和朋友，这份晚间在医院冒险而为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不过是些额外的收入。路易斯不断努力想要让阴道内毛茸茸的成像变得更为清晰。他监督着伊斯曼·柯达在绝对机密的情形下处理这些影片，防止有人在实验室中拷贝这次“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院系里诋毁马斯特斯的人很清楚路易斯可能会是透露相关秘密细节的源头，当然前提是他愿意成为告密者并夹着尾巴离开同事的话。“有些医生会来询问我看到了什么，但我拒绝回答他们，”路易斯说道：“我将这看成是一件私密的事情，而我只是完成分内的工作。”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偶然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但又不敢挖掘更多。有一晚，吉尼带着从医院食堂买回的零食和饮料，乘坐电梯返回诊室。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看到一位对他们研究表示过不满的医生正将听诊器放在诊室挂白大褂的那面墙上偷听里面的声音。

“为什么？你好，医生！”吉尼大声说道，她如蜜般的嗓音中透露着十足的讽刺。独自在黑暗中的医生在她的顽皮笑容和兴高采烈中尴尬不已。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徘徊，好像关他们的事一样，也许是基于偷窥的冲动，想看看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有更为不齿的侵犯：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收到过一些信件，里面是从原妇产科医院的街对面偷偷拍摄的几幅他们遮蔽的门诊窗户的巨大照片。就像马斯特斯后来观察到的，“人们为了发掘正在进行的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说服医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完成一门关于人类性爱学的课程，开创了全美先河。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学习性爱对于帮助那些受相关问题折磨的病人确有重要性。尽管有维拉德·艾伦的担保，但对于马斯特斯研究的厌恶情绪在后面的几个月里逐步加剧——不仅围绕礼节和医学名誉，而且最后落到了钱以及吉尼·约翰逊的晋升问题上。

从一开始，对于深夜的研究部分、志愿者的微薄报酬以及斯莱特、路易斯，特别是约翰逊的工资，学校就没有提供直接的经费支持。通过和艾伦一起做的特别安排，马斯特斯将他早先在妇产科，特别是不孕不育症治疗方面所得的费用进行了转移，用这笔钱支持着自己的研究。全职员工通过医疗服务所创造的收入通常都被视作医学院的财产，不能让个别医生私自用于他们个人的项目。随着员工对马斯特斯冒险计划怨恨情绪的加剧，大概是在艾伦的同意之下，学校决定结束这种特别的财政安排。尽管马斯特斯在自己的生理学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拨款，但他已意识到门诊将来的收入将依赖于性功能障碍病人治疗部分的费用。科室里也不希望马斯特斯将所有时间都放在性爱门诊，而不承担教师以及外科医师的职责。他对工作的全然投入依然不能弥补这个缺口。另一个原因涉及约翰逊在他身边的位置。在发布他们关于人类性生理学的长期研究项目之前，比尔认为他们需要给吉尼弄一些学位证书，以与她至关重要的角色匹配。因为此前每一次当她想通过报名课程获得大学文凭并努力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马斯特斯都会安排新任务来占据她更多时间。而作为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小孩的她原本时间就不充裕。不过，尽管马斯特斯拼命请求，但是学校并未同意。一直都听不到任命约翰逊为医学院教员的消息，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这个特别的建议引起了有些人对他们的嘲笑和戏弄，无聊之辈重复着那段没有根据的关于她裸体影片的谣言。不久后，马斯特斯一直以来的拥护者向这些无法友好看待他们研究工作的人妥协了。“医院的当权者想要摆脱马斯特斯，因为他拥有非常清晰的研究照片，而这让医院管理层非常困扰。”他的前住院医师以及共同作者马文·格罗迪回忆说。

在华盛顿大学呆了20年之后，马斯特斯断定自己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终身教授职位以及在科室里的高层地位，只保留了名义上的从属关系。他结束了自己在医院中的外科工作，并最终将自己妇产科的所有病人都转交给了要好的同事约翰·巴罗·马汀。不再有任何条约，也不会有回头路。尽管乔治·华盛顿·科纳曾经建议他说，大学背景对于这样一个大胆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他又一次收获了艰难的一课——性爱的真实情况常常是让众人排斥的，包括那些在学术及医疗界的人。从现在起，马斯特斯决定和约翰逊独立出来面对这个多疑的世界。

第十六章 关于信任

搬离从前的妇产科医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小团队迁到了街对过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一幢白色廊柱建筑中。他们为自己的性爱门诊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就和门口那小小的指示牌一样小心翼翼。马斯特斯确保了自己新创立的非营利性基金会里都是一些忠实于他个人并感激他临床服务的托管人。在他与华盛顿大学苦乐参半的分离之后，充斥着谣言和谴责，马斯特斯只想要那些可以信任的人。

托里·福斯特就是这个小集团的典型，尽管缺乏经验他还是担任了基金会的新任律师。从还是孩子起，他就和位于拉杜区的隔壁邻居马斯特斯一家认识了。在生孩子之前，托里的妻子一直依赖着马斯特斯，他是她第一位妇产科医生。基于长久的交情，马斯特斯从不怀疑福斯特的忠诚以及他保守秘密的能力。福斯特第一个任务是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会议，看看新成立的基金会对性爱的研究是否会妨碍其申请免税资格。门诊从志愿捐献以及外部拨款得来的资金流至关重要，特别是没有大学提供医院设备以及其他支持的情况之下。“对于主题本质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白直率，”福斯特谈起国家税务局的会议时说，“但是对于其具体实施方案我们没有谈及太多的细节，他们也没有询问。”

在讨论会上，福斯特联合了马斯特斯另一位坚定的朋友——小伊桑·A·H·谢普利，前华盛顿大学校长的儿子。年轻的伊桑成为了基金会主席。和父亲一样，他坚定地认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免于道德威胁的环境。“当时引进了很多前董事会成员，因为基金会在圣路易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谢普利的遗孀佩吉·谢普利回忆说，“人们都会因为自己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而感到尴尬。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凭借着伊桑家族在学术界以及圣路易斯社区的良好声望，它变得有了些尊严。”其他一些早期的托管人为基金会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技术，比如密歇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的雷·瓦格纳医生，以及知名家庭治疗师，后来在费城创立婚姻咨询所的埃米莉·马德。但绝大多数托管人，比如警署署长H·萨姆·普利斯特或者保险经理约翰·布罗德黑德，都是出于喜欢马斯特斯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曾经是他的病人而接受签约的。多年前两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度假时就与马斯特斯一家结识的约翰·布罗德黑德解释说：“我其实是他妻子贝蒂的朋友。比尔觉得他需要一些已经成名的人物来排除对性爱研究的攻击。”在加入董事会之前，约翰的妻子多迪·布罗德黑德说他们就这个分歧讨论过。“要参加的这个董事会争议重重，我的丈夫完全是出于好意才答应这么做。”感激马斯特斯的不孕不育治疗帮助自己成功怀孕的她说，“他觉得比尔·马斯特斯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也许他所涉足的领域并不能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人接受。他想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为他摇旗呐喊。”在董事会会议上，基金会的托管人依旧保持着沉默，听从着马斯特斯对日常事务的判断和安排。就算约翰逊插话，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或者提醒他某些他可能忘了提及的地方。“托管人知道他感兴趣的东西，也知道他打算要写的东西，”约翰·布罗德黑德回忆说，“但对于细节我真的不太知情。”

除了秘密和勇气之外，还有激进的氛围笼罩着基金会，他们就好像在从事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太空计划一样，背负着通过科学让生活更美好的使命。但是马斯特斯在他们面前保守着许多秘密，包括之前在研究中使用妓女一事——这是担任律师的福斯特多年之后才了解到的事实。“比尔在董事会面前并不够坦率，”福斯特说，“我认为他不想因为我们了解此事而受到怀疑。他只是那么做了。”福斯特对朋友比尔·马斯特斯年轻而纯洁的支持掩盖了许多微妙的暗流。他没有意识到比尔和吉尼之间关系的复杂，相反，他只用英雄般的词汇来描述他们的合作。“我当时参加的时候，一心以为她是以专业方式参与其中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有那种亲密的关系。”福斯特说。在家庭聚会上，福斯特的母亲玛吉和朋友们一样对此也有些疑虑。但托里为比尔的信誉和正直辩护，并打消了这些担心。

有一次，莉比带着疲惫而忧虑的表情反复地询问托里·福斯特自己丈夫最近的活动情况。

“你真的觉得最近他有必要在门诊加班到那么晚吗？”她问道。莉比勉强才让自己没有提及吉尼·约翰逊的名字。她思忖着为什么自己的丈夫会失宠离开大学医学院，并停止了自己报酬丰厚的行医工作。“对于他全身心投入到性爱工作上我感到很不舒服。”莉比告诉他说。

在他们的交谈中，莉比想知道比尔是否在拿自己的医学生涯，以及暗中——虽然没敢直说——拿他们的婚姻冒险。

托里语重心长地向莉比保证说她的担心是没有理由的，并强调说比尔是值得信赖的人。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渐入佳境，”福斯特解释说，“比尔所做的事是合法的，而且非常重要。我非常肯定你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对于托里的回答，莉比露出了满意的表情。或者也许她自己更清楚，只是决定不再盘问他们从前的邻居，他显然在专业上非常尊重比尔，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托里和比尔信任的其他董事会成员都证明除了莉比之外，比尔在门诊没有任何其他个人问题。“老实说，关于所发生的事，我有点天真。”福斯特数十年之后承认道。“她担心比尔的工作以及它对比尔个人方向的影响，特别是和吉尼一起。最后证明她的直觉是对的。”

每天黎明前后，比尔·马斯特斯都会在拉杜区湿漉的草坪以及空荡的街上慢跑，然后回家洗个澡，开始一整天的工作。他铁青色的面孔以及始终严厉的行事风格都散发出一种自律的气息，这是他从汉密尔顿大学足球队起就引以为傲的风格。据后来《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观察描述说：“马斯特斯的表情总是生硬、尖锐，如同X线一样阻止着一切轻率，要求立马坦白。”被医学院非正式地驱逐之后，马斯特斯在门诊更加努力了，就好像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做任何事——甚至是付出生命。”约翰逊解释说，“他必须赢。”

当该领域最有名望的杂志拒绝发表他的性爱研究时，马斯特斯一直努力尝试希望自己的文章被接受。他不断地给编辑投稿，直到一个很小的医学期刊——《西方外科杂志： 妇产科学》(Western Journal of Surgery，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愿意发表他的文章。被最尊敬的同僚冷落让他狂怒。马斯特斯咒骂他们目光短浅的拒绝以及他们对他科学发现的草率忽视，他觉得这些发现足够赢得诺贝尔医学奖。“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数年之后他仍旧愤愤不平地写道，“对于研究资料的拒绝不仅是一次审查结果，而且也包含了对我个人品质的故意攻击。”《西方外科杂志》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总部既没有同行评审也没有仔细阅读，但它的编辑罗伯特·卢瑟福医生因出于“好心”让他们的研究得以发表而成为了马斯特斯眼里的英雄。在美国妇产科学年会上，马斯特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芝加哥大会上，马斯特斯被告知他不能在学会的前辈面前透露他们的发现。在一阵严厉的谴责中，他回忆说，“他们不允许我在学会常规会议时间里讨论我的内容(性爱研究)。”于是马斯特斯在大会指定的宾馆租了一个小套间，在大会休会期间做了一个即兴的陈述报告。“马斯特斯遭到了自己学科的可悲对待，虽然他们已经发表了许多他在产科及外科突破性的成果。”约翰逊回忆说，“没人想和性爱有所联系。”和自己丈夫一起参加了那次大会的桑德拉·谢尔曼非常惊异同行的反应。“他们连忙回避，就好像得了什么可怕的疾病一样，”她回忆说，“我当时心想，‘天哪，这些人怎么了？’这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能谈论这个并在这方面有所帮助是多么棒的一件事啊。”

带着报复的心情，马斯特斯想要证明那些贬低他的人对弗吉尼亚·约翰逊的观点是错的。医学院拒绝了他为她申请的教员任命，质疑她参与这样一个敏感研究的资格和能力，但马斯特斯坚持证明约翰逊是能够胜任的。他要向世界展示她是与他同一个级别的人。在他们新成立的基金会，没有了大学的干预，他把她从一个助理升职为研究伙伴，并不断提高她的薪酬。一些华盛顿大学的医生通常很兴奋地想知道为什么马斯特斯可以给自己的秘书这样无根据的升职。“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一直被称为约翰逊医师，而她压根没有任何的学位。”H·马文·卡梅尔医生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单纯的事，因为她一直对此默许，从不进行纠正。如果人们这样称呼她，她从不跟他们解释什么。”数年之后，吉尼拒绝称自己为约翰逊医师，外行人遇到穿着白大褂的治疗师很容易就会将他们误称作“医师”。

就像一个骄傲的经理人，在他们的科学产品上，马斯特斯支付给弗吉尼亚·约翰逊同等的报酬。他让那些怀疑者知道她提供了许多最初的知识，不仅关于女性性反应，也包括许多性障碍的治疗方案。起初很少有人相信他。只有少数朋友理解这两个研究者之间的动态： 一个人的想法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另一方增大的。“她年轻而充满生气，”伊桑的妻子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对于他们来说，相互学习是一件非常棒的事。他对她完全信任。”然而在专业会议上，约翰逊感到自己的不足，好像一个尖锐的问题就可能刺破她圆润的外表，揭露她是一个骗子。每当不自信的时候，她会告诉马斯特斯自己觉得情况有些难以控制，在处理这些敏感的病例时，她不具备所需要的背景。马斯特斯不会有这样的困扰。他通过为她提供私人的指导，帮她准备人体解剖、生理以及医学术语，来增加她的自信。到了1965年，在每一次出席专业活动之前，他们都常规地进行预演排练，复习共同汇报时她可能用到的一些句子和短语。在共度了将近8年之后，约翰逊已经学会了足够的医学知识和术语，能够在观众面前漂亮地进行解释说明。“因为对于语言有着非常好的掌控，她让人印象非常好。”好朋友艾拉·高尔医生说。

相反，约翰逊则推动着马斯特斯实现他们野心勃勃的研究项目——数百个志愿者以及数千份性爱记录——如果没有她的不断刺激，他们可能永远也完成不了。“她是催化剂，”高尔解释说，“有了她，实验才得以进行。我觉得如果没有她的话根本不可能。她是比尔·马斯特斯的推动器。”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似乎比分开行动更有效力。即使马斯特斯的家人也能理解她对于他成就的重要性。“她是一个具有极大动力和智慧的人。”他的儿子豪伊说，“如果她不是那么聪明，或者没有那么进取，那事情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从低微的秘书升为研究搭档这种不可思议的卖花女式晋升——尽管马斯特斯让它成为了可能——主要还是由约翰逊自己达成的。她是一个强大的女人，立志于将他们的项目推向成功。“她也有自己的优势；她不是一个完美的有教养的伊莱扎·杜利特尔，”豪伊谈起自己父亲和约翰逊的结合时说，“有一些让它奏效的东西——而且有一段时间非常有效——其中也有一些东西导致它灭亡。”

弗吉尼亚·约翰逊在职业生涯中寻求与马斯特斯平等地位的过程真实反映了他们两人私人关系的转变。没人知道和他发生性关系是工作要求的一部分，因为约翰逊没有流露出一丝的不愉快，就算真的有的话。随着时间过去，他们间歇的私交发展成为了稳定的性关系。而且，这些性交流远非只是工作，更多地涉及了浪漫和情感。她莫名其妙地把他不适当的性主导权转到了自己手上，并成为了自己的优势。老朋友们注意到了约翰逊微妙的变化——和马斯特斯在一起时她身体的自信与泰然自若，他也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教授，不再傲视她。有些人猜想他们有一腿，这些改变缘于卧室，约翰逊是发起人。“吉尼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经常对她毅力印象深刻的迈克·弗赖曼解释说，“她身上有点小肌肉，站在你面前时会感到她很强壮。她会微微倾身靠近你。她不会后退，也不安静。她一定会表明自己的意图。”

由于个人以及专业上的纠缠，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两家的家庭聚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两个研究者出去工作时莉比好心地照看吉尼的孩子。某天深夜莉比打电话到自己丈夫的宾馆房间而约翰逊接了电话，情况开始变得不和谐。朋友和邻居们明知道比尔和吉尼私交的事实，却一直都对此避而不谈，特别是在莉比在场的情况下。

住在隔壁的托里·福斯特的母亲被比尔对自己妻子的行为给震惊了，她当时依旧称她为贝蒂。玛吉·福斯特回忆说，学校放假后，比尔怂恿贝蒂和孩子们出去度假，而自己则呆在家里。马斯特斯似乎毫不关心自己置于妻子以及邻居身上的这种窘境。“我们和他们两个都是朋友——直到他开始让贝蒂带着孩子去密歇根过暑假，然后弗吉尼亚·约翰逊则搬到房子里来。”玛吉说，“我开始觉得他有点让人恶心。”一个夏天的早晨，她看见比尔和吉尼，两人都穿着浴袍，躺在后院里休息。“他们通常会带着早餐托盘，然后在户外吃早饭。”玛吉说，“从厨房的窗户，我可以看见他们。贝蒂不在的时候，他们整个夏天都呆在那儿。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多迪·布罗德黑德和她的丈夫约翰——他也是马斯特斯基金会的托管人之一——有时会和贝蒂一起去密歇根度假。秋季开学两户人家回家之后，多迪和贝蒂会一起租车，送他们的孩子上学。“你没有多少时间聊天，贝蒂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多迪回忆起自己的朋友时说，“我真的很喜欢她，也为她感到遗憾。”

在一次交谈中，贝蒂吐露说当他们在密歇根上半岛度假的时候她丈夫并不是一个人在家。“她很纯真地对我说，‘我在密歇根的时候有吉尼帮我照看房子不是很好吗？’”多迪回忆说，依旧对她朋友的话半信半疑。“这是个掩饰吗？谁知道呢？她就和那些可爱的传统女士一样，高昂着头，看向另外一个方向。很多代人都是这么做的。”多迪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带回家告诉了约翰，他出于与莉比的私人交情而参加了马斯特斯的董事会，现在则开始讨论要不要继续参加。

莉比·马斯特斯不断地面对自己丈夫不忠的证据，并感到尴尬。在乡村日间学校——年轻的豪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儿子斯科特以及其他未来的地方长官、参议员、企业巨子所上的著名私立学校，约翰逊穿着骆马毛外套——一种顺滑、奢侈的昂贵羊毛——出席了家长会。

“哦，好漂亮的外套！”一位家长称赞道。

“是的，比尔·马斯特斯给我买的。”约翰逊像皇帝一样回答道。

站在同一个家长圈里的莉比，听到自己的丈夫买礼物送给另一个女人，表情顿时十分窘迫。吉尼似乎并不想给她怀疑的机会。

如果说莉比在她郊区的房子里感到孤独，是因为她丈夫长时间陷在与约翰逊复杂的关系中难以自拔，那么疏远的感觉很快就会变为丈夫在欺骗自己的痛苦感觉。

约翰逊人生第一次赚到足够的钱为自己和孩子们提供一种舒适的生活。她获得了参与这项突破性研究的信任，马斯特斯会加上她的名字。而且曾经不想要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她学会享受的一种躯体关系。“我们真的是性爱运动员。”她后来告诉朋友们说。对于男同事们来说，马斯特斯似乎是老医学传统的受益者，家里有个老婆，身边又有一个女朋友——通常是细心的护士或者适龄的助手。他们不仅在约翰逊家做爱，而且在托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趁基金会为客人租的小公寓空着的时候在那里共度良宵。

然而，他对约翰逊的安排远超出了普通的界限。由于坚信自己的性爱研究会带来名誉，马斯特斯把所有的专业资本都投入了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而她被证明是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在工作的关键阶段，马斯特斯再也没有考虑替换她，因为他越来越依赖她。在很多方面，她都引领着方向，采用了一种他从未预想到的、更彻底、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人类性行为。

面对这样的现实，莉比·马斯特斯把注意力转到了其他地方。她相信，好妻子都会忽视自己丈夫丑陋的背叛，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孩子的生活上。她们把自己不受赏识的精力倾注到繁杂的家庭事务中、放学后开车接孩子的喧嚣中，以及打麻将和桥牌的女伙伴们身上。忠贞于自己的婚姻，莉比希望自己的心痛有一天会退去。“我想她太善解人意、太宽容了——对他来说过分好了，”玛吉说，她们俩谈了很多次关于马斯特斯的事，“我想他就是她生命中的真爱。”

第十七章 透露秘密

“如果有人问我，该如何解释我们国家不寻常的成功以及与日俱增的国力，那么我会回答说，这一切都取决于女同胞们的卓越。”

——《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将近10年，他们的秘密都相安无事。在圣路易斯中心地带进行的关于性爱实验室研究的谣言从没有出现在电视、广播或者报纸上。出于个人对马斯特斯的喜欢，《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发行人理查德·安伯格发誓他的日报绝不会向读者透露一点风声。该市另一家由普利策所拥有的报纸也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美国联合通讯社和合众国际社这两家横贯全球的报社也知道这个耸人听闻的人体试验，但都拒绝向美国公众透露任何消息。

圣路易斯的媒体同意集体失声，直到这个高度争议的研究结束。在许多方面，这种自我审查制度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性爱依旧是夫妻床上的私人领域，那些迷失的人会遭到惨重的宗教及政治惩罚。受到政府控制的日报、公众杂志以及电视台不敢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工作冒险。在任何电视节目中，“怀孕”一词都会被哔哔声所代替。当时的学校也没有开展性教育课程。美国人对于参加工作的母亲都会感到不满，会把同性恋关进密室，把未婚成年人采取避孕措施的行为定为非法，并且在所有55个州，人工流产都被定为犯罪。在这些婴儿潮的岁月里，美国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处女桃乐丝·戴和洛克·哈德森是理想的好莱坞伴侣。

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神秘莫测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高度专业的文章，他们在纽约科学学会面前还显得名不见经传，没有人打破这个公开的秘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所有性爱实验者都免于媒体的恶名或者政府的谴责。两人在1964年9月签约出版一本总结他们生理与解剖发现的书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几乎没有什么图示，这本教科书般的纲要名叫《人类性反应》(Human Sexual Response)，由波士顿著名出版社利特尔·布朗(Little，Brown and Co.)医学图书部门出版，专门为那些需要基础训练的医生和住院医师设计。按照合同规定，约翰逊将获得和马斯特斯相同的1/3的版税，剩余1/3则捐给非营利性基金会。出版方提供了充裕的时间让他们能毫不匆忙地完成研究。然而出版之后不久，他们的秘密状态就广为人知了。“我知道我们在玩火，”马斯特斯后来解释道，“我们希望能够做我们的工作，在房顶倒塌之前收集足够多的数据。这一切来得太快，让我们很惊讶。”

《评论》(Commentary)杂志是一本政治与文化类杂志，以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家莱斯利·H·法伯对圣路易斯最肮脏的小秘密进行揭露为卖点。在1964年11月，该刊物以文学的语言报道了这个爆炸新闻，还不时带着些关于现代美国生活中性与爱相互分离的幽默论述。“我确信的是，在过去的50年里，性爱作为人类的经验，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它的生存能力。”法伯悲伤地总结道。将性爱置于科学的显微镜之下是“将它从传统学科(比如宗教、哲学、文学)中移除，它们一直都将性爱作为人类经验加以关注”。作为展示的有力证据，法伯描述了在马斯特斯实验室里的肉体操练以及“用于记录人体性反应周期各阶段细节资料的彩色录像”。法伯描述了遮住脸庞的裸体女志愿者，她们显然更喜欢通过“自慰技巧”让自己达到高潮，而不是从前传统的传教士方式。影片中所展示的女性性高潮的神秘力量不仅让法伯着迷，也着实吓到了可怜的他。他的散文——与《评论》通常出现的反共文章以及最近在加沙地带的危机相差甚远——提供了足够的细节，被另一名杂志作者称为“一篇知识分子色情文学的诱人文章”。带着做作的愤慨，法伯详细说明了美国性爱的病态。他哀悼着持续了数世纪的浪漫主义的死亡，“那种坚持柔光，勃拉姆斯，赞美以及诗般的对话”。不再是“拥有尊贵爱情的女王”，他写道，每一个参加圣路易斯实验的少女都成为了“实验室女士”，她们可以像水龙头一样开关自己的性冲动。“我应该声明马斯特斯医生的项目本身远比它的发现让我感兴趣，”法伯承认说，“不管创立者的意图何在，这个课题作为那些值得注意且打破了传统科学界限的项目之一吸引到了我，它成为了我们当下困境的一个鲜活寓言，包含着它自己关于人的图示——同时它又为将来描绘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样一番事业，当建立了之后，它就很容易变得更有意义且展现超越深思熟虑的艺术。”

所有的激动之后，法伯准确地感到了一种文化转折正在进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对一系列新自由以及新发明的避孕药——美国女孩可以在男孩们多年以来买避孕药的杂货店找到——的期待中，一场真正的美国革命爆发了。高潮现在似乎成了个体自由的战斗口号，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性科学所有的发现之中，女性高潮最终成为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法伯在他的评论中用最诚恳且朴实的话语写道。事实上，就算法伯自己不承认，他在文章中似乎也意识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收集的临床证据会彻底打破弗洛伊德理论的伪科学性。那些阅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关于人类性爱的大量备忘录的人，不久就意识到了以前维也纳大师的荒唐及其潜在的厌女情结，因为他推测说男人的性爱能力高于女性。

将近60年，美国大量的精神分析著作以及文章重复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阴蒂与阴道高潮巨大差异的学说。在性发育阶段，弗洛伊德说，当小女孩的情感依赖从母亲转向父亲时，她的性感觉集中在阴蒂，因为它是“真正的阴茎替代品”。在这些不成熟的时期，他在1910年写道，女孩初期的性行为似乎“完全都是男性特征”，“像男孩通过阴茎获得快感一样，她通过阴蒂来获得”。弗洛伊德学说的精神分析学家建立了一整套计划，一套不切实际的性心理计划，全都是一些无法证实的声明。那些更喜欢阴蒂高潮的女人被视为男性化的、神经病的、“性冷淡的”，或者是某种摇摆情感的组合拼盘；而那些喜欢阴道高潮的女人则是更女性的、成熟的、正常的。反思20世纪中期美国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如何陷入这样一种世俗的信念，这个论点在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中成为了一件关于信念的无可争议的事情，导致了他们的女病人说不尽的情感痛苦。

无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解析上的价值有多大，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判定了他关于男女性爱的医学事实方面是错误的。男女彩色录像中毋庸置疑地明摆着的证据有力反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 依他的描述，推测基于阴蒂刺激带来的高潮不让人满意且不够成熟，而阴道性交更让人满足。当那么多人通过学校、媒体、流行文化接受弗洛伊德心理学时，这样的挑战是一个不小的壮举。两位芝加哥学者后来做的一项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医学教科书的调查研究发现，其中2/3“仍旧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论相反，仍认为男性的性欲更为强烈”。妇科医生以及其他服务女性患者的医生所写的教科书都将“生殖”视为绝大多数女性的性爱目的。两篇文章说绝大多数女性是“冷淡的”，另外两篇则重复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说阴道高潮才是唯一“成熟的”性反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之前的性爱研究是不幸的“个人反省的结果，个人观点的表达，或者有限临床观察的结果”——箭头直指弗洛伊德及他的同盟。他们在实验室所得到的证据似乎确凿无疑。就像心电监测以及其他仪器所揭示的那样，美国女性多重高潮的潜能远远超过男性，男人们总是在一阵狂喜的射精之后就消退了，至少是暂时消退了。基于医学事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详尽的研究让美国人可以摆脱文化迷信以及弗洛伊德学说对女性性爱的枷锁。难怪他们带有光镜的装置对于法伯来说是如此一个怪物。

拥有了权威信息以及大量的新避孕措施，年轻的美国女性戏剧般地转变了她们的性态度。法伯的同事，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病学家拉尔夫·R·格林森，在1966年美国医师学会大会上提醒大家海啸即将来临。“我确切地感到，女人在性爱方面变得越来越坚定而渴求，男人则越来越冷漠且毫无生机。”他警告说，“显然，当女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后，她们就会感到，和享有的其他同等权利一样，她们有资格获得同等的性满足。”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在其最盛行的观点上被临床医学所否认，这就和望远镜曾经威胁教会关于天堂的正统一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比起公认的精神病领域的任何一个人都更快捷且有效地治疗着性问题。”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弗里茨·雷德利克宣称，“在弗洛伊德面前，他们扭转了局面，并且暴露了弗氏关于性爱理论的薄弱部分。”无论法伯如何努力为美国人更新弗洛伊德的观点，或者通过一篇趣味文章嘲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种经验主义的否认都是寻不到出路的。

在美国媒体，法伯的评论激起了对鲜为人知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组合的好奇，这两位并不是婚姻关系的研究者说服了成百上千人脱下他们的裤子，加入到人体知识的探寻之中。“那些躲在摄像头后面构思并指导这项研究的谦卑的科学家情况如何呢？”法伯好奇道，“对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会变成谁，他们是否深思过多了？我们对于这支研究队伍如同对志愿者一样，知之甚少。”其他好奇的记者也加入了八卦之中。他们敲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大门，而他们二人始终坚持不重蹈阿尔弗雷德·金赛不断反驳以及公开争论的错误。“我打算在那些攻击面前保持沉默，不对它们进行任何评论，而是继续发表数据。”马斯特斯回复说，他看上去完全不受挑衅的样子。但事实上，法伯的文章是公认的一击，并促使他们修改了计划表，加快了研究，将1966年4月15日定为新结论的发表日期。

他们在圣路易斯的秘密生活与以往不同了。那么多志愿者匿名的努力不久就会在文章中永生，被绘制为图标，并以“主体A”、“主体B”之类的名字缩减为病史资料。经过了12年的努力以及一生的准备，比尔·马斯特斯创造医学突破而成名的梦想——只有和吉尼·约翰逊在一起时才变得可能——终于实现了。

第十八章 人体反应

在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书籍《人类性反应》中，对于人类性爱知识的状况以及社会在这方面补救的瘠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开头就用最浅显的文字表达了遗憾之情。

“在持久存在的对于人体反应的广泛忽视之下，数百万个体的良好状态遭到损害，生物学家、行为学家、理论家以及教育家如何能保持良心平静？”他们恳求道，“世上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在其一生中不会面临对性张力的关心。除了那些对于我们的存在必不可少的生理反应之外，我们生命的这一方面从多重角度来看都比任何其他领域对人类的影响更大，因此怎么可能一直无法享有客观的科学分析呢？”

这些理想主义的论调一直回响在年轻的比尔·马斯特斯心中，他十分震惊于美国对性爱的忽视，并决心在这方面做一些事。但这本书不久后就似乎成为了一个老练的医学探索者在新大陆插上的一面旗帜，合法地声明新见解的声望。他们用一种尊敬但有所保留的词汇表达了对于当时已经去世12年之久的阿尔弗雷德·金赛的感谢。当谈及金赛以及他的团队“发表反应性行为模式的不朽统计结果”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力求使读者理解金赛的努力仅局限于社会学而不是医学。事实上，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们“将来的评价”可能会论断说金赛最大的贡献是做了他们工作的先驱，“开启了我们文化中先前关闭的大门，迎来了关于人类性反应决定性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甚至设法从弗洛伊德那儿挖掘了一句引言，一句听似针对他们工作的号召：“生物学的确是一片具有无限可能的领地。我们可以期待它带来最惊人的信息。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根本无法猜测数十年之后它所作的回应。它可能会彻底吹散我们整个人造的假设结构。”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关于生物学发现的书暗示着自己便是弗洛伊德预言的燃烧弹。不仅停留于理论或假设，他们会在《人类性反应》中提供充足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主张。书的第一部分强调了男女在性爱过程中的共性，其中包括血流加速和肌张力上升。尽管在解剖学上有着显著的差别，但“一次又一次，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对人类性反应直接的对比上，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对比之前一直都未被鉴别到”。沿着这个方向，就好像远处的观鸟者，他们注意到了翅膀在色调和形态上的变化，比如“稳定期女性小阴唇的颜色变化以及男性龟头的充血”。尽管约翰逊自始至终都在描述病史资料，但是这本315页的书本核心是马斯特斯关于性爱生理与解剖的分析，其中尽可能地避免了“煽动性”语言，特别是在描述性行为的时候。

最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概括了关于性爱的大致框架，其中包括人体反应的4个独立阶段。当进行性刺激的时候，男女双方都会经历兴奋期、稳定期、高潮期、消退期或者称为不应期。个体与个体之间这4个阶段的时长及强度方面可以有很大差异。但是这种广义的“人类性反应周期”可以被作为、也应被预期成为一种归结尚无规则的性爱的方式。他们在探索中所抱的雄心壮志是要与弗洛伊德的宏伟理论相竞争，然而对于4个阶段的总结似乎连最没经验的情人都很熟悉。他们确认在男人身上，兴奋来得很快。对于年轻的男性，当他们的性欲被激起之后，可以在3到5秒之内从弛缓状态一下变为完全勃起。而那些年长一些的男性则需要2到3倍的时间才能准备好，而且他们的坚硬程度可能还有一点不稳定。在男性身上兴奋最明显的体现从没有改变。而在年轻女性身上最先出现的证据是乳头的勃起、乳房的饱满以及刺激10到30秒之后阴道的湿润、在期望更多的刺激时会出现阴道管腔的延长。尽管对于年长的女性兴奋可能会慢一点，但研究发现通过正确的刺激，“80岁以上人群都可以有这些反应”，这对于老年人群来说无疑是一个惊喜。

在这个狂喜的过程中，渴求的人们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已处于稳定期，这一暂时阶段被形象地描述为进入主题前的休憩小站。在女性中，当“性张力颜色变化”将小阴唇及周边组织的颜色从浅红色转为深紫红色时，阴道会进一步湿润。最显著的是，伴随着龟头缩回保护性遮盖的包皮中，调节女性性反应的阴蒂从其正常状态变得明显紧绷起来。在这个稳定期，男性保持着勃起，睾丸膨胀并有些提升，分泌出几滴黏液状的液体。男女双方在这个阶段通常都会体验到一种“性的红晕”，反应为“持续增加的性张力”之下短暂的全身皮肤风疹状皮疹。由于这本书充满了医学词汇，多到需要专门为普通外行读者准备一张术语表，一位作者指着诸如“这种斑丘疹样的红疹首先出现在上腹部”这样的句子——通俗作者可能将其描述为腹部的性红晕——称他们是“最令人费解的拉丁文医学的证明”。

伴随着高潮，男女双方都如鲜花怒放一般，生命的节奏极速奔驰。男性方面，在精液从阴茎中射出之前，前列腺段尿道会持续出现“无法控制的射精感”，心率和呼吸频率从正常水平显著加快。在女性方面，高潮则会表达得更长一些。一旦高潮到来，在颤抖减少之前，子宫以及外1/3阴道波状收缩会每隔0.8秒重复4到8次——差不多和男性在高潮射精时的收缩同等次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兴奋的女性身上发现其阴道前壁会向后上方运动，制造出一种“遮盖”的效果，与增大了将近一倍的子宫一起容纳阴茎。在男女双方身上，随着直肠括约肌的运动，整个骨盆内组织都一起收缩起来。

在这个小高峰之后，肌张力的松弛以及充血的性器官中血流的平缓标志着第4个阶段——消退期的到来。这种尾声在男性身上最为明显，表现为勃起的阴茎快速地失去其坚挺状态。紫红色的男性器官会在短时间内保持一点膨胀，直到完全缩小到未唤醒的自然状态。对于女性，当血流以及皮肤变色情况很快开始消退的时候，其不应期几乎无法察觉，而且“会延伸好几分钟”。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像维瓦尔第[1]的协奏曲一样将这4个阶段组合在一起，即使他们对于男女双方性反应具有可比性的主张似乎有点牵强。“对于有效性刺激的反应，男女之间的对比强调了双方在生理上的相似，而非不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将性爱描绘成两极相对，就如亚当和夏娃那样彼此不同，他们发现，每一个做爱中的成年人，不管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在生理反应方面都是相同的”。他们将自己的推论基于相同“血管充血”——通过静脉血液充斥到性器官——以及可观察到的继发性特征，比如喘气以及肌肉收缩。人们对他们的4阶段结构提出质疑，并认为男女之间的对比被过于整齐地分类。比如，男女身上类似的0.8秒收缩，好像用秒表测算过的，是一个“象征性而非实际的发现”，历史学家保罗·罗宾森这样评价道。“它提示在性高潮时，男女是完全和谐同步的。他们在同一个节奏上前行。”这本书包含着一种欢快的平等主义论调，没有直接面对医学专业关于男性在性爱过程中支配地位的错误观点。

然而，这本书最重要的是，详尽描述了他们的发现，这完全源于对382名女志愿者及312名男志愿者长达约10年的观察。不能否认——面对性爱的严峻考验时，女人优于男人，这本书的构架强调了这一点，书中有141页内容是描述女性性反应的，足足是男性的3倍多。临床的描述与图解提供了一份关于女性身体奇境的地图，详述了关于性爱这一未解生理之谜的新视野。他们关于女性性反应里程碑式的发现将会验证长期以来的临床工作部分，对于之后近20年美国性革命的定义及发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对女人多重高潮的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马斯特斯知道自己发布的结果将会撼动以男权主义为图腾的美国文化，后者一直受困于他所谓的“阴茎谬论”和幻想之中。在第一次高潮之后，男人需要等待1个小时甚至1个小时以上，在重新振作之前，他们不得不在这个所谓的消退期中忍受着暂时性的阳痿。但绝大多数达到高潮的女人时刻准备着迎接更多的快感，一而再、再而三都不在话下，只要心情合适，条件也允许。“女人没有不应期，”他们在两性性反应的对比中写道，“在高潮之后，她不会失去性张力，通常都可以回到重复的高潮体验之中。”关于女性多重高潮的描述在正本《人类性反应》以及他们的其他文章中都有提及。“高潮之后，男性在短时间之内通常无法再有更多高潮；而不同于男性，许多女性，特别是在阴蒂刺激之下，可以数分钟之内规律地经历五六次完整的高潮体验。”在这样的场景中，女人在床上表现的激情潜能远远超过男人鞭炮般的一次发射。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医学文献将所谓的性能力低下描绘为“性冷淡”或“少女”，就好像女人无法和男人并驾齐驱一样。尽管在金赛的调查中，1/6的女性被访者提到多重性高潮，其比例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路易斯·M·特曼对已婚夫妇的研究结果相类似，但这一现象仍旧被大多数评论家当作小插曲或者解剖奇观一般视而不见。最好笑的是，有些男评论家甚至将之视为假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证明的生理上的真实性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多重高潮的女人中，他们发现，每一次高潮在生理学上都彼此相似，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随着她们性爱的继续，高潮也会变得更愉悦。“当女性研究对象在实验室里被询问时，经历了多重高潮之后，她们都说第二次和第三次高潮通常比第一次更让人满意，感觉也更让人愉悦。”有些女人喜欢连续不间断的高潮，而另外一些则喜欢先进入另一个类似兴奋期或平台期的阶段，然后再来下一次高潮。“我们确立的重要事实之一——至少我们自己对此相当满意——是女性自然而然地实现多重高潮，”马斯特斯后来说道，“这一点在之前从没被人重视过。”

在解析女性性高潮奥秘的过程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钻研了阴蒂的复杂结构、其稍显肥厚的纤维束以及在温度上的反应。与之前的男医生不同——包括将阴蒂描述为“类似男性阴茎的物体”的著名教科书《格氏解剖学》的作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了它无与伦比的非凡特性。“阴蒂是人体解剖中最独特的器官，”他们写道，“在男性的整个身体结构中没有类似器官。”阴蒂并不是那些解剖学家误以为的所谓的什么“小弟弟”或者男性的阴茎，也不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所说的未婚少女在能获取更好的阴道高潮之前手淫时“不成熟”的性爱对象。与之相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为这些所谓专家关于阴蒂的论述多为“没有生物学事实为依据的行为概念集”以及“阻碍研究数十年之久的‘阴茎幻想’”。这两位研究者探测了性反应过程中阴蒂与阴道的内在联系，发现在高潮反应方面并没有差别。“阴蒂高潮和阴道高潮在解剖上真的是相互独立的吗？”他们问道，“从生物学的角度，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另外他们还提到，在性爱过程中，将阴蒂和男人的阴茎做对比是毫无意义的事。虽然阴道湿润可能和男人的勃起差不多同时发生，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持认为“阴蒂对性刺激的反应和阴茎勃起的速度差不多这一普遍认识是错误的。”

他们的证据难以反驳。在数页的篇幅之中，关于充血的乳房以及女性生殖器(包括在高潮之前回缩的阴蒂包皮、阴蒂头以及阴蒂体)的简笔画为非专业人士提供了指导。一份记录高潮时心跳的心电图显示，被研究者的心率有时可以高达180次/分。女人在平卧位、上位以及胸膝位时的做爱过程都会被观察。她们自己或者由伴侣及门诊光学仪器进行刺激。人工阴茎在女人平卧位时运作良好，但当她们尝试上位时，就会有些“技术上的困难”。所以，对于那些喜欢上位的女志愿者来说，只能通过自然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一位真实的伴侣来实现高潮。不管是上位、下位还是侧身，结果都强调了女性性反应的级别。

高潮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全身的感觉体验——伴随着一种“强烈的阴蒂盆腔感知”，并且“经常有一种开启容纳的感觉”——而不像男人对于勃起与射精那种狭隘而集中的关注。与老生常谈的传统观念以及男医生的偏见不同，女人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可以享受性行为。他们的研究显示，孕妇可以进行性生活，不用担心伤及胎儿，有时还会增加高潮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孕中期的时候。年长的妇女也不必结束她们的性生活。在61位年龄超过41岁的女实验者中，有3位年龄在71至80岁，结果显示年龄可能会减缓激情的强度，但绝不会彻底令其熄灭。“没有理由将绝经这个转折点作为女性性能力、性表现以及性欲望下降的标志。”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对女性性反应的极限进行了测试。研究者发现女性最强烈的高潮不是发生在和男伴侣做爱的过程中，而是在她们自己进行自慰时，这对于男人自尊就像是一支伤人的箭。和多重高潮的可能性一样，在少数情况下，有些女人可以达到“高潮状态”——一种长达20至60秒以上且中间没有平复期的持续高潮状态。(在附页中，有一种关于高潮状态的心电图，大概是为了平息那些对他们夸大事实的质疑。)这本书没有引用那些在没有触碰情况下单凭幻想就达到高潮的女人，但在出版之后，他们又发现并测试了3位属于这类情况的女性。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尽管他们强调自己的大样本量，但绝大多数志愿者对于性爱或者身体感受并不陌生，这一点无疑会影响到结果。书中写道，“这些女人的个性从非常害羞到相对独立，各不相同”，她们之前的性经历也从“一次到许多次”。但确凿的生理学数据显示，“婚姻关系”中每一位美国女性都有高潮的可能。被认为是“性冷淡”的女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不喜欢这个轻蔑而不精确的词汇——在性爱过程中也有十足的可能达到高潮。如果真有什么影响因素的话，她们更可能是受宗教或文化的抑制和影响，而非解剖生理上的缺陷或者个人的无能。只要有了足够的信息和鼓励，可免于社会的谴责，她们也可以到达性爱的美满之地。这是绝大多数女性之前没有听过的信息。“否认女性的高潮体验是一种自然发生的心理生理反应，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图腾、禁忌还是宗教实践都没有完整地进行过解释。”作者在书中向读者保证说，“随着高潮的生理机制的确立，如今女性拥有了发展自己实际性反应水平的绝佳机会。”

他们强调，性满足全都在女性自己手中，这一点比起医学教科书更像是美国式的自助手册。

通过对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的男性性反应有时可能不如女性，且需要对方持续的抚慰。“源于文化中满足对方的要求，‘对于表现的担心’在过去成为了男性特有的负担。”他们写道，这就如同想象着大力神(Hercules)将整个世界背负在自己肩膀上一样。

他们的实验显示。勃起可能是一场不确定的冒险，特别对于老年男性来说更是如此。射精被证明是转瞬即逝的事。有些男人不能控制它提前释放，因而导致他们的伴侣很受挫。在寻求高潮的过程中，女人可以显示出多层面的控制，能够随心所欲地“走走停停”，而男人很多时候则像脱轨的火车般一路前奔。“和女性高潮体验可以被外来的身心刺激所打断不同，男人的高潮一旦被生殖附属器官的收缩所触发，在射出全部精液之前就无法停止或延迟。”他们观察到。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他们的科学发现同时消除了“阴茎谬论”的其他错误。那些私下自慰的男人终于可以确定这样的“自慰”不会让他们变得疯狂。未行包皮环切术的男性比起包皮切除后的男性来说，在射精控制方面没有什么优势，性能力也不会下降。让更衣室里的运动员们高兴的是，他们打破了“手淫或性交之后的射精会对运动训练项目中的男性身体产生不利影响”这一广泛流传的观念。对于那些担心自己年老之后性能力下降的男性来说，似乎“用则生，不用则废”这句格言用在这儿非常合适。他们建议说，“老年男性保持有效的性能力最重要的因素是保持性活动。”以“阴茎”为题的章节——每种生殖器在书中都有单独章节——探讨了在男权主义的美国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其虚构重要性的忽视。“阴茎一直都被观察，但很少被理解。数个世纪以来，在艺术作品、文学作品以及传说中，这个器官一直都被人崇拜、辱骂，或者有意地扭曲。”他们观察到，“我们的文化不仅受到阴茎功能角色多种错误概念的影响，同时又推动了错误概念的产生。这些‘阴茎谬论’丰富了我们的艺术，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的文化更为重要，同时它也影响了我们的行为科学和生物科学。”

总的来说，他们所绘制的图像更像是一个情绪化的性器官。他们报告说，在兴奋阶段，阴茎勃起很容易因为“突然的响声、其他个体的声音，或者灯光、温度以及周围人员的改变”而消失。如果真有这种情况，那么任何妻子都会好奇一个需要支付账单、家里随时有孩子在、卧室里还开着电视机的已婚男人如何才能兴奋起来。和床上勇猛地不断反应的女性不同，兴奋对于男性来说，只有通过“小心地控制刺激技巧的变化和强度”才能持续“更长时间”——简而言之，其方法是不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太过兴奋。他们的调查发现，为了让女人得到满足，男人对于射精的控制常常是必要的。在射精之后，如果男人在伴侣的阴道内停留一会儿而不是很快地抽身离开，那么类似勃起的状态可以维持一段时间。而快速离开——或者这个容易分心的家伙有“开始东张西望、谈论其他话题、转移到无性状态”之类的任何行为——则意味着肯定会恢复到软趴趴的状态。

意识到男人的防御性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驳斥了另一个常见的谬论——那就是拥有大尺寸阴茎的男人是更出色的情人。围绕着巨大阴茎或者小尺寸阴茎男人的那些故事，对于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只是一堆喜剧式的烤肉、小便池的墙壁、麻烦的旅行之类的东西。“阴茎的尺寸与性能力相关，这是阳物崇拜这一错误概念所建立的另一个幻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此外，出于自身的原因，他们故意回避回答最常被问及的一个关于男性解剖的问题——阴茎的平均尺寸。诚然，这种预测对于已经将机械人造阴茎作为研究一部分的这两位研究者是危险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用了已故的罗伯特·拉图·迪金森博士（马斯特斯数年之前研究过他的解剖书）的数据，他和一位名叫勒布的德国医生一起完成了1899次测量。通过对身高、阴茎长度以及脚的尺码进行对比，勒布报告说迟缓状态下的阴茎长度从8.5厘米到10.5厘米不等，平均长度为3.7英寸。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愿意配合的志愿者身上也做了相同的工作，但没有分享其结果。实验通常是由一名研究人员带上量尺去核查总共80个不同阴茎的表面，并测量迟缓状态下以及勃起时从基底到顶端的长度。在这份记录中，40个被归为小尺寸组的迟缓阴茎从7.5厘米到9厘米不等，而大尺寸组则为10厘米到11.5厘米。然而，当勃起时，几乎所有小尺寸组男性的阴茎尺寸都增长了1倍，而大尺寸组的男性并没有相同比例的扩大： 依据他们的结果，差不多扩大了75%。这场竞赛的最大赢家来自小尺寸组——一个阴茎不到3英寸长的志愿者在勃起时增大了120%，而且在3次重复测量中都是如此。

尽管努力地进行质量控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是承认这种测量有些草率，“至多是粗糙的临床测量”，接近于不可靠。1/3的阴茎测量是在“自慰”过程中进行的，这样实验者的空间足够大，可以保证准确性。但其余都是在接近射精时测量的。男性在“热烈性交”时拔出阴茎，令其完全充血时的状态让人测量，这只是理论上而非实践中的事。“虽然回馈的信息显然不够确定，但也没有统计学的证据支持大尺寸阴茎比小尺寸阴茎在完全勃起时尺寸的增加程度更大这个‘阴茎谬论’。”这个关于阴茎长度的有限披露已是研究者允许的最大程度了。他们一直避免着为那些裸身站在镜子前好奇自己“兄弟”是大是小还是正正好的典型美国男人提供任何黄金标准。“出版《人类性反应》的时候，我们有目的地没有纳入关于阴茎平均尺寸的信息。”马斯特斯10多年之后解释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希望通过这种避而不谈来消除‘阴茎尺寸对性反应至关重要’这个观念。”当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计算出了美国人的平均尺寸，只是他们拒绝透露而已。“我们永远不会说，”马斯特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是我们对于人类安全的贡献！不管我们说什么，每一个男人都会立马去找把尺。”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瞄准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课题，对男女都同样重要。在性交过程中，无论阴茎的大小如何，阴道似乎都知道该做什么。“完全的调节通常在前几次阴茎插入的过程中就完成了，无论其尺寸如何。”他们写道。担忧的男人应该了解，尺寸真的不重要；而在他们违背常理的突破性概念中，尺寸可能甚至是一种伤害！小尺寸阴茎的男人在兴奋期可以更容易、更早地进入阴道，他们建议到，对于他们的配偶来说就好像是一个“扩张器”。此时，拥有大阴茎的体贴男人只好等到他们的妻子准备好，进入人体反应周期更后面一点的阶段时才可以进入。在足够的照顾与刺激之下，阴道可以容纳几乎任何尺寸的“客人”。那些使用“人工性交”装置的女志愿者就是证明，彩色照片让人信服地进行了展示。女性解剖的奇妙力量似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奇迹，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这样说，他关于自尊以及女性性爱的研究在两人的书中也有引用。“这有助于让人意识到阴道是具有潜能的，而不是仅停留于它在未受刺激状态下的实际空间。”约翰逊后来几乎是存在主义地解释说，“事实上阴道是一个扩张能力非常强大的器官。毕竟，它可以从一个闭合状态扩大到足够容纳一个婴儿的脑袋。”

虽然他们关于“四阶段”框架的声称专注于平等，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中用确切的证据显示女人在性爱方面的勇猛，几乎任何形式以及任何年龄都是如此，远远超越她们的男性伙伴。他们关于人类性爱的观点简直是革命性的，颠覆了之前存在的规则。他们通过男女双方共同提供的解释，前所未有地反映了两者的观点。当他们用迟钝的医学术语低调处理那些爆炸性发现时，当他们尊重男性的虚荣心以及谨慎的堡垒时，当他们活生生地在精神分析学家的雷区周围绕圈并且从不直接与弗洛伊德进行较量时，当他们向金赛致以敬意并引用了329篇其他参考文献时，当他们的论证在医学界大会上以及那个道德保守的时代里成形时，他们所给出的证据是完整的、直白的、无可争议的。

经过长达10年的实验，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实现或者敢于尝试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成功了。他们逃过了诽谤者曾经预言的那些攻击、监禁以及同行的辱骂。他们的书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身以及相互交流。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在其他医学领域从未出现过，在将来也不可能重复。现在，经过了近乎匿名以及秘密监禁的辛苦工作之后，他们只希望整个美国能够注意到自己的成果。

[1] Antonio Lucio Vivaldi （1678—1741），意大利巴洛克时期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译者

第三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手握他们的著作《人类性反应》

第十九章 释放的兴奋

老牌丽思卡尔顿酒店散发着某种波士顿婆罗门[1]色彩，这要归功于英殖民地严苛的传统。傍晚下午茶时间，酒店餐厅内摩肩接踵，女人们裹着皮草，戴着珍珠和钻石。楼上，壁炉烘暖了豪华套房，侍从看顾着火焰，在主人入睡前铺好了长绒床单。对于外地的医学专家来说，这种舒适是那些在哈佛、麻省理工或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工作的人们选择入住丽思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拜访波士顿的出版商时，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很中意这间大酒店，它后来得以成为他们发行书籍的首站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在之前面对怀疑者时，他们争出风头的表现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在芝加哥，被妇产科学大会拦于门外时的他们包下了一个大套间来介绍自己的发现。在用影片展示实验结果时，他们还用美酒招待了华盛顿大学的医疗同仁。但两次的结果都相当糟糕。尽管如此，这些过去的经验让他们作好了十足的准备来迎接后续的挑战。他们不希望在波士顿再次出局。

1966年4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丽思主持了一系列较为特别的出版发行见面会，比起往常那种媒体提问的单一模式，这更像是非正式的讨论会。坐在挂着落地窗帘的窗户边的舒适椅子里，两个小时的会议期间，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发现，生动而让人信服。他们特意预定了两个单人间，以免招人口舌。

在活动期间，怀疑者对于马斯特斯鲜活的权威感以及精湛的技艺印象深刻。约翰逊，带着她经过训练的嗓音，进一步用浅显的语言对他们的研究做了说明。他们的出版社邀请了好几位具有影响力的记者，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约翰·科里、《生活》杂志(Life)的艾伯特·罗森菲尔德、《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亚瑟·斯奈德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厄尔·乌贝尔，这个核心团队将影响所有的媒体封面。虽然部分研究结果之前已被流出，但在丽思的这些长时间的轻松讨论成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首次正式地与媒体见面。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夫人与全国科学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对他们的书本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在其称赞的文章中总结道，“他们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性爱圣骑士。”两位曾经很不起眼的研究者如今被人用尼采哲学中超级英雄的词汇来描述，说他们“具有异常的敏感性、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所有国民。一如以往平淡的行文风格，科里在《时报》的快问报道中强调了那些几乎难以想象的数字。科里注意到，在11年的研究期间，通过“直接观察”成百上千对“性交或自慰”的男女，有近10000次高潮被记录。在提到约翰逊到来之前马斯特斯前期研究中的妓女时，科里对读者说，“更为精确而保守的估计”可能是在12000次到15000次高潮，这个数字让人惊呆了。和其他科学作家一样，科里强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只是最纯粹的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一对头脑清醒的男女组合，“历经艰辛才净化了书中可能被视为淫荡的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和法伯以及其他人一样，评论家艾伯特·高曼一味地指出“塑料人造阴茎”以及这项研究关于人类亲密行为的冷酷描述。在对此书的评论文章中，高曼抱怨说它应该取名为“人体性爱技术”，因为书中即使是老年人也似乎性欲旺盛。“有人希望我们可以回到早期的智慧，接受身体的下滑，在超越身体的追求上寻找补偿。”高曼悲叹道，“也许真诚的预想就是书中所声称的最难以忘怀的场景，一个女人通过机器自己和自己亲热。”

在700篇关于《人类性反应》的评论和公告中，最大的认可标志来自《美国医学学会杂志》，这个曾经回绝他们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为什么这项研究用了这么多时间才发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编辑问。“比起只教学生胃的解剖而鄙弃关于它如何工作的知识，只教生殖器官的解剖而忽视它们正常活动时的功能同样不合理。”在20世纪60年代杰出的科学领域，像精神病学家乔治·克虏伯这样的赞赏者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照亮了性爱的世界，回顾起来，这个世界就好像NASA记录到曲线和裂缝之前的月亮的另一面。“如果我们把性结合看作是神圣的东西，不可以对此进行研究，那么请好好想想，在伽利略时代，星星也是被人这样看待的。”另一个评论者这样坚持道。尽管阿尔弗雷德·金赛已经给出了美国性爱实践的大体框架，另外一些人，比如玛丽·考尔德伦博士，也推动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是对于那些无数人未曾问及的特定问题找出了科学答案。社会学家约翰·加尼翁观察到，“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喜欢性教育，但对于那些提供知识、让我们可以用此教导他人的研究，他们却都很反对。”

面对访问，马斯特斯对他们多年来不得不承受的持续审查和保密措施选择了匆匆带过。尽管这次成功是一种个人的肯定，是他长期寻找的目标，他对外还是保持着冷静、沉着和谦卑。他在研究中显露出极度的骄傲，但对众人的关注却并不那么有兴致。他坦白地称：“最重要的是事情完成了。”他告诉媒体恐吓信只占所有信件的10%。他说大部分的信都是私人求助。但是10年后，马斯特斯承认《人类性反应》发表之后，有75%的信都写着“去死吧”。书出版4年后加入的一位同事玛丽·埃里克森回忆道：“这些信很恐怖，大部分不堪入目。”

他们用教科书发行的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出版商一开始用朴素的牛皮纸包装将这些书送到医生们的手上。它很快飙升到最畅销书籍之列，在数月内就卖出了约30万册。“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公众意见的认同，而不是抵制，”约翰逊对《新闻周刊》(Newsweek)说道，这份杂志后来称他们的努力是“性科学领域最有勇气和最细致的试验”。《人类性反应》使美国公众对性的讨论产生了转变，开创了在媒体上坦然言说的新纪元。尽管对这些浮夸的行文，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感到有点好笑，但他们依然仰赖着媒体关系与自己的临床式描述，竭力做到不冒犯读者。他们一直避免使用任何不雅的词汇以通过审查。为了不那么挑衅，他们只提到了一次口交，而肛交则完全没有涉及。媒体可能也只是复述了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出现那些淫秽的部分。“你应该知道这书的出版最初考虑的就是被接受程度——这也是它首先使用英文发表的原因。”比尔这样开玩笑道。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这种机械的方式根植于美国对科学的尊敬，他们的书顺应了这个腼腆的民族。详细的性知识突然成为报纸、杂志、电视访谈的标准配备，媒体都发现观众非常乐意看到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关于性的对话。约翰逊后来写道：“当与性相关的内容开始增加并被接受，人们也就渐渐忘记了它的威胁。”“他们开始去倾听，而不是激动地反对。这种进步伴随着媒体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著作。”一些女性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对这个话题较为忌惮，它们选择将描述重点放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身上，直到性改革赢得更广泛的民众认可。“就像水闸打开一样，”约翰逊回忆说：“忽然之间，几乎所有的杂志——即使是单身群体的杂志——都将性爱作为卖点。除了给食品、时尚、育儿等留下一点空间外，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讨论性爱，因此可以说是媒体造就了这场观念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正经受着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震撼，街头到处都是民权示威游行和种族骚乱。越战冲突导致对草案的大范围抵制，人们反对林登·约翰逊就任，选举了一位后来因为名誉问题辞职的尼克松。在这场政治与社会戏剧化发展的漩涡中，性爱的传统定义、爱情、家庭以及承诺都变为开放的议题。媒体记录了嬉皮士彩色念珠、反战性爱集会、自由恋爱乌托邦公社、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裸体的花癫派少年、暴露开放的迷你裙、及膝的摇摆靴、露脐喇叭裤、皮肤上涂着摇滚幻彩荧光漆的潮人电影《我是好奇的黄色》(I Am Curious Yellow)和百老汇剧《头发》(Hair)中的裸露部分，一切的一切都在为从未出现的性解放发出呐喊。“60年代可以被称作是性高潮狂热期。”马斯特斯带有些许讽刺意味地宣称。即使是压抑的郊区妻子，就如《毕业生》(The Graduate)中的鲁滨逊太太，也都因为书本而大胆起来。“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将妇女们视作有多次高潮能力的性爱运动员，这一观点立刻融入到性解放的精神当中，更准确地说，是性试验当中，并彻底席卷了整个国家。”年代观察作家简·格哈德写道。

在书出版后不久，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开始更为广泛的医学高校宣传，常常面对的是多到只能站着的观众。比尔并没有取笑自己对《人类性反应》推销的热忱。就如他经常被讽刺的那样，“这是历史上最热销的书”。马斯特斯强调他们不久就会回到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既然他们已经展开了人类性生理的基础，那就有太多事情需要进行。

[1] Boston Brahmin，指的是波士顿上流社会，持波士顿婆罗门口音，生活上保持着英伦风尚。——译者

第二十章 聚焦感觉

“地震、瘟疫、病痛以及灵魂的苦恼都无法困住男人。然而，对于男人来说最苦恼的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卧房里的悲剧。”

——列夫·托尔斯泰

“你有过高潮吗？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我，那一次你的感觉怎样？”

治疗的第一天，弗吉尼亚·约翰逊坐在一个郁郁寡欢的妻子对面，开始询问起她性生活方面的障碍。隔着木头桌子，她打开手风琴式的折叠文件夹和一叠信纸，草草记录下一连串笔记。放在她们中间的麦克风收录下了每一个问题和回答。它连在屋内的一台硕大的录音机上，机器旁存放着记录各种会议的大量磁带，供将来的回顾和分析。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穿着一身白大褂、一头深褐色长发高高盘起的约翰逊夫人，同情地盯着这位困惑的女人，提出了一系列专为发掘婚姻中隐藏故事所设计的问题。

“性方面的问题对你另一半的影响如何？在你的回忆中，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你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你是否注意过你丈夫在勃起或射精方面有什么问题？”

“在性生活方面，你的丈夫是如何尝试取悦你的？效果如何？”

“对于夫妻性生活以及婚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在你看来女人合适的角色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丈夫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在隔壁房间，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对着这位女人的丈夫询问着类似的问题。他发掘着这位丈夫关于约会、婚姻、离婚以及抚养孩子等种种经历的感觉，以及他的宗教信仰、夫妻双方的教育和社会背景。他甚至问及了一个更敏感的关于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是否手淫过，或者在他和自己的伴侣进行性生活时是否唤起过特殊的画面及幻想。马斯特斯问这位丈夫，在过去是否亲眼目睹过自己父母做爱的场景，不管是意外还是有意为之；是否曾经扮演过“医生”，和别的孩子一起玩“性游戏”；是否曾经半夜里因为自己短裤里的遗精而醒来；是否有过同性恋的经历。马斯特斯还要求他描述他的配偶最初对他的吸引是什么，他们的蜜月是怎么样的，做爱的频率如何，以及他会将什么样的场景、触觉、声音以及气味和做爱联系在一起。

到了第二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换对象。她和丈夫交谈，而他则和妻子交谈——重复同样的问题，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病史采集”。了解每一对夫妻的需要、心愿以及欲望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双重治疗”计划中重要的第一步。通过从两个方面获取的信息，夫妻性爱的整体情况会很快浮现出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继而便可以开始改善夫妻关系，填补伴侣之间巨大的差异。到了他们两周治疗计划的第三天，他们会对比夫妻两人对于最私密问题的回答：

“对于你的丈夫(或妻子)，通过这个治疗计划你想要得到什么改善？”

“你的配偶对于婚姻生活中性生活的部分兴趣如何？”

“你的丈夫(或妻子)从你这儿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这些回答给解惑提供了线索，可以让人瞥见一段婚姻的核心。这一点，他们相信单独的一个治疗师，特别是男治疗师，是无法企及的。虽然一些询问技巧借鉴了阿尔弗雷德·金赛，其他一些则吸取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建议，但是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涉及的双重疗法是独一无二的。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提供了务实的治愈婚姻问题的见解，在改变生活方面，其效力远远超过了一般治疗师或者宗教顾问的能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生理测试接近尾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门诊里最亲密的时刻更多是发生在人们穿着衣服的时候，而不再是赤身以对之时。

“他们的工作完全是革新式的——‘双重疗法’的模式实在太棒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的临床教授亚历山大·N·乐维医生说。他和妻子是首批患者之一，他本人后来也成为了这个项目的进修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出版了他们开创性的著作之后不久，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上，乐维首次听说了两人的名字。作为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他还不确定从他们的陈述中能了解些什么。乐维当时已经从医学院毕业，进入了那个以了解人体所有功能为自豪的学科——内科进行第三年的培训。然而，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突破性的结果相比，医学界对于性方面的事情实在毫无准备。“显然，这些人要么是骗子，要么真的在做一些全新的事情。”他回忆说。乐维和他的妻子马蒂尔德专程前往圣路易斯，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就好似去卢尔德[1]冒险一般。“马蒂尔德从没有过高潮，就这么简单。”无法克服自己性烦恼的乐维说。出生于匈牙利的乐维，少年时期在本笃会修道院上学，并一直在那儿住到了19岁毕业那年。“人们说，‘将初吻献给你孩子的母亲’。”他回忆起牧师对于夫妻恩爱的有限智慧时说，“马蒂尔德有着类似的背景，因为她来自秘鲁的法国修道院。这个［治疗项目］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大开眼界。”在乐维看来，男女组成治疗团队来指导已婚夫妇，这样革命性的想法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了。

从一开始，理解性爱科学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克服做爱中的困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称之为“性障碍”。批准他们初始研究时，华盛顿大学对于马斯特斯提出的“治疗性功能不全的最大障碍是在人类性反应领域缺乏足够可靠的生理资料”这一观点表示同意。指导他们的一个简单逻辑是，在能够治疗性爱相关疾病之前，必须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在1959年1月，经过了数年对于性爱过程中人体在解剖与生理方面反应方式的研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了一项实验性治疗项目，以改善美国夫妇在性爱生活中的障碍。由于他们的方法并不确定效果如何，因此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最初关于人类性反应的实验让马斯特斯成为了一名研究者，但第二部分的研究则凸显了他的弱点。不管是他还是约翰逊都缺乏心理治疗的训练(尽管《时代》杂志将约翰逊定义为一名“心理学家”)。马斯特斯之前所接受过的最相关的教育是精神病学系关于访谈技巧的3个月课程。约翰逊的经验更为缺乏——仅有一些涉及内心与头脑的杂乱的本科课程。然而奇怪的是，正是由于缺乏训练——特别是当医学院出生的精神病医生都受到弗洛伊德理论教育的时候——他们的实验有了广阔的维度，不受传统的束缚。“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这恰恰成了巨大的优势。”马斯特斯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于人类行为的本能理解远远超过了马斯特斯的掌握，后来证明这是在探索性爱治疗领域中最为宝贵的一点。作为门诊时笑容可掬、亲切友好的女主人，她目睹了人们在做爱时最为深切的渴望、憧憬以及恐惧，通过这些她学会了在日常工作中如何劝告、安慰并教导他们。她拥有了一定的实践公信力，从而填平了与马斯特斯之间的距离，让自己有机会与他平起平坐，而不再是一名“副手”或者其他可替代的同事。她提出的好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他看来都犹如“尤里卡瞬间”[2]。就和一些修理管道的水管工一样，她透过单向镜观察性爱过程并提出实用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设法将成年人的神经质追溯至孩童时期的根源。“至少70%的治疗方案是她的主意。”马斯特斯后来说。约翰逊吸取了其他人的理论，尤其是心理学家艾伯特·艾利斯和天普大学的约瑟夫·沃尔普，前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创了夫妻共同咨询的先例，后者的行为学理论中反映了B·F·斯金纳、约翰·沃森以及伊凡·巴甫洛夫的一些观点。马斯特斯的同事都嘲笑他所说的革命性治疗模式主要归功于约翰逊的想象。马斯特斯意识到他们正在开创一个全新的途径——其他人称之为认知行为疗法——在较短的确定时间段里令问题获得改善。他们没有用狗或者老鼠做实验，也没有用电流来刺激活体病人。为了改变坏习惯，他们将沃尔普的“系统脱敏”法应用到了自己的治疗方法中——慢慢地学习放松、克服恐惧和焦虑。马斯特斯从不回避约翰逊的支持或者将她的主意占为己有。他越来越多地听取她在治疗方面的主意和直觉，这些后来都证明是有价值的。

约翰逊支持这种双重治疗的方式，特别强调它从一开始便将夫妻双方纳入治疗范畴。在过去，治疗通常只关注“功能障碍”的那一方，比如阳痿的男性或者无法达到高潮的女性。另一方对于治疗始终不知情，通常还会规避问题的责任。丈夫阳痿的妻子不知道她应该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有性方面的进步或者采取主动，或者是否应该继续等。反之也类似，妻子无法到达高潮的丈夫可能无止境地等待，担心自己可能会被归咎为要求过高或者失去兴趣。但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了解，他们推断说：“在任何遇到某种性生活障碍的婚姻中，都不存在某一方完全置身事外的可能性。”

日积月累之下，约翰逊让马斯特斯明白，许多男人只是不了解女性性爱中潜在的动态。在圆桌讨论中，当大家就记录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无比明显。约翰逊相信他们的双重治疗方法可以平衡两性之间的不公平。在一个以男人为主导的世界里，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我们正在令男人们彻底明白他们根本不了解女人……”马斯特斯有一次对一名记者这样解释说。

“……并且使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女人自己对作为女性的诠释。”约翰逊进行了补充。“95%以上关于女人性爱以及反应的解释和定义都是由男人做出的，这种事情我个人是拒绝接受的，因为其内容往往是不准确的。”

吉尼的观点源于她对病人的病史采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询问个人背景及喜好、尝试发现他们的行为模式。吉尼乐于意见交换，细化病人生活中的不同层面，而比尔则在他的基本询问中显得一板一眼。这种风格的差异非常具有戏剧性。“他非常简短而直率——45分钟是他的历史记录，”她回忆说，“而我在接手第一个病人时，他打通我的电话差不多用了3个小时。”在每一个会谈期间，房间里都有一部电话，便于治疗师与外界联系。拿起听筒，吉尼听到比尔的声音。“他说，‘我以为你和病人都睡着了。’”

吉尼无法掩饰自己本能的好奇，这是她从少女时期在戈尔登城就养成的一种习惯。对于那些有性生活障碍的夫妻，每一个故事都为答案提供着线索。其实，治疗师只是拿着一面镜子，让夫妻双方可以如实地看到他们自己。在专心聆听的时候，她意识到“访问过程中有许多痛苦，数百件事情需要落实”。

最初的面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治疗的第三天会揭开他们最有力的工具。他们把它称为“感觉聚焦”——在门诊室之外，通常是夫妻的家里或者宾馆房间里进行的一系列触摸练习，目的在于恢复两者之间的亲密关系。特别对于女性，感觉聚焦练习——不要求马上进行性交——让很多人通过她们自己的本能知觉重新认识了自我。许多病人此前被教育认为性爱是错的，性让他们无法成熟地或者充分地示爱。“尽管经过了数世纪的实践，‘性爱是肮脏的’这个概念，连带着恐惧、拒绝、忽视、误解等负面情绪却一直存在着。而这对于有效推动性爱发展毫无帮助。”约翰逊后来说。的确，感觉聚焦的灵感来源于她自己非常敏感的童年，那个时候，母亲在漫长而紧张的一天之后会让她平静下来。“当她希望我睡觉或者做别的事时，就会抚摸我的脸或者小手，或者在我的小手上画画和写字——诸如此类的小动作，无意义的一些事，但它们很有感觉，总是可以抚慰我，让我平静下来。”约翰逊解释说，“这就是它(感知治疗)的源起。我说的和性爱无关。我只是说亲手去做，就像动物安抚自己孩子的方式，没有其他。”

在卧房的界限之中，夫妻独处，跟随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布置的“家庭作业”般的感觉指导。在这个部分，他们始终穿着衣服。夫妻其中一人被指定为“给予”的一方，要按着“获取”一方所要求的轻揉、按摩、爱抚其身体的任何部位——除了生殖器或者妻子的乳房。然后重复这个过程，交换给予和获取的角色，夫妻依旧避免任何特别的“性刺激”，这是为了单纯的愉悦，免于压力和焦虑，尝试温和的反复试验法。特别对于女人来说，这些全身练习让她们可以从感觉上去思考和体会，没有任何“让某些事发生”的压力。

在第四天，夫妻双方和治疗师讨论前一晚所发生的事。宽松的治疗架构经过特意设计，让夫妻能够拥有创造性地探索他们自己身体的自由。虽然绝大多数女人很适应丈夫的生殖器，但很多男人对妻子“盆腔外的解剖”十分迷惑，他们被要求摒弃羞愧和罪恶感对妻子进行体格检查。尊重宗教和道德观对于治疗师来说依旧是最为重要的事，他们发现已婚夫妇的文化限制始终是一个障碍。“最大的愉悦感受代表着懒散，甚至最坏的情况下代表了罪恶。这样的观念依旧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许多婚姻关系中的情感及性生活模式。”吉尼和比尔同样依赖于嗅觉来促进夫妻双方的触摸和感知体验。丈夫和妻子会在皮肤上涂抹保湿乳液——无气味的或有香味的——既润滑了触摸对方时干燥粗糙的双手，同时也让性的结合变得更为轻松。

如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描述的，这种轻松愉快的关于感觉聚焦的“游戏”让夫妻得以表达自己，也许在这之前他们从未如此做过。尽管没有设定具体的目标，也没有测量表现标准，到了第四天，治疗师会温和地继续探究所有这些人为操作究竟应该前往何处。每一对夫妻都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那天晚上你取悦他的时候，依据你的观察，他(丈夫)勃起或者她(妻子)湿润到什么样的程度？”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感觉聚焦治疗起着治疗反应板的作用，涉及了早泄、阴道痉挛、原发性或继发性阳痿、高潮障碍、性交困难(性交痛)以及老年男女性功能障碍等问题。这打开了他们互相之间的情感枷锁，并可能就此挽救一段遇到困难的婚姻。

亚历山大·乐维和他的妻子在圣路易斯的经历就改变了他们的婚姻，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将二人的治疗方法吸收并融入了自己在纽约门诊活动之中。就如他所知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拥有众多从没有过高潮的病人”，这有助于他们进行创新。在处理阴道痉挛——一种妨碍性交的阴道肌肉的不自主收缩——时，其中一个方法是慢慢将一个小型塑料阴茎插入女性的阴道。阴道痉挛的病因可能是子宫内膜异位引起的躯体不适，也可能是大片韧带的撕裂，或者强奸或轮奸之后的心理创伤。在门诊治疗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一位女患者被要求摆出妇科检查的体位，并在丈夫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检查。回到卧房之后，这对夫妇使用了一系列宫颈扩张器——一些黑色沉重的塑料人造阴茎，型号从1到5不等。在妻子的指导下，丈夫小心翼翼地插入扩张器，它在数天之后会增大到男人的尺寸。有些女人每天晚上都会让较大的扩张器在自己体内保留几个小时。大约1个月之内，这种方法就会初见成效。“这是一种增加他们相互之间性亲密以及性舒适度的方法。”乐维说，“丈夫和妻子在治疗中始终是搭档。”

这种成功的尝试为患者带来了不曾想象到的希望。像乐维这样了解到两位研究者尚未发表的这些重大发现的人们震惊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迎来了第二阶段的辉煌——一种全新的性心理治疗法诞生了，它比弗洛伊德式的治疗效果显著得多。

[1] Lourdes，法国小城，天主教著名朝圣地。——译者

[2] eureka moment，古希腊典故，阿基米德在洗澡盆里有了重大发现的那个瞬间。——译者

第二十一章 性爱疗法

一场引人入胜的讲座彻底改变了罗伯特·科罗德尼的人生。1967年，在一群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面前，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说明了病人每天都会提出的有关人体性爱方面的问题，并解释了他们为什么必须准备好回答这些疑难。“比尔绝对是我所遇到过最令人振奋的演讲者。他风度翩翩，言语清晰，条理极具逻辑。他从不使用笔记之类的东西。”科罗德尼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他还是一名坐在人群中、来自纽约的医学生。

直到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还计划将来做一名皮肤科医生。他希望过上朝九晚五的舒适生活，给长青春痘的青少年以及出皮疹的老年人开开药就好。他并不想像自己父亲——西奈山医院令人尊敬的内科医生麦克斯韦·霍华德·科罗德尼那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虽然很钦佩自己的父亲，但他极少能在家看到他。“回想和父亲相处的时刻，要么是我在家与他电话，要么就是去医院跟着他一起查房。”社区对他那位身为俄国犹太移民长子的父亲充满尊敬，这一点让年轻的科罗德尼印象深刻，并促使其自己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我5岁的时候就决心将来要做一名医生。”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科罗德尼来说似乎起到了启蒙作用，聪明而博学的他在这之前就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性爱的理论十分熟悉。经过很短时间，他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临床学习。“我彻底被他们的成功率给震惊了，这完全不符合当时所有精神病学手册的界定。”他回忆说，“这就是促使我彻底改变职业规划的原因。”和其他熟悉精神分析法的人一样，科罗德尼曾坚信“性功能障碍只是深层的未解决心理事件的表现，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得以治愈，需要花上数年的时间，通过精神分析来确定潜在的问题”。

美国本土的弗洛伊德学派人士几乎像宗教信仰一般确定认为，在治愈性爱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恋母情结、阴茎嫉妒情结、阉割焦虑，以及一连串顽固的神经症。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和其他早期加入的人一样，科罗德尼深深被这种新疗法的巨大潜力给吸引住了。在诊所，伴随着磁带转动，科罗德尼坐在马斯特斯身边，聆听着另一位治疗师与病人交谈。马斯特斯边听边发表自己的评论，对每个部分都加以评论。他解释为什么治疗师会询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问题之上又询问另一个。如果治疗师错过了进一步搞清楚或阐明病人问题的机会，他也会指出其中的错误。有时，科罗德尼感到自己就像是弗洛伊德时代在维也纳接受精神分析的年轻人，从底层那些很重要的东西开始起步。和对马斯特斯的尊重一样，科罗德尼明白，虽然约翰逊的医学知识可能还不如一年级的护校学生，但她的天资却常常指导着整个治疗。那个时代，他们在病人身上取得的卓越成功几乎是难以置信的。“如果你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期就会知道，治疗性问题的选择就只有5到10年的精神分析，但其疗效极差。”他说，“而比尔和吉尼为那些有10到15年长期慢性问题的病人制订出了一套治疗方法，通过两周的治疗，就可以让80%的病人得到明显改善。”

约翰逊成为了科罗德尼在性爱治疗过程中的第一个搭档。6周之后，这位年轻的新成员被叫到了马斯特斯的办公室。和往常一样，马斯特斯直入主题。

“你和吉尼明天一起处理一个病例，你准备好了吗？”

科罗德尼谨慎地控制着自己年轻的野心，起初拒绝了这个机会。

“等一下，比尔。”科罗德尼对他说，“我还没准备好。这就跟让我明天做子宫切除，但我只观摩了6台手术一样。”

马斯特斯不同意他的说法。“不，你低估了自己。”他说，尖锐的声音变得十分坚持，“而且别忘了，是吉尼创造了这个领域，只要你觉得不确定，她会随时赶到房间来帮忙的。”

第二天，科罗德尼穿上门诊治疗师的白大褂，和约翰逊一起接诊了一对患有严重性问题的夫妇。科罗德尼，小心谨慎得就跟小偷一样，努力掩藏着自己的不安。让他大为惊讶的是，这对夫妇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表现。“我被震惊了！”

1969年在华盛顿大学获得医学学位之后，科罗德尼继续去哈佛完成实习和住院医师培训，打算将来回到圣路易斯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起长期共事。私下里，马斯特斯暗示，科罗德尼有一天可能接替他的位置，虽然其他人都想引导这位年轻医生去别的地方。“医学院的一位导师告诉我，‘你是在抛弃自己的医学生涯。’”他回忆说，“在1969年时，这(性爱治疗)被看作是轻浮的，甚至是窥阴式的领域，正经人都不会涉足。”同事们脑中浮现出的关于性爱门诊的想象，其实只是无聊的现实。“性爱治疗并不是看别人脱衣服或者一起做爱，”他解释说，“我只是在为患有性爱障碍的人治病，为他们提供咨询。”

除了对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所负使命的理想主义憧憬外，20多岁的内分泌医生科罗德尼还拥有足够的天赋和奉献精神，这使得他在临床上前程远大。“科罗德尼医生基本上是注定的继承人，”后来和丈夫一起在那儿接受培训的黛拉·菲茨杰拉德说，“他帮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扩大了他们的成就。他真的是一本活动的百科全书，关注着人类性爱的方方面面。”在全职的员工小团队里，科罗德尼是个特例，因为他同时拥有顶级医学院的医学学位和培训经历。“去那儿的人——社工、护士——其中一些是医生，但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学位的。”拥有杜克大学博士学位的临床心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在诊所工作过4年时间的罗斯·博亚尔斯基说，“比尔当然非常喜欢鲍勃，对他非常的信任。”马斯特斯对这位跨领域同事的赞美言论巧妙地掩盖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现实——他们尚未出版的性爱疗法对大部分内科医生来说还不够有权威性。很多医生都将“性学”看成潜在的灾难。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虽然最终举行了研讨会来回顾他们的工作，从国内各个地区邀请了一批顶尖的精神病学专家和心理医生，但在治疗的最初阶段，只有一些很乐观的年轻医生，比如科罗德尼；或是有某些缺陷的执业医师，例如理查德·施皮茨参与了定期检查。狄克·施皮茨[1]——这位儿科医生，同时也是牧师——的诊断能力因为酗酒问题而大受影响。

施皮茨本是位高大、风度翩翩、诊断能力很强的医生。但是约翰逊对酗酒的合作者一直抱有负面态度，马斯特斯也对他违背了一项不成文规定感到较为不满。在任职期间，施皮茨与梅·比格斯相爱，她是位有社会学学位的金发护士，几乎算得上是诊所里除约翰逊以外最有可能成为女医师的人。除了自己与约翰逊外，马斯特斯无法忍受他的诊所里有其他的恋爱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期，马斯特斯听到了很多这位阿尔弗雷德·金赛旧同事的绯闻，甚至包括换妻和双性事件，他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毁掉诊所。他们的双重疗法就是让男女职员共同依赖专业的合作。“他和那些即将成为员工的新人都会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下劝诫式对话，基本上会提到，‘我不会干涉你们的私人生活，但你们在办公室的一切都与我有关，我不允许任何人损害你们的名誉，’”科罗德尼回忆道，他跟其他人一样，对这种双重标准很是敏感。诊所中严厉的管理员旺达·鲍恩在管理同事关系时执行“绝不固定”的原则。鲍恩说：“他们应该轮流合作，不可以有长期的搭配。即使是约翰逊和马斯特斯医生都会与其他人员合作。”施皮茨和比格斯作为同组人员一起工作，但他们的关系很快因为施皮茨的健康原因破裂。

也许是马斯特斯对施皮茨的酗酒问题过于忽略。鲍恩谈到施皮茨的时候称：“他其实早就可以被辞退了。他饮酒过多，一直被癌症困扰，后来死于可怕的疾病。马斯特斯一直留着他，直到他自己说‘我做不下去了’为止。”施皮茨于1970年上半年去世，不久后科罗德尼也回到他在哈佛的住院医生岗位，而诊所未来发展的趋势也逐渐明朗。

尽管存在很多短板，但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这一组合的成绩超越了诊所里所有其他员工的总和。他们强烈鲜明的个性——平等地共同携手帮助夫妻整理他们最私密的问题——也是诊所的核心引力。这种惊人的力量令一切显得井然有序。在5年内对这一未经验证的疗法不收任何费用之后，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开始逐渐树立起了自信，并且收取逐步提高的诊费。当然，马斯特斯依然会确保这些夫妻接受治疗。他们对25%的夫妻治疗费用进行了调整，还有25%则完全免费。在审查了每位病人之后，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会指导同事们开始工作，确保一些新近的治疗师，比如罗杰·克伦肖不会觉得困窘。马斯特斯提醒这些治疗师在与病人讨论问题陷入绝境时，也要维持自己的道德判断和个人感受。之后，他们不断地收到性障碍与性迷恋中更复杂的病例。克伦肖担心自己处理不了病人的性疑难。就像一位坚定的父亲，马斯特斯让他直视前方。

马斯特斯幽默地回应道：“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说他喜欢与海豹做爱，我很想让你问他，‘是南极还是北极的海豹啊？’”

克伦肖畅怀大笑，完全折服于吸引了大多数同事倾慕的马斯特斯那种硬汉魅力和才智。不久，克伦肖就开始处理到类似情形。“不出一个礼拜，就有一个男人走进来说，‘我更喜欢跟狗做爱，而不是我的老婆——这显然是我的问题’。而我回答道，‘是德国牧羊犬还是柯利牧羊狗？’如何做到不评判别人是首先要克服的问题。”

在工作午餐后，职员们有时会分享一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有时又会谈论一些悲惨的故事。“我记得在一次诊疗中，有对特别特别甜蜜的夫妻，他们坚称自己的生殖器是‘异端’，”科罗德尼窃笑着回忆道。“像这样的小插曲经常发生，但有时候你还来不及回避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早泄是战后美国快节奏社会中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在古代，深受其苦的罗马人称之为“射精过早(ejaculatio praecox)”。尽管有多种定义，但早泄通常意味着进入阴道之后在很短时间内就无法控制射精。男人常常与女朋友有些需要快速解决的性体验，“比如在车后座、在专为情侣设置的停车位上、在汽车影院或是按小时收费的汽车旅馆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注意到，他们多数出于害怕被抓住或是被发现的心理而想要尽快完事。穿着衣服的情侣们甚至可以“哑剧性交”，使兴奋的男人通过摩擦在裤子里射精。其他情况下，他们的性爱游戏包括了“性中断”，“在几次猛烈的插入动作之后”将阴茎迅速从阴道中拔出来“以避免怀孕”。

在1956年的医学期刊里，杜克大学的詹姆斯·H·西曼医生将自己治疗过度兴奋的男性的方法称作“时停时启”(stop-start)，这也被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纳入了他们的诊疗方法中。在杜克，西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泌尿科医生，他与颇具社会影响力的杜克大学共同创办人、烟草巨头本杰明·N·杜克的孙女玛丽·杜克·比德尔·特伦特结了婚。很少有人提及西曼这项革新的技术，尽管有1/3的年轻男性遭受着早泄的折磨。“即使是在医院里需要非常清晰地表达的时候，也应该很小心地掩饰你的措辞。”玛丽·西曼回忆起丈夫的贡献时这样说道。他的经验来源于行为学课堂所教的任性反射。作为卧房训练，男人需要在伴侣的双手刺激下先直立起阴茎，并且一直持续到快要射精的时刻，然后停止一切活动直到这种感觉消退。不断重复这种停启直到在勃起时拥有可以控制射精反射的感觉。最后，夫妻在阴道性交时实践这种“停启”的方法，就像是某种性交花招，直到能够将射精延长到足够让妻子满意的时间。

在圣路易斯和其他地方的妓院，马斯特斯很早就发现了不同版本的停启方法。他知道很多男人是被妓女引入性交的，她们让自己的客户迅速完事，然后可以服务下一位。他观察到，两三次之后，“经验不足的男性就进入了这种性爱模式，可能从此就一辈子患上了早泄”。有些男人一旦生殖器被人触碰就在数秒之内射精了，而还有一些人在看到裸体女人或杂志上的裸体照片时就会爆发。通过窥视孔或者双向镜的观察，马斯特斯后来写道，“我可以发展出一种技术，通过小小的改动，就能帮助那些与早泄作斗争的男人，让他们可以获得自主控制射精进程的能力。”在他们自己的文章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这种方法称为“挤压方法”——让已婚夫妇一起解决沮丧问题的细节方案。“我们甚至都不是它的发起人，妓女们全都知道如何做。”约翰逊将这项技术列入了卧室“感觉聚焦”的练习目录。女性伴侣是男人克服困境至关重要的助手。事实上，他们提醒男性，如果独自尝试，这种“挤压方法”是不会奏效的。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用流行学的术语陈述了“早泄”的悲剧结果，它对于婚姻生活影响重大。“大概有成千上万的男性从没能充分地控制射精以满足自己妻子的性需求，不管他们的婚姻有多长或者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有多高。”部分医学专家将“早泄”定义为插入阴道后的第一分钟内射精，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回避了这种“秒表式”的测量。他们将这种疾病定义为在50%以上的性交中，男性无法控制自己足够长的时间以满足伴侣的需求。不像其他专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这种男性功能障碍的建议也反映着女性的观点。虽然一些妻子，特别是那些背景较差、缺乏教育的妻子，不敢抱怨跋扈丈夫的草草了事，但许多人都表现出了性生活的不满足。“她会通过指责丈夫只是把她作为泄欲的工具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总之，就是类似于自私、不负责任、对自己没有兴趣、对她没有感觉之类的话。”

对女性观点的敏感是约翰逊在与马斯特斯一同开创性爱疗法过程中的诸多成功之一。很多妻子在面对丈夫的生殖器时都遵循了不成文的“不触碰”原则。设计感觉聚焦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他们的羞怯以及关于诸如亲昵行为之类的文化限制。在“挤压”方法的指导下，妻子坐在床上，背对着安放有一个或两个枕头的床头板，伸开双腿，放松身体。与此同时，丈夫头朝床尾平躺着，把自己的骨盆放到她身前，双腿搁在她身上，让她“随意触碰自己的生殖器官”，就和治疗团队所解释的一样。妻子抚弄阴茎和阴囊一段时间后，就唤醒了丈夫的“小弟弟”。当它彻底勃起之后，妻子手握着阴茎，将拇指放在冠状沟下，食指放在另一侧。她像手握棒球或者哈瓦那雪茄一样握着他的阴茎。然后她开始慢慢地挤压，大概三四秒钟，不会造成疼痛，但足够让他失去射精的冲动。经过30秒短暂的休息后，再次重复同样的方法。妻子再一次挑逗丈夫的阴茎，然后稳稳地握着它，直到快速射精的征象消失。20分钟之后——第一阶段重复5次，夫妻通常会发现早泄并非像之前那样不可避免。

经过两至三天的练习，挤压方法通常会让男性获得这种控制力，然后他们就需要步入下一个更为重要的环节——取悦自己的妻子，或者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话来说：“无欲的插入”。在这个场景之中，一旦阴茎勃起且经过两三次的挤压之后，女人就要骑到自己丈夫身上，就如摔跤运动员将对手按压在地板上一样，双膝跪在他的胸口旁，45度斜身倾向他，将阴茎纳入自己的体内，而不是直接坐在充血的阴茎上面。一旦插入之后，她要全神贯注地保持不动，不能来回抽插。这个部分是最为关键的——让男人停留在她的阴道内，不让他立刻感到某种射精的感觉。如果感到即将要喷射时，治疗师指导他说，要马上告诉自己的妻子。通过这个“女上位”的性交体位，她可以抬起自己的身体从而放松他的阴茎，再次运用挤压方法。

这是床上非凡的芭蕾双人舞(pas de deux)。对于那些觉得男人天生就应该在做爱时采用占据主导的传教士体位的绝大多数传统美国夫妇来说，这种方式绝对是令人震惊的颠覆。身处上位的女人同时扮演着教练以及四分卫的角色。男人不再是攻击者，除了保持勃起的状态之外，他们基本上不能活动。事实上，为了避免复发，这些男人需要知道，“男人在上的体位对于控制射精来说是巨大的负担，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里，夫妻双方继续这些治疗，直到他们建立足够的信心，能够最终胜任长达20分钟的不间断性交。对于许多结婚多年的人来说，这种互动式的愉悦体验在他们共同的回忆中绝对是破天荒的。“丈夫与妻子之间有了身体的亲密与拥抱、交流的发展与再发展，以及显著提高的相互理解与温暖。”他们的描述很可能低估了这一治疗办法的重大影响。

有些男人可以勃起，但无法达到高潮。对于这些无法在性交过程中射精的男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解决方案。尽管相对来说较为罕见，“射精无能”通常出现在婚后第一次性交时，并反复数年。而且，许多患者坦白说自己感到深深的内疚，是源于将公开性欲视为罪恶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宗教背景”。有一位具有基要主义新教背景的33岁男人讲述了自己在孩童时期因为尿床而被鞭打，以至蜜月期间和自己妻子做爱时无法射精的故事。有一位两个姐姐都是修女的天主教徒，在十几岁时因为手淫而被惩罚，并被告知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罪恶。后来他发现自己在最初11年的婚姻中无法射精。另一位拥有传统犹太婚姻的男人由于自己觉得阴道是“肮脏之地”，导致结婚8年都没能在与妻子的做爱过程中实现射精。有些人把性爱视为令人不愉快的责任；他们的躯体问题总是伴随着心理问题。在这些病例中，治疗措施不涉及任何“挤压”。取而代之的是，女人被要求“按指令摆布阴茎”，听从平躺着的男人的提示，“人为地促使其射精”。一旦成功，夫妻便继续下一步女上位式性交。“女人渴求的骨盆应立刻对准被俘虏的阴茎，直接插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指导说。如果男人没有很快射精，女伴要停止抽插，退出阴茎然后立刻开始再次摩擦它，直到自己的丈夫到达“不可避免的射精状态”——不可回转的节点。与早泄的人或那些受性无能困扰的人不同，这些男人很少会勃起困难或勃起时间过短。在和自己能够持续勃起的丈夫长达30到60分钟的做爱过程中，治疗师发现，好几个女人达到了多重高潮。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专注的员工所共同创立的性爱疗法实现了巨大突破。他们报告称，在11年里共治疗了186例早泄病人，失败率仅为2.2%。所有29名因阴道痉挛前来就诊的女性都恢复了性功能，其中16人在两周的治疗期间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高潮。如果说害怕、担忧、羞怯会引起性功能障碍，那么他们不知疲倦的开创性工作为此提供了解救的机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起绘制了人体性爱的蓝图，详述了男女解剖以及性反应的细微差别。如今，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疗法，得以帮助夫妻亲密地表达自己——就像马斯特斯在征求伊桑·谢普利校长批准他们研究项目时曾经承诺过的那样。

[1] Dick为Richard的昵称形式。——译者

第二十二章 代用者

“男人没有妻子，就没有绿帽子。”

——《坎特伯雷故事集》，杰弗里·乔叟

芭芭拉·卡尔弗特散发着性感气息。她有着迷人的英式口音和美丽外貌，是医学院最引人注目的秘书，让好些个华盛顿大学的男人都回头流连。她的丈夫乔治在学校的图解部工作，不过他对自己妻子的事情了解并不算多。大多数早晨，她都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打打文件，帮妇产科主任维拉德·艾伦医生安排预约。艾伦的主管秘书米尔德里德是一位固执刻板的老妇人，她不喜欢比尔·马斯特斯医生关于性爱的临床研究，但卡尔弗特和她的老板一样，非常认同这些研究的价值。她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离开大学前往街对面开诊所之前，就已经和他们以友相称。

某些午后，芭芭拉·卡尔弗特会悄悄离开自己的办公桌，一去就是一两个小时以上。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记得有一次亲眼看到她溜出去了。“当你午饭时间去办公室时，其他人会说，‘是的，她出去吃饭了。’”弗里德里希回忆说，“过一会儿再回来时，他们头也不转就说，‘她还在吃饭。’换言之，人们知道她在午饭时间有婚外情。她是个多少有些奔放的女人。但我不清楚她的丈夫起初知不知道。”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减轻性功能障碍的改革运动中，卡尔弗特就是冲在前线的战士。她同意成为一名性代用伴侣，被委派去帮助那些患有性无能、早泄或者其他性功能障碍的男性。

“用现在的话来说，你可以称她为‘伟哥女孩’。”将卡尔弗特夫妇视为朋友的迈克·弗赖曼医生解释说，“我记得曾经见过她回来工作时就像刚冲了个澡——就像人们早晨的模样，新鲜而干净。”

芭芭拉不停地做着志愿者，一次接一次，直到被丈夫发现。

尽管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疗法中相对少见，但女性性代用伴侣成为了他们项目中最惹人争议却十分有效的部分。在最初的11年里，他们为41名自觉性能力不足又无法向以前的伴侣或朋友求助的未婚男性提供过这样的代用者。对于这些病人，像芭芭拉·卡尔弗特这样热忱而无名的女性是“性功能障碍男性在两周的急性治疗期间需要紧紧抓住、与之交谈、和她共事、向其学习、成为她的一部分，并进行给予和获取的对象”，他们强调。在31名志愿者中最后筛选了13名进行这项任务。寻求刺激的人以及其他怀疑有心理问题的候选人被筛除在外。约翰逊对这些被选中的女人有问必答，并保证她们能得到充足的报酬。然而在所有的治疗创新中，提供性代用的这套秘密体系并非她的主意。“这虽然卓有成效，但我认为绝对是自找麻烦。”约翰逊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很同情心灵脆弱以及无法正常进行性生活的男人。“我们可以救助的男人如果没有得到治疗就离去，这对比尔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约翰逊回忆说。马斯特斯的这种同情也许是源自自己在不育症上所受的痛苦，或者更可能是来源于他对自己极度渴望的病人感同身受。他们同意接受未婚病人之后，马斯特斯就主张使用代用者以获得满意的成功率。医学文献显示治愈性功能障碍的概率不超过25%。通过这种新疗法，41名使用代用伴侣的男性中有32人——接近80%——症状得到了逆转，这相对他们慢性的严重疾病来说是个巨大的成功。数年以来，密苏里州的法律仍旧禁止未婚男女发生性关系。但马斯特斯并不在意代用者所面对的法律以及伦理困境，只要她们的付出可以带给病人满意的结局。约翰逊帮忙安排了配对，但她始终未透露过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他们始终冒着一定的风险，害怕某些检察官或医学权威把这比作是卖淫活动。《人类性反应》这本书在全国招来的恶评以及金钱上的成功只是加剧了他们在专业上失败的风险。因此比尔和吉尼一致认为，关于代用者，说得越少越好。

20世纪60年代晚期，罗伯特·科罗德尼在一次陪同马斯特斯参加学校里的医学伦理讨论会时得知了这个秘密。马斯特斯被安排就他们一直未发表的疗法进行发言，就像他经常在医生中推广性教育一样。在去教室的时候，科罗德尼提议马斯特斯可以提一提关于使用女性代用者的伦理问题。

马斯特斯打断了他。“我并不打算说那些。”他回答说，“这不是我想谈论的事。别打听这方面的事。”

那个时候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只共事了几个月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提议有多敏感。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托管人对于代用者的事也知之甚少。当时董事会的律师托里·福斯特说，在最初的11年研究期间，他和其他托管人都没有被告知相关事宜。“他(马斯特斯)让我们觉得他在进行某些秘密的事，这些都是非常合法的，但对于细节，我们完全不知道。”福斯特解释说，“我从没考虑过他所作研究的合法性。在董事会上，我从没觉得比尔对我们坦诚相待。毫无疑问，我们是一个‘橡皮图章’董事会。对于比尔所做的事，我们并没有太多质疑。我们就是一个遂他所愿的董事会。”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毫无私心地将他们的性代用者赞誉为“夜里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她们绝大多数是当地的白种女性，经济及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年龄从24岁到43岁不等。那个时候，约翰逊解释说：“她们都拥有的一个共同身份——女人——是她们性身份中最大的价值和极大的快乐。”有一半的代用者在之前的人类性反应研究中有所参与；另一半则是志愿参加这项任务。13个代用者中除了其中两名，其他人都已嫁作人妇，并且有3/4的人是至少一个孩子的母亲。虽然有些人只有高中文凭或者只上过秘书培训课程，但还是有一半以上拥有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学历。据马斯特斯自己回忆，他最中意的代用者是一位对该角色“真正好奇”的女医生。在3年时间里，她志愿参加了好几次，“为她自己同时也为我们”评估该项目。约翰逊天真地说起另一位代用者——她用“玛丽”称呼这名护士——此人在早期的研究中曾经做过志愿者。作为一名性虐待受害者，玛丽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感激在怀，他曾经用微创妇科修复手术治愈了她受伤的组织。“她愿意为我们做任何事——确切来说是为比尔。”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不单单玛丽一个。好几位代用者有过“被直系亲属性伤害的经历”。有3位代理人自己就嫁给了有性功能障碍的男性，其中一位的丈夫曾经自杀过，另一位则成了酒鬼。

代用者作为治疗团队的一部分与他们一起工作，对男性性反应的方方面面都作好了准备，包括心理方面的考虑。对于表现的恐惧、做爱期间情感分离式的“旁观”，以及性功能障碍毁灭性的影响都会事先经过讨论，与此同时，让“一个焦虑而紧张的男人在交流与躯体方面同时放松”的技巧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每一个代用者都会熟悉对应病人的病史及性问题的相关基本信息，但不包括他的姓名以及其他身份信息。他们会在饭店见第一面，目的是让双方能够更舒服地相处。在餐桌上，病人了解了代用者的相貌、穿衣品位、行为习惯以及交流方式。超过2/3的男病人患有性无能或其他性心理障碍，并因此失去了从前的伴侣。但由于代用者在协助他们康复的过程中技巧卓越，其成功率远比起初预期的好。

尽管谈及了男女双方的平等性，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代用伴侣。他们争辩说，不但美国社会尚未准备好，女性自己也没准备好。在11年中，只有3位未婚女性前来门诊寻求治疗。她们来的时候都有“替代伴侣”，即关系至少维持了6个月以上的男性。“拒绝为性无法满足的女性提供代用伴侣，而为功能障碍的男性提供女性代用伴侣，这似乎意味着临床治疗中的双重标准；但事情绝非如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坚称。他们竞相为这种双重标准做解释。他们坚持说，男性患者将代用者服务视为同治疗其他形式的身体障碍相似的一剂处方，就像是街坊杂货店里售卖的瓶装万能药。但对于女人，这样的功利主义让人无法接受。“成长于美国社会，遇到性问题的女人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让她可以被‘允许’用来评价自己性功能情况的相对有意义的情侣关系。”在指定的两周期间内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关系”显然“困难重重”，这就是表面上为什么诊所禁止男性代用者的原因。这是比尔·马斯特斯在当时尚未准备好要承担的风险和挑战。

尽管对于代用者行为约翰逊内心十分纠结，但她还是接受了他们治疗过程中这一内在的矛盾。“就我们事先对病人的询问结果来看，这不符合大多数女性的价值观。”关于使用男性代用者的事，她向记者解释道，“我们希望男性的性态度所有女性也可以分享。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交流自由的情况下，即使如今早已没有那么多死板的看法，即使许多女人下定决心要采取同等的无所拘束的态度，女性的性反应依旧是旧价值体系残余的产物。”不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关于代用者的声明中，有不止一个误导信息。“没有一个志愿者在做代用伴侣时是已婚状态。”但是芭芭拉·卡尔弗特以及其他一些代用者都是人妻。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说：“没有做过任何劝说女人做代用伴侣的尝试。”然而，医院产房的护士、穿白底条形花纹制服的护校学生、前期研究中的女性志愿者，甚至其他同僚的妻子们都表示，马斯特斯经常怂恿她们加入代用者的行列。“他确实没有让那些他知道丈夫是谁的女人去做代用者，但他的的确确知道这些女人是已婚的，因为她们的手上都带着戒指。”科罗德尼回忆说。

芭芭拉·卡尔弗特的丈夫聘请律师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被迫对代用者行为进行了重新评估。在一起250万美元的联邦法院起诉中，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华盛顿大学员工乔治·E·卡尔弗特说，他和妻子曾经是马斯特斯不孕不育门诊的病人，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却怂恿他的妻子、前面所说的芭芭拉·卡尔弗特与两位男病人发生性关系，从而彻底打破了这种医患关系。法院的文件称，她在1967年7月为一名来自纽约、以“约翰·多伊一世”(John Doe Ⅰ)为名就诊的病人做代用者期间获得了500美元报酬；在1968年1月为弗吉尼亚的病人“约翰·多伊二世”(John Doe Ⅱ)服务时获取了250美元。之后的一份法院文件将指控的人数提高到了7人。卡尔弗特声称研究者知道芭芭拉是已婚状态，是他们说服她隐瞒自己的丈夫来从事这些非法的代用者活动。

在他们圣路易斯的老朋友们看来，乔治·卡尔弗特震惊的反应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大多数人觉得他就和医学院以及学校的其他人一样，知道芭芭拉每天中午都在做些什么。迈克·弗赖曼医生和妻子在出席好几次聚会上都和卡尔弗特碰过面，他当然听说过她参与门诊活动的风声。弗赖曼说，芭芭拉的参与是为了赚些外快。“我认为他们(卡尔弗特夫妇)当时经济有些紧张。”他回忆说，“我不觉得她是因为被什么道理说服了或者因为觉得性生活非常重要。她这么做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惹上官司之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因为畅销的性爱建议而名声大噪，收获了大笔版税和治疗费。乔治·卡尔弗特在诉讼中宣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从有芭芭拉参与的研究项目中获得过经济利益。

一些报纸出现了关于这起官司的报道，但诊所的新任律师小沃尔特·梅特卡夫建议比尔和吉尼保持沉默。“我们唯一的反应是觉得任何此类指控都很荒谬。”他们在仅有的一次正式声明中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梅特卡夫说服法官对这个案例的所有记录进行密封，并巧妙地请求了庭外和解，封锁了面对媒体的全部口舌。卡尔弗特的案子可能会暴露诊所无数的秘密——未婚夫妇之间的性爱、病人和代用者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两位统治美国整个性学领域的专家那些疑点重重的活动。如果这些消息公之于众，国家医疗委员会可能会取缔马斯特斯的行医执照，他也可能被迫辞去学术或专业机构的职位。诊所的董事会直到启动这个项目的数年之后才了解了实情。“我想，他最终承认了使用代用者的事，并且表示这不是个好主意。”托里·福斯特律师回忆说。

比尔·马斯特斯的全部美好愿景，以及要用新疗法治愈性功能障碍的全部信心，都差点因其使用代用者的方法而付之东流。他险些让自己深陷法律的泥潭以及公众关系的噩梦之中。“这让整个项目处于如此危险的境地。”两年之后约翰逊承认道，“太让人伤心了，因为他们就是最需要帮助的一群人。”

得到教训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向公众保证再也不使用代用者了。

第二十三章 花花公子与赞助人

20世纪60年代末，位于芝加哥的花花公子宅邸(The Playboy Mansion)是对美国人性行为最挑衅的想象，被传颂得就跟在家一样随便。它的所有者休·赫夫纳在性爱方面开拓了一条开放且商业化的道路，并在此创办了他那本获得巨大成功的著名杂志，首期便将玛丽莲·梦露的斜体裸照搬上了封面。宅邸里的深夜狂欢派对、带跨楼层滑梯的室内游泳池，以及对肉欲的不断满足构成了它全部的传奇。这幢拥有70间房间的红砖别墅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它是美国享乐主义的殿堂，是其杂志中描绘的爆炸性性爱革命的原点。40岁的赫夫纳有着傲慢而精致的外表，常常叼着烟斗、穿着半正式礼服出现在电视节目《黑夜里的花花公子》(Playboy After Dark)中，这一形象和比尔·马斯特斯及搭档弗吉尼亚·约翰逊古板而专业的风格大不相同。

1968年初，这所宅邸的氛围让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有些震惊。楼上，几个年轻的花花公子兔女郎穿着带小尾巴的紧身衣，连续在那儿做客了好几个礼拜。楼下的客厅里，不断地有来自好莱坞以及体育界的名流前来参加没完没了的派对，想要见证赫夫纳“花花公子人生观”之下的放荡幻想是否属实。在前门处，一块黄铜板上刻着一句拉丁文告示：“如果你不来摇摆，那就别按门铃(si non oscillas，noli tintinnare)。”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来“风之城”[1]的目的绝非为了摇摆。他们对于性爱质朴而科学的关注从没经过薄透镜的美化。他们所看到的裸体女人通常都是臀部肥硕、乳房下垂，而那些男人则整天担心阴茎无力以及不受控制的射精。作为一对并非处于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研究人员，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愿意呆在这幢宅邸之内完全是为了工作，而不是娱乐。

“出于礼节的缘故，他们通常会选两间相邻的卧室，而不是共用一个房间。”赫夫纳回忆说，“这让我们忍俊不禁。”

来自中西部的两位研究者与媒体界好色之徒之间的这次不太自然的联盟始终基于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原则。在拜访期间，赫夫纳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交谈了数小时，他们发现彼此都受到了阿尔弗雷德·金赛的影响。在1953年创立《花花公子》之前，赫夫纳在西北大学上学，他所写的社会学论文就是比较金赛关于男性性生活的统计与当时美国48个州的诉讼案。“我逐条查阅所有的法律法规，然后证明说如果所有的法律都被有效执行的话，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早已锒铛入狱了。”赫夫纳窃笑地说道，“我对这事的偏见由来已久。”

作为一位散漫的人类性爱学者，赫夫纳看到了两位研究者科学工作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真的没有与性爱生理学相关的重要研究。但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却对其毫无所知，因为对它的研究是被禁止的。”赫夫纳数十年后回忆说。给那些无法表达激情的夫妇以直率的建议，这在赫夫纳个人看来很靠谱。“我是在非常传统的中西部卫理公会教派式家庭长大的，生活中充满了压抑，很少有拥抱或亲吻。很早我就看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弊端。”他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性爱问题对我而言相当重要的原因。”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花花公子》从单纯的裸体图片扩展到了讨论药品、女性权利、流产以及其他文化争议的话题。不仅如此，尽管杂志中的知识与措辞已相当前卫，但赫夫纳发现，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同意接受采访之前，《花花公子》里还从没提到过“阴蒂”这个词汇。“我的意思是，再自然不过的高潮以及女性拥有高潮的事实——如今人们已完全搞懂的这些问题——那个时候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这些信息完全不存在。”赫夫纳回忆说。

1968年5月，在由资深编辑纳特·莱尔曼主持的《花花公子》访谈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他们关于性这一古老问题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回答。

《花花公子》： 传统主义者抱怨说你们这样的研究破坏了性的神秘色彩。你觉得是这样吗？

约翰逊： 我们恰恰认为性爱现实的、本色的一面比起所谓的神秘更让人兴奋。传统主义者所谓的神秘通常都与迷信和神话相关。关于性爱的知识并不会损害其神秘性，反而会令其有所加强。

在赫夫纳的心中，他们能够超越金赛的因素在于弗吉尼亚·约翰逊作为平等搭档出现。不像杂志中展示的那些皮肤黝黑、金发碧眼的裸体适婚女人，眼前的约翰逊是一位见多识广的43岁女人，一头黑发妥帖地露出整个脸庞，化着淡妆，穿着同一件白大褂，就和她出现在《生活》、《时代》、《新闻周刊》等杂志上的形象一样。她激情高昂地呼吁着女性性爱平等，提出女人不是芭比娃娃的替身，而应成为卧室里鲜活而积极的参与者。“金赛的书上全部都是男人的名字，但是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边，男女都参与了调查和研究，其结果代表的不只是男人的观点。”约翰逊愿意和马斯特斯一起签约成为《花花公子》的顾问，这让杂志有了极高的新闻价值，赫夫纳非常高兴，也乐意作出回报。“1965年，我创立了花花公子基金会，由于杂志和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得非常不错，我们开始资助各类活动，其中也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他解释说，“他们成为了我很好的朋友。”

尽管有着老练的沉着和优雅的举止，但在花花公子宅邸，吉尼还是难掩内心的惊愕。“那里有一间蓝色房间和一间红色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有不同的颜色。”她回忆说，“赫夫纳非常聪明而且优雅。我喜欢呆在那个宅子里，因为厨师一天24小时都上班。哪怕凌晨3点钟，你也可以享用新鲜烘焙的美味饼干，因为赫夫纳几乎整夜都不睡，他通常白天睡觉。他对我们非常友好。”虽然和马斯特斯在出城旅行时通常会睡在一起，但约翰逊还是特地要了两间相邻的房间。“我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以及家庭。”她回忆说，“我只是不想让人知道这些。”在他们逗留期间，莱尔曼对于赫夫纳的热情印象深刻。“曾经有个关于他的玩笑话，说他熬了5个通宵之后准备睡觉时说，‘别吵醒我，除非是弗兰克·辛纳屈或者林登·约翰逊的电话！’”莱尔曼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并不随和，很难让人靠近。他很少见人，却一直陪同他们两位，并且因他们将自己视为同类而感到非常自豪。”

20世纪60年代，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识到了杂志文化的影响力，特别是在数百万年轻的男性读者当中。“《花花公子》可能是当今美国唯一的性爱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马斯特斯赞扬道，“我们很高兴能够帮助他们发布正确的信息。”在普及自己建议的同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长期资金不足的研究诊所也收到了《花花公子》这个同盟的大力资助。在接下来的10年里，花花公子基金会向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一共捐助了30万美元，供他们“发展一套针对治疗性功能障碍的相关专业人员的综合培训项目”。在医学大会上首次接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莱尔曼亲自飞往圣路易斯处理相关资助事宜。他还写了一本名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简介》的平装书，由《花花公子》出版。“我们是一种交易(quid pro quo)关系。”经常打电话到圣路易斯为“花花公子顾问”栏目寻求技术指导的莱尔曼解释说，“当他(马斯特斯)需要钱的时候，会来找我，我通常都会帮他弄到钱。当《花花公子》的任何部分需要寻求信息时，我则会去找他。对于《花花公子》这是一桩极好的交易，我肯定赫夫纳也相当满意。”

在美国上演的没完没了的性爱争论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始终没能得到政府补贴。不像大多数大学附属的医学诊所，特别是那些被报刊及同行大加赞赏的诊所，“情况很快就变得一目了然，获得联邦经费来支持性爱研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马斯特斯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研究项目只能依靠某种个人形式的资助。”从1959年到1970年，马斯特斯几乎用了自己行医所得收入的一半来支持他们的临床研究。“每年我们大概需要25万至50万美元来进行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没有过那么多钱。”被治愈的病人会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但很少能给予大笔的捐款，即使是那些相当富有的人也不会这么做。“生了病的人从来都不会想要将隐私公之于世，所以，绝大多数病人都不会为我们的机构捐款。”前职员J·罗伯特·迈纳斯回忆说，“尽管两周的治疗可以收取不菲的费用，但在筹集资金方面我们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每一个治疗师同一时间只会负责两到三个病人，所以通过看病不会积累多少资金。这从来就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

美国的那些政客禁止将税收收入拨给性爱研究，马斯特斯自己在这方面也没有尽力去争取。他正直的自尊心以及不愿奉承官员的倔强态度扼杀了获助政府资助的希望。举例来说，在他向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申请经费之后，该机构派遣了一位好事的年轻心理学者来审查诊所，据前职员托马斯·劳里医生回忆，他和马斯特斯的会面十分简短。

“当然，作为获取这笔经费的条件之一，你们必须将所有的记录上交给我们。”这位公务员解释说。

马斯特斯凝视着某处，然后冷淡地最后宣布说：“好吧，非常感谢，但我想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了。”

出于病人隐私以及员工培训的原因，关于他们治疗的记录都在录音带里，而不是大量的文档。马斯特斯不会冒着暴露病人身份的风险，允许一个官员来审阅这些磁带。劳里说：“他们没有把记录交给过任何人。”

20世纪60年代早期，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帮助过当时还在华盛顿大学任职的马斯特斯申请联邦基金。但他们在生理与解剖研究领域的大胆作风对于那些掌管政府研究经费的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马斯特斯)说他需要(联邦基金)来支持研究，他不能永远单纯依靠大学对他工作的资助。”格布哈特回忆说，“我们曾成功获得过NIMH的经费，所以我鼓动他也前去申请一下。马斯特斯递交了一份极为详细的申请书，甚至细到要花多少钱买多少个烟灰缸之类的事也一并说明了。”格布哈特觉得马斯特斯的申请一定会得到批准。“当然，华盛顿的那些人对此印象深刻，但是他们同时又非常担心研究的影响。”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派遣了一个评估委员会前往实地考察，审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设备，然后对是否应当将纳税人的金钱花在此处做出决定。在回程的路上，评估委员会那些头发花白的医生被印第安纳的金赛研究所吸引，并和格布哈特做了交流。就在离开之前，一位资深医生将他拉到一旁。

“格布哈特医生，我想顺便问一句，你是否听说过威廉·马斯特斯医生这个人？”这位医生用不祥的口吻问道。

格布哈特停顿了一会，然后给了一个简短的回答：

“怎么了？当然听说过，我听说过他。”他迟疑地说道，就好像只在医学杂志上看到过他的名字，而不是像实际情况那样，是帮助他准备这次申请的一位老朋友。

这位高年审查员皱皱眉头，传达了一个糟糕的讯息。据格布哈特回忆：“这个人说，‘别和他有任何瓜葛！那里有些非常怪异的东西！’然后他就走开了。不用多说，他的经费申请被拒了。”

格布哈特怀疑这些联邦工作人员看到了那个人工性交装置。“他(马斯特斯)可能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机器，而那东西很可能让他们彻底崩溃了。”格布哈特笑着说道，“你能想象吗，让一群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性相关事物的波士顿上流老医生直面这样一个装置？性爱研究一直以来都很难得到资助，却很容易受到批评。”

除了赫夫纳的慷慨捐助之外，马斯特斯还从一些对避孕及生殖研究感兴趣的制药公司那里获得了少量资助。20世纪70年代，他们曾做过一项关于Encare Oval[2]的临床试验，在16位女性志愿者身上测试了这种杀精剂，她们的年龄从18岁到43岁不等。在试验中，她们的阴道内被注入男性捐献者的精子，然后用橡胶阳具进行性交以评估该药的有效性。

不过时间一长，马斯特斯认识到了对那些愿意公布自己姓名的富有捐助者拍马屁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们最大的赞助者是达拉斯的卢·莫顿·艾利斯和她的丈夫万·C·艾利斯(Van C. Ellis)。1970年他们曾是性爱治疗的病人，后来又自己要求参加“进阶”治疗。身为薯片公司的继承人，卢出于博爱精神及宗教信仰的原因向很多机构捐过款，其中就包括当地的城市公园浸礼会教堂。万曾经是家族快餐公司莫顿食品的董事长，该企业后来成为了通用磨坊的一家子公司，后者拥有诸如韦蒂斯(Wheaties)燕麦、贝蒂·克劳客烘焙食品这样家喻户晓的居家品牌。“由于过于骄傲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需求，或者因为没有意识到性相关问题通常可以通过称职的治疗师得到解决，一些夫妻迟迟不寻求帮助，这让我们两个既难过又生气。”卢说，作为4个孩子的“传统”母亲，她看起来和贝蒂·克劳客本人有些相似。他们成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董事成员的事无疑在达拉斯引起了一片哗然，他们的教会可是“圣经带”[3]中最大的教会之一。但艾利斯夫妇义无反顾地想要将宗教和家庭价值带入关于性爱的讨论之中。他们承诺5年内提供总额100万美元的资助，而作为前奏，他们首先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一个关于牧师与性咨询的试点项目提供了资金。然而，其中一项棘手的附加条件是，他们要求聘请赫伯特·霍华德进入诊所。“万和卢·艾利斯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牧师。”约翰逊回忆说。其他职员并不愿意这样一位让他们觉得没有资质的人加入进来。“想到这个家伙要加入，我就非常不高兴，虽然那些富人乐意支付他所有的薪水和福利。”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说。霍华德抵达之后不久，就含糊地对马斯特斯和科罗德尼说了一句带有种族歧视的话语。“我觉得非常心烦，然后起身离开了房间。”科罗德尼说。马斯特斯看到自己年轻助手脸上明显的厌恶后立马追他而去。

“这个家伙来自南方，如果他要呆在这里的话，我们不会让他这样行事的。”马斯特斯向他保证，“但你一定要回去继续参与，因为我们要谈的是在接下来两年里每年10万美元的研究资助。我们惹不起这些人。”

在遭到政府拨款以及其他赞助机构的拒绝之后，马斯特斯已不能再推掉薯片公司继承人的支持以及接受她聘请当地牧师的小小请求。他已然学会为了自己更大的目标而做出一些妥协，即使必须在花花公子宅邸度过一两个夜晚也无所谓。

“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听取了你的意见。”他平静地对科罗德尼说道，“但是这一次，我请你相信我一次。”

[1] The Windy City，美国城市芝加哥的别称。——译者

[2] 一种新型阴道避孕栓剂，尚无中文商品名。——译者

[3] Bible Belt，是指美国南部一些州的别名。这些州的民风非常保守，对宗教非常狂热。相对于“圣经带”以外的自由主义及无神论思想，“圣经带”州内有不少人都坚持要以《圣经》作为日常行事的标准。——译者

第二十四章 修复夫妻的床上关系

“生理与心理不应相互混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世界各地的名声达到了新高度。1970年5月20日的那期杂志刊登了比尔和吉尼的彩色肖像，对他们闪亮而得意的脸庞进行了特写，整本书里都在称颂他们的事迹。马斯特斯戴着他标志性的领结，而约翰逊则坐在他的身前，端庄地笑着。在他们身旁，放着一个情人相拥情景的抽象木质雕塑。在黑色背景的强烈衬托之下，白色文字显眼地标识着他们的身份：“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而左上角的标语写道：“给成年人的性教育”。4年之前，他们关于性爱生理解剖学的开拓性指南《人类性反应》曾是一本抢手的畅销书，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了10多种语言。这让它从一本单纯的教科书成为了文化的试金石，抓住了美国性爱革命蓬勃高涨的时代思潮。在发表他们第二本著作《人类性功能障碍》(Human Sexual Inadequacy)及其卓越的性爱新疗法时，能够登上《时代》的封面再次确认了他们的文化意义。

“在这个最为神秘、最被误解又最值得研究的人体功能领域，他们是继阿尔弗雷德·金赛之后最重要的探索者。”在《时代》杂志标题为《修复夫妻的床上关系》一文中如此说道。在一个离婚率飙升的国家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给了夫妻生活不和谐、急需解救的人们以全新的希望。“这个国家，离婚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性功能障碍。”马斯特斯说，“我估计75%的这种问题都是由心理医生、社工、牧师以及律师在处理。医学真的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时代》杂志报道说，这个团队“有根据地推测”：“美国4500万对已婚夫妇中，大约有一半都忍受着某种程度的性生活不和谐。”文章还强调了该诊所超过80%的治疗成功率，其中许多人在5年之后都回馈说非常满意。由于他们无可争议的成功，《时代》杂志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与其他性爱先锋一起做了一个画册，其中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金赛以及哈夫洛克·艾利斯。

在新闻采访时，比尔和吉尼状态极佳。尽管诊所有着宏伟的目标，但《时代》看到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怀着谦逊的态度”。杂志描述约翰逊说，她成长于密苏里州一个“死板地限制性爱的偏远地区”，不料却成为了一位高瞻远瞩的女性性爱平等倡导者。另外它把马斯特斯描绘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医生，就像是电视节目《马库斯·韦尔比医生》(Marcus Welby，MD)中和善的人物罗伯特·扬。这个国家婚姻中的性生活危机急需良药来拯救。马斯特斯说：“性教育的最佳形式是： 在厨房，爸爸走过妈妈身边时轻轻拍一下她的屁股，而妈妈显然非常享受。孩子们看到这样的行为之后会想，‘天啊，这份爱都是为了我。’”

在1970年之前，性爱研究领域并非只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个人。对于所有兴趣及品位的建议像果酱一般在美国人的舌尖铺展开来。畅销书包括大卫·雷宾斯医生的流行手册，后来被伍迪·艾伦拍成电影的《你想知道而不敢问的性知识》〔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Sex，(But Were Afraid to Ask)〕。另外还有凯特·米利特的女权主义论著《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以及由一位署名为“J”的匿名作者所写的《感性的女人》(The Sensuous Woman)。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工作成为了模仿以及比较的对象。两部分别名为《实验》(The Experiment)和《维纳斯的调查》(Venus Examined)的低级小说有意识地利用了他们的照片，却没有注明诊所名称，就好像从劳改营中偷带出来的一样。一本很难被称为小说的书《夫妻： K夫妇的性爱档案》(The Couple：A Sexual Profile by Mr. and Mrs. K)号称是1970年期间曾在圣路易斯诊所治疗过两周时间的一对夫妇的真实经历。在这本婚姻修复的推荐书中，一个名叫哈罗德的男子(“我已经到了一个与在乎我的人之间每一次正常性生活都感到受挫的地步。”)和他的妻子琼对马斯特斯及约翰逊感激有加，因为他们拯救了两人的婚姻。被描述成普通美国女性的琼讲述了感觉聚焦疗法让她实现高潮的过程。“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性与爱。”两位匿名男作者笔下的琼慷慨激昂地说道，“请相信我，这太奇妙了。”

和第一本书不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如今受到了出版社极大的欢迎。资深记者通报说《人类性功能障碍》是开创性的作品，并把他们描绘成天才一样的人物。阿伦·古特马赫医生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中称它是“非凡且惊人的”，而《新闻周刊》则赞扬他们的新疗法是革命性的进步。曾一度抱怨他们研究有失得体的一些女性杂志如今转而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一种时尚。“他们在缓解夫妻性生活障碍方面的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80%。”《家庭妇女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向其数百万女性读者宣告说。这些家庭主妇转眼之间开始乐意在浏览燕麦饼干及家庭汤羹食谱的同时，再阅读一些关于阴道痉挛及婚姻不美满的文章了。

这本长达467页的书描述了各种各样的性无能以及性功能障碍，并列出治疗各种问题的特殊办法。许多人对于书中所强调的性生活可以持续到老年这一观点感到非常惊奇。虽然50多岁的男人需要等几分钟而不是在几秒钟之后就能勃起，但由于能够更出色地控制射精，老年男性可能会是更优秀的情人。另外，虽然研究显示女人可能会出现阴道弹性下降、高潮时间缩短以及阴蒂萎缩，但她可以一直与自己的伴侣维持性生活到80多岁。利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感知方法，只要拥有足够的健康以及“一位相互感兴趣的伴侣”，他们一直都可以享受性行为。在书的结尾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详细列出了所有的项目数据，描绘了各种病例形式及其结果。另一个题为“治疗失败”的章节清晰地讲述了某些病人复杂的性心理问题以及他们深深的痛苦。在这篇大部分由约翰逊书写的章节中讲述道：“B太太在23岁结婚之前和自己的父亲维持了7年的乱伦关系，大概这种对他性欲的满足是为了防止他对妹妹施以同样的虐待。不难预想，她会觉得自己丈夫的性接触让人害怕、毫无刺激，甚至在8年的婚姻之后对此充满了厌恶与反感。”

比起第一本书，约翰逊的声音贯穿着第二本书——自信、鼓舞人心，并且反映了女人的性爱经验。在采用马斯特斯的解剖术语的同时，她也会给出自己对于形而上结合的见解，这一点深受恩爱夫妻的喜欢。书中的内容没有重复男人所编写的婚姻手册中“123走！”式的性爱指导，约翰逊将性爱放在成熟动态关系的广阔背景之中。在题为“高潮障碍的治疗”这样一个听上去很难联想到浪漫的章节中，她直接对那些缺乏自信的已婚妇女进行了指导。“让那些妻子弄清楚，一旦婚姻中有了性爱，那么阴茎就是属于她的，就像阴道是属于丈夫的一样。这一点通常非常重要。”她解释说，“当阴道性交发生时，照理夫妻双方就已经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取快乐而献出了各自的肉体。”

12年里，在没有政府支持、学术机构支持也很少、几乎全部保密进行的情况下，比尔和吉尼的成就是医学史上前所未见的。如今他们又提出了一套治疗方案来治愈慢性性功能障碍，并修复那些受困扰的婚姻关系。在他们的世界里，夫妻被称为“婚姻单位”，而“性交机会”则变成了爱的别称。“性爱的本质被盖以科学家枯燥而客观的外衣。”《新闻周刊》注意到。然而，就如《时代》杂志后来所写的那样，在第二本书问世之后的12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彻底阐明了一个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医学领域，并开创了一整片崭新的空间给数百万人以希望和解决方案。在这个依旧朦胧的美国性学景观里，《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出版是“那些改变临床面貌的诸多事件之一”，杂志中写道：“从此以后，性爱疗法就像是一个美丽新世界，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是它的领袖。”

在图书推广活动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再次出现在波士顿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参加了一个为期3天的新闻讨论会。54岁的马斯特斯说，他希望再工作10年，完成一项关于同性恋的长期研究，以及发展一套预防性功能障碍的顶尖训练项目。“我想这些年来我已经很幸运了，能够在自己非常喜欢的事业里获得成功，特别是那些我们作出惊人贡献的领域。”在一次难得的公众见面会上他说道，“但对于我来说，最棒的事是遇到了诸如吉尼·约翰逊这样的人物(fish)。”

一直以两位没有婚姻关系的研究者形象出现，吉尼对于被称为“鱼”故作惊讶。

“这是我第一次把自己归为这一种类。”她挖苦式地回应道，“谢谢你。”

在推广期间，约翰逊曝光了更多自己的立场，揭露了更多她个人独立的观点。有时她只是对马斯特斯所讲解的一些事坦率地发表一个女人的观点。其他时候，关于他们新技术对于病人的意义以及她自己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的蔑视，她会给出自己的解释。“许多心理治疗师治疗性功能障碍都是基于迷信、谬论以及臆测。”她对《新闻周刊》说，并以此对谈话疗法进行了毫无保留地攻击。当一些病人通过他们2500美元起的两周治疗项目得到治愈的时候，她暗示说，“这比起长达数年的精神分析，费用要少得多。”她还说一男一女两个治疗师的模式远比单一分析师有效率。“我非常反对弗洛伊德学说。”她后来承认道，“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是一堆十分荒谬的东西，十足愚蠢且可笑的东西。”

一想到被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学位——一直以来难以置信地被视为“心理学家”却没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女人攻击，评论家们都惊呆了。“从头到尾，这本书都过于简单。”丹佛的精神病学家沃伦·J·加德派勒抱怨说，“对这种幼稚概念的幼稚接受让我们就人类行为及疾病的认识倒退了50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第一本书中从生理学上证明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爱理论的错误，并由此打破其权威，这已经够糟糕了。现在这第二本书所提供的对性相关问题的快速治疗威胁到了摇摇欲坠的整个弗洛伊德大厦以及那些年在睡椅上沉思的日子。“固执地否定及忽视一对一精神心理治疗以及其他形式的性功能障碍咨询的价值，这有失作者的尊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伦纳德·加伦特回应道。加伦特对于他们鼓励夫妻双方告知对方自己既往的性爱经历这一策略感到尤为苦恼。“有时候坦白是有益的。”加伦特说，“但有时候这等同于情感强奸。”批评者还质疑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评估潜意识性心理问题的能力，控诉说诸如“挤压”之类的治疗方法是源于妓女，公正地说，其治疗的结果只有等到被其他科学研究者重复才算是科学有效。尽管如此，轶事一样的证据以及来自满意夫妻的大量感谢信凸显了这种新治疗方法的有效性。就像简·E·布洛迪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评论的那样，“对于那些在心理治疗上花了数年时间却不见疗效的人来说，这样一个快速且看似疗效持久的治疗听起来非常神奇。”

如今在美国名声大噪的比尔，找到了很久以前自己在实验室里所提问题的实践答案，并终于获得了垂涎已久的称赞，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吉尼·约翰逊的感激之情。毋庸置疑，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个女人假装他的助手，让她老练地微笑着假扮成一个相称的搭档。但是随着《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的出版，吉尼获得了当之无愧且无法否认的平等。虽然比尔具有识别许多性爱个体元素的眼光，但是她帮忙把整个疑团化作了一个整体。自始至终，吉尼支配地位的最实质表现——在他们伴侣关系中的泰然——也是最微妙的部分。在第一本书的封面上，比尔标注自己为“威廉·H·马斯特斯医生”，但是到第二本书时，他医生的名称被去除了。共同署名中的这个微妙变化反映了他们关系的本质改变。“通过丢弃自己‘医生’的称号，他们站在了同一高度。”他们的朋友迈克·弗赖曼医生解释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研究的成功更具有可信度。他降低自己抬升了她。这就是他们将要继续前行的条件。”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在这本新书出版之前，弗吉尼亚·约翰逊已经对许多改变作好了准备——无论是两人的私人生活还是工作中。《时代》杂志封面故事中可以找到她不安定感觉的线索： 一周工作时间，其中包括两个晚间会议，让两位研究者很难有或者根本没有私人时间。“他的一生都在这个实验室里。”她对杂志编辑说。而她慢慢意识到，自己也同样如此。

第二十五章 爱的气息

“我想，为什么某些鲜亮的色彩会惹人欢快，就同为什么某些滋味和气息让人愉悦一样难以解释；

但是习惯这个东西与结果息息相关，因为起初让我们感官不愉悦的东西最终也会变得赏心悦目，习惯是遗传的。”

——《人类的由来及性别选择》(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如果鸟类和蜜蜂都是这样，那么比尔·马斯特斯和吉尼·约翰逊理所当然地相信，人类在性选择中也会依赖气味。嗅觉在男女互相吸引的过程中肯定扮演了某种隐藏的角色，使感官得意兴奋的甜美气息标志着爱的必然。

在《人类性功能障碍》中强调了关于气味对人类性行为的影响方面“尚未开发的巨大潜能”。性的费洛蒙——莫名其妙地会激发本能行为反应的气味——依旧是科学的未知领域。然而，希望通过这种未开发的欲望物质大赚一笔的食品与香料公司找到了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政府拒绝支持他们，但这些私人公司提供了大量经费来探索性吸引的潜在关系。在莫耐尔化学感官中心(Monell Chemical Senses Center)这个总部位于费城、由食品、饮料、香料、制药等部门支持的非营利性机构的资助下，诊所的内分泌学家琼·鲍曼对女性气味进行了研究。“他们对开发费洛蒙式的香水很感兴趣，换而言之，他们想激发性爱感觉。”她回忆说。

在这项研究中，对比尔和吉尼工作最大的支持者是国际香料香水股份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Flavors & Fragrances Inc.，IFF)及其魅力十足的董事长小亨利·G·沃尔特，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汉克(Hank)。他所拥有的巨型全球企业集团为许多产品提供气息和味道，从柠檬味的家具光亮剂到早晨谷类食品巧克力味的可可松饼，应有尽有。其中盈利最多的还是IFF为诸如露华浓、雅诗兰黛这样的香水制造商提供的香料。通过提取吉卜赛蛾的费洛蒙合成的一种性引诱剂，被祖梵用于女士香水以及男士古龙水之中。汉克走遍了全世界，想要寻找适合上市的新味道或香气。“在中国，人们正在研制一种可以帮助入睡的花草。”他又一次注意到，“芳香剂和麻醉剂都作用于大脑的同一个部位。也许我们可以开发出一种和安定(Valium)一样却没有副作用的气味。”他将自己的生意称为“性饥渴产业”。

57岁的汉克·沃尔特浑身上下充满着健康和活力，可以像邮递员小伙一样快速而敏捷地骑着自行车横跨曼哈顿上班。发型考究、皮肤黝黑的他透过一副厚厚的眼镜片注视着这个世界，总是带着一脸过于自信的笑容。《财富》(Fortune)杂志的一名记者后来描述他说，“他是我遇到过的最与众不同的董事长之一，是那种粗鲁而直率的男人……他的言语很粗俗，全都是性暗示。”在办公室里，他很少穿集团领导人常见的那种灰色法兰绒衣服，而是非传统的红色吊带裤，有时会配以臭鼬或三叶草味道。在伦敦一所奢华俱乐部里与证券分析师沉闷的会面期间，汉克脱掉了自己的衬衫，在身上擦了点IFF的乳液。“我想我唤醒了他们。”后来他眼里闪着光芒说道。1968年帮助创立莫耐尔中心的汉克推论说，女人所发出的费洛蒙是人类鼻子无法轻易感知得到的。他希望能开发一种可以“放大气味信号”或“使气味感受器官更敏锐”的芳香剂。没费多大周折，他就找到比尔·马斯特斯来帮助自己寻找“爱的气息”。数年之间，他就这个话题跟马斯特斯通了好几次信，偶尔也会附上给诊所的支票。汉克提出了好几个值得探索的主意。“如果你觉得这整个想法有些疯狂，请直说，或者你想到了其他更合适的，也请告诉我。”在强力推销他的宏伟蓝图时他对比尔这样说。

他们和汉克一起最成功的合作是在性爱治疗中使用的IFF乳液。在进入卧室之前，夫妻会收到商业广告性质的乳液，由IFF贴上男性或女性的标签。4种气味——花香系列、青苔系列、花香/木质混合系列、“东方”系列——是女性的。男性的芳香则包括薰衣草、现代琥珀、甜香味、柑橘味、新鲜柑橘加木质花香以及强烈香膏香。如果夫妻觉得某一种闻起来让人十分讨厌，他们就会换另一种；他们也可以选择不用任何香味。在100对被研究的夫妻中，许多人都很喜欢这种白色乳液按摩裸身的嗅觉体验，这帮助他们克服了精液或阴道润滑的困难。没有任何明确的结论，但比尔和吉尼发现乳液涂抹可以作为治疗之前评测治疗难度的精确晴雨表。在80对由于“觉得幼稚、不庄重、没有意义，或者从中无所收获”而拒绝使用乳液的夫妻中，超过3/4的人经过两周治疗并没有缓解他们的性爱问题。在《人类性功能障碍》一书中，两位研究者呼吁进行更广泛的嗅觉研究，并肯定地对读者说，这一定会有所收获。

虽然汉克赞同自己的公司对性功能障碍治疗进行捐助，但他一直都急于想要推出面向普通大众的商业产品。他写信给比尔说，想象一下，关于人类女性费洛蒙的研究是否可以找到一种“令人愉快的香味”诱使数百万人喷洒？是否能找到一种给疲倦者的春药、给枯萎老者的年轻泉水、连梵蒂冈都不能反对的具药物效果的排卵检测非处方方法？能否确定标志月经周期里确切排卵日期的费洛蒙？汉克推理说，“女人可以用此作为早期预警，从而通过避免在这相对较短的排卵生育期间发生性交来进行避孕？”确实，如此诱惑的潜在富矿值得IFF及其附属机构偶尔寄来的5000到10000美元免税支票。作为懂行的赞助者，汉克用明确的金钱味道呼唤着比尔的科学好奇心。“我们如何能用最佳方法推进整个研究？”他催促比尔道，“目标很高，方法也不能像药片那样影响人体功能，或者与宗教教育相冲突。最终的产品还要做到价格便宜。”

比尔很重视诊所的这笔财政支持，吉尼却越来越对汉克·沃尔特本人感兴趣。1966年出版了《人类性反应》之后，汉克的员工“通过宣传知道了我们是谁，并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她回忆说，“他们想了解他们所做的开发工作与我们的工作之间有什么相关性。”在汉克的帮助下，吉尼有了一个主意： 通过在皮肤上涂抹乳液作为感知治疗部分爱人之间“交流的方法”。有时，她听起来就像是一个“雅芳小姐”，谈起汉克设计别致的产品时热情洋溢。“吉尼在感知治疗的同时做了关于气味的研究，有时她似乎对治疗难以集中精神。”20世纪70年代的职员之一马歇尔·希勒医生说，“她会花15分钟讲解这些气味，然后再花15分钟询问他们更喜欢哪一种。”

和诺亚·温斯坦一样，汉克是一个年长但身体依旧强健的成功男士。吉尼在场时，他总是尤为关注，喜笑颜开。比诺亚更英俊且腰缠万贯，汉克许诺说只要她愿意，他可以带她去世界任何地方。但汉克也是一个已婚男人。他的婚姻状况亦令吉尼曾对其追求嗤之以鼻。可是最终汉克还是出现在了吉尼的家庭旅行之中，比如牧场观光的短途旅行，在那儿他们的罗曼史又进了一步，并且讨论了是否应该永久在一起。吉尼说：“不管我去哪儿旅行，他都会和我一起，这就是我们关系发展的原因。他说，‘如果要真正从现在的婚姻中脱离出来，得花费好几百万美元，但我愿意这么做，因为我想要一直和你在一起。’”

尽管《人类性功能障碍》出版之后吉尼开始出名且变得富裕，但她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软弱，因此非常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诱人的提议。汉克的精致魅力、情感及性吸引力不仅给了她爱情的感觉，同时还有逃脱的畅快。经过了精疲力尽的12年之后，她渴望结束与比尔的伴侣关系，放弃这永无止境的科学征程。她非常明白，比尔给了她很多，包括自己的理论被人翻译并且令人惊讶地被医学组织接受的这种满足感。然而在所有的身体与职业亲密中，她与他的个人关系从未有过真爱的温柔。她已经学会了和比尔做爱——起初是作为工作职责一部分的含蓄要求，而最终成为了一种满足自己这个41岁单身母亲个人欲望的方式。她也学会了对他的心情和期望察言观色，注意他近乎所有的需求。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实现了目标——上电视、报纸以及《时代》杂志的封面——她想要放手，想要离开比尔·马斯特斯。“我也许从没有爱过他。”吉尼数年之后反思，“我们俩都真心热爱这种性伴侣关系，也许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

不管生活有多复杂，嫁给汉克可能只是她家庭的需要。在心底里，吉尼对自己不能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陪伴他们而感到懊悔。“她在研究实验室里所花费的时间之长令人难以置信。”比尔后来写道，“她要么在那儿积极工作，或者就是每周7天外加3个晚上随时待命。同时，在家里她还有两个要照看的小孩子。那些日子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过来的。”她找了好多个保姆和临时照看孩子的人来陪伴斯科特和丽莎。在和汉克的新生活中，她可以再次更名改姓，从此不再受到任何打扰。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婚外情却变得愈发复杂。在一起去纽约出差的过程中，汉克邀请比尔和吉尼到他在曼哈顿和妻子罗莎琳德共住的大公寓做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莎琳德曾在长岛做过战斗机的铆工，估计这就是歌曲《铆工罗斯》的故事来源。

“罗莎是一个惹人喜欢的女人，而比尔和我都是汉克的好朋友。”吉尼回忆说，“我们在他们家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比尔和罗莎都没有发现吉尼和汉克之间所发生的浪漫史。“她没有猜疑是因为她一直都很信赖我。”听到汉克的妻子谈论自己的婚姻时就像听到莉比谈论比尔一样心里感到些许疙瘩，吉尼说，“在那儿，我的位置很奇怪。他被她深深吸引，而她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可爱女人——我非常喜欢她。但他们就是有点格格不入。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她的。对此我也无法进行修复。我没法让她变成他所要的样子，反过来也一样。”数年之后，当被问及关于吉尼声称自己考虑嫁给汉克一事时，罗莎琳德·沃尔特给了一个直率地回答。“这很有可能。”她说，“她可以加入到这个群体——许多女人都仰慕我的丈夫。”再考虑之后，罗莎琳德表达了沮丧之情，说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并且承认那个时候的自己不是一个聪明人。“我的丈夫是特别聪明且有趣的人。”她说，“由于IFF的生意，他对他们的研究很感兴趣。他的确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写到过这方面的东西，读了他们所有的书和文章，并且拜访了他们。除此之外，我都不太清楚。”

回到圣路易斯，绝大多数职员都对吉尼和他们最大赞助者之间的私情一无所知。在这个充满了秘密的诊所，这是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吉尼以为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可能发现了所发生的事，因为他定期处理汉克在诊所的相关研究事务，然而直到数年之后她才真正向他吐露了心声。“在较早的时候，吉尼告诉我她勾引了他。”鲍勃·科罗德尼回忆说，“我想她是在暗示与那相关的一些事。我觉得这让人难以相信，(尽管)他愿意和自己妻子离婚。”虽然风格迥异，科罗德尼还是很喜欢汉克·沃尔特，因为他自信地说自己是一个自力更生的男人，并且把自己幻想成有点像卡萨诺瓦[1]式的人物。“在几次一起吃晚饭和喝酒的时候，他很自夸地跟我说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风流韵事。”科罗德尼说，“他相当清楚地表示自己可以吸引周围任何一个女人，当然也明白这是源于自己财富的吸引力。”

比尔一直都蒙在鼓里，直到汉克有一次到圣路易斯的诊所拜访。通常在这些时候，马斯特斯和科罗德尼——有时科罗德尼会叫上吉尼一起——会带着他们来自纽约的赞助人去一个当地的餐馆用餐。然而，在这个特别的晚上，吉尼把自己的孩子扔给了保姆，独自招待了汉克。那个晚上，他和她共度了非常美妙的时光，欢笑着谈论了他们一起周游世界的梦想。这样的夜晚让她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喜欢和他在一起。回到家之后，吉尼发现比尔打了她一晚上的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回到家，保姆记下了一大串他来电话的时间，11： 30、12： 45、1： 50，所有这些都是比尔打来的。”吉尼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不在家，而他知道那个男人在这里，所以他(比尔)把这两件事联想在一起之后就知道了我们的事。他不是个愚蠢的男人。所以，他开始做出反应。”

第二天到了诊所，比尔质问了她关于汉克的事。她从没见过搭档被自己弄得如此心烦不安过。他的脸上除了气愤之外，更多的是担心。他所有的风度都被抛之千里。“比尔真的很害怕我会嫁给他。”她说，“他被惊吓到了。”

她并不打算隐瞒自己和另外一个男人之间有关系这件事。无论在嫁给汉克这件事上有什么样的疑虑，她都没有显露出来。在这一点上，比尔除了她愿意透露的部分之后，得不到任何其他的信息。她不想被人操纵，或者被人谈论什么样的决定才是对她和孩子最好的。这些年来，他明白她想要再次结婚的想法。比尔自己的行为似乎在暗示，只要他们的工作一直都这么引人注目，只要他们的双重关系一直让人满意且没有暴露，只要有莉比呆在家照看孩子，只要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个名字持续给他们带来收入和名声，她就不会如愿以偿。

“如果你离开，所有的工作就会被毁掉的！”比尔坚持道。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即将失去一切的男人。

比尔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确定吉尼会做什么。他知道汉克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一个可以提供任何她想要和她所需要的东西的男人。也许比尔是在嫉妒，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培养并提拔的这个“完美女人”正要打算离开他。他并不打算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看着他们的伙伴关系就此破碎。确定感到了真实的威胁之后，比尔决定采取行动。

[1] Casanova，1725年—1798年，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以“风流才子”之名著称。——译者

第二十六章 背叛

某天放学回家后，16岁的豪伊·马斯特斯发现母亲悲痛欲绝。他从来没有看到她这样过，于是恳求母亲让自己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莉比·马斯特斯两眼通红，凝望着儿子哭诉道：“我们要离婚，你的父亲正准备搬出去。”

豪伊环顾四周，注意到家里有序而宁静的氛围里出现了某种不和谐。父亲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他走了，把自己的东西都带走了。”豪伊回忆道。

到这天为止，年轻的威廉·豪伊都过着理想的生活。豪伊在离自己家不远的圣路易斯乡村日间学校上学，他的朋友中还有吉尼的儿子斯科特。他考上了父亲的母校汉密尔顿学院，却没有父亲年轻时那不可抑制的愤怒。他很体贴，说话轻声细语，也很善解人意，在脾气上更加像母亲莉比。但看到自己母亲如此低落，又意识到幸福生活将要瞬间倾塌之时，豪伊也显得怒不可遏。他问母亲在哪里可以找到父亲，母亲拗不过地说出了一个小公寓的地址。

豪伊回忆道：“我记得自己跳上车开到市区，心想着不管什么地方都要找到他。要坐在他面前，好好地臭骂他一顿。”

马斯特斯听了好久儿子的责备，对豪伊的咆哮保持了足够的耐心，让他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这个事实。比尔尽量想要让事态平稳，冷静地与他交谈，就好像在对一位陌生的青春期少年进行心理治疗，而不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比尔陈述了艰难而又无法调解的真相，就如豪伊回忆中提到的，父亲称：“他与我母亲的缘分已尽，这与他是否陷入新的恋情、是否爱上别人，或其他什么原因都无关，他们就这样结束了，也无法挽回。”

比尔没有提及吉尼的名字。他只是与自己尚处青春期的儿子谈了谈为何两个成年人会渐渐在婚姻中分道扬镳。他平静而体贴地诉说着一切。豪伊回忆道：“他谈到了忠诚及其在婚姻中的重要性。他毫无保留，也没有打算对我说谎，或是强迫我接受他的说法。”比尔跟儿子说自己考虑和母亲分开已有多年。他并没有攻击莉比或责怪她。他将豪伊当作年轻人一样对待，给予足够的尊重，而没有对他强加任何成年人的傲慢。他既巧妙又努力地让儿子意识到家里的平静似乎就是婚姻中缺少交流的一种体现。

由于职业需要，比尔很少在家。他的存在对儿子来说显得更加重要。豪伊在这个痛苦的时刻，想要绝对相信自己的父亲。几年后，豪伊回忆自己父亲冷静面对的状况时说道：“事实上，我应该感激父亲的做法，他完全可以轻易摆平一个困惑又愤怒的少年，也能不费吹灰之力离开我悲伤的母亲。那时，我不得不立刻回到家处理这些事情。我的生活改变了，角色也转换了。任何一个孩子当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彻底分裂后会有什么样的情绪？这让人坐立不安。我能感受到父亲想给予的保障和解释，实际上我也得到了。”

伊丽莎白·马斯特斯对比尔的不忠倒是早有体会。这几年，比尔对性研究的无畏精神，他在这个领域享有的认可，甚至那些与弗吉尼亚·约翰逊混在一起的夜晚，都让莉比无比难受。她对所有的迹象都心知肚明，所以也不想再知道更多细节，不想继续比尔在她心中原有的印象。“她深爱比尔，给予最大的尊重。”莉比的朋友、董事会成员约翰的妻子多迪·布罗德黑德说道。也许莉比曾经也希望丈夫能够取消这鲁莽的决定。也许性研究结束后，就能阻断他对吉尼的需求，他又回归为大学的妇产科医生。“她将此看成一个舞台，比尔经过于此，但一切终会过去。”朱迪斯·塞法尔（Judith Seifer）解释道，这位心理医生后来还帮助比尔整理了未发表的回忆录，“因此，如果你装作没有身处其中，那一切就会很快结束。”比尔不停歇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影响到他的婚姻，他几乎没有留什么时间给莉比。“从1954年1月开创诊所，到1971年11月，我一天都没有停止工作。”于是比尔解除了29年的婚姻，并在事后平静地说：“最终，妻子与我都要面对我们关系不复存在的事实。”

莉比的生活完全奉献给了孩子和社区的朋友及邻居。豪伊称：“她彻底将时间给了我们，离婚后也因为我们而有所寄托。”为了不破坏现状，她全心全意地努力工作让家庭维持运转。她一直照顾着比尔的母亲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直到她1960年去世。她也鼓励比尔与自己的弟弟——堪萨斯的整形科医生弗兰克多联系。55岁的莉比依然保持着身形和活力，尽管发色已经开始变得灰白，但容颜还未衰老。她对圣公会信仰的坚持是真挚的，孩子们也很支持，虽然比尔一直不鼓励她去教堂。豪伊与姐姐的想法一致：“在我们前几年单调的家庭生活中，父亲认为周日应该去打保龄球。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放纵的行为，因为在圣路易斯郊区，每家每户都去教堂，而我们却去打球。”莉比尽管不那么喜欢年轻的吉尼·约翰逊，她更有活力，对满足比尔的野心来说也更为重要，但出于对丈夫需求的理解，她并没有将不快显露出来，不管自己有多么不自在。“吉尼和贝蒂是朋友，”后来成为基金会主席的小伊桑·谢普利的第二任妻子佩吉·谢普利回忆道，“这一直是最让人惊叹的部分。我无法想象与我丈夫的第一任妻子成为朋友。第一与第二任妻子之间没有多少感情。但是吉尼却与贝蒂是朋友。”直觉上说，伊丽莎白似乎能够理解与吉尼共享比尔，他设定了她俩的路，并且都在他的庇护之下。“我对她非常了解，我们用特殊的方式互相欣赏，”吉尼多年后谈到莉比时这样说道。“我们完全可以密谋一起反对比尔，但是她不够世故，不想尝试这样的事。”

那些对比尔和吉尼婚外情早有所闻的人觉得莉比的反应很出人意料。科罗德尼承认：“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何比尔会离开莉比。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他们婚姻的过程中是不是漏掉点什么。是不是比尔在某些方面欺骗了她？我完全没有听到比尔对她有什么不满。”工作时，科罗德尼感觉到吉尼羡慕马斯特斯在郊区稳定而又上层的生活方式。“吉尼无疑对那些婚姻稳定、住着好房子、所有事情都很顺利的人极度羡慕。吉尼与莉比生活的世界完全不一样。”在情感上倾向吉尼的人则认为莉比根本不可能让比尔保持忠诚，无论他们结婚的时间有多长。“我无法肯定贝蒂能让比尔获得想要的那种性关系，但他一定可以在吉尼身上找到，”托里·福斯特说道，他在董事会期间对吉尼一直无法信任。“也许这是他与吉尼接近的原因，而同时也导致了与贝蒂的疏远。吉尼非常漂亮，又具有性吸引力，而贝蒂则是一个普通平凡的姑娘……”

比尔从拉杜的英式都铎风格房子中搬出来后没过多久，便在1970年11月结束了这场婚姻。同时，贝蒂·马斯特斯的朋友们都陪伴在她身边。他们对比尔的行为进行谴责的同时，也不忘贬低吉尼。不久后，就有人听闻吉尼已经在夏天呆进了马斯特斯的屋子里，而贝蒂则带着孩子去了密歇根。“他直接将弗吉尼亚带进了屋子，公开跟她在一起——我认为这非常无情无义！”多迪·布罗德黑德说道。“贝蒂是个很不错的人，她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她一直那么爱比尔，也坚信比尔同样爱自己。但是弗吉尼亚却完全不一样，她是祸水(cherchez la femme)，潜心计划着逼贝蒂离开。她完全击溃了贝蒂，也害了这些孩子。”

多迪的丈夫也意识到自己的友谊被滥用了。作为一个考虑风险程度的生意人，约翰·布罗德黑德是比尔性研究基金最早的董事会受托人，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于和贝蒂的交情。约翰在青年时期就与贝蒂相识，那时候他们两家都在密歇根度假，贝蒂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姑娘，善于社交，又很有感染力”。他对贝蒂能挺过母亲的离世和被父亲遗弃的逆境，并且最终成长为“一个有卓越智慧和活力的人”尤为钦佩。尽管对比尔生育治疗上取得的成功颇为感激，但布罗德黑德见到比尔对待贝蒂如此冷酷仍感到不快，这简直是逼迫自己在他们婚姻问题上选择站队。在做了6年的委托人之后，约翰从生殖生物研究中心辞去了职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原因，但没人在董事会上询问。“比尔与贝蒂分开，我也必须离开董事会，”他如此说道，“我很难在态度上保持中立。如果要说谁对谁错的话，那我们显然站在贝蒂这一边。”

马斯特斯一家，他们在拉杜看似平静的生活再也没有恢复原样。父母离异之后，萨利·马斯特斯，比豪伊稍长一岁的姐姐，去了寄宿学校。她被送到学校去生活是因为父母觉得社区里对诊所的恶言恶语会影响小姑娘的成长。“我们的孩子在社会上受到了排斥，”比尔后来回忆道。他称萨利经常听到其他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不希望你与马斯特斯在一起玩，她父亲是一个色情狂！”多年之后的萨利仍不愿谈起这段经历，而豪伊却记得非常清晰。“把她送出去吧，我的父亲总是这么说，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到底会带来什么并不确定，而姐姐如果还住在家里则肯定会陷入很困难的境地，所以去寄宿学校是明智的选择。”萨利回到家发现父亲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比尔总用忸怩又带有迷惑性的说法来弥补自己离开带来的伤害，比如否定是吉尼的介入导致了分手。“在我离婚之后，没有逃到墨西哥去，或是做些类似的事情，”他这样对《大西洋》杂志说，他的离婚判决书这时也刚生效：“但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追女人，从18岁到有点微胖甚至还有些脱发的54岁女人。”

莉比有自己的防御方式，她从来没有怪罪吉尼破坏自己的婚姻。“如果她认为是吉尼的错，完全可以称她为‘第三者’，但她从未这样做。她也完全没有流露嫉妒，”豪伊回忆道，“即使我父亲不愿意走下去，她也可以再坚持下去的。她就是非常忠贞，但这个优点也是她最大的缺陷。”

豪伊在乡村日间学校的最后几年里，马斯特斯位于杜拉郊区的屋子更加安静了。莉比本想继续操持这个家庭，但生活的核心最终还是分裂了。为了不失去联系，豪伊有时会去城里看看父亲。他们经常深谈，但绝不会讨论弗吉尼亚·约翰逊或是比尔内心真正所设想的未来。“我有时会进城与他共进晚餐，在他的新寓所里谈论和抱怨所发生的一切，”豪伊说道，“在离婚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去大学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一切与圣路易斯再无瓜葛。”

第二十七章 婚姻的契约

在一次拜访金赛研究所的过程中，比尔·马斯特斯和自己的老朋友保罗·格布哈特一起去了印第安纳大学校园散步，聊起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首次见面之后已过去了12年，格布哈特如今可以轻松地询问那个他私下一直非常好奇的微妙问题。

比尔的妻子知不知道他和吉尼发展到什么地步？

比尔顿时停下了脚步。

“我妻子？”他自信地回答说，“她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她对此非常理解。”

格布哈特曾经见过阿尔弗雷德·金赛的职员深受婚外情困扰，因此他回过身笑道：“好吧，那真是太棒了，比尔。你真是个幸运的男人。”

在离婚前几年，比尔实际一直在平衡两种生活： 与莉比和孩子一起的家庭生活以及与吉尼之间工作和工作之外的关系。比尔的许多假设最后证明都是错的。“他曾经很高兴妻子可以接受他和吉尼的关系，但最后结果并非如此。”格布哈特回忆说。

比尔继续着自己对莉比的虚假，在各种公共场合邀请吉尼，似乎自己是一位仁慈的雇主而不是私密的风流男子。“比尔有他聪明的地方——如果在医院之外将吉尼完全隐藏起来，妻子可能会起疑心，认为有事发生。”鲍勃·科罗德尼解释说，“我怀疑比尔绝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已经看出这样做是明智之举。”在这件事最终触发离婚之前，拥有着双重生活及双重标准的比尔似乎过得相当舒服。即使是在出名之后，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急于想要打破两个女性之间平衡状况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发生的事。”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回忆说，“在和自己妻子离婚转而和弗吉尼亚结婚之前，比尔曾有一度相当出格。那时他几乎已经和弗吉尼亚生活在了一起。”

在拉杜，吉尼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离马斯特斯家一英里多的地方。吉尼的房子很大，也非常私密，屋外有私家游泳池，屋里有环形的铸铁楼梯可以招待来访的名人。有些深夜，比尔会兴奋地留在楼下的房间，而吉尼已经10多岁的孩子斯科特和丽莎则睡在楼上母亲卧室隔壁的房间。“渐渐地，比尔不再只是偶尔在楼下房间过夜的客人。”后来从吉尼那儿买下这栋沙龙屋的科罗德尼说，“过了没多久，他索性直接搬进去与她住在了一起。”有一次，比尔和吉尼出门做巡回演讲的时候，鲍勃和他的妻子南希主动留下过夜，在吉尼家帮忙照看两个孩子。年轻而有些天真的科罗德尼夫妇惊讶地发现屋子里到处都有比尔的东西。“比尔那时还没离婚，但在这里，主人卧室的壁橱里却挂着他的衣服，浴室里还有他的剃须膏和一些其他东西。”鲍勃回忆说，“很清楚，他们20世纪60年代末时住在一起。”

比尔的不忠在汉克·沃尔特出现之前一直都没有受到正儿八经的质疑。吉尼可能嫁给这个想要从他们熟悉的圣路易斯小世界中将其夺走的国际商人，这一点刺激了比尔。比起个人的嫉妒，对于他们这对世界知名搭档的未来，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忧虑。他从未表现出那种受到情敌威胁而不顾一切的情感。关系处于如此关键的时刻，激情却似乎已不在，也没有任何的紧张感。但是只要不失去她，他愿意满足任何要求，即使是放弃自己的家庭。“他知道我最后打算要嫁给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他开始极力想要停留在我的生活之中。”吉尼说，“他不愿失去我。而我却没有意识到他从头到尾是多么有控制欲和小聪明。”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吉尼的话。“这是个动人的故事，让她听起来就像是一只纯真的小鸟，不是吗？”多迪·布罗德黑德呵斥道，并给出了她自己的版本，“她独自一人来到圣路易斯，四处碰壁，一心想要得到一些不曾拥有的东西，并为此不择手段。”拉杜区上流社会那些诽谤吉尼的人表示，作为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她想要嫁给比尔，从而改善自己岌岌可危的经济地位。基金会原先的律师托里·福斯特断定，“我认为一直以来她都寻思着要嫁给比尔。起初，对于他们的关系我有点天真了。但是很显然她一直都紧盯着他。”即使是吉尼的一些朋友也认为是她在催促比尔离婚。“我认为这是他们继续工作的一个条件，在他看来，如果他不和莉比离婚，他的研究也将随之结束。”对莉比的反应十分惊异的迈克·弗赖曼说，“当谈到离婚时，她(莉比)并没有怎么刁难他，或者在经济上坑他一笔。她尊重比尔娶那个女人的选择和需求。”

无疑，吉尼对比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在她觉得自己被他的要求百般折磨、不得不在诊所长时间工作而缺乏社交的时候。那些不喜欢她的人觉得她得到的远比付出的多得多，而且是她引诱比尔以获得每一次的晋升和机会。评论向来认为吉尼的地位不如马斯特斯医生，她只是一个暴发户式的秘书或者是一个贪婪的离婚女人。然而，在两本畅销书之后，吉尼已经可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离开这里，可以更多地陪伴自己已成少年的两个孩子，可以和一个声称爱她的男人安定下来。如果真的许下婚约，她又可以再次转变自己，再次改名换姓，改变自己的地位。

在出版了《人类性功能障碍》之后，汉克·沃尔特催促吉尼给他一个回复。比尔·马斯特斯也是如此，他很快离开了莉比，搬进了自己简朴的单身公寓，明确表示想娶她。如果汉克的求婚是出于爱情，比尔的似乎是基于商业承诺，抱着赚钱的信念维持他们的事业。最后，就像吉尼自己说的那样，她的决定与个人心愿毫无关系。她本能地知道比尔想要赢得这场小小的竞争，战胜他那位富裕的赞助人。就像他们共同所写的那两本书一样，他从未提过“爱”这个词。

“我本可以不用去在乎是否留下来继续工作。”吉尼承认说，“我所要嫁的那个男人非常富有，但是他期望我为他做的就跟马斯特斯所期望的一样——和他去各地旅行，始终如此。”尽管汉克抛出了诱人的橄榄枝，吉尼却已经厌倦了整天离家住酒店的日子，而且看管自己小孩的感觉也快要消逝。“我最后告诉这个男人我不能嫁给他，叹息着马斯特斯坚持要结婚的事实。”她回忆说，“他明白我为什么会嫁给他，而马斯特斯却从不知道。”比尔再也没有探究过汉克的事。他没想要什么解释，只想确保他俩的伴侣关系安全且完好无损。

尽管比尔的两个孩子也听到了一些恶言，但斯科特和丽莎·约翰逊则更为痛苦，他们一直饱受邻居对母亲闲言闲语的伤害。吉尼的名声让人有了反复咀嚼的素材。在《家庭妇女杂志》上，吉尼说起自己的女儿在性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个更宽阔的看法。就像这本数百万的读者所看到的，“作为少女母亲的约翰逊太太想要宽慰其他父母说，不施加压抑的性恐惧，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在鼓励自己12岁大小的女儿随便和各种陌生人同居。”在拉杜，这种教导并不为人接受。吉尼信赖的一位前诊所职员朱恩·多布斯·巴茨解释说：“人们似乎都在谴责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私生活。由于双重标准，没有证书的吉尼总是遭人斜眼。在比尔这边，运营妇产科诊所似乎令他更受欢迎——有点专业医生迎娶社会名媛的感觉——由于那些围绕着的光环，他并没有多少负面的评价。但是在吉尼那边，她的两个孩子遭受了许多排挤。”另一个朋友佩吉·谢普利也认为吉尼的孩子“生活在阴霾之下，那一定是件痛苦的事。他们(吉尼的孩子们)因此而承受了很大的冲击。他们因为她做这些(性爱研究)而对她很恼火，但她需要赚钱。”

比尔争辩说她的离开会毁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经济利益方面。他们第二本书的成功带来了新一波的大众认可、丰厚版税以及巨额演讲费，并且基于吉尼发明的感知技术，开创了利润相当可观的性爱治疗新领域。她理应为第二本书感到自豪，这种感觉远比第一本多得多。他们现在赚的钱足以让所有人都羡慕，即使是一直都珍视自己自由的骄傲女人也不例外。如果嫁给一个像汉克·沃尔特这样的有钱人，吉尼仍旧摆脱不了依附某个男人的命运。而眼前这些却是她自己挣得的，正当且绝对合理。第三本书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只要他们的联盟能继续维持下去，比尔几乎会满足吉尼的一切要求。“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和他在一起，但是当你一年可以赚20万美元甚至更多时，你就不会离开了。”她争论道，好似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一样，“是我造就了这一切，这就是对我的回馈。”

对于吉尼来说，嫁给比尔也合情合理。“我想在社区里可以摆正自己的身份了。”她承认道，“一直以来，社会对我们的关系都表示反对。我想如果我们结婚了，那可能会抹去一些这样的负面反应。这是我能记得的做出这个选择的唯一合理理由，对孩子们过上正常的生活也有好处。”也许在孩子骚乱的青少年期间，比尔可以给予她帮助，掌控她的家庭生活。通过成为新的“马斯特斯太太”，除了缥缈的乐队领队乔治·约翰逊，那个偶尔前来探望的前夫，她可以给自己孩子的人生带来另一个强有力的男性。和比尔·马斯特斯一同从走廊里下来，也许她就可以终止那些悄声的揣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声名狼藉，出于对孩子的考虑，我觉得那样做也许可以平息所有的流言蜚语。”她解释说，“我知道自己不想嫁给他。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过紧凑。我曾竭尽全力想要做一个和孩子亲近的母亲，但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放弃了，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任何其他事情。”

1971年1月7日，比尔和吉尼在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的一个朋友家举办了简短的仪式，正式结为夫妻。数年以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关于人类性爱的观点一直出现在美国报纸的头版以及电视荧幕上。这两个著名研究者的婚礼必然又会成为头条新闻。但在原计划中，吉尼并不希望这个私人的时刻被曝光。“我不想在新闻头版上结婚。”她坚持道，“我讨厌这样。”比尔爽快地同意了。他提醒她说，自己有个做妇产科医生的朋友正巧是费耶特维尔当地的普救牧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他们决定驱车350英里南下阿肯色州，到那儿的地方法院领取结婚证书。比尔去法院办事员办公室完成必要的文书工作，吉尼则留在了车内。在那里，一个旧金山的新闻记者认出了马斯特斯，他由于经常在媒体上曝光而显得格外容易辨认。这位记者核实了他们的结婚证书并打电话给新闻编辑部说有一个惊天消息。不久之后，用吉尼回忆时的话来说，“我们在那份旧金山报纸的头版上结婚了。”

美国媒体把他们的婚礼视为声名远播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英勇事迹的完美结局。尽管有些作者注解说这场仪式标志着比尔的第二次婚姻，对于吉尼来说则是第三次戴上婚戒，但所有信息都向大众描绘了一种爱情的成功。比尔和吉尼，特别是吉尼，扮演着他们设定的角色。“当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焦躁不安——我知道让自己变得完整需要些什么。”吉尼夸张地对不屈不挠的新闻报纸《华盛顿邮报》说道，“我唯一后悔的是我们没有早些认识彼此。”

回到圣路易斯，他们的婚姻并没让大家感到惊讶，尽管好朋友们对他们的简短解释都不予理会。吉尼作为家庭破坏者的描述听上去并不真实，同样，“作为医生的比尔在中年危机之下被她的魅力迷惑了双眼”的说法也没有多大的可信度。在他们结合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本质。结婚之前，即使是像托里·福斯特这样对吉尼非常尖锐的批判者也没有察觉他们之间有任何激情。“我认为这只是一场生意上的联姻。”不再担任诊所代表律师、但依旧在基金会担任董事成员的福斯特说，“我不觉得他们真的有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和交心。这更像是一份契约。”

在诊所，吉尼已经名义上获得了平等，但和比尔结婚彻底确立了她恒久的地位。曾经在董事会议上很少说话，或者和员工们一同附和比尔评论的她，如今自由地表达着自己作为共同主管的意见。“我想她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更多的话、做更多的事了。”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回忆说，他是帮忙安排就诊病人的一位职员。和比尔及其他性爱男顾问一起工作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说吉尼会为那些跟她一样的离异母亲提供意见。婚后改名为莎莉·泰勒的她说：“我记得她曾说过，‘婚戒戴在你手上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它。’我的感觉是他们结婚之后，让她感觉更加稳定和踏实了。我不知道他们之间有多少爱，还是说那只是一种让人舒服的工作关系。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有重视爱情与工作之间差异的人。”

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的伴侣关系几近崩溃，但是比尔最终还是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真正的家——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将安然无恙地留在原地。吉尼后来说：“我知道为什么会嫁给马斯特斯，是为了保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身份。”甚至他们偶尔的性生活也不是其中的理由。当被问及两人之间的性生活状况时，她回答说：“嫁给他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满足。”无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怎样的激情，如今也似乎都一切归于平淡。婚礼之后不久，比尔对一位记者讲述了漫长的一天之后两人在床上拥抱时的简单快乐。就像吉尼说的：“认为只有阴茎进入阴道才算是性爱，这样的观念绝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这种看法并不正确。”

以帮助美国人拯救婚姻而闻名的比尔·马斯特斯却毁掉了自己的婚姻。他把与自己共同生活了29年之久的妻子莉比独自留在了拉杜的老房子里，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也纷纷离去。比尔几乎没有露出一丝的懊悔，好像科学使命让他的行为有了正当理由一样。“比尔是一个实用主义者。”鲍勃·科罗德尼说，“他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更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几乎能肯定的是，他根本不爱吉尼。比尔私生活中关于爱的概念也许是他对孩子的某些情感，但这根本不是占据他内心大部分的东西。”对于那些询问的人，比尔喜欢表现出一种执拗的形象，系好领结，用简洁而严厉的话语谈论自己。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位好父亲，在丈夫这方面也不太称职。吉尼想要融入当地社交生活的渴望也遭到了比尔的蔑视，他更喜欢工作到深夜，或者周末独自呆在家里看电视。因为莉比的事，拉杜以及城郊俱乐部的那些老朋友将他从他们的邀请名单上除了名。“我就是个混蛋。”他承认说，“我不太善于和人打交道，以前不善于，以后也不会。我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没有很多朋友。我也没有吸引人的那种性格。”吉尼只能表示同意。她解释说：“比尔不愿意和人打交道，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恶意。”

对于比尔来说，和吉尼之间的婚姻契约多少是一种妥协，在吉尼看来也是如此。数年之后，前同事朱迪斯·塞法尔好奇为什么两位研究者不在一开始就结婚。比尔冷淡的回答让她至今难忘。

朱迪斯问：“你结婚之后，是什么时候发现其中出了问题？”

“走红地毯的时候。”他直率地回答说。

“那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这样做最方便。”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神秘的性爱进行解释之后，整个世界开始转变，也开始能够更好地用爱的语言进行交流。但是当被问及真爱究竟是什么时，比尔·马斯特斯承认自己对此毫无头绪。

“我亲爱的姑娘，我没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面对提出这一永恒问题的女记者，他说道，“我不知道爱究竟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四部分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出现在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中

第二十八章 女权运动

“在通过女权运动以及女性性爱革命赢得‘解放’的年代里，美国女性得以享有与日俱增的性高潮权利。其中，最能充分享受性爱的是那些接受过教育、积极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生活的女性。”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在桃瑞丝·麦基惊人的婚礼派对上，朋友和同事们都保持着沉默，等待贵宾的到来。这个温和的十月天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工作的女人几乎全部都前来恭贺麦基，她是位友善而尽责的秘书，平时负责保管团队在每一次治疗时所留下的录音带。新来的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自己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家里举办了这场游泳池边的派对，并且邀请了诊所里所有的女性职员，包括她们的老板弗吉尼亚·约翰逊。

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女职员们站在了这场迅猛发展的女性解放运动最前沿。女权主义者信奉着她们改革性爱的新发现。在这样一个男权文化背景中，她们宣告，女人和男人完全一样，都是有性欲的，并且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平等。电视、报纸、杂志，所有媒体都在赞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引领的社会变革，他们将性爱革命带到了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桃瑞丝和自己的未婚夫走进院子的时候，每个人都热烈鼓掌、举杯庆祝。她未来的丈夫霍华德至今还记得当时欢快的气氛，以及那些像是单身派对才有的挑逗玩笑，特别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人造物品。“在自助餐桌上放了一束漂亮的鲜花。”霍华德回忆说，“在花束的中间插了一根基金会研究女性高潮时所用的那种带有摄像头的塑料阳具！”

对于每一个熟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人来说，这个机械人造阴茎一直拥有着图腾一般的特质。这个研究者所称的“人造性交装备”是团队在性爱研究中最为惊人的发明之一。虽然保守派表达过他们的惊骇，担心这样的发明会被用于定义和玷污人类的性行为，导致女权主义者提出更令人惊恐的观点——性满足与男人无关。这些影响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两本书中所作的预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精心解释了女人在性方面的细节，不料却让‘异性恋是先天的，通过阴茎性交可以得到充分满足’这样的普遍理解陷入了困惑。”文化史学家简·格哈德在2000年评论说，“就和在他们之前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一样，他们‘发现’，存在着一种可以不依赖于异性性交的女性性行为。”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个机械装置——带有一个绝不会因为不应期而衰减的电动马达——象征着与男性相比，女人在性爱中的至高无上。关于阴蒂的科学发现——揭穿了弗洛伊德学派所虚构的，“成熟的”阴道高潮来自和男人性交，而不是独自使用振动按摩器进行的各种自慰这一说法——意味着女人不再需要男人。“女人常常对自己的高潮经历感到不满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人类性反应》一书中判定说。

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些揭露弗洛伊德金科玉律的解剖发现，女权主义者尤为高兴。“我们不得不承认弗洛伊德和《圣经》都是错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数年之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讥讽道。事实上，美国女权主义的新《圣经》，由斯泰纳姆共同主编的《女士》(Ms.)杂志有着一句办公室标语，上面写道： 晚上10点了——你知道自己的阴蒂在哪儿吗？(It’s 10 o’clock at night — do you know where your clitoris is?)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辞很快就在女权运动政治及社会说辞方面找到了用武之地。安妮·科戴(Anne Koedt)在1968年那篇影响巨大的论文《阴道高潮的秘密》中赞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说他们有效地重新定义了当代社会女性性事的意义。“阴蒂高潮作为事实被公认之后将威胁到异性结合的规则。”科戴断言道，“因为这意味着从男人或者女人那儿都可以得到性快感，因此和异性性交不再是必须，而只是一个选择而已。这就打开了关于人类性关系的整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男女角色体系的界限。”杰曼·格里尔、凯特·米利特、第格蕾丝·阿特金森以及丽塔·梅·布朗等女权主义者探寻新的性爱模式以及社会秩序的作品重复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他们争辩道，阴蒂是两性中唯一生来就是为追寻快乐的器官。精神病学家玛丽·简·谢菲提议，女人可以拥有多重高潮的能力已经证实，这应该引起人们对男人所设定的文化界限进行反思。异性恋的“狮子”咆哮着他们的不满。在1971年版的《性的俘虏》(The Prisoner of Sex)一书中，诺曼·梅勒对于“在塑料阴茎、实验室里的人造阳具(原文如此)以及振动按摩器之下女人普遍存在的丰富高潮”非常愤怒。与此同时，有些女权主义者表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开拓边界方面走得还不够远。就如格里尔抱怨的那样：“没有理由让我相信，那些接上电极探头的中产阶级美国女人所做的，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全部。”

在20世纪末，妇女解放运动彻底改变了整个美国社会，其影响仅次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改革。像弗里丹《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作品表达了对女人受困于城郊家庭生活的愤怒。诸如国家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NOW)等团体将诉求化为了行动。同工同酬、针对性别歧视及性骚扰的强硬法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攀登职业生涯阶梯的权利——即使联邦《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失败了——都是她们对社会提出的要求。避孕药片重新定义了“婴儿潮”一代的性爱生活，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爱，而不用考虑怀孕问题。婚姻也不再是先决条件。科学和性爱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对。对于美国公众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两性关系中公正且讲求事实依据的仲裁者。他们在实验室里启发着女性对自己的重新思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由于对女性性事的新理解而得到了很高声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为女人活出自己这个全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科学原理。”芭芭拉·埃伦赖希、伊丽莎白·赫斯、格洛丽亚·雅各布斯10年之后评论道。在评价女权运动的主要影响时，她们说：“1966年出版的《人类性反应》成为了主要的思想宣言之一。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权主义意识的广泛流传是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但是性爱‘革命’的提出意味着一种超越礼仪、习俗从而涉及更根本的权利关系的改变。”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让女性有了基于医学做出选择的现实智慧。斯坦福的文化史学家保罗·罗宾森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总结说，如果说弗洛伊德、金赛以及艾利斯主要是从男人的角度呈现了人类性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则是所有顶级性爱研究者中“始终如一地主张男女平等的思考者”。他评论说，作为一对在中西部进行写作的中年夫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文字和私生活里直率地表达了女权主义思想，并在他们的治疗策略上映射出一种“性爱平等的典范”。

女权主义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支持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马斯特斯本人也不例外。尽管自己的个人生活十分复杂，他依旧自视为一个规矩正直的人，从不主张放荡淫乱。他出于医学目的而撰写的教科书主要关注那些深陷于无知愚昧及功能障碍之中的已婚夫妇。在针对流产这一问题的全国性争论中——即使在最高法院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做出里程碑式的判决之后——他依旧谨慎地保持着不可知的态度，小心翼翼地生怕被卷入其中。需要流产的孕妇都找约翰逊帮忙，她会把她们转诊给一些愿意做这项手术的医生。马斯特斯仍旧用非常传统的观点看待女性。他期望女人遵从他，就像母亲和妻子莉比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约翰逊进步而具有远见的贡献只有在马斯特斯允许的尺度之内才能发生。在启动他们性爱研究时，他当然没有打算要找一个支持巴纳德或伯克利那种女权主义叛逆思想的女搭档。“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歧视女性的人。”马斯特斯后来承认道。他们书中医生般的语气——支持女性施展她们真正的性本领，而不是一味地遵从父母或宗教权威的压抑指令——是源于病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悲剧。马斯特斯被所见所闻惊呆了，而约翰逊将他的反应化作了言语。无论是否接受这样一个标签，他探寻医学答案的研究已经让他成为了一位女权主义者。

对于他们著作广泛的公众反应也让弗吉尼亚·约翰逊名声大噪，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她签约做了《红皮书月刊》(Redbook)的专栏作家，收入可观。她同时还为《花花公子》大批的男性读者提供着关于女性性反应能量的忠告：“高潮可以源于脖子、足底或者手掌心。”她越来越多地呆在家里专心自己的写作任务，减少了诊所的看诊量。爆棚的收入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奢华生活。她从自己原来沙龙屋的寓所搬了出来，和马斯特斯一起住进了拉杜区沃森南路一幢更大的房子。

成为马斯特斯平等的搭档之后，约翰逊被视为美国女性的典范，性爱新自由响亮而有力的女发言人。就像芭芭拉·埃伦赖希及其合作作者写道的，约翰逊“是一个特别的女权主义者”，尽管她和马斯特斯合写的那些书只是在“偶然之下”成为了女权主义的经典。他们为这个等待新信息的社会打开了充满可能性的潘多拉魔盒。埃伦赖希说：“在绝大多数标准之下，他们的著作是客观且可敬的科学发现的主体，其中许多案例是对于性爱全新的女权主义解释。”

让人惊讶的是，当女权主义者邀请约翰逊出席那些促进女性问题的集会或公益活动时，她坚定地予以了回绝。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之前，女权主义个别极端派系已经出现了反对男性的模糊言论，其中凯瑟琳·A·麦金农对色情文学及其暴力本性进行了谴责，安德里亚·德沃金则把异性性交比作强奸。然而，这些对于约翰逊来说都无关紧要。她从来没有过要高举抗议标语或与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共处同一政治阵营的想法。约翰逊回忆说：“我永远也不会和这些女士一起游行示威。”她甚至拒绝了第一夫人贝蒂·福特的邀请，没去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从戈尔登时期开始，约翰逊就从没有向生活要求过什么，尽管她一直以来都在打拼。她是第一批完全依靠自己寻找工作并请人在外出工作时帮忙照看孩子的女人。尽管是研究工作中女权主义情感背后的驱动力量，但约翰逊并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女人需要站起来，需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如今她这样宣扬道。无论卧室内外，她们都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如果一个女人没有高潮，”她强调，“这完全是她自己的过错！”

弗吉尼亚·E·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人类性爱专家，这让那些记得她是办公室秘书的人彻底惊呆了。她成为了世界知名诊所——后来改名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共同主管，引领了一种让数万甚至数百万病人得以重燃希望的治疗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她搭档的男治疗师都对她的能力感到惊讶。“她拥有成为老板的所有先决条件。”精神病学家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我对她感到非常敬畏。”同时，劳里的妻子也是诊所员工之一。年轻的治疗师莎莉·巴尔托克非常钦佩约翰逊的权威风度，并且在办公室里总是模仿她保守的穿衣风格。“回忆那些时候，很多女人都穿连衣裙，而她却穿宽松长裤，有点像凯瑟琳·赫本的样子……我觉得她是最与众不同、最不可思议的女人。那个时候，她应该会比其他任何一个美国女人都更了解性的特质。但是她并没有变得‘温暖而模糊’。她总是保持着专业的样子。”

当治疗成为临床活动的核心并带来了大量收入之后，比尔·马斯特斯越来越听从约翰逊了。作为一名终生都对这门“自然科学”深感兴趣的医学研究者，马斯特斯从来都没打算成为全职治疗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将自己逼入了死角。他屡次没能从政府或个人那儿弄到足够的资金，以继续自己关于人类性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或者说它们至少不是按着他所想的那样进行。10年之前，他从医学院离职——在那儿他曾经是妇产科系里仅次于好友维拉德·艾伦的人物——抹灭了所有以自己名义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妇产科，不再是一流的外科医生。他不停地回顾他们性爱研究中同性恋病人的那部分数据，立志要出版第三本重要著作，然而这一张巨额版税支票似乎依旧有数年之遥。

如今60岁的马斯特斯每天都会在诊所露面，他不再是往年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少了很多威严，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同事们都敬重他的坚持与稳定，当然这是在与约翰逊模糊的反应和变幻莫测的心情作对比的前提下。“他非常支持自己的员工。”罗斯·博亚尔斯基回忆说，“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他会不惜一切时间直到将其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比尔决定要改变自身的一处缺陷，因为许多病人觉得很受影响。他去看了一位外科医生，想要纠正自己的斜视问题——儿时败血症发作之后留下的让人奇怪的眼神聚焦。手术之后，成年的马斯特斯第一次可以直视对方，并且对着镜头而不是影子做出微笑。在诊所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变化。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吉尼之下，就好像这是他们婚约的一部分。约翰逊的意见成为了主导。“后来几年里，比尔并不像她那样感兴趣。”他们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回忆说，“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这有点像‘我已经按我的目的做了要做的那部分，现在换你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然而，约翰逊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安排各种露面、在家写书，以及更多地陪伴已到少年的孩子——令她常常几天不在诊所出现。她的行程表时刻都在变。员工午餐时间的病例讨论会，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经常不在。这让她偶尔的突然露面变成了让所有员工吃惊的事。“她绝对是王座背后的掌权者。”马克斯·菲茨杰拉德解释说，“很显然很多事都是由她做决定，或者推迟到她回来再说，虽然我们不经常看到她本人。她就是权利代表。”

在诊所里，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最具分歧的意见来自女同事当中。虽然一些像巴尔托克这样的年轻员工尊她为模范，但约翰逊身边更近的人则承认自己内心是矛盾的——就像办公室经理旺达·鲍恩所描述的，“对于弗吉尼亚·E·约翰逊，可能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在外面，人们都说她是一个温暖且友好的人，特别是他们一起做讲座的时候。”夫妻两人都与比尔和吉尼有交情的全职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回忆说，“她给人的印象更活泼一些，而他可以说相当冷酷。但是当你了解他们之后，就发觉大不相同了。我一直觉得跟比尔之间的关系更近一些。”

资格更老一些的女员工，特别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都认为约翰逊既冷漠又很有戒备心。“我一直有种感觉，她和我在一起时并不舒服，因为我有学位而她没有。”受人尊敬且拥有医学学位的佩吉·希勒说。其他一些人觉得，吉尼在她新一段的婚姻中看起来很寂寞，她想要和人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交朋友。“我和她相处并不愉快，因为我觉得她不够真诚。”来自纽约、在研究所进修过两个月的治疗师达格玛·奥康纳回忆说。奥康纳更希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起出现。“她过于深陷在卖花女这样的情景之中，以至于完全丢失了自己。”奥康纳说。她也引用了这个经常被用在没有证书就得到提升的约翰逊身上的典故。奥康纳在圣路易斯逗留期间，约翰逊邀请她一起去当地一家商场购物，并心直口快地自言自语着自己脑子里冒出的事情。在约翰逊看来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行为——逃离诊所幽闭的氛围——但对于奥康纳来说有点过头了。约翰逊一开始谈论她整理壁橱时是如何放松，然后又谈起了经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的性生活。“他们一直都说这没什么两样……但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她叹息道，就好像在传授自己的一些个人心得，并认为这对年轻女人而言是金玉良言。奥康纳则并不领会这些友好的旁白。不久她就申请调到另外一名女治疗师那儿继续进修，因为她觉得在约翰逊那儿学不到任何东西。“对于她的性高潮或者童年经历，我真的不感兴趣。”

当美国的女权运动全面爆发、女人在职场的角色彻底改变的时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的女职员们感到自己仍旧忍受着不平等的待遇。经过一次长时间的私下谈话之后，女员工们决定向弗吉尼亚·约翰逊提出上诉。但是，约翰逊经常呆在拉杜郊区的家中，员工们需要一位传话者去转达她们的心愿。罗斯·博亚尔斯基被选中了。“没有其他人愿意去那儿和她说话。”她回忆说。也许他们觉得博亚尔斯基——她和约翰逊年龄最接近，而且丈夫也是一位医生——是看上去最合适、最不可能被打发的人选。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约翰逊邀请博亚尔斯基去她家后院聊天。她在门口和蔼地迎接她，并邀请她一起游泳。因为能和一个熟悉的人共享悠闲时光，在家里抛开一切心中的琐事，约翰逊显得十分感激。而博亚尔斯基脑子里却一心想着诊所那些女人关于不公正待遇的问题。“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博亚尔斯基说，“我一直在尝试提出这件事，如果她能够对诊所的女员工更加支持一点的话，那这事会更容易一些。”博亚尔斯基说明了其他女同事如何被男治疗师欺压的情况，而这种情绪会妨碍病人的治疗进展。毕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疗法是建立在两性分享交流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方都应与另一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我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博亚尔斯基解释道，“我们希望吉尼可以站出来给予一定的拥护。当然，诊所里有4个女人加吉尼，以及4个男人加马斯特斯。我们都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无用的尝试。”经常和约翰逊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马歇尔·希勒表示博亚尔斯基被人误导了，至少从策略上来说是这样。“如果那里真的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应该明白不能去找吉尼。”他说，“我不认为吉尼会就那样一件事与比尔对抗。”希勒说博亚尔斯基以及其他女同事如果邀请马斯特斯来讨论这个事件的话会更有效一些，因为从来就是他在决定约翰逊或者其他女性在诊所可以得到多少机会。

回顾往事，博亚尔斯基说，她们短暂的女权运动缺乏指挥。“(吉尼)一点也不同情其他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在向她提这事时自己表现得非常差劲。”她们在游泳池旁的对话也对博亚尔斯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在后来的员工会议上，就博亚尔斯基想要尝试研究心理抑郁在性功能障碍中的作用这件事，两人恶言相向。当她提及自己的想法时，约翰逊立马就提出了反对。

“研究是我要做的工作，不是你。”她告诫道。博亚尔斯基想要为自己辩护，却完全没有用。他们从未讨论过博亚尔斯基是否可以筹集所需要的经费，或者她的提议是否与研究所的整体研究计划相符合。所有这些细节似乎都不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博亚尔斯基冒犯了约翰逊。一直都对博亚尔斯基给予帮助的比尔·马斯特斯此时就坐在会议桌边，但他却一言不发。

“那个时候我彻底惊呆了，但是我应该预见到结果会是如此。”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诊所的博亚尔斯基说道，“我本该想到她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我拥有学位，而她没有。因为我受过训练，而她没有。我实在没法告诉你为什么她会觉得受到威胁。后来我没有继续在那儿呆太久，所以还没来得及找出答案。”

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了西娅·劳里身上。在丈夫托马斯·劳里作为治疗师加入诊所的时候，她也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接待员。有一天，她和吉尼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托马斯·劳里回忆说：“她们简直是在展开尖叫比赛。”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担任一家小型精神病医院主管的他对于这次吵架感到非常悲痛。在1973年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这份工作。

在妻子和吉尼吵架之后，劳里急忙赶过来询问两人之间究竟说了些什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用磁带记录下了所有的事，我可以从中听到她们之间的对话。”他回忆说，“西娅说，‘怎么回事，你似乎因为我挑战了你的权威而生气了？’而吉尼大声嚷嚷道，‘你说挑战了我的权威是什么意思？’如此等等。大约一天之后，我询问办公室经理旺达是否可以再听一次磁带的内容，可她回答说，‘根本没有那样的磁带。’”不久，托马斯·劳里为期一年的进修结束了。他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被聘请继续在那儿工作下去。劳里心里很肯定，妻子与约翰逊之间的那次争吵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很不幸，西娅常常都直言不讳，即使在需要委婉时——我想她真的用错误的方式惹怒了吉尼。”不久之后就和妻子离了婚的劳里叙述道。托马斯和西娅·劳里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得到了教训：“如果你恭敬地听话且不冒犯她，那就会相安无事，因为那儿只能有一个人是老板。”

第二十九章 性交易

曾经免费赠送的东西，如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索取高昂的费用。在差不多相当于1972年时美国家庭平均收入1/3水平的3000美元总价之下，夫妻们蜂拥而至，纷纷来到他们的诊所。在一张列着400个名字的名单中，他们要等上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按马斯特斯的喜好被称为“性学”产业的这一新兴领域突然就兴旺了起来。出于对性功能障碍患者恢复情况的大肆宣传，似乎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富有的客户住在市区最奢华的查斯公园广场酒店(Chase Park Plaza)，就在距离诊所几步路的地方，他们执行着诊所布置的“家庭作业”。有些因重返活力而心存感激的夫妻带着他们在性交过程中用拍立得拍下的照片回到诊所，分享他们的成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相信他们的话。”马斯特斯嘲弄道。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员工可以提供由吉尼像美杜莎一般的理解力发展而出的复杂疗法，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也由此改变了整个医学界对性爱的理解。“和其他医生不一样，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女治疗师之一萨利·舒马赫回忆说，“她创造了许多观念，特别是在支持女性想法这方面，比如性爱是你用来分享的一件事，而不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给与。”比尔和吉尼努力地与他们的门诊量保持同步，但每一组男女治疗团队却只能处理几个病例。尽管治疗措施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两人运作性爱门诊的模式缺乏经济增长空间。“这有点像夫妻经验的模式，让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都切实地感到惊喜。”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名员工瑞亚·多恩布什回忆说。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义务去传授治疗方法，特别是那些拥有心理学医学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结束，而更多的是一种开始。”舒马赫解释说。在需求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小团队能力范围的情况下，许多治疗师迅速复制了他们的成功方法。在曼哈顿的康奈尔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海伦·辛格·卡普兰医生在弗洛伊德与马斯特斯及约翰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在1974年出版的《新性爱疗法》(The New Sex Therapy)一书中，卡普兰向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致以了敬意，并将他们排在阿尔弗雷德·金赛之前。“或许在结束这漫长的人类性爱‘黑暗时期’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拓性的研究。”卡普兰宣称，“他们不朽的努力终于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人类性反应相关生理的基础数据……在治疗性功能障碍方面，创造了发展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可能性。”

并非每一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追随者都是用功或优秀的。有些治疗师在来过几天之后就声称自己在这儿进修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称为“研究员”的项目也加剧了这一混乱现象。)还有一些人在自己读了他们的教科书之后就自称为性爱治疗师。“1970年，比尔和吉尼是非常特别的精英先锋——在这一领域可能只有两三个人被认为是专业的。”罗伯特·科罗德尼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几乎全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性爱治疗项目。”全国将近有5000个治疗项目提供着不同版本的马斯特斯和吉尼治疗法，而只有不到50位治疗师真正在圣路易斯进行过培训。“总体而言，大多数自称为性爱治疗的方法可能都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对个体有害的。”马斯特斯控诉道。

很快，他们小心谨慎的医学方法变质为一个庞大的没有标准的性治疗产业。作为对这不良趋势的反击，科罗德尼建议在全国各地开设特许经营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他提出，如果扩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项目，他们就可以为这一领域设立标准，并为他们想要做的进一步生物学研究提供资金。收入将远远多于他们的想象。“我这么想并不仅仅是因为看到了其中的机遇，而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在全国各地开展性爱治疗的其他人很快就会先下手为强，从而占据整个市场。”但是马斯特斯并没有听取他的建议。“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生产线。”他坚持道。约翰逊对特许经营的看法更是平淡。她满足于已经进入口袋的金钱，觉得他们两人都不太擅长这样的生意。她赞同自己的丈夫，认为他们应该坚守自己的诊所，不要尝试去运营其他。“无论你进行多少培训，作为治疗师，毕竟应该做他们想要做的，不值得去搞别的东西。”她解释说。即使是那些赞同科罗德尼雄伟计划的人也知道，这不适合比尔和吉尼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的使命感。“特许经营的主意不会奏效的。”罗斯·博亚尔斯基评论说，“他们已经教育了很多人。这些人出去后发展起了自己的生意。等到鲍勃·科罗德尼想到进行特许经营，已经为时已晚。”

治疗富有的纽约房地产开发商亚瑟·莱维恩及其妻子的任务被分配给了共同治疗师萨利·舒马赫和理查德·施皮茨。通常，比尔和吉尼会亲自负责莱维恩的病例，因为他们是诊所的捐款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已经名声大噪(“至少像宝洁公司或者金边臣香烟一样深深地植入了人们的心中。”科学作家艾伯特·罗森菲尔德曾如此评论说)，积压的日程表以及大批涌来的新病人让他们不得不把莱维恩分配给自己信任的助手。然而，他们不知道舒马赫和施皮茨都有离开的打算。施皮茨私下里跟其他同事说过跳槽以及自己开诊所的事。“狄克曾打算拉上梅(比格斯，另一名女治疗师)和我一起离开，在街的另一头开一家我们自己的诊所。他显然低估了我的忠心。”科罗德尼回忆说。比施皮茨更为优秀的舒马赫则打算很快就离开，尽管她并不确定具体时间。

拥有5个孩子的已婚妇女舒马赫和自己在附近路德教会学校当教师的丈夫阿尔·舒马赫住在圣路易斯郊区。“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我结过婚并拥有自己孩子这件事很感兴趣。”她回忆说，“他们喜欢那些拥有安定家庭生活的人。”她从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所师范学院获得了本科学位，30多岁的时候决定重返学校，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通过马斯特斯的讲座，她了解到了临床工作，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加入了他们。和其他员工一样，她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性教育。作为对其忠心的褒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两本主要著作中都提及了舒马赫的名字——她是唯一一位享此特殊待遇的职员。

亚瑟·莱维恩是唯一可以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轻松打造高楼大厦的人，是奥林匹克大厦(Olympic Tower)的主人。富有的他渴望能找到最好的医生。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自己的房产公司和希腊巨头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当时已迎娶了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一起建造了一幢52层楼之高的摩天大楼，令一旁的哥特式建筑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顿时变得渺小起来。莱维恩的丰厚财产——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建设购物中心——令他毫不犹豫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捐赠了10万美元。“心怀感激的病人是金钱的最好来源。”诊所第一任律师，对马斯特斯如何促使赞助人掏腰包这件事记忆犹新的托里·福斯特解释说。但在莱维恩夫妇这个病例中，比尔和吉尼没能亲自接待让他们感觉受到了怠慢。“对于没有被分配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一点，他们真的感到非常恼火。”后来和舒马赫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雪莉·祖斯曼回忆说，“他们就是那些习惯了‘最好的东西’的有钱夫妻。他们不知道萨利可能是最优秀的，或者至少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一样出色。”莱维恩夫妇后来惊讶地发现舒马赫的治疗格外有效，于是亚瑟·莱维恩决定再做一件事： 他联系了长岛犹太医学中心(Long Island Jewish Medical Center)，还为坐落于自己家附近的新性爱治疗中心提供了一笔1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舒马赫成为了这个中心的新主管。“我当时正在找工作，于是选择了其中最好的一个机会。”她解释说，“很少有人了解这个(性爱治疗)。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大家都想开诊所。”

然而，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发现这一切时，他们火冒三丈，认为发生了一些不合伦理的事。“她真没有一点忠心。”约翰逊后来发怒道。虽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承认她的离职，但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争执。不过，两人似乎忘了自己矛盾的反应。毕竟，他们曾公开宣称要义务培养他人，所以同事将他们治疗的新方法宣扬出去又有何不可呢？毋庸置疑，她的辞职掺杂着部分亚瑟·莱维恩慷慨捐款的原因。舒马赫坚持说她从未做过任何不合适的事以获取莱维恩的回报。“我猜他们不太高兴看到别人独立门户，但是他们从未直接说明这一点。”关于她的离开，员工们没有被告知其中的原因。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孤立氛围——房间都装有连接着录音机的开放式麦克风，病人的隐私和秘密始终被放在第一位——变得愈加严重。名人或富人客户不再被分配给除了比尔和吉尼的其他人。想要在外开展业务的治疗师必须首先得到他们的批准。当员工中唯一一位非裔美国治疗师朱恩·多布斯·巴茨想要为《黑檀》月刊(Ebony)写一篇文章时，遇到了无数的障碍。“(稿费)是1000美元。我问，‘是否得把这笔钱上交呢？’然后他们说，‘请你把这笔钱交给我们。’”巴茨回忆道，“他们对待这件事就和对待萨利·舒马赫的那100万一样严肃。”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想要将他们的方法传授给全世界的憧憬如今似乎渐渐地被离弃他们的员工以及那些无耻偷窃他们技术以谋取利益的陌生人破坏了。连骗子和无赖都将自己残缺的服务称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标准。“这一领域积聚了多少的垃圾和没有诚信的家伙啊！”约翰逊在媒体面前谴责道，“真正知道自己所做所言的人加起来还不到一打。”结果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原本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帮助在医院及大学里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护士以及治疗师开展性爱治疗门诊。“通往山顶的道路有很多条，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建立的大本营出发而来的，在这个节奏加快的时代里，他们已经将弗洛伊德所谓的精神疗法转变成了性爱治疗。”《科学》杂志(Science)声明说。但是如果比尔和吉尼希望能有一群忠实的门徒，那很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几乎没有追随者。”马斯特斯在1975年承认道，“我们依旧只是两个人。”

此外，他们的绝大多数模仿者都没有经过医学训练。加利福尼亚的婚姻咨询师威廉·哈特曼和他的同事玛里琳·菲西安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法，比如展示夫妻做爱的电影、使用催眠疗法、进行“性学”问卷调查。为了破除客户中的“消极”文化禁忌，就如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感知疗法”中所做的那样，一位名叫泰德·麦克伊万纳的牧师自称为性学专家，并在旧金山开设了全国性爱论坛，并在其中一天放映关于人兽性交、手淫、性虐待的影片，第二天又放映了有关“良好的正常性表达”的电影。更多存在质疑的实践活动在1972年纽约州听证会上进行了审核，其中的证据包括假证书、乱收费以及性虐待。在这群没有资质的专家中还包括一些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他们在自己所谓的性爱疗法中混杂了诸如格式塔理论(Gestalt)、生物能疗法、心理剧之类的元素，以及各种形式的女权主义、家庭咨询和宗教信仰。个别私营治疗师简单地给自己制作了证书，或者从不提供任何发表过的能证明他们方法行之有效的证据。最糟糕的案例甚至牵涉到了强奸。“我们发现，在‘性爱治疗’方面出现了一种惊人的普遍模式，在‘对客户的幸福非常必要’之类说辞的伪装下，男治疗师会怂恿女客户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当时纽约的首席检察官助理斯蒂芬·明德尔控诉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道德氛围的变化中，曾经一度被禁止的实践活动得到了默许，人们不再一味地谴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这种性爱关系。美国精神病学会对此发出了严厉谴责，但是大多数性爱治疗师并不属于这一组织。在精神病学家中，标准似乎更加模糊。1975年举办的大会上，美国精神病学会委婉地禁止了将治疗师病人性爱关系纳入伦理的专业范畴。《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通告说，“一个具有广阔前途的医学研究新领域正在被一群江湖医生侵蚀，”并且引用了全国各地大量的不良事件。“可怕的事实是任何人在任何州都可以挂上自己的小招牌，并自称为性爱治疗师。”杂志在结束的时候写道，“没有一个州设立过可行的培训、从业以及伦理标准。”

这些假冒的性爱诊所让比尔·马斯特斯非常痛心。在华盛顿大学的那几年里，他就曾经警告说医生以及其他有资质的医学同僚都缺乏足够的性爱训练。他和约翰逊一起出版的著作提出了普遍的性爱弊病，但医学界没有几个人真正准备处理这些病人急切的需求。大批冒牌医生以及骗子涌入了“性学”这个主要由他们两人开创的新领域，这让他感到深深的不安。“对于性爱庸医最主要的刺激是金钱。”马斯特斯在1974年责骂道，“目前性爱治疗这个领域被一群令人震惊的不称职医生、邪教分子、神秘主义者、业余玩家以及彻底的江湖骗子控制着。”在美国精神病学会之前，马斯特斯就提出过受性问题困扰的病人特别容易被人操纵。他呼吁，对那些与当时“无法给出客观许可”的病人发生性关系的治疗师控以强奸罪名。“如果有更多人愿意站出来指控，那么将会少一些这样的问题。”

对其他专业组织无动于衷的反应感到极为失望的马斯特斯认为，他们的基金会应当在制定性爱治疗及研究的伦理规范方面“跨出第一步”。1976年1月，在圣路易斯举办的研讨大会期间，32位专家，包括两位批评家以及诸如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医生这样的老朋友在内，一同讨论了性爱治疗师的资质条件，包括严格的证书发放，以及对于那些与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医生的惩罚条例。医生和精神分析师联合了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希望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份伦理准则。大多数人对于使用性爱替代者表示不同意，在这一方面，马斯特斯向人们保证说他们的诊所经过了12年之后已经停止了这项工作，因为许多女人“不再愿意做替代者的角色，而是当起伪治疗师”。

他对于在性爱治疗领域实施更严格的审查以及专业标准的呼吁逐渐得到了发展。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将培训合并到他们的研究之中，而现存的组织，比如美国性教育者、咨询师、治疗师联盟(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exuality Educators，Counselors and Therapists)，则将他们原先在学校里开展的性教育重点扩展到关注成年美国公民对临床治疗的需求。更显著的是，这一领域的新专业组织——性爱治疗与研究协会(the Society for Sex Therapy and Research)——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举办的伦理大会同一年宣布成立。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唐·斯隆医生就曾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接受过培训，第二任主席萨利·舒马赫也是如此。1985年，该组织的第一个终身成就奖授予了现代性爱疗法的创始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此以后，协会的年度奖项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以纪念曾经帮助过世界上数百万人的他们那里程碑式的成就。

第三十章 天作之合

“如果一个话题的争议性过高——关于性爱的所有问题就是如此——那么就别期望有人来告诉你真相。保留观点的人只会展示他们是如何得到观点的。”

——《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弗吉尼亚·伍尔夫

在发展道路上，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就像两个老年杂耍演员，互相期待着对方的下一个行动。“我们发展了我之前常说的那种‘歌舞剧’形式，”约翰逊回忆道，就好像她一下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20世纪70年代，他们名声大噪，每年都会花上几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他们在各种学术论坛、医学研讨会、护理大会以及心理学座谈会上发言，每间大学都愿意付给他们高昂的酬劳。他们能让塔夫茨大学的礼堂、圣母院教堂、雪城大学宽敞的体育馆都挤满听众，大学生对他们的演讲都趋之若鹜。宣传海报上称这是一对推动了美国“性爱革命”的研究组合，但现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有了更多一层身份——一对幸福的已婚夫妻，是性与爱的象征。他们表现出一种和谐、幸福的婚后状态，观众从他们看对方的眼神中就能体会到这一切。

在一次讲座之后，有位观众走向约翰逊，向她承认说自己并没有认真听讲座的内容，因为他们两夫妻之间交换意见本身就非常有趣。

“你们的暗号是什么？”这位陌生人问约翰逊，“我想要领会你们是如何相互给对方信号的。”

吉尼笑道：“你看到的绝对是不自觉之下发出的！”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典范夫妻的形象是他们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公众面前，他们无缝的交流掩盖了私下里常有的意见不合。但他们不会选择另外的方式。如今，比起实验室科研人员这个身份，他们更像是提供建议的人。经过了10年对重要医学信息的传播以及成功促进社会的性爱自由之后，他们感到，相比身体的欲望，美国民众更渴望情感承诺。他们努力革除美国人对性问题的忽略，却被莫名其妙地与充斥着像《深喉》(Deep Throat)这类色情电影、曼哈顿“柏拉图庄园”[1]这些著名色情场所以及每晚席卷中心地带隐晦的有线电视节目等流行文化扯上了关系。对于性爱之间温暖和谐的相互关系，如今他们谈论的方式正是以往他们想要避免的。“穿着白大褂、谨慎而毫无表情的他们不见了。”1975年时，《新闻周刊》的莎娜·亚历山大注意到，“坐在那儿的一对开心的中年夫妇，正是比尔与吉尼，性爱治疗的鼻祖。”

多少年来，他们刻意避开“爱”这个词，这通常都是马斯特斯的意思。他澄清道：“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如果情感不能被定义，或是被经验性地观察，那他似乎对此也没什么兴趣。“西方文明使得人们很难接受性这样东西，因此才会使用‘做爱’这个术语。”他注意到，“但是性也可以是出于恨、舒适、享受或者悲伤的行为表现。”心理学家罗洛·梅抱怨他们最初出版的两本书沉迷于技术而不是情感层面时，马斯特斯反击道：“梅医生占据着爱情这片市场，因此我们无法声称自己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其他评论家对于这一方面进行了苦心研究。保守派作家米杰·戴克托尔称他们是“忙碌的性爱工程师”。精神病学家娜塔莉·莎妮斯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视作“牧师与女祭司”，他们将“性行为从情绪、感觉和爱欲中剥离出来”，对“色情文学和色情电影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马斯特斯对这些评论毫不在意时，约翰逊却深受困扰。在治疗期间，她总是建议性爱要有人类情感的基础。她并不像马斯特斯那样，将性爱单纯地分离开来。尽管在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她附和过他的观点，但是渐渐地，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在以两人的名义发表于《红皮书》杂志的专栏文章中以及自己接受媒体采访时，她逐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她说：“我希望所有落入俗套的故事都早点结束——人们对此已经不胜其烦。”

1975年，出版社推出关于他们建议的非技术性通俗读物《天作之合》(The Pleasure Bond)，其副标题为“再看性与承诺”，爱与性开始结合在了一起。《红皮书》杂志的编辑罗伯特·J·列文将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起，强调了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小孩抚养、妇女解放，以及诸如郊区“放荡”夫妻在“性派对”上随意换妻这种媒体炒作现象等诸多问题的不同观点。马斯特斯被勉强拽进这场社会学讨论时，还曾试图保持自己的科学客观性。“我一直打算回避这些东西。”他告诉一对想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常的放荡夫妻说，“出于十足的理由，我们都有着绝对的人生观；我们决不能主观判断。除非知道或者有理由肯定其答案，否则我们不会做任何结论。”毕竟是医学研究者，马斯特斯更喜欢分享他直接的观察，比如在性交之后的第一个小时睡眠中，经过高潮的女性倾向于靠近她们的男伴侣，而男性则一动不动。但是书中大多数内容都强调忠实、情感依赖、诚恳以及婚姻承诺是性生活和谐愉快的关键。书中传达的信息与诸如亚历克斯·康福特的《性愉悦》(The Joy of Sex)这样的自学手册，以及20世纪70年代——被作家汤姆·沃夫称为“唯我10年”(Me Decade)的时代——的其他操作指南大不相同。他们发现，在最幸福的夫妻中间，“似乎有一种基本的逻辑： 由爱生性，而后者又会进一步促进爱，爱随后会让性更美好——由此往复。”没有表格、电流图以及裸体夫妇的解剖图，这更像是一本属于弗吉尼亚·约翰逊的书，而不是马斯特斯的。它同时涉及了心灵与器官的话题。“我们有意想要让这本医学教科书保持一定的温暖或者人文主义。”在纠正某些缺陷时她解释道，“如果情况不对，那么夫妻不会想要知道心率是多少。”

对于这场惯性滑动的性爱革命，现在他们非常小心地点着刹车。在题为“性忠诚在婚姻中的意义”的章节中，他们赞扬了宗教领袖可以摆脱道德教条的旧枷锁，直率地谴责人类性爱。在短短的10年之内，计划生育药物以及其他医学进步已经可以让女人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重新定义曾经规定她们性生活的法律和社会准则。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警告说，这种新自由可能会过头，从而产生抑制忠实承诺的伦理歧义。最初命名为《性爱反照》(Mirror of Sex)的《天作之合》让读者进行自我审阅，反映了这个国家仍处于巨大社会变迁的阵痛之中。“我们写第一本书的那9年里，事态一直都在不停地来回摇摆。”马斯特斯评论道，“而现在我们恰恰认为又有点回到了过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夫妻身份亮相，在礼堂里、新闻采访中以及电视节目上，他们重复着自己对于爱与性的指导。虽然有些人对他们的呆板文风以及满口陈词滥调有所批评，但《纽约时报》称颂他们的新书是“这场让我们变得无家可归、缺乏情感、滋生欲望、仅靠想象糊口生存的性爱革命中一声明智的号角”。提及“像承诺与爱这样的尴尬词语”时，《时报》说，这就跟他们前面那几本书中对于性功能的描述一样，“勇敢且新奇”。

对于美国人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好像是在分享有关他们自己人生的一堂课。他们平静的口吻以及乐观的信息给人一种夫妻两人在婚姻中用心以身施教的印象。

比尔和吉尼有时会和谢普利夫妇一起放松休闲。夜晚一起用餐是他们成为名人后为数不多的社交之一。他们会去华盛顿大学附近的金斯伯里拜访佩吉和伊桑·谢普利，后者有时也会来马斯特斯位于拉杜区沃森南路上的家做客。“在我们家，他们是常客。”佩吉·谢普利回忆说，“我们经常想办法让他们晚上可以不用与其他人见面，或者有时也会有其他他们喜欢的夫妇在。我们经常这样做。”

佩吉·谢普利看到他们一起坐在客厅的情人沙发上时，第一次注意到他们已是夫妇，就在他们正式结婚之前不久。两人看来都十分渴望得到基金会主席谢普利的认可，他们很看重并信任他的意见。然而当时比尔僵直地坐在吉尼身旁，两人表现得十分尴尬。“他们看起来有点像是相互靠在一起，不够亲密，而是某种相互的依偎。”佩吉描述道，“比尔·马斯特斯并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我在他身上完全没有看到这一方面的特质。我所看到的，是一名医生。”

魅力四射的吉尼·约翰逊看上去有些寂寞，好像是在寻找真正的朋友一般。围绕着诊所名声与秘密的奇怪话题让所有社交互动变得非常困难，总是会带着一些猜疑。“她十分谨慎，也不得不这样。”佩吉解释说，“她不知道谁会是那个想要挖掘新闻素材的人。”男人们都认为40多岁的吉尼风采依旧，女人则始终把她视为威胁。在圣路易斯的社交圈里，主妇们无意中听说了关于比尔离婚的传言，莉比·马斯特斯本人也许也了解，她们决定进一步排挤吉尼。约翰逊是圣路易斯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然而她和大多数的女人都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她同时代的女人中，很少有全职工作的，当然更没有人像她这样抛头露面，从事爆炸性的性爱相关工作。

和马斯特斯一同工作所获得的特别称赞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明星，虽然同时也一直有一种毫无价值的感觉。经过了将近20年之后，约翰逊仍旧没有实现当初前往华盛顿大学的目标——获得一个学位。“当人们向我鼓掌致意，并询问我这些年在这个(性爱治疗)领域的履历时，我过去常常会感到一丝尴尬。”她承认道。多年以来，她一直说要考取一个博士学位，并且和他们最大的支持者埃米莉·马德商量过此事，马德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没有学位证书的情况下于费城开展了自己的家庭咨询服务。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马德向她提供过帮助，让她在基于自己已经做过的专业研究基础上获取一个博士学位。但是马斯特斯很快就否定了这个主意。她常常提及上学的事，同事们都开始关注起来。一些人嗅到了在她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面的自卑感，以及丈夫强加于她的束缚。“因为自己没有任何学位，吉尼强烈地感到一种困扰——这是她的痛处。”朱恩·多布斯·巴茨回忆说，“比尔非常大男子主义。我认为，如果他想帮吉尼重返学校，她会十分感恩，因为这是真正让她觉得有所或缺的部分。”

尽管表面上十分看重性爱治疗师的证书，但马斯特斯会解雇那些指责自己搭档没有证书的员工，反而会强调她的成就。“对于这份工作，学科背景真的不重要。”他坚持说，“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学科对于这个项目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那些起初有所怀疑的人，比如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医生，也会赞颂她所成功建立的马斯特斯约翰逊治疗手段。在一个夏季研讨会上，格布哈特观看了马斯特斯有关性生理的标准讲座。当轮到约翰逊以他们两人的名义做有关性爱治疗的报告时，马斯特斯却离开了会场。“她的一些介绍十分适合当时的文化环境，她相当受欢迎。”对于马斯特斯不能算敌对但显然是不支持的反应十分惊讶的格布哈特回忆说，“比尔并不打算做听众，也不打算考虑关于阴茎有多少种说法这样的问题。他没有对此进行谴责，但也不打算参与其中，因为他不认为这是科学。”

最后，格布哈特还是询问了马斯特斯为什么不留下来听两人联合报告中妻子的那部分内容。

“那不合我的口味——那是吉尼的事，不是我的。”马斯特斯告诉他，“我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兴趣在于人体的行为。性爱态度的再调整不是我所感兴趣的东西。”

随着他们婚姻的发展，由于比尔始终没有意识到学位证书对她来说有多重要，吉尼对他的怨恨日渐严重。马斯特斯像父亲一般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小心用词，生怕引起争吵。他答应任何她喜欢的事——重新装修房子、搬家、在诊所给她安排一个比自己办公室还大的房间——只要一切都保持原样。“我认为他就像是玩弄乐器一样玩弄我。”她回忆说。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文章中所呼吁的“一段关系中要有更多的情感承诺”——如果没有真爱，性爱的感觉也许就会不充分——无疑有着她自己的印记。询问他们婚姻状况的新闻工作者们发现，两个人都不记得是从何时起他们想和对方结婚，这一点非常古怪。

两人结婚之后，比尔不擅社交以及放松的态度——无法摆脱他们职业的无尽需求——让吉尼感到愈加过分。尽管对于缺乏朋友她显得有些苦恼，他却始终感到很满足。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在圣路易斯，伊桑·谢普利为自己能成为比尔指定的“好朋友”而感到很荣幸，虽然这两个男人之间除了基金会之外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我想他们一直这样做研究肯定有什么原因。我认为这是他们的安慰剂，而非他们的个人关系。”

在家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婚姻生活似乎有些抵触。她在音乐与艺术上找到了乐趣，他则更喜欢观看职业橄榄球赛的电视转播。挂在墙上显眼位置的巨幅抽象画描绘了比赛的暴力，其中选手戴着头盔正在相互搏斗。“你几乎可以听到骨骼断裂的声音。”入职当初在他们家做过客的朱恩·多布斯·巴茨回忆说，“我说，‘哦，我的上帝啊，我可不认为这位画家喜欢橄榄球！”马斯特斯听了之后骄傲且挑衅地笑了。“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他回答说。

橄榄球及其所有的原始技巧都很吸引比尔的男性本能。观看周日下午的比赛或者收听周一晚上的广播节目是他生活中少量最真实的快乐消遣之一。“他开玩笑地说，在他们腾出一点时间做爱时，他会打开橄榄球比赛的电视节目，而吉尼则会把它关掉。”巴茨回忆说。他对于橄榄球场的热爱激发了对威尔金森夫妇的兴趣，他们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圣路易斯颇有交情的几对夫妻之一。数年以来，巴德·威尔金森一直是俄克拉何马大学橄榄球队的名人堂教练。他曾经是一头卷发、相貌英俊的四分卫明星，在1965年加入了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大学联赛电视转播的每周评论员。1978年，他成功地回到教练岗位，执教马斯特斯最喜爱的本土职业橄榄球队圣路易斯红雀(the St. Louis Cardinals)。威尔金森1975年时和自己37岁的第一任妻子玛丽离了婚，随后很快就再婚了。在威尔金森和第二任妻子唐娜搬到圣路易斯之前，他们接到了马斯特斯夫妇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们做客。“自从一起吃过晚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唐娜·威尔金森回忆说，“比尔会过来和巴德一起观看橄榄球比赛。和他们做朋友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与他们相处时你会觉得非常舒服，而且还可以信赖他们的意见以及诚恳的支持。”就像和其他熟人一样，比尔和吉尼最后与唐娜·威尔金森签约，让她加入了基金会董事会。尽管对医学或心理治疗知之甚少，唐娜还是欣然地答应了下来。巴德在红雀队的执教生涯并未持续太久，但威尔金森夫妇还是在圣路易斯定居了。不到两个赛季，总成绩9胜20负，球队毫不客气地解雇了威尔金森。他们在公众面前颜面尽失，但吉尼还是和唐娜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始终乐意与丈夫一起参加社交活动。在圣诞聚会上，吉尼会登台表演，就好像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地方陆军基地时那样。“我们会举办假日歌唱派对，因为吉尼有副好嗓音，我总会前往参加。”唐娜解释说，“我的丈夫也喜欢唱歌，所以派对总是很热闹。”威尔金森夫妇都很喜欢与吉尼相伴，然而对于马斯特斯的感觉却有些喜恶相加。“吉尼非常热情、外向和好客，而比尔却恰恰相反。”唐娜回忆说，“他是一个不会和人闲聊的人。”在聚会时，马斯特斯只想谈论橄榄球，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威尔金森教练，跟他聊上一场比赛以及下一场比赛。“老实说，他自己都觉得自己乏味。”唐娜承认道，“他(比尔)觉得自己能当教练。”有一次唐娜和吉尼在通电话的时候，比尔突然拿起听筒，要求她丈夫接电话。很显然他想要聊聊橄榄球的事。无意中听到自己妻子评论的巴德·威尔金森，脸上堆满了恐惧。他开始回避比尔·马斯特斯想要讨论橄榄球的所有意图。

“求求你。”这位名人堂成员悄声地对自己的妻子说，“就说我不在家。”

马斯特斯在拉杜区的家中养了两只杜宾犬，这是他非常喜爱的两头凶猛动物。事实上，在未出版的自传中，他对于自己和这两只杜宾犬之间关系的描写远远超过了两任妻子以及孩子们。有一天比尔和吉尼外出不在家，他们十几岁大的女儿丽莎和新男朋友在一楼看电视时遭到了其中一条狗的攻击。“一头杜宾犬撕破了她男朋友的脸——伤得非常厉害。”住在附近并很快应声赶来帮忙的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回忆说，“我不得不带他去看了整形医生，急诊挽救了他。这是一次非常可怕的经历。(从此之后)比尔对于整件事一直都十分气愤。”

在马斯特斯夫妇的生活中，家庭事务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有一两个暑假，女儿萨利到他妇产科的办公室里打工，帮忙整理文档，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她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从汉密尔顿大学毕业之后，马斯特斯的儿子豪伊留在了东海岸，他一直通过电话跟自己的父亲保持着联络。然而，马斯特斯似乎越来越不适应实验室之外的生活。“他从不参加派对，也不跟人交往。”豪伊回忆说，“他根本没有其他的生活，和自己的孩子及朋友都没有语言。”豪伊偶尔回家探望母亲莉比的时候，有时会顺便去看一下住在沃森路上的父亲。他注意到了父亲外貌上的细微变化——约翰逊想要更新他的行头，让他更符合20世纪70年代的随性风格。但想要磨平他个性的棱角似乎是徒劳的。“我想她已经尽力了。”豪伊解释说，“我已经看到父亲以一种之前从未见过的方式穿衣打扮。吉尼想要和人交往。她拖他出去，然而他却并不想这么做。我很肯定这惹到了吉尼。她想要改变他，但这绝对是一块难耕的地。很显然她并未成功。但是对于她的这种想法，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如果吉尼嫁给比尔是因为希望作为继父的他可以帮忙一起抚养并指导自己两个孩子的话，那么不久后她就意识到自己错了。“我不觉得他们中有谁真的喜欢我的父亲。”豪伊评论说，“相信我，我的父亲不会陷入那样的角色，因为这不是他所期望的。我可以猜想得到，这不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只是这么觉得。感谢上帝，姐姐和我都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了。那不是我们想要过的生活。”

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夫妻之间的日常交流——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谓的对于婚姻“美满”非常重要的情感联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已基本消失。他们之间的秘密——即他们并不爱对方——如今对于目睹了这种矛盾但无法明白其中原因的同事以及熟人来说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似乎只有当他们站在演讲台上时，只有在他们结束对方的话语，并向一大群人说一些令人欣慰的话时，他们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当想起他们的时候，我感到有压力。”佩吉·谢普利解释说，“我并不会同时想起他们两个人。我会想起改变他们的那些力量。我想到不会做母亲的吉尼做了母亲，不会做妻子的她成为了妻子。而比尔，虽然是一位父亲和医生，但其实并非如此。我想他们太过公众化了，我无法想象他们亲密的样子。”

[1] Plato’s Retreat： 1977年创立于纽约的一家提供公开性服务的俱乐部，被称为“柏拉图庄园”。——译者

第三十一章 指导明星

大多数美国人都是从《太空仙女恋》(I Dream of Jeannie)中认识了活泼丰满的金发明星芭芭拉·伊登。在这部20世纪60年代的电视喜剧中，她扮演一位数世纪之后从小瓶子中浮现出来的小妖怪，对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宇航员拉里·哈格曼的每一次召唤都回以“是，主人”。全国人民都爱她，这部电视剧也一鸣惊人。

制片人想要通过哈伦裤上的小缝隙露出伊登的肚脐，这令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审查员十分恼火，并发布了一则“不准露肚脐”的布告。他们觉得，美国尚未准备好迎接如此引起公众骚动的惊人演出。在过去，像《我爱露西》(I Love Lucy)这样关于婚姻生活的电视喜剧是被禁用“怀孕”这一台词的。直到最近的《家有仙妻》(Bewitched)中才有了夫妻同床的镜头，而不再是《迪克·范戴克秀》(The Dick Van Dyke Show)中罗布和劳拉·皮特里标准的单人床。作为前选美冠军和啦啦队长，伊登因为这件事变得臭名昭著。当被问及关于“肚脐”的丑闻时，她取笑道，“我认为广播公司甚至都不知道我有这个东西！”

性感在伊登的好莱坞生涯中占据了很大的部分。健康而又十足美国味的外貌让她在无数鲍勃·霍普的电视专刊中友情客串。在1961年合演的科幻片《地球危机》(Voyage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中，伊登扮演了一位婀娜多姿的秘书，她的丈夫迈克尔·安萨拉也在其中出演，他是一位抑郁的男演员，她在“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宣传代理所安排的一次约会上与其相识。安萨拉的成名作包括在《星际迷航》(Star Trek)系列中扮演威胁威廉·夏特纳号舰船船长柯克的一名克林贡战士。作为妻子电视剧里的一名客串演员，安萨拉扮演“蓝色巨灵”，一位有着浑厚嗓音的强大妖怪，在珍妮拒绝他之后，负责将其放回到瓶子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太空仙女恋》曾被禁播，伊登也转而去演舞台剧。和安萨拉一起，她来到圣路易斯主演一部叫做《琼楼飞燕》(The Unsinkable Molly Brown)的戏剧。每一天晚上，市政大剧院都会贴出她将上演的大标语。然而白天的时候，伊登和丈夫却悄悄地来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治疗诊所。“当时她的生活有点像云霄飞车。”约翰逊回忆说，但没有详细说明，“他们是为了某些在他们身上不太有效的事而来的。但是双方都没有任何功能障碍。”

吉尼喜欢和那些前来诊所的演艺人员、政客以及著名商人交谈。尽管很有名气，但安萨拉夫妇和其他寻求性爱帮助的夫妻一样情感脆弱。吉尼特别喜欢伊登，喜欢她在音乐剧中的表演，喜欢她对一位来自密苏里州小镇、后来嫁给了有钱人并且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幸存下来的女孩那种小说式的阐释。在诊所里，吉尼和伊登聊起了自己的音乐经历——和前夫的爵士乐队在伦纳德伍德堡基地进行唱歌表演。在结束那令人留恋的回忆时，她通常都会遐想一下如果一直追随着自己梦想成为歌剧演员的心愿，结果会是如何。伊登耐心地听着，并尊重地附和着她。“她曾经说，‘我不会为你唱歌，因为你比我唱得好多了。’”约翰逊叙述说，“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已经不唱歌好多年了，而她又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在来圣路易斯之前，这对好莱坞夫妇的婚姻已经持续了10多年，并在1965年生下了儿子马修。伊登非常想要修复困扰他们的关系，但是约翰逊在她的另一半身上并没有感受到同样的意愿。在结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治疗的两年后，伊登和安萨拉离婚了。她开始和芝加哥的一位报纸总监交往，他们后来结了婚，又以离婚收场。不过她1991年开始的第三段婚姻似乎很美满。

作为明星的性爱治疗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供了额外的措施以保护他们的名声，不让那些想要挖料的人得逞。约翰逊用假名字或者伪装来掩饰他们的身份，或者安排特殊的时间进行会面。按着这种方式，吉尼觉得自己都成了名人。她非常清楚那些好管闲事的记者是多么具有侵略性，有些人受雇于街头小报，专以出卖富商和明星性生活的八卦赚钱。他们的员工偶尔会看到摄影师坐在街对过，手里拿着长焦镜头，等待着名人夫妇的出现。有些小报会编撰一些假新闻。“可怜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和玛利亚(施莱弗)登上了《环球》(Globe)的封面，说他们来找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看病，其实他们压根没有这么做过。”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很早就学会了不去抗议辩解，因为这只会给人们更多的素材。”

保护隐私及避免打探成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主要关心的事。员工们被要求不能让外人知道他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加入进来的时候签了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承诺不会透露任何秘密。”治疗师托马斯·P·劳里回忆说。吉尼会确保在病人进来、走动以及出门时都不会和其他病人照面。“他们为每一个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等候室。”员工萨利·巴尔托克回忆说，“他们不遗余力地设计行走路线，避免大家相互碰面。”在中央情报局一样的计划之下，他们有时鼓励病人避免谈及拜访诊所的用意。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说：“从一开始，许多人就用生育的表面故事来找比尔和吉尼看病，甚至委婉地使用了‘生育问题’这个词。”远离好莱坞以及媒体之都纽约，圣路易斯这座城市本身就提供了规避那些窥探眼睛的庇护。“他们拥有一种植入式的安全措施——一种隐身术，当然这是我父亲的观点。”豪伊·马斯特斯说，“父亲经常嘲笑这一点。他说，‘上帝啊，如果想安静地做些事情的话，我找不出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然而在诊所内部，马斯特斯连自己都不是一直遵守这些指令。他会和其他治疗师讨论自己的病例，有时旁边正好有人路过。马歇尔·希勒医生就曾因为比尔的谈论而听说过芭芭拉·伊登的婚姻。马斯特斯表示，明星病人不会来诊所，因为他和约翰逊都在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治疗。

最终，他们拉杜区的家成为了一个秘密的源泉。一些名人会来进行社交拜访，比如诊所谦逊的资助者、音乐家米奇·米勒，或者媒体类的，比如想要深入了解性爱世界的专栏作家安·兰德斯。吉尼是他们拉杜家门的守护者，保护着绝大多数的私密病例。“偶尔，我们会有非常有名的人前来寻求治疗，他们后来都成为了朋友。”她解释说，“其中有政治名人，有一些则是非常有名的艺人。把他们放在任何一个宾馆都会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在好奇本性之下，约翰逊非常喜欢和这些名人聊他们的职业生涯，每个人都给她留下了独特的记忆。通过办公室的小道消息，员工也会听说有些名人住在他们拉杜的家中，但是通常都不知道他们的确切身份。“他们几乎不会谈论这些。”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事实上，我们通常都不知道。这样其实很好，因为我不需要保守秘密。”曾经在诊所观看过治疗过程的桃瑞丝·麦基知道一些名人客户，但她说对于这些病例采用的治疗规则完全不同。在拉杜，没有常规的录音记录或永久笔录会被存入档案，因为怕它们被偷窃出去之后卖给小道报纸。记录被存放在他们拉杜家的一个保险箱里，夫妻两人在保险箱上安装了一个盗窃警报系统，另外还有两只杜宾犬看门。

位于拉杜区沃森南路的房子比起其他地方来说更为现代，它隐蔽在一堆精心布置的绿化之中，避开了街道上的一切滋扰。在进入之前，客人先走过一个前厅，随后就是两条走道——一边是宽敞的餐厅和厨房，另一边是几间卧室，包括放着两张大床的主人套间。房子后面是一个大阳台、一个肾形游泳池，以及一个为约翰逊女儿丽莎准备的大马厩。后来辛迪·托多罗维奇买下这幢房子时，发现了一个带有窥视孔的暗板。“我并不是说当时发生了什么变态的事，但是这也许与他们的研究有关。”她回忆说。数年之后，关于约翰逊家的传言引得她哈哈大笑。她说，为了保护他们的客户，神秘感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对那些已经在公众面前失去很多的人。然而，对于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参议员及其年轻漂亮的妻子，要保持他们的事不被公开着实非常困难。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舒适且安全的后院里，雅各布·K·贾维茨在游泳池旁的休闲椅上休息着。73岁的贾维茨是个矮小秃顶的男人，他向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讲述着所有自己认识的人以及见过的事情。“杰克对我可谓敞开心扉。”科罗德尼回忆说。他带着一份敬畏之心坐在贾维茨和马斯特斯的身边。这位年轻的治疗师立刻就认出贾维茨是一位来自纽约的资深美国参议员，是国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样，贾维茨也曾经登上过《时代》的封面，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选中差点成功当选成为美国第一位犹太总统。“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对犹太人开放，包括总统职位。”贾维茨说道，并预测10年之内在他们犹太人中会有人成为总统候选人。“成为这样的人一定非常棒。”

出身于曼哈顿下东区一个移民家庭的贾维茨就是美国梦的体现——努力工作、意志坚定的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夜校完成了学业，获得了纽约大学的法学学位，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晋升为美国陆军中校。在退伍之后，作为共和党自由人士的他在一个传统的民主党选区被选举为美国众议院代表，后来又成功击败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当选州司法部长。随后他赢得了美国参议院的选举，最终成为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里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同样是共和党自由人士的比尔·马斯特斯和贾维茨议员有着许多共同的世界观。他们相处愉快，是最融洽的一对医生和患者。“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可爱的人之一。”约翰逊回忆说，“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他肯定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如果杰克·贾维茨入主白宫，那我会很乐意加入共和党。”

那天下午在游泳池边，一向老练的贾维茨拿首都的那些粗俗故事取悦着众人。他以为私下里所说的这些话不会被人传出去。阿肯色州的众议员威尔伯·米尔斯在华盛顿惹上了性丑闻，同时牵涉其中的还有一位强大的税收立法者以及1972年总统大选中失利的民主党候选人。1974年，米尔斯因为和一名叫做范尼·福克斯的阿根廷脱衣舞女一起喝酒而被捕，这位女郎还在追捕过程中想要跳入潮汐湖中摆脱警察。本可以遮掩过去的事如今成为了小报的花边素材，米尔斯不得不辞去了众议员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的职位。尽管受困于性爱自由以及女性权利等新问题，美国依旧保持着十足的清教徒倾向，无法接纳这种放荡的行为。性成为了美国政治斗争的武器，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厉害，所有渴望进入白宫的人都有所领悟。但是在这个夏日的午后，贾维茨，同样是保守派的他，就像一个老道的健谈者一样不断重复着自己听来的消息。“杰克告诉我，如果国会议员走过办公室时看见一个自己喜欢的秘书，他就会派自己的助手去取车。”科罗德尼解释说，“如果行程表无法挤出这个时间把她带回办公室或自己公寓的话，他就会开车在公园兜10到15分钟(给他口交)。显然他告诉我这些是为了让我明白华盛顿是怎么回事。”天生比较沉默的科罗德尼听了之后惊呆了。就像老参议员描述的，“妻子住在华盛顿时，国会议员们都非常善于表达忠心。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贾维茨拜访期间，科罗德尼一直都没有见过他的妻子马里恩，但却得知贾维茨夫妇已经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咨询了好几年。“很显然杰克这次来是为了补习谈话。”他回忆说，“马里恩的确有她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马里恩·贾维茨是比自己丈夫年轻20岁的活力女性，她1947年结婚并很快生了3个孩子。不像她那一代安守本分的传统政客夫人，马里恩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她涉足画画、芭蕾舞剧、飞行，甚至演戏〔在1960年由迪恩·马丁、汤尼·寇蒂斯以及珍妮特·利主演的电影《她是谁？》(Who Was That Lady？)中也有部分演出〕。在丈夫进入国会之后，马里恩留在了曼哈顿，因为她认为华盛顿是无聊的“企业生活区”，不符合自己的品位。杰克每周末的时候回家。“我丈夫是个巨人，生活在他的阴影里实为不易。”她后来解释说。《纽约邮报》两周一次的专栏让她有机会接触曼哈顿的各种派对以及新鲜事物。“我想自己真的一直在寻找可以令人满足的东西。”她解释说。尽管和参议员作为夫妻一同参加了杜鲁门·卡波特在1966年举办的著名“黑白舞会”(Black and White Ball)，她的名声却因为独自游走于纽约社交圈而更为人所知。她用20世纪70年代一句流行的话向至交表明了自己拥有着一段“开放式的婚姻”。参议员贾维茨维护着妻子的选择，即使是她在1976年因为注册成为伊朗的国外代理商而被尖锐地批评时。“在我们各自的职业活动中，妻子和我过着独立的生活。”

在“54号工作室”，20世纪70年代纽约夜生活的中心，马里恩的派对伙伴包括卡波特、安迪·沃霍尔、米克·贾格尔，她对电视明星杰拉尔多·里维拉尤其感兴趣。在其1991年轻率却又恰当的回忆录《揭露我自己》(Exposing myself)中，里维拉描述了与这位参议员夫人之间长期的情事。里维拉声称，当他们在1972年的一场派对上初次见面时，马里恩就开始引诱他。尽管比她年轻了近20岁，里维拉叙述自己和这位48岁的参议员夫人之间具备了“巨大的性吸引”，说她拥有着“乌黑的秀发，明亮的眼睛，以及如吉卜赛人一般丰润的双唇”。他很快得知“参议员和马里安(原文如此)在我出现之前就有协议在先。”里维拉写道，“她可以有其他的爱慕者，只要不上报纸新闻，不传出丑闻就行。”在马里恩复式公寓里的一场晚宴上，里维拉说他们悄悄溜进了一个装满镜子的浴室，反锁上门之后在里面做爱，把所有的客人都丢在外面，包括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他的特勤组人员。“这是我有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性爱经历之一，因为马里安(原文如此)而显得神奇，当然也有当时偷偷摸摸的缘故。”里维拉回忆说。就像黄金时段的风流浪子，里维拉总是在6点或7点新闻时设法与马里恩幽会。在丈夫于华盛顿特区水门(Watergate)公寓举办的一场派对上，马里恩作为女主人招待着诸如弗兰克·辛纳屈这样的社会名流，然而当派对开始之后，她就和里维拉“像两个青少年一样”溜了出去。就像里维拉自夸的那样，“当然，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她同样如此，嫁给了一位参议员。如果她不在意派对中其他人的看法，我又何必在意呢？”里维拉坚持称“自己和她是相爱的，毫无疑问”。两人的关系于1985年结束。

在圣路易斯，贾维茨夫妇努力尝试了很多年，想要重拾婚姻中的身体亲密。他们第一次拜访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之后的10年里，他们经常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络。有一天晚上，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比尔和吉尼正在自己的客厅里招待他们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伊桑·谢普利及其妻子佩吉。吉尼跳了起来，佩吉可以听到她在隔壁回答电话时压低的声音，然后她很快就走到了里面的房间。

“找你的电话，比尔。”她喊道，“是参议员打来的。”

那天晚上，佩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交谈中听到贾维茨这个名字。“那天晚上参议员和他的妻子打了好几通电话来，他们遇到了一些问题。”谢普利回忆起当晚在拉杜房子里的情景时说，“只要吉尼和比尔在，他们(雅各布和马里恩)就经常会来城里。然后两人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腾出时间接待参议员夫妇。”

当约翰逊同情地聆听马里恩的倾诉并与之建立友谊时，马斯特斯和参议员也在交谈。他们会讨论开放式婚姻以及她性需求的潜在原因。尽管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吉尼知道参议员很爱自己的妻子，而马里恩也把丈夫看作是一个好男人——即使他们不住在一起。诊所的一些人推测性无能或者其他躯体障碍可能是问题的所在，特别是考虑到贾维茨夫妇的婚姻情况，则更加确定。“我不知道年龄差异是他们关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约翰逊回忆说，“她对他来说非常棒。如果她用心的话，可以实现所有的事情。但是同样的，退一步说，她的个人生活有些伤风败俗。”在1975年一次陪同参议员夫人一起参加由“国际妇女年”秘密会议赞助的对墨西哥城进行的国事访问时，吉尼亲眼看到了参议员夫人的婚外情况。马里恩·贾维茨在会议期间联结了好几个外国领导人的配偶，其中包括埃及的吉安·萨达特、巴基斯坦的努斯拉特·布托、以色列的利亚·拉宾，以及菲律宾的伊梅尔达·马科斯。“我很喜欢和马里恩作伴。”约翰逊回忆说，“她很有趣。不用说，我非常理解她。”在这次墨西哥之行中，一位当地记者对约翰逊的采访被马里恩数次打断。“有人正在采访我，是一个墨西哥城的年轻男人，而她就在我面前对他进行挑逗诱惑！”她回忆说，“我说，‘哦，上帝啊，马里恩，为什么你不亲自来接受采访呢！’她会想方设法接近任何一个她想要得到的人。我可以列出除了杰拉尔多之外被她弄上床的记者名单！”

约翰逊最后一次见到贾维茨夫妇一起出现，是在一次招待菲亚特巨头詹尼·阿涅利妹妹的午宴上。那个时候，曾经威风凛凛的雅各布·贾维茨瘫痪在了一张轮椅车上，忍受着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的折磨，这个毛病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使得他在1980年重新参选自己深爱的参议员职位时落败而终。坐在宴会席上，约翰逊被马里恩对自己残疾丈夫的那份温柔给震住了。那天下午，虚弱的前参议员向阿涅利敬了一杯意味深长的酒。当约翰逊滔滔不绝地称赞詹尼·阿涅利是自己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时，马里恩指了指坐在一旁的阿涅利妻子，以免吉尼有和她一样的意图。“我不禁一阵大笑，因为当她引诱那些散漫而空闲的年轻男人时，我正在她旁边。”约翰逊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滑稽的经历之一。”

约翰逊喜欢听纽约名流的传说和华盛顿以及贾维茨势力范围里那些知名政客的八卦绯闻。参议员和妻子“成为了我们很好的朋友，经常和我们就像朋友那样呆在一起，而不是工作关系”。约翰逊解释说。那些与吉尼走得很近的人，比如谢普利夫妇或者鲍勃·科罗德尼，都被她如此着迷于名流诊疗的态度给逗乐了。“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与名人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她是一个小城女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一个农场，因此这是一件大事。”佩吉·谢普利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许都很喜欢了解这些名人客户，他们的问题是常常都处于极度的绝望之中。

地方长官乔治·C·华莱士渴望能入主白宫。1963年，由于尝试阻止亚拉巴马大学废除种族歧视的活动，华莱士成为了“老南方”(Old South)的代表。“我说现在要种族隔离，将来也要，永远都要种族隔离。”私下里发誓要排除所有黑人政治对手之后，华莱士在自己的就职演讲中也这样承诺道。当全国电视转播的摄像机在前面晃动之时，他就站在校门口挑衅地阻止两个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公共场所，直到联邦政府司法官最终进行干涉。公众竟允许这位前拳击手竞争196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眼看着他就要损害整个国家的利益。亚拉巴马法律禁止他竞选州长后，他让自己的妻子露琳接班，但是1968年她因癌症于工作中去世。同一年，华莱士作为独立党派“合法”候选人竞选总统一席，在5个州赢得了胜利，并最终总计获得了14%的选票。1970年之前，华莱士在与前亚拉巴马州长“大吉姆”——詹姆斯·E·福尔松的侄女科妮莉亚·艾利斯·斯尼弗利交往的时候，也准备着另一场总统竞选。尽管助手们都劝告他低调处理这段恋情，但华莱士还是迎娶了科妮莉亚。当时，民意调查显示华莱士是美国最受拥戴的人之一，排名第7，位列教皇之前。“我俩之间有着强大的身体吸引力，充满了爱的激情。”科妮莉亚后来解释说。

1972年5月，一粒子弹断送了华莱士的总统梦。当他在马里兰州的主要城市参加竞选活动时，一个名叫亚瑟·布雷默的冒牌刺客向他的身体发射了5枚口径为38毫米的子弹。其中一枚打断了华莱士的脊髓，让他瘫痪不起。一些人好奇他的总统竞选是否可以继续，就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患上小儿麻痹症之后那样。华莱士已经赢得了马里兰和密歇根两个州的竞选，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完全康复。他的政治梦想以及个人生活彻底破碎了。

在联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前，华莱士一直担心自己能否再拥有性生活。“科妮莉亚竭尽了一切所能来帮助他。”约翰逊回忆说，“她曾有过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因为当时他的病情毫无进展。”乔治·华莱士的悲惨案例正是比尔·马斯特斯下一个科学项目所要研究的对象——人类性反应的神经生理学。20世纪70年代，随着计算机以及其他高科技医疗设备的出现，马斯特斯觉得这样的医学研究会推动他们之前发表过的研究产生更富价值的成果。理解大脑在性爱中的角色——关于神经末梢及突触在躯体活动的作用以及其后伴随的精神功能——已变得顺理成章。

华莱士在蒙哥马利的私人医生打来电话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都同意前去拜访这位地方长官的宅邸，为他提供帮助。“华莱士派了一架公务飞机来接我们。我们来到了亚拉巴马，当时他还无法移动。”约翰逊回忆说，“我们到那儿去了两次，然后科妮莉亚自己到圣路易斯的诊所来了一次。”马斯特斯后来向科罗德尼解释了华莱士脊髓损伤的严重程度，下结论说作为医生他也无能为力。马斯特斯说这位地方长官已经变成性无能了。“很显然，根本没有可以挽回局势的魔术棒。”科罗德尼回忆说，“只能尽他们所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即使是约翰逊的触摸疗法似乎也无法帮助到这位地方长官及其夫人。“她愿意做任何事。”已经指导过他们运用最基本的挑逗性感觉运动的她回忆说，“机会渺茫——这缺乏生理上的可能性。但是她(科妮莉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她是一个极好的女人，太可爱了，她是最好的人之一。”

尽管勇敢地寻求了医疗救助，华莱士夫妇还是对对方越来越感到气馁。“他开始谴责她，说她和州警有一腿。”亚拉巴马的记者韦恩·格林豪在公共广播公司后来制作的关于这位地方长官人生的电视纪录片中回忆说，“她指责他整天和自己的前女友们聊电话……然后你知道，这最终演变成了令人不愉快的结局。”1978年，华莱士提出了离婚。科妮莉亚搬出了地方长官的宅邸，并告诉媒体，她已经尽自己所能来挽回这段婚姻了。

在圣路易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提醒他们的员工对此保密。虽然有关那些来自好莱坞、电视台、地方政界的名人夫妇的录音带以及档案都被谨慎地交给了科罗德尼，让他编进了他们的病人数据库，但是这一个病例并没有。“无论我们对华莱士做过什么，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份相关的文档。”科罗德尼回忆说，“它不符合任何常规的类别。”

第三十二章 改变与逆转

《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比尔·门罗严肃地盯着摄像机，向观众介绍着威廉·H·马斯特斯医生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这对夫妻档研究组合”。他们颇受期待的著作《同性恋研究》(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是1979年4月22日那个周日的主要话题，全国广播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上标注了警示标志。“也许我应当警示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能源以及政治话题的观众，今天可能会涉及一些会引起他们反感的话题。”门罗建议说。

在数百万观众面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相邻坐在桌子前，一起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提问者。门罗很快就切入了这本书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话击中了两位研究者内心的不安之处。

门罗先生： 我想你们一定把它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它让有些人觉得惊讶，有些人则之前就单纯地表达着不同意见。而这个发现却可以让你们改变那些想要从同性恋转为异性恋的人。另外在你们的发现以及病例中，失败率仅为1/3，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报道的失败率都要低？

马斯特斯先生： 事实上这是真的，但是有人会赶紧质疑，就像我们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那样，我们对于那些纳入治疗的个体选择性非常高。

在一段商业广告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医学作者维克托·科恩询问约翰逊，“对于绝大多数同性恋患者，你是否认为同性恋是后天学会的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化学或者遗传相关的某种东西？”科恩好奇地问，“当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恋老师面前时，作为家长是否应该为此担心？”

吉尼给了一个漫无边际、多少有些不切题的回答，这是她以往每当不确定的时候都一贯使用的方法。

“当然是学来的——这其实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并且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担心害怕的问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人们害怕的原因。”约翰逊回答道，“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而学会，那么家长希望他们孩子学会的、了解的、将来要成为的以及要做的，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的。”

当科恩要求吉尼进一步阐明她模糊的陈述时，比尔插了进来。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确，而且声音清晰直接。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同性恋，同样也并不是生来就是异性恋。”马斯特斯讲解道，“我们生下来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别的个体。我们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有时也会自愿改变自己的性身份。”

在《与媒体见面》节目尾声的时候，科恩力图询问更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疗法的细节内容。他再次看向约翰逊，也许是因为知道治疗通常是她负责管辖的范围，而不是她丈夫。

“在你们的治疗中所描述的这一非常有趣的小组——改变后的同性恋——那些在你们的帮助下改变或逆转成为了异性恋的人，你已经拥有随访好几年的几个病人。”科恩说，“相比较之下，他们看上去快乐满足吗？他们之中有人结婚吗？他们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约翰逊再次陷入了挣扎。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她说，“对于将他们纳入治疗的特定阶段，我们有一个标准——”

“但这些人——”科恩打断道。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这样。”约翰逊说，“事实上，我认为对于这一特定人群，总体失败率在12%左右。”

比尔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事实是，改变或逆转失败的比例是35%。”马斯特斯纠正道。

此刻约翰逊有些慌张了。“对不起，这是另一个——”

不太耐烦的马斯特斯再一次插了进来。

“对于你的问题回答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人大约占到2/3。”马斯特斯解释说，“在那些治疗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后结了婚。被视为非失败的案例在5年的随访过程中病人都反馈说治疗一直很有效果，令他们身心舒适，而且拥有异性性生活。”

意识到记者可能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在改变病人中成功的证据，马斯特斯另外说道：“我们还会继续随访他们的情况。”对于他们所谓的改变以及“习得行为”是否可以被证实，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论了。

“非常感谢，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医生。”门罗最后说道，又一次重复着这个关于吉尼头衔的错误，“感谢你们参与今天的《与媒体见面》。”

电视节目很难真正评判《同性恋研究》。这本书一直被吹捧为一项涉及超过300名同性恋男女长达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当它终于在1979年春天问世的时候，他们的出版商声称这本450页的新书将“彻底改变人们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马斯特斯将它称为“凳子的第三条腿”——他们在性爱研究领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顶点。他们之前的教科书主要关注异性结合，对于同性恋只是一笔带过。在同样的临床观察之下，这本新书将刻画出同性恋男女性行为的生理反应及性心理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听说过同性恋的存在。“同性恋者”一词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顶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个暗语。在圣路易斯周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恋者来参与合作。然而，当消息被媒体传开之后，有些人主动联系了诊所，愿意成为他们研究的志愿者。“在读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后，我就开始确信，在职业追求过程中，你是真诚的，并非哗众取宠。”一位签了自己名字、声称自己表面上是异性恋其实尚未“出柜”的28岁印第安纳男子写道，“我相信，我会被归为同性恋者，尽管我从未被专业人士下过这样的诊断。”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又一次对那些深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作为一名医生，比尔似乎特别确信自己的疗法会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病人身上发挥效果。“他会说，‘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时会深受同性恋这个问题的困扰。’”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这群人极其想要做出某些改变，从而减轻自己的压力，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去除一些负担。”

在《同性恋研究》一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他们的发现适当地放在了社会环境之中。乔治城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尔哈特博士在其所写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贵的话语描绘了他们的发现，比如“可以让一个灵魂愉快而充满爱地触及另一个灵魂的身体框架。”恩格尔哈特强调了西方文化的表里不一，并且提出为什么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以及《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古代希腊人可以“将同性恋描绘成爱与性的典范，(然而)英国法律却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人们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响了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同性恋为什么会被“蔑视、谴责以及虐待”。

尽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关系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让人们开始无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标准的东西。对于那些害怕失去不朽灵魂的人来说，圣奥古斯丁警告说“在所有这些罪恶之中——归于色欲的罪恶——违反自然是最坏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会都禁止鸡奸、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为，要求对此进行体罚、肢解甚至处死。虽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单上却有好几个人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包括苏格拉底、尤里乌斯·恺撒、亚历山大大帝、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以及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20世纪之前，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基因、家庭环境、激素、出生顺序(或者这几个因素的结合)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关于“反演”的理论中提出所有人生来都是双性恋，孩童发展时期的那些生物学及环境因素决定了其成年之后的信仰。在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艾宾看来，同性恋是被误导的性爱形式之一，其他还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恋数年以来一直都被贴以精神疾病的标签，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异常行为混杂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才将这种性取向从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摘除。遗传学家一直在探索生物学方面的答案——在DNA链中的“同性恋基因”——却一直未找到。现代化并没有结束民事法律或暴力犯罪对于同性恋的无情暴行，其中就包括纳粹德国时期对于同性恋者的大规模牢禁。在美国，男同与女同受到了无数反对“堕落”法律的打压，直到1969年被警方骚扰所触发的纽约“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的爆发。全国性的抗议呼声激发了许多城市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同性恋研究》出版期间，同性恋者通常被称作“同志”，他们慢慢但有效地引起了社会反响。许多曾经隐瞒自己身份的同志如今公开地在家里以及单位生活着。尽管如此，如同对待异性恋一样，医学界一直都对有关同性恋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置之不理。

在他们的研究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验证了之前阿尔弗雷德·金赛的预测，将近10%的美国成年人有过同性恋经历。(评论家后来指出，美国人口普查以及其他研究所预测的数字大约是2%。)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靠金赛的评级系统对性取向进行了校正。基于病人的访谈，声称自己从未有过“明显同性恋经历”的男女被评为“金赛0级”；那些“同性恋与异性恋经历相当”的人被评为“金赛3级”；“没有明显异性恋经历”的人被评为“金赛6级”。在实施治疗过程中，被评为金赛5级或6级——被视为“明显的同性恋者”——的患者是“改变”为异性恋的候选人。金赛2级到4级之间的候选人——那些私下里是同性恋的单身人士或者已婚者——被认为是“逆转”为异性恋的候选人。他们说，在所有67例病人中，54人是男性，只有13人是女性。

让作者惊讶的是，寻求改变的男女患者中大约60%是已婚人士(尽管其中大多数的夫妻关系都很疏远，和配偶之间也很少有性生活)。对于“性取向的逆转”，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促使病人前来寻求治疗的原因。那些情况真的非常糟糕的人通常都害怕曝光，或者是出于配偶的压力才来到这里。“当患者私下里跟治疗师说诸如‘我当然需要偶尔和朋友相处的机会’或者‘我想要95%是异性恋’这种自证有罪的话语时，他们会被拒绝治疗。”他们在书中说明道。特别是对于男性患者，他们不希望治疗成为“误导他们妻子的一种方式”。

改变的病例由于涉及性别的定义以及“究竟什么对病人最好”这样的问题而给治疗师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在他们的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了一个已婚男人无法使自己的婚姻圆满，也没法和其他女人做爱，最后“自暴自弃之下开始了同性性交”。4年之后，这位男子和“他依旧坚定的妻子”来到了诊所，一心希望可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让他成为一个和异性性交的丈夫。在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病例中，一个被评为金赛6级的女人，“在经历了11年活跃却不理想的同性恋生活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她想要与之共同生活的男人，并且在和他“进行性生活时实现了性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承认，如果病人没有强烈的动机，他们成功的概率会明显下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功率”——事实上是以“失败率”表示的——非常高，并且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在67位“对同性恋倾向不满”的男女患者中，只有14人在最初两周的治疗中失败了。在为期5年的随访期间，总体失败率是28.4%，也就是说改变性取向的成功率超过70%，这是当时精神病与精神分析学界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他们在自己的书中承认说，有一些病人失去了联系，这让最终数据多少有些“失实”。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支配地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知道他们的发现将会被看作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摒弃。“性功能障碍或性生活不和谐的同性恋男女，其治疗的总体失败率是不可能低于80%到90%的，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在书中声明道。他们责怪精神治疗师过于轻易地接受“失败”，没有控制陷入困境后产生的偏移。太多人假设病人会最终返回到同性恋状态——这种观点“同样也被同性恋群体所采纳，并大肆地宣扬”。

《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没有比改变疗法这一点更具争议的了，其分歧持续了数十年。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及研究同性恋的社会科学家尖锐地批评说，这种理论是危险的、愚蠢的。就像作家贾尼斯·艾尔文后来评论的，“全书上下，他们都强调当同性恋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纠正，只是怕我们不知道而已。”几乎同一时间，宗教保守派与右翼时事评论员都抓住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对于男同或女同生活方式属于个人选择而非神的创造这一主张。在“先天与后天”的永恒争论之中，他们强调说缺乏遗传学的证据，并暗示不恰当的行为以及环境是成为同性恋的主要原因。福音派信徒通过祷告来“治愈”同性恋，把他们重新带回异性恋的正途，就和《圣经》以及如今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世俗论者对同性恋所做的一样。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 男同或女同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们真心想要改变的话。

然而，即使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老朋友以及追随者们都表示了质疑。曾经对《人类性反应》一书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如今表示对此保留意见。“作者陈述说同性恋是一个无法忘记的习得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观点。”后来改名为“纽约医院”的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劳伦斯·J·哈特勒医生宣称：“把一个长期以来都是同性恋的人在短短两周时间内改变成为异性恋，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花花公子》杂志也开始质疑他们的改变理论时，约翰逊没有了耐心。“在个人选择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是在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在一次访谈中她厉声说道，并引出了一直以来的老调子，“顺便说一句，有些同性恋者并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这可不是什么新闻。”

然而在幕后，唯一真心相信改变理论的人只有比尔·马斯特斯。

在《与媒体节目》的节目上以及整个媒体见面会中，约翰逊尽职尽责地维护着《同性恋研究》，把它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但私下里，吉尼对于其中的方法和结果深感不安，甚至曾一度哭泣，认为自己与这项计划疏远了。数年之后，对于书中所声称的将男同改变为直男的方法，她显得一点也不确定。“有很多同性恋夫妻前来找我们——其中一些是女性，大多数是男性。”她说，“但我们从未说过，‘我们可以改变你。’”

关于这本书的骚动开始于10年之前，那时许多人相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几乎可以改变所有人的性生活。当时还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精神病科担任临床教授的亚历克斯·乐维医生转诊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给他们。这位年轻男性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工作，非常渴望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服装行业杰出的富商。改变疗法有效了一段时间，但没有持续很久。“他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正常地进行性生活。”乐维回忆说，“但是，就像其他明显是同性恋的人一样，他压根没有兴趣去维持这种成果。他完全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但是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同志生活。”尽管起初是成功的，这位年轻男子的最终结果让乐维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他可以被改变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傻。”乐维回忆说，“如果你和任何一个在该领域工作的人交谈，你就会知道，这些取向是非常强大的、固定的，很难去改变。”

马斯特斯推动改变/逆转理论的神秘原因，他的朋友、反对者，甚至约翰逊本人都很难理解。对于同性恋，比尔怀有一种深深的怨恨或者恐惧，他当然不会显露这一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二战后那一代人的自然偏见，从不会用和共产党一样的口吻对同性恋进行诽谤中伤。在1973年那场关于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去除这一美国精神病学会里程碑式的大讨论中，学会主席贾德·马穆请求马斯特斯就这一改革问题向其他人进行游说。作为一名科学家，马斯特斯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可能有激素或者其他生物学原因。1971年，他和科罗德尼合著了一篇短小的论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睾酮水平要比异性恋者低；雄性激素水平越低，患者的同性恋倾向就越强烈。不过，马斯特斯相信性取向是由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他认为病人关于自己性身份的快感是最主要的，是相应地以其行为为基础的，正像他做外科医生时曾经为女性患者改造的人工阴道。科罗德尼一直认为，改变疗法是马斯特斯对病人同情之心的直接结果，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的什么宏伟计划。“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绝望之中联系了他们，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去处。”科罗德尼回忆说，“于是他们从内心深处回应着各种诉求，努力地寻找有效的方法。”

《同性恋研究》涵盖更多的是思考，而非科学，这一点违反了马斯特斯的主要原则之一。如同以往一样，在部分充满了统计的章节里，作者比较了男同、女同以及对照组异性恋之间的生理反应。他们测量了做爱期间勃起状态下阴茎的尺寸和颜色、阴蒂的反应、性爱的红晕，以及其他身体特性——不管取向如何，所有这些基本相同。但是在文章中，差别很快就变成了可改善的普遍情况。“在女同之中，假装高潮远没有异性恋女性那样普遍。”书中写道，“首先，很显然在连续的性交过程中，一个女人想要欺骗另一个女人比起在毫无疑心的男性面前装高潮要难得多。”比起异性恋，同性恋被描绘成更好的情人，至少在通过舔阴或“吹箫”挑逗对方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做爱时总是不慌不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说，这类实验没有引用秒表。“幻想模式”——关于强迫性爱、集体淫乱、匿名性交的梦或想象——在同性恋中更为普遍和流行，他们如此判定，却没有太多量化的证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布男女并非生来就是同性恋，而是“通过习得的倾向而变成了同性恋”，这种说法更是明显缺乏证据支持。那些相信同性恋是一种遗传倾向的治疗师斥责道，“肯定不再会有文化观念的盲目支持，这种显然是基于假设论证、假定可能或者未经科学证实的论点的奇思异想。”除了提到“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证实同性恋是源于遗传因素”之外，对于为什么认为同性恋是一个“习得倾向”，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原因。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对于这些改变病例的保密工作较之以往更为严密。在1968年至1977年这段研究期间，大多数员工都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改变性取向的病例。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曾听同性恋患者提及过向异性恋的改变，但是从没有说起这些治疗相关的录音带被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家中隐秘的地下室里。那个时期负责病人安排工作的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说，自己从未处理过任何改变治疗的病例。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前来诊所看病的几对同性恋夫妇“是想要明确两人关系中的问题所在，并解决两人之间在性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并不是什么有关改变的东西”。作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所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对治疗组合，马歇尔医生以及佩吉·希勒医生说他们没有治疗过同性恋患者，也几乎从没听说过任何有关改变疗法的消息。通常比约翰逊更亲切一些的马斯特斯似乎也并不希望听到那些知情人对于改变疗法的说辞。“我当然不同意——我告诉过他，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法，绝对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那儿工作的精神病学专家罗杰·克伦肖医生回忆说。最后，员工们都学会了不要去和马斯特斯争论这个话题，他的决定甚至成了员工中间的笑料。“比尔会看着一个人说‘请勃起’，然后他们就勃起了。”J·罗伯特·迈纳斯笑着说道，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主管助理。

起初，科罗德尼并没有怀疑这个项目治疗病人的能力。凭借一双明辨细节的好眼睛，他仔细地回顾了前两本书中的病人档案，听了很多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果坚信不疑。“如果比尔说他们在改变治疗中做得很成功，那我就相信，我怎么会说这不可能呢？”科罗德尼也听到了一些含糊的传言，说位于拉杜的住宅是进行特别治疗的场所。“自从1968年开始和他们共事起，我不记得有任何男同或女同夫妻在诊所进行改变治疗。”他说，“我询问比尔，‘改变治疗的档案在哪儿？’他回答说，‘哎呀，我们压根就没有保留。’在专业成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或者坐下来对正在进行的真实的改变治疗病例进行讨论。所以，比尔宣布说他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着实感到很困惑。”

然而，当《同性恋研究》将近出版时，科罗德尼被邀请参与它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后来在致谢部分提到了“仔细评阅文章内容的罗伯特·C·科罗德尼的高超技艺”，在少数几个协助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里，他被放在了首位。意识到作为作者的自己所存在的局限性，马斯特斯希望科罗德尼可以仔细检查贯穿全文的那些个例研究的插图式描写，令其变得更加易读。他们之前出版的所有书籍都含有不提及任何姓名的病人简介。考虑到同性恋本身复杂的性质，这就更需要对其真实生活进行生动的描写。在这本书中，比如说“病案报告： 第10号夫妻”，花费两页篇幅讲述了“R”的故事，并将他标注为一个“30岁的金赛6级患者”。在这个故事中，R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同性恋”——过于坚定以至于“当他需要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到当地的酒吧或者公共厕所猎艳”。后来R遇到了一位23岁的女人，都喜欢弹钢琴的他们发现彼此兴趣相投，于是“坠入了爱河”。在结婚之前，他和这位彻彻底底的异性恋女人(取向评级为金赛0级)兴奋地同居了10个月。然而，直到第18个月的时候，他们都还未圆房。这篇简介陈述说：“尽管妻子在房事方面百般努力，R却始终无法勃起或无法持续勃起。”在批注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总结了治疗R及其妻子时取得的成功：

他确实转变了过来。在治疗的第10天，他开始可以成功地进行性交。随访期间，这对夫妻也没有不良事件发生。他们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作为临床心理医生的R事业有成，双方父母都说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显然，这种小说式的病例是金赛6级男性与金赛0级女性之间性关系的例外情况，并不是常态。就像之前强调过的那样，改变或逆转同性恋的能力极限并不单单取决于委托人想要主观地变为异性恋的程度高低，同时也取决于从这样的改变中可能获得的回报。

科罗德尼申请翻阅这些“小说式”病例的资料档案并聆听录音记录，但遭到了拒绝。医生和患者都十分清楚，在治疗过程中所说的全部内容都被录音机记录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双方的保护。“如果有患者想诬陷有治疗师诱奸他们或诸如此类的事而提出索赔的话，我们有录音带作为证据，他们知道我们有录音。”科罗德尼解释说，“比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律保护措施。”因此，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录音记录显得十分奇怪。

随着工作的进展，科罗德尼开始怀疑在这67份病历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并非真实存在。通过马斯特斯的记忆片断组建的细节内容，或许也可能全都是捏造出来的。“当时以及之后的27年里，我始终认为他们处理过的病例数并没有他们书中说的那么多。”科罗德尼说，“这本书里，有些东西要么是夸大之词，要么就是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呈现一些更吸引眼球的病例。”尽管科罗德尼是马斯特斯在诊所里的第一助理，对马斯特斯也非常仰慕，但他对此无法做出其他解释。他的部分工作任务是检阅病人的申请，帮助分配病人给各个治疗师，即便如此，科罗德尼自己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改变疗法的病例。

科罗德尼试着改善手稿乏味的文笔，并加强病例简介的可读性。“读过这份手稿之后，我告诉比尔，文章显得不够真实，所有的病例都千篇一律——所以我们开始着力于给它们增加点色彩。”科罗德尼说，“我们去除了所有与病例无关的内容。基于那些并不真实的材料，我会在这儿或那儿添加一两句话。不管怎样，这或多或少有些胡编乱造的意思。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书的吸引力。”

最终，科罗德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私下里找到约翰逊，提出了自己的劝告。他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次对话，心里并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被认为是马斯特斯的门徒，将来有一天会接替比尔的位置。科罗德尼和约翰逊之间的关系向来较为紧张，这主要由于马斯特斯对他的信任。表面上一直跟随比尔并默默支持他，现在却又对他提出这样严重的批评，这很可能会诱发吉尼的抵触，甚至可能引起她的愤怒。然而，当科罗德尼跟她说这件事的时候，约翰逊立马就承认了他们所遇到的困境。对于马斯特斯的改变理论，她也怀有同样的质疑。“她非常理解我所说的问题。”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心不喜欢这本书。这有点像被绑在铁轨上的感觉。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她这本书可能招来的反响——业界的笑柄、公众的愤慨、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或缺乏客观性，并遭到同性恋运动、精神病人社区以及社会各界的攻击。或许除了宣讲福音的保守派，只有他们可能会说，‘看吧，我们一直都跟你们说是这样——如果这些(同性恋)家伙想要改变，那他们就会改变的！’”

预计到要在公众面前难堪，想象着自己被视为骗子，这让约翰逊十分不安。她已经耗费了整个成年之后的人生来克服别人对自己在证书以及公信力方面的讥讽。对于周围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有着比马斯特斯更敏锐感知的她，已经意识到了在推广这个未经证实的理论时潜在的危险。约翰逊含着泪水告诉科罗德尼她无法忍受自己被列为共同作者这件事。

“我真的不想被人评判，或者因为这样的白痴行为而被人记住。”她如同演唱歌剧一般悲叹道，“他写了一堆垃圾！这全都是他编造的！”

曾有一度，她考虑过要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把马斯特斯列为唯一作者，再用副标题的形式注明：“基于与弗吉尼亚·E·约翰逊合作的研究”。但是这样的附文只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她要求科罗德尼尽量延迟这本书的出版。也许，有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些基本的错误可以被改正或者掩饰掉。

“我没法跟他谈论这个。”约翰逊向科罗德尼吐露说，难得地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因为已经为此大吵了一架，而我又不得不和这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你必须和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科罗德尼决定将自己的担心写出来，表达得尽可能友善而直接。1978年8月，关于第二版的手稿，他寄了一封两页之长的亲笔信给马斯特斯，重复了自己之前的提醒，即有关改变性取向的章节需要重新评估。“我更加确信这离发表还差得很远，只会给那些喜欢抨击你名声和研究正确性的批评者以素材。”科罗德尼给这位曾经启发过自己职业生涯并一直以来都担任着导师的人这样写道。马斯特斯看了科罗德尼的信之后拒绝承认任何事。马斯特斯并没有能够努力走得更远，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奖赏——为自己长期从事的人类性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他们的对话变成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最终扯到了约翰逊的办公室。她和科罗德尼都没能说服马斯特斯。“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马斯特斯反复坚持着，“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当初打算要做的三部曲中理所当然的最后一部。”

得到了约翰逊的批准之后，科罗德尼对他们的出版社提出了延后要求，然而为时已晚。“那是一本烂书。”约翰逊数十年之后回忆说，“科罗德尼也有些得意忘形。”她说她当时赞成重新书写并修订整本书，使之与现存的(医学)文献相符，她担心马斯特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谈论什么。她说，最糟糕的是比尔当时对于编写病例研究非常具有创造性。

当出版的进程启动之后，约翰逊和科罗德尼都认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两人都不想要通过公然反对激惹马斯特斯——那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本作品可以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吉尼不再负责这件事了。”科罗德尼说，“所以这本书就如比尔希望的那样在4月出版了。而我基本被忽略在外。”

《同性恋研究》在出版之前被寄予了厚望。图书出版社机敏地将一部分内容事先透露给了《时代》杂志，而由于这两位研究员影响广泛的名声，《时代》刊登了关于该书夸张的正面报道。它宣称，“毫无疑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当代的一个现象。”

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样，《时代》一开始就量化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影响——售出了75万本著作，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超过1万次性高潮，治疗了2500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并且成功率达80%。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早期的科学著作，《时代》杂志注意到了其中使用的拗口英语，比如用“挑逗接触时机”来表示前戏，以及用“言语表达的关于表现的关心”来表示谈论性爱。它还挑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个毛病，“几乎没有涉及心理学、伦理学或者同性恋起源的内容”。但是与其他更严厉的评论相比，这些只是模棱两可的评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评论文章说该书“充满了谬论”，并直截了当地质疑了有关改变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总结了有关此书的反馈信息之后，它嘲笑道，“‘改变’成异性恋有一半以上的可能。只要你想，那就可以。”最令人痛心的反应来自科学以及医学界，他们对抽样方法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项研究是基于那些愿意花2500美元进行两周改变治疗的同性恋患者，那么就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偏移，个体选择的样本会向有利于成功的方面倾斜。”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性身份领域专家约翰·莫内说。即使是数年之前请求马斯特斯帮忙一起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去除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前主席贾德·马穆，也对他们的结果有所怀疑。“我非常怀疑你们竟然可以在两周时间之内把一群金赛6级的人改变过来。”马穆说。

关于改变疗法的争议持续了好几十年。无数的江湖医生以及宗教狂徒指望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的成功，开始提供“治愈”同性恋的“脱离同性”服务项目。此后的30年里，在许多人当中，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帕特·罗伯森以及教士杰里·法尔韦尔支持了那些改变同性恋的服务，其宗旨就是使病人们脱离罪恶、重回敬畏上帝的异性恋的怀抱。2006年，天主教医学会宣布：“科学研究——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在内——反驳了有关同性吸引取决于先天因素且难以做出改变的神话，同时还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的希望。”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第二竞选人萨拉·佩林所在的阿拉斯加教会通过詹姆斯·多布森博士管理的全国性基督徒组织爱家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改变的地方会议。多布森团队在《同性恋研究》出版了将近30年之后将其脚注引入他们的网站上宣称说：“性爱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很难成为一对典范！)说，‘同性恋无法改变’的观念显然还存在疑问。”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医疗团队最终都开始反对这种改变疗法，并认为其所宣称的那些成功案例并不能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重复论证。的确，2007年的时候，美国医学学会发表其官方声明，表示反对使用那些基于同性恋本身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假设，或者以病人应当改变其同性恋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础的“修复”或“改变”疗法。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十分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对马斯特斯进行阻拦，让他不至于出丑。“这是我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为失望的一点。”格布哈特谈到他们的第三本书时说道，“我一直都很敬重科罗德尼，连他也会赞同对同性恋进行‘治疗’，这让我着实有点惊讶。”

马斯特斯非常自信，觉得他们的书最终还是会被接受的，就如同之前的两本一样。他认为绝大多数批评都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总是抱怨说两周的治疗过于简单化了，远不足以了解患者性生活中的谜团。规模与范围方面的局限性中许多他都表示承认，但他觉得改变疗法的前景给了患者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自由，这是精神分析无法做到的。“批评的人都是基于老观念。”马斯特斯在媒体上不屑一顾地回应道，“我们报道的是10年研究以及5年随访的结果，证明这的确有效。”

在那些内部成员之中，包括科罗德尼在内，大家始终有些困惑，为什么马斯特斯这么拼命地不停推广改变及逆转理论的可信度。过去，马斯特斯曾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观点犀利，但总会有充足的资料支持。这一次，他怎么会让研究所陷入如此被动的地步呢？媒体总会有很多批评声，但从来也没有对这本书基本的诚信进行攻击。没有人知道诊所内部的担忧。“在这一点上，我主要认为比尔关于改变疗法的理论更多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以数据为依据的治疗研究，所以这着实给我下了一个套。”关于可能产生的影响，科罗德尼回忆说，“显然，业界以及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成果的接受方式有了一些改变。”

被这整个经历弄得窘迫不安的约翰逊发誓，再也不会让马斯特斯陷自己于这般田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她又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诊所。“吉尼感到比尔开始变得有些我行我素、不顾后果，让他做决定实在有些危险。”科罗德尼说，“当然，从那时起，她开始尽可能地掌控研究所的一切动向。”1982年，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从其原先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地方搬到其附近一幢新建的整洁办公楼时，这种权利转移表现得最为明显。约翰逊审视着一切，楼层平面图也是经过她批准的。从那以后，由谁做决定这件事已毫无疑问。“吉尼自己占了一个更大更好更为安静的办公室，而分配给比尔的则小得多。”科罗德尼回忆说，“这很说明问题。”

当外人指出其中的角色转变时，马斯特斯尽可能表现得并不在乎。“我雇用过她为我工作，现在我为她打工——这样也很好。”当一名圣路易斯的记者问起时，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管理者。我更喜欢做研究以及临床工作。”

第三十三章 未来的前景

穿着奢华的黑色礼服，弗吉尼亚·约翰逊挽着比尔·马斯特斯的手臂，缓步走进了这间优雅的宾馆舞厅，在将近400人起身热烈鼓掌的映衬下，宛如女王一般脸上洋溢着愉悦的微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人们的赞美和致敬，但在自己的家乡圣路易斯，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晚这样的款待。即使是一向表情严肃的马斯特斯也忍不住露出高兴的笑容。

在帕克·特勒斯希尔顿酒店，当晚典礼的主人介绍他们时，乐队轻声地演奏着定音鼓。整个城市迟到的恭维弥漫着1984年11月的这个夜晚，其中亦包含密苏里州共和党主席基特·邦德的发言。在这个人均250美元的餐舞会上，尤为令人瞩目的是国会议员乔治·霍布利泽尔——他的女儿就是由马斯特斯接生的，以及《花花公子》的新任女总裁克里斯蒂·赫夫纳——她曾是研究所托管人董事会的成员之一。“我们最杰出的两位圣路易斯人尚未在这儿由大家授予荣誉。”韦伯斯特大学的校长，当天晚宴的主持人利·格丁向大家宣布道，“全世界都在为他们鼓掌。”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人类性爱研究”的25周年庆典绝对是属于弗吉尼亚的夜晚。她安排了每一个细节，从摆放着超大水晶玫瑰碗以及白色栀子花、铺着深紫红色桌布的餐桌，到拼命抓拍照片的一群新闻摄影师。除了诊所的日常工作，现在她还负责他们的公众形象。在场的人对于她能够让自己人生中3个重要的男人——马斯特斯医生、诺亚·温斯坦法官以及负责当晚音乐演奏的前夫乔治·约翰逊——在同一场合和平相处给惊呆了。“这是我唯一一次与约翰逊先生见面，他就是那种一同坐船旅行时始终保持着笑容的人。”琼·多布斯·巴茨回忆说。在这个令人愉快的晚上，圣路易斯的那些糟糕记忆都烟消云散了。午夜的骚扰电话、业界的斥责、华盛顿大学故意的疏远、冷嘲热讽以及到处传播的关于门背后肮脏勾当的谣言，所有这一切统统都被抛之脑后。虽然这个城市的欢迎来得有些迟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是表示了谢意。她对当地最大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说：“我们一直都觉得，这项研究能在这座中西部城市开始和开展是最好的选择。”

马斯特斯的演讲听着就像是一场告别辞。随着自己年近70，他的眼睛也愈发空洞而遥远，肩膀开始松弛耷拉下来。如今，他脖子上所系的领结就如一朵枯萎的花，永远也不会再次盛开。“时光的印痕已经掌管了一切。”他对着麦克风柔和地说道，“我已经活得够长了。我的对手也不再对抗——有些甚至已经归天了。”在场的人不禁被马斯特斯对其批评者直率却真实的评定惹出一阵笑声。他所说的自己就像是一个已经完成了所有工作的人。“是时候把这一切交托给年轻人了。”他对大伙说，“这样做，我可能显得很不仁慈，但是到时候了。”

相反，59岁、着眼于未来的约翰逊则非常享受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光，收获着没有几个专业人员可以拥有的喝彩和个人财富。丈夫可能即将退休，但是依旧活力十足、激情澎湃的约翰逊并不打算离开这个舞台。“说比尔就像在烈日沙漠中渴望得到一池清水以继续生存，我认为这并没有不对的地方。”她向采访记者担保说，“但是这不足以让他放弃一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于越来越沉迷于性话题的美国媒体来说，弗吉尼亚·约翰逊仍旧是一位充满魅力的人物，一位似乎了解许多人生最深层秘密的成熟女子。“她那时谈论性爱这个话题绝对是革命性的。她明智聪慧且富有说服力。如今我们谈论的有关女性性爱的所有话题都与她有关。”《大都会》(Cosmopolitan)的编辑海伦·格利·布朗回忆说，当时他还恳求过弗吉尼亚接受杂志访问，谈谈她的个人生活。

作家盖伊·塔里斯在准备《邻人之妻》(Thy Neighbor’s Wife)这本美国性爱革命的一手资料期间，曾提前数年就开始接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想要揭示他们一起的生活状态。

“你们多久做一次爱？”在他们结束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行业大会上的演讲之后，塔里斯询问道。

约翰逊朝塔里斯笑笑，就好像面对一个顽皮的男孩。“有谁会统计呢？”她正经地回答道。数百名被逗乐的新闻工作者发出一阵喝彩。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人的名字变得无处不在、势不可挡。由于非常具有辨识度，他们的名声成为了漫画家以及午夜喜剧演员的创作素材。“听着，朋友，人们去圣路易斯不等于说他们就是去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夫妇。”《纽约客》杂志刊登的卡通中有一张画框里诊所的内墙上就写着这样的标语。在另一个画框里，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告知一名多疑的年轻女性说：“好吧，机器说你有一个！”还有一幅，画的是两位中年女性盯着书店橱窗里的一本《人类性反应》，其中一位女士对另一位说道，“有了我的哈罗德之后，我会欢迎任何一种回应！”

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断地被邀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是拒绝了约翰尼·卡尔森的深夜综艺节目(“我们不想坐在杰克·梅森和踢踏舞者中间。”她解释说)，也不愿面对迈克·华莱士在黄金时段的节目《60分钟》(60 minutes)对他们的拷问。相反，他们上了芝加哥菲儿·多纳休的早间节目，以及费城迈克·道格拉斯的闲谈节目，在这些节目中他们觉得更放松一些。正午的性爱对于观众来说总是带着一点挠人心痒的吸引力。尽管日间电视节目依旧很安静——当然这是与数年之后的轰动标准对比而言的，多纳休看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收视率上的价值。“他会不停地打我们电话。”约翰逊回忆起这位一头爆炸式白发、戴着飞行员眼镜的亲切主持人时说。她觉得多纳休有些虚情假意，绝对拥有让人心焦的美国式双重标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人陷于尴尬之地。”约翰逊说。虽然马斯特斯总是对电视主持人很疏远，甚至吹毛求疵，但约翰逊却很喜欢上节目，以此不断增加他们的公众好评以及经济收入。“我想我对于成为明星的需求——喜爱做明星的程度——有一点点高，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回忆起后来连纽约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自己的名字时约翰逊说道。

然而，名声却没有成功转化成财富。20世纪80年代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成为了一家亏钱的机构，两位搭档一时之间却找不到解决方案。1983年，研究所欠款达22万6千美元。第二年，虽然改善了他们的病人收费制度，还是无法维持员工以及设备相关的费用。全国各地稳定增长的性爱治疗诊所抢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人们不再需要花高昂的费用前往圣路易斯进行治疗。他们曾经一度长达数月的等候名单一下缩短到只有几周时间。诊所将近85%的患者首诊都是在其他地方。患有诸如性冷淡、早泄等常见“功能障碍”的病人如今远比之前的一代更熟悉相关信息。他们通过阅读从当地书店购买的图解指导手册来学习自我治疗，或者就在家附近寻求医生和治疗师的帮助。事实上，25周年庆典除了提醒全世界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里程碑式的贡献外，那晚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活动筹集500万美元，首先是在圣路易斯，然后是纽约、洛杉矶以及其他城市。就和过去几十年一样，研究所的性爱相关研究依旧没有得到政府的基金资助。就像那天晚上约翰逊对在场所有人所说的一样，捐款可以让他们继续大家所了解的这些研究——别人可能无法胜任的、冒险而大胆的研究。

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困扰，缺乏商业头脑的比尔和吉尼把这一情况变得更为糟糕，董事会成员唐娜·威尔金森回忆说。两位研究者都不喜欢向人要钱，可如果你不想向人索求，那就很难筹集到资金。1983年，研究所董事会终于批准进行一次有组织的资金筹集活动。“他们应该退休，我们希望确保研究所以及他们的研究可以继续下去。”筹集资金期间担任诊所第一任发展部主任的丹尼尔·J·沙利文说。但是，除了少数心怀感激的老病人，诊所很难找到可靠的资金来源。当与他们研究相关的一些商业投资提出要入股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就和当初科罗德尼建议对诊所进行特许经营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家庭录像机的出现，“时代生活”(Time-Life)公司给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份150万美元的合同，请他们录制一系列讲解他们著名治疗方法的录像带。但是这对夫妇在出价面前退缩了，他们觉得这笔钱压根不够。即使诊所的财政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他们还在担心自己是否会吃亏。马斯特斯听取了研究所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的谨慎建议，似乎对于这份合同完全没有兴趣，而约翰逊当时好像正全神贯注于其他事情。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业务拓展一事，以及那些想要以他们的名义赚钱的人始终都很谨慎。虽然性爱治疗领域的欺骗情况会引起人们小心而合理的质疑，但他们的忧虑感有时也伤害了那些想要合理发展事业的重要同事。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马歇尔和佩吉·希勒告诉马斯特斯，他们即将要发表一本名叫《性爱漫话》(Rapping About Sex)的作品，其内容是基于之前在大学校园里与学生公开讨论的一些录音。他们本打算在书的封底提一提他们目前所属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他觉得我们是利用他的名字为自己谋利益。”佩吉回忆说。马歇尔争论说，每一个作者都会在书皮上注明自己的背景，而马斯特斯依旧坚持己见。几个月后，希勒夫妇决定离开诊所返回密歇根，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极力劝说，他们还是执意要走。

除明确了这个他已经为之工作10多年的研究所的未来前景之外，科罗德尼在时代生活录像带这一工作中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好处。他已经成为了诊所的助理主管，监督培训工作。同时，他还指导内分泌研究部门的琼·鲍曼以及其他人员，该部分工作主要是研究违法药物以及处方药对于性功能的影响，以及诸如糖尿病、癌症、高血压是如何影响性生活状态的。做医生颇具天赋的科罗德尼还拥有一定的商业心得以及写作能力。他收集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1977年举办的研讨会中性爱治疗领域伦理问题方面的文章，将它们整理成了基本专业书籍，包括1982年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人类性学》。数年之后，在未发表的自传中，马斯特斯称科罗德尼是“一位独一无二、富有天资的人”，并承认“在我们一起发表过的几本书中，他做了绝大多数的写作工作。”

数年以来，马斯特斯一直表示科罗德尼会成为他的继承者，就如《时代》杂志对他的描述，“显然的继承人”，但约翰逊对于这种变化始终心神不安。没有高级学位的她在自己丈夫退休之后需要依赖于一位有行医执照的医生——要么科罗德尼，要么其他有证书的人——来帮忙管理诊所。她一个人没法完成这些，尽管马斯特斯越来越不顾日常决策，对于医疗相关事件也赋予她相当大的权限。在陪伴马斯特斯参加了好多年的科学会议之后，科罗德尼终于在他们的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并几乎成了约翰逊的对手，特别是在他赢得著名的全国专业服务奖之后。唐娜·威尔金森起初并未明白约翰逊和科罗德尼作为两个高智商活跃分子之间自然会产生的摩擦，她后来回忆说：“他们的关系相当紧张。鲍勃开始获得很大的认可，这理所当然。虽然这对比尔来说并不是什么麻烦事，因为我认为比尔会觉得‘这才是我的人’，是我培养出来的学生，但是这对吉尼却产生了一点威胁。”

高大挺拔、一头黑发的科罗德尼留了点胡子，让自己显得年长一些，他一直以获得过最好的教育而骄傲——包括哈佛的学习以及马斯特斯的指导，比尔曾是他心目中富有远见、天资过人的偶像。他的言语和行动都经过深思熟虑，十分精确，并且难以掩饰自己对于平庸之人以及约翰逊业余嗜好的厌恶。他后来声称，“我不相信吉尼看过那几本以我们共同名义出版的书。”虽然诊所内少数几个员工富有天赋，科罗德尼却始终没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缺乏扎实医学训练的成员，他认为这样的训练对于诊所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人从没有经历过治疗培训，有些人则对人体生理与解剖知之甚少，还有些人的背景完全不相干，比如神学。“因为聘请具有一定程度专业知识的人，需要花费金钱，而我认为他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并不希望其他任何一个人出类拔萃。”十分敬佩科罗德尼专业地位的威尔金森说。然而，当马克·施瓦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入的时候，科罗德尼遇到了一个竞争对手。一头金色长发、表情冷峻且自信，施瓦茨作为治疗师的完美技术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学位让他成为了科罗德尼那种正直却缺乏热情的方法最真实的补充。“所有人都认为科罗德尼应该(成为马斯特斯的继承人)，他也表明了这一点。但马克(施瓦茨)出现的时候，两人关系紧张，因为我认为马克觉得他自己也可以的。”作为治疗师和两人都共事过的梅·比格斯·洛纳根回忆说。

备受信任的科罗德尼曾一度被马斯特斯质问说是否过于逾越规则，或者是否精神和体力已有所不济。科罗德尼记得，1972年，在他从哈佛回来后不久，马斯特斯就隐晦地对他说过，年老的橄榄球运动员并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该卸下战袍。在深思熟虑之后，比尔还提及了那些持刀过久的外科医生。然后他一把抓住科罗德尼的手臂，径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我打算请你为我做这件事。”他非常严肃地说道，“我们要长久地一起工作。如果你发现我开始迷失，希望你能让我停下来，并告诉我是时候离开这个岗位了。让我不至陷自己于难堪之地就是你的责任。”

尽管这段独白看似很夸张，科罗德尼却明白了马斯特斯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感觉——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内心自信的优越感，他绝不允许这种自信消逝，更不允许一点点的差池。马斯特斯渐渐变老，他不再敏锐，特别是在公众面前甚至会头晕目眩，科罗德尼却不忍心提醒自己的导师。当然，如果科罗德尼想要成为他的继任者，他就不能执意让马斯特斯减慢节奏，或者彻底停止接诊病人，这样会表现得有些自私。此外，科罗德尼感到自己所提的那些事关研究所未来的重要建议几乎都被忽视了。在力劝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研究所搬到纽约时，他的挫败感显得尤为明显。他主张说，在美国的媒体之都他们的名气会进一步提高，他们革新的疗法会进一步被医学界所接受，并且将吸引更多的病人。在一张题为“纽约办公室的优势”的便笺上，科罗德尼指出，“研究所将对国际客户更具吸引力”，并且“可以增加资金的募集”。科罗德尼的家人定居在纽约，他无疑认为这个主意很具有吸引力。考虑到比尔和吉尼对于搬家的偏爱——他们卖了拉杜的房子搬到了圣路易斯的另一个地方——这项提议也不无理由。但是约翰逊说她不向往纽约，她不想彻底从他们长久以来的基地搬走，去一个可能会遇到更多批评声的地方，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弗洛伊德学派的批评声。许多纽约的治疗团队已经开始使用他们的技术，其中包括康奈尔的海伦·辛格·卡普兰、哥伦比亚大学的亚历克斯·乐维、长岛的萨利·舒马赫。约翰逊和马斯特斯都不想从头再来，特别是在他们人生到了这个阶段。当然，其中还有一个他们未说的担心。尽管他们两人都越来越依赖科罗德尼，但约翰逊仍旧不太信任他。“他非常聪明，强烈地希望能够支配整个研究所。”数年之后她回忆说，“他想把所有一切都搬到纽约去，回到他的家乡。但是说来也奇怪，我们其实非常高兴他能接手这一切。”(但他们强调，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必须愿意留在圣路易斯。)吉尼始终认为他们的诊所植根于中西部将受益匪浅。“如果回到东部那个老派医学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改头换面，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被那儿接受。”

最后，科罗德尼决定离开这里自谋前程。在一份详细的便笺信里，他概述了所有自己实施或督导的项目，以及继任他的人应当具备的资格。他搬到了康涅狄格州，当时的妻子南希以及他们年轻的女儿都在那儿。他开了一家自己的行为医学诊所。科罗德尼答应继续担任研究所的董事一职，并会偶尔飞回圣路易斯参加会议。他也会继续和马斯特斯及约翰逊一起合作写书，包括即将出版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谈性与爱》。这本书后来相当成功。

但在1984年比尔和吉尼周年纪念庆典之前，当整个圣路易斯开始承认他们的成功时，罗伯特·C·科罗德尼——这位将来的继承人，以及他所描绘的诊所未来，都一去不返了。

第三十四章 美女与野兽

“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笑，都让我将美女与野兽之间——我这个缄默却内心澎湃的野兽与穿着无邪棉质连衣裙、脸上带着酒窝的她的美丽身体之间——那种私密接触隐藏得更好。”

——《洛丽塔》，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裸身躺在床上，莫林·沙利文低声呼唤自己的客人靠近一些，让他们的肌肤相触。她的指令和她的爱抚一样温柔且诱人。

靠着床头板，沙利文像印度人一样端坐着，如同一个不可抗拒的性爱女神，直面着这个饥渴的年轻男人。在查斯公园广场酒店这间舒服的房间里，一直都开着灯。毛毯被拉到了床尾，在床单之上无处可以隐藏。随后她把自己光滑黝黑的双腿跨在了他的膝上，两人的私处几乎靠在了一起。

27岁的沙利文长着一头卷曲的浅棕色头发，双乳丰满而挺翘，她就像是个有氧操教练，散发着富有感染力的热情。有着运动员一般健康美貌的沙利文始终保持着职业笑容，客人在世界知名的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研究所治疗师的指示下支付给她一定的费用。

当时机成熟时，沙利文抓起客人柔软的阴茎，没有一点迟疑，坚决地将它在自己的阴户与阴唇上来回磨蹭。两人之间那种预知的氛围开始产生，由她发出所有指令。只有当她觉得他准备好了之后——就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教科书上表述的，血液通过他的阴茎动脉流入造成充血，使他软弱的组织膨胀勃起——沙利文才会按照指导手册进入下一步。

“我会坐到你身上，然后把你的阴茎放入我的阴道——只是为了让你能感觉一下。”她向他耳语道，“别试图去插入。别尝试做任何事。只要去体会一下。”

作为一名性爱代用者，沙利文已经从事了将近两个礼拜的“生殖器刺激”工作，她表现得非常积极，效果让人印象深刻。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她和客人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吩咐之下已经花了几天时间进行“感知疗法”。

插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早晨以及午后，他们会相互触摸、鼻尖相对、抚弄对方，有时还会亲吻全身各个部位，但不能性交。有时他们会站在全尺寸的大镜子前，相互检阅对方的身体。如同沙利文解释的那样，触摸练习去除了这些男人对于女性身体的恐惧以及无知。“你也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她回忆说，“你向他们展示卵巢和睾丸是如何的相似，大阴唇则像是阴囊，而阴蒂又和阴茎彼此相同。于是，他们会觉得这并不是什么陌生的领域。”

需要依赖沙利文专业技能的那些男人通常患有“勃起障碍”(阳痿的新术语)、早泄之类的性功能问题，或者是一些由于担心自己表现不佳而迟迟不敢和女人接触的处子。沙利文在这些男人面前成为了创造奇迹的人。她不要求任何满足，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让他们实现自己。“我觉得我就是神奇女侠(Wonder Woman)。”在他们进入“取悦生殖器”阶段之前，沙利文主要专注于客人的勃起部位，像画家的画笔一样用自己的外阴轻抚它。“这叫做‘画画’——你握着他们的阴茎在你自己的那个部位画画。”她鼓励的话语对于勃起状况的改变至关重要。“如果它(阴茎)开始软下来了，你得继续用手爱抚。如果依旧坚挺，那么你就只是玩弄它。这一切都由你来掌控，但是你不能预先通知他自己打算做什么。这有点像是惊喜，在他们没有期待的时候！”她表情冷漠地解释说。

沙利文积极的生活态度(joie de vivre)让她成为了比尔·马斯特斯最喜欢的性爱代用者，特别是在他遇到棘手病例的时候。除了研究所常规的5000美元费用，患者还要支付双倍的钱才能保留这种加利福尼亚式的服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私下还会提供一小部分代用者服务。这些安排远比早些时候私密，主要是因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已经公开否认过这样的行为。他们痛苦地明白了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曾大力支持的性爱代用者疗法如今可能会招致鄙视，甚至嘲笑。“我的方法在原理上基本和马斯特斯与约翰逊的相同。”从前在纽约做老鸨的赛薇亚拉·荷兰德在自己的畅销书《幸福的妓女》(The Happy Hooker)中提出，“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收费数千美元并称之为‘治疗’，而我只要50美元，却被叫做‘卖淫’。”自从1976年举办了伦理研讨会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屡次向媒体以及专业人士表明他们已经不再依靠代用者来治疗患者。马斯特斯担心，有些人会充当未经培训的治疗师，根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造成情绪方面的伤害。“由于法律以及伦理的原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终止了代用者项目。”《纽约时报》的简·E·布洛迪在1980年的时候报道说。《新闻周刊》说，“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些实践，如今大多数的治疗师都认为代用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有些人质疑其是否有益。”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榜样作用下，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以及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师协会(Amercian Associa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s)宣布，治疗师允许自己的客户使用代用者是对伦理准则的背弃，尽管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如此判定。大多数名声在外的专业人士都同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立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主流治疗师都认为引入代用者会给他们的行医生涯带来巨大风险，甚至可能会惹上官司。“我个人绝不会这么做。”露丝·韦斯特海默医生说，“我明白这么做的理由，但是我绝不会让自己牵扯其中，因为这是违法的。”

很少有人知道马斯特斯继续使用着代用者，或许对于他们的有效性他从没怀疑过。尽管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也口是心非地说了假话，但马斯特斯并不打算停止这个治疗项目。“医生永远都想要改善病人的情况，不管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他的朋友、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解释说。

除了莫林·沙利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病人所使用的其他女性代用者还分布在全国各地，她们飞来圣路易斯通过让那些自己从未见过的男人重获性活力而得到报酬。代用者们都知道马斯特斯的秘密行为不符合他的公众地位，比如韦纳·布兰卡德，一个来自洛杉矶郊区、20出头的时候就离了婚的女人。“事实是，在官方声明说已停止了代用者这个项目之后，他们还一如既往，只是他们将客户介绍给这些人(代用者)，由客户自己和她们进行联系。”布兰卡德后来成为了一名代用者支持组织的领导人。她说，尽管马斯特斯经常直接与她们接触，但是一直和代用者与客户之间的金钱交易以及其他运作方面的事情保持着一臂之遥的距离。“他们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隐秘，因为已被告知其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布兰卡德回忆说，“他们和每一个人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布兰卡德说自己在圣路易斯只收过一回报酬，沙利文以及一位名为“来自佛罗里达的安”的代用者则做过好几次。对于这位玩弄法律以及专业指南的医生，布兰卡德并没有太多怀疑，反而非常钦佩。“事实上，他曾经说过其实他们也左右为难。”布兰卡德说，“但是如果让患者失去一个行之有效——也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治疗，他会良心不安。”

莫林·沙利文在寄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简历中，列出了自己之前在性爱治疗师威廉·哈特曼——一位执业婚姻咨询师——手下工作及培训的经历，并自称是南加利福尼亚最昂贵的代用者。尽管哈特曼的方法具有争议——他和搭档玛里琳·菲西安有时候会指导那些半裸的患者爱抚的技巧，但对于像沙利文这样的代用者，他却提供了正规的训练。在长滩州立大学，沙利文当时还是一名来自恩格尔伍德的人类学专业学生，便上了一门由哈特曼任教的人类性爱课程，并很快加入了他的队伍。“在我脑海里没有什么职业规划，于是我从比尔·哈特曼那儿得到了一些客户，并且心想，‘管它的，我就试一试！’”沙利文解释说。她很快就做到了一周16位客户，作为性代用者，每天可以收获在当时来说相当可观的300美元。

在加利福尼亚，沙利文听说了很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事，于是她想，他们的有钱客户可能愿意为她的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寄出自己的凭证之后，她很快就受到了录用的回复，但是马斯特斯同时要求她再寄一张照片。沙利文拒绝了。当时她心想：“去你的，我不会寄任何照片给你。我长什么样压根就没关系——我是一个代用者，事情就是这样。这是我的培训资料。”

“马斯特斯告诉我说，这位客户急切地想要知道我长什么样，除非他看到我，否则他绝不会签合同。”她回忆说，“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于是，我最后还是寄了一张照片给他。”

不久之后，马斯特斯从圣路易斯打给她说，患者想安排见面。

“我不明白第一次你为什么不愿意寄照片给我们。”马斯特斯用最迷人的语气说道，“你非常漂亮。”

“好吧，那不是我寄照片的原因。”沙利文相当直率，几乎有点假小子似的说道。

他们接下来的谈话基本围绕着钱的问题。“如果你支付我一天300美元的报酬，那我就答应。”沙利文说自己当时这么对他说，“每一个客户(为期10天)我要得到3000美元的报酬。这就是我的报价，因为在家乡我就赚这么多。”她抵达圣路易斯，在帮患者进行治疗之前，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首先给她进行了一次妇科检查。不久就离开诊所前往东海岸的科罗德尼一直都对使用代用者一事有着矛盾的看法，但他遵从了马斯特斯的意思，比尔对于沙利文的能力期待非常高。“比尔显然这么觉得，在那些男人自己所找的不同代用者之中，她很可能就是最好的一个、最有资格的一个。”科罗德尼回忆说。

沙利文说，自己一共完成了大约300个病例，在圣路易斯至少做过6次代用者。她逐渐熟悉了这里。在诊所的复印间旁她暂存了一辆自行车，方便去森林公园的湖旁骑车放松。“在某些方面，我就像是他们收养的女儿一样。”她回忆说。上过心理学课程的沙利文意识到，成为一名代用者会给其他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这是她自己人生中不常有的经历。“我当时才20多岁，还在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她反思道，“做代用者并没有让我的灵魂堕落——在做代用者之前我就已经堕落了。我的父亲是一个会殴打妻子的人。我从没见过父母恩爱的样子。”担任代用者，在那些告知她该做什么的老医生的指导下，沙利文从某种程度填补了心理需求。“我来自一个问题家庭，当我选修比尔·哈特曼的课程并开始学习关系与爱时，我感到自己需要一个父亲。”

代用者与患者之间没有什么亲密时刻，她们就是治疗团队的无情感工具。她们不能做治疗决策或心理评估。“我是那种实事求是的代用者。”她说明道，“当他们有心理问题时，在来找我之前，治疗师通常会尝试进行处理。”代用者都很小心移情这个问题，以防病人可能会对她们产生情感依赖。然而，在一个病例中，沙利文却犯了这个基本的错误——她爱上了自己的客户。

一名30岁左右的富裕外地律师雇用沙利文帮助他治疗“勃起功能障碍”(ED)——阳痿的标准名称。“关于客户，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告知的信息少之又少，因为我不是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这位年轻的律师慷慨地在查斯公园广场预订了两件单独房间，在他们不在诊所或无需在他房间进行感知练习的时候，她可以单独睡觉，有属于自己的隐私。两个星期当中，沙利文比通常情况更多地与这位客人聊天、去餐厅吃饭、在公园散步。作为两个同在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沙利文觉得自己爱上了这位不知名并感激她让自己重获男子气概的人。身为一名代用者，她一直将身体关系与个人情感分得很清楚，但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这是一个罕见的情况——这一点也不专业。”她回忆说，“这是我的需求。一个专业的代用者不会这样，不该有那样的情感。我爱上了那个家伙，就和普通人一样。”

当客户治疗结束的时候，她向负责这个病例的治疗师马克·施瓦茨吐露了自己的情感，说明了他们是如何在做爱时渐渐产生感情的。施瓦茨明白她遇到的困境，并给了她简单的建议。

“就把它当做是一场夏日的浪漫经历，最后两人分道扬镳。”据她对这次对话的回忆，他当时是这么建议的。

沙利文说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是一个代用者。我没法违反我的伦理原则。产生感情没什么，你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不过，如果付诸行动就有点不专业了。”

沙利文飞回了南加州，而律师则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她永远也不知道的地方。

“现在，欢迎约翰尼！”

1982年9月9日，《约翰尼·卡森今晚秀》(Tonight Show Starring Johnny Carson)为其喜剧主持人配备了助理广播员艾德·麦克马洪。塞弗林森博士带领着全国广播公司的乐队，嘉宾——演员乔治·西格尔负责班卓琴。在开场白中，卡森一连说了好几个关于加利福尼亚、医生的裤子、罗纳德·里根总统、拉什莫尔山以及职业足球员罢工的笑话。在最后一个诙谐的评论中，卡森提到了当晚的另一位嘉宾——莫林·沙利文。

沙利文坐到卡森身旁接受采访，非常直率地谈论了自己担任性爱代用者的生活。他们聊了她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她所面对的问题、所处理过男人的年龄范围，以及和客户发生肉体关系是什么感觉之类的话题。当卡森对着镜头做鬼脸取悦全国观众的时候，她展示了如何用手进行爱抚。沙利文告诉主持人，通常可以在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找到性爱代用者。她从没提及自己曾经在中西部著名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担任过性爱代用者。当她愿意上节目的消息传出之后，卡森秀之外的露面机会接踵而来。她成为了性爱治疗中这一块声名狼藉的领域里最卓越的女人，在全国各地建立代用者网络。“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她自夸道。

然而，谈到圣路易斯时，沙利文感到明显的不安。如果她莫名其妙地提到了他们的研究所，就会爆出一场巨大的丑闻事件。尽管对于马斯特斯过去的成就尊敬有加，他最亲近的同事们如今也非常担心其与沙利文以及其他女人的秘密接触，她们对研究所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人那份来之不易的名声造成了威胁。马斯特斯的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都在跨越禁线、智斗批评者以及所谓的道德守护人。但是现在，他似乎还没有注意到现实——他们很可能因为其严重的伪善以及存在问题的伦理评判而遭到控诉。他以为没人会发现这些。他对沙利文以及其他代用者的秘密安排是疯狂的，马克·施瓦茨说。虽然这在当时绝对是“违法的嫖娼行为”，他还是举出了当时那些被代用者改变了人生的患者作为范例，比如那个没有社交能力的30岁处男。“这是个双重困境： 如果他们患有阳痿，那么就永远也找不到性伴侣；如果没有性伴侣，那么他们就永远也不能逆转自己的性功能障碍。”施瓦茨解释说，“这是他治愈的关键，但他总是离陷入麻烦只有一尺之遥。”

也许最担心性代用者计划的人是吉尼·约翰逊自己。尽管她曾经非常擅长为自己的项目招募女志愿者，但后来她还是觉得代用者并不是一件值得冒险的事。芭芭拉·卡尔弗特丈夫的那起严重的诉讼差点毁了他们。唯恐再次被控告的约翰逊回忆说：“我认为，其中充满了不利因素。但是他仍旧一直坚持这么做，尽管很清楚我是怎么想的。”她提醒他，研究所绝不能成为那些潜在违法行为的交易场所。

诊所的会计员唐娜·马丁尼经常接触那些代用者。1982年，马丁尼被聘用之后不久，就听到了关于诊所欺骗公众的传言。“当人们问起是否有代用者时，他们永远会回答说没有——但他们其实有，一直都有。”她说，“他们从没有真正公开代用者项目的事情。”在每一个病人身上，马丁尼会收取诊所标准的收费，此外还有另外一张支票，用以支付代用者这笔额外费用。她记得至少有4个女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过报酬。“我从没拿到过什么收据，因为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纸质记录。”约翰逊的首席行政助理旺达·鲍恩负责确保马丁尼对代用者项目以及所有可能目击的事情保持沉默。“人们总是对所发生的事很感兴趣。”马丁尼回忆说，“旺达通常会说，‘现在，如果有人问你在哪儿工作，你就说我在为一个西尾区中部的医生工作。’我一直都没明白其中的原因，但她总是有点神神秘秘的。”

代用者可能通过性传播疾病这一点比起金钱交易更让人担心。1982年8月，《时代》通报了生殖器疱疹的传播——称它为“当今社会的红字”，并在杂志封面上标注了一个大大的红色“H”。一年之后，致命性的艾滋病毒的出现则带来了更大的威胁，那些勃起功能障碍的男人很少使用安全套，这令情况变得尤为严峻。此前沙利文在工作时从来不使用避孕工具。“在个人生活中，我会使用避孕药。但那时我们很少使用安全套。”她回忆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出现之后，安全套才成为了必需品。”警惕着感染的威胁，沙利文也不再轻率地让病人在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插入自己的阴道。对于染上这个致命疾病的恐惧让代用者与渴望性生活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起初，这真的很可怕，让人提心吊胆。”沙利文说，“我们努力地分散对性交的注意，因为重要的部分不是插入，而是那些为此准备的过程。好的客户会在他可以插入之前停手。然后他会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

不过，疾病和金钱都没有终止沙利文的职业生涯。1984年，在成为了一名成功的代用者之后，她前往圣路易斯接了两个不同的病例，中间仅相隔一个周末的时间。一时兴起，她决定放一个短假，长程跋涉去堪萨斯城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次健康水疗。在回圣路易斯的时候，她冒着暴风雪依旧继续赶路，生怕错过了自己第二个病例的预约。在湿滑的高速路上，她租来的汽车撞上了另外一辆失控的车辆。在这次迎面冲击中，沙利文的脸撞上了方向盘。她的整个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还伴有其他毁灭性的损伤。“没了眼窝，没了鼻子，没了颧骨，肚子上多了无数个洞，肺也损毁了。”她叙述道，“我昏迷了好几个星期。”

在圣路易斯，关于沙利文遇到了几乎致命的交通事故这一新闻引得满城风雨。如果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性爱代用者计划败露了，那么全国的媒体无疑会发现她在密苏里州所做的一切，从而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陷入险境。吉尼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比尔的反对。最终，在经历了数个月的手术以及康复治疗后，沙利文的自行车被运送回了加利福尼亚。她想要继续自己的代用者工作，却没能如愿。“我再也没有多少(客人，在交通事故之后)，我再也无法一周接16名客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沙利文悲伤地说道，“我的脸做了17次重建手术，每3个月1次。在这样不间断的情况下，我的确也不能见任何客户，我想继续治疗把自己的脸修复过来。经过了手术之后，我真的被击毁了。”

曾经的美丽容貌如今已是面目全非，沙利文发觉，那些默默看向她的眼神远不同于以往。她再也没有从前的诱惑力。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明白今后的人生将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关于美貌与性和爱同等重要的惨痛教训。“我并没有意识到，美丽可能就是我会有如此多客户的原因。”她评论道，“我以为那是因为我参加过培训，是因为我寄了自己的简历。不，其实这是因为我年轻貌美。你以为你在跟谁开玩笑？他们说男人多数是因为视觉刺激而兴奋的。”

几个月之后，马斯特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场讲座。沙利文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马决定前去参加。讲座结束，她走向马斯特斯，心里并不确定他是否能够认出她。她出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他礼貌地询问了她恢复的情况——然后问她是否愿意继续担任代用者。“他看到我时就问我，‘有一个病人——你能接手吗？’”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处理的都不是什么简单的病例，而这个新病患给了沙利文特别的挑战。他是一名富有的年轻男子，但患有恋童癖。就像《洛丽塔》中亨伯特·亨伯特的真实版本，这位客户迷恋那些在自己家乡遇到的妓女们未成年的女儿。“他出门找到妓女后，就会强迫她们交出女儿，幻想着自己是她们的救世主。”沙利文说，“在脑海里，他会假想自己是她们的父亲，给她们买自行车，送她们精美的礼物，等等。同时他还会欺骗她们。他觉得他是在从将要让她们去卖淫的母亲手中‘拯救’出这些孩子，这些小女孩。”就像沙利文回忆所说的，这位客人陷入了麻烦，作为法院判决的康复治疗的一部分，他必须呆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儿一段时间。“当我听到这个病例时，心中的一个声音说道，‘开什么玩笑——这绝对治不好。’”她回忆说，“但是另一个声音又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又有什么损失呢？”

不再像以往为期10天的代用者治疗，马斯特斯希望沙利文可以和这位客户一起生活3个月。他的名流家族会支付沙利文1万美元作为报酬。在逗留期间，这位有点肥胖的年轻人住在一个宽敞且几乎没有家具的私人公寓里。马斯特斯想要改变这名男子的恋童癖，将他所谓的对于小女孩的喜好转为对那些身体成熟的异性的兴趣，比如沙利文。“他真心希望这位客户可以找到和成年女性一同生活的真实感觉。”她怀疑地说道，“让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去改变那样一个人，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毫无疑问。”

治疗了数天之后，沙利文已经黔驴技穷，用尽了自己所有哄骗、溺爱、抚摸的技能，但这些都让他感到极为不舒服。“有一次我们做背部安抚时，我可以感受到他额头冒出的汗水滴落在我的背上。”尽管在床上竭尽全力，她却仍旧不能让客户勃起。他们两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呆在一起，直到相互产生了厌倦。“我就像他的室友，他的女朋友。但他就是太紧张了，像一只猫。这样完全没效果。他真的对我没有任何兴趣。你不能期望每一对共处一室的男女都会成为情人。对于他来说，我就像是一个家具。”

马斯特斯的这次失败尝试成了沙利文在圣路易斯的最后一次表演。她带着钱回了自己家，经过一系列的面部重建手术来修复自己的容貌，并且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在定期前往圣路易斯期间，她一直都没有机会认识弗吉尼亚·约翰逊。“她从未出现过。”沙利文说，“她真的不太喜欢这个(使用代用者)，所以一直避而远之。”

虽然围绕着性爱代用者存在着许多法律和伦理问题——包括牵涉这样一种工作的女性的情感代价，沙利文一点也没觉得自己被马斯特斯或其他成员剥削了什么。回顾往事，沙利文说，代用者提供了一项十分必要的服务，特别是对于那些孤独失意的性功能障碍男性来说。那些谴责这种行为的人往往是出于他们自己对于性爱的无知与恐惧。“我们这些代用者都是女权主义者。”沙利文在20年之后坚称，“我们并不是靠性爱赚钱。我们收取报酬是因为我们在教导性爱——而性交只是其中最基本的部分。但是有些人永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第三十五章 危机

“艾滋病掀开了一段正在腐朽的木头，展露出了隐藏其下那痛苦蠕动着的生命，它一下子囊括了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主要课题： 性、死亡、权利、金钱、爱、恨、疾病和恐慌。”

——埃德蒙·怀特(Edmund White)

美国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三世偷笑着站在“正义的精神”(Spirit of Justice)——一座露着一只乳房的半裸正义女神的巨型装饰艺术雕像——前面，宣读了1986年的委员会报告，对美国的色情层面进行了谴责。里根总统的主要执法官员向淫秽内容宣战，坚决要求将性革命的放纵时代终结。

“尽管这个社会的许多成员都能够举出或者已经举出了关于性自由的例子，但我们没有人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在司法部大厅举行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米斯发表的报告里这样宣称。在思想领域，人们不再容忍对性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尽管没有明显的证据，”加入了米斯阵营的美国卫生部长C·埃弗雷特·库普医生强调，“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常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色情作品确实会对美国人的公共健康造成明显且迫切的危险。”

许多保守主义者认为，对性有关信息的公开传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典型的代表——打开了通向疾病和道德腐败的大门，把美国变成了现代的所多玛城[1]和蛾摩拉城[2]。带着一种报复性的肯定，他们认为媒体对性高潮的经常讨论和不断放开的许可导致了婚前性行为、通奸、堕胎、同性恋以及更多破碎家庭的涌现。电影及有线电视里播放的裸露镜头以及脱口秀中有关避孕药、避孕套以及震动棒的讨论，伤害了他们的宗教感情。一些牧师把20世纪80年代致命的艾滋病看作来自上天的病毒性霹雳，认为是上帝对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性混乱的惩罚。“我看到一种确定的精神复活触动了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准，这种精神已经朝着性自由走得太远。”帕特·罗伯森声称。他是供职于基督教广播网的一名电视福音传道人，当时正在为参加继里根之后的1988年总统大选作准备。看着社会的钟摆往回摆动，《花花公子》杂志总裁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董事克里斯蒂·赫夫纳公开向米斯的报告发起挑战，但结果是司法部门冻结了“711”便利店以及其他便利商店对赫夫纳旗下杂志的销售。后来通过一场联邦诉讼，《花花公子》才得以重新上架，回到思乐冰[3]饮料的旁边。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还没笨到会对米斯委员会做出评论。“在处理性这个话题上，那么多的人连一点点客观都做不到。”马斯特斯解释道，“我总觉得要化解对我们的研究项目任何一种形式的公共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忽略它。”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不再能够对公众的非难免疫了。多年来，评论者们一直对这两位研究者充满了溢美之词，原因在于他们那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发现，也因为二人非常有技巧地保护着自己的形象。“马斯特斯有着那种典型的、人们不太敢去挑战的、神一般的形象。”精神病学家劳尔·司莎伟1983年告诉《时代》周刊，“人们完全被关于性疗法最初的乐观吸引了，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地对长期数据进行真正的观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书里指出了几种缺陷，尤其是研究对象的取样方面存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来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并且对“性行为有着基本的兴趣”。这意味着这些男女基本上都曾通过自慰达到过高潮，并且有过婚前性行为。几乎没有志愿者是穷人、黑人或其他少数派群体。批评者认为，虽然性倾向在解剖学和基础心理学方面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它扭曲了人们的期望。“简言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的是中产阶级性高潮爱好者(这些人即使在实验室里处于被观察状态时也能轻易地达到高潮)。”批评家黛比·内森注意到，“这几乎算不上一个典型的群组，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从这些人身上取得的数据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性反应周期，并声称这是无性别差异和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诊所唯一的一名美国黑人工作人员琼·多布斯·巴茨曾试图扩大这个群体的范围，但她说许多的少数人种不愿意参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项目。“黑人几乎都羞于承认他们有性方面的问题。”巴茨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质疑，最初的来自1980年《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对两人宣称的80%治愈率的抨击。伯尼·齐尔伯格德和迈克·埃文斯撰写的封面故事称《人类性功能障碍》用来判断成功的标准不精确，并且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成功复制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方法论中错误及马虎的表达相当多，它无法达到通常——以及他们自己——用来评价研究的标准。”齐尔伯格德是加州伯克利的一名临床心理学家，埃文斯也是一名心理学家，他们并没有对《人类性反应》进行挑剔。相反，他们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第一本书里展示的严密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名声“创造出一种光环效应”，影响了人们对他们后期作品的接受。这两位批评者在主要关注《人类性功能障碍》的同时，也质疑他们把同性恋改变成异性恋的说法。“他们的同性恋样本中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同性恋者。”说起志愿者样本，他们提出，许多人其实是双性恋者或者“误解的”异性恋者。(《同性恋研究》的其他批评者指出书中几乎没有提到直肠性交——这是误导性病人样本的又一个证明。)当《今日心理学》编辑要求回应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拒绝了。“不对任何热门论坛里的批评进行回应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原则。”约翰逊坚持。但鉴于他们自己的大量作品也都出现在未经同行评议的热门书和杂志里，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立场。1983年，另一次质疑出现了。鲍伯·古乔内的《阁楼》(Penthouse)杂志发表的由《论坛》(Forum)杂志编辑菲利普·诺比尔所撰写的文章中重复了同样的主张。作为“性学”新领域的领导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意识到他们无法再这么轻易地忽略他们的批评者了。

在《性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罗伯特·科罗德尼准备了一份书面辩护“来澄清几个误解”。他强调病例是通过失败而不是成功来定义的，数据是通过“尽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疗期间，一个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实现了“良好、坚硬的勃起”可能看起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性交尝试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败”，那么他在分类时是被标识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连续的形式达到高潮”，她也是失败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复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来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取得成功，该病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科罗德尼说，要复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果很困难，因为其他治疗师不会公布统计结果，也不彻底地随访病人，或者仅仅是建立在间断的、一周一次的疗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两周。不过，在这个工作组从1959年到1977年处理的1872个主要为异性恋的案例里，“成功”率达到了81.8%——按照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凡的断言。相比之下，86%寻求治疗的人曾经在前来他们诊所之前于别的地方进行过至少6个月的心理治疗。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进入这家诊所时有过好转。

世界性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于1983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之前，科罗德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别的同行在评估他们疗法的长期效果时“听了无数个疗程的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论表示了肯定。“没有所谓的‘秘密’。”他们坚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够复制他们结论的研究项目的人好像没有考虑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自费的情况下完成他们长期的性研究的。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据当时和现在的知识情况来判断”。这个新兴领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们视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诚的追随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学的肯定。“直到我们能够重复他们的工作之前，”性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F·保罗·皮尔索尔说，“我们依然会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怀疑其正确性。”

1988年3月，刚完成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库普就接到了妻子贝蒂从家里发来的紧急信息。她通过电话警告他，将会有一场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新书的辩论，内容关于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异性恋人群的威胁。“我妻子在电视上听说了这本书是怎样展示艾滋病通过所有这些欺骗性的方法进行传播的。”库普回忆说，“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对公众宣扬什么以及我担心什么。”

这位71岁的美国卫生部部长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艾滋病的医学会议。在他当值期间，这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它主要通过性交和静脉注射针头导致的体液交换进行感染。最初的死亡人数主要存在于同性恋人群——包括里根总统的一位好莱坞演员朋友洛克·哈德森——以及通过被感染的针头传播这种血液病毒的吸毒成瘾者中。在将近5年时间内，里根政府迟迟不对艾滋病灾难进行回应，许多人都把该病归咎于性革命以及不断败坏的道德标准。最终，在1986年，库普发起了一个艾滋病工作组，开始警告美国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这位长着小胡子的儿科医生曾经把堕胎比作大屠杀，现在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危险的平衡运动中： 一边教育着这个国家怎样使用避孕套进行艾滋病防护，一边还赞美着婚外贞洁的美德。“在艾滋病危机发生最初的日子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告诉人们怎样会感染艾滋病，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人知道怎样不会感染艾滋病。”库普回忆说，“因为关于艾滋病的源头有种种谣言，比如说通过蚊子、从同一个水杯喝水、用同一条毛巾、打字机键盘、提箱手柄、门拉手，等等。这些流言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紧张不安。”

新书《危机： 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恋行为》(CRISIS：Heterosexual Behavior in the Age of AIDS)主要由科罗德尼撰写，但是在电视及媒体发布会上宣布新发现时，却是合作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令人熟悉的面孔。《新闻周刊》用一张凌乱的空床当封面照片，兜售着从这本“充满争议的新书”里摘出的片段。实际上，美国最受信任的亲密情侣现在也在呼吁政府为这种可能会导致任何一个人死亡的潜在性问题埋单。他们说至少有300万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是官方估计的两倍——危险也要比官方科学家们在一种“善意的欺骗”下承认的大得多。这本书里说，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从以下这些简单的情形中感染艾滋病毒，比如蚊子叮咬、坐在马桶上、(用舌头相接触的)法式深吻，或者其他可能有一点点血液交流发生的情况。他们警告说未被发现的艾滋病毒“如今在异性恋群体里也非常猖獗”。像保罗·里维尔[4]叫醒沉睡的城市公民一样，马斯特斯宣告，“我们在发出一个重要警告。许多人认为我们不严肃，但我们非常郑重。”

得到妻子的警告后，库普迅速采取行动反驳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本书。“我打电话给好朋友提摩西·约翰逊，他是美国广播公司的医疗编辑。我向他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让我上了《早安美国》[5]。”库普提到了他抨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品的那个网络电视节目。“我告诉人们我在这本书读到的，以及我听到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会犯这么离谱的错误。”

这本书引起的公众反应迅速危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声。作为同一系列的第二本主要书籍，约翰逊在跟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合写的过程中只参与了很少的一部分。她完全没有通过任何有意义的形式参与到这一研究中。相反，她出去旅游了，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公司。她无法像以前那样依靠马斯特斯来审核所有的论断并保证其在医学上和科学上都有充足的依据。她让科罗德尼来做这个工作，如果出了任何差错，就正好怪在他头上。那时，科罗德尼这位曾经拥有该研究所确定继承权的医生已经离开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他们依然保持着合作关系，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一样都依赖着科罗德尼的写作技巧。在解释于《危机》一书中的角色时，弗吉尼亚把自己描述成合作者的俘虏，就算知道接下来会到来的厄运也束手无策。“那不是我们的作品——我的意思是，那是鲍勃写的。”弗吉尼亚几年后回忆称，急着撇清自己。“我实在太疲于争论了……我退出不干了，根本没有看到最后的版本。我又能怎么办呢？”

约翰逊从来都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把他们灾难性的《危机》媒体发布会归咎于科罗德尼。她和马斯特斯希望能够重现他们早年的成功，当时科学作者们都在研讨会似的圆桌周围尊敬地倾听他们的发现。完全不同于一个礼貌的接待会，科罗德尼批准了一个在纽约宾馆的舞厅里召开的全方位记者招待会，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准备狠咬一口的媒体鲨鱼。“我们面前那些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挡住了平面媒体记者，他们开始内讧、抢夺地盘，等等。”科罗德尼也吓坏了。“谁的声音都听不见，因为有300名记者挤在房间里，一个比一个吵得响，还发出尖叫。”他回忆说，“一个人在大喊，‘比尔，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来推销这种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

聚光灯打在约翰逊脸上，她被这本书只是出于商业原因而写的说法激怒了。她谴责了政府对艾滋病杀手的缓慢反应。“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立场来反转政府这些年的无动于衷。”她恳切地说。然而，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精确和泰然自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话语中的理论缺陷和新书里的漏洞同样一览无余。“我们意在快速，要把这个信息马上传达给公众。”马斯特斯解释道，并没有为违背了自己长期遵循的方法论找借口。这本书里的部分数据是建立在一个对800名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和圣路易斯的两性人群研究基础上的，这些数据在该书出版前几个月才刚刚获得。考虑到艾滋病对公共健康影响的急迫性，马斯特斯说他不想再等“哪怕是一年”，才能让他们的工作发表于行业杂志上接受评议。他们最大的断言——艾滋病毒在异性恋之间“非常猖獗”——显得尤其缺乏支持。记者一直要求他们提供证据，但是马斯特斯什么也没有。

“我认为是这样。”马斯特斯声称，好像只要有他的话就足够了。

在媒体发布会上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约翰逊给出了同样无法让人满意的回答。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猖獗’这个词。”她掩饰地说，仿佛她一开始并不知道第7页那个挑衅的词语存在一样。

紧接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场媒体冲突，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主席马蒂尔德·克里姆和其他健康专家在曼哈顿组织了另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记者招待会，对这本离经叛道的新书进行了谴责。克里姆，一名研究科学家和富有的纽约电影制作人的妻子，像个女学究一样痛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个在我们国家家喻户晓的人——关于艾滋病传播的‘恐怖事件的罗列’，除了加剧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之外没有任何用处。”纽约市公共卫生委员斯蒂芬·约瑟夫医生对此表示赞同，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的数据中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做出他们所做的关于一般传播和强制测试的扫荡式的言论。”

在书中，马斯特斯、约翰逊和科罗德尼呼吁为怀孕妇女、年龄在15岁至60岁之间被医院接纳的人、被定罪的妓女以及所有申请结婚证的情侣做常规的艾滋病测试。他们相信这些测试是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合理保护措施。然而，约瑟夫和其他政府官员大体上都反对强制性测试。不像其他传染病发作时会有常规的通告，同性恋群体里许多人认为广泛传播的通告会侵犯未出柜的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隐私，并且只会阻挠他们控制病情的努力。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回应了兰迪·席尔兹的《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其他已发表的对里根政府政策的猛烈抨击，但艾滋病专家们在他们对化解这场危机的方法上意见严重不一致。“行为改变的关键是出于自愿。”约瑟夫坚持。

作为本书的创作者，科罗德尼沮丧地观察着这些反应。“我被惊呆了。”他回忆说。长达两年时间，他听健康专家们讲述趣闻般地说起异性恋艾滋病病例，一直想促成一种更全面的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要做一个关于暴露在这种病毒中的异性恋患者的调查。不像以往的美国人，婴儿潮一代从来没有面对过性病的惩罚，当然没有预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对于用盘尼西林和抗生素养大的一代来说，性滥交和疾病存在的长久历史联系已经无法再发挥其行为抑制剂的作用了。”历史学家约翰·德米利奥和艾斯特尔·B·弗里德曼说。在艾滋病危机早期，健康专家们反对把艾滋病的威胁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在其他研究者的邀请下，科罗德尼说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他们平常所专精的领域走出来，借他们杰出的名声来帮助号召阻止这场性灾难，尤其是在政府还没有觉察到疾病广泛蔓延的警示信号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又一次站在美国性健康的前沿。“当时他们认为我们的名字是如此有力。”约翰逊说，“要是我们写出一本书描述艾滋病的可怕情形”，联邦官员们将被迫对此做出反应。

然而，当《危机》面世时，几位同性恋领导者——那些科罗德尼认为会支持这本书的中心思想的人——反而被激怒了。他们不但反对强制性检测的呼吁，而且不喜欢书中对那些看起来不太在意艾滋病灾难的年轻同性恋者的坦率数据描绘。“我们看到一些走向更危险行为的迹象，比如不用避孕套的陌生肛交。”科罗德尼说，“而领导层还在非常努力地打造所有男同性恋群体都在团结一心预防死亡的形象。”

时间证明了这本书的主要发现大体上是正确的。20世纪90年代，异性恋相关的艾滋病感染者数量飞涨，当时这种病正从西方国家蔓延到第三世界。“这种异性恋者之间的传染病不是神话——而是真的。”当时哈佛大学新英格兰女执事医院的艾滋病项目负责人杰若姆·古柏曼说。在1996年，一个联合国小组报告称“异性性接触相关的艾滋病病例在北美洲新诊断的病例中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异性传播成了亚洲和非洲引起艾滋病的最重要原因。甚至连那些曾经被讥笑的警告——比如持久的“法式热吻”和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关系——如今也被郑重对待了。回顾这本书最初的反响，一个自作聪明的专栏作家在1988年问，“全美国的年轻人都在准备春天度假时到海滩上找乐子和寻求浪漫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位著名的性研究者怎么能这么残忍地诅咒亲吻呢？”然而20年后，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网站报道，“高危险的异性接触”是引发艾滋病的第二大原因，并且重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书中的警告。“长久的张嘴接吻可能伤害口腔或者唇部，使得艾滋病毒从一个受感染的人传给另一个人，然后再通过嘴里破损的皮肤进入身体。”联邦机构这样警告。“由于这种可能出现的危险，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建议大家不要和受到感染的伴侣进行张嘴式亲吻。”2008年，CDC承认他们大大低估了全国每年新增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数量，实际数据比之前估计的要多40%。

回头来看，科罗德尼并不完全赞成这本书的轻率用词，尤其是用“猖獗”一词对这种疾病在异性恋之间的传播进行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好像这个词的选择不当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让他们以为我们在说学校里整个班级的人都患上了艾滋病，街上每隔一家都有人受到了感染——那根本就不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批评者们依然不屈不挠地控诉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及其合作者企图利用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无论他(科罗德尼)怎么想，他的意图何在，他书里的内容造成的结果颠覆了关于怎样做才不会得艾滋病的传统教学，确实让整个教育项目变得混乱。”库普回忆道，他声称在这本书面世后不久就收到了来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道歉信。科罗德尼怀疑这封信是否存在，因为“比尔从来不是个会道歉的人”。迈克·福门托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上发表了猛烈抨击，称他们为“恐怖主义流派的典型”。“他们的根本目的是推销自己和他们的书。”福门托写道。“除了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举动之外，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多年来至少人们一直看到他们在宣称‘行乐吧！轻松地享受性，直到你挂掉！’难道他们看到人们一直以来的做法感到羞辱吗？”连他们在《花花公子》的老主顾也感到了失望。“我们一直尊重那些令他们做出里程碑式研究的准则。”该杂志在社论中说。“我们仰慕他们在面对争议时的勇气。但是这次，他们打破了自己的一些原则，并且以同情之名牺牲了客观性。”

昔日的朋友们对马斯特斯居然卷入这场惨败感到困惑。“我认识的比尔·马斯特斯不会写出那样一本书的。”纽约治疗师达格玛·奥康纳说，她20世纪70年代在圣路易斯的诊所接受过培训。“他以前是个非常可敬的研究者。他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罗杰·克伦肖医生，一位1973年到1974年间曾在诊所工作的精神病医生，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声导致了他们在后期工作中太多妥协、太多责任的授权。“罗伯特·科罗德尼对比尔，当然也对弗吉尼亚，有太多他不该施加的不适当影响。”克伦肖说。“我想比尔和弗吉尼亚在写了他们的头两本书后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而后来有科罗德尼在，并且他是非常多产的。事实上比尔似乎很乐于让内分泌学家鲍勃·科罗德尼粗制滥造一些他自己从来没有同意过的东西出来。”弗吉尼亚在推卸责任，她自己不接受一点指责。“他(科罗德尼)有点晕了头了。”她解释道。“我实在是太累了，对这本书马斯特斯比我盯得多。鲍勃当时的风格——他当时还那么年轻——他学会了，嗯，那些挑衅的方面。他爱马斯特斯的这一面，自己也试着学了不少。于是，他就把这些我们知道是很荒唐的东西扯了出来，并最终变成了人们反对这本书的工具。”

尽管找出来了这些借口，《危机》还是迫使弗吉尼亚面对她自己生活里的困境——他们的合作关系正在解体。多少年来，她一直通过从金钱和称赞里获得的安慰来忍受这种窘境。但是如今，约翰逊相信——无论是在他们的诊所职业生活，还是在乏善可陈的家庭生活方面——她和马斯特斯都无法像平常那样继续维持下去了。有些事情很快就不得不改变了。

[1] Sodom，在《圣经》的旧约中，所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因为穷凶极恶，所以上帝降下硫磺之火，将所多玛的一切建筑、物品、动物、植物全都烧成灰烟。——译者

[2] Gomorrah，《圣经》中因其居民罪恶深重而与所多玛城同时被神毁灭的古城。——译者

[3] Slurpee，一款由711便利商店研制的碎冰饮品，在1967年首次推出。——译者

[4] Paul Rever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个英雄人物，后来成为美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象征。1775年4月18日夜，他得知英军要搜查枪支和逮捕革命领袖的消息，立即骑马将英军的军事行动通报各地，使人们得以作好准备。——译者

[5] Good Morning America，美国广播公司早间节目的名称。——译者

第三十六章 分手

在检查室的帘子背后，比尔·马斯特斯叫主管助理J·罗伯特·迈纳斯立刻过来，说有东西要给他看。迈纳斯走进来的时候看到马斯特斯正在给一位双腿张开踩在脚镫上的中年妇女做体格检查。

这位刚刚就诊的妇女和丈夫正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初检，并且支付了5000美元作为后面两周的治疗费用。马斯特斯让迈纳斯凑近一点，好看个清楚。妇女轻质的纯棉长袍打开着，马斯特斯正在检查她的阴道。“比尔准备向我展示阴道痉挛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回忆道，“因此，他将手指放在她的阴道口。你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女人肌肉以及整个盆底的收缩，这就是他想让我看的东西，非常明显且富有戏剧性。”

在此之前，迈纳斯从没像这样进入过检查室。他已经取代罗伯特·科罗德尼坐上了诊所第一助手的位置。但与科罗德尼不同的是，迈纳斯并不是一名医师，他所取得的是神学博士学位，却被马斯特斯聘为治疗师，专门负责处理美国长久以来清教式传统所引起的性心理问题。“我之所以能在那儿工作并不是由于自己是专业人士，而是因为神学学者的身份，比尔认为很多男性的功能障碍是狭隘的宗教观念的后果。”迈纳斯解释道，“人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被灌以诸多关于性爱的消极评判，这就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尤其是男性在勃起功能方面的影响。”迈纳斯劝慰那些对手淫怀有罪恶感的男病人说，抚摸自己并不会损害与妻子之间的性生活。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迈纳斯并没有过多地依赖《圣经》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谓的上帝。他只是遵从着“感知聚焦”练习，直到它产生神奇的疗效。然而，没有医学学位的迈纳斯本不应该站在这位裸体女性的面前。诊所里遍布的录音装置让治疗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可以听见正在进行的全部对话内容。因此当约翰逊听到马斯特斯邀请迈纳斯去观看这位女性的生殖器时，她爆发了。

穿着白大褂的约翰逊冲进检查室，拉上帘子，十分恼怒地悄声赶走了迈纳斯。

“你到门外去。”她指责道，“你又不是医生！”

迈纳斯立刻听从了她的命令。“在我被介绍给这个女人之前，约翰逊就火冒三丈地冲了进来，抓着把我拉出了检查室。”他回忆道。

回想这段往事的时候，迈纳斯对弗吉尼亚不认同自己可以窥视那位妇女阴道的做法表示理解。尽管很喜欢马斯特斯轻松的风格，但迈纳斯明白，在一开始他就不应该被邀请进入那个检查室。迈纳斯回忆说：“她关心的是保护这里作为专业科学研究所的名誉，在这一点上，她一点也没有错。”

这样的事件对马斯特斯来说是一种提醒，他已失去了许多医生应有的技术和敏锐的精神。对于一个个问题，他不再拥有正确答案，不再像曾经在纠正华盛顿大学院系前辈时所表现的那样。更让他警醒的是，事业早期的那些大胆野心，曾经在《人类性反应》为期10年之久的研究中所倾注的无尽努力，如今都已变成了招惹麻烦的源头。慢慢地，帕金森病症以及不断增长的年龄开始捉弄他。在进入60岁之前，他就已经放弃了产科，说早晨3点钟起床去接生是年轻人的游戏。他曾一度停止过妇科手术，后来为了维持诊所的开销才又一次拿起了手术刀，直到再也无法稳稳地握紧，他才最终放弃了手术。比尔感觉到了这些变化，但是作为一个骄傲的男人，他暗自守着这个秘密。“他从没跟人说过自己正在迅速丧失能力这个事实。”吉尼回忆道。

关于他的衰退，有一个未透露的故事与研究所董事会主席伊桑·谢普利的妻子佩吉·谢普利有关。在再婚嫁给伊桑之前，佩吉找到了马斯特斯担任自己的妇科医生，这主要也是出于朋友之间的方便。1985年前后，快到50岁生日时，佩吉跟马斯特斯预约了年度体检，并提出想要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

他表示不同意说：“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马斯特斯对她进行了胸部和骨盆体检，并断言她一切都很好。

佩吉对此并不满意。她打电话给担任病理医生的前夫，询问是否能够另找一位医生重新诊断。然后她去了圣路易斯郊区的圣卢克医院，咨询了外科主任并且重新进行了检查，预约了乳房X光，最终发现自己患上了乳腺癌。当她将这个结果告诉马斯特斯的时候，他也震惊了。

佩吉回忆说：“当我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时——我得了乳腺癌，并且做了乳房肿瘤切除术和放疗——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很高兴你重新做了检查，并且确认了自己的判断。’我说，‘比尔，我认为做个基础乳房射线检查对于女人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过了50岁的女人，甚至40岁就应该做。’听完之后，他只是转身离开了。他完全没有考虑这是否正确——这是我心里的想法，而不是我右侧乳房所想的。”当她跟伊桑抱怨的时候，他也对此感到非常吃惊，但并没有与马斯特斯对质。她最终将此事归咎于马斯特斯的自负，但别人却认为这样的事件反映了马斯特斯精神上的逐渐衰退。“他的精神已远不如前。”科罗德尼说，“在帕金森病、药物以及年龄的共同作用下，他已经崩溃了。”

对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来说，现年75岁的丈夫——曾经给予过她那么多东西的这个男人，他的诸多变化显然是让人痛心疾首的。他权威性的嗓音如今已显得疲惫而无力。在做演讲或开医学研讨会时，外人注意到了比尔所遇到的“小卡壳”——时不时地脑子一空。在一次业内聚会上，朋友们向约翰逊表达了他们的关心。她则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比尔患有帕金森病的情况。当马斯特斯发觉人们知道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时，他变得心烦意乱，并当面质问了妻子。

“你是唯一一个可能告诉他们的人。”他说，就好像她出卖了他最大的秘密一样。

“比尔，你的手一直在颤抖。在做陈述的时候，你总是卡壳。”她回答道，“他们知道更好，与其让他们整天好奇究竟怎么了，还不如让他们了解后有所同情。”

1990年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门诊量下降了一半，大约每年只有125名患者。在诊所内部，马斯特斯成为了次要的、几乎是虚无的人物，他听从着妻子的所有意见。“那个时候比尔非常听话。”迈纳斯回忆说，“吉尼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有事都由吉尼来决定。”马斯特斯继续着治疗师的培训工作，但不再接诊病人。“比尔从不喜欢和人争论。”迈纳斯说，“即使学生跟他辩论的时候，他也只会说，‘好吧，你应该更了解一些。’”

比起约翰逊的威严，员工们都更喜欢马斯特斯的随和，他们一直都保护着这位曾经让他们敬佩的老人。“你能看出疾病正在影响他，但是他依旧是一个相当敏锐的人。”会计员唐娜·马丁尼说。然而，弗吉尼亚对于丈夫的衰退已接近忍耐的极限了。她说起比尔时总是带着恼怒，从未表现出对他有什么感情。“我一直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如果他们分手，她绝不会难过。”马丁尼回忆说。

收益的逐步下滑留给了约翰逊许多难题，使得她很难自己一个人做决定。马斯特斯似乎不太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面对他们惨淡的现实。在没有任何的政府研究经费，私人基金的支持也逐渐减少的情况下，研究所举步维艰地紧缩一切开支。稍早的时候，诊所已被迫关闭了研究经费多由制药公司资助的内分泌实验室，并且解雇了那些天才的研究员。经验最为丰富的治疗师也辞职了，或者被辞退了。马克·施瓦茨前往新奥尔良开始了自己的行医生涯。诊所规章制度曾经的执行者旺达·鲍恩，约翰逊的贴身助理，也悲痛地辞了职，并考虑是否要打破自己曾经许下的“拒绝作证”(omerta)的誓言。“好几次，我都想过要写一本自己的书。”她说，“我都已经写了一半了——但它永远也不会问世。你不得不问自己，‘我为什么这么做？这是为了复仇吗？’”研究所最有天赋的治疗师梅·比格斯在1988年的时候被辞退了。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与马斯特斯搭档进行双重治疗，但是吉尼最终决定辞退她。“弗吉尼亚告诉我，他们无法再负担我的工资。”比格斯回忆说，“他们表现得好像我们很亲近，其实一直以来情况并非如此。”

科罗德尼搬去东海岸之后，在诊所里约翰逊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她想要退休，将自己手上的这些职责移交给下一个人。她女儿的丈夫威廉·扬成为了顺理成章的候选人。

弗吉尼亚的儿子斯科特以及女儿丽莎如今都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生活。约翰逊常常因为错过了那么多他们童年时期的重要时刻而感到内疚。她与丽莎之间的关系可谓困难重重。“儿子是我的骄傲和快乐。”她解释说，“女儿则有点像野孩子。”最终，丽莎嫁给了威廉·扬，一位40岁的南方浸信会牧师。他接手自己岳母的诊所时并不怎么了解性爱治疗。“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位施洗者，或者任何一个人考虑把性学当做事业，都是让人惊讶的。”扬对一名记者说道，“但是我一直都宣扬说性爱不仅仅是健全而自然的，同时也是神圣的。这有点像火焰，我们选择如何使用它是一切的关键。”然而，诊所里没几个人认可他的能力。“作为治疗师，他条件极差。”迈纳斯回忆说。关于迈纳斯给出的批判性评价，约翰逊似乎并不太关心。“我认为她并不对他的治疗能力抱希望。”迈纳斯回忆说，“她这么做只是因为他是自己女儿的丈夫。这种事常常发生在生意场上，而不是治疗领域。”迈纳斯的评价似乎也没有太多困扰到扬。“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就他在治疗中的所作所为大吵过一架。”迈纳斯谈起自己对扬发脾气的经历时说道，“他的想法是，‘我就要拥有这个地方了，我不需要对你给予太多关注。’”诊所的日常工作情况证明扬是正确的。他最终成为了研究所的主管，代替了迈纳斯，还将其降了职减了薪。“我以为自己很可能会被炒鱿鱼，但当时并不知道。”迈纳斯笑着回忆说。

远在纽约的豪伊·马斯特斯因为父亲研究所的遭遇而感到悲伤。尽管一直以来两人情感疏远，豪伊依旧对这位曾将不加掩饰的真相告诉自己的父亲怀着一颗敬畏的心。比尔·马斯特斯后来描述自己唯一的儿子时说，“一个伟大的人，他的特质一定是遗传自母亲，因为这显然不是从我这儿得来的。”豪伊自己的事业也很成功，他娶了同事维多利亚·贝克，两人同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工作。她是一名制作人及导演，他在那儿负责纪录片，有时也会和彼得·詹宁斯一起制作夜间新闻节目。豪伊很好奇为什么父亲会让约翰逊选择她的女婿做诊所的新领导人。“无论如何，比尔·扬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格呆在那儿的人。”豪伊说，“这就是那个地方最终衰败的真实原因之一。”扬会坐上那个关键位置是因为他是她可以信任的人——或者说是她可以控制的人。扬拒绝了本书的采访，而丽莎对于自己作为约翰逊女儿的生活也只是含糊其辞。［当被问及母亲是否真的爱马斯特斯，或者她嫁给他是否只是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家庭时，丽莎回答说，“这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我不了解我的母亲，但我想他们是(相爱)的吧。”］约翰逊将自己从研究所中解脱了出来，也把自己与马斯特斯最坚固的联系——他们的研究工作抛在了身后。“我想吉尼终于厌倦了这些，于是转身离开。”豪伊解释说，“吉尼是浮躁的，但父亲不是。老实说，他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系上一模一样的领结，做一模一样的常规工作，坐在那儿和同一个问题斗争数百年，如果他可以活那么久的话——而且这么做他会觉得快乐。我不认为吉尼做得到这些。”

随着马斯特斯的病情加重，约翰逊和他的关系进一步疏远。“比尔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他们两个人太不一样了。”经常担当这对夫妻之间传话人的科罗德尼解释说。“比尔更喜欢在家看橄榄球比赛或者读侦探小说。”他继续说道，“然而，吉尼则是个社交动物。如果可以，她会每晚都出去参加正式宴会。她喜欢相互吹捧，以及那种他们成名时每个人都对她趋之若鹜、想要围绕着她的生活。比尔则觉得这些都很冗长乏味。因为比尔想要早些上床睡觉，他们会在9点的时候就离开热火朝天的社交晚会。我知道她心里并不乐意，但她没有说，‘好吧，我留在这里。’她没有跟他坚持这一点，而是和他一起回了家。”在他状态下滑的那些年里，吉尼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他的所有需求，充当着体贴的妻子角色。她对他的奉献是好朋友以及同事们都能注意到并十分钦佩的地方。她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他，明白诊所对于他来说是何等重要。无论他的行为会造成别人怎样的不适，都只会被当做医学天才的怪癖而被人谅解。“我已经和他一起过了10年的可怕生活。”她解释说，“那个时候，马斯特斯一直生活在想象当中的地方。我有一个选择，就是离开他，但这让我自己都很难想象。但是和他一起生活，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他，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圣路易斯的朋友们都说，吉尼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受困的小鸟，束缚于那些不再有爱的联系——如果他们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情的话。他们看着这对搭档之间无情的互动，好奇为什么依旧活力迷人的吉尼会继续留在这个自私无情的人身边。他们有时会感觉到约翰逊彻底受够了马斯特斯的要求。“你可以从她的声音中听到疲惫。”佩吉·谢普利回忆说，“我不记得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崩溃的。我只知道这种转变并不奇怪。”橄榄球教练的妻子、研究所董事会成员之一唐娜·威尔金森记得与比尔和吉尼同时参加了一个大约12人的小型晚宴。整个晚上，马斯特斯几乎都没说任何话，就好像是一个被人从家里拽来的不情愿的孩子。“他对任何事都是一言不发。”威尔金森回忆说，“我认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只是年龄让我们那些不好的性格愈加严重了。”在比尔和吉尼早早地离开派对之后，威尔金森回忆起其他客人的反应时说道，“每一个人都会说，‘哦，我们实在太喜欢吉尼了，她真是太奇妙了！我们之前没遇到过她。但是，那个男的却相当奇怪！”

在交谈中，威尔金森得知吉尼打算彻底离开他。心怀怨恨的她可不想继续浪费剩余的生命陪着这个喜欢整天独自坐在客厅、穿着内衣裤观看体育节目的男人。她说起了从诊所退休的事。她说自己随时都准备从比尔的世界里、从那个她已经奉献了几乎全部成年情感的轨道中逃离出来。威尔金森好奇她的这位朋友是否会履行这个诺言。“你完全可以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爱一个人。”说起约翰逊的窘境时威尔金森解释道，“你可能爱的是他所代表的事物。你爱工作上的相互合作。你爱所有这些赞誉。但你真的爱这个人吗？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1992年接近尾声时，毫无办法的吉尼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

平安夜，约翰逊邀请丽莎和威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安和拉克一起到他们家过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碟子上装满了热气腾腾的烟熏三文鱼和火鸡。马斯特斯开了一瓶香槟，大家开始相互敬酒。他们交换礼物，烛光、缎带以及偌大的圣诞树装点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

全家吃完之后，比尔起身先离开了。

“我有点累了。”76岁的医生用疲惫的声音说道。然后，没有进一步解释，他扶着楼梯上二楼睡觉去了。

留在餐桌上的吉尼继续招待着家人。在他们离开时，她亲吻了自己的外孙女，一边告别一边还谈论着圣诞老人第二天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礼物。然后她收拾餐桌，把杂乱的家整理了一下，也跟着自己的丈夫上床去了。

她走进马斯特斯的房间时，比尔正在等她。和往常一样，他并没有拐弯抹角。

“我想要离婚。”马斯特斯宣布道。

他告诉她说，已经决定了。不管她说什么，都无法劝阻他。比尔非常坚定地宣布，他们长达21年的婚姻结束了，因为他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真爱。

第三十七章 昔日玫瑰

20世纪80年代，闻名世界的性爱研究者威廉·马斯特斯和妻子弗吉尼亚·约翰逊去亚利桑那州做报告的时候，久未联系的朋友杰拉尔丁·贝克·贝克尔·奥利弗和丈夫比尔·休姆·奥利弗从图森市开车前往听他们的讲座。比尔曾经是工程师，当时已退休。报告结束之后，两对夫妇决定一起出去吃点东西。

在这次友好的聚会之前，比尔曾对吉尼提到他曾非常偶然地在一家酒店的电梯里遇到了“多迪”——他医学院室友弗朗西斯·贝克的妹妹杰拉尔丁的昵称。他当时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面了。在亚利桑那州的时候，比尔建议跟多迪和她的丈夫聚一聚。比尔通常并不喜欢在旅途中进行社交活动，但是吉尼知道他很喜欢怀念过去的时光。她当时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个她不太熟悉的女人。就像吉尼后来回忆说：“她当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然而事实上，比尔和多迪一直保持着联系，吉尼对此一无所知。“不管生活怎么样，我们一直了解彼此的情况。”多迪说起了他们之间的长途电话。“每年我们都会电话联系两三次，聊聊近况，问问彼此生活得好不好。我们关心彼此。”

吉尼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丈夫当时依然爱慕那位已经上了年纪的金发妇女。比尔在雷恩博莱克镇做滑水运动的时候，曾把多迪举在肩上。比尔从来没有说过那个夏天——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他是怎样在纽约北部爱上多迪的，也没有向别人提起是什么促使他想要跟年少时的恋人结婚。多迪曾无视他的求婚，把他送的两打玫瑰留在了医院。一如往常，比尔没有把他被拒绝的情感表露出来。但他一直都在想“如果”跟自己结婚的是多迪会怎么样。“生活多么令人惊异，一件小事却可以对人的一生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如是评论。

这段单相思的叙述，对于多年以后持怀疑态度的朋友和家人来说，听起来就像患帕金森氏综合征后精神日渐错乱的老人幻想出来的一样。但是对比尔·马斯特斯来说，与多迪的重逢——当时她已经70多岁，头发花白——就像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礼物，以爱之名的第二次机会。

比尔和多迪非常热切地讨论着彼此的生活和过去的岁月。当他们俩有机会独处的时候，比尔终于鼓起勇气，问出了萦绕在心头数年的问题。“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或者我没做什么应该做的事，让你不再继续跟我交往？”他问她。

多迪看起来很惊讶。“并不是因为我想退出，”她回答道，“我以为是你想退出。”她此前并不知道比尔曾飞行几百英里买了两打玫瑰，怀着满腔的爱恋去向她求婚。当发现比尔没有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以为比尔不再关心她了，因为他当时就住在距离医院两个街区的地方。所以，她开始跟另外一个爱慕者交往，这个人名叫查尔斯·贝克尔，是一位年轻的内科医生，那天晚上，他从布法罗一路开车到罗彻斯特的医院看她。这个人后来成为多迪的第一任丈夫，他们共同生育了4个孩子。

马斯特斯不相信这是真的。如果不跟多迪说起这事，他一生都会坚信是多迪抛弃了他。比尔向多迪解释他是如何自己开飞机到几百里之外的地方买玫瑰，并附上了一张充满爱意的字条，因为她在睡觉，就把花放在了桌子上。难道她没有看到他的两打长茎玫瑰？

“什么玫瑰？”多迪狐疑地问道。她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当他们一起把那件事的来龙去脉拼凑起来的时候，比尔意识到多迪第二天早上就出院了，根本就没有看到他的玫瑰。多迪出院的那天早上，比尔开飞机把多迪送回布法罗的时候，两个人都几乎没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对彼此都有误解。

“我当时非常伤心。为什么？我过去一直都不知道。”马斯特斯后来说，“我一直单方面迷恋了她55年！”当他获悉多迪的第二任丈夫比尔·奥利弗患癌症去世之后，这场误会才迎来了苦乐参半的结局。他决定——不管结果如何——都不能让跟多迪结婚的机会再次溜走。

1992年圣诞节的早上，马斯特斯向约翰逊提出离婚，约翰逊给丽莎和威廉打电话，让他们到她家去一趟。吉尼给他们解释离婚原因的时候，仍然看得出来她对此很震惊。外孙女安和拉克听到这消息后大哭起来。“尽管我觉得事情最终走到这一步对她来说并非晴天霹雳，但很明显，她还是很受震动，至少他提出的时间是她没有想到的。”威廉·扬后来提到岳母当时的反应时说。“她没有哭闹，也看不出来悲伤或者解脱。不是她提出离婚的。是他要离婚。如果从她脸上能看出什么的话，那就是她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就是他想要的。”吉尼跟子女讨论离婚这件事的时候，比尔一直在楼上，然后悄悄溜去诊所，在圣诞节这天开门营业。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婚姻持续了21年，宣布他们婚姻破裂消息的任务落在了威廉·扬的头上，他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主任。世界各地的记者都蜂拥至圣路易斯，迫切地希望找出这两位性爱大师为什么结束了他们长久的结合。这么多年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帮助很多夫妻理解亲密行为，向他们提供建议，这些应该是来自他们亲身的体验。但是现在结束了。面对《纽约时报》和无数其他媒体的记者，扬说出了每个人心中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可能会说‘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能白头到老，那谁能呢？’”可能为了顾及岳母的感受，扬暗示双方都有分手的意思，他们的婚姻很早以前就貌合神离了。“因为他们太关注于做出表率的样子和帮助其他有问题的夫妇，以至于他们宁愿忘记婚姻中除了工作还有另外一面。”

比尔表示他想尽快与多迪结婚，而且说他们很早就开始规划这一步了。他从圣路易斯大学城区那栋用灰泥粉刷的房子里搬了出去，住进了距离工作地点一步之遥的简朴公寓。在诊所，他表现得依然很愉快，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佩吉·谢普利这样的老朋友觉得，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萎靡不振之后，他还能这么充满活力地再婚，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表明他感觉能从中获得乐趣。”佩吉说。她安慰着朋友吉尼，听她倾诉这些年来跟比尔之间的不幸。

吉尼回忆向她求婚的男人们，比如诺亚·温斯坦和汉克·沃尔特，但她当时都出于对比尔、对他们的合作关系和他们家庭的忠诚而拒绝了。不管吉尼如何努力，她都无法掩饰对自己困境的诧异。“他把她甩了的事实，对她是个很伤心的打击。”佩吉回忆道。“她当初选择跟他在一起，是因为她觉得这有利于工作，可他却为一个自己以为特别的女人弃她而去。我觉得一切都会受到影响。她告诉我，‘如果知道会有今天，我早就离开他了。’”听吉尼把这么多年的抱怨倾诉完之后，朋友唐娜·威尔金森想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比尔就这样抢先一步，为所有人做了决定。”

比尔宣布他的婚礼计划时——与弗吉尼亚·约翰逊离婚8个月后——他已经成年的孩子表示很担心。这段昔日恋情故事让豪伊听起来太不真实，好像被设计的一样。豪伊知道他的父亲正慢慢对现实失去控制。“他沉浸在这个女人就是自己曾经追求过的那个年轻女孩的幻想中，”豪伊说，“她竟然答应嫁给他，我觉得很惊讶，因为他现在帕金森氏综合征已经比较严重了。我都担心他能不能自己走到圣坛前举行婚礼。”吉尼提到了一个不怎么仁慈的动机：“她之所以答应跟他结婚是因为她需要他的钱。”

然而，对多迪来说，比尔只是被误解了。“他话不多，很有幽默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她说，“他非常友爱贴心，非常有同情心。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比尔从来没有说过他与弗吉尼亚的婚姻问题出现在哪里，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多迪身穿精心准备的完美套装，留着后掠式的蓬松发型，以欢快的女青年会式(Junior League)风度取悦着比尔。她觉得问男人太多他们的婚恋事件是讨人嫌的行为。在她看来，比尔与弗吉尼亚结婚就是为了方便。“我觉得他们没有爱上彼此，但他们想让自己的团队继续开展研究，所以将就着维持婚姻。”多迪解释说。“这些事从来没有人谈起过，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对她来说，这段婚姻更像是一次工作上的交易。她是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为社会作出了很多贡献。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993年的夏天，比尔重新发现了雷恩博莱克镇的乐趣。那座乡村小屋以前属于多迪的母亲，这次看到的样子与比尔半个多世纪前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有所不同。小屋进行了刷新和扩建，以窗代墙的卧廊被改建成了两个有双人床的客卧。母亲去世之后，这座临湖小屋就遗留给了多迪和她的哥哥弗朗西斯·贝克。弗朗西斯是一名整形外科医生，大部分行医生涯都在阿第伦达克山脉度过。雷恩博莱克镇清新的山风、从树隙透落下来的阳光，都让他们想起了青春年少的黄金时代。比尔热切地谈论着过去的时光，但是他突然再次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这让弗兰感觉有点吃惊。从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毕业后，这两个昔日室友就失去了联系。比尔出名之后，弗兰一直在关注他的成就，但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那个夏天，他们在那座小屋度假，弗兰想起了自己对于比尔·马斯特斯的种种喜欢和厌恶。一天深夜，多迪已经上床睡觉，比尔在小屋正中的厅堂休息，睡衣外面还裹了一件睡袍。弗兰向他问起了弗吉尼亚，以及他们为什么结婚。比尔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爱过他的前妻。他的声音里透露出一种弗兰熟悉的情感冷淡，在做比尔室友的时候弗兰就感觉到过。“比尔就是这样，因为他非常善于分析，而且跟人相处真的很冷漠。”他描述道。那天晚上，比尔用相似的态度谈起了他的第一任妻子莉比和两个孩子豪伊与萨利，以及他很少见到他们，因为总是在忙工作。“我觉得他没有因此而担心，”弗兰说起比尔的冷漠，“我认为说多迪是他一生中唯一爱的人一点也不过分。”

在普莱西德湖村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威廉·马斯特斯，79岁，跟他76岁的新娘多迪结为夫妻。那天是1993年8月14日，有几个朋友和同事从圣路易斯飞到那里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交换誓言之后，比尔在新娘的嘴唇上轻轻吻了一下。“得了吧比尔，你能做得比这更好。”牧师表示不满足。《人物》杂志在当年的名人夫妻栏目介绍了这两位70多岁的恩爱情侣。比尔被一家媒体问起时，重申他之前关于老年人之间有能力进行性行为的研究结论。“只要我们没死，性行为就可以一直发生，”他说。“但对我来说，最浪漫的事莫过于一起吃早餐的时候看着对面的她——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豪伊和萨利——为了保护他们仍然在世的母亲莉比——对于比尔向国家媒体描述的遗忘玫瑰的故事表示怀疑。但是看着比尔一贯严肃的脸上挂着梦幻般的神情，他们不可否认父亲非常满意这次婚姻。马丁·保罗说，“他才是真正罗曼蒂克的人，他已经认识她很长时间了。”马丁是一位科学作家，同时也是萨利的丈夫。他认为，“这在世界上哪里都讲得通。”临床医学家朱迪斯·塞法尔在比尔事业的最后几个阶段与他共事。她说那些人以为比尔只是弗吉尼亚著名的合作伙伴和一位紧迫感十足、整天泡在实验室的科学家，从来不相信他说的关于多迪的话，即使这些话是真的。“马斯特斯医生的工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他一生的激情所在——但这并不是真的。”塞弗解释说，“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多迪才是他一生的激情所在。”

婚礼后不久，这对新婚夫妇到奥兰多度假，和比尔的老朋友马克斯和黛拉·菲茨杰拉德一起吃饭。20世纪70年代，这对夫妻曾在比尔的诊所接受训练，那是诊所最辉煌的时期。马克斯一下子似乎还不能适应比尔的变化，他以往都是那么拘谨。

“这很好，”马克斯回忆道，“天啊，他就像一个小男生。”

第三十八章 夫妻

“接下来请收看来自性爱研究先驱的最新消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最新研究，继续锁定‘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节目。”1994年3月29日，在该节目插播广告的时候，CNN的播音员热情激昂地预告说。

弗吉尼亚·约翰逊精心修饰过的头发染成了接近金色。她慢慢走向主持人前面的桌子，对着有线电视的脱口秀主持人和蔼地微笑。她这个时候体形比较胖，在电视屏幕上又被放大，看起来更富态。她曾经做过演员，所以非常渴望给大家呈现一种尊贵优雅的形象，尽管现在早已过了自己的黄金岁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团队受人注目了30年，这次可能是团队的最后一次出场。

在华盛顿特区的那两天，约翰逊看上去非常尽职尽责地和前夫一起为《异性恋》(Heterosexuality)做宣传推广。这本书是他们和其他人关于20年性学研究结果的大众普及版本。他们之前曾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戴安·瑞姆》节目(Diane Rehm Show)谈论过这本新书。但是那天晚上马斯特斯没能到电视台参加“拉里·金现场”。由于帕金森氏综合症和早期痴呆，马斯特斯无法再进行公众演说，之前为书做宣传活动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到疲惫。节目即将开始的时候，他们决定让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他也参与了本书的撰写，但合著者们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报酬——坐在约翰逊旁边。

“这个春天，很多人非常关注有关两性关系的基本常识，”广告之后节目重新开始的时候，金对着摄像头如此开场。“性与生物学、心理学、爱情、欲望和很多其他概念相关，其中便包括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籍。且不说这本书的内容，单看其作者的名字就几乎像是性的同义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他们与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一起，汇编了一本有关男女性爱的研究作品《异性恋》。”

金紧接着把目光聚焦在约翰逊脸上。

“你现在还住圣路易斯对吧？”他问道。

“圣路易斯，对。”

“尽管你现在和马斯特斯医生不再是夫妻……”

“是的。”她边点头边说。

“……你们继续在一起工作？”金问。

约翰逊已经回答了很多次这个问题。

“噢，是的。”她说，她的声音像以前一样平稳和谐。“34年，不能因为离婚就一笔勾销。”

尽管科罗德尼插话说了些其他的，但是金始终把约翰逊作为提问对象，期待她有可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从自身生活中获得的经验教训。

“不管怎样，爱就是爱，是吧？”主持人问道，他自己的婚姻也不是从一而终的。

“嗯，是的。”她说。

金皱起了眉头，继续边用手势边说：“你们汇合了，不管是什么(吸引着你们)。你们有没有找出来到底是什么？”

约翰逊轻轻地摇了摇头，脸上挂着她那经典的似是而非的咧嘴笑。

“没有。”她说。“人们认为跟化学有关。他们说是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你喜欢的东西，让你感觉美好的东西，它们会让你对自己也感觉很好。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无法用科学来定义爱。不同的人对爱有不同的理解和体会。”

约翰逊不希望因为失败的婚姻而终止自己和马斯特斯的合作关系。他们在一起工作了40年，不可能像断开情感纽带那样轻松地割断他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尤其是她的女婿威廉·扬现在是诊所的主任。约翰逊为这个诊所投入了太多精力和光阴，她不能让诊所垮台。诊所的工资，加上与科罗德尼一起写书挣得的稿费，是她收入的主要来源。她跟马斯特斯谈论离婚的时候，两人都友善地同意继续让诊所营业下去。“如果我的女婿或者比尔·马斯特斯感觉客户需要团队或者特别点名需要我的时候，他们会让我接待。”约翰逊说这话的时候，距离他们圣诞节提出离婚已经过去两个月。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离婚过程跟他们的婚姻——满足彼此需求的结合——一样缺乏明显的激情。他们的忧虑主要集中在诊所上，这是他们婚姻最显著的副产品。“我们工作上的合作关系依然很和谐。”马斯特斯解释说。“我们因为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目标而分开，不久就会离婚。”他们再也不用在公众面前做出恩爱夫妻的样子了。他们离婚之后，旧的谎话被新的替代——他们说分手没有痛苦或者争吵。在公众面前，他们都好像只是早上醒过来就宣布离婚，然后继续快乐地去工作。“如果你想离婚，那就做吧： 不要怨恨、悲痛、仇恨或者在公开场合做傻事。”扬说，希望保证诊所不受影响。全世界的媒体把他们婚姻破裂的消息传播出去以后，他收到大量的卡片、信件和电话。“这就像我自己的父亲母亲离婚一样。”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另外一封信的作者没这么有同情心，“如果你们连自己都帮不了，你们怎么去帮助别人？”还有一些来信以为他们之间出现了性问题，并给他们提供了指导和建议。“我会告诉他们，我们的确帮助到自己了。”约翰逊对《纽约时报》说。“我们按照清楚明确、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求做了我们想要做的一切。”她最开始对于离婚展现出的温和敦厚看起来太完美了，简直是理想化的。她甚至告诉一位记者说她仍然和马斯特斯的第一任妻子莉比是朋友，说莉比前一天晚上还给她打电话，问她要一个处方。莉比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小时她刚出生的孙子。“我的朋友都是一辈子的。”约翰逊坦率地说。她暗示自己已经不再依赖马斯特斯，不再做他的助手，她已经成熟起来了。“他是一个天生的老师，我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潜意识里是，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平等过。”她回忆说。“在我看来，离婚之后最好的事就是，别人开始把我当成一个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对待。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别人总是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那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

尽管如此，媒体和公众依然感到迷惑不解。

“呃，我不得不问你一点私事。”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者强调说。那是在他们宣布离婚之后不久。“我们很多听众都会记得，一年多前，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离婚了。”

“是的，我们离婚了。”约翰逊回答道，听起来好像很开心。

“人们都很震惊。”电台主持人说。“那个时候，你们说会继续在一起工作。我认为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当时都不相信。但是，你们真的做到了(他们当时一起参加采访)。”

“我们做到了。我们过去一起接受很多次采访。”她回答道。“在我们的关系中，工作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果两个人一年又一年地每周七天都在一起工作，那工作就是你的世界，就成了你的身份。当我们最终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看待时，我们想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幸福地拥有足够多的精力和兴趣——我认为是勇气，或者是鼓励——可以各走各的路。”

“那么你们可以告诉现在正在或者想要离婚的夫妻，离婚之后两人照样可以愉快地相处？”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里充满了怀疑。

“当然可以。”马斯特斯回答道。

为了离婚之后在公众面前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飞到丹佛参加美国性教育、性咨询与性治疗工作者协会举办的25周年庆典活动。这个协会是受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先驱性的研究启发而成立的。临床医学家朱迪斯·塞法尔主动提出去机场接他们，她本来担心他们可能会在车里彼此冷嘲热讽。让她没想到的是，他们就像一对生活幸福的老夫妻一样，约翰逊悉心地照顾着明显衰弱的马斯特斯。那天从早到晚，约翰逊都帮着他穿衣服，留心他走路不会摔跤，在正式的宴会上不会无聊。“对吉尼来说，好像一切都跟以前一样——给人的感觉是‘这是我的工作，我要照顾好他，把他安顿好，一切都顺顺利利的’。”塞弗回忆道。“在她看来，他们可能不再是夫妻，但仍然是同事，他仍然需要她来照料。”

如果说约翰逊对他们离婚最初的反应看起来还有点甜，那么她的心情很快就会变得酸味十足了。随着最后的判决和有限制性质的附属细则变得非常明朗，她意识到成功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归了马斯特斯。她将这种不公平怪罪到诊所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身上。马斯特斯开始着手离婚事宜的时候，雇用了梅特卡夫的律师事务所为他做辩护，尽管梅特卡夫与约翰逊主管的诊所联系比较密切。她觉得，因为梅特卡夫对诊所内部工作和资金都非常熟悉，所以前夫占有不公平的优势。但梅特卡夫说他一直都是倾向马斯特斯的，因为比尔是他周日下午可以一起看足球比赛的朋友。“我为比尔的每一次离婚都进行了辩护。”梅特卡夫解释道。然而，在统计离婚所得财产的时候，约翰逊的朋友，如佩吉·谢普利，甚至包括大部分时候都站在马斯特斯一边的罗伯特·科罗德尼，都觉得约翰逊有点吃亏。“很明显，离婚之后，比尔和吉尼之间所有的事都变了。”科罗德尼说。

马斯特斯离开之后，吉尼开始寻找她生命中新的男人。她接受城里联系密切的社会精英们的节日聚会和宴会邀请——这些都是像她这样一位活泼好交际的女人所喜欢的。她再也不用因为丈夫拒绝参加这类活动而一个人坐在家里了。她的朋友圈里有丧夫的佩吉·谢普利——她的丈夫伊桑·谢普利于1991年去世——和唐娜·威尔金森——她的丈夫巴德·威尔金森教练逝世于1994年2月。在她人生处于最低谷的时候，是这两位朋友一直陪伴着她，听她诅咒自己不幸的遭遇，给她安慰和建议。尽管已经年近古稀，但她还不打算退休，不准备舍弃自己对于异性尚具吸引力的形象。就像她跟一个记者说的，她的社会生活就是“跟不同的男人约会，有些年龄大一些，有些小一些——我不会说是谁。至于我为什么会跟比我小的男人约会，因为我把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给了年龄比我大的男人”。她告诉《纽约时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我很有可能会再婚。”

通过自己的小圈子，她认识了李·辛格勒。她是在一个晚宴上注意到他的。辛格勒讨人喜欢，长得迷人，拥有受女影迷喜爱的男演员容貌。他所拥有的都是马斯特斯所缺乏的。他闪烁着蓝眼睛环视房间，脸庞和下巴细致而轮廓分明，让他的灿烂笑容和晶莹皓齿更加夺目。他浓密的白头发依然完好无损，弯曲动人。“他很美，有酒窝和其他很多优点。”约翰逊回忆起他的时候说。辛格勒同意陪同她去圣路易斯的一个义演，人们还在这里的其他重大场合看到他们在一起。“她变得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爱交际，我觉得她很喜欢这样。”辛格勒回忆说。他比约翰逊年轻8岁。

他不久就加入了创业项目，准备把约翰逊的名气变成金钱。通过他认识的人和另一个投资者的支持，约翰逊录制了电台插播节目“关系时间”(Relationship Minute)，为性爱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给出一些建议。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合资方。他们还提起过做一个描述她人生经历的电视节目，但也不了了之。辛格勒过去的工作焦点是广告，约翰逊雇他帮着自己写自传。他筛选照片和剪贴簿里可以用的东西，满脑子都是关于她事业的报刊文章。“我们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做得特别深入，”他回忆说。“我不善于写作，但她觉得我可以帮她完成这件事。”辛格勒从与她的谈话中了解到她与男人们的过往。她提到她过去的婚姻，以及与汉克·沃尔特的风流韵事。不难看出她为什么吸引这么多男人的注意。“我肯定男人会为她着迷，”辛格勒说。“她的性格和声音太迷人了。”然而，他一直也没有弄明白约翰逊为什么会嫁给马斯特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他无法拨开迷雾看个究竟。辛格勒还没有与马斯特斯见过面，但是他从约翰逊每次听到她前夫名字时的反应就可以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很强势，我认为他直接就可以掌控一切。”辛格勒说道。“我认为她是一个喜欢取悦男人的女人。我把这样的人称为‘男人的女人’。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真的喜欢跟男人在一起，并不只是为了性。她们非常善于跟男人打交道，男人也因为她们这样而喜欢她们。”

他们的项目没有太大进展就半途而废了，辛格勒说，但约翰逊继续为他支付工资。对于约翰逊来说，她更看重的是同伴关系，而不是创业精神。辛格勒一直接受她的报酬，直到他开始感到不安。“我不能——这不是工作，我没有为你做任何事，”他在她提出给他加薪的时候终于告诉她自己的想法，“什么都没有做成。”

吉尼对于没有成果并不在乎。“不，不，不……我想要你陪着我。”她告诉他。那个时候，辛格勒说：“我开始想，她需要我陪着她，更多的是为了社交活动，而不是诊所的事。”

报纸的八卦专栏很快就把辛格勒当作约翰逊生命中取代比尔·马斯特斯的人。“有家全国性的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她有了新的朋友，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的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什么？？’我说，‘不是！’”他回忆这事的时候哈哈大笑。“朋友们都会疑惑地看我。他们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管他们在社交圈看起来可能是很漂亮的一对儿，但当约翰逊在纽约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明，他们两人之间都非常明白亲密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在她的眼里，辛格勒“在各个方面都不适于结婚”。她回忆道。“李是同性恋。我过去旅行的时候经常带着他，是因为我非常讨厌旅行。他喜欢去，所以我就付钱让他去。他到了哪里都可以适应。他很喜欢与蕾昂泰茵·普莱斯[1]见面，与芭芭拉·沃尔特斯[2]聊天——在我的活动圈子里会经常见到他们——他非常令人着迷，很了不起。”

辛格勒故意让他们之间看起来很暧昧。他好多年前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后来还有了孙子，在那些倾向于猜疑的人中建立了自己真诚的异性恋生活。但是，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坦白确认自己的性取向，但他与另一个男人在圣路易斯社区维持着长期的伙伴关系。吉尼非常清楚他的另类生活。他们之间从来不需要任何虚假的借口，晚上在门口道晚安之前，他们都是在幽默和欢笑中度过的。辛格勒认为约翰逊让他陪伴，只是为了“公共关系”，这样人们就会以为她在马斯特斯之后又找到了新欢。“我觉得她很寂寞，她想做一些事，所以我们就做了。”他解释说。“我仍然保持我自己的生活。我有其他朋友，这些人她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亲密行为。我不知道她是否想要。我的(性)取向对她来说无所谓，因为我们没有性行为。”

那个时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共同的朋友，如唐娜·威尔金森，被吉尼的行为迷惑了。在圣路易斯，到了一定岁数的女人都知道辛格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男伴”——他作为护送及陪伴者非常完美，但这样的人并不打算与你有性关系。“吉尼假装这就是她一生的真爱，”威尔金森说，她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李已经结婚，但那没有任何影响。他过着双重生活。”她不知道是否应该与约翰逊讨论辛格勒的背景，还是当她在餐桌上假装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时只是奉陪而已。威尔金森也喜欢辛格勒这个朋友，但是她不想看到约翰逊再次情感受伤。她觉得必须得说点什么。“如果你真的关心朋友，你会说，‘如果这让你很幸福——很好。’”威尔金森解释说。“吉尼有时候很天真，真的。但是，只要是正常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其中的问题。”

弗吉尼亚·约翰逊与李·辛格勒友好的表演一直持续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为一个团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得知马斯特斯准备把多迪带去“拉里·金现场”做采访并参与全国各地的书展活动时，约翰逊请求辛格勒前来陪同她。“(弗吉尼亚)只是不想一个人跟他和她(比尔和多迪)以及科罗德尼一起活动——所以要我陪伴。”辛格勒回忆说。他在这些活动中一直都跟着约翰逊。在史密森氏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约翰逊和科罗德尼做了一个小型报告，受到大约300名听众的热烈欢迎。马斯特斯因为疾病而虚弱憔悴，不得不把演说缩至最短。为了录制电视节目，科罗德尼给约翰逊准备了一个“小抄”，上面写着问题和对应的答案，因为他说：“我知道她没读这本书。”

科罗德尼对于约翰逊在聚光灯下和摄影机前的表现感到惊叹。“她极其善于把没有什么信息量的话讲得非常漂亮。”他说。“她会选择回答一个她根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巧妙地接着说‘这让我想起’，然后开始谈她过去从比尔那里学到的，那些东西在她睡着的时候都能出口成章。她很多年来都是这么应对采访的。那天晚上在“拉里·金现场”的时候，她看起来非常美丽，真的很有风度。”第二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答应一起参加《华盛顿邮报》“风格”(Style)版面的采访，他们看起来都有点紧张。“比尔和吉尼一点也不高兴。”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的想把比尔掐死。”性欲横流的美国媒体不再奉承圣路易斯的性爱研究者了。到20世纪90年代，从临床方面的细节谈论性不再引起人们的激动。邮报有点讽刺挖苦地抱怨道，“从来没有两个人会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样率直地谈论性，而同时又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性能力。”邮报的记者没有注意到辛格勒，但是他评论马斯特斯的新夫人看起来“有点像《吉利根岛》[3]里的洛夫·豪厄尔，都有像(糕饼上用的)蛋白酥皮一样的黄头发，都穿着香奈儿完美套装。”

新书促销巡回几个月后，约翰逊和辛格勒不再见面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大项目——她的自传——没有完成，因为“她并没有全心在乎这件事”。他回忆说。又一次，弗吉尼亚与她生命中的男人那复杂的个人和工作关系走到了尽头。“她看起来非常幸福，然后他们分道扬镳了。”唐娜·威尔金森说。“对于她这个年龄和她现在的状况，这件事挺可悲的。”

出于自己的考虑，约翰逊很快答应在圣路易斯与马斯特斯一起吃饭，比尔把他的新婚妻子也带去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多迪和我是怎么相遇的？”比尔问，他就坐在她的旁边。

“没有。跟我说说吧。”吉尼反身回复道，她的声音跟她过去整理病人病历时常用的声音一样。

约翰逊听过很多遍他那像是设计过的“玫瑰的故事”，听得简直让她反胃。自从比尔发现了他生命中被丢失的这个女人之后，他在每次媒体采访中都要讲那个故事。尽管如此，吉尼自己内在的好奇心让她愿意再听他表演一遍。“我们当时正在一家海鲜酒店吃饭，喝的是玛格丽塔酒，所以再听一遍还可以忍受。”她回忆道。比尔声音沙哑地重现他年轻时候在纽约北部的罗曼史。然而，在这个新的版本中，他似乎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和那些在他之前娶了亲爱的多迪的男人而欢欣鼓舞。故事的结尾，他对多迪的第二任丈夫进行了大胆的自夸式评价。他们在亚利桑那州见到过那个人。

“你知道吗？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比他强。”他格格地笑着说。

约翰逊没有接他的话，只是吃吃地笑了笑，然后转向下一个话题。他对那个人的评价，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年事已高、身体羸弱的老人漫无边际的谈话。但是，他的话却在她的脑子里好多年都挥之不去，想想他残酷的夸大言辞和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可能是比尔·马斯特斯最真实的精髓。“这句话说出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暴露了那个真正的他。”她说。10年之后，她还在琢磨这句话。“这——‘我就知道我比他强’——这才是他的动力。永远都要做最好的那一个。”

[1] Leontyne Pryce(1927—)，美国女高音歌唱家。——译者

[2] Barbara Walters(1929—)，美国第一位成为好莱坞式名人的电视记者，以专访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知名。——译者

[3] Gillingan’s Island，美国联艺影视拍的情景喜剧。——译者

第三十九章 悼念

比尔·马斯特斯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工作，不过这个习惯慢慢消失了。他快要80岁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无法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了。弗吉尼亚离开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好像安错了名字似的，显得怪怪的。问诊的病人也渐渐只剩下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他的日程安排极少，”弗莱德里克·彼得森说。他是马斯特斯1994年带的最后一位临床研究员。

在马斯特斯指导下，彼得森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对已经7年没有性交过的已婚夫妇。他们在进行了一周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完成性交了。尽管这个诊所开始解散，但是就像彼得森描述的，从马斯特斯“对这些人进行治疗时展示出来的魔力”上看，这一疗法的治愈力可见一斑。剩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彼得森的职责延伸到了检索40多年来搜集的文件和磁带上。一天，马斯特斯吩咐他查找一部名为《女性高潮》(Female Orgasm)的老片子，那是他和约翰逊1959年在华盛顿大学拍的。一个电视剧组要拍一部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历史纪录片，问能否看看在他们实验室拍出来的这个片子。马斯特斯完全想不起来这些胶卷放在哪里了。

当彼得森最终找出来时，马斯特斯非常高兴。他装上投影仪为彼得森播放了起来，就像多年前他在医学院教学生时那样。不断移动的画面在他们面前闪烁着，他完全没提及那个抚摸他的裸体女人是谁。

“医生在感受着自己的荣耀，”彼得森回忆道。“他坐在会议室前边发表着让人难以听见的评论。拿着拐杖对屏幕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指指点点。”这一来自那个大胆旧时代的纪念物，大概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了，当时比尔·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注定要成就一段医学史传奇。

最后，胶片放完了，彼得森问，“谁是这个带子里的叙述者呢？”

“是我！”马斯特斯叫道，学生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让他感到惊讶。

彼得森没有回答，但这让他再次想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没有认出来，是因为里边的声音跟我认识的他太不一样了。”彼得森说。

马斯特斯试图在他挚爱的诊所里开展一批新项目，但没有一个能够重现他往日的成功。诊所开设了一个针对受性虐待儿童的治疗中心，并且搬到了圣路易斯的政府办公大楼里。马斯特斯从以往的研究中获悉，许多受虐儿童长大后都会有性功能障碍、严重抑郁、痛苦的回忆以及毁灭性的人际关系。来自全国各地的转诊病人可以住在该中心安排的公寓里，在此接受一个月的治疗。马斯特斯和作为副主任的马克·施瓦茨合作，但这一伙伴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那样可以带来一些收入，”马斯特斯的一个朋友兼诊所前职员朱迪斯·塞法尔回忆道，“比尔非常担心诊所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比尔还尝试发起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信息帮助热线——顾客可以免费拨打电话并向一位有资质的性学专家咨询任何问题——但是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到1994年12月，如多迪所愿，比尔退休了。他关掉了诊所，离开了自己度过了几乎整个成年阶段的圣路易斯。“在我这个年纪，是时候闻一闻玫瑰的香味了。”他退休时说。“我会写些东西，做点演讲，但不会再给病人治疗，也不会再做研究了。”他很快在亚利桑那州定居下来，和多迪一起在她的老家消磨时光，享受着那里的好天气。

为了帮助体弱的父亲，豪伊·马斯特斯负责了诊所关闭的善后工作。他同意被列为诊所的副主席，在这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把最后一份纳税表格交给政府时，确保所有文件都没有差错。“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没有正在进行的治疗和研究，这些在很久以前都停掉了。”他说。“那里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天都能去的地方。”对父母来说，豪伊一直是个充满爱意的好儿子。他和姐姐一起，在母亲莉比跟父亲离婚多年后，依然非常支持她。1982年3月，莉比遇到海军少将威廉·F·罗耶尔并结了婚，从圣路易斯搬到了缅因州，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平日里她整整花园、做做针线，和美国圣公会的朋友们享受在布斯湾的生活，就像她在拉杜时一样。

但是，豪伊与父亲的关系依然紧张。“非常悲哀的是，比尔几次都说到豪伊非常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比尔后悔他给儿子的时间太少了。”吉尼完全不能理解比尔对豪伊的态度，好像马斯特斯接受了那么多心理治疗培训，却没有从他与自己父亲那折磨人的关系中吸取一点教训。“比尔在许多方面确实对儿子不厚道并且很残忍。”她回忆道。“豪伊根本没有理由喜欢他。他才是那个努力改善关系的人。他在这方面更像他的母亲。”

关掉诊所时，威廉·马斯特斯关于人类性学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做完，他希望在自己退休后，诊所能够继续下去。他尝试申请联邦教育拨款建立一个“强奸危机中心”，以研究性暴力背后隐藏的原因及其症状，但没有成功。性的神经心理学原因依然是最大的谜团。严谨地讲，他从来没有回答《人类性反应》中所强调的最根本的谜团，他承认“关于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有那样的反应这本书没有做出回答”。其他一些欧洲研究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先提出的性反应的4个主要阶段进行了重复和肯定，但并没有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到20世纪90年代，透视及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的出现，使得医生们能够窥见大脑和其他器官的内部运转，这些手段要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在实验室里用过的复杂得多。只要政府放开道德方面的管制并且提供资金，只要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能够重新给他的工作提供人员和支持，马斯特斯相信他们肯定能够解开更多谜团。也许他们通过尝试搜集中风患者、神经疾病患者以及脊髓损伤患者性欲方面的案例，就会给这些病人提供更多的抚慰。

到诊所关闭时，整个国家都在采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模式。正如他们亲自试验的发现推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一样，他们的治疗方法也直接挑战了治疗性问题病人的传统心理分析疗法，使其产生了非常激进的改变。尽管他们的治疗费有了大幅攀升，但比起弗洛伊德疗法还是要便宜得多。“去做两三年的心理治疗，看看那得花你多少钱！”马斯特斯强调。然而到了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疗法的主体——双重治疗组，即一个男治疗师和一个女治疗师共同为夫妇们做治疗的方式——成了受他人操纵的、护理诊疗价格重新评估下医药价格控制的牺牲品。“用两个治疗师的话，成本就要翻一番。”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乐维医生回忆道，他的生活和职业都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了。“现在人们对性宽容多了。所以前来治疗某种特别性问题的夫妇并不在乎(治疗师)是男是女。”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解剖学发现及临床描述进行推介的性问题治疗方法，很快进入了美国药业孕育出来的药物高潮新领域。以前处于性心理研究边缘的大型制药公司，通过卖“伟哥”及其他高度市场化的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赚了一大笔钱。1998年把“伟哥”投入市场的辉瑞公司，10年间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里赚取了高达13亿美元。“如果问题在于焦虑导致的功能障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将是有效、安全的，并且长期来看，是便宜的。”《纽约时报》1998年这样评价道。在该药引进的5年之内，已经有超过1600万人进行了尝试。突然，在这个“‘伟哥’时代”，严肃的医疗用途光环缓解了以往在这类讨论中存在的陈旧的清教主义以及道德禁忌。在电视上充分曝光之后，人们对持续勃起4小时作为这种药物可能引起的痛苦的副作用好像也司空见惯了。如果比尔·克林顿说与白宫实习生的色情事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性态度的一方面——象征着婴儿潮一代来自性革命的放荡气质——那么，他的共和党对手鲍勃·多尔在电视上咕哝“伟哥”解决“勃起功能障碍”上的神奇作用时，则代表了人们将来对性的态度。“每家追求像‘伟哥’这种提升生活质量的药物的公司都这么做，因为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让性健康成为一种合理诉求。”《花花公子》作为他们研究工作的赞助人意味深长地宣称。性可以通过一种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美国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其物理上的可能性。像马斯特斯曾经呼吁的，“上了年纪之后，你不可能像18岁时那样绕着街区跑步，但你依然可以享受散步。”不过，可以在那个实验室里找到爱的钥匙吗？只要通过预约，就可以使用一家与性有关的大医药公司推出的“伟哥”及其他药片、药膏和药水，从而收到神奇疗效。“向你的医生求助吧。”广告上这样写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上也有所反映，这本书被称为精神健康和健康保险业的《圣经》。但是，他们适用于医疗的方法——治愈率非常高——如今被一种更可靠的瓶装药品替代了。科学家们赶紧回到实验室为性生活需要推动力的女性找一种类似的药物。《美国医学学会杂志》报道，有43%的女性及31%的男性患有某种形式的性功能障碍。半数接受调查的女性在性交中可以规律性地达到高潮，但10%的人从来没有体验过高潮。

到21世纪，许多疑难杂症通过药物依然无法解决。正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职业生涯后期强调的，对肉体功能的认识无法取代心灵的智慧。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治疗师谴责营销过程中变态的性画面以及网上泛滥的色情内容——在这类药物出现后的5年内大概形成了10亿美元的规模——使恋人相互的爱与性冲动之间的分离进一步加剧。“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问题要比20世纪70年代更多。”乔伊斯·彭那说。她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名理疗师，曾和丈夫克里夫一起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接受过培训。跟他们著名的导师一样，彭那夫妇也夫妻搭档一起写书和工作。他们给保守的基督徒提供关于婚姻生活中性的建议，进行坦诚的交谈，得到了像利克·沃伦等牧师们的祝福。他们报告称，夫妻们非常熟悉怎样做爱的细节，但是常常不能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清楚地对彼此表达性方面的感受。“根据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常常有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期待，认为婚姻生活应该是纵欲的体验。”她解释道。“色情片是非常让人上瘾的，然后你就会在一段关系中期待同样的经历。”

尽管性爱在社会上有点无节制，但几乎没有人会选择回到对卧室生活一无所知以及无性婚姻的年代。不到半个世纪，性爱在美国几乎于所有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持续的贡献保证了性爱再也不会回到过去的时代。他们的诊所关闭了，但一些超越时间的问题依然存在——对真爱的回避、伴侣无法进行情感交流、性角色和期待的不对等以及成年人无法承认及表达自身的自恋情结——这些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生物学范畴。“一方面，‘伟哥’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药理学上的突破。”露丝·韦斯特海默医生解释说。她是继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性爱研究专家。“但是，问题在于另一方面也必须参与，你不能只给某人一片药说，‘去吧。’”

比尔·马斯特斯在亚利桑那州的生活让他有了幸福的感觉，但身体却越来越弱了。多迪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任劳任怨，如一位忠实的保姆和亲爱的伴侣一般照顾着他。从风格和外貌上看，多迪更像是来自另一个时代，是20世纪50年代的莉比那样微笑着不发出任何疑问的医生妻子形象。当然，多迪不是充满不羁雄心和精准智力的弗吉尼亚·约翰逊。退休后，没有了野心勃勃的研究和排着队的病人名单，马斯特斯不需要更多的挑战了。所有在圣路易斯发生的事都成了过往。曾有很多年，马斯特斯都阻止工作人员在诊所内讨论事情。10年前，他曾经拒绝考虑出回忆录。他在1984年曾告诉一名记者，“我无法想象比看回忆录更无聊的阅读了。”但是，在亚利桑那州过了几年悠闲的生活后，他准备好开展最后一个项目了。1999年，比尔搜集了一些自己职业生涯的点滴，并宣告他准备出一本自传。他打电话给朱迪斯·塞法尔——她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性治疗师，有自己的一系列出版作品，包括指导性的片子——请她代笔写这本书。出于对老导师的感情，塞法尔飞到了图森。在他家的书房里，塞法尔听马斯特斯读了他那语言简要、颇有保留的回忆。她建议他如果不多点坦诚和自省，书是很难卖出去的。

“比尔，你知道，这不是人们爱读的东西，”塞法尔说。

他好像很困惑，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必须围绕‘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来组织情节，”塞法尔用她急速而带鼻音的西弗吉尼亚方言说，“人们想知道这些东西，比如‘你和弗吉尼亚为什么结婚，为什么又离婚了’。”

他马上皱起眉头。“我可不准备任人窥探隐私。”他咆哮道。

尽管文风浮夸，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然是国际上的畅销作者，不过美国人喜欢他们和盘托出，她解释道。如果塞法尔代笔的话，她需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灵魂。“如果你不够信任我，不能把你故事里人性的一面告诉我，人们就无法知道他们该怎么跟你建立联系。不是说仅仅把你看作一个开拓者，而是要作为一个人、一名父亲去认识你。而且，他们想知道你的弱点和错误——我们都知道，你的弱点和错误也不少哦。”她心照不宣地微笑着补充。

马斯特斯没有让步。

“这就是我想要讲述的东西。”他又说了一遍，抓着自己的手稿，不为所动。

塞法尔离开图森，答应把他的想法传达给一些纽约出版商，尽管她自己比较怀疑其可行性。她联系到豪伊，确定他能接受这个想法，并让他帮忙克服眼前的困难。“我不知道是否能够让吉尼配合，”塞法尔坦陈，“需要有人让比尔明白必须展示他人性的一面。”

“我自己还想看到一点他人性的一面呢。”豪伊说，对这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付之一笑。

最后，没有一个出版社对马斯特斯最后的这个项目感兴趣。不过，他坚持口述自己的想法，手稿已经达到了100多页。以前，拒绝从来不能阻止他。大部分稿子上记录着他早年在性学研究方面的胜利，他是怎样战胜诽谤者的，以及他曾经向听众讲过了几十次的可疑的故事。他回忆了早年的感情和后来与多迪的婚姻，但是略过了与他共度了大部分生活的两个女人。在仅有的关于他和莉比婚姻的那页上，他承认对孩子来说他“不算是个好父亲”，并且把他们的离婚跟他生活中的一切，都放在整个职业背景之下讲述。(“要么我从时代急需的性学研究项目中退出，要么我们不再继续做夫妻。”他总结道。)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没有太多的回忆。他称赞是她向他解释了“女性的性心理取向”，以及构想出了他们基于医学的治疗，“尽管她没有大学学位”。但是关于他们作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他什么也没说——首先是未结婚的同事，然后是结婚的夫妻，以及占支配性地位的关于人类亲密关系的先驱性专家。可能是知道约翰逊自己准备写回忆录，他不想透露他们之间的任何事情。“我做梦也没想过要写我们的私人关系，”他写道，“我希望她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约翰逊从来没读过他的警告。她甚至不知道有他的回忆录存在。豪伊读了这些手稿，认为父亲不断严重的老年痴呆让这些内容值得怀疑。“后来那些年，他开始写一些材料，因为他没别的事情干。”豪伊说，“但坦白来讲，他写的内容的真实性不那么值得信赖。作为他儿子，我不会让这本书发表。”

威廉·豪威尔·马斯特斯无法逃脱、无可救药的衰退最终于2001年2月16日终止了。在图森一家救济院，他死于帕金森并发症，享年85岁。在身体垮掉之前，他和多迪在亚利桑那州过冬，夏天则在彩虹湖边的贝克小屋度过。他生命最后几个月是在卡特琳娜山麓的一家生活协助机构度过的。在头脑清醒的最后时刻，他告诉了多迪自己一直爱着她。

世界各地及自己家乡的讣告作者们都在评估威廉·H·马斯特斯的重要性。《华盛顿邮报》油嘴滑舌地说马斯特斯“用科学的实验室设备监控做爱的敏感动作”。《新闻周刊》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他们的研究过程中分析过1万4千多次高潮——成为了这个国家最著名的窥淫癖者”。他家乡的报纸《圣路易斯邮报》语气要尊敬一些，称他为“在以前曾被忽略及充满争议的人类性学领域研究问题并寻找解决办法的先驱”。《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讣闻，篇幅相当于通常给总统或君主留的那么长，称马斯特斯“对性在美国被研究、教育及享受的方式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阿尔弗雷德·金赛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研究基础上，《时代周刊》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半个多世纪里投入到了观察、测量、思考和揭示性交活动的机制中，并回答了怎样使那些无法或者很难享受到性乐趣的夫妇得到更好的性体验这一难题”。参照历史，该报公平地指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揭穿了“瑞士研究者西蒙·安德在1758年得出的自慰会导致失明的论断；伊丽莎白·奥斯古德·威拉德在19世纪提出的高潮比在田地里劳动一天更让人疲倦，以及为享乐的性爱会毁掉健康的说法；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20世纪相信阴蒂引起的快感可能反映了无法解决的心理问题这一论断。”

尽管马斯特斯名声很大，拥有畅销书和非常成功的治疗诊所，但他死后几乎没留下什么。翻阅诊所的书籍，豪伊发现了他们曾错过的机会。“如果他们对华尔街的电话留点心，(把他们的疗法)以特许经营方式推广出去，并拥有大一点的公司，他们原本可以挣到几千万美元。但是诊所一直都是一间屋、一把椅子，加上我父亲和吉尼。”儿子解释道，“他们挣的钱马上就又投入到了事业上。我父亲最终离开的时候不名一文。”尽管过去上过很多头条，许多人还是觉得马斯特斯没有得到应得的认可。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重要的工作地点——选择忽略他对医学的贡献。不像印第安纳大学那样以金赛的名字建了一个学会，华盛顿大学没有做匾牌、没有设奖学金，甚至在该校的网站上都几乎没有提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好像在妇产医院3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朋友们和崇拜者们讥讽他们是势利鬼，说是马斯特斯让人们知道了世界上有个华盛顿大学。“在很多年间，华盛顿大学都是通过比尔·马斯特斯被人知道的。”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医生回忆道。他在这家医学院工作了40年后于1998年退休。“我去参加国际会议时，每个人都知道比尔·马斯特斯。当我提到‘华盛顿大学’，他们会说，‘噢，那就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比尔·马斯特斯对他们来说比任何人都熟悉。”

在澳大利亚做一个电视纪录片时，豪伊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话。他当时其实已经准备离开澳大利亚了，因为几天前母亲刚刚去世了。86岁的伊丽莎白·艾利斯·罗耶尔在康涅狄格州威尔顿的一家私人疗养院去世，那里离她孩提时生活的地方很近。2000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威廉·罗耶尔少将去世后，她离开了缅因州。豪伊先作为家里唯一能够出席的成员在图森停下来参加了私人悼念仪式。“在那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他回忆道。“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图森人”，是他父亲晚年认识的。据弗兰·贝克说，马斯特斯的遗体火化了，骨灰用飞机撒到了亚利桑那州以及阿第伦达克山脉的彩虹湖地区。他自己的碎片最终栽种在了他认识多迪的地方。

对比尔·马斯特斯的主要悼念活动是几周后由罗伯特·科罗德尼连同其他朋友和家人组织的，他们在华盛顿大学那里的格雷厄姆教堂举行了追悼会。尽管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诊所，科罗德尼一直都对马斯特斯有一种理想化的崇拜。他在《性研究杂志》上写了篇长文，称比尔为“20世纪性学研究领域的一位巨人”。他认为马斯特斯是一名有勇气、严格要求自己的专业人士，他用精准的眼光对人类行为进行不确定的研究开创了先河。但是马斯特斯有时候好像无视自己的个人生活，那些可能引起灾难的冒险以及他本性中有一些会引起深深失望甚至是悲剧的黑暗、冷漠的一面。“他习惯性地隐藏自己的情绪和感觉，至少在我认识他的33年中都是如此。”科罗德尼回忆。“比尔的生活充满了关于他想做怎样的人以及事情应该怎样的幻想。现实则要麻烦很多。”有段时间科罗德尼考虑写本关于比尔的书，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约翰逊主动表示要参加2001年5月20日星期日的追悼会，以及周六晚上在查斯公园广场酒店举行的小型私人晚宴。他们离婚已经8年了。他们一起生活时的朋友和同事，比如佩吉·谢普利、迈克·弗赖曼医生及其夫人、马克·施瓦茨，以及前《花花公子》编辑纳特·莱尔曼，都表示愿意在这次私人聚会中纪念马斯特斯。

就在这次悼念活动前，约翰逊唯一的弟弟拉里因肺癌去世。痛失亲爱的弟弟——无疑也加上她对马斯特斯去世的痛惜——导致她情绪非常低落。“那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失去，太可怕了，直到现在都是，因为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她解释道。拉里是一名成功的保险推销员，婚姻幸福，生了几个优秀的孩子，一个比一个聪明。在斯科特和丽莎那里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因为当时他们自己的父亲乔治·约翰逊对孩子置之不理，而比尔·马斯特斯好像忙得顾不上。“他的死对她来说太残忍了。”佩吉·谢普利回忆。“她被他的死摧毁了。”最开始，约翰逊表示她会参加马斯特斯的追悼活动，但是不想发言。在拉里死后，她决定不参加了。

听说约翰逊不准备参加，科罗德尼想要让她改变主意。她的缺席可能会被误读为对比尔依然怀有敌意。“我对她说，‘吉尼，不去的话对你以及遗产的反响不好，可能会有一些记者出席。’”他这样说，希望能够唤起她的公众形象意识。她坚决地拒绝了。唐娜·威尔金森等朋友提出可以护送她到教堂。威尔金森试图说服约翰逊为马斯特斯最后出现一次，“不要拱手让出属于她自己的遗产”。约翰逊打断了她，说自己已经够难过了。

不过，约翰逊无法克制对马斯特斯悼念活动的好奇心。在活动前的晚宴上，当客人们吃完饭在喝咖啡的时候，她的外孙女拉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查斯公园广场。“吉尼派她过去探看一下，告诉她都有谁参加了，她后来这么跟我说。”科罗德尼回忆说，他对吉尼的做法感到沮丧。唐娜·威尔金森在悼念活动结束后马上打电话给约翰逊向她报告情况。“有那么多悼词都是关于比尔所做的伟大工作的，她没去太可惜了。”威尔金森说。“我觉得她感到不自在了。”

仪式结束后，前同事们在一起和老朋友们说起了诊所以后的命运。马歇尔·希勒记得比尔在20世纪70年代初雄心勃勃的计划，当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被誉为治疗界的天才。“比尔退休后，诊所不存在了。”马歇尔回忆说，对它的倒闭依然很懊恼。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太久没联系了，不知道为什么诊所会关闭。

当人群走出教堂时，雨点狠狠地砸在地面上，但那些依然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很感兴趣的人继续热切地谈论着。

“我们去丽思酒店吧，我请你们喝一杯。”马斯特斯最老也是最活跃的朋友弗赖曼对纳特·莱尔曼和另一位在会上谈论了马斯特斯职业遗产的来自纽约的精神病学家说。

在圣路易斯丽思酒店的豪华雪茄俱乐部，几个人在棕色皮革椅子上放松下来，啜饮着马丁尼。他们每个人都见证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多年的亲密互动，他们也参与了向公众传达性学研究方面的消息。然而欲望的秘密——男女之间的吸引力以及他们对爱无尽的追求——依然是个无法解释的谜题。“这太有趣了，因为结论是没有人知道性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弗赖曼轻声笑着回忆。“认识比尔这些人都参与了研究，但我们承认我们不知道些什么。这依然是女人们保护得很好的一个谜。”

第四十章 勿忘我

“我们总是会很快忘记那些自以为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我们像忘记爱一样忘掉背叛，像忘记低语一样忘掉尖叫，忘掉我们是谁。”

——琼·迪迪翁(Joan Didion)

随着生命中的男人一个个离去，弗吉尼亚感到寂寞，好像被人出卖了一般。她又一次觉得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为爱情和不断消耗的财政状况找到出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她设立了弗吉尼亚·约翰逊·马斯特斯学习中心，打算通过非面对面的疗法治疗“性功能障碍、失调及性不满”。该中心还计划通过网络及邮寄等方式售卖录像带，涉及的主题有“夫妻和亲密的力量”以及为50多岁的人群准备的“一生的亲密(生命结束前性也不会结束)”。一个多事的记者对她从明确的退休生活中走出来重新开始这一切感到奇怪，吉尼回答，“关于性，许多人依旧没有闹明白。”尽管她用了马斯特斯的名字来提醒人们她是谁，但这一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

吉尼没有自己的学位，现在也不再跟比尔合作，这才发现要在这个她曾经协助提出并规范了标准的领域进行性疗法的研究非常困难。“人们对她的信任是因为她在他身边。”比尔的前同事朱迪斯·塞法尔解释道。“她没有得到认可。虽然有一些荣誉学位，但如果你背后没有别的支撑，除非躲在别人的羽翼之下，否则自己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吉尼多年来一直预订着一项报纸剪辑服务，用以记录所有提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文章。但如今她表现得对名声已经没有太大兴趣了。“以前只要发生点什么事情，一定会引用我们说过的话。”她回忆道。“马斯特斯善于说俏皮话，但我不会。每次别人问个问题，我总是想长篇大论一番。也就是在最近10年，人们谈起这个问题(与性有关的)时才不再每次都提到我们。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开心。”

比尔去世加上李·辛格勒的离开令吉尼对她长大成人的孩子丽莎和斯科特越发依赖了。她认识到了自己无休止的工作对他们所造成的感情创伤。“这些事情会让我一直后悔的，我错过了许多次学校里进行的母亲聚会。早些年间我们不停地做演讲的时候，我到处旅行。他们是两个悲哀的小孩——和一个悲哀的母亲在一起”她对媒体承认。丽莎的丈夫对另一位记者解释了在弗吉尼亚·约翰逊家长大是什么样子的。“她女儿丽莎是被保姆带大的，常常被其他孩子嘲笑。”威廉·扬说，“因为约翰逊的工作让别的小孩以为她肯定是个妓女。他们不会不知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都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了。”

比尔死后一年，吉尼犯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那已经足以让她无力地倒在地上，苦等救援赶到。她同时还患有糖尿病、癌症，做过膝盖置换手术，还得了一些其他侵蚀她活力的疾病。在哪里生活、怎么管理剩下的资产，这些她全听儿子的建议。“目前斯科特全盘管理着我的生活，让他在这里照顾我真是悲哀，但他很害怕我要死了。”她解释道。“他希望我能待在一个可以得到细心照料的地方。”吉尼从来都不是能长久地待在一个地方的人。她卖掉了位于大学城的房子，最终搬到了一个高档的生活协助机构，那里有饭店、娱乐设施和豪华轿车服务。来到这个退隐之地，吉尼在一群寡妇和其他满头灰发的女士中间发现了西尔维娅——诺亚·温斯坦法官在与她的绯闻之后所娶的女人——但她没有打招呼。

弗吉尼亚有时候好像急于忘记过去。她老旧的剪贴簿被胡乱装进了箱子里。她销毁了从诊所带出来的性爱疗法记录和文件。“我保留着诊所工作的全部录像带——有成百上千条——一直储存着它们直到我上次搬家。”她回忆。“为了保存这些带子，我一个月大约要花300美元，已经这样放了好多年了。我儿子说，‘你准备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把这些都销毁了。我同意他这么做。”听到这次销毁之后，罗伯特·科罗德尼大吃一惊。当年推翻了弗洛伊德分析法的那部分带子全部消失了，还有数百名病人的病例。他们的性功能障碍资料无疑可以供将来的医学院进行研究，给治疗师以及20世纪美国文化风俗学的记录者们以启发。“吉尼把所有的记录和带子——所有那些带子都是宝藏，还有那些不可思议的信件——一切都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科罗德尼厌恶地说。“我想她这是出于内心卑鄙的对比尔的愤怒，因为比尔抛弃了她，并喜欢夸大其词。我跟她说过，如果让我作为中间人联系一个大学图书馆进行交易的话，我能够给他们争取到一大笔资金。”

尽管吉尼试图忘掉比尔，但每次受到一点点触动，她对比尔的愤怒就会浮现。她私下里对比尔的揭露和在公众面前呈现的故事越来越不一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接受电视节目《自传》的采访中，吉尼好像对马斯特斯给她提供了一个当医生的机会表示谦虚和感激。“他想找一个大脑是一张白纸的人，自己可以在上边写写画画。”她解释道。“那是他给我的一个礼物，但我觉得对他来说也很值得。”然而私下里，她称他为一个疯狂的权谋家，哄骗她做任何他想要的事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造就了他自己。”她声称，“他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人——不管他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他确实在这样生活。”比尔不仅制造了自己的人格，而且还打造了她的形象，控制着她的行为和感情，并且程度比当时她意识到的还要过分，她对此感到怨恨。她埋怨他当时不让她尝试取得学位，让她在实验室里陪着他辛苦劳作而没时间陪孩子，还把她当作棋子挡在他和前妻莉比以及他们的孩子之间。他妨碍了她，导致她没能和另一个男人得到长久的幸福。在她生命中只有另外一个人曾经对她施加过这样的影响。她说，“他像我母亲那样操纵我——表扬我又惩罚我，惩罚我又表扬我。”她层层剖析着自己的人生。“他爱把我弄哭，然后再哄我。”离婚的痛苦迫使她写下他们的关系是怎么结束的。“多迪是如此嫉妒我，”她坚持说，“我跟他离婚时，他就把她给挖了出来。真是让人悲哀。他是如此热爱重新体验以往生活中的任何部分。”对任何怀疑她可能还爱着比尔的说法，吉尼都嗤之以鼻。

比尔的死只是加剧了吉尼的被剥夺感、愤怒感和悔恨感。她对比尔的怨气在他死后依然那么强烈，连她在圣路易斯的一些老朋友们，比如迈克·弗赖曼，都再也无法忍受了。她的孤立进一步加剧了。“上次我见吉尼时她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因为她在说比尔的坏话。”弗赖曼说，他从在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时就开始崇拜马斯特斯。“她倾向于认为比起比尔的帮助，她更多的是靠自己。她想告诉大家是她不要比尔了，还暗示了他的性无能(作为他帕金森病的一个症状)。她是在报复他。我觉得试图找出真相不是我分内的事。”几个月后，弗赖曼在穿过翻新后的查斯公园大酒店时看到了吉尼，她在其中一间公寓里居住。81岁高龄的弗吉尼亚跟他以前认识的那个活泼女人看起来大不相同。“我几乎都认不出来她了。”弗赖曼说。“她变成了一位老太太。她穿着浴袍坐在宾馆的大厅里，看起来很邋遢。”弗赖曼跟她年纪差不多，但精力充沛，他向她挥了挥手。吉尼认出来是他，笑了。“她声音听起来不错，我们聊了会儿天。她说，‘是的，我们什么时候要聚聚。’那是最后一次见她了。”他回忆道。

科罗德尼也厌烦了吉尼在长途电话里的抱怨，但是他也为她感到难过。不像那些从未在那个诊所里工作过的外人，科罗德尼知道吉尼对它所有的成功真正意味着什么。尽管有时候会指责她的缺点，但科罗德尼同意比尔确实对她不够好。(吉尼和比尔的冲突直到他死后还在继续。2008年11月，位于特拉华州的一个精神健康护理机构——倒闭前和马斯特斯有联系——因侵犯商标权被勒令向约翰逊支付249万美元。联邦陪审团发现，全民健康服务这家公司把他们经过商标注册的、用于性问题的疗法推广到包括饮食紊乱等方面的问题上，从而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字进行了不当使用。)

威廉·马斯特斯策划的生理学发现是一次医学上的胜利，是一种缺席了很久的、对正处于生殖核心运动过程中人体的科学理解。弗吉尼亚·约翰逊本能的天才把这些贮藏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到了每个病人身上。科罗德尼被她的原创性震惊了，她从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社会卫生学者、行为学家、认知治疗师、泌尿科医师、神经病学家、婚姻咨询师、药理学家、自然爱好者以及女性主义者中抽取各种线织成了一块完整的布。她关于人类本性直觉的智慧、她进行实验及习惯性地去发现一切能起作用的方法的意愿，实际上成了驱使他们治疗方法获得成功的意志上的推动力。他们的疗法改善了世界上无数人的生活。“在夫妻疗法以及最复杂的心理治疗项目中，吉尼至少是个完全意义上的合作伙伴。”科罗德尼说，“她让比尔看到了许多他可能刚好忘记的东西。”

对那些熟悉她的人来说，弗吉尼亚·约翰逊屈辱的命运里有些东西让人感到困扰。一个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女性——她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见证过更多的人类性学，曾经探索过性爱所包含的许多身体奇迹和感情表达——怎么可能变得这么默默无闻呢？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代表着世界上对于女性性学观点如此多变化的女人怎么能够被这样贬低呢？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以及那些模仿《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给男生发短信提议共度周末的X一代(Generation X)自信的职业女人在哪儿呢？这些彬彬有礼而又老于世故的人——跟那些可能偷偷看几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的保守郊区妻子一样多——她们从她那里所获的益处比她们自己知道的还要多。像许多生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人一样，约翰逊有效地倡导了女性在最亲密并且常常最能带来个人享受的生活领域受到平等的对待。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她自身的命运来看，这好像让她又承受了一件在男人统治的世界中非常不光彩的事。

尽管疾病缠身，弗吉尼亚并不为自己感到难过。她内心深处那个密苏里州农场女孩永不消沉的灵魂不允许她这样。“这种神经性病变太愚蠢了。”一天下午她无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说。她的腿很虚弱，已经不能长时间站立了。“一般来讲是要截肢的，但我不准备那样做。”相反，她梦想着看到自己的回忆录出版，或者可能的话，会有一部讲述她故事的电影诞生。当圣路易斯一名八卦专栏作者问她是否计划写部自传时，她回答说，“是的，因为我怕别人会写。”早些年，ABC曾经尝试制作一部关于这对著名的性研究者的电视片，据报道说雪莉·麦克雷恩会扮演吉尼。但是由于吉尼不配合剧本作者的要求，最终没有拍成。回忆起辉煌的过去，她列举了好多名字来暗示自己当年名声有多大，有时候甚至带着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她想要迈克·尼古拉斯制作一部关于她人生的电影，让戈尔·维达尔写剧本。或许像乔安妮·伍德沃德那样的演员可以扮演她，罗伯特·杜瓦尔可以扮演比尔·马斯特斯。这些回忆和幻想依然很生动，足够填满一个空闲的下午。

就算电影出品商不再打电话进行预约，出版社也不再为她的自传出大价钱，现在对她来说也无所谓了。弗吉尼亚声称，“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认可了，我一点都不在乎。看个脱口秀马上就知道我的角色是什么。半数人甚至都不知道我不是医学博士。”

关于性和爱依然是困扰她唯一的事情，依然是她在自己生活中最难实现的最隐秘部分。

一天下午，83岁的伊莎贝尔·史密斯接到一个让她吃惊的电话——一个她年轻时熟悉的声音询问她弟弟戈登·加勒特的消息。很久以前，伊莎贝尔结婚了，搬到密苏里州戈尔登城数英里之外居住，对这个农场小镇如今已恍若隔世。她那些20世纪30年代在戈尔登城高中认识的朋友几乎都已经去世了。然而，如今听筒另一端传来了她曾经认识的某个人的声音，一位名叫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的姑娘的甜美气息，她以前好像深爱着自己那长着火红头发的弟弟戈登。

“玛丽·弗吉尼亚打电话向我打听戈登，问他怎么样了。”伊莎贝尔回忆。“我告诉她他已经去世了。”

从电话最初的寂静里，伊莎贝尔说，感觉弗吉尼亚崩溃了。她不知道戈登几个月前刚去世。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打电话。”伊莎贝尔·史密斯说，她还记得弗吉尼亚声音里的失望。“我猜她只是对他的生活感到好奇。她为此感到非常难过。”后来，伊莎贝尔推测，弗吉尼亚打电话或许是想重新开始和她弟弟交往。

弗吉尼亚总是想起那些她没有嫁成的男人，想知道如果和他们结婚了结果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伤透了她的心的陆军上尉诺亚·温斯坦、商业巨头汉克·沃尔特，以及在这特别的一天，她的初恋戈登·加勒特。重拾一段过去的浪漫对她来说听起来很荒谬，就像她十几岁时在戈尔登城唯一一家电影院里看的好莱坞传奇剧那样。她发现，真实的生活要比她曾在一棵梨树下读的那些小说复杂得多。但是比尔·马斯特斯正是通过回归过去的恋情在他自己的生活里演绎了那样的传奇。他宣布对多迪不死的感情颠覆了他们之间的一切，他把多迪称作一生中最初的也是唯一的真爱。在比尔去世几个月后，常常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的弗吉尼亚回顾自己的生活，记起了和戈登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决定查出他的下落。如果比尔能在晚年找到这种幸福，她为什么不能呢？

听到戈登去世的消息，她跟伊莎贝尔的电话聊天迅速结束了。同一天，弗吉尼亚打电话给戈登的另一个姐妹卡洛琳·伊万斯，想了解他们离开戈尔登城高中之后他的生活是怎样的。76岁的卡洛琳礼貌地和她谈起了那些往昔的日子。然而，卡洛琳想起了弗吉尼亚曾经怎样伤了她弟弟的心。“我想他非常喜欢她。”她回忆，“但是在我看来，她母亲的态度是要找‘你能找到的最好的’。玛丽·弗吉尼亚也是那样的态度。她不会嫁给他的，因为他在一个农场里长大。”

事实证明弗吉尼亚对戈登·加勒特生活的推测是错误的。二战把加勒特和许多中西部农场里的孩子们一起拽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弗吉尼亚去读大学后不久，戈登参加了美军通信兵团。之后他开始了在政府情报机构长达30年的职业生涯，破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密电。在二战期间他成为了一名间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从政府退休之后，戈登搬到了芝加哥郊外，受雇于一家计算机公司。晚年他在密苏里州的里士满定居下来，离戈尔登城大约150英里，为了跟姐姐卡洛琳住得近一些。“他回到了这里，从来没有结过婚。”卡洛琳后来回忆。“他的清洁女工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有时间。”

弗吉尼亚对这个“长着火红头发的男孩”的想象，如她后来承认的，被证明是她对于自己生命中男人们的诸多误判之一。戈登入伍后成了一名间谍，一个神秘的国际人士，这对她来说太意外了。“那种工作跟农活的差距你想有多远就有多远。”弗吉尼亚懊悔地笑了下，回忆道。“我猜我错了。”

在10月份一个寒冷多云的日子里，弗吉尼亚从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中停下来了一会儿。她从起居室的椅子上站起身，伸展了一下疼痛的身体，看着窗外。从几层楼上往下看，她观察着华盛顿大学附近大街上走动的人群，在那里，她曾和比尔创造了一段医学史。

屋里填满了没打开的盒子和储物箱。地上放着一幅10年前她自己的8×10有框宣传照片。她说，那时男人们还觉得她有吸引力呢。如今在83岁高龄，她几乎不怎么在乎自己的外貌了。“我喜欢结婚的状态——很遗憾现在没有结婚。”她吐露心声。

这套圣路易斯的公寓是她近两年的第3个住处，她每次都会搬到一个更朴素点的地方。她告诉门房和公寓管理者不要让任何来访者进来，如果被问到就回答她不住在这里。作为著名性爱研究者的神秘光环依然笼罩着她。她在那么多不同的地方生活过，用过众多不同的名字称呼自己。吉尼和玛丽·弗吉尼亚被忘记了。甚至她世界闻名的名字弗吉尼亚·E·约翰逊好像也被弃之不用了。在电话簿里，她现在的名字是“玛丽·马斯特斯”——依然能分辨出那个既是她的爱人也曾经是她搭档的男人。

作为一个如此独立的女人，她在实验室里证明了性别平等，却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是男人这么多次定义了她的人生。这种渴望是她自己的错，是社会影响的结果，或者仅仅是男人和女人本性方面的东西呢？她依然无法确定。“我被培养成了适合于伟大男人的最大支持系统。”她有所醒悟地解释。“我记得自己曾大声说过——想起这件事时我吓坏了——我非常高兴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想要我成为的任何样子。”她慢慢地摇着头，厚厚的眼镜在鼻子上微微摇晃。

暮色渐合，下面的街景变得影影绰绰了。圣路易斯的冬天要来了，窗玻璃上能感觉到一股寒意。她转身盯着地毯上自己那幅老旧的宣传照。“回顾过去，我问自己，‘上帝，我真的那么彻底地迷失了自己吗？’”她想弄明白。“但在很大程度上，我是我那个时间、那个时代的产物。在我的观念里，那就是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极致。有很长时间，我都在那里迷失了。”

后记

书一经出版便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常常会踏上作者都意想不到的奇妙旅程。当然，《性爱大师》——如今娱乐时间电视网(Showtime)基于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的这本传记制作了电视连续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对数百万人来说，戏剧性的演绎给这两人卓越非凡的故事注入了新活力。再加上我这本书的再版，给大家又提供了一个考虑他们永恒意义的机会。

我受邀到Showtime连续剧的拍摄现场参观——那里充满了爱、嫉妒、野心、虚伪、骄傲、背叛、勇气，当然还有各种关于性爱的表达——这个故事从语言描述转化成了非常鲜明的形象。即使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也能从这一电视作品中看到新意。书里描述的场景在这里变得栩栩如生起来，既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一个清教徒社会的眼皮底下进行性爱试验的人文喜剧，又有这对“教导美国人怎样去爱”的夫妇私底下相互吸引而又相互排斥的悲剧。对我们来说，电视是一种最个人的媒体。电视屏幕好像能完美地表现出比尔和吉尼在工作中的胆识和高尚。在这部电视连续剧中，确实有一些裸体志愿者以科学之名来测试性高潮界限的场面。但是同时也有很多患有性功能障碍的情侣表现出渴望甚至是绝望的瞬间，他们大部分都是已婚夫妇，希望通过寻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帮助，在彼此交流时用亲密的方式表达自己。

从当时到现在究竟是怎样发生了如此多的变化，这让不知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尤其是当今的年轻人——理解起来有点困难。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提供的关于人类性反应的曲线、图表以及照片——研究人体的工作原理并采用他们的疗法“解决”性问题——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对他们同时代的历史记录者来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象征着现代性和医学在同宗教禁忌及文化愚昧对抗中取得的胜利。他们生活中的事实似乎要比古老的《圣经》甚至是20世纪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更有决定性。性爱突然离开教堂进入了诊所。美国人现在不再咨询穿着黑袍的牧师，转而开始依赖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了。随着性药的出现，美国人“利用化学物质来提高生活质量”的信仰被引进了卧室。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大胆的研究给人类，特别是女性，提供了自由和基础性的知识，让他们在交往中能够做出至关重要的个人选择。因为更看重医学责任感，这两个人冒着生命和名誉方面的极大危险，依然坚持走在社会关于人类性学辩论的最前沿。

你可能会说《性爱大师》从本质上看，是一个关于科学局限性的后现代预言，揭示了现代医药永远也无法真正地解释我们内心最深层、最亲密的感情。在机器和动物本能之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寻找到一种人性。他们关于荷尔蒙、心电图脉冲以及建立在行为主义上的知觉疗法只能唤醒我们的皮肤和细胞。但仅靠这个却无法触及灵魂，无法触及两个人关系中最本质的部分。到20世纪70年代，他们自己意识到了科学的这种局限性。讽刺的是，通过美国性学革命刚刚解放出来的本我似乎对爱依然像以往一样找不到头绪，或许比以往更加迷茫。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两个人自己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种后现代困境，追溯起来其实是古往今来一直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永恒问题。那么，比尔把吉尼放在一个平等平台上的意愿——创造了世界闻名的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合作关系——是一个狡猾的操纵者为了寻求诺贝尔奖去压榨他人而做的必不可少的举措吗？还是他在给吉尼一个机会来共享荣耀，鼓励她发挥自己出色的能力和远见，并将此作为表示真爱的一种方式呢？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大概会定义后者。在和他们两个人谈话之后许多年，我依然没有弄清楚答案。很明显，弗吉尼亚·约翰逊在以她自己的方式这样做。

该书出版几个月后，我给吉尼打电话祝贺她的85岁生日，我们谈起了这本书。她说里边有许多关于她私人生活方面的记述让她退缩，看到关于性爱试验那部分她笑了，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还有别的地方，比如比尔后来在她的治疗方法基础上提出的同性恋谈话方面的理论，让她感到特别郁闷。她说她依然希望有一天能自己写一个回忆录。然后话题转向了比尔是否真正地爱过她。在我做研究期间，吉尼坚持说她从没爱过比尔，尽管她的行为好像与这个说法并不相符。也许他们的关系太复杂了，无法用简单的爱与不爱来解释。

即使是现在，他们已经离婚10多年了，比尔也去世了，她好像还对两人在一起的时光充满迷恋、愤怒、激动以及无比的骄傲。

我暗示也许她依然在爱着他。她的语调第一次听起来不太一样。

“大概是吧。”她若有所思地说。

这本书2009年出版的时候，书评者和公众几乎一致地用友好的态度接受了它，尽管这个题材依然存在的争议性让我多少了解到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面对着怎样的压力。

在引起了一场争论之后，纽约医学会和《花花公子》基金会联合主办了一场公开活动推介这本书。在书里非常幽默地出现过的一个配角盖伊·塔里斯和我一起参加了一个纪念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遗产的讨论会，与会的还有获得普利策奖的医学作家劳里·加勒特和罗伯特·科罗德尼医生，这本书里也包括很多他们的慷慨见解。塔里斯是美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记得给弗吉尼亚·约翰逊看《邻人之妻》时的担心，那是他于1981年在美国出的一本关于性爱的标志性作品。塔里斯担心此前他可能冒犯了约翰逊，因为在一个报纸编辑的怂恿下，他曾问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多久做一次爱。“有谁会统计呢？”吉尼回答，众人哄堂大笑。然而，在这次座谈中，塔里斯很高兴地回忆了约翰逊给他的书以好评，那是他得到的为数不多的好评之一。

对《性爱大师》最不寻常的反响里来自萨拉·缇波曼，新娱乐时间系列节目的监制。在一篇评论文章登上《纽约时报》不久，萨拉就联系了我和我的好莱坞经纪人斯科特·E·施维默。她想把比尔和吉尼的故事拍成一个叙述性的电视剧，这样可以拍摄到更多关于他们生活和时代的内容，是在一个电影框架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她说服了两名特别天才的人跟她合作——作家米歇尔·阿什福德以及导演约翰·麦登。这个电视剧由索尼电影电视公司制作，并于2012年3月在纽约和长岛拍摄了一段样片。我和妻子乔伊斯及儿子一起拜访了拍摄现场，见到了盛装出现的演员阵容，包括扮演弗吉尼亚·约翰逊的丽兹·卡潘以及扮演比尔·马斯特斯的迈克尔·辛。两个人都向我咨询了他们所扮演的高深莫测的角色。作为制片顾问，我尽量分享了自己的见解。但是我禁不住想起了和约翰逊最初交谈时她说过的话。“我们绝对是地球上最隐秘的两个人。”我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提到过这个警告。“世界上没有人非常了解我们。人们有很多推测，但是他们不知道事实。”

看到迈克和丽兹重新演绎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世界真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希望用这本书令关于这对不可思议的夫妇的故事不致被历史湮灭。也许我们通过这部电视剧，可以提供更多关于爱、性和男女之间互动的见解。

就让这一切开始上演吧。

托马斯·梅尔

纽约长岛

2013年4月

资料来源说明

这本书主要依据威廉·H·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的家人朋友以及前同事接受的公开采访、许多他们诊所的内部资料，以及马斯特斯医生在2001年去世前不久所写的未出版的自传。特别说明一下，书中的很多信息来自大量采访录音，包括从2005年到2008年对弗吉尼亚·约翰逊以及罗伯特·C·科罗德尼医生进行的采访，后者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的助理主任、培训主任兼董事，还跟他们一起撰写过一些作品。录音包括到约翰逊在圣路易斯的住所以及科罗德尼在新汉普郡的家中进行的采访。更多的研究支持来自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以及纽约州康马克公立图书馆的研究者弗雷德·温斯顿和苏珊娜·麦克奎尔。

在本书的准备过程中，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乔伊斯，她对原稿进行了编辑并提供了很多见解，以及我的三个儿子安德鲁、泰勒和里德，他们给予了鼓励和支持。我也感谢基础读物出版社许多人的帮助，尤其是阿曼达·穆恩、惠特尼·卡塞尔、克里斯·格林伯格以及已故的伊丽莎白·麦克奎尔。

人类触觉 在他们长达10多年的里程碑式研究中，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和弗吉尼亚·约翰逊记录了人体在性爱过程中的反应，在成百上千个志愿者身上观察了一万多次高潮。他们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帮助夫妻克服性功能障碍，在性治疗的医学化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自力更生的男孩 曾被父亲虐待的比尔·马斯特斯在少年时期就离开了自己中西部的家庭前往东部上学，并立志依靠自己创造未来。

戈尔登城中学 来自密苏里州的农场女孩、年轻的玛丽·弗吉尼亚将自己的初夜献给了中学时的心上人戈登·加勒特。但不像他们毕业册上预言的，他们后来并没有结婚。50年之后，弗吉尼亚重新寻找着自己所失去的爱情。

比尔和莉比 比尔·马斯特斯与伊丽莎白·艾利斯的婚姻持续了20多年，并在他生育实验室技术的帮助之下拥有了两个孩子。莉比将马斯特斯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真爱，但警觉到了弗吉尼亚·约翰逊对丈夫的影响。

新娘和新郎 吉尼的第二任丈夫乔治·约翰逊是当地一支乐队的队长，同时也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

聚光灯 作为乐队的歌手，在吉普森咖啡公司赞助了电台节目之后，玛丽·弗吉尼亚·埃谢尔曼给自己取了个艺名叫做“弗吉尼亚·吉普森”。“我没有和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出去过，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后来她回忆说。

争取学位 身为离异两次后独立工作的母亲，吉尼·约翰逊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希望争取到自己未曾得到过的大学学位。机缘巧合之下，她成为了学校顶级妇产科医生及生育专家威廉·马斯特斯医生最为信任的女助理。

志愿者 吉尼说服了许多护士、学生、医生以及教员妻子，使她们成为了人类性爱研究的志愿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长达10年的研究彻底改变了医学界对于性爱的认识，并且强调了女性性能力的强大。

有家室的男人 比尔·马斯特斯对于那些受到性爱问题困扰的家庭充满同情，然而他自己的婚姻却深受婚外情、冷漠以及工作狂倾向之苦。

非婚姻关系的两位研究者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经常被美国媒体描绘成在实验室里客观研究性爱的两名研究者。他们的私通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吉尼恋上了另一个男人，才促使比尔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妻子和家庭。

比弗洛伊德更棒的性爱疗法 在研究了人类性行为的生理特征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创了一项为期两周的治疗方法，号称有80%的成功率，远远优于传统的精神分析法。

女权主义者 在提高女性对性爱的理解以及揭穿古老神话的过程中，吉尼·约翰逊是一位先锋，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重要的一部分。就像现代版的《卖花女》，约翰逊出人意料的崛起让那些认为她只是个秘书的人印象深刻。她具有创造性的观点是性爱研究成功的关键，并且赢得了全世界的称赞。

年度夫妇 《时代》杂志就1970年的畅销书《人类性功能障碍》向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表示祝贺，这本书为这两位顶级美国性爱专家带来了名声、财富以及高端客户。两人在1971年结为夫妻。

大师 比尔·马斯特斯成为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传奇。他支持更好地理解并接受性爱，推动了医学院的相关教育，为“伟哥”等药物以及性功能障碍的其他治疗方法铺平了道路。但是他的研究手段同时也非常激进——从观察志愿者性交、使用阴道摄像头记录高潮，到不合伦理地私自使用性代用者。

比尔和吉尼 在所有员工中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个谜——前一分钟还鼓舞人心，转眼就变得冷酷虚伪。但他们俩一起赢得了那些受益于他们建议与治疗的病人们由衷的感激。有些病人甚至寄来了自己做爱时的照片，展示他们的成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相信他们。”马斯特斯有一次嘲弄道。

失去的爱 1992年平安夜，76岁的威廉·马斯特斯告诉弗吉尼亚·约翰逊，结婚了20多年的他想要离婚。然后他娶了自己心爱的多迪，那个半个世纪之前在彩虹湖畔度暑假期间自己爱慕上的小女孩。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都表示对分开感到满意，但他们作为性爱专家的搭档关系不久后就崩解了。

追忆 比尔2001年因帕金森综合症去世之后，朋友们在华盛顿大学为他举行了一个追悼会，但吉尼觉得太痛苦而没有参加。在长篇的讣告中，《纽约时报》宣称马斯特斯“彻底改变了美国学习、教育、享受性爱的方式”。改名为玛丽·马斯特斯的弗吉尼亚·约翰逊对比尔·马斯特斯改变她人生的方式始终是既感激又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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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版权信息

序 我准是在地狱

一 凶手的心理

二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

三 拿雨点打赌

四 两个世界之间

五 行为科学抑或胡说八道？

六 巡回教学

七 黑暗中心

八 凶手会有言语障碍

九 设身处地

十 人人都有弱点

十一 亚特兰大

十二 我们中的一员

十三 最危险的游戏

十四 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十五 伤害心爱的人

十六 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

十七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十八 心理医生的努力

十九 有时龙会取胜

版权信息

- 书名：读心神探：FBI心理侧写术

- 作者：【美国】约翰·道格拉斯 马克·奥尔谢克

- ISBN：9787532760862

- 译者：阎卫平 王春生

- 责任编辑：黄步红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 关注我们的微博：@上海译文

- 关注我们的微信：stphbooks

献给

以前和当前任职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男士们和女士们——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和伙伴。

尽管大地上所有的泥土将它埋掩，

罪行终究会暴露

在世人的眼前。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序 我准是在地狱

我准是在地狱。

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解释我赤身裸体，被五花大绑。皮肉之苦令人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个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透不过气来。尖器插进了我的阴茎和直肠，浑身有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我大汗淋漓。随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被我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正在将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却无力反抗。

我了解这些家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见识过多次。他们都有一种对捕获物随意支配的需求。他们都希望有权决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应该如何去死。只要我的身体尚能承受，他们就不会让我轻易死去；当我昏厥过去或奄奄一息时，他们就会让我苏醒过来。总之他们是尽其所能地折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连续数日。

他们想向我显示他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生死全凭他们的发落。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们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长他们的气焰，激发他们邪恶的幻想。求饶、退缩或是哭爹喊娘只会使他们变本加厉。

这就是我六年来追捕十恶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报。

我的心跳在加速，浑身精疲力竭。当他们把尖棍插进我的阴茎深处时，我感到一阵刺骨的戳痛。我整个身体痛苦得痉挛起来。

求求你，上帝，我若还活着，就让我快点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让我快快摆脱这地狱的折磨吧。

接着，我看到一道强烈明亮的白光，就像听人说过的人在垂死之际会看到的那种白光。我期望见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听说过这些事情。不过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确实听到了一个声音，一个令人宽慰、让人放心的声音，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能使人平静下来的声音。

“约翰，别担心。我们会尽力救你的。”

这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件事。

“约翰，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别担心。不要紧张。你已住进医院。你病得很重，我们会尽力让你好转的。”这就是护士对我说的话。她不知道我能否听见她的话，不过仍然以安慰的口气再三重复着。

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已被送进西雅图瑞典医院的监护病房，连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支撑着。我的双手双腿被带子捆住，身上插着静脉输液管和其他各种导管。没有人认为我能躲过鬼门关。当时是1983年12月初，我38岁。

故事要从三个星期之前说起，地点在美国的另一侧。我当时在纽约，正面对纽约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长岛拿骚县和萨福克县警察部门的共约三百五十名警员进行有关罪犯个性侧写的演讲。这类演讲我做过不下几百回，几乎可以说能够倒背如流。

忽然之间，我开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还在演讲，但身体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语：我究竟如何去处理所有那些案件呢？当时我正要结束对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以及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的咨询工作。此前我被请去参与了旧金山的“林径杀手案”的调查工作。我还对英国苏格兰场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工作提供了咨询意见。我为罗伯特·汉森一案穿梭往返于阿拉斯加，该犯是安克雷奇的一个面包师，专挑妓女下黑手，将她们带到荒野地带，玩猎人追杀猎物的游戏。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针对犹太教堂的系列纵火案。再过两周，我还得飞往西雅图为格林河专案小组提供咨询，该小组正在侦破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系列谋杀案，凶手作案对象主要是西雅图塔科玛一带的妓女和过往客人。

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为科学科惟一的专职办案人员，科里其他人员均是讲课教官。当时我手头同时有大约一百五十件未侦破案件要独自处理，而且一年之中有一百二十五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待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里。来自地方警察的压力十分之大，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着来自社区、来自受害者家属要求破案的巨大压力，因而我对他们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设法排列出工作的轻重缓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纷至沓来。我在匡蒂科的同事们常常戏言说我就像个男妓：不能对客户说半个不字。

在纽约的这次演讲中，我一直在谈论罪犯个性类型，可我的思绪却不断回到西雅图。我知道格林河专案小组中并非人人都希望我参与破案，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每当大案要案发生时，我常会被请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里的许多官员都将它视之为与巫术仅有一步之遥，因此我知道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销”。我必须显得言谈富有说服力，同时又不可表现得过于自信或自大。我必须让他们明白，我认为他们的调查工作是彻底的，是具备专业水准的，同时还要让心存疑虑者相信，联邦调查局可能会有助于他们破案。也许最让人沮丧的是，我不像传统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那样说一下“只要讲述一下事实，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还要求能提供断案的见解。我始终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系列案的调查工作会被引入歧途，导致更多的人送命。同样糟糕的是，这会封杀我竭尽全力付诸实施的罪犯侧写[1]及犯罪分析这一全新计划。

再说还有四处奔波的辛劳。我已去过阿拉斯加好几趟，要飞越四个时区，提心吊胆地乘坐飞机贴近水面飞行，最后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且几乎是刚刚抵达目的地与当地警察碰头之后，又要重新登上飞机返回西雅图。

这种无缘无故的焦虑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我反复对自己说：嘿，道格拉斯，振作起来。控制一下自己。于是我总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间演讲厅里没有人晓得情况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无法驱除那种灾祸临头的感觉。

我无法摆脱这种不祥的预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后，我找到人事部门，办理了预防残废事件的追加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我说不清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是内心有一种朦胧而强烈的恐惧感。我已是疲惫不堪，体力消耗太多，为了应付压力大概饮酒也过量。我很难入睡，正进入梦乡时又经常被请求紧急援助的电话吵醒。当我重新入睡时，我会迫使自己去做与本案有关的梦，以期能获得灵感。现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当时我则显得束手无策。

就在前往机场之前，出于某种缘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学前停下了车，她的工作是为有学习障碍的学生讲授阅读课。我告诉了她有关额外保险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她忧心忡忡地问我。我当时头脑右侧痛得很厉害，她说我两眼布满血丝，表情怪怪的。

“我只是想在离开前把一切都告诉你。”我回答。当时我们有两个女儿：埃里卡8岁，劳伦3岁。

这次西雅图之行我带上了两名新特工，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让他们一道参与破案。我们当晚抵达西雅图，下榻于市中心的希尔顿饭店。打开行李包时，我发现只有一只黑皮鞋。要么我没有把另一只黑皮鞋放进包，要么不知怎么我在途中丢失了一只。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县警察局讲课，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这人一向讲究穿着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惫、压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装。于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饭店，来到市中心商业街四处寻找，最后总算找到了一家尚在营业的鞋店，买到了一双称心如意的黑皮鞋。返回饭店时我愈发感到浑身疲惫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为当地警察和一个办案小组讲了课，该小组由西雅图港的代表和两名应聘协助案件调查的当地心理学家组成。人人都对我所讲授的作案者侧写很感兴趣，例如作案人数是不是不止一个以及可能会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力图让他们接受的一点是，在此类案件中，作案者侧写并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终会发现作案者是何种类型的人，不过也同样肯定，很可能会有许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诉他们，在侦破这起仍在继续的连环谋杀案中，更为重要的是着手采取前摄[2]措施，警方和媒体通力合作，引诱凶手落网。例如，我建议警方可以举办一系列社区会议来“讨论”这些罪行。根据推断，我可以肯定凶手会出席一次或多次会议。我同时认为，这会有助于了解我们对付的凶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试行的另一计谋是，对媒体宣布有人目击了其中一桩劫持案。我感觉这样做可能会促使凶手采取他自己的“前摄策略”，主动出来解释一番为什么他会在案发现场附近“无辜地”被人撞见。我最有把握的一点就是，不管这些凶杀案系何人所为，此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

接着，我告诉小组如何去审讯涉案的嫌疑人，既包括那些自我暴露者，也包括在引人关注的大案中免不了会主动自首的许多不可救药的怪人。麦基尔韦恩、沃克和我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查看了几处弃尸地点，待到晚上回到饭店时，我已是精疲力竭。

我们在饭店酒吧饮酒，放松一下自己，我告诉布莱恩和罗恩，我感觉不大舒服。我依然头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们第二天向当地警方掩盖一下我的病情。我以为只要第二天卧床休息就会好转的，于是互致晚安后，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房门上，并告知两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与他们会合。

我只记得坐在床边宽衣时感到很难受。两位特工同事星期四回到了金县政府大楼，继续讲解我前一天概述过的策略。应我的要求，他们一整天没有打搅我，以便让我好好睡一觉把流感治好。

可是当星期五早上我没去吃早餐时，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往我的房间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们来敲我的房门。没有人应答。

他们万分紧张地返回总台，向经理要了钥匙，回到楼上打开了门，却发现安全链是反扣上的。不过他们听到从房间里传来微弱的呻吟。

他们踢开门冲了进去，发现我——用他们的话来讲——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没有穿好，显然是想去抓电话。我身体左侧抽搐个不停，布莱恩说我当时“浑身滚烫”。

饭店打了电话给瑞典医院，医院立即派来了一辆救护车。与此同时，布莱恩和罗恩守在电话机旁与急救室保持联系，把我的一些关键数据告诉他们。体温是41.6度，脉搏220下。我的身体左侧已瘫痪，上了救护车还不断在抽搐。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样：两眼睁大，目光呆滞茫然。

一进医院，医生立即对我进行了冰敷处理，并大剂量静脉注射了苯巴比妥鲁米那镇静剂，以力图控制抽搐发作。医生告诉布莱恩和罗恩，给我注射的镇静剂剂量足以让整个西雅图的市民昏睡过去。

医生还告诉两位特工，尽管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我可能还是会一命呜呼。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高烧而破裂，且已有颅内出血。

“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俩，“他的大脑已经炸成了碎片。”

当时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办的保险已于前一天开始生效。

我的科长罗杰·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学校当面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随后，帕姆和我父亲杰克飞到西雅图来陪伴我，两个女儿则留给了我的母亲多洛里丝照料。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工作站的两位特工里克·马瑟斯和约翰·拜纳到机场去迎接他们，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医院。他们此刻才知道情况有多么危急。医生让帕姆对我的死亡有所准备，并且告诉她，即使我活了下来，也可能双目失明或成为植物人。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请来了一位神父替我做临终圣礼，可是当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长老会教徒时，便不情愿替我祈祷了。布莱恩和罗恩辞谢了这位神父，找到了另一位无此顾忌的神父。他们请他来做祈祷。

整整一个星期，我始终昏迷不醒，徘徊于阴阳的交界线上。监护病房规定只有家人才可获准探视，于是乎我在匡蒂科的两位同事、里克·马瑟斯以及西雅图工作站的其他人员顿时都成了我的近亲。“你的家庭可真不小呀。”有位护士曾开玩笑地对帕姆说。

“大家庭”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全然是开玩笑。在匡蒂科，由行为科学科的比尔·哈格梅尔和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汤姆·哥伦贝尔牵头，一些同事发起了募捐活动，以便能让帕姆和我父亲留在西雅图陪伴我。不久他们便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警官的捐款。在此同时，他们也做出了安排，准备把我的尸体运回弗吉尼亚州，安葬于匡蒂科的军人公墓。

发病快满一周时，帕姆、我父亲、特工们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边围成一圈，手拉着手，并且握着我的手做了祈祷。当天深夜，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帕姆和父亲时感到很惊讶，同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最初我无法言语，我的左脸下垂，身体左侧依然大面积瘫痪。随着语言功能的恢复，我开始含糊不清地说话了。过了一阵子，我的腿能够挪动了，接着身体的更多部位逐渐地恢复了活动。我的喉咙因插有生命维持管而疼痛无比。控制抽搐发作的药物也从苯巴比妥鲁米那换成了杜冷丁。经过各种检查、扫描和脊椎穿刺，医生最后做出了临床诊断：压力过度和全面衰弱的身体状况引发了病毒性脑炎。我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可是，康复的过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我必须重新学会走路，记忆力也有问题。为了帮助我记住主治医生西格尔的名字，帕姆拿来了一个用贝壳做成、立在软木基座上的海鸥小雕像。[3]当医生下一次来做心智测试，问起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时，我含糊不清地说：“当然记得，‘海鸥’医生。”

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热心支持，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沮丧。我一向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或者做事磨磨蹭蹭。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亲自打来电话为我鼓劲。我告诉他，我大概不能再举枪射击了。

“约翰，别担心这个，”局长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大脑。”我没告诉他的是，恐怕连大脑也不中用了。

我终于离开了瑞典医院，于圣诞节前两天返回家中。临出院时，我送了铭牌给急诊室和监护病房，对医护人员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感激。

罗杰·迪普到杜勒斯机场迎接我们，又驱车送我们回到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家中。家门口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条“欢迎约翰回家”的宽幅标语，等候着我的归来。我的体重已从正常时的195磅降到160磅。我一副病态以及坐着轮椅这一事实让埃里卡和劳伦非常伤心，以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要外出旅行，她们都会担惊受怕。

这一年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除了罗恩·沃克、布莱恩·麦基尔韦恩、比尔·哈格梅尔和匡蒂科的另一位特工吉姆·霍恩以外，我没有会见很多朋友。我已经可以不依靠轮椅行动了，但是四处走动还有不少困难。跟人交谈也有障碍。我发现自己动不动就会哭，记忆力也不大靠得住。当帕姆或父亲开车带我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兜风时，我会注意到某幢建筑物，却不知道它是不是新建成的。我感觉自己像个中风病人，不知是否还能重返工作岗位。

我对联邦调查局使我落得这般下场感到愤愤不平。就在前一年2月份，我曾找吉姆·麦肯齐副局长反映过。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跟不上工作的快节奏，问他是不是能找个人做我的帮手。

麦肯齐对我表示了同情，但看法很实在。“这个机构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他对我说，“在你的工作得到人家认可之前，就得一直工作下去，直到躺倒为止。”

我不只是感觉得不到支持，还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未得到赏识。事实上，反倒是吃力不讨好。就在一年前，我使出浑身解数处理了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在韦恩·威廉斯被缉拿归案以后，却因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一家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受到局里的申诫。该报记者曾问我对嫌疑人威廉斯有何看法，我回答说，他是“有作案可能的”，而且如果证实他就是凶手，那么就很可能涉嫌好几起案件。

尽管当时是联邦调查局要求我去接受采访的，他们却认为我对一件悬案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他们声称，我在几个月前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就曾受过告诫。这便是典型的政府衙门作风。于是我被移交华盛顿总部的专业责任处接受查处。在接受了六个月的官方调查后，我收到了一纸处分。后来，我又因此案荣获了一张奖状。不过，那是因为局里承认我为侦破这起新闻界称为“世纪之罪”的案件做出了贡献。

执法人员所从事的大部分活动是难以对任何人谈及的，甚至连配偶也不例外。当你一整天满目皆是尸体和残肢，尤其当死者是儿童时，你是根本不想把这个话题带回家中的。你绝不会在饭桌上开口说道：“我今天办理了一件强奸谋杀案。现在让我把案情说给你们听听。”这正是为什么往往警察钟情于护士，而护士也钟情于警察的原因：这些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彼此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有时我在公园或树林里游览，会带上自己的女儿，我常常触景生情地想到：这里很像是某某作案现场，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被害的8岁儿童。虽说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接触的惨案实在太多，因此对她们轻微的擦伤碰伤并不十分在乎。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诉我一个女儿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伤口要缝上几针，我马上就联想起对某个同龄遇害儿童的验尸过程，以及为了便于下葬法医缝了好多针才合上伤口。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们热衷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我对此毫无兴趣。由于我外出办案的时间很多，抚养小孩、支付账单和维持家计的重担就落在了帕姆一个人的肩上。这是我们当年婚姻中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且我心里明白，至少大女儿埃里卡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这层紧张关系。

我对调查局听任这一切的发生耿耿于怀。回到家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后院里焚烧落叶。由于一阵冲动，我进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档案资料和写成的文章，统统付之一炬。摆脱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痛快。

几个星期以后，我能重新开车了，便来到匡蒂科的国家公墓看一看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墓位是根据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于12月1日或2日，排给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我注意到，与之为邻的正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离我家住处不远的车道上被人用刀捅死。我查办过此案，至今它还悬而未决。我伫立墓前沉思之际，回想起自己不知多少次建议过警方，要监视那些我认为凶手可能会光顾的墓地。要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监视，并且将我作为嫌疑人抓获，那将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

在西雅图病倒四个月之后，我依旧休着病假。双腿和肺部因并发症和长期卧床而出现了淤血，我依然觉得每天都在挣扎中度日。我不知道自己在体力上是否还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还会有自信心。这一期间，行为科学科教学组的罗伊·黑兹尔伍德工作量大增，他承接了继续办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于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来自局里外勤工作站的一组五十来个在职特工讲课。我是穿着拖鞋走入教室的，双腿因淤血依旧浮肿，一进门就受到了这些来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欢迎。这种反应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因为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我在局里努力开创的事业。这是我好几个月来头一回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别人的珍惜和赏识。我还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我重新开始全天工作了。

[1] 侧写（profile），文中指根据从犯罪现场收集的信息来给凶手画像。——译者

[2] 前摄（proactive），心理学术语，指回忆时先知材料较后知材料占优势。此处指利用心理暗示来诱使凶手落网。——译者

[3] 西格尔“Siegal”的发音与海鸥“seagull”的发音很相近。——译者

一

凶手的心理

把你自己摆在猎手的位置。

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设想一下，有这样一部反映大自然的影片：非洲的平原上立着一头狮子。它发现池塘边有一大群羚羊。但不知为什么，从狮子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在几千只羚羊中紧紧盯住了其中一只。这头狮子训练有素，能够观察出羊群中某只羚羊的弱点，由于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其最有可能沦为牺牲品。

某些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假如我是一名凶手，就会每天外出寻找猎物，寻找下手的机会。比方说吧，我正在一处购物中心，其中容纳有好几千位顾客。我走进游戏机厅，一眼看去有五十多个孩子在玩游戏机。此刻我必须成为猎手，必须成为侧写家，必须能侧写出那个潜在的猎物。我必须弄清楚这里五十多个孩子中哪一个易受攻击，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我必须观察这个孩子的衣着打扮。我必须训练自己从这个孩子的手势、表情、姿势里捕捉线索。而且，我必须在一瞬间之内完成这一切，因此必须精于此道。然后，一旦做出了决定，一旦要下手，我就必须想好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不引起任何惊慌或怀疑地把这个孩子弄出购物中心，因为他或她的父母很可能就在附近的店铺里。我可经不起出现任何差错。

正是捕猎的刺激感驱使着那些家伙作恶多端。如果在其中一人紧盯潜在受害者之际，你能够得到其皮肤触电指数，我认为你得到的是与原野上的狮子完全相同的反应指数。无论我们谈论的凶手的捕猎对象是小孩也好，是年轻女子也好，或者是老人、妓女以及任何其他可以界定的群体也好，或者我们谈论的凶手看上去事先并没有任何特定的首选捕猎对象，情况都是一样的。就某些方面而言，他们是一丘之貉。

不过，正是他们的不同作案手法，正是他们留下的反映个体个性的蛛丝马迹，才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新型武器，可以用来诠释某些类型的暴力案件，以及用来追缉、逮捕和起诉凶手。在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专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就是在努力开发这种武器，这也正是本书的主要内容。自文明开创以来，每一件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无不牵涉到这样一个冷酷的基本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情？我们在联邦调查局调查支援科所从事的这类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就是要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行为反映个性。

把自己摆在这些家伙的位置，抑或揣摩他们的心理活动，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根本不好玩。不过这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我们不得不试图去感受，成为他们中的每一位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犯罪现场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使我们对那个作案者有所了解。通过尽可能广泛地研究各类案件以及与内行——即凶犯本人——进行交谈，我们已经学会了破译那些线索，其方式正如医生评估不同的症状以诊断某一特定疾病或病情。而且正如医生在识别出他或她以前见过的某些疾病的症状后能够做出诊断那样，当我们看到模式开始显现时，也能够得出各种结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正在积极对囚犯访谈，从事深入的研究。当时我身边坐着一圈暴力凶犯，地点是在巴尔的摩的那座古老而带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用石头建成的马里兰州监狱。每个人的案子都有来头，令人关注：杀警察、杀儿童、贩毒或者黑道凶杀。不过我最关心的倒是强奸谋杀犯的惯用手法，于是我问在场的犯人，狱中是否有这样的犯人。

“有啊，查理·戴维斯就是一位。”有个凶犯告诉我，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不会同联邦调查局人员交谈的。有人去监狱的庭院找到他。出人意料的是，戴维斯竟然过来与我们交谈，大概是出于好奇或闲得无聊。有利于我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因素是：囚犯们的空闲时间多得很，却不知如何打发。

通常我们到监狱做访谈，事先都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犯人的有关情况，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实是照这样去做的。我们要翻阅警方的档案以及犯罪现场照片、验尸报告、审讯记录——任何有助于弄清犯罪动机和个性的材料。惟有如此，你才能确信凶犯不是在跟你玩什么牟取私利或自我寻欢的游戏，而是在直接向你说明实情。但就此案而言，显而易见我没有做任何准备，于是我承认了这一点，并设法使这一点有利于我的访谈。

戴维斯是个彪形大汉，身高约6英尺5英寸，30岁刚出头，胡子刮得光光的，打扮整齐。我一上来便说：“你可是比我占有优势，查理。我并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

“我杀了五个人。”他回答。

他在我的要求下描述了一下犯罪现场和自己是如何加害受害者的。原来戴维斯是位兼职救护车司机。他的作案方式是勒死一名女子，将尸体丢弃于他负责救护区域内的一条公路旁，打一个匿名电话，然后作为对电话的回复去收拾尸体。当他把尸体搬上担架时，谁会料到凶手就在他们当中？一手控制局面和现场策划确实让他兴奋不已，给了他最强烈的刺激。我所能了解到的诸如此类的作案手法经证明总是极具价值的。

这种勒杀方式告诉我，他是一个一时冲动型的杀人犯，原先脑子里的主要念头是强奸。

我对他说：“你是个真正的警察迷。你想当警察，想处在有权势的地位，而不是从事什么无法发挥你的才干的低贱工作。”他笑了笑说，他父亲曾经是一名警察中尉。

他在我的要求下描述了他的惯用手法。打个比方吧，他会跟踪一名漂亮的年轻女子，看着她驾车驶进一家餐馆的停车场。通过他父亲在警方的关系，他设法检查了该车的牌照。当得知了车主的姓名以后，他会打电话到餐馆广播呼叫此人，让她关掉车灯。当她走出餐馆时，他就劫持她，强行将其推入他或她的车子，给她戴上手铐，然后扬长而去。

他依次描述了五起凶杀案，仿佛陷入了回忆之中。当讲到最后一起时，他提到曾将她放在车子的前排座位上遮盖好，他头一次回想起这个细节。

谈到这里时，我进一步改变了访谈策略。我说：“查理，让我来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情况：你在同女性交往上存在着问题。你第一次作案时碰上了财务麻烦。你当时年近30，非常清楚你的工作无法让你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你觉得你的生活一团糟，事事不顺心。”

他只是点点头。迄今为止我说的都还没错。我没有说任何难以理解或纯属猜测的含混的话。

“你当时酗酒，”我继续说道，“你欠了债。你与同居的女人常常争吵。（他并未告诉我跟什么人同居，但是我对此相当肯定。）在情况最糟糕的那些夜晚，你会外出寻猎。你不愿意对自己的情人下手，于是只有去折磨另外的什么人。”

我可以看出查理的身势语在渐渐发生变化，情感开始有所流露。于是凭借所掌握的零星情况，我继续说：“不过，你对最后一个被害人下手时已远远没有那么凶残。她是与众不同的。你强暴她之后又给她穿上了衣服。你把她的头部蒙上了。前四次作案时你并没有这样做。这一次你不像前四次那样感觉良好。”

当他们开始仔细聆听时，你便晓得你已经说到了点子上。我是从访谈囚犯中学会这一点的，并且能够在审讯场合反复运用。我看得出此时我已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她对你说了一些什么，让你感觉杀害她于心不忍，不过你还是把她杀了。”

突然，查理的脸变得通红。他显得神情恍惚，我可以看出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案发现场。他犹豫了一下才告诉我，那个女人说，她丈夫身体很不好，她感到十分担忧。他病情严重，也许离死期不远了。说这番话可能是她的计策，也可能不是，而他无从知道实情。但是它显然对戴维斯产生了影响。

“可是我没有戴上面具，她知道我的长相，我不得不杀掉她。”

我停顿了片刻，又说：“你拿了她的什么东西吧？”

他再次点点头，然后坦白说他掏出了她的钱包。他取出一张她与丈夫和小孩在圣诞节的合影，将它保存起来。

我从前根本没有见过这家伙，但已开始对他有了明确的印象，于是我说道：“查理，你去过墓地吧？”他的脸一片绯红。我断定他十分关注报纸对此案的报道，因为他想了解他的受害者被掩埋在了何处。“你上那里去是因为你对这件谋杀案深感内疚。而且你随身带了一样东西去墓地，把它摆在了墓位上。”

在场的其他囚犯鸦雀无声，痴迷般地倾听着。他们从未见过查理这个样子。我重复了一遍：“你带了一样东西上墓地。你带了什么东西，查理？你带了那张合影照片，对不对？”他只是再次点点头，然后垂下了头。

这完全不是什么巫术，或者说，完全不是在场的囚犯可能会以为的那种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的魔术。显然我是在猜测，但是这些猜测是以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载入工作日志，并将继续进行收集的大量背景资料、研究结论和经验积累作为根据的。譬如说，我们发现有关凶手会走访受害者坟墓的这老一套说法常常是符合实情的，但未必是出于我们原先设想的原因。

行为反映个性。

我们的工作之所以必要，其中一个原因是暴力犯罪的本身性质在发生着改变。我们大家都了解那些困扰大多数城市的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以及那些频繁发生并且令国人感到丢脸的持枪犯罪。然而，以往的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大多都发生在以某种方式相互认识的人们身上。

这种情况如今已较为少见了。近在60年代，这个国家的杀人案破案率还高达90％以上。现在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尽管今天科技进步令人注目，电脑时代业已来临，尽管更多的警官经过了更为严格的训练并拥有更为精良的装备，谋杀作案率却一直在上升，破案率却一直在下降。越来越多的犯罪案件中的凶手和受害者是“陌生人”，在许多案件中我们缺乏可查的动机，至少是缺乏明显的或“合乎逻辑的”可查动机。

从传统意义上讲，对大多数谋杀和暴力犯罪执法官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它们起因于我们都经历过的感情——愤怒、贪婪、忌妒、贪财、复仇——的极端表现。一旦这种情感问题得以解决，犯罪或犯罪冲动就将停止。有人会因此丧命，但情况就是这样，警察通常都知道要追查的凶手是谁以及动机是什么。

可是近年来，一种新型的暴力罪犯已经露头，即系列案犯。这种人不到被拘捕或击毙，往往是不会停止犯罪的；这种人善于从经验中学习，并且作案手法越来越高明，总是在不断作案过程中完善其方案。我之所以说“露头”，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一直就在我们身边，远在19世纪80年代的伦敦碎尸者杰克出现以前就已存在。杰克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系列杀手。我之所以用“他”，是因为几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系列杀手都是男性，其中的原因我稍后会加以阐明。

事实上，系列谋杀这一现象可能比我们认识到的还要古老许多。那些流传下来的关于巫婆、狼人、吸血鬼的故事和传说有可能就是对骇人听闻的暴行的一种解释方式，因为在欧洲和早期美国的那些组织紧密的小城镇里，没有人能理解这些我们今天已经见惯不惊的变态行径。怪物必定是超自然的生物。它们绝不可能与我们一样。

在所有暴力罪犯中，系列杀人犯和奸杀犯往往是最不可思议、最令人恐慌、最难以捕获的。其部分原因在于，驱使他们作案的动机往往要比我刚才列举的基本因素远为复杂。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们的犯罪模式更令人困惑，使得他们很少萌发类似同情、负疚或悔恨这些常人所具有的感情。

有时，捕获他们的惟一方法便是学会像他们一样去思考。

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误会，以为我会把严加保守的调查机密泄漏出去，从而为未来的凶手提供入门知识，让我现在就来消除你们在这方面的疑虑。我将叙述的内容是关于我们如何将行为方式研究发展成罪犯个性侧写、犯罪研究和起诉策略的。即便我有意，也不能够将它变成一门介绍入门知识的课程。首先，训练那些经过挑选才加入我们科的早已经验丰富和卓有建树的特工，我们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再者，无论凶手自以为有多大本事，他越是想方设法逃避侦破或者让我们误入歧途，就越是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便于破案的行为线索。

诚如几十年前柯南道尔爵士通过福尔摩斯之口所说：“特异性几乎毫无例外是一条线索。一次犯罪越是普普通通，越是没有特色，就越是难以侦破。”换句话说，我们掌握的行为线索越多，我们能够为当地警察提供的侧写和分析就越完整。当地警察办案时掌握的侧写越是充分，就越能够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从而集中全力寻找真正的凶手。

说到这儿，我要对本书做一点声明。调查支援科隶属于位于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暴力案件全国分析中心，我们是不负责抓获凶手的。让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不负责抓获凶手。抓获凶手的是当地警察，考虑到他们所承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压力，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谓工作出色。我们尽力而为的是，协助当地警察突出调查重点，然后提出一些可能有助于挖出凶手的前摄手法方面的建议。一旦他们抓获了凶手——我再强调一次，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我们就会设法构想出一套策略，协助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展现出被告的真实个性。

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我们从事过研究，且拥有专业经验。当面临一件系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时，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当地警察局可能还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恐怖暴行，然而我的人员大概已经办理过不是几千件，也是几百件的类似案件。我总是告诉手下的特工：“如果你想了解艺术家，就非得观看他的作品不可。”许多年下来，我们已经观看过很多“作品”，与大多数“卓有建树的”“艺术家”进行过广泛的交谈。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系统地开展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科的工作，它后来更名为调查支援科。尽管对我们的成就加以赞扬和戏剧化渲染的书籍（例如托马斯·哈里斯那部令人难忘的《沉默的羔羊》）大多都多少带有想象色彩并且具有戏剧破格[1]的倾向，可是我们的前辈在办案过程中确确实实更多地凭借犯罪虚构而不是犯罪事实。在埃德加·爱伦·坡1841年创作的经典小说《停尸间的谋杀案》中，主人公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堪称有史以来第一位行为侧写家。在那个故事里侧写家首次运用前摄手法迫使真正的凶手现身，同时证明了那个被当成凶手投入监狱的人是清白无辜的。

如同一百五十年以后供职于我们科的男士和女士一样，坡认识到，在单凭法医证据还不足以侦破一起作案手段极其残酷，且看似缺乏动机的案件的时候，侧写是有价值的。“在得不到一般性线索的情况下，”他写道，“分析师会让自己进入对手的心灵，设想自己就是凶手，于是常常一眼便看出，那些仅有的破案方法可能在诱使他犯错误，或者在促使他草率得出错误判断。”

还有一个小小的类似之处值得一提。杜平先生喜欢独自在房间里工作，关上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以避开日光和外界的侵扰。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这一点上则别无选择。我们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的办公室都设在地下好几层，没有一扇窗户，因为原先的设计意图是，在发生全国性紧急事件时将其作为联邦执法部门的安全总部。我们有时戏称自己是在全国暴力犯罪分析地窖里工作。我们开玩笑说，由于置身于地下六十英尺之处，我们入地比起死人入土还要深十倍。

英国小说家威尔基·科林斯在《白衣女人》（以一起真实案例为根据）和《月亮宝石》之类的作品中继续了对侧写手法的描写。然而，是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笔下的那位不朽人物，歇洛克·福尔摩斯，让所有世人在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里靠煤气灯照明的幽暗世界中见识了刑事调查分析这一形式。看起来我们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与这位虚构人物相提并论。几年前，我在密苏里州侦破了一件谋杀案，当时《圣路易环球民主报》上的一则标题将我称为“联邦调查局的现代歇洛克·福尔摩斯”，我把这看做是一种真正的荣誉。

值得一提的趣事是，就在福尔摩斯侦破那些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案件同时，现实生活中的碎尸者杰克正在伦敦东区不断杀害妓女。这两个人处于法律的对立两面，处于现实和想象的界线的对立两侧，他们如此深深吸引了大众的注意，以至由柯南道尔的崇拜者创作的几部“现代”福尔摩斯小说都让侦探们去侦破那些悬而未决的怀特查佩尔谋杀案。[2]

在1988年，我应邀在一个全国广播电视节目里对碎尸谋杀案进行剖析。稍后我会在书中谈到我对这一历史上最著名的凶手所做出的结论。

直到坡的《停尸间的谋杀案》问世一百年之后，也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出现五十年之后，行为侧写才脱离文学作品，进入真实生活。到了50年代中期，“疯狂投放炸弹者”在纽约市频频作案，据称此人应对十五年中的三十多次爆炸负责。他的袭击目标是标志性建筑物，例如中央火车站、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和无线电城音乐厅。当年我还是一个生活在布鲁克林区的孩子。对这个案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智穷计尽的情况下，警方在1957年请来了格林威治村的精神病专家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他研究了爆炸现场的照片，仔细分析了投放炸弹者写给报纸的那些嘲弄性信件。从观察到的总体行为模式出发，他得出了若干详尽的结论。其中包括：凶手患有偏执狂，仇恨他的父亲，深恋他的母亲，家住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在他书面侧写报告的结尾处，布鲁塞尔指示警方：

寻找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中年人。出生在外国。信奉罗马天主教。单身汉。与一个兄弟或姐妹同住。你们找到他时，有可能他身穿一件双排纽扣的西装。纽扣是扣上的。

从一些信件涉及的内容来看，投弹者似乎大有可能是一个目前或以前受雇于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心怀不满的雇员。警方利用这一侧写将嫌疑人对号入座后，找出了乔治·梅特斯基，爆炸案发生以前，他从40年代起一直在为爱迪生公司工作。一天傍晚，警方前往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逮捕了这位身材魁梧、出生在外国、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中年单身汉。与侧写惟一有出入的是：他不是与一个兄弟或姐妹住在一起，而是与两个未出嫁的妹妹住在一起。警察要他穿上衣服去一趟警察局。他几分钟后走出了卧室，穿的是一件双排纽扣的西装，纽扣是扣上的。

布鲁塞尔博士在说明他是如何得出这一无比精确的结论时解释道，精神病医生通常是先检查某个人，然后再试图就此人可能会对某些特殊情况所做出的反应进行合理的推测。布鲁塞尔博士说，在构思侧写时，他颠倒了这一程序，试图根据他的行为线索来推测这个人的特征。

以我们四十年后的认识水平回过头来审视疯狂爆炸案，它确实显得很容易侦破。可在当时，该案的侦破体现了刑事调查方法的重大突破，堪称行为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一个真正的里程碑。布鲁塞尔博士后来协助波士顿警察局侦破了波士顿勒杀案，他是该领域的一位真正的先驱人物。

虽然这种学科所采用的方法通常被认为是 演绎法，但侦探小说里的杜平、福尔摩斯以及现实生活里的布鲁塞尔和我们这些后来人所从事的工作其实更多地运用了 归纳法——即观察某件罪行的特别要素，从中得出重要结论。我1977年来匡蒂科工作时，行为科学科的讲课人员，诸如霍华德·特顿，正在着手运用布鲁塞尔博士的思路去侦破那些由警方专业人士移交给他们的案子。不过在当时，这门学科被看成是奇谈，压根没有扎实的研究做其后盾。当我进入故事角色的时候，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我已谈过进入凶手的位置和揣摩其心理的重要性。通过研究和实际办案，我们发现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是同样重要的，而且也许是同样充满痛苦和恐怖的。我们只有确切了解某一特定受害者面对降临在她或者他头上的恐怖事件都做出了什么反应，才能够真实理解凶手的行为和反应。

要了解凶手，你就必须查验犯罪行为。

80年代初期，佐治亚州一个乡间小镇的警察局向我提交了一件使人困扰的案子。一个在当地一所初等中学担任乐队指挥的14岁漂亮女孩在离家大约一百码处的学校班车停靠点遭人绑架。几天后，人们在大约十英里外的树木茂密的恋人小径一带找到了她那衣衫不整的尸体。她受到了性侵犯，死因系头部受到钝器重击。她的身旁放着一块血迹斑斑的大石头。

在能够提出分析意见以前，我必须尽可能充分地了解这个小女孩。我发现她虽然长得漂亮可爱，14岁的她看上去就是14岁的孩子，而不像有些十几岁的女孩子那样，看上去如同21岁一样老练。凡是认识她的人都向我保证，她不是一个举止轻浮或者喜欢调情的人，从不吸毒或酗酒，对待任何接近她的人都显得热情友好。验尸分析显示，她被强暴时还是处女身。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因为它们引导我去了解在绑架发生之际和之后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凶手在两个人相处的特定情景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我据此认定，谋杀并非是预谋的结果，而是他在这个小女孩并没有张开双臂迎接他的情况下惊慌失措而做出的反应（在袭击者扭曲虚妄的幻想中，小女孩的态度不该是这样的）。这一点反过来又引导我进一步理解了凶手的个性，而我的侧写则引导警方将注意力集中于一年前发生在临近的一个大城镇的强奸案的一名嫌疑人。理解受害者使我得以设计出一套策略，供警方在审讯这名难缠的嫌疑人时使用。正如我所推测的，此人早已通过了测谎器测验。稍后，我将详细讨论这一令人着迷而又令人心碎的案子。不过就现在而言，只要这么说就足矣：此人最后承认犯下了这次谋杀案和先前的那次强奸案。他被定罪判刑。截至写作本书时，他仍在佐治亚州的死囚区服刑。

我们对就读于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特工或专业执法人员讲授罪犯个性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的基本要素时，会力图让他们去思考犯罪的全部过程。我的同事罗伊·黑兹尔伍德在1993年从局里退休前，讲授了几年的侧写基础课程，他习惯于把这一分析划分成三个明确的问题和短句——什么、为什么、是谁。

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包括有关犯罪在行为方面可能会有重要意义的任何情况。

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发案？例如：为什么会发生死后分尸？为什么没有拿走任何贵重物品？为什么没有强制性侵入？犯罪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有意义的行为要素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它又引导出：

是谁会出于这些原因犯下这一罪行？

这便是我们要解答的问题。

[1] 文学创作中所特许的打破一般规格的自由。——译者

[2] 系指杰克所作的系列碎尸案，怀特查佩尔是伦敦东部一区名。——译者

二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

我母亲的娘家姓“福尔摩斯”，而父母亲当年险些就要选用它，而不是用平淡无奇的“爱德华”做我的中间名。

当我回首往事时，没有发现除此以外我的早年生涯中有什么迹象显示我将来要成为一名心理侦探或罪犯侧写师。

我出生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离皇后区不远。我父亲杰克是《布鲁克林鹰报》的一名印刷工。我年满8岁时，他出于对犯罪率不断上升的担忧，把家迁到长岛的亨普斯特德，后来担任过长岛印刷工会的主席。我有一个大我4岁的姐姐阿伦，从很早的时候起，无论在学业方面，还是在运动方面她都是家庭的明星。

我在学业上毫不出众，得分通常是B-或C+。因我待人客气随和，虽然成绩平平，却总是受到拉德卢姆小学老师们的喜爱。我最感兴趣的是动物，在不同阶段养过狗、猫、兔子、仓鼠和蛇。因为我说过想当个兽医，所以母亲对这一切都很宽容。由于这种努力显示出我有希望当上兽医，她一直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在学校里显露的惟一天赋就是讲故事，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种天赋在我日后调查案件时发挥了作用。警探和犯罪现场分析家必须把一堆迥异的、貌似不相关的线索转变为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因此讲故事的才能是一种重要的天资，对于凶杀案的调查尤其如此——因为受害者本人已无法讲述他或她的不幸故事。

无论如何，我常常施展自己的天资以逃避真正的功课。我还记得上九年级时有一回出于偷懒没有阅读一本小说，而老师要求每个人当着全班的面做口头读书报告。于是轮到我上台时（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竟然有这种胆量），我编造了书名和作者，接着开始讲述关于一群野营者围坐在篝火旁过夜的故事。

我一边讲一边编造故事内容，同时心里在嘀咕：这样讲下去我还能坚持多久？当我讲到一头熊偷偷摸摸逼近野营者，眼看就要猛扑上去的节骨眼上时，一下没词儿了。我的精神开始崩溃，别无选择，只好向老师承认这一切都是捏造的。我一定是出于良心不安才这样认了错，由此可以证明我完全没有罪犯个性。我站在讲台上，像个原形毕露的骗子一样。我知道这次要不及格了，要在全班同学面前丢丑了，我也已预料到母亲得知此事会怎样说我。

可是让我吃惊和不解的是，老师和其他孩子完全被故事内容吸引住了！当我承认故事是编造的时候，他们却说：“把故事讲完呀！快告诉我们后来发生的事情。”于是我讲完了故事，最后得了一个A。我一直没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孩子，因为不想让她们误以为犯罪是值得的。不过从中我了解到，只要能向人们推销你的主意并引起其兴趣，你就常常能得到他们的合作。这一认识使我获益颇多，因为我身为执法官员，往往不得不向自己的上司或者当地的警方宣传我们的工作，鼓吹它的重大价值。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正是这同一天资在某种程度上会被骗子和罪犯利用，以逃避惩罚。

顺便提一下，我虚构的野营者最终确实安然无恙地得以逃脱，这一结局与我原定的结局相去甚远，因为我真正喜爱的是动物。为了给当一名兽医做准备，我用了三个暑假的时间参加了康奈尔大学兽医系开设的康奈尔农庄培训班，地点在纽约州北部的牧场。对城里孩子来说，这可是走近和接触大自然的绝好机会。为了得到这一优惠待遇，我每周要打工七十至八十小时，每小时酬金是十五美元，而此时我的校友们都已返回家中，正在琼斯海滩上尽情享受着日光浴。

这种体力劳动确实使我有强健的体魄参加体育运动，而这是我的另一个特长。上亨普斯特德高中时，我担任过棒球队的投手和橄榄球队的防守队员。如今回想起来，也许就在这一时期，我对个性侧写的兴趣头一次真正显露出来。

一踏进投球区，我很快就会想到，投球既猛又准只是赢得了一半比赛。我能投出一手漂亮的快球和相当有水准的滑行曲线球，但是不少高中的投手也会这一手，或者说水平与我不相上下。赢球的关键就在于，要能在心理上压倒对方的击球手，而我意识到这主要是靠树立必胜的信心，同时尽可能让站在本垒板处的那个家伙内心忐忑不安。多年后，当我着手发展我的审讯技巧时，这种体会出色地以相似的方式派上了用场。

念高中时，我已身高6英尺2英寸，我常常会利用这一优势。就实力而言，我们的球队在强手如林的联盟中表现平平，因此我很清楚，要想在赛场上脱颖而出并确保必胜的精神状态，就要看投手的场上表现出色不出色。作为高中生，我拥有上佳的自控力，但我决定不让对方的击球手了解这一点。我想装出冒失莽撞、表现相当不稳定的样子，这样一来，那些击球手就不会在本垒板处用脚刨出小坑，以便击球时好用上力。我想让他们以为，如果他们那样去做，就会有被六十英尺开外的这个疯狂投手的快球击出本垒的危险，甚至还会更加糟糕。

亨普斯特德高中的橄榄球队确实水平不错，体重188磅的我在队中担任防守线上球员。同样，我认识到比赛时我们可以在心理上略占上风。我估计，如果我发出不满的咕哝声或者抱怨声，外加满场疯狂的表现，还是能够对付那些个子更大的球员的。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让其他线上的球员效仿我的做法。后来，我经常会担任一些利用精神失常作为辩护理由的谋杀案的审讯工作。从自身经历中我早已晓得，行为躁狂这个单一事实未必意味着一个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1962年，我们与旺托高中进行了一场争夺索普杯的比赛，该奖杯是奖励长岛地区最佳高中橄榄球队的。对方球员人均体重超出我们大约四十磅，因此我们清楚，很有可能我们会在满场观众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在赛前，我们设计了一套热身练习，目的只有一个：要在心理上占优势，要震慑住对手。我们排成两行，每行的第一人上前堵截——实际上是击倒——另一行的第一人。这一场面适时配合上各种咕哝声、抱怨声和痛苦的尖叫声。从旺托球员的表情中我们可以看出，预期效果已经达到。他们八成是在思忖：“如果这些家伙真的愚蠢到自相残杀的程度，天才晓得他们会拿我们怎么样。”

事实上，这整个插曲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我们操练过摔跤式攻击，因此看上去好像是重重摔倒在地，其实是不伤皮毛的。进入实际比赛时，我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疯狂表现，仿佛当天下午我们才被从精神病院放出来，比赛一结束又要直接被遣送回去。球赛的比分一路咬得很紧，当混乱场面最终平息下来时，我们以14比13赢得了比赛，捧回了1962年度的索普杯。

我平生第一次接触“执法”，事实上是我第一次对侧写的“亲身”经历，发生在18岁那年，当时我在亨普斯特德一家名叫“煤气灯东部”的酒吧俱乐部找到一份看门人的工作。我的工作表现如此出色，以致后来在长岛冲浪俱乐部得到了同样的工作。在这两个地方，我的主要职责有二：禁止未满法定饮酒年龄者入内，换句话说，禁止任何比我年轻的人入内；阻止聚众饮酒之处难免会发生的斗殴行为或者驱散闹事者。

我站在大门口，要求任何年龄可疑者出示身份证，然后盘问此人的出生年月以验证此人是不是身份证的主人。这是最标准的程序，人人都料到会如此，因而早已有所准备。大凡颇费周折才弄到一张假身份证的孩子，很少会粗心到不去记住证件上的出生年月。我一面盘问，一面直视他们的眼睛，这一招对有的人还挺管用，尤其是对女孩子，因其在这个年龄，一般而言还是较有社会良知的。不过那些存心要混进来的人仍然能够闯过大多数检查，只是他们事先要集中精力进行练习。

每一组年轻人走到前排接受盘查时，我实际要做的就是仔细审视站在后面大约三四排的那些人；当他们准备接受盘问时，注意其反应，观察其身势语，查看其是否表现得紧张不安或迟疑不决。

驱散闹事者则更具挑战性，为此我依靠的是以往体育比赛的经验。如果他们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这人轻易惹不得，再加上你稍稍表现出行动疯狂，那么有时甚至连那些膀大腰圆之辈都会考虑是否要与你纠缠。如果他们认为你这人很不对劲，连自身安危都不挂在心上，那么你便是更加危险的对手。大约二十年过后，比方说，当我们为研究重大系列杀人案而对囚犯访谈时，就发现典型行刺犯的个性在某些重要方面要比典型系列杀人犯的个性更具危险性。这是因为行刺犯不同于系列杀人犯，行刺犯只会挑选他认为能够对付的一个受害者，然后不遗余力地逃避缉捕；系列杀人犯则一味迷恋于执行他的“使命”，一般来说不惜以死去实现它。

要人们对你另眼相看——例如，认为你蛮不讲理、行动疯狂、深不可测，另有一层需考虑的因素，即你必须在上班的全部时间里保持这一人格面貌，而不仅仅是在你认为人们注意你的时候才如此。我曾前往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访问加里·特拉普内尔，一位臭名昭著的持枪抢劫犯和劫机犯。他声称可以愚弄任何一位监狱精神病医生，令其轻信他患有他愿意具体指明的任何一种精神疾病。他告诉我，成功的秘诀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装出病成那个样子，哪怕独处囚室时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当医生进行走访时，你便不必“费神思考”如何才能蒙混过关，那种“思考”会让你露出马脚。由此看来，在受益于此类“专家”的建议之前很久，我似乎就已具备像罪犯那样去思考的某些本能。

如果无法在酒吧里震慑住斗殴之徒，我便会尝试采用业余侧写手法去退而求其次，在事情闹大以前加以制止。我发现，凭借我的一点经验，加上认真观察人的行为和身势语，我就能将这些情况与最终爆发为斗殴的那种行动联系在一起，因而便能预料某人是否准备肇事。出现这种情形时，或者心存疑虑时，我总是首先出击，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在那个潜在的肇事者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前，就想法把他请出酒吧，哄到大街上。我总是在对人讲，大多数性杀人犯和系列强奸犯已变得擅长于支配、操纵和控制，而我在另一种环境下努力要掌握的就是完全相同的技能。起码可以说，我已有所长进。

高中毕业时，我依然想当兽医，可是考试成绩达不到康奈尔大学的录取线。以我的考分，只有去蒙大拿州立大学读一门相关学科。于是，1963年9月，我这个在布鲁克林和长岛长大的小伙子便启程前往幅员辽阔的国度的中部。

一抵达博兹曼，我便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文化冲击。

我在早期的一封家书中写道：“请接受来自蒙大拿的问候，在这里男子汉就是男子汉，胆小鬼就得提心吊胆。”正如蒙大拿似乎拥有我心目中西部边疆的全部陈规陋习和陈腐思想那样，我给当地人的印象也是个标准的东部人。我参加了一家联谊会的当地分会，其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当地小伙子，因此我显得很不自然。我喜欢戴黑色帽子，穿黑色服装，蓄着长长的连鬓胡子，活像《西城故事》中的人物，而当时像我这样的纽约人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于是我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每每出席社交聚会，本地人都会穿西部服装，跳两步舞，而我前几年一直满腔热情地收看电视上查比·切克的舞蹈教学节目，对扭腰舞的一招一式都很熟悉。由于我姐姐阿伦比我大4岁，她很早就把我当成她的练习舞伴，因此我很快成为整个大学社区的舞蹈教练。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位传教士进入了一片从未听说过英语的穷乡僻壤。

我的学业情况一直不太理想，而现在因为把精力都集中在其他事情上，成绩更是一路滑坡。我早就在纽约的一家酒吧当过看门人，但是在蒙大拿这地方，法定饮酒年龄是21岁，这实在令我失望。不幸的是，我并没有让它对我有所妨碍。

我第一次与法律产生冲突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我和大学生联谊会的一个哥们儿带上在未婚母亲之家碰上的两个时髦女孩外出。她们看起来比同龄人要成熟。我们在一家酒吧前停下，我进门去买一盒六罐装的啤酒。

酒吧服务员说：“请出示身份证。”我递给他一张精心伪造的义务兵役证件。从过去当看门人的经历中，我很清楚伪造身份证的隐患。

那家伙看了看证件说：“嗯，来自布鲁克林？你们东部人都是大混蛋吧？”我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只见酒吧里的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我知道这下可有证人了。我回到停车场，后来我们喝着酒上了路。我哪里会知道其中一位女孩将喝空的啤酒罐丢进了汽车行李厢。

突然，我听到警车的警报声。一个警察把我们拦下了。“下车。”

我们只好下了车。他开始搜身检查，尽管我当时也知道这是不合法的，可绝不会去跟他顶嘴。他弯下腰时，手枪和警棒露了出来，于是我的头脑里闪过一个疯狂的念头：我可以夺下警棒，猛击他的头部，再拿走手枪逃之夭夭。所幸我并没这样铤而走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不过，我晓得他马上要搜查我，便赶紧从皮夹子里取出身份证，塞入了内裤。

他把我们四人带回警察局，进行了隔离，这下子我可紧张得浑身冒汗，因为我担心另一个家伙会招供，牵连到我。

有位警官对我说：“好吧，孩子，把情况都告诉我们。如果酒吧服务员没有要你出示身份证，我们会回去找他算账。我们以前就找过他麻烦。”

我回答说：“我来自东部，我们那里人是不兴告发人的。我们不会干这种事。”我俨然一副乔治·拉夫特的口气，不过事实上我自忖道：他当然要过我的身份证，而我出示的是一份伪造证件！在此过程中，那证件已从内裤中掉了下去，正紧紧压迫着我的要害部位。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要我们接受脱光衣服之类的检查。我的意思是，这地方对我来说可是边陲之地，天才晓得他们会干什么。于是我迅速估量了一下形势，假装身体不适。我告诉他们我感到恶心，要上一趟厕所。

他们允许我单独上厕所，不过我倒是看过不少电影，因此走进厕所后，对着壁镜看了看，惟恐他们正从另一头监视我。我走到厕所的另一头，把手伸进内裤，取出了身份证，随后又走到洗手池边佯装呕吐，以防被人监视。我走进厕所的隔间，把义务兵役证丢进抽水马桶用水冲走，然后信心倍增地走了回去。结果我被罚款四十美元，并获缓刑。

我第二次跟博兹曼警察打交道发生在大学二年级那年，这次情况更加糟糕。

当时，我同另外两个东部的家伙和一个来自蒙大拿的家伙一道去观看骑术表演。终场后，我们驾驶一辆1962年型史蒂倍克车离去，车上放有啤酒，于是我们再度碰上了麻烦。那天雪花漫天飞舞。开车的是波士顿的小伙子，我坐在前排乘客座上，当地的那个家伙坐在我们中间。不知怎么的，开车的人冲过了十字路口的停车标志。而你猜怎么着？有名警察正巧就站在那里。这似乎成了我的蒙大拿生涯的标志。人们总是说，当你需要找警察时，到处都见不到他们的影子。尽管这样，1965年的博兹曼可不是这么回事。

我那位大学生联谊会的白痴老兄居然就不停车，我简直不敢相信！他驾车驶过后，那个警察在后面紧追不舍。

每当我们转弯暂时避开警察的视线时，就往车外扔啤酒罐。我们一路驱车向前，来到了一处住宅区，猛地冲过防止车速过快而建造的路面突起物：嘣！嘣！嘣！一道路障挡在前面；那名警察肯定用无线电通话器通知了前方的警察。我们绕过了路障，径直穿过某家的草坪。我一直在大声疾呼：“快停下这该死的车！我要下车！”然而那个白痴就是不肯停车。车在飞速行驶，雪仍在铺天盖地地下着。我们听到身后警报声大作起来。

我们冲到一个十字路口。他猛地紧急刹车，来了个360度大转弯，车门冲开，我被甩出车外。我紧紧抓住车门，屁股在雪地上拖移。突然不知谁大叫了一声：“快跑！”

我们撒腿就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结果我跑进了一条巷子，发现有辆空的轻型货车，便一头钻了进去。我在逃跑中扔掉了黑帽子，身上套的是一件正反皆可穿的反面是金色的黑夹克，于是我反穿夹克，金色的一面朝外做掩饰。然而我浑身汗流不止，弄得车窗上满是雾气。我心想：哦，真见鬼，这样他们是能发现我的。而且我担心车主随时会回来，在这一带地方他们可能会携带枪支。我揩去一小片车窗上的雾气朝外望去，只见我们丢弃的汽车周围一片热闹景象：有警车，有警犬，反正什么都有。这时他们开着警车朝巷子驶来，手电筒的光照在轻型货车上，我紧张得差点要尿裤子。可是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没能发现躲在车内的我，驱车直接驶了过去！

我偷偷摸摸回到了学校，所有人都已听说了这件事。我发现我和两个东部家伙得以逃脱，警察抓住了蒙大拿的小伙子，他已把实情和盘托出。他供出了我们的名字，于是警察将我们一一带走。他们前来抓我时，我承认有罪以求从轻发落，我说开车的不是我，当时很害怕，曾经恳求开车的家伙停车。开车的波士顿人被投入牢房，室内只有弹簧床而没配床垫，有面包和白开水，还有规定要穿的全套囚服。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我依然吉星高照，再度被罚款四十美元并获缓刑。

不过警察通报了校方，又通知了我的父母，他们闻讯大为光火。而我的学业也是一团糟。我各科的平均成绩是D，其中演讲课因从未到堂上课而不及格，这可是我多年来拿到的最低分，因为我一直认为演讲才是我的最强项。我并未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困境。第二学年结束时，很显然，我在西部荒野的冒险生涯已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我对这一时期的全部记忆似乎都与倒霉事件和自毁前程有关，当时的情形对我来说好像正是这样。我离开大学回到了家，生活在不无失望的父母的眼皮底下。母亲得知我再也当不了兽医时尤为伤心。像以往一样，当我自己拿不定主意该做什么时，便重新仗着自己有体育特长，于1965年夏季干上了救生员的工作。夏季结束时，我用不着返回大学了，便找了份工作，负责管理帕乔格假日酒店的健身俱乐部。

在那里开始工作后不久，我认识了桑迪，她是酒店鸡尾酒会的女招待。她年轻漂亮，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很快就为她神魂颠倒了。她穿上那套酒会招待员的小号制服时真是迷人至极。由于经常运动和健身，我的身体显得十分健壮，她似乎也挺喜欢我。我当时住在家里，她老是打电话给我。父亲对我说：“到底是什么人一天到晚给你打电话？而且总能听到背景中传来小孩的哭闹声。”

住在家里可没有干好事的可趁之机，不过桑迪告诉我，在酒店工作的人能够非常便宜地租到一间未被预订的客房。于是有一天我们双双进了一间客房。

次日凌晨，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了电话，我只听见她说：

“不！不！我不想跟他通话！”

我半梦半醒地问道：“是谁呀？”

她说：“是总台打来的。她们说我丈夫来了，正在上楼。”

这下子我完全清醒了，说：“你丈夫？这是什么意思，你丈夫？你可从没告诉我你还是有夫之妇！”

她指出她也从没告诉我她离婚了，接着又解释说，他们已分居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思忖道。这时我听见那个疯子沿着过道冲了过来。

他开始一个劲地捶门。“桑迪！我知道你在里面，桑迪！”

客房有扇玻璃百叶窗开向过道，他正在用力扯拽着窗户，想把它们从窗框上扯下来。与此同时，我正在寻找一个能够跳下去的地方——我们住在酒店二楼——可是没有窗户能够让我跳下去。

我问她：“这家伙会不会携带枪支什么的？”

“他有时带把匕首。”她说。

“噢，该死！这下子可好了！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打开门。”

我摆出一副拳击的架势。她拉开了门。那位先生冲了进来，直冲我而来。不过就在这时，他看见了我的身影轮廓。我肯定显得又高又壮，因此他改变了主意，收住了脚步。

但是他仍然在大叫大嚷：“你这狗娘养的！给我滚出去！”

我心想，男子汉的阳刚之气我已经展示了一天，况且现在时间还早，便很客气地说：“好的，先生。事实上我正准备要走。”我又一次逢凶化吉，皮毛无损地摆脱了另一个尴尬局面。然而我无法回避这一事实，即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弄得乱七八糟。顺便提一下，我驾驶父亲的绅宝车与朋友比尔·特纳驾驶的红色MGA车进行一场比赛时，还撞坏了父亲车子的前轴。

一个星期六早晨，母亲拿着一封兵役局的公函走进了我的房间，信中称他们想约见我一次。我来到曼哈顿的怀特霍尔街，与其他三百人一起接受了一次兵役体检。他们要我做深屈膝动作，当我弯腰时，你能听见膝关节噼啪作响。同乔·纳马思一样，我因打橄榄球受伤，被取下了膝盖的软骨，只不过他的律师在这件事上肯定更有本事。他们推迟了录不录用我的决定，但最终还是通知我说，山姆大叔确实需要我。我不愿进陆军去碰运气，而是立即报名参加了空军，虽说那意味着四年服役期，但我估计空军会提供较好的教育机会。或许这正是我所需要得到的。我非常肯定自己在纽约或在蒙大拿已把教育机会差不多都糟蹋掉了。

我选择空军还有另一层原因。当年是1966年，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我这人并不热衷于政治，一般来说，我认为自己是肯尼迪的民主党的支持者，那是因为我父亲是长岛印刷工会的官员。可是要我为一个我仅有模糊概念的事业去卖命，我不大甘心。我记得当时有位航空机械师曾告诉我，只有在空军里是当官的——即飞行员——上前线参战，而让当兵的留在后方提供支援。既然我无意当一名飞行员，这种情形听起来倒挺对我的胃口。

我被派往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接受基础训练。我们这一训练班共有50人，大约半数是像我这样的纽约人，半数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南方小伙子。教官们总是与北方人过不去，然而大多数时候我认为那是合情合理的。我喜欢和南方人待在一起，我发现他们比较可爱，远不像我那些纽约伙伴招人讨厌。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基础训练压力重重。我在团体比赛运动方面曾接受过教练的严格管教，我承认近几年来一直惹祸不断，因此将训练教官的申斥责骂视同玩笑一般。我能够识别出教官在动什么脑筋和玩什么心理把戏，而我的体格向来就很棒，故而基础训练对我来说是不难对付的。我很快成为一名M16自动步枪的射击能手，也许这是因为我在高中时做过投手，练就了善于瞄准的本领的缘故吧。我参军以前惟一的枪支射击经历就是十几岁时用气枪瞄准路灯射击。

在基础训练期间，我又一次获得了惹是生非的名声。我练习举重后会气喘吁吁，再加上剃了个短平头，大家便叫我“俄国熊”。另一班中也有一人得到了类似的诨名，于是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观点：要是让我们俩进行一场拳击赛，对鼓舞基地的士气将会大有好处。

这场拳击赛堪称基地的一大盛事。我们俩势均力敌，谁都不肯示弱让步。结果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我的鼻梁则第三次被打断（前两次是在高中打橄榄球时发生的）。

无论这是好是坏，我最后夺得了全班五十人中的总分第三名。通过基础训练后，我接受了一系列测试，并被告知完全有资格上无线电截收学校。可是该校已经招生额满，而我又不大愿意干等到下一期开班，于是他们让我干上了文职打字员，尽管我压根就不会打字。大约一百英里以外的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郊外坎农空军基地的人事部门尚有一名空额。

就这样我最后分到了那里，整天用两个手指吃力地打出DD214文件，即退伍军人文件。我一面在替那个白痴军士做事，一面心想，我一定得离开这地方。

在这里我又一次吉星高照。人事部门隔壁就是特勤部门。听我这么说，大多数人会以为那是指绿色贝雷帽之类的特种部队。但这是特别勤务部门，说得具体一点，就是运动特别勤务部门。具备了我这样的背景，去那儿工作倒是实现必要时报效国家的最佳途径。

我开始了四下窥探，站在门口偷听，于是听到里面有个人说：“这个项目快要完蛋了。我们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自忖道：这下机会可来了！我走过来走过去，最后敲了敲门，说：“你们好！我叫约翰·道格拉斯，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的情况。”

我一边介绍，一边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同时“侧写出”他们所需要的那种人选。我知道成功有望了，因为他们不断相互望着，好像是在说：“这可是奇迹！他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就这样他们将我从人事部门调了过来，从那一天起，我就再也用不着穿制服了。他们让我这个士兵负责所有运动项目，并付给额外的薪金，而且我还有资格参加自学考试课程的学习。该项教育计划由政府出资支付75％的学费，学员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上课。我确实是这样做的。上课地点在二十英里以外、位于波塔利斯的东新墨西哥大学。为了要扭转大学期间平均成绩为D的不利局面，我必须全部课程都拿到A才可继续进行自学考试课程。不过我平生第一回觉得人生有了奋斗目标。

我代表空军基地参加过诸如网球、足球、羽毛球一类角逐激烈的体育比赛。因为表现突出，他们便决定让我来管理基地的高尔夫球场和高尔夫球专卖商店，尽管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打过高尔夫球。身穿那套阿诺德·帕尔默牌运动服管理着各项高尔夫赛事时，我看起来倒很像那么回事。

一天，基地司令官走了进来，想知道那场比赛应该使用什么压缩系数的球。我不清楚他都说了些什么，结果就像几乎十年前那次做读书报告的情形一样，我又被发现是个冒牌货。

“你到底是怎么混进这里进行管理的？”他查问了实情。事后我便从高尔夫球场调离，换到了女士宝石部。这听起来够令人兴奋的，后来我才发现这个部门是做石细工的。我同时被指派负责管理女士用陶瓷品和军官俱乐部游泳池。我不禁纳闷：那些当官的冒着生命危险在越南上空飞行，而我却在这里替他们轻浮的太太搬椅子、递毛巾，教他们的孩子学习游泳，为此他们还付我额外的薪水，让我攻读大学学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的另一项职责仿佛使我回到了看门人的岁月。游泳池紧挨着军官俱乐部，里面经常挤满了来战术空军司令部接受训练的年轻飞行员。我不止一次上前拉开酒后发疯、打成一团的飞行员，有时是把他们从我身上拉开。

到空军服役快满两年时，我正在攻读大学本科学位，了解到当地有家专门帮助残疾儿童的机构。他们在开展娱乐活动方面需要帮手，于是我当了一名志愿服务者。每星期一次，我在几位非军方人员陪同下带领大约十五名儿童或者溜旱冰，或者打迷你高尔夫球或保龄球，或者进行某种能让孩子们练就出各自独立的技能技巧的运动。

大多数孩子都面临着严重残疾的挑战，像双目失明、先天愚痴或严重的肌肉运动失控症。这份工作是十分吃力的，比方说吧，你要一手拉着一个儿童沿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地溜冰，同时要尽力保证他们免受伤害。尽管如此，我绝对喜欢这份工作。事实上，我一生中还很少有如此快乐的体验。

当我每星期在学校门前停住车子时，孩子们就会跑出来迎接我，把车子团团围住，我一下车就同他们拥抱在一起。每回活动结束之际，他们都是依依不舍地望着我离去，我也同样为不得不离去而感到难受。我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满足，领受到深厚的友爱和伙伴情谊，而这般感受在我生命的这一阶段实在无法从其他渠道获得，因此我开始晚上去那里为孩子们讲故事。

我在基地里接触的那些健康的、所谓正常的孩子习惯于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从父母那里得到渴望的一切。相比之下，我的那些“特殊”孩子则反差鲜明，他们非常感激别人对他们做出的一切，而且尽管身患残疾，却总是待人友善和渴望冒险。

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跟孩子们相处时的大部分举动都被别人看在了眼里。我对此竟从未有所察觉，这一点足以说明我的观察力如何！总之，我的“表现”受到了东新墨西哥大学心理系的评估，后来他们主动为我提供了一份攻读特殊教育专业的四学年奖学金。

虽然一直向往的是攻读工业心理学，我倒也非常喜欢孩子们，心想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事实上，我可以留在空军，并以此为职业成为一名军官。我向由文职人员主管的基地人事部门递交了提供奖学金的有关文件。他们经过一番斟酌，认定空军并不需要拥有特殊教育学位的人员。我觉得这种决定很奇怪，因为基地有那么多的家属小孩。但那就是他们的决定。我放弃了以特殊教育作为职业的想法，但仍旧继续着我如此热爱的志愿服务者工作。

1969年圣诞节，我打算回家探亲。我必须驱车几百英里返回阿马里洛去搭乘飞往纽约的班机，可是我的大众牌甲壳虫车经不住这种长途跋涉。于是我在基地最要好的朋友罗伯特·拉丰把他的卡曼基亚车换给我作长途旅行。我不愿错过特勤部门的圣诞晚会，而跟他换车是我赶到阿马里洛准时搭乘班机的惟一办法。

我在拉瓜迪亚机场走下飞机时，父母已来接我了。他们面色凝重，好像患了战斗疲劳症，我不清楚个中原委。毕竟我的人生已有改观，总算能让他们没有理由对我感到失望了。

原来他们接到通知，说是有位身份不详的大众车驾驶人员在基地附近出车祸身亡，有关失事车辆的描述与我的车子正相吻合。在看见我走下飞机以前，他们一直不知道我是死是活。

原来罗伯特·拉丰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在圣诞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有几名军官和军士把他架出去送进我的车子里，将车钥匙插入点火装置。当他清醒过来后，便试图驶离基地。当时天下着雪，地面已上冻；他一头撞上了一辆客货两用车，车上坐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谢天谢地，他们都安然无恙，可坐在我那辆不堪一击的车子里的罗伯特·拉丰却猛地撞上方向盘，冲出了挡风玻璃，不幸丧生。

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们交往甚密。我总在想，要是他没有借给我他那辆好车，悲剧兴许就不会发生。返回基地后，我必须去认领他的遗物，把他的所有私人物品打包装箱，寄给了他的家人。我好几次回到出事地点去看我那辆破烂车，经常梦见罗伯特和那场车祸。那天我还同他一道去为他远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父母亲购买圣诞礼物，而就在礼物寄到家的当天，基地的军官也赶到他家，告诉了他父母这一噩耗。

我不只是悲伤难过，而且义愤填膺。我就像日后成为调查人员时那样，不断向人打听，最后把我认为应对此事负责的目标缩小到两个人。我找到了他们的办公室，一把揪住他们，把他们顶在墙上，然后挨着个狠狠揍了一通。其他人不得不上来将我们拉开。我非常愤怒，才不在乎是不是会因此上军事法庭呢。在我眼里，就是他们杀害了我最要好的朋友。

上军事法庭将是很棘手的事情，因为法庭将不得不先审理我对这两人的正式指控。再说，当时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正处于收尾阶段，军方会让服役期还剩几个月的士兵提早退役。因此为了大事化小，人事部门便让我提前几个月退伍了。

在空军服役期间，我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并开始攻读工业心理学的硕士学位。如今我的生活来源是美国《士兵权利法案》所保障的生活费，住的是克洛维斯的一套无窗地下室公寓，每周租金七美元，终日要与体长三英寸的水蝽军团作战，每当我走进房间打开电灯时，它们就会排出进攻队形。由于不再能使用基地的良好设施，我参加了一个设施陈旧的廉价健身俱乐部，其氛围和内部装修与我那套地下室公寓相差无几。

1970年秋天，我在俱乐部结识了一个名叫弗兰克·海恩斯的家伙，后来才晓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在克洛维斯单独主管一个办事处。我们在健身俱乐部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从已退休的基地司令官那里听说我的情况的，于是开始设法激起我对加盟联邦调查局的兴趣。坦率地说，我压根就没想过要去从事执法工作。我打算一拿到工业心理学学位就以此谋职。供职于一家大公司，处理诸如人事安排、雇员援助和压力管理一类的事务看上去会提供给我一个稳定而可测的未来。到眼下为止，我与联邦调查局只打过一次直接交道。那是在蒙大拿的时候，有一回我托运回家的皮箱被盗了，当地一名特工约见了我，认为我有可能精心策划了这起失窃事件，以骗取保险金。不过那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联邦调查局办理的就是这类案子，那么在我看来，这种差使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弗兰克却执意认为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特工，不断地鼓励我加盟。他屡次邀请我上他家进餐，把我介绍给他的太太和儿子，还向我显示他的枪支和工资单存根，这两样东西我都望尘莫及。我得承认，与我那寒酸的生活相比，弗兰克简直过着国王般的生活。于是我决定试一试。

弗兰克一直住在新墨西哥州，多年之后，我们又会相遇，那时我为一桩杀人案的审判出庭作证，而这案子就是他经办的。凶手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位妇女，又将尸体焚烧，以逃避侦破。不过话说回来，对这种办案工作我在1970年的秋天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弗兰克将我的申请表送交阿尔伯克基的外勤工作站。他们对我进行了专为非律师人士设计的标准法律考试。尽管我体格健壮，肌肉发达，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标准，以我6英尺2英寸的身高，220磅的体重已经超标25磅。调查局里惟一一位体重超标的人便是那位传奇般的局长埃德加·胡佛本人。我在两个星期里除了诺克斯牌减肥凝胶品和煮得很老的鸡蛋，别的什么都不吃，好歹把体重降了下来。同时我还连续剃了三次头才被认为可以拍摄身份证用照。

最后到了11月份，我接到了试用期任命书，起薪为10869美元。我总算搬出了那套令人沮丧的无窗地下室公寓。倘若我当时就知道，我在调查局的大半职业生涯将在另一间无窗地下室里度过，而追踪的是更加令人沮丧的案子，真不知我那时会作何感想。

三

拿雨点打赌

申请者众，入选者寡。

这便是局里不断灌输给我们这些新招募来的人员的信息。差不多每一个有兴趣以执法为职业的人士都渴望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而只有出类拔萃之辈才能指望获此机缘。调查局所拥有的悠久而荣耀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924年，当年一位名叫约翰·埃德加·胡佛的名不见经传的政府律师接管了一家腐垮的，经费不足、管理不善的机构。在我进调查局那年，他已有75岁高龄，而就是这同一位胡佛先生依旧领导着这家备受尊重的政府机构，一如既往地以其方下巴和铁手腕实施着统治。所以我们最好别让调查局失望。

发自局长的一封电报指示我于1970年12月14日上午9点前往华盛顿市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老邮局大楼625室报到，并接受为期十四周的训练，以便把我从一个老百姓转变成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临报到前，我到长岛探亲，父亲格外为我骄傲，特意在家门前悬挂了一面美国国旗。由于前几年一直在空军服役，我没有一件像样的正式点的衣服，父亲便一次为我买下了三套“正规场合”穿的深色西服，一套蓝色，一套黑色，一套棕色，还买了几件衬衣和两双翼波状盖饰皮鞋，一双黑色，一双棕色。他亲自开车送我去华盛顿，确保我第一天能准时上班。

没过多久我就熟悉了局里那套规矩和训导。主持就职仪式的特工要我们拿出金色徽章，一面注视着徽章一面宣誓就职。我们凝视着手持正义天平那被蒙上双眼的女神，庄严宣誓：拥护和捍卫美国宪法，打击国内外一切敌人。“拿近一点！再近一点！”那名特工命令道。最后，我们斗鸡眼似的盯着金色的徽章。

我所在的新特工训练班是清一色的白人。1970年那会儿，联邦调查局很少有黑人特工，更没有女性特工。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是在胡佛的漫长任职完结之后实现的。然而即便是进了坟墓，他那强大而可怕的影响力依旧挥之不去。当年大多数男性特工的年龄介于29岁到35岁之间，而25岁的我便算是最年轻的一位了。

我们一直被告诫要警惕前苏联特务，他们无所不在，对我们构成危害，窃取我们的秘密。局里警告我们要特别提防女性！这种洗脑十分有效，以致我拒绝了一位绝色佳人的约会，她与我同在一幢大楼里工作，竟然约我外出吃饭。我担心这是为考验我而设的圈套。

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尚未竣工和投入使用，因此我们在那里进行射击和体能训练，而在华盛顿的老邮局大楼里进行课堂教学。

每位受训人员最初所学的一项内容是，联邦调查局特工不举枪则已，一举枪就要击毙对手。这项政策的理论根据既是严酷无情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如果你掏出手枪，便已决定要击毙对手。如果你认定形势非常危急，非得用枪射击不可，你便已肯定形势已危急到非致人于死地不可。在此紧急关头，你很少有回旋余地去谋划如何射击，很少有时间去从容不迫地思考再三，而且仅仅试图阻止或制服对手是风险很大的。你是不能拿自己或者潜在受害者的生命冒不必要的风险的。

我们接受的同等严格的课程包括：刑法、指纹分析、暴力和白领犯罪、拘捕技术、枪支使用、徒手格斗以及调查局在国家执法领域中起作用的历史。不过我记忆最清楚的一门课程是在训练开始后不久学习的。我们称之为“脏字训练”。

“教室门关好了吗？”授课老师问道。随后，他分发给我们每人一份词汇表。“我要求你们掌握这些单词。”据我的回忆，词汇表包括了盎格鲁撒克逊语汇中的下列精华： 狗屎、操他妈的、舔阴、口交、女阴、龟头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牢牢记住这些词汇，以便日后在办案中——例如在审讯嫌疑人过程中——碰上这些用词时，知道如何去应付。我们要保证将所有带这类脏字的办案报告交给办公室的“下流语速记员”（我可不是在戏言！），而不能交给普通的秘书。下流语速记员传统上都是由年龄较大、较为老练的妇女出任，她们能较成功地掩饰看见下流词语时的惊愕。可别忘啦，那年头调查局是男人的天下，况且1970年国民的敏感程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至少在胡佛统治下的联邦调查局里是这样。我们甚至还进行过脏字拼写比赛，所有考卷被收回并且——据我推测——在评分之后，被投入金属垃圾桶统统烧毁。

尽管这种训练显得荒谬，但我们对打击犯罪都是满怀理想的，都认为自己会有一番不俗的作为。在新特工训练进行到一半时，我被召进了负责训练的局长助理乔·卡斯珀的办公室，他是胡佛最信赖的助手之一。局里的人都叫他“和善的魔鬼”，不过起这一诨名的用意绝非出自亲热，而是带有讽刺。卡斯珀表扬我在大部分课程中表现出色，但是“局内沟通”课程未达到平均水平。局内沟通系指在机构不同部门之间彼此进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和术语。

“长官，我要争取达到一流水平。”我答道。如此求胜心切的人会被说成是爱出风头，这种心情可以帮助你出人头地，也会使你丢人现眼。如果出风头获得成功，他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他搞砸了，那种彻底失败的后遗症将是非常持久和人人皆知的。

卡斯珀也许待人苛刻，但绝非蠢材。他见识过许多爱出风头的人。“你要达到一流水平吗？拿去吧！”他随手扔给我一本术语全册，要求我在圣诞节假期归来时熟记全部术语。

查克·伦斯福德是我们班的两位学院辅导员之一，他得知了我的情况后，就跑过来问我：“你在他那里都说了些什么？”我如实相告。查克就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睛。我俩都晓得这下子可够我忙的了。

我回到父母住处欢度圣诞节。当家里人都在尽情欢乐时，我还得一头扎进那本沟通术语手册里。这哪里像是在过节！

1月初我回到了华盛顿，依然吃力地忍受着那次出风头的后果。我必须参加笔试以检验我的用功程度。当班里另一位辅导员查理·普赖斯告诉我考了99分时，我无法表达当时得到的宽慰。“实际上你得了100分，”查理对我泄漏了实情，“但是胡佛先生说，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为期十四周的训练进行到大概一半时，局里就征求过我们每个人对首次分配外勤工作的意愿。联邦调查局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分布在遍及全美的59个外勤工作站。我意识到做这种选择是需要一定招数的，它就像一局大型的国际象棋比赛，对弈双方是新征人员与调查局总部。我一如既往地尽量从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来自纽约，并不特别想返回那里。我估计洛杉矶、旧金山、迈阿密，没准还有西雅图和圣迭戈会是最抢手的城市。因此我选择了一个二类城市，这样就有可能实现第一志愿。

我选择了亚特兰大，被分配到底特律。

我们在毕业之际都得到了永久证书、一支0.38口径6连发的史密斯韦森10型左轮手枪、六发子弹，以及尽快赶去赴任的指示。总部一向很害怕新征人员在华盛顿市内，在胡佛先生的鼻子底下捅出乱子，那样对谁都不会有好处。

我另外还得到一本题为《底特律生存指南》的小册子。这个城市是美国种族矛盾最激化的地区之一，1967年的骚乱事件影响犹存，它因一年发生八百多起谋杀案而堪称全美犯罪首都。事实上，我们在工作站里进行过一次令人汗毛直竖的集体打赌，赌的是截至年底究竟会发生多少起杀人案。同大多数新特工一样，我刚上岗时也是满怀理想和精力充沛的，但是不久就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局面。我在空军服役四年，其间最接近战争场面的一次就是因打橄榄球和拳击致使鼻子受伤而住进基地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时，我的病床紧挨着几位越战负伤士兵的病床。来到底特律以前，我从未有过被视为敌人的经历。联邦调查局在许多领域招人憎恨。他们把影响渗透到大学校园，建立起市区告密者网络。我们开着灰黑色汽车，到处招摇过市。在许多居民区，人们向我们扔掷石块。他们豢养的德国牧羊犬和短毛猎犬也很不喜欢我们。我们得到过警告：在缺乏完全充足的人力火力支援下，不得进入市区某些地段。

当地警方对我们也很不满。他们指责调查局在办案中“抢头功”，尚未侦破案件就率先发布新闻，然后又将警方侦破的犯罪案件加在调查局独自破案率的统计数字之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71年我作为新手的那一年中，调查局雇用了大约一千名新特工，而主管我们上街执勤这门实践课的主要不是调查局，而是当地警方，他们将我们置于其羽翼的保护之下。我们这一代特工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美各地警官的尽职精神和慷慨大度。

抢劫银行在当时甚为猖獗。每星期五是付薪日，各家银行都要准备大量现金，而我们平均每周要办理二至三起持枪抢劫银行案，有时则高达五起。在底特律的银行普遍使用防弹玻璃以前，现金出纳员死伤的案子多得惊人。我们办过一个案子，案发经过都已摄入了银行监视器，一名银行经理遭到枪击，毙命于办公桌前，当时正在办理贷款申请手续的一对夫妇就坐在他的对面，他们惊慌失措而又无助地旁观着悲剧发生。令抢劫者大为不满的是，该经理打不开定时保险柜。遭此横祸的不只是那些能够经手上万元现金的银行官员。在某些地区，连那些在麦当劳打工的人也同样面临生命危险。

我被派往犯罪反应组工作，它事实上指的是对已发生案件做出反应，例如抢劫银行案或勒索案。我的工作是配合该小组的“非法潜逃以避起诉”分队的工作。后来证明，这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该分队总是有机会参加许多行动。除了在工作站范围就每年杀人案发生率进行打赌外，我们还在小组内部搞过一场竞赛，比在一天之内谁能逮捕更多的凶手。这种竞赛简直无异于汽车销售商进行的看看谁在特定时间里销售汽车最多的比赛。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最忙的一类工作是对付属于所谓的“42分类”的逃兵。越战把美国一分为二，许多家伙一旦当了逃兵，死也不肯回去参战。我们办理的登记在“42分类”名下的袭击执法官员案件数量要超出其他任何一类在逃犯的袭击案件。

我头一次参加分队行动是去追捕一名陆军逃兵。我找到他工作的一家路边加油站。我亮出了自己身份，原以为他会乖乖就范，谁知他突然拔出一把锉得锃亮的、把手缠着黑胶带的简易匕首，对着我就刺开来。我后退了几步，险些被他刺中。我向他猛扑上去，将他顶在加油站的玻璃墙上，用劲把他按倒在地，再用一只膝盖压在他背上，手枪顶着他的脑壳。此时那位经理对着我大叫大嚷，抗议我抓走了他的优秀员工。 我到底在做些什么？难道这就是我想象中的职业吗？不停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捕那些地位卑微的小人物是不是值得呢？这时，工业心理学显得如此美好。

追捕逃兵除了常常带来感情上的困惑，还会造成军方与调查局之间的怨恨。有时我们会拿着逮捕证一路追踪，发现了那个家伙的踪迹，在大街上当场将其抓获。他会愤怒地抗议我们将他带走，用指关节敲击自己的假腿，然后告诉我们，他在越南战场因腿部负伤荣获了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银星勋章。再三出现的局面是，无论是自愿选择回去的逃兵还是被军方抓获的逃兵，全部受到定期遣返越南的惩罚。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在战场上表现出色，可军方从不向我们透露任何情况。就我们所知，他们仍然被视为擅离职守的逃兵，我们为此极为恼火。

更糟糕的是，我们有时会找到逃兵的登记住址，碰上的却是泪流满面且有理由无比愤怒的妻子或父母亲，他们会告诉我们，要缉拿的人已经英勇阵亡。我们居然在追捕那些阵亡的士兵，而军方却从来不让我们了解实情。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当你深入现场后，便开始意识到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未在学校里或训练中传授过。比方说，在不同的情况下（例如上公厕进入隔间时）如何放置枪支？是仍让枪套在腰带上呢，还是把枪挂在隔间的门上？有阵子我把它放在腿上，但那样一来我会觉得很紧张。这便是人人都会碰上的事情，却又不是那种你可自由自在地与资深同事讨论的事情。在我工作一个月的时候，问题出现了。

来底特律工作后，我购买了一辆大众牌甲壳虫车，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同一型号的汽车成了系列杀手的首选用车。特德·邦迪就拥有一辆，正是通过查找这种型号的车等方式才最终确认他是凶手。不管怎么说，有一回我把车子停放在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前面，打算到男士用品店买一套西服。我知道到时还要试穿衣服，便考虑最好把手枪放在某个安全的地方。于是我把枪放进仪表板上的储物箱，走进了商店。

要知道，甲壳虫车有几处有趣的特征。由于它属于后置引擎车，备用轮胎就放置在车前的行李厢内。由于它当时几乎是普及型用车，且不说很容易被破门而入，备用轮胎被盗也是极为普遍的。毕竟几乎人人都会需要它嘛。最后但不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是，行李厢是通过储物箱里的一个开关打开的。

我相信你能够猜到下文如何。我走出商店来到车子前，发现车窗已被打碎。我试着假想了这个手法高明的窃贼的作案经过：偷轮胎的人打破车窗进入车子，把手伸进储物箱，想打开行李厢开关偷走备用胎，结果却发现里面有件更好的战利品。我这样推测是因为我的手枪不见了，可备用胎仍在那里。

“哦，真该死！”我自言自语，“我上岗还不到三十天，就已经为敌人供应武器了！”我知道丢失枪支或者丢失证件意味着你立即会收到一份处分书。我找到了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菲茨帕特里克是个魁梧的家伙，生就一副为人之父的身材。他打扮整齐，在局里多少是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他晓得我厄运临头，心里很不好受。丢失枪支是必须上报局长办公室的，这下子事情可糟透了，因为这将是我人事档案中第一笔外勤工作记录。他说我们必须编造一套真正有创意的借口，要围绕我当时是一心想维持公众秩序来大做文章，要说明我不愿冒险惊吓住商店里的任何人，因为要是他们突然看见枪支，会以为遭到了抢劫。菲茨帕特里克叫我放心，既然离我晋升还有好几年时间，只要今后不再出纰漏，这一纸处分不会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于是我努力那样做了，尽管在好长一段时间里那支丢失的枪一直使我感到苦恼。大约二十五年后，我从局里退休时交还了匡蒂科军械库的那支史密斯韦森10型左轮手枪，它实际上是原先那支枪的替代品。谢天谢地，那支丢失的手枪从未被用来作案，它实际上就从此消失了。

我与另外两名单身特工，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同住在密歇根州泰勒城的一处配备家具的寓所，地处底特律的南郊。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鲍勃后来在我的婚礼上担任男傧相。他也是一位怪杰。他老是穿深色丝绒西装和淡紫色衬衣，即便在巡区执勤时也是如此。他似乎是整个联邦调查局里惟一不怕胡佛的人。后来鲍勃干上了卧底工作，根本用不着穿西装了。

他起先在局里干的是职员，走了“内部途径”才成为一名特工。调查局里有些最优秀的人才是从职员干起的，包括几位经我挑选加入调查支援科的人。不过在某些圈子里，有职员背景的人会引起别人的怨恨，好像他们当上特工是受到了特别偏爱。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鲍勃最擅长“装腔作调”。这是我们开发出的一种抓获凶犯的前摄技巧，出其不意的手法在至关重要的场合下显得尤其管用。

鲍勃是一位口音艺术家。如果嫌疑人属于一个犯罪团伙，他就换上意大利人口音。对付黑豹党成员时，他能装扮成街头花花公子而不露破绽。他还能模仿伊斯兰教徒的口音，爱尔兰人的方言，犹太移民的口音，以及白人特权阶层的语调。他不仅能把这些口音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还能因人而异地变换单词和用语。鲍勃十分精通此道，有一回他打电话给乔·德尔·坎波——你会在下一章读到的另一位特工——使其相信他是一个黑人好斗分子，想投靠联邦调查局做眼线。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承受的压力很大，需要更多的市内的情报来源。鲍勃与乔约定了会面时间，乔还以为这下子他要大显身手了呢。约会时没有人赴约，到了第二天，当乔走进办公室，听见鲍勃用那个装腔作调的口音跟他打招呼时，他真是气坏了。

追捕坏人是一方面，但不久我发现自己对凶手作案的思维过程更感兴趣。每当我拘捕疑犯时，都要向他提问，比如他为什么选中的是这家银行而不是另一家银行，或者是什么因素促使他选择对这一特定受害者下手。我们都知道抢劫犯喜欢在星期五下午抢劫银行，因为那时银行里现金最多。不过除此之外，我还想了解他们在进行策划和实施抢劫的过程中都做出了哪些决定。

我肯定看起来不怎么吓唬人。诚如在学校里念书时那样，大家都乐于向我敞开心扉。我对这些家伙提问越多，就越发现成功的作案者都是优秀的侧写师。他们每个人都是在精心思考和周密研究后才侧写出首选的银行作案者。有的人喜欢那些靠近主要干道或州际公路的银行，这样便于逃离现场。当警方组织起搜捕时，他们早已远在数英里之外了。有的人喜欢孤立的银行分理处，例如设在拖车上的临时银行。许多人事先会到银行踩点，记录下内部布局，查明有多少职员以及营业厅在各时段里预计会有多少顾客。有时他们会到处探访银行分理处，直到找到一家没有男性职员的银行，那将是他们抢劫的目标。那些没有临街窗户的银行是最佳选择，因为外面没有人能目击抢劫的过程，而里边的人又无法目击到劫匪逃离时开了什么样的车。手法最高明的抢劫犯已经得出了结论，认为递上写明抢劫意图的便条要胜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挥舞枪支大叫大嚷，而且他们总会记住在逃离之前取回那张便条，免得留下罪证。最理想的用来逃离的车是一辆偷来的车，最周到的方案就是预先将车子停在那里，这样就不会因停车而被人注意。你走进银行并抢劫得手后，就可驱车逃逸。劫匪若在抢劫某家银行时特别顺手，过后就会观察上一段时间。倘若情况依然如故，他会在几个月以后再度下手。

在所有的公共设施中，银行大概是在对付抢劫方面准备最周密的了。然而，在案发后进行调查时，我不断会惊讶地发现，居然有那么多银行忽略了给监视摄像机装上录像带，有那么多银行无意中使报警器消了声，事后却忘记将其重新设定，或者常常误触了报警器，导致真正事发时警方反应迟缓，还以为这又是一次意外事故。这就好比是冲着经验老到的劫匪挂出“抢劫我”的告示牌。

可是当你开始侧写这些案件时——我尚未使用这一术语描述这个过程——就能看出作案的模式。一旦识别了模式，你就能着手采取前摄措施抓获歹徒。例如，如果你发现近期抢劫银行案数量激增，似乎手法都很相近，如果你访谈了相当多的罪犯，了解到每次促使他们作案的是什么因素，显而易见，你就能够大大改善符合作案标准的所有银行办公室的薄弱环节，仅留下一处不动。当然这一处将始终置于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中的一方或双方的共同监控之下，内部还要布置便衣人员。实际上，你在迫使劫匪去选择你所挑选的银行，当他下手时，你就能守株待兔，抓个正着。我们采用这种前摄战术后，抢劫银行的破案率便一路上升。

我们当时的所有行动无不受到埃德加·胡佛那隐约显现的存在的影响，自1924年以来我们的前辈就处于这种影响下了。在今天这种走马灯似的任命以及接受民意测验审判的年代里，很难再存在胡佛那种程度的权力和控制力——那是他不仅对调查局，而且对政府官员、媒体乃至整个公众都曾经施加过的。如果你想撰写反映调查局的书籍或剧本（例如50年代唐·怀特黑德的那本畅销书《联邦调查局故事》，或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根据该书改编的同名卖座的电影），或者你想创作反映调查局的电视系列剧（例如60年代小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联邦调查局》），都必须事先得到胡佛先生的亲自批准和祝福。同样，如果你是政府高级官员，就会终日不得安宁，惟恐调查局局长抓住你的小辫子，特别是当他以友好的口气打电话通知你，联邦调查局已经“揭露”了一起令人不快的谣言，他会尽其所能保证谣言不再扩散，不对你造成伤害时。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调查局的分支工作站和管理层内部更强烈地感受到胡佛先生的私人神秘感。人人都接受这一事实，即正是有了他，联邦调查局才能如此享有威望和令人景仰。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调查局建成如今这番规模，而且不知疲倦地争取加大拨款预算和提高薪金。他既受人敬爱，又令人恐惧。你若觉得他没什么了不起，可不要表露出来。局里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对分支机构的检查是不留情面的。如果检查人员没能查出足够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胡佛就会怀疑他们未能完全尽职，而这意味着他们每次下去检查时都需开出若干份处分书，不管实际上这样做是否正当合理。这情形就像是开出的交通违章罚单有定额一样。这种局面变得十分成问题，以致主管特工只好专挑那些近期内不会晋升的人做替罪羔羊。因为这样一来，处分书方才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

有一回出了这样一件事（在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联邦大厦爆炸案发生后，这件事不再显得幽默）：一次检查结束后，有人打来恐吓电话，扬言要对联邦调查局办公地点放置炸弹。经追查发现，电话是从调查局外勤工作站所在的市中心联邦大厦外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进来的。总部当局来人搬走了整座电话亭，打算将钱币箱里硬币上的指纹与工作站所有350名工作人员的指纹进行对比。幸好理智占据了上风，这种对比检查未曾发生。不过这个例子显示出胡佛先生制定的政策能够造成何等紧张的局面。

局里的所有事务都有标准的运作程序。尽管我从未有机会与胡佛先生一对一地会过面，我确实（并且依然）在办公室里放着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相片。甚至年轻特工要想得到这样一张相片也有标准的程序。主管特工会告诉你，要去请他的秘书替你写一封拍马屁的信，详细描述你作为一名特工是多么自豪，你有多么景仰胡佛先生。如果信写得很得体，你就会收到一张写有良好祝愿的相片，这样就可以向所有人炫耀你与领导人的私交如何如何。

另有某些程序，我们压根无法确定是谁制订的，也许是胡佛的个人指示，也许仅仅是下面的人对局长的旨意做的过分热心的解释。局里上上下下都应该加班加点工作，而且人人都应超出外勤站的平均加班时间。我相信你看得出我们陷入了怎样的困境。月复一月，加班的小时数像金字塔似的不断攀升。那些初进调查局时士气最高涨、人品最端正的特工也迫不得已学会了往日程表里掺水分。办公室里是不准吸烟或喝咖啡的。结果特工们就像一伙挨家挨户串门的推销员那样，根本不愿在办公室里逗留，哪怕是为了打电话。人人都养成了各自的一套工作习惯以应付这些规定。我则是大量时间待在公共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分析案情。

胡佛圣人的教义的一个最忠实的信徒是我们的主管特工，内尔·韦尔奇，绰号“葡萄”。韦尔奇块头不小，身高6英尺4英寸，戴着一副角质架厚眼镜。他待人严厉、处事刻板、冷若冰霜、毫不含糊。他在局里官运亨通，主管包括费城以及纽约在内的外勤总站。有种说法认为，当（或者应当说，如果）那个不可避免的日子最后来临时，他将接替胡佛的位置。韦尔奇在纽约组织了一个小组，针对有组织犯罪，率先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联邦防诈骗及贪污法规”。可是来到底特律以后，他却照章办事。

自然而然，韦尔奇与鲍勃·麦戈尼格尔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了。某个星期六（我们当时都待在家里），鲍勃接到“葡萄”的电话，让他和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马上去。麦戈尼格尔赶到后，韦尔奇告诉他，有人用电话往新泽西州打长途。用公用电话办私事是违反规定的。其实，打电话办私事的行为本可另做一番解释，可是在调查局内部，再小心也会出差错的。

韦尔奇的脾气十分暴躁，但开始时他多半会采用巧妙的审问手法使人处于难堪境地。“好吧，麦戈尼格尔，你说说看那些电话是怎么回事？”

鲍勃只好一五一十地把能够想起来的通话说了出来。因为担心韦尔奇抓住了他什么更大的把柄，他想或许承认这些小事可以让这位主管息怒。

韦尔奇站了起来，雄伟的身躯倾向办公桌的上方，气势汹汹地指着鲍勃说：“麦戈尼格尔，让我告诉你吧，有两件事对你很不利。首先，你从前干过职员。我讨厌混账职员！其次，如果再让我看见你穿着那件淡紫色衬衣，特别是在外出巡逻期间，我就会把你的屁股踢到东杰斐逊大街上。我要是再看见你靠近一部电话机，就会把你摔到电梯间里。现在给我滚出办公室！”

鲍勃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心想这下准要被炒鱿鱼了。杰克·孔斯特和我很是替他难过。可是菲茨帕特里克第二天却告诉我，麦戈尼格尔离开以后，他和韦尔奇坐在那里捧腹大笑。

若干年后，当我主持调查支援科工作时，时常有人问我，既然我们掌握了那么丰富的有关罪犯行为和犯罪现场分析的知识，我们中间的人作案是不是会天衣无缝。我总是告诉他们不会的，尽管我们了解甚多，但我们在案发后的行为仍然会露出马脚。我想麦戈尼格尔和韦尔奇之间的这一幕就证明，一流的特工面对审讯得法的人也是摆脱不了压力的。

顺便提一下，自从那个星期六下午离开主管特工办公室以后，鲍勃就穿上了城里最白净的衬衣，直到韦尔奇调往费城为止。

胡佛让国会通过他的拨款要求的一个很有力的砝码是他能摆出叫得响的数字。不过要让局长能运用这些数字，外勤站的每个人就必须拿出像样的成果来。

据说1972年初，韦尔奇曾向老板保证要破获一百五十起赌博案。这显然意味着此类案件的破案数目必须大幅度提高。于是我们设立了一个精心编制的圈套，安插眼线，窃听电话，做出军事行动般精确的安排。所有这一切在“超级杯星期日”达到了高潮，那天是每年一度规模最大的非法赌博日，上一年在一场比分接近的球赛中输给巴尔的摩公马队的达拉斯牛仔队这一天要在新奥尔良迎战迈阿密海豚队。

抓捕赌博经纪人必须采取闪电般的、准确无误的行动，因为他们使用的是能瞬间烧毁的纸张或者遇水即溶的马铃薯纸。那天下阵雨，预示着行动将可能是一团糟。

但我们已经精心设下圈套，在那个下雨的下午抓获了二百多名赌徒。我当时让人把一名赌徒铐上手铐，押到车后部，带往军械库进行登记，以备指控。他是个迷人的家伙，待人友善，长相英俊，颇有点像保罗·纽曼。他对我说：“等一切都过去以后，我们应当聚一次，玩玩短网拍墙球。”

他很容易接近，于是我像盘问抢银行的作案者那样对他进行审问。“你为什么要赌博？”

“我喜欢呀，”他回答，“约翰，你尽可以在今天把我们统统抓起来。这不会有丝毫作用的。”

“但是对于你这类聪明人，合法赚钱应是不难的呀。”

他摇摇头，就好像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这时雨越下越大。他朝一旁望去，把我的注意力转向了警车的窗户。“你看见那两滴雨点了吗？”他指着雨点说，“我敢打赌左边的雨点要比右边的雨点先落到窗玻璃的底边。我们并不需要什么超级杯。我们只需要两滴雨点就可以了。约翰，无论如何你是阻止不了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本性。”

对我而言，这次短暂的接触犹如晴天霹雳，霎时间让我茅塞顿开。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幼稚，可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答案，我对抢劫银行犯和其他罪犯所从事的所有研究的关键所在，忽然一清二楚地展现在了眼前。

这是我们的本性。

在罪犯的心灵和心理中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正是这些东西驱使他以某种方式去行事。后来，当我着手研究系列谋杀犯的心理和作案动机时，当我开始分析犯罪现场留下的行为线索时，便会去寻找促使该案件发生的和该罪犯与众不同的、 代表其本性的某一因素或某组因素。

最后我会提出用识别标志一词来描述这一独特的、个人的强制作用，而它一直是静态的。我会使用它，以示区别于惯用手法这一传统概念，因为惯用手法是不固定的和可改变的。这就是我们在调查支援科的工作重点。

结果我们在“超级杯星期日”那天抓获了数百名嫌疑人，因技术程序的缘故未经法庭听审便结案了。当时大家都急于行动，所持的搜捕证不是由州检察长亲自签发的而是由州检察长助理代签的。不过，主管特工韦尔奇倒是兑现了承诺，将逮捕的人数上报给了胡佛，至少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它对国会产生了影响。我则从只不过是拿雨点打赌这样的小事中顿悟了一种深邃的见解，它在我的日后的执法生涯中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两个世界之间

这是一起跨州拦路抢劫案，遭劫的一卡车苏格兰威士忌酒，价值十万美元。其时是1971年的春季，我分到底特律工作已有六个月了。一个仓库的工头向我们告发了他们即将销赃的地点。

联邦调查局和底特律警方联手办理此案，但两个机构却是分别制定了方案，仅在高层人士之间进行了磋商。不管他们做出了什么决定，反正没有传达到街头行动人员。结果实施逮捕的时间来到时，没有人清楚对方在做些什么。

行动是在晚间进行的，地点是该市郊区，靠近铁路路轨。我开着一辆调查局公车，身旁坐着我的分队长鲍勃·菲茨帕特里克。告密者是菲茨帕特里克的眼线，而鲍勃·麦戈尼格尔是负责本案的特工。

无线电里传出：“抓住他们！抓住他们！”我们紧急刹车，围上了那辆货运拖车。司机打开车门，冲了出来，撒腿就跑。我开了车门，跳下车，掏出手枪，跟另一辆车上跳下的特工一道紧追上去。

当时夜色黑暗，我们都是一身便衣打扮，没穿西装，没打领带。突然，我看见有个穿制服的警察端着枪对准我，我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他翻白眼的模样。只听他大叫一声：“站住！我是警察！把枪放下！”我们相距不足8英尺，我意识到这家伙正准备对我开枪。我站着一动不动，面对着这一事实：只要一步走错，我就成了历史。

正当我想放下枪举起双手时，听见鲍勃·菲茨帕特里克发狂般地叫喊：“他是调查局的！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那个警察垂下了枪口，而我出于本能，拔腿又去追赶那个司机，心里涌起一阵狂躁的激动，竭力想弥补上刚才错失的距离。另一名特工与我同时追上了他。我们把他掼倒在地，并铐上了手铐，动作显出不必要的粗暴，因为我当时感到十分紧张。我想到自己就要沦为枪下鬼而被吓呆的那几秒钟经历可是一生中最恐怖的。那以后有过许多回，每当我设身处地试图从强奸谋杀案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时，每当我迫使自己去想象在受到攻击的一刻她们一定在想些什么和经历些什么时，就会回想起自己经历过的恐惧，这种经历帮助我从受害者的角度去真实理解案情。

我们不少年轻小伙子卖力逮捕不法之徒，然而许多不再卖力的老特工似乎持有这种态度，即打破现状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是否冒着危险，拿到手的工资都是一样的，推销员才要去积极主动。由于上级鼓励我们大部分时间待在办公室外，浏览商店橱窗、在公园里闲坐以及看《华尔街日报》便成了特工队伍中部分人喜好的消遣方式。

由于生性爱出风头，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提交一份报告，建议上级采纳一套以考核业绩为基础的工资体系，奖励那些办案业绩最突出的特工。我把报告交给了我们的主管特工助理汤姆·纳利。

汤姆把我召进办公室，关上了门，从桌上拿起那份报告，善意地对我笑了笑。“约翰，你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你会晋升到GS11级的。”他边说边把报告撕成两半。

“你会晋升到GS12级的。”说着他又把报告撕成两半。“你会晋升到GS13级的。”他又撕了一下，放声大笑起来。“不要去打破现状，道格拉斯。”这便是他最后的忠告，说罢他将那些碎纸片丢进了垃圾桶。

十五年过后，埃德加·胡佛早已过世，至少已经丧失了某些影响力，联邦调查局果真实行了以考核业绩为基础的工资体系。不过他们最终实行这一体系时，很明显我并没有出什么力，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实际上我记得是5月17日后的那个星期五晚上——至于说为什么提这个日子原因嘛，你过会儿就会清楚——我与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杰克·孔斯特正泡在我们经常光顾的一家酒吧里。那酒吧位于工作站的街对面，名叫吉姆车库。当时摇滚乐队正在演奏，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妩媚动人的年轻女郎带着女友走了进来。她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索菲娅·罗兰。她一身时髦的打扮：蓝色的短上衣和几乎裹住大腿的高跟长靴。

我大声叫道：“嘿，蓝衣女郎！上这儿来！”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友真的过来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们随即谈笑风生，很谈得来。原来那天是她的21岁生日，她和女友是出来庆贺达到法定饮酒年龄的。她似乎挺喜欢我的幽默感，事后才得知，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长相挺帅气，但蓄着政府规定的短头发则显得有几分傻气。离开吉姆车库酒吧后，我们在当晚余下的时间里又换了几家酒吧畅饮。

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我们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她居住在底特律市区，上过珀欣中学，那是一所几乎完全面向黑人的学校，篮球明星埃尔文·海斯曾就读于此。我们相识时，她正就读于伊普西兰蒂的东密歇根大学。

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不过帕姆也在社交方面付出了代价。当时是1971年，越战依旧如火如荼，大学校园里弥漫着对联邦调查局的不信任情绪。她的许多朋友都不愿与我们交往，因为他们以为我是当局派来的密探，会把他们的言行报告给上级部门。这些年轻人自恃重要，以为正受到当局的监视，这种念头整个显得荒唐可笑。不过话说回来，联邦调查局那时确实在干这些事。

我还记得，有一回陪帕姆听社会学课时发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后排听课，授课的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年轻助理教授，非常“入时”。我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她也不时回视着我，很显然我的到场确实使她感到心神不定。任何来自调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学生的男朋友也不例外。回顾这件事，我认识到有时你仅仅作为普通人也会让人不安，而我和我的科员则利用了这一点。在阿拉斯加州办理一宗凶残的谋杀案时，我的黑人同事贾德·雷就曾让一名持有种族偏见的被告在证人席上表现得心烦意乱，因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对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东密歇根大学的头几年里，一名系列杀手正在连续作案，不过我们那时尚未启用这一术语。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间，一位名叫玛丽·弗莱泽的女生失踪了。一个月以后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尸体。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双手双脚已被砍下。一年之后，位于邻近的安阿伯城的密歇根大学的学生琼·谢尔的尸体也被人发现。她惨遭强奸，身上差不多有五十处刀口。后来又在伊普西兰蒂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些被称为“密歇根谋杀案”的杀人案件愈演愈烈，两所大学的女生都因此生活在恐惧之中。被发现的每具尸体都带有惨遭折磨的痕迹。直到1969年密歇根大学一个名叫约翰·诺曼·柯林斯的学生被缉拿归案时——抓获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维·利克——已有六名女大学生和一名13岁女孩惨遭毒手。

在我进调查局之前三个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终身监禁。不过我常常在想，倘若调查局当年就掌握了我们现在拥有的破案知识，这个魔鬼会不会在制造如此多的惨案之前就已被绳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后，他的幽灵仍然在校园里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灵两三年后开始在其他大学校园里徘徊一样。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已成为帕姆近段人生的部分记忆，也成为我记忆的一部分。我在想，当我开始研究和追踪系列杀手时，约翰·诺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丽无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是与我同在的，至少在潜意识层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5岁，但是由于她还在上大学，而我已经在执法界工作，我们之间常常仿佛有一道代沟。在公开场合，她经常少言寡语，在我和我的朋友身边显得百依百顺，可我担心我们有时利用了她这一点。

有一次，鲍勃·麦戈尼格尔和我与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饭店餐厅共进午餐。我们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状盖饰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气勃勃的大学生便服。用餐结束后，我们乘电梯回一楼大厅，电梯好像是层层必停。每停一次，电梯里就显得更为拥挤。

电梯降到一半时，鲍勃转向帕姆说：“我们今天这顿饭吃得真愉快。下回我们再来市中心，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帕姆望着地面，尽量不做出反应，这时我插了进来：“下次由我来带掼奶油，你来带樱桃。”电梯里其他乘客面面相觑，不自在地扭动着身体，帕姆终于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他们都望着我们三人，好像我们是变态狂。

帕姆定于秋季学期作为交换学生赴英国考文垂学习。8月下旬她飞往英国时，我已十拿九稳，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我从未想到要问一问帕姆对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她一定是这样想的。

她不在美国时，我们书信不断。她的家我跑得很勤，她家就住在密歇根州露天商品展览会附近的阿拉梅达街622号。帕姆还是个小孩时父亲就已去世。她母亲罗莎莉非常好客，于是我利用了这一点，每星期有好几回上她家吃晚饭，同时对她以及帕姆的弟弟妹妹进行侧写，以便设法摸透帕姆的习性。

这一期间，我结识了另一位女性，帕姆后来称其为“高尔夫宝贝”（尽管她俩从未见过面）。同样，我们是在酒吧里相识的。回首这段往事，我当时光顾酒吧的时间肯定是过多了。她20岁刚出头，相当迷人，刚刚大学毕业。在我们刚认识时她就坚持要我上她家去吃饭。

原来她家住在迪尔伯恩，即福特公司全球总部所在地。她父亲是一家大型汽车公司的总裁。他们家住的是一幢石砌的大房子，辟有私人游泳池，还有艺术品原作和时尚家具做摆设。她父亲年近半百，一副成功企业家的形象。她母亲温柔贤淑，和蔼可亲。我们同坐在餐桌旁，两边坐着我的新女友的兄弟姐妹。我开始侧写这个家庭，试图估算出他们的财产净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对我做出评价。

一切进展得过于顺利。他们似乎对我是调查局特工这一点颇有好感，这倒是与我所熟悉的帕姆圈子里的人大不一样，这让我愉快。不过这些人当然有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我越来越紧张，而且我意识到，紧张的根源就在于他们几乎要我马上就结婚。

她父亲询问了我的家庭、我的经历和我服兵役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曾经管理过空军基地的运动场。然后他告诉我，他和一位同事在底特律郊区拥有一处高尔夫球场。他接着侃起了什么平坦球道呀，什么形状的击球区呀，而我则在不断提高对他财产的估价。

“约翰，你打高尔夫球吗？”他问我。

“我不打，伯父，”我应声答道，“不过我的确愿意学习。”

当时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捧腹大笑起来。我当晚留宿她家，睡在一个小房间的长沙发上。半夜时分，那个姑娘走过来看我，不知怎么她竟能“梦游”下楼来看我。也许是将要住在这所高档住宅里的念头让我害怕，也许是进调查局以来担心被人算计的本能起了作用，总之，我被她的大胆进攻吓住了，不过这一点与她家里其他人的表现倒是相符的。在享受了她全家的殷勤款待和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次日早晨，我告别了她家。我知道从此便与过上优越生活的机会失之交臂了。

1971年圣诞节前几天，帕姆从英国重返故里。我已决定向她求婚，并且买了一枚订婚钻戒。在那个年头，调查局有不少关系户商店，你可以上那里买到几乎任何想要的东西。我去买钻戒的那家公司就非常感激我们侦破了一起珠宝偷窃案，因而出售给特工的商品都格外便宜。

由于价格优惠，我买得起的最大钻戒重达1.25克拉。不过我拿定主意，要是她第一眼是在香槟酒杯杯底看见钻戒的，不仅会认为我这人绝顶聪明，而且钻戒看上去会像有3克拉一般大小。我领她去了离她家不远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我打算一等她起身上洗手间就把钻戒放进她的酒杯。

但是她一直没去洗手间。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又领她上了这家餐馆，结果完全一样。我那时已经执行过无数次监视任务，常常在车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想上厕所也只得硬憋住，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障碍，因此我实在是不得不佩服帕姆。然而，这也许应被视为传递着来自上帝的某种信息，即我尚未准备就绪，不宜急于结婚。

第二天晚上是平安夜，我们一起上她母亲家过节，全家人聚到了一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一起喝她喜欢喝的意大利白葡萄汽酒。最后，她总算离开房间上厨房去了一会儿。她回来后坐在我的膝上，我们互相举杯敬酒，要不是我及时阻止，她早就把钻戒吞下肚了。3克拉的一幕就此泡汤了。在我点明之前，她居然压根儿没有看见。我不知其中是否隐含着什么信息。

不过重要的是，我已经设定了我的“讯问现场”，以便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身边坐着她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们都喜欢我，如此精心布置的现场使得帕姆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她表示愿意嫁给我。我们定于第二年6月结婚。

大多数单身特工在第二年分配工作时，都是被派往纽约或芝加哥，理由是他们比已婚特工困难要少一些。我并没有特别偏爱的城市，结果被派到了密尔沃基，听上去那是一座蛮不错的城市，尽管我从未去过那里，对其地理位置毫无准确的概念。我将于1月份调往那里并安定下来，帕姆将在完婚后去那里与我团聚。

我在朱诺大街朱诺村公寓区找到一个住处，离北杰克逊街的联邦大厦内的密尔沃基外勤站不是很远。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失策，因为不管出了什么事，他们总是会说：“去找道格拉斯吧。只要过三条街便是他住的地方。”

我还没到密尔沃基以前，工作站的女职员就已得知了我的情况：具体而言，我是站里仅有的两个单身特工之一。刚到任的前几个星期里，她们都争着来记录我的口述，虽然我并没有多少情况可供口述。人人都想接近我。没过几个星期，当我已订婚的消息渐渐传开后，我立刻就像五天期的除臭剂放到第六天那样，变得无人问津了。

我后来发现密尔沃基外勤站的气氛无异于底特律的翻版，而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位主管特工名叫埃德·海斯，大家都管他叫“快人埃迪”。他的脸总是红通通的（他退休不久就死于高血压），总是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走来走去，大声叫嚷着：“滚出办公室！滚出办公室！”

我对他说：“你要我上哪里去呢？我初来乍到的，没有汽车，手头也没有案子。”

他冲着我说：“我才不管你上哪里去呢。滚出办公室就行了。”

我只好离开办公室。在那段时间里，我或者待在图书馆里或者沿着外勤站附近的威斯康星大街游荡，常常可以碰上好几位特工在浏览商店橱窗，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在这一期间，我通过与调查局有关系的一位汽车销售商购买了第二辆汽车，一辆福特托里诺车。

我的下一任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是从阿肯色州小石城外勤站调来的。招募新手始终是主管特工的一大任务。霍克西上任伊始就对此很重视。每一外勤站每个月都有招募特工和非文秘人员的定额。

霍克西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说是由我来负责招募工作。这种任务一般都是落在一个人身上，他必须在州内各地奔波。

“为什么要让我负责？”我问他。

“因为我们必须撤换前一个家伙，他没有被炒鱿鱼算是他走运。”此人老是到当地的高中与女学生面谈应聘文秘工作事宜。当时胡佛还健在，局里是不准任用女特工的。他会向她们提问，好像是事先准备了一组问题。问题之一是：“你是处女吗？”如果回答是不，他就会邀请对方外出约会。学生的家长开始投诉，主管特工只好把他调离岗位了。

我开始在州内各地招募人员。没过多久，我招募的人员几乎是定额的四倍。我成为全国招募业绩最棒的人。于是问题来了：我的表现实在太好，他们不肯把我替换掉。我告诉霍克西，我实在不想再干招募工作了，我进调查局可不是来做人事工作的。他却威胁说要把我放到人权小组去，该小组是负责调查那些被指控虐待嫌疑人和犯人，或者歧视少数民族的警察局和警官的。这可是最不受人欢迎的工作。我心想，用这种方法来奖赏我的出色业绩可真够缺德的。

我只好做了一笔交易。自负的我同意继续创造招募佳绩，但条件是霍克西要答应指定我作为他的第一接班人。另外，我可以使用一辆局里的公车，并被允许申请执法援助管理部门提供的进研究生院深造的奖学金。我心里明白，要是不愿意一辈子从事外勤工作，硕士学位是不可少的。

我在外勤站已经多多少少受到了猜疑。任何谋求此类高等教育的人肯定是激进的自由派分子。但是在位于密尔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学，即我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攻读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的课程，人们对我的看法则截然相反。大部分教授都怀疑，他们的班上已安插了联邦调查局特工，而我从来就缺乏足够的耐心去谈论心理学课上的那些难缠而敏感的话题。（如：“约翰，请你对邻座的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告诉他约翰·道格拉斯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上课，大家围坐成一圈。那年头圈子都围得很大。我渐渐意识到没有人同我说话。我努力想加入他们的谈话，可就是没有人愿意对我说些什么。最后我只得说：“到底怎么啦，伙伴们？”原来我的一把金属柄梳子从上衣口袋里凸现起来，他们都以为那是天线，担心我正在实录全班的谈话并传送回“总部”。这些人妄自尊大的多疑症一直令我惊讶不已。

1972年5月初，埃德加·胡佛在华盛顿的住宅于睡梦中安然仙逝。一大早，总部就将噩耗通过电传发往每一个外勤工作站。在密尔沃基，主管特工将我们召集起来，传达了这一消息。尽管胡佛年近八旬，且掌管调查局已经很久了，但没有人真正想到他会死去。如今君王已去，我们都急于知道接替他的新一代君王将来自何方。帕特里克·格雷被任命为代理局长，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忠实盟友，前任司法部副部长。他最初因允许雇用女特工等创新举措而深得人心。当他对政府的忠诚与调查局的需求产生冲突时，他的声望便开始走下坡路了。

胡佛去世几星期后，我到格林湾去招募人员，接到帕姆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神父想在婚礼前约见我们一次。我相信神父自认为能够使我皈依天主教，好在教会领袖那里赢得好评。不过，帕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重神父，服从神父的指示。我晓得如果我不乖乖就范，她准会跟我搅个没完。

我们一起来到圣里塔教堂，但她先进去独自会见了神父。这使我想起还在蒙大拿上大学时被带到警察局的情形，他们将我们隔离，分别进行审讯。我敢肯定，他们正在商议跟我谈话的策略。最后他们召我进去时，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俩都准备了什么来对付我这个新教徒小伙子？”

神父是个年轻和蔼的人，大约30岁出头。他问了我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爱情？”我努力对他做着侧写，试图找到一个特定的最佳答案。这种面谈很像学业能力倾向测验：你无法肯定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

我们谈到了节育、教育孩子一类的问题。我开始问他，身为神父，他对立誓不婚、没有自己的家庭有何感想。神父看上去是一个好人，但是帕姆一直跟我说圣里塔是个自律甚严、重视传统的教会。他跟我待在一起很不自在，也许只是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对此没有把握。我想他是要活跃一下气氛才问我：“你们俩是在哪里相识的？”

每当生活中出现压力时，我总是开开玩笑，尽力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我想这下机会可来了，挡是挡不住的。我将椅子拉近他。“神父，”我说，“你知道我是个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不知道帕姆有没有告诉你她的背景。”

我一边说一边坐得更靠近他，将我早已学会的在审讯时使用的那种目光接触加以锁定。我只是不想让他望着帕姆，因为我不知道她会做何反应。“我们是在一个名叫吉姆车库的地方认识的，那是一家有袒胸歌女歌舞表演的酒吧。帕姆在那里做舞女，而且舞技不凡。不过真正吸引我注意力的倒是她翩翩起舞时每边乳房上挂着的流苏，她能让两边的流苏朝相反的方向旋转。相信我的话，那真是值得一看。”

帕姆脸色苍白，不知是否应该解释一下。神父屏气凝神地听着。

“不管怎么说，她让那些流苏朝相反的方向旋转，越转越快，突然有条流苏脱落下来，飞向了观众席。大家都去抢它。我纵身跃起，一把抓到手，把它还给了她，于是就有了我们的今天。”

神父大张着嘴。我让这个家伙完全相信了我的话，就像九年级那次虚构读书报告时一样，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你是说这一切并不是真的？”他问道。此刻帕姆也笑了出来。我们都摇了摇头。我不清楚神父当时是感到宽慰还是感到失望。

鲍勃·麦戈尼格尔担任了我的男傧相。结婚那天上午天气沉闷，阴雨绵绵，我很想快一点举办婚礼。我让鲍勃打电话给在她妈妈家的帕姆，问她是否见过我或者有我的消息。她当然说没有，这时鲍勃胡诌说什么我昨晚没有回来，他担心我临阵畏缩，想打退堂鼓。回想此事，我真不敢相信我的幽默感居然可以发挥到如此有悖情理的地步。最终鲍勃噗哧笑了起来，我俩的把戏露馅了。不过我对未能得知帕姆对此做何反应感到些许失望。后来她告诉我，婚礼的各种安排让她忙得不可开交，同时又非常担心在这种潮湿天气里她烫的头发能否鬈起来。因此新郎倌的失踪只是区区小事一桩。

那天下午我们在教堂互致誓言后，神父宣布我们就此结为夫妻。我很惊讶他居然美言了我几句。

“我是那天初次见到道格拉斯的，他使我对如何认识自己的宗教信仰进行了一番长久而深刻的思索。”

只有上帝才晓得我都说了些什么，竟让他如此深刻地思索了一番，不过上帝的作用是神秘费解的。后来我把流苏的故事告诉了西雅图的一位神父，帕姆找他来替我做祈祷的。我也让他信以为真了。

我们在波科诺斯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住在装有心形浴缸、贴着镜面的天花板和放置了高档摆设的旅馆客房里，然后又驱车回到了长岛。我的双亲为我们举办了一次宴会，因为我的家人几乎没有谁能出席婚礼。

婚后，帕姆搬来了密尔沃基。她已经毕业，开始执掌教鞭。所有新教师都得去条件最差劲的市中心贫民区学校代课任教。其中有所初中尤其差劲。那里的老师遭受拳打脚踢是很平常的事，年轻女教师甚至还经历过几起未遂强暴案。我总算离开了招募小组，大多数时间待在犯罪反应分队，主要处理抢劫银行案。虽说我的工作隐藏着危险，但我更担心帕姆的处境。起码我还有一支手枪可以自卫。有一次，四名学生曾胁迫她走进一间空教室，对她动手动脚进行骚扰。她一个劲儿大叫大嚷，逃了出去，我却为此愤怒至极。我真想带上几个特工上学校去狠狠收拾他们一顿。

我当时最要好的伙伴是一位名叫乔·德尔·坎波的特工，他跟我一起负责侦破抢劫银行案。我们时常会光顾那家开在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校园附近的奥克兰大街上的面包店。开店的是一对夫妇，戴维·戈德堡和萨拉·戈德堡。没过多久，我和乔就跟他们混熟了。事实上，他们拿我们当儿子一般看待。

有时候，我们会带了手枪，一大早就赶到店里，帮助他们把硬面包圈和巴利面包卷放入烤箱。吃罢早点，我们就出发去追捕在逃犯，跟踪其他案件的一些线索，然后再回去用午饭。我和乔都到犹太社区运动中心健身，在圣诞节和犹太教光明节快来临时，我们买了一份中心会员证送给戈德堡夫妇。后来，其他特工也开始光顾我们称之为“戈德堡餐馆”的面包店，我们还在那里举办过一次社交聚会，就连主管特工和主管特工助理也来参加了。

乔·德尔·坎波这家伙很聪明，会说好几国语言，枪法也属一流。可以说，在我经历的一次最奇特、最混乱的危急局面中，他的高超本领发挥了关键作用。

冬季的一天，我和乔正在外勤站里审讯当天上午抓获的一名在逃犯时接到电话，说是密尔沃基警方正与一个人质劫持者相持不下。乔刚值完夜班，还没来得及休息，立即和我一道丢下自己的案犯，赶往案发现场。

那是一座具有都铎式建筑风格的老房子。我们赶到那里后获悉，劫持者名叫雅各布·科恩，系一名在逃犯，被指控杀害了一位芝加哥警官。刚结束训练不久的一支联邦调查局特种武器攻击小队团团包围了他藏身的公寓中心，特工理查德·卡尔试图逼近时，被他开枪击中。这个疯子随后冲出了该小队的包围线，臀部中了两枪。他抓走了一名正在铲雪的小男孩，逃进了一所房子。他手里先是控制着三名人质，两个小孩和一个大人。后来他释放了那个大人和一个小孩。仍被控制的那个小男孩，我们估计年龄在10到12岁之间。

此时大家都很恼火。天气非常寒冷。科恩还在发疯，连他屁股上布满铅弹这一事实都不能让他冷静下来。调查局和密尔沃基警方因局势如此恶化和失控而彼此感到不满。特种武器攻击小队也十分恼怒，因为这是他们接手的第一桩大案，竟然没有抓住嫌犯，还让其冲出了包围线。一般而言，联邦调查局走到这步田地时，已下决心要将劫持者置于死地，因为他击中了他们自己的一名特工。而芝加哥警方也早已放出话来，他们要拿下这个劫持者，如果说让谁去干掉劫持者，那么这个权力非他们莫属。

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到达现场后，在我看来，在其他人已经犯了错误的基础上雪上加霜地又犯了几个错误。首先，他使用了手提式扩音器，让人觉得他在发号施令。用电话私下联络会感觉好一些，而且它给予你私下谈判的灵活性。其次，我认为他不该主动提出拿自己做人质来交换那个男孩。

就这样霍克西坐到了一辆调查局公车的驾驶座上。当车子倒车驶上车道时，警察簇拥在车子左右。与此同时，德尔·坎波叫我扶他一把，帮他爬上房顶。别忘记，这是一座都铎式风格的房子，房顶坡度很陡，还结了一层滑溜溜的冰，而乔一整夜没有合过眼。他随身带的惟一武器就是那支枪管长2.5英寸的0.357口径手枪。

科恩走出了房子，手臂紧勾住小男孩的头部，把他紧紧贴住自己的身体。密尔沃基警察局的警探比斯利从一圈警察中站了出来，说：“杰克，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把小男孩放了！”德尔·坎波正沿着陡斜的房顶朝上爬去。警方已看见他在那里，晓得他的意图是什么。

劫持者和人质正在靠近车子。地上到处都是冰雪。突然间小男孩滑倒在冰上，致使科恩松开了手。德尔·坎波已经爬上了房顶。他判断由于枪管短，子弹可能会偏高，于是他瞄准劫持者的颈部开了一枪。

这是令人叹服的一枪，子弹直接命中劫持者的颈部中央。科恩应声倒地，但谁也说不准到底是他还是小男孩被击中了。

就在三秒钟后，车子旁枪弹乱飞起来。在交火中，警探比斯利被打中脚踝。小男孩爬向警车，而警车则冲着他驶过来，因为霍克西被飞来的玻璃片击中而失去了对车子的控制。所幸的是，小男孩伤势不太重。

果真不落调查局的俗套，当地电视台的晚间新闻节目播放了主管特工赫布·霍克西躺在轮床上被推进急救室的画面。他的耳朵上淌着血，一边被医护人员推着，一边对新闻记者讲述：“忽然间我听见枪声大作，子弹四下乱飞。我估计自己已经中弹，但我想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还有联邦调查局、上帝、母亲、苹果派云云。

但是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双方差一点要拳脚相见，警察险些要狠揍德尔·坎波一顿，因为他抢去了他们立功的机会。特种武器攻击小队也非常不高兴，因为他让他们显得很窝囊。他们去找主管特工助理埃德·贝斯特发泄了不满，贝斯特则挺身而出，替德尔·坎波辩护，赞扬是乔化解了他们一手酿成的不利局面。

科恩身上的弹眼多达三十至四十处，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的途中还是活着的。他在被送到医院时终于一命呜呼了，这对有关各方来说是件幸事。

特工卡尔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科恩的子弹打穿了卡尔的战壕外套，钻入了肩膀，从气管旁擦过，最后落在肺部。卡尔一直保存着那件带有弹孔的战壕外套，从那天起一穿上它就显得十分自豪。

我和德尔·坎波有一阵子是极佳的破案搭档，只是我们动辄大笑不止，不能自已。有一次，我们到一家同性恋酒吧试图发展几个眼线，以便查出一个同性恋谋杀案在逃犯的下落。酒吧里光线昏暗，过了好一会儿，我们的眼睛才适应过来。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于是开始就他们想交友的是我俩中的哪一位争论不休。随即我们看见吧台上方的一告示牌上写道：“找到一条硬汉子真快活。”这下子我们简直给弄懵了，像两个傻瓜一样捧腹大笑起来。

我们无需多少笑料就能大笑。我们有一回在私人疗养院跟一位坐在轮椅里的老人交谈时就曾大笑不止，又一回在拜会一位衣冠楚楚的40多岁商人时也曾大笑起来，因为他的假发滑落到前额部位。这并不要紧。只要出现任何滑稽可笑的场面，我和乔是不会错过的。这种态度听起来有些麻木不仁，但也许它是一种必须具备的而且很管用的素质。当你整天都忙于调查谋杀现场和弃尸地点，尤其当案件涉及儿童时，当你同数以百计乃至千计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谈过话之后，当你看见有的人能够对其他人犯下绝对不可思议的暴行时，你最好还是学会对愚蠢的事情付之一笑。不然你准会发疯。

有别于许多执法工作者的是，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开枪迷。不过早在空军服役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个神枪手了。我想，要是能在特种武器攻击小队干上一阵子大概会挺有意思的。每个外勤站都设有这样一个小队。小队中五名成员都是非专职的，需要时才将他们召集过来。我入选了该小队，被指派担任狙击手，其位置最靠后，任务是从远处射击。小队其他成员都具有很过硬的背景，比如干过绿色贝雷帽或者参加过丛林战特种部队，而我只教过飞行员的妻子、小孩如何游泳。小队长名叫戴维·科尔，后来升任匡蒂科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副院长，就是他要我来主持调查支援科的工作的。

我们曾办过一个案子，案情比起雅各布·科恩的疯狂行径来多少要平淡一些。当时有个家伙抢了银行，随后警察展开了一场高速追击，最终把他逼进了一处仓库。此时我们奉命前往。仓库里的他先是脱光了衣服，接着又重新穿上。他看上去真是疯疯癫癫的。后来，他要求把他太太带到现场，警方照此去做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当我们深入研究了这一类罪犯的个性时，就能理解这种事是做不得的，你不应同意这类要求，因为他们要见的人往往就是他们认为首先引发问题的人。所以你这样做，其实是置此人于巨大危险之中，这将有助于他们完成先凶杀后自杀的举动。

幸运的是，此案中的警察并没有把她送进仓库，而是让她通过电话跟他交谈。果然，他一挂上电话，就扣动猎枪扳机把自己脑瓜打开了花。

我们各就各位等候了好几个小时，转眼间案子就这样完结了。可是，你不能马上化解压力，它反倒常常会触发反常的幽默感。“真见鬼，他干吗要这样做呢？”有个家伙议论说，“道格拉斯可是个神枪手。他本来能够替他一枪解决问题的。”

我在密尔沃基待了五年多。终于我和帕姆从朱诺大街的公寓搬到了棕鹿路上的一处市区新型住宅，远离外勤站，靠近市区北郊。我多半时间忙于侦破抢劫银行案，因破案有功连连受奖。我发现，每当找到一种“识别标志”将若干案子联系起来时，我的破案机率就会非常大，我们后来的系列谋杀分析便是以此项要素作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我捅下的惟一一个大娄子是在杰里·霍根取代赫布·霍克西出任主管特工以后。主管这一职位并不享有多少特权，能够使用一辆调查局公车是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霍根对他那辆翡翠绿的福特车十分得意。有一天我外出查案时需要用车，而所有车子都已派出。霍根当时外出参加会议，因此我问主管特工助理阿瑟·富尔顿能不能用一下主管的车子。他答应得很勉强。

谁知事后杰里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冲着我大叫大嚷，责怪我用了他的车，弄脏了车子。而且最糟糕的是，送回车子时还爆了一只胎。可我根本没有察觉到爆胎。由于杰里与我一直相处得挺好，因此当他一个劲儿声嘶力竭地吼叫时，我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很显然这是一次失误。

在那天晚些时候，我的分队长雷·伯恩对我说：“约翰，你晓得杰里·霍根其实很喜欢你，只是他不得不教训你一次。他指派你去印第安居留地工作。”

当时正是“伤膝河大屠杀”余波未平、印第安人权利意识高涨之际。就像在底特律贫民区那样，我们在居留地成了众矢之的。印第安人受到了政府的不公平待遇。当我首次抵达绿湾的梅诺米尼居留地时，不敢相信竟有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贫困、肮脏和道德败坏的环境之中。他们的原有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们常常对我的到访视而不见。你在许多居留地都能发现，酗酒，虐待子女、配偶，袭击，谋杀等的案发率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生存状况恶劣以及政府的长期敌意和漠视态度。由于印第安人极不信任政府，联邦调查局特工要想取得证人的任何形式合作或协助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地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代表帮不上什么忙。甚至连受害者的家人也不愿被扯进破案工作，生怕会被人扣上通敌的帽子。有的时候，当你获悉发生了谋杀案并赶到现场时，尸体已在那里停放了好几天，上面爬满了蛆虫。

在居留地工作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起码调查了六起谋杀案。我深为那些印第安人感到难过，情绪一直不振，把每天离开那里回家过夜视为一种解脱。我从未见过哪个群体的人处境如此艰辛。虽说不大安全，但在梅诺米尼我头一回集中全力调查谋杀案犯罪现场，事后证明这段艰苦经历对我帮助极大。

毋庸置疑，我在密尔沃基工作期间最美妙的事件莫过于1975年11月喜得第一个孩子埃里卡。帕姆开始产前阵痛时，我们正准备与几位友人，萨姆·拉斯金和埃丝特·拉斯金，上当地一家乡村俱乐部共进感恩节晚餐。埃里卡于次日问世。

我当时要加班加点侦破抢劫银行案和完成研究生学业，因此新添婴儿意味着睡眠更少。自不待言，养育婴儿的责任主要由帕姆承担着。我初为人父，感到家庭责任更重了，但我喜欢看着埃里卡一点点长大。我那时还没有接手绑架儿童案和谋杀儿童案，我想这对大家来说是幸运的。假如我办理的是这类案子，假如我真的停下来思考外面发生的案情，我不知道能否愉快地适应为人父这一角色。待到我们的次女劳伦于1980年出生时，我已深深涉足这一领域。

我想，为人父也促使我尽力去创造成功的人生。我很清楚我当时从事的工作并非是自己向往的终身职业。杰里·霍根劝我先干满十年外勤工作，再考虑申请其他工作。这样一来，我的经历足够升至主管特工助理，乃至最后晋升为主管特工，尔后或许最终能进入总部工作。但是，因为有了一个孩子，且还会有更多的孩子到来，外勤特工从一个工作站调任至另一个工作站的工作便显得缺乏吸引力了。

随着时光推移，我已开始另眼看待这份工作了。狙击手的训练和特种武器攻击小队的执勤丧失了以往的魅力。我在心理学方面既拥有背景（此时已拿到了硕士学位），又怀有兴趣。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挑战性在于，它可以控制局面，不让事态发展到非开枪不可。主管特工推荐我去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学院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人质谈判课程的学习，当时学院开办才不过几个年头。

在那里承蒙诸如霍华德·特顿和帕特·马拉尼等具有传奇色彩的特工的指导，我头一回接触到当时被称为行为科学的知识。它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

五

行为科学抑或胡说八道？

大约五年前结束新特工训练之后，我就没有回过匡蒂科。这地方变化可不少。举例来说，到了1975年春天，联邦调查局学院已经成为一个设施齐备、功能齐全的场所，它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辟出一大块地建造而成的，坐落在丘壑起伏、景色优美的弗吉尼亚州林地之中，距华盛顿南部大约一小时车程。

然而有些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战术组仍旧是集名望和地位于一身，其中的轻兵器小组更是炙手可热。该小组的头头叫乔治·蔡斯，1968年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后，奉命前往英国将詹姆斯·厄尔·雷押回国内接受美国法庭审判的就是这位特工。蔡斯长得虎背熊腰，力大无穷，徒手挣断手铐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有一次，靶场的某个家伙拿来一副手铐，事先把链子焊了起来，然后交给蔡斯让他露一手。蔡斯挣脱时用力过猛，结果造成手腕脱臼，不得不打了好几个星期的石膏。

人质谈判由行为科学科进行授课，它由一组七至九名特工教官组成。心理学以及“软科学”从来就没得到过胡佛及其助手的高度重视，因此直到他逝世以前，心理学研究具有某种“密室”研究的性质。

事实上，当时局里大多数人以及执法界总体上都把应用于犯罪学研究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视为不值一提的胡说八道。尽管很明显我从没有这种看法，我却不得不承认，当时在这一领域所掌握和传授的许多知识与理解罪犯和逮捕罪犯并没有什么真正联系，而这一局面在此后几年中将通过我们的努力得以改变。我在接管行为科学科的运作后，把该科的名称变更为调查支援科。每当人们问起我为什么要更名时，我会相当坦率地告诉他们，我就是想划清“胡说八道”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界限。[1]

在我接受人质谈判培训时，行为科学科由杰克·帕夫担任科长，它受着两个很有个性、很有真知灼见的人物的控制和影响，他们是霍华德·特顿和帕特里克·马拉尼。特顿身高约6英尺4英寸，金属丝架的眼镜后面有一对目光锐利的眼睛。尽管从前在海军陆战队里干过，他却属于深思熟虑的类型：总是一副威风凛凛的神态，堪称典型的学识渊博的教授。他曾在旧金山附近加州圣莱安德罗警察局供职，后来于1962年加入联邦调查局。1969年时，他开始讲授一门里程碑性质的课程，起初定名为“应用犯罪学”，最后（据我猜测那是在胡佛去世后）又更名为“应用犯罪心理学”。到了1972年，特顿前往纽约请教了詹姆斯·布鲁塞尔博士，这位曾经侦破过疯狂爆炸案的精神病专家同意亲自向特顿传授他的侧写技巧。

充实了这方面的知识以后，特顿的办案方式出现了重大突破。这种办案方式强调，通过着重分析犯罪现场的有关证据，就能更多地了解罪犯的行为和动机。就某些方面而言，我们此后在行为科学以及刑事调查分析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此为基础的。

帕特里克·马拉尼总是让我联想起爱尔兰民间传说里的矮妖精。他身高5英尺10英寸，体型矮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他是1972年从纽约外勤站调到匡蒂科的，拥有心理学学位。在匡蒂科任职届满时，他成功地解决了以下人质危机：在华盛顿市，哈纳菲穆斯林教派占据了B’nai B’rith总部；在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一名黑人越战老兵科里·穆尔闯入警察局，挟持了一位警长和他的秘书。特顿和马拉尼共同组成现代行为科学的第一梯队，这对搭档表现出众，令人难忘。

行为科学科的其他教官也参与了人质谈判课程的讲授，其中包括迪克·奥尔特和罗伯特·雷勒斯，他们来匡蒂科时间还不长。如果说特顿和马拉尼组成的是第一梯队，那么奥尔特和雷勒斯则组成了第二梯队，是他们向前拓展了这门学科，使其成为对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警察局真正有价值的知识。雷勒斯和我当时仅仅是师生关系，我们不久将展开合作，共同从事系列犯罪研究，这项研究最终促成了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

人质谈判训练班大约有50名学员。从某些方面来说，这门课带来的乐趣要超过它带来的教益。由于暂停外勤工作两个星期，更是让人感觉快活。在课堂上，我们剖析了三种基本类型的人质扣押者：职业罪犯，精神变态者，狂热分子。我们研究出现在人质事件中的某些重要现象，例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两年前的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发生了一起手法拙劣的抢劫银行案，它后来演变为令顾客和银行雇员感到痛苦的人质事件。最后，那些人质竟站到绑匪一边，并在实际上协助他们对抗警方。

我们还观看了西德尼·吕美特新导演的影片《热天午后》，阿尔·帕西诺扮演了一个抢劫银行的歹徒，抢钱目的是要让他的同性恋恋人去做变性手术。该片根据纽约市发生的一次真实人质事件创作而成。正是这个案件及其引发的冗长谈判促使联邦调查局邀请了纽约市警察局的法兰克·博尔茨警长和哈维·施洛斯伯格警探前来联邦调查局学院讲课，以提高人质谈判的水平。纽约警方在这一领域被公认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我们研究了谈判的各项原理。有些指导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要尽量将死亡人数降至最低点。我们确实可以从听实际人质事件的录音带中获益，不过要等到若干年后，当新一代教官到来时，学生们才参与了角色扮演练习，而这才是你从课堂教学中所能获得的最接近谈判实战的演习。同时，训练也有点杂乱无章，因为大量材料都是从罪犯心理学的课程上照搬而来的，其实并不怎么适用。譬如，他们会发给我们记录猥亵儿童犯或奸杀犯的照片和卷宗，然后让我们讨论具有这种个性的人在人质事件中会有什么反应。此外便是更多的兵器训练，这仍是匡蒂科的培训重点。

我们后来讲授的人质谈判课程的大量内容并非是在课堂上从其他特工那里学来的，而是在经历现场办案的严格考验时学到手的。我刚提过，促使帕特里克·马拉尼声名鹊起的是科里·穆尔一案，该犯曾被诊断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扣押了俄亥俄州沃伦斯维尔海茨的警长及其秘书作为人质以后，他公然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所有白人必须马上离开地球。

好吧，就谈判策略而言，只要你还有别的路可走，就不会去屈服于他们的要求。但有些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做不到的，上述的要求无疑可以归于这一类。此案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以致连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都主动表示要与穆尔通话，为解决人质危机出点力。在卡特先生那方面，这样做固然是出于一片好意，并且体现了他后来努力要解决那些看来棘手的全球性冲突时所表现出的诚心诚意，可这并不是谈判的上策，我在处理一场人质危机时是绝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的。帕特里克·马拉尼亦不希望如此。请头面人物出面调解的问题在于，它除了会导致其他亡命之徒如法炮制以外，还会使你错失运筹的空间。你应该尽量通过中间人进行斡旋，使得你可以拖延时间，避免做出那些你并不想兑现的承诺。而一旦你让人质扣押者与他认定是决策者的某某人直接接触时，所有人就会无计可施。要是你不同意他的要求，就会有转眼将事情搞砸的危险。你能够把同他们谈话的时间拖延得越久，就越为有利。

80年代初期我调任匡蒂科讲授人质谈判策略时，我们使用了一盘让人感到困扰的录像带，那是几年前在圣路易斯拍摄的。最终我们停止播放这盘带子，原因是圣路易斯警察局对此很不开心。在这盘录像带里，一个黑人青年持枪抢劫了一家酒吧。这次抢劫并未得手，他被困在了屋内，警方包围了那地方，于是他扣押了一批人作为人质。

警方派出了由黑人警官和白人警官组成的谈判小组同他交涉。可是如录像带所示，这组警察非但没能从客观角度去对待他，反而对他花言巧语，试图降到他的角度去解决问题。他们七嘴八舌，不停地打断他说话，不去倾听他在说些什么，也不去尽量设法了解，他在人质事件中到底想图些什么。

警察局长赶到现场时——重申一遍，我绝不会听任这种事件发生——摄像机镜头转了过去。局长一到场，便“正式”表示对他所提的要求不予理睬，随后，如大家所看到的，那家伙对准自己的脑瓜扣动了扳机，脑浆四溅。

不妨拿此案与帕特里克·马拉尼处理的科里·穆尔一案做一下对比。很显然，穆尔已经举止失常，而且很显然，所有白人是不会离开地球这个星球的。但是通过倾听扣押人质者的要求，马拉尼就能辨明穆尔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知道什么东西能够让他满足。马拉尼提出为穆尔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让他陈述自己的观点，于是穆尔释放了人质，没有流一滴血。

在匡蒂科受训期间，我在行为科学科已小有名气，因此帕特里克·马拉尼，迪克·奥尔特和鲍勃[2]·雷勒斯把我推荐给了杰克·帕夫。在我启程返任前，科长把我叫进了他那间地下办公室面谈。帕夫是个讨人喜欢、和蔼友善的家伙。他肤色黝黑，烟不离口，长得酷似维克多·迈彻。他告诉我，教官们都对我印象很不错，希望我考虑回到匡蒂科担任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培训项目辅导员。这项提议使我受宠若惊，我表示很乐意接受。

回到密尔沃基以后，我还是被编在犯罪反应分队及特种武器攻击小队里，不过大量时间是在州内各地奔波，训练企业经理人员如何对付绑架和敲诈勒索，并且训练银行官员如何对付单人及团伙持枪抢劫，此类事件在地处乡下的银行尤为猖獗。

那些久经商场的商界人士在如何保障自身安全上无知得使人吃惊，他们听任自己的日程安排、甚至度假计划登载在当地报纸和公司的简讯上。这很可能使他们成为绑匪和欺诈之徒攻击的目标。我教他们及其秘书和下属如何评估打进来的电话以及有关信息披露的请求，如何确定打进来的欺诈电话是真是假。例如，公司经理们时常会接到电话，说他的妻子或小孩已被绑架，他必须将一定数目的赎金放置到某一地点。事实上，他的妻子或小孩是绝对安全的，在整个过程中毫无危险可言。但是那个想发不义之财的歹徒事先就已经弄清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在短时间内是别想找到自己的家人的，因此如果歹徒说得出一两个似乎站得住脚的事实，往往就能让这位惊恐不已的经理乖乖就范。

同样，通过敦促银行官员建立某些简单的规则，我们就能使银行被抢劫的成功率降低。劫匪的惯用伎俩之一就是一大清早守候在银行门外，等待分理处经理前来开门上班。歹徒会挟持这个经理，然后当其他毫无提防的雇员前来上班时，会被一一扣下。随后，你便得知分理处里面关押着满满一屋子人质，你接手的将是一个很大的烂摊子。

我让一些银行建立了基本的信号系统。当第一个人早上来上班，发现情况一切正常时，他或她要做一件事——调整一下窗帘，移动一下盆景，打开某盏灯之类的事情——以此作为信号向其他人表明情况正常。如果第二个人来上班时没有见到这个信号，他或她就不应该走进去，而要立刻报警。

同样，我们还训练出纳人员——因为他们是事关所在银行安全的关键人物——在恐怖局面下应怎样见机行事，而不是英勇献身。我们解释了如何小心搬运当时被广泛使用的易爆型钱袋。根据我对某些得逞的抢劫银行犯所做的访谈结果，我指示出纳人员在接下递给他们的表示抢劫意图的纸条时，要故意“神色紧张地”让纸条落在装有铁栅窗的出纳室的他们这一边，而不要还给抢劫者，这样就保留了一件有价值的罪证。

我从访谈中得知，抢劫犯都不喜欢毫无准备地对银行下手，因此要是你能记录下进入银行的陌生人，特别是那些提出过简单或例行要求（例如要求将纸币兑换成硬币）的人，可能会对破案很有帮助。要是出纳员能够草草写下此人的车牌号码或者记下任何形式的身份证件的信息，接下来发生的抢劫案常常就能被侦破。

我开始同调查杀人案的警探一起四处打探，也去走访法医办公室。任何法医病理学家，如同大多数优秀警探一样，会告诉你在任何谋杀案调查工作中，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受害者的尸体，而我想在这方面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情况。我相信我对此着迷的渊源可以部分追溯到我的年轻时代，我那时一心想当兽医，想弄明白身体结构和功能与生命的关系。不过，尽管我很喜欢与杀人案侦破分队和法医工作室人员一道工作，我真正感兴趣的却是罪犯的心理层面：是什么因素促使杀人犯作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在特定情形下进行谋杀？

我在匡蒂科受训的几个星期里接触了几起较为离奇的谋杀案，其中最为离奇的一起几乎就发生在我家的后院，其实相距大约还有一百四十英里。不过那也够近的。

50年代时，爱德华·盖因曾经隐居在威斯康星州普兰菲尔德的农村，当地人口仅有642人。他悄然无声地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最初是干盗墓的行当。他对尸体的皮肤特别有兴趣，他将它割下来，进行硝皮处理，然后除了用于装饰裁缝用的一具人体模型和各种家具摆设以外，还披挂在自己身上。他曾经有一阵子想做变性手术，这在50年代的美国中西部堪称大胆创新之举。当做手术行不通时，他便决定退而求其次，即用真的女人皮为自己做一套女式服装。有人推测他是想变成他那位已经过世的专横的母亲。如果此案开始听起来有几分耳熟，那是因为部分案情已被罗伯特·布洛克编入了他的小说《惊魂记》（已被拍摄成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并且还被托马斯·哈里斯植入了他的影片《沉默的羔羊》。哈里斯是在匡蒂科旁听课程时听说这个故事的。

假如盖因的妄想需求没有扩大到“创造”更多的尸体以供利用，他则可能继续生活在盗尸者的阴暗世界中。在我们开始系列杀手的研究时，这种“升级行为”是我们在几乎所有的案件中都可识别的一种现象。盖因被指控谋杀了两名中年妇女，虽然受害者的数目可能更大。1958年1月，他被诊断为精神失常，后被送往位于沃潘的中央州立医院和门多塔精神病疗养院，并在此度过了余生。他生前一直是模范犯人。1984年，77岁的盖因在门多塔疗养院的老年人病房中平静地死去。

不用说，身为一名地方上的警探或者外勤特工，你是不大会经常接触此类事情的。当我返回密尔沃基后，便想尽可能详细地了解此案。可是当我向州检察长办公室查询时，发现办案记录已被密封并禁止查阅，理由是犯罪行径过于疯狂。

当我表明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特工，是从教学的角度对此案抱有兴趣后，办公室人员为我启封了卷宗。我跟随办公室人员走进档案室，从长长的架上面取下几盒卷宗，还得去掉封蜡才能打开翻阅，这一幕让我终生难忘。里面的一张照片令人怵目惊心：赤身露体的无头女尸用绳索和滑轮倒吊着，从胸骨一直剖开至阴部，生殖器官全被割下。别的照片则显示割下的首级摆放在桌子上，睁开的眼睛目光呆滞。这些画面是如此惨不忍睹，如此不可思议，我开始推测制造这一切的真凶是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又如何能有助于缉拿凶手。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这件事情从此便始终挂在我的心头。

1976年9月底，我离开密尔沃基，前往匡蒂科接受临时任职，我已被选派担任第一七期训练班的辅导员。帕姆只得独自留在密尔沃基，操持家务和抚养年仅周岁的埃里卡，同时还要教书。这是我此后多年中多次离家出差的头一回。我想在调查局，在军界和外交界的大多数人对后方的配偶所承担的重负恐怕体会并不深。

调查局全国学院的培训项目为期十一周，课程要求很严，招生对象是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国的有成就的资深执法官员。学院学员通常与调查局特工一道受训。区别两类受训人员的方法是识别他们衬衣的颜色。调查局特工穿的是蓝色衬衣，学院学员穿的是红色衬衣。另有一处差别：学院学员往往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为了具备入学资格，你必须获得所在地负责长官的推荐，并要得到匡蒂科教官的认可。全国学院不仅提供有关最新执法知识技术的专业训练，而且也为方便调查局与各地警官建立起个人关系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场合，这种关系屡经证明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资源。全国学院培训项目的负责人是吉姆·科特，一位深受警察喜欢的名副其实的执法官员。

我作为辅导员，要负责一个五十人组成的学员班。虽然当时的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及接任的克拉伦斯·凯利制订的政策是，开放调查局，摆脱胡佛时代那些狭隘的条条框框，但全国学院仍旧没有招收女性学员。除了美国学员外，我的班上还有来自英国、加拿大和埃及的学员。你要和他们同住集体宿舍，而他们对你的期望是方方面面的，你得当教官、社交老师、医护人员、类似童子军小队中的女训导。行为科学科人员可以借此观察你如何同警察打交道、是否适应匡蒂科的环境以及你如何应对压力。

要说压力可不小。学员们所受的训练是一流的，但是代价也不菲：远离家人，成年以来头一回住在集体宿舍，不能在宿舍饮酒，与素不相识的人共用卫生间，被迫接受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而这种训练是大多数人自从特工训练结束以后从未经受过的。大约熬到第六周时，不少警察差不多要发疯了，动不动就会撞向那些空心煤渣砖砌成的白色墙壁。

辅导员当然也是很不好当的。每个辅导员执行所指派任务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如同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其他情况时一样，我拿定了主意，要想使我们班完好无损地通过培训项目，我最好要有些幽默感。有些辅导员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其中一位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在院内体育比赛中居然对学员严厉呵斥。到了第三周，他负责的班级已是怨气冲天，学员们送给他一组行李箱，显然是想让他“从这里滚蛋吧”。

另有一位辅导员曾是一位特工，我姑且叫他弗雷德吧。他来匡蒂科之前从未有过贪杯的毛病，可是来这里以后确实酗起酒来。

辅导员应当观察到学员出现情绪沮丧时的征兆。事实上，弗雷德喜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是抽烟就是喝酒，直至大脑出现一片空白。当你面对的是久经街头执法考验的警察时，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稍有弱点暴露出来，你就完蛋了。弗雷德真是个好人，非常敏感和善解人意，容易相信别人，因此他制服不了这帮警察。

当时有一条永远生效的规定：不准女人留宿。一天晚上，有位警察找到弗雷德，抱怨说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你身为辅导员是不愿意听说这种事情的。他的室友每晚要换一个女人上床，搅得他无法入睡。于是弗雷德和那家伙一同来到那间寝室，竟发现有五六个人正等候在门口，汗津津的手里捏着钱，等待轮到自己上阵。弗雷德怒气冲天，闯进房间一把抓住正压在金发女郎身上的家伙，将他掀了下来，结果发现那个“女人”却只是一个充气娃娃。

一星期之后，一个警察在深更半夜找到弗雷德的房间，说是他的室友哈里情绪低落，刚才打开窗户跳了出去。首先，集体宿舍的窗户是不准打开的。弗雷德闻讯疾步穿过走廊，冲进房间，从开启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哈里浑身是血地躺在草地上。弗雷德飞速跑下楼梯，奔到“自杀现场”，谁知哈里一跃而起，把弗雷德吓了个魂飞魄散。无独有偶，当天夜里有人私自拿走了餐厅的一瓶番茄酱！到了毕业时，弗雷德变得头发稀疏，不修边幅，经常感觉腿部发麻，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神经科医生对他做了临床检查，并未发现有什么问题。一年后，他重返外勤工作站，却因残疾原因而被免职。我为他感到难过，不过警匪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十分相近的：你必须向每个人证明自己有多么刚强。

尽管我采取的是随和幽默的方式，但也同样不能幸免逃过类似的遭遇，好在我所受的作弄大多是校园里常见的恶作剧。有一回，班上的学员把我寝室里的家具搬了个精光；另有一回，他们把我的床单剪短；还有好几回，他们将玻璃纸粘在我的抽水马桶座上。你必须想法化解压力。

曾经有一度他们搅得我简直要发疯，情急之中我决定躲避一阵儿。这帮人不愧为优秀的警察，居然就能准确地感觉到这一时刻的到来。他们用空心煤渣砖将我那辆绿色MGB车垫了起来，刚好让车轮腾空一丁点，这样，汽车启动时车轮只能空转。我坐进车子，启动了发动机，猛踩离合器，挂上了挡，可车子就是无法加速，而我怎么也想不通，车子为何停在原地不走。我下了车，诅咒着这辆发动机性能如此蹩脚的英国车。我打开发动机罩，用脚猛踢轮胎，又弯下身子查看车况。霎时间整个停车场车灯齐明。他们都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打开了车前灯，灯光照射着我。他们口口声声说很喜欢我，闹够了以后，又替我将车子放回到地面。

外国学员也免不了被人作弄。许多外国学员来的时候带了空行李箱，因此常常上军人服务社大肆采购。我对一位埃及上校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曾经询问一位来自底特律的警官“fuck”[3]一词有何含义。（这真是大错特错。）那位警官告诉了他（他的解释倒也有几分准确）：这是一个通用词，视语境不同而有许多不同的含义，不过大部分时候几乎都可使用。其中一层意思是“漂亮的”或者“高级的”。

于是乎此人来到军人服务社，走到照相机柜台前，用手指点着说：“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闻之色变的年轻女店员问他：“你想要什么？”

“我想买那台他妈的照相机。”

在场的其他几位学员赶紧走到他身边，向他解释说，尽管这个词的确用法多多，却是不可当着女性和小孩的面说出来的。

还有一个日本警官，出于礼节的考虑向一个美国警官打听了遇到他非常尊重的教官时该如何表示应尽的礼仪。于是每当我在走廊上遇上他时，他总是面带微笑，恭敬地一鞠躬，向我表示问候：“操你的，道格拉斯先生。”

我非但没把事情复杂化，反而回敬他一鞠躬，面带微笑地说：“也操你的。”

一般而言，当日本人派学员来全国学院受训时，会坚持一次送两名学员。没过多久我们才知道，其中一人是长官，另一人是下级，要负责为长官擦皮鞋，铺床，打扫房间，并且通常担任其仆人。有一回，几位学员去找吉姆·科特，抱怨说那个日本长官要定期练习空手道和武术，把他的随从打得死去活来。科特把那位长官叫过去，向他说明学院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毫不含糊地警告他，他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这件事说明了文化差异上的障碍是必须克服的。

我旁听了全国学院的课程，对他们的授课方式有了了解。当培训于12月结束时，行为科学科和教学组都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教学组组长还主动提出替我支付进一步攻读研究生的学费，不过我倒是对行为科学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一个星期我回到了密尔沃基，对获得匡蒂科的新职位如此充满信心，以致我和帕姆还在匡蒂科的调查局全国学院南面不远处购置了一块五英亩的土地。1977年1月，局里宣布要进行一项人力资源研究，在此期间一切人事调动暂时冻结。我的新职位就此泡了汤。我被弗吉尼亚州的那块地产给套住了，不得已只好向我父亲借钱，支付了分期付款，可我对自己在局里的去向还是一无所知。

几个星期过后，当我正与一个名叫亨利·麦卡斯林的特工外出办案时，接到了总部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于6月份调往匡蒂科，到行为科学科任职。

32岁的我即将接替帕特里克·马拉尼的位置，他将调任总部的监察部门。这个岗位可是非同小可的，我准备迎接挑战。惟一让我真正放心不下的是我将要教授的那些学员。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折腾辅导员的，即便是他们喜欢的辅导员。我能够想象他们对于班门弄斧的教官会怎样地不留情面。我要跳的这个舞是不错的，可是我没有把握是否已熟记了舞曲。如果要为他们讲授行为科学，我最好得想出什么办法，尽量剔除那些胡说八道的成分。要想对一位比我年长15至20岁的警长传授有价值的知识，我知道最好要有真才实学，要言之有物。

正是怀着这些担心，我步入了人生旅途的下一阶段。

[1] 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的缩略语BS与胡说八道（bullshit）的缩略语BS是相同的，为了避免混淆和以正视听，作者将行为科学科更名为调查支援科。——译者

[2] 英文名中，罗伯特简称鲍勃。——译者

[3] 粗话，相当于中文里的“他妈的”。——译者

六

巡回教学

我于1977年6月加盟行为科学科之际，共有九名特工被选派在科里任职，主要精力都放在教学上。为调查局特工和全国学院学员共同开设的主修课程是应用犯罪心理学。霍华德·特顿早在1972年首开了这门课程，讲课的侧重点放在警探和其他办案人员最关心的问题上：作案动机。授课的目的是让学员们对暴力罪犯的思维和行为起因有所了解。虽然这门课程广受欢迎且很实用，但其主要是以研究和讲授心理学的理论原理为基础的。其中某些素材来自特顿本人的办案经历，后来又补充了其他教官的办案经历。不过，当时能够依据有组织和有条理的广泛研究、以权威口吻发表见解的还是那批学院派人士。我们中不少人已经渐渐意识到，这批人的研究成果及其专业观点应用到执法及破案领域时是有局限性的。

学院开设的其他课程包括：当代警察问题，探讨的是劳工事务管理、警察工会、社区关系和相关的事宜；社会学与心理学，有点像典型的大学入门课程；性犯罪，可惜它提供的趣味性要超过实用性和知识性。对待性犯罪这门课程的严肃程度要取决于由谁来执教。有位教官用一具身穿雨衣的肮脏老头子玩偶定下了基调。你只要压一下玩偶的头部，雨衣就会掀开，阳具便会勃起。他们还会拿出数百张照片，反映的是各式各样的现在被称为性错乱，当年被简单称为变态的行为：异性装扮癖，形形色色的恋物癖，裸露癖等等。这些照片通常会招来一阵不合时宜的哄堂大笑。当你讨论的是偷窥癖，或者显示的是男扮女装的照片时，你或许能在看到某张照片时勉强笑两声。当你探讨的是施虐、受虐狂或者恋童癖的极端行为时，如果你还在发笑，那么你或者你的教官就有问题了，或者你们双方都有问题。经过长达几年时间及大量敏感化处理之后，在罗伊·黑兹尔伍德和肯·兰宁登台执教时，才将强奸和对儿童性骚扰之类的课题研究置于严肃的专业层次之上。黑兹尔伍德现已退休，但仍然是一位活跃的咨询专家。兰宁也退休在即。这两位在各自研究领域仍将是世界一流的执法界专家。

但是，回溯“只要讲述一下事实，太太”的那个胡佛年代，没有一个权威人士将后来所谓的罪犯侧写看做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破案工具。事实上行为科学一词本身就可被视为某种怪异的叫法，而支持它的人大概也会提倡巫术和心灵感应。因此任何“涉猎”其中的人不得不以非正式的方法从事研究，且不保留任何文字记录。特顿和马拉尼开始提供个性侧写时，皆是以口头形式进行的，从不落于笔头。你首先要考虑的原则是：“不要让调查局感到难堪。”所以你从来不要去想笔录什么东西，免得你或者你的主管特工因此受到当面训斥。

经过特顿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基于我们在纽约从布鲁塞尔博士那里学到的知识，我们开始为提出请求的个别警察提供部分非正式的咨询，但是尚未开设有组织的教学项目，也没有认为这是行为科学科理应履行的一项职责。通常的情形是，从全国学院毕业的某位学员碰上棘手案子时会打来电话请教特顿或马拉尼。

最早打来电话的人中有一名加州的警官，他迫不及待想侦破一起一位妇女身中数刀而毙命的案子。除了杀人手段残忍以外，此案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而且验尸检查也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在警官叙述了所掌握的不多的事实以后，特顿建议他从调查受害者的左邻右舍着手，寻找的对象是个身材矮小的、不惹人注意的独居者，年龄为十八九岁，他系一时冲动才下此毒手，现在出于空前负疚感以及惟恐被人发现而惶惶不可终日。特顿建议说，当你找到他的住处，在他出来开门时，你就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着他，然后再说：“你晓得我为什么来这里。”以这样的方式让他坦白罪行应是不难的。

两天后，这位警官打回电话汇报说，他们随即就开始系统地在附近一带挨家挨户地敲门了。有个符合特顿所做“侧写”的年轻人应声开门时，还没等警察开口说出那句反复练习的问话便脱口说道：“好吧，你们抓我算抓对了。”

尽管当时看起来特顿像是在玩那些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魔术，其实他所描述的嫌疑人类型和作案情形却是有逻辑可循的。多年以来，我们使这种逻辑越来越严谨，把他和帕特里克·马拉尼利用业余时间涉猎的研究变成打击暴力犯罪的一种重要武器。

如同在某一领域取得进步时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外的收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作为行为科学科教官，其实并不认为当时就已清楚我是在做什么，只是觉得我需要掌握一种方法去获得更多的第一手信息。

当我到匡蒂科任职时，马拉尼正准备离任，而特顿成了全科的一把手。于是，帮助我熟悉业务的责任就落在年龄资历与我最相仿的两个人身上：迪克·奥尔特和鲍勃·雷勒斯。迪克大约长我6岁，而鲍勃比我大8岁。两人在调入调查局前都在陆军干过宪兵。应用犯罪心理学在全国学院为期十一周的课程中大约占了四十小时的课堂教学，所以帮助新手熟悉业务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让他参与“巡回学校”，即由匡蒂科派出教官到遍布全美各地的警察局和学校以高度压缩的形式讲授同一类型的课程。这种授课形式广受欢迎，通常会有一连串客户等候我们送课上门，而发出邀请的人主要是那些曾经参加过全部全国学院课程学习的警长和高级警官。跟随一位资深教官外出，在两周时间里观摩他的讲课，确实是一种快捷的途径，能有助于你尽快熟悉自己应该教些什么。就这样我开始与鲍勃一同上路了。

巡回学校有一套标准的规矩。你要在星期日离家上路，从星期一上午到星期五中午在某地警察局或者学校进行课堂教学，然后再到下一个学校重讲一遍。没过多久，你开始觉得自己俨然成了“荒原奇侠”或是“孤胆骑警”，策马进城，尽其所能帮助当地居民，完成使命后又悄悄骑马离去。有时候我真想留下一颗“银制子弹”，好让他们不会忘记我们。

从一开始，我就对凭借“道听途说”进行教学的做法感到不大自在。大多数教官，其中以我为最，对于课堂上讲解的大部分案件缺乏第一手经验。这就很像是在大学里讲授犯罪学，讲课的教授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未走上街头处理过他们所讨论的案子。这门课的许多内容已蜕变成“战斗故事”，最初由亲自办案的警官讲述，后来经过不断的添油加醋，到了最后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几乎已经没有多大联系了。到我开始教学时，情况已经演化到了这种地步：当教官在课堂上对某一案件发表评论时，会遭到曾亲身参与办理此案的学员的反驳！最糟糕的是，这样的教官总是不肯放弃错误的说法，常常固执己见，即使当着实际办案人员的面也固执己见。这种授课方式和态度贻害无穷，它使得你的学生对你讲述的其他知识也失去了信任，不管他们是否有过亲身经历。

我面临的另一难题是，我刚刚年满32岁，看上去还要年轻些。我的教学对象可是久经考验的警察，其中不少人要大我10至15岁。我如何才能具有权威性，或者说该如何向他们传授知识呢？在谋杀案调查方面，我的第一手经验大多是在底特律和密尔沃基那些经验丰富的调查杀人案的警察的帮助之下获得的，而我现在站在这里，却要告诉像他们一样经验丰富的人如何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在面对这帮家伙之前，我认为最好要明白自己要说些什么，凡是不明白之处，最好抓紧时间弄懂弄通。

我在这方面并不笨。开始讲课前，我会在班上提问有没有人在我当天打算在课堂上讨论的犯罪案件方面有过直接经历。比如说，如果我要讨论的是查尔斯·曼森一案，我首先会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洛杉矶警察局的？有哪位办理过此案吗？”如果凑巧有的话，我就会请他对我们讲述一遍此案的所有细节。这样一来，我就能保证讲课内容不会与任何亲自参与办案的人员所掌握的真实案情有所出入。

然而，即使你是刚从外勤站调来的32岁小伙子，一旦站上匡蒂科的讲台或者从匡蒂科外出授课，人们就会把你看成是代表着联邦调查局学院及其那些令人敬畏的部门，在以权威的身份讲课的人。课间休息时，总会有警察走上前来找你。在巡回学校讲课期间，总会有警察在晚上打电话到我的旅馆房间，询问我对他正在办理的案子有何高见。“嘿，约翰，我手头这个案子与你今天讨论的案子有点相似。你对这个案子有何指教？”他会问个没完没了。我则需要对从事的教学工作拥有某种权威性；不是来自调查局的权威性，而是自身的权威性。

巡回教学到了某一阶段时——起码对我如此——你会觉得有那么多歌曲可以尽情收听，有那么多玛格丽塔鸡尾酒可以开怀畅饮，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待在旅馆房间里瞪着电视机。1978年年初，在加州一家饭店的鸡尾酒厅里我经历了这一阶段。我和鲍勃·雷勒斯正在萨克拉门托县主办一期巡回教学。第二天驱车离开时，我大发评论，说既然我们教过的大部分案例中的案犯仍然健在，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囚室里度过残生，我们不妨试试看能否对他们做一些访谈，问问他们作案的动因，从他们的视角去查明事情的经过。我们能做的就是尝试一下。如果行不通，也就罢了。

我向来就有爱出风头的名声，这一提议只能加深鲍勃对我的这种看法，不过他倒也同意试验一下我的这个疯狂念头。鲍勃的处事原则一向就是：“最好事后请求原谅，不要事先请求批准。”这一原则此刻确实显得挺管用。我们知道，要想得到总部的批准是没门的。不仅如此，我们从此每做一件事都会受到审查。在任何官僚机构里，人们不得不处处提防爱出风头的人。

比起其他州来，加州怪诞不经、骇人听闻的案例最多，那里显然是进行访谈的好地方。约翰·康韦是联邦调查局圣拉斐尔常设办事处的一名特工，圣拉斐尔就在旧金山北面不远。他曾在匡蒂科听过鲍勃的讲课，与加州刑事系统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他答应充当我们的联络人，替我们做出安排。我们知道需要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一个信得过我们的人，因为这个小小的调查项目如果搞砸了，便会招致许许多多的责难。

我们决定要找的第一个重罪犯是埃德·肯珀，他被重复判处无期徒刑，当时正在加州瓦卡维尔的州立疗养院服刑，疗养院大约位于旧金山到萨克拉门托的中途位置。我们在全国学院教学时一直运用他的案例，却从未跟他本人接触过。至于他是否同意见我们和与我们交谈，还是一个未知数。

该案的实际案情已有完整的记录。埃德蒙·埃米尔·肯珀三世于1948年12月18日出生于加州伯班克。他和两个妹妹成长于一个破碎的家庭，父母亲总是争吵不休，最终分了手。当埃德表现出一系列“怪异”行为之后（包括肢解了两只家养的猫以及同大妹苏珊一起玩葬礼游戏），他母亲克拉内尔就把他打发到离异的丈夫那里。他逃回母亲住处后，又被送到加州内华达山脉山脚处的一个偏僻农庄，跟祖父母住在一起。他在那里感到异常无聊和寂寞，不仅远离了家人，而且还被剥夺了他所熟悉的学校环境为他提供的些许安慰。就在那里，这个高大粗笨的14岁男孩在1963年8月的一天下午用一支0.22口径的来复枪击毙了他的祖母莫德，后又反复用菜刀刺戳尸体。祖母那天执意要他待在家里帮助干家务活，不准他跟随他祖父下地干活，而埃德与祖父更亲一些。他晓得祖父不会原谅他闯下的大祸，于是当老人回到家中时，埃德对他也下了毒手，还把尸体留放在院子里。当警察后来盘问他时，他耸耸肩说：“我只是想知道杀掉祖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乍看起来这两起谋杀案件缺少动机。埃德因此被诊断为“个性特征畸形、被动攻击类型”，并被关押在阿塔斯卡德县专门收治精神病罪犯的州立医院。1969年，在州立医院的医生反对无效的情况下，21岁的他获得释放，交由其母监护。她当时刚刚与第三任丈夫分手，在新开办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秘书工作。此时的埃德身高已达6英尺9英寸，体重约300磅。

在两年时间里，他干的是零活，喜欢开着车在街道和公路上缓慢行驶，习惯搭载年轻女郎。圣克鲁斯及附近地区像磁铁一般吸引着加州众多的漂亮女大学生，而肯珀在十几岁时错过了不少美好时光。虽然他申请加入公路巡警队遭到了拒绝，却在州公路管理局谋到了一份差使。

1972年5月7日，他搭载了弗雷斯诺州立学院的一对室友，玛丽·培斯和安尼塔·卢切斯。他把她俩载到一处僻静之地，操刀捅死了她们，然后又将两具尸体拖回母亲的住处，用宝丽来一次成像照相机进行拍照，再将尸体分解，还拿着不同器官玩耍。过后，他将剩余的残躯装入塑料袋，掩埋在圣克鲁斯的山里，将头颅扔弃在路旁的深谷之中。

9月14日，肯珀搭载了15岁的高中女生艾柯·库，将其闷死，对尸体施暴，然后把尸体运回家中进行分解。次日上午，当他来到州立医院精神病科做定期检查以测评心理健康状况时，库的头颅就放在他车尾部的行李厢内。检查进行得很顺利，精神病科医生宣布，他不再对自身及他人构成威胁，建议将其青少年犯罪档案加以封存。肯珀陶醉于这种具有绝妙象征意义的行动之中。它显示出他对现行体制的蔑视，同时显示出自己能超越其上。他驱车重返山区，将库的尸体埋葬在离博尔德河不远的地方。

（就在肯珀频频作案之际，圣克鲁斯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全世界并不令人羡慕的系列谋杀案的中心了。聪明英俊的赫伯特·马林被诊断为患有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正在大开杀戒。据他宣称，他的行动受到了不同声音的驱使，要他去协助拯救环境。无独有偶，一位遁世于城外森林中的24岁汽车技师约翰·林利·弗雷泽焚烧了一座房子，杀害了一家六口人，以此警告那些破坏大自然的人。他在那家人的劳斯莱斯车挡风玻璃刮水器上留下了一张字条：“要么物质主义消亡，要么人类住手。”似乎每个星期都要发生一起新的惨案。）

1973年1月9日，肯珀搭载了圣克鲁斯分校的学生辛迪·沙尔，持枪胁迫她钻进车尾行李厢，随后枪杀了她。按照习惯做法，他把尸体拖回母亲的住处，在床上奸污了尸体，又在浴缸里进行分尸，随后将剩余的尸块装入塑料袋内，从卡梅尔悬崖抛入了大海。他此次的创新之作是，将沙尔的脑袋掩埋于后院之中，脸朝上，两眼对准母亲的卧室窗户，因为她总是要人“抬头望着她”。

至此，圣克鲁斯人谈“女大学生杀手”色变。年轻女性受到警告不得搭乘陌生人的车子，尤其不得搭乘那些不在大学校园工作的人的车子，大学校园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是肯珀的母亲在大学里工作，因此他的车子贴有学校通行证。

不到一个月，肯珀搭载了罗莎琳德·索普和艾丽斯·刘，枪杀了她们，尔后摞放在行李厢内。他把尸体拖回了家，像先前那样对受害者残忍施虐。他后来把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入了旧金山附近的伊登大峡谷，一个星期之后被人发现。

他的杀戮行动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升级，即使在他看来也是如此。他曾想过对整条街的人大开杀戒，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有更妙的主意，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就想要这样做。在复活节的周末，当母亲躺在床上熟睡时，肯珀走入她的卧室，手持羊角榔头连续出击，直到把她打得断气才住手。他随即割下了她的头，强奸了那无头的躯体。最后他灵机一动，又割下她的喉管，塞进了厨房的污物碾碎器。他后来告诉警方：“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在埋怨我，对我又是叫又是吼，这样做似乎是恰当的。”

可是当他打开碾碎器开关时，碾碎器给卡住了，将那血淋淋的喉管甩到他身上。“她断了气以后仍然不停止埋怨我。我没法让她闭上嘴！”

他事后打电话给母亲的一位朋友萨利·哈利特，邀请她过来吃一顿“惊喜”的晚餐。她到达后，他挥棒对她猛击，将她勒死，割下了头颅，把身体放在他的床上，自己则跑到母亲的床上睡大觉。复活节星期日早上，他开着车外出，漫无目的地向东驶去。他一直在收听收音机，期望会成为国内大名人，然而没有任何有关的报道。

他驶到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县城外时，由于睡眠不足感到一阵眩晕和疲倦，加上对自己的“壮举”未能造成重大影响深感失望，于是他把车子停靠在路边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旁，给圣克鲁斯警察局打了电话。经过反复努力，他才让他们相信他是在说实话，他供认了那几起谋杀案，表明自己正是杀害女大学生的凶手。随后，他很耐心地等待当地警察前来逮捕他。

肯珀被判犯有八次一级谋杀罪。当被问及他认为什么样的刑罚适合他时，他的回答是：“折磨至死。”

虽然约翰·康韦事先与监狱官员做了安排，我决定最好还是等我们到达之后再要求与囚犯进行“冷静的”访谈。尽管这样意味着我们将在无法确定是否会有合作的情况下进行这趟旅行，它看起来倒是最佳的主意。监狱里是无法保密的，如果消息传出去，说是某个囚犯与联邦调查局有来往，与他们谈过话，他就会被视为告密者，甚至比这还糟。如果我们秘而不宣地出现在监狱，就会明明白白地向囚犯们表明，我们只是在调查某起案子，没有做任何事先安排或进行任何交易。所以，当埃德·肯珀满口答应同我们交谈时，我委实有几分惊讶。显然，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任何人盘问过他有关作案的情况，他对我们要做些什么感到好奇。

走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州监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即便对于联邦执法人员来说也不例外。首先你要交出随身携带的枪支。很明显他们不希望有任何武器被带入牢房。第二条规定是，你要签署一份弃权声明书，表明如果你被扣为人质，将放弃追究监狱系统的任何责任的权利，并且你能理解，万一发生这种情况，你不会有任何交换条件。将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扣为人质可以获得极为有利的讨价还价筹码。完成这些例行手续后，鲍勃·雷勒斯、约翰·康韦和我被带入一间摆有桌椅的房间，等候埃德·肯珀的到来。

当他被押进来时，我的第一个深刻印象是这家伙真魁梧。我只知道他身材高大，并因此被同学和邻居视为社会弃儿，相距咫尺时，觉得他简直是个庞然大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我们中任何一人撕成两半。他蓄着黑色长发，留着浓浓的八字胡，穿着白色T恤衫和宽松的工作服，便便大腹赫然凸现。

没过多久我们还发现，肯珀是个聪明的家伙。根据监狱记录，他的智商为145。在与他相处的几个小时里，我和鲍勃都担心他要比我们聪明许多。他拥有大量时间，可以坐下来静静思考自己的一生和所犯的罪行。一旦他了解到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他的档案，因而知道他是不是在对我们胡诌时，他便没有拘束地畅谈自我长达几个小时。

他的态度既不狂妄傲慢，也不懊恨抱愧。相反，他表现得很冷静，讲话声音柔和，喜欢做些分析，且有几分漠然。事实上，在访谈进行的过程中，你常常难以插话进行提问。他只在回忆起母亲对他的虐待时流了眼泪。

我在讲授应用犯罪心理学时未必清楚自己讲授的知识是否都是正确的。我对那个古老的问题深感兴趣，即罪犯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造就的。尽管这个问题仍旧没有、也许根本不会有任何定论，倾听肯珀的讲述倒也引出了若干令人深思的问题。

不容争辩的是，埃德父母的婚姻是十分失败的。他告诉我们，他还很小时就因长得很像父亲而遭到母亲的白眼。后来，他的粗壮身材又招惹了麻烦。10岁时，他在同龄人中间已经堪称巨人，而克拉内尔担心他会猥亵他的妹妹苏珊。于是她就让他住在靠近火炉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每天晚上睡觉时，克拉内尔会当着埃德的面关上地下室的门，自己和苏珊到楼上卧室睡觉。这种安排令他惶恐不安，致使他从心底里仇恨这两个女人。这个时候又恰逢埃德的母亲最终与他父亲分了手。由于他的身材问题，羞怯的个性，以及在家庭里缺乏一个可以认同的角色模型，埃德性格内向，“与众不同”。一旦他像囚犯一样被关进地下室，没犯什么错误却感到自己卑鄙和危险，他内心想要杀人的敌视念头便开始滋长。就是在这一阶段，他杀死并肢解了两只家猫，一只用的是小折刀，另一只用的是大砍刀。我们后来认识到，他在孩童时代虐待小动物的特征是被人们称为“杀人三合一”的基础，这种特征还包括超过正常年龄的尿床以及纵火。

可悲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德的母亲在圣克鲁斯分校受到了校方管理人员和学生们的一致欢迎。她被看成是一位敏感的、关心他人的妇女，你碰上难题或是仅仅需要找个人谈谈心事时，尽管可以去找她。然而一回到家中，她却像对待怪物一样对待自己羞怯的儿子。

你根本不可能与任何一位女大学生约会甚至结婚，这便是她向他发出的明确无误的讯息。她们都要比你强出许多。由于不断被如此看待，埃德最后决定要满足她的期望。

必须指出的是，她的确以自己的方式照顾着他。当他表示有意当加州公路巡警时，她设法将他档案中有关青少年犯罪的记录抹去，这样一来，谋杀祖父母的“污点”就不会妨碍他的成年生活了。

引起我们兴趣的另一点是，期望为警察工作这一点会在我们对系列杀人犯进行的研究中一再出现。系列抢劫犯和谋杀犯的三大常见动机是：支配、操纵、控制。当你考虑到这些人大多是愤愤不平的、没有本事的失败者，自认为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同时考虑到他们大多数都经受过某种生理上和情感上的虐待，如同埃德·肯珀一般，那么他们幻想中的主要职业之一便是当警官这一点就不怎么令人惊讶了。

警察拥有权势和来自公众的尊敬。在奉命执勤时，他被赋予了权力，可以为了公众利益去伤害坏人。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很少有警察会走上邪路、犯下暴力罪行，系列杀人犯曾屡屡试图混入警察队伍而未能如愿，因而只能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例如保安人员和守夜人员。我们开始在一些侧写报告中反复提及的一点就是：作案者会开着一辆类似警车的车子，譬如福特维多利亚皇冠车或者雪佛兰卡普雷斯车。有时，作案者会购买一辆二手的、减少了装备的警车，就像亚特兰大谋杀儿童案的情况一样。

更为常见的是那种“警察迷”。埃德·肯珀告诉过我们一件事，他时常光顾那些众所周知是警察出入的酒吧餐厅，并设法与他们攀谈。这使得他有一种身为圈内人的感觉，有一种体会到警察权力的兴奋感。不过，杀害女大学生的凶手一旦大开杀戒，便会设法获得了解调查进展的直接渠道，以使他能预料警察将采取的下一步行动。事实上，在肯珀完成了他那漫长而血腥的使命、从科罗拉多州打来电话时，他颇费了一番口舌才让圣克鲁斯警方相信，这可不是什么醉鬼玩的把戏，杀害女大学生的凶手其实就是他们的朋友埃德。如今，由于我们对此有所了解，会按惯例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作案者将试图迂回地参与调查工作。多年后，我的同事格雷格·麦克拉里在纽约州罗切斯特调查阿瑟·肖克罗斯谋杀妓女案的过程中，就曾准确预测出凶手应当是许多警察都很熟悉的某个人，他常去警察光顾的地方，热情地向他们追问有关的情况。

我对肯珀的作案手法非常感兴趣。他在同一地区频频作案，且次次逃脱，这一点意味着他做事时“手法得当”，意味着他一直在分析自己的行为，并且学会了如何去完善作案技巧。务必要牢记，对这些家伙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捕猎和杀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他们的主要“工作”，因此他们无时不在考虑。埃德·肯珀在作案中表现得无比出色。有一回，他因汽车尾灯破损而被警察扣下时，车尾行李厢内正放有两具尸体。那名警察报告说，他的举止十分有礼貌，警察因此当面警告他以后就把他放走了。肯珀非但不为事情如果败露会被拘捕感到恐慌，反倒感到某种亢奋。他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要是警察检查行李厢，他就准备把他解决掉。另外有一回，他一边与大学保安人员搭讪，一边驱车驶出，而车子里放的是两名被他枪杀的女子。两具尸体都用毯子裹至颈部，一具放在他身旁的前排座上，另一具放在后排座上。肯珀冷静地、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姑娘们都喝醉了，他这是把她们送回家去。最后这句话倒不是假话。还有一回，他搭载了一位妇女和她十几岁的儿子，原打算将母子两人一并杀害。可是当他驱车离去时，从后视镜里发现这位妇女的同伴抄下了他的车牌号。于是他很理智地将他们送到了目的地，放他们下了车。

肯珀在狱中实际上接受过心理测试，像他这等聪明的人已熟记所有玄妙的术语，能够以精神病学的分析方法对你详细分析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关犯罪的所有情节都是挑战的一部分，都是游戏的一部分，即使连谋划出怎样才能让受害者毫无戒心地上车也不例外。他告诉我们，当他为一个漂亮女孩子停下车时，他会问她上哪里去，然后再看看手表，装出想确定有没有足够时间的样子。女孩子会由此想到，她是在与一个大忙人打交道，他还有比沿途免费搭载他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顿时会放松警惕，解除戒心。这一信息除了让我们得以观察到作案者的惯用手法外，还暗示着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在评价他人并且不假思索地做出判断时，所运用的常识性假设、语言线索、身势语等等通常并不适用于精神变态的反社会者。就以埃德·肯珀为例，停下车让一位漂亮女性免费搭乘曾是他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他经历了长时间的努力思考和分析，以确定如何最有效地实现其目标。较之在路上偶然相遇的年轻女性从她的视角所做的思考，他思考得要更努力，时间要更长，分析得要更周密。

支配。操纵。控制。这些是连环杀手的三大格言。他们的行为思想均是以有助于充实他们过于乏味的生活为导向的。

在一个守法的人发展为连环抢劫犯或杀人犯的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大概要算幻想所起的作用了。我指的是最广义的幻想。埃德·肯珀早年就形成了幻想，且统统涉及性与死亡之间的关系。他让妹妹同他一道玩过的一个游戏是把他绑在椅子上，仿佛置身于毒气室之中。他那些涉及他人的性幻想是以伙伴的死亡和分尸作为结局的。由于感觉自身有缺陷，肯珀对正常的男女孩之间的关系并不感到舒服。他不认为会有哪个女孩子愿意接受他。所以他用幻想加以弥补。他必须完完全全地占有他想象中的伙伴，而那意味着最终占有她的生命。

“她们活着时都疏远我，都不愿与我分享，”他在法庭上做供词时解释说，“我试图要建立某种联系。我在杀害她们时，头脑里一片空白，一心想着她们将属于我。”

对于大部分的性施虐的谋杀犯来说，从幻想进展到现实是一种跨越若干阶段的升级，色情刊物、在动物身上做病态的试验，以及对同龄人施暴常常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这最后一种特征可能被罪犯视为受到虐待之后的“以牙还牙”。在肯珀一案中，由于体型和个性的缘故，他感到别的小孩都在躲避他，他为此心理上受到折磨。他告诉过我们，在肢解两只家猫以前，他曾偷过妹妹的一个洋娃娃，扯下了它的头和上肢，演练起他打算对有生命的个体将采取的行动。

从另一层次上看，肯珀的幻想就是摆脱他那位主宰一切的、虐待成性的母亲，而作为杀人犯，他所犯下的一切罪行都可以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加以分析。请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丝毫无意为他的罪状进行开脱。我的背景和全部经历告诉我，人们是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的。不过依我之见，埃德·肯珀的例子说明系列杀人犯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就的。倘若他的家庭环境较为稳定且他受到关爱，他还会产生同样的谋杀幻想吗？谁晓得呢？倘若他对支配欲强的女人不是怀有那种难以置信的愤恨，他还会以同样方式对待她们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因为肯珀堕落为杀人犯的整个进程可以被视为对其亲爱的老妈实施报复的一种努力。当他终于一步步进展到最后一幕时，整出戏也就演完了。

这是我们将反复碰到的另一个特征。案犯极少会把愤怒发泄到内心怨恨的焦点人物身上。虽然肯珀告诉我们，他常常在深更半夜手拿锤子踮着脚潜入母亲的卧室，幻想着用锤子猛击她的颅骨，但是在真正有胆量正视他实际想做的事情以前，他至少制造了六起杀人案。我们已经见识过这一主题移位的多种变异行为。例如，谋杀得手后从被害人身上取走某件“战利品”，诸如戒指或项链等，就是一种常见的特征。杀人犯之后会把这件物品赠送给他的太太或女友，即使那位女性是他内心深处的愤怒或敌意的“源头”。他通常会说那件珠宝是他买的或捡到的。然后，当他看见她佩戴上那件珠宝时，就会重新萌发杀人时的亢奋感和刺激感，同时想再次支配和控制。他内心很清楚，对待不幸受害者的那一套完全可以施加在自己的伴侣身上。

最终，我们会在分析中开始将某项罪行的构成成分划分为类似案发前行为及案发后行为等因素。肯珀对每一受害者都做了分尸，这起初向我揭示的是一个性施虐狂。可是，分尸均发生在受害者死后而非生前，这样一来就不是对她施行惩罚，也不会对她造成痛苦。听罢肯珀数小时的陈述，我们终于明白，分尸更多是出自恋物癖而非施虐狂，并且与占有的幻想有着更多的关系。

我认为他处置和摈弃尸体的做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意义。早期受害者都被小心翼翼地掩埋在远离母亲住房的地方。后期受害者，包括他母亲及其好友，差不多都是随意地露天摆放。这一点再加上他载着尸体及尸块在城里到处行驶，在我看来似乎是要存心嘲弄社会，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受到社会的嘲弄和抛弃。

我们在随后几年时间里又对肯珀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访谈，每次访谈都使我们得到不少信息，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令人痛心的犯罪细节。眼前的这个人冷酷地杀害了正处于豆蔻年华的聪明女性。然而，我要是不承认我喜欢埃德，那么我就不够诚实。他待人友好坦诚，生性敏感，还不乏幽默感。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可这样说，我喜欢待在他身边。我不希望他在外面的马路上随意游荡，他自己在最清醒的时刻也不想这样。可是我个人当时对他的这种好感——至今依然如此，与暴力累犯打交道的人都应当保持警惕。我觉得这些人中不少都颇具魅力，能言善辩。

这个人怎么能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或者有什么情有可原的具体情况。如果是在与他们中的某个人访谈，你会这样对自己说的。你无法充分理解他们的滔天罪行。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病医生、法官以及办理假释的官员时常会上当受骗的原因所在。我们在后面还会更详细地探讨这个话题。

不过眼前必须关注的是：如果你想理解艺术家，不妨去观赏他的作品。我总是这样告诉我手下的人。没有仔细研究过毕加索的油画，你就不可自诩能够理解或欣赏毕加索。成功的系列杀人犯构思其行动的精心程度足以与画家构思其油画的精心程度相媲美。他们将其所作所为视为“艺术品”，在行事的过程中不断对其加以完善。所以说，我对于埃德·肯珀一类人的评价部分来自于会见他以及在个人基础上与他的交流，其余则来自于研究和理解他的“作品”。

无论何时，只要鲍勃·雷勒斯或我外出巡回讲课，倘若能够抽出时间并得到监狱方面的配合，去监狱做访谈就会成为我们的一项常规活动。无论走到何地，我都会查明附近有什么监狱，有哪些令我感兴趣的人物在此“常驻”。

我们照此行动一个阶段后，便改进了办案技巧。一般而言，我们一星期里有四天半的日程是排满了的，因此我试着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进行一些访谈。利用晚上时间会比较困难，因为大多数监狱在晚饭后要点名，此后便不准任何人进入。但过了一段时间，你便开始掌握监狱的那一套起居制度并找到对策了。我发现，只要佩戴一枚联邦调查局的徽章，你就可以出入大部分监狱，就能会见典狱长，于是我开始事先不通知就出现在那里，这种方式通常效果最佳。进行访谈的次数越多，我对传授给那些老资格警察的知识就越有自信心。最后，我终于觉得我的讲课有了一定量的一手材料做基础，不再仅仅是从那些亲身参与者嘴里听来的老生常谈的战斗故事了。

那些受访者未必能够对其罪行和思想提供什么深邃的见解。极少有人做到这一点，即便连肯珀这样的聪明人也不例外。他们告诉我们的许多内容是在重复其接受审讯时的证词，或者在重复其以前多次做过的利己的陈述。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得经过我们的反复推敲和广泛复审来做出诠释。不过，访谈所起到的作用在于，我们看到了凶犯是如何进行思维的，获得了对他们的某种直感，开始设身处地从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在我们非正式研究计划启动的头几个星期和头几个月里，我们设法访谈了不止六名杀人犯和未遂杀人犯。其中包括刺杀乔治·华莱士州长未遂的阿瑟·布雷默（关押于巴尔的摩监狱），曾经试图杀害福特总统的萨拉·简·穆尔和莱内特·“尖叫”·弗雷默（关押于西弗吉尼亚州奥尔德森监狱），以及弗雷默的精神导师查尔斯·曼森（关押于圣昆廷监狱，位于旧金山湾及阿尔卡特拉斯岛那艘老掉牙的监狱船北面不远）。

执法界的所有人都对曼森一案抱有兴趣。发生在洛杉矶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塔特以及拉比安卡被杀案已经过去了十年，曼森一直堪称世界上名声最响、最令人胆寒的凶犯。此案在匡蒂科属于固定教学内容，虽说案情的基本事实已经水落石出，我却觉得我们并没有真正洞察出促使他作案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从他那里我们能指望有何收获，但是我认为，像他这样成功地操纵他人服从自己意志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案犯。我和鲍勃·雷勒斯在圣昆廷监狱主分区旁边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见到了他。那地方三面围有用铁丝网加固的玻璃窗，这种房间是专为犯人与律师会面准备的。

我对曼森的第一印象截然不同于对肯珀的第一印象。他怒目而视，眼神警觉，两个眼球滴溜溜转个不停。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瘦小，身高不足5英尺3英寸。这个貌似文弱的小矮子怎么会对他那臭名昭著的“家族”施以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当他爬靠在放在会议桌上首的一张椅子背，以便在他讲话时能俯视我们时，我们立即找到了一个答案。在我为这次访谈了解他的背景情况时曾经读到：当他对信徒宣讲教义时，习惯就坐于沙漠之中的一块大石头上，从而为他的山上布道增强身材效果。他从一开始就向我们表明，尽管审判引起了广泛关注，媒体做了空前报道，他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关押他。毕竟他没有杀害任何人。他反倒认为自己是社会的替罪羊、是美国阴暗面的无辜牺牲者的象征。他在审判期间刻于额头上的“万”字饰已经褪色，但还依稀可见。通过第三者的合作，他依然与囚禁在其他监狱的女性追随者保持有联系。

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很像埃德·肯珀以及我们访谈过的许多其他囚犯，因为他曾有过一个可怕的童年和成长经历，假如这可以用来描述曼森的背景的话。

查尔斯·米莱斯·曼森1934年出生于辛辛那提，是一个名叫凯思琳·马多克斯的16岁妓女的私生子。曼森只不过是凯思琳在众多情人中猜测可能是孩子父亲的那位的姓。她不断进出于监狱，遂将查理托付给信奉宗教的姨妈和生性喜欢施虐的姨父。姨父称呼曼森为小女孩，第一天上学时让他穿上女孩子的衣服，要求他“表现得像个男人”。在他10岁时，除了待在收养所和少年教养院以外，其余时间都是在沿街乞讨中度过的。他在弗拉纳根神父主办的儿童村里只待了四天。

他的青少年生涯的标志是一连串的抢劫、伪造证件、拉皮条、斗殴，以及被关进管制越发严厉的监狱。联邦调查局根据戴尔法案曾经调查过他涉嫌跨州运送偷盗车辆的罪行。他最后一次获假释出狱是在1967年，刚好赶上了“爱之夏”。他前往旧金山的黑什伯里地区，它是西海岸地区“权力归花儿”[1]和性爱、吸毒、摇滚乐的中心。曼森主要通过免费搭车的方式，在十几岁和二十几岁因吸毒而亢奋的一代退学青年人中间名声大噪，成为一名具有性格魅力的精神领袖。他弹奏吉他，对幻灭的年轻人宣讲一些高度精练的真理。很快，他就受到他们的供养，得以尽情享受性和非法兴奋剂。由男女追随者组成的流浪者“家族”聚居在他的周围，有时人数多达五十人。作为这个群体的一项宗教仪式，查理会宣讲他对即将降临的大灾变和种族战争的幻觉，宣称“家族”将取得胜利，他将统领一切。他的经文取自披头士的《白色专辑》中那曲“杂乱无章”的歌词。

1969年8月9日晚，曼森家族的四名成员在查尔斯·“得州佬”·沃森的率领下，闯入了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及其影星妻子沙伦·塔特在比弗利山西罗路10050号的僻静府宅。波兰斯基外出有事，塔特以及四位宾客，艾比盖尔·福尔杰、杰伊·西布林、沃特克·弗里科夫斯基以及史蒂文·帕伦特，却在一场邪恶的狂欢中惨遭杀害。凶手用受害者的鲜血在墙上和尸体上涂写了标语。沙伦·塔特已有近九个月的身孕。

两天后，显然在曼森的授意下，六名家族成员在洛杉矶银湖区的富商利诺·拉比安卡和妻子罗斯玛丽的家中将他们杀害并且分尸。曼森本人并未参与杀人，但进入这所房子参与了后来发生的蓄意破坏行为。事后，苏珊·阿特金斯因卖淫被捕，而她参与了这两起谋杀案以及一起涉及公路设施的纵火案，这些案子都牵连到曼森家族，并且引发了或许堪称加州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审判，至少在辛普森的世纪审判发生之前是这样。在两次分别举行的法庭诉讼中，曼森及其几名追随者被判处死刑，罪名是谋杀塔特、拉比安卡以及可追查到他们头上的其他几位受害者，其中包括对唐纳德·“矮子”·谢伊，一位电影替身演员和家族追随者，进行杀害和分尸，因为他被怀疑向警方告了密。在加州的死刑法律被废止以后，曼森被改判为终身监禁。

查理·曼森不是人们常说的系列杀人犯。事实上，对他究竟有没有亲手杀过人都是有争议的。不过，他的恶劣背景是毋庸置疑的，同样，他的追随者在其唆使下以他的名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罪行，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我想知道的是，一个人何以能够成为恶魔一般的救世主。我们不得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听他那一套廉价的哲学和杂乱的漫谈，但是当我们打断他的胡言乱语，要求他谈得具体一些时，一个人物形象便开始凸现出来。

查理起初并不想成为邪门的精神领袖。他追逐的目标是名利双收。他原想当一名击鼓手，为一个像“海滩小伙子”一样著名的摇滚乐队演奏。他不得不靠耍弄诡计谋生，因此能十分娴熟老练地评价他所遇到的人，并且迅速确定他们能为他做些什么。要是他编在我的科室里，他在评估个人心理优缺点以及策划如何缉拿在逃杀人犯方面是会有一番不俗表现的。

他获假释来到旧金山时，满目皆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他们天真、困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由于曼森生活经历丰富，加上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那些肤浅的大道理，因而备受他们的推崇。其中许多人，尤其是年轻姑娘，与父亲相处时曾经有过麻烦，所以对查理的身世能产生共鸣。而他则独具慧眼，能将她们遴选出来。他俨然成为父辈般的人物，一个能够利用性爱和吸毒后的启迪来填补他们空虚生活的人物。你与查理·曼森同处一室时，是不可能不被他的眼神——深邃且有穿透力，狂野且有催眠的魔力——所影响的。他告诉我们，他的早年是在别人的拳打脚踢下度过的，加上他个头矮小，在身体对抗方面是根本不可能取胜的。所以他用性格力量予以弥补。

他宣讲的教义很有道理：污染正在破坏环境，种族歧视不仅丑恶而且具有破坏性，爱情是正确的而仇恨是错误的。可是，一旦可以任意摆布那些迷途的心灵时，他便建立起一个结构严密、很有欺骗性的体系，从而得以完全控制那些人的心灵和肉体。为取得彻底的支配权，他采取了剥夺睡眠、性滥交、控制食物、吸毒等手段对待这些青年，就像对待战俘一般。任何事理都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惟有查理知道真理。他会弹起吉他，再三重复那套简单的咒语：只有查理才能拯救这个病态的、正在腐烂的社会。

曼森向我们展现的领袖才能和群体权威的基本动力，我们在多年以后发生的具有相同规模的悲剧中还会看到它的再现。曼森将那些心智不全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制造的悲剧将会在吉姆·琼斯牧师及其信徒在圭亚那的大规模集体自杀中得以重演，后来又在得克萨斯州韦科县由大卫教派的戴维·克雷谢重演，这里只是略举两例而已。尽管这三个人之间差异不小，他们的相通之处也是很显著的。我们从与曼森及其追随者的谈话中所得出的深刻见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克雷谢和他的行动以及别的教派。

曼森的问题就其核心而言，并不在于什么救世主的幻想，而在于简单化的控制。那套“杂乱无章”的教义宣讲是一种维系心灵控制的手段。不过，诚如曼森渐渐认识到的那样，除非你能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对信徒实施这种控制，否则就要面对前功尽弃的危险。戴维·克雷谢意识到了这一点，遂将他的信徒圈在一处乡间城堡中，使他们不能摆脱或者远离他的影响。

听罢曼森的讲述，我相信他并不是预谋或者蓄意杀害沙伦·塔特及其朋友的。事实上，他对当时的局面以及追随者失去了控制。地点和受害者的选择显而易见是具有随意性的。曼森家族中的一位姑娘曾经去过那里，认为上那里能搞到钱。“得州佬”·沃森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拿过全美奖学金的英俊学生处心积虑地想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内往上爬，与曼森争夺统治权。沃森像其他人一样服用致幻药，他才是杀人的元凶，是他领导众人进入波兰斯基家，并且怂恿别人犯下了终极罪行。

后来，当这些心智不全的小人物回来，告诉查理他们的所作所为时，那种杂乱无章的局面已经形成，他不可能打退堂鼓，责怪他们拿他的话太当真了。那样做会葬送他的权力和权威。他还得表现出略胜一筹，好像是他导演了这次行动，于是他率领追随者闯入拉比安卡的家中重新操作了一番。不过重要的是，当我问及曼森为什么没有亲自进屋参与屠杀时，他解释说——显然觉得我们很愚笨——他当时处于假释期，不能冒险犯法丧失他的自由。

所以从背景信息以及对曼森所做的访谈中，我相信当他唆使追随者去做他需要做的事情时，他们反过来也唆使他成为他们需要的偶像，并且强迫他去扮演这个角色。

每隔一两年，曼森就会申请假释，而每一次都会被驳回。他的罪行实在太残忍，太广为人知，假释裁决委员会是不会对他抱有侥幸心理的。我也不希望他被放出去。不过，假使他在某个时候被释放，根据我经过访谈所了解的情况，我估计他不会像许多家伙一样构成某种严重的暴力威胁。我认为他会去沙漠，过上遁世隐居的生活，不然的话，他会试图靠他的名气赚钱。但是我不认为他会杀人。要说最大的危险，倒是来自那些迷途的失意者，他们会被他吸引，把他奉为神和领袖。

当我和雷勒斯完成了十次或十二次囚犯访谈后，任何理性聪明的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有了收获。我们第一次能够将凶犯的心理活动与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证据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在1979年，我们前后大约收到了五十个要求提供侧写的请求，而教官们都是利用教学工作的空隙时间来处理这些事情的。到了下一年，提交给我们侧写的案件已经翻了一番；再到下一年还要加倍。此时，我已被减掉了大半教学任务，成为科里惟一一位全日制投入破案实际工作的人。只要日程表许可，我依然会为全国学院和特工训练班讲课，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教学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副业。我要处理送交科里协办的几乎所有杀人案，以及罗伊·黑兹尔伍德过于忙碌时无暇处理的强奸案。

个性侧写本来是未经官方认可的非正式服务项目，如今一个小小的机构建立了起来。我被冠以了“罪犯个性侧写项目主管”这个新设的头衔，着手与外勤站的官员展开合作，协助侦破那些各地警察局提交的案件。

有一阵子，我住了一个星期左右的医院。从前因打橄榄球和拳击打坏过的鼻子旧伤复发，使得我呼吸愈来愈困难，住院的另一个原因是扭曲的中隔需要校正一下。我还记得当时卧床休息时，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有个特工走进病房，在我床头放下了二十份卷宗。

随着监狱访谈的不断深入，我们掌握的情况愈来愈多，可是还得想个办法将非正规的研究系统化、条理化。罗伊·黑兹尔伍德向前迈出了这一步，我当时与他合作，正在为《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撰写一篇有关奸淫凶杀案的文章。罗伊曾经与安·伯吉斯博士共同进行过一些研究，伯吉斯是宾州大学护士学校心理健康护理专业的教授，同时担任波士顿保健及医疗局护理研究所的副所长。伯吉斯是一位多产的作者，早已在研究强奸案及其心理后果方面成为享誉全国的权威人士。

罗伊把她请到了行为科学科，介绍我和鲍勃与她认识，说明了我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她听后觉得不错，告诉我们说，她认为我们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研究堪称是前所未有的。她认为我们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罪犯行为的认识，如同《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一书有助于认识心理疾病和分类组织一样。

我们同意联手合作。安锲而不舍地申请资助，最终从政府资助的全国司法研究院获得了一笔四十万美元的研究经费。我们计划深入访谈三十六至四十名囚禁的重罪犯，以期从中有所收获。根据我们的资料输入，安编写了一份厚达五十七页的调查表格，每次访谈后都要填写。鲍勃负责拨款的具体执行，及与全国司法研究院的联络工作。我和他在外勤站特工的通力协助下，重返监狱去面对面与那些案犯访谈。我们要描述每一次罪行的作案手法以及犯罪现场，研究并记录案发前后的行为。安则负责用计算机处理所有数据，然后再由我们写出研究结果。我们预计该项目将持续三到四年。

就在这一期间，刑事调查分析步入到现代阶段。

[1] flower power，指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使用的口号，主张通过性爱和非暴力实现社会改革。——译者

七

黑暗中心

人们根据逻辑推理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重罪犯为什么愿意同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特工合作呢？我们在项目启动初期也曾对此有过疑惑。然而，我们几年里接触过的绝大多数重罪犯的确同意与我们交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几种原因。

有的人对其罪行真的感到大惑不解，觉得在心理研究项目上提供合作是一种进行部分赔罪的方式，同时据此也更加了解了自我。我认为埃德·肯珀就属于这一类型。如我指出过的，有的人则是警察迷和执法迷，一味地喜欢接近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有些人认为与“主管当局”合作或许会带来一些好处，不过我们不曾做过任何许诺来作为交换条件。另外一些人感觉受到了冷落，一心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和摆脱那种百无聊赖的生活，我们的探访正中他们的下怀。再有的人索性就是欢迎能有这个机会，好让他们以叙述生动的细节重温谋杀幻想。

不管这些人有多少话要讲述，我们都愿意倾听，不过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几个基本问题。我们在1980年9月的一期《联邦调查局执法公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此做了概述，解释了这项研究的宗旨。

1. 什么导致了一个人成为性罪犯？有何预警信号？

2. 什么因素能够激发或抑制他去犯罪？

3. 预谋案中的受害者对各种类型的性罪犯应当采取什么反应或应急策略才可避免受害？

4. 性罪犯的危险性、预后、处理以及治疗模式具有什么含义？

我们认识到，要想使这个项目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能够当场过滤每一罪犯告诉我们的情况。因为如果你很理智聪明，如同这些家伙中的许多人一样，你就会找出他的某个弱点并加以利用。就其本性而言，大多数系列凶犯都是出色的操纵者。如果情绪不稳定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假装情绪不稳定。如果悔罪自责对他会有所帮助，他就能表现出一副悔罪自责的样子。但是，不管他们认为什么是最佳行动方案，我发现，那些愿意同我们交谈的人都是相似的。他们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思考，所以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自我和所犯的罪行，能够把那些细枝末节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事先掌握有关他们及他们罪行的足够资料，以便确定他们是否在讲真话，因为他们同样有足够的时间另编一套说法，从而使得他们比卷宗所揭示的要值得同情和更加无辜。

在早期的多次访谈中，倾听完罪犯的故事以后，我总要转向鲍勃·雷勒斯或者身边的任何人，问道：“他会不会是因草率定罪而入狱的？他对任何问题都拿得出合乎情理的答案。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抓对了人。”所以，我们回到匡蒂科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核有关记录，联络当地警方索取有关案情卷宗，确保没有发生可怕的错判。

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的鲍勃·雷勒斯对6岁的苏珊娜·德格南被杀一案感到震惊，同时也颇有兴趣。小女孩是在家中被人劫走后惨遭杀害的。她的尸体被剁成碎块丢进埃文斯顿的下水道，后来被人发现。一个名叫威廉·海伦斯的年轻人最后被捕归案并供认不讳，同时还承认曾经潜入一幢公寓楼行窃，由于局面失控杀害了两名妇女。在杀害弗朗西斯·布朗时，他用她的唇膏在墙上涂写道：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

在我杀害更多的人之前

逮住我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

海伦斯将谋杀归咎于乔治·墨曼（没准“墨曼”是“杀手”的缩写[1]），他声称此人就生活在他的内心深处。鲍勃一直认为，海伦斯一案也许是促使他决意献身执法事业的最初动因之一。

罪犯个性研究项目获得资助并启动之后，我和鲍勃前往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的斯泰茨维尔监狱对海伦斯进行了访谈。自1946年被定罪以来，他一直在监狱服刑，一直是模范犯人，成为该州第一个在铁窗中完成大学学业的人，并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

在和我们交谈时，海伦斯否认与那些罪行有任何牵连，认为自己是被误判入狱的。不管我们问他什么问题，他都只有一个回答，坚持说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甚至都不在谋杀现场的附近。他的话很有说服力，我担心这可能又是一起重大冤案，因此一回到匡蒂科，我就查阅了所有案情档案。除了案犯供词和其他令人信服的铁证以外，我发现从海伦斯一案的现场还采集到了他的潜指纹。然而，海伦斯已经独居囚室那么长时间，不断在进行思考，在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假如他们在这一阶段用测谎器对他进行测试，他很可能会顺顺当当地通过测试。

理查德·斯佩克因1966年在南芝加哥的一处城区住宅楼谋杀了八名护士学校学生而被重复判处了无期徒刑，当时正在服刑。他明确表示不愿意把自己与我们研究的其他杀人犯混为一谈。“我可不想与他们列在一个名单上，”他告诉我，“那些家伙都是疯子。我可不是什么系列杀人犯。”他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行。他只是想让我们知道，他与他们不是一回事。

在一个关键层面上，斯佩克说的并没有错。他不属于系列杀人犯，系列杀人犯频频作案，某些情绪往往周期性发作，或者在几次作案之间伴有冷却期。我把他归属于规模杀人犯，这种人在同一行动中会杀害两人以上。就斯佩克的案子来说，他潜入住宅楼的动机是偷窃，是想法子搞些钱带出城去。当23岁的科拉松·阿穆劳前来开门时，他亮出手枪和匕首，强行闯入房间，声称他只是要把她和五名室友绑起来图谋钱财而已。他把她们统统赶进了一间卧室。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另有三名室友在约会或者在图书馆学习结束后陆续返回。一俟她们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斯佩克显然改变了主意，开始了疯狂的强暴、勒扼、刺戳和砍杀。只有阿穆劳一人惊恐地蜷缩在墙角，才大难不死。斯佩克把她数漏了。

他离去之后，她走上阳台向外大声呼救。她告诉警方，凶手左前臂刺有“生来就要大闹一场”的字样。一个星期后，斯佩克因笨手笨脚自杀未遂，来到当地一家医院求诊时，手臂上的刺字被人认了出来。

由于斯佩克作案手段令人发指，医疗界和心理学界对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推测。起初有人声称，斯佩克的遗传基因失衡，多了一个阳性（Y）染色体，因此更可能做出攻击性和反社会的举动。此类时髦的分析呈规律性地昙花一现。一百多年以前，一位行为主义者运用过颅相学，即通过对头颅形状的研究，来预测人的性格和智力水平。人们最近认为，脑电图仪读数所显示的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14Hz和16Hz阳性棘波图，就是个性严重混乱的证据。法庭至今还在为XYY染色体一说争执不休，但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是，许许多多的男人都具有这种基因构成，却并没有显露出任何异常的攻击性或者反社会行为的迹象。理查德·斯佩克接受了一次彻底检查，结果发现他的基因构成完全正常，根本没有多余的Y染色体。

斯佩克并不想与我们交谈，后来因心脏病发作死于狱中。访谈前我们与典狱长联系了一下，我们并不经常这么做。他同意让我们进去，但并不认为让斯佩克事先知道我们要来访谈是个好主意。我们抵达后，表示赞同他的看法。他在一个围栏中声嘶力竭地叫骂着。他被关进了围栏，好让我们看一眼他的囚室，而其他囚犯也发疯般地叫喊着，以示对他的同情。典狱长想让我们看一下斯佩克收藏的色情刊物，斯佩克愤怒地抗议这一侵犯他隐私的行为。犯人们都讨厌任何类似的彻底搜查。他们的囚室是仅存的、具有些许隐私权的地方。我们在乔利埃特的监狱走过三层楼的牢房时，只见有的窗户被打破，鸟儿在天花板附近飞扑，典狱长警告我们不要靠边走，以防囚犯们将屎尿撒到我们身上。

我意识到这样一来我们不会取得任何进展，便低声对典狱长说，我们索性沿着走廊一直走下去，不要在斯佩克的囚室前停留。按照目前通行的案犯访谈准则，也许未经事先通知，我们都不得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事实上，整个罪犯个性研究放到今天来进行要难上加难。

与肯珀或海伦斯不同的是，斯佩克根本不是模范犯人。他曾经制作了一个简陋的微型蒸馏器，把它藏在监狱分区看守的木制办公桌的一只假抽屉背面。它几乎生产不出什么酒精，只是散发出一股酒味，足以让看守因找不出酒味来源而气急败坏。还有一次，他发现有一只受伤的麻雀从被打破的窗户外飞了进来，于是悉心照料它，使它恢复了健康。当麻雀可以站立起来时，他在它的脚爪处系上了一根细绳，让它立在他的肩上。有位看守对他说，牢房里是不准养宠物的。

“我不能养它吗？”斯佩克问，随后走向一个正开着的电风扇，把小鸟塞了进去。

看守一时给吓坏了，说：“我还以为你喜欢那只小鸟呢。”

“我确实喜欢它，”斯佩克答道，“但是如果我不能拥有它，谁也不要想得到它。”

我和鲍勃·雷勒斯在乔利埃特监狱的一间探视室里见到了他，陪同他的是监狱督导员，类似于高中的辅导员。斯佩克像曼森那样选择了会议桌的上首，坐在餐具柜上面，这样他就可以坐得比我们高。我开门见山地告诉斯佩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他不愿意与我们对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臭骂“操他妈的联邦调查局”想要搜查他的囚室。

每当我注视着这些家伙，每当我坐在监狱的会议室里从桌子对面望着他们时，我试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象一下他们在犯罪之际的一言一行。我事先查阅过所有有关相关案件的档案，因而晓得他们每个人都做过什么，都能够做什么，而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投射到面对我坐的着那个人身上。

任何警察式的审讯都是一种诱供，各方都在试图引诱对方讲出他的意图。而我们必须先对被访谈者做出评估，之后才能考虑如何去接近他。表示愤怒抑或做出道德评判是无济于事的。（“什么，你这个变态的畜生！你吃掉了一个胳膊吗？”）你必须确定说什么才会触及他的要害。对于某些人，诸如肯珀，你可以直截了当和就事论事，只要你向他表明你已掌握了全部犯罪事实，他们就甭想蒙骗你。对付理查德·斯佩克一类的人，我学会了采取更具进攻性的手段。

我们坐在会议室里，斯佩克装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模样，于是我转向那位督导员。他是一位开朗的、爱交际的人，在化解敌意方面经验丰富，而这些长处正是我们期待人质谈判人员具备的素质。我就当斯佩克不在场似地谈论起他的案情。

“你知道你的伙计都干了些什么吗？他杀害了八个女人。其中有的还长得很漂亮。他一个人就夺去了我们八个漂亮小妞的生命。你认为这样做公平吗？”

很明显，鲍勃对这种方式感到不自在。他不想被降低到与杀人犯处于同一个层次，而且嘲弄死者也令他作呕。当然，我赞同他的看法，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我认为我只能这么做。

督导员以同样的方式答复我，于是我俩就像唱双簧似地一问一答。要不是实际谈论的是谋杀案的受害者，我们就像是更衣室里的高中男生，不过交谈的语气已由稚气未退变成怪里怪气。

斯佩克旁听了一阵子，然后摇摇头，格格笑道：“你们这些家伙真他妈的发疯了。你们和我一定没有多大差别。”

有了这个开端，我便转向了他。“你他妈的是怎么会同时干上八个女人的？你早饭都吃了些什么？”

他望着我们，好像我们是一对傻乎乎的乡巴佬。“我没有强暴所有的人。那种传言过于夸大。我只干了其中一人。”

“沙发上的那一个吗？”

“是的。”

这一切听起来既粗鄙又令人恶心，但却向我揭示出一些东西。首先，尽管他充满敌意和富有攻击性，斯佩克并不具备男子汉大丈夫的自我意识。他自知没有能力同时控制住所有的女子。他是个投机分子：他只强奸了一个人以寻求刺激。从犯罪现场的照片来看，他选中的强暴对象是脸朝下趴在沙发上的一个。在他的眼里，她已经沦为一个非个性化的物体。他不必与她产生任何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我们还可看出，他不是一个思维缜密和有条理的人。一起原本是相当单纯和成功的抢劫案竟演化成了这样一场大屠杀，在此过程中他并未进行多少思考。他承认杀害那些女人并不是出自兽性大发，而是这样一来她们就无从辨认他。随着年轻的学生护士逐一返回，他把一个人关进卧室，一个人关进衣橱，仿佛他是在将马匹关进围栏。他压根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局面。

有趣的是，他还声称将他送进医院并最终导致他被捕的那处伤口并不是什么自杀未遂留下的，而是在酒吧斗殴所致。他未必理解这样解释的意义何在。他是在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把他看成是“天生造反派”式的男子汉，而不是只有自杀一条出路的可悲的失败者。

我一边听，一边反复琢磨着这一切信息。它不仅仅为我揭示了一些有关斯佩克的情况，还揭示出有关此类犯罪的情况。换句话说，当今后遇到类似案情时，我就会对这类罪责难逃的人更具备洞察力。当然，这也是该研究项目的主要目的。

在处理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我力图摆脱那些学究气十足的心理学界的行话和玄妙术语，更多地使用直截了当的概念，这样会使执法人员更容易运用。如果告诉一位当地警察，他要搜捕的是一名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许在学术上是有趣的，但并不能为他提供在抓捕作案者方面的有用的信息。我们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作案者究竟是有周密安排的还是盲目行动？抑或是混合型的？斯佩克这类人开始向我们展示出盲目行动的凶犯的行为模式。

斯佩克告诉我，他的早年生活坎坷不平。我可以觉察出，我们惟一一次触痛他的神经是在询问他的家庭之际。他长到20岁时，已经累计被捕近四十次。他娶了一个15岁的少女为妻，养育了一个孩子。五年之后，他怀着愤怒和痛苦离开了她。他告诉我们，他根本没有萌发过杀害她的念头。他的确杀害过其他几位女性，其中包括一家低档酒吧的女招待，就因为她一口回绝了他的求欢要求。在杀害那些护士的几个月前，他还抢劫并袭击了一位65岁的老妪。在一般情况下，残酷强暴一位老妪的行为系一个年轻人所为，甚至可能是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涉世未深，缺乏经验和自信。抢劫案发生时，斯佩克已经年满26岁。在这一等式上，作案者的年龄越大，他就越是不自信，越是涉世不深。这确实是我对理查德·斯佩克的印象。虽然已经二十多岁了，他的行为水准，即便按罪犯的标准来衡量，也属于晚青春期。

我们离去前，典狱长还想让我们看一样东西。在乔利埃特，就像在其他监狱一样，一项心理学实验正在进行之中，目的是要搞清柔和的淡色彩是否会减弱人的侵犯性。大量学术理论肯定了色彩与侵略性的关系。实验人员甚至将历届警界的举重冠军带入四壁涂上粉红色或者黄色的房间，结果发现他们举起的重量不比以前。

典狱长领我们来到位于监狱分区尽头的一间牢房，说：“玫瑰色涂料应当能使暴力凶犯减少侵犯性。如果把他们关进这样的一间房子，他们应当会变得平静和顺从。看一看这间房子的墙壁吧，道格拉斯，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

“我看墙上没有多少涂料呀。”我说。

他回答：“是呀，说得正是。看见了吧，这些家伙不喜欢那些颜色。他们把涂料剥下来，然后吞进了肚子。”

杰里·布鲁多斯有恋鞋癖。如果事情仅仅停留在这一步，还不会闹出什么大乱子。可是由于诸多因素，其中包括他母亲的专横跋扈和他本人好冲动的个性，恋物癖从有几分怪异演变到置人死地的地步。

杰罗姆·亨利·布鲁多斯1939年出生于南达科他州，成长于加州。还是个5岁小男孩时，他在当地一处垃圾场发现了一双亮锃锃的高跟鞋。当他拿回家试穿时，被母亲看见了，十分生气，要他把高跟鞋扔掉。可是他把鞋子收了起来，直到后来被母亲发现，拿去烧掉了，还为此惩罚了他。长到16岁时，他住在俄勒冈州，常常定期潜入邻居家中专偷女鞋，后来又偷女式内衣，收藏起来，并拿来试穿。到了第二年，他因骚扰女孩子而被捕，他当时哄骗她上了他的车子，企图一睹她的裸体。他在塞勒姆州立医院接受了为期几个月的治疗，后被诊断为不具有危险性。高中毕业后，他到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后因有心理问题而退伍。他依然旧习不改，闯入别人的住宅偷窃女鞋和女式内衣，碰上女主人时就将她们勒昏过去。不久在一次行窃过程中，他与一位年轻女子发生了性行为，后出于责任感同她结了婚。他上了职业学校，成为一名电工技师。

到了六年之后的1968年，身为两个孩子之父的布鲁多斯仍然作恶多端，专在晚间袭击女性并抢劫纪念物。有一天，一位名叫琳达·斯劳森的19岁姑娘根据预约上门推销百科全书时敲错了门，结果是他开了门。他不愿错过这个机会，把她拖进了地下室，用棍棒连击她，再将她勒死。她断气之后，他脱下了她的衣服，把他收藏的各式衣物穿在她的身上。他剁下了她的左脚，把它塞入他珍藏的高跟鞋，又妥藏于电冰箱内，然后将尸体连同一辆破旧汽车的传送装置一起沉入了威拉米特河。其后几个月里，他三度滥杀无辜。有好几位女大学生指认出他曾经用雷同的花招接近她们，提出过约会的要求，后来警察在约会地点打了埋伏，才将他缉拿归案。最后，当精神错乱这一辩护理由显然无法成立时，他只好低头认罪。

我和鲍勃·雷勒斯去设在塞勒姆的俄勒冈州立监狱对他做了访谈。他长着一张圆脸，身材敦实，有礼貌，且愿意合作。但是当我们问及犯罪具体细节时，他声称因为低血糖症发作而失去了记忆，回想不起可能做过的那些事。

“你晓得吗，约翰，我患有低血糖症，一旦发作起来，我从房顶上走下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十分有趣的是，当布鲁多斯向警方认罪时，他当时记得很清楚，提供了各次犯罪的生动细节，包括在何处可以找到尸体和罪证。他还无意中把自己牵连了进去。他曾将一位受害者的尸体挂在车库的吊钩上，给她穿上他最喜欢的衣服和鞋子，然后又在她身下的地面放了一面镜子，好观察她穿上衣服的效果。在拍照过程中，他浑然不知地把自己也拍了进去。

尽管布鲁多斯口口声声说因低血糖症发作而丧失了记忆，他倒是显示了一个有周密安排的凶犯的特征。这与他早年的幻想是有联系的。他十几岁住在家庭农庄时，就幻想过在隧道里抓住女孩子，强迫她们服从他的意志。有一回，他设法将一个女孩子骗入了谷仓，强令她脱下衣服供他拍照。我们发现，这类行为一直延续到他成年，只是年仅十几岁时他还太天真单纯，一心只想拍下受害者的裸照而已。谷仓拍照后，他把女孩子关进了玉米穗仓库，不久又返回时，穿上了不同的服装，梳理成不同的发型，装扮成自己的孪生兄弟埃德。他释放了这个惊恐万状的女孩子，对她解释说，杰里正在接受强化治疗，同时央求她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让他惹上麻烦，再次蒙受“不白之冤”。

我们在杰罗姆·布鲁多斯身上清楚地看出，随着他的活动像教科书里所描述的那样不断升级，他的幻想也在不断完善。这一发现比他可能会当面告诉我们的任何事情都要重要得多。虽然肯珀式的人物与布鲁多斯式的人物在作案目的和惯用手法方面差别极大，我们从两个人身上以及其他许多人身上都发现，从一次犯罪进展到另一次犯罪，从一个犯罪层次提高到另一个犯罪层次，他们都着迷于细节并不断加以“改进”。肯珀选择的受害者尽是些漂亮的女大学生，在他的眼里，她们是和他母亲连在一起的。不够世故聪明的布鲁多斯则对萍水相遇的受害者感到更为满足。然而他们对于犯罪细节的着迷是相同的，这主导了两个人的生活。

成年以后的布鲁多斯迫使他的妻子达西穿上他因恋物癖而收藏的衣物，接受他的拍照仪式。他妻子是个正统的、生性保守的女子，对于这种行为很不自在，但她害怕她的丈夫。他想入非非地要建造一套房间专供施虐，然而又不得不满足于他的车库。车库里摆放着一台上锁的电冰箱，他可以用它来储存他珍爱的人体部位。每当达西要烧肉做饭时，不得不告诉杰里她需要取什么东西，然后由他取给她。她常常向朋友抱怨说，要是她自己能打开冰箱进行挑选，事情就会容易得多。然而，尽管有诸多不便，她却没有想过这事很蹊跷，应当去报警。假如她确实想过，也会因害怕而不敢报警。

布鲁多斯几乎堪称是凶犯的经典范例，他以无害的恋物癖行为起步，不断加以升级，先是收藏捡到的鞋子，接着是收藏他妹妹的衣服，直至占有其他女人。他起初只是从晒衣绳上偷衣服，后来又悄悄跟踪穿有高跟鞋的女人，闯入没有人的房间，进而胆量越来越大，敢于面对房子的女主人。刚开始时，只要穿一穿女式服装，他就会很满足。到了后来，他想寻觅的刺激越来越强烈。在与女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他会要求女孩子同意让他拍裸照。后来，当有的女孩子拒绝为他脱衣服时，他就会用刀子威逼她。直到在偶然的场合，有个女孩子碰巧刺激了他，他才开了杀戒。一旦他杀了人并感到满足，就会再三作案而愈发不可收拾，分尸方式一次比一次令人发指。

我并不是有意在暗示，每一个受到细高跟鞋引诱的男人，或者每一个想到黑色花边胸罩或内裤就心痒痒的男人，都注定会犯罪。假如真是这样，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要进监狱。不过，正如我们在杰里·布鲁多斯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恋物癖错乱是会蜕化变质的，而且是“视情形而定的”。请容我举例说明。

据不久前的报道，离我家住所不远的一所小学的校长对学生的脚有一种病态的嗜好。他会跟他们玩游戏，他挠他们的脚底和脚趾，看他们能坚持多久。如果他们忍耐搔痒坚持到一定时间，他就会给赏钱。当有的孩子去购物中心买了东西却说不出钱的来路时，学生们的家长才注意到这件事不大正常。校长被学区当局解职后，社区许多阶层的人士表示了不平。他长相英俊，与女友保持着正常而稳定的关系，同时深得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学校老师都认为他受到了诬陷。就算他对脚趾有病态的嗜好，那实质上是无害的事情。他从未虐待过学生，从未试图让他们脱去衣服。他这种人是不会跑到外面诱拐儿童以满足变态嗜好的。

我赞同这种看法。就这方面而言，他是不会给当地社区带来危害的。我曾经会见过他。他待人友好，富有人情味。不过请容我假设一下，在一次类似的游戏过程中，有个小女孩反应很强烈，尖叫起来，或者威胁要告发他。他有可能会出于恐惧杀掉小女孩，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控制住局面。当教育局长与我的科室取得联系征求意见时，我告诉过他，我认为他解雇那个人的举措是正确的。

大约与此同时，我被请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因为有几位女大学生被推倒在地，有人趁乱偷走了她们的木屐式鞋子。所幸没有人受到重伤，当地警方和大学校警都把此事看成是恶作剧。我会见了当地警察以及大学管理部门的人，告诉了他们我所接触的有关布鲁多斯和其他人的案子。到我离开时，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恫吓他们的使命。官方的态度从此大有改观。我则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没有再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

当我回顾杰里·布鲁多斯的犯罪进程时，不得不自我发问：在起初的任何阶段如能正确理解并干预这一进程，会不会使恶性事件胎死腹中？

在埃德·肯珀身上，我看到的是因童年感情受挫而步入歧途的系列杀人犯。在杰里·布鲁多斯一案中，我发现情况要远为错综复杂。显然，他很小时就染上了恋物癖，小小年纪的他已经对在垃圾场捡到的高跟鞋深深入迷。不过，导致他着迷的部分原因在于从未见过类似的东西。它们与他母亲穿的鞋子完全不同。其后，当她大叫大嚷做出不满的反应时，这双鞋子对他来说就像禁果一般。不久他便开始偷窃老师的鞋子。可是当她发现鞋子被盗时，她的反应令他感到吃惊。她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好奇地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这样，他的行为从成年女性那里得到了不同的反馈，某种大概是与生俱来的冲动正在渐渐转化为邪恶的、更加要命的力量。

假使他的演变过程的危险性早就被人认识到，并且有人试图采取过富有成效的措施去对付他的感情问题，情况又会怎样呢？等到他第一次杀人时，已经为时晚矣。可是在他不断演变的任何阶段上能不能将其中断呢？通过我的研究和随后的办案实践，我对于大多数受性欲驱动的杀人犯能否会有哪怕是稍稍一点改邪归正的表现都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如果任何努力有望奏效的话，就必须是在萌芽阶段，即在由幻想转变为现实之前。

我姐姐阿伦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常常会说，只要问一下同阿伦一道回来的男孩子对自己母亲有何看法，她就能了解到有关这个男孩子的许多情况。如果他爱慕和尊敬自己的母亲，他会关爱在生活中的其他女性。如果他把自己的母亲看成是婊子或者贱货，那么很有可能他今后会以这种眼光看待其他女性。

我的经验证明，我母亲的观察是十分正确的。埃德·肯珀在加州圣克鲁斯开辟了一条毁灭之路，直到最后才有胆量杀害他真正仇恨的那个女人。蒙特·里塞尔十几岁时曾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奸杀了五名女性。他告诉我们，当父母亲因严重不和而婚姻破裂时，他要是被批准随父亲、而不是随母亲一道生活，他认为他如今会是一名律师，而不是一个蹲在里奇蒙监狱里终身服刑的囚犯。我们就是在这个监狱对他做访谈的。

从蒙特·拉尔夫·里塞尔身上，我们得以将谜团的更多部分拼凑起来。父母离异时，蒙特才7岁，在家里三个孩子中排行老小。他母亲带着他们背井离乡迁居加州。她在加州二度结婚，大部分时间与新任丈夫单独待在一起，丢下了三个小孩，极少给予他们大人应给孩子的管教。蒙特小小年纪就惹祸不断：在学校的墙上涂写下流词语，后来是吸毒，再后来因斗嘴用气枪射伤了表弟。他声称是继父给他气枪的。他一时冲动开枪伤人后，继父便把气枪砸烂，还用枪管不断殴打他。

蒙特年满12岁时，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宣告破裂，他们又举家迁往弗吉尼亚州。蒙特告诉我们，他认为他和姐姐应对这场婚姻的破裂负责。从此以后，他的犯罪活动不断升级：无照驾驶，盗窃，偷车，乃至强奸。

他沦为谋杀犯的过程是十分发人深省的。还在上高中时，他就被定罪，缓期执行，而作为缓刑的一条规定，他要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这期间他收到了女友的一封来信。她在中学时高他一个年级，当时在外地念大学。她在信中通知蒙特，他俩的关系就此完结。他立即开着车子，一路驶抵那所大学，结果发现她正和新的男友待在一起。

蒙特并未采取任何公开的举动向那个造成这一局面的人发泄他的不满，相反他驱车驶回了亚历山大，借啤酒和大麻解愁。他将车子停放在公寓楼前的停车场，在车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大约凌晨两三点时，他仍坐在车子里。这时另一辆车出现了。开车的是一位年轻女性。里塞尔一时性起，决意要挽回他刚刚蒙受的损失。他走到那个女人的车前，掏出手枪对准她，胁迫她跟他来到公寓楼附近的一个隐蔽处。

里塞尔向我和雷勒斯追述他的行动时，显得冷静、思维缜密，表达准确无误。我事先查过他的智商情况，在120以上。我没有从他的语气里听出多少悔恨的意思，只有那些会自首或自杀的极少数凶犯会感到悔恨，主要是悔恨被擒获或是得蹲监狱。不过，他并没有竭力去大事化小地谈论他的罪行，我确实感觉他在向我们提供准确的叙述。我从他的叙述中看出了一点名堂。

这一事变是在某一触发性事件或事变之后发生的，我们称其为紧张性刺激。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种模式出现。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紧张性刺激。不同的事情对我们每个人构成了困扰。但是显而易见，两大常见的刺激是失去工作和失去妻子或女友。（我这里指的是女性，因为如我所发现的，几乎所有的杀人犯都是男性，其理由我会在后面加以推测。）

由于对蒙特·里塞尔这样的人进行过研究，我们渐渐意识到，这些紧张性刺激构成了系列谋杀的重要动力，当我们在某一犯罪现场看见某些情况时，往往可以毫不费力地推断出该案中的紧张性刺激究竟是什么。在贾德·雷经办的阿拉斯加谋杀案中（我已在第四章中提及），一位妇女及其两个年幼的女儿被人杀害，案发的时机和细节引导贾德做出推测，作案者已经失去了女朋友以及他的饭碗。作案者确实遭到了这样的双重打击。事实上，他的女友已经一脚把他蹬掉，投靠了他的老板；而老板随即将他开除，免得他碍手碍脚。

于是，蒙特·里塞尔在见到女友跟一位大学生在一起的当天晚上便第一次犯下了谋杀罪。这次犯罪本身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便可以从考虑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中得到更多的信息。

原来，里塞尔的受害者碰巧是一个风尘女子，这具有双层意义：她对于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并不像普通人那样感到恐惧；虽然受到了恐吓，她很可能具有相当强的求生本能。因此当他把她带到空无一人之处，显然是要持枪威胁图谋强暴时，她试图要缓解一下局面，撩起了裙子，询问袭击者想要她摆出什么姿势。

“她问过我想采用什么方式。”他告诉我们说。

她的举动非但未能让他变得温和或敏感起来，反倒大大激怒了他。“这个婊子好像要控制局面。”她假装到达性高潮以取悦他，但这样做反而坏了事。如果她能“享受”这次强暴，这倒增强了他的感觉，即女人都是妓女。她变得“非个性化”了，他很容易地就想到要杀掉她。

不过他确实给另一个受害者放了一条生路，当时她告诉他，她正在照料身患癌症的父亲。里塞尔的哥哥曾患过癌症，就这样他认同了这位女子。在他的眼里，她是个性化的，这与那位妓女正好相反，或者与理查德·斯佩克攻击过的那位手被反绑、脸朝下趴在沙发上的年轻的学生护士也截然相反。

这就是为什么很难对强奸者案件提供通用的应对忠告的原因。这取决于强奸者的个性和犯罪动机如何，无论是顺从配合，还是说服他放弃强暴的念头，都可能是最佳的行动方案，但也可能会雪上加霜。对所谓的“权力恢复型强奸者”，采取反抗或搏斗的做法可能会使他就此罢休；对所谓的“愤怒刺激型强奸者”进行反抗则可能会让受害者搭上一条性命，除非受害者足够强壮或者可以迅速逃出魔爪。因为强奸者是性无能者就想方设法让他获得欢愉未必就是上上策。这类犯罪的动因是愤怒、敌视，以及展示威力。性只是一种顺带行为。

里塞尔对从停车场劫持的那名女子施暴以后，怒气并未消退，拿不定主意该怎样处置受害者。在此关头，她干了一件我们许多人会以为合情合理的事情：设法逃跑。这下子更叫里塞尔认为是她、而不是他在控制局面。我们在《美国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研究论文，引用了里塞尔的原话：“她撒腿就跑下沟壑。我一把抓住了她，反扭她的手臂使其动弹不得。她的身材比我要高大。我掐住她的脖子……她踉跄了几步……我们一起滚下了山坡，落入水中。我抓住她的头猛撞石头，又将她的头按入水中。”

我们了解到，在分析罪犯时，受害者的行为与作案者的行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她是一个高风险的受害者，还是一个低风险的受害者？她都说了些什么或做了些什么？她的言行是惹火了作案者，还是使他收敛？他们的遭遇究竟是怎么回事？

里塞尔的受害者是就近选择的，住在他的公寓楼里或者附近。他一旦开了杀戒，这一顾忌便不复存在。他意识到，他可以做，可以享受，可以逃脱惩罚。如果我们当初就被请来办案并对作案者做侧写，会预计到他的某些经历——除了谋杀以外的某些暴力犯罪——而事实上他确实有过此类经历。非常坦率地讲，我们可能会搞错的是他的年龄，起码在一开始时是这样。里塞尔首次杀人时才19岁。我们预计作案者会在二十四五岁到二十八九岁之间。

不过里塞尔一案显示，年龄在我们办的案子中是一个相对概念。1989年间，我的科员格雷格·麦克拉里被召去参与侦破纽约州罗切斯特发生的一起令人困惑的谋杀妓女系列案。格雷格与林德·约翰逊警长和一支一流的警方专案小组密切配合，提供了一份详细的侧写，拟定了一套策略，最终将阿瑟·肖克罗斯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我们事后复查侧写时，发现格雷格几乎精确地确认出了凶手：种族、个性、工作类型、家庭生活、驾驶的车型、嗜好、对该地区的熟悉程度、与警察的关系。除了年龄之外，几乎项项被他言中。格雷格推测，此人的年龄在30岁上下，在谋杀方面达到了驾轻就熟的水准。实际上，肖克罗斯的年龄为45岁。后来查明，他曾因谋害两名儿童（和妓女、老人一样，儿童是易受伤害的目标）而入狱服刑15年，这一点实质上致使他的成长比在正常情况下慢了好几拍。假释几个月后，他重操旧业。

阿瑟·肖克罗斯进行谋杀时正处在假释期，蒙特·里塞尔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像埃德·肯珀那样能够让精神病医生相信，他的病情已有好转。而实际上他正在残杀无辜。可以说这是那则老生常谈的笑话的令人恶心的翻版。笑话是这样说的：需要多少名精神病医生才能更换一只灯泡？答案是只需要一名，不过只有在灯泡自己想要更换时才行。精神病医生以及心理健康咨询人员都习惯于根据案犯自我报告中的一面之词来跟踪案犯的康复进展，而这是以病人自己想要变好作为假定的。结果一再证明，要想愚弄众多精神病医生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大多数优秀的精神病医生则会认为，惟有以往的暴力记录才是预测暴力的较为可靠的指标。我希望我们对罪犯个性的研究以及后来的办案实践能让从事心理健康研究的人士意识到，就罪犯行为而言，依靠自我报告是有其局限性的。就其本性而言，系列杀人犯或者强奸犯是具有操纵欲和自恋癖的，并且全然以自我为中心。他会告诉一位假释官员或者监狱的精神病医生任何他或她想要听到的东西，任何若想出狱或游荡街头所必须讲的东西。

在里塞尔对我们描述后来的杀人案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稳定的渐进发展的趋势。他被第二个受害者连珠炮似的发问惹火了。“她想要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为什么挑中了她？我难道没有女朋友吗？我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打算怎么样？”

她在枪口的威胁下开着车，如同前一位受害者那样，她企图逃出魔爪。在此关头，他意识到非杀掉她不可，于是用刀连续猛扎她的胸部。

等到第三次杀人时，一切都显得挺容易。他吸取了前两次杀人的教训，不能容忍受害者跟他交谈，他不得不让她处于非个性化状态。“我当时在想……我已经杀了两个人。不妨再干掉这一个。”

在渐进发展的阶段，他放走了那位照料身患癌症父亲的女子。可是在最后两次作案时，他的意图已经非常确定。他溺死了一人，捅死了另一人，据他自己估计大约捅了五十至一百下。

就像几乎所有其他案犯那样，里塞尔向我们揭示出，早在强奸案或者谋杀案实际发生前很久，幻想就已存在。我们问过他，那些念头都是从哪里得来的。结果发现其来源不一，不过据他说，来源之一是阅读有关戴维·贝科威茨的报道。

戴维·贝科威茨最初被称为“0.44口径杀手”，后来他在纽约市处于恐怖气氛笼罩下时投书报纸，被称为“萨姆之子”。他具备了更多的行刺者个性，而非典型的系列杀人犯个性。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从1976年7月到1977年7月，前后有六名年轻男女被杀害，受伤的人更多，他们都是将车子停放在恋人小径上，又都是坐在车子里被大火力手枪击毙或击伤的。如同某些杀人犯一样，贝科威茨是被领养的，他一直到进陆军服兵役时才知道这层关系。他原先希望被派往越南，结果却到了韩国，在那里与一个妓女发生了首次性关系，并因此染上了淋病。退役回到纽约后，他开始寻找生身母亲，后来发现她跟女儿，即他的妹妹，住在长岛的长滩。让他大为惊讶和失望的是，她们根本不想与他有任何来往。他为人一向害羞，缺乏安全感，容易动怒，这时已成长为潜在的杀手。他在陆军部队里学会了射击。他前往得克萨斯州，购买了一支0.44口径的手枪，这个大火力武器使他自觉更加强大有力。他来到纽约郊外的垃圾场瞄准小目标进行练习，直练到枪法精湛才止。此时，这个白天职位卑微的邮局雇员到了晚间便展开了捕猎行为。

我们在阿提卡州立监狱对贝科威茨做了访谈。他因作下六起命案被分别判以二十五年到无期不等的徒刑。他曾经认过罪，不过后来又翻供，否认了他的罪行。1979年，他在狱中遭人袭击，险些丢了性命，当时有人从背后猛割他的喉咙。伤口共缝了五十六针，袭击者根本无从辨认。于是我们事先不经通知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不想再让他身陷险境。在典狱长的配合下，我们提前填写了大部分书面问卷，因此是有备而来的。

为了这次特别会面，我随行携带了一些直观教具。我曾经提到过我父亲在纽约从事印刷工作，担任过长岛地区印刷工会的领导人。他为我提供了许多小报，上面有长篇的关于“萨姆之子”的杰作的报道。

我拿起纽约的《每日新闻报》，递给桌子对面的他，说：“戴维，一百年以后没有人还会记得鲍勃·雷勒斯或者约翰·道格拉斯，可是人们不会忘记‘萨姆之子’。事实上，眼下在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就有一个案子，有个家伙杀害了五六个女人，自称是BTK[2]扼杀者。BTK指的是绑架、折磨、致死。你晓得的嘛，他发出了不少信件，信中还提起了你。他大侃什么戴维·贝科威茨，什么‘萨姆之子’。他想以你为榜样，因为你具有这种力量。假如他往此地监狱写信给你，我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贝科威茨并非是我认为的那种有性格魅力的家伙。他总是在寻觅些许的被人认可感或者个人成就感。他生就一对明亮的蓝眼睛，老是在试图分辨别人是不是真的对他感兴趣，抑或是在取笑他。当他听完我的这番话时，两眼一亮。

“如今你永远没有机会出庭作证了，”我继续说，“因此公众对你的了解就是，你是个狗娘养的混蛋。不过从这些访谈中，我们知道你一定还有另外一面，敏感的一面，受你的生活经历影响的一面。我们希望你能告诉我们。”

他在感情上是不大外露的，但他在对我们讲话时几乎不带犹豫。他承认起初曾在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一带纵火超过两千起，详情都记载在日记里。这便是他具备类似行刺者个性的一个方面：一个孤独者，醉心于这种过分的写日记的习惯。还有一个方面是，他不想与被害人发生任何肉体接触。他不是强奸犯，不是恋物狂。他不会寻找纪念品。他所接受的任何性方面的指控均来自枪杀行为本身。

他的纵火主要属于骚扰行为，例如在垃圾桶里或者在废弃的建筑物里放火。

贝科威茨像许多纵火犯一样，观看熊熊烈火时会发生手淫行为，其后在消防队前来救火时还会如此。纵火行为与“杀人三合一”中的其他两个特征是相吻合的，即尿床和虐待小动物。

我往往把深入监狱访谈看做是去淘金。你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会是一钱不值的小圆石，不过要是能淘获一块真正的天然金块，所有努力就是很值得的。访谈戴维·贝科威茨的情况肯定就是如此。

令我们非常、非常感兴趣的是，当他在恋人小径一带偷偷跟踪猎物时，并不是出现在驾驶座的一侧，即十有八九为男性坐的一侧，这对他构成了较大的威胁，而是绕到乘客座的一侧。这一点告诉我们，当他以典型的警察姿势对准车子开火时，他的满腔仇恨和怒火都是冲着女性发作的。发射多颗子弹，就像捅数刀一样，表明了他的愤怒程度。男人仅仅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已。说不定在攻击者和受害者之间根本没有过目光接触。一切都是隔着一段距离进行的。他压根不必使她个性化就可以拥有他幻想中的女人。

同样有趣的是，我们淘获的另一块天然金块已成为我们对系列杀人犯的整体认识的一部分。贝科威茨告诉我们他总是夜间外出捕获猎物。他要是碰不上偶然送上门的受害者，即在一个错误时间出现在一个错误地点的受害者，就会回到从前得过手的地区。他会重返案发现场（许多其他作案者也会重返弃尸地点）以及墓地，象征性地在泥地上翻滚几下，脑海里一遍遍地重现那种幻想。

其他系列杀人犯之所以要对作案过程进行拍照或制作录像，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他们在受害者死去，尸体被处理掉后仍想重温那种刺激感，继续上演那出幻想剧，并再三加以重复。贝科威茨并不需要珠宝首饰，或者内衣裤，或者肢体，或者任何其他纪念品。他告诉我们，旧地重游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过后他便回到家里，进行手淫，重温那场幻想。

我们将利用这一发现，使其发挥出极大的效力。执法界人士总是推测作案者会重返案发现场，可就是无法证实或解释他们这样做的确切原因。从贝科威茨这样的案犯身上，我们发现这种推测是正确的，虽然并不总是出于我们可能会怀疑的原因。悔恨肯定是原因之一。不过正如贝科威茨向我们揭示的，可能还会有其他原因。你一旦理解为什么某一类型的罪犯会重返现场，就可以着手制订相应的对策。

“萨姆之子”这个名字是从他写给约瑟夫·博雷利警长的一封信中得来的，博雷利后来升任纽约市警察局的探长。亚历山大·埃索和瓦伦蒂娜·苏瑞安尼在布朗克斯区被害后，有人在他们的汽车附近发现了这封信。两名受害者像其他人一样都是近距离中弹身亡的。信是这样写的：

你们把我称为仇恨女人的人，我为此深感痛心。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是个怪物。我是“萨姆之子”。我是一个小顽童。

萨姆爸爸喝醉酒以后，就会变得十分卑鄙。他殴打自己的家人。有时他把我绑在房子后面。还有的时候，他把我锁进车库。萨姆喜欢饮血。

“出去杀人。”萨姆爸爸命令道。

我们的房子背后长眠着一些人。大多是年轻人——被强暴和屠宰——血液被吸干——现在仅存的是白骨。

萨姆老爹也把我锁进阁楼。我无法外出，但是可以从阁楼窗户朝外望去，看看世人的活动。

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局外人。我与所有人都无法相互理解——上天规定给我的节目就是杀人。

不过要想阻止我，你们非得杀了我不可。全体警察请注意：先得把我击毙——一开枪就要击毙我，否则就不要挡我的道，不然你们就死定了！

萨姆老爹现在年事已高。他需要吸点血来维持青春。他的心脏病发作次数过多。“哎，我的儿子，我很难受，感觉很痛。”

我最最挂念的是我那位美丽的公主。她正在我们的盥洗室里休息。不过我很快会见到她。

我是个“怪物”——是《圣经》中的鬼王别西卡——是圆滚滚的巨兽。

我酷爱捕猎，潜行于街头寻觅猎物——好吃的肉食。皇后区的女人是最漂亮的。我一定是她们饮用的水。我生来就是捕猎的。这是我的生活。替老爹搞血。

博雷利先生，长官，我不想再杀人了。不，长官，不想再杀了。可是我非杀不可呀，“荣耀您的父亲。”

我想向世界求爱。我爱世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请把我送回到人形兽[3]那里。

致皇后区的人们：我爱你们。我祝愿你们各位复活节快乐。愿主保佑你们各位的今生和来世。现在我要说一声：再会，晚安。

警察：容许我用以下字眼让你们提心吊胆：

我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的！

可以解释为：砰，砰，砰，砰——！！

杀害人的，

怪兽先生

这个跳梁小丑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一百多名警探加入了代号欧米茄的专案组。这类充斥着疯言谵语的信件源源不断，其中一些寄给了报刊以及新闻记者，例如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整座城市陷于一片恐慌之中。他告诉我们，他上邮局时，听到别人在议论“萨姆之子”，却浑然不知他们正与他同在一室，体验到了一种真真切切的刺激感。

接下来的一次袭击发生在皇后区的贝赛德，不过那对男女大难不死。五天之后，布鲁克林区的一对夫妇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斯塔西·莫斯科维茨当场毙命。罗伯特·维奥兰特幸免于难，但因伤而双目失明。

“萨姆之子”在最后一个杀人之夜，因把他那辆福特牌银河车停放得过于靠近消防栓而终于落入法网。该地的一位目击者记得当时有个警察开出了一张罚款单，经过一番顺藤摸瓜，警察最后查到了戴维·贝科威茨头上。警察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简单说了句：“好吧，你们逮住我了。”

贝科威茨被捕后解释说，所谓“萨姆”指的是他的邻居萨姆·卡尔，他豢养的那条名叫哈维的黑色纽芬兰猎犬显然就是命令戴维杀人的寿命高达3000岁的魔鬼。在某个阶段，他曾经用0.22口径手枪射杀过那条猎犬，只是它幸存了下来。他立即就被精神病学界许多专家判定为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的不同信件也被他们做出了种种诠释。第一封信中的“美丽公主”显然指的是其中一位受害者，唐娜·劳里埃，萨姆曾经决定等她死后就占有她的灵魂。

在我看来，这些信件的最重要之处，比任何内容都更重要之处，在于他变换笔迹的方式。在第一封信中，字迹工整有序，随后就越写越糟，直至字迹几乎无法辨认。拼写错误越来越常见。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人在写信。我告诉了他我的发现。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是我在一发现他字迹越写越潦草之际就对他进行侧写，便会认定他这人脆弱，处在易出差错和小过失不断的年龄，比如把车子停放在消防栓前面，这些将有助于警方捉拿他。那一薄弱环节将成为采取某些前摄策略的良机。

贝科威茨之所以能对我们畅所欲言，我相信是因为我们对此案做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在访谈刚开始时，我们就切入要害地谈起了那条所谓3000岁的猎犬指使他作案这一话题。精神病学界已经接受了这种福音一般的说法，认为它解释了他的作案动机。可我知道，这套说法在他被捕之前其实并不存在。这只是他想到的一条退路。因此当他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猎犬时，我只是简单说道：“嘿，戴维，停止你的胡说八道吧。这件事与猎犬根本沾不上边。”

他点头大笑，承认我说得没错。我们曾经拜读过好几份研究这类信件的长篇心理学论文。其中一份拿他与爱德华·阿尔比的剧作《动物园的故事》中那位名叫杰里的人物进行了比较。另一份试图通过逐字逐句的分析探讨他精神病的病因。可是，戴维把他们统统给愚弄了，引得他们做出了与实情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事情其实很简单：戴维·贝科威茨对他母亲以及生活中碰到的其他女人对待他的方式感到愤怒，在她们身边他有一种欠缺感。他想拥有她们的这一幻想演变为一种致命的现实。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那些细节。

由于鲍勃·雷勒斯巧妙地使用了全国司法研究院的研究经费，而安·伯吉斯又整理汇编出了访谈资料，截至1983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针对三十六名案犯的详尽研究。我们还从一百一十八名他们的受害者身上收集了资料，这些受害者大部分是妇女。

从这项研究中诞生了一个体系，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暴力凶犯并对其进行分类。我们头一次真正能够把罪犯的心理活动同他在犯罪现场留下的罪证联系在一起分析。反过来，它又帮助我们更有效地捕获他们。这一切解答了一些有关精神失常以及“什么样的人竟会干出这种事情”等的问题。

1988年，我们把研究结论扩充，写成一部专著，题为《性欲杀人罪：模式及动机》。该书由列克星敦出版社出版，迄今该书已印刷了七次。但是，不管我们获得了多少知识，正如我们在结束章节中所承认的，“此项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要远远超出它所做出的解答”。

在探寻暴力凶犯的心路历程方面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系列杀人犯根据定义是“成功的”杀人犯，他们从自身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长进。我们只有确保我们不断长进的速度要比他们还快。

[1] 在英语中，“墨曼”的拼写为Murman，“杀手”的拼写为murder man。——译者

[2] 绑架（bind）、折磨（torture）和致死（kill）三词的首字母分别是B、T、K。——译者

[3] 源自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著名小说《格列佛游记》。——译者

八

凶手会有言语障碍

1980年的某一天，我在当地一家报纸上读到一则报道，讲的是一位老年妇女遭到一名不明身份的侵入者的性强暴和毒打，随后她被以为已死去而被丢弃，她的身旁躺着两条被捅死的狗。警方判断，作案者似乎在现场逗留了很久。整个社区顿时哗然，人们义愤填膺。

两三个月以后，我巡回教学归来时，偶然问起帕姆这个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她告诉我说没有，而且还没有发现重大嫌疑人。我议论说，这可太糟糕了，因为根据我读报的感觉，此案好像是可以侦破的。这件案子并不属于联邦司法过问的范围，我们也未受到过邀请，不过作为一位本地居民，我决意要看看我能否做点什么。

我找到了警察局，做了一番自我介绍，告诉警察局局长我所从事的工作，并且询问能否与负责本案的警探们交谈。他很客气地接受了我的提议。

主办警探的姓名是迪安·马丁。我记不得当时有没有忍住不去开什么杰里·刘易斯式的玩笑，不过大概是没有忍住吧。他让我看了案情档案，包括案发现场的照片。那个女人确实被打得挺惨。研究案情资料时，我渐渐在心中对凶手及其犯罪动机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图像。

“好吧，”我对那些听我说话时彬彬有礼、不过多少还有些疑虑的警察说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这是个十六七岁的高中小伙子。每当我们碰到性攻击的受害者是个老妇人时，搜寻的对象便是年轻的作案者，一个对自我没有把握、缺乏经验或者压根没有经验的人。只要对方更加年轻、更加强壮、更加难以对付一点，他就不敢贸然下手。此人看上去衣冠不整，长着一头鬈发，通常不大梳理。案发当晚发生的情况是，他的母亲或是父亲把他撵出了家门，他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形下，他不会走得太远。相反，他会就近寻找最便利的安身之处。他与任何女孩子或者其他同伴的关系还没有好到可以跑到他们家中留宿过夜，直到家庭风暴平息过去。他在外头闲荡时，对这种局面感到自怜，无能为力和愤怒，此时他来到了这个老妇人家门口。他很清楚她是一人独居，他从前在她家干过活，或者打过零工。他知道她构不成多大的威胁。

于是他破门而入，也许她表示了抗议，也许她冲着他大叫大嚷，也许她只是吓呆了。不论她做过什么反应，都激怒了他，并赋予了他力量。他想向自己以及世人显示一下，他是一个何等的男子汉。他试图与她发生性关系，却无法得逞。于是他毒打了她一通，在某个关头又决定最好一不做二不休，因为她能够认出他。他没有戴面具，这是一次即兴犯罪，而非蓄谋犯罪。不过，她已蒙受了巨大心理创伤，即使幸免一死，也不能给警方提供任何对作案者的描述。

施暴以后，他依然无处可去，而她肯定已不再对他构成任何威胁，他晓得晚上是不会有任何来客的。所以他滞留下来，又是吃又是喝，此时他已感到了饥饿。

我中断了叙述，告诉他们附近会有人符合这一描述的。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此人，就算抓获了凶手。

这些警察面面相觑。其中一位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道格拉斯，你是一位巫师吗？”

“不是，”我答道，“如果是的话，我的工作就会容易多了。”

“因为我们几个星期前曾请过一位巫师，名叫贝弗利·牛顿，她讲的情况跟你讲的完全一致。”

附近确实有一个符合我的描述的人，此人曾经被警方短暂地怀疑过。此次见面之后，警方再次约见了他。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拘留他，而他们又无法得到他的招供。不久以后，他离开了这一地区。

警察局局长和警探们都想知道，既然我不是什么巫师，又如何能够说出这么具体的案情经过。部分答案在于：截至此时，我已经见识过大量暴力犯罪案件，将各个案子的大量细节串联起来，而且已经访谈过很多暴力凶犯，足以在我心目中构成某种模式，告诉我什么样的人会犯什么样的罪行。不过，如果情况真是如此明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编写手册来教授侧写法，抑或为警方提供一套计算机程序，只要输入任何一组数据，计算机即可显示出描写嫌疑人特征的一份清单。实际情况却是，虽说我们在工作中大量运用了计算机，而计算机也能够令人叹服地完成一些工作，但有些比较复杂的事情它们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也许永远无法完成。侧写如同写作。你尽可以为计算机提供所有的语法、句法和文体规则，它却依然无法写作书籍。

我侦破案件时的做法是，收集办案必需的全部证据——案情报告、犯罪现场照片及描述、受害者陈述或者验尸报告——然后让自己从心理上和情感上进入凶犯的角色。我力图以他的思维方式去思维。这种做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我无法肯定，诚如多年来一直找我做咨询的诸如托马斯·哈里斯这样的小说家也无法说明其笔下的人物究竟是如何塑造出来的一样。如果说其中涉及某些神通的成分，我不会予以否认，尽管我认为它更多是属于创造性思维这一范畴。

巫师间或会对刑事调查有所帮助。我就亲眼领教过它的神奇。有的巫师能有本事在潜意识层次上专注于某一现场的特定的细枝末节，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正如我力图去做、同时训练我的下属去做的那样。然而，我始终建议调查人员，求助巫师应当是最后一招；如果的确要求助巫师，不可让他或她去接触那些了解具体案情的警官或警探。因为高水平的巫师擅长于捕捉非言语性的蛛丝马迹，并且能告诉你一些你早已了解的案情事实，但未必对于你尚不了解、却急欲发现的事实具有什么特别的洞察力，通过这一方式，他会使你对他感到叹服并建立起信任。在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中，有好几百名巫师云集该市，主动要求为警方提供服务。他们提出的关于凶手及其作案手段的描述真是五花八门。结果证明，甚至没有一个人的说法接近于事实。

大约在我与当地警方接触的同时，旧金山湾一带的警察局打来电话，请我去参与系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案发地点在郊游路线两旁的林木茂密的地区。他们通过将谋杀案串联在一起进行分析，找到一名嫌疑人。媒体称其为“林径杀手”。

事情是从1979年8月开始的，爱好运动的44岁银行经理埃达·凯恩独自一人徒步旅行，在登上塔马尔派斯山的东峰时失踪了，这座风景优美的山峦俯瞰着金门大桥和旧金山湾，并以诨名“睡夫人”而闻名遐迩。天黑时分凯恩仍未归来，放心不下的丈夫便报了警。次日下午，搜寻小组的警犬发现了她的尸体，只见她赤身露体，只穿有一只袜子，面朝地呈跪姿，仿佛是在央求饶命。经法医鉴定，死因系后脑中弹。没有发现遭受过性强暴的痕迹。凶手拿走了三张信用卡以及十元现金，但留下了结婚戒指和其他珠宝首饰。

到了第二年3月，23岁的巴巴拉·施瓦茨的尸体在塔马尔派斯山公园被人发现。她的胸部连续被刺，显然，同样是呈跪姿被刺死的。10月的一天，26岁的安妮·奥尔德森去公园慢跑，当夜没有回来。她的尸体在次日下午被发现，头部右侧有一处枪伤。与先前受害者有所不同的是，奥尔德森衣着完整，脸朝上，靠在一块岩石上，只是右耳上的金耳环不见了。留宿塔马尔派斯山公园的管理员约翰·亨利回忆说，在她遇难的那个清晨，他看见她独自坐在公园的圆形露天剧场里，观赏日出的景色。另有两名目击者在离埃达·凯恩尸体被发现之处不足半英里的地方见到过她。

马克·麦克德曼德是重大嫌疑人。他那卧床不起的母亲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兄弟被人发现在塔马尔派斯山的小屋里中弹身亡。潜逃十一天之后，麦克德曼德向马林县罗伯特·甘迪尼副巡官投案自首。警探们得以认定他与自己家人的血案有牵连。不过，他尽管拥有不少枪支，却没有一支与“林径杀手”所使用的0.44口径或者0.38口径的手枪相吻合。不久之后，杀人案又卷土重来。

11月间，25岁的肖娜·梅未能与两位登山伙伴在离旧金山北面几英里处的雷伊斯角公园会合。两天后，搜寻人员在一处不深的墓穴中挖到了她的尸体。他们还在附近找到了一具腐尸，死者是纽约人，名叫戴安娜·奥康纳，芳龄22岁，是一个月前在公园里失踪的。两位女性皆是头部中弹死亡。就在同一天，公园里又发现了两具尸体，经确认，系19岁的理查德·斯托尔斯及其18岁的未婚妻辛西娅·莫兰，两人皆是在10月中旬失踪的。调查人员确认，他俩与安妮·奥尔德森均是在哥伦布纪念日那个周末被害的。

早先的谋杀案已在该地区徒步登山者中引起了恐慌，有关部门树立了告示牌，警告人们、尤其是女性不得独自进入林地。可是一天之中竟发现了四具尸体，这给当地带来空前的混乱。根据马林县治安官小艾伯特·豪恩斯坦收集的若干目击者的叙述，受害者曾在死前被看见与陌生人待在一起，但是在关键线索上，例如年龄和面部特征等，他们的叙述是相互矛盾的。顺便一提，这种情况即使在单一谋杀案的取证中也不少见，更甭提这起时间跨度达数月的多重谋杀案了。在巴巴拉·施瓦茨被害现场发现了一副不多见的双光眼镜，显然是属于凶手的。豪恩斯坦将有关眼镜以及验光单的情况向外界做了披露，并把小传单分发给当地的所有验光师。眼镜框显然是在监狱配制的，为此甘迪尼副巡官联络了加州司法厅，试图查清所有有过性犯罪史的新近释放者。各地不同的司法部门和机构，包括联邦调查局旧金山外勤站在内，都积极参与了此案的侦破工作。

报界对此案有一种推测，认为“林径杀手”有可能就是洛杉矶的“黄道带杀手”，他是逍遥法外的凶手，不过自1969年以来就未再作案。或许这位“黄道带杀手”这些年来已因其他罪名一直关押在狱中，后被不知其根底的官员给释放了出来。不过与“黄道带杀手”不同的是，“林径杀手”觉得没有必要去嘲讽警方或者与他们进行交流。

治安官豪恩斯坦从纳帕县请来了心理学家威廉·马西斯博士帮助分析此案。马西斯博士注意到几个案子所共有的仪式性特征，预计凶手会收藏纪念品。他指出，任何被指认的嫌疑人在被缉拿归案之前应当先被跟踪一个星期，希望他能引导警察找到杀人凶器或其他罪证。至于他的外貌及行为特征，马西斯的描述是：一个个性迷人的英俊男子。

根据马西斯的建议，豪恩斯坦和甘迪尼设计了各种前摄性圈套，其中包括让公园的男巡逻员装扮成女性旅游者，然而毫无收获。公众对执法当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治安长官对公众宣布说，凶手是蛰伏着等待受害者送上门的，下毒手之前会让她们蒙受心理创伤，可能会逼迫她们苦苦求饶。

当调查局圣拉斐尔常设办事处请求匡蒂科声援时，他们起先联系的是罗伊·黑兹尔伍德，他是我们科里研究强奸暴力案的首席专家。罗伊是一位生性敏感的、体贴人的家伙，这起案子对他触动很深。我记得他是在刚刚教完了一堂全国学院的课程，我们俩一道从教学大楼走回办公室时对我叙述此案的。我几乎有一种感觉，罗伊觉得他本人对此案责无旁贷，似乎联邦调查局加上近十家当地执法机构联手合作都还不够。应当由他来侦破此案，将凶手绳之以法。

罗伊与我不同，他有全日制教学重任在身。而我此时已经卸除了大部分课堂教学的担子，成为行为科学科惟一一位专职侦破案件的侧写人员。故而，罗伊提出由我跑一趟旧金山，为当地的警察提供一些现场办案的建议。

如前所述，调查局插手办案常常使当地警方反感。这种局面早在胡佛时代就形成了。当时人们常常感到，只要出现大案要案，调查局就会派人接管调查工作。我们科是不可能插手办案的，除非是受到邀请——发出邀请的是具有主要司法管辖权的机构，当地警察局抑或甚至是联邦调查局本身。不过在“林径杀手”一案中，马林县治安官很早就请求调查局介入此案，加上媒体热衷于炒作此案，我的确感到他们很欢迎有一位像我这样的人介入，以减轻他们的压力，至少暂时是这样。

在治安官的办公室里，我查看了涉案全部资料和犯罪现场的照片。我特别对马林县警探里奇·基顿的调查报告抱有兴趣，他注意到谋杀案似乎都发生在树木茂盛的僻静地带，层层的树叶遮盖住大半天空。那一带汽车是开不进去的，只能徒步进入，而且至少要走一英里的路程。安妮·奥尔德森被害现场距离一条入林通道相当近，它是通往公园圆形露天剧场的一条捷径。这一切向我有力地表明，凶手就是当地人，对这一带了如指掌。

我在马林县治安当局的一间大培训室里做了讲课。座位都是呈半圆形排开的，很像医学院的阶梯教室。室内在座的五六十人中大约有十人是调查局特工，其余都是警官或警探。当我向听众望去时，发现有些人已是白发苍苍了。经验丰富的退休警官也被召回来协助缉拿凶手。

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对早已得出的结论提出质疑。我认为我们对付的不是什么迷人、世故、英俊一类的凶手。重复刺扎以及从背后突袭告诉我，我们对付的是避世类型的（尽管未必是反社会的）凶手。此人性格内向，对自身没有把握，没有能力与受害者对话，没有能力通过花言巧语或者哄骗来诱使她们做出他想让她们做的事情。旅行者个个都是身强力壮。闪电式袭击向我清楚地表明，他能够控制受害者的惟一途径便是趁其不备将其杀害。

凶手不认识这些受害者。案发地点都十分偏僻，挡住了外界的视线，这意味着凶手实际上有充裕的时间针对每一个受害者上演他的幻想剧。然而，他仍然觉得有突然袭击的必要。没有出现强奸，只是尸体被摆弄过；或许有过手淫行为，但没有发生性交。受害者年龄和体型各异，不像特德·邦迪那一类油腔滑调、老于世故的杀人犯所挑选的受害者，她们大多同属一种形象：漂亮的女大学生，留着一头中分的深色长发。“林径杀手”并无什么偏好，就像蜘蛛那样等候飞虫自投罗网。我告诉聚集在那里的警官们，我预计那家伙有过劣迹。我赞同甘迪尼副巡官的见解：他蹲过监狱，前科可能包括强奸，或者更有可能是强奸未遂，不过在这一系列谋杀出现之前没有谋杀前科。他在作案之前可能有过某种激发型的紧张性刺激。我断定他是白人，因为所有受害者均是白人，而且我认为他从事的是机械操作或工厂体力活一类的蓝领工作。鉴于他作案很有效率并且迄今为止成功地躲过了警方的搜捕，我将其年龄定在三十二三岁到三十五六岁之间。我同时认为这人相当机敏。如果他曾经接受过智商测验，智商指数可能会远远超过平均水平。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他的背景，就会发现曾有尿床、纵火以及残害小动物的历史，或者至少占有其中两项。

“还有一点，”我略作停顿，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凶手有言语障碍。”

在场听众的面部表情和身势语是不难解读的。他们终于表达出了可能一直抱有的想法： 这家伙一派胡言！

“是什么促使你这样说的？”有个警官不无讥讽地问道，“你觉得那些伤口像是‘口吃刺戳’的吗？”他对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杀人方式而得意地咧嘴而笑。

不对，我解释说，我综合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考虑了案情中的所有因素，这些因素我都已做过了说明。地点选择得很隐蔽，这样他就不大可能碰到其他人。事实上，没有一个受害者是在人群中被他接近过或者被他哄骗后随他一同而去的；事实上，哪怕是在四下无人之处，他也觉得必须使用突然袭击，所有这一切都对我揭示出，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对自身的某种状况感到难堪和羞愧。袭击一个毫无防范的人，达到对他的支配控制，这便是他克服这种障碍的方式。

我承认这种状况有可能是某种疾病或伤残。从心理学或行为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一个满脸粉刺、患过小儿麻痹症、具有缺肢等情况的人。但是从他采用的这种突袭方式来分析，我们不得不排除缺肢或者任何严重缺陷的可能性。从目击者提供的种种情况以及谋杀案前后所有到过公园的人的说法来看，没有人提到见过一个有严重外形缺陷的人。另一方面，言语障碍虽使作案者很容易感到自惭和不自在，以致可能限制他进行正常的人际交往，然而他在人群中是不会“引人注目”的。除非他张口说话，否则无人会知晓。

就如此事关重大、媒体和公众又极为关注的案件面对满满一屋子久经沙场的警察提出这一类指导性建议，肯定是一种令人如坐针毡的局面。我审讯犯人时就希望能营造出这种氛围，但自己这时却是惟恐避之不及。然而你是无法完全回避的。你始终无法摆脱一个念头的困扰，那天下午在场的一位警官的问话便道出了我心里的这层忧虑：

“道格拉斯，要是你说错了怎么办？”

“有些事情我可能会弄错，”我尽可能坦诚地说，“可能我会弄错年龄。可能我会弄错职业或者智商。但是，他从事蓝领工作这一点不会错。他具有某种缺陷这一点也不会错，他为此真的很苦恼。没准那不是言语障碍，不过我认为是如此。”

讲课结束时，我不知道我的影响力有多大，或者我的观点是否有人理会。不过，事后有位警官找到了我，说：“约翰，我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但至少你为案件调查指出了一个方向。”听到这种话总是令人欣慰的，虽然你往往要屏息不作声，一直要看到调查的最终结果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时才敢松口气。我回到了匡蒂科，由旧金山湾地区的司法局和警察局联手进行破案工作。

3月29日，凶手再度出手，此次是在圣克鲁斯附近的亨利·考埃尔雷德伍兹州立公园里枪杀一对年轻情侣。当他告诉埃伦·玛丽·汉森，一位就读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20岁大二学生，他打算强暴她时，她表示了抗议。随即，他就用0.38口径手枪当场杀害了她，同时把史蒂文·黑特尔打成重伤，然后错以为他已死去而离去。但是黑特尔只能提供不完整的描述，指出凶手长着一口歪七扭八的黄牙。警方凭借这一描述以及其他目击者的叙述，得以确定此人驾驶着一辆红色新款外国车，很可能是菲亚特车，不过这番描述与先前的描述已大有出入。黑特尔说凶手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秃顶。弹道分析报告表明，这几起枪杀案与先前的“林径杀手”案有联系。

5月1日那天，金发碧眼的漂亮女郎希瑟·罗克珊失踪了。她20岁，是圣何塞一所印刷学校的学生，根据她的男友、母亲和室友的回忆，她说过要和该校的一位工艺美术老师一道外出。此人名叫戴维·卡彭特，曾经牵线安排她从他一位朋友处买下了一辆汽车。卡彭特年届五旬，这种年龄的人犯此类罪行是很不寻常的。

从那一刻起，情况开始明朗起来，法网在越收越紧。卡彭特驾驶的是一辆红色菲亚特车，排气管有凹痕。最后这个细节系“保留性”信息，警方先前没有对外披露过。

戴维·卡彭特早就应当被认出和抓获。事实上，他运气好得令人不可置信，其作案地点牵涉多个警察部门的管辖区域，从而使搜捕工作变得复杂。他有多次因性犯罪而被监禁的记录。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之所以没有以性凶犯的身份出现在该州假释记录中，是因为他已被加州释放，以便让他服满一项联邦刑期，因此虽然并不在押，但从技术上讲，他仍然处在联邦拘禁之中。这给他钻了空子。另一个具有讽刺的事实是，卡彭特与第二个受害者巴巴拉·施瓦茨是在同一验光师那里配的眼镜，而他的眼镜在谋杀现场已被发现。很不幸，那验光师并没有看过治安当局四处散发的悬赏缉拿传单。

又有几位目击者站了出来，其中包括一位老年妇女，她从电视上认出了综合画像[1]，指出嫌疑人就是二十年前她同孩子们前往日本时所乘的客轮上的事务长。此人不停地向她的女儿大献殷勤，让她浑身“起了鸡皮疙瘩”。

彼得·贝雷斯特是大陆储蓄信贷银行格伦公园支行的经理。据他回忆，他有一位兼职出纳员，漂亮机敏，值得信赖，名叫安娜·凯利·门吉瓦，这个高中生在去年12月底失踪了。虽然此前并未将她与“林径杀手”案联系在一起，但她的尸体也是在塔马尔派斯山公园被发现的。贝雷斯特还记得，安娜对那位口吃严重的常客态度非常和蔼可亲。贝雷斯特事后得知，此人1960年在普雷西迪奥因攻击一名年轻女性而被捕。普雷西迪奥系位于旧金山北角的一处陆军设施。

圣何塞警方以及调查局将卡彭特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最终将其捉拿归案。结果发现他有一个专制霸道、经常体罚他的母亲和一个至少在感情上虐待他的父亲。他是一个拥有超常智力的孩子，只因严重口吃而受到别人捉弄。他在童年时代表现出尿床不断和残害小动物的特征。步入成年后，他的愤怒和挫折感便转化为莫名其妙的大发脾气以及仿佛欲壑难填的性冲动。

他头一次犯罪入狱是在普雷西迪奥持刀握锤袭击了一位妇女，当时他的婚姻关系非常紧张，孩子又刚刚问世。据受害者报告，在实施野蛮的强暴之前和过程之中，他那糟糕的口吃已不复存在。

由于全国学院毕业生发出的请求纷至沓来，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于1978年正式批准行为科学科教官提供心理侧写方面的咨询服务。到了80年代初，这项服务已经极为普及。我是专职办案人员，而诸如鲍勃·雷勒斯和罗伊·黑兹尔伍德一类的教官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提供咨询的。不过，尽管我们对从事的工作以及我们认为正在取得的成效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位高层人士真正理解这样做是不是在有效使用调查局的资源和人力。于是在1981年，联邦调查局的机构研究发展科——当时正由从行为科学科调任的霍华德·特顿负责——对当时简称为心理侧写项目的执行情况首次展开了深入的成本效益研究。正是特顿当年的非正式咨询工作几乎是偶然地促使了这一项目的启动，如今他想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取得了成效，以及总部是否应该让这个项目接着开展下去。

他们编写了一份问卷，分发给我们的客户，即那些曾经接受过我们侧写服务的所有执法机构中的官员和警探。这些机构包括了州、市、县一级的警察局、司法局、联邦调查局外勤工作站、公路巡警队以及各州的调查机构。虽然要求回答的大多数问题与谋杀案有关，机构研究发展科还收集了我们对下述类型的案件提供咨询的有关数据：强奸、绑架、敲诈勒索、恐吓、骚扰儿童、人质事件、意外身亡与自杀的确认。

对于局里许多人来说，侧写依旧是一种朦胧的、难以评估的概念。不少人视其为巫术或魔法，其余的人则把它看成是门面装饰。因此我们很清楚，除非做出强有力的、经得起考验的论证，否则行为科学科所从事的一切非教学性工作就可能前功尽弃。

1981年12月，当研究报告送来时，我们无不为之感到欣慰和如释重负。全国各地的办案人员对我们好评如潮，鼓励我们继续执行此项计划。这份研究报告的附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归纳的：

评估显示，此项计划实际上比我们任何人所真正认识到的还要成功。行为科学科的杰出业绩理应受到称赞。

警探们一般都认同，我们在缩小嫌疑人范围和使调查工作重点更加突出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不妨举个例子。弗朗辛·埃尔夫森于1979年10月在布朗克斯区被人杀害，案发地点距离戴维·贝科威茨神出鬼没的地区不远。作案手法十分残忍，骇人听闻。事实上，纽约市警方非常担心，说不定有一名“萨姆之子”的崇拜者正在效仿其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当时在匡蒂科已把此案作为教材，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完全可以说明我们是如何做出侧写，以及警方又是如何运用侧写来推动一桩令人费解且长期悬而未决的谋杀案的调查工作的。

26岁的弗朗辛·埃尔夫森是当地一间日托所的老师，负责辅导残疾儿童。她体重90磅，身高不足5英尺。她对学生的同情心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是很少见的。她本人患有轻度残疾，即脊柱后侧凸。她为人腼腆，不善交际，与父母亲同住在佩勒姆园道的公寓楼。

像往常那样，她清晨6点半出门去上班。大约在8点20分，住在同一公寓楼里的一位15岁的男孩在三楼与四楼中间的楼梯井处发现了她的钱包。他因为要按时赶到学校上课，没空处理钱包，就把它放在身边，直到中午回家吃饭时才交给了他的父亲。这位父亲在当天下午3点前后来到埃尔夫森家，将钱包还给了弗朗辛的母亲。她随后打电话到日托所，想告诉弗朗辛钱包已经找到，让她放心。老埃尔夫森被告知，她的女儿当天没有来上班。她闻讯大惊失色，马上与另一个女儿和一位邻居一起对公寓楼进行了搜查。

在楼井的房顶平台处，她们目睹了一幕极其可怖的景象。弗朗辛赤身裸体，全身布满了被钝器重击的痕迹，攻击的力度非常大，经后来法医检查发现，她的下颌、鼻子和脸颊都被打成骨折，若干牙齿已被打落。她的四肢被扒开，手腕和脚踝被自己的皮带和尼龙袜捆绑住，不过法医确认，她遭捆绑时已经断了气。她死去后，乳头被割下放在她的胸前。她的内裤被脱下以后套在头部，遮住了脸，大腿和膝盖处都有咬痕。尸体上的几处刀伤都不很深，显示出凶手使用的是一把袖珍折刀。她的耳环以对称的方式分放在头部两侧的地面上。经确定，受害者被凶手用受害者的手提包背带勒扼导致死亡。凶手在她的大腿上涂写道：你们无法阻止我。他还在她的腹部写了“操你的”三个字。现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凶手在尸体一旁拉过大便，又用弗朗辛的一些衣物将粪便掩盖上。

埃尔夫森太太告诉了警方一个情况。弗朗辛原先套在脖子上的金制挂件已经不见了，它是模仿希伯来语中的一个字母制作的，这个字母代表好运气。当弗朗辛的母亲描绘起金制挂件的形状时，警探们意识到，尸体按仪式摆放成的姿势就是在模仿这一形状。

警方在尸体上发现了精液，但是DNA分类测定法早在1979年还不为法医界所知。死者手上没有因自卫而留下的伤痕，指甲缝里也没有血迹或皮肤碎片，这显示死者死前没有挣扎。惟一确凿的证据是在验尸过程中从尸体上发现了一根黑人毛发。

在检查现场和确定已知事实时，调查杀人案的警探确认，攻击是在弗朗辛走下楼梯时发生的。她被打得不省人事后，又被搬上了房顶平台处。验尸结果显示，她并未遭受强暴。

由于此案骇人听闻，它引发了公众的空前关注和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警方成立了一个由26名警探组成的专案组，询问了两千多名潜在目击者和嫌疑人，审查了纽约大都会区的所有已知性凶犯。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调查工作似乎毫无进展。

考虑到听听别人有何高见并无害处，纽约住房局的探员汤姆·弗利和乔·达米科中尉与远在匡蒂科的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们携带案情档案和报告、案发现场照片以及验尸报告来到了匡蒂科。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迪克·奥尔特以及托尼·赖德（日后出任行为科学科负责人）在公务餐厅与他们见了面。

我在看完所有证据和案情资料，设身处地从受害者和攻击者的角度进行考察之后，提出了一份侧写。我建议警方搜寻一个长相平平的白人男子，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很可能在30岁上下。此人外观不整，没有工作，主要在夜间活动，住在离案发的公寓楼方圆半英里范围之内，与父母亲或者年长女性亲属生活在一起。他是单身汉，平时跟女性没有来往，没有要好的朋友，在上高中或大学时中途退学，没有服过兵役，自视不高，没有自己的车或者没有驾驶执照，目前或从前在精神病医院接受医嘱治疗，曾以勒扼或窒息方式自杀未遂，不吸毒，不酗酒，收藏有大量反映奴役和性施虐及性受虐的色情读物。这是他的首次谋杀，事实上是他犯下的首次重罪，但不会是他最后一次作案，除非被缉拿归案。

“你们不必跑老远去搜寻这个凶手，”我告诉办案人员，“你们已经与这个家伙谈过话。”他们可能早已约见过他及其家人，因为他们就住在那一地区。警察会发现他挺合作，可能过于合作。他甚至还会主动去找警察，让自己介入调查工作，以确保不会查到自己头上。

对于许多不熟悉我们办案技巧的人来说，这一切如同是在变魔术。可是，如果你有条不紊地照此办理，就能逐步了解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些印象从而提出建议的。

我们首先确定的一点是：这不是蓄意谋杀，而是一起突发的事件。弗朗辛的父母告诉我们，她下楼有时是乘坐电梯，有时是步行。你无从推测在某个特定的早晨她的选择会是什么。如果凶手是埋伏在楼井处等候她的，就可能根本见不到她，而且不管怎样，还有可能在见到弗朗辛之前撞见其他人。

攻击时用的提包带以及受害者尸体上的所有东西都属于受害者。凶手没有携带任何凶器来到现场，只有那把袖珍折刀可能除外。他没有武器，没有强暴用具。他并未跟踪她，或者并未抱有犯罪意图来到现场。

这就引导我们得出下一个结论。假如作案者来到公寓楼时并未抱有犯罪意图，那么必定另有原因。在早晨7点钟之前到达那里并且在楼井处碰上弗朗辛的人要么就住在大楼里，要么在大楼里工作，要么对大楼的情况了如指掌。这可能意味着他是一名邮差，或者是电话公司或联合爱迪生电力公司的一名工人。不过我认为那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目击者的报告，而且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显然不可能像他那样花上那么多时间与她待在一起。实施最初袭击之后，他晓得可以把她转移到房顶平台处而不必担心被人打搅。再有，既然大楼里没有人发现过异常现象和异常人员，那么他肯定对那里的环境很熟悉。弗朗辛没有大声尖叫或者奋力挣扎，可见她可能认得他，起码是面熟。没有人发现那天早晨有什么陌生人或者不怀好意的人进出过大楼。

由于这次攻击具有性攻击的性质，我们相信我们要对付的人与她年龄相仿。我们指出年龄范围在25至35岁之间，很可能就在30岁上下。单单根据这一条，我就可排除那个发现钱包的15岁小男孩（以及他那位45岁的父亲）作案的可能性。凭借以往的经验，我无法设想一个这么小年纪的人会那么野蛮地处置尸体。即便是蒙特·里塞尔，一个极端“早熟的”系列杀人犯，也没有用这种手段作过案。如此高级的性幻想是需要若干年时间加以培育的。还有，这个15岁小男孩是个黑人。

尽管验尸时采集到了黑人的毛发，我相信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白人凶手。我们很少发现这类横跨种族界线的犯罪；如果确有发现，通常还有其他案发缘由。本案没有这类证据。黑人作案者没有这样分尸的。即使说有，也是极个别的。大楼的前任黑人门房一直没有交还钥匙，被认为是重大嫌疑人，可我并不这么看。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考虑他不会是凶手，而且如果他出现，肯定会被某些住户注意到。

那根毛发把犯罪与一名黑人作案者连在了一起，我对此如何解释呢？警察们都想知道。我解释不出，这多少使我有些不大自在，可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见解。

这次犯罪是“高风险”的，而受害者是“低风险”的。她没有男朋友，既不是妓女、瘾君子、抛头露面的漂亮女孩，也不是远离家庭、住在环境不好的地区。这栋公寓楼50％为黑人住户，40％为白人住户，10％为墨西哥裔美国人住户。大楼里以及附近一带没有过其他类似的犯罪报告。任何攻击者都会挑选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进行性犯罪。这一点，再加上缺乏准备的作案方式，皆把搜寻目标指向了一个盲目行动的凶手。

综合其他因素一并分析，我便得出了一幅更加清晰的图像，弄清了杀害弗朗辛·埃尔夫森的凶手属于什么类型。凶手曾经令人发指地对尸体做了性器官分解，并在尸体上行了手淫，但没有性交行为。非常明显，我们所寻找的这个成年男子缺乏安全感，性事方面不成熟，且功能低下。手淫是他对幻想了一段时间的某种仪式的表演。那粗暴的捆绑和性虐待的色情读物会激发有关手淫的幻想，这种手淫行为也标志着他是一个性功能低下的男子。请记住，他是在她昏迷或者死亡以后才将她的四肢捆绑起来的。他挑选的是一名小个子的文弱女子，还得实施闪电式袭击使其无法抵抗和非个性化，然后才将自己的幻想变为现实，这些只能更加证实了我心中的图像。假设他虐待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意识的人，那么他的个性就会完全不同。实际上，他在与女性交往方面是困难重重的。如果他曾经约会过——我对此表示怀疑，他会去找更年轻的女性，那样他就更有机会进行支配和控制。

当类似弗朗辛的其他人出门上班时，他却在公寓楼周围转悠，这个事实告诉我，他没有一份有报酬的全日制工作。如果说有工作，那也是在打零工，很可能他是在晚间工作，不会赚很多钱。

我从中得出结论，他无法养活自己。这家伙不像许多油腔滑调的作案者，他无法对同龄人完全掩饰自己的古怪性格，这意味着他朋友不多，不会与他人同住一室。他可能习惯于晚间活动，因而不大在乎外表如何。既然不会同朋友住在一起，又没有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他就会与父母住在一起，而我感觉可能性更大的是，他与单身父母或者诸如姐姐或姑妈一类的年长的女性亲属住在一起。他买不起汽车，这意味着他要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公寓楼，要么步行赶到那里，要么就住在大楼里。我认为他不会一大清早搭乘公共汽车来到那里的，他应该是住在大楼里，或者住在比如说方圆半英里的范围之内。

还有各种物品的仪式性摆放的问题，像割下的乳头、耳环、尸体的摆放等。此类强制行为告诉我，我要追捕的对象有着某些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我猜想他正在接受，或者起码接受过某种形式的医嘱治疗。这一点以及在清晨发案这一事实均表明，酒精不是促使他作案的一个因素。不管他的精神有什么毛病，他的情况正在恶化，身边的人应当有所察觉。很有可能，他以前曾自杀未遂，很可能使用的是窒息手段，即杀害弗朗辛所使用的手段。我敢打赌，他要么正在，要么曾经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正因为如此，我排除了他服过兵役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他或者是中学退学生，或者是大学退学生，有过一段壮志未酬的历史。我有理由肯定，这家伙是初次作案，不过如果逍遥法外，这就不会是他的最后一次作案。我认为他不会再度出击。这次犯罪足以让他歇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然而，当情况变得顺利时或受害者有机会再度送上门时，他还是会出手的。这便是他在尸体上留下的讯息。

他把尸体摆放成有辱人格、代表某种仪式的姿势，这一点告诉我，他对所犯罪行没有什么悔过之意。要是尸体被掩盖上了，我就会认为把她的内裤蒙在她脸上这一行为是一种迹象，表明他多少还是有歉意的，并且希望给她留下某些尊严，然而尸体被暴露无遗则推翻了这一点。所以，脸部被蒙上，更多的是要使她非个性化，使她备受侮辱，而不是表示什么关心。

有趣的是，他确实用了她的衣物掩盖自己的粪便。假如他在现场排便后任其暴露，那就可被解释为是他仪式幻想的一部分，或者解释为他进一步蔑视受害者个体或女性总体的表现。但是他将其盖上了，这个事实表明，要么他在现场停留了很久，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要么他无法控制住自己的神经，要么二者兼而有之。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我认为他忍不住要在现场排便有可能是服药治疗的结果。

警方接到这个侧写后，重新审查了数目众多的嫌疑人以及被约见人名单。他们从中挖出了一个有性犯罪前科的嫌疑人，此人现已结婚并有了小孩。最初筛选出的名单上有二十二人，其中一人因十分符合侧写特征而引起了关注。

此人名叫卡迈因·卡拉布罗，32岁，失业的白人演员，与已丧妻的父亲住在埃尔夫森一家住的那座公寓楼，而且也住在四楼。他没有结婚，据称与女人交往有障碍。他在上高中时退了学，没有当兵的经历。当警察搜查他的房间时，发现了他收藏的大批反映性奴役和性施虐及性受虐的色情读物。他确实有过上吊和窒息之类自杀未遂的历史，有两次发生在埃尔夫森谋杀案之前及之后。

但是他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如我所推测的，警方曾经约见过他的父亲，如同约见过大楼里所有住户那样。卡拉布罗先生告诉他们，卡迈因是当地一家精神病院的常住病号，正在接受抑郁症治疗。于是警方很早就将他排除在嫌疑人之外。

有了侧写作指导，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复查，很快就发现精神病院的门卫制度极为松散。至此他们可以得出结论，卡迈因在弗朗辛·埃尔夫森被害的前一天晚上未经请假就擅自外出，他简直就是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的。

谋杀案发生十三个月后，卡迈因·卡拉布罗被拘捕，警方获得了他的牙齿印模。后经三名牙科法医证实，他的牙印与弗朗辛尸体上的咬痕完全吻合。这便成为法庭审判时的关键罪证，尽管卡迈因在审讯过程中声称自己是无罪的。最终他的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无期徒刑。

顺便说一下，结果发现那根黑人毛发与本案无关。验尸官办公室非常仔细地审查了全部程序，发现将弗朗辛·埃尔夫森的尸体运至停尸房所用的运尸袋先前曾用来装运过一个黑人男性受害者，再次使用之前未能进行彻底清洗。这一情况说明，法医证据本身也能误导人，如果它不符合调查人员对案件的总体印象，在接受其为证据之前警方应当认认真真加以核实。

这个案子的侦破使我们感到非常得意，我们更为得意的是在纽约与我们共事的许多人成了我们的信徒，而这批人可谓是执法圈子里最敏锐、最老成的人士。在1983年4月的一期《今日心理学》上刊载的一篇论及侧写计划的文章中，达米科中尉写道：“他们把他描写得如此准确，以致我问过联邦调查局，他们为什么不把他的电话号码也一并告诉我们。”

文章发表以后，卡迈因从纽约州丹尼莫拉的克林顿教养院写信给我们，尽管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及他和埃尔夫森的姓名。在这封杂乱无章、到处是语法和拼写错误的信中，他大致说了一些恭维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市警察局的话，重申他是无辜的，并把自己与戴维·贝科威茨以及疯狂爆炸案中的乔治·梅特斯基归为一类人。他这样写道：“我并不是要反驳你们对本案凶手的侧写，事实上，我真的相信有两点你们是正确的。”

他接下去问道，我们有没有被告知尸体上有一根黑人的毛发，他认为他会因此被开脱罪责（这是我的用词，不是他说的）。接着，奇怪的是，他继续询问我们是何时得出侧写的，以及是否掌握了全部罪证。假如我们掌握了全部罪证，他便打算就此罢休；如果我们没有的话，他还会给我们写信。

我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卡迈因列入我们的研究对象。于是在1983年7月，比尔·哈格梅尔和罗莎娜·拉索一同前往克林顿教养院访谈了卡迈因。罗莎娜·拉索是任职于行为科学科的首批女性特工之一。根据他们的叙述，他神情紧张，不过挺有礼貌并愿意合作，诚如他先前对待警察那样。他大谈特谈自己的无辜以及即将进行上诉，申明他因咬痕证据而被定罪是不公正的。他已把牙齿拔了个精光——这样“他们就不能再指控我了”，他不无自豪地展示了空无一齿的口腔。除此之外，他只是重复了一遍他在信里说的话，不过哈格梅尔和拉索认为，他似乎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很感兴趣，不肯让他们离去。就是待在监狱里，他一直还是个孤独者。

卡迈因·卡拉布罗在心理方面严重错乱，对此我不表示任何怀疑。他的案子，他的背景，以及我们对他的访谈，无不显示出他没有任何接近于正常状态的地方。同时我依然相信，他像大多数心理错乱的人那样是能够明辨是非界限的。内心产生这些怪诞错乱的幻想并不是犯罪，而选择实施这些幻想且危及他人性命则肯定是犯罪。

[1] 尤指据综合目击者的描述而画成的嫌疑人画像。——译者

九

设身处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年接案数量已经达到150件，而外出巡回教学的天数仍旧未减。我开始感觉自己就像那部家喻户晓的滑稽剧《我爱露西》中的主角露西尔·鲍尔。她是一家糖果厂的工人，努力想尽快接过传送带上的糖果，结果传送来的糖果越来越多，她也越发手忙脚乱地工作，生怕赶不上传送带的传送速度。实际上，期望通过赶进度来获得片刻的喘息是不可能的。

随着我们的工作及成果渐渐为人所知，请求援助的电报从全国各地乃至许多国家像雪花一般飞来。我就像急救室里的伤病员鉴别分类师那样，必须排列出案件的轻重缓急。强奸谋杀案因显然有进一步危害生命的危险，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对于那些旧案或者那些作案者似乎不再活跃的案件，我会询问警方为什么要请我们介入。有时那是因为受害者家人向警方施加了压力。这是肯定可以理解的，我总是对他们满怀同情，不过我实在无法把宝贵的精力放在分析一起当地警察都会束之高阁、不采取任何行动的案件上。

对于凶手正在作案的案件，注意它们是从哪里送来是很有趣的。在侧写计划进行的初期，来自最大的警察部门——比如纽约市警察局或洛杉矶警察局——的案子总是让我顿生疑窦：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找到在匡蒂科的我们科？有的时候，那是因为他们与联邦调查局在司法管辖问题上产生过摩擦，例如由谁取走监视录像带，由谁主持审讯，由谁对系列抢劫银行案提起公诉。不然的话，也有可能是该案涉及棘手的政治问题，而当地警方想找别人来当挡箭牌。在面对请求援助的信号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上，我要考虑上述因素，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因素都将关系到某一特定案件能否被查个水落石出。

起初，我们提供的是书面分析报告。然而，随着案件数量呈几何级数上升时，我不再有时间这样做了。我会在研究案情的过程中做些笔记。然后我在对当地办案人员进行口头分析时——或者当面或者在电话上——还会再看一遍笔记，再回忆一下案情经过。通常，办案的警察会把我的分析录成翔实的笔记。我要是偶尔与哪个警察同在一室讨论案情，看到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聆听而不做任何笔记，就会很快丧失耐心，并告诫他，这可是他的案子而不是我的案子，要想得到我的帮助，他最好进入工作状态，像我一样勤奋努力。

由于接待来人次数很多，如同医生一般，我知道每一次“办公室谈话”应占多长时间。等到复审完案情，我便知道能不能帮上忙了，因此我一上来就将注意重点放在案发现场分析和受害者研究上。在如此众多的潜在受害者中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一受害者？她是如何被害的？从这两个问题出发，你就可以着手解答最终的问题：谁是凶手？

像福尔摩斯一样，我很快就认识到，罪行越是普通和常规，可资利用的行为证据就越少。对于街头拦劫案我帮不上多大忙。它们太普遍了，其行为太平凡了，故而嫌疑人数量非常巨大。同理，在推测案情方面，一处刀伤比多处刀伤提供的信息要少得多。一起户外案件要比一起室内案件更具挑战性。单一高风险受害者，例如妓女，不如系列高风险受害者提供给我们的信息要多。

我要过目的第一份东西就是验尸官报告，以便了解伤口的性质和类型，死亡原因，是否受到性侵犯，如果受到了性侵犯，属于什么类型。全国各地的警察管辖区数以千计，验尸官的报告也千差万别。有些人是真正的法医病理学家，其工作具有一流水准。例如，詹姆斯·卢克博士担任华盛顿市验尸官期间，我们总能够指望获得完整、详尽、准确的验尸报告。他从那一岗位退休以后，一直是备受我们科敬重的咨询专家。另一方面，我碰到过不少回，南方小城镇的验尸官是由当地殡仪馆馆长兼任的。他对于验尸的概念就是出现在现场，踢一踢尸体，然后说：“没错，这家伙肯定死掉了。”

阅读完验尸调查结果之后，我就会研读警方的初步报告。当第一位警官赶到时，他看到了什么？从那一刻起，现场就可能会有所变动，或者由他或者由调查小组中的某个人造成。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要使案发现场尽可能保持凶手离开时的原状。如果那已不是原状，我就想知道缘由。例如，如果被害人脸上盖有一个枕头，那是谁放的？警官初到时，枕头就在那里吗？是不是发现尸体的某位亲人为了死者的尊严放在上面的？抑或另有什么解释？最后，我会查看犯罪现场照片，印证我脑海里勾画的图像。

照片的质量并非总是上乘的，尤其在大多数警察局还在拍摄黑白照片的年月。因此，我还会要求绘制一份犯罪现场的简图，标出方位和脚印。如果警探们有什么特别需要我过目的地方，我会要求他们写在照片的背面，这样我在初次查看照片时，就不至于被别人的观察结果所左右。出于同样原因，如果他们的名单中有一特定嫌疑人高居榜首，我也不想知道。我会要求他们封入信封寄给我，以保证自己的分析能够客观。

同样重要的是，要设法查明是否有任何物品从被害人身上或者从现场取走。一般而言，现金、贵重物品或名贵珠宝被拿走是容易被发现的，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有助于了解作案者的动机。其他的物品就不总是那么容易被追查。

当警察或警探告诉我没有任何物品被取走时，我会追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要告诉我如果我从你太太或者女朋友的抽屉里拿走一个胸罩或者一条内裤你也能发现？如果真是这样，你就是一个病态的小伙子。”像条状发夹或一束头发这类小东西的丢失是很难被发觉的。在我的心目中，看上去没有什么东西不见了这一判断从来就不是一项确定的调查结果。当我们最终抓获作案者并搜查他的住处时，常常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纪念品。

我很早就明白，无论在局里还是局外，不理解我们的工作大有人在。1981年时，我和鲍勃·雷勒斯在纽约开设了为期两周的探讨杀人犯的课程。这一期间，我对这一点有了深切的体会。大约有一百名警探参加了培训，他们主要来自纽约市警察局，也有的来自纽约大都会区的司法管辖机构。

一天上午，在上侧写课之前，我站在教室前面安装那台我们当年使用的四分之三英寸索尼盒式磁带录像机。那位显然工作过度、筋疲力尽的警探两眼充满了血丝，晃到了我的身边，问：“这是用来放侧写材料吧？”

“是啊，正是这样，”我一边回答，一边转向那台四四方方的录像机，“事实上，这就是一台侧写机。”

他疑惑地望着我，就像是一个老成的警探在审视嫌疑人一样，不过他耐着性子看我工作。

“把你的手递给我，”我说，“我会向你展示它是如何工作的。”

他试探性地把手伸给我。这种盒式磁带录像机的磁带槽口相当大。我把他的手按到槽口之中，转动了几个调节器。在这期间，雷勒斯正在教室的别处，忙于准备他的教材。他听见了我们的对话，正准备走过来解围，以为这下子我可要挨揍了。

不过那家伙只说了句：“那么我的侧写如何呢？”

我说：“你为什么不等到上课呢？你会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

当我在课上解释侧写程序并将录像机用于真正用途（放映案例的录像）时，那家伙肯定弄明白了刚才是怎么回事了。所幸的是他下课后并没有找我算账。这虽是个玩笑，我却始终希望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拿出一份可用的侧写报告。你不仅无法把手（或者身体其他任何部位）伸进一台机器，随即就能拿出一份侧写报告，而且多年以来，计算机专家一直在与执法界官员密切合作编制程序，以期复制我们所运用的推理程序。迄今为止，他们尚未取得多大进展。

事实上，侧写以及犯罪现场报告的完成远远不是简单地输入一些数据、让计算机嘎吱嘎吱运转一番就完事的。要想成为优秀的侧写师，你必须能够理清形形色色的证据和数据。你同时还必须设身处地地从作案者和受害者的角度进行思考。

你必须在大脑里重塑犯罪现场。你有必要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受害者，设想出她可能会做出的反应。你必须把自己置身于被攻击者持枪、持刀、拿着石块、挥舞拳头胁迫的处境之中。你必须能够感受到她在攻击者逼进时的恐惧。你必须能够感受到她在被强暴、殴打、刀刺时的痛苦。你必须理解，发自恐惧和痛苦的尖叫是怎么回事，同时又意识到那是无济于事的，不会让他就此罢手。你必须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你迫不得已要承受的千斤重担，当受害者是儿童或老人时，情况更是如此。

在《沉默的羔羊》一片的导演和演员班子来到匡蒂科筹备影片拍摄时，我把在影片中饰演特工杰克·克劳福德——有人说是以我为原型的——的斯科特·格伦请进了我的办公室。格伦是个相当开通的家伙，笃信人是可以被改造和赎救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我给他看了一些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现场照片。我让他听了杀人犯在折磨受害者时亲手录制的现场录音。我给他放了两位十几岁的洛杉矶少女中的一个被蹂躏至死的录音带，地点是货车的后排座位，寻找刺激的两名作案者刚从监狱释放出来。

格伦收听录音时潸然泪下。他对我说：“我没有想到居然会有人干出这种事情。”身为两个女儿之父的格伦聪慧，富有同情心，他说在我的办公室看过那些照片和听过那些录音以后，不再反对死刑了。“在匡蒂科的所见所闻永远地改变了我对死刑的看法。”

不过同样困难的是，我还必须把自己放在攻击者的角度，以他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随他一同进行谋划，理解和体验他的满足感，因为就在人生的这一刻，他多年被压抑的幻想总算实现了，他终于可以控制局面了，可以完全操纵和支配另一个人了。我也必须设身处地地从作案者的角度去体会这一切。

在货车里蹂躏杀害两位少女的凶手名叫劳伦斯·比塔克和罗伊·诺里斯。他俩甚至还给货车取了个诨名：谋杀麦克。他俩是在圣路易奥比斯波的加州男子监狱服刑时认识的。比塔克因使用致命凶器攻击他人而入狱服刑。诺里斯则是强奸犯。他们发觉彼此在支配及伤害年轻女性方面都有兴趣，于是一拍即合。两人一同在1979年获得假释后，在洛杉矶的一家汽车旅馆碰头，制订了行动方案，决定在13至19岁之间的每一个年龄挑选一个少女实施绑架、强暴、凌辱和杀害。他们成功地对五位少女执行了行动方案，其中一名被强暴之后设法逃出了虎口，向警方报了案。

诺里斯是两人中支配欲较少的一个，最后屈服于警方的严密审问，招了供，并且以免于死刑作为交换条件，同意指认更具性施虐狂和更富攻击性的比塔克。他带领警察前往多处掩埋尸体的地点。其中一具尸体在加州的烈日暴晒下早已变为一堆白骨，耳孔里还伸出一把冰锥。

这些原本前程似锦的少女备受蹂躏、惨遭杀害的令人心碎的悲剧竟是为了诺里斯口口声声说的“取乐”的目的而酿成的。除此之外，本案令人关注之处在于，两名作案者共同参与了同一起犯罪，却表现出不尽相同的行为特征。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人更具支配欲，一个同伙比较顺从；往往一人有条理性，另一人缺乏条理性。系列杀人犯首先都是一类有欠缺感的人，而那些作案时需要同伙参与的人则是欠缺感最甚的人。

他们的罪行骇人听闻（劳伦斯·比塔克是我所接触过的最令人厌恶反感的人），不幸在于两个臭味相投的人走到了一起。

像劳伦斯·比塔克和罗伊·诺里斯一样，詹姆斯·拉塞尔·奥多姆和小詹姆斯·克莱顿·劳森也是在监狱里相识的。那是在70年代中期，两人皆因强奸罪被关押在加州的阿塔斯卡德罗州立精神病医院服刑。如今回过头来看看他们的犯罪记录，我会把拉塞尔·奥多姆看成精神变态者，把克莱顿·劳森看成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阿塔斯卡德罗服刑期间，克莱顿煽动性地对拉塞尔描述起他出狱以后意欲采取的行动方案。他自称这是受到了查尔斯·曼森及其追随者的启发。劳森讲得很明确，性交不在其方案之中。他并不认为这是“他要做的事情”。

另一方面，奥多姆把性交看成是他要做的一件大事。一放出监狱，他就驾驶着他那辆1974型天蓝色大众甲壳虫车，一路越野开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哥伦比亚。劳森假释之后与父母住在此地，干的是管道安装工。（我前面曾提过，大众牌甲壳虫车似乎是系列杀人犯当年的首选用车，没有积蓄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也爱选这种车。）奥多姆认为他俩兴趣既相通又有不同，可以组成一对各得其所的好搭档。

奥多姆抵达几天后，两个人就开着劳森父亲的那辆福特彗星车外出寻找下手对象。他们在一号公路上的一家便利店门前停下了车，相中了站柜台的一名年轻女性。只因附近人太多，他们只好离开，去观看了一场三级片。

我想有必要在此强调一下：当他们意识到可能会受到反抗或被人目击，无法成功地实施绑架时，没有作案就离去了。这两个人都患有精神病，而从劳森的情况来看，他完全能被认为是精神失常导致犯罪。 然而，当情况不利于他们成功实施犯罪时，他们就强忍住不干了。他们并不处于那种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所以我想重申一遍：根据我的观点和经验，光是患有精神失常症并不能让凶犯开脱罪责。除非他完全受妄想摆布，无法理解其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否则他就是对要不要伤害他人做出了选择。真正的疯狂之徒是不难抓获的。系列杀手则不然。

首次出猎的次日晚上，奥多姆和劳森驱车来到一家“免下车”电影院。电影放完时已是午夜过后，他们又驱车回到那家便利店。他们进了店，买了几样小东西，例如一瓶巧克力牛奶，一袋花生，一瓶泡菜。这一次，店里只有他们两名顾客，因此奥多姆便用0.22口径手枪劫持了那位女店员。劳森口袋里还装有一把0.32口径手枪。之后有名顾客发现商店无人照看，便报了警。警察赶到时发现，收银机没有被动过，女店员的钱包还放在柜台后面，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被拿走。

两人驱车来到一个僻静处。奥多姆命令她脱光衣服，然后在车子后座上强暴了她。而劳森则站在驾驶座一侧的车门旁，敦促奥多姆动作快一点，好轮到他上阵。五分钟后，奥多姆已经完事，扣好了腰带，钻出了车子，让劳森接手。

奥多姆离开了车子，据他说是去呕吐。劳森后来辩称，奥多姆告诉过他：“我们得干掉她。”尽管劳森得到那个女子的保证，要是放她一条生路，她不会告发他们。不管怎么说，五分钟以后，奥多姆听见那个女子在车上大声尖叫道：“哦，我的喉咙！”等到他返回车子时，劳森已经切开了她的喉咙，正在肢解她裸露的尸体，所用的小刀正是他前一天晚上从那家便利店购买的。

第二天，两个人坐着奥多姆那辆大众牌车，处理了已打成两捆的被害人衣物。有人在很显眼的地方发现了惨不忍睹的被肢解的尸体，凶手在案发几天之后即被拘捕。拉塞尔·奥多姆由于贪生怕死，很快就招认了强奸罪行，但矢口否认参与谋杀。

克莱顿·劳森在致警方的陈述中说得明明白白，他没有与受害者发生性交。“我并没有强暴那个女子。我只是想毁灭她。”

他们分别受到了审判。奥多姆被判处无期徒刑外加40年徒刑，罪名是强奸，非法持有武器和在谋杀案发前后充当帮凶。劳森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于1971年5月18日用电刑处死。

如同比塔克和诺里斯一案那样，由于两个不同个性的人参与作案，此案呈现出混合的行为特征，行为方面的证据体现了这一点。分尸是一种破坏人格的行为，而在受害者体内发现有精液则强有力地表明了凶手的有条理的个性。我们在匡蒂科以奥多姆和劳森一案作为教材。当我接到来自宾州洛根镇警察局局长约翰·里德打来的电话时，就下意识地想到了这个案子。那时我还是刚开始从事侧写这一职业。里德是全国学院的毕业生。通过调查局约翰斯敦常设办事处的特工戴尔·弗赖伊的牵线，他和布莱尔县地方检察官小奥利佛·马塔斯请求我们给予援助，以侦破一位名叫贝蒂·简·谢德的年轻女子被奸杀和分尸的案件。

他们提供给我的事实如下：

大约一年以前，在1977年5月29日，这位22岁的女子代人临时照看小孩下班后，于晚上10点15分步行回家。四天之后，一位自称在野外散步的男子被她那具严重分尸、但保护完好的尸体绊了一跤，地点在靠近阿尔图纳的伍普索诺克山山顶的一处非法堆放垃圾的场地。她的一头金发已被剪掉，悬挂在邻近的一棵大树上。该县验尸官查尔斯·伯基向当地报界披露说，这是他所看过的“最惨不忍睹的”死亡。他发现，贝蒂·简·谢德遭受了性强暴，下颌骨被打裂，眼眶被打成一片青肿，身体遍布刀伤。死因系头部遭受致命一击。肢解的尸体上有无数处刀伤，两只乳房被割下。

她胃里的食物部分消化，这说明她失踪之后不久即遭杀害，但她的尸体保存得过分完好，不可能已在弃尸地点摆放了四天。没有发现通常会出现的幼虫侵扰寄生或者被动物咬烂的现象。况且警方一直在调查往山区非法倾倒垃圾的有关投诉，因此弃尸要是发生在几天之前，他们自己也会发现尸体的。

我仔细复查了里德寄来的案情卷宗，提出了一份侧写，在一次长时间电话商谈中做了叙述。在这次商谈中，我竭力想教会警察掌握侧写的原理以及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我认为，他们应该搜寻的是一位白人男子，年龄在17至25岁之间，不过我指出，如果他居住在很偏远的地区，年龄可能要大一些，因为他的社交发展可能会较迟缓。他的体型精瘦结实，个性孤僻内向，不大可能是中学里的神童，可能迷恋于色情读物。他的童年背景会是很典型的：功能不全的离异家庭，父亲缺席，母亲主宰一切，过分袒护孩子。她可能给他灌输了这一思想，即除了她以外，所有女人都是坏女人。这个作案者会因此惧怕女性，无法与女性正常来往，这便是他非得如此迅速致使她失去知觉或无力反抗的原因所在。

他非常熟悉她。这从面部的严重创伤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内心积聚了巨大愤怒，想方设法要通过毁坏面容、胸部以及阴部将她非个性化。剪掉头发在我看来别有一层含义。尽管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非个性化的企图，我从对被害人的研究中得知，谢德是一位整洁细致的人，对自己的一头悉心梳理的秀发十分自豪。所以，剪掉头发是一种侮辱，一种贬损性质的举动。而这一点又暗示出案犯与她非常熟悉。然而没有发现任何死前被性施虐或蹂躏的迹象，这与比塔克和诺里斯一案是不同的。他这种人是不会从施加折磨中获得性满足的。

我告诉警方，不必费神去寻找“类似沿街兜售二手车的推销商那样性格外向的人”。如果这家伙有一份工作，也是不大体面的工作，如看门人或其他蓝领工作。把尸体弃置到那种垃圾场的人必定从事的是不大体面的工作，或许是与泥土或污垢打交道的工作。劫持的时间在晚上，乳房被割下，尸体明显被移动过，以及最后重返弃尸地点，这一切都告诉我，他是主要在夜间活动的人。我预计他会上墓地，或许会参加葬礼，会心存幻想，让自己相信曾经与贝蒂·简有过一段“正常的”关系。为此缘故，我认为就算警方抓获了嫌疑人，对他使用测谎器也几乎是没有用处的。凶手的住处极有可能就介于她的家与她临时照看小孩下班所离开的地方之间。

虽然缺乏实施拘捕所需的任何确凿证据，警方告诉我，他们已掌握了两名他们认为有重大嫌疑的人。一个就是与她同居的男朋友及自称的未婚夫小查尔斯·索尔特，人称“大老粗”。他肯定得作为重点考虑对象。但是警方明显倾向于另一个人：那个发现了尸体并且提供的说法前后不一致的人。他是铁路上的技工，因伤残而离职。他声称自己正在野外散步，不料却在一处醒目的垃圾场发现了尸体。一位外出遛狗的老年人说，他曾多次看见这个人在现场撒过尿。他的穿着并不适合于野外散步，况且当时天还在下雨，他却浑身上下都是干的。他的住处离贝蒂·简·谢德的家只隔了四条街，曾经数次试图让她搭车却未得逞。他与警方打交道时神情紧张，并且自称害怕去报警，因为他不想卷入此案。这是作案者前摄性地主动站出来，投身调查工作，企图将怀疑视线从自己身上引开时的一种惯用借口。他喜欢喝啤酒，香烟抽得很凶，肯定十分强壮，足以独自杀人并处理尸体。他有过反社会的行为史。他和他太太声称，在案发当晚，他们待在家中收看电视，这并未给他们提供强有力的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我告诉警方，像这样的人是会去聘请律师并在以后采取不合作的态度的。根据警方的报告，后来的事态确实如此。他请了一位律师，拒绝接受测谎器测试。

这一切都使得破案在望。不过最令我困惑的是，他已经结婚，与妻子生活在一起，有两个孩子。这不该是他应有的风格。如果是已婚男子进行的谋杀，他会对女性大肆进行性施虐。他会延长杀人的过程，会在她死前施以更多的凌辱，但是不会在死后分尸。另外，他年满30，让我感觉年龄偏高。

我倒是觉得索尔特似乎可能性更大。他几乎符合所有侧写的要点。他年龄很小时，父母就已离婚。母亲是主宰型的女性，过多地干预着儿子的生活。26岁的他在同女性交往方面显得笨拙无能。他告诉警方，他一生中只有两次性交经历。两次都是同一位年岁较大的女子发生的，而且由于无法勃起还遭到了她的嘲笑。他说他和贝蒂·简爱得很深，已经订了婚，虽然说她与其他男人有约会，且有性关系。我确信，倘若她还活着，便会有一种全然不同的说法。他说他在葬礼上真想挖出棺材，爬进去与她同眠。在接受警方的约见时，他为痛失贝蒂·简哭个不停。

警方报告说，“大老粗”·索尔特及其兄弟迈克皆是垃圾运输工人。

“天哪，这听起来很不坏呀。”我回答说。

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垃圾场，有理由熟悉那个地方或上那里去，还有运送尸体的工具。

尽管我倾向将“大老粗”视为嫌疑人，有两点却让我困惑不解。首先，如我所预料的，他多多少少是个笨蛋，个头不比谢德高多少。我认为他没有力气搬运尸体，或者把尸体摆放成蛙状姿势，即两腿叉开，膝盖弯曲——尸体被发现时就是呈这一姿势。其次，被害人体内发现了精液，这说明这是一起传统意义上的强奸。要是在死者的身上、内裤上或其他衣服上发现了精液，我才不会感到意外呢，但是这种情况则显得蹊跷。这家伙应当像戴维·贝科威茨那样是个行手淫者，而不是强奸者。他不得不以间接形式才能获得性满足。事实与我的侧写不投。

这是一种有条理和无条理相混合的表现形式，在不少方面类似于纽约的弗朗辛·埃尔夫森被杀一案，同样是一开始实施突然袭击，然后毁容，割掉生殖器官。埃尔夫森的乳头被割下，而谢德的整个乳房被割掉。

不过在纽约的那起案子中，体格强壮的卡迈因·卡拉布罗把瘦小的受害者搬上了几层楼，然后弃置在那里。射精全系手淫所致。

由于心中牢记着奥多姆和劳森一案的教学内容，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是合乎逻辑的。我相信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贝蒂·简照看小孩下班后，“大老粗”·索尔特在街上遇见了她，他俩发生了口角，他动手揍了她一通，可能打得她失去了知觉，然后将她转移到一个僻静的地点。我还相信他可能给予了她致命的一击，又剪去了她的头发，分解了尸体，将乳房留作纪念品。但是在她最初受到攻击到她被害期间，她惨遭了强暴，而我认为像索尔特这样一个无条理、性功能低下、备受母亲支配的年轻人没有本事干这事。而且我认为不是他自己搬运尸体的。

“大老粗”的兄弟迈克是合乎逻辑的第二嫌疑人。他来自同样的家庭背景，干的是同样的工作。他在精神病医院待过一段时间，有暴力犯罪记录、行为方面的问题以及缺乏控制愤怒的能力。主要区别在于他已结婚，尽管他俩的专制的母亲也主宰着他。贝蒂·简·谢德被劫持的当晚，迈克的妻子正在医院生产。她的怀孕对他来说是一大紧张性刺激，而且也剥夺了他发泄性欲的机会。“大老粗”进行袭击以后，惊慌失措地叫来了他的兄弟，而迈克强暴这个年轻女性时，“大老粗”就站在一旁观看，并在杀害她之后一道处理了尸体。

我告诉警方，采用一种间接的、不打草惊蛇的途径会取得最佳效果。可惜他们早就约见过“大老粗”好几回，还对他做过测谎器测试。我就知道会这样：测试结果显示他没有欺骗行径，但有不恰当的情绪反应。我认为眼下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集中火力攻击迈克，反复强调他只不过是与谢德发生了性关系并协助处理了尸体。如果到了这一步他还不肯合作，他就要和他兄弟一样大难当头了。

这一招果然管用。两兄弟以及他们的姐妹卡西·威辛格同时被捕。卡西自称是贝蒂·简最要好的朋友。据迈克供认，卡西也参与了处理尸体。

那么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相信，“大老粗”一直企图与那位颇具性吸引力的、性事经验丰富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却始终未能得逞。他的愤恨郁积在胸，后来很容易就发作起来。他攻击谢德之后，感到胆战心惊，叫来了他的兄弟。可是，迈克能够与她发生性关系而他却不能，这使得他胸中的怒火更旺。他怒气难平，于是四天后他分了尸，由他“最后做了了结”。

受害者的一只乳房被人找到了。迈克告诉警方，“大老粗”收藏了另外一只，我对此不感意外。无论他把它藏在了何处，从来没有被人找到。查尔斯·“大老粗”·索尔特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迈克经过申诉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里德局长公开表示，调查工作之所以得以推进，他们之所以能从凶手口中得到供词，我们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我们同样为拥有像他这样一位当地合作伙伴感到庆幸。他接受过我们在破案手法方面的培训，懂得警方和匡蒂科之间合作所需要的程序。

正是有了这种合作，我们才能在杀人凶手及其同谋有机会再度出手之前将他们缉拿归案。里德局长和他手下的男女警官们继续在宾州洛根镇维持社会治安。我则重新回头去攻克那一百五十多件仍在查办的案件，同时希望设身处地地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角度进行思考至少能够帮助我侦破其中的一起。

十

人人都有弱点

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在我磕磕绊绊的大学生活宣告完结回到家中时，我同父母亲在长岛的尤宁代尔餐馆共进啤酒和比萨馅饼。正当我一口咬下馅饼时，母亲神色忧郁地问我：“约翰，你有没有与女人发生过性关系？”

我竭力想吞咽下那口馅饼。在60年代中期，19或20岁的小伙子可不习惯被母亲这么追问。我转向父亲，期望他能解围，可是他却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他同我一样感到措手不及。

“哎，有没有过？”她逼问道。她姓福尔摩斯可不是平白无故的。

“呃……有过吧，妈妈。我是有过。”

我看见母亲的脸上风云突变。“那么，她是谁？”她又问。

“呃……好吧……”我走进餐馆时的好胃口好像丧失了。“实际上，有过好几位。”我没有如实告诉她其中一位才十五六岁，是在博兹曼未婚母亲之家认识的。不过你们大概会以为，我索性向她招认我把她们分尸了，尸体就藏匿在地下室里。“现在谁还会要你做丈夫呢？”她感叹道。

我再次转向异常沉默的父亲。别装蒜啦，爸爸！快来帮帮我！

“哦，我不清楚，多洛里丝。如今这种事算不上什么大事。”

“这永远是一件‘大事’，杰克，”她反驳道，然后又转向我，“约翰，要是你未来的新娘子有一天问起你，在认识她之前你有没有与别的女人发生过关系，那该怎么办？”

我停止了咽食。“哦，妈妈，我会对她讲实话的。”

“不，不要讲实话。”父亲尖叫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杰克？”母亲问道。好样的，爸爸，让我们瞧瞧你这回怎样收场吧。

这次审问在不愉快的气氛中收场了。我说不准是否从这次冲突中得到了什么收获。要么我如实告诉帕姆我的过去，要么让她对此抱有疑虑。无论如何，她的确同意嫁给我，尽管母亲曾担心没有人愿意嫁给我。不过，当我成为一名联邦执法官员、侧写师和犯罪行为及心理学方面的专家时，再从我的角度回过头来看待这场审问，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使像我这样经历过各种训练且富有分析经验的人，倘若再次面对母亲的追问，仍然不能答得更好！

那是因为她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不得不说实话。

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自从成为联邦调查局首席侧写师以来，我亲自挑选和训练了所有其他侧写师。因此，我与曾在科里工作过的所有男女下属关系融洽，合作紧密。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凭借自己的实力成为耀眼的明星。不过，假如可以说我曾经有过一名得意门生，那便是格雷格·库珀。格雷格30岁刚出头时，放弃了在犹他州一个城镇的警察局局长这一颇有身份的工作来到这里。他在一次执法研讨会上听过肯·兰宁和比尔·哈格梅尔的演讲，于是决定加盟联邦调查局。他在西雅图外勤站表现不俗，但一直向往来匡蒂科的行为科学科工作。他曾经要求查阅并研究过我对格林河杀人案所做的侧写和分析。在我飞往西雅图参加有观众参与的一个特别电视节目《搜捕凶手》期间，他自愿担任我的司机和向导。当我出任重新改组的调查支援科科长时，格雷格正供职于调查局设在加州奥兰治县的常设办事处，居住在拉古纳尼古尔。我把他调到匡蒂科，他后来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刚刚调到科里时，格雷格被分配与让娜·门罗共用一间无窗地下办公室。让娜在干特工之前曾在加州做过警官和调查杀人案的警探。她身上的优秀品质多多，巧得很，还是一位魅力无限的金发碧眼的美女。换句话说，她集全部优点于一身。可以说，发现这种安排令人难受的男人不会很多。然而格雷格偏偏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教徒，一个正直专一并注重家庭的男子汉，身边有五个可爱的孩子和一位迷人的妻子，朗达。对于朗达来说，从阳光明媚、天堂一般的加利福尼亚迁到闷热潮湿、令人困乏的弗吉尼亚是一个重大的牺牲。她每每问及他的办公室同事时，格雷格总是支支吾吾，竭力想转移这一话题。

终于，在他到我们科大约六个月以后，格雷格带着朗达参加了科里举办的圣诞晚会。我因外出办案，当时不在场，但是天性活泼的让娜倒是出席了。在晚会这类场合，她自然选择穿一套精致素雅、剪裁合身的低领口红色晚礼服。

我回来以后，科里的二把手、接替我出任侧写项目经理的吉姆·赖特告诉我，朗达与格雷格在晚会之后大动干戈。他整天与一位楚楚动人、性格强硬的漂亮女特工待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而她在舞场上还同在靶场上一样游刃有余，对此朗达极为不开心。

于是我让秘书把正在开会的格雷格叫出来，就说我想立即见他。他神色忧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刚调来半年，而这里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方，所以他真心实意想把工作做好。

我抬起头望着他，说：“格雷格，把门关上。请坐吧。”他坐了下来，被我的口气弄得更加心神不定。“我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我接着说，“我知道你碰上了一些麻烦。”

“你刚刚跟朗达通完电话吗？”他甚至不敢看我一眼，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办公桌上那台有呼叫指示功能的电话机。

“听着，格雷格，”我以咨询者那种最令人安慰的口气说，“我是想给你打打掩护，但如果你和让娜一道上街，我就无计可施了。这种事你必须自个儿应付。朗达显然了解你和让娜之间的事情……”

“我和让娜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他气急败坏地说。

“我清楚干这种工作会遇到不少压力。可是，你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娇妻以及几个可爱的孩子。可不要前功尽弃呀。”

“约翰，情况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也不是她以为的那样。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期间，他的两眼一直盯住那台电话机，没准他在琢磨，假如集中意念，他就能引燃电话机，把办公桌烧着。他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见他的颈动脉跳个不停。眼看他就要不行了。

在此关头，我见好就收场了。“看看你吧，你这个可怜虫！”我得意地大笑起来。“看你还敢自称是审讯人员？”当时他正在为《犯罪分类手册》撰写有关审讯的章节。“你做过什么亏心事吗？”

“没有，约翰。我可以发誓！”

“你瞧瞧！你就这样听任我的摆布！你完全是清白无辜的。你曾经干过警察局局长。你是经验丰富的审讯人员。然而我却能够把你当成傻瓜一样玩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就在那一刻，他如释重负，汗珠从他那秃顶的头上流了下来。他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不过他明白了我这番谈话的中心意思。我可以这样任意摆布他，我也曾经被别人以同样成功的方式整治过，而且当那种局面再度出现时，我照样会成功地被人整治。

我们都是有弱点的。不管你多么博学，阅历多么深广，多少次成功地审讯过嫌疑人；也不管你是否掌握了技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制服——只要你能设法找出我们有哪些弱点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暴露弱点。

我是在早年为一个案子进行侧写时悟出这个道理的，从此便多次在办案时加以运用，而不仅是对我的科员进行言传身教时才运用。那是我头一回布置审讯场景。

1979年12月间，佐治亚州罗马市常设办事处的特工罗伯特·利里打来电话，讲述了一起极其恐怖的案件，请求我给予优先处理。一个星期前，一位住在离罗马市只有半小时车程的阿代尔斯维尔的漂亮爽直的12岁小姑娘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在她家车道口处下了学校班车以后就失踪了，她家离公路大约有一百码远。

后来她的尸体在大约十英里以外的一处长满树木的恋人小径一带被一对年轻夫妇发现，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蒙在她脸上的那件鲜黄色外衣。他们报告了警察，原封不动地保护了现场，因为他们考虑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死因被确认为脑部受到钝器重击。验尸结果发现，颅骨破裂是大石头敲击造成的。（案发现场的照片显示，她的头部附近就有一块血迹斑斑的大石头。）颈脖处的伤痕还显示，有人从背后用手将其卡死。

在翻阅案情卷宗之前，我想尽可能充分了解有关受害者的情况。人人都对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赞不绝口。人们都说她待人热情友好，善于交际，讨人喜欢。她长得很可爱，天真无邪，在学校担任乐队女指挥，经常穿着指挥制服去上学。她是个人见人爱的12岁小女孩，看上去就是12岁，绝不会装成18岁那般老练。她没有性乱行为，从未染指毒品或酒类。验尸结果清楚地表明，她遭到强暴时还是处女身。归根结底，她就是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出自低风险环境下的低风险受害者。

在听罢案情汇报、听完利里的描述以及研究了案情资料和现场照片之后，我简略地写下了半页纸篇幅的纪要：

侧写

性别——男

种族——白人

年龄——二十四五岁至二十八九岁

婚姻——已婚；婚姻有麻烦或已离异

兵役——可耻的逃兵，从事医护工作

职业——蓝领阶层：水电工

智商——中等到中等偏上

教育程度——至多中学；辍过学

犯罪记录——纵火，强奸

个性——自负，傲慢，已通过测谎器测试

车辆颜色——黑色或蓝色

审讯——直接，投射[1]

这是一起随机性的强奸案，杀人不是有预谋或故意的。尸体上的衣物看上去凌乱不齐，显示出玛丽·弗朗西斯是在逼迫之下脱去衣服的，强暴以后又被允许匆匆穿上衣服。从照片上我可以看出，有只鞋尚未系好鞋带。调查报告中指出她内裤上沾有血迹。她的背部、臀部和双脚都没有杂物，这表明她是在车子里，而不是在尸体被发现的林地上被强奸的。

在仔细观察那些相当常规的犯罪现场照片时，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可以设想出此案的全过程。

由于玛丽·弗朗西斯年幼，性格外向，容易相信别人，在一个像学校班车停靠点这样毫无威胁的环境中，是可以被人轻易接近的。凶手很可能哄骗她走近他的车子，然后把她拽上了车或者持枪或持刀胁迫她上了车。发现尸体的地点非常偏远，这表明他熟悉这一地区，知道他在那里是不会被打扰的。

从拐骗地点来看，我断定这不是一起有预谋的犯罪，而是在他驾车经过时才决定下手的。诚如奥多姆和劳森一案所显示的，倘若另有人在恰当的时间碰巧出现在现场，罪犯就不会得手。正是因为小女孩伶俐可爱和性格开朗，凶手的内心才受到幻想的刺激，才把她那天真烂漫的友好态度错看成是愿意与他玩性游戏的表示。

当然，实际上，事实真相打破了他的幻想。她对他的施暴感到惊恐，在极度痛楚中会大声呼救，或者央求他饶命。他多年来的幻想是一回事，可是现实却是另一回事。面对小女孩，他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同时意识到情况已经被他弄得一团糟。

在此节骨眼上，他意识到他惟一的出路就是杀人灭口。可是她又害怕性命难保，所以控制住她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困难。为了让事情更好办，为了让她更能配合和顺从，他告诉她赶紧穿好衣服，他会放她一条生路——要么他会让她自己逃走，要么他会把她绑在树上，自己离开现场。

但她刚刚转身要走时，他从后面上来勒住她的脖子。他也许能把她勒个不省人事，可那需要上半身使出很大的力气。他先前就控制不住她，现在就更没法勒死她了。他把她拖到一棵树下，就近抓起一块大石头，朝她头部猛击三四下，致使她丧了命。

我感觉凶手与玛丽·弗朗西斯并不很熟，只是在城里见过几面，但足以使她一见面就认出他，也足以使他对她想入非非。有可能他看见过她身穿那套小号指挥服去上学。

从用外衣盖住她头部这一行为中，我知道我们要缉拿的作案者对犯罪感觉并不太好。我也知道时间越长对警方越不利。从这类案子以及这类智慧型、有条理的凶手的情况来看，凶手会对犯罪进行思考、进行自我辩解、认定过错应归咎于受害者而他的行动是正当合理的。这一思考过程越长，就越是难以让他坦白认罪。即使他接受测谎器测试，结果顶多也就是得不出结论。一旦他感觉调查工作有所降温，他的离去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他就会潜逃到国内另一地区，到那时再跟踪他就会难度很大，而另一个小女孩将要面临危险。

在我看来，作案者显然就住在这一带，几乎可以肯定警察曾约见过他。他会表现出很配合刑事调查工作，但相当傲慢。如果警察起诉他，他是不会被整垮的。我告诉警方，这么复杂的案子的作案者不会是头一次犯罪，尽管很有可能这是他头一次杀人。他那辆蓝色或黑色汽车可能已使用了好几个年头，因为他买不起新车；不过车子性能还不错且保养得很好，车里的每一件物品会摆放得井然有序。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像他这样做事有条不紊、具有强迫[2]性格的人一般都喜欢深色汽车。

在听罢这番推断后，电话那头的一个警官说：“你描述的这个家伙不正是我们刚刚放走的一个嫌疑人嘛。”他还被列为另一案件的嫌疑人，完全符合这一侧写。他的名字叫达雷尔·吉恩·德维尔，一个白人男子，24岁，曾经两度结婚又离婚，目前与首任太太同居。他在佐治亚州罗马市做树枝修剪工作，是该市一起13岁女孩遭强奸的案子的重大嫌疑人，但是从未被起诉过。第一次离婚后，他进了陆军部队服兵役，因擅离职守于七个月后被解除了兵役。他驾驶一辆已有三年车龄的黑色福特平托车，车况良好。他承认，青少年时因私藏莫洛托夫鸡尾酒而被拘捕过。他八年级时就已辍学，不过智商测验显示，他的智商在100至110之间。

警方曾经约见过他，问他是否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他在玛丽·弗朗西斯被劫持的前两个星期一直在斯托纳一家居住的街道为供电公司修剪树枝。警察告诉我，他原定就在当天要接受一次测谎检查。

我告诉他们，这并不是什么好主意。他们不会从测谎中有所获，而且这样做只会提高嫌疑人对付审讯程序的能力。当时，我们在审讯嫌疑人方面并不具备丰富的现场经验，但是从对囚犯访谈以及从正在进行中的系列杀人犯研究中，我认为我心里有数。果然不错，他们次日打来电话告诉我，测谎器未能测出什么结果。

既然他知道能够战胜机器，我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逼其就范。将审讯放在晚间进行，地点就设在警察局。让嫌疑人一上来感觉比较自在，目的是使他面对审问时容易暴露出薄弱环节。这样的安排会向他发出一个讯息：我们是认真严肃的，是忠于职守的。他明白这回不会有类似吃午饭或晚饭那样可以任意放松一下的机会了，同时也明白如果他表示了屈服，他是不会被当成战利品吊起来示众的。要让当地警察局与调查局亚特兰大外勤站一同主持审讯，以体现出统一战线的形象，也暗示出美国政府是全力以赴在对付他的。把标有他姓名的一叠叠档案袋堆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即使里面放的全是白纸也无妨。

最要紧的一点是：不要做任何说明，只把沾有血迹的石头放在一张矮桌子上，与他的视线保持45度角，这样他不得不转一下头才可看到。要密切注意他的所有非言语线索——他的行为、呼吸、冒汗、颈动脉的搏动。如果他就是凶手，他是无法视而不见那块石头的，尽管你对它及它的来历只字不提。

我们需要营造一种氛围，使被我称为“如坐针毡的因素”起作用。我实际上是在把斯托纳一案作为我的理论的试验品。我们后来完善了不少破案技巧，其试验基础均出自于此。

他不肯招供，我们则穷追不舍。佐治亚州可是有死刑的；即使他只是被判监禁，猥亵儿童的罪名也会让他在第一次冲淋浴时就遭到骚扰。所有其他囚犯都会伺机伤害这家伙。

要使用带有神秘性的微弱灯光，审讯场合一次不要超过两名警官或特工在场，最好是一名来自调查局，一名来自阿代尔斯维尔警察局。你必须做出暗示，你已掌握了凶手的情况，知道他内心正在思考些什么以及承受的压力。不管那多么令你作呕，你必须投射出你的看法，即应当怪罪那个受害者。要暗示出是她在勾引他。要询问他，是不是她当时在引诱他、撩得他急不可耐，是不是她以敲诈手段来威胁他。给他提供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给他一个解释自己行动的途径。

我的办案经历告诉我：在钝器致伤或持刀杀人的案件中，攻击者难免会沾上被害人的血。这种事情很常见，你完全可以加以利用。我指出，当他开始闪烁其词时，哪怕只是稍微有点这种迹象，你只管直视他的眼睛，告诉他最让人困惑的事情是：他身上沾有玛丽的血。

“吉恩，我们知道你身上沾了别人的血，在你的手上和衣服上都有。我们要问你的并不是：‘是你干的吗？’我们晓得那是你干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那是为什么，而且我们能够理解。你只需要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弄对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他们把德维尔带进来。他一眼就看到那块石头，开始冒虚汗，呼吸急促，身势语与先前几次访谈时截然不同，呈现出试探性和防卫性。审讯人员将罪过和责任都投射到小女孩身上，当他看上去表示附和时，他们把血迹的事提了出来。这确实让他坐立不安。当你发现那个家伙一声不吭地听你说话时，你常常可以判定你没搞错人。一个无辜者是要大喊大叫的。当然一个有罪的家伙也会大喊大叫，想让你相信他的无辜。但你能够区分二者之间的差异。

他承认了强奸行为，赞同审讯人员的看法，认为当时是她威胁了他。鲍勃·利里告诉他，他们知道他并没有预谋杀害她。如果要有预谋，他本可以使用比石头更有效的凶器。末了，他供认了这起谋杀案，还供认一年前在罗马市犯下的强奸罪行。达雷尔·吉恩·德维尔因奸杀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受到了审判，被判处死刑。他于1995年5月18日在佐治亚州坐在电椅上被处死，这已是谋杀案发生和他被捕近十六年之后了——几乎要比玛丽·弗朗西斯活在世上的时间还多四年。

我发现，要使审讯获得成功，关键在于要有创意，要运用想象力。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假如是我作的案，什么事情会让我露出马脚昵？”我们都有弱点。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拿我来说吧，由于记账马马虎虎，我的主管特工就可能把我叫进去，让我看一看摆在他桌上的我的账单，搞得我直冒虚汗。总是能找出点问题的。

人人都有弱点。

从德维尔一案中得到的收获可以应用于广泛的范围，远远超出了性谋杀这一病态领域。无论你要侦破的是侵占公款案、政府部门贪污腐败案、销赃案，还是工会组织受贿案，都不会有多大区别。原则是一样的。我对处理此类案件的建议是：将你认为具有“最薄弱环节”的人确定为目标，想出一种办法引他上钩，让他看到他面临的麻烦，然后效仿其他案件的成功做法赢得他的合作。

在任何类型的合谋案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事项。你要做的就是选定一个家伙作为政府见证人，然后就观看整个赌场分崩离析吧。选择什么人做突破口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选人不当，过后又无法打出他这张牌，他就会向其他人走漏风声，而你将一切从零开始。

比如说我们调查的是一个大城市政府部门的贪污案，我们怀疑某个机构里有八至十人卷入此案。假设该机构的一号人物或二号人物是最佳“捕获物”。可是，当我们侧写这家伙时，发现尽管有贪污的劣迹，他却是个人行为完美的人。他既不贪杯，也不沉溺于女色。事实上，他是一个注重家庭的男人，没有疾病，没有金钱问题，没有明显的薄弱环节。如果局里派人找他了解情况，有可能他会矢口否认，让我们都见鬼去，同时向其他人发出警报。

你制服这种人的办法就是从捉小鱼着手，正如对付有组织犯罪一样。在我们查阅全部案情记录时，也许从其他嫌疑人中注定会出现一个能满足我们意图的人。这家伙不是高层人士，只是处理文件工作的办事人员。他从事这个工作已有二十个年头，因此这个工作对他而言意义重大。他有金钱问题和健康问题，这两项皆成了他的严重薄弱环节。

下一个问题便是选择何人来“扮演”主持这场审讯的角色。我通常选择一个比嫌疑人年岁大一点、更具权威性的人，一个穿着讲究、威风凛凛的人，一个可以表现得友好爽直、让嫌疑人感觉轻松的人，但在必要时，他可以一转脸就变得绝对严肃和不留情面。

如果几个星期之后有什么重大节日，也许是嫌疑人的生日或周年纪念日什么的，我会建议推迟审讯时间以利用这一时机。如果你到充满节庆气氛的房间里当面向他发难，使他意识到，如果不肯合作，这可能会成为他与家人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那么你就能够平添一些优势。

在对付非暴力嫌疑人时，“布景”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效，如同斯托纳被杀案一样。对任何大规模或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我建议将手头所有资料集中在一起，无论是不是为本案准备的。如果你的“专案组”占用了一间会议室，里面有特工、警方人员，桌上放着案情档案，这就会向嫌疑人表明你对此案很慎重。如果你能把墙壁“装饰”一下，比方说挂上几张放大的照片以及资料图片，就能显示这场进行中的调查正式而规模大，这样你的目的就更容易达到了。要是还能摆上几台放像机，播放一下被监视嫌疑人作案过程的录像带，可以取得良好的渲染效果。

我个人喜欢运用的招数是在墙上悬挂一些图表，显示出每个嫌疑人一旦被定罪，即将面临的刑罚。这种做法说不上有什么意义深远的效果，但它的确总是给作案者造成压力，提醒他注意切身的利害关系。我就是要尽可能使那种“如坐针毡的因素”起的作用越大越好。

我始终认为，深夜或凌晨那几个小时是进行提审的最佳时段。人们这时往往比较松懈，同时也比较容易暴露弱点。而且，如果你和你的伙计们在通宵工作，就可立即传递出这一信息：此案非同小可，你们正在全力以赴侦破它。夜间提审对于合谋嫌疑人来说还有一层实际的考虑，即你手中的嫌疑人不应该被其他任何人看见。如果他认为已经“被人发现”，就不会进行任何交易。

取得成功交易的基础将是掌握真实情况和诉诸作案者的理智和常识。布景就是要对作案者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要是由我来主持对政府部门贪污案中有代表性的嫌疑人的审讯，我会深更半夜打电话到他家，这样告诉他：“先生，今晚我与您的谈话事关重大。在我们通话之际，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正朝您家走来。”我会强调他并不是被拘捕，不必被特工们带走。但是我会强烈建议他跟他们到城里走一趟，因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机会。此时还不必告诉他所享有的权利[3]，因为他并未受到任何指控。

他来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后，我会让他先冷静片刻。当那个橄榄球队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不得不远距离射中球门才能赢得冠军时，你就会叫一次暂停，好让射门选手有时间进行思考。每个有重大约诊在身、不得不等候医生的人都知道，这样做会多么有效。

在他被带进我的办公室后，我会关上门，努力表现得热情友好，善解人意，一切都开诚布公。我会直呼这家伙的名字。“我想把话说明白，您要理解您并没有被拘捕，”我会重申一遍，“任何时候只要您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这里，我手下的人还会开车送您回家。不过我想您应该听一听我的忠告。这可能是您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约会。”

我可能会让他谈论几句有关此次约会的话题，以确保我们已经相互理解。

“我还想让您知道，我们了解您的病史，已经让一名护士做好了准备。”这是真话。我们之所以选中这个家伙，原因之一就是他有这个弱点。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坦率的对话。我会强调联邦调查局了解他不过是个小人物，干的活多，拿的报酬少，并不是我们最想捉拿的人。“眼下，如您能看到的，我们正在约见许多涉案人士。毫无疑问你们的贼船正在下沉。您可以随贼船一道沉没，或者在淹死以前第三次伸出手去抓住一只救生圈。我们清楚您是被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使用，所操纵，所利用的。我们已经找来一位律师，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做一笔真正的交易。”

末了我会甩下几句尖刻的话，强调说：“千万要记住，这笔交易现在不做就没有机会了。我手下有二十名特工正在办理此案。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随时出动，捉拿任何人归案。就算你不合作，你以为别人会和你一样吗？到时候你就随贼船一同葬身吧。你如果想同那些大人物一起完蛋，那随你的便。不过这可是我们最后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你愿意合作吗？”

如果他愿意——其实这样对他最有利，我们再告诉他他的权利，让他联系一位律师。不过作为一种善意的举动，我可能会要他打电话约见另外一位审讯人员。你可不希望他另做考虑、打退堂鼓。一旦你得到了第一个家伙愿意合作的承诺，其他的案情就会逐步明朗起来。

即使你事先就了解我的全套手法，它依然会十分奏效，其原因就在于它对于调查人员和嫌疑人双方都有利。它以真实情况作为基础，并且是针对嫌疑人的生活、境况以及情感需求制定的。假如我就是被提供交易的嫌疑人，即使知道这是经过一番布置来达到最佳效果的，我也会接受交易，因为它的确给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这类审讯的策略与我在斯托纳谋杀案中采取的策略是一致的。我总是在思索：“有什么东西能把我制服？”

因为人人都有弱点。

我曾在位于伊利诺伊州马里恩的联邦监狱访谈过持枪抢劫及劫机犯加里·特拉普内尔，他就像我所研究过的其他罪犯一样聪明和有思想。他这人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向我保证，他可以愚弄监狱里任何一个精神病医生，让他们相信他患有我能具体指明的任何精神疾病。他还很自信地说如果放他出狱，他就能逃避法律的制裁。

“你就是抓不住我的把柄。”他断言。

“好吧，加里，”我假设性地说，“就当你出了狱。你非常机敏，晓得必须与家人断绝一切来往，这样才能避开联邦调查局的追踪。”

“我知道你父亲曾经是一位被授过勋的高级军官。你非常敬爱他和尊重他。你希望能像他一样。你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大肆犯罪的。”

从他的面部表情我可以看出，我说到了点子上，触痛了他的某根神经。

“你爸爸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因此，假设在圣诞节期间，在他生日那天，以及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那天，我派出特工去监视他的坟墓，结果会怎么样呢？”

特拉普内尔无可奈何地笑了。“我算是服了你！”他宣称说。

同样，我之所以能找到应对之策，原因就在于我力图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力图发现什么东西可以把我制服。我的以往经历告诉我，总会有办法制服一个人的，只是你得找出这个办法。

就我自己而言，制服特拉普内尔的东西同样可以制服我。某一特殊日期可能会触发某种情感。

我姐姐阿伦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儿，名叫金。她出生在我的生日那天，6月18日，我一直觉得跟她有某种特殊的联系。年满16岁时，她在睡眠中死去。我们一直无法找出确切的死因。让我又痛苦又喜悦的是，我的大女儿埃里卡长得酷似金。她如今已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我可以肯定，每当阿伦看见埃里卡时，不可能不在内心看见金的身影，不可能不去想象金如果还活着会是什么模样。我母亲亦有同感。

假如我把自己当做审讯对象，我就会在我生日之前策划行动。我当时很情绪化，一心指望能与家人共同庆贺一番。可是我还惦念着我的外甥女金，我们有共同的生日，她长得又很像埃里卡。这时，我便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假如我碰巧看见了挂在墙上的两个女孩子的合影，就会更加心烦意乱。

我知道对付我的总体策略是什么这一点并不重要。是我本人提出了这个策略这一点也并不重要。如果引发紧张性刺激的是一种正当合理的、有根有据的事情，它就有可能一举奏效。这可能是我的薄弱环节。而你有你的薄弱环节，我们还得设法事先弄清楚它会是什么。但是总归会有薄弱环节的。

因为人人都有弱点。

[1] 心理学术语，指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译者

[2] 即compulsive，心理学术语，指行为受难以抵抗的冲动左右。——译者

[3] 系指依据米兰达原则，审讯在押嫌疑人之前，必须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做使自己有罪的证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其在场等等。——译者

十一

亚特兰大

在1981年的冬季，亚特兰大已沦为一座灾难不断的城市。

事情是从一年半前悄悄开始的，几乎未受到人们的注意。在事情结束之前——事实上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结束——警方组织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或许最广为人知的搜捕行动，它不仅使一座城市政治化，而且也使一个国家两极化。每一步调查行动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79年7月28日，有人投诉说尼斯基莱克路附近的树林里发出一股恶臭。警方进行了检查，结果发现了13岁的艾尔弗雷德·埃文斯的尸体。他已经失踪了三天。警方检查现场时，在大约五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发现了另一具被部分肢解的尸体。死者是14岁的爱德华·史密斯，他比艾尔弗雷德早四天失踪。这两个男孩都是黑人。验尸官确认，艾尔弗雷德·埃文斯很可能是被勒死的，爱德华·史密斯则是被0.22口径手枪击毙的。

11月8日，9岁的尤塞夫·贝尔的尸体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被人发现。他于10月底失踪，也是被勒死的。八天后，14岁的米尔顿·哈维的尸体在亚特兰大的伊斯特波因特区雷德瓦恩路与德瑟特大道附近被人发现。根据报案，他在9月初就已失踪，如同艾尔弗雷德·埃文斯一样，他的死因难以确定。这两个孩子也都是黑人。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案子是相互关联的。不幸的是，在偌大的亚特兰大市，一直都有儿童失踪的事件发生，其中有的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1980年5月5日早晨，一个名叫安杰尔·拉尼尔的12岁女孩离家上学，但是再也没有到达学校。五天之后，有人在一条道路旁发现了她的尸体，手脚被电线捆着，嘴巴被电线勒住。她衣着完整，内衣也没有被动过，但是嘴里塞着另外一条内裤。死因被确定为勒扼致死。法医没有发现性攻击的证据。

11岁的杰弗里·马西斯于3月12日失踪。事态发展到这一步，亚特兰大警察局仍然没有从这六起黑人儿童失踪或被害的案件中得出任何结论。这些案件的相异之处和相同之处相当，因此警方并未认真考虑过其中某些或全部案件也许是有关联的。

但是，有的人却想到了。4月15日，尤塞夫·贝尔的母亲卡米尔联合了其他失踪或被害黑人儿童的父母亲，宣布成立了“制止谋杀儿童委员会”。他们请求官方给予帮助，要求正视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悲剧。这种事不该发生在亚特兰大这座新南方的国际大都市。这是一座永不停歇的城市，一座据称是“忙碌得无暇去仇恨”的城市，市民以拥有一位黑人市长梅纳德·杰克逊和一位黑人公共安全局局长李·布朗而感到自豪。

恐怖事件并未停止。5月19日，14岁的埃里克·米德尔布鲁克被发现遇害于离家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死因系钝器重击头部。6月9日，12岁的克里斯托弗·理查森失踪。6月22日，第二位小女孩，8岁的拉托妮娅·威尔逊于星期天凌晨在卧室遭人绑架。两天后，10岁的阿伦·威奇的尸体在迪卡尔布县的一座桥梁下被人发现，死因是窒息和颈折。7月6日，9岁的安东尼·托尼·卡特的尸体在位于韦尔斯街的一座仓库的后面被人发现，他脸朝下趴在草丛中，身上有多处刀伤。鉴于现场没有血迹，尸体显然是从别处搬过来的。

这种犯罪模式再也不容忽视了。于是，公共安全局局长布朗成立了“失踪者与被害者专案小组”，其成员最终达到了五十人。然而，案情仍在继续发展。根据报案，10岁的厄尔·特雷尔于7月31日在雷德瓦恩路附近失踪，离发现米尔顿·哈维尸体的地方不远。当12岁的克利福德·琼斯被人发现勒死在好莱坞路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时，警方终于接受了这些案件相互有关联的看法，并且宣布从此时起，调查工作以这一假设为基础，即这些黑人儿童谋杀案是相互有关联的。

直到此时，虽然案情已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案子仍属地方性系列犯罪案，所以联邦调查局无权过问。厄尔·特雷尔失踪以后，新的情况出现了。他的父母几次接到电话，要求他们交出一笔赎金。致电者表示，厄尔已被带到了亚拉巴马州。既然案件已跨越了州际界线，联邦绑架法规也就开始适用，联邦调查局介入了案件调查。可是，不久就搞清楚了，要求赎金的电话是一场骗局。厄尔生还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而联邦调查局只好退出了调查。

9月16日警方又接到报案，另一个男孩，11岁的达龙·格拉斯已经失踪。梅纳德·杰克逊市长请求白宫给予援助，明确地讲，就是要求联邦调查局对亚特兰大儿童谋杀与失踪案展开大规模调查。由于存在着司法管辖权方面的争议，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便命令联邦调查局着手展开调查，以查明有关联邦绑架法规是否适用于这些儿童失踪案；换句话说，这些罪行是否具有跨州的性质。另外，亚特兰大外勤工作站还要负责查明这些案子是否确有关联。虽然上头没有明说，但实际上联邦调查局收到了这一讯息：尽快破案，找出凶手。

新闻媒体对这种疯狂罪行当然是极为关注的。定期出现在报上的黑色面孔越来越多，已成为地方性系列犯罪的一种揭示。难道这是一起旨在灭绝黑人种族，专对最脆弱成员下毒手的阴谋吗？难道这是三K党、纳粹党或者其他某个种族歧视团体在重要的民权法案获得通过十五年之后用来表明立场的行动吗？难道这仅仅是疯狂的个人出于某种原因而杀害儿童吗？最后这种可能性似乎最小。这些孩子一个接一个遇害，其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系列杀人犯都是白人，他们几乎从不跨越种族界限进行谋杀。系列谋杀是一种个人犯罪，而不是政治犯罪。

不过，这倒给调查局合法介入此案提供了另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跨州绑架的理由不成立，我们仍然可以认为此案触及了第四十四分类：联邦民权法。

到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前往亚特兰大时，已经有十六起案件悬而未决。至此，这个调查局插手的案件有了个代号：“亚童案”，也称“第三十号要案”，不过调查局介入的消息没有公开。亚特兰大警方不想让任何人抢去他们的节目，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外勤站也不想制造出他们可能难以达到的期望值。

可想而知，罗伊·黑兹尔伍德是与我一同前往亚特兰大的适当人选。在行为科学科的所有教官中，罗伊做的侧写工作最多；他在调查局全国学院讲授人际暴力课程，同时负责侦破提交科里协办的许多强奸案。我们主要目标是：确定这些案子是否具有联系；如果有的话，是否存在合谋的可能性。

我们查看了浩繁的案卷，包括犯罪现场照片、对每个孩子被发现时穿着的描述、案发地区目击者的陈述、验尸报告等。我们访谈了受害儿童的家人，看看被害人是否存在共同点。警方人员还开车带我们到那些儿童失踪的地点附近巡视，领我们去看了每一处弃尸地点。

在没有彼此交流各自印象的情况下，我和罗伊同时接受了由一位司法心理学家主持的心理测试。我们假设自己就是凶手，分别填写了问卷。测试内容包括动机、背景和家庭生活，正是我们会包括进侧写的那些内容。这位司法心理学家十分惊讶地发现我们填写的内容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不是要陈述这些看法来提高知名度的。

首先，我们认为这些不是三K党类型的仇杀犯罪。第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凶手是黑人。第三，尽管其中许多谋杀和失踪案彼此有联系，但不是所有案子都有联系。

佐治亚州调查局曾接到一些密报，说三K党与这些案子有牵连，但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你研究了建国初期以来的仇杀犯罪，就会发现它们往往是高度公开的、高度象征性的行为。执行私刑的意图是要做出一项公开的声明，制造公开的影响。这种犯罪或其他种族谋杀都是恐怖组织的行为，若要其产生效果，就必须高度公开化。三K党徒蒙着白布可不是为了隐匿身份。如果一个种族歧视团体把整个亚特兰大地区的黑人儿童作为目标，它是不会花几个月的时间空等警方和公众自己发现情况不妙的。我们预料会有一具具尸体吊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大街上，而要传达的信息也不会有丝毫的隐晦。我们在这些案子中并没有看到任何此类行为。

弃尸地点位于该市大部分或者完全由黑人居住的地区。单个的白人，更不用说一群白人，是不可能出没于这些地区而不被人察觉的。警方曾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并未接到报告说有白人接近过那些儿童或者弃尸地点。这些地区的街道上昼夜有人活动，因此就算有夜幕掩护，一个白人也不可能在附近出现而丝毫不被人察觉。这也符合我们以往的经验，即性欲杀人犯往往是以自己同种族的人作为目标的。尽管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有过性猥亵行为，但这些罪行肯定是符合性欲犯罪的模式的。

许多受害者身上有着十分相通的地方。他们年轻，外向，喜欢在街上游荡，但是缺乏经验，对于居住地区以外的世界显得相当幼稚无知。我们觉得，正是这类孩子容易受到诱惑或上当受骗。那个人必须拥有一辆车，因为那些孩子都是从绑架地点被带走的。同时我们认为此人一定要具有某种成人的威信。这些孩子当中，许多人生活在明显的贫困之中。在有些孩子的家里，我们发现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

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孩子们又相对不谙世事，我认为并不需要很大的诱饵就可以让他们上钩。为了检验这一点，我们让亚特兰大便衣警官装扮成工人进入这些地区，出五美元让一个孩子跟着他去干点活。不管是派黑人警官还是白人警官去试验，结果都没有什么差别。这些孩子赚钱的欲望非常强烈，为了五美元几乎可以做任何事。一个人不需要多么高明的手段就能让他们上钩。这个试验所揭示的另一点是，白人在这些地区是惹人注意的。

但正如我所说的，尽管我们的确发现了太多相通之处，但它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案子。经过对受害者和有关情况的仔细评估，我认为那两个女孩子不是被那名主要凶手杀的，或者至少不是死于同一凶手之手。拉托妮娅·威尔逊在卧室遭人绑架的方式实在是太特殊了。至于说到男孩子，我认为大多数的“软杀害”——勒死——是互相有联系的，但那些死因不明的案件未必都有联系。其他方面的证据引导我们相信，我们不是在对付同一凶手。有强有力证据显示有几起案子的凶手就是受害者的家人。但是，当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公开宣布这一点后，遭到了新闻界的猛烈抨击。撇开此类声明所引发的敏感的政治问题不谈，哪个孩子只要脱离了那份失踪者与被害者名单，那个家庭就没有资格接受全国各地的团体或个人捐献的任何钱款。

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案件非一人所为，我们觉得要特别对付一个处于疯狂状态的人，他会继续杀人直到被抓获为止。在我和罗伊的侧写中，凶手是一个黑人男性，单身，年龄在25到29岁之间。他可能是个警察迷，驾驶一辆警车式的车，在警方调查的某个阶段他会想法参与进来。他可能养着一条警犬类型的狗，要么是德国牧羊犬，要么就是德国种短毛猎犬。他不会有女朋友，在性方面可能受小男孩吸引，不过我们没有发现强奸或其他明显性虐待的任何迹象。我认为，这一点说明了他的性功能低下。他欺骗这些孩子时可能很有一套。我敢说那与音乐或表演才能有关。他可能会有很好的台词，却说不出来。在每次建立关系的初期，那个孩子可能会拒绝他，或者至少他会这样认为，于是他会感到非得杀了孩子不可。

亚特兰大警察局查对了所有已知的恋童癖者和有性犯罪前科的人，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名单缩小至大约一千五百人。警察与调查局特工遍访了学校，和孩子们交谈，询问有没有人被成年男子接近过而又没有告诉过父母或警方。他们搭乘公共汽车，散发印有失踪儿童照片的传单，询问是否有人见过他们，特别是见过他们和成年男子在一起。他们还派出便衣警官出入于同性恋者麇集的酒吧，想法探听别人的谈话以获得一些线索。

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看法，也不是每个人都高兴让我们插手。在一幢废弃的公寓大楼（一处犯罪现场），有个黑人警察走过来对我说：“你是道格拉斯吧？”

“是啊，没错。”

“我看过你的侧写。简直是屁话。”我不敢肯定他是在评价我的工作，还是在强调报上频频出现的、认为根本没有什么黑人系列杀手的断言。这种说法不大符合实际。我们就曾经办过黑人系列杀手的案子，他们既杀害妓女也杀害自己的家人，但是不大采用谋杀陌生人的方法，也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任何惯用手法。

“听着，我不是非要来这里不可，”我说，“我可不是自己要求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遇到了很大挫折。每个参与办案的人都希望案子能侦破，不过每个人都希望由自己破案。我和罗伊都知道，我们在这里会遇到不小的阻力，而且要是把事情办砸了，还要被人指责，情况往往如此。

除了有关三K党阴谋的说法以外，还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推测，一个比一个离奇。不同的受害儿童被发现缺少了不同的衣物，但没有一件衣物是完全相同的。难道这个凶手是在用这些衣物打扮他家里的人体模型，就像爱德华·盖因曾试图收集妇女的不同部位的皮肤那样吗？在后来的杀人案中，作案者弃置尸体于更为公开的地方，难道他身上在发生某种变化吗？抑或最初的作案者可能已经自杀，而另一个效仿者可能已经取而代之呢？

对我来说，第一个真正的突破是在我回到匡蒂科以后出现的。有人给科尼尔斯警察局打了电话，科尼尔斯是距离亚特兰大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镇。警方认为他们可能终于有了一条线索。我和帕克·迪茨博士一起在拉里·门罗的办公室里收听了电话录音。在成为行为科学科负责人之前，门罗曾经是匡蒂科的一位出色教官。和安·伯吉斯一样，帕克·迪茨也是通过罗伊·黑兹尔伍德介绍来科里提供咨询的。他当时在哈佛工作，在执法界已开始崭露头角。如今，帕克在加利福尼亚定居，或许堪称国内最杰出的司法精神病学家，而且经常为我们科提供咨询。

电话录音中的致电人声称，他就是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的凶手，并且提到了最近的已知受害者的名字。此人显然是个白人，听口音很像是典型的“红脖人”[1]。他扬言“还要杀害更多的黑鬼小孩”。他还特别提到了罗克代尔县西格蒙路的一个地点，说警方可以在那里找到另一具尸体。

我还记得屋里的人一阵激动，我恐怕是给他们泼了一盆凉水。“这不是杀人凶手，”我断言，“不过我们得抓住他，因为只要他还逍遥自在，就会不断打来电话，既令人厌烦，又分散注意力。”

虽然警方兴奋不已，我却深信我对这个乡巴佬的看法没有错。就在不久前，我刚刚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我和鲍勃·雷勒斯到了英国，在位于布拉姆斯希尔的英国警察学院（相当于我们的匡蒂科）讲授一门课程，那地方离伦敦有一小时车程。英国警方当时正被约克郡碎尸案搞得焦头烂额。凶手显然是在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怀特查佩尔区的那个杀手，用棒击与刀捅的方式杀害北方一带的女子，多半是妓女。当时已有八人被害。另有三人设法逃脱了魔爪，却无法提供对袭击者的描述。其年龄范围估计在十三四岁至近六十岁之间。如同亚特兰大一样，整个英国陷入了恐慌之中。这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搜捕行动。警方最终在全国各地对近二十五万人次进行了访谈。

警察局和报社都收到了碎尸者杰克的认罪信。接着，一盘有两分钟长的录音带寄到了乔治·奥德菲尔德局长那里，录音的人嘲弄了警方的无能，并扬言还要出击。就像亚特兰大一案，这似乎是个重大的突破口。录音带被翻录并在全国各地播放——在电视上，在收音机里，在免费电话线路上，在足球赛的广播中。警方希望能有人辨认出那个声音。

我们被告知，我们在布拉姆斯希尔时，约翰·多马尔也在那里。他是大名鼎鼎的警察，也是约克郡碎尸案的首席调查人员。有人告诉他，联邦调查局的两位侧写师就在此地，或许大家应该聚一下。下课以后，我和鲍勃坐在警察学院的小酒馆里，这个家伙走了进来，并被吧台处的某个人认了出来。他走了过去，跟那人攀谈起来。我们从他的动作和表情里可以看出，他正在取笑这两个从美国来的家伙。我对雷勒斯说：“我敢打赌，那就是他。”

果然，有人把我们指给了他，随后他和其他人来到我们桌前，做了自我介绍。我说：“我注意到你没有随身携带任何案卷。”

他开始找借口，说这个案子是如何复杂，要让我们在短时间内了解案情又是如何困难，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很好，”我说，“我们自己手头的案子已经够多的了。我倒宁愿坐在这里好好喝上几杯。”

这种悉听尊便的态度引起了那些英国人的兴趣。其中一人问道，我们侧写一件案子都需要些什么。我告诉他可以先描述一下案发现场。他告诉我，作案者似乎先让被害女子处于易受攻击的姿势，然后用刀子或锤子突然袭击她们。她们死后，他又肢解尸体。录音带上的那个人相当有口才，也颇为老练，不像是个杀害妓女的人。于是我说：“根据你们所描述的案发现场以及我们在美国所听到的录音带来判断，这个人不是碎尸者。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我解释说，他要找的凶手是不会跟警方联系的。他应该是个行踪诡秘的独居者，年龄在二十八九到三十一二岁之间，对女性怀着一种病态的仇恨，上中学时辍过学，说不定是个卡车司机，因为他似乎常常往来各地。他杀害妓女的目的是企图以此惩罚全体女性。

尽管他们在这盘录音带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多马尔还是承认说：“你知道，我也担心这一点。”后来，他改变了调查的方向。在一次偶然的场合，35岁的卡车司机彼得·萨克利夫于1981年1月2日被抓获——正值亚特兰大陷入一片恐慌之际——并被证明就是碎尸者。他根本不是录制并寄出那盘录音带的人。录音带上的那个冒骗货原来是个退休警察，与奥德菲尔德局长有隙，想借此进行报复。

听完那盘录音带后，我跟科尼尔斯及亚特兰大警方谈了我的看法，并且当场提出了一套行动方案，我认为可以找出那个冒骗货。像碎尸案中的那个冒骗货一样，这个家伙的口气傲慢，语带讥讽。“从他的口气和讲话内容来看，他认为你们都是傻瓜，”我说，“所以我们不妨就利用这一点。”

我建议他们索性就装傻。去西格蒙路，但要搞错方向，装出扑空的样子。他会在一旁观看，而且运气好的话，你们也许能当场逮住他。即使没有这么幸运，至少他也会打电话来，说你们有多么愚蠢，没有找对地方。帕克·迪茨很喜欢这一招，这种实战方案充实了他的学术知识。

警方将此次搜寻尸体的行动做得很公开，并且弄错了搜寻方向，果然，那个家伙又打来电话，奚落他们有多么笨。警方早已做好了追踪电话的准备，抓获了正在家中打电话的这个年岁较大的“红脖人”。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警方还是搜查了西格蒙路的正确地段，当然没有发现什么尸体。

科尼尔斯事件并不是分散办案人注意力的惟一插曲。大案要案的侦破过程中时常出现这类插曲，亚特兰大一案也不例外。在最早发现被害儿童尸体的树林不远处，警探们在紧挨道路的地方发现了一本色情杂志，其中有几页上还有精液。联邦调查局化验室设法取得了潜指纹，并据此掌握了此人的身份。这是一个白人男子，驾驶一辆厢式货车，以杀灭害虫为职业。当然，这一点在心理学上具有象征意义。对于这种反社会者来说，从杀灭害虫到杀灭黑人儿童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早已知道许多系列杀手会重返犯罪现场和弃尸地点。警方因此推测他会把车停在路边，坐在车里观看被他征服的猎物，一边重温猎杀行动的刺激，一边手淫自慰。

这一破案进展被一路上报到联邦调查局长、司法部长，直至白宫。他们都急着要宣布，我们已经抓获了亚特兰大残杀儿童的凶手。有关的新闻发布稿正在起草之中。但是有几点情况令我感到困扰。首先，他是白人。其次，他的婚姻美满。我估计这家伙去那里一定另有原因。

警方提审了他。他矢口否认了一切。他们向他出示了粘有精液的杂志。他们告诉他，他们已从上面提取了他的指纹。好吧，他承认说，我当时正在驾车，随手把杂志扔出了车外。这种解释也站不住脚。他当时在开车，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身上。他能在这种时候把这东西扔出车外，让它落在树林里吗？他非得长着约翰尼·尤尼塔斯那样的手臂才行。

在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严重困境的情况下，他终于说了实话。他妻子有孕在身，随时可能分娩，而他已有几个月没过性生活了。他不愿做出对不起即将出世的孩子和他钟爱的女人的事。于是他来到便利店买了这本杂志，利用午餐的空隙到这片僻静的树林里宣泄了一下。

我真同情这个家伙。他的隐私给触犯了！他本来想到一个不会被人打扰的去处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现在可好，连美国总统都知道他在树林里自慰了！

警方抓到了科尼尔斯一案的冒骗货之后，我认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至少我们搬掉了那个种族主义家伙设的绊脚石，警方又可专注于他们的调查工作了。但是，有一个因素我没有适当加以考虑，那就是新闻媒体所起的促动作用。我在以后的办案中没有再犯这种疏忽性的错误。

我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即到了一定的阶段，谋杀儿童案会被媒体广泛报道，其本身就让凶手感到满足。但是我没有料到，他竟然会对媒体的报道做出针对性的反应。

事情是这样的，新闻界非常渴望案子会有突破，因此对警方搜寻西格蒙路的行动进行了密集报道，结果这次行动毫无收获。但是此后不久，又有一具尸体出现在罗克代尔县的西格蒙路上，一眼就能望见。死者是15岁的特里·皮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动向，是制定捉拿凶手的策略的契机。这件事说明，他在密切跟踪媒体的报道，并且根据报道内容做出了反应。他很清楚警方不会在西格蒙路找到尸体，因为他没有在那里弃尸。可是现在，他却要展示自己的过人之处，展示他能够将新闻界和警方玩弄于股掌之间。他要显示出他的傲慢和轻蔑。只要愿意，他就能够在西格蒙路上弃置尸体！他打破了原有的作案模式，驱车二三十英里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他正在关注事态的发展，那么就让我们利用这一点来操纵他的行为。

如果事先就算计到这一点或者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就会想到派人对整个西格蒙路进行监视。可在当时那样做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必须向前看，想想可采取什么对策。

我想出了几个办法。弗兰克·西纳特拉和小萨米·戴维斯将来亚特兰大，在奥姆尼体育场举行慈善音乐会，为受害者家属募捐。这一事件受到了广泛报道，而我绝对相信凶手也会到场。问题是：如何从两万多人中找出凶手？

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已经侧写出那人是一个警察迷。这也许就是问题的关键。“我们不妨给他一张免费入场券。”我提议道。

像往常一样，警方人员和亚特兰大外勤站的特工们都瞪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于是我做了解释。我们可以刊登广告说，由于预计出席音乐会的人很多，需要补充保安人员。我们将提供最低法定工资，要求每位申请者必须自备车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抓的家伙有一辆车）。具有某些执法背景和经验的申请者将被优先录用。我们可将面试的地点放在奥姆尼体育馆，使用隐藏的闭路电视进行监视。我们可将不感兴趣的那些类型——妇女、老人等——予以排除，集中观察年轻黑人男子。每个人都要填写申请表，列出以往的有关经历，例如驾驶过救护车，是否申请过警察或保安工作，以及所有能帮助我们找出嫌疑人的信息。我们也许可以将范围缩小到10或12个人，然后再结合其他证据来对比查证。

这个设想一直上报到助理司法部长那里。问题就在于，每当你想动用一个庞大机构做出不合常规的事情，“分析瘫痪”现象就可能发生。等到我的策略终于获得批准，已经是音乐会的前一天了，到了这个时候，再征募“保安人员”已是难以奏效，太晚了。

我另生一计。我想找人做些高约一英尺的木头十字架。一些送给受害者的家人，另外一些将立在犯罪现场。还可以在一座教堂竖立一座大十字架，以纪念所有被害儿童。一旦这件事被媒体公开，我知道凶手可能会光顾其中一些地点，特别是那些偏远的地点。他甚至有可能设法拿走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派人监视关键的地点，很有可能会逮到他。

可是局里在几个星期后才同意了这项计划。接着，围绕应该由谁去制作十字架这个问题发生了职权范围之争：应该由联邦调查局设在华盛顿的展览部门负责，还是应该由匡蒂科的木器商店负责，抑或应该由亚特兰大外勤工作站将其承包出去？十字架总算制作出来了，但等到能派上用场的时候，案情又有了新的进展。

到了2月份，亚特兰大已几近失控。巫师们蜂拥而至，各自开出自己的“侧写”。他们的叙述五花八门，相互矛盾。新闻界更是不放过任何一条消息，任何与案件稍有联系的人只要肯开口，他的话就会被引述。继特里·皮尤的尸体在西格蒙路被发现之后，在迪卡尔布县的比福德公路附近又出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12岁的帕特里克·巴尔塔泽。和特里·皮尤一样，他也是被勒死的。当时，法医办公室有人宣布，在帕特里克·巴尔塔泽身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与先前五个受害者身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相吻合。这五个人属于我归类为死于同一凶手手下的受害者。这项验尸结果的公布得到了广泛报道。

此时我脑子里闪现了一个念头：他要开始把尸体抛进河里了。他现在知道警方正在寻找毛发和纤维。有一具尸体，即帕特里克·罗杰斯的尸体，是在12月份在查特胡奇河科布县那一边的河岸上被发现的，死因系头部遭受钝器重创。帕特里克年满15岁，身高5英尺9英寸，体重145磅，是个中学退学生，有过犯罪前科。警方并不认为这个案子与其他案子有联系。然而，不管有没有联系，我都认为凶手现在会出现在河边，因为河水可以冲走细小的罪证。

我指出，我们必须开始监视河流，特别是查特胡奇河，这条主要水道构成了亚特兰大市与毗邻的科布县之间西北分界线。不过它流经好几个县，牵涉到好几个警察管辖区域，而且联邦调查局也协办此案。没有一个部门有权总揽全局。等到一个由调查局和杀人案专案小组的成员共同参与的监视行动组织起来并获得批准时，时间早已进入了4月份。

可在此期间，不出我所料，下一具死尸出现在绍斯河里，死者是13岁的柯蒂斯·沃克。接着在一天之内，人们相继在查特胡奇河里发现了两具尸体：13岁的蒂米·希尔和21岁的埃迪·邓肯——案发以来年龄最大的被害人。与先前受害者大多数在发现时都衣着完整这一情况不同，这三具尸体已被脱得只剩下内衣——另一种消除毛发和纤维的方法。

监视小组各就各位，密切监视着桥梁和沿河两岸的可能弃尸地点。几个星期过去了，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生。很显然，当局正在失去信心，似乎认为这么做是徒劳。鉴于监视行动一无所获，此次行动预定在5月22日早晨6时终止。

就在那天凌晨大约两点半的时候，一个名叫鲍勃·坎贝尔的警院新生正在杰克逊路大桥底下的查特胡奇河沿岸进行他的最后一班监视。他看见一辆车驶上桥，在桥中央停下片刻。

“我刚刚听到很响的扑通声！”他通过步话机紧张地报告说。他把手电筒照向水面，看到一圈圈波纹在荡漾。那辆车调了个头，又驶过大桥，这时一辆监视车尾随上去，然后迫使它停在路边。这是一辆1970年产雪佛兰旅行车，驾车人是一名黑人男子，名叫韦恩·伯特伦·威廉斯，23岁，身材矮小、头发鬈曲、肤色浅黑。他态度友好，也很合作。他自称是唱片推销商，说和父母住在一起。警察询问了他一些问题，查看了他的汽车，然后就放他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他的跟踪。

两天后，27岁的纳撒尼尔·凯特的裸尸在下游浮出了水面，地点离21岁的埃迪·邓肯的尸体一个月前被发现的地点不远。由于证据不足，无法拘捕威廉斯并取得搜查令，但是他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

他不久就觉察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故意带着他们在城里到处乱转。他甚至还把车子开到安全局局长李·布朗的家门口，猛按了一阵喇叭。他家里有个暗室，在取得搜查令之前，监视人员观察到他在后院烧过照片。他还仔细清洗过车子。

韦恩·威廉斯在每个关键方面都符合我们的侧写，包括他拥有一条德国牧羊犬。他是个警察迷，几年前曾因冒充执法人员而被逮捕过。那以后，他曾驾驶一辆转让的淘汰警车，并使用警用扫描设备到犯罪现场拍摄照片。据几位目击者回忆，当警方根据匿名电话搜寻实际不存在的尸体时，曾在西格蒙路上看见过他。他一直在那里拍照，并把照片提供给了警方。我们还发现，他确实出席了在奥姆尼体育场举行的慈善音乐会。

联邦调查局没有逮捕他，而是叫他到外勤站来一趟。他来到后显得很合作，也没有要求见律师。从我收到的报告来看，我认为那次审讯策划得不当或者组织得不当。审问方法过于笨拙，问题提得太直截了当。我认为，当时还是可以让他供认的。有人告诉我，面谈之后他在外勤站周围闲荡了一会，看样子仍然想谈论警察和调查局方面的话题。但是，当他那天离开后，我知道他们再也不可能让他低头认罪了。他同意接受测谎器测试，但测试结果没有说服力。后来，当警察和调查局特工拿到了搜查令，对他与身为退休教师的父母一起居住的房子进行搜查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教人如何对付测谎器的书籍。

搜查令是6月3日得到的。尽管威廉斯仔细清洗过车子，警方还是找到了一些毛发和纤维，把他与大约12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而我侧写出的同一凶手的作案数量正是这么多。

警方找到了非常有利的证据。他们不仅找到了能够将尸体与威廉斯的卧室、住房和汽车联系在一起的纤维，佐治亚州犯罪化验室的拉里·彼得森还发现，有些纤维来自某些被害人在失踪前的一些场合穿过的衣服。换句话说，在有些谋杀案发生之前，被害人就已经与威廉斯有过来往。

6月21日，韦恩·威廉斯因被指控谋杀纳撒尼尔·凯特而被捕。对其他谋杀案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逮捕的消息发布时，我和鲍勃·雷勒斯正在离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市不远的汉普顿酒店，向正在出席南方诸州劳教协会会议的代表演讲。当时，我刚从英国协办约克郡碎尸案回来，演讲的话题是关于我在系列谋杀案方面的研究工作。早在3月份，《人物》杂志曾刊登了一篇关于我和雷勒斯的报道，其中提到我们正在追捕亚特兰大案的凶手。总部曾指示我们要配合此次采访，所以我提供了一个侧写，我特别指出凶手是黑人。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广泛注意。因此，当我面对五百多名听众接受提问时，有人问及我对威廉斯被捕有何看法。

我讲述了该案的一些背景情况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并且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得出侧写的。我说他符合我们的侧写，又谨慎地补充说，如果他果真是凶手，我认为他“看起来很可能对这些谋杀案的相当一部分负有责任”。

我不知道提问者是一名记者，不过即使我知道，我也肯定会做出同样的回答。第二天，《纽波特纽斯汉普顿每日新闻报》引用我的话说“他看起来很可能对这些谋杀案的相当一部分负有责任”，却省略了我讲这句话之前所做的至关重要的限定性说明。

这篇报道在新闻界引起了轰动。第二天，全国各地所有电台电视的新闻节目和各大报纸都引用了我的这句话，连《亚特兰大宪法报》也刊登了一篇报道，题为《联邦调查局人士说：威廉斯可能杀害多人》。

我开始接到各地打来的电话。旅馆大厅和我房间外面的走廊里都有电视摄像机。我和雷勒斯只好顺着防火梯爬下去才得以溜出旅馆。

这篇报道在总部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它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密切参与办案工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宣布韦恩·威廉斯有罪。在驱车返回匡蒂科的途中，我通过移动电话向我们科长拉里·门罗解释了事实的真相。他和吉姆·麦肯齐副局长都设法替我解围，并为此与调查局的专业责任处发生了冲突。

我还记得当时我正坐在匡蒂科的图书馆楼上，我以往经常到这里在宁静平和的氛围中从事侧写工作。这里还有一个好处，可以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景色，不像我们的地下办公室。门罗和麦肯齐上来找我谈话。他俩一向都大力支持我。我是惟一的专职侧写人员，因四处奔波感到精疲力竭，而亚特兰大一案更是给了我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付出了这一切，得到的回报竟然是因为媒体断章取义的一句话而可能受到处罚。

我们在此案中运用侧写和刑事调查分析法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对作案者及其下一步行动所做的评估是非常精确的。上至白宫下至国人，人人都在关注着我们。我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如果因预测错误把事情搞砸，我们的项目也就完蛋了。

我们总是被告知，这项工作是高风险高回报。我眼里噙着泪水告诉门罗和麦肯齐，我认为这项工作是“高风险，没有他妈的回报”。我说，这一切根本就不值得，并把我的文件夹猛摔到桌子上。吉姆·麦肯齐说，我的话也许有道理，不过他们是真心想帮我的。

当我去了总部，出现在专业责任处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弃权声明书上签字。维护正义在局外和局内是两码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人物》杂志往桌子上一扔。封面人物是杰基·奥纳西斯。

“没有人警告你不要这样接受采访吗？”

没有，我说，那次采访是经过批准的。在那次会议上，我演讲的是我们对系列杀人犯研究的概况，没想到有人会提出韦恩·威廉斯一案。我做出回答时，措辞非常谨慎。记者要那样去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

他们把我折腾了四个小时。我不得不写下一份声明，一项一项地列出报纸的报道和实际发生的情况。等我写完了，他们却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对会受到什么处分更是一无所知。我的感觉是：我为局里奉献了那么多，却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我牺牲了那么多东西，与家人离多聚少，而如今面临的前景却是：受到处分，一段时间不拿薪水却要“上街办案”，甚至完全丢掉饭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每天早晨简直不想起床。

就在这时，我父亲杰克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谈到了他被“布鲁克林鹰队”解聘后的那一段日子。他也是感到很沮丧。他工作一直很努力，很出色，但是也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学会面对生活中的挫折，重新振作精神去迎接另一天的挑战的。我把这封信放在公文包里，随身携带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这次风波过去了很久。

五个月后，专业责任处做出了处分我的决定，认定我在《人物》杂志的文章刊出后已经接到了警告，不得对新闻界谈论悬而未决的案件调查工作。处分书是由韦伯斯特局长本人签发的。

尽管我无比恼火，却无暇为此耿耿于怀，除非准备辞职不干。不管当时我对这个机构有什么感想，这项工作本身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的手头仍有不少美国各地作案者正在活动的案子要办理，而且韦恩·威廉斯一案的审理工作即将开始。是我继续战斗的时候了。

在花了六天时间挑选陪审团成员之后，韦恩·威廉斯一案于1982年1月开庭审理。最后选定的陪审团成员为九女三男，以黑人为主。虽然我们认为威廉斯很可能是至少十二起儿童谋杀案的凶手，他受到审判的只有其中两起谋杀案，即纳撒尼尔·凯特和埃迪·邓肯被害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年轻男子都已年过20。

出庭为威廉斯辩护的是来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一个很有威望的法律辩护小组——由吉姆·基钦斯和阿尔·宾德组成——以及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女律师玛丽·韦尔科姆。原告方的几位主要成员是富尔顿县的地方检察官助理戈登·米勒和杰克·马拉德。鉴于我在此案调查阶段所做的工作，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请我前往，在审理过程中给他们提供建议。在庭审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坐在原告席的正后方。

假如此案拿到今天来审理，我就能够提供惯用手法、识别标志和案件关联性等方面的证据，如我在许多其他案件中所做的那样。而且如果被判有罪，在服刑阶段我还可以就被告将来具有的危险性提供专业意见。但是在1982年，我们的工作尚未得到法庭的认可，所以我只能在策略方面提供建议。

原告方的理由陈述主要依靠的是约七百件毛发和纤维证据，这些证据业已经过了拉里·彼得森和特工哈尔·戴德曼的仔细分析，后者是来自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化验室的专家。尽管威廉斯仅被指控犯有两项谋杀罪，佐治亚州的刑事诉讼程序允许该州提出其他有关联的案件，这一点在密西西比州是不被允许的，也是被告方似乎没有准备的。原告方面临的难题是：威廉斯态度温和，有自制力，能言善辩，且待人友好。他戴着一副厚眼镜，眉清目秀，两手长得细皮嫩肉，看上去不像一个杀害儿童的系列犯，倒像皮尔斯伯里的油炸面团。他向新闻界大放厥词，宣称自己是无罪的，他的被捕纯粹是种族主义分子的阴谋。就在开庭审理前不久，他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我看联邦调查局比基斯通笑剧中的警察强不到哪里，亚特兰大的警察与《54号车，你在哪里？》中的角色也差不多。”

原告方没有人对威廉斯走上证人席作证抱有任何希望，但我倒认为他有这种可能。从他作案过程中的行为以及上述一类公开声明来看，我认为他傲慢自大，十分自信，自以为可以操纵审判，就像他曾经操纵过公众、新闻界和警察一样。

在克拉伦斯·库珀法官的办公室举行的一次非公开会议上，阿尔·宾德说，他们准备聘请一位来自凤凰城的名叫迈克尔·布拉德·贝利斯的著名司法心理学家出庭，证明威廉斯并不符合罪犯侧写，不可能作下那些谋杀案。贝利斯博士曾对威廉斯做过三次单独的访谈测试。

“好吧，”戈登·米勒答道，“你们请他来作证，我们就请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作为反证人，本案迄今发生的一切统统被他预测到了。”

“呸！我们倒想会会他。”宾德说。米勒告诉他，在庭审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会坐在原告席后面。

我确实与双方见了面，地点是陪审团议事室。我向被告方说明了我的背景，告诉他们说，如果他们对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而不是一名医生感觉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请一位与我们一起工作的精神病专家，比如帕克·迪茨，来分析这个案子，而我确信他会说出完全同样的证词。

宾德及其同事对我所讲的内容似乎很感兴趣。他们显得很客气，表现出了尊重，宾德甚至对我说，他的儿子很想做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

结果，贝利斯根本没有出庭。审判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告诉《亚特兰大日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说，从情绪上看他相信威廉斯有犯谋杀罪的可能性，并且威廉斯具有“欠缺性个性”。以他之见，那些谋杀案的动机是“权力和强迫性控制欲”。他认为，威廉斯“想要我做的是两件事中的一件，即修改我的证词报告，隐瞒某些事情，或者不予作证。”他断言，被告方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威廉斯执意要自己控制一切。

我发觉这一切极为有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提出的侧写非常吻合。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我还发现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

和大多数外地来的参与者一样，我住在市中心的马里奥特饭店，距离法院不远。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餐厅用餐，突然一位看上去气度不凡的四十四五岁的黑人男子走到我的桌前，自我介绍说他就是布拉德·贝利斯博士。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是谁以及为何而来。他问我是否可以坐下。

我告诉他，如果他准备明天替被告方作证，那么被人看见我们俩待在一起不大合适。贝利斯却说他并不在乎。他坐了下来，然后问我对他本人及背景了解多少，结果是我了解的着实不少。我就犯罪心理学为他简单地补了一下课，并且说如果他按照被告的要求进行作证，就会使自己处于尴尬的境地。他离开餐桌时，握着我的手说，他真想去匡蒂科听听我们的课。我眨了眨眼说，那要看你明天在证人席上的表现。

第二天到了法庭上，你瞧呀，我发现贝利斯博士没有来作证就返回亚利桑那了。在法官席上，宾德正向法官抱怨“原告方的阵容强大”，说什么他们把他的专家证人都吓跑了。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既然好运掉到了我的头上，我当然也不会拒不接受。不过，我认为事情的真相是：贝利斯博士非常正直，不愿意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不愿意被任何一方为达到其目的而利用。

在原告方进行理由陈述的过程中，哈尔·戴德曼和拉里·彼得森很出色地利用了毛发和纤维这些证据，但是论述这些证据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就其实质而言，也不那么富有戏剧性；统统是有关这根地毯纤维怎么会朝这边弯曲，那根地毯纤维怎么会朝那边弯曲这类的名堂。最终他们证明了，从所有十二位受害者身上提取的纤维与威廉斯的紫绿色床罩的纤维一致，大多数受害者身上的纤维与威廉斯卧室的地毯的纤维一致，大约半数受害者身上的纤维与起居室的地毯的纤维一致，同样多受害者身上的纤维与他的1970年产雪佛兰车的纤维一致，而且除了一人之外，所有受害者身上都有被告的德国牧羊犬的毛发。

轮到被告方辩护时，他们让一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家伙出庭反驳戴德曼的证词。此人长得英俊迷人，颇像肯尼迪，对陪审团笑容可掬。休庭以后，原告方在总结当天的情况时，大家都嘲笑起那个堪萨斯州的英俊家伙，说他的反驳毫无说服力。

他们问我：“你怎么看，约翰？”

我当时一直在注视着陪审团。我说：“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这些家伙会输掉这个案子。”他们都感到震惊，这可是他们最不愿听到的话。

“你们可以认为他的反驳没有说服力，”我解释道，“但陪审员们却相信他。”我知道哈尔·戴德曼证词的大意，但仍然觉得理解起来有困难。被告方证人的证词也许过于简单化，但是听起来却容易理解得多。

他们没有说我在胡说八道，这已算是够客气的了。不过，身为头脑敏锐的侧写师，我意识到我在这里已是多余的了。我有一大堆积压的案子要处理，正在为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被害一案的开庭审理做准备。我一直在外奔波，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由于陪家人的时间太少，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达不到我认为必需的运动量；我始终处于压力之下。于是，我打电话给匡蒂科的拉里·门罗，告诉他我打算回家。

我刚刚抵达国民机场，正要开车回家时，接到了一个消息，原告方经过三思，想法有所改变。他们开始认为我的话有道理。他们想让我回到亚特兰大，帮助他们对付被告方的证人。

因此，两天后我又飞了回去。这时，他们心胸开阔多了，主动征求我的意见。让他们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不出我所料，韦恩·威廉斯决定走上证人席作证。对他进行讯问的是他的辩护律师阿尔·宾德，他嗓门洪亮浑厚。他提问时弓着背，看起来就像一条鲨鱼，这便是他大鲨鱼的诨名的由来。

他向陪审团反复强调这一点。“看看他吧！他像系列杀人犯吗？看看他吧！站起来，韦恩，”他说着，叫他伸出双手，“看看他的手是多么细嫩。你们认为这样一双手会有力气杀人吗，会把人掐死吗？”

宾德是在一天庭审时间过半时让威廉斯上的证人席，第二天又让他一整天站在那里。威廉斯的表演相当出色，他一定是对这个表演早有把握。他使人深信不疑，他是一个陷入窘境、具有种族偏见的制度的无辜牺牲品，而警方需要尽快找到一个嫌疑人，于是就找到了他。

如此一来，原告方面临的下一问题便是：我们该如何对他进行盘诘[2]？地方检察官助理杰克·马拉德负责盘诘。他思维机敏，善于应对。他的声音低沉缓慢，带有甜美悦耳的南方口音。

我在法庭程序或讯问证人方面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训练，但对于应该如何去进行倒有一种直觉。实际上，一切都可依据“设身处地”的原则去行事。我问自己，什么会使我心烦意乱呢？我得出的答案是，讯问我的人确实知道我是有罪的，我怎样狡辩都没有作用。

我对马拉德说：“还记得以前放过的那个电视节目《这就是你的生活》吗？”你得如法炮制。你得尽可能长时间地让他站在证人席上，你得拖垮他。因为他具有过分克制的、刻板的个性，是个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要想制服他的刻板个性，你非得不断给他施压，使他始终神经紧张不可。其方法就是谈论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甚至似乎毫无意义的事情也不放过，像他在什么地方上过学之类。就这样一直讲下去。然后，当你弄得他疲惫不堪时，你必须像阿尔·宾德那样去触碰他的身体。对被告方有利的事情对原告方同样会有利。逼近他，侵入他的空间，使他猝不及防。趁被告方还来不及提出反对，你低声问他：“韦恩，你杀害那些孩子时，感到过恐惧吗？”

当盘诘时间来临时，马拉德正是这样做的。在开头几个小时里，他无法使威廉斯失去自制。他抓住了一些明显的前后矛盾之处，可威廉斯依然镇定自若，只是说：“怎么可能会是我威廉斯呢？”身穿灰色西装、头发灰白的马拉德条理分明地谈论起他的人生经历，然后在恰当的时候，走近威廉斯，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用清晰低沉的佐治亚州南部人的拉长的调子慢吞吞地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韦恩？你用手掐住受害者的脖子时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感到恐惧吗？你感到恐惧吗？”

威廉斯声音微弱地答道：“没有。”

他随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于是大发雷霆。他用手指着我大叫起来：“你想方设法要使我符合联邦调查局的那个侧写，我是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被告方方寸大乱。威廉斯更是发疯似地痛骂什么“联邦调查局的傻瓜”，原告方是一帮“蠢货”。然而，这正是审判的转折点。这是陪审团成员后来亲口说的。他们当时目瞪口呆。他们头一次看到了韦恩·威廉斯的另一面。他们亲眼看到了他身上的那种质变。他们能够想象出他所能做出的暴力行为。马拉德朝我眨了眨眼，然后继续对证人席上的威廉斯发起攻击。

他在法庭上如此勃然大怒之后，我知道他心里已经明白，他的惟一机会就是重新赢得同情。我拍了拍马拉德的肩膀，说：“你瞧着好了，杰克。韦恩准会在一个星期后得病。”我不知道为什么选中了一个星期，然而正好过了一个星期，庭审被中途打断，威廉斯因胃痛被急忙送往医院。医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毛病，就让他出院了。

在向陪审团进行陈述时，威廉斯的辩护律师玛丽·韦尔科姆拿起一枚顶针问他们：“你们打算仅凭顶针般的丁点儿证据就定这个人有罪吗？”她又拿起一块取自她办公室的绿地毯，说它是多么的普通。你们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有绿地毯就判他有罪呢？

于是有一天，我就和其他几位特工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到达以后，趁她不在时走进她的办公室，扯下一些地毯纤维。我们把这些纤维带回去，请专家放在显微镜底下进行了分析，然后把这些证据交给了原告方。这些证据证明了她的地毯纤维与威廉斯家的地毯纤维是完全不同的。

1982年2月27日，经过十一个小时的审议，陪审团做出了两起谋杀案都有罪的裁定。韦恩·威廉斯被判处连服两次无期徒刑。他目前正在佐治亚州南部的瓦尔多斯塔劳改所服刑。他仍然坚持自己无罪，而围绕他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势头减弱或平息过。如果有一天他设法赢得了一次重审，我确信审判的结果将会是同样的。

不管他的支持者们坚持什么观点，我相信法医学上和行为学上的证据都确凿地证明，韦恩·威廉斯就是杀害亚特兰大市十一位男童的凶手。不管他的诋毁者和指控者们坚持什么观点，我相信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把他和那座城市1979年至1981年间被谋杀的和失踪的所有或者甚至大部分儿童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怎么认为，亚特兰大和其他城市依然有黑人和白人儿童在神秘地死去。我们对其中某些案子的凶手已略知一二。这些案子不是一个人所为，而事实真相也不怎么令人愉快。然而迄今为止，要想提起公诉既没有足够的证据，也缺乏民意的支持。

由于在韦恩·威廉斯一案中所做出的工作，我收到了不少表扬感谢信，其中包括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来函，感谢我提出了卓有成效的盘诘策略；还有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的来信，对整个亚童案的调查工作做出了归纳总结。最让我感动的一封信件来自首席被告辩护律师阿尔·宾德。他在信中说，我们在这件案子中所做的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信件和那份处分书差不多是同时收到的。吉姆·麦肯齐深感不安，已经为我申报了立功受奖，表彰我在威廉斯一案和其他五件案子中所作出的贡献。

嘉奖令于5月份批了下来。这样一来，我为了同一起案子既收到了局长签署的一张处分令，也收到了他签署的一纸嘉奖令。嘉奖令上写着：“由于你的才华、尽职精神和专业修养，你的确提高了本局在全国上下的声誉，你可以相信你的宝贵贡献受到了本局的真诚感激。”随嘉奖令一起收到的还有一笔二百五十美元的“可观”奖金。我算了一下，我的工作大约相当于每小时五美分。我马上将这笔钱捐给了海军救济基金，以帮助那些为国捐躯的男女将士的家属。

假如我们今天再碰到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这样的案子，我认为我们会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将凶手缉拿归案，不会让死亡与痛苦的历程拖得这么久。我们会更有效地协调我们的行动。我们现在的前摄技巧更为成熟，且根据的是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的经历。我们会知道如何布置讯问场面以收取最大效果。我们会为取得搜查令制订更周密的计划，及早拿到关键罪证，以免被作案者销毁。

然而，不管我们犯过什么错误，亚童案无疑是我们科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我们声名鹊起，我们证明了自己工作的价值，还取得了全世界执法界的信任，继续协助执法界人士将又一个凶手绳之以法。

真可谓高风险，高回报。

[1] 指美国南方未受过教育的贫苦白人农民。——译者

[2] 指向对方证人就其提供的证词进行盘问，以便发现矛盾，推翻其证词。——译者

十二

我们中的一员

贾德·雷是匡蒂科的一位活着的传奇人物。他差一点丢了性命。1982年2月，当他作为亚特兰大外勤站特工参与侦破亚童案时，他妻子曾试图雇人杀害他。

我们是在1978年初调查“邪恶势力”一案时听说对方的，不过当时未曾见面。一个人称“长筒袜勒杀者”的系列杀手在佐治亚州哥伦布市闯入六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的家中，袭击了她们，用她们自己的尼龙长筒袜将她们勒死。所有受害者皆为白人，验尸官在部分尸体上找到的法医证据显示，勒杀者是黑人。

接着，该市的警察局局长收到一封恐吓信，信笺和信封均系美国陆军专用。写信人声称自己是一个七人组成的“邪恶势力”小组的成员。信中提到，他们相信“长筒袜勒杀者”是个黑人，扬言要是在“June 1”之前或者如写信人所写的“1 June”[1]之前还没有抓到凶手的话，就要杀掉一名黑人女子作为报复。他们声称已经绑架了—个名叫盖尔·杰克逊的女子。要是“长筒袜勒杀者”在“1 Sept.”[2]之前还没有被抓获，“受害者人数就会加倍”。信中暗示军用信笺信封是偷来的，该小组起源于芝加哥。

这一事态的发展给每个人带来了噩梦般的恐惧。一个残忍的杀手潜行于哥伦布就已经够恐怖的了。一个“治安维持”组织的以血还血的报复则会使该市出现分裂。

就在警方费尽苦心搜寻这七名白人却一无所获之际，又收到了一封信，对方进一步提高了条件，要求支付一万美元赎金。盖尔·杰克逊是个妓女，在本宁要塞一带的酒吧中颇为知名。她的确失踪了。

贾德·雷是哥伦布警察局的带班队长。作为越战的退伍陆军老兵和从普通警察一步步干上来的黑人警官，他深知来自“长筒袜勒杀者”和“邪恶势力”小组的双重威胁一天不解除，哥伦布就一天不得安宁。尽管警方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调查工作却毫无进展。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他们一定是以错误的方法找错了人。他一直在跟踪了解全国执法方面的动向，曾听说过匡蒂科的侧写项目。他建议警察局应当与行为科学科取得联系，看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个案子。

3月31日，他们通过佐治亚州调查局请求我们协助分析一下该案。不管写信人在第一封信中声明了什么，我们大家都相当肯定，此案与陆军和本宁要塞有关。加入联邦调查局之前干过宪兵的鲍勃·雷勒斯主持了该案的分析。

我们在三天之内就交出了报告。我们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这个自称“邪恶势力”的小组由七名白人男子组成。实际上，我们不相信它由任何白人男子组成。它的成员只是一名孤独的黑人男子，试图要转移警方的注意力，并且掩盖他早已杀害盖尔·杰克逊这一事实。从他使用军方惯用的日期写法（如“1 June”）以及使用的是“米”而不是“英尺”或“码”来看，他显然是在军中服役。那些信写得错误连篇，这排除了他是一位军官的可能性，因为军官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鲍勃根据自身经验判断，此人很可能不是炮兵就是宪兵，年龄大概在25岁到30岁之间。他可能早已杀害了两名女子，说不定也是妓女，这便是他提到“受害者人数就会加倍”的用意。我们还认为，他有可能和“长筒袜勒杀者”是同一个人。

我们的侧写在本宁要塞及受害者时常出入的酒吧与夜总会散发出去之后，陆军和哥伦布警方很快找出了一个名叫威廉·汉斯的黑人四等兵，26岁，在要塞的一个炮兵部队服兵役。他供认杀害了盖尔·杰克逊、艾琳·瑟基尔德，并且于前一年秋天在本宁要塞还杀害了另外一名女子、名叫卡伦·希克曼的陆军二等兵。他承认他编造出“邪恶势力”这一组织的目的是要转移警方的视线。

一位现场目击者根据一张照片认出了真正的“长筒袜勒杀者”，他是27岁的卡尔顿·加里，一个在哥伦布土生土长的黑人男子。他在接连抢劫了几家餐馆后被捕获，但又得以逃脱，直到1984年5月才被再度拘捕。汉斯和加里都被裁定有罪并判处了死刑。

待哥伦布恢复正常以后，贾德·雷请假去佐治亚大学完成一项任务，招募少数民族人员和妇女从事执法工作。他打算招募工作一结束就返回警察局上班。不过，由于他有参过军和当过警察的背景，再加上他是黑人，而调查局迫切需要树立起为白人和黑人提供均等机会的形象，联邦调查局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接受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没有太在意，那时他在匡蒂科接受新特工培训。他后来被派往亚特兰大外勤站。在那里，他的丰富经验和对当地以及当地人的深切了解被视为一笔巨大的财富。

我们1981年底再次见面，当时我为了亚童案南下亚特兰大。贾德像外勤站的每个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调查工作。每位特工都是专案小组的成员，一个专案小组负责调查其中五起谋杀案，贾德忙得不可开交。

他还承受着来自另一个方面的巨大压力。他的婚姻出现危机已有时日，如今正走向崩溃。他的妻子一直饮酒无度，对他秽语相加，而且行为无常。“我简直都不认识这个女人了。”他说。最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他给她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她戒掉恶习并到精神病医生那里接受治疗，要么他就带着两个分别为18个月和8岁的女儿离开她。

完全出乎贾德意料的是，他确实开始看到好转的迹象。她变得开始关心他和女儿了。“我看到她的性格发生了突变。她不再滥饮了，”他事后回忆说，“她开始待我无微不至。我们结婚十三年以来，她第一次早起给我做早餐。突然之间，她完全变成我期望的样子。”

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应该知道，哪会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一点我以后会告诫其他警察。如果你的配偶对待你的行为突然发生了根本改变，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改变，你都应当马上保持警觉。”

原来，贾德的妻子早已决定要把他干掉，她只不过是在争取时间以便能够做好安排。如果她的计划得逞，她就可以避免被迫离婚的打击和屈辱，把两个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同时得到二十五万美元的人寿保险金。做一个哀伤但富有的遇害警官的遗孀要比做一个孤苦伶仃的离婚女子好得多。

贾德哪里知道，有两个男人已经跟踪他好几天了。他们每天早晨等在他家的公寓楼外面，然后尾随他沿着20号州际公路驶入亚特兰大。他们一直在寻找时机，想趁他毫无防备时干净利落地干掉他，然后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逃之夭夭。

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贾德当了多年的警官，做警察学到的第一条规则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本能，即拿枪的手始终要空着。不管这两个刺客跟踪他到哪里，他的右手似乎总是准备着去掏枪。

他们回去找到了雷太太，向她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们打算在公寓楼外面的停车场干掉他，但在解决他之前，贾德可能会至少先撂倒他们中的一个。她必须对他空着的右手想想办法。

为了不让这样一个细节问题妨碍她的计划，她弄来了一个旅行用的咖啡杯，建议贾德每天早上带着去上班。“十三年以来，她从未给我和女儿做过一顿早餐，而现在竟然想起了要我带着那该死的咖啡杯。”

他拒绝了。这么多年来，他就是习惯不了开车时左手握着方向盘而右手端着咖啡杯。那还是在汽车里尚未普遍设有杯座的日子。如果当时普及了，这个故事就可能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枪手们又回来找雷太太。“我们在停车场无法下手，”其中一个说，“我们不得不在你家里对付他。”

于是，他们便定在2月初下手。那天晚上，雷太太带着两个女儿外出了，只剩下贾德一人在家。刺客们来到公寓楼，穿过门厅，上楼来到一家住户的门口，按响了门铃。可是他们搞错了门牌号。开门的是一个白人，这两个家伙就问他，住在这里的那个黑人到哪里去了。他头脑简单地告诉他们说，他们认错了门，雷先生住在对面。

但这样一来，贾德的邻居已经看到了他们。如果当天晚上下手，等到警方询问他时，他肯定会记起曾有两个黑人找过贾德·雷。因此，他们只好离去。

后来，雷太太回到了家，以为事情已经搞定。她迟疑不决地环顾四周，然后悄悄地走进卧室，心中已经准备好要拨打911电话，说她丈夫遇刺了。

她进了卧室，看到贾德躺在床上。她依然蹑手蹑脚地绕着房间四处察看。他翻了个身，问道：“你究竟在干什么？”她吓得大叫一声，跑进了浴室。

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她仍然表现出色，贾德还以为她真的改邪归正了。虽然事后回想起来，他觉得这样想实在是太天真了，但在他们的婚姻关系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沟沟坎坎之后，他渴望相信，情况真的已有好转。

那是两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81年2月21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贾德当时正在办理帕特里克·巴尔塔泽被杀一案。这很有可能成为亚童案调查工作的一大突破，因为从这位12岁男童的尸体上找到的毛发和纤维似乎与先前受害儿童身上的采样一致。

那天晚上，贾德的妻子给他做了一顿意大利式晚餐。他不知道，她在意式炸酱面里放了大量安眠药。按照计划，她饭后带上两个女儿去看望她姨妈了。

贾德一个人待在卧室里。他觉得他听到套房门口处有声响。门厅的灯光变得暗淡起来。大女儿卧室里的灯泡被什么人旋了下来。接着，他听见门厅里有人在压低声音说话。其实那是一个枪手失去了胆量，两个人正在商量怎么办。他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但当时这一点无关紧要。他们已经进来了。

“谁？”贾德大声问道。

突然一声枪响，但子弹没有击中他。贾德纵身扑向地板，第二发子弹打中他的左臂。房内一片黑暗。他想躲到大床后面。

“谁？”他又大声问，“你们想干什么？”

第三发子弹打在床上，离他很近。求生训练中学到的东西闪过他的大脑，他试图推算出枪支的类型。如果那是一支史密斯韦森手枪，他们还剩下三发子弹。如果那是一支科尔特左轮枪，他们只剩下两发子弹。

“嘿，伙计！”他喊道，“怎么回事？你们干吗要杀我？快拿上你们想要的东西走吧。我没有看见你们。不要杀我就行了。”

没人回答。不过这时贾德可以看见月光映衬下的一个身影。

你今晚可活不成了，贾德自忖道。你根本不要想逃出去。不过你知道你的处境。你可不希望警探们明天走进来，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一点也没有还击。他就这样让他们进来把他处决了。”贾德拿定了主意，要让警探们看到现场时，知道他曾经顽强地拼杀过。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到他的枪，而他的枪却在床的另一侧地板上。当有人企图杀你的时候，隔着一张大床却也代表着不小的距离。

随后他听到有人喊道：“不准动，你这个混蛋！”

在黑暗之中，他爬了起来，开始朝床边和他的枪一点点挪动。

他越来越靠近了，动作非常缓慢，他需要更大的力量有效地做出最后一冲。

当他有四个手指抓住床边时，便纵身一跃，扑向地板，但着地时右手压在了胸下。因为左臂已被击中，他的左手没有足够的力气去拿枪。

就在这时，枪手跳到床上，对着贾德近距离开了枪。

他感觉好像被骡子踢了一下。他体内似乎有什么部位一下子萎缩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颗子弹从他背部射入，打烂了右肺，穿透了第三肋间隙，又从前胸钻出来，击中了仍然压在身体下面的右手。

枪手跳下床，俯身按了按他的脉搏。“你这个混蛋，再跟老子斗啊！”他说完拔腿就走了。

贾德头脑里一片空白。他躺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呼吸。他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出了什么事。

然后他意识到，他一定是回到了越南战场。他能闻到战场的硝烟，看到枪口喷出的火舌。他喘不过气来。他想：“也许我不是真的在越南。也许我只是在做梦。但如果我是在做梦，为什么呼吸会这么困难？”

他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电视机前，打开了开关。或许电视能告诉他，他是不是在做梦。约翰尼·卡森和《今宵》节目出现在荧屏上。他伸手触摸屏幕，想知道它是不是真的，结果在屏幕上留下一道血痕。

他需要喝点水。他艰难地走到浴室，拧开水龙头，试着用手捧点水喝。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嵌入右手的子弹以及从胸口汩汩流出的鲜血。这下子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走回卧室，躺到床脚边，等待死亡的降临。

可是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警察。他不能让自己就这样悄悄离开人世。一定要让警探们第二天来到时看到他曾经拼搏过。他又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拨了个0。听到接线员的声音后，他喘息着告诉她，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遭到了枪击。她立即给他接通了迪卡尔布县警察局。

一位年轻女警官接了电话。贾德告诉她，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人，被人用枪击中。他吃力地把话讲完。他吃了搀有安眠药的食物，又失血过多，讲起话来含混不清。

“你说什么？你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她以怀疑的口吻问道。贾德听见她大声告诉她的小队长，有个醉鬼打来电话，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她问小队长她该怎么处理。小队长说挂断电话就是了。

这时接线员插了进来，告诉他们说他讲的是真话，他们得马上派人急救。直到他们答应了，她才罢休。

“那个接线员救了我的命。”贾德后来跟我说。

在她插话的时候，他已昏迷过去。直到急救医疗队给他套上了氧气罩，他才苏醒过来。“不要用电击疗法，”他听见医疗队长说，“他承受不住的。”

他们把他送到了迪卡尔布综合医院，值班的是一位胸外科医生。当他躺在急救室的轮床上，医生们奋力抢救他的生命时，他的神志是清醒的。

他与死神擦肩而过，头脑反而清醒了许多，他对自己说：“这不是一起报复事件。我的确把不少人送进了监狱，但他们无法如此接近我。惟有我绝对信任的人才能如此靠近我。”

当他被从手术室推出来又送进特护病房时，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来了。格洛弗几个月来一直承受着亚童案的巨大压力，现在又出了这件事。和被害的孩子们和贾德一样，格洛弗也是黑人，是局里职位最高的黑人之一。他非常同情贾德。

“去找我太太，”贾德对他悄悄地说，“让她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格洛弗还以为贾德仍然神志不清，医生却说不是这样，他神志清醒，而且还很警觉。

贾德在医院住了二十一天，他的病房受到了武装保护，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是枪手，或者他们还会不会回来干掉他。在这期间，他的案子毫无头绪。他妻子对这一惨案表现出了震惊和沮丧，口口声声说感谢上帝他没有被杀死，还说要是那天晚上她在家就好了。

在外勤站里，一组特工正在寻找线索。贾德干警察这一行已经很久了，可能树敌不少。看到他恢复得差不多了，他们用一种比较轻松戏谑的腔调，套用走红电视系列片《达拉斯》中的名句，提出了这个问题：“是谁枪击了J.R.？[3]”

过了几个月，他才使日常生活恢复了正常。他得支付受到袭击以后堆积如山的账单。当他看到南方贝尔公司的一张三百多美元的电话账单时，不禁连连叫苦。但是逐项细看时，他开始在脑子中理出了案子的头绪。

他第二天上班时说，他认为这份电话账单是破案的关键。身为受害者，他不应办理自己的案子，但是他的同事们听从了他的意见。

账单上列有一连串打往哥伦布的电话。他们从电话公司那里查到了电话主人的姓名住址。贾德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于是他和另外几个特工驱车行驶了一百多英里来到哥伦布。他们来到一个牧师家，而贾德觉得此人像个江湖骗子。

调查局特工对他施加了压力，但他否认与这起谋杀未遂案有任何牵连。特工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们告诉他，谋杀的对象可是我们中的一员，不管是谁干的，我们一定会将其捉拿归案的。

然后，事情的来龙去脉便开始明朗起来。哥伦布一带的人都知道这个牧师是个有办法“把事情搞定”的人。雷太太早在前一年10月就找过他办这件事，但是他说他当时就告诉她，他不愿意干这事。

她回答说，她会找到一个愿意干的人，但请求使用一下他的电话，说她会付给他长途电话费的。牧师告诉特工，她给亚特兰大的一位老邻居打了电话。此人曾和贾德同时在越南参战，都是在陆军部队，熟悉枪支的使用。她对他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搞定！”

最后，牧师还声称：“雷太太还不肯付我电话费呢。”

特工们上了车，驶回亚特兰大，找到那位老邻居当面对证。在严厉盘问下，他承认雷太太曾跟他说起雇佣刺客的事，但他发誓，他根本不知道她要干掉的就是贾德。

无论如何，他说他当时告诉她，他不认识任何干那种事的人，所以让她跟他妹夫联系一下，或许他认识什么人。这位妹夫又把她介绍给另一个家伙。他同意接下这份活儿，然后雇了其他两个人做枪手。

雷太太、从前邻居的妹夫、接活儿那个人以及两名枪手都受到了起诉。从前那位邻居则被认定为免于起诉的合谋者。那五个人受到了指控，被判定犯有谋杀未遂罪、合谋罪和非法入室罪。他们每人都被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这是法官能够给他们判处的最长徒刑。

因为亚童案的关系，我时常见到贾德。后来，他来找我了。虽然我不是他的外勤站同事，但深知从事这份工作所要承受的压力，也能够理解他曾经历过并且仍然在经受的内心的痛苦，因此我猜他是想跟我诉说心事。他告诉我，除了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种种苦衷，公众对他家庭情况的议论尤其让他感到痛苦和难堪。

考虑到贾德受到的痛苦，局里想为他做出最有利的安排，考虑将他调到一个远离亚特兰大的外勤站以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但是，在与贾德交谈并了解到他的思想之后，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应该在原地待上一段时间。

我去找了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跟他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如果你们把他调走，就会使他失去在这个外勤站可以得到的支持。他需要待在这里。给他一年时间把孩子们安顿下来。而且在这儿孩子们可以得到带过她们的姨妈的照应。”我建议，如果要调他去任何地方，就应该把他放在哥伦布常设办事处，因为他曾在当地干过警察，仍然认识那里的大部分执法人员。

他们真的让他留在了亚特兰大哥伦布地区，他开始使自己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后来，他被调到纽约外勤站，主要负责国外反间谍行动。他同时还成为该外勤站的一名侧写协调员，即当地警方与我们科之间的联络人。

等到我们科有了空缺位置时，我们就把贾德调了过来，一同调来的还有同属纽约外勤站的罗森妮·拉索和华盛顿外勤站的吉姆·赖特。赖特曾用了一年多时间办理约翰·欣克利一案的调查及审判工作。罗森妮最后离开了我们科，调到华盛顿外勤站负责国外反间谍行动。贾德和吉姆双双成为享有国际知名度的科里杰出成员，也成为我的挚友。我当上科长以后，吉姆·赖特接替我成为侧写项目主管。

贾德声称，我们当初选中他时，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在纽约外勤站一向就是优秀的协调员，而且由于具有丰富的执法经验，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很对路子。他学东西很快，极其有分析头脑。身为警官的他曾经“亲临一线”参与过案件的侦破，并把正确的见解带到了科里。

在教学场合，贾德并不惧怕提及那起针对他的未遂谋杀案及其影响。他甚至保留着一盘录有当时他拨打紧急电话的磁带，有时还会在课堂上播放。但是他无法待在教室里听。他会等在外面直到录音放完再进来。

我对他说：“贾德，这个案子大有文章可做。”我解释道，现场有那么多因素，诸如脚印、电视屏幕上的血迹等，原本都可能起到误导作用或者看起来理不出头绪。但现在我们开始懂得，貌似不合理的因素可能会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你好好研究整理这件案子，”我告诉他，“它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教学案例。”

他照我说的去做了，于是此案成为我们讲授的最生动且最具启发意义的案例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心灵净化过程。“我发觉这对我个人有很大启发。在讲授这件案子的备课过程中，我会走进一条以前从未涉足的小巷。每当你跟可以信赖的人谈论它，你就在探索另一条小巷。雇人谋杀配偶的案件或者未遂案件在这个国家里的发案率要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还要高。出事的家庭常常感到十分难堪，因此没有人愿意谈论它。”听贾德讲授这个案例是我担任全国学院教官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事件之一。我知道有此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到后来，在播放那盘录音带时，他总算可以留在教室里倾听了。

到贾德成为我们科的一员之时，我已经对作案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开始明白，不管作案者多么努力，他的许多作案后行为常常超出他的意识控制范围。由于这是亲身经历的案子，贾德开始对作案前行为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一度认为，突发的紧张性刺激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但是，贾德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以自身实例说明了集中分析案发前行为和人际关系有何等重要。伙伴在行为方面表现出的根本变化、哪怕是细微的但却非常重要的变化，都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开始筹划要改变现状。如果丈夫或妻子变得出乎意料地镇定，或者变得一反常态地友善和宽容，这就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开始认为那种改变不可避免或者即将来临。

雇人谋杀配偶案是很难调查的。活着的一方已经设好了心理防线。破案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撬开某人的嘴巴，而且你得搞清楚作案动机和案发事由，这样对方才会买你的账。就像重新布置犯罪现场可能会把警方引入歧途一样，配偶的作案前行为也是一种布置的形式。

最最重要的是，贾德的案例提供了犯罪现场可能会被错误解释的很好的例证。假如贾德被害身亡，我们很可能会得出一些错误结论。

警察最初被传授的要点之一就是不可破坏案发现场。但是老资格警察及特工的贾德的几乎无意识的行动却无形之中破坏了原来的案发现场。我们可能会把地上的所有脚印和他活动的证据都解释为发生了一起进行得不顺利的夜盗案件，闯入者挟持他在房内四处走动，逼迫他讲出某些物品藏在何处。电视屏幕上的血迹则提示出，贾德一直躺在床上收看电视，突然之间遭到了袭击，随即中弹。

有个情况需要郑重考虑。正如贾德所说的：“假如我死了，我绝对相信，她能逃脱一切罪责。整个事件经过了周密策划，她的表现已经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好感。没有人会对她丧夫的哀痛表示怀疑。”

如我所说的，我和贾德成为了挚友。他几乎可以说与我情同手足。我常常对他开玩笑说，他一定要在我评估科员表现之际，给我放一遍那盘录音带，那样准保会得到我的绝对同情。然而，从来就没有这个必要。贾德·雷的履历说明了一切。他现在是国际训练科科长。在这个单位，他的技术和经验会使新一代特工和警察受益匪浅。但是，不管他走到哪里，他永远是我们中的一员，而且是最棒的一员。他是完全凭借勇气和意志力才劫后余生、随后亲手将作案者绳之以法的少数几个仍然健在的执法官员之一。

[1] June 1和1 June是英文中表示6月1日的两种方式。——译者

[2] 9月1日。——译者

[3] 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他的姓名缩略语为J.F.K.，因此电视剧中有句台词是：“是谁枪击了J.F.K.？”贾德·雷的姓名缩略语是J.R.，他的同事套用电视剧的台词，戏谑地问：“是谁枪击了J.R.？”——译者

十三

最危险的游戏

1924年，作家理查德·康奈尔写了一篇题为《最危险的游戏》的短篇小说。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杰纳勒尔·扎罗夫的专门捕杀大型猎物的猎人，厌倦了捕猎动物，开始猎杀一种更具有挑战性、更聪明的猎物：人。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仍然广为流传。我女儿劳伦最近在学校就刚刚读过。

就我们所知，直到1980年前后，康奈尔的故事还只是存在于小说的虚构世界里。但是，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一个名叫罗伯特·汉森的性情温和的面包师却改变了它的虚构性质。

我们并没有按照通常程序对汉森进行侧写，或者设计一套指认和捕捉他的策略。在1983年9月我们被请去时，阿拉斯加州警察已经指认汉森为谋杀嫌疑人。但是他们不能确定他的涉案范围，或者不能肯定，一个像他这样不可能犯罪的人、一个受人尊重的有家室的人、一个称得上社区支柱的人，是否真的会犯下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罪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前一年的6月13日，一个年轻女子惊慌失措地跑到安克雷奇市的一位警察面前。她一只手腕上悬挂着一副手铐，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她是一个17岁的妓女，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身材矮小、长着一头红发、一脸麻子的男子。此人出价二百美元，要她在他的车上和他进行口交。她说正在口交时，他不动声色地铐住了她的手腕，拔出枪对着她，然后开车把她带到他地处该市繁华的马尔敦地带的家中。当时没有别人在家。他对她说，要是她肯合作，照他说的去做，他就不会伤害她。他强迫她脱光了衣服，并且强奸了她。后来，他把她铐在地下室的一根柱子上，使她动弹不得，他自己则睡了几个小时。醒来之后，他说他非常喜欢她，要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带她去他的林中小木屋，在那里他们还会再次做爱，然后就用飞机把她送回安克雷奇，还她自由。

但是她心里很清楚，那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他已经强暴和侵犯了她，且丝毫没有设法隐瞒自己的身份。要是他真的把她弄到那个小木屋，她的麻烦可就大了。在机场上，趁绑架者往飞机上装运供给品之际，她设法逃脱出来。她拼命跑着，一面寻求援助，就这样她找到了那位警察。

根据她的描述，绑架者似乎是罗伯特·汉森。他45岁左右，在艾奥瓦州长大，迁到安克雷奇已有十七年，开着一家生意兴隆的面包房，被认为是社区的重要成员。他已结婚，有一子一女。警察开车将她带到了汉森在马尔敦的家，她说那正是她受到摧残的地方。他们又带她去了机场，她认出了属于罗伯特·汉森的超级猎犬型飞机。

警察随后找到了汉森，拿出这名年轻女子的指控与他当面对证。他的反应非常愤慨，声称从未见过她，一口咬定她显然是看上了他的显赫地位，想敲诈他一笔。他认为这个指控本身就十分荒谬。“你不可能强奸妓女，对不对？”他反问着警察。

他还有出事当晚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整个夏天都在欧洲。案发时，他正在家中与两位生意伙伴共进晚餐。他说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也证实了他的说法。警方除了那个年轻女子的口头指控以外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因此他既未被捕也未受到起诉。

尽管他们缺乏证据，安克雷奇警方和阿拉斯加州警察却闻到了烟味，感到有火情发生。早在1980年，建筑工人在伊克卢特纳路挖掘时，曾发现了一具女尸的残骸。尸体掩埋得很浅，已经被熊吃掉了一部分，上面的痕迹表明是被刺身亡。警方称她为“伊克卢特纳的安妮”，其真实身份无从知晓，凶手也一直未被抓获。

1980年的后半年，乔安妮·梅西纳的尸体在靠近苏厄德的一个砂砾坑被人发现。后来在1982年9月，克尼克河一带的猎人发现了一具浅埋的尸体，死者是23岁的谢里·莫罗。她是跳袒胸舞的舞女，前一年的11月失踪。她身中三弹。现场找到的弹壳证明，子弹出自0.223口径的鲁格迷你14型枪，一种大火力的猎枪。不幸的是，这种枪在阿拉斯加很常见，不可能找到并约见每个持有此枪的猎人。不过该案有一个特别之处：死者的衣服上没有枪眼，说明她被枪杀时一定是赤裸着身体。

几乎整整一年之后，有人发现了被浅埋在克尼克河畔的又一具尸体。这回的死者是葆拉·戈尔丁，一位失业秘书，因走投无路而在一家雇用袒胸女招待的酒吧找了一份工作，以勉强维持生计。她同样死于鲁格迷你14型枪的枪口下。她4月份就已失踪。接着便发生了这位17岁妓女从被绑架者的魔掌下逃脱的事件。鉴于前面多起案子未破，现在又多了一个戈尔丁的案子，阿拉斯加州警察局的刑事调查科决定对汉森跟踪调查。

虽然在我做侧写之前，警方已经将汉森视为嫌疑人，我还是想让我的判断不受已经开展的调查工作影响。所以第一次通电话时，我没有让他们首先告诉我嫌疑人的详细情况，而是说：“你们先跟我讲讲案情，让我来告诉你们那个家伙的情况。”

他们描述了那些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以及那个年轻女子的遭遇。听完后，我谈了我的基本看法，描绘了作案者的大致情况，他们说听起来很像他们的嫌疑人，甚至连口吃这一细节都吻合。然后，他们告诉了我有关汉森的情况，他的工作和家庭、他在社区的地位、他作为一流捕猎者的名气等等。这个人听起来有犯下这些罪行的可能吗？

他当然有可能，我告诉他们。问题是：虽然他们掌握了不少二手情况，可惜却缺少足以起诉他的物证。将他逮捕归案——他们急切期盼着这么做——的惟一办法就是设法让他招供。他们请求我到达现场帮助他们侦破此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有悖于我们通常的办案程序，我们这是根据嫌疑人的情况，从他的背景、个性和行为来断定他是否与一系列罪行有牵连。

吉姆·霍恩与我同行，他新近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常驻办事处调到我们科。我们过去曾一起接受过新特工培训。当我终于获得了授权，可以挑选四名特工与我一起工作时，便邀请了吉姆回到匡蒂科。吉姆·霍恩如今是局里两位拔尖的压力管理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吉姆·里斯。压力管理已成为干我们这一行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不过他用行为学的方法办案是从1983年处理汉森一案开始的。

安克雷奇之行是我经历过的较为刺激，却最不舒适的旅行之一。旅行的最后阶段是令人神经紧张的贴近水面飞行，我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抵达后，警方派车接送我们前往下榻的饭店。我们在途中驶过了受害者们曾经工作过的一些酒吧。当地的一年四季大多是天寒地冻，妓女无法在外面拉客，所以基本上都在酒吧里接洽生意。那些酒吧几乎是昼夜24小时营业，只会关门个把小时，用以打扫卫生和驱赶醉鬼。那年头，由于大批流动人口拥入阿拉斯加参加输油管道的铺设工程，该州的自杀率、酗酒率和性病发病率都高居全国榜首，几乎成为我们西部荒蛮边疆的现代翻版。

我发觉那里的气氛十分诡谲。当地居民与来自“下面四十八个州”的人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持续性的抵触情绪。到处都能看到肌肉发达的文身硬汉晃来晃去，看上去活脱脱是从万宝路香烟广告中直接走出来的。由于人们动不动要长途跋涉，似乎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因此汉森在这方面并无什么异常之处。

对我们来说，此案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侧写第一次被用来协助警方获得搜查令。我们开始分析所掌握的有关罪行和罗伯特·汉森的所有情况。

从被害人这方面来看，已知的受害者要么是妓女，要么是袒胸舞女。她们是南来北往于西海岸的一大批随处可觅的易受攻击的阶层中的人。因为她们的行踪飘忽不定，也因为她们没有把来去行踪报告警方的习惯，所以如果她们中有人出了事，除非尸体被人发现，很难会有人知道。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在华盛顿州调查格林河杀手案时所面对的正是这同一难题。这种对受害者的选择值得关注。作案者只是把目标对准那些失踪后无人惦念的女子。

我们对汉森的背景并非一清二楚，但是从我们已知的情况来看，他还是符合某种模式的。他身材瘦小，满脸麻子，口吃严重。我猜测，他在青少年阶段有过严重的皮肤病，再加上讲话结巴，可能受到同龄人，特别是女孩子的嘲笑和躲避。因而他可能很自卑。这可能也是他迁到阿拉斯加来的原因——想在一个新的领域开辟新的生活。而且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摧残妓女是对全体女性进行报复的一种相当常见的形式。

我也非常重视汉森是出了名的打猎好手这一事实。他在卡斯科奎姆山区狩猎时，曾用石弓放倒过一只多尔野羊，因此在当地颇有名气。我并非有意在暗示大多数猎人都是有缺陷的人，但是就我的经验来看，如果一个人本身有缺陷，那么他可能设法加以弥补的一种方式就是狩猎或玩弄刀枪。严重的口吃使我联想起了戴维·卡彭特，即旧金山的“林径杀手”。就像卡彭特一案那样，我敢打赌，当汉森感觉自己处于绝对支配或主宰地位时，他的言语障碍就会消失。

把这一切汇总起来后，我开始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了认识，尽管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案情。妓女和色情舞女的尸体在偏僻的林地被人发现，身上的弹痕表明她们死于猎枪之下。在至少一个案子中，枪弹是对着裸露的身体发射的。那个自称得以逃脱的17岁姑娘说，罗伯特·汉森曾想用飞机将她载往他的林中小木屋。汉森把妻子儿女都打发到了欧洲去度夏，自己一人留在家里。

我的看法是，如同《最危险的游戏》中的杰纳勒尔·扎罗夫那样，罗伯特·汉森厌倦了捕猎美洲赤鹿、熊和多尔野羊，把注意力转向了一种更有趣的猎物。扎罗夫把水手抓来充当猎物，那些水手的船只在通往扎罗夫的小岛的航道上因撞上故意未标示的礁石而失事。他这样解释道：

“我猎杀的是地球上的渣滓，即浪迹四海的水手。一匹良种马或者一条纯种猎狗都要比他们20个人加起来更有价值。”

我设想，汉森也是以大致同样的方式看待妓女的。他认为她们比自己卑贱低下。他无需花言巧语就可以让一个人跟他走。他会开车带上她，使她沦为俘虏，用飞机将她带往偏僻的荒野，剥光她的衣服，将她释放，然后再用刀枪进行捕猎。

他的惯用手法起初不会是这样的。他开始时可能只是把她们一杀了之，然后用飞机把尸体送到遥远的地方。他那时作案只是出于愤怒。接下来，他可能让受害者向他乞求饶命，从中体验着快感。他身为猎人，大概在某个时候突发奇想，觉得可以将这些不同的活动结合起来，先是用飞机把她们活着带到荒野之中，满足自己的性欲，再猎杀她们取乐。这也许就是控制的终极形式。于是他猎杀成瘾，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

这使我想出了获得搜查令的具体步骤。他们想让我和吉姆做的就是出具一份他们可呈递法庭的书面陈诉，说明侧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预计在搜查中会发现什么证据以及我们做出这个推断的依据。

汉森有别于一个普通作案者或者一个用哪种枪都可以的人，他的猎枪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因此我估计，他的猎枪大概会放在房里的某个地方，不过不会放在明处。它可能会被藏匿在阁楼上的爬行空隙中，镶板或假墙背后，以及类似的地方。

我还估计我们的对手会是一个“收藏家”，尽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收藏。许多强奸者要从受害者身上取下纪念物，再送给他们生活中的女人，以作为一种支配的象征并借此重温那段经历。可是汉森不可能像对待大猎物的头颅那样把女人的头颅挂在墙上，因此我认为他可能会拿走某种别的战利品。既然那些尸体没有遭到人为的肢解，我料想他拿走的是首饰一类的物品，然后可能会谎报其来历，将其送给妻子或女儿。他似乎没有保存受害者的内衣或任何其他我们可能想到的物品，但也许会保存小幅照片或皮夹里别的什么物件。根据我同具有这种个性的人打交道的经验，我认为也许会发现记载其战绩的一本日记或一份清单。

接下来的任务便是攻破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对于他的两位生意伙伴来说，只要不危及自身，提供案发当晚他们和他在一起的证词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然而，如果我们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局面就会有所改观。安克雷奇警方说服地方检察官授权成立了一个大陪审团，对那位年轻妓女指认汉森绑架和攻击她的事件展开调查。警方随后找到了那两位商人，要他们再次说明当时的情况。只是这一次他们被告知，如果发现他们对大陪审团说谎，他们俩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正如我们所料，这种做法迫使他们说了实话。两人承认，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和汉森待在一起，是汉森请求他们帮助他摆脱据他说是有点尴尬的处境。

就这样，汉森被指控犯有绑架和强奸罪而遭逮捕。对其住房进行检查的搜查令随即被签发。警方在房子里找到了那支鲁格迷你14型猎枪。弹道分析表明，它与尸体附近发现的弹壳相吻合。像我们估计的那样，汉森有一间设施齐全的战利品陈列室，他常在里面收看电视。室内到处挂放着动物头颅、海象牙、羊角和鹿角、鸟类标本等，地板则铺上了动物毛皮。在阁楼的地板下面，他们又发现一些武器，以及属于受害者的各种廉价首饰和物品，其中有一块蒂梅克斯牌手表。另有一些物品他已送给了妻子和女儿。他们还发现了属于受害者的一本驾驶执照和部分受害者的其他身份证件。他们没有发现日记，但的确找到了起着同样作用的物证：一张标有不同弃尸地点的航空图。

这一切证据当然足以将他送上法庭。但是当初要是拿不到搜查令，我们就无法取证。在本案中，我们能够获得搜查令的惟一方式，就是向法官阐明并使他确信，我们有足够的行为证据表明进行搜查是正当合理的。从此，我们多次出具过书面陈述，成功地协助了警方取得搜查令并最终将凶手缉拿归案。其中最突出的一例是发生在特拉华州的史蒂文·彭内尔案，即“I40杀手案”，此人用经过专门改装的面包车拉载妇女，然后对其加以折磨和杀害。他于1992年被处决。

当1984年2月安克雷奇警方和阿拉斯加州警察正式审讯罗伯特·汉森的时候，我正在家里休养，以恢复在西雅图病倒后虚弱的身体。罗伊·黑兹尔伍德在这期间除了处理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还勇敢地挑起了我的担子，负责在访谈技巧上辅导警方。

如同警方第一次拿绑架的指控跟他对质时一样，汉森矢口否认一切。他指出，他的家庭生活幸福、生意兴隆。起初他声称，之所以在不同地点发现了他的猎枪的弹壳，是因为他曾到那些地方练过射击。在那些地点发现了尸体显然纯属巧合。最后，面对大量的证据，并在一位恼火的检察官宣称他若不招供就请求判处他死刑的情况下，他终于承认了那些谋杀案。

为了替自己减轻罪责，他声称搭载妓女只是想进行一下口交，他觉得不应该向他那位体面可敬的妻子提出这种性要求。他辩称，要是妓女满足了他的性欲，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那些不肯顺从的人，那些力图控制局面的人，才是他惩罚的对象。

这样，汉森的行为印证了我们在狱中访谈蒙特·里塞尔时所了解的情况。汉森和里塞尔都有自身缺陷和不良背景。最惹里塞尔愤怒的女人，是那些为了安抚他而假装友好或快活的女人。她们怎么会意识到，权力和支配局面对于这一类人来说意味着一切。

汉森还声称，有三十到四十个妓女曾自愿乘坐过他的飞机，且被活着送了回来。我觉得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汉森找的那一类妓女都想尽快做完生意，再去接下一个客人。如果她们干这一行已有时日，一般看人都相当准确。她们才不肯与一个刚刚认识的嫖客乘飞机到野外去呢。如果说她们在与他接触时犯了什么错误，那便是被他说服去了他家。一旦她们走入他的家中，一切都为时已晚。

如同虚构小说中的对应人物杰纳勒尔·扎罗夫那样，汉森也宣称他只猎杀某一种人。他永远不会产生伤害“正派”女人的念头，但觉得妓女以及袒胸或裸体舞女都是适于迫害的对象。“我不认为我仇视所有的女人，不是这样的……但我以为妓女在我眼里是比我低贱的女人……这就好像是一场比赛，她们得先投球，我才能击球。”

在捕猎的过程中，最后的射杀是高潮。“令人刺激的是追踪猎物。”他告诉审讯者。

他证实了我们对其背景的推测。他在艾奥瓦州波卡洪特斯长大，父亲是位面包师。罗伯特小时候常在商店行窃，在长大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买得起想要买的东西，仍然为了体验行窃的刺激而恶习不改。他说他与女孩子交往的麻烦开始于中学时代。他的口吃和满脸粉刺使别人不愿跟他交往，他对此心怀怨恨。“因为我的长相和说话方式很奇特，所以每当我打量某个女孩子时，她总会扭过头去。”他在陆军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服役生活，然后在22岁结了婚。接着他因犯下纵火和盗窃罪被判刑，与妻子分居并离了婚，后来再次结婚。他的第二任妻子大学一毕业，他们就搬到了阿拉斯加。在那里，他可以开辟新的生活。但是在好几年时间里，他仍然频频触犯法律，包括屡次骚扰断然拒绝其挑逗的女子。有意思的是，像其他许多不法之徒一样，他那时也开着一辆大众甲壳虫车。

1984年2月27日，汉森承认了四项谋杀罪、一项强奸罪、一项绑架罪，以及多项盗窃罪和滥用枪支罪的指控。他被判处499年囚禁徒刑。

在汉森一案中，要使警方获得清晰的破案思路，我们就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发生在安克雷奇的所有已知的妓女和袒胸舞女被杀案件，是否都是或者有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所为。这一点在刑事调查分析中常常是一个关键问题。大约就在罗伯特·汉森的第一个受害者的尸体在阿拉斯加被发现的前后，我还应纽约州布法罗市警察局的邀请，对显然是由种族仇恨而引发的一系列凶残谋杀案进行了评估。

1980年9月22日，一个名叫格伦·邓恩的14岁男孩在一家超级市场的停车场被枪杀。目击者称枪手是一个白人男青年。次日，32岁的哈罗德·格林在奇克托瓦加市郊的一家快餐店被人开枪打死。同一天晚上，30岁的伊曼纽尔·托马斯在自家房前被杀，和前一天发生的谋杀案在同一个地段。第二天，又有一名男子，约瑟夫·麦科伊，在尼亚加拉瀑布镇遇刺身亡。

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这些无谓的谋杀之间只有两点关联因素。所有受害者都是黑人。再者，他们都是被0.22口径步枪击毙的，于是媒体信手拈来地称作案者为“0.22口径杀手”。

布法罗的种族关系变得十分紧张。黑人社区的许多人感到生命得不到保障，指责警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保护他们。从某些方面看，亚特兰大的恐怖事件似乎在布法罗市上演了。而且正如这种局面下常常发生的那样，事态没有马上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

10月8日，有人在阿默斯特市郊区发现一位名叫帕勒·爱德华兹的71岁黑人出租车司机死在车后部的行李厢里，心脏已被剜出。次日，又有一位黑人出租车司机，40岁的欧内斯特·琼斯，在尼亚加拉河岸被人发现，心脏也已被人从胸腔挖出。他那辆血迹斑斑的出租车是在几英里外的布法罗市的地界内找到的。第二天，一个星期五，一个基本符合“0.22口径杀手”特征的白人走进了37岁的科林·科尔的病房，叫嚷着“我恨黑鬼”，扑上去掐病人的脖子。幸亏一位护士及时赶到，侵入者仓皇逃离，科尔保住了一命。

社区内一片哗然。政府官员担心黑人激进主义组织会马上做出强烈反应。应布法罗外勤站主管特工理查德·布雷青的请求，我在那个周末去了该市。布雷青是个非常正派可敬的伙计，一个真正具有家庭责任感的人，还是局里所谓的“摩门教黑手党”的重要成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幅字，大意是：“如果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失败，他的人生也等于失败。”

按照一贯的做法，我从研究被害人入手。正如警方所言，六名受害者除了种族相同以外，确实再无任何重要的共同特征，我觉得，他们都是不幸地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很显然，“0.22口径”枪杀案均系一人所为。作案者受了使命感驱动，具有行刺风格。其中惟一明显的精神病症就是对黑人的病态仇恨。他不管别的，只要是黑人便杀。

我推想此人加入了仇恨组织，甚至是教会这样的具有明确目标或价值观的组织，并且一心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正在为这个组织做出贡献。我可以看出他为此参了军，但是因为心理原因或不能适应军队生活而提前退了伍。这个人可能具有理智和条理性，而他那带着偏见的虚妄的观念体系自身也可能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

另外两起罪行，即凶猛攻击出租车司机，也是作案者基于种族仇恨而犯下的，但在这两起案子中，我认为要对付的是另一个凶手。这两起罪行是一个缺乏条理性、心理变态的人所为，他有可能患有幻觉症，极有可能是一个业已确诊的类偏狂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我看来，犯罪现场反映出了凶手的狂怒情绪和他的过度控制欲和过分杀戮欲。如果假定四起枪杀案和两起挖心案是同一个人干的，那便意味着在约瑟夫·麦科伊被谋杀到帕勒·爱德华兹被谋杀后不满两星期的时间内，凶手的个性发生了严重分裂。闯入病房的行径也不像是“0.22口径杀手”所为。再说，我的直觉和经验告诉我，挖心者的病态幻觉是长久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至少应有几年时间。在这两组凶杀案中，抢劫都不是作案动机。尽管前四起案子的作案者在快速出击后逃之夭夭，后两起案子的犯罪现场却毫无疑问地表明，作案者在现场逗留了很长时间。如果将这六起案子联系起来，我认为可能性更大的是，那个挖心的精神变态者也许受到了那个率先对黑人大开杀戒的种族主义分子的启发。

接着，在12月22日，曼哈顿区中心地带有四名黑人和一名西班牙裔人在13小时之内先后被“市中心砍杀者”杀害。另有两名黑人受害者死里逃生。12月29日和30日，砍杀者显然在该州北部地区再度出击，在布法罗刺死了31岁的罗杰·亚当斯，在罗切斯特市又刺死了26岁的温德尔·巴恩斯。在随后的三天里，有三名黑人男子在布法罗遭到类似的攻击，险些丧命。

我不能对警方保证，“0.22口径杀手”就是“市中心砍杀者”，即这最后一组案子的凶手。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是同一类型的人。他们都有种族主义观念，作案风格都是闪电式暗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0.22口径”案两度取得了进展而水落石出。1月间，22岁的陆军二等兵约瑟夫·克里斯托弗在佐治亚州本宁要塞（三年前，这里发生了“邪恶势力”谋杀案，威廉·汉斯打的就是种族主义的旗号）被拘捕，被指控砍杀了同部队的一名黑人士兵。在对其靠近布法罗的老房子进行搜查时，警方发现了大量0.22口径枪支所用的子弹和一支短枪管的步枪。克里斯托弗于前一年11月刚刚入伍，布法罗和曼哈顿发生谋杀案时，他恰好因休假而离开了本宁要塞。

在被押于本宁要塞的禁闭中心期间，他告诉主管军官奥尔德里奇·约翰逊上尉，“布法罗那件事”是他干的。他受到的指控有布法罗枪杀案和部分刺杀案。他被裁定有罪。法庭在听了对其心智状况的激烈辩论之后，判处他60年徒刑。精神病专家马修·莱文上尉曾在马丁陆军医院为克里斯托弗进行过检查，发现克里斯托弗与“0.22口径杀手”的侧写极为吻合，他为此惊讶不已。如侧写所预测的，案犯不太适应军旅生活。

克里斯托弗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两名出租车司机的被杀案。他没有因这两起案子受到指控，无论从惯用手法还是识别标志的角度来分析，这两起案子都不具有其他案件的作案模式。这两个术语在刑事调查分析中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我在全国各地法庭的证人席上花了大量时间进行过解释，力图使法官和陪审团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异。

惯用手法是习得的行为。它指的是凶手犯罪时的所作所为。它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发生变化的。识别标志是我创造的一个术语，以区别于惯用手法，它指的是凶手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它是静态的；它不会发生变化。

例如，你不会认为一个未成年人会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以同样的手法不断犯罪，除非他第一次作案时就达到了天衣无缝的水平。然而他每得手一次，都会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不断完善作案技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惯用手法是动态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家伙犯罪是为了——比如说——支配受害者，给他造成痛苦，或者使他乞怜求饶，那便是识别标志。它是体现作案者个性的某样东西，是他需要去做的某件事。

在许多州，检察官能够将诸多罪行联系起来的惟一方法就是通过找惯用手法，而我相信我们已经表明，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在克里斯托弗一案中，被告的辩护律师大可争辩说，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和曼哈顿中心地带的砍杀案所表现出的是截然不同的惯用手法。他这样说也许是对的。可是识别标志是相似的：一种由种族仇恨激发的任意暗杀黑人男子的倾向。

另一方面，枪杀案和挖心案向我揭示了截然不同的识别标志。那个挖心的人虽然也抱有相关的基本动机，却具有一种仪式化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识别标志。这两种类型的人都需要从犯罪中有所收获，不过各自需要的收获是不同的。

惯用手法与识别标志之间的差异可能很细微。就以得克萨斯州一名银行抢劫犯为例，他迫使所有被扣押的人脱光衣服，摆出各种性交姿势，然后他再进行拍照。这便是他的识别标志。如果他的目的只是抢劫银行，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必要或者助益。事实上，这样做使他在那里耽搁的时间更久，致使他面临更大的被拘捕的危险。然而，显然这是他觉得必须做的事情。

在密歇根州急流城也有一个银行抢劫犯。我曾飞往那里提供破案咨询。这家伙也逼迫银行里的所有人脱光衣服，但是没有拍照。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目击者们只顾得害羞，无心去注视他，从而事后也就无法说出他的特征。这是为了达到成功抢劫银行的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这是惯用手法。

识别标志分析在1989年对特拉华州史蒂文·彭内尔的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案子中，我们准备了一份书面陈述，帮助警方取得了搜查令。我们科的史蒂夫·马迪金与纽卡斯尔县及特拉华州警方的联合专案小组密切合作，提出了一份侧写，使得警方缩小了调查范围，制定了捉拿凶手的前摄策略。

有人在沿40号和13号州际公路一线发现了被勒死的妓女，颅骨已经碎裂，尸体上有明显的遭受过性虐待和摧残的痕迹。史蒂夫的侧写非常准确。他提出，作案者可能是白人男子，年龄在30岁左右，从事建筑方面的工作。他可能驾驶一辆跑了很多里程的面包车，到处寻找目标。他总摆出一副硬汉子的样子，与妻子或女朋友保持着正常关系，但喜欢支配女人。他可能随身携带精心挑选的武器，事后再毁灭证据。他可能对该地区很熟悉，根据情况选择弃尸地点。他可能犯罪时很冷静，会屡屡杀人，直到被抓获为止。

史蒂文·彭内尔是个31岁的白人男子，从事电工工作，驾驶一辆跑了很多里程的面包车，到处寻找目标，摆出一副硬汉子的样子，他已经结婚，但喜欢支配女人，随车携带着一套精心准备的“强奸用具”，知道警方注意到他之后开始试图销毁证据，他对该地区了如指掌，并且根据情况选择弃尸地点。他作案时很冷静，而且一杀再杀，直到被捕。

马迪金建议让一位女警察装扮成妓女作为诱饵，此后警方果真追查到了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雷内·拉诺在公路边上漫步，一直等待着一个驾驶面包车且符合侧写描述的男子在她身边停下车。警方尤其对车内的地毯感兴趣，因为在一名受害者身上找到了属于车用地毯的蓝色纤维。拉诺被告诫如果确有面包车停下来，不要上车——尽管她身上装了窃听器，她完全有可能断送性命——但要发现尽可能多的线索。当一名符合侧写特征的家伙终于停下车时，她隔着打开的乘客座一侧的车门跟他攀谈起来，为她的服务费叽里呱啦地讨价还价。她注意到蓝色地毯之后，就开始夸奖他的面包车，一边交谈，一边漫不经心地用指甲刮起一些地毯纤维。联邦调查局化验室证实，它们与以前的采样是一致的。

在审判彭内尔的过程中，我被传唤去就本案的识别标志作证。被告方试图说明，这些案子不可能都是同一人所为，因为在惯用手法的诸多细节上存在差异。我则清楚地表明，不管惯用手法如何不同，这些谋杀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肉体和精神上折磨受害者。在一起案子中，作案者用钳子夹受害者的乳房，并割掉乳头。他把其他人的手脚捆绑起来，割伤她们的腿部，抽打她们的屁股，或者用锤子敲击她们。因此，尽管折磨的方法不尽相同——你愿意的话，不妨称之为惯用手法——但识别标志却都是从折磨受害者并从其痛苦的喊叫中获得快感。这并不是完成谋杀所必需的，却是他获得快感所必需的。

即使史蒂文·彭内尔仍然活着并且读了这些文字，他在将来犯罪时还是无法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也许能设计出不同的或者更巧妙的方法去摧残女人，但是他无法克制自己不去进行摧残。

如前所述，让我们大家感到幸运的是，特拉华州具有良好的审判制度和行为准则，在1992年3月14日，彭内尔被用注射毒药的方式处死。

我们成功地运用识别标志分析方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是1991年将它用在对小乔治·拉塞尔的审判中。他因一年前在西雅图棒打并勒杀三名白人女子的罪名受到指控，她们是玛丽·安·波尔赖克、安德烈亚·莱文和卡罗尔·玛丽·比瑟。我们科的史蒂夫·埃特做了侧写分析，然后我前去出庭作证。在这几起案子中，起诉方知道，他们无法根据一起谋杀案的证据就做出他在三起案子中有罪的判决。警方在波尔赖克被杀一案中掌握了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认为它可以证明他也是另外两起案子的元凶。于是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三起案子捆绑在一起。

拉塞尔不是你认为会犯下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的那种人。尽管长期有小偷小摸的劣迹，他却是个30多岁的英俊黑人男子，既善辞令又迷人，交际圈子很广。即使默瑟艾兰当地警方过去曾以多项指控拘捕过他，也无法相信他会犯谋杀罪。

时至1990年，跨种族的强奸谋杀案仍不多见，但随着社会变得愈发开放和宽容，人们开始不把种族因素太当一回事。对拉塞尔这类比较沉着冷静、成熟老练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经常与黑人女子和白人女子约会，在两个种族中都有朋友。

基于三起谋杀案并非同一凶手所为这一假设，公设辩护律师米里亚姆·施瓦茨在公审前向金县高级法院法官帕特里夏·艾特肯提出了请求，要求将三起案件分开审理。法院批不批准他的请求直接关系到拉塞尔是否会被判为三个案子的凶手。检察官丽贝卡·罗和杰夫·贝尔德要求我解释这些案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提到了每起案子都采取了闪电式攻击这一惯用手法。由于三起凶杀案是在前后七个星期内发生的，我不认为作案者有必要改变惯用手法，除非他在某起案子中出了差错，觉得有必要加以改进。不过更具说服力的倒是识别标志。

三名女子都一丝不挂地摆放成挑逗淫荡的姿势，案发现场所表现的性成分一次比一次升级。

要杀害这些女子，采取闪电式攻击是必要的。把她们摆成淫荡的姿势却不然。

我解释了摆姿势与布置之间的区别。犯罪过程中出现布置时，那是作案者试图通过引导警方相信与实际案情不符的情况，将案件调查引入歧途。比如，当一个强奸犯试图使自己的侵入看起来像是一次普通盗窃时，那就是布置。它是惯用手法的一个表现。而摆姿势则属于识别标志。

“我们不会一连遇到那么多由不同作案者作案的摆姿势的案例，”我在听证会上作证说，“把受害者像道具一样摆弄从而留下特定的信息……这些是发泄愤怒的犯罪，是显示权力的犯罪。他要追求的是捕猎的刺激，是杀戮的刺激，是事后处置受害者以及从根本上击溃现存体制所带来的刺激。”

我很有把握地说：“十有八九这是单一凶手在作案。”鲍勃·凯佩尔是该州检察长办公室首席刑事调查官，曾是格林河专案小组的老资格成员，他出庭作证支持了我的看法。他指出，在他调查过的一千多起谋杀案中，只有大约十起出现了摆姿势，没有一起具有这三起案子的全部成分。

我们此时并没有说拉塞尔就是凶手。我们所要说的就是，其中一案的凶手即是全部三案的凶手。

被告方打算聘请一位专家对我的说法进行反驳，并作证说我对识别标志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三件案子不是同一人干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聘请的那个人竟然是我在局里的老同事以及研究系列杀人犯的搭档罗伯特·雷勒斯，他已从局里退休，但仍然在该领域从事咨询工作。

我认为对于任何像我和鲍勃这样在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方面富有经验的人来说，这些案子都相当棘手，但为一人所为的迹象是很明显的，因此我感到极其惊讶，他居然会愿意站出来替对方作证，要求把案子分开审理。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他大错特错。但正如我们多次承认过的，我们所从事的工作远非一门精确的科学，因此他当然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我和鲍勃在这以后在不少问题上意见相左，其中最显著的或许莫过于杰弗里·达默是否精神失常这一问题。鲍勃站在被告一方，认为他精神失常。我则赞同为起诉方作证的帕克·迪茨的看法，他没有精神失常。

而后我更为吃惊的是，鲍勃声称他有其他事务缠身，根本就未出席拉塞尔一案的审判前听证会，而是派了另一位已退休的特工拉斯·沃佩格尔替代他。拉斯是个聪明的家伙，曾是国际象棋冠军，可以与十名对手进行车轮大战。但侧写不是他的主要专长，而且我认为事实对他也不利。所以，在他反驳我的观点之后，丽贝卡·罗对他进行了盘诘，让他好一阵子下不了台。听证会结束时，艾特肯做出了裁决：基于我和凯佩尔就三案凶手为同一个人的可能性提出了识别标志证据，准予一并审理三起案子。

我在庭审时再度利用识别标志的证据，对被告方提出的多重凶手作案这一观点予以反驳。在卡罗尔·比瑟被杀一案中，辩护律师施瓦茨认为，她的男友既有作案机会，也有作案动机。我们在查办强奸凶杀案时，总是把配偶或情人作为调查对象，但我坚信这是一起“陌生人”出于性动机作下的凶杀案。

由六男六女组成的陪审团经过四天审议最终做出了裁决，小乔治·沃特菲尔德·拉塞尔犯有一项一级谋杀罪和两项恶性一级谋杀罪。他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被送往该州防备措施最严格的沃拉沃拉监狱服刑。

自从在西雅图虚脱昏迷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那里。在经历了格林河杀手案的重挫之后，能重返那里并协助侦破一起案子，我感到非常愉快。我回到了瑞典医院，很高兴地看到他们仍然挂着我送去的感谢铭牌。我也回到了希尔顿饭店，想看看我能否回想起什么，结果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大脑受到的创伤太重，对所发生的事难以留下清晰的记忆。不管怎么说，由于多年来经常在外颠簸，住过的旅馆房间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混作一团。

我们对识别标志的研究在如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在系列谋杀案审判过程中出庭作证已成为常规。不仅是我，还有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侧写人员都可出庭作证，其中以拉里·安克罗姆和格雷格·库珀最为出名。

1993年，法庭裁定格雷戈里·莫斯利犯有两项一级谋杀罪，格雷格·库珀起到了主要作用。莫斯利在北卡罗来纳州两个不同司法管辖区内强奸、殴打并刺死了两名女子。如同审判拉塞尔时三起案件是相互关联的那样，两个管辖区各自都很难顺利地给他定罪。两方都需要利用对方的证据。经分析犯罪现场照片和案情档案之后，格雷格觉得他能将两案联系起来。

格雷格认定，对莫斯利所作案件进行识别标志分析的关键是找出过度杀戮行为这个共性。两名受害者皆是轻度残疾的独身女子，年纪约20出头，同去一家乡村音乐与西部音乐夜总会，在前后相隔几个月的时间内在那里被人绑架。两人都曾遭到毒打，你甚至可以说都是被殴打致死，只不过她们也被人用手掐过和用带子勒过。其中一人还被捅了十二刀，阴道和肛门也有被刺戳的痕迹。其中一案中提取到的法医证据，包括从精液中提取的DNA，可以将案件与莫斯利联系起来。两起强奸摧残谋杀案都发生在隐蔽的地方，尸体都抛弃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点。

格雷格在审理第一件案子时作证说，作为识别标志的行为证据表明，凶手有人格缺陷，是个性虐待狂。他的缺陷可以从作案对象的选择上明显地看出。他的虐待欲则更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她们的所作所为上。与许多有缺陷且缺乏条理性的罪犯不同的是，凶手并不是在杀人之后才分尸的。他要完全控制她们的肉体和情绪。他要让她们痛苦，要欣赏由他的残忍行为引起的反应。

通过在第一起案子中的证词，格雷格协助起诉方引出第二起谋杀案。莫斯利被定了罪，判处了死刑。在九个月后审理第二起案子时，格雷格再度使莫斯利被定罪并判处死刑。

第一次作证时，在格雷格向座无虚席的法庭描述莫斯利的个性之际，他与莫斯利锁定了彼此的目光。格雷格从莫斯利没有表情的脸上看出，他正在纳闷：“见鬼，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的？”格雷格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如果他的作证不成功，案子审理就会搁浅，第二起案子可能因此蒙受不可挽回的重创。

莫斯利因第二起案子出庭受审时，一看到格雷格时，就对押解他的警察咕哝道：“那个狗娘养的又要来找我麻烦了！”

根据传统，要想成功地对一起谋杀案的凶手起诉并定罪，你必须拿出确凿的法医证据、目击者证词、作案者的供词，或者有力而过硬的间接证据。如今，通过我们根据犯罪现场得出的行为侧写以及识别标志分析，警方和起诉方又增添了一件武器。就其本身而言，它通常尚不足以定罪。但是，只要同一个或多个其他因素结合起来使用，它常常可以将不同案件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最终了结案子所必需的关键因素。

系列杀手玩的是极其危险的游戏。我们越是了解他们的玩法，就越能使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

十四

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谁杀害了美国靓女？

这个问题萦绕在伊利诺伊州伍德里弗小镇居民的心头长达四年之久。该州警察局阿尔瓦·布希警督和负责麦迪逊县刑事案件的州检察官唐·韦伯更是备受困扰。

1978年6月20日，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卡拉·布朗和未婚夫马克·费尔举办了一次答谢晚会，他们在音乐声中与帮助他们乔迁新居的朋友们一起畅饮。新居位于伍德里弗镇阿克顿大街979号。那是一条林阴大街，他们的新居是街道旁的一所白色木壁平房，前门两侧有细高圆柱，是适合刚成家者居住的典型住房。两个星期来，他们一直在收拾整理，准备搬进去。对于23岁的卡拉和27岁的马克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他们相爱了五年，马克终于明确表示他已克服了对婚姻的顾虑，准备做出真正的承诺。卡拉即将从当地一所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马克则在做见习电工，他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尽管拖了好几年才办婚姻大事，马克·费尔心里很清楚，能拥有卡拉这样的未婚妻是他的福分。卡拉·卢·布朗是个典型的美国靓女。她身高不足5英尺，拥有一头鬈曲的金发，迷人的身段和选美王后般的微笑。她就读于罗克萨纳中学时，一直是男生们追求的目标和女生们嫉妒的对象，大家都记得她是个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拉拉队队长。她的好友们知道，在那娇媚可人、热情奔放的外表下面，她还有感情细腻、性喜内省的一面。她们知道她对马克一往深情，马克有着强壮的体格，比她高出1英尺多。卡拉和马克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星期二晚会以后，他们回到了位于东奥尔顿的公寓，收拾了剩下的几箱东西。他们打算在次日晚上住进新居，在那里共度良宵。

星期三上午，马克去坎普热电公司上班之后，卡拉去了阿克顿大街，打算把那里收拾整理一下，等待马克4点半左右下班。他们对即将在那里过夜感到十分兴奋。

马克下班后，先去了他的朋友汤姆·菲根鲍姆家。他和马克父母同住在一个街区，答应过要帮马克把一座特大号A字形狗屋从他父母的后院搬往他的新居。

他们大约5点半到达阿克顿大街。汤姆把卡车沿房前私家车道往里倒时，马克下车去叫卡拉。他找不到她，还以为她外出采购去了，但他注意到后门没有锁上。这使他有点不高兴。她今后一定得注意这一类事才是。

马克领着汤姆参观了房子。看过主要房间后，马克领他来到了厨房，接着走下阶梯到了地下室。走到最后一级阶梯时，他看到了让他直皱眉头的场面。几张小桌子翻倒在地。尽管他和卡拉前一天晚上刚把这里拾掇过，一切却显得乱糟糟的。有什么东西还洒在沙发和地板上。

“难道这里出了什么事？”马克反问自己。他转过身要上去找卡拉，突然通过敞开的门看到了洗衣间里的情景。

卡拉弯曲着身体跪在那里，穿着一件套头羊毛衫，但腰部以下赤裸着，双手被用电线反绑在背后，头部浸在一个盛满水的十加仑容量的鼓形桶里。那是他和卡拉搬衣服用的几个桶中的一个。那件羊毛衫原本装在其中一个桶里，她只是在冬天才穿的。

“啊，天哪！卡拉！”马克惊叫着和汤姆冲了过去。马克把她的头从桶里拉出来，把她脸朝上平放在地板上。她的脸浮肿发紫，前额上有一道深长的伤口，下颌上也有一道伤口。她睁着双眼，但显然已经死去。

马克悲痛至极，瘫坐在地。他叫汤姆找件东西盖住她。等汤姆找来一条红毛毯将她盖好后，他们就报了警。

伍德里弗警察局的戴维·乔治警官几分钟后赶到时，马克和汤姆正站在前门口等他。他们带他来到地下室，让他看了现场。在整个过程中，马克悲痛欲绝，几乎不能自持，反复念叨着：“啊，天哪，卡拉！”

伍德里弗是一座宁静的小镇，离圣路易斯约十五分钟车程，没人料到竟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不久，当地所有的高级警官都来到现场查看，其中包括39岁的局长拉尔夫·斯金纳。

卡拉的头部有钝器重击的严重创伤，很可能是被人用电视机桌袭击所致。她脖子上系着两只袜子，验尸的结论是，她是被勒死的，头被浸入水桶时已经断了气。

尽管谋杀案的现场的线索对破案至关重要，警方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很不顺利。伊利诺伊州警察局的阿尔瓦·布希警督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犯罪现场取证行家，却怎么也无法使照相机的闪光灯正常工作。在警察局接到汤姆·菲根鲍姆报案电话的比尔·雷德芬警官恰好随身带有照相机，对犯罪现场进行了拍照，但不巧的是，他的相机里只装有黑白胶卷。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曾有很多人因帮助小两口搬家来过这座房子，有可能合法地在现场留下了指纹。而要从中挑选出其他人的指纹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有难度的。

有些东西貌似是可能的线索，但找不出合理的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塞在地下室椽木上的一只玻璃咖啡壶。就在发现它之前，警方注意到厨房里的咖啡炉上少了咖啡壶。包括马克在内，没有人能够对它出现在那里的原因做出任何合乎逻辑的解释。就算它与谋杀案有联系，它的作用也无法搞清楚。阿尔瓦·布希设法从玻璃表层上提取了几处潜指纹，结果因残缺不全而不具利用价值。

案发后数日内，警方遍访了那一带地区，与任何有可能见到可疑迹象的居民进行了交谈。隔壁邻居保罗·梅因说，案发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朋友约翰·普兰蒂待在他家房前门廊处。普兰蒂回忆说，那天上午他去当地一家炼油厂找工作之后，在梅因家呆了一阵子，但没多久就离开那里上别处去找工作了。案发前一天的晚上，梅因、普兰蒂和另外一个朋友曾看到卡拉和马克在一伙人的帮助下忙着搬家。他们三人都说本来指望会受到邀请参加乔迁晚会的，因为梅因是隔壁邻居，而那位朋友在中学时和卡拉也算有过点头之交。但是他们没有受到邀请。只是那位朋友隔着私家车道跟卡拉打了个招呼。

街对面的邻居是一位名叫埃德娜·范西尔的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记得案发当天曾见过一辆白顶红色车停在979号门前。晚会参加者之一的鲍勃·刘易斯说，曾看见隔壁一个“相貌粗俗”的留着长发的家伙用手指着卡拉，喊叫她的名字，卡拉闻讯后便站在私家车道上跟他交谈。那人可能就是保罗·梅因的朋友。

刘易斯听到卡拉回话说：“你的记忆真好，都过去那么久了。”他说他随后跟马克说起了这件事，还提醒他说，如果隔壁住的就是这种人，在了解他们根底之前还是小心为好。马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说卡拉上中学时就认识那个留长发的人，他只是来看看保罗·梅因的。

还有一位妇女当时带孙子去看牙医时开车经过这条街。她和孩子都看见一男一女在私家车道上说话，可惜她的描述只是泛泛而谈，即便经过催眠后接受提问时也是如此。

警方跟卡拉的许多女友进行过交谈，试图了解是否有人对她怀恨在心，比如说被甩掉的男朋友之类。但是她们都说卡拉人缘很好，不知道她有什么仇人。

卡拉的前室友倒是提供了一条线索。卡拉小时候就死了父亲，她母亲乔·埃伦改嫁给老乔·谢泼德，此时已离婚。据这位室友所讲，卡拉与谢泼德的关系一直不好，他曾打过她，而且对她的朋友总是态度很恶劣。他应被视为有犯罪的嫌疑。案发当晚，他曾跑来向警方提了一大堆问题。如我所言，凶手试图接近警方或介入调查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谢泼德与案子有牵连。

另一个必须仔细调查的人是马克·费尔。是他跟汤姆·菲根鲍姆一起发现尸体的。他可以自由进出房子，而且是最贴近受害者的人。如我在描述乔治·拉塞尔的案子中所指出的，配偶或情人总是应当作为嫌疑对象加以考虑。但是在谋杀案发生期间，马克正在为一个电气业务承包商干活，不少人见过他，和他讲过话。而且包括警方、卡拉的朋友、卡拉的家人在内的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深切悲痛是发自内心的。

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警方对面谈过的许多人进行了测谎，这些人在卡拉被害前不久有可能与她有过接触。马克、汤姆和乔·谢泼德都毫无疑义地通过了测谎。实际上没有人没通过。测试结果最差的是保罗·梅因。此人智商不高，那天下午又在隔壁家中。尽管他声称约翰·普兰蒂与他一起待在他家门廊处，可以证明他没有离开过，但普兰蒂本人——他通过了测谎器测验——却声称，他上午因要找工作离开了梅因家，因此无法说明梅因那段时间待在哪里。虽然梅因的测谎结果值得怀疑，并且不排除他的犯罪嫌疑，但和警方怀疑其他人时的情况一样，也没有证据能够把他与案子直接联系起来。

卡拉·布朗谋杀案给伍德里弗的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一直是个难以愈合的伤口。当地警方和州警方对所有能够找到的人都进行了面谈，对所有可能的线索都进行了排查。然而令人沮丧的是，破案的希望依旧很渺茫。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转眼就是一年。然后又是一年。这对卡拉的姐姐唐娜·贾德森来说尤其是一种煎熬。她和丈夫特里几乎每天都牵挂并询问着办案的进展。卡拉的母亲和另一个姐姐康尼·戴克斯特拉无法承受这种压力，与调查此案的官方联系要少一些。

唐·韦伯也备受煎熬，因为他是负责麦迪逊县的州检察官，而伍德里弗归属该县管辖。谋杀案发生时，他担任助理检察官。韦伯既是一位强硬的检察官，又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人。他迫不及待地要让公众看到，对卡拉犯下的暴行在他的管辖区内是决不能容忍的。他要将杀害她的凶手绳之以法，对此几乎可以说到了着魔的地步。在1980年11月当选州检察官之后，他立即下令重新调查此案。

无论案件拖了多久，如何没有进展，誓不肯罢休的还有一个人，即该州的犯罪现场调查官阿尔瓦·布希。在一位警察的职业生涯中，总有那么几件案子是他难以撒手不管的。最后正是由于布希的不懈努力，这件案子才取得了关键性突破。

1980年6月，卡拉被害整整两年后，布希来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在一起谋杀案的审判中作证，他在伊利诺伊州对牵涉该案的一辆被盗汽车做过调查。在开庭前，他出席了由霍默·坎贝尔博士在县治安官办公室主持的研讨会。坎贝尔博士是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运用计算机增强照片效果方面的研究专家。

“嘿，博士，”研讨会结束时布希跟他说，“我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帮忙。”坎贝尔博士答应查看犯罪现场照片和验尸照片，看看能不能确定攻击卡拉的到底是什么器具或武器。布希把所有相关照片都翻印了一份寄给坎贝尔。

这些黑白照片增加了坎贝尔的工作难度，但是借助精密仪器，他还是得以进行了仔细的分析。通过计算机增强清晰度，他基本上可以将照片上的细枝末节辨认清楚，并发现了几点情况。造成那几道深深的伤口的凶器是一把拔钉锤，而下巴与前额上的裂口则是被人用电视桌的轮子击打所致。他接下来告诉布希的情况使案件的调查出现了新的转机。

“你们注意到那些咬痕了吗？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她脖子上留下咬痕的嫌疑人？”

“什么咬痕？”布希惊讶地对着电话筒说。

坎贝尔告诉他，虽然借助技术手段获得的图像并非最理想，但这些图像确凿无疑地显示出卡拉的脖子上有咬痕，而且咬痕相当清晰，如果发现了嫌疑人，完全可以进行对比研究。特别是其中一处咬痕与皮肤上的任一处伤口或伤痕都没有重叠。

与他们迄今掌握的所有证据不同的是，咬痕属于确凿有效的证据，几乎与指纹同等有效。在调查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女大学生联谊所发生的谋杀案中，坎贝尔曾经将特德·邦迪的牙齿与一名被害人臀部上的咬痕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为给这个臭名昭著的系列杀手定罪提供了有力帮助。坎贝尔在邦迪受审过程中曾是起诉方证人。（1989年1月24日上午，邦迪在佛罗里达州被送上电椅处死。此前，我们科的比尔·哈格梅尔对他做过详细的访谈。永远也不会有人确切地知道，到底有多少年轻的生命断送在他的手上。）

伊利诺伊州警方拿到坎贝尔博士的咬痕图像之后，立即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最初的几名嫌疑人身上，特别是隔壁邻居保罗·梅因。但是在警方获得梅因的牙模后，坎贝尔发现，它与犯罪现场及验尸照片上的咬痕不能吻合。警方随后便去寻找梅因的朋友约翰·普兰蒂，看看他知道这一新的情况后，会不会认为梅因有犯罪嫌疑，但是却无法找到他。

为了破案，警方还做了其他尝试，包括请来伊利诺伊州一位有名的巫师。他在对案情细节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说：“我听见滴水声。”在警方看来，这显然是指卡拉的尸体被发现时的情景。但除了说出凶手的住处离铁轨线不远这一点以外（在麦迪逊县，多数人都是这样），巫师提供不了多少帮助。

即使掌握了咬痕这一线索，案情还是进展甚微。1981年7月，唐·韦伯及其四名下属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刑事调查法医学研讨会，作为他出任州检察官之际重整机构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得知韦伯要去参加研讨会，坎贝尔博士建议他带上布朗一案的照片，届时请洛厄尔·莱文博士看一看。莱文是纽约大学司法牙科学家，将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莱文研究了照片，虽然同意坎贝尔关于某些伤痕肯定是咬痕的看法，但是说他无法做出有把握的对比研究。他建议警方开棺验尸，认为“棺木是证据的冷藏室”。我本人并不认识莱文，但是久闻其大名。他曾为纽约的弗朗辛·埃尔夫森一案做过分析。（他的工作一定非常出色，因为比尔·哈格梅尔和罗莎娜·拉索去克林顿劳改所与卡迈因·卡拉布罗访谈时，看到他已经把所有牙齿拔了个精光，以免上诉时仍旧被判有罪。莱文博士后来成为了纽约州法医部门的领导。）

1982年3月，韦伯和州警察局的两名探员出席了圣路易斯大都会地区重案组的训练年会。我也参加了年会，向与会的众多人员简要介绍了个性侧写和犯罪现场分析的理论。虽然我本人并不记得跟他们交谈过，但韦伯在他关于此案的研究成果《沉默的证人》（与小查尔斯·博斯沃思合著）之中说，他与他的同事在听完我的演讲后，走到了我的跟前，询问我是否能够将刚才所讲的内容运用于他们的案子中。我明确告诉他们，可以在我到匡蒂科后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我很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他们。

韦伯回去之后得知，伍德里弗警察局的里克·怀特也参加了年会，并且独自得出结论，认为请我出马有可能是侦破布朗一案的可行办法。怀特与我取得了联系，我们安排他带上犯罪现场照片前来匡蒂科，由我当场做出分析，提供我的看法。韦伯当时正在为几起案子的开庭审理做准备，抽不出身来，他委派了州助理检察官基思·詹森与怀特、阿尔瓦·布希及兰迪·拉欣一道前来，拉欣是与他一起去圣路易斯出席年会的几位警官之一。他们一行四人驾驶一辆无警车标记的巡逻车，行驶八百多英里赶到了匡蒂科。时任伍德里弗警察局局长的唐·格里尔也从佛罗里达的度假地飞到华盛顿与我们碰头。

我们在会议室见了面。四位调查人员一路上都在整理思路，讨论要对我讲述的见解和看法。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喜欢在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下得出结论。我们还是相处得很好。我和同事们在许多情况下参与办案是出于政治原因或者是替别人擦屁股，但这次的情况不同，他们来这里仅仅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真心想来这里，也真诚期望我能为他们提供建议，使他们的调查工作步入坦途。

我跟阿尔瓦·布希尤其合得来。他跟我一样对上不会溜须拍马，因耿直坦率而得罪过不少人。事实上，为了让布希能来匡蒂科，韦伯对那些从中作梗的人威胁说要动用自己的政治影响。

我要了犯罪现场的照片，专心致志地看了几分钟。我提了几个想搞清楚的问题，然后说：“准备好了吗？你们或许要录下我的看法。”

我告诉他们的第一点是：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尸体最终被放置在室内有水的地方，像浴缸、淋浴间或容器等，其目的并不像我们在亚童案中所见到的那样是为了消灭线索或证据，而是为了“布置”犯罪现场，使其面目全非。随后我说，他们毫无疑问已经与凶手面谈过。他就住在左邻右舍或者附近一带。这种案子几乎总是邻居或家人所为。不会有人大老远跑来做这种案。如果凶手身上沾上了血——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他能够在附近找到地方清洗干净，并处理掉他的血衣。我们要找的凶手在作案时显得从容自在，知道不会有人打扰。要么他十分熟悉卡拉，要么他已观察了很久，掌握了卡拉和马克的习惯。由于你们找他谈过话，他一直很配合你们的调查工作。他觉得这样一来就可以控制住局势。

他那天下午去卡拉家并没有预谋杀害她。杀人是后来产生的念头。如果事先有预谋，他就会随身带上凶器或工具（他的“强奸用具”）。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用手勒杀以及钝器重击，这显示出凶手是在遭到她拒绝以后无计可施，一怒之下杀害了她。操纵、支配和控制是强奸犯的格言。他可能来到她家，声称要帮她搬家。卡拉的和善品质为人所共知，而且因为她多少认识这个家伙，大概就放他进了家门。实际上，他只是想和她上床，跟她发生某种关系。当遭到了她的反抗，或是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法收场时，他就像南卡罗来纳州杀害玛丽·弗朗西斯·斯托纳的凶手那样，确定保护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即使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他也许仍有点惊慌失措，一时下不了手。地板上和沙发上有水迹。这很可能是他勒死她以后，想往她脸上泼水试图弄醒她。看到这样不起作用，他便不得不对付她那张湿漉漉的面孔，于是把她从地板上拖过去，把她的头按到水桶里，使其看起来好像是某种怪诞变态的仪式。换句话说，他是想转移视线和掩盖真相。把头部浸在水桶里还有一层次要的含义。她拒绝了他。那么好吧，他要让她蒙受耻辱。与其他许多案例一样，凶手在现场干的事情越多，他给你破案留下的线索和行为证据也就越多，尽管其本意是企图误导警方。

我指出，这个家伙的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这是他初次杀人。他的布置手法很拙劣，说明以前从未杀过人。然而，他确有暴躁凶狠的个性，因此可能犯过某些轻罪。如果已经结婚，那么他最近或者已分居，或者已离婚，或者婚姻不和。跟许多这种类型的家伙一样，他是个彻底的失败者，自我感觉很不好。他也许貌似自信，但内心深处有极度的缺陷感。

他的智商平平，顶多上完中学。他用电线捆绑她的双手这一点说明，他接受过车间培训或从事过某种相关的职业。你会发现在案件调查工作开始以后他调换过住处和工作，或者两者中的一个。等到风头一过去，他发现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就很可能离开城里。为了减轻精神压力，他也可能开始吸毒、酗酒或无节制地抽烟。事实上，在这起案件中，酒可能本身也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对这个家伙来说，这可是他迈出的很大胆的一步。他事先可能喝了不少酒以壮色胆，但是不至于喝醉，否则他作案后就不会大肆布置现场了。

案发以来，他可能常常失眠，性生活方面出现了问题，并且夜间活动也越来越多。如果他有一份正式工作，随着调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他可能频频旷工。他也可能会改变外貌。如果案发时他蓄着胡子和长发，那么案发后可能会剃掉。如果当时胡子刮得光光的，他可能会开始留胡子。不过，你们要找的不是那种看上去刻板规矩的人。他生性邋遢，不修边幅，任何试图使自己显得有条理性的努力都会是过度控制的明显体现。他会发现这种努力使他心力交瘁。

至于说到车辆，我认为本案凶手开的依旧是杀人犯喜爱的常备用车：大众甲壳虫车。车子可能很旧，保养得不怎么好；车身是红色或橙黄色。

此人可能密切关注媒体对警方的调查的报道，并且从中得到提示。如果警察局局长公开宣布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他就会感到释然。他可以轻易地通过测谎器的测试，不少凶手都能如此。下一个阶段调查工作的目标应该是打乱他的方寸。

他可能会经历不少次紧张性刺激。每逢6月份，他的紧张感都可能增强。每逢卡拉生日来临，情况也会一样。他可能会去卡尔弗里山公墓里卡拉的坟墓。他还会给她献花，或者直接请求她原谅。

因此我指出，你们下一步要做的事就是公开宣布发现了一条有望破案的新线索，让案子重新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要在媒体上持续不断地进行炒作。尽可能把凶手搞得如坐针毡。要提到你们已经邀请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侧写人员参与办案，而且他的看法与你们从掌握的新证据中得出的结论相一致。

讲到这里时，他们告诉我，莱文博士曾建议开棺验尸，并询问我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舆论造得越大，效果就会越好。韦伯应该事先在电视上亮相，宣布说，如果尸体保存得不错，重新验尸提供了他们要找的证据，他们的破案也就指日可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传递给凶手的信息是：他们要使卡拉“复活”，让她走出坟墓，在自己被谋杀一案中作证。

开棺验尸对凶手来说将是一次巨大的紧张性刺激。我要韦伯公开宣称，哪怕还要用二十年时间，他也非要破这个案子不可。凶手会忧虑不安，会四处探听。他会提出许多问题。他甚至有可能直接给警方打电话！你们务必要对前往公墓的每个人进行录像或拍照。他或许会去那里。他会急于了解尸体的状况。当你们最后宣布对尸体的状况非常满意时，他会更加坐立不安。与此同时，他会变得越发孤独，停止与任何朋友的来往。到这时，你们就可以上酒吧一类的场所去收集情况，看看那里有没有什么常客的行为明显异常。他最近也许加入了某个教会或开始信仰宗教，以求得心理安慰。在你们给他施加这些压力的过程中，还要让一位警察——甚至可以是我——在报纸上发表一通听起来对他几近于同情的言论。我们可以说，我们知道他心里不大好受，其实他并不是蓄意要杀害她，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

我接着扼要地提出了审讯策略，类似于在斯托纳一案中曾奏效的策略。重要的一点是，一旦确定了嫌疑人，不要马上逮捕他，而要让他在煎熬之中度过个把星期，然后在拘捕他之前逼其招供。你们掌握的事实越多，诸如“我们知道你把她从这里搬到那里”或者“我们清楚那些水迹是怎么回事”的话说得越多，就越能稳操胜券。把在谋杀案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某件物品（像斯托纳一案中的那块石头）摆放在审讯室里也会有用处。

听完我的讲述，五位来访者似乎对我所说的已经心领神会。他们问我，只凭听取案情的一般细节介绍和看看照片，我怎么能够得出所有这些结论。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十分了然，不过安·伯吉斯倒是说过，我是个视觉型的人，喜欢在脑海中勾画图像。她认为，我在提供咨询时倾向于说“我看出”而不是“我认为”，事实可能确实如她所说。其中部分的原因大概是多数时候我无法到达现场，只能在脑海中重新勾勒案发的场景。当警方打来电话问及我几年前为其分析的一件案子时，只要他们跟我描述一下犯罪现场，我往往就能回忆起这件案子以及我就作案者发表过什么看法。

来自伊利诺伊州的调查人员说，根据我对他们所做的分析，在他们面谈过的众多人当中有两个人似乎有重大嫌疑，一个是保罗·梅因，另一个是他的朋友约翰·普兰蒂。他们两人那天都在隔壁，而且至少有一人喝了啤酒，那就是普兰蒂。他俩的说法一直有出入，那可能是他们智力低下和喝过酒的缘故，也可能意味着其中一人或者两个人未说实话。普兰蒂的测谎结果好于梅因，但两人都非常符合侧写的描述。事实上，普兰蒂在某些方面更加符合。他与警方比较合作，而且正如我推测凶手会做的那样，在风头过去后离开了城里，只是后来又回来了。

我指出，我概述的策略可以同样适用于他们两个人。事实上，由于我认为不管凶手是谁，他都会时常感到内疚和悔恨，因此不妨另外搞点小花样，找一个女子装成卡拉，夜半三更时给他们每个人打电话，啜泣着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同时，报纸上应刊登一些文章，大谈特谈卡拉是多么典型的一个美国姑娘，她年纪轻轻就遭到杀害是多么悲惨。我总是喜欢采用戏剧手法。

等到这一策略实施了一星期到十天左右时，警方就可以观察出梅因或者普兰蒂是否在做出我推测的凶手所会做出的反应。如果其中一人确实如此，那么下一步就是找个人——朋友、熟人、同事——去通报情况，诱使他吐露实情或是招供。

1982年6月1日，警方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进行了开棺验尸，洛厄尔·莱文到了场，电视和报纸做了广泛报道，同时韦伯发表了恰到好处、郑重而乐观的声明。我发觉在小城市比在大城市容易从记者那里得到你所需要的合作。大城市的记者往往更敏感，觉得你是在操纵他们，是在告诉他们该报道什么。我把它看成是新闻界与执法界各自本着诚实公正的原则进行的一次合作。我从未要求报纸或电视台记者撒谎，或是做出虚假或片面的报道。但是在许多场合，我曾透露过一些信息，我觉得有必要让凶手读到它并对它有所反应。只要记者跟我合作，我也与他们合作。在有些案子中，当他们特别合作时，我会在内幕消息最终可以披露之时为他们提供一些独家新闻。

幸运的是，卡拉的尸体保存得出奇地完好。这次重新验尸由玛丽·凯斯博士实施，她是圣路易斯市助理验尸官。不同于第一次验尸的是，凯斯博士认定死因是溺水。她还发现颅骨有一处裂痕。最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所需要的咬痕证据。

大造声势的有组织运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州警察局的汤姆·奥康纳和金融诈骗伪造科的韦恩·沃森在梅因家中与他进行了面谈，名义上是调查他有没有资格领取政府救济金。他们把话题引到了卡拉·布朗谋杀案上面。尽管他不会招供，并且否认与此案有任何牵连，但看得出他肯定在密切注意媒体的报道，且了解一些内幕消息。比如，沃森提到梅因在曾住地址的单子上没有写阿克顿大街。他说那是因为警方老是拿邻居那个姑娘被害一案打扰他，因此他在试图忘却那段不愉快的记忆。

沃森说：“她就是那个遭枪击、勒杀，又被按进十加仑水桶中溺死的姑娘吧？”

“不对，不对！没遭枪击，没遭枪击！”梅因断然回答。

就在开棺验尸前后，一个名叫马丁·希格登的男子来到伍德里弗警察局，说他和卡拉·布朗是中学同学，目前媒体的报道在他的同事中引起了议论。他认为警方应当知道，他的一位女同事声称，在案发后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有名男子说他在卡拉被害的当天去过她家。

奥康纳和里克·怀特约见了这位名叫维基·怀特（与里克·怀特无亲属关系）的女子。她证实了希格登的说法。她说她和丈夫马克曾参加过在斯潘塞和罗克珊·邦德夫妇家中举行的一个聚会，跟她在刘易斯克拉克社区学院认识的一个男子交谈过。那男子说卡拉遇害的那天他去过她家。他提到了发现尸体的地方以及她肩膀上有被咬的痕迹。他不得不打算离开伍德里弗，因为他认为他会被当成主要嫌疑人。她当时以为他是在瞎说八道，没有当回事。

那人的名字叫约翰·普兰蒂。

警方可是在谋杀案过了两年后才得知咬痕一事的，他怎么能够早已知晓，并在案发后不久对别人宣布呢？奥康纳和怀特不禁纳闷。他们随后约见了聚会的主人斯潘塞·邦德，他的回忆与维基和马克·怀特夫妇的回忆是相同的。邦德也提到，梅因曾经向他讲述了卡拉被发现时的详细情况。问题在于：梅因是从普兰蒂那里听说这些的呢，还是另有隐情？虽然普兰蒂的测谎结果比梅因好，韦伯和警方却认为梅因不具备这种犯罪的胆量，也不可能聪明到栽赃陷害普兰蒂的程度。

邦德最近看见过普兰蒂驾驶着他那辆红色大众旧面包车。尽管我说中了车辆的颜色和厂家，但车型没有搞对。而这一点本身却很重要。就在此时，我们发现案犯偏爱的车型正在转变为面包车。比塔克和诺里斯使用的是这种车。史蒂文·彭内尔使用的也是这种车。有别于小汽车的是，在面包车的后部你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被人看见。你实际上拥有了一个可以移动的谋杀场所。

我听说约翰·普兰蒂在案发以后开始蓄起胡子，对此我不感到奇怪。邦德同意在跟普兰蒂谈论这件案子时带上窃听器。虽然普兰蒂不承认是他杀的人，但他的情况表明他非常符合侧写特征。他在刘易斯克拉克县学过焊接。案发后他离开了城里。他离了婚，与女性相处困难。他对案件调查十分好奇。

6月3日，星期四，韦伯办公室取得了法庭指令，要求普兰蒂于次日提交一副齿模。唐·格里尔局长对他说，他们这样做是想缩小调查范围，假如他的齿模与咬痕不吻合，他们就可以排除他的犯罪嫌疑。

不出我之所料，普兰蒂离开牙医诊所后，给韦伯打了电话。他想知道调查的进展情况。韦伯很有头脑，让他的助手凯斯·詹森同时收听了电话，从而保证韦伯日后可以作为可能证人出庭作证。在与韦伯通话的过程中，关于他何时待在保罗·梅因家中这一点，普兰蒂的说法和以前有了出入。如我所料，他显得挺合作。

警方窃听了邦德与普兰蒂的第二次通话，从中又了解到一些情况，随后他们录下了邦德与梅因之间的一段对话，得到的收获更大。普兰蒂告诉邦德，他每天要抽好几盒香烟。梅因甚至表示，或许是因为卡拉拒绝普兰蒂的性要求才激怒了他。于是警方再一次约见了梅因，他说他认为普兰蒂要对谋杀案负责，但是在他与普兰蒂私下交谈之后，他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

下一周的星期二，韦伯、拉欣和格里尔飞赴长岛去请教莱文博士。他们给他看了重新验尸的照片和三副齿模：梅因的齿模，另一长期嫌疑人的齿模，以及普兰蒂的齿模。莱文当场排除了前两个人。虽然他没有绝对的科学把握认定全世界只有普兰蒂的齿痕与被害人身上的咬痕吻合，但他的齿痕确实与咬痕吻合——丝毫不差。保罗·梅因被拘捕，以妨碍司法罪受到了指控。

普兰蒂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私闯民宅强奸未遂罪。他于1983年6月出庭受审，7月间被判定有罪，判处七十五年徒刑。

此案前后历经了四年，在许多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欣慰的是，我收到了州助理检察官凯斯·詹森写给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的感谢信的复印件。他在信中写道：“社区终于有了安全感，受害者的亲人觉得正义得到了伸张，这一切若是没有约翰·道格拉斯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始终是个大忙人，我觉得他的努力不应被忽视。在此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希望能有更多的道格拉斯，以其才干和才华来帮助我们。”

这些都是溢美之词。不过，可以称幸的是，我在前一年1月份说服了学院副院长吉姆·麦肯齐，使他相信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约翰·道格拉斯”。他又设法说服了总部给我们增加人手，尽管这意味着要从其他部门挖人。就这样，我弄来了包括比尔·哈格梅尔、吉姆·霍恩、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在内的第一批人马，随后又弄来了吉姆·赖特和贾德·雷。结果没过多久，他们都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虽然大家都在尽心尽力，但是有些案子，如卡拉·布朗一案，拖了好几年才结案。另外一些案子尽管也同样错综复杂，但只要一切进展顺利，只需几天或几个星期就能侦破。

西南部的一个调查局外勤站有一位名叫唐娜·林恩·维特尔的速记员，一天晚上在她位于一楼的公寓里被人强奸并杀害。罗伊·黑兹尔伍德和吉姆·赖特接到了局长办公室的明确指示：火速前往当地破案。当时，我们已把全国划分成若干区域。该案正好发生在吉姆负责的区域。

我们要毫不含糊地传达这个信息：任何杀害联邦调查局人员的凶手都不能够逍遥法外，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凶手缉拿归案。第二天下午2时，调查局人质营救队的一架直升机载着两位特工和他们匆忙收拾好的行李，从匡蒂科飞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他们在那里转乘了局里的一架喷气式飞机。他们一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赶往犯罪现场。当地警方正保护着现场，等待他们的到来。

维特尔是一位22岁的白人女性，从小在农场长大，虽然为调查局工作已有两年多时间，但直到八个月前才搬到城里居住。她不了解在城市生活面临的危险，在一个主要由黑人和西班牙裔人居住的工业区租了一套公寓。公寓楼管理员考虑到了安全因素，让人在每位单身女性租住的公寓门外上方都安装了一只乳白色的走廊灯泡，而不是通常的发黄光的灯泡，以便于让她手下的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给予特别关照。这一安排没有对外公开。然而虽然管理员用心良苦，但即便最不经意的人很快也就看出名堂了。

警方是晚上11点过后不久接到报案的，当时一位住户注意到受害者房间的窗纱被扯了下来，于是打电话告诉了大楼保安人员。受害者一丝不挂，浑身是血，脸部遭到殴打，身上有多处刀伤。验尸结果表明她遭到了强暴。

攻击者是从前窗强行闯入的，进去时撞倒了一件大型盆景。电话线已从墙上的插座中拔出。饭厅地毯和厨房地板上有让人触目惊心的大块大块的血迹，攻击似乎主要发生在这里。尸体所躺的地方留下了一片血迹，看上去好像是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天使，张开着翅膀，仿佛在飞翔。地上的血迹表明，受害者被从厨房拖进了起居室。从尸体上因自卫而留下的伤口分析，她似乎是跑到厨房拿了把菜刀，但被凶手夺了过去并转而用来对付她。

维特尔那些血迹斑斑的衣物在厨房地板边缘靠近碗橱的地方被急救医疗队队员发现。她的内裤和连裤袜卷成一团，显示出那是她躺在地板上被凶手脱下的。警方到达现场时，屋里的灯全是关着的。他们推测，很可能是凶犯关掉了电灯，免得在他离开后很快有人发现情况不妙。

根据从同事、家人和邻居那里了解到的全部情况来看，这位年轻女子具有腼腆的性格、诚实的为人和坚定的信仰。她在一个严格而虔诚的宗教环境中长大，对待宗教问题非常严肃。她一点也算不上有魅力，似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不管是与男同事还是女同事都少有来往，他们都把她描述为认真、勤奋，但是“与众不同”。这大概跟她缺乏社会经验和受庇护的成长环境有关。没有人暗示她有任何违法行为，或是与“不正经的人”有任何瓜葛。在她的公寓里没有发现毒品、烟酒或避孕药。她父母对她的贞洁深信不疑，并且认为她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操会不要性命。

在仔细查看现场之后，罗伊和吉姆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虽然屋子里到处有血，有一处血迹却引起了他们的格外注意。它紧靠着浴室的门口。在浴室里边，他们注意到尚未冲洗的抽水马桶里有小便，但无卫生纸。

这使他们马上觉察到侵入者与受害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当听到有人闯进时，她一定是在浴室里。她站了起来，没顾得上放水冲马桶就走出去查看是怎么回事。她刚跨出浴室门，凶手就对着她的脸猛击一拳，主要是想把她打晕过去。吉姆和罗伊找到了藏在起居室一个坐垫底下的凶器，一把菜刀。

凶器本身也向他们传递了一点信息——作案者闯入公寓并非蓄意谋杀。他未拿走任何贵重物品这一事实说明，他是为了盗窃以外的目的而来的。有关证据显示，他闯入的目的是强奸。假若他是想谋杀她，而不是在她身上寻欢作乐，那么就没有必要拔下电话线。公寓很容易闯入，被害人缺乏姿色，他一言不发地突然袭击，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个脾气暴躁的硬汉式人物，智力低下，缺乏社交技巧或自信心，不会用言语控制他人。他很明白，除非从一开始就完全控制住这位温和的受害者，不然他就无法达到目的。

他没料到，这个腼腆文静的女子会如此拼命地反抗。她的所有背景情况都向侧写人员显示，这正是她为保住自己的名节而会做出的反应。但是作案者是不会知道这一点的。她越是反抗，他就越是处于失控的状态，他的怒火也就越旺盛。我从同是由企图强奸最终演变成杀人的卡拉·布朗一案中认识到，案犯的出于发怒而杀人与为了“收拾”自己造成的狼狈局面而杀人相比是位居次要地位的。在这起凶杀案中，这两者似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作案者的怒火是持续的而非短暂的。地上的拖痕表明，他在厨房攻击她之后，把她拖到另一个房间，在她血流不止、奄奄一息的情况下实施了强奸。

罗伊和吉姆在抵达的当晚就开始着手了侧写。他们要找的是一个20到27岁的男子。一般情况下，在基于性欲而引发的谋杀案中，如果受害者是白人，你可以估测凶手也是白人。两位特工坚信作案者的本意是强奸，所以强奸案的“规则”是适用的。这是一个以黑人和西班牙裔人为主要住户的公寓区，白人女子遭黑人男子强奸的发案率相当高，因此本案凶手也很可能是黑人。

他们认为作案者没有结婚，但有可能与某个女人一起生活，经济上依靠或剥削她。任何与他有关系的女人都可能比他年轻，比他幼稚，或者比较容易支配。他不会和任何他觉得不好对付或者对他构成威胁的人来往。尽管他可能不太聪明，在学校时成绩一般（可能在行为方面也构成问题），但也许经常在街头厮混，打起架来能不让自己吃亏。他会对周围人摆出一副不好惹的硬汉子架势。他穿衣服也会尽可能买最好的。他还可能热衷于运动，以保持身体强健。

他可能住在供低收入阶层租住的单元房里，离犯罪现场步行可及。他可能干的是一份粗活，跟同事或上司频繁发生冲突。因为脾气暴躁，他大概没参过军；即使参过军，也会提前退伍。两位特工并不认为他以前杀过人，但可能有盗窃和使用暴力的前科。罗伊·黑兹尔伍德是研究强奸及危害妇女犯罪活动的一流专家之一，他坚信作案者有强奸或性暴力的前科。

他们预测了他的案发后行为，包括旷工、酗酒、减轻体重和改变外貌，在许多方面与杀害卡拉·布朗的凶手相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这种类型的人会跟家人或密友谈及或吐露所犯罪行。这一点是关键，可以利用它制定出将他缉拿归案的前摄策略。

因为知道作案者会密切注意新闻报道，罗伊和吉姆决定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将侧写公之于众。他们惟一秘而不宣的重要细节是种族因素。万一推测有误，他们不想因此导致调查工作走入歧途，致使可能的线索得不到正确利用。

然而有一点他们是广而告之的，那就是他们相信：作案者不管跟谁谈起过谋杀案，此人的自身处境也十分危险，因为他或她现在掌握了凶手有罪的把柄。他们敦促说，如果你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处境，请赶快与当局联系，不然一切就太迟了。不到两个半星期，案犯的武装抢劫同伙就给警方打来电话。嫌疑人遭到了逮捕。基于谋杀现场留下的掌纹与其吻合，他受到了起诉。

我们事后重温侧写时，发现吉姆和罗伊的预测真是料事如神。案犯是一个22岁的黑人男子，住址与犯罪现场相隔四个街区。他单身，与姐姐住在一起，经济上依靠她。谋杀案发生时，他因强奸罪正在服缓刑。他受到了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了死刑。他的死刑判决最近才执行。

我经常跟我的人讲，我们应该像孤胆侠客那样策马进城，帮助伸张正义，然后悄然离去。

那些蒙面侠客是谁？他们留下了这颗“银制子弹”。

他们是谁？噢，他们来自匡蒂科。

在处理完这起案子后，吉姆和罗伊驱车悄然离去。他们当初是乘局里的专机奔赴现场的。任务完成后，他们搭乘民航班机返回，坐在飞机后部的经济舱里，与快活的度假者及尖叫的孩子们挤在一起。但是，我们清楚他们立下了大功，所有得到他们留下的“银制子弹”的人们也都清楚。

十五

伤害心爱的人

格雷格·麦克拉里有一天在匡蒂科那间无窗办公室里翻阅案件档案时，接到了他负责地区的一个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讲的是一起你似乎耳熟能详的令人痛心的案子。

一位年轻的单亲母亲带着她2岁的儿子走出租住的花园公寓，准备去购物。正要钻进汽车时，她突然感到肚子一阵绞痛，于是连忙转身，疾步穿过停车场，走进紧靠公寓大楼后门的洗手间。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居民区，人们态度友好，互相都很熟悉，而且她还郑重叮嘱过她的儿子乖乖地呆在楼里玩耍，等着她出来。

我敢肯定，你已猜到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大约四十五分钟后，她从洗手间出来，发现孩子不在门厅里。这时她还没有感到惊慌，她猜想孩子也许跑到门外去玩了，虽说那是一个大冷天。她走出大楼，左右环顾着。

可是她发现情况不妙：儿子的一只针织连指手套被扔在停车场的地面上，四处不见他的踪影。这时她才感到了惊慌。

她冲回自己的公寓，立刻拨打了911报警电话。她惊慌失措地告诉应急中心的接线员，她的儿子被人绑架了。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对那个地区进行了仔细搜索，以寻找线索。此时这位年轻女子已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

媒体得知了这一情况。于是她走进了电台播音室，通过麦克风乞求绑架她儿子的人把他送回来。虽然警方很同情她，但仍然按照惯例不动声色地对她进行了测谎器测试。她通过了测谎。警方知道，在绑架儿童案中分分秒秒都至关重要，为此他们找到了格雷格。

格雷格听了案情介绍和911报警电话的录音。他觉得情况不大对劲。接着案情有了新的发展。这个痛苦的女子收到一个小邮包，上面没有写明回址，里面也没有附字条或信件，只有一只与她在停车场找到的连指手套配套的手套。这个女子精神崩溃了。

不过这时，格雷格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他告诉警方，小男孩已死，凶手就是他的母亲。

你是怎么知道的？警方再三追问他。小孩子被性变态者抓走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你怎么知道这回情况就不一样？

于是格雷格进行了解释。首先，案情本身就有问题。没有任何人要比一个母亲更担心孩子被性变态者抓走。她把孩子留在洗手间外面那么长时间无人照看，这样做合乎逻辑吗？如果她不得不待在洗手间里很长时间，为何不带孩子进去，或者做些临时安排？情况可能确如她所说的那样，但这不能不让你生疑。

根据911报警电话的录音，她明确地说，有人“绑架”了她的孩子。格雷格的经验告诉他，父母亲们说什么也不愿在心里接受这种可怕的假设。在处于歇斯底里的悲痛情绪下，你可能会听到她说，孩子失踪了，孩子跑丢了，她找不到孩子了，或者类似的话。在这个阶段就用“绑架”一词说明，她早已在出事之前就想好这一切。

通过在媒体上垂泪乞求本身当然不能说明某人有罪。南卡罗来纳州的苏珊·史密斯乞求她的两个儿子能平安归来的画面，至今仍然经常浮现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深感不安。一般来说，我们发现父母亲这样做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但问题是，这种公开露面也可能是少数心怀叵测的人所耍的伎俩。

然而，在格雷格看来，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连指手套的寄回。

儿童遭劫持基本上出于三种原因：他们被绑架者掳走以勒索钱财；他们被猥亵儿童犯掳走以获得性满足；他们被可怜孤独、情绪无常的人掳走，因为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出于第一种原因，绑架者必定会或者通过电话或者通过书信与孩子的家人联系，以提出他们的要求。其余两种类型的人则根本不想与孩子家人有任何联系。上述三种人都不会仅仅寄回孩子的一件物品，以告诉家人孩子已被人劫持。他的家人早已知道了。如果必须向他的家人证实这是一起绑票案，那么就会伴随有赎回条件；否则这么做就毫无意义了。

格雷格认定，这位母亲只是依据想象中的绑架案的模式布置了一起假绑架案。很不幸，她对这类犯罪的实际动因根本就不了解，结果给演砸了。

很显然，她这么做事出有因，并让自己相信这么做没有什么错。这就是为什么她通过测谎的原因。但格雷格对那次测谎并不满意。他请来了调查局的一位资深测谎专家对她进行了重新测试，而这次事先让她知道她已受到了怀疑。这次的结果完全不同。经过一番有针对性的审问，她终于承认是她杀了孩子，并带领警方找到了尸体。

她的动机很常见，正是格雷格从一开始就猜到的。她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母亲，由于孩子的拖累，错失了20岁左右的人本可享有的一切快乐。她遇到了一个心上人，而这个男人想进一步增进他俩之间的关系，建立起自己的新家庭。可是他明确表示，他俩的共同生活中容不下这个孩子。

此类案件的重要之处在于，即便警方是在孩子失踪后无人报案的情况下发现尸体，格雷格仍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孩子被埋葬在树林里，身穿滑雪衣，裹在一条毛毯里，外面还严严实实地套着一个厚厚的塑料袋。要是换了绑匪或猥亵儿童犯，是不会如此费心地使他感到温暖和“舒适”，或者想到不能让尸体遭受风吹雨打的。许多谋杀案现场显示出的是作案者明显而持久的愤怒，弃尸则常常表现出作案者的鄙视和敌意，而这种埋葬却显示出了作案者的爱意和负疚感。

人类伤害心爱的人或者应该去爱的人的行为由来已久。事实上，阿伦·伯吉斯在就任行为科学科科长后首次接受电视采访时就曾说：“我们见到的暴力行为是世代相传的，可以一直上溯到该隐杀害亚伯的《圣经》时代。”幸好，记者们似乎没有领会他在对世界上第一件凶器进行解释时的言下之意。

19世纪的英国就发生过一起大案，涉及家庭内部暴力。1860年，苏格兰场的乔纳森·惠彻警官来到萨默塞特郡弗罗姆镇，调查一个显赫家族的一个名叫弗朗西斯·肯特的婴儿被谋杀一案。当地警方确信孩子是吉卜赛人所杀，但是经过调查，惠彻确信真正的凶手是弗朗西斯16岁的姐姐康斯坦斯。由于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以及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不可能杀死亲弟弟的观念在作祟，惠彻的证据在法庭上遭到驳回，他控告康斯坦斯的罪名不成立，她被宣判无罪。

惠彻受到舆论的强烈抨击，被迫从苏格兰场辞职。在随后的数年中，他独自进行调查，以证明自己的判断没错，那个年轻姑娘确实是凶手。最终，因为身无分文和身体状况欠佳，他无奈地放弃了对事实真相的探求。此后过了一年，康斯坦斯·肯特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她再次受审，结果被判处终身监禁。三年之后，威尔基·柯林斯根据肯特一案写出了他那部具有开拓意义的探案小说《月亮宝石》。

谋杀心爱的人或者家人的案子并不少见，侦破的关键就在于抓住布局这个要素。与受害者关系如此亲近的人会设法将嫌疑从他或她自己身上引开。在我最早办过的此类案子中，有一起是1980年圣诞节次日发生在佐治亚州卡特斯维尔的琳达·黑尼·多弗谋杀案。

虽然琳达和丈夫拉里已分居，他们仍然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27岁的琳达身高5英尺2英寸，体重120磅，定期去他俩以前同住过的房子给他打扫卫生。事实上，12月26日星期五那天，她就是去干这件事的。与此同时，拉里带着他们的年幼儿子去公园游玩。

当父子两人下午游玩归来时，琳达已经不在那里了。拉里本以为会看到家里干干净净、井然有序，却不曾想到卧室里乱成一团。被单和枕头被扯到床下，梳妆台的抽屉半开着，衣服散落得到处都是，地毯上有像血一般的红色污迹。拉里立刻打电话报了警。警方迅速赶到，把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一遍。

他们在房子底部由外入内的爬行空隙中找到了琳达的尸体。她被包裹在取自卧室的盖被里，只有头露在外面。他们打开盖被后，看到她的衬衣和胸罩掀到了乳房以上，牛仔裤褪到了膝部，内裤拉到了阴部以下。头部和脸上有钝器造成的外伤，身上还有多处刺伤，据警方推测，刺伤发生在胸罩掀上去之后。厨房里有个碗橱，碗橱的一个抽屉开着，他们认为凶器正是从那里取出的一把刀，但他们找不到（而且从未找到）那把刀。从犯罪现场看，她最初是在卧室遭到攻击的，然后尸体被转移到了房子外面，塞入了房子底部的爬行空隙。她大腿上的血滴表明，凶手曾搬动摆弄过尸体。

琳达·多弗的背景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成为特别高风险的受害者。虽然她和拉里分居了，她没有和其他男人发展关系。惟一不寻常的紧张性刺激因素是一年中的假期，以及导致她婚姻破裂的原因。

根据犯罪现场照片和卡特斯维尔警察局寄给我的有关资料，我告诉他们作案者可能是两种类型中的一种。很有可能他是一个年轻、缺少经验、有某种缺陷的独来独往者，就住在附近一带，基本上是一时起了歹念而碰巧作案的。我讲完之后，警方提到他们对该地段的一个恶棍一直感到很头疼，许多居民都害怕他。

但是本案具有太多的布局因素，从而使我更倾向于认为作案者属于第二种类型：一个十分熟悉受害者的人，因此想转移视线。凶手觉得有必要将尸体藏匿在房屋的某处，惟一的原因就是我们归类为“泄私愤杀人”的原因。脸部和颈部的外伤似乎也具有高度个人化特征。

我告诉他们，我觉得这个作案者很聪明，但只受过高中教育，从事需要出卖体力的工作。他可能有过攻击他人的前科，对挫折的承受力也不强。他可能是个郁郁寡欢的人，不能忍受失败，而且在案发时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能正感到心情沮丧，极有可能是因为手头拮据。

本案的布局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理由。不管对琳达下毒手的人是谁，他并不愿意把尸体暴露在外面，因为那样一来，另一家庭成员——尤其是她的儿子——就可能会看到。他为什么要花时间把尸体用盖被裹好并转移到爬行空隙之中，原因就在这里。他想让案子看起来像是一起性犯罪——因此把她的胸罩掀上去并暴露出她的阴部——尽管并没有任何强奸或性骚扰的证据。他认为他非得这么做不可，可是要让警方看到她裸露的阴部和乳房，他又感到不舒服，于是便用盖被把这些部位遮盖了起来。

我指出，凶手起初会非常合作，而且关心案子的侦破情况，但一旦你对他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提出质疑，他就会变得傲慢无礼和充满敌意。他的案发后行为可能包括酗酒或吸毒，没准还会转而信奉宗教。他可能会改变外貌，甚至可能会变换工作并搬出该地区。我告诉警方，要留意寻找一个在行为和个性上出现了180度大转弯的人。

“现在的他跟案发前可是判若两人了。”我说。

我有所不知的是，在卡特斯维尔警方请求我提供侧写的时候，已经指控拉里·布鲁斯·多弗谋杀了他的妻子，只不过他们是想确认他们没有搞错。这种做法着实让我恼火，原因有几个。其一，当时迫切需要我处理的案子已让我应接不暇。但更为重要的是，闹不好这会使局里处境尴尬。使有关各方感到幸运的是，我的侧写最后证明完全符合实际案情。诚如我对局长和亚特兰大主管特工解释的那样，假如我的侧写不那么准确，一个老练的律师就可以把我作为被告方的证人传上法庭，迫使我作证说，我的那份“专家”侧写在某些方面证明被告不是凶手。从那以后，我学会了总要先问一下警方，是不是掌握了嫌疑人，尽管我并不想预先知道他是谁。

不管怎么说，在此案中正义得到了伸张。1981年9月3日，拉里·布鲁斯·多弗因谋杀琳达·黑尼·多弗被判处终身监禁。

发生于1986年的伊丽莎白·杰恩·沃尔西弗——人称贝蒂——的谋杀案则给家中布局这一主题带来一个变奏。

8月30日，星期六，早晨7点刚过。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市警方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要他们赶往伯奇街75号，这是当地一位很有人缘的牙医的住所。大约五分钟后戴尔·明尼克和安东尼·乔治两位警官赶到时，看到33岁的爱德华·格伦·沃尔西弗医生躺在地板上。有人企图勒死他，并重击了他的头部。他哥哥尼尔在那儿陪着他。尼尔解释说，他住在街对面，是接到弟弟的电话后赶过来的。格伦当时被打得晕头转向，说他只记得尼尔的电话号码。尼尔到达后，立即打电话报了警。

据两个人说，格伦的32岁的妻子贝蒂和5岁的女儿丹尼尔就在楼上。每当尼尔想上去查看一下她们的情况时，格伦不是快要晕厥过去，就是又开始了呻吟，因此两人还没有上过楼。格伦跟尼尔说，他担心闯入者仍在房子里。

明尼克和乔治两位警官搜查了房子。他们没有发现闯入者，但却发现贝蒂死在卧室里。她侧身躺在床边的地板上，头朝着床脚。从颈部的淤伤、嘴角处快要干涸的唾沫以及青一块紫一块的面部来看，她好像是被人用手掐死的。床单上有血迹，但她脸上的血迹似乎已被擦去。她只穿着睡衣，下摆被掀到腰部。

隔壁卧室里的丹尼尔仍在熟睡，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她醒来之后告诉警方，她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没有破门而入、打斗或任何骚动的声音。

明尼克和乔治从楼上下来后，没有描述楼上的情景，而是问沃尔西弗医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天快亮的时候，他被一种仿佛是有人破门而入的声音吵醒。他从床头柜里摸出手枪，没有喊醒贝蒂，独自下楼去查看。

他走近卧室门口时，看到楼梯口有一个大块头男子。那人似乎没有发觉他。于是他尾随他走下楼，但接着就找不见他了，他便开始在底楼四处寻找。

突然，有人从背后袭击了他，用绳索之类的东西套住了他的脖子，不过他扔掉了枪，在绳索收紧之前及时地把手插了进去。格伦随即朝后猛踢一脚，踢中了那人的腹股沟，使他松了手。然而格雷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后脑勺就遭到猛击，两眼一黑就昏了过去。他醒来后，给他哥哥打了电话。

在警方和被警方叫到现场的急救医护人员看来，沃尔西弗医生的外伤似乎并不严重——后脑勺有一处挫伤，颈后部有几处红斑，胸肋部左侧有几处小擦伤，仅此而已。但他们不想冒险，所以把他送到了急诊室。那里的医生也觉得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既然这位牙科医生自诉曾经昏迷过，便收下他住了院。

从一开始，警方就对沃尔西弗的说法持怀疑态度。闯入者天亮时分从二楼窗户进入住宅，这似乎说不通。在房子外面，他们发现一副旧梯子，通向卧室敞开着的窗户，据称闯入者就是用这副梯子进屋的。但是梯子已经摇摇晃晃，看上去连中等块头的人都承受不了。它斜靠在墙上，横档朝着错误的方向。地面很松软，可梯子并没有在上面留下凹痕，这说明梯子不曾承载过任何重量。在梯子靠放的铝制檐槽上也没留下任何痕迹。梯子横档上也没有露水或青草，而假如那天清晨有人用过梯子，是应该有的。

房子里面的情况也显示了他的叙述有诈。贵重物品似乎一样没少，就连卧室里放在明处的首饰也都在。如果说闯入者是为了谋杀而来，为什么会把一个带枪的昏迷男人丢在楼下，却返身上楼去杀害而不强奸他的妻子呢？

有两点情况尤其令人困惑。如果说格伦被人掐到几乎昏死的地步，他脖子正面为什么没有留下任何伤痕？最令人费解的是：格伦和他哥哥尼尔竟然都没有上楼去查看贝蒂和丹尼尔的情况。

更让人困惑的是，沃尔西弗医生的说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地变化。随着回忆起的细节越来越多，他对闯入者的描述也越来越细节化。沃尔西弗道，那人穿着黑色无领长袖运动衫，套着蒙面袜，蓄着小胡子。有几点细节他的叙述还前后矛盾。他对家人说，星期五晚上他在外面待到很晚，但入睡前还跟妻子说过话。而他对警方却说，他根本没有叫醒过妻子。起初，他说书桌抽屉里大约有一千三百美元失窃，但等警察找到一张一千三百美元的存单时，他又改了口。警方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向他询问情况时，他似乎才刚刚恢复一点点意识，讲话也含混不清。然而在医院里被告知妻子死讯时，他却提到曾听见警方打电话叫验尸官过来。

随着调查工作的继续进行，格伦·沃尔西弗不断提出更新颖、更详细的情节来解释这次攻击事件。最终，闯入者的数目增加到两人。他承认曾与前任助理牙医有染，但跟警方说早在一年前就已了结关系。后来他却承认，就在案发前几天他刚会过那个女人，并且发生了性关系。他还说忘了告诉警方，他同时和一个有夫之妇也有暧昧关系。

贝蒂·沃尔西弗的朋友告诉警方，虽然她很爱丈夫，而且也曾试图改变局面，但她厌倦了他的不轨行为，尤其不满他每逢星期五必定晚归的行径。就在被害的前几天，她跟一位朋友讲过，如果格伦下个星期五仍然在外面待到很晚，她就要“表明态度”了。

在家中和医院里接受过最初的面谈之后，格伦按照律师的建议拒绝再跟警方谈任何事情。于是，警方就把破案重点放在他哥哥尼尔身上。他对那天清晨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几乎和格伦的描述一样奇怪。他拒绝接受测谎测试，声称他听说过测谎常常是不准确的，担心不好的测谎结果会影响他的声誉。在警方和贝蒂家人的一再要求下，以及在媒体呼吁他配合调查的压力下，尼尔跟警方约定10月份在法院接受面谈。

那天上午10点15分左右，即预定面谈的时间过去十五分钟之后，尼尔驾驶的本田小汽车与一辆麦克牌大卡车迎头相撞，尼尔当场毙命。发生车祸时，尼尔实际上是在驾车驶离法院大楼，验尸官判定他的死亡为自杀，不过后来看起来，他当时可能打弯动作过猛，又紧张地试图拐回来。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事实真相。

案发一年多后，威尔克斯巴里警方已经收集到大量间接证据，确认格伦·沃尔西弗是杀害妻子的凶手，但因为缺乏确凿的罪证而无法指控他。在犯罪现场发现了他的指纹和毛发，可那是他自己的卧室，所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警方推测，他用过的绳索或穿过的血衣，有可能在打电话给他哥哥之前就已扔进了附近的河里。他们能够逮捕他并定他罪的惟一办法就是找一位专家出具支持他们观点的权威意见，即谋杀案是由亲近受害者的人所为，他布置了犯罪现场。

1988年1月，威尔克斯巴里警方邀请我提供一份案情分析报告。我在仔细研读了卷帙浩繁的资料后，马上就得出结论：谋杀确系熟知受害者的人所为，作案者布置了犯罪现场以掩盖真相。既然警方早已有了嫌疑对象，我便不想照常规提供一份侧写，或者直接指认那个丈夫为凶手，不过我尽力给警方提供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材料，以作为对他实施拘捕的理由。

在周末的光天化日之下闯入那个地段的一户私宅（私家车道上还停放有两辆车），这是一种针对低风险受害者的高风险犯罪。所谓盗窃一说是很不可信的。

闯入者从二楼窗户进入室内，不查看一下二楼的房间就立即下楼，这种做法与我们从多年研究中以及在向世界各地提供案件咨询时所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不一致。

没有证据显示，闯入者随身携带了凶器，这使得预谋杀人的说法不可信。沃尔西弗太太未受到性侵犯，这使得预谋强奸失败而导致杀人的说法同样不能令人信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凶手哪怕有过拿走任何东西的企图，这又使预谋盗窃的说法难以成立。这样一来，作案的可能动机就大大缩小了。

杀人的手法——掐脖子——是一种亲近型的犯罪方式。陌生人是不会选择这种手法的，一个经过精心策划、费了一番周折才闯入的人尤其不会这样做。

警方继续有条不紊、严谨细致地充实其指控理由。尽管他们已确信凶手是何许人，他们手中的证据却仍然都是间接的，必须要有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才行。在此期间，格伦·沃尔西弗搬迁到了与华盛顿市相毗邻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1989年年末，警方准备好了逮捕状以及参考我的分析报告而拟的证据陈述书。1989年11月3日，谋杀案发生了三十八个月后，一支由州、县和当地警方组成的小分队南下弗吉尼亚，在沃尔西弗的诊所将其逮捕。

他对前去逮捕他的一位警官交待说：“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们一下子就交上了手。一切都恍若梦中。”后来他声称，他这话说的是闯入者（们）对他的袭击，而不是说他谋害他的妻子。

虽然当时已有好几个州认可我以犯罪现场分析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本案的被告方却反对我提出的案情解释，称我为“伏都教巫师”，结果法官最终裁定我不能作证。不过，起诉方已经熟练掌握了我告诉他们的分析思路。经过警方的努力，沃尔西弗被判犯有三级谋杀。

沃尔西弗一案有许多明显的疑点：摇摇晃晃且反摆着的梯子，性犯罪的现场布置却没有任何性骚扰的证据，脖子上的掐痕名不副实，不去查看妻子女儿而显然表现得对她们缺乏关心，还有孩子从未被任何声音吵醒。其中最明显的疑点却是：所谓的闯入者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合逻辑。任何私闯民宅作案的人，不管他作的是什么案，都会首先对付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本案中就是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00磅的持枪男主人，其次才会对付威胁较小的人，即本案中手无寸铁的女主人。

刑事调查人员对于这些矛盾之处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或许是因为这类案子见得多了，我们始终能头脑高度清醒地去分析人们的说法，通过研究他们的行为找出事情的真相。

在某些方面，我们就像是时刻准备进入角色的演员。演员看到的是写在剧本上的台词，而他想表演出来的却是“潜台词”，即这一场戏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8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案子了。卡罗尔·斯图尔特被谋杀，她丈夫查尔斯严重受伤。案子尚未结案，就已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眼看整个社区就要四分五裂。

一天晚上，这对夫妻听完自然分娩课，驱车经由罗克斯伯里回家，在停车等待绿灯时，据查尔斯称受到一个大个头黑人男子的攻击。他开枪打中了30岁的卡罗尔，之后又向29岁的查尔斯开了枪。查尔斯腹部受重伤，动了十六个小时的手术。卡罗尔虽经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医生的奋力抢救，仍在几个小时后死去。他们的男婴克里斯托弗以剖腹的方式取出，但没过几个星期就夭折了。在人们为卡罗尔举行场面宏大、众所瞩目的葬礼之际，查尔斯还在医院里休养。

波士顿警方迅速出击，凡是符合查尔斯所描述的攻击者特征的黑人都统统抓了起来。最后，他在一排嫌疑人中点出了一人。

但未过多久，他的说法开始露出了破绽。他弟弟马修接到他的电话，他要马修帮忙处理一包据称是被盗的物品，于是马修怀疑根本就没发生过抢劫案。在地方检察官宣布将以谋杀罪起诉查尔斯·斯图尔特的次日，查尔斯从一座桥上跳下去自杀了。

可以理解，黑人公众被查尔斯的不实指控激怒了，正如六年后苏珊·史密斯称一个黑人绑架了她的两个孩子的谎言被戳穿后那样。不过在史密斯一案中，南卡罗来纳州的当地县治安官一反常规，将案情广泛传播。在媒体和联邦政府机构（如我们科的特工吉姆·赖特）的通力合作下，他在几天时间之内就弄清了事实真相。

斯图尔特一案的侦破效率就没有这么高，不过我觉得要是警方对斯图尔特的说法认真加以分析，并与现场所显示的情况加以比较，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费心地布置一次犯罪，也就是说，对自己开枪、且伤势那么严重。但就像在沃尔西弗一案中那样，如果凶手首先攻击的是对其威胁较小的人——十有八九为女性——那么肯定事出有因。在任何抢劫案中，抢劫者总是试图先制服最难对付的对手。如果不先除掉威胁较大的人，那么一定另有原因。就拿“萨姆之子”戴维·贝科威茨来说，他首先向女性开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女性下手时更狠毒，那是因为她们就是他的目标。男人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

布局型犯罪给我们所有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带来的问题是，你会很容易对受害者及幸存者产生恻隐之心。如果一个人遭遇明显不幸，我们显然会愿意相信他。只要他的演技还算过得去，只要罪行表面上看还算合乎逻辑，我们往往就不会去深入追查。我们和医生一样，会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如果我们失去了客观性，却是对谁也没有好处的。

什么人竟能够做出这种事情？

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时令人痛苦，却正是我们必须要找出的。

十六

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

莎丽·费伊·史密斯是个美丽活泼的高三学生，家住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附近。一天，她在附近一家购物中心见过男朋友理查德后便驱车回家了，在自家房前的信箱旁停车时遭到了绑架。时间是1985年5月31日下午3点38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再过两天，她就要在列克星敦中学的毕业典礼上演唱国歌了。

仅仅几分钟后，她的父亲罗伯特就发现她的车停在那条长长的私家车道的入口处。车门敞开着，发动机还在转动，座位上放着莎丽的提包。他大惊失色，立刻打电话给列克星敦县治安局。

此类事件在哥伦比亚从未发生过。这是一个居民以安居乐业而自豪的安宁的社区，随处体现着“家庭价值”这一观念。这个金发碧眼、漂亮外向的女郎怎么会在自家房前失踪呢？什么人竟会干出这种事呢？县治安官吉姆·梅茨找不出任何答案。他的确意识到他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他采取的第一行动便是组织了南卡罗来纳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搜捕行动。来自州有关部门和邻县的执法官员加入了行动，还有一千多名平民志愿者提供协助。梅茨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不动声色地排除了罗伯特·史密斯的涉嫌可能性，他曾公开恳求绑架者归还他的女儿。在任何失踪案或者针对如此低风险受害者的各种犯罪案件中，都必须排查其配偶、父母和亲密的家庭成员作案的可能。

极度痛苦的史密斯一家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消息，任何消息，哪怕是赎金要求也好。后来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怪腔怪调的男人声称是他扣押了莎丽。

“我让你们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莎丽在衬衫和运动短裤里面穿的是黑黄相间的泳装。”

莎丽的母亲希尔达向他求情，让他明白莎丽患有糖尿病，需要定时补充营养、喝水和服药。打电话的人没有提出赎金要求，只是甩了一句话：“今天晚些时候你们会收到一封信。”听了这话，家人和执法官员变得越发担忧。

梅茨随后采取的步骤反映出他的背景和所受的训练。他和县副治安官刘易斯·麦卡蒂都毕业于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和局里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梅茨毫不犹豫地打了电话给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外勤站主管特工罗伯特·艾维和匡蒂科的我们科。我当时不在，但他迅速从吉姆·赖特和罗恩·沃克两位特工那里得到了富于同情的答复。他们分析了绑架前后的情况、现场照片和电话记录之后，一致认为他们的对手是个非常老练而危险的人物，莎丽的生命危在旦夕。他们担心这个少女可能已经死亡，作案者可能很快会产生一种难以遏制的欲望，要去再犯一起同样的罪行。他们推测，事情的经过大概是：绑架者看见莎丽和她的男朋友理查德在当地的购物中心接吻，随后就跟踪她一路到家。她在信箱前停车时，厄运就临头了。假若她没有停车，或者假若当时街上有车子驶过，犯罪就根本不会发生。县治安局在史密斯家中安装了录音设备，期待绑架者再次打来电话。

接着就出现了一件至关重要却极其令人心碎的证据。虽然我在执法界工作了那么多年，亲眼见过那么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事情，但我不得不承认，最让人心痛的大概要数这件事了。这是一封莎丽致家人的手写信件，共有两页，左侧页边自上而下用大写字母写着“上帝是爱”。

这封信即使现在读来仍让我心酸不已。它体现出这位少女的非凡的人格力量和勇气，我想将其完整地转载下来：

1985年6月1日 凌晨3点10分 我爱你们大家

遗嘱

我爱你们，妈妈、爸爸、罗伯特、唐、理查德，以及其他所有的亲戚朋友。我就要和圣父同在，请你们千万不要为我担心！只要回忆回忆我那俏皮的个性和我们曾经共度的美好而特殊的时光就可以了。别让我的事毁了你们的生活，为了耶稣，一定要一天一天地好好生活下去。会有一些美好的事情由此而生。我的灵魂永远和你们同在！我爱你们大家，爱得他妈的如此深切。对不起，老爸，我非得诅咒一次！求主宽恕我。理查德，亲爱的，我过去真的好爱你，也将永远爱你并珍惜我俩共度的那些特别的时光。我只求你一件事，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世主吧。我的家人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我人生走一回花了不少钱，就说声抱歉了。请改天替我去吧。

如果我曾经有什么地方让你们失望过，那我很抱歉。我只是想让你们以我为荣，因为我一向都以我的家庭为荣。妈妈、爸爸、罗伯特和唐，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你们说，其实早就该说了。我爱你们！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爱我，也会非常想念我，但是如果你们大家相依相伴，就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就一定能够经受得住的！

请不要怀恨或是难过。爱主的人终会有善果。

我永远爱你们！

我衷心爱你们大家！

沙伦（莎丽）·史密斯

又及：娜娜，我好爱你。我总觉得自己是你最要好的朋友。你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好爱你！

治安官梅茨将这两页信送往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的犯罪化验室做纸张和指纹分析。我们在匡蒂科看到信件的副本时，就认定绑架已经演变成了谋杀。然而，充满亲情的史密斯一家——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感人至深地反映在莎丽的信中——却仍然抱着一线希望。6月3号下午，希尔达·史密斯接到了一个简短的电话，问信是否收到了。

“你现在该相信我了吧？”

“嗯，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因为我还没有听到莎丽的声音，我需要知道莎丽现在是否还安然无恙。”

“再过两三天你就知道了。”打电话的人阴森森地说。

但当天晚上他又打来电话，说莎丽还活着，并暗示他很快就会放了她。然而，他讲的其中几句话使我们认为情况并非如此：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莎丽现在已成为我的一部分了。在肉体上、心灵上、感情上和精神上。我们的灵魂已融为一体。”

当史密斯太太要求他保证她女儿还安然无恙时，他说：“莎丽受到了保护……她现在是我的一部分了。上帝会保佑我们大家的。”

最终经过追查，所有这些电话都是从莎丽家那一带的公用电话亭打进来的。但是在那个年头，要想当即追查到电话，对话时间必须长达15分钟，莎丽家人是无法把谈话拖延这么久的。不过录音系统已经装好，复制的录音带都由联邦调查局当地外勤站派人火速送到我们这里。我、赖特和沃克在倾听每一盘录音带时，无不为史密斯太太与这个怪物谈话时表现出的坚强和自制力所打动。莎丽的优秀品质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

梅茨指望对方还会打电话来，所以问我们应该建议这家人怎样去应付。吉姆·赖特告诉他，他们应当尽量表现得像处理人质危机时的警方谈判人员一样。也就是说，要仔细聆听，复述对方所说的任何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话，以确保听懂了他的意图；尽量让对方有所反应，从而更多地暴露他自己及其打算。这样做可能有几点好处：第一，可以拖延对话时间，从而帮助警方当即追查出他的位置。第二，可以“安抚”对方，使其觉得有人怀着同情的心情在倾听他的述说，从而鼓励他多做接触。

毋庸赘言，要表现出如此程度的克制力，对于一个处于惊恐且悲伤之中的家庭来说，确实是要求过高了。然而，史密斯一家以惊人的意志力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赢得了重要信息。

绑架者第二天夜里又打来电话，这一次是跟莎丽21岁的姐姐唐通话。莎丽已经失踪了四天。他跟唐讲述了绑架的细节，说当时看见莎丽站在信箱前，他就停下了车，摆出一副友善的样子，为她拍了几张照片，随后就用枪逼迫她上了他的车。从这次以及其他几次通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游移不定，有时候显得友好，有时候近乎残酷，有时候还对整个事件的“失控”流露出一丝悔意。

他继续着他的讲述：“嗯，凌晨4点58分，不对，很抱歉。稍等一下。哦，是6月1日星期六，凌晨3点10分，她亲手写下了你们收到的那封信。到了6月1日星期六，凌晨4点58分，我俩的灵魂就融为一体了。”

“灵魂就融为一体了。”唐重复道。

“这是什么意思？”希尔达在后面问。

“现在不能提问。”打电话的人说。

但是我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尽管他让他们放心，说什么“上帝就要赐福了”，第二天晚上莎丽就会被送回。他甚至还让唐到时准备一辆救护车待命。

“你会接到去哪儿找我们的指令。”

对我们来说，这段电话录音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对时间的表述：先是凌晨4点58分，又回到凌晨3点10分。第二天中午希尔达接到的那个不祥电话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仔细听好。沿378号公路向西行至环形交通枢纽。取道通向普罗斯佩里蒂的出口，往前开一英里半，看到驼鹿小屋103号门牌后向右拐，再走四分之一英里，看到一幢白色框架的建筑物后左拐，到后院去，我们在六英尺以外的地方等候。上帝选中了我们。”说罢他就挂断了电话。

治安官梅茨重放了一遍电话录音。按照上面说的路线，他在十八英里外邻县萨卢达境内找到了莎丽·史密斯的尸体。她还穿着遭绑架时所穿的黄色上衣和白色运动短裤，但根据尸体腐烂的程度，治安官和验尸官推断她已经死亡好几天了——我们相当肯定确切的死亡时间是6月1日凌晨4点58分。事实上，尸体已腐烂得无法断定凶手采用了何种杀人方式，或者莎丽是否受到过性侵犯。

但是我、吉姆·赖特和罗恩·沃克都确信，凶手一直在用她会归来的谎言欺骗她的家人，以便赢得足够的时间，使警方无法取得至关重要的法医证据。莎丽的脸上和头发上还留着绝缘胶带的黏性残留物，但胶带本身已被撕去，这进一步体现了作案的预谋性和有条理性。初次作案的凶手一般不会策划得如此周密，这表明本案凶手是个年龄较大的聪明人，可能会重返弃尸地点体验某种性满足。只有当尸体完全腐烂，无法再保持这种“关系”时，他才不再重返那里。

于下午时分在乡间住宅区进行绑架，这本身就需要一定程度的策略和经验。我们认定他的年龄在30岁左右，而我则明确倾向于他已30出头。从他和受害者家人大玩心理游戏时的无动于衷和残忍来看，我们一致认为他可能早婚，婚姻短暂且不成功。目前，他不是独居，就是和父母同住。我们预计他可能有某种犯罪前科——骚扰妇女，或至少打过猥亵电话。如果他有杀人前科，对象应该是儿童或少女。跟其他许多系列杀手不同的是，这个家伙不会把妓女作为目标。面对她们时，他可能过分畏惧。

我们从准确无误的指引路线以及对时间的更正中得到了其他的重要启示。他在仔细斟酌后写下了那些路线。他曾数次回到现场，做了精确的测量。他给受害者家人打电话时，是在照着稿子读！他明白，必须尽快把意思表达清楚并挂断电话。有好几次，他因讲话被人打断，忘了读到哪儿，不得不从头念起。不管他是何许人，他处事刻板而有条理，一丝不苟且有洁癖。他可能有不由自主记笔记的习惯，事无巨细都列出清单。一旦忘了事情记在何处，他的思路就会乱成一团。我们知道，他一定在莎丽家门口的那个绑架地点附近多次驾车踩点。根据他的个性，我猜他的车一定很干净，保养得很好，只有三年车龄，甚至更新。总之，这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表现出的傲慢自负及对整个愚蠢世界的鄙夷与其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及自卑感不断发生着冲突。

在此类案件中，埋尸的地点给我们提供了信息。埋尸的地理环境表明凶手是当地人，很可能大半生或一辈子都住在这一地区。为了完成他想对莎丽做的事情，然后再处理尸体，他需要在一个僻静的地点，一个他晓得不会受到打扰的地点独自待上一段时间。只有当地人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地方。

联邦调查局工程处的信号分析科告诉我们，打电话的人是通过一种他们称之为变速控制器的装置使声音失真的。于是我们向全国各地的外勤站发出了电传，请求帮助查找这种产品的制造商和零售店。根据信号分析科的报告，我们断定作案者懂得一定的电子学知识，可能从事住宅建设或制造业之类的工作。

第二天，就在鲍勃·史密斯与殡仪馆的人为小女儿的葬礼做最后安排时，凶手又打来了电话。这次打的是受话人付费电话，而且指名要和唐通话。他说第二天上午就要去自首，还说他在信箱前给莎丽拍的照片已寄往史密斯家。他惺惺作态地恳求唐代表全家宽恕他，并为他祈祷。他还暗示他不会去自首，而是打算自杀。他再次带着悔意说：“这件事就这样失控了，我只不过是想和唐做爱。我已经观察她好几……”“你想和谁？”唐打断了他的话。

“和……对不起，和莎丽，”他纠正道，“我已观察她好几个星期了，哎，事情仅仅是失控了。”

这是他几次把两姐妹混为一谈的第一次。由于两人长得都很漂亮，都是金发碧眼性格外向的女郎，而且长相又酷似，因此是很容易把她俩弄混的。唐的照片上过报纸和电视，而且无论莎丽对他具有什么吸引力，唐可能也同样具有。在收听录音的过程中，你不可能不对这种性虐待狂的、极度自我放纵的表现感到恶心。但就在此刻，我知道可以把唐当成诱饵来抓获凶手，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冷酷和工于心计。

在同一天打给当地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查利·凯斯的电话中，他重申了自首的打算，还说想让广受观众欢迎的凯斯担任“中间人”，许诺要让凯斯对他进行独家专访。凯斯听着他讲，但始终明智地保持了超然的态度，没有给打电话的人任何承诺。

我在电话里告诉刘易斯·麦卡蒂，他根本没有自首的意图，他也不会自杀。他跟唐说过，他是“他们家的朋友”，还神经兮兮地要史密斯一家理解并体谅他。我们不相信他认识这家人。这只不过是他认为自己和莎丽很亲密并为她所爱的幻想中的一部分而已。我提醒麦卡蒂，他是个十足的自恋癖，因而这事拖得越久，这家人对他做出的反应越多，他就越感到自在，也就越能充分地体验到满足。他还会再度杀人。如果他要找的话，目标就是酷似莎丽的某个人；如果找不到的话，就会随机挑选另一个受害者。他的一切行动都有一个基本主题，那便是权力、操纵、支配和控制。

莎丽葬礼的当晚，他又打来电话跟唐交谈。尤其变态的是，他竟让接线员告诉唐，这是莎丽打来的受话人付费电话。他再次声称要去自首，接着就用一种极其平淡而漫不经心的语气描述起莎丽的死亡过程：

“就这样，从凌晨大约两点她真正知道要死开始，一直到她4点58分死去，我们谈了很多，几乎无所不谈。然后是她选择了时间。她说她已准备好离去了，上帝已准备接纳她为天使。”

他描述了和她做爱的情形，还说他给了她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力：枪杀、过量服毒，抑或窒息而死。他说她选择了最后一种方式，于是他就用绝缘胶带贴住她的嘴巴和鼻子，将她闷死。

“你为什么非得杀她？”唐流着泪质问道。

“情况已无法控制了。我很害怕，因为……啊，只有上帝知道，唐。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宽恕我吧。我希望能解释清楚，也必须这样，否则上帝会把我送进地狱，我就得在那儿度过余生，可我不想进监狱或是坐电椅。”

唐和她母亲都恳求他不要自杀，而是把自己交给上帝。我们科里的人都非常清楚，这两件事情他都不打算去做。

莎丽·史密斯绑架案发生后恰好两个星期后，黛布拉·梅·赫尔米克在里奇兰县的自家拖车式活动房屋前的院子里遭人绑架，这儿离史密斯家有二十四英里。她父亲当时就在屋里，离现场只有二十英尺。有位邻居看见一个人停下车，走出来和黛布拉说话，接着忽然抓住她，猛地拽进了车，然后急速驶离。这位邻居和赫尔米克先生立即驾车追赶，但没有追上。和莎丽一样，黛布拉也是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孩。和莎丽不一样的是，她才9岁。

为了寻找黛布拉，治安官梅茨又发起了一次强有力的搜索行动。与此同时，这一事态开始使我心情沉重。如果你从事的是我和我的科员干的这一行，并以此谋生，就不得不跟案件卷宗和主要案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采取客观的态度。不然你准会发疯的。在史密斯一案中做到这一点已相当不易，而事态的可怕的最新发展已使人几乎无法做到保持距离和采取客观的态度。小黛布拉·赫尔米克只有9岁，和我女儿埃里卡同龄，也是金发碧眼。我的二女儿劳伦才刚刚5岁。除了产生“遭绑架的也许会是我的孩子”之类的恐惧和揪心的感觉外，你还会很自然地想把你的孩子拴在身边，让他们一刻也不离开你的视线。如果你亲眼目睹过我所见过的事情，就难以真正给予你的孩子们所需要的生活空间和自由，你会感到左右为难。

尽管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家的小姑娘在年龄上有所不同，但作案时机、现场环境和惯用手法都表明，我们要对付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我知道县治安局和我们科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尽管心情沉重，刘易斯·麦卡蒂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即他们手头正式有了一名系列杀手，于是他带着所有的案情卷宗飞到了匡蒂科。

沃克和赖特复审了侧写所依据的每一个判断和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建议。结合新出现的情况，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先前的评估。

尽管声音经过了处理，作案者几乎可以确定是个白人。这两起案子都是出于性原因的犯罪，案犯是个缺乏安全感且有某种缺陷的成年男性。两位受害者都是白人，而凭我们的经验，那种跨越种族界线的犯罪是很少见的。凶手可能在外表上显得腼腆和彬彬有礼，但自我感觉不佳，可能体格粗壮或身体超重，对女性没有什么吸引力。我们告诉麦卡蒂，我们推测这个家伙现在会表现得行为异常。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会注意到他体重有所减轻，可能开始酗酒，不再定期刮胡子，而且热衷于谈论谋杀案。像他这样细心的人会狂热地跟踪电视报道和收集剪报。他可能还有收集色情书刊的癖好，尤其是含有性奴役和施虐受虐狂内容的书刊。此时他或许正陶醉于他的知名度、对受害者和社区的控制，以及玩弄心情悲伤的史密斯一家人于股掌之间的能力。正如我所担心的，当他找不到一个符合其幻想和欲念的犯罪对象时，就会随机性地对最脆弱的人下手。从莎丽的年龄来看，她至少还算比较符合他的要求。但是如果他事后真正思考一番，我们认为这家伙不会对黛布拉·赫尔米克感到特别满意，所以我们预料他不会给其家人打任何电话。

麦卡蒂返回时，带去了一份列有二十二点结论和凶手特征的清单。他回去以后告诉梅茨：“我已经了解到了凶手的情况。我们现在只要查出他的姓名就可以了。”

虽然他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感到愉快，事情却很少会如此简单。该州各执法部门和哥伦比亚外勤站联合搜查了这一地区，寻找黛布拉的踪迹。然而，作案者没有与她家人联系，没有提出要求，我们也没有发现新的证据。我们在匡蒂科静候消息，对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好心理准备。设身处地想想失踪孩子的家庭的痛苦，那滋味简直让人难以忍受。应主管特工艾维和县治安官梅茨的一致要求，我打点行装飞往哥伦比亚，为这起有望不久侦破的案子提供现场帮助。罗恩·沃克随我同行。自从他和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在西雅图救我一命之后，这还是我俩头一次一起出差。

卢·麦卡蒂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马不停蹄地奔赴案发现场。麦卡蒂开车带我们去了每个绑架地点。天气炎热潮湿，即便按我们弗吉尼亚州的标准来衡量亦如此。两家房子前都无明显的搏斗痕迹。史密斯的弃尸地点也一样——谋杀案显然是发生在他处。但在察看完那些地点之后，我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作案者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尽管打给史密斯家人的电话有几次是长途，但他一定是本地人。

办案主要人员在县治安局开了个会。治安官梅茨有一间给我深刻印象的宽敞的办公室，大约三十英尺长，十二英尺高，四壁挂满或贴满了奖章、证书和纪念品。从侦破谋杀案的奖状到女童子军的感谢信，应有尽有。他的工作经历都写在了墙上。他坐在那张硕大的写字台后面，包括我和罗恩、鲍勃·艾维及卢·麦卡蒂在内的其他人围着他呈半圆形坐开。“他不再给史密斯家打电话了。”梅茨叹息着说。

“我会让他再打电话的。”我说。

我告诉他们，侧写应当可以为警方的调查提供重要帮助，但我认为我们还需要设法迫使凶手尽快暴露自己。我讲解了我想到的一些前摄手法。我问了问能否找到一位肯与我们合作的当地报社记者。我们可不是搞新闻审查或直接命令他或她写什么东西，但要找的人必须同情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且不能像许多记者那样过于急切，以致弄巧成拙，坏了我们的大事。

梅茨推荐了《哥伦比亚州报》的玛格丽特·奥谢。她应邀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我和罗恩耐心地向她讲解了有关罪犯个性的知识，以及我们认为此人会对媒体报道做出的反应。

我们告诉她，他会密切关注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唐的任何报道。我们根据研究得知，这种类型的罪犯通常会回到犯罪现场或者受害者的墓地。我告诉她，如果报道对路子，我认为我们就能够引蛇出洞，抓个正着。至少我们希望能让他再开始打电话。我告诉她，我们在泰莱诺尔投毒案中就曾得到过记者的密切合作，那已成为我们以此类方式办案的典范。

奥谢答应写出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报道。接着麦卡蒂领我去见了史密斯一家，我向他们解释了我的想法。我的设想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唐作为诱饵，设下我们的圈套。罗伯特·史密斯对此极度紧张，他不想再让仅存的女儿置身于危险之中。虽然我对这个计策也有所顾虑，但觉得它是我们的一手绝招，所以一再向史密斯先生保证，杀害莎丽的凶手是个胆小鬼，不会在公众关注和警方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对唐图谋不轨。而且经过分析电话录音，我深信唐既聪明又勇敢，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唐带我看了莎丽的房间，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莎丽生前的布置。正如你会料到的，这种做法在突然之间痛失孩子的家庭当中是相当普遍的。首先吸引我的是莎丽收集的树袋熊填充玩具，有各种式样和各种颜色。唐说莎丽很珍视这些收藏品，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在房间里待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莎丽生前会有的那种感觉。杀害她的凶手一定能抓到，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过了许久，我拿起一只小树袋熊，就是那种你一捏它肩膀，它的胳膊就会一张一合的玩具。我跟她家人解释，再过几天，等到报纸做过充分报道后，我们要在莎丽的位于列克星敦纪念公墓的墓前举行一次追悼仪式，到时唐要把这只填充动物玩具拴在花束上。我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会参加这一仪式，更有可能会在仪式结束后重返公墓，取走那只树袋熊，以作为对莎丽的有形纪念。

玛格丽特·奥谢完全明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道，让报社派了一位摄影记者到达仪式现场。由于还没有立墓碑，我们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木制的白色念经台，正面镶嵌着莎丽的照片。她的家人轮流站到墓前为莎丽和黛布拉祈祷。然后，唐拿起莎丽的小树袋熊，把它的胳膊拴在已摆在墓上的玫瑰花的花茎上。总体来看，祈祷者情真意切，整个仪式催人泪下。在史密斯一家人轮流祈祷，一组摄影记者为当地报刊拍摄照片的时候，梅茨的手下正悄悄记下所有过往车辆的车牌号。使我伤脑筋的是，莎丽的墓离道路太近。这样一个缺乏隐蔽性的地点可能会让凶手望而生畏，不敢走近，而他却能从路上看到他想看的一切。对此我们无能为力。

第二天，报纸上登出了照片。杀害莎丽的凶手并没有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于当晚去拿树袋熊。我想他果然因为离路太近而感到害怕了。不过他倒是又打来了电话。午夜过后不久，唐再次接到“莎丽·费伊·史密斯打来的”受话人付费电话。在认定听电话的人真的是唐，并且说了“你知道我可不是在唬人，对吧？”之后，他发出了到那时为止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明：

“好的，你知道吧，上帝要你跟莎丽·费伊做伴。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个月，下个月，今年，明年。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受到保护的。”说罢，他问她是否听说过黛布拉·梅·赫尔米克。

“嗯，没有。”

“没听说那个9岁小女孩吗？赫——尔——米——克。”

“哦，是里奇兰县的吧？”

“对。”

“怎么？”

“好，仔细听着。沿1号公路往北……噢，往西走，到皮奇费斯特弗尔路或比尔烤肉馆向左拐，往前走三英里半，穿过吉尔伯特再向右拐，走完最后一段土路就会来到图诺奇路上的一块停车标志前，穿过链索桥，经过‘禁止入内’的告示牌，往前走五十码，再往左走十码。黛布拉·梅就在那里等着。上帝宽恕我们大家。”

他变得越来越胆大狂妄，不再使用变音装置。虽然生命受到他的公然威胁，唐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延长通话时间。她表现得极其理智冷静，向他索要妹妹的照片，就是那些他说过已寄出但一直未收到的照片。

“显然被联邦调查局截获了。”他为自己辩解道，意在表明他了解我们在这件案子中所起的作用。

“不是的，先生，”唐反驳道，“因为你知道吧，如果他们得到什么，我们也会得到。你会把照片寄来吗？”

“噢，好吧。”他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我觉得你在耍我，因为你说过已经寄出，可到现在还没收到。”

我们在越来越接近目标，可是让唐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也让我不安。在我和罗恩在协助当地执法部门破案的同时，设在哥伦比亚市的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化验室的技术人员正在对该案的惟一确凿物证——莎丽的遗嘱——想方设法地进行各种检验。遗嘱写在从标准拍纸簿里撕下的划线纸上，这使一位分析人员灵机一动。

他想起有一种称为“埃斯塔机”的装置，可以查出在拍纸簿前几页纸上书写而留在纸张上的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轻微凹痕。借助这种装置，他发现了一份食品杂货的部分清单，以及一串数字。他最终在一组10位数字中辨认出了9位：20583713□8。

亚拉巴马州的区号是205，837则是亨茨维尔市的地区号码。在南方贝尔公司安全处的配合下，南卡罗来纳州执法处调查了亨茨维尔所有有可能性的电话号码，然后加以反复查证，看看其中是否有哪个电话的主人与哥伦比亚市列克星敦县这一地区的人有过联系。其中一个号码曾在莎丽遭绑架的数星期前接到过距史密斯家只有15英里的一处住宅打出的多个电话。这是目前最重大的线索。据市政档案记载，那处住宅属于一对中年夫妇，埃利斯和沙伦·谢泼德。

掌握这一情况后，麦卡蒂立即带上几名手下人员直奔谢泼德家。这家人热情友好，但年过半百的男主人埃利斯除了是个电工之外，没有一点符合我们的侧写。谢泼德夫妇已经结婚多年，婚姻幸福美满，没有任何背景与我们推测的凶手相吻合。他们承认曾往亨茨维尔打过电话，因为他们的儿子在那里的陆军部队服役，而且还说两起可怕谋杀案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城里。一条大有希望的线索似乎就此中断了，这个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但是，麦卡蒂和我们并肩工作已有时日，坚信我们侧写的正确性。他向谢泼德夫妇描述了一番，问他们是否认识什么人符合这些特征。

夫妇俩对视了一眼，顿时一致认定那可能是拉里·吉恩·贝尔。

在麦卡蒂的仔细询问下，他们向这位治安官介绍了贝尔的全部情况。他30出头，离了婚，一个儿子随前妻生活，性格腼腆，体格粗壮，替埃利斯干活，从事住宅用电的布线工作，也干些杂活。他做事很细致，有条不紊。在他们外出的六个星期里，他代为照看房屋，随后回去同父母住在一起，离婚以后他一直与父母同住。沙伦·谢泼德还记得，曾经在一本拍纸簿上把儿子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吉恩——他们就这样称呼他——以备吉恩在看家期间发生什么事时好联系。现在回想起来，他在机场接到他们之后，一心想谈论的就是史密斯家的姑娘遭绑架并被谋杀的事。他们初看到他时，很吃惊地发现他瘦了不少，胡子拉碴，显得情绪很激动。

麦卡蒂问谢泼德先生是否拥有枪支。埃利斯回答说，他在家里放有一把子弹始终上膛的0.38口径手枪以备自卫。麦卡蒂提出想看一看，埃利斯爽快地带他去存放手枪的地方。但枪已不在原处。两人找遍了整个房子，最后才在吉恩睡过的床铺的床垫下找到了它。枪已发射过，当时处于卡壳状态。床垫底下还发现一本《风尘女》杂志，封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美丽女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奴役的画面。麦卡蒂随即放了一段打给唐的电话录音，埃利斯肯定地说那就是拉里·吉恩·贝尔的声音：“毫无疑问。”

大约凌晨两点，罗恩·沃克敲门把我叫了起来。他刚接到麦卡蒂打来的电话，说要告诉我们有关拉里·吉恩·贝尔的情况，叫我们马上赶到治安官办公室。我们都认为嫌疑人与侧写是吻合的。两者如此之吻合，令人不可思议，简直就像是正中靶心。治安官的手下拍摄的照片显示，有一辆登记在贝尔名下的车出现在墓地附近的道路上，但开车人没有下来。

梅茨打算在贝尔早晨离家上班时逮捕他，问我该如何进行审讯。在梅茨办公室后面停放着一辆拖车，那是县治安局在一次缉毒行动中缴获的，他们一向把它作为备用办公室。在我的建议下，他们迅速将其改变为“专案小组”的指挥部。他们在墙上挂起案件照片和犯罪现场示意图，在办公桌上堆起一摞摞文件夹和案件卷宗。我告诉他们，要在拖车里安排一些看上去忙忙碌碌的警察，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已经收集到大量不利于嫌疑人的证据。

我们提醒他们，要让他招供不会是件容易事。南卡罗来纳是个有死刑判决的州，而这个家伙若被证明犯有猥亵儿童罪和杀人罪最轻也会被判处长期徒刑，要在狱中艰难度日——对于一个珍惜自己生命和身体的人来说，这种命运可不大妙。我觉得最大的希望就是提供某种保留面子的方案：要么想法把部分责任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尽管这样做会使审讯人员极为反感；要么让他用精神失常的理由为自己辩解。无法逃脱罪责的被告经常把这一招作为救命稻草，尽管从统计数字来看，陪审团鲜有相信的时候。

治安人员在拉里·吉恩·贝尔早晨离开父母家去上班时逮捕了他。在他被带进“专案小组”拖车指挥部时，吉姆·梅茨仔细观察了他的表情。“他的脸煞白，就像突然刷了一层石灰水似的，”治安官告诉我们，“他在掩盖内心的慌乱。”他被告知有权保持沉默，但他放弃了这一权利，同意回答调查人员的问题。

警官们审问了他几乎一整天，我和罗恩在此期间则呆在梅茨办公室里，一边看送来的审讯进展的报告，一边指导他们采取下一步对策。同时，梅茨的手下带上搜查证搜查了贝尔的家。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他的鞋子在床底下排放得整整齐齐，书桌收拾得干净利落，就连那辆已有三年车龄的精心保养的汽车的行李厢里的工具也摆放得井然有序。在他的书桌上，他们发现一张到他父母家的路线说明，其写法与前往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人的弃尸地点的路线说明毫无二致。他们找到了大量反映奴役和性施虐受虐狂内容的色情书刊，其数量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多。技术人员在他床上找到的一些毛发与莎丽的毛发相符，而且用来寄发她的遗嘱的纪念邮票与他书桌抽屉里的邮票一样。当他的照片随后出现在电视新闻中时，赫尔米克绑架案的目击证人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的背景很快就查清了。如我们所料，他自幼就涉足过各种性事件，发展到后来越发不可收拾，终于在26岁时试图持刀胁迫一名19岁的已婚女性上他的车。为了避免坐牢，他同意接受精神病咨询，但只去了两次便不去了。五个月后，他又试图持枪胁迫一名女大学生上他的车。他为此被判处五年徒刑，但二十一个月后获假释。假释期间，他打了八十多个猥亵电话骚扰一个10岁女孩。他表示服罪，再度被判刑。

然而在拖车里，贝尔却不肯招供。他否认与两起案子有任何牵连，只承认对其感兴趣。就是在给他放了录音带之后，他仍然拒不招供。大约过了六个小时，他说想跟治安官梅茨个别谈谈。梅茨进去后，又告诉他有权保持沉默，但他还是不肯承认任何罪行。

将至傍晚时，我和罗恩还待在治安官办公室，突然梅茨和地方检察官（在南卡罗来纳州称为县法务官）唐·迈耶斯带着贝尔走了进来。他体肥肉嫩，不禁使我想起了皮尔斯伯里的油炸面团。我和罗恩都感到意外，只听迈耶斯用他那南卡罗来纳州口音对贝尔说：“你知道这些伙计是什么人吗？这些伙计是联——邦——调——查——局——的。你要知道，他们搞了一个侧写，与你的情况丝毫不差！现在这些伙计想跟你谈一谈。”他们要他坐在靠墙的白沙发上，然后一起走了出去，留下我们和贝尔单独在一起。

我就坐在贝尔面前的咖啡茶几的边沿上。罗恩站在我身后。我仍然穿着凌晨离开汽车旅馆时穿的衣服，一件白衬衣和一条格调差不多的白色长裤。我把这身衣服称为“我的哈里·贝拉方特装束”，但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摆有白色沙发的白色房间里，我看起来有点像诊所的大夫，仿佛是天外来客。

我开始向贝尔介绍我们在系列杀人犯研究方面的一些背景情况，并且跟他说明：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完全了解对这些凶杀案负有责任的个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告诉他，因为他在尽力压抑他感觉不舒服的想法，所以可能一整天都拒不承认那些罪行。

我说：“我们深入过很多监狱，访谈过很多类似的案犯，从中得出的一大发现是：他们个人背景的真相几乎是从来不为公众所了解的。一般而言，这类犯罪的发生对于犯案的人来说恍如一场噩梦。他们经历过许许多多突如其来的紧张性刺激，什么经济拮据呀，婚姻危机呀，恋爱受挫呀，等等。”我说到这里时，他点了点头，好像这些问题他都有过。

我接着说道：“我们的问题是，拉里，你出庭受审时，你的律师可能会不想让你上证人席作证，那样的话你就永远没有机会解释自己的行为。人们了解你的尽是些黑暗面，觉得你一无是处，仅仅是一个冷酷的杀人犯。而如我所说，我们发现的通常情况是，人们做这种事的时候，恍若置身于一场噩梦，第二天早晨清醒过来时，无法相信自己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

我说话的过程中，贝尔仍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此刻，我并没有直截了当地问他，那两起谋杀案是不是他干的，因为我知道如果那样提问，只会得到否定的回答。所以我往前倾了倾身，问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那起罪行感到不自在的，拉里？”

他说：“当我在报纸上看到那家人在墓地祈祷的照片和文章时。”

接着我说：“拉里，既然现在你坐在这里，我不妨问一下，是你干的那件事吗？你可能会干吗？”在这种场景下，我们尽量避免使用诸如杀害、罪行、谋杀一类的谴责性或刺激性字眼。

他眼含泪水，抬头望着我，说：“我只知道坐在这里的拉里·吉恩·贝尔不会干那样的事，但那个坏拉里·吉恩·贝尔可能会。”

我知道这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接近于招供的交待。但唐·迈耶斯还想让我们试一件事，而我也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认为，如果让贝尔与莎丽的母亲和姐姐面对面相见，我们或许可以看出他的瞬间反应。

希尔达和唐答应接受这种安排，于是我告诉她们该说些什么和该如何去做，好让她们有所准备。于是我们来到了梅茨的办公室。梅茨坐在那张巨大的写字台后面，我和罗恩·沃克位于房间的两侧，形成一个三角形。他们把贝尔押了进来，让他坐在中间，面对着门。随后他们把希尔达和唐领了进来，要贝尔跟她们说几句话。他耷拉着脑袋，好像不敢正视她们。

不过唐按照我的说法直盯着他的眼睛，说：“正是你！我知道那是你。我听得出你的声音。”

他没有否认，但也没有承认。他只是把我诱使他招供时对他说的那一套又倒给了她们。他说，坐在这里的拉里·吉恩·贝尔不会干这样的事，以及其他一些屁话。这时我仍然抱着希望，他可能会抓住精神失常的这一辩解理由，把一切都向她们和盘托出。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会儿。史密斯太太不断地问他问题，想要他说出真相。我相信，在场每个人在内心里都对不得不听他那些屁话而厌恶至极。

突然间，我脑中闪现一个念头。我不知道唐或希尔达有没有携带武器。有没有人检查过她们是否带有枪支？因为我不记得有人检查过。从这一刻起，我便一直是几乎踮着脚坐在椅子边缘，随时准备在她俩中的哪一位伸手掏包时一跃而起，夺下枪支，解除她的武装。我知道，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想到干什么，其他许多做父母的也会有同感。这是杀掉这个家伙的绝佳机会，而且世界上没有哪个陪审团会裁定她们有罪。

所幸的是，唐和希尔达没有试图偷偷带进武器。她们比我有克制力，也比我对现存制度有信心。罗恩事后查问过，她们并没有受过检查。

第二年1月底，拉里·吉恩·贝尔因谋杀莎丽·费伊·史密斯而受到审判。由于该案在当地做过甚为大量的报道，审判地点改在靠近查尔斯顿市的伯克利县。唐·迈耶斯请我以专家证人的身份，就侧写和侧写的产生方法，以及我对被告所做的审问在法庭上进行陈述。

贝尔没有上证人席作证，再也没有承认过任何罪责。他在治安官梅茨的办公室里对我所说的即是他最接近于认罪的供述。庭审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由自主地在莎丽·史密斯写遗嘱所用的那种标准拍纸簿上做着详尽的笔记。然而，起诉方的论据颇有说服力。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作证之后，陪审团只审议了47分钟，就做出了他犯有绑架罪和一级谋杀罪的裁定。四天后，经陪审团进一步审议和建议，他被判电刑处死。他又因绑架和谋杀黛布拉·梅·赫尔米克而另案受审。陪审团没有比上一案多花多少时间就做出了同样的裁定和刑罚。

在我看来，拉里·吉恩·贝尔一案是执法功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范例。在此案中，诸多联邦、州和县的各级机构进行了通力合作；当地领导人机敏而精力充沛；两个家庭英勇无畏；还有侧写与犯罪分析跟传统刑侦与法医技术完美地结合。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使一个危险性与日俱增的系列杀手在犯罪的早期阶段被捉拿归案。我希望它成为未来案件调查工作的一个典范。

唐·史密斯继续表现出色。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年，她当选为南卡罗来纳州小姐，并且在美国小姐选美赛上夺得亚军。她已结婚，并按照自己的志向在音乐方面有所发展，成为一名乡村和福音音乐歌手。我时不时会在电视上看到她。

直到写作此书时，拉里·吉恩·贝尔依然关押在南卡罗来纳州中心监狱的死囚区。他把单人囚室收拾得异常整洁有序。警方相信，他还应对南北卡罗来纳两州发生的几起女孩和年轻妇女被杀案负有罪责。就我而言，根据我的研究和经验，这种人没有改过自新的可能。只要把他放出去，他还会杀人。有些人认为，把他关在死囚区这么长时间实属残酷而不正常的惩罚，对这种看法我只能表示部分的赞同。对史密斯和赫尔米克两家人来说，对众多认识并喜欢这两个姑娘的人来说，以及对盼望正义得到伸张的我们所有其他人来说，推迟极刑的执行同样是残酷而不正常的。

十七

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1989年6月1日，一个渔民发现佛罗里州达坦帕湾里有三名“漂浮者”。他与海岸警卫队及圣彼得斯堡警方取得联系，由他们把这几具业已腐烂的尸体从水中打捞了起来。这几个人都是女性，被用黄色塑料绳和普通白色绳索绑在一起。三个人脖子上都吊着五十磅重的煤渣砖。这些煤渣砖不是常见的三孔型，而是二孔型的。她们的嘴上都贴着西弗尔牌胶带，从尸体的状况看，像是被蒙上眼睛后扔下水的。三个人都穿着T恤衫和游泳衣的上半截，下半截不见了。这说明是性犯罪，不过从水中尸体的状态看，已无法通过验尸来确定。

警方根据离岸不远处发现的一辆车确认，她们是38岁的琼·罗杰斯和她的两个女儿，17岁的米歇和15岁的克里斯蒂。她们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农场，是首次外出度假。她们从迪斯尼乐园返回，暂时在圣彼得斯堡的戴斯客栈落脚。罗杰斯先生忙得脱不开身，所以没有陪伴妻子和女儿外出。

警方根据对三名死者的胃解剖以及对戴斯客栈有关工作人员的询问推定，死亡时间在四十八小时之前。惟一确凿的法律证据是在那辆车上发现的一张草草写就的纸条，纸条的正面画着从戴斯客栈到发现汽车地点的路线，纸条反面是具体走法的说明和从圣彼得斯堡繁华商业街戴尔马布雷大街到客栈的路线。

这一案件立即成为重要新闻，圣彼得斯堡和坦帕警方以及希尔斯伯勒县治安局忙得不可开交。公众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人们认为，如果三名来自俄亥俄州的无辜旅游者都会遭此杀身之祸，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警方从纸条入手跟踪调查，核对客栈工作人员以及在戴尔马布雷附近商店和办公机关里工作的人员的笔迹，因为那儿是问路的起点。可是他们一无所获。然而，这令人发指的具有性犯罪特征的凶杀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希尔斯伯勒县治安官办公室与联邦调查局坦帕外勤站联系说：“我们也许碰上了一桩系列犯罪案。”可是警方、司法部门和调查局的联手调查进展甚微。

让娜·门罗是坦帕外勤站的特工，到调查局工作前当过警察，后来又在加利福尼亚当过调查凶杀案的侦探。1990年9月，工作站要补一个空缺，我和吉姆·赖特约她见了面，然后就要求把她调到了匡蒂科。让娜在站里一直从事罪犯侧写的协调工作。自到站里工作以来，罗杰斯一案是她经办的首批案子之一。

圣彼得斯堡警方的代表飞到匡蒂科，向让娜、拉里·安克罗姆、史蒂夫·埃特、比尔·哈格梅尔和史蒂夫·马迪金介绍案情。接着他们拿出一份罪犯侧写，说此人系35到45岁的中年男子，蓝领工人，从事家用设备维修的工作；受教育的程度很低，有性犯罪和暴力犯罪的前科，凶杀前会有突如其来的紧张性刺激，调查的风声一过，就会离开这个地区，可是就像卡拉·布朗一案中的约翰·普兰蒂一样，过一段时间可能还会回来。

特工们对这个侧写深信不疑，却没有找出嫌疑人，工作几乎没有进展。他们需要更为前摄的办法，于是让娜上了“悬疑案”电视节目。这是个全国性联合节目，对寻找和识别作案者起过不小的作用。让娜在电视上介绍案情之后，他们收到了成百上千条线索，可是仍然没有结果。

我经常对我们的人说，如果一种办法不灵，还可以试试其他办法，甚至是从未使用过的办法。让娜就是这么干的。看来那张草草写就的纸条是受害者与凶手之间的联系物，可它一直未能发挥很大作用。既然此案在坦帕圣彼得斯堡社区已家喻户晓，她就提出把纸条放大后张贴到广告栏里，看是否有人能认出上面的笔迹。执法部门的人都知道，大多数人只能识别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好朋友的笔迹，可是让娜认为很可能会有人找上门来，尤其当凶手是个胡作非为的家伙，或者他的配偶或伙伴想找理由告发他的时候。

当地几位企业界人士提供了广告栏上的空间，纸条被复制到大家都能看清的程度。几天内，有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给警方打电话，指认那是奥巴·钱德勒的笔迹。钱德勒系白人男子，45岁上下，是个没有执照的铝板安装工。这三个人都对他进行过控告，因为他替他们安装的隔板在一场大雨之后就松动了。他们都能确认这个笔迹，因为他们手上都有此人为反驳他们的指控所写的抗辩材料副本。

除年龄和职业外，钱德勒在其他几个重要方面也符合我们科对作案者的侧写。他有过掠夺财产、袭击斗殴和暴力性犯罪的前科。他在风声过后离开了案发地区，不过还没有感到有搬离该地区的必要。他所受的紧张性刺激是，妻子刚生下一个孩子，而他却并不想要。

往往会有这样的事情，每当你采取行动破了一个谋杀案，另一位受害者在听到案情细节之后，也会找上门来。一名妇女和她的女友也遇到过像钱德勒那样的人，那人曾邀请她们乘他在坦帕海湾的船出海。她的女友谢绝了，因为她对这种事全然没有好感，于是这个女人就一个人去了。

等他们到了海上，那人就要强暴她。她企图反抗，他就警告她说：“不要喊，不然我就用胶带封住你的嘴，在你身上拴上煤渣砖，淹死你。”

奥巴·钱德勒被逮捕，经过审讯，证明他犯有杀害琼、米歇和克里斯蒂的罪行，被判处了死刑。

他的受害者是普普通通的、没有防人之心的人——他对她们的选择几乎是随意的。有时凶手的选择是完全随意的，这就证明了“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论断。所以，在侦破类似罗杰斯案的案子时，前摄技术就非常重要了。

1982年下半年，芝加哥地区的一些市民莫名其妙地暴亡。不久，芝加哥警方从这些死亡事件中找到了某种联系，并查出了死因。这些受害者都服用了搀有氰化物的羟苯基乙酰胺胶囊。一旦胶囊在胃里溶解，人便立刻死亡。

芝加哥的主管特工埃德·哈格蒂请我参加专案组。我从未接手过在商品上做手脚达到杀人目的的案件，不过我认为，我可以把我通过监狱访谈从其他类型的犯罪分子那里学到的东西应用于这些案件。此案成了联邦调查局代号“胶囊谋杀”的案件。

调查人员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这种投毒犯罪的随机性。投毒者既没有特定的目标，也不出现在案发现场，我们通常所进行的分析无法直接揭示出任何东西。

这种杀人显然是没有动机的——也就是说，没有传统意义上那种可识别的动机，如出于爱情、妒忌、贪婪或报复的动机。投毒者的目标可能是羟苯基乙酰胺胶囊制造商强生公司，或者任何出售这种药物的商店，也可能是一个或多个受害者，或者是整个社会。

我认为这些投毒与随意安放炸弹或者从立交桥上向下面的车辆扔石块的人属于同一类型。在这类案件中，作案者从来看不见受害者的模样，我认为这个作案者——与戴维·贝科维茨向车内没有亮灯的汽车打枪一样——与其说是对准某一特定的受害者，不如说是在宣泄他自己的愤怒。如果让这种人看一看他的受害者的面孔，他也许会反躬自问或者表现出某种恻隐之心。

跟其他随意的、胆小的犯罪行为进行比较，我想我能理解作案者的心态。尽管我们所对付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犯罪，可是对作案者特征的许多方面我们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有一项调查表明，那些藏形匿迹、滥杀无辜的狂徒作案往往是想发泄愤怒。我相信，这个人曾患过严重的忧郁症，是个有心理缺陷的，一事无成的人，在学校和工作单位，在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是个失败者。

从统计上看，作案者也可能符合杀手的模式——30岁上下的白人男子，夜间单独活动。他可能会光顾受害者的家或者光顾墓地，在那儿留下一些重要证据。我认为他可能有一份跟权力和权威相关联的工作：救护车司机、保安、商店反窃人员或者辅助警察。他可能当过兵，是陆军士兵，也可能是海军陆战队士兵。

我想他过去可能接受过心理治疗，吃过医生为控制他病情所开的药。他的车至少已经有五年车龄，而且没有很好地保养，但它却象征着力量和权力，可能是警方所青睐的福特车。在即将进行首次投毒时——9月28或29日——他也许会感到某种突如其来的紧张性刺激。一般说来，他可能很怨恨这个社会，因而怒火中烧。等案发之后，他就会与在酒吧或者杂货店里的人，甚至与警察谈论这件事。作案者通过展示力量来拔高自我的形象，表明他可能记了日记或者保存着对案件报道的报纸剪贴。

我对警方说，他还可能给有权威的人——总统、联邦调查局局长、州长或市长——写过信，抱怨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在早期的信件中，他还可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谁也没有对他的信件做出他意想中的适当反应，他便因自己未受到重视而恼羞成怒。他的随机杀人可能是为了引起那些对他不重视的人的注意。

最后，我告诫他们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作案者为何选用羟苯基乙酰胺胶囊上。这是一种原始的、愚昧的作案手段。羟苯基乙酰胺胶囊是普通药物，打开胶囊也不困难。至少可能是因为他喜欢那种包装，抑或是他对强生公司有特别的宿怨。

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符合爆炸、纵火类型系列作案者侧写的人很多。因此，就像调查罗杰斯案件一样，采用前摄技术尤为重要。警方要对作案者施加压力，但不能让他产生对抗情绪。警方需要采纳的一个策略就是只谈正面的东西。我告诫他们不要说他是疯子。遗憾的是，他们已经那样说了。

然而，比这个更重要的是鼓励报纸发表文章，把受害者写成有血有肉的人，因为作案者往往把他的受害者非个性化。我尤其认为，如果迫使他看看一个被害死的12岁小姑娘的脸，他可能会开始产生犯罪感，我们也许就能让他彻底交待。

我认为要采取不同于我们在亚童案和莎丽·史密斯一案中的做法，提出在有些受害者的墓地布置夜间暗哨，因为我认为那个作案者可能会去墓地。我认为作案者大概心情也不好受，所以建议报纸多刊登一些报道这些犯罪行为的文章。

我想我们能鼓励他们到某些商店去，就像我们在密尔沃基和底特律能“指引”银行抢劫者去抢劫我们事先设伏的某个银行分理处那样。例如，警方可以透露某个商店采取保护顾客的措施方面的信息。我想那家伙也许会觉得有必要到那家商店去目睹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个做法就是发表一篇文章，说一位傲慢的大商店经理公开宣称，他对自己商店的保安措施充满信心，胶囊投毒者不可能在他的货架上做手脚。再一种做法是，让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特工对某个商店的“热线线索”做出反应，并加以公开报道。这个“线索”当然是假的。而警方则公开宣称他们获得的情报极其迅速和准确，以至于作案者临时放弃了在这家商店投毒的计划。这对作案者将是一个间接的，而且也是他难以置之不理的挑战。

我们可以请出一位心情沉重的心理医生。他在接受我们访谈时要承认他很同情作案者，把作案者说成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从而给他一个保全面子的台阶。估计案犯会给医生办公室打电话或者开着车子从医生办公室旁驶过，而我们则在那儿打下埋伏，从而跟踪他。

我认为，如果官方建立一个由平民百姓中的自愿者组成的特别调查小组，帮助警方处理所有举报电话，那么作案者很有可能自告奋勇要求参加。我想，如果当初在亚特兰大就成立这样一个小组，我们可能会在志愿者中看到韦恩·威廉斯。特德·邦迪当年就曾自告奋勇去了西雅图一个强奸危机解救中心。

在与媒体密切合作——或利用媒体——的问题上，执法部门历来持谨慎态度。这种情况我就碰到过多次。80年代初，罪犯侧写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我曾被叫到总部，向刑侦处和局法律委员会的人解释我的前摄技术是怎么一回事。

“约翰，你不对报界撒谎，是吧？”

我给他们举了个当时在媒体的协助下成功地使用前摄技术的例子。有人在圣迭戈地区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具女尸，死者脖子上套着狗项圈和牵狗绳，看来是被勒死的，而且遭到过强奸。在一条公路上发现了她的汽车。显然她在汽油用完后上了凶手的车——凶手或许是以助人为乐的面目出现或许是以施暴者的面目出现——被凶手带到了案发地点。

我建议警方按照一定的步骤向报界公布一定的信息。首先，他们应当对案情进行描述，介绍我们对案情的分析。其次，他们应当强调联邦调查局在州和地方当局的支持下，正全力展开工作，并说：“即使花二十年，也要把真凶缉拿归案！”第三，在那样一条繁忙的公路上，一个年轻女子的车抛了锚，一定会有人看见。我想通过这第三点暗示，我们收到了一些举报，是有关她在遭诱拐前后一些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的，警方希望公众提供信息。

我的理由是，如果作案者认为有人在某个地方可能见到过他（这是有可能的），那他就会认为有必要跟警方说清楚，解释他怎么会在场的。他会对警方说：“我驱车从旁边经过，看见她的车抛了锚，我就把车停下，问她要不要帮助，她说没事，我就走开了。”

现在警方确实也一直在通过媒体吁请公众提供帮助，可是他们常常想不到前摄技术。我想不知有多少送上门来的人从他们的指缝中溜掉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识别。顺便说一句，希望真正的目击证人在前来提供情况时不要因为我的这些话而有所顾虑。你不会成为嫌疑人，却完全可能帮助缉拿真正的凶手。

在圣迭戈一案中，这一技术取得了我所说的预期效果。作案者主动钻进调查网，被警方抓获。

“好吧，道格拉斯，我们明白你的意思了，”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工作人员勉强做出反应说，“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运用这一技术，请事先通知我们一下。”对官僚机构的官员来说，任何独创的新东西都是可怕的。

我希望报界能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抓获羟苯基乙酰胺胶囊投毒案的凶手。鲍勃·格林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著名专栏作家，他采访了警方和联邦调查局，然后写了一篇报道21岁的受害者玛丽·凯勒曼的打动人心的文章，说她是凶手杀害的最年轻的受害者，是一对已经无法再生育的夫妇的独生女儿。文章登出时，警方和调查局特工已对玛丽的住宅和墓地进行了监视。我想大多数参与侦破此案的人都会认为这一做法荒诞不经，他们认为心中有鬼而且沾沾自喜（或者只怀有其中一种情绪）的凶手是不会到墓地去的。我请他们等上一个星期。

警方对墓地监视期间，我还在芝加哥。我知道，如果他们一无所获，就会对我大发脾气。即使在最舒适的环境里，监视也是个很无聊、很讨厌的工作。夜间在墓地进行监视就更不消说了。

第一个晚上毫无动静。平安无事，悄然无声。可是监视小组的人第二天就觉察到了动静。他们朝墓地方向运动，并小心不让人发现。他们听见了跟侧写所描述的年龄相仿的男子的声音。

那人眼泪汪汪的，似乎就要抽泣了。“我对不起你，”他哀求道，“我不是有意的。那是个事故！”他恳求那死去的女孩原谅他。

他们心想，真他妈的给道格拉斯说对了。他们向他扑上去。

可是且慢！他说的名字并不是玛丽。

那家伙吓得魂不附体。等警察最终看清他的面孔时，才发现原来他站在玛丽墓旁边的那个墓碑前面！

埋在玛丽·凯勒曼旁边的是一起未侦破车祸案的受害者，开车的肇事者案发后逃之夭夭。此人就是那个肇事者，是前来悔罪的。

过了四五年，芝加哥警方在调查一桩谋杀疑案时运用了这个办法。他们在联邦调查局训练协调员鲍勃·萨戈夫斯基率领下，抓住谋杀案发生一周年前后的时机，向报界透露了一些信息。当警察在墓地把凶手抓获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我们没能用这个方法抓住在胶囊中投毒的人。我们没抓着凶手，只逮捕了一名嫌疑人，但没有足够证据来定他谋杀罪，给他定的罪名是与谋杀案有关的讹诈罪。他符合罪犯侧写，可是警方进行墓地监视的时候，他不在芝加哥地区。不过自从他入狱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投毒事件。

当然，因为没有审判，我们就无法从法律角度肯定他就是我们要抓的人。可是，显然，未侦破系列谋杀案中有不少作案者已被抓获，不过调查这些案件的警官和警探们还不知道罢了。如果一个活跃的凶手突然停止了活动，除了他自己决定不干这个简单的理由外，还有三种合理的解释。第一种是他自杀了，具有某些个性特征的人是会这样做的。第二种是他离开了这一地区，到其他地方去干了。有了联邦调查局的暴力罪犯拘捕记录的数据库，我们可以使全国成千上万个警察机关比较容易地实现数据共享，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第三种解释是，作案者已因其他过失——一般是因盗窃、抢劫或暴力袭击——而被捕，以较轻的罪名被判入狱，当局并没有把他与那些更加严重的罪行相联系。

胶囊投毒案之后，在商品上做手脚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但作案者大多数是出于传统的动机，因为家庭纠纷而谋杀配偶就有可能采用这种方式。在评估这类案件时，警方应考虑所接到的报案数量，搞清楚这些事件是集中在某一地区，还是分散在不同地区，那些明显做过手脚的商品是否已被使用过，报案者与受害者系何种关系。他们应当像处理其他因个人动机而发生的谋杀案一样，调查冲突的历史，尽可能收集有关嫌疑人作案前后的种种表现的资料。

从表面上看，某项罪行似乎没有特定的受害对象，但实际上却有其具体目标。某项罪行似乎是作案者由于愤怒或遭受挫败而犯下的，可实际上却具有传统的动机，如想彻底摆脱婚姻关系，想得到某项保险金或者继承一笔财产。胶囊投毒案公布之后，一名妇女就用搀了氰化物的羟苯基乙酰胺胶囊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她以为可以把罪责加到原先作案者的头上。作案现场被布置过，案发前后的细节与原先的案子截然不同，骗不了任何人。在这类案件中，法庭证据往往都跟作案人有联系。例如，化验室可以分析出氰化物或其他毒药的来源。

如果有人在产品上做手脚是为了得到受害损失费，比如在一罐通心粉酱里放一只死老鼠，在汽水罐里放一只耗子，或者在快餐食品袋中放一根针，调查人员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就比较容易进行识别。公司方面往往希望尽快把事情了结，以免张扬出去损害声誉，也可以避免对簿公堂。现在法庭取证科学已经大大发展，如果公司方面怀疑有人对产品做了手脚，拒绝采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法，把案子提交联邦调查局，做手脚的人就很可能被查出来，从而受到指控。同样，一名优秀调查人员还能识别出故意上演的英雄行为——由某个人制造的假象，目的是在同伴或公众面前做戏。

胶囊投毒虽令人惶恐不安，但它却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它主要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讹诈。一个进行讹诈的人如果想得逞，首先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完成他威胁要做的事。因此，威胁要对商品做手脚的讹诈者，会专门在一个瓶子或者一包东西上做些手脚，在上面做上某种记号，然后打电话或者留纸条提出警告。可是，那个胶囊投毒者没有进行威胁。他直接就开了杀戒。

用讹诈者的标准来衡量，他并不老练。在商品上做手脚是一种原始的方法（发生这类谋杀案后，强生公司花了很大一笔资金研制了有效的防拆封包装）。我知道这家伙的思维并不清晰。我们对这类讹诈案进行分析的指导原则也可以用于分析政治性讹诈，用以判定讹诈者是否系危险分子，是否有能力完成他威胁要干的事。

投放炸弹者也是如此。如果有人威胁说要放炸弹，这种威胁总会很快就会受到认真对待，以免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当局必须判定这种威胁是否属实。投放炸弹者和讹诈者都喜欢使用“我们”这个词，以表明有许多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事实上，这类人大多属于疑心很重的孤独者，对别人并不信任。

爆炸犯往往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被破坏的威力所吸引、以显示力量为动机的类型的。一种是被设计、制造和安放爆炸装置的乐趣所吸引的使命型的。还有一种是技术型的，他们为自己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所陶醉。从动机方面来看，有的为了讹诈，有的为劳资纠纷，有的为寻报复，甚至还有为了自杀的。

我们从对爆炸犯的研究中发现了这类罪犯的越来越多的特征。他们通常是白人男性，其年龄随受害者或目标而异。他们尽管成就平平，但智力上至少达到，而且往往高出常人水平。他们办事干练，有条不紊，爱做细致周到的计划。他们不搞对抗，体魄也不健壮，为人谨小慎微，个性上有很大缺陷。对他们侧写的根据来自对他们的目标和受害者的评估或对他们所使用的爆炸装置的评估（比方说，它比较易爆或易燃），这就像我们根据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对系列杀手进行评估一样。我们要考虑与受害者和作案者相关联的风险系数，受害者的选择是随意的还是有意的，接近他或者她的难易程度，攻击发生在一天之中的什么时间，炸弹投放方式（比如通过信件），以及炸弹的组件和制造工艺方面的不寻常的特征与风格。

在从事侧写工作的初期，我搞出了那个“大学炸弹手”的第一份侧写。这个诨名现已尽人皆知，它源自联邦调查局的一个行动代号，因为此人的目标是大学和大学教授。

对投放炸弹者，我们主要通过他们的通讯联络来了解。“大学炸弹手”给报纸写信，向公众公布他那长篇大论的宣言，他透露说自己在十七年中通过制造爆炸事件造成了三人死亡二十三人受伤。他所宣称的业绩包括一次成功地延缓整个商业航班的运行，当时他诈称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放置了炸弹。

跟所有投放炸弹者一样，他说他的恐怖活动由一个叫“自由俱乐部”的组织负责。尽管如此，他毋庸置疑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孤独型的人。

当时这份侧写已广为散发，我认为没有理由来改变我的判断。遗憾的是，尽管布鲁塞尔博士在梅特斯基“疯狂爆炸专家”一案中有开创性的突破，在“大学炸弹手”进行首次作案时，执法部门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运用我们的分析方法。在犯罪活动的初期，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有被抓住的可能。第一次和第二次犯罪活动对我们了解犯罪行为、地点、目标都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还没对作案技巧做出改进，也没有转移作案地点。过了若干年，他们的思想也发展了，作案动机已经不是当初那原始、简单的对社会的不满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在1979年就有了现在这种侧写方法，“大学炸弹手”也许几年前就落了网。

有不少时候，有的人会谎称投放了炸弹，以此讹诈某个个体或某个特定群体。70年代中期，就有人把恐吓电话打到得克萨斯州一家银行行长那里。

打电话的人煞有介事地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说几天前西南贝尔公司派到银行去的技术人员，实际上就是他的人。他们安放了一枚炸弹，他可以用微波遥控装置将它引爆，不过如果行长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不引爆。

接着他说了最吓人的话，说他控制了行长夫人路易丝，说她驾驶的是凯迪拉克车，早上从某处经过，然后又到了某处，等等，等等。行长大惊失色，让秘书用另一部电话跟他家里联系，因为他知道他妻子此刻应当在家里。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这下他相信了。

接着打电话的人提出了钱的要求：要旧钞票，面值从十到一百美元。不要报警，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识别出不带标记的警车。告诉秘书，说自己要离开银行四十五分钟。不要跟任何人联系。离开办公室前，把里面的灯连续开关三次。他的手下人会注意看这个信号。把钱放在自己的汽车里，把车停在交通繁忙地段的一条马路边上，不要熄火，尾灯不要关。

在这个特定案件中，讹诈者是个高明的骗子。他既没有放置炸弹，也没有绑架什么人，只是把矛头指向了最可能成为受害者的人。这出戏的每一幕都是策划好的。这个骗子所选择的时机正好是电话公司派人去过银行的时候，所以他把那些人说成是替他安放炸弹的人。众所周知，电话公司的技术工作是人们不懂也不大关注的，所以电话公司的人很可能会被当成骗子。

这个讹诈者知道行长会给在家中的妻子打电话，所以上午就先给她打了电话，自称是西南贝尔电话公司的，说他们近来收到她住处附近一些人的投诉，说有人打骚扰电话。他们正设法跟踪这个打电话的人——所以从当天中午12点到12点45分，即使电话铃响，她也不要去接——他们要设个陷阱跟踪那个人。

让行长把钱放在车上，打开车灯，发动机不熄火，这也许是这项计划中最狡猾的一招。行长以为车灯是信号的一部分，而实际上这是打电话者的脱身之计。尽管他警告行长不要与警方联系，但他知道受害者也许会报警。作案者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总是在取钱的时候，因为他认为警方会进行监视。在这一幕中，如果他时乖运蹇被警察抓住，他可以说他沿着这条繁忙的道路走过来的时候，看见一辆车的灯亮着，没有熄火，认为这是个做好事的机会，于是把车灯给关了。如果警察当场将其擒获，他们也抓不到什么证据。即使警察抓住他时他正拿着装钱的包，他先前所说的那句话已经使他有了合法的理由。他可以说他发现座位上的这只包，正打算去把它交给警方。

对这个骗子来说，这是个成败参半的游戏。他先打出草稿，然后根据情况加上细节性的内容。如果今天他预想中的目标没有上当，第二天他又会去寻找新的目标。终究有一天会有人上当的，那样他就能在不绑架或者不炸死任何人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捞上一笔钱。在这些案例中，他所写的东西一般来说都是很好的证据，而且犯罪分子往往都保留着，因为他知道这在将来依然很有用。有一点他很明确，只要事先简单地做些安排，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他的受害者。

当局最终识破了他的诡计，把他逮捕归案，审判定了罪。原来他曾是一家夜总会里负责放唱片的人，想凭他那如簧巧舌在短时期内捞些外快。

这种人跟真正搞绑票的人区别在哪里呢？他们都想敲诈钱财，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把身份暴露给受害者的，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在杀人。他们又有很大的区别。真正搞绑票的人一般都要有人帮助他完成计划，而搞欺骗的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唱独角戏的骗子。搞绑票的人是反社会的，虽然杀死受害者不是他的本意，但是为达到目的，他随时准备撕票。

史蒂夫·马迪金参加了埃克森公司副总裁绑架案的侦破工作。这位副总裁是在新泽西州的自己家门口遭绑架、被扣为索要赎金的人质。不料他的手臂在搏斗中被子弹击中。绑架者是曾受雇于公司的一名保安和他的老婆。他们没有因此住手，而是把受伤的副总裁（他的伤势不轻）关进一只箱子，结果造成他的死亡。绑架者使用箱子——或者类似的东西——是为了尽量不与被绑架者接触，不把他当成某个具体的人。在此案中，绑架者对所造成的后果表示懊悔，供认出最初促使他们作案的那种绝望感。可是他们还是作了案，毫不犹豫地一步步实行自己的计划。他们为了他们的目的，不惜害人性命，这就是反社会行为的一种表现。

绑架行为虽然很可怕，但却有别于其他一些严重犯罪行为，因为绑架者难以脱身。调查人员应该真正以严谨的态度对它仔细审度，进行对受害者的研究和犯罪前行为的研究。此外，尽管调查人员承认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也应当能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个特定的受害者？

两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家里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俄勒冈州一名警探跟我谈到他那里一名年轻女子在上学途中被跟踪的事。这位女子没有识别出跟踪者，其他人也没有。她看见跟踪者在树林子里，可是等她父亲或者她男朋友出去找时，那人已没了踪影。那人会给她家打电话，可是她家有其他人在的时候却从来不打。这个女子处于完全无助的境地。像这样心惊肉跳地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她和男友在一家餐馆就餐。她离开餐桌去上厕所，就在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她被人抓住并很快被拖到外面的停车场。袭击者粗暴地把枪管伸进她的阴道，威胁说，如果她报警，就要她的命，接着又把她放了。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无法提供一个比较确切的描述。

而这时从表面上看，她在一天晚上离开图书馆后遭到了绑架。在停车场发现了她的车。没有任何有关她的消息，看来情况不妙。

我让警探把受害者的情况说给我听听。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在学校成绩一向很好。可是去年她却生下了一个孩子，和家里人，尤其是和她父亲在孩子抚养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她的成绩近来一落千丈，尤其是在跟踪案发生之后。

我说暂时什么也不要告诉她父亲，以防我的判断有误，要了这个年轻女子的命。不过我看她没说实话。谁会跟踪她？她有个关系比较牢靠的男友，最近关系并没有破裂。一般说来，一个非知名人士被人跟踪，跟踪者一定认识这个人。跟踪者的行为并非那么天衣无缝或者小心谨慎。如果她看见了跟踪者，她父亲和男友就不会一次也没见过。其他人都没有接到过电话。警方设置陷阱对电话进行跟踪时，电话突然中断了。再者，绑架恰好发生在期末考试之前——这不是偶然的。

我提出，采取前摄的做法让媒体对她父亲进行采访，强调他们关系的积极方面，说他如何如何爱他女儿，希望她回到自己身边并恳求绑架者把她放了。如果我说得不错，那么过一两天她就会出现，而且会显得形容憔悴、邋里邋遢，会说起她如何被绑架，如何受凌辱，如何被人从车上扔到街边等等。

后来的事实是，她的确显得形容憔悴，身上脏兮兮的，还诉说了被绑架的故事。我指出，审讯——此案中的审讯是以询问的方式进行的——应当侧重于我们推测会发生的事情上。不要采用指责的口吻，但要指出她跟父母亲之间有很多麻烦事，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心灵上受到了创伤，对考试产生恐惧，需要有个能保全面子的解脱。应当告诉她，她不必受到惩罚，她所需要的是别人的忠告和理解，这样她就会明白的。把这样的话挑明之后，她承认那是一个骗局。

不过，这也是一桩让你担惊受怕的案子。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如果跟踪是别有用心的，那就可能是非常可怕，而且往往是严重的犯罪。

谈起跟踪，无论是对名人还是对普通人，跟踪的原因大多出于爱恋或者仰慕。约翰·欣克利“爱恋”着朱迪·福斯特，希望她能够回报他的爱。可是她是个上了耶鲁大学的漂亮影星，而他则是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他认为自己要做出某些举动来摆平一下，从而给她留下印象。还有什么能比刺杀美国总统这种历史性行动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呢？在头脑比较清醒的时候，他肯定意识到，今后和她一起幸福生活的梦想不可能成真。可是通过他的行动，他的确达到了一个目的：他出了名，而且在公众的心目中，他以精神病的形象永远和福斯特联系在了一起。

与这类案件中大多数情况类似的是，欣克利也有个直接的紧张性刺激。在他向里根总统开枪前不久，他父亲向他下了最后通牒，让他赶紧找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

秘密特工肯·贝克到监狱里对杀害约翰·列侬的凶手马克·戴维·查普曼进行了一次访谈。查普曼认为自己非常崇拜原披头士乐队的列侬，于是从肤浅的层次上去模仿他。他把列侬的歌曲尽数收集起来，甚至模仿列侬与小野洋子的婚姻，与许多亚洲姑娘厮混。可是他也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终究不能与他的偶像同日而语。他意识到自己永远无法填补和偶像之间的差距，于是只好动手杀了他。令人震惊的是，查普曼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欣克利的犯罪并名扬天下（用臭名远扬这个词也许更加合适）。

我对阿瑟·布雷默做过访谈。他先是跟踪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继而在他竞选总统期间在马里兰州行刺他，致使州长终身瘫痪，苦不堪言。布雷默与华莱士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在向华莱士开枪之前，曾经跟踪过尼克松总统几个星期，可是根本无法靠近。他开始铤而走险，想做出一些举动向世人表明他的价值。华莱士比较容易接近，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的另一个受害者。

由跟踪转变为暗杀的案件数量大得惊人。在那些涉及政界人物的案件中，总有一个带有政治性的杀人的动机，尽管实际上作案者常常是一个原本无能，却想出人头地的无名鼠辈。而在涉及像约翰·列侬这样的名人或者影星时，那样的杀人动机就说不通了。这类受害者中最惨的莫过于1989年在洛杉矶自己公寓里遇害的21岁的丽贝卡·谢夫勒。这位光彩照人、才华出众的女演员是因在电视连续剧《我妹妹萨姆》中扮演帕姆·道波尔的小妹妹而一举成名的。她听见有人敲前门，刚把门打开就被人打了一枪。开枪的人是个来自图森的19岁失业青年罗伯特·约翰·巴尔多，此人失业前在玩偶匣俱乐部当门卫。巴尔多也像查普曼一样，起初是她的崇拜者，对她爱慕得如醉如痴，既然不能与她建立“正常”关系，他就决定以另一种方式“占有”她。

我们现在都已知道，跟踪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名人。经常有人遭到以前的配偶或者旧情人的跟踪。一旦跟踪者最后有了“如果我得不到她（或者他），其他人也别想得到”的想法，那么情况就严重了。不过，吉姆·赖特——我们科里在处理跟踪案方面经验最丰富的专家，也是执法部门在这方面的一流专家——指出，那种与公众打交道的人，尤其是女性，很容易受到跟踪。换句话说，跟踪者心目中的对象未必就是电视或者电影上的人。她可能就是一个街区开外的一家餐馆的女招待，或者是当地银行的一名柜员。她甚至可能是与他同在一个商店或者企业中的人。

在蒙大拿州米苏拉的康兰斯家具公司工作的年轻女子克里斯·韦尔斯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克里斯工作成绩显著，深受别人尊重，逐步被提升为销售部经理，1985年升任主管经理。

克里斯在任期间，在大型零售商店里有一名叫韦恩·南斯的工作人员。此人不大与人交往，但对克里斯似乎情有独钟，而她对他也总是很客气，很友善。可是，韦恩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她发觉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觉得很可怕。不过，对韦恩的工作态度，谁也没有提出过非议。日复一日，他一直在努力地工作，干得比店里任何人都起劲。

韦恩·南斯迷恋着克里斯，可是克里斯和她丈夫道格·韦尔斯（他在当地经营一家枪支商店）却一无所知。南斯一直在观察她。他有一纸箱的纪念品，有她的快照，有她在办公室里写的纸条以及所有曾经属于她的东西。

还有一点也是韦尔斯夫妇和米苏拉警方所不知的，那就是，韦恩·南斯是个系列杀手。1974年，他猥亵了一个5岁小女孩并把她刺死。后来发现他还捆绑、猥亵、射杀过几个成年妇女，其中包括他好友的母亲。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都发生在他所在县附近的几个县里。遗憾的是，即使在人口稀少的蒙大拿州，一个县的警察局并不知晓别的县的犯罪情况。

有一天夜里，南斯闯入克里斯和道格在市郊的家中。克里斯·韦尔斯根本不了解南斯的历史。他们家养了一条金毛猎犬，可是那狗没有阻拦他。南斯带了一支手枪，朝道格开了一枪，把他捆到地下室里，然后强迫克里斯上楼进入卧室，把她绑在床上准备强奸。显然她是认识他的，而他也没有试图掩盖自己的身份。

与此同时，在地下室的道格从捆绑他的绳索中挣脱。他十分虚弱，疼痛与失血使他几乎昏厥。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一张桌子旁边。那桌子上架着店里的一台装弹器。他勉强装上一发子弹，然后慢慢地、艰难地顺着地下室楼梯向上爬。等他悄悄地爬到二楼，到了走廊上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开始模糊了。他用只装了一发子弹的枪瞄准了南斯。

他得在南斯发现他之前把他干掉，不能等他拿起枪来，因为南斯没有受伤，而且枪里有好几发子弹，道格将不是他的对手。

道格扣动扳机，击中了南斯，把他打了个仰面朝天。可是南斯又爬起来，朝他扑过来。那一枪没有打中要害部位，南斯朝他所在的楼梯方向扑来。没有退路了。道格不能丢下克里斯不管，他只有殊死一拼了。他朝南斯冲过去，把没有子弹的步枪当成棍子，不断朝身强力壮的南斯身上砸，直到克里斯得以挣脱绳索前来助他一臂之力。

时至今日，韦尔斯一案仍然是很难得的案例。这件事真像个奇迹，因为受害者是一个系列杀手意向中的攻击目标，但却能以自卫的方式回击并杀死袭击者。我们几次把他们请到匡蒂科给警官们讲课。这一对了不起的夫妇能从受害者变成英雄，这给予了我们宝贵的启迪。经过了这次从地狱里逃出来的经历，他们显得异乎寻常地待人热情，心思敏锐，镇定自若。

有一次他们在匡蒂科讲完课之后，班上一名警官问他们：“如果韦恩·南斯仍然与你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你们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毫无心理负担呢？”他们转身相互对视，无声地达成一致意见。“肯定不会。”道格·韦尔斯答道。

十八

心理医生的努力

什么样的人竟能干出这样的事？

鲍勃·雷勒斯和我为了研究系列杀人犯，来到了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一天，我们对理查德·斯佩克进行了访谈。当晚回到下榻旅馆的房间之后，我就收看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我看见丹·拉瑟与另一个叫托马斯·范达的杀人犯谈话，该犯当时正好羁押在乔利埃特监狱。范达是因对一名妇女连捅数刀致人死命被关进去的。他一生中已经多次进出精神病院了。每次他被“治愈”放出去之后，就会犯下新的罪行。在那次因杀人罪被关进去之前，他又杀了一个人。

我打电话给雷勒斯，提议找范达谈一次。从电视上的访谈节目来看，我可以说他实在是个无可救药的人。他既可能沦为杀人犯，也可能轻易沦为纵火犯。如果他有工具和技能，他就可能成为爆炸犯。

第二天，我们又到监狱，范达同意跟我们谈。他对我们的来意感到好奇，而且也没有什么人去看他。在访谈之前，我们看了他的档案。

范达是个白人，身高大约5英尺9英寸，25岁上下。他的情绪不稳定，经常露出虚假的微笑。即使在微笑的时候，他依然是那副“模样”——眼睛贼溜溜地转个不停，脸上的肌肉不时地抽搐，两只手不住地搓着。对这样一个人，你是不会不理不睬的。他首先想知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之后的想法。我说他的形象不错，他笑起来，随之也放松了。他跟我们谈了不少，说他参加了监狱里的一个《圣经》学习小组，说这对他大有帮助。这是完全可能的。我见过许多即将获假释的在押犯人参加宗教性学习小组的学习，他们做出了诚心改悔的姿态。

对于是应当把这个家伙关进严密看管的监狱，还是关进比较安全的精神病院，你可能有你的看法。在跟他谈话之后，我去见了负责他的监狱心理医生。我问他范达表现如何。

这位50岁上下的心理医生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说范达“对服药和治疗非常配合”。这位医生还举出他参加《圣经》学习小组的例子，说如果照这样下去，范达就可以被假释了。

我问他是否知道范达具体犯了什么法，他回答说：“我不想知道。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这儿有很多病人要治疗。”他还说他不想不适当地影响和病人的关系。

“这样吧，医生，我把托马斯·范达的所作所为跟你谈谈。”我毫不相让。没等他表示不同意见，我就叙述起了这个反社会、性情孤僻的人的作案经过。他参加了一个宗教小组，在一次会议结束、众人散去之后，他向主持会议的一位年轻女子求欢。她拒绝了，可是范达不喜欢这样受到拒绝。像他这类人都是如此。他把她打倒在地，从她的厨房里拿来一把刀，在她身上扎了无数刀。

我不能不说我对此非常震惊。当时她就像一只玩具布娃娃，但身体是温暖的，还在流着血。他准会把血弄到自己身上。但他连把她非个性化都做不到，居然能勃起，还射精。所以你可以理解，我为什么说这是因恼羞成怒而犯罪，而不是性犯罪。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欲火烧心，而是因为气急败坏。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强奸惯犯不宜释放的原因，尽管这样做让有些人产生又有一个人经改造重返社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问题在于，他们还会再度犯罪。强奸毫无疑问是因愤怒而犯的罪。如果你把某个人的阴囊割掉，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愤怒的人。

我把有关范达的事说完后，那个心理医生说：“道格拉斯，你这个叫人恶心的家伙！你滚出我的办公室！”

“我恶心？”我反驳道，“你口口声声说托马斯·范达对治疗非常配合，可以释放他，可是在你对这些犯人进行治疗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你究竟是在跟谁交谈。如果你不花时间看看犯罪现场的照片或者犯罪事实的报告，不去看尸体解剖报告，你怎么了解他们？你看过他们犯罪手段的报告吗？你知道是不是有预谋的犯罪？你了解导致犯罪的行为吗？你知道他是如何离开犯罪现场的吗？你知道他是不是想逃之夭夭？他是不是想制造什么口实？你怎么知道他究竟是不是个危险的犯罪分子呢？”

他无言以对。我想我那天并没有把他说服，不过那件事让我感触很深。我们科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正如我在前文中多次谈到的，问题难就难在心理治疗的大量工作都是通过听取病人的自述来诊断病情。在正常情况下来找心理医生的病人都特别想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对医生一吐为快，而一个想争取提前获释的罪犯则专门拣心理医生想听的说。结果心理医生往往听取罪犯的一面之词，并不把它与罪犯的其他情况相联系。这可能是这种体制失败的真正原因。埃德·肯珀和蒙特·里塞尔（仅举这两个人为例）的犯罪都发生在接受心理治疗期间，而且两人的犯罪都没有被发现。实际上他们在这期间的表现都有“进步”。

我认为问题在于，有些年轻的心理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福利工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在大学里受到的教育是，他们真的能改变这些人。他们遇到监狱里的这些人之后，想获得自己改造这些人的工作成绩。他们往往不知道，他们在评估这些罪犯时，实际上评估的是一些善于揣摩别人心理的行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罪犯就会知道医生是否事先了解了自己的罪行，假如还没有，他就能把自己的罪行和对受害者的影响说得小一些。很少有罪犯愿意对还没有了解他们底细的人主动谈及细节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去监狱访谈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

帮助改造罪犯的人大多像托马斯·范达的医生一样，为了不产生偏见，不愿意了解他们的犯罪细节。不过我总是对班上的学员说，如果想了解毕加索，你们就得研究他的艺术。如果你们想了解罪犯的个性，就得研究他的罪行。

所不同的是，从事心理治疗的人是从研究个性入手的，并从那个角度推测他们的行为。我和我手下的人则是先研究行为，而后从这个角度推导到个性。

当然，对犯罪责任问题，各界人士也是莫衷一是。斯坦登·萨姆诺博士是个心理学家，他与已故心理医生塞缪尔·约切尔森博士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对犯罪行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逐步摒弃了自己当初构想的大部分思想。萨姆诺在他那部内容深刻、见解不凡的著作《罪犯心理探密》里总结说：“犯罪分子与常人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他认为罪犯不是心理上有毛病，而是个性上有缺陷。

经常与我们合作的帕克·迪茨说过：“在我研究过的系列杀人犯中，没有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病，但也没有一个是精神正常的，他们都是一些精神扭曲的人。他们精神的不正常与他们对性的变态的兴趣和他们的个性有关。他们知道自己将干什么，知道自己要干的是错事，但他们还是干了。”

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记住精神失常是个法律概念，不是医学或者心理学术语。它不是指某人有或者没有“毛病”，而是说一个人是否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你认为像托马斯·范达这样的人精神失常，那也没什么。不能说那不是一种观点。不过，一旦仔细研究卷宗之后，我想我们就应当正视这个问题：不论托马斯·范达患了什么样的精神病，都存在不可救药的可能。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就不会把他们放出去，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胡作非为。要记住，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杀人。

最近各界人士就罪犯心理失常这个概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种讨论并不新鲜，它至少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的英美法律体系建立时，追溯到16世纪威廉·兰巴德的《治安法官》公布时。

在1843年麦克那登一案的审理过程中，精神失常被首次用做被告无罪的辩词。麦克那登企图刺杀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勋爵，打死了首相的私人秘书。顺便说一句，皮尔在任时组建了伦敦警察部队，时至今日，伦敦警察仍然被称为“罗伯”。

麦克那登被宣告无罪后，公众反应强烈，以致大法官被召到上议院去解释其中的原因。大法官大致是这样解释的：如果被告因精神失常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者不理解其行为的本质，那他就是无罪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不能判断是非。

这种精神失常的理论随后逐步变成人们常说的“不可抗拒的冲动准则”，这种理论认为，被告如系精神失常而不能控制自身行为，或者不能根据法律规范自身行为，那他就是无罪的。

1954年这个准则又得以援引。当时戴维·巴兹伦法官在上诉法庭上就美国政府对德拉姆公诉一案做出裁决，裁决指出，如果被告的罪行是“精神失常或者精神有毛病所致”，那他对犯罪行为就不承担责任，因为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就不会犯下这样的罪行。

执法部门人员、许多法官和公诉人对德拉姆一案的裁定都不敢恭维，因为它给被告的自由度很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分是非曲直。1972年，另外一个上诉法庭在审理布劳纳的公诉案时，摒弃了前一个案例的做法，转而接受美国法学院的标准测试，重新考虑麦克那登和不可抗拒冲动的说法。精神有毛病不能证明被告无罪，除非他病得无法分辨是非，犯法而不自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测试越来越受到法庭的欢迎。

讨论这个问题往往是在钻牛角尖，就像讨论一个针尖上能有几个安琪儿跳舞。我认为我们更需要讨论的是危险性问题。

正在进行的心理医生之战中有个很典型的案例，即1990年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发生的对阿瑟·肖克罗斯系列谋杀案的审判。肖克罗斯被控杀害了当地许多妓女以及街头卖淫女。她们的尸体在詹尼斯河谷及其附近地区被发现。这种谋杀持续了将近一年，后来的一些受害者在死后还被分了尸。

在拿出具体侧写——结果证明是料事如神——之前，格雷格·麦克拉里研究了作案者犯罪行为的发展过程。在警方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尸体之后，麦克拉里意识到凶手要回到弃尸地点去处理他的猎物了，于是敦促警方对树林进行仔细搜索，以找到另一名失踪女子的尸体。如果有可能，那就暗中监视那个地方，因为他相信他们最终会在那儿发现凶手。

经过几天的空中侦察，纽约州警方在31号州际公路附近的萨蒙河中发现一具尸体。与此同时，格雷格·麦克拉里发现有一辆汽车停在河上的一座小桥上，车里有个人。州和市的警察被调来对他进行跟踪。他们后来逮捕了这个名叫阿瑟·肖克罗斯的男子。

以纽约州警察局的丹尼斯·布赖斯和罗切斯特警察局的列昂纳德·波里埃洛为首的一组审讯人员对肖克罗斯进行了审讯。肖克罗斯供认了几桩罪行。在审判这起肖克罗斯被控谋杀十数人的案子中，一个关键问题提了出来：他在杀人时是否精神失常？

被告方从纽约贝尔维尤医院请来了著名心理医生多萝西·刘易斯博士。刘易斯博士在暴力对儿童影响问题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她深信大多数暴力犯罪行为（如果不是全部）都与暴徒儿时受到虐待或者猥亵以及身体的某种状况有关，如癫痫、外伤、病变、囊肿或肿瘤。查尔斯·惠特曼就是一个例子。1968年，这个25岁的学工程学的年轻人爬到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的钟楼顶部，向下面的人开枪射击。等九十分钟后警察包围钟楼将其击毙时，已有十六人死于非命，还有三十人受伤。在这一事件发生前，惠特曼曾抱怨说他有时很恼火，想杀人。医生对他进行了尸体解剖，在大脑颞叶发现一个肿瘤。

惠特曼的疯狂行为是否因这一肿瘤引起？这我们没法知道。刘易斯想告诉陪审团，肖克罗斯的核磁共振扫描片表明，他的颞叶部有个恶性囊肿。她把这种形式的癫痫描述为“部分情结抽搐”，其病因是越战造成了心理创伤以及他自称的儿时受到了母亲的虐待，所以阿瑟·肖克罗斯对他的极端暴力行为不负有责任。她作证说，实际上他在杀死每一个女人之际，都处于某种神游状态；他对每次犯罪过程记忆残缺不全或者根本没有记忆。

这种推理方式有个问题：在谋杀案发生数周或数月之后，肖克罗斯仍可以把具体细节说给波里埃洛和布赖斯听。有几次，他还把他们领到警方根本没有发现的几个弃尸地点去。他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因为他对每个地点都有过多次遐想，记得很清楚。

他采取了销毁某些证据的做法，这样警方就抓不住他的把柄。被抓获后，他给他的女友（他还有自己的妻室）写了封很有逻辑的信，说他希望能进行精神失常方面的辩护，因为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要比蹲监狱舒服得多。

在这一点上，肖克罗斯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他首次触犯刑律是在1969年，当时他因在锡拉丘兹以北的沃特敦地区入室行窃及纵火被判刑。过了不到一年，他再次被逮捕，并承认自己掐死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而且还猥亵了那女孩。他因为两起罪行被判刑二十五年。十五年后，他被交保假释。如果你还记得前面章节的内容，你就知道为什么格雷格·麦克拉里在侧写时把年龄弄错了。肖克罗斯的十五年监禁是一个特殊情况。

现在，还是让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如果你问我或者多年来和我共过事的上百成千的警察、公诉人、联邦调查局特工中的任何一位，你都会得到一个响亮的回答：对杀害两名儿童的罪犯只监禁二十五年的判决本身就不得人心。其次，我认为，要把这个家伙提前放出去，就应当考虑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前提是，尽管肖克罗斯的背景很糟糕，成长于不完整的家庭，自称受到过虐待，缺乏良好教育，有暴力犯罪前科，还有其他问题，但是监狱生活使他获益不少，精神得到升华，眼界大为开阔，身体得到休养。他的良知被唤醒，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且在监狱中得到了很好的改造，他决定从此洗心革面，做一个正直、守法的公民。

好吧，如果你认为这个前提不能满足，那第二个怎么样？监狱生活太糟糕了，他当初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苦不堪言，受够了惩罚。他过去的历史很不干净，并且仍然有强奸或杀害儿童的欲望，但他不想再进监狱，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力争避免二进宫。

我认为这也是不大可能的。既然你两个前提都不能满足，那究竟为什么不考虑到他很可能再度杀人，为什么把这样的人放出去呢？

很显然，有些杀人犯重复犯罪的可能性更大。除了对那些纯粹的暴力罪犯和强奸犯外，我觉得我同意帕克·迪茨博士的观点：“很难想象能在什么情况下把他们从监狱里放出去。”埃德·肯珀比我访谈过的其他杀人犯要聪明得多，在个人观察能力上也强得多。此人就直言不讳地说不能把他放出去。

令人心惊胆战的事太多了。我访谈过理查德·马吉特，他20来岁时就曾因一系列越轨行为——未遂强奸、打架斗殴——在俄勒冈受到过指控，后来在波特兰一家酒吧搭上一名女子，想与她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就奸杀了她并分了尸。他逃离了该地区，联邦调查局将他列入特级通缉犯名单，最后在加利福尼亚将其抓获。他被判犯有一级谋杀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十二年后，他获假释出狱，后来又因杀害并肢解两名女子再度被逮捕。假释委员会究竟为什么会鬼迷心窍，认为这种人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我说的话不能代表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或者任何其他人，但我可以说这样的话，我的良知告诉我，无论杀人犯是否会在特定的诱因下再度杀人，我都宁愿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而绝不愿意因为把他放出去而使无辜的男人、女人或孩子被他杀害。

美国人有个特点，以为事情总是向着好的方面转化，而且总能使它们向好的方面转化，认为只要我们下决心干一件事情，就一定能干成功。可是我看得越多，对有些罪犯是可以改造的观点就越持悲观态度。他们在孩提时期的经历非常糟糕。他们那时受到的伤害未必在以后就能被消除。与法官、辩护律师、心理医生的愿望相反的是，犯人在监狱里表现好未必能说明他们出狱后会有说得过去的表现。

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肖克罗斯在狱中的表现都堪称楷模。他不吵不闹，不跟别人交往，非常听话，而且不惹是生非。可是在帮助这些人改邪归正并进行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力图向别人说明一个观点：危险性会因环境而异。如果你能使一个人处于有序的环境中，而他又别无其他选择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表现较好。可是如果把他放回到以前表现不好时的环境之中，他很可能会故态复萌。

以杰克·亨利·阿伯特一案为例。这个杀人犯写了一本记述监狱生活的生动感人的回忆录：《在野兽腹中》。由于赞赏他的非凡的写作才能，并且相信任何一个如此感觉敏锐、富有洞察力的人一定会重新做人，包括诺曼·梅勒在内的一些文学大师出面发起了保释阿伯特的活动。他成了纽约人关注的人物。可是被保释出狱没几个月，他就在格林威治村与侍者发生争执，并把侍者杀了。

正如艾尔·布兰特利（以前是讲授行为科学的教官，现在是调查支援科的成员）在全国学院讲课时所说的：“对未来表现或者未来暴力行为的最佳预测是看过去的暴力表现。”

谁也不会因阿瑟·肖克罗斯和杰克·亨利·阿伯特一样聪明有才而指责他，可是他能使保释委员会的人相信可以把他假释出狱。被假释后，肖克罗斯住到了宾厄姆，当地愤怒的居民掀起一场反对他的运动，所以两个月之后他就搬了家。随后他在罗切斯特的另一地区住下，在一家食品运送公司当色拉备料员。一年之后，他又开始杀人了——这一次目标有所不同，但同样是易受伤害的对象。多萝西·刘易斯对肖克罗斯进行检查的时候，有几次曾对他施行了催眠，让他“回到”他以前受虐待的生活中，让他回忆他母亲如何把扫帚柄插进他的直肠。在一个使人想起电影《心理》的气氛神秘的场景里，她发现他表现了几个不同的个性，其中包括他母亲的。（不过，他母亲不承认虐待过儿子，并谴责他那是在撒谎。）

刘易斯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时记录了几个受虐待儿童强制性多重个性的病例。这些孩子年龄都很小，他们不可能欺骗他人。刘易斯举了几个难得的例子，说明多重个性形成于幼儿时期，往往在学会说话之前。对成年人来说，看来只有在面对谋杀审判时他们才成了具有多重个性的人。不知为什么，只有到了那种时候它才表现出来。70年代旧金山的山坡勒杀案的凶手是一对堂兄弟。凶手肯尼斯·比安奇在被逮捕后声称自己具有多重个性。约翰·韦恩·加西也使用过这种方法。

（我常开玩笑说，如果你手上有个多重个性的罪犯，只要我能锁住他的犯罪个性，我就会让那些无罪的个性去发展。）

在对肖克罗斯的审判中，公诉人查尔斯·西拉古萨干得非常出色。他让帕克·迪茨代表被告方。迪茨询问了肖克罗斯，而且问题问得像刘易斯一样广泛。肖克罗斯谈了大量谋杀细节。虽然迪茨没有对受虐说法的真实性做任何绝对的判断，但他认为至少那种说法很有道理。然而，他认为肖克罗斯没有暂时性记忆丧失的症状，发现他的行为和任何神经组织方面的毛病没有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不管阿瑟·肖克罗斯精神或感情方面有什么问题，他都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也能在该不该杀人的问题上做出选择。至少在十个或者更多的场合，他选择了杀人。

列昂纳德·波里埃洛问他为什么要杀那些女人，他只是淡淡地说：“那是我的买卖。”

真正的精神病——那些与现实生活完全脱节的人——不会经常犯严重的罪行。他们犯这种罪的时候，头脑往往处于混乱状态，不考虑如何避免被发现，往往很快就被抓获。理查德·特伦顿·蔡斯之所以杀害妇女，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需要她们的血才能活下去。他就是个精神病患者。如果他得不到人血，他就用能抓到的动物的血作替代。把蔡斯关进疯人院后，他仍然抓兔子，给它们放血，然后注射到自己的手臂。他抓到小鸟就把它的头咬掉，喝它的血。这个人是真的精神病。而作案十次都能逍遥法外的人一定是个老手。不要把精神病患者和疯子混为一谈。

在审判过程中，肖克罗斯一直在控制自己的感情，一动也不动。在陪审团面前，他几乎到了神经紧张、神志错乱的地步，仿佛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不知道身边在发生着什么事情。可是看管和解押他的警察和警官报告说，他一走到陪审团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就松弛下来，话也多了，有时还开开玩笑。他知道装成精神失常可以救他一命。

在我研究并访谈过的罪犯中，最聪明、最有心计——我得说也是最有魅力——的人要算加里·特拉普内尔了。他成年之后，被关进监狱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一次，他居然说动一名年轻女子开着一架直升机，降落到监狱区的空地上尝试营救他。70年代初期的这次越狱是他引人注目的罪行之一。他就在停在地面上的飞机里，盘算着脱身之计。在谈判中他把拳头举起来让人拍照，并提出要求说：“释放安吉拉·戴维斯！”

“释放安吉拉·戴维斯？‘释放安吉拉·戴维斯’是什么意思？”执法部门负责这一案件的大多数人都为之一惊。从特拉普内尔的背景里，没有发现他跟加州那个激进的年轻黑人教授有什么感情联络，也看不出他带有什么政治企图，可是他现在却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求把安吉拉·戴维斯释放出狱。这家伙一定是疯子。这是惟一合理的解释。

后来，在他被捕并被判刑之后，我到伊利诺伊州马里奥的联邦监狱对他进行访谈时，我问到了他的这一要求。

他说的话大致如下：“我看到自己已无法解脱，知道自己要在大牢里蹲好几年。我想如果黑人老大哥们认为我是个政治犯，我在监狱的淋浴室内就不会遭到非礼。”

当时特拉普内尔不仅很理智，而且是事先有准备的，根本没有精神失常。实际上，他还写了回忆录，题为《狐狸也疯狂》。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材料，它告诉了我们在谈判时应采取何种策略。如果有人突然提出一些完全无法接受的条件，那可能就意味着他头脑里早就有了下一步的计划，谈判者也可以随机应变，做出相应的反应。

特拉普内尔还告诉我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他说如果我给他一本最近发行的《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随便说出其中一种病的症状，他第二天就可以让心理医生相信他的确患了那种精神病。这里，特拉普内尔也要比肖克罗斯大胆。不用花多少脑子就能知道，如果你告诉心理医生你感觉好多了，对猥亵小男孩的事已经不感兴趣，那就很可能被假释。如果陪审团看到你神情恍惚，那么他们就更会相信神游状态的解释。

长期以来，执法部门一直想依据《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来判定某人是否患有严重精神失常。可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发现这本手册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1992年出版《犯罪分类手册》的原因。这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与我合作写书的是雷勒斯、安·伯杰斯和她丈夫以及波士顿大学管理学教授艾伦。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的其他成员格雷格·库珀、罗伊·黑兹尔伍德、肯·兰宁、格雷格·麦克拉里、贾德·雷、彼得·斯默里克和吉姆·赖特也是我们的供稿人。

有了《犯罪分类手册》，我们就根据行为特征对严重犯罪进行分类，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科学的分析，这是《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没能做到的。例如，你在《精神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上就找不到对O·J·辛普森一案的描述，但你在我们的手册上就可以找到。我们是想通过行为证据把小麦和麸皮分开，以帮助办案人员和审判人员集中注意力考虑哪些是有关的，哪些是不相干的。

被告及其律师会尽量陈述种种理由为被告的行为开脱，这毫不奇怪。在肖克罗斯专案组所陈述的他精神失常的诸多因素中，有一条是越战造成的创伤。经调查肖克罗斯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但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发明，以前就有人采用过。1975年12月9日，杜安·桑佩尔斯在俄勒冈州锡弗尔顿把两名妇女开肠剖肚，受审期间就以越战创伤为自己辩护。只有一名妇女死亡，但是我看了犯罪现场的照片。那两个女人的尸体都像是被解剖过的。罗伯特·雷勒斯发现，桑佩尔斯也不像他自称的那样参加过战斗。在袭击两名妇女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说自己一直有切开一位裸体美女腹部的幻想。

1981年，雷勒斯到俄勒冈州，帮助公诉人解释为什么州长不应当支持释放桑佩尔斯。他的话当时起了作用，然而十年后，桑佩尔斯还是被释放了。

桑佩尔斯是不是精神失常？他在对两名妇女开肠剖肚的时候是不是精神暂时失常？人们往往会说，任何能做出这种可怕的反常举动的人一定是真的“有毛病”。我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可是，他知不知道他的举动是错误的呢？他是不是故意这样做的呢？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

在罗切斯特市法庭对阿瑟·肖克罗斯的审判历时五个多星期。在此期间，公诉人西拉古萨在法律意义上的心理分析实际上比我所了解的任何医生的分析都深刻，都透彻。庭审的全过程都被电视台进行了转播，西拉古萨也因此成了当地的名人。法庭辩论结束，案件交给陪审团之后不到一天时间，陪审团就根据那些指控判定肖克罗斯犯有二级谋杀罪。法官认定不能再给肖克罗斯重复犯罪的机会，判处他在州监狱服刑二百五十年。

以精神失常为理由进行辩护往往不会奏效，其原因是许多人所没有意识到的：陪审团不喜欢这种辩护，所以往往持反对态度。

我认为他们持这种态度有两个原因。其一，大多数人认为多次杀人的凶徒不会是因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不断犯罪的。要记住，我们遇到的系列杀人犯中没有哪个人是觉得自己非杀人不可，就是当着穿制服的警官的面也敢这么干。

陪审团不同意以精神失常为理由来辩护的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在所有法律、心理分析和学术性观点被驳回后，当最终归结到剥夺被告终身自由的问题时，陪审团本能地意识到这些人是危险分子。密尔沃基那些正直的男男女女，不管是认为杰弗里·达默精神正常也好，失常也罢，我想他们都不愿意把维护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社区的安全）的重任交付给一家疯人院，因为他们对它是否能有效地约束作恶多端的精神病人放心不下。如果他们把他投入监狱，他再度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我并不是说大多数心理医生或者心理治疗专家有意使那些具有危险性的犯罪分子逍遥于监狱之外，致使他们干出更多的坏事。我的意思是，根据我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对我们的工作不大了解，所以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即使他们具有法律方面的经验，那也只是局限于个别领域，而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罪犯诊断的。

我在刚做侧写工作时，碰到过一桩杀害老年妇女的案子。死者安娜·伯林纳是在俄勒冈州自己家中遇害的。当地警方向一位心理治疗医生咨询，问他作案者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人。死者的伤口有四处是胸部被铅笔深深地戳伤。那位心理医生曾访谈过五十来个杀人犯。大部分访谈是在狱中进行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预测，案犯曾在监狱蹲过不少时间，也许是个毒品贩子，因为只有在狱中，削尖了的铅笔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致命武器。他的理由是，在监狱之外的人是想不到用一支普通铅笔去杀人的。

警方来找我的时候，我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我认为由于受害者的年龄和易受攻击性，多次致命的伤口，犯罪时间是在大白天，而且没有丢失值钱的东西，这就说明作案者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少年。我认为他没有仔细研究过怎样用铅笔做杀人武器，因为当时有一支铅笔，他就用上了。最后他们抓到了作案者——一个没有经验的16岁少年。他到她家去是想得到一份步行马拉松[1]的募捐，而他自己并没有参加这项活动。

犯罪现场的主要特点是，所有行为方面的证据都证明作案者是一个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有前科的人如果在一个老年妇女家里加害于她，对自己的行为是比较有把握的。只从简单的事实（如弗朗辛·埃尔夫森一案中的黑人毛发）是无法得出全面的结论的。在安娜·伯林纳谋杀案中，简单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导致我们做出与事实全然相反的结论。

在我们的工作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人是不是，或者会不会成为危险人物。心理医生往往使用“对别人来说他是他自身的威胁”这类术语。

1986年前后，联邦调查局接到一卷从科罗拉多寄出的胶卷，让实验室洗了出来。照片上是个30岁上下的男子，身穿迷彩服，站在他的4X4车的尾部，一手拿着步枪，一手拿着一个被他折腾得不像样子的芭比娃娃。他这么做并不犯法。我说这人不会有前科，但我也告诫说，在这个年龄段上，他很快就不会满足于在芭比娃娃身上这么干了。他会做出进一步的举动。仅仅从照片上，我还看不出这种消遣在他生活中占多大分量，但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不能等闲视之。我说要密切注意这个人，要找他谈谈，因为这是个危险信号，说不定什么时候悲剧就会发生。我不知道心理医生是否会与我所见略同。

虽然这件事看来很怪，可是它令我想起多年来所接触到的几桩“芭比娃娃案”。所有案件的作案者都是成年男子。在中西部，有个案犯把布娃娃身上扎满针之后扔到当地精神病院里。你或许会以为这是魔鬼崇拜者、相信巫毒教的人或者认为自己会巫术的人留下的东西，事实全然不是这样。他没有在布娃娃身上留下针对某个人的名字。这反映的是一种施虐倾向，是一个人对女人有仇恨的典型特征。

对这个人我们还能说出些什么？他也许折磨过小动物，也许经常这样做。让他这样对待同年龄人（不管是男是女），他还难以做到。当他长大之后，在比他小，比他弱的人面前，他就会以强凌弱，或者表现为施虐狂。他已经或者终将迈出这一步，因为这时候他开始不满足于在布娃娃身上实现他的幻想了。你可以就他是否“有毛病”的问题进行争论，但不管他有没有毛病，我可以告诉你，我真正担心的是他的危险性。

那么这样的危险行为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呢？这个人是个一事无成的失败者。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在跟他过不去，没有人承认他的才能。当他生活中的紧张性刺激变得让他无法承受的时候，就是他为实现幻想向前迈出一步的时候。对一个伤害布娃娃的人来说，采取进一步行动并不是说在他这个年龄层的人当中寻找目标，而是寻找比他年轻，比他弱小或者比他更不中用的人。他是个胆小鬼。他不会以同伴为目标的。

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以儿童为目标。芭比是发育成熟的女子形象，不是未成年的少女。无论这个家伙的心理如何反常，他想跟成熟的女子接触。如果他是在伤害或者虐待布娃娃，那么我们就有另外一些问题要解决。

可是，这是个把扎满针的布娃娃扔到疯人院的家伙，他的行为是很反常的。他不会有驾驶执照，他在人群中会显得很古怪。那个穿迷彩服的人危险性更大。他有工作，因为他有钱买枪，有车，有照相机。他能在社会上四处“正常”活动。一旦他活跃起来，就有人要倒霉。大多数心理医生或者医疗人员会看出这种区别吗？我认为不会。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危险的，也没有朝这方面去想。他们的论断没有得到证实。

我们研究系列杀人犯依靠的是真凭实据。而你们依靠的是犯人的自述，那至少也是不完整的，说得难听些，是不科学的，没有意义的。

对危险性的判断有很多用处。1982年4月16日，纽约的美国秘密特工就如何处理一些恐吓信向我咨询。这些信是1979年2月以来由同一个人写的，威胁要刺杀总统（第一封信把目标指向吉米·卡特，后来的信全部针对罗纳德·里根）和其他政要。

第一封信是一个“孤独忧郁的人”寄给纽约秘密特工部门的。信是手写的，写在便笺纸上，共两页，威胁说要“打死卡特总统或者其他有权的人”。

从1981年7月到1982年2月，又先后出现八封信，其中三封是寄给纽约秘密特工部门的，一封寄给了纽约的联邦调查局部门，一封寄给了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部门，一封寄给了《费城每日消息报》，还有两封直接寄到了白宫。它们都是那个“孤独忧郁的人”的手笔，可是落款都是C.A.T.，寄信地点是纽约、费城和华盛顿。信中表示要杀死里根总统，并把里根称为“上帝的坏蛋”和“魔鬼”。支持里根总统的其他政要也受到威胁。信上提到了约翰·欣克利，并发誓要继承他的未竟事业。

还有许多信，分别寄给了众议员杰克·肯普和参议院阿方斯·德马托。秘密特工部门特别关注的是，信中还有参议员德马托和纽约市众议员雷蒙·麦格拉思的照片，而且都是在近距离拍摄的，表明这个C.A.T.的威胁不是闹着玩的。

第十四封信是1982年6月14日寄给《纽约邮报》编辑的。信中声称等他把总统（他用“魔鬼”指代总统）除掉之后，大家都会知道他是什么人了。他说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大家都笑话他，这些我都不感到奇怪。

可是在信上，他也对这家报纸做出“承诺”，说当他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他们可以跟他谈话。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机会。C.A.T.愿意，也许还急于和这家报纸的编辑谈谈。我们将提供这样一位编辑。

从写信人使用的语言、遣词造句的方式、信的投寄地点和收件对象来看，我断定此人是纽约市人。我做出了侧写，此人是个单身白人男子，年龄在二十五六到三十二三岁之间，纽约本地人，住在市郊，也许是独居，智力水平中等，受过中学教育，也许后来还学过政治和文学，是家中的老小，也许是独生子。我还怀疑他一度是个瘾君子和酒鬼（或者两者中的一个），现在偶尔还解解馋。他会把自己看成失败者，辜负了父母或其他人对他的期望，他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很多“未竟”事业有待完成。我估计当他在20到25岁的时候，心理上受到过让他难以承受的压力，也许跟服兵役、婚变、生病或者失去亲人等有关。

对C.A.T.代表什么或者象征什么有很多猜测。我告诉特工们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它也许没有任何意义。在细节问题钻牛角尖是一种倾向。其实，这也许是因为写信人喜欢这个缩写念出来的声音，或者喜欢它写出来的形状。

秘密特工得回答这样的问题：这个家伙有没有危险性？因为有许多发出威胁或者写恐吓信的人从来就没有采取过什么行动。但是我告诉他们，这些人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他们寻找政治组织或者偶像，可是没找到。还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怪人，不把他们当回事，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他们会找到一个使命，以使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意义。他因此而感到自己在进行操纵。他喜欢这种感觉，这将导致他冒更多、更大的险。冒险的人是危险的人。

我认为他对武器比较熟悉，喜欢近距离攻击，尽管这可能意味着无法逃脱。由于他的做法带有自杀性，他会留下一部日记，以使世人知道他这个人。C.A.T.跟胶囊投毒犯不同，他不想藏形匿迹。当他对生活的恐惧超过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可能进行暴力犯罪。在行动之前，他可能表现得非常沉着。他会把自己伪装起来，会使自己与周围环境融合为一体。他会跟警察或者特工交谈，会让人觉得他是普通百姓，给人一个没有危险的假象。

在某种程度上他和约翰·欣克利是一类人。欣克利的案件及其审判在新闻中已有许多报道。他似乎非常崇拜欣克利。我们很了解欣克利。我当时对特工说，他们最好到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遇刺的华盛顿福特大剧院去看看。欣克利在向里根总统开枪之前就去过那儿。我还建议他们到附近那家欣克利曾经待过的饭店去看看。如果有人打听欣克利住过的房间，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

那家饭店的确报告说，有人要那个特殊的房间。特工当即出动，到那里之后发现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新婚时住过那个房间，以后也住过多次。

8月份，秘密特工部门收到两封署名C.A.T.的信，都是写给华盛顿总统办公室的。两封信上都有发自加州贝克斯菲尔德的邮戳。许多刺客为了跟踪自己的目标，一直在全国各地游荡。所以这个人很可能行踪不定，这很令人担忧。信上说，“由于心理健全，身体健康（此处用了醒目的大写体），我要求自己尽可能多组织一些美国人，让他们拿起武器，从内部消灭这个国家的敌人。”

这封冗长、满纸胡言的信中，他谈到了“折磨和地狱”，承认自己在一举清除“上层”那些渣滓时很有可能被杀害。

我仔细看了这两封信，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对付的是一个抄袭他人做法的人。这些信用的都是手写体而不是早先那种大写印刷体。信上称里根总统“罗恩”，而没有用“魔鬼”或者“老头”。我认为写信的人很可能是个女人，尽管信上的威胁和谩骂令人不快，但我觉得这个人还没有什么危险性。

真正的C.A.T.完全是另外一种人。我认为最好采用“技术手法”将他拿下。在电话上拖住他，直到我们查出他的位置。我们派一名特工装成编辑，向他就如何装得像一些，以及该说些什么做了简单的指导。我特别交代他要设法让C.A.T.多说一些，把他的事加以全面报道。一旦建立了某种信任，这位“编辑”就应当建议他们见见面，但要安排在深夜，要在比较僻静的地方，因为这位编辑要显得比C.A.T.更注意保密。

我们在《纽约邮报》刊登了一则措辞经过推敲的启事，C.A.T.做出了回应。他开始定期与我们的人通话。我想他打电话的地点会是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如中央火车站或者宾夕法尼亚车站，也可能是图书馆或者博物馆。

大概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从默里·迈伦博士那里得到了另一种评估。这位锡拉丘丝大学的著名心理语言学家和我一起做过研究，我们联名发表过文章。我认为他是这一领域中最出类拔萃的。电话对话开始后，默里给联邦调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说他认为C.A.T.不是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想出名的骗子，他想操纵那些政界要人。默里认为肯定应当把这个人抓起来，但是没有像我一样认为他是个危险分子。

渐渐地，我们能在电话上拖他一段时间了。1982年10月21日，由秘密特工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组成的联合小组在宾州车站一个公用电话亭抓住了他。当时他正在跟那个“编辑”交谈。此人叫小阿方斯·阿莫迪奥，是个27岁的白人男子，纽约市人，中学文化程度。

联邦调查局和秘密特工到弗洛勒尔帕克，去了他那破破烂烂、蟑螂肆虐的公寓。这个家庭似乎并不和谐。阿莫迪奥太太在接受我们访谈时，对她儿子的描述倒与我们的侧写相符。她对特工说：“他恨它（指这个世界），而且觉得它也不喜欢他。”她谈到他情绪的波动。多年来他一直在收集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集了两三个文件柜的剪报，文件夹上是各个政要的姓名。他在儿时口吃很厉害，所以上学比较晚。他去当过兵，可是基础训练刚结束，他就开了小差。特工们发现，他在几篇日记中都称自己是“胡同里的猫”，此外没有发现其他与C.A.T.[2]有关的东西。

阿莫迪奥被关进贝尔维尤心理治疗所。在对他进行审判之前，地方法院的律师戴维·埃德尔斯坦请一位进行心理治疗的社会工作者对他进行评估。这个人发现被告的精神紊乱，对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构成很大的威胁。

阿莫迪奥承认自己就是C.A.T.。审问他的特工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政治阴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显示力量，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

他现在已经不在疯人院了。这类人有没有危险性呢？我认为他不会成为直接威胁，但是如果紧张性刺激继续增加，而他又没有办法对付，那我就要担心了。

我会注意什么呢？信中的语气是个关键。如果写信人在给政要、影星、体育明星或名人的信上语气越来越强硬（“你对我的信竟然不理不睬”），那我就要认真对待了。一个人如果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体力上他都会很快承受不住。久而久之，这个人就要开始崩溃。这下子你又可以把这个人的行为解释为他有心理毛病了，但我所关心的是他到底有多大危险性。

虽然我们访谈过一些女人，像图谋行刺的女子以及曼森家族的同情者莱内特·弗罗姆和萨拉·琼·莫尔，我们所公开的监狱研究材料却只涉及男子。尽管你发现偶尔会有女杀人犯，但你会注意我提到的所有系列谋杀案或者强奸杀人案的作案者都是男性。有一项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系列杀人犯都有受过性虐待或身心虐待的经历、吸毒或者酗酒等机能障碍以及与之有关的毛病。在处于同样糟糕背景的情况下，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虐待或者猥亵。为什么没有多少女孩像男孩长大后那样去犯罪呢？像艾莉恩·武奥诺斯那样被指控在佛罗里达的州际公路上杀害男子的女系列杀手少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把握性还不大，因为人们还没有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正如有些人所猜测的，它可能与睾丸素水平以及其他荷尔蒙和化学物直接有关。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肯定一点，女子似乎使她们经受的紧张性刺激内在化了。她们不向他人发泄，而往往以酗酒、吸毒、卖淫和自杀的方式来自惩。有些女人可能在自己家里对家人不断施行心理或身体上的虐待，就像埃德·肯珀的母亲显然做过的那样。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有害的。事实是，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去杀人或者做出任何类似的举动，她们另有发泄的方式。

对付危险能采取什么办法呢？我们怎样才能及时阻止有精神或心理缺陷的人犯罪呢？遗憾的是，没有简单快捷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处于维护纪律与秩序前沿的不是家庭，而是执法部门。这对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因为等我们介入的时候，已经太晚，难以补救了。我们最好能防患于未然。

如果你想让学校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的要求也太高了。你不能指望一个负荷已经很大的教师每天用七个小时来开导一个处于不良环境中的孩子，这种事不大可能发生。再说，另外十七个小时又怎么办呢？

人们常问我们，通过研究与试验，我们现在是否能预测什么样的儿童长大后可能变成犯罪分子。罗伊·黑兹尔伍德的回答是：“当然可能。不过一个优秀小学教师也有可能。”如果我们能较早进行强化治疗，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一个好的老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特工比尔·塔福亚是我们匡蒂科的“未来学专家”。他提出大规模推行“启智方案”[3]，至少在未来十年中集中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其投入相当于我们海湾派兵的投入。这是最行之有效的长期防范犯罪的计划。他认为加强警察力量并不是好办法。他提出组织一支社会福利工作者大军，向受虐待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提供帮助，帮助他们找到一个较好的、愿意领养孩子的家庭。他提出以税收激励方案来支持它。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全部的答案，但它会是个重要的开端，因为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心理医生可以按自己想法去努力，我和我们的人则运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来帮助抓获犯罪分子，而等我们用上我们的一套时，严重的破坏已经造成了。

[1] walkathon，步行马拉松，常常是为特定事业筹款而举行的。——译者

[2] 英语中cat的意思是“猫”。——译者

[3] 即对3至5岁贫困家庭的孩子进行幼儿早期教育的计划。——译者

十九

有时龙会取胜

1982年6月，一名16岁女孩子的尸体在西雅图郊外的格林河上被人发现，当时没有人对此事过分在意。这条连接芒特雷尼尔和皮吉特湾的河流是一处臭名远扬的弃尸地点，况且受害者是一个年轻妓女。直到当年夏季晚些时候，即8月12日，在河面上出现了另一具女尸以及三天之后又出现了三具女尸时，警方才意识到事关重大。受害者在年龄和种族方面不尽相同，但统统都是窒息致死。其中有的尸体是吊上重物沉入河中的，凶手很显然不想让人发现尸体。受害者均是赤身裸体。

由此看来，这些罪行无疑是同一个人所为，这唤起了人们对西雅图上一次系列犯罪的恐怖记忆。1974年时，至少有八名女性在这一地区遭到了一名被叫做“特德”的杀手的绑架和杀害。那些案子在四年间一直悬而未决，直到一个相貌堂堂、油嘴滑舌的年轻人西奥多·罗伯特·邦迪因在佛罗里达州连续残杀女大学生而被逮捕时才总算水落石出。此时他的足迹已经穿过了这国度，沿途犯下了累累罪行，至少断送了二十三名年轻女性的性命。他在大众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阴影。

金县刑事调查科的理查德·克拉斯克少校负责此案的调查。他请求联邦调查局给予援助，为他们提供一份对格林河杀手的心理侧写。新组建的专案小组由多名司法部门人士组成，尽管其成员对那些案件是否真有关联存在意见分歧，但是这些案子都有一个共同点：所有的被害女性都是妓女，都在西雅图塔科玛国际机场附近的沿太平洋海岸公路一带进行肉体交易。

到了9月份，西雅图外勤站主管特工艾伦·惠特克前来匡蒂科参加在职培训时，给我们带来了五起早期案件的全套详细资料。如同往常那样，为了摆脱办公室人员以及电话的不断打扰，以便全神贯注地研究案子，我把自己关进图书馆的顶楼，独自眺望窗外（对于我们这些在地下室工作的人来说，这总能给我们一种新奇感），让自己潜入作案者和受害者的心里。我用了将近一天时间翻阅案情卷宗，包括发案现场调查报告和照片、验尸报告、对受害者的描述等。尽管这些案子在受害者的年龄、种族和作案者的惯用手法方面存在着差异，相同之处却是巨大的，足以表明所有谋杀案均系同一作案者所为。

我提出了一份详尽的侧写：作案者系白人男子，体格健壮，有欠缺感，对所犯暴行毫无悔过之心。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以往有过备受女性屈辱的经历，如今一门心思要尽可能多地惩罚那些他认为是她们当中最卑贱的成员。同时我又告诫警方，仅从罪行和受害者的特征来看，不少人会符合侧写特征。与埃德·肯珀不同的是，此人压根算不上精神巨人。这是不成熟的高风险犯罪。破案的关键在采用前摄手法，引诱作案者与警方进行某种形式的接触。惠特克离开匡蒂科时带回了这份侧写。

当月晚些时候，另一名年轻女性遭严重分解的尸体在机场附近一片不宜居住的住宅区被人发现。她身上一丝不挂，颈部系着一双黑色男袜。验尸官估计她遇害的时间与格林河受害者遇害的时间大致相仿。也许作案者听说警方已在监视之后改变了惯用手法。

卡尔顿·史密斯和托马斯·吉伦对此案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同其研究报告《搜寻格林河杀手》所详细描述的那样，头号嫌疑人是一个45岁的出租车司机，几乎在任何方面都符合侧写特征。他很早就介入了调查工作，在电话上提示过警方如何去寻找作案者，建议他们去搜寻其他出租车司机。他经常与西雅图塔科玛狭长地带的妓女和街头卖淫女厮混在一起，习惯夜晚外出，驱车到处转悠，如侧写所提示的作案者那样，又吸烟又喝酒，并且假装对妓女的安危很关心。他在沿河一带长大成人，曾有过五次失败的婚姻，现与鳏夫父亲住在一起，驾驶一辆款式落伍、保养不善的旧车，密切关注着报纸的有关报道。

警方预定在9月份与他面谈，因此打来电话请我出出点子。我当时正在以疯狂的速度四处奔波，几乎每周都要在国内做短途飞行，处理手头的案件。警方打来电话时，很不凑巧我不在城里。他们与罗杰·迪普科长通了话。他告诉他们，我过几天就会回来，极力建议他们与我商讨之后再进行面谈。到这时为止，该案犯表现得挺合作，并未打算离开当地。

可是警方按期与他进行了面谈，时间长达一整天，结果形成了对抗局面。事后看来，如果他们换一种谈话方式，结果也许会大不相同。测谎结果显得模棱两可。尽管警方对他进行了严密监视，并且继续在搜集情况证据，但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不利于他的理由。

由于没有亲身参加那一阶段调查，我无法确认此人是不是重大嫌疑人。不过，调查开始阶段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和没有确定工作重点带来了副作用，而这时作案者往往是最容易被抓获的。他焦虑不安，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如坐针毡因素”也最能发挥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作案者逐渐认识到他逃脱法网有望，为此他的感觉会越来越好。他放心下来，进一步完善他的惯用手法。

在此案调查的开始阶段，当地警方连一台电脑也没有配备。随着办案的深入，按照他们当时处理案情线索的速度，可能要花上50年时间才能适当地评估完他们手头掌握的有关情况。格林河杀手案一类的调查工作要是放到今天展开，我相信早期的组织工作会更加有效，办案的策略会更加明确。尽管如此，破案的难度还是很大。那些妓女过的是游牧般的生活。经常会有谁的男朋友或者拉皮条的人报告说某某人失踪了，其实她是故意消失了，或者索性转移到了海岸线的另一处地方。她们中的许多人使用的是别名，致使辨认尸体和寻找线索困难重重。警方很难发现可以用于辨明死者身份的病历及牙科资料。再说，警方与妓女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很微妙的。

1983年5月，一具衣着完整的年轻妓女的尸体在一处精心布置的现场被人发现：喉咙处横放着一条鱼，左胸前摆放着另一条鱼，两腿夹缝中搁着一只酒瓶。她是被人用细绳索勒死的。警方将她的死亡归在了格林河杀手的名下。尽管我认为最后这名在陆地上发现的受害者与格林河杀手不无关联，但我感觉这起杀人案的杀人动机更多的是出自个人恩怨。受害者的选择不是随机性的。其中宣泄的是过度愤怒。作案者非常熟悉受害者。

临近1983年年底时，死尸数字已经上升到十二具，另有七人据报案已经失踪。遇害女性中有一人已怀有八个月身孕。专案小组想请我出马，为他们提供现场办案的指导。如上文所提，我正在竭尽全力应付以下案情各异的案件：亚特兰大的韦恩·威廉斯残杀儿童案，布法罗的“0.22口径”枪杀案，旧金山的林径杀人案，安克雷奇的罗伯特·汉森案，哈特福德的反犹太系列纵火案，以及其他一百多件未侦破的案件。我能够应付所有案件的惟一办法就是迫使自己夜晚去梦想破案方法。我晓得自己已被折腾得精疲力竭。我只是不知道精疲力竭到了何等程度和何等速度。当格林河专案小组的人提出他们需要我帮助时，我知道还得把这个案子硬塞进来。

我相信我的侧写符合作案者特征，但同时清楚它也符合许多人的特征，而且眼下已经有不止一人卷入了此案。案子拖得越久，作案人数增加的可能性就越大，后继者们或者是盲目效仿者，或是偏向于选择在这一地区作案。不法之徒很容易在西雅图塔科玛狭长地带找到猎物。如果存心想杀人，那便是你的好去处。妓女们随处可觅，由于她们中多数人往返于整个西海岸走廊，从温哥华一路南下至圣迭戈，因此当一个姑娘消失时，常常不会有人惦念她。

我认为前摄技术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其中包括：在乡村学校召开集会讨论谋杀案，随后散发经签名的有关印刷品，并记录下参加集会人士的车辆牌照，利用媒体宣传某位调查人员是“超级警察”以诱使作案者与其接触，刊登有关那位孕妇的有血有肉的报道以使作案者萌发悔罪心并重返犯罪现场，监视未加广泛报道的弃尸地点，派警官诱使凶手招供，以及任何其他可能的手法。

我在12月前往西雅图时，带上了两名新任侧写人员，布莱恩·麦基尔韦恩和罗恩·沃克，心想正好利用这次案例让他们获得一些现场经验。幸亏我做了这件事，好像有上帝或者某种天外的万物主宰有意这么安排一般。他们拯救了我的性命。

当他们撞开了锁和拴上了安全链的房门，闯进我的旅馆房间时，发现我神志不清地躺在地板上抽搐。我因发高烧而昏迷，奄奄一息。

到了1984年5月我最终身体恢复并重返工作岗位时，格林河杀手仍然逍遥法外，正如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在写作此书时的情况一样。我当时继续为专案小组提供咨询，小组组织了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搜捕行动。随着死尸数目不断增加，调查工作越是持久，我就越是深信有几个杀人犯在作案。他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却在各行其道。斯波坎和波特兰的警方向我通报了一连串妓女被害和失踪案，但我发现它们与西雅图一带的谋杀案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圣迭戈警方认为，该市发生的另外一连串案件也许与此有关。总而言之，格林河专案小组正在调查五十多起亡命案。嫌疑对象从一千二百人缩小到了大约八十人。这里面什么人都有，有死者生前的男朋友以及拉客者，有波特兰的一名嫖客（曾有个妓女在他扬言要蹂躏她之后逃了出来），还有一个长期住在西雅图的捕兽者。连警察队伍中的某些成员一度也被认为是嫌疑人。但是，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中的哪个就是凶手。眼下我确信至少有三名作案者涉案，很可能不止三人。

最后一次采用大规模前摄技术是在1988年，当时向全国观众播放了一个持续两小时的现场直播电视节目，题为《搜捕凶手……现场直播》，由《达拉斯》一片的男主角帕特里克·达菲主持。节目介绍了搜捕行动的大致情况，同时提供了一组免费电话号码以便观众直接提供破案线索。我飞往西雅图出席了这档节目，还训练警官们如何迅速从打来的电话中获取有用的信息。

节目播出后一星期之内，电话公司估计有十万以上人次试图拨进电话，只有不到一万人打通了电话。三星期过后，已经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或志愿人员去继续开通那几条提供线索的热线电话了。最终，这成了我们为侦破此案所做的又一次徒劳无功的努力。许许多多的热心人士尽力帮忙，但收效太小，为时也太晚。

多年以前，格雷格·麦克拉里将一幅卡通画钉在办公室的布告板上。画面上有一条龙，口吐火舌，很霸道地屹立在一个拜倒在地的骑士面前。标题很简单：“有时龙会取胜。”

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我们无法将罪犯一网打尽，况且由于我们已抓获的罪犯早已或杀人，或强奸，或蹂躏，或爆炸，或放火，或残杀，可以说没有一人是被及时捉拿归案的。这便使今天的公众惶惶不可终日，诚如一百多年前第一个系列杀手杰克开始杀人碎尸时那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搜捕凶手》这档节目未能帮助侦破格林河谋杀案，我在当年出席的另一档全国性电视节目中，的确通过侧写手法确认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系列杀手的可能身份。节目播放的时间恰巧是碎尸者杰克制造怀特查佩尔谋杀案一百周年的时间，它意味着我的侧写实在是迟到了整整一个世纪，无法对缉拿真凶有何帮助了。

那些野蛮的谋杀妓女行径发生在1888年8月31日至11月9日期间，地点位于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城的简陋而拥挤的东区那些靠煤气照明的街道里弄。在那一期间，残忍的杀人分尸行为愈演愈烈。9月30日凌晨，作案者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杀害了两名女子，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警方收到了几封对他们肆意嘲弄的信件，遂将其披露于报端，这些恐怖事件顿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尽管苏格兰场警方付出了极大努力，碎尸的恶徒却从未被抓获，对他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同人们推测莎士比亚的“真实”身份那样，对嫌疑人的勾画多属臆测，没有揭示多少实情。

多年以来，人们最偏向接受的、最令人着迷的嫌疑人是艾伯特·维克托亲王，即克拉伦斯公爵，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爱德华即威尔斯亲王（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后，他于1901年即位，称为爱德华七世）之子。据推测，克拉伦斯公爵在1892年死于流感，不过许多研究碎尸案的人士认为，他实际上死于梅毒，或者被王室御医下毒害死，以防王室的名誉被丑闻玷污。这种说法很有意思。

其他重大嫌疑人选包括蒙塔古·约翰·德鲁伊特，一所男子学校的教师，符合目击者的描述；威廉·古尔博士，首席王室御医；艾伦·科斯明斯基，一个贫穷的波兰移民，曾经进出过该地区的精神病院；罗斯林·唐斯坦博士，一位新闻记者，以喜欢玩弄巫术而著称。

人们一直在拿碎尸者骤然停止作案这一事实大做文章，做出了种种猜测，有人说他可能已经自杀身亡，有人说克拉伦斯公爵被王室派出旅行了，有人说他可能去世了。以我们现有的知识来重新研究此案，我倒觉得他完全有可能像许多作案者那样因犯某项轻罪而遭拘捕，这才是凶杀停止的原因所在。另一让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涉及“碎尸”本身。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个受过医学训练的嫌疑人，因为作案者似乎很善于对尸体开膛剖肚。

《碎尸者杰克的神秘身份》这一电视节目在1988年10月面向全国播出，本案所有现存的证据被摆了出来，让各学科专家就杰克的实际身份提出他们的看法，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开这个世纪之谜。我和罗伊·黑兹尔伍德被邀请参与了该档节目，联邦调查局认为这是一次好机会，可以充分展示我们工作的成就，同时不暴露内部秘密，避免对进行之中的案件调查或审讯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这档长达两小时的直播节目由英国演员、作家兼导演彼得·乌斯蒂诺夫主持，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他真的置身到了这一神秘案件之中。

如今，任何此类演练同一次现行的调查受着相同规则的约束，即我们的推断只可能与我们必须运用的证据和数据具有同等的可信度。百年以前法医采用的方法按现代标准衡量是原始的。但我认为，基于我对那些碎尸案的了解程度，倘若这样一起案子放到今天提交给我们，它是非常有可能侦破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妨尝试一下。当你从事的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那么如果你出现差错，惟一的危害就是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丢丑，但不至于使另一个人无辜丧命，其实这样倒能从节目中得到些许乐趣和放松。

节目播放之前，如同对待一起现代案件那样，我拟出一份侧写，写上标题：

作案者：亦称碎尸者杰克

系列杀人案

英国伦敦

1888年

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杀人案

（刑事调查分析）

全国暴力犯罪分析中心系指1985年在匡蒂科建立的一个综合机构，包括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暴力罪犯拘捕电脑数据库中心，以及其他快速反应小组和单位。

如同提供实际破案咨询时那样，我做出侧写后，他们就把嫌疑人的资料交给了我们。尽管克拉伦斯公爵是作案者的说法具有戏剧性，但分析所有收集到的证据后，我和罗伊不约而同地认为艾伦·科斯明斯基是最有作案可能性的人选。

我们深信，那些寄给警方的嘲弄性信件如同在90年之后的约克郡碎尸案侦破过程中发生的一样出自一个冒牌货笔下，此人并非是“真正的”杰克。这类罪犯不会具备公开向警方发出挑战的胆量。分尸行径显示作案者是个心智错乱、性功能低下的人，内心充满着对女性整体的愤怒。每起案子中的突然袭击风格还告诉我们，他在与人交往方面有障碍。他不善言辞。案发的具体环境告诉我们，这个人能够轻易融入周围的人群，不会引起妓女的怀疑或害怕。他是个不声不响的独居者，而非男子气十足的杀手，他会在夜间潜行于街头，还会重返案发现场。毫无疑问，警方已经在调查过程中与他面谈过。在提供给我们的所有嫌疑人中，科斯明斯基比其余任何人更符合我的侧写。至于说分尸应具备医学知识，那倒不一定，有初级屠宰术就足矣。我们长久以来就知道，系列杀手会想尽种种残忍的手法来处置尸体。埃德·吉恩、埃德·肯珀、杰弗里·达默、理查德·马吉特都没有因缺乏医学知识而受到任何妨碍，这里只是略举几个例子。

做出这番分析后，我又不得不对自己的判断有所保留，因为从100年之后的观点来看，我不能说艾伦·科斯明斯基肯定是碎尸者。他仅仅是提供给我们的几个嫌疑人之一。但是我能够相当有把握地说，碎尸者杰克就是类似科斯明斯基的某个人。假如这次刑事调查分析发生在今天，我们输入的信息就会帮助苏格兰场警方缩小重点嫌疑人的范围，查明作案者的真实身份。这便是我为什么说这起案子根据现代标准是大有侦破可能的原因所在。

在有些案件中，我们通过分析找到一个嫌疑人，但我们无法取得足够的证据对他实施逮捕和起诉。类似的案子便是70年代发生在堪萨斯州威奇托的勒杀案。

案子是从1974年1月15日奥特罗一家人被谋害开始的。38岁的约瑟夫·奥特罗和妻子朱莉被人用软百叶帘拉绳捆绑住并勒死。他们9岁的儿子约瑟夫二世被发现捆绑于自己的卧室里，头上套着一只塑料袋；11岁的约瑟芬则悬吊在从地下室天花板的管道垂下的绳索上，只穿了一件宽松式无领运动衫和袜子。所有证据均显示，这不是一时冲动的行为。电话线已被切断，绳索是带到现场的。

10个月后，当地一家报纸的编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指示他上公共图书馆去寻找一本书。书中夹有作案者留下的一张便条，留条的人声称对奥特罗一家遇害负责，预言还会有更多的人遇害，并且解释说：“我的行动代号是：捆绑、蹂躏和杀害他们。”

在其后的三年间，又有几名年轻女性被杀害。作案者随后写给当地电视台的一封信揭示了他的不少心理状况。他郑重地给自己取了一个诨名：“我还要杀害多少人才能让自己的大名赫然上报或者引起举国上下的关注呢？”

在已公布的一封信中，他把自己的杰作与碎尸者杰克、“萨姆之子”以及山坡勒杀犯等人的杰作相提并论，这些不法之徒因所犯罪行而成了媒体名人。他把他的所作所为归咎于一个“恶魔”和“X遗传因子”，从而导致了报界广泛开展对其个性的推测。

他随信附上了裸体女子在被捆绑、强奸和蹂躏时的不同姿势的生动素描。这些下流的素描未被公开，却促使我在脑海里勾勒出我们要缉拿的作案者的一幅清晰的图像。从这里入手，剩下的问题就只是缩小嫌疑人的范围了。

如同他所崇拜的英雄碎尸者杰克那样，勒杀者也突然终止了谋杀。然而在本案中，我相信警方与他进行过面谈。他很清楚警方在步步紧逼他，于是他显得十分聪明老练，在警方搜集到足够罪证之前便洗手不干了。我希望我们至少已经阻止了他继续搞破坏，可是有时龙会取胜的。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时龙也会取胜。当暴徒杀害一个人时，受害的不仅是那个死者。在我们科里，我不是因为压力太大而吃尽苦头的惟一的人，远远不是。家庭纠纷和婚姻冲突时有发生，你无法不为此操心。

历经二十二年风风雨雨之后，我与帕姆的婚姻在1993年破裂了。我们也许会对这件事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有些事情是不容否认的。在我的女儿埃里卡和劳伦的成长过程中，我离家的时间太久。就是回到了城里，我依然要为手头的案子耗费时间、精力，以致帕姆常常感觉就像一个单亲家长，不得不料理家务、支付账单、送孩子们上学、会见老师、保证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与此同时还要教书。到了1987年1月我们的儿子杰德出生时，已经有其他侧写人员与我一道工作，因此外出巡回讲学的时间不如以往那么多了。我得承认我有三个聪慧、可爱、迷人的孩子，而我直到快要从局里退休前不久才真正熟悉了他们。多年来我把那么多时光倾注在研究死去儿童的被害情况上，以至于都不能充分了解我自己那几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

曾有过不少回，帕姆跑来告诉我某个孩子受了伤，比如说刀伤或是自行车摔伤。我们都还记得，由于承受着巨大压力和紧张，我经常会说她一通，再谈起我见过的同龄儿童被分尸的情形，难道她不能认识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吗？

你力图不对那些残暴行为显示出完全无动于衷，然而却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对一般的受伤无动于衷起来。有一回，我和孩子们一道吃饭，帕姆在厨房里开启食品的包装。她一不小心，被刀子划伤，伤得不轻。她尖叫起来，我们都冲了进去。我还记得，当看到伤势未危及到性命或者造成肢残时，我饶有兴致地研究起溅血模式来，同时在心里将它与我在谋杀现场见过的溅血模式联系在一起。我开了个玩笑，尽力想化解紧张气氛。我开始对她和孩子们指出，每当她移动手时，我们如何见到一种不同的溅血模式，而那正是我们断定攻击者与受害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我认为，其他人不会像我那样轻描淡写地看待这次刀伤。

你力图要与工作中所目睹的一切在感情上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很容易到头来成为一个超然冷漠的混蛋小子。如果你的家庭完整无缺、婚姻牢固，就能够承受工作中的诸多压力。可是如果你的家庭存在薄弱环节，各种紧张性刺激便可能导致问题恶化，恰如罪犯被我们搜捕时所面临的情形一样。

结果，帕姆和我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我在她的圈子里无法谈论我的工作，因此我需要身边有同类人。当我们进入调查局或执法界以外的社交圈时，我常常对人们谈论的日常琐事感到乏味。尽管这听起来不近人情，但是当你整天要琢磨凶手的心理时，邻居的垃圾桶放在何处或者他的围墙漆成何种颜色是根本激发不起你的兴致的。

不过，我可以欣慰地说，我俩在感情上历尽了磨难，如今又成了好朋友。孩子们与我一道生活（埃里卡在外地念大学），不过帕姆和我很多时间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现在共同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任务。劳伦和杰德还年幼，我还可以享受一段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的美妙岁月，我为此不胜感激。

80年代初期，联邦调查局专职从事侧写的就是我一人。罗伊·黑兹尔伍德，比尔·哈格梅尔等人在他们抽得出时间的时候会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科已经壮大到了十多人。我们仍然不足以应付提交给我们的大量案件，不过我们也只能发展到这个规模。我们保持着彼此之间的个人交情以及与各地警察局的交情。建立交情已成为我们自己的惯用手法。给科里打来电话的很多警察局局长和警探是在全国学院的课堂上与我们相识的。治安官吉姆·梅茨和副巡官林德·约翰斯顿皆是全国学院毕业生，前者曾打电话请我协助寻找谋杀莎丽·史密斯和黛布拉·赫尔米克的凶手，后者曾打电话给格雷格·麦克拉里，请他协助查明在罗切斯特市滥杀妓女的凶手。

到了80年代中期，行为科学科已经分拆成行为科学教研科和由我担任罪犯个性侧写项目主管的那个科，即行为科学调查支援科。除了我负责的项目以外，调查支援科还负责两个重要分支项目：一个是暴力罪犯拘捕项目，吉姆·赖特已经接替鲍勃·雷勒斯出任负责人；一个是工程服务项目。罗杰·迪普担任教研科科长，阿伦·斯莫基·伯吉斯担任调查支援科科长。（他与安·伯吉斯并无什么关系，不过她丈夫艾伦·伯吉斯与我们合写了《犯罪分类手册》。弄清楚了吧？）

虽说我的工作富有挑战性且耗费了我很大精力，我却从中获得了一种满足。幸运的是，我一直能够避免迈出几乎每一位欲在局里不断晋升的人不得不迈出的那一步：行政管理。到了1990年春天，情况有了变化。我们正在召开科室会议时，斯莫基·伯吉斯突然宣布说，他不久就要从科长职位上卸任退休。后来，新任副局长助理戴夫·科尔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询问我的意向如何。他曾是我在密尔沃基外勤站时的小队长，同时也是特种武器攻击小队的同事。

我告诉他，我感到极度疲倦，对一切都感到厌烦，正在考虑申请去一个远离闹市的处理暴力犯罪的办公室工作，并在那儿结束我的职业生涯。

“你不该这样做，”科尔告诉我，“你去那里会一事无成的。你作为科长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不知道该不该担任科长一职。”我告诉他。我早已在履行科长的许多职能，同时起着机构存储器的作用，因为我在这里供职已经很久了。但是处在职业生涯的这一阶段，我是不愿意陷入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中的。伯吉斯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擅长排除各种干扰，以便让我们这些替他工作的人能够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要你出任科长。”科尔宣布说。他是个精力充沛、说一不二、咄咄逼人的人。

我说希望能继续从事提供审讯策略、法庭作证以及公开演讲等工作。我认为这些才是我的长处。科尔保证说我能够继续这些工作，于是提名我担任科长一职。

我上任伊始做的头一件事，如我多次提过的，就是省去我们科名称中的“行为科学”二字，简称为调查支援科。我的想法就是，要给我们在各地的警察客户以及局里的其他部门发出一个有关我们干些什么的明确无误的信息。

在人事部门负责人罗伯特·比德尔的大力帮助和不懈努力下，我将暴力罪犯拘捕项目的人员编制由四人扩大到十六人。科里的其他分支也得以扩充，不久我们就达到了近四十人的总编制。为了减轻扩大规模带来的行政负担，我实施了一项地区管理计划，根据该计划，各个特工要对国内特定地区负责。

我认为这些人统统都有资格晋升到GS14级，可是总部只同意给我们四五个名额。于是我让他们同意，完成两年专业培训计划的人将被“选定”为专家和认可为主管级特工，并有资格得到那个职务和薪俸。专业培训计划要求学员旁听全国学院行为科学科讲授的全部课程，修完武装部队病理学学院开设的两门课程，攻读弗吉尼亚大学（帕克·迪茨当时在那里任教）的精神病学和法学课程，完成约翰·里德主持的审讯学校的学业，与巴尔的摩验尸官办公室一道进行死亡调查，随纽约警察局凶杀案调查组一同执勤，以及在一位地区级主管的指导下从事侧写工作。

另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介入了国际性办案工作。比如在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中，格雷格·麦克拉里就办理过加拿大和奥地利两国的重大系列谋杀案。

我的科在履行职能方面运转良好。在行政管理方面，我则比较松散，这不过是我的个性使然。当我发现有人疲劳过度时，就会绕过有关规章制度，签名同意他们不来上班，或者告诉他们休整一段时间。最终，他们的工作效率较之假如我照章办事让他们继续上班要高出许多。当你手下人才济济，可又不能给予奖金鼓励时，你就得用别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总是跟支援人员相处得很好，在我退休之际，他们似乎对我的离去感到伤心难过。这也许是因为我曾在空军服役过。局里领导层中有很多人都是军官出身（还有很多人，比如我的最后一任主管特工罗宾·蒙哥马利，曾经作为英雄被授予勋章），他们总是从军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本身无可非议，庞大机构的大多数管理者要是像我这样，就会使这些机构运转失灵。可我曾是一名士兵，故而始终在感情上与二线支援人员有一种认同感。为此我比其他一些当头头的人更容易得到必要的帮助。

不少人按照以往看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眼光来看待联邦调查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到处是身穿白色衬衣和黑色外套的男男女女，他们聪明，有成就，不过缺乏幽默感，千人一面。我所在的小群体是由真正不同凡响的个人组成的，他们每个人在专业领域里各有千秋，我为能成为其中一员而一直深感庆幸。随着时光推移以及行为科学在执法界的作用不断增强，我们自然而然都发展了自己的兴趣，攻克不同的领域。

从我们开展研究起，鲍勃·雷勒斯从事的是研究，我则投入到实际办案之中。罗伊·黑兹尔伍德是侦破强奸谋杀案的专家。肯·兰宁是处理迫害儿童案的一流权威。吉姆·里斯从侧写起步，后来在警官及执法人员的压力管理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这一领域拥有哲学博士头衔，论著颇丰，在整个执法界因其咨询才华而广受欢迎。吉姆·赖特初来科里时，不但接手了培训新任侧写人员的重任，而且成为侦破跟踪案的一流权威，跟踪是严重人际间犯罪，目前这类案件的增长速度最快。我们每个人都与全国各地的外勤工作站、警察局、治安官办公室，以及执法机构建立了许多的私人联系，因此每当有人打来电话时，他或她都认识并信任与之通话的人。

对于加盟我们科的新人来说，试图与所有这些“大腕人物”并驾齐驱是困难的，在随着《沉默的羔羊》上映全国上下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极大兴趣后，情况尤其如此。但是我们尽力让他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就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完全具备胜任科里工作所必需的素质。他们都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一旦与我们共事以后，我们还要让他们接受整整两年的在岗培训。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聪慧、直觉、勤奋、正直和自信，再加上倾听和评估他人观点的能力。以我之见，导致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成为世界上同类院校中佼佼者的原因之一是，它是由那些拥有共同目标和各自的兴趣的有才华的个人组成的。反过来，这些人中的每一人又在激励别人具备同等的素质。我希望并相信，我们在科里建立起的学院式的、相互支持的体制，在我们这些第一代人员退休之后，将得以保持下去。

1995年6月，在匡蒂科为我举办的退休晚宴上，不少人对我大加赞誉，令我既惭愧又感动。坦率地说，我原先准备举行一个烧烤晚会，指望大伙会利用这个最后的正式机会，把他们积累已久的种种不满对我发泄出来。我后来在洗手间碰上了贾德·雷，他一见到我便为没有发言表示歉意。在他们说完之后，轮到我说话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他们隐瞒自己的想法，于是把原先预料他们都会说些什么以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反驳论点悉数道了出来。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至理名言或慎重的建议可以传授。我只是希望我的言传身教能起到一点作用。

自从退休以来，我曾返回匡蒂科从事教学和咨询工作，而我的同事们清楚我对他们是有求必应的。我一如既往地进行讲课和演讲，将我25年来研究谋杀犯心理的心得体会传授出来。我已经从联邦调查局退休，可是我认为我永远不可能停止与那些犯罪行为作斗争。不幸的是，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永远不会缺少客户。

人们时常问我，面对可怕的暴力犯罪统计数据，我们能拿出什么对策。尽管肯定有切实可行的对策能够采取而且应当采取，我倒是相信解决犯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更多的人关注犯罪问题。配备更多的警察，设立更多的法庭，建立更多的监狱，改进办案技巧，这些固然不错，可是要想使犯罪率降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和容忍我们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犯罪。这是我们从犯罪率低得多的其他国家那里得到的启示。在我看来，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犯罪是一种道德问题。它只能从道德层次上加以解决。

在我这么多年从事研究和对付暴力犯罪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碰上一个罪犯是在良好的环境里长大的或者拥有功能齐全的、体面的家庭。我相信，绝大多数暴力凶犯要对其罪行负责，他们自己做出了选择，因此应当正视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那种认为一个年仅14岁或15岁的人不能正确估计他行动的严重性的想法是荒谬的。我的8岁儿子杰德已能区分是非好几年了。

不过，二十五年的观察还告诉我，罪犯是“后天造就的”而非“先天形成的”，这意味着在他长大成人的某个阶段，有个人给他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也说明如果有人对他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他也许不会犯罪。所以我笃信，在需要更多的财力、警察和监狱的同时，我们最需要的是更多的爱。这并非是将问题简单化，而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不久前，我应邀对全美神秘小说作家协会纽约分会进行了演讲。出席演讲会的人很多，会上洋溢着热情友好的气氛。那些以创作谋杀案和重伤犯罪案小说维持生计的男士女士怀着浓厚的兴致，聆听一位实际经手过数以千计案件的人的演讲。事实上，自从托马斯·哈里斯的《沉默的羔羊》问世以来，作家、新闻记者以及电影制片人就一直在设法让我们提供“真实的故事”。

当我追述着几起较为有趣和生动的案子的具体情节时，我很快就意识到，在场的许多听众变得兴味索然，思想开着小差。我和我的人每天都要目睹的场面使得他们感到十分恶心。我意识到，他们对那些案情细节毫无兴趣，同时他们必定意识到，他们并不想按照实际案情去写作。非常公允。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客户群。

龙并非总会取胜，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务必要使龙的取胜率越来越低。不过它所代表的邪恶势力，即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之斗争的势力，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因此必须有人站出来讲述真实的故事。这便是我在这里尽力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有过亲身经历。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版权信息

- 书名：革命之路

- 作者：【美】查理德·耶茨

- ISBN：9787532764167

- 译者：侯小翊

- 责任编辑：李玉瑶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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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希拉

唉！当激情既温顺而又疯狂！

——约翰·济慈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一章

最后一次带妆彩排结束了。桂冠社的演员无所事事地站在舞台上，安静、无助。在空荡荡的大礼堂中，他们的身影在舞台脚灯的照耀下黯淡了下来。当他们的导演——一个个子不高、表情严肃的男人，从空无一人的座位上站起来走上舞台，来到他们中间时，人们甚至不敢呼吸。他费劲地从舞台一侧拖来一把活动梯，爬了一半，转身，清了清嗓子说，“你们是一群有才华的演员，与你们合作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

“我们从事的可不是什么简单的工作，”他环视舞台，眼镜反射出淡淡的光。“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的困难。坦白地说，有时候我甚至告诉自己不能去要求那么多。可是现在，听着——我这么说可能有点滥情，但是今晚发生的这一切太了不起了。静静坐在下面的时候，我突然在内心深处意识到，你们每一个人都第一次把自己的心真正投入了进来。”他张开一只手掌，把它放到胸前衬衣口袋的位置，像是在告诉他的演员们心脏是一个多么简单多么实在的东西。接着他把这只手握成了一个拳头，缓缓挥动，一声不吭，长长的戏剧性的停顿后，他闭上了一只眼睛，润湿的下唇弯曲成一个混合着胜利和骄傲的调皮表情，“明天晚上把你们刚才的表现再展示一次，”他鼓励着大家，“我们要让所有的人开开眼。”

他们或许该因为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而热泪盈眶，但没有。他们轻轻地颤抖着，欢呼雀跃，开怀大笑。他们忘情地相互握手甚至亲吻对方，其中有个家伙干脆跑到外面买来了一箱子啤酒。所有人围在舞台上的钢琴边纵情歌唱，直到大家一致认同，是时候停歇下来回家好好睡觉。

“明天见！”大家兴奋得像孩子一样大声呼应着。他们在月光下开车回家，他们想应该摇下车窗让外面的空气流进车里，卷带着有益健康的花蕾和泥土的气息。剧社里好多人终于第一次承认，春天来了。

这是1955年，西康涅狄格州的一处地方。三个蓬勃发展的小镇最近由一条名为十二号的高速公路连接起来，喧闹的大道很是宽敞。桂冠剧社是这里一个业余表演团体。不过他们对待自己的表演非常严肃，而且也投入了不少钱。他们的成员是从三个小镇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当中精心选拔出来的，即将进行的这次演出是他们的处女作。在过去的这个冬天里，剧团成员们时常聚在一起，坐在彼此家中的客厅里，热烈地讨论易卜生、萧伯纳和奥尼尔。然后在一次表决中，大部分有点常识的成员选择了《化石森林》作为他们处女秀的剧目。接着便是初步的选角，每一周，所有人都发现自己越来越投入到这场表演中来。私底下大伙或许都觉得他们的导演是个滑稽的小个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他确实是这样的——他几乎无所不能，可就是说话方式认真不起来。一番滔滔不绝之后，他总是喜欢轻轻地摇摇头，这时他脸上的肉也会跟着晃动起来。不过无论如何，剧社成员都喜欢并且尊敬他，对他所说的绝大部分东西深信不疑。他曾经告诉社员们：“任何一个剧作都需要演员去投入他全部的天赋和热情。”还有一次他说：“记住，我们不是简单的在这里演一场戏，我们是在建立一个社区剧院，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问题是，从一开始社员们就害怕自己在投入了这么多以后，结果会一事无成，让别人把自己当傻子一样看笑话。他们因为害怕承认而愈发恐惧。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排演都是安排在周六，印象中好像都是在二月或三月里那种云淡风轻的下午。天空是白色的，树木是黑色的，皱巴巴的雪块中间露出光秃秃的黄褐色土地和小山丘，显得脆弱无助。当那些演员从自家的厨房里走出来，犹豫了一下才扣上大衣或戴上手套时，他们会看见这片萧索的风景里似乎只有几座饱经风霜的老房子。矗立在这样的环境里，演员们的房子显得不够厚重，还格格不入，好像是把一大堆光鲜的新玩具愚蠢地放错了地方，被遗忘在室外过夜而遭雨淋。大家开的车子看上去也跟整体环境不搭调，显得太过宽敞，而且闪耀的都是那种糖果、雪糕似的色泽，仿佛一点飞溅的烂泥就能把它们刺痛，令它们畏缩。这些车怀着歉意在一条条破烂的小路上爬行，然后从各个方向登上路面平整的十二号公路。一到了这里以后，这些车子才像是来到了一个真正属于它们的环境。亮色的塑料、厚玻璃板和不锈钢汇成一长条诱人的招牌谷：“国王蛋筒”、“汽油”、“梭普拉麻零售店”、“吃吧”。不过他们终究还是要一辆接一辆地从大路上下来，沿着通往本地高中的蜿蜒乡村小路前行，最后不得不停在高中大礼堂外面那块宁静的停车场上。

“你好！”剧社成员们腼腆地相互打着招呼。

就在这样此起彼伏的“你好”声中，大家略显得有些不情愿地走到礼堂里面。

他们拖着笨重的橡胶套鞋在舞台上来回踱步，掏出面巾纸擦拭着鼻子，并且皱着眉头看着凌乱的剧本。最后，他们用宽恕的笑来彼此宽慰，一遍又一遍地相互说：他们有的是时间。然而他们没有时间了。他们全都心中雪亮，越来越频繁的排练只有把情况弄得更糟。导演早该宣称：“这部戏真的开始有模有样了，我们正在实现梦想。”现在许多日子过去了，节目似乎还是停留在最初的那个状态，完全没有成形的迹象，甚至变成了压在每一个参与者心头的一块巨石。剧社成员们可以从彼此的眼神当中，从每次道别时略带歉意的点头和微笑中，读出一个相同的意思：失败将不可避免。每次排练结束，大家总是逃离似的急匆匆地开车离开，他们只想快点回家，回去或许还要面对等着他们的那些陈腔滥调的、不那么直接的挫败。

然后到了今晚，距离正式演出仅仅二十四小时，大家才终于找到了一些感觉。这是今年第一个暖和的傍晚，尽管他们仍不习惯化装和戏服，多少有点头晕目眩，但是此刻他们已经忘却了恐惧。他们让戏剧的律动像海浪一样卷着自己，然后击碎。或许这个说法真的滥情（滥情又怎么样了呢？），但他们是真正地把心投入到了这表演中来。还能要求更多吗？

第二天晚上，观众开着鲜亮的汽车，鱼贯进入场地。他们也很郑重地看待这次演出。跟剧组成员一样，这次的观众大多步入中年没多久。他们悉心打扮，纽约很多服装店把这种衣着风格称为“乡村休闲”。谁都看得出来，这些人比起大多数人来说，在教育程度、工作以及健康方面都要优越一些。而且也很显然他们都把今晚当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夜晚。他们当然都知道《化石森林》算不上非常知名的剧目，排队进场就座时他们毫不避讳地重申着这一点。不过无论如何，这出三十年代的戏剧所表达的基本观点，即便到了现在还是合时宜的。（“甚至更切合现在的时世，”一位男士反复跟妻子说，他妻子则咬着嘴唇点头表示认同；“仔细想想，确实如此。”）当然，今晚最有看头的并不是这出戏本身，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将要演出的剧团，大家欣赏的是成立这样一个剧团的勇敢的想法。这是一个健康的充满希望的信息：一个很好的社区剧社就诞生在这里，在他们中间。正是这种感觉把他们吸引来，坐满了演出大厅里差不多一半的座位。当大厅里的灯光渐渐黯淡，每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屏住呼吸，甚至于感觉到了紧张，心里则期待着愉悦的来临。

舞台的幕布升起，台上布景的后墙还在抖动，因为幕后人员刚匆匆地离开现场。后台还传出了摩擦和碰撞的响动，淹没了演员的头几句对白。这些小小的慌乱说明，歇斯底里的紧张情绪正在演员之间攀升。然而舞台上的表现却像是在预示着精彩演出的来临。演员们似乎在动人地告诉观众：再耐心等一会儿，好戏还没有开始呢。我们只不过是还有点点紧张，不过很快就会好了，请担待一下。很快抱歉已是多余，因为观众在观看女主角嘉布丽尔的表演了。

她的名字叫爱波·惠勒。刚一亮相，礼堂就低声回荡着“真是太讨人喜欢”的赞叹。很快人群中开始有人一边用手肘轻触身边的人，一边低声赞美着：“她确实很不错。”有些观众自豪而又庄重地点着头，他们恰巧知道她在不到十年之前曾经就读于纽约一所顶尖的戏剧学校。她今年已经二十九岁，灰金色头发，身材高挑。她那贵族式的美没有因为蹩脚的灯光而有所折损。她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正是为她量身定制的。虽然生养了两个孩子使她的臀部和大腿稍嫌丰满，但她的举止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个少女的羞涩与优雅。如果有人瞟了一眼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弗兰克·惠勒——一个圆脸、看上去挺聪慧的年轻男人——正在咬着拳头，他们会说，他更像她的追求者，而不是丈夫。

“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好像自己浑身上下都在散发着光芒，”她轻声说着台词，“而这时我只想到外面去做一些完全疯狂的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后台，演员们挤在一起，聆听着台词，发现自己忽然爱上了她。或至少，他们正准备爱上她。尽管在排练的时候她偶尔表现出盛气凌人的样子，他们多少有些怨恨，但现在她突然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和寄托。

演出当天早上，他们的男主角染上了肠胃炎。他抵达礼堂的时候还在发着高烧，他坚持自己能挺着完成演出，但是在开演之前五分钟，他开始在化装间呕吐。此时导演别无选择，只好安排人把他送回家里，然后自己硬着头皮接替了他的角色。这一系列的变故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以至于没有人有时间想到应该向观众说明替换了演员。有些小配角甚至在开演之前都不知道出现了这个状况，直到他们听见站在舞台灯光下说着那些熟悉台词的人是导演，而不是原来的男主演。导演此刻正在竭力调动着自己最好的表演状态，他的每一句台词都带着那种半专业的腔调收尾，但他完全不符合男主人公阿兰·斯奎尔的形象。他体形矮胖，而且有些歇顶。站在舞台上他根本看不太清周围的人和布景，因为他不肯戴眼镜上场。从上场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在配角当中引发了一阵混乱，使得他们相互干扰，忘记了自己应该站在哪里。当他说着自己在第一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台词，表达自己对碌碌无为的感慨时，“是啊，有头脑却没有目标；发出的不是声音而是噪响；空有个躯壳却没有实质……”他舞动着的胳膊打翻了一杯水，弄湿了桌子。他试图用咯咯一笑去掩饰自己的窘迫，并且忙不迭地说了一段即兴发挥的台词：“看到了吧，看到我有多么没用了吧。来，让我帮你把它擦干。”但是剩下的台词终究被毁了。就因为这个小的事故，过去几周大家竭力在心里压制着的恐慌和失败感像病毒一样突然爆发，从最先那位没法控制直呕吐的男演员一直蔓延到其他人身上。只有一个例外：爱波·惠勒。

“你不希望得到我的爱吗？”她说。

“希望，嘉布丽尔，”导演说，汗水闪着光，“我当然希望得到你的爱。”

“那么你觉得我有吸引力吗？”

在桌子底下导演的腿紧张地抖动。“那还不足以表达你的美好，还有更合适的字眼。”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至少尝试着去开始呢？”

然而她孤立无援。她的台词显然在一句句地变得虚弱无力。第一幕戏还没有结束，所有参演者，包括台下的观众，都看出来她已经失去了控制，而且很快所有人都为她难堪。她一会儿变得矫揉造作，一会儿紧张得手足无措。她总是把肩抬得很高很正，透过厚厚的妆，观众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脸颈间难堪和羞辱正在升温。

接下来谢普·坎贝尔蹦蹦跳跳地出场了。这位魁梧结实的红发年轻工程师在剧中扮演的是匪徒杜克·曼提。其实从排练开始整个剧社就对谢普很不放心，只是他和妻子米莉在背景道具和宣传工作上出了很多力，而且他们热情友善，以至于没人狠得下心提议替换掉他。现在大家的宽容，以及坎贝尔自己心中的紧张愧疚，导致他一上台就忘了一句非常重要的台词，而且他在说其他几句的时候，语速太快吐词含糊，坐在第六排以后的观众根本没法听清。他的举止根本就不像一个凶悍的亡命之徒，一头齐短发，袖子卷得高高的，看上去倒是更像一个亲切友善的杂货店伙计。

在中场休息时间，观众们都从演出厅里稀稀拉拉地走出来，要么在抽烟，要么局促地结伴在校园走廊里走动，检视着学校的布告栏，一边在修身长裤或是优雅的棉质裙装上轻轻擦拭着润湿的手掌。他们其实都不想接着看第二幕和最后一幕的演出，但他们还是回到礼堂里。

剧社成员们也一样。现在他们唯一的想法和脸上的汗珠一样显而易见，就是让这个烂摊子赶快结束。仿佛过去了好几个小时，在这场残酷的耐力测试中，爱波·惠勒的表演和其他人一样糟，如果不是更糟的话。最后到结尾的高潮部分，本来舞台指令要求死亡的辛酸被幕后的枪响和杜克的汤姆冲锋枪响打断，但是谢普对开枪时机把握得太随意，而后台的枪响效果又实在是太大，以致情人之间的对话完全淹没在一片混乱的噪音和烟雾之中。舞台幕布终于落下，这实在是仁慈之举。

观众们的掌声虽不响亮，却认真地持续了一段时间，其间还响起了两次要求演员谢幕的欢呼声。其中一次是在演员们正向舞台两侧走去的时候，他们手忙脚乱地回头并且相互碰撞；另外一次是三位主角暴露在人前，就如一幅显现人类孤绝的静止画面：导演眨着近视的眼睛，谢普·坎贝尔当晚第一次露出应有的暴怒神情，爱波·惠勒则在僵硬地微笑。

然后，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演出厅里谁也不知道该摆什么表情或说什么。尽管依稀听到房产经纪海伦·吉文斯夫人不断重复着“很不错”，大部分人都默默无语、拘谨严肃。大家一边起身向通道走去，一边把手伸向香烟盒。这时一位能干的高中生跳上了舞台，运动鞋和舞台摩擦出尖锐的声响。他是今晚被雇来负责灯光的。他向高处看不见的搭档指挥操作，在脚灯的光晕当中，他小心地把脸上大部分亮亮的青春痘遮掩起来，同时转过身背对着台下，骄傲地展示着他身上的全套电工装备——电工刀，钳子，还有一圈圈的电线。这些工具装在一个油亮的专业皮套里，低低地系在工作服的屁兜上。很快舞台上的一排灯光熄灭了，男孩也灰溜溜地退场了，幕布变成了一块黯淡的绿色丝绒，颜色已经褪去，布满灰尘。现在大厅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看，所有观众都挤着朝过道和大门移动脚步。他们圆睁双眼，行色匆匆，一对挨着一对地走出去。平静有序地逃离这个地方似乎成为生命的强烈需求。仿佛他们必须逃离隆隆作响的粉色废气波浪，逃离停车场上嘎吱嘎吱的碎石；在那个散布着千万颗星星的一直上升的黑色夜空下，他们才能重新活过来。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二章

弗兰克林·H．惠勒在人流当中逆向而行。他缓慢地从过道走向后台，一边侧身避让对面的人群，一边表示歉意。他希望自己看上去是有尊严的。他嘴里不停咕哝着“借过……借过……”，还不时向擦身而过的几个相熟面孔点头微笑。他的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一整场表演他都在吮吸和啮咬指节，现在他要把手指擦干，不让别人察觉。

他是个整洁壮实的年轻人，还差几天才满三十岁。他留着一头修剪得很整齐的黑色头发，长相俊美，但不是那种非常惹眼的类型。广告摄影师会让他扮演那一类很有眼光的顾客：懂得挑选做工精致但是价格又不昂贵的商品的人。（相应的广告词可能是：干吗不少花点呢？）尽管轮廓没什么特性，但他的脸孔却不寻常地变化多端。每当他瞬间转换表情，你就会看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个性特质。当他微笑时，他看起来通情达理，很清楚一次业余表演的失败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他也很聪慧友善，肯定知道用适当的话来宽慰后台的妻子。但是在笑容和笑容之间，当他费力地在人群中挤出一条通道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眼神困惑迷乱，好像他才是那个需要宽慰的人。

他对今晚曾有过美好的幻想。当他整个下午在城里困守在那份被他描述成“你能想象到的最无趣的工作”时，这样的幻想鼓舞着他：他早早地赶回家，先逗逗孩子，把乐呵呵的小家伙们荡在半空玩闹，然后灌下一杯鸡尾酒，他们比往常更早地吃晚餐，他与妻子愉快地聊天。他会开车送她到演出现场，他的手轻抚着妻子温热结实的大腿。她会说：“要是我不那么紧张就好了，弗兰克！”他会专注、自豪地看完演出，然后在落幕的时刻起身加入到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当中。他会在后台欢腾的人群中挤过去，脸泛红潮，衣服有点凌乱。他会得到妻子第一个激动的吻，她会流着泪说：“真的演得很好吗，亲爱的？真的吗？”然后谢普和米莉会带着崇敬之情陪同他们去喝一杯，他们兴奋地谈着今晚的成功，在桌子下他和妻子两手相握。他万万没有想到最终出现在眼前的会是这样沉重的现实，令人惊恐不安。他从未料到今晚他的妻子将以一个光芒四射的形象出现，那是一个他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的充满吸引力的形象，她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都会让他喉咙充满渴望。（“你不想得到我的爱吗？”）然而接着，就在他的眼前，她变得尴尬、痛苦。虽然他每天都努力去抹掉这个形象，但是他了解她就像他了解自己一样痛苦而透彻。她面容憔悴，红色的眼睛闪动着幽怨，谢幕时挤出虚伪的笑，一点儿都不迷人，就像他酸痛的脚，逐渐发潮的内裤，以及身上的酸臭味。

他在后台门口停了下来，抽出微红的手检验一下，有点希望它能变成一摊血肉模糊的肉酱。接着他把外套拉拉直，才进门上楼走进一间布满尘土的屋子。灯泡直直地照射着，留下深深的阴影。剧社的演员就在这里，脸上的妆容泛着光，跟前来探望的面色蜡黄的亲友三三两两聚在屋里交谈，声音中那份紧张还没有散去。弗兰克并没有找到爱波。

“不，我是说真的，”人群里响起一个声音，“你到底是能听见我说话，还是根本听不到？”接着另一个人接上话头：“嗯，管他呢，反正至少玩得挺开心。”导演站在零零落落的几个纽约朋友当中，用力吸着手中的香烟，同时不停地摇头。谢普·坎贝尔汗水淋漓，手里还拿着道具冲锋枪。但他显然已经恢复了本色。他站在幕绳的旁边，一手搂着娇小而邋遢的妻子。他们向众人展示着，他们已经决定把今晚的一切付诸一笑。

“弗兰克？”米莉·坎贝尔一边招手一边踮着脚，两手拢在嘴边朝弗兰克叫喊。实际上这里的人群没那么密集，声音也没那么嘈杂。“弗兰克，我们一会儿跟你和爱波见个面好吗？一起喝点东西？”

“好的！”弗兰克回应着，“等我们几分钟。”他看见谢普举起道具枪行了个滑稽的礼，连忙会意地冲谢普点头眨眼。

在房间拐角处弗兰克看到一个匪徒配角正和一位体形丰满的女演员说话。就是这位小姐在第一幕的表演中造成了三十秒的中断，因为她弄错了登场时间。看得出来她刚刚哭过，但是现在却在搞笑地敲击着自己的太阳穴，她说：“我的天啊！我那时真恨不得杀了我自己！”匪徒配角一边颤抖地擦拭着嘴角的污迹一边说：“我是说不管怎样，至少我们玩得很开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在这档子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抱歉借过一下。”弗兰克从这两个人当中挤了过去，走到了他妻子和其他几位女演员共用的化装间门口。他轻敲了房门，等待，直到认为自己听到她说“进来吧”，才小心地推开门，朝里面瞥眼看。

房间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端坐在镜子前面，正在卸去脸上的妆容。她的眼睛还是红红的，而且不停地眨着，但她还是朝他送出了一个多少有些像刚才在台上谢幕时那样的微笑，然后才把脸重新转向镜子。“嗨，”她说，“你准备走了吗？”

弗兰克关上门，走向妻子。他的嘴角尽量向上扬起，希望这样看起来充满爱意、幽默和同情。他心里盘算着要弯下腰亲吻妻子，并且跟她说：“听着，你演得真是太出色了。”但他注意到妻子的肩部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地躲闪了一下，表明她现在不希望被触碰。一时间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自己的手。先前准备好了的那句“你演得真是太出色了”看来不是该说的话。这句话太自以为是了，或至少是天真的、过于感性的，以及太严肃了些。

于是他临时改口：“呃，看来演出没有想象的那么成功，是吧？”他轻快地拈起香烟放在唇间，然后用芝宝打火机把它点燃。

“嗯，我想是吧，”她说，“我马上就好。”

“没关系的，你慢慢来，不用着急。”

他把双手插回口袋里，低下头来看着自己的双脚，活动了一下有些酸胀的脚趾。“你演得真是太出色了”，他是不是更应该说这句话？现在看来，说什么都比自己出口的那句强点。不过，他不得不考虑过会儿该说些什么更好的话；现在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站在那里，想想回家途中要跟坎贝尔夫妇一起去喝的双份波本威士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下意识地绷紧了下巴，并且把脸侧过去一些，让自己的面部轮廓显得更瘦削更威严。从童年时期开始他就喜欢对着镜子摆出这张脸，但是还没哪张相片能捕捉到这个神韵……他忽然回过神来，发现爱波的眼睛就在镜子里端详着他。她不自在地凝视了一会儿弗兰克的眼睛，然后放低视线去看他大衣中间的纽扣。

“听我说，”她开口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是这样的……”她好像要用尽整个背部肌肉的微弱力量，声音才能不颤抖，“我知道米莉和谢普想要我们一起去喝点东西，你能不能跟他们说，我们不去？因为保姆的问题，或者用别的借口也行。”

他走开几步，然后僵直地站着，耸着肩膀向前，就像一位庭审律师正在思考几个伦理学小要点。“嗯，问题是我已经说了我们会去的。我刚刚在外面遇见他们，我答应了。”

“哦，那你可不可以再出去一次，然后告诉他们你弄错了。我想这不会太难吧。”

“我们能不能不这样。我认为，一起去喝点东西可能会很有意思的，仅此而已。而且如果我们反悔的话会显得很失礼，你不觉得吗？”

“你不愿意去跟他们说。”她闭上了眼睛。“那好吧，我自己去，多谢你了。”镜子里的素脸只涂着面霜，泛着光，看上去像已经四十岁了，而且憔悴，好像已准备好忍受病痛的折磨。

“等等，”他说，“拜托你放松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们会觉得这样非常傲慢，就是这样。他们肯定会这么觉得的，我无法阻止他们这样想。”

“那好吧，如果你想的话，就跟他们一起去，把车钥匙留给我。”

“天哪，你能不能别跟我说什么车钥匙。为什么你总是要这样……”

“弗兰克，”她依然没有睁开眼睛。“我不会跟他们出去的。我感觉不太舒服，而且我……”

“好吧，”他无奈地表示退让，伸出紧绷的双手，微微抖动着，仿佛仔细地跟人比画一条小鱼有多么长。“好好好，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去告诉他们，我会马上回来，对不起。”

脚下的地板仿佛在向前航行，他走向舞台两侧时就好像走在轮船的甲板上。舞台上还有一些人。其中一个拿着袖珍闪光照相机拍照（“别动，就这样。”）。那个丰满的女孩又哭丧着脸，扮演嘉布丽尔父亲的那位演员正在安慰她：就当做吸取经验吧。

“你们俩准备好了吗？”谢普·坎贝尔问。

“呃，”弗兰克回答道，“真不好意思，我们去不了。爱波答应保姆我们今天会早点回家的，你们看，我们真的……”

坎贝尔夫妇沉着脸，显得又失望又受伤。米莉轻轻咬了咬下嘴唇，又慢慢松开。“嗯，我想爱波肯定是对今晚的事情感到别扭，是吧？可怜的孩子。”

“不不，她没事，”弗兰克说，“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她没事。其实就是我们答应了保姆，你明白的。”在长达两年的友谊中，这还是弗兰克第一次向他们撒这种谎。大家支支吾吾地微笑互道晚安时，眼睛都看着地面；这些掩饰于事无补。

他回到化装间的时候，她已经准备好一张和蔼可亲的脸去面对出去的路上可能遇到的剧社成员。但最后他们都设法回避了。她带着他从一扇侧门离开。月光照在大理石地上，明一块，暗一块，他们走过五十码的走廊，走廊上空荡荡的，能听到回声，他俩一路上都不说话，不触碰对方。

学校的味道在黑暗中弥漫。里面有关于铅笔、苹果和厚糨糊的回忆，弗兰克的眼中涌起了一阵甜蜜的怀旧痛感。他回到了十四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切斯特，啊不，在新泽西的伊格伍德。那时候他把课余的时间都用来计划坐火车去西海岸。他在铁路图上策划了好几条备选的路线。他还在心里试演着怎么应对流浪汉成群的场面（尽量以文明礼貌的方式解决问题，当然必要时也会抡起拳头）。他在军需用品店看好了衣物和装备，包括李维斯的夹克和裤子，带肩章的军装款卡其布衬衣，还有鞋头和鞋跟镶上钢片的高统靴子。一顶他爸爸的老呢帽，只要在防汗带里塞点报纸就能戴合适，这会把整套装束中缺乏的那丝诚实可靠补上。他可以把所有需要的其他东西放进童子军背包里面，并小心细致地用胶带把童子军徽章遮住。弗兰克最满意的是，这个计划是绝对保密的——直到那天，他一时冲动之下在学校走廊上邀请卡雷布斯同去。这个胖男孩是弗兰克那一年最亲近的朋友。卡雷布斯听完这个计划，惊呆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迸出一句：“你是说坐载货火车吗？”他大声笑了出来，“天哪，惠勒，你真是太好笑了。你以为你爬到一辆货车上能走多远啊？你这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怪主意啊？从电影里还是什么地方？告诉你吧，惠勒，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你是个傻帽吗？因为你就是个傻帽！”

走在过去的气味里，弗兰克看着爱波走在他身边，侧脸苍白，他任凭自己愈发浓烈的愁绪，裹挟着爱波自己童年的忧伤，一同将她包围。他不太常去想这些，因为她对这些苦难的叙述总是干脆简明，一点伤春悲秋的感怀余地都没有。（“我一直都知道没有人关心我，而且我一直让别人知道，其实我对他们的漠视心知肚明。”）但是学校的气味还是让弗兰克不由自主地想起她曾说过的一次特殊经历，某天上午她坐在黑麦乡村小学课堂上，忽然月经来潮量又特别大。“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呆呆坐在那里，”她向他描述当时的情况，“后来我知道那是很愚蠢的，很快我就发现做什么都太迟了。”他想象着她肯定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出教室，身上穿的白色亚麻裙子上有一块枫叶大小的红色污迹，教室里三十个男女同学望着她的背影，一个个目瞪口呆。她肯定跑过了如噩梦般沉寂的走廊，经过一间间教室。教室传来窃窃私语，书散落到了地上，她捡起，再跑，在地上留下一串整洁的间距相当的血滴。她如何跑到了医务室门口，但是又不敢走进去，只好转进另一条走廊跑到一个火灾紧急出口，在那里她把毛衣脱下，绕在腰部和臀部上。这时她听到，或许是以为，有人从她背后朝她走来。于是她冲了出去，经过阳光普照的草坪，打算走回家。她尽量让自己别走得那么快，而且高高地抬着头，这样即使有人从经过的一百扇窗户里碰巧探出头来，也只能以为她正在执行学校正常的差使，并且很正常地把毛衣系在腰间。

弗兰克回想着她所描述的场景，突然发现两人现在正好走到了一个火灾紧急出口。他想现在她的表情肯定跟当时没什么区别，而且现在他们正走在离黑麦小学没几英里远的另一个学校操场上，她走路的样子肯定也和当时差不多。

他本希望她在车里会坐得靠近一点——他想开车的时候搂着她的肩膀——但是她把自己缩得小小的，紧靠着副驾驶那一侧的车门，脸朝车窗凝视着外面路上晃过的光与影。他每次转动方向盘和换挡的时候只能圆睁着眼，紧绷着嘴。最后，他舔了舔嘴唇，终于想好了要说什么。

“你知道吗？在整个剧里面，只有你才像这么回事。我不是说笑的，爱波，真的。”

“嗯，”她淡淡地回答，“谢谢你。”

“只不过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让你卷到这件混账事情里去，确实不该。”他一边说话一边用空着的手解开了衣领上的扣子，一来是让脖子凉快一下，二来是想从丝绸领带和牛津衬衫的复杂质感里寻求安全感。“现在我真想去揍那个家伙，那家伙叫什么来着，那个导演。”

“这不是他的过错。”

“嗯，那就是他们所有人的错。天知道他们这么无能。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发现。我应该早就想到，这样也行啊。如果不是我和坎贝尔夫妇劝你加入的话，你就不会卷进去了。你还记得我们刚刚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吗，你说他们可能就是一群白痴。当时我真应该听你的。”

“好了。我们现在能不能不说这个？”

“当然可以。”他边说边试图去轻拍她的大腿，然而她坐得太远了。“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这个而不高兴，仅此而已。”

他以熟练优雅的动作驶离了颠簸的辅路，开上了宽敞干净的十二号公路，这时他觉得自己的态度也总算正常了。一缕清风从车窗外吹了进来，拨动了他的头发，也冷却了他的头脑，到了这一刻，他才能准确地反省这次剧社的失败。根本就没有必要为这样的事耿耿于怀。有智慧的懂得思考的人完全知道如何从容应对，就像他们懂得忍耐那些更荒谬的事情：在市里做那些无聊至极的工作，生活在无趣的郊区。你可能会迫于经济形势屈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最重要的是不能被它腐蚀。最重要的，永远是，记住你是谁。

现在，就像每次努力地记住自己是谁的时候一样，弗兰克的思绪又回到了战争结束之后的前几年，回到了纽约贝休恩大街上的那个破烂街区。原先这个村庄温和的西部一角如今已散落为沉寂的码头库房，每天傍晚时分，风里都带着盐的味道，夜晚河道传来汽笛声，给人一种起帆远航的遐想。在弗兰克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头上骄傲地戴着“退伍老兵”和“知识分子”的光环。他勇敢地接受这些称号，就像他以同样的勇气穿着那件故意做旧的斜纹软呢夹克和褪了色的卡其布长裤。他和另外两人合租一间一居室公寓，共同分担二十七美元的房租，并协定每人轮流使用一周。那两个人都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班同学，一个曾经是战斗机飞行员，另外一个则是退役海军。他们比弗兰克年长一些，而且在老百姓的世界里更加如鱼得水。他们身边好像总是有数不清的女孩围着打转，并且愿意跟着他们来公寓。不过弗兰克没花多长时间就赶上他们了，他自己既害羞又惊讶。那个时候他以惊人的速度追赶着许多事情，自信心空前膨胀令他有些目眩神迷。从前的那个幻想着铁路旅行的孤单小鬼终究没有跳上货运火车，不过那些卡雷布斯们大概再也不能叫他傻帽了。他十八岁参了军，军队信任他并派遣他到德国参加最后一次春天进攻。就这样他到了欧洲，在那里又用一年的时间经历了一次困惑但兴奋的旅行。之后他自由了，从此以后生活越来越成功。他个性当中零零碎碎的片断——那些使他沉浸在幻想世界，与同学和士兵们格格不入的东西——忽然凝聚成一股魅力。他享受到了生命中第一次被人敬仰的感觉。他发现女孩们都愿意跟他上床。另一个几乎同等重要的发现是，那些男人，很懂如何吸引女孩子的男人，当真喜欢听他说话。他在学校的成绩很少中上，但在那些围绕在他身边有啤酒相伴的彻夜长谈中，他从来都出类拔萃。这样的高谈阔论经常在一片轻声的赞同里结束，同时参与的人总会轻点自己的太阳穴，说老弗兰克真有头脑。他们说，弗兰克只需要时间和自由去找到自己。他们预测着弗兰克能从事的各种事业，最后达成共识，就算不是在艺术领域，他也肯定适合那类“人文性质”的工作。无论如何，这些工作要求持续而坚定的奉献精神，而且会涉及他早年的欧洲经历以及他毕生对欧洲的爱。弗兰克不止一次说过，欧洲，是世界上唯一值得人们去生活的地方。至于弗兰克自己，不管是每次交谈结束之后在破晓时分走在大街上，还是在贝休恩大街的房间里躺着思考而身边又没有女人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拥有与众不同的天赋和前景。不是所有名人传记里都记载过这种年轻时代的探索吗？那些对于他们的父辈及父辈生活道路的反叛。想到这里，弗兰克甚至庆幸自己没有特定的志趣。正因为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他也就避免了特定的限制。当时，整个世界，生活本身，都能成为他选择的领域。

然而当大学生活沉闷地逝去，他开始被无数的小小的抑郁所困扰。毕业后几周情况更严重了。那个时候，另外两人已经很少用那个房间，于是他总是一个人待在那里。他偶尔打一些奇奇怪怪的零工挣口饭吃，脑子里则不停地想着事情。他最烦心的是，在接触过的女孩里还没有一个可以让他有一种纯粹满足感。其中有一个面孔相当迷人，但是有着不可原谅的粗脚踝；另外一个非常有头脑，但是总有一种想要像母亲一样去照看他的欲望，真令他厌恶；总之这其中没有一个是第一流的女人。他从不质疑自己对第一流女人的定义，尽管他从来不曾接近过她们，连人家的手都碰不着。他记得自己上过的那几所中学里曾经出现过几个，但是她们不曾感知他的存在，只关注城外的大学男生；后来他又在军队里看过几个，通常只可远观，她们一闪而过：在舞曲的旋律中，透过遥远的军官俱乐部的金色窗口；之后虽然他在纽约也看过好几个，她们总是在上下出租车，身后跟着讨厌的男人。这些男人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青涩的少年时代。

为什么不把那些妄想抛掉？像他这样情绪极端的、让-保罗·萨特式的烟鬼，就不应该去寻找那类同样极端、让-保罗·萨特式的女烟鬼吗？不过这只是失败者的自我宽慰。一个晚上，在莫宁赛得山庄的派对中，刚刚吞下四大口威士忌的弗兰克选择做一个胜利者。“我想我没听清楚你的名字，”他穿过半间屋子的陌生人，走到这个秀发光亮、双腿修长的女孩身边。毫无疑问，她是“第一流女人”。“你是帕米拉吗？”

“不是，”她回答，“帕米拉在那边。我叫爱波。爱波·约翰逊。”

不到五分钟，他发现自己可以让爱波·约翰逊发笑。他不仅可以让她那双大灰眼睛紧紧盯住自己，还可以让她的瞳孔随着他的谈话上下游动，就好像自己面孔的形状和肤质有莫名引力。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码头装卸工人。”

“不，我是说真的。”

“我也是在说真的。”如果不是担心她可能知道老茧和水泡之间的区别的话，他会把手掌伸给她看。之前那个星期，在一个五大三粗的大学同学的引荐下，他每天早上都到码头上去搬运水果箱。他自己把这份劳动称为自愿的“健体塑身”。“不过从星期一开始我会有一份更好的工作，在一家自助餐厅当夜间收银员。”

“我指的不是那个，我的意思是你到底对什么真正感兴趣。”

“亲爱的……”他毕竟还年轻，面对刚刚认识不久的女人就如此大胆叫对方“亲爱的”还是会让他脸红。“亲爱的，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我想我们谈不了半个小时就会把我俩给闷死。”

五分钟之后，两人步入舞池。弗兰克发觉爱波的腰部在他的手掌下轻柔滑动，如此贴合，就好像是专为他的抚摸而生。一周之后，几乎直到现在，在贝休恩大街上的公寓里，她美妙的裸体躺在他身边，天蒙蒙亮发着蓝光，她的手指从他的脸庞上滑过，从眉毛到下巴。她轻声呢喃道：“真的，弗兰克，我真这么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

“这件事情不值得我们这样。”他说，思绪回到了现在。在公路上最后一英里的路程，他让车速表上蓝色指针的读数跳到了六十。估计到家之后，他们会一起喝点酒，或许她会哭一小会儿，而这可能对她有一些好处。然后他们就可以笑着去对待这件事情，把自己锁进卧室里面，脱光身上的衣服。在月光之中她耸立的小乳房会轻轻点动、摇摆，对着他。总之他认为没什么理由让他们不能像从前一样。

“我是说，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已经够糟糕的了，这些人，这些该死的郊区小镇里的人——我不得不说包括坎贝尔一家——要生活在他们当中，而不被这些蠢蛋所伤害，真是够糟糕的，你说呢？”他把视线从路面上移开，就着驾驶室仪表盘上那点光，他惊讶地发现爱波正用双手掩盖着自己的脸。

“我说没错。够了，弗兰克。你能不能不说话？你快把我逼疯了。”

他赶快减慢车速，把车开向一片布满了砂石的路肩地带，熄了引擎和车灯。然后他滑到她座位那儿，想要用双臂搂住她。

“不要，弗兰克，请你不要这样。你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好吗？”

“宝贝儿，我只是想……”

“让我一个人待着，一个人！”

他坐回方向盘前，拧开了车灯，但双手却不想去发动引擎。他在座位上呆坐了整整一分钟，倾听着血液在耳鼓里跳动的声音。

“我也受到了打击，”他终于忍不住开口，“我们这他妈的在干吗。我的意思是，你现在真像个包法利夫人。有几点我必须跟你说清楚。第一，你们的表演最后弄得一团糟，不是我的错；第二，你没有成为演员，更不是我的错，你越早结束你这套肥皂剧，我们就会活得越好；第三，我不是那种愚蠢迟钝的郊区丈夫，而你从我们搬到这里的第一天就想把这角色分派给我，我他妈的才不会买你的账；第四……”

没等他把话说完，她已经开门下车，向前跑去。在车头灯的照耀下，她的体态轻灵而优雅，就是臀部有点宽。他爬出车朝她冲了过去，有那么一刹那，他以为她想自杀——在这种时候她什么都能做出来——不过她跑到前方三十码处黑漆漆的路边杂草丛就停了下来。旁边有一个发光的路牌写着“请勿跨越”。他追上她，在她身后不知所措地站着，用力地喘几口气，并且跟她保持距离。她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背对着他。

“你他妈怎么了！”他说，“你他妈为什么这样啊？快回到车上去。”

“不。过一会儿我会上车的，你就让我站一会儿，可以吗？”

他的双臂举起，放下。后面有一辆车的声音和灯光向他们靠近，他把一只手插进口袋，装作正在进行一次轻松的交谈。车越过了他们，先是照亮了那块指示牌，然后是爱波紧绷的背影。后来车子从他们身边飞快驶过，尾灯在视野中消失了，轮胎擦过地面的声响渐不可闻，最后是一片寂静。他们右边是一片黑色的沼泽地，雨蛙的叫声此起彼落像唱着绝望的歌。在正前方两三百码开外，在披挂着月光的电话缆线之上，大地向上隆起勾勒出革命山庄的轮廓。在山顶上能看到革命山庄的温暖的落地窗。坎贝尔夫妇就住在其中的一栋房子里，他们很可能正在后面的路上行驶着，车灯正在向他们靠近。

“爱波？”

她没有回答。

“我们难道就不能坐在车里好好谈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十二号公路上追逐吗？”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她说，“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件事。”

“好好好，”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爱波。在这件事上我已经表现出了我能表现的最好的态度，但是我……”

“是啊，你真是太好了，”她说，“好得不能再好。”

“你等等——”他把插在口袋里的手抽了出来，站直了身体，但很快又把手插回口袋里，因为又有车来了。“听我说，就一分钟，”他试着咽一口唾沫但喉咙很干。“我不知道你现在想证明什么东西，”他说，“而且坦白说，我想你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我绝对不应该承受这些。”

“你永远都那么肯定，不是吗，”她说，“关于你应该承受什么，不应该承受什么。”说完她经过他身侧走向车子。

“现在你给我站住！”他在草丛中踉踉跄跄地追着她。车子从两边驶过，不过他已经顾不得面子了。“你给我站住，他妈的！”

她大腿后侧靠着保险杠，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他在她的面前挥动手指。

“你给我听着。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你扭曲我的意思。这是他妈的唯一一次我清楚自己没有做错。你知道你每次摆出这副模样的时候，给人什么感觉吗？”

“上帝啊，要是你今晚待在家里多好。”

“你知道你每次这样的时候，给人什么感觉吗？你很病态。我说真的。”

“那么你知道你给人什么感觉吗？”她的眼睛从头到脚审视着他，“你很恶心。”

争吵到了这一步两人都失控了。他们的胳膊和腿都在颤抖，脸也完全扭曲变形了，表达的只有愤怒和仇恨。两人更深更狠地挖掘着对方的弱点，不择手段地攻陷对方的堡垒，变换策略、声东击西、再次进攻。在停下来喘口气的间歇，两人就从过去的记忆里搜寻武器，互揭对方的老伤疤。如此循环反复。

“哦是啊，你从来没有愚弄过我，弗兰克，一次都没有。这都是因为你有高尚的道德底线是吧，还有你对我的‘爱’，你那些欲言又止的小——你以为我会忘记你打了我一巴掌，就因为我说我不会原谅你吗？是啊，我知道我是你的良心是你的胆气，还有你的——沙包。就因为你已经把我牢牢地困在陷阱里面，然后你……”

“你在陷阱里面！你在陷阱里面！天啊，你不要再逗我笑了。”

“是的，我，”她边说边把手握成一只利爪然后掐紧了自己的锁骨，“是我是我是我。你这个可怜的被自己蛊惑了的……看看你自己吧，看看你自己。”她仰起头，露出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冷冷的白光，“看看你有什么地方像一个男人。”

他举起颤抖的拳头反手挥向她的头。她仰向保险杠避过这一下，但脸因为恐惧而丑陋地皱了起来。弗兰克没有追打下去，他踩着拳击手一般的步伐跳开了几步，用尽全身的力量击打车顶盖。他就这样打了四下，“砰——砰——砰——砰”，而她则在一旁看着。当一切结束时，周围几英里内只听得见雨蛙的清脆的鸣叫声。

“你太可恨了，爱波，”他低声说，“太可恨了。”

“好吧。请问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两人分别上车坐定，都觉得口干舌燥，呼吸沉重，头脑昏沉，四肢颤抖，就像一对受了累的老年夫妇。他发动了引擎，然后小心地把车开上了路面，转向通往革命山庄的岔路，然后驶在逶迤的铺着柏油的革命路上。

两年前他们第一次来到革命山庄，也是走着同样的道路。当时他们坐的是地产经纪海伦·吉文斯太太的车，在车上总是友好地点头。他们之前在电话上交谈时，她显得很有礼貌，但说话谨小慎微。吉文斯太太跟很多城里人打过交道，发现他们总喜欢浪费她的时间，向她报出一些不可能成交的低价，但对他们俩却很有好感，就像她后来告诉她丈夫时那样：从两人踏出火车那一刻，她就知道他们是那种叫人放心的夫妻，即使他们付不起高价。“他们非常讨人喜欢。女的长相气质都很迷人，而且我觉得那男的肯定是在城里做什么了不得的工作。他对人态度很好，说话不是很多。真的，跟他们这样的人打交道很清爽。”一开始吉文斯太太就弄清了他们想要的房子有一点点特殊，一个改建过的小谷仓或车屋，或者一个废旧的小客栈，需要有一点魅力。她很讨厌不得不告诉他们，他们要求的这些东西早就没有了。但她还是劝他们不要灰心，她知道有一处他们可能会喜欢的地方。

“当然我知道这条路的位置有点别扭，”吉文斯太太一边开着车从十二号公路下来时，一边解释。她的目光在路面和弗兰克夫妇的满意专注的面孔之间游移。“你们可能留意到了，这里主要是一些煤渣材料修建的房子和小卡车，住的人当中有很多是管道工人、木匠，还有别的一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过慢慢地，”说到这里她很严肃地把右手举在挡风玻璃前，指向前方，手上戴的金属手链在方向盘上碰撞出了几声脆响，“慢慢地。道路会一直延伸到一个很离谱的开发区，我们称为革命山庄。那里的房子大而无当，颜色让人作呕，而且房价也都贵得离谱。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过我现在要带你们去看的房子跟这些都没有关系。它是战后不久我们这里一家很不错的建筑公司修起来的，在这些难看的房子出现之前。房子不大，但是很讨人喜欢，周围的环境也很好。结构简单，线条干净不拖沓，草地整理得很好，对孩子们是再合适不过了。房子就在下一个拐弯处，你们看，这一带的路况也好了一些，对吧？现在你们就要看到它了——就在那里。看到那栋白色的小房子了吗？很讨人喜欢吧？你看它在小山坡上自得其乐的样子。”

“嗯，确实如此。”爱波回应着。那所房子的轮廓慢慢从细长的橡树丛中展露开来。房子不大，是木质结构的，高高伫立在混凝土地基上。房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窗，远远看去像一面巨大的黑色镜子。“嗯，我觉得这房子确实挺可爱的，你说呢，亲爱的？不过，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很大的落地窗。我想我们到哪儿都逃不掉落地窗啦。”

“我也这么觉得，”弗兰克跟着开口了，“但我想一扇落地窗不会破坏我们的个性的。”

“噢，那样的话就太好了，”吉文斯太太大笑，她的笑声将这对夫妇包围，像是构建了一个温暖谄媚的屏障。他们将车停在路边，下车看房。吉文斯太太靠得很近，就像给他们安全和信心似的，她陪着他们走在光光的地面上，边观察边议论。这所房子给了他们很多发挥的空间。沙发放这里，大桌放那边，藏书的柜子可以驱除落地窗的诅咒。尽管客厅的结构过分对称，但是只要家具摆放得有技巧，就不会显得土里土气。而且换一个角度来看，对称也有好处——所有的拐角都是标准的直角，所有的地板都铺设得平整结实，所有的门都安放得当，开关的时候都不会发生任何刮蹭。两人手握门把，享受它的轻巧质感时，已经开始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参观装修得无可挑剔的浴室时，他们想象泡在宽敞浴缸热水里的感觉，他们的孩子可以光脚在过道上跑，这里没有霉菌、碎屑、沙粒，或是蟑螂。这个房子有很多发挥的空间。他们生活中日积月累的混乱，就可以在这里被剔除出去。他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在这些树中间慢慢休养生息。就算这需要点时间又如何？住在这样一所宽敞明亮、整洁宁静的房子里，还有什么能让人心神不定呢？

现在，行驶在黑暗中，房子离他们越来越近。厨房和车棚透出了令人愉快的灯光。他们的肩膀和下巴紧绷，摆出了一种粗暴的忍耐的神情。爱波走在前面，气冲冲地穿过厨房，在大冰箱前停下来稳住身体，弗兰克沮丧地跟在后面。她打开了墙上的开关，整个客厅随即亮了起来。在电灯亮起的一刻，似乎屋里的一切都在飘浮、摇晃，等到这种幻觉消失了，客厅还是有一种不安稳的感觉。沙发在这里，大桌子在那里，但似乎把它们互相调换也挺合适；满墙的书乖乖地与大落地窗争宠，但怎么看都像是公共图书馆；其他家具的摆设多少缓和了空间的拘谨和呆板，但也没赋予房子另一种味道。各处摆放的椅子、咖啡桌、落地灯和书桌看上去就像临时聚集在拍卖场上待价而沽。不足六个月前他们不太情愿地在这个角落里打造出了一个凹室来安放电视。（“为什么不？装电视不都为了孩子吗？而且，不要电视显示自己有多清高是很愚蠢的……”）现在这块地方的地毯磨旧了，坐垫上有凹痕，烟灰缸也是满的，整个客厅只这个角落还有点人的气息。

保姆伦奎斯特太太在沙发上睡着了，她躺在沙发脊下面看不见。听到声响，她从睡梦中惊醒然后坐了起来，出现在两人的视线当中。她迷糊着眼，一边拢了拢散落白发边的发夹，一边试着挤出一个微笑。两排假牙击打出短促的声响。

“妈妈！”孩子们的睡房那边传来清亮的声音，小家伙显然没睡着，那是詹妮弗，他们六岁大的女儿。“妈妈，今天的演出很棒吧？”

弗兰克送伦奎斯特太太回家时，两次拐错了方向。伦奎斯特太太撞上了车门和仪表板，在黑暗中脸上仍保持着微笑来掩饰她内心的恐慌。她以为弗兰克喝醉了。后来在一个人驾车回来的路上，弗兰克一手扶着方向盘，一手掩着嘴。他想回溯整个争吵的过程，但一点用也没有。他说不清楚自己到底还在愤怒还是有些悔悟，他到底是希望被原谅，还是希望有原谅对方的能力。由于大喊大叫，他的喉咙还有点干哑，手也因为击打车顶盖而疼痛。这一段他记得很清楚。其他的只想起谢幕时她耸起肩膀站在舞台上，脸上带着伪装出来的、软弱的笑。想到这里，弗兰克软了下来。他感到愧疚。啊，这一整夜的争闹！他必须紧紧地抓住方向盘，因为路灯在眼前迷糊、晃动。

房子暗沉沉的。他沿着山路开上来的时候，看到房子在天空和树丛之间混沌的暗影，只能联想到死亡。他进门以后很快穿过了厨房和客厅，蹑手蹑脚地从孩子的房间经过，然后进入卧室，轻轻地把房门关好。

“爱波，你听我说。”他一边轻声说话，一边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然后轻轻地坐在昏暗的床边，摆出了一个典型的忏悔的姿态。“请你听我说，我不会碰你的。我只想说，我——除了对不起以外，我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这是一次严重的争吵，可能会延续好几天。不过至少他们回到了这个安静的房间，就他们两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而不是在高速公路上大声喊叫。至少整个事情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激烈争吵之后的那一段静默。从以往的经验看，无论多么荒谬，最终还是会走向和解的。现在她不会不管不顾地要从他身边跑开，而他再也不会怒火中烧了。他们俩都太累了。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觉得冷战比相互指责羞辱更难受。每次他都想，肯定不会有什么体面的办法来解脱困境。然而总有解决的办法——无论体面不体面，那就是他先道歉，然后等待，同时不要去想太多。现在这种局面对他来说如此熟悉，就像在穿一件不怎么合身但是很舒服的旧衣服。他可以轻松愉快地穿在身上，不去在意自己的意愿和面子。

“我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不管怎样，相信我，爱波，我——”他伸出手来，发现床的那边是空的。他刚才对着隆起的被子说话，下面不是爱波，而是一叠被单和一个枕头，她把床弄得一团糟。

“爱波？”

他惊惧地跑向浴室，没人，然后客厅。

“请你不要过来。”她说。她蜷缩在伦奎斯特太太睡过的客厅沙发上，身上盖着毛毯。

“听我说，就一分钟。我不会碰你的，我只是想说我很抱歉。”

“那真是太好了。现在你可以让我一个人待着吗？”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三章

一声尖锐的金属器械的轰鸣把他从睡梦中惊醒。他先是试图躲开这噪声的打扰，把自己缩得更紧，想让自己重新回到刚才那个还没有结束的梦境当中去。然而那刺耳的噪声还是不依不饶地响起，直到他在阳光中睁开双眼。

现在已经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多了，他鼻子堵得很厉害，像是塞上了橡胶胶水，头也非常痛。春天的第一只苍蝇在沾着雾气的威士忌酒杯里爬着，杯子旁边竖着一个空酒瓶。看到这些，他想起昨晚发生了什么：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喝闷酒，直到凌晨四点，他用双手有节奏地搔着头皮，深信想要睡着是不可能的。想起了这些，弗兰克总算可以集中注意力去琢磨那个噪音。是从他自己那台生满了锈的割草机发出来的。他早就应该给那玩意儿上点油了。有人正在后院草地上割草，上个周末他还承诺爱波会把这个活儿干好。

他吃力地坐起来，顺手拿起浴袍，用口水湿润了下起皱的上颚。接着他走到窗户眯着眼看出去，原来是爱波在面无表情地推拉着那台破旧的机器。她身上穿了一件男式衬衫和一条非常宽大的裤子。两个孩子跟在她的身后跑着跳着，手里捧着刚刚割下来的草。

弗兰克来到浴室里，用足够的冷水、牙膏和面巾纸来使大脑恢复正常的状态。他鼻子慢慢畅通了，面部肌肉也开始受到控制。但他对他的手却无能为力。它们惨白而浮肿，好像骨头都被毫无痛感地移除了。他一握拳头，似乎都会让他哭嚎着跪倒在地。他盯着自己的双手，那断裂的指甲永远长不回原来的样子。看到这个惨状，他恨不得重重一拳打在面前的洗脸池上。他联想到了父亲的双手，同时想起了割草机、头疼和阳光来临之前他做的那个梦。那是很久以前一个沉静安宁的时刻，他的父母都在那里，他听见母亲说：“哦，厄尔，不要把他叫醒，让他睡吧。”弗兰克竭力想要记起更多，但什么都没有了。那种温柔却几乎让他哭了出来，直到梦渐渐散去。

弗兰克的父母亲过世好几年了，弗兰克有时候会很苦恼自己不能记清他们的脸。如果没有照片的帮助，单凭记忆弗兰克只能想起来他父亲是一个有点歇顶，眉毛很浓密的男人。他的嘴只有一个形状，不是表现狂躁，就是表现愤怒。他的母亲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头发别着发兜，在嘴唇上小心翼翼地涂抹着口红。弗兰克记得，他们俩总是一副很疲惫的样子。他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到中年，养育前两个儿子的辛劳已经让他们疲惫不堪。他一天天长大看着他们一天比一天疲惫，直到最后，太过疲惫了，他们相继安详地死去，在睡眠中，彼此只相隔六个月。只有父亲的手才跟“疲惫”扯不上关系。无论多长时间过去，无论弗兰克有多善忘，父亲的手一直深深地刻在他脑海里。

“掰开！”这是他最早的记忆之一。父亲让弗兰克掰开他捏紧的拳头，他年小力弱，双手使尽全力也无法掰开一个指头，拳头剧烈地颤抖，这时父亲的笑声便会在厨房里响起来。弗兰克嫉妒的不仅仅是父亲手上的力量，还有他双手的坚定和敏感——当它们握着一样东西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你是知道的——以及当厄尔·惠勒用手去使用什么东西的时候，那种操控一切的气势。弗兰克对父亲的这些物品印象深刻：带嘎吱作响的猪皮把手的推销员公文包，做木工活的全部工具的把手，令人感到战栗的猎枪手柄及扳机。弗兰克五六岁大的时候对那个公文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傍晚公文包就会放在前廊的暗影里，有时吃完晚饭弗兰克会装得像个小大人一样朝它晃过去，就好像那是自己的包。那个把手多么精巧平滑，手感多么不可思议的厚实啊。它那么重，但每天早上父亲提着的时候却那么轻巧。后来到了弗兰克十二三岁的时候，他已经熟悉了父亲那套木工工具，只不过关于那些东西的记忆都不那么愉快。“别动，孩子，别动。”每次听他摆弄那把电锯的时候，父亲就会喊，“你这样会把它弄坏的，你没发现你会把它弄坏吗？这东西可不是像你那样用的。”当弗兰克挥汗如雨地埋首于那些失败的木工活时，无论他手上拿的是凿子、手摇曲柄钻或什么难搞的工具，他的父亲就会抢过来仔细检查有没有损坏。接着就是父亲的一段教诲，告诉他怎么恰当地使用和保养这些工具，然后他会很优雅老练地演示一遍。（这个时候木屑总是像黄金那样粘在父亲的手臂上。）不过更多的时候，父亲被逼到即将爆发的极限，但他仍会像个男人一样坚忍地叹气，然后说：“好吧，你还是赶紧上楼待着去吧。”通常这就是弗兰克在木工坊的结局。直到现在，当他闻到黄色锯屑的味道时，还会有羞辱感。那支猎枪，幸运的是，他从来没碰过。当他已经大到可以跟随父亲去打猎时，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长期的摩擦。老人打猎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他绝对不会邀请孩子一起去打猎，而那时梦想着西部探险的弗兰克也一点都不稀罕。谁愿意蹲在坑里射杀一堆鸭子？谁要去掌握那些业余者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谁要去当那些迟钝的推销员，每天煞有介事地拿着公文包跑来跑去，里面装的其实就是些无聊的商品目录；谁愿意跟那群叼着雪茄没什么头脑的高层主管谈什么机器？

但是，即便在当时和往后的日子，即便在独居贝休恩大街的叛逆岁月，当父亲已经衰退成一个狂躁易怒、看着《读者文摘》就会睡着的老笨蛋，他依然认为父亲的手有着某种独特美好的品质。当他父亲在病床上挣扎，已经萎缩、眼盲、只会咯咯笑的时候（“是谁？弗兰克？是弗兰克吗？”），他的手仍然传递着正面的信息。当它们在医院的床单上松弛地张开着，再也动不了的时候，看上去仍然比他儿子的手更强壮。

“说真的，我觉得精神病医生会在我身上找到很多乐趣的，”弗兰克喜欢这样戏谑，“我跟我父亲之间的那些事情已经足以写一本教科书，更不用说我母亲了。天哪，一群妄想症病人。”然而，即使像现在这样陷入了烦扰和孤立，他仍能找回自己对父母的诚挚的爱。他庆幸，无论以后的日子多么不好过，至少他曾有过这么一段平静的时刻，能容纳他愉悦的梦想。他带着不止一点点的道德优越感去猜想，这正是为什么他比爱波更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精神病医生和他相处愉快，那么天知道他们和爱波会怎样。

从爱波告诉他的那些阴暗的故事中看来，她的父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人，就像伊夫林·沃[1]小说里的那一类人物。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那样的人吗？他好像只在二十年代的一些杂志中，《花花公子》啦，《时髦女郎》啦，看过这样的角色：不可思议的富有、粗心、残酷，他们可以有一场浪漫的婚恋，在大西洋上让船长主持婚礼，然后又在孩子不满一周岁的时候草草离婚。

“我想我妈妈在医院生下我以后，就直接送到了玛丽姨妈家，”爱波说，“除了玛丽姨妈，我不记得五岁之前还跟谁生活过，后来我又分别寄居在另外几个姨妈或者是我妈妈的朋友家里，直到最后我来到拉伊区的克莱尔姨妈家。”爱波的父亲1938年在波士顿的一家旅店里开枪自杀了，过了几年她母亲也在西海岸一家戒除酗酒恶习的疗养院里去世。

“我的上帝啊。”弗兰克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时候说。那是一个烦躁炎热的夏夜，在贝休恩公寓里。他摇着耷拉的头，不过心里并不确定，他到底是为了她的不幸而伤感，还是嫉妒她的经历比自己的更有戏剧性。他说，“我猜，你的姨妈对你就像你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吗？”

爱波耸耸肩，撇了撇嘴。后来弗兰克才确定，他不喜欢爱波这个表情，这种“硬朗”的姿态。“你指的是哪一个姨妈？我不太记得玛丽姨妈了，之后那几个也忘得差不多，至于后来的克莱尔，我一直很恨她。”

“噢，别这么说。你怎么能说‘一直很恨她’呢？我的意思是说，或许现在你会这么看，当你回想的时候，但是在过去那么多年当中，她应该还是给过你那些感觉吧，你知道的，像爱啊，安全感啊，还有别的什么。”

“没有。那时候我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父亲或是母亲偶尔回来探望我一次。他们才是我真正爱的人。”

“但是他们很少去看你啊。在当时那种关系下，你应该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把他们视为你父母的感觉，因为你甚至不了解他们。那你怎么爱他们呢？”

“我就是爱他们，就是那样。”她开始把那些散在床上展示给弗兰克看的纪念品，一件件地收回首饰盒。那里有她在不同年龄时期拍的照片，在草地上，要么跟父亲一起，要么跟母亲一起。一张她母亲的小小的肖像；一个镶着皮革相框的发黄照片，她父母的合影。两人身材高挑，衣着优雅，站在一棵棕榈树下，旁边写着“1925年，戛纳”；她母亲的结婚戒指；一枚古董胸针藏着一束外婆的头发；还有一匹小小的白色塑料马，只有一个表坠大小，估计价值只有两到三美分，爱波还是收藏了很多年，因为“是我父亲送给我的”。

“嗯，好吧，我同意，”弗兰克让步，“或许他们确实很浪漫吧，他们可能非常有魅力非常引人注目。但我说的不是那些，我现在说的是爱。”

“我说的也是爱。我确实爱他们。”爱波一边扣上首饰盒的锁，一边说，然后陷入长时间深深的沉默中，以至弗兰克认为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他决定无论如何要中止这个话题，至少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这个夜晚太热，不适合争论。但爱波不那么想。她依然在思索，并且小心地组织用词，以便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她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就像照片里的小女孩。这让弗兰克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爱他们的衣着，我爱他们说话的方式，我爱听他们跟我说关于他们的生活。”

除了把她搂在怀里，弗兰克没别的事可做了。他怜惜她得到的太少，心里默默作出一个庄重的承诺：不再蔑视这一切。虽然这个承诺没多久就被打破了。

餐桌上有牛奶和麦片渣滓，显然是孩子们吃早餐留下的。厨房的其他地方都经过精心的整理、清扫和擦拭，所有用品光亮如新。他盘算一喝完咖啡，就穿好衣服出去把割草机从爱波手里接过来，万一要用抢也在所不惜，尽可能让这个早晨回归到平常的样子。但是，当他还穿着睡袍胡子邋遢地跟电炉较劲时，吉文斯太太的车子爬上了他们家的车道。弗兰克的第一反应是躲开，但已经来不及了，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了他。而这时候爱波已经从后院那边，隔着大草坪跟她挥挥手，然后逃避似的继续着她手里割草的活。他逃不掉了。他必须打开门，然后友好地表示欢迎——为什么这个女人总是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就待一会儿。”她大声说，摇摇晃晃地走向他，手里抱着一个潮湿的硬纸盒子，里面装满了泥土和轻轻摇摆的植物幼苗。“我过来是给你们送这个的，一盒蝎子草。你们可以种在车道周围那些岩石多的地方。咦，你看来不太舒服。”

弗兰克一边用双手接过盒子，一边用一只脚抵住门方便她进来，身体扭成了一个很难看的姿势。当他对她微笑时，发现那张涂着厚厚粉底的脸靠得很近。她的妆像是很不耐烦地胡乱涂抹上去的。她五十多岁，清瘦，总是一刻都闲不住，她的宗教信条可以总结成简单的两个字：忙碌。很多时候即便她就静静站在那里，她的肩膀和挂在身上胡乱扣起的衣服总是充满动感。她不得不坐下来的时候，也通常会选择椅背挺直的椅子并很少靠在上面，很难想象她躺下来时会是什么样子，更难设想她睡着的面孔，因为我们无法把虚伪的微笑、社交式的干笑和滔滔不绝地说话从她的形象中抹去。

“我觉得这就是你们车道需要的东西，你说呢？”她说，“你以前种过这样的植物吗？如果你想在路面上覆盖点绿草什么的，它就是你最好的选择了，即使在酸性最强的土壤里都可以活的。”

“嗯，”弗兰克说，“那太好了，真是多谢您了，吉文斯太太。”两年前她就要求他们叫她海伦，可他的舌头就是发不出这两个音节。通常他选择不称呼她，然后用友善的点头和微笑来遮盖过去。长此以往，她似乎习以为常，也不称呼他了。现在她那双总是不会闲下来的小眼睛好像第一次留意到爱波一个女人在外面割草，而他则一个人穿着浴袍在厨房里闲晃。两人在不寻常的客套中相顾微笑。他让门在身后啪地关上，顺便调整了一下怀抱里的盒子，一串细沙撒落到他裸露着的脚踝上。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弄它呢？”他问，“我是说，该怎么栽种，照顾它生长什么的。”

“嗯，其实根本不需要做什么。你只要在头几天稍微浇一点水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等着看它长得枝繁叶茂。其实它长出来很像欧洲常见的石莲花，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它开出的花是黄色的，而石莲花是粉色。”

“哦，石榴花[2]，”他根本没听明白，只是装成在听的样子，“我知道了。”她喋喋不休地说了很多关于植物的事情，他则盯着她不停地点着头，心里盼着她赶紧走。他一直留心着外面割草机的声音。“嗯，”好不容易等到她住嘴了，弗兰克赶紧说，“这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我去给你倒一杯咖啡？”

“不用了，谢谢。”吉文斯太太弹开了四五英尺，那架势像是他拿着一方脏兮兮的手帕还非要她拿着擦鼻子。然后，在那个她感到安全的位置上，她熟练地笑着，露出她所有的长长的牙齿。“告诉爱波，我们非常喜欢昨晚的演出——噢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告诉她吧。”她仰着脖子眯着眼朝阳光里看去，直到测量出跟爱波说话要用多大的声音之后，她喊道：“爱波！爱波！我想告诉你我们都特别喜欢昨晚的演出。”她喊得非常大声，她那扭曲着的喊叫着的脸孔，活像是一个正在经受痛苦的女人。

很快割草机的声音停止了，远远传来爱波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说，我们喜欢，那个演出。”

直到她听到爱波含含糊糊地说“噢——谢谢海伦”后，吉文斯太太的表情才松弛了下来。她转过身，面向仍在笨手笨脚地抱着硬纸盒子的弗兰克。“你妻子可真是个有天分的女人，我很难用语言跟你描述我和霍华德有多喜欢她的表演。”

“嗯，谢谢。其实，我想大家普遍认为表演并不怎么好。我是说，大部分人好像是这么想的。”

“哦，不，表演挺有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的那位朋友，就是住在山上的那个——是叫克兰德先生吗？他演得比较差了一点。但是其他的……”

“他叫坎贝尔，是的。事实上，我觉得他没有比其他人差。当然，他的角色本来就不大好演。”弗兰克总觉得有必要在吉文斯太太面前为坎贝尔辩护，因为她总是不露痕迹地轻视着革命山庄这一带的人。

“我想你说得没错。我有点意外没在演出班子里看到克兰德太太——他们姓什么来着，哦对了，坎贝尔，是吧？不过当然，我想她应该是没有时间吧，需要照看那么多小孩。”

“她在后台帮忙，”弗兰克试着调整手上的盒子，让沙土不再掉落，或者别再落到其他地方。“事实是，她在这件事情上非常活跃。”

“嗯，我明白了，而且我能想象到。她是那么友善，那么愿意帮助别人。那好吧，那我……”她终于侧身迈向她的汽车。“那我就不打扰你了，”这时候，像往常那样，她又加了一句，“哦对了，我刚刚想起来还有件事要说的。”每次她这么说的时候，所谓的“还有件事”其实就是她到访的真正目的。现在她犹豫着，显然在考虑该不该把话说出来；然后她的表情说明，在这个气氛底下她决定先不说。不管是什么，总之还是等别的时机吧。“那好，我先走了。我很喜欢你在前院草地里修建的那条石头小路。”

“哦，谢谢，其实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修出多少呢。”

“嗯，我知道。”她安慰着他，“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活。”说完她用哼小曲一样的语调跟他说了再见，爬上她的车，然后慢慢开走了。

“妈妈，看爸爸手里拿的什么啊？”詹妮弗叫道，“是吉文斯太太送来给我们的。”

四岁大的迈克尔也跟着喊了起来：“是一盆花，是花吧，对吗？”

孩子们越过修剪过的草地奔向他，而爱波却缓慢沉重地拉动割草机，下唇微凸吹开遮挡着眼睛的几缕湿漉漉的头发，她似乎是在用自己的每一个神态和动作向弗兰克表明：她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而她对丈夫所要求的爱不过就是他能够偶尔修剪一下草地，而不是一天到晚蒙头大睡。

“盒子漏了，爸爸，”詹妮弗说。

“我知道盒子漏了。你能安静一会儿吗。听着，”他转向爱波，不过眼睛并没有直视着她。“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玩意儿怎么处理？”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啊？”

“我不知道这他妈是什么。好像是欧洲石榴花还是什么东西。”

“欧洲什么？”

“哦不对，等我想想啊。好像是石榴花，只不过它的花是粉色的而不是黄色的。要不就是黄色而不是粉色。我还以为你什么都知道。”

“你怎么会这样想？”她走近去眯眼看，手指拨弄着其中一根很粗的茎条，“它是用来干吗的，她说了吗？”

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哦等等，对了，它好像是叫蝎子草，要不，要不就是椰子草，嗯对，我很肯定就是叫椰子草，”他舔了舔嘴唇，换了一下抱盒子的姿势，“它很适合种在酸性大的土壤里面，这能给你点提示，让你想到该怎么处理么？”

孩子充满期待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父亲，一会儿看看母亲。詹妮弗开始有点焦虑了。

爱波把手伸进裤子后面的口袋。“这植物有什么好处？你竟然没问清楚？”

他臂弯里的植物微微抖动。“你能不能放松点。我一早起来连杯咖啡都没来得及喝，而且我——”

“噢很好。我该怎样摆弄这玩意儿？下次见到那个女人我该怎么说？”

“你想说什么狗屁东西就说什么吧，”弗兰克控制不住了。“或许你可以告诉她，以后他妈的少管闲事。”

“爸爸，不要大喊大叫。”詹妮弗穿着粘上了草的球鞋上蹦下跳，摇动着手，并哭了起来。

“我没有喊叫，”弗兰克竭力控制住语气，像是自己真的没有发怒一样。小丫头安静了下来，把拇指伸进了嘴里吸吮，看上去眼神涣散。这时迈克尔一手抓住裤子上的拉链，一边向后退了两步，带着不安的严肃神情。

爱波叹了口气，然后用手拨弄了一下头发。“好吧，那就先放在地窖里吧。我们至少可以把它扔到一边，眼不见为净。然后你最好穿上衣服，差不多是时候吃午饭了。”

弗兰克按她说的把盒子搬到了地窖里，狠狠扔在地上，砸出了一声沉沉的闷响。接着他把它踢到一个角落里，把大脚趾都踢疼了。

整个下午弗兰克都在修筑草地里的那条石头小路，身上穿的是以前的军装长裤和破旧的短衬衫。最初的打算是，在前门和车道之间垒出一条弯曲的小路，这样来访的客人不用总是通过厨房进入他家。上个星期他刚刚开始做的时候觉得应该很容易，但现在地面越来越倾斜，平整的石料已经不太合用，他必须造出台阶，从房子后面的树丛里翻找一些厚重的石块，然后迈着蹒跚的步伐搬到前院草地上来。每铺设一处台阶他都得在地面上挖出一个小坑，但是地里小石块非常多，花十分钟的时间只能挖出一只脚那样的深度。这个工程已经变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看不到进展还让人精疲力竭，心烦气躁。而且这个工作看来会延长至整个夏天。

不过尽管如此，挨过开工后那一小会儿的烦闷和晕眩之后，他开始喜欢这种肌肉牵动和汗流浃背的感觉，还有泥土的气息。至少这是一个男人干的事情。至少，当他在山坡上歇息的时候，他的房子在他的俯视下呈现出一个房子在美好春日里该有的样子，这个安全地置身于绿草之上的、白色的柔弱的港湾，栖息着一个男人的爱，一个男人的妻子和孩子。想到这些，他不禁低下头打量着自己的身躯，他看着自己绷紧的大腿，由于以往的军营训练而显得修长紧致，放在腿上的血管清晰可见的胳膊，还有低垂着的沾满了泥土的手——虽然没有父亲的手强壮有力，但同样有贡献；当他从布满白色毛毛虫的坑里挖出一块石头，让石头向前滚动惊动了一地的枯叶，虽然太阳穴生疼，但他心里充满了一种充实和满足的愉悦，因为他是个男人。他跟着石头来到了草地的边缘，然后弯下身来抱着它，一边喊着给自己鼓劲一边把它举起来，先到了腿的高度，接着是腰部，把它抱进自己纤弱的双臂之中，他面无表情，摇摇晃晃地走上了软软的草地，走出了房子周边的一圈白晕，走进前方草坪的阳光中，一直走到了还没有成形的石头小路，把石块放了下来，还差点跌坐在上面。

“爸爸，我们来帮忙，好吗？”詹妮弗说。两个孩子坐在了他身边的草地上。金黄色的太阳在他们金色的头发上形成两个完整的光圈，他们的T恤衫在阳光中闪耀出让人晕眩的洁白。

“噢，当然。”

“嗯，因为你喜欢我们陪着你，没错吧？”

“我当然喜欢，宝贝儿。不过现在你们可别靠得太近，不然会把泥土又踢到我刚挖出来的小坑里的。”说完他拿起长柄铲子继续深挖刚才已经开好了的浅坑，他很享受每次动作那种节奏感的声音，还有铲子撞击即将松动的石块边缘的力量。

“爸爸，”迈克尔问，“为什么铲子会有火星啊？”

“因为它撞到了岩石上面，钢铁撞击岩石的时候，就会有火星。”

“那你为什么不把岩石挖出来呢？”

“我就是要把岩石挖出来。你们别靠这么近，不然可能会受伤的。”

那块岩石终于离开了土坑。弗兰克把它抱起来搬到一边，然后跪下来用双手挖动土坑里棕褐色的碎石头，直到整个土坑的深度和形状看起来合意为止。接着他把石块放到里面并且稳固好，这样又一级台阶就算是完成了。这时一群小昆虫绕着他的脑袋飞，当它们在眼前闪过时带来一阵痒痒的眼花缭乱的感觉。

“爸爸，”詹妮弗说，“为什么妈妈睡在沙发上啊？”

“我也不知道，可能她就是想去那里睡吧。现在我要再搬一块石头过来，你们俩待在这里别乱跑。”

在穿过屋后小树林的路上，弗兰克越想越觉得，刚才他给出的答案是最诚实也最机智的了。她就是想去那里睡，这难道不是唯一的原因吗？她这辈子做任何事情都出于自私任性，没有什么更复杂的原因了，难道不是吗？

“当你和和气气的时候，我很爱你。”在结婚之前她曾经跟他这么说过，这让他很生气。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不能这么说话。你不能只在一个人和气的时候爱他。你难道没有意识到，那就像是在说，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吗？”已经半夜了，两人站在第六大道上，隔着一只手臂的距离，他两手伸进她的马球装，牢牢地贴在她两边温暖的肋骨上，“你要么就爱我，要么不爱我，你必须做一个决定。”

噢，她确实做出了决定。在贝休恩大街爱的气息里，做这个决定不难。当时他们裸着身体骄傲地走在公寓的棉麻经线双面花毯上，阳光洒在简陋的家具上：一些简便的椅子、法国旅游海报和木箱叠成的书架。在这个公寓偷情能有那么多乐趣，有一半的原因是它让这段关系看起来像婚姻。直到两人从大会堂里登记结婚回来，从其他两人手里仪式性地收回钥匙时，这段婚姻有一半的乐趣是因为它看起来像偷情。在这样的氛围里，她做出了决定。为什么不呢？这不是她从任何关系里体验到的第一份爱吗？哪怕在现实层面，这一选择无疑也极具诱惑力：她不需要去在乎自己只是一个有那么一点点天赋和热情的戏剧学校毕业生，无需陷入沮丧现实的无限循环，这让她心安理得屈就在一份办公室兼职里（“我是在等我丈夫找到一份他真正想要的工作”），并保留大部分的精力来跟他议论书籍、电影，或者是别人性格中的缺点。她可以尝试不同的发型和不同款式的便宜衣服（“那双凉鞋你真的喜欢？不会乡土气太浓么？”），还有大把的时间沉浸在无尽的床笫之欢当中。然而，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她总是摆出随时离开的架势。每次她觉得想走的时候，或者什么事情触犯了她，她就会说：“弗兰克，你不要那么跟我说话，不然我马上就走，说到做到。”

很快两人之间就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他们本来做好了长远的计划，打算要两个孩子成为一个四口之家，然而她第一次怀孕却比计划早了整整七年。如果在这事发生之前他足够了解她的话，他本来有可能猜到她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当时他们离开诊所搭乘着闷热的小镇公共汽车，弗兰克对此一无所知。她高昂着头，像是在表达震惊、不信任、愤怒，又或者是责备，可能是这几种情绪中的一种，也有可能是全部，还有可能什么都不是，就他了解的话。他紧紧靠在她身边，身上不停在冒汗，下巴僵硬，脸上还竭力展露出微笑。他不停思考着可以跟她说什么，但是心里很明白现在一切都弄糟了。听到意外怀孕的消息，就算你觉得惊慌多于惊喜，那也应该由两人共同去分担啊。你老婆不应该给你脸色看，你不应该想方设法去讨好她，说点笑话或抓紧她的手什么的，就像你害怕她会在这个非常时刻、当你们的生命第一次真正交融之时蒸发掉。这他妈的出了什么问题？

一个星期后，弗兰克回到家发现爱波在房间里踱步，双臂交叠放在胸前，眼睛像是在注视着遥远的地方，脸上的神情很明显在告诉他，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并且不容许说废话。

“弗兰克，你听我说。在我说完之前请你不要打断我，听着就成。”她的声音带着一种古怪的僵硬，就像她已经排练了好几次，以便能一气呵成地把话说完。她说她在戏剧学院认识一个女孩，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了一种万无一失的流产办法。这办法很简单：等到合适的时间，第三个月结束的时候，找一支消毒过的橡胶吸液器，准备一些消毒过的水，然后很小心地……

他的胸口气得快要炸开。他知道让他怒火中烧的并不是打掉这个孩子的打算——这个打算，天知道，其实相当不坏——最刺伤他的是，她一个人秘密地实行一切，找到那个女孩和流产的办法，买好了橡胶吸液器，并且排演了这一番说辞。就好像他可能只是她计划里的一个障碍，一个必须要肃清的挡路石以便事情能达到最高的效率。这就是他不能忍受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颤抖和暴怒：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别傻了。你是想把自己弄死吗？你说的这些我不想听。”

她沉静地叹了口气。“那好吧，弗兰克。在这种情况下你没必要听我说什么。我告诉你只是因为，我本来以为你会帮助我。显然，我应该早就料到你的反应。”

“你给我听着！听着！如果你这么做……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向上帝发誓我会……”

“哦，你会怎么样？你会离开我？这是什么意思，威胁，还是承诺？”

争吵持续了整个晚上。两个人怒吼，扭打，摔椅子，从屋里闹到屋外到楼下到大街上（“从我身边滚开！滚开！”）；两人闹到一片水边废品回收场高高的铁丝篱笆旁，直到那里的一个醉鬼盯着他们看，两人才悻悻然回家去。今天弗兰克靠在树上忍受着小虫子叮咬他的脖子时，他还能感受到那时的暴怒和难堪。最后解救了他，让他现在能再抬起石头，并让它咆哮滚动，自己跟在后面充满自尊地迈着坚定的脚步的是，第二天他赢了。争吵过后的第二天，她扑到他的怀里啜泣，告诉他她愿意接受他的看法。

“我知道，我知道，”她埋首在他的衬衫里轻声细语，“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爱你，我会给他取名叫弗兰克，然后送他去上大学，以及做一切该做的事。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在弗兰克的生命中，还没有任何时候比那一刻更能证明他的男子气概，如果这需要证明的话。他搂着怀里那个驯服顺从的女人，告诉她：“哦，亲爱的，我亲爱的宝贝。”而她答应会为他生孩子。当弗兰克顶着太阳搬动石块，放进事先挖好的土坑，揉擦酸疼的双手，然后操起铲子继续工作时，孩子们的声音唧唧喳喳地在耳边响着，像小虫子那样慢慢地折磨着人。

而我根本不想要一个孩子，他边挖掘边想。这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吗？我并不比她更想要一个孩子。是不是就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活就由一连串他不想要做的事情组成？他选择了一份无聊至极、毫无前途的工作，不过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任何一个有家的男人一样可以负起责任；搬进一间价格过高的高档公寓，是为了证明自己信奉有序和健康的生活；要了第二个孩子，证明第一个孩子不是个错误；在郊区买下一处房子，因为那是一般人生活轨迹里下一步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他则证明了自己也有能力这样去做。证明啊证明，这似乎就是他娶了现在这个妻子的全部理由。而她总是把他放在一个永远要为自己辩护的位置，她在他和和气气的时候才爱他，她只会凭着感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最糟糕的是，这个女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时刻，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会随时想到离开他。就是这么简单，这么不合情理。

“爸爸，你又在敲打岩石么？”

“这次不是，这次是树根。不过我觉得它位置很深，应该不碍我们什么事。现在你先稍微退远一点，我要把这块石头铺到里面去。”

弗兰克跪在草地上，把搬来的石块慢慢挪进挖好的坑里，但总是放不稳。它有些摇摇晃晃，而且比计划的位置高出了大约三英寸。

“太高了一点，爸爸。”

“我知道，宝贝儿。”他吃力地把石头重新撬出来，然后试着劈树根，把它砍断，他把铁锹当钝斧头用。当然效果不是那么好，树根像人身上的软骨那么顽固。

“宝贝儿，我说了你不要靠这么近。你又把我挖出来的泥土踢回洞里面了。”

“我是在帮你啊，爸爸。”

詹妮弗显得吃惊又委屈。弗兰克意识到她可能马上又要哭了，于是立刻把声音压得很低很温柔。“好吧，孩子们，你们干吗不去找别的事情做？你们有整个院子可以玩啊。快去吧，现在，我这边需要帮忙的时候再叫你们。”

孩子们没几分钟又回来了，而且还是坐在离弗兰克很近的地方，小声地说着话。此时弗兰克已经累得晕乎乎，汗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跨立在小坑上，把铁锹垂直举起，然后用尽全力铲向树根。他已经在树根上砸出了一个口，露出里面湿润的白肉，但它就是砍不断，不肯折，每一次铁锹弹起来并发出声响，都会引发两个孩子无所顾忌的笑。孩子清脆的笑声，如郁金香般稚嫩的肌肤以及在阳光下亮闪闪的脑袋，像蛋壳般脆弱，这跟挥动铁器砍伐树根的震颤感觉形成强烈的对比。就是这扭曲了他眼里的现实。有那么一个瞬间就在他举起了铁锹准备铲下去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看到迈克尔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好像突然伸了过来，虽然他及时把铁锹甩到一边并马上意识到那是幻觉——但这可能会发生的，这才是重点。他的火气上来了，一把抓住小儿子的裤带把他拽了过来，然后用手掌大力打了他屁股两下，一边咆哮：“说了给我滚到一边去，滚到一边去！”连自己都诧异这次为什么这样生气，下手似乎有点重，嗓门也有些大了。

迈克尔跳着扭着，用双手抓住屁股后面的裤子，他发觉自己想大哭一场的需求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一开始的几声尖叫都没发出声来。他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张大嘴巴，保持着这个表情想要大口喘息，然后终于吐出一声长长的带着痛苦和羞辱的大声呻吟。詹妮弗在一旁看着弟弟挨打，圆睁着眼，很快她自己的脸蛋也扭曲了，并且跟着弟弟一起哭叫了起来。

“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们，让你们走开，一遍又一遍，”弗兰克挥着手解释道，“我告诉你靠得太近的话会出问题的，我说了吧？我说了吧？现在给我滚蛋，都给我滚蛋。”

他不用说孩子也会马上走开。两个孩子朝草地的另一边慢慢走去，边迈步边哭，还时不时回头看着他，眼里满是委屈和责备。若不是弗兰克强迫自己捡起铁锹重新开始砍挖那顽固的树根，他或许会在下一秒就追上去道歉，甚至跟着他们一起流泪。他一边干活，一边急不可耐地为自己的狂暴找理由。“妈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离远一点。”他这样对自己说，并且宽容自己去篡改事实：“是啊，孩子把脚插了进来，如果不是我及时甩开铲子，说不定他连脚都没了……”

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到爱波已经从厨房门口走出来，站在房子的一边，两个孩子奔向她，并且把脸埋在她的裤子里。

[1] Evelyn Waugh（1903—1966），英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英国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讽刺小说家，并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文体家之一。

[2] 石莲花英文为“houseleek”，弗兰克没听明白，以为是“houseleak”（房屋漏水）。翻译时作谐音处理。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四章

然后是星期天。客厅里堆了不少内容枯燥乏味的周末报纸，弗兰克·惠勒和他的妻子一直没说话，沉默像是已经延续了一年。她独自去参加了《化石森林》的第二场和最后一场演出，然后再次睡在沙发上。

弗兰克坐在扶手椅里，翻阅着《纽约时报》的杂志版，希望自己能放松下来。孩子们在一个角落里安静地玩耍，爱波则在厨房里清洗餐具。他已经把杂志从头到尾翻过了不止一遍，放下又捡起，他总是不由自主地翻到那个鲜亮的全版时装照片。旁边的说明文字如是开头：“一件讨喜的、充满女人味的、让穿着者走到哪里都心情畅快的连衣裙。”照片中的女孩是个身材高挑表情骄傲的年轻女孩，胸部比弗兰克认为的时装模特应有的还要坚挺，屁股也更翘。乍看她长得挺像他办公室里那个叫做莫琳·格鲁布的女孩。后来他断定，照片上的模特儿要漂亮得多，而且想必也更有头脑。不过他还是觉得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当他的眼睛流连于这个讨喜的充满女人味的女孩时，他开始沉浸在性幻想里。上一次公司开圣诞派对，他借着醉意把莫琳·格鲁布按在一个橱柜上，而其实他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醉。在那里，他狠狠地、久久地吻了她。

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舒服，随手把杂志扔在地毯上，然后点燃了一根香烟，没有意识到另一根长长的香烟还躺在旁边的烟灰缸里。然后，或者只因为这是一个明媚的午后，孩子们很安静而他跟爱波的争吵也已经过去，他走进了厨房，爱波正弓身于一池肥皂泡前，他从后面抱住了她的双臂。

“听我说，”他在她耳边低语，“我不在乎这件事情到底谁对谁错，还有这他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能不能就这么算了，然后像两个正常人一样重新相处？”

“你是说就这样敷衍过去，直到下次再发生同样的事吗？假装一切都很好很舒服很平静？我恐怕不行。谢谢了。我已经厌倦这样的游戏。”

“你没发觉你这种态度对我有多不公平吗？你到底想要我怎么样？”

“现在，就两件事。一，我要你把手拿开；二，我要你说话小声点。”

“那么你能告诉我一件事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可以。我想要把这些碟子洗干净。”

弗兰克回到客厅时，詹妮弗叫：“爸爸！”

“什么事？”

“你能不能给我们读几个漫画啊？”

小女儿提出这个请求时的羞涩，以及那充满信任的眼睛，让弗兰克差点哭了出来。“当然可以了，”他说，“来，我们三个一起坐下，然后我给你们读几个漫画。”

当他把漫画大声地读出来时，两个小孩分别把小脑袋贴在他身侧，小腿直直地伸在沙发软垫上，温暖着弗兰克的身体。他的语调情不自禁地蒙上了厚厚的感伤情绪。这两个孩子知道什么是原谅；他们愿意接受他无论他变好还是变坏；他们爱着他。为什么爱波就是不能意识到爱是多么简单和必要呢？为什么她总把所有事情复杂化？

这样的时光是美好的。唯一的麻烦是，这些漫画好像没完没了。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页都挤满了这些东西，弗兰克的任务永远完成不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开始发紧，单调的语音透着急切，而且他的右膝开始酸麻发抖。

“爸爸，你刚才跳过了一幅漫画。”

“没有啊，宝贝儿，我没跳。那是一则广告嘛。你们不会想听的。”

“可是我想听。”

“我也想听。”

“可那不是漫画，只不过做成了漫画的样子。那其实是一则牙膏广告。”

“反正读给我们听嘛。”

他咬了咬牙，感觉牙根的神经都跟脑部的神经交缠到了一起，打了一个结。“好吧，”他说，“你们看，在第一幅图里面这位女士想要跟这位男士跳舞，但是男士不愿意去邀请她，然后在第二幅图里女士开始哭，她的朋友告诉她，那位男士不跟她跳舞或许是因为她嘴里的味道不太好闻，接着在下一幅图里女士跟牙医说话，对方告诉她……”

他觉得自己在无助地往下沉，沉进坐垫、报纸和孩子们的身躯当中，像一个正淹没在流沙里的男人。等到漫画终于读完，他费劲地站起身来，喘着气，在地毯中间站了好几分钟。他把紧握的拳头放进口袋里，以免他终于做出自己此刻真正想做的事情：抓起一把椅子，然后把它从落地窗里扔出去。

这他妈到底是什么狗屁生活啊？这种狗屁生活到底又能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弗兰克已经灌下了不少啤酒。他开始盼望坎贝尔夫妇的来访。通常他们的到访会让他不高兴（“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别人？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我们唯一的朋友？”），然而今晚却有点指望。至少他们来了之后，爱波不得不拿出笑容，而且要陪他们说话。她得时不时向他微笑，还得叫他“亲爱的”。此外，必须承认的是，坎贝尔夫妻总能把弗兰克和爱波最好的一面引发出来。

“你们好！”他们互相招呼。

“你好！”“你好！”

这一个愉快的音节，随着渐重的暮色飘散开来，在惠勒家厨房的门上又弹出回音，这是每次聚会必然的前奏。然后是握手，仪式化的亲吻，以及疲劳却也愉悦的叹息——“啊”，“哦”——告诉别人他们在酷热沙子上跋涉了几英里才找到这片绿洲，或者他们痛苦地屏住了呼吸直到这一刻才释放出来。接下来四个人会一起坐到客厅里面，啜饮一口冰冻的饮料，脸一皱然后振作起来，为了一刻的互相仰慕，之后便各自选了个姿势瘫坐了下来。

米莉·坎贝尔依靠着柔软的沙发垫子，脱掉鞋子，把双脚舒适地蜷缩在臀部下面。她仰起的脸露出健康积极的笑——她可能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但她可爱而敏捷，在身边会有很多乐趣。

米莉旁边坐着的是弗兰克。他仰靠在沙发上，腿跷得差不多跟头一样高。他的眼睛已经全神戒备要面对一番开场白，他的嘴唇就像含着一块苦兮兮的含片似的弯成一个弧度，准备要说一些机智的话。

谢普，体形健硕而稳重可靠，在这个小圈子里起着稳定的作用。他肥胖的双腿分得很开，结实的手指正在松开领带以便一会儿能爆发出笑声。

最后一个坐下来的是爱波。她随意而优雅地坐在躺椅上，头向后仰靠于帆布椅面，一边向天花板吐出悲伤的烟圈，颇具贵族气质。他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了。

大家发现——有点意外但也松了口气——关于剧社和演出的敏感话题可以很快就被抛开了。几句简短的对话，相互摇着头微笑了几下，就把这个话题打发掉。米莉坚持第二场表演比之前的那场要好很多，“我是说，至少所有的观众看来都更加欣赏第二场表演，你说呢，亲爱的？”谢普说自己很开心是因为这狗屁事情终于结束了。而爱波——大家都把焦虑的目光集中到她身上——则微微一笑让他们放宽了心。

“有一个好笑的说法：至少这表演让大家很开心。这不是很别扭吗，昨晚有好多人都在这么说，我听到这句话不下五十次。”爱波微笑着自嘲。

很快大家讨论的话题转到了孩子和疾病（坎贝尔夫妇的大儿子有点瘦弱，因此米莉怀疑他是不是得了什么血液方面的疾病，直到谢普说无论他得了什么病一点也没削弱他摔东西的手劲儿）。接下来大家谈到了孩子们去的小学，并且一致认为小学的工作做得不错，尤其考虑到它有一个如此保守的校委会。然后话题扯到了超市里过高的物价上。在这之后，当米莉说着羊排的长篇大论时，大家才意识到了一种明显紧张感在房间里弥漫。他们调整着坐姿，每次冷场的时候大家就以充分的社交礼仪把注意力集中在饮料上。他们回避彼此的目光，装作没有发现她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谈这一令人担忧却无可争辩的事实。这种感觉在他们四个人当中还是头一次出现。

这种情形在两年以前，甚至一年以前，都不可能发生。就算没什么可聊，他们总还可以从国家的混乱局势中找到话题。“你们怎么看这个奥本海默和他的工作？”一个人会问，然后其他人就会以革命的热情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他们谈到麦卡锡参议员势力的恶性增长，认为他已经毒害了整个美国，两三杯酒下肚后，他们会想象自己身处于四面楚歌、日益式微的地下知识分子组织。还有人会拿出《观察者》或是《曼彻斯特卫报》的剪报读出来，剩下的人则会充满敬意地慢慢点头。弗兰克或许会满怀憧憬地讲到欧洲：“天啊，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到那里去。”而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可能会立马得到大家的一致应和，想要走出国门：“嗯，我们都去！”（有一次大家格外投入，讨论已经具体到船费，房屋租金，还有孩子们的学费，直到最后喝饱了提神咖啡的谢普泼了一瓢冷水，说他读到有关消息，在国外找工作不容易。）

即便是政治方面没什么可谈了，他们还可以聊聊那些不着边际的，但永远引人关注的话题，比如“社会融合”，比如“郊区”，比如“麦迪逊大街”，还有“今日美国社会”。“我的天啊，”谢普会开始说，“你们都知道我们隔壁住的那个人吧？叫唐纳德森的那个。那家伙没事的时候总在摆弄他那台电动割草机，句句不离商业领域里的勾心斗角和什么劝诱推销。还有，我有没有告诉你们，他是怎么吹嘘他那个烤肉架的？”接下来谢普会讲一则乡间轶事，反映生活在郊区里的人性格中极端的自以为是，最后大家一起笑得身体发虚。

“哦，不过我真的很难相信，”爱波强调，“他们真的会那么说话吗？”

弗兰克会接过她的话头：“关键是，如果这种表现不是这么典型的话，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不只是唐纳德森那家人这样，克雷默一家也是如此，还有别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是如此，什么文盖斯一家，还有别的很多很多人。就是这群白痴每天跟我同坐一趟火车来来回回。这是一种传染病。他们根本不会思考，没有感受，也不去关心什么东西。每个人都不再感到兴奋，不再相信别的任何东西，除了他们那些什么狗屁平庸哲学。”

米莉·坎贝尔会愉悦地蠕动着身体。“哦，说得太对了。你说呢，亲爱的？”

然后所有人都会表示认同，这背后隐含着一个让他们暗暗高兴的信息：就他们自己，这四个人，在一个病入膏肓正在走向灭亡的文化里，依然痛苦地、真正地活着。正是出于这种抵抗，以及对这种寂寞感的回应，他们几个开始对桂冠剧社萌生了兴趣。消息是米莉带回来的：她碰到几个革命山庄另外一边的居民，正在组织一个戏剧团体。他们计划从纽约雇一个导演来指导他们排演一些严肃剧目，希望可以引起社区的关注。米莉想他们可能达不到太高的目标，不过或许会有一点意思。刚听到这事的时候，爱波的态度很轻蔑：“天啊，我可是很了解这些所谓的艺术团体。他们中间会有一个蓝头发佩戴着木头珠子的女人，她曾经见过艺术大师马可思·莱茵哈特一次。此外还会有两三个年轻的同性恋男人和七个肤色很差的女人。”但是不久之后地方报纸上出现了一则有品味的广告（“我们在找演员……”），然后弗兰克和爱波在一个本应该很无聊的派对上见到了这群人，并一致承认他们是“诚恳”的。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和导演见了面，同时相信了谢普跟他们说过的话：这人很清楚自己在追求什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四个都参与了进来。即便是知道自己没有表演天赋而拒演任何角色的弗兰克，也帮忙写了一些宣传材料，并在公司影印了多份。而且也是弗兰克充满希望地从哲学层面和社会影响来探讨这个表演的诸多可能性。如果在这里可以建立一个真正严肃的、有水平的社区剧社，这不就等同向正确的方向迈进一步吗？他们或许无法启发唐纳德森们，但那有什么关系？这个活动至少让唐纳德森们停下来思考，让他们知道生活里并不只有火车、共和党和烤肉架子。而且，就算不成功，他们又会失去什么呢？

无论那东西是啥，他们现在都已经失去了。那些对郊区、对今日美国社会、对宗教的侃侃而谈，并不能轻易打发剧团失败所带来的怨气。当那些邻居曾经冒着汗坐在观众席上看他们的拙劣表演，他们还能拿那些邻居来开玩笑吗？那些唐纳德森、克雷默、文盖斯一干人等带着难得的开明心态来观看《化石森林》，但他们却失望了。

米莉在谈论着园艺，抱怨要在革命山庄栽培一块健康的草地很难。她眼神流露出紧张的情绪。在超过十分钟的时间，房间里只有她的声音，而且她不得不继续说下去。她深知这一点，她还很清楚，如果她停下来的话，寂静就会像水那样充满这个房间，把这里变成深不可测的宽敞的大湖。她会在里面挣扎然后溺毙的。

这个时候弗兰克站出来解救了她。“哦，对了，米莉。我想问你，你知道什么是椰子草吗？要不就是靴子草？反正是一种植物。”

“椰子草，”米莉复述着这个名字，装出一副在思考的样子，温柔的脸上闪过一丝感激的神色。“我一时想不起来，弗兰克。不过我可以帮你查一下，我们家有一本这方面的书。”

“这没什么关系，”弗兰克说，“昨天吉文斯太太跑来给了我们一盒子这种破玩意儿——”

“吉文斯太太？”米莉叫了出来，带着忽然想起什么和松了一口气的亢奋。“我的上帝啊，我居然忘了告诉你们关于她的事情！我好像都还没有跟谢普说过呢，对吧，亲爱的？关于她儿子，真的是太奇妙了！”

她又开讲了。但这次独白是完全另一种状态：所有人都在听。她急切的声音，以及忙着探身向前把裙脚掖到皱巴巴的膝盖下面的动作，像是给他们作出一个承诺：这次她说的会是一个全新的有意思的话题。听众的专注让米莉很得意，她希望可以让最终的揭晓来得晚一些，所以尽量说得慢一点。她先问惠勒夫妇，知不知道吉文斯太太有一个儿子？

他们当然知道她有个儿子。于是米莉理智地点点头，允许他们打断她。他们搜刮着关于他的记忆：他是一个瘦削的水手。他们在吉文斯太太家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照片就挂在她家的壁炉上方很显眼的位置朝着他们微笑。她告诉他们她儿子名字叫约翰，厌恶海军部队，在麻省理工就读，成绩相当突出，然后在西部某大学教授数学，干得也是相当出色。

米莉知道的情况跟吉文斯太太所述的不太一样：“他现在根本就没在教数学，人也不在西部。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知道他过去两个月去了什么地方吗？其实就在格林纳克斯，你们都知道吧？”发现大家一脸茫然之后，她连忙补充道：“就是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

大家几乎一起开口发表意见，并在香烟的浓雾里越靠越近。现在这种感觉跟以前每次聚会的时候差不多。这真是一件最糟糕最怪异最悲惨的事啦。米莉确定她说的都是事实吗？

哦是的，是的，她非常肯定，“而且，他不是自己去的格林纳克斯，而是被州警押送到那里的。”

这些消息来自某位马克里迪太太，帮吉文斯太太打扫屋子的临时工。她们昨天在购物中心碰上了才聊起这件事。马克里迪太太很难相信，这么长时间以来米莉居然没听说过。“她还以为大家都知道了呢。不管怎么样，约翰精神出现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听说为了把他送进加利福尼亚那家疗养院接受治疗，他父母差不多把手里的钱全花光了。他每次都要待在那里好几个月，然后出来一段时间——估计这段相对正常的时间他就在授课——然后又回到疗养院。之后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看起来神志正常，直到他突然辞去工作并且不知去向。然后他忽然回来了，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闯进屋子把他的父母挟持起来，长达三天。”她不自在地轻笑，意识到“挟持父母”这个说法听上去太夸张了，都不像是真的。“是马克里迪太太这么跟我描述的。我估计他可能没有拿枪啊，刀子啊什么的，不过肯定把他父母吓了个半死。尤其是吉文斯先生年纪这么大，心脏又不好。他把他们锁在房子里，切断电话线，说如果他们不给他想要的东西，他就不会走。但要命的是，他根本不说他到底要些什么。有一次他说是他的出生证明，于是老两口赶紧把家里的文书证件翻了个底朝天，终于找到了这东西给了他，结果他接过来以后一把就撕成了碎片。剩下来的时间他就在屋子里踱步，不停地说话——我估计满嘴胡言乱语，然后见什么砸什么，家具，墙上的画，碗碗碟碟，一切东西。就在这期间马克里迪太太上门来干活，也被他关了起来，正是因为这样她才知道了这么多内情。我想她在那里被关了大约十个小时，后来找到机会从车库溜了出来。然后她给警察局打了电话，警察来了并且把他押送到格林纳克斯。”

“上帝啊，”爱波说，“竟然惊动了警察局，这太难堪了。”所有人严肃地摇摇头表示认同。

只有谢普对清洁女工表示怀疑：“不管怎么样，这些会不会只是道听途说——”但其他三个人显然相信了这个故事，并试图让他的想法看上去很糟。无论是否道听途说，但确实听起来像那么回事。

爱波指出，现在看来，难怪最近吉文斯太太频繁上他们家来，而且每次都没什么明确目的。“确实很可笑，我总觉得她来是为了跟我要什么东西，或者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但就是说不出口。你有没有感觉到呢？”她把脸转向了弗兰克，不过没有与他对上眼，也没有加上一句“亲爱的”甚至于“弗兰克”，否则还可以给弗兰克一点重归于好的希望。他小声地回答道，他猜想自己也有这感觉。“天啊，那她真是太可怜了，”爱波说，“她肯定特别想跟我们说这事，要么就是想弄清楚我们到底知道多少。”

米莉轻松愉快地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当一个女人知道自己的独生儿子精神出现问题，她会是怎样的心情呢？谢普挪动椅子凑到弗兰克身边，像是有意在避开两位女士，他想跟弗兰克从男人更关心的现实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州警到底有没有权力用强制手段把一个人关进疯人院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未免太儿戏了吧？

弗兰克意识到如果让谈话按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话题所带来的兴奋感很快就会消散。这个夜晚的聚会就会变质成为一段无趣的时光，用来充塞郊区沉闷的生活。弗兰克常常想象，那些唐纳德森、文盖斯和克雷默就是这样打发时间的：女人们会相互交流衣着打扮和烹饪心得，男人和男人则正襟危坐在一起谈论工作和汽车。弗兰克很怕下一分钟谢普就会问：“弗兰克，工作怎么样？”他问的时候总是一脸真诚，就好像还没记住弗兰克说了成千上万遍的话：工作是他生活当中最无足轻重的东西，除了调侃讽刺，他根本提都不想去提。该是时间采取行动了。

他喝了一大口酒，上半身略略前倾，提高了音量让大家都知道他正要发表演讲。“你们发现了吗，”他问，“这正是最贴合这个地方、这个时期的典型得如此美丽的故事，”一个男人在家门口跟州警干起来了，大吵大闹、乱砸东西，而各家各户仍在黄昏中自顾为他们的草地洒水，沉醉在电视带来的无聊娱乐当中。一个女人疯疯癫癫的独子突然闯进家门，带着天知道的痛苦和罪恶感，而她依然还让自己忙于社区的那些琐事，忙着给邻居一个笑脸和一纸盒的园艺植物。

“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意思：沉沦。”弗兰克宣告，“一个社会到底能沉沦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这样看吧，这个国家可能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地方了，弗洛伊德那个老鬼再也找不到比美国人更忠实的信徒。你们不觉得吗？我们整个狗屁文化就是围绕它而设置的。这是一种新的宗教，全部人心智和精神上的安抚奶嘴。但即便如此，看看当真有人烧坏了脑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吧。赶紧打电话给警察，在邻居发现以前，把他带走，把他关起来，眼不见为净。当发生问题需要解决之际，我们还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就好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个共识：大家都生活在自我欺骗当中吧。让现实见鬼去吧！我们只要那些可爱的弯弯的小路，那些被漆成了白色、粉色或是淡蓝色的可爱小屋。让我们成为好的消费者并高唱‘当我们同在一起’，我们要把孩子浸泡在泛滥虚伪的情感中来抚养长大——爸爸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因为他挣钱养家；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女人，因为她这么多年一直跟随着爸爸不离不弃。而万一现实不小心露出了真面目，朝我们嘘声一片，我们就低头去忙手里的事情，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般情况下，弗兰克这样的爆发都会得到所有人一致的赞许，至少米莉会惊叹：“嗯，你说得真是太对了。”然而这次没什么效果。三个人很有礼貌地倾听着，当他停下来的时候，他们露出了终于稍许解脱的表情，就像一群刚刚听完老师讲课的小学生。

弗兰克只好站起身来收拾杯子，然后躲进了厨房。他烦躁地开启、关闭冰柜，发出很大声响。厨房黑色的玻璃窗上生动地反映出他的脸：圆而虚弱。他憎恨地盯着自己的影像。这个时候他想起了一件让他震惊的事情，这一想法似乎是紧跟那张受惊的脸出现，而非先它一步，让他充满一股反讽的正义感。玻璃窗里的面孔再次像是在预言，而不是反映他的情绪，映像已经从沮丧无助的脸孔变成一个理智的带着苦涩的微笑。镜子里的脸朝着他点了点头。然后他让自己忙着整理饮料，并着急地回到客人中间。他想起的那件事，无论意味着什么，至少是个话题。

“我刚刚想到了一件事情。”他宣布。全部人抬起头来看着他。“明天是我的生日。”

“啊！”坎贝尔夫妇齐声祝贺了他，声音带着倦意。

“明天我就满三十岁了，你们能相信吗？”

“是呀，我信。”谢普不以为然，他已经三十二岁了。米莉比他还要年长，已经三十四岁了。不过她倒是没说什么，只是低下头去把腿上的烟灰掸干净。

“不，我的意思是，想到自己不再是二十几岁的人是挺好笑的事，”弗兰克重新在沙发上坐定。“这感觉像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你们能明白吧。我是不知道。”他快要喝醉了，他已经醉了。下一分钟他可能会说出更愚蠢的话来，并且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了解自己。正因为他绝望地了解自己，所以说得更多了。

“生日啊生日，可笑的是每次你回头去看去想的时候，它们会混在一起。不过我对其中一次记得特别清楚：我二十岁的生日。”那是战争的最后一个星期，他开始给他们讲述那一天，或者是那一天的部分时间，他是怎么困守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轰炸中。头脑中仅剩的一点清醒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些：每次跟坎贝尔夫妇在一起出现无话可谈的情况时，关于军队生活的幽默调侃总是可以拿出来救场。谢普对这个话题最感兴趣；至于女人，或许会在不该笑的时候发笑，并且开玩笑地说她们不能理解男人的志趣和忠诚，但不可否认的是，每次她们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脸上都闪烁着对这种独特经历的浪漫幻想。在弗兰克记忆中，军队的故事曾经营造出他们友情中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晚上。那一天已经凌晨三点了，他讲得兴起，和谢普一起唱起了军歌。在笑声和汗水和妻子们带着睡意的仰慕中，他们在咖啡桌上敲打出操兵的节奏，大声唱了出来：

“哦——

喂，嘿，全能的上帝

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哇，哈，告诉你吧

我们就是勇敢的步兵！”

所以他再次调出自己的记忆，并小心地组织用词，适时地插入一些自我嘲弄的段子来让叙述更加精彩。这已经形成了多年以来他讲述从军事迹的风格。“于是我捅了捅趴在我身边的战友问道：‘喂，今天是几号？’”一直说到这句他才觉得不自在，但已经收不住了，只得硬着头皮把剩下的话说完：“这时候我才弄清楚这一天竟然是我的生日。”他刚想起，原来他已经跟坎贝尔夫妇讲过同样的故事，用差不多同样的语言。他还想起，这肯定是在一年前，他马上要过二十九岁生日时说的。

坎贝尔夫妇礼貌地笑了几声，然后谢普尽量不露痕迹地看看手表。最难受的是——这即使不是他这一生，至少也是这一星期最难受的时刻——爱波看着他的眼神。她从没试过这么怜悯、厌倦地看着他。

当他一个人睡在卧室里，这个眼神整晚困扰着他；当第二天早晨他喝着咖啡，然后爬上窄小的旧福特去赶火车，这个眼神在脑海里萦绕；当他乘着火车去上班，这个眼神依然阴魂不散。他是其中最年轻最健康的乘客之一，但他坐在那里就像经受着一场非常缓慢的、毫无痛苦的死亡。就在这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已经步入中年。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五章

修建诺克斯大楼的工程师一分钟也没浪费，想要把它设计得比实际的二十层楼看起来更高大些，结果它显得比一般的二十层楼建筑矮小；他们也没有考虑让它美观一些，于是它果然相当丑陋。瘦高、平顶，窄窄的檐口被漆成了绿色，像个木桩似的突兀出来。它位于城市中心偏南边一片平庸得刚刚好的区域，本世纪初它竣工的时候，就注定要没入烟尘笼罩的数不清的建筑群中。在航拍的照片里，它们中间耸立着的便是纽约更加高大宏伟的建筑。

尽管平庸，诺克斯大楼还是有稳重的一面。它没有雄伟的感觉，但体积不小；它没什么气魄，但也不猥琐；这是踏踏实实地用来做生意的大楼。

“就在那里，弗兰克，”1935年一个夏日的清晨，厄尔·惠勒跟孩子说。“就在前面。那是公司的总部办公大楼。你最好抓紧我的手，这个十字路口有点乱……”

那是唯一一次弗兰克的父亲带着他去纽约。这次出行酝酿了几星期，在回忆中，弗兰克觉得这几星期是父亲为数不多能被形容为和善愉快的日子。他喜欢在饭桌上提起神秘的“奥特·菲尔茨”先生这几个字，还有诸如“纽约”和“总部办公室”等等，母亲总是跟着感叹：“哦，那真是太好了，厄尔。听你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后来弗兰克终于弄清楚了奥特·菲尔茨[1]跟桂格燕麦没什么关系，而是一个人的怪名字。这是一个扎眼的人，不只因为体形（父亲把他说成“总部办公室里个子最高的家伙”），还因为他的灵活机变。弗兰克并没有把这些信息放在心上，直到母亲宣布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奥特·菲尔茨先生听说厄尔·惠勒有一个十岁大的儿子之后，邀请他带着儿子一起去总部办公室。父子两人会成为菲尔茨先生正式午餐的客人（这是他第一次听母亲说“正式午餐”而不是“午餐”），随后菲尔茨先生会带他们去扬基体育场看一场球赛。得知消息后，弗兰克越来越迫切期望那一天的到来，这种急切实在难忍。直到出发的那个早上，这种情绪差点毁了一切：在去城里的火车上，他由于紧张和晕车把刚吃的早饭差不多全吐了。后来在出租车上他又感到不适，如果不是提前几个街区下车，他在出租车上又得吐一轮。还好在新鲜空气中步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脑袋逐渐清醒，一切慢慢恢复正常。

“看那边，”过马路的时候厄尔说。“那是一间理发店，我们一会儿就去那里理发。还有那边是地铁站，你看他们把地铁站入口修在那栋楼里面。再看这边，这是一间陈列室，它的橱窗跟这栋楼一样宽，从这里开始延伸到楼的另一端。你看，这可比我们家那边简陋老旧的陈列室大多了，是吧？你再看，这还只是我们公司产品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这是打字机，这个是加法器，计算器，还有一些不同种类的文件分档系统。那边角落里放的是新的账目登录机。接下来那个橱窗陈列的是穿孔卡片机，那个大的是制表机，旁边的那台小的是分类机。看他们演示那台穿孔卡片机才叫过瘾呢！工作人员会找来一大叠卡片，把它们叠好放进机器里，按下按钮，然后卡片会飞快地进到那里面。”

弗兰克的目光总是从机器移到自己在玻璃上的影像。他觉得今天穿的这套新西装让他显得格外有派头，衣服的外套和领带跟他父亲的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他喜欢两人并肩站着的明亮的映像，男人和男孩，数不清的路人从他们身后经过。过了一会儿他后退了几步，抬头向上看，直到脖子抵住了后领。“哇！”他曾经想象过这里会是一幢摩天大楼。他之前的些许失望随着现在抬头仰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层一层的玻璃窗在向上延伸，每一层都比之前一层缩小和低矮了一些，直到越来越细的边缘像是连接在了一起。想象人从最高那一层掉下来！接着他看到高高在上的檐口，感觉它正在缓慢、平稳地朝天空移动。这座楼正塌向他们！——他还没开始紧张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觉。在移动的是天空而不是大楼。白色的云朵缓缓擦过楼顶的边缘，当他认识到这一事实后，一阵颤抖流过他身体：这个大楼多么有力量多么坚固啊。“哇！”他心底又是一声赞叹。

“可以走了么？”父亲说，“我们去理发店吧，先把自己弄体面了，然后才进去。一会儿我们坐电梯一直到顶层。”

弗兰克没有料想到，人行便道上的那段时间竟是这次旅行最愉快的时刻。那家理发店确实不错，大楼一层那飘着雪茄、雨伞和女性香水味的大理石大厅也很有气派，然而之后的体验就每况愈下了。电梯没有飞翔的感觉，而只有压抑和晕眩反胃。到了顶层的办公室之后，弗兰克只记得白茫茫一片的灯管和一个非常瘦削的女士。透过她的网眼式衬衣，可以看到不少带子，那显然与内衣相连。她叫他“小家伙”，还给他演示饮水机怎么操作：“注意看哦，小家伙。看我按下按钮之后冒上来的那个大泡泡——卟噜——是不是很好玩啊？来，你自己来试试。”弗兰克也无法忘记看到菲尔茨先生时立马产生的那种剧烈的不舒服的感觉。这即使不是他见过体形最庞大的人，至少也是最胖的一个。他眼镜镜片反射着办公室里的灯光，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弗兰克根本看不到他的眼睛，而且他说话非常大声，好像根本听不到对方有什么回应。

“嗯，还真是个大小伙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喜欢上学吗？嗯，真是太好了，你喜欢棒球吧？”

他最叫人讨厌的是湿湿的嘴巴，每次他嘴唇活动时，悬着的唾沫也跟着耀武扬威。这让弗兰克在吃午餐（或正式午餐）时倒尽胃口，尽管午餐选在一家大酒店的餐厅。奥特·菲尔茨先生咀嚼东西的时候从来不会把嘴闭上，而且还在他的水杯边缘留下了很多白色的食物残渣。有一次他把一块面包卷的硬壳浸进汤汁小碗，泡软之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时，就这么让一块面包掉在西装马甲上留下很显眼的一块棕色污迹。

“你说得真是一点不错，奥特，”整个午餐过程厄尔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在这件事情上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他把目光转向弗兰克的次数很少，就那寥寥几眼还带着点惊讶，像是在思忖为什么弗兰克会坐在那里。后来的比赛也让弗兰克非常失望：两个队都没有打出全垒打，而在弗兰克的粗浅理解中，全垒打是这项运动唯一值得关注的东西。比赛的最后一个小时太阳直直照进他的眼睛，让他感到头疼。他很想去卫生间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是去往宾夕法尼亚车站的地铁里那段阴郁的回忆，父亲因为弗兰克没有礼貌地跟菲尔茨先生说上一句“谢谢您，今天我非常开心”而严厉地指责他。当他们在列车上等待车门开启时，弗兰克借着冰冷的灯光偷偷打量父亲。父亲的脸上显出体力耗竭、道德挫败的样子。他看上去散漫、苍老、满目疮痍。接着，弗兰克放低视线，却发现父亲的裤腿在有节奏地轻微抖动，原来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套弄自己的生殖器。

这一幕场景自然成了弗兰克对那一天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而那天晚上，当他独自一人光着脚摇摇摆摆地来到倾斜的而又奇异般缩小了的卫生间，让他不断地反胃想吐的却是奥特·菲尔茨正在大嚼食物的嘴巴。

几年之后他才把事情的碎片拼凑起来，弄清楚其中的关系。父亲本来是诺克斯公司在纽瓦克一家分公司的经理助理，侥幸逃过了大萧条时期大规模的裁员和失业，后来不知怎么得到了总公司的赏识，让他成为奥特·菲尔茨助手的候选人之一。（至于奥特这个怪异的名字，弗兰克也慢慢理解了。奥特很有可能就是“奥迪斯”的简称。这是一个强制精简的世界，在一家有好多比尔、杰克、赫布斯和泰德的公司，像“厄尔”这样找不到简称的名字反而是个缺陷。）不过这个提升没有实现，因为公司高层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奥特可以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处理好他的工作。厄尔·惠勒在午餐或球赛时就已经知道或猜到这个结果。

无论父亲有没有接受现实，弗兰克知道父亲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没能理解为什么会失败。从开始到最后的沉沦，父亲始终没能理解这次的失败和接下去一连串的打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的几年他总是被调来调去，直到战后很快就退休了（就在奥特·菲尔茨退休并去世不久后）。厄尔离职之前从原来的经理助理被调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去做普通的推销员。在那些年里面，在日益增加的困惑中，他认识不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的妻子在艰辛中迅速衰老，大儿子和二儿子对自己根本漠不关心，最后还有小儿子的叛逆、遗弃以至道德沦丧。

一个码头工人！一个自助餐厅收银员！这就是他的儿子。一个不懂得感恩，对他怀恨在心、满嘴脏话的不孝之子，每天和一群不知所谓的人在格林尼治村里面醉醺醺地晃来晃去。他是一个蔑视一切规矩的坏小子，从不顾念母亲，六个月甚至八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好不容易盼到了一封，上面却没有回邮地址，只有短短一行字：上周结婚了，有时间会带她回来。

厄尔幸运的是，当他的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一家廉价酒吧跟朋友聊天时，他不在现场。那是1948年的一个中午，他的朋友叫萨姆，哲学系研究生，也是个慵懒的青年。他在学生职业介绍所里做兼职。

“出什么事情了，弗兰克？我还以为你已经回到欧洲去了呢。”

“开玩笑。爱波有了。”

“上帝啊。”

“听我说，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待我现在的处境，萨姆。我们不妨这样看吧。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明白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的工作非要让我感觉糟糕呢？听着，我所想要的，就是挣到足够的钱来混过接下来的这一两年，直到我想清楚一些事情。同时我需要保有‘我自己’。所以我最想避免的是那种可能会被认为‘有意思’的工作，避免那种会触动我的东西。我想找一家规模庞大、历史久远的公司，已经闷头挣了好几百年的钱，会找八个人去做一份无聊的差使，因为他们没有人会真正在乎他们应该做的无聊工作。我希望自己可以走进那家公司告诉他们：嘿，你们可以在一天很多个小时里拥有我的身躯和我美好的大学生招牌笑容，我要的回报不过就是一笔像样的收入，除此之外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萨姆，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想我明白了，”这位哲学系学生说。“跟我一起回办公室。”在那儿，萨姆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翻出一叠卡片，然后开始写下一份看上去符合弗兰克要求的公司清单。其中包括一家大型的青铜黄铜生产商，一家大型公用设备公司，一家生产各种纸质包装袋的巨人企业等等。

当弗兰克看到诺克斯商业机械公司的名字也被加到清单上的时候，他还以为是萨姆弄错了。“喂，等等。我知道这肯定是你搞错了。”接着他跟萨姆简单地讲述了他父亲的职业生涯。这个学哲学的家伙还乐得笑出了声。

“你会发现情况已经改变了，弗兰克，”萨姆说，“他那可是大萧条时期，你别忘了。还有，他一直做外派的工作，而你会待在总部办公室。老实说这个地方正是你想要的。我知道里面有些家伙除了领支票之外连手指头都懒得动一动。如果我是你，我在面试的时候会提起父亲的名字，这样或许有点帮助。”

面试的那天，弗兰克独自走到诺克斯大楼的暗影下，第一次到访大楼的回忆又缠绕着他（“你最好抓紧我的手，这个十字路口有点乱……”）。于是他决定，在面试中完全不提起父亲或许会更好玩。后来他果然没说，并且当天就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办公地点在十五层那个名叫“销售促进部”的办公室。

“销售什么部？”爱波问，“促进？我不太明白。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

“谁他妈知道啊。他们给我解释了半个小时，可我还是没怎么听明白，我估计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不过你不觉得这太好玩了吗，我居然去了老诺克斯商业机械公司。等着看我把这件事告诉老头子吧，等我告诉他我甚至没提他的名字。”

于是这一切就开始了，以一种笑话的方式。其他人可能不觉得好笑，但他心里有一种隐秘的、尖刻的愉悦。他慵懒地对付掉每天的工作，用猫一般的姿态在公司里踱步。爱波说这种步姿“非常性感”以后，他最近几乎已经习惯了以这种方式走路，如果不能算作独具一格的话：缓慢，充满傲慢的男性气概，传达出对四周紧张感和匆匆忙忙的不屑一顾。对于弗兰克来说，这个笑话最精彩的部分要从每天下午五点开始。他会跟其他诺克斯人一样扣上外套，冲着其他人点头微笑，从电梯里出来的时候跟他们道一声晚安，接着搭乘城间巴士和市内巴士回到贝休恩大街。他要先走两段已经踩得有些倾斜还嘎嘎作响的阶梯，接着打开一扇被反复上漆变得像伞菌一样凹凸不平的白色的门，然后进入一个宽敞整洁的房间。里面有隐隐的香烟、蜡烛、陈皮和古龙香水的味道，还有一位衣衫凌乱但美丽的女孩在等着他。这间公寓一点都不像诺克斯人的家，这个女孩也一点不像诺克斯人的妻子。他也不像其他人一样先喝一杯鸡尾酒，而是直接跟等候着他的女孩做爱。有的时候他们在床上，有的时候在地板上。有的时候两人要一直纠缠到十点多才爬起来，然后走进安静的大街去吃饭。这时候诺克斯大楼已经在千里之外了。

工作快满一年的时候，弗兰克发现这种愉悦感逐渐褪去。开始让他失望的是，身边的人并不能发现其幽默之处。“哦，你是说你父亲曾经在这里工作？”每次弗兰克试图跟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都会这么说。他们看着他的眼神，通常就像看其他那些孝顺、驯服、没有丝毫冒险精神的年轻人一样。不久以后（尤其是在第二年之后，当时他父母都相继过世），弗兰克就不再尝试解释这些了，转而去说工作上他觉得好笑讽刺的事情，比如他的个人理想和诺克斯公司那些机器人的理想之间的荒谬反差，公司希望他投入的精力和他实际投入之间的差距。“在诺克斯这种公司最大的优点在于，每天早上九点你可以切断你脑子的电源，让它停止一整天，而没有人会看出脑子转不转动有什么区别。”

又过了一些时候，尤其是搬到郊区之后，他开始习惯回避任何关于他工作的问题。每次别人问到他怎么谋生时，他都会回答他其实什么都没干，他的工作是人们可以想到的最无聊的工作。

在剧社演出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周一上午，他还是用一贯的机械状态走进了诺克斯大楼。现在陈列窗里展示的是全新的产品。亮色广告宣传画里是一群身材苗条、打扮时尚的女人，一边微笑一边把手里的铅笔指向列举出来的产品优势——速度、精确度、操控性。宣传画的后面，在铺着厚地毯的宽敞陈列地板上是满满的样品。其中有些样品，尤其是那些较简单的机械，看上去很像二十年前点燃他父亲兴趣的旧机器，只不过那时候黑色的棱角分明的外观设计，已经为了适应如今新包装的球状“雕刻形式”而有所改动，现在外壳都是牡蛎肉的颜色。其中有一些机器处理公务的速度，快到超过了厄尔·惠勒当时的想象。现在就在这间展示厅里，就在最远端灯光最明亮的位置，一台带有“诺克斯500电子计算机”标志的机器已经摆放好了，随时准备展示电子的神秘。根据粘贴在它底部的标志说明，它可以“在三十分钟之内完成一个人用一台普通计算器花一辈子才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弗兰克一眼都不看就走进了大厅，心不在焉地伸出指头按电梯按钮，也没有注意到，六个电梯管理员中到底是哪个跟他打了招呼。（他极少注意到他们，除非碰到的是那两个体貌特征突出到他无法忽视他们存在的人。其中一个是个膝盖抖得很厉害的、非常年迈的人，另外一个是个体形庞大的男孩子，饱受某种腺体紊乱的病症折磨，导致屁股像女人那般高高翘起，但头上毛发像婴儿般稀疏柔软，一根胡子都没有。）走进电梯之后，他在这个礼貌的封闭空间中站到了靠后的位置，接着听到了电梯滑门合上，紧接着是安全门咣当一声关上，电梯开始上行时，他就淹没在同事嘈杂的谈话声当中了。其中有一个深沉、有节奏的听上去像是大平原地区口音的声音，内容都是关于路程啊旅途啊最好的住宿啊等等（“当然在往芝加哥去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有点恶劣的天气”），与之基本同步的另一个声音是唐突的、咝咝作响的城市口音（“……于是我说：什么，你在开玩笑么？然后他说：不，听我说，我没开玩笑……”）。除了这些声音之外，弗兰克还隐约听到了七八个男声女声，在头顶排气扇的嗡嗡作响中轻声互道早安。然后到了点头侧身避让的例行公事，那些要出去的人边小声说着“不好意思”边挤向前去，电梯门打开，关上，再打开，再关上。电梯缓缓上升，八层，十一层，十二层，十四层……

乍一看，诺克斯大楼最上面的那几层都是一模一样的。每层都是一个很开阔的大房间。天花板的荧光灯管直剌剌地往下照，整个房间被齐肩高的隔板隔成迷宫似的隔间和过道。间隔用的隔板从腰至肩膀的上半截是很厚的没有边框的平板玻璃，经过了起皱工艺呈现一种半透明的蓝白色。对于任何一个刚刚从电梯里走出来的人来说，整个房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硕大的室内游泳池，远处近处都有很多游泳者在动来动去，有些人直直向前游，有些人在踩水，有些人正探出或潜入水面，大部分的人则淹没在水面以下——当他们沉没在他们的座位里，他们的脸分解成一片晃荡的模糊的粉红色。如果继续往房间里走，这个幻象会逐渐消散，因为这里面的空气非常干燥。弗兰克多次抱怨道：眼睛都他妈干得要掉出来。

尽管有很多的抱怨，他有时会带着罪恶感从极度不舒服的办公室里感受一点愉悦。多年来他常常调侃，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他会怀念老诺克斯，当然，他的意思是说他会怀念这里的人。“他们确实是一群很不错的人，至少中间有些人是这样。”但是老实说，他无法否认自己对十五层办公室有着朴实的喜爱之情。这些年里他发现这层楼跟别的楼层只有细微的感观差别，它并没有比别的楼层更讨人喜欢，唯一的不同是这里是“他的”楼层。这里光亮刺眼、空气干燥，这里履行着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步骤。这里教会了他全新的方法去安排白天的时间——差不多是时候下去喝杯咖啡了，差不多是时候去吃午餐了，差不多是时候回家了——这三件事情是每个工作日当中相对愉快的部分，但是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去依赖其他那些时间，那些要用来浪费的时间，就像一个残疾人已经习惯去依赖那些肯定会反复侵袭的疼痛。这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

“早上好啊，弗兰克。”文斯·拉斯洛普在打招呼。

“早上好啊，弗兰克。”艾德·斯默在打招呼。

“早上好，惠勒先生。”这是格雷斯·曼库索的声音，她是市场调研部赫尔布·昂德伍德的下属。

他的脚知道要在那个标着“销售促进部”的过道拐过去，知道需要走多少步就可以经过前三个小隔间走进第四个隔间里。他相信即使睡着了他的脚也能自己走到目的地。

“您好！”莫琳·格鲁布说。她是这层楼的接待员，同时也是约根森夫人打印部的员工。她用一种表明是谄媚的、很有女人味的腔调来打招呼，当她侧身让他走过时，弗兰克有一种冲动要搂住她把她带到某个地方去（也许是邮件收发室，也许是货用电梯），在那里他可以坐下来，让她坐到自己的腿上，脱掉她身上的宝蓝色毛衣，然后把她的两个乳房轮流放进自己的嘴里。

弗兰克不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冲动了；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就在他产生冲动的同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干吗不呢？

他的双脚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工作间，门口的塑料名牌上写着：

J．R．奥德威

F.H．惠勒

他在门口停了下来，一只手搭在玻璃隔板上，转过来看着她。这时候她已经走到了过道的另外一头，她的屁股在法兰绒短裙的包裹下有节奏地摆动着，弗兰克盯着她一直到她沉没进隔板的水平线下，潜入她自己接待员的座位中。

“放松一点，慢慢来。”弗兰克在心里提醒着自己。这种事肯定得好好计划一番。他知道自己首先要做的是，走进办公间，跟奥德威问一声早安，然后脱下外衣坐下来。他这样做了。等他坐下来之后，他就看不到隔间外面其他人的动向。他在桌前侧身坐好，很自然地用右脚拉开一个很低的抽屉，然后把它的一边当成了脚凳（因为这个多年的习惯，抽屉的边缘早就被踩出了一些塌陷），他允许一缕喜悦慢慢钻进心里来：干吗不呢？过去几个月来她想尽办法给我暗示。在过道上擦身而过时波涛起伏，经常俯下身到他的桌面上递送文件夹，还有她对他的那种暧昧的、与众不同的笑，她可从来没对别人这么笑过。那次圣诞节派对，她难道不是在他的臂弯里颤抖吗，而且她还低声呢喃着：“你真可爱。”到现在他还没忘记她嘴唇的感觉。

为什么不呢？不要在邮件收发室或者货用电梯里，她或许在什么地方会有套公寓？或许有合租的室友，但是说不定今天这个人会出去一整天呢？

这个时候杰克·奥德威突然不合时宜地跑来跟他说话。他心里很不情愿，但还是勉强抬起头来回了一句：“你说什么？”换作是其他人来打扰，弗兰克可能不会在乎，他依然可以得体地点点头并且给出恰当的反应或是答复，与此同时他的心思还可以整个放在莫琳·格鲁布身上。唯独奥德威不一样。

“我说今天上午我很需要你的帮助，弗兰克林，”奥德威说，“这是个紧急情况，我是很认真的，伙计。”他貌似正在研究桌上那厚厚一叠打印的文件，一副专注的样子，只有懂得个中微妙的，才会看出他放在眼睛上看似遮挡灯光的手，其实是为了扶住他的头。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他四十出头，体形瘦小匀称，头发灰白，面孔相当英俊，看上去很睿智，像浪漫爱情片里的男主人公。不过他很贪杯，差一点就可以被称为酒鬼。他自我解救的方式是不断地自嘲，他还是办公室里的煽情高手。大家都喜欢杰克·奥德威。今天他穿的是一套英国式剪裁的西装，这是他几年之前找一位旅居伦敦裁缝专门定做的，花了他整整半个月的薪水。这套西装上衣的袖口可以扣紧，长裤则必须要有背带才能穿，每次他穿这套衣服的时候，都会在胸部的口袋里放上一条考究的亚麻手帕，今天也不例外。不过他那双稚气、别扭地横陈在桌子底下又窄又长的脚，到底还是泄露了他地地道道美国人的可怜身份——因为他今天穿的是一双便宜的橘黄色平底船鞋，磨得很严重。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差，是因为奥德威宿醉之后唯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系好自己的鞋带。

“在接下来的——”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而且不太平稳，“接下来的两到三个小时之内，你的任务是每次班迪过来的时候都给我信号提醒我，还有帮我应付约根森夫人，再有就是如果我开始呕吐的话，不要让其他人看到我。现在我的情况确实很糟。”

杰克·奥德威的故事在十五楼是一个小小的传奇。所有人都知道他怎么娶到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一直靠她继承的遗产生活。但是战争之前这笔钱化为乌有。从那之后他的职业生涯都是在诺克斯大楼里度过的，从一个玻璃隔间到另一个玻璃隔间，从事了很多不同的工作，而且几乎从来没有旷过工。即便是到了销售促进部，在这样一个除了作为经理的老班迪之外，根本就没人努力工作的地方，他还是保持了以前就建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好名声。除非是头天晚上的宿醉让他实在无法振作，一般他总会在办公室到处走动和说话，他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会留下开心的笑声。有的时候连班迪都会忍俊不禁，就更别提约根森夫人经常会被他逗得大笑不止，直到最后流出眼泪来。

“听我说，”奥德威开始解释，“星期六那天，萨莉那几个挺疯狂的朋友从西海岸飞过来看她，大家都想好好聚聚。我们能带着他们到城里看看么？不错，我们当然可以。这些都是她最好的朋友了，再说了，他们身上都带着好东西呢。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先是在安德烈餐厅吃午餐。乖乖，我敢打赌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好的马提尼。也不能只喝一两杯意思意思啊，所以我就喝得完全没数了，兄弟。接下来——接下来——哦对了，我们什么都干不了了，只能坐在那里继续喝，直到鸡尾酒时间开始。然后就是鸡尾酒时间。”话说到这里他已经完全放弃了伪装出来的工作姿态，把假的文件推到一边，他向后仰靠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捧着自己的脑袋，同时随着自己说话的节奏不时向两侧摆头，不停地说话，不停地大笑。看着这个人失态的样子，弗兰克既反感，又同情。看来他每次酗酒，都是因为萨莉的疯狂朋友飞了过来，要么从西海岸，要么从巴哈马群岛，再不就是欧洲，反正每次都带来了美酒佳酿。而且每次他故事里的萨莉都是有趣的主角。一个前社交名媛，很时髦且没有孩子，还是一个精力十足的玩伴。至少这是奥德威希望给十五楼的聆听者留下的印象。弗兰克也曾构想过此类画面，而且还设想他们家的公寓可能会像诺埃尔·科沃德[2]剧作中的舞台布景。直到有一天他到奥德威家里去喝了几杯，才发现萨莉皮肤松弛，皱纹密布，已经是一个没有活力和开始衰老的女人了。她的嘴唇永远涂抹成完美的弓形，焦躁地悼念着她失去的青春。那天晚上她神情恍惚地摇摆在破旧的皮革和布满灰尘的玻璃和银器之间，喊叫着杰克的名字，每一声都充满怨恨，怨恨他让世界崩塌。有一次萨莉抬头仰视着油漆都快脱落的天花板，像是在呼唤上帝，请求他来惩罚奥德威。这个懦弱愚蠢的男人，她为他牺牲了自己的整个生活，但他却只知道为钱而斤斤计较，破坏了她的每一份友情，他把心思花在他那份沉闷无聊的白领工作上，并且把他那些沉闷的同事带到家里来。杰克抱着歉意坐在那里，时不时试图用小笑话缓解气氛，甚至于还叫了她“妈妈”。

“至于我们是怎么从艾德维尔德回来，”奥德威继续讲述，“我就不知道了。我能记住的最后一点完全清晰的东西是，凌晨三点的时候站在艾德维尔德的大厅里，拼命在想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究竟为什么会到那里去。哦，不对，等一下。好像后来发生过关于什么汉堡店的事情——咦，也不对，那应该要早一些——”终于把故事讲完之后，他才把双手从头上拿开，做出试验的样子，然后皱了几下眉头，眨眨眼睛，像是在检查自己是不是恢复了正常。接着他宣布自己感觉好了一些。

“那太好了。”弗兰克把之前一直踩在抽屉上的脚放了下来，然后在桌子前面端正地坐好。现在他得思考。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工作中思考。今天早上送来的那一批文件放在标着“进入”的篮子里，那下面放的是上周五送到的文件。于是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整叠文件翻了过来，从最下面的开始处理。每天他处理文件的时候（准确地说是他有心情去处理那个篮子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日子他根本就完全不去理会它），他首先会筛查出那些看都不看就可以扔到一边的。有一些他会直接扔掉，有一些他会在其中的空白部分标注上一句类似“这一条怎么样”的话，签上自己的名字缩写，然后送到班迪手上就这么迅速，或者就在上面写上“对这个了解情况吗”，然后送到旁边隔间的某个人手上，比如像艾德·斯默之类。不过这样敷衍处理还是有后续的麻烦，过几天这些文件有可能会原封不动地回到他手上，班迪在上面写上了“可以”，而送给斯默的那份则回复了“不知道”。所以更安全的做法是在文件上标上“归档”字样，然后交给约根森夫人和她手下的女士们，只要他快速扫了一眼内容之后确定并不是紧急重要的事情。如果确实有点重要，那么他要么标注“归档，一周之内处理”，或者把它放到一边，先看下面一份。这些被放到一边的文件会慢慢堆积起来，那么他会在完成了“进入”篮里所有文件后马上开始处理，有时候他处理“进入”篮文件做得不耐烦的时候，也会转而看看积压的文件。他会把文件按照重要程度大致排个序，然后用一叠叠厚度在六到八英寸之间的纸堆把文件分隔开。他的桌上总是堆着这样厚厚的纸堆，上面压着詹妮弗在幼儿园给他做的陶瓷纸压。现在他把今天要处理的文件摆在面前，其中有很多签上了班迪的“可以”，有不少上面有斯默的“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些他已经用“归档，处理”的字样对付过三四次了。其中还有一些上面写着“弗兰克——看看这些”，这显然是别人送来的礼物，这些人在用他利用斯默的方式来利用他。他偶尔会把这叠文件中的某一张拿出来，放到桌子右边角上那一叠同样堆得很高的文件里面。这一叠压在一个铅质的诺克斯500电子计算机微缩模型下面的文件，是他觉得现在暂时无法处理的。其中最讨厌的文件，有时打字机打出的纸上会涂满了笔迹，然后被塞进文件夹，连同已经松掉还滑来滑去的夹子一同塞进右边最下面那个满满的抽屉里，那里面所有的文件都是被奥德威称为“真正的好东西”的类型。这个抽屉正好跟那个歇脚的抽屉相对着，已经在弗兰克的意识中占据了一个角落，总是让他心烦意乱。他羞于打开这个抽屉，就像里面潜伏着好几条活生生的毒蛇。

为什么不呢？就这样走上前去，邀请她一起吃个午饭会有多难吗？确实很难，这是问题所在。在十五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性和女性如果不是在讨论工作，就不应该相互接近，唯一的例外就是圣诞节派对的时候。男士女士会分开吃午餐，就像他们必须要分开用厕所一样。只有傻子才会公开去挑战这个规则，所以弗兰克必须好好计划一下。

“进入”篮里的文件整理到一半的时候，一张瘦削的笑脸和一张饱满郑重的脸出现在玻璃隔板上方。原来是隔壁的文斯·拉斯洛普和艾德·斯默，这表示下去喝咖啡的时间到了。

“先生们，”文斯·拉斯洛普说，“该去跳舞了吧？”

他们半个小时以后回到了办公室。其间他们耐心地听完了艾德的抱怨，因为他总是搞不定草籽，照料不好自己在长岛罗斯林的房子外面的草地。喝了点咖啡的奥德威状态似乎好了一点，尽管看得出来这家伙真正想喝的还是酒。为了证明他已经好多了，他在工作间里走来走去，甚至还模仿班迪，一边学着他不停地摇头晃脑，一边吮吸着嘴角附近的一颗牙齿，发出类似亲吻的声音：“嗯，不过我想我们的工作效率到底够不够高，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亲吻声）。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高效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把事情做到位，并且要更加，更加（亲吻声），更加高效……”

弗兰克已经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尝试看懂他面前那堆文件最上头的一张，好像是托莱多分公司的一位经理写来的信，整篇文字的句段非常晦涩，弄得就像是用外语写的一样。弗兰克闭上双眼，然后睁开，用双手揉了揉眼睛，接着再去看。这次他看懂了。

这位托莱多的经理沿用了诺克斯公司的传统，通篇文字都用“我们”自称：“‘我们’想弄清楚，之前‘我们’写了一封信投诉SP-1109号文件里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和误导性的字句（复印件已附上），公司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SP-1109是一份厚重的四色宣传册，印在涂布纸上，标题写着“诺克斯500让您的生产控制更精确”。一看到这弗兰克想起让他头疼的回忆。这东西是几个月之前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广告文案做出来的，这之后诺克斯就不再聘用他了。后来这份宣传册印了上万份分发到各地的分公司销售处，上面标注了“详情请咨询总公司F.H．惠勒”。弗兰克第一眼就发现这份宣传册一团糟：排版密密麻麻，毫无逻辑，违反阅读的原则，而且里面的插图跟文字没多大关系。但弗兰克还是把它分发出去，只是因为有一天班迪在过道上逮着了他，一边吸吮着牙齿发出亲吻的声音一边说：“我们还没有把宣传册分发出去吗？”

从那一天开始，向F．H．惠勒咨询详情的信件就从全美各地流过来，持续而缓慢地羞辱着他。他隐约记得从托莱多寄来的函件里提到过相对紧急一些的情况，接下来的这段话提醒了他：

“您可能还记得，我们打算向总部申请五千份该宣传册，以便我们可以在今年6月10日到13日的全国生产主管协会年度大会上分发出去。然而正如我们提过的，我们认为这份宣传册非常低劣，无论是外观设计和内容都不能达到要求。

因此请尽快就我们上次函件中提出的请求给予回应：总部正在做出怎样的安排，以确保6月8日之前我们可以收到足数的修改完善的宣传册。”

弗兰克赶紧瞟了一眼信函的左上角，确认这封信没有抄送到班迪的手上。他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这次算是走运了，不过即便如此，这封信也还会是个棘手的东西，完全可以归到奥德威所说的那堆“真正的好东西”里面去。就算还有时间找人重新做这份宣传册（或许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还是要通过班迪才能去操作，而班迪肯定会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在两个月之前就跟他汇报这件事。

他正准备把这份函件放到桌上的第二个文件堆上时，混乱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了一个不错的主意。他一点也没有犹豫，立马离开隔间走向办公室前部，这时候他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她呆坐在接待处的办公桌旁，无所事事，而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弗兰克看到她眼里流露出的期盼和喜悦，甚至还有一种同谋的意味。于是他差点忘了自己过来是假装要做什么的了。

“莫琳，”他走近去扶住她的椅背，“如果你现在不是很忙的话，我想你能不能帮我到存档中心找一点东西。你看看这个。”他把宣传册摆到她的桌上，就像亲昵地透露某个秘密似的，她上半身前倾查看，乳房几乎碰到他指向宣传册的手指。

“这个是？”她不太明白。

“这个东西需要修改。就是说我必须查找出所有跟这东西相关的材料，从最早的一份开始。如果到标注了SP-1109的非常用文件里去查看，我们就可以找到当初我们送到广告公司去的所有文件。而你查看每份文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编码，指向其他的相关文件。就这样我们可以一步步回溯直到找回源头。快，我来帮你开一个头。”

“好的。”

在过道中，当他跟在她屁股后面时，心中那种接近胜利的喜悦开始在他胸口升腾。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迷宫般的存档中心，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浸泡在她的香水味里，两个人开始紧张地翻找着文件。

“您刚才说一一零几来着？”

“一一零九。应该就在那边。”

这时他第一次放任自己去仔细观察她的面孔。她圆脸，宽鼻子，长得确实不很漂亮——现在他去承认这点也没什么关系。她化了很浓的妆，可能是为了掩盖不很好的肤色，正如她在眼角勾画的小黑尾巴，是为了让双眼显得更大，而且相互的间距更远。她精心整理的头发可能是她最大的缺陷——她小时候头发肯定像一堆乱糟糟的枯草，估计一淋雨就会原形毕露。好在她的嘴非常好看，完美的牙齿，丰润的嘴唇有着杏仁蛋白软糖的质感。弗兰克发现如果自己把目光集中在她的嘴上，让她脸部的其他部分模糊起来，然后退后一些把她整个的身形轮廓都放到这样一个模糊的影像当中，他可以让自己相信，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全世界最有诱惑力的女人。

“就在这里，”她说，“你想找出所有跟这些编码相关的文件夹，对吧？”

“嗯，就是那些东西。可能会让你花上一点时间，我希望你没有早点去吃午饭的打算。”

“没有，我没什么特别的计划。”

“那太好了，我过一会儿再回来看看你进展如何。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莫琳。”

“您太客气了。”

弗兰克回到自己的工作间坐了下来。这个安排不错。他可以等到这层楼里所有人都出去吃午饭，然后回到存档中心找她。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编造一个理由跟同事们解释，为什么今天不像往常一样按时跟他们出去吃饭。如果可能的话，一个能让他跟莫琳待上一整个下午而不被怀疑的理由。

“去吃东西吗？”一个低沉的富有男人味的声音问。这次隔板上出现了三个人头。拉斯洛普和斯默，另一个就是刚才说话的男人。他像一座灰色的大山，眉毛浓厚，体形庞大，抓着个烟斗。隔着玻璃板还能看到他穿着非常不职业的格子衬衫，像是在反抗，还有那起毛的羊毛领带和黑白相间的外套。这个人叫西德·罗斯克，是十五层公认的文学青年，政治思想上最有见地。他自称“新闻老手”，负责公司内部报纸《诺克斯新闻》的编辑工作。“快点吧，大人物，”他说话总是充满热情，“快站起来。”

杰克·奥德威顺从地站了起来，然后停下来喃喃问道：“你准备好了吗，弗兰克？”而弗兰克向后一靠，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装出一副时间紧迫的样子。

“估计我今天没法跟着大伙去了，”他说，“今天下午要到外面去见一些人，我大概会在那边顺便吃点东西。”

“看在上帝的分上，弗兰克。”奥德威开始朝他开火，脸上显出了不合情理的震惊和失望，一副你还是该跟我们一起去的样子。弗兰克过了一阵子才明白：奥德威需要他。如果有弗兰克在一边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奥德威就能煽动大家一起去那家被他称做“好地方”的小饭店。那是一家幽暗的德国餐厅，在那边他们照例能享用酒精度不高但足以慰藉奥德威的马提尼。而如果弗兰克不去，那么大家就只能听从罗斯克的安排，去奥德威称为“坏地方”的小餐馆。这家“华夫天堂”灯光明亮并且干净得太残忍，但是连一杯啤酒都买不到。里面弥漫着浓重的融化黄油和枫糖浆味道，甜腻得会让人吐在小纸巾上面。如果他们一起去了那里，他只能呆坐在椅子上忍受那股味道，等着这伙人把他带回来，然后趁机溜出去灌几杯，这样他才能挨过下午的工作时间。求求你啦！当他们领着他走开时，他那漫画般睁得滴溜圆的眼睛看着弗兰克：求求你别让他们这样对我。

可是弗兰克牢牢地坐在椅子上，两只拇指捏着文件的边缘。他等到这几个人稳稳妥妥地走进电梯，再继续等。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他还是觉得办公室过于拥挤。再过一会儿，他终于从椅子上半抬起身体，从隔板上方朝各个方向认真地扫视了一遍。

莫琳的头孤零零地浮动在存档中心的水面上。还有几个头挤在电梯边上，以及几个分散在远处的角落里。弗兰克觉得没有必要再等，办公室不可能比现在更空了。于是他扣好上衣，阔步走出工作间。

“这就可以了，莫琳。”他朝她逼近，从她手里接过一堆文件夹和文件。“我想这些就足够了。”

“啊，可是这些还只是相关材料的一半。难道你不是需要所有的东西吗？”

“这么跟你说吧，先不要管这个。我们去吃点东西？”

“好的，我很乐意。”

弗兰克赶紧奔向工作间，丢下那些文件，然后忙不迭跑进卫生间里整理仪容。不过当他站在电梯旁等着她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心里开始发慌。现在电梯周围已经有些吃完午饭从外头回来的人，如果她动作不快一点，他们很有可能碰上奥德威和其他几个人。她在里面到底磨蹭什么啊？难道两条胳膊搂着其他三个女孩笑瘫了，就因为马上要跟惠勒先生共进午餐？

接着她突然走向他，身上穿着一件薄外套。恰好电梯门也打开了，管理员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下去的！”

当电梯带着二人向下滑，弗兰克站在她身后不远，保持着“稍息”似的僵硬站姿。诺克斯大楼附近这几个街区的餐馆里，肯定挤满了诺克斯的员工，所以他必须带她到远一点的地方去。通过大厅时，他拘谨地碰了碰她的胳膊肘，就好像碰的是她的胸部。“听我说，”他低声说道，“这附近看来没有什么太好的去处，你介不介意我们稍微走远一点？”

他们走到人行道上，在人群里挤挤碰碰，弗兰克仿佛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像个白痴似的站在那儿傻笑，直到一个字眼在脑海里闪现：“出租车”。而且幸运的是，他刚招手一辆出租车就停了下来。他愉快地看着她微笑着弯下身子，并且很优雅地坐进出租车，以至完全不在乎此时他眼角余光看到的一幕：无疑是西德·罗斯克那庞大的身躯出现在人群里，拉斯洛普、斯默和奥德威保驾护航，从“坏地方”那个方向走过来。他不知道那几个人有没有看到自己，在那一刻，他认为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关上车门，允许自己在车子启动前朝那边瞟上最后一眼。这时候他突然有一种想要大笑的冲动，奥德威傻乎乎地踩着那双橘黄色船鞋走在人丛中的样子，实在太滑稽了。

[1] 奥特·菲尔茨，原文为Oat Fields，也指燕麦田。

[2] Noel Coward（1898—1973），戏剧、文学、电影全才，创造了“名流”的概念，他的才华、时尚触觉以及精心修饰的外表，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风云人物。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六章

“我觉得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她说。“我是说，我的身体没有不舒服，不过我想我们该吃点东西了。”

莫琳和弗兰克坐在西十街一家垒着红砖墙的高级餐厅。莫莉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已经半小时过去了，她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几乎只用一口气就把自己前半生抖搂出来。弗兰克在中间只打岔了一次，因为他想起必须通知约根森夫人，请她安排另一个女孩下午接替莫莉在接待台的工作。他在电话里解释说：“我想向您借用莫琳，因为我需要她帮忙在视觉工具部整理一些东西，从目前的进展看来，我们可能要在这里耗上一整天。”诺克斯大楼里根本没有“视觉工具”这个部门或部门分支，不过弗兰克很有把握约根森夫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即使她想去问别人，她能找到的那几个人也不会了解情况。在电话里弗兰克措辞得体、反应灵巧，直到他从电话亭走回桌子时差点撞翻了一个法国面包的托盘，才发现自己喝得太多了。剩下来的时间他只好带着复杂的情绪控制喝酒的节奏，并继续倾听莫琳的自述。

在这番长长的自述中，弗兰克得到了一些信息：她今年二十二岁，老家在北部一个偏远地带，父亲在那里经营一家五金器材店。她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莫琳’还好，但是‘格鲁布’听起来就很别扭，我想这是我那么着急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她十八岁的时候结过一次婚，不过半年之后这段婚姻就草草结束。她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简直太荒谬了。”此后一两年她沮丧得要命，除了去汽油公司上班，就是待在家里拖地。直到某天一个念头震动了她：原来她真正想要的就是来纽约然后开始“活着”。

这些话很对弗兰克的胃口。他愉快地发现莫琳羞涩地开始叫他“弗兰克”而不是“惠勒先生”，更高兴的是，莫琳果然与另一个女孩合租了一间公寓——一间就坐落在这一带的“可爱小房子”。但过了一段时间，弗兰克就必须不断地说服自己去继续享受这个约会。弗兰克认为，问题主要在于莫琳说得太多了。她话里有很多浮夸的地方，原本一些动人的东西，就这么掩埋在遣词用句的惺惺作态里。不久他就发现，她的空洞无聊应该归咎于她的室友，一个叫诺玛的女孩，莫琳对她崇拜至极。莫琳告诉弗兰克，诺玛比她年长，离过两次婚，在一家大杂志社工作并且认识“各式各样的名流”；莫琳说得越多，弗兰克就越来越厌恶地认清，她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导师和追随者的关系，而且她们在这种女孩交往的典型方式中自得其乐。诺玛的教诲表现在莫琳过厚的妆容和过分修饰的发型上，以及她过度注意的仪态和喋喋不休的空话——把“疯狂”、“神奇”、“骇人听闻”这些字眼挂在嘴边，连谈到公寓管理都要夸张地睁圆了眼睛，可爱的小小的意大利杂货商、可爱的小小的华人洗衣工、这一片严肃但讨人喜欢的警察，一个个都好像有着说不完的故事，在她的叙述中，都成了有着固定形象的配角——关于曼哈顿单身女孩的好莱坞浪漫故事。

为了抵御莫琳的语言攻势，弗兰克只好不停地要酒，直到她弱弱地宣告“看什么东西都模模糊糊的”，他才有些愧疚，现在莫琳已经脱下诺玛的脸谱，变成一个诚实、无助，正在为派对礼服发愁的小孩。弗兰克把侍应生叫过来，像个尽职尽责的父亲那样给她点了最健康的食物；等到她终于吃上了东西，并抬起头表示自己感觉好多了，弗兰克知道该轮到他说话。

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句子从他口中倾泻而出，一段段话各自成章，像插上了翅膀，符合这一场合的故事，从他服兵役开始讲起，后来又过渡到充满格言警句的庄重篇章。

他先是用三言两语把诺克斯商业机器公司解剖得体无完肤，让莫琳大笑起来，然后充满信心地把冷嘲热讽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层面。当他批判企业的绝对自由能铸造社会财富是个谎言时，才意识到经济话题可能让莫琳感到厌倦。于是他把她带进哲学的迷魂阵里，又适时地用一些俏皮话把她扔回俗世。

她对诗人迪伦·托马斯的死有什么看法？她是不是也认为，我们是现代社会里最没有活力、最惶恐不安的一代？他的表现无懈可击。他调动了自己做过的最精彩的演讲：那些让米莉·坎贝尔惊叹“噢，你说得真有道理，弗兰克！”的尖锐评论，以及更久远更深刻的、让爱波·约翰逊把他视为“这辈子见过最有意思的人”的机智谈吐。他甚至还提到了当码头工人的经历。他把这些叙述交织成一条主线，勾勒出一幅专为莫琳炮制的自画像：他是一个称职但梦想幻灭的年轻已婚男人，正悲伤而勇敢地与周围的环境抗战。

等到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弗兰克知道他的演讲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用只字片语就能操控她的表情，让她开心大笑，或愁眉不展，或严肃地点头称是，或陶醉在浪漫遐思里。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让她落泪。当她目光短暂移开，低头看杯子或双眼湿润地扫视着房间，也只是为了让深受触动的情绪喘喘气；弗兰克曾有一刻甚至可以发誓他见到她已经盘算好当晚怎样跟诺玛形容自己了：“噢，一个最有魅力的男人……”当弗兰克为莫琳披上外衣时，他感觉她的身体好像酥软了。他们并肩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散步，莫琳一次次地把身体靠向他，他最后一丝疑惑都消散了。他已经成功地把她搞到手。

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们该去哪里。他们正漫无目的地走向华盛顿广场的树阴，问题是，如果他们在公园里闲逛，不但会浪费宝贵的时间，而且可能会遇见熟人，比如说安妮·施耐德、苏珊·克罗斯这些爱波以前的朋友或邻居。天知道还有多少这类女人在公园里，一面抬头享受阳光或擦拭孩子嘴角的冰淇淋残迹，一面谈论着幼儿园、贵得离谱的房租以及迷人的日本电影，直到该给丈夫准备鸡尾酒了，她们才会收拾好玩具和全麦饼干溜达回家。她们一定会马上认出他来，“那肯定是弗兰克·惠勒，不过他身边的女人是谁呢？这不是太可笑了吗？”但是这个不安的念头刚萌起就被扑灭了，因为莫琳已经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你愿不愿意上去喝点什么？”

于是他就跟在她的屁股后面，走上了昏沉的、铺着地毯的楼道。房门在他身后关闭后，他得以观察这间弥漫着吸尘器、早餐熏肉和香水气味的房子。这个又高又安静的空间浸润在金黄色亮光中，阳光透过窗口竹制百叶窗的缝隙照射进来，投映出一条条水平的金色与棕色暗影。当她穿着丝袜的脚在他身边团团转，躬着身屈着膝清理烟灰缸和杂志，他觉得自己变得高大、强壮。“不好意思这屋子有点乱，不过你还是请坐吧？”等到她一只脚跪在沙发床上去抓打开百叶窗的杆子时，弗兰克走到了她身后抱住她的腰。这就足以征服她：莫琳低低地、甜腻地呻吟了一下就转过身来贴进他的怀抱里，同时把嘴送到他的唇边。他们一起滚在沙发床上，现在世界上唯一的障碍就是身上的衣服了。他们身体扭在一起，喘着气，急不可待地对付着各种纽扣、衣结、搭钩，直到最后一片遮体物滑落下来；然后在她肉体温暖的节奏中他强烈地感受到：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他如此自我迷醉以至几乎没发现莫琳正低声呢喃着：“哦，太棒了，哦，哦，嗯……”

一切最终结束的时候，他们分别瘫倒在沙发床上，然后再把微微出汗的四肢交缠在一起。他这辈子从来没对人这么感激过。但这一刻他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想要看一眼她的脸，或许可以从中找到提示，但是她紧紧地把头靠在他的胸膛，所以他只能看到她脑后黑色的乱发；她在等着他先开口。他稍微转了转头，发现自己正对着百叶窗卷上来后露出的几英寸开口，那是她倒入他怀中之前好不容易打开的。从那里他看见对面街上饱经风霜的屋顶，屋顶的烟囱和电视天线在天空蓝色背景上交织成的复杂的抽象画，还有更高更远处传来飞机微弱而又绵延的嗡鸣声。然后他把目光收回来，察视自己身处的这所房子。这里面的陈设都笼罩在金黄色的亮光里：毕加索的复制画、《本月最佳书籍俱乐部》选出来的图书、壁炉上的照片、躺椅……还有，还有的就是弗兰克马上想起了他的外套和衬衫正散落在躺椅边上，鞋子、裤子和内裤就在身边，伸手可得。他可以立刻穿上衣服然后在三十秒以内离开这个地方。

“我说，”他终于想好了怎么开口，“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想到下午会发生这些事情吧？”

她继续沉默。周围寂静得他第一次听到隔壁房间一只闹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

“是的，”她过了一阵子才说，“没有，当然没有想到。”她快速地坐了起来，伸手抓起宝蓝色的毛衣遮挡住身体。接着她又感到犹疑，心想这个时候再没必要矜持地遮遮掩掩了，于是又让毛衣滑落下来。然而赤身裸体让莫琳很难堪——或许这才是最该矜持、最该维护自己尊严的时候呢；她又捡起毛衣覆盖在胸前，还叠起双臂紧紧地搂着它。她的头发杂乱无章地堆在头上，横七竖八地拧成了数百个小卷卷，向上炸开，毫无吸引力，童年时她的头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她用指尖轻抚几片头发，不是为了抚平，而只是一种隐秘的、几乎无意识的动作，就像弗兰克在十六岁时偶尔会抚摸脸上的青春痘，只为了确认这个可怕的东西还在脸上。她的脸和脖子毫无血色，不过两边的脸颊开始一块块的红了起来，就像刚被人扇了个耳光。她现在看上去非常柔弱，以至弗兰克认定自己能一眼看穿她在想什么：诺玛会怎么说？诺玛会惊诧于我那么容易就被人占有吗？不，不会的。诺玛会认为成人之间真正复杂的感情关系，是不能用“困难”或“容易”或谁被谁占有来诠释的，这样也太无聊了。她会这样说的。只是，如果这真是成熟的关系，她为什么连面对一件毛衣都不知所措？为什么在刚才可怕的沉寂中，她居然想不出什么话要跟这个男人说呢？

她抑制住自己的胡思乱想，用力抬起下巴就像要把额头上的一大绺光滑的头发甩到后面，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故作优雅的笑容，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

“你有香烟吗，弗兰克？”

“当然有，给你。”谢天谢地，谈话终于得以顺畅进行。

“你发明的部门叫什么？”

“什么？”

“就是你告诉约根森夫人的那个。”

“哦，视觉工具部。其实不完全是编造的。以前是有过这么一个部门，我记得好像是在八层。反正你不用担心，她肯定不会发现的。”

“视觉工具部，听起来像真的一样。不好意思，我走开一会儿，弗兰克。”她轻快地穿过客厅，稍稍躬着身体就像这样会不那么裸露，走进了传出闹钟声响的房间。

等她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穿了一件拖地睡裙，而且头发也精心整理得跟平时差不多了。走进客厅她看见弗兰克穿戴整齐，正彬彬有礼地看着壁炉上的照片，像一个刚刚进门尚未受邀坐下的客人。她告诉他卫生间的位置，趁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把沙发床收拾好，然后毫无头绪地在厨房里走动，直到弗兰克走了出来。

“我给你弄点什么喝的？”

“不用了，谢谢。其实，我想我该走了。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啊，你说得对。你错过那班火车了吗？”

“没关系的，我可以搭下一趟。”

“让你匆匆忙忙地赶路，真不好意思。”她似乎决定在把弗兰克送出门口之前，要表现得冷静而有尊严，并且保持着优雅的风度。但就在开门的那一刻，她瞥见沙发床附近有一件薄薄的白色物品，好像是胸罩还是吊袜腰带，可能是收拾残局时看漏了，任由它皱成一团躺在地毯上。她心神一乱，有股冲动想飞奔过去，捡起那件衣物塞进垫子底下，或者干脆把它撕成碎片。她内心挣扎了好一阵子，等到她回头去看弗兰克时，眼睛可怜兮兮地睁得又大又亮。

临别的一刻，无可避免的，弗兰克必须说点什么。他真心话只有一句：他从来没那么感激过一个人。但这样去跟她道谢，就像付钱给她似的，可能会起相反的效果。他还有另一个想法，他可以摆出一副又悲伤又软弱的样子，抓住她的肩膀说：“莫琳，你知道的，我们是不可能有将来的。”不过她可能会说：“噢，我知道。”然后把脸埋进他的外衣里，那么他就没有选择了，只好说：“我不想觉得自己是在占你便宜；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我只好，好吧，我——”这就是问题，他就不得不说：“我很对不起。”而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道歉。宙斯化身的天鹅有没有对勒达道歉？鹰有没有道歉？狮子有没有道歉？废话，当然没有。

于是他选择了另一个告别方式。他给了她一个老练、富有魅力而又微妙的笑，然后保持着这个表情，直到她慌张地回报了一个微笑。接着他俯身轻吻了她的嘴唇，说：“听着，你真是个很棒的女人。保重。”

他走下楼梯，走上街道，走啊走，这个街区还没走过一半，就忍不住撒腿跑了起来。他一路跑过第五大道，有一次他不得不侧过身来，这才不会撞倒一辆婴儿推车。后面一个女人大声叫道，“你有没有长眼睛，看看你往哪里撞！”不过他没有回头看，就像狮子，就像老鹰不会回头看一样。他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男人。

一个男人怎么能坐在火车尾部的吸烟车厢回家，细心地整理长裤膝盖上的褶皱，把晚报叠成一小条避免妨碍别的乘客？一个男人怎么能蔫巴巴地坐着按摩头部，让一群和善的失败者在身边大吵大闹玩着桥牌，忍受着烟草、口臭和报纸的气味，以及过热的暖气？

该死的，当然不能。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叉开双腿，跑到外面，大咧咧地站在铁造的通道上，在那里风会吹动他的领带，轰鸣声会震动他的耳鼓，他站在不停震动的铁地板上，深深地抽一口烟，再一口，直到香烟燃烧得只剩下细细的一条火线，弹弹烟灰才把烟屁股扔出去，像发射子弹那样射到飞驰的路面上。这时候，郊区小镇以七点钟的粉色和灰色晚霞为背景就会慢慢走进他的眼帘。到站的时候，一个男人会在火车还没完全停下就跳下铁梯子，着陆后一路小跑着，然后渐渐放慢脚步，轻松灵敏地走向自己的车子。

还没驶入家门口的车道，他就看见落地玻璃窗的帘子拉了起来。他的车拐上车道时，他看到爱波从厨房跑到了车库前等他。她穿着黑色的鸡尾酒裙和平底舞鞋，系着一条他从未见过的非常小的白色薄纱围裙。他还没来得及熄火，她已经打开了车门，双手抓着他的手臂并开始说话。她的手比莫琳·格鲁布的还要瘦弱和紧张，而且她更高，更老，用的是另一种香水。另外，她说话的语速比莫琳更快，声调更高：

“弗兰克，听我说。在你进来之前我必须跟你说几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说什么？”

“很多很多东西。首先第一条，今天我想了你一整天，我为发生的一切感到非常抱歉而且我很爱你。别的可以等一会儿再说。现在我们一起进屋吧。”

当爱波挽着他的胳膊，两人迈着迟缓的脚步一起走进厨房时，弗兰克在这短短的几秒钟感受到了异常复杂的情绪——哪怕他有一年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可能把这种情绪解剖清楚。这就像在沙尘暴中前行，在海床上走路，在虚无缥缈的空气中漫游。更可笑的是，虽然他无法梳理迷乱的思绪，却可以分辨出，爱波和莫琳的声音尽管完全不同，她们的腔调却奇怪地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一种莫琳在谈及诺玛认识的名人和说到“视觉工具部”时的装腔作势；她们说话有一种表演的味道，一点虚假的热情，就像她们正在跟某个浪漫的角色谈情，而不是他，一个活生生的男人。

“亲爱的，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她说，“就一小会儿，我会叫你的。”说完她转身离开，让他独自一人留在厨房里。烤牛肉的焦香味几乎让他的眼泪掉下来。她递给他一个装满了威士忌和冰块的老式玻璃杯，然后消失在黑暗的客厅里。现在他已经听见客厅传来孩子们徒劳地抑制着的嬉笑声，以及擦亮火柴的声音。

“好了，”她喊道，“现在进来吧。”

他们已经在桌子旁边坐好了。他先是看到他们的三张脸，然后才发现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的脸笼罩在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中：一个蛋糕上插的蜡烛。然后缓慢的、尖锐的歌声响了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詹妮弗的声音是三个人当中最响亮的，爱波是唯一一个唱到高音部分还找准调子的——“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爸爸……”而迈克尔则尽着他最大的努力，他的笑容是最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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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原谅你什么啊，爱波？”他们两人单独站在客厅的地毯上，这时候她犹豫地朝他走前一步。

“原谅我所有的事情，”她回答，“所有的事情，我这个周末对你做的事。我在那个糟糕的演出之后的种种表现。现在我有好多东西想要告诉你，我想到了一个最美妙的计划。听我说，弗兰克。”

可是他的脑子一片死寂，什么都听不进去。他觉得自己像一头怪兽。他狼吞虎咽地吃下晚餐，就像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那样往嘴里猛塞了七大叉甜腻的巧克力蛋糕；在打开生日礼物时不断地重复着“真棒，真棒”——他刚刚就是这样形容莫琳·格鲁布的；他听完了孩子们的睡前祷告，然后蹑手蹑脚离开了他们的房间；现在他站在妻子面前，听着她祈求自己的原谅。在这一刻，他冷冷的眼睛发现，她已经没什么可看了：她太老，太高，而且太过热切。

他想要冲到房子外面，用某种激烈的方式为自己赎罪——挥拳砸向一棵树，狂奔好几英里，或是跳过石墙，直到自己精疲力竭跌倒在一片满是荆棘的泥潭里。但他没有这样去做，他只是紧闭双眼，伸出双臂把她搂在怀里，绝望地抱着她弄皱了她的围裙，挤压摩挲着她后背凹进去的肌肤以消解自己的痛苦。同时，他的嘴贴着她的脖子呻吟并呢喃着：“哦，我的宝贝儿，哦，我可爱的小丫头。”

“不，先等等，听我说。你知道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吗？我在想念你。弗兰克，我想到了最最美妙的——不，等等，我真的爱你，不过请你听我说，就一分钟，我——”

唯一能不让她说话并从视野中消失的办法，就是去亲吻她的嘴。地板似乎开始往危险的角度倾斜，两人顺势向后踉踉跄跄地倒退了几步，这才坐倒在柔软的沙发里，没有重重地摔倒在咖啡桌上。

“亲爱的？”她在他耳边低语着，急促地喘着气。“我真的非常爱你。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哦，别，别停下来，别停下来。别停。”

“应该怎样？”

“或许应该先回到卧室里面。如果这让你火大的话，还是算了。你要是想，我们可以就在这里，我爱你。”

“不，你说得没错。我们应该到卧室里去。”他强迫自己站起身来，然后伸手拉起她。“而且我最好先冲个澡。”

“不，不用的，求你不要。不要先去冲澡，我不让你去。”

“我真的得去，爱波。”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真的得去。”他每迈前一步，都要用上全部的气力。

“我觉得你真是太坏了，”她紧紧握住他的胳膊。“太坏太坏了。弗兰克，你喜欢所有的礼物吗？那条领带怎么样？我去了差不多十四家店，结果哪一家都没有像样的领带。”

“这条领带真棒，是我所有领带里最好的一条。”

热水流过身体，莫琳·格鲁布就像第二层皮肤那样贴在他身上，必须用尽全力地擦拭，才能把她铲除掉。他认为他应该向爱波坦白。他应该清醒地抓住她的双手告诉她：“听我说，爱波，今天下午我——”

他关掉全部热水，让冷水从头顶流泻而下——他已经好多年没这样做过了。冷水带来的剧烈刺激让他舞动着身体，让他喘息，但他还是强迫自己留在下面默数到三十为止。这是他以前在军队里经常做的事情。现在他果然振作了起来。告诉她？为什么啊，他当然不能向她坦白。这样做他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上去很干净，”她已经给自己换上最好看的那件白色睡袍，从衣橱那儿转着圈出来了。“你看上去很干净很平和，来，坐到我身边吧，我们先说一会儿话，好吗？看看我准备了什么。”

她在床头柜上摆放了一瓶白兰地和两个玻璃杯，不过过了好久他都没有给机会让她在杯子里倒上酒，也没有让她再多说什么。此后她只有一次离开他的怀抱，那是为了拉开她的蕾丝肩带，让睡裙顺着她的胸部滑落。他还没来得及抚摸，她的乳头早已硬得挺立了起来。

这已经是一天之内他第二次发现，爱的举动可以让他变得沉默无言。他一直盼着她能够把那些话留到明天。他知道不管她打算说什么，肯定都会带着那种戏剧台词一样的怪异腔调，而他现在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躺在这里，在黑暗之中微笑着，既困惑、又愧疚，同时还很快乐，然后沉入深深的睡意中。

“亲爱的？”她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亲爱的，你不是马上就要睡觉吧？如果就这么睡了，那瓶白兰地就白白浪费了。另外，我真的有很多话想对你说，我甚至还没找到机会跟你提一提我的计划。”

一分钟之后他发现保持清醒也不是那么难。像现在这样坐在她身边，身上盖着柔软舒适的双层毯子，在月光下悠闲地啜饮白兰地，同时倾听着她高低起伏的声音，其实也很惬意。不管她说话像不像演戏，她充满爱意的声音还是很动听的。最后，带着一点不情愿，他开始专心地聆听她说的话。

她说，她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这几天持续的伤感情绪，她对他一整天的思念，以及对他的爱恋。她的详尽计划是今年秋天全家“永久”移居欧洲，在那边开始新生活。他知道他们手头到底有多少钱吗，靠着他们的存款，还有把汽车和房子卖掉之后拿到的钱，再加上从现在到九月这段时间的积蓄，他们可以舒适地过上六个月。“根本用不了六个月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就能安顿，像现在那样自给自足，然后想过多久就过多久——这是最棒的一点。”

他清了清嗓子。“呃，宝贝儿，你想想看，首先我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什么样的工作都不用去找。亲爱的，我知道如果你想要的话，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找到工作，不过这一点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根本不需要找工作，因为我会去。你先不要笑，听我把话说完。你知道在海外政府机关做文书工作可以挣多少钱吗？在北约和非洲经委会办事处一类的地方。而且你知不知道那边的生活消费水平有多低啊，跟我们这里比起来？”她已经把一切都打听清楚了；她在一本杂志上读过相关的文章。凭着打字和速写技能，她可以挣到足够的钱养活一家，甚至还有余力雇请一位钟点工在她上班的时候照顾孩子。用她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她只是奇怪为什么自己此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不过，她不得不时时打断自己来制止他，而且用越来越少的耐心去提醒他不要发笑。

她不知道，他的笑并不发自内心。他不断地做出耸肩的动作，也并不像她以为的那样，是在用一种打趣的方式告诉她，这是个好玩的傻主意。其实他是在向她掩饰——或许也是在向自己掩饰，他对这个计划立马感到强烈的恐惧。

“我对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弗兰克，”她说，“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

“不不，我知道你是认真的。不过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你在外面忙得不可开交挣钱养家的时候，我到底应该干什么？”

她把身子往后挪了挪，在微弱的灯光中检视着他的脸，那架势像是在表达，她简直不敢相信折腾了半天他还没明白她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你还不明白我的整个打算？你可以去做七年前就该去做的事情了。去找你自己。你可以去看书，去学习，去散步，去思考。你会有很多时间。这是你生命中第一次有时间去弄清楚你到底真正想做什么。而且当你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之后，你有时间和自由去做这件事。”

当他一边摇头一边笑出来时，他知道这番话是他最害怕听到的。他的脑子里很快地闪过一个令他不安的画面：她穿着巴黎风格的定做西装，从公司回到家里，优雅地脱掉蕾丝手套时，发现他慵懒地蜷缩在沾了鸡蛋渍的睡袍里面，躺在乱七八糟的床上挖鼻孔。

“听着，”他的手从她的肩上滑下来，然后探入胳膊底下轻抚着她的乳房。“首先我必须承认，你说的这些听上去都很美好。你的确对我很好——”

“这不是我对你好不好的问题！”她重重地喊出了这两个“好”字，像是在强调这是她最蔑视的字眼。同时她甩开那双放在自己胸部上的手，就好像她对它也充满了蔑视。“看在上帝的分上，弗兰克，我这么做并不是表示我对你‘好’！我并没有为你做什么伟大的牺牲，你难道不明白吗？”

“好吧好吧，你不是在表示对我好。你先不要生气。不过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觉得你必须承认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现实。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要是同意你的话，”她说，“那么只能说明我对‘现实’的评价很奇怪很低。因为你知道吗，我恰恰觉得这才是不现实的，不现实的是，一个有头脑的男人年复一年像狗似的做着一份他根本无法忍受的工作，每天回到一所他无法忍受的房子里，生活在这块他无法忍受的郊区。而且家里等着他的妻子同样不能忍受这些东西，不能忍受跟一群担惊受怕的小——哦，弗兰克，其实你不需要我来告诉你，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到底有多糟。我说的很多东西其实只是重复你的话。就在昨天晚上坎贝尔夫妇在这里的时候，你记得你说过郊区的人总不去正视现实，就像一切与己无关吗？你还说每个人都把孩子浸泡在泛滥虚伪的情感中来抚养长大。你还说过——”

“我知道自己说过什么，只是我不知道你竟然在听。你那会儿看上去很厌烦的样子。”

“我是很厌烦。这也是我要说的：我从来没像昨晚那样厌烦、压抑、沮丧过。尤其当我们谈论着吉文斯太太的儿子，尤其是我们像逐臭之蝇那样把他津津有味地挂在嘴边。我记得我看着你，心里想着：天啊，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住嘴吗？！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建立在，我们比这一切高尚，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当时只想说：其实我们并不比任何人优越，你看清楚，我们就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我们就是你所说的那种人！我当时对你有点——我不知道，或许是蔑视吧，因为你看不出这完全是一种谬见。后来今天早上你离开的时候，我看到你倒车到拐角时看了房子一眼，那眼神就像房子会咬你一口那样。你的表情这么凄凉，我开始哭，然后我觉得孤独得要死。我想：我们怎么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如果这些都不是他的错，那么到底是谁的错。我们是怎样走进唐纳德森们、克雷默们和文盖斯们这个小小的梦境般的奇异世界里？哦对了，还有坎贝尔们，我今天还想清楚了一点，就是坎贝尔夫妇也在极大浪费我们的时间。然后，老实告诉你弗兰克，然后我站在厨房里就像突然得到什么启示一样，一个念头第一次出现在我脑海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这一直都是我的错，我甚至可以告诉你这个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别打断我，听我说下去。”

他当然知道现在不是打断她的时候。她肯定整个上午都沉浸在痛苦的思绪中，在这个安静和干净得毫无生气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她肯定把手指放在腰上搓搓扭扭直至疼痛。随后的整个下午，她肯定带着无可抑制的激动穿梭在购物中心，在迷乱的“不能左转”路牌和愤怒的交警中间霸道地驾驭着方向盘，在各家商店忙进忙出就为了买生日礼物、烤牛肉、蛋糕和鸡尾酒围裙。她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推动这股气势汹汹、慷慨激昂的情绪，就为了这一刻的自贬。现在她终于把话说出来了，当然不希望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干扰。

“所有的一切可以追溯到我们还在贝休恩大街的时候，”她说，“就是我刚刚怀上詹妮弗时，我告诉你我打算——你知道的，打算把她做掉。其实那个时候你跟我一样，也不想要小孩。你有什么理由想要她呢？但是当我跑到外面买了橡胶吸液器，我实际上是把整个包袱压在你的身上。这就像是对你说：好吧，如果你想要这个孩子那就完全是你的责任了，你就必须完全改变自己来供养我们。无论你想做一个怎样的人你都必须放弃，你只能做一个父亲。弗兰克，要是那个时候你不纵容我，要是你骂我臭女人并且对我置之不理的话，你马上就会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是在虚张声势。我或许根本就不会去流产，首先我没那个勇气。但是你没有那么对我，你太善良，太年轻，而且感到害怕。你忍受下来了，于是一切就这么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卷进这样一个巨大的错觉当中。一个巨大的，丑恶的错觉——它告诉人们，每个人有了家庭之后都要脱离真正的生活而‘安定’下来。这就是郊区生活里最浪漫的谎言，而我只能让你屈从于它直到今天。我让你生活于这个谎言当中。我的上帝啊，后来我甚至沉溺下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肥皂剧里陈词滥调的角色，或许正是这一点，才让我明白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把自己想象成这么一个女孩：要不是太早结婚的话，她肯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女演员。我想你是知道得很，我根本就不是当演员的料，而且也根本没有想要去当。你知道我去那个学院只是为了离开家，而我心里明白的，我心里一直明白这一点。后来在准备表演的三个月里，我就挂着这么一副高不可攀、既甜蜜又苦涩的神情四处走。你想想看，这恐怕已经是自我麻醉的极致。你现在知道这是一种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了吧？我希望毁灭是双向的，我毁掉了你的生活之后还觉得不够，还想把这些可恶的事情都做到底，反过来让你觉得是你毁掉了我的生活，这样我就能以最终的受害者自居了。听上去太恐怖了，但这是真的，真的！”

每说一声“真的”，她就用握紧的小拳头敲打自己裸露的膝盖。“现在你知道我在求你原谅什么了吧？还有为什么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里到欧洲去。这完全不是我对你好或者慷慨大方，我并没有在对你施加恩惠，我现在给你的不过就是你应得的东西，我倒是觉得非常抱歉，它来得这么迟。”

“好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现在我能说话了吗？”

“可以。不过你确实明白了，对吧？我还可以多喝一点白兰地吗？一点点就好，恩，这就可以了，谢谢。”她喝了一点酒之后，把头发往后甩了一下，身体挪向后面靠着墙壁，因此离他远了一些，肩上的被子也向下滑落了一截。她把腿蜷在身体下面，整个人看上去完全放松而自信，她做好了聆听的准备，并且因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而感到快乐。她的身体散发出蓝白幽光，对他来说具有强大的力量。他知道自己如果注视着她，肯定没法集中精神思考，于是他强迫自己转头去看双脚之间被月光照亮的地面。他以极慢的动作点燃一根香烟，争取时间。他必须在纷乱的思绪中找到方向……每天下班回到巴黎的公寓里，她的高跟鞋会坚定地把地板敲得“笃笃”响，她的头发会向后梳成一个很干练的圆髻，她的面孔会流露出明显的疲惫，以至于她两眼之间会出现清晰可见的小竖纹，即使在她微笑的时候也是如此。而他自己呢……

“首先，”他终于开口说，“我想你对自己太苛刻了。没有哪件事情是那么黑白分明的。你没有强迫我去选择诺克斯这份工作。另外你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你说你知道自己不是当演员的料，因此不该觉得自己被抑制、被欺骗。那么让我们面对事实吧，同样的论断是不是也可以用在我身上？我的意思是说，谁能肯定我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呢？”

“我并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她的声音很平静，“我想如果你真的成为什么大人物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厌烦。不过如果你是在质疑，到底有谁会认为你是个不同寻常的人，谁会相信你拥有杰出的一流头脑，那么弗兰克，我可以告诉你，答案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

“算了吧，我不过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而且长着大嘴巴的家伙。我是在向每个人展示我的博学，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的才华，那些都是吹嘘和伪装。我其实——”

“你不是在吹嘘和伪装。你怎么能这样说你自己？弗兰克，难道情况已经糟到让你完全失去了自信？”

其实没有，他必须承认情况并没有坏到那个地步。而且，他害怕在她的声音之中发现一丝真正的动摇，他隐约担心自己真的成功说服了她，让她相信自己确实就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家伙。这才是最令人痛苦的。

“好吧，”他决定让步，“好吧，先假设我曾经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但问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这不表示——”

“像你一样优秀的并不多，”她坚定地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那个你曾经非常崇拜的人。那个曾经的战斗机飞行员，所有女孩都围绕着他。对了，比尔·克罗夫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是怎么说你的。有一次他跟我说：‘如果我有这家伙一半的头脑，我就再也不用为自己担心了。’他这么说不是在恭维你，他真的这么想。每个人都知道，只要你有那么一次机会找到你自己，那么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你做不到的事情，没有你担任不了的角色。当然了，这都不是重点，你无需非同寻常，但你也应该去寻找自己。你明白吗？”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首先——”说到这里弗兰克发现与其让自己说下去，他更需要安静下来。于是他用力吞下一口白兰地，让灼烧的感觉在口腔内的上部蔓延，然后顺着肩膀和脊椎温暖身体的每个角落。他严肃地盯着地板。

比尔·克罗夫特真的那么说过吗？

“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一定的道理。”他再次开口，但是声音里已经透出一种像爱波说话似的戏剧性调调。他知道自己在这场争辩中已经输了。此刻他用的是英雄人物说话的那种语气，一种连比尔·克罗夫特都敬仰的人才会发出的声音，“或许我真的拥有一些可以感知的才华，如果我是个艺术家，或者是作家，又或者是——”

“弗兰克，你真的认为，只有艺术家和作家才有权利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听我说，我不介意你五年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在意五年之后你告诉我，你想成为的不过是个砖匠，或者是机械工，或者是水手。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所说的一切跟可以感知的才华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是你的本质被桎梏起来了，是你，真正的你，被一再地否认，否认和否认。”

“那么我的本质是什么呢？”他今晚第一次直视她的眼睛。他放下了手中的酒杯，抓住她的腿，而她也伸出双手覆盖并按压着他的手。

“你难道不知道吗？”她轻柔地拉着他的手，划过臀部，然后停留在她平坦的腹部，并再次把它们按紧。“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最美好的事物，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生命中经历过多次的挫败和低头认输，只有这一次看上去最像一场胜利。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幸福感在他内心熊熊燃起；他从来没有过这么纯粹地从真实中体验过美；在时空中没有哪件事比娶了这位妻子让他成功得更彻底。他觉得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任他抹去，未来也完全在他的掌控中。这幢房子的四面围墙，墙外广阔得令人窒息的荒野，这些市镇和树，都可以在他一念间化为乌有。现在他可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因为身边有个美妙的生灵向他敞开并随他同行，既温柔又坚强，而她是个真正的女人。

当早起的鸟儿传来第一声清脆、迟疑的鸣叫，当茂密的树丛已经在晨雾中由灰转为橄榄绿，她的指尖从他的唇边缓缓划过。

“亲爱的？我们是打定主意了要去做，对吧？我们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对吧？”

他仰躺在床上，享受着自己胸膛有节奏的缓慢起伏。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胸膛如此宽厚有力，完全可以配上中世纪骑士佩戴的金属胸甲。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他做不到？还有什么旅程会让他退缩？还有什么美好的生活他不敢向她许诺？

“没错。”

“我这么问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马上开始准备。明天就开始。写信，处理护照等等。另外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告诉詹妮弗和迈克尔，你说呢？他们会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此外，我希望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先知道这个消息。你说呢？”

“嗯，我同意。”

“我是说除非你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然我不会告诉他们。”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那就真是太好了。哦，亲爱的，快看看都什么时候了。外面都已经亮起来了，你睡不了多久，今天上班肯定会很累的。”

“不会的，我没事。我可以在火车上打个盹。还可以在办公室里睡一会儿，没关系的。”

“好的，我爱你。”

于是他们一起像孩子一样沉睡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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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充满了幸福的癫狂，在飘飘然的迷迷糊糊中，弗兰克·惠勒事后完全想不起自己在里面沉迷了多久。至少过了一两个星期或者更久以后，他的生活才逐渐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他开始注意时间的流逝，并焦躁地发现有必要好好地度量和分配它们。从那个时候回头看，他完全记不起那段轻飘飘的时光持续了多久。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日子依然清晰，那就是他生日之后的那一天。

他果然在火车上睡着了，头部后仰在肮脏的绒毛座位上，《纽约时报》从大腿上滑落了下来。他在中央车站那个会发出回声的土黄色地窖里停留了很久，悠闲地喝了好几杯滚烫的咖啡，完全不管会不会迟到。他发现经过的那些男人那么渺小，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严肃得那么可笑。他们都留着夹杂着灰发的小平头，身上穿着拌扣领，脚步匆忙。他们源源不绝地涌现在车站里，在大街上，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才会停下来。到时，等候着他们的办公大楼会把他们一个个吞噬进去，包裹起来。如果站在其中一幢大楼，隔着城市纵横的峡谷看向另一幢大楼，就会感觉像是在观察一个巨大无声的昆虫饲养所，那里面有成百上千的穿着白色衬衫的小人，要么在翻弄着文件，要么皱着眉头拿着电话听筒，在春天流动着的、事不关己的白云底下，上演着一场场充满激情的哑剧。

与此同时，弗兰克手里的咖啡非常香醇，他的纸巾也洁白无瑕、未被沾湿，就连为他递送咖啡的年老女服务员也那么礼貌热情，她显然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节奏（“好的，先生；谢谢您，先生；就要这些吗，先生？”），以至弗兰克很想靠上去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亲一口。抵达公司时，他已经进入一种由半清醒的疲惫状态所带来的愉悦感。所有的声音和视觉形象都变得含糊不清，同时每一件工作都变得容易了。

他还记得自己做事的原则：重要的事情放到前面处理。那么当电梯门在十五层打开，他最重要的事就是走到前台，用一个男人该有的态度去面对莫琳·格鲁布。她一个人坐在接待桌前，身上之所以穿着那套暗色套装，可能因为这是她衣柜里最庄重、最不花枝招展的一套。她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显得很慌乱。不过弗兰克给了她一个职业的微笑，既不鬼祟，也不自负——是那种开朗友好的微笑。弗兰克还没走到桌前，就发现他的笑容已经平复了莫琳的情绪。她会不会害怕他把她想成一个荡妇呢？他会不会到处宣扬他们的事情，把她当成一个笑话？现在弗兰克的笑容告诉她，她可以放心。另一方面，她会不会害怕他想把这段关系发展成一段浪漫恋情？他会不会为她搞得焦头烂额，还把她拉到角落里说一定要跟她在一起（“我一定要见到你……”）？现在他的笑容告诉她，这也不需要担心。就目前为止，只有这两种可能的结果或许会在困扰着她。

“你好，”他的态度相当友善。“昨天的事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我是说在跟约根森夫人说明情况的时候。”

“没有，她什么都没问。”直视着他的眼睛让她感到不自在，于是她只好一直盯着他的领结。弗兰克从容自若地微笑着，站在那儿俯看着她，尽管周围人来人往，纷乱而匆忙的喧嚣声就在耳际响起，但其他人肯定以为他只是凑巧过来说两句话，要么是想打发时间，要么就是问她打印文件的事情。他们的表情和姿势绝不会引发这些人的好奇心。而当两人近距离相对时，弗兰克又很自信他看上去既诚恳又亲密。

“莫琳，”他说，“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话，那么我建议今天下午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如果你想要问我或者告诉我点什么。你看呢？”

“没有什么，除了我——嗯，算了，没有。你是对的。”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我不希望你觉得我——算了，不说这个。不过听我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觉得后悔，我没有，我希望你也没有。不过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没有，”她回答，“我没有后悔。”

“那样的话我很高兴。听着，你很棒，莫琳。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知道这话听上去不太好，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是朋友。”

“嗯，我明白，”她说，“我也希望如此。”

弗兰克转身离开，缓慢、自信地走向他的工作隔间。如果他以前在贝休恩大街走路的姿势真的像爱波说的那么性感，那么他现在的步态就是那个走路方式更成熟的升级版本。一切竟然会如此轻而易举。就算他花了许多天去策划、排演，写了一张又一张的草稿，台词改了又改，也不会编造出比刚才更有尊严更让人满足的演讲了。他即兴演说的一番话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世界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情？

“早上好啊，老爸。”他跟杰克·奥德威打招呼。

“弗兰克林，我的儿子。看到你朝气勃勃的脸孔我真高兴啊。”

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处理；那么接下来的重要事情就是对付他那个“进入”文件篮了。不对，应该是昨天他扔在自己桌子中央的那一大叠文件，也就是莫琳从存档中心翻出来的那些东西。他要解决的是托莱多分公司提出的那些问题，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生产控制宣传册。他能让这些事情难住吗？当然不会。

他对着口授留言机的麦克风开始说话：“发给托莱多分公司的内部信件。”他一边说话，一边仰靠在自己的转椅上，同时习惯性地把一只脚踩在右下角的抽屉上。“致分公司经理B．F．查尔莫斯，题目：全国生产主管协会年度大会。另起一段。鉴于最近您寄送过来的两封信函和提出的问题，我们要通知您总部已经着手处理。句号。另起一段。”

他这么回复的时候，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总部会怎样“着手处理”，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处理。不过就在他摆弄留言机时，灵感就出现了，接着他非常流畅地把一个个句子组织起来，只有当他自得地微笑时才停顿一下。托莱多分公司经理就像莫琳·格鲁布那么容易对付。

F．H.惠勒，或者“我们”，完全同意这份宣传册确实不太合适。幸运的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很有信心这个解决方式可以得到分公司经理的认可。正如分公司经理所知道的，这次年度大会的公司代表肯定会拿到数十份同质的宣传手册，其中大部分会被抛弃在会议厅的废纸篓里。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为诺克斯设计一个全新的东西，一本会吸引与会代表的眼球，并把它放进口袋带回酒店房间的新宣传手册。这就是我们正在为这次会议量身定做的东西：语言简洁、直接，题目是“话说生产控制”。到时候分公司经理将会看到，这份宣传册依靠的不是花哨的形式，没有好看的艺术装饰，也不用广告术语来表现内容。它是干脆明朗的大页纸张，字体清晰，黑白色调，文字浅白易读。它将“给年度大会与会代表真正需要的东西，冒号，实用的资料和论据”。

接下来，弗兰克在留言机里放入第二卷带子，再次仰倒在椅子上，开始说：“以下文字用于排版印刷。标题：话说生产控制。省略号。分段。说得直白一些，逗号，生产控制其实就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时间表，逗号，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材料投入到正确的地点进行生产活动。句号。另起一段。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算术问题。句号。在所有应该考虑的因素都顾及到的情况下，逗号，任何人都可以用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来完成运算。句号。但如果交由诺克斯500电子计算机去做，它可以比人快上几千倍。句号。这就是为什么——”

“下去喝点咖啡吗，弗兰克？”

“我想还是算了吧。我得先把手里这东西做完。”

他真的按自己的设想把东西做完了，虽然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空着的一只手翻查着从档案中心搬出来的文件，从这里抽取一个句子，那里抄写一段文字，他对着留言机拼凑出一整篇文章，来讲述电子计算机在工业生产细节的调控上拥有哪些优势。他给自己重放了一遍，听起来文章非常权威。“一旦生产原材料的成本爆炸性增长，”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说，“电子计算机的下一步将会检索更新后的零件存货目录——”没有人会发现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等到录音被打成了文字，他还要拿回来润润色，为了安全起见，或许他还可以找技术部门的人核对一遍，然后印出足够的数量送去托莱多。出于自我保护，他还打算给班迪送上一份，并附上一张便笺写着：“希望这个有用——托莱多要在生产商年度大会分派简单明了的宣传册。”运气好的话，他就脱身了。他可以把烦人的托莱多信函和宣传册从一大堆棘手得他不愿去面对的文件中，安全地抽取出来，放到“送出”文件篮里并标上“存档”。

完成以后，他发现桌面上堆积的东西一下子少了很多。他大受鼓舞，于是午饭后他继续从那些不愿去面对的文件中找了两三个出来解决掉。其中一份棘手的信函质问为什么“我们”把一台已经报废了的加法机样品发送到芝加哥商业展，对此他找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跟对方搪塞了一番；他处理掉的第二个麻烦是一叠厚厚的信件，他已经搁置一旁好几周了，原以为很棘手的问题原来只需要他做一个简单的决定：对方询问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两地的制表仪销售人员之间进行的一场销售额比赛当中，奖品到底应该是14.49美元的合金领带夹还是8.98美元的合金翻领扣。当然是领带夹！于是这两份文件也放进了“送出”文件篮。

弗兰克成了一个充满能量的魔鬼。直到差不多快四点的时候，他迷糊地走向饮水机（“看我按下按钮之后冒上来的那个大泡泡——卟噜——是不是很好玩啊？”），才猛然省悟，这是因为昨天晚上爱波说他“年复一年像狗似的工作”引起了他的负罪感。他想告诉她，他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着的事情，无论是什么都绝对算不上“像狗似的工作”。但她没有给他机会。现在，他努力去清除桌面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是为了补偿对她的误导。但是，这不都是废话吗？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干什么有什么要紧？她怎样去想象他这些年来的工作，或者他怎么去想象她想象他这些年来的工作，又有什么要紧？这些根本就无所谓了，难道他想不通吗？当他从饮水机走回来，当他用温热的手去擦拭冰凉的嘴，他突然第一次意识到，不出几个月他就要永远离开这家公司了。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灯光，玻璃隔板，噼噼啪啪作响的打字机，这些缓慢的、干燥的折磨将会永远从他生命中切除掉，就像脑子里的恶性肿瘤，终于摆脱了。

这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跟公事无关，而且也没有耗费多少能量，只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勇气。他打开办公桌最下层的大抽屉，仔细地把里面所有的“好东西”都翻了出来——那一大叠东西有几本电话号码簿那样重——然后全部扔进了废纸篓。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确定有多久，整个办公室就在他意识里消失了。他跟以前一样，看文件，跟班迪进行沟通汇报，和奥德威那几个人吃午饭，在走廊遇见莫琳·格鲁布时会很有尊严地微笑，甚至停下来聊上两句，表明他们确实是朋友。但事实是，白天对他来说只是夜晚和夜晚之间的休息和铺垫，再也没别的意义了。

直到日落时分从火车上跳下来然后钻进自己的汽车里去，弗兰克才真正清醒过来。然后他会跟爱波喝几杯以振作精神，孩子们则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电视。接下来他会愉快地享受晚餐，两人热切地交谈就像结婚前一样。但这一天还没真正开始呢——孩子们都上床睡觉房门也紧紧关上之后，最好的时段才来临。这时他们会回到客厅，爱波通常迷人地蜷曲在沙发上面，弗兰克则背靠着书柜，他们喝着意大利黑咖啡，抽着香烟，然后展开他们的爱情关系。

弗兰克说话时会在房间里慢慢踱步，爱波的目光会紧紧地跟随着他，甚至头和肩膀都跟着转过来转过去。每当他觉得自己说出了一个很有见解的观点时，他就会转过来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胜利者的得意。然后轮到她说话，他会一边踱步一边点头，等到她把话说完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再次兴奋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些眼神交接有时会闪过一丝幽默：我知道我是在炫耀，其实你也是如此，这都没有什么，总之我爱你。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在说，那些内容和语调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那就是他们已重获新生，从此成为更好的人。爱波躺靠在沙发上，裙子从腰到脚踝优雅地铺展开，在柔和的灯光下，她修长的颈部洁白无瑕，脸孔也显得沉静自若，跟那个谢幕时呆滞难堪的女演员，那个汗流浃背地拖动着割草机的愤怒妻子，那个忍受着与坎贝尔夫妇虚假友谊之夜的麻木主妇，那个在他三十岁生日时感到羞愧并表现出令人羞愧的热情的女人，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了。现在她的声音微弱，音量很低，就像当时出演《化石森林》第一幕时一样轻声细语。每次她仰头大笑，或者靠前去掸掉烟灰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风情款款的古典美。谁都能想象她就是征服欧洲的女人。

弗兰克逐渐意识到，同样的变化也在他身上发生了。他发觉自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说话，比平常更慢更深思熟虑，语调低沉了下来，但是整体变得更加流畅。他几乎不用结结巴巴地插入那些用来连接句子的口头语，比如“哦不对，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知道的”，这些带着歉意的短句以往是贯穿在他的谈话中的，他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不时低头或紧张地别过脸去，试图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落地窗的映像中，他必须承认自己在外观上没有爱波那么完满：他的脸有些浮肿，嘴显得太没有活力，身上的长裤熨帖得太好，衬衣也因太过正经而带着浓重的麦迪逊大道气息；不过在一些深夜，当他因为说得太多而喉咙发干、眼睛灼热的时候，当他弓着肩膀、调整下巴的位置并解开领带，让它像绳子一样悬挂在脖子上时，他从窗户里看见一个人物破茧而出，正勇敢地面对他的新生。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段时期也很奇妙。秋天移居法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母亲不断强调这会很好玩，就像生怕他们会怀疑一样？而且为什么她会觉得样样事情都很有趣呢？每天下午她都会抱抱他们，然后又兴奋又匆忙地问他们一些关于平安夜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时候，她又会变得眼神迷离，过了一会儿她会说：“好吧，亲爱的，不过不要说那么多话了，行吗？你们得让妈妈歇一会儿。”

就连父亲回来也不能解除他们的疑惑。他会把他们抛到空中，让他们骑在肩膀上“坐飞机”满屋子跑，直到他们头晕眼花为止，但这通常要等到父亲在厨房里跟母亲打过招呼之后。孩子们奇怪的是，为什么爸爸跟妈妈打个招呼会需要这么长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完全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他们总是连插一句话的机会都找不到。迈克尔发现，他在座位上左摇右摆，说着那些孩子气的傻话，或者张开大嘴塞进一大勺土豆泥，父母也不管了。詹妮弗则在桌边坐得笔直，对弟弟的幼稚行为根本视而不见，反而对父母的交谈假装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虽然到晚一点的时候，撑不到睡觉的时间，詹妮弗就会一边吮着拇指一边在父母的谈话声中悄悄睡去。

其中只有一样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现在他们可以安心入睡，不用担心一个小时之后会被突然爆发的撞击声、粗声粗气的喘息、用力摔门的声音，或者是剧烈的争吵惊醒。这些东西看来已经成为过去。他们现在可以跟父母一起待在客厅里，听着父母温和轻柔的交谈，起起伏伏的语调会渐渐融进他们的睡梦中。如果他们过后醒来，翻一个身，并用脚趾挪动被子以便把凉的一块盖在自己身上，他们知道那些声音还会在那里。其中一个声音非常低沉，另外一个则温和悦耳。两个声音此起彼伏，像遥望远处青葱山脉般给人安稳贴心的慰藉。

“这整个国家已经被虚假的浪漫情怀所腐蚀，”有天晚上弗兰克一边说，一边从窗前笨重地转过身来，在地毯上走动。“这种情怀已经像疾病一样蔓延了很多年，在好几代人中间扩散，以至于今天你触碰的每一样东西都沾染了这种病菌。”

“说得太对了。”她激赏地说。

“说穿了，这不正是问题的症结吗？我是说它的危害已经超过了其他东西，包括唯利是图，精神价值的失落，对炸弹的恐惧，还有其他所有的一切。当然也许这种情绪正是这些危机带来的结果。也许正因为这些危机一起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种真正的文化传统可以去容纳和转化，这必然会推动这样的情绪。不过不管它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它正在摧毁美国。难道不是这样吗？现在所有思想和感情都持续不断地稳步降格为容易消化的婴儿食品。盲目乐观、用微笑去面对一切、总有一条简单出路的浪漫情怀已经根植到每个人的生活观里。”

“没错，”她说，“说得一点不错。”

“有人发现了吗，所有男人都失去了男子气概。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些所谓‘调和’、‘安全感’，还有‘团结’这些唠唠叨叨的口号就反映了这个现实。天啊，你简直无处可逃。打开电视，那些虚假的情节蹩脚的笑料都建立在，爸爸是个大傻瓜而妈妈总是对他不离不弃；走出门，你会看见人们在院子前面插着个恶心的小牌子——在我们革命山庄就有，你注意过吗？”

“你是说写着‘某某家’的那种牌子吧？表示这里住着姓‘某某’的一家子人，比如‘唐纳德森家’？”

“对！”他转过身来笑看着她，对她能够准确地解读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兴奋。“不管他的名字叫‘唐纳德森’还是‘约翰·J.唐纳德森’或天晓得什么名字，最后立在门外的总是‘唐纳德森家’。你想象这相亲相爱的一家子人温馨地围坐在一起，像穿着睡衣的可爱小兔兔，我的老天爷，在烤棉花糖！我猜坎贝尔家还没有把标牌竖起来，不过给他们点时间吧。从他们转化的速度看来，他们很快就会这样做。”说到这里他从喉咙底下笑了出来。“我的上帝，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曾经多么接近那种状态。”

“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她提醒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又一个深夜，弗兰克走近沙发，在咖啡桌的边缘坐了下来，看着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爱波？我们可以这样在一起谈话，讨论移居欧洲的整个想法给我的感觉？”他有点紧张，说话的语调也提高了；在咖啡桌边上坐下来似乎是个极具原创性且美妙的举动。“就像把自己从塑料袋子里拯救出来。就像我们已经包裹在某种塑料袋子里很长的时间而毫不知情，然后突然逃了出来。这跟我在战争时期第一次上前线的感觉很像。我记得自己表现得非常拘谨非常害怕，因为这是当时很典型很‘时尚’的反应，人人都这样子。但是我不能真正把心投入进去。我当然觉得害怕，但那并不重要，我的真正感受跟害不害怕没有任何关系；最震撼我的，是生命的实感。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血气。我看到的一切比真实还要真实，战场上的积雪、路面和树，蔚蓝的天空纵横着飞机留下的蒸汽尾巴——所有的东西。头盔、大衣、步枪、士兵走路的姿态，我爱这一切，哪怕是我不喜欢的那些人。我记得自己非常注意身体的运作状况，甚至能感受到鼻子呼气吸气的声音。我记得我们经过一个几乎夷为平地的小城，到处都是断墙残垣，而我竟然觉得很美丽。妈的，我很可能跟所有人一样愚蠢一样恐惧，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从未有过那么好的感觉。我一直想：现在看到的一切才真实。这些就是真实。”

“我也有过一次那样的感受，”她说。从她羞涩的嘴唇来看他知道接下来的话一定非常温柔贴心。

“什么时候？”他像还在上学的小男生一样腼腆地问了一句，不敢看着她的整个脸庞。

“第一次跟你做爱的时候。”

咖啡桌诡异地摇晃了几下，然后又稳了下来，桌面上的杯子簌簌作响。弗兰克已经从桌子的边缘挪到沙发的边缘，把爱波搂进怀里。而这个夜晚也在此刻戛然而止。

类似这样的美好夜晚过去了一个又一个，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时，他们的谈话开始掺进了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有一次弗兰克打断爱波的话头，“听着，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停地谈巴黎？欧洲各地不都有政府机关吗？为什么不是罗马？或者是威尼斯，抑或像希腊一类的地方？我是说我们应该让思维开阔一些。巴黎并不是唯一的去处。”

“巴黎当然不是唯一的选择。”她不耐烦地掸掉腿上的烟灰。“但它确实是最合理的起点，你不觉得吗？因为你懂得那里的语言，还有很多别的优势。”

如果那一刻他看向玻璃窗的映像，他会看到一个受惊的骗子。语言优势！难道他真的曾经让她误以为他会说法语？

“嗯，”他一边笑，一边从她身边走开，“我可不敢打包票。我懂的本来就不多，现在更是忘得可以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就没有把这门语言掌握到可以说得很流利的程度，只是能够过得去。”

“这就够了。你肯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重新掌握它的。我们都会的。还有，至少你曾经去过那里，你知道整个城市的布局，还有各个居民区都是怎样的，这些非常重要。”

对于这一点，他默认了，毕竟她说的是事实。他知道那些明信片上的风景名胜坐落在什么地方，因为很久之前，好几次在这座城市他都有机会待上三天；他还知道怎样从这些地方去到当时的美国驻军地点或红十字俱乐部；他当然还知道怎样去巴黎的红灯区皮尔嘉广场，怎样挑选好一些的妓女，还有她们的房间里大概会是怎样的味道。这些他都知道，他还非常清楚巴黎最好的地方是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附近延伸到东南（还是西南？）的多摩咖啡馆一带。真正懂得生活的人都在这里。不过最后一点知识更多来自他高中时代读到的《太阳照常升起》，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闯荡这个区域的经历。这些经历大多都跟孤独的感觉和酸疼的脚联系在一起。他很喜欢这里建筑物的古典气息，夜晚来临时柔和的路灯在树上投下的淡绿灯影，还有每次他从咖啡馆经过的时候，长长的明亮的遮阳篷下坐满了交谈的人群，言语充满智慧。但是他也记得，这里的白葡萄酒会让他头疼；如果凑前去观察那些不停说话的人，会发现他们要不是那种让人紧张的长着胡子的男人，就是那种会在一秒钟之内把他打量个遍然后置之不理的女人。他觉得这个地方飘散着智慧而他永远无法企及。一种无法言说的优雅就在前面等着，而他只能继续走在没有尽头的蓝色街道上，直到筋疲力尽。那些懂得怎样生活的人从不对他开放生活的诱人秘密。后来他总是喝得烂醉，然后在前来把他接回军营的卡车上呕吐不止。

“我是……”当爱波说话的时候，他默念着仅剩的一点法语：“你是……你们是……我们是……他们是……[1]”

“等我们安顿下来之后会好起来的，”她说，“你不觉得吗？你没在听我说话。”

“我当然在听。哦不，没有，对不起，我想我是没听。”他在咖啡桌上坐了下来，希望自己的笑容中含着一丝坦率，能让她别再生气。“我只是在想这一切都不容易——就这样带着孩子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会碰到很多现在根本无法预想的困难。”

“嗯，我们当然会碰到困难，”她说，“而且一切都很不容易。但你能想起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去做，而又很容易的呢？”

“当然没有。你说得对。我想今晚我只是有点累了。你想不想喝点东西？”

“不，谢谢。”

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让他又开朗起来。于是这个晚上就平静地过去了，然后是下个晚上，下下个晚上，直到她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度过白天的，让他有点吃惊。

他以为白天的时候她也会跟自己一样，心不在焉而且很懒散。他想象她久久地泡在浴缸里，然后在卧室的镜子前耗很长时间，试穿不同的衣服，尝试不同的发型。她或许会被幻想中的小提琴声诱惑，梦游般在铺满阳光的房子里旋转着，跳着华尔兹，然后轻轻转回镜子前扭头对着自己的影像微笑。接着，赶在他回来之前，她会匆忙地收拾床铺打扫房间。弗兰克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早餐之后她就独自开车去纽约，参加了一场面试，还填写了一张冗长的海外工作申请表格。她办好了护照的相关程序，找来了三份旅游手册和好几份航空公司及蒸汽船的航行时刻表，买了两个新旅行袋，一本法语词典，一本巴黎街道指南，一本给孩子们看的《小象巴巴尔》（法国家喻户晓的卡通）和一本《更美的法文》（“给那些对法语有所了解的人”）。做完了这些她及时赶回家里，放走了保姆，然后开始准备晚餐和调马提尼鸡尾酒。

“你不觉得累吗？”

“不是很累。这些事情让我精力充沛。你知道我上一次在城里待上一天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吗？午餐时间我本来打算溜到你的办公室给你个惊喜，但实在来不及了。我怎么觉得你说话口气有点不对，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有些困惑。你一天之内竟然能干这么多事情，真了不起。”

“你在生气，”她说，“不是吗？不过我不怪你。”弗兰克沮丧地发现，她摆出的这副脸孔跟电视肥皂剧里善解人意、假笑的妻子出奇的像。“你觉得我什么都插一把手，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对吧？”

“我没有，”他抗辩，“没有。听我说，别傻了。我不生气。这没有什么关系的。”

“有关系的，我侵入了你的领域，就像那天我修剪草坪一样。我知道该让你来处理护照和咨询旅行社，但我正好就在办公地点附近，如果不顺便去一趟就有点傻了。不过我很抱歉。”

“天哪，别再说了。如果你再说下去我真的马上就要生气了。你能不能忘记这些事情？”

“那好吧。”

“这本书可能对我们没有太大用处，”他翻动着那本《更美的法文》，“我是说它有点深奥，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哦，是吧，我想这就是那类自以为是的小书，我匆匆忙忙来不及想就买了。其实这也是件应该留给你做的事情。你处理这些比我擅长得多。”

接下来的那个夜晚，她带着自责的神色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他。“其实也没那么坏，只是有点讨厌。首先是吉文斯太太今天打电话来，很正式地邀请我们明天晚上过去吃晚餐，我当然回绝了她，理由是我们找不到保姆过来带孩子。她看这次不行，又开始说服我下周过去。我想找借口回绝时，忽然想起我们必须尽早见到她，一起谈谈把房子转让出去的事。所以我请他们过来吃晚餐。”

“我的上帝啊。”

“不不，你先不要担心，他们不会来的。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不停地说不希望给我们带来麻烦——天哪，这个女人该多让人痛苦啊——但我一直坚持我们有正事要跟她谈，我们就这样磨了有半个多小时，她终于答应明晚一个人来我们家。那会是在晚饭之后，而且只说正事，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把房子卖出去的时候再见她一次，之后就再也不需要见到她了。”

“那好吧。”

“嗯，但是问题来了。我彻底忘了我们明晚约了要去坎贝尔家。所以我给米莉打了电话，继续用找不到保姆作为托词，但她显得，我不知道，很失望吧。你知道她的，有时候跟个孩子似的。所以我只好跟她说，我们就今晚过去吧。这就是我们周末的安排，今天晚上坎贝尔家，明天吉文斯太太。我真的很抱歉，弗兰克。”

“算了，没关系的。这就是你说的坏消息么？”

“你一点都不介意？”

他确实一点都不介意。当他洗漱和换衣服时，他还迫不及待地希望把法国计划告诉坎贝尔夫妇。这种事情只有在告诉别人之后才会变得真实。

“不过听我说，爱波，”他把衬衣掖进裤子里。“我们把消息告诉吉文斯太太的时候，没必要跟她说我们打算在欧洲做什么，对吧？我在她眼中已经够不可理喻的了。”

“当然不用告诉她。”爱波很惊讶有什么理由要告诉吉文斯太太卖房子以外的事情。“这关她什么事啊，而且我们也不必告诉坎贝尔夫妇。”

“不不不，”弗兰克连忙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接着他险些脱口而出“我们是朋友嘛”，但及时把话收了回来。“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我们当然没有通知他们的义务，但说说也没什么吧？”

[1] 原文为法语。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二章

谢普·西尔斯·坎贝尔非常喜欢擦皮鞋。这个嗜好是他在军队服役时养成的。他是一个著名空降师的退役老兵，参加过三次战役。离开军队后，他只好把习惯转移到现在常穿的便装皮鞋上。尽管擦拭这种便鞋能带来的满足感远不及擦军靴，但是呛鼻的味道和充满活力的劳作总能让他联想起过去的军旅团队生活。擦皮鞋的时候他会哼起旧时大乐队的摇摆乐，模仿铜管乐器的声音——布达达叭，叭，叭——用嘶哑的嗓子唱着歌，间或眯眯眼外加骂骂咧咧，还时不时停下来，拿起脚边的啤酒瓶往嘴里灌上一口。他还会伸展一下腰背部的肌肉，伸手去挠一挠T恤衫已经发黄的腋窝部分，然后非常惬意地打一个嗝。

“弗兰克他们什么时候到啊，宝贝儿？”他问。他的妻子正在梳妆台边照着镜子。

“八点半到，亲爱的。”

“我的天啊，”他说，“如果我还想洗个澡的话，就得快点弄完了。”他眯着眼，把脚趾塞进右边的鞋子测试亮度够不够，然后弯下腰来，对着左边的那只挥动擦布。

此刻谢普·坎贝尔脸上这种朴素农民似的木讷表情，已经很少见了。他只把这种表情留给擦皮鞋和换轮胎。这种表情是某种力量硕果仅存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力量曾经完全占据他的内心。这么些年里，从男孩到男人，他一直希望成为迟钝和粗野的人，以便应对那些在现实里或在想象中嘲弄他的阴险男性。他的童年备受困扰，他试图抹掉长久以来生命中最令他羞愧的事实：他住在萨顿普莱斯附近的祖传褐石顶层公寓里，家里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来单独授课。只有在英国或法国保姆的微笑准许下，他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到他十一岁的时候，他那离了婚的富裕母亲还坚持让他在每个周日穿从波道夫·古德曼那儿买来的“可爱的”苏格兰呢绒格子裙。

“她简直就是想把我摆弄成一个该死的娘娘腔！”即使到了现在，他还会向为数不多能提起他母亲的朋友抱怨。但是在他更冷静、理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早已经原谅了她。没有人的父母亲是完美的，而且不管她原本想让他以怎样的轨迹成长，她从来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从青少年初期开始，当他小孩子的体格渐渐长成魁梧身躯的时候，他就从她的掌握中永远地脱逃了出来。在那些成长的日子里，只要他母亲认为是“有教养”或者是“高尚”的东西，他都会从心底里憎恨；而那些母亲认为“粗俗下流”的东西却成为他内心的渴求。后来进入那所小小的昂贵的预科学校后，他更愿意做学生当中那种穿着邋遢、喜欢制造麻烦的坏小子，周围的人会害怕他，崇拜他，甚至误以为他家境较差而隐隐地同情他。后来因为行为不检点，他在高年级的时候被开除了，他选择直接进入曼哈顿一所高中，让他的母亲担心到了极点。那时候他还时时跟警察发生小冲突，直到十八岁生日来临时他大嚷大叫地加入了伞兵部队。他希望能证明自己的勇气，并且希望在士兵的阳刚世界里，他能获得这样的承认：他确实是一个婊子养的硬朗男人。

他的目的果然都实现了，而战争让他更确定无疑地走向自己为自己选好的方向。战争结束之后，他完全不顾母亲的泪水和哀求，拒绝了去普林斯顿大学或威廉姆斯学院这类好学校的安排，一个人悄悄地考进了中西部一所三流的理工大学。他常常很得意地向朋友解释：“政府出的钱。”就像让家里供养他上好大学让他显得懦弱无能。在那里，他或是穿着皮夹克在课堂上打瞌睡，或是流连那些肮脏的小酒吧，跟大学里其他的“硬汉”聚集在一起，在啤酒的助兴之下嘲讽通识教育。他选择了毫无疑问具有男性气概的学科——机械工程，这也无疑是中产阶级的行当。在那里他还找到了现在的妻子，她是学校财务办公室的职员，体形娇小，温润柔和，对他充满了崇拜之情。他做了孩子的父亲，直到好几年之后生活才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之后发生的事情——据他自己说“差点疯掉了”——是某天早上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一家水力机械工厂雇用，生活在距离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百英里远的沙漠地区当中，房子是四百幢一模一样的建筑物当中的一所。那是一个被烈日炙烤着的小盒子，四周的墙上挂着从便宜商店买来的画，裱了框，画上是群山之景，而屋子里的书架上也几乎空无一物，除了五本发黄的工程手册。这个小盒子每晚都闹哄哄的，不是被电视的声响轰炸，就是被前来玩牌的邻居所惊扰。

谢普·西尔斯·坎贝尔必须承认，他在这群人中间感到了寂寞凄凉。这些年轻的男人有着迟钝的、过早地显示出成熟安稳的脸，那些女孩会因为那些低俗的厕所笑话而爆发出巨大的笑声（“嘿，哈里，给咱们讲讲那个闯进女厕所的家伙！”），或者当她们的丈夫在热烈地讨论着汽车时，她们会充满敬意抿着嘴安静地听（“那么，你买雪佛兰吧；在我看来，任何一款你都能拥有，这毋庸置疑”）。在他们当中，谢普迅速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伪装者，是个白痴。突然间他似乎发现，让自己成为另一种人虽然刺激，但他也把自己带到一种他根本不想要也无法忍受的生活道路上。为了反抗母亲，他永久背弃了自己的本性。

他的脑海中开始不断出现另外一个世界的影像，那是一个本可以属于他，也应该属于他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智慧和理性的世界，而他此刻把这个世界和“东部”这个概念永久地混合成一体。这个时候他开始相信，如果是在东部，一个男人进入大学不是为了职业培训，而是追寻智慧和美。而且在那里，任何一个年满十二岁的人都知道，“智慧”和“美”一点都不娘娘腔。在东部，他可以穿上粗呢或是法兰绒质地的衣服，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在老榆树或钟楼下散步，跟朋友聊天。当然，他的这些朋友可能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精英。东部的女孩们惊人地苗条又优雅，走路的姿态落落大方，带着贝宁顿学院或曼荷莲女子学院的气质，说话的声音轻柔沉稳，充满了智慧，而且绝不会嘻嘻傻笑。在寒冷的冬夜你可以邀请她们出来到比尔特摩喝点鸡尾酒，带她们到剧院去，然后在白兰地暖洋洋的作用下，她们会跟你到一家冰雪围绕的新英格兰风格旅店，开开心心地和你滑进鸭绒被褥里。在东部，男人大学毕业之后不急着去工作，他们会在摆满了书的单身公寓里过上几年，偶尔去欧洲旅行几次，最后他们所投入的事业肯定经过了漫长的深思熟虑，正如最后结婚的时候，他们选择的对象也是诸多漫长复杂的情缘里最好的一个。

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当中，谢普·坎贝尔很快就在水力机械厂里落下个不好的名声，大家都把他看成自命不凡的讨厌鬼。他也让米莉很不安。当他沉浸在古典音乐和文学季刊里而变得情绪无常、抑郁难当时，甚至吓坏了她。他在米莉面前少言寡语，偶尔说的几句话，也不再是从前那种混杂着纽约街头少年和印第安纳农夫风格的独特腔调——米莉一直认为这种混合腔调很可爱——而是带着不耐烦的急促语气，听上去惊人地像是英式口音。后来有一个周日晚上，他先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开始厉声骂孩子。米莉哭着把孩子搂在胸前，他就大骂米莉“无知的傻屄”，并挥拳击打墙壁，折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

一个星期后，依然苍白和惊惧的米莉帮着把衣物、铺盖和厨房用品放到车上，然后他们就踏上了风尘仆仆的东部朝圣之旅。抵达纽约之后的半年，当谢普还在犹疑着要不要做一个工程师时，他心里很清楚，这是米莉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他们第一个不爽的意外发现是，母亲留下来的钱已经所剩不多。（这些钱本来就没多少，现在只够她安身在一个公寓酒店里，成为一个终日与猫为伴的满腹牢骚又装腔作势的老太太。）在这里他们遇到数不清的挫折，对他们来说纽约巨大、肮脏、嘈杂，并且残酷。米莉用最后一点积蓄租下带家具的公寓买来便宜食物，从来不知道丈夫会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回家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情绪。当他喋喋不休地谈着音乐和哲学的研究生课程时，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他在华盛顿广场干枯的喷泉里流连了好几个小时，脸上留着四天没剃的胡子时，她不止一次打开电话黄页查找精神科医生的联系电话。但是最后，他终于在斯坦福联合精密仪器公司找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搬进了租来的独栋房屋，后来又搬到革命山庄，米莉的生活才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

对于谢普而言，这过去的几年也是他心里相对安稳的时期。或者至少在这个春天的美好夜晚，夜色逐渐凝聚，他的生活是平静安宁的。他满足地享用了烤羊肉和啤酒，正期待着跟惠勒夫妇愉快的长谈。能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情况完全可以比现在糟很多。当然斯坦福的工作、革命山庄和桂冠剧团，跟他在亚利桑那州对东部的幻想有一段距离，但谁在乎呢。别的不说，至少这些年来的安定已经可以让他对自己过去的选择一点也不后悔。

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即便是年轻时那个焦虑的坏小子阶段，也给他带来了很多好处。比如他在军队服役时就曾经获得了一枚银星勋章和战地指挥官的职位，那时候他才二十一岁。这些东西可是货真价实的，而且同龄人没几个能有同样的成就。“战地指挥官”——每当他脑子里浮起这些字眼，一丝暖暖的自豪感就会攀爬在喉咙和胸口，哪个心理医生都无法从他心里拔除掉这些经历。而且他也没有再因为自己在文化上落后于同一代人而饱受折磨。他曾经嫉妒弗兰克，因为弗兰克拥有所有他渴望的经历：上的是东部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后来在格林尼治村晃荡了几年，过着不受约束的单身生活。可是现在他可以肯定自己与弗兰克·惠勒是平起平坐的，谁也没比谁更好。所以有什么可苦恼的呢，他又何必为自己上的是州立理工大学而耿耿于怀呢？

而且，如果他没有去这所理工大学，他就不会遇上米莉。无需心理医生提醒，他就能确定，要是再为娶了米莉而感到后悔，那就是真的有病。没错他们两人的背景差别很大，他已经忘记当初为什么会娶她，而且他们拥有的并不是世界上最浪漫的婚姻，但米莉就是为他度身定做的女孩。有两件事让他持续地沉浸在这个浪漫化的幻梦里：她在亚利桑那和纽约的艰难时期不离不弃——他发誓自己不会忘记她的这个好——以及另外一件事，她很好地适应和融入了他现在的新生活。

米莉为了他是怎样努力地去改造自己啊！要知道她的父亲是一个半文盲的房屋油漆工，她的兄弟姐妹说话粗俗。对她来说这一切改变都很不容易。谢普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她的穿着和谈吐能跟爱波几乎一样得体，实在太了不起了。她愿意生活在这个其貌不扬的郊区房子，而且知道把工作和孩子的问题归咎于这个该死的房子。（“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当然会生活在市区里，或者干脆再住远一点，到真正的郊区去……”）她可以把所有的房间收拾得很精雅、简洁，并且营造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素洁内敛，让爱波看到以后都赞叹：很有吸引力。哦，差不多所有房间。当谢普心满意足地把擦鞋布卷起来时，他承认并不是每一个房间都那么好。至少这个房间，这个卧室，就不那么成熟别致了。这里的墙壁很窄小，墙纸是粉红和深紫的大花卉图案，墙面上有凸出来的支架，摆放着一列列的小巧易碎、晶莹发亮的玻璃制品。窗户没怎么起到窗户的功能，倒更像是为了挂放厚重的印花窗帘而存在。床上和梳妆台上铺的是跟窗帘配套的床单和桌布，皱皱的边缘笨重地垂到地毯上。这像是一个小女孩会梦想跟她的洋娃娃单独住在一起的房间，她会在后院某个阴凉的隐蔽角落里搭建这样的房间，上瘾似的用遗弃的水果箱和破布条来装点它；她会一再地打扫光秃秃的地面直到它像面包皮那样光滑，地面要是再不平整了再接着打扫。这个小姑娘步伐迅速，口中喃喃自语，手总是湿漉漉的，每次给纱布弄上点什么装饰，或者把一个脏兮兮的蝴蝶结打好（“好啦……好啦……”），她的脸都要激动地颤抖一下。她劳动时迅疾的受惊眼神，很像现在那个正坐在镜子前面追踪着日益袭来的中年痕迹的妇女。

“亲爱的。”她说。

“什么事？”

她慢慢从梳妆凳上转过身来，脸上流露出苦恼的神色。“呃，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说了你可能会笑，但我还是说吧。你不觉得弗兰克他们有点……傲慢或什么的？”

“哦，别傻了。”他有意把声音调得低沉而富有理智。“你怎么会往那个方面去想啊？”

“我不知道，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我知道她为那次演出的事情很不高兴，不过那不是我们的错吧，亲爱的，你说呢？我们最后在他们家那次，当时感觉一切都有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记得有一次我跟你描述你母亲看着我时的眼神么？那天爱波就是那样看着我。现在她竟然又忘记了我们的邀请。我不知道。这确实太可笑了。”

他把鞋油罐的盖子拧紧，然后把它跟卷好的擦鞋布和鞋刷一起收起来。“亲爱的，”他说，“这一切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会毁掉今晚的好心情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她站起来，茫然而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粉红色的衬裙。

“我只是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来吧，放忪点，好好地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他走过去轻轻地拥抱她一下。但是他弯身靠近她肩膀时，他脸上的笑容在她耳畔扭曲成一个焦虑不安的表情，因为他在她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酸臭的味道。

“好吧，我想你说得对，”她说，“对不起。你快去冲一个澡吧，快点。我到厨房去准备一下。”

“不用那么着急，”他说，“他们总会稍晚一点的，你干吗不去洗一个澡呢，如果你想的话？”

“不用了，我差不多准备好了，一会儿穿上裙子就可以了。”

在浴室里，谢普一边涂抹肥皂搓揉身体，一边不停地想，是什么让米莉的身上有时会有那么难闻的味道。他知道肯定不是因为她洗澡不够勤，昨天晚上她才刚刚洗过一次，他记得很清楚；这味道也应该跟她的月经周期没有关系，谢普记得她上一次月经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好像是精神紧张带来的生理反应，就像皮炎湿疹或坏肚子那样。谢普猜想她觉得紧张的时候体液分泌就更加旺盛。

当他在雾气腾腾中围起毛巾时，他又断定这不是寻常的汗味。女人的汗味，天知道为什么会引起男人的兴奋。他突然回忆起去年夏天，他在维托木屋酒吧拥挤的舞池里搂着半醉的爱波，她的裙子被汗水浸透而粘在背上，她的太阳穴黏糊糊地滑落到他的脸颊。他们在雨点般的军鼓声和萨克斯风的鸣叫中晃动着，哦，她在流汗。那种味道强烈干净得像柠檬。她的体味，还有她整个身躯优雅的起伏，让他……让他禁不住想要……天啊。这件事情发生已经差不多一年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还是让他系着衬衫纽扣的手指微微发抖。

房子里安静得不太自然。他拿着空啤酒罐走到楼下，想去看看米莉准备得怎么样了，当他穿过客厅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四个儿子。

他险些绊倒在他们身上。四岁、五岁、七岁、八岁的四个孩子齐刷刷地趴在地上，身上穿的是同一款蓝色针织睡衣。几个小家伙都用手肘把头撑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闪烁着的蓝色电视屏幕。他们都有金色的脸颊，鼻子短平微翘，从侧面看四个人惊人地相似，长得很像米莉。他们的下巴有节奏地嚼着泡泡糖，粉色的包装纸被他们随手扔在身旁的地毯上。

“嘿，孩子们。”谢普说，但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他小心地从他们身边绕过，然后朝厨房走去，皱着眉。其他男人看到自己的孩子时也会如此不快？这不只是因为他们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里让他吃了一惊——这是经常有的事。事实上，更常有的是，他会发现孩子忽然出现在眼前，然后呆了一下，想：这四个家伙到底是谁？一两秒之后，他才能够回过神来，意识到他们是他的儿子。他妈的，如果有人问这些时候他心里有什么感觉，他本可以很诚实地回答，带着一丝突然袭来的深藏着的愉悦：那感觉就像每天夜里去查看他们是不是睡着了，或者看他们在草坪上飞奔追逐着他高抛出的棒球一样。但是这次他的感觉有所不同。他必须承认今天他确实感到了一丝厌恶。

他走进厨房的时候，米莉正把肉酱涂抹在饼干上面，一边吮吸着手指。

“亲爱的，我过去一下，”他从她身边挤过。“我拿点东西就走。”

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凉的啤酒，走到了后院的草地上，然后默默啜饮。从这里往下眺望，穿过重重阴暗的树顶，他就可以看到惠勒家屋顶的轮廓。再往下看，在房子的右下侧，电话缆线之下是十二号公路上永不停歇的嘈杂车流。开车的人们刚刚把车灯亮了起来。他久久地远望光影流动的高速公路，心里还在思考着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那个瞬间他感受到的不是厌恶，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过于挑剔和势利眼吗？或许是觉得他们紧盯着电视屏幕和咀嚼着泡泡糖的动作让他们显得蠢笨无知，以及，太过中产阶级？这是什么废话啊？难道他更想要看他们坐在他妈的迷你茶桌边，穿着苏格兰短裙？不，他的厌恶肯定别有缘由。另外一种可能是，他们的出现打断了之前他对爱波的幻想。事实上他确确实实对她有幻想，各种各样的幻想！直接承认有这样的想法不比逃避要更健康一些吗？他们的出现打断了他对爱波的幻想并让他感到一点点惊讶，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既然已经面对它了，他允许自己的目光离开十二号公路，转而专心地看她家的房顶。冬天树叶掉光之后，从这里可以看到房子的大部分和部分草地，晚上还能看到卧室里的灯光。谢普开始遐想爱波这时候正在干什么。在梳理她的秀发？还是在穿丝袜？他希望她会穿那件深蓝色的连衣裙。

“我爱你，爱波！”他轻轻地说，像是在体验这么说会有怎样的感觉。“我爱你。我爱你。”

“亲爱的，”米莉在叫他。“你在外面干什么呢？”她站在明亮的厨房门口眯着眼往迷蒙的夜色里看，身后站着微笑着的惠勒夫妇。

“噢！”他越过草坪往回走。“你们好！没注意你们的车子开上来了。”说完之后，他才觉得这句话很愚蠢。他停下来想把最后一口啤酒喝光，仰着脖子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最后一口几分钟之前就已经喝掉了，连空瓶子都被他握得温热起来。

这个夜晚从一开始就感觉有点别扭。事实上在第一个小时里谢普不敢跟米莉的目光交会，他担心自己的表情会让她确信自己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不得不承认，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太正常。惠勒夫妇根本就不在状态，他们没有放松下来，更别提到处走动了。他们甚至没有去厨房拿饮料。两个人就那么礼貌地端坐在沙发上，一个靠着一个，恐怕只有一声枪响才能把他们分开。

爱波确实穿着她那条深蓝色的连衣裙，她不可能比现在更迷人了。但是她的目光有一种奇怪的距离感，就像她是一个和善而拘谨的旁观者，根本不像来访的客人，更别提朋友了。不管你跟她说什么，她的回答要么是“对”，要么就是“哦，真的啊”。

弗兰克也一样，而且要冷漠十倍。他不光是不开口说话（不说话对于弗兰克来说已经是很不正常的表现了），甚至还毫不掩饰自己完全没有在听米莉所说的任何东西；他的言行举止活脱脱就是个让人厌恶的自大狂。他的双眼不停地东张西望，打量着每一件家具和每一张照片，就好像他从没来过这种可笑的典型的郊区房子的客厅；就好像，我的上帝，他在过去的两年内没有把烟灰和啤酒沫洒遍这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去年夏天他在这里抽烟时没有把这张沙发烧出一个洞，并且还醉倒在这张地毯上，打起了呼噜。有一次米莉说话的时候，弗兰克身体微微前倾，眼神越过她眯眼盯着某样东西，就像从栅栏间隙窥探漆黑的老鼠笼。谢普过了一小会儿才弄明白，原来他看的是对面书架上的藏书。最糟糕的是，谢普尽管不高兴，却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以免自己快活地跳起来道歉：“我知道这里没几本像样的书，我不希望你就这样判断我们的读书品味。这些烂书是多年堆积下来的，我们真正的好书其实……”相反地，他紧紧地闭着嘴，把四个人喝空了的杯子拿到厨房去。苍天呀！

谢普给惠勒夫妇都多倒了一倍的酒，希望气氛会好转。给米莉的酒则只有刚才一半的量，因为他很清楚如果她还是那样喝的话，用不了一个小时就会不省人事。

最后弗兰克和爱波终于放松了下来。当他们终于说话时，谢普又不肯定自己说不准更喜欢刚才的那种状态。

是这样开始的：弗兰克清清喉咙说：“其实我们有个很重要的消息要宣布，我们打算……”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脸红了，转向爱波，“还是你说吧。”

爱波朝丈夫一笑，那副神态既不像旁观者，也不像客人或朋友，让谢普嫉妒到了极点。她转向她的听众：“我们打算到欧洲去生活，”她说，“去巴黎，永远待在那里。”

啊？什么时候？怎么去？为什么要去？坎贝尔夫妇两张嘴像机关枪似的凶猛喷射出一连串的问题。惠勒夫妇则笑吟吟地一一作答。一时间屋子里每个人都说起话来。

“……嗯，大约一两个星期以前吧，”爱波说，因为米莉坚持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筹备的。“具体的时间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是突然决定要离开的，就是这样。”

“那好吧，但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谢普已经是第二或第三遍重复他的问题了。“我是说，你在那边找了份工作，还是怎么样？”

“呃，不，不完全是那样。”这时候弗兰克和爱波互相看了一眼，所有的谈话停止了。这种私密的对视令人恼怒，谢普心里想，好吧，管你们说不说，谁他妈关心你们这事啊！

然后谈话再度开始。惠勒夫妇探身向前，互相打岔，并且捏着对方的手，就像一对小孩。他们说出了前因后果。就像每次碰到坏消息一条条袭来时一样，谢普使用了一贯的应对方法：随遇而安。他让每个坏消息无知无觉地滑进脑子某个角落里隐藏起来，不让它们引起不快或心痛。他强迫自己去想：好吧好吧，这事我以后再去想。这样他总能在头脑里留出一点清醒的空间来应对局面。这样，他就能维持适当的表情来说适当的话。他甚至能够愉快地想，派对的气氛终于活跃起来，至少现在有话可说了。而且他很惊讶也很自豪米莉能从容地应对这个场面。

“天哪，这确实是个很激动人心的决定，”等到惠勒夫妇解释完整件事后，她说。“我说真的，这是个美好的决定。尽管我们肯定会很想念你们的。你说呢，甜心？”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天啊！我们肯定会非常非常想念你们的。”

谢普点头表示认同，弗兰克和爱波适时地摆出了优雅、礼貌而感伤的姿态，他们说，他们当然也会想念坎贝尔他们的。非常非常想念。

稍晚一些，当一切结束，惠勒夫妇告别之后，屋子变得非常安静。谢普小心翼翼地容许一点伤痛感溜进心里，一点点的伤痛，刚好足以提醒他，目前第一要务就是安抚好妻子。他必须把更多的难过克制下来。

“宝贝儿，你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他走近正在厨房水槽边刷洗杯子和烟灰缸的米莉。“我觉得他们的整个计划是个相当不成熟的决定。”他发现她的肩膀感激地松弛了下来。

“是啊，我也这么想。刚才我没跟他们说，但我心里想的跟你说的一模一样。‘不成熟’正是最贴切的字眼。他们俩有没有谁为孩子打算过啊？”

“不错，”谢普说，“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能是爱波出去挣钱养家？这算什么事儿啊？我是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有脸去接受一个这样的安排啊？”

“是啊，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其实很不愿意这么去说，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而且他们一直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你说得一点不错，他们这种做法太荒谬了，刚才我一直都这么想。”

后来两人一起躺在楼上卧室的黑暗中时，他对她却再也不起作用了。他可以感觉到她躺在那里挣扎在无法入睡的焦躁中；他可以听见她呼吸里带着轻轻的摩擦声，以及每次吸气时身体明显的颤抖。他知道如果此刻伸手去触碰她，如果他转过身去让她知道自己也没有睡着，她肯定会扑到他的怀里啜泣，把所有的情绪倾泻出来，从她的体内转移到他的脖颈上，而他只能不断轻抚她的后背，并且轻柔地低语：“怎么了啊，宝贝儿？怎么了，告诉我你怎么了？”

而他不能这样做。他不能走上这一步。他不希望她的眼泪浸湿他的睡衣，也不想要她温热的脊背在他的手掌下颤抖。今天晚上不行，现在不行。他不在安抚别人的状态。

巴黎！这个字眼的发音就能击中他最柔情的神经。他被带回到从前的美好时光，当时世界那么轻盈那么干净，就像那只骄傲的隐形的鸟儿，它的利爪常常抓在他短夹克肩膀的中尉肩章上。哦，他记得巴黎的街道，那些树，还有每个夜晚都可以享受到的征服感（“你想要高个子的那个，坎贝尔？好吧，她就归你了，我就要这个矮一点的。嘿，小姐，嘿……”），那里的每个清晨，每个一去不复返的有湛蓝天空、金色阳光的清晨，加上热腾腾的咖啡，刚出炉的面包卷，还有这样的生活会永远持续着的承诺。

好吧好吧，或许这只是孩子留恋的玩意儿，士兵留恋的玩意儿，战地指挥官留恋的玩意儿。好吧。

可是上帝啊，如果是跟爱波一起生活在巴黎呢？如果是跟她十指紧扣徜徉在巴黎的长街呢？如果是跟她一起爬上某一幢灰色老建筑的石头台阶呢？如果是和她一起晃进高高的铺着红地砖的蓝房子呢？如果在那里听到她沙哑动人的笑声和轻声细语呢（“你不希望得到我的爱吗？”）？如果能拥有那个柠檬味肌肤的她，那个永远那么素洁的她，当他们俩……哦上帝！

噢，上帝啊！如果可以跟爱波在一起。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三章

自1936年霍华德·吉文斯和太太从城里搬出来之后，他们再也没有搬回去，并且每隔两到三年就会换一次住所。他们总是解释说，这是因为吉文斯太太在买卖房子方面很有手段。她可以看上一处条件不太好的房子，搬进去，然后精心照料提高它的价值，最后以高价出售，挣到的利润会投资到下一栋房子里。他们最先到韦斯切斯特，然后慢慢向北移居到普南郡，后来再到康涅狄格州，前后共买卖了六栋房子。但是他们对现在居住的第七栋房子却很不一样。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六年之后，他们不确定以后还会不会搬走。就像吉文斯太太常常说的，她已经爱上了这个地方。

在革命山庄，这是为数不多在新开发区之前就建好的、仍具有传统地方风格的房子之一。房子依傍着两棵大榆树，这一带的树已经不多了，吉文斯太太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最后的阵地来对抗四周的粗俗。在工作日里，她不得不深入“敌营”，笑吟吟地站在那些难看的小农庄或错层房子的厨房门口，跟那些极端粗鲁的人打交道，还要慎防他们的孩子骑着三轮小车撞向她的小腿，或者把果汁洒到她的裙子上。她可能不得不忍受路上的废气，以及十二号公路冷清的超市、比萨店及冷饮店所带来的荒凉感。不过正因为这些东西，她更能感受到回家的喜悦。她最喜欢路程最后几百码的荫蔽小道，因为这意味着她马上就要到家了。她喜欢轮胎摩擦碎石子的脆响，喜欢在整齐的车库里熄灭引擎，然后疲惫而勇敢地经过香味浓郁的花床，走向那扇带着浓厚殖民地气息的大门。进门首先可以闻到雪松木地板和地蜡的干净味道，古老却迷人的伞架上方悬挂着的柯里尔和艾夫斯版画，马上就能让她心里充斥着一种柔软的浪漫化的情怀——“家”的感觉。

刚刚过去的这一天尤其难熬。本来对房地产行业来说，星期六就是最忙碌的一天。这一天下午，比繁杂的工作更麻烦的是，她还得自己驾车到格林纳克斯——当然不是去看望她的儿子，只有丈夫陪着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做——而是跟他的主治医生会面。这件事总让她感到肮脏。心理医生不该是那种理智、声音沉稳、看上去很可靠的人吗？但如果你见到的这个人只能让你感到肮脏，你会怎么想呢？他是一个眼睛通红的、喜欢咬指甲的小个子男人，戴着用透明胶粘合起来的眼镜，胸前别了一个连锁超市买来的领夹，以便让领带服帖地固定在白底白花的衬衣上。他用大拇指沾了口水，在一叠厚厚的黄褐色文件夹中翻找了好久，才弄清楚她所说的病人是谁，“哦，对了，我知道了。那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无论出于哪个圣人对疲惫行者的护佑，她终于回家了。“亲爱的！”刚进玄关她就跟丈夫打招呼，因为非常肯定他就在客厅里看报纸。她没有停下来聊天，而是直接走进了厨房。清洁女工已经把茶具都摆好了。那只冒着热气的茶壶看起来多么舒服，多么让人高兴啊！厨房有着高高的窗子，既宽敞又整洁。这里让她感到非常平和，只有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在父亲位于费城的美丽厨房里跟女仆们闲聊，她才有过这样的感觉。奇妙的是，她常常在想，以前她拥有的厨房无论多精致，从来不曾给她这种安全感。

哦，当然，人是会改变的。有时候她告诉自己：对这栋房子的留恋只是因为我老了，疲倦了。但在她内心却偷偷地滋长另一个想法：她相信，有能力去爱这栋房子，是这些年来她本性中少数几个深刻的、积极的变化之一。这些正面的变化让她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过去。

“因为我喜爱。”许多年前丈夫气急败坏地问她为什么不肯放弃城里的工作时，她这么说。

“这份工作肯定不怎么有意思，”他会说，“而且我们也不缺钱，所以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我喜爱。

“你喜爱霍斯特·鲍尔轴承公司？你喜爱当速记员？怎么会有人喜爱这样的东西？”

“碰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而且你很清楚如果还想雇用一位全职用人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钱。你也知道，我并不是什么速记员，”事实上她是一名行政助理。“霍华德，说真的，我们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她无法解释，甚至无法理解的是，她喜爱的不是这份工作——对她来说什么工作都一样——也不是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独立自主。（虽然这对于一个在离婚的悬崖边上摇摆不定的女人很重要。）她内心深处所喜爱并需要的，其实是工作本身。“努力工作，”她的父亲常常说，“是治疗伤痛最好的药物，对男人或女人来说都是如此。”她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她喜爱办公室里的拥挤、紧迫、喧嚣和目光注视，推车送过来的简便午餐，处理文件和办公电话的清脆利落，加班工作时的精疲力竭，以及晚上回到家把鞋子甩到地板上的轻松感。这个时候她已经被榨干得只剩下一点力气服下两片阿司匹林，泡个热水澡，吃一点晚餐然后上床睡觉，多么纯粹。这就是她爱的实质；就是这些东西帮助她对抗着婚姻和为人父母的压力。正如她自己时常说的，如果没有这些，她肯定早就精神失常了。

后来她真的放弃了这份工作，搬到郊区并且做起了房地产经纪。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房地产行业的工作量太少，那个时代根本没几个人买卖房子，而且，用于学习分期付款法规和建筑规章制度的时间也很有限。她一整天无所事事，只好不断地整理玫瑰木桌上的文件，一面等着电话响起来。在空闲中焦虑不断积压，以至她差点要大声尖叫，直到她发现心里的骚动是可以宣泄出来的：通过着手改造周围的东西。她用自己的双手扒开墙纸和刮下石灰，让里面的橡木板重新露了出来。她给楼梯安上新的扶手，卸下普通的窗框代之以精美的殖民地风情小格窗框。她画出楼台和车库的设计蓝图，然后监督整个建造过程。她整理并栽培出上百平方英尺的新草坪。三年的时间内，她拾掇后的房子市值已经增加了五千美元，她说服丈夫把它卖出去买下另外一栋，然后继续她维修改造的工程。第三栋，第四栋，一栋栋房子做下来，她的房地产生意也同时蒸蒸日上，在其中最忙碌的一年，她甚至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十个小时做生意，八个小时维修房子。“因为我喜爱，”她一再强调，夜深了她依然不知疲倦地切削、捶打、抛光和修理，“我就爱干这样的活，难道你不喜欢吗？”

这样会很傻吗？当她摆弄着托盘上的茶具，心底一片平静安详时，这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她妥协似的叹了口气，发现这些年来自己做的一切多么傻，多么错误、愚蠢。哦，现在她是变了，这一点毋庸置疑。人是会改变的，只是有的改变会像花儿绽放一样灿烂，有的则会像花儿凋谢一样凄凉。对她来说，现在的这种改变就像是花的最后一次绽放，一种延迟了好多年的女性特质的复苏。

她对这栋房子依恋的增长以及对工作热情的减退，只是这种变化里最小最浅薄的两个症状。里面还有一些更深刻的东西，生理上的东西，既困惑而又带来一种奇异的愉悦感。有时候厨房收音机播出贝多芬交响曲，她就会感到既疼痛又喜悦，这曲子会把她触动得掉眼泪；有时候她跟丈夫聊天时，她会感到一种痒痒的念头——好吧，就说是一种痒痒的欲念。她想要用双臂搂着他，把他那亲爱的衰老的脑袋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

“我想我们今天喝点茶就好了，”她一边说话一边端着盘子走进客厅。“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关键是如果我们现在吃饱了，晚餐可能就吃不下去了。今天我们会很早就吃晚饭，因为你知道我八点要赶到惠勒家去。恐怕这个时间安排确实有点尴尬。”她把茶盘轻轻放在一张古董咖啡桌上。从桌面上胶水粘过的裂痕，就可以想象在警察上门的那个可怕夜晚，他们的儿子约翰怎样把这张桌子扔向房间的另一端。

“能像这样坐下来休息真是太好了，”吉文斯太太说，“忙碌了一天之后，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样坐着更舒服呢。”

一直到她按照丈夫喜欢的方式，在茶里添上三块方塘，并递到他面前时，她才抬头确认丈夫是不是坐在那里。而霍华德·吉文斯也是突然闻到了茶的味道，抬头看到了她，才发现她已经回到家了。整个下午他的助听器都没打开。妻子骤然出现在眼前，使他的脸看上去像个受惊的婴儿。他放下手里的《先驱论坛报》，一只微颤的手摸索着助听器的按钮，另外一只接过茶杯和托盘。手的抖动让杯子一阵摇晃。她没有注意到丈夫的脸色，自顾自地讲了下去。

霍华德·吉文斯看上去比六十七岁的真实年龄更苍老。他的整个成年期都消耗在世界第七大保险公司里，当个不起眼的小职员。退休以后，沉闷单调的办公室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就像风和太阳会在一个老水手身上留下的一样。他柔软，苍白。面孔并没有因为衰老而褶皱密布或脸颊下垂，而是相反的膨胀了起来，像小孩一样光滑，头发也像小孩般轻柔如丝。他从来都不是个健壮的男人，现在肚子上硕大的赘肉更凸显了他的柔弱，他肚腩大得让他在坐着时双膝都合不起来了。他穿了一件很整洁的红格子衬衣、灰色的法兰绒长裤、灰色的袜子，以及一双高帮矫正黑皮鞋，鞋面已经老旧得到处都是褶皱，跟他光滑的脸孔形成对比。

“没有蛋糕了吗？”他清了清嗓子问。“我以为我们还有一点椰子蛋糕呢。”

“嗯，是的。不过亲爱的，我想我们今天就喝点茶好了，因为我们会早点吃晚饭……”她把刚才已经说过的要去见惠勒夫妇的事情重述了一遍，心里模模糊糊地想起好像已经说过同样的话。而他则点了点头，心里模模糊糊地理解着她在说些什么。她说话的时候心不在焉地看着最后一束绯红的阳光从丈夫的耳垂下穿透出来，让他的头皮屑看来像火的碎片；而她的思绪早就飞奔到晚上的约会中去了。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会面。事实上，她经过深思熟虑才踏出这一步。几个星期前的一个黄昏，当她的焦虑又升腾起来时，她只好在后院的草坪上踱步来平静心绪，这时她脑海里出现一幅家庭欢聚的画面：这里面有爱波·惠勒，她坐在一张白铁椅子上，美丽的脸孔看向身边的霍华德·吉文斯，并且因为他睿智慈爱的话而动情地微笑。霍华德旁边是一张白铁桌子，上面放着冰块和鸡尾酒，而对面是弗兰克·惠勒和约翰。弗兰克站在那里，身体微微前倾，拿着一个酒杯跟约翰展开一场诚恳的交谈。已经进入良好康复阶段的约翰放松地坐在白铁躺椅上，微笑着，神态平静而礼貌地跟弗兰克谈些政治、书籍、棒球或任何年轻男人喜爱的话题，并在无关痛痒的枝节上提出一点不同的见解。最后约翰还会抬头跟她说：“妈妈，您不想参加我们的讨论吗？”

这幅画面一再重现在她脑海里，直到跟杂志插画一样真实。她还不断地对画面加以改进，她甚至把惠勒夫妇的孩子都放了进来。他们可以乖乖地在玫瑰花丛的阴影下面玩耍，穿着白色短裤和网球鞋，还会把抓到的萤火虫放进玻璃罐里。这幅画面越具体生动，她就越觉得这不是个虚幻的想象。能跟年纪相仿而且敏感、意气相投的人相处，对约翰肯定有莫大的好处。而对惠勒夫妇来说，也不存在牺牲的问题。他们不是曾经多次告诉过她，他们非常渴望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吗？而革命山庄上那对令人厌倦的夫妇（克兰达还是坎贝尔？）显然不能满足他们所期待的那种交流。而约翰，无论他成不成才，毕竟是个知识分子。

所以这对所有人都是件好事。她知道这一点，她确信这一点。不过她明白这一切不能操之过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要慢慢去实行，一步接一步。

最近几次跟丈夫一起去探望约翰时，院方同意他们把约翰带出医院兜风，一小时后再送回来，作为试验。“我觉得现在带他回家的时机还不成熟。”一个月前他的主治医生一边说，一边在桌面的吸墨纸上一根接一根地按响自己的指节，指节沾着墨水，声音非常讨厌。“最好还是把他留在医院，考虑到家庭气氛对他的刺激和其他的因素，现在最好让他局限在短距离的外出。以后再看看情况怎样。下一步你们可以尝试带他去见一些相熟的朋友，尽量把他放在比较温和的环境，这样会比较合理。你们可以自己判断该采取哪个步骤。”

她已经跟霍华德商量过了，甚至开车带约翰出去的时候，还好几次委婉地跟他提起自己的计划。上周她考虑了各种因素并且分析了约翰的状态之后，最终判断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她安排了今天跟医生的会面，其实就是要宣布自己的决定，同时向他征求一点小小的建议。她想知道，她应该向惠勒夫妇透露多少关于约翰的病情呢？不过她事先就应该料想到，这位医生给不了她任何帮助。他还是那么一句话：你们自己判断吧。现在吉文斯太太只能感谢他没有反对自己的决定。到目前为止进展顺利，就看惠勒夫妇的反应了。她本来希望把这次会面安排在自己家里，就在这张被烛光照亮的桌边，这样她会觉得更舒服更得体。不过现在已经无法实现了。

“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强人所难，”她一边清洗茶具一边小声演练着，“不过我还是想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这件事情跟我儿子约翰有关……”噢，她不用去考虑怎样措辞，到时候一开口她自然会想到合适的字眼。而她很有把握惠勒夫妇会理解她的。上帝保佑这两个年轻人，他们肯定会理解的。

之后她就忙着准备晚餐、伺候丈夫吃完晚餐、收拾餐具，再也没空想下去。而当她在厅里停留一会儿，补补口红，并跟丈夫说“亲爱的，晚上回来再见”时，她兴奋得像是个小女孩。

只是一走进惠勒夫妇的客厅，兴奋感就变成了恐慌。虽然他们走着笑着聊着，她却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入侵者。

她以为惠勒夫妇会像以前每次迎接客人那样，既紧张又混乱。两人会同时开口说话，在她周围团团转忙着收拾东西，同时抢着把一个尖锐的玩具从椅子上拿开以免吉文斯太太一屁股坐下去。但是今天大不一样，他们平静地接待了她。爱波不需要一再强调屋子没收拾好，因为屋子一点也不乱。弗兰克也不需要跟她说“我去给您弄点喝的”之后急急忙忙跑进厨房，把冰箱什么的磕碰得砰砰作响，因为饮料已经摆好在咖啡桌上。显然早在她到访之前，惠勒夫妇已经安静地在这里喝酒聊天了。对于她的到来他们表现出合乎礼仪的欢喜，但如果她没来的话，他们肯定会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怡然自得的。

“哦，我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谢谢，这就很好。”吉文斯太太听到自己说“哦，能这么坐下来真是太好了”，“天哪，你们家今天看上去很漂亮”一些类似的寒暄。随后她说：“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我强人所难，不过我还是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大忙，这件事情跟我儿子约翰有关。”

惠勒夫妇脸上的肌肉非常轻微地跳动了一下，轻微得连最精密的照相机也不可能捕捉到，但吉文斯太太感到被掴了一巴掌。他们知道了！她把这个计划方方面面的变故都细想到了，除了这个。是谁告诉他们的？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知道约翰把房子搅得天翻地覆，剪断了电话线，甚至招来了警察吗？

但话一出口，她已经不能回头了。她的声音在跟他们说，约翰的情况不太好。由于工作太操劳及其他一些原因，他的精神崩溃了。她一直为孩子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生病而心烦意乱，好在有一天他回来了。但是他回来后病情没好转，让他们夫妇俩很操心。他的医生认为他最好能找个地方好好养病，所以现在他暂时……

“呃，事实上，现在他暂时住在格林纳克斯疗养院。”除了声音是活的，吉文斯太太身体的其他部分全部麻痹了。

她的声音向他们保证，格林纳克斯疗养院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好得多。从设施和人员配备来看，它比这个地区其他的私人疗养院都更优越。

她的声音继续说下去，越来越弱，直到最后说出了重点：某一个即将到来的周日——当然不是那么紧急，她是说未来的某个周日——惠勒夫妇愿不愿意……

“我们当然愿意，海伦，”爱波说，“我们很乐意跟他见面。你能想到我们，我们觉得很荣幸。”弗兰克一边给她续杯一边附和地说，他觉得约翰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那么下一个周日怎么样？”爱波说，“如果你们方便的话。”

“下周日？”吉文斯太太假装在盘算着。“嗯，让我想想看。我不是非常肯定——哦，好的，就这样定了吧。”她知道自己应该感到高兴，她已经达到她最想要的结果。但现在她只想离开这里，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不急的，如果下个周日你们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个别的……”

“不用了，海伦。下周日没问题。”

“嗯，”她说，“那好吧，就这样说定了。哦，天哪，看看现在都几点了。我恐怕得——哦，你们有事情想问我，对吧？这次又是我一个人在说了，跟往常一样。”她喝了一口酒，感觉嘴巴干涩，像是肿了起来。

“嗯，其实，海伦……”弗兰克开始说，“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半个小时以后，吉文斯太太已经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在整个路途当中她的眉毛高高扬起，久久都不能从震惊里平复下来。她已经等不及要告诉丈夫这个消息了。

她发现丈夫还是坐在扶手椅上，旁边是一座在战前拍卖会上她买来的无价古董钟。他仍在黄色灯光下阅读，只是《先驱论坛报》已经换成了《世界电讯与太阳报》。

“霍华德，”她说，“你知道那两个孩子告诉我什么了吗？”

“什么孩子啊，亲爱的？”

“惠勒夫妇。你知道吗，就是我去见的那两个人？住在革命路一座小房子里的年轻夫妇，我觉得约翰可能会喜欢的那两个人？”

“哦，我不认识。他们说了什么？”

“首先我知道他们经济能力并不稳定，连房子的首付都是借来的，而且这还只是两年之前的事情。此外……”

霍华德·吉文斯试图去听妻子说话，但他的眼睛还是忍不住瞟向放在腿上的报纸：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有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向银行贷款二十五美元给他那条名叫“小玻”的狗买药，银行经理竟然亲自签批了申请文件。

“……于是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卖掉呢，等你们回来的时候肯定会想要这个房子的。然后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用非常警惕的眼神看着我说：‘呃，说到重点了。我们不打算再回来了。’于是我问：‘你们已经在那边找好工作了吗？’‘没有，’他就这样回答了我。然后我又问他们是不是打算跟亲戚住在一起，或者是朋友之类的。‘没有。’”说到这里吉文斯太太装出一副她所能想象到的最不负责任的神色，“‘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们就是想去，仅此而已。’真的，霍华德，你不知道那时气氛有多尴尬。你能够想象吗？这太让人无法接受了。我是说这整个事情。”

霍华德摸了摸自己的助听器，然后回答：“无法接受？这怎么说呢，亲爱的？”他猜自己已经乱套了，没有跟上她说的话。一开始妻子说的好像是关于什么人去欧洲，现在显然已经是别的什么事情了。

“难道不是吗？”她问，“两个一文不名的人，还带着刚刚上学的孩子。我觉得人们一般不会这样的，难道不是吗？除非他们是要逃避什么东西。我很不愿意去想有什么事情会……算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这才是关键。他们看来像是踏实安定的人。这不是很怪异吗？而且最尴尬的是，在他们爆出这个消息之前，我已经把他们搅和进约翰的事情里，现在只好完成它了，虽然已经没什么意义。”

“完成什么，亲爱的？我不太明白——”

“带约翰去他们家一趟，霍华德，你到底有没有在听？”

“噢，是的。当然在听。我的意思是，为什么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

“因为，”她不耐烦地说，“他们秋天就要一去不回头了，把他们介绍给约翰又有什么价值呢。”

“价值？”

“嗯，我的意思是说，他需要的是可以长期交往的人。当然，让他们见见面，在他们离开之前把约翰带过去一两趟，也没什么坏处。只是我考虑的是那种长期的关系。哦，亲爱的，这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为什么这些人就不能……”说到这里她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想要说些什么。她惊异地发现，她竟然一边说话一边把手绢紧紧拧成一条绳子，手上的汗都把手绢弄潮了。“我认为啊，人心难测。”她总结道。然后起身离开，快步走到楼上，打算找出一套舒服的衣服换上。

经过楼梯平台时，她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她自豪地想，她的形象看起来——至少眼角匆匆一瞥时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娇养在漂亮房子里灵巧袅娜的女孩。当她站在卧室的大地毯上快速地把外套和裙子脱下来时，就好像回到了从前，她正在少女时代的闺房里飞快地换着衣服准备参加下午的舞会。那时候她的血液跟最后一些急需打理的细节一般奔驰着：应该用哪一种香水呢？快啊！哪一种？等收拾妥当，她就会奔到楼梯围栏边上喊道：“等等！我就来了，我马上就下来！”

挂在衣柜里的旧法兰绒衬衫和松垮的裤子把吉文斯太太拉回现实。她不由得开始责骂自己：真是太愚蠢了，我怎么越来越喜欢胡思乱想。接着她坐在床上，脱下丝袜，真正的震惊才向她袭来。她以为自己会看到一双纤细洁白、掌骨柔和的脚，上面会布满淡蓝色的静脉血管。然而她真正看到的是两只像癞蛤蟆一样的怪物趴在地毯上，粗糙不堪，脚趾因为拇囊炎而指节突起。这双脚正努力地把变形的脚指甲蜷缩隐藏起来，她连忙把脚掌塞进浅色的挪威拖鞋里（穿着这种鞋在屋子里闲荡是再舒服不过了），然后很快翻出一套简单舒适的家居服。可是已经太晚了。接下来的五分钟她只好双手稳稳抓住床柱紧紧地闭着嘴巴，因为她在哭泣。

她哭是因为今晚她对惠勒夫妇寄予厚望，而现在她却非常、非常、非常失望。她哭是因为发现自己五十六岁了，双脚已经变得肿胀丑陋，不堪入目。她哭是因为从前上学时女孩不喜欢她，长大之后男孩也不喜欢她。她哭是因为霍华德·吉文斯是唯一一个向她求婚的男人，而她接受了他，她哭，是因为他们唯一的儿子是个疯子。

但这情绪很快过去了。她意识到她唯一该做的就是走进浴室，擤掉鼻涕，洗脸梳头。重新振作起来之后，她穿着那双拖鞋轻快地、悄悄地走到楼下，熄掉所有多余的灯只剩下扶手椅边的那盏，然后在丈夫对面的摇椅上坐了下来。

“我现在感觉舒服多了。真的，霍华德。刚才跟惠勒夫妇谈完了之后，心里一团乱麻似的。你想象不到他们多让我失望。我一直以为他们是踏实可靠的年轻人。我以为现在所有结了婚的年轻夫妇的生活理应更加稳定。你不这样认为吗，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社区中。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以前我听到的都是年轻夫妇千方百计要在这里安顿下来，抚养他们的孩子……”

她说啊说，在房间里走啊走。霍华德及时地点头、微笑和咕哝几句。他做得如此明智审慎以至她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早已经把助听器关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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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逃出牢笼，”杰克·奥德威一边搅拌着咖啡，一边说，“消灭痕迹，然后‘呼’的一声走得无影无踪，真有你的，弗兰克。”

他们坐在“好地方”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张带着番茄酱污渍的桌子旁，弗兰克已经开始后悔把欧洲计划告诉奥德威。这家伙就是一个小丑，一个醉鬼，一个除了调侃自己以外不能认真地讨论任何事情的男人。这样的知己不正是应该用来分享这类事吗？但他确实这样做了，因为过去的几个星期他发现要在工作时间保守这个秘密已经越来越难。当他专心在会议里听班迪讲述“秋天必须完成”的任务和“明年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当他接下销售促进部派发下来的理论上必须花好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时，他会不自觉地爬上班迪那缓缓行进的大轮船向未来进发。然后他会忽然想起：不，等等，到时我人都不在这里了。刚开始他觉得很好玩，但好玩的感觉消失后，他越来越心烦意乱。现在快六月中旬了，两个半月之后（只有十一个星期！），他就会漂洋过海，把销售促进部抛诸脑后。然而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在办公室铁一般的稳定规律里，却显得很虚幻。当他在家里的时候，这个计划真实无比，因为家里的人除了它根本不谈别的事情；在搭乘火车上下班的路途里，他也确切无疑这个计划马上会付诸行动。唯独在办公室的八个小时里它却那么不具体，就像一则快要被遗忘的梦。办公室里的一切似乎都合起伙来破坏他的计划。同事们或麻木或疲惫或微带嘲讽的眼神、横陈在眼前的“进入”篮和现在需要处理的文件，电话铃声和预示着班迪要召见他的蜂鸣器声——这一切就像在不断地告诉他，他注定要在这个地方终此一生。

“我他妈一定会走的！”每天他都会在心里呐喊二十遍，“你们都等着瞧吧。”但是这种抵抗越来越虚软了。这个亮晃晃的、干燥的、死气沉沉的办公楼已经把他包裹得太久。无声的逃跑威胁不能撼动它，它依然不动声色地依循自己的轨道运行，它斜睨着弗兰克并且在“等着瞧”呢。这是无法忍受的。他觉得结束这种压抑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这件事说出来，而杰克·奥德威终究是他在办公室里最好的朋友。今天他们午饭时躲开了斯默、拉斯洛普和罗斯克，喝了点酒劲不大但量足够的马提尼，然后整个计划就和盘托出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没太明白，”奥德威说，“我不是想问傻问题的，不过你具体打算做什么呢？我不能想象这样一种场面：你每天无所事事、心情郁闷地流连在路边的咖啡店，你那位善良的好老婆却挤着地铁到大使馆或别的什么办公楼。你明白吗，这是我想弄清楚的。你打算干什么。写本书？还是画画？”

“为什么所有人都想着写书或画画呢？”弗兰克质问。他模模糊糊想起，自己正在引用妻子的观点，“上帝啊，难道只有作家和艺术家才有权利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吗？你看，我还做着这份狗屁工作的唯一原因就是——好吧，我想是有很多原因的。但重要的是，如果让我把这些原因列出来，我很肯定有一条原因绝对不会出现，那就是‘喜欢这工作’，因为我根本不喜欢。我有一个听上去有些可笑的想法，那就是人们只有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才会开心一些。”

“好啦好啦！”奥德威重复地说，“好，好，别说得这么激动。我只有这么一个傻问题：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弗兰克说，“那么我就不用老远跑到世界的另一头去寻找了。”

奥德威俊美的脸侧向一边，眉毛高高挑起，撇着嘴，这让他看上去油头粉面，还有点狡猾。他细想了一下说：“呃，难道你不觉得，我是说，假设真的有这么一个理想的职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难道你不觉得在这里你也可能发现它吗？我是说这难道不可能吗？”

“不，我不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不觉得任何人可以在诺克斯大楼十五层找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包括你。”

“嗯，这倒是有道理。确实如此。”奥德威把最后一点咖啡喝了下去，然后仰靠在座椅上，嘲弄地笑问道：“刚才你说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这个伟大的实验？”

有那么一刻，弗兰克想把整张桌子抬起来砸向这家伙。他想看奥德威随着椅子向后倒在地上，碗碟碎片稀里哗啦地洒得他满头满脸后，脸上无助又惊恐的模样。“伟大的实验”，多傲慢的废话啊。

“我们打算在九月离开，”弗兰克说，“最迟不超过十月份。”

奥德威点了五六下头，一边瞟着盘子里剩下的肉和土豆。现在他不再显得高傲了，他看上去苍老、备受打击而且妒火中烧。弗兰克看着他，憎恶变成了怜悯。这个可怜、愚蠢的老混蛋，他想。我毁了他的午餐，也毁了他这一天。弗兰克甚至希望自己会说：“没事的，杰克，这事不会发生的。”他没有这样说，而是故作高兴掩盖着自己的困惑。

“告诉你，杰克。为了怀念过去的时光，我再请你喝点白兰地吧。”

“不不，不用了。”奥德威说。不过当侍应生把盘子收走，并摆上昂贵的小杯白兰地时，他像是一条被主人抚摸着的哈巴狗。过后，他们结账离开了饭馆，走进外面的阳光中时，奥德威的脸上就只剩下微笑了。

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日子，覆盖在高楼大厦顶上的天空就像洗衣上蓝剂一样幽蓝纯净。今天还是发薪的日子，他们午餐过后都会按惯例踱步到银行去。

“不用说，我会保守秘密的，老伙计。”奥德威边走边说，“我想你不希望整个公司都在议论这件事。你打算什么时候通知班迪？”

“我想再过两三周吧，我还没想好。”

暖和的阳光非常宜人。过不了几天就会热起来了，但现在气温正好。他们站在银行冰凉的大理石中间，背景音乐正播放着《假日旋律》这首歌。每月两次，这里有十个窗口专门在午餐时间为诺克斯员工开放。弗兰克和奥德威在其中一个窗口前排队时，弗兰克自得其乐，装出一副这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这里的模样，最后一次随着人群移动脚步来取他的支票。“你真该去看看我们在那间混账银行拖拉前进的样子，”几年前他就跟爱波说，“就像一群肮脏贪婪的猪在等着奶头。当然是非常有礼貌、非常优雅的小猪，我们站得整齐有序，尽量避免互相挤靠。谁要是靠近窗口，他都会小心地把支票拿出来，然后不着痕迹地折起来，或用手掌覆盖或是别的什么办法藏起支票。你明白的，我们必须表现得轻松点，但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别让其他人看见你挣了多少钱。”

“绅士们，”文斯·拉斯洛普的声音从弗兰克肩膀后传来。“一起去吹吹风？”他、斯默和罗斯克正把钱包和存折塞进口袋，他们的舌头还舔舐着齿缝里“坏地方”的食物残渣。这句话的意思是邀请他们一起到外面散步消食。

弗兰克继续佯装，这是他最后一次跟他们一起“吹风”，最后一次加入这些白领大队在阳光下漫步，最后一次让锃亮的皮鞋把鸽子惊飞，并看着这些跌跌撞撞的小东西跳避着人行道上的痰迹和花生壳，然后一路高飞，飞过林立的大楼，在辽远的天空里扇动着时而呈黑色，时而呈银色的翅膀。

找人说出来以后就好一些了。他觉得局面已经改变。现在他可以环顾身边这正在说话的四个男人，感觉自己真正从他们中间脱离了出来。奥德威、拉斯洛普、忧心忡忡的小斯默，还有虚伪无趣的老罗斯克——弗兰克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跟他们道别，一年之后很可能再也记不起这几个名字。与此同时，最美妙的是，他再也不用去厌恶他们了。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糟的人。他甚至允许自己融入这个群体，为奥德威的冷笑话和他们一起开怀大笑，在拐过最后一个转角时，弗兰克愉快地跟他们排成一排并肩向诺克斯大楼进发。他们踏着气势汹汹的步伐甩着胳膊，就像同排的士兵兄弟带着集体的荣誉往前行进。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步履轻快。（什么团体的，先生们？销售促进部，十五楼，诺克斯商业机器公司。）

再见啦，再见。从每一个人身边经过的时候，他都默念着这几个字。再见啦，一边闲聊一边大包小包从廉价商店走出来的速记员；再见啦，那些手肘抵着大楼外墙吞云吐雾的年轻文员。再见啦，你们这伙可爱的可怜虫。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沉醉在这种难以遏制的自由的感觉中，一直到他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听到蜂鸣器令人难过地鸣叫起来。这是在告诉他，班迪有事要找他谈。

在天气好的日子里，泰德·班迪看上去总是状态不好。他是那种完全属于室内的男人。他灰色的瘦弱身躯好像生来就为了迎合他那件精加工的双排扣西服。他灰色的瘦脸只有在安全的冬天才能放松下来，因为那个时候办公室的窗子是紧闭的。有一次他奉命陪同一群获奖的销售人员去百慕大旅行，罗斯克的《诺克斯新闻报》刊出了全体人员穿着泳装在海滩上并排微笑的合影；而罗斯克偷偷做了手脚，把照片其中一部分放大，让大家更清楚地看见照片中班迪夹在毛茸茸的两条大胳膊中间，不堪重负地勉力微笑。这张照片在十五层的办公室里秘密地传阅了好几个星期，所有人都说这是他们看过的最可笑的照片。

班迪现在的表情就跟那张照片里的有点相似。弗兰克一开始还以为，这只是因为六月的风从窗口透进来，吹落了他原本用来遮盖秃顶的几缕长发。不过他一走进隔间，就惊讶地发现班迪不自然的神色是源于这里来了一个尊贵的稀客。

“弗兰克，你应该认识巴特·波洛克，对吧？”班迪站起身来，然后略带歉意地点着头说，“巴特，这是弗兰克·惠勒。”

一个穿着土黄色华达呢大衣的庞大身躯从弗兰克眼前升起，土黄色的脸低头看着他笑，然后他的右手就被紧紧地握在一个暖和的手掌中。“我们还没有正式相互介绍，”他的声音非常低沉，简直可以让演讲台上的杯子跟着颤动，“认识你很高兴，弗兰克。”

这个人就是电子产品部的销售总经理。如果在其他公司，他这样地位的人应该被称为“××先生”，但在诺克斯的传统里他被亲切地叫做“巴特”。弗兰克跟他没什么接触，充其量只是在电梯里偶遇时点头微笑。而且弗兰克对他没什么好感，这些年来总是蓄意避开他。“他很适合去竞选总统，当然他会做得糟糕透顶，”有一次他跟爱波说，“他就是那种努力地营造出冷静慈爱父亲形象的老混蛋，永远笑容可掬，脸上挂着至少三磅肉；把他的大脸放进电视机里，其他政党就不会有亮相的机会了。”但现在，近距离站在他的面前，弗兰克发现自己的脸上皱出了恭顺的怪样，一滴汗水从腋下流了出来，一直淌到了肋骨上。为了弥补这种无法克制的怯懦，他开始盘算今晚怎样跟爱波描述这场景。“突然我发现自己要在他面前融化掉，这难道不是太可笑了吗？我明明知道他是个混球，我知道他对我的生活不会有一丁点影响，但我还是在他面前变得像个软蛋，这难道不是他妈最恶心的事情吗？”

“弗兰克，坐下吧。”班迪一边说一边把头发拨回秃顶上。当他重新坐下时，屁股不舒服地从一边移到另一边，活脱脱像个得了痔疮的人。“我和巴特看过了全国生产主管年度大会的报告，巴特要我把你找来，就是为了这个……”

弗兰克只听了个开头，后面就再也无法集中精神听下去了。他的注意力都投注在波洛克身上。波洛克很认真地倾身向前，等到班迪说完，他潇洒地用手敲了一下另一只手握着的纸。而这张纸竟然是“话说生产控制”。

他说：“弗兰克，这份东西可真是了不起啊。托莱多的与会者都很喜欢。”

“这难道不是他妈最恶心的事情吗？”爱波准备晚餐时，弗兰克拿着一杯饮料跟在她屁股后面，边笑边讲述他跟波洛克的会面。“这还不够讽刺吗？我弄那份东西是要摆脱班迪的，却招来了这么个结果。你应该听听波洛克怎么说，这么多年来他连有我这么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不知道，现在我却一下成了他喜欢的‘有前途的年轻人’。老班迪只好一个人坐着，考虑到底是应该高兴还是嫉妒。我坐在那里控制着自己，怕一下没忍住就会当场笑昏过去。我的上帝啊！”

“嗯，确实很有意思，”她说，“亲爱的，你不介意把这个端出去吧？”

“后来他又告诉我……哦，什么啊？哦，当然，当然可以。”他放下酒杯，接过她递到自己手里的盘子，然后跟着她到另外一个房间。孩子们已经在桌边乖乖坐好了。“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的宏大计划，我是说波洛克。他竟然要我做一系列这样的东西：话说库存控制、话说销售分析、话说成本会计、话说工资……他一条条都想好了。我还得——”

“抱歉，弗兰克——迈克尔，你给我坐直了，不然你就有麻烦。我是认真的。别吃那么大口。对不起，弗兰克，你继续说吧。”

“下个星期我还得跟他一起去吃午餐，那时候我们还要详谈。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当然如果他逼得太紧，我只好告诉他我打算在秋天离开公司。我的意思是，这整件事情很可笑，你说呢？这么些年来……”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这么些年在这份狗屁工作上瞎混，从来没——你说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不干脆早点告诉他，你要走呢？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他们又能怎么样？”

“呃，”弗兰克说，“他们当然不能怎样。但你知道的，如果当时说出来会有点别扭。在我正式辞职之前，我不觉得有必要提起。”他叉起一片猪排放到嘴里，然后生气地连肉带叉子一起咬起来。当他用尽全力地咀嚼着肉，从鼻孔长出一口气表示他正努力克制自己时，他自己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要生气。

“嗯，”她淡淡地说，连头都不抬。“当然这件事情完全由你决定。”

弗兰克想，问题可能出在，在回家的路上他设想爱波会说：“你弄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些人看过最有意思的促销广告啊，这又有什么好笑的？”

他就可以说：“不不，你没弄明白——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是一群怎样的蠢货。”

接着她说：“我不这样认为。为什么你总要低估自己呢？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只要是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需要去做的事情，你就一定可以做得很出色。”

于是他说：“嗯，我不知道，可能吧。不过我才不稀罕在这狗屁事情上表现出色呢。”

然后她说：“你当然不会稀罕这个，而这正是我们要离开的理由。不过接受他们的赞许并不是件坏事啊。或许你根本不想要也不需要这样的认同，但我们没必要贬低它，不是吗？我觉得你应该为这件事情高兴，弗兰克，真的。”

不幸的是，爱波没有说出一丁点儿像这样的话。而且这样的想法似乎根本就没有在她脑海里出现过。她只是很端庄地坐在那里，熟练地切着肉块，然后放到嘴里咀嚼。她的思绪已经远远飘到别的东西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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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要把我的玩具屋带上，”周六下午詹妮弗宣称，“我的玩具马车，我的玩具熊，我的那三只复活节兔子，我的长颈鹿，我所有的玩具，我所有的书和唱片，和我的鼓。”

“听上去东西不少啊，不是吗，亲爱的？”坐在缝纫机前的爱波皱着眉。她决定这个周末把冬天的衣服整理出来，该扔的扔，该缝的缝，只剩下去欧洲需要的简单耐穿的衣服。詹妮弗坐在她的脚边，漫无目的地玩弄着线头和布片。

“哦，还有我的那套茶具，还有我收集的小石头，还有所有的游戏，还有踏板车。”

“可是，亲爱的，你不觉得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吗？你打算什么都不留下？”

“不留下。也许我的长颈鹿可以扔掉吧，不过我还没决定。”

“你的长颈鹿？不，我不会这么做的。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带上那些动物和玩具还有其他一些小东西。我担心的是那些大件的玩意儿，比如说你的玩具屋和迈克尔的玩具木马。这些东西太难打包运输了，你明白吗？不过你不用把玩具屋扔掉，你可以把它送给玛德琳。”

“帮我保管么？”

“当然。至少比扔掉好，不是吗？”

“好吧，”詹妮弗说。过了一分钟，她又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可以把那些东西统统送给玛德琳，我的玩具屋和我的长颈鹿和我的玩具马车和我的玩具熊和我的那三只复活节兔子和我的……”

“把大件的东西送给她就行了。我已经说过一遍了，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刚刚解释过，你为什么就不能好好听我的话？”爱波的声音越来越尖并且夹带着怒气，她叹了口气说，“听着。你干吗不到外面去跟迈克尔一起玩呢？”

“不。我就是不想跟他玩。”

“噢那好吧。我也不想把同一件事反复解释十五遍，尤其是跟一个无聊愚蠢到懒得去听的人。我说完了。”

弗兰克很高兴她们终于不再说话。他在沙发上看一本初级法语教科书的引言，这是他买来替代那本难度更大的进阶教材的。母女俩的对话不断干扰着他，让他一直停留在同一个段落。

半个小时之后，房子很长时间安静得只听见缝纫机不连贯的轻微响动，弗兰克不安地抬起头来发现詹妮弗已经不在客厅里了。

“她到底去哪儿了？”他问。

“我猜她在外面跟迈克尔玩吧。”

“没有，我知道她没出去。”

两人一起站起来走到孩子的卧室。她就躺在那里，眼神迷离，吮吸着自己的大拇指。

爱波在床边坐下，摸摸詹妮弗的额头确定她没有发烧之后，轻抚孩子的头发说，“怎么了，宝贝儿？”她的声音非常柔和。“小乖乖告诉妈妈好不好？”

弗兰克在门口看着，眼睛睁得跟女儿一般圆。他咽下一口唾沫，而詹妮弗也心有灵犀似的喉头一动。在这之前，她已经把大拇指从嘴里拿了出来。

“没什么。”小丫头回答。

爱波抓住她的小手，防止她把拇指塞回嘴里去。她掰开她的小拳头时，发现她的食指紧紧地缠绕了一圈圈的绿线。她动手去给她解开。绿线绕得太紧，把指尖挤成了深紫色，底下那一截皮肤又皱又苍白。

“因为搬去法国的事？”爱波一边解开绿线一边问。“你觉得不开心，是不是？”

詹妮弗沉默不语，直到爱波把最后一圈绿线解开，她才不想让人察觉似的轻轻点了一下头。她以一种别扭的姿势转过身来，把头埋在妈妈的大腿上，开始哭了起来。

“哦，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个。可怜的小詹妮弗。”她轻抚她的肩膀，“听我说，乖孩子，你知道吗，这没什么能让你不开心的。”

不过詹妮弗一哭就停不下来，反而抽泣得越发厉害。

“你还记得我们从城里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吗？”爱波问，“还记不记得要离开城里的公园，要离开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你有多么伤心。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呢？不到一个星期，玛德琳的妈妈就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了，然后你又认识了多丽丝·唐纳德森，还有坎贝尔家那几个男孩儿。过了不久你就开始上学了，在学校里你认识了新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不开心。我们到了法国也会这样。相信我。”

詹妮弗抬起皱巴巴的小脸，似乎有话要说。不过要在急促的喘息之间把字吐出来不太容易。过了几秒她才说：“我们会在那里生活很长很长的时间？”

“当然，不过你不需要为这个担心啊。”

“永远永远生活在那里吗？”

“这个，”爱波说，“可能并不是永远永远，但是肯定会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你不需要担心这么多的，宝贝儿。我想，你觉得不痛快，只是因为外面这么好的天气而你憋在屋子里太久了。快去洗个脸，然后跑去外面看看迈克尔在干什么，好不好？”

当詹妮弗走了之后，弗兰克消沉地站到爱波和缝纫机的后面，“天哪，这真让我感到震惊，你不觉得吗？”

爱波并没有抬起头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计划可能不太深思熟虑，尤其是从孩子们的角度看。我觉得我们不能回避的是：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煎熬的。”

“他们会熬过去的。”

“他们当然会‘熬过去’，”他试着把话说得更无情一点。“我们可以绊倒他们折断他们的胳膊，而他们依然可以‘熬过去’，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

“弗兰克，你是想提议我们放弃这个计划么？”她转过来朝向他，抿着嘴微笑，一脸“强硬”表情。

“不！”他从她身边走开，踏在地毯上。“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长时间默默地在沙发上翻看那本他根本看不进去的法语书之后，他尽管不大情愿，还是认为站起来把话再说清楚点比较好。“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为什么你总是要往那个方向去想？”

“因为如果你不那么想，我不认为再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之后就要坚持这个决定。如果是孩子说了算，那么显然我们就必须遵从他们的决定，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事情，换句话说就在这里等着腐朽烂死。如果相反……”

“你先等等，行吗？我可从来没说……”

“你先等等，行吗。如果相反是我们说了算的话——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就拿我们比他们多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说，我们也应该更有判断力，不是吗？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走。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尽可能帮助他们轻松地熬过这个过渡期。”

“这就是我的意思！”他挥起胳膊。“你这么激动干吗？尽可能帮助他们轻松地熬过这个过渡期，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那就好。我要说的是，我们不会改变主意了，我们会跟着计划走并尽我们所能直到他们完全适应。在这段期间，我认为没有必要摇头晃脑，悲叹孩子有多可怜，或者扯到什么绊倒摔断胳膊一类的话。坦白说，我认为你应该铲除掉那些没有必要的多愁善感。”

在过去的好几个星期里，这次最像一次吵架了。在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神经紧张，甚至彼此间显得过于客气。直到晚上睡在同一个床上，他们也小心地不触碰对方。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醒来时，不情愿地想起今天是星期天，他们的贵客约翰·吉文斯即将大驾光临。

米莉·坎贝尔主动提出下午她可以帮忙照料弗兰克夫妇的孩子，“我想你们不会希望他跟孩子待在一起，对吗？万一他真的疯了起来就不好办了。”爱波拒绝了她；但是这天早上当约定的时间慢慢临近，她还是改变了主意。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米莉，”她在电话里说，“我想还是请你帮我们照看孩子吧。我想你是对的，让孩子面对这样的人确实有些诡异。”米莉答应她的请求之后，她开车把孩子送了过去，比正常需要的时间提早了一个或两个小时。

“天哪，”回到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厨房，她跟弗兰克一起坐了下来。“这件事叫人紧张，对不？我想他到底是一副什么德性。我好像还没见过精神不正常的人，你见过吗？我指的是那种被确诊为疯子的人。”

弗兰克倒了两杯干雪利酒，这是他喜欢在周日下午喝的饮料。“你愿不愿意跟我打赌，他很有可能跟我们认识的那些‘没有被确诊为疯子’但神经兮兮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迎接他吧。”

“嗯，你说得没错。”她的表情告诉他，昨天的不愉快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你天生就懂得处理这一类事情。你真的是一个慷慨大度和善解人意的人，弗兰克。”

雨总算停了下来，不过外面还是很潮湿、灰暗，这种天气更适合留在室内。收音机里隐约播放着莫扎特，厨房里飘扬着雪利酒的清香。这种感觉正符合他对婚姻的设想——不刺激不兴奋，但有着一种相依为命的安全感，维系着两人的是对等的柔情，点缀着一些浪漫——当他们心平气和地对坐聊天，等着吉文斯家的车子从滴答着水的树旁驶出来，弗兰克感受到一两次愉悦的颤动，就像那种天未亮就出门的人忽然感觉到第一缕微弱却温暖的阳光洒在自己脖子上那样。他觉得很安宁。而当车子终于驶上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吉文斯太太第一个走下车。她先朝弗兰克夫妇家的方向给了一个灿烂的微笑，然后回身到后座取大衣和袋子。霍华德·吉文斯也从驾驶座走下，并缓慢笨拙地擦拭眼镜上的水汽。他身后跟着一个高瘦的红脸青年，衣衫褴褛，就像刚从孤儿院或监狱里走出来。约翰·吉文斯戴着一顶布帽，不是那种近来开始流行、后面连着松紧带的鸭舌帽，而是那种宽平的老式廉价帽。他的斜纹工装裤毫无剪裁可言，而上半身的深棕色前扣式毛衣却又显得太窄小。从五十码，甚或五十英尺远看过去，你也看得出他穿着的是从政府福利机构领的救济衣服。

他没有抬头看一眼房子或别的什么。当吉文斯夫妇已经往前走的时候，他仍然站在原地，双腿分得很开，有点内八字地站在潮湿的沥青路面上，然后非常专注地点燃一根烟。他有条不紊地拈着烟，皱着眉头检查了一番，小心地叼在嘴里，然后低头凑近火柴把它点着，忘我地深深吸了一口，就仿佛这根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他所能想象到的感官享受。

等他终于迈步走向房子时，吉文斯太太已经说完所有的寒暄话，甚至连吉文斯先生都有充足的时间插上两句。约翰往前走的速度很快。他踮着脚蹦跳着过来时，人们才能看清楚他有一张宽而精瘦的脸，小眼睛，薄嘴唇，紧皱着眉头像一个长期经受身体疼痛的人。

“爱波……弗兰克。”他的母亲介绍后，他做出反应，那副神情像在努力地记着这两个名字。“见到你们很高兴呐，已经听说过很多你们的事情呐。”他忽然咧嘴笑了起来，吓人一跳，两颊往外一扯，形成两列垂直的褶皱，苍白的嘴唇之间露出两排整齐的沾满烟垢的大牙齿，双眼呆滞就像忽然失明了那样。这个微笑活脱脱就是对那些友善和富于感染力的微笑的魔鬼式模仿，这个表情就这么挂在他脸上好几秒钟，让人误以为这张脸永远恢复不了原来的模样。不过当大伙儿恭敬地走进屋里时，这个表情消失了。

爱波解释孩子们去参加生日派对了（弗兰克认为这未免太刻意），吉文斯太太则不住口地抱怨十二号公路的交通有多么拥堵。她说了一会儿就住嘴了，因为她发现惠勒夫妇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约翰身上。约翰·吉文斯正在客厅里绕着圈，脚步缓慢而僵直，依旧戴着那顶帽子，并且很仔细地打量每一件物品。

“不错嘛，”他点点头。“真不错，你们有一幢挺像样的小房子。”

“你们都不打算坐下来吗？”爱波问。两位老人顺从了，而约翰却摘下了帽子放在一个书架上，撑开双脚，像干农活儿的人那样蹲坐在自己的脚跟上，身子微微颠动，然后夹着香烟的手伸到两个膝盖之间，很熟练地把烟灰掸进了自己工装裤往里折的裤脚里。等他重新抬起头的时候，眉目舒展开了。他的表情变成了一副精明的威尔·罗杰斯式的模样，让他看上去机智而又幽默。

“海伦这个老女人喋喋不休地说你们好几个月了，”他告诉他们，“她说起革命路上年轻可爱的惠勒夫妇，要不就是惠勒路上年轻可爱的革命者。反正我听得有点乱，只要她说话，我有一半的时候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根本没去听。你们应该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吧，永远都在不停地说话说话说话，其实又什么都没说，让你过了一会儿就会自动闭起了耳朵。不过，这一次我承认她说得有道理。你们这里跟我设想的不一样。这里很舒适，我所说的‘舒适’跟她说的‘舒适’不是一个意思。不过别担心，我说的就是舒适。我很喜欢你们这里，看上去像是一个人们会在这里生活的地方。”

“嗯，”弗兰克说，“谢谢你的称赞。”

“谁想喝点雪利酒？”爱波问，她的手不安地贴在腰上折过来扭过去。

“哦，不用了，别麻烦了，爱波，”吉文斯太太连忙回答，“我们这样就好，你别给自己添麻烦了。其实我们只待一会儿……”

“妈，你能不能行行好？”约翰打断了她的话，“行行好，把你的嘴巴闭上。嗯，我想喝点雪利酒，谢谢啦。给大家都来一点吧，如果老海伦没有抢在我前面的话，她的那份我也喝了。哦，不过我在想……”他脸上的机智消失了，蹲着的身体向前倾，就像冲着球场大喊的棒球教练般朝爱波伸出一只手。“你们有高脚杯吗？嗯，听着。拿一只高脚杯，放两三块冰，然后把酒满满倒上。我喜欢这么喝雪利酒。”

吉文斯太太紧绷着身体坐在沙发边缘上，像一团盘起来的蛇。她轻轻地闭起眼睛恨不得马上死去。天哪！竟然要求用高脚杯给他倒酒，竟然把帽子放在人家的书架上，竟然穿着这样的衣服。她每周都为他带上他自己的衣服：光鲜的衬衣和长裤，手肘部位缝着一层皮的上好斜纹软呢夹克，开司米羊绒衫；但他总是坚持穿医院的病服。他这么做是为了羞辱他们。现在他竟然还这么放肆无礼！而为什么每到这种时候霍华德都那么无能？他就知道躲在角落里眨着眼睛微笑，就像一个老……上帝啊，为什么他一点忙都帮不上？“嗯，这酒真是太棒了，谢谢你，爱波，”她紧张地从托盘里拿起一杯雪利酒，“噢，你们看这些可爱的点心。”她装出一种不可置信的语气，看着爱波打早上就切好并去皮的小三明治。“真的，你根本不用那么辛苦。”约翰抓起酒杯猛喝了两口，然后把它放在书架上，直到离开的时候再也没有碰过这杯酒。不过当他在屋里不断地巡逻时，却把整盘三明治吃掉了一半。他每次走近托盘就会抓起三四块三明治塞进嘴里，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让鼻子嗬嗬地发出很大的声响。吉文斯太太首要任务就是稳住这场面，她平稳地说着话，确保句子跟句子间足够流畅，没有缝隙让儿子打断自己。她希望自己能填满这整个下午，不给约翰胡来的机会，她问惠勒夫妇，怎么看最近分区委员会颁布的新法令。她个人觉得这个决议非常荒谬，但是倒可以把税率减低，这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终归是一件好事……

霍华德·吉文斯昏昏沉沉地一小口、一小口咬着三明治，在妻子发表长长的演说时，他强迫自己警惕地关注着儿子的一举一动，就如一个在公园里看管孩子的慈祥保姆，在监督着小家伙们以免闹出事情来。

约翰侧头看着母亲说话，等到把最后一口三明治咽下去之后，他打断了她。

“你是律师，弗兰克？”

“我？律师？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

“我希望你是个律师，因为我需要一位律师。那你是干什么的？广告策划，还是什么？”

“不是。我在诺克斯商业机械公司工作。”

“在那儿干什么？是设计机械，还是制造，要不就是负责销售或者是维修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说是参与销售工作。我做的工作跟机械本身没什么关系。我是坐办公室的。这是一份愚蠢的工作，我是说，这份工作没什么意思，你明白吗。”

“没意思？”约翰好像被这几个字惹怒了。“你操心的竟然是工作有意思还是没意思？我还以为只有女人才会在意这个。女人或小男孩。你不这么认为吗？”

“快看啊，太阳出来啦。”吉文斯太太大声喊了起来。她猛地从座位上站起，走到落地玻璃窗前，直挺挺地站着向外看去。“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彩虹。这不是太美好了吗？”

弗兰克脖子后面的血管不安地搏动着。“我的意思是，”他说，“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从来没有喜欢过。”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哦，好吧，好吧——”约翰低下头，无力地举起一只手，就像在公众面前受刑时徒劳地抵挡挥过来的棍棒，“好吧，我知道这不关我事。用老海伦的话来说，这叫做不通世故。这就是我的问题，你看到了吗，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忘记我的话吧。你要搞到房子，就得找一份工作，如果你要搞到很好的房子，一个甜美的家，那你就得找一份你不喜欢的工作。嗯，这太棒了。这就是98.9%的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所以伙计我告诉你，你不需要感到抱歉。如果有人过来问你‘干啥要做这份工作’，那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断定，这个人肯定是刚刚从疯人院里出来，四个小时以后还得被送回去的傻蛋。都同意吧。同意我的说法吗，海伦？”

“快看哪，彩虹真的出来啦，”吉文斯太太说，“——哦，不对，等等，看来这不是彩虹，不过，阳光照得外面的景色很好看。要不我们到外面走走？”

“说实话，”弗兰克说，“你算是说到点子上啦。你说的话我全都认同。我和爱波都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我打算秋天辞职，然后离开这里。”

约翰·吉文斯将信将疑地看看弗兰克，然后又看看爱波，再转向弗兰克。“是吗？离开这里去哪里？哦，对啦，等等，她好像跟我提过这件事情的。你们打算去欧洲，对吧？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不过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是告诉我她觉得这事‘实在是太奇怪了’。”说完这话他突然大笑起来，这笑声撕裂了空气，而且响亮得几乎要撕裂整栋房子。“妈，是不是啊，我没说错吧？现在你还觉得‘实在是太奇怪了’吗？啊？”

“冷静，”缩在角落里的霍华德·吉文斯温文地说。“冷静下来，孩子。”

约翰没有理会他。

“我的天哪，”他大喊，“天哪，我敢打赌我们这段谈话一定让你觉得实在太、太、太奇怪了，没错吧，妈？”

在这一刻之前，惠勒夫妇只听到过吉文斯太太唧唧喳喳很欢快地说话，因此当她说出接下来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陌生和惊讶。吉文斯太太对着落地窗以一种压抑着愤怒的呜咽说：“约翰，求求你，住嘴吧。”

霍华德·吉文斯起身，拖着步子穿过房间走向妻子，伸出一只苍白的布满了红棕色斑点的手，像是打算去摸她，但是他犹疑了一下又把手放了下来。他们两个紧挨着站在一起望向窗外，无法判断他们有没有低声耳语。约翰注视着老父老母，脸上还残余着快乐的笑意。

“听着，”弗兰克不舒服地说，“也许我们应该出去走走。”爱波也赶紧跟了一句：“对，没错。我们走吧。”

“这么着吧，”约翰说，“要不我们三个出去走走，他们老两口可以待在屋子里等他们的彩虹，这样这里的紧张气氛也可以松弛下来。”

他大步跨过地毯，取回帽子，然后猝不及防地转换方向，以痉挛病人似的动作扑到父母所站的地方，右拳飞快地在空中划过一道长长的弧线，看着就要落在母亲的身上。霍华德看着拳头砸过来的一瞬间从镜片下闪烁过恐惧的神色，但他来不及阻止，拳头已经降落在妻子的肩膀上——不是一次重击，而是轻轻地、柔情蜜意地碰了一下她的裙子。

“一会儿再见啦，老妈，”他说，“就这样乖乖等我回来啊。”

约翰和惠勒夫妇一起走到了房子后面的树林里，雨水在阳光下开始蒸腾，刚被雨水冲刷过的土地散发出一股清新的味道。树木之间可以走的空隙很窄，他们得排成一列小心地选择通道，低垂的枝丫轻轻一触动就会有一股雨水从头顶浇下来，闪着水光的矮树枝也随时会在他们的衣服上留下一块污迹。弗兰克夫妇没想过跟约翰也能有这种亲密同行的感觉。他们不一会儿就走出树林，慢慢地在后院踱步。这一路上主要是两个男人在说话。爱波贴近弗兰克的胳膊，聆听着。弗兰克不止一次低头看着妻子，发现她眼睛闪着光，就像很崇拜他说的话。

约翰·吉文斯对欧洲之行的具体细节不感兴趣，但是却一直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一次弗兰克提到“在这个国家一切都是无望的空虚”时，他受了雷击似的呆立在草地上，表情极度震惊。

“哇，你总算说出来了。无望的空虚。妈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了空虚，在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在西海岸，空虚是我们唯一谈论的话题。我们会整晚整晚坐在一起谈空虚。不过没有人说过它‘无望’，这会使我们感到恐惧。要承认空虚已经需要相当的勇气，而如果要看到这种无望，需要的勇气还要多很多。而我想如果你真的看到了这种无望，那么你就再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尽快逃离，如果可以的话。”

“可能就是这样吧。”弗兰克说。不过他又开始觉得不安；是该转移话题了。“我听说你是个数学家。”

“你听说的不对。我是教过一段时间数学，仅此而已。而且，我脑子里的那么一点数学都跑掉了。你知道电击疗法是什么感觉吗？过去这几个月当中我经受了三十五，哦，不对，是三十七——”他茫然地眯眼看着天空，潜心回忆到底有多少次。在阳光的照耀下，弗兰克第一次注意到他脸颊上的那些褶皱竟然是外科医生用小刀划出的伤痕。他脸上其他部位也因为伤痕而布满斑点，粗糙肿胀。照这么下去有一天他脸上肯定会遍布疮疤。“——三十七次电击治疗。这疗法的原理是要利用电流把情绪问题从你的头脑中驱赶出来，不过在我身上起了不同的作用——把我所有的数学全他妈轰出来了。曾经装着这些东西的地方现在是一片空白。”

“这太可怕了！”爱波感叹道。

“‘太可怕了’？”约翰娇声娇气地模仿着她说话的腔调，然后冷笑着挑衅道，“为什么？”他追问。“因为数学是那么‘有意思’吗？”

“不，”她说，“因为遭受电击肯定是可怕的，而让一个人去忘记他想要记住的东西，也同样可怕。其实我一点不觉得数学很有意思，它应该是最无趣的东西之一了。”

他紧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才点了点头表示认同。“我喜欢你的女人，兄弟，”他最后宣告说，“我觉得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你知道真正的女人和女性化之间有什么区别吗？我给你一点提示吧。女性化就是从来不大声地笑出来，而且常常要刮腋毛。老海伦就是女性化的极品。我这辈子还只见到过几个真正的女人，而你竟然得到了其中一个。当然喽，仔细去想想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男人了。”

吉文斯太太偷偷地透过窗子观察他们，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件事。她还在害怕，这个下午开始得比她预想的恶劣情况还要糟糕。不过她必须承认，约翰很少像现在这么开心和放松。他在惠勒家的后院踱步，聊天，而惠勒夫妇看上去也很自在，这一点让她尤其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看来真的喜欢他，不是吗？”她跟正在翻看惠勒家《纽约时报》周日版的霍华德说。

“嗯，”他说，“你不应该被这些事情弄得紧张兮兮。你干吗不放松一点呢？等他们回来你放手让他们聊就好了。”

“嗯，我知道了，”她说，“我知道，你说得没错。这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她果然说到做到，而且确实起到了作用。在这次来访的最后一个小时，除了约翰之外每一个人都再喝了一杯酒，吉文斯太太基本没有多说一句话。他们俩老慈祥地退归为背景，让年轻人尽情聊天，这段时间约翰的声音也平和了下来，再也不像一开始那样粗声粗气了。他们兴奋地讨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童年时听过的广播节目。

“‘鲍比·本森’，”弗兰克说，“来自HO农场的‘鲍比·本森’，我一直都很喜欢他。我记得这个角色是在‘小孤儿安妮’之前冒出来的。”

“嗯，没错，还有‘杰克·阿姆斯特朗’，”爱波说，“后来又有个节目叫做‘影子’，还有一个挺神秘的，叫什么来着？关于蜜蜂的。哦，‘绿色大黄蜂’。”

“不对不对，‘绿色大黄蜂’已经是很后来的节目了，”约翰说，“一直到四十年代还有呢。我说的是那些比较早的，1935年或者36年播放的节目。你们还记得那个讲海军军官的节目么？他叫什么名字？这个节目就是差不多在那个时期播出的？而且好像是周一到周五播出。”

“哦，对了，”爱波说，“等我想想看啊，对了，‘唐·文斯洛’。”

“对啦！节目名字叫‘美国海军的唐·文斯洛’。”

这些话题是吉文斯太太始料不及的，但他们看来聊得很开心。他们轻松、怀旧的笑声，还有手里雪利酒的滋味抚慰着她。让她觉得很愉快的，还有夕阳在墙壁上投射出的一方方雪利酒色般的光影，每当风吹得枝叶乱颤，整片光影就会生动起来。

“今天我们过得太愉快了。”道别时吉文斯太太说。有那么一秒钟她担心约翰又会想要攻击她，冒出可怕的话，但他没有。他跟弗兰克说话并握手道别，在说完一连串的感谢、祝愿，以及未来再见的承诺后，两家人终于在车道上分开。

“你今天太了不起了，”车子走远后爱波说，“我是说你应付他的方式。如果你不在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弗兰克本来伸手去拿雪利酒瓶，不过他临时改变主意，取出了威士忌。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有资格喝它。“这不是我怎么‘应付’他的问题，我只是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对待他，仅此而已。”

“这正是我要说的啊。所以我才觉得了不起。我很可能会把他当做动物园里的动物，就像海伦对待他那样。你不觉得很滑稽吗，当我们把他从她身边带走的时候，他显得理智得多。他人挺好的，对吧？而且挺聪明。我觉得他说的一些东西相当有智慧。”

“嗯。”

“而且他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同的，对吧？你不觉得他说的什么‘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听上去让人很舒服吗？而且弗兰克，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是第一个真正能够理解我们在说什么的人。”

“是的，”他喝了一大口酒，站在落地玻璃窗前看最后的落日。“这表示说，我们跟他一样疯狂。”

她走到他的身后，伸出双臂环绕在他的胸前，然后把头紧紧地贴在他的背上。“即使这样我也不在乎，你呢？”

“我也不在乎。”

但是一种沮丧的感觉开始敲击着他，这种感觉跟平时周日傍晚的惆怅是不一样的。这个奇特而又让人兴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他越发明白这只是一个短暂的解脱。现在他又得面对这一周以来笼罩他的压抑感。即使背后紧搂他的爱波给了他一点安慰，但那种恐惧感确实复苏了：他感到灵魂被禁锢的沉重，以及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的不祥预感。

而且他渐渐发现，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她僵硬地搂着他，表明她在想方设法让这动作显得自然一些，他们久久地站在那里，好像她知道他需要被搂着而她正努力这么做。

“真希望明天可以不去上班，”他说。

“那就别去了，待在家里吧。”

“不，不行。我想我必须去。”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六章

“泰德·班迪当然是个好人，而且他也是个不错的部门主管，”他们正快步走在市中心时，巴特·波洛克跟弗兰克说，“不过我告诉你吧，”波洛克从他那披着华达呢大衣的肩膀看下去，对弗兰克专注聆听的脸一笑，“我有点生气他这么些年就这样埋没了你。”

“呃，我不这么认为，波洛克先——先生，哦，不，巴特。”弗兰克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羞涩地微笑。“不过谢谢您的夸奖。”（“你说我他妈还能说什么？你还能怎么去回答？”他设想着自己会这样跟爱波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必须加快脚步，以免跟不上波洛克的大步子。由于走得太快，他还得伸出一只手来按住领带不让它从外套里掉出来。他不悦地意识到，这副慌慌忙忙的样子让他看起来像只大人物身边的哈巴狗。

“你觉得这个地方还行吗？”波洛克带着他穿过一家大酒店的大堂，然后进入餐厅。这家餐厅里忙碌非常，侍应生穿着橡胶跟鞋子，手上端满了东西，衣着体面的人在觥筹交错间进行着商务长谈。当他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后，弗兰克啜了一口冰水，一边环目四顾一边怀疑：这会不会就是当年跟着父亲和那个叫奥特·菲尔茨的人吃午餐，不，正式午餐的地方？他不是非常肯定，因为这个街区有好几家同样规模同样类型的酒店。不过确实有这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大到足以让他去嘲笑这样荒谬的巧合。“还有比这更加恶心的事情吗？”今晚他就可以去跟爱波感叹，“还是同样的房间，同样栽在花盘里的棕榈树，同样的几小碗牡蛎饼干。上帝啊，就像在做梦一样。我就坐在从前坐过的地方，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十岁的孩子。”

无论如何，坐下来让弗兰克松了一口气。这样波洛克不再显得那么高大了，而且他还可以在波洛克说话的时候，偷偷在桌底下抠着左手大拇指指甲边上的死皮。波洛克问了很多问题——弗兰克结婚了吗，有多少孩子，住在哪里；当然有了孩子以后，住在郊区是个明智的选择，但长期这样坐车奔波有什么感觉？——这就像当年菲尔茨问他喜不喜欢上学和棒球一样。

“你知道你做的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吗？”波洛克一边摇晃着手里的马提尼，一边问道。高脚玻璃杯在他的手里显得非常脆弱。“是其中缜密的逻辑和清晰的表达。你能恰到好处地击中要点，并且让真相自明。在我看来那已经不是一份简单的读物，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人在对我说话。”

弗兰克低下头来。“呃，事实上，这份东西确实是我对着口授留言机‘讲’出来的。这件事多少是个意外。我们部门本来既不负责内容创作，也不负责把册子生产出来。这都应该是广告公司的工作。我们只是负责调控材料的发放和使用。”

波洛克点了点头，嘴里嚼着杜松子酒泡过的橄榄。“让我来告诉你吧。我打算再弄一份这样的东西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的。让我来告诉你吧，弗兰克。我不管谁负责创作，谁负责生产，也不管调控发放和使用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样把电子计算机卖给美国的生意人。弗兰克，现在很多人看不起纯粹的、老一套的销售。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刚入行时，有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出色的前辈跟我说了一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巴特，每件事情都是销售。如果不是有人买卖了东西的话，这个世界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会出现。’他说，‘你不相信我是吗，那么我们这样看吧，如果不是你老爸花言巧语地把你老妈哄骗过来[1]，你以为你他妈是怎么到这世界上的。’”

“当时我坐在那里快要喝醉了，心里不停想：这家伙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啊，”今晚弗兰克打算这样告诉爱波。“当然这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只是他确实吊起了我的好奇心——那些看上去大大咧咧、粗豪朴实，实则内心精细的人，确实有那么一点人格魅力的。他就是这么一种人。”

“当然现在要把销售做好，有很多事需要考虑，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尤其你要卖的是一个理念，而不单单是一个产品。就拿我们的工作来说，我们要给客户介绍的是一个全新的生产控制理念。妈的，这样你就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你有市场调研人员，有广告人员，还有那个什么来着，哦，公共关系人员。你要做的就是把他们调动起来，整合成一股全面的销售力量。我喜欢把它想象成一个修桥的过程。”他眯着眼，伸出一根手指在烟灰缸和盛橄榄西芹的盘子之间弓成一座桥。“这是一座理解的桥梁，一座沟通的桥梁，建立在电磁——”说到这里他打了一个嗝——“不好意思，我是说电子。建立在电子科学和日常实用的商业管理之间的桥梁。现在，就拿诺克斯这样的公司当例子吧。”他懊恼地看着已经喝空的第二杯，或第三杯马提尼。“这公司非常老迈，步伐缓慢，非常保守。妈的，用不着我多说，你一定早就看在眼里了。我们公司全副精力都用来卖打字机、文件柜，还有叮当作响的穿孔卡片机这样的古老玩意，公司里很多老蠢货以为麦金利还在白宫里待着呢。然而在另一方面——哦对了，弗兰克，你是打算现在点菜呢，还是再稍微等一会？好吧，先生，我们先看一下。这里的蔬菜炖肉味道相当不错，还有烟熏三文鱼、蘑菇蛋卷、煎柠檬龙利鱼，都非常精致，这些都来两份吧。吃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点别的。现在我们继续，你可以说这家公司就像一个非常疲倦的老人。在另一方面——”他伸出双手，衬衫袖口露了出来，庞大的身躯忽然靠向桌子，双眼圆突，土黄色脸庞上的皱纹渗出了汗珠。“另一方面，资料处理的电子化革命却向我们逼近了。弗兰克，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东西，这是个新生儿。”他用两只胳膊比划抱着一个婴儿的动作，然后用力挥挥手好像要甩掉什么胶水似的，“我是想告诉你，他还是湿的！他们刚从子宫里把他拉出来，正准备在他屁股上拍两巴掌看他能不能哭出声，哦，基督，这个新生儿的脐带还高高鼓在他的肚脐眼上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你把可怜的小东西送给一个老男人，或老女人，这么说吧，一对老迈的夫妻，你估计接下来会怎么着？他们会眼巴巴地看着他枯萎然后死去。他们会把婴儿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给他一瓶已经发酸的牛奶，并且压根儿忘了换尿布这回事。这样的孩子还能够长得健康强壮？这孩子肯定只会是死路一条。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于是他举了一个又一个的例子，弗兰克则竭力集中精神来跟上他的节奏。过了好一会儿，波洛克终于停了下来，然后掏出手帕擦拭额头，神情困惑。“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情况。”他忧虑而小心地盯着杯子里最后一点酒。当他抓起杯子一口灌下剩下的酒，再把心思放回到盘里逐渐冷却的食物时，他冷静了下来。他继续说着话，吃着东西，不过语气变得平和而有修养。他开始使用“显然”和“此外”之类的字眼，再也没有“蠢货”和“肚脐眼”从他嘴里吐出来。他的眼睛不再往外突，刚才那个侃侃而谈的粗豪大亨消失了，现在他又是一个稳重得体的主管。“弗兰克，你有没有考虑到计算机对未来的商业生活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呢？”波洛克坚定地说，“这是一个能激发思考的问题。”他不断地说下去，谦虚地承认他对具体的技术操作不甚理解，批评自己没有资格像个先知一样说话，并且毫不掩饰地在自己绕来绕去的词语迷宫里丢失了说话的条理。

弗兰克看着他，试图用心地听他说话，同时发现他喝下的三杯（或四杯？）马提尼已经起了作用。这间餐厅里所有的声音汇聚成了一股巨大的噪声，猛地袭向他的耳鼓膜。而且他的视线被一圈黑雾包围着，他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东西了。这些东西出奇的清晰：他的食物，冒着泡泡的冰水，还有波洛克永不疲倦的嘴。弗兰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波洛克的餐桌礼仪，想看看他会不会在自己的杯子边缘留下白色的泡沫，会不会把面包卷放到酱汁里去蘸。令醉醺醺的弗兰克感到极大欣慰的是，波洛克一条都没有犯。不久之后波洛克松懈了下来，不再谈那些抽象的宏图大志。在那些关于公司人事的更轻松的对话中，弗兰克觉得是时候提出心里最关切的话题了。

“巴特，”他说，“你记得总部有个叫奥特·菲尔茨的人吗？”

波洛克吐出一道长长的烟，然后看着它缓缓飘散。“不，我想我不记得——”不过下一秒他精神一振，“哦，奥特·菲尔茨啊？妈的，当然记得。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奥特·菲尔茨是我们销售总经理之一，那好像是——天哪，这可要追溯到好多好多年前——呃，等等，不对啊，那时候你不可能在公司里。”

于是弗兰克把上一次坐在这样的地方吃正式午餐的事简略地述说一遍。他的声音流畅得连自己都觉得惊讶。

“厄尔·惠勒，”波洛克靠在椅背上，眯着眼努力回想。“你说的是纽瓦克的厄尔·惠勒吗？等我想想啊。我的确记得有个惠勒，我想他的名字好像也叫厄尔，不过那个人是在哈里斯堡，要不就在威尔明顿，而且他年纪不对，他要老得多。”

“哈里斯堡？那就对了。不过那是后来。我父亲最后一段时间是在哈里斯堡工作。在纽瓦克是早些时候的事情，大概是1935年或者1936年吧。后来他又在费城工作了一段时间，接下来是普罗维登斯，基本上整个东部他都待过。所以我在十四个不同的地方长大，”他惊讶地发现自怜的情绪已经偷偷渗入他声音里，“没有一个地方我来得及把它当成一个家。”

“厄尔·惠勒，”波洛克说，“我想起来了，我当然记得他。我没把他跟纽瓦克联想起来是因为那时候我还没进公司。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哈里斯堡见到的厄尔·惠勒，只是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很苍老的人，可能我——”

“你说得没错，他确实很老。在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发育完全的孩子，你明白吗，”他及时控制自己没有把下面的话说出来，“其实我是个意外，我是他们不想要的孩子。”几个小时之后，当弗兰克的脑袋渐渐清醒并试图回想这段谈话时，他已经不能肯定是不是真的没有说出这句话。他甚至怀疑自己有没有失控地大笑大喊：“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巴特？他们常常把我放进梳妆台的抽屉里，给我一瓶子已经发酸的牛奶让我去吸——”然后他和波洛克一起站起来捶打着对方的肩膀，为这个笑话大笑不止，他们笑啊笑直到笑出了眼泪，然后一起扑倒在咖啡杯里。

不过这些都没有发生。真正发生的是，波洛克惊讶地摇头道：“这真不寻常，想想隔了这么多年你还记得这家餐厅，甚至记得奥特·菲尔茨那个老家伙的名字。”

“呃，这没什么出奇的。首先，那是我父亲唯一一次带我来纽约。另外，这次出行还牵涉了很多别的事。我父亲本来以为菲尔茨会给他一份总部的工作。他和我妈妈盘算好了所有的事情，包括怎么处理韦斯切斯特的房子和别的一切。当希望落空后，我想他一直没有从这挫败当中走出来。”

波洛克满怀敬意地把眼睛低了下来：“嗯，当然，这就是做销售的命啊。”然后他赶快把话题引向这个故事里比较开朗的一面，“不过这件事确实太有意思了，弗兰克。我之前不知道你居然是诺克斯员工的儿子。奇怪的是班迪从来没有提起过。”

“我想班迪根本就不知情。我面试这份工作时没有提起我父亲。”

波洛克一边皱眉一边微笑。“等等，你的意思是说，你父亲为公司卖了一辈子的命，而你没把它当做你面试的筹码？”

“嗯，没错，就是这样的。我没有提起。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至于我——我不知道，总之我没有说。那个时候看来应该是不说更好。”

“弗兰克，我必须告诉你，我很佩服。你不想别人因为你父亲而优待你，你只想靠自己的能力在这里生存，没错吧？”

弗兰克不舒服地换了个姿势。“不，也不完全是那样。我不知道，反正……挺复杂的。”

“要不复杂才怪呢，”波洛克一脸郑重地说，“很多人肯定不能理解。弗兰克，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对此非常佩服。我想你父亲也感到很骄傲，对吗？哦，不对，等一下。”他身子向后靠，狡猾地眯上了眼，笑着说，“等一下，让我试试我看人有多准。我打赌我能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这只是一个猜测啊。”他眨了眨眼睛。“这是一个基于经验的猜测。我打赌你告诉父亲，你是靠着他的名声才得到了这份工作，这样你就可以让他高兴，我说得对不对？”

令人懊恼的是，波洛克猜对了。那年秋天，弗兰克穿着一身拘谨而正式的哔叽西服，带着妻子一起去看望父母。去哈里斯堡的这一路上，他盘算着怎样才能装作漫不经心，而又能详尽地把两则重大消息宣布出来：他有了工作，爱波有了孩子。他可以这样说：“哦，对了，顺便说一下啊，我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其实是有点傻的工作，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但是收入很不错……”然后他就能“顺便”把一切告诉老爸。

但是那一刻来临的时候，他违背了本意。哈里斯堡拥挤的小客厅里弥漫着药物、衰弱和死亡临近的气息。在这里，厄尔竭力表现得和蔼一些，弗兰克的母亲竭力对即将诞生的孩子表现出激动和兴奋，而爱波则竭力表现出甜美和羞涩的自豪；当这些伪装的温情团团包围着他时，他突然乱了阵脚，于是脱口而出：总公司雇用了我！——就像拿着优秀的成绩单回家向父母汇报的孩子。

“你都见了哪些人啊？”厄尔追问。他比十分钟前年轻了十年。“泰德？哪个泰德啊？泰德·班迪？我想我不认识这个人。当然我已经忘记了很多名字。不过我猜他应该知道我吧，对吗？”

“那当然，”弗兰克的声音直接从喉咙里可笑地冒了出来，“他当然知道你。而且他对你的评价非常高。”

直到他和爱波坐在开回纽约的火车上，他才恢复了正常的脸色。他挥拳击打自己的膝盖，说：“他打败了我。这不是最糟糕的事吗？那个老混蛋再次打败了我。”

“我就知道会这样，”波洛克现在温情脉脉地说，“让我告诉你吧，弗兰克。我对人的预感很少出错。对了，吃甜点的时候你要不要喝点什么，露酒还是混合酒？”

午餐快到尾声了，今晚爱波说不定会问：“你是不是想告诉我，你就坐在那里吃了整顿午餐，讲述了你一生的经历，就是没告诉他你秋天就会离开公司？这到底是为什么啊？”——弗兰克想。

但波洛克根本不给他插话的机会，他又说回公司的正事了。那么谁去照顾新生婴儿呢？谁来架设起这座桥梁呢？

“……是你的公共关系专家吗？你的电子技术工程师？还是你的管理顾问？当然他们在全盘计划里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会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贡献出自己的专业知识。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当中没有人具备合适的履历或资格，来完成这个搭建桥梁的重任。弗兰克，我跟这个行业里顶级的广告人和销售人员谈过，我跟一些最出色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和全国最优秀的管理人员谈过，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我们需要培养出全新的人才来掌握它。

“过去这六个月我一直到处走动，想要在公司的内部或外面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看中了五六个来自不同领域的年轻人，我希望还能再找五六个这样的人。你现在明白我在做什么了吧？我是在给自己招募一个团队。现在请让我”——他抬起一只厚厚的手掌表示不想被打断——“让我说得具体一点。你做的那份小宣传册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你按照我们那天在班迪办公室里规划的那样，把整个系列都做出来。那很好，不过我操作的东西比这个庞大得多。就像我说过的，整个计划还没有成形，现在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但你至少理解了我的思路。我有预感，你正是我需要的那种人。我可以派你到全国各地去会见各种各样的人，民间团体、商务论坛、销售同行，还有我们的客户或潜在客户。你要做的事，就是站在他们前面，然后说话。你要跟他们介绍电脑，准确告诉他们如何找到相关信息；还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你要用商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资料处理电子化是怎么回事。弗兰克，我承认也许我已经是那种老式的销售人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如果你想要推销一个想法，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理念，没有什么比一个活生生的人现身说法更有效了。”

“呃，巴特，在你接下去说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他觉得胸部发紧，呼吸急促。“我想说的是，我打算今年秋天离开诺克斯公司。那天在班迪的办公室我之所以没有提起，是因为我还没有知会班迪。我想我应该更早跟你说清楚的，现在……我觉得有点……我是说我真的非常抱歉，不能如你所愿……”

“你是说你居然向他道歉？”爱波可能会这样问。“就好像你还要得到他的批准才可以离开一样。”

“不是这样的！”他会大声否认。“我当然没有向他道歉。你能不能给机会让我把话说完啊？我只是在知会他，就这么简单。他之前跟我推心置腹说了那么多，我忽然提出辞职，自然会有点别扭啦。你难道想不到这一点吗？”

“那么我要更怪罪班迪了，”波洛克说，“让你这么能干的人虚度了七年，然后被其他公司抢走。”说完他摇了摇头。

“不是，我不去别的公司。我不会留在这个行业了。”

“哦，那我至少应该为此而高兴。弗兰克，我很欣赏你能对我坦白，那么我也对你坦白吧。我不喜欢去打听跟我无关的私事，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肯定不会改变主意了？”

“呃——我想我相当肯定，巴特。要说清楚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是的，我相当肯定。”

“因为这一点很关键。我的意思是如果只是钱的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出一个让你满意的……”

“不不不，我很感谢你这么说。但是这跟钱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更多是个人追求的问题。”

这句话似乎说服了波洛克。他缓慢而稳重地点头，表示他对个人追求完全理解。

“不过这不会影响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系列，”弗兰克说，“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它。只是超过这个范畴就……你明白的，我就不太可能参与了。”

波洛克持续地点着头，过了一会儿，他说：“弗兰克，这么跟你说吧，没有哪件事情是那么绝对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改变主意。我唯一的请求是，你考虑一下我们今天聊过的东西。先想想，别忙着做决定，跟你的妻子谈谈——跟妻子讨论从来都是首要的事情，对吧？当然必须跟妻子讨论，想想看，如果没有她们，我们的生活会成什么样？你想好了，随时都可以过来找我，然后跟我说：‘巴特，我们再聊聊，可以吗？’我们先这么着，好吗？太好了。记住，我今天说的这些可以为你带来全新的事业前景，这是一份所有男人都渴望得到的，充满挑战性和满足感的工作。当然你可能更渴望那个让你放弃这次机会的‘个人追求’”——他眨了眨眼——“我不会随便说竞争对手的坏话；当然全由你决定。不过弗兰克，我想很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选择了诺克斯，我相信你不会感到后悔的。而且我还相信一件事情，我相信——”他压低了声音说，“这也是你送给父亲最好的纪念和礼物。”

弗兰克要怎么跟爱波说，他听到这些俗不可耐的温情软语时，炽热的血液忽然冲击他的喉头？如果不去扭转爱波的顽固和偏见，他怎样能让她理解，他当时差点在逐渐融化的巧克力雪糕面前感动流涕？

幸运的是，那个晚上他没有找到跟她谈论这件事的机会。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做一件她非常讨厌，以致近来有意无意去忽视的工作——打扫房子里那些眼不见为净的隐蔽地方。她把轰鸣着的吸尘器推到房间的每个角落，钻入床底，跟灰尘及蜘蛛网顽强作战；她用去污粉来清洗浴室的每一块瓷砖和挂件，那气味让她头疼；她把头和肩膀都伸进烤箱里，用氨水清除里面的黑色污迹；她掀开炉子旁边一片松动的油毡时，原本以为是一块狭长的棕色污渍的东西突然动了起来——那竟然是一群蚂蚁。过了好几个小时她还浑身不舒坦，就像蚂蚁仍然在她衣服里爬着；她甚至去解决地窖的漏水问题，她从一个小水坑中搬出一个潮湿的瓦楞纸盒时失手滑落，发霉的垃圾洒满一地，里面竟然钻出一条橘黄色斑点壁虎，慌不择路地从她的鞋面上爬过。到弗兰克回家时，爱波已经疲惫得不想开口说话了。

第二天的夜晚她也不想说话。两人一起看了一部弗兰克觉得剧情挺吸引人，但爱波却觉得是垃圾的电视剧。

直到下个夜晚，或者是下下个夜晚——弗兰克已经忘记是哪天了——他发现爱波在厨房里踱来踱去，身体紧绷，肩膀高耸，跟她在《化石森林》第二幕中的表现一模一样。隔着墙壁从客厅闷闷地传来紧凑的喇叭和木琴声，还有侏儒在尖声说话，那是孩子们在看电视卡通。

“怎么了？”

“没什么。”

“我不信，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没有。”一直挂在她脸上的微笑——跟那天谢幕时一样的微笑——渐渐散发掉了。她的脸扭曲成沮丧的痛苦表情，而且呼吸声大得就像在锅里沸腾着的蔬菜。“今天没什么新鲜事！没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如果你说的是今天才发生的话——天哪，弗兰克，你别一副傻不拉叽的样子。难道这么多天你没发现吗？也没有猜到？我怀孕了。就这么回事。”

“上帝啊。”他的脸色听话地苍白起来，而且如愿地摆出了一副被坏消息吓呆的表情。但他很清楚这种伪装不能持续太久。一个欢快的笑容已经挣扎着要爬到他的脸上，他只好捂着嘴来制止它。“噢，”冷静的声音从指缝中漏了出来。“你肯定吗？”

“是的，”她重重地扑倒在弗兰克的怀里，就好像告诉他这个消息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的力量。“弗兰克，我本来不想那么快就说这件事来打击你，我想等你先歇一歇喝点酒；我是说我可以等到晚餐之后，但我——这一个星期以来我几乎可以确定自己已经怀孕了，但我还有一丝希望，直到今天看了医生，我再也不能骗自己了。”

“噢。”弗兰克放弃去控制自己的表情，他开心地搂着她的肩膀，双手抚摸着她的后背，并在她的发丝间轻轻地说着不经思索的话。“听我说，亲爱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走不了，这只是说，我们要稍微变动计划，以别的方法离开。”

压力瞬间消失了。正常的生活宽容地回到他身边。

“没有别的办法啦。”她说，“你以为我这个星期都在想什么啊？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去欧洲不就为了让你有个机会去寻找自我吗，但现在一切都毁了。都是我的错！我愚蠢，我大意……”

“不，不是这样的。听我说，什么都没有毁掉。你太绝望了。最坏的情况也不过是我们再等一会儿，等我们想出一个……”

“再等一会儿！两年吗？三年？还是四年？你认为我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脱身去接受一份全职工作？亲爱的，你仔细想想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不，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听我说。”

“现在不说了。我们现在先不说这个，至少我们先等孩子们睡着，好吗？”她回过头去对着炉子，然后用手腕内侧擦拭一只泪水汪汪的眼，那模样就像一个不愿意被大人看见自己哭过的小孩。

“好的。”

孩子们抱膝坐在客厅里，眼神空茫地盯着屏幕上一只卡通狗凶神恶煞地挥舞着大木棒，追打着一只卡通猫，跑过被摧残得不成模样的卡通房子。“嗨。”弗兰克一边说一边从他们身边走过。吃晚餐之前他走进卫生间梳洗，同时也梳理思绪。他盘算着等到他们俩单独相处时，他要怎么说。词句像音符那样在他的脑子里愉快地飘扬了起来。“听我说，我们的计划确实要延缓一下。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看……”他开始描绘一幅新生活的图景。他会告诉她，如果需要再等两三年的话，那么他可以接受波洛克的工作，挣更多的钱，那么他们会过上更舒适的日子。“这当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工作，但钱还是不少的。想想这些钱吧！”他们可以买一栋更好的房子，而且更好的是，如果仍然无法忍受郊区的生活，他们可以重新搬回城里。当然不是搬回那个阴暗、爬满蟑螂、地铁吵得人不得安宁的城区，而是轻快的、振奋人心的、充满活力的新纽约。一个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发现的美好纽约。他们无法想象他们的生活会变得多么开阔有趣。而且……而且……而且……

闻着肥皂的清新味道和去污粉残留下来的熏人香气，弗兰克一边洗手一边看着镜子，发现自己的脸色看起来比过去几个月要红润得多。于是在“而且”后面他知道该补上什么句子时，他已全身心投入其中。而且：为什么我们要把接受波洛克的钱当成一次妥协，当成你恢复工作能力能在巴黎养家前一次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本来就是个难得的机会啊。它可以开拓新的局面，带我们去认识新的人和新的地方，假以时日甚至能带我们去欧洲。诺克斯公司的国际部门在海外开展电脑销售业务，不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吗？（“你跟惠勒太太完全不像印象中的美国商人，”当他们悠闲地靠在威尼斯运河的栏杆上，品评着美味的苦艾酒时，威尼斯亨利·詹姆斯式的伯爵夫人会这样跟他们说。）

“嗯，那好吧。那么你怎么办呢？那么你还能怎样去寻找自己呢？”爱波或许会这样问。当他坚定地关掉热水龙头时，他已经有了答案：

“一切都让我自己承担吧。”

镜子里的那张脸变得成熟而充满了男性气概。这张脸友好而坚决地点点头回应了他。

他伸手去拿毛巾，发现爱波忘记在架子上放毛巾了，于是他只好自己打开柜门去找。这时他发现顶层放着一个包着药店纸的方形小包裹。这应该是刚买回来的，夹在毛巾和床单中显得格格不入，神秘得像偷偷藏起来的圣诞礼物。弗兰克感到一阵恐惧，他拿下来撕开了包装，看见一个蓝色的硬纸盒，上面印着“包装合格”的字样，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一根桃红色的橡胶吸液器。

来不及思考，来不及去想想是不是该等到吃完晚饭，弗兰克就拿着盒子大步迈出去，越过正在客厅看卡通的孩子（现在轮到卡通猫对付卡通狗，在卡通乡村满地追逐），走进了厨房。一看到他手里的东西，她的脸先是惊讶，然后变得冷酷。毫无疑问，他的猜测没错。

“你给我听着，”弗兰克说，“你想用这个狗屁东西来干什么？”

笼罩在炖菜的蒸汽之中，她退后了几步，但不是在表示退缩，而是一副早有准备的挑衅神态。她紧张地把手贴在屁股上来回擦拭，说：“那么你想干什么？你以为可以阻止我吗？”

[1] 原文是sold your mother a bill of goods，即花言巧语的意思，sold语带双关，呼应之前说的“销售，买卖”。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一章

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能测量和分配时间，这几乎是我们舒适感的不尽源泉。

“我们来对对表，现在是早晨六点整，”步兵团长说。炮弹在头上呼啸，当他手下那些缩成一团的副官把两个指针准确地调成直线时，他们的恐惧感也暂时消失了。通过一块看起来平凡温文的手表，尽管短暂，他们重新找回了可以自我主宰的幻象。手表在脆弱的手腕上显得多么有条不紊啊；很好，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跟着计划的时间前进。

“抱歉，我到这个月底的时间表都排满了。”白领说。他把电话筒优雅地靠在脸颊上，手指翻动着日程表，脸上露出了十足的安全感。面前这一大叠薄脆的纸页向他保证，在月底之前，不可预料的灾难或命运再也找不到空隙来降临到他头上。暴乱和瘟疫也得等在一旁，甚至连死亡都得排队——因为他的时间表都排满了。

“噢，让我想想，”老人歪着头说。阳光下他的五官痛苦地皱了起来，在混乱的回忆中他眨着眼道，“我的第一任妻子死于春天，是哪一年的春天？——”他的脸一瞬间爬满了恐惧。哪一年的春天？过去的？未来的？哪一年的春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季节替换只是因为地球无知无识地绕着太阳转从而带来的地表景象轮回？而太阳又只不过是十亿个漫无目的地转向虚无的星体之一？可怕的无穷无止！还好不久之后，仁慈的阀门开启，他的脑袋又转移到让人疲惫的回忆上了，“1906年的春天，”他终于想起来。“或者不是，等等——”星体运转的景象在脑海里复活，让他全身一冷。“等等！是1904。”这次他确定了。他心里平定了下来，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拍了一下大腿以示满足。他或许已经忘记了第一任妻子微笑的样子，忘记了她流泪时的呜咽声，但只要用数字把对她的回忆碎片接续起来，他的一生，或者说生命本身，也仿佛找到了延续不断的轨道。现在活过的每一年都能乖乖地排进这个轨道里，井然有序地形成一个整体。1910年，1920年，他记得每一年发生的事情，1930，1940，一直到给了他应得平静的现在，一直到给了他温柔承诺的未来。现在地球可以继续它那善意的永恒轮回：这些刚萌芽的草多清新啊，而那同样的老太阳仍旧伟大地挂在上边朝他微笑，就像这么多年以来一样。“是的，先生，”他可以权威地说，“1904年。”而如他所愿今晚的星星会在夜空闪耀，意味着他可以放心地进入永恒的沉睡中。他已经在混沌中找到了秩序。

对于惠勒夫妇来说，如果厨房的墙上没有挂着那本日历的话，1955年的夏初会很难熬，而且也会有个完全不同的结局。那本日历是来自“斯托帕和儿子五金家具公司”的新年礼物，每一页的图片都是新英格兰乡村地区的风景，显示本月的日期之外，旁边还有两个小点的图表显示上个月和下个月的日期。这么一来，人们只看一眼就能弄清楚一个季度。

弗兰克和爱波推算出受孕的日子应该是五月第一周的后面几天，也就是他生日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两人都想起了他在她耳边轻声说：“这东西好像有一点点松。”而她轻声回答：“不会的，肯定不会有问题的。别停下来……”（后一周她就去买了一个新子宫帽避孕套，就为了以防万一）。这也就意味着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会是个神秘的时间段，很久以前有同学曾经告诉她，怀孕满三个月就能使用那个橡胶吸液器了。这个日子在日历的另外一页，离现在还有四个星期。

在他们把目光投注在日历上之前，他们心里只有慌乱。是慌乱把她推到药店里，让她从医生诊所里出来的当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橡胶吸液器；是慌乱在那晚把他推到厨房，在看到柜子里的神秘礼物后就一分钟也等不及要跟她对质。是慌乱，让两人笼罩在炖菜的蒸汽中冷漠对视，厨房安静得只听见隔壁电视传来的卡通声。但是到了同一天深夜，当他们翻看日历的时候，慌乱就淹没在一行行整齐排列的日期里。他们发现，离最后期限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可以理智地利用这些日子来做出正确的决定。

“亲爱的，我不想对你冷言冷语。如果在我们有机会理智地商量之前，你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冲过来质问我的话。”

“我知道，我知道。”他轻轻地拍打她抽泣着的肩膀。他心里明白，眼泪不表示她已经投降。往最好的方面去想，他希望她正半推半就地期待自己能被说服，留住孩子；而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就算她已经下定决心做掉孩子，她还是不愿意去触怒他，从日历里她欣慰地想到还有宽裕的四个星期来慢慢改变他的想法。不管是哪种情况，这表示她都在考虑他的感受，她在乎他。现在这对弗兰克来说是最重要的。当他抱着她，轻抚着她时，弗兰克感到心满意足。

“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互扶持来面对这件事情，不是吗？”她从他的怀抱里退开一点。“不然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吗？我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说。”

“嗯，好的。我也有很多话想说。只是我们答应对方，不要再吵架好吗？我们不能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争执不休了。”

“这一点我知道。听我说……”

于是消极的情绪一扫而空，在日历上那一行行整齐排列的日期里，他们进行了平静、自制和极度严肃的辩论。在这段时间他们精神高亢，再也没有那种让人难受的紧张对峙。这段时间他们就像处于热恋时期。

跟热恋期一样，弗兰克蓄意把长谈安排在不同的地点：在屋子里、在院子外、在夜晚绕山兜风的汽车中、在乡村的高级餐馆，以及，在纽约。在这两个星期当中，他们夜晚外出的次数比去年一整年加起来还要多。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弗兰克就认为自己已经占了上风，因为她并没有反对外出花那么多的钱。如果她还是坚持秋天去欧洲，肯定会尽量把钱节省下来。

然而这之后，弗兰克再也不需要这样微弱的征兆了。几乎一开始他就占据了主动，因此对赢得这场辩论充满了信心。他论据充足，还站在天使这边。他要推销的是一个高尚的想法，无私、成熟、从道德上来说无可辩驳（虽然他尽量避免用道德标准去衡量）。而她呢，无论她怎样把自己的勇气浪漫化，堕胎终究是让人厌恶的事。

“但是弗兰克，难道你不明白，我想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吗？你能不能相信我，或者至少试着去相信我？”

每次她这么说的时候，他就会从坚牢的信念堡垒中看着下面柔软的小生物，悲悯地微笑道：“怎么能说都是为了我呢？”他会这样反问她，“我一想到你要这么做，我全身上下就会觉得难受。你再想想吧，爱波，再想想。”

弗兰克战略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不光要让自己的立场显得高尚，还要对她有吸引力。因此，他把她带到乡村和城里的高级餐厅，她只需要环目四顾，就会发现周围俊美优雅的男男女女。这些人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里如鱼得水，他们试图超越抑郁的社会环境，懂得怎样把无趣的工作变为优势，他们知道怎样去利用体制而不必卑躬屈膝，如果他们听说惠勒夫妇的处境，肯定会同意他的立场。

“那好吧，”听完他的陈述后她会反驳，“假设这些都发生了，假设几年之后我们的生活真的变得丰富多彩，我们会有很多有趣的朋友，并且每个夏天都飞去欧洲度假，但是你真的认为就会比现在更快乐吗？你还是在把一个男人的巅峰时期浪费在这样空虚无聊的工作里……”

猎物踏进了圈套——于是他趁机说：

“这一切就让我自己承担吧。”他说，“如果我的男人气概和成就，必须要用你的身体自残为代价的话，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你那么去做，这是无法避免的，你就是在对自己犯下罪行，不仅伤害了你自己的肉体，也伤害了我。”

有时候她会温和地把这件事戏剧化，用以反驳他：每天都有女人非常安全地完成这件事，她的那个同学至少已经做过了两次。当然她不会完全否定他的话，她承认三个月之后再去做的话，情况会完全不同——“我是说如果真的过了那么久的话，那就真的值得担心了。不过只要把时间掐准，那会是世界上最安全的事情。”

每次她强调这件事情其实很安全的时候，他都会鼓着腮，然后吹出一口气，一边皱眉一边摇头，就像要他去认同一次种族大屠杀在伦理层面站得住脚似的。不，他不买账。

不久以后，她开始用“做这件事情”来指代流产，而且声音会带着点难堪和犹疑，甚至会明显地把目光移开，不敢直视着他。即使她满腔热忱地表述这件事情有多么必要时，也不例外。就好像他爱怜洋溢又困惑的脸孔摆在那里，就足以让她感到这是件羞于启齿的下流事儿。不久之后，弗兰克还找到了更让他觉得胜利在望的信号：他发现在某些奇异的时刻，她的眼睛会有一种浪漫的迷雾，她正在偷偷地用爱慕的眼神在看着他。

这样的时刻一般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弗兰克常常会特意去标榜自己的男性魅力来吸引她，就像一些女性刻意经营自己来取悦男性一样。比如说，两人一起坐在餐厅的时候，不管是起身离开桌子还是朝她走过来，他都会记得让自己保持她以前觉得“非常性感”的走路姿态。两个人并肩走路的时候，他又恢复了老习惯，会不自然地把一只肩膀抬高一两寸，挺直脖子，这样她挎着他胳膊的时候就会感觉他更伟岸一些。每次在暗处点燃香烟的时候，他会小心地保持一种形象：皱着眉头，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硬汉子，啪一下掀开打火机，用手护住火，火光闪烁照耀出一个男人昙花一现但却无比强烈的图像（很多年前他经常在黑暗的卫生间里对着镜子这样练习）。他一丝不苟地关注着数不清的细枝末节，比如他会刻意把说话的声音压低，头发要梳理整齐，被他啃得凹凸不平的指甲要遮盖起来。每天早上他一定比她醒得更早，从床上跳起来，这样她只能看见他精神奕奕的样子，而不是刚睡醒时脸部肿胀、表情迷茫的模样。

他会在烛光中咬紧牙关，这样他看上去就会显得坚毅而有魄力。只是长时间的表演让他大牙酸疼。有时候，他会憎恨自己使用这样的伎俩来达到目的，甚至隐隐地把爱波也迁怒在内，因为她竟然会这么轻易被这些虚伪的表演打动。这都是些什么幼稚玩意儿啊？但这种自我反省不会持续太久，很快他就想，在爱情和战争当中，用什么招数都是合理的。而且爱波不也不遗余力地在玩这场游戏吗？她上个月不也使出浑身解数来软化他，诱使他接受去欧洲的建议吗？既然如此，那他就不用再多想了。也许这种手段滑稽可笑，也许这并不是成年人该有的言行举止，但这不是现在该思考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有许多事情比这样的道德自省更重要。

所以他放任自己继续去扮演这个角色，并且花尽心思来让表演尽善尽美。他小心地控制着自己，尽量不提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也不去抱怨下了火车之后有多累。他甚至用一种安静的类似于欧陆做派的温文来跟餐厅服务员和加油站工人打交道。每次谈论他们看过的戏剧，他会不露痕迹地引经据典——这一切都为了展示出，一个为诺克斯卖命的人依然可以很有趣（“你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人”）。他兴致勃勃地跟孩子们一起嬉闹；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会很快地整理草坪。有一次他们半夜开车兜风时，他哼了一路艾迪·坎特的《那就是我要的宝贝儿》，因为这让她开心地笑了出来——他要告诉她，一个男人即使面对这么难堪的婚姻问题，即使他的老婆不愿意为他生孩子，他仍然可以和善地对待她。爱波不是这么说过吗，“当你和和气气的时候我很爱你。”

他的战役应该很快会轻松取胜，如果他可以利用四个星期的每一个小时密不透风地对她发动攻势。问题是，日常的生活还要继续。

他还是得把每天大部分时间荒废在办公室里，听奥德威不停地祝贺他很快就能聪明地逃脱牢笼。而爱波还是必须困守家中，独自面对各种琐细的家务事。

他们还要应付吉文斯太太，她最近总是找尽借口给他们打电话，或者上门拜访。她表面的理由是房子出让的问题——而这个事情本身确实很恼人，出售一个房子有许多必须讨论的细节，而惠勒夫妇只好面无表情地聆听她的意见——不过她总会把话题兜到约翰以及“上次我们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上。几个来回后，他们才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糊里糊涂地答应了某个星期天下午要再来一次聚会，“看你们哪天方便，从现在到你们离开之前哪个周日都可以。”

他们还必须去应付坎贝尔夫妇。在坎贝尔夫妇的强烈要求下，他们花了一整个周六在海边野餐。这疲劳的一天交织着热狗、沙子、汗水和孩子的哭声，以及令人头晕眼花的困惑。他们晚上回家后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事实上，就在这个夜晚，他们的这个“热恋期”或者是“推销战役”，或是管他什么，告一段落，进入了不再浪漫的第二阶段。

“上帝啊，这一天过得真不容易。”爱波刚关上孩子们的房门就开始说。她僵硬地在客厅里踱着步，弗兰克一看这种姿态就知道，麻烦来了。在“热恋期”或是“推销战役”里弗兰克认识到，这个房间是最不理想的谈话场所。一百瓦灯光无情地照射下来，让房间里所有的脏乱和残破无所遁形，就像在无声地支持着爱波的想法。这些死物叠合起来，不止一次在像这样燥热的夜晚差点推倒弗兰克细心搭建的陈述大厦。他那崇高的立场实在经不起这些物品惨白的检验：不停地变动位置并且永远都不成形的家具摆设；那些本来该提升房子格调却没有做到的成架成架的书本——这些书很多没有被翻开过，有些才读了一半，有些则读完就被忘却了；嘈嘈切切的电视机；一堆早该泡进氨水里的污秽不堪的玩具。这些玩具或许早该被强烈的化学液彻底清洗，它们瞬间刺痛他们的眼睛和嗓子，让他们充满负罪感地得出一个结论：“也许我们不该成为父母，也许我们根本不配……”

今天爱波的额头、颧骨和鼻子都被阳光晒伤，变成了粉红色。由于戴了一整天太阳镜，双眼显得惨白、惊诧。她的头发散乱地搭落下来，于是她时不时就得噘起嘴把眼睛上的头发吹开。她的身体看上去也让人很不舒服。她穿着潮乎乎的上衣，皱巴巴的蓝色短裤紧紧地勒着越来越明显地隆起的腹部。事实上她讨厌穿短裤，因为这会让人注意到她这些年来越来越肥胖松弛，还静脉曲张的大腿。弗兰克安慰她别傻了，说：“这双腿很迷人。我比以前更喜欢它们了。真正的女人的腿就应该是这样的。”——于是她索性迈开双腿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带着羞辱他的快感。那双腿好像在说：“这样好看，是吧？够有女人味，是吧？这不就是你要的东西吗？”

她拖着双腿在房间里重重地踱着步子，肥腿在他眼前晃来晃去，弗兰克别无选择，只好盯着它看。

他倒了一杯烈酒，靠在厨房门边上，一口口地喝着做好准备。过了一会儿，她终于重重跌坐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地翻找着旧杂志。不久她就把杂志扔到一边，然后仰靠沙发椅背，并把一双脚连着脚上的运动鞋一起抬到咖啡桌上。她说：“你确实比我更有道德，弗兰克，我想这就是我仰慕你的原因。”她虽然这么说，但表情和语气却没有仰慕的意思。

他试着缓解空气里的敌意，在她对面坐了下来，并且小心地装出不置可否的样子，耸了耸肩说：“我从没这么想过。我不知道我们讨论的事情跟‘道德’有什么关系。我指的是，你知道的，约定俗成的道德。”

她躺靠着沙发，脚跟抵在咖啡桌上，一个膝盖从一边晃到另一边，好像在思索着，很久以后才开口说：“还有什么别的种类的道德吗？‘道德’和‘约定俗成’难道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他恨不得一个耳光打在她的脸上。这个只懂得冷嘲热讽，阴险的小——天啊！如果这是他婚姻生涯的另一个月份，他很有可能马上就暴跳如雷，然后冲着她大喊大叫：“天啊，你能不能收起二十年代诺埃尔·科沃德那套刻薄的语气，别用势利又清脆的俏皮话去嘲弄那些还有点存在意义的价值观？听着！”他会咆哮道，“听着！可能你父母就是活在那样的世界里，可能你就是被这种时髦的、挑逗的废话喂养长大的，但你是时候睁眼看看，这他妈的跟现实世界一点都不搭界。”——但墙上的日历及时封住了他的嘴巴。还有十二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不能冒险。于是他紧紧闭着嘴唇，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手上的酒杯，他紧握酒杯的双手不住颤抖，差点把酒泼洒出来。此时，他毫不费力地就用面部表情演了一出这辈子最值得纪念的戏——

那一阵激愤过去后，他轻轻地说：“宝贝儿，我知道你累了。我们现在不应该再讨论这些。我知道你心里很明白。我们跳过这个话题吧。”

“跳过什么话题？你知道我心里明白些什么？”

“你知道的啊。关于‘道德’和‘约定俗成’。”

“但是，我确实不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她认真地在沙发上坐了起来，穿着运动鞋的双脚放回地下，前臂压着膝盖，身体向前倾靠近他说，“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弗兰克？我真的不明白这其中的区别。别人也许明白吧，你也明白，但我就是不明白。现在不明白，以前也从没明白过。”她一脸的天真困惑，弗兰克简直不敢直视她。

“看，”弗兰克说，“是你先用了‘道德’这个字眼，不是我。我从没有把这件事放在道德的基础上谈，无论是约定俗成的道德或别的。我说的是，在现在这么个处境，很显然我们最成熟的做法就是顺应命运往前走，并且——”

“又来了！”她说，“你看，我也不明白‘成熟’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花一整晚的时间来说但我不会明白的。这些对我来说只是‘字眼’而已，弗兰克。每次看着你说话的时候我都会想：这难道不奇妙吗？他真的那样想，这些字眼对他来说确实意味着什么。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一辈子都在看别人说着想着我一辈子也不明白的字眼”——她的声音开始发抖——“这也许说明我这个人不太正常，但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不，你别过来，别过来亲我或做些什么，要不最后我们只会剩个烂摊子，什么都解决不了。请你好好坐着。我们试着聊聊，好吗？”

“好吧。”他老老实实地坐在椅子上。但试着聊聊却没那么容易。他们只能在燥热中虚弱、沉重、目光炯炯地瞪视着对方。

“我只知道一样东西，”最后她打破了沉默，“那就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站起来熄掉房间里所有的灯，嘴里念叨着：“让这个地方凉快一点。”不过黑暗并没有什么帮助。他意识到讨论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他说的一切只是“字眼”而已，那么继续说下去又能有什么意义？面对这么顽固的防御，怎样的演说才有机会穿透这层外壳直达人的内心？

但不久以后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几乎和他的意愿无关，他居然不自觉地使用了他最后的杀手锏。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是有风险的，所以他打算保留到最后，在面临失败的紧要关头才拿出来抵御。现在距离最后期限还有十二天，把它拿出来多少有点鲁莽，但是他一旦开了个头，就无法停止了。

“听我说，”他听见自己说，“这些话可能让你以为，我觉得你‘不正常’。但实际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的是，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有那么一两个方面我们没有涉及过，而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开诚布公。比如说，我怀疑你不想要孩子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动因，你完全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敢承认的呢？”

她没有回答，在黑暗中他只能去猜想她到底有没有在听。他深吸了一口气：“我指的是跟欧洲计划无关，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的东西；存在你内心的东西；源于你的童年，源于你的成长经历的，一些情绪上的东西。”

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直到她冷冷地说：“你是说我情感失调。”

“我没这么说！”不过接下来的那一个小时，他不停地说啊说，换了好几种方式来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毕竟，如果一个女孩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一出生父母就抛弃了她，那么她抗拒生孩子就大有可能了。

“我觉得，你能熬过这样的童年已经是个奇迹了，更别说安然度过，我的意思是，完全没有伤害到你的……你的自我。”他提醒她，在贝休恩大街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自己也曾说过想要放弃这个孩子的念头是有点“神经质”——哦是的是的，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了，但有没有可能她心里仍有同样的困惑，并且影响着她的判断和决定？哦，他并没有说这就是全部的真相——“我没有资格这样说”——但这是一条思考的线索，他们应该小心地挖掘出来。

“但是我生了两个孩子，”她说，“这难道不算数吗？”

他让这些话语在黑暗中回荡了一会儿。“你这样的说法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平静地说，“你不觉得吗？就好像生孩子是种惩罚，受过一次算一次；就好像生了两个孩子就能‘算数’，可以不去理会生育下一个孩子的职责？而且你说话的方式也是充满了敌意，随时要吵架的样子。天哪，爱波，如果你非要这么说话，那么我再告诉你一个数据吧：你一共怀了三次孕，而其中有两次你都想把孩子打掉，这是个怎样的记录啊？哦，你看，”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就像在跟詹妮弗说话似的，“你看啊，宝贝儿，我要指出的是，你并没有完全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我只是希望你能再想想，仅此而已。”

“好吧，”她冷冷地说，“好吧，假设你说的都是真的，假设我确实有强迫症，或者别的什么精神问题。那又怎样？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受，我能吗？我是说我们能怎么做？我该怎么样从这里面走出来？我需要做的，难道只是去面对问题，然后明天一早起来就脱胎换骨变成另一个人？”

“亲爱的，”弗兰克说，“这没有什么难的。假设你情绪受到困扰，假设你确实有这一类的问题，你不认为我们会有办法去应对吗？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情合理的措施。”他开始对自己的声音感到厌倦，他觉得自己已经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年。他舔了舔嘴唇，感觉那一片肉就像是牙医放到自己嘴边的手指那么陌生（“张开嘴，张大一点，现在！”），于是他说了出来：“我们应该安排你去看心理医生。”

他看不到她的脸，但是他可以想象到她的嘴角微微地翘向一边——她强硬的表情。“那么你是打算用巴特·波洛克给你的薪水来支付这笔费用喽？”她问。

弗兰克叹了一口气。“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说出这样的话，就是要跟我过不去。”

“我没有。”

“你有，而且更糟的是，你在跟自己过不去。这就是我们这些年来不停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该长大成人结束它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拿波洛克的钱，坦白说我根本不在乎用哪份工作的钱来付账。我们俩都是成年人了，如果我们当中谁出现问题都应该用成人的方式去商量解决。谁来付账根本是细枝末节。如果需要的话，这笔费用就会被支付。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你真好。”爱波说。弗兰克隐约看到影子晃动，沙发的罩布窸窣作响，他知道爱波站了起来。“我们可以不说了吗？我累死了。”

听着她的脚步越走越远，听着她简单地收拾床铺准备睡觉，然后一片静寂，弗兰克喝下了最后一口酒并预见了失败。他感觉他已经用尽了最后一个机会，而他几乎肯定自己已经输了。

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就得到了扭转颓势的机会：星期日，约翰·吉文斯的第二次来访。

“你们好！”约翰走下汽车，外八字脚大步穿过车道朝他们走来，而他的父母则一边紧张地追随着，一边表示歉意。从这样的开场看来，这一次到访会有不同的结果，而且他们会有一个更难熬的下午。今天不会再有一起散步的亲密，也不会有共同回忆广播节目的投契；约翰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一开始的时候，弗兰克被他的眼神和声音震慑住了，过一阵子他才灵光一闪，意识到这次到访可能会起到警示作用产生有利于他的效果。约翰·吉文斯就是精神错乱活生生的例子，不知道爱波看见了他是否还会说她不在乎自己会变成疯子？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啊？”约翰问。像上次一样，当他母亲还在滔滔不绝地赞叹着今天的天气时，他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爱波在后院草坪上摆好了桌椅招呼客人坐下，同时还准备了冰茶。所有人当中只有约翰没坐着，他四处走动，偶尔停下来眯着眼凝视着远处树林、房子或公路远方的某个点，看样子正在被什么重大隐秘的事情困扰着。“你们说的是九月份吧？我记不太清楚了。”

“还没有确定下来。”弗兰克回答。

“不管怎么样，你们至少还要待一个月，对吧？现在的问题是我需要找人——”他突然停了下来，迷惑地环视着草坪。“对了，顺便问一下，你们的孩子都到哪里去了？老海伦总是说起你们的孩子，可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他们每个周日都去参加生日派对什么的？”

“今天下午他们去看望朋友了。”爱波连忙解释。

约翰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过了好一阵子，又把目光转向弗兰克；然后他垂下眼来，蹲在草地上，开始拔着一簇簇的绿草。“嗯，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他说，“如果一个疯疯癫癫的人要到我家里来，我也会把孩子弄走。如果我有孩子的话，嗯，如果我有房子的话。”

“噢，这是我吃过最好的鸡蛋沙拉，爱波，”吉文斯太太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是怎么做的。”

“你能不说话吗，妈？做沙拉这点事儿，她可以晚些再告诉你。你们先听我说，这非常重要。我需要帮助，既然你们还会待上一个月，我打算请你们帮我这个忙。肯定不会花很多时间，而且也不会花你们一分钱。我想的是，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位律师。”

霍华德·吉文斯清清喉咙。“约翰，别再提律师的事情了，你先冷静下来。”

约翰看来已经忍无可忍，“爸，”他说，“你能不能安静地坐在一边吃你的美味沙拉，不再插嘴捣乱？关掉你的助听器，或做点别的什么。走吧，”约翰转向弗兰克。“我想要私下谈谈。哦，对了，把你老婆也带上。”就像在策划什么阴谋那样，他们走到了草坪远处的一个角落。“其实这事没什么他们不能听的，只是他们在身边会不停地打岔。事情是这样的，我想知道精神病院的患者有没有任何法律权利。你能帮我弄清楚吗？”

“呃，”弗兰克说，“现在我恐怕不知道应该怎么——”

“好吧好吧，当我没说过。要弄清楚这码子事你可能要花钱的。我现在要求你花的是时间，帮我找个好律师，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接下来的事情我自己处理。我现在有很多问题需要找他咨询，我愿意花钱去找到那些答案。我觉得我这个案子是很有趣的，如果可以提出精神病人的法律权益……”

可能只是因为他说话时眼神不定，不断地在弗兰克和爱波之间游移，还时不时越过他们的肩膀查看父母在草坪上做些什么；可能只是因为他嘴唇苍白干燥，头发蓬乱地竖了起来（他今天没戴帽子）；当他在阳光下越说越多时，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饱受折磨、眼神狂暴的疯子。

“……现在，我不需要人告诉我，如果一个人举着咖啡桌恐吓自己的母亲，在法律上肯定是理亏的，这点很明显。如果他真的把桌子砸过去并且把母亲打死了的话，这就变成刑事犯罪了。如果他只是打烂了桌子，让他母亲受到了一定的惊吓，而他的母亲又选择把这件事情拿上法庭，那么这只能是一个民事案件。好吧，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这个人都处于不利的位置。关键是，无论是发生以上哪一种情况，这个人的法律权益都不可能受到损害。假设发生的是第二种情况：这个人没有砸到母亲，而是摔坏了桌子，让她受到了一定的惊吓，但是这个女人，这位母亲，并没有把案子带上法庭，而是叫来了州警，假设她去和州警商量，那么——爸！”

他莫名其妙地大喊一声，接着开始后退，就像一个被围剿的逃犯。他的脸扭曲成混合着愤怒和恐惧的表情。弗兰克诧异地回头看，这才弄清楚他大喊大叫的原因：老霍华德慢慢从草地那边走过来了。

“爸！我告诉你不要干扰我，不是吗？不是吗？你给我停下来。我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我！”

“冷静下来，孩子，”霍华德说，“冷静下来吧。我们差不多该走了。”

“停下来，爸！”约翰背靠石墙，已经退无可退了。他绝望地四下张望，好像在找什么武器，一时间弗兰克担心他会从墙上掏一块石头扔出去；但老头子还是宁定地稳步走来。他只需要轻轻地触碰儿子的手肘，就控制了局面。约翰还在喊叫，但更像一个哭闹的孩子，而不是发了疯的人。“不要打断我，我就这一个请求。有什么话等我说完之后再说吧。”

“好了，约翰，”霍华德咕哝了一声，不理会约翰在呢喃些什么，就转身领着他在草地边缘静静地走着。“现在没事了，孩子。”

“噢，亲爱的，实在对不起，”吉文斯太太说，“我真的很抱歉，你们知道的，他情绪不稳。”她看着弗兰克和爱波，脸上满是懊悔和窘迫，手里拿着鸡蛋沙拉三明治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恐怕我们现在——现在得走了。也许我们今天根本就不该来。”

“天啊！”客人走了以后，爱波一边刷杯子一边说，“我在想他的童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有这么一对父母，我猜，他的童年不会好过。”

她没有马上搭腔，收拾好杯子挂好洗碗布后，她才说：“但至少他还有一对父母，所以至少他在情感方面比我更有安全感。这就是你要说的吗？”

“这就是我要说的？上帝啊，你能放松点吗？”

不过她已经走开了。爱波“嘭”地关上纱门，然后到坎贝尔家接孩子。余下的整个晚上爱波显得平静、冷淡。她干脆利落地完成了晚餐和送孩子上床的任务，而弗兰克则小心翼翼地避开她。看来今天会跟之前很多个宁静的夜晚一样，两个人各自占据客厅的一个角落阅读报纸，就像酒店大堂里的陌生人对彼此矜持而客气。一直到晚上十点，毫无预警地，她打破了沉默。

“你想说的是，我在拒绝做一个女人，是吗？”

“我想说什么了？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她看来有点不耐烦，好像是因为她打算继续之前的讨论而弗兰克居然没有跟上。“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说的是堕胎背后的心理问题。如果女人不愿意生孩子，人们不都说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或者根本不想当女人吗？”

“宝贝儿，我也不知道，”他和善地说，心里越来越充满感激。“相信我，这件事我并不比你更了解。不过这想法听起来很合理，不是吗？我记得大学时我读到过一段东西，也不知道是弗洛伊德还是克拉夫特·埃宾或什么人写的分析，说有个女人天生有阴茎崇拜心理，并一直持续到成年期。我想这种现象在女性当中挺常见的，我也不清楚。不管怎么样，她每次怀孕之后总是设法让自己流产。写书的这个人分析说，她这么做是为了把身体打开，这样阴茎就可以长出来然后悬挂在应该悬挂的部位。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那毕竟是很久以前看的了。不过大意就是这个样子。”事实上，他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看过这样的分析（只是倘若他没读过，这些想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也不确定，在这个时候把心理分析扯进来是否明智。

但她听得很入神，并不很惊讶，手臂撑在膝盖上，托着腮，空茫地看着某处。除了有点困惑，她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

“在任何情况下，”弗兰克继续说，“我都相信我们不能从书上看到什么东西，就简单地得出结论。谁晓得呢？”他打算停下来，因为是时候让她说几句了。但她一言不发，而这种沉默似乎在等着被打破。于是弗兰克又说下去：

“我想，我们可以基于常识做一个假设，大部分女孩都有成为男孩的愿望，但是随着日渐长大，她们可能会通过观察和仰慕她们的母亲，从而希望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人。那就是说，她们同样也会想吸引男性，建立起家庭，养育自己的孩子，诸如此类。然而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你母亲不在身边，你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这种心理问题很微妙，很难把握。”

爱波站起来，走到书柜旁边，背对着弗兰克。这让弗兰克想起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那是很久以前在一个叫莫宁赛得山庄的酒吧，隔着满屋子被遗忘了的谈话者，他一眼就看上了她——一个高挑、高傲、出类拔萃的“第一流女人”。

“你认为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爱波问，“我的意思是，找到一个心理医生。大部分所谓的心理医生，都是江湖郎中吧？呃，不过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吧？”

他屏住了呼吸。

“好吧，”她回过头来，泪光闪闪。“我想你是对的，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不是吗？”

晚上弗兰克思绪纷杂，睡不安稳。又一次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时，他知道，这场战役远没有结束呢。离最后期限还有十一天，这段时间她随时都有可能彻底改变主意。所以在这十一天当中，只要跟她在一起，他都要全神警惕，调动所有的技巧和手段来稳住她。

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想尽办法巩固今天的胜利果实，确保自己掌控局势。他决定要尽快让所有人知道他们已经改变初衷，包括坎贝尔夫妇，那么这次欧洲计划就很快会从他们生活中淡出，变成遥远的陈年往事；同时他还要抑制住自满的情绪，并且时时陪在爱波身边，在她思想动摇的时候及时稳固她的决心，直到整个危险时期结束。于是他决定，第一步就是今天请假留在家里。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二章

“我们不去了吗？”那天下午詹妮弗问道。两个孩子穿着游泳衣站在客厅的地毯上，肩膀绕着浴巾，像披着袍子似的。他们在草坪上的喷水龙头边玩得兴高采烈的时候，母亲把他们叫进屋里，表面上是让他们“擦一擦身体，喝点牛奶吃点曲奇饼干”，而实际上有更重要的话要说。父母双双郑重地向他们宣布，去法国的计划被取消了。“我们不去了？为什么啊？”

怀孕的事暂时没必要告诉孩子。几分钟前她和弗兰克已经商量出了一个答案：“因为爸爸和妈妈觉得，现在不是个好时机。”说完后爱波觉得这些话太生硬，太矫饰，所以她改变了一下口气，温柔地加上一句：“这就是为什么。”

“哦。”孩子们无动于衷地说。他们在阳光下晒得眩晕的眼睛，泡在水里太久而发青的嘴唇，以及嘴唇上一抹奶迹，让他们的脸显得更加面无表情。詹妮弗抬起一只光脚去蹭另一个脚踝上被蚊子咬起的包。

“你们想说的就这些吗？甚至连一声欢呼都没有？我们还以为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呢。”弗兰克追问，他的语气比他预想中还要热忱。

孩子们快速地交换了眼神，然后露出羞涩的微笑。最近他们越来越不知道父母期望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反应了。詹妮弗用手擦掉唇上的牛奶胡子，问道：“那我们是晚些去法国，还是怎么样啊？”

“可能吧，我们到时候再看。不过这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所以你们不必再惦记。”她的母亲回答。

“那就是说我们会留在这里喽，”詹妮弗这么理解大人的话，“但不是永远永远。”

“差不多是那样吧，宝贝儿。过来亲妈妈一口，然后你们俩一起到外面去玩吧，先晒晒太阳，别急着进水里，好吗？你们的嘴唇都发青了。如果你们想的话，可以多吃几块曲奇饼。”

迈克尔一走出屋子，就跟姐姐说：“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吗，姐姐？你知道树林里有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吧？树上面有根小枝丫，我们可以坐在上面，把那里当成一个冷饮店。我们拿着曲奇饼过去，你可以扮成客人，我扮成店员。”

“我不想玩那个。”

“来吧来吧。我会问你：‘今天您想吃什么？’然后你就回答：‘请给我一块曲奇饼干。’然后我再说……”

“我就是不想玩那个。我说过了，那里太热了。”说完她离他远远地坐在被烤焦的草地上。为什么“现在不是个好时机”呢？为什么妈妈在说“差不多是那样”的时候表情又悲伤又可笑呢？为什么爸爸没有生病，却没去上班呢？

在另一头，迈克尔吃完饼干之后跑到前院小坡上，张开双臂叫道：“看我啊，姐姐，看我，快看我。我要跌下来摔死了。”说完他摇晃着身子倒了下来，滚了几滚平躺在草地上，一动也不动了。躺了一会儿，他觉得这个表演一定很好笑，自个儿嘻嘻地笑了出来。不过詹妮弗并没有看着他，她走到落地窗前朝里面窥看。

父母还是坐在沙发上，只不过比刚才更靠近了些。父亲正在说话，母亲则边听边点头。詹妮弗看着父亲打着手势，嘴巴不停地动但听不见声音，这模样很是可笑。后来母亲站起来走进了厨房，父亲则继续坐在沙发上。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进地窖，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把铁锹。他打算继续整理草地上的石头路。

“我真的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几个晚上以后，米莉一边说一边不舒服地在沙发里扭动着身体，“对你们来说，这真是太遗憾了，我能想到你们有多么失望。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是太高兴了，你呢，亲爱的？”

谢普刚颤抖着喝了一小口金汤力酒，杯子里的冰块随着酒滑进嘴里，敲得他牙齿生疼。“当然。”他说。

其实，谢普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为了忘记爱波，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他一直构想着十年后跟惠勒夫妇重逢的场景，从而给自己一些慰藉：轮船缓缓靠岸，爱波从踏板上走下来，多年艰辛养家让她身材变得粗壮。她的脸颊陷了下去，站着走着都像个男人，而且她还喜欢眯着眼叼着烟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如果这个幻想不能持续下去，他就必须在脑子里陈列出爱波的缺点来安慰自己：一、她现在已经不算苗条，二、当她紧张时说话的声音特别尖锐，三、她的笑容里有一种焦虑和造作的东西在里面。每次他在沙滩上，或者每天开车去斯坦福的路上或回家途中等红绿灯时看到漂亮女人，他就会告诉自己，满世界都是比爱波·惠勒更漂亮、更聪明、更完美、更叫人渴望的女人。而且在这段时间他还教会自己更加善待米莉。他在斯坦福最好的服装店给她买了一件昂贵的衬衣。（“为什么？你问这是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女人。这就是为什么。”谢普沉醉于一种想象中，在他的触碰下米莉变得越发平和安详了。

现在这一切统统都见鬼去吧。惠勒夫妇哪儿都不打算去了。米莉坐在那里，聊着关于怀孕和孩子的话题，身上那件昂贵的衬衣掉了一颗扣子，而且腋窝那一片已经变色了。她对面的爱波却还是那么漂亮，那么迷人。谢普清清嗓子说：“那么你们想要在这里永久生活下去吗？还是要买一栋更好的房子？还是有别的打算？”

“啊？”杰克·奥德威说，“被一次失败的避孕搞砸了？那么，弗兰克，我还真的不能说什么我很遗憾了。因为如果你走了的话我会非常想你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而且……”他优雅地靠在吱吱作响的转椅上，跷起了二郎腿。“而且如果你不介意我说点真实想法的话，我觉得你们这个欧洲计划，有点，有那么一点，不切实际。当然我知道这不关我什么事。”

“拿把椅子过来坐下，弗兰克。你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巴特·波洛克说。

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天。热得十五楼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像诺克斯这种级别的公司连空调都没有，可算是丢脸之极。弗兰克指望波洛克在二十层的个人办公室应该会凉快一些。他还幻想，波洛克会站起来欢迎他，也许还会大步走过地毯来迎接他，并热情地跟他握手。一番客套话（“弗兰克，我开心死了……”）之后，他们会前赴一间能提供鸡尾酒的空调套间继续商谈……而实际的情况是，开场白之后，他们就浑身僵直、大汗淋漓地坐在闷热的办公室里，被不断发出嗡嗡声的电风扇滋扰着。这间办公室实际上比从外面看小很多，波洛克穿了一件跟他身份不相称的便宜短袖衬衣，甚至能明显看见里面被汗水浸透的汗衫。他现在看上去像个再普通不过的销售人员，完全没有了顶级主管的气派。尽管他的办公桌足够宽大，桌面也罩了一层玻璃，但桌上跟弗兰克的一样，堆满了杂乱的纸张。唯一能体现他的地位的，只有那只银质托盘，上面放了一个装冰水的保温桶和一只玻璃杯。仔细看，这套昂贵的摆设也蒙上了薄薄一层灰尘。

听完弗兰克的陈述，波洛克说：“嗯，这很好。我个人非常高兴你能做出这个决定。现在，当然我告诉过你……”他闭上浮肿的眼睛，然后轻轻地揉着眼睑。这并不表示他什么都忘记了，弗兰克明白这点。一切都很好。只是没有人在这样的房间，这样的天气还能兴高采烈的。除此之外，毕竟他们谈的是正事，是应该那样严肃的。“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提过，整个项目还在发展阶段。等到计划逐渐成形，我会时不时把你招来开会的。同时我建议你继续弄那个……叫什么来着？哦，你的这个宣传册子。我会给泰德一个电话，让他知道你在给我做事。现阶段他知道这些也就够了，对吧？”

“什么改变了啊？”吉文斯太太手握黑色听筒，眉头充满惧意地皱了起来。她熬过了疲累的一天，现在已经接近崩溃边缘。整个下午她都泡在格林纳克斯医院，苦苦等着约见约翰的主治医生。她在打过蜡并散发着消毒水味道的走廊里坐了好长一段时间，不耐烦地从一个板凳换到另一个板凳，最后终于坐在医生桌前时，虽然仍能保持着基本的礼貌，但不悦之情溢于脸上。医生判断约翰这几个星期的行为表现“恐怕不太让人放心”，并且认为至少有五六个星期不该让他外出。

“可是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好，”她撒谎道，“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这点，噢，最后一次外出确实有一点点失控，但是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总的来说他还是很放松，很愉快的。”

“是这样。但不幸的是，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根据在病房里观察到的情况来采取行动。告诉我，每次在朋友家拜访结束后，约翰的态度怎样？他愿意回医院来吗？”

“他非常愿意。真的，医生，他像只小羊羔一样温顺，一样合作。”

“是的，”医生用手指拨弄着他那只难看的领夹，“但事实上，你要知道，如果他对回到医院有点抗拒，有点迟疑，那才是健康的信号。这样吧……”他皱着眉头翻看日历，“我们至少要等到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然后我们可以再试试看。”

那他还不如说永远不让他出去呢。到了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弗兰克和爱波很可能已经远在世界的另一头。回到家以后，她筋疲力尽地打电话给惠勒家，想要取消之前说好的约会。现在她必须想出其他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约翰其他的周日也不能过来了。另一端爱波的声音很小，她像是在很远的地方跟她说，什么东西改变了。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会改变，而你想要的，你低声下气地向各路神灵祈求的仅仅是一些事情能够维持原样。

“你们什么改变了啊？”吉文斯太太问，然后吉文斯太太感觉到血管里的血液跳了起来。“哦，你们去欧洲的计划改变了，那就是说你们不打算卖掉……”她手上的铅笔在草稿纸顶部画了一行黑色的五角星，她画得那么用力，以至下面的纸上都压出了那尖尖的欢乐形状。“爱波，真的，我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让我这么开心的消息了。也就是说，你们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她开始担心自己会哭起来，还好这时候爱波抱歉地说：“让你为房子的事情白忙了一场，实在不好意思。”吉文斯太太才轻声一笑，退回到职业女性冰冷沉静的外壳里。“没什么可抱歉的，你就别再提了。真的没给我添什么麻烦。那好吧，爱波。我们保持联系。”

她轻轻地把电话听筒放回原处，就像把一件稀有的精致珠宝放回到丝绒盒子里。

弗兰克睁开眼睛，不确定是噩梦，还是窗外凄厉的鸟叫，抑或两个原因皆有，把他惊醒了。这会儿时间还很早，一阵恐惧感涌上心头，他害怕要是呼吸一下，或清醒地眨眨眼睛，就会骤然想起一段伤心事，昨日的一则坏消息，睡梦只能暂时缓解一下。至少过了一分钟，他才想起，他听到的应该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昨天是八月第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一觉醒来，最后期限就这么过去了。他和爱波之间的争斗已经结束，他是最后的胜利者。

他用手肘支起了身体，在微蓝的晨光中端详着爱波朝向他的柔和背部，一缕头发遮住了脸。他伸长手臂绕着她的背，紧挨着她躺下，试图让嘴巴摆弄出满足的笑容，或者让四肢展示出完全平和的姿态。但没有用。半个小时之后他还醒着，看着天空逐渐转白，并热切想抽一根烟。

奇怪的是，过去的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他们对怀孕的事绝口不提。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弗兰克都准备随时跟她展开辩论，甚至有意少喝一点酒，以便保持头脑清醒。但是每个晚上他们要么聊点别的事情，要么就什么都不聊。昨天晚上她在电视机前架起了熨衣板，然后在那里忙乎了差不多整个晚上，每隔几秒就从冒着蒸汽的熨斗上方抬起头来，皱眉看着电视屏幕里晃动的任何东西。

“你还要说什么吗？”她的身姿好像在传达这个信息，来回应他从房间的另一边投过来的不安目光。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我们还没谈够吗？

等她终于关掉电视机，并且叠好熨衣板，他走过去碰了下她的胳膊。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是最后一天——你知道的。如果你打算做‘那件事情’的话，那么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哦，是啊。我想你说得没错。”

他拍了拍她的肩膀，觉得有些尴尬。“不后悔？”

“我想我最好还是不要后悔，而且现在再后悔也晚了，不是吗？”说完她吃力地搬动熨衣板，板上没叠好的一个支架垂在半空。弗兰克一直看着她走到厨房门口，才想起要过去帮她。于是他快步走到她身边。

“来，我来帮你拿这个。”

“哦，谢谢你。”

然后当晚在床上，他们默默无言地做着爱，节制、合理而成熟。睡着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听我说，我们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希望如此，”她轻声回答，“我希望如此，非常希望。”

然后他睡着了，而现在他醒来了。

他起了床，在寂静无声的房子里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阳光赋予了厨房明亮的色彩——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而墙上的日历已经失去了魔力。“斯托帕和儿子五金家具公司”慷慨赠予的日历现在还悬挂在那里，但从此以后弗兰克只有在发薪日或跟牙医约定做检查的时候才会去看看它。再也没有人会在意过了几天或几个星期，或许一个月悄悄消逝了很久，才会有人想起要撕掉那一页日历。

弗兰克·惠勒给自己倒上一杯冰橘子汁，它的颜色跟阳光一样。他在厨房的桌子边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地喝着，好像担心一饮而尽会让他恶心。他赢了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胜利者。他成功地把自己人生的航道摆正，但他感觉自己更像一个被世界的冷漠所压迫的受害者。这一点都不合理。

他在桌边坐了很久，才渐渐明白，是什么东西在他醒来时纠缠着他，是什么东西让他喝不下这杯橘子汁，是什么东西抑制他去欣赏窗外晶亮的绿草、青松和蓝天——

他将有另一个孩子，一个他一点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想要的孩子。

“弄清楚你手上有什么，逗号，”按下录音重放，录音机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声说着，“弄清楚你眼下需要什么，逗号。弄清楚有什么东西你并不需要，破折号。这就是库存控制的作用。

“另起一段……”

突然间八月下旬就来到了，距离弗兰克跟波洛克的上一次面谈已经有两个星期，或者三个星期。那个他不需要细细去测量和分配的时间，现在开始无情地把他甩在后头。“你是说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吗？”他还以为是星期二或星期三呢。直到这天中午，他从一个商店的橱窗看到摆设的秋天落叶以及“回到学校”的宣传语，才意识到夏天已经过去了。很快他就要穿上大衣，然后圣诞节也跟着降临。

“现在最主要的事，”他最近跟爱波这么解释，“是先把那一系列的‘话说’宣传册子做好，否则我也不能厚着脸皮跟他谈工资，你说呢？”

“大概不能吧。你自己最清楚。”

“嗯，我不能。我想我们也不能幻想这种事情会一夜之间发生改变，是吧？这需要时间，我们急也急不来。”

“急？我逼你了吗？真的，弗兰克，我要怎么说才能让你明白：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我知道，我知道。”弗兰克连忙解释，“我当然知道这一点。不管怎样，我得尽快把这个该死的系列弄好。这个星期我有几天会晚回来，我想加班完成这些工作。”

从那天开始，他几乎每天都晚回家。他更喜欢独自一个人在城里吃晚餐，在搭上夜班火车之前在城区里游荡。比起每天疲惫地赶火车，匆忙地来回于城市和郊区，现在他感到更独立，更自由，心情十分愉悦。而且他觉得这样的状态更符合一对正步入新婚姻阶段的夫妻，他认为这种新的关系应该是更成熟，不那么浪漫化的。

唯一的麻烦是，第二份“话说”文稿比上一份棘手得多。他已经从头到尾做了两次，每次都逻辑离谱，或者重点不对，除了从头改过别无选择。

办公室的时钟指向五点四十五，当弗兰克听着口授录音机播出他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文稿时，他发现整个办公大厅一片寂静，说明即便是十五楼那些工作最勤勉、下班最晚的同事都已经回家了。很快那几位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就会拿着拖把和水桶过来。弗兰克听完最后一段录音，感到十分兴奋。这份东西虽然不能算尽善尽美，但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了。现在他可以动身返家，找个地方喝点东西，然后去吃晚饭。

他身体前倾准备把机器关掉时，女人高跟鞋“得得、得得”的响声从过道由远而近。他一听那声音就知道是莫琳·格鲁布，猜到她有意留下来跟他单独在一起，而且他马上拿定主意，今晚要带她出去。他知道千万不能明目张胆看着她走过廊道，于是弓身拿着口授录音机，遮盖他瞥向门口的目光。果然是莫琳，弗兰克的眼睛余光一扫就知道。他能清楚看到她每走一步，衬裙就在裙脚的开衩口里款款摆动，也能发现她正不露痕迹地看过来，像弗兰克一样，她也不敢直视他。

莫琳经过了弗兰克的隔间，然后踏着高跟鞋渐渐远去。弗兰克很自信，这些脚步声会再回来，他等待的时候靠在椅背上，重新开启机器，播放之前的录音，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盯着过道，而当高跟鞋回转过来时，只会看见一个专心于工作的弗兰克。

“以下文字用于排版印刷，”口授录音机播放着。“标题：话说库存控制。括号，第三次修改稿。另起一段。弄清楚你手上有什么，逗号，弄清楚你眼下需要什么，逗号，弄清楚有什么东西你并不需要，破折号。这就是——”

“哦，”她迎着他的目光出现了。“你好，弗兰克。今天在加班吗？”她小心地展示着惊讶的表情，不过从脸到脖子的深深的红晕出卖了她。

他关闭了机器，慢慢地站了起来，然后就像那些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男人一样，他轻松地、懒洋洋地走向她。

“你好。”他也打了一声招呼。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三章

每个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为了让大家快乐地跳舞”，史蒂夫·科维克四重奏乐队都会在十二号公路上的维托木屋酒吧表演。就像史蒂夫眨着眼，喝着加姜黑麦威士忌时喜欢说的那样，这两个晚上他们确实让这酒吧火爆了起来。

钢琴，贝斯，萨克斯，架子鼓，这个乐队的成员都以多才多艺自居。他们什么乐器都能玩，而且可以演奏任何风格的乐曲。从他们怡然自得的眼神来判断，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很不入流的乐手。那三个成员缺乏自知之明，听众或许可以谅解，因为他们可能缺乏经验或者水平业余，或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他们对担任鼓手的队长就没有那么宽容了。他是一个又矮又壮的中年男人，胡子拉碴，四十了，他已经当了二十年的专业乐手但还没学到真正的本领。受到美国爵士鼓手基尼·克鲁帕的唱片和电影的启发滋养，他整个青春期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模仿偶像——先是专心敲打电话号码簿和洗脸盆底，后来才在充满了汗酸和擦剂味的高中体育馆里用一套真正的鼓操练。他永远不会忘记高三那个六月的夜晚：乐队里其他乐手停止了演出，观众安静地站了起来，他在舞台中央一个人摇头晃脑地独奏了足足三分钟，真切地感受着观众们的愉悦。只是当鼓棒最后一下击向鼓钹标示着演出结束时，也标示着他的天分达到顶峰并开始衰退。他再也不能奉献出这么好的表演，再也不能博得这么多的注意和青睐，而且他再也无法从这样的幻象中走出来：他是优秀的并且越来越棒。就算现在蹲守在维托木屋酒吧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酒吧里，他仍然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眉头紧锁地检视鼓槌，拨弄鼓钹，然后要求灯光师把聚光灯调整一寸。开始演出之后，他会在狐步舞曲里击打着节奏，或在拉美小曲里挥动着沙锤，不可一世的样子展露无遗；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是在消耗时间，等到合适的时机，他就会让乐队在自己喜爱的本尼·古德曼[1]的怀旧摇摆乐里释放出来。

只有在摇摆乐响起之后，他才会全心投入到音乐中，一小时内两三次吧。他会把鼓敲得雷鸣般响，就像在敲打每个顾客的脑瓜。他会自我陶醉在节奏里直到头发被汗水浸湿，直到像孩子那样筋疲力尽而快乐着。

在这样的夜晚，维托木屋酒吧的顾客主要是高中毕业班学生。虽然乐队很差，但这是方圆几英里唯一的现场演出。这里不需要他们出示身份证明，不管几岁都招待，而且还有一个不错的宽敞又昏暗的停车场。另外一些顾客是当地开小店的生意人和承包商，他们会搂着自己的妻子开怀地看着年轻人扭动身体，说他们感觉自己的心境也跟着年轻起来。偶尔还有一些穿着黑色皮夹克和皮靴的“硬汉”，他们慵懒地靠在男厕所左近散发着尿骚味的角落里，大拇指插进牛仔裤口袋，瞟着来来回回的女生们，并且一次次地回到厕所去摆弄他们的头发，梳完又梳。除了这三类客人之外，剩下的就是不管什么时间都会过来的常客了。他们都是孤独寂寞的中年人，没有家庭——要么就是单身，要么就是婚姻不幸福。他们每天晚上都会来这里，并不在乎到底有没有音乐。他们借着简陋吧台的暧昧灯光、夸大的喧闹和酒精，来浪漫化他们不幸的人生。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经常来到这里跳舞的客人多了四位谈吐幽默，并不属于前述的任何一个群体的年轻人：惠勒夫妇和坎贝尔夫妇。弗兰克搬来郊区不久就发现了这个地方——那是某晚跟妻子争吵后出门买醉，无意之间找到了这里。两人和好之后，他马上就把她带过来跳舞。

“你们去过木屋酒吧吗？”刚结识坎贝尔夫妇时弗兰克问。爱波抢在他们之前答了一句：“亲爱的，他们当然没有去过，而且他们会讨厌那个地方的。那里太糟了。”谢普和米莉两人面面相觑，脸露不确定的微笑，他们准备好或喜欢或讨厌或随便什么看法，只要能讨好惠勒夫妇就行。

“不不，我不觉得他们会讨厌那里，”弗兰克坚持道，“我敢打赌他们会喜欢那里的。只不过要喜欢上那里需要一种特别的品味。你知道的，我觉得木屋酒吧的特点就在于——”他解释说，“它太差劲了，所以才有那么点意思。”

1953年的春天和夏天，他们四个还只是偶尔来这里一趟，把这里作为高档娱乐之外的一种放松消遣。然而到了下一年夏天，他们已经沉溺其中，就像一种低贱的陋习。正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这方面的退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堕落，所以去年冬天桂冠剧社的想法一出来就把他们吸引住了。在《化石森林》的排练期间，他们很少来这里，即使排演结束后从学校回来，他们也会选择路上更安静的地方来聊天喝酒。演出失败以后那段长长的沮丧期，他们越发不踏进这酒吧一步，就好像来这里就承认了他们的道德挫败。

“他妈的，”不过这个傍晚弗兰克终于再次提起了木屋酒吧。他们正在坎贝尔家的客厅中，聊到无话可说时，弗兰克说：“我们干吗不放松一下，干脆去木屋酒吧疯一次吧。”

于是四个人来到了这里，叫了一轮又一轮的酒水饮料，站起来，一对一对地跳舞，然后回到座位，在欢腾的音乐里安安静静地坐着。这一晚的气氛是有点尴尬，但长期以来的紧张压力已经一扫而空——至少弗兰克是这么觉得的。爱波虽然还跟以前一样冷漠，一样高深莫测，一样疏离于圈子就像之前那些最坏的时候，但不同的是如今弗兰克不想再去操这个心。他不再卖力地自我嘲笑来赢得她动情的微笑，他不再故作活泼地侃侃而谈，来缓解爱波对坎贝尔夫妇的傲慢无礼。（她像个脖子高仰、昏昏欲睡的女王端坐在平民之间，那副高不可攀的样子确实很傲慢无礼。）相反的，弗兰克安然坐在椅子上，一只手随着史蒂夫的鼓点轻轻敲打节拍。他把心思放在自己的思绪中，再也不想刻意去说笑来活跃气氛。

他的妻子不高兴？那是很不幸的，不过说到底，这是她的问题。他还有自己的问题呢。这个想法干脆利落，不带困惑和负罪感，让他觉得新鲜而轻松，舒服得就如同自己身上穿的轻薄秋装。这件衣服是羊毛质地的华达呢外套，颜色是讨人喜爱的暗黄，让他看起来就像是更年轻更有品味的波洛克。跟莫琳再续前缘后，他又重新找到了自尊，每次经过镜子时他不再羞愧地直视里面的面孔。那当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的面孔，但也不再是一个自怜自艾的男孩，更不是一个焦躁不安的丈夫。现在这张面孔稳重而平静，是一张心里装着一些事情的男人面孔。他更喜欢自己这个样子。不久之后，他该潇洒地结束这段婚外情，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但同时他觉得自己应当好好享受。这一刻，他正是在享受，在史蒂夫·科维克挑逗的印度长鼓声中，在舞池里扭动的那些躯体里，他放纵自己去回想她的臀，回味那些缠绵的时刻。

由于晚上她室友在家，之前的三次幽会他们必须另外找地方。当他提出到酒店开房的时候，她出奇爽快地答应了。他们匿名而安全地躲入酒店一间空调房里，门上加了两道锁，他们吃着客房服务送来的羊扒和红酒时，听着二十层下传来的市中心马路的喧嚣声。他们在又长又宽的床上翻云覆雨，然而在堆着无数毛巾、蒸汽弥漫的豪华浴室里把自己清洗干净。每次结束以后，他会给她拦一辆出租车，才独自走去中央火车站。在路上他总是忍不住想要放声大笑，因为他发觉这么轻易地一个已婚男人的白日梦就被满足了。没有闲言碎语，没有复杂程序，所有的一切就这么不露痕迹地留在那个杂乱不堪的、以另一个人名字登记的房间里，最后他还来得及赶上十点十七分的那趟火车。这一切太好了，好得有点不真实，让他想起以前那些老兵跟他吹嘘过的，他们跟红十字会女护士们之间的风流韵事。当然他知道这些不会持续太久，也不能持续太久。同时……

遐想的同时，他还得匀出点热诚跟米莉·坎贝尔跳两支慢舞。她潮乎乎的邋遢的肉体靠在他的臂弯里，不着边际地说着蠢话：“天哪，弗兰克，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了……”但弗兰克担心如果选择跟爱波一起跳舞，她只会说：“这里真是太糟了，我们赶紧回家吧。”而他并不想这样。他倒不介意自己独自回家，在他脑海里有个美好的画面：他像个单身汉那样给自己铺床，床边整齐地摆着书和睡帽。如果要一起回去的话，他却宁愿继续留在这个拥挤而生气勃勃的地方，这里饮料便宜乐声震天，他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安详，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的衣服又光鲜又合体。

“天哪，弗兰克，我想我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我走开一下。”米莉蹒跚着脚步可怜兮兮地走向女厕所。弗兰克趁机到吧台自得地喝点酒。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她才从卫生间出来，看上去精疲力竭，在酒吧蓝光的照耀下脸色灰白。她勉强露出一笑，发出呕吐物的味道，“弗兰克，我想我跟谢普该回家了。我大概是生病了。我想我可能把这次聚会给搞砸了，你肯定会觉得我——”

“不不，别这么说。你等我一下，我马上把谢普找来。”他晕眩地扫视着满屋子摇摆的躯体，直到找出了坎贝尔粗红的脖子和爱波纤细的脑袋在远处靠墙的地方舞动。他朝他们做了一个紧急的手势，于是不久后他们四个人就走在碎石子路上，迷失在停车场浩瀚的车海里。

“到底在哪边？”

“这边，就在这边。”

“你还好吧，亲爱的？”

“这里太黑了。”

在黑暗中，跟下巴一样高的光滑车顶四方八面地延伸出去。下面是一排排挡泥板的暗影，杂乱无章的排气管反射出无数的霓虹光点。有一次弗兰克点着一根火柴来照明，不料火光中出现了一对向后躲闪的人脸，离他不过几英寸——他吓到了一辆车里的情侣。他连忙跑到下一排车子当中，开始咒骂：“我们到底把那该死的车子停到哪里去了？你们有谁记得吗？”

“在这里，”谢普应了一声，“在这里的最后一排。哦，上帝！看哪，我的车被别人堵在里面了。”几个小时前他把他那辆巨大的庞蒂亚克停在树边，现在有两辆车直直堵在他车子前面，朝哪边都没法把车子开出去。

“上帝啊，怎么这么混乱啊！”

“这些不为别人着想的混……”

“这棵该死的树！”

“这样办行不行，”弗兰克说，“我们还有一辆车可以开走，那么我们可以先把米莉送回去，然后把谢普带回这里来，或许到时这辆车就已经……”

“但来回需要好几个小时，”米莉的声音很虚弱，“你们就得多付许多钱给保姆了，噢，亲爱的。”

“不不，先等等，”谢普说，“我们可以先坐你们的车回家，然后我开着你们的车过来，然后——哦，不对，等等啊……”

“你们听着，”混乱中爱波冷静而权威的声音响了起来，大家不由得停止了说话，“这很简单。弗兰克，你可以开车送米莉回家，然后你自己回去。这样两边的保姆也都可以离开了，然后我和谢普留在这里直到车子可以开出来。这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

“那好吧，”弗兰克一边回答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这样大家都同意吧？”

等谢普明白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情景时，弗兰克的汽车尾灯已经消逝在十二号公路，而他正搭着爱波纤细的胳膊走回酒吧（现在换成了节奏舒缓而又浪漫的华尔兹舞曲）。在他那些带着负罪感的幻想中，从没构想过比这更美好的与她单独相处的情节。而且更好玩的是，他根本就不用自己去安排。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这是眼下唯一可行的——不，等等。当他们踏入酒吧的红蓝射灯之中，他昏昏沉沉的脑袋一下子清醒了过来。等等——为什么她不开车送米莉回家，让弗兰克留下来呢？这不也是可行的办法吗？

等到他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和爱波已经在舞池里了。她严肃地面向他，眼睛定定地看着他右边的翻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只有轻轻地扶着她的腰继续跳舞。他不会愚蠢到直接问她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更不至于愚蠢地放纵自己去幻想这肯定是她蓄意为之。于是他只好羞涩地让张开的手指紧贴在她的腰背部，他滚烫的脸颊摩挲着她的头发，随着音乐迈动着步伐时，他心里充满了感激，感激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了：至于是怎么发生的，那都无所谓了。

现在的情景就跟去年夏天的那次共舞一样，只不过这次要好得多。上一次她喝醉了，他知道就算他可怜巴巴地抱紧她、挤压她，那也只是单向的动作；她已经不太清醒，根本不知道自己施予了他多少恩典。而且她总是仰着头喋喋不休地跟他说话，就像两人隔着一张长桌或别的见鬼的什么，而不是像情侣那样颈部以下紧紧地贴在一起，这就是证明。这一次完全不同，她很清醒，几乎不发一言，而且她跟他一样，对身体的接触，对每一次的试探、赋予、羞涩的躲闪和再一次的试探，有着微妙的敏感和反应。谢普心猿意马，感觉自制力快要达到极限了。

“还想再喝点东西吗？”

“好。”

当他们站在吧台边，在那些常客中间喝着酒、抽着烟的时候，他却根本找不到话说。他就像第一次跟女孩约会的小男孩，对处女之身充满着纯真和隐秘的渴望；他已经开始冒汗了。

“要不这样吧，”他终于憋出了一句话，声音有点粗声粗气。“我回去看看车子怎样了。”他对自己承诺，如果这时她给他哪怕一点点的暗示，比如微笑着说一句：“干吗急着走啊，谢普？”或者别的什么，他就会把一切抛诸脑后——他的妻子，他的恐惧，所有的一切——无所顾忌地奔向她。

然而她灰色的眼睛无动于衷。这是相貌姣好的市郊年轻家庭主妇的一双眼睛，由于过了上床睡觉的时间而略显疲惫，除此之外，她的眼睛里读不出任何情绪。“嗯，好吧，”她冷静地说，“你去看看。”

谢普顺着木头阶梯走到了黑暗当中。他用力踩踏着脚下的石子路面，感觉到理性和循规蹈矩的力量像绳子似的紧紧地束缚着他。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了，跟她一起他妈的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为什么不回去属于她的家？她为什么不去欧洲或者消失或者干脆死掉？去他妈的磨人的、恼人的、半生不熟的所谓“爱”她的幻觉。去他妈的“爱”，以及所有这一类浪费时间的愚蠢的感情，他希望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他生活里消失，永远永远。然而等他走到最后那排车子时，他双膝颤抖地默默祈祷：哦，上帝，车子千万别可以挪动了。

上帝听见了他的祈祷。车子开不出来，刚才那两辆车还是把它死死堵在树的前面。当他转身面向那栋建筑物时，酒吧的灯光照头倾泻了过来，他差点摔倒在地。他身子铅般沉重，最后喝的那杯酒起了作用。他的肺好像吸不进多少氧气了，他知道要不做点什么来停止光晕乱窜的幻影，他很快就要吐了。他开始原地踏步，挥拳出击，膝盖抬高到齐腰的位置，鞋子把地面的碎石踩出了急促的声响。他默数到一百，深深地吸了几次气，到他完成所有动作之后，灯光终于不再乱晃。他又充满了自信，兴冲冲地回到木屋酒吧。这时候乐队已经开始演奏拙劣版的大乐队怀旧歌曲《一点钟跳》或《一串珍珠》什么的。这种音乐总会勾起谢普对新兵基础训练的回忆。

她离开了吧台，走进了附近一个昏暗的小隔间，挺着腰陷在皮质座椅里，身体略侧朝着他回来的方向。透过烟雾，她对他羞涩一笑。

“还是堵在里面，没办法。”谢普说。

“哦，好吧。过来坐一会儿。我其实不很介意，你呢？”

在那一刻，他很想爬到皮椅跟前，把头埋进她的大腿里。不过他克制住了自己，只是尽量大着胆子坐得离她近一些。他从烟灰缸里拿出一个火柴盒，用拇指甲小心地把它扯成了一根根细条。他皱着眉头全神贯注的模样，活像一个摆弄着细部零件的钟表匠。

她茫然地看着舞池里模糊的人群，微微抬起头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这样的音乐总是让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产生怀旧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没什么感觉吧。”

“对我也没起作用。我希望能有感觉，但没有。这样的音乐应该让我们回想起兴奋狂喜的少年时代，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在战争结束以前我从来没有约会过，等到仗打完了，已经没人会去演奏这样的音乐了，而且即使有，我也没那样的闲情逸致去欣赏。我错过了整个大乐队摇摆的时代[2]。吉特巴爵士舞[3]。放松的舞步。噢，不对，这种舞可能年代要再早一些。我想在莱尔乡村日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人们就在谈论它。至少我还记得自己在课本的边角上写满了‘阿蒂·肖[4]和‘本尼·古德曼’的名字，我不太确定他们是谁，我这么做只是因为那些学姐在书本上写了这些名字。就像我学她们在脚踝涂抹指甲油来防止短袜下滑一样，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显得更成熟一些。天啊，当我十二岁的时候多么盼望赶快长到十七岁。我见过那些十七岁的女孩放学之后爬上男孩的汽车，然后一起开到什么地方去。我当时很确定，她们会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谢普出神地看着她的面孔，其他的东西已经从他的意识中消失。她说什么都无所谓了，他甚至不在乎她是在向他倾诉，还是在自言自语。

“等我长到了十七岁的时候，我被关进了一所古板的寄宿学校。唯一跳吉特巴的机会，就是跟另一个女孩一起躲在更衣室，用她那台便携式维克多唱机播放格伦·米勒[5]的唱片，然后开始练习，一遍一遍。现在这种音乐只能让我想起，当年我怎样穿着丑陋之极的体操服在充满汗味的更衣室里跳来跳去，然后越来越相信，真正的人生已弃我而去。”

“太难以置信了。”

“什么？”

“你竟然从来没有约会过，从来没有？”

“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想说的其实是：“我的天哪，爱波，你知道原因的。因为你太可爱了，因为你身边的所有人肯定都爱你，永远爱你。”不过他到底没有勇气说出来。他说出口的是：“呃，我是说，那么学校放假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好好玩过吗？”

“玩？”她闷闷地重复了一遍，“没有，从来没有。现在你说到点子上啦，谢普。我不能把青春期的苦闷全都归咎于寄宿学校，对吗？不，每次放假我所做的就只是看书，或者一个人去看电影，再不就是跟哪一个姨妈或表兄妹或妈妈的朋友吵架，这要看那年的夏天或圣诞节我是跟谁住在一起。这听起来很不正常，不是吗？那么你是对的，这不是寄宿学校的错，也不是其他人的错，而是我的情绪问题。让我告诉你一个经验之谈，谢普，如果有人在担心真正的人生弃她而去时，那么百分之二百这个人已经情绪失常。”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爱波。”谢普感到难堪。他不喜欢她嘴角向下弯展露出的嘲讽表情，他不喜欢她现在说话的声音，他不喜欢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然后夹在唇间的动作——这跟他想象中十年后从欧洲回来的凶悍沧桑的爱波太相似了。“我的意思是，我从没想过你曾经那么孤独寂寞。”

“很好，”她说，“上天保佑你，谢普。我一直希望人们不会这样去想我。这就是战后在纽约生活的好处——即便他很孤独寂寞，旁人也根本看不出来。”

现在她提到了自己的纽约生活，谢普控制不住想把心里那个问题拿出来，这个问题自从认识她那天起就一直病态地困扰着他：遇见弗兰克的时候，她还是不是处女？如果不是的话，他对弗兰克的嫉妒就可以少一些；而如果她还是，也就是说弗兰克是她的第一个恋人，以及现在的丈夫，那么他对弗兰克的嫉妒就会强烈得让他无法承受。以前他没有找到机会提问，现在是他距离答案最近的一次。然而就在这一刻，他在脑子里绝望地搜索着，也找不到可以组成这个问题的字眼。他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在纽约的那几年，嗯，确实是相当愉快。我总是把它看成是一段非常幸福，多姿多彩的时光，我想确实是这样的。只不过……”这时候她的语气不再那么平淡了。“只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还是觉得真正的人生在弃你而去？”

“有一点这种感觉吧。我还是认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优秀金贵的人，他们远远地超越了我，就像我小学六年级时的学姐们一样；她们天生就对所有的事情了如指掌，她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掌控自己的人生。她们无需想方设法去补救某样工作，因为她们第一次就能把所有事情干得漂漂亮亮。她们都是超凡脱俗，英雄一般的人物，她们美丽，机智，冷静，友善。我一直幻想，等我有一天找到她们的时候，我会突然发现我也是她们中的一员，我也属于这个群体，而且我生来就应该是她们当中的一员。之前我所经历过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而她们也会一眼把我认出来。我就是白天鹅里的丑小鸭。”

谢普平静地看着她的侧脸，希望自己沉默的爱意能产生力量，能够感动她，让她转过脸来。“我想我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他说。

“是吗？我怀疑，”她没有看着他，嘴角又显出嘲讽的表情，“至少我希望你不理解，这对你没什么好处。这种事我希望别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是最愚蠢最有害的自我麻醉，除了麻烦，它不会带给你别的。”

他长出了一口气，然后仰靠在椅背上。她并不想交谈，至少不想跟他交谈。她需要的只是把情绪发泄出来，只是把自己的感伤和麻木都演绎出来，这样她就可以感觉舒服一些，而他只不过是她挑选出来的观众。她并不想跟他谈论任何事，也不需要他出谋划策；他只需扮演好那个粗大、愚笨、可靠的老谢普，直到她从自己的声音中得到了满足，直到他的车子可以开出来，然后他送她回家，在这一路上她可能再发出几句睿智的感叹，到了家门口她甚至有可能在他的脸颊轻轻吻一下，像个亲切的姐妹一样，然后她会转身下车，“啪”地关上车门，回到家里跟弗兰克同床共枕。他暗骂自己：我这到底是在期待什么？我他妈的什么时候才会长大？

“谢普，”她冰凉纤细的双手伸了过来，抓起他放在桌上的一只手，秀美的脸渐渐靠了过来，露出一种淘气的微笑。“谢普，我们去吧。”

谢普以为自己会马上晕倒，“我们去干什么？”

“跳吉特巴，快，走吧。”

史蒂夫·科维克的演奏快达到高潮了。现在差不多到了酒吧打烊的时间，绝大部分客人都已经回家，老板正在柜台后面数钱。史蒂夫就像好莱坞爵士电影里的主角一样，知道这应该是演出最辉煌的时间。

谢普从来没有真正学会跳舞，更别说这种摇摆爵士舞了。但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让他停下来。他转身，笨拙地蹦跳，在光彩夺目的舞台中间拖沓着脚步，允许噪声、烟雾和灯光在身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因为现在他已经拿得住她了。在他有生之年从未看过这么美的舞姿，他握住她的手，让她轻巧地荡开，快速地扭了一下臀部，跳跃着行了个屈膝礼，就又荡了回来。噢，看看她吧。他心里在歌唱。看看她，看看她。他知道音乐停止的时候，她就会跌进他的怀抱里放声大笑，结果她果然这么做了。他知道，当他温柔地领着她走向吧台，两人再喝一杯饮料时，她会让他的手臂贴近她的身躯。她果然也这么做了。当他们挑逗性地低语时谢普不再在意自己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语言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现在他的心里已经装满了兴奋狂乱的想法。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家汽车旅馆，他看到她坐在外面的车里等他，然后他来到前台在强光下填表入住。他听到了接待员跟他说：“谢谢您，先生。一共是六十美元，12号房间……”他想象到一个硬冷的完全私密的小房间，里面有枫木桌椅，有一张宽大的双人床，想到这些他有点担忧：我真能把像爱波这样的女人带到汽车旅馆去吗？但为什么不呢？而且汽车旅馆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周围有好几英里的荒凉地带，今晚那么暖和而他车里有一张行军用的防水布，他们可以把车开到一个僻静的高处然后以星空为被。

不用去汽车旅馆，也不用到山上去，因为在停车场事情就发生了。在距离灯红酒绿的酒吧阶梯不到十码远的黑暗中，他停下脚步把她搂进怀里，在他的强吻下她张开了双唇，然后他把她按在一辆车子上时她钩住了他的脖子。两人分开一阵，然后又贴在一起；他领着她磕磕绊绊地越过空荡荡的停车场，走向他的车。现在这辆车孤零零停放在窸窣作响的黑色树影下，闪动着微弱的星光。他找到了右侧车门，把她扶上车，然后他以不躁不急的脚步绕过引擎盖，来到司机座。当车门在他身后关上，她的手臂和嘴唇又纠缠上来了。这是她的触感，她的味道，他的手指在穷尽办法解开她身上的衣裳，然后她高耸的乳房就被他握在掌中。“哦，爱波我的上帝啊，我——哦，爱波……”

昆虫发出巨大的鸣声，十二号高速公路车辆飞驰尖啸，酒吧传来的声音则微弱些，女人尖锐的笑声逐渐飘散在喇叭、钢琴和鼓声之中，可这一切声响，他们全都听不见了。他们只听见自己的强烈呼吸声。

“亲爱的，等等。让我带你找个地方——我们得先出去——”

“不，求求你，”她低声呢喃，“就在这里，就现在。我们到后座上。”

于是一切都在后座发生了。就在这里，在这个狭小的黑暗空间，在汽油、孩子套鞋和汽车后座罩布的混合气味里，他们缠绵、挣扎，一缕沁人的清风带来史蒂夫·科维克今晚最后一轮鼓乐独奏；在这里，谢普·坎贝尔终于满足了爱的欲望。

“哦，爱波。”结束的时候，他轻柔地放开她，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叠好枕在她头下面，让她柔弱的身体独自躺在后座上，而他则缩着蹲在下面，握着她的双手说，“哦，爱波，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听我说，我一直以来都——我，我爱你。”

“不，你不要那么说。”

“但这是真的。我一直都爱着你。我这么说并不是——听我说。”

“谢普，请你不要这样。我们静静地待会儿，然后你就开车送我回家。”

这时候他略带震惊地想起了一个念头，一个他整晚都坚决抛诸脑后的念头：她还怀着孩子。有那么一瞬间他也想到过这点，可在爱欲浓烈时，这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现在它却带着道德重量压向了他。“好吧，爱波。我并没有忘记该做的事情。”他松开了握着爱波的一只手，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和嘴唇，然后长叹了一声。“我猜你肯定觉得我是个白痴，对吗？”

“谢普，你不要这么想。”

微弱的光亮只能隐约显现她脸部的轮廓，但不足以让他看清她的表情，或者分辨出她到底有没有表情。

“不是那么回事。坦白说，问题在于，我其实并不知道你是谁。”

一阵沉默。“不要跟我打谜语。”他低声说。

“我没有。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他看不到她的脸，但他至少可以触碰它。于是他像盲人一样伸出手去，让自己的指尖从她的鬓角滑落到脸颊上。

“而且即使我知道，”她说，“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因为你懂吗，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1] Benny Goodman（1909—1986），美国著名单簧管演奏家，被誉为“摇摆乐之王”。

[2] 大乐队摇摆（Big-band swing），Big band是指一组十个或以上的音乐家组成的爵士乐团。许多的听众认为big band代表着一种风格，而不仅仅是一种作曲方法。对他们而言，其旋律和独奏都起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有大爵士乐团大融合时期，其独特的节奏和和声手法均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爵士曲风，开创了在爵士乐中使用大型管弦乐的先河。

[3] Jitterbug，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流行的爵士舞。

[4] Artie Shaw（1910—2004），最成功的大乐队指挥，曾是爵士乐最出色的单簧管演奏家，对爵士乐走向流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5] Glenn Miller（1904—1944），美国著名音乐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大型跳舞乐队时期，他的乐队的作品风靡全美，他将爵士乐的激情和大型乐队的豪华完美结合，被誉为格伦·米勒之声。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四章

三或四天之后，弗兰克从第六大道公车的轰鸣声中走出来，洋洋得意地走向莫琳·格鲁布所住的街道。他今晚并不是特别想见到她，正因为这样，他才认为这是摊牌的好时机。他不能再存有一丝的欲望，才能明明白白地跟她做个了断。每次他做的事情正好符合他心情时，他都会觉得既惊异又满足。以前他总是身不由己，最近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却成为生活的常态。比如说，他几乎以一天一份的速度完成了整个“话说”系列，包括“话说销售分析”、“话说成本结算”、“话说薪金管理”——现在和之前弄好的“话说生产和库存控制”一起完完整整地叠在一个醒目的文件夹里，并且送到了波洛克的桌上。

“嗯，弗兰克，这些东西做得不错，”昨天波洛克翻动着文件夹说，“我很满意。另外我今天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弗兰克面不改色地听完这个好消息——不出所料，波洛克的大计要启动了。下个星期一公司会召集一次“非正式评估会议”，弗兰克会跟新同事一起“拟定工作目标”，之后他就再也不需要把自己看做班迪的下属了。同时，他们也到了“该坐下来谈谈工资待遇的时候”。这一次弗兰克的衬衫底下不再渗出紧张的汗水，荒谬的厄尔·惠勒的幽灵也不再在会谈中四处游荡。他不再带着挑剔的审美眼光去评价波洛克办公室里的装置，也不会分心去设想爱波会有什么看法。这完全是公事。到最后跟波洛克握手道别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每年可以多拿三千美元。这是一个让人满意的数字，不管爱波要去看产科还是精神科，这笔钱都绰绰有余了。

“很好，”爱波听到这个数字时说，“这是你期望能拿到的工资吧？”

“嗯，大概是这样。无论如何，事情最后能定下来总是一件好事。”

“嗯，我也这样觉得。”

现在，弗兰克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妥当后，他可以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私事上了。这些事情急需梳理清楚。在过去的两个晚上，或三个晚上，他的婚姻关系再次触礁：爱波又搬到客厅睡了。如果放到从前，他肯定会狂躁不安，不过感谢上帝，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这一次不是因为争吵才分开睡，而且她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怨恨和不满。

“最近我一直睡不好，”第一个晚上她宣称，“我觉得一个人睡会更舒服一些。”

“好吧。”一开始他以为只是一个晚上的事，结果到了第二天，他发现她依然从柜子里翻出床单被子，然后把沙发铺成一张床。这时候弗兰克有些气恼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靠在厨房的门把上，手里端着酒杯，看着她拍打、铺开床单，尽量温和地问道，“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怎么了？”

“没有。我对你当然没有什么不满。”

“你是打算无限期地分床睡，还是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让你难过的话，很抱歉。”

他没有选择马上回应。他懒懒地把食指伸进酒里搅动着冰块，然后拿出来舔一下，从厨房门口移开身体时，他极度疲惫地耸耸肩说，“不，我没什么难过的。我很遗憾你总是睡不好觉。”

而这正是另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不觉得难过。他确实有点恼火，但是他并不觉得难过。他干吗要不高兴呢？毕竟这是她的问题。这真是一个对身心有益的新发现，让他平和了许多，弗兰克现在有能力把俩人看成不同的个体——这是你的问题，那是我的问题。他已经看清楚，过去几个月的压力让他俩都经历了一场危机，而现在正是让危机消散的时候了；两人拉开点距离，不那么关注对方，是最自然的出路，而且可能是个好的征兆。他同情她，知道对她而言这种调整尤其艰难，她会情绪不稳，会失眠，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他目前最成熟的做法就是尽快帮助她走出去。下个星期或尽快吧，他会设法找到一位声誉良好的心理分析师。他甚至已经预想到跟心理医生会面的情况：这医生看上去严肃而聪明，语调和缓，而且很有可能是个维也纳人，他会说：“惠勒先生，我认为您对您太太面临的困难理解得相当准确。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要给她安排多大强度的治疗计划，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只要有您的理解和合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很快就……”

与此同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跟莫琳做个了断。他更愿意到城里找一间酒吧或咖啡厅跟她摊牌，而今天早上他就是这么计划的，可是当他把莫琳拉到中央存档室的一个角落里约她今晚见面时，她说：“不，来我的公寓吧。”她在一大堆作为屏障的文件夹中间低语道：“诺玛今天很早就会走，我可以给你做顿晚餐。”

“不用了，真的。”他说，“我想还是算了。主要是……”他想说：“主要是我有事情需要跟你谈谈，”但她的眼神让他退缩。如果她马上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哭起来或是怎样，那该怎么办？于是他连忙改口：“我不想你太麻烦。”这也是真话；但最终他还是同意去她的公寓。

会面的环境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谈话本身，而最关键的是这次谈话必须干脆利落地把这段关系终结掉。他无数次地在心里告诫自己，不需要为任何事道歉。回想起这些年来他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为这些那些事道歉，浪费了许许多多的精力，他就觉得沮丧。从现在开始，不管他的生活会走到什么境地，他都不会再向别人道歉了。

“不好意思，”从马路牙子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您是弗兰克·惠勒先生吗？”她越过人行道走向他，手里拎着一个小巧的行李箱。从她带有侵略性的微笑中，他马上知道她是谁了。弗兰克刚踏上莫琳家门前的粉色石阶就被这个女的叫住了。

“我是诺玛·陶森德，莫琳的室友。我能不能冒昧跟您聊几句？”

“当然可以，”他站着不动。“您想跟我说什么呢？”

“请跟我来，”她向旁撇撇头，就像正准备要谴责一个闷闷不乐的小孩。“我们不能在这里说话。”她领他走到隔两家的一间附庸风雅的咖啡馆。弗兰克只好跟着她。想到自己这样是不是太顺从的时候，他带着挑剔的目光盯着她摆动着的紧实臀部，心想这也不失为一种弥补。她长得结实，走路外八字脚，穿着一身流行的管状连衣裙，活像“刀鞘”，这让她显得更宽更厚实。她身上涂抹的香水很可能就是在罗德与泰勒百货商店的销售点打着“黑暗和刺激”广告语的那一款。

“我不会占用您太长时间的。”她把他带到角落里一张大理石面的小桌子，安置好行李箱，给自己点了一杯甜苦艾酒，然后双手开始啪哒啪哒做出一连串解包、扣包、理包的动作，从结构复杂的手提包里好不容易取出一包香烟。“我顶多喝完这杯开胃酒就走。我要离开纽约去南方的海岬度假两个星期。莫琳本来说好要跟我一起走的，但是她又改变了主意。她现在打算整个假期都待在这里，这一点我想您应该知道吧。她是昨晚才告诉我的，这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们本来要去看望的朋友。您真的不打算喝点东西吗？”

“不，谢谢。”他必须承认，这个女人并非没有吸引力。如果她能够把头发披散下来，而不是整个梳到脑后，如果她可以减去脸颊的赘肉……但过了一会儿，他认为她需要改善的地方更多。比如说，她必须学会说话时不要常常挑动眉毛，还有不该说“顶多喝完这杯开胃酒就走”和“我要离开纽约去南方的海岬”这一类假惺惺的话。

“我现在恰好很生莫琳的气。这次出尔反尔只是她做的一堆傻事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主要想说的是——”她迫切地看着他，“最重要的是，我非常担心她。我认识她的时间比你长多了，我想我对她的了解远比你多。她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可爱，但又非常缺乏安全感的小女孩。这几年她经历的糟心事已经够多了。现在她需要的是指引和友谊，至少就现在来看——希望你不要介意我这么直白——至少就现在来看，她最不需要的，是跟一个已婚男人纠缠不清。希望你别介意，我不是——请不要打断我，我不是想说教，我更想我们俩可以像有教养的成年人那样谈谈。不过恐怕我马上要问你一个难堪的问题：莫琳好像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您已经爱上了她，请问这是真的吗？”

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简单明了得让弗兰克觉得吐出这些字眼有一种快感——“我想这不关你事。”

她靠在椅背上，一边露出狡黠的微笑一边审慎地打量他。小卷小卷的烟雾从她的鼻孔中喷出来，她用拇指和小指涂着指甲油的指甲剔走唇上的一小截香烟包装纸。弗兰克联想到波洛克在午餐桌上跟他说过的话：“让我试试我看人有多准。”他真恨不得扑到对面去把这个女人掐死。

“我想我喜欢你，弗兰克，”她终于开口说道。“我能这么称呼你吗？我甚至喜欢你被激怒的模样，这显示出你没有掩饰自己。”她身体向前倾，摆出搔首弄姿的模样抿了一口酒，把一只胳膊肘撑在桌面上，然后说道：“弗兰克，你想想看，我们都应该试着去理解对方。我想你应该是优秀、认真的男人，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几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安安稳稳地住在康涅狄格的某个地方。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你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很符合人性，也很容易理解的情况当中。我总结得对吗？”

“我不觉得，”他说，“离真实的情况还远着呢，现在换我来说吧，行吗？”

“好。”

“好。我想你可能是个让人讨厌的好管闲事的女人，说不定还有可能发展成为女同性恋者，而且绝对是”——说到这里他掏出一美元钞票放在桌上——“绝对是一个人见人憎的贱女人。祝你旅途愉快。”

他踏着大步快速离开，差点把端着一托盘小咖啡杯的娘里娘气的侍应生撞倒，只需四步他就走出了这个地方。当他走上通往莫琳门口的粉红色石阶时，他已经忍不住要放声大笑了——看看她脸上那表情！但是，当他靠在门廊上一排光亮的黄铜邮箱上，想尽情宣泄出来时，他发现自己只能像喘息似的发出咻咻的轻笑声，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横膈膜也好痛。他觉得快要窒息了。

等他几乎恢复平静，他才走回前门，把布满灰尘的门帘掀开，正好看见诺玛站在路边挥动着行李箱想要拦下一辆出租车。她的后背因为愤怒而显得气势汹汹，那个崭新而昂贵的行李箱看起来也可怜兮兮的。她可能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来选购那些现在正躺在箱子里的行头，全新的泳装、休闲衣裤、防晒霜、一台新照相机——所有那些为即将到来的少女时代般美好时光而千挑万选出来的装备。当她爬上出租车并在前方消失时，他心底忽然涌现出对她的一股柔情，不和谐地交杂在仍不时从胸腔里冒出的奇怪的呜咽声里。

他感到抱歉。但这时候他应该收摄心神，好好地应付莫琳了。他深吸了几口气，按响了门铃，大门发出声响自动打开后，他又控制自己不要爬楼梯爬得太快，以免来到她面前时上气不接下气。这次面谈取决于他是否足够冷静。

门没有锁紧，他敲了一两下就听到她从卧室里喊道：“弗兰克，是你吗？赶快进来吧。我很快就出来。”

公寓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像是要举行一场派对，小厨房里还隐约飘出炖肉的香味。弗兰克在地毯上踱步时，才发现留声机正在播放他走在楼梯上就能听到的维也纳华尔兹舞曲。这种小提琴合奏一般是鸡尾酒会的背景音乐。

“咖啡桌上有饮料和点心，”莫琳说，“你自己吃点吧。”

他照她的话喝了点酒，然后让身体深深陷进沙发里，试着放松下来。

“你把门关好了吗？”她在房间里面问道，“锁好了吗？”

“我想应该锁上了。这一切到底是——”

“你确定只有你一个人在客厅吗？”

“我当然确定。干吗这样神秘——”

她猛地推开卧室门，踮着脚站在门口微笑，一丝不挂。她开始随着华尔兹的节拍在房间里翩翩起舞，扭手摆腰像个业余的芭蕾舞演员，每到乐曲演奏到高亢部分的时候，她就红着脸一面舞近弗兰克，一面竭力克制住不让自己笑出来。他手里的饮料洒了出来，还没来得及把杯子放在茶几上，她整个人就重重地压了过来，跌坐进他的怀抱里，撞到了他的肚子上，让他无法呼吸。她喷的是跟诺玛一样的香水，她搂着他的头亲吻的时候，在近得惊人的距离里，他发现她眼睛上化了比平时还要浓的妆。她的睫毛粗粗地竖了起来，像脸颊上长出了蜘蛛的腿。当他终于从她的吻中解放出来，他试图让自己坐直一些，以便把她从肚皮上推开。不过要挣脱很不容易，她的双臂结结实实地绕在他的脖子上，这一番纠缠把弗兰克的外套和衬衫拽得紧紧的，而且勒得他的胸背生疼。最后他终于腾出一只手，解开喘不过气的衣领，并试着笑了一笑。

“你好，”她含糊不清地呢喃着，并再次吻住他，把舌头伸进他嘴里。

这一次他像个溺水的男人一样绝望地挣扎着；当他终于挣脱了出来，她后退并幽怨地看着他，她那裸露的乳房像两张受惊的脸孔。他大声地喘着气，有一阵子说不出话来。在沉默中他避开她的目光，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正紧紧地抓着她重重压在他腿上的大腿。他赶紧松开手，张开手指像敲打会议桌的边缘那样敲打着她的腿。

“莫琳，”他说，“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回想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个梦。即便身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弗兰克也觉得不太真实。他只有一小部分的意识在参与这场谈话，大部分的他只是一个多余的旁观者，羞愧、无助，但相信自己很快就会醒过来。他看见她的脸慢慢阴云密布，然后从他的腿上跳开，狂奔到房间里去找衣服。等到她出来的时候，身上已经严严实实地裹了一件睡衣，像在倾盆大雨里披了一件雨衣。她在地毯上踱来踱去说：“这么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对吧？你今天过来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吗？”这一切好像在发生之前，就已经成为了深刻的记忆。包括他会跟在她后面，垂头丧气地搓着手，并一再地道歉。

“莫琳，听着。请你理智看待这件事。如果我曾经给你这样的幻觉，认为我——我们——我的婚姻并不幸福，或者是类似的感觉，那么我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那么我怎么办呢？我应该怎样去想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让我陷入怎样的处境？”

“对不起，我……”

而这就是故事的最后一个段落：莫琳躬身在厨房的浓烟中处理那些已经烧焦的嫩牛肉。

“其实这并没有那么糟，莫琳，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这些牛肉吃掉，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行，这完全毁了。一切都毁了。你还是赶快走吧。”

“莫琳，我们没有理由非要弄得像现在这样……”

“我说了请你赶快走。”

无论他在中央大车站的酒吧里喝多少酒，他都无法驱散脑海里的这些画面。在他回家的这一路上，他感觉到饥肠辘辘，精疲力竭，而且醉得昏昏沉沉。在火车上他圆睁着眼，似乎在乞求什么，嘴唇嚅嚅而动，好像还在跟莫琳讲道理。

第二天早上他全副心思都在害怕会见到莫琳，以至于他踏出电梯的那瞬间，才想起她不会出现了。莫琳正在度假。她会跟诺玛去海岬吗？不会，她更有可能利用这两个星期去找一份新工作。不管是哪种情况，他基本可以肯定以后不会再见到她了。想到这里他先是松了一口气，接着他马上就觉得忧心失望，这种转变着实有些变态。如果再也见不到她，他哪儿有机会向她解释，哪儿有机会用平稳的、不含歉意的声音，去陈述他那些平稳的、不含歉意的话呢？

整个星期六莫琳的事情都困扰着他。当他在灼人的太阳下修整石子路，当他编造各种借口离开家，以便可以开车无目的地游荡时，他对自己喃喃自语道：“我是不是应该给她打电话？还是应该给她写封信？”直到星期天下午他出去拿报纸结果把车开出了几英里，这些字眼才蹦到了他的嘴边：“忘记它吧。”

这是美丽的一天。在温暖的阳光照射下，他的汽车蜿蜒驶在山峰上，经过刚刚开始变黄的榆树林，他突然一边大笑，一边用拳头捶打着方向盘上老旧到裂开的塑料。忘记它吧！老想着这事有什么意义呢？这只是他生命章节里已经结束的段落——短暂、微不足道，甚至可笑的细枝末节。诺玛气急败坏地提着行李箱冲到路边；莫琳一丝不挂地从他膝上跳起来；他在焦肉的黑烟中追着她解释，苦恼地拧着手，这些场面现在看来那么愚蠢可笑，就像卡通片结束的时候，音乐尖声地响起来，画面在一个大圈子里渐渐缩小，迅速再缩小，直到被吞没成一个小圆点，然后一行大大的字欢快地横跨银幕：“朋友们，结束啦！”

弗兰克在路边停下车来，放纵地笑着，一直到笑声止竭，积压在心底的苦恼都发泄了出来，才掉头回家。忘记它吧！回到革命路时，他决定只想好的事情，包括今天美好的天气、放到波洛克桌上已经完成的工作、每年额外的三千美元工资，甚至是明天上午召开的评估会议。这个夏天并不那么糟糕。现在，离家越来越近，他已经迫不及待要舒舒服服地享受一次淋浴，换上干爽的衣服，喝一口雪利酒（想起来他就情不自禁地抿一抿嘴唇），然后剩下的整个下午都泡在《纽约时报》里。等夜晚来临之后，如果一切不出差错，那么他觉得是时候跟爱波理智、平静地谈谈恼人的沙发问题。那些困扰她的事情就会解决掉——如果他愿意早点坐下来跟她谈谈，问题应该早就解决了。

“听着，”他打算这样开始，“这是一个疯狂的夏天，我知道我们俩都承受着压力。我知道你现在感觉到孤独和困惑，我知道事情看来有些灰暗，但是请你相信我……”

弗兰克透过绿色和黄色的树丛看到了自己的房子，发觉它在树木的掩映下显得格外整齐洁白。这个房子并不那么糟糕，正如约翰·吉文斯曾经评价过的：看上去像是一个人们会在这里生活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生活总是会展示出它复杂多变的一面，它有的时候会带给人难以置信的幸福和满足，有的时候也会带来灾难和混乱，偶尔也会有让人羞愧的小插曲（“朋友们，结束啦！”）。这里的夏天可能会有些疯狂，各个方面都让人感到孤单与困惑，事情也会显得凄惨荒凉，但是尽管如此，到了最后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回到家里的时候，爱波正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在厨房里忙碌着。

他把手里那厚厚一叠星期天的报纸放在桌上，感叹道：“今天天气真不错。”

“嗯，的确是个好天。”

他来到浴室，享受了一次长长的、无比舒畅的热水浴，并且花了不少时间梳理自己的头发。他在卧室里翻出了三件衬衣，考虑再三才挑选了一件墨绿和黑色格子图案的昂贵的法兰绒衬衫，来配搭他那条干净的紧身卡其裤。他尝试了好几种穿着方法，最后决定把袖口卷两卷，衣领立在脖子后面，扣子一路敞开到胸口处。他弯身凑近爱波的梳妆台镜子，还拿了她的手镜从侧面观察衣领的形态，以及自己双唇紧闭的侧脸线条是否硬朗有型。

他回到厨房，一边翻看报纸一边随着广播里的爵士乐用手指随意地敲击桌面，看了爱波一眼，又一眼，他才发现她哪里和平日不一样：她翻出以前的孕妇装穿在身上了。

“你穿这身衣服很可爱。”他说。

“谢谢。”

“我们还有雪利酒吗？”

“我想可能没有了。我们已经把它喝完了。”

“该死，我猜连啤酒也没有了，是不是啊？”他考虑要不要喝点威士忌，不过现在喝这个太早了。

“我做了一点冰茶，如果你想喝的话，就在冰柜里面。”

“好的，”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尽管他并不是很想喝。“对了，孩子们今天都去哪里了？”

“在坎贝尔家里。”

“哦，那太可惜了，我本来还打算给他们读点漫画的。”

说完他低下头去翻了一会儿报纸，她则继续在水池旁边忙碌着。过了一会儿，实在没别的事可做了，他站起来走到她的身后，抱住她的胳膊，就在那个瞬间，她的整个身体都僵硬了。

“听着，”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夏天，我知道你——我知道我们一直都承受着压力。我知道你现在——”

“你现在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你睡，对吗？”她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对不起，弗兰克，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件事。”

他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应该保持有利于沟通的友好情绪。他带着尊重吻了她的头发。“那好吧，你现在愿意跟我说什么呢？”

她已经洗完盘子，并且把水池里的脏水都放出去了，现在她搓洗着洗碗布。等到她把布拧干、挂回到架子，并从水池边退开，转身面对着他时，她才开始说话。这是她今天第一次看着他，然而她看起来像是受到了惊吓。“我们可不可以什么都不谈呢，可以吗？”她请求道，“我的意思是，我们能不能就这样过一天是一天，尽量过好，然后不要老想去讨论所有的东西？”

他向她微笑着，就像一个充满耐心的心理医生。“我并不要求去‘讨论所有的东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提出的是……”

“那好吧，”她后退一步，“这是因为我不爱你了，这个解释怎么样？”

幸好心理医生的职业笑容还挂在脸上，弗兰克才不至于把她的话当真。“这不算是个答案，”他和善地说，“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感受，我想你现在是不是在逃避，逃避到最后去见心理医生的那一刻？你想回避你在这段时间之内需要承担的责任，直到你开始接受治疗。你觉得这么说合理吗？”

“不，”她背过身去。“噢，我不知道，也许是吧。你说什么就什么，你怎么舒服就怎么去想吧。”

“呃，”他说，“这不是我舒不舒服的问题。我想说的是，生活总得继续，不管你接不接受治疗。妈的，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这是一个艰难的夏天。关键是我们两个都承受了很多压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尽可能帮助对方。天知道这段时间我也做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实际上我想过，我自己也有必要去看心理医生。其实——”他转过脸望向窗外，摆出那个硬朗的侧脸线条。“其实，我想跟你坐在一起聊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一件……怎么说呢，一件几个星期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神经质的不太理性的事。”

他的头脑还没开始运作，他的声音就滔滔不绝地把莫琳·格鲁布的事情和盘托出。他不假思索就很有技巧地把莫琳称为“纽约的一个女孩，一个不太认识的人”，而不是他公司里的打字员；他强调自己没有投入任何感情，而她对他的渴求却是非常强烈和无法克制的。他的声音平和而有说服力，中间偶有犹豫和停顿，都只是为了增添说话的节奏感。这段陈述既有忏悔的力量，也有叙述一段情感故事的浪漫风情。

“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怎么说呢，主要是因为在堕胎的问题上，我的男性尊严受到了威胁。我想要证明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吧，上个星期我已经跟她一刀两断了。这个愚蠢的事情已经永久地结束了。否则我不会跟你坦白交代的。”

接下来的半分钟，屋子里唯一的声音就是收音机播放的音乐。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她问。

他摇了摇头，眼睛还是望向窗外。“亲爱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试着跟你解释，我现在还试着跟自己解释。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件神经质的不太理性的事。我——”

“不，”她说，“我指的不是你为什么找了那个女人，而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你是想让我觉得嫉妒，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是想让我重新爱上你，重新跟你睡到一起，还是怎么样？你认为我该说些什么？”

他看着她，觉得脸都涨红了，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把难堪笨拙的苦笑转换成心理医生的职业微笑。“你为什么不说说你的感受？”

她沉默了一阵子，看来是在思考，然后很漠然地耸了耸肩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那就是说，你根本不在乎我在干什么，跟哪个女人上床，是这样吗？”

“对，我想就是这样。我不在乎。”

“但是我要你在乎！”

“我知道。如果我还爱你的话，我应该会难过的。但是你知道我已经不爱你了。我现在不爱你，从前也不曾爱过，只不过我到这个星期才明白这一点。这正是我不想跟你谈话的原因。你现在明白了吧？”她拿起一块抹布走进客厅，俨然一个疲倦但合格，每天都有家务活要做的家庭主妇。

“仔细听好啦！”广播里响起了热切的声音。“秋季清仓大甩卖！罗伯特·霍尔服饰所有的男装短裤和运动休闲装都会大幅降价。”

弗兰克呆呆地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桌上那杯没喝过的冰茶，他感觉自己的头脑一片纷乱，唯一清晰的念头是，他忽然想起了这是个怎样的星期天，所以也明白了为什么孩子都被打发到坎贝尔家。而且他知道，他们没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单独谈话了。

“噢，你听着，”他坚决地踏着大步，尾随她走进客厅。“你赶紧把那块该死的抹布放下，然后好好听我说话。首先第一条，你他妈的很清楚，你是爱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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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用亲自开车真是太舒服了，”吉文斯太太一边说，一边紧紧握住副驾驶的车门把手。每次去医院探望约翰都是由她丈夫开车，而每次她都不会忘记发出这样的感慨：能轻松地乘坐汽车是件多么惬意的事。她会指出，当一个人每天都开车，而且一开就是一整天的时候，这个人最盼望的就是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在乘客的座位上。但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还是让她不得安宁。她不停地盯着路面，就像方向盘是握在自己手里；每次停车或拐弯时，她的右脚就会下意识踩踏座下的软垫。有时候她发现自己这么做时，只好把目光强行转移到路上的乡村景色，尽量放松背部肌肉，并且让自己的身体放松地躺进坐垫里。为了进一步展示她的自我克制能力，她甚至大着胆子把紧握着车门把手的手拿下来，安放在膝上。

“天哪，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她说，“你看树上那些漂亮的叶子刚开始转黄。你说还能有什么时节比初秋更美好呢？漂亮的色彩，干爽的空气；这种时节让我想起——亲爱的，小心啊！”

她的右脚用力踩向地上的软垫，整个身体弓成一个慌乱的抵御姿势，准备迎接撞击。她看见一辆红色卡车从正前方的一条岔路拐了出来。

“我看见它了，亲爱的。”霍华德不慌不忙地踩刹车，给卡车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来拐到前面去。他再次踩油门时，安慰妻子道：“你就只管放松下来，好吗？让我来操心马路上的事吧。”

“嗯，我知道了。我会的，对不起。我知道自己做了蠢事。”她深吸了几口气，然后把手交叠着平放在大腿上。她的双手紧紧靠在一起像受惊的小鸟。“每次要带约翰外出，我都紧张得像心脏里钻进了一只只蝴蝶，尤其这次跟上次外出已经隔了这么长时间。”

“病人的姓名是？”坐在前台接待处的女孩瘦得叫人不忍卒睹。

“约翰·吉文斯。”吉文斯太太礼貌地点头微笑，然后看着女孩拿着一支笔头被嚼过的铅笔，目光顺着铅笔滑下一长串用复写纸写出来的名字，最后停在“吉文斯，约翰”上面。

“你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他的父母。”

“请您在这里签名，然后拿着这张单子到第二病区A病房。上楼以后向右拐就是了。五点之前把病人带回来。”

吉文斯夫妇来到病房的外部等候厅，按了电铃，便等待管理员出来接待。在等待期间他们只好闪闪缩缩地跟着其他探视者一起参观病人的艺术作品展览。其中一幅是病人拿蜡笔描摹得很像的唐老鸭画像，另一幅是以紫色和棕色调为主的耶稣受难景象，天空中的太阳，或是月亮，是猩红色的，颜色和耶稣肋骨里以一定频率流出的鲜血一样。

过了一分钟，一阵橡皮鞋跟摩擦地面的闷响从门后传来，夹杂着钥匙叮叮当当的碰撞声。门打开了，一个粗壮敦实、戴着眼镜的白衣年轻男人在里面说：“我能看看你们的单子吗？”他让探视者一对对地进入内部等候厅。这是一个宽敞、昏暗的房间，里面摆放了铺着亮丽塑料面的桌子和椅子，供不在特权名单上的病人的探视者使用。大部分座位都被占用了，只不过没几个人在说话。距离门最近的地方坐着一对年轻的黑人夫妇，手拉着手，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判断那个男人是个精神病患者。除非你注意到他的另一只手死命地抓着镀铬桌腿，抓得指节都变成土黄色了，就像在惊涛骇浪中死死地抓着船舷。远一点，一位老妇女正在给儿子梳头发。年轻人看上去在二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他一边咬着一根剥好皮的香蕉，一边顺从地随着母亲的抚摸摇晃脑袋。

管理员把那一大串钥匙挂在裤子后兜的夹子上，沿着走廊往里面走，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念出他拿到的单子上的病人名字。病房里传来各个广播频道交杂在一起的嘈杂声，但从走廊口看进去，只能瞥见一排打过蜡的油麻地毡，以及几张病床的铁支柱边缘。

不一会儿管理员就回来了。他穿着白大褂，有条不紊地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一小列乱糟糟的队伍。队伍的尾巴站着瘦瘦高高、外八字脚的约翰·吉文斯。他一手扣毛衣，一手拿着斜纹工人帽。

“嘿，”他跟父母打招呼，“看样子他们是打算让犯人出来放放风喽？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我们走吧。”他小心地把帽子戴在头顶的正中央，这么一来，更活脱脱像个领政府救济金的人了。

在车里三个人都没有说话。直到车子驶过一排排砖结构的病房、行政大楼、垒球场，绕过门口修剪得整齐美观、中间插着国旗和州旗的圆形草坪，远远离开了医院，走在通往高速公路的柏油路上时，吉文斯太太才试探性地喊了一声：“约翰？”

她在后座上端详着约翰的脖子，揣摩着他的情绪。每次约翰坐在前排，她都选择坐在后座，这样她会觉得舒服一些。

“嗯？”

“我们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还记得惠勒夫妇吧，你对他们还挺有好感的？他们又邀请我们过去坐坐，当然，这要看你愿不愿意。这是第一个好消息。不过真正的好消息是，他们决定不走了。他们不打算去欧洲了。你不觉得这样再好不过了吗？”说完她露出不安的微笑，看着约翰缓缓地转过头来，隔着车座后背面向她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呃，我并不知道详情——不过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我认为不一定非得‘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才会改变主意。有可能只是他们谈了一下，然后做出了新的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你是说你甚至没去打听？有人决定要做一件那么大的事情，然后忽然抛弃了这个计划，而你连问都不去问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

“这么说吧，约翰，我认为这不是我该打听的事。我们不该去过问别人的计划，除非他们主动提供信息。”她声调中的紧张感越来越掩盖不住，这很可能会激怒他，于是她努力用额头和嘴巴的皮肤挤出一个开朗的笑容。“我们能不能单纯为他们选择留下来而感到高兴，不去问‘为什么’呢？噢，你快看外面那个漂亮的老红筒仓啊，我以前从没注意过，你呢？这肯定是方圆几英里之内最高的筒仓了。”

“那的确是个很漂亮的老筒仓，妈妈。”约翰说，“而且，惠勒夫妇留下不走是个好消息，还有你是一个可爱的人。你说呢，爸爸？难道妈妈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吗？”

“好啦，约翰，”霍华德说，“冷静下来。”

吉文斯太太默不作声。她用手指把一盒小火柴搓揉撕扯成潮湿的小碎片。她闭上了眼睛，养精蓄锐准备应对这个她已经隐隐预见到的又一个不愉快的下午。

她的担忧在惠勒家的厨房门外雪上加霜。他们都在家里，因为两辆车子都在，但这栋房子很奇怪，看上去冷冰冰的，好像不欢迎任何客人到访。她轻轻地敲了敲门上的玻璃板，房子给她的唯一回应，就是让玻璃映照出天空、树和她向前探出的脸，以及身后的霍华德和约翰。她又敲了一次。这次她把一只手当作遮光板贴在玻璃板上，朝里张望。厨房没有人，桌子上放着一只装着冰茶之类的杯子。然后弗兰克从客厅冲了出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马上要大嚷大叫，或者号啕大哭，或者要做出什么暴行来发泄情绪。她一看就知道，他并没有听见敲门声，也不知道她在那里。他不是出来应门的，而是绝望地想要逃离客厅，或者逃离这栋房子。她来不及退回去了，弗兰克已经看见她，看见她弯着身子，窥探着客厅，直接跟他四目相对。他吃了一惊，停了下来，然后尽最大的能力摆出友善的笑容来应付吉文斯太太的笑。

“哦，你们来啦，”他一边说一边开门，“你们好。赶快进屋吧。”

他们温文有序地走进客厅。在那里，他们看见爱波，而爱波的脸色同样可怕。她苍白憔悴，不安地在腰间搓捏着手指。“见到你们很高兴，”她虚弱地说，“请坐吧。不好意思我们家今天有点乱。”

“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啊？”吉文斯太太问。

“太早？不，没有。我们刚才在——大家还是先喝点东西吧。冰茶怎样？或者别的什么？”

“不，什么都不用了，谢谢。我们只坐一会儿，我们是顺道过来打个招呼的。”

聚会的气氛很别扭，吉文斯一家三口并排坐在一起，弗兰克和爱波则背靠着书架站着。他俩心神不定的，每次要交谈时，就凑近彼此，说完，又马上分开。到了现在，吉文斯太太已经猜出来他们为什么这么不自然：他们肯定是吵架了。

“听着，”约翰说。其他人停止了交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了，你们已经改变主意。为什么？”

“呃，”弗兰克尴尬地笑了几声。“呃，应该说，我们被逼改变了想法。”

“到底怎么了？”

弗兰克侧身站到妻子身后。“这样，理由很清楚了吧。”吉文斯太太把目光投在爱波身上，第一次注意到，她穿的是——孕妇装！

“哦，爱波，”吉文斯太太兴奋得喊起来，“天哪，这真是太棒了！”她思量着在这种场合应该怎么做：她应该站起来，然后，亲亲她，还是怎样？不过爱波看来并不喜欢被人亲吻。“这太令人兴奋，”她接着说，“不知道该怎么让你们知道我有多开心，”然后，“我想你们马上就会需要一所更大的房子，对吧？”她一句接着一句地说，只是希望约翰可以待在一边缄口不语。但是约翰并没有遂她所愿。

“妈，你等等，”他说着站了起来。“等等，我不明白。”他紧紧盯着弗兰克的脸，就好像检察官在紧盯着嫌疑犯一样。“我不明白。这哪里清楚了？好吧，我现在知道她怀孕了，但是那又怎么样？难道在欧洲人们就不生孩子吗？”

“约翰，你先，先……”吉文斯太太说，“我想我们不应该……”

“妈，你能不掺和吗？我在问这个人一个问题。如果他不想回答，我认为他会自己告诉我的。”

“当然，”弗兰克低头看着鞋子微笑。“我想不论在什么地方，人们都应该知道如果无力养育孩子的话，那么最好就不要让他出生。既然已经怀上孩子，如果我们希望养活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这其实是钱的问题，你明白了吗？”

“好吧，”约翰点了点头，像是对这个回答感到满意，他的目光在弗兰克和爱波之间游移。“好吧，这是个好理由。”惠勒夫妇看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但古文斯太太却比刚才还紧张，因为常年的经验告诉她，接下来就要发生很可怕的事情。

“钱总是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约翰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一边在房间里踱步一边说。“但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你老婆劝你放弃了计划还是别的原因？”爱波正走向烟灰缸想要把烟灰掸去，发现约翰锐利的眼神投了过来，还向她露出一个炫目的笑脸。她抬起头来看了约翰一眼，很快又把头低了下去。

“啊，是不是啊？”他步步紧逼。“是不是小女人还没准备好不再过家家了？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看得出来。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她看上去很坚强，很有女性特质，能干得要命。好吧，这样看来原因就在你身上了。”他转过身来面对着弗兰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约翰，求你了，”吉文斯太太说，“你这样说话太……”然而现在什么都阻止不了约翰。

“发生了什么事？你临阵退缩了还是怎么了？最后你确定自己更喜欢这里？更喜欢你所谓的无望的空虚？或者——哇，我知道我说对了，快看他的脸啊！你怎么啦，弗兰克，被我说中了吧？”

“约翰，你这样实在太粗鲁了。霍华德，你快……”

“好了，孩子，”霍华德站了起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

“天哪！”约翰放声狂笑。“天哪！你知道吗？如果你告诉我，你是故意把她肚子搞大，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这样你就可以一辈子躲在她的孕妇装后面。”

“你给我听着！”弗兰克喊道。吉文斯太太惊诧地发现，弗兰克紧握着双拳，从头到脚都在颤抖，“我忍够你了。你他妈以为你是什么人啊？你来到我的家，肆无忌惮地说着你那些疯话，我想是时候该告诉你，赶紧闭上——”

“他是个病人，弗兰克。”吉文斯太太结结巴巴地说，然后又惊惶失措地咬着唇。

“噢，病个屁！我很抱歉，吉文斯太太，不过我他妈才不管他是病人还是正常人，是死还是活，我只希望他赶紧闭上狗嘴，把他那些疯话全他妈留在那个狗屁疯人院里吧。那里才是真正属于他的地方。”

在接下来难堪的沉默中，五个人团团站在客厅中间：吉文斯太太还在咬着嘴唇，霍华德专注地把一件薄雨衣折叠到胳膊上；爱波红着脸盯着地面；弗兰克依然颤抖、大声喘着气，眼睛里布满了挫败和羞辱。约翰冷静地微笑着，反而是五个人里面唯一看上去心平气和的人。

“你可是给自己找了个了不起的男人啊，爱波，”他向爱波眨眨眼，然后把工人帽安放在头上。“一个对家庭尽责，对国家尽忠的好男儿。我为你感到难过。不过，可能你们都是一样的货色。看你现在的样子，我也开始为他感到难过了。细想一下，你肯定没给他什么好日子过，如果他只能在制造小孩的时候，才敢确认自己有一对睾丸。”

“好了，约翰，”霍华德咕哝，“我们赶快出去上车吧，就现在。”

“爱波，”吉文斯太太低声说，“我真的很抱歉，我——”

“是的。”约翰跟他父亲一起走向门口。“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说这么多对不起可以了吗，老妈？我说的次数够多了吧？该死，我的确感到很抱歉，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可悲的混蛋了。当然，说到底，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值得我高兴的事情，对不对？”

吉文斯太太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唯一庆幸的是，约翰肯乖乖跟着霍华德走。她只需要尾随他们，走完这段路，走出这间房子，然后一切就会结束了。

不过约翰并没有打算偃旗息鼓。“嘿，倒是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高兴，”他走到门边，停下脚步，转过身，再次大笑起来。当他伸出一根长长、黄黄的食指，指着爱波微微隆起的腹部时，吉文斯太太以为自己马上会昏死过去。约翰笑着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事情高兴吗？我高兴自己不是那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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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吉文斯一家离开之后，弗兰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倒了三指高的波旁威士忌，然后仰起头来一饮而尽。

“好啦，”他转过头来对妻子说，“好啦，你什么都不用说。”威士忌的火团在他胃里翻滚，把他呛得连连咳嗽。“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你觉得我刚刚的表现非常恶心，对吧？哦，还有，”他紧紧地尾随她穿过厨房然后走进客厅，盯着她圆溜溜的后脑勺，他的目光夹杂着羞耻、愤怒以及凄凉的哀求。“还有就是：那个人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就是你打算跟我说的话，对吗？”

“显然我不需要自己再说一遍，你已经帮我说了出来。”

“但是爱波，如果你真的那么想，你就是大错特错了！”

她转过身来看着他。“我可不觉得。为什么这样想就错了？”

“因为那个人是疯子。”他把酒杯放在窗台上，这样就腾出两只手比划着来表达他说的话是多么真实，多么重要。他在胸前张开十指，然后紧握成拳头，他的手激动地颤抖了起来，“那个人是疯子，”他重复了一遍，“疯子。你难道不知道疯子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是的。那就是失去了跟旁人联系的能力，失去了爱的能力。”

她笑了出来。她笑得前仰后合，露出了两排完美的牙齿。她笑得眼睛眯合了起来，一波波的笑声回荡在房间里。“失……失去……失去了能力……”

她已经歇斯底里了。看着她狂笑不止，扶着一件件家具在房间里绕着圈，倚着墙壁然后又走了回来，弗兰克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在电影里，如果一个女人这样歇斯底里，男人就会给她几个耳光直到她停下来。但电影里的男人通常都很冷静，知道这几个耳光为什么要打下去，而弗兰克就没那么清醒了。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主张，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她，愚蠢地张嘴，闭嘴。

她终于重重地跌坐进一张椅子里，不过笑声依然没有停歇。弗兰克猜想，笑声会渐渐转变成哭泣的——这是电影里经常发生的情节。他等啊等，然而她没有。笑声渐息，她不同寻常地平静了下来，就像刚听完了一个特别过瘾的笑话，而不是从歇斯底里中恢复过来。

“噢，”她说，“弗兰克，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如果说几句话就能颠倒黑白，那么你就是做这件事情的最佳人选。你想说的是，我是个疯子，因为我居然不爱你了，对吗？”

“不，你错了。你并没有发疯，你依然爱着我，这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她站了起来，退开了几步，眼睛闪着光。“可是我不再爱你了，事实上我连看都不愿意看到你。如果你再靠近我一点，如果你走过来触碰我，或是做别的什么，我想我会大声喊叫的。”

然后他真的过去摸了她。“宝贝儿，听我——”一句话没说完，她果然高声尖叫。

她的尖叫显然是假的，因为她一边叫一边冷冷地看着他的双眼。但这叫声尖锐刺耳，而且响亮得足以震动整个房子。弗兰克强忍着，直到声音结束才说：“你真该死。你这个肮脏下贱的……你给我过来，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她轻巧地从他身边躲开，然后拖来一把椅子挡在她和他之间。他把椅子揪起来，扔到墙上，一条椅腿咔嚓断为两截。

“你现在想干什么？”她继续激怒他。“是打算过来打我吗？来表达你有多么爱我？”

“不，”这时候他突然感觉到自己强大起来。“不，我不会的，你不用担心。我才懒得那么做。你根本不值得我费力气去打你。你不值得我用任何手段去对付你。你不过就是一个空虚……”他这才意识到，他的声音那么肆无忌惮，那么畅快自由，是因为孩子们不在家。没有人在，也没有人要来；这个充满回声的房子只属于他们俩。“你就是他妈一个浅薄外壳，一个虚有其表的女人……”这么多个月以来，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公开地、毫无顾忌地争吵。而他正充分地利用这次机会，绕着她兜圈子，冲她喊叫、颤抖、喘息。“如果你那么恨我的话，你他妈住在我的房子里干什么？啊？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你他妈为什么要给我生孩子？啊？”他像约翰一样指着她的肚子说，“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孩子打掉？你有机会这么做的。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当他平缓地把下一个句子说出来的时候，他心里的重压也开始释放出来；他的语调出奇的缓慢而清晰，仿佛他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明明白白地把真相揭露出来：“我祈求上天你已经把孩子打掉了。”

这无疑是最好的一句结束语。他快步从她身前走开，经过天旋地转的廊道，走进卧室，狠狠一脚把门关上，重重坐倒在床上，然后把右拳打入左手掌心。天哪！

多么狠的一句话！不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他难道不曾希望她把孩子打掉吗？“是的，”他大声地自言自语。“是的，我曾经那么想，我曾经那么想。”他张嘴急促地喘着气，心脏像鼓一样跳动；过了一会儿他吞一口唾沫，闭上干枯的嘴唇，所以房间里只能听见空气进出鼻孔的声音。逐渐地，他的心跳放缓了，他的眼睛开始辨识周围的东西：沾染着落日余晖的窗玻璃和窗帘；爱波梳妆台上那些散发着香气的瓶瓶罐罐；挂在敞开的衣柜里的白色睡衣，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柜子底下的三寸高跟鞋、芭蕾舞鞋，还有脏兮兮的蓝色软拖鞋。

一切都静悄悄的。他开始后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则因为他还想喝点酒。然后他听见厨房门关上了，纱门也嘭的一声关上了，一种熟悉的恐惧感油然而生：“她又要离开我了。”

他连忙站起身，悄然无声地跑回厨房，希望能逮住她说些什么——什么都行——在她发动引擎绝尘而去之前。但她不在车里，也不在车子附近。她哪儿都不在。她消失了。他绕着房子跑了一圈，东张西望地寻找她的身影，松弛的脸颊随着脚步上下跳动。他再次漫无目的地绕着房子跑起来，这时他看见她的身子掩映在树林中。爱波步履蹒跚地往上爬，在树木和岩石之间越发显得细小柔弱。他全力冲过草地，纵身一跃跳过一堵低矮石墙，探身进入树丛中跌跌撞撞奔向她。弗兰克心想，这一次她是不是真的发疯了？她爬到这上面来到底是要干什么？当他终于追上她，抓住她的胳膊，并让她转过身来时，他会不会看到一抹空洞的、精神错乱的微笑？

“不要再靠近了。”她命令道。

“爱波，听我说，我……”

“不要再靠近了。难道我跑到树林里来都不能躲开你吗？”

他只好停了来，站在距离她十码远的下方气喘吁吁地看着她。现在至少他知道，爱波神志正常，脸孔澄静。然而这不是一个适合吵架的地方。这里暴露在邻居们的耳目之中。

“爱波，听着，我刚才说的话是假的。我很诚实地跟你说，我并不希望你把孩子打掉。”

“你还在说话吗？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让你说话啊？”她倚靠在一棵树干上，俯视着他的脸。

“请你下来吧。你到那上面去想干什么啊？”

“你想让我再大声喊叫吗，弗兰克？如果你再说一个字，我就会叫起来。我说真的。”

如果她在山边大喊大叫，革命路上的每一户人家都会听见，整个革命山庄的人都会听见，包括坎贝尔夫妇。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得一个人先回到家里：穿过树林来到草坪，进家门。

一回到厨房他就马上来到窗户边，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爱波的一举一动。他站着——或者说匍匐在窗前，后来腿累了，他才拖来一张椅子坐下。他确保自己的位置远远地隐藏在阴影底下，这样她才不会察觉。

她在山上好像什么事也没做，只是继续靠在树上。不久以后，夜幕临近，弗兰克已经辨别不清她的身影。这时，一点黄色火光忽然跳了出来，原来她点燃了一根香烟。弗兰克盯着红色的小烟头缓缓下降，等到这点亮光出了树林，周围已经一片漆黑。

弗兰克继续注视着那里，没注意到爱波苍白的形体忽地出现在靠近得多的地方，吓了他一跳。她正穿过草坪走向房子。他赶紧离开厨房，前脚刚踏出去，她后脚就跟进来了。弗兰克躲在客厅里，听见她拿起电话并且拨通了一个号码。

她的声音很平静，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你好，是米莉吗？你好，对对，他们刚刚才走。不过你听我说，我想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今天感觉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感冒了，而弗兰克今天也挺累的。能不能麻烦你今晚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让他们留在你那边过夜？……哦，那真是太谢谢你了，米莉……不，不用麻烦了，他们昨晚刚刚洗过澡……嗯，我知道他们会很乐意留下的。每次在你们家玩的时候都过得非常愉快。……那太好了，就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再给你打电话。”

然后她走进客厅，打开了灯，突如其来的强光让两人眯起眼睛，并频繁地眨眼。在各种复杂的情绪中，弗兰克现在感觉最强烈的就是无比的难堪。她看起来同样感到难堪。最后她穿过房间躺到了沙发上，把脸埋藏起来。

过去遇到这种情况，弗兰克会走出家门，发动引擎，驶到几英里远的酒吧，一家一家喝过去，在这些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弗兰克会把钱撒在湿乎乎的吧台上，闷闷不乐地听女招待和建筑工人们冗长而夹缠不清的交谈，到自动点唱机翻找出几首喧闹的歌曲，然后再开着车消磨整个晚上，直到自己能睡着为止。

但今晚他无法这样做。因为他们从来没遭遇过像今天那么糟糕的情况。他身体已经疲软得无法离开大门，更别说开车到处跑了。他的膝盖像灌了糨糊，脑袋嗡嗡直响，他有点感激周围还有这栋房子来庇护他。现在他唯一有能力做的事情，就是再次走进卧室，把自己关起来。不过这一次，尽管情绪沮丧透顶，他没有忘记在走进房间之前带上一整瓶威士忌。

这一晚他蜷缩在床上，做了很多情景非常真实的噩梦，醒来时裹着衣服的全身冒着冷汗。他记得有的时候，他可能醒着，或者梦见自己醒着，他听到爱波在屋子里走动的声音；还有一次，天快亮的时候，他发誓自己睁开眼睛看见她坐在床沿，紧挨着他。这难道又是一场梦？

“宝贝儿，是你吗？”他微弱的声音从肿胀干裂的嘴唇发出来，“噢，我的宝贝儿，请你不要离开。”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噢，请你留下来。”

“嘘，嘘，没事啦，”她说，一边捏着他的手指。“没事啦，弗兰克，快睡吧。”她的声音如此温厚，她的双手如此清凉，让他心底一片安宁。他再也不在乎这到底是不是梦境，这一刻的安详已足以让他沉入无梦的深深睡眠中。

然后黄色亮光刺痛了他——弗兰克独自一人在床上，真正地醒过来了。他还没判断出自己的状态实在不适合上班，就想起今天是个不得不上班的日子。因为今天将召开那个评估会议。于是他颤颤悠悠地起床，走进浴室，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淋浴剃胡子。

就在他穿衣服的时候，一个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希望让他心跳加速。或许那不是一个梦呢？或许她真的来过，并且坐在床上跟他那样说过话？当他走进厨房时，他的一厢情愿变成了事实。他看到的情景把他惊呆了。

餐桌上整洁地摆好了两套餐具，厨房里充满了阳光，还有咖啡及煎培根的香气。爱波穿着干爽利落的孕妇装，站在灶台前，听到弗兰克进来，她抬起头羞涩一笑。

“早安。”她说。

弗兰克恨不得跪倒在她身边，抱住她的腿，但他到底克制住了。有些东西告诉他——或许就是她笑容里奇异的羞涩——他最好别轻举妄动。他应该参与这个演出，奇怪却又隆重地装作昨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早安，”他说，避开了她的目光。

他坐了下来，铺开餐巾，心想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没有一个吵完架后的早晨能这么轻松的。不过，当他战战兢兢地喝着橙汁的时候，他也想起了，没有一次吵架像昨天那么激烈、那么严重。这是因为，他们昨天已经把所有可吵的东西都吵完了吗？所以现在无论是侮辱还是宽恕，他们已经没有更多话可说了？而生活，毕竟还要继续的。

“今天早晨的天气真好，不是吗？”他说。

“是的。你是想吃炒鸡蛋，还是煎鸡蛋？”

“哦，都可以——呃，如果不会太麻烦的话，就炒鸡蛋吧。”

“好的，那我也一起吃炒鸡蛋。”

不久之后他们就亲密地对坐在明亮的桌子两头，相互递送着黄油和面包，轻声说着礼貌用语。一开始他害羞得吃不进去，就像十七岁那年第一次带女孩出去吃晚餐，当时他觉得在女孩面前把食物叉起来放进嘴里，然后开始咀嚼是一件非常粗鲁的事情。还好跟当时一样，一件事情出来拯救了他：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原来这么饥饿。

在咀嚼的间隙他说：“这样感觉还挺好的，坐在这里吃早餐，没有孩子们在旁边吵闹。”

“嗯。”她没有吃那盘鸡蛋，而且他看到她伸手去拿咖啡杯的时候，手指在微微颤抖。如果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弗兰克还以为她真的非常镇静。“我想你今天可能会想好好吃点早餐，”她说，“今天是个挺重要的日子，对吧？你要去跟波洛克开会。”

“没错，”她竟然记得这件事！不过他还是用多年来每次跟她谈到诺克斯公司时故作轻蔑的撇嘴一笑，来掩盖内心的喜悦，“大概是件大事吧。”

“嗯，我猜想是件相当重要的事，至少对于他们来说。你认为自己会做些什么工作？我是说，在他们派你出差之前。你很少提起这方面的事情。”

她居然对他的工作表现出兴趣？她在开玩笑吗？“我没跟你提起过？”弗兰克说，“可能吧。连我自己也不了解情况。我猜想，就像波洛克说的，‘拟定工作目标’我们大概就是围坐在他身边，听他长篇大论，然后大家都装出很懂电脑的样子。我想这个计划之所以会启动，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诺克斯要大量买进一种很大型的电脑，比‘诺克斯500’还大。我告诉过你这些吗？”

“应该没有吧。”不可思议的是，她看起来真的愿意聆听。

“是这样的，你知道通用自动计算机那一类庞然大物吗？就是人们用来预报天气或者是估计选举走势之类的机器。这大家伙一件就要二百万美元。如果诺克斯生产这个东西，就要围绕它组织一个全新的推广计划。我想这就是波洛克在策划的事情吧。”

他奇怪地感到肺活量变大了，或者空气里的氧气更充沛。他抬得又高又紧绷的肩膀，现在渐渐靠在椅背上放松了下来。其他男人跟妻子谈论他们的工作，也会有这种奇特的感受吗？

“……基本上，它只不过是一台大极了、快极了的计算器，”他尽可能满足她对一台电脑如何运作的好奇心。“它不像其他机械一样有很多金属部件，而是采用了很多很多个真空管……”说到这里他干脆在餐巾纸上画了个图表，向她解释数字脉冲是如何在电路当中流动。

“哦，我明白了，”她说，“至少我觉得我明白了。嗯。这东西确实还有点……有点意思，你说呢？”

“呃，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嗯，从某种角度看，确实有点意思吧。不过我了解的东西很有限，我能够认识到的不过是最基本的概念。”

“你总是这么说。我敢打赌，你懂的事情要比你意识到的多得多。无论如何，你解释得非常好。”

“哦，是吗？”他垂下眼睛，把铅笔放回他挺括的华达呢外套，微笑的脸上觉得热辣辣的。“谢谢。”他把第二杯咖啡一口喝完，然后站起来说，“我想我得赶紧出发了。”

她也跟着站了起来，顺手抚平裙子上的褶印。

“听着爱波，这一切真是太好了。”他的喉头哽住了，觉得马上就要哭出来。但他设法控制住了自己。“我是说这是一顿很棒的早餐，”他眨了眨眼睛。“真的。我不记得以前吃过比这个还棒的早餐了。”

“谢谢你的夸赞，”她说，“我也很高兴，我也吃得很愉快。”

他能这样就走出去吗？什么话都不说？当他们一起走向门口，他看着她想道，是不是该说“对于昨天的事情，我觉得很抱歉”，还是“我真的很爱你”一类的话？还是什么都不说，以免再度挑起不愉快的情绪？他犹豫着把脸转过来面对着她，觉得嘴巴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那么你真的不——”他终于还是说了。“你真的不恨我吗？”

她的眼神看上去深沉而严肃，好像很高兴他问了她这个问题，仿佛这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她有资格回答的问题之一。她轻轻地摇了摇头：“不，我当然不恨你，”她为他打开了门，说，“祝你能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会的，希望你也是。”接下来该干什么就不怎么费思量了——像电影里的男主角一样，他慢慢弯身去亲吻她的唇，并尽量不触碰她的身体。

她的脸越来越近时，弗兰克看到了一瞬间的惊讶和犹豫。不过她的脸很快就柔和下来，半闭着眼，她很清晰地传达一个信息，不管多么短暂，这是一个两情相悦的、柔情的吻。直到这一吻之后，弗兰克才握着她的手臂——无论发生什么事，她终究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

“那好吧，”他的声音沙哑地说。“我先走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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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爱波·约翰逊·惠勒看着丈夫即将要离去的脸庞，感受着他的手轻轻地捏着她的手臂，听着他临别时说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微笑着跟他道别：“嗯，再见。”

她跟着他一直走到厨房外面的台阶上，双手环抱抵御着早晨的寒凉，看着他发动引擎，轰轰鸣鸣地把汽车开进阳光里。他泛着红潮的侧脸探出来看着车尾。这是一张严肃的男人的脸，因为懂得熟练地把车倒下斜坡，而流露出一点自得的神色。她走到车库前阳光普照的空地，看着这辆旧福特在视野里越变越小；当汽车倒到车道的尽头，正准备拐上马路时，一缕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遮住了他的脸。她挥挥手，想到他可能会看过来。等到汽车在马路上摆直，他的脸又重新出现时，他果然侧过脸来看着她。他正弓着身子，冲她笑呢。在华达呢大衣、白色衬衣和黑色领带的衬托下，他显得又整洁又快乐。他朝妻子轻轻地挥着手回应，然后离开了。

直到回到厨房她脸上的微笑还没有消散。她笑着整理餐桌，笑着把早餐用的盘子泡在水池里冒着热气的肥皂水里，在瞥见那张画着电脑示意图的餐巾纸时，她依然笑着。她依然笑着，就像笑容被胶水粘在脸上，一直到脸孔扭曲成一个僵直的表情，一直到阵阵的痉挛袭击她疼痛的喉咙；还没来得及擦拭，眼泪就夺眶而出滑下她的脸颊。

她扭开收音机让音乐抚慰自己。等到洗好了碗碟，她又平静了下来。她的牙龈因为昨晚抽太多烟而感到酸疼，双手总是忍不住抖动，而且她比平时更注意到自己的心跳。除此以外，她觉得一切还好。当电台宣布时间已经是上午八点四十五分时，她不觉一惊，感觉就像中午甚至下午已经要来临了一样。她用冷水洗洗脸，深深吸了几口气以降低心跳的速度，然后点燃一根香烟平静地走到电话机旁。

“喂，是米莉吧？……你好，昨天晚上孩子们还好吧？……我的声音怎么了？……哦，没有没有，我还是觉得挺不舒服。所以我才给你打电话。……你不介意再照顾他们一天吧？不过今天应该不在你那边过夜了，如果可以的话，弗兰克晚上会过去一趟把他们接回来。我们先不把事情说得那么肯定吧，以防万一。……嗯，那就真是太好了，米莉，我真得好好感谢你。……不不不，我没什么要紧的，就是——你知道的，还不就是那些事情。……那好吧，多谢你了。帮我亲亲孩子们，告诉他们爸爸或妈妈很快会把他们接回来的，要么就是今天晚上，要么是明天白天。……哦——不不，要是他们在外面玩就算了，不用把他们叫进来。”快要燃尽的香烟跌落到烟灰缸里，她松开烟头，用双手紧握着话筒。“你就帮我——就帮我亲亲他们吧，各亲一下，告诉他们我很爱他们，还有告诉他们——你知道的。……好吧，就这样，米莉，谢谢你。”

她还没来得及把听筒放回到架子上，就已经克制不住哭了起来。为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再次点燃一支香烟。不过这一次香烟的味道让她恶心，她走进卫生间待了很久，把没吃多少的早餐吐干净后还在不停地干呕。过后，她又洗了一遍脸，刷了牙，然后在心里告诉自己：是时候做该做的事了。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吗，爱波？”克莱尔姨妈总是喜欢这样问，一边举起那根肥厚的、患有风湿病的食指。“别草率地做任何事，除非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一旦做了决定，那就要做到最好。”

第一件该做的事就是收拾房子，尤其是那张凌乱的桌子。昨晚她就是坐在那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试图理清思绪，把桌子搞得一片混乱。桌上的烟灰缸堆满了烟灰，打开了盖子的墨水瓶周围散落着烟灰，咖啡杯里还有一圈深褐色的印迹。现在她只需坐在桌子前面，扭开台灯，就能马上回味那些苦涩而孤寂的凌晨时刻。

废纸篓里堆满了被揉成一团的信纸，那都是她写不下去的信。她从里面捡出一个纸团，展开平铺在桌面上。第一眼她几乎读不懂里面的文字，只是很惊讶那些字体那么拥挤，那么黑，那么愤怒，就像一群被拍死的蚊子。然后中间的一段文字进入她的意识里：

你所谓的“爱”，其实是自欺欺人的幻觉。你懦弱地蜷缩在这个幻觉之中。其实你跟我一样清楚，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除了相互的蔑视和不信任，以及最丑恶的，从对方的弱点当中寻找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你说我没有能力去爱的时候我会大笑不止。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不能忍受你碰我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我再也不相信你想的东西，更甭论你说的东西……

她不想继续往下看，因为她知道这些文字因为恨意而变得软弱，就像废纸篓里其他被遗弃的信件一样不值一读。她认为，这些信纸应该被付之一炬。

尽管她现在希望把信件毁去，但是昨天晚上她花了很大的工夫来写信，一直写到了凌晨五点。她都不敢相信那只是四个小时之前的事情。五点左右她强迫自己从书桌前站了起来，拖着因为疲累而浑身酸疼的身体走进浴室，泡了一个长长的热水澡。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静止的水里，就像一个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直到所有的念头都从脑海里驱赶出来，直到心绪完全平静，她才走进卧室里，穿上衣服。这时候她看见了他，平躺在床上。

在清晨微蓝的光线中，弗兰克穿着皱巴巴的周日运动装蜷缩着身体躺在那儿，爱波看到后吃了一惊，就像看到一个陌生人躺在了自己的床上。当她在威士忌浓烈的气味中靠近弗兰克红彤彤的睡脸时，她开始明白是什么让她吃惊。比她发现自己不爱他更惊人的是，她发现自己根本不恨他，而且也不可能去恨他。怎么可能有人会恨他呢？他……他毕竟是弗兰克啊。

这时候他发出了低低的呻吟声，嘴唇一面嚅动，一面摸索着她的手。“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请不要离开我。”

“嘘，嘘，没事啦，没事啦。弗兰克，快睡吧。”

就在这一瞬间，她彻底想清楚了。

这个早上她说不恨他的时候，她没有撒谎。她准备了丰盛的早餐，并对他的工作表现出热烈的兴趣，也不是在欺骗他。他们在门口吻别更不是伪装。这个吻一点错都没有，这是一个友好的、平等的亲吻，这个吻就像来自一个在派对上结识的男孩，他会护送她回家，并在一路上哄她笑，以及不停地谈论着自己。

爱波犯的唯一错误，唯一不诚实的地方，是让这段关系发展下去。她没有把弗兰克纯粹看成那样的男孩。哦，跟这样的男孩混一两个月是挺有趣的事情，但这个游戏她居然玩了这么些年！这不过是因为，在很久以前那些多愁善感的孤独日子里，她认为去相信这个男孩说的话，并用一些舒心的、他喜欢听的谎言来回报他，她会活得更轻松一些。直到最后他们互相述说着彼此最愿意听到的话，直到他说“我爱你”，她说：“弗兰克，我说真的，你是我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

这么一路沉溺下去是多么危险的事！一旦开始了，你就很难停下来。很快你就会开始说“对不起，当然你是对的”，还有“你的想法肯定是最好的”，再不就是“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最有价值的东西”。接下来你就会知道，诚实和真理已经永远离你而去，它们在远处闪烁着微光，就像那些优秀金贵的人的世界那么毫无希望地遥不可及。然后你发现，你对待生活的方式正如桂冠剧社对待《化石森林》，或者像史蒂夫·科维克对待他的鼓一样，热忱，草率，装模作样，而且全都是错误；你发现自己说“是”的时候明明想说的是“不”；当你说“我们应该一起面对这件事情”时，心里想的是完全相反的意思。然后你忍受着汽油的味道还骗自己是鲜花，任由一个臃肿的红脸男人把自己压在身下，让这个你一点都不喜欢的谢普·坎贝尔在你身上像猪那样呼嗬喘息，最后两人在彻底的黑暗中面对面，你才赫然明白：你不知道自己是谁。

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怨谁呢？

爱波把书桌收拾干净，并且为弗兰克铺上干净的被单之后，就提着废纸篓走去后院。这是一个典型的秋日，气候虽温暖宜人，但一阵阵刺骨的微风拂动着草地上的落叶，让她回想起童年每一个勇敢的开端，回想起开学前几天大人为她准备的苹果、铅笔和新羊毛衫。

她提着废纸篓穿过草坪，走到焚化炉，然后把所有的信纸都倒在里面并且用火柴点燃。她坐在被阳光晒得很温暖的石墙边上，等着它们燃烧殆尽，看着无形的烟慢慢从炉里爬出来，越爬越快，掀起的小小热浪使得前方的景物模糊变形。鸟儿啾啾鸣叫，树叶沙沙响动，中间还微微夹杂着远处孩子们的嬉闹声；她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仍然无法分辨哪些声音是詹妮弗和迈克尔的，哪些是坎贝尔家的孩子的——甚至无法肯定这些声音是不是来自坎贝尔家。

从一定的距离听来，孩子的声音都是一样的。

“听我说啊，听我说！你知道她还带了什么东西给我吗，玛姬？听我说嘛！我正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呢！”

“什么呀？”

玛姬·罗森博格、她的弟弟乔治、玛丽·简·克劳福德和埃德娜·斯雷特都在那里。他们在隔离带的矮树丛边蹦蹦跳跳。上面的草基本上都秃了，有一些小山洞和平滑的岩石，孩子们把收集起来的冰激凌纸杯盖子都藏在里面。

“我说你知不知道她还带了什么给我？我是说我妈妈。她还带了一件漂亮的蓝色开司米羊毛衫，让我穿着去上学，还有跟它颜色相配的袜子，还有一个漂亮的香水喷雾瓶。你挤一挤这个瓶子，喷头就可以喷出真正的香水。后来我们跟明顿先生一起开车去了怀特普莱恩斯，他是我妈妈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吃了冰激凌，我一直玩到十一点十分才去睡觉。”

“她为什么只待了两天？”玛姬·罗森博格问，“你原来说她打算留一个星期的。乔治，你快给我停手！”

“我没那么说。我说的是她可能会留一个星期。下次她再来的时候可能会吧，也有可能是我过去找她，然后跟她住一个星期，如果我可以去——”

“乔治！下次你再掏鼻孔，然后吃鼻屎……我就告诉妈妈，我说到做到！”

“——你知道吗，如果我可以去看妈妈的话，我整整一个星期就不用去上学，哈哈。怎么样，玛姬，想不想去我家看看我的毛衣和别的东西？”

“我不能去，我得赶回家去听‘唐·文斯洛’。”

“你可以在我家收听‘唐·文斯洛’啊。快点走吧。”

“我真的不能去，我得赶快回家。快点，乔治，我们走。”

“嘿，埃德娜，嘿，玛丽·简，知道我妈妈买了什么东西给我吗？她给我买了一件漂亮的——嘿，埃德娜，听我说，听我说啊……”这时她听到楼上窗户被打开的声音，她知道自己转过头来就会看到克莱尔姨妈的暗影从铜皮纱窗后面窥探出来。

“爱—波？”

“她给我买了一件好漂亮的蓝色毛衣，是开司米羊毛衫呢，还有一双漂亮的……”

“爱—波？”

“什么事？我就在这里。”

“你在那里怎么不答话。我现在要你马上进来，梳洗干净换好衣服。你爸爸刚打电话说，他今天开车过来了，十五分钟之后就到。”

她撒开腿就往家里跑过去，快得几乎脚不沾地。这样的事情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两天跟妈妈在一起，然后现在，然后紧接着第二天爸爸又要来了……

她三步并作两步爬上楼梯，飞快地冲进自己的房间，然后急急忙忙开始脱衣服，匆忙间把衬衣上的一颗纽扣扯掉了。“他什么时候打的电话啊？说了什么呢？他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啊？”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他说他正要前往波士顿。你干吗这么急，都快把衣服扯成碎片了。我们还有的是时间呢。”

她穿上了最好看的裙子站在房子前面的门廊上，不住地朝街头张望，等待着父亲那辆形状长长的，轮子高高的美丽轿车。很快车子出现在她的视线当中，在两个街区之外，她费了好大劲才克制住自己没有顺着草地冲下去。她耐心地等着汽车停在房子前面，这样她就可以看到他走下汽车。

哦，他是那么高挑，那么匀称，那么笔挺！看阳光怎么把他的头发和他的笑脸照耀得金光闪闪——“爸爸！”——她奔了过去，扑进他怀里。

“我的宝贝女儿今天好吗？”他身上有亚麻布、威士忌和烟草的味道。他脖子后面的短发硬得扎手，他的下颌像一块温暖的浮石。不过最美妙的是他深沉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就像是从一个深邃的土制容器里发出来的一样：“你知道你差不多又长高了三英寸吗？我不确定现在我还能不能应付你这个大姑娘了。反正我是知道自己已经抱不动你了。我们赶快进去跟克莱尔姨妈打个招呼吧。你最近怎么样啊？你那些男朋友们都好吗？”

在客厅里，跟克莱尔姨妈聊天的父亲是那么完美。他的裤脚恰到好处地垂到脚踝上，露出秀气的脚踝和服贴的黑色绉纹羊毛袜。那双穿着深棕色皮鞋的脚优雅地踏在地毯上，一只稍稍靠前，另外一只则微微偏后。她认为自己应该仔细地、久久地看着这双脚，把这个形态储存到记忆里，让自己永远记得一个男人的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她的目光忍不住向上看，看他高贵的膝盖，他坐在椅子上的姿态，他合身马甲上精致的表链，他手腕上整整齐齐的白衬衣袖口和他的手。他一只手拿着高脚杯，另一只手轻巧缓慢地打着手势。她看着他聪慧的脸孔，看着……他身上有太多可看的地方，她的眼睛一时之间忙不过来。

他正讲到一个笑话的结尾：“……于是艾莲诺尔拼命站起来说：‘年轻人，你已经喝醉啦！’那人看了她一眼，然后说：‘嗯，罗斯福夫人，您说得没错，我确实是醉了。不过区别在于：明天早上我就会好起来。’”

克莱尔姨妈笑得全身的肉上下晃动，而爱波也装作听到了一个好笑得不得了的笑话，尽管她错过了开头，而且她也不肯定自己是不是理解里面的意思。不过，一见爸爸起身准备离开，她的笑声就终止了。

“您是说您连晚餐——连晚餐也不留下吃吗，爸爸？”

“亲爱的，我真的很想留下来，但是有人在波士顿等着爸爸。如果我不马上赶过去，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生气。来，过来跟爸爸亲一个吧。”

“但你跟我在一起还不到一小时呢，”她讨厌自己这样，但她仍然无法自制地像个幼儿那样耍赖。“而且您——您连份礼物都没有带来呢，什么都没有。而且您——”

“爱波，”克莱尔姨妈说，“你为什么这样呢，本来你爸爸来看你大家都很开心，你这不是在破坏气氛吗？”

不过至少父亲不再站着，不再准备转身离开。他灵活地在她身旁蹲了下来然后伸臂搂着她。“亲爱的，没给你带礼物确实是我的不对，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不过，听着要不这样，你跟我一起到车上去，找找里面有什么你喜欢的东西。要不要试试？”

天色渐暗，他们离开克莱尔姨妈，一起沿着路走到车边。车子里面静悄悄的，不过有一种一触即发的力量和速度。父亲把仪表盘上的灯打开，她一下子觉得这车厢就是他们的家，一所由牛皮搭建的精简房子。生活需要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舒服的座椅、旅行的工具、一个能让父亲点燃香烟的打火机，一块小小搁板让她摊开餐巾，置放他们路上要吃的牛奶和三明治。而且前后的座椅都宽敞得足够让人躺下来睡觉。

“贮物箱呢？”父亲说，“没有，那里面只有一些旧地图和杂物。要不我们试试行李箱吧。”说完他转过身体伸手到后座上，解开了一只很大的格拉德斯通牌行李箱的扣子。“现在我们一起看看。袜子。衬衫。这些都没什么用。哎呀，这还真成了个问题。你知道吗，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准备好可爱的镯子啊金属片什么的，是不该出门的，说不准他什么时候会碰上迷人的姑娘呢。哦，等等，看这里，这里有点东西。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礼物，但至少是一样东西。”他从箱子里翻出一个棕色长瓶子，上面有一幅马的图画，商标上写着“白马”两字。爱波依稀看见瓶颈上用丝带系着一件小东西。父亲一边用手把东西遮起来，一边用小刀把丝带切断，然后他捏着丝带，把东西小心地放在她手掌上——一匹漂亮的袖珍白马。

“宝贝儿，我就把它送给你吧。”他说，“你可以永远永远拥有它。”

焚化炉里的火终于熄灭了。她找来一根小木棍捅了捅烧黑的纸堆，确保每一张都烧掉了；除了灰烬什么都没留下。

当她提着废纸篓走过草坪时，孩子们的声音如影随形；她只得加快脚步走进屋里，关上门，才能把声音隔绝在房子外面。她关掉了收音机，整个房子立即变得异常寂静。

她将废纸篓放回原处，再次坐到桌子跟前，铺开一张崭新的白纸。这封信不费吹灰之力就写好了。她只需要直奔主题说出唯一重要的事情，用寥寥的数个字——寥寥的数个字，简单明了得不会引起误读或歪解。

亲爱的弗兰克：

不管发生了什么，请你不要责怪自己。

她险些习惯性地附上一句“我爱你”，最后她及时制止住自己，只是朴实地签下了“爱波”。她把这封信装进了信封，上面写上了“弗兰克”，然后把它放在书桌的正中央。

来到厨房，她把家里最大的一个锅从架子上拿了下来，放了水，然后移到煤气炉上煮。从地窖的储存箱里，她找出了其他所有必要的器具：消毒容器时要用到的钳子，以及从药店里买回的蓝色盒子，里面的橡皮吸液器有两个组成部分——橡皮球和一根塑料喷嘴。她把这些东西统统扔进了锅里，这时候里面的水开始冒热气。

与此同时，她有条不紊地做着其他准备工作，在卫生间里放一叠新毛巾；把医院电话号码记下来，放在电话机旁；而锅子也老老实实地沸腾着。蒸汽把锅盖向上顶起来，里面的橡皮球在水里翻滚，不停碰撞着锅子的内壁。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十分钟之后她会熄灭炉火，然后锅里的水需要一段时间才凉下来。在这个间隙，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在一旁等待。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吗，爱波？别草率地做任何事，除非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一旦做了决定……”

她再也不需要更多的建议和指导。她现在平和、冷静，她清楚地意识到一件很久以来她就知道的事实，一个无论是她父母还是克莱尔姨妈或弗兰克都没有教过她的真理：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件真正忠于自己内心的事情，那么往往只能一个人独自去做。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八章

那天下午两点，米莉·坎贝尔完成了手头的家务活，就坐在电视机前的垫子上歇息。一个人照看六个孩子实在太繁重了，就算只是这么一两天。她鼻子里还充斥着灰土和地板蜡的味道，耳朵里听着孩子从屋外传来的阵阵嬉闹声，这都让她的脑子昏昏沉沉——事情发生之后米莉常常说，至少在听到警笛声前一分钟，她就有了“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祥预感”。

这是紧急事件的警报声：发生了火灾、凶杀案，还是刑事案件？汽车上的警笛声响亮而动人心魄，米莉可以想象司机刚发动引擎，就不得不在一个弯上放慢速度，拐了过去后又全速向前行进。她及时走到窗前，目光越过树丛和草坪，正好看见一辆救护车从革命路驶上十二号公路，车身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警笛一声比一声高，直到救护车在十二号公路上消失后，难以忍受的尖啸声还久久徘徊在空气里。一切恢复了平静，只剩下米莉担忧地咬着下唇。

“我明明知道很多人住在这条路附近，”她事后回忆说，“事情可以发生在这其中任何一个人身上，可是直觉偏偏告诉我，这个人就是爱波。我想马上给她打电话，可是走到电话机旁又停了下来，心想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岂不是显得很愚蠢，而且那个时间她很有可能在睡觉。”

于是她不安地守在电话旁，直到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吉文斯太太，她的声音从话筒传过来，刺痛了米莉的耳朵。

“你知不知道惠勒家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从他们家经过，看见一辆救护车从他们家的车道开出来。我担心极了，一直给他们家打电话，但没人接听……”

“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差点吓死，”米莉过后解释说，“电话挂断了之后我难过地坐在那里，然后我做了每次发生可怕的事情都会做的事。我打电话给谢普。”

站在联合精密仪器公司的其中一扇窗户前，谢普·坎贝尔一面向外眺望，一边慢慢地揉着脖子后面，陷入了幻想的泥沼里。自木屋酒吧那销魂的一夜后，这一个星期以来他魂不守舍，既不能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中，对米莉更是心不在焉，甚至都顾不上自己了。第一天他像任何患了相思病的男孩一样，找了一个电话亭给她打电话：“爱波，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然后她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解释清楚，他们不可能再那样会面，这一点他应该心里明白，不该抱着幻想问这些愚蠢的话。爱波的决绝刺伤了他，当天夜里直到第二天早晨他都耿耿于怀。“上帝，她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粗野的小丑了。”所以他花了几个小时在心里默默地排练着一篇冷静、成熟和通情达理的说辞，准备下次再给她打电话。可是他一走进电话亭就乱了分寸。他把练习了很多次的词句说得乱七八糟，声音颤抖得像个语无伦次的傻子，然后他又开始说“我爱你”这样的话。最后爱波只好善良却果决地说：“听我说，谢普，我真的不想挂断你的电话，不过你再这样的话，我只能先挂断了，对不起。”

之后他只见过她一次，就在昨天，当她把孩子带过来托付给米莉时。他战战兢兢地躲在卧室里，遮蔽在昏暗的窗帘底下，他掀开一条缝隙窥视着她走出汽车——一个满脸倦容的孕妇。他无法镇静地看她，因为他的心扑腾直跳。

“坎贝尔先生，您的电话。”外面工作的女秘书叫道。他走到桌前拿起话筒时，心里想，这会是爱波吗？虽然这种设想非常不合情理。不是爱波。

“宝贝儿，是你啊——什么？听我说，你冷静一下。是谁被送进了医院啊？什么时候的事？我的上帝啊！”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这一整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感觉能自我控制，并且重新拥有了处事的能量。他的屁股轻轻滑落进毛毡椅子里，双脚交叉像蹲着一样，一只手握着话筒贴着脸颊，另一只手举着自动铅笔，就像一个精神高度集中、冷静的伞兵正蓄势待发。

“你先冷静下来，好吗？”他告诉她，“你给医院打过电话了吗？亲爱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接下来才可以通知弗兰克。……好，我知道你很沮丧。那我来打听情况，然后再打电话给弗兰克。现在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放轻松，听见了吗？”他在草稿上画了好几条平行线。“好的，”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孩子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孩子。嗯，好的……好。就这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接着电话直拨到医院，穿过错综复杂的电话转接，剔除那些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声音，他以明快果断的语调咨询到他所需要的信息。

“正在进行什么急救？……我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意外。……哦，您说她刚刚流产了。哦，明白了，您能告诉我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吗？……哦，明白了。那么您知道手术需要多长时间？……医生的名字是？”他的铅笔飞速记下了医生的姓名。“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你们有没有通知她丈夫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然后他继续躬身在桌前，拨通了纽约诺克斯公司的电话。

“我要找弗兰克·惠勒先生。……他在哪里？……哦，那麻烦您把他从会议室里叫出来，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通知他。”直到现在停下来等候弗兰克接电话的几分钟，焦虑感才在他的五脏六腑蔓延。

然后弗兰克终于接了电话。“我的上帝啊！”弗兰克听完这个消息后说。他的声音又震惊又虚弱。

“弗兰克，先别急，听我说。你一定要放松！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她应该没什么事。嗯，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现在听我说，坐下一班火车来斯坦福，我会在那里等你，然后我们五分钟之后就可以赶到医院。……是的，我现在就离开办公室。好的，弗兰克。”

在停车场里，谢普一边飞快奔向他的汽车一边套上外衣。新鲜空气在他的耳边呼啸，他感觉精神又重新亢奋起来。他犹如战场的军士，虽然无法掌控大局，但仍能快捷有效地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车站等候弗兰克的时候，谢普又给米莉打了电话（她已经冷静下来了），然后再联系医院（没有新的进展）。下午的阳光洒满月台，谢普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把口袋里的硬币拨弄着叮当作响。他低声念叨道：“快点吧，快点。”这种不同寻常的安详时刻也像战争——风风火火地赶过去，然后是静默的等待。火车突然出现了，剧烈震动着月台，弗兰克六神无主地踏进站台，差点摔倒在地。看到谢普后他飞扑过去，眼神狂乱，领带都飘了起来。

“弗兰克，快，跟我来，”几乎在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他们就并肩跑到停车场。“我的车子就在那边。”

“她还……她有没有……他们现在仍然……”

“没有新的进展。”

从火车站到医院不远，但是车很多，他们只好随着车流慢慢前进。在这一路上他们没有交谈，谢普不太肯定自己开口说话能起到什么作用。弗兰克的眼神，他蜷缩在旁边的座位上浑身颤抖的样子，让谢普感到恐惧。谢普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没有机会采取主动了；当汽车攀上这最后一个山坡走进丑陋的褐色大楼，他也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完全绝望的区域。

两人快步穿过亲属探视通道，停在一个咨询台边磕磕巴巴地问明路向，然后前后脚冲到急救室，像田径赛里势均力敌的两个对手。庆幸的是，谢普的思绪已经不能集中起来。当年在战场上，这种状态，或早或迟，总会出现在他身上，身体内部会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在保护着他：“不要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这些并没有真的发生，不要相信。”

“哪位太太？惠勒太太？”一位脸上有雀斑，身材丰满的护士问。她站在走廊的尽头，消毒口罩上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说急救中的那位？现在我不太清楚情况。我恐怕我不——”她不安地朝那扇亮着红灯的门看了一眼。弗兰克想冲进去，护士连忙挡在前面，似乎准备必要时用武力制止他，谢普及时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不可以进去吗？他是她的丈夫。”

“不行，现在肯定不能进去。”她睁大了眼睛来强调自己的职责。不过最后她犹疑了一下，同意走进急救室亲自咨询医生。一分钟之后，一个身材瘦小、表情羞惭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外科手术袍出来了。

“哪位是惠勒先生？”医生问。然后他拉起弗兰克的胳膊，把他领到一边密谈。

谢普通情达理地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容许内心的声音向自己保证：爱波不可能会死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样死去，在这样慵懒的下午，在这样昏昏欲睡的走廊。如果她正要死去，那个管理员怎么还能安详地拖着地，怎么还会哼着歌，并且容忍几步开外的那间病房把收音机开得那么大声？如果爱波·惠勒即将死去，医院的墙壁上怎么会贴上喜气洋洋的油印布告通知员工参加舞会（“充满乐趣！美味点心！”），怎么会有这些摆放得那么舒适的柳条椅子，以及整齐地罗列在桌子上的杂志？医院以为我们能干什么？当有人正在死去，我们能坐下跷起二郎腿看《生命》杂志吗？当然不会。这是一个婴儿被接生出来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流产能很快被治愈的地方；这是一个短暂地让你等待，让你忧虑的地方，很快磨难就会结束，你就能痛痛快快地走出去喝点东西然后回家。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他坐在一个柳条椅子上，随手拿起一本放在桌子上的《美国摄影》，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去翻找女人的裸体照。不过他很快又站了起来，向走廊的一个方向走几步，又折回头走几步。尿意把膀胱积压得一阵疼痛，他现在很想上厕所，不过他不知道找到厕所再回来会花去多长时间。

这时候医生已经回到急救室，留下弗兰克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他用手掌根揉着太阳穴，说，“天啊，谢普。他说的话我有一半听不懂。他说救护车抵达时胎儿已经出来了。他说他们要做手术把那个什么东西弄出来，对，是胎盘。他们做了，但是现在她大出血。医生说救护车抵达之前她就已经大量失血，现在他们正在帮她止血。他还跟我解释了我没听懂的东西，关于毛细血管什么的，而且他说她现在不省人事。上帝啊！”

“我们能不能先坐下来，弗兰克？”

“他也这么跟我说了。可是我他妈的坐下来又有什么用？”

于是两人只好继续站着，听着管理员低声哼唱，听着拖把击向墙面的节奏，听着护士走过甬道时橡胶鞋跟敲打地面的闷响和衣服的沙沙声。“抽根烟吧，伙计？好小子，这里，我有火柴。”谢普递过一根香烟，不过他说话的语调有点过分客气和友善。弗兰克一直失魂落魄，只有接过香烟时才回过神来。谢普听到自己声音中的愉悦而备受鼓舞。“要不这样吧，弗兰克，我去弄两杯咖啡？”

“不用了。”

“你不想喝吗，那好吧。我很快就回来。”他心急火燎地穿过走廊，拐进一个角落再穿过另一个走廊，才找到了男厕。膀胱的压力逐渐释放出的一刻，他颤抖着，还几乎呻吟出来。然后他回到走廊里，打听到医院的食堂在几百码外建筑物的另一头，名叫“热心小店”。他快步绕过玩具、蛋糕和杂志，点了两杯咖啡，然后，小心翼翼地端着两只烫手纸杯，他开始走回急救室去。不过他迷路了。所有的走廊看上去一模一样。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时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找回原路，他永远记得，这就是他在做的事情，提着两杯咖啡，摇摇摆摆地走过一条条走廊，脸上挂着愚蠢的垂询的笑容——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在爱波·惠勒死的时候。

当他终于转进急救室所在的走廊，他知道自己最惧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亮着红灯的房间在长长的走廊尽头，那一片走廊空荡荡的，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距离房间还有五十码的时候，他看见门打开了，一群护士走了出来，急匆匆地朝各个方向散开。她们身后慢慢走出一名，不，是三名或四名医生，其中两个搀扶着弗兰克，就像酒吧里尽责的服务生在伺候酒醉的客人。

谢普惊慌失措地扫视一圈，想找个地方放咖啡杯，最后他蹲了下来，把纸杯放在地上倚靠着墙，然后飞奔过去。接着他就深陷在医生的包围中，他无法把他们一个个区分开，对谢普来说，他们就是一群白褂子，有着相同的粉红色脸蛋，却七嘴八舌说着不同的话：

“……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

“……出血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很难……”

“……来，我们试着坐下来……”

“……很多毛细血管……”

“……事实上她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别激动，我们还是先坐下，然后……”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会发生，我们也很无奈……”

医生试着让弗兰克坐在柳条椅子上，椅子被他们拍得吱吱作响。不过，无论他们怎样劝说，他依然倔强地坚持站着，面无表情，一声不响，呼吸急促。他的头随着每一次急促的呼吸轻微地动一动，眼睛却直直地看着空茫处。

在谢普的记忆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模糊不清。这期间肯定过去了很多个小时，因为他们回到家时天色已晚。他们肯定走了很多里路，因为他记得自己一直在开车。不过他已经想不起走过哪些地方了。有一次他们停在某个小镇让引擎休息一下，谢普走到一家酒类零售店给弗兰克买了一品脱威士忌。“来点吧，伙计，”然后看着他像婴儿一样吮吸着里面的液体。在另一个小镇——或者在同一个地方？——谢普走进路边电话亭给米莉打电话。她惊叫道：“哦，天啊，不！”他告诉她看在上帝分上不要惊动孩子。在米莉冷静下来之前，他不敢挂断电话，还得分心去留意弗兰克是不是还木然坐在车里。“现在你听我说，孩子们睡着之前我不能把他带回家，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们哄上床睡觉。而且看在上帝分上，你要表现得自然一点。然后我会把他带回家过夜。妈的，我们今天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回到自己家里……”

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着。谢普只记得，这段旅途就是一个红绿灯接一个红绿灯，数不清的树木、电线杆、房子、购物中心和绵延不断的山丘在苍白的天空下伸展到无穷无尽；以及弗兰克或是默默不语，或是低声呻吟，或是喃喃地重复着这番话：

“……她今天早上是那么的温柔体贴，对我那么好。这他妈难道不是最可恨的事情吗？她今天早上是那么的温柔体贴……”

有一次，谢普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是在这段旅途刚开始的时候或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听到弗兰克说：“她是故意这么做的，谢普，她是自杀的。”

谢普只好故技重施，把这些刺激性的话扔到头脑的暗处，以后再去细想。“弗兰克，放松一点，不要再说那些屁话。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这是一场事故，仅此而已。”

“不是，这并不是事故。这样的事情不会偶然发生的。她本来上个月就打算做这件事情，当时还是安全的。当时她这么做的话就会没事，但我却说服她放弃这个打算。是我说服她的。然后昨天我们吵了一架。结果现在她——上帝啊。上帝啊。她今天早上是那么温柔体贴。”

谢普盯着路面，庆幸有那么多事占据着自己内心最敏感、最易受冲击的部分。因为他怎么知道，弗兰克的话包含了多少真相？而他又怎么知道，爱波的死跟他有多少关系？

那一天更晚的时候，米莉独自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咬着手帕，觉得自己就是个胆小鬼。有些方面她还是表现得相当好的：她成功地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比平时早一小时就把孩子乖乖地哄上了床，谢普好久之后才回来；她在厨房里做了三明治，让他们饥饿的时候有东西填肚子（“生活还要继续”，每次身边有人去世，她妈妈总是一边这样说，一边做着三明治）；她还抽空打给吉文斯太太，听她在电话里不断地重复着“噢，噢，噢”；她做好了心理准备来面对可怜的弗兰克。她准备陪他坐一整晚，念念《圣经》什么的；她准备在他需要时搂着他，甚至让他靠在胸前痛哭；她准备不惜做任何事情来缓解他的痛苦。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弗兰克可怕的空洞的眼神。当谢普扶着他走上厨房台阶时，米莉叫了一声“噢弗兰克”就开始失声痛哭，她用手帕掩着嘴跑进客厅，自此以后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客厅里，倾听两人在厨房隐约发出的声响：拖动椅子的声音，玻璃瓶碰撞发出的叮当声，以及谢普的说话声：“来，伙计。现在就把它喝完。”她希望自己有勇气走回他们身边。有一次，谢普带着一身威士忌酒气踮着脚走进客厅，想听听她的意见。

“亲爱的，我很抱歉，”她在他胸前低语。“我知道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可是我真的做不到。我无法去面对他那副样子。”

“没关系的，宝贝儿，没事。你想开一点，我会照顾他的。他只是太震惊了。天啊，遇到这种事，”他好像有点醉了，“天啊，多么恐怖的事情。你知道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她是故意这么做的。你能相信吗？”

“她故意做什么？”

“堕胎。她想把孩子拿掉。”

“噢！”她低呼，肩膀也颤动了起来，“天哪，这真是太可怕了。你觉得她会这么做吗？为什么呢？”

“我他妈怎么知道呢？我应该知道这一切吗？我只是转述他说的话，看在上帝分上，你别问了！”他用双手擦擦头皮，“该死。对不起，宝贝儿。”

“没事的。你还是先回厨房吧。过一会儿我再出来陪他，那时候你可以稍微休息。我们轮流陪他。”

“好的。”

不过两个小时过去了，米莉还是没有勇气去履行承诺。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坐在那里，为即将要踏进厨房而感到恐惧。厨房很久没有动静了。他们在做着什么呢？难道就这么默默相对？

最后，在勇气和好奇心的双重驱使下，她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进过道，轻轻来到灯火通明的厨房的门口。她深吸一口气，眯起眼睛准备应对厨房晃眼的灯光，才犹犹疑疑地走了进去。

谢普头枕着手臂趴在厨房的桌子上，距离那盘动都没动过的三明治不到两寸；他已经睡熟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弗兰克早已不在那里。

悲剧并不适合发生在革命山庄。这里的建筑规划好像经过蓄意安排，即使到了晚上，也不会留下重重的暗影或荒凉的剪影。这里只有欢乐，只有明亮，只有一栋栋乳白色的房子像孩子的模型玩具，掩映在层层叠叠的绿色和金色叶子中，透过敞开的窗户流泻出同样温暖的光。这里还安插着亮晃晃的照明灯，骄傲地照射着一些草坪，一些整洁的大门，以及一些雪糕色的汽车。

一个男人伤心欲绝地在这样的街道上奔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除了皮鞋摩擦沥青路面和自己的呼吸声，四周宁静得他甚至能听见掩映在叶子中的房间传来的电视节目——先是模模糊糊听见喜剧演员一声惊呼，跟着一阵阵笑声和掌声，最后乐队欢然演奏起来。就算他最终决定离开大路，穿过某家后院来到陡峭的树林，并走下这个斜坡，沿着一条疯子的捷径抵达革命路，也无法躲开那些灯光的追踪。房子的灯光快乐地照射在他身上，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树枝怎样拂过他的脸庞，凹凸不平的小沟怎样把他绊倒，他又怎样站了起来，发现手里抓住了一个小孩玩泥沙的小锡桶。

当他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到山脚的沥青路上，他的思绪已经乱成一团，于是他纵容自己沉湎到一个残酷的幻觉中：今天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等他拐过了这个弯，就会看见自己的房子亮着灯；他会跑进房子里然后发现她正在熨衣服，或者蜷曲在沙发上看杂志。她会说：“弗兰克，你怎么了？你的裤子上怎么到处都是泥啊？你说什么？我当然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看到了自己的房子——真正地看见——月光下乳白色的小屋，黑色的窗，这是整条街唯一没有亮光的房子。

爱波非常小心地不让血迹弄脏房子。弗兰克只看见从卫生间到电话机之间有几滴血痕。卫生间里的血也大都擦洗掉了。两条吸满了血的毛巾沉甸甸地躺在浴缸的排水管边。“我觉得这样处理最方便，”他仿佛听见她说，“你只要用报纸把毛巾包起来，丢进垃圾桶里，然后好好把浴缸冲洗一遍就行了。对不对？”在柜子底下他发现了漂在一锅冷水里的橡胶吸液器。她很有可能故意把工具藏起来，不让医护人员看见。“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最好隐藏起来；我不想回答一大堆愚蠢的问题。”

当他开始收拾残局时，脑子里不断响起她的声音。他把报纸大力地塞进垃圾桶时，她说：“这就行了。”他跪在地板上擦拭血迹时，她说：“试试用一块湿海绵吧，加上一点清洁剂，亲爱的。东西就放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这些应该对付得了污迹。对对，就在那里面，你看到了吧？这就行了。血没有滴在地毯上吧？噢，很好。”

她怎么可能已经死去了呢？如果她的声音，她的意志，依然活生生地回荡在屋子里？直到他清理完毕，已经没事可做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打开一盏盏灯，又一盏盏灯地熄灭掉时，她仍然无处不在，真实得就像衣柜里裙子的香气。他就这样依偎着她的裙子，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客厅。这时他发现了她留下的字条。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看就赶紧把灯关掉，因为他看见坎贝尔的车已经驶上了家门口的车道。他跑回卧室，把自己关在衣柜里，躲藏在衣服中间。在里面他听见车停了下来，然后厨房的门被打开，一些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弗兰克？”谢普嘶哑地喊着，“弗兰克？你在屋子里吗？”

他听见谢普走遍每一个房间，一边磕磕绊绊地摸索墙上的电灯开关，一边低声咒骂；最后他听见他离开了，听见汽车开动并逐渐走远。他终于可以从柜子里走出来，拿着纸条，坐在黑暗的落地窗前。

不过这一番打扰之后，爱波不再跟他说话了。他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试图找回，喃喃地说着话，渴望得到回应，一遍遍地回到衣柜里，然后打开梳妆台下的抽屉，然后去到厨房，因为他以为她的灵魂可能还在碗柜里碟子里咖啡杯里。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她已经走了。

理查德耶茨作品系列

第九章

米莉·坎贝尔谈到这件事的时候——她在之后的几个月已经把故事重复了很多很多遍——都会说：这件事情发展下去，至少结局是好的，是我们所能期待最好的结局了。然后她照例会耸耸肩加上一句，“考虑到这是我们这辈子经历过的最悲惨的事情。对吗，亲爱的？”

而谢普会表示认同。每次米莉声情并茂地向朋友讲述这个故事时，他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他会默默坐在一边，眼神阴郁地看着地毯，偶尔摇摇头或咬咬牙，直到米莉让他在一些小地方帮她作证时他才顺从地配合一下。他很乐意让米莉承担讲述这个故事的大部分任务——准确地说，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那年的秋天和冬天，他是挺乐意的。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开始希望米莉能找到别的话题。

在五月的一个周五傍晚，当米莉又跟新朋友从头到尾讲述这件惨事时，谢普感到忍无可忍。他们的新朋友，布雷斯夫妇，是惠勒夫妇在革命路上那栋房子的新主人。这是谢普感到厌恶的部分原因。他认为，把故事告诉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人，然后容许他们回到那栋房子继续议论这件事，对弗兰克和爱波是一种背叛和亵渎。另外，他也不喜欢布雷斯夫妇这对无趣的听众，他们一直礼貌地点头或摇头，像玩桥牌那样专注凝重——他们竟然在为完全不认识的人感到愧疚。而谢普最不高兴的是，米莉的叙述太过绘声绘色，她毫无疑问在享受着讲故事的愉悦。她正说到事情发生后第二天有多么难过时，谢普的目光越过高脚杯注视着妻子，心里说：天啊，她享受这个过程，她从这个惨事中找到了乐趣。

“……第二天早上，我和谢普已经不知所措了。弗兰克人在哪里呢，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不断给医院打电话，看看他们有没有弗兰克的消息。然后，我们还要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这别提有多难受了。他们肯定看出什么苗头。你知道孩子的，无论你装得多像，他们总能感觉出来。我伺候他们吃早餐时詹妮弗看着我说：‘米莉，我妈妈今天打算过来接我们吗？’她是微笑着说这句话的，你知道吗？就像她明白这个问题很愚蠢，但她已经答应了弟弟，所以只好问出来。我差点昏死过去。我说：‘亲爱的，我也不知道你妈妈有什么打算。’这个回答真是糟糕透顶。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给医院打了电话，他们说弗兰克刚刚离开，之前他在医院已经签署了所有的文件，就是那些人死之后必须要做的繁琐手续。没多久他就开车上来我们家。他一进门我就说：‘弗兰克，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只要你有需要，我们一定会办到的。’”

“他说不用了，他自己就能处理好。他说他给皮茨菲尔德的哥哥打了电话，那是一个比他要年长很多的哥哥。其实他有两个年龄比他大很多的哥哥，不过他从来没提起过，就像他一直都是单身一人，从来没什么家庭——他说他的哥哥和嫂子第二天就会过来，帮忙照看孩子，还有筹办爱波的葬礼。我只好对他说：‘那好吧，不过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吧，你不能一个人把孩子带回家。’他答应了，他说他会留下，不过在那之前他想开车带他们出去走一圈，告诉他们爱波逝世的消息。接着他就这么做了。他走到院子里，孩子看见他就跑了过来，然后他说‘你们好’，就把他们带进车里开走了。我想这是我一辈子见过最悲伤的情景。而且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他把孩子们送回来之后詹妮弗跟我说的话。当时两个孩子已经过了平时上床的时间，看起来都很困了。我正给詹妮弗铺床时，她说：‘米莉，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妈妈上天堂了，还有我们下饭店吃了晚餐。’”

“上帝啊！”南希·布雷斯感叹着，“但事情最后怎样？”她戴着眼镜，是个脸型狭长的年轻女人，结婚之前在纽约一家顶级品牌的专卖店做采购工作。她喜欢完完整整、修饰整齐的故事，而且要有意义，米莉的故事显然有太多琐碎的地方尚未交待结局。“他的亲戚在这里住下了吗？接下来呢？”

“没有，”米莉解释。“葬礼一结束他们就带着孩子回到皮茨菲尔德，弗兰克也跟着去待了几天，帮助孩子们适应新环境。后来他一个人搬到城里，每个周末去探望孩子，一直到现在。我想他们打算长期这样下去吧。他的哥哥和嫂子都是很和善的人，而且非常会照顾孩子。我想这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他们年纪大很多，更懂得人情世故，也做了那么多年的父母。

“之后我们就没见过弗兰克，一直到三月，或者是差不多那会儿，他才回来卖掉房子。也就是你们见到他的时候了。他在我们这里停留了几天，我们说了很多话。就在那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们他找到了爱波留下的字条。他还说如果没看到这字条，他当晚可能就自杀了。”

华伦·布雷斯轻轻咳嗽了一声，然后把痰咽了下去。他是一个说话慢吞吞、抓着个烟斗的男人，有着稀薄的头发和不相配的稚嫩嘴唇。他受雇于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并形容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他善于分析的头脑。“你知道吗，这样的事情，”他顿了一顿，察视着从烟斗升腾起来的烟雾。“会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思考。”

“或许你说得对。但我想知道的是，他看起来怎样呢？”南希·布雷斯追问，“我的意思是，他看起来已经……已经缓过来了吗？”

米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她一边拽了拽裙子，一边以迅速而别扭的姿态把一双脚蜷到沙发的坐垫上。“怎么说呢，他消瘦得很厉害。除此之外，他看上去还好。他接受了心理治疗，还说这对他的帮助很大。他也没说得很详细。他提起了他的工作——他好像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的意思是，他还是诺克斯公司的职员，不过在一个新的分支里。好像是这样的，我也没太听明白。亲爱的，他的新公司叫什么名字？”

“巴特·波洛克公司。”

“哦，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华伦·布雷斯说。“他们的公司在第五十九街和麦迪逊大道的交界处。事实上这是一家很有意思的新公司。简单来说他们做的就是电子行业里的公关工作。他们的第一个客户是诺克斯，我相信现在他们已经开发出其他客户了。接下来几年他们应该有很好的发展。”

“嗯，”米莉接过了话头，“总之他好像非常忙碌。而且看起来——我想‘开朗’并不是个合适的字眼，不过我要说的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我觉得他——这么说吧，有勇气。非常有勇气。”

“我给你们倒点饮料，”谢普模糊交代了一句，就逃到了厨房里。他在水池里大力地敲打出冰块来盖住米莉的声音。为什么她要把这个事情说成一场该死的肥皂剧？如果她不能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不论告诉那些真正想听的人，那么她何必一再地提起这件事？有勇气！——真是蠢话中的蠢话。没意义……

谢普决定把他的客人抛诸脑后，或者说他粗莽地做了一个论断：客人们如果想要喝该死的饮料可以自己去厨房倒一杯。他拿了一杯烈酒走进黑暗的后院，让门在身后“砰”地轻声关闭上。

有勇气！这是什么废话啊？一个人怎么会有勇气，如果他并不活着？这就是弗兰克的状况，这就是他在三月某个下午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一个走着，说着，笑着的，却没有生命的男人。

第一眼看到他从车子里走出来，谢普感觉他跟从前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身上的外套有点大，第一颗扣子和中间一颗也都扣上了，这样看上去就不那么松垮。可是听到他一开口说话——“你好，米莉；见到你很高兴，谢普”——以及握着他干瘪无力的手，他就知道弗兰克的生命能量已经枯竭了。

看他那副顺从乖巧的样！他柔顺地坐着，整理膝盖上裤子的褶皱，或者掸掸大腿上的烟灰；端着杯子的时候他甚至用小指托着杯底，以免杯子翻倒。他的笑声也变得绵绵软软、矫揉造作。你很难去想象他还有能力去真正地笑，真正地哭，真正地流汗或吃饭或醉酒或亢奋——甚至真正地站起来，用自己的一双脚。上帝宽恕，他现在看来就像一个你可以随时走到跟前把他撞倒，而他只会躺在那里还跟你道歉说不该挡着你路的软蛋。所以他终于说出发现遗书这一幕时——“坦白说，如果没有看见这张字条，我想我已经自杀了。”——你只会拼命控制自己不说出这样的话：哦，废话！这个撒谎的混蛋，弗兰克。你才没有这个胆量呢。

更糟糕的是，他变得非常无趣。他肯定至少花了一个小时来谈论他那份无聊至极的工作，然后又花了更长的时间来说另一个他喜欢的话题：“我的心理医生这样说”，“我的心理医生那样建议”——他已经变成那种整天把心理医生挂在嘴边的人。“我想我们找到了根源，这是我一直不敢面对的，关于我跟父亲之间的关系……”上帝，这就是现在的弗兰克，如果你想知道事情最后发展成怎样了，这就是真相。

他灌了一大口威士忌，暼见杯底晃荡着星星和月亮模糊的倒影。然后他打算走回屋里，不过还没进门他就改变了主意，不得不转身走去草坪的另一头，开始绕着小圈子。因为他在哭泣。

或许是春天的气息触动了他，那些花，那些泥土。去年这个时候他们还是桂冠剧团的成员，现在演出过去已经快整整一年了……想起桂冠剧团就等同于想起了爱波，想起她翩翩走过舞台，想起她的笑容，她的声音（“你不希望得到我的爱吗？”），而想起这些谢普·坎贝尔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圈圈绕着草坪来纵容自己哭泣，像个大婴儿似的把拳头放到嘴巴里，让眼泪顺着指节喷洒下来。

他发现纵情大哭能让自己那么轻松愉快，于是并没有试着马上止住眼泪。直到他发现他的抽泣已经有些造作，他痛苦的抖动已经有些多余，他才为自己感到羞耻。他弯身把酒杯小心地放到草地上，掏出手帕来擤鼻涕。

他知道，哭泣就是为了在哭泣还没有变成陈腔滥调前发泄出来；悲伤就是为了在悲伤还是真诚的时候释放出去。在这些时候，痛苦还是痛苦本身，没有夹杂任何东西，还有意义存在。因为每件事情都容易变味：夸大悲伤的能量，或者虚饰自己的哭泣，或者带着忧郁、多愁善感的笑容到处讲惠勒夫妇的故事，还说弗兰克很有勇气，然后你他妈的还剩下什么呢？

谢普回到屋里把酒杯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米莉还在说话，还在虚饰着每一个字句。她的故事已经到了结尾，她热切地把双肘撑在微微张开、满布皱纹的膝盖上，说：

“不，但我确实认为这件事让我们更加亲近。我是说我和谢普。你说是吗，亲爱的？”

布雷斯夫妇都转头注视着他，无声地重复着米莉的问题。是？不是？

唯一的答案当然是：“是的，就是这样，这件事情确实让我们更亲近。”

最可笑的是，谢普突然发现这个答案就是他的心里话。在灯光下端详这个矮小、邋遢、愚蠢的女人，他知道自己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妈的她还活着，不是吗？如果现在他走到她身边轻抚她的后颈，她就会闭上眼睛微笑，不是吗？没错，她会的。等到布雷斯夫妇回家——老天有眼他们很快就会收拾走人——等到布雷斯夫妇走了之后，她就会手忙脚乱地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清洗碗碟，一边以不停顿的语速说：“噢，我很喜欢他们，你呢？”然后她会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她会穿着沾了橘子汁、咳嗽糖浆、床铺和陈腐的除臭剂味道的破烂睡袍走下楼，然后生活继续。

对于吉文斯太太而言，在爱波死后，她的生活也经过了几个阶段：震惊——痛苦——慢慢地振作和恢复。

由于怀着巨大的愧疚感，一开始吉文斯太太并不愿意跟任何人谈论这件事，包括丈夫霍华德。她知道霍华德及其他人只会强调这是场事故，没有人需要负责。而她根本不需要安抚。那一天她看见救护车从弗兰克家开出来的时候，她本来是去向爱波道歉的。为此她已经把要说的话演练了很多遍：“爱波，关于昨天的事。你们都很慷慨很乐于助人，不过我们不会再让昨天的事情重演。现在我和霍华德都同意，约翰的问题不是我们可以应对的……”当那个下午米莉告诉她这个噩耗时，她就陷入了自责中。这种愧疚那么深那么纯粹，甚至带来了一点快感。之后她病了一个星期。

她本来是一片好意，想要帮助约翰康复，但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爱，却间接引发了另一个母亲的死。

“我知道你会说，这中间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她向约翰的主治医生解释。“但坦率地说，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我想说的是，我们不会再考虑带他出去见人了。不再考虑。”

“嗯，”医生说，“我明白。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你们，取决于你和吉——哦，吉文斯先生。”

“我知道他有病，”她继续说，说到这里她必须控制住想哭的冲动。“我知道他有病而且很值得同情，但他的破坏力叫人害怕。医生，不可思议的破坏力。”

“嗯，是的……”

从那天开始，他们每周的探访就局限在约翰病房的等候室内。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在意。他会时不时问起惠勒夫妇，而当然他们什么也没告诉他。到了圣诞节，他们的探视已经减少到每两三周一次，然后逐渐变成一个月才去一次。

小事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在一月某个下着雨夹雪的一天，她在购物中心逛街的时候，被宠物店橱窗里一只混血的棕毛小猎犬吸引住了。虽然觉得挺傻的——她这辈子从未做过这么傻、这么冲动的事儿——她还是走进店里当即把它买了回家。

这小东西还真讨人喜爱！养一头狗确实很麻烦，给她带来了很多繁琐的工作，要训练它大小便，制止它啃咬家具，还要清理它身上的寄生虫；但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翻身！”她穿着拖鞋袜，交叉着腿坐在地毯上，发号施令。“翻过来，孩子！”然后她会搓揉它长着小细毛的两肋和肚皮，它则顺从地四脚朝天舞动着爪子，裂开黑色的嘴唇好像在嬉笑。

“噢，你真是条好乖的小狗！哦，你是我鼻子湿湿的小可爱——对吗？对吗？对，你就是！你就是！”是这条小狗，而不是任何人任何事帮她熬过了这个冬天。

等到春天来临，她的工作又忙碌起来。她感觉到生活再次焕发生机。不过她还要面对这个惨剧遗留下的一个问题：卖掉惠勒家的房子。她害怕最终成交时，她会在律师事务所里看到弗兰克。签署文件前一天，她紧张得无法入睡。但没想到，跟这位悲剧男主角打交道并不像她惧怕的那样难堪。他表现得彬彬有礼，而且丝毫没有自怜自艾的样子——“见到你很高兴，吉文斯太太。”——他们只谈公事，而且签完文件他就马上离开了。之后吉文斯太太觉得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可以尘封在记忆深处。

接下来两个月的忙碌让她既疲劳又亢奋：越来越多可爱的旧房子被投入市场发售，越来越多像样的新房子被建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多体面的人从城里搬来郊区——一些想要真正舒适的居住环境，并且应该拥有好房子的人，他们不会斤斤计较讨价还价。最后这成为她房地产职业生涯里最好的春天。看着房子找到了合适的主人，她像工匠完成了工作那样自豪。尽管白天过得很辛劳、很漫长，这反而让晚上回到家时在尽管缩短的时间内，更加舒适放松。

在跟霍华德聊天和逗弄小狗以外，吉文斯太太还给自己找来一些装饰房子的简单活儿。

“这样子就会舒服多了。”这是五月里一个晴朗的晚上，她趴在摊开的报纸上给一把旧椅子刷清漆。霍华德已经看了半天的《世界电讯》，感到厌倦，正交叉着手看着窗外；小狗心满意足地躺在不远处的毯子上，蜷缩着身子睡觉。“忙完一天之后可以这样放松一下自己，真是太好了，”她说，“要再来一杯咖啡吗？还是要多吃一点蛋糕？”

“不用了，谢谢。晚点我可能喝一杯牛奶。”

她小心地在溅上了油漆的报纸上转动着椅子，然后坐在了地板上以便把漆刷伸到椅子下面。她挥动着漆刷时说：“霍华德，我简直无法跟你形容我有多么热爱革命路上的那套白房子。你还记得冬天的时候，那里看上去多么死气沉沉吗？周围都是冰冷和灰暗——说得严重点，就是阴风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现在我开车经过，看到整片地方又变得生机勃勃，明亮干净，窗户里重新有了灯光，别提让我多兴奋了。还有那对开朗的年轻人——布雷斯夫妇。她很甜美，说话也很有趣；他比较沉稳，话比较少，看来在城里一定有份了不起的工作。他跟我说：‘吉文斯太太，我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您。这所房子正是我们一直想要的。’你不觉得这话听着很舒服吗？而且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很爱这栋小房子，现在我才找到了最适合它的主人。我的意思是说，性格和善又亲切的人。”

她丈夫挪了一挪他那双有矫正功能的鞋子，“嗯，你是说除了惠勒夫妇之外吧？”

“我说的是真正亲切和善的人，也就是说，跟我们同类的人。哦，我必须承认我曾经很喜欢惠勒夫妇，但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点——太难以捉摸了。他们有点神经兮兮的，这我不太喜欢。我很少向你提起，其实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是那么容易应付的人，跟他们打交道挺累的。那间小屋之所以难卖，是因为他们让屋子大大地贬值了。窗棂扭曲变形，地窖潮湿，墙上还有很多蜡笔印，几乎所有的房门把手和全部装修都留下很多污迹。他们真是粗心大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还有那条修到一半的石子路，就这样突兀地横在前院的草坪上，没修完的那头都变成了泥坑。你能想象有人会把自己的房子毁成这样吗？布雷斯先生得花一笔不小的数目来铲除干净重新修整。他们的问题还不止这些。我的意思是还有一些更严重的东西。”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把刷子上多余的油漆捺在油漆罐的边缘。她皱着眉，寻思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她想说的东西。

“反正我觉得他们是一对有点古怪的年轻夫妇。没有责任感。他们会用警惕的眼光看着你，他们跟你说话的方式，怎么说呢，感觉心智不太健全。还有一件事：你知道我在地窖里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好大一盒子蝎子草，全都枯死在那里。那可是我去年春天花了一天时间才收集起来的。我很小心地选了长势最好的嫩芽，轻轻地包裹到适合的土壤里——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有人花了那么多心思给你送来一盆好植物，一盆能蔓延生长的、有生命的东西，难道你不认为至少你应该……”

不过从这里开始，霍华德·吉文斯什么也听不见了。愉悦的、雷鸣般的寂静席卷了他。他关掉了他的助听器。

目录

版权信息

译本序

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重访巴比伦

一

二

三

四

五

疯狂的礼拜天

一

二

三

四

五

版权信息

- 书名：了不起的盖茨比

- 作者：【美】F·S·菲茨杰拉德

- ISBN：9787532751990

- 译者：巫宁坤等

- 责任编辑：黄昱宁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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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序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

菲茨杰拉德于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小商人家庭。他家境不佳，全靠亲戚的资助才上了东部一所富家子弟的预科学校，“因自惭形秽而痛苦万状……因为……他是个在富家子弟学校里的穷孩子”。一九一三年秋，他又在亲戚的资助下进入贵族学府普林斯顿大学，起初醉心社会活动，梦想崭露头角，后来决心从事创作，并写下了他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的初稿。他当时对他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文学评论家的艾德蒙·威尔逊说：“我要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你呢？”

一九一七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菲茨杰拉德应征入伍，当了一名步兵少尉，被派驻到南方的亚拉巴马州给一位将军当副官。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位法官的女儿姗尔达，并且和她订了婚。大战结束以后，他回到纽约谋生，收入微薄，前途渺茫，未婚妻立即解除婚约。菲茨杰拉德失望之余，返回家园，闭门修改被出版商退稿的《人间天堂》。一九二〇年三月，小说出版，哄动一时，作者也如愿以偿地和那位“金姑娘”结了婚。但是，他却永远没有忘记：这个一年之后口袋里金钱丁当响才娶到“金姑娘”的男人，将永远重视他对有闲阶级的不信任和敌意。他痛苦的经历和“农民的郁积的愤懑”加深了他对美国社会的认识，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感性的素材。

继《人间天堂》之后，又出版了《美丽的不幸者》（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和《夜色温柔》（1934）。短篇小说集包括《爵士时代的故事》（1922）、《所有悲伤的年轻人的故事》（1926）等等。

菲茨杰拉德一举成名之后，就像他小说中的某些人物那样，沉湎于酒食征逐的生活，挥金如土，成为纽约和巴黎社交界的名人。这种热狂的生活不仅影响了他的健康和创作，而且也使他经常入不敷出，为了挣钱挥霍又不得不去写一些他自己也为之感到羞耻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发表后不久，他的妻子得了精神病，他本人长年饮酒过度，以致引起精神崩溃。“在灵魂的真正的暗夜里，”他在《精神崩溃》中写道，“日复一日，永远是深夜三点钟。”长篇小说《夜色温柔》于一九三四年发表之后，受到评论界的冷遇，菲茨杰拉德从此一蹶不振。三年以后，他不得不移居好莱坞，去为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谋生。一九四〇年，他已病体支离，但精神振作，立志要写一部杰作，即小说《最后一个大亨》，但只写出了六章就在圣诞节前四天因冠心病猝发而结束了悲剧的一生。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菲茨杰拉德最引人瞩目的特色是他那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受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法国作家福楼拜、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影响，但他最为之倾心的作家却是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济慈。他把自己和济慈划归同一种类型：“成熟得早的才华往往是属于诗人类型的，我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二十年间群星灿烂，各放异彩。一九二五年四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出版，著名诗人兼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从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海明威在回忆菲茨杰拉德时写道，“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如果我们记住在那个期间德莱塞已经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同一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如果我们知道艾略特和海明威是多么苛刻的批评家，那么我们就不难领会这些评价的分量和全部意义了。

《人间天堂》问世以后的十几年中，菲茨杰拉德红极一时。他的长篇小说受到好评，他的短篇小说在最时髦的杂志上发表。三十年代后期，他的声名一落千丈，他去世之前他的书已无人问津了。直到他死了十多年以后，他的作品在美国和西欧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评论家也对他作出了新的高度评价。马尔科姆·考利把《了不起的盖茨比》列为美国最优秀的十二部小说之一。他的评传的作者、美国学者阿·密兹纳说，“虽然有着许多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从某些方面看，他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

巫宁坤

那就戴顶金帽子，如果能打动她的心肠；

如果你能跳得高，就为她也跳一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戴金帽、跳得高的情郎，

我一定得把你要！”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1]

[1]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小说《人间天堂》中的一个人物。

第一章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且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使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里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1]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2]毕业，刚好比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俨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3]，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间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季节，而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了。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奇汽车和一个芬兰女用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路上拦住了我。

“到西卵镇去怎么走啊？”他无可奈何地问我。

我告诉了他。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就像电影里东西长得那么快，我就又产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又重新开始了。

有那么多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要汲取。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本本红皮烫金立在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迈达斯[4]、摩根[5]和米赛纳斯[6]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有雄心要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重新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个俏皮的警句——光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究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天然奇观以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路，有一对其大无比的鸡蛋般的半岛，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碰过的那头都是压碎了的——但是它们外貌的相似一定是使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泉。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饶有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之外，在每一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标签，不足以表示二者之间那种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7]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实在难看，幸而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引以自慰——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出八十美元。

小湾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农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刚结束之后，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

她的丈夫，除了擅长其他各种运动之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二十一岁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非常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样任意花钱已经遭人非议，但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搬到东部来，搬家的那个排场可真要使人惊讶不置。比方说，他从森林湖[8]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子中竟然还有人阔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不安定地东飘西荡，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为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照中金光闪闪，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上。

从纽黑文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神的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套像女人穿的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力——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一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

“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说，“仅仅因为我力气比你大，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

“我这地方很不错，”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把我转过身来，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眼前的景色，在一挥手之中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

“这地方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客气气但是不容分说，“我们到里面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都是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轻巧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耀眼，那片草仿佛要长到室内来似的。一阵轻风吹过屋里，把窗帘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一头吹出去，好像一面面白旗，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然后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阴影有如风吹海面。

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准是站了好一会，倾听窗帘刮动的劈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嘎吱嘎吱的响声。忽然砰然一声，汤姆·布坎农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都慢慢地降落地面。

两个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也不动，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她在上面平衡着一件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如果她从眼角中看到了我，她可毫无表示——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张口向她道歉，因为我进来惊动了她。

另外那个少妇，黛西，想要站起身来，——她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诚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她噗嗤一笑，又滑稽又可爱地轻轻一笑，我也跟着笑了，接着就走上前去进了屋子。

“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她说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接着就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她更高兴见到的了。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她低声告诉我那个在搞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这是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于这种表情的魅力）。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微微一动，她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赶忙把头又仰回去——她在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显然歪了一下，让她吃了一惊。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这种几乎是完全我行我素的神情总是使我感到目瞪口呆，满心赞佩。

我掉过头去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题。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有两只明媚的眼睛，有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有赏心乐事。

我告诉了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一天，有十来个朋友都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念我吗？”她大喜若狂似地喊道。

“全城都凄凄惨惨。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花圈，沿着城北的湖边[9]整夜哀声不绝于耳。”

“太美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看看宝宝。”

“我很想看。”

“她睡着了。她三岁。你从没见过她吗？”

“从来没有。”

“那么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农本来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你在干什么买卖，尼克？”

“我在做债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

“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地说。

这使我感到不痛快。

“你会听到的，”我简慢地答道，“你在东部待久了就会听到的。”

“噢，我一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放心吧。”他先望望黛西又望望我，仿佛他在提防还有别的什么名堂。“我要是个天大的傻瓜才会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

这时贝克小姐说：“绝对如此！”来得那么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我进了屋子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她自己同样吃惊，因为她打了个呵欠，随即做了一连串迅速而灵巧的动作就站了起来。

“我都木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不知多久了。”

“别盯着我看，”黛西回嘴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动员你上纽约去。”

“不要，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一板一眼地在进行锻炼哩。”

她的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吗！”他把自己的酒喝了下去，仿佛那是杯底的一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可能做得成任何事情。”

我看看贝克小姐，感到纳闷，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乳房小小的姑娘，由于她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胸膛更显得英姿挺拔。她那双被太阳照得眯缝着的灰眼睛也看着我，一张苍白、可爱、不满的脸上流露出有礼貌的、回敬的好奇心。我这才想起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吧！”她用鄙夷的口气说，“我认识那边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

“你总该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用人就宣布开饭了；汤姆·布坎农不由分说就把一只紧张的胳臂插在我的胳臂下面，把我从屋子里推出去，仿佛他是在把一个棋子推到棋盘上另一格去似的。

两位女郎袅袅婷婷地、懒洋洋地，手轻轻搭在腰上，在我们前面往外走上玫瑰色的阳台。阳台迎着落日，餐桌上有四支蜡烛在减弱了的风中闪烁不定。

“点蜡烛干什么？”黛西皱着眉头表示不悦。她用手指把它们掐灭了。“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她满面春风地看着我们大家。“你们是否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我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了。”

“我们应当计划干点什么，”贝克小姐打着呵欠说道，仿佛上床睡觉似的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好嘛，”黛西说，“咱们计划什么呢？”她把脸转向我，无可奈何地问道，“人们究竟计划些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两眼带着畏惧的表情盯着她的小手指。

“瞧！”她抱怨道，“我把它碰伤了。”

我们大家都瞧了——指关节有点青紫。

“是你搞的，汤姆，”她责怪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搞的。这是我的报应，嫁给这么个粗野的男人，一个又粗又大又笨拙的汉子……”

“我恨笨拙这个词，”汤姆气呼呼地抗议道，“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笨拙，”黛西强嘴说。

有时她和贝克小姐同时讲话，可是并不惹人注意，不过开点无关紧要的玩笑，也算不上唠叨，跟她们的白色衣裙以及没有任何欲念的超然的眼睛一样冷漠。她们坐在这里，应酬汤姆和我，只不过是客客气气地尽力款待客人或者接受款待。她们知道一会儿晚饭就吃完了，再过一会儿这一晚也就过去，随随便便就打发掉了。这和西部截然不同，在那里每逢晚上待客总是迫不及待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推向结尾，总是有所期待而又不断地感到失望，要不然就对结尾时刻的到来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惧。

“你让我觉得自己不文明，黛西，”我喝第二杯虽然有点软木塞气味却相当精彩的红葡萄酒时坦白地说，“你不能谈谈庄稼或者谈点儿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但它却出乎意外地被人接过去了。

“文明正在崩溃，”汤姆气势汹汹地大声说，“我近来成了个对世界非常悲观的人。你看过戈达德这个人写的《有色帝国的兴起》吗？”

“呃，没有，”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很吃惊。

“我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们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了。讲的全是科学道理，已经证明了的。”

“汤姆变得很渊博了。”黛西说，脸上露出一种并不深切的忧伤的表情。“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许多深奥的字眼。那是个什么字来着，我们……”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汤姆一个劲地说下去，对她不耐烦地瞅了一眼。“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一清二楚。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有责任提高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掌握一切了。”

“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黛西低声地讲，一面拼命地对炽热的太阳眨眼。

“你们应当到加利福尼亚住家，……”贝克小姐开口说，可是汤姆在椅子上沉重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打断了她的话。

“主要的论点是说我们是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还有……”稍稍犹疑了一下之后，他点了点头把黛西也包括了进去，这时她又冲我眨了眨眼。“而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文明的东西——科学艺术啦，以及其他等等。你们明白吗？”

他那副专心致志的劲头看上去有点可怜，似乎他那种自负的态度，虽然比往日还突出，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够了。这时屋子里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接，黛西几乎立刻就抓住这个打岔的机会把脸凑到我面前来。

“我要告诉你一桩家庭秘密，”她兴奋地咬耳朵说，“是关于男管家的鼻子的。你想听听男管家鼻子的故事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拜访的目的嘛。”

“你要知道，他并不是一向当男管家的；他从前专门替纽约一个人家擦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二百人用的银餐具。他从早擦到晚，后来他的鼻子就受不了啦……”

“后来情况越来越坏，”贝克小姐提了一句。

“是的。情况越来越坏，最后他只得辞掉不干。”

有一会儿工夫夕阳的余晖温情脉脉地照在她那红艳发光的脸上；她的声音使我身不由主地凑上前去屏息倾听——然后光彩逐渐消逝，每一道光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刻离开一条愉快的街道那样。

男管家回来凑着汤姆的耳朵咕哝了点什么，汤姆听了眉头一皱，把他的椅子朝后一推，一言不发就走进室内去。仿佛他的离去使她活跃了起来，黛西又探身向前，她的声音像唱歌似的抑扬动听。

“我真高兴在我的餐桌上见到你，尼克。你使我想到一朵——一朵玫瑰花，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是不是？”她把脸转向贝克小姐要求她附和这句话，“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

这是瞎说。我跟玫瑰花毫无相似之处。她不过是随嘴乱说一气，但是却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激情，仿佛她的心就藏在那些气喘吁吁的、激动人的话语里，想向你倾诉一番。然后她突然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房子里面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互相使了一下眼色，故意表示没有任何意思。我刚想开口的时候，她警觉地坐直起来，用警告的声音说了一声“嘘”。可以听得见那边屋子里有一阵低低的、激动的交谈声，贝克小姐就毫无顾忌地探身竖起耳朵去听。喃喃的话语声几次接近听得真的程度，降低下去，又激动地高上去，然后完全终止。

“你刚才提到的那位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开始说。

“别说话，我要听听出了什么事。”

“是出了事吗？”我天真地问。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贝克小姐说，她真的感到奇怪。“我以为人人都知道了。”

“我可不知道。”

“哎呀……”她犹疑了一下说，“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

“有个女人？”我茫然地跟着说。

贝克小姐点点头。

“她起码该顾点大体，不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嘛。你说呢？”

我几乎还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裙衣窸窣和皮靴咯咯的声响，汤姆和黛西回到餐桌上来了。

“真没办法！”黛西强作欢愉地大声说。

她坐了下来，先朝贝克小姐然后朝我察看了一眼，又接着说：“我到外面看了一下，看到外面浪漫极了。草坪上有一只鸟，我想一定是搭康拉德或者白星轮船公司[10]的船过来的一只夜莺。它在不停地歌唱……”她的声音也像唱歌一般。“很浪漫，是不是，汤姆？”

“非常浪漫，”他说，然后哭丧着脸对我说，“吃过饭要是天还够亮的话，我要领你到马房去看看。”

里面电话又响了，大家都吃了一惊。黛西断然地对汤姆摇摇头，于是马房的话题，事实上所有的话题，都化为乌有了。在餐桌上最后五分钟残存的印象中，我记得蜡烛又无缘无故地点着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正眼看看大家，然而却又想避开大家的目光。我猜不出黛西和汤姆在想什么，但是我也怀疑，就连贝克小姐那样似乎玩世不恭的人，是否能把这第五位客人尖锐刺耳的迫切呼声完全置之度外。对某种性情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可能倒怪有意思的——我自己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去打电话叫警察。

马，不用说，就没有再提了。汤姆和贝克小姐，两人中间隔着几英尺的暮色，慢慢溜达着回书房去，仿佛走到一具确实存在的尸体旁边去守夜。同时，我一面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一面装出有点聋，跟着黛西穿过一连串的走廊，走到前面的阳台上去。在苍茫暮色中我们并排在一张柳条的长靠椅上坐下。

黛西把脸捧在手里，好像在抚摩她那可爱的面庞，同时她渐渐放眼去看那天鹅绒般的暮色。我看出她心潮澎湃，于是我问了几个我认为有镇静作用的关于她小女儿的问题。

“我们彼此并不熟识，尼克，”她忽然说，“尽管我们是表亲。你没参加我的婚礼。”

“我打仗还没回来。”

“确实。”她犹疑了一下。“哎，我可真够受的，尼克，所以我把一切都差不多看透了。”

显然她抱这种看法是有缘故的。我等着听，可是她没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我又吞吞吐吐地回到了她女儿这个话题。

“我想她一定会说，又……会吃，什么都会吧。”

“呃，是啊。”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我。“听我说，尼克，让我告诉你她出世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你想听吗？”

“非常想听。”

“你听了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一切事物。她出世还不到一个钟头，汤姆就天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从乙醚麻醉中醒过来，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马上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告诉我是个女孩，我就转过脸哭了起来。‘好吧，’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而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你明白我认为反正一切都糟透了，”她深信不疑地继续说，“人人都这样认为——那些最先进的人。而我知道。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也都见过了，什么也都干过了。”她两眼闪闪有光，环顾四周，俨然不可一世的神气，很像汤姆，她又放声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可怕的讥嘲。“饱经世故……天哪，我可是饱经世故了。”

她的话音一落，不再强迫我注意她和相信她时，我就感到她刚才说的根本不是真心话。这使我感到不安，似乎整个晚上都是一个圈套，强使我也付出一份相应的感情。我等着，果然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时，她那可爱的脸上就确实露出了假笑，仿佛她已经表明了她是她和汤姆所属于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中的一分子。

室内，那间绯红色的屋子灯火辉煌。汤姆和贝克小姐各坐在长沙发的一头，她在念《星期六晚邮报》给他听，声音很低，没有变化，一连串的字有一种让人定心的调子。灯光照在他皮靴上雪亮，照在她秋叶黄的头发上暗淡无光，每当她翻过一页，胳臂上细细的肌肉颤动的时候，灯光又一晃一晃地照在纸上。

我们走进屋子，她举起一只手来示意叫我们不要出声。

“待续，”她念道，一面把杂志扔在桌上，“见本刊下期。”

她膝盖一动，身子一直，就霍地站了起来。

“十点了，”她说，仿佛在天花板上看到了时间。“我这个好孩子该上床睡觉了。”

“乔丹明天要去参加锦标赛，”黛西解释道，“在威斯彻斯特那边。”

“哦……你是乔丹·贝克。”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的面孔很眼熟——她那可爱的傲慢的表情曾经从报道阿希维尔、温泉和棕榈海滩[11]的体育生活的许多报刊照片上朝外向我看过。我还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闲话，一些说她不好的闲话，至于究竟是什么事我可早已忘掉了。

“明天见，”她轻声说。“八点叫我，好吧？”

“只要你起得来。”

“我一定可以。晚安，卡罗威先生。改天见吧。”

“你们当然会再见面的，”黛西保证道，“说实在，我想我要做个媒。多来几趟，尼克，我就想办法——呃——把你们俩拽到一起。比方说，无意间把你们关在被单储藏室里啦，或者把你们放在小船上往海里一推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

“明天见，”贝克小姐从楼梯上喊道。“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她是个好孩子，”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他们不应当让她这样到处乱跑。”

“是谁不应当？”黛西冷冷地问。

“她家里人。”

“她家里只有一个七老八十的姑妈。再说，尼克以后可以照应她了，是不是，尼克？她今年夏天要到这里来度许多个周末。我想这里的家庭环境对她会大有好处的。”

黛西和汤姆一声不响地彼此看了一会儿。

“她是纽约州的人吗？”我赶快问。

“路易斯维尔[12]人。我们纯洁的少女时期是一道在那里度过的。我们那美丽纯洁的……”

“你在阳台上是不是跟尼克把心里话都讲了？”汤姆忽然质问。

“我讲了吗？”她看着我。“我好像不记得，不过我们大概谈到了日耳曼种族。对了，我可以肯定我们谈的是那个。它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你还没注意到哩……”

“别听到什么都信以为真，尼克，”他告诫我道。

我轻松地说我什么都没听到，几分钟之后我就起身告辞了。他们把我送到门口，两人并肩站在方方一片明亮的灯光里。我发动了汽车，忽然黛西命令式地喊道：“等等！”

“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听说你在西部跟一个姑娘订婚了。”

“不错，”汤姆和蔼地附和说，“我们听说你订婚了。”

“那是造谣诽谤。我太穷了。”

“可是我们听说了，”黛西坚持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又像花朵一样绽开了。“我们听三个人说过，所以一定是真的。”

我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事，但是我压根儿没有订婚。流言蜚语传播说我订了婚，这正是我之所以到东部来的一个原因。你不能因为怕谣言就和一个老朋友断绝来往，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无意迫于谣言的压力就去结婚。

他们对我的关心倒很使我感动，也使他们不显得那么有钱与高不可攀了。虽然如此，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迷惑不解，还有点厌恶。我觉得，黛西应该做的事是抱着孩子跑出这座房子——可是显然她头脑里丝毫没有这种打算。至于汤姆，他“在纽约有个女人”这种事倒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他会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感到沮丧。不知什么东西在使他从陈腐的学说里摄取精神食粮，仿佛他那壮硕的体格的唯我主义已经不再能滋养他那颗唯我独尊的心了。

一路上小旅馆房顶上和路边汽油站门前已经是一片盛夏景象，鲜红的加油机一台台蹲在电灯光圈里。我回到我在西卵的住处，把车停在小车棚之后，在院子里一架闲置的刈草机上坐了一会儿。风已经停了，眼前是一片嘈杂；明亮的夜景，有鸟雀在树上拍翅膀的声音，还有大地的风箱使青蛙鼓足了气力发出的连续不断的风琴声。一只猫的侧影在月光中慢慢地移动，我掉过头去看它的时候，发觉我不是一个人——五十英尺之外一个人已经从我邻居的大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仰望银白的星光。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他那两脚稳踏在草坪上的姿态可以看出这就是盖茨比先生本人，出来确定一下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

我打定了主意要招呼他。贝克小姐在吃饭时提到过他，那也可以算作介绍了。但我并没招呼他，因为他突然做了个动作，好像表示他满足于独自待着，——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并且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等我回头再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不见了，于是我又独自待在不平静的黑夜里。

[1] 苏格兰贵族。

[2] 耶鲁大学所在地。

[3] 为富家子弟办的私立寄宿学校。

[4] 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求神赐予点金术。

[5] 摩根：美国财阀。

[6] 米赛纳斯：古罗马大财主。

[7] 诺曼底：法国北部一地区，多古色古香的城堡。

[8] 森林湖：伊利诺伊州东北部的小城。

[9] 芝加哥富人聚居的地区。

[10] 两家著名的英国轮船公司，专营横渡大西洋的业务。

[11] 美国几个著名的旅游胜地，贝克小姐曾多次前往参加高尔夫球赛。

[12] 路易斯维尔：美国南部肯塔基州的城市。

第二章

西卵和纽约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地方，汽车路匆匆忙忙跟铁路会合，它在铁路旁边跑上四分之一英里，为的是要躲开一片荒凉的地方。这是一个灰烬的山谷——一个离奇古怪的农场，在这里灰烬像麦子一样生长，长成小山小丘和奇形怪状的园子；在这里灰烬堆成房屋、烟囱和炊烟的形式，最后，经过超绝的努力，堆成一个个灰蒙蒙的人，隐隐约约地在走动，而且已经在尘土飞扬的空气中化为灰烬了。有时一列灰色的货车慢慢沿着一条看不见的轨道爬行，叽嘎一声鬼叫，停了下来，马上那些灰蒙蒙的人就拖着铁铲一窝蜂拥上来，扬起一片尘土，让你看不到他们隐秘的活动。

但是，在这片灰蒙蒙的土地以及永远笼罩在它上空的一阵阵暗淡的尘土的上面，你过一会儿就看到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是蓝色的，庞大无比——瞳仁就有一码高。这双眼睛不是从一张脸上向外看，而是从架在一个不存在的鼻子上的一副硕大无朋的黄色眼镜向外看。显然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眼科医生把它们竖在那儿的，为了招徕生意，扩大他在皇后区的业务，到后来大概他自己也永远闭上了眼睛，再不然就是撇下它们搬走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两只眼睛，由于年深月久，日晒雨淋，油漆剥落，光彩虽不如前，却依然若有所思，阴郁地俯视着这片阴沉沉的灰堆。

灰烬谷一边有条肮脏的小河流过，每逢河上吊桥拉起让驳船通过，等候过桥的火车上的乘客就得盯着这片凄凉景色，时间长达半小时之久。平时火车在这里至少也要停一分钟，也正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初次见到汤姆·布坎农的情妇。

他有个情妇，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认定的事实。他的熟人都很气愤，因为他常常带着她上时髦的馆子，并且，让她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后，自己就走来走去，跟他认识的人拉呱。我虽然好奇，想看看她，可并不想和她见面——但是我会到她了。一天下午，我跟汤姆同行搭火车上纽约去。等我们在灰堆停下来的时候，他一骨碌跳了起来，抓住我的胳膊肘，简直是强迫我下了车。

“我们在这儿下车，”他断然地说，“我要你见见我的女朋友。”

大概他那天午饭时喝得够多的，因此他硬要我陪他的做法近乎暴力行为。他狂妄自大地认为，我在星期天下午似乎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

我跟着他跨过一排刷得雪白的低低的铁路栅栏，然后沿着公路，在埃克尔堡大夫目不转睛的注视之下，往回走了一百码。眼前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小排黄砖房子，坐落在这片荒原的边缘，大概是供应本地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一条小型“主街”[1]，左右隔壁一无所有。这排房子里有三家店铺，一家正在招租，另一家是通宵营业的饭馆，门前有一条炉渣小道；第三家是个汽车修理行——“乔治·B·威尔逊。修理汽车。买卖汽车。”——我跟着汤姆走了进去。

车行里毫无兴旺的气象，空空如也；只看见一辆汽车，一部盖满灰尘、破旧不堪的福特车，蹲在阴暗的角落里。我忽然想到，这间有名无实的车行莫不是个幌子，而楼上却掩藏着豪华温馨的房间，这时老板出现在一间办公室的门口，不停地在一块抹布上擦着手。他是个头发金黄、没精打采的人，脸上没有血色，样子还不难看。他一看见我们，那对浅蓝的眼睛就流露出一线暗淡的希望。

“哈啰，威尔逊，你这家伙，”汤姆说，一面嘻嘻哈哈地拍拍他的肩膀。“生意怎么样？”

“还可以，”威尔逊缺乏说服力地回答，“你什么时候才把那部车子卖给我？”

“下星期；我现在已经让我的司机在整修它了。”

“他干得很慢，是不是？”

“不，他干得不慢，”汤姆冷冷地说，“如果你这样看法，也许我还是把它拿到别处去卖为好。”

“我不是这个意思，”威尔逊连忙解释。“我只是说……”

他的声音逐渐消失，同时汤姆不耐烦地向车行四面张望。接着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的声音，过一会儿一个女人粗粗的身材挡住了办公室门口的光线。她年纪三十五六，身子胖胖的，可是如同有些女人一样，胖得很美。她穿了一件有油渍的深蓝双绉连衣裙，她的脸庞没有一丝一毫的美，但是她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活力，仿佛她浑身的神经都在不停地燃烧。她慢慢地一笑。然后大摇大摆地从她丈夫身边穿过，仿佛他只是个幽灵，走过来跟汤姆握手，两眼直盯着他。接着她用舌头润了润嘴唇，头也不回就低低地、粗声粗气地对她丈夫说：

“你怎么不拿两张椅子来，让人家坐下。”

“对，对，”威尔逊连忙答应，随即向小办公室走去，他的身影马上就跟墙壁的水泥色打成一片了。一层灰白色的尘土笼罩着他深色的衣服和浅色的头发，笼罩着前后左右的一切——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她走到了汤姆身边。

“我要见你，”汤姆热切地说道，“搭下一班火车。”

“好吧。”

“我在车站下层报摊旁边等你。”

她点点头就从他身边走开，正赶上威尔逊从办公室里搬了两张椅子出来。

我们在公路上没人看见的地方等她。再过几天就是七月四号[2]了，因此有一个灰蒙蒙的、骨瘦如柴的意大利小孩沿着铁轨在点放一排“鱼雷炮”。

“多可怕的地方，是不是，”汤姆说，同时皱起眉头看着埃克尔堡大夫。

“糟透了。”

“换换环境对她有好处。”

“她丈夫没意见吗？”

“威尔逊？他以为她是到纽约去看她妹妹。他蠢得要命，连自己活着都不知道。”

就这样，汤姆·布坎农和他的情人还有我，三人一同上纽约去——或许不能说一同去，因为威尔逊太太很识相，她坐在另一节车厢里。汤姆做了这一点让步，以免引起可能在这趟车上的那些东卵人的反感。

她已经换上了一件棕色花布连衣裙，到了纽约汤姆扶她下车时那裙子紧紧地绷在她那肥阔的臀部。她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闲话》和一本电影杂志，又在车站药店[3]里买了一瓶冷霜和一小瓶香水。在楼上，在那阴沉沉的、有回音的车道里，她放过了四辆出租汽车，然后才选中了一辆新车，车身是淡紫色的，里面坐垫是灰色的。我们坐着这辆车子驶出庞大的车站，开进灿烂的阳光里。可是马上她又猛然把头从车窗前掉过来，身子向前一探，敲敲前面的玻璃。

“我要买一只那种小狗。”她热切地说，“我要买一只养在公寓里。怪有意思的——养只狗。”

我们的车子倒退到一个白头发老头跟前，他长得活像约翰·D·洛克菲勒[4]，真有点滑稽。他脖子上挂着一个篮子，里面蹲着十几条新出世的、难以确定品种的小狗崽子。

“它们是什么种？”威尔逊太太等老头走到出租汽车窗口就急着问道。

“各种都有。你要哪一种，太太？”

“我想要一条那种警犬；我看你不一定有那一种吧？”

老头怀疑地向竹篮子里望望，伸手进去捏着颈皮拎起一只来，小狗身子直扭。

“这又不是警犬，”汤姆说。

“不是，这不一定是警犬，”老头说，声音里流露出失望情绪。“多半是一只硬毛猎狗。”他的手抚摸着狗背上棕色毛巾似的皮毛。“你瞧这个皮毛，很不错的皮毛，这条狗绝不会伤风感冒，给你找麻烦的。”

“我觉得它真好玩，”威尔逊太太热烈地说，“多少钱？”

“这只狗吗？”老头用赞赏的神气看着它。“这只狗要十美元。”

这只硬毛猎狗转了手，——毫无疑问它的血统里不知什么地方跟硬毛猎狗有过关系，不过它的爪子却白得出奇[5]——随即安然躺进威尔逊太太的怀里。她欢天喜地抚摸着那不怕伤风着凉的皮毛。

“这是雄的还是雌的？”她委婉地问。

“那只狗？那只狗是雄的。”

“是只母狗，”汤姆斩钉截铁地说，“给你钱。拿去再买十只狗。”

我们坐着车子来到五号路，在这夏天星期日的下午，空气又温暖又柔和，几乎有田园风味。即使看见一大群雪白的绵羊突然从街角拐出来，我也不会感到惊奇。

“停一下，”我说，“我得在这儿跟你们分手了。”

“不行，你不能走，”汤姆连忙插话说。“茉特尔要生气的，要是你不上公寓去。是不是，茉特尔？”

“来吧，”她恳求我。“我打电话叫我妹妹凯瑟琳来。很多有眼力的人都说她真漂亮。”

“呃，我很想来，可是……”

我们继续前进，又掉头穿过中央公园，向西城一百多号街那边去，出租汽车在一五八号街一大排白色蛋糕似的公寓中的一幢前面停下。威尔逊太太向四周扫视一番，俨然一副皇后回宫的神气，一面捧起小狗和其他买来的东西，趾高气扬地走了进去。

“我要把麦基夫妇请上来，”我们乘电梯上楼时她宣布说。“当然，我还要打电话给我妹妹。”

他们的一套房间在最高一层——一间小起居室，一间小餐室，一间小卧室，还有一个洗澡间。起居室给一套大得很不相称的织锦靠垫的家具挤得满满当当的，以至于要在室内走动就要不断地绊倒在法国仕女在凡尔赛宫的花园里荡秋千的画面上。墙上挂的唯一的画是一张放得特大的相片，乍一看是一只母鸡蹲在一块模糊的岩石上。可是，从远处看去，母鸡化为一顶女帽，一位胖老太太笑眯眯地俯视着屋子。桌子上放着几份旧的《纽约闲话》，还有一本《名字叫彼得的西门》[6]以及两三本百老汇[7]的黄色小刊物。威尔逊太太首先关心的是狗。一个老大不情愿的开电梯的工人弄来了一只垫满稻草的盒子和一些牛奶，另外他又主动给买了一听又大又硬的狗饼干，有一块饼干一下午泡在一碟牛奶里，泡得稀巴烂。同时，汤姆打开了一个上锁的柜子的门，拿出一瓶威士忌来。

我一辈子只喝醉过两次，第二次就是那天下午；因此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现在都好像在雾里一样，模糊不清，虽然公寓里直到八点以后还充满了明亮的阳光。威尔逊太太坐在汤姆膝盖上给好几个人打了电话；后来香烟没了，我就出去到街角上的药店去买烟。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俩都不见了，于是我很识相地在起居室里坐下，看了《名字叫彼得的西门》中的一章——要么书写得太糟，要么威士忌使东西变得面目全非，因为我看不出一点名堂来。

汤姆和茉特尔（第一杯酒下肚之后威尔逊太太和我就彼此喊教名了）一重新露面，客人们就开始来敲公寓的门了。

她妹妹凯瑟琳是一个苗条而俗气的女人，年纪三十上下，一头浓密的短短的红头发，脸上粉搽得像牛奶一样白。她的眉毛是拔掉又重画过的，画的角度还俏皮一些，可是天然的力量却要恢复旧观，弄得她脸有点眉目不清。她走动的时候，不断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因为许多假玉手镯在她胳臂上面上上下下地抖动。她像主人一样大模大样走了进来，对家具扫视了一番，仿佛东西是属于她的，使我怀疑她是否就住在这里。但是等我问她时，她放声大笑，大声重复了我的问题，然后告诉我她和一个女朋友同住在一家旅馆里。

麦基先生是住在楼下一层的一个白净的、女人气的男人。他刚刮过胡子，因为他颧骨上还有一点白肥皂沫。他和屋里每一个人打招呼时都毕恭毕敬。他告诉我他是“吃艺术饭”的，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摄影师，墙上挂的威尔逊太太的母亲那幅像一片胚叶似的模糊不清的放大照片就是他摄制的。他老婆尖声尖气，没精打采，漂漂亮亮，可是非常讨厌。她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自从他们结婚以来她丈夫已经替她照过一百二十七次相了。

威尔逊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又换了一套衣服，现在穿的是一件精致的奶油色雪纺绸的连衣裙，是下午做客穿的那种，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时候，衣裙就不断地沙沙作响。由于衣服的影响，她的个性也跟着起了变化。早先在车行里那么显著的活力变成了目空一切的hauteur[8]。她的笑声、她的姿势、她的言谈，每一刻都变得越来越矫揉造作，同时随着她逐渐膨胀，她周围的屋子就显得越来越小，后来，她好像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坐在一个吱吱嘎嘎的木轴上不停地转动。

“亲爱的，”她装腔作势地大声告诉她妹妹。“这年头不论是谁都想欺骗你。他们脑子里想的只有钱。上星期我找了个女的来看看我的脚，等她把账单给我，你还以为她给我割了阑尾哩。”

“那女人姓什么？”麦基太太问。

“埃伯哈特太太。她经常到人家里去替人看脚。”

“我喜欢你这件衣服，”麦基太太说，“我觉得它真漂亮。”

威尔逊太太不屑地把眉毛一扬，否定了这句恭维话。

“这只是一件破烂的旧货，”她说。“我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就把它往身上一套。”

“可是穿在你身上就显得特别漂亮，如果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话，”麦基太太紧跟着说。“只要切斯特能把你这个姿势拍下来，我想这一定会是一幅杰作。”

我们大家都默默地看着威尔逊太太，她把一缕头发从眼前掠开，笑吟吟地看着我们大家。麦基先生歪着头，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她，然后又伸出一只手在面前慢慢地来回移动。

“我得改换光线，”他过了一会儿说道，“我很想把面貌的立体感表现出来。我还要把后面的头发全部摄进来。”

“我认为根本不应该改换光线，”麦基太太大声说。“我认为……”

她丈夫“嘘”了一声，于是我们大家又都把目光转向摄影的题材，这时汤姆·布坎农出声地打了一个呵欠，站了起来。

“你们麦基家两口子喝点什么吧，”他说。“再搞点冰和矿泉水来，茉特尔，不然的话大家都睡着了。”

“我早就叫那小子送冰来了。”茉特尔把眉毛一扬，对下等人的懒惰无能表示绝望。“这些人！你非得老盯着他们不可。”

她看看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笑了起来。接着她蹦蹦跳跳跑到小狗跟前，欢天喜地地亲亲它，然后又大摇大摆地走进厨房，那神气就好似那里有十几个大厨师在听候她的吩咐。

“我在长岛那边拍过几张好的，”麦基先生断言。

汤姆茫然地看看他。

“有两幅我们配了镜框挂在楼下。”

“两幅什么？”汤姆追问。

“两幅习作。其中一幅我称之为《蒙涛角——海鸥》，另一幅叫《蒙涛角——大海》。”

那位名叫凯瑟琳的妹妹在沙发上我的身边坐下。

“你也住在长岛那边吗？”她问我。

“我住在西卵。”

“是吗？我到那儿参加过一次聚会，大约一个月以前。在一个姓盖茨比的人的家里。你认识他吗？”

“我就住在他隔壁。”

“噢，人家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或者什么别的亲戚。他的钱都是那么来的。”

“真的吗？”

她点了点头。

“我害怕他。我可不愿意落到他手里。”

关于我邻居的这段引人入胜的报道，由于麦基太太突然伸手指着凯瑟琳而被打断了。

“切斯特，我觉得你满可以给她拍一张好的，”她大声嚷嚷，可是麦基先生光是懒洋洋地点了点头，把注意力又转向汤姆。

“我很想在长岛多搞点业务，要是有人介绍的话。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他们帮我开个头。”

“问茉特尔好了，”汤姆哈哈一笑说，正好威尔逊太太端个托盘走了进来。“她可以给你写封介绍信，是不是，茉特尔？”

“干什么？”她吃惊地问道。

“你给麦基写一封介绍信去见你丈夫，他就可以给他拍几张特写。”他嘴唇不出声地动了一会儿，接着胡诌道，“《乔治·B·威尔逊在油泵前》，或者诸如此类的玩意。”

凯瑟琳凑到我耳边，跟我小声说：

“他们俩谁都受不了自己的那口子。”

“是吗？”

“受不了。”她先看看茉特尔，又看看汤姆。“依我说，既然受不了，何必还在一起过下去呢？要是我，我就离婚，然后马上重新结婚。”

“她也不喜欢威尔逊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出乎意外的。它来自茉特尔，因为她凑巧听见了问题，而她讲的话是又粗暴又不干净的。

“你瞧，”凯瑟琳得意洋洋地大声说，她又压低了嗓门。“使他们不能结婚的其实是他老婆。她是天主教徒，那些人是不赞成离婚的。”

黛西并不是天主教徒，因此这个煞费苦心的谎言使我有点震惊。

“哪天他们结了婚，”凯瑟琳接着说，“他们准备到西部去住一些时候，等风波过去再回来。”

“更稳妥的办法是到欧洲去。”

“哦，你喜欢欧洲吗？”她出其不意地叫了起来。“我刚从蒙特卡洛[9]回来。”

“真的吗？”

“就在去年，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去的。”

“待了很久吗？”

“没有，我们只去了蒙特卡洛就回来了。我们是取道马赛去的。我们动身的时候带了一千二百多美元，可是两天之内就在赌场小房间里让人骗光了。我们回来一路上吃的苦头可不少，我对你说吧。天哪，我恨死那城市了。”

窗外，天空在夕照中显得格外柔和，像蔚蓝的地中海一样。这时麦基太太尖锐的声音把我唤回到屋子里来。

“我差点也犯错误，”她精神抖擞地大声说，“我差点嫁给一个追了我好几年的犹太小子。我知道他配不上我。大家都对我说：‘露西尔，那个人比你差远了。’可是，如果我没碰上切斯特，他保险会把我搞到手的。”

“不错，可是你听我说，”茉特尔·威尔逊说，一面不停地摇头晃脑。“好在你并没嫁给他啊。”

“我知道我没嫁给他。”

“但是，我可嫁给了他，”茉特尔含糊其辞地说。“这就是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不同的地方。”

“你为什么嫁给他呢，茉特尔？”凯瑟琳质问道，“也没有人强迫你。”

茉特尔考虑了一会儿。

“我嫁给了他，是因为我以为他是个上等人，”她最后说，“我以为他还有点教养，不料他连舔我的鞋都不配。”

“你有一阵子爱他爱得发疯，”凯瑟琳说。

“爱他爱得发疯！”茉特尔不相信地喊道，“谁说我爱他爱得发疯啦？我从来没爱过他，就像我没爱过那个人一样。”

她突然指着我，于是大家都用责备的目光看着我。我竭力做出一副样子表示我并没指望什么人爱我。

“我干的唯一发疯的事是跟他结了婚。我马上就知道我犯了错误。他借了人家一套做客的衣服穿着结婚，还从来不告诉我，后来有一天他不在家，那人来讨还衣服。‘哦，这套衣服是你的吗？’我说。‘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哩。’但是我把衣服给了他，然后我躺到床上，号啕大哭，整整哭了一下午。”

“她实在应当离开他，”凯瑟琳又跟我说下去。“他们在那汽车行楼顶上住了十一年了。汤姆还是她第一个相好的哩。”

那瓶威士忌——第二瓶了——此刻大家都喝个不停，唯有凯瑟琳除外，她“什么都不喝也感到飘飘然”。汤姆按铃把看门的喊来，叫他去买一种出名的三明治，吃了可以抵得上一顿晚餐的。我想到外面去，在柔和的暮色中向东朝公园走过去，但每次我起身告辞，都被卷入一阵吵闹刺耳的争执中，结果就仿佛有绳子把我拉回到椅子上。然而我们这排黄澄澄的窗户高踞在城市的上空，一定给暮色苍茫的街道上一位观望的过客增添了一点人生的秘密，同时我也可以看到他，一面在仰望一面在寻思。我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同时又感到厌恶。

茉特尔把她自己的椅子拉到我椅子旁边，忽然之间她吐出的热气朝我喷来，她絮絮叨叨讲起了她跟汤姆初次相逢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两个面对面的小座位上，就是火车上一向剩下的最后两个座位。我是上纽约去看我妹妹，在她那儿过夜。他穿了一身礼服，一双漆皮鞋，我就忍不住老是看他，可是每次他一看我，我只好假装在看他头顶上的广告。我们走进车站时，他紧挨在我身边，他那雪白的衬衫前胸蹭着我的胳膊，于是我跟他说我可要叫警察了，但他明知我在说假话。我神魂颠倒，跟他上了一辆出租汽车，还以为是上了地铁哩。我心里翻来覆去想的只有一句话：‘你又不能永远活着。你又不能永远活着。’”

她回过头来跟麦基太太讲话，屋子里充满了她那不自然的笑声。

“亲爱的，”她喊道，“我这件衣服穿过之后就送给你。明天我得去另买一件。我要把所有要办的事情开个单子。按摩、烫发、替小狗买条项圈，买一个那种有弹簧的、小巧玲珑的烟灰缸，还要给妈妈的坟上买一个挂黑丝结的假花圈，可以摆一个夏天的那种。我一定得写个单子，免得我忘掉要做哪些事。”

已经九点钟了——一转眼我再看表时发觉已经十点了。麦基先生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两手握拳放在大腿上，好像一张活动家的相片。我掏出手帕，把他脸上那一小片叫我一下午都看了难受的干肥皂沫擦掉。

小狗坐在桌子上，两眼在烟雾中盲目地张望，不时轻轻地哼着。屋子里的人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重新出现，商量到什么地方去，然后又找不着对方，找来找去，发现彼此就在几尺之内。快到半夜的时候，汤姆·布坎农和威尔逊太太面对面站着争吵，声音很激动，争的是威尔逊太太有没有权利提黛西的名字。

“黛西！黛西！黛西！”威尔逊太太大喊大叫。“我什么时候想叫就叫！黛西！黛……”

汤姆·布坎农动作敏捷，伸出手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

接着，浴室满地都是血淋淋的毛巾，只听见女人骂骂咧咧的声音，同时在一片混乱之中，还夹有断断续续痛楚的哀号。麦基先生打盹醒了，懵懵懂懂地就朝门口走。他走了一半路，又转过身来看着屋子里的景象发呆——他老婆和凯瑟琳一面骂一面哄，同时手里拿着急救用的东西跌跌撞撞地在拥挤的家具中间来回跑，还有躺在沙发上的那个凄楚的人形，一面血流不止，一面还想把一份《纽约闲话》报铺在织锦椅套上的凡尔赛风景上面。然后麦基先生又掉转身子，继续走出门去。我从灯架上取下我的帽子，也跟着走了出去。

“改天过来一道吃午饭吧。”我们在电梯里哼哼唧唧地往下走的时候，他提议说。

“什么地方？”

“随便什么地方？”

“别碰电梯开关，”开电梯的工人不客气地说。

“对不起，”麦基先生神气十足地说，“我还不知道我碰了。”

“好吧，”我表示同意说，“我一定奉陪。”

……我正站在麦基床边，而他坐在两层床单中间，身上只穿着内衣，手里捧着一本大相片簿。

“《美人与野兽》……《寂寞》……《小店老马》……《布鲁克林大桥》……”

后来我半睡半醒躺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下层很冷的候车室里，一面盯着刚出的《论坛报》，一面等候清早四点钟的那班火车。

[1] 美国小城镇往往只有一条大街，商店集中在这条街上，通称“主街”。

[2] 美国独立纪念日。

[3] 美国药店兼售糖果、香烟、饮料及其他杂货。

[4] 美国石油大王，亿万富翁。

[5] 这种狗背上和两侧往往是黑色，其余部位是棕色。

[6] 当时流行的一部通俗小说。

[7] 纽约戏院集中的地区。

[8] 法语：傲慢。

[9] 世界著名的赌城。

第三章

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他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在笑语、香槟和繁星中间来来往往。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客人从他的木筏的跳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上晒太阳，同时他的两艘小汽艇破浪前进，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逢周末，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往来城里接送客人，同时他的旅行车也像一只轻捷的黄硬壳虫那样去火车站接所有的班车。每星期一，八个仆人，包括一个临时园丁，整整苦干一天，用许多拖把、板刷、榔头、修枝剪来收拾前一晚的残局。

每星期五，五箱橙子和柠檬从纽约一家水果行送到；每星期一，这些橙子和柠檬变成一座半拉半拉的果皮堆成的小金字塔从他的后门运出去。他厨房里有一架榨果汁机，半小时之内可以榨两百只橙子，只要男管家用大拇指把一个按钮按两百次就行了。

至少每两周一次，大批包办筵席的人从城里下来，带来好几百英尺帆布帐篷和无数的彩色电灯，足以把盖茨比巨大的花园布置得像一棵圣诞树。自助餐桌上各色冷盘琳琅满目，一只只五香火腿周围摆满了五花八门的色拉、烤得金黄的乳猪和火鸡。大厅里面，设起了一个装着一根真的铜杆的酒吧，备有各种杜松子酒和烈性酒，还有各种早已罕见的甘露酒，大多数女客年纪太轻，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七点以前乐队到达，绝不是什么五人小乐队，而是配备齐全的整班人马，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应有尽有。游泳的客人最后一批已经从海滩上进来，现在正在楼上换衣服；纽约来的轿车五辆一排停在车道上，同时所有的厅堂、客室、阳台已经都是五彩缤纷，女客们的发型争奇斗妍，披的纱巾是卡斯蒂尔[1]人做梦也想不到的。酒吧那边生意兴隆，同时一盘盘鸡尾酒传送到外面花园里的每个角落，到后来整个空气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充满了脱口而出、转眼就忘的打趣和介绍，充满了彼此始终不知姓名的女太太们之间亲热无比的会见。

大地蹒跚着离开太阳，电灯显得更亮，此刻乐队正在奏黄色鸡尾酒会音乐，于是大合唱般的人声又提高了一个音调。笑声每时每刻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毫无节制地倾泻出来，只要一句笑话就会引起哄然大笑。人群的变化越来越快，忽而随着新来的客人而增大，忽而分散后又立即重新组合；已经有一些人在东飘西荡——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间钻进钻出，一会儿在片刻的欢腾中成为一群人注意的中心，一会儿又得意洋洋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下穿过变幻不定的面孔、声音和色彩扬长而去。

忽然间，这些吉卜赛人式的姑娘中有一个，满身珠光宝气，一伸手就抓来一杯鸡尾酒，一口干下去壮壮胆子，然后手舞足蹈，一个人跳到篷布舞池中间去表演。片刻的寂静，乐队指挥殷勤地为她改变了拍子，随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因为有谣言传开，说她是速演剧团的吉尔德·格雷[2]的替角。晚会正式开始了。

我相信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盖茨比家去时，我是少数几个真正接到请帖的客人之一。人们并不是邀请来的——他们是自己来的。他们坐上汽车，车子把他们送到长岛，后来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总是出现在盖茨比的门口。一到之后总会有什么认识盖茨比的人给他们介绍一下，从此他们的言谈行事就像在娱乐场所一样了。有时候他们从来到走根本没见过盖茨比，他们怀着一片至诚前来赴会，这一点就可以算一张入场券了。

我确实是受到邀请的。那个星期六一清早，一个身穿绿蓝色制服的司机穿过我的草地，为他主人送来一封措辞非常客气的请柬，上面写道：如蒙我光临当晚他的“小小聚会”，盖茨比当感到不胜荣幸。他已经看到我几次，并且早就打算趋访，但由于种种特殊原因未能如愿——杰伊·盖茨比签名，笔迹很神气。

晚上七点一过，我身穿一套白法兰绒便装走过去到他的草坪上，很不自在地在一群群我不认识的人中间晃来晃去——虽然偶尔也有一个我在区间火车上见过的面孔。我马上注意到客人中夹杂着不少年轻的英国人；个个衣着整齐，个个面有饥色，个个都在低声下气地跟殷实的美国人谈话。我敢说他们都在推销什么——或是债券，或是保险，或是汽车。他们最起码都揪心地意识到，近在眼前就有唾手可得的钱，并且相信，只要几句话说得投机，钱就到手了。

我一到之后就设法去找主人，可是问了两三个人他在哪里，他们都大为惊异地瞪着我，同时矢口否认知道他的行踪，我只好悄悄地向供应鸡尾酒的桌子溜过去——整个花园里只有这个地方，一个单身汉可以留连一下而不显得无聊和孤独。

我百无聊赖，正准备喝个酩酊大醉，这时乔丹·贝克从屋里走了出来，站在大理石台阶最上一级，身体微向后仰，用轻藐的神气俯瞰着花园。

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我觉得实在非依附一个人不可，不然的话，我恐怕要跟过往的客人寒暄起来了。

“哈啰！”我大喊一声，朝她走去。我的声音在花园里听上去似乎响得很不自然。

“我猜你也许会来的，”等我走到跟前，她心不在焉地答道，“我记得你住在隔壁……”

她不带感情地拉拉我的手，作为她答应马上再来理会我的表示，同时去听在台阶下面站住的两个穿着一样的黄色连衣裙的姑娘讲话。

“哈啰！”她们同声喊道，“可惜你没赢。”

这说的是高尔夫球比赛。她在上星期的决赛中输掉了。

“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两个穿黄衣的姑娘中的一个说，“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我们在这儿见过面。”

“你们后来染过头发了，”乔丹说，我听了一惊，但两个姑娘却已经漫不经心地走开了，因此她这句话说给早升的月亮听了，月亮和晚餐的酒菜一样，无疑也是从包办酒席的人的篮子里拿出来的。乔丹用她那纤细的、金黄色的手臂挽着我的手臂，我们走下了台阶，在花园里闲逛。一盘鸡尾酒在暮色苍茫中飘到我们面前，我们就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同座的还有那两个穿黄衣的姑娘和三个男的，介绍给我们的时候名字全含含糊糊一带而过。

“你常来参加这些晚会吗？”乔丹问她旁边的那个姑娘。

“我上次来就是见到你的那一次，”姑娘回答，声音是机灵而自信的。她又转身问她的朋友，“你是不是也一样，露西尔？”

露西尔也是一样。

“我喜欢来，”露西尔说。“我从来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我玩得痛快就行。上次我来这里，我把衣服在椅子上撕破了，他就问了我的姓名住址——不出一个星期我收到克罗里公司送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件新的晚礼服。”

“你收下了吗？”乔丹问。

“我当然收下了。我本来今晚准备穿的，可是它胸口太大，非改不可。衣服是淡蓝色的，镶着淡紫色的珠子。二百六十五美元。”

“一个人肯干这样的事真有点古怪，”另外那个姑娘热切地说，“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

“谁不愿意？”我问。

“盖茨比。有人告诉我……”

两个姑娘和乔丹诡秘地把头靠到一起。

“有人告诉我，人家认为他杀过一个人。”

我们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异。三位先生也把头伸到前面，竖起耳朵来听。

“我想并不是那回事，”露西尔不以为然地分辩道，“多半是因为在大战时他当过德国间谍。”

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点头表示赞同。

“我也听过一个人这样说，这人对他一清二楚，是从小和他一起在德国长大的，”他肯定无疑地告诉我们。

“噢，不对，”第一个姑娘又说，“不可能是那样，因为大战期间他是在美国军队里。”由于我们又倾向于听信她的话，她又兴致勃勃地把头伸到前面。“你只要趁他以为没有人看他的时候看他一眼。我敢打赌他杀过一个人。”

她眯起眼睛，哆嗦了起来。露西尔也在哆嗦。我们大家掉转身来，四面张望去找盖茨比。有些人早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事情，现在谈起他来却这样窃窃私语，这一点也足以证明他引起了人们何等浪漫的遐想了。

第一顿晚饭——午夜后还有一顿——此刻开出来了，乔丹邀我去和花园那边围着一张桌子坐的她的一伙朋友坐在一起。一共有三对夫妇，外加一个陪同乔丹来的男大学生，此人死气白赖，说起话来老是旁敲侧击，并且显然认为乔丹早晚会或多或少委身于他的。这伙人不到处转悠，而正襟危坐，自成一体，并且俨然自封为庄重的农村贵族的代表——东卵屈尊光临西卵，而又小心翼翼提防它那灯红酒绿的欢乐。

“咱们走开吧，”乔丹低声地讲，这时已经莫名其妙地浪费了半个钟头。“这里对我来说是太斯文了。”

我们站了起来，她解释说我们要去找主人；她就是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使我颇感局促不安。那位大学生点点头，神情既玩世不恭，又闷闷不乐。

我们先到酒吧间去张了一张，那儿挤满了人，可盖茨比并不在那里。她从台阶上头向下看，找不到他，他也不在阳台上。我们怀着希望推开一扇很神气的门，走进了一间高高的哥特式图书室，四壁镶的是英国雕花橡木，大有可能是从海外某处古迹原封不动地拆过来的。

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戴着老大的一副猫头鹰式眼镜，正醉醺醺地坐在一张大桌子的边上，迷迷糊糊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书。我们一走进去他就兴奋地转过身来，把乔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觉得怎么样？”他冒冒失失地问道。

“关于什么？”

他把手向书架一扬。

“关于那个。其实你也不必仔细看了，我已经仔细看过。它们都是真的。”

“这些书吗？”

他点点头。

“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都有。我起先还以为大概是好看的空书壳子。事实上，它们绝对是真的。一页一页的什么——等等！我拿给你们瞧。”

他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相信，急忙跑到书橱前面，拿回来一本《斯托达德演说集》卷一[3]。

“瞧！”他得意洋洋地嚷道，“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印刷品。它真把我蒙住了。这家伙简直是个贝拉斯科[4]。真是巧夺天工。多么一丝不苟！多么逼真！而且知道见好就收——并没裁开纸页。你还要怎样？你还指望什么？”

他从我手里把那本书一把夺走，急急忙忙在书架上放回原处，一面叽咕着说什么假使一块砖头被挪开，整个图书室就有可能塌掉。

“谁带你们来的？”他问道，“还是不请自到的？我是有人带我来的。大多数客人都是别人带来的。”

乔丹很机灵，很高兴地看着他，但并没有答话。

“我是一位姓罗斯福的太太带来的，”他接着说，“克劳德·罗斯福太太。你们认识她吗？我昨天晚上不知在什么地方碰上她的。我已经醉了个把星期了，我以为在图书室里坐一会儿可以醒醒酒的。”

“有没有醒？”

“醒了一点，我想。我还不敢说。我在这儿刚待了一个钟头。我跟你们讲过这些书吗？它们都是真的。它们是……”

“你告诉过我们了。”

我们庄重地和他握握手，随即回到外边去。

此刻花园里篷布上有人在跳舞；有老头子推着年轻姑娘向后倒退，无止无休地绕着难看的圈子；有高傲的男女抱在一起按时髦的舞步扭来扭去，守在一个角落里跳——还有许许多多单身姑娘在作单人舞蹈，或者帮乐队弹一会儿班卓琴或者敲一会儿打击乐器。到了午夜欢闹更甚。一位有名的男高音唱了意大利文歌曲，还有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低音唱了爵士音乐，还有人在两个节目之间在花园里到处表演“绝技”，同时一阵阵欢乐而空洞的笑声响彻夏夜的天空。一对双胞胎——原来就是那两个黄衣姑娘——演了一出化装的娃娃戏，同时香槟一杯杯的端出来，杯子比洗手指用的小碗还要大。月亮升得更高了，海湾里飘着一副三角形的银色天秤[5]，随着草坪上班卓琴铿锵的琴声微微颤动。

我仍然和乔丹·贝克在一起。我们坐的一张桌上还有一位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子和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姑娘，她动不动就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我现在玩得也挺开心了。我已经喝了两大碗香槟，因此这片景色在我眼前变成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根本性的、奥妙的东西。

在文娱节目中间休息的时候，那个男的看着我微笑。

“您很面熟，”他很客气地说。“战争期间您不是在第一师吗？”

“正是啊。我在步兵二十八连。”

“我在十六连，直到一九一八年六月。我刚才就知道我以前在哪儿见过您的。”

我们谈了一会儿法国的一些阴雨、灰暗的小村庄。显而易见他就住在附近，因为他告诉我他刚买了一架水上飞机，并且准备明天早晨去试飞一下。

“愿意跟我一块去吗，老兄？就在海湾沿着岸边转转。”

“什么时候？”

“随便什么时候，对你合适就行。”

我已经话到了嘴边想问他的名字，这时乔丹掉转头来朝我一笑。

“现在玩得快活吧？”她问。

“好多了。”我又掉转脸对着我的新交。“这对我来说是个奇特的晚会。我连主人都还没见到哩。我就住在那边……”我朝着远处看不见的树篱笆把手一挥。“这位姓盖茨比的派他的司机过来送了一份请帖。”

他朝我望了一会儿，似乎没听懂我的话。

“我就是盖茨比，”他突然说。

“什么！”我叫了一声，“噢，真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知道哩，老兄。我恐怕不是个很好的主人。”

他心领神会地一笑——还不止心领神会。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是你一辈子也不过遇见四五次的。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注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他了解你恰恰到你本人希望被了解的程度，相信你如同你乐于相信你自己那样，并且教你放心他对你的印象正是你最得意时希望给予别人的印象。恰好在这一刻他的笑容消失了——于是我看着的不过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汉子，三十一二岁年纪，说起话来文质彬彬，几乎有点可笑。在他作自我介绍之前不久，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觉得他说话字斟句酌。

差不多在盖茨比先生说明自己身份的那一刻，一个男管家急急忙忙跑到他跟前报告他芝加哥有长途电话找他。他微微欠身道歉，把我们大家一一包括在内。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老兄，”他恳切地对我说，“对不起，过会儿再来奉陪。”

他走开之后，我马上转向乔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她我感到的惊异。我本来以为盖茨比先生是个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他是谁？”我急切地问，“你可知道？”

“他就是一个姓盖茨比的人呗。”

“我是问他是哪儿来的？他又是干什么的？”

“现在你也琢磨起这个题目来了，”她厌倦地笑道，“唔，他告诉过我他上过牛津大学。”

一个模糊的背景开始在他身后出现，但是随着她的下一句话又立即消失了。

“可是，我并不相信。”

“为什么不信？”

“我不知道，”她固执地说，“我就是不相信他上过牛津。”

她的语气之中有点什么使我想起另外那个姑娘说的“我想他杀过一个人”，其结果是打动了我的好奇心。随便说盖茨比出身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区也好，出身于纽约东城南区[6]也好，我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年纪轻的人不可能——至少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从什么地方悄悄地出现，在长岛海湾买下一座宫殿式的别墅。

“不管怎样，他举行大型宴会，”乔丹像一般城里人一样不屑于谈具体细节，所以改换了话题。“而我也喜欢大型宴会。这样亲热得很。在小的聚会上，三三两两谈心倒不可能。”

大鼓轰隆隆一阵响，接着突然传来乐队指挥的声音，盖过花园里嘈杂的人声。

“女士们先生们，”他大声说，“应盖茨比先生的要求，我们现在为各位演奏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先生的最新作品，这部作品五月里在卡内基音乐厅曾经引起那么多人注意。各位看报就知道那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他带着轻松而居高临下的神气微微一笑，又加了一句：“可真叫轰动！”引得大家都放声大笑。

“这支乐曲，”他最后用洪亮的声音说，“叫做《弗拉迪米尔·托斯托夫的爵士音乐世界史》。”

托斯托夫先生这个乐曲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演奏一开始，我就一眼看到了盖茨比单独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面，用满意的目光从这一群人看到那一群人。他那晒得黑黑的皮肤很漂亮地紧绷在脸上，他那短短的头发看上去好像是每天都修剪似的。我看不出他身上有什么诡秘的迹象。我纳闷是否他不喝酒这个事实有助于把他跟他的客人们截然分开，因为我觉得随着沆瀣一气的欢闹的高涨，他却变得越发端庄了。等到《爵士音乐世界史》演奏完毕，有的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乐滋滋地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姑娘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抱里，甚至倒进人群里，明知反正有人会把她们托住——可是没有人晕倒在盖茨比身上，也没有法国式的短发碰到盖茨比的肩头，也没有人组织四人合唱团来拉盖茨比加入。

“对不起。”

盖茨比的男管家忽然站在我们身旁。

“贝克小姐？”他问道，“对不起，盖茨比先生想单独跟您谈谈。”

“跟我谈？”她惊奇地大声说。

“是的，小姐。”

她慢慢地站了起来，惊愕地对我扬了扬眉毛，然后跟着男管家向房子走过去。我注意到她穿晚礼服，穿所有的衣服，都像穿运动服一样——她的动作有一种矫健的姿势，仿佛她当初就是在空气清新的早晨在高尔夫球场上学走路的。

我独自一人，时间已快两点了。有好一会儿，从阳台上面一间长长的、有许多窗户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阵杂乱而引人入胜的声音。乔丹的那位大学生此刻正在和两个歌舞团的舞女大谈助产术，央求我去加入，可是我溜掉了，走到室内去。

大房间里挤满了人。穿黄衣的姑娘有一个在弹钢琴，她身旁站着一个高高的红发少妇，是从一个有名的歌舞团来的，正在那里唱歌。她已经喝了大量的香槟，在她唱歌的过程中她又不合时宜地认定一切都非常非常悲惨——她不仅在唱，而且还在哭。每逢曲中有停顿的地方，她就用抽抽噎噎的哭声来填补，然后又用震颤的女高音继续去唱歌词。眼泪沿着她的面颊往下流，——可不是畅通无阻地流，因为眼泪一碰到画得浓浓的睫毛之后变成了黑墨水，像两条黑色的小河似的慢慢地继续往下流。有人开玩笑，建议她唱脸上的那些音符，她听了这话把两手向上一甩，倒在一张椅子上，醉醺醺地呼呼大睡起来。

“她刚才跟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人打过一架，”我身旁一个姑娘解释说。

我向四周看看，剩下的女客现在多半都在跟她们所谓的丈夫吵架。连乔丹的那一伙，从东卵来的那四位，也由于意见不合而四分五裂了。男的当中有一个正在劲头十足地跟一个年轻的女演员交谈，他的妻子起先还保持尊严，装得满不在乎，想一笑置之，到后来完全垮了，就采取侧面攻击——不时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像一条愤怒的衲脊蛇，向他耳中嘶道：“你答应过的！”

舍不得回家的并不限于任性的男客。穿堂里此刻有两个毫无醉意的男客和他们怒气冲天的太太。两位太太略微提高了嗓子在互相表示同情。

“每次他一看见我玩得开心他就要回家。”

“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这么自私的事。”

“我们总是第一个走。”

“我们也是一样。”

“不过，今晚我们几乎是最后的了，”两个男的有一个怯生生地说。“乐队半个钟头以前就走了。”

尽管两位太太一致认为这种恶毒心肠简直难以置信，这场纠纷终于在一阵短短的揪斗中结束，两位太太都被抱了起来，两腿乱踢，消失在黑夜里。

我在穿堂里等我帽子的时候，图书室的门开了，乔丹·贝克和盖茨比一同走了出来。他还在跟她说最后一句话，可是这时有几个人走过来和他告别，他原先热切的态度陡然收敛，变成了拘谨。

乔丹那一伙人从阳台上不耐烦地喊她，可是她还逗留了片刻和我握手。

“我刚才听到一件最惊人的事情，”她出神地小声说，“我们在那里边待了多久？”

“哦，个把钟头。”

“这事……太惊人了，”她出神地重复说。“可是我发过誓不告诉别人，而我现在已经在逗你了。”她对着我的脸轻轻打了个呵欠。“有空请过来看我……电话簿……西古奈·霍华德太太名下……我的姑妈……”她一边说一边匆匆离去——她活泼地挥了一下那只晒得黑黑的手表示告别，然后就消失在门口她那一伙人当中了。

我觉得怪难为情的，第一次来就待得这么晚，于是走到包围着盖茨比的最后几位客人那边去。我想要解释一下我一来就到处找过他，同时向他道歉刚才在花园里当面都不认识。

“没有关系，”他恳切地嘱咐我。“别放在心上，老兄。”这个亲热的称呼还比不上非常友好地拍拍我肩膀的那只手所表示的亲热。“别忘了明天早上九点我们要乘水上飞机上天哩。”

接着男管家来了，站在他背后。

“先生，费城有长途电话请您说话。”

“好，就来。告诉他们我就来。……晚安。”

“晚安。”

“晚安。”他微微一笑。突然之间，我待到最后才走，这其中好像含有愉快的深意，仿佛他是一直希望如此的。“晚安，老兄……晚安。”

可是，当我走下台阶时，我看到晚会还没有完全结束。离大门五十英尺，十几辆汽车的前灯照亮了一个不寻常的、闹哄哄的场面。在路旁的小沟里，右边向上，躺着一辆新的小轿车，可是一只轮子撞掉了。这辆车离开盖茨比的车道还不到两分钟，一堵墙的突出部分是造成车轮脱落的原因，现在有五六个好奇的司机在围观。可是，由于他们让自己的车子挡住了路，后面车子上的司机已经按了好久喇叭，一片刺耳的噪音更增添了整个场面本来就很严重的混乱。

一个穿着长风衣的男人已经从撞坏的车子里出来，此刻站在大路中间，从车子看到轮胎，又从轮胎看到旁观的人，脸上带着愉快而迷惑不解的表情。

“请看！”他解释道，“车子开到沟里去了。”

这个事实使他感到不胜惊奇。我先听出了那不平常的惊奇的口吻，然后认出了这个人——就是早先光顾盖茨比图书室的那一位。

“怎么搞的？”

他耸了耸肩膀。

“我对机械一窍不通，”他肯定地说。

“到底怎么搞的？你撞到墙上去了吗？”

“别问我，”“猫头鹰眼”说，把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我不大懂开车——几乎一无所知。事情发生了，我就知道这一点。”

“既然你车子开得不好，那么你晚上就不应当试着开车嘛。”

“可是我连试也没试，”他气愤愤地解释。“我连试也没试啊。”

旁观的人听了都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你想自杀吗？”

“幸亏只是一只轮子！开车开得不好，还连试都不试！”

“你们不明白，”罪人解释说，“我没有开车。车子里还有一个人。”

这句声明所引起的震惊表现为一连声的“噢……啊……啊！”同时那辆小轿车的门也慢慢开了。人群——此刻已经是一大群了——不由得向后一退，等到车门敞开以后，又有片刻阴森可怕的停顿。然后，逐渐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一个脸色煞白、摇来晃去的人从撞坏了的汽车里跨了出来，先伸出一只大舞鞋在地面上试探了几下。

这位幽灵被汽车前灯的亮光照得睁不开眼，又被一片汽车喇叭声吵得糊里糊涂，站在那里摇晃了一会儿才认出那个穿风衣的人。

“怎么啦？”他镇静地问道，“咱们没汽油了吗？”

“你瞧！”

五六个人用手指指向那脱落下来的车轮——他朝它瞪了一眼，然后抬头向上看，仿佛他怀疑轮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轮子掉下来了，”有一个人解释说。

他点点头。

“起先我还没发现咱们停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挺起胸膛，用坚决的声音说：

“不知可不可以告诉我哪儿有加油站？”

至少有五六个人，其中有的比他稍微清醒一点，解释给他听，轮子和车子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联系了。

“倒车，”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点子，“用倒车挡。”

“可是轮子掉啦！”

他迟疑了一会儿。

“试试也无妨嘛，”他说。

汽车喇叭的尖声怪叫达到了高潮，于是我掉转身，穿过草地回家。我回头望了一眼。一轮明月正照在盖茨比别墅的上面，使夜色跟先前一样美好；明月依旧，而欢声笑语已经从仍然光辉灿烂的花园里消失了。一股突然的空虚此刻好像从那些窗户和巨大的门里流出来，使主人的形象处于完全的孤立之中，他这时站在阳台上，举起一只手作出正式的告别姿势。

重读一遍以上所写的，我觉得我已经给人一种印象，好像相隔好几个星期的三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所关注的一切。恰恰相反，它们只不过是一个繁忙的夏天当中的一些小事，而且直到很久以后，我对它们还远远不如对待我自己的私事那样关心。

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工作。每天清早太阳把我的影子投向西边时，我沿着纽约南部摩天大楼之间的白色裂口匆匆走向正诚信托公司。我跟其他的办事员和年轻的债券推销员混得很熟，和他们一起在阴暗拥挤的饭馆里吃午饭，吃点小猪肉香肠加土豆泥，喝杯咖啡。我甚至和一个姑娘发生过短期的关系，她住在泽西城[7]，在会计处工作。可是她哥哥开始给我眼色看，因此她七月里出去度假的时候，我就让这事悄悄地吹了。

我一般在耶鲁俱乐部吃晚饭——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这是我一天中最凄凉的事情——饭后我上楼到图书室去认真学习各种投资和证券一个钟头。同学会里往往有几个爱玩爱闹的人光临，但他们从来不进图书室，所以那里倒是个做工作的好地方。在那以后，如果天气宜人，我就沿着麦迪逊路溜达，经过那座古老的默里山饭店，再穿过三十三号街走到宾夕法尼亚车站。

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夜晚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我喜欢在五号路上溜达，从人群中挑出风流的女人，幻想几分钟之内我就要进入她们的生活，而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或者非难这件事。有时，在我脑海里，我跟着她们走到神秘的街道拐角上她们所住的公寓，到了门口她们回眸一笑，然后走进一扇门消失在温暖的黑暗之中。在大都市迷人的黄昏时刻，我有时感到一种难以排遣的寂寞，同时也觉得别人有同感——那些在橱窗面前踯躅的穷困的青年小职员，等到了时候独个儿上小饭馆去吃一顿晚饭——黄昏中的青年小职员，虚度着夜晚和生活中最令人陶醉的时光。

有时晚上八点钟，四十几号街那一带阴暗的街巷挤满了出租汽车，五辆一排，热闹非凡，都是前往戏院区的，这时我心中就感到一种无名的怅惘。出租汽车在路口暂停的时候，车里边的人身子偎在一起，说话的声音传了出来，听不见的笑话引起了欢笑，点燃的香烟在里面造成一个个模糊的光圈。幻想着我也在匆匆赶去寻欢作乐，分享他们内心的激动，于是我暗自为他们祝福。

有好久我没有见过乔丹·贝克，后来在仲夏时节我又找到了她。起初我陪她到各处去感到很荣幸，因为她是个高尔夫球冠军，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大名。后来却有了另一种感情。我并没有真的爱上她，但我产生了一种温柔的好奇心。她对世人摆出的那副厌烦而高傲的面孔掩盖了点什么——大多数装模作样的言行到后来总是在掩盖点什么，虽然起初并不如此——有一天我发现了那是什么。当时我们两人一同到沃维克去参加一次别墅聚会。她把一辆借来的车子车篷不拉上就停在雨里，然后扯了个谎——突然之间我记起了那天晚上我在黛西家里想不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差一点闹到登报，——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把球从一个坏位置上移动过。事情几乎要成为一桩丑闻——后来平息了下去。一个球童收回了他的话，唯一的另一个见证人也承认他可能搞错了。这个事件和她的名字却留在我脑子里。

乔丹·贝克本能地回避聪明机警的男人，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她认为，在对越轨的行动不以为然的社会圈子里活动比较保险。她不诚实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她不能忍受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这样不甘心，因此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个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硬硬的、矫健的肉体的要求。

这对我完全无所谓。女人不诚实，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我微微感到遗憾，过后就忘了。也是在参加那次别墅聚会的时候，我们俩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奇怪的谈话。因为她从几个工人身旁开过去，挨得太近，结果挡泥板擦着一个工人上衣的纽扣。

“你是个粗心的驾驶员，”我提出了抗议。“你该再小心点儿，要不就干脆别开车。”

“我很小心。”

“不对，你不小心。”

“不要紧，反正别人很小心，”她轻巧地说。

“这跟你开车有什么关系？”

“他们会躲开我的，”她固执地说，“要两方面才能造成一次车祸嘛。”

“假定你碰到一个像你一样不小心的人呢？”

“我希望永远不会碰到，”她答道，“我顶讨厌不小心的人。这也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她那双灰色的、被太阳照得眯紧的眼睛笔直地盯着前方，但她故意地改变了我们的关系，因而有片刻工夫我以为我爱上了她。但是我思想迟钝，而且满脑袋清规戒律，这都对我的情欲起着刹车的作用，同时我也知道首先我得完全摆脱家乡的那段纠葛。我一直每星期写一封信并且签上：“爱你，尼克”，而我能想到的只是每次那位小姐一打网球，她的上唇上边总出现像小胡子一样的一溜汗珠。不过确实有过一种含糊的默契，这必须先委婉地解除，然后我才可以自由。

每个人都以为他自己至少有一种主要的美德，而这就是我的：我所认识的诚实的人并不多，而我自己恰好就是其中的一个。

[1] 西班牙一地区，以产头巾出名。

[2] 吉尔德·格雷：名噪一时的纽约舞星。

[3] 约翰·斯托达德（1850—1931）：美国演说家，著有《演说集》十卷。

[4] 大卫·贝拉斯科（1859—1931）：美国舞台监督，以布景逼真闻名。

[5] 指天秤座星斗。

[6] 贫民窟。

[7] 在纽约市附近。

第四章

星期天早晨，教堂的钟声响彻沿岸村镇的时候，时髦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回到了盖茨比的别墅，在他的草坪上寻欢作乐。

“他是个私酒贩子，”那些少妇一边说，一边在他的鸡尾酒和他的好花之间的什么地方走动着。“有一回他杀了一个人，那人打听出他是兴登堡[1]的侄子，魔鬼的表兄弟。递给我一朵玫瑰花，宝贝，再往那只水晶杯子里给我倒最后一滴酒。”

有一次我在一张火车时刻表上空白的地方写下了那年夏天到盖茨比别墅来过的人的名字。现在这已经是一张很旧的时刻表了，沿着折印快要散了，上面印着“本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我还认得出那些暗淡的名字，它们可以给你一个比我的笼统概括更清楚的印象，那些人到盖茨比家里做客，却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微妙的敬意。

好吧，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利契夫妇、一个我在耶鲁认识的姓本森的，还有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淹死的韦伯斯特·西维特大夫。还有霍恩比姆夫妇、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布莱克巴克全家，他们总是聚集在一个角落里，不管谁走近他们就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孔。还有伊士梅夫妇、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哈和克里斯蒂先生的老婆）和埃德加·比弗，据说有一个冬天的下午他的头发无缘无故地变得像雪一样白。

我记得，克拉伦斯·恩狄是从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一条白灯笼裤，还在花园里跟一个姓艾蒂的二流子干了一架。从岛上更远的地方来的有齐德勒夫妇、O·R·P·斯雷德夫妇、乔治亚州的斯通瓦尔·杰克逊·亚伯拉姆夫妇，还有菲希加德夫妇和里普利·斯奈尔夫妇。斯奈尔在他去坐牢的前三天还来过，喝得烂醉躺在石子车道上，结果尤里西斯·斯威特太太的汽车从他的右手上开了过去。丹赛夫妇也来，还有年近七十的S·B·怀特贝特、莫理斯·A·弗林克、汉姆海德夫妇、烟草进口商贝路加以及贝路加的几个姑娘。

西卵来的有波尔夫妇、马尔雷德夫妇、塞西尔·罗伯克、塞西尔·肖恩、州议员古利克，还有卓越影片公司的后台老板牛顿·奥基德、艾克豪斯特和克莱德·科恩、小唐·S·施沃兹以及阿瑟·麦加蒂，他们都是跟电影界有这样那样的关系的。还有卡特利普夫妇、班姆堡夫妇和G·厄尔·马尔东，就是后来勒死妻子的那个姓马尔东的人的兄弟。投机商达·冯坦诺也来这儿，还有爱德·莱格罗、詹姆斯·B·（诨名是“坏酒”）菲来特、德·琼夫妇和欧内斯特·利里——他们都是来赌钱的，每当菲来特逛进花园里去，那就意味着他输得精光，第二天联合运输公司的股票又得有利可图地涨落一番。

有一个姓克利普斯普林格的男人在那儿次数又多时间又长，后来大家就称他为“房客”了——我怀疑他根本就没别的家。在戏剧界人士中，有葛斯·威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德克维德和弗朗西斯·布尔。从纽约城里来的还有克罗姆夫妇、贝克海森夫妇、丹尼克夫妇、罗素·贝蒂、科里根夫妇、凯利赫夫妇、杜厄夫妇、斯科里夫妇、S·W·贝尔丘夫妇、斯默克夫妇、现在离了婚的小奎因夫妇和亨利·L·帕默多，他后来在时报广场跳在一列地下火车前面自杀了。

本尼·麦克莱纳亨总是带着四个姑娘一同来。她们每次人都不同，可是全长得一模一样，因此看上去都好像是以前来过的。她们的名字我忘了——杰奎林，大概是，要不然就是康雪爱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珠迪或者琼，她们的姓要么是音调悦耳的花名和月份的名字，要么是美国大资本家的庄严的姓氏，只要有人追问，她们就会承认自己是他们的远亲。

除了这许多人之外，我还记得福丝娣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达克家姐妹，还有小布鲁尔，就是在战争中鼻子被枪弹打掉的那个，还有阿尔布鲁克斯堡先生和他的未婚妻海格小姐、阿迪泰·费兹彼得夫妇和一度当过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的P·朱厄特先生，还有克劳迪娅·希普小姐和一个被认为是她司机的男伴，还有一位某某亲王，我们管他叫公爵，即使我曾经知道他的名字，我也忘掉了。

所有这些人那年夏天都到盖茨比的别墅来过。

七月末一天早上九点钟，盖茨比的华丽汽车沿着岩石车道一路颠到我门口停下，它那三个音符的喇叭发出一阵悦耳的音调。这是他第一次来看我，虽然我已经赴过两次他的晚会，乘过他的水上飞机，而且在他热情邀请之下时常借用他的海滩。

“早啊，老兄。你今天要和我一同吃午饭，我想我们就同车进城吧。”

他站在他车子的挡泥板上，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那种灵活的动作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想这是由于年轻时候不干重活的缘故，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各种紧张剧烈的运动造成姿势自然而优美。这个特点不断地以坐立不安的形式突破他那拘谨的举止而流露出来。他一刻也不安静；总是有一只脚在什么地方轻轻拍着，要不然就是有一只手在不耐烦地一开一合。

他瞧出我用赞赏的目光看着他的汽车。

“这车子很漂亮，是不是，老兄？”他跳了下来，好让我看清楚一些。“你以前从来没看到过它吗？”

我看到过，大家都看到过。车子是瑰丽的奶油色的，镀镍的地方闪光耀眼，车身长得出奇，四处鼓出帽子盒、大饭盒和工具盒，琳琅满目，还有层层叠叠的挡风玻璃反映出十来个太阳的光辉。我们在温室似的绿皮车厢里许多层玻璃后面坐下，向城里进发。

过去一个月里，我大概跟他交谈过五六次。使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没有多少话可说。因此我最初以为他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的印象，已经渐渐消失，他只不过是隔壁一家豪华的郊外饭店的老板。

接着就发生了那次使我感到窘迫的同车之行。我们还没到西卵镇，盖茨比就开始把他文雅的句子说到一半就打住，同时犹疑不决地用手拍着他酱色西装的膝盖。

“我说，老兄，”他出其不意地大声说，“你到底对我是怎么个看法？”

我有点不知所措，就开始说一些含糊其辞的话来搪塞。

“得啦，我来给你讲讲我自己的身世吧，”他打断了我的话。“你听到这么多闲话，我不希望你从中得到一个对我的错误看法。”

原来他知道那些给他客厅里的谈话增添风趣的离奇的流言蜚语。

“上帝作证，我要跟你说老实话。”他的右手突然命令上天的惩罚作好准备。“我是中西部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家里人都死光了。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可是在牛津受的教育，因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在牛津受教育的。这是个家庭传统。”

他斜着眼朝我望望——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乔丹·贝克曾认为他撒谎。他把“在牛津受教育的”这句话匆匆带了过去，或者含糊其辞，或者半吞半吐，仿佛这句话以前就使他犯嘀咕。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自述就站不住脚了，因此我猜疑他毕竟是有点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中西部什么地方？”我随便一问。

“旧金山。[2]”

“哦，是这样。”

“我家里人都死光了，因此我继承了很多钱。”

他的声音很严肃，仿佛想起家族的突然消亡犹有余痛似的。有一会儿我怀疑他在捉弄我，但是看了他一眼就使我相信不是那么回事。

“后来我就像一个年轻的东方王公那样到欧洲各国首都去当寓公——巴黎、威尼斯、罗马——收藏珠宝，以红宝石为主；打打狮子老虎；画点儿画，不过是为了自己消遣，同时尽量想忘掉好久以前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不笑出来，因为他的话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措词本身那么陈腐，以致在我脑子里只能是这样的形象：一个裹着头巾的傀儡戏里的“角色”，在布龙公园[3]追着打老虎，一面跑一面从身子里每个孔洞里往外漏木屑。

“后来就打仗了，老兄。这倒是莫大的宽慰，我千方百计地去找死，可是我的命好像有神仙保佑一样。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得到了中尉的军衔。在阿贡森林一役，我带领我那个机枪营的残余部队一往直前，结果我们两边都有半英里的空地，步兵在那里无法推进。我们在那儿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个人，十六挺刘易斯式机枪。后来等到步兵开上来，他们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记。我被提升为少校，每一个同盟国政府都发给我一枚勋章——其中甚至包括门的内哥罗，亚德里亚海上的那个小小的门的内哥罗。”

小小的门的内哥罗！他仿佛把这几个字举了起来，冲着它们点头微笑。这一笑表示他了解门的内哥罗动乱的历史，并且同情门的内哥罗人民的英勇斗争。这一笑也表示他完全理解那个国家一系列的情况，正是这些情况使得门的内哥罗热情的小小的心里发出了这个颂扬。我的怀疑此刻已化为惊奇；这好像是匆匆忙忙翻阅十几本杂志一样。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随即一块系在一条缎带上的金属片落进我的手掌心。

“这就是门的内哥罗的那一个。”

使我吃惊的是，这玩意看上去是真的。“丹尼罗勋章”，上面的一圈铭文写道：“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古拉斯。”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念道，“英勇过人。”

“这儿还有一件我随身带的东西，牛津时期的纪念品，是在三一学院校园里照的——我左边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这是一张五六个年轻人的相片，身上穿着运动上衣，在一条拱廊下闲站着，背后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塔尖[4]，其中有盖茨比，比现在显得年轻点，但也年轻不了多少——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棒。

这样看来他说的都是真的啦。我仿佛看见一张张五色斑斓的老虎皮挂在他在大运河[5]上的宫殿里，我仿佛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借它们浓艳的红光来减轻他那颗破碎的心的痛苦。

“我今天有件大事要请你帮忙，”他说，一面很满意地把他的纪念品放进口袋里。“因此我觉得你应当了解我的情况。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一个不三不四的人。要知道，我往往和陌生人交往，因为我东飘西荡，尽量想忘掉那件伤心事。”他犹疑了一下。“这件事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听到。”

“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打听到你约了贝克小姐喝茶。”

“你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吗？”

“不是，老兄，我没有。可是承蒙贝克小姐答应我跟你谈这件事。”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指什么，但是我兴趣不大，倒觉得厌烦。我请贝克小姐喝茶，并不是为了谈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敢肯定他要求的一定是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有一会儿工夫我真后悔当初不该踏上他那客人过多的草坪。

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我们离城越近他也越发矜持。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船身有一圈红漆的远洋轮船，又沿着一条贫民区的石子路急驰而过，路两旁排列着二十世纪初褪色的镀金时代的那些还有人光顾的阴暗酒吧。接着，灰烬之谷在我们两边伸展出去，我从车上瞥见威尔逊太太浑身是劲在加油机旁喘着气替人加油。

汽车的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一路给半个阿斯托里亚[6]带来了光明——只是半个，因为正当我们在高架铁路的支柱中间绕来绕去的时候，我听到了一辆机器脚踏车熟悉的“嘟——嘟——劈啪”的响声，随即看到一名气急败坏的警察在我们车旁行驶。

“好了，老兄，”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了速度。盖茨比从他的皮夹里掏出一张白色卡片，在警察的眼前晃了一下。

“行了，您哪，”警察满口应承，并且轻轻碰一碰帽檐。“下次就认识您啦，盖茨比先生。请原谅我！”

“那是什么？”我问道，“那张牛津的相片吗？”

“我给警察局长帮过一次忙，因此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片。”

在大桥上，阳光从钢架中间透过来在川流不息的车辆上闪闪发光，河对岸城里的大楼高耸在眼前，像一堆一堆白糖块一样，尽是出于好心花了没有铜臭的钱盖起来的。从皇后区大桥看去，这座城市永远好像是初次看见一样，那样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

一辆装着死人的灵车从我们身旁经过，车上堆满了鲜花，后面跟着两辆马车，遮帘拉上了的，还有几辆比较轻松的马车载着亲友。这些亲友从车子里向我们张望，从他们忧伤的眼睛和短短的上唇看上去他们是东南欧那带的人。我很高兴在他们凄惨的出丧车队中还能看到盖茨比豪华的汽车。我们的车子从桥上过布莱克威尔岛的时候，一辆大型轿车超越了我们的车子，司机是个白人，车子里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男一女。他们冲着我们翻翻白眼，一副傲慢争先的神气，我看了忍不住放声大笑。

“我们现在一过这座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了，”我心里想，“无论什么事都会有……”

因此，连盖茨比这种人物也是会出现的，这用不着大惊小怪。炎热的中午。在四十二号街一家电扇大开的地下餐厅里，我跟盖茨比碰头一起吃午饭。我先眨眨眼驱散外面马路上的亮光，然后才在休息室里模模糊糊认出了他，他正在跟一个人说话。

“卡罗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的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了他的大脑袋来打量我，他的鼻孔里面长着两撮很浓的毛。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发现了他的两只小眼睛。

“……于是我瞥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一面说下去一面很热切地和我握手。“然后，你猜猜我干了什么事？”

“什么事？”我有礼貌地问道。

显然他并不是在跟我讲话，因为他放下了我的手，把他那只富有表情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那笔钱交给凯兹保，同时我对他说：‘就这样吧，凯兹保，他要是不住嘴，一分钱也不要给他。’他当时立刻就住了嘴。”

盖茨比拉住我们每人一只胳臂，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他刚开始说的一句话咽了下去，露出了如梦似痴的神态。

“要姜汁威士忌吗？”服务员领班问道。

“这儿的这家馆子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长老会美女说，“但是我更喜欢马路对面那家。”

“好的，来几杯姜汁威士忌，”盖茨比同意，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不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可是充满了回忆。”

“那是哪一家馆子？”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闷闷不乐地回忆道，“那里聚集过多少早已消逝的面容，聚集过多少如今已经不在人间的朋友。我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他们开枪打死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一桌六个人，罗西一夜大吃大喝。快到天亮的时候，服务员一副尴尬面孔来到他跟前说有个人请他到外面去讲话。‘好吧，’罗西说，马上就要站起来，我把他一把拉回到椅子上。”

“‘那些杂种要找你，让他们进来好了，罗西，但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离开这间屋子。’那时候已经是清早四点，要是我们掀起窗帘，我们会看见天已经亮了。”

“他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呼呼地向我一掀。“他走到门口还回过头来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掉！’说完他就走到外面人行道上，他们向他吃得饱饱的肚皮放了三枪，然后开车跑掉。”

“其中四个人坐了电椅，”我想了起来就说道。

“五个，连贝克在内。”他鼻孔转向我，带着对我感兴趣的神情。“我听说你在找一个做生意的关系。”

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使人听了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

“啊，不是，”他大声说，“这不是那个人。”

“不是吗？”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一位朋友。我告诉过你我们改天再谈那件事嘛。”

“对不起，”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弄错了人。”

一盘鲜美的肉丁烤菜端了上来，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就忘掉了老大都会的温情得多的气氛，开始斯斯文文地大吃起来。同时他的两眼很慢地转动着，把整个餐厅巡视一遍；他又转过身来打量紧坐在我们背后的客人，从而完成了整个弧圈。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座，他准会连我们自己桌子底下也去瞧一眼的。

“我说，老兄，”盖茨比伸过头来跟我说，“今天早上在车子里我恐怕惹你生气了吧？”

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笑容，可是这次我无动于衷。

“我不喜欢神秘的玩意儿，”我答道，“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讲出来，让我知道你要什么。为什么一定全要通过贝克小姐？”

“噢，绝不是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情，”他向我保证。“你也知道，贝克小姐是一位大运动家，她决不会做什么不正当的事。”

忽然间他看了看表，跳了起来，匆匆离开餐厅，把我跟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子边。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一面目送他出去。“好人，是不是？一表人才，而且人品极好。”

“是的。”

“他是牛劲[7]出身的。”

“哦！”

“他上过英国的牛劲大学。你知道牛劲大学吗？”

“我听说过。”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道。

“好几年了，”他心满意足地答道。“刚打完仗之后我偶然有机会认识了他。可是我跟他才谈了一个钟头就知道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我就对自己说：‘这就是你愿意带回家介绍你母亲和妹妹认识的那种人。’”他停了下来。“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袖扣。”

我本来并没有看，可是现在倒看了。它们是用几片小象牙制作的，看着眼熟得奇怪。

“用精选的真人臼齿做的。”他告诉我。

“真的！”我仔细看看。“这倒是个很妙的主意。”

“不错。”他把衬衣袖口缩回到上衣下面去。“不错，盖茨比在女人方面非常规矩。朋友的太太他连看也不看。”

这个受到本能的信赖的对象又回到桌边坐下的时候，沃尔夫山姆先生一口把他的咖啡喝掉，然后站起身来。

“我中饭吃得很高兴，”他说，“现在我要扔下你们两个年轻人走了，免得你们嫌我不知趣。”

“别忙，迈尔，”盖茨比说，一点也不热情。沃尔夫山姆先生像祝福似的举起了手。

“你们很有礼貌，不过我是老一辈的人了，”他严肃地说。“你们在这里坐坐，谈谈体育，谈谈你们的年轻女人，谈谈你们的……”他又把手一挥，以代替一个幻想的名词。“至于我哩，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也就不再打搅你们了。”

他跟我们握握手，掉转身去，他那忧伤的鼻子又在颤动。我不知是否我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他。

“他有时会变得很伤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又是他伤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人物——百老汇的地头蛇。”

“他到底是什么人？是演员吗？”

“不是。”

“牙科医生？”

“迈尔·沃尔夫山姆？不是，他是个赌棍。”盖茨比犹疑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补充道，“他就是一九一九年那年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的那个人。”

“非法操纵世界棒球联赛？”我重复了一遍。

居然有这种事，我听了发愣。我当然记得世界棒球联赛在一九一九年被人非法操纵，可是即使我想到过这种事，我也会以为那只不过是一件发生了的事情，是一连串必然事件的后果。我从来没料到一个人可以愚弄五千万人，就像一个撬开保险箱的贼那样专心致志。

“他怎么会干那个的？”我过了一分钟才问道。

“他只不过是看中了机会。”

“他怎么没坐牢呢？”

“他们逮不住他，老兄。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

我抢着付了账。服务员把找的钱送来时，我看到了汤姆·布坎农在拥挤的餐厅的那一边。

“跟我来一下，”我说，“我得同一个人打个招呼。”

汤姆一看见我们就跳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迈了五六步。

“你这一阵哪儿去了？”他急切地问道，“黛西气死了，因为你不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农先生。”

他们随便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忽然流露出一种不自然的、不常见的窘迫表情。

“你近来到底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到这儿来吃饭？”

“我是和盖茨比先生在一道吃午饭。”

我转身去看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里有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说，当时她挺直地坐在广场饭店茶室里一张挺直的椅子上。）

——我正在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走去，一半走在人行道上，一半走在草坪上。我更喜欢走草坪，因为我穿了一双英国鞋，鞋底有会在软绵绵的地面留下印痕的橡皮疙瘩。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能随风微微扬起的方格呢裙子，每当裙子随风扬起来，所有人家门前的红、白、蓝三色旗就都挺得笔直，并且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好像很不以为然似的。

几面最大的旗子和几片最大的草坪都是属于黛西·费伊家的。她刚刚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小姐中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的是白衣服，开的是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青年军官一个个都要求那天晚上独占她的全部时间。“至少，给一个钟头吧！”

那天早上我从她家门口对面路过时，她的白色跑车停在路边，她跟一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中尉同坐在车上。他们俩彼此全神贯注，一直到我走到五步之内她才看见我。

“哈啰，乔丹，”她出其不意地喊道。“请你过来。”

她要跟我说话，我觉得很光彩，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女孩当中，我最崇拜的就是她。她问我是否到红十字会去做绷带。我说是的。那么，可否请我告诉他们说这天她不能来了？黛西说话的时候，那位军官盯住她看，每一个姑娘都巴望人家有时会用这种神态来看自己。因为我觉得那非常浪漫，所以我后来一直记得这个情节。他的名字叫杰伊·盖茨比，从那以后一隔四年多，我一直没再见过他——就连我在长岛遇到他以后，我也不知道原来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男朋友，同时我开始参加比赛，因此我就不常见到黛西。她来往的是一帮比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如果她还跟任何人来往的话。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到处传播——说什么有一个冬天夜晚她母亲发现她在收拾行装，准备到纽约去跟一个正要到海外去的军人告别。家里人有效地阻止了她，可是事后她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讲话。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军人一起玩了，只跟城里几个根本不能参军的平脚近视的青年人来往。

等到第二年秋天，她又活跃起来，和以前一样活跃。停战以后她参加了一次初进社交界的舞会，据说二月里她跟新奥尔良市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就跟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农结了婚，婚礼之隆重豪华是路易斯维尔前所未闻的。他和一百位客人乘了四节包车一同南来，在莫尔巴赫饭店租了整个一层楼，在婚礼的前一天他送了她一串估计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

我是伴娘之一。在举行婚礼前夕送别新娘的宴会之前半个小时，我走进她的屋子，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的衣裳，像那个六月的夜晚一样的美，像猴子一样喝得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白葡萄酒，一手捏着一封信。

“恭……喜我，”她含混不清地咕哝着说，“从来没喝过酒，啊，今天喝得可真痛快。”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真的；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子醉成这副模样。

“喏，心肝宝贝。”她在拿到床上的字纸篓里乱摸了一会，掏出了那串珍珠。“把这个拿下楼去，是谁的东西就还给谁。告诉大家，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哭了起来——她哭了又哭。我跑出去，找到她母亲的贴身女用人，然后我们锁上了门，让她洗个冷水澡。她死死捏住那封信不放。她把信带到澡盆里去，捏成湿淋淋的一团，直到她看见它碎得像雪花一样，才让我拿过去放在肥皂碟里。

可是她一句话也没有再说。我们让她闻阿摩尼亚精，把冰放在她脑门上，然后又替她把衣裳穿好。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那串珍珠套在她脖子上，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她没事儿似的跟汤姆·布坎农结了婚，然后动身到南太平洋去作三个月的旅行。

他们回来以后，我在圣巴巴拉[8]见到了他们，我觉得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孩那么迷恋丈夫的。如果他离开屋子一会儿工夫，她就会惴惴不安地四下张望，嘴里说：“汤姆上哪儿去啦？”同时脸上显出一副神情恍惚的样子，直到她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她往往坐在沙滩上，一坐个把钟头，让他把头搁在她膝盖上，一面用手指轻轻按摩他的眼睛，一面无限欣喜地看着他。看着他们俩在一起那种情景真使你感动——使你入迷，使你莞尔而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以后，汤姆一天夜晚在凡图拉公路上与一辆货车相撞，把他车上的前轮撞掉了一只。跟他同车的姑娘也上了报，因为她的胳膊撞断了——她是圣巴巴拉饭店里的一个收拾房间的女用人。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了她那个小女儿，随后他们到法国去待了一年。有一个春天我在戛纳[9]见到他们，后来又在多维尔[10]见过，再后来他们就回芝加哥定居了。黛西在芝加哥很出风头，这是你知道的。他们和一帮花天酒地的人来往，个个都是又年轻又有钱又放荡的，但是她的名声却始终清清白白。也许因为她不喝酒的缘故。在爱喝酒的人中间而自己不喝酒，那是很占便宜的。你可以守口如瓶，而且，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小动作选择时机，等到别人都喝得烂醉要么看不见要么不理会的时候再搞。也许黛西从来不爱搞什么桃色事件——然而她那声音里却有点儿什么异样的地方……

后来，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那次我问你——你还记得吗？——你认识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你回家之后，她到我屋里来把我推醒，问我：“哪个姓盖茨比的？”我把他形容了一番——我半睡半醒——她用最古怪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过去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跟当年坐在她白色跑车里的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等到乔丹·贝克把上面这些都讲完，我们离开了广场饭店已经有半个钟头，两人乘着一辆敞篷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落在西城五十几号街那一带电影明星们居住的公寓大楼后面，这时儿童像草地上的蟋蟀一样聚在一起，他们清脆的声音在闷热的黄昏中歌唱：

我是阿拉伯的酋长，

你的爱情在我心上。

今夜当你睡意正浓，

我将爬进你的帐篷——

“真是奇怪的巧合，”我说。

“但这根本不是什么巧合。”

“为什么不是？”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来黛西就在海湾对面嘛。”

这么说来，六月里那个夜晚他所向往的不单单是天上的星斗了。盖茨比在我眼中有了生命，忽然之间从他那子宫般的毫无目的的豪华里分娩了出来。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肯不肯哪一天下午请黛西到你住处来，然后让他过来坐一坐。”

这个要求如此微不足道，真使我震惊。他居然等了五年，又买了一座大厦，在那里把星光施与来来往往的飞蛾——为的是在哪个下午他可以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坐一坐”。

“我非得先知道这一切，然后他才能托我这点小事吗？”

“他害怕，他等得太久了。他想你也许会见怪。尽管如此，他其实是非常顽强的。”

我还是放不下心。

“他为什么不请你安排一次见面呢？”

“他要让她看看他的房子，”她解释道。“你的房子又刚好在紧隔壁。”

“哦！”

“我想他大概指望哪天晚上她会翩然而至，光临他的一次宴会，”乔丹继续说，“但是她始终没有来过。后来他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问人家是否认识她，而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在舞会上他派人去请我的那一晚，可惜你没听到他那样煞费苦心、转弯抹角才说到正题。我自然马上建议在纽约吃一顿午餐——不料他急得像要发疯：‘我可不要做什么不对头的事情！’他一再说，‘我只要在隔壁见见她。’”

“后来我说你是汤姆的好朋友，他又想完全打消这个主意。他对汤姆的情况不太了解，虽然他说他有好几年天天看一份芝加哥报纸，希望碰巧可以看到黛西的名字。”

这时天黑了，我们的马车走到一座小桥下面，我伸出胳臂搂住乔丹的金黄色肩膀，把她拉到我身边，请她一起吃晚饭。忽然之间，我想的已经不是黛西和盖茨比，而是这个干净、结实、智力有限的人，她对世间的一切都抱怀疑态度，她怪精神地往后靠在我伸出的胳臂上。一个警句开始在我耳中令人兴奋地激动鸣响：“世界上只有被追求者和追求者，忙碌的人和疲倦的人。”

“黛西生活里也应当有点安慰，”乔丹喃喃地对我说。

“她愿意见盖茨比吗？”

“事先是不让她知道的。盖茨比不要她知道。你只是请她来喝茶。”

我们经过了一排黑黝黝的树，然后五十九号街的高楼里一片柔和的灯光照到下面公园里来。跟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农不一样，我的眼前没有什么情人的面影沿着阴暗的檐口和耀眼的招牌缥缈浮动，于是我把身边这个女孩子拉得更近一点，同时胳臂搂得更紧。她那张苍白、轻藐的嘴嫣然一笑，于是我把她拉得更近一点，这次一直拉到贴着我的脸。

[1]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德军总司令。

[2] 旧金山在西部海岸，不属中西部。

[3] 在巴黎郊外，有大片森林。

[4] 牛津校舍大多为哥特式建筑，塔尖林立。

[5] 指意大利威尼斯城的大运河。

[6] 皇后区的一个地段。

[7] 牛劲，“牛津”的讹音。

[8] 加利福尼亚的海滨旅游胜地。

[9] 法国南部海港，旅游疗养胜地。

[10] 法国西北部旅游胜地。

第五章

那天夜里我回到西卵的时候，有一会儿我疑心是我的房子着了火。半夜两点钟了，而半岛的那整个一角照得亮堂堂的，光线照在灌木丛上好像是假的，又照在路旁电线上映出细细的一长条一长条的闪光。转弯以后，我才看出原来是盖茨比的别墅，从塔楼到地窖都灯火通明。

起初我还以为又是一次晚会，一次狂欢的盛会，整个别墅统统敞开，好让大家做游戏，玩捉迷藏或“罐头沙丁鱼”。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只有树丛中的风声，风把电线吹动，电灯忽暗忽明，好像房子在对着黑夜眨眼。当出租汽车哼哼着开走的时候，我看到盖茨比穿过他的草坪朝着我走过来。

“你府上看上去像世界博览会一样，”我说。

“是吗？”他心不在焉地转过眼睛去望望。“我刚才打开了几间屋子随便看看。咱俩到康尼岛[1]去玩吧，老兄。坐我车子去。”

“时间太晚了。”

“那么，到游泳池里泡一泡怎么样？我一夏天还没泡过哩。”

“我得上床睡觉了。”

“好吧。”

他等待着，急巴巴地望着我。

“我和贝克小姐谈过了，”我等了一会才说，“我明天打电话给黛西，请她到这里来喝茶。”

“哦，那好嘛，”他漫不经心地说，“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

“哪天对您合适？”

“哪天对您合适？”他马上纠正了我的话。“我不希望给您添麻烦，你明白。”

他考虑了一会。然后，他勉强地说：“我要让人把草地平整一下。”

我们俩都低头看了看草地——在我的乱蓬蓬的草地和他那一大片剪得整整齐齐的深绿色草坪之间有一条很清楚的分界线。我猜他指的是我的草地。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他含混地说，然后犹疑了一会。

“你是不是希望推迟几天？”我问道。

“哦，跟那个没关系。至少……”他笨拙地一连开了几个头，“呃，我猜想……呃，我说，老兄，你挣钱不多，是吧？”

“不太多。”

这似乎使他放心一点，于是他更有信心地继续说了下去。

“我猜想你挣钱不多，如果你不怪我——你知道，我附带做点小生意，搞点副业，你明白。我也想到既然你挣钱不多——你在卖债券，是吧，老兄？”

“学着干。”

“那么，这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不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就可以挣一笔可观的钱。碰巧是一件相当机密的事。”

我现在认识到，如果当时情况不同，那次谈话可能会是我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因为这个建议说得很露骨，很不得体，明摆着是为了酬谢我给他帮的忙，我别无选择，只有当场把他的话打断。

“我手头工作很忙，”我说。“我非常感激，可是我不可能再承担更多的工作。”

“你不需要跟沃尔夫山姆打任何交道的。”显然他以为我讨厌中饭时候提到的那种“关系”，但我告诉他他搞错了。他又等了一会，希望我找个话题，但是我心完全不在这儿，没有答碴，结果他只好勉勉强强地回家去了。

这一晚使我感到又轻飘又快乐；大概我一走进自己的大门就倒头大睡。因此我不知道盖茨比究竟有没有去康尼岛，也不知他又花了几个小时“随便看看房间”，同时他的房子继续刺眼地大放光明。第二天早晨我从办公室给黛西打了个电话，请她过来喝茶。

“别带汤姆来，”我警告她。

“什么？”

“别带汤姆来。”

“谁是‘汤姆’？”她装傻地问道。

我们约定的那天大雨倾盆。上午十一点钟，一个男的身穿雨衣，拖着一架刈草机，敲敲我的大门，说盖茨比先生派他过来刈我的草。这使我想起我忘了叫我那芬兰女用人回来，于是我就开车到西卵镇上去，在湿淋淋的、两边是白石灰墙的小巷子里找她，同时买了一些茶杯、柠檬和鲜花。

花是多余的，因为下午两点钟从盖茨比家里送来一暖房的鲜花，连同无数插花的器皿。一小时以后，大门战战兢兢地打开，盖茨比一身白法兰绒西装，银色衬衫，金色领带，慌慌张张跑了进来。他脸色煞白，眼圈黑黑的，看得出他一夜没睡好。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他一进门就问。

“草地看上去很漂亮，如果你指的是草地。”

“什么草地？”他茫然地问道，“哦，你院子里的草地。”他从窗子里向外看，可是从他的表情看来，我相信他什么都没看见。

“看上去很好，”他含糊地说。“有一家报纸说他们认为雨在四点左右会停，大概是《纽约日报》。喝茶所需要的东西都齐全了吗？”

我把他带到食品间里去，他有点看不顺眼似地向那芬兰女用人望望。我们一起把甜食店里买来的十二块柠檬蛋糕细细打量了一番。

“这行吗？”我问道。

“当然行，当然行！好得很！”然后他又茫然地加了一声，“……老兄。”

三点半钟左右雨渐渐收了，变成了湿雾，不时还有几滴雨水像露珠一样在雾里飘着。盖茨比心不在焉地翻阅着一本克莱的《经济学》，每当芬兰女用人的脚步震动厨房的地板他就一惊，并且不时朝着模糊的窗户张望，仿佛一系列看不见然而怵目惊心的事件正在外面发生。最后他站了起来，用犹疑的声音对我说，他要回家了。

“那是为什么？”

“没有人来喝茶啦。时间太晚了！”他看了看他的表，仿佛别处还有紧急的事等着他去办。“我不能等一整天。”

“别傻，现在刚刚是四点差两分。”

他苦恼地坐了下来，仿佛我推了他似的，正在这时传来一辆汽车拐进我巷子的声音。我们俩都跳了起来，然后我自己也有点慌张地跑到院子里去。

在滴着水的没有花的紫丁香树下，一辆大型的敞篷汽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车子停了。黛西的脸在一顶三角形的浅紫色帽子下面歪向一边，满面春风、心花怒放地朝我看着。

“你千真万确是住在这儿吗，我最亲爱的人儿？”

她那悠扬的嗓音在雨中听了使人陶醉。我得先倾听那高低起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才听出她所说的话语。一缕潮湿的头发贴在她面颊上，像抹了一笔蓝色的颜料一样；我搀她下车的时候，看到她的手也被晶莹的水珠打湿了。

“你是爱上我了吗，”她悄悄在我耳朵边说，“要不然为什么我非得一个人来呢？”

“那是雷克兰特古堡[2]的秘密。叫你的司机走得远远的，过一个钟头再来。”

“过一个钟头再回来，弗迪。”然后煞有介事地低声说，“他名字叫弗迪。”

“汽油味道影响他的鼻子吗？”

“我想并不影响，”她天真地说，“为什么？”

我们走进屋子里。使我大为惊异的是起居室里空荡荡的。

“咦，这真滑稽，”我大声说。

“什么滑稽？”

正在此刻大门上有人斯文地轻轻敲了一声，她转过头去看。我走到外面去开门。盖茨比面如死灰，那只手像重东西一样揣在上衣口袋里，两只脚站在一摊水里，神色凄惶地瞪着我的眼睛。

他阔步从我身边跨进门廊，手还揣在上衣口袋里，仿佛受牵线操纵似的突然一转身，走进起居室不见了。那样子一点也不滑稽。我意识到自己的心也在扑通扑通跳。外面雨下大了，我伸手把大门关上。

有半分钟之久，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我听到从起居室里传来一阵哽咽似的低语声和一点笑声，跟着就是黛西的嘹亮而做作的声音：

“又见到你，我真高兴极了。”

一阵静寂；时间长得可怕。我在门廊里没事可做，于是我走进了屋子里。

盖茨比两手仍然揣在口袋里，正斜倚在壁炉架上，勉强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无精打采的神气。他的头往后仰，一直碰到一架早已报废的大台钟的钟面上；他那双显得心神错乱的眼睛从这个位置向下盯着黛西，她坐在一张硬背椅子的边上，神色惶恐，姿态倒很优美。

“我们以前见过，”盖茨比咕哝着说。他瞥了我一眼，嘴唇张开想笑又没笑出来。那架钟由于他的头的压力就在这一刻摇摇欲坠，幸好他连忙转过身来用颤抖的手指把钟抓住，放回原处。然后他坐了下来，直挺挺地，胳臂肘放在沙发扶手上，手托住下巴。

“对不起，把钟碰了，”他说。

我自己的脸也涨得通红，像被热带的太阳晒过那样。我脑子里虽有千百句客套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是一架很旧的钟，”我呆头呆脑地告诉他们。

我想我们大家当时有一会儿都相信那架钟已经在地板上砸得粉碎了。

“我们多年不见了，”黛西说，她的声音尽可能地平板。

“到十一月整整五年。”

盖茨比脱口而出的回答至少使我们大家又愣了一分钟。我急中生智，建议他们帮我到厨房里去预备茶，他们俩立刻站了起来，正在这时那魔鬼般的芬兰女用人用托盘把茶端了进来。

递茶杯、传蛋糕所造成的忙乱大受欢迎，在忙乱之中建立了一种有形的体统。盖茨比躲到了一边去，当我跟黛西交谈时，他用紧张而痛苦的眼睛认真地在我们两人之间看来看去。可是，因为平静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一有机会就找了个借口，站起身来要走。

“你上哪儿去？”盖茨比马上惊慌地问道。

“我就回来。”

“你走以前，我有话要跟你说。”

他发疯似地跟我走进厨房，关上了门，然后很痛苦地低声说：“啊，天哪！”

“怎么啦？”

“这是个大错，”他把头摇来摇去地说，“大错而特错。”

“你不过是难为情罢了，没别的。”幸好我又补了一句，“黛西也难为情。”

“她难为情？”他大不以为然地重复了我的话。

“跟你同样难为情。”

“声音不要那么大。”

“你的行动像一个小孩，”我不耐烦地发作说，“不但如此，你也很没礼貌。黛西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面。”

他举起手来不让我再讲下去，怀着令人难忘的怨气看了我一眼，然后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又回到那间屋子里去。

我从后门走了出去，——半小时前盖茨比也正是从这里出去，精神紧张地绕着房子跑了一圈——奔向一棵黑黝黝的盘缠多节的大树，茂密的树叶构成了一块挡雨的苫布。此刻雨又下大了，我那片不成形的草地，虽然被盖茨比的园丁修剪得很整齐，现在却满是小泥潭和历史悠久的沼泽了。从树底下望出去，除了盖茨比的庞大的房屋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于是我盯着它看了半个小时，好像康德[3]盯着他的教堂尖塔一样。这座房子是十年前一位酿酒商在那个“仿古热”初期建造的，并且还有一个传闻，说他曾答应为所有邻近的小型别墅付五年的税款，只要各位房主肯在屋顶铺上茅草。也许他们的拒绝使他“创建家业”的计划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立刻衰颓了。丧事的花圈还挂在门上，他的子女就把房子卖掉了。美国人虽然愿意、甚至渴望去当农奴，可是一向是坚决不肯当乡下佬的。

半小时以后，太阳又出来了，食品店的送货汽车沿着盖茨比的汽车道拐弯，送来他的仆人做晚饭用的原料——我敢肯定他本人一口也吃不下。一个女用人开始打开楼上的窗户，在每个窗口出现片刻，然后，从正中的大窗户探出身子，若有所思地向花园里啐了一口。该是我回去的时候了。刚才雨下个不停，仿佛是他们俩窃窃私语的声音，不时随着感情的迸发而变得高昂。但是在这新的静寂中，我觉得房子里面也是一片肃静了。

我走了进去——先在厨房里作出一切可能的响声，就差把炉灶推翻——但我相信他们什么也没听见。他们两人分坐在长沙发两端，面面相觑，仿佛有什么问题提了出来，或者悬而未决，一切难为情的迹象也都消失了。黛西满面泪痕，我一进来她就跳了起来，用手绢对着一面镜子擦起脸来。但是盖茨比身上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惶惑的变化。他简直是光芒四射；虽然没有任何表示欣喜的言语姿势，一种新的幸福感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充塞了那间小屋子。

“哦，哈啰，老兄，”他说，仿佛他有好多年没见过我了。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想跟我握手哩。

“雨停了。”

“是吗？”等他明白我说的是什么，又发觉屋子里阳光闪烁时，他像一个气象预报员又像一个欣喜若狂的回归光守护神似的露出了笑容，又把消息转报给黛西。“你看多有趣，雨停了。”

“我很高兴，杰伊。”她的声音哀艳动人，可是她吐露的只是她意外的喜悦。

“我要你和黛西一起到我家里来，”他说，“我很想领她参观参观。”

“你真的要我来吗？”

“绝对如此，老兄。”

黛西上楼去洗脸——我很羞惭地想起了我的毛巾，可惜为时太晚了——盖茨比和我在草坪上等候。

“我的房子很好看，是不是？”他问道。“你瞧它整个正面映射着阳光。”

我同意说房子真漂亮极了。

“是的。”他用眼睛仔细打量了一番，每一扇拱门、每一座方塔都看到了。“我只花了三年工夫就挣到了买房子的钱。”

“我还以为你的钱是继承来的。”

“不错，老兄，”他脱口而出说，“但是我在大恐慌期间损失了一大半——就是战争引起的那次大恐慌。”

我猜想他自己也不大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因为等我问他做的是什么生意时，他回答：“那是我的事儿。”话说出口他才发觉这个回答很不得体。

“哦，我干过好几行，”他改口说，“我做药材生意，后来又做过石油生意。可是现在我这两行都不干了。”他比较注意地看着我。“那么说你考虑过那天晚上我提的那件事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黛西就从房子里出来了，她衣服上的两排铜钮扣在阳光中闪烁。

“是那边那座老大的房子？”她用手指着大声问。

“你喜欢它吗？”

“我太喜欢了，但是我不明白你怎么能一个人住在那儿。”

“我让它不分昼夜都挤满了有意思的人，干有意思的事情的人，有名气的人。”

我们没有抄近路沿海边过去，而是绕到大路上，从巨大的后门进去的。黛西望着那衬在天空的中世纪城堡的黑黝黝的轮廓，用她那迷人的低语赞不绝口，一边走一边又赞赏花园，赞赏长寿花闪烁的香味，山楂花和梅花泡沫般的香味，还有吻别花淡金色的香味。走到大理石台阶前，我看不到鲜艳的时装在门口出出进进，除了树上的鸟鸣也听不到一点声音，真感到很异样。

到了里面，我们漫步穿过玛丽·安托万内特[4]式的音乐厅和王政复辟时期[5]式样的小客厅，我觉得每张沙发、每张桌子后面都藏着客人，奉命屏息不动直到我们走过为止。当盖茨比关上“默顿学院图书室”[6]的门时，我可以发誓我听到了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突然发出了鬼似的笑声。

我们走上楼，穿过一间间仿古的卧室，里面铺满了玫瑰色和淡紫色的绸缎，摆满了色彩缤纷的鲜花，穿过一间间更衣室和弹子室，以及嵌有地下浴池的浴室——闯进一间卧室，里面有一个邋里邋遢穿着睡衣的人正在地板上做俯卧撑。那是“房客”克利普斯普林格先生。那天早上我看到过他如饥似渴地在海滩上徘徊。最后我们来到盖茨比本人的套间，包括一间卧室、一间浴室和一间小书房。我们在书房里坐下，喝了一杯他从壁橱里拿出来的荨麻酒。

他一刻不停地看着黛西，因此我想他是在把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按照那双他所钟爱的眼睛里的反应重新估价。有时他也神情恍惚地向四面凝视他自己的财物，仿佛在她这个惊心动魄的真人面前，所有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了。有一次他差点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他自己的卧室是所有屋子中最简朴的一间——只有梳妆台上点缀着一副纯金的梳妆用具。黛西高兴地拿起了刷子刷刷头发，引得盖茨比坐下来用手遮住眼睛笑了起来。

“真是最滑稽的事情，老兄，”他嘻嘻哈哈地说，“我简直不能……我一想要……”

显而易见，他已经历了两种精神状态，现在正进入第三种。他起初局促不安，继而大喜若狂，目前又由于她出现在眼前感到过分惊异而不能自持了。这件事他长年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简直是咬紧了牙关期待着，感情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此刻，由于反作用，他像一架发条上得太紧的时钟一样精疲力竭了。

过了一会，精神恢复之后，他为我们打开了两个非常讲究的特大衣橱，里面装满了他的西装、晨衣和领带，还有一打一打像砖头一样堆起来的衬衣。

“我有一个人在英国替我买衣服。每年春秋两季开始的时候，他都挑选一些东西寄给我。”

他拿出一堆衬衫，开始一件一件扔在我们面前，薄麻布衬衫、厚绸衬衫、细法兰绒衬衫都抖散了，五颜六色摆满了一桌。我们欣赏着的时候，他又继续抱来，那个柔软贵重的衬衣堆越来越高——条子衬衫、花纹衬衫、方格衬衫，珊瑚色的、苹果绿的、浅紫色的、淡橘色的、上面绣着深蓝色的他的姓名的交织字母。突然之间，黛西发出了很不自然的声音，一下把头埋进衬衫堆里，号啕大哭起来。

“这些衬衫这么美，”她呜咽地说，她的声音在厚厚的衣堆里闷哑了。“我看了很伤心，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这么美的衬衫。”

看过房子之后，我们本来还要去看看庭园和游泳池、水上飞机和仲夏的繁花——但是盖茨比的窗外又下起雨来了，因此我们三人就站成一排远眺水波荡漾的海面。

“要不是有雾，我们可以看见海湾对面你家的房子，”盖茨比说，“你家码头的尽头总有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

黛西蓦然伸过胳臂去挽着他的胳臂，但他似乎沉浸在他方才所说的话里。可能他突然想到那盏灯的巨大意义现在永远消失了。和那把他跟黛西分开的遥远距离相比较，那盏灯曾经似乎离她很近，几乎碰得着她。那就好像一颗星离月亮那么近一样。现在它又是码头上的一盏绿灯了。他的神奇的宝物已经减少了一件。

我开始在屋子里随便走走，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中看着各种各样模糊不清的摆饰。一个身穿游艇服的上年纪的男人的一张大相片引起了我的注意，相片挂在他书桌前面的墙上。

“这是谁？”

“那个？那是丹·科迪先生，老兄。”

那名字听着有点耳熟。

“他已经死了。很多年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五斗橱上有一张盖茨比本人的小相片，也是穿着游艇服的——盖茨比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显然是十八岁左右照的。

“我真爱这张相片，”黛西嚷嚷道，“这个笔直向后梳的发型！你从来没告诉我你留过笔直向后梳的发型，也没告诉我你有一艘游艇。”

“来看这个，”盖茨比连忙说，“这里有好多剪报——都是关于你的。”

他们俩并肩站着细看那些剪报。我正想要求看看那些红宝石，电话忽然响了，盖茨比就拿起了听筒。

“是的……噢，我现在不便谈……我现在不便谈，老兄……我说的是一个小城……他一定知道什么是小城……得啦，他对我们没什么用处，如果底特律就是他心目中的小城……”

他把电话挂上。

“到这儿来，快！”黛西在窗口喊道。

雨还在下，可是西方的乌云已经拨开，海湾上空翻滚着粉红色和金色的云霞。

“瞧那个，”她低声道，过了一刻又说，“我真想采一朵那种粉红色的云彩，把你放在上面推来推去。”

我这时想要走了，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也许有我在场他们更可以心安理得地单独待在一起。

“我知道我们干什么好，”盖茨比说，“我们让克利普斯普林格弹钢琴。”

他走出屋子喊了一声“艾温”，又过了几分钟才回来，带来一个难为情的、面容有点憔悴的年轻人，一副玳瑁边眼镜，稀稀的金黄色头发。他现在衣服整齐一些了，穿着一件敞领的运动衫、一双运动鞋和一条颜色不清不楚的帆布裤。

“我们刚才打扰您做体操了吗？”黛西有礼貌地问。

“我在睡觉，”克利普斯普林格先生窘迫之中脱口而出。“我是说，我本来在睡觉。后来我起床了……”

“克利普斯普林格会弹钢琴，”盖茨比打断了他的话说，“是不是，艾温，老兄？”

“我弹得不好。我不会……根本不弹。我好久没练……”

“我们到楼下去。”盖茨比打断了他的话。他拨了一个开关。整个房子立刻大放光明，灰暗的窗户都不见了。

在音乐厅里，盖茨比只扭开钢琴旁边的一盏灯。他用一根颤抖的火柴点燃了黛西的香烟，然后和她一道坐在屋子那边远远的一张长沙发上，那里除了地板上从过道里反映过来的一点亮光之外没有其他光线。

克利普斯普林格弹完了《爱情的安乐窝》之后，在长凳上转过身来，不高兴地在幽暗中张望着找盖茨比。

“我好久没弹了，你看。我告诉你我不会弹。我好久没弹……”

“别说那么多，老兄，”盖茨比命令道。“弹吧！”

“每天早上，

每天晚上，

玩得欢畅……”

外面风刮得呼呼的，海湾上传来一阵隐隐的雷声。此刻西卵所有的灯都亮了；电动火车满载归客，在雨中从纽约急驰而来。这是人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辰，空气中洋溢着兴奋的情绪。

“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

富的生财穷的生——孩子。

在这同时，

在这期间……”

我走过去告辞的时候，我看到那种惶惑的表情又出现在盖茨比脸上，仿佛他有点怀疑他目前幸福的性质。几乎五年了！那天下午一定有过一些时刻，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再多的激情或活力都赶不上一个人阴凄凄的心里所能集聚的情思。

我注视着他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在悄悄使自己适应眼前的现实。他伸出手去抓住她的手。她低低在他耳边说了点什么，他听了就感情冲动地转身向她。我看最使他入迷的是她那激动昂扬的声音，因为那是无论怎样梦想都不可能企及的——那声音是一曲永恒的歌。

他俩已经把我忘了，但黛西抬起头来瞥了一眼，伸出了手；盖茨比此刻压根儿不认识我了。我又看了他俩一眼，他们也看看我，好像远在天涯，沉浸在强烈的感情之中。我随即走出屋子，走下大理石台阶到雨里面去，留下他们两人在一起。

[1] 康尼岛：纽约的一处游乐胜地。

[2] 《雷克兰特古堡》为英国十八世纪女小说家埃奇沃思所著恐怖神秘小说。

[3]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4] 玛丽·安托万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在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

[5] 英国十七世纪中叶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英王查理二世于1660年复辟。

[6] 默顿学院：牛津大学的一个学院，以藏书丰富闻名。

第六章

大概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早上，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记者从纽约来到盖茨比的大门口，问他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关于什么的话？”盖茨比很客气地问道。

“呃——发表个什么声明。”

在乱了五分钟之后事情才弄清楚。原来这个人在他报馆里曾经听人提到盖茨比的名字，可是为什么会提到他却不肯透露，或者他也没完全弄明白。这天他休息，于是就积极主动地跑出城来“看看”。

这不过是碰碰运气，然而这位记者的直觉却是对的。千百个人在他家做过客因而成为他的经历的权威，由于他们的宣扬，盖茨比的名声这一夏天越来越大，直到他只差一点就要成为新闻人物了。当时的各种传奇，像“通往加拿大的地下管道”之类，都和他挂上了钩，还有一个长期流传的谣言，说他根本不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而是住在一条船上，船看上去像座房子，并且沿着长岛海岸秘密地来回移动。究竟为什么北达科他州的杰姆斯·盖兹从这些谣言中得到满足，这倒不容易回答。

杰姆斯·盖兹——这是他的真姓名，至少是他法律上的姓名。他是在十七岁时改名换姓的，也是在他一生事业开端的那个特定时刻——当时他看见丹·科迪先生的游艇在苏必利尔湖[1]上最险恶的沙洲上抛锚。那天下午身穿一件破旧的绿色运动衫和一条帆布裤在沙滩上游荡的是杰姆斯·盖兹，但是后来借了一条小船，划到托洛美号去警告科迪，半小时之内可能起大风使他的船覆没的，已经是杰伊·盖茨比了。

我猜，就在当时他也早已把这个名字想好了。他的父母是碌碌无为的庄稼人——他的想象力根本从来没有真正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称号，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因此他虚构的恰恰是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很可能会虚构的那种杰伊·盖茨比，而他始终不渝地忠于这个理想形象。

一年多来，他沿着苏必利尔湖南岸奔波，或是捕鲑鱼，或是捞蛤蜊，或是干任何其他为他挣来食宿的杂事。在那些风吹日晒的日子里，干着时松时紧的活计，他那晒得黝黑、越来越硬棒的身体过着天然的生活。他早就跟女人发生了关系，并且由于女人过分宠爱他，他倒瞧不起她们。他瞧不起年轻的处女，因为她们愚昧无知，他也瞧不起其他女人，因为她们为了一些事情大吵大闹，而那些事情由于他那惊人的自我陶醉，在他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的内心却经常处于激荡不安之中。夜晚躺在床上的时候，各种离奇怪诞的幻想纷至沓来。一个绚丽得无法形容的宇宙展现在他脑海里，这时小钟在洗脸架上滴答滴答地响着，月亮用水一般的光浸泡着他乱七八糟扔在地上的衣服。每夜他都给他那些幻想的图案添枝加叶，一直等到昏沉的睡意降落在一个生动的场面之上，使他忘记了一切。有一阵子这些幻梦为他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发泄的途径；它们令人满意地暗示现实是不真实的，它们表明世界的磐石是牢牢地建立在仙女的翅膀上的。

几个月以前，一种追求他未来的光荣的本能促使他前往明尼苏达州南部路德教的小圣奥拉夫学院。他在那里只待了两个星期，一方面由于学院对他的命运的鼓声、对命运本身麻木不仁而感到沮丧，一方面鄙视他为了挣钱作为学习费用而干的勤杂工工作。后来他东漂西荡又回到了苏必利尔湖，那天他还在找点什么活儿干的时候，丹·科迪的游艇在湖边的浅滩上抛下锚来。

科迪当时五十岁，他是内华达州的银矿、育空地区[2]、一八七五年以来每一次淘金热的产物。他做蒙大拿州铜的生意发了好几百万的财，结果虽然身体仍然健壮，可是脑子已经接近于糊涂。无数的女人对这个情况有所觉察，于是想方设法使他和他的钱分手。那个名叫埃拉·凯的女记者抓住他的弱点扮演了德曼特农夫人[3]的角色，怂恿他乘上游艇去航海，她所用的那些不太体面的手腕是一九〇二年耸人听闻的报刊争相报道的新闻。他沿着过分殷勤好客的海岸航行了五年之后，就在这天驶入小姑娘湾，成为杰姆斯·盖兹命运的主宰。

年轻的盖兹，两手靠在船桨上，抬头望着有栏杆围着的甲板，在他眼中，那只船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的美和魅力。我猜想他对科迪笑了一笑——他大概早已发现他笑的时候很讨人欢喜。不管怎样，科迪问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之一引出了这个崭新的名字），发觉他聪明伶俐而且雄心不小。几天之后他把他带到德卢思城[4]，替他买了一件蓝色海员服、六条白帆布裤子和一顶游艇帽。等到托洛美号启程前往西印度群岛和巴巴里海岸[5]的时候，盖茨比也走了。

他以一种不太明确的私人雇员身份在科迪手下工作——先后干过听差、大副、船长、秘书，甚至还当过监守，因为丹·科迪清醒的时候知道自己酒一喝醉什么挥金如土的傻事都干得出来，因此他越来越信赖盖茨比，以防止这一类的意外事故。这种安排延续了五年，在这期间那艘船环绕美洲大陆三次。它本来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要不是有一晚在波士顿，埃拉·凯上了船，一星期后丹·科迪就毫不客气地死掉了。

我记得他那张挂在盖茨比卧室里的相片，一个头发花白、服饰花哨的老头子，一张冷酷无情、内心空虚的脸——典型的沉湎酒色的拓荒者，这帮人在美国生活的某一阶段把边疆妓院酒馆的粗野狂暴带回到了东部滨海地区。盖茨比酒喝得极少，这得间接地归功于科迪。有时在欢闹的宴席上女人会把香槟揉进他的头发；他本人却养成了习惯不去沾酒。

他也正是从科迪那里继承了钱——一笔二万五千美元的遗赠。他并没拿到钱。他始终也没懂得人家用来对付他的法律手段，但是千百万财产剩下多少通通归了埃拉·凯。他只落了他那异常恰当的教育：杰伊·盖茨比的模糊轮廓已经逐渐充实成为一个血肉丰满的人了。

这一切都是他好久以后才告诉我的，但是我在这里写了下来，为的是驳斥早先那些关于他的来历的荒唐谣言，那些都是连一点儿影子也没有的事。再有，他是在一个十分混乱的时刻告诉我的，那时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我已经到了将信将疑的地步。所以我现在利用这个短暂的停顿，仿佛趁盖茨比喘口气的机会，把这些误解清除一下。

在我和他的交往之中，这也是一个停顿。有好几个星期我既没和他见面，也没在电话里听到过他的声音——大部分时间我是在纽约跟乔丹四处跑，同时极力讨她那老朽的姑妈的欢心——但是我终于在一个星期日下午到他家去了。我待了还没两分钟就有一个人把汤姆·布坎农带进来喝杯酒。我自然吃了一惊，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却是以前竟然还没发生过这样的事。

他们一行三人是骑马来的——汤姆和一个姓斯隆的男人，还有一个身穿棕色骑装的漂亮女人，是以前来过的。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盖茨比站在阳台上说，“我很高兴你们光临。”

仿佛他们承情似的！

“请坐，请坐。抽支香烟或者抽支雪茄。”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忙着打铃喊人。“我马上就让人给你们送点什么喝的来。”

汤姆的到来使他受到很大震动。但是他反正会感到局促不安，直到他招待了他们一点什么才行，因为他也隐约知道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斯隆先生什么都不要。来杯柠檬水？不要，谢谢。来点香槟吧？什么都不要，谢谢……对不起……

“你们骑马骑得很痛快吧？”

“这一带的路很好。”

“大概来往的汽车……”

“是嘛。”

刚才介绍的时候汤姆只当做彼此是初次见面，此刻盖茨比突然情不自禁地掉脸朝着他。

“我相信我们以前在哪儿见过面，布坎农先生。”

“噢，是的，”汤姆生硬而有礼貌地说，他显然并不记得。“我们是见过的，我记得很清楚。”

“大概两个星期以前。”

“对啦。你是跟尼克在一起的。”

“我认识你太太，”盖茨比接下去说，几乎有一点挑衅的意味。

“是吗？”

汤姆掉脸朝着我。

“你住在这附近吗，尼克？”

“就在隔壁。”

“是吗？”

斯隆先生没有参加谈话，而是大模大样地仰靠在他的椅子上；那个女的也没说什么——直到两杯姜汁威士忌下肚之后，她忽然变得有说有笑了。

“我们都来参加你下次的晚会，盖茨比先生，”她提议说，“你看好不好？”

“当然好了；你们能来，我太高兴了。”

“那很好吧，”斯隆先生毫不承情地说。“呃——我看该回家了。”

“请不要忙着走，”盖茨比劝他们。他现在已经能控制自己，并且他要多看看汤姆。“你们何不——你们何不就在这儿吃晚饭呢？说不定纽约还有一些别的人会来。”

“你到我家来吃晚饭，”那位太太热烈地说，“你们俩都来。”

这也包括了我。斯隆先生站起身来。

“我是当真的，”她坚持说，“我真希望你们来。都坐得下。”

盖茨比疑惑地看着我。他想去，他也看不出斯隆先生打定了主意不让他去。

“我恐怕去不了，”我说。

“那么你来，”她极力怂恿盖茨比一个人。

斯隆先生凑着她耳边咕哝了一下。

“我们如果马上就走，一点都不会晚的，”她固执地大声说。

“我没有马，”盖茨比说。“我在军队里骑过马的，但是我自己从来没买过马。我只好开车跟你们走。对不起，等一下我就来。”

我们其余几个人走到外面阳台上，斯隆和那位太太站在一边。开始气冲冲地交谈。

“我的天，我相信这家伙真的要来，”汤姆说。“难道他不知道她并不要他来吗？”

“她说她要他来的嘛。”

“她举行盛大的宴会，他在那儿一个人都不会认得的。”他皱皱眉头。“我真纳闷他到底在哪儿认识黛西的。天晓得，也许我的思想太古板，但是这年头女人家到处乱跑，我可看不惯。她们遇上各式各样的怪物。”

忽然间斯隆先生和那位太太走下台阶，随即上了马。

“来吧，”斯隆先生对汤姆说，“我们已经晚了。我们一定得走了。”然后对我说，“请你告诉他我们不能等了，行吗？”

汤姆跟我握握手，我们其余几个人彼此冷冷地点了点头，他们就骑着马沿着车道小跑起来，很快消失在八月的树阴里，这时盖茨比，手里拿着帽子和薄大衣，正从大门里走出来。

汤姆对于黛西单独四处乱跑显然放不下心，因为下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和她一道来参加盖茨比的晚会。也许是由于他的在场，那次晚会有一种特殊的沉闷气氛——它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与那个夏天盖茨比的其他晚会迥然不同。还是那些同样的人，或者至少是同一类的人、同样的源源不绝的香槟、同样的五颜六色、七嘴八舌的喧闹，可是我觉得无形中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弥漫着一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恶感。要不然，或许是我本来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一套，逐渐认为西卵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自有它独特的标准和大人物，首屈一指因为它并不感到相形见绌，而此刻我却通过黛西的眼睛重新去看这一切。要通过新的眼睛去看那些你已经花了很多气力才适应的事物，那总是令人难受的。

他们在黄昏时刻到达，然后当我们几人漫步走到几百名珠光宝气的客人当中时，黛西的声音在她喉咙里玩着呢呢喃喃的花样。

“这些东西真叫我兴奋，”她低声说，“如果你今晚上任何时候想吻我，尼克，你让我知道好了，我一定高兴为你安排。只要提我的名字就行，或者出示一张绿色的请帖。我正在散发绿色的……”

“四面看看，”盖茨比敦促她。

“我正在四面看啊。我真开心极……”

“你一定看到许多你听见过的人物的面孔。”

汤姆傲慢的眼睛向人群一扫。

“我们平时不大外出，”他说，“实际上，我刚才正在想我这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也许你认得那位小姐。”盖茨比指出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端庄地坐在一棵白梅树下。汤姆和黛西目不转睛地看着，认出来这是一位一向只在银幕上见到的大明星，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

“她真美啊，”黛西说。

“站在她身边弯着腰的是她的导演。”

盖茨比礼貌周全地领着他们向一群又一群的客人介绍。

“布坎农夫人……布坎农先生，”踌躇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马球健将。”

“不是的，”汤姆连忙否认，“我可不是。”

但是盖茨比显然喜欢这个名称的含义，因为以后整个晚上汤姆就一直是“马球健将”。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名人，”黛西兴奋地说，“我喜欢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鼻子有点发青的。”

盖茨比报了那人的姓名，并说他是一个小制片商。

“好嘛，我反正喜欢他。”

“我宁愿不做马球健将，”汤姆愉快地说，“我倒宁愿以……以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的身份看看这么多有名的人。”

黛西和盖茨比跳了舞。我记得我当时看到他跳着优雅的老式狐步舞感到很诧异——我以前从未见过他跳舞。后来他俩溜到我家，在我的台阶上坐了半个小时，她让我待在园子里把风。“万一着火或是发大水，”她解释道，“或是什么天灾啦。”

我们正在一起坐下来吃晚饭时，汤姆又从默默无闻中出现了。“我跟那边几个人一起吃饭，行吗？”他说，“有一个家伙正在大讲笑话。”

“去吧，”黛西和颜悦色地回答，“如果你要留几个住址下来，这里是我的小金铅笔。”……过了一会她四面张望了一下，对我说那个女孩“俗气可是漂亮”，于是我明白除了她单独跟盖茨比待在一起的半小时之外，她玩得并不开心。

我们这一桌的人喝得特别醉。这得怪我不好——盖茨比被叫去听电话，又碰巧两星期前我还觉得这些人挺有意思。但是当时我觉得好玩的今晚变得索然无味了。

“你感觉怎么样，贝达克小姐？”

我同她说话的这个姑娘正在想慢慢倒在我的肩上，可是并没成功。听到这个问题，她坐起身来，睁开了眼睛。

“什么？”

一个大块头、懒洋洋的女人，本来一直在怂恿黛西明天到本地俱乐部去和她一起打高尔夫球的，现在来为贝达克小姐辩白了：

“噢，她现在什么事也没有了。她每次五六杯鸡尾酒下肚，总是这样大喊大叫。我跟她说她不应当喝酒。”

“我是不喝酒，”受到指责的那个人随口说道。

“我们听到你嚷嚷，于是我跟这位希维特大夫说：‘那里有人需要您帮忙，大夫。’”

“她非常感激，我相信，”另一位朋友用并不感激的口气说，“可是你把她的头按到游泳池里去，把她的衣服全搞湿了。”

“我最恨的就是把我的头按到游泳池里，”贝达克小姐咕哝着说，“有一回在新泽西州他们差一点没把我淹死。”

“那你就不应当喝酒嘛，”希维特大夫堵她的嘴说。

“说你自己吧！”贝达克小姐激烈地大喊道，“你的手发抖。我才不会让你给我开刀哩！”

情况就是这样。我记得的差不多是最后的一件事是我和黛西站在一起望着那位电影导演和他的“大明星”。他们仍然在那棵白梅树下，他们的脸快要贴到一起了，中间只隔着一线淡淡的月光。我忽然想到他整个晚上大概一直在非常非常慢地弯下腰来，才终于和她靠得这么近，然后正在我望着的这一刻，我看见他弯下最后一点距离，亲吻了她的面颊。

“我喜欢她，”黛西说，“我觉得她美极了。”

但是其他的一切她都讨厌——而且是不容置辩的，因为这并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感情。她十分厌恶西卵，这个由百老汇强加在一个长岛渔村上的没有先例的“胜地”——厌恶它那不安于陈旧的委婉辞令的粗犷活力，厌恶那种驱使它的居民沿着一条捷径从零跑到零的过分突兀的命运。她正是在这种她所不了解的单纯之中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他们在等车子开过来的时候，我和他们一同坐在大门前的台阶上。前面这里很暗；只有敞开的门向幽暗的黎明射出十平方英尺的亮光。有时楼上化妆室的遮帘上有一个人影掠过，然后又出现一个人影，络绎不绝的女客对着一面看不见的镜子涂脂抹粉。

“这个姓盖茨比的究竟是谁？”汤姆突然质问我，“一个大私酒贩子？”

“你在哪儿听来的？”我问他。

“我不是听来的。我猜的。有很多这样的暴发户都是大私酒贩子，你要知道。”

“盖茨比可不是，”我简慢地说。

他沉默了一会。汽车道上的小石子在他脚底下喀嚓作响。

“我说，他一定花了很大的气力才搜罗到这么一大帮牛头马面。”

一阵微风吹动了黛西的毛茸茸的灰皮领子。

“至少他们比我们认得的人有趣，”她有点勉强地说。

“看上去你并不怎么感兴趣嘛。”

“噢，我很感兴趣。”

汤姆哈哈一笑，把脸转向我。

“当那个女孩让她给她来个冷水淋浴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黛西的脸？”

黛西跟着音乐沙哑而有节奏的低声唱了起来，把每个字都唱出一种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决不会再有的意义。当曲调升高的时候，她的嗓音也跟着改变，悠扬婉转，正是女低音的本色，而且每一点变化都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点她那温暖的人情味很浓的魔力。

“来的人有好多并不是邀请来的，”她忽然说。“那个女孩子就没有接到邀请。他们干脆闯上门来，而他又太客气，不好意思谢绝。”

“我很想知道他是什么人，又是干什么的，”汤姆固执地说。“并且我一定要去打听清楚。”

“我马上就可以告诉你，”她答道。“他是开药房的，好多家药房。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那辆姗姗来迟的大型轿车沿着汽车道开了上来。

“晚安，尼克，”黛西说。

她的目光离开了我，朝着灯光照亮的最上一层台阶看去，在那里一支当年流行的哀婉动人的小华尔兹舞曲《凌晨三点钟》正从敞开的大门传出来。话说回来，正是在盖茨比的晚会的随随便便的气氛之中，就有她自己的世界中完全没有的种种浪漫的可能性。那支歌曲里面有什么东西仿佛在呼唤她回到里面去呢？现在在这幽暗的、难以预测的时辰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也许会光临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客人，一位世上少有的令人惊异不置的佳人，一位真正艳丽夺目的少女，只要对盖茨比看上一眼，只要一刹那魔术般的相逢，她就可以把五年来坚贞不移的爱情一笔勾销。

那夜我待得很晚，盖茨比要我待到他可以脱身，于是我就在花园里徘徊，一直待到最后一群游泳的客人，又寒冷又兴奋，从黑黝黝的海滩上跑上来，一直等到楼上各间客房里的灯都灭了。等到他最后走下台阶时，那晒得黝黑的皮肤比往常更紧地绷在他脸上，他的眼睛发亮而有倦意。

“她不喜欢这个晚会，”他马上就说。

“她当然喜欢啦。”

“她不喜欢，”他固执地说。“她玩得不开心。”

他不讲话了，但我猜他有满腔说不出的郁闷。

“我觉得离开她很远，”他说。“很难使她理解。”

“你是说舞会的事吗？”

“舞会？”他一弹指就把他所有开过的舞会都勾销了。“老兄，舞会是无关紧要的。”

他所要求于黛西的不下于要她跑去跟汤姆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等她用那句话把四年一笔勾销之后，他俩就可以研究决定那些需要采取的更加实际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等她恢复了自由，他俩就回路易斯维尔去，从她家里出发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就仿佛是五年以前一样。

“可是她不理解，”他说。“她过去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往往在一起坐上几个钟点……”

他忽然停住不说了，沿着一条布满了果皮、丢弃的小礼物和踩烂的残花的小道走来走去。

“我看对她不宜要求过高，”我冒昧地说，“你不能重温旧梦的。”

“不能重温旧梦？”他大不以为然地喊道，“哪儿的话，我当然能够！”

他发狂地东张西望，仿佛他的旧梦就隐藏在这里，他的房子的阴影里，几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的。

“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他说，一面坚决地点点头。“她会看到的。”

他滔滔不绝地大谈往事，因此我揣测他想要重新获得一点什么东西，也许是那进入他对黛西的热恋之中的关于他自己的某种理念。从那时以来，他的生活一直是凌乱不堪的，但是假如他一旦能回到某个出发点，慢慢地重新再走一遍，他可以发现那东西是什么……

……一个秋天的夜晚，五年以前，落叶纷纷的时候，他俩走在街上，走到一处没有树的地方，人行道被月光照得发白。他们停了下来，面对面站着。那是一个凉爽的夜晚，那是一年两度季节变换的时刻，空气中洋溢着那种神秘的兴奋。家家户户宁静的灯火仿佛在向外面的黑暗吟唱，天上的星星中间仿佛也有繁忙的活动。盖茨比从他的眼角里看到，一段段的人行道其实构成一架梯子，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他可以攀登上去，如果他独自攀登的话，一登上去他就可以吮吸生命的浆液，大口吞咽那无与伦比的神奇的奶汁。

当黛西洁白的脸贴近他自己的脸时，他的心越跳越快。他知道他一跟这个姑娘亲吻，并把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永远结合在一起，他的心灵就再也不会像上帝的心灵一样自由驰骋了。因此他等着，再倾听一会那已经在一颗星上敲响的音叉。然后他吻了她。经他的嘴唇一碰，她就像一朵鲜花一样为他开放，于是这个理想的化身就完成了。

他的这番话，甚至他难堪的感伤，使我回想起一点什么……我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听过的一个迷离恍惚的节奏，几句零落的歌词。一会儿的工夫，有一句话快到了嘴边，我的两片嘴唇像哑巴一样张开，仿佛除了一丝受惊的空气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在上面挣扎着要出来。但是嘴唇发不出声音，因此我几乎想起的东西就永远无法表达了。

[1] 苏必利尔湖：美国五大湖之一。

[2] 育空地区：加拿大西部地区，十九世纪末叶发现新金矿。

[3] 德曼特农夫人：十七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情妇，后秘密成婚。

[4] 德卢思：苏必利尔湖上的一个港口。

[5] 巴巴里海岸：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

第七章

正在人们对盖茨比的好奇心达到顶点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别墅里的灯都没有亮，——于是，他作为特里马尔乔[1]的生涯，当初莫名其妙地开始的，现在又莫名其妙地结束了。我逐渐才发觉那些乘兴而来的一辆辆汽车，稍停片刻之后又扫兴地开走了。我疑心他是否病了，于是走过去看看——一个面目狰狞的陌生仆人从门口满腹狐疑地斜着眼看我。

“盖茨比先生病了吗？”

“没有。”停了一会他才慢吞吞地、勉勉强强地加了一声“先生”。

“我好久没看见他了，很不放心。告诉他卡罗威先生来过。”

“谁？”他粗鲁地问。

“卡罗威。”

“卡罗威。好啦，我告诉他。”

他粗鲁地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的芬兰女用人告诉我，盖茨比早在一个星期前就辞退了家里的每一个仆人，另外雇用了五六个人，这些人从来不到西卵镇上去受那些开店的贿赂，而是打电话订购数量不多的生活用品。据食品店送货的伙计报道，厨房看上去像个猪圈，而镇上一般的看法是，这些新人压根儿不是什么仆人。

第二天盖茨比打电话给我。

“准备出门吗？”我问。

“没有，老兄。”

“我听说你把所有的仆人都辞了。”

“我需要的是不爱讲闲话的人。黛西经常来——总是在下午。”

原来如此，由于她看了不赞成，这座大酒店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整个坍掉了。

“他们是沃尔夫山姆要给帮点儿忙的人。他们都是兄弟姐妹。他们开过一家小旅馆。”

“我明白了。”

他是应黛西的请求打电话来的——我明天是否可以到她家吃午饭？贝克小姐会去的。半小时之后，黛西亲自打电话来，似乎因为知道我答应去而感到宽慰。一定出了什么事。然而我却不能相信他们竟然会选这样一个场合来大闹一场——尤其是盖茨比早先在花园里所提出的那种令人难堪的场面。

第二天天气酷热，几乎是那个夏天最后一天，肯定是最热的一天。当我乘的火车从地道里钻出来驶进阳光里时，只有全国饼干公司热辣辣的汽笛打破了中午闷热的静寂。客车里的草椅垫热得简直要着火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起先很斯文地让汗水渗透衬衣，后来，她的报纸在她手指下面也变潮了时，她长叹一声，在酷热中颓然地往后一倒。她的钱包啪的一声掉到了地下。

“喔唷！”她吃惊地喊道。

我懒洋洋地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递还给了她，手伸得远远的，捏着钱包的一个角，表示我并无染指的意图——可是附近的每一个人，包括那女人，照样怀疑我。

“热！”查票员对面熟的乘客说，“够呛的天气！……热！……热！……热！……你觉得够热的吗？热吗？你觉得……？”

我的月季票递还给我时上面留下了他手的黑汗渍。在这种酷热的天气还有谁去管他亲吻的是谁的朱唇，管他是谁的脑袋偎湿了他心前的睡衣口袋！

……盖茨比和我在门口等开门的时候，一阵微风吹过布坎农的住宅的门廊，带来电话铃的声音。

“主人的尸体？”男管家大声向话筒里嚷道，“对不起，太太，可是我们不能提供——今天中午太热了，没法碰！”

实际上他讲的是：“是……是……我去瞧瞧。”

他放下了话筒，朝我们走过来，头上冒着汗珠，接过我们的硬壳草帽。

“夫人在客厅里等您哩！”他喊道，一面不必要地指着方向。在这酷热的天气，每一个多余的手势都是滥用生活的公有财富。

这间屋子外面有遮篷挡着，又阴暗又凉快。黛西和乔丹躺在一张巨大的长沙发上，好像两座银像压住自己的白色衣裙，不让电扇的呼呼响的风吹动。

“我们动不了了，”她们俩同声说。

乔丹的手指，黝黑色上面搽了一层白粉，在我手指里搁了一会。

“体育家托马斯·布坎农[2]先生呢？”我问。

就在同时我听见了他的声音，粗犷、低沉、沙哑，在门廊的电话上说话。

盖茨比站在绯红的地毯中央，用着了迷的目光向四周张望。黛西看着他，发出了她那甜蜜、动人的笑声；微微的一阵粉从她胸口升入空中。

“有谣言说，”乔丹悄悄地说，“那边是汤姆的情人在打电话。”

我们都不说话。门廊里的声音气恼地提高了：“那好吧，我根本不把车子卖给你了……我根本不欠你什么情……至于你在午饭时候来打扰我，我根本不答应！”

“挂上话筒在讲，”黛西冷嘲热讽地说。

“不，他不是，”我向她解释道，“这是一笔确有其事的交易。我碰巧知道这件事。”

汤姆猛然推开了门，他粗壮的身躯片刻间堵住了门口，然后急匆匆走进了屋子。

“盖茨比先生！”他伸出了他那宽大、扁平的手，很成功地掩饰住对他的厌恶。“我很高兴见到您，先生。……尼克……”

“给我们搞一杯冷饮吧！”黛西大声说。

他又离开屋子以后，她站起身来，走到盖茨比面前，把他的脸拉了下来，吻他的嘴。

“你知道我爱你，”她喃喃地说。

“你忘了还有一位女客在座，”乔丹说。

黛西故意装傻回过头看看。

“你也跟尼克接吻吧。”

“多低级、多下流的女孩子！”

“我不在乎！”黛西大声说，同时在砖砌的壁炉前面跳起舞来。后来她想起了酷热的天气，又不好意思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正在这时一个穿着新洗的衣服的保姆搀着一个小女孩走进屋子来。

“心——肝，宝——贝，”她嗲声嗲气地说，一面伸出她的胳臂。“到疼你的亲娘这里来。”

保姆一撒手，小孩就从屋子那边跑过来，羞答答地一头埋进她母亲的衣裙里。

“心——肝，宝——贝啊！妈妈把粉弄到你黄黄的头发上了吗？站起身来，说声——您好。”

盖茨比和我先后弯下腰来，握一握不情愿的小手。然后他惊奇地盯着孩子看。我想他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这个孩子存在。

“我在午饭前就打扮好了，”孩子说，急切地把脸转向黛西。

“那是因为你妈要显摆你。”她低下头来把脸伏在雪白的小脖子上唯一的皱纹里。“你啊，你这个宝贝。你这个独一无二的小宝贝。”

“是啊，”小孩平静地答应。“乔丹阿姨也穿了一件白衣裳。”

“你喜欢妈妈的朋友吗？”黛西把她转过来，让她面对着盖茨比。“你觉得他们漂亮吗？”

“爸爸在哪儿？”

“她长得不像她父亲，”黛西解释说，“她长得像我。她的头发和脸型都像我。”

黛西朝后靠在沙发上。保姆走上前一步，伸出了手。

“来吧，帕咪。”

“再见，乖乖！”

很懂规矩的小孩依依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抓着保姆的手，就被拉到门外去，正好汤姆回来，后面跟着四杯杜松子利克酒，里面装满了冰块喀嚓作响。

盖茨比端过一杯酒来。

“它们瞧上去真凉快，”他说，看得出来他是有点紧张。

我们迫不及待地大口大口地把酒喝下去。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说太阳一年年越来越热，”汤姆很和气地说，“好像地球不久就会掉进太阳里去——等一等——恰恰相反——太阳一年年越来越冷。”

“到外面来吧，”他向盖茨比提议说，“我想请你看看我这个地方。”

我跟他们一起到外面游廊上去。在绿色的海湾上，海水在酷热中停滞不动，一条小帆船慢慢向比较新鲜的海水移动。盖茨比的眼光片刻间追随着这条船；他举起了手，指着海湾的对面。

“我就在你正对面。”

“可不是嘛。”

我们的眼睛掠过玫瑰花圃，掠过炎热的草坪，掠过海岸边那些大热天的乱草堆。那只小船的白翼在蔚蓝清凉的天际的背景上慢慢地移动。再往前是水波荡漾的海洋和星罗棋布的宝岛。

“那是多么好的运动，”汤姆点着头说，“我真想出去和他在那边玩上个把钟头。”

我们在餐厅里吃的午饭，里面也遮得很阴凉，大家把紧张的欢笑和凉啤酒一起喝下肚去。

“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黛西大声说，“还有明天，还有今后三十年？”

“不要这样病态，”乔丹说。“秋天一到，天高气爽，生活就又重新开始了。”

“可是天真热得要命，”黛西固执地说，差点要哭出来了。“一切又都混乱不堪。咱们都进城去吧！”

她的声音继续在热浪中挣扎，向它冲击着，把无知觉的热气塑成一些形状。

“我听说过把马房改作汽车间，”汤姆在对盖茨比说，“但是我是第一个把汽车间变成马房的人。”

“谁愿意进城去？”黛西执拗地问道。盖茨比的眼睛慢慢朝她看过去。“啊，”她喊道，“你看上去真凉快。”

他们的眼光相遇了，他们彼此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超然物外。她好不容易才把视线转回到餐桌上。

“你看上去总是那么凉快，”她重复说。

她已经告诉他她爱他，汤姆·布坎农也看出来了。他大为震惊。他的嘴微微张开，他看看盖茨比，又看看黛西，仿佛他刚刚认出她是他很久以前就认识的一个人。

“你很像广告里那个人，”她恬然地继续说，“你知道广告里那个人……”

“好吧，”汤姆赶紧打断了她的话。“我非常乐意进城去。走吧——我们大家都进城去。”

他站了起来，他的眼睛还是在盖茨比和他妻子之间闪来闪去。谁都没动。

“走啊！”他有点冒火了。“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要进城，那就走吧。”

他把杯中剩下的啤酒举到了唇边，他的手由于他尽力控制自己而在发抖。黛西的声音促使我们站了起来，走到外面炽热的石子汽车道上。

“我们马上就走吗？”她不以为然地说，“就像这样？难道我们不让人家先抽支烟吗？”

“吃饭的时候大家从头到尾都在抽烟。”

“哦，咱们高高兴兴地玩吧，”她央求他。“天太热了，别闹吧。”

他没有回答。

“随你的便吧，”她说，“来吧，乔丹。”

她们上楼去作好准备，我们三个男的就站在那儿用我们的脚把滚烫的小石子踢来踢去。一弯银月已经悬在西天。盖茨比已经开口说话又改变了主意，但汤姆也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等他说。

“你的马房是在这里吗？”盖茨比勉强地问道。

“沿这条路下去大约四分之一英里。”

“哦。”

停了一会。

“我真不明白进城去干什么，”汤姆怒气冲冲地说，“女人总是心血来潮……”

“我们带点儿什么东西喝吗？”黛西从楼上窗口喊道。

“我去拿点威士忌，”汤姆答道。他走进屋子里去。

盖茨比硬邦邦地转向我说：

“我在他家里不能说什么，老兄。”

“她的声音很不谨慎，”我说，“它充满了……”我犹疑了一下。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忽然说。

正是这样。我以前从来没有领悟过。它是充满了金钱——这正是她声音里抑扬起伏的无穷无尽的魅力的源泉，金钱丁当的声音，铙钹齐鸣的歌声……高高的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国王的女儿，黄金女郎……

汤姆从屋子里出来，一面把一瓶一夸脱酒用毛巾包起来，后面跟着黛西和乔丹，两人都戴着亮晶晶的硬布做的又小又紧的帽子，手臂上搭着薄纱披肩。

“大家都坐我的车去好吗？”盖茨比提议。他摸了摸滚烫的绿皮坐垫。“我应当把它停在树阴里的。”

“这车是用普通排挡吗？”汤姆问。

“是的。”

“好吧，你开我的小轿车，让我开你的车进城。”

这个建议不合盖茨比的口味。

“恐怕汽油不多了，”他表示不同意。

“汽油多得很，”汤姆闹嚷嚷地说。他看了看油表。“如果用光了，我可以找一个药房停下来。这年头药房里你什么东西都买得到。”

这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话说完之后，大家沉默了一会。黛西皱着眉头瞧瞧汤姆，同时盖茨比脸上掠过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既十分陌生又似曾相识，仿佛我以前只是听人用言语描述过似的。

“走吧，黛西，”汤姆说，一面用手把她朝盖茨比的车子推过去。“我带你坐这辆马戏团的花车。”

他打开车门，但她从他手臂的圈子里走了出去。

“你带尼克和乔丹去。我们开小轿车跟在你后面。”

她紧挨着盖茨比走，用手摸着他的上衣。乔丹、汤姆和我坐进盖茨比车子的前座，汤姆试着扳动不熟悉的排挡，接着我们就冲进了闷热，把他们甩在后面看不见的地方。

“你们看到那个没有？”汤姆问。

“看到什么？”

他敏锐地看着我，明白了我和乔丹一定一直就知道。

“你们以为我很傻，是不是？”他说，“也许我是傻，但是有时候我有一种——几乎是一种第二视觉，它告诉我该怎么办。也许你们不相信这个，但是科学……”

他停了一下。当务之急追上了他，把他从理论深渊的边缘拉了回来。

“我已经对这个家伙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他继续说，“我大可以调查得更深入一些，要是我知道……”

“你是说你找过一个巫婆吗？”乔丹幽默地问。

“什么？”他摸不着头脑，瞪眼看着我们在哈哈笑。“巫婆？”

“去问盖茨比的事。”

“问盖茨比的事！不，我没有。我刚才说我已经对他的来历做过一番小小的调查。”

“结果你发现他是牛津大学毕业生，”乔丹帮忙地说。

“牛津大学毕业生！”他完全不相信。“他要是才他妈的怪哩！他穿一套粉红色衣服。”

“不过他还是牛津毕业生。”

“新墨西哥州的牛津镇，”汤姆嗤之以鼻地说，“或者类似的地方。”

“我说，汤姆，你既然这样瞧不起人，那么为什么请他吃午饭呢？”乔丹气恼地质问道。

“黛西请他的；她是在我们结婚以前认识他的——天晓得在什么地方！”

啤酒的酒性已过，我们现在都感到烦躁，又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一声不响地开了一会车子。然后当T·J·埃克尔堡大夫褪色的眼睛在大路的前方出现时，我想起了盖茨比提出的关于汽油不够的警告。

“我们有足够的汽油开到城里，”汤姆说。

“可是这里就有一家车行，”乔丹提出了反对。“我可不要在这种大热天抛锚。”

汤姆不耐烦地把两个刹车都踩了，车子扬起一阵尘土突然在威尔逊的招牌下面停了下来。过了一会老板从车行的里面走了出来，两眼呆呆地盯着看我们的车子。

“给我们加点汽油！”汤姆粗声大气地叫道，“你以为我们停下来干什么——欣赏风景吗？”

“我病了，”威尔逊站着不动说道，“病了一整天啦。”

“怎么啦？”

“我身体都垮了。”

“那么我要自己动手吗？”汤姆问，“你刚才在电话里听上去还挺好的嘛。”

威尔逊很吃力地从门口阴凉的地方走出来，喘着大气把汽油箱的盖子拧了下来。在太阳里他的脸色发青。

“我并不是有意在午饭时打扰你，”他说，“可是我急需用钱，因此我想知道你那辆旧车打算怎么办。”

“你喜欢这一辆吗？”汤姆问。“我上星期才买的。”

“好漂亮的黄车，”威尔逊说，一面费劲地打着油。

“想买吗？”

“没门儿，”威尔逊淡淡地一笑。“不想这个，可是我可以在那部车上赚点钱。”

“你要钱干什么，有什么突然的需要？”

“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我想离开这里。我老婆和我想搬到西部去。”

“你老婆想去？”汤姆吃惊地叫道。

“她说要去，说了有十年了。”他靠在加油机上休息了一会，用手搭在眼睛上遮住阳光。“现在她真的要去了，不管她想不想去。我要让她离开这里。”

小轿车从我们身边急驰而过，扬起了一阵尘土，车上有人挥了挥手。

“我该付你多少钱？”汤姆粗鲁地问道。

“就在这两天我才发现了一点蹊跷的事情，”威尔逊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为那辆车子打扰你的原因。”

“我该付你多少钱？”

“一块两角。”

酷烈的热浪已经开始搞得我头昏眼花，因此我有一会儿感到很不舒服，然后才意识到，到那时为止他的疑心还没落到汤姆身上。他发现了茉特尔背着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她自己的生活，而这个震动使他的身体患病了。我盯着他看看，又盯着汤姆看看，他在不到半小时以前也有了同样的发现——因此我想到人们在智力或种族方面的任何差异都远不如病人和健康的人二者之间的差异那么深刻。威尔逊病得那么厉害，因此看上去好像犯了罪，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仿佛他刚刚把一个可怜的姑娘的肚子搞大了。

“我把那辆车子卖给你吧，”汤姆说，“我明天下午给你送来。”

那一带地方一向隐隐约约使人感到心神不安，甚至在下午耀眼的阳光里也一样，因此现在我掉过头去，仿佛有人要我提防背后有什么东西。在灰堆上方，T·J·埃克尔堡大夫的巨眼在守望着，但是过了一会我觉察另外一双眼睛正在从不到二十英尺以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我们。

在车行上面一扇窗户面前，窗帘向旁边拉开了一点，茉特尔·威尔逊正在向下窥视着这辆车子。她那样全神贯注，因此她毫不觉察有人在注意她，一种接一种的感情在她脸上流露出来，好像物体出现在一张慢慢显影的照片上。她的表情熟悉得有点蹊跷——这是我时常在女人脸上看到的表情，可是在茉特尔·威尔逊的脸上，这种表情似乎毫无意义而且难以理解，直到我明白她那两只充满妒火、睁得大大的眼睛并不是盯在汤姆身上，而是盯在乔丹·贝克身上，原来她以为乔丹是他的妻子。

一个简单的头脑陷入慌乱时是非同小可的，等到我们车子开走的时候，汤姆感到惊慌失措，心里像油煎一样。他的妻子和情妇，直到一小时前还是安安稳稳、不可侵犯的，现在却猛不防正从他的控制下溜走。本能促使他猛踩油门，以达到赶上黛西和把威尔逊抛在脑后的双重目的，于是我们以每小时五十英里的速度向阿斯托里亚飞驰而去。直到在高架铁路蜘蛛网似的钢架中间，我们才看见那辆逍遥自在的蓝色小轿车。

“五十号街附近那些大电影院很凉快，”乔丹提议说，“我爱夏天下午的纽约，人都跑光了。有一种非常肉感的滋味——熟透了，仿佛各种奇异的果实都会落到你手里。”

“肉感”这两个字使汤姆感到更加惶惶不安，但他还没来得及找话来表示反对，小轿车已经停了下来，黛西打着手势叫我们开上去并排停下。

“我们上哪儿去？”她喊道。

“去看电影怎样？”

“太热了，”她抱怨道，“你们去吧。我们去兜兜风，过会儿再和你们碰头。”她又勉强讲了两句俏皮话。“我们约好在另一个路口和你们碰头。我就是那个抽着两支香烟的男人。”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争论，”汤姆不耐烦地说，这时我们后面有一辆卡车在拼命按喇叭。“你们跟我开到中央公园南边广场饭店前面。”

有好几次他掉过头去向后看，找他们的车子，如果路上的交通把他们耽误了，他就放慢速度，直到他们重新出现。我想他生怕他们会钻进一条小街，从此永远从他生活里消失。

可是他们并没有。而我们大家都采取了这个更难理解的步骤——在广场饭店租用了一间套房的客厅。

那场长时间的、吵吵嚷嚷的争论，以把我们都赶进那间屋子而告终的，我现在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虽然我清清楚楚记得，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内衣像一条湿漉漉的蛇一样顺着我的腿往上爬，同时一阵阵冷汗珠横流浃背。这个主意起源于黛西的建议，她要我们租五间浴室去洗冷水澡，后来才采取了“喝杯凉薄荷酒的地方”这个更明确的形式。我们每一个人都翻来覆去地说这是个“馊主意”——我们大家同时开口跟一个为难的旅馆办事员讲话，自认为或者假装认为，我们这样很滑稽……

那间房子很大但是很闷，虽然已经是四点了，但打开窗户只不过从公园里的灌木丛刮来一股热风。黛西走到镜子前面，背朝我们站着，理她的头发。

“这个套间真高级，”乔丹肃然起敬地低声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再打开一扇窗户，”黛西命令道，连头也不回。

“没有窗户可开了。”

“那么我们顶好打电话要把斧头……”

“正确的办法是忘掉热，”汤姆不耐烦地说，“像你这样唠唠叨叨只会热得十倍的难受。”

他打开毛巾拿出那瓶威士忌来放在桌上。

“何必找她的碴呢，老兄？”盖茨比说，“是你自己要进城来的。”

沉默了一会。电话簿从钉子上滑开，啪的一声掉到地上，于是乔丹低声说：“对不起。”但是这一次没人笑了。

“我去捡起来，”我抢着说。

“我捡到了。”盖茨比仔细看看断开的绳子，表示感兴趣地“哼”了一声，然后把电话簿往椅子上一扔。

“那是你得意的口头禅，是不是？”汤姆尖锐地说。

“什么是？”

“张口闭口都是‘老兄’。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你听着，汤姆，”黛西说，一面从镜子前面掉转身来。“如果你打算进行人身攻击，我就一分钟都不待。打个电话叫点冰来作薄荷酒。”

汤姆一拿起话筒，那憋得紧紧的热气突然爆发出声音，这时我们听到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惊心动魄的和弦从底下舞厅里传上来。

“这么热竟然还有人结婚！”乔丹很难受地喊道。

“尽管如此——我就是在六月中旬结婚的，”黛西回忆道，“六月的路易斯维尔！有一个人昏倒了。昏倒的是谁，汤姆？”

“毕洛克西，”他简慢地答道。

“一个姓‘毕洛克西’的人。‘木头人’毕洛克西，他是做盒子的——这是事实——他又是田纳西州毕洛克西[3]市的人。”

“他们把他抬进我家里，”乔丹补充说，“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教堂只有两家。他一住就住了三个星期，直到爸爸叫他走路。他走后第二天爸爸就死了。”过了一会她又加了一句话说，“两件事并没有什么联系。”

“我从前也认识一个孟菲斯[4]人叫比尔·毕洛克西，”我说。

“那是他堂兄弟。他走以前我对他的整个家史都一清二楚了。他送了我一根打高尔夫球的轻击棒，我到今天还在用。”

婚礼一开始音乐就停了，此刻从窗口又飘进来一阵很长的欢呼声，接着又是一阵阵“好啊——好——啊”的叫喊，最后响起爵士乐的声音，跳舞开始了。

“我们都衰老了，”黛西说，“如果我们还年轻的话，我们就会站起来跳舞的。”

“别忘了毕洛克西，”乔丹警告她。“你是在哪儿认识他的，汤姆？”

“毕洛克西？”他聚精会神想了一会。“我不认识他。他是黛西的朋友。”

“他才不是哩，”她否认道，“我在那以前从来没见过他。他是坐你的专车来的。”

“对啦，他说他认识你。他说他是在路易斯维尔长大的。阿莎·伯德在最后一分钟把他带来，问我们是否有地方让他坐。”

乔丹笑了一笑。

“他多半是不花钱搭车回家。他告诉我他在耶鲁是你们的班长。”

汤姆和我彼此茫然地对看。

“毕洛克西？”

“首先，我们压根儿没有班长……”

盖茨比的脚不耐烦地连敲了几声，引起汤姆突然瞧了他一眼。

“说起来，盖茨比先生，我听说你是牛津校友。”

“不完全是那样。”

“哦，是的，我听说你上过牛津。”

“是的，我上过那儿。”

停顿了一会。然后是汤姆的声音，带有怀疑和侮辱的口吻：

“你一定是在毕洛克西上纽黑文的时候去牛津的吧。”

又停顿了一会。一个茶房敲门，端着敲碎了的薄荷叶和冰走进来，但是他的一声“谢谢您”和轻轻的关门声也没打破沉默。这个关系重大的细节终于要澄清了。

“我跟你说过了我上过那儿，”盖茨比说。

“我听见了，可是我想知道在什么时候。”

“是一九一九年，我只待了五个月。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自称是牛津校友的原因。”

汤姆瞥了大家一眼，看看我们脸上是否也反映出他的怀疑。但是我们都在看着盖茨比。

“那是停战以后他们为一些军官提供的机会，”他继续说下去，“我们可以上任何英国或者法国的大学。”

我真想站起来拍拍他的肩膀。我又一次感到对他完全信任，这是我以前体验过的。

黛西站了起来，微微一笑，走到桌子前面。

“打开威士忌，汤姆，”她命令道，“我给你做一杯薄荷酒。然后你就不会觉得自己那么蠢了……你看这些薄荷叶子！”

“等一会，”汤姆厉声道，“我还要问盖茨比先生一个问题。”

“请问吧，”盖茨比很有礼貌地说。

“你到底想在我家里制造什么样的纠纷？”

他们终于公开化了，盖茨比倒也满意。

“他没制造纠纷，”黛西惊惶地看看这一个又看看那一个。“你在制造纠纷。请你自制一点儿。”

“自制！”汤姆不能置信地重复道，“我猜想最时髦的事情大概是装聋作哑，让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阿猫阿狗跟你老婆调情。哼，如果那样才算时髦，你可以把我除外……这年头人们开始对家庭生活和家庭制度嗤之以鼻，再下一步他们就该抛弃一切，搞黑人和白人通婚了。”

他满口胡言乱语，脸涨得通红，俨然自以为单独一个人站在文明最后的壁垒上。

“我们这里大家都是白人嘛，”乔丹咕哝着说。

“我知道我不得人心。我不举行大型宴会。大概你非得把自己的家搞成猪圈才能交朋友——在这个现代世界上。”

尽管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很气愤，每次他一张口我就忍不住想笑。一个酒徒色鬼竟然摇身一变就成了道学先生。

“我也有话要对你说，老兄……”盖茨比开始说。但是黛西猜到了他的意图。

“请你不要说！”她无可奈何地打断了他的话。“咱们都回家吧。咱们都回家不好吗？”

“这是个好主意。”我站了起来。“走吧，汤姆。没有人要喝酒。”

“我想知道盖茨比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你妻子不爱你，”盖茨比说，“她从来没有爱过你。她爱我。”

“你一定是疯了！”汤姆脱口而出喊道。

盖茨比猛地跳了起来，激动异常。

“她从来没有爱过你，你听见吗？”他喊道。“她跟你结了婚，只不过是因为我穷，她等我等得不耐烦了。那是一个大错，但是她心里除了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

这时乔丹和我都想走，但是汤姆和盖茨比争先恐后地阻拦，硬要我们留下，仿佛两人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仿佛以共鸣的方式分享他们的感情也是一种特殊的荣幸。

“坐下，黛西，”汤姆竭力装出父辈的口吻，可是并不成功。“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听听整个经过。”

“我已经告诉过你是怎么一回事了，”盖茨比说，“已经五年了——而你却不知道。”

汤姆霍地转向黛西。

“你五年来一直和这家伙见面？”

“没有见面，”盖茨比说，“不，我们见不了面。可是我们俩在那整个期间彼此相爱，老兄，而你却不知道。我以前有时发笑，”但是他眼中并无笑意。“想到你并不知道。”

“哦——原来不过如此。”汤姆像牧师一样把他的粗指头合拢在一起轻轻地敲敲，然后往椅子上一靠。

“你发疯了！”他破口大骂。“五年前发生的事我没法说，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黛西——可是我真他妈的想不通你怎么能沾到她的边，除非你是把食品杂货送到她家后门口的。至于你其余的话都是他妈的胡扯。黛西跟我结婚时她是爱我的，现在她还是爱我。”

“不对，”盖茨比摇摇头说。

“可是她确实爱我。问题是她有时胡思乱想，干一些她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事。”他明智地点点头。“不但如此，我也爱黛西。偶尔我也荒唐一阵，干点蠢事，不过我总是回头，而且我心里始终是爱她的。”

“你真叫人恶心，”黛西说。她转身向着我，她的声音降低了一个音阶，使整个屋子充满了难堪的轻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离开芝加哥吗？我真奇怪人家没给你讲过那次小胡闹的故事。”

盖茨比走过来站在她身边。

“黛西，那一切都过去了，”他认真地说，“现在没什么关系了。就跟他说真话——你从来没爱过他——一切也就永远勾销了。”

她茫然地看着他。“是啊——我怎么会爱他——怎么可能呢？”

“你从来没有爱过他。”

她犹疑不定。她的眼光哀诉似地落在乔丹和我的身上，仿佛她终于认识到她正在干什么——仿佛她一直并没打算干任何事。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干了，为时太晚了。

“我从来没爱过他，”她说，但看得出很勉强。

“在凯皮奥兰尼时也没爱过吗？”汤姆突然质问道。

“没有。”

从下面的舞厅里，低沉而闷人的乐声随着一阵阵热气飘了上来。

“那天我把你从‘甜酒钵’[5]上抱下来，不让你鞋子沾湿，你也不爱我吗？”他沙哑的声音流露着柔情。“黛西？”

“请别说了。”她的声音是冷淡的，但是怨尤已从中消失。她看看盖茨比。“你瞧，杰。”她说，可是她要点支烟时手却在发抖。突然她把香烟和点着的火柴都扔到地毯上。

“啊，你要求的太过分了！”她对盖茨比喊道，“我现在爱你——难道这还不够吗？过去的事我没法挽回。”她无可奈何地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我一度爱过他——但是我也爱过你。”

盖茨比的眼睛张开来又闭上。

“你也爱过我？”他重复道。

“连这个都是瞎话，”汤姆恶狠狠地说。“她根本不知道你还活着。要知道，黛西和我之间有许多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俩永远也不会忘记。”

他的话刺痛了盖茨比的心。

“我要跟黛西单独谈谈，”他执意说，“她现在太激动了……”

“单独谈我也不能说我从来没爱过汤姆，”她用伤心的声调吐露道，“那么说不会是真话。”

“当然不会是真话，”汤姆附和道。

她转身对着她丈夫。

“就好像你还在乎似的，”她说。

“当然在乎。从今以后我要更好地照顾你。”

“你还不明白，”盖茨比说，有点慌张了。“你没有机会再照顾她了。”

“我没有机会了？”汤姆睁大了眼睛，放声大笑。他现在大可以控制自己了。“什么道理呢？”

“黛西要离开你了。”

“胡说八道。”

“不过我确实要离开你，”她显然很费劲地说。

“她不会离开我的！”汤姆突然对盖茨比破口大骂。“反正决不会为了一个鸟骗子离开我，一个给她套在手指上的戒指也得去偷来的鸟骗子。”

“这么说我可不答应！”黛西喊道，“啊呀，咱们走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汤姆嚷了起来。“你是迈耶·沃尔夫山姆的那帮狐群狗党里的货色，这一点我碰巧知道。我对你的事儿做了一番小小的调查——明天我还要进一步调查。”

“那你尽可以自便，老兄，”盖茨比镇定地说。

“我打听了出来你那些‘药房’是什么名堂。”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很快地说，“他和这个姓沃尔夫山姆的家伙在本地和芝加哥买下了许多小街上的药房，私自把酒精卖给人家喝。那就是他变的许多小戏法中的一个。我头一趟看见他就猜出他是个私酒贩子，我猜的还差不离哩。”

“那又该怎么样呢？”盖茨比很有礼貌地说，“你的朋友瓦尔特·蔡斯和我们合伙并不觉得丢人嘛。”

“你们还把他坑了，是不是？你们让他在新泽西州坐了一个月监牢。天啊！你应当听听瓦尔特议论你的那些话。”

“他找上我们的时候是个穷光蛋。他很高兴赚几个钱，老兄。”

“你别叫我‘老兄’！”汤姆喊道。盖茨比没搭腔。“瓦尔特本来还可以告你违犯赌博法的，但是沃尔夫山姆吓得他闭上了嘴。”

那种不熟悉可是认得出的表情又在盖茨比的脸上出现了。

“那个开药房的事儿不过是小意思，”汤姆慢慢地接着说，“但是你们现在又在搞什么花样，瓦尔特不敢告诉我。”

我看了黛西一眼，她吓得目瞪口呆地看看盖茨比，又看看她丈夫，再看看乔丹——她已经开始在下巴上面让一件看不见可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保持平衡。然后我又回过头去看盖茨比，——看到他的表情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活像刚“杀了个人”似的——我说这话可与他花园里的那些流言蜚语毫不相干。可是一刹那间他脸上的表情恰恰可以用那种荒唐的方式来形容。

这种表情过去以后，他激动地对黛西说开了，矢口否认一切，又为了没有人提出的罪名替自己辩护。但是他说得越多，她就越显得疏远，结果他只好不说了，唯有那死去的梦随着下午的消逝在继续奋斗，拼命想接触那不再摸得着的东西，朝着屋子那边那个失去的声音痛苦地但并不绝望地挣扎着。

那个声音又央求要走。

“求求你，汤姆！我再也受不了啦。”

她惊惶的眼睛显示出来，不管她曾经有过什么意图，有过什么勇气，现在肯定都烟消云散了。

“你们两人动身回家，黛西，”汤姆说，“坐盖茨比先生的车子。”

她看着汤姆，大为惊恐，但他故作宽大以示侮蔑，定要她去。

“走吧。他不会麻烦你的。我想他明白他那狂妄的小小的调情已经完了。”

他们俩走掉了，一句话也没说，一转眼就消失了，变得无足轻重，孤零零的，像一对鬼影，甚至和我们的怜悯都隔绝了。

过了一会汤姆站了起来，开始用毛巾把那瓶没打开的威士忌包起来。

“来点儿这玩意吗？乔丹？……尼克？”

我没搭腔。

“尼克？”他又问了一声。

“什么？”

“来点儿吗？”

“不要……我刚才记起来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三十岁了。在我面前展现出一条新的十年的凶多吉少、咄咄逼人的道路。

等到我们跟他坐上小轿车动身回长岛时，已经是七点钟了。汤姆一路上话说个不停，得意洋洋，哈哈大笑，但他的声音对乔丹和我就好像人行道上嘈杂的人声和头顶上高架铁路轰隆隆的车声一样遥远。人类的同情心是有限度的，因此我们也乐于让他们那些可悲的争论和身后的城市灯火一道逐渐消失。三十岁——展望十年的孤寂，可交往的单身汉逐渐稀少，热烈的感情逐渐稀薄，头发逐渐稀疏。但我身边有乔丹，和黛西大不一样，她少年老成，不会把早已忘怀的梦一年又一年还藏在心里。我们驶过黝黑的铁桥时她苍白的脸懒懒地靠在我上衣的肩上，她紧紧握住我的手，驱散了三十岁生日的巨大冲击。

于是我们在稍微凉快一点的暮色中向死亡驶去。

那个年轻的希腊人米切里斯，在灰堆旁边开小咖啡馆的，是验尸时主要的见证。那个大热天他一觉睡到五点以后才起来，溜到车行去，发觉乔治·威尔逊在他的办公室里病了——真的病了，面色和他本人苍白的头发一样苍白，浑身都在发抖。米切里斯劝他上床去睡觉，但威尔逊不肯，说那样就要错过不少生意。这位邻居正在劝说他的时候，楼上忽然大吵大闹起来。

“我把我老婆锁在上面，”威尔逊平静地解释说。“她要在那儿一直待到后天，然后我们就搬走。”

米切里斯大吃一惊；他们做了四年邻居，威尔逊从来不像是一个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人。通常他总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不干活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一把椅子上，呆呆地望着路上过往的人和车辆。不管谁跟他说话，他总是和和气气、无精打采地笑笑。他听他老婆支使，自己没有一点主张。

因此，米切里斯很自然地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但威尔逊一个字也不肯说——相反地，他却用古怪的、怀疑的目光端详起这位客人来，并且盘问他某些日子某些时间他在干什么。正在米切里斯逐渐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有几个工人从门口经过，朝他的餐馆走去，他就乘机脱身，打算过一会再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再来。他想他大概忘了，并没别的原因。七点过一点他再到外面来，才想起了这番谈话，因为他听见威尔逊太太的声音破口大骂，就在楼下车行里。

“你打我！”他听见她嚷嚷。“让你推，让你打吧，你这个肮脏没种的鸟东西！”

过了一会她就冲出门来在黄昏中奔去，一面挥手一面叫喊——他还没来得及离开自己的门口，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那辆“凶车”——这是报纸上的提法——停都没停；车子从苍茫暮色中出现，出事后悲惨地犹疑了片刻，然后在前面一转弯就不见了。马弗罗·米切里斯连车子的颜色都说不准——他告诉第一个警察说是浅绿色。另一辆车，开往纽约的那一辆，开到一百码以外停了下来，开车的赶快跑回出事地点，茉特尔·威尔逊在那里跪在公路当中，死于非命，她那发黑的浓血和尘土混合在一起。

米切里斯和这个人最先赶到她身旁，但等他们把她汗湿的衬衣撕开时，他们看见她左边的乳房已经松松地耷拉着，因此也不用再去听那下面的心脏了。她的嘴大张着，嘴角撕破了一点，仿佛她在放出储存了一辈子的无比旺盛的精力的时候噎了一下。

我们离那儿还有一段距离就看见三四辆汽车和一大群人。

“撞车！”汤姆道，“那很好。威尔逊终于有一点生意了。”

他把车子放慢下来，但并没打算停，直到我们开得近一点，车行门口那群人屏息敛容的面孔才使他不由自主地把车刹住。

“我们去看一眼，”他犹疑不定地说，“看一眼就走。”

我这时听见一阵阵空洞哀号的声音从车行里传出来，我们下了小轿车走向车行门口时，才听出其中翻来覆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我的上帝啊！”几个字。

“这儿出了什么大乱子了，”汤姆激动地说。

他踮着脚从一圈人头上向车行里望去，车行天花板上点着一盏挂在铁丝罩里的发黄光的电灯。他喉咙里哼了一声，接着他用两只有力气的手臂猛然向前一推就挤进了人群。

那一圈人又合拢来，同时传出一阵咕咕哝哝的劝告声；有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新到的人又打乱了圈子，忽然间乔丹和我被挤到里面去了。

茉特尔·威尔逊的尸体裹在一条毯子里，外面又包了一条毯子，仿佛在这炎热的夜晚她还怕冷似的。尸体放在墙边一张工作台上，汤姆背对着我们正低头在看，一动也不动。在他旁边站着一名摩托车警察，他正在把人名往小本子上抄，一面流汗一面写了又涂改。起初我找不到那些在空空的车行里回荡的高昂的呻吟声的来源——然后我才看见威尔逊站在他办公室高高的门槛上，身体前后摆动着，双手抓着门框。有一个人在低声跟他说话，不时想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但威尔逊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他的目光从那盏摇晃的电灯慢慢地下移到墙边那张停着尸体的桌子上，然后又突然转回到那盏灯上，同时他不停地发出他那高亢的、可怕的呼号：

“哎哟，我的上……帝啊！哎哟，我的上……帝啊！哎哟，上……帝啊！哎哟，我的上……帝啊！”

过了一会汤姆猛地一甩，抬起头来，用呆滞的目光扫视了车行，然后对警察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话。

“M—a—v—”警察在说，“—o—”

“不对，r—”那人更正说，“M—a—v—r—o—”

“你听我说！”汤姆凶狠地低声说。

“r—”警察说，“o—”

“g—”

“g—”汤姆的大手猛一下落在他肩膀上时，他抬起头来。“你要啥，伙计？”

“是怎么回事？——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个。”

“汽车撞了她，当场撞死。”

“当场撞死，”汤姆重复道，两眼发直。

“她跑到了路中间。狗娘养的连车子都没停。”

“当时有两辆车子，”米切里斯说，“一来，一去，明白吗？”

“去哪儿？”警察机警地问。

“一辆车去一个方向。喏，她，”他的手朝着毯子举起来，但半路上就打住，又放回到身边。“她跑到外面路上，纽约来的那辆车迎面撞上了她，车子时速有三四十英里。”

“这地方叫什么名字？”警察问道。

“没有名字。”

一个面色灰白、穿得很体面的黑人走上前来。

“那是一辆黄色的车子，”他说，“大型的黄色汽车，新的。”

“看到事故发生的吗？”警察问。

“没有，但是那辆车子在路上从我旁边开过，速度不止四十英里，有五六十英里。”

“过来，让我们把你名字记下来。让开点。我要记下他的名字。”

这段对话一定有几个字传到了在办公室门口摇晃的威尔逊耳朵里，因为忽然间一个新的题目出现在他的哀号中：

“你不用告诉我那是一辆什么样的车！我知道那是辆什么样的车！”

我注视着汤姆，看见他肩膀后面那团肌肉在上衣下面紧张起来。他急忙朝威尔逊走过去，然后站在他面前，一把抓住他的上臂。

“你一定得镇定下来，”他说，粗犷的声音中带着安慰。

威尔逊的眼光落到了汤姆身上；他先是一惊，踮起了脚尖，然后差点跪倒在地上，要不是汤姆扶住他的话。

“你听我说，”汤姆说，一面轻轻地摇摇他。“我刚才到这里，从纽约来的。我是把我们谈过的那辆小轿车给你送来的。今天下午我开的那辆车子不是我的——你听见了吗？后来我整个下午都没看到它。”

只有那个黑人和我靠得近，可以听到他讲的话；但那个警察也听出他声调里有问题，于是用严厉的目光向这边看。

“你说些什么？”他质问。

“我是他的朋友。”汤姆回过头来，但两手还紧紧抓住威尔逊的身体。“他说他认识肇事的车子……是一辆黄色的车子。”

一点模糊的冲动促使警察疑心地看看汤姆。

“那么你的车是什么颜色呢？”

“是一辆蓝色的车子，一辆小轿车。”

“我们刚从纽约来的，”我说。

有一个一直在我们后面不远开车的人证实了这一点，于是警察就掉过头去了。

“好吧，请你让我再把那名字正确地……”

汤姆把威尔逊像玩偶一样提起来，提到办公室里去，放在一把椅子上，然后自己又回来。

“来个人到这儿陪他坐着。”他用发号施令的口吻说。他张望着，这时站得最近的两个人彼此望望，勉勉强强地走进那间屋子。然后汤姆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跨下那一级台阶，他的眼睛躲开那张桌子。他经过我身边时低声道：“咱们走吧。”

他不自在地用那双权威性的胳臂开路，我们从仍然在聚集的人群中推出去，遇到一位匆匆而来的医生，手里拎着皮包，还是半个钟头以前抱着一线希望去请的。

汤姆开得很慢，直到拐过那个弯之后他的脚才使劲踩下去，于是小轿车就在黑夜里飞驰而去。过了一会我听见低低的一声呜咽，接着看到他泪流满面。

“没种的狗东西！”他呜咽地说，“他连车子都没停。”布坎农家的房子忽然在黑黝黝、瑟瑟作响的树木中间浮现在我们面前。汤姆在门廊旁边停下，抬头望望二楼，那里有两扇窗户在蔓藤中间给灯光照得亮堂堂的。

“黛西到家了，”他说。我们下车时，他看了我一眼，又微微皱皱眉头。

“我应当在西卵让你下车的，尼克。今晚我们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他身上起了变化，他说话很严肃，而且很果断。当我们穿过满地月光的石子道走向门廊时，他三言两语很利索地处理了眼前的情况。

“我去打个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送你回家。你等车的时候，你和乔丹最好到厨房去，让他们给你们做点晚饭——要是你们想吃的话。”他推开了大门。“进来吧。”

“不啦，谢谢。可是要麻烦你替我叫出租汽车。我在外面等。”

乔丹把她的手放在我胳臂上。

“你进来不好吗，尼克？”

“不啦，谢谢。”

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好受，我想一个人单独待着。但乔丹还流连了一下。

“现在才九点半，”她说。

说什么我也不肯进去了；他们几个人我这一天全都看够了，忽然间那也包括乔丹在内。她一定在我的表情中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因为她猛地掉转身，跑上门廊的台阶走进屋子里去了。我两手抱着头坐了几分钟，直到我听见屋子里有人打电话，又听见男管家的声音在叫出租汽车。随后我就沿着汽车道慢慢从房子面前走开，准备到大门口去等。

我还没走上二十码就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跟着盖茨比从两个灌木丛中间出来走到小路上。我当时一定已经神志恍惚了，因为我脑子里什么都想不到，除了他那套粉红色衣服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你在干什么？”我问道。

“就在这儿站着，老兄。”

不知为什么，这好像是一种可耻的行径。说不定他准备马上就去抢劫这个人家哩；我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如果我看到许多邪恶的面孔，“沃尔夫山姆的人”的面孔，躲在他后面黑黝黝的灌木丛中。

“你在路上看见出什么事了吗？”他过了一会问道。

“看见的。”

他迟疑了一下。

“她撞死了吗？”

“死了。”

“我当时就料到了；我告诉了黛西我想是撞死了。一下子大惊一场，倒还好些。她表现得挺坚强。”

他这样说，仿佛黛西的反应是唯一要紧的事情。

“我从一条小路开回西卵去，”他接着说，“把车子停在我的车房里，我想没有人看到过我们，但我当然不能肯定。”

到这时我已经十分厌恶他，因此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他想错了。

“那个女人是谁？”他问道。

“她姓威尔逊。她丈夫是那个车行的老板。这事到底怎么会发生的？”

“呃，我想把驾驶盘扳过来的……”他突然打住，我也忽然猜到了真相。

“是黛西在开车吗？”

“是的，”他过了一会才说，“但是当然我要说是我在开。是这样的，我们离开纽约的时候，她神经非常紧张，她以为开开车子可以使她镇定下来——后来这个女人向我们冲了出来；正好我们迎面来了一辆车子和我们相错。前后不到一分钟的事，但我觉得她想跟我们说话，以为我们是她认识的人。呃，黛西先是把车子从那个女人那边转向那辆车子，接着她惊慌失措又转了回去。我的手一碰到驾驶盘我就感到了震动——她一定是当场撞死的。”

“把她撞开了花……”

“别跟我说，老兄。”他闪缩了一下。“总而言之，黛西拼命踩油门。我要她停下来，但她停不了，我只得拉上了紧急刹车。这时她晕倒在我膝盖上，我就接过来向前开。”

“明天她就会好的，”他过了一会又说。“我只是在这儿等等，看他会不会因为今天下午那场争执找她麻烦。她把自己锁在自己屋子里了，假如他有什么野蛮的举动，她就会把灯关掉然后再打开。”

“他不会碰她的，”我说，“他现在想的不是她。”

“我不信任他，老兄。”

“你准备等多久？”

“整整一夜，如果有必要的话。至少，等到他们都去睡觉。”

我忽然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假定汤姆知道了开车的是黛西，他或许会认为事出有因——他或许什么都会疑心。我看看那座房子；楼下有两三扇亮堂堂的窗户，还有二楼黛西屋子里映出的粉红色亮光。

“你在这儿等着，”我说，“我去看看有没有吵闹的迹象。”

我沿着草坪的边缘走了回去，轻轻跨过石子车道，然后踮起脚尖走上游廊的台阶。客厅的窗帘是拉开的，因此我看到屋子里是空的。我穿过我们三个月以前那个六月的晚上吃过晚餐的阳台，来到一小片长方形的灯光前面，我猜那是食品间的窗户。遮帘拉了下来，但我在窗台上找到了一个缝隙。

黛西和汤姆面对面坐在厨房的桌子两边，两人中间放着一盘冷的炸鸡，还有两瓶啤酒。他正在隔着桌子聚精会神地跟她说话，说得那么热切，他用手盖住了她的手。她不时抬起头来看看他，并且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并不是快乐的，两人都没动鸡和啤酒——然而他们也不是不快乐的。这幅图画清清楚楚有一种很自然的亲密气氛，任何人也都会说他们俩在一同阴谋策划。

当我踮着脚尖走下阳台时，我听见我的出租汽车慢慢地沿着黑暗的道路向房子开过来。盖茨比还在车道上我刚才和他分手的地方等着。

“那上面一切都安静吗？”他焦急地问。

“是的，一切都安静。”我犹疑了一下。“你最好也回家去睡觉吧。”

他摇了摇头。

“我要在这儿一直等到黛西上床睡觉。晚安，老兄。”

他把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热切地掉转身去端详那座房子，仿佛我的在场有损于他神圣的守望。于是我走开了，留下他站在月光里——空守着。

[1] 特里马尔乔：古罗马作家皮特罗尼斯作品《讽刺篇》中一个大宴宾客的暴发户。

[2] 托马斯·布坎农即上文的汤姆·布坎农。汤姆系托马斯的昵称。

[3] 木头人、盒子在原文里都和毕洛克西谐音。

[4] 孟菲斯：田纳西州的城市。

[5] 甜酒钵：游艇的名字。

第八章

我整夜不能入睡；一个雾笛在海湾上不停地呜呜响，我好像生病一样在狰狞的现实与可怕的噩梦之间辗转反侧。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一辆出租汽车开上盖茨比的汽车道，我马上跳下床开始穿衣服——我觉得我有话要跟他说，有事要警告他，而早晨会太迟了。

我穿过他的草坪，看见他的大门还开着，他在门厅里靠着一张桌子站着，由于沮丧或者瞌睡而显得很颓唐。

“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惨淡地说，“我等了，四点钟左右她走到窗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把灯关掉。”

那天夜里我们俩穿过那些大房间找香烟的时候，他的别墅在我的眼里显得特别巨大。我们推开帐篷布似的厚门帘，又沿着无尽头的黑暗墙壁瞎摸寻找电灯开关——有一次我轰隆一声摔在一架幽灵似的钢琴的键盘上。到处都是多得莫名其妙的灰尘，所有的屋子都是霉烘烘的，好像有很多日子没通过气似的。我在一张不熟悉的桌子上找到了烟盒子，里面还有两根走了味的、干瘪的纸烟。我们把客厅的落地窗打开，坐下来对着外面的黑夜抽烟。

“你应当走开，”我说，“他们会追查你的车子，这是肯定的。”

“现在走开，老兄？”

“到大西洋城[1]去待一个星期，或是往北到蒙特利尔[2]去。”

他不肯考虑。他绝不可能离开黛西，除非他知道她准备怎么办。他在抓着最后一线希望不放，我也不忍叫他撒手。

就是这天夜里，他把他跟丹·科迪度过的年轻时代的离奇故事告诉了我，因为“杰伊·盖茨比”已经像玻璃一样在汤姆的铁硬的恶意上碰得粉碎，那出漫长的秘密狂想剧也演完了。我想他这时什么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承认，但他只想谈黛西的事。

她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大家闺秀”。他以前以各种未透露的身份也曾和这一类人接触过，但每次总有一层无形的铁丝网隔在中间。他为她神魂颠倒。他到她家里去，起先和泰勒营的其他军官一起去，后来单独前往。她的家使他惊异——他从来没进过这样美丽的住宅。但是其所以有一种扣人心弦的强烈的情调却是因为她住在那里——这房子对于她就像他在军营里的帐篷对于他一样的平淡无奇。这房子充满了引人入胜的神秘气氛，仿佛暗示楼上有许多比其他卧室都美丽而凉爽的卧室，走廊里到处都是赏心乐事，还有许多风流艳史——不是霉烘烘、用熏香草保存起来的，而是活生生的，使人联想到今年的雪亮的汽车，联想到鲜花还没凋谢的舞会。很多男人曾经爱过黛西，这也使他激动——这在他眼中抬高了她的身价。他感到她家里到处都有他们的存在；空气中弥漫着仍然颤动的感情的阴影和回声。

但是，他明白他之所以能出入黛西家里纯粹是出于偶然。不管他作为杰伊·盖茨比会有何等的锦绣前程，目前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一文不名的青年人，而且他的军服——这件看不见的外衣随时都可能从他肩上滑落下来。因此他尽量利用他的时间。他占有了他所能得到的东西，狼吞虎咽，肆无忌惮——终于在一个静寂的十月的夜晚他占有了黛西，占有了她，正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权利去摸她的手。

他也许应该鄙视自己的，因为他确实用欺骗的手段占有了她。我不是说他利用了他那虚幻的百万家财，但是他有意给黛西造成一种安全感；让她相信他的出身跟她不相上下——相信他完全能够照料她。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能力——他背后没有生活优裕的家庭撑腰，而且只要全无人情味的政府一声令下，他随时都可以被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

但是他并没有鄙视自己，事情的结果也出乎他的意料。他起初很可能打算及时行乐，然后一走了之——但是现在他发现他已经把自己献身于追求一种理想。他知道黛西不同寻常，但是他并没认识到一位“大家闺秀”究竟有多少不同寻常。她回到她那豪华的住宅里，回到她那丰富美满的生活，突然不见了，给盖茨比什么也没留下。他觉得他已经和她结了婚了，如此而已。

两天之后，他们俩再见面时，显得心慌意乱，似乎上当受骗的倒是盖茨比。她家凉台沐浴在灿烂的星光里；她转身让他吻她那张奇妙、可爱的嘴时，时髦的长靠椅的柳条吱吱作响。她着了凉，她的声音比平时更沙哑，更动人；盖茨比深切地体会到财富怎样禁锢和保存青春与神秘，体会到一套套衣装怎样使人保持清新，体会到黛西像白银一样皎皎发光，安然高踞于穷苦人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上。

“我真没法向你形容我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以后感到多么惊讶，老兄。有一阵我甚至希望她把我甩掉，但她没有，因为她也爱我。她认为我懂很多事，因为我懂的和她懂的不一样……唉，我就是那样，把雄心壮志撇在一边，每一分钟都在情网里越陷越深，而且忽然之间我也什么都不在乎了。如果我能够告诉她我打算去做些什么而从中得到更大的快乐，那么又何必去做大事呢？”

在他动身到海外之前的最后一个下午，他搂着黛西默默地坐了很长的时间。那是一个寒冷的秋日，屋子里生了火，她的两颊烘得通红。她不时移动一下，他也微微挪动一下胳臂，有一次他还吻吻她那乌黑光亮的头发。下午已经使他们平静了一会，仿佛为了在他们记忆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为第二天即将开始的长远的分离做好准备。她用无言的嘴唇拂过他上衣的肩头，或者他温柔地碰一碰她的指尖，仿佛她是在睡梦之中，他俩在这一月的相爱中从来没有像这样亲密过，也从来没有像这样深刻地互通衷曲。

他在战争中一帆风顺。还没上前线他就当到上尉，阿贡战役之后他就晋升少校，当上了师机枪连的连长。停战以后他急得发疯地要求回国，但是由于混乱或者误会，他却被送到了牛津。他现在烦恼了——因为黛西的信里流露出紧张的绝望情绪。她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回来。她开始感觉到外界的压力，因此她需要见他，需要感到有他在她身边，需要他安慰她，说她所做的事完全正确。

毕竟黛西还年轻，并且她那人为的世界充满了兰花、愉快的势利风尚和乐队——是那些乐队定当年的节奏，用新的曲调总结人生的哀愁和温情。萨克斯管通宵呜咽着《比尔街爵士乐》绝望的哀吟，同时一百双金银舞鞋扬起闪亮的灰尘。每天晚茶时分，总有一些房间由于这种低而甜的狂热而不停地震颤，同时鲜亮的面庞飘来飘去，好像是被哀怨的喇叭吹落在舞池里的玫瑰花瓣。

在这个朦胧的宇宙里，黛西随着社交忙季又开始活跃了；忽然间她又重新每天和五六个男人订五六次约会，到破晓才困顿不堪地入睡，夜礼服的珠子和薄绸同凋零的兰花缠在一起，丢在她床边的地板上。在这整个期间她内心深处渴望作出一个决定。她现在就要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刻不容缓——而且这个决定必须由一股近在眼前的力量来作出——爱情啦、金钱啦、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股力量在春天过了一半的时候，随着汤姆·布坎农的到来而出现了。他的身材和身价都很有分量，因此黛西也觉得很光彩。毫无疑问，有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来也如释重负。盖茨比收到信时还在牛津。

这时长岛上已是黎明，我们走过去把楼下其余的窗子也都打开，让屋子里充满渐渐灰白、渐渐金黄的光线。一棵树的影子突然横投在露水上，同时幽灵般的鸟儿在蓝色的树叶中开始歌唱。空气中有一种慢慢的愉快的动静，还说不上是风，预示着凉爽宜人的天气。

“我相信她从来没爱过他，”盖茨比从一扇窗前转过身来，用挑战的神气看着我。“你一定得记住，老兄，她今天下午非常紧张。他跟她讲那些话的方式把她吓唬住了——他把我说成是一个一文不值的骗子。结果她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他闷闷不乐地坐了下来。

“当然她可能爱过他一会儿，在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就在那时也更加爱我，你明白吗？”

忽然间他说出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无论如何，”他说，“这只是个人的事。”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除非猜测在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中有一种无法估量的强烈感情？

他从法国回来后，汤姆和黛西还在作结婚旅行，他痛苦不堪而又身不由主地用他军饷所余的最后的钱到路易斯维尔去了一趟。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走遍当年他俩在十一月的夜晚并肩散步的街道，又重访他俩当年开着她那辆白色汽车去过的那些偏僻地方。正如黛西家的房子在他看来一向比别的房子更加神秘和欢乐，现在路易斯维尔这个城市本身，虽然她已一去不回，在他看来还是弥漫着一种忧郁的美。

他离开的时候觉得，假使他更努力地去找的话，他也许可以找到她的——而现在他却留下她走了。三等车里很热——他现在一文不剩了。他走到敞篷的通廊，在一张折叠椅上坐下，接着车站溜了过去，一幢幢陌生的建筑物的背面移动过去。然后驶过春天的田野，一辆黄色电车在那里并排飞驰了一会工夫，电车上可能有人一度无意间在街头看见过她那张迷人的脸庞。

铁轨拐了一个弯，现在是背着太阳走，西沉的太阳光芒四射，似乎为这个慢慢消逝的、她曾生活过的城市祝福。他绝望地伸出手去，仿佛只想抓住一缕轻烟，从那个因为她而使他认为是最可爱的地方留下一个碎片。但是在他模糊的泪眼前面一切都跑得太快了，他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那一部分，最新鲜最美好的部分永远失去了。

我们吃完早饭走到外面阳台上去时已经九点钟了。一夜之间天气骤然变了，空气中已经有秋意。园丁，盖茨比的老用人中的最后一名，来到台阶前面。

“我今天准备把游泳池的水放掉，盖茨比先生。树叶很快就要开始落了，那样水管子就一定会堵塞。”

“今天不要搞，”盖茨比回答。他含有歉意地转身对着我。“你知道吗，老兄，我整个夏天从来没用过那个游泳池！”

我看了看我的表，站起身来。

“离我那班车还有十二分钟。”

我并不愿意进城去。我也没有精神干一点像样的工作，可是不仅如此——我不愿意离开盖茨比。我误了那班车，又误了下一班，然后才勉强离开。

“我给你打电话吧，”我最后说。

“一定，老兄。”

“我中午前后给你打电话。”

我们慢慢地走下了台阶。

“我想黛西也会打电话来的。”他神色不安地看着我，仿佛他希望我证实他的话。

“我猜想她会的。”

“那么，再见吧。”

我们握握手，然后我就走开。在我快走到树篱之前，我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掉转身来。

“他们是一帮混蛋，”我隔着草坪喊道，“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

我后来一直很高兴我说了那句话。那是我对他说过的唯一的好话，因为我是彻头彻尾不赞成他的。他起先有礼貌地点点头，随后他脸上露出了那种喜洋洋的、会心的微笑，仿佛我们俩在这件事上早已进行了欢狂的勾结。他那套华丽的粉红色衣服衬托在白色的台阶上构成一片鲜艳的色彩，于是我联想起三个月前我初次来他的古色古香的别墅的那个晚上。当时他的草坪和汽车道上挤满了那些猜测他的罪愆的人们的面孔——而他站在台阶上，藏起他那永不腐蚀的梦，向他们挥手告别。

我感谢了他的殷勤招待。我们总是为这向他道谢——我和其他的人。

“再见，”我喊道。“谢谢你的早饭，盖茨比。”

到了城里，我勉强抄了一会那些不计其数的股票行情，后来就在我的转椅里睡着了。中午前不久电话把我吵醒，我吃了一惊，脑门上汗珠直冒。是乔丹·贝克；她时常在这个钟点打电话给我，因为她出入大饭店、俱乐部和私人住宅，行踪不定，我很难用任何其他办法找到她。通常她的声音从电话上传来总是清凉悦耳，仿佛一块草根土[3]从一片碧绿的高尔夫球场上飘进了办公室的窗口，但是今天上午她的声音却显得生硬枯燥。

“我离开了黛西的家，”她说，“我此刻在海普斯特德，今天下午就要到索斯安普敦去。”

她离开黛西的家可能是很得体的，但是她的做法却使我不高兴，接着她下面一句话更叫我生气。

“昨晚你对我不怎么好。”

“在那种情况下有什么关系呢？”

片刻的沉默。然后：

“不管怎样吧……我想见你。”

“我也想见你。”

“那么我就不去索斯安普敦，下午进城来，好不好？”

“不好……我想今天下午不行。”

“随你的便吧。”

“今天下午实在不可能。许多……”

我们就这样说了一会，后来突然间我们俩都不再讲话了。我不知道我们俩是谁把电话啪地一下挂掉，但我知道我毫不在乎了。我那天不可能跟她在茶桌上面对面聊天，即使她从此永远不跟我讲话也不行。

几分钟以后我打电话到盖茨比家去，但线给占了。我一连打了四次，最后，一个不耐烦的接线员告诉我这条线路在专等底特律的长途电话。我拿出火车时刻表来，在三点五十分那班车上画了个小圆圈。然后我靠在椅子上，想思考一下。这时才是中午。

那天早上乘火车路过灰堆时，我特意走到车厢的另外一边去。我料想那儿整天都会有一群好奇的人围观，小男孩们在尘土中寻找黑色的血斑，还有一个爱唠叨的人翻来覆去讲出事的经过，一直说到连他自己也觉得越来越不真实，他也讲不下去了，茉特尔·威尔逊的悲惨的结局也被人遗忘。现在我要倒回去讲一下前一晚我们离开车行之后那里发生的情况。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的妹妹凯瑟琳。她那天晚上一定是破了她自己不喝酒的规矩，因为她到达的时候已经喝得昏头昏脑的，无法理解救护车已经开到弗勒兴区去了。等他们使她明白了这一点，她马上就晕了过去，仿佛这是整个事件中最难以忍受的部分。有个人，或是好心或是好奇，让她上了他的车子，跟在她姐姐的遗体后面一路开过去。

直到午夜过去很久以后，还有川流不息的人拥在车行前面，同时乔治·威尔逊在里面长沙发上不停地摇来晃去。起先办公室的门是开着的，凡是到车行里面来的人都忍不住往里面张望。后来有人说这太不像话了，才把门关上。米切里斯和另外几个男人轮流陪着他；起先有四五个人，后来剩下两三个人。再到后来，米切里斯不得不要求最后一个陌生人再等十五分钟，让他回自己铺子里去煮了一壶咖啡。在那以后，他单独一个人待在那儿陪着威尔逊一直到天亮。

三点钟左右，威尔逊哼哼唧唧的胡言乱语起了质变——他渐渐安静了下来，开始谈到那辆黄色的车子。他宣布他有办法去查出来这辆黄车子是谁的，然后他又脱口说出两个月以前他老婆有一次从城里回来时鼻青脸肿。

但等他听到自己说出这事，他畏缩了一下，又开始哭哭啼啼地叫喊“我的上帝啊！”米切里斯笨口拙舌地想法子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结婚多久了，乔治？得啦，安安静静坐一会儿，回答我的问题。你结婚多久了？”

“十二年。”

“生过孩子没有？得啦，乔治，坐着别动——我问了你一个问题。你生过孩子没有？”

硬壳的棕色甲虫不停地往暗淡的电灯上乱撞。每次米切里斯听见一辆汽车在外面公路上急驰而过，他总觉得听上去就像是几个小时以前那辆没停的车。他不愿意走进汽车间去，因为那张停放过尸体的工作台上有血迹；他只好很不舒服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还没到天亮他已经熟悉里面的每样东西了——不时地又坐在威尔逊身边想法让他安静一点。

“有没有一个你有时去上的教堂，乔治？也许你已经好久没去过的？也许我可以打电话给教堂，请一位牧师来，他可以跟你谈谈，不好吗？”

“不属于任何教堂。”

“你应当有一个教堂，乔治，碰到这种时候就有用了。你从前一定做过礼拜的。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听着，乔治，你听我说。难道你不是在教堂里结婚的吗？”

“那是很久以前了。”

回答问题的努力打断了他来回摇摆的节奏——他安静了一会。然后和原先一样的那种半清醒半迷糊的表情又回到了他无神的眼睛里。

“打开那个抽屉看看，”他指着书桌说。

“哪一个抽屉？”

“那个抽屉——那一个。”

米切里斯打开了离他手边最近的那个抽屉。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一根小小的贵重的狗皮带，是用牛皮和银缏制作的。看上去还是新的。

“这个？”他举起狗皮带问道。

威尔逊瞪着眼点点头。

“我昨天下午发现的。她想法子向我说明它的来由，但是我知道这件事蹊跷。”

“你是说你太太买的吗？”

“她用薄纸包着放在她的梳妆台上。”

米切里斯看不出这有什么古怪，于是他对威尔逊说出十来个理由为什么他老婆可能会买这条狗皮带。但是不难想象，这些同样的理由有一些威尔逊已经从茉特尔那里听过，因为他又轻轻地哼起“我的上帝啊！”——他的安慰者还有几个理由没说出口又缩回去了。

“那么他杀害了她，”威尔逊说，他的嘴巴突然张得大大的。

“谁杀害了她？”

“我有办法打听出来。”

“你胡思乱想，乔治，”他的朋友说，“你受了很大的刺激，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还是尽量安安静静地坐到天亮吧。”

“他谋杀了她。”

“那是交通事故，乔治。”

威尔逊摇了摇头。他眼睛眯成一条缝，嘴巴微微咧开，不以为然地轻轻“哼”了一声。

“我知道，”他肯定地说，“我是个信任别人的人，从来也不怀疑任何人有鬼，但是我一旦弄明白一件事，我心里就有数了。是那辆车子里的那个男人。她跑过去想跟他说话，但是他不肯停下来。”

米切里斯当时也看到这个情况了。但他并没想到其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以为威尔逊太太是从她丈夫那里跑开，而并不是想拦住某一辆汽车。

“她怎么可能弄成那样呢？”

“她这人很深沉，”威尔逊说，仿佛这就回答了问题。“啊——哟——哟——”

他又摇晃起来，米切里斯站在旁边搓着手里的狗皮带。

“也许你有什么朋友我可以打电话请来帮帮忙吧，乔治？”

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他几乎可以肯定威尔逊一个朋友也没有；他连个老婆都照顾不了。又过了一会他很高兴看到屋子里起了变化，窗外渐渐发蓝，他知道天快亮了。五点左右，外面天色更蓝，屋子里灯可以关掉了。

威尔逊呆滞的眼睛转向外面的灰堆，那上面小朵的灰云呈现出离奇古怪的形状，在黎明的微风中飞来飞去。

“我跟她谈了，”他沉默了半天以后喃喃地说，“我告诉她，她也许可以骗我，但她决骗不了上帝。我把她领到窗口，”他费劲地站了起来，走到后窗户面前，把脸紧贴在上面。“然后我说：‘上帝知道你所做的事，你所做的一切事。你可以骗我，但你骗不了上帝！’”

米切里斯站在他背后，吃惊地看到他正盯着T·J·埃克尔堡大夫的眼睛，黯淡无光，巨大无比，刚刚从消散的夜色中显现出来。

“上帝看见一切，”威尔逊又说了一遍。

“那是一幅广告，”米切里斯告诉他。不知是什么使他从窗口转开，回头向室内看。但是威尔逊在那里站了很久，脸紧靠着玻璃窗，向着曙光不住地点头。

等到六点钟，米切里斯已经筋疲力尽，因此听到有一辆车子在外面停下的声音时满心感激。来的也是昨天帮着守夜的一位，答应了要回来的，于是他做了三个人的早饭，他和那个人一同吃了。威尔逊现在比较安静，米切里斯就回家睡觉；四小时之后他醒过来，急忙又跑回车行，威尔逊已经不见了。

他的行踪——他一直是步行的——事后查明是先到罗斯福港，从那里又到盖德山，他在那里买了一块三明治，可是并没吃，还买了一杯咖啡。他一定很累，走得很慢，因为他中午才走到盖德山。一直到这里为他的时间作出交代并不难——有几个男孩子看到过一个“疯疯癫癫”的男人，还有几个路上开汽车的人记得他从路边上古里古怪地盯着他们。以后三小时他就无影无踪了。警察根据他对米切里斯说的话，说他“有办法查出来”，猜想他用那段时间在那带地方走遍各家车行，打听一辆黄色的汽车。可是始终并没有一个见过他的汽车行的人站出来说话，所以他或许有更容易、更可靠的办法去打听他所要知道的事情。到下午两点半钟，他到了西卵，在那里他问人到盖茨比家去的路。所以那时候他已经知道盖茨比的名字了。

下午两点钟盖茨比穿上游泳衣，留了话给男管家，如果有人打电话来，就到游泳池来给他送个信。他先到汽车房去拿了一个夏天供客人们娱乐用的橡皮垫子，司机帮他把垫子打足了气。然后他吩咐司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把那辆敞篷车开出来——而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前面右边的挡泥板需要修理。

盖茨比把垫子扛在肩上，向游泳池走去。有一次他停下来挪动了一下，司机问他要不要帮忙，但是他摇了摇头，再过一会就消失在叶子正在变黄的树木中了。

始终没有人打电话来，可是男管家午觉也没睡，一直等到四点——等到那时即使有电话来也早已没有人接了。我有一个想法：盖茨比本人并不相信会有电话来的，而且他也许已经无所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一定会觉得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旧日的温暖的世界，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这是一个新的世界，物质的然而并不真实，在这里可怜的幽魂，呼吸着空气般的轻梦，东飘西荡……就像那个灰蒙蒙的、古怪的人形穿过杂乱的树木悄悄地朝他走来。

汽车司机——他是沃尔夫山姆手下的一个人——听到了枪声，事后他可只能说他当时并没有十分重视。我从火车站把车子直接开到盖茨比家里，等我急急忙忙冲上前门的台阶，才第一次使屋里的人感到是出事了。但是我认为他们当时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四人，司机、男管家、园丁和我，几乎一言不发地急匆匆奔到游泳池边。

池里的水有一点微微的、几乎看不出的流动，从一头放进来的清水又流向另一头的排水管。随着隐隐的涟漪，那只有重负的橡皮垫子在池子里盲目地漂着。连水面也吹不皱的一阵微风就足以扰乱它那载着偶然的重负的偶然的航程。一堆落叶使它慢慢旋转，像经纬仪一样，在水上转出一道细细的红圈子。

我们抬起盖茨比朝着屋子里走以后，园丁才在不远的草丛里看见了威尔逊的尸体，于是这场大屠杀就结束了。

[1] 大西洋城：南部佐治亚州首府。

[2] 蒙特利尔：加拿大首都。

[3] 打高尔夫球时，球棒从场地上削起的一小块土。

第九章

事隔两年，我回想起那天其余的时间，那一晚以及第二天，只记得一批又一批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在盖茨比家的前门口进进出出。外面的大门口有一根绳子拦住，旁边站着一名警察，不让看热闹的人进来，但是小男孩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可以从我的院子里绕过来，因此总有几个孩子目瞪口呆地挤在游泳池旁边。那天下午，有一个神态自信的人，也许是一名侦探，低头检视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两个字，而他的语气偶然的权威就为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的报道定了调子。

那些报道大多数都是一场噩梦——离奇古怪，捕风捉影，煞有介事，而且不真实。等到米切里斯在验尸时的证词透露了威尔逊对他妻子的猜疑以后，我以为整个故事不久就会被添油加醋在黄色小报上登出来了——不料凯瑟琳，她本可以信口开河的，却什么都不说，并且表示出惊人的魄力——她那描过的眉毛底下的两只坚定的眼睛笔直地看着验尸官，又发誓说她姐姐从来没见过盖茨比，说她姐姐和她丈夫生活在一起非常美满，说她姐姐从来没有什么不端的行为。她说得自己都信以为真了，又用手帕捂着脸痛哭了起来，仿佛连提出这样的疑问都是她受不了的。于是威尔逊就被归结为一个“悲伤过度精神失常”的人，以便这个案子可以保持最简单的情节。案子也就这样了结了。

但是事情的这个方面似乎整个都是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我发现自己是站在盖茨比一边的，而且只有我一人。从我打电话到西卵镇报告惨案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揣测、每一个实际的问题，都提到我这里来。起初我感到又惊讶又迷惑；后来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他还是躺在他的房子里，不动，不呼吸，也不说话，我才渐渐明白我在负责，因为除我以外没有任何人有兴趣——我的意思是说，那种每个人身后多少都有权利得到的强烈的个人兴趣。

在我们发现他的尸体半小时之后我就打了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迟疑地给她打了电话。但是她和汤姆那天下午很早就出门了，还随身带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他们几时回来了吗？”

“没有。”

“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吗？我怎样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真想给他找一个人来。我真想走到他躺着的那间屋子里去安慰他说：“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盖茨比。别着急。相信我好了，我一定给你找一个人来……”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男管家把他百老汇办公室的地址给我，我又打电话到电话局问讯处，但是等到我有了号码时已经早就过了五点，没有人接电话了。

“请你再摇一下好吗？”

“我已经摇过三次了。”

“有非常要紧的事。”

“对不起，那儿恐怕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里去，屋子里突然挤满了官方的人员，起先我还以为是一些不速之客。虽然他们掀开被单，用惊恐的眼光看着盖茨比，可是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子里回响：

“我说，老兄，你一定得替我找个人来。你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一个人可受不了这个罪啊。”

有人来找我提问题，但是我脱了身跑上楼去，匆匆忙忙翻了一下他书桌上没锁的那些抽屉——他从没明确地告诉我他的父母已经死了。但是什么也找不到——只有丹·科迪的那张相片，那已经被人遗忘的粗野狂暴生活的象征，从墙上向下面凝视。

第二天早晨我派男管家到纽约去给沃尔夫山姆送一封信，信中向他打听消息，并恳请他搭下一班火车就来。我这样写的时候觉得这个请求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他一看见报纸肯定马上就会赶来的，正如我认为中午以前黛西肯定会有电报来的——可是电报也没来，沃尔夫山姆先生也没到；什么人都没来，只有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新闻记者。等到男管家带回来沃尔夫山姆的回信时，我开始感到傲视一切，感到盖茨比和我可以团结一致横眉冷对他们所有的人。

亲爱的卡罗威先生：这个消息使我感到万分震惊，我几乎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个人干的这种疯狂行为应当使我们大家都好好想想。我现在不能前来，因为我正在办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业务，目前不能跟这件事发生牵连。过一些时候如有我可以出力的事，请派埃德加送封信通知我。我听到这种事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感到天昏地暗了。

您的忠实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

下面又匆匆附了一笔：

关于丧礼安排请告知。又及：根本不认识他家里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有电话来，我以为这总该是黛西了。但等到接通了一听却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很远的。

“我是斯莱格……”

“是吗？”这名字很生疏。

“那封信真够呛，是不？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什么电报也没有。”

“小派克倒霉了，”他话说得很快。“他在柜台上递证券的时候给逮住了。刚刚五分钟之前他们收到纽约的通知，列上了号码。你想得到吗？在这种乡下地方你没法料到……”

“喂！喂！”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打断了他的话。“你听我说——这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线那头沉默了好久，接着是一声惊叫……然后咔哒一声电话就挂断了。

我想大概是第三天，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城镇来了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上面只说发电人马上动身，要求等他到达后再举行葬礼。

来的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很庄重的老头子，非常可怜，非常沮丧，这样暖和的九月天就裹上了一件蹩脚的长外套。他激动得眼泪不停地往下流，我从他手里把旅行包和雨伞接过来时，他不停地伸手去拉他那撮稀稀的花白胡须，我好不容易才帮他脱下了大衣。他人快要垮了，于是我一面把他领到音乐厅里去，让他坐下，一面打发人去搞一点吃的来。但是他不肯吃东西，那杯牛奶也从他哆哆嗦嗦的手里泼了出来。

“我从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都登了出来。我马上就动身了。”

“我没法子通知您。”

他的眼睛视而不见，可是不停地向屋子里四面看。

“是一个疯子干的，”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喝杯咖啡不好吗？”我劝他。

“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好了，您是……”

“卡罗威。”

“呃，我现在好了。他们把杰米放在哪儿？”

我把他领进客厅里他儿子停放的地方，把他留在那里。有几个小男孩爬上了台阶，正在往门厅里张望；等到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他们才勉勉强强地走开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了出来，他嘴巴张着，脸微微有点红，眼睛里断断续续洒下几滴泪水。他已经到了并不把死亡看作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年纪，于是此刻他第一次向四周一望，看见门厅如此富丽堂皇，一间间大屋子从这里又通向别的屋子，他的悲伤就开始和一股又惊讶又骄傲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了。我把他搀到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他一面脱上衣和背心，我一面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推迟了，等他来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您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

“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以为您也许要把遗体运到西部去。”

他摇了摇头。

“杰米一向喜欢待在东部。他是在东部上升到他这个地位的。你是我孩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很知己的朋友。”

“他是大有前程的，你知道。他只是个年轻人，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很有能耐。”

他郑重其事地用手碰碰脑袋，我也点了点头。

“假使他活下去的话，他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像詹姆斯·J·希尔[1]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国家的。”

“确实是那样，”我局促不安地说。

他笨手笨脚地把绣花被单扯来扯去，想把它从床上拉下来，接着就硬邦邦地躺下去——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害怕的人打电话来，一定要先知道我是谁才肯报他自己的姓名。

“我是卡罗威先生，”我说。

“哦！”他似乎感到宽慰。“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感到宽慰，因为这一来盖茨比的墓前可能会多一个朋友了。我不愿意登报，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所以我就自己打电话通知了几个人。他们可真难找到。

“明天出殡，”我说。“下午三点，就在此地家里。我希望你转告凡是有意参加的人。”

“哦，一定，”他急忙说。“当然啦，我不大可能见到什么人，但是如果我碰到的话。”

他的语气使我起了疑心。

“你自己当然是要来的。”

“呃，我一定想法子来。我打电话来是要问……”

“等等，”我打断了他的话。“先说你一定来怎么样？”

“呃，事实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目前待在格林威治这里朋友家里，人家指望我明天和他们一起玩。事实上，明天要去野餐什么的。当然我走得开一定来。”

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嘿”，他也一定听到了，因为他很紧张地往下说：

“我打电话来是为了我留在那里的一双鞋。不知道能不能麻烦你让男管家给我寄来。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我离了它简直没办法。我的地址是B·F·……”

我没听他说完那个名字就把话筒挂上了。

在那以后我为盖茨比感到羞愧——还有一个我打电话去找的人竟然表示他是死有应得的。不过，这是我的过错，因为他是那些当初喝足了盖茨比的酒就大骂盖茨比的客人中的一个，我本来就不应该打电话给他的。

出殡那天的早晨，我到纽约去找迈耶·沃尔夫山姆；似乎用任何别的办法都找不到他。在开电梯的指点之下，我推开了一扇门，门上写着“卐字控股公司”，可是起先里面好像没有人。但是，我高声喊了几声“喂”也没人答应之后，一扇隔板后面突然传出争辩的声音，接着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在里面的一个门口出现，用含有敌意的黑眼睛打量我。

“没人在家，”她说，“沃尔夫山姆先生到芝加哥去了。”

前一句话显然是撒谎，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不成腔地用口哨吹奏《玫瑰经》。

“请说一声卡罗威先生要见他。”

“我又不能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不对？”

正在这时有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山姆的声音，从门的那边喊了一声“斯特拉”。

“你把名字留在桌上，”她很快地说，“等他回来我告诉他。”

“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里面。”

她向我面前跨了一步，开始把两只手气冲冲地沿着臀部一上一下地移动。

“你们这些年轻人自以为你们随时可以闯进这里来，”她骂道，“我们都烦死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是在芝加哥。”

我提了一下盖茨比的名字。

“哦……啊！”她又打量了我一下。“请您稍……您姓什么来着？”

她不见了。过了一会，迈耶·沃尔夫山姆就庄重地站在门口，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一面用虔诚的口吻说在这种时候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一面敬我一支雪茄烟。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说，“刚刚离开军队的一名年轻的少校，胸口挂满了在战场上赢得的勋章。他穷得只好继续穿军服，因为他买不起便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那天他走进四十三号街怀恩勃兰纳开的弹子房找工作。他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跟我一块吃午饭去吧，’我说。不到半个钟头他就吃了四块多美元的饭菜。”

“是你帮他做起生意来的吗？”我问。

“帮他！我一手造就了他。”

“哦。”

“我把他从零开始培养起来的，从阴沟里捡起来的。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等他告诉我他上过牛劲，我就知道我可以派他大用场。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后来他在那里面地位挺高的。他一出马就跑到奥尔巴尼[2]去给我的一个主顾办了一件事。我们俩在一切方面都像这样亲密，”他举起了两个肥胖的指头，“永远在一起。”

我心里很纳罕，不知这种搭档是否也包括一九一九年世界棒球联赛那笔交易在内。

“现在他死了，”我隔了一会才说。“你是他最知己的朋友，因此我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会参加他的葬礼的。”

“我很想来。”

“那么，来就是啦。”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他摇摇头，泪水盈眶。

“我不能来……我不能牵连进去，”他说。

“没有什么事可以牵连进去的。事情现在都过去了。”

“凡是有人被杀害，我总不愿意有任何牵连。我不介入。我年轻时就大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总是出力出到底。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感情用事，可是我是说到做到的——一直拼到底。”

我看出了他决意不来，自有他的原因。于是我就站了起来。

“你是不是大学毕业的？”他突然问我。

有一会儿工夫我还以为他要提出搞点什么“关系”，可是他只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咱们大家都应当学会在朋友活着的时候讲交情，而不要等到他死了之后，”他表示说。“在人死以后，我个人的原则是不管闲事。”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变黑，我在蒙蒙细雨中回到了西卵。我换过衣服之后就到隔壁去，看到盖兹先生兴奋地在门厅里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财物所感到的自豪一直在不断地增长，现在他又有一样东西要给我看。

“杰米寄给我的这张照片。”他手指哆嗦着掏出了他的钱包。“你瞧吧。”

是这座房子的一张照片，四角破裂，也给许多手摸脏了。他热切地把每一个细节都指给我看。“你瞧！”随即又看我眼中有没有赞赏的神情。他把这张照片给人家看了那么多次数，我相信在他看来现在照片比真房子还要真。

“杰米把它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很好看的照片，照得很好。”

“非常好。您近来见过他吗？”

“他两年前回过家来看我，给我买下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走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是我现在明白他那样做是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有远大的前程。他发迹之后一直对我很大方。”

他似乎不愿意把那张照片放回去，依依不舍地又在我眼前举了一会工夫。然后他把钱包放了回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旧书，书名是《牛仔卡西迪》。

“你瞧瞧，这本书是他小时候看的。真是从小见大。”

他把书的封底翻开，掉转过来让我看。在最后的空白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时间表”几个字和1906年9月12日的日期。下面是：

起床 上午6:00

哑铃体操及爬墙 6:15—6:30

学习电学等 7:15—8:15

工作 8:50—下午4:30

棒球及其他运动 下午4:30—5:00

练习演说、仪态 5:00—6:00

学习有用的新发明 7:00—9:00

个人决心

不要浪费时间去沙夫特家或（另一姓，字迹不清）

不再吸烟或嚼烟

每隔一天洗澡

每周读有益的书或杂志一册

每周储蓄五元（涂去）三元

对父母更加体贴

“我无意中发现这本书，”老头说，“真是从小见大，是不是？”

“真是从小见大。”

“杰米是注定了要出人头地的。他总是订出一些诸如此类的决心。你注意没有，他用什么办法提高自己的思想？他在这方面一向是了不起的。有一次他说我吃东西像猪一样，我把他揍了一顿。”

他舍不得把书合上，把每一条大声念了一遍，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想他满以为我会把那张表抄下来给我自己用。

快到三点的时候，路德教会的那位牧师从弗勒兴来了，于是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向窗户外面望，看看有没有别的车子来。盖茨比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随着时间过去，用人都走进来站在门厅里等候，老人的眼睛开始焦急地眨起来，同时他又忐忑不安地说到外面的雨。牧师看了好几次表，我只好把他拉到一旁，请他再等半个钟头。但是毫无用处。没有一个人来。

五点钟左右我们三辆车子的行列开到墓地，在密密的小雨中在大门旁边停了下来——第一辆是灵车，又黑又湿，怪难看的，后面是盖兹先生、牧师和我坐在大型轿车里，再后面一点的是四五个用人和西卵镇的邮差坐在盖茨比的旅行车里，大家都淋得透湿。正当我们穿过大门走进墓地时，我听见一辆车停下来，接着是一个人踩着湿透的草地在我们后面追上来的声音。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那个戴猫头鹰眼镜的人，三个月以前的一天晚上我发现他看着盖茨比图书室里的书惊叹不已。

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今天安葬的，我也不知道他的姓名。雨水顺着他的厚眼镜流下来，他只好把眼镜摘下擦一擦，再看着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

这时我很想回忆一下盖茨比，但是他已经离得太远了，我只记得黛西既没来电报，也没送花，然而我并不感到气恼。我隐约听到有人喃喃念道：“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接着那个猫头鹰眼睛的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了一声“阿门！”

我们零零落落地在雨中跑回到车子上。猫头鹰眼睛在大门口跟我说了一会话。

“我没能赶到别墅来，”他说。

“别人也都没能来。”

“真的！”他大吃一惊。“啊，我的上帝！他们过去一来就是好几百嘛。”

他把眼镜摘了下来，里里外外都擦了一遍。

“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他说。

我记忆中最鲜明的景象之一就是每年圣诞节从预备学校，以及后来从大学回到西部的情景。到芝加哥以远的地方去的同学往往在十二月一个黄昏六点钟聚在那座古老、幽暗的联邦车站，和几个家在芝加哥的朋友匆匆话别，只见他们已经裹入了他们自己的节日欢娱气氛。我记得那些从东部某某私立女校回来的女学生的皮大衣以及她们在严寒的空气中嘁嘁喳喳的笑语，记得我们发现熟人时招手呼唤，记得互相比较收到的邀请：“你到奥德威家去吗？赫西家呢？舒尔茨家呢？”还记得紧紧抓在我们戴了手套的手里的长条绿色车票。最后还有停在月台门口轨道上的芝加哥—密尔沃基—圣保罗铁路的朦胧的黄色客车，看上去就像圣诞节一样地使人愉快。

火车在寒冬的黑夜里奔驰，真正的白雪、我们的雪，开始在两边向远方伸展，迎着车窗闪耀，威斯康星州的小车站暗灰的灯火从眼前掠过，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股使人神清气爽的寒气。我们吃过晚饭穿过寒冷的通廊往回走时，一路深深地呼吸着这寒气，在奇异的一个小时中难以言喻地意识到自己与这片乡土之间的血肉相连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重新不留痕迹地融化在其中了。

这就是我的中西部——不是麦田，不是草原，也不是瑞典移民的荒凉村镇，而是我青年时代那些激动人心的还乡的火车，是严寒的黑夜里街灯和雪车的铃声，是圣诞冬青花环被窗内的灯火映在雪地的影子。我是其中的一部分，由于那些漫长的冬天我为人不免有点矜持，由于从小在卡罗威公馆长大，态度上也不免有点自满；在我们那个城市里，人家的住宅仍旧世世代代称为某姓的公馆。我现在才明白这个故事到头来是一个西部的故事——汤姆和盖茨比、黛西、乔丹和我，我们都是西部人，也许我们具有什么共同的缺陷使我们无形中不能适应东部的生活。

即使东部最令我兴奋的时候，即使我最敏锐地感觉到比之俄亥俄河那边的那些枯燥无味、乱七八糟的城镇，那些只有儿童和老人可幸免于无止无休的闲话的城镇，东部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即使在那种时候，我也总觉得东部有畸形的地方。尤其西卵仍然出现在我做的比较荒唐的梦里。在我的梦中，这个小镇就像埃尔·格列柯[3]画的一幅夜景：上百所房屋，既平常又怪诞，蹲伏在阴沉沉的天空和黯淡无光的月亮之下。在前景里有四个板着面孔、身穿大礼服的男人沿人行道走着，抬着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一个喝醉酒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晚礼服。她一只手耷拉在一边，闪耀着珠宝的寒光。那几个人郑重其事地转身走进一所房子——走错了地方。但是没人知道这个女人的姓名，也没有人关心。

盖茨比死后，东部在我心目中就是这样鬼影幢幢，面目全非到超过了我眼睛矫正的能力。因此等到烧枯叶的蓝烟弥漫空中，寒风把晾在绳上的湿衣服吹得邦邦硬的时候，我就决定回家来了。

在我离开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办，一件尴尬的、不愉快的事，本来也许应当不了了之的。但是我希望把事情收拾干净，而不指望那片乐于帮忙而又不动感情的大海来把我的垃圾冲掉。我去见了乔丹·贝克，从头到尾谈了围绕着我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谈到我后来的遭遇，而她躺在一张大椅子里听着，一动也不动。

她穿的是打高尔夫球的衣服，我还记得我当时想过她活像一幅很好的插图，她的下巴很神气地微微翘起，她头发像秋叶的颜色，她的脸和她放在膝盖上的浅棕色无指手套一个颜色。等我讲完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另一个人订了婚，别的话一句没说。我怀疑她的话，虽然有好几个人只要她一点头就可以结婚的，但是我故作惊讶。一刹那间我寻思自己是否正在犯错误，接着我很快地考虑了一番就站起来告辞了。

“不管怎样，还是你甩掉我的，”乔丹忽然说，“你那天在电话上把我甩了。我现在拿你完全不当回事了，但是当时那倒是个新经验，我有好一阵子感到晕头转向的。”

我们俩握了握手。

“哦，你还记得吗，”她又加了一句。“我们有过一次关于开车的谈话？”

“啊……记不太清了。”

“你说过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只有在碰上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之前才安全吧？瞧，我碰上了另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了，是不是？我是说我真不小心，竟然这样看错了人。我以为你是一个相当老实、正直的人。我以为那是你暗暗引以为荣的事。”

“我三十岁了，”我说，“要是我年轻五岁，也许我还可以欺骗自己，说这样做光明正大。”

她没有回答。我又气又恼，对她有几分依恋，同时心里又非常难过，只好转身走开了。

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碰到了汤姆·布坎农。他在五号路上走在我前面，还是那样机警和盛气凌人，两手微微离开他的身体，仿佛要打退对方的碰撞一样，同时把头忽左忽右地转动，配合他那双溜溜转的眼睛。我正要放慢脚步免得赶上他，他停了下来，蹙着眉头向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忽然间他看见了我，就往回走，伸出手来。

“怎么啦，尼克？你不愿意跟我握手吗？”

“对啦。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

“你发疯了，尼克，”他急忙说，“疯得够呛。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

“汤姆，”我质问道，“那天下午你对威尔逊说了什么？”

他一言不发地瞪着我，于是我知道我当时对于不明底细的那几个小时的猜测果然是猜对了。我掉头就走，可是他紧跟上一步，抓住了我的胳臂。

“我对他说了实话，”他说，“他来到我家门口，这时我们正准备出去，后来我让人传话下来说我们不在家，他就想冲上楼来。他已经疯狂到可以杀死我的地步，要是我没告诉他那辆车子是谁的。到了我家里他的手每一分钟都放在他口袋里的一把手枪上……”他突然停住了，态度强硬起来。“就算我告诉他又该怎样？那家伙自己找死。他把你迷惑了，就像他迷惑了黛西一样，其实他是个心肠狠毒的家伙。他撞死了茉特尔就像撞死了一条狗一样，连车子都不停一下。”

我无话可说，除了这个说不出来的事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以为我没有受痛苦——我告诉你，我去退掉那套公寓时，看见那盒倒霉的喂狗的饼干还搁在餐具柜上，我坐下来像小娃娃一样放声大哭。我的天，真难受……”

我不能宽恕他，也不能喜欢他，但是我看到，他所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来完全是有理的。一切都是粗心大意、混乱不堪的。汤姆和黛西，他们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

我跟他握了握手；不肯握手未免太无聊了，因为我突然觉得仿佛我是在跟一个小孩子说话。随后他走进那家珠宝店去买一串珍珠项链——或者也许只是一副袖扣——永远摆脱了我这乡下佬吹毛求疵的责难。

我离开的时候，盖茨比的房子还是空着——他草坪上的草长得跟我的一样高了。镇上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载了客人经过大门口没有一次不把车子停一下，用手向里面指指点点；也许出事的那天夜里开车送黛西和盖茨比到西卵的就是他，也许他已经编造了一个独出心裁的故事。我不要听他讲，因此我下火车时总躲开他。

每星期六晚上我都在纽约度过，因为盖茨比那些灯火辉煌、光彩炫目的宴会我记忆犹新，我仍然可以听到微弱的音乐和欢笑的声音不断地从他园子里飘过来，还有一辆辆汽车在他的车道上开来开去。有一晚我确实听见那儿真有一辆汽车，看见车灯照在门口台阶上。但是我并没去调查。大概是最后的一位客人，刚从天涯海角归来，还不知道宴会早已收场了。

在最后那个晚上，箱子已经装好，车子也卖给了杂货店老板，我走过去再看一眼那座庞大而杂乱的、意味着失败的房子。白大理石台阶上有哪个男孩用砖头涂了一个脏字眼儿，映在月光里分外触目，于是我把它擦了，在石头上把鞋子刮得沙沙作响。后来我又溜达到海边，仰天躺在沙滩上。

那些海滨大别墅现在大多已经关闭了，四周几乎没有灯火，除了海湾上一只渡船的幽暗、移动的灯光。当明月上升的时候，那些微不足道的房屋慢慢消逝，直到我逐渐意识到当年为荷兰水手的眼睛放出异彩的这个古岛——新世界的一片清新碧绿的地方。它那些消失了的树木，那些为盖茨比的别墅让路而被砍伐的树木，曾经一度迎风飘拂，低声响应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在那昙花一现的神妙的瞬间，人面对这个新大陆一定屏息惊异，不由自主地堕入他既不理解也不企求的一种美学的观赏，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面对着和他感到惊奇的能力相称的奇观。

当我坐在那里缅怀那个古老的、未知的世界时，我也想到了盖茨比第一次认出了黛西的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时所感到的惊奇。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才来到这片蓝色的草坪上，他的梦一定似乎近在眼前，他几乎不可能抓不住的。他不知道那个梦已经丢在他背后了，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不知什么地方了，那里共和国的黑黝黝的田野在夜色中向前伸展。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逆水行舟，被不断地向后推，被推入过去。

[1] 詹姆斯·J·希尔（1838—1916）：美国铁路大王。

[2] 奥尔巴尼：纽约州首府。

[3] 埃尔·格列柯（约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用宗教题材，并用阴冷色调渲染超现实的气氛。

重访巴比伦[1]

[1] 巴比伦（Babylon）：古代巴比伦王国首都，以奢华淫靡著称。此处是指巴黎。

一

“还有坎贝尔先生在哪儿？”查利问。

“上瑞士去了。坎贝尔先生病得可厉害哪，韦尔斯先生。”

“我听到了真难受。还有乔治·哈特呢？”查利打听。

“回美国去了，去工作了。”

“还有那个雪鸟[1]呢？”

“他上礼拜还在这儿。反正他的朋友谢弗先生在巴黎。”

一年半以前那张很长的名单上的两个熟人的名字。查利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了个地址，把那一页撕了下来。

“你要是看到谢弗先生的话，把这交给他，”他说。“这是我连襟的地址。我还没有打定主意住哪一家旅馆。”

看到巴黎这么冷落，他并不真的感到失望。不过，里茨酒吧间这么静悄悄，倒是奇怪而叫人吃惊的。这不再是一个美国人的酒吧间了——他待在这儿觉得应该讲究礼貌，而不是好像他是这儿的主人。这儿归还给法国了。他一下出租汽车，看到那个看门的在佣人的出入口跟一个旅馆里打杂差的聊天，就看到这种静悄悄的气氛，往常这个时候，看门的正忙得没命啊。

穿过走廊那会儿，在从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女盥洗室里，他只听到传来一个厌烦的声音。一拐进酒吧间，他按照老习惯，眼睛笔直向前看，走过那二十英尺绿地毯，然后一只脚稳稳地踩在酒吧柜下面的横档上，回过头去，打量全室，没想到只看见角落里从一张报纸上露出一双眨巴的眼睛。查利要找酒吧间侍者头儿保罗，那个保罗在证券大涨的后期坐着定造的自备汽车来上班——不过，他干得很有分寸，把汽车停在最近的街角旁。可是，今天保罗在他乡下的别墅里，只得由亚历克斯来告诉他消息。

“行了，不要了，”查利说，“我近来喝得少了。”

亚历克斯恭维他：“两年前，你可真能喝。”

“我确实能坚持少喝，”查利蛮有把握地向他说，“我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一年半以上了。”

“你看美国的情形怎么样？”

“我已经有几个月没到美国去了。我在布拉格做买卖，代表两三个企业，那儿的人不知道我的情况。”

亚历克斯微笑。

“还记得乔治·哈特在这儿举行的那次单身汉宴会吗？”查利说。“嗳，克劳德·费森登的情况怎么样？”

亚历克斯压低了声音，装出一副吐露机密的模样：“他在巴黎，可是他不再上这儿来了。保罗不准他进来。他喝的酒啊，吃的午饭啊，经常还吃晚饭哪，一年多没付钱，他一古脑儿欠了三万法郎。保罗最后说他得把账付清，谁知道他开了一张空头支票给保罗。”

亚历克斯伤感地摇摇头。

“我真不明白，这么一个呱呱叫的人。现在浑身浮肿了——”他用手做了一个大苹果的模样。

查利看到一伙尖声尖气的男妓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

“什么都影响不了他们，”他想。“股票有时候涨，有时候跌；人有时候闲逛，有时候工作，可是他们永远这个样。”这地方叫他憋得慌。他要了一副骰子，跟亚历克斯赌酒账。

“在这儿待得久吗，韦尔斯先生？”

“我在这儿待四五天，看看我的小女孩。”

“啊！你有个小女孩？”

外面，细雨霏霏，霓虹灯招牌仿佛在烟雾中映出火焰似的红光、煤气似的蓝光、幽灵似的绿光。这是下午比较晚的时候，条条街上熙来攘往；小酒馆里灯光暗淡，在嘉布遣会[2]修女大街的拐角上，他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宏伟的粉红色协和广场在车窗外掠过；他们接下来就不可避免地越过塞纳河了，查利顿时感到塞纳河左岸那一派外省风光。

查利吩咐出租汽车开到歌剧院街，这并不是顺路。不过，他要看暮色苍茫中歌剧院的豪华的正面，想象那不停地奏着《缓慢曲》[3]开头几个小节的汽车喇叭声是第二帝国[4]的号声。人们正在关上勃伦塔诺书店前面的铁栅；迪瓦尔饭馆那一片具有中产阶级风味的整齐的小小树篱后面，已经有人在吃晚饭了。他从来没有在巴黎一家真正便宜的馆子里吃过一餐。五道菜的晚饭，四法郎五十生丁，只合十八美分，还包括酒哪。不知怎么的，他觉得惋惜从来没去吃过。

汽车一路向左岸驶去，他一下子感到外省气息，心里想：“我辜负了这座城市。我当时不认识，可是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两年工夫完了，一切都完了，我也完了。”

他三十五岁，长得挺俊。眉心间有一条很深的皱纹，使他那张爱尔兰人的表情灵活的脸显得严肃起来。他在帕拉蒂纳路上他连襟的家门前按门铃的时候，那道皱纹显得更深，使他的眉毛也皱起来了；他的肚子里有一种痉挛的感觉。从开门的女佣人后面，冲出一个可爱的九岁的小女孩，她尖声尖气地叫：“爹爹！”接着猛地扑到他的怀里，像条鱼似的欢蹦乱跳。她拉着他的一只耳朵，把他的头拉得转过来，她的脸颊贴着他的脸颊。

“我的吱吱喳喳的喜鹊，”他说。

“啊，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她把他拉进客厅，一家人都在那儿等着，一个男孩和一个跟他的女儿一样年纪的小女孩、他的大姨和她的丈夫。他招呼马里恩，小心地掌握着声调，既不显出假装的热情，也不显出厌恶。虽然她把注意力摆在他的女儿身上，尽最大的努力来冲淡她那永远不会改变的不信任神情，不过，她的反应还是比较直爽的不冷不热的态度。两个男人友好地紧紧握手，林肯·彼得斯还把手在查利的肩膀上放了一会儿。

房间里暖烘烘，而且是舒服的美国式摆设。三个孩子亲热地走来走去，穿过那通向其他房间的长方形黄色门框玩耍；熊熊的炉火发出的劈劈啪啪的声音，厨房里传来那种法国式的忙碌的声音，这显示出六点钟的时候的家庭欢乐。可是，查利并不轻松自在；他一直提心吊胆，只是从他的女儿那儿获得信心，她时不时地抱着他买给她的玩具娃娃，来到他身旁。

“真的好极了，”林肯问他的时候，他这样回答。“那儿有许多买卖不景气得很，可我们干得比什么时候都好。事实上，是好得不得了。我下个月要去美国把我的姐姐接出来，为我管家。我去年的收入比我有钱的时候更多。你知道，那些捷克人——”

他这样自吹自擂是有明确的目的的；可是说了一会儿，看到林肯的神情有一点不耐烦，他就改变话题了：

“你们的两个孩子真乖，有教养，懂礼貌。”

“我们认为霍诺丽娅也是个挺好的小女孩。”

马里恩·彼得斯从厨房里出来。她是个高个子女人，眼睛里流露出担心的神情，她从前也有过美国姑娘那种活泼可爱的风韵。查利可从来没有觉得过；人们在谈到她从前多么漂亮的时候，他老是感到惊奇。一开始，他们两人中间就有一种本能的冷淡。

“噢，你看霍诺丽娅怎么样？”她问。

“太好啦。我简直大吃一惊，她十个月长了这么许多。孩子们个个气色很好啊。”

“我们有一年没请教过医生了。你这次回巴黎觉得怎么样？”

“看到这儿美国人这么少，感到有点奇怪。”

“我可感到高兴，”马里恩气呼呼地说，“至少你现在能走进一家铺子，没人把你当百万富翁了。我们跟别人一样一直吃苦头，不过，整个说来，眼下愉快得多了。”

“可是，那会儿日子过得真美，”查利说。“咱们都有点像王公贵族，简直不可能犯错误，好像会魔法似的。今天下午，我在酒吧间里，”——他发觉说漏了嘴，迟疑了一下——“那儿我一个人也不认识。”

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我原以为你酒吧间去够了呢。”

“我只待了一下。每天下午，我喝一杯，决不多喝。”

“吃晚饭以前，你要不要喝杯鸡尾酒？”林肯问。

“我每天下午只喝一杯，刚才已经喝过了。”

“我希望你坚持下去，”马里恩说。

她那冷冰冰的口气明显地流露出她的厌恶，可是查利只是微笑了一下；他有更大的打算。她这种气势汹汹的谈吐只有对他有利；他完全懂得要等待时机。他要他们先谈论他这一次来巴黎的目的，他的目的他们是知道的嘛。

吃晚饭的时候，他在捉摸霍诺丽娅到底像他呢，还是像她的妈，可是肯定不了。他们两人都有那种给自身带来灾难的气质；要是霍诺丽娅一点都没有，那才幸运哪。他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想保护她的愿望。他以为自己知道该为她干些什么。他相信性格；他要退回整整一代去，重新相信性格是永远可贵的因素。其他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

吃罢晚饭不久，他就走了，不过不是回旅馆。他一心想用他那双比从前更清晰、更有判断力的眼睛看一看夜巴黎。他买了一张游乐场加座票，看约瑟芬·贝克[5]用她巧克色的四肢和身体组成种种阿拉伯图案。

看了个把钟头，他走出来，向蒙马特[6]踱过去，走上皮加尔路，走进布朗歇广场。雨已经停了，几辆出租汽车在有歌舞表演的馆子前停下，汽车里走出穿夜礼服的人；妓女们独自个儿或是两个人一起在转悠，还有许多黑人。他经过一扇透出亮光的门，门里传来音乐，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他就站住脚。那是布里克托普舞厅，他在那儿度过许多时光，还花过许多钱。走过去几家门面，他发现另一家从前常去的舞厅，莽莽撞撞地探进头去。一个巴不得有客人来的乐队马上奏音乐。一对职业的跳舞男女马上跳起身来；侍者头儿呢，赶紧向他跑来，嚷着说：“大批客人就要来啦，先生！”可是，他急忙退出来。

“你得喝得醉醺醺才会进去，”他想。

泽利咖啡馆已经关门，周围那些外表寒碜、路子不正的便宜旅馆都是黑沉沉的；布朗歇路上灯光比较多，还有一伙说着本地话的法国人。诗人地窖咖啡馆没有了，不过天堂咖啡馆和地狱咖啡馆的两张大嘴仍然张开着——在他看的时候，甚至还吞下了从一辆旅游车上走出来的稀稀拉拉几个客人——一个德国人、一个日本人，还有一对美国人，他们两人用惊慌的眼光向他瞟了一眼。

蒙马特竭尽全力，动足脑筋，就那么点儿本领。所有的欢乐场所和销金窟的排场都像小孩的游戏，规模局促；他突然懂得“挥霍”这个词儿的含义——那就是化为一阵清风，化有为无嘛。在夜晚那短短的几个钟头里，每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是一次大大地提高身份，花的钱越多，越是可以慢条斯理地寻欢作乐。

他记得点一支曲子就给一个乐队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叫看门的叫一辆出租汽车就扔给他一百法郎。

不过，钱不是白花的。

花掉的钱，哪怕是最荒唐地胡乱花掉的钱，都是奉献给命运的，那种命运使他可能不记得那些最值得记住的事情，那些他现在会永远记住的事情——他失去了抚养女儿的权利；他的妻子永远离开了他，躺在佛蒙特州的坟墓里。

在一家啤酒馆刺眼的灯光下，一个女人跟他搭话。他给她买了鸡蛋和咖啡，避开她盯着他的勾引的眼光，给她一张二十法郎的钞票，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回旅馆。

[1] 这是一个吸毒者的外号。

[2] 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个分支。

[3] 《缓慢曲》：法国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所作曲名。

[4] 指拿破仑三世当国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1851—1870），当时社会畸形繁荣，民风浮华。

[5] 约瑟芬·贝克（1906—1975）：美国黑人女歌唱家和舞蹈家，长期在巴黎演出，被认为是美国“热烈的爵士”的化身。1937年入法国籍。

[6] 蒙马特：巴黎北部一个区，以咖啡馆和夜生活闻名于世。

二

他睡醒过来，看到的是一个秋季的晴天——玩橄榄球的天气。昨天的沮丧无影无踪了，他喜欢街上的人们。中午，他坐在瓦泰尔大饭店里，霍诺丽娅的对面；只有想起这个馆子的时候，他不会回忆那些香槟酒宴会和从两点开始一直吃到暮色苍茫才结束的漫长的午饭。

“嗳，来点儿蔬菜怎么样？你不是该吃点蔬菜吗？”

“哦，好吧。”

“这儿有菠菜、花椰菜、胡萝卜和菜豆。”

“我喜欢花椰菜。”

“你吃两样蔬菜，好不好？”

“我吃午饭通常只吃一样蔬菜。”

那个侍者装出一副非常喜爱小孩的模样。“多么可爱的小姑娘！法语说得跟法国人一样好。”

“吃什么甜点呢？待会儿点怎么样？”

侍者走掉了。霍诺丽娅眼巴巴地望着她的爸爸。

“咱们要干些什么呢？”

“咱们待会儿先上圣奥诺雷路那家玩具店去，你爱什么就买什么。接下来，咱们到帝国剧院去看杂耍。”

她踌躇了一下。“我喜欢看杂耍，玩具店不用去了。”

“干吗不去。”

“哦，你已经给我买了这个玩具娃娃。”她随身带着哪。“再说，我的玩具着实不少嘛。何况咱们眼下算不上有钱人了，对不？”

“咱们从来不是有钱人。不过，今天你要什么都买给你。”

“好吧，”她顺从地同意。

她的妈在世，她还有个法国保姆那会儿，他有意严一些；可是现在他放松了，尽可能显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他不得不既做她的爸爸，又做她的妈妈，一点也不能引起她对他的隔阂嘛。

“我想要跟你认识，”他一本正经地说。“首先，让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查尔斯[1]·J·韦尔斯，住在布拉格。”

“啊，爹爹！”她格格地笑起来。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他坚持问下去；她马上也演起戏来：“霍诺丽娅·韦尔斯，住在巴黎帕拉蒂纳路。”

“有丈夫吗，还是单身？”

“没有，没有丈夫。单身。”

他指指那个玩具娃娃。“可是我看到你有一个孩子，太太。”

霍诺丽娅不愿意否认这个娃娃是她的，把它抱在胸口，很快想出了回答：“是啊，我有过丈夫，可是现在没有了。我丈夫去世了。”

他很快地接着说：“娃娃叫什么名字？”

“西蒙娜。按照我学校里最好的朋友的名字起的。”

“你在学校里成绩这么好，我感到很高兴。”

“这个月我第三名，”她夸口说。“埃尔西”——那是她的表姐——“只得到个十八名；理查德呢，差不多是末了一名。”

“你喜欢理查德和埃尔西吗？”

“啊，喜欢。我很喜欢理查德；埃尔西呢，也挺喜欢。”

他小心谨慎地，可是装得随随便便地问：“马里恩大姨妈和林肯姨夫——你更喜欢哪一个？”

“啊，我想，是林肯姨夫吧。”

他越来越感觉到她不简单。他们走进来的那会儿，背后有一阵低声的“……真可爱”；现在呢，旁边那张桌子的人都静下来听她说话，都瞪出了眼望着她，好像她是一朵没有知觉的鲜花似的。

“我跟你干吗不住在一起？”她突然问。“是因为妈妈去世了吗？”

“你得待在这儿，多学点法语。要做爹的照顾得你这么好有困难嘛。”

“我确实不再需要多少照顾。我样样都自己干。”

他们走出馆子的时候，出人意料地一男一女叫住了他们。

“唷，老韦尔斯！”

“你们好，洛兰。……邓克[2]。”

突然出现了往昔的幽灵：邓肯·谢弗，大学里的同学。洛兰·夸尔斯，一个三十岁的脸色苍白的金发美人；三年前，在那挥金如土的日子里，帮他们一个月过得像一天那样快的那一伙中就有她。

“我丈夫今年来不成啦，”她在回答查利的时候说。“我们穷得没命。所以他给我两百块钱一月，跟我说我靠这点儿钱也对付得了。……这是你的小女孩？”

“回进去坐一会儿怎么样？”邓肯问。

“不行。”他有个借口感到高兴。跟往常一样，他总是感觉到洛兰有一股热情的、挑逗的魅力，不过他自己的生活节奏现在不一样了。

“好吧，那一起吃晚饭怎么样？”她问。

“我没有空。把你们的地址留给我，让我打电话找你们。”

“查利，我相信你没喝醉。”她作出判断说。“我确实相信他没喝醉，邓克。拧他一把，看他醉没醉。”

查利把头向霍诺丽娅一扬。他们两人笑了。

“你的地址呢？”邓肯怀疑地问。

他踌躇了一下，不愿说出他住的旅馆的名字。

“我还没有借旅馆。还是我打电话给你们。我们现在上帝国剧院去看杂耍。”

“好啊！我也正想去看哪！”洛兰说。“我想看看小丑啊、走绳索的啊、变戏法的啊。咱们去看吧，邓克。”

“我们先得去办件事，”查利说。“也许咱们在那儿会遇见你们。”

“好吧，你这势利的家伙。……再见，漂亮的小姑娘。”

“再见。”

霍诺丽娅有礼貌地行了个屈膝礼。

不知道为什么，他讨厌这次偶然的会面。他们喜欢他，因为他在干正经事，因为他严肃地做人；他们想见他，因为现在他比他们坚强，因为他们想从他的力量中获得支持。

在帝国剧院里，霍诺丽娅骄傲地拒绝坐在她爸爸的折叠的大衣上。她已经是个有主见的人了，自己有一套规矩；查利越来越巴不能够在她完全定形以前，使她的性格多少有点像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了解她是没有希望的。

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在门厅里遇见了邓肯和洛兰，那儿有一班乐队在演奏。

“去喝一杯？”

“好吧，不过，别上酒吧间。咱们去找一张桌子。”

“真是个十全十美的爸爸。”

查利一边恍恍惚惚地听着洛兰说话，一对望着霍诺丽娅的眼光从他们的桌子上移开；他跟着她的眼光在房间里看来看去，一心想看到什么，却拿不准她在看什么。他们两人的眼光遇上了，她露出微笑。

“我喜欢那柠檬水，”她说。

她说了些什么呢？他想望的是什么呢？后来，坐着出租汽车回去的时候，他把她拉到怀里，让她的头贴在他的胸脯上。

“宝贝，你想到过你的妈妈吗？”

“想，有时候想，”她含含糊糊地回答。

“我希望你别忘掉她。你有她的相片吗？”

“有，我想有的。反正马里恩姨妈有。你干吗希望我别忘掉她？”

“她生前非常爱你。”

“我也爱她。”

静默了一会儿。

“爹爹，我要跟你一起过，”她突然说。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他就是想要她这样提出来。

“你不是过得很愉快吗？”

“可不是，可是我最爱你。你呢，既然妈妈去世了，也最爱我，对不对？”

“那还用说。不过，你不会永远最爱我的，宝贝。你会长大成人，遇上一个跟你年纪相当的男人，跟他结婚，忘掉还有一个爹爹哪。”

“可不是，这话不假，”她平静地同意。

他没有走进房子。他九点钟再来；为了到时候谈他那件非谈不可的事情，他要保持精神抖擞。“安全回家以后，你在那个窗口露露脸。”

“好吧。再见，爹，爹，爹，爹。”

他等在黑暗的街上，直到她在楼上的窗口露脸，神情热烈，满面红光，亲亲她自己的手指，把飞吻送进黑夜。

[1] 查尔斯：查利的正式称呼。

[2] 邓克：邓肯的爱称。

三

他们在等他开口。马里恩穿着一身庄严的夜礼服，这身打扮叫人依稀想到是丧服，她坐在咖啡器具后面。林肯走来走去，神情兴奋，看来他刚才一直在说话。他们跟他一样急于谈正题。他几乎是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

“我想你们知道我来看你们为的什么事——我这次来巴黎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马里恩摸着项链上的黑星，皱起了眉头。

“我巴不得马上有个家，”他接着说，“我也巴不得马上让霍诺丽娅待在那个家里。我感激你们为了她妈的缘故收留了她，可是情况现在改变了，”——他踌躇了一下，接着更有力地说下去——“拿我来说，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我要求你重新考虑一下这件事。我要是否认三年以前我行为不检点的话，那是愚蠢的——”

马里恩抬起头望他，眼光冷酷。

“——不过，那一切都过去了。上回我跟你说过，已经有一年多，我每天只喝一杯酒，这一杯我是有意喝的，免得酒在我想象里变得太了不起。你们懂得这种想法吗？”

“不懂，”马里恩干巴巴地说。

“这是我对自己耍的一种手段。这样来保持平衡。”

“我懂你的意思了，”林肯说。“你不想让酒对你有诱惑力。”

“可以这么说。有时候，我忘了，就不喝。可是，我还是设法喝这一杯。反正我所处的地位也没法拼命喝酒。我代表的那些企业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我要把我的姐姐从伯林顿接出来，给我管家，我也非常想跟霍诺丽娅一起生活。你们知道，哪怕她的妈跟我闹得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也从来不让任何事情影响霍诺丽娅。我知道她喜欢我；我也知道我照顾得了她，还有——好吧，事情就是这样。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他知道眼下他免不了挨一顿痛骂了。会骂上一两个钟头，这滋味可不好受；不过，他要是能捺住那不可避免的怨气，装出一副改邪归正的浪子的虚心的姿态，到头来，他可能达到目的。

要忍住性子，他对自己说。你并不要辨什么是非曲直；你要的是霍诺丽娅。

林肯先开口：“我们上个月收到你的信，就一直谈论这件事情。我们很高兴让霍诺丽娅住在这儿。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我们挺乐意照顾她，不过，问题当然不在这儿——”

马里恩突然插嘴说：“查利，你能有多久不喝得醉貌咕咚？”她问。

“永久，我希望。”

“这话哪一个能相信？”

“你知道，我原来酒喝得不怎么凶，我不做买卖，上这儿来以后，什么事也没有，才大喝起来。那会儿，海伦和我到处转悠，跟一伙——”

“请别把海伦扯进去。听你这么说她，我受不了。”

他沉着脸看她。他一直说不准海伦生前这姐妹俩有多亲。

“我喝酒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从我们来到这儿起，直到我——身体垮掉。”

“这段时间够长了。”

“这段时间是够长了，”他表示同意。

“我是完全为了海伦才负起这个责任的，”她说。“我总是想她本来会要我干些什么。坦白地说，从那一宿你干出了那件岂有此理的事情，我心目中压根儿就没你这个人了。我没法改变自己的看法。她是我妹妹。”

“是啊。”

“她临终的时候，要求我照顾霍诺丽娅。当时，你要是不在疗养院里的话，事情可能会好一些。”

他没话可回答。

“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海伦来敲我的门，浑身湿透，直打哆嗦，她说你把她锁在门外。”

查利双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这比他料想的更不好受；他原想长篇大论地辩白和解释，可是他才开口说：“那一宿，我把她锁在外面——”就给她打断了：“要我再听一回，我受不了。”

沉默了一会儿，林肯说：“咱们扯开去了。你要马里恩放弃她的合法监护权，把霍诺丽娅交给你。我想关键在她是不是信任你。”

“我不怪马里恩，”查利慢腾腾地说，“不过，我认为她可以完全信任我。我过去一直行为正当，三年以前才开始生活放荡的。当然啦，我随时都可能变坏，这样想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咱们等得太久，霍诺丽娅的童年就会过去，我就失去了有一个家的机会。”他摇摇头，“那我就干脆失去她了，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是啊，我知道，”林肯说。

“你以前怎么不想到这一切，”马里恩问。

“我想，我也时不时地想过，可是那会儿海伦跟我处得不愉快。我同意把孩子交给你们监护的时候，正仰面朝天躺在疗养院里，而且我的钱都在股票市场上蚀光了。当初，我知道自己的行为不检点；我想只要能让海伦安心，我什么都同意。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在正正经经地干活，而且我的行为好得没得命，就——”

“请别当着我面赌咒发誓，”马里恩说。

他望着她，大吃一惊。她说的话一句比一句凶，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她的反感。她把她对人生的一切恐惧砌成一堵墙，拿它来阻挡他。可能是几个钟头以前，她跟厨子拌过嘴吧，所以她才会这样琐碎地数落。查利想到让霍诺丽娅待在对他这么憎恨的气氛中，心里越来越慌了；这儿一句话，那儿摇摇头，这种憎恨早晚会暴露出来，霍诺丽娅的心中会被根深蒂固地埋下一些不信任的根苗。可是，他憋着一肚子火，不让它发作，脸上不露出一丝痕迹；他已经赢得先手，因为林肯发觉马里恩的谈吐荒谬，轻轻地问她，从什么时候起，她反对“没命”这个词儿。

“再说，”查利说，“我现在能给她一些特殊照顾。我要带一个法国家庭女教师到布拉格去。我已经租了一套新公寓——”

他停住嘴，发觉自己说漏了嘴。不可能指望他们对他的收入又比他们的高一倍会心平气和。

“我想你能比我们使她的生活过得更豪华，”马里恩说。“几年前，你在乱花钱的那会儿，我们过的是花十个法郎都得掂量一下的日子。……我猜想你又开始在这么干了。”

“啊，不，”他说。“我已经学乖了。当初我也苦苦干过十年，你也知道——直到跟许多人一样，在股票市场上交了好运。运气好极了。看来用不着再干什么了，我才不干的。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长时间的静默。他们三人都感到神经紧张，而查利呢，一年来第一次想喝一杯。他现在拿得稳林肯·彼得斯想要把孩子交给他的。

马里恩突然哆嗦起来；她多少能看到查利现在已经站稳脚跟；再说，她那做妈妈的感情也承认他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她长期以来带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的根源是她莫名其妙地不相信她的妹妹生活幸福，而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了那件叫人震惊的事情以后，她的偏见就变成对他的憎恨。这完全是因为当时她正巧身体有病，境况又不好，恶劣的心绪使她不由得不信确实有邪恶的行为和邪恶的人。

“我没法不这么想！”她突然叫起来。“你该对海伦的去世负多大的责任，我不知道。这件事你应该去跟你自己的良心核计。”

他像触电似的浑身感到一阵剧烈的痛苦；他有一刹那差一点跳起身来，一个没有发出来的声音硬憋在嗓子眼里。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性子没发作，一刹那，又是一刹那。

“别难受，”林肯过意不去地说，“我从来不认为这件事你有责任。”

“海伦是心脏有毛病才去世的，”查利愁眉苦脸地说。

“是啊，心脏有毛病。”马里恩说，好像这话对她有别的意思似的。

她发作以后也感到没劲了；这时，她才看清他，发现不知怎么的，他已经控制了局面。她向她丈夫瞟了一眼，从他那儿得不到帮助；突然她甘心认输了，好像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似的。

“你爱怎么办都行！”她从椅子上蹦起来，嚷着说。“她是你的孩子。我才不来碍你的事哪。她要是我的孩子的话，我情愿让她——”她硬是克制住自己。“你们俩决定吧。这种情况我受不了啦。我不舒服。我要去睡了。”

她匆匆忙忙地走出房间；过了一会儿，林肯说：

“这一天对她来说也够受的了。你知道她受的刺激有多深——”他的声音几乎像在赔不是。“一个女人脑子里有了想法以后啊！”

“那还用说。”

“事情会顺利起来的。我想她现在看到你——养得起孩子了，所以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妨碍你或者妨碍霍诺丽娅。”

“谢谢你，林肯。”

“我还是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我走了。”

他走到街上，还在打哆嗦，但是从波拿巴路一路走到码头区，精神振作了；当他越过塞纳河的时候，在码头上的灯光下，他生气勃勃，感到兴高采烈。不过，回到房间里，他睡不着。海伦的形象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出现；他原来多么爱海伦啊，直到他们毫无意义地糟蹋对方的爱情，把爱情扯成碎片。在那个马里恩记得清清楚楚的可怕的二月夜晚，两口子已经暗暗吵了几个钟头。在佛罗里达饭店，他们大闹了一场，接着他打算带她回去，可她去吻了坐在一张桌旁的小韦布；后来，她歇斯底里地胡言乱语。他独自个儿回家，简直气疯了，用钥匙锁上了门。他怎么能知道她一个钟头以后会独自个儿回来呢，又怎么能知道要下大雪，而她穿着便鞋在雪地里转悠，恍恍惚惚，连出租汽车都不叫呢？结果，她害了肺炎，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这简直像是个奇迹；接下来是一大堆担惊受怕的护理工作。他们“和好”了；不过，那是结局的开端。而马里恩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活剧，而且想象她的妹妹还吃了许多苦头，她怎么忘得了呢。

回忆往事使他跟海伦格外亲近；天蒙蒙亮的时候，柔和的白色亮光悄悄地照在他的身上，他似醒非醒地跟她谈起话来了。她说他给霍诺丽娅的安排是再好都没有了，她要霍诺丽娅跟他在一起。她说她感到挺高兴，因为他一直规规矩矩，而且干得越来越好。她还说了许多话——非常亲密的话——可是他穿着白衣服坐在秋千上，秋千越荡越快，所以最后她说的那一切他都听不清楚了。

四

他醒过来，感到快活。生活的门又打开了。他为霍诺丽娅和自己制订计划，展望前景，为未来作出安排，可是他突然记起当初他和海伦制订的一切计划，不由得悲伤起来。当时她没有计划要死啊。现在才是最重要的——要有工作做，要有人可爱。不过，爱得过分也不行，因为他知道不管是做爸爸的对女儿，还是做妈妈的对儿子，爱得过了头，对他们会有多大的危害：将来，孩子长大成人，在找配偶的时候，会追求同样盲目的痴情，万一找不到，就会反对爱情和人生。

又是一个明朗、清新的日子。他打电话到林肯·彼得斯工作的银行里去问他，他回布拉格去的时候，能不能指望把霍诺丽娅带上。林肯认为没有理由拖延。只有一件事——合法的监护权。马里恩想要再保留一个时期。她被整个事情折腾得心乱如麻，要是她觉得还能控制一年局面的话，事情就会好办得多。查利表示同意，他只要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孩子嘛。

接下来是找个家庭女教师的问题。查利坐在一家阴沉沉的职业介绍所里，跟一个急性子的贝亚恩女人和一个结实的布列塔尼乡下女人谈话，那两个人他都不中意。明天，他会去看一些其他应聘的女人。

他跟林肯·彼得斯在鹰首狮身兽饭店吃午饭，尽可能地不流露他欣喜的心情。

“千好万好，总没有自己的亲孩子好，”林肯说，“不过，你也该了解马里恩心里是什么滋味。”

“她已经忘了我在那边有七年是怎么苦干的[1]？”查利说。“她只记得那一宿。”

“另外还有原因哪。”林肯踌躇地说。“你跟海伦在欧洲各国寻欢作乐，胡乱花钱的那会儿，我们只能凑合着过日子。我没有从繁荣中捞到一点儿好处，因为我生来胆小，除了付人寿保险以外，从来不敢买什么证券。我想马里恩觉得世上的事有点不公道——你到后来连工作都不干，可越来越有钱。”

“来得容易去得快嘛，”查利说。

“可不是，一大部分落在旅馆里打杂差的啊、吹萨克斯管的啊，和侍者头儿的手里——唉，盛大的宴会已经散啦。我说这些只是说明马里恩对那些发疯似的年头的感受。你要是今晚六点马里恩还没有累的时候上我家来，咱们就把那些细节当场谈妥吧。”

回到旅馆，查利发现一封从里兹酒吧间转来的气压传送快信，他为了找一个人在那儿留下了地址。

亲爱的查利：

那天我们遇见你的时候，你真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惹你生气了。要是有的话，我可是无意的。事实上，我这一年来一直非常惦记你，而且在我的心底里老是想我要是上这儿来的话，就可能遇见你。在那个疯狂的春天，咱们确实过得真痛快；譬如说，那一宿，你跟我偷肉铺的三轮车；还有一回，咱们打算去见总统，你戴着没有帽顶、只有帽边的旧礼帽，拿着一根铁丝手杖。近来好像人人都看上去变老了，可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老。今天，咱们在一起待一会儿，谈谈往日的乐事，好不好？我眼下还宿醉未醒，不过到了下午会好的；在五点左右，我会到里兹那个活地狱来找你的。

永远忠诚的洛兰

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害怕，他这个成年人确实偷过一辆三轮车，带着洛兰，在深夜到天亮那段时间里蹬着车转遍了星形广场。他回忆起来简直是一场梦魇。把海伦锁在门外，这件事同他平时的行为倒对不上号；可是偷三轮车这一类事情却对得上号——他可干过不知多少回啊。要过多少个礼拜、多少个月的放荡生活才会落到这么无法无天的地步呢？

他极力想象洛兰当年给他的印象——非常有诱惑力。海伦对这事感到不高兴；不过，她什么也不说。昨天，在馆子里，洛兰看来俗气、臃肿和憔悴。他特别不想见她；亚历克斯没把他旅馆的地址说出去，他感到高兴。他想起了霍诺丽娅，想到跟她一起度过的那些礼拜天，想到他向她说早晨好，想到他知道她夜晚睡在他的房子里，在黑暗中鼻息均匀，心里就轻松了。

五点钟，他坐了出租汽车，给彼得斯一家子买了礼物——一个逗人的布娃娃、一盒罗马士兵、送给马里恩的鲜花，还有送给林肯的麻纱大手绢。

他来到那套公寓，看出马里恩已经接受这不可避免的安排了。她现在招呼他，就像他是这一家子的一个难对付的亲人，而不像一个来意不善的外人。霍诺丽娅已经听说，她要走了；查利高兴地看到她机伶地掩饰她那极度喜悦的心情。只有坐在他膝上的那会儿，她才悄悄地透露了自己的欣悦，并且问了声：“什么时候？”接着，她就溜下去，跟别的孩子一起去玩了。

他和马里恩在房间里单独待了一会儿；他一时冲动，大胆地脱口而出：

“家庭纠纷是痛苦的事情。吵到哪儿是哪儿，没个准谱儿。这种事情不像疼痛或是伤口，而像皮肤开裂，因为没法弥补，裂口就收不成。我希望你我的关系能好起来。”

“有些事情是很难忘的，”她回答。“这是个信任问题。”这句话他没法回答；不一会儿，她问：“你什么时候打算带她走？”

“我一找到家庭女教师就走。我希望在后天。”

“这再怎么也来不及。我得给她准备得像样些。最快得礼拜六。”

他答应了。林肯回进房间，问他可要喝酒。

“我喝每天那杯威士忌。”

这儿暖烘烘的，是个家，大伙儿围着炉火。孩子们觉得很安全和了不起；妈妈和爸爸是认真的，处处关心孩子。他们要为孩子们做的事情比接待他的来访更重要。归根结蒂，一调羹药水比马里恩跟他自己的紧张关系更重要。他们不是迟钝的人，可是已经深深地陷入生活和环境的罗网。他拿不稳自己能不能拉林肯一把，帮他脱离银行中那老一套的刻板工作。

传来一阵长长的门铃声；那个样样干的女用人穿过房间，走进过道。又是一阵长长的门铃声，门开了，接下来是说话的声音。客厅里的三个人都眼巴巴地抬头望着；理查德走到看得见过道的地方；马里恩站起了身子。接着，那个女用人回进来了，后面紧跟着一片说话声，在灯光下，终于现出了邓肯·谢弗和洛兰·夸尔斯。

他们神情欢乐，吵吵嚷嚷，哈哈大笑。一刹那，查利吓呆了，他不知道他们怎么打听到了彼得斯的地址。[2]

“啊！”邓肯淘气地对查利摇着一个手指头。“啊！”

他们又发出一阵大笑。查利焦急而狼狈，急忙跟他们握握手，把他们介绍给林肯和马里恩。马里恩点点头，简直一声不吭。她向壁炉前倒退了一步；她的小女孩站在她身旁；马里恩呢，一条胳膊搂着她的肩膀。

查利对他们这样闯进来越来越恼火，等他们说明来意。邓肯集中了一下思想，说：

“我们来请你出去吃晚饭。洛兰和我坚决要求你再也别像捉迷藏似的来这一套隐瞒地址的把戏了。”

查利向他们走近些，好像要逼他们退到过道里去似的。

“对不起，我不能去。告诉我你们上哪儿，我在半个钟头以后打电话给你们。”

这话压根儿不起作用。洛兰突然在一张椅子边上坐下来，眼光盯着理查德看，嚷着说：“啊，多漂亮的小男孩！来，小男孩。”理查德向他妈妈瞟了一眼，可是人没有动。只见洛兰耸耸肩膀，向查利转过身去：

“去吃饭吧。你的亲戚绝不会介意的。真是难得见到你啊。没想到你这么一本正经的。”

“我不能去，”查利厉声说。“你们俩去吃晚饭，我打电话来。”

她的声音一下子变得不愉快了。“好吧，我们走。可是我记得有一回清早四点，你砰砰地砸我的门，我可是挺讲交情，给你喝一杯哪。走吧，邓克。”

他们动作缓慢，脚步踉跄，臃肿的脸绷着，退到过道里。

“再见，”查利说。

“再见！”洛兰咬牙切齿地说。

他回进客厅，马里恩一步也没有动过，不过这时她的另一条胳膊搂着她的儿子。林肯还在把霍诺丽娅摇来摇去，像钟摆那样一来一回的摆动。

“真无耻！”查利大发脾气。“简直无耻透顶！”

两口子都没有回答。查利猛地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拿起酒杯，又放下来，说：

“我两年没见的人，竟然这么死皮赖脸——”

他突然停住嘴。马里恩急促而怒气冲冲地发了一声“啊！”猛地背过身去，走出房间。

林肯小心谨慎地放下霍诺丽娅。

“你们几个孩子先进去喝汤，”他说；等他们依从地进去以后，他对查利说：

“马里恩身子不好，她受不了惊吓。这号人确实会使她发病。”

“我没有要他们上这儿来啊。不知道他们向哪一个人打听到了你的地址。他们有意——”

“唉，太糟糕了。这对事情没有好处。对不起，我失陪一下。”

剩下查利一个人，他紧张地坐在椅子上。他听得见孩子们在隔壁房间里吃饭，短短地交谈，已经把刚才大人们的那一场争吵忘掉。他听到隔得更远的一个房间里有低低的谈话声，接着是叮的一响，有人拿起电话听筒的声音；他慌慌张张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避免无意中听到什么。

林肯很快回来了。“喂，查利。我想今天的晚饭还是取消了吧。马里恩病倒了。”

“她生我的气了吧？”

“有点儿，”他说，口气挺生硬，“她身子骨单薄，而且——”

“你的意思是说，关于霍诺丽娅的事她改变主意了。”

“她眼下一肚子气。我不知道她怎么想法。你明天打电话到我的银行里来跟我谈吧。”

“我希望你向她说明一下，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两个人居然会上这儿来。我跟你们一样恼火。”

“我现在什么也没法向她说明。”

查理站起身来。他拿着大衣和帽子，正要在过道上走出去。接着，他开了餐室的门，声调不自然地说：“再见，孩子们。”

霍诺丽娅站起来，绕过桌子，搂住他。

“再见，乖心肝，”他含含糊糊地说，接着他尽可能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比较柔和，尽可能在讨好什么似的说：“再见，亲爱的孩子们。”

[1] 那边指美国。上文查利说十年，此处说七年，是作者误记。

[2] 此处作者误记。小说开始时，作者即叙述查利托里茨酒吧间侍者将写有林肯·彼得斯的地址的纸条转交邓肯·谢弗。

五

查利怒气冲冲地直冲里兹酒吧间，一心想找到洛兰和邓肯，可是他们不在那儿；后来，他发觉自己也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他在彼得斯家没有喝那杯酒；这时候，他要了一杯威士忌苏打。保罗走过来招呼他。

“变化真大啊，”他感伤地说，“我们的买卖几乎只有以前的一半。我听说美国有许多人都蚀光了，也许逃过了第一次大跌风，可躲不过第二次。你的朋友乔治·哈特听说蚀得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你回美国了吗？”

“不，我在布拉格做买卖。”

“我听说你在大跌风中也蚀了不少。”

“可不是，”接着他咬牙切齿地加了一句，“可是我在大涨风中就把我要的一切蚀光了。”

“做了空头？”

“大致是这样。”

他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些往事，那简直像是一场梦魇——那些他们在旅行的时候遇见的人，接下来是那些一行数字都加不成、一句连贯的话都说不成的人。在轮船的舞会上，海伦同意跟那个小个子跳舞，那个人却在离餐桌十英尺的地方侮辱她；妇人和姑娘喝醉了酒，吸了毒，尖声叫嚷，从公共场所被人抬出去——

——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锁在门外，因为一九二九年的雪不是真正的雪。你要是想不算它是雪的话，付点钱就行。

他走去打电话到彼得斯的公寓里去；林肯来接电话。

“我打电话来是因为这件事一直挂在心上。马里恩有明确的意见吗？”

“马里恩病了，”林肯简短地回答。“我知道事情完全不是你的责任，可是我不能让她精神崩溃。我怕咱们得把这事搁上半年再说；我不敢担这个风险，害她再受到这样严重的刺激。”

“我懂得。”

“对不起，查利。”

他回到桌旁。他杯子里的威士忌喝光了；亚历克斯用探询的眼光望着杯子，他摇摇头。眼下，他可做的事情不多了，只剩下给霍诺丽娅买些东西差人送去。明天，他要差人给她送去许多东西。他相当生气地想着，那只是钱罢了——他给过多少人钱啊。……

“不，不喝了，”他对另一个侍者说。“我该付你们多少？”

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他们没法让他永远付账。可是他要自己的孩子，而且现在，除此以外，别的都算不了什么了。他不再年轻，也不再有个人的美妙的念头和梦想。他完全能肯定海伦不会要他这么孤独。

鹿金 译

一

礼拜天——算不上是一天，倒更像其他两天中间的一个缺口。对他们大伙儿来说，布景和连续镜头啊、在摇晃着传声筒的长杆下漫长的等待啊、一天开百把英里汽车横穿一个县打来回啊、在会议室里勾心斗角地比巧思啊、没完没了的妥协啊、许多名人为生活搏斗所造成的冲突和紧张关系啊，这些暂时都被撂在一边了。可这会儿是礼拜天，私生活又一下子开始了，他们的眼睛变得闪闪发亮，上一天下午他们都还眼光呆滞、没精打采的哪。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像一家玩具店里的“玩偶仙女”[1]那样慢腾腾地醒过来了。情人们在角落里热情地谈话后，溜到过道上去亲热了。人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赶快，现在还不太晚，不过，看在老天分上，赶快，免得白白浪费了这四十个幸福的空闲钟头。”

乔尔·科尔斯当时正在写电影分镜头剧本。他二十八岁，还没有给好莱坞挫了锐气。六个月以前，他到这儿以后，一直干着被认为是美差的活儿；而他呢，也热心地交出分镜头和连续镜头的剧本。他谦虚地自称是个雇佣作家，但是事实上并不以为是这样。他的母亲从前是个成功的女演员；乔尔在伦敦和纽约间度过童年，想方设法地区别现实和非现实，或者说至少要让一种猜测占上风。他是个漂亮的男人，有一双讨人喜欢的深棕色眼睛，一九一三年从他母亲的脸上盯着百老汇的观众看的就是一双这样的眼睛。

当他接到邀请的时候，这件事情使他肯定他正在出人头地。他通常礼拜天不出去，而是滴酒不喝，把工作带回家来。近来，他们居然给了他一个尤金·奥尼尔[2]的剧本，这是准备给一个非常显赫的女演员拍摄的。到目前为止，他所做的一切都使迈尔斯·卡尔曼中意，而迈尔斯·卡尔曼是这家电影制片厂里唯一不在监督人底下工作而是只向投资人负责的导演。在乔尔的生涯中，一切都显得很顺利。（“我是卡尔曼先生的秘书。你能来参加礼拜天四点到六点的茶会吗——他住在贝弗利希尔斯[3]，门牌号码是……”）

乔尔感到很荣幸。这将是一个最高级的社会名流的茶会。拿他自己来说，这是表示对一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的赞扬。马里恩·戴维斯[4]那一伙、显赫的人、有钱的人，也许甚至迪特里奇[5]和嘉宝[6]，还有那个女侯爵，这些并不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人，都可能到卡尔曼的家里来。

“我决不会拿起酒杯的，”他向自己保证。卡尔曼时常说他讨厌酒鬼，认为企业里没有他们不行，真遗憾。

乔尔同意这个看法：作家们喝酒喝得太多——他自己也这样，不过那天下午，他决不喝。他希望在鸡尾酒端上来的时候，迈尔斯能听到他简单而客气地说：“谢谢你，不要。”

迈尔斯·卡尔曼的住宅盖得适合于情绪激动的伟大时刻——它看上去好像在倾听，遥远而寂静的深景中好像隐藏着观众似的，不过这天下午，那儿是拥挤的，那些人好像是招来的，而不是请来的。乔尔骄傲地注意到，电影制片厂里的其他作家，只有两个在人群里；一个是有爵位的英国人，另一个呢，乔尔有点惊奇，是纳特·基奥，他引起过卡尔曼对酒鬼不耐烦的批评。

斯特拉·卡尔曼（就是斯特拉·沃克，那还用说）跟乔尔说话以后，没有走开去招待别的客人。她拖延着不愿走开——她望着他，显出那种有点要求奉承的美丽的神情，乔尔很快地发挥他母亲遗传给他的演戏才能：

“唷，你看上去约摸只有十六岁光景！你的儿童车在哪儿？”

看得出她挺高兴；她拖延着不愿走。他觉得自己应该再说几句，说几句互相信得过的、轻松愉快的话——他第一回遇见她的那会儿，她在纽约困难地争取当个在台上只有三言两语的小角色。这时候，一个盘子悄悄地端上来，斯特拉把一杯鸡尾酒送到他手里。

“人人都感到害怕，对不?”他一边说，一边心不在焉地望着酒杯。“人人都在注意别人的差错，要不，就想方设法地让他们自己跟那些会给他们带来荣誉的人挨在一起。当然啦，在你家里情况不是这样，”他赶紧为自己掩饰。“我只是泛指好莱坞的情况罢了。”

斯特拉表示同意。她给乔尔介绍了几个人，好像他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乔尔确信迈尔斯在房间的另一边，于是把鸡尾酒喝了。

“原来你有了一个孩子?”他说。“这是得注意提防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人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她想要重新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信心。她势必要得到哪一个新的男人的全心全意的热爱，来证明她丝毫没有损失她从前的美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热爱，”斯特拉有点怨恨地说。

“他们怕你的丈夫。”

“你以为是这个原因吗?”她皱起眉头思索这个想法；接着，谈话被打断了，正好是乔尔挑中的时刻。

她的殷勤给了他信心。他可不该去跟那些太太平平的人混在一起，悄悄地去躲在他在这个房间里看到的那些熟人保护下。他走到窗口前，向外望着太平洋，在懒洋洋的夕照下它显得色彩暗淡。这儿真不错——什么美国的里维埃拉[7]啊，以及诸如此类的说法，要是有时间待在这儿享乐的话。房间里有相貌漂亮、衣着讲究的人们和可爱的姑娘们，还有——可不是，有可爱的姑娘们。你不能样样都有嘛。

他看着斯特拉那张红润的男孩脸，她一个眼睑老是疲倦地稍微耷拉在眼睛上，在她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他想要跟她长时间地坐在一起谈话，好像她不是个名女人，而是个姑娘似的；他跟在她后面看她对别人是不是跟对他一样殷勤。他又拿了一杯鸡尾酒——倒不是因为他需要信心，而是因为她给了他这么大的信心。接着，他坐在那位导演的母亲身旁。

“你的儿子一定会成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卡尔曼太太——预言家和决定命运的人[8]这样的大人物。我个人反对他，不过没人支持我。你认为他怎么样?他给你的印象深刻吗?他这么飞黄腾达，你感到惊奇吗?”

“不，我并不感到惊奇，”她平静地说。“我们一直料到迈尔斯是大有前途的。”

“嘿，这可是异乎寻常啊，”乔尔议论说。“我一直认为所有的母亲都像拿破仑的母亲。我的母亲原来不想让我干任何跟娱乐行业有关的工作。她想让我进西点军校，过稳定的生活。”

“我们一直对迈尔斯有充分的信心。”……

他跟那个脾气温和、喝酒很凶、收入很高的纳特·基奥一起站在餐厅里那个嵌在墙上的酒吧柜前。

“——我这一年挣了十万块，输掉了四万块，所以现在我雇了一个经理。”

“你的意思是说雇了一个代理人，”乔尔提醒他。

“不是，我也雇了个代理人。我的意思是说，雇了个经理。我把一切都交给我的妻子，于是他和我的妻子取得一致意见，才把钱给我。我付给他五千块一年，让他把我自己的钱给我。”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代理人。”

“不，我的意思是说我的经理，而且这样做的不止只有我一个人——许多不负责的人都雇他。”

“不过，你要是不负责的话，干吗挺负责地雇了个经理?”

“我只是赌起钱来就不负责了。喂，瞧——”

一个歌唱家表演了；乔尔和纳特跟其他人一起走到前面去听。

[1] 玩偶仙女（Puppenfeen）：典出法国作曲家德立勃（Léo Delibes，1831—1891）取材于德国作曲家、小说家、音乐评论家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1776—1882）的小说《撒沙人》所作的舞剧《葛倍丽亚》。

[2] 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曾先后四次获美国普利策奖金。代表作有《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琼斯皇》、《毛猿》、《榆树下的欲望》、《大神布朗》、《奇异的插曲》、《悲悼》三部曲等。

[3] 贝弗利希尔斯（Beverly Hills）：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一城市，该地有著名的高等住宅区。

[4] 马里恩·戴维斯（Marion Davies，1897—1961）：美国电影女演员，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情妇。她经常在豪华的住所设盛宴招待社交界知名人士和王公贵族。

[5] 迪特里奇（Marlene Dietrich，1904—）：著名德国电影女演员，雷因哈特的学生，以《蓝天使》一片成名，1930年迁居美国，为好莱坞拍过许多影片。

[6] 嘉宝（Greta Garbo，1906—）：著名瑞典电影女演员，1926年迁居美国，为好莱坞拍过许多影片。

[7] 里维埃拉（Riviera）：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游憩胜地。

[8] 拿破仑·波拿巴自以为能决定人类的命运，自称为决定命运的人。此处乔尔借以奉承迈尔斯·卡尔曼。

二

歌声模模糊糊地传到乔尔的耳朵里；他感到快活，而且对所有聚集在这儿的人感到友好，他们是勇敢和勤劳的人，胜过比他们更无知、生活更放荡的资产阶级，在一个十年来只想娱乐的国家里，他们上升到最显赫的地位。他喜欢他们——他喜爱他们。亲切的感觉像汹涌的波浪那样在他心头翻腾。

那个歌唱家唱罢以后，一群人拥上去向女主人告别，这时候乔尔想到一个主意。他要为他们表演一个节目《改编》，他自己的创作。那是他唯一的余兴节目，曾经在几个茶会上把人逗笑，也许能使斯特拉·沃克喜欢。这个预感缠住了他，他一心想出风头，连血液里的红血球都在悸动了，他找寻她。

“当然啦，”她叫起来。“请演吧！你需要什么吗?”

“得有个人当秘书，我应该向她口述一封信。”

“我来当这个角色。”

话一传开去，门厅里的那些客人本来已经穿上大衣，准备离去，都纷纷退回来了，乔尔面对着许多陌生人的眼睛。他有个模模糊糊的感觉，觉得刚才表演的那个人是个大名鼎鼎的广播歌唱家。接着，有人说了一声“嘘！”他和斯特拉两个人就被围在印第安人那种咄咄逼人的半圆形的包围圈中央。斯特拉抬起头，微笑地望着他等待着——他开始了。

他的滑稽表演是拿独立制片人戴夫·西尔弗斯坦先生缺乏文化教养作题材的；西尔弗斯坦在向女秘书口述一封信，内容是他购买的一个故事的处理提要。

“一个离婚故事，要有比较年轻的娘儿们，还要有外籍志愿军，”他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在模仿西尔弗斯坦先生的语调。“不过，咱们总得把它改编好嘛，懂吗?”

他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怀疑，使他感到剧烈的痛苦。在精心设计的柔和的灯光下，他周围那些脸上显出热切和好奇的神情，可是哪儿都找不到一丝笑意；那个银幕上的“伟大的情人”[1]在正前面，瞪出了眼睛望他，眼光尖锐得像土豆的芽眼。只有斯特拉·沃克抬起了头望着他，脸上始终流露出喜悦的、明显的微笑。

“咱们要是把他搞成门朱[2]的派头的话，那咱们就能把故事处理得有点像迈克尔·阿伦[3]的路子，不过有火奴鲁鲁气氛。”

前边仍然没有一点笑声，后边倒有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阵听得出是向左边、向门口走去的声音。

“——接着她说她感到对他有那种性的吸引力，他筋疲力尽了，说：‘啊，去自杀吧——’”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纳特·基奥吃吃笑起来，这儿那儿有几张脸上显出赞扬的神情，不过他的表演一结束，他就厌恶地发觉，他刚才当着电影界那些重要人士的面把他自己当笑柄，而他的事业就是依靠这些人照顾的。

他在发窘的沉默中待了一会儿，沉默被纷纷走向门口的声音打破了。他感到在人们的闲谈中有一股嘲笑的潜流在传开去；这一切都发生在十秒钟内；接着，那个“伟大的情人”，眼光冷漠而空洞，好像针眼，用他觉得是代表群众情绪的腔调喊叫：“呸！呸！”这是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的忿恨，是内行对外行的忿恨，是圈内人的指责。

只有斯特拉·沃克仍然站得很近，感谢他，好像他是一个获得空前成功的表演者，好像她压根儿没想到有人不喜欢这个表演似的。纳特·基奥帮他穿大衣的时候，他心里涌起一阵强烈的自怨自恨的情绪，可是他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那条原则不放：绝不流露自卑情绪，直到他不再感到自卑为止。

“我演砸了，”他轻松地对斯特拉说。“没什么，节目可是好的，要是受欣赏的话。谢谢你的合作。”

她的脸上仍然显出微笑——他相当有醉意地鞠躬，纳特拉他向门口走去。……

吃早饭的时候，他才清醒过来，认清自己是在一个支离破碎和分崩离析的世界上。昨天，他毫无顾忌，是反抗一种行业的发火点；今天，他觉得陷在巨大的不利状况中，在对抗那些人的脸色，那些个人的轻蔑和大伙儿的冷笑。更糟糕的是，在迈尔斯·卡尔曼看来，他原来是一个丧失尊严的酒鬼，卡尔曼一直表示遗憾，他没法不雇用酒鬼。至于斯特拉·沃克呢，他已经强迫她作出牺牲，来维持她家好客的名声——她的意见他想都不敢想。他一点胃口也没有，把荷包蛋端回到摆电话的小几上。他写信：

亲爱的迈尔斯：

你能想象我对自己深刻厌恶。我承认沾染了爱出风头的恶习，可没想到竟然在下午六点在大庭广众前发作！天啊！向你的妻子致歉。

永远是你的

乔尔·科尔斯乔尔从电影制片厂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像个犯罪分子那样鬼鬼祟祟地溜到卷烟店里去。他的行为是这么叫人怀疑，厂里有一个警察要求看他的出入证。他已经决定到外面去吃午饭了，这时候自信而愉快的纳特·基奥偏偏追上他来。

“你老是避开人，这是什么意思?那个娘们似的小白脸呸了你一下，又算得了什么呢?”

“嗨，听着，”他一边把乔尔拉进厂里的饭馆，一边接着说。“他有一个夜晚在格劳曼剧院首场演出，他在向观众鞠躬的那会儿，乔·斯奎尔斯踢他的屁股。那个装模作样的戏子说，他以后会找乔算账的；可是第二天八点钟，乔打电话给他说：‘我想你会来找我算账的嘛，’他挂上了电话。”

这个荒唐的故事使乔尔高兴。他盯着看隔壁那张桌子旁那一伙人，正在拍一张马戏班影片的那两个悲哀而可爱的身体相连的双胞胎、那几个猥琐的矮子，还有那个骄傲的巨人，从中得到一点阴郁的安慰。他的眼光越过那张桌子，把那些漂亮女人的有黄斑的脸一张张看过去，她们的眼睛涂着睫毛油，显得忧愁和叫人吃惊，在大白天她们身上穿着的舞衣看上去过分鲜艳夺目，后来，他看到一伙参加卡尔曼家茶会的人，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再也不可能啦，”他叫出声来，“那一回准是我最后一次在好莱坞社交界露面！”

第二天早晨，一封电报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

你是我们茶会上最讨人喜欢的客人之一。希望你下礼拜天参加我姐姐琼的自助冷餐晚会。

斯特拉·沃克·卡尔曼

有那么一分钟，他兴奋得好像发狂似的，血管里的鲜血飞快地流动着。他不相信地把电报又看了一遍。

“嘿，这是我这一辈子中得到的最高兴的消息！”

[1] 指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 1895—1926），美国电影演员，出生于意大利，主演过《血与沙》、《启示录四骑士》等电影，获得极大的成功，被千千万万的观众所倾倒，有“银幕情人”之称。

[2] 门朱即阿道夫·门朱（Adolphe Jean Menjou，1890—）：美国话剧和电影演员，以衣着讲究著名。此处是指要使男主角的仪表和服装像门朱。

[3]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生于保加利亚。父母是亚美尼亚人。他的代表作《绿帽》曾引起极大轰动，被搬上舞台和银幕。书中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上流社会的放荡生活，塑造了一个男孩子气的、不受传统束缚的女主人公。

三

又是疯狂的礼拜天。乔尔睡到十一点才起身，接着他看报，为了要了解过去一礼拜中的新闻。他在自己的房间里吃午饭，吃的是鲑鱼、鳄梨色拉，还喝了一品脱加利福尼亚酒[1]。他挑了一套细格子衣服、一件蓝衬衫和一条深橙色的领带，打扮好去参加冷餐会。他眼睛底下有疲劳的黑圈。他开着自己那辆旧货汽车来到跟里维埃拉一样风光如画的公寓前。他正在向斯特拉的姐姐自我介绍，这时候迈尔斯和斯特拉穿着骑马服装来了——他们在贝弗利希尔斯背后所有那些泥土路上几乎狠狠地吵了一下午。

迈尔斯·卡尔曼，高个子，神经质，乔尔从来没看到过像他那样坏的心情和那样不快活的眼光；从他模样滑稽的脑袋顶上开始直到他那双像黑人那样的脚，他一看上去就是个艺术家。他就是用这双脚稳稳地站着——他从来没有拍过一部低级的影片，不过有时候因为花钱很多的实验遭到失败，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他礼貌周到，凡是跟他在一起待久了的人，不可能不觉察他不是一个身心正常的人。

从他们进来的那会儿起，乔尔那一天就跟他们拴在一起，分不开了。他刚凑近一伙围着他们的人，斯特拉就转过身，嘴里不耐烦地咂了一声，走开去——而迈尔斯·卡尔曼呢，他对一个恰巧在他身旁的人说：

“别提伊娃·戈贝尔啦。在家里已经为她闹翻天啦。”迈尔斯转过脸去，对乔尔说：“对不起，昨天我没在办公室里接见你。我整个下午在精神分析医生那儿。”

“你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吗?”

“我治疗了几个月了。起先，我是为了要治好幽闭恐怖才去的；现在，我在设法使我的整个生活正常。他们说这需要一年多时间。”

“这跟你的生活毫不相干，”乔尔使他安心。

“啊，不相干吗?可不是，斯特拉看来就是这么想的。去问任何人——他们都能这么跟你说，”他挖苦地说。

一个姑娘坐到迈尔斯的椅子扶手上来了；乔尔穿过房间来到斯特拉身旁，她郁郁不乐地站在炉火前。

“谢谢你的电报，”他说。“真是叫人太高兴了。我想象不出有哪个人既像你这么性子好，又像你这么漂亮。”

她比他以前看到的她好看一点；也许他眼睛里的无限喜爱的神情促使她对他吐露心事——这用不着过很长的时间，因为她的情绪显然马上就要爆发了。

“——两年来，迈尔斯一直干着这事，可我一点不知道。唉，她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老是待在我家里的。最后，人们都来告诉我，迈尔斯不得不承认这件事。”

她气势汹汹地坐在乔尔的椅子扶手上。她的骑马裤跟椅子的颜色一个样。乔尔看到她浓密的头发有几绺是红金色，有几绺是淡金黄色，所以是没法染的，还看到她没化妆。她多么俊阿——

斯特拉发现这件事以后，气得还在发抖，看到又有一个姑娘围着迈尔斯转，觉得受不了；她把乔尔领进一间卧房，两人分别坐在一张大床的两头，继续谈话。上盥洗室去的人们向卧房里瞟上一眼，说着俏皮话，可是斯特拉只管讲完她的故事，毫不在意。过了一会儿，迈尔斯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在半个钟点里，想要把事情给乔尔讲清楚，是办不到的，这种事情我自己也不懂，那个精神分析医生说要闹懂它得花上整整一年时间哪。”

她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好像迈尔斯压根儿不在那儿似的。她爱迈尔斯，她说——尽管遇到相当的麻烦，她一直没有干过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个精神分析医生跟迈尔斯说，他有母亲情结。他第一次结婚后，把母亲情结转移到他的妻子身上，你懂吧——于是，他的性欲转向了我。可是我们结了婚，这件事又发生了——他把母亲情结转移到我的身上，而把他的性欲完全转向那另一个女人。”

乔尔知道这可能不是胡言乱语——可是这些话听起来却像是胡言乱语。他认识伊娃·戈贝尔；她的模样像是个做母亲的，跟斯特拉比起来，年纪比较大，可能也比较懂事，斯特拉是个受到赏识的幸运儿。

这时候，迈尔斯不耐烦地提出，既然斯特拉有这么许多话要说，乔尔就跟他们一起回去得了，他们三人就坐汽车一路回到贝弗利希尔斯那座大厦去。在很高的天花板下，情况看上去好像更庄严和富于悲剧性了。这是一个奇怪的明亮的夜晚，所有窗外的黑暗都非常清晰；斯特拉气得脸色绯红，在房间里又哭又嚷。乔尔呢，并不怎么相信电影女演员的悲伤。她们的心里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她们是编剧和导演给她们吹了气才生气勃勃的、脸色绯红的美人；工作时间一过，她们坐在一起，悄悄地谈话，带着格格的笑声隐隐约约地吐露隐私；许多冒险经历的结尾像流水那样在她们中间汩汩地流过去了。

有时候，他假装在仔细听，却在想她打扮得多漂亮啊——漂亮的马裤合身地裹着一双大腿、小高领的粉蓝色毛衣和棕色麂皮短上衣。他拿不准到底是她模仿一个英国贵妇人呢，还是英国贵妇人模仿她。她穿着这身服装既是现实世界中最符合这个身份的人，又是在最显眼地扮演角色。

“迈尔斯对我非常忌妒，他盘问我的每一个行为，”她嘲笑地说。“我在纽约的那会儿，写信给他说我跟埃迪·贝克一起去看过戏。迈尔斯非常忌妒，他一天打十个电话给我。”

“当时，我是发疯了，”迈尔斯把鼻子使劲吸了一下，发出响声，这是他在强调他的话时候的习惯。“那个精神分析医生有一个礼拜一点没有效果。”

斯特拉绝望地摇摇头。“难道你指望我在旅馆里干坐三礼拜吗?”

“我什么也不指望。我承认自己忌妒。我尽可能不这样。我配合布里奇班医生的治疗，可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今天下午，你坐在乔尔椅子扶手上那会儿，我就忌妒他。”

“你忌妒他?”她气得跳起来。“你忌妒他！那会儿你的椅子扶手上不是坐着一个女人吗?再说，在两个钟点里，你跟我说过一句话吗?”

“你一直在卧房里告诉乔尔你的烦恼。”

“我一想到那个女人”——她看来好像以为不提伊娃·戈贝尔这个名字，就可以贬低这个人的现实性似的——“时常到这儿来——”

“得了——得了，”迈尔斯没精打采地说。“我已经什么都承认了，我跟你一样对这件事感到不好受。”接着，他向乔尔转过脸去，谈起电影来，而斯特拉呢，双手插在马裤兜里，在房间的另一头烦躁地走来走去。

“他们待迈尔斯糟透了，”她突然回到他们的谈话上说，好像他们刚才没有讨论过她个人的事情似的。“亲爱的，告诉他老贝莱策想要改你的影片。”

她居高临下地站在迈尔斯身前，摆出一副保护的姿态，为了他的缘故，双眼闪着忿怒的光芒，这当儿，乔尔发觉他爱上了她。他简直激动得气都透不出来，就站起身告别了。

随着礼拜一的来到，这个礼拜恢复了工作日的节奏，同礼拜天的理论性的探讨、闲谈和流言蜚语形成尖锐的对照；没完没了地修改电影剧本的细节——“我们可以让她的话留在胶卷的声带上，从贝尔的角度切一个出租汽车的中景，来代替讨厌的溶出，要不，我们可以干脆把摄影机完全拉回来，把车站拍进去，持续一分钟，接着拍那溜出租汽车的全景”——在礼拜一下午，乔尔已经又忘了，那些以提供娱乐作为事业的人，是始终有特权得到娱乐的。在黄昏，他打电话给迈尔斯，没想到来接电话的是斯特拉。

“事情看来好点了吗?”

“不见得。这礼拜六黄昏，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

“佩里两口子要举行宴会和戏剧晚会，可是迈尔斯那天不在——他要坐飞机到南本德[2]去看圣母队对加利福尼亚队垒球比赛，我想你可以代他跟我一起去。”

过了很长一会儿，乔尔说：“噢——当然啦。要是开会的话，我没法去吃晚饭，不过我能赶到剧院去的。”

“那么，我去说咱们能去的。”

乔尔在他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卡尔曼夫妇的关系这么紧张，迈尔斯对这件事会感到高兴吗，要不，她是打算干脆不让迈尔斯知道吗?那是办不到的——要是迈尔斯不提这件事的话，乔尔会提的。可是他还是过了一个多钟头才能坐回到椅子上去工作。

礼拜三，会议室里尽是行星[3]和烟卷的云雾，狠狠地吵了四个钟头。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挨个儿在地毯上踱来踱去，提出建议和谴责，疾言厉色和花言巧语地、满怀信心和灰心丧气地说话。会议结束以后，乔尔拖延着不走，要跟迈尔斯谈谈。

这个人累坏了——不是因为过度疲劳，而是被生活累坏了，眼睑下垂，胡子显眼地长在嘴边蓝色的阴影上。

“我听说你要坐飞机去看圣母队比赛。”

迈尔斯把眼光越过他的身子，摇摇头。

“我已经打消这个主意了。”

“为什么?”

“为了你。”他仍然不向乔尔看。

“到底怎么啦，迈尔斯?”

“我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才打消我的主意的。”他突然发出一阵勉强的笑声，嘲笑自己。“我说不上斯特拉出于怨恨可能会干出什么事来——她请你陪她上佩里家去，是不是?我哪儿还有兴致去看比赛呢。”

他的出色的本能在电影的天地里迅速而满怀信心地活动着，可是在他的私生活里，却只是非常软弱而无能为力地胡乱对付。

“喂，迈尔斯，”乔尔皱起了眉头说。“我从来没有对斯特拉有什么失礼的行为。你要是真的这么认真，为了我的缘故才取消这次旅行，我就不跟她一起到佩里家去。我就不去看她。你可以完全信任我。”

迈尔斯这时候仔细地望着他。

“也许是这样。”他耸耸肩膀。“反正早晚她会另外有人。我不会开心的。”

“看来你对斯特拉不怎么有信心。她跟我说过，她一直对你是忠实的。”

“也许她是忠实的。”在过去的几分钟里，迈尔斯的嘴边又有一些肌肉下垂了，“不过，出了这样的事情以后，我怎么还能对她有什么要求呢?我怎么能指望——”他突然停住嘴，接着他说话的时候，脸色越来越凶狠了。“我告诉你一件事，不管对不对，也不管我自己干了什么事，只要她给我发现有什么不对头，我就跟她离婚。我不能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损害——这会叫我受不了的。”

他的声调使乔尔恼火，可是乔尔说：

“她对伊娃·戈贝尔那件事情心情平静了吗?”

“没有。”迈尔斯悲观地使劲用鼻子吸气。“我也摆脱不了。”

“我原以为事情了结了。”

“我一直设法不跟伊娃见面，不过，你知道甩掉这么个人可不容易——她不是我昨儿晚上在出租汽车里亲吻的哪个姑娘！那个精神分析医生说——”

“我知道，”乔尔打断他的话。“斯特拉跟我说过。”这场面真叫人闷得慌。“好吧，拿我来说，你要是去看垒球比赛的话，我就不跟斯特拉见面。而且我敢肯定，斯特拉压根儿不会为了别的男人，对不起自己的良心的。”

“也许不会吧，”迈尔斯没精打采地重复着说。“不管怎么样，我会待在这儿，陪她去参加晚会的。嗨，”他突然说，“我希望你也去。我得有个同情的人谈谈。麻烦的是斯特拉样样都受到我的影响。尤其是我对她影响到了这种程度，我喜欢的人她个个喜欢——真难办。”

“准是这样，”乔尔同意地说。

[1] 加利福尼亚酒（California wine）：一种产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混合酒，用多种葡萄酒合成。

[2] 南本德（South Bend）：美国印第安纳州圣约瑟夫县的一个城市。天主教办的圣母大学就在该市。下文中提到的圣母垒球队，就是由该校学生组成的。

[3] 指那些激动得不断走动的电影明星。

四

乔尔没能赶上晚宴。他在好莱坞剧院前等其他的人，望着暮色中的游行队伍；街上有不少失业的人，他为自己头上戴着大礼帽感到不好意思。游行的人当中有些是化装成某几个灿烂的红星的无名人士；有的是穿着打马球服装的瘸子；有一个是留着胡子、拿着使徒的手杖、到处流浪的伊斯兰教托钵僧；有两个是穿着大学校服的漂亮的菲律宾人，使人想起共和国的这一个角落[1]是对全世界开放的；这一支由大喊大叫的年轻人组成的漫长的、奇形怪状的庆祝队伍，原来是一个大学生联谊会在举行入会仪式。队伍散开来，让两辆漂亮的高级轿车通过，汽车在人行道旁停下。

她在那儿，穿着一件像冰水的晚礼服，那是用成千片淡蓝料子做成的，喉咙那儿挂着冰柱。他急忙跑过去。

“怎么样，你喜欢我的衣服吗?”

“迈尔斯在哪儿?”

“他最后还是坐飞机去看垒球比赛了。他昨天早晨走的——至少我认为——”她突然停住嘴。“我刚收到从南本德打来的一个电报，说他快要动身回来了。我忘了——这几位你都认识吧?”

八个人一起走进剧院。

迈尔斯最后还是去了，乔尔拿不准他是不是会来。可是在演出的时候，斯特拉坐在他身旁，亮晃晃的火红的头发下一个侧面像，他不再去想迈尔斯了。有一次，他转过脸去看她；她回看他，脸带微笑，盯着他的眼光看，直到他的眼光避开。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在门厅里吸烟，她低声说：

“杰克·约翰逊[2]的夜总会开张，他们待会儿都要去的——我不想去了，你呢?”

“咱们非去不可吗?”

“我想不见得。”她犹豫不决地说。“我希望跟你谈谈。我想咱们可以到咱们那个家里去了——只要我拿得稳——”

她又犹豫不决起来了，接着乔尔问：

“拿得稳什么?”

“拿得稳——唉，我知道自己的头脑有点不对头，不过，我怎么能拿得稳迈尔斯去看垒球比赛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他跟伊娃·戈贝尔在一起吗?”

“不，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猜想他在这儿，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你知道，迈尔斯有时候会干出一些怪事来。有一回，他要有一个留长胡子的人跟他一起喝茶，吩咐派角色的部门找一个来，整整一下午，跟那个人一起喝茶。”

“那可不一样。他从南本德给你打来过电报——这证明他在看比赛。”

散戏以后，他们在人行道上向其他的人告别，引得别人都流露出对他们感兴趣的神情。他们穿过簇拥在斯特拉周围的人群，沿着五光十色的繁华大街悄悄溜走。

“你知道他能安排那些电报，”斯特拉说，“很容易。”

这千真万确。乔尔想到她的心神不定也许是有道理的，就发起火来：迈尔斯要是把摄影机对准他们的话，他对迈尔斯就不感到有什么义务。他大声说：

“那是胡闹。”

橱窗里已经摆着圣诞树；映照在宽阔的大道上空的滚圆的月亮只是一件道具罢了，就像装在闺房角落里那些巨大而式样精巧的电灯那样富于装饰趣味。从贝弗利希尔斯黑魆魆的簇叶间一路走进去——白天，那些树叶像桉树叶一样红得像火焰——乔尔只见在他自己的脸下面闪现着一张白脸和她弧形的肩膀。她突然从他身旁走开，抬起头望他。

“你的眼睛很像你妈妈的，”她说。“我从前有一本剪贴簿，里面尽是她的相片。”

“你的眼睛就像你自己的，一点也不像别人的眼睛，”他回答。

他们走进房子的时候，乔尔向外面园子里看看，心里不塌实，好像迈尔斯躲在灌木丛里似的。一封电报摆在门厅桌子上。她念出声来：

芝加哥

明夜抵家。想念你。亲爱的。

迈尔斯

“你瞧，”她一边说，一边把那张纸条扔回到桌子上，“他能挺容易地弄虚作假。”她吩咐管家准备酒和三明治，接着跑上楼去，这当儿乔尔走进空荡荡的会客室。他踱来踱去，踱到了钢琴前，两个礼拜以前，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丢人现眼的。

“那咱们能搞成，”他出声说，“一个离婚故事，要有比较年轻的娘儿们，还要有外籍志愿军。”

他的思想跳到另一封电报上。

“你是我们茶会上最讨人喜欢的客人之一——”

他突然想到一个念头。要是斯特拉的电报全然是一种友好的姿态，那么，这很可能是迈尔斯使她想出这个主意的，因为请他参加茶会的是迈尔斯。可能迈尔斯说：

“给他打个电报——他挺可怜见的——他以为把自己给毁了。”

这跟他那些话完全对得上号——“斯特拉样样都受到我的影响。尤其是我对她影响到了这种程度，我喜欢的人她个个喜欢。”一个女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她感到同情——一个男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只因为他感到有责任。

斯特拉回进房间的时候，他握住她的双手。

“我有个奇怪的感觉，你跟迈尔斯在进行一场充满怨恨的较量，我有点像这场较量中的一个卒子，”他说。

“请自己倒酒。”

“而奇怪的是，尽管这样，我还是爱你。”

电话铃响了，她挣开双手去接电话。

“又是迈尔斯打来的电报，”她告诉他。“他从堪萨斯城打来的，或者说，电报上说，是他打来的。”

“我想他要你代表他向我问好。”

“没有，他只是说他爱我。我相信他这话。他是非常软弱的。”

“来，坐在我身旁，”乔尔催她。

时间还早。半个钟头以后，离午夜还有几分钟，乔尔走到没有生火的壁炉跟前，简短地说：

“这说明你从来对我没有过好奇心吧?”

“完全不是这样。你对我很有吸引力，这你也知道。问题是我想我是真的爱迈尔斯的。”

“这是明摆的。”

“而且今儿晚上，我觉得干什么都心神不定。”

他没有生气——甚至隐隐约约感到松了一口气，他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纠纷。不过，当他望着她的时候，她的温暖和柔软的肉体似乎在融化那件寒冷的蓝礼服，他知道她是一个会使他永远惋惜的人。

“我得走了，”他说。“我打电话去叫一辆出租汽车。”

“胡说——有值班的司机。”

他发觉她准备让他走，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她瞧出了他的心情，轻轻地亲了他一下，说：“你真可爱，乔尔。”接着，突然发生了三件事，他拿起酒杯，一口喝干；电话铃声响遍了整所房子；门厅里的钟响起了喇叭声似的报时声。

九——十——十一——十二——

[1] 指菲律宾。1898年美西战争以后，菲律宾就沦为美国殖民地，直到1946年7月才获得独立。

[2] 杰克·约翰逊（Jack Johnson，1878—1946）：美国重量级黑人拳击手，曾获得世界冠军称号。

五

又是礼拜天了。乔尔清楚地感觉到，那天黄昏，他赶到剧院去的时候，那礼拜的工作仍然像包裹木乃伊的蜡布那样缠在他的身上。在那一天结束以前，他原可以赶快着手处理一些事情，却在向斯特拉求爱。不过，眼下是礼拜天——接下来，有二十四个钟头可爱而悠闲的时间展现在他前面——每一分钟都是在花言巧语的哄骗中度过的，每一刹那都包含着数不清的可能。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样样都刚开始。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斯特拉发出一声尖锐的呻吟，向前一滑，摔倒在电话旁，失去活动能力了。乔尔把她扶起来，安置在沙发上。他把苏打水喷在手绢上，然后把手绢按在她的脸上。电话听筒里还在发出嘎嘎的声音，他拿起听筒，凑到耳朵边上。

“——飞机正好坠落在堪萨斯城境内。迈尔斯·卡尔曼的尸体已经验明——”

他挂上电话。

“躺着别动，”斯特拉睁开眼来，他这样说，搪塞一下。

“啊，出了什么事?”她低声说。“给他们打个回电去。啊，出了什么事?”

“我马上打电话给他们。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

“他们说迈尔斯死了吗?”

“躺着，别出声——有哪个用人还没睡吗?”

“搂住我——我害怕。”

他伸出一条胳膊搂着她。

“我要你的医生的名字，”他坚持地说，“这也许是一场虚惊，不过我要找个人待在这儿。”

“这是医生的名字——啊，天啊，迈尔斯死了吗?”

乔尔跑到楼上去，在陌生的药柜里找氨水。他下楼的时候，斯特拉在又哭又叫：

“他没有死——我知道他没死。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在折磨我。我知道他活着。我感觉得到他活着。”

“我要找几个跟你来往密切的朋友，斯特拉。你今晚不能独自个儿待在这儿。”

“啊，不要，”她哭叫着。“我什么人都不能见。你待着。我没有任何朋友。”她站起身，眼泪在她的脸上淌下来。“啊，迈尔斯是我唯一的朋友。他没有死——他不能死的。我要马上到那儿去看。去乘火车。你得陪我去。”

“你不能去。今儿晚上，什么事也不能干了。你总有一个可以让我打电话给她的女人，我要你告诉我她的名字：洛伊丝?琼?卡梅尔?不见得一个都没有吧?”

斯特拉神情迷惘地盯着他看。

“伊娃·戈贝尔是我最好的朋友，”她说。

乔尔想到迈尔斯两天以前在他的办公室里那张悲伤而绝望的脸。在他可怕的沉默的死亡后，他的一切都清晰了。他是唯一既有吸引人的气质、又有艺术良心的美国导演。他陷在这个企业的罗网里，精力得不到恢复，没有健康的鄙视流俗的精神，也没有安全的所在——只有可怜而靠不住的逃避，终于神经毁坏了。

外面的门上有响声——门突然开了，门厅里传来脚步声。

“迈尔斯！”斯特拉尖叫起来。“是你吗，迈尔斯?啊，是迈尔斯。”

一个送电报的孩子出现在房门口。

“我找不到门铃。我听到你们在里边说话。”

电报是刚才那个电话通知的复本。斯特拉看了又看，好像那是恶毒的谎言似的，这时候，乔尔在打电话。时间还早，他要找到一个人很困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几个朋友，然后劝斯特拉喝了点烈酒。

“你待在这儿，乔尔，”她低声说，好像她睡意蒙眬似的。“你不能走。迈尔斯喜欢你——他说你——”她浑身直打哆嗦。“啊，天啊，你不知道我感到多孤独。”她闭上眼睛。“你搂住我。迈尔斯有一套这样的衣服。”她冷不防跳起来，站得笔直。“想想看，他那会儿可能有什么感觉。反正他几乎对什么都害怕。”

她晕头巴脑地摇摇头。突然，她抓住乔尔的脸，把它凑近她自己的脸。

“你不能走——你喜欢我——你爱我，对不对?别打电话给哪一个。明天有的是时间。你今晚跟我待在一起。”

他盯着她看，起先简直没法相信她的话，后来了解了她的用意，感到震惊。斯特拉在黑暗中摸索，试图维持迈尔斯生前猜想的情境，让他继续活在这种情境中——好像只要那些叫他担心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的精神就不可能死似的。这是精神错乱、心灵受到极大痛苦的人的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她借此逃避承认他已经死去这个现实。

乔尔坚决地走到电话前，打电话给一个医生。

“别打，啊，别打电话给任何人！”斯特拉嚷叫。“回到这儿来，搂住我。”

“鲍尔斯医生在吗?”

“乔尔，”斯特拉嚷叫。“我原以为我能依靠你的。迈尔斯喜欢你。他忌妒你——乔尔，到这儿来。”

啊，原来是这样——要是他辜负了迈尔斯的信任，她就会觉得迈尔斯还活着——因为迈尔斯要是真的死了的话，怎么可能被辜负呢?

“——刚才受到很严重的刺激。你能马上来吗，带个护士?”

“乔尔！”

这时候，门铃声和电话铃声断断续续地响起来；一辆辆汽车在门前停住。

“你可别走，”斯特拉求他。“你会待着的，对不?”

“不，”他回答。“不过，我会再来的，你要是需要我的话。”

他站在那所房子的台阶上，这时候，房子里的活人像保护叶那样，为这次死亡嘈杂忙碌起来了；他喉咙里有点哽咽了。

“不管他接触什么东西，他都显出有不可思议的魔力，”他想。“他甚至使那个流浪的野姑娘生气勃勃，而且使她变得算得上一件精品。”

接着，他想：

“他——已经在那见鬼的荒野里留下了一个多糟糕的窟窿啊！”

接着，他有点辛酸地想：“啊，是啊，我会再来的——我会再来的！”

鹿金 译

目录

版权信息

导读

初版本序

圣诞颂歌

第一节歌

第二节歌

第三节歌

第四节歌

第五节歌

A Christmas Carol

Stave One

Stave Two

Stave Three

Stave Four

Stave Five

编后记

版权信息

- 书名：圣诞颂歌

- 作者：【英】狄更斯

- ISBN：9787532746897

- 译者：汪倜然

- 责任编辑：黄昱宁

- 产品经理：@nachz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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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为谁吟唱圣诞歌？

朱绩崧

我大学念英文。有位老先生来教，看我们不思进取，甩下句话：“你们也算懂英文？知道狄更斯（他老人家念作“狄啃诗”）吗？他写小说，堆在一起，喏，”说着，上肢大展，作太极单鞭状，“这么厚，我都读过！这才叫懂点英文。”就这样，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70）在我心中扎了个死结：既向往，又害怕。一晃十年，我惊喜地发现，图书馆里那套伦敦老版的“狄啃诗”先生大全集也没闲着：忙于积灰，已是蓬头垢面。抓个来借书的90后，问：《孤星血泪》[1]看过吗？答：春哥出新片啦？

哼，大不列颠可忘不了老狄。牛津、剑桥的文学教授们就会说：狄公挺特卓异，秀出群伦，洵为说部之莎翁。综观国朝名宿，唯劳伦斯（D. H. Lawrence）差堪比肩，若詹姆斯（Henry James）、康拉德（Joseph Conrad）之辈，终非匹敌也。而就算没《双城记》、《远大前程》、《块肉余生述》[2]和《匹克威克外传》，至少还有圣诞节，年年岁岁提醒着三岛的老老少少：还记得狄更斯谱写的那一曲《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吗？大概是耶稣基督总和个“淘宝”快递员大爷Santa Claus作伴，太寂寞，那就给添个说书的吧。三个男人凑台戏，热闹。

写圣诞故事，前有古人，不是狄更斯首创，虽然他自诩首创；盖棺定论时发现，那更不是他强项。有的文学史干脆直书“《圣诞颂歌》断非狄氏佳构”。偏偏这册小书一下子红遍大西洋两岸，那是1843年。2003年，美国有学者做了统计，结论是：迄今为止，“狄氏”全部作品中，媒体（包括舞台、广播、电视、电影、磁带、光碟）曝光率最高的，恰是这部“断非佳构”。近一百七十年来，这部中篇深受追捧，倾倒众生。以致有人分不清来龙去脉，谁成就了谁，居然喊出：是狄爷爷发明了圣诞节！

书的情节很小儿科：斯克掳奇（Scrooge）是个入门级资本家兼骨灰级吝啬鬼。他在圣诞夜活见了几只鬼。老鬼马利（Marley），没做鬼前，是跟他合伙做买卖的，此番担任“碧落黄泉”旅行社的营销总监；三只小鬼各管一摊，“地陪”着他先后游历了前世、今生和未来。他遂顿悟前非，圣诞节当日即大力扶贫去也，遂为好人如初。

这样一篇斯克掳奇“殿”的“野猪大改造”，轴心就在于主人公“预览”沧海桑田后实现的精神“重生”——研究文学的都会这么分析。但原理和隔壁张家阿婆昨夜梦见持老年卡坐公交车一路“绿”灯，今晨便赶去“国泰君安”狂抛垃圾股一样。这只铁公鸡“涅槃”后，之所以大张旗鼓“自改革”，这边走亲戚，那厢送火鸡，必定是深刻认识到：宁不知鬼大与鬼小，“重生”难再得。前尘往事，是张爱玲的一句“世钧，我们再也回不去了”。RP既已如此，若不加班抢种福田，那明月夜，短松冈，就是俺的下场。可别忘了，他本质是生意人，就一个字：精。让主人公经营一份小本买卖，想来老狄自有一片良苦用心。盖生意人，英国之土特名产也。所谓“小商小贩之国”，亚当·斯密《国富论》提过，后来“出口转内销”，硬塞到了让海军元戎尼尔森（Nelson）打得折戟沉沙的拿破仑嘴里，竟成了扫帝国威风的第一大“厥辞”。但十九世纪的英国，最富“英国性”（Englishness）者，舍生意人，其谁？

至于表现技法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那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了《神曲》里的但丁（Dante）、维吉尔（Virgil）、贝雅特里齐（Beatrice），或者《西游记》书里的唐太宗、崔判官、朱太尉。通过这种“异次元空间”导游服务，只是想奉告各位看官：因果报应，循环不爽。而且，这不是瞎讲讲的：活动是半官方，非正式（皇帝老儿有VIP待遇，可同十殿阎君开一趟峰会）；参观的都是live show，效果不知比cosplay好到哪里去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负责护送客户安全抵家，偶尔会留下实物形式的“凭条”。和“85℃”门店提供免费试吃的手法大致相同，但目的截然相反：尝遍各色，诱尔多买西点；读通一篇，劝君少孳恶行。

※　※　※

虽说社会影响无尽的《圣诞颂歌》文学成就有限，可作为一部早期作品，它却很能反映作者日后的文化定位：鬼儿们调和Scrooge和Tiny Tim的矛盾；狄更斯调和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试看书中桩桩不平之事：

（1）天冷，雇员要铲点老板的煤生火取暖，行吗（又不是偷菜）？老板说：你丫想跳槽是吧？

（2）恋爱，女方办不起嫁妆（放在今天，更别提合资贷款买房了）。男方说：没事，分手好咯。

（3）还债，“贷方”严厉催逼，女子只得剪下一尺青丝，去当铺“盘活资金”。

……

小戏一折一折，幕后那位无情无义的导演，他姓“钱”。而有势有权的制片人，就是英雄、狗熊并造的所谓“时势”了吧。“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两类，渐行渐远，由此互相看着不爽，富的嫌贫，贫的仇富，这是物质文明勃兴的并发症。呈现在文学中，或作苦大仇深，或为皆大欢喜。英雄居上，狗熊处下，狄更斯游走于中间，时高时低，潜亢颉颃。所以，《双城记》那段荡气回肠的起首，那种希望与恐惧熬炼出的浓情，非置身于他这位置（他的根据地始终是小资产阶级）不能一气呵出。但老狄到底是水瓶座，缺乏狮子座（如拿破仑）一腔暴力的热血，政治上“左”摇“右”晃，瓶子倒出墨水来，终究是要浇灭阶级仇恨的星星之火。他想让读者连同小丁姆（Tiny Tim）一起看到，斯克掳奇还不至于猪油蒙心，糊涂到“怪力乱神”都不信了。也就是说，虽然以此君为代表的某些有钱人很坏，但善根未萎，只须当头一瓶冷水，醍醐灌顶，包管天良复苏。无怪乎一针见血的奥威尔（George Orwell）会说：“凡成年人，读狄更斯，无不能感知到其局限性。”

有趣的是，正是局限性，成全了狄更斯一代盛名。与其说他文采风流，气度潇洒[3]，不如说是“日不落”帝国那八荒叱咤、四海宗盟的鼎盛“时势”需要一派贵贱齐乐、贫富共荣的后院文化，碰巧假他之手。1855年，狄更斯在一场《圣诞颂歌》朗读会后明确表态：定不负“座中君子淑女厚望”，誓将“雅俗文学熔钧一炉”，志作大众的“同志友朋”。他说到做到，拼命、“多线程”地写书、办刊、演戏、开作品朗读会——只落得寿期花甲，过劳早亡。与此同时，英语渐渐成了大众易读能懂的拉丁文，登堂入室，在巍巍学府中也开设了课目，英语小说借此东风，风靡一时。你且一个人闷头啃狄更斯，那几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竟是鼓吹“温良恭俭让”的价值观，末了还有念诵了千年的“阿门”作结。试问：你还有心思揭竿起义吗？是呀，斯克掳奇都能一夜之间摇身变作救苦救难的观音，连没钱都敢和姑娘“发生恋爱”[4]的外甥都认了，大英帝国还要革命做什么？有狄更斯，就有了金瓯永固，华胥长宁。巧得很，他本人与写《名利场》并自绘精美插图的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素为同行冤家，后来场面上和解了，靠的还就是一册《圣诞颂歌》赠书。

换个视角，也能注意到：故事里的穷苦人，成年的个个有气节，是“倔强的萝卜”。女子决计不会去发廊、洗头房打工，赚鬻皮市肉的快钱。小丁姆更是可爱如人参娃娃，和摸钱包、偷手机、受“遥控”乞讨完全扯不上边儿。等待鬼使神差的救赎，须得秀出点“君子固穷”的风采，即基督宗教号召的“神贫”。因贫穷而堕落——可耻！狄更斯会在后来的小说里提醒世人。

※　※　※

喻宗教文学为宇宙，则劝人行善是火星。围绕着它，《圣诞颂歌》唱到如今，不曾销声歇响。读完这类作品，很把其寓意当一回事，自然会端正人生态度，不至迷失本我，放浪红尘。

奥威尔觉得狄更斯批评现实社会，逃不出道德范围，似颇不屑。本书势难入他法眼。然而，此时彼时，道德不都是一个繁荣的社会最需要用来维护和谐、保持稳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法宝吗？基于这一理由，我谨推荐本书给以下几类人群（恕有交集）雅读：

（1）有潜力骑“欺实马”的“富二代”；“一代”能加入进来，更是求之不得。

推荐理由：本书向为富不仁敲响了和声细气的警钟。

推荐指数：★★★★★

（2）中低收入阶层。

推荐理由：维多利亚朝的英国也有“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返躬自省，何苦甘为股疯，争当房奴？

推荐指数：★★★★☆

（3）带孩子看过金凯利（Jim Carrey）主演的迪士尼新片《圣诞颂歌》的家长及他们的孩子。

推荐理由：不是都很热衷于双语教育吗？为什么教（逼？）孩子读书仅满足于“Meet Sandy and Sue”，而放任“狄啃诗”委骨穷尘？且须知文字生形象，有时比形象更生动（金庸迷皆可作证）。用经典的文学来启迪稚嫩的思维，不失为教子义方。

推荐指数：★★★☆☆

（4）爱打电子游戏者。

推荐理由：说到电子游戏，70后到00后，没玩过的颇少，没玩够的极多。虚拟世界的惯性，无形但有力，有把现实生活冲击得支离破碎的动能。游戏的教旨和本书的哲学恰是背道而驰。前者的胜场，更是害处，在于培养玩家对一种低技术含量的“重生”的依赖：被爆头了？被秒杀了？——没事，存过盘了。相形之下，斯克掳奇的“重生”，不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至少也是提心吊胆，惊魂动魄，触景伤情，如此一宵三度，才换得来。读完本书，明白一个道理：人生，无盘可存。唯有珍重当下，方可确保“通关”。

推荐指数：★★★★★

（5）我在复旦英文系的学生们。

推荐理由：见下文。

推荐指数：★★★★★

（6）其他。

推荐理由：同上。

推荐指数：★★★★★

※　※　※

翻了翻伦敦“好的书多囤”出版社（Hodder & Stoughton）1911年印行的《圣诞颂歌》，看到传说中的插图名家A. C. Michael[5]几帧动人的作品。合上这本行将百岁的小书，算了算，我和我的第一个圣诞节也已经相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我上幼儿园时，圣诞节在中国尚属小众。某年12月24日夜，爸爸开到个“后门”，带我去教堂看“西洋镜”。有生第一次熬夜，第一次听唱诗班引吭，第一次瞻领弥撒，第一次看见圣诞老人——芸芸信众中，爸爸高高抱起我，好让我握到那位红衣白须老爷爷的手。我真的握到了。那种感觉，就是梁静茹说的：“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次日睡醒，床头放着《圣诞颂歌》的连环画。根据爸爸的陈述，是圣诞老爷爷看我睡得香，悄悄爬进窗户来送给我的，而我袜子太小，书塞不下……时过境迁，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大陆的日历上，12月25日也会标注成公共假日吧。

上周末散课前，我对学生们说：下个月是圣诞节，大家回去请读Charles Dickens的A Christmas Carol。午饭时，我问其中两位：圣诞节对你们来说，可有什么意义吗？她们呵呵一笑：还不就是购物吗？我想：对哦，“来福士”给打折，“梅龙镇”有送券。此外，还可到“威斯汀”大餐一顿，去“钱柜”麦霸一宿。送礼的必须抓紧，表白的不妨提前。只是，细思量，这甜蜜蜜的圣诞节，对中国人，还有其他什么普遍的意义？我一时想不起。

所以，在这种为GDP而圣诞节，而圣瓦伦丁节，而感恩节，而复活节，而母亲节，而父亲节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的“王者归来”，应能起到一点补益作用，引领大众返本归真，一年里还能有这么三两天，放下手边的忙碌，填上心头的虚空，重温“信仰”的意义和“真善美”的价值。这也正是我给学生们布置这项阅读功课的区区用意所在。请别说我有鼓动他们皈依基督宗教之嫌，我自己尚是“雷人”（layman）一个。只是希望他们和我都能把“信仰”建立在“真善美”这块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上。

因《纳尼亚传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而渐为我国读者所知的刘易斯（C. S. Lewis）曾说：世上文人分二类。一如多恩（John Donne），诗言何物，了然于胸，故读其作，所知所解，无以复加；一如斯宾塞（Edmund Spenser），下笔不知所云，故读其作，如临渊照影，清不见底，洵为无尽藏也。[6]在我看来，老狄兼有这两类的特点，他不工诗，不谈玄，只是把小说的根基简简单单、扎扎实实地植在了人性的大悲大喜、大是大非中：对善的“无尽”潜力始终抱定信心，对恶的危害也“了然于胸”。和“文青”们敬畏若坛城本尊的乔伊斯（James Joyce）迥异，狄更斯的妙相庄严，金刚怒目也好，萨埵低眉也罢，都是献给普罗大众的。也许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英国圣诞文学的佳构，勃朗宁（Robert Browning）名诗《圣诞前夜》（Christmas Eve）人气逊《圣诞颂歌》多矣。后者让我们恍然大悟：圣诞节不是一道吃鹅还是吃火鸡的客观题，而是一道反省人与人之间——既然都（据说）是神的创造——应当如何互助互爱的主观题。当且仅当斯克掳奇、小丁姆和那几只鬼合伙对我们“发明”这道题目的答案时，狄更斯才算“发明”了圣诞节。

今年深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唱响《圣诞颂歌》，为我们每一个人。

扩展阅读

Dowling，David，ed. Novelists on Novelists. Atlantic，NJ：Humanities，1983.

Eagleton，Terry. 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London：Verson，1978.

Kucich，John. “Dickens.”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 John Richetti. New York：Columbia UP，1994. 381406.

Miller，J. Hillis. Charles Dickens：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Harvard UP，1958.

Orwell，George. 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 and Other Essays. Harmondsworth，Gt. Brit.：Penguin，1965.

Parker，David. Christmas and Charles Dickens. AMS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AMS，2005.

Paroissien，David. 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 Malden，MA：Blackwell，2008.

[1] 译制片，改编自《远大前程》，摄制于1945—46年，John Mills和Valerie Hobson主演，1948年获美国奥斯卡两项大奖和三项提名，为最早获得美国奥斯卡黑白片摄影奖和黑白片美工奖的英国影片。

[2] 此名为林琴南所译，今通作《大卫考坡菲》。

[3] 读读英美同行们，无论平辈抑或后辈，对他的评价，你会发现那不是狄更斯，那是个浑身土气的刘老根儿。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文人相轻，是三人成虎。

[4] 本版译者汪倜然先生（1906—88）是老辈文人，笔法忠实原著，淡然有古人风，部分白话堪称“五四”语言标本，给我印象最深者莫过此句。而其出注详明，钩沉抉隐，又足见治学谨严。

[5] 生卒年不详，1903—28年间，为众多儿童读物绘图，画风线条奔放，色彩浓郁。

[6] 我的老师陆谷孙教授刚来电邮说：“C. S. Lewis的评价向有争议，我对Donne和Spencer的看法与他恰好相反。”

初版本序

我在这本讲鬼的小书[1]里，竭力想召来一个“意念之鬼”，它决不致使我的读者们对于他们自己，对于彼此之间，对于这季节，或是对于我，感到不愉快。愿这个鬼愉快地出没于他们的屋子里，而没有人想要去驱除它！

他们的忠实的朋友和仆人

查尔斯·狄更斯

一八四三年十二月

[1] 这是狄更斯写的第一篇圣诞故事，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一年他目睹天寒岁暮，平民生活困苦，为唤起对于平民的同情，他创作了这篇小说，在圣诞节前出版。法国作家莫洛亚在他的《英国名人研究》的狄更斯篇中，开头写道：“一八七〇年当狄更斯的死讯传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家庭中时，人们就像死掉了亲人一样。一个小孩问道：‘如果狄更斯先生死了，圣诞爷爷是不是也会死呢？’”可见本书影响之大。

第一节歌[1]

马利的鬼魂

话说马利死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在他安葬的登记簿上有牧师、办事员、殡仪承办人和主要送丧人的签字。斯克掳奇在上面签了字。而斯克掳奇的这姓氏在交易所里是很吃得开的，不管他高兴着手干什么事情都行。

老马利已经像一只门钉似的死绝了[2]。

请注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凭自己的知识，知道一只门钉会死绝到什么程度。我自己倒还是想把一只棺材钉当作五金业买卖中最死绝的东西。但是门钉这个比喻表现了我们祖先的智慧，我不应该用我这双不敬神明的手来窜改它，否则我们的祖国就要完蛋了。因此，请诸位准许我再强调地说一次：马利已经像一只门钉似的死绝了。

斯克掳奇是否知道马利死了呢？他当然是知道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呢？斯克掳奇同他合伙做生意已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斯克掳奇是他唯一的遗嘱执行人，唯一的财产管理人，唯一的财产受让人，唯一的剩余财产受赠人，唯一的朋友和唯一的送葬人。斯克掳奇并不因为这丧事而感到极度悲伤，竟然在老马利落葬那一天仍然是一位出色的生意人，做了一笔挺上算的交易来举行这次葬礼。

谈到马利的落葬，我又得从头说起。毫无疑问，马利已经死了。这件事情一定要领会得一清二楚，否则，我下面要讲的故事就一点也不稀奇了。正好像我们若不是深信哈姆雷特的父亲是在戏开场以前就死掉的，那末，他夜里冒着东风漫步在自己的城堞上，也就同任何别的中年绅士在天黑以后鲁莽地出现在一个风飕飕的地方——比方说圣保罗大教堂的坟场吧——来吓唬吓唬他那个懦怯的儿子，一样地不足为奇了。

斯克掳奇始终没有把老马利的姓氏涂掉。好些年以后，货栈的大门顶上还是这几个字：“斯克掳奇与马利”。这家商行就叫做“斯克掳奇与马利”。刚做这行买卖的人，有时候把斯克掳奇叫做斯克掳奇，有时候把他叫做马利，但不管叫哪个姓氏他都答应。对于他，这反正都是一样。

咳，斯克掳奇这人才真是一个死不松手的吝啬鬼！一个巧取豪夺、能搜善刮、贪得无餍的老黑心！又硬又厉害，像一块打火石，随便哪种钢从它上面都打不出什么火星来；行迹隐秘，沉默寡言，孤单单的，像一只牡蛎。他心中的冷酷，使得他那苍老的五官冻结了起来，尖鼻子冻坏了，脸颊干瘪了，步子也僵硬了；使得他的眼睛发红，薄薄的嘴唇发青；说话精明刻薄，声音尖锐刺耳。他头发已经白得像霜一样，一双眉毛和瘦削结实的下颏也都是这样。他总是带着自己一身的冷气，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在大热天里，他使自己的办公室冰冻起来；即使到了圣诞节，还是不让气温上升一度来解冻。

外界的转冷变热，对于斯克掳奇丝毫不起作用。无论怎样炎热都不能够使他温暖，无论怎样酷寒也不能够使他发冷。风随便刮得怎样凶，也比不上他的心那样狠；雪随便下得怎样猛，也比不上他求财之心那样迫切；淫雨随便下得怎样大，也比不上他那样从来不听人恳求。恶劣的气候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制服他。即使顶猛烈的雨、雪、冰雹和雨夹雪也只有一点可以自夸胜过他。它们常常“出手”很大方，而斯克掳奇却是从来不会这样的。

在街上，从来没有人迎上他，用一种高兴的神情对他说：“亲爱的斯克掳奇，你好吗？你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没有哪一个乞丐会请求他施舍一个小钱，没有哪一个儿童会问他现在是几点钟。在斯克掳奇的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向他问过去某个地方的路。连瞎子养的狗似乎都认得他，一看见他走过来，就赶快拖着它们的主人躲到门洞子里，或者跑进院子里去；接着它们还会摇摇尾巴，仿佛在说：“失明的主人啊，生着一双凶恶的眼睛，还不如没有眼睛的好！”

但是斯克掳奇才不在乎这一切呢！这种情形正是他所欢迎的。对斯克掳奇来说，在拥挤不堪的人生道路上，侧着身子一路挤过去，同时叫人世间的同情心都对他远而避之，这正是那些明眼人所说的“正中下怀”之事。

话说从前有一次——偏偏是在一年之中的这个最好的节日，圣诞节的前夜——老斯克掳奇坐在他的账房里忙着。天气阴寒砭骨，而且有雾；他听得见外面院子里人们喘着气在走来走去，用手拍着胸部，用脚在石板地上跺着取暖。城[3]里钟楼上的大钟刚刚敲过三点，但是天色已经很黑了。——这一整天就没有怎么亮过——附近那些办公室的窗子里，蜡烛光都已经在闪耀着，仿佛给这触摸得着的棕色空气[4]抹上了一些红颜色。雾从每一道隙缝和每一个钥匙孔里涌进来；在户外，雾浓得连对面的屋子（虽然只隔着一个极其狭小的院子）看上去也好像幻影一样了。看见这片阴暗的云雾低垂下来，遮蔽住一切东西，人们不禁要以为大自然就住在附近，正在那里大规模地酝酿着气候的剧变。

斯克掳奇账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时刻注意他的办事员，那人坐在外面那间像一只水槽似的阴森的斗室里，正在抄写信件。斯克掳奇屋子里生着一炉很小的火，可是办事员的那炉火比他的还要小得多，看起来就像是只烧着一块煤。他可没法加点煤上去，因为斯克掳奇把煤箱放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只要这办事员拿了煤锹进去，老板就准要预告说，他们看来非分手不可了。于是办事员只得披上了白围巾，尝试着好歹就在蜡烛上面取点暖；可惜他并不是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人，他这番努力失败了。

“祝圣诞快乐，舅舅！上帝保佑你！”一个快活的声音说。说话的人是斯克掳奇的外甥，因为他来得这么突然，斯克掳奇直到听见他的声音，才知道他来了。

“呸！”斯克掳奇说。“胡闹！”

斯克掳奇的这位外甥，因为是冒着迷雾和浓霜匆匆赶来，走得很热，所以满面红光，脸儿又红润又漂亮；他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的呼吸又冒起热气来了。

“圣诞节是胡闹，舅舅！”斯克掳奇的外甥说。“你的意思不会真是这样吧，我相信！”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斯克掳奇说。“快乐的圣诞节！你有什么权利可以快活？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快乐？你是够穷的啦。”

“得了，”他的外甥快活地回答说。“你有什么权利可以不快活？你有什么理由可以闷闷不乐？你是够富的啦。”

斯克掳奇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答语来，就又说了声“呸！”接着又是一声“胡闹！”

“不要怄气嘛，舅舅！”外甥说。

“我不怄气怎么办，”舅舅回答说，“我就生活在这么一个满是傻瓜的世界里！快乐的圣诞节！滚它的快乐圣诞节！对你说来，圣诞节不过是一个没有钱还账的时节；一个发现自己大了一岁，可是随着时光流逝并不多一点钱的时节；一个年底结账[5]，结果发现整整十二个月里笔笔账都闹亏空的时节；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我的愿望能够实现的话，”斯克掳奇愤怒地说，“凡是跑来跑去把‘快乐的圣诞节’挂在嘴上的痴子，都应该把他跟自己的布丁一起煮熟了，再给他当胸插上一根冬青树枝[6]，埋掉拉倒。他活该！”

“舅舅！”外甥恳求道。

“甥儿！”舅舅严厉地回答，“你照你自己的方式去过圣诞节，让我照我自己的方式来过圣诞节吧。”

“过节！”斯克掳奇的外甥重复了一遍。“但是你并不过节呀。”

“那末，就让我不过节吧，”斯克掳奇说。“但愿这个节日会给你许多好处！它到底给过你多少好处呀！”

“有许多事情，我本来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可是我并没有去捞好处，我敢说，”他外甥回答。“圣诞节就是其中的一桩。但是我确信，我每逢这个节日到来的时候——且不说它那神圣的名字和起源所引起的崇敬，如果任何属于圣诞节的事情可以撇开这种崇敬不谈的话——我总是把它当作一个好日子，一个友好、宽恕、慈善、快乐的日子；据我所知，在漫长的一年之中，只有在这时节，男男女女才似乎不约而同地把他们那紧闭的心房敞开，把那些比他们卑微的人真的看作是走向坟墓的旅伴，而不是走向其他路程的另一种生物。因此，舅舅，圣诞节虽则从来没把丝毫金银放进我的口袋，我还是相信它的确给了我好处，而且以后还会给我好处；所以我说，上帝保佑它！”

待在“水槽”里的那个办事员禁不住喝起彩来。他立刻感觉到这是越轨的举动，就去拨弄那炉火，却把最后一颗微弱的火星都就此弄熄了。

“我如果听见你再哼一声，”斯克掳奇说，“那你就丢了你的饭碗，去过你的圣诞节吧！你真是一位蛮有力的演说家，阁下[7]，”他接着转身向着他的外甥说。“我奇怪的是，你怎么不进国会去。”

“不要生气，舅舅。来吧！明天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

斯克掳奇说他宁愿先看见他外甥……[8]是的，他的确是这样说的。他把这句咒人的话全讲了出来，说是他宁愿先看见他外甥死难临头。

“这是为什么呢？”斯克掳奇的外甥叫道。“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结了婚？”斯克掳奇说。

“因为我当初发生恋爱了。”

“因为你当初发生恋爱了！”斯克掳奇咆哮着说，仿佛这是世界上唯一比快乐的圣诞节更荒唐可笑的事情。“再见！”

“不，舅舅，即使在我结婚以前，你也从没有来看过我呀，干吗现在要把这件事作为不来的理由呢？”

“再见，”斯克掳奇说。

“我不需要你给我任何东西；我不向你要求任何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友好相处呢？”

“我如果听见你再哼一声，”斯克掳奇说，“那你就丢了你的饭碗，去过你的圣诞节吧！”

“再见，”斯克掳奇说。

“看见你这样坚决，我心里实在觉得难过。在我们两人的争吵里，我从来不是一个参与者。我如今作这次尝试，是为了向圣诞节表示敬意，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圣诞节欢乐心情保持到底。我还是要祝你圣诞快乐，舅舅！”

“再见！”斯克掳奇说。

“并祝新年快乐！”

“再见！”斯克掳奇说。

然而他外甥还是不说一句生气的话，就离开了这房间。他在外面门口停了一下，向那办事员致以节日的祝贺，而那人虽则身上寒冷，心里却比斯克掳奇温暖得多，因为他满腔热诚地回答他的祝贺。

“又是一个这号人，”斯克掳奇偷听到他的答话，嘀咕道，“我这个办事员，一个礼拜赚十五个先令，有老婆和一家子人，却还在说什么圣诞快乐。我真要躲进疯人院[9]去啦。”

这个疯子放斯克掳奇的外甥出去时，同时放了另外两个人进来。他们都是肥头胖耳的绅士，看起来很够味儿；这时都脱下了帽子，站在斯克掳奇的办公室里。他们手里拿着簿册和一些纸张，向他鞠躬致意。

“是斯克掳奇与马利商行吧，我相信，”绅士中的一个说，参看着他手中的那张表。“请问阁下是斯克掳奇先生，还是马利先生？”

“马利先生已经死了七年啦，”斯克掳奇回答。“他是七年前去世的，就在今天这样的圣诞夜。”

“我们深信，这位健在的合伙老板的慷慨之心一定不下于他的，”这位绅士说，一面拿出证明文件来。

这倒确实如此；因为他们一直就是两个性格相同的人。一听见“慷慨”这个不祥的字眼，斯克掳奇就眉头一皱，摇摇头，把证明书还给了他。

“逢到一年之中的这个节日，斯克掳奇先生，”这绅士说，拿起一枝笔来，“我们就格外需要替那些穷苦人，稍微提供一点补助物品，因为他们目前受苦受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人缺乏日用必需品；几十万人缺乏生活福利上所需要的东西，先生。”

“难道没有监狱么？”斯克掳奇问。

“监狱多得很，”那绅士说，又把笔放下来。

“还有恤贫局办的贫民习艺所[10]呢？”斯克掳奇问。“现在还办不办？”

“都办的。可是，”这绅士回答，“我但愿能够说一声，它们都不办了。”

“那末，踏车[11]和济贫法[12]现在还都在发挥充分的威力啰？”斯克掳奇说。

“两者都忙个不停，先生。”

“哦！我起先听了你的话，还生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它们不能够进行这种有益的工作，”斯克掳奇说。“现在听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

“我们因为认识到，它们对于大众几乎无法提供什么基督教式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愉快，”那绅士答道，“我们这几个人才正在努力想筹集一笔钱来给穷人们买一点肉、酒以及御寒的东西。我们选择这个时节，是因为这时节穷人们最感到困苦拮据，而有钱人最兴高采烈。我给您写上多少？”

“什么也不要写！”斯克掳奇回答。

“您是想要匿名？”

“我想要不受打搅，”斯克掳奇说。“既然你问我想要什么，先生们，这就是我的答复。我自己在圣诞节不寻欢作乐，我也没那么多钱来让懒汉们寻欢作乐。我帮着维持刚才我提到过的那几个机构，它们要的钱已经够多的了；那些景况不好的人都应该到那里去。”

“有许多人不能到那里去；还有许多人宁死也不肯去。”

“如果他们宁愿死的话，”斯克掳奇说。“他们还是死掉的好，同时还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况且——对不起——我不了解这种事情。”

“但你也许是了解的，”那位绅士说。

“那不关我的事，”斯克掳奇回答。“一个人管好他自己的事情，别去干涉别人的事情，也就足够了。我自己的事情一直使我够忙的。再见，先生们！”

这两个绅士清清楚楚地看出，再说下去也还是没有结果的，就告辞了。斯克掳奇继续做他的事情，对于自己更加满意了，而且情绪也比往常轻松了。

这时候，雾更浓了，夜色也更黑了，有些人拿着耀眼的火把[13]跑来跑去，为人们照明。他们走在马车的马匹前面，给这些马车带路。礼拜堂的古老的钟楼已经看不见了，里面有一口声音粗粝的老钟，老是从墙上一个哥特式[14]的窗子里偷偷地向下看着斯克掳奇，它在云端里报时和报刻，敲过以后发出一阵颤抖的尾音，仿佛它的头伸在高空里，给冻坏了，牙齿在打战。寒气更酷烈了。在大街上，院子的转角处，有几个工人正在修理煤气管，在火盆里生起了熊熊的一大堆火，一群衣衫褴褛的大人和小孩围在这火盆的周围，暖和暖和他们的手，兴高采烈地冲着火光眨眼。水龙头呢，因为这时没人去睬它了，它那溢出的水愤懑地冻结起来，变成厌恨人类的冰块。店铺里灯火明亮，人们经过时，苍白的脸给照得红彤彤的。冬青树的枝条和红果，给橱窗里的灯光烘得哔剥作响。家禽铺和杂货店里的生意成为一种绝妙的赏心乐事，一种壮丽的庆祝大典，人们简直无法相信，那种乏味的讨价还价和廉价出售的原则会跟它有什么相干。市长[15]大人在他那高大府邸的壁垒里，命令他的五十名厨子和管家把圣诞节过得像市长府邸应当过的那样。连那小裁缝，上星期一因为喝醉了酒在街上打架，被市长罚款五先令，这时也在他的阁楼里搅着明天要吃的布丁；他那瘦小的老婆呢，带着娃娃上街去买牛肉了。

雾更加浓了，天更加冷了，冷得彻骨切肤，无孔不入。如果仁慈的圣邓斯丹[16]不用他那使惯的武器，而用一点儿这样的寒气来钳住恶魔的鼻子，这恶魔也一定会有强烈的理由大声叫嚷！有个小孩子，瘦削的鼻子给这饿慌了的寒风咬住了咀嚼着，像狗啃骨头似的，这时正蹲下身来，凑着斯克掳奇门上的钥匙孔，献唱一支圣诞欢歌；但是斯克掳奇一听见歌儿的开端：

上帝保佑你，快乐的先生！

愿你一切如意，无忧无虑！[17]

他就马上抓起戒尺，动作极其迅猛，吓得那唱歌的人慌忙逃走，让迷雾以及与之臭味相投的寒气钻进钥匙孔去。

最后，账房间关门的时候到了。斯克掳奇才不乐意地从圆凳上爬下来，对那在“水槽”里等待下班的办事员默认时间已经到了，那办事员便立刻剪熄了蜡烛，戴上了帽子。

“我看你明天想歇一整天吧？”斯克掳奇说。

“如果方便的话，先生。”

“不方便，”斯克掳奇说，“而且也不公平。如果我因为这个缘故，扣掉你半个克朗[18]，你不就要以为自己吃亏了么？这我可以保证。”

办事员勉强地笑笑。

“然而，”斯克掳奇说，“我付了一天的工资，没有人替我工作，你倒不认为我吃亏了。”

办事员说，这只不过是一年一次嘛。

“每逢十二月廿五，就要扒掉人家一笔钱，这实在不成其为借口！”斯克掳奇说着，把大衣直扣到下颌边。“但是我看你是非要一整天不可的啰。后天早晨可要来得更早些！”

办事员答应他一定来得更早些，斯克掳奇就抱怨一声，走了出去。一眨眼工夫，账房间的门关上了，办事员便围上白围巾，围巾两头一直挂到腰下面（因为他没有大衣可以夸耀），他跑到康希尔街结了冰发滑的人行道上，跟在一长行小孩的末尾，溜了二十遍，用以庆祝这个圣诞节前夜，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到堪姆登镇[19]自己家里，好去玩捉迷藏游戏。

斯克掳奇呢，在他去惯的那家凄凉的小客店里，吃了他那顿凄凉的晚餐；他把所有的报纸全读过了，并且把晚上其余的时间消磨在他的银行账目上之后，才回家去睡觉。他所住的这几个房间，从前是属于他那已故的合伙人的。这是一套阴暗的房间，在院子后面一幢阴郁的建筑内。这幢房子跟这个院子毫不相干，人们不禁会想象：它一定是在它还是新房子的时候，跟别的房子玩捉迷藏，跑到那儿去了，就此忘掉出来的路径。它现在已经老得很了，而且凄惨得很，除了斯克掳奇之外，没有别人住在里头，别的房间都租出去作为办公室了。院子里黑得很，斯克掳奇虽然连那里的每一块石头都很熟悉，也不得不用手摸索着走。在那漆黑古老的大门上，霜厚雾浓，看起来好像气候之神就坐在门槛上静默志哀。

“我看你明天想歇一整天吧？”斯克掳奇说。

事实上，说起门上的那个门环，它除了很大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这也是事实，在斯克掳奇居住在这地方的整个时期里，他每天早晚都看见这个门环；何况他也像伦敦城里的任何人一样——说句大胆的话，甚至连市府当局、长老议员[20]和那些穿制服的人[21]在内——是一个很少有所谓幻想的人。此外我们还得记住，斯克掳奇自从那天下午提到他那死去了七年的合伙人以来，还没有再想到过马利。那末，如果有哪一位能够解释个中道理的，就请他来解释给我听吧：怎么搞的，当斯克掳奇把他的钥匙插入门上的锁孔时，这期间那门环本身一点儿也没有发生过变化，然而斯克掳奇看见的却不是一个门环，而竟是马利的脸儿。

马利的脸。它不像院子里其他的东西那样，笼罩在深不可测的阴影里头，而是带着一种惨淡的亮光，好像黑暗地窖里的一只腐烂的龙虾。那张脸既不在生气，也并不狰狞可怕，只是对斯克掳奇看着，像马利生前看他那样，一副鬼相的眼镜架在他鬼相的额角上。头发在古怪地飘动着，仿佛是被呼吸或热气吹拂着；而且，两只眼睛虽然是大张着的，却一动也不动。这种神情，再加上它那青灰的肤色，使得它狰狞可怕；但它的可怕，与其说是它自身表情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是它自己无法控制的脸相。

当斯克掳奇紧盯着这怪现象看时，它又变成一个门环了。

如果说斯克掳奇并不惊骇，或者说他的血脉里并没有产生自出娘胎以来从未有过的恐怖之感，那未免不符事实。可是他把手又搁在他刚才放开的钥匙上，用力把它转了一下，就开门进去，把蜡烛点起来。

他的确站住了，踌躇了片刻，才关上大门。他也的确先小心地对门背后望望，仿佛他多少在期待会看见马利的辫子[22]伸进穿堂，使他自己大吃一惊。但是门背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那钉住门环的螺钉和螺帽，因此他说了两声“呸，呸！”就嘭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关门声像打雷似的在全屋里产生了回响。楼上的每一个房间和下面酒商地窖里的每一个酒桶，都似乎各自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回声。斯克掳奇并不是一个会被回声吓住的人。他闩上了门，走过穿堂，走上楼去，还是慢吞吞地边走边修剪着烛芯。

你也许会含混地谈到：驾一部六匹马的大马车，驶上一道古老的楼梯，或者冲破国会里新通过的一道坏法案[23]；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大可以把一辆柩车驶上这道楼梯，而且是横着上去，车辆的横木对着墙壁，车后的门对着栏杆，而且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那楼梯的宽度足够让人这样做，而且地位还有多余；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斯克掳奇才自以为看见一辆机动柩车，在幽暗中在他面前行驶着。外边街上的六七盏煤气灯都不会把这条过道照得很亮，因此你可想而知，单靠斯克掳奇的一支小蜡烛头，这里当然是很暗的。

斯克掳奇还是往上走，丝毫不理会这一点。黑暗不用费钱，所以斯克掳奇喜欢黑暗。但是他在把他那扇沉重的房门关上以前，先在几个房间里走了一遍，看看一切是否都对头。他还相当记得那张脸儿，所以要这样做一下。

起居室、卧室、杂物室，都依然如故。台子底下没有人；沙发底下没有人；壁炉里生着一堆小火；汤瓢和餐盆都已准备好；一小锅燕麦粥（斯克掳奇的脑袋着了点凉）搁在炉边的保温铁架上。床铺底下没有人；壁橱里没有人；他的晨衣挂在墙上，模样颇为可疑，但是里面也没有人。杂物室跟平时一样。一块旧炉栅、几双旧鞋子、两只鱼篓子、一个三只脚的脸盆架以及一根拨火棒。

对一切都觉得放心之后，他便关上房门，把自己反锁在里面；用双重锁把自己反锁在里面，这可是一反他向来的习惯的。这样部署妥当，不会有遭受突然袭击的危险了，他才解下领巾，穿上晨衣和拖鞋，戴上睡帽，在壁炉前坐下来，吃他的燕麦粥。

壁炉里的火确实非常微弱；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夜间，这点火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只得靠近壁炉坐着，并且俯身在炉火上，才能从这一点点燃料上得到极细微的温暖。这壁炉是个古老的东西，是很久以前一个荷兰商人造的，周围砌着古色古香的荷兰瓷砖，上面的图画描绘了《圣经》中的一些故事。砖上有该隐和亚伯、法老的女儿们、希巴女王、驾着鸭绒垫般的云朵从空中下降的天使们、亚伯拉罕、伯沙撒[24]、乘着黄油碟子般的船只出海的使徒们，一共有几百个人物来吸引他的注意力；然而死了七年的马利的脸儿，却像古先知的杖[25]似地出现，把其他人物全都吞没了。如果每一块光滑的瓷砖起先都是空白的，却有法力把他思想中杂乱无章的片段拼成一幅图画的话，那末，每一块砖上都会有一幅老马利的脑袋的复本。

“胡闹！”斯克掳奇说，一面朝房间的另一头走去。

兜了几圈之后，他又坐下来。当他把头朝后靠在椅背上时，他的目光凑巧落到一只铃上，这只铃挂在房间里，已经不用了，它是同屋子里最高一层楼上的一个房间连接着的，至于当初装着作什么用，如今已被人忘记了。看着看着，他看见这只铃摇摆起来，不禁大为惊诧，并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莫名其妙的恐惧。起初，这铃摇摆得非常轻微，简直一点声音也没有；但是不久响声就大起来了，屋子里的每一只铃也都响了起来。

黑暗不用费钱，所以斯克掳奇喜欢黑暗。

这样大约响了有半分钟，或者一分钟，但是好像有一个小时之久。铃声一齐停止了，正像刚才一齐响起来一样。接着是一阵从下面深处发出的铛锒锒的声音，仿佛有人在酒商的地窖里把一根沉重的链条从一只只酒桶上面拖过去。斯克掳奇这时候才想起听人说过，在凶宅里的鬼是拖着链条的。

地窖的门嘭的一声打开了，于是他听见下面地板上的声音更加响了；接着响到楼梯上来了；接着一直响到他房门口来了。

“这还是胡闹！”斯克掳奇说。“我不相信。”

然而，它片刻不停地穿过那道厚重的门，一直跑到房间里来了，斯克掳奇亲眼目睹之下，脸色都变白了。它一进来，那快要熄灭的火焰就蹿了起来，好像在叫道，“我认识他，那是马利的鬼魂！”说完火光又低落下去。

还是这张脸儿，一模一样。马利拖着辫子，穿着平时常穿的背心、紧身衣裤和皮靴；靴上的流苏倒竖着，像他的辫子、他的上装下摆以及他的头发一样。他拖着的那根链条绕在他的腰际。链条很长，像一条尾巴似地缠在他身上；它是由（因为斯克掳奇看得很仔细）一些银箱、钥匙、挂锁、账簿、契据和钢制的钱袋等组成的。他的身体是透明的，因此斯克掳奇在注视他时，能够透过他的背心，看见他上装背后的两颗纽扣。

斯克掳奇常常听到人家说，马利是没有肚肠心肺的，他以前一直不相信，但是现在亲眼看见了。

不，即使到现在，他还是不相信。他虽然对着这幻象看了又看，而且眼见它站在自己面前；虽然感到它那死亡般冰冷的眼睛阴气袭人，而且注意到那条围住他脑袋和下颌的围巾是什么质料（这条围巾他以前从没看见过），他还是不相信，还是疑心自己看错了。

“怎么啦！”斯克掳奇说，仍然是又尖刻又冷酷。“你找我有什么事？”

“事情多着呢！”——毫无疑问，这是马利的声音。

“你是谁？”

“你该问我从前是谁。”

“那末，你从前是谁？”斯克掳奇提高嗓子问。“你真爱挑剔，鬼透啦。”他本来想说“阴透啦”[26]的，但是改用前面的说法，以为似乎更确切些。

“我生前是你的合伙人，雅各·马利。”

“你能不能够——能不能够坐下来？”斯克掳奇问，满腹狐疑地看着他。

“那末，你从前是谁？”斯克掳奇提高嗓子问。

“我能够。”

“那末，坐下来吧。”

斯克掳奇问这句话，是因为他不知道像这样一个通体透明的鬼能不能坐到椅子上去；他以为，这鬼如果不可能坐下的话，那就免不了要作一番尴尬的解释。但是这个鬼已经在壁炉的对面那边坐下了，仿佛它惯常都是这样做的。

“你不相信我，”鬼说。

“我不相信，”斯克掳奇说。

“除了你自己的感觉之外，你要有什么证据才能相信我真的在这儿呢？”

“我不知道，”斯克掳奇说。

“你为什么怀疑你自己的感觉？”

“因为，”斯克掳奇说，“只要有一点儿地方不对头，感觉就会失常的。譬如说胃里稍微有点不舒服，感觉就会靠不住。你也许是一小块未消化的牛肉、一摊芥末、一片干奶酪的碎皮、一块没有煮熟的马铃薯。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身上的油分总比土分来得多！”

斯克掳奇是不太习惯于讲笑话的，而且那时候他也一点儿没有想开玩笑的心思。其实，他是想装得精明些，以便转移他自己的注意力，同时抑制他的恐惧心理，因为那个鬼的声音使他从骨髓里感到惶恐不安。

斯克掳奇觉得，这样一直默不作声地坐着注视这双呆滞而无神的眼睛，实在是叫他受不了。何况，非常可怕的是，这幽灵本身就带着一种地狱般的气氛。斯克掳奇自己感觉不到这股气氛，但情况明摆着是这样；因为那个鬼虽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可是他的头发、衣摆和流苏，都照样在飘动着，好像被炉灶里的热气激荡着似的。

“你看见这根牙签没有？”斯克掳奇说；他为了刚才提到的那个原因，很快地又来发动攻势了，只希望能把这幽灵的铁石般的凝视转移到他自身以外的东西上去，即使是一秒钟也好。

“我看得见，”鬼回答说。

“你并没有对它看嘛，”斯克掳奇说。

“可是，”这鬼说，“我还是看见它的。”

“好吧！”斯克掳奇回答说。“我只要把这根牙签吞下肚去，我这后半世就会一直受到我自己想象中的一大批精灵所迫害。胡闹，我告诉你！胡闹！”

那鬼听到这里，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并且摇动他的链条，发出一阵那么凄凉可怕的声音，吓得斯克掳奇紧紧抓住了椅子，以免晕倒。但是更使他惊骇的是，只见这幽灵把头上的围巾解了下来（好像在室内围着太热似的），它的下颌竟一直垂到了胸前！

斯克掳奇双膝跪下，紧握双手遮住了脸。

“饶了我吧！”他说。“可怕的阴魂，你为什么要来缠我？”

“凡夫俗子啊！”鬼回答说，“你现在相信不相信我？”

“我相信啦，”斯克掳奇说。“我不能不相信。但是幽灵们为什么要到人间来走动，而且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每个人，”那鬼回答说，“都应当使自己内在的心灵到人们之间去活动，到四面八方去旅行；如果在世的时候他的心灵不到外面去，那末死后就要罚它这样做。它将注定要到全世界去流浪——咳，好苦啊！——而且要亲眼看到许多他在世时本来可以分享得到、并且从中得到幸福的事物，现在他却没有资格分享了。”

这鬼魂又发出一声号叫，摇动它的链条，搓着一双鬼手。

“你给上了锁链，”斯克掳奇发着抖说。“告诉我这是为了什么？”

“我身上缠着的锁链是我在世时自己锻造的，”鬼回答说。“我一环一环，一码一码地把它打成；我自愿把它绕在身上，自愿佩戴着它。你是不是觉得它的式样从未见到过？”

斯克掳奇抖得更厉害了。

“或者，你是想知道，”这鬼接下去说，“你自己身上缠着的那条结实的锁链有多少重多少长吧？在七个圣诞夜以前，它就已经足足有这样重这样长了。从那时候起，你还在辛辛苦苦地制造它。现在它是一条奇重无比的锁链啦！”

斯克掳奇看看周围的地板，以为会发现自己被五六十英寻[27]长的铁索包围着；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雅各，”他恳求着，“老雅各·马利啊，你再多讲点给我听听。讲点安慰的话给我听听，雅各！”

“我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以讲给你听，”这鬼回答说。“这种话是从别的地域来的，埃伯尼泽·斯克掳奇，这是要由别的使者们带来，传达给另外几种人听的。我也不能把我想讲的话告诉你。准许我讲给你听的只有很短的几句话了。我不能休息，不能停住，不能在任何地方逗留。我的灵魂从来没有走到我们账房的外面去过——注意听我的话！——我在世时，我的心灵从来没有漫游到我们那狭窄的兑换处窗口的外面去过；如今疲劳的旅程正展开在我面前！”

斯克掳奇有这样一个习惯：每逢想心事的时候，总要把双手插进裤袋里。他现在思量着那鬼所讲的话，手也就这样做了，不过他的眼睛并不向上看，人也并不站起来。

“你一定是走得很慢的，雅各，”斯克掳奇一本正经地说，然而是带着谦卑和恭敬的样子的。

“慢！”鬼重复说了这个字。

“死了已经七年啦，”斯克掳奇思量着说。“这时期中一直在旅行吗？”

“整整七年啦，”那鬼说。“没有休息，没有安宁。在不断的悔恨中受尽苦楚。”

“你走得快吗？”斯克掳奇说。

“御风而行嘛，”鬼回答说。

“这七年里，你是原可以走过许多地方的啊，”斯克掳奇说。

那鬼听了这句话，又发出了一声号叫，铛锒锒地挥动着它的链条，在万籁俱寂的夜间，声音怪可怕的，如果治安监护人要控告它扰乱安宁，是很有理由的。

“咳！被绑住手脚并上着双重桎梏的囚徒啊，”这幽灵叫道，“竟不知道，自古以来有多少不朽的人物为了人间长期不断地努力，可是在其可感知的好处尚未完全显露以前，这些努力就得成为泡影！竟不知道，任何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人，在他那小天地里善良地工作着，不论这小天地是什么，他都会感到，行善之道广阔无涯，但人生如朝露，无能为力。竟不知道，人生的机缘一旦贻误，就将从此追悔莫及！然而我正是如此！唉，我正是如此啊！”

“但你向来是一位业务能手嘛，雅各，”斯克掳奇结结巴巴地说，他现在开始把这话应用到他自己身上了。

“业务！”那鬼搓搓手，叫道。“人类才是我的业务！大众的福利才是我的业务；慈悲、仁爱、宽容与和善，这一切才都是我的业务。至于我那一行买卖，在我这浩瀚似海的业务中，只不过是一滴水罢了！”

他伸直手臂，举起链条，仿佛他所有那些徒然的悲伤，都来自这唯一的根源；然后把这根链条又重重地摔在地上。

“在这岁月流逝、一年将尽的时候，”这鬼魂说，“我受苦受得最厉害。当我在人群中穿行时，我为什么把眼睛向下看，却从来不朝上望望那颗指引三博士到一个穷人住处去的神佑的星[28]呢？难道已经没有穷人的家庭可以让这颗星的光束给我领路吗？”

斯克掳奇听着鬼魂这样说下去，觉得惊慌失措，不禁浑身发起抖来，抖得非常厉害。

“听我说呀！”鬼叫道。“我的时间快要完了。”

“我听着，”斯克掳奇说。“不过可别对我太严厉！别咬文嚼字，雅各！恳求你！”

“我怎样会在你面前，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出现，这是我不便告诉你的。我坐在你身边，而你看不见，这样已经有好多天了。”

这回事叫人听了可不好受。斯克掳奇打了一个寒噤，抹去额上的汗。

“在我赎罪补过的苦行中，这是并不轻松的一部分，”这鬼接下去说。“我今夜到这里来，是要警告你：你还有逃脱我这种命运的一线机会和希望。这是我替你求来的一线机会和希望，埃伯尼泽。”

“你向来是我的好朋友，”斯克掳奇说。“谢谢你！”

“有三个幽灵，”那鬼接下去说，“将要来缠着你。”

斯克掳奇的脸色立刻沉下来，跟那个鬼刚才的脸色差不多。

“这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机会和希望么，雅各？”他声音颤抖地问。

“正是。”

“我——我想我宁愿不要，”斯克掳奇说。

“如果没有他们来找你，”那鬼说，“你就别想能逃避我所走的道路。明天敲一点钟的时候，你等着第一位到来吧。”

“我能不能让他们一起来，干脆了结掉这件事呢，雅各？”斯克掳奇透露这个想法说。

“在第二夜的同一个时间，你等着第二位到来吧。第三位，在下一夜刚敲完十二点钟的时候来。你不必指望再看见我；而且，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必须记住我们之间的这次交谈！”

那鬼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就把围巾从桌上拿过来，像先前一样包在头上。斯克掳奇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听到它的上下颚被围巾包拢在一起时，牙齿发出清脆的响声。他壮着胆子，举目又看了一下，只见他这位鬼客笔直地站在他面前，链条在手臂上紧绕密缠着。

这幽灵从他身边倒退着走去；它每向后退一步，窗框就自动向上升高一点。等到它退到窗边时，窗户已经敞开了。它招呼斯克掳奇走过去，斯克掳奇听从了。等他们彼此距离只有两步路了，马利的鬼魂举起手来，警告他不要再走近去。斯克掳奇就站住了。

这与其说是服从，不如说是由于惊异和恐惧；因为，当那鬼举起手来的时候，斯克掳奇就听见空中有一阵嘈杂的声响：断断续续的悲叹声和悔恨声；难以形容的悲戚和自我谴责的哭声。那鬼听了一会儿之后，也加入了这悲伤的挽歌声，并且飘浮到凄冷的黑夜里去了。

斯克掳奇跟到窗户边；他出于好奇心，拼命向窗外望去。

空中充满了幻影，仓皇不安地东飘西荡，一面走一面呜咽着。他们个个都像马利的鬼魂那样，链条缠身；有几个（它们也许是有罪孽的官僚吧）还给绑在一起；却没有一个是自由的。内中有许多在世时是斯克掳奇认识的。他很熟悉其中一个年老的鬼，它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脚踝上挂着一只巨大无比的铁保险箱，它看见下面一家门口有一个抱着婴孩的可怜巴巴的女人，因为自己不能够去帮助她而伤心地哭着。它们大家的苦恼是很明显的：为了要行善，都试图过问人间的事情，只可惜已经永远无能为力了。

空气中充满了幻影，仓皇不安地东飘西荡。

这些鬼魂究竟是渐渐消失在雾里，还是被雾笼罩了，他可说不准了。但是它们和它们的幽灵之声一起消失了；于是黑夜又变得同他走回家时一样了。

斯克掳奇关上窗子，去检查那鬼从那儿进来的那道门。门还是双重锁着，跟他自己亲手锁上的时候一样，门闩也没有被人动过。他想说一声“胡闹！”但是说出头一个字就住口不说了。而且，因为刚才情绪激动了一阵子，或是因为白天工作得疲乏了，或是因为瞥见了阴间世界，听到了那鬼的枯燥乏味的谈话，以及时间已经很晚了，使他非常需要休息，因此就衣服也不脱，一直走到床边，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1] 英国旧时风俗，每逢圣诞节，民间歌手挨家挨户去唱圣诞颂歌，以欢颂基督的诞生或有关圣诞的事件。狄更斯把这篇小说称作“散文体的圣诞颂歌”，所以不称“章”而称“节”。

[2] 英国谚语。古老的大门上往往镶有一只大钉，门环叩在上面作响，把它敲得命都没有了。一般都指物，这里指人，是要造成一种虚幻的气氛。

[3] 这“城”不是指整个伦敦城，而只是指城中部旧城区一带，那里是伦敦的金融贸易中心，大银行、公司等集中于此；还有伦敦塔、圣保罗大教堂等。

[4] 触摸得着的棕色空气：这是说空气中的雾太浓了，仿佛已经凝固，可以用手触摸得着。

[5] 年底结账：英国习俗，到了圣诞节，要结算账目，看看收支是否相抵。如有欠债，即应归还，颇似我国农历除夕。

[6] 冬青树枝：冬青是一种常绿树，冬季结红色果实，是圣诞节的象征，多用来作室内装饰。在圣诞前夕的宴会中，最后上有干果的布丁时，就把一根冬青枝插在布丁上，这是传统的风俗，所以斯克掳奇这样讲。

[7] 阁下：这是长辈责备晚辈时的反称。

[8] “看见他外甥……”：原文这句话作者没有完全写出来，下文应该是：“go to the devil first”（“先见魔鬼去”），是骂人“该死”的粗话，一般人都说不出口的，但斯克掳奇却全讲了出来。

[9] 疯人院：原文为Bedlam，即伦敦著名的伯利恒圣玛利亚医院的简称，本是一所修道院，后成为专门收治疯子的精神病院。这里是说他们全疯了。

[10] 恤贫局：由两个以上的教区联合设立，是办理救济贫民事务的机构。习艺所里的工作和生活都有意搞得非常艰苦，贫民宁愿干什么都可以，却不愿进习艺所。狄更斯在他的名著《奥立佛·退斯特》中有详细的描写。

[11] 踏车：一种梯级形、圆桶形或长带形的木轮踏车，设在监狱内，令犯人终日践踏，旋转不停，作为刑罚。后来不用，改为教犯人习手艺做工。

[12] 济贫法：英国救济贫民的法律，其经费来自纳税人所缴济贫税。斯克掳奇这里的意思是说，既然已经交过税，还要再拿出什么钱呢？狄更斯对于济贫法的改革曾起过很大作用。

[13] 当时伦敦街上，雾大时有许多小孩，手持火把，为马车及行人引路，以博取微酬，称为“火把小子”。

[14] 哥特式：西欧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常见的建筑样式，有尖顶拱门，多用于教堂。

[15] 市长：当时伦敦市长是市议会的主席，由议会中的长老议员选出，长老议员则由议员们选出。市长人选总是城里殷富的商人。其官邸坐落于城中心，面对英格兰银行。

[16] 圣邓斯丹：英国传说中十世纪的一名修道士，后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据说魔鬼曾亲自去引诱他，他不但不受诱惑，反而用一把烧得通红的火钳钳住魔鬼的鼻子，使它号叫着讨饶。这里说的“武器”就是指火钳。

[17] 当时每逢圣诞节，常有小孩们串街走巷，唱着圣诞欢歌，讨取几个铜子儿。有些歌流传久远，这一首即其中之一，歌的下文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就降生在这一天，使我们免受魔鬼的引诱，迷途知返，摆脱魔法。喜讯带来安逸与欢欣，因为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圣诞日。”

[18] 克朗：英国硬币名，意即皇冠，因币上印有皇冠或戴皇冠的头像，故名。值五先令，现已不用。

[19] 堪姆登镇为伦敦当时的一个郊区，大部分居民是贫苦劳动人民。

[20] 长老议员为英格兰及爱尔兰的市议会中由议员们选出来的高年资议员，其地位仅次于市长。

[21] 穿制服的人：十九世纪时伦敦七十六家公司和同业公会的荣誉市民、会员等，都穿特制的制服，故有此称。

[22] 当时英、法等国的男子，流行在脑后扎一根辫子，英国俗称“猪尾巴”。

[23] “驾一部六匹马（或四匹马）的大马车冲破新法案”是一句英国谚语，意思是像驾着一部大马车似的横冲直撞，把国会刚通过的法案加以破坏。意指新法案往往不够完善，有很大空子可钻。

[24] 该隐是亚当的长子，他杀害了他的弟弟亚伯。法老是古埃及国王的称号，希巴是阿拉伯南部的一个国家，其女王曾访问以色列国王所罗门。亚伯拉罕是希伯来族的始祖。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国王。这些都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著名人物。

[25] 据《圣经·出埃及记》第7章第8到13节，摩西和他哥哥亚伦遵照耶和华的旨意，去见法老行奇事，亚伦把杖掷地，变成了一条蛇，把别的术士们的杖都吞吃了下去。

[26] “鬼透啦，阴透啦”：原文为for a shade（鬼，就鬼而言）及to a shade（阴，疙瘩到了极点）。同一个字（shade）因介词的不同（for、to）而意义有异。这是狄更斯在玩弄文字游戏。

[27] 英寻：英国测量水深的长度单位，一英寻等于六英尺，合1.829公尺。

[28] 据《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东方有三位博士观星象而发现耶稣基督降生，这颗星在他们前面引路，使他们寻到伯利恒，在约瑟的贫苦的家里，拜见新生的婴儿。

第二节歌

三幽灵中的第一个

斯克掳奇醒来的时候，天还是很黑，他从床上望出去，简直无法把那扇透明的窗子同他房里的不透明的墙壁分辨出来。他竭力想用他那双雪貂[1]般锐利的眼睛望穿黑暗，这时，附近一座教堂连敲了报四刻的钟声。他便静听接着敲几点钟。

叫他大为惊骇的是，这沉重的钟声敲了六下再敲第七下、第八下，这样有规则地直敲了十二下才停止。十二点啦！他上床的时候已经是两点多。这只钟一定是出毛病了。一定有一根冰柱搅进它的齿轮之间去了。十二点！

他揿揿打簧表[2]的弹簧，来校正一下这只岂有此理的钟。表的小脉搏快速地打了十二下，就停止了。

“我竟会睡了整整一个白天，再一直睡到半夜，”斯克掳奇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也不可能是太阳出了什么毛病，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吧！”

因为这个想法太吓人了，他就赶快爬下床来，摸索着走到窗边去。他非得用晨衣的袖子擦掉窗上的霜，才能够看见东西；可是即使这样仍然看不大到什么。他所能看出的只是：雾还很大，天还非常冷，没有人跑来跑去的声音，也没引起很大的骚动；假如黑夜当真已经赶走了白昼而占有了世界的话，那就毫无疑问会引起骚动的。这倒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如果无法计算日子的话，那末“见此第一联汇票三日后请付埃伯尼泽·斯克掳奇先生或其授权人”等等，就会变得像一张美国的债券[3]一样不值钱了。

斯克掳奇回到床上去，想啊想的，想了又想，还是想不出一个名堂来。而且他越想就越糊涂，他越是竭力不去想它呢，反而越是想得多。马利的鬼魂使他烦恼得不得了。每当他经过充分思考，断定这全是一场梦之后，他的心却老是像一个放松了的强力弹簧似的，又弹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结果又得从头研究这同样的问题：“这到底是不是一场梦？”

斯克掳奇怀着这种心情躺着，直躺到钟声报了三刻，这时候他忽然想起，那鬼警告过他，当钟报一点时就会有客来找他。他决定醒着躺在床上，等候这个时辰过去；而这个主意，由于他那时的不能入睡正如他不能入天堂一样，也许可以说是他所能作出的最聪明的决定了。

这一刻钟时间真长，以致他不只一次地认为自己一定不知不觉地打起瞌睡，错过钟点了。最后，钟声传入他那静听着的耳中来了。

“叮，！”

“十二点一刻，”斯克掳奇数着说。

“叮，！”

“十二点半，”斯克掳奇说。

“叮，！”

“一点差一刻，”斯克掳奇说。

“叮，！”

“到点了，”斯克掳奇得意地说，“一点事情也没有！”

他说话时，报点的那一下还没有敲响，现在可来了：深沉、滞重、空洞而阴郁的的一声。房间里立刻闪起一道亮光，他床上的帐子被掀开了。

他床上的帐子，我告诉你，是被一只手掀开的。不是掀他脚边的帐子，也不是他背后的帐子，而是他面前的帐子。他床上的帐子被掀开到一边去，于是斯克掳奇惊跳起来，成了一个半躺半靠的姿势，发现自己正面对着那掀开帐子的阴间来客：跟它靠拢得就像我现在靠拢你一样，而我的心神现在正在你的身旁。

那是一个稀奇古怪的形象[4]——像一个小孩子；可是，如果说它像一个小孩子，倒不如说更像一个老头子，因为通过某种幽幻的介质看来，它显得渐渐远离视线，而缩成一个孩子的大小。它的头发披在颈边，并且下垂到背上，仿佛因为年纪老而变白了；可是脸上却一丝皱纹也没有，皮肤上还显出最娇嫩的红色。胳膊很长，筋肉发达；一双手也是这样，仿佛紧握起来是力大非凡的。它的腿和脚形状都非常娇柔，像它的手臂一样裸露着。它穿着一件最洁白的束腰短袍，腰间扎着一条亮晶晶的带子，光彩夺目。它手里拿着一根新鲜的冬青树枝；可是，跟这冬天的标志特别显得不调和的是，它的衣服上都缀满着夏季的鲜花。但是最最奇怪的事情是，从它的天灵盖上射出一道灿烂的光芒，把这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的；这无疑就是它逢到要使这光较暗些的时候，用一顶挺大的熄灯帽[5]来当作睡帽的原因，现在这帽子正挟在它腋下。

这情形虽然奇怪，可是斯克掳奇越是向它盯着看，就越觉得这还不是它最奇怪的地方。因为，当它那条腰带一会儿在这部分，一会儿在那部分闪烁发光、忽明忽暗的时候，它的形体本身也就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有时是一个只有一条臂膊的东西，有时却是只有一条腿；有时有二十条腿，有时有两条腿而没有头，有时是有头而没有身体。那些消失了的肢体都融入了浓黑的夜色里，一点儿轮廓也看不出来。接着，就在这样的奇迹中，它又会重新恢复原状，依旧是一清二楚的。

“阁下，您就是有人事先通知我要光临的那位神灵吗？”斯克掳奇问。

“我就是！”

说话的声音是轻柔而温和的。声音特别低，仿佛不是从他近旁，而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你是谁，是干什么的？”斯克掳奇追问道。

“我是‘过去圣诞节之灵’。”

“过去很久么？”斯克掳奇注意到它那侏儒般的身材，这样问道。

“不。是你的过去。”

如果有谁来问斯克掳奇，斯克掳奇也许答不出个道理来，但他怀着一种特别的愿望，想看看这幽灵戴上帽子的样子，于是他便请求它把帽子戴上。

“怎么！”这幽灵叫道，“难道你迫不及待地要用你这双世俗的手来把我发出的光明扑灭么？有些人把他们的欲望制成了这顶帽子，逼我把它低低地戴在额角上，一直戴了这许多年，而你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难道这还不够么？”

斯克掳奇毕恭毕敬地否认他有丝毫冒犯它的意思，也想不起自己一生中的任何时候曾经故意硬给它“戴上帽子”[6]过。接着他便大胆地请问它到这儿来有什么贵干。

“为了你的福利！”幽灵说。

斯克掳奇表示十分感激，但是心里不禁想：没有人来打扰，让他安睡一夜，恐怕对于他的福利更有帮助。这幽灵一定是猜到他的心思了，因为它立刻就说道：

“那末，就说为了你的改过自新吧。注意！”

它一边说，一边伸出它那只强壮的手，轻轻地勾住他的胳膊。

“起来！跟我一起走吧！”

斯克掳奇即使恳求它，说气候和时间都不适宜于出去散步；说床上暖和，寒暑表却降到了零下好几度；说他只穿着拖鞋和晨衣，戴着睡帽，身上是单薄的；还说他这时正在伤风——即使这样恳求它，也都是没有用的。那只抓住他的手，虽则轻柔得像一只女人的手，却是无法抗拒的。他站起身来，但是发现那幽灵正向窗口走去，就抓住它的袍子，恳求怜悯。

“我是一个凡人，”斯克掳奇抗议说，“会摔下去的。”

“只要你经得起我用手在那里点一下，”这幽灵说，把手放在他的心口上，“你就会被举起来，比这还要高！”

话刚说完，他们就穿过了墙壁，站在一条宽阔的乡村道路上，两旁都是田野。城市已经完全消失了，连一点影子都看不见了。黑暗和迷雾也跟它一起消失，变成了一个晴朗、寒冷的冬天的日子，地上铺满着雪。

“天啊！”斯克掳奇向四周看了看，把双手勾在一起。“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我从小就在这儿的！”

那幽灵温和地盯着他。虽然它那手刚才只是轻微而短促地点了他一下，可是这老头子似乎到现在还带着这种感觉。他觉得空气中飘浮着千百种气味，每一种气味都使人联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就已淡忘的千百种思虑、希望、欢乐和忧愁！

“你的嘴唇在打哆嗦，”那幽灵说。“还有，你脸上的那一点是什么？”

斯克掳奇声音里带点不寻常的哽咽，咕了一声说那是一个粉刺，就恳求这幽灵带领他到他愿去的地方。

“你还记得路径吗？”幽灵问。

“记得路径！”斯克掳奇热情洋溢地叫道，“我蒙住眼睛也能走到那儿去哩！”

“奇怪的是，你竟把它忘掉那么多年了，”幽灵说。“我们继续走吧。”

他们沿着这条路走去，斯克掳奇认出了每一道院门，每一根柱子和每一株树，最后看到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市镇，那儿有桥、礼拜堂和一条曲折的河。有几匹蓬松着鬃毛的小马在向他们快步跑来，马背上骑着小孩子，他们招呼着坐在农民们驾驶的双轮单马车和大车里的其他孩子们。这些孩子都是兴高采烈的，彼此大喊大叫，闹得这广阔的田野里充满了一片愉快的音乐声，连那清新的空气听了都笑起来！

“这些只是过去事物的影子罢了，”幽灵说。“它们意识不到我们在这儿。”

那些高高兴兴的旅客走过来了；当他们走来时，斯克掳奇认出他们每一个人，并且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为什么看见他们就欢喜得不得了呢？为什么等他们走过身边时，他那冷酷的眼睛会发出光亮，他的心会怦怦地跳呢？当他们在十字路口或岔路上分手，各自回家时，他们彼此祝颂着圣诞快乐，为什么他听见了这种声音就心中充满了喜悦呢？圣诞快乐对于斯克掳奇算得上什么呢？去它的圣诞快乐！它对他哪有过什么好处呢？

“学堂里的人还没有全走掉，”幽灵说。“有一个孤单单的孩子，朋友们都不理睬他，还留在那儿。”

斯克掳奇说他知道这回事。接着他就啜泣起来。

他们离开大路，拐上一条很熟悉的小路，不久就走到一座暗红色的砖砌大厦跟前。大厦屋顶上有个钟形小阁，上面安着一只小风信鸡，里面挂着一口钟。这是一幢大房子，不过是一家破落户的房子；因为那些宽敞的下房简直没人在使用了，墙壁都是潮湿的，生满着苔藓，窗户都破碎了，院门已经腐烂。家禽在马厩里咯咯叫，昂首阔步地走着；马车房和棚子里都长满了草。即使屋子里面也并不更多地保持着旧观；因为他们一踏进那凄凉的门厅，从开着的房门望到那许多房间里，就发现这些房间陈设简陋，寒冷、空旷。空气里有一股泥土气息，屋子里有一种阴森森的荒凉气象，这多少使人联想到是由于常常天不亮就点上蜡烛起床[7]，同时吃的东西又不充足。

他们，这幽灵和斯克掳奇，穿过门厅，走到屋子后部的一扇门前。门在他们面前开了，展现出一间简陋凄凉的长形房间，里面摆着几排未油漆的松木长凳和书桌，使这间房间显得更加简陋了。在一张书桌前，有一个孤寂的孩子在暗淡的炉火旁读着书；斯克掳奇看见了自己那被遗忘的、可怜巴巴的小时候的形象，不禁在一张板凳上坐下，哭了起来。

屋子里潜藏着的回声，板壁后面老鼠的尖叫和打架声，萧条的后院里水落管开始解冻的滴滴嗒嗒声，一株垂头丧气的白杨树从光秃秃的枝条间发出的叹息声，一间空储藏室的门百无聊赖的摇晃声，甚至连火炉里毕毕剥剥的响声，这种种声音，没有一种不落在斯克掳奇的心上，起到软化的作用，使他的眼泪更流个不住。

那幽灵碰碰他的胳膊，指指他小时候正在专心读书的那个形象[8]。忽然有一个穿外国服装的人，看起来活灵活现、清清楚楚的，正站在窗户外面，腰带里插着一把斧头，一手抓住笼头，牵着一匹驮着木柴的驴子。

“唷，那是阿里巴巴[9]呀！”斯克掳奇狂喜地叫道。“那是亲爱的、诚实的好阿里巴巴！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有一年圣诞节，当这个寂寞的孩子孤零零地被撇下在这里的时候，他真的来了，那是头一次，就像现在一样。可怜的孩子！还有伐兰坦，”斯克掳奇说，“和他那野生的兄弟奥逊[10]；他们从那边走过去了！还有，那个穿着衬裤睡着了被人放在大马士革城门口的，他的名字叫什么？你看见他没有？还有那苏丹的马夫，妖魔使他倒立，他还在头朝下地倒立着！他这是活该！我很高兴。他有什么资格去跟公主结婚啊？”

假使斯克掳奇那些在城里做生意的朋友听见他把他天性中的满腔热诚都发泄在这些事情上，而声音又像哭又像笑，非常特别；并且看见他那张又兴奋又激动的脸儿，他们准会大大吃惊的。

“看那只鹦哥！”斯克掳奇叫道。“绿身体，黄尾巴，头顶上长着一件像根莴苣似的东西；它就在那儿！当可怜的鲁滨孙[11]环绕全岛航行后回家时，鹦哥就叫他可怜的鲁滨孙。‘可怜的鲁滨孙，你刚才到哪儿去了，鲁滨孙？’那人还以为他在做梦呢，其实他并没有。是那鹦哥在叫他，你知道。礼拜五跑过去了，他是在往小溪逃命！嗨呀！嗬！嗨呀！”

于是，在一种跟他平时的性格完全不符的迅速转变下，他痛惜过去的自己，不禁说了声：“可怜的孩子！”就又哭了起来。

“我希望，”斯克掳奇把手伸到口袋里，嘀咕着说，并且先用袖口擦干了眼泪，再向周围看看，“可是如今太迟了！”

“怎么回事？”这幽灵问。

“没有什么，”斯克掳奇说。“没有什么。昨天夜里，有个小孩在我门口唱了一支圣诞颂歌。我当时真该给他一点什么。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幽灵若有所思地微笑了，一边摆摆手，一边说道：“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圣诞节的情形吧！”

话刚说完，斯克掳奇自己小时候的形象马上变得大起来，那个房间也变得更暗更脏了。墙上的镶板蜷缩起来，窗户都裂缝了；天花板上的灰泥一片片地剥落下来，露出了里面的光板条；但是怎么会弄成这样，斯克掳奇所知道的也并不比你我多。他只知道这情况是确实的；这一切当初确实是发生过的；他还是独自一人待在那儿，别的孩子们都已经回家去欢度节日了。

他这时不在读书了，而是在绝望地走来走去。斯克掳奇对幽灵看看，伤心地摇摇头，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门口。

门打开了；一个小女孩，年纪比这男孩子小得多，飞也似地奔进来，用手臂搂住他的脖子，连连地吻着他，称呼他“亲爱的、亲爱的哥哥”。

“我是来接你回家去的，亲爱的哥哥！”女孩说，拍着她的一双小手，弯下身体笑着。“来接你回家，回家，回家！”

“回家，小芳？”这男孩应道。

“是的！”女孩子说，充满了欢喜。“回家去，永远不再来啦。回家去，从此不离开了。父亲比从前仁慈得多了，所以家里就像天堂一样啦！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晚上，在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对我讲话特别温和，因此我就壮起胆子再问他能不能准许你回家来；他就说，好，你可以回家；还派我坐了马车来接你。而且你快要成为大人啦！”女孩子张大了眼睛说。“再也不必回到这里来了；不过首先，我们要一起过完这个圣诞节期[12]，享受世界上最愉快的时光。”

“你真像个长大了的女人了，小芳！”这男孩叫道。

她拍着手笑，想去摸他的头；可是因为个儿太小了，就又笑起来，踮起脚尖来搂抱他。接着她带着她那孩子气的迫不及待的神情，拉着他向门口走去；而他呢，本来很乐意去，就跟着她走了。

门厅里一个可怕的声音喊道：“嗨，把斯克掳奇少爷的箱子搬下来！”于是校长本人在门厅里出现了，他带着一种恶狠狠的、假作殷勤的样子盯着斯克掳奇少爷，并且跟他握握手，这使他慌张得不得了。校长接着便把他和他妹妹带到那最好的客厅里去，那地方简直像一口从未见过的冷得叫人发抖的古井，在那里，墙壁上的地图、窗台上的天体仪和地球仪，都给冻得像蜡一般苍白了。在这里，他拿出一细颈玻璃瓶淡得出奇的酒和一大块重得出奇的饼，并把这些精美的东西分了点给这两个孩子吃；同时他打发一个挺瘦的仆人送一杯“什么东西”去给那车夫喝，车夫回答说，谢谢这位老爷，但是如果这东西就是他上次尝过的那种桶装老酒，那末他情愿不要喝。斯克掳奇少爷的衣箱这时候已经捆好被放在马车顶上了，两个孩子就满心情愿地向校长告别；接着跨上马车，欢快地沿着花园里的曲径驶去；急转的车轮把常青树深绿色叶子上的白霜和积雪都震落下来，像水花飞溅一般。

“一向是个体质娇嫩的人儿，仿佛一口气就可以把她吹得枯萎的，”那幽灵说。“但是她具有伟大的心胸！”

“她是这样的一个人，”斯克掳奇叫道。“你说得对。我不会否定你这句话，幽灵。上帝也不容许！”

“她死时已经是个妇人了，”幽灵说，“而且，我想，她还生有子女。”

“一个孩子，”斯克掳奇回答道。

“不错，”幽灵说。“就是你的外甥！”

斯克掳奇似乎问心有愧，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声“是的”。

他们虽则还是刚刚离开那学堂，可是眼前已经到了一个城市的热闹的大街上，只见有隐隐绰绰的行人在来来往往，还有隐隐绰绰的运货车和马车在争夺着路走，凡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所有的争吵和喧嚣，这里都有。从店铺的装潢上清清楚楚看得出，这儿也正好又逢着圣诞节来临了；但时候是在晚上，街上都已灯火辉煌了。

幽灵在某一所仓库的门口停下了步，问斯克掳奇知道不知道这地方。

“知道不知道！”斯克掳奇说。“我不就是在这儿当过学徒的吗？”

他们走进去。一位戴着威尔士假发[13]的老先生，坐在一张高得可以的写字台后面，如果他的身高再多两英寸的话，他的头就要碰到天花板了；斯克掳奇一看见他，就激动万分地叫起来：

“哎呀，原来是老费昔威！上天保佑他，费昔威复活啦！”

老费昔威放下了笔，抬头看看钟，时针正指着七点。他搓搓手，整整他那件宽大的背心，笑得前俯后仰，从他的皮鞋到他那乐善好施的脑袋，都在笑，并且用一种舒畅、圆滑、丰润、饱满和喜悦的声音叫道：

“唷嗬，嗨！埃伯尼泽！迪克！”

斯克掳奇从前的自己，这时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了，轻快地走进来，他的师兄弟跟他一起进来。

“迪克·威尔金斯，一点不错！”斯克掳奇对幽灵说。“天啊，是他。正是他。他跟我很要好的，这个迪克。可怜的迪克！唉，唉！”

“唷嗬，我的孩子们！”费昔威说。“今儿晚上不要再工作了。圣诞节前夜嘛，迪克。圣诞节嘛，埃伯尼泽！咱们来把护窗板都上起来，”老费昔威叫道，响亮地拍了一下手，“说干就干吧！”

你简直不会相信这两个家伙怎么干得这么快！他们掮起护窗板就冲到街上——一、二、三——把板都上好了——四、五、六——插上窗闩把板扣住了——七、八、九——你还没有数到十二，他们已经跑了回来，像赛跑的马那样直喘气。

老费昔威异常灵活地从他那张高写字台上跳了下来，嘴里叫道，“唏哩—呵！把东西搬开，孩子们，让我们这儿多空出些地方！唏哩—呵，迪克！唧、唧、唧，埃伯尼泽！”

把东西全搬开！有老费昔威在旁边看着，他们还有什么东西不高兴搬开，或是搬不开的！一眨眼工夫就都做好了。每一件可以移动的东西都搬开了，仿佛要把它们永远摒弃不用似的；地板打扫过了并洒上了水，灯芯都剪好了，木柴都堆在炉火上了；于是这仓库就变成一个你巴不得在冬天夜里看见的挺舒服、暖和、干燥而光明的舞会大厅了。

一位小提琴手夹着乐谱走了进来，跑到那高大的写字台上，把它变成一个奏乐台，就调起音来，像胃病患者在一叠连声地哼叫。费昔威太太走了进来，完全是一副笑逐颜开的样子。三位费昔威小姐走了进来，笑容可掬，而且令人生爱。六个年轻的追随者走了进来，他们的心都被她们搅碎了。这个商行所雇用的男女青年们都走了进来。使女走了进来，带着她的表兄，一个面包师。厨娘走了进来，带着她哥哥的好朋友，送牛奶人。街对面的小厮走了进来，人们怀疑他在他主人家里是吃不饱的；他想躲在隔壁第二家的使女的背后，而她是已经证明被她女主人扯过耳朵的。他们都走了进来，一个接着一个；有的害臊，有的大胆，有的优雅，有的笨拙，有的推着，有的拉着；反正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大家都走了进来。他们立刻组成了二十对，下去跳舞：手搭着手转了半圈，然后再从另一方向转过来；队伍穿过场子中间跳到一端，再回过来；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中，结成了亲密的集体，回旋再回旋；原来领头的那一对总是走错了地方，后来的第一对跳到领头的地方就立刻重新开始；最后大家都排成一行，无所谓头一对了，所以也没什么后面的一对来衬托他们了！等到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时，老费昔威就拍拍手叫大家停止了跳舞，大叫一声“跳得好！”于是那小提琴手把他那张发热的脸浸到一大罐黑啤酒里，这罐酒就是特地为他准备的。但是他把头抬起来之后，虽则这时候还没有人跳舞，他却不愿意休息，立刻又演奏起来，仿佛先前那个提琴手已经筋疲力尽，被人搁在护窗板上，抬回家去了，而他已成为一个崭新的人物，决心完全胜过过去的他，宁死也要做到。

接着又跳了几次舞，并玩了几次罚物游戏[14]，然后又跳了几次舞，还有蛋糕，有尼格斯酒[15]，并且有一大块冷烤牛肉，一大块冷炖猪肉，还有明治攀[16]以及许许多多啤酒。但是这一晚的大轴戏是在上了烤肉和炖肉以后，那时候琴师（是个狡猾的家伙，注意！他对于业务，比你我所能指点他的要熟悉得多）奏起《罗杰·德·科弗莱爵士》舞曲[17]来。于是老费昔威站出来和费昔威太太跳舞，而且是带头的一对；这对于他们实在是一件需要有硬功夫的事情，因为舞侣有二十三四对，都是些不可轻视的人，都是些宁愿跳舞而绝对不打算散步的人。

但是即使人数增加一倍——哦，甚至四倍于原来的数目吧——老费昔威还是比得过他们的，而费昔威太太也是如此。说到她，她是无论哪一方面都配得上做他的伴侣的。如果这句话还不算是最高的赞美，那末请你告诉我一句更好的，我就来用这句话。费昔威的两条小腿似乎当真发出光芒[18]来。它们像月亮般在每一个舞步中照耀着。在任何时刻，你都无法预言它们在下一秒钟内将会怎么样。老费昔威和费昔威太太从头到尾跳着这支舞；你进我退，双手拉着舞伴，鞠躬和屈膝[19]，来一个螺旋钻孔，来一个线穿针眼，然后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费昔威就来一个“剪式动作”[20]，干得那么灵活，他似乎把两条腿像眼睛般眨了眨，就双脚落地，稳健地站住了。

钟敲十一下的时候，这个家庭舞会散场了。费昔威先生和太太各就各位，一人站在门口的一边，等每个人走出去时，和他或她一一握手，并且祝他或她圣诞快乐。等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这两个学徒的时候，他们也同样跟他们握手祝贺。欢乐的人声就这样消散了，这两个小子留在那儿，回自己床上去睡觉，床铺就在店堂后面的一个柜台下面。

在整个这段时间中，斯克掳奇的行动像一个神志失常的人一样。他全副精神贯注在这一场景中，贯注在他自己从前的形象中。他确证了每一件事，记起了每一件事，享受着每一件事，而且感受到无比奇特的激动。直到这时，当他从前的自己和迪克两人的快乐脸儿转过去的时候，他才记起那幽灵来，并且意识到它正在紧盯着他看，它脑袋上的光芒照耀得非常清楚。

“只不过一件小小的事情，”幽灵说道，“就使得那些傻瓜这样地感激。”

“小小的事情！”斯克掳奇附和着说。

幽灵向他做了个手势要他听那两个学徒在说的话，他们这时正在竭力称赞费昔威；等他听过了，它就说道：

“喏！不是吗？他不过花了你们人世间的几镑钱，也许不过三四镑吧。难道这笔钱就那么了不起，使他这样值得称赞？”

“话不是这样讲的，”斯克掳奇被这话激恼了，讲起话来就不知不觉地像他从前的自己而不像后来的自己了。“话不是这样讲的，幽灵。他有这种权力来使我们快活或不快活，使我们的工作变成轻松或是繁重，变成娱乐或是苦工。如果说，他的权力存在于语言和神色之中，存在于一些微不足道得无法汇集起来也无法计算的事情之中，那又怎么样呢？他给人的幸福是那样大，就同花了极大一笔钱才换来的一样。”

他觉得幽灵的眼光在看着他，就住口不说了。

“什么事不对头啊？”幽灵问。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斯克掳奇说。

“总有点什么事吧，我想？”幽灵追问着。

“没有，”斯克掳奇说，“没有。我真想现在就对我的伙伴说一两句话！就是这么点事。”

当他说出这个愿望时，他从前的自己正在把灯芯捻小；于是斯克掳奇和那幽灵又肩并肩地站在户外了。

“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耽搁了，”幽灵说。“快点！”

这句话不是对斯克掳奇说的，也不是对他能看见的任何人说的，但是这话立刻产生了效果。因为斯克掳奇又看见他自己了。他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一点，是个年富力强的男子。他脸上还没有后来岁月中出现的那些严峻而刻板的纹路，不过已经开始表现出患得患失和贪得无厌的迹象了。那浮躁地转动着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急切的贪婪神气来，显示出贪欲已在那儿生了根，在日长夜大地成为一棵大树，它的阴影将落到什么地方。

他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而是坐在一位穿孝服[21]的姣美的少女旁边，她那眼睛里含着的盈盈泪水，被那“过去圣诞节之灵”所发出的光芒照得亮晶晶的。

“这无关紧要，”她轻柔地说。“对你来说，很无关紧要。另外一个偶像已经代替了我；如果它在将来能够像我所想做的那样，使你得到快乐和安慰，那我就没有可悲伤的正当理由了。”

“什么偶像代替了你啊？”他接口问。

“一尊黄金偶像。”

“难道这就是世上公平合理的待遇！”他说。“世上没有比贫穷更苦恼的了；但是世上公然加以谴责的也没有比对追求财富更严厉的了！”

“你太害怕世人了，”她温和地回答说。“你所有的其他希望都汇合成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不至于遭受到世人的苛刻指责。我看见你那些更崇高的志愿都一一消失掉了，直到那主要的欲望，贪欲，占有了你。难道我没有看到吗？”

“什么偶像代替了你啊？”

“那又怎么样呢？”他反驳道。“即使我变得比从前聪明多了，又怎么样呢？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心啊。”

她摇摇头。

“我没变心吧？”

“我们的婚约是早就订下的。订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是贫穷的，而且是安于贫穷，情愿等到适当的时候，能靠着我们坚韧不拔的辛勤劳动，来改善我们在世上的处境。可你现在变了。我们当初订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一个人啊。”

“我当时还是个毛孩子，”他不耐烦地说。

“你自己的感觉会告诉你，你从前跟现在是大不相同的，”她回答说。“我却还是老样子。在我们两人一条心的时候，本来可以得到幸福，现在我们既然变成了两条心，自然是充满着痛苦的。我对这个问题考虑过多少次，感到怎样的难过，这些我都不必说了。我只要对你说这一点就够了：我已经考虑好这件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解约了。”

“我曾经要求过解约吗？”

“在言语中，没有。从来没有过。”

“那末，是在什么方面呢？”

“是在性情的改变上；在精神的转移上；在另一种生活气氛中；你把另外一种希望当作了人生的伟大目标。凡是从前使我的爱情在你眼里有点身价和价值的一切，现在都改变了。假使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的话，”这姑娘说，温和而坚定地看着他，“告诉我，你现在会不会来追求我，并且想得到我？唉，不会的！”

他似乎要不由自主地承认这个假设是公正的。但是他勉强地回答道：“这是你以为不会。”

“我但愿能够不这样想，”她回答说，“天知道！等我懂得了这样一条道理，我知道它必定是非常强有力和不可抗拒的。但是如果你今天、明天或昨天解除了婚约的话，难道我能相信你会选一个没有嫁妆[22]的女子吗——你这个人，在你同她亲密无间的时候，也是以财富来衡量一切的；再说，即使你暂时违反了你生平唯一的主导原则而选中了她，难道我不知道你事后一定会后悔莫及的吗？我知道的，所以我要跟你解约。为了对他——那个从前的你——的爱，我诚心诚意这样做。”

他正想说话，但是她把头转过去不看他，接下去说道：

“这件事也许会使你感到痛苦的——回想起过去的情分，我不免有半点这样的希望。只要经过一段极短的时间，你就会很高兴地把对这件事情的回忆，当作一场无利可图的梦而撇开，以为你能从这场梦里醒过来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愿你在你所选择的生活里能够快乐！”

她离开了他，他们就此分手了。

“幽灵！”斯克掳奇叫道，“别再显现给我看了！领我回家去吧。你为什么喜欢折磨我啊？”

“再看一个过去的形象！”幽灵叫道。

“不要再看啦！”斯克掳奇喊道。“不要再看啦！我不愿意看。不要再显现什么给我看啦！”

但是这狠心的幽灵用两臂把他挟住，强迫他再看接着出现的事情。

他们这时到了另外一个场景中，那是一间不很大也不华丽的房间，但是充满了舒适的陈设。靠近那过冬用的炉火旁，坐着一位美丽的少女，和刚才的那一位非常相像，斯克掳奇起先还以为就是同一个人，直到后来才看清她现在已是一位秀丽的主妇了，正坐在她女儿的对面。这房间里真是声音嘈杂极了，因为小孩实在太多，斯克掳奇在心神不宁中，简直数也数不清；而且，不像那首诗[23]中的著名的牛群，他们不是四十个孩子行动起来如同一个，却是每一个孩子行动起来像四十个。结果是吵闹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觉得讨厌；恰恰相反，她们母女俩畅快地大笑着，感到十分有趣；而女儿不久就参加到这些游戏里去，受到这帮小强盗毫不留情的骚扰。假使我能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要我付出任何代价我都肯！不过我决不会那么粗鲁，决不，决不！不管出我多大代价，我也不愿把那结成辫子的头发弄散，把它扯下来；还有那只珍贵的小靴子，上帝保佑我，我是无论如何不肯把它脱下来的。至于像他们这一群大胆的小把戏那样，量她的腰身闹着玩儿，这种事情我也决计做不出来；我该料想自己的手臂会遭到天罚，围着她的腰就此永远伸不直。然而我承认，我实在巴不得亲一亲她的嘴唇；想问她一句话，使她张开她的嘴来；想注视她那目光下垂的眼睛上的睫毛，而不致使她脸红；想解开她那波浪般卷曲的头发——这头发，即使得到一英寸，也是无价之宝的纪念品。总而言之，我极愿意享受到孩子们的最轻微的放纵自由，同时又像大人似的懂得这种自由的可贵。

但是这时候听见有人在敲门了，大家立刻都奔过去，她带着笑脸，穿着被扯乱的衣服，给拥在这一群脸儿通红的、吵吵嚷嚷的孩子中间，一直被推到门口去，刚好及时地迎接回家来的父亲。父亲背后跟随着一个捧着不少圣诞节玩具和礼物的人。接着是一片大嚷大闹，争先恐后地对这毫无防备的门房展开猛烈的攻击！拿椅子当作梯子，爬到他身上去，伸手到他口袋里去挖，把那些牛皮纸包从他手里抢夺过来，紧紧地抓住他的领结，搂住他的脖子，用拳头捶着他的背脊，以乐不可支的亲热劲儿踢他的腿！每个包裹打开时引起了一大阵惊奇和欣喜的喊叫声！接着有人骇人听闻地声称：那婴孩正要把一个玩具煎锅塞进嘴去，而且好像已经把一只胶在木头碟子上的假火鸡吞到肚里去了！后来发现这是一场虚惊，大家又是多么的快慰啊！那份欢欣、感激和狂喜呀！他们的行动都是言语所无法形容地相似。只要说这一句就够了：这些孩子们带着他们的欢乐情绪逐渐地离开了客厅，一步跨一级楼梯，一直走到屋子的最高层，上床去睡觉了，这一场喧闹才平静下来。

这时斯克掳奇比以前更用心地瞧着了，只见这一家的主人，把女儿拉过来亲热地偎在身上，然后跟她和她的母亲在自己的炉旁一起坐下来；斯克掳奇想到另一个这样的孩子，同样的俊秀和富有前途，满可能称他为父亲，并且成为他萧瑟的暮年中的一段春日的，这时候，他的眼睛不禁被泪水沾得十分模糊了。

“贝儿，”那丈夫回过头来，笑着对他的妻子说，“今天下午我看见了你的一个老朋友。”

“谁啊？”

“猜猜看！”

“我怎么猜得着？得了，我还会不知道？”她一口气接下去说，同他一样地笑着，“斯克掳奇先生。”

“正是斯克掳奇先生。我经过他办公室的窗外，因为窗子没有关上，而且里面又点着蜡烛，我不免看见了他。他的合伙人躺在床上快死了，我听人说；他独个儿坐在那里。孤零零地一个人在世上，我相信正是这样。”

“幽灵！”斯克掳奇声音哽咽地说，“把我从这地方带走吧。”

“我对你讲过，这些都是往事的影子，”幽灵说。“至于它们今天是这副本来面目，那你别责怪我！”

“把我带走吧！”斯克掳奇叫道，“我实在受不了啦！”

他转身面对着幽灵，只见它正在瞧着他，而它的那张脸，说也奇怪，竟是它刚才指点给他看的那些脸的片段拼凑起来的，他就跟它揪打起来。

“放开我！带我回去。不要再跟我作祟了！”

如果这能算是搏斗的话，那么，在这场搏斗中，他用足了气力，但那幽灵却显然一点都不抵抗，也丝毫不感到惊慌；斯克掳奇在搏斗中看见，那幽灵头上的光照得又高又亮；他迷迷糊糊地认为这幽灵对他的作祟是跟它的光有关系的，就抓住了那顶熄灯帽，出其不意地往下揿在它头上。

那幽灵在帽子下面瘫倒下去，这样，这顶熄灯帽就盖住了它的整个身体；但是尽管斯克掳奇用尽平生之力把帽子往下揿，却仍旧遮不住那道光[24]，它从帽子下面放射出来，毫不间断地泻照在地上。

他感到筋疲力尽，瞌睡难当；而且还发现正在自己的卧室里。他把那顶帽子最后捏了一把，就松了手；人刚刚摇摇晃晃地倒在床上，就立刻陷入酣睡之中。

[1] 雪貂：一种似黄鼠狼的食肉动物，多为白毛，眼睛红而锐利，善于捕食兔、鼠等。英国人有带雪貂行猎者。

[2] 打簧表为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表，内装小铃，揿动弹簧即能报时刻。

[3] 美国的债券：在本故事发生的这个时期，美国正发生经济大恐慌，使美国债券成为很不值钱的东西。

[4] 稀奇古怪的形象：这个幽灵是斯克掳奇在老年时对自己幼年时的回忆所得的形象，所以似少又老。

[5] 熄灯帽为一种熄灭灯火用的铅质锥形筒。

[6] 这里有玩弄别人，把别人戴的帽子硬揿到眼睛边的意思。

[7] 这里是说斯克掳奇回忆起他做孩子时待的住读学校里的生活是多么艰苦。这种学校狄更斯在他的好几部小说中都描述过，特别是《大卫·考坡菲》和《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8] 这里是说斯克掳奇在孤单单地读书，正幻想着有书中的英雄人物来同他做伴。这也正是狄更斯在描述他自己儿时的经历，他在《大卫·考坡菲》中就有过同样的叙述。

[9] 阿里巴巴：《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之一。他本是一个以砍柴为生的穷樵夫，后来因发现四十个大盗的宝窟，并设计尽歼群盗，终于成为一个富人。

[10] 伐兰坦和奥逊是法国中世纪骑士故事中的主人公，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

[11] 鲁滨孙为英国作家但尼尔·笛福（1660—1731）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他在荒岛上养了只鹦哥，还收容了一个土人，取名“礼拜五”。

[12] 圣诞节期：从十二月廿四日圣诞节前夕一直到翌年一月六日主显节。

[13] 威尔士假发：十七、十八世纪时，英国上流社会及法官、律师、演员等，以戴假发（原产于威尔士）为时髦。这里指的是一种白色小型的卷曲假发。

[14] 玩这种游戏时，犯规者须交出身上的一件东西，等经过某种开玩笑的处罚后，才能发还。

[15] 尼格斯酒为用葡萄酒、糖、柠檬汁和豆蔻混合制成的热饮料。

[16] 明治攀是碎肉或百果做的馅饼。

[17] 一种苏格兰乡村舞蹈及乐曲。

[18] 这句话指费昔威舞步轻快。作者在这里玩弄了一次文字游戏，因为原文“light”一词在英语中既可作“轻快”解，又可作“光明”解。

[19] 男子行鞠躬礼，妇女行屈膝礼。

[20] 舞蹈中的一种老式舞步，舞者跃起，双足腾空踢动，然后落地。

[21] 孝服：表示哀悼的黑色衣服。

[22] 英国当时的风俗是，女儿将出嫁时，父母要给她一笔钱或财产，称作嫁资或嫁妆。没有嫁妆的姑娘是不受欢迎的。

[23] 指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的《写于三月》，其中有名句云：“四十头牛食草，静如一头。”

[24] 这光就是记忆之光，尽管斯克掳奇不愿回忆自己的过去，但往事既已勾起，就再也无法把它完全扑灭了。

第三节歌

三幽灵中的第二个

斯克掳奇从鼾声大作中醒过来，在床上坐起定了定神，根本用不着人家来告诉他，就知道钟又将敲一点了。他觉得自己正好在这紧要关头醒过来，就是特地为了要和那第二个使者来一次会晤，而这个使者正是由于雅各·马利的干预，才到他这里来的。但是当他开始猜想这个新幽灵会把他帐子的哪一边拉开时，他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地发起冷来，便索性用自己的手把每一边的帐子都拉开来，然后再在床上躺下，对床的四周保持严密的警戒，因为他打算在这幽灵一出现时，就向它挑战，而不愿意突然遭到袭击，弄得惊惶失措。

那些悠闲自在、不拘形迹的先生们，自负有那么两下子，而且是分外通晓世事，善于审时应变的，为了要表示他们在冒险应变方面神通广大，就说他们从掷钱游戏到杀人勾当，任何事情都是擅长的；而在这两个相反的极端之间，无疑地还有着范围相当广泛的许多事情。我固然不敢把斯克掳奇说得这么有能耐，可是我愿意请你们相信，他是准备看到范围相当广泛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出现的，从一个小娃娃直到一头大犀牛之间，无论什么东西出现都不会使他太惊骇。

如今，正因为他准备看见差不多任何东西，他才毫无准备会一无所见；因此，当钟鸣一下，而并无鬼影出现时，他禁不住剧烈地发起抖来。五分钟，十分钟，一刻钟过去了，可是什么都没有出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躺在床上，处于一道红光的核心和中央，这道光是在钟敲一点时就照射在他身上的；而且，由于只是一道光，竟比一二十个鬼更惊人，因为他既无法了解它的用意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打算怎么样；有些时候他更深怕自己当时会自燃[1]起来，成为一个有趣的事例，事先却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然而，到了最后，他开始想到——至于你我，是一开头就会想到的，因为旁观者清，只有不置身在困境中的人才知道应该怎样去应付这种境遇，并且毫无疑问地会这样去做——到了最后，我刚才说，他才开始想到，这道鬼光的来源和奥秘，可能就在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因为他再把这道光的踪迹追寻了一下，发现它似乎就是从那个房间里照射出来的。他心里既然完全存了这个想法，就轻轻地从床上起来，趿着拖鞋走到房门口去。

斯克掳奇的手刚碰到锁上，一个陌生的口音就叫了一声他的名字，而且吩咐他进去。他遵命做了。

那是他自己的房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房间已经起了惊人的变化。四壁和天花板上都挂满了活的绿色植物，看起来完全像是一座小丛林，亮晶晶的浆果在丛林里的每一个地方闪耀着。冬青、檞寄生和常青藤[2]的鲜嫩的叶子把这些亮光反射出来，好像有许多小镜子散布在那儿似的；熊熊的火焰直向烟囱里轰轰地上蹿，无论是在斯克掳奇的时期、马利的时期，还是过去许许多多的冬季里，这个阴沉的化石般的壁炉里都从未有过这样猛烈的火焰。堆在地板上，形成一个宝座似的，是火鸡、鹅、野味、家禽、腌肉、大块的腿肉、乳猪、一长串一长串的香肠、明治攀、葡萄干布丁、一桶桶的牡蛎、火热的栗子、像孩儿脸般红彤彤的苹果、多汁的橘子、甘美的生梨、庞大的主显节[3]饼，以及煮沸的一碗碗五味酒[4]，它们冒出来的芬芳的热气，把这个房间都熏得模糊了。在这里的榻上坐着一个兴高采烈的巨人，气派堂皇，手里拿着一根通红的火把，形状同象征丰饶的羊角[5]不无相似之处，他把它高高地举起，等斯克掳奇走到房门口来张望的时候，火把的光正好照在他身上。

“进来！”这幽灵叫道。“进来！同我多熟悉熟悉，朋友！”

斯克掳奇畏畏缩缩地走了进去，在这幽灵面前低头站着。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冥顽不灵的斯克掳奇了；虽则那幽灵的眼光是明朗和善的，他却不愿意和它接触。

“我是‘现在圣诞节之灵’，”这幽灵说，“对我看！”

斯克掳奇就恭而敬之地照办了。只见它穿着一件朴素的绿色长袍，或是大氅，周围用白的毛皮镶边。这件衣服宽松地披在它身上，它那宽阔的胸部都露了出来，仿佛不屑被人为的衣饰所卫护或遮掩。从衣服的宽大的褶裥下面，看得见它的一双脚也是赤露着的；它的头上不戴别的东西，只戴着一个冬青编的花冠，上面到处点缀着闪闪发光的冰柱。它那深褐色的鬈发很长，随便地披着，就像它那和蔼的脸儿、闪光的眼睛、张开的手掌、愉快的声音、自在的举止和快乐的气氛那样地随便不羁。它的腰间佩着一把古老的剑鞘，可是里面没有剑，而且这古老的剑鞘已经长满了锈。

“你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吧！”幽灵叫道。

“从来没有，”斯克掳奇回答它。

“从来没有同我家里比较年轻的成员们一起走动过吧？我的意思是说，在最近几年里诞生的我的哥哥们，因为我的年纪是很小的，”幽灵不放松地说。

“我想我是没有这样做过，”斯克掳奇说。“我恐怕是没有这样做过。你有许多兄弟么，幽灵？”

“有一千八百多个[6]，”这鬼说。

“这可是一个很不容易赡养的大家庭啊！”斯克掳奇嘀咕着说。

“现在圣诞节之灵”站起身来。

“幽灵呵，”斯克掳奇恭顺地说，“带我到你要带我去的地方吧。昨天夜里我是被逼出去的，可是我已经得到了一种教训，这教训现在正在起作用了。今天夜里，如果你有什么要教导我的话，那就让我得到教益吧。”

“轻轻地抓住我的袍子！”

斯克掳奇遵照他的吩咐做了，把袍子紧紧抓住。

冬青、檞寄生、红浆果、常青藤、火鸡、鹅、野味、家禽、腌肉、鲜肉、猪、香肠、牡蛎、馅饼、布丁、水果和五味酒，立刻全都消失了。那个房间、壁炉、通红的火光、夜间的钟点，也全都消失了，他们已经站在圣诞节早晨的城里的街道上。因为天气寒冷得很，人们在把住宅前面人行道上和屋顶上的雪都铲掉，发出了一种聒噪、轻快但并不难听的乐声，而最使孩子们欣喜若狂的是看见雪从屋顶上沉重地落到下面路上，碎裂成人造的小暴风雪。

同屋顶上那一片平滑洁白的积雪以及地面上稍微肮脏些的雪对照之下，房屋的正面就显得相当黝黑，而窗户也显得更黑了。街上的积雪都已经被那些大车和货车的沉重的车轮犁成深深的沟畦；在那几条大街分岔出去的地方，这些沟畦重复交叉了不知有几百次，造成了许多纵横交错的水渠，在那很稠的黄泥浆和冰冷的水里，简直找不出它们的途径来。天空是阴郁的，那些最短的街道上都充塞着一片半融解半冻洁的污秽的雾气，其中较重的微粒就成为一种煤灰[7]，像阵雨般落下来，仿佛大不列颠所有的烟囱都一起着起火来，正在称心如意地燃烧着。拿气候或是这城市来说，这儿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十分快乐的地方，然而却布满着一种快乐的气氛，即使最清净的夏季空气和最晴朗的夏季太阳，也决计散发不出来。

因为，那些在屋顶上铲雪的人，都是兴高采烈，满怀快乐的；他们从胸墙边大着嗓子你叫我唤，有时候还寻开心地把雪球抛来抛去——这是一种比口头的玩笑更富有友好意味的飞弹——如果打中了的话就哈哈大笑，如果打偏了的话也笑得同样地起劲。家禽铺子的门刚开了一半，水果铺则是五光十色。又大又圆、肚皮鼓出的栗子篮——模样儿就像快活的老先生们所穿的背心——在门口斜靠着，它们身体肥胖，易患中风，就这么摔倒在街上。褐色的脸色泛着红的、腰围很宽的西班牙球葱，像西班牙修道士般长得肥肥胖胖，油光锃亮；当姑娘们走过去时，它们就从架子上对她们挤眉弄眼，一派调皮放肆的样子，并且假装正经地瞟瞟挂在上面的檞寄生[8]。梨啊，苹果啊，都叠得高高的，堆成了壮丽的金字塔；一串串的葡萄，由于水果铺老板的好心肠，悬挂在特别触目的钩子上，使得人们在经过的时候嘴里禁不住会流出口水来，而不费分文；一堆堆带着苔藓的褐色榛子，它们所发出的香气，使人回忆起森林中的古老道路，以及在深可没踝的枯叶堆里，愉快地蹒跚行走的情景；还有烹调用的诺福克苹果，矮胖胖、黑黝黝的，把橘子和柠檬的黄颜色衬托得格外鲜明，而且因为它们那多汁水的身体长得非常结实，它们迫切地恳求人们把它们装在纸袋里带回家去，在饭后把它们吃掉。那些金色和银色的鱼，盛在一只缸里，安置在这些精美的水果中间，它们虽然属于一个呆笨迟钝的族类，似乎也知道现今正有什么事情在发生着；而且，所有的鱼都一样，全在它们那小小的天地里，带着缺乏热情的兴奋，喘着气大兜其圈子。

杂货铺呢——哦，杂货铺呀！——差不多已经打烊了，大概已经上了两扇或者一扇护窗板，但是从那些窗缝里可真有看头呢！不仅仅是磅秤落到柜台上发出的悦耳声音，或者麻线与滚轴很爽快地分了手，或者罐子[9]给拿上拿下，砰砰作响，像变戏法似的，或者甚至茶叶和咖啡的混合香气闻在鼻子里是那么舒服，或者甚至葡萄干是那么丰富和珍贵，杏仁又是那么洁白异常，肉桂枝那么长而且直，其余的那些香料那么味美，蜜饯糖果做成圆饼，沾上了糖浆，使得最冷淡的旁观者看了都要觉得头晕嘴馋，而且事后大发胃气痛。也不仅仅是因为无花果都是湿润而柔软的；法兰西李子带着些微的酸涩，在它们那些装潢得很漂亮的盒子里，红着脸儿害臊，或是，一切的东西都是好吃的，并且都穿着它们的圣诞节盛装；实在是因为顾客们在这充满希望的大好日子里，大家都是那么匆忙和那么急切，以致在门口彼此碰撞，鲁莽地撞坏了他们的柳条篮，把他们买的东西遗忘在柜台上，再奔回来拿，此外，还怀着好得不能再好的心情，犯下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错误；而杂货铺老板和他的店员们，又都是那么真诚坦白和精神抖擞，使得他们用来把围裙扎在背后的那些闪闪发亮的心形东西[10]，就像是他们自己的心，露出在外面让大家来检查，并且让圣诞节的穴鸟[11]高兴来啄的时候就可以来啄。

但是不久，礼拜堂屋顶尖塔上的钟声召唤善良的人们都到礼拜堂和小教堂去，他们便都去了，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带着最愉快的面容，成群结队从街上走过去。同时，从几十条小街、狭巷和无名的角落里，涌出了无数的人，把他们的膳食带到面包房去[12]。幽灵看到这些寻欢作乐的贫苦人，似乎非常感兴趣，因为它站在一家面包房的门口（斯克掳奇就站在它身旁），等到他们经过时，把那些饭盒的盖子揭开，从它的火把里洒下一点香料到他们的膳食里。而这火把又是一个极不平凡的火把，因为有一两次，几个带膳食的人由于互相碰撞而发生口角的时候，它从火把里洒了几点水在他们身上，他们那愉快的心情就立刻恢复了。因为他们说，在圣诞节争吵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的确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上帝保佑，的确是这样的！

后来钟声停止了，面包房关上了门；可是在每个面包房炉灶上面那一片融解了的潮湿斑迹上，亲切地隐约显示出所有这些膳食，和它们进行烧煮的过程，连灶面上铺着的石头也冒着烟，仿佛它们也在烧煮着。

“你从你火把上洒出来的东西可有一种特别味道吗？”斯克掳奇问。

“有啊。我自己的味道。”

“是不是今天随便哪种饭食上都洒上它呢？”斯克掳奇问。

“友好地洒给每一种饭食。大都是给一种穷苦的饭食。”

“为什么大都是给穷苦的饭食呢？”

“因为穷苦的饭食最需要它。”

“幽灵啊，”斯克掳奇想了想后说，“我觉得奇怪的是：在我们周围这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中，对这些人的清白无辜的享受机会横加阻碍的，偏偏是你。”

“我！”幽灵叫起来。

“他们每逢第七天[13]进正餐一次，而这一天往往就是它们能够称为进正餐的唯一日子，你却要把他们这点点机会都剥夺掉，”斯克掳奇说。“你不就是这样吗？”

“我！”幽灵叫道。

但是不久，礼拜堂屋顶尖塔上的钟声召唤善良的人们都到礼拜堂和小教堂去。

“你要在第七天把这些地方都关掉，”斯克掳奇说。“这事实上还不是一样。”

“我要这样！”幽灵惊叫道。

“如果我讲错了，那就请你宽恕我。这事情是利用你的名义来做的，或者至少是利用你家族的名义的，”斯克掳奇说。

“在你们这尘世上，”幽灵说，“是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自称认识我们，他们利用了我们的名义，来干他们那些纵欲、骄傲、恶意、憎恨、嫉妒、顽固和自私的勾当。他们跟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们，都是素不相识的，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世上生活过一样。记住这一点，并且叫他们干下的勾当由他们自己来负责，不要由我们来负责吧。”

斯克掳奇答应一定记住；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而人们看不见他们，就像先前那样，一直走到了城市的郊区。这幽灵有一种特别的长处（这是斯克掳奇在面包房里就看出来的），那就是：他的身材虽则庞大无比，但能轻松自如地适应任何场所；他站在一个低矮屋檐下的优雅气度，正如一位超自然的人物，就同他站在任何一座高大的厅堂里一样。

也许是由于这位善良的幽灵乐于施展自己的这种法力，或是出于他自己那仁慈、慷慨、热诚的性格，以及他对于所有穷苦人的同情，才使他一直走到斯克掳奇的雇员家里去；因为他正在往那里走，而且带了斯克掳奇一同去，斯克掳奇拉着他的袍子；到了大门的门槛前，幽灵笑了，就停下来拿火把洒一洒法水，祝福鲍勃·克拉吉的这所住宅。你想想看！鲍勃自己一个礼拜只挣十五个“鲍勃”[14]；他每逢礼拜六装进口袋的只有十五个和他大名相同的东西；可是这“现在圣诞节之灵”却祝福了他这四间房的屋子！

那时只见克拉吉夫人，克拉吉的妻子，站起身来，她穿着一件翻制过两次的长大衣，样子很寒伧，但是结着色彩鲜艳的缎带，带子价钱便宜，花六个便士就打扮得蛮好看了；她在铺着桌布。她的第二个女儿，贝琳达·克拉吉也扎着很鲜艳的缎带，正在帮她的忙；同时彼得·克拉吉少爷正把一把叉插进一锅马铃薯，并且把他那其大无比的衬衫领头（这是鲍勃的私人财产，为了庆祝节日特地授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的）的尖角弄到自己的嘴巴里去，他发现自己穿着得这么华丽，感到十分快活，便急于要到那些时髦的公园里去把这件亚麻布衬衫出出风头。这时，那两个年纪最小的克拉吉，一男一女，飞快地奔进来，一边尖声叫着，说他们在面包房外面闻到了鹅的香气，就知道这是为他们家烤的；这两个小克拉吉，把洋苏叶和球葱[15]想得其味无穷，就绕着桌子跳起舞来，并且把那位彼得·克拉吉少爷吹捧得上了天，而他（虽然领头几乎叫他透不过气来，却并不骄傲）却在吹着火，直到那些煮起来很慢的马铃薯都沸腾起来，响亮地撞着锅子的盖，要求把它们放出来剥皮。

“怎么，你们那宝贝的父亲碰上什么了，”克拉吉夫人说，“还有你们的哥哥小丁姆？还有玛莎，上次圣诞日她半个钟头都没有迟到呢！”

“玛莎来啦，妈妈！”一位姑娘边说边走进来。

“玛莎来啦，妈妈！”那两个小克拉吉叫道。“好哇！有这么大的一只鹅呢，玛莎。”

“哎，主保佑你，亲爱的，你来得多么晚啊！”克拉吉夫人说，吻了她一二十遍，格外殷勤地替她把围巾、帽子都拿下来。

“昨天夜里我们有许多事情要干完，”这姑娘回答说，“今天早晨又必须收拾干净，妈妈！”

“好吧！你已经来啦，咱们就不谈这些吧，”克拉吉夫人说。“亲爱的，你在火炉前面坐下来取取暖吧，主保佑你！”

“不，不！父亲就要来了，”这两个小克拉吉叫道，他们到处蹦跳着。“躲起来，玛莎，躲起来！”

玛莎就躲了起来，果然那矮小的父亲鲍勃走进来了，他胸前挂着一条围巾，至少有三英尺长，流苏还不算在内；他那旧得露出底板的衣服，已经打好补钉，刷个干净，以便像个过节的样子；肩头上还驮着一个小丁姆。可怜的小丁姆啊，他拿着一根小拐杖，他的四肢都用铁架子撑着！

“怎么，我们的玛莎在哪儿？”鲍勃·克拉吉看看周围，叫道。

“没有来，”克拉吉夫人说。

“没有来！”鲍勃说，他的一团高兴立刻低落下来；因为他从礼拜堂一路给丁姆当骏马，驮着他跳跳蹦蹦地奔回来。“圣诞节的时候不来！”

玛莎不愿意看见他失望，即使只是闹着玩；因此时机虽然还没到，她已经从壁橱门的背后走了出来，扑到他怀里；另外那两个小克拉吉却拥住了小丁姆，把他带到洗衣间去，让他可以听听布丁在铜锅[16]里唱歌的声音。

“还有，小丁姆乖么？”克拉吉夫人问，这时候她已经把鲍勃的上当取笑了一番，而鲍勃也已经把他女儿称心如意地搂抱了一番。

“乖得很呢，”鲍勃说，“简直十二万分地乖。不知怎的，他独个儿坐得太久了，就想起心事来，他想的才是你听都没有听见过的怪事儿呢。在我们回家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因为他是一个跛子，他希望大家在礼拜堂里都看见他，这样就会使他们想起，在圣诞节这一天，是谁[17]使跷脚的乞丐能走路，瞎眼的盲人能看见的，从而感到愉快。”

玛莎就躲起来了，果然那矮小的父亲鲍勃走进来了……肩头上还驮着一个小丁姆。

当鲍勃把这话告诉大家的时候，他的声音激动得都发抖了，而当他说到小丁姆已经长得越来越壮健的时候，他的声音激动得更厉害了。

还没来得及再说一句话，已经听得见小丁姆那活跃的拐杖在地板上笃笃地响着回来了，他的哥哥姐姐都护卫着他，把他送到壁炉边的小凳上；同时鲍勃呢，翻起了袖口——这可怜的人，仿佛生怕袖口还会给弄得更破旧似的——在一只大口杯里，把杜松子烧酒和柠檬掺合成一种热的混合饮料，搅了又搅，然后放在炉旁的保温铁架上去慢慢地炖着；彼得少爷和那两位满天飞的小克拉吉出去取鹅，一会儿就声势浩大地列队回来了。

接下来的那一阵忙乱，使你也许会以为一只鹅是一切鸟类中最珍贵的，是一种长着羽毛的奇物，即使黑天鹅[18]跟它比起来，也不过是件很平常的东西罢了——而事实上，它在这家人家的确很像这样的一件珍品。克拉吉太太把肉汁（已经预先在一只小锅子里烧好）炖得滚烫，嘶嘶地在响着；彼得少爷把马铃薯捣碎，那股劲儿真大得令人难以相信；贝琳达小姐在苹果沙司里加上糖；玛莎把热的盘子都擦干净；鲍勃把小丁姆带在身边，坐在桌旁一个小角落里；还有那两个小克拉吉在给大家摆着座椅，也不忘记给他们自己摆好，然后坐在他们的岗位上守望着，一边用汤匙塞住嘴巴，生怕分菜还没有轮到他们的时候，就叫着要吃鹅。最后，盘子都摆好了，餐前的谢恩祷告也做过了。接着便是一阵屏气凝神的停顿，这时候克拉吉太太对那把切肉刀从头至尾慢慢地端详了一会，准备把它插进鹅的胸部去；等她把刀子插进去，大家盼望已久的鹅肚子里塞的东西都涌出来时，桌子四周就一齐发出了喜悦的声音，甚至小丁姆，被这两个小克拉吉弄得激动起来，也用餐刀的柄在桌子上敲着，有气无力地喊着“好哇！”

从来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一只鹅。鲍勃说他不相信有人烧出过这样好的鹅来。它又嫩又鲜，肥大而便宜，成为大家一致赞美的话题。加上苹果沙司和马铃薯泥，它足够让全家饱餐一顿；的确，正像克拉吉太太兴高采烈地说的（眼睛衡量着菜盆子里的一小粒骨头），他们到底没有把它全吃掉呢！可是每一个人都已经吃得很够了，尤其是那两个顶小的克拉吉，简直都沉浸在洋苏叶和球葱里，一直浸到眉毛边！可是这时贝琳达小姐已经换过盆子，克拉吉太太就独自一个人离开这房间——她实在太紧张了，不愿让旁人看到——去拿起布丁，送进房来。

万一它还没有煮透了呢！万一在翻出来时它裂开来呢！万一他们在前面吃鹅吃得很开心的时候，有什么人翻过后院的墙头把它偷走了呢——想到这里，那两个小克拉吉急得脸儿都发青了！总之，各式各样可怕的事情都担心到了。

嗬！那么多的热气！布丁已经从铜锅里拿出来了。一股像洗衣日[19]的气味！就是那块布嘛！就像吃食店的隔壁开了一家糕点铺，糕点铺隔壁开了一家洗衣作坊，才有这么一股味儿！这就是那个布丁！半分钟之后，克拉吉太太进来了，脸儿涨得通红，可是得意地笑着，手上捧着那只布丁，像一颗颜色斑驳的炮弹似的，又坚硬又结实，周围燃烧着四分之一品脱[20]的一半的一半的白兰地[21]，顶上装饰着一根圣诞节的冬青树枝。

啊，一只多了不起的布丁！鲍勃·克拉吉说（而且是平心静气地说的）他认为这是他们结婚以来克拉吉太太所获得的最伟大的成功。克拉吉太太就说，既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现在总算放下了，她要承认，这次做布丁所用的面粉数量，她有点不放心。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了一点意见，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到或是想到，对一个大家庭来说，这只布丁未免太小了。如果这样说或这样想的话，那简直是离经叛道之谈了。克拉吉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哪怕露出一点点这种意思，也会羞得面红耳赤的。

最后，饭吃完了，台布收拾清爽了，壁炉打扫干净了，炉火也添旺了。壶里的五味酒已经尝过了，被认为尽善尽美，苹果和橘子都放到了桌子上，一满铲的栗子放到了炉火上。于是克拉吉全家的人都围着火炉坐下，成为鲍勃·克拉吉所说的团团一圈，意思其实是指的半个圈儿；在鲍勃·克拉吉的手肘边陈列着他那套家藏的玻璃器皿，两只大口酒杯和一只没有柄的牛奶蛋糕杯。

然而，这几只杯子里却盛着壶里的热酒，真不亚于黄金铸成的酒盅。鲍勃笑容满面地把酒一杯一杯斟出来，火上的栗子正在毕毕剥剥地响着，爆裂着。于是鲍勃举杯祝颂道：

“我的亲人们，祝我们大家圣诞快乐。上帝保佑我们！”

全家都重复说了这句话。

“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小丁姆最后一个说。

他坐在他父亲身边的小凳上，靠得很近。鲍勃把他那只枯萎的小手握在自己手里，仿佛他疼爱这个孩子，只想把他留在自己身边，而唯恐被人从他那里夺走。

“幽灵啊，”斯克掳奇带着一种他以前从未有过的关怀说，“告诉我，小丁姆将来能不能活下去？”

“我看见一个空的座位，”幽灵回答说，“放在那可怜的烟囱角落里，还有一根没有了主儿的拐杖，郑重地被保存着。如果‘将来’不把这些阴暗的东西加以改变的话，这孩子是要死的。”

“不，不，”斯克掳奇说。“哦，仁慈的幽灵啊，不要这样！说他会得到幸免吧。”

“如果‘将来’不把这些阴暗的东西加以改变的话，我这一族里没有一个人会在那里找到他，”幽灵说道。“那又怎么样呢？如果他宁愿死的话，他还是死掉的好，而且也可以减少过剩的人口。”

斯克掳奇听见幽灵所引用的正是他自己从前讲过的话，不禁低下了头，不胜其愧悔和伤心。

“人啊，”幽灵说，“如果你心肠里有的是人性，而不是顽石，你就应该放弃你那种恶毒的高调，先弄弄清楚，所谓过剩的人口究竟是些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人该活，什么样的人该死，是不是都要由你来决定呢？也许，在上帝的眼里看来，你比千百万个像这穷人的孩子那样的人更没有价值，更不配活下去呢。上帝啊！听听看：一只在树叶上饱餐的虫子竟然宣称，他那些在尘埃里挨饿的同胞们不如多死掉几个来得好哪！”

斯克掳奇挨到幽灵的责备，低下了头，一边发着抖，一边把眼睛望着地面。但是他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姓氏，就赶紧把眼睛往上看。

“斯克掳奇先生！”鲍勃说。“我向你们提出斯克掳奇先生，这宴会的创办人！”

“宴会的创办人，真是！”克拉吉太太叫道，脸儿都气红了。“我但愿他本人在这儿。那时我倒要教训教训他，让他好好听一顿，希望他有这种好胃口。”

“亲爱的，”鲍勃说。“孩子们在听着！今天是圣诞节啊。”

“只有在圣诞节这一天，我相信，”她说，“人家才会为一个像斯克掳奇先生那样叫人讨厌、小气刻薄、无情无义的人举杯祝他健康。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人，罗伯特！没有人比你知道得更清楚的了，可怜的人儿！”

“亲爱的！”鲍勃还是温和地回答说，“这是圣诞节啊。”

“我要为了你和这个节日的缘故来为他祝酒，”克拉吉太太说，“但不是为了他本人的缘故！祝他长寿！圣诞愉快，新年欢乐！他一定会很愉快很欢乐的，我相信！”

孩子们跟着她举杯祝酒。今晚这还是第一次，他们对所做的事情毫不起劲。小丁姆最后一个举杯，可是他才不高兴做这种事情哩。斯克掳奇是他们这一家子的厉鬼克星。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使这个宴会蒙上一层阴影，足足有五分钟还消除不掉。

等这桩事过去后，他们比原来快活十倍了，仅仅是因为跟那不吉利的斯克掳奇已经打完交道，大家才都轻松起来，鲍勃·克拉吉告诉他们，说他怎样已经替彼得少爷物色了一个职位，这个职位如果能弄到的话，每个星期就会有足足五先令半的收入。那两个小克拉吉一听到彼得要做生意人了，就笑得不可开交；彼得自己呢，从他那领子中间沉思地看着炉火，仿佛正在深思熟虑，一旦收到那一笔令人张皇失措的进款时，他该向什么地方去投资。接着，玛莎——她是一家女帽铺的可怜的学徒——就告诉他们，她必须做什么样的工作，她一口气要工作多少钟点，以及她怎样打算明天早晨在床上睡个够，好好地休息休息，因为明天是她可以在家里度过的一个例假日。她还说她怎样在几天前看见一位伯爵夫人和一位爵爷，那位爵爷“跟彼得差不多高”；彼得一听见这话，便把领子拉拉高，高得你都看不见他的脑袋了，如果你在那儿的话。在这整段时间里，栗子和酒壶都不断地递来递去。一会儿，他们就听见小丁姆唱起歌来，这歌唱的是一个迷路的小孩怎样在雪地里跋涉；小丁姆的嗓音凄凉而轻微，确实唱得极好。

这儿并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地方。他们不是一个小康之家；他们穿着得并不讲究；他们的皮鞋都远不是不漏水的；他们的衣服都很单薄；而且彼得可能知道——很可能知道——当铺的里边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他们全都快乐、感激，彼此很亲切，并且对目前的景况心满意足。当他们在那幽灵临别所洒的明亮的法水中逐渐消逝时，他们显得更快乐了；斯克掳奇把眼睛一直看着他们，尤其是看着小丁姆，一直看到最后。

这时候天色已经暗起来了，雪下得很大；斯克掳奇和幽灵沿着街上走过去时，家家的厨房、客厅以及各种各样的房间里，都是炉火熊熊，亮得不得了。这儿，火光的闪耀中显出一家人家正在准备一顿舒适的晚餐，热的盘子在火炉前面烘了又烘；还有深红色的窗帷，随时可以拉拢，把寒冷和黑暗挡在外面。在那边，这户人家所有的孩子都跑到雪地里去迎接他们那些已经结婚的姐姐、哥哥、堂兄、叔伯和婶婶，抢着要做头一个迎接他们的人。在这儿，还有客人们欢聚的影子照在窗帘上；在那儿，有一群漂亮的姑娘，都包着头巾，穿着毛皮的靴子，大家嘁嘁喳喳地同时在讲话，轻盈地走到附近某一个邻人的家里去，而在那里，苦恼的是那个独身汉子，眼看她们容光焕发地走进去——这些机灵的女子，她们很明白自己的魅力！

但是，出去参加友好集会的人是那么多，你如果从人数上来判断，那你就会认为：等他们到了亲友们家里，不会有人来欢迎他们，不是每一户人家都期待着接待宾客，并且把壁炉里的火添得旺旺的，有烟囱的一半那么高。祝福这一切，那幽灵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啊！它裸露出它那宽阔的胸部，张开它那阔大的手掌，向前飘荡而去，用它慷慨的手把它那欢快而无害的喜悦，倾泻给它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那个点路灯的人，跑在前面，把那些幽暗的街道点缀上星星点点的灯光，他身上已穿着好，准备到什么地方去消磨这个晚上。当幽灵经过他身边的时候，这点灯夫高声大笑起来，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除了圣诞节之外，一个伴侣也没有。

在那儿，有一群漂亮的姑娘，都包着头巾，穿着毛皮的靴子，大家嘁嘁喳喳地同时在讲话。

这时候，那幽灵事先毫不关照，他们俩已经站在一片阴暗荒凉的原野上了，在那儿，奇形怪状的粗石块到处乱丢着，仿佛这地方就是巨人们的葬身之处；水喜欢往哪儿流就往哪儿流去；或者本来想流过去，可是被冻住了，流不动了；那儿长着的全是苔藓和金雀花，以及庞杂丛生的草。在西方落山的太阳留下了一道火辣辣的红光，这红光对那片荒地耀眼地照了一会儿，就像一只阴沉的眼睛似的，皱紧了眉头，越沉越下，越沉越下，终于消失在黑夜的浓影中。

“这是什么地方？”斯克掳奇问。

“这是矿工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地下深处劳动着，”幽灵回答说。“可是他们都认得我。瞧！”

一间茅屋的窗里射出一道亮光，他们就赶快向那里跑去。经过了一座泥土和石头所筑的墙，他们发现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围着一炉很旺的火坐着。一对很老很老的男女，同他们的儿女，以及儿女的儿女，和再下面的一代，都快乐地穿着他们的节日盛装。风在这贫瘠的荒原上怒号着，那老人家正在给他们大家唱一支圣诞节的歌，声音难得高过风声；这是一支他孩提时唱惯的很老的歌；他们时常大家加入合唱。一到他们提高了嗓门的时候，这老人家就唱得相当轻快而响亮；一到他们停下来时，他的精力便又衰退了。

幽灵并不在这儿耽搁，却吩咐斯克掳奇抓紧他的袍子，在荒原上空继续前进，赶到哪儿去呢？不是到海里去吧？正是到海里去。使斯克掳奇大为恐慌的是，他回头一望，只见那最后一部分陆地，一道可怕的山岭，已经被撇下在后面了；海浪汹涌怒号，他的耳朵都被雷鸣般的水声震聋了；海水在那些久被冲蚀的可怕洞窟里激荡个不住，凶猛地想把陆地冲坍。

在一个陷入水中的岩石形成的阴森森的暗礁上，离海岸大约三海里，屹立着一座孤零零的灯塔，海水一年到头擦洗冲击着它。一大堆一大堆的海藻盘结在暗礁的底部，那些风暴鸟[22]——人们可以猜想，它是在风中诞生的，正如海藻是在水中诞生的一样——在礁上飞起飞落，像它们飞掠过的海浪那样。

可是，即使在这样一个地方，两个看守这灯塔的人也生了一炉火，因此从那厚石墙的窗眼里，有一道明亮的光线射出来，照在这可怕的海上。他们坐在一张粗糙的桌子边，伸出了他们长满老茧的手，彼此紧握着，举起罐头里的掺水烧酒，互相祝贺圣诞快乐；而且其中的一个——年纪大些的那一个，脸上布满了种种饱经风霜的创伤，正像一条旧船的船头雕像似的——唱起一支雄壮的歌曲，这歌声就像是刮起了一阵大风。

这幽灵又奔向前去，在那漆黑的、汹涌起伏的海面上空——奔啊，奔啊——直到它告诉斯克掳奇说，离随便哪个地方的海岸都很远了，他们才在一条船上停下来。他们站在操纵着舵轮的舵手旁边，站在船头守望者的旁边，站在值班的高级船员们旁边；黑黝黝的幽灵般的身影站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但是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在哼着一支圣诞节的曲子，或者怀着一个圣诞节的思念，或者低声地对他的伙伴谈到某一个过去了的圣诞节，言谈之中带着重返家园的希望。船上的每一个人，不管是醒着还是睡着，是好人还是坏人，在这一天的互相交谈中，都比一年之中的任何一天更友好；在某种程度上，共同分享着这个节日的欢乐，同时记起了他所怀念的在远方的人们，并且知道他们是乐于记得他的。

斯克掳奇静听着风的呻吟声，想到要在那寂寞的黑暗中，越过一道陌生的深渊（它的深处藏着一些机密，正如死亡那么深不可测）向前行进，真是一件多么严峻的事情啊。使斯克掳奇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听见一阵哈哈大笑的声音。使他格外吃惊的是，他听出这笑声竟是他自己的外甥的声音，并且发现他现在正在一间明亮、干燥、闪光的房间里，而那幽灵正微笑地站在他的身旁，带着一种表示赞许的亲切神情对这位外甥看着！

“哈哈！”斯克掳奇的外甥笑道，“哈哈哈！”

如果你碰巧——这种机会的可能性是很少的——知道有人笑得比斯克掳奇的外甥更愉快，那我只想说，我也很愿意认识认识他。把他介绍给我，我要想法跟他交个朋友。

世事的安排，真可以算是公正、不偏和高尚的了：疾病和忧愁固然是要传染人的，可是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欢笑和快乐更能传染、更无法抗拒的了。当斯克掳奇的外甥笑成这个样子——捧着他的肚皮，转动着他的脑袋，扭曲着他的脸儿，做出许多最古怪的模样时——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也笑得跟他一样起劲。而他们那批聚会在一起的朋友们，也都不甘落后，使劲地笑着。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圣诞节是胡闹，真的！”斯克掳奇的外甥叫道。“而且他的确这样相信。”

“那他更应该害臊了，弗雷德！”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怒气冲冲地叫道。为这些娘儿们祝福吧！她们做起事来从来不会不彻底的。她们总是很认真的。

她长得非常漂亮，出奇的漂亮。一张有酒窝的、带着惊诧神情的绝妙的脸儿；一张圆熟的小嘴，似乎生来是给人亲吻的——它无疑正是如此；她下颌上有各种各样好看的小酒窝儿，当她笑的时候就互相融合起来，而那一双眼睛是你在任何小家伙的脸上都从未看见过的，是最最令人愉快的。总而言之，她是一个你会称之为逗引人的女性，你知道；但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女性。哦，十十足足地令人满意！

“他真是一个滑稽的老头子，”斯克掳奇的外甥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本来是可以更友好些的嘛。不过，他已经是自作自受的了，所以我也不想说什么话来指责他。”

“我相信他是很有钱的，弗雷德，”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说。“至少，你常常对我这样说的。”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亲爱的！”斯克掳奇的外甥说。“他的财富对他一无好处。他并不拿自己的钱财来做一点好事。他没有用它来使自己生活得更舒服些。他本来可以想到——哈哈哈！——他将来或许能用自己的钱财来使我们得到好处，但是他连这样想一下的乐趣都没有。”

“我容忍不了他，”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说。她的姐妹，以及所有其余的女士们，都表示同样的意见。

“嘿，我容忍得了他的！”斯克掳奇的外甥说。“我替他难过；我即使想对他生气，也生不起来。他这种恶劣的脾气究竟使谁吃亏呢？总还是他自己吧。现在他忽然想到不喜欢我们，不肯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了。后果是什么呢？他不吃这顿饭也不见得有多大损失。”

“其实，我想他是损失了一顿很好的饭，”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插嘴说。其他的人都这么说，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有资格的裁判员，因为他们刚刚吃过这顿饭。这时，饭后的点心放在桌子上，他们都在灯光下围炉而坐。

“喏！我听见这句话很高兴，”斯克掳奇的外甥说。“因为我对这些年轻的主妇们是不大有信心的。你怎么看，陶泊尔？”

陶泊尔显然正紧盯着斯克掳奇外甥媳妇的一个妹妹，因为他回答说，一个独身的男人是一个可怜的化外之民，无权对这种话题发表意见。于是斯克掳奇外甥媳妇的妹妹——围着花边领纱[23]的胖胖的那一个，不是戴玫瑰花的那一个——脸儿就红起来了。

“再说下去哟，弗雷德，”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拍拍手说。“他向来是把话开了头不说完的！他这人真太可笑！”

斯克掳奇的外甥又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而且因为没有法子可以制住这笑的影响（虽然那位胖妹妹竭力在闻着香醋[24]，想忍住笑），大家也就一起跟着大笑了。

“我只是想说，”斯克掳奇的外甥说道，“他不喜欢我们，不肯跟我们一起寻欢作乐，其结果是，照我看来，只有使他自己丧失了一些愉快的时刻，而这种时刻对他是不会有害处的。我相信，他丧失了能使他更加愉快的同伴们，比他在自己的冥想中——不管他待在他那发霉的老写字间里，还是他那满是灰尘的房间里——所能找到的，都要愉快得多。我正是因为可怜他，才特意每年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可以辱骂圣诞节，一直骂到他死为止，但是，如果他发现我高高兴兴的，一年又一年地到他那儿去，对他说，‘斯克掳奇舅舅，您好哇？’——我敢向他挑战——他总有一天会禁不住觉得圣诞节还不错的。只要这一来能够使他心情愉快地留下五十镑给他那个穷伙计，那就很了不起了；我觉得我昨天是触动了他的。”

现在轮到他们笑了，想到他竟然能触动斯克掳奇。但因为他是一个脾气好透的人，而且不大在乎别人在取笑什么人，所以不管大家怎样在笑，他还是鼓励他们笑个畅，并且很快活地把酒瓶递过去。

喝过茶以后，他们听了些乐曲。因为他们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家庭，而且我能向你保证，当他们唱一支无伴奏的三重唱、四重唱或是一首轮唱曲[25]时，他们都是蛮内行的，特别是陶泊尔，他能够深沉地唱着低音，像一个好歌手似的，而且从来不会唱得额角上青筋暴起，或者为之脸儿涨得通红。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弹竖琴弹得很好，除了奏其他各种曲调之外，还弹了一支简单的小曲子（一支算不了什么的曲子，你能在两分钟内就学会用口哨把它吹出来），而这曲子正是一个女孩子所熟悉的，她就是“过去圣诞节之灵”曾经使斯克掳奇回忆起来的那个把他从住读学校里接回去的女孩子。当这一节乐曲响起来时，那幽灵显示给他看过的所有事情，都一齐涌上了他的心头；他的心肠越变越软了；他想到：如果他在许多年以前就能够常常听到这样的曲子，那他也许已经用自己的手培养起有利于自己幸福的人生的仁爱，而不必去请教那位教堂司事[26]埋葬过雅各·马利的铁锹了[27]。

但他们并不把整个夜晚都花在音乐上。过了一会儿，他们玩起罚物游戏来，因为有时候再做做小孩子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圣诞节这样做是再好也没有了，因为在那一天，它的伟大的创始者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且慢！他们先玩起捉迷藏来了。自然是要玩这个的啰。可是我不相信陶泊尔真正是蒙着眼睛装瞎子，正如我不相信他脚上长着眼睛一样。我的看法是，这是他跟斯克掳奇的外甥预先串通的一出把戏；而且“现在圣诞节之灵”也晓得的。他追着披花边领纱的胖妹妹时的那副样子，简直是对人性易于轻信的莫大侮辱。他打落了火钳，绊倒了椅子，撞着了钢琴，给卷住在窗帘里，不管她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他始终知道胖妹妹正在哪儿。他硬是不捉旁人。如果你故意向他身上倒去（他们中有些人就这样试过），而且站着挡住，他就会假装竭力要来抓住你——这简直是对你的理解力的公然侮辱——然后立刻侧过身来，向胖妹妹那边走去。她常常嚷着说，这样太不公平了；这也确实是不公平。但是最后他终于捉住她了；她虽则浑身穿着绸，窸窣作响，拍着翅膀似的急忙飞过他身旁，他还是把她逼到一个走投无路的角落里，到了这时候，他的举动真是恶劣到极点了。因为他假装不知道就是她；假装必须摸一摸她的头饰，并且为了要证明确实是她，还要把一只什么戒指硬戴在她手指上，一根什么项链硬套在她头颈上；这种种行径真是下流可耻、荒唐透顶！难怪等到另外一个蒙眼人上场的时候，他们走到窗帘后面很隐秘地躲在一起之后，她就把她对这件事的意见向他提出。

且慢！他们先玩起捉迷藏游戏来了……可是我不相信陶泊尔真正是蒙着眼睛装瞎子，正如我不相信他脚上长着眼睛一样。

斯克掳奇的外甥媳妇并没有参加这个捉迷藏游戏，却在一个温暖舒适的角落里，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张大椅子上，踏着一张脚凳，幽灵和斯克掳奇就近在她的背后。但是她参加了罚物游戏，而且爱她的爱人到了十足崇拜的程度，每个字母为首的字都用上了[28]。在玩“何故、何时、何地”的问答游戏时，她也是个了不起的好手，她的妹妹们虽然也都是些精明的姑娘（陶泊尔会这样告诉你），可是都被她彻底击败了，这使斯克掳奇的外甥心里暗暗高兴。那儿也许有二十个人吧，老的少的都有，但是他们都在玩，斯克掳奇也参加在内了；因为他对于眼前所发生的事情太感兴趣了，他竟然完全忘掉他的声音是他们的耳朵听不见的，有时候也把他自己的猜想相当响亮地喊出来，而且他常常猜中；这就是说，即使是最尖锐的缝衣针，针眼保证不坏的那种最好的“白教堂牌”针，也不会比斯克掳奇更锐利，可是他还以为自己是迟钝的呢。

那幽灵发现他兴致这样好，觉得很高兴，就对他表现出那么宠爱的态度，以致斯克掳奇居然像一个小孩子似的恳求它，准许他逗留到客人散去以后。但幽灵说，这是办不到的。

“这儿又有一种新的游戏，”斯克掳奇说。“再待半个钟头吧，幽灵，只要半个钟头！”

这是一种叫做“是与否”的游戏，斯克掳奇的外甥要在心里想好一样东西，让其余的人把它猜出来，而他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只是看情况回答一声是或否。他暴露在像迅猛的炮火般的盘问下，结果吐露出他所想到的东西是一种动物，一种活的动物，而且是一种讨厌的动物，野蛮的动物；这种动物有时候咆哮，有时候嘀咕，有时候讲话，就住在伦敦，在街道上走来走去，没有被人拿去展览，也没有被人牵着，而且不住在一个动物园里，也从来没有在市场上被屠宰；它既不是马，也不是驴，既不是母牛，也不是公牛，也不是老虎、狗、猪、猫、熊。当每一个新的问题向他提出时，这位外甥总要重新哈哈大笑一番，他被逗得那么乐不可支，只好从沙发上跳起来，在地上跺着脚。最后那个胖妹妹，也笑成同一个样儿，叫起来道：

“我猜着啦！我知道它是什么，弗雷德！我知道它是什么！”

“是什么啊？”弗雷德问。

“就是你的舅舅斯克掳—掳—掳—掳—掳奇。”

的确就是他。大家都表示佩服，不过有人抗议说，弗雷德对“是不是狗熊呢？”这句问话，应当回答“是”；因为如果是个否定的回答，那末假如他们曾经想到这方面去的话，这个回答就足以使他们联想不到斯克掳奇先生身上去了[29]。

“说真的，他给了我们许多乐趣，”弗雷德说，“我们如果不喝酒祝他健康，那就未免太忘恩负义了。这儿有一杯烫热的酒[30]，就在我们手边；因此我说，‘为斯克掳奇舅舅干杯！’”

“好啊！为斯克掳奇舅舅干杯！”他们叫道。

“祝他老人家圣诞快乐，新年愉快，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斯克掳奇的外甥说。“他不肯接受我的祝颂，然而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快乐。为斯克掳奇舅舅干杯！”

斯克掳奇舅舅心里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那么高兴和轻松，因此如果那幽灵给他充分时间的话，他一定会对这一群毫未觉察他在旁的人举杯祝贺作答，而且用他们听不见的说话来感谢他们。但是他外甥那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刚刚说出口，这幕景象就全部消逝了；他与那幽灵又开始他们的旅行了。

他们看见了许多，他们跑得很远，而且访问了许多人家；但结果都是快乐的。那幽灵在一张张病人的床边站一下，他们就都快活起来了；它一到他乡异地，人们就觉得家乡近在咫尺了；一靠近挣扎着的人，他们便怀有更大的希望而变得忍耐起来了；一站在贫穷的旁边，富有就跟着来了。在济贫院、医院和监狱里，在贫困所寄身的每一个地方，只要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在他渺小而短促的掌权期间，并没有把门儿关紧，并把这幽灵闩在门外面，那末它总是留下它的祝福，并且把它的一些箴言教导给斯克掳奇。

如果这只是一个夜晚的话，那么这该是很长的一夜；但是斯克掳奇对这是有他的怀疑的，因为似乎圣诞节假期中的那些日子，都压缩到他们一起度过的这段时间里了。而且，奇怪的是，斯克掳奇在外形上固然丝毫没有改变，那幽灵却变得老起来了，清清楚楚地老起来了。斯克掳奇已经看出这种改变，但对此却一句也不提，直到他们离开了一个儿童们参加的第十二夜[31]联欢会之后，两人一起站在一个空旷的地方，斯克掳奇对这幽灵看看，他才看出它的头发都变白了。

“幽灵们的生命难道这样短促么？”斯克掳奇问。

“我在这地球上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幽灵回答说。“今天夜里就要完结了。”

“今天夜里！”斯克掳奇叫道。

“今天夜里，在半夜的时候。听！辰光快到了。”

这时节，钟声正在敲着十一点三刻。

斯克掳奇全神贯注地看着幽灵的那件袍子，说道：“如果我要问的话是不应该问的，那末请你原谅我。这是因为我看见有一件奇怪的东西，不是属于你身上的东西，从你袍子的下摆里伸出到外面来。这是一只脚还是一个脚爪？”

“这也许是一个脚爪吧，因为它上面还有皮肉在那里，”幽灵哀伤地回答说。“你瞧！”

它从袍子的褶裥里拎出两个可怜、卑贱、丑恶、可厌、悲惨的小孩来。他们跪在它的脚下，紧紧地抓住它衣服的外面。

“喏，伙计！你瞧这儿！瞧瞧这下面！”幽灵叫道。

他们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怒容满面，形如恶狼，可又是卑躬屈膝，俯首帖耳。优美的青春本来应当使他们的形体丰满，而且给他们以最鲜艳的面色的，如今却好像有一只陈腐和干瘪的手，像老年人的手似的，在拧他们、扭他们，并且把他们撕成碎片。本来是天使们在宝座上受人膜拜的地方，如今却潜伏着魔鬼们，他们正用威胁的眼光在瞪人。自从神奇的开天辟地创造万物以来，不知有过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人类不论变化、堕落或反常到什么程度，都从来不曾有过任何怪物，有一半这样恐怖可怕。

斯克掳奇吓得直向后倒退。看见他们这样显露在他眼前，他嘴里想说他们都是蛮好的孩子，可是这句话宁愿卡住在他的喉咙里，也不愿做这样一个弥天大谎的参与者。

“幽灵！他们是你的儿女吗？”斯克掳奇再也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他们是人类的儿女，”这幽灵说，低下头看着他们。“可是他们缠住了我，从他们的父亲那儿前来申诉。这个男孩名叫‘愚昧’。这个女孩名叫‘贫困’。你要谨防他们俩，以及所有他们的同类，但顶要紧的是谨防这个男孩，因为他的额角上我看见写着‘毁灭’这个词儿，除非写下的字迹被擦掉了。拒绝承认这个！”幽灵叫道，把他的手伸出来指着城市的方向。“谁把它讲给你听，你就痛骂他！如果你为了党同伐异的目的而承认它，那就会使得事情更糟！你等着将来的后果吧！”

“他们难道没有避难的地方或者办法吗？”斯克掳奇叫道。

“难道没有监狱吗？”幽灵说，最后一次用斯克掳奇自己的话来回答他。“难道没有贫民习艺所吗？”

钟敲了十二下。

斯克掳奇向周围看看，要找那幽灵，可是它已经不见了。当最后一下钟声停止颤动时，他想起了老雅各·马利的预告，于是举目一望，就看见一个庄重严肃的幻象，披着衣服，戴着头巾，像一阵雾似的沿着地面，向他过来。

[1] 自燃：物质在并无直接加热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氧化过程，温度逐渐升高，终于达到着火点，自发地引起燃烧。这里是说斯克掳奇唯恐这道光发自他自己的身上，以致自己燃烧起来。

[2] 这三者是英国人在圣诞节时做装饰品用的。

[3] 主显节在圣诞节后第十二天（即一月六日）。

[4] 五味酒原出印度，有酒、茶、柠檬汁、糖和水等五种成分，后泛指掺水加糖和香料的混合酒。

[5] 丰饶的羊角：据希腊神话，大神宙斯长大后，取一羊角赠克里特王之女，以报其抚育之恩，说有了这东西，能随心所欲，无不如意。因此这羊角被称为“丰饶之角”，是和平与繁荣的象征。

[6] 狄更斯的这篇小说写于1843年，圣诞节每年一次，所以他说有一千八百多个圣诞节的幽灵。

[7] 伦敦城内当时有无数烟囱，浓烟滚滚，雪和雾落下后，就变成又脏又黑了。

[8] 按照英国古老的风俗，男子可以吻凡是站在一串悬着的檞寄生下面的女子。

[9] 一种有盖的金属小罐，装茶叶、咖啡或香料。

[10] 指上面有心形图案的别针或搭扣等。

[11] 一种小乌鸦，看见发亮的东西喜欢飞来衔去。

[12] 十九世纪时，英国平民家中有炉灶的很少，通常都是架火烹饪，在去教堂或节日时，就把伙食送到面包房去烧煮。

[13] 犹太人把星期日作为一周的第一天，第七天即星期六，作为安息日。基督教新教的教友派则称星期六为第七天。

[14] “鲍勃”：英国俚语，意为一先令。克拉吉的名字叫罗伯特，简称鲍勃，所以说“和他大名相同”。

[15] 这是英国人烧烤家禽时常用的佐料。

[16] 以铜等金属制成的大锅或罐，供烧水或煮衣服用。“唱歌”是说蒸布丁的水在锅里烧滚了。

[17] 这里指的是耶稣。耶稣使瘸子走路、瞎子复明的故事分别见《圣经》中《约翰福音》第5章和《马可福音》第8章。

[18] 天鹅多为白色，黑天鹅则很少见，故被视为珍禽。这里是说克拉吉家因为贫穷，把普通的鹅看得比黑天鹅还珍贵。

[19] 指英国人每星期在家洗衣服的日子。布丁是用布包着煮的，而且又是放在煮衣服的锅里煮，所以有一股洗衣的味儿。

[20] 品脱为英国液量单位，等于0.568公升。

[21] 英国习俗，圣诞节吃布丁时，要在布丁周围浇上白兰地，并点火燃着。

[22] 即海燕。

[23] 这是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时，妇女围在颈部及肩上的花边或麻纱。

[24] 这是一种含有醋酸和各种香精的香油，欧洲妇女用来防治晕眩和醒脑避秽。

[25] 这是一人唱完一节，由第二人赶紧接上唱的短歌，第一人唱到第二节时，第二人即唱第一节。可数人或是数组合唱。

[26] 教堂司事：教堂中担任管理教堂房屋、挖掘坟穴、打钟等任务的人员。

[27]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马利的尸体就不会被挖掘出来，而“圣诞节之灵”也不会来找他了。

[28] 这里指的是罚物游戏中的一种，名叫“我爱我爱人有个A字”，由参加的人轮流说出自己所爱的人是怎样的，要求在这句话的末尾用一个以A或B、C等字母开头的词。说不出者受罚。

[29] 原文bear一词亦可指卑鄙粗野之人，故云。

[30] 指一种加糖和香料后烫热的葡萄酒或啤酒。

[31] 第十二夜指主显节前夕，一月五日的晚上。主显节为圣诞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所以“现在圣诞节之灵”的生命即将结束。

第四节歌

最后一个幽灵

那幻象缓慢、庄重而沉默地走近来。当它走近他身边的时候，斯克掳奇就双膝跪下了，因为这幽灵穿过空气而来，似乎一路在散布阴郁和神秘的气氛。

它全身都裹在一件深黑色的衣服里，把头、脸和身体都包住了，什么都看不见，露出的只有一只伸出来的手。要不是有这只伸在外面的手那就难以把它的形体跟黑夜分开，并且使它脱离那包围着它的黑暗了。

等它走到了他的身旁，他发觉它是高大而威严的，并且它那神秘的出现，使他充满了一种严肃的畏惧。除此之外，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因为这幽灵既不讲话也不动弹。

“光临的是‘未来圣诞节之灵’吗？”斯克掳奇说。

幽灵并不回答，只把它的手向前指着。

“你是将要把那些还没有发生、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当着我们的面发生的事情的影像指点给我看吧，”斯克掳奇接下去说。“是不是这样，幽灵？”

那衣服上部的皱褶收缩了一下，仿佛这幽灵把头低了一下。这便是斯克掳奇得到的唯一答复。

斯克掳奇虽则到这时跟鬼打交道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这个沉默的形象却是害怕得不得了，他下边的两条腿发着抖，等到发现自己正准备跟它走时，人几乎站立不住了。那幽灵看见他这种情况，便停顿了片刻，给他时间来定一下神。

但是这样一来，斯克掳奇反而更糟糕了。他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感，觉得在那阴森森的尸衣后面正有一对鬼眼全神贯注地盯着他，而他自己虽然把眼睛睁开到最大的限度，却是除了一只鬼手和一大堆漆黑的东西之外，什么都看不见。

“‘未来之灵’啊！”他叫道，“我见了你，比过去见过的随便什么鬼都更加害怕。但是因为现在我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让我得到好处，同时因为我希望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准备同你做伴，并怀着感激的心情这样做。你不愿跟我讲讲话么？”

它并不给他答复。那只手一直指向前面。

“引路吧！”斯克掳奇说。“引路吧！夜晚消逝得很快，时间对于我正是最宝贵的，我知道。引路吧，幽灵！”

这幻象像先前向他走过来时那样，现在向前行动了。斯克掳奇就跟随着它衣服的影子，他觉得这影子把他托起来，一路带往前去。

他们似乎并没有进城去，倒好像是这城市在他们四周涌现出来，主动地把他们包围在里面。总之，他们这时已到了城中心；到了交易所里，在商人们中间，那些商人都在匆忙地跑来跑去，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叮当作响，聚成一群群在谈着话，看看他们的表，或者若有所思地拨弄着他们的金质大图章[1]，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这种情形正是斯克掳奇看惯了的。

这幽灵在一小撮生意人的旁边停了步。斯克掳奇看见它的手指点着他们，他便走上前去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不，”一个下颌硕大无比的大胖子说道，“这件事我也知道得不多。我只知道他已经死了。”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另外一个问。

“昨天夜里吧，我相信。”

“哟，出了什么毛病啦？”第三个人问，从一只很大的鼻烟盒里拿出一大撮鼻烟。“我还以为他永远不会死的哩。”

“那只有天晓得，”头一个说，打了个哈欠。

“他把他的钱怎样安排来着？”一个红面孔的绅士问，他鼻尖上挂着一个瘤，摇动起来像是雄火鸡下颌边的垂肉。

“我还没听人说起过，”那个大下颌的人说，又打了一个呵欠。“把它留下给他的公司吧，也许。他并没有把它留下来给我。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句逗人的话引起了大家的笑声。

“这次丧事大概会是便宜得很的，”同一个讲话的人说，“因为，我可以打赌，我不知道有谁会去送葬。我们大家来凑几个人，自告奋勇地去一下怎么样？”

“如果供给一顿午饭的话，我去一趟也无所谓，”鼻子上挂着瘤的那位先生说。“如果要我凑个数的话，那就得请我吃一顿。”

又是一阵笑声。

“话可得这么讲，在你们这些人里头，我是最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个，”头一个讲话的人说，“因为我向来不戴黑手套，我也向来不吃午餐。但是如果别人愿意去的话，我也愿意去。说到这里我却想起来了：我恐怕不能说，我不是他唯一的朋友吧；因为我们每次碰见的时候，总要站住了攀谈一两句的。再见，再见！”

那些讲话的人和听的人都走开去，混到别的人堆里去了。斯克掳奇是认识这些人的，就对那幽灵看看，希望它作一个解释。

这幻象却溜到一条街上去。它的手指点着两个在碰头的人。斯克掳奇就又听着他们讲话，心想解释也许就在这里。

这两个人他也是十分熟悉的。他们都是生意人：很有钱，而且地位很重要。他一直有意去赢得他们的尊重，那就是说，从生意经出发，完全是从生意经出发。

“你好哇？”一个说。

“你好？”另一个应道。

“嗯，”头一个说，“‘老刮皮’[2]到底也寿终正寝了，是不是？”

“我听人这样说过，”第二个回答。“冷吧，是不是？”

“正合圣诞节的时令。我看你不是个爱溜冰的人吧？”

“不是。不是。我还有别的事情要考虑呢。早安！”

再没有别的话了。他们的会面、他们的交谈和他们的分手就是这样。

斯克掳奇先是感到有些惊奇，怎么这幽灵居然会对这样显然很琐碎的交谈加以重视；但是觉得这里头一定隐藏着什么用意，他便开始思量这用意可能是什么。这些话不可能与他的老合伙人雅各·马利之死有关，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而这个鬼的活动范围却是未来。他也想不出有哪一个跟他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人，可以用得上这些话。但是他绝不怀疑，不管这些话是关于谁的，他相信对于自己的改过自新都包含着某种教训，因此他决计把他所听见的每一句话，所看见的每一件事情，都牢牢记在心里；特别是等到自己的阴魂出现的时候，要看个清楚。因为他有一种期望，他未来的自己的行为会把他现在所没有找到的线索提供给他，这样他要解答这些哑谜就容易得多了。

他就在那个地方找他自己的形象，但是在那个他惯常待的角落里，现在站着的却是另外一个人了；尽管钟上所指的时间已经是他通常到那里的时间，可是他在那许多从门廊里涌进来的人群中，却看不见一个像他自己的人。然而，这种情形也不大使他惊异；因为他在心里已经反复思考过，要重新做人了，他正料想并希望能够看见他这新诞生的决心在这里成为事实。

那幻象站在他身旁，静默而且阴暗，伸出了一只手。当他从深思的探索中惊醒过来的时候，他从那只手的转动，以及它站在自己身旁的位置，似乎感觉到那双看不见的眼睛正在锐利地望着他。这情况使他发起抖来，而且觉得浑身发冷。

他们离开了那个熙熙攘攘的场所，来到这城市中一个偏僻的地段，那里是斯克掳奇以前从没到过的，不过他认识这个去处和它的坏名声。道路全是污秽而狭隘的，店铺和住宅都很破败；人们衣衫不全，嗜饮酗酒，邋里邋遢，面目可憎。一些小胡同和拱门，像不计其数的污水坑那样把恶臭、垃圾和生活中的种种气味，都倾吐到这些蔓延曲折的街道上；这整个地区散发着罪恶、污秽和穷困的臭味。

在这个藏垢纳污之所的巢穴深处，在一个屋檐斜伸出去的屋顶下面，有一家低矮的、门面凸出的铺子，那儿收购废铁、破布、瓶子、骨头和油腻的下脚。里面的地板上放着一堆堆的锈钥匙、钉子、链条、铰链、锉刀、磅秤、砝码以及各种各样的废铁。一座座像山一样的不成体统的破布、一团团发臭的油脂以及那些骨头叠成的坟墩头，不知孕育并藏匿着多少很少有人高兴去仔细探究的秘密。有一个头发花白的年纪近七十岁的坏角子，坐在他买卖的货色中间，靠近一个用旧砖头砌成的炭炉；他把许多杂七杂八的破布挂在一条绳子上，做成一个又臭又脏的门帘，来给自己挡住外面的冷空气，他在这安静的隐居地，其乐无穷地抽着板烟。

斯克掳奇同那幻象来到这人面前的时候，恰巧有个女人夹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偷偷地走进铺子。但是她人刚到，就有另外一个女人，同样地带着东西，也走了进来；而她后面紧跟着一个穿褪色黑衣服的男子，他看见她们时吃惊的程度，正和她们认出了她们彼此时一样。经过了一个短暂的目瞪口呆的时期（那吸板烟的老头子也和他们一样）之后，他们三人都禁不住大笑起来。

“让那打杂女工做头一个吧！”第一个进来的那女人叫嚷道。“让那洗衣婆做第二个吧；让那殡仪馆的伙计做第三个吧。你瞧这儿，老乔，这可真是碰得巧啊！咱们三个人，本来不打算在这儿碰头的，竟都来啦！”

“你们再也找不到比这儿更好的碰头地方了，”老乔说，把他的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到客厅里来吧。你在这儿早就是熟门熟路的了，你知道；至于另外那两个，也都不是陌生人。等一会儿，让我把铺子的门关上。哎哟，这门儿吱吱地叫得多响啊！这屋里没有比它自己的铰链锈得更厉害的铁器了，我相信；我还肯定这屋里的骨头没有比我这副骨头更老的了。哈哈！咱们都是顶配干咱们这一行的，咱们都是棋逢敌手。到客厅里来吧。到客厅里来吧。”

这所谓客厅，就是破布门帘后面的那块地方。老头子用一根旧的梯毯夹条[3]把炉里的火拨拨拢，用他的烟斗柄把冒烟的灯剔剔亮（因为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了），然后又把烟斗塞进嘴去。

在他忙着这些的时候，那个已经讲过话的女人把她那包东西丢在地板上，大模大样地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两臂交叉，胳膊肘搁在膝头上，用一种大胆的挑衅姿态，对另外那两个人瞧着。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狄尔伯太太，这有什么关系呢？”那女人说。“每个人都有权利照料他自己。他向来就是这样的！”

“真的，这话挺对！”那洗衣妇说。“没有人比他更会照料自己的了。”

“那末，女人，别站在那儿呆瞪着，好像害怕似的！谁会知晓呢？我想咱们总不会彼此找岔子吧？”

“不，那才不会呢！”狄尔伯太太和那男子齐声说。“咱们希望不至于。”

“这就很好！”这女人叫道。“这样就够了。少了几件像这样的东西，谁会受损失呢？一个死人是不会的，我猜想？”

“当然不会，”狄尔伯太太说，大笑起来。

“如果他死了以后，还想保留这些东西，这个刻薄的老死刮皮，”那女人接下去说，“那末他在世的时候，为什么那样不近人情呢？如果他做人合情合理一些的话，那末在死神来打击他的时候，总会有人来照顾他，不会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喘气直喘到断气。”

“这句话真是说得再确切也没有了，”狄尔伯太太说。“这就是老天对他的报应。”

“我但愿这报应能够更重一点，”这女人回答说。“你可以完全相信，如果我的手能够搞到任何别的什么的话，那末这种报应一定会更重一点的。把那个包裹打开来，老乔，让我知道它能值多少钱。爽爽快快地讲。我不怕做头一个，也不怕给他们看见这件事情。我相信，在我们在这儿碰头之前，我们大家就已经很明白各人是在自己动手了。这不是什么犯罪。把包裹打开来，乔。”

但是她的朋友们都很讲义气，不肯让她先打开包裹；于是那个穿着褪色黑衣服的男子一马当先，拿出了他的掠获物。东西并不丰富。一两个图章、一只铅笔盒、一副袖扣以及一支不值什么钱的别针，就这些而已。老乔把它们一件件的仔细检验过，估一估价钱，然后把他对每件东西打算付的数目，用粉笔写在墙壁上，等到他发现已经没有东西再拿出来时，就加成一个总数。

“这是你的账，”乔说，“我不能再多给六个便士，哪怕你要把我活活煮死也办不到。第二个是谁？”

狄尔伯太太是第二名。几条被单和毛巾、几件破旧的衣服、两把老式的银茶匙、一副方糖夹子以及几只靴子。她的账也同样地写在墙壁上。

“我向来对女士们出手太松。这是我的一个弱点，也是我毁掉自己的原因，”老乔说。“那是你的账。如果你再向我多要一个便士，而且公开提出来，那我就要懊悔自己太慷慨，非削减你半个克朗不可。”

“现在把我的包裹打开来吧，乔，”头一个女人说。

乔为了打开包裹更方便起见，就跪在地上；他解开了许许多多的绳结，才拉出一大卷挺重的深颜色的东西。

“你把这东西叫做什么啊？”乔问。“床上的帐子么？”

“啊！”女人回答说，哈哈大笑，叉着两臂，身子朝前倾。“帐子嘛！”

“难道说，他人还躺在床上，你就把这些东西，连同铜圈等等，一起都拿了下来？”乔问。

“不错，我正是这样，”女人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

“你真是生来要发财的，”乔说，“你将来一定会发财。”

“我向你保证，乔，对于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凡是我只要伸出手去就能够拿到的东西，我是决不会把手缩回来的，”女人冷冷地回答。“喏，你不要把油滴在那毯子上。”

“他的毯子吗？”乔问。

“你以为不是他的，倒是谁的？”女人回答说。“没有了这两条毯子，他总不至于伤风感冒吧，我敢说。”

“我希望他不是生了什么传染病死的吧？呃？”老乔停了一下他的工作，朝上面望望，这样说。

“你不用害怕这个，”那女人应道。“如果他有什么传染病的话，我决不会那么喜欢跟他做伴，为了这点东西在他身边多逗留的。啊！你尽管看那件衬衫，把你的眼睛都看痛了，你也不会在上面找到一个破洞，或是一摊磨烂的地方的。这是他衬衫中顶好的一件，也的确是件好衬衫。要不是有我在，人家早就把它糟蹋掉了。”

“你说糟蹋掉是什么意思？”老乔问。

“当然啦，这是说把它穿在他身上葬掉，”女人笑了一声，回答说。“有人就蠢得这么做了，可是我把它又脱了下来。如果白棉布[4]派这种用场不够好的话，那它还能派什么用场呢？盖在他的身上，还是一样很得体。他不会比穿上这一件显得更难看了。”

斯克掳奇惊心动魄地听着这一段话。当他们围着赃物，在老头子那盏灯的黯淡光线之下，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用一种无以复加的厌恶和痛恨看着他们，即使他们是出卖死人尸体的下流恶魔，也不过如此了。

当老乔拿出一只装着钱的法兰绒袋子来，把给他们的那几笔钱数了出来摆在地上时，又是那个女人笑道，“哈哈！你们瞧，今儿这个就是他的下场！他活着的时候，把每个人都吓得从他身边跑开，他死掉之后，倒使我们得到了好处！哈哈哈！”

“幽灵呀，”斯克掳奇从头到脚发着抖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这个不幸的人的遭遇，可能就是我自己的遭遇。我的生活现在正向这个方向走去。慈悲的上帝呵，这是什么啊？”

他怀着恐惧直向后退，因为眼前的场景又变了，这时他的身子差不多碰到了一张床，一张光溜溜的、没有帐子的床，在这床上，一条破被单的下面，躺着一件被遮盖住的东西。这东西虽然不会开口，却用一种可怕的语言宣布它是什么了。

这个房间很黑暗，黑暗得无法看得真切；可是斯克掳奇因为私下里怀着一种冲动，就向房间里四处张望，急于想知道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房间。从外面的空中升起一道黯淡的光线，一直照到这张床上；而躺在这张床上的正是这个被人洗劫、被人遗弃、没人守灵、没人哭泣、没人照料的人的尸体。

斯克掳奇朝那幻象望望。它那坚定的手，正指着那人的头。那条遮体的布是那么随随便便地盖在上面，斯克掳奇只消动一动一个手指头，稍微把它掀起一点点，就可以使那张脸儿露出来。他想到这一层，觉得这件事真是容易做得很，因此巴不得这样做；只可惜他没有力量来把这蒙在脸上的布揭开，正如他没有力量使他身旁这幽灵走开一样。

如此无情、严酷而可畏的死神啊，您在这儿筑起了您的神坛，并且调动了那么多的恐怖手段来把它装潢起来，因为这儿本来是您的领域啊！但是对于那被人尊敬、受人爱戴并博得荣誉的人的头，您却是既无法碰他一根毫发来达到您那可怕的目的，也无法使他五官中的哪一处变得可憎。这并不是因为他那只手现在是沉重的，一放松就会垂落下去；也不是因为他的心脏和脉搏已经停止了；恰恰是因为那只手从前是光明正大、慷慨而忠实的；那颗心是勇敢、热烈和温柔的；那脉搏是一个大丈夫的。打击吧，阴灵，打击吧！您就会看见他的那些善行从创口里涌出来，把不朽的生命散播到全世界！

并没有人在斯克掳奇耳边讲这些话，然而当他望着床上时，他听到了这些话。他想，如果这个人现在能够起死回生的话，他最先想到的将会是什么呢？难填的欲壑，苛刻的交易，还是贪婪的操心呢？说实话，它们不是已经使他落到一个富有成果的下场了吗？

他躺在那黑暗的空房子里，没有一个男人，女人或小孩会说：他曾经在这件事或那件事上待我很好，为了纪念他的一句好心话，我要好好地对待他。一只猫正在门上抓着，炉边石头下面有老鼠在啃咬的声音。它们在这个死人的房间里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它们为什么那么不安静而蠢蠢欲动，斯克掳奇简直想都不敢想。

“幽灵啊！”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在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我决不会把它的教训丢开的，请相信我。我们走吧！”

然而这幽灵还是用一个毫不移动的手指，指着那死人的头。

“我懂得你的意思，”斯克掳奇回答说，“假如我做得到的话，我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幽灵。我没有这个能力。”

幽灵似乎又在望着他。

“幽灵呵，我求求你，”斯克掳奇说，感到很痛苦，“如果这城里有哪一个人，因为这个人的死而心情激动，请你把那个人指给我看看！”

幻象把他的黑袍子在他面前张开了一会儿，好像一只翅膀似的；等到收拢的时候，显出了一个阳光照耀下的房间，里面有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们。

她正在等着什么人来，而且是带着焦急迫切的心情；因为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见每一个声音就要惊跳起来；一忽儿从窗口向外张望，一忽儿又看看钟；她想做一点针线活，可是总做不成；甚至她孩子在玩耍时的声音她都简直受不了。

最后，响起了那期待已久的敲门声。她急忙跑到门口，迎着了她的丈夫；他虽然还年轻，可是他的脸儿已经是饱经忧患，愁苦不堪的了。这时他脸上带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一种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竭力想抑制的认真的喜悦。

他坐下来吃饭，那是早已给他留在炉边热着的；而当她（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胆怯地问他有什么消息时，他似乎窘得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

“是好消息呢，还是坏消息？”她问，帮助他讲出来。

“坏消息，”他回答说。

“那末我们全毁了么？”

“不。还有点希望，卡洛琳。”

“如果他肯发发善心的话，”她惊异地说，“那就有希望了！如果这样的奇迹已经出现了的话，那就随便什么都还是有希望的。”

“他已经没法发善心了，”她丈夫说，“他已经死啦。”

如果她脸上的表情并不骗人的话，她是一个温和而富有耐心的人；但是她听见了这句话，心里实在觉得欣慰，就紧握着双手，说出了这个意思。她接着就祷告上帝请求恕罪，而且觉得难过；但是她那头一个举动是表现她内心的情绪的。

“我想去见他要他答应宽限一星期，那个昨天夜里我对你提起过的酒喝得半醉的女人跟我说了，我起先还以为只是避不见我的一种借口，但结果却的确是如此。那时候，他不仅是病得很厉害，而且是就要死了。”

“我们欠的债将来转交给谁呢？”

“我不知道。不过，不消等到那时候，我们的钱就可以准备好了；而且，即使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却碰到了他的继承人偏偏也是一个这样狠心的债主，那也就只好说是命该如此了。今天我们总可以心情轻松地睡一夜啦，卡洛琳。”

的确。他们虽然竭力想使心肠软一些，但他们的心情到底是轻松些了。孩子们都默不作声，围绕在他们父母身边，听着那些他们很难听懂的话，他们现在也都变得更容光焕发了。这个人一死，这间屋子就变成快乐得多了！这个鬼所能显现给他看的由此人之死所引起的唯一情感，是一种快乐的情感。

“让我看到一点对一个人死亡的恻隐之情吧，”斯克掳奇说，“不然的话，幽灵啊，我们方才离开的那个黑暗的房间，就会永远显现在我眼前了。”

那幽灵带领他穿过几条他的脚步所熟悉的街道；他们一路走去时，斯克掳奇东张西望，想找到他自己，但是随便在哪儿都看不到自己。他们走进可怜的鲍勃·克拉吉的家里；这个住处是他以前去过的；他们看到那做母亲的和她的儿女们都围炉而坐。

沉静。非常沉静。那些爱吵闹的小克拉吉，都在一个角落里沉静得像是雕像似的；他们坐在那里望着彼得，彼得面前放着一本书。母亲和她的女儿们正在做着针线。但是他们的确都静默得很！

“‘他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5]”

斯克掳奇是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句话的呢？他并不是在梦里听见的。当他和幽灵跨进门槛的时候，彼得一定是在高声读着这句话。他为什么不读下去呢？

母亲把她所做的活放在桌上，伸手掩住脸儿。

“这种颜色[6]伤我的眼睛，”她说。

这种颜色？唉，可怜的小丁姆呀！

“眼睛现在好点了，”克拉吉的妻子说。“在蜡烛光底下把眼睛都弄模糊了；等你们父亲回来了，我随便怎样也不能让他看见我这双模糊的眼睛。现在一定是快要到他回家的时候了。”

“其实是已经过了时候啦，”彼得合拢书说。“但是我想，母亲，在最近这几个晚上，他总是走得比平时稍微慢一点吧。”

他们又变得非常沉静了。临了，她用一种稳定而愉快的声音说，只有一次顿了一下：

“我知道他曾把——我知道他曾把小丁姆背在背上走的，还走得很快哩。”

“我也知道是这样，”彼得叫道。“常常这样。”

“我也知道是这样，”另外一个叫道。大家都知道。

“但他背起来是很轻的，”她接下去说，用心做着活，“他的父亲又是那样爱他，所以更觉得不费事，不费事了。现在你们父亲到了门口啦！”

她赶快出去迎接他；于是鲍勃披着他的围巾——他实在需要这东西，可怜的人儿——走进来了。他的茶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搁在炉旁的保温架上，他们都想比比看谁对他侍候得最好。接着那两个小克拉吉爬到他的膝头上，每个孩子都把自己的一片小脸颊儿贴在他的脸上，仿佛在说，“父亲，不要把这事情挂在心上。不要伤心！”

鲍勃跟他们玩得很快活，并且高高兴兴地和全家的人讲话。他看看桌子上面的活计，就称赞克拉吉太太和姑娘们做事辛勤迅速。不消到礼拜天，这些活早就能做好，他说。

母亲把她所做的活放在了桌上，伸手掩住脸儿。“这种颜色伤我的眼睛，”她说。

“礼拜天！那你今天去过啦，罗伯特？”他妻子问道。

“是的，亲爱的，”鲍勃回答说。“我真希望你也能够去就好了。你如果能够看见那儿是个多么苍翠的地方[7]，对你一定有好处的。可是你今后会常常看见那地方的。我已经答应他，每逢到了礼拜天，我一定要上那儿去走走。我的小小孩儿啊！”鲍勃哭了起来。“我的小孩儿啊！”

他禁不住一下子痛哭起来。他实在忍不住了。他要是忍得住的话，他和他的孩子恐怕就会比过去离得更远了。

他离开了这个房间，跑上楼去，走进上面的那个房间，那里灯火照耀得很欢乐，挂着圣诞节的装饰。靠近那孩子的身旁，摆着一张椅子，还留着不久前曾有人在那儿坐过的痕迹。可怜的鲍勃就在这张椅子里坐下了，他想了一会儿，使自己镇静下来之后，吻吻那张小脸儿。他如今已接受了那已经发生的事实，便又相当高兴地走下楼来。

他们围炉坐着，谈着，姑娘们跟母亲都在干活。鲍勃讲给他们听，斯克掳奇先生的外甥真是特别厚道，他只不过跟他见过一次面，可是那天斯克掳奇的外甥在街上碰见他，看见他的神气有一点——“只不过有一点不开心，你知道，”鲍勃说——他便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这样苦恼。“听见了这句话，”鲍勃说，“因为他是你所能碰到的讲话最亲切动听的人，我便告诉了他。他就说，‘克拉吉先生，我对此事感到十分难过；而且是替你的好太太十分难过。’顺便提一句，我真不懂，他怎么会知道这个的。”

“知道什么呀，亲爱的？”

“喏，知道你是一位好太太呗，”鲍勃说。

“哪个不知道呀！”彼得说。

“这话说得好，我的孩子！”鲍勃叫道。“我希望他们都知道。他说，‘我真替你的好太太十分难过。假如我有任何地方可以为您效劳的话，’他说，把他的名片递给我，‘这上面就是我的住址。请来找我吧。’啊，这件事情使人觉得很高兴，倒不是因为他可能对我们有什么帮助，而是因为他那种仁爱的态度。看起来真好像他老早就认识我们的小丁姆，而且很同情我们。”

“我深信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克拉吉夫人说。

“亲爱的，”鲍勃回答说，“如果你看见过他，跟他讲过话，那你就会更相信他是这样的了。如果他能给彼得搞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你们注意我讲的话！——我一点不会觉得惊奇。”

“你听听这句话，彼得，”克拉吉夫人说。

“到了那时候，”姑娘们中间的一个叫道，“彼得就会跟什么人轧朋友[8]，并且自立门户了。”

“去你的！”彼得回答说，咧嘴笑着。

“这倒多半是可能的，”鲍勃说，“反正总有这么一天吧；好在往后的日子长得很，来得及，亲爱的。但是，不管我们大家将来怎样分手，在什么时候分手，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掉可怜的小丁姆的——我们总不会吧——也不会忘掉我们中间这头一次的分手吧？”

“决不会的，父亲！”他们大家都叫道。

“我们只要一回忆到他是多么有耐性、多么温和，虽然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孩子，我就知道，”鲍勃说，“我就知道，我的亲人们，我们自己中间决不会轻易争吵起来，吵得忘掉了可怜的小丁姆的。”

“对，决不会的，父亲！”他们大家又都叫道。

“我高兴极了，”鲍勃说，“我高兴极了！”

克拉吉夫人吻他，他的女儿们吻他，那两个小克拉吉吻他，彼得和他握握手。小丁姆的英灵呵，你那童稚的善良本质就是来自上帝的！

“幽灵啊，”斯克掳奇说，“有什么东西在通知我，我们分手的时候就要到了。我知道这个，但是我不知道究竟要怎样分手。告诉我，我们看见的那个死去了躺在床上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那“未来圣诞节之灵”跟先前一样——然而斯克掳奇认为是在不同的时候；的确，在最后的那些幻景中，时间上的次序似乎是混乱的，只知道这些都是将来的事情——把他运送到一个生意人聚集的地方，但是始终没有把斯克掳奇自己显现给他看。实在是，这幽灵一点也没有停留，只顾一直往前去，仿佛正向刚才心目中想去的那个目的地奔去，直到斯克掳奇恳求它停留片刻才止。

“我们现在急急忙忙穿过的这个院子，”斯克掳奇说，“就是我办公的地方，而且干了很长一个时期。我看见那幢房子了。让我看看我在将来的日子里究竟是个什么样儿！”

那幽灵停下来，可是手却指着别处。

“屋子就在那边，”斯克掳奇叫道。“你为什么指着别处呢？”

那只无情的手指一点也不挪动。

斯克掳奇赶快跑到他办公室的窗子边，向里面望去。这儿还是一间办公室，但已经不是他的了。家具已经不是原来的了，坐在椅子里的人也不是他自己。那幻象还是跟先前一样地在指着。

他回到它的身边，一边纳闷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和要到哪儿去，一边跟随着它，直至他们到达一座铁门边。他在进去之前，先停下来向四周看看。

一片教堂的坟场。这么说，这儿就是那个倒霉的人的葬身之地，这个人的姓名他眼看就要知道了。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四周被房屋包围住；遍地的良草和杂草，而植物是正在不断枯死，却不是正在生长；埋葬了太多的人，塞得满满的；由于它的胃口得到满足，显出很发福的样子。好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幽灵站在那些坟墓中间，朝下指着其中的一座。斯克掳奇哆嗦着向那座坟走过去。那幻象还是完全跟先前一个样儿，可是他生怕从它那严肃的形体上看出新的含意来。

“在我更走近你指点着的那块石碑之前，”斯克掳奇说，“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这些究竟是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影像呢，还是只不过是或许会发生的事情的影像？”

那鬼依然手指向下，指着它身旁的那个坟。

“人们所走的道路会预示某种结局，这就是说，如果他们坚持走他们的道路，他们就一定会达到那种结局，”斯克掳奇说。“但是，假如他们离开了这种道路，那末结局也会改变的。你说，你显现给我看的那些事物就是这样的吧！”

那幽灵还是跟以前一样地丝毫不动。

斯克掳奇向这座坟走去，边走边发着抖；于是，随着那个指头，他在这荒坟的石碑上读到他自己的姓名：埃伯尼泽·斯克掳奇。

“难道我就是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么？”他叫道，双膝跪下。

那只手指从坟指向他，再从他指向坟。

“不，幽灵！啊，不，不！”

那只手指仍然伸出着。

“好幽灵啊！”他叫道，紧紧地抓住它的袍子。“听我讲！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那样的人了。要不是因为这次经历，我不会变成我应该变成的人。假如我已经是毫无希望的话，那又为什么把这个显现给我看呢？”

那只手似乎头一次在颤动起来。

“好幽灵啊，”他接下去说，一边跪倒在它面前的地上，“你的天性在代我说情，并且可怜我。请你使我相信：如果我今后重新做人，我还能把你显现给我看的那些影像改变过来！”

那只仁慈的手抖动起来。

“我以后一定从心底里尊重圣诞节，并且要一年到头努力过着节。我以后要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中。这三位幽灵以后永远都要在我心里激励着我。我决不把它们启导我的教训置之脑后。啊，告诉我，我还有可能擦掉这块石头上的字迹！”

他在痛苦中抓住了那幽灵的手。它想把手挣脱出来，但是他苦苦祈求着，用力抓住这只手不放。然而那幽灵比他更强有力，终于摆脱了他。

他举起手来作一次最后的祷告，祈求他的命运转变过来，这时候他看见幽灵的帽兜和衣服都发生了变化。它缩拢来，塌下去，逐渐收缩成一根床柱子。

[1] 当时英国富商或贵族常用的一种图章，有金质或石质，上刻姓名缩写或纹章中的装饰图案。多嵌在戒指或挂在表链上，在信件或其他文件上封蜡时应用。

[2] 这是他们给斯克掳奇取的绰号。“老刮皮”（Old Scratch）的读音与“老斯克掳奇”（Old Scrooge）相近，也是“魔鬼”的绰号。

[3] 一种细铜棒，用来夹住每级楼梯上铺的地毯。

[4] 这里指的是斯克掳奇床上铺的白布被单。这是说她把斯克掳奇的尸身剥光了，只用一条白被单盖着。

[5] 引自《圣经·马太福音》第18章第2节。当耶稣的门徒问他：“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他就叫孩子来，说凡是谦卑得像这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6] 指她正在做的丧服的黑色。

[7] 这里是说小丁姆已经死了，鲍勃曾经去看过丁姆将被安葬的地方。

[8] “轧朋友”：英国贫民阶级的习惯用语，意思是同一个姑娘订婚。

第五节歌

结局

对啊！这床柱是他自己的。床是他自己的，房间是他自己的。而一切之中最最好和最最幸福的是：他将来的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使他可以改过自新！

“我以后要生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之中！”斯克掳奇从床上爬下来，又这样说了一句。“这三位幽灵以后都要在我心里激励着我。雅各·马利啊！为此，赞美上天和圣诞节吧！我现在跪着说这话，老马利啊，我正跪着！”

他心里充满了善良的心愿，变得那么激动和热诚，使他那哽咽的声音几乎难以表达他的呼唤。他刚才同幽灵争执的时候，曾经痛哭过，因此脸上还沾着泪痕。

斯克掳奇把帐子的一边折拢来抱在自己怀里，叫道，“它并没有被人扯下来，它并没有被人扯下来，连铜圈等等。它们现在都在这儿——我现在也在这儿——那些本来要实现的事情的影像，还有被驱散的可能。它们一定的。我知道一定会的！”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一双手一直忙着摆弄自己的衣服：把衣夹里翻到外面，把它们颠倒了穿上身，或者把它们扯来扯去，把它们放错了位置，以及对它们加以各种各样的蹂躏。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好！”斯克掳奇叫道，又是笑又是哭，而且把他的长筒袜子缠在自己身上，弄得活像拉奥孔[1]似的。“我现在是轻松得像一根羽毛，快活得像一个天使，高兴得像一个小学生，头晕得像一个醉汉。祝大家圣诞快乐！祝全世界的人新年愉快！喂喂！呵呵！喂！”

他已经跳跳蹦蹦进入了起居室，这时正站在那儿，简直喘不过气来。

“那儿是盛着粥的锅子！”斯克掳奇叫道，又走动起来，在壁炉前跳来蹦去。“那儿是雅各·马利的鬼魂进来时所走的门！那儿是‘现在圣诞节之灵’坐过的角落！那儿是我看见那些游魂的窗子！一切都是不错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发生过的。哈哈哈！”

真的，对于一个许多年来在这方面荒疏已久的人，这真是一阵奇妙无比的大笑，一阵精彩万分的大笑。这是长长一连串的出色笑声之父！

“我不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几号，”斯克掳奇说。“我不知道我在幽灵们中间度过了多久时光。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我完全是个小娃娃。这没关系。我不管这些。我宁愿做个小娃娃！喂！呵呵！喂喂！”

他正手舞足蹈地欣喜若狂，被礼拜堂的钟声止住了：那样欢乐的钟声是他生平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镗，锒，钟锤敲着；叮，当，大钟响着。钟声，当，叮；钟锤，锒，镗！哦，真堂皇啊，真堂皇啊！

他跑到窗户边，打开了窗，把头伸出去。没有浓雾，没有烟霭；晴朗、明亮、欢欣、活跃、寒冷；寒冷，号召血液去跟着跳舞；金黄色的阳光；美妙无比的天空；新鲜清香的空气；欢乐的钟声。哦，真堂皇啊，真堂皇啊！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斯克掳奇叫道，他向楼下叫唤着一个穿着礼拜天衣服[2]的孩子，这孩子大概是溜进来看看情况的。

“什么？”那孩子问，惊奇得不得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我的好人儿？”斯克掳奇说。

“今天！”孩子回答说。“喏，圣诞节呗！”

“果然是圣诞节！”斯克掳奇自言自语道。“我还没有错过这个节日。幽灵们把所有的事情在一夜里都做完了。他们能做他们喜欢做的任何事情。他们当然能够的。他们当然能够的。喂，我的好人儿！”

“喂！”那孩子回答说。

“你认得过去第二条街上的那家鸡鸭铺吗，在转角上的？”斯克掳奇问。

“我想我应该是认得的吧，”这小子回答说。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斯克掳奇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你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卖掉那只挂在那儿的特号火鸡，不是那只小的特号火鸡，是那只大的？”

“什么，那只像我这样大的吗？”孩子回答说。

“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斯克掳奇说，“跟他讲话真有趣。是的，我的花花公子！”

“它现在还挂在那儿哩，”孩子说。

“是吗？”斯克掳奇说，“去把它买来。”

“滑克—尔[3]！”孩子惊叫道。

“不，不，”斯克掳奇说，“我这话是当真的。你去把它买下了，叫他们送到这儿来，让我好吩咐他们把这东西送到哪儿去。你跟铺子里的人一起回来，我给你一个先令。如果不到五分钟就跟他一起回来，我给你半个克朗！”

那孩子像一发子弹似的飞奔而去了。如果有人放枪能放得一半这么快，那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位射击能手了。

“我要把它送到鲍勃·克拉吉家去，”斯克掳奇小声说，搓搓双手，笑得捧着肚子。“不让他知道是谁送给他的。这只火鸡有两个小丁姆那么大。把它送给鲍勃真是开一个大玩笑，连乔·密勒[4]也要自愧不如呢。”

他写地址时，手都有点抖了；但是不管怎样，他到底把它写出来了，而且走到楼下去把临街的大门打开，等候那鸡鸭铺的人来。当他站在那儿等着的时候，他的眼睛忽然看到了那个门环。

“我活一天就要爱它一天，”斯克掳奇说，用手拍拍它。“我以前简直从来不看它一眼。它那脸儿上的表情是多么诚实啊！这真是个奇妙的门环！——火鸡来啦。喂！呵呵！你好哇！圣诞快乐！”

这才真是一只火鸡哪！它绝对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腿站立起来，这只火鸡。它会在一分钟里就把它的腿都折断，像两根封口的火漆棒似的。

“嗐，要把它拎到堪姆登镇去是办不到的，”斯克掳奇说。“你得雇一辆马车去才行。”

他说这句话时的格格笑声，和他付火鸡钱时的格格笑声，付马车费时的格格笑声，以及他酬谢那小孩时的格格笑声，都及不上他气喘咻咻地重新在他椅子里坐下时的那一阵格格笑声，而且直笑得淌出眼泪来。

修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他的手还继续抖得很厉害；而且修面是需要全神贯注的，即使你在做这件事时并不欢欣雀跃。但是如果他把鼻子尖剃掉了的话，他会贴一块橡皮胶布在上面，而仍旧感到心满意足的。

他穿上了一身“最好的衣服”，终于走到了街上。这时候人们都在涌出来了，这情景正同他跟着“现在圣诞节之灵”时看见的一样。于是，斯克掳奇反背着双手，面带快活的笑容，看看每一个人。总之，他的神气看起来是那么乐不可支，因此有三四个心情愉快的人对他说道，“早安，先生！祝你圣诞快乐！”后来斯克掳奇常常说，在他生平所听到的愉快的声音中，这几个字听在耳朵里要算是最愉快的了。

他还没有走多远，就看见那位胖胖的绅士迎面走来——就是昨天走进他的账房间，对他说“斯克掳奇与马利商行，是不是？”的那个人。他一想到这位老先生遇到他时会怎样看待他，心里就贯穿着一阵痛楚之感；但是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康庄大道是哪一条，他就选择了这条路。

“亲爱的先生，”斯克掳奇说，一面加快步伐，抓住了这位老先生的一双手，“您好吗？我希望您昨天获得成功。您真是仁慈得很。祝您圣诞快乐，先生！”

“斯克掳奇先生么？”

“正是，”斯克掳奇说。“这就是在下的姓氏，我怕这名字您听起来不大愉快吧。请准许我恳求您的宽恕。而且还要请求您——”说到这儿，斯克掳奇便凑在他的耳边轻轻地讲了几句话。

“上帝保佑我！”这位绅士说，简直气都喘不过来了。“我亲爱的斯克掳奇先生，您这话当真吗？”

“别见笑，”斯克掳奇说，“一个铜子儿都不会少。老实说，这里头还包括了许多过期未付的在内。您肯帮我这个忙吗？”

“我亲爱的先生，”对方说，跟他握握手。“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对于您这种慷——”

“请您甭提啦，”斯克掳奇回答说。“请光临敝舍。您肯光临敝舍吗？”

“我一定来！”那位老先生叫道。很明显，他是决心要去的。

“谢谢您啦，”斯克掳奇说。“我真感激您。我对您无限感谢。祝福您！”

他上礼拜堂去，然后在街上逛来逛去，看着人们匆匆来往奔波，拍拍孩子们的头，对乞丐们问问话，低下头去看看人家屋子里的厨房，抬起头来望望人家的窗户，觉得随便哪一件事情都使他得到乐趣。他从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任何散步——任何事情——能给他这么多的幸福。到了下午，他调转脚步，向他外甥的家走去。

他在门外走来走去，走了十几遍，才鼓起勇气来上前去敲门。最后他一个冲刺，终于敲起门来。

“你的主人在家吗，亲爱的？”斯克掳奇对那姑娘说。一位好姑娘！好得很。

“在家，先生。”

“他在哪儿啊，我的好人儿？”斯克掳奇问。

“先生，他在餐厅里，跟太太在一起。我领您上楼去，好不好？”

“谢谢你。他认得我的，”斯克掳奇说，他的手已经放在餐厅的门把手上了。“我这就进去啦，亲爱的。”

他轻轻地旋着把手，把他的脸儿从门边侧着伸进去。他们正在对桌子上望着（桌上这时已经摆满饭菜了）；因为这些年轻的主妇们在这种问题上老是很紧张，喜欢看见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

“弗雷德！”斯克掳奇说。

天啊，他的外甥媳妇真是吓了一大跳！斯克掳奇这时忘掉了她是坐在角落里，脚搁在一只脚凳上，否则他随便怎样也不会这样叫的。

“啊呀，上帝保佑我！”弗雷德叫道，“这是哪一位呀？”

“是我。你的舅舅斯克掳奇。我是来吃饭的。你肯让我进来吗，弗雷德？”

让他进来，那还用说！他握手时没有把他的胳膊摇断已经算是走运了。五分钟之后，他就感到舒适自在了。没有比这更热诚的接待了。他的外甥媳妇看起来完全是同样的热诚。陶泊尔，他走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热诚。那位胖妹妹走过来的时候，她也是这样热诚。每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们也都是这样热诚。好得不得了的宴会，好得不得了的游戏，好得不得了的亲密融洽，好—得—不—得—了的幸福快乐！

但是第二天早晨，他老早就到办公室了。哦，他是特地早去的！他只要能够先到那里，撞见鲍勃·克拉吉迟到就好了！这便是他一心想做到的事情。

果然给他做到了；是的，他做到了！钟敲了九点。鲍勃没来。九点一刻了。鲍勃没来。他足足迟到了十八分半钟。斯克掳奇坐在那儿，把他的房门开得大大的，以便能看见鲍勃走进那个“水槽”。

鲍勃在推开门之前，已经先把帽子脱掉，围巾也除下来了。他一眨眼就坐到了他的小凳上，拿起笔来飞快地写着，仿佛他想追上九点钟似的。

“喂！”斯克掳奇尽可能地装出他惯常的声音，咆哮道。“你今天到这个时候才来，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真抱歉得很，先生，”鲍勃说。“我是迟到了。”

“你是迟到了？”斯克掳奇重复说一遍。“是啊。我想你是迟到了。对不起，先生，请你到这儿来一下。”

“这不过是一年一度啊，先生，”鲍勃从“水槽”里钻出来，恳求道。“下次决不会再这样了。昨儿晚上，我玩得太快活了，先生。”

“喏，我来讲给你听，我的朋友，”斯克掳奇说，“我再也容忍不了这种事情啦。所以嘛，”他接下去说，从凳子上跳下来，对着鲍勃身上的背心，那么使劲地一戳，戳得他跌跌撞撞地一直退回到“水槽”里。——“所以嘛，我就要给你加薪水啦！”

鲍勃发起抖来，朝放着尺的地方走近了一点儿。有那么一刹那时间，他想用这根尺把斯克掳奇击倒，挟住了他的身子，叫院子里的人大家来帮忙，给他穿上一件紧身衣[5]！

“祝你圣诞快乐，鲍勃！”斯克掳奇说，轻轻地拍拍他的背脊，他那一副诚恳的样子，谁看了都不会误解的。“祝你过一个更加快乐的圣诞节，鲍勃，我的好人儿，比我许多年来给过你的圣诞节都要快乐得多！我要加你的薪水，并且要尽力帮助你那艰苦奋斗的家庭，让咱们就在今天下午，边喝着一碗圣诞节的热气腾腾的‘必歇浦’[6]，边谈你的事儿，鲍勃！快把炉里的火加加旺，赶快先去买一桶煤来再动笔写吧，鲍勃·克拉吉！”

斯克掳奇不但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而且超过了诺言。他做了所有这些事情，而且还做了不知多少别的事情；至于小丁姆呢，他并没有死，斯克掳奇还做了他的干爹。他成为这个又好又老的城市所知道的，或者这个又好又老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别的又老又好的都市、城镇和自治市镇所知道的再好也没有的朋友，再好也没有的东家和再好也没有的人。有些人看见他这种转变，觉得好笑，但是他让他们笑，一点不去理会他们；因为他已相当聪明，知道在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件事情，在开头的时候总是有人大笑而特笑的；而且知道，这种人无论如何都是盲目的，因此他觉得，与其让他们犯别种样子不大雅观的毛病，倒不如让他们笑得眯起了眼睛的好。他自己打心底里在笑，而这对他来说，已经是很足够的了。

有些人看见他这种转变，觉得好笑，但是他让他们笑，一点不去理会他们。

从此以后，他跟精灵们[7]不再有往来，而是根据“滴酒不沾”的原则生活。后来人们常常谈到他，说如果现在世上有什么人懂得怎样过好圣诞节的话，那就要算是他了。但愿人们说我们也正是这样，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因此，正如小丁姆说的：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

[1] 拉奥孔为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的一个祭司，因在特洛伊之战中，劝市民不要把敌人留下的木马拉进城而招女神雅典娜之怒，使他们父子三人被海中的两条大蛇缠绕而死。

[2] 礼拜天衣服为英国老百姓在星期日才穿的最好的衣服，不同于平时劳动所穿的服装。

[3] 据传说，约翰·滑克尔是伦敦的一个小职员，生着鹰爪鼻，专门喜欢把同事们的过失向上级报告，大家恨透了他，就竭力证明他所报不实。因此俗话说“鹰爪鼻滑克尔”，等于说“这是一个捏造的故事”。此处即“别胡扯”、“骗人”之意。

[4] 乔·密勒为英国民间传说中的笑话作者，有一本《乔·密勒笑话集》的古老的书，内容主要是十六、十七世纪时的笑话，据说收集的就是他讲过的笑话。乔·密勒实有其人（1684—1738），是当时的一位喜剧演员。而最大的笑话是，据说他虽然以演喜剧为职业，但他生平却从未讲过一个笑话。

[5] 紧身衣：一种厚帆布制成的长袖衣服，给发疯的人穿上，束缚住手足，使他无法动弹。这里是说鲍勃以为斯克掳奇发疯了。

[6] 必歇浦为一种用葡萄酒、橘子或柠檬、香料和砂糖混合制成的饮料，加热后饮用。

[7] “精灵们”的原文“spirits”另有一种含义：烈酒，酒精。狄更斯在这里用了双关语，是说斯克掳奇改过自新，不仅戒酒，而且从此以后不再同鬼打交道了。

By Charles Dickens

Illustrated by A. C. Michael

Stave Oxe

MARLEY’S GHOST

MARLEY was dead，to begin with. There is no doubt whatever about that. The register of his burial was signed by the clergyman，the clerk，the undertaker，and the chief mourner. Scrooge signed it. And Scrooge’s name was good upon ’Change，for anything he chose to put his hand to.

Old Marley was as dead as a door-nail.

Mind！I don’t mean to say that I know，of my own knowledge，what there is particularly dead about a door-nail. I might have been inclined，myself，to regard a coffin-nail as the deadest piece of ironmongery in the trade. But the wisdom of our ancestors is in the simile；and my unhallowed hands shall not disturb it，or the country’s done for. You will therefore permit me to repeat emphatically，that Marley was as dead as a doornail.

Scrooge knew he was dead ？ Of course he did. How could it be otherwise ？ Scrooge and he were partners for I don’t know how many years. Scrooge was his sole executor，his sole administrator，his sole assign，his sole residuary legatee，his sole friend，and sole mourner. And even Scrooge was not so dreadfully cut up by the sad event，but that he was an excellent man of business on the very day of the funeral，and solemnised it with an undoubted bargain.

The mention of Marley’s funeral brings me back to the point I started from.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rley was dead.

This must be distinctly understood，or nothing wonderful can come of the story I am going to relate. If we were not perfectly convinced that Hamlet’s father died before the play began，there would be nothing more remarkable in his taking a stroll at night，in an easterly wind，upon his own ramparts，than there would be in any other middle-aged gentleman rashly turning out after dark in a breezy spot—say St. Pauls Churchyard for instance—literally to astonish his son’s weak mind.

Scrooge never painted out Old Marley’s name. There it stood，years afterwards，above the warehouse door：Scrooge and Marley. The firm was known as Scrooge and Marley. Sometimes people new to the business called Scrooge Scrooge，and sometimes Marley，but he answered to both names. It was all the same to him.

Oh！But he was a tight-fisted hand at the grindstone. Scrooge！a squeezing，wrenching，grasping，scraping，clutching，covetous，old sinner！Hard and sharp as flint，from which no steel had ever struck out generous fire；secret，and selfcontained，and solitary as an oyster. The cold within him froze his old features，nipped his pointed nose，shrivelled his cheek，stiffened his gait；made his eyes red，his thin lips blue；and spoke out shrewdly in his grating voice. A frosty rime was on，his head，and on his eyebrows，and his wiry chin. He carried his own low temperature always about with him；he iced his office in the dog-days；and didn’t thaw it one degree at Christmas.

External heat and cold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Scrooge. No warmth could warm，no wintry weather chill him. No wind that blew was bitterer than he，no falling snow was more intent upon its purpose，no pelting rain less open to entreaty. Foul weather didn’t know where to have him. The heaviest rain，and snow，and hail，and sleet，could boast of the advantage over him in only one respect. They often “ came down ” handsomely，and Scrooge never did.

Nobody ever stopped him in the street to say，with gladsome looks，“ My dear Scrooge，how are you ？ When will you come to see me ？ ” No beggars implored him to bestow a trifle，no children asked him what it was o’clock，no man or woman ever once in all his life inquired the way to such and such a，place，of Scrooge. Even the blind men’s dogs appeared to know him；and when they saw him coming on，would tug their owners into doorways and up courts；and then would wag their tails as though they said，“No eye at all is better than an evil eye，dark master！”

But what did Scrooge care！It was the very thing he liked. To edge his way along the crowded paths of life，warning all human sympathy to keep its distance，was what the knowing ones call “ nuts ” to Scrooge.

The clerk ... tried to warm himself at the candle.

Once upon a time—of all the good days in the year，on Christmas Eve—old Scrooge sat busy in his counting-house. It was cold，bleak，biting weather：foggy withal：and he could hear the people in the court outside go wheezing up and down，beating their hands upon their breasts，and stamping their feet upon the pavement stones to warm them. The city clocks had only just gone three，but it was quite dark already—it had not been light all day—and candles were flaring in the windows of the neighbouring offices，like ruddy smears upon the palpable brown air. The fog came pouring in at every chink and keyhole，and was so dense without，that although the court was of the narrowest，the houses opposite were mere phantoms. To see the dingy cloud come drooping down，obscuring everything，one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Nature lived hard by，and was brewing on a large scale.

The door of Scrooge’s counting-house was open that he might keep his eye upon his clerk，who，in a dismal little cell beyond，a sort of tank，was copying letters. Scrooge had a very small fire，but the clerk’s fire was so very much smaller that it looked like one coal. But he couldn’t replenish it，for Scrooge kept the coal-box in his own room；and so surely as the clerk came in with the shovel，the master predicted that i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them to part. Wherefore the clerk put on his white comforter，and tried to warm himself at the candle；in which effort，not being a man of strong imagination，he failed.

“ A Merry Christinas，uncle！God save you！” cried a cheerful voice. It was the voice of Scrooge’s nephew，who came upon him so quickly that this was the first intimation he had of his approach.

“ Bah！” said Scrooge. “ Humbug！”

He had so heated himself with rapid walking in the fog and frost，this nephew of Scrooge’s，that he was all in a glow；his face was ruddy and handsome；his eyes sparkled，and his breath smoked again.

“ Christmas a humbug，uncle！” said Scrooge’s nephew. “ You don’t mean that，I am sure ？ ”

“ I do，” said Scrooge. “ Merry Christmas！What right have you to be merry ？ What reason have you to be merry ？ You’re poor enough.”

“ Come，then，” returned the nephew gaily. “ What right have you to be dismal ？ What reason have you to be morose ？ You’re rich enough.”

Scrooge，having no better answer ready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said，“ Bah！” again；and followed it up with “ Humbug”

“ Don’t be cross，uncle！” said the nephew.

“ What else can I be，” returned the uncle，“ when I live in such a world of fools as this ？ Merry Christmas！Out upon merry Christmas！What’s Christmas time to you but a time for paying bills without money；a time for finding yourself a year older，and not an hour richer；a time for balancing your books and having every item in ’em through a round dozen of months presented dead against you ？ If I could work my will，” said Scrooge indignantly，“ every idiot who goes about with ‘ Merry Christmas ’ on his lips，should be boiled with his own pudding，and buried with a stake of holly through his heart. He should！”

“ Uncle！” pleaded the nephew.

“Nephew！” returned the uncle sternly，‘‘keep Christmas in your own way，and let me keep it in mine.”

“ Keep it！” repeated Scrooge’s nephew. “But you don’t keep it.”

“Let me leave it alone，then，” said Scrooge. “ Much good may it do you！Much good it has ever done you！”

“ There are many things from which I might have derived good，by which I have not profited，I dare say，” returned the nephew—“Christmas among the rest. But I am sure I have always thought of Christmas time，when it has come round—apart from the veneration due to its sacred name and origin，if anything belonging to it can be apart from that—as a good time；a kind，forgiving，charitable，pleasant time；the only time I know of，in the long calendar of the year，when men and women seem by one consent to open their shut-up hearts freely，and to think of people below them as if they really were fellow-passengers to the grave，and not another race of creatures bound on other journeys. And therefore，uncle，though it has never put a scrap of gold or silver in my pocket，I believe that it has done me good，and will do me good；and I say，God bless it！”

The clerk in the tank involuntarily applauded. Becoming immediately sensible of the impropriety，he poked the fire，and extinguished the last frail spark for ever.

“ Let me hear another sound from you，” said Scrooge，“ and you’ll keep your Christmas bylosing your situation！You’re quite a powerful speaker，sir，” he added，turning to his nephew. “ I wonder you don’t go into Parliament.，’

“ Don’t be angry，uncle. Come！Dine with us to-morrow.”

Scrooge said that he would see him—Yes，indeed he did. He went the whole length of that expression，and said that he would see him in that extremity first.

“ But why ？ ” cried Scrooge’s nephew. “ Why ？ ”

“ Why did you get married ？” said Scrooge.

“ Because I fell in love.”

“ Because you fell in love！” growled Scrooge，as if that were the only one thing in the world more ridiculous than a Merry Christmas. “ Good-afternoon！”

“Nay，uncle，but you never came to see me before that happened. Why give it as a reason for not coming now ？ ”

“ Good-afternoon，” said Scrooge.

“ I want nothing from you；I ask nothing of you；why cannot we be friends ？”

“ Good-afternoon，” said Scrooge.

“ I am sorry，with all my heart，to find you so resolute. We have never had any quarrel，to which I have been a party. But I have made the trial in homage to Christmas，and I’ll keep my Christmas humour to the last. So a Merry Christmas，uncle！”

“ Good-afternoon！” said Scrooge.

“ And a happy New Year！”

“ Good-afternoon！” said Scrooge.

His nephew left the room without an angry word，notwithstanding. He stopped at the outer door to bestow the greetings of the season on the clerk，who，cold as he was，was warmer than Scrooge；for he returned them cordially.

“ There’s another fellow，”muttered Scrooge，who overheard him；“ my clerk，with fifteen shillings a week，and a wife and family，talking about a merry Christmas. I’ll retire to Bedlam.”

This lunatic，in letting Scrooge’s nephew out，had let two other people in. They were portly gentlemen，pleasant to behold，and now stood，with their hats off，in Scrooges office. They had books and papers in their hands，and bowed to him.

“ Scrooge and Marley’s，I believe，” said one of the gentlemen，referring to his list. “ Have I the pleasure of addressing Mr. Scrooge or Mr. Marley ？ ”

“ Mr. Marley has been dead these seven years，” Scrooge replied. “ He died seven years ago，this very night.”

“ We have no doubt his liberality is well repre sented by his surviving partner，” said the gentleman，presenting his credentials.

It certainly was；for they had been two kindred spirits. At the ominous words “ liberality，” Scrooge frowned，and shook his head，and handed the credentials back.

“ At this festive season of the year，Mr. Scrooge，” said the gentleman，taking up a pen，“ it is more than usually desirable that we should make some slight provision for the poor and destitute，who suffer greatly at the present time. Many thousands are in want of common necessaries；hundreds of thousands are in want of common comforts，sir.”

“Are there no prisons ？” asked Scrooge.

“ Plenty of prisons，”said the gentleman，laying down the pen again.

“ And the union workhouses ？ ” demanded Scrooge. “ Are they still in operation ？ ”

“ They are. Still，” returned the gentleman，“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they were not.”

“The treadmill and the Poor Law are in full vigour，then ？ ” said Scrooge.

“ Both very busy，sir.”

“ Oh！I was afraid，from what you said at first，that something had occurred to stop them in their useful course，” said Scrooge. “ I’m very glad to hear it.”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scarcely furnish Christian cheer of mind or body to the multitude，” returned the gentleman，“ a few of us are endeavouring to raise a fund to buy the poor some meat and drink，and means of warmth. We choose this time，because it is a time，of all others，when want is keenly felt，and abundance rejoices. What shall I put you down for ？ ”

“ Nothing！” Scrooge replied.

“ You wish to be anonymous ？ ”

“ I wish to be left alone，” said Scrooge. “ Since you ask me what I wish，gentlemen，that is my answer. I don’t make merry myself at Christmas，and I can’t afford to make idle people merry. I help to support the establishments I have mentioned—they cost enough；and those who are badly off must go there.”

“ Many can’t go there；and many would rather die.”

“ If they would rather die，” said Scrooge，“they had better do it，and decrease the surplus population. Besides—excuse me—I don’t know that.”

“ But you might know it，” observed the gentleman.

“ It’s not my business，” Scrooge returned. “It’s enough for a man to understand his own business，and not to interfere with other people’s. Mine occupies me constantly. Good-afternoon，gentlemen！”

Seeing clearly that it would be useless to pursue their point，the gentlemen withdrew. Scrooge resumed his labours with an improved opinion of himself，and in a more facetious temper than was usual with him.

Meanwhile the fog and darkness thickened so，that people ran about with flaring links，proffering their services to go before horses in carriages and conduct them on their way. The ancient tower of a church，whose gruff old bell was always peeping slyly down at Scrooge out of a gothic window in the wall，became invisible，and struck the hours and quarters in the clouds，with tremulous vibrations afterwards，as if its teeth were chattering in its frozen head up there. The cold became intense. In the main street，at the corner of the court，some labourers were repairing the gas-pipes，and had lighted a great fire in a brazier，round which a party of ragged men and boys were gathered warming their hands and winking their eyes before the blaze in rapture. The water-plug being left in solitude，its overflowings sullenly congealed，and turned to misanthropic ice. The brightness of the shops where holly sprigs and berries crackled in the lamp heat of the windows，made pale faces ruddy as they passed. Poulterers’ and grocers’ trades became a splendid joke—a glorious pageant，with which it was next to impossible to believe that such dull principles as bargain and sale had anything to do. The Lord Mayor，in the stronghold of the mighty Mansion House，gave orders to his fifty cooks and butlers to keep Christmas as a Lord Mayor’s household should；and even the little tailor，whom he had fined five shillings on the previous Monday for being drunk and bloodthirsty in the streets，stirred up to-morrow’s pudding in his garret while his lean wife and the baby sallied out to buy the beef.

Foggier yet，and colder！Piercing，searching，biting cold. If the good St. Dunstan had but nipped the evil spirit’s nose with a touch of such weather as that，instead of using his familiar weapons，then indeed he would have roared to lusty purpose. The owner of one scant young nose，gnawed and mumbled by the hungry cold as bones are gnawed by dogs，stooped down at Scrooge’s keyhole to regale him with a Christmas carol；but at the first sound of—

“God bless you，merry gentleman！

May nothing you dismay！”

Scrooge seized the ruler with such energy of action，that the singer fled in terror，leaving the keyhole to the fog and even more congenial frost.

At length the hour of shutting up the counting-house arrived. With an ill-will Scrooge dismounted from his stool，and tacitly admitted the fact to the expectant clerk in the tank，who instantly snuffed his candle out，and put on his hat.

“You’ll want all day to-morrow，I suppose？” said Scrooge.

“ If quite convenient，sir.”

“ It’s not convenient，” said Scrooge，“ and it’s not fair. If I was to stop half-a-crown for it，you’d think yourself ill-used，I’ll be bound ？ ”

The clerk smiled faintly.

“ And yet，”said Scrooge，“ you don’t think me ill-used，when I pay a day’s wages for no work.”

The clerk observed that it was only once a year.

“ A poor excuse for picking a man’s pocket every twenty-fifth of December！” said Scrooge，buttoning his greatcoat to the chin. “ But I suppose you must have the whole day. Be here all the earlier next morning.”

The clerk promised that he would；and Scrooge walked out with a growl. The office was closed in a twinkling，and the clerk，with the long ends of his white comforter dangling below his waist （for he boasted no greatcoat），went down a slide on Cornhill，at the end of a lane of boys，twenty times，in honour of its being Christmas Eve，and then ran home to Camden Town as hard as he could pelt，to play at blind-man’s buff.

Scrooge took his melancholy dinner in his usual melancholy tavern；and having read all the news papers，and beguiled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with his banker’s book，went home to bed. He lived in chambers which had once belonged to his deceased partner. They were a gloomy suite of rooms，in a lowering pile of building up a yard，where it had so little business to be，that one could scarcely help fancying it must have run there when it was a young house，playing at hide-and-seek with other houses，and have forgotten the way out again. It was old enough now，and dreary enough，for nobody lived in it but Scrooge，the other rooms being all let out as offices. The yard was so dark that even Scrooge，who knew its every stone，was fain to grope with his hands. The fog and frost so hung about the black old gateway of the house，that it seemed as if the genius of the weather sat in mournful meditation on the threshold.

Now，it is a fact that there was nothing at all particular about the knocker on the door，except that it was very large. It is also a fact that Scrooge had seen it，night and morning，during his whole residence in that place；also that Scrooge had as little of what is called fancy about him as any man in the city of London，even including—which is a bold word—the corporation，aldermen，and livery. Let it also be borne in mind that Scrooge had not bestowed one thought on Marley，since his last mention of his seven-years dead partner that afternoon. And then let any man explain to me，if he can，how it happened that Scrooge，having his key in the lock of the door，saw in the knocker，without its undergoing any intermediate process of change—not a knocker，but Marley’s face.

Marley's face. It was not in impenetrable shadow as the other objects in the yard were，but had a dismal light about it，like a bad lobster in a dark cellar. It was not angry or ferocious，but looked at Scrooge as Marley used to look，with ghostly spectacles turned up on his ghostly forehead. The hair was curiously stirred，as if by breath or hot air；and，though the eyes were wide open，they were perfectly motionless. That，and its livid colour，made it horrible；but its horror seemed to be in spite of the face and beyond its control，rather than a part of its own expression.

As Scrooge looked fixedly at this phenomenon，it was a knocker again.

To say that he was not startled，or that his blood was not conscious of a terrible sensation to which it had been a stranger from infancy，would be untrue. But he put his hand upon the key he had relinquished，turned it sturdily，walked in，and lighted his candle.

He did pause，with a moment s irresolution，before he shut the door；and he did look cautiously behind it first，as if he half expected to be terrified with the sight of Marley’s pigtail sticking out into the hall. But there was nothing on the back of the door，except the screws and nuts that held the knocker on，so he said，“ Pooh，pooh！” and closed it with a bang.

The sound resounded through the house like thunder. Every room above，and every cask in the wine-merchant’s cellars below，appeared to have a separate peal of echoes of its own. Scrooge was not a man to be frightened by echoes. He fastened the door，and walked across the hall，and up the stairs；slowly，too；trimming his candle as he went.

You may talk vaguely about driving a coach' and-six up a good old flight of stairs，or through a bad young Act of Parliament；but I mean to say you might have got a hearse up that staircase，and taken it broadwise，with the splinter-bar towards the wall and the door towards the balustrades；and done it easy. There was plenty of width for that，and room to spare；which is perhaps the reason why Scrooge thought he saw a locomotive hearse going on before him in the gloom. Half a dozen gas-lamps out of the street wouldn’t have lighted the entry too well，so you may suppose that it was pretty dark with Scrooge’s dip.

Up Scrooge went，not caring a button for that. Darkness is cheap，and Scrooge liked it. But before he shut his heavy door，he walked through his rooms to see that all was right. He had just enough recollection of the face to desire to do that.

Sitting-room，bedroom，lumber-room. All as they should be. Nobody under the table，nobody under the sofa；a small fire in the grate；spoon and basin ready；and the little saucepan of gruel （Scrooge had a cold in his head） upon the hob. Nobody under the bed；nobody in the closet；nobody in his dressing-gown，which was hanging up in a suspicious attitude against the wall. Lumber-room as usual. Old fire-guard，old shoes，two fish-baskets，washing-stand on three legs，and a poker.

Quite satisfied，he closed his door，and locked himself in—double-locked himself in，which was not his custom. Thus secured against surprise，he took off his cravat；put on his dressing-gown and slippers，and his night-cap；and sat down before the fire to take his gruel.

SCROOGE SAT DOWN BEFORE THE FIRE TO TAKE HIS GRUEL.

It was a very low fire indeed；nothing on such a bitter night. He was obliged to sit close to it，and brood over it，before he could extract the least sensation of warmth from such a handful of fuel. The fireplace was an old one，built by some Dutch merchant long ago，and paved all round with quaint Dutch tiles，designed to illustrate the Scriptures. There were Cains and Abels，Pharaoh’s daughters，Queens of Sheba，angelic messengers descending through the air on clouds like feather-beds，Abrahams，Belshazzars，Apostles putting off to sea in butter-boats，hundreds of figures to attract his thoughts；and yet that face of Marlcy，seven years dead，came like the ancient prophet's rod，and swallowed up the whole. If cach smooth tile had been a blank at first，with power to shape some picture on its surface from the disjointed fragment of his thoughts，there would have been a copy of old Marley’s head on every one.

“ Humbug！” said Scrooge；and walked across the room.

After several turns，he sat down again. As he threw his head back in the chair，his glance happened to rest upon a bell，a disused bell，that hung in the room，and communicated，for some purpose now forgotten，with a chamber in the highest storey of the building. It was with great astonishment，and with a strange，inexplicable dread，that as he looked he saw this bell begin to swing. It swung so softly in the outset that it scarcely made a sound；but soon it rang out loudly，and so did every bell in the house.

This might have lasted half a minute，or a minute，but it seemed an hour. The bells ceased as they had begun，together. They were succeeded by a clanking noise，deep down below；as if some person were dragging a heavy chain over the casks in the wine-merchant’s cellar. Scrooge then remembered to have heard that ghosts in haunted houses were described as dragging chains.

The cellar door flew open with a booming sound，and then he heard the noise much louder，on the floors below；then coming up the stairs；then coming straight towards his door.

“ It’s humbug still！” said Scrooge. “ I won’t believe it.”

His colour changed，though，when，without a pause，it came on through the heavy door，and passed into the room before his eyes. Upon its coming in，the dying flame leaped up，as though it cried，“ I know him！Marley’s ghost！” and fell again.

The same face：the very same. Marley in his pigtail，usual waistcoat，tights，and boots；the tassels on the latter bristling，like his pigtail，and his coat-skirts，and the hair upon his head. The chain he drew was clasped about his middle. It was long，and wound about him like a tail；and it was made （for Scrooge observed it closely） of cash-boxes，keys，padlocks，ledgers，deeds，and heavy purses wrought in steel. His body was transparent；so that Scrooge，observing him，and looking through bis waistcoat，could see the two buttons on his coat behind.

Scrooge had often heard it said that Marley had no bowels，but he had never believed it until now.

No，nor did he believe it even now. Though he looked the phantom through and through，and saw it standing before him；though he felt the chilling influence of its death-cold eyes：and marked the very texture of the folded kerchief bound about his head and chin，which wrapper he had not observed before；he was still incredulous，and fought against his senses.

“ How now！” said Scrooge，caustic and cold as ever. “ What do you want with me ？ ”

“ Much！”—Marley’s voice，no doubt about it.

“ Who are you ？ ”

“ Ask me who I was.”

“ Who were you then ？ ” said Scrooge，raising his voice. “You’re particular，for a shade.” He was going to say “ to a shade，” but substituted this，as more appropriate.

“ In life I was your partner，Jacob Marley.”

“ Can you—can you sit down ？ ” asked Scrooge，looking doubtfully at him.

“ I can.”

“ Do it，then.”

Scrooge asked the question，because he didn’t know whether a ghost so transparent might find himself in a condition to take a chair；and felt that in the event of its being impossible，it might involve the necessity of an embarrassing explanation. But the ghost sat down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fireplace，as if he were quite used to it.

“You don’t believe in me，” observed the ghost.

“ I don’t，” said Scrooge.

“ What evidence would you have of my reality beyond that of your senses ？ ”

“ I don’t know，” said Scrooge.

“ Why do you doubt your senses ？”

“ Because，said Scrooge，“ a little thing affects them. A slight disorder of the stomach makes them cheats. You may be an undigested bit of beef，a blot of mustard，a crumb of cheese，a fragment of an underdone potato. There’s more of gravy than of grave about you，whatever you are！”

Scrooge was not much in the habit of cracking jokes，nor did he feel，in his heart，by any means waggish then. The truth is，that he tried to be smart，as a means of distracting his own attention，and keeping down his terror；for the spectre’s voice disturbed the very marrow in his bones.

To sit，staring at those fixed glazed eyes，in silence for a moment，would play，Scrooge felt，the very deuce with him. There was something very awful，too，in the spectres being provided with an infernal atmosphere of its own. Scrooge could not feel it himself，but this was clearly the case；for though the ghost sat perfectly motionless，its hair，its skirts，and tassels were still agitated as by the hot vapour from an oven.

“ You see this toothpick ？ ” said Scrooge，returning quickly to the charge，for the reason just assigned；and wishing，though it were only for a second，to divert the vision’s stony gaze from himself.

“ I do，” replied the ghost.

“ You are not looking at it，” said Scrooge.

“ But I see it，” said the ghost，“ notwithstanding.”

“Well！” returned Scrooge，“I have but to swallow this，and be for the rest of my days persecuted by a legion of goblins，all of my own creation. Humbug，I tell you—humbug！”

At this the spirit raised a frightful cry，and shook its chain with such a dismal and appalling noise，that Scrooge held on tight to his chair，to save himself from falling in a swoon. But how much greater was his horror，when the phantom taking off the bandage round its head，as if it were too warm to wear indoors，its lower jaw dropped down upon its breast！

Scrooge fell upon his knees，and clasped his hand before his face.

“ Mercy！” he said. “ Dreadful apparition，why do you trouble me ？ ”

“ Man of the worldly mind，” replied the ghost，“ do you believe in me or not ？ ”

“ I do，” said Scrooge. “ I must. But why do spirits walk the earth，and why do they come to me ？ ”

“ It is required of every man，”the ghost returned，“ that the spirit within him should walk abroad among his fellow-men，and travel far and wide；and if that spirit goes not forth in life，it is condemned to do so after death. It is doomed to wander through the world—oh，woe is me！—and witness what it cannot share，but might have shared on earth，and turned to happiness！”

Again the spectre raised a cry，and shook its chain and wrung its shadowy hands.

“You are fettered，” said Scrooge，trembling. “ Tell me why！”

“ I wear the chain I forged in life，” replied the ghost. “I made it link by link，and yard by yard；I girded it on of my own free will，and of my own free will I wore it. Is its pattern strange to you ？ ”

Scrooge trembled more and more.

“ Or would you know，” pursued the ghost，“ the weight and length of the strong coil you bear yourself ？ It was full as heavy and long as this，seven Christmas Eves ago. You have laboured on it，since. It is a ponderous chain！”

Scrooge glanced about him on the floor，in the expectation of finding himself surrounded by some fifty or sixty fathoms of iron cable：but he could see nothing.

“ Jacob，” he said imploringly. “ Old Jacob Marley，tell me more. Speak comfort to me，Jacob！

“ I have none to give，”the ghost replied. “ It conies from other regions，Ebenezer Scrooge，and is conveyed by other ministers，to other kinds of men. Nor can I tell you what I would. A very little more，is all permitted to me. I cannot rest，I cannot stay，I cannot linger anywhere. My spirit never walked beyond our counting-house— mark me！—in life my spirit never roved beyond the narrow limits of our money-changing hole；and weary journeys lie before me！”

It was a habit with Scrooge，whenever he became thoughtful，to put his hand in his breeches pockets. Pondering on what the ghost had said，he did so now，but without lifting up his eyes，or getting off his knees.

“You must have been very slow about it，Jacob，” Scrooge observed，in a business-like manner，though with humility and deference.

“ Slow！” the ghost repeated.

“ Seven years dead，” mused Scrooge. “ And travelling all the time ？ ”

“ The whole time，” said the ghost. “ No rest，no peace. Incessant torture of remorse.”

“ You travel fast ？ ” said Scrooge.

“ On the wings of the wind，” replied the ghost.

“You might have got over a great quantity of ground in seven years，” said Scrooge.

The ghost，on hearing this set up another cry，and clanked its chain so hideously in the dead of the night，that the ward would have been justified in indicting it for a nuisance.

“ Oh！captive，bound，and double-ironed，” cried the phantom，“not to know，that ages of incessant labour，by immortal creatures，for this earth must pass into eternity before the good of which it is susceptible is all developed. Not to know that any Christian spirit working kindly in its little sphere，whatever it may be，will find its mortal life too short for its vast means of usefulness. Not to know that no space of regret can make amends for one life’s opportunities misused！Yet such was I！Oh！such was I！”

“ But you were always a good man of business，Jacob，” faltered Scrooge，who now began to apply this to himself.

“ Business！” cried the ghost，wringing its hands again. “ Mankind was my business. The common welfare was my business；charity，mercy，forbearance，and benevolence，were，all，my business. The dealings of my trade were but a drop of water in the comprehensive ocean of my business！”

It held up its chain at arm’s length，as if that were the cause of all its unavailing grief，and flung it heavily upon the ground again.

“ At this time of the rolling year，” the spectre said，“I suffer most. Why did I walk through crowds of fellow-beings with my eyes turned down and never raise them to that blessed Star which led the Wise Men to a poor abode ？ Were there no poor homes to which its light would have conducted me ？ ”

Scrooge was very much dismayed to hear the spectre going on at this rate，and began to quake exceedingly.

“ Hear me！” cried the ghost. “ My time is nearly gone.”

“I will，”said Scrooge. “But don’t be hard upon me！Don’t be flowery，Jacob！Pray！”

“ How it is that I appear before you in a shape that you can see，I may not tell. I have sat invisible beside you many and many a day.”

It was not an agreeable idea. Scrooge shivered，and wiped the perspiration from his brow.

“ That is no light part of my penance，” pursued the ghost. “ I am here to-night to warn you，that you have yet a chance and hope of escaping my fate. A chance and hope of my procuring. Ebenezer.”

“You were always a good friend to me，” said Scrooge. “ Thank’ee！”

“ You will be haunted，”resumed the ghost，“ by three spirits.”

Scrooges countenance fell almost as low as the ghost’s had done.

“ Is that the chance and hope you mentioned，Jacob ？ ” he demanded，in a faltering voice.

“It is.”

“ I—I think I’d rather not，” said Scrooge.

“ Without their visits，” said the ghost，“ you cannot hope to shun the path I tread. Expect the first to-morrow，when the bell tolls one.”

“Couldn’t I take ’em all at once，and have it over，Jacob ？ ” hinted Scrooge.

“Expect the second on the next night at the same hour. The third upon the next night when the last stroke of twelve has ceased to vibrate. Look to see me no more；and look that，for your own sake，you remember what has passed between us！”

When it had said these words，the spectre took its wrapper from the table，and bound it round its head，as before. Scrooge knew this，by the smart sound its teeth made，when the jaws were brought together by the bandage. He ventured to raise his eyes again，and found his supernatural visitor confronting him in an erect attitude，with its chain wound over and about its arm.

The apparition walked backward from him；and at every step it took，the window raised itself a little，so that when the spectre reached it，it was wide open. It beckoned Scrooge to approach，which he did. When they were within two paces of each other，Marley’s ghost held up its hand，warning him to come no nearer. Scrooge stopped.

Not so much in obedience，as in surprise and fear；for on the raising of the hand，he became sensible of confused noises in the air；incoherent sounds of lamentation and regret；wailings inexpressibly sorrowful and self-accusatory. The spectre，after listening for a moment，joined in the mournful dirge；and floated out upon the bleak，dark night.

Scrooge followed to the window：desperate in his curiosity. He looked out.

The air was filled with phantoms，wandering hither and thither in restless haste，and moaning as they went. Every one of them wore chains like Marley’s ghost；some few （they might be guilty governments） were linked together；none were free. Many had been personally known to Scrooge in their lives. He had been quite familiar with one old ghost，in a white waistcoat，with a monstrous iron safe attached to its ankle，who cried piteously at being unable to assist a wretched woman with an infant，whom it saw below，upon a doorstep. The misery with them all was，clearly，that they sought to interfere，for good，in human matters，and had lost the power for ever.

Whether these creatures faded into mist，or mist enshrouded them，he could not tell. But they and their spirit voices faded together；and the night became as it had been when he walked home.

Scrooge closed the window，and examined the door by which the ghost had entered. It was double-locked，as he had locked it with his own hands，and the bolts were undisturbed. He tried to say “ Humbug！” but stopped at the first syllable. And being，from the emotion he had undergone，or the fatigues of the day，or his glimpse of the invisible world，or the dull conversation of the ghost，or the lateness of the hour，much in need of repose，went straight to bed，without undressing，and fell asleep upon the instant.

Stave Two

THE FIRST OF THE THREE SPIRITS

When Scrooge awoke，it was so dark，that，looking out of bed，he could scarcely distinguish the transparent window from the opaque walls of his chamber. He was endeavouring to pierce the darkness with his ferret eyes，when the chimes of a neighbouring church struck the four quarters. So he listened for the hour.

To his great astonishment the heavy bell went on from six to seven，and from seven to eight，and regularly up to twelve；then stopped. Twelve！it was past two when he went to bed. The clock was wrong. An icicle must have got into the works. Twelve！

He touched the spring of his repeater，to correct this most preposterous clock. Its rapid little pulse beat twelve；and stopped.

“ Why，it isn’t possible，” said Scrooge，“ that I can have slept through a whole day and far into another night. It isn’t possible that anything has happened to the sun，and this is twelve at noon！”

The idea being an alarming one，he scrambled out of bed，and groped his way to the window. He was obliged to rub the frost off with the sleeve of his dressing-gown before he could see anything；and could see very little then. All he could make out was，that it was still very foggy and extremely cold，and that there was no noise of people running to and fro，and making a great stir，as there unquestionably would have been if night had beaten off bright day，and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world. This was a great relief，because “ three days after sight of this first of exchange pay to Mr. Ebenezer Scrooge or his order，” and so forth，would have become a mer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if there were no days to count by.

Scrooge went to bed again，and thought，and thought，and thought it over and over and over，and could make nothing of it. The more he thought the more perplexed he was；and the more he endeavoured not to think，the more he thought.

Marley’s ghost bothered him exceedingly. Every time he resolved within himself，after mature inquiry，that it was all a dream，his mind flew back again，like a strong spring released，to its first position，and presented the same problem to be worked all through，“ Was it a dream or not ？ ”

Scrooge lay in this state until the chime had gone three quarters more，when he remembered，on a sudden，that the ghost had warned him of a visitation when the bell tolled one. He resolved to lie awake until the hour was passed；and，considering that he could no more go to sleep than go to heaven，this was perhaps the wisest resolution in his power.

The quarter was so long，that he was more than once convinced he must have sunk into a doze unconsciously，and missed the clock. At length it broke upon his listening ear.

“Ding，dong！”.

“ A quarter past，” said Scrooge，counting.

“ Ding，dong！”

“ Half-past！” said Scrooge.

“ Ding，dong！”

“A quarter to it，” said Scrooge.

“ Ding，dong！”

“The hour itself，” said Scrooge triumphantly，“ and nothing else！

He spoke before the hour bell sounded，which it now did with a deep，dull，hollow，melancholy ONE. Light flashed up in the room upon the instant，and the curtains of his bed were drawn.

The curtains of his bed were drawn aside，I tell you，by a hand. Not the curtains at his feet，nor the curtains at his back，but those to which his face was addressed. The curtains of his bed were drawn aside；and Scrooge，starting up into a half-recumbent attitude，found himself face to face with the unearthly visitor，who drew them：as close to it as I am now to you，and I am standing in the spirit at your elbow.

It was a strange figure—like a child：yet not so like a child as like an old man，viewed through some supernatural medium which gave him the appearance of having receded from the view，and being diminished to a child’s proportions. Its hair，which hung about its neck and down its back，was white as if with age；and yet the face had not a wrinkle in it，and the tenderest bloom was on the skin. The arms were very long and muscular；the hands the same，as if its hold were of uncommon strength. Its legs and feet，most delicately formed，were，like those upper members，bare. It wore a tunic of the purest white；and round its waist was bound a lustrous belt，the sheen of which was beautiful. It held a branch of fresh green holly in its had；and，in singular contradiction of that wintry emblem，had its dress trimmed with summer flowers. But the strangest thing about it was，that from the crown of its head there sprang a bright，clear jet of light，by which all this was visible；and which was doubtless the occasion of its using，in its duller moments，a great extinguisher for a cap，which it now held under its arm.

Even this，though，when Scrooge looked at it with increasing steadiness，was not its strangest quality. For as its belt sparkled and glittered now in one part and now in another，and what was light one instant，at another time was dark，so the figure itself fluctuated in its distinctness；now being a thing with one arm，now with one leg，now with twenty legs，now a pair of legs without a head，now a head without a body；of which dissolving parts，no outline would be visible in the dense gloom wherein they melted away. And in the very wonder of this，it would be itself again；distinct and clear as ever.

“ Are you the spirit，sir，whose coming was foretold to me？ ” asked Scrooge.

“ I am！”

The voice was soft and gentle. Singularly low，as if，instead of being so close beside him，it were at a distance.

“ Who，and what are you ？ ” Scrooge demanded.

“ I am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ast.”

“ Long past ？” inquired Scrooge，observant of his dwarfish stature.

“No. Your past.”

Perhaps Scrooge could not have told anybody why，if anybody could have asked him，but he had a special desire to see the spirit in his cap；and begged him to be covered.

“What！” exclaimed the ghost，“would you so soon put out，with worldly hands，the light I give ？ Is it not enough that you are one of those whose passions made this cap，and force me through whole trains of years to wear it low upon my brow ？ ”

Scrooge reverently disclaimed all intention to offend，or any knowledge of having wilfully “ bonneted ” the spirit at any period of his life. He then made bold to inquire what business brought him there.

“ Your welfare！” said the ghost.

Scrooge expressed himself much obliged，but could not help thinking that a night of unbroken rest would have been more conducive to that end. The spirit must have heard him thinking，for it said immediately—

“ Your reclamation，then. Take heed！”

It put out its strong hand as it spoke，and clasped him gently by the arm.

“ Rise！and walk with me！”

It would have been in vain for Scrooge to plead that the weather and the hour were not adapted to pedestrian purposes；that bed was warm，and the thermometer a long way below freezing；that he was clad but lightly in his slippers，dressing-gown，and nightcap；and that he had a cold upon him at that time. The grasp，though gentle as a woman’s hand，was not to be resisted. He rose；but finding that the spirit made towards the window，clasped its robe in supplication.

“I am a mortal，” Scrooge remonstrated，“and liable to fall.”

“ Bear but a touch of my hand there，” said the spirit，laying it upon his heart，“ and you shall be upheld in more than this！”

As the words were spoken，they passed through the wail，and stood upon an open country road，with fields on either hand. The city had entirely vanished. Not a vestige of it was to be seen. The darkness and the mist had vanished with it，for it was a clear，cold，winter day，with snow upon the ground.

“ Good Heaven！” said Scrooge，clasping his hands together，as he looked about him. “ I was bred in this place. I was a boy here！”

The spirit gazed upon him mildly. Its gentle touch，though it had been light and instantaneous，appeared still present to the old man’s sense of feeling. He was conscious of a thousand odours floating in the air，each one connected with a thousand thoughts，and hopes，and joys，and cares long，long forgotten！

“ Your lip is trembling，”said the ghost. “ And what is that upon your cheek ？ ”

Scrooge muttered，with an unusual catching in his voice，that it was a pimple；and begged the ghost to lead him where he would.

“ You recollect the way ？” inquired the spirit.

“ Remember it！” cried Scrooge，with fervour；“ I could walk it blindfold.”

“ Strange to have forgotten it for so many years！” observed the ghost. “ Let us go on.” They walked along the road—Scrooge recognising every gate，and post，and tree—until a little market-town appeared in the distance，with its bridge，its church，and winding river. Some shaggy ponies now were seen trotting towards them with boys upon their backs，who called to other boys in country gigs and carts，driven by farmers. All these boys were in great spirits，and shouted to each other，until the broad fields were so full of merry music，that the crisp air laughed to hear it.

“ These are but shadows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said the ghost. “They have no consciousness of us.”

The jocund travellers came on；and as they came，Scrooge knew and named them every one. Why was he rejoiced beyond all bounds to see them？ Why did his cold eye glisten，and his heart leap up as they went past？ Why was he filled with gladness when he heard them give each other Merry Christmas，as they parted at crossroads and byways，for their several homes ？ What was Merry Christmas to Scrooge ？ Out upon Merry Christmas！What good had it ever done to him ？

“ The school is not quite deserted，” said the ghost. “ A solitary child，neglected by his friends，is left there still.”

Scrooge said he knew it. And he sobbed.

They left the high road，by a well-remembered lane，and soon approached a mansion of dull red brick，with a little weather-cock-surmounted cupola on the roof，and a bell hanging in it. It was a large house，but one of broken fortunes；for the spacious offices were little used，their walls were damp and mossy，their windows broken，and their gates decayed. Fowls clucked and strutted in the stables；and the coach-houses and sheds were overrun with grass. Nor was it more retentive of its ancient state，within；for entering the dreary hall，and glancing through the open doors of many rooms，they found them poorly furnished，cold and vast. There was an earthy savour in the air，a hilly bareness in the place，which associated itself somehow with too much getting up by candlelight，and not too much to eat.

They went，the ghost and Scrooge，across the hall，to a door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It opened before them，and disclosed a long，bare，melancholy room，made barer still by lines of plain deal forms and desks. At one of these a lonely boy was reading near a feeble fire；and Scrooge sat down upon a form，and wept to see his poor forgotten self as he had used to be.

Not a latent echo in the house，not a squeak and scuffle from the mice behind the panelling，not a drip from the half-thawed water-spout in the dull yard behind，not a sigh among the leafless boughs of one despondent poplar，not the idle swinging of an empty storehouse door，no，not a clicking in the fire，but fell upon the heart of Scrooge with softening influence，and gave a freer passage to his tears.

The spirit touched him on the arm，and pointed to his younger self，intent upon his reading. Suddenly a man，in foreign garments—wonderfully real and distinct to look at—stood outside the window，with an axe stuck in his belt，and leading by the bridle an ass laden with wood.

“ Why，it’s Ali Baba！” Scrooge exclaimed in ecstasy. “ It，s dear old honest Ali Baba！Yes，yes，I know！One Christmas time，when yonder solitary child was left here all alone，he did come，for the first time，just like that. Poor boy！And Valentine，”said Scrooge，“and his wild brother Orson；there they go！And what’s his name，who was put down in his drawers，asleep，at the gate of Damascus；don’t you see him ？ And the Sultan’s Groom turned upside-down by the Genii；there he is upon his head！Serve him right！I’m glad of it. What business had he to be married to the Princess ？”

To hear Scrooge expending all the earnestness of his nature on such subjects，in a most extraordinary voice between laughing and crying，and to see his heightened and excited face，would have been a surprise to his business friends in the city，indeed.

“ There's the parrot，” cried Scrooge. “ Green body and yellow tail，with a thing like a lettuce growing out of the top of his head；there he is！Poor Robin Crusoe，he called him，when he came home again after sailing round the island. ‘ Poor Robin Crusoe，where have you been，Robin Crusoe ？ ’ The man thought he was dreaming，but he wasn’t. It was the parrot，you know. There goes Friday，running for his life to the little creek！Hollo！Hoop！Hollo！”

Then，with a rapidity of transition very foreign to his usual character，he said，in pity for his former self，“ Poor boy！” and cried again.

“ I wish，” Scrooge muttered，putting his hand in his pocket，and looking about him，after drying his eyes with his cuff—“ but it’s too late now.”

“ What is the matter ？ ” asked the spirit.

“ Nothing，” said Scrooge. “ Nothing. There was a boy singing a Christmas carol at my door last night. I should like to have given him something；that’s all.”

The ghost smiled thoughtfully，and waved its hand，saying as it did so，“Let us see another Christmas！”

Scrooge’s former self grew large at the words，and the room became a little darker and more dirty. The panels shrank，the windows cracked；fragments of plaster fell out of the ceiling，and the naked laths were shown instead；but how all this was brought about，Scrooge knew no more than you do. He only knew that it was quite correct；that everything had happened so；that there he was，alone again，when all the other boys had gone home for the jolly holidays.

He was not reading now，but walking up and down despairingly. Scrooge looked at the ghost，and with a mournful shaking of his head，glanced anxiously towards the door.

It opened；and a little girl，much younger than the boy，came darting in，and putting her arms about his neck，and often kissing him，addressed him as her “ Dear，dear brother.”

“ I have come to bring you home，dear brother！” said the child，clapping her tiny hands，and bending down to laugh.“To bring you home，home，home！”

“ Home，little Fan ？ ” returned the boy.

“ Yes！” said the child，brimful of glee. “Home，for good and all. Home，for ever and ever. Father is so much kinder than he used to be，that home’s like heaven！He spoke so gently to me one dear night when I was going to bed，that I was not afraid to ask him once more if you might come home；and he said Yes，you should；and sent me in a coach to bring you. And you’re to be a man！” said the child，opening her eyes，“ and are never to come back here；but first，were to be together all the Christmas long，and have the merriest time in all the world.”

“You are quite a woman，little Fan！” exclaimed the boy.

She clapped her hands and laughed，and tried to touch his head；but being too little，laughed again，and stood on tiptoe to embrace him. Then she began to drag him，in her childish eagerness，towards the door；and he，nothing loth to go，accompanied her.

A terrible voice in the hall cried，“ Bring down Master Scrooge’s box，there！” and in the hall appeared the schoolmaster himself，who glared on Master Scrooge with a ferocious condescension，and threw him into a dreadful state of mind by shaking hands with him. He then conveyed him and his sister into the veriest old well of a shivering best-parlour that ever was seen，where the maps upon the wall，and the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globes in the windows，were waxy with cold. Here he produced a decanter of curiously light wine，and a block of curiously heavy cake，and administered instalments of those dainties to the young people；at the same time，sending out a negro servant to offer a glass of “ something ” to the postboy，who answered that he thanked the gentleman，but if it was the same tap as he had tasted before，he had rather not. Master Scrooge’s trunk being by this time tied on to the top of the chaise，the children bade the schoolmaster good-bye right willingly；and getting into it drove gaily down the garden sweep：the quick wheels dashing the hoar-frost and snow from off the dark leaves of the evergreens like spray.

“Always a delicate creature，whom a breath might have withered，”said the ghost. “ But she had a large heart！”

“So she had，” cried Scrooge. “You’re right I will not gainsay it，spirit. God forbid！”

“ She died a woman，” said the ghost，“ and had as I think，children.”

“ One child，” Scrooge returned.

“ True，” said the ghost. “ Your nephew！”

Scrooge seemed uneasy in his mind；and an swered briefly，“ Yes.”

Although they had but that moment left the school behind them，they were now in the busy thoroughfares of a city，where shadowy passengers passed and repassed；where shadowy carts and coaches battled for the way，and all the strife and tumult of a real city were. It was made plain enough，by the dressing of the shops，that here too it was Christmas time again；but it was evening，and the streets were lighted up.

The ghost stopped at a certain warehouse door，and asked Scrooge if he knew it.

“ Know it！” said Scrooge. “ Was I apprenticed here！”

They went in. At sight of an old gentleman in a Welsh wig，sitting behind such a high desk，that if he had been two inches taller he must have knocked his head against the ceiling，Scrooge cried in great excitement—

“ Why，it’s old Fezziwig！Bless his heart；it’s Fezziwig alive again；”

Old Fezziwig laid down his pen，and looked up at the clock，which pointed to the hour of seven. He rubbed his hands；adjusted his capacious waistcoat；laughed all over himself，from his shoes to his organ of benevolence；and called out in a comfortable，oily，rich，fat，jovial voice—

“Yo ho，there！Ebenezer！Dick！”

Scrooge’s former self，now grown a young man，came briskly in，accompanied by his fellow- ’prentice.

“ Dick Wilkins，to be sure！” said Scrooge to the ghost. “ Bless me，yes. There he is. He was very much attached to me，was Dick. Poor Dick！Dear，dear！”

IN CAME A FIDDLER WITH A MUSIC-BOOK.

“Yo ho，my boys！” said Fezziwig. “No more work to-night. Christmas Eve，Dick. Christmas，Ebenezer！Let’s have the shutters up，” cried old Fezziwig，with a sharp clap of his hands，“ before a man can say Jack Robinson！”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those two fellows went at it！They charged into the street with the shutters—one，two，three—had ’em up in their places—four，five，six—barred 'em and pinned ’em—seven，eight，nine—and came back before you could have got to twelve，panting like racehorses.

“ Hilli-ho！” cried old Fezziwig，skipping down from the high desk with wonderful agility. “ Clear away，my lads，and let’s have lots of room here！Hilli-ho，Dick！Chirrup，Ebenezer！”

Clear away！There was nothing they wouldn’t have cleared away，or couldn’t have cleared away，with old Fezziwig looking on. It was done in a minute. Every movable was packed off，as if it were dismissed from public life for evermore；the floor was swept and watered，the lamps were trimmed，fuel was heaped upon the fire；and the warehouse was as snug，and warm，and dry，and bright a ballroom，as you would desire to see upon a winter’s night.

In came a fiddler with a music-book，and went up to the lofty desk，and made an orchestra of it，and tuned like fifty stomach-aches. In came Mrs. Fezziwig，one vast substantial smile. In came the three Misses Fezziwig，beaming and lovable. In came the six young followers whose hearts they broke. In came all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employed in the business. In came the housemaid，with her cousin，the baker. In came the cook，with her brother’s particular friend，the milkman. In came the boy from over the way，who was suspected of not having board enough from his master；trying to hide himself behind the girl from next door but one，who was proved to have had her ears pulled by her mistress. In they all came，one after another；some shyly，some boldly，some gracefully，some awkwardly，some pushing，some pulling；in they all came，anyhow and every- how. Away they all went，twenty couple at once；hands half round and back again the other way；down the middle and up again；round and round in various stages of affectionate grouping；old top couple always turning up in the wrong place；new top couple starting off again，as soon as they got there；all top couples at last and not a bottom one to help them！When this result was brought about，old Fezziwig，clapping his hands to stop the dance，cried out，“Well done！” and the fiddler plunged his hot face into a pot of porter，especially provided for that purpose. But scorning rest upon his reappearance，he instantly began again，though there were no dances yet，as if the other fiddler had been carried home，exhausted，on a shutter，and he were a brand-new man resolved to beat him out of sight，or perish.

There were more dances，and there were forfeits，and more dances，and there was cake，and there was negus，and there was a great piece of cold roast，and there was a great piece of cold boiled，and there were mince-pies，and plenty of beer. But the great effect of the evening came after the roast and boiled，when the fiddler （an artful dog，mind！the sort of man who knew his business better than you or I could have told it him！） struck up “ Sir Roger de Coverley.” Then old Fezziwig stood out to dance with Mrs. Fezziwig. Top couple，too；with a good stiff piece of work cut out for them；three or four-and-twenty pair of partners；people who were not to be trifled with；people who would dance，and had no notion of walking.

Old Fezziwig stood out to dance with Mrs. Fezziwig.

But if they had been twice as many—ah，four times—old Fezziwig would have been a match for them，and so would Mrs. Fezziwig. As to her，she was worthy to be his partner in every sense of the term. If that’s not high praise，tell me higher，and I’ll use it. A positive light appeared to issue from Fezziwig’s calves. They shone in every part of the dance like moons. You couldn’t have predicted，at any given time，what would become of them next. And when old Fezziwig and Mrs. Fezziwig had gone all through the dance—advance and retire，both hands to your partner，bow and curtsy，corkscrew，thread-the-needle，and back again to your place—Fezziwig “ cut ”—cut so deftly，that he appeared to wink with his legs，and came upon his feet again without a stagger.

When the clock struck eleven，this domestic ball broke up. Mr. and Mrs. Fezziwig took their stations，one on either side of the door，and shaking hands with every person individually，as he or she went out，wished him or her A Merry Christmas. When everybody had retired but the two ’prentices，they did the same to them；and thus the cheerful voices died away，and the lads were left to their beds；which were under a counter in the back shop.

During the whole of this time，Scrooge had acted like a man out of his wits. His heart and soul were in the scene，and with his former self. He corroborated everything，remembered everything，enjoyed everything，and underwent the strangest agitation. It was not until now，when the bright faces of his former self and Dick were turned from them，that he remembered the ghost，and became conscious that it was looking full upon him，while the light upon its head burned very clear.

“ A small matter，”said the ghost，“ to make these silly folks so full of gratitude.”

“ Small！” echoed Scrooge.

The spirit signed to him to listen to the two apprentices，who were pouring out their hearts in praise of Fezziwig；and when he had done so，said—

“ Why！Is it not ？ He has spent but a few pounds of your mortal money；three or four，perhaps. Is that so much that he deserves this praise ？ ”

“ It isn’t that，” said Scrooge，heated by the remark，and speaking unconsciously like his former，not his latter，self. “ It isn’t that，spirit. He has the power to render us happy or unhappy；to make our service light or burdensome；a pleasure or a toil. Say that his power lies in words and looks；in things so slight and insignificant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add and count ’em up—what then ？ The happiness he gives is quite as great as if it cost a fortune.”

He felt the spirit’s glance，and stopped.

“What is the matter ？ ” asked the ghost.

“ Nothing particular，”said Scrooge.

“ Something，I think ？ ” the ghost insisted.

“ No，” said Scrooge. “ No. I should like to be able to say a word or two to my clerk just now. That’s all.”

His former self turned down the lamps as he gave utterance to the wish；and Scrooge and the ghost again stood side by side in the open air.

“ My time grows short，” observed the spirit. “ Quick！”

This was not addressed to Scrooge，or to any one whom he could see，but it produced an immediate effect. For again Scrooge saw himself. He was older now；a man in the prime of life. His face had not the harsh and rigid lines of later years；but it had begun to wear the signs of care and avarice. There was an eager，greedy，restless motion in the eye，which showed the passion that had taken root，and where the shadow of the growing tree would fall.

He was not alone，but sat by the side of a fair young girl in mourning-dress；in whose eyes there were tears，which sparkled in the light that shone out of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ast.

“ It matters little，” she said softly. “ To you very little. Another idol has displaced me；and if it can cheer and comfort you in time to come，as I would have tried to do，I have no just cause to grieve.”

“ What idol has displaced you ？ ” he rejoined.

“ A golden one.”

‘‘ This is the even-handed dealing of the world！” he said. “ There is nothing on which it is so hard as poverty；and there is nothing it professes to condemn with such severity as the pursuit of wealth！”

“You fear the world too much，” she answered gently. “ All your other hopes have merged into the hope of being beyond the chance of its sordid reproach. I have seen your nobler aspirations fall off one by one，until the master-passion，gain，engrosses you. Have I not ？ ”

“ What then ？ ” he retorted. “ Even if I have grown so much wiser，what then ？ I am not changed towards you.”

She shook her head.

“ Am I ？ ”

“Our contract is an old one. It was made when we were both poor and content to be so，until，in good season，we could improve our worldly fortune by our patient industry. You are changed. When it was made，you were another man.”

“ I was a boy，” he said impatiently.

“Your own feeling tells you that you were not what you are，” she returned. “ I am. That which promised happiness when we were one in heart，is fraught with misery now that we are two. How often and how keenly I have thought of this，I will not say. It is enough that I have thought of it，and can release you.”

“ Have I ever sought release ？ ”

“ In words ？ No. Never.”

“ In what，then ？ ”

“In a changed nature；in an altered spirit；in another atmosphere of life；another hope as its great end. In everything that made my love of any worth or value in your sight. If this had never been between us，” said the girl，looking mildly，but with steadiness，upon him；“ tell me，would you seek me out and try to win me now ？ Ah，no！”

He seemed to yield to the justice of this supposition，in spite of himself. But he said，with a struggle，“You think not.”

“ I would gladly think otherwise if I could，” she answered，“ Heaven knows！When I have learned a truth like this，I know how strong and irresistible it must be. But if you were free to-day，to-morrow，yesterday，can even I believe that you would choose a dowerless girl—you who，in your very confidence with her，weigh everything by gain；or，choosing her，if for a moment you were false enough to your one guiding principle to do so，do I not know that your repentance and regret would surely follow ？ I do；and I release you. With a full heart，for the love of him you once were.”

He was about to speak；but with her head turned from him，she resumed.

“You may—the memory of what is past half makes me hope you will—have pain in this. A very，very brief time，and you will dismiss the recollection of it，gladly，as an unprofitable dream，from which it happened well that you awoke. May you be happy in the life you have chosen！”

She left him，and they parted.

“ Spirit！” said Scrooge，“ show me no more！Conduct me home. Why do you delight to torture me ？ ”

“ One shadow more！” exclaimed the ghost.

“ No more！” cried Scrooge. “ No more. I don’t wish to see it. Show me no more！”

But the relentless ghost pinioned him in both his arms，and forced him to observe what happened next.

They were in another scene and place；a room，not very large or handsome，but full of comfort. Near to the winter fire sat a beautiful young girl，so like that last that Scrooge believed it was the same，until he saw her，now a comely matron，sitting opposite her daughter. The noise in this room was perfectly tumultuous，for there were more children there than Scrooge in his agitated state of mind could count；and，unlike the celebrated herd in the poem，they were not forty children conducting themselves like one，but every child was conducting itself like forty. The consequences were uproarious beyond belief；but no one seemed to care；on the contrary，the mother and daughter laughed heartily，and enjoyed it very much；and the latter，soon beginning to mingle in the sports，got pillaged by the young brigands most ruthlessly. What would I not have given to be one of them ？ Though I never could have been so rude，no，no！I wouldn’t for the wealth of all the world have crushed that braided hair，and torn it down；and for the precious little shoe，I wouldn’t have plucked it off，God bless my soul！to save my life. As to measuring her waist in sport，as they did，bold young brood，I couldn’t have done it；I should have expected my arm to have grown round it for a punishment，and never come straight again. And yet I should have dearly liked，I own，to have touched her lips；to have questioned her，that she might have opened them；to have looked upon the lashes of her downcast eyes，and never raised a blush；to have let loose waves of hair，an inch of which would be a keepsake beyond price：in short，I should have liked，I do confess，to have had the lightest license of a child，and yet to have been man enough to know its value.

But now a knocking at the door was heard，and such a rush immediately ensued that she，with laughing face and plundered dress，was borne towards it the centre of a flushed and boisterous group，just in time to greet the father，who came home attended by a man laden with Christmas toys and presents. Then the shouting and the struggling，and the onslaught that was made on the defenceless porter！The scaling him，with chairs for ladders，to dive into his pockets，despoil him of brown-paper parcels，hold on tight by his cravat，hug him round his neck，pommel his back，and kick his legs in irrepressible affection！The shouts of wonder and delight with which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package was received！The terrible announcement that the baby had been taken in the act of putting a dolls frying-pan into his mouth，and was more than suspected of having swallowed a fictitious turkey，glued on a wooden platter！The immense relief of finding this a false alarm！The joy，and gratitude，and ecstasy！They are all indescribable alike. It is enough that by degrees the children and their emotions got out of the parlour and by one stair at a time，up to the top of the house；where they went to bed，and so subsided.

And now Scrooge looked on more attentively than ever，whe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having his daughter leaning fondly on him，sat down with her and her mother at his own fireside；and when he thought that such another ereature，quite as graceful and as full of promise，might have called him father，and been a spring-time in the haggard winter of his life，his sight grew very dim indeed.

“ Belle，” said the husband，turning to his wife，with a smile，“ I saw an old friend of yours this afternoon.”

“ Who was it ？ ”

“ Guess！，’

“How can I？ Tut，don’t I kno'v，”she added in the same breath，laughing as he laughed. “ Mr. Scrooge.”

“ Mr. Scrooge it was. I passed his office window；and as it was not shut up，and he had a candle inside，I could scarcely help seeing him. His partner lies upon the point of death，I hear；and there he sat alone. Quite alone in the world，I do believe.”

“ Spirit！” said Scrooge，in a broken voice，“remove me from this place.”

“ I told you these were shadows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said the ghost. “ That they are what they are，do not blame me！”

“ Remove me！” Scrooge exclaimed. “ I cannot bear it！”

He turned upon the ghost，and seeing that it looked upon him with a face in which in some strange way there were fragments of all the faces it had shown him，wrestled with it.

“ Leave me！Take me back. Haunt me no longer！”

In the struggle，if that can be called a struggle in which the ghost with no visible resistance on its own part was undisturbed by any effort of its adversary，Scrooge observed that its light was burning high and bright；and dimly connecting that with its influence over him，he seized the extinguisher-cap，and by a sudden action pressed it down upon its head.

The spirit dropped beneath it，so that the extinguisher covered its whole form；but though Scrooge pressed it down with all his force，he could not hide the light，which streamed from under it in an unbroken flood upon the ground.

He was conscious of being exhausted，and overcome by an irresistible drowsiness；and，further，of being in his own bedroom. He gave the cap a parting squeeze，in which his hand relaxed；and had barely time to reel to bed，before he sank into a heavy sleep.

Stave Three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SPIRITS

Awaking in the middle of a prodigiously tough snore，and sitting up in bed to get his thoughts together，Scrooge had no occasion to be told that the bell was again upon the stroke of one. He felt that he was restored to consciousness in the right nick of time，for the especial purpose of holding a conference with the second messenger despatched to him through Jacob Marley’s intervention. But，finding that he turned uncomfortably cold when he began to wonder which of his curtains this new spectre would draw back，he put them every one aside with his own hands，and lying down again，established a good look-out all round the bed；for he wished to challenge the spirit on the moment of its appearance，and did not wish to be taken by surprise，and made nervous.

Gentlemen of the free-and-easy sort，who plume themselves on being acquainted with a move or two，and being usually equal to the time-of-day，express the wide range of their capacity for adventure by observing that they are good for anything from pitch-and-toss to manslaughter；between which opposite extremes，no doubt，there lies a tolerably wide and comprehensive range of subjects. Without venturing for Scrooge quite as hardily as this，I don’t mind calling on you to believe that he was ready for a good broad field of strange appearances，and that nothing between a baby and rhinoceros would have astonished him very much.

Now，being prepared for almost anything，he was not by any means prepared for nothing；and，consequently，when the bell struck one，and no shape appeared，he was taken with a violent fit of trembling. Five minutes，ten minutes，a quarter of an hour went by，yet nothing came. All this time，he lay upon his bed，the very core and centre of a blaze of ruddy light，which streamed upon it when the clock proclaimed the hour；and which，being only light，was more alarming than a dozen ghosts，as he was powerless to make out what it meant，or would be at；and was sometimes apprehensive that he might be at that very moment an interesting case of spontaneous combustion，without having the consolation of knowing it. At last，however，he began to think—as you or I would have thought at first；for it is always the person not in the predicament who knows what ought to have been done in it，and would unquestionably have done it too—at last I say，he began to think that the source and secret of this ghostly light might be in the adjoining room，from whence，on further tracing it，it seemed to shine. This idea taking full possession of his mind，he got up softly and shuffled in his slippers to the door.

The moment Scrooges hand was on the lock，a strange voice called him by his name，and bade him enter. He obeyed.

It was his own room. There was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it had undergone a surprising transformation. The walls and ceiling were so hung with living green，that it looked a perfect grove；from every part of which，bright gleaming berries glistened. The crisp leaves of holly，mistletoe，and ivy reflected back the light，as if so many little mirrors had been scattered there；and such a mighty blaze went roaring up the chimney，as that dull petrifaction of a hearth had never known in Scrooge’s time，or Marley’s，or for many and many a winter season gone. Heaped up on the floor，to form a kind of throne，were turkeys，geese，game，poultry，brawn，great joints of meat，sucking-pigs，long wreaths of sausages，mince-pies，plum-pud-dings，barrels of oysters，red-hot chestnuts，cherry-cheeked apples，juicy oranges，luscious pears，immense twelfth-cakes，and seething bowls of punch，that made the chamber dim with their delicious steam. In easy state upon this couch，there sat a jolly giant，glorious to see；who bore a glowing torch，in shape not unlike Plenty’s horn，and held it up，high up，to shed its light on Scrooge，as he came peeping round the door.

“ Come in！” exclaimed the ghost. “ Come in！and know me better，man！”

Scrooge entered timidly，and hung his head before this spirit. He was not the dogged Scrooge he had been；and though the spirit’s eyes were clear and kind，he did not like to meet them.

“ I am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said the spirit. “ Look upon me！”

Scrooge reverently did so. It was clothed in one simple，deep-green robe，or mantle，bordered with white fur. This garment hung so loosely on the figure，that its capacious breast was bare，as if disdaining to be warded or concealed by any artifice. Its feet，observable beneath the ample folds of the garment，were also bare；and on its head it wore no other covering than a holly wreath，set here and there with shining icicles. Its dark-brown curls were long and free；free as its genial face，its sparkling eye，its open hand，its cheery voice，its unconstrained demeanour，and its joyful air. Girded round its middle was an antique scabbard；but no sword was in it，and the ancient sheath was eaten up with rust.

“You have never seen the like of me before！” exclaimed the spirit.

“Never，Scrooge made answer to it.

“ Have never walked forth with the younger members of my family；meaning （for I am very young） my elder brothers born in these later years ？”pursued the phantom.

“ I don’t think I have，” said Scrooge. “ I am afraid I have not. Have you had many brothers，spirit ？ ”

“ More than eighteen hundred，” said the ghost.

“ A tremendous family to provide for！” muttered Scrooge.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 rose.

“ Spirit，” said Scrooge submissively，“ conduct me where you will. I went forth last night on compulsion，and I learned a lesson which is working now. To-night，if you have aught to teach me，let me profit by it.”

“ Touch my robe！”

Scrooge did as he was told，and held it fast.

Holly，mistletoe，red berries，ivy，turkeys，geese，game，poultry，brawn，meat，pigs，sausages，oysters，pies，puddings，fruit，and punch，all vanished instantly. So did the room，the fire，the ruddy glow，the hour of night，and they stood in the city streets on Christmas morning，where （for the weather was severe） the people made a rough，but brisk and not unpleasant，kind of music，in scraping the snow from the pavement in front of their dwellings，and from the tops of their houses，whence it was mad delight to the boys to see it come plumping down into the road below，and splitting into artificial little snow-storms.

The house fronts looked black enough，and the windows blacker，contrasting with the smooth white sheet of snow upon the roofs，and with the dirtier snow upon the ground；which last deposit had been ploughed up in deep furrows by the heavy wheels of carts and wagons；furrows that crossed and recrossed each other hundreds of times where the great streets branehed off；and made intricate channels，hard to trace，in the thick yellow mud and icy water. The sky was gloomy，and the shortest streets were choked up with a dingy mist，half thawed，half frozen，whose heavier particles descended in a shower of sooty atoms，as if all the chimneys in Great Britain had，by one consent，caught fire，and were blazing away to their dear hearts，content. There was nothing very cheerful in the climate or the town，and yet there was an air of cheerfulness abroad that the clearest summer air and brightest summer sun might have endeavoured to diffuse in vain.

For the people who were shovelling away on the housetops were jovial and full of glee；calling out to one another from the parapets，and now and then exchanging a facetious snow-ball—better-natured missile far than many a wordy jest—laughing heartily if it went right，and not less heartily if it went wrong. The poulterers’ shops were still half open，and the fruiterers’ were radiant in their glory. There were great，round，potbellied baskets of chestnuts，shaped like the waistcoats of jolly old gentlemen，lolling at the doors，and tumbling out into the street in their apoplectic opulence. There were ruddy，brown-faced，broad-girthed Spanish onions，shining in the fatness of their growth like Spanish friars，and winking from their shelves in wanton slyness at the girls as they went by，and glanced demurely at the hung-up mistletoe. There were pears and apples，clustered high in blooming pyramids；there were bunches of grapes，made，in the shopkeepers，benevolence，to dangle from conspicuous hooks，that people’s mouths might water gratis as they passed；there were piles of filberts，mossy and brown，recalling，in their fragrance，ancient walks among the woods，and pleasant shufflings ankle-deep through withered leaves；there were Norfolk biffins，squab and swarthy，setting off the yellow of the oranges and lemons，and，in the great compactness of their juicy persons，urgently entreating and beseeching to be carried home in paper-bags and eaten after dinner. The very gold and silver fish，set forth among these choice fruits in a bowl，though members of a dull and stagnant-blooded race，appeared to know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going on；and，to a fish，went gasping round and round their little world in slow and passionless excitement.

The grocers’！oh，the grocers’！nearly closed，with perhaps two shutters down，or one；but through those gaps such glimpses！It was not alone that the scales descending on the counter made a merry sound，or that the twine and roller parted company so briskly，or that the canisters were rattled up and down like juggling tricks，or even that the blended scents of tea and coffee were so grateful to the nose，or even that the raisins were so plentiful and rare，the almonds so extremely white，the sticks of cinnamon so long and straight，the other spices so delicious，the candied fruits so caked and spotted with molten sugar as to make the coldest lookers-on feel faint and subsequently bilious. Nor was it that the figs were moist and pulpy，or that the French plums blushed in modest tartness from their highly decorated boxes，or that everything was good to eat and in its Christmas dress. But the customers were all so hurried and so eager in the hopeful promise of the day，that they tumbled up against each other at the door，crashing their wicker baskets wildly，and left their purchases upon the counter，and came running back to fetch them，and committed hundreds of the like mistakes，in the best humour possible；while the grocer and his people were so frank and fresh that the polished hearts with which they fastened their aprons behind might have been their own，worn outside for general inspection，and for Christmas daws to peck at if they chose.

But soon the steeples called good people all to church and chapel，and away they came，flocking through the streets in their best clothes，and with their gayest fa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emerged from scores of by-streets，lanes，and nameless turnings，innumerable people，carrying their dinners to the bakers’ shops. The sight of these poor revellers appeared to interest the spirit very much，for he stood with Scrooge beside him in a baker’s doorway，and taking off the covers as their bearers passed，sprinkled incense on their dinners from his torch. And it was a very uncommon kind of torch，for once or twice when there were angry words between some dinner-carriers who had jostled each other，he shed a few drops of water on them from it，and their good-humour was restored directly. For they said，it was a shame to quarrel upon Christmas Day. And so it was！God love it，so it was！

In time the bells ceased，and the bakers’ were shut up；and yet there was a genial shadowing forth of all these dinners and the progress of their cooking，in the thawed blotch of wet above caeh baker’s oven；where the pavement smoked as if its stones were cooking too.

“ Is there a peeuliar flavour in what you sprinkle from your torch ？” asked Scrooge.

“ There is. My own.”

“ Would it apply to any kind of dinner on this day ？ ” asked Scrooge.

“ To any kindly given. To a poor one most.”

“ Why to a poor one most ？ ” asked Scrooge.

“ Beeause it needs it most.”

“ Spirit，”said Scrooge，after a moment’s thought，“ I wonder you，of all the beings in the many worlds about us，should desire to cramp these people’s opportunities of innoeent enjoyment.”

“ I ？”cried the spirit.

“You would deprive them of their means of dining every seventh day，often the only day on which they can be said to dine at all，” said Scrooge. “ Wouldn’t you ？ ”

“ I ？”cried the spirit.

“You seek to close these places on the seventh day ？” said Scrooge. “ And it comes to the same thing.”

“ I seek ？ ” exelaimed the spirit.

“ Forgive me if I am wrong. It has been done in your name，or at least in that of your family，” said Serooge.

“ There are some upon this earth of yours，” returned the spirit，“ who lay claim to know us，and who do their deeds of passion，pride，ill-will，hatred，envy，bigotry，and selfishness in our name，who are as strange to us and all our kith and kin，as if they had never lived. Remember that，and charge their doings on themselves，not us.”

Scrooge promised that he would；and they went on，invisible，as they had been before，into the suburbs of the town. It was a remarkable quality of the ghost （which Scrooge had observed at the baker’s） that，notwithstanding his gigantic size，he could accommodate himself to any place with ease；and that he stood beneath a low roof quite as gracefully and like a supernatural creature，as it was possible he could have done in any lofty hall.

And perhaps it was the pleasure the good spirit had in showing off this power of his，or else it was his own kind，generous，hearty nature，and his sympathy with all poor men，that led him straight to Scrooge’s clerk’s；for there he went，and took Scrooge with him，holding to his robe：and on the threshold of the door the spirit smiled，and stopped to bless Bob Cratchit’s dwelling with the sprinklings of his torch. Think of that！Bob had but fifteen “ Bob ” a week himself；he pocketed on Saturdays but fifteen copies of his Christian name；and yet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 blessed his four-roomed house！

Then up rose Mrs. Cratchit，Cratchit’s wife，dressed out but poorly in a twicc-turned gown，but brave in ribbons，which are cheap and make a goodly show for sixpence；and she laid the cloth，assisted by Belinda Cratchit，second of her daughters，also brave in ribbons；while Master Peter Cratchit plunged a fork into the saucepan of potatoes，and getting the corners of his monstrous shirt-collar （Bob’s private property conferred upon his son and heir in honour of the day） into his mouth，rejoiced to find himself so gallantly attired，and yearned to show his linen in the fashionable parks. And now two smaller Cratchits，boy and girl，came tearing in，screaming that outside the baker’s they had smelled the goose，and known it for their own；and basking in luxurious thoughts of sage and onion，these young Cratchits danced about the table，and exalted Master Peter Cratchit to the skies，while he （not proud，although his collars nearly choked him） blew the fire，until the slow potatoes bubbling up，knocked loudly at the saucepan-lid to be let out and peeled.

“ What has ever got your precious father then ？ ” said Mrs. Cratchit. “ And your brother，Tiny Tim！And Martha warn’t as late last Christmas Day by half an hour.”

“Here’s Martha，mother！” said a girl，appearing as she spoke.

“ Here’s Martha，mother！” cried the two young Cratchits. “ Hurrah！There’s such a goose，Martha！”

“Why，bless your heart alive，my dear，how late you are！” said Mrs. Cratchit，kissing her a dozen times，and taking off her shawl and bonnet for her with officious zeal.

“ We’d a deal of work to finish up last night，” replied the girl，“ and had to clear away this morning，mother！”

“Well！Never mind so long as you are come，” said Mrs. Cratchit. “ Sit ye down before the fire，my dear，and have a warm，Lord bless ye！”

“ No，no！There’s father coming，” cried the two young Cratchits，who were everywhere at once. “ Hide，Martha，hide！”

So Martha hid herself，and in came little Bob，the father，with at least three feet of comforter exclusive of the fringe hanging down before him；and his threadbare clothes darned up and brushed to look seasonable；and Tiny Tim upon his shoulder. Alas for Tiny Tim，he bore a little crutch，and had his limbs supported by an iron frame！

“ Why，where’s our Martha ？ ” cried Bob Cratchit，looking round.

“ Not coming，” said Mrs. Cratchit.

“ Not coming！” said Bob，with a sudden declension in his high spirits；for he had been Tim’s blood-horse all the way from church，and had come home rampant. “ Not coming upon Christmas Day！”

Martha didn’t like to see him disappointed，if it were only in joke；so she came out prematurely from behind the closet door，and ran into his arms，while the two young Cratchits hustled Tiny Tim，and bore him off into the wash-house，that he might hear the pudding singing in the copper.

“And how did little Tim behave？” asked Mrs. Cratchit，when she had rallied Bob on his credulity，and Bob had hugged his daughter to his heart’s content.

“ As good as gold，”said Bob，“ and better. Somehow he gets thoughtful，sitting by himselt so much，and thinks the strangest things you ever heard. He told me，coming home，that he hoped the people saw him in the church，because he was a cripple，and it might be pleasant to them to remember upon Christmas Day who made lame beggars walk and blind men see.”

Bob’s voice was tremulous when he told them this，and trembled more when he said that Tiny Tim was growing strong and hearty.

Tiny Tim.... His active little crutch was heard upon the floor.

His active little crutch was heard upon the floor，and back came Tiny Tim before another word was spoken，escorted by his brother and sister to his stool beside the fire；and while Bob，turning up his cuffs—as if，poor fellow，they were capable of being made more shabby—compounded some hot mixture in a jug with gin and lemons，and stirred it round and round，and put it on the hob to simmer；Master Peter and the two ubiquitous young Cratchits went to fetch the goose，with which they soon returned in high procession.

Such a bustle ensued that you might have thought a goose the rarest of all birds；a feathered phenomenon，to which a black swan was a matter of course—and in truth it was something very like it in that house. Mrs. Cratchit made the gravy （ready beforehand in a little saucepan） hissing hot；Master Peter mashed the potatoes with incredible vigour；Miss Belinda sweetened up the applesauce；Martha dusted the hot plates；Bob took Tiny Tim beside him in a tiny corner at the table；the two young Cratchits set chairs for everybody not forgetting themselves，and mounting guard upon their posts，crammed spoons into their mouths，lest they should shriek for goose before their turn came to be helped. At last the dishes were set on，and grace was said. It was succeeded by a breathless pause，as Mrs. Cratchit，looking slowly all along the carving-knife，prepared to plunge it in the breast；but when she did，and when the long-expected gush of stuffing issued forth，one murmur of delight arose all round the board，and even Tiny Tim，excited by the two young Cratchits，beat on the table with the handle of his knife，and feebly cried Hurrah！

There never was such a goose. Bob said he didn’t believe there ever was such a goose cooked. Its tenderness and flavour，size and cheapness，were the themes of universal admiration. Eked out by apple-sauce and mashed potatoes，it was a sufficient dinner for the whole family；indeed，as Mrs. Cratchit said with great delight （surveying one small atom of a bone upon the dish），they hadn’t ate it all at last！Yet every one had had enough，and the youngest Cratchits in particular，were steeped in sage and onion to the eyebrows！But now，the plates being changed by Miss Belinda，Mrs. Cratchit left the room alone—too nervous to bear witnesses—to take the pudding up，and bring it in.

Suppose it should not be done enough！Suppose it should break in turning out！Suppose somebody should have got over the wall of the back-yard，and stolen it，while they were merry with the goose—a supposition at which the two young Cratchits became livid！All sorts of horrors were supposed.

Hollo！A great deal of steam！The pudding was out of the copper. A smell like a washing-day！That was the cloth. A smell like an eating-house and a pastrycook’s next door to each other，with a laundress’s next door to that.

MRS. CRATCHIT ENTERED... WITH THE PUDDING.

That was the pudding！In half a minute Mrs. Cratchit entered—flushed，but smiling proudly— with the pudding，like a speckled cannon-ball，so hard and firm，blazing in half of half a quartern of ignited brandy，and bedight with Christmas holly stuck into the top.

Oh，a wonderful pudding！Bob Cratchit said，and calmly too，that he regarded it as the greatest success achieved by Mrs. Cratchit since their marriage. Mrs. Cratchit said that now the weight was off her mind，she would confess that she had had her doubts about the quantity of flour. Everybody had something to say about it，but nobody said or thought it was at all a small pudding for a large family. It would have been flat heresy to do so. Any Cratchit would have blushed to hint at such a thing.

At last the dinner was all done，the cloth was cleared，the hearth swept，and the fire made up. The compound in the jug being tasted，and considered perfect，apples and oranges were put upon the table，and a shovelful of chestnuts on the fire. Then all the Cratchit family drew round the hearth，in what Bob Cratchit called a circle，meaning half a one；and at Bob Cratchit’s elbow stood the family display of glass. Two tumblers，and a custard-cup without a handle.

All the Cratchit family drew round the hearth.

These held the hot stuff from the jug，however，as well as golden goblets would have done；and Bob served it out with beaming looks，while the chestnuts on the fire sputtered and cracked noisily. Then Bob proposed—

“ A Merry Christmas to us all，my dears. God bless us！”

Which all the family re-echoed.

“ God bless us every one！” said Tiny Tim，the last of all.

He sat very close to his father’s side，upon his little stool. Bob held his withered little hand in his，as if he loved the child，and wished to keep him by his side，and dreaded that he might be taken from him.

“ Spirit，” said Scrooge，with an interest he had never felt before，“tell me if Tiny Tim will live.”

“ I see a vacant seat，”replied the ghost，“ in the poor chimney-corner，and a crutch without an owner，carefully preserved. If these shadows remain unaltered by the future，the child will die.”

“ No，no，” said Scrooge. “ Oh，no，kind spirit！say he will be spared.”

“ If these shadows remain unaltered by the future，none other of my race，” returned the ghost，“ will find him here. What then ？ If he be like to die，he had better do it，and decrease the surplus population.”

Scrooge hung his head to hear his own words quoted by the spirit，and was overcome with penitence and grief.

“ Man，” said the ghost—“ if man you be in heart，not adamant—forbear that wicked cant until you have discovered what the surplus is，and where it is. Will you decide what men shall live，what men shall die？ It may be，that in the sight of Heaven，you are more worthless and less fit to live than millions like this poor man’s child. O God！to hear the insect on the leaf pronouncing on the too much life among his hungry brothers in the dust！”

Scrooge bent before the ghosts rebuke，and，trembling，cast his eyes upon the ground. But he raised them speedily，on hearing his own name.

“Mr. Scrooge！” said Bob；“I’ll give you Mr. Scrooge，the founder of the feast！”

“ The founder of the feast indeed！” cried Mrs. Cratchit，reddening. “ I wish I had him here. I’d give him a piece of my mind to feast upon，and I hope he’d have a good appetite for it.”

“ My dear，” said Bob，“ the children！Christmas Day.”

“ It should be Christmas Day，I am sure，” said she，“ on which one drinks the health of such an odious，stingy，hard，unfeeling man as Mr. Scrooge. You know he is，Robert！Nobody knows it better than you do，poor fellow！”

“ My dear，” was Bob’s mild answer，“ Christmas Day.”

“ I’ll drink his health for your sake and the day’s，”said Mrs. Cratchit，“ not for his. Long life to him！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He’ll be very merry and very happy，I have no doubt！”

The children drank the toast after her. It was the first of their proceedings which had no heartiness in it. Tiny Tim drank it last of all，but he didn’t care twopence for it. Scrooge was the ogre of the family. The mention of his name cast a dark shadow on the party，which was not dispelled for full five minutes.

After it had passed away，they were ten times merrier than before，from the mere relief of Scrooge the Baleful being done with. Bob Cratchit told them how he had a situation in his eye for Master Peter，which would bring in，if obtained，full five-and-sixpence weekly. The two young Cratchits laughed tremendously at the idea of Peter’s being a man of business；and Peter himself looked thoughtfully at the fire from between his collars，as if he were deliberating what particular investments he should favour when he came into the receipt of that bewildering income. Martha，who was a poor apprentice at a milliner’s，then told them what kind of work she had to do，and how many hours she worked at a stretch，and how she meant to lie abed to-morrow morning，for a good long rest；to-morrow being a holiday she passed at home. Also，how she had seen a countess and a lord some days before，and how the lord “ was much about as tall as Peter ”；at which Peter pulled up his collars so high that you couldn’t have seen his head if you had been there. All this time the chestnuts and the jug went round and round；and by and by they had a song，about a lost child travelling in the snow，from Tiny Tim，who had a plaintive little voice，and sang it very well indeed.

There was nothing of high mark in this. They were not a handsome family；they were not well dressed；their shoes were far from being waterproof；their clothes were scanty；and Peter might have known，and very likely did，the inside of a pawnbrokers. But they were happy，grateful，pleased with one another，and contented with the time；and when they faded，and looked happier yet in the bright sprinklings of the spirit’s torch at parting，Scrooge had his eye upon them，and especially on Tiny Tim，until the last.

By this time it was getting dark，and snowing pretty heavily；and as Scrooge and the spirit went along the streets，the brightness of the roaring fires in kitchens，parlours，and all sorts of rooms，was wonderful. Here the flickering of the blaze showed preparations for a cosy dinner，with hot plates baking through and through before the fire，and deep red curtains，ready to be drawn to shut out cold and darkness. There，all the children of the house were running out into the snow to meet their married sisters，brothers，cousins，uncles，aunts，and be the first to greet them. Here again，were shadows on the window-blind of guests assembling；and there a group of handsome girls，all hooded and fur-booted，and all chattering at once，tripped lightly off to some near neighbour’s house；where，woe upon the single man who saw them enter—artful witches，well they knew it—in a glow！

But，if you had judged from the numbers of people on their way to friendly gatherings，you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no one was at home to give them welcome when they got there，instead of every house expecting company，and piling up its fires half-chimney high. Blessings on it，how the ghost exulted！How it bared its breadth of breast，and opened its capacious palm，and floated on，outpouring，with a generous hand，its bright and harmless mirth on everything within its reach！The very lamplighter，who ran on before，dotting the dusky street with specks of light，and who was dressed to spend the evening somewhere，laughed out loud as the spirit passed，though little kenned the lamplighter that he had any company but Christmas！

And now，without a word of warning from the ghost，they stood upon a bleak and desert moor，where monstrous masses of rude stone were cast about，as though it were the burial-place of giants；and water spread itself wheresoever it listed，or would have done so，but for the frost that held it prisoner；and nothing grew but moss and furze，and coarse，rank grass. Down in the west the setting sun had left a streak of fiery red，which glared upon the desolation for an instant，like a sullen eye，and frowning lower，lower，lower yet，was lost in the thick gloom of darkest night.

“ What place is this ？ ” asked Scrooge.

“ A place where miners live，who labour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returned the spirit. “ But they know me. See！”

A light shone from the window of a hut，and swiftly they advanced towards it. Passing through the wall of mud and stone，they found a cheerful company assembled round a glowing fire. An old，old man and woman，with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hildren’s children，and another generation beyond that，all decked out gaily in their holiday attire. The old man，in a voice that seldom rose above the howling of the wind upon the barren waste，was singing them a Christmas song—it had been a very old song when he was a boy—and from time to time they all joined in the chorus. So surely as they raised their voices，the old man got quite blithe and loud；and so surely as they stopped，his vigour sank again.

The spirit did not tarry here，but bade Scrooge hold his robe，and passing on above the moor，sped—whither ？ Not to sea ？ To sea. To Scrooge’s horror，looking back，he saw the last of the land，a frightful range of rocks，behind them；and his ears were deafened by the thundering of water，as it rolled，and roared，and raged among the dreadful caverns it had worn，and fiercely tried to undermine the earth.

Built upon a dismal reef of sunken rock，some league or so from shore，and on which the waters chafed and dashed，the wild year through，there stood a solitary lighthouse. Great heaps of seaweed clung to its base，and storm-birds—born of the wind one might suppose，as sea-weed of the water—rose and fell about it，like the waves they skimmed.

But even here，two men who watched the light had made a fire，that through the loophole in the thick stone wall shed out a ray of brightness on the awful sea. Joining their homy hands over the rough table at which they sat，they wished each other Merry Christmas in their can of grog；and one of them—the elder，too，with his face all damaged and scarred with hard weather，as the figure-head of an old ship might be—struck up a sturdy song that was like a gale in itself.

Again the ghost sped on，above the black and heaving sea—on，on—until，being far away，as he told Scrooge，from any shore，they lighted on a ship. They stood beside the helmsman at the wheel，the look-out in the bow，the officers who had the watch；dark，ghostly figures in their several stations；but every man among them hummed a Christmas tune，or had a Christmas thought，or spoke below his breath to his companion of some bygone Christmas Day，with homeward hopes belonging to it. And every man on board，waking or sleeping，good or bad，had had a kinder word for one another on that day than on any day in the year；and had shared to some extent in its festivities；and had remembered those he cared for at a distance，and had known that they delighted to remember him.

It was a great surprise to Scrooge，while listening to the moaning of the wind，and thinking what a solemn thing it was to move on through the lonely darkness over an unknown abyss，whose depths were secrets as profound as death—it was a great surprise to Scrooge，while thus engaged，to hear a hearty laugh. It was a much greater surprise to Scrooge to recognise it as his own nephew’s，and to find himself in a bright，dry，gleaming room，with the spirit standing smiling by his side，and looking at that same nephew with approving affability！

“ Ha，ha！” laughed Scrooge’s nephew. “ Ha，ha，ha！”

If you should happen，by any unlikely chance，to know a man more blessed in a laugh than Scrooge’s nephew，all I can say is，I should like to know him too. Introduce him to me，and I’ll cultivate his acquaintance.

It is a fair，even-handed，noble adjustment of things，that while there is infection in disease and sorrow，there is nothing in the world so irresistibly contagious as laughter and good-humour. When Scrooge’s nephew laughed in this way—holding his sides，rolling his head，and twisting his face into the most extravagant contortions—Scrooge’s niece，by marriage，laughed as heartily as he. And their assembled friends being not a bit behindhand，roared out lustily.

“ Ha，ha！Ha，ha，ha，ha！”

“He said that Christmas was a humbug，as I live！” cried Scrooges nephew. “ He believed it，too！”

“ More shame for him，Fred！” said Scrooge’s niece indignantly. Bless those women；they never do anything by halves. They are always in earnest.

She was very pretty—exceedingly pretty. With a dimpled，surprised-looking，capital face；a ripe little mouth，that seemed made to be kissed—as no doubt it was；all kinds of good little dots about her chin，that melted into one another when she laughed；and the sunniest pair of eyes you ever saw in any little creature’s head. Altogether，she was what you would have called provoking，you know；but satisfactory，too. Oh，perfectly satisfactory.

“He’s a comical old fellow，” said Scrooge’s nephew，“ that’s the truth；and not so pleasant as he might be. However，his offences carry their own punishment，and I have nothing to say against him.”

“ I’m sure he is very rich，Fred，” hinted Scrooge’s niece. “ At least you always tell me so.”

“ What of that，my dear ？ ” said Scrooge’s nephew. “ His wealth is of no use to him. He don’t do any good with it. He don’t make himself comfortable with it. He hasn’t the satisfaction of thinking—ha，ha，ha！—that he is ever going to benefit us with it.”

“ I have no patience with him，” observed Scrooge’s niece. Scrooge’s niece’s sisters，and all the other ladies，expressed the same opinion.

“ Oh，I have！” said Scrooge’s nephew. “ I am sorry for him；I couldn’t be angry with him if I tried. Who suffers by his ill whims ？ Himself，always. Here，he takes it into his head to dislike us，and he won’t come and dine with us. What’s the consequence ？ He don’t lose much of a dinner.”

“ Indeed，I think he loses a very good dinner，” interrupted Scrooge’s niece. Everybody else said the same，and they must be allowed to have been competent judges，because they had just had dinner；and，with the dessert upon the table，were clustered round the fire，by lamplight.

“ Well！I am very glad to hear it，” said Scrooge’s nephew；“because I haven’t any great faith in these young housekeepers. What do you say，Topper？”

Topper had clearly got his eye upon one of Scrooge’s niece’s sisters，for he answered that a bachelor was a wretched outcast，who had no right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subject. Whereat Scrooge’s niece’s sister—the plump one with the lace tucker；not the one with the roses—blushed.

“Do go on，Fred，” said Scrooge’s niece，clapping her hands. “ He never finishes what he begins to say！He is such a ridiculous fellow！”

Scrooge’s nephew revelled in another laugh，and as it was impossible to keep the infection off—though the plump sister tried hard to do it with aromatic vinegar—his example was unanimously followed.

“ I was only going to say，” said Scrooge’s nephew，“ that the consequence of his taking a dislike to us，and not making merry with us，is，as I think，that he loses some pleasant moments，which could do him no harm. I am sure he loses pleasanter companions than he can find in his own thoughts，either in his mouldy old office，or his dusty chambers. I mean to give him the same chance every year，whether he likes it or not，for I pity him. He may rail at Christmas till he dies，but he can’t help thinking better of it—I defy him —if he finds me going there，in good temper，year after year，and saying，Uncle Scrooge，how are you ？ If it only puts him in the vein to leave his poor clerk fifty pounds，that's something；and I think I shook him yesterday.”

It was their turn to laugh now，at the notion of his shaking Scrooge. But being thoroughly good-natured，and not much caring what they laughed at，so that they laughed at any rate，he encouraged them in their merriment，and passed the bottle，joyously.

After tea，they had some music. For they were a musical family，and knew what they were about，when they sang a glee or catch，I can assure you：especially Topper，who could growl away in the bass like a good one，and never swell the large veins in his forehead，or get red in the face over it. Scrooge’s niece played well upon the harp；and played among other tunes a simple little air （a mere nothing：you might learn to whistle it in two minutes），which had been familiar to the child who fetched Scrooge from the boarding-school，as he had been reminded by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ast When this strain of music sounded，all the things that ghost had shown him，came upon his mind；he softened more and more；and thought that if he could have listened to it often，years ago，he might have cultivated the kindnesses of life for his own happiness with his own hands，without resorting to the sexton’s spade that buried Jacob Marley.

But they didn’t devote the whole evening to music. After a while they played at forfeits；for it is good to be children sometimes，and never better than at Christmas，when its mighty Founder was a child Himself. Stop！There was first a game at blindman’s-buff. Of course there was. And I no more believe Topper was really blind than I believe he had eyes in his boots. My opinion is，that it was a done thing between him and Scrooges nephew；and that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 knew it. The way he went after that plump sister in the lace tucker，was an outrage on the credulity of human nature. Knocking down the fire-irons，tumbling over the chairs，bumping up against the piano，smothering himself among the curtains，wherever she went，there went he！He always knew where the plump sister was. He wouldn’t catch anybody else. It you had fallen up against him （as some of them did） on purpose，he would have made a feint of endeavouring to seize you，which would have been an affront to your understanding，and would instantly have sidled off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plump sister. She often cried out that it wasn’t fair：and it really was not. But when at last he caught her—when，in spite of all her silken rustlings，and her rapid flutterings past him，he got her into a corner whence there was no escape— then his conduct was the most execrable. For his pretending not to know her—his pretending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touch her head-dress，and further to assure himself of her identity by pressing a certain ring upon her finger，and a certain chain about her neck—was vile，monstrous！No doubt she told him her opinion of it，when，another blind- man being in office，they were so very confidential together，behind the curtains.

The way Topper went after that plump sister... was an outrage on the credulity of human nature.

Scrooge’s niece was not one of the blindman’s- buff party，but was made comfortable with a large chair and a foot-stool，in a snug corner，where the ghost and Scrooge were close behind her. But she joined in the forfeits，and loved her love to admiration with all the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Likewise at the game of How，When，and Where，she was very great，and，to the secret joy of Scrooge’s nephew，beat her sisters hollow：though they were sharp girls too，as Topper could have told you. There might have been twenty people there，young and old，but they all played，and so did Scrooge；for，wholly forgetting in the interest he had in what was going on，that his voice made no sound in their ears，he sometimes came out with his guess quite loud，and very often guessed right，too；for the sharpest needle，best Whitechapel warranted not to cut in the eye，was not sharper than Scrooge；blunt as he took it in his head to be.

The ghost was greatly pleased to find him in this mood，and looked upon him with such favour，that he begged like a boy to be allowed to stay until the guests departed. But this the spirit said could not be done.

“ Here is a new game，” said Scrooge. “ One halfhour，spirit，only one！”

It was a game called Yes and No，where Scrooge’s nephew had to think of something，and the rest must find out what；he only answering to their questions yes or no，as the case was. The brisk fire of questioning to which he was exposed，elicited from him that he was thinking of an animal，a live animal，rather a disagreeable animal，a savage animal，an animal that growled and grunted sometimes，and talked sometimes，and lived in London，and walked about the streets，and wasn’t made a show of，and wasn’t led by anybody，and didn’t live in a menagerie，and was never killed in a market，and was not a horse or an ass，or a cow，or a bull，or a tiger，or a dog，or a pig，or a cat，or a bear. At every fresh question that was put to him，this nephew burst into a fresh roar of laughter；and was so inexpressibly tickled that he was obliged to get up off the sofa and stamp. At last the plump sister，falling into a similar state，cried out—

“ I have found it out！I know what it is，Fred！I know what it is！”

“ What is it ？ ” cried Fred.

“ It’s your uncle Scro-o-o-o-oge！”

Which it certainly was. Admiration was the universal sentiment，though some objected that the reply to “ Is it a bear ？ ” ought to have been “Yes”；inasmuch as an answer in the negative was sufficient to have diverted their thoughts from Mr. Scrooge，supposing they had ever had any tendency that way.

“ He has given us plenty of merriment，I am sure，” said Fred，“and it would be ungrateful not to drink his health. Here is a glass of mulled wine ready to our hand at the moment；and I say，‘ Uncle Scrooge！’ ”

“ Well！Uncle Scrooge！” they cried.

“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to the old man，whatever he is！” said Scrooge’s nephew. “ He wouldn’t take it from me，but may he have it，nevertheless. Uncle Scrooge！”

Uncle Scrooge had imperceptibly become so gay and light of heart，that he would have pledged the unconscious company in return，and thanked them in an inaudible speech，if the ghost had given him time. But the whole scene passed off in the breath of the last word spoken by his nephew；and he and the spirit were again upon their travels.

Much they saw，and far they went，and many homes they visited，but always with a happy end. The spirit stood beside sick-beds，and they were cheerful；on foreign lands，and they were close at home；by struggling men，and they were patient in their greater hope；by poverty，and it was rich. In almshouse，hospital，and jail，in misery’s every refuge，where vain man in his little brief authority had not made fast the door，and barred the spirit out，he left his blessing，and taught Scrooge his precepts.

It was a long night，if it were only a night；but Scrooge had his doubts of this，because the Christmas holidays appeared to be condensed into the space of time they passed together. It was strange，too，that while Scrooge remained unaltered in his outward form，the ghost grew older，clearly older. Scrooge had observed this change，but never spoke of it，until they left a children’s Twelfth Night party，when，looking at the spirit as they stood together in an open space，he noticed that its hair was gray.

“ Are spirits’ lives so short ？ ” asked Scrooge.

“ My life upon this globe is very brief，” replied the ghost. “ It ends to-night.，’

“ To-night！” cried Scrooge.

“ To-night at midnight. Hark I The time is drawing near.”

The chimes were ringing the three-quarters-past eleven at that moment.

“ Forgive me if I am not justified in what I ask，”said Scrooge，looking intently at the spirit’s robe，“ but I see something strange，and not belonging to yourself，protruding from your skirts. Is it a foot or a claw ？ ”

“ It might be a claw，for the flesh there is upon it，，，was the spirit’s sorrowful reply. “ Look here.”

From the foldings of its robe，it brought two children；wretched，abject，frightful，hideous，miserable. They kneeled down at its feet，and clung upon the outside of its garment.

“ Oh，man！look here. Look，look，down here！” exclaimed the ghost.

They were a boy and girl. Yellow，meagre，ragged，scowling，wolfish；but prostrate，too，in their humility. Where graceful youth should have filled their features out，and touched them with its freshest tints，a stale and shrivelled hand，like that of age，had pinched and twisted them，and pulled them into shreds. Where angels might have sat enthroned，devils lurked，and glared out menacing. No change，no degradation，no perversion of humanity，in any grade，through all the mysteries of wonderful creation，has monsters half so horrible and dread.

Scrooge started back，appalled. Having them shown to him in this way，he tried to say they were fine children，but the words choked themselves，rather than be parties to a lie of such enormous magnitude.

“ Spirit！are they yours ？ ” Scrooge could say no more.

“ They are man’s，” said the spirit，looking down upon them. “And they cling to me，appealing from their fathers. This boy is Ignorance. Thi girl is Want. Beware them both，and all of their degree，but most of all beware this boy，for on his brow I see that written which is Doom，unless the writing be erased. Deny it！” cried the spirit，stretching out its hand towards the city. “ Slander those who tell it ye！Admit it for your factious purposes，and make it worse！And bide the end.”

“ Have they no refuge or resource ？ ” cried Scrooge.

“ Are there no prisons ？” said the spirit，turning on him for the last time with his own words. “ Are there no workhouses ？ ”

The bell struck twelve.

Scrooge looked about for the ghost，and saw it not. As the last stroke ceased to vibrate，he remembered the prediction of old Jacob Marley，and lifting up his eyes，beheld a solemn phantom，draped and hooded，coming，like a mist along the ground，towards him.

Stave Four

THE LAST OF THE SPIRITS

The phantom slowly，gravely，silently approached. When it came near him，Scrooge bent down upon his knee；for in the very air through which this spirit moved it seemed to scatter gloom and mystery.

It was shrouded in a deep-black garment，which concealed its head，its face，its form，and left nothing of it visible save one outstretched hand. But for this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to detach its figure from the night，and separate it from the darkness by which it was surrounded.

He felt that it was tall and stately when it came beside him，and that its mysterious presence filled him with a solemn dread. He knew no more，for the spirit neither spoke nor moved.

“ I am in the presence of the Ghost of Christmas Yet to Come ？ ” said Scrooge.

The spirit answered not，but pointed onward with his hand.

“You are about to show me shadows of the things that have not happened，but will happen in the time before us，”Scrooge pursued. “Is that so，spirit ？ ”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garment was contracted for an instant in its folds，as if the spirit had inclined its head. That was the only answer he received.

Although well used to ghostly company by this time，Scrooge feared the silent shape so much that his legs trembled beneath him，and he found that he could hardly stand when he prepared to follow it. The spirit paused a moment，as observing his condition，and giving him time to recover.

But Scrooge was all the worse for this. It thrilled him with a vague uncertain horror，to know that behind the dusky shroud there were ghostly eyes intently fixed upon him，while he，though he stretched his own to the utmost，could see nothing but a spectral hand and one great heap of black.

“ Ghost of the future！” he exclaimed，“ I fear you more than any spectre I have seen. But as I know your purpose is to do me good，and as I hope to live to be another man from what I was，I am prepared to bear you company，and do it with a thankful heart. Will you not speak to me ？ ”

It gave him no reply. The hand was pointed straight before them.

“ Lead on！” said Scrooge. “ Lead on I The night is waning fast，and it is precious time to me，I know. Lead on，spirit！”

The phantom moved away as it had come towards him. Scrooge followed in the shadow of its dress，which bore him up，he thought，and carried him along.

They scarcely seemed to enter the city；for the city rather seemed to spring up about them，and encompass them of its own act. But there they were，in the heart of it；on ’Change，amongst the merchants；who hurried up and down，and chinked the money in their pockets，and conversed in groups，and looked at their watches，and trifled thoughtfully with their great gold seals；and so forth，as Scrooge had seen them often.

The spirit stopped beside one little knot of business men. Observing that the hand was pointed to them，Scrooge advanced to listen to their talk.

“ No，” said a great fat man with a monstrous chin，“ I don’t know much about it either way. I only know he’s dead.”

“ When did he die ？ ” inquired another.

“ Last night，I believe.”

“WHY，WHAT WAS THE MATTER WITH HIM？” ASKED A THIRD，TAKING A VAST QUANTITY OF SNUFF OUT OF A VERY LARGE SNUFF-BOX. “ I THOUGHT HE’D NEVER DIE.”

“ Why，what was the matter with him ？” asked a third，taking a vast quantity of snuff out of a very large snuff-box. “ I thought he’d never die.”

“ God knows，” said the first，with a yawn.

“ What has he done with his money ？ ” asked a red-faced gentleman with a pendulous excrescence on the end of his nose，that shook like the gills of a turkey-cock.

“ I haven’t heard，” said the man with the large chin，yawning again. “ Left it to his company，perhaps. He hasn’t left it to me. That’s all I know.”

This pleasantry was received with a general laugh.

“ It’s likely to be a very cheap funeral，”said the same speaker；“ for upon my life I don’t know of anybody to go to it. Suppose we make up a party and volunteer？”

“ I don’t mind going if a lunch is provided，” observed the gentleman with the excrescence on his nose. “ But I must be fed，if I make one.”

Another laugh.

“ Well，I am the most disinterested among you，after all，” said the first speaker，“ for I never wear black gloves，and I never eat lunch. But I’ll offer to go，if anybody else will. When I come to think of it，I’m not at all sure that I wasn’t his most particular friend；for we used to stop and speak whenever we met. Bye，bye！”

Speakers and listeners strolled away，and mixed with other groups. Scrooge knew the men，and looked towards the spirit for an explanation.

The phantom glided on into a street. Its finger pointed to two persons meeting. Scrooge listened again，thinking that the explanation might lie here.

He knew these men，also，perfectly. They were men of business，very wealthy，and of great importance. He had made a point of always standing well in their esteem—in a business point of view，that is；strictly in a business point of view.

“ How are you ？ ” said one.

“ How are you ？ ” returned the other.

“Well！” said the first. “Old Scratch has got his own at last，hey ？”

“So I am told，” returned the second. “Cold，isn’t it ？ ”

“ Seasonable for Christmas time. You’re not a skater，I suppose ？ ”

“ No. No. Something else to think of. Good-morning！”

Not another word. That was their meeting，their conversation，and their parting.

Scrooge was at first inclined to be surprised that the spirit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conversations apparently so trivial；but feeling assured that they must have some hidden purpose，he set himself to consider what it was likely to be. They could scarcely be supposed to have any bearing on the death of Jacob，his old partner，for that was past，and this ghost’s province was the future. Nor could he think of any one immediately connected with himself to whom he could apply them. But nothing doubting that to whomsoever they applied they had some latent moral for his own improvement，he resolved to treasure up every word he heard，and everything he saw；and especially to observe the shadow of himself when it appeared. For he had an expectation that the conduct of his future self would give him the clue he missed，and would render the solution of these riddles easy.

He looked about in that very place for his own image；but another man stood in his accustomed corner，and though the clock pointed to his usual time of day for being there，he saw no likeness of himself among the multitudes that poured in through the porch. It gave him little surprise，however；for he had been revolving in his mind a change of life，and thought and hoped he saw his new-born resolutions carried out in this.

Quiet and dark，beside him stood the phantom，with its outstretched hand. When he roused himself from his thoughful quest，he fancied from the turn of the hand，and its situation in reference to himself，that the unseen eyes were looking at him keenly. It made him shudder，and feel very cold.

They left the busy scene，and went into an obscure part of the town，where Scrooge had never penetrated before，although he recognised its situation，and its bad repute. The ways were foul and narrow；the shops and houses wretched；the people half-naked，drunken，slipshod，ugly. Alleys and archways，like so many cesspools，disgorged their offences of smell，and dirt，and life，upon the straggling streets；and the whole quarter reeked with crime，with filth，and misery.

Far in this den of infamous resort，there was a low-browed，beetling shop，below a pent-house roof，where iron，old rags，bottles，bones，and greasy offal，were bought. Upon the floor within，were piled up heaps of rusty keys，nails，chains，hinges，files，scales，weights，and refuse iron of all kinds. Secrets that few would like to scrutinise were bred and hidden in mountains of unseemly rags，masses of corrupted fat，and sepulchres of bones. Sitting in among the wares he dealt in，by a charcoal stove，made of old bricks，was a grayhaired rascal，nearly seventy years of age；who had screened himself from the cold air without，by a frowsy curtaining of miscellaneous tatters，hung upon a line；and smoked his pipe in all the luxury of calm retirement.

Scrooge and the phantom came into the presence of this man，just as a woman with a heavy bundle slunk into the shop. But she had scarcely entered，when another woman，similarly laden，came in too；and she was closely followed by a man in faded black，who was no less startled by the sight of them than they had been upon the recognition of each other. After a short period of blank astonishment，in which the old man with the pipe had joined them，they all three burst into a laugh.

“ Let the charwoman alone to be the first！” cried she who had entered first. “ Let the laundress alone to be the second；and let the undertakers man alone to be the third. Look here，old Joe，here’s a chance！If we haven’t all three met here without meaning it！”

“ You couldn’t have met in a better place，” said old Joe，removing his pipe from his mouth. “ Come into the parlour. You were made free of it long ago，you know；and the other two ain’t strangers. Stop till I shut the door of the shop. Ah！How it screaks！There ain’t such a rusty bit of metal in the place as its own hinges，I believe；and I’m sure there’s no such old bones here，as mine. Ha，ha！We’re all suitable to our calling；were well matched. Come into the parlour. Come into the parlour.”

The parlour was the space behind the screen of rags；the old man raked the fire together with an old stair-rod，and having trimmed his smoky lamp （for it was night） with the stem of his pipe，put it into his mouth again.

While he did this，the woman who had already spoken threw her bundle on the floor and sat down in a flaunting manner on a stool；crossing her elbows on her knees，and looking with a bold defiance at the other two.

“ What odds then！What odds，Mrs. Dilber ？ ” said the woman. “ Every person has a right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He always did！”

“ That’s true，indeed！” said the laundress. “ No man，more so.”

“ Why then，don’t stand staring as if you was afraid，woman；who’s the wiser ？ Were not going to pick holes in each other’s coats，I suppose ？”

“ No，indeed！” said Mrs. Dilber and the man together. “We should hope not.”

“ Very well，then！” cried the woman. “ That’s enough. Who’s the worse for the loss of a few things like these ？ Not a dead man，I suppose.”

“ No，indeed，” said Mrs. Dilber，laughing.

“ If he wanted to keep ’em after he was dead，a wicked old screw，” pursued the woman，“ why wasn’t he natural in his lifetime ？ If he had been，he’d have had somebody to look after him when he was struck with death，instead of lying gasping out his last there，alone by himself.”

“ It’s the truest word that ever was spoke，” said Mrs. Dilber. “ It’s a judgment on him.”

“ I wish it was a little heavier judgment，”replied the woman；“ and it should have been，you may depend upon it，if I could have laid my hands on anything else. Open that bundle，old Joe，and let me know the value of it. Speak out plain I’m not afraid to be the first，nor afraid for them to see it. We knew pretty well that we were helping ourselves，before we met here，I believe. Its no sin. Open the bundle，Joe.”

But the gallantry of her friends would not allow of this；and the man in faded black，mounting the breach first，produced his plunder. It was not extensive. A seal or two，a pencil-case，a pair of sleeve-buttons，and a brooch of no great value，were all. They were severely examined and appraised by old Joe，who chalked the sums he was disposed to give for each，upon the wall，and added them up into a total when h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thing more to come.

“ That’s your account，” said Joe，“ and I wouldn’t give another sixpence，if I was to be boiled for not doing it. Who’s next ？ ”

Mrs. Dilber was next. Sheets and towels，a little wearing apparel，two old-fashioned silver teaspoons，a pair of sugar-tongs and a few boots. Her account was stated on the wall in the same manner.

“ I always give too much to ladies. It’s a weakness of mine，and that’s the way I ruin myself，” said old Joe. “That’s your account. If you asked me for another penny，and made it an open question，I’d repent of being so liberal，and knock off half a crown.”

“ And now undo my bundle，Joe，” said the first woman.

Joe went down on his knees for the greater convenience of opening it，and having unfastened a great many knots，dragged out a large heavy roll of some dark stuff.

“ What do you call this ？ ” said Joe. “ Bed-curtains！”

“ Ah！”returned the woman，laughing and leaning forward on her crossed arms. “ Bed-curtains！”

“You don’t mean to say you took ’em down，rings and all，with him lying there ？ ” said Joe.

“ Yes，I do，” replied the woman. “ Why not ？ ”

“ You were born to make your fortune，” said Joe，“ and you’ll certainly do it.”

“ I certainly shan’t hold my hand，when I can get anything in it by reaching it out，for the sake of such a man as he was，I promise you，Joe，” returned the woman coolly. “ Don’t drop that oil upon the blankets，now.”

“ His blankets ？ ” asked Joe.

“ Whose else's do you think ？”replied the woman. “ He isn’t likely to take cold without ’em，I dare say.”

“ I hope he didn’t die of anything catching ？Eh？” said old Joe，stopping in his work，and looking up.

“ Don’t you be afraid of that，”returned the woman. “ I ain’t so fond of his company that I’d loiter about him for such things，if he did. Ah！You may look through that shirt till your eyes ache；but you won’t find a hole in it，nor a threadbare place. It’s the best he had，and a fine one too. They’d have wasted it if it hadn’t beer for me.”

“ What do you call wasting of it ？ ” asked old Joe.

“ Putting it on him to be buried in，to be sure，” replied the woman，with a laugh. “ Somebody was fool enough to do it，but I took it off again. If calico ain’t good enough for such a purpose，it isn’t good enough for anything. It’s quite as becoming to the body. He can’t look uglier than he did in that one.”

Scrooge listened to this dialogue in horror. As they sat grouped about their spoil，in the scanty light afforded by the old man’s lamp，he viewed them with a detestation and disgust，which could hardly have been greater，though they had been obscene demons，marketing the corpse itself.

“ Ha，ha！” laughed the same woman，when old Joe，producing a flannel bag with money in it，told out their several gains upon the ground. “ This is the end of it，you see. He frightened every one away from him when he was alive，to profit us when he was dead！Ha，ha，ha！”

“ Spirit！” said Scrooge，shuddering from head to foot. “ I see，I see. The case of this unhappy man might be my own. My life tends that way now. Merciful Heaven，what is this！”

He recoiled in terror，for the scene had changed，and now he almost touched a bed—a bare，uncurtained bed—on which，beneath a ragged sheet，there lay a something covered up，which though it was dumb，announced itself in awful language. The room was very dark，too dark to be observed with any accuracy，though Scrooge glanced round it in obedience to a secret impulse，anxious to know what kind of room it was. A pale light，rising in the outer air，fell straight upon the bed；and on it，plundered and bereft，unwatched，unwept，uncared for，was the body of this man.

Scrooge glanced towards the phantom. Its steady hand was pointed to the head. The cover was so carelessly adjusted that the slightest raising of it，the motion of a finger upon Scrooge’s part，would have disclosed the face. He thought of it，felt how easy it would be to do，and longed to do it；but had no more power to withdraw the veil than to dismiss the spectre at his side.

Oh，cold，cold，rigid，dreadful Death，set up thine altar here，and dress it with such terrors as thou hast at thy command；for this is thy dominion！But of the loved，revered，and honoured head，thou canst not turn one hair to thy dread purposes，or make one feature odious. It is not that the hand is heavy，and will fall down when released；it is not that the heart and pulse are still；but that the hand was open，generous，and true；the heart brave，warm，and tender；and the pulse a man’s. Strike，Shadow，strike And see his good deeds springing from the wound，to sow the world with life immortal！

No voice pronounced these words in Scrooge，s ears，and yet he heard them when he looked upon the bed. He thought，if this man could be raised up now，what would be his foremost thoughts ？ Avarice，hard-dealing，griping cares ？ They have brought him to a rich end，truly！

He lay，in the dark，empty house，with not a man，a woman，or a child，to say，“ he was kind to me in this or that，and for the memory of one kind word I will be kind to him.” A cat was tearing at the door，and there was a sound of gnawing rats beneath the hearth-stone. What they wanted in the room of death，and why they were so restless and disturbed，Scrooge did not dare to think.

“ Spirit！” he said，“ this is a fearful place. In leaving it，I shall not leave its lesson，trust me. Let us go！”

Still the ghost pointed with an unmoved finger to the head.

“ I understand you，” Scrooge returned，“ and I would do it，if I could. But I have not the power，spirit. I have not the power.”

Again it seemed to look at him.

“If there is any person in the town who feels emotion caused by this man’s death，” said Scrooge，quite agonised，“ show that person to me，spirit，I beseech you！”

The phantom spread its dark robe before him for a moment，like a wing；and withdrawing it，revealed a room by daylight，where a mother and her children were.

She was expecting some one，and with anxious eagerness；for she walked up and down the room；started at every sound；looked out from the window；glanced at the clock；tried，but in vain，to work with her needle；and could hardly bear the voices of the children in their play.

At length the long-expected knock was heard. She hurried to the door，and met her husband；a man whose face was careworn and depressed，though he was young. There was a remarkable expression in it now；a kind of serious delight of which he felt ashamed，and which he struggled to repress.

He sat down to the dinner that had been hoarding for him by the fire；and when she asked him faintly what news （which was not until after a long silence），he appeared embarrassed how to answer.

“ Is it good，” she said，“ or bad ？ ”—to help him.

“ Bad，” he answered.

“ We are quite ruined ？ ”

“ No. There is hope yet，Caroline.”

“ If he relents，” she said，amazed，“ there is. Nothing is past hope，if such a miracle has happened.”

“ He is past relenting，” said her husband. “ He is dead.”

She was a mild and patient creature if her face spoke truth；but she was thankful in her soul to hear it，and she said so，with clasped hands. She prayed forgiveness the next moment，and was sorry；but the first was the emotion of her heart.

“ What the half-drunken woman whom I told you of last night，said to me，when I tried to see him and obtain a week’s delay，and what I thought was a mere excuse to avoid me，turns out to have been quite true. He was not only very ill，but dying，then.”

“ To whom will our debt be transferred ？ ”

“ I don’t know. But before that time we shall be ready with the money；and even though we were not，it would be bad fortune indeed to find so merciless a creditor in his successor. We may sleep to-night with light hearts，Caroline！”

Yes. Soften it as they would，their hearts were lighter. The children’s faces，hushed and clustered round to hear what they so little understood，were brighter；and it was a happier house for this man’s death！The only emotion that the ghost could show him，caused by the event，was one of pleasure.

“ Let me see some tenderness connected with a death，” said Scrooge；“ or that dark chamber，spirit，which we left just now，will be for ever present to me.”

The ghost conducted him through several streets familiar to his feet；and as they went along，Scrooge looked here and there to find himself，but nowhere was he to be seen. They entered poor Bob Cratchit’s house—the dwelling he had visited before—and found the mother and the children seated round the fire.

Quiet. Very quiet. The noisy little Cratchits were as still as statues in one corner，and sat looking up at Peter，who had a book before him. The mother and her daughters were engaged in sewing. But surely they were very quiet！

“‘And He took a child，and set him in the midst of them.’ ”

Where had Scrooge heard those words ？ He had not dreamed them. The boy must have read them out，as he and the spirit crossed the threshold. Why did he not go on ？

The mother laid her work upon the table，and put her hand up to her face.

“ The colour hurts my eyes，” she said.

The colour ？ Ah，poor Tiny Tim！

“ They’re better now again，” said Cratchit’s wife. “ It makes them weak by candle-light；and I wouldn’t show weak eyes to your father when be comes home，for the world. It must be near his time.”

“ Past it rather，” Peter answered，shutting up his book. “ But I think he has walked a little slower than he used，these few last evenings，mother.”

They were very quiet again. At last she said，and in a steady，cheerful voice，that only faltered once—

“ I have known him walk with—I have known him walk with Tiny Tim upon his shoulder，very fast indeed.

“ And so have I，” cried Peter. “ Often.”

“And so have I，” exclaimed another. So had all.

“ But he was very light to carry，” she resumed，intent upon her work，“ and his father loved him so，that it was no trouble；no trouble. And there is your father at the door！”

She hurried out to meet him；and little Bob in his comforter—he had need of it，poor fellow— came in. His tea was ready for him on the hob，and they all tried who should help him to it most. Then the two young Cratchits got upon his knees and laid，each child a little cheek，against his face，as if they said，“ Don’t mind it，father. Don’t be grieved！”

Bob was very cheerful with them，and spoke pleasantly to all the family. He looked at the work upon the table，and praised the industry and speed of Mrs. Cratchit and the girls. They would be done long before Sunday，he said.

“Sunday！You went to-day，then，Robert？” said his wife.

“Yes，my dear，” returned Bob. “I wish you could have gone. It would have done you good to see how green a place it is. But you’ll see it often. I promised him that I would walk there on a Sunday. My little，little child！” cried Bob. “ My little child！”

He broke down all at once. He couldn’t help it. If he could have helped it，he and his child would have been farther apart，perhaps，than they were.

He left the room，and went upstairs into the room above，which was lighted cheerfully，and hung with Christmas. There was a chair set close beside the child，and there were signs of some one having been there lately. Poor Bob sat down in it，and when he had thought a little and composed himself，he kissed the little face. He was reconciled to what had happened，and went down again quite happy.

They drew about the fire，and talked；the girls and mother working still. Bob told them of the extraordinary kindness of Mr. Scrooge’s nephew，whom he had scarcely seen but once，and who，meeting him in the street that day，and seeing that he looked a little—“just a little down，you know，” said Bob，inquired what had happened to distress him. “ On which，” said Bob，“ for he is the pleasantest-spoken gentleman you ever heard，I told him. ‘ I am heartily sorry for it，Mr. Cratchit，’ he said，‘ and heartily sorry for your good wife.’ By the bye，how he ever knew that I don’t know.”

“ Knew what，my dear ？ ”

“Why，that you were a good wife，” replied Bob.

“ Everybody knows that！” said Peter.

“ Very well observed，my boy！” cried Bob. “ I hope they do. ‘ Heartily sorry，’ he said，‘ for your good wife. If I can be of service to you in any way，’ he said，giving me his card，‘ that’s where I live. Pray come to me.’ Now，it wasn't，” cried Bob，“ for the sake of anything he might be able to do for us，so much as for his kind way，that this was quite delightful. It really seemed as if he . had known our Tiny Tim，and felt with us.”

“ I’m sure he’s a good soul！” said Mrs. Cratchit.

“ You would be surer of it，my dear，” returned Bob，“ if you saw and spoke to him. I shouldn’t be at all surprised—mark what I say！—if he got Peter a better situation.”

“ Only hear that，Peter，” said Mrs. Cratchit.

“ And then，”cried one of the girls，“ Peter will be keeping company with some one，and setting up for himself.”

“ Get along with you！” retorted Peter，grinning.

“ It’s just as likely as not，” said Bob，“ one of these days；though there’s plenty of time for that，my dear. But however and whenever we part from one another，I am sure we shall none of us forget poor Tiny Tim—shall we—or this first parting that there was among us ？ ”

“ Never，father！” cried they all.

“ And I know，” said Bob，“ I know，my dears that when we recollect how patient and how mild he was，although he was a little，little child，we shall not quarrel easily among ourselves，and forget poor Tiny Tim in doing it.”

“No，never，father！” they all cried again.

“ I am very happy，” said little Bob，“ I am very happy！”

Mrs. Cratchit kissed him，his daughters kissed him，the two young Cratchits kissed him，and Peter and himself shook hands. Spirit of Tiny Tim，thy childish essence was from God！

“ Spectre，” said Scrooge，“ something informs me that our parting moment is at hand. I know it，but I know not how. Tell me what man that was whom we saw lying dead ？”

The Ghost of Christmas Yet to Come conveyed him，as before—though at a different time，he thought：indeed，there seemed no order in these latter visions，save that they were in the future— into the resorts of business men，but showed him not himself. Indeed，the spirit did not stay for anything，but went straight on，as to the end just now desired，until besought by Scrooge to tarry for a moment.

“ This court，” said Scrooge，“ through which we hurry now，is where my place of occupation is，and has been for a length of time. I see the house. Let me behold what I shall be，in days to come！”

The spirit stopped；the hand was pointed elsewhere.

“ The house is yonder，” Scrooge exclaimed. “ Why do you point away ？ ”

The inexorable finger underwent no change.

Scrooge hastened to the window of his office，and looked in. It was an office still，but not his. The furniture was not the same，and the figure in the chair was not himself. The phantom pointed as before.

He joined it once again，and wondering why and whither he had gone，accompanied it until they reached an iron gate. He paused to look round before entering.

A churchyard. Here，then，the wretched man whose name he had now to learn lay underneath the ground. It was a worthy place. Walled in by houses；overrun by grass and weeds，the growth of vegetation’s death，not life；choked up with too much burying；fat with repleted appetite. A worthy place！

The spirit stood among the graves，and pointed down to one. He advanced towards it，trembling. The phantom was exactly as it had been，but he dreaded that he saw new meaning in its solemn shape.

“ Before I draw nearer to that stone to which you point，” said Scrooge，“ answer me one question. Are these the shadows of the things that will be，or are they the shadows of the things that may be，only ？ ”

Still the ghost pointed downward to the grave by which it stood.

“ Men’s courses will foreshadow certain ends，to which，if persevered in，they must lead，” said Scrooge. “ But if the courses be departed from，the ends will change. Say it is thus with what you show me！”

The spirit was immovable as ever.

Scrooge crept towards it，trembling as he went；and following the finger，read upon the stone of the neglected grave his own name，Ebenezer Scrooge.

“ Am I that man who lay upon the bed ？” he cried，upon his knees.

The finger pointed from the grave to him，and back again.

“ No，spirit！Oh，no，no！”

The finger still was there.

“ Spirit！” he cried，tight clutching at its robe. “ hear me. I am not the man I was. I will not be the man I must have been but for this intercourse. Why show me this，if I am past all hop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hand appeared to shake.

“ Good spirit，” he pursued，as down upon the ground he fell before it，“your nature intercedes for me，and pities me. Assure me that I yet may change these shadows you have shown me，by an altered life！”

The kind hand trembled.

“ I will honour Christmas in my heart，and try to keep it all the year. I will live in the 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 The spirits of all three shall strive within me. I will not shut out the lessons that they teach. Oh，tell me I may sponge away the writing on this stone！”

In his agony，he caught the spectral hand. It sought to free itself，but he was strong in his en-treaty，and detained it. The spirit，stronger yet，repulsed him.

Holding up his hands in a last prayer to have his fate reversed，he saw an alteration in the phantom’s hood and dress. It shrank，collapsed，and dwindled down into a bedpost.

Stave Five

THE END OF IT

Yes！and the bedpost was his own. The bed was his own，the room was his own. Best and happiest of all，the time before him was his own，to make amends in！

“I will live in the 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 Scrooge repeated，as he scrambled out of bed. “ The spirits of all three shall strive within me. O Jacob Marley！Heaven，and the Christmas time be praised for this！I say it on my knees，old Jacob；on my knees！”

He was so fluttered and so glowing with his good intentions，that his broken voice would scarcely answer to his call. He had been sobbing violently in his conflict with the spirit，and his face was wet with tears.

“ They are not torn down，” cried Scrooge，folding one of his bed-curtains in his arms，“they are not torn down，rings and all. They are here—I am here—the shadows of the things that would have been，may be dispelled. They will be. I know they will！”

His hands were busy with his garments all this time；turning them inside out，putting them on upside down，tearing them，mislaying them，making them parties to every kind of extravagance.

“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ried Scrooge，laughing and crying in the same breath，and making a perfect Laocoön of himself with his stockings. I am as light as a feather，I am as happy as an angel，I am as merry as a schoolboy. I am as giddy as a drunken man. A Merry Christmas to everybody！A Happy New Year to all the world. Hollo，here！Whoop！Hollo！

He had frisked into the sitting-room，and was now standing there perfectly winded.

“ There’s the saucepan that the gruel was in！” cried Scrooge，starting off again，and going round the fireplace. “There’s the door，by which the ghost of Jacob Marley entered！There’s the corner where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 sat！There’s the window where I saw the wandering spirits！It’s all right，it’s all true，it all happened. Ha，ha，ha！”

Really，for a man who had been out of practice for so many years，it was a splendid laugh，a most illustrious laugh. The father of a long，long line of brilliant laughs！

“ I don’t know what day of the month it is！” said Scrooge. “ I don’t know how long I’ve been among the spirits. I don’t know anything. I’m quite a baby. Never mind. I don’t care. I’d rather be a baby. Hollo！Whoop！Hollo，here！”

He was checked in his transports by the churches ringing out the lustiest peals he had ever heard. Clash，clang，hammer；ding，dong，bell. Bell，dong，ding；hammer，clang，clash！Oh，glorious，glorious！

Running to the window，he opened it，and put out his head. No fog，no mist；clear，bright，jovial，stirring，cold；cold，piping for the blood to dance to；golden sunlight；heavenly sky；sweet fresh air；merry bells. Oh，glorious. Glorious！

“ What’s to-day ？ ” cried Scrooge，calling downward to a boy in Sunday clothes，who perhaps had loitered in to look about him.

“ Eh ？ ” returned the boy，with all his might of wonder.

“ What’s to-day，my fine fellow ？ ” said Scrooge.

“ To-day！” replied the boy. “ Why，Christmas Day，

“ It’s Christmas Day！” said Scrooge to himself. “ I haven’t missed it. The spirits have done it all in one night. They can do anything they like. Of course they can. Of course they can. Hollo，my fine fellow！”

“ Hollo！” returned the boy.

“ Do you know the poulterer’s in the next street but one，at the corner ？ ” Scrooge inquired.

“ I should hope I did，” replied the lad.

“ An intelligent boy！” said Scrooge. “ A remarkable boy！Do you know whether they’ve sold the prize turkey that was hanging up there ？ —Not the little prize turkey：the big one ？ ”

“ What，the one as big as me ？ ” returned the boy.

“ What a delightful boy！” said Scrooge. “ It’s a pleasure to talk to him. Yes，my buck！”

“ It’s hanging there now，” replied the boy.

“ Is it ？ ” said Scrooge. “ Go and buy it.”

“ Walk-ER！” exclaimed the boy.

“No，no，” said Scrooge，“ I am in earnest. Go and buy it，and tell ’em to bring it here，that I may give them the direction where to take it Come back with the man，and I’ll give you a shilling. Come back with him in less than five minutes，and I’ll give you half a crown！”

The boy was off like a shot. He must have had a steady hand at a trigger who could have got a shot off half so fast.

“ I’ll send it to Bob Cratchit’s！” whispered Scrooge，rubbing his hands，and splitting with a laugh. “ He shan’t know who sends it It’s twice the size of Tiny Tim. Joe Miller never made such a joke as sending it to Bob’s will be！”

The hand in which he wrote the address was not a steady one，but write it he did，somehow，and went downstairs to open the street door，ready for the coming of the poulterers man. As he stood there，waiting his arrival，the knocker caught his eye.

“ I shall love it，as long as I live！” cried Scrooge，patting it with his hand. “ I scarcely ever looked at it before. What an honest expression it has in its face. It’s a wonderful knocker. Here’s the turkey. Hollo！Whoop！How are you ？ Merry Christmas！”

It was a turkey！He never could have stood upon his legs，that bird. He would have snapped ’em short off in a minute，like sticks of sealing-wax.

“ Why，it’s impossible to carry that to Camden Town，” said Scrooge. “ You must have a cab.” The chuckle with which he said this，and the chuckle with which he paid for the turkey，and the chuckle with which he paid for the cab，and the chuckle with which he recompensed the boy，were only to be exceeded by the chuckle with which he sat down breathless in his chair again，and chuckled till he cried.

“Here’s the turkey.... How are you ？ Merry Christmas！”

Shaving was not an easy task，for his hand continued to shake very much；and shaving re-quires attention，even when you don’t dance while you are at it. But if he had cut the end of his nose off，he would have put a piece of sticking-plaster over it，and been quite satisfied.

He dressed himself “ all in his best，” and at last got out into the streets. The people were by this time pouring forth，as he had seen them with the Ghost of Christmas Present；and walking with his hands behind him，Scrooge regarded every one with a delightful smile. He looked so irresistibly pleasant，in a word，that three or four good-humoured fellows said，“ Good-morning，sir. A Merry Christmas to you！” And Scrooge said often afterwards，that of all the blithe sounds he had ever heard，those were the blithest in his ears.

He had not gone far，when coming on towards him he beheld the portly gentleman who had walked into his counting-house the day before and said，“ Scrooge and Mariey’s，I believe ？” It sent a pang across his heart to think how this old gentleman would look upon him when they met；but he knew what path lay straight before him，and he took it.

“ My dear sir，” said Scrooge，quickening his pace，and taking the old gentleman by both his hands. “ How do you do？ I hope you succeeded yesterday. It was very kind of you. A Merry Christmas to you，sir！”

“ Mr. Scrooge ？ ”

“Yes，” said Scrooge. “That is my name，and I fear it may not be pleasant to you. Allow me to ask your pardon. And will you have the goodness—” here Scrooge whispered in his ear.

“ Lord bless me！” cried the gentleman，as if his breath were taken away. “ My dear Mr. Scrooge，are you serious ？ ”

“ If you please，” said Scrooge. “ Not a farthing less. A great many back-payments are included in it，I assure you. Will you do me that favour ？ ”

“ My dear sir，” said the other，shaking hands with him. “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to such munifi—

“ Don’t say anything，please，” retorted Scrooge. “ Come and see me. Will you come and see me ？ ” “ I will！” cried the old gentleman. And it was clear he meant to do it.

“ Thankee，said Scrooge. “ I am much obliged to you. I thank you fifty times. Bless you！”

“IS YOUR MASTER AT HOME？” SAID SCROOGE TO THE GIRL.

He went to church，and walked about the streets，and watched the people hurrying to and fro，and patted children on the head，and questioned beggars，and looked down into the kitchens of houses，and up to the windows；and found that everything could yield him pleasure. He had never dreamed that any walk—that anything— could give him so much happiness. In the after-noon，he turned his steps towards his nephew’s house.

He passed the door a dozen times，before he had the courage to go up and knock. But he made a dash，and did it，

“ Is your master at home，my dear ？ ” said Scrooge to the girl. Nice girl！Very.

“Yes，sir.”

“ Where is he，my love ？ ” said Scrooge.

“ He’s in the dining-room，sir，along with mistress. I’ll show you upstairs，if you please.”

“ Thank’ee. He knows me，” said Scrooge，with his hand already on the dining-room lock. “ I’ll go in here，my dear.”

He turned it gently，and sidled his face in，round the door.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table （which was spread out in great array）；for these young housekeepers are always nervous on such points，and like to see that everything is right.

“ Fred！” said Scrooge.

Dear heart alive，how his niece by marriage started！Scrooge had forgotten，for the moment，about her sitting in the corner with the footstool，or he wouldn’t have done it，on any account.

Why，bless my soul！” cried Fred，“who’s that？”

“It’s I. Your uncle Scrooge. I have come to dinner. Will you let me in，Fred ？ ”

Let him in！It is a mercy he didn’t shake his arm off. He was at home in five minutes. Nothing could be heartier. His niece looked just the same. So did Topper when he came. So did the plump sister when she came. So did every one when they came. Wonderful party，wonderful games，wonderful unanimity，won-der-ful happiness！

But he was early at the office next morning. Oh，he was early there. If he could only be there first，and catch Bob Cratchit coming late！That was the thing he had set his heart upon.

And he did it；yes，he did！The clock struck nine. No Bob. A quarter past. No Bob. He was full eighteen minutes and a half behind his time. Scrooge sat with his door wide open，that he might see him come into the tank.

His hat was off before he opened the door；his comforter too. He was on his stool in a jiffy；driving away with his pen，as if he were trying to overtake nine o’clock.

“ Hollo！” growled Scrooge，in his accustomed voice，as near as he could feign it. “ What do you mean by coming here at this time of day ？ ”

“ I am very sorry，sir，” said Bob. “ I am behind my time.”

“ You are ？ ” repeated Scrooge. “ Yes. I think you are. Step this way，sir，if you please.”

“It’s only once a year，sir，” pleaded Bob，appearing from the tank. “ It shall not be repeated. I was making rather merry yesterday，sir.”

“ Now，I’ll tell you what，my friend，” said Scrooge；“ I am not going to stand this sort of tiling any longer. And therefore，” he continued，leaping from his stool，and giving Bob such a dig in the waistcoat that he staggered back into the tank again—“and therefore I am about to raise your salary！”

Bob trembled，and got a little nearer to the ruler. He had a momentary idea of knocking Scrooge down with it，holding him，and calling to the people in the court for help and a strait waistcoat.

“A Merry Christmas，Bob！” said Scrooge，with an earnestness that could not be mistaken，as he clapped him on the back，“ A merrier Christmas，Bob，my good fellow，than I have given you for many a year. I’ll raise your salary，and endeavour to assist your struggling family，and we will discuss your affairs this very afternoon，over a Christmas bowl of smoking bishop，Bob！Make up the fires，and buy another coal-scuttle before you dot another i，Bob Cratchit！”

“ AND THEREFORE I AM ABOUT TO RAISE YOUR SALARY！”

Scrooge was better than his word. He did it all，and infinitely more；and to Tiny Tim，who did not die，he was a second father. He became as good a friend，as good a master，and as good a man，as the good old city knew，or any other good old city，town，or borough，in the good old world. Some people laughed to see the alteration in him，but he let them laugh，and little heeded them；for he was wise enough to know that nothing ever happened on this globe for good，at which some people did not have their fill of laughter in the outset；and knowing that such as these would be blind anyway，he thought it quite as well that they should wrinkle up their eyes in grins，as have the malady in less attractive forms. His own heart laughed；and that was quite enough for him.

He had no further intercourse with spirits，but lived upon the total abstinence principle，ever afterwards；and it was always said of him，that he knew how to keep Christmas well，if any man alive possessed the knowledge. May that be truly said of us，and all of us！And so，as Tiny Tim observed，God bless us every one！

Printed in Great Britain by Hazell，Watson & Viney，Ld.，London and Aylesbury.

编后记

作为大文豪狄更斯迄今流传最广的作品，《圣诞颂歌》不但在初版时风头无两，而且成为西方现代圣诞节的文化滥觞和精神源头。正是这则貌不惊人的小故事，使得这个原先只具有宗教意义的节日被赋予了温暖、向善、欢快且富于魔力的世俗色彩，深刻地改变了圣诞节在西方的地位和与其相关的社会生活。时至今日，《圣诞颂歌》中可供开掘的历史文化内涵已经超越了它的文学价值，重新审视这部在西方历久不衰的名著因而也就有了崭新的意义。为了全面呈现《圣诞颂歌》的历史风貌，我们不仅收入这部小说的双语全本（坊间流传的大多是其节本或改写版本），而且配有详尽的反映时代细节的注释。此外，从大量与《圣诞颂歌》相关的美术作品中，我们精心遴选了两套近三十幅绘制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绝版插图，与狄翁古意盎然的妙文相得益彰。中文部分所配的插图，系由插画家弗雷德里克·辛普森·科本（Frederick Simpson Coburn）绘制，而英文部分的插图则由A.C.迈克尔（A.C.Michael）绘制。

编者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