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套装共2册）

[日]盐野七生 著

田建国 左翼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上册）

致读者

第一章 孩提时代

第二章 17岁奋起

第三章 作为皇帝

第四章 不流血的十字军

第五章 坚决走向法治国家

第六章 “腓特烈治下的和平”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下册）

第七章 一切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

间奏曲（intermezzo）

第八章 冲突再起

第九章 腓特烈死后

年表

代跋 盐野七生及其笔下的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者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上册）

在写这本书，这本讲述用鸟狩猎的书时，我内心的体会只有一句话：

一切都如实写来，一如所见地写来。

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样地一以贯之，才能打开迄今为止尚无人尝试过的通向科学之路——把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与作为经验才能理解的知识结合起来。

对我而言，论述何为灵魂是无用之劳，因为灵魂为肉眼所不能见。用反复实验所得的知识来探明事理反倒有用。

而且，只要以这种知识为基础，人们便能避免误入歧途的危险。

没有科学上的经验，就没有真正的知识。

第一段引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所著《驯鹰的艺术》[1]（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一书。

第二段引自莱昂纳多·达·芬奇所著《绘画论》（Trattato della Pittura）一书。

两段话都是意大利人在意大利所写，但中间横亘着250年的岁月。

腓特烈生于1194年，卒于1250年。莱昂纳多生于1452年，卒于1519年。

[1] 书名原文“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系拉丁文，直译为“论用鸟狩猎的技术”。（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出处外皆为译者所加。）

腓特烈二世时代的欧洲

致读者

那是一桩旧事，发生在45年前的昭和43年（1968年）。当时，我已经写完了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的处女作《文艺复兴的女人们》。在杂志连载期间，我有机会见到了林健太郎[1]先生。他曾写信对我说他“读得很有趣”。下面是我与先生见面时的一段对话。

“今后你会写什么呢？”

“我想写腓特烈二世。”

“哦，为什么？”

“不知道，总觉得放不下他。”

“可是坎托罗威奇[2]已经写过他的评传了呀。”

“我买了那本书，但还没有读。”

先生微微一笑。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就任东京大学校长前一直教授德国近现代史。我很高兴，我同他不用多余的解释就能相互理解。

他是第一个在报纸的时事评论上谈到我的人。此后，我也把所有的著作都赠给过他。如果回国，我便会去拜会他。每次见面，先生都会问：什么时候写腓特烈啊？而每次我都会回答说，还没有轮到他呢。先生便报以微笑。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循环往复。

轮到写某人，这对像我这样写东西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内心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与其说完成学习和调查所以开笔，不如说等轮到了再动笔，写下去的态度也来得扎实。

《罗马人的故事》写完后，也曾有人问过我：下面会写什么。我的回答是：

“写了文艺复兴，写了古罗马，我才发现这中间还有一千年的岁月未曾染指。我想下面就把这一段被称为中世纪的一千年写掉。”

就这样，我向中世纪发起了挑战。想起来，我以前所写《海都物语》的前半部分已经写过中世纪。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跨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个时期的海洋城邦国家。立足于西欧来看中世纪，这本书也就基本够了。

然而，说到中世纪，就有必要更加广泛地把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这两个方面统统纳入视野。于是，我写了两卷本的《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书中通过聚焦于海盗与海军，写了那个时代北非的伊斯兰教徒与南欧的基督教徒隔海对峙的情况。

接下来就是四卷本的《十字军的故事》，主题是北欧基督教世界与中近东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激烈冲突。

然后，这些描写中世纪作品的最后一部，就是这部《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这部作品写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对立以及围绕神权和俗权的对决。所以在感觉上，这也是我写中世纪的压轴之作。

不过，所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中世纪的一千年为舞台。也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些作品写的是同一个时代，但聚焦的对象不同。

所以，我能向读者保证的只有一条，如果您读了这些作品，尤其是在中世纪作品中有压轴之感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您就会了解中世纪是怎样的时代。而且您还能读懂中世纪与古代的不同之处，知道为什么中世纪之后会出现文艺复兴。

此外，作品能否最为明快地展示出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差异，还取决于书中能否介绍好出场人物的“脸谱”。在我的作品中，古代系列和文艺复兴系列的作品做到了这一点。相反，中世纪系列的作品却未能做到。因为中世纪的名人们，就连狮心理查[3]、法兰西王腓力[4]，还有这位腓特烈，都没有留下肖像。中世纪被画下“脸谱”的，只有人们信仰的对象——上帝、耶稣基督和圣人。

所画“脸谱”的真实性与直视人性现实的态度成正比。所以，仅此一端便可让人想象得出中世纪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盐野七生

2013年初秋于罗马

[1] 林健太郎（1913—2004），日本历史学家，专攻德国近现代史。曾任东京大学教授、文学部长、校长，并曾任过一届国会议员。著作有《德意志近代史研究》《德国革命史》《德意志史论集》《史学概论》《林健太郎著作集（4卷）》等。

[2] 恩斯特·哈特维希·坎托罗威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1895—1963），德国及美国历史学家，专攻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及艺术史。曾当兵参加过“一战”，后在柏林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并任教于法兰克福大学。1938年流亡英国，后到美国，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其著作《皇帝腓特烈二世》（Kaiser Fredrich der Zweite）出版于1927年。

[3] 狮心理查（理查一世，Richard I，the Lionheart,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年在位。曾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与埃及的萨拉丁作战，获武勇之名，后在远征法国时战死。

[4] 腓力二世（Philippe II，1165—1223），法兰西国王，1180—1223年在位。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围绕法兰西境内的英国领地与英国抗争，占领了诺曼底。他抑制诸侯，加强王权，有“奥古斯都（尊严王）”之称。

第一章

孩提时代

帐幔中

意大利半岛形状像只长筒靴，向地中海中央伸去。靴子的腿肚子上有个名叫耶西（Jesi）的小城。从此处东去20公里便可到达海边，地理上可算作是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但与紧挨着的传统海港城市安科纳不一样，耶西自古就跟大海缘分浅薄。这里的人一直专事农牧业，过着简朴安稳的日子。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与天才和伟人也没有什么缘分。

1194年，就在这座耶西小城里，人们做完基督圣诞的弥撒刚走出教堂，便被展现在眼前的、小城从未见过的光景弄得瞠目结舌。说是展现，但城很小，教堂前的广场也不大，平时也就是个熙熙攘攘的市场。可是今天，却要在广场上支起一顶巨大的帐篷。

所有居民都知道，皇后康斯坦丝几天前来到了这座小城。皇后的随行护卫是德意志骑士，他们身穿铠甲的身影在这座意大利小城里煞是引人注目。

可是，为什么要支这顶大帐篷呢？

康斯坦丝的丈夫是亨利[1]皇帝，要去西西里举行西西里王的登基典礼，她得随行前往。诺曼王朝[2]占据西西里王位已经有200年了，可目前只有她才是唯一的正统继承人。亨利是当今神圣罗马帝国的在位皇帝。但他之所以能把只有西西里王国的主人才能拥有的权力弄到手，也是因为他娶了康斯坦丝的缘故。

那年，康斯坦丝正有孕在身。她同亨利结婚都快9年了，一直没有怀孕，这次终于怀上了孩子。现在，孕妇的年龄已过40岁。当丈夫的当然懂得，万事都需要考虑周全。然而，登基典礼又拖不得，皇帝只好先行一步赶去西西里。

康斯坦丝原想一路慢走，跟上先行的丈夫。她预定在巴里乘船去西西里王国的首都巴勒莫。不曾想，她刚刚来到离巴里还有遥远路程的耶西，就突然感到即将临盆。只能在这里生孩子了，却又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分娩。

皇后下令在耶西城里唯一可以聚集众人的地方——小城主教堂前广场中央，紧急搭建一顶大帐篷，并要求城里的实力人物和耶西城的全体居民都来见证她的分娩。

腓特烈的诞生（引自同时代编年史）

康斯坦丝在32岁那年同21岁的亨利结婚。亨利的父亲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3]，在历史上以绰号“红胡子”而著称。这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年龄也相差了10来岁，康斯坦丝甚至一连8年多都没有怀孕。尽管如此，他们的婚姻生活却一直很幸福。

正因为如此，康斯坦丝才想在不容任何人提出质疑的情况下生下自己的孩子。即将出生的孩子，不仅是现任皇帝的儿子，迟早还将登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而且，她已年过四旬，这孩子很有可能是她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孩子。这就更有必要明确这个孩子绝对是出自己腹。她请全体耶西居民见证分娩，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证人。

12月26日是基督圣诞的第二天，也是著名的天主教会第一位殉教者圣司提反[4]的祭日。因为这两天连着，基督教徒一般都会连续歇业以纪念。

那天，在大帐篷里，康斯坦丝躺在搬来的床上，周围站满了耶西实力人物的妻子们，已无立脚之地。男人们围在帐篷的外面，老百姓和孩子则挤满了广场。

近午时分，婴儿有力的哭声响起，打破了笼罩在广场上的异常的宁静。

不论是皇帝的孩子，还是农夫的儿子，天真无邪的婴儿哭声总会让人的内心温和起来。整个广场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祝福幼子诞生的大喜事。

就这样，日后成为皇帝的腓特烈二世没有生在华丽的宫殿或壁垒森严的城堡深处，而是于1194年12月26日在小城耶西广场上支起的帐幔里开始了他的一生。就在前一天，他的父亲亨利如愿以偿地于圣诞节当天在巴勒莫的主教堂里，把西西里王的王冠戴在了头上。这顶王冠就是统治那不勒斯以南的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全岛的权力象征。

意大利半岛

如果生来就是老百姓的孩子，出生后便会被母亲抱在怀中养育。但是，如果有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父亲，有一个西西里女王当母亲，这孩子就不允许这样抚养了。

这倒不是因为宫廷规矩严格。到了12世纪和13世纪之交的时代，漫长的中世纪已经进入了后半期，欧洲已经没有一个国家还存在着严格的宫廷规矩。那可是显示社会稳定的晴雨表。这个时代，统治欧洲的概念只有弱肉强食。

刚刚出生的腓特烈只是在康斯坦丝恢复体力、再次启程前往丈夫身边前的几天里感受到了母亲的体温。康斯坦丝把幼子托付给了地位类似女官长的乌尔斯林根公爵夫人。想到与丈夫重逢之后夫妇将会面临的困难，康斯坦丝希望宝贝独生子能在听不到武器撞击声的地方成长。乌尔斯林根公爵是意大利中部斯波莱托公国的领主。斯波莱托公国位于现在的翁布里亚大区，丘陵缓坡相连，其间山谷开阔，映演着四季的变换，美不胜收。

翁布里亚点缀着闻名的富饶小城斯波莱托、佩鲁贾和阿西西。腓特烈在这里长到3岁。在这期间，他一次也没有见到过母亲。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快满两岁时在受洗仪式上。亨利皇帝回过一次德意志。在再次赶往意大利南方的途中，他改变了行程，绕道阿西西，参加了独生儿子一拖再拖的洗礼。

如果是老百姓的孩子，出生后一般都会马上举行基督教徒最重要的洗礼仪式。之所以急着举行洗礼仪式，是因为人们害怕如果孩子在洗礼之前死掉，那他可就再也进不了天堂了。腓特烈却在不能保证进天堂的状态下过了整整两年！洗礼仪式的一般形式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里，神父在孩子头上洒一点圣水。而腓特烈已经两岁了，是自己站着接受洗礼的。这无疑是一幅罕见的景象。

不过，这可是皇帝兼西西里王的独生子。不光是阿西西，就连附近斯波莱托、佩鲁贾等地的主教、祭司们也都赶来参加了在阿西西主教堂举行的洗礼仪式。他们挤满了教堂，人人都穿着祭典用的金银绣花华丽圣衣。阿西西城的实力人物也是妻儿总动员，列席了洗礼仪式。几乎可以肯定，那天挤在教堂里的人群中，有一位就是年方14岁的方济各[5]。他是当时阿西西的实力人物纺织品商人伯尔纳道奈的独生子。阿西西的少年们在整个洗礼仪式全过程中要连续演唱圣歌。

晚则晚矣，但腓特烈毕竟办了洗礼仪式。父亲亨利大概觉得已经完成了做父亲的义务，第二天便早早踏上旅途，奔意大利南方而去。由于情况不允许父亲带着两岁的幼子同去，洗礼那天的父子见面竟是腓特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此后一年，幼子一直留在翁布里亚。

实力商人的儿子方济各肯定参加了洗礼仪式。但那个时期，在他身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日后圣人的模样。他是个纨绔子弟，一心只想着跟有钱人家的孩子疯玩。直到8年后，他突然得到上帝的启示，做了一名修道僧。可见，就算住在同一个城市，在公爵的城堡里精心养大的3岁幼子与满城奔跑、青春洋溢的15岁少年，也是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的。

然而，正是这两个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虽然生活在中世纪，却开启了通往文艺复兴的大门。他们生活的世界不同，一个是神职世界，一个是世俗世界，但他们在破除支配中世纪的僵化观念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而且，用现在的话说，他们两个人都是混血儿。

方济各比腓特烈年长12岁，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兰西人。腓特烈的名字在意大利语中念作“费德里科”，他的父亲是德意志人，母亲是法兰西裔意大利人。

诺曼王朝

在这里，也许有必要解释一下法兰西裔意大利人的概念。

腓特烈的母亲康斯坦丝姓阿尔塔维拉（Altavilla）。这个姓氏颇具娘家诺曼王族的气派。阿尔塔维拉是法语欧特维尔（Hauteville）的意大利语读法，反映出上溯到200年前，康斯坦丝家族也出自法兰西诺曼底的欧特维尔家族。那个时代的诺曼底男子颇有行动力，既有人北上攻下英吉利，创建了诺曼王朝，也有人剑指南方，进攻统治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创建了诺曼王朝。

自那时起又过去了200年，到了康斯坦丝生活的时代，诺曼的男人们已经被自己所征服的地方完全同化，变成了意大利人，可以说与地处英法海峡的法兰西北部的诺曼底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欧特维尔家族在意大利南方定居已久，通常会用意大利语去称呼他们的人名。诺曼西西里王朝鼎盛时期的国王罗杰二世[6]是他父亲去世后才出生的遗腹子，他的女儿康斯坦丝也是遗腹子。100年以前，活跃在第一次十字军中的波希蒙德[7]和他的外甥坦克雷迪也都是定居意大利南方已久的诺曼裔意大利人。

我们后世固执地认为，中世纪是封闭的社会。然而，那个时代的欧洲却是一个沟通良好的社会，似乎正好跟我们的认知背道而驰。不光圣方济各和腓特烈皇帝二人是混血儿，就连活跃于第三次十字军中的狮心王理查身上也同时具有英吉利和法兰西的血统。在那个时代，意大利商人去法兰西做生意，娶回了一见钟情的妻子，生下孩子便取名“弗朗切斯科”。这名字一听便知具有法兰西血统，但人却从来都不会遭受欺凌。

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那个时代伊斯兰教徒一律不分民族地把基督教徒称作“法兰克人”的缘由了。欧洲人并没有把自己分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或德意志人。“欧特维尔”这个名字源自英法海峡岸边的诺曼底，这帮人定居意大利南方以后，马上就把名字改成了“阿尔塔维拉”。阿西西的方济各和腓特烈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

父亲亨利六世与母亲康斯坦丝结婚

在中世纪，人们不可能像现代一样把欧洲分为若干个国家。尽管如此，各地区还是存在着因历史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腓特烈的父亲亨利六世对西西里施行的是德意志式的高压统治，采取的做法是：当今主人是德意志人，即使是诺曼王朝的相关人等也必须服从。

与此相反，统治意大利南方达200年之久的诺曼王朝成功地推行了与被征服的原住民族相融合的政策。正因为如此，他们享受到了长期的繁荣。他们也因这样的政绩而声名远播。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罗杰二世，康斯坦丝就是他的女儿。按我们的想象，康斯坦丝是无法同意丈夫连续出台的强硬政策的，但她却接受了。她还默默忍受了丈夫对诺曼王朝时代家臣们的苛刻待遇。然而，西西里王国内部对皇帝亨利六世的憎恶与日俱增。皇帝提出了十字军远征的计划，但意大利南方的人们却在私底下议论说，恐怕只有德意志人才会跟他去遥远的巴勒斯坦。

这位亨利六世突然暴毙。他没有战死疆场，也不是死于仇家暗杀。他很年轻，年方32岁，身体却突发不适，几天后不治身亡。他3年前刚把西西里王国弄到手，一年前刚参加过独生子的洗礼。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俗界地位最高的人。这个人才32岁，没有人料到，他这么年轻就会因死亡而骤然退场。整个欧洲不可能不发生地震。实际上，皇帝的死讯刚刚传来，先是在德意志，紧接着又在意大利南方就爆发了叛乱。神职界地位最高的天主教会之长罗马教皇也在这时过世[8]，简直是给这场混乱火上浇油。原本可以指望教皇和皇帝站在最具权威的立场上出面调停的，可这二人却几乎在同一个时段去世。康斯坦丝甚至没有工夫为丈夫的死而悲伤。

母亲康斯坦丝

在德意志，围绕空缺的帝位，已故皇帝亨利的弟弟菲利普最早开始了行动。对康斯坦丝而言，如果菲利普的行动能够带来良好结果则最为合适。菲利普跟哥哥关系良好。康斯坦丝刚成寡妇，菲利普就告诉她，继承亡兄的应该是遗子腓特烈。但菲利普有强劲的敌手，那就是萨克森公爵奥托·布伦瑞克[9]。奥托打着教皇派的旗号跟皇帝派菲利普作对。[10]

在欧洲，教皇派和皇帝派的抗争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就好比余震不断的地震一样持续震荡。但抗争的实质既不是宗教上的观点不同，也不是统治上的想法不一。德意志的教皇派是这样的一伙诸侯，他们纠集在一起只是为了反对康拉德[11]、他的外甥“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皇帝的儿子亨利等延续下来的霍亨斯陶芬家族[12]。他们之所以要打教皇派的旗号，只是因为霍亨斯陶芬家族出身的皇帝们对意大利有野心，这使罗马教廷的危机感日益加重，而在这一点上，他们跟教廷利害一致。对罗马教皇而言，让德意志教皇派存在就是因为他们是插在滚滚向前的皇帝车轮里的一根“棒子”。正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所说的“横着推车，蛮不讲理”的人，教皇才会毫不吝惜地援助他们。天主教会最害怕的就是，皇帝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弄到手后夹击教皇宝座所在的罗马。

小叔子菲利普身在德意志，不管他的行动结果如何，刚刚丧夫的康斯坦丝都有她必须从速解决的问题——统治丈夫留下的西西里王国。那些随同亡夫南下意大利，在意大利境内扩张了势力的德意志家臣并不可信。罗马教廷甚至在策反收养着幼小的腓特烈的斯波莱托公爵乌尔斯林根，以保证他继续领有公国为诱饵，让他跟德意志的教皇派统一步调。

另一方面，一直受德意志势力打压的诺曼旧臣也同样不可信任。无论是德意志裔，还是诺曼裔，他们都是封建诸侯，最优先考虑的是如何领有自己的领地。只要能够保证自己继续领有领地，他们对站到哪一边并不会感到羞耻。

康斯坦丝所依靠的是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西西里王国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康斯坦丝邀请常驻巴勒莫、蒙雷阿莱、雷焦、卡普亚等境内重要城市的大主教参加她召集的王室最高会议。这些人至少没有露骨的领土欲望。

启动了这一切以后，康斯坦丝才把寄养在斯波莱托公爵夫人那里的腓特烈接回来。幼子3岁了，他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转年到了1198年1月，英诺森三世[13]被选为罗马教皇。38岁的年轻人担任教皇，这在当时也是特例。博洛尼亚和巴黎是那个时代两大最高学府的所在地，他是在那里研究学问的精英中之精英。他的才华广为人知，在教皇选举投票中甚至只一轮投票就定了乾坤。连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都说，这位教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罗马教皇的权力。他是意大利人，出生在罗马南边的小城阿纳尼。

康斯坦丝终于把儿子安置在了身边。她的下一个愿望是把刚刚3岁的儿子推到西西里国王的王位上。这件事必须在竞争对手出现之前完成。为了早日做成这件事，康斯坦丝决定接近刚刚即位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她将提出条件，如果教皇承认腓特烈继承西西里王，她会放弃儿子继承德意志王位的权利。从血统上说，儿子有这个继承权。

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男人们合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野心，长久以来一直是历代罗马教皇头痛的根源。自“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时起就一直是这样。如果断绝了这个根源，对教廷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喜讯了。英诺森三世接受了康斯坦丝的条件。

说不定，康斯坦丝心里并不希望自己钟爱的儿子长大以后与野蛮卑俗的德意志人辛苦盘桓。也许她心里在想，西西里王国气候温暖，经济富裕，文明度高，把这里交给儿子就够了，不要再管德意志了。丈夫去世后，她热衷于排斥丈夫的家臣，流露出她对德意志人的厌恶之感。

就这样，1198年5月17日，刚刚3岁半的腓特烈在巴勒莫的主教堂登上了西西里王位，同时接受了普利亚公爵和卡普亚公爵的称号。也就是说，他得到了意大利南方全境的统治权，其北部与靠近那不勒斯的教廷领土接壤。而且，这是得到罗马教皇正式承认的。这也意味着，尽管当时仍处于封建诸侯野心的旋涡之中，腓特烈却获得了任何人都难以染指的地位。康斯坦丝的选择在当时的时间点上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菲利普和奥托正在德意志持续着他们之间的抗争。

然而，在仅仅半年后的1198年11月，死神就降临到了康斯坦丝身上。据说她是因病卧床数日后去世的。但在死前，她完成了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选择一个人，把不得不扔下的、年仅4岁的独生子的安全托付给他。

英诺森三世

行将就木的康斯坦丝委托教皇英诺森三世做了儿子的监护人。教皇当时提出了条件，要她承认西西里王国为教皇领地。康斯坦丝接受了这个条件。她甚至接受了另外一个条件，即支付把儿子养大成人的费用。把一生献给上帝的人也不会白白给人做监护。不过教皇，同意这笔费用在腓特烈长大成人之后再支付。

尽管如此，让罗马教皇当监护人还是有极大好处的。在那个时代，法律秩序只是梦想。如果一个4岁的孤儿能让教皇而不是别人做他的监护人，那么任何不法之徒都不能轻易对他下手。这就是中世纪。在一个就要去世的母亲看来，这大概是唯一可能且能够预见效果的选择，哪怕儿子长大成人的监护费有300公斤黄金之巨。

“狼群中的一只羔羊”

腓特烈3岁死了父亲，4岁死了母亲，唯一的叔父在德意志还来不了，他成了天涯孤儿。腓特烈是独生子，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虽说罗马教皇是他的监护人，但教皇关心的只是要他明确西西里王国是教皇的属国，承认西西里王是罗马教皇的臣下，教皇对把一个幼儿培养成那里的统治者并不特别上心。

英诺森三世曾放出大话，说“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而腓特烈现在连“月亮”都还不是。这个时期，教皇满脑子想的都是把十字军第四次派到东方去。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这次的十字军自始至终都按着威尼斯共和国的深谋远虑行事，教皇只能心情苦涩地承认既成事实。这也反映出了常见于精英的局限性，事情按照既定设想发展时，他们的能力能够发挥；而一旦超出设想，他们便会放弃。由于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幼小的腓特烈事实上是在被放养的状态中成长的。

腓特烈不是在神职人员和著名教师堆里长大的，前者只热衷于说教，让人做一个好基督徒，而后者只执着于自己的学说。他也不是在与普通人隔绝的环境中娇生惯养长大的。这些都是腓特烈的幸运。他的家庭教师只有一个人留下了姓名，叫作圭列尔莫·弗朗切斯科。这人是一位俗界教师，并非神职出身。从日后腓特烈重用了他的儿子这点看，他是适合于腓特烈的那类教师。他一定不是那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教师，他只是认真、正确地教授必要事项，对其他方面则放任自由。否则，他不可能与从小就有“不屈精神旺盛，万事难以驾驭”之评的腓特烈相处得好。

在成为天涯孤儿后的10年间，从年龄上说就是从4岁到14岁之间的10年，腓特烈是在“自己学习、特立独行”中走过来的。幸运的是，没有人强迫他必须学什么。他除了学习当时贵公子必须掌握的东西之外，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好奇心扩展探求的领域。仅就语言的习得而言，他就有以下成就。

拉丁语：中世纪的国际语言，因而也是公用语言；

法语：十字军的公用语言是法语，在当时有着“口头国际语言”的地位；

德语：因父系的血缘关系而绝对需要的语言；

意大利语：因母系的血缘关系和自己居住之地的关系，意大利语是“国语”，是首选必修课；

希腊语：要想通过古典书籍学习，这可是必学的活语言，希腊语当时还不是“死语言”；

阿拉伯语：住在西西里首都巴勒莫自然会听到的语言。

那时的巴勒莫是一个由三种西西里人构成的浑然一体共同生活却色彩特异的社会。第一种是天主基督教徒但被意大利同化已久的诺曼裔西西里人；第二种是继续信仰希腊正教的希腊裔西西里人；第三种是没有放弃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裔西西里人。

腓特烈不但能够自由选择学什么，似乎还能自由选择去哪里。这个少年经常溜出自己居住的被人称为“诺曼人宫殿”（Plazzo dei Normanni）的城堡，也不带随从，跑到巴勒莫的大街上就不回家。在伺候他的人看来，他就是一个“万事难以驾驭的人”。但对腓特烈来说，这种体验正是在他长大成人后真正起作用的“人生学堂”。

地位高的人身边必定有神职人员。腓特烈身边也有主教跟随，但这位主教几乎没有影响力。他的工作只是向上司卡普亚的大主教报告腓特烈的日常表现。卡普亚大主教再把这些情况报送给罗马教皇。这个时期，英诺森三世不但发动了进攻异教徒的十字军运动，还向基督教徒发动了史称“阿尔比十字军”[14]的军事行动。送来的报告他也只是过过目，关心的程度仅止于“噢，还算健康”。

不过，有助于我们后世了解这个时期腓特烈的信息来源，也只有给教皇的这些报告了。捡拾一下散见在这些报告中的信息，少年腓特烈有如下的形象。

“中等个子，不算矮；与同龄少年相比，也不算高。身材匀称，体格健壮，很有耐力。”

“武器操作灵巧。剑、矛、弓箭操作的灵巧程度优于一般人。”

“集中精力习武时姿态柔美，游刃有余，不露破绽。”

“似乎对骑马情有独钟，喜欢性情暴烈但比其他马跑得快的马匹。”

“从早晨起床的那一刻起，直到夜里睡着为止，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安静待着的时候。无所事事不是他的所好。也许在他这个年龄，这一切都很正常。”

“白天，书是唯一能够让他捧在手里就能‘安静待着’的物件。喜欢的读物中最多的是历史方面的书。不过，他读书并不挑选人物和主题。不管什么书，看到的、拿到的全部都读。他读书常至深夜。”

“这个少年精力旺盛，不知疲倦。但作为国王出场的时候，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举止庄重，神情肃穆。这时的少年国王，全身散发出高贵的气质和凛然之美。见到他的人都会自然想起他的地位，肃然起敬。”

“他不是一个谁见了都会眼睛一亮的美少年。但宽宽的额头显示出他宽广的胸怀，射向对方的犀利目光表现出他内心的智慧和热情。但另一方面，他也经常用老百姓的方式说话，与国王的崇高地位并不相称，令人惊愕不已。”

“他最讨厌服从事先决定好的一切，惩罚的威胁对他也毫无效果。在这个年龄上，他好像已经断然决定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似乎已经无法忍受还需要监护人，无法忍受周围人还把他当成孩子的现状了。”

看上去腓特烈是在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混杂的城市巴勒莫自由成长的。然而，他并非是在相安无事的环境中走过来的。原因是在他成为孤儿后的10年间，用一句话来概括，西西里王国一直处在没有法律的状态之下，众多封建诸侯争斗不已。简单地说，这是德意志派与意大利派你争我夺的10年。这也是因为教皇虽然接受了做腓特烈的监护人，但人却在罗马，对统治腓特烈当国王的西西里王国毫不关心。于是少年腓特烈便成了两派都要争夺的皮球。任何一派都瞄着把尚未成年的腓特烈弄到手，通过摄政把势力扩展到整个西西里王国。主教送给大主教，进而呈送罗马教皇的报告中记载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一件事。

1201年10月，腓特烈还不到7岁。德意志派在与意大利派的势力争斗中占了上风，攻进首都巴勒莫。这派的头目马克瓦德率领手下，站在西西里王居住的城堡“诺曼人宫殿”的城门前，逼迫打开城门。守备队见抵抗徒劳，便不战而降，打开了城门。马克瓦德的目的不是占领城堡，而是绑架小国王。腓特烈以一个7岁孩子的方式进行了反抗。

腓特烈的反抗是一边大声喊叫，一边用手拼命抓挠自己的身体，直到渗出血来。马克瓦德曾经参加过小国王的祖父“红胡子”皇帝御驾亲征的十字军战斗，并以此为荣。他见腓特烈如此反抗，也下不了手。绑架小国王的事件就此以失败而告终。

报告这一事件的主教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报告：

“小国王当时可谓疯狂的举动绝非出于恐怖和绝望，而是出于对自己所处现状的强烈愤慨。不过是家臣而已的人物竟敢对他动手，而他自己身为国王却毫无实权。”

一个人如果幼年时期在这种紧张氛围中成长，他当然会对任何人都疑神疑鬼。他会认为周围都是敌人，不对任何人交心，最终在无人可信赖的情况下度过一生。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腓特烈的身上。他读书近乎乱读，这种对读书的强烈热情防止了他的性格变得封闭。当一个人的想法走进死胡同时，书籍会告诉他，还有别的看法和观点。实际上，腓特烈成人后非常信任自己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因而他拥有很多自始至终支持他的朋友。

当时他才7岁，成人的路还很长。这期间，成长中的腓特烈依旧“难以驾驭”。尽管王国的无政府状态毫无改善，但小国王的周遭多少平静了一些。腓特烈当时的断然反抗不过是抓挠身体和大声喊叫，但他当时的举动表现出，他虽然年少，却不愧为国王。这对那些因国王年少而视他为掌上玩物的家臣不啻为一种强烈的冲击。至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对他动手动脚了。

渐渐地，少年的兴趣也越发广泛起来。腓特烈原本就是“自学型”的人。虽说人生即学校，但并非跟别人混在一起就足够了。而且光靠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也远远不够。不囿于先入为主的观点而虚心观察，这也是很好的学校。在巴勒莫及其周边地区有着数量众多的这类可以成为真正学校的学习场所。

首先是冬季所住的城堡“诺曼人宫殿”内部以礼拜堂为中心的国王居住区。从那里步行可到一座以马尔托拉纳之名而著称的漂亮教堂。这座教堂像宫殿里的礼拜堂一样，以金色打底后上贴色彩鲜艳的马赛克。其次是度夏的离宫，有吉沙宫和库巴宫，一听就知道这名字来自阿拉伯语。第三是蒙雷阿莱的教堂和那里的回廊，如果想当天来回，这里也是“学校”。所有这些建筑的发包人都是西西里的国王。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但却雇用希腊正教徒工匠装饰墙壁，雇用伊斯兰教徒工匠装饰柱子和地面。他们共同造就了这些建筑。这些建筑是一直以来统治西西里的诺曼国王们的开放路线结出的硕果。所有这些，无疑有助于腓特烈摆脱中世纪的僵化观念，走向自由。800年后，与腓特烈同为德国人的学者评价他是“德意志君主中唯一一个创造型天才”。其实，这个基础是在他从4岁到14岁的孤儿时代奠定的。所谓创造是一种精神活动，而这种精神活动不可能产生于一个没有不同刺激的地方。也就是说，单靠纯粹培养是产生不了这种创造精神的。

到了1208年，13岁半的腓特烈便不能在这些“学校”里继续学习了。那年6月，叔父菲利普被害。这意味着，在德意志境内持续10年之久的皇帝派与教皇派的争斗以教皇派的胜利而告终。不过，对腓特烈来说，这个结局并非意味着自己的终结。尽管他已经处在决定性的劣势之中，但皇帝派诸侯们在德意志仍旧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视线再次投向了霍亨斯陶芬家族唯一在世的继承人——13岁的腓特烈。

独立宣言

那年的12月26日，刚满14岁的腓特烈就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一般是在15岁，晚一点也会在16岁或17岁举行成人仪式。但腓特烈却刚到14岁就率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今后的一切自己做主。

监护人英诺森三世被弄得措手不及，但他并没有不高兴。他对左右的人说：“他能力的脚步要比年龄的脚步走得快啊！从少年期一下子就进到了需要高度认知能力的年龄段。”

但是，教皇的大度没有维持多久。宣布成人后还不到一个月，1209年1月，年仅14岁的西西里王就用实际行动顶撞了年已49岁、权威权力都被视为“太阳”的罗马教皇。他拒绝从教皇推荐的三位神职人员中挑选巴勒莫大主教的后任。

实际上这是一个大问题。它触及到中世纪关于叙任权之争的根基。这就是神职人员的任命权归罗马教皇，还是归圣务执行地统治者的问题。英诺森三世应对得很稳重。教皇在给腓特烈的信中说，小国王这次的态度源于国王身边的亲信欠考虑，所以可以原谅国王。腓特烈也没有一下走得太远，而是选择了退一步的处理方式。所以，极有可能演变成罗马教皇与腓特烈之间第一次冲突的对立化解了。

年轻时的腓特烈和他的随从们

尽管如此，教皇似乎还是意识到了，需要在马还没有形成暴烈性子之前就给它套上缰绳。这件事发生后一个月，教皇就规劝腓特烈结婚，甚至定好了对象。未来的妻子是阿拉贡[15]国王的女儿。她先前嫁给了匈牙利国王，丈夫死后，唯一的儿子也死了，她便回到了西班牙。她比腓特烈年长10岁。14岁的西西里王接受了教皇安排的这门亲事。

婚礼于1209年的8月15日在巴勒莫主教堂隆重举行。8月15日是庆祝圣母马利亚升天的日子，基督教世界在这一天多会举行重要的仪式。在当时的记载中，没有任何关于新娘在哥哥的陪同下从西班牙嫁到西西里的记录，却留下了新娘带来了500名骑士当嫁妆的记录，好像在告诉人们，腓特烈关心的不是新娘，而是这500名骑士。实际上，这倒真是事实。

可是，这位与腓特烈母亲同名，叫作康斯坦丝的阿拉贡家族的公主并没有如教皇所期待的那样成为“缰绳”。相反，这个女人一直就是腓特烈的好伴侣。也许是因为自己饱尝过人生之苦的缘故，她温柔平和地呵护着丈夫那颗紧张度日的无法宽解的心，打开了丈夫的心结。两年后，腓特烈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

对任性地宣告自己已经成人，宣布今后一切都要由自己做主的腓特烈而言，阿拉贡家族的公主带来的500名骑士，大概比领地更重要。在宣布成人之后接下来的时期里，腓特烈干起了一项十分艰难的事业。他要在长年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西西里王国恢复由国王直接统治的秩序。无政府状态是王国内部封建领主各行其是造成的，结果使得税收进不了国库，可供国王使用的军事力量当然也就形同虚设。这500名骑士来得正好！

顺便一提，想要恢复国王直接统治下的王国秩序，具体来说，要回到国王能够有效统治的威廉二世[16]时代（1171—1189），即要回到20年前的状态，就必须从重新研究诸侯的领地开始。在这20年中，国王统治好歹还算管用的只有腓特烈父亲统治的3年和父亲死后由母亲统治的一年，总共不到4年时间。然后就是腓特烈未成年时期的10年。也就是说，在这20年里，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几乎全是封建诸侯们的天下。

腓特烈宣布要在重新研究的基础上重组西西里王国。当然，不管是德意志派还是意大利派，凡是既得利益者对此都坚决反对。14岁的腓特烈要干的事业会变得十分艰难也是因了这20年的缘故。

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在婚礼两个星期后就出发前往王国各地视察。这个行动对重新研究诸侯领地不可或缺。他带上了卫兵。腓特烈充分预料到了反对派的敌对行为，意识到了这次行动的风险。

对手奥托

身在罗马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根本没有把腓特烈放在眼里，但他还是采取了行动。他把过去对萨克森公爵奥托的暗中支持变成了公开支持。长年以来，奥托的敌手一直是腓特烈的叔父菲利普。尽管菲利普被暗杀之后教皇只得选择奥托，但萨克森公爵奥托本来就是教皇派的头目。教皇预料，这个奥托不会把手伸向意大利，也不会把西西里王国弄到手后南北夹击位于意大利中部的教廷领土。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德意志和意大利同时归于一个君主之手更可怕的了。

1209年10月，罗马迎来了从德意志南下的奥托，教皇为他举行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教皇英诺森三世见这位正式当上皇帝的奥托比自己年轻27岁，他一定觉得北有德意志的奥托，南有西西里王国的腓特烈，罗马处于两者中间便可安泰无忧，而且这样的状态会延续一段时间。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统治原则。加冕典礼前，教皇要求奥托承诺不向意大利伸手。

13世纪初的欧洲

可是，加冕典礼一结束，新皇帝奥托就把承诺忘到了脑后。与其说他忘记了承诺，不如说他这匹狼脱下了披在身上的羊皮更为确切。新皇帝的野心首先指向与教廷领土北部接壤的托斯卡纳，紧接着就把军队开进了属于西西里王国领土的意大利南方。

教皇对奥托感到震怒，但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队。正因为宗教组织不能拥有军事力量，才会有他们自己的“武器”。这“武器”拯救了已经穷途末路的腓特烈。奥托的军队已相继占领了腓特烈的领地卡普亚、那不勒斯、萨莱诺和阿马尔菲。

第二年，1210年10月，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开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四世的教籍。

教皇对奥托违反承诺感到愤怒，但一年之后才开除他的教籍。其中的原因在于：第一，寻找替代奥托的人遇到麻烦；第二，教廷害怕留在意大利半岛为所欲为的奥托军队。尽管如此，教皇也得赌上“太阳”的权威断然出手处置“月亮”。

不过，这时开除教籍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奥托根本不在乎开除教籍之类的处罚。他在古罗马时代的古都卡普亚享受着南欧温和的暖冬。教皇打算换马，把奥托换成腓特烈。腓特烈尽管也在南欧，却根本无法享受暖冬，每天都在为自己国家的防御而奔走。

直到1211年，在罗马加冕两年、被开除教籍一年以后，奥托才和自己的军队一起返回了德意志。这并不是因为他开始在意被开除教籍的影响，而是因为德意志内部反奥托运动开始蔓延，他无法不闻不问了。这人作为武将能力非凡，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诸侯和士兵中却毫无威信。这与英国狮心王理查受到了从诸侯到士兵由衷欢迎的情形正好相反。因为沾亲带故，奥托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崇拜着狮心王理查。

邂逅贝拉尔德

英诺森教皇换马，把奥托换成了腓特烈。马是换了，但他对16岁的腓特烈也许并不放心。由于被开除教籍的奥托仍然盘踞在意大利半岛，1211年春，教皇向腓特烈推荐了一个人给他当顾问。

这个人名叫贝拉尔德·卡斯达卡，是位神职人员，出生于意大利中部阿布卢佐的贵族家庭，时任意大利南部巴里的大主教。许是教皇觉得顾问应该待在国王身边，便把此人调到巴勒莫当大主教。从此以后，这个人便以“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之名留名青史。

教皇的本意是想通过贝拉尔德大主教把腓特烈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腓特烈和贝拉尔德第一次见面时的年龄，前者16岁，后者33岁。这样的年龄差距最能起到监视作用。而在当时，贝拉尔德大主教的见识之高已经广为人知。

教皇也许以为，在腓特烈身边配上这样一个人就能控制万事难以驾驭的烈马了。然而，教皇几乎立即感到了事与愿违。这位33岁的人在16岁的人身上发现了什么，大主教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明摆着的是，从此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就成了腓特烈一生中最好的陪跑者。一年后，腓特烈下定决心要进行前途未卜的德意志冒险之行，而一开始就跟随腓特烈一起行动的正是这位贝拉尔德。

[1] 亨利六世（Heinrich VI，1165—1197），霍亨斯陶芬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91—1197年在位）及西西里王国国王（1194—1197年在位）。他征服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但他的帝国世袭计划因诸侯反对而告失败。

[2] 诺曼王朝（House of Normandy），又称诺曼底王朝，中世纪英格兰的王朝。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由威廉一世于1066年创立。诺曼王朝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共有过4位国王，1154年因亨利二世创立金雀花王朝而灭亡。

[3] 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I，约112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1190年在位。他曾先后6次入侵意大利，人称“红胡子”。

[4] 司提反（Stephen），《圣经·新约》中的人物，基督教第一位殉道者，约死于公元36年或37年，其身世已不可考。根据《使徒行传》，初期教会在分配公共财物时存在弊端，因而选出7位执事管理日常事务，司提反即为7人之一。他别树一帜，声称摩西律法不必全部恪守，常与说希利尼语的犹太教徒辩论。后被拘捕到犹太公会受审，最后被拥出城外由乱石砸死。

[5] 方济各（Francesco d'Assisi，又译法兰西斯，1181—1226），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出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他于1208年开始组织新修会，麻衣赤足，手托乞食钵四处传道。1209年获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方济各会。1212年创立方济各第二会（贫苦克莱尔修女会）。1221年创立方济各第三会（俗修会）。同年制定第一部会规，1223年制定第二部会规。方济各曾于1219年跟随十字军东征抵埃及传教。他于1228年被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追封为圣徒。

[6] 罗杰二世（Ruggero II，1095—1154），1105年成为西西里伯爵，1127年成为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伯爵，1130年成为第一任西西里王国国王。他使征服意大利的诺曼人形成了一个包括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在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西西里王国。他采取民族、宗教的宽容政策，使王国发展成一个多民族国家，控制了地中海，成为欧洲强国之一。

[7] 波希蒙德（Bohemund I，1058—1111），第一次十字军的领袖之一，塔兰托公爵，后成为安提俄克公爵。

[8] 当时的罗马教皇是西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1106—1198,1191—1198在位），他于1198年1月8日去世。亨利六世去世于1197年9月28日。

[9] 奥托·布伦瑞克，即布伦瑞克的奥托四世（Otto IV von Brauschweig，1175—1218），德意志王（1198—1209年在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09—1215年在位）。

[10] 教皇派（Guelf，音译“归尔甫派”），12—15世纪意大利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派别，成员多为银行家、商人和作坊主，代表意大利工商业主的利益。该派为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的控制，与代表封建主的皇帝抗衡而与罗马教廷的势力联合。皇帝派（Ghibellini，音译“吉伯林派”）的成员则多为大封建主，他们力图保持封建特权，依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势力。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等都处于教皇派的控制之下，而一些工商业不发达的城市多处于皇帝派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两派的对抗使意大利许多城市间发生残酷混战。

[11] 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1093—1152），德意志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一世之子。1138年被选为德意志皇帝，但未加冕。霍亨斯陶芬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代君主。1146年参加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在小亚细亚败于塞尔柱突厥人。死前将王位传给侄子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本书传主腓特烈二世的祖父）。

[12] 霍亨斯陶芬家族（Hohenstaufen Family）起源于德意志一个名为斯陶芬的城堡。1138年萨克森-苏普林堡王朝的罗退尔二世去世后，德意志诸侯推举该家族的康拉德三世为王，开始了霍亨斯陶芬王朝。家族权势在“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和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达到鼎盛，其后日渐衰落。霍亨斯陶芬王朝于1254年结束。1268年，家族中的最后男性康拉丁兵败后在那不勒斯被斩首，家族灭亡。

[13] 教皇英诺森三世（Papa Innocentius III，1160—1216），1198—1216年在位，本名Lotario dei Conti di Segni。他曾在巴黎和博洛尼亚求学，1190年任枢机主教。他使教廷权势达到鼎盛，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像月亮要在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在教皇那里得到政权”。他发动和组织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武力镇压异端阿尔比派，出售赎罪券，大量征收教会捐税，强化异端裁判所。他于1215年召开拉特兰第四次公会议，做出了“天主教会乃举世唯一教会”的决议。

[14] 阿尔比派（Albigenses），中世纪基督教派别，因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为主要活动地得名。该派反对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组织，谴责教会聚敛财富，斥教皇为魔鬼，号召打倒天主教会和隐修院。教皇英诺森三世和法国国王先后组织讨伐。经过20年的战争（1209—1229），该派失败。1233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派多明我会的宗教裁判所灭绝该派。14世纪末该派消失。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即指13世纪初英诺森三世与法国国王组织的讨伐阿尔比派异端的军队。

[15] 阿拉贡王国，11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建立的王国，因阿拉贡河而得名。14—15世纪征服西西里与撒丁岛，成为地中海强国，又征服那不勒斯，版图扩大至意大利半岛。1479年与卡斯特利亚国合并为西班牙王国。

[16] 威廉二世（Guglielmo II，il Buono，1155—1189），威廉一世之子，诺曼西西里王国国王（1166—1189年在位），1171年亲政后对各地和贵族采取宽容、公正的政策，有“好人威廉”之称。他懂数种语言，学问深广，在多民族文化融合方面多有建树。

第二章

17岁奋起

1212年1月，奥托终于离开意大利返回德意志，此时从德意志又来了一拨人造访腓特烈。这些人是反奥托派的，他们请求腓特烈去德意志。反奥托派的诸侯们聚首纽伦堡，选腓特烈做自己的皇帝。这拨人此行便是请腓特烈接受并去德意志落实此事。

奥托以萨克森为根据地，地盘在德意志北部，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地盘则位于德意志的西南部。与其说是南德向北德造反，不如说是德意志西南部从一开始就不适应奥托粗暴的高压统治。他们起来造反，还选腓特烈替代奥托当皇帝，请他出山做自己的领袖。

腓特烈的祖父、父亲都是皇帝，都死在皇帝的位上。对腓特烈来说，继位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利。但他没有立即答应，是因为前面还有诸多障碍。

首先，当初要在西西里王国恢复国王直接统治一事一直没有进展。

这里的原因在于，封建诸侯的本意只是想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奥托南下给了他们最好的理由，让他们把防卫自己的领地放在了首位。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响应腓特烈的命令归还城寨。

第二，尽管实现国王直接统治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腓特烈一无钱二无兵的状态一直没有改变。妻子带来当嫁妆的500名骑士由于水土不服，任务繁重，不少人染上疾病，大部分已经死亡。

然而，不接受或拖延接受德意志的请求也有相当大的弊端。

第一，奥托尽管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又遭到了诸侯们的反对，处于守势，但他很年轻，才30岁。如果腓特烈推迟前往德意志，奥托极有可能在此期间挽回颓势。

第二，腓特烈在自己立足未稳的情况下能否毅然前往德意志是个问题。不过，在西西里王国恢复国王的直接统治，必然导致与既得利益阶级的激烈冲突。这项艰难事业何时才能实现尚难预料。

17岁的腓特烈做出了决定。他也许不想先立稳脚跟，再迈出脚步，而是考虑先迈出脚步，成功后再回头解决脚跟的问题。17岁的年轻人决定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开始他的冒险之行。不过，在出发前他要先做好一些事情。

教皇英诺森三世

17岁的腓特烈想展翅高飞了。在这个时期，下面四个人是他无法忽视的。

萨克森公爵奥托 30岁

教皇英诺森 52岁

英国国王约翰[1]45岁

法兰西王腓力 47岁

教皇英诺森开除了奥托的教籍，所以奥托是教皇的敌人。奥托与他的伯父英王约翰有着同盟关系。约翰与法兰西王腓力因英王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问题一直处于敌对关系之中。法兰西王领土的东侧即与腓特烈在德意志西南部的地盘接壤。因此在逻辑上，执意要把英国势力驱逐出去的法兰西王与开除同英王结盟的奥托教籍的教皇有着一致的利害关系，他们是“伙伴”。

腓特烈此行德意志的目的在于夯实德意志诸侯送给他的帝位。为此，恢复掌握霍亨斯陶芬家族广布在德意志西南部的领土便不可或缺。他需要与紧邻西边的法兰西搞好关系。教皇已经表示换马，用腓特烈取代奥托。17岁的腓特烈决定优先考虑进一步巩固教皇对自己的支持。

不过腓特烈懂得，同一个君主统治位于北方的德意志和位于南方的西西里王国，这可是历代罗马教皇的梦魇。教皇为避免这种情况无所不用其极。如今，自己身为西西里国王，却准备接受德意志诸侯的邀请前去落实帝位。腓特烈只有做好一件事，才能让罗马教皇消除疑虑，进一步巩固教皇对自己的支持。

接见德意志来使两个月以后，在巴勒莫的主教堂，父亲腓特烈和母亲康斯坦丝出席了他们刚满一岁、名字用德语念作亨利的嫡子恩里克登基成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仪式。这样在形式上，皇帝和国王就分别由两人担任了。腓特烈任命妻子康斯坦丝摄政，代一岁的国王统治国家，并安排好了辅佐她的政府阵容。儿子的登基典礼是这一系列事前准备工作的最后仪式。登基典礼两个星期以后，腓特烈登上了北上之船。

这是一次一无所有的旅程，尽管是去接受帝位，他的随员还是少得惊人。算上德意志来的使节，再加上大主教贝拉尔德，总共才有七人。另外还有两人随行，但他们的工作包揽了秘书、书记员等一应杂事，不能算作随员。我本来认为无论如何腓特烈会带上卫兵，但当时的所有记录都未提及此事，怕是卫兵人数少得不值一记。

而且，载着腓特烈北上的也不是自家的船只。这一时期，西西里王国连商船队都还没有，遑论海军。他们只能乘坐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的船。

这时的热那亚与同属海洋城邦国家的比萨处于战争状态。热那亚船的船长知道搭载的是腓特烈及其一行，却说不能到腓特烈所希望去的罗马。船长让他们在加埃塔的港口下船，请他们从那里再由陆路去罗马。船长说，从罗马近海到比萨之间的海域的制海权掌握在比萨海军手里，热那亚船无法保证乘客的安全。

就这样，腓特烈半道在加埃塔下了船。所幸加埃塔居民对西西里王国抱有善意，腓特烈一行得以乘坐他们提供的船只来到罗马的外港奥斯蒂亚，从而避开了强盗出没的陆路。4月，在离开西西里两个星期之后，腓特烈一行来到罗马。尽管年轻的腓特烈只带区区数人进城，罗马民众还是用欢呼声迎接了他。

复活节当天，腓特烈实现了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第一次会晤。14年前腓特烈的母亲去世时，教皇就成了他的监护人。这是52岁的教皇第一次见到自己代行父母职责的孤儿长大后的样子。

双方印象似乎非常好。腓特烈有才华，能使每个见他的人瞬间倾倒。教皇英诺森三世虽是中世纪的权力象征，却对能看见时代未来的年轻人格外敏感。

正是这位英诺森教皇，两年前承认了28岁的方济各所领导的修道会。阿西西的方济各鼓吹爱与贫，与当时的基督教会背道而驰。如果被罗马教皇断定为反天主教者，方济各和追随他的年轻人或许会被判处火刑。然而，当时基督教会的最高地位者却正式承认了这个年轻人的团体。这也强有力地推动了圣方济各修道会以后的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西的方济各和皇帝腓特烈二世都是生于中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却都因得到了感觉像是代表了中世纪的这位教皇的认可而抓住了腾飞的机会。这事非常有趣。

更有意思的是，英诺森给予17岁腓特烈的援助和他给予方济各的一样，也是年轻人眼下最需要的。教皇给予腓特烈的支持是把自己对腓特烈的强烈支持写成公文发给各国君主和各地大主教，并在金钱上给了一无所有的17岁的腓特烈最难得的援助。

教皇不但为腓特烈提供了他们在罗马期间的费用，还提供了他们离开罗马直到进入德意志以前所需要的所有盘缠。不过，教廷似乎把给钱援助与收回借款分得很清，要求腓特烈支付他到成年为止10年期间的监护费。这笔费用高达318公斤黄金，腓特烈用自己国内的一块领地丰迪做交换，了结了此事。这是腓特烈第一次遇到人生重大的胜败关头，但他用谈判还款的方式避免了行动受阻。

即使这样，教皇英诺森三世对17岁的腓特烈也算是照顾有加了。教皇同意搭载腓特烈的热那亚船悬挂教皇旗帜从罗马航行到意大利北方。这就使与热那亚水火不容的比萨下不了手，使腓特烈得以在比萨的领海内安全航行，并抵达热那亚港登陆。

从热那亚只有陆路去德意志。途中的障碍不在阿尔卑斯山，而在阿尔卑斯山南面的意大利北方。障碍也并不是盗贼团伙之流，而是散布在意大利北方、打着“commune”即自治体旗号的各个城邦。

前往德意志

“comune”原本只是地方自治体的意思。法兰西人引进了这个词，读作“commune”。之所以这个词到了中世纪变成了“自治城邦”的意思，是因为地方自治体规模的城镇也都打出了“居民自治”旗号的缘故。他们对自治有着旺盛的热情，但他们的真实意图却在于不愿意受任何人的制约，尤其在纳税多寡方面拒绝任何人发号施令。而在法律上，可以对这些事情发号施令的人是拥有意大利北方统治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于是，意大利北方各城邦都成了反皇帝派。

这些反皇帝派成为教皇派，并不是因为这些城邦中以经济人为主体的居民有着多么笃深的信仰。相反，因为是经济人，他们属于信仰不深的一类人。他们拥护教皇派，个中原因是由于罗马教皇讨厌皇帝在意大利北方确立自己的势力，而不惜在背地里支持他们。而且，教廷不是经纪人的聚集地，没有能力对经济说三道四。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自称教皇派并不吃亏。

这些意大利北方的城邦有一个总称叫“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仅代表性城邦就能列出以下这些：

米兰、克雷莫纳、帕尔玛、博洛尼亚、费拉拉、维罗纳、布雷西亚。

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是海洋城邦国家，主要和海外通商，与正在靠手工业和金融业发展经济的“伦巴第同盟”各城邦不能相提并论，自治城邦也不把它们视为同类。

如果这些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总是团结和步调一致倒也挺好。如果只有一个指挥系统，对话也只跟一个人进行，相向而行的路也还是可以开通的。然而，“伦巴第同盟”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比萨和热那亚虽然位置靠近，却处在激烈的竞争之中。热那亚与威尼斯也总处于对抗之中。与此类似，米兰与克雷莫纳总是交恶，克雷莫纳与博洛尼亚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好过。在意大利中部，佛罗伦萨视附近的阿雷佐为眼中钉，阿雷佐则与佛罗伦萨附近的锡耶纳结好。

自称教皇派的城邦总是教皇派，而皇帝派的城邦却未必总是皇帝派。这就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即使在同一个自治城邦即同一个城市之内也要分出敌友，相互伺机打击对方，这同莎士比亚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描述一模一样。罗密欧所属的蒙太古家族是皇帝派，而朱丽叶所属的凯普莱特家族属于教皇派，这一点千真万确。结果，如果蒙太古家族掌权统治，维罗纳就是皇帝派；相反，如果凯普莱特家族掌权，维罗纳就会变为教皇派。

人们无法用确切的形状在地图上表示出这个地方的皇帝派和教皇派，其原因就在于此。可是，不穿过这片意大利北方的土地就去不了德意志。腓特烈那年只是途径意大利北方的这片土地，然而就连单纯的通过也不容易，其中原因也在于此。他得挑那些铁杆儿皇帝派的城邦走。

米兰是一贯的反皇帝派，是自认和公认的“伦巴第同盟”领袖。米兰过去曾被外号“红胡子”的腓特烈一世皇帝打得落花流水，还不得不忍受“红胡子”的儿子亨利与诺曼王朝继承人康斯坦丝在米兰主教堂举行婚礼。这让米兰对这次失败刻骨铭心。米兰人对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怨念颇深。腓特烈是“红胡子”的孙子，亨利的儿子。因而，腓特烈要在1212年横穿意大利北方也并非易事。

从热那亚前往德意志最近的路是北去，取道米兰，渡过米兰北部的科莫湖，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但是，腓特烈不能走这条路。他和人数不多的几个随员先从热那亚去了帕维亚。这时期的帕维亚还是皇帝派，他们在那里受到了热烈欢迎。然后，他们躲着北面的米兰取道向东，前往的确属于皇帝派的克雷莫纳。他们一路小心翼翼，不让米兰发觉。米兰一直在追踪从热那亚登陆的腓特烈一行的动向。腓特烈一行在远离米兰也远离克雷莫纳的地方遭到了一伙武装人员的袭击。

阿尔卑斯山脉及意大利北方周边

腓特烈一行加上他才10个人。大家快马加鞭，一溜烟儿逃脱了。米兰方面安排在这里袭击腓特烈，是想绑架这个年轻人及其一行。一旦他们进了克雷莫纳就绑架不成了。不过要去克雷莫纳，必须渡过波河的一条支流兰布罗河。

兰布罗河横在了一路逃来的腓特烈面前。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船，这反映出了米兰和克雷莫纳之间的关系。17岁的腓特烈骑着马就下了河。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以及其他人也都跟着下了河。幸亏是夏季，水量较少，只有马和骑马人的上半身露在水面上。他们成功地甩掉了追击。

腓特烈及其一行全身透湿地行进在去往克雷莫纳的路上，没多久就和克雷莫纳方向过来的一队士兵相遇。米兰在追踪年轻皇帝的行踪，克雷莫纳也在追踪。得知腓特烈靠近的消息后，克雷莫纳方面立即派出了警卫队，遇上了刚渡过兰布罗河的腓特烈。两天后，腓特烈在克雷莫纳受到了全城居民的热烈欢迎。

离开克雷莫纳以后，他们途径曼托瓦、维罗纳，到达了特伦托，途中没有遇到障碍，一路安全。因为一路上挑选的都是皇帝派的城邦。他们一行从特伦托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只要越过头顶上的布伦纳山口，便到了德意志。然而，在特伦托期间，腓特烈接到报告，说德意志境内的教皇派在布伦纳山口设下了埋伏。

在这里，他们再次开始了躲避的行程。腓特烈没有走古罗马时代留下的翻越布伦纳山口的大路，而是绕了个大圈子，像走私者，或是像21世纪的非法入境者一样，沿着森林里的羊肠小道前行，爬过了阿尔卑斯山脉。这事发生在8月份，连学者们也称此次旅行是“大胆无比的冒险之旅”。但17岁的腓特烈完成了这次旅行，或许他并未感到多少辛苦。他们离开西西里后已经过去了6个月。

“普利亚少年”[2]

追溯到800年前，腓特烈领国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出产一种葡萄酒，名字叫“Puer Apriae”。与法兰西波尔多产的高级酒相比，这种红酒只能算是本地酒。这种酒丰润而浓烈，喝惯了莫泽尔白葡萄酒的人甚至担心喝了它会脚下踩棉花。

800年前的德意志人说起普利亚就是指意大利南方。生于斯、长于斯的腓特烈虽然身上流淌着德意志人的血，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普利亚少年”。

在此以前，萨克森公爵奥托并没有把腓特烈的存在当回事。但是，这位奥托不得不睁开眼睛了。他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正因为如此，他对年轻的对手来到德意志不得不紧张起来。奥托得知在布伦纳山口的阻击失败后，认为腓特烈首先会去康斯坦茨，便决定先赶到康斯坦茨，亲自在那里堵住腓特烈。

然而，17岁的少年快了他一步。只差两小时，奥托迟了一步，只能在城外看着腓特烈早一步进城。“普利亚少年”让人在奥托面前关上了城门，把是使用武力攻城还是撤退的问题摆到了奥托的面前。奥托只能撤退。

腓特烈似乎没有考虑过要在康斯坦茨恢复冒险旅程的疲劳，过几天眺望眼前美丽湖景的日子。踏上德意志的土地后，情况在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但还不允许他坐等诸侯来访。为了落实这些诸侯对他的支持，腓特烈必须主动去找他们。他去巴塞尔，也是为了落实领有莱茵河上游的诸侯们的支持。

这个“策略”成功了。“普利亚少年”的品位和举止与继承皇统的年轻人的身份十分相称，迷倒了德意志的实力人物。他们再次想起了，眼前这位17岁少年是22年前在十字军远征中死于东方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嫡孙。对德意志人来说，他们想起这位以爱称“红胡子”为人所尊敬的皇帝就感到骄傲，他是最有魅力的皇帝。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这时的腓特烈还不具备祖父所具有的力量，他还必须广纳支持者。这时的腓特烈尚无军事背景，这反过来让德意志的实力人物看到，腓特烈是一位纵使没有军事力量也能恢复秩序的领袖。

在这点上，同行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发挥了巨大能量。大主教到处强调罗马教皇对腓特烈的支持和好意，向德意志的实力人物力陈腓特烈的教养之高和对公正统治的愿望。这很自然地就让实力人物们联想到了奥托的粗鲁、高压。且不说表明教养程度的拉丁语，就连德语他都驾驭不了。

此外，尽管腓特烈仍处于缺钱的状态，但遇事他都会表态，给予比收税更重要。这与只管以收税的形式巧取豪夺的奥托正相反。总之，腓特烈非常慷慨地认可了他们一直享受的既得权利。尤其在德意志，封建诸侯也好，大主教也好，都是拥有领地的领主。正因为如此，“普利亚少年”表现出的宽容路线自然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就这样，腓特烈一行在巴塞尔完成了这件重要工作后沿着莱茵河北上了。12月初，他们进入了法兰克福。在这里，腓特烈见到了身为高级神职人员却一贯反对教皇派的大主教西格弗里德。4天以后，在美因茨的主教堂，腓特烈从这位大主教手中接过了皇冠。西格弗里德大主教身穿礼服，一边用庄严洪亮的拉丁语宣布“腓特烈因上帝的恩宠而为皇帝，同时成为西西里王”，一边把皇冠戴在了身着皇帝礼服、双膝跪地的腓特烈头上。

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归到同一个君主手上更大的噩梦了。如果他听到这个消息，怕会当场晕倒。不过，以那个时代信息的传递速度，这个消息从德意志到意大利也得需要一个月时间，在这期间可以拿出使教皇不致晕倒的对策。

对美因茨加冕典礼最早反应的是法兰西王。美因茨到巴黎的距离比到罗马近，消息也传得快。不过，法兰西王最先反应却不只是因为这一个原因。

法兰西王腓力二世

法兰西王腓力二世那时47岁。他15岁就登上了法兰西王位，这时已是一位老到的政治家，有着敏锐的政治感觉。

然而，腓力的军事才能低下，好像与他的政治才能恰成反比。因为这个原因，在才能出众的武将理查当英国国王的时代，法兰西一直是英国的手下败将。不过，号称“狮心王”的理查3年前战死。约翰继承了英国王位。他虽是理查的弟弟，但军事能力还不如这方面一塌糊涂的腓力。

老辣的腓力认为，眼下正是扫除法兰西境内英国势力的大好时机。他的第六感完全正确。但他放心不下的一点是军事能力非凡的奥托跟着约翰。现在，腓特烈争取支持者的工作在德意志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腓力眼里，这正是削弱奥托势力的良机。

腓特烈也希望与法兰西王并肩战斗。法兰西王派长子路易[3]来与腓特烈谈判。通过与路易的谈判，德意志与法兰西建立了同盟。这让腓特烈得以专心对付奥托。

有意思的是，腓力是位现实的政治家，他似乎了解腓特烈缺钱，于是送给他2万马克银币，感觉像是在给同盟伙伴准备金。不过，腓特烈没有把这笔钱用于创建自己的军队，而是用在了收买封建诸侯上。光说空话是得不到他们实实在在支持的。腓特烈这样做还强化了年轻皇帝爱好和平的印象。较之奥托的贪婪，腓特烈的大气被广为传颂。“普利亚少年”虽然只有17岁，却似乎已经懂得了广告宣传的重要性。

决定离开西西里前往德意志的时候，腓特烈的脑子里有三个想法。

第一，路过罗马，落实教皇英诺森三世对他的支持；

第二，遍访因反奥托而皇帝派占据了优势的德意志西南部，落实当地封建诸侯、大主教等实力人物的支持；

第三，与法兰西王结成伙伴关系。法兰西不仅与这里接壤，狮心王理查死后法兰西王正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力量。

从1212年3月中旬到12月中旬，在仅仅9个月的时间里，腓特烈就实现了这三个想法。尽管遇到了诸多障碍，但他还是在自己18岁生日来临之前完成了这些任务。

不过，开辟出来的只是路而已，要更加充分地发挥路的功能，还需要铺好路。这铺路就成了他今后的工作。在这层意义上说，做好铺路工程本身直接与推翻敌人奥托密切相关。

距莱茵河上游最重要城市斯特拉斯堡以北30公里处，有一座德语叫作哈根瑙（Haguenau）的城市。它位于阿尔萨斯北部，17世纪以后成为法国领土，从此地名也按法语念成了“阿格诺”。但这地方在中世纪时代还是德意志领土，是以皇帝的居城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

这个城市离莱茵河大约20公里，莱茵河的一条支流摩泽尔河在它边上流过。城市在一片平原之上，周围环绕着大片森林，丘陵点缀其间，是享受狩猎的最佳之地。这里100年前就已经成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在“红胡子”皇帝时代又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

不过，普通人也把哈根瑙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居城，却是因为腓特烈。他改造了这里，把统治机构全部搬了进来，并让这些机构充分发挥作用。这里成了一座不单纯以狩猎为目的的城市。当然，他从小就非常热衷于狩猎。哈根瑙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可以纵情释放狩猎热情的地方。腓特烈在哈根瑙迎来了18岁生日。

中世纪也是这样的时代，统治者要巡游各地，与当地的权贵和百姓代表见面，在他们面前展示自己，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权。腓特烈喜欢哈根瑙，也把哈根瑙改造得环境舒适，但他却不可以一直住在这里。此后，腓特烈仍然像小时候那样“待不住”，到处巡游，不断召集“dieta”（巡会）。

“Dieta”一词在字典里只有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的议会这一个解释。但与腓特烈在“dieta”上见面的人并不是我们后世所理解的议员，而是当地的封建领主。我们知道，腓特烈18岁以后召集“巡会”的地点还在一点点地逐渐北移。这就是说，腓特烈已经开始采取召开“巡会”的形式，驱逐根据地位于德意志北部萨克森地方的奥托了。

奥托依然主张自己是正式的皇帝，仍旧是腓特烈的头号对手。如果奥托正视自己才31岁的年龄，不急不躁，单靠与腓特烈正面决战一赌胜负，那么对“普利亚少年”来说，问题的解决将会变得遥遥无期。腓特烈一度考虑过派兵进攻奥托的老巢布伦瑞克，但却半途而废。腓特烈还没有一支可以称为军事力量的军队。可是，腓特烈的这个强劲对手开始了自掘坟墓的行动。也是因了未能拒绝自己的伯父、英国国王约翰的缘故，奥托明明知道这样做会把法兰西王推到敌人一方，可他还是与约翰结成了同盟。

《大宪章》

1214年7月，英国国王约翰和德意志皇帝奥托的同盟军，与法兰西王腓力在法兰西北部的布汶（Bouvines，现在比利时境内）对决，打了一场会战，结果法方获胜。这场战斗很少能引起军事专家的兴趣，但却是一场在政治上亦即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会战。

约翰战败后逃回英吉利，法兰西王腓力二世成功地了却夙愿，彻底扫除了诺曼底地区的英国势力。另一个败者奥托也只好逃回了萨克森。他原本想使教皇对他做出的开除教籍的处分事实上无效，这个如意算盘也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相反，与法兰西有着同盟关系的腓特烈虽然没有实际参战，却也成了胜者之一。会战结束后，法兰西王甚至对腓特烈予以了热情的关照，把败走的奥托行李中的皇冠送给了他。腓特烈这才拿到了真正的皇冠。当时，由大主教西格弗里德在美因茨主教堂为腓特烈加冕的皇冠是仿制的代用品，真皇冠还在奥托手中。

这场布汶会战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这场会战是《大宪章》（Magna Charta）诞生的起源。约翰失败后逃回了英吉利，等着他的是英国民众即将爆发的不满情绪。他们一直忍受着以与法兰西王打仗为名而征收的高额税赋，但当他们得知这个结果之后，忍耐的限度也就到了尽头。他们纷纷表示没有必要再为这样的国王尽忠，把拒不服从的事实摆在了约翰面前。总之，本该是臣民的诸侯们已经不再信任国王约翰了。

约翰只好在写明缩小王权、扩大诸侯权力的《大宪章》上签字。要是5年前去世的理查还在王位，可能会把这样的要求付诸一笑，而英国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狮心王理查对法兰西王腓力屡战屡胜，持续巩固了英国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而约翰刚当上国王就一转而为屡战屡败，最终被赶出了诺曼底。约翰逃回来后，最先拒绝继续忠于他的就是在诺曼底拥有领地的封建诸侯。

在历史上，《大宪章》被认为是逼迫统治者承认市民权利的值得纪念的成果，甚至被说成是英国迈向民主的第一步。然而真相却是，英国民众认为，如果一直让能力如此低劣的人坐在头把交椅上，自己的未来将是一片黑暗。《大宪章》便是民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而采取行动的结果。在大宪章的条款中，当时英国民众最为重视的就是写明以后未经诸侯同意，国王不得提高税赋，不得新增税种的那一条。“迈向民主的第一步”始于金钱问题。这就告诉人们，税收竟是如此重要的政治。

理查被尊称为“狮心王”（Lionheart），而他的弟弟约翰却被冠以“失地王”（Lackland）的绰号。如果那个时期坐在英国王位上的不是“失地王”，那么实现“逼迫统治者承认市民权利的值得纪念的成果”也许会更加遥远。

1214年7月27日，布汶战役打响。

1215年6月15日，《大宪章》签字。

1216年10月18日，约翰在失意中去世。

拉丁语词语“Magna Charta”在日本直译成“大宪章”。如果采用拉丁语的长女意大利语的发音，应该念成“マニヤ·カルタ”（日语罗马字发音为Ma-nya Karuta）。但这个拉丁语词在日本是按德语的发音固定下来的，所以这里还是要按德语的发音念成“マガナ·カルタ”（日语罗马字发音为Maguna Karuta）。《大宪章》签署于1215年。当时还有一个人一定会对诸侯的这些要求嗤之以鼻。这个人就是当年已经20岁的腓特烈。他如此年轻，却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皇帝地位的职责。

教皇与皇帝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承认存在两个最高领袖，一个是罗马教皇，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罗马教皇的作用是向信众传达上帝的意旨，是基督教会地位最高的人，因而也是全体基督教徒精神上的领袖。背叛教皇者会被处以开除教籍的处分，这也是因为人们认为背叛教皇即是背叛上帝。所谓“精神上”，在当时就是“宗教上”的意思。

再说皇帝。这里所谓的皇帝跟东方的皇帝不一样，是只存在于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中，皇帝被认为是世俗界地位最高的人。

换句话说，如果说罗马教皇的职责在于让信众在精神乃至宗教方面平安地度过一生，平静地迎来死亡，那么，皇帝的职责就在于努力让这些信众生活在和平之中，生活得没有贫困之苦。授予这两个人的“权力”，前者的称为“神权”，后者的称为“俗权”。

在中世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不论“神权”还是“俗权”，都是上帝只授予地位最高之人的权力。所以，罗马教皇也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好，他们都不能世袭，都需要通过选举选出。

不经身着红衣的枢机主教们投票选举，就不能成为他们中间唯一一个被允许穿白衣的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是这样，不经过被称为“选帝侯”的德意志实力诸侯们的选举，也不能把皇冠戴到头上。

这一点是这两个人同其他王侯最大的不同之处。王权是王子与生俱来的世袭权利，而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地位高于他们，却没有世袭权。

腓特烈能当上西西里王国的国王是因为他行使了母系传下来的世袭权。就这一点而言，法兰西王腓力和英国国王约翰也是一样。不过，要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只凭祖父和父亲都是皇帝是不够的，他需要由选帝侯们选出。

1211年9月已经进行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原因不仅是现任皇帝奥托被教皇开除了教籍，还因为德意志的诸侯们已经厌恶了奥托的恶政，聚集在纽伦堡，选腓特烈为皇帝，取代了奥托。

腓特烈于1212年1月才收到这个消息。这时他才知道只是西西里王国国王的自己，现在已经跟祖父和父亲一样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所以，当时才17岁的腓特烈在启程去德意志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当选皇帝了。不过，这个地位不是无所作为就能保得住的，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巩固。因为奥托还在德意志，他根本不想老老实实地把皇位拱手让给腓特烈。

奥托在布汶战败后大大丧失了影响力，但还不至于像盟友英王约翰那样遭受致命的权力失落。从科隆到北莱茵河下游一带，以及祖上传下来的萨克森地区依然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奥托现在才32岁，很年轻，极有可能卷土重来。

然而，东山再起的才能也许跟年龄没有关系。自从腓特烈进入德意志以后，奥托便一退再退。古代的亚历山大大帝[4]曾经说过，谁握有主动权谁就会在战场上获胜。但不掌握主动权就不能获胜这句话，却不仅仅局限于战场，在外交上也是一样。腓特烈至今没有可以攻打奥托老巢的军事力量。对他而言，眼下只有外交场合是“战场”。

亚琛的誓言

在现代，德国领土的西端非常靠近比利时。从科隆西行70公里左右有一个城市叫亚琛（Aachen）。在中世纪，这个城市用拉丁语称呼，叫作“阿奎斯格拉纳”（Aquisgrana）。它是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徒朝圣地之一，位居耶路撒冷、罗马、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之后。中世纪基督教徒皆知的神圣罗马帝国首任皇帝查理大帝[5]在亚琛去世，他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

1215年，20岁的腓特烈去了亚琛。7月25日，在以查理大帝墓地为中心建起的亚琛主教堂里，已经成为密友的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亲手为腓特烈戴上了真正的皇冠。很多研究家认为，从戴上真皇冠的这一天开始，腓特烈才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亚琛的加冕典礼立即引起了反响。德意志中部的诸侯纷纷抛弃奥托，站到了腓特烈这边。奥托只得节节后退。

腓特烈到亚琛去举行加冕典礼，目的当然是向欧洲的全体基督教徒宣示，只有他才是查理大帝创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正统继承人。不过，这次表演的目的不仅在于激起人们对“遥远过去”的回忆，还在于唤起人们对“最近过去”[6]的记忆。40年前，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也在亚琛举行了加冕典礼。腓特烈一世皇帝死后，德意志人也一直以他而自豪。对20岁的腓特烈二世来说，宣示自己是他的嫡孙，其效果抵得上千军万马。

也许是这个原因，加冕典礼结束后，腓特烈随即在亚琛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祖父“红胡子”死在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途中。父亲亨利登上西西里王位就立即宣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但却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身穿胸缀红色十字的军装远征东方，仍然像是欧洲诸侯的家业一般，皇帝和国王也不例外。

然而，身在亚琛的腓特烈是一个刚把皇冠戴在头上的20岁青年，并非一定要在这时宣誓。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的条件中没有十字军远征这一条，身在罗马的英诺森三世教皇也没有提这样的要求，是腓特烈自己决定并果断地在亚琛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的。

如果知道多年以后腓特烈对十字军远征的想法，后世的研究家们当然都会问：腓特烈为什么要在这时宣誓呢？然而，他们给不出答案，只能凭想象。有一位研究家说，在查理大帝的墓前举行加冕典礼，腓特烈再稳重也该有与其年龄相符的兴奋。他再早熟，毕竟才20岁。然而，腓特烈还是一个对民众的想法很敏感的君主。

腓特烈在为举行加冕典礼北去亚琛途中的某地，大概跟与他反向南去的一群少男少女擦肩而过。这一时期，先在法兰西，接着在德意志发生了十字军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少年十字军”[7]事件。在德意志，居住在以科隆为中心的莱茵河沿岸的少男少女们，正在一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少年率领下奔赴热那亚。

这次在十字军史上被称为“少年十字军”的事件是少男少女们自发的行动。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乘船去东方，就以悲惨的结果告终。当然，这一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众的想法。

1099年，靠着第一次十字军远征，长期遭受伊斯兰教徒统治的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这一壮举被基督教徒称为从异教徒伊斯兰统治下的“解放”。

但是，在88年后的1187年，伊斯兰方面在萨拉丁[8]的统率下成功反击，耶路撒冷又回到了伊斯兰教徒手中。但基督教徒并没有因此中断朝圣。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重要的朝圣地，无人对此存有异议。萨拉丁是一位现实的统治者，他没有破坏矗立在耶稣基督墓上的圣墓教堂，把它妥善保留下来，并像以前一样认可基督教徒朝圣。不过，朝圣必须得到伊斯兰教徒的许可，并支付参拜费。

然而，十字军运动正是因为不能忍受这种朝拜的条件而兴起的。欧洲世界因圣城耶路撒冷再度落入异教徒之手而愤怒。他们为夺回圣城派去了第三次远征的十字军。在伊斯兰世界之雄萨拉丁与基督教世界之雄狮心王理查之间，被称为“花一般第三次”的壮烈战斗反复进行，但十字军最终没能夺回圣城。

此后，欧洲又以法兰西封建诸侯为主，派出了第四次远征的十字军，但他们并没有去巴勒斯坦，只是攻陷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随后解散。

再后来，诸侯和国王们都不再关心解放圣城。法兰西王腓力和英国国王约翰只热衷于在欧洲争夺领土。这期间，基督教徒的圣城耶路撒冷一直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到1215年腓特烈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为止，这种状态持续了28年而毫无改观。

诸侯不管，国王不顾。民众对这样的现状感到不满和愤怒，“少年十字军”便成为他们的代言人。正因为他们是莽撞的少男少女，这些不满和愤怒才得以爆发出来。

不论怎样早熟，腓特烈毕竟才20岁。他的大叔父康拉德[9]参加过第二次十字军远征，祖父“红胡子”也参加过第三次十字军远征。他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也许正是由此而生的炽热念头让这位20岁的皇帝宣誓进行十字军远征。其时他心里可能在想，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实现远征，这些都可以日后再定。他的一贯做法是先放出风去，到要真做的时候再现实地推进。

他的这一系列行动也是在向远在罗马的教皇发出远程信息。

拉特兰公会议[10]

我想，教皇英诺森三世应该是正确理解了从德意志发来的这个信息。他决定召开中世纪最大规模的拉特兰公会议。

腓特烈于1215年7月25日在亚琛举行加冕典礼。

教皇于同年11月2日召开拉特兰公会议。

腓特烈得知公会议召开的消息后立即采取措施，任命教皇的亲弟弟做了位于自己领国内的索拉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领主。现任教皇的弟弟是家中三子，似乎尚未自立，这样一来，他便成了拥有自己领地的出色领主了。

当时的罗马教皇还不住在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古罗马时代的城中心位于台伯河东岸一带。到了古代末期，才在城中心南面建起了拉特兰圣乔瓦尼大教堂，建设时间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早。所以，历代罗马教皇都把建在圣乔瓦尼教堂边上的拉特兰宫作为自己的日常居所。1215年11月召开的公会议史称“拉特兰公会议”，就是因为会议的会场设在圣乔瓦尼大教堂和旁边教皇公邸的缘故。

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出过“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豪言壮语。因为1215年的拉特兰公会议由他召集，会议开得奢华而庄严，正如编年史作家所评论的那样，是中世纪最大规模的公会议。神职人员的代表络绎不绝地汇集到罗马，不仅来自信奉天主的欧洲，也来自希腊正教徒居住的国家，还有来自地处伊斯兰世界却存在至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十字军国家。到会的有71位大主教、400位主教和800人以上的修道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据说在全体参会人员中，仅在会场为其准备座席的人数就达到2300人。罗马一定挤满了这些神职人员和与他们有关的人。

虽是教皇召集的公会议，但与会者并不限于神职界人士，法兰西、英国和西班牙的国王都派出代理前来参加会议。这些“代理”的任务是做“院外活动”，把公会议要做的决定引向对本国国王有利的方向。腓特烈这年派去参加拉特兰公会议的是已经成为他头号心腹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

在21世纪的今天，罗马教皇也会召集公会议。但召开公会议的理由是调整基督教会内部的各种想法，确定基督教会今后的发展方向。那么，在1215年的拉特兰公会议上又决定了些什么呢？

这次会议的决议事项多达71项，其中第一个重要事项是决定了要对异端者采取比以前更为坚决的处置。

“异教徒”指的是信奉基督教以外其他宗教的人。而“异端者”则是指基督教徒中被判为信仰方式违反教会规定的那些人。当时，法兰西南部有清洁派（即卡特里派）[11]，而韦尔多教派（亦称里昂穷人派）[12]的信徒居住在意大利北部。在教皇英诺森三世看来，他们这些异端对罗马天主教会而言就是反体制派。

实际上在7年以前，教廷就组织了十字军，动用军事力量剿灭同为基督教徒的异端者，把法兰西南部化为了战场。这就是史上称为“阿尔比十字军”的运动。拉特兰公会议的异端弹劾决议是天主教会的正式檄文，宣布今后将把阿尔比十字军运动继续进行下去。正是因为英诺森三世强制推行这个运动，但却没有一人一地提出异议，他才被认为是最大限度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会权威和权力的教皇。

拉特兰公会议的第二项重要决议是再次形成决议，把已经被开除教籍的奥托再次开除出教。同时，在基督教会最正式的场合公会议上承认腓特烈就任皇帝。英诺森三世3年前在罗马会见过腓特烈，还向腓特烈提供了资金援助，把他送到了德意志。这次，英诺森三世正式认可了这3年来腓特烈所取得的成果。奥托已经不可能卷土重来，他于3年后去世，死时只有36岁。

邂逅赫尔曼

就这样，腓特烈得到了他希望在德意志得到的一切。腓特烈除了派巴勒莫大主教去参加这次公会议以外，还派去了另外一个人。

这人名叫赫尔曼·冯·萨尔察（Herman von Salza）。这个名字显示他出身于德意志贵族。他这年35岁，比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小两岁，比腓特烈大15岁，是只有德意志贵族才有资格入团的条顿骑士团[13]的团长。

赫尔曼把一生献给了腓特烈，比贝拉尔德有过之而无不及。腓特烈知道自己有时行事会玩些鬼点子，但处在自己这样的位置上又绝对无法采取行动，而赫尔曼自打辅佐了腓特烈以后，就成了一位娴于外交的人，可以去将腓特烈的想法付诸实践，令人不由得佩服竟有这样的德意志人。有时教皇生腓特烈的气了，腓特烈就派赫尔曼去见教皇。他巧舌如簧，说皇帝是这样说过，但本意却不是这样，直说的罗马教皇怒火平息。条顿宗教骑士团是为保护圣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而设立的，赫尔曼是这个骑士团的头儿。这也是一张与教皇搞外交的有效“名片”。

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两人是腓特烈得力的“外务大臣”，这也是研究家们的一致见解。年轻的君主不爱妥协，自尊心强，而这两个人帮助了他规避无谓冲突，实现自己的意向。腓特烈身上流着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血，他的两位“外务大臣”也恰好是一位意大利人和一位德意志人。

在这个时期，腓特烈二世皇帝已经得到了两个比他年长15岁以上的绝好帮手。一个不满20岁的人是怎样做到这点的呢？这两个人跟着腓特烈没有任何好处，相反是吃亏的。但这两人却一辈子都站在了腓特烈一边。也许，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一样，都在“普利亚少年”身上找到了与自己梦想相同，因而生存价值相同的伙伴。贝拉尔德是这样，而赫尔曼的舍命相助则完全超越了自己所属骑士团的利益范围。人们甚至感到，条顿骑士团的最大目的是实现腓特烈之所想，自身反倒是第二位的。

这两个人如此献身，除了他们与腓特烈同有一个梦想即理想外，也许还在于腓特烈对他们的“使用”。

腓特烈对这两位年长者做到了彻底放手。这是一种彻底的信赖，彻底的放手。这甚至让我浮想，莫非基于彻底信任的彻底放手对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愉悦，尤其对拥有理想、一直冷静洞察现实、出类拔萃的男子汉来说更是如此？

这样的助手也会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提供者。不满20岁的腓特烈似乎已经懂得收集准确客观情报的必要性，同时也知道用好情报是极其重要之事。

教皇英诺森三世行使着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权威和权力，他甚至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要从太阳那里才能得到光辉”。宣示这一切的拉特兰公会议成功后，教皇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他这年56岁，38岁即位教皇以来已经过去了18个年头。

中世纪时，体力充沛的人也难耐罗马的夏天，这里不光气温高，还不卫生。上水道和下水道在古代曾经充分发挥过作用。可是到了中世纪，连维护保养机构都没有了，卫生状况已极度恶化。

而且中世纪的基督教轻视，应该是蔑视保持身体清洁的观念。他们认为，沐浴是使人忘记信仰的古罗马人的恶癖。结果，就连在教皇的居住地因而也该是全体基督教世界首都的罗马，夏天也成了瘟疫流行的同义词。

在罗马，就算住在拉特兰宫里也不安全。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整个教廷每年夏季都要去避暑地，这已经成为惯例，目的在于躲避瘟疫。1216年夏天，英诺森三世教皇避暑的地方是意大利中部的山城佩鲁贾。教皇在这里收到了腓特烈从德意志寄来的一封信。

腓特烈在给教皇的信中写了这样几件事。罗马加冕后，自己一直遵守着以前和教皇的约定，由儿子亨利担任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对罗马教皇来说，没有比德意志和意大利由同一君主统治，从而可以夹击教皇居住地罗马更大的噩梦了。21岁的腓特烈向56岁的教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即使在罗马教皇为自己举行了加冕典礼以后，亦即自己无可辩驳地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后，自己作为皇帝也没有兼任过西西里国王。这是教皇英诺森三世自从为4岁就成为孤儿的腓特烈做监护人时起就一直担心的事情。许是收到21岁年轻人寄来的“保证”放下了这颗心，两个星期后，56岁的教皇去世了。

教皇洪诺留三世[14]

教廷全体人员这时正在佩鲁贾避暑。在那个时代，有权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只有十多人，这些人也都在佩鲁贾。前教皇去世两天后，他们便选出了下任教皇。新教皇出身于罗马的豪族萨维利家族，当选教皇后的名字为洪诺留三世。他已是88岁的老人，以为人稳重著称。新教皇对教义争论完全没有兴趣，与前教皇的类型正相反。不过，他是自己志愿进入神职界的，信仰笃深，只希望死前看到两件事。第一是消灭异端派，这正在法兰西南部进行中。第二是圣城耶路撒冷再度回到基督教徒手中。在这方面，国王和诸侯们不顾“少年十字军”反映出的民众的不满，根本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毫无疑问，腓特烈一定充分获得了新即位教皇洪诺留的有关信息。他使用了前教皇英诺森在任时他从未尝试过的办法去面对洪诺留。换句话说，他不再客客气气了。

腓特烈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了西西里。

正式的理由是把他4年前来德意志时留在西西里的妻子康斯坦丝和5岁的儿子亨利接到身边来。不过，为这个理由派去两个心腹中的心腹，这也太夸张了。如果罗马教廷的情报收集能力不像为人稳重的现任教皇这么稳健，教廷里的警报器单为这一件事就应该闪亮起来。

人们认为时年37岁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是腓特烈的第一心腹，35岁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是第二心腹，但这只是因为这两人结识腓特烈的时间，前者早而后者晚几年。对当时21岁的腓特烈而言，这两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不能以第一第二来划分的。按日本流传的说法“右近之橘，左近之樱”[15]去看待方才恰当。

这两人都比腓特烈年长15岁以上，都是神职界人士。前者是大主教，自然属于神职界，而后者也位居宗教骑士团团长。宗教骑士团已经有先起步的“医院骑士团”[16]和“圣殿骑士团”[17]。“条顿（德意志）骑士团”也和它们一样，一旦加入骑士团，任何人都要抛弃所有俗界的地位和头衔，没有什么公爵、伯爵，全都是“修道士”。他们与关在修道院里，整天祈祷和劳动的修道僧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手执长剑，保护去朝圣的基督教徒。他们虽然武装了起来，但还是修道僧的身份，被禁止拥有妻小。

腓特烈用好了这两个人。他不仅任命他们担任特命全权大使，还让他们担任外交以及外交以外其他领域的顾问，在真正意义上把他们作为重臣。他们活跃的领域涉及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应对罗马教皇方面，或许是因为这两人都是神职界人士的缘故吧。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见识之高、教养之深，即使在精英云集的教廷也受到尊敬。条顿骑士团团长在巴勒斯坦同异教徒作战，奋不顾身地保护朝圣者，教廷里谁都得礼让三分。

贝拉尔德是意大利人，赫尔曼是德意志人，而腓特烈的领国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腓特烈有8年时间不在意大利南方，但西西里王国却国泰民安。而在这8年间，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不知多少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奔波于德意志和南意大利之间，功劳之大，有目共睹。

如果对手是德意志人，赫尔曼就会发挥威力。德意志的封建诸侯一直把和自己同属一个阶级却投身宗教骑士团的赫尔曼·冯·萨尔察视为德意志骑士的一面镜子。这样，贝拉尔德负责意大利南方，而德意志就由赫尔曼负责了。

这次，腓特烈把这样两个人同时派去了西西里。这不可能只是命令他们去做接家人的旅行随从。以性格迥异于前教皇的新教皇登基为契机，腓特烈迈出了他国际政治活动的第一步。

奸猾的25岁

1216年的深秋，皇后康斯坦丝和5岁的儿子——西西里王亨利——一行来到德意志。他们华丽的派头立即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传遍了整个德意志。这不单是因为豪华，还因为他们是带着“右近之橘，左近之樱”来到德意志的。如果只是向民众做宣传，豪华就足够了，但腓特烈的工作对象是封建诸侯。而这个时期，腓特烈还没有足以让诸侯服从的军事力量。

这一家人在纽伦堡实现了4年以来的第一次“家庭团聚”。腓特烈已经把这座城市定为召集所有德意志诸侯参加“巡会”的地点。“巡会”完全不是后代的议会，而是统治者召集手下诸侯，向他们传达自己想要决定的事情，征得他们赞同的会议。1216年冬纽伦堡“巡会”决定，把5岁的亨利封为施瓦本公爵。

亨利已经是“西西里国王”（Rex Sicilie）了。这样一来，他等于又兼任了“施瓦本公爵”（Dux Svevie）。

施瓦本公爵领地东邻拜仁，历史上也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领地。在现代，这一带地处瑞士、法国和德国三国接壤之地，主要城市有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和康斯坦茨。也许是因为多瑙河和莱茵河的发源地集中于此的缘故，这里可谓是森林与湖泊之乡，既有以霍亨斯陶芬命名的城市，又有腓特烈在德意志的居城哈根瑙（法语念作阿格诺）。虽然还是个5岁的幼儿，只要他身上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血统，即使成了领主，谁也无法抱怨，因为这不过是行使世袭权而已。腓特烈在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政治谋略，问题只是以后如何推进。

纽伦堡“巡会”之后，在必须签上儿子名字的所有公文文件上，腓特烈都让人写上“西西里国王”和“施瓦本公爵”，但后来却渐渐不再写“西西里国王”了。如果罗马教廷没有疏于监视腓特烈的言行，他们应该会将此视为这个刚满22岁的年轻人正在逐步把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合二为一的“西西里王国”夺回到自己手中的征兆。

不管怎么说，教廷领土所在的意大利中部受到南北夹攻是罗马教皇的噩梦。如果以德意志为根据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又是西西里的国王，那么，这个噩梦就有变为现实之虞。所以，前教皇英诺森有事没事就让腓特烈发誓不造成这样的事态。

神圣罗马帝国

不管对罗马教皇而言这是否是个噩梦，腓特烈一开始就没有放弃“西西里王国”的想法。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腓特烈的领土横跨阿尔卑斯山脉南北两侧。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他的领土北侧，也就是德国、瑞士和法国的东南部，显然在地理上地域辽阔，经济强大。然而在800年前的13世纪，位于南侧的意大利半岛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格外富足。而且，从衡量富裕程度的指标之一人口密度来看，阿尔卑斯山脉的南侧也绝对高于北侧。另外，西西里还是腓特烈度过童年时期的地方。放下这段怀乡情感不说，中世纪的意大利南方也是“柠檬花开的南国”[18]，不会不激起阿尔卑斯山北面君侯们的欲望。在柠檬的芬芳里长大的腓特烈，不会没有对南国的甜美回忆。

但是，腓特烈发过誓，不会同时领有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侧。所以，一旦他违背了自己与前任教皇立下的誓言，现任教皇洪诺留三世是可以谴责他的。但这位88岁的教皇心里只想着要在有生之年实现十字军远征。

当然，教皇也把压力加到了腓特烈身上，命他率领十字军远征东方。教皇的理由是，你不是在亚琛查理大帝墓前向十字架起过誓吗？在那个时代，“向十字架起誓”和“同十字军远征”是同义词。

然而，腓特烈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22岁的腓特烈没有简单地用语言搪塞躲避来自88岁教皇的压力，相反，他选择了利用这个压力的办法。下面我用编年史的写法罗列腓特烈的做法。腓特烈早在1216年就已开始实施他的策略了。

1216年7月，教皇英诺森三世去世后，洪诺留三世当选为新教皇。腓特烈立即去信祝贺。洪诺留在复信中写道，如果腓特烈有率领十字军远征的计划，教皇将予以全面支持。

不过在这个阶段，这种要求对腓特烈还没有形成压力。尽管前皇帝奥托已经被赶回自己的老巢萨克森地区，但他才34岁，仍在苟延残喘。即使教皇也不能要求腓特烈放着这个对手不管而去东方。

当时，教皇洪诺留对由教廷主导派遣十字军仍存自信。上一回第四次远征的十字军虽然网罗了法兰西的封建诸侯，但被威尼斯共和国所利用，结果占领了同为基督教徒的希腊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首都。罗马教皇不满意这个事实。这次，教皇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自己主导并组织的十字军派到东方，去打击伊斯兰势力。

这为腓特烈赢得了短暂的时间，但由神职者主导的军事行动很难有什么像样的结果。我在《十字军的故事》一书第三册第三章《罗马教廷与第五次十字军》中对此做了详细的叙述。在“没有像样结果”被证明之后，教皇要求腓特烈进行十字军远征便转变成为“压力”。恰在此时，奥托在失意中自然死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让腓特烈失去了一个转移教皇压力的理由。

时间已接近1218年底。这时已经清楚知道第五次远征的十字军在埃及的达米埃塔登陆，开始了苦战。正在法兰克福逗留的腓特烈收到了罗马教皇写来的信。信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想要正式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率领十字军去埃及吧。

腓特烈写了回信，让我们归纳一下信的内容。

他在信中写道，要想远征，准备工作要做到来年1219年的3月才能结束，6月方可出发远征，但客观情况不允许这样做。他接着写道，自己还没有在罗马加冕皇帝，没有足够的力量率领自己的军队，缺少手下诸侯们的参加。一句话，腓特烈是在敷衍躲避，年长腓特烈60多岁的洪诺留不知不觉地上了圈套。

老教皇沉默了。这回轮到腓特烈给洪诺留写信了。腓特烈在信中说，原先所说1219年6月的远征要延期到9月底，愿教皇同意，原因是需要说服诸侯。这样一来，教皇也只能同意。

同样是说服，可腓特烈没有把时间用于说服诸侯进行十字军远征，而是用在了说服他们同意让自己年纪尚幼的儿子亨利做德意志国王。

腓特烈这个时期在给教皇的信中用了“说服”一词。但如果想逼近真实，用辞典意义为“拥入怀中使其驯服”的“怀柔”一词则更为合适。

到了德意志后，腓特烈了解了不同于西西里王国的德意志的社会结构。他已懂得，从当时情况来看，德意志——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帝国领土全境，在这个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社会里，所谓“封建诸侯”实际上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以封建诸侯的名义继承并统治某位祖先凭实力获得的领土的那些人。历史上称这些人为“世俗君主”。

第二种是历史上称为“神职君主”的那些人。他们原来是被任命为大主教来统治某个教区的，但后来他们在那里盘踞下来成为领主，实际上与世俗君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话虽如此，在这些大主教的上司罗马教皇的眼中看来，他们现在像领主一样弄来的领地归根结底还是“教区”，统治这里的人就是“神职人员”。所以，同“世俗君主”相比，很难说这些“神职君主”的地位在法律上是很稳固的。

“世俗君主”自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时代以来一直就是“皇帝派”，腓特烈没有施展什么特别的策略便成功地巩固了他们对自己的支持。然而，“神职君主”出于神职人员的立场理所当然的是“教皇派”。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腓特烈就无法在德意志社会中确立自己的权力。

于是，腓特烈制定了法律来消除“神职君主”的不安。

这项法律的拉丁语原题是“privilegium in favorem principum ecclesiasticorum”。原题很坦率，赤裸裸地告诉人们这是一部“神职君主优待”法。也就是说，腓特烈采取承认既得权力的办法保证了“神职君主”享有与“世俗君主”同等的权力。

对腓特烈来说，这部法律产生于需求。但由于这部法律的制定，德意志迈出了走向联邦制的第一步。也许腓特烈认为，阿尔卑斯山北侧与意大利南方不一样，更适合使用地方分权制度这样和缓的统治方法。不知为什么，现代的德国也是联邦制国家。

1220年4月，响应腓特烈的邀请，可以用“封建诸侯”这个词来概括的“世俗君主”和“神职君主”们统统来到了法兰克福。这群人按照腓特烈的要求，一致选举他的儿子亨利为德意志国王。这一幕从头至尾都没有通知身在罗马的教皇。

教皇洪诺留得到消息后立即写信质问。腓特烈回信答复道，一旦十字军出发远征就无法保证一定生还，既然如此，事先确定好把留下的领国交给谁去统治便是统治者的责任。对此，教皇只能再次沉默。

只有25岁的腓特烈竟有如此点子，不能不让人佩服。1220年4月的法兰克福决议对腓特烈的计划来说是一个重大节点。

第一，他让不满9岁的儿子进入了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等待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坐上了“候补席”。

第二，他用让儿子亨利成为接班人的形式使罗马教皇承认了由同一位君主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事实。

如此一来，他与前教皇英诺森的誓约，即不让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归同一君主所领有的誓约，便成了一张废纸。

当然，教皇洪诺留并非以接受来承认此事的。教皇满脑子充斥着要派腓特烈率领十字军远征的想法。沉默，就是不情愿地接受。而且，腓特烈已经让教皇意识到，要想派遣腓特烈率领十字军出征，就只能在罗马为他加冕。腓特烈虽然只有25岁，点子却是超一流的。

儿子的登基典礼结束后，腓特烈仍然没有离开法兰克福。教皇派来特使见他。特使带来了教皇洪诺留三世给腓特烈的邀请函，邀请他参加加冕典礼。

[1] 约翰（John，King of England，1167—1216），英格兰国王，1199—1216年在位。他与法兰西交战，丧失大片土地；与教皇发生冲突，被迫献地。屡遭失败后，于1215年被迫与贵族签订《大宪章》。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有“失地王”之称。

[2] 拉丁文为Puer Apulia，直译为“阿普利亚的孩子”。原著日语译为“プリア少年”（“普利亚少年”）。此处译法从日译文。阿普利亚即今天的意大利普利亚地区。

[3] 长子路易，即路易八世（Louis VIII，le Lion，1187—1226），他是腓力二世与第一任妻子埃诺的伊莎贝拉所生长子。他于1223年继承腓力二世成为法国国王，1223—1226年在位。因军事才能及战功被称为“狮子王”（le Lion）。他曾于1214年入侵英格兰并要求英国王位。1226年用王室军队讨伐阿尔比派，对该派的失败有决定性的作用。1226年死于痢疾。

[4]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马其顿国王（前336年—前323年在位）。世界古代史上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曾师从亚里士多德。他曾统一希腊，远征小亚细亚，攻下埃及，灭亡波斯，攻至印度西北部。他在各地建设了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东西方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5]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又称查理曼大帝、卡尔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768—814年在位），800年由罗马教皇利奥三世加冕为“法兰克罗马帝国”（即“查理曼帝国”）皇帝。他在战胜匈奴和阿瓦尔人后建立了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他在行政、司法、军事制度及经济生产方面有杰出建树，并大力发展文化，引入欧洲文明，被尊称为“欧洲之父”。

[6] “遥远过去”和“最近过去”分别是意大利语语法术语“passato remoto”（过去完成时）和“passato prossimo”（现在完成时）的日语译语。著者在此仅取其字面意义。

[7] 少年十字军，即“孩童十字军”。第四次十字军后的1212年，法兰西和德意志有少年自称得到神的启示，分别召集数万名少年儿童奔赴耶路撒冷，要夺回圣地。因途中遭受饥饿疲劳等，大批人死亡，另有部分人被骗卖至北非为奴。对此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等，学术界多有争论。

[8] 萨拉丁(Salah ad-Din/Saladin,1138—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创始人，1169—1193年在位。1187年击败十字军，解放耶路撒冷。后与第三次远征的十字军媾和。他对基督教徒采取允许朝拜圣地等宽容政策，以开明君主而闻名。

[9] 康拉德（Konrad II，1173—1196），亨利六世的大弟弟，曾为施瓦本公爵（1191—1196年）和罗登堡公爵（1188—1191年）。1196年遭暗杀。

[10] 公会议，又称“普世会议”，世界性基督教主教会议，咨审表决重要教务和处理教理争端。最早的七次会议由东西方教会共同承认，一般也译作“大公会议”。第一次公会议（即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召开于325年。

[11] 清洁派（Cathari，Cathars），音译为卡特里派，12、13世纪流传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基督教派别，常泛指受摩尼教影响而相信善恶二元论和坚持禁欲的各教派。该教派在形成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清洁派、摩尼教派、阿尔比派（法国）、巴尔加里派、巴塔尼派（意大利）等。这些教派强调持守“清洁”（希腊文Katharos），反对腐化，因而得名。要求改革教阶制弊端，提倡安贫精神，谴责婚姻，禁止使用动物食品，排斥权威。该教派多流行于下层群众中，受到教廷迫害，14世纪被异端裁判所镇压。

[12] 韦尔多派（Waldenses，Vaudois），又称里昂穷人派，中世纪基督教派别。12世纪后期产生于法国南部，相传由里昂富商韦尔多捐献财产济贫传教而创立。1184年被教廷判为异端。该派强调信守福音，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会的习俗，否定许多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否认有炼狱，关心社会变革，反对教会敛财和神职人员奢侈享乐。13世纪遭到教廷的残酷镇压。1555年以后形成独特的新教教会。1848年以后接受福音派观点，逐渐融入意大利宗教及文化中，对意大利新教各派产生了极大影响。

[13] 条顿骑士团，又名耶路撒冷的德意志弟兄圣母骑士团，德意志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主要由德意志人（即条顿人）组成，故名。1190年由日耳曼人创建于巴勒斯坦，最初为医护性质的慈善团体。骑士需宣誓禁欲、清贫和顺从，穿白色披风，上饰黑色十字。1199年被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后进入东欧，是东普鲁士地区文明和基督教化的先导。1525年解散，保留部分于1805年被拿破仑改为世俗组织，存在于奥地利。1945年后曾在德国的帕骚等地重建。

[14] 教皇洪诺留三世（Papa Honorius III，1150—1227），1216—1227年在位。出身于罗马贵族家庭，本名Cencio Savelli。1200年成为枢机主教。曾为腓特烈二世做过家庭教师。他编纂过多部罗马教会的历史书和教会法集等。

[15] 日本古代京都平安宫紫宸殿（亦称南殿）前庭的东边植樱，西边植橘。近卫府分左近卫府（简称左近）和右近卫府（简称右近），左右平等，不分上下大小。右近卫府列阵殿前西半边，阵头是橘；左近卫府列阵殿前东半边，阵头是樱。日语中便有“右近之橘，左近之樱”之说。此处意为排序不分前后的左膀右臂。

[16] 医院骑士团，全称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又称圣约翰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是历史上由教皇组织的三大骑士团之一，成立于1099年。起初主要由意大利骑士组成，保护及救护朝圣者、照料伤患。曾在耶路撒冷建有医院，并以附近圣约翰教堂的名字命名。该团曾积极参与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先迁往罗得岛（1310—1532），后迁马耳他（1530—1798），故有“罗得岛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等称呼。后因衰败被教皇解散。

[17] 圣殿骑士团，罗马天主教军事修会，约1119年由佩戎的雨果（Hugh de Payens）创建。法国国王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1118—1131年在位）把耶路撒冷所罗门圣殿附近的房屋赠给他们，因而得名。1128年获教皇批准。旨在保护十字军东征以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公共路线。遵从本笃会会规，仿效军队编制。骑士穿白袍，佩红十字，等级较低者穿黑色或棕色斗篷。该团接受大量财产，富可敌国。1291年，阿卡城沦陷，该团退守塞浦路斯，财产毁灭。1307年法王腓力四世下令逮捕领土内所有圣殿骑士，借机夺去其财富。在1311—1312年的维埃纳公会议上，教皇决定镇压该团。财产部分由医院骑士团接管，部分充公给政府。1314年，该团最后一位大牧师及数位伙伴在巴黎圣母院外遭火刑。

[18] “柠檬花开的南国”，语出德国诗人歌德的诗《迷娘曲》。

第三章

作为皇帝

教皇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已成为惯例。为什么加冕典礼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呢？其原因在于，没有比它更能象征中世纪时代的仪式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教皇是西欧基督教世界神职界的最高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俗界的最高领袖。但这两位人物却不是世袭，也不由前任钦定，而是通过选举产生。

罗马教皇由被任命为“枢机主教”的高级神职人员选举产生。

皇帝由被称为“选帝侯”的封建诸侯中的实力诸侯选举产生。

然而，不同之处不仅在此一点。

根据基督教会的教理，亦即教会原则，枢机主教们不是根据自身考虑来投票，而是受到圣灵启示后来投这一票的。一般认为，圣灵与上帝及其子耶稣三位一体，因而不用担心圣灵搞错人选。这就是说，得圣灵启示而选出的教皇在当选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合格者”了。

而选举皇帝的选帝侯都是肉体凡夫，这一点同枢机主教并无二致。但由于他们生为俗界之人，圣灵不会给他们启示。

这样，选帝侯们选出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否合格，就需要另有人来判定了。这个角色由罗马教皇担任。教皇由得到保证不会搞错人选的圣灵的启示而选出，是做此判定的最佳人选。实际上，前任教皇英诺森三世就曾说过，选举皇帝的是德意志诸侯，但决定当选人物是否合格的则是罗马教皇。

尽管这是一种令人发笑的复杂逻辑，但希望保有住既得权力的一方常常还是会想出相应的复杂制度。

事已如此，对历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言，去罗马接受教皇的亲手加冕必然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仪式。完成这个仪式意味着皇帝作为俗界最高领袖的合格者得到了承认，皇帝统治权的正当性得到了确认。

“合格者”被认可后，其“合格性”是否就能一直延续下去呢？在基督教世界里并非如此。

罗马教皇有权授予“合格者”证书，也有权力收回。这一点正是引起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之间争斗的真正原因，也是教皇派与皇帝派之间抗争的真正原因。

尽管存在被收回证书的风险，对生活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时代里的皇帝来说，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仍很重要。这是因为只有被教皇授予皇冠，民众才会知道谁是皇帝。加冕典礼不是皇帝想举行就能实现的，只有教皇邀请才能举行。腓特烈终于等来了这个邀请。他没有浪费时间，他要在教皇变卦前把这事变成既成事实。

1220年4月，腓特烈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巡会”，让儿子当上了德意志国王。

5月，腓特烈收到了教皇的邀请。

腓特烈立即命令诸侯提供随行去罗马参加加冕典礼所需的骑士和士兵。他作为皇帝去罗马加冕，需要带相应的兵力一同前去。但能够命令诸侯提供兵力这件事本身就表示，他已成功获得了封建诸侯的支持。

6月，去罗马的准备工作在扎实进行。

妻子康斯坦丝作为皇后要同行去罗马加冕皇后冠。刚刚登上德意志王位的儿子亨利留在德意志。9岁的儿子是长子，是腓特烈的接班人。腓特烈把养育儿子的事托付给了科隆大主教。

7月，来自德意志各地的士兵开始在奥格斯堡集结。决定亲自率领手下将士前去罗马的封建诸侯不在少数。

8月，腓特烈到达奥格斯堡，率领一行人出发。他们经过因斯布鲁克，翻越布伦纳山口，进入意大利。

9月，进入意大利的腓特烈，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先去见罗马教皇。名义上是协商举行加冕典礼时的各种事务，实际上是托付赫尔曼去交涉更重大的事情。

罗马的加冕典礼

从奥格斯堡出发，经过因斯布鲁克，翻越布伦纳山口，下山到维罗纳，这条路自古罗马时代起就是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干道。腓特烈正沿着这条道路大张旗鼓地行军南下。而在8年前去德意志时，他可不是这样。那时，为了躲避米兰抓捕他的追击队，他骑马蹚河，一路奔逃。在得知敌人在布伦纳山口设下埋伏时，他迂回进入森林，走羊肠小道，历尽艰辛才来到德意志。那时，他选择走小路进入德意志，什么因斯布鲁克，什么奥格斯堡，连远远望一眼都做不到。

现在，腓特烈的情况和8年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的“普利亚少年”如今作为皇帝回到了意大利，连米兰也不敢轻举妄动。腓特烈也已经从17岁的少年成长为25岁的青年了。

10月，腓特烈一行南下来到意大利中部，途经博洛尼亚。其实不是经过，而是在博洛尼亚逗留了将近一个星期，目的是视察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使得博洛尼亚声名远播，超越了这座意大利中部城市本该有的名声。他来视察并不只是在这所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中转转看看。他还有个目的，就是会见并听取当时在这所大学执教的法学家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的意见。

1220年11月20日，加冕典礼在罗马举行。腓特烈到达后，在罗马城墙外的蒙特马里奥山上搭起帐篷，等待加冕日的到来。他将第二次走进这座永恒的城市。8年前他17岁，如果当时赌他会不会当上皇帝，压倒多数的人一定会赌“不会”。可今天，他为参加加冕典礼回到了罗马。他自己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到他此时此刻的感受。

腓特烈身穿绣满金色和红色图案的华彩服装，骑着白马，绕了半个罗马城，在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前往梵蒂冈，教皇正等在那里。罗马人常常为这种仪式而狂热。教皇洪诺留在圣彼得大教堂正门前迎候腓特烈，他也身穿绣满金色和白色图案的僧衣。金色和红色是皇帝的颜色，金色和白色是教皇的颜色。

腓特烈被引进大教堂，他和跟随他的妻子一同参加了教皇主持的弥撒。弥撒结束后，腓特烈被引至祭坛前，在站在那里的教皇面前跪下，接受了教皇的亲手加冕，同时接受了只有皇帝才有权持有的剑和笏。

皇冠、剑和笏都不是梵蒂冈的，而是皇帝将自己的这些东西交给梵蒂冈，再由教皇授予自己。通过这个做法，神职界最高领袖就承认了俗界最高领袖为合格。

腓特烈把皇冠戴在头上，右手持剑，左手执笏，用庄重的声音起誓，发誓要做基督教会的守护人，要进行十字军远征，要消灭异端。康斯坦丝跟在丈夫的后面跪下，接受了皇后冠的加冕。仪式顺利结束。

3天后，腓特烈已经到了离罗马有200多公里距离的卡普亚。

他没有在罗马多住。不，还是不多住的好。腓特烈一面在加冕典礼上庄严发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一面却又成功地向教皇洪诺留争取到了再次延期出发的许可。刚进入意大利，腓特烈就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见教皇。表面理由是协调加冕典礼的各种事务，但真正要做的却是这件事情。在教皇洪诺留看来，自己为腓特烈举行了加冕典礼，也就是正式承认了皇帝的合格性，而从腓特烈那里得到的回报却是十字军远征的再次延期。腓特烈所提出的让教皇不得不接受的理由是：自己离开西西里已经八年，不整饬好西西里王国的内政便无法远赴东方。但这“延期”并未定下具体延到什么时候，所以，腓特烈以后还得继续使用高超技巧躲避来自教皇不断的压力，争取时间。

教皇心里一定很焦虑。教廷主导了第五次十字军远征，原本指望腓特烈参战的第五次十字军虽然连续苦战，却已经明摆着毫无战果。圣城耶路撒冷仍同以前一样，继续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

腓特烈已经感到，加冕典礼后久居罗马无益，便早早离开罗马南下。他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他已经安排了一个人于他进入自己领地意大利南方后在不远的城市卡普亚等他。这个人就是他途径博洛尼亚时结识的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也许因为不是神职人员的缘故，这位法学家思想活跃。刚满26岁的腓特烈要想实现自己大脑中的想法，需要得到他的协助。

迈向法治国家的第一步

腓特烈从教皇那里得到了十字军远征延期的许可。他在这一时期的目标是重整由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他向教皇提出的延期理由也并非谎言。年轻的皇帝想以不同于德意志的形态实现对西西里王国的重组。

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形态不是联邦制，而是中央集权制。再用一句话来说，这个形态不是封建社会的延续，而是要打破封建制向近代君主制国家转变。

封建社会是诸侯这样的强者统治的社会。如果能从强者手中夺得既得权力并集中到君主手中，实现君主统治下依法运营国家的目标，那么，仅凭实力的社会将会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腓特烈的领国分别在阿尔卑斯山的南北两侧。按现代国别来看，分为德国和意大利。腓特烈试图用不同的方法统治德国和意大利。这也是他了解了两地各种不同情况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腓特烈在德意志的权力是由于封建诸侯选他才享有的，说起来是一种“受人之托的权力”。

而他对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世袭权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

正如前述，在德意志，封建诸侯这个词所概括的内容实质上包括了“世俗君主”和“神职君主”。大主教同时是广阔领地的领主，这种中世纪现象在当时的德意志司空见惯。

相反，在“西西里王国”，即使是在王国内势力强大的神职人员，如巴勒莫大主教或卡普亚大主教，也没有辽阔的领地。原因是西西里曾处于身为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统治之下达200年之久，诺曼王族从北面的法兰西移民过来，征服了这里，西西里才重新回到了基督教的范围内。而这次回归是在没有罗马教皇参与的情况下实现的。既然教皇没有参与，即便他可以派大主教赴任，也不能再要求给大主教大片的领地。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不像德意志那样普遍存在名为“神职君主”的封建诸侯，其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是以诺曼人征服这种军事行动的形式建立的，所以被类似“世俗君主”的封建诸侯们割据了，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过度割据。只要不能成功地剥夺这些人的既得权益，就实现不了从封建社会向君主制国家的转变。腓特烈要同这些诸侯打心理战，他甚至利用了加冕典礼。他邀请了很多“西西里王国”的封建诸侯参加了在罗马举行的由教皇直接为皇帝加冕的典礼，受邀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他从德意志带来的随行诸侯。不言而喻，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从意大利南方前来罗马参加加冕典礼的诸侯们以深刻印象，你们的主人已不仅仅是“国王”，他现在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了。

德意志与西西里王国的最后一个区别在于能够动员多少优秀官员。

封建制度下，领主对自己领地内的事务可以自治处理，所以才被称为封建领主。但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既得权力，向君主制国家转化，官僚制度的建立便不可缺少。而且，人员从长官级别的高级职务到书记这样的下级职务都得配齐，所需人数相当巨大。

在13世纪初期，既会写文章又精通法律的人才大都聚集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这是因为，教廷在某种意义上与专制君主国类似，它经常会有官僚制度方面的需求。在意大利中部的博洛尼亚创立最早的大学，也不单单是为了研究神学。这所大学还是罗马教廷组织上所必需的“教廷官僚”的供应地。

德意志没有教廷。所以，即使想在这时的德意志建立专制君主国家，也不能指望保证有人数充足的官僚能把君主脑中的政策付诸实施。

《卡普亚宪章》

1220年已到了11月底，皇帝和法学家在卡普亚见了面。他们两人在这个时期已对统治“西西里王国”法制不可或缺一事取得了共识，开始设计法制的骨架。他们已经确立了基本方针，要把统治建立在法而不是力的基础上。他们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往这个骨架上添加血肉的工作。在这10年间，腓特烈要做各种工作。但耗时10年的原因还不仅在于此。他们二人对法律有这样相近的认识也是原因之一：“添血加肉”必须一步步来。

法律有两种。一种是上帝制定好授予人的法律，《摩西十诫》和《古兰经》属于此类。这种法律为上帝或无限接近上帝的预言者所制定，人不能改变。

第二种是人根据人的需要制定的法律，具有代表性的是罗马法。这种法律由人制定，如果不再合适便可修改，不，就应该修改。

腓特烈皇帝和法学家罗弗莱多所思考的法律属于第二种。不过，以传达上帝旨意为大前提的教会法在中世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两人制定的法律还需要与现有的教会法磨合。之所以取得在教会法圣地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法律的专家的帮助，对腓特烈来说极端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以《卡普亚宪章》（Sanctiones Capuanae）之名发表的法律的“骨架”，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一、废除以暴力统治王国的逻辑，改为依法治国。

即使诸侯也不可擅自行使权力，有事必须诉诸国王设立的法庭，依据判决行事。违反者不但会被没收财产，甚至会被判为死罪。

二、上溯至1189年，在那以前王国内诸侯已经得到国王认可的领地今后可以继续领有。

但是，凡以非法手段自1189年至今的30年间取得并纳为自己领地的土地均需退还给国王腓特烈，由国王依据正当的继承关系再行分配。

1189年这一年，是他母亲的娘家诺曼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去世的年份。诺曼王朝最鼎盛时期的国王是罗杰二世，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这位国王死后继承他成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是他的儿子威廉一世，再往后继位的是孙子威廉二世。1189年，威廉二世去世。腓特烈是威廉二世的姑妈[1]所生，他在考虑让“西西里王国”恢复30年前的王国功能。这是他重组王国的大义名分之所在。说得通俗点，这样做别人想反对也很难。

腓特烈在卡普亚逗留期间成形的“骨架”的第三点，是在军事上削弱诸侯的力量，设立以把军事力量集中于国王之手为目的的条款。不过这时腓特烈没有收回诸侯手中的兵力。不论地位是公爵、伯爵，还是骑士，即使握有武力，在腓特烈的王国里也严禁滥用。违者会被处以没收财产和判以死罪。

中世纪是一个把人三分为“祈祷的人”（神职者）、“战斗的人”（骑士）和“劳作的人”（庶民）的时代。腓特烈认为，不把这三种人全部置于控制之下就无法创建法治国家。

然而，他的这种想法是对既得利益者封建诸侯的正面挑战。他限制的不仅仅是领地，还有战斗的权力，这些威胁了“战斗之人”的存在。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们团结起来，向腓特烈举起反旗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可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这是为什么呢？

以毒攻毒

26岁的皇帝在王国各地任命了地方长官和司法、警察等长官。而被任命的不是别人，正是封建诸侯。这就像任命黑帮头子来做以剿灭黑帮为目标的部门负责人一样，令人啼笑皆非。不过，腓特烈并没有不加区别地让所有拥有领地的诸侯都担任要职。也许没有来历清白的黑社会，但却有来路正当的诸侯。在传统封建诸侯中有很多是家族中能力教养俱佳之人，因而也有与不法行为无缘的诸侯。以这点作为录用标准，便可极其自然地起用这些人。

恩里克·迪·莫拉就是用这种标准用人的好例子。这人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在那不勒斯北面的腹地拥有辽阔的领地。腓特烈任命他担任了类似司法长官的要职。这就等于腓特烈把回溯30年，即根据30年前的法律从封建领主手中收回领土还给国王的使命交给了一个封建领主。

腓特烈让这位貌似年长自己10岁的恩里克担任这个职务共21年，直到他去世。腓特烈的用人方法是提拔、重用和充分使用。恩里克除了担任司法长官以外，还被“充分利用”在了其他领域。这也显示出，他和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及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等心腹中的心腹一样，也成为腓特烈的重臣。像恩里克·迪·莫拉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四五个人。

腓特烈开始重组自己王国的时候，采取的是让黑帮头目站在打击黑帮最前线的做法。如果这个说法不好听，可以换个说法，叫作以毒攻毒。不管怎么说，这个战术取得了成功，因为原本很可能发生的封建诸侯叛乱，最终并没有发生。

但孤立的叛乱还有过几次。叛乱立即遭到镇压，造反的一方便发动了军事行动。根据在卡普亚定下的法律，腓特烈对叛乱分子处以死罪，没收财产。他们对此也无话可说。

然而，如果有人深信不疑地认为，只有严格实施法律定下的所有事情才是行使正义，那他对法为何物便是一个无知的人。腓特烈采取了政治解决，而非法律解决的办法。他没有杀掉那些叛乱者，而是把他们交给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于是，保卫朝圣者的使命成了这些叛乱者的二度人生，虽然这的确是体面的海外流放。

腓特烈在卡普亚拟就了《卡普亚宪章》，但他在卡普亚却只逗留了一个月。1221年1月，他转往那不勒斯。他把整个1月份花在了视察那不勒斯到萨莱诺一带的意大利南方地区上。同行者中一定也有法学家罗弗莱多。我认为，腓特烈在那不勒斯创办大学，充实已有的萨莱诺医学校的构思一定完成于这一时期。作为法学院的那不勒斯大学于3年后开课，首任校长就是罗弗莱多。毋庸赘叙，创建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优秀官僚。

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是一位法学家，出生于由那不勒斯进入内陆的要冲贝内文托。他是意大利法制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其原因不仅是他担任过腓特烈的法律顾问，也不仅是他当过至今仍存的国立大学那不勒斯大学[2]的第一任校长，还在于他的代表作《关于教会法和市民法的考察》（Libelli de iure canonico et civili）在250多年后的16世纪又不断在各国再版：

罗马，1500年；阿维尼翁，1500年；斯特拉斯堡，1502年和1516年；巴黎，1519年；威尼斯，1537年；里昂，1538年和1561年；科隆，1591年。

生活在基督教思维方式规范着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社会中，如何才能实现世俗法律的公正实施呢？这个问题意识对16世纪的欧洲人也起到了巨大影响，那本书的不断再版便是一个证据。其时，文艺复兴正进入鼎盛期。而在罗弗莱多和腓特烈一起工作的时代，只有他们两人才具有这样的问题意识。

不论有多么高尚的问题意识，只要不解决横亘在眼前的课题，你就无法把你的统治者地位维持下去。学者只要具有问题意识便足够了，政治家在这点上不同于学者。

1221年（26岁）、1222年（27岁）——我忍不住要写出年龄——在这两年间，腓特烈席不暇暖，遍巡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德国出过一本研究著作，整本都是腓特烈的活动日程表，记录了腓特烈在某地住了两晚，又到下一个城市住了一晚，等等。我一边看着这书一边想，尽管皇帝很年轻，可随从却很受累。我可以不同情年轻的皇帝，但却不禁同情起他随行的人。

这一时期的腓特烈必须遍巡自己的领地。诸侯们趁着30年来的无政府状态，恣意扩大领地。这次巡行的目的，就是要从他们手中收回这些领地。有领地就有税收。扩大国王直接统治的领地，就等于给国王的金库里增加税收。封建制度是一种地方分权制，要想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税收也必须改成中央集权。目标再豪迈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财源保障，无外乎是书呆子的空谈。

这一时期的腓特烈一边要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各地，一边还要应付追着要他进行十字军远征的执拗的教皇。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抚慰教皇，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教皇同意他再次延期。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让教皇洪诺留绝望，派腓特烈去充当十字军，成了这个老教皇的执念。

教皇和腓特烈关于十字军远征延期一事观点对立。这归根到底源于两人想法的不同。

在罗马教皇看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最优先要做的事应该是远征东方，从伊斯兰异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

而对腓特烈皇帝来说，最优先要做的事是确立自己对领国的统治，其次才是远征。教皇嫌时间太迟，不肯让步。双方的对立由此而生。腓特烈因为发誓进行十字军远征而得以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这时他也像过去一样敷衍着。他这样做有惹恼罗马教皇的风险。

南国普利亚

根据逐一跟踪研究这一时期腓特烈活动的研究家的说法，腓特烈是1221年2月15日第一次踏上普利亚的土地的。如果是这样，腓特烈先是在卡普亚完成法治国家的“骨架”，然后移师那不勒斯，完成在那里创建大学的构想后去了萨莱诺，在那里推敲好加强医学校的想法，最后去了普利亚。在德意志时，腓特烈被德意志人称作“普利亚少年”，可他以前却从未到过普利亚。他自幼在西西里长大，后来去了德意志。

对于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普利亚意味着整个意大利南方，而不像现在只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区。意大利南方，尤其是从长靴的小腿肚到脚跟的普利亚地区，是当时连北欧人都很熟知的地方。

对他们来说，去圣地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也好，决定去巴勒斯坦与异教徒打仗的骑士也好，都要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来到普利亚南端的布林迪西，再从那里乘船。这已经成了惯例。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布林迪西就是去东方的海路出发港和到达港，具有悠久的历史。今天，走在高大繁茂的橄榄树林中，人们还能从这里老人的口中听说，他们是听着走过树下的十字军骑士的故事长大的。

可见普利亚在中世纪的知名度比现在还高。腓特烈初来普利亚，在3个月的巡察中迷上了这里。

原因不难想象，只要比较一下德意志和意大利，人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大半。

腓特烈在德意志待了8年之后，第一次亲眼看到意大利南方。那个时代的德意志，即便是南部，也可说是森林和湖泊之乡，阳光柔弱之地。而普利亚正相反，是一个平原辽阔、丘陵低缓、阳光炽烈的国度。

不过，如果认为区别仅在于此，那你就与热烈憧憬南国，一到休假就扎堆南下的当今德国游客没有什么两样了。难道腓特烈不该与这些人有点儿不同吗？

普利亚有森林有湖泊，但都不大不深，不会阻碍视线。这里甚至有丘陵，但却不高，低低地起伏在平原之上，丘陵之间是广阔的麦田。

在阳光炽烈的整个意大利南方，唯独普利亚幅员辽阔，可以说视野几无遮挡。

腓特烈旅行在普利亚，看着奉他之命建起来的城堡，眉笑颜开。只要远远一望，人们就能一眼认出那些他下令建设和加固的城寨。这些城寨只能沿着绕城而建的路才能靠近。人们从四面八方望城寨而来。他们渐渐靠近城寨时一定会想，腓特烈这个人最讨厌的是视野受到遮挡。而当人们进入城寨眺望周边时，他们便坚信了这一点。

腓特烈一生热衷于鹰猎，他甚至写过这方面的书。

读了这本书，人们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但既然这是一本如何使用鹰隼狩猎的工具书，里面写的自然是如何才能成为鹰猎达人的事。

不过，读着读着你就会明白，要到达用鹰隼狩猎的超一流猎人的境界，仅仅是一个优秀的驯鹰师是不够的。

优秀的驯鹰师会欣赏自己所放鹰隼优美的飞行姿态。但这还不够，重要的是自己也能骑在鹰背上高高地翱翔在天际。做到了这一点，才算达到了超一流猎人的境界。

人变成了鹰俯瞰下界时，他会喜欢什么呢？他喜欢的难道不是在视野毫无遮挡的广阔世界里乘风振翅、悠然飞翔吗？

腓特烈当然会被普利亚迷倒。他从母系的诺曼王朝继承了“西西里王国”。正如其名称所示，这是一个以西西里岛为主体的王国，首都在巴勒莫。被叫作普利亚的意大利南方虽然不是“西西里王国”的附属，但是相对于城市而言也像乡下一般。

腓特烈改变了这种状况。西西里的重要性并未下降，“西西里王国”的首都和以前一样仍是巴勒莫。王国的宗教界首领仍旧还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可以说腓特烈所做的就是，通过创立那不勒斯大学、强化萨莱诺医学校、完善布林迪西等普利亚地区的海港城市，在福贾营造王宫等措施，来提高意大利南方在“西西里王国”中的地位。

直到800年后的今天，普利亚人仍在酿造一种叫作“普利亚少年”（Puer Apriae）的葡萄酒，因为腓特烈热爱普利亚，并让北欧人了解了这里的美好。至今，居住在西西里的有教养人士们口中还对腓特烈流露出几分不满，因为这位皇帝把大学放到了那不勒斯，而未放在巴勒莫，这是意大利南方的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民心超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它会一直延续而不被忘怀。

1223年，王宫在福贾建成。1224年，那不勒斯大学开学。腓特烈那时分别是28岁和29岁。

诸事千头万绪，自然要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地。可就在这个时期，腓特烈失去了皇后康斯坦丝。皇后因疟疾于1222年6月23日去世。此时腓特烈正在普利亚，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接到急使送来的噩耗，27岁的丈夫立即中断巡视，赶回巴勒莫给妻子举办葬礼。他让人准备了石棺。这石棺怎么看都像是古罗马时代埋葬战士用的，外侧的浮雕与收殓女性基督教徒的用途很不相配。但石棺大理石的品质则属最上乘。

按照腓特烈的指示，遗体身着锦缎衣装安放在石棺内，衣装的颜色是象征皇族身份的大红色。遗体头戴镶满宝石的皇后冠。她所有的珠宝首饰尽数放进石棺陪葬。这是腓特烈为了让妻子死后能作为皇后上路所做的精心安排。

享年39岁的康斯坦丝是腓特烈的第一任妻子，应该也是他最好的伴侣。她性情稳重温和，从不忤逆桀骜不驯的丈夫，经常包容小她10岁的丈夫的想法。让她去德意志她就去了；告诉她加冕典礼须夫妻同行她便去了罗马；要她把年幼的独子留在德意志继承皇位，她也没有反对。更有甚者，丈夫在德意志期间找了情人，还生下了比儿子小5岁的男孩，她得知后也没有像其他王妃那样向罗马教皇写信哭诉告状。

贝拉尔德大主教在庄严的气氛中主持了葬礼，腓特烈站在第一排护灵，直到葬礼结束。遵腓特烈之命，安放遗体的大理石棺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皇后暨西西里王国王妃康斯坦丝长眠于此。你的腓特烈谨记——

在此之前，巴勒莫主教堂已经安葬了诺曼王朝鼎盛时期的国王罗杰二世、他的女儿即腓特烈的母亲康斯坦丝，及其丈夫即腓特烈的父亲亨利六世等三人。腓特烈的妻子康斯坦丝成为下葬于此的第四人。今后，腓特烈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顺便一提，腓特烈此后又结过三次婚。但在他的正妻中，只有首任妻子康斯坦丝一人在巴勒莫主教堂有自己的墓，因为她是接受罗马教皇加冕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唯一皇妃。

妻子下葬后腓特烈没有返回普利亚。他留在了西西里，原因是有个问题必须尽早解决。这就是“萨拉森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星星之火，但火势正在蔓延，若不果断处置，大火将会以燎原之势燃遍全岛。

萨拉森问题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它不仅面积最大，还突出到地中海的中央。因为这个地理上的原因，进入中世纪后，西西里岛也是各时期强者觊觎的对象。

西西里岛从古代末期到中世纪初期被拜占庭帝国的臣民希腊人所统治。

后来阿拉伯人统治了西西里200年。

然后是来自法兰西北部的诺曼人，他们推翻了阿拉伯势力，建起了西西里王国。

可见，在从5世纪到10世纪的500年间，西西里的历史就是希腊正教的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天主教的基督教徒轮番成为统治者的历史。可是，所有胜者成为统治者以后，都没有把败者一扫而光，而是选择了共生的道路。这是仅见于西西里的特异现象。

说是说共生，却不是承认平等地位基础上的共生。

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时代，古罗马人的后裔拉丁裔居民是被统治者，只能忍气吞声。

后来统治西西里的阿拉伯人是伊斯兰教徒。对阿拉伯人而言，希腊人和拉丁人是异教徒。但阿拉伯人却同意让他们继续居住，不过要向这些被统治者征收名为“吉兹亚”（jizya）的人头税。理由是，为了保护他们这些生活在伊斯兰社会里的基督教徒，而事实上却是向容忍他们这些异教徒居住下来的人缴纳的税金。这就是伊斯兰教徒提出的所谓“伊斯兰的宽容”的实际情况。然而，在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里，甚至连这种程度的宽容都会被拒绝。

由于付出了这种“宽容的代价”，即使在伊斯兰统治时代，基督教徒也得以在西西里一直居住下来。诺曼人从法兰西北部远道来到西西里，根本没有大量军队，他们却征服了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这是因为一直居住在岛上的基督教徒支援了他们。

诺曼人把西西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以后，采用了比阿拉伯人更加人性化的统治方法。他们允许败者即被统治者阿拉伯人继续居住，不用支付人头税。不但如此，他们还积极录用精熟建筑和水渠工程施建、详知行政管理的阿拉伯人。巴勒莫的一号建筑自从变成诺曼王的宫殿以后一直被称为“诺曼人的宫殿”，现在已经用作了大区的政府办公楼。仅从外观上也能看出，这幢建筑是由阿拉伯人建造的。征服者诺曼人人数太少，使用人数众多的败者阿拉伯人，从统治的观点来看是很现实的。

只要看一下巴勒莫及其周边地区的教堂，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人们要说，在两个一神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互相敌视的中世纪，西西里是一个奇迹。为建造这些教堂，天主教徒的国王委托希腊正教徒制作表现圣人主题的马赛克，让阿拉伯人制作装饰教堂墙面和地面的彩色石块。这就是诺曼人统治时代的西西里。这是拉丁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共生的西西里，是腓特烈继承自母亲并度过孩提时代的西西里。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看上去很理想的状态也出现了缺陷，原因在于那些感到自己被西西里社会抛弃的人们产生了不满。

在行政、技术和学问的领域中，三个民族的共生在来自北欧前去圣地的朝圣者眼中简直是丑闻，是反基督教的。缠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可以自由出入王宫，腓特烈的心腹中有不少人听名字就知道是阿拉伯人。清真寺里会传出宣礼员告知祈祷时间的朗朗宣礼声，基督教堂的钟楼一到祈祷时间也会响起钟声。腓特烈继承了诺曼王朝的共生路线。在身为基督教徒的国王和皇帝统治下的西西里，学识和技能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伊斯兰教徒在生存方面全无不便之处。

但是，在农村情况有所不同。在农村，有没有学识和技能没有关系，问题在于收成能赚多少钱。阿拉伯人耕种的农田收益似乎一般都低于基督教徒。人们总会认为，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的国王给了同教人们优惠。这样一来，宗教的差异就浮出了水面。于是，社会下层的人们经常会产生种族歧视和排斥异教徒的感情，他们认为能力的差距是待遇的差别造成的。1221年冬天，居住在西西里农村的伊斯兰教徒发动了暴乱。

这场暴动看上去是以处死主谋而镇压了下去，但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西西里内陆不满的火焰蔓延到了南部，甚至有人谋求与居住在北非的阿拉伯人共同行动。事态升级了。西西里岛与北非的突尼斯和利比亚之间虽然隔着大海，但距离很近。距离之近在当时就不足以阻挡海盗的来袭，今天的难民坐着破船就能过来。

到了这一步，容不得腓特烈坐视不管。西西里的阿拉伯人和北非的阿拉伯人联起手来，整个西西里王国就将陷入危险之中。

1223年5月，腓特烈出台了强硬政策。他强制居住在西西里的阿拉伯人中所有参与暴动的人本人及其全家离开西西里岛，移居普利亚。据信参与起义的阿拉伯人有2万人，统统都被强行迁到了远离北非的意大利南部内陆地区。

意大利南方及其周边

在中世纪，伊斯兰教徒称欧洲的基督教徒为“法兰克人”，而不分其出生的国家，欧洲的基督教徒也把伊斯兰教徒一概称为“萨拉森人”，而不分阿拉伯人、北非人数众多的柏柏尔人或是起源于亚洲的土耳其人。居住在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多数是阿拉伯人，他们也是“萨拉森人”。

腓特烈把这些萨拉森人中的不满分子迁到了自己领国内的意大利南方，但并没有把他们流放到偏僻的深山里，而是把他们迁到了卢切拉。这里离正在建造王宫的福贾只有18公里。也许腓特烈觉得，这里是内陆地区，远离北非，也远离大海，王宫又建在福贾，今后福贾就是仅次于巴勒莫的重要城市，从这里容易监视他们。

这里成了萨拉森人集体迁居的城市，腓特烈给它起了一个拉丁语名字，意思是“萨拉森人的卢切拉”。

如果腓特烈不仅将这些伊斯兰教徒强行迁徙于此，也不仅把卢切拉确定为萨拉森人的城市，而且还强制这些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他一定会得到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的赞赏，因为眼下正是高举剿灭异教徒大旗的十字军时代。

然而，28岁的皇帝同意迁居卢切拉的萨拉森人保有完整的信仰自由。卢切拉建起了很多的清真寺。这些清真寺的塔尖上每天会5次响起宣礼员告知祈祷时间的朗朗宣礼声。这里离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的王宫所在城市居然只有18公里，离教皇领土内最大修道院卡西诺山的大修道院也只有100公里。

腓特烈还给了移居到卢切拉的萨拉森人谋生的手段，同意青年男子加入他率领的军队当步兵，还把耕种和放牧的农地借给壮年年龄以上的男子。他又给了女人织布的工作，为王国的家臣和官吏的衣服织布料，这样就没有必要专门再去东方订货了。

该说不可思议呢，还是理所当然呢，腓特烈就这样解决了甚至被他作为十字军延期理由的“萨拉森问题”。不仅居住在卢切拉的阿拉伯人，就连居住在西西里的其他阿拉伯人，此后也都再没有造反。

复兴海军

在同一时期，腓特烈还着手做了另外一件事，复兴罗杰二世死后一蹶不振的西西里王国的海军力量。

西西里再大也还是个岛，海上安全保障重要无比。可是，腓特烈继承的海上防卫只能是依赖热那亚和比萨。然而，这两个海洋城邦国家是通商国家，它们把海外贸易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不可能无偿让他们承包抵御来自北非的海盗袭击。他们要求并接受的“承包费”，是在位于西西里岛西南部自古以良港闻名的叙拉古各自拥有独立的居留区。

就这样，在海港城市叙拉古，靠近港口的一等地段一直以来都被热那亚和比萨的居留区所占据。就这两个国家的性质而言，居留区既是海军基地，同时又是通商基地。和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居留区一样，叙拉古的居留区享有治外法权。

这时的腓特烈处于所有领域都在推行西西里王国中央集权化的高潮之中。在西西里，叙拉古是仅次于巴勒莫的重要城市，腓特烈不想承认这里的治外法权。在通商方面，如果同意外国势力自由行动，收益就是热那亚和比萨的，进不了西西里王国的国库。话虽如此，既然要把海上防卫交给他们，就不能把他们赶出居留区。

腓特烈要复兴西西里王国独自的海军力量，出发点就是要改善这种对王国经济不利的境况。他认为，为了能在自己合适的时候随时让他们撤出居留区，首先要完成海上防卫的自主化。这在祖父罗杰二世时代曾经做到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没有理由做不到。西西里岛的内陆地区也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可供造船使用。

5年以后，这样建起的西西里王国海军在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当初腓特烈着手复兴海军的意图其实在于实现海上防卫自主化。只要实现了这一点，就能阻止居住在西西里的萨拉森人和居住在北非的萨拉森人这两股伊斯兰势力联手。

腓特烈把复兴王国海军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位叫恩里克的人。我们只知道这个人是出生于马耳他岛的热那亚人。这人曾经做过海盗。腓特烈愉快地把打击海盗的事交给了海盗。可是没过多久，这位出生于马耳他岛的恩里克又当上了腓特烈的海军司令。在5年后开始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率领陆军的是正统德意志贵族、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而海军却交给了根本说不上出身正统的马耳他的恩里克。赫尔曼至死都坚守了对腓特烈的忠诚，而这位原来的海盗也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年龄小自己几岁的皇帝。在这点上这两人毫无二致。

福贾的王宫

访问现代的福贾，想象存在于800年前的王宫会让你绝望。除了入口处的上半部分以及上面雕刻的碑文以外，王宫其他的一切已经荡然无存。腓特烈去世20年以后，罗马教廷终于开始报仇，命令新领有此地的法兰西人国王彻底破坏王宫。

当然，有些建筑遭到破坏却留下了废墟，但这只限于附近无人居住的情形。因为如果城市里的建筑遭到破坏，对住在附近的人来说，这里就成了搜集建材的极好场所。建筑既已破坏，大理石和其他石料很容易被剥下来取走，直接去当建材使用。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以后，原来的建筑就连废墟也没有了，也就不会成为遗迹留给后人了。

可是，为什么只有福贾的王宫被彻底毁掉了呢？

从1223年左右开始，腓特烈的确在普利亚全境建造了许多城寨，而且几乎都全部原样留到了800年后的今天。因为这些城寨建造得异常坚固，在腓特烈王朝之后，不论对统治这个地方的法兰西安茹家族的国王，还是后来西班牙阿拉贡家族的国王都很有用。意大利海军至今还在使用着巴里的城寨。蒙特城堡被指定为世界遗产，游客也络绎不绝。可见，并不是腓特烈建造的所有建筑都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福贾的王宫与这些建筑物命运迥异，原因应该在于唯有它是非基督教的，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

根据同时代人留下的记述，福贾王宫不是北欧常见的那种庄重但却冷漠而禁欲式的建筑风格。这座王宫拥有自然色彩丰富的庭园，占地广大，空间开阔，树木繁茂，流水潺潺，鲜花盛开，百鸟鸣啭，甚至还放养着当时欧洲罕见的各种珍禽异兽。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我们所能联想到的就是今天仍然留在巴勒莫郊外的史迹“吉沙”（Zisa）。巴勒莫市内的王宫是城堡式的建筑。可能因为吉沙是夏季离宫的缘故吧，这里的建筑样式虽然是阿拉伯式的，但却是四周被大片庭园围着的一片宅邸。腓特烈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孩提时代。

对伊斯兰教徒而言，天堂就是地上所无之物应有尽有的地方。丰沛的流水，繁茂的树木，五颜六色的花朵和在花丛中飞舞的各种鸟儿……

在伊斯兰世界里，人们普遍认为，有权有势的人拥有在地上享受这种乐园的权力。所以，住在西西里的阿拉伯建筑师受基督教徒国王之命建造夏季离宫时，自然而然地就把它建成了阿拉伯式的。而西西里王，即那些诺曼王朝的国王在这里度夏也不会产生任何违和感。

腓特烈不就是在福贾让人建起了一座比吉沙规模更大的王宫吗？也许他是想在普利亚也能回味自己孩提时代就已经习惯并感到亲切的环境。其实，腓特烈每年会在福贾的王宫居住，而且是长时间居住。但他并没有把福贾的王宫仅用于愉悦自身。用现代的讲法，他还把这里用作了迎宾馆。

朝圣，对那个时代的基督教徒而言是一种比梦想还要强烈的愿望。如果基督教徒能去圣地巴勒斯坦，在圣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祈祷，单凭这一点，天主教会就会彻底免除他的罪孽。一旦被彻底免罪，他就可以实实在在地进天堂了。不难想象，对当时信仰笃深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多么让他们内心踏实的事啊！

既然这是生活在中世纪人们的真实想法，那么，不管是庶民还是王侯，朝圣当然会高热不减。在这一时期的巴勒斯坦，狮心理查和萨拉丁之间的媾和协议仍然有效，伊斯兰势力和基督教势力继续维持着现状，即双方表面上并不处于战争状态。只要向控制圣城的伊斯兰教徒支付参拜费，基督教徒也能够去耶路撒冷，在圣墓教堂祈祷。

这样一来，想踏踏实实进天堂的人就像河水一般川流不息地向巴勒斯坦涌去。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国王或实力诸侯的子弟。对这些属于统治阶层的人来说，这样做不仅可以预约天堂里的席位，还意味着可以往脸上贴金，成为统治者后会很有用处。

一旦当上一国之王或当上拥有辽阔领地的君侯之后，他们就不可能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了。所以，为预订天堂席位和往脸上贴金而去朝圣的，都是王子和君侯的子嗣们。

他们也和老百姓朝圣者一样要走朝圣干道。这条路线从北欧南下意大利半岛，从布林迪西取海路到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阿卡，在阿卡登陆后取陆路奔耶路撒冷。回程按原路返回。普利亚在当时的欧洲人中知名度很高，也是因为这里地处朝圣干道。离布林迪西不远的福贾就在这条路线上。

在漫长旅途中受到腓特烈的热情款待，这些下一代的统治者一定会感到身心愉快。20年后，腓特烈同罗马教皇激烈对立时，已成为国家和地方统治者的这些人几乎都没有明确站在教皇一边，因而实质上站在了腓特烈一边。

然而，对教廷而言，腓特烈在福贾的王宫肯定是一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存在。在当时，只有病人才被允许洗澡，但王宫里却有设施完备的正规浴场。洗澡本身就是一件“愉快”的事，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会把洗澡定罪为异教徒罗马人喜好的恶俗。中世纪的基督教较之卫生更重视信仰。

相反，伊斯兰教没有把洗澡视为罪恶。在13世纪中叶的这个时代，完备的洗浴设备，与其说具有古罗马风格，不如说更具有当时的伊斯兰风格。

此外，据说在腓特烈的王宫中，洗浴后会被领去参加晚宴，席间甚至有阿拉伯舞女翩翩起舞，让客人欣赏。而当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度，餐间供人欣赏的通常也只是吟游诗人一边弹奏鲁特琴[3]一边歌咏。

此外，王宫建有附属织造工场，能织出当时只有东方才能生产的豪华丝织品。每当客人离去时，腓特烈就会把这些华丽的丝织品作为礼物送给客人。难怪教皇会火冒三丈。

如果这是在位于西西里的离宫，教皇尚可放一马。但福贾和罗马都位于意大利半岛，土地相连，而且福贾北面紧挨着罗马教皇领地的边境。

可以想象，这一切所引起的恐怖和憎恶，正是福贾王宫在腓特烈和他的后代都去世后，在教皇授意下遭到彻底破坏的原因。

卢切拉离福贾只有18公里，曾经长期是伊斯兰教徒的城镇。但今天这里也没有留下任何伊斯兰教的痕迹。在福贾破坏的只是王宫，而在卢切拉，这种破坏针对的是整个城市。居民被全部当作奴隶卖掉了。天主教会禁止把同宗教徒作为奴隶，但并不禁止奴役异教徒。这种规矩在伊斯兰世界也一样。顺便一说，无论宗教信仰如何都不得奴役人类的法案是在500年后的19世纪才得到各国的批准。

话题回到13世纪。1224年，13世纪前25年即将过去，福贾的王宫犹在，居住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也过着安稳的日子。这时，29岁的腓特烈又把一件大损教皇心情的事情付诸实施。他在请求教皇洪诺留同意第三次推迟十字军远征后仅仅两个月时宣布，要创设那不勒斯大学。

欧洲第一所国立大学

在11世纪末期到13世纪的200年间，中世纪进入了后半叶，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也从以前的停滞状态进入了变动的时代，时代终于要逐渐摆脱罗马帝国灭亡后开始的黑暗的中世纪了。

首先，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增加了。

“上帝所望”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便蜂拥而至巴勒斯坦。由此导致了1097年到1291年这200年间的十字军远征运动。这也不能不说是因为人口增加的缘故。

欧洲基督教徒因十字军而信仰之心弥笃，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法兰西迎来了教堂建筑的鼎盛期。鲁昂大教堂于1201年开工，1250年落成。亚眠大教堂于1220年动工，1269年完工。还有很多建筑也完成于这一时期。13世纪可谓是哥特式建筑繁花盛开的时代。

人们的兴趣朝着多方面发展，当然会有一部分朝着知识的方向发展。至今犹存的欧洲著名大学也都集中创办于11世纪末到13世纪前半叶这段时间。

以欧洲最古老大学而闻名的博洛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刚开始时的形式是，想学习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组成学生组织，延聘教授，由学生组织向教授们支付授课费用。也就是说，不是先有大学再有学生组织，而是先有学生组织再有大学。由于这所大学专门教授神学和教会法，罗马教廷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所大学的赞助人。

巴黎大学是继博洛尼亚大学之后建立的大学。不过，这所大学在1170年前后创建时，神职人员在此教授有志于走神职道路的年轻人，作为“塾”更为合适。直到1253年，法兰西王专用忏悔僧索邦创立了索邦大学，这里才成为一个可以称之为大学的组织。这所大学被认为倾向于天主教会，可能也是因为创建人是原来专听路易九世忏悔的人，而路易九世信仰之笃同当时的其他君主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据说牛津大学也是修道僧于1170年左右建立的，但创建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曲折历史，直到1571年才正式成为大学。其中一个曲折是，一些不满牛津教学内容的学生于1209年创立了剑桥大学。牛津和剑桥的对抗意识早在800年前就已形成，想来令人忍俊不禁。

这种现象是因为当时的大学由神职人员和学生组织共同运营而引起。意大利也发生过类似现象。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有学生不满学校的教学内容，和一些同情他们的教授一起离开博洛尼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帕多瓦新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教廷赞助的，而威尼斯共和国很快就成了帕多瓦大学的赞助人。以此为契机，帕多瓦大学改变了教学内容，后来伽利略也来这里执教。腓特烈创设那不勒斯大学比帕多瓦大学建校晚了两年。

虽然这些大学都创建于同一时代，但那不勒斯大学还是有很多地方与其他大学不同。

首先，这所大学不是靠神职人员或学生集资运营，而是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西里王国国王腓特烈提供的资金即国家资金运营。因而学费全免，教授的报酬也由国库支出。腓特烈在欧洲创办了第一所国立大学。国立的性质也反映在以明确的形式任命校长上。这在其他大学根本见不到。

第二点不同大概就是，教学科目和教授阵容的选定按照腓特烈的想法决定。学生可以有组织，但不是大学的运营机构，只限于为学生生活提供便利。

第三，那不勒斯大学创办伊始就是面向世俗之人的。与其他大学把神学和教会法作为主要科目不同，那不勒斯大学虽然也把这些内容纳入教学科目，但主要科目却是罗马法。此外，那不勒斯大学还教授哲学、逻辑学和修辞学。其中，阿拉伯人研究的，也是腓特烈自己学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也受到特别的重视。腓特烈设立那不勒斯大学的想法是，要教授意味着全部古代修养的文科七艺[4]的所有内容。

总之，腓特烈特意要自己创办大学的意图，就是要用俗界学者充实教授阵容，从而去除基督教的过滤，在此基础上教授所有科目。如何充分利用这些科目，则是学生的自由。实际上，托马斯·阿奎那[5]（拉丁语读法为托马斯·阿奎那斯）就曾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毕业后还留校执教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中世纪神学的鼻祖”。

那不勒斯大学与同时代大学的不同之处还反映在大学的校训上。所有大学的校训均用拉丁语写成，因为拉丁语是中世纪知识分子的语言。

博洛尼亚大学的校训是“Petrus ubique pater legume Bononia mater”，直译是“彼得是伟大之父，博洛尼亚是法律之母”。

圣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耶稣指定这位弟子为首任罗马教皇。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博洛尼亚大学是法律之母，法律之父终归还是基督教会。

牛津大学的校训是“Dominus illuminatio Mea”，意为“神是我们的光明”。这里也把上帝即宗教与探求知识密切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点上，这两所大学是相通的。

据说那不勒斯大学的校训是腓特烈想出来的。“Ad Scientiarum Haustum et Seminarium Doctrinarum”，可试译为“回归知识与教育的本源”。

这里没有提及上帝、耶稣或是彼得。校训想表达的似乎是知识的探究只与探究者的意志相关。认为那不勒斯大学是欧洲第一所“世俗”（laico）大学的根据即在于此。这也是文艺复兴运动开花前250年的“文艺复兴宣言”。

在那不勒斯大学的教授阵容里，腓特烈基本没有聘用神职人员。同时代的其他大学都有很多神职人员执教，那是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都属于神职界。在人们普遍认为教师即神职人员的时代，腓特烈在贯彻只用俗界人士做教授的方针之初应该是困难重重的，但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做法给那些不愿意当神职人员却希望探究学问的人增添了很大勇气。

腓特烈在自己统治的王国推行中央集权化，需要很多优秀官吏。这样做可以满足眼下的需求，他为不想当僧侣的年轻人提供了一条毕业后的为官之路。

然而，即便有了划时代的目标，新建大学所面临的难题古今中外却都是一样的。那不勒斯大学最先意识到的对手是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是一个名牌。为了对抗这个名牌，在网罗优秀教授的同时，招收好学上进的学生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重要课题，腓特烈没有从运营负责人的角度，而是从与他同辈的学生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了对策，毕竟他当时的年龄也是29岁。我这样认为的原因是，他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为学生着想的服务措施，还拼命地宣传，甚至到了令人忍俊不住的地步。

腓特烈编写了宣传册，不但在自己的领国意大利南方散发，还散发到了博洛尼亚大学所在地意大利的中部以及北部。宣传册里写有如下事项。

首先，想学习的人最关心的是教授阵容。宣传册上列出了生于贝内文托的校长罗弗莱多和以他为首的来自意大利全境的教授的名单。校长和另一位教授是从博洛尼亚大学挖来的。在这些教授名单中的名字后面，还列出了他们所教授的科目。

其次，虽然不收学费，但学生的生活并不免费。因此，宣传册上还逐项写明了经济方面的优惠，其中第一项就是奖学金制度。那个时代还没有这种制度，正是如此，仅这项制度就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腓特烈规定了获取由国库开支的这项奖学金的资格：没有上大学学习的财力但想要学习的青年，是否能够连续获得奖学金则取决于学习成绩。

不过，即使有愿望有才能，也不一定能够如实反映在教授所给的分数上。自学型的腓特烈对这些情况也很敏感，他没有忘记关怀那些享受不到奖学金的学生。他为这些学生制定了低息贷款制度。学生根据这个制度借到的钱，可以在毕业当官后再还。

第三，在还没有学生会馆之类设施的时代，腓特烈为远离父母来那不勒斯求学的青年提供照顾。学生必须在那不勒斯市内租房。如果放任这些增加的需求，房租就会上涨，就会有学生不愿意来那不勒斯。

腓特烈担心会形成这样的结果，他规定了房租的上限，并把监督这一规定是否得到遵守的工作交给了由两名那不勒斯市民和两名学生组成的委员会。

宣传册上所写的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的第四项好处是，大学承认内部自治。当时，不论是在博洛尼亚、巴黎或是牛津，由谁来审判学生参与的不法行为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腓特烈写明了，这些事情由教授在向学生听取情况后决定。

这份招生宣传册的最后以一句宣传在那不勒斯学习如何愉快的话语结尾，读来令人莞尔。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博洛尼亚一到冬天就雾气朦胧，一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请来南国的那不勒斯吧，这里的隆冬也会天空晴朗，气候温暖。

撇开玩笑不说，腓特烈不但招收本国学生，还劝说出生于意大利南方但正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学习的青年回归那不勒斯。所以，他只是身兼创办人和运营负责人还不够，还需要操心宣传广告。

同博洛尼亚、牛津、剑桥和帕多瓦等各所大学一样，腓特烈二世创设的那不勒斯大学作为意大利南方的第一所国立大学存续至今。大学设立时腓特烈起的校名极其简单，只有“Studium Neapoli Tanum”（那不勒斯学问所）几个字。到了后世，大学的正式名称改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Napoli Federico II），费德里科是腓特烈的意大利语发音。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21世纪的今天。在这里执教的教授不叫那不勒斯大学教授，而称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教授。从这里毕业的学生不叫那不勒斯大学毕业生，而称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毕业生。

腓特烈创立的“那不勒斯学问所”虽然在创设时间上晚于以博洛尼亚大学为首的同类著名大学，但在其他方面，这所大学都在欧洲创下了“最早的先例”。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大学就是学生或神职人员聚集在一起的组合，而那不勒斯大学却是在那个时代由一国统治者亲自指挥设立的国立大学。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神职人员执教理所当然，而那不勒斯大学却在那个时代规避了教会人士的参与，只靠世俗学者建立起了教授团队。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教授神学和教会法是高等教育机构的使命，而那不勒斯大学却在那个时代把罗马法作为主要科目。当时，古罗马法被认为是与教会法相颉颃的法律，不叫罗马法，而叫“市民法”。担任首任校长的罗弗莱多被认为是市民法的专家。

腓特烈的目标是要把学校办成一所综合大学，所以那不勒斯学问所教授的科目并不只局限于法律，还有哲学、逻辑学以及修辞学这种学习如何把思想恰当表达出来的技能，等等。总之，那不勒斯大学创设的主旨首先在于教授文科七艺（即一般人文修养）。

此外，那不勒斯大学还有医学部。不过，只有这个医学部不是新设的，而是强化现有的萨莱诺医学校而成的，感觉它像是一个不远的分校，从那不勒斯湾开船后，在右舷望着卡普里岛，不大工夫就能到达。这所医学校内使用的语言有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学校一直贯彻这个方针，这在黑暗的中世纪堪称奇迹。这所医学校当然有附属医院。在腓特烈强化了这所医学校之后形成了一项制度，学生5年毕业后要在医院里实习一年。

强化医学校，就不能忘记树立医学校的权威。腓特烈决定，自己不论走到哪里，随行的主治医生都只限于毕业于萨莱诺医学校的医师，这一决定终生未改。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侍医是医师的最高地位了。

说到欧洲第一例，使奖学金制度化、通过设置房租上限为学生谋福利也都是“第一例”。而且，学生3年到5年的学业期满毕业后，腓特烈还为他们安排好了就职去向——在他统治的国家内担任官吏。

在此之前，无论是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在英吉利，“大学”都只是为家中财力雄厚，或志愿进入神职界发展的年轻人而开设的。腓特烈把它扩大到了中产阶级。他向有才和有志的青年们打开了大学之门，哪怕他们不是实力人士的子弟，哪怕他们得不到实力人士的援助。

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是什么时候设想创建这所占尽“欧洲第一例”的大学的。不过我认为，早在创建这所大学的1224年之前4年，即1220年，他就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就在1220年那年，25岁的腓特烈在德意志待了长达8年之后，终于要接受教皇的加冕了。为了去罗马举行加冕典礼，他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在南下罗马途中，他绕道博洛尼亚，视察了著名的博洛尼亚大学。他这时结识的法学家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就任了4年后创建的那不勒斯大学的首任校长。

不清楚是在这次逗留期间，还是后来的什么时候，腓特烈还结识了一位刚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名叫皮埃尔·德拉·维尼亚，比腓特烈年长5岁，出生于意大利南方城市卡普亚。维尼亚不是权贵家庭出身，也不是贫民出身，而出身于中产阶级。他少年时期就以聪明伶俐而得好评，拿到卡普亚市的奖学金后进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他本人似乎希望毕业后在博洛尼亚从事研究。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向腓特烈引荐了这位年轻人。此时，贝拉尔德已经被大家一致视为年轻皇帝身边独一无二的心腹了。年轻人维尼亚比贝拉尔德小10岁，与腓特烈年龄相仿，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秀才。我想贝拉尔德应该是看上了他的写作能力。就这样，皮埃尔·德拉·维尼亚放弃了大学教授的道路，走进了侍奉在年轻皇帝身边的能力高强的高官之列。

维尼亚的写作能力成了腓特烈的至宝，这倒不是因为腓特烈自己缺乏文章表现力。

我们从腓特烈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中可以看出，他的文章分析透彻，简洁明了，毫无虚饰。而同样的内容让这位博洛尼亚大学出身的英才来写，他会用精巧考究的文章来表达。换句话说，腓特烈的表现单刀直入，而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却喜好委婉的表现方式。当时，这种表达方法多为罗马教廷的有关人士使用。他们经常同既得权势阶层玩弄计谋，文章不是要让后者理解，而是要故意不让后者弄懂。但腓特烈已经不能再允许自己一味地惹恼教廷了。

教皇屡屡执拗地要求十字军出发远征，而腓特烈一边躲来避去，一边却建成了排除了神职人员的具有世俗大学特色的那不勒斯大学。罗马教皇知道后当然不高兴。为了多少排解一下教皇的不快，腓特烈需要写一封信为自己做些解释。

这封解释信的内容扼要如下。以前，自己领地内的年轻人为了学习都得背井离乡。作为君主，自己已经无法容忍这种状况，于是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大学，好让这些年轻人不用离开父母就能学习学问。可是如果这样写来，谁读了都会知道这里面多半是谎言。

于是，腓特烈让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写了一封内容一样，但表达上辞句优美、修辞华丽的信寄给了教皇。

这一定十二分地发挥了皮埃尔·德拉·维尼亚的才华。面对高级神职人员时，有适合于他们的说话方式和书写方式。只是腓特烈没上过大学，不擅此道罢了。

不过我可以想象，当博洛尼亚大学出身的秀才把这封穷尽技巧写出来的信念给腓特烈听的时候，他一定是笑着听完的，因为面对敌人时与敌人使用相同的武器，既是一种礼节，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这武器却是辞句华美、修饰精巧、措辞讲究的文章，任谁都会忍俊不禁的。

自此往后，出身于意大利南方中产阶级的皮埃尔·德拉·维尼亚也成了腓特烈皇帝一生的陪跑者之一。但只有他和其他陪跑人不同，最后以悲剧收场。

1224年9月29日，在南国的蔚蓝晴空下，腓特烈的作品“那不勒斯学问所”举行了庄严的仪式，正式启动了。

今天还能看到的正门上方的浮雕是19世纪的作品，浮雕的构图是这样的，腓特烈站在中间，左边站着首任校长罗弗莱多·埃皮法尼奥，右边站着皮埃尔·德拉·维尼亚，他正在宣读这所大学的创设宗旨。

这年的12月25日，腓特烈回到了久违的巴勒莫王宫，在那里庆祝了圣诞节。第二天是他的生日。腓特烈也年满30岁了。

费德里科二世大学校舍

[1] 腓特烈二世的母亲康斯坦丝是罗杰二世的女儿、威廉一世的妹妹，即威廉二世的姑妈。

[2] 那不勒斯大学的正式名称为费德里科二世大学。费德里科是腓特烈名字的意大利语发音。——作者注

[3] 鲁特琴，一种起源于阿拉伯的弦拨乐器，外形像剖开的梨，类似中国的琵琶，但弦轴板向后弯成直角，用羽毛做成的拨子弹奏。

[4] 文科七艺（liberal arts），中世纪欧洲学校教授的一般修养的学科总称，包括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七种科目。

[5]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会士，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造了基督教思想的体系，著有《神学大全》等。

第四章

不流血的十字军

腓特烈并非不想进行十字军远征，只是不想按以前十字军的那种形式远征而已。

康拉德[1]是霍亨斯陶芬家族中第一位站到德意志诸侯顶峰位置上的人，他与法兰西王路易七世[2]进行了第二次十字军远征。他的外甥是以红胡子的绰号而闻名的皇帝腓特烈一世。虽然腓特烈一世溺亡于小亚细亚的河中，未能到达圣城，但他与英国狮心王理查、法兰西尊严王腓力二世一起，是进行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君主之一。“红胡子”皇帝的儿子亨利六世即位后宣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但他3年后去世，最终未能实现誓言。腓特烈二世是“红胡子”的直系孙子，是亨利六世唯一的儿子。十字军远征对他来说就如同家业一般。

11世纪末欧洲兴起的十字军运动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大举进攻中近东，已逾百年。只要提到“圣地”人们就知道指的是巴勒斯坦。远征巴勒斯坦甚至也已成为封建诸侯而不仅是皇帝和国王的“家业”，不只是满足一下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君王远征圣地的经历，对他统治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有着不可忽视的功效。中世纪时代，不论是好是坏，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

腓特烈二世20岁那年，也在位于亚琛的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帝的墓前发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

25岁那年，教皇在罗马为他举行了加冕典礼，之后他立即又发誓要进行十字军远征。

此后5年间，他一再从逼迫他远征的教皇那里争取到了延期的许可，这都是事实。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弃自己对上帝的誓言。对他来说，十字军远征也是自己的家业。他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的地位，但他不愿重走以前十字军的老路。

第一次十字军从异教徒的手中解放了圣城耶路撒冷。然而不到百年，耶路撒冷又被萨拉丁夺回，再度回到了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其后又过去了30多年。在这期间，欧洲动员了德意志皇帝、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派出了第三次十字军。但这仍未改变圣城掌控在伊斯兰教徒手中的状态。狮心理查虽然在战场上战胜了萨拉丁，但却未能夺回耶路撒冷。后来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十字军甚至还没有靠近耶路撒冷便解散了。在这期间，欧洲信仰笃深的人们目睹了“少年十字军”悲剧，想象着圣城耶路撒冷在异教徒枷锁下受难的情形悲叹不已。

13世纪初的欧洲及中近东

赋予腓特烈的责任是打破这种僵局。他的目标同样是收复圣城，但实现目标的战略却与理查不同。

英国狮心王理查想的是，首先在战斗中战胜异教徒，从而光复圣城。

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却在寻找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只用外交手段收复圣城的办法，迫不得已时再使用武力。

他们两人战略不同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

理查对人不持偏见，但在踏上中近东土地之前从未接触过伊斯兰世界。而腓特烈则是在与伊斯兰教徒共生已成常态的西西里度过了孩提时代。

第二个原因在于，理查积极推行的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和腓特烈将要实施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两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

狮心理查面对的敌人是当时有上天摘日之势的苏丹萨拉丁。萨拉丁十二分地利用了自己出身于伊斯兰世界少数派库尔德族的特点，实现了伊斯兰世界最为艰难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两派大团结，成功收复了已经被基督徒夺走的耶路撒冷。他不仅是政治天才，还是军事天才，在与基督教决战的哈丁战役[3]中取得完胜，改变了巴勒斯坦的版图。欧洲要派出第三次十字军打败萨拉丁。为筹集军费，各国甚至开征了叫做“萨拉丁税”的特别税。

对萨拉丁这样的敌人，理查只能在战场上一赌胜负。只要在军事上战胜不了萨拉丁，就无法靠近圣城耶路撒冷。

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

从理查到现在过去了30多年。这时已是腓特烈在率领十字军了。他所要面对的敌人已不再是萨拉丁。萨拉丁死后，伊斯兰世界由他的亲弟弟阿迪勒统率，而腓特烈的“敌人”是阿迪勒的长子、埃及苏丹阿尔-卡米勒。

从萨拉丁到阿迪勒再到阿尔-卡米勒，他们都是阿尤布王朝[4]的苏丹，完全没有狂热的宗教倾向。他们允许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共生，欧洲的历史学家称他们为伊斯兰稳健派。阿尔-卡米勒12岁那年曾由奉命与理查谈判媾和的父亲带着去过基督教阵营。当时理查就非常喜欢他，狮心王亲手授予他西欧式的骑士头衔。想了解这方面详情的读者，请阅读拙著《十字军的故事》第三册第一章《狮心王理查与第三次十字军》。

当上苏丹后的阿尔-卡米勒并不是因为有了少年时代的这份记忆才成为稳健派的，而是因为他基于现实的考量，继承了由伯父萨拉丁传承到父亲阿迪勒的路线，包容居住在中近东基督教徒的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稳健相对于过激并不占优势，也许是因为动之以情要比晓之以理可以影响更多人的缘故吧。

萨拉丁和阿迪勒夺回了耶路撒冷，在军事上有着明确的打败过基督教徒的背景。而阿尔-卡米勒却同他们不一样，在这方面没有胜利的光环，地位总是很微妙。这一点在眼下腓特烈不得不远征的时期表现了出来。

统治大马士革的苏丹起来造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的反了。这不过是一场争夺主导权的纷争而已：究竟是把中近东伊斯兰势力的中心放在开罗，还是像现在一样留在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背后有巴格达在操控。哈里发[5]就住在巴格达，他认为一直以来阿尤布王朝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旦在权力斗争中变得不利，马上就拿宗教说事，这是一神教时代即中世纪常见的现象，在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也是一样。

我想，腓特烈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阿尔-卡米勒处境微妙，即使要进行十字军远征也不必用剑，谈判就能达到目的。

其次，在上一次的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势力进攻的是埃及，而不是巴勒斯坦。阿尔-卡米勒因此陷入了苦境，曾向十字军方面提出过以十字军撤出埃及为条件归还耶路撒冷。这件事因基督教方面的执迷顽固而没有受到关注，但腓特烈却没有放过这一件事。

话虽如此，但最先要做的就是准确、客观、广泛地收集情报。

那不勒斯的大学顺利启动，腓特烈回到巴勒莫的王宫过圣诞节去了。这时，一直活动在圣地巴勒斯坦的一个宗教骑士团圣约翰骑士团的团长前来拜访。

腓特烈知道他回到欧洲后，特意派人把他请了过来。他们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这个骑士团通称为“医院骑士团”，历史悠久，在十字军运动开始前很久就开始为朝圣的基督教徒提供医疗服务。甚至萨拉丁在夺回耶路撒冷后依然同意他们的医院继续存在。这么一个组织的头头应该清楚整个巴勒斯坦的情况，而不局限于耶路撒冷一地。他肯定能向腓特烈提供准确的情报。

转年到了1225年3月底，仅次于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也造访了腓特烈。他刚从巴勒斯坦回来。前面讲过，他与腓特烈的关系极为亲密，他们一定聊得更加具体更加详细，而且无拘无束。

根据从两位骑士团长那里得到的信息，腓特烈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远征需要多少数量的军队。

如果带大军前往，就有敌方认为这是来打仗的风险。但如果军队规模偏小，又会被敌人轻视，甚至连外交也只能在不利的状况下开始。因而，所带军队的规模和组成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有一个插曲。随第五次远征十字军同行的阿西西的修道士方济各曾经前去敌营，向苏丹游说和平。苏丹阿尔-卡米勒并没有生气，甚至派卫兵把他送了回来。不过，腓特烈不是宗教人士。尽管他想和平解决，但却不认为赤手空拳就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认为，即使是外交，也只有在配备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目的。换句话就是为不用剑而佩剑。这一点是腓特烈的十字军与其他十字军的不同之处。

出发以前

4月和5月，腓特烈离开西西里去意大利南方，在各地召集“巡会”，重新开始扎实推进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转变工作。

但这并不是要一味地把5年前在卡普亚制定的宪章进行到底。腓特烈的做法是，虽然制定了法律，但如果能修改得更好，那就不断修改下去。被召来参加“巡会”的封建诸侯也不光是一声不吭地听，腓特烈允许他们发言，说出源于基层的要求。

然而，从封建社会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光是收回封建领主的城寨，按照国家防卫战略进行重组一事，就很不容易。领主这些人，对拿走他们的城寨比削去他们的领地反应更敏感。正因为如此，这种事情并不是一声号令就能实现的。已经而立之年的腓特烈在应对这件难事上，没有采用诚心诚意说服的办法，而是利用了对诸侯内心影响力更强的高级神职人员的权威。

大凡在这样的场合，腓特烈坐在中间的王座上，如影随形般紧跟腓特烈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就会坐在紧靠他左边的位子上。无论实力诸侯拥有多么辽阔的领地和多么坚固的城寨，只要他是基督教徒，就不过是一只羊而已。对他们而言，大主教是牧羊人，能够严格监督他们。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大主教增加到了两人。在这种场合，卡普亚大主教也一定会在场。

国王腓特烈真够坏的，他会当着西西里王国数一和数二的高级神职人员向参会的诸侯们讲话说，如果在实施《卡普亚宪章》规定的各项条款过程中有什么不便就请提出来。可以想象，即便有人想指出不便之处，发言也会小心慎重。不过，别看采用的是这种战术，西西里王国的中央集权化却在扎实地推进。诸侯们纷纷搬出了城寨，并允许自己曾经的部下在王国防卫的名义下重新整编后进驻城寨。

腓特烈在本国推进去封建化期间，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在德意志一门心思地为十字军招兵买马。他传来话说，5月会有眉目，届时将返回意大利。

赫尔曼返回意大利不仅是为了向腓特烈报告能从德意志带来多少兵力。这位德意志贵族还是宗教骑士团团长，通晓教廷内部情况。他似乎得到了罗马教皇这次要硬逼腓特烈率十字军远征的情报。

实际上，赫尔曼到达腓特烈居住的福贾后没几天，罗马教皇就于6月要求腓特烈同他正式商谈十字军之事。

进入7月以后，会谈实现。会谈在教廷领土与腓特烈领土交界的卡西纳举行，教皇方面有枢机主教比基耶里，腓特烈方面有赫尔曼参加。

罗马教皇此前曾经多次非正式地要求腓特烈皇帝进行十字军远征，正式要求也已有三次之多。对腓特烈来说，也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在法兰西，腓力二世在王位上一坐就是44年。他去世后，儿子路易八世即位刚两年。人们都用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6]的名字尊称腓力二世为“奥古斯都”（尊严王）。继承这样的王位对谁来说都是件难事。也许是这个原因，继位国王在一年之后便早早去世，继承他的路易九世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

在英吉利，狮心理查在十字军中显示出了英吉利的存在感。理查死后，弟弟约翰继位。他丧失了英国在法兰西的大部分领土，与他的绰号“失地王”名副其实。手下诸侯大爆不满，逼迫国王承认了《大宪章》。从此，英国王权就像《大宪章》所反映的那样明显衰落，一直处于无法率领十字军的状态。

在西班牙，将伊斯兰势力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战事正酣，国王和诸侯正在国内进行着十字军战争，没有余力远征巴勒斯坦。其实，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上基本没有出现过西班牙人。

这就是13世纪第一个25年时欧洲的状况，能够重新拉起十字军的君主也只有30岁的腓特烈了。

1225年7月22日，双方发表了由代理人谈判决定的事项。

一、两年后的1227年圣母升天纪念日（8月15日），十字军将从意大利南部的普林迪西港出发做第六次远征。

二、预计远征需要两年时间，皇帝负有在这两年内征召到1 000名骑士的义务。

三、除了1 000名骑士以外，皇帝还须征召到2 000名步兵和其他用途的人员。

四、皇帝承诺加强海洋船队用于向圣地运送军队。

五、皇帝筹措10万盎司的资金用作上述各项的全部开支。

第一次十字军出征的资金都是人们卖掉自己的领地，即使不卖也是用其做担保借款筹措的。现在的十字军已经变样了。在现在这个时代，撇开个人去圣地的情况不说，若是组织军队远征，所需经费均由统率军队的君侯承担。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出发的日子已经确定。不过，根据研究家的说法，当时谈判形成的文件里的文字很微妙，字面上写的是“去”，但写法却可能让人理解为“大概去”。我想，这可能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苦心孤诣的结果。他是德意志人，却说得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又精通教廷的内部情况。为了不向神职人员许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用他们所擅长的拐弯抹角的冗长辞令和辞藻。然而这样一来，教廷这个以教皇为最高领袖的神职人员集团就没法单凭腓特烈皇帝的“承诺”放下心来。以前腓特烈总是在说“去”，却又两次延期，他们的担心也并非不可理解。也许，把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人脑子里根本没有事不过三的思维方式。正在此时出现了一个恰当的人，他的进言把这些人的“担心”化作了“放心”。

耶路撒冷王

布里昂的约翰[7]不过是生于法兰西的一介骑士。他之所以能当上耶路撒冷王国[8]的国王，是因为他娶了欧洲君侯人人望而却步的耶路撒冷王国女王。他和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妻子去世后，长到14岁的女儿约兰达成了耶路撒冷王国的正统继承人。约翰考虑到自己年近七旬，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跟女儿结婚守住耶路撒冷王国的人。

腓特烈的初婚妻子、西班牙王家出身的康斯坦丝于3年前去世。在这个女人的生前死后，腓特烈不断地找情人，光育有孩子的就有4人，加上正妻共有5个女人育有孩子。这时的腓特烈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了。尽管如此，当时30岁的他又回到了单身状态却是事实。

这样，撮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与耶路撒冷王国公主约兰达结婚的事情迅速浮出了水面。年老体衰、一心只想着十字军的洪诺留教皇觉得，这样一来腓特烈就只能率十字军出发远征了，自己死了也可以放心。

腓特烈没有理由反对。正妻是政治婚姻，其他都是情人。如果自己与约兰达结婚后当上耶路撒冷王，自会有好处。

虽然叫作耶路撒冷王国，但首都耶路撒冷自萨拉丁以来一直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国王只能住在还掌控在基督教一边的海港城市阿卡，现实中只是一个没有王国的国王。不过，“耶路撒冷王国国王”本身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名头。这是为耶稣基督守墓、保护欧洲朝圣者的负责人的代名词。

腓特烈接受了这桩婚事。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西里王国国王，还有耶路撒冷王国国王这些名头很大的称号集于一身，可以给欧洲的其他王侯更强烈的冲击。腓特烈过于冷静了，不可能为虚荣心而鬼迷心窍。

当年11月，新娘声势浩大地组成了一支出嫁队伍，从巴勒斯坦远渡大海，在意大利南方登陆。腓特烈穿着皇帝的正装迎接了新娘。9日，他们便在自古以来就以通往东方大门而闻名的布林迪西的主教堂举行了庄严豪华的婚礼。

腓特烈与约兰达结婚

但是，14岁的新娘并没有等来特别的待遇。约兰达给父亲约翰写信哀叹，告诉他新郎在初夜的第二天就勾引了一个随从新娘而来的宫女。

不过，对腓特烈这种地位的人来说，正式婚姻的目的在于生育嫡子。他似乎也把相应的能量献给了新妻子。可刚刚有了怀孕的征兆，他就把约兰达送去了巴勒莫，理由是孩子必须出生在王宫。

对付约兰达的父亲布里昂的约翰，腓特烈做得更加直截了当。在罗马教皇和法兰西王筹钱让约翰和耶路撒冷公主结婚前，他不过是一介地方骑士。腓特烈根本没有按照同等规格对待这位老人，理由是既然自己已经娶了拥有耶路撒冷王位的人为妻，她就不再需要监护人了。约翰本想皇帝当了女婿，女儿就会跟着皇帝回到巴勒斯坦。而现在，他所能做的就只是缠着教皇哭诉了。

话虽如此，腓特烈也感到，既然当上了耶路撒冷国王，就再不能继续拖延十字军远征了。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腓特烈的王宫所在地福贾和阿尔-卡米勒居住的开罗之间，已经开始了不引起罗马教皇怀疑的接触。

这个接触是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伊斯兰世界俗界最高领袖开罗苏丹之间的接触。双方都需要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行事。双方在这个时期还不能说已经建立起了信任关系。

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接触，不仅让对方，而且让其他任何人想怀疑都怀疑不起来，这便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接触时的不变规矩。

以前腓特烈就与居住在西班牙的伊斯兰教徒实力人物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苏丹有过书信往来，请他们派来学者和文人。腓特烈做事都留有余地，让人心生敬佩。他的好学之心所向之处，任何事物都构不成障碍。应他的请求来到西西里的有教养的伊斯兰教徒都在巴勒莫的王宫受到了欢迎，他们中间也有人留了下来。我想，有了这些先例，即使把写信求助的对象改为开罗苏丹，也不大会有引起警惕的风险。外交上的接触也像造房子一样，如果在打基础的阶段就不谨慎，中途必定会崩溃。

腓特烈所率领的十字军远征的敌人是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开罗苏丹对此心知肚明，他冷静地想到，始于单纯文化交流的这段接触终将转变成外交接触。在这样的两个人之间，接触本该顺利进展，但腓特烈这边发生了一件事，叫停了这种接触。

难题显现

1225年7月，腓特烈与教皇约定十字军将在两年后的圣母升天日出发远征。但在没过几个月后的秋天，腓特烈宣布要于翌年复活节在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举行“巡会”。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召集的“会议”，召集范围遍及皇帝领土的所有地方。不光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的诸侯，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到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各个自治城邦的代表也都收到了会议通知。

召集这次“巡会”的理由是要全面讨论预定在第二年夏天实施的十字军远征。简而言之，腓特烈要把自己领土境内的所有人都拖入他将御驾亲征的十字军。但是，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却不会腓特烈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

这些自治城邦对腓特烈召集他们开会疑神疑鬼并非没有原因。阿尔比十字军还在法兰西南部行动。被他们当作异端遭到打击的人逃到了意大利北方。人们怀疑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方城市人口激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信仰不同宗教的异教徒不同，虽是基督教徒但信仰方式不同的人被称为异端。在罗马教皇看来，他们是反体制派，应该成为镇压的对象。这就是天主教会的观点。在这个时代，从法兰西南部到意大利北方存在着一股称为清洁派（Cathari）的不可忽视的势力。说起来，他们就是200年前路德[9]发起新教时的新教徒，正统天主教会断定他们反体制也属无奈。在接受正统天主教会之长罗马教皇加冕时，腓特烈也曾发誓要镇压异端。

这个腓特烈在意大利北部的克雷莫纳召集“巡会”了。应召而来的各地实力人物不可能徒手前来。不管是大主教还是封建诸侯都带着军队而来，即使有的只是卫队。这些自治城邦害怕，把这些军队握在手中的腓特烈会打着消灭异端的旗号前来镇压意大利北方。

意大利北方人们的怀疑和恐惧不完全是曲解。腓特烈有过痛苦经历。17岁那年，他在前往德意志途中遭到米兰派来抓捕他的队伍的追击，骑马涉河，险些遇难。很难断言，已经30岁的腓特烈没有心思利用前来克雷莫纳参会的军队威压顽固坚持反霍亨斯陶芬的意大利北方。

无论如何，从1225年冬天到1226年春天，意大利北方各自治城邦之间一直暗流涌动、积极联络。

转年到了1226年3月2日，即腓特烈在克雷莫纳召开“巡会”的50天前，“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在位于曼托瓦郊外的圣芝诺教堂宣布复兴。参加同盟的有，领头人米兰及都灵、布雷西亚、贝加莫、曼托瓦、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博洛尼亚和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的自治城邦。得知同盟复兴后，皮亚琴察、维罗纳、洛迪、亚历山德里亚等自治城邦也都表态加盟。

另一方面，同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却不参加同盟，明确表示自己是皇帝派的自治城邦有克莱莫纳、帕维亚、摩德纳、帕尔马、雷焦、热那亚等。

双方均不见其名的重要城邦国家有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由于内部分裂为皇帝派和反皇帝派，态度不能确定。威尼斯共和国则坚持已经成为国家传统的现实路线，回避选边站。

之所以称为复兴，是因为“伦巴第同盟”原本是为对抗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而结成的同盟。“红胡子”这个绰号原本出自意大利语barbarossa（巴巴罗萨），由成为敌人的米兰人叫开。

尽管“伦巴第同盟”同“红胡子”之间互有输赢，但最终屈服，让腓特烈的父亲和母亲在米兰的主教堂举行了婚礼，并在这种反皇帝派认为屈辱的状态下解散了同盟。忘不掉这一切的米兰人作为发起人，为对抗“红胡子”的孙子腓特烈而重建了这个同盟。他们不仅宣布复兴，而且立即付诸实行。

参加伦巴第同盟的意大利北方各城邦

自古罗马以来，有三条干线道路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从德意志南下到意大利。尽管中世纪对完善基础设施漠不关心，三条道路一直被弃置而得不到维修，但由于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中世纪的人们仍在使用这些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翻过阿尔卑斯山后南下都灵。

第二条道路是翻过布伦纳山口后南下维罗纳。

第三条道路是从如今已经成为奥地利领土的地方进入意大利半岛东北部。

应皇帝召集前来参加“巡会”的德意志各地实力人物必须通过这三条路中的一条才能到达开会地点克雷莫纳。

得知这一情况的伦巴第同盟采取了对策，向这三条道路派出军队，切断道路。米兰和贝加莫在第一条路上设置了路障。维罗纳和曼托瓦负责第二条路。帕多瓦和特雷维索派兵切断第三条路。

复活节的日子因年而异，那年的复活节在4月29日。意大利已经到了仲春，德意志的春天却刚刚开始。阿尔卑斯山里还没有完全出冬。皇帝手下的德意志诸侯们也知道，翻过阿尔卑斯山的地方已经筑起了路障，想出发也做不到了。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诸侯还是绕远走第三条路汇集到了克雷莫纳。由于监视这里的威尼斯共和国保持中立，本该切断这条路的路障事实上没有起到作用。

皇帝在德意志的权威和权势的体现者是他的长子、德意志王亨利。亨利这年15岁，又是皇太子，所以是在克雷莫纳召开的“巡会”上不可缺少的人物。然而，这个15岁的皇太子连从德意志出发的通知都没有发出。不知道是听从了那些得知有路障便吓破了胆的心腹的意见，还是由于同一年前结婚、年长自己8岁的德意志实力诸侯的女儿玛格丽特[10]搞不好关系而失去了自信，总之，这位“皇太子”始终没有露面。

4月19日，应该是“巡会”开会第一天，腓特烈甚至不在克雷莫纳，他在拉文纳过的复活节。在克雷莫纳开会失败，对已经31岁的腓特烈而言恐怕是初尝苦涩，这等于自己的领土德意志和意大利被“腰斩”了。说不定就是在这个时期，腓特烈的心里涌出了再次推迟翌年十字军远征的念头。一国统治者放下领国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不管而去遥远的东方，这可不是没有烦恼便能下的决断。可是，再次延期已经到了不能允许的地步。

但腓特烈又不能就这样夹着尾巴跑回意大利南方。首先他自己的荣耀就不允许他这样做。其次，让伦巴第同盟各自治城邦高奏凯歌的状态继续下去，明显对以后打开局面有重大不利。

5月，腓特烈离开他度过复活节的拉文纳，但他没有回意大利南方，只带着手头的军队开始访问意大利北方城市。这次旅行可不是为了饱赏春色，而自然是一次示威之旅，兼向伦巴第同盟的各个城邦施加压力。因此，这次旅行从东边的拉文纳到西边的皮埃蒙特，横跨整个意大利北方。

其间腓特烈还给罗马教皇写了信，谴责妨碍他召开讨论十字军远征“巡会”的伦巴第同盟，并说教皇也应该采取措施。

教皇洪诺留慌了手脚。他担心，腓特烈又会以此为由再次推迟十字军远征。于是教皇威胁伦巴第同盟各自治城邦说要开除他们的教籍。这位教皇罕见地使出了强硬对策。

当初已经绝望的状况得到改善，至少不那么绝望了。这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率军示威产生了效果。腓特烈行军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城邦阻拦，就连米兰也都一声不吭地躲在城墙后面。

第二，腓特烈在米兰的眼皮底下与萨伏依伯爵结成了同盟。由于在意大利西北部拥有广阔领地的萨伏依家族站在了腓特烈一边，伦巴第同盟的领袖米兰便不可能继续以前的做法了。今后，米兰不得不常常小心着西面邻居萨伏依的态度。

第三，罗马教皇的威胁里透着开除教籍的味道。不可一世的米兰也想避免被当作异端，从而成为打着反对异端旗帜的十字军的目标。

就这样，当初伦巴第同盟宣布复兴时，加盟的自治城邦在数量上压倒性地多于皇帝派，但过了3个月后到了7月份时，形势发生逆转。当然，“伦巴第同盟”本身并未被迫解散，只是反皇帝的领袖米兰安静下来而已。

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决定了结“伦巴第问题”。他决定经比萨回意大利南方。离十字军远征出发的日子只剩一年了。

阿拉伯数字

腓特烈绕道比萨有两个原因。第一，比萨是与威尼斯和热那亚比肩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之一，此行就是为了把比萨拉到自己一边。第二是为了从比萨登船前往意大利南方。第一个和第二个目的最终都达到了。比萨的实力人物们欢天喜地地提供了皇帝的座船和护卫船队。在比萨，腓特烈结识了一位饶有兴味的人物，商人兼数学家列奥纳多·斐波那契。

出现在31岁皇帝面前的是一位年已56岁的在比萨随处可见的普通男子。这个56岁的男人两眼放光地向腓特烈展现了阿拉伯数字的世界，强烈地刺激起了这位31岁皇帝的兴趣。

列奥纳多·斐波那契是一个典型的出生在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男子，从年轻时起就走遍了地中海周边地区，从事着与伊斯兰世界的贸易。他领悟到了在伊斯兰世界遇到的阿拉伯数字的高效，热情地为欧洲引进阿拉伯数字。早在28岁的那年他就出版了《算盘全书》（Liber abbaci）。但是，向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引进阿拉伯数字遭到了教会方面的强烈反对，这本书遂成绝版。

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

以前，欧洲使用的一直是罗马数字。与其相比，阿拉伯数字的好处除了书写时可以减少错误之外，还有“0”（零）的概念。

“0”的概念本来发祥于印度，在印度被冠以“S＇ūnya”之名，意思是“空”。阿拉伯人引进了这个概念，起名“sifr”，翻译成拉丁语就成了“Zephirus”。威尼斯人弄懂了这个概念后开始用他们的方言称之为“zevero”，以后又成了意大利语的“zero”。自从有“0”的概念以后，数学的发展才真正起步。

这位比萨商人的话给腓特烈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为了让已经56岁的斐波那契能够放弃贸易专心研究数学，皇帝决定向他支付终身年金。也许因了这个原因，《算盘全书》两年后得以再版，流传至今的就是1228年出版的第二版。以后，斐波那契跟腓特烈也一直保持着交往，他的《平方数书》（Liber Quadratorum）一书就是献给腓特烈的。威尼斯共和国传承了阿拉伯数字。这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开设了学习阿拉伯数字的学校，阿拉伯数字从此传遍了欧洲社会。

皇帝腓特烈二世终其一生都热衷于鼓励学习技艺，就连强硬批判他的现代学者也都承认这一点。他没有把学艺看成是只有与政务割裂开来才能进行的独立领域。不管是罗马教皇，还是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不管是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还是意大利南方的臣民，在腓特烈的一生中都没有使他获得释放的感觉。他只有在高度紧张的处理内外政务极其短暂的间隙中，才能满足一下关心学艺的心愿。腓特烈也曾在自己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中写道，鹰猎的效用就是让自己从政务带来的日复一日的重压之中暂时解放出来，只有那段时光能让我身心愉悦。

无论是用鹰狩猎，还是论述阿拉伯数字的效用，对腓特烈而言都是愉悦的。正像他一辈子不断忙于政务一样，与这类人共度短暂时光的愉悦也跟随了他一辈子。按现在的说法，这叫作消除焦虑。但腓特烈的“消除焦虑”却不止于消除，而是与振兴技艺密切相关。这与他厌恶逢场作戏的性格很相像。

顺便告诉大家，这位比萨商人斐波那契还向腓特烈推荐了一位比自己小5岁的朋友。这位朋友出生于苏格兰，曾经在仍处于伊斯兰统治之下的西班牙的托莱多求学。不过，腓特烈与他之间谈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这位迈克尔·司各特后来成了腓特烈宫廷里的常客，也是最早把亚里士多德介绍到欧洲的人。

这样看来，腓特烈的熟人或朋友中有很多不同凡响的人。莫非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后半叶腓特烈自己就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

腓特烈从比萨登船前往西西里的海港城市叙拉古。那里，不仅有马耳他鹰，还有马耳他岛出生的海军将领恩里克在等着他。腓特烈就要率领十字军远征了。他把组建陆军托付给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而海军就交给了出生在马耳他岛、被誉为超一流船长、血管中流淌着热那亚人血液的恩里克。恩里克这位曾经的海盗现在担任了皇帝海军的司令官。

皇帝命令海军司令建造可以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船只。司令官接受了命令，造出了平底船让皇帝审查。通过审查之后，司令官开始建造一支全部由平底船组成的船队。

在此之后，腓特烈打算途径意大利南方，去福贾的王宫过冬。这时，又有一件重要的政务摆在了他的面前，开罗苏丹派来的使节团抵达了福贾。

苏丹阿尔-卡米勒

使节团的首席代表是一位年轻的埃米尔，名叫法拉丁。所谓“埃米尔”相当于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领主。据说法拉丁是深受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信赖的心腹。

伊斯兰世界俗界第一人与基督教世界俗界第一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即外交交涉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这在十字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后，法拉丁一直与腓特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法拉丁生年不明，因而我们不知道他的准确年龄。但从他后来岁月漫长的外交官经历以及他准确的卒年推测，他大概与32岁的腓特烈同庚，或稍许年轻一点。

首先让法拉丁吃惊的是，与腓特烈对话时，自己带来的翻译派不上用场。

自第一次十字军以来，许多跟随十字军远征而来的基督教徒在中近东定居下来，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到了现在，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人了。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懂得伊斯兰世界的第一语言阿拉伯语。

可是，法拉丁眼前的腓特烈有生以来从未踏上过中近东的土地。他还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虽然皇帝的意义不同于教皇，但他也是统率所有基督教徒的人。然而，这位皇帝竟然不需要借助任何人的帮助就能阅读、理解法拉丁带来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还能用阿拉伯语谈出自己对亲笔信的想法！

这样一来，法拉丁对皇帝的认知自然始于美好的感情。腓特烈似乎对年轻的埃米尔也抱有良好的感情。腓特烈这个人是从不让自己厌恶的人靠近自己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决定了腓特烈的良好感情。

亲笔信中写着苏丹已做好了归还耶路撒冷的准备。当然这是有条件的，腓特烈要与阿尔-卡米勒结成联盟，来应对阿尔-卡米勒的亲弟弟、现在与他处于敌对关系的叙利亚苏丹阿尔-穆阿扎姆，即使腓特烈率领十字军前来，也不攻打埃及。

萨拉丁从基督教徒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在伊斯兰世界被奉为英雄。他的弟弟阿迪勒是哥哥最好的合作者，他接了哥哥的班。他跟哥哥一样，完全没有宗教的狂热。继承阿迪勒的是他的儿子阿尔-卡米勒。阿尔-卡米勒少年时代就被狮心王理查封为西欧式骑士。即使不是这个原因，他这个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徒的感情也不坏。

阿尔-卡米勒与弟弟阿尔-穆阿扎姆的关系很好，这和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家族相比算是特例了。兄弟俩年龄只差两岁，也是竞争对手。兄弟二人忠于父亲的遗志，分别在埃及和叙利亚进行分治。他们个人之间的兄弟感情也不错。

但正如前述，这一时期，中近东的伊斯兰世界分为埃及派和叙利亚派，双方都是既得权益阶级。一方在开罗，另一方在大马士革，双方相互竞争，争夺伊斯兰世界的主导权。叙利亚派对埃及派的逐渐强大变得神经质，不断攻击埃及派，兄弟俩原本关系并不坏，现在弟弟叙利亚苏丹却站到了最前锋，要打倒根据地在开罗的哥哥。

阿尔-卡米勒是长子，因而是父亲留下的整个中近东伊斯兰世界的负责人。这是一个不容许他放任自流的问题。如果埃及与叙利亚发生正面冲突，影响将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阿尔-卡米勒一直在寻找规避的办法。他当然不希望十字军在这个时期前来远征。

他心里绝对不希望十字军打到埃及来。记得6年前第五次十字军登陆埃及时，阿尔-卡米勒率领埃及军队迎战，虽然成功地把十字军赶了回去，但个中艰辛仍历历在目。在给腓特烈的亲笔信里写的不进攻埃及的条件，正是这个时期阿尔-卡米勒的切实想法。

此外，亲笔信里还写到了“同盟”。所谓同盟，并不意味着等同于军事上的并肩作战。同盟并不要求共同进攻某一方的敌人。有的同盟只要求不做对某一方的敌人有利的事情，即要求对方不要帮助敌人。

身为伊斯兰教徒的哥哥为扳倒同为伊斯兰教徒的弟弟而与基督教徒联手所冒的风险，对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苏丹阿尔-卡米勒来说实在太大。他已经能看见，大马士革背后巴格达的哈里发会竭力谴责他是伊斯兰世界的叛徒。中世纪是一神教的时代，背叛同教教徒的谴责会使苏丹的地位陷入危险境地。

换句话说，阿尔-卡米勒没有忘记6年前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的痛苦经历，他最希望的就是十字军不要进攻埃及。如果这条能获得保证，他就可以归还耶路撒冷。

阿尔-卡米勒有过“前科”。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他就曾说过如果十字军撤出埃及，他就归还耶路撒冷。但在当时，十字军中的狂热信徒太多。他们认为耶路撒冷必须通过流血夺回，而不能通过与异教徒的对话收复。结果阿尔-卡米勒的方案最终未能实现。不过，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是腓特烈，他认为最好不流血就能收复圣城。32岁的皇帝决定，认真地接住苏丹投过来的球，再认真地投回去。

腓特烈找了个理由，说护送埃米尔法拉丁时顺便回访，派出使节团出发去了埃及。使节团里有两个封建诸侯兼重臣，但首席仍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赋予贝拉尔德的任务是：第一，确认苏丹所写的内容；第二，直接拜见阿尔-卡米勒，了解苏丹的为人。已经对腓特烈抱有亲密感情的法拉丁将尽力促成大主教与苏丹的直接会谈。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阿尔-卡米勒是一个厉害的角色。

他希望不要进攻自己根据地埃及的想法是正当的。但他还说，如果十字军不打到埃及来，他就归还耶路撒冷。可是，眼下统治基督教徒憧憬之地圣城耶路撒冷的是弟弟叙利亚苏丹，而不是他埃及苏丹。

这就是说，阿尔-卡米勒承诺归还并不在自己管辖之下的耶路撒冷。

难道腓特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不，他一定注意到了。但他不动声色，沿着“约定就是约定”的路线走下去。

所谓外交，不一定只要坦率地打出手中的牌就会有好的结果，也不一定只要手里的牌好就能取胜。不论牌好牌坏，关键在于如何打好手中的牌。

并不是皇帝派出的使节团里有相应的重臣就能够完成任务。32岁的腓特烈把这项顶级微妙的外交任务托付给了相互了解远胜他人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从腓特烈16岁那年起，贝拉尔德就明里暗里地支持着他。这时，他也会完美满足拥有共同思想的青年君主的期待。

既然是大主教，贝拉尔德也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执第五次十字军之牛耳的教皇代理佩拉吉奥也是神职人员。

面对阿尔-卡米勒归还耶路撒冷的说法，枢机主教佩拉吉奥主张圣城应通过基督教徒流血夺回，不能通过与异教徒交涉来收复，他甚至拒绝讨论此事。

对同样的说法，大主教贝拉尔德却为了与异教徒交涉而不远万里前往开罗。

贝拉尔德结束与开罗苏丹的会谈回到意大利，已经是第二年的开春时分。

就在这年春天，罗马“换人”了。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1]

1227年3月18日，年近百岁的教皇洪诺留三世去世。第二天召开的枢机主教会议选出了新教皇，以格列高利九世之名即教皇位。新教皇是英诺森三世的侄子，对伯父的名言“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深信不疑。

新教皇即位时已经57岁。与纤细瘦小的前教皇洪诺留相反，他体格魁梧，浓密的胡须遮住了半张脸。他言谈举止颇有威严，也经常暴怒。他心中郁积着颇深的阴暗怨恨，人们经常能在深感自己身处底层、忍受已久的人身上见到这种怨恨。

托了伯父的福，他得到了罗马附近富裕的大教区，而根本不是什么身处底层。可是，客观标准不通用于这种怨恨。顺便说一下。7年前的1220年，当时25岁的腓特烈为了参加加冕典礼来到罗马。当时50岁的格列高利受教皇洪诺留之命迎接并照顾腓特烈。他在加冕当天担任先导，把腓特烈引到教皇等候的圣彼得大教堂。

这位格列高利九世教皇留名青史是因为此后开始的他同腓特烈二世皇帝之间的炽烈抗争。不止于此，他作为5年后于1232年设立的“异端裁判所”的创设者也在欧洲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异端裁判所”靠着女巫审判[12]这种多半是嫉妒和羡慕的产物，以及残酷无比的严刑拷打，长期震慑着欧洲社会。而“异端裁判所”竟是由这样一位教皇创设的，他坚信天主教会之长罗马教皇应该是不仅照耀皇帝、还要照耀所有信徒的太阳！

4月初，教皇格列高利即位尚不满半个月就给皇帝来了信，要求皇帝严格遵守与前教皇洪诺留约定的十字军远征的出发日期。

即使教皇不催促，腓特烈也考虑到事到如今只能决心远征了，只是还没有从阿尔-卡米勒那里得到归还耶路撒冷的明确说法。他再次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去了开罗。

贝拉尔德再度来访，阿尔-卡米勒这次也直截了当地做了答复，也许是他厌倦了玩弄语焉不详的辞藻，或是他觉得不能失礼于远方的来客。他说，耶路撒冷在弟弟阿尔-穆阿扎姆的领地上，要让贝拉尔德做出判断。他还为贝拉尔德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身在大马士革的弟弟。再怎么样弟弟也是敌对方，给这样的对手写介绍信，阿尔-卡米勒也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尽管如此，大主教贝拉尔德还是切身感受到了年轻君主的心思。他拿着介绍信去了大马士革，请求与苏丹阿尔-穆阿扎姆举行会谈。我们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否见了面，因为这个时期苏丹正在卧病之中。

然而，即使明白贝拉尔德的辛苦，腓特烈也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大主教回国了。

腓特烈将西西里王国托付给一个重臣统治，把怀孕的妻子约兰达留在了安德里亚城，于约定的日子（8月15日）开进了出港地点布林迪西。

腓特烈在布林迪西看到数量庞大的群众挤满了港口。他们基本上都是得知十字军要进行久违的远征后从欧洲各地汇集而来的朝圣者。军事远征让朝圣者同行，这也是以往远征时的惯常做法。但这年的朝圣者数量之庞大前所未有，好似又回到了第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狂热时代。尽管皇帝和国王们都没有参加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但因教皇的倡导，那时的狂热几乎是自发的。只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测，欧洲的基督教徒对旨在收复圣城的十字军远征早已翘首以待。

但是，群众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容易导致瘟疫发生。那情况就像很多人挤在住宿设施不足的地方，而且又逢盛夏季节。

到了圣母升天日的8月15日，腓特烈已根本无法出港。朝圣者中爆发的瘟疫已经扩散到了士兵，尤其是为运送远征军召来的船员中也接二连三地有人病倒。

即便如此，腓特烈还是试着于8月21日出港。但那天全军没有准备好，只能延期出发。

9月8日，皇帝登上了旗舰。这是一艘大型加莱船[13]。旗舰领头，整个船队离开了布林迪西港。

但还没航行到10海里，情况就明确显示出他们处于一种绝望之中。船速之慢令人一筹莫展，甲板上满是无力瘫坐的士兵，无处插脚。旗舰像是医疗船，船上躺着濒死的图灵根伯爵。他是腓特烈的同辈好友，腓特烈原本想把十字军的陆军交给他指挥，而现在腓特烈所能做的只是陪在行将去世的图灵根伯爵路德维希的枕边。

腓特烈命令船队调转方向去奥特兰托港。如果撤回，去那里要比去布林迪西更近。

进了奥特兰托港后，腓特烈立即命令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淘选健康船员，编成有20艘加莱船的船队，载着800名健康骑士先行前往东方。他没有忘记给教皇格列高利写信说明情况，并让海军将领恩里克带着信出发去了教皇那里。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便到那不勒斯附近的波佐利温泉疗养去了，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妙了。

开除教籍（第一次）

教皇格列高利不但拒绝会见海军将领恩里克，甚至还拒收了腓特烈的信。教皇认为，腓特烈必须亲自前来拜见教皇，说明事情原委，但他却一边泡着温泉，一边只差人送来一封信，这成何体统！

教皇怒向胆边生，以没有在约定的日期远征为由，决定对皇帝处以“开除教籍”的处罚。

对基督教徒来说，没有比开除教籍更严厉的处罚了。当然，教皇决定这样处置皇帝的理由不仅是这一点。我把这些理由归纳如下。

自幼成为孤儿的腓特烈，之所以能够成为西西里国王，接着成为德意志王，最终还当上了皇帝，这都是托了谁的福？这一切都是因为罗马教皇不惜代价援助的结果。

这份教皇诏书的全文于同一年的11月18日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正门上张贴出来，正式公布开除腓特烈教籍。教皇格列高利还大量抄写诏书，不仅发送给了欧洲全境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还发送给了全体国王和实力人物。

9月8日，腓特烈因为瘟疫流行而不得不撤回。9月19日，教皇决定开除皇帝的教籍。11月18日，教皇公布了开除教籍的诏书。可以想象，57岁的教皇认为自己被捉弄了，对32岁皇帝的怒火急速飙升。

这个时候，腓特烈也把与他地位相符的辞令抛到了一边。他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直抒胸臆。

“你说是罗马教皇帮助了幼小的我，但在我度过孩提时代的时候，教皇对西西里毫不关心，诸侯为所欲为，整个西西里王国成了无政府状态。在我成长的时代，甚至在我成人之后，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授予萨克森公爵奥托的，不也正是罗马教皇吗？

“而我达到今天的地位，究竟是托了教皇的洪福，还是因了在困难时期不遗余力帮助我的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侯呢？”

这又在格列高利教皇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他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腓特烈在信的末尾还写着：“我将于明年即1228年春率领十字军出征。”

开除教籍（第二次）

转年到了1228年的3月23日，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了告示。腓特烈第一次被开除教籍尚未解除，又被第二次开除了教籍。

第二次开除教籍的理由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罗马教皇缺乏恭顺之意。

在格列高利教皇看来，被开除教籍的人必须扔掉一切跑到教皇这里，穿上象征悔罪的简陋衣服，在纷飞的大雪中肃立三天三夜，乞求解除开除教籍的处罚。而腓特烈却只写来了一封信，而且满纸充斥着反驳的论调，真是不成体统。

然而，腓特烈二世皇帝不是因“卡诺莎之辱”[14]而留名历史的亨利四世[15]皇帝。格列高利教皇已经刹不住车了。在公布的开除教籍告示中，教皇向全体基督教徒发出了以下命令。

一、对被开除教籍者的逗留及途径之地一律处以“禁止教务”的处罚。

所谓“禁止教务”，可以说是开除教籍的前一阶段，是教皇给俗界的处罚。一旦被处以“禁止教务”的处罚，从弥撒到出生洗礼、婚礼、葬礼统统不能举行。

当然，由于不能举行基督教徒不可或缺的这些仪式，这些人离人们祈愿死后要进的天堂便更加遥远了。

“开除教籍”是给个人的处罚，但“禁止教务”则是给居民共同体的处罚。两者在这一点上也不相同。

二、居住在被开除教籍者所领有的所有土地上的人民，将从对此人发誓顺从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因而，人民不再需要纳税，也不再需要应征当兵。

“开除教籍”是罗马教皇最强大的武器，原因就在于不论是皇帝还是国王，任何人都没有义务服从被开除教籍者。教皇说了，家臣和士兵都可以离开，任何掌权者都有陷入孤立无援状态之虞。正因为如此，亨利四世才会在纷飞的大雪中，在卡诺莎城门前连续肃立以表恭顺，乞求卡诺城里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6]为他解除开除教籍的处罚。

“开除教籍”这个词在中世纪历史中频繁出现，到了令人腻烦的地步。虽然这个词的词源为当时通用语言拉丁语，但却不是古罗马帝国时代就有的拉丁语，而是古代末期基督教会造出的拉丁语，在词典中的分类是“后期拉丁语”。

非一神教世界是不会产生这种语言的，因为开除教籍意味着被从同教信徒组成的社会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就是牧羊人把羊群中的一只羊赶了出去，还对它说“你不可以回来”。牧羊人就是罗马教皇。在教皇看来，皇帝也好，国王也罢，都只不过是羊群中的一只羊而已。

因而，“开除教籍”成了教皇手中强大的武器。不过，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向皇帝腓特烈二世打过来的这个武器还另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命令”的第二项，规定腓特烈的部下臣民已无义务服从于他。单凭这一项，腓特烈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远征了。但教皇又向信徒发出了下述第三项命令。

三、被开除教籍者率领的军队不是十字军。因而允许该军队行军沿途地方的民众阻止其行进，并可以抢夺该军队运送的物资。

不过，这第三项所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教皇的预料。

在那个时代，多半人是信任十字军的。在他们看来，教皇诏书的第三项反映的是教皇阻碍十字军远征甚于任何人，就连老百姓都意识到了这个矛盾。

由于这些情况，尽管腓特烈一连两次遭到开除教籍的处罚，但可以说几乎没有因此受到实际损害。既没有臣民暴动，也没有诸侯叛离。不仅如此，就连大主教、主教这些有义务绝对服从教皇的人也都继续留在了腓特烈身边，并明确表示将与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同行远征。这就是说，连大主教都不理睬教皇的命令了。

当然，腓特烈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不仅是被开除教籍。在第二次公布开除教籍的一个月前，他正驻跸福贾王宫，开罗苏丹的特使前来拜访。阿尔-卡米勒派来的特使和上次一样还是法拉丁，但他带来的苏丹亲笔信的内容却与上次大相径庭。

阿尔-卡米勒在信中告知了叙利亚苏丹于去年冬天去世的消息。没有人怀疑阿尔-穆阿扎姆不是因病自然死亡。正是这样，令阿尔-卡米勒头痛的叙利亚派的反抗也平息下来了，像是自然消亡一般。

就这样，由于弟弟以平稳的形式退出了舞台，叙利亚和埃及自然成为一体。47岁的阿尔-卡米勒和伯父萨拉丁及伯父去世后的父亲阿迪勒一样，成了整个中近东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最高权力者。

他已经没有必要通过归还对伊斯兰教徒而言也是圣城的耶路撒冷，来请求腓特烈不要进攻埃及。法拉丁带来的阿尔-卡米勒的亲笔信归纳成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决定不再归还耶路撒冷，你就不要为此而来远征了。

这就等于，腓特烈本打算通过十字军远征和平收复圣城的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便夭折了。

更有甚者，教皇传话要他出发，却不见一点儿要为他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关心。

被开除教籍的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成为得不到教皇祝福的十字军。十字军原本始于教皇的倡导，这样一来，腓特烈就连“十字军”领导者也不是了。也就是说，以免罪之名给予参加十字军者的报偿，也不会再给予跟随腓特烈远征东方的将士们了。

如果想顺从当时的气氛，腓特烈就应该暂缓在这样的状况下率军出发。他应该暂停远征，满足教皇的要求，身裹破衣烂衫，赤脚前往罗马，以悔罪的姿态站在圣彼得广场，心无旁骛地祈求教皇为他解除开除教籍的处罚。以被开除教籍之身率领十字军远征，这本身就是徒劳。

尽管如此，腓特烈以毫不掩饰的亲切之情送走了法拉丁，却没有改变出征的计划。

为什么32岁的皇帝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决定要出征呢？

腓特烈不是不想率领十字军去远征，只是不想按照以往十字军的方法率军前去而已。

而且，他不认为教皇与皇帝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关系。

腓特烈更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才是正确的。

腓特烈认为，既然所谓十字军远征既是军事，又是政治，还是外交之事，那么，这一切正如耶稣所说，应该是皇帝负责的领域。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宗教上的事情归在教皇管辖之下也属当然。

这个观点改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政教分离”。后世的欧洲把这种观点称作“世俗主义”。腓特烈在那不勒斯创设了只招世俗学者教授罗马法的大学，帮助普及了阿拉伯数字，认为连十字军远征也都应该由皇帝、国王和诸侯等世俗之人去做。也许腓特烈就是政教分离主义者或世俗主义者，尽管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些名词。

第六次十字军

1228年6月28日，腓特烈率领的十字军从布林迪西港出发了。33岁的皇帝并没有因热衷于跟教皇吵嘴而虚度9个月，他把这9个月用在了做好万无一失的准备。

船队由40艘加莱船和超过百艘的运输帆船组成，总指挥是海军将领恩里克。船上装满了军粮、武器和马匹，载着100名骑士和3 000名步兵。腓特烈乘坐的大型加莱船上还有巴勒莫、卡普亚和巴里的三位大主教，他们都是高级神职人员，是西西里王国神职界第一、第二和第三号人物。

虽说率领十字军的是被开除教籍之人，但骑士、士兵和船员中却没有一个人因宗教理由离队。那是一个仅与被开除教籍者保持关系都会被开除教籍的时代。当时的编年史作家几乎都是主教或修道士，支持教皇者居多。如果有离队者，他们是不会放过而不记录下来的，但却没有一个作家记录有人离队。

顺便一说，在参加这次十字军的意大利南方的志愿兵中，有不少人是已经集体居住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士兵。十字军把伊斯兰教徒作为敌人，腓特烈却随军带去了伊斯兰教徒。当然也可以说，既然是伊斯兰教徒，那么总司令是不是被开除教籍者也就无所谓了。

这件事日后成了罗马教皇方面弹劾腓特烈的一个理由，而当时腓特烈方面的反驳如下：

即便形成流血事态，那血也不是基督教徒的血，而是伊斯兰教徒的血。可见谁都不难理解，即便你不是罗马教皇，心里也想说上一句“别胡闹了”。

不管怎么说，感觉上所有人都在期盼的第六次十字军“终于”成行了。但总司令亲自率领的远征军规模也太小了，只有100名骑士和3 000名士兵。当然，此外还有先派出去的兵力。

这先行兵力是去年因瘟疫不得不延期时，腓特烈委托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率领的800名德意志骑士。他们不是单纯的骑兵而是“骑士”，所以加上辅助的步兵和马夫，实际人数会是800人的3至5倍。

这支先遣队已于去年秋天抵达巴勒斯坦，并按照腓特烈的命令完成了西顿港的整修工程和护卫这座海港城市的城墙的加固工程。

后来，他们还完成了阿卡和蒙特福特的城寨加固工程。转年到了1228年，他们甚至完成了仅次于阿卡的海港城市凯撒利亚的防卫强化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腓特烈到达时能够安全登陆，登陆后马上就能用作前线基地，而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地。

可是，这些兵力加上当地可能征召到的所有兵力，也不过只有骑士900到1 000人，步兵3 000人到4 000人而已。40年前第三次十字军的时候，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率领的军队有骑兵3 000人和步兵8万人。

不过，腓特烈的指挥系统非常一体化。他本人是最高指挥，在他之下，陆军由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海军由马耳他岛出生的恩里克这两位能力出众的武将分别节制。所以他们规模虽小，却称得上精锐。

另外的一个好处是，由于腓特烈受到开除教籍的处罚，出征时便不用再带那些忌讳与他同行的众多朝圣者了。这就是说，第六次十字军排除了碍手碍脚的善男信女，成为一支由纯粹战士充实起来的十字军。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还有一个有利之处。

那就是海军完全是自己的。参加第三次十字军的法兰西王腓力从运输到所有一切完全依赖热那亚，而特意让本国船队返回的狮心王理查，到了要用船队作战时也不得不去求比萨和热那亚。帆船适合运输，但海上战斗只能用加莱船。加莱船上配有当时的发动机——桨，行动自由。加莱船不是欧洲北部海洋里的船，而是适合于地中海的船，只有适应了地中海的船员才能驾驶加莱船。

腓特烈的领土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都面向地中海，不仅是海运国家，还是一个拥有惯于操纵加莱船的海军的国家。运送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先遣队的那20艘和腓特烈亲自率领的40艘船都是加莱船，全在意大利南方或西西里建造。

指挥这些海军的是生于马耳他岛、对地中海了如指掌的海军将领恩里克。海军力量不用求别国自然有利于指挥系统的一体化。腓特烈的海军还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专门为远征建造了运输船。这些船的船底浅而平，能够溯尼罗河而上，直击开罗。

由此可见，33岁的腓特烈是在做好了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之后才远征东方的。

为什么腓特烈一方面在考虑只靠外交和平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一方面却又在军事方面如此充分准备呢？

我想再说一遍，皇帝腓特烈二世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虽然相差12岁，他们却是同时代人，而且同为中世纪历史上的巨人。在这一点上，两人也很相像。但腓特烈不是圣方济各，他不认为光靠这位修道士在上次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所尝试的那样，用语言说教就能实现和平。

阿西西的方济各到敌人阿尔-卡米勒那里去说教，说要实现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和平与共生，最正确的道路就是苏丹您改信基督教。

伊斯兰教规定，异教徒劝伊斯兰教徒改教便是死罪。所以，圣方济各即使当场被斩杀也无话可说。

然而，面对手里只拿着一根拐杖，穿着一身穷酸僧衣的年轻修道僧的大胆举动，苏丹阿尔-卡米勒的回应只是微微一笑，便派卫兵把他送回了基督教一方的阵营里，这才使方济各得以回到阿西西。比这位圣人年轻12岁的腓特烈一次也没有劝过阿尔-卡米勒改教，但却考虑要从伊斯兰教徒阿尔-卡米勒那里得到保证，实现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十字军远征的终极目标，和让基督教徒在圣城继续生存下去这个伴随目标。他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用语言去做说服工作，同时布置军事力量，这样的办法最具实现的可能性。

剑并不是拔出来才有效，插在鞘里也可以让它充分发挥效力。这在现代叫作“抑制力”。

腓特烈前往中近东的航线

1228年6月28日，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从布林迪西出港，沿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岸南下，然后转舵向东，在克里特岛、罗德岛的港口停靠后，于7月21日进了位于塞浦路斯岛南岸的利马索尔港。行船至此所耗时间仅为3个星期，而在这座塞浦路斯岛上他竟逗留了6个星期。腓特烈也同狮心理查一样，看到了后方重地塞浦路斯岛的重要性，于是他把建立塞浦路斯的统治体制放到了比进军圣地更加优先的位置。

这时离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已经过去了130年。十字军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十字军国家即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到接近地中海的地方已经有所减少，但却仍然存续着。中近东的基督教社会在陆地上已经完全被伊斯兰教徒所包围。因而，塞浦路斯岛能否一直在基督教一边，对这个社会而言甚至成了关系到死活的问题。

中间隔着大海对基督徒来说不是问题。伊斯兰教徒在陆上很强大，但在海上，他们却不是基督教徒的对手，尤其不是基督教徒海上战斗主力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对手。

在13世纪前半叶，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海军已经具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可以说地中海就是他们的海。这些海军原本也是为保护自己国家的城市和人民免遭北非伊斯兰教徒海盗的袭扰而建。海军因此得到加强的这三个城邦国家均以贸易立国。强大起来的海军为把满载商品的本国船队送出地中海而保驾护航，这也理所应当。当然，这时他们的敌人同样还是伊斯兰教徒的海盗船。

就这样，意大利的三个海洋城邦国家一方面在与伊斯兰商人做着贸易，另一方面却持续地对伊斯兰教徒海盗保持着常备不懈的战斗态势。他们因此在行船技能、高效造船，以及有效使用船员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结果，这些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在海上战斗力方面的差距，在中世纪业已过半的时代已经拉得太大，后者想赶也赶不上了。

腓特烈率领的海军，无论在威力、规模和传统方面都劣于这三个国家的海军。但在伊斯兰教国家看来，这同样是基督教国家的海军。腓特烈率领自己的海军开了过来，这对开罗苏丹阿尔-卡米勒来说足以形成威胁。单单想象一下，腓特烈的海军溯尼罗河而上出现在开罗城前，阿尔-卡米勒就会像看到了腓特烈腰间佩戴的宝剑一般。

就这样，尽管阿尔-卡米勒可以在陆上轻易召集起10万兵马，他却无法对塞浦路斯动手，只因那是漂浮在大海之上的一座岛屿。

不过，这也必须做到塞浦路斯内部统治巩固，海上防卫充分才行。否则一旦让阿尔-卡米勒看到塞浦路斯处在分裂状态，采取让大量士兵同时登陆，变海战为陆战，最终将居住在塞浦路斯的基督教势力赶下大海的战术，塞浦路斯岛完全有可能伊斯兰化。

腓特烈来到塞浦路斯的时候，以前在狮心王援助下崛起的吕西尼昂王族，其在塞浦路斯的继承人年仅8岁，王族内部也处在类似家庭骚乱的状态之中。要解决问题动用军事力量最快。但不管是对基督教徒，还是对伊斯兰教徒，腓特烈都想不流血就能达到目的。在自己中途路过的塞浦路斯让基督教徒流血，对腓特烈来说是说不过去的。于是，33岁的皇帝选择了对话解决的道路，这花去他6个星期的时间。

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腓特烈动身前往圣地，并于9月7日在阿卡登陆。自从失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这里似乎成了整个中近东十字军势力的首都。

进入圣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亲自进入圣地，这在十字军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一片狂热。

不只是居住在阿卡的人们，居住在附近城市的基督教徒也都赶来，前来朝圣的人们也都加入了进来。港口挤满了群众，甚至有人被挤得掉进了海里。

腓特烈沐浴着秋天的阳光，在耶路撒冷总主教和阿卡大主教等中近东十字军国家要人的迎接下前往王宫。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们，看到了年轻皇帝骑在马上的雄姿，看到了保护他们安全和繁荣的人。

腓特烈受到了从上到下的一致欢迎，心情似乎很好。他写了一封反映抵达后受到热烈欢迎的信交给同行的巴里大主教，让他送回去交给格列高利教皇。腓特烈期望教皇能改变主意，解除对他的开除教籍处罚。腓特烈还命海军将领恩里克与巴里大主教同行，并交给他一项任务，再带20艘船回来。

可是，他们二人的船与带着教皇命令的修道僧所乘之船走岔了。修道僧抵达阿卡后，把教皇的敕令交给了常驻中近东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总管耶路撒冷总主教。

敕令通知，再次开除皇帝的教籍，基督教徒完全没有义务服从这个皇帝，尤其禁止宗教骑士团服从腓特烈的命令，严禁在皇帝的旗帜下战斗。

接到教皇的这份敕令后，阿卡的居民们动摇了。但他们毕竟刚刚亲眼看到年轻皇帝进入圣地的盛况。于是，阿卡的人们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以教皇的敕令为由开始敌视皇帝的人，一派是尽管如此仍将希望寄托在腓特烈身上的人。

被具体点名的宗教骑士团内部也为到底是跟随教皇还是跟随皇帝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其他诸多修道会一样，处在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有义务绝对服从教皇的命令。但是，他们在中近东居住已久，对住在被伊斯兰教徒三面包围的十字军国家中基督教徒的现状了如指掌。

结果，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也都决定与腓特烈合作。不过，在向教皇报告这个决定时所列的理由，表现了做出这个决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选择。

“与皇帝合作的条件是仅在眼下同他合作。而且我们的合作不是在皇帝的名下，而是在为了上帝和基督教徒的名义之下。”

尽管同为宗教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则不存在什么问题。原因是这个骑士团的入团条件是团员仅限于德意志贵族，他们不在罗马教皇的管辖之下，只服从皇帝的命令。

话虽如此，人们一定会认为腓特烈在圣地对这些事情的安排很聪明。十字军是他亲自率领的，但他却把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放到了总司令的位置上。这就是说，在形式上，第六次十字军不是由被第二次开除教籍的皇帝所率领，率领它的是把一生献给了保卫圣地的宗教骑士团中的条顿骑士团团长。

重启接触

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腓特烈抵达阿卡后还是很快向阿尔-卡米勒派去了密使，要求重启接触。两位密使都是领主出身，住在圣地很久，都能操熟练的阿拉伯语。两位密使前往阿尔-卡米勒所在的纳布卢斯。腓特烈在热烈的欢迎中抵达阿卡后，立即开始尝试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这个时期阿尔-卡米勒住在纳布卢斯，目的是把因去年弟弟阿尔-穆阿扎姆之死而统治者空缺的、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叙利亚全境纳入身为开罗苏丹的自己的统治区域。这一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可阿尔-卡米勒还有一个年龄与死去的二弟同龄的弟弟，名叫阿尔-阿斯拉夫。亡父阿迪勒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权交给了这个弟弟。弟弟对长兄独吞叙利亚感到不满，以不惜内战的姿态反抗阿尔-卡米勒。

腓特烈进入巴勒斯坦时正值阿尔-卡米勒通过对话调停这场兄弟间的对抗，且调停已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阿尔-卡米勒一定会觉得腓特烈来得不是时候。

阿尤布王朝的苏丹继承了创始人萨拉丁的观点，一贯采取与哈里发保持距离的做法。

当时的伊斯兰教徒是如何认知“哈里发”的呢？他们把同时代的罗马教皇称为“基督教徒的哈里发”。这意味着，“哈里发”是宗教上地位最高的人，而“苏丹”是俗界地位最高的人。

在萨拉丁以前，巴格达和开罗各有一个“哈里发”。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代表逊尼派，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代表什叶派。

萨拉丁似乎还是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教分离主义者。开罗的哈里发死后没有继承人。此后，阿尤布王朝就一直在没有哈里发的状态下经阿迪勒和阿尔-卡米勒延续下来。

阿尔-阿斯拉夫受命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后，其根据地在摩苏尔，沿底格里斯河顺流而下很快就能到达巴格达。他与巴格达哈里发的距离，自然要比他与根据地在开罗的哥哥阿尔-卡米勒来得近。这就是说，他更容易受到充斥在哈里发周围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伊玛目[17]（领拜师）即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

在与阿尔-阿斯拉夫之间的对立渐渐平息之时重启与腓特烈的交涉，对阿尔-卡米勒来说甚至存在削弱自己地位的风险。

原因是腓特烈摆上谈判桌的一定是一年前接触时由阿尔-卡米勒提议的“归还耶路撒冷”的方案。耶路撒冷也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城。把圣城拱手让给基督教一方，拥有哈里发的美索不达米亚势力以及掌控这个势力的阿尔-阿斯拉夫不可能不发出反对的声音。

然而，以埃及为势力基础的阿尔-卡米勒又不能无视腓特烈带来的军事威胁。

巴勒斯坦及其周边

年轻皇帝率领的不仅是精锐军团，还有腓特烈专门命人打造的、可在尼罗河上航行的船队。这支船队将满载着骑兵和步兵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出现在开罗中心。对阿尔-卡米勒来说，没有比这更不想看到的事情了。尽管叙利亚正在逐步收入囊中，同美索不达米亚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可一旦大本营开罗出现危险便会鸡飞蛋打。

苏丹阿尔-卡米勒接受了腓特烈要求重启谈判的请求，并派来已经和腓特烈认识的年轻埃米尔法拉丁担任主谈。这也是阿尔-卡米勒向腓特烈传递的将会认真对待谈判的信息。

不过可以想象，这时的阿尔-卡米勒脑子里想的不是尽快谈妥，而是要拖延谈判。

苏丹十分了解皇帝所处的境况，既知道他已经被教皇一连两次开除了教籍，还知道腓特烈停留的阿卡市内也分裂成为教皇派和皇帝派。

而且，他既了解教皇的领土在伊斯兰教徒称之为“狭长土地”的意大利半岛中部，与腓特烈在南方的广阔领国接壤，也知道如果憎恶腓特烈的教皇格列高利一旦下令越境进攻意大利南方，腓特烈就只能回国。

我写历史时痛切地感到，情报只有传递给那些能够理解其重要性的人才会准确。十字军的历史也是一样，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在这一点上也毫无二致。即使同为基督教徒，也是既有精于情报的教皇和王侯，也有疏于情报的教皇和王侯。即使都是基督教徒、都是意大利贸易商人，也有重视情报的威尼斯人和对情报谈不上重视的热那亚人之分。

古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曾经说过：“任何人都不可能看到现实的全部。许多人只看自己想看的现实。”

只有那些敢于直视自己不愿看的现实的人才能充分利用情报。

身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和他周围的伊玛目们，以及领有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尔-阿斯拉夫，他们都知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十字军来了。不仅如此，他们还知道皇帝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早晚要回欧洲。

然而，这位皇帝拥有只要他愿意就能直接打击开罗的海军力量，他们都没有去注意这件事的重要性。只有阿尔-卡米勒拥有这种认知能力。

棋盘放中间

为了回应密使到纳布卢斯来提出的请求，苏丹与皇帝于1228年秋重开谈判。谈判起初在皇帝于阿卡郊外支起的帐篷里举行。这场外交谈判是贯彻现实政治的需要。苏丹派来了年轻的埃米尔法拉丁，同样30岁出头的腓特烈不通过翻译而与他直接面对面。他们二人之间总是荡漾着亲切的气氛，谈判时两人之间隔着棋盘。

腓特烈兴致勃勃地下着国际象棋，突然停住手中的棋子，切入了重要问题。法拉丁则说需要确认苏丹的意图才能答复。说完，他站起身来，撂下游戏策马而去。这种情形反复多次。

人们只能去想象谈判经过了，因为所有交谈用的都是阿拉伯语，基督教史官方面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不过，即使无法理解两人的话语，但气氛还是明白的。所以，还是留下了谈判“总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记录。

9月底开始交涉，刚进入11月就换了谈判地点。

阿尔-卡米勒与弟弟阿尔-阿斯拉夫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他已无必要待在纳布卢斯。他在回开罗途中顺道去了加沙，那里有他的离宫。

一边下着国际象棋一边谈判的腓特烈和法拉丁

腓特烈得知消息后离开了阿卡这个有着王宫的基督教在圣地的首都，他从阿卡来到雅法，把与真正的谈判对手的距离缩短了一半以上。

雅法如今已经更名为特拉维夫，是集中了首都功能的以色列第一大城市。加沙现在还继续叫着这个名字，如今是巴勒斯坦人的自治地区，核心区是过激派统治的“加沙地带”，也是一座集中了政治功能的城市。

从特拉维夫到加沙只有70公里的距离。在21世纪的今天，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隔着这段距离对峙着，一方打来导弹，另一方就用空袭报复，这样的状态延续已久。

然而在距今800年前的1228年到1229年之间，在同样这段距离之间曾经进行过谈判，试图不使用军事力量而实现共生。

而且这场谈判还发生在基督教世界俗界最高领袖与伊斯兰世界俗界最高领袖之间，是最高人物中的最高人物之间的谈判。

雅法与加沙及其周边

33岁的腓特烈率军而来，大幅缩短了距离。48岁的阿尔-卡米勒被他的魄力所震慑，1229年开年后也开始留在了加沙。

因为腓特烈所要求的事项太过重大，每次都得法拉丁驱马往返于雅法与加沙之间，接受苏丹的指示。幸运的是，雅法与加沙之间是农村地带，地势平坦，利于驱马驰骋。

尽管谈判因为穿梭往来而经常中断，但谈判的友好气氛却始终未变。阿尔-卡米勒送来了只有苏丹才能使用的豪华帐篷，皇帝则把欧洲产的骏马穿上缀有黑鹰的御用黄底马衣作为回礼送过去。有时他们两人还交换自己创作的诗歌。写诗是伊斯兰世界有教养人的必备技能。腓特烈也留下了一些诗篇。

有一次，腓特烈甚至举行西欧式的仪式，授予已经跟他意气相投的法拉丁骑士地位。也许法拉丁汇报这件事的时候，阿尔-卡米勒会笑着对他说：“你也被弄成骑士啦。”36年前，父亲阿迪勒被萨拉丁委以媾和重任，带着这位阿尔-卡米勒前往十字军阵营时，阿尔-卡米勒就曾被狮心王理查亲手“弄成了骑士”。

不过，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有义务宣誓忠于授予自己骑士的人。但即使被授予骑士，伊斯兰教徒也不会宣誓效忠于基督教徒。所以，理查和腓特烈都做了基督教所不允许的事。不过他们都不在乎，所以很愉快。而且，不论是阿尔-卡米勒还是法拉丁都坦然接受，被“弄成了骑士”。

在阿尔-卡米勒看来，原本为了争取时间而开始的谈判，就这样一点点地变成了以异教徒之间共生为目的的认真而重要的谈判。

腓特烈一边推进谈判，一边也在巩固保障对于中近东基督教势力的安全不可或缺的防卫。

从这个时期起，腓特烈也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建造条顿骑士团管辖下的城寨。以前这个地区的城寨多为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所建。从这时起，条顿骑士团营造的城寨开始增加。如果没有皇帝的积极支持，成立刚10年左右的条顿骑士团是做不成这件事的。

虽然如此，腓特烈并没有只给条顿骑士团特别待遇。对其他骑士团拥有的城寨，只要他看到了战略上的重要性，都会支持这些城寨的加固工程。他还与医院骑士团保持着密切的沟通，把海港城市防卫要冲的城寨也都交给了这方面经验和业绩都很丰富的医院骑士团。

腓特烈一边坚持以和平为目的的谈判，一边不忘巩固防卫力量。这些必要的工程有效地防止了自己带来的士兵游手好闲，同时也能达到转移注意力的目的，把中近东基督教徒中根深蒂固的反伊斯兰强硬派的注意力从谈判上挪开。尽管腓特烈带来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却试图根本不使用武力而单靠外交解决问题。

媾和成功

以媾和为目的的谈判从1228年11月开始在雅法和加沙之间展开。

3个月以后的1229年的2月，双方终于谈妥。从内容来看，我们只能认为在此期间一直坚韧不拔地坚持谈判的腓特烈获胜了。

2月18日早晨，在雅法，在十字军总司令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在座的情况下，腓特烈首先在达成了一致的媾和协议上签字捺印。当天晚上，在加沙，阿尔-卡米勒也完成了签字捺印的手续。这两个人从未直接晤面，但却使媾和获得了成功。

媾和协议的内容分项整理如下。

一、伊斯兰方面将耶路撒冷让给基督教方面。但耶路撒冷市内东侧三分之一的地区作为伊斯兰教徒的土地留给伊斯兰方面，作为非武装伊斯兰教徒管理的“伊斯兰地区”。

在这个地区，有传说中是苏丹奥马尔下令建造的清真寺，金色辉煌的穹窿顶引人注目。这里还有阿克萨清真寺[18]，据说这个清真寺在中世纪更为伊斯兰教徒所信仰。所以媾和协议把划归基督教徒的耶路撒冷中的这一带规定为“伊斯兰地区”予以保留，规定如经伊斯兰方面准许，基督教徒可以进入这个地区。

为什么要允许基督教徒进入伊斯兰教徒奉为圣地的这一地区呢？根据古代写成的《圣经·新约》记载，当时，少年时代的耶稣曾在位于这个地区的犹太教神殿里同犹太教祭司进行过争论。来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只要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地方，无论何处都要参拜。朝圣路线中还有位于市区之外的“最后的晚餐室”[19]，也是因为那里被认为是耶稣和他的弟子用了最后晚餐的地方。

出于同样的原因，腓特烈也成功地让阿尔-卡米勒同意让基督教方面领有了耶稣的诞生之地伯利恒和成长之地拿撒勒。

二、除“伊斯兰地区”以外，耶路撒冷全市都将让给基督教方面，但耶路撒冷周边仍作为伊斯兰方面的领土保留下来。

然而这样一来，耶路撒冷便不能不成为伊斯兰世界中的一座孤岛。即使基督教方面在市内有常驻武装兵力，防卫体制也不能说足够充分。于是腓特烈要求加固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阿尔-卡米勒同意了这项由腓特烈负责的工程。

耶路撒冷市区图

三、伊斯兰方面承认基督教方面拥有从贝鲁特到雅法之间一连串的地中海沿岸海港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领有权。

可以说这项条约是对理查和萨拉丁之间达成的媾和条件的追认。不过，当时双方承认的是基督教方面从蒂洛斯到雅法之间地区的领有权，而在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之间的媾和条约中承认的却是，从位于蒂洛斯北面的西顿到贝鲁特都是基督教方面的土地。

而且，这并不是简单的“增加”。由于领地中增加了西顿和贝鲁特这两个海港城市，从安提俄克公爵领地到的黎波里伯爵领地再到雅法，地中海沿岸十字军方面的土地便形成了带状，自北向南连成一片，不再被伊斯兰领土所切断。

在这个时代，不论是朝圣者还是贸易商人，从欧洲到中近东一带一般都走海路。伊斯兰方面承认地中海东岸像串珠一样连在一起的这些海港城市的领有权归属基督教方面，这给基督教方面带来的利益不可估量。

四、对以朝圣和通商为目的的往来人员，不论是基督教方面还是伊斯兰教方面，双方都将保障其自由和安全。

只有这一项完全追认了理查与萨拉丁之间的媾和条件。这就是说，自从那时以来，基督教方面和伊斯兰教方面都享受到了这一点带来的利益。

五、双方交换各自所“保管”的全部俘虏。

不过，因此而重获自由的几乎全部都是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在达米埃塔攻防战中被俘的基督教徒士兵。

六、此次媾和的有效期自签字捺印后开始到1239年2月为止，共计10年。

但如双方同意，有效期可以延长10年，其后还可以再延长10年。

反对大合唱

然而，此次媾和的内容为人所知以后，不论是在基督教方面，还是在伊斯兰教方面都立即引发了一片哗然。

在伊斯兰方面，美索不达米亚的苏丹阿尔-阿斯拉夫认为这是把圣城耶路撒冷拱手让给了敌人，首先发声反对。但由于阿尔-卡米勒的势力极其稳固，反对的呼声没有蔓延到伊斯兰世界全境。

我们不知道阿尔-卡米勒是如何说服弟弟的。但直到21世纪的今天，出自伊斯兰教徒之手的关于十字军的书籍仍然坚持将此次媾和定性为伊斯兰教徒的“耻辱”。

基督教世界掀起的反响之激烈远远超过了伊斯兰世界的反应。

首先，身在阿卡的耶路撒冷总主教言辞激烈地提出了反对意见。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进言说，毕竟圣城已从异教徒手中夺了回来，是否可以带朝圣者去占领解放的圣城。但总主教的答复却是断然不可。

不仅如此，总主教还十万火急地给教皇写信谴责腓特烈。他说：

“这个皇帝完全不配做基督教徒的皇帝，他只是一个无能之人，只知道跪在萨拉森人面前。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净是些感谢萨拉森人的话，这些话甚至受到那些无信仰之徒的轻蔑。”

对总主教杰拉尔德来说，媾和条件所反映的腓特烈对异教徒的尊重和与异教徒共生的思想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程度。收到总主教的信后，教皇对腓特烈的评价非但没有好转，相反更加恶化。教皇为腓特烈解除开除教籍处罚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对这些神职人员来说，与异教徒交涉本身就是基督教徒的错误行为。“解放”圣城耶路撒冷不能依靠与异教徒的对话，而是必须通过基督教徒流血来完成。何况媾和还承认了圣城中的一部分为“伊斯兰地区”，这样的“解放”不值得称为解放。

然而，只要不承认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的圣地，就永远不能实现与异教徒之间的共生。

正在握手的腓特烈和阿尔-卡米勒（实际上二人从未晤面）

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中激烈反对媾和的除了神职人员以外，还有圣殿骑士团。这个骑士团自成立以来就没收了阿克萨清真寺，把它作为自己的总部。萨拉丁夺回耶路撒冷那年，他们被赶了出来，圣殿骑士团没有总部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在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协议中，阿克萨所在地一带作为“伊斯兰地区”留给了伊斯兰方面。他们42年来的梦想是能够回到成立时的总部。然而，这个梦想由于媾和的成功而彻底无望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媾和。首先，从欧洲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就很高兴。自从腓特烈抵达这里以后，这些人就以安全为由被禁止前往圣城朝圣。随着媾和的成功，他们一窝蜂地涌向了耶路撒冷。

其次，在宗教骑士团中，条顿骑士团直属皇帝，所以不存在问题。医院骑士团也一直坚持配合皇帝行动。媾和成功之后，腓特烈离开雅法开始视察城寨，医院骑士团的团长就经常与皇帝同行。

还有，居住在划归基督教方面的海港城市里的居民，以这些城市为据点同伊斯兰世界做贸易的商人，他们都因为媾和成功而受益，因而内心一定赞成媾和。

不过反对的声浪总是很高，而赞成的声音总是很小。腓特烈似乎早已知道情况会是这样，毫不在意这个反对和谴责媾和的大合唱。从2月到3月，他一直全神贯注地巩固那些已成为基督教方面防卫要冲的各地的城寨。

我不禁要反过来思考。再度把耶路撒冷夺回伊斯兰手中的最大功臣萨拉丁同狮心王理查签订了媾和协约，同意基督教徒来耶路撒冷朝圣，保障这些朝圣者旅行期间的行动自由和安全。继承萨拉丁的阿迪勒也继承了这条路线。可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把耶路撒冷让给基督教徒，也从没想过要这样做。

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徒的圣城，也是伊斯兰教徒的圣城。这座城市处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之下，但却一直都向基督教徒开放。尽管其间有第五次十字军远征时的3年中断期，但从理查与萨拉丁媾和到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为止的37年间，耶路撒冷一直处在这种状态之下。

阿尔-卡米勒要以完全的形式把这座城市断然让渡出去。这是为什么？局势对阿尔-卡米勒有利，为什么还要断然迈出这一步？

时间也对阿尔-卡米勒绝对有利，因为腓特烈不可能一直待在中近东，这在任何人的眼里都是明摆着的。

喜欢古希腊的人来到雅典，会感动得心里热乎乎的。喜欢古罗马的人来到永恒的城市罗马，心里也同样会是热乎乎的。喜欢法兰西的人来到巴黎，喜欢英国的人来到伦敦，心里都会是热乎乎的。然而，不但使人心里热乎，而且会让人连头脑都发热的城市却只有耶路撒冷。

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构筑的十字军国家领土（1119年）

“哈丁战役”后的基督教势力（1187年）

13世纪时的欧洲人单凭耶路撒冷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这一点，就会悲哀叹息，认为主耶稣之城在异教徒的桎梏下痛苦煎熬，而根本不管圣城的实际情况如何。这种悲哀叹息会转化为仇恨，要以派十字军前去夺回才可能消解。这就是说，只要耶路撒冷处在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居住在欧洲的基督教徒内心和大脑便会持续发热，就不会停止组织十字军攻取耶路撒冷的行动。

也许是腓特烈以忠告的形式让阿尔-卡米勒悟到了这种可能性。腓特烈正是因为在十字军等事情上把容易头脑发热的教皇和天主教会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而历经艰辛。

阿尔-卡米勒倾听了他的忠告，才想到索性就把耶路撒冷果断地让出去。难道不是这样吗？

第三次十字军远征后的基督教势力（1192年）

当初同腓特烈谈判的时候，阿尔-卡米勒根本不需要对腓特烈做出让步。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充分预料到，把耶路撒冷让给基督教方面必然招致伊斯兰世界的猛烈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断然迈出了伯父、父亲连想都没想过的一步：把耶路撒冷让出去。

不能忘记的是，第五次十字军在十字军历史上第一次入侵了埃及，而迎头痛击十字军的，正是这位当时刚刚当上苏丹、权力基础还很薄弱的阿尔-卡米勒。他当然会认为，只要十字军不来远征，埃及不但能够安泰，还能同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共生下去。而且他还会想，如果把耶路撒冷让给十字军，他们便不会再来，问题便会消解。

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后的基督教势力（1229年）

然而，这终究是我的想象。归根结底，这只是某些人的想象而已，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放弃这样的思想：即便存在宗教上的差异，也会有理解和协调的余地。但不诉诸这样的想象，我们就无法弄清阿尔-卡米勒如此决断的真正原因。

很多研究家主张，即将50岁的阿尔-卡米勒对比他年轻15岁的腓特烈抱有个人的亲近感。但单凭这一点解释不了问题的全部。单靠阿尔-卡米勒对两度遭到开除教籍的腓特烈所处的艰难处境抱有同情心这个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即便把岩石圆顶清真寺[20]和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伊斯兰地区”刨除在外，做出把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拱手让给基督教方面的决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也是要冒极为重大的风险的。因为对伊斯兰教徒来说，耶路撒冷也是他们的圣城。因而，当时的反对就很强烈，就连800年后的现代，这件事仍然一直被认为是“耻辱”。

阿尔-卡米勒冒着风险成就了“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腓特烈也冒着同样的风险。而且，当时34岁的腓特烈所冒的风险纠缠了他一辈子。

狮心王理查也与天主教会所说的“无信仰之徒”成功地进行了媾和。但理查是在同对手萨拉丁反复激战之后，才与这个“无信仰之徒”成功媾和的。相反，腓特烈一仗未打，只凭着同“无信仰之徒”对话就达成了媾和。

这一点正是罗马教皇对理查和腓特烈评价的不同之处，前者最终未能夺回而后者成功夺回了耶路撒冷。

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按照罗马教皇的想法，圣地巴勒斯坦和圣城耶路撒冷必须通过基督教徒流血才能得到“解放”。正因为如此，教皇许诺参加战斗的人全部免罪。这是中世纪信仰笃深的基督教徒最渴求的愿望。

在耶路撒冷

1229年2月18日媾和成功后，腓特烈专心致志地去各地视察城寨，他于3月17日抵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总督阿尔-加乌吉在城门前迎接腓特烈。他把耶路撒冷的城门钥匙呈献给这位皇帝，耶路撒冷的交接仪式便告结束。

腓特烈首先去了临近医院骑士团医院的骑士宿舍。他决定把那里当作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住宿地，只有那里可供基督教世界的君主下榻。

耶路撒冷被萨拉丁夺回到伊斯兰统治之下以后，只允许留下医院骑士团运营的“医院”作为前来此地的朝圣者的医疗设施。除此而外，既没有王宫也没有总主教的官邸，防卫耶路撒冷的基地“大卫城塔”[21]也因为以前一直驻屯的伊斯兰士兵要搬走而混乱不堪。

腓特烈来到医院骑士团的住所落脚不久，在晚饭前一刻，又带着少数几个随从去了圣墓教堂。

管理圣墓教堂的僧侣也和在医院骑士团运营的医院里从事医疗的人一样，得到了萨拉丁的许可留在了耶路撒冷。他们也是在耶路撒冷被伊斯兰统治的62年间一直居住在这座圣城里的基督教徒。他们也知道皇帝已经被开除了教籍。因而他们很困惑，不知道该如何迎接这位被开除了教籍但仍是皇帝的人。

可是，腓特烈并不在乎这些。皇帝从心神不定的僧侣面前走过，让跟他来的随从等在那里，一个人径自走向祭坛。他跪在祭坛前，独自祈祷了片刻，随后撂下惊魂未定的僧侣回宿舍去了。

第二天，3月18日，耶路撒冷国王的加冕典礼在圣墓教堂举行。

起初腓特烈打算在加冕典礼前的弥撒开始时就来出席。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向他提出忠告，说一旦他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出现在基督教重要仪式上的事情传扬开去，肯定会为身在罗马的教皇与腓特烈的关系中火上浇油。腓特烈采纳了赫尔曼的忠告。

腓特烈在弥撒结束后走进圣墓教堂，参加弥撒的朝圣者们还都留在那里。见到一身正装而来的腓特烈，他们之中极其自然地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在如今已经回到基督教徒手中的圣城里、在这座建在耶稣基督墓上的圣墓教堂里向上帝祈祷，他们就很高兴了，根本无所谓这是不是由被开除教籍的人实现的。

群众下意识地让开了道，皇帝从他们中间走向祭坛。不过，被允许加冕的只限于负责当地教务的高级神职人员，而常驻圣地的总主教、大主教和主教，当天一个都不在耶路撒冷。

34岁的皇帝用自己的手拿起摆放在祭坛上的皇冠，把它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这天，圣墓教堂里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对这一极不寻常的行为提出异议。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事后解释道，腓特烈今天的行为归根结底是皇帝对上帝表示敬意的行为。也许是这个真意不明的事后解释产生了作用。

那天，从长期居住在中近东的诸侯到宗教骑士团的团长们都在座。所以，事后解释只是对那些认为这样就好的人才会有效果。中近东基督教社会的这些实力人物还出席了腓特烈在加冕典礼后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今后如何统治耶路撒冷的问题。

会上，腓特烈解释了同阿尔-卡米勒之间缔结的各项媾和条件。圣城已经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防卫还要靠坚固的城墙和常驻的守备力量。城墙的加固工程已在进行，剩下的就是维持耶路撒冷市内的安全。耶路撒冷四周城墙围绕，里面自古就建有城寨，叫作“大卫城塔”。腓特烈派条顿骑士团进入驻守。

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是三大宗教骑士团。针对已经回到基督教徒手中的圣城和已被确认为归基督教徒所有的圣地的防卫和安全，腓特烈部署由这三大宗教骑士团负责。

由于媾和决定将阿克萨清真寺原封不动地留给伊斯兰方面，圣殿骑士团回归阿克萨的希望破灭，他们曾一度强烈反对腓特烈。但他们后来看到皇帝对他们所拥有的城寨表现出的强烈关心，不满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就这样，腓特烈不断地拿出了统治和防卫的方法，就连当初反对媾和的人们也开始配合他了。但耶路撒冷总主教则一直坚决拒绝同他合作。

总主教杰拉尔德不断写信给教皇表达不满，发出叹息，他身居“耶路撒冷总主教”的位置却一直待在阿卡，不去职责所在的耶路撒冷。他把部下凯撒利亚主教派到耶路撒冷去，对圣城采取强硬手段，施以“禁止教务”的处罚。

耶路撒冷对基督教徒来说是最重要的圣城，这座现在已经回到基督教徒手中的圣城，却被施以“禁止教务”这种仅次于开除教籍的重罪处罚。总主教的理由是圣城由被开除教籍的人解放不算真正的解放。

可是，一旦被“禁止教务”，就连内心规矩的基督教徒也都无法去耶路撒冷了。整个耶路撒冷成为禁止入内的地区，最为难的就是朝圣者了。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总主教所希望的那样发展。没有人被总主教的强硬措施吓得逃出耶路撒冷。相反，人们络绎不绝地进入这座圣城的城门。他们排着队，流着感动的泪水，哽咽着走向圣墓教堂。对他们来说，在主耶稣死去的地方献上祈祷比什么都重要。

在此期间，腓特烈每天忙于落实耶路撒冷的统治与安全事宜，尽管他会在心腹面前对那些神职人员的执迷不悟抱怨上几句。

虽说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的手里，但以前居住在那里的伊斯兰教徒并没有被一扫而光。“伊斯兰地区”被确定为他们的圣地。以圣地管理人员为首的很多伊斯兰教徒都居住在这座城市里。在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协议中也允许这些人继续居住下去。耶路撒冷因媾和回到了基督教的统治之下，从这里撤走的只是以前常驻在这座城市里的守备队即伊斯兰方面的军事力量而已。

耶路撒冷不仅是基督教徒的圣城，对伊斯兰教徒和对犹太教徒而言也是圣城。所以，不论哪方面成了统治者，自古以来三者背对背的分别居住状态都会延续。不管是在统治方面还是在防卫方面，耶路撒冷都要求比其他城市更高的管理技巧。

腓特烈对这个城市进行了统治和防卫。有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期来到耶路撒冷，他的证言反映了腓特烈的管理成果。

这位威尼斯商人有着长期在中近东做贸易的经验，他对腓特烈的来到前后进行了比较，他说道：

“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如果非要找出变化，那第一个是大街上看到的守备队士兵从伊斯兰教徒变成了基督教徒，第二个就是基督教教堂传出的钟鸣声比以前更有气势了。”

腓特烈在耶路撒冷逗留了一个星期。

伊斯兰统治耶路撒冷时期的总督是阿尔-加乌吉。因为诸多手续上的需要，腓特烈频繁地接见他。有一天，腓特烈问他：“我来到耶路撒冷后怎么一次都没有听到宣礼声呢？”

前总督回答说，因为接到了阿尔-卡米勒的指示，说在皇帝逗留期间不要宣礼。34岁的皇帝便笑着说：“要是那样，你们有人访问我的领国时，教堂的钟不就不能敲了吗？”

从第二天开始，一天五次，洪亮的宣礼声又从清真寺的尖塔上响起。腓特烈带着部下视察时，天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一听到宣礼声，随从中就会陆续有人当场伏地，开始祈祷。

伊斯兰方面对此很惊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基督教世界的皇帝手下竟然会有如此多的伊斯兰教徒。但当他们看到腓特烈留下那些不断匍匐、起身进行伊斯兰式祈祷的部下，带着其余的人继续视察时，更是惊讶不已。

伊斯兰教徒对逗留耶路撒冷期间的腓特烈有过评价，有几则留存了下来。

其中有一个人说：这个皇帝难道不是无神论者吗？他说，尽管腓特烈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去耶路撒冷的基督教遗迹走走看看，但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跪下，也不会感动得泪水哽咽。

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徒已经看惯了来访此地的基督徒朝圣者。与那些朝圣者相比，腓特烈也许更像一个“游客”，甚至让人觉得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在“伊斯兰地区”到处参观，见到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时，总会为其壮美发出感叹。

还有一个人发出了恶评，说这个皇帝就是拿到奴隶市场也只能卖点零钱。

伊斯兰教徒，尤其是其中的阿拉伯人认为，好男人的肉体，要么是肌肉隆起、骨骼健壮的身躯，要么是肥硕敦实大气的躯体。腓特烈虽然不是肉体贫弱，但也不属于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在阿拉伯人看来，腓特烈的肤色太白，头发也太红，还是卷发，遗传了绰号“红胡子”祖父的模样，很难想象那是一个男人所会有的。

“基督的敌人”

腓特烈在耶路撒冷足足待了一个星期，然后于3月24日启程前往阿卡。他将于第二天的25日召集圣地全境所有实力人物开会，讨论今后的事务。

然而在阿卡，迎接腓特烈的气氛与耶路撒冷大相径庭。

首先，阿卡事实上的统治者耶路撒冷总主教对腓特烈的态度丝毫没变。尽管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为改善关系做出了努力，但同在一城的总主教却连见皇帝一面都予以拒绝。腓特烈也不想卑躬屈膝与他见面。

皇帝回到了阿卡。可是，不但总主教及其属下的神职人员迎接他的态度和他到达时完全不同，就连阿卡的居民也变得敌视他了。不过，这些人态度的变化和总主教不同，起因于现世的事情。

腓特烈来之前，从欧洲来的朝圣者都是在阿卡下船，再从阿卡经陆路前往耶路撒冷。这已经成了“朝圣路线”。从腓特烈为与阿尔-卡米勒进行媾和谈判转至雅法到媾和成功的3个多月里，腓特烈一边交涉，一边修缮雅法港并进行了这座海港城市防卫的巩固工程。结果，媾和成功的时候，雅法已经变成了一座比阿卡更安全、各种设施更完备的海港城市。

雅法比阿卡更靠近耶路撒冷，来自欧洲的朝圣者当然会选择在雅法登陆。这样使得朝圣者在阿卡的消费锐减。以总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发出的反腓特烈的声音会遍及街头巷尾，这恰恰是由于现世和宗教两方面原因叠加造成的。

如果是这种敌视，腓特烈恐怕根本不会放在心上。如果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海港城市都能因媾和而充满活力，其中之一的阿卡自然也会享受到活力与繁荣。所以，这种敌视只能让时间去解决。腓特烈为了推进留给他的重大工作，有必要继续把阿卡作为根据地，而这样的敌视还没有对此形成障碍。

可是，腓特烈进入阿卡不久后收到了一个消息，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料到，但却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

消息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派军队越过教廷领土边境，入侵意大利南方的腓特烈领国。据说来犯的军队以白底黄色的教皇旗为先导，由前耶路撒冷国王布里昂的约翰率领。教皇公布的进攻理由是，腓特烈以被开除教籍之身率领十字军，未经战斗就与“无信仰之徒”达成媾和。这就是说，教皇认为腓特烈一直在与他作对，就算他为教皇夺回了基督之墓，也要把他断罪为“基督的敌人”。

形成网络的基督教势力城寨群

腓特烈出发远征之前在自己国家的防御上采取了充分的措施，并托付给了值得信任的部下。所以，在军事上很轻松地就把年迈的约翰所率领的临时拼凑的教皇军赶了回去。但很多人怕被断定为“基督的敌人”，产生了动摇。面对打着这个旗号进攻的教皇军，越来越多的城市打开了城门，不战而降。

事已至此，对留守的人来说，唯一的指望就是腓特烈尽快回国。抵达阿卡的使节带来的信里满是请求皇帝早日回国的急迫文字。

这件事在腓特烈看来，可能只有一个词能形容：遗憾！他懂得，要想把媾和得来的和平维持下去，健全的防卫体制必不可少。而且，这还得在没有欧洲十字军远征的情况下去实现，十字军远征意味着伊斯兰世界也会有新的大军前来。

要想单靠现有兵力去实现这个目的就只能用好城寨，而且要在不新建城寨的限制下，因为新建城寨一定会刺激到伊斯兰方面。

腓特烈把从媾和成功到进入耶路撒冷为止的一个月时间全部用于这个目的。他把在耶路撒冷逗留的一个星期时间花在了完善耶路撒冷的防卫体制上。他要让散落在阿卡以北、以东的众多城寨形成有机网络，以便用好这些城寨。他想把来到阿卡后的时间用在这个方面。

单靠一个城寨效果有限，但以往中近东各十字军国家的城寨并没有网络化的概念。

原因是这些为数众多的城寨，是由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和各地封建领主三方各自独立建设的。这些城寨之间几乎从未相互合作过。只有的黎波里伯爵领土所在地的城寨群是个例外，那些城寨已经由医院骑士团以“骑士堡”[22]为中心实现了网络化。

骑士堡

腓特烈想把医院骑士团的这个先例普及到基督教徒称为“圣地”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全境。他把在城寨防卫方面有骄人业绩的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与新加入城寨管理群体的条顿骑士团联成一体，把他们各自管理的城寨在保卫中近东基督教势力这个战略大目标下实现网络化。

这样，即使没有希望等来新的十字军，基督教方面仍可采用不刺激伊斯兰方面的办法，来保障基督教徒居住的中近东地中海沿岸的安全，因为形成网络的城寨群可以发挥海港城市群城墙的作用。

从自己在欧洲的时候起，腓特烈就已经为巩固自己领国——意大利南方——的防卫体制推行过这个设想。

古罗马人已经懂得，网络化道路的效用比走一条条孤立的道路的效用有飞跃性提高，因而他们实行了道路的网络化。作为防卫据点的城寨的建设，在这一点上道理相同，可以通过有机的网络化飞跃性地提高防卫能力。

但在推进的过程中，无论如何都需要腓特烈亲自巡视。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可是现在，腓特烈的时间就要被夺走。

不得已，他得在短时间内完成阿卡地区城寨的网络化。在阿卡的王宫里，他一连几天召集三大宗教骑士团团长和封建诸侯开会。

腓特烈在这项工作上耗费了整个4月份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事情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但可以认为出席会议的很多人都理解皇帝的想法，并愿意配合他实现城寨的网络化。在腓特烈离开圣地后15年多的时间里，伊斯兰方面几乎没有入侵过这里——尽管头10年是由媾和保障的。

腓特烈在阿卡为这件工作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5月1日，他出发离开了阿卡。

回师

前一年的1228年9月7日，腓特烈率领第六次远征的十字军进入圣地。他在圣地只待了8个月，但圣城耶路撒冷已回到了基督教徒的手中。

然而，34岁的腓特烈是在居民们肮脏的谩骂声和抛掷的污物中出发离开圣地的。没有一个神职人员为皇帝送行。

腓特烈还是踏上了回国的归途，他只带了海军将领恩里克指挥的7艘加莱船。他回国了，却把带去远征的共计80艘船和士兵中的大部分留下来保卫圣地。

为了确认建立防卫体制的成果，腓特烈在塞浦路斯岛逗留了几天。离开塞浦路斯后，他向意大利南方直航而去，于6月10日进入布林迪西港。

腓特烈是前一年6月28日从布林迪西港起航的，加上往返航行用去的天数，第六次十字军的远征之旅尚不满一年。对腓特烈而言，这是他从33岁到34岁的一年光阴。

就在腓特烈于1229年6月10日靠港的同时，皇帝回师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南方。消息还传到了教皇所在的罗马，传到了意大利北方，教皇正要求北方提供兵力以对付腓特烈。

意大利南方领地的居民得知皇帝回师后重新振奋起了精神，腓特烈见状便从布林迪西去了北面不远的巴列塔城。他决定在这座临海城市逗留，不是为了休养，而是为了一边观察他回国引起的各方反应，一边准备有效的反击行动。

不管怎样，腓特烈都是成功完成了十字军远征后回国的，远征中他没有杀害一个伊斯兰教徒。如果回国后立即对基督教徒大开杀戒，不光说不过去，他的处境也难免会变得更加恶劣。杀害基督教徒会让罗马教皇谴责的调门更高。尤其在这种时候，腓特烈更需要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把入侵自己领地的敌人赶出去。他在巴列塔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其说是为了筹备反击的军队，不如说是为了给敌人施加更强大的心理压力。

9月，腓特烈的军队终于开始行动了。大敌当前，率领教皇军的布里昂的约翰抛下军队临阵脱逃，逃到君士坦丁堡去了。紧接着意大利北方各自治城邦纷纷拒绝加入教皇军。

腓特烈收到了这些情报，但他仍然率军继续北上，进入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大学的学生也加入到居民行列，他们一起为腓特烈的军队开道，从那不勒斯一直走到卡普亚。

到了10月份，腓特烈并未与教皇军交战便已成功收复了全部被侵占的领土。从布林迪西登陆开始，即便加上在巴列塔的两个月，也不过4个月的时间。

教皇孤立了，但他并未投降。罗马教皇岂能向皇帝低头！

腓特烈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会见教皇。赫尔曼第一次去罗马时，教皇把他赶了回来，第二次去时教皇接见了他。赫尔曼回来后告诉一直等在卡普亚的皇帝，教皇的态度在逐渐软化。

可是，腓特烈既要不损教皇的面子，又要同他改善关系，这并不容易，因为对方是一个坚信“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人。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来做这件事。

相互确认教廷领土与腓特烈领国边界这个谈判的名目很漂亮，但谈判实质上不过是各种各样的讨价还价。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在教皇回家乡阿纳尼时，皇帝去那里问候教皇。阿纳尼是位于罗马南边的一个小城，也是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出生地。

格列高利教皇在迎接腓特烈皇帝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哪怕是一个管不住的儿子，所有信徒的母亲罗马教会也会由衷地以慈爱的感情迎接他的归来。皇帝也将由此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基督教世界也将因此忘却过去那充满恐惧的日子，今后将充满光明和安宁！”

1230年9月1日，“重归于好”的庆祝仪式在60岁的教皇格列高利和35岁的皇帝腓特烈的相互拥抱亲吻中结束了。这种亲吻在基督教世界里叫作“和平之吻”。腓特烈开除教籍的处罚被解除了。

当天，教皇邀请皇帝享用本家的午餐，皇帝毕恭毕敬地接受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也出席了午餐。

阿纳尼“和平之吻”的3天之后，腓特烈已经在意大利南方了。

维护

腓特烈离开圣地后也没有忘记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他同阿尔-卡米勒谈成的媾和有效期为10年，如果双方都愿意遵守，和平将持续到1239年。

腓特烈在此期间仍然不断地进行着“维护”工作。他从未间断过通信交流，信都用阿拉伯语写成，直接寄给媾和时的直接谈判对手法拉丁。当然，他一定估计了到这些信都会交到阿尔-卡米勒手中。

所有这些信与其说是写给面对面进行外交谈判的对手的，但从那满纸的内容上看不如说像是写给亲密的同龄朋友的。信中充满了幽默和讽刺。我真想提醒他，给伊斯兰教徒写这样的信，一旦暴露又会被开除教籍哩！

然而，像这样相互通信，愉快地告知近况，谈论科学和哲学问题，而不是一味直接请求延续媾和——正是腓特烈做派的维护工作。

1238年，媾和有效期再有一年就将届满的时候，阿尔-卡米勒寿终正寝。他的长子继承了苏丹。对这位新苏丹，腓特烈继续采取通信的做法。也许是通信产生了效果，媾和续期10年。这位苏丹于1248年去世，他的弟弟继位。腓特烈也同样一直给这位新的苏丹写信。

就这样，从媾和成功的1229年到1248年这20年间，中近东地区的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一直延续着共生的状态，尽管这样的共生并不完美。

改变这个状态的不是伊斯兰方面。法兰西王路易九世率领第七次远征十字军进攻埃及，改变了这个状态。这次十字军遭到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败绩，不光让众多士兵送了命，甚至路易九世也成了俘虏。那时，腓特烈也已年过半百。他写了信，请求伊斯兰方面释放身陷囹圄的法兰西王，而以前的老对手法拉丁也在迎击这次远征十字军的前线战死。我们不知道腓特烈自己是如何看待这次十字军远征的。一年后他去世了，对此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

[1] 即康拉德三世（Konrad III，1093—1152）。

[2] 路易七世（Louis VII，le Jeune），法兰西王（1137—1180年在位），又称为“年轻的路易”。路易六世之子。前妻为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de Aquitain），后嫁予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路易七世曾与德王康拉德三世发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他积极推进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设。他在位期间，巴黎大学设立，哥特式建筑在法国得到蓬勃发展。

[3] 哈丁战役，1187年7月4日发生在十字军国家与穆斯林之间的一场战役，地点在现以色列境内太巴利（Tiberias）附近的哈丁村，双方参战人数各超过2万人。阿尤布王朝苏丹萨拉丁指挥穆斯林军队大败十字军，俘虏大批十字军方面要人及士兵。其后萨拉丁夺回了耶路撒冷和一些十字军占领的城市。此役对十字军与穆斯林之间的局势演进有深刻影响。

[4] 阿尤布王朝，12—13世纪统治埃及、叙利亚、北部美索不达米亚、也门以及西至突尼斯的北非沿岸的伊斯兰教王国。由库尔德人阿尤布家族的萨拉丁建立于1171年。1187年哈丁战役胜利后取得了耶路撒冷王国。1250年起，蒙古人逐渐取得对该王朝的控制，王朝衰微。阿尤布王朝时期王国经济繁荣，伊斯兰文明再次兴盛。

[5] 哈里发（Caliph/Khalifah），阿拉伯语“继承人”的音译，原意为“代治者”、“代理人”或“继承者”，伊斯兰教对最高权威者的尊称，后成为阿拉伯帝国元首的称呼。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后，阿卜·伯克尔成为教主时始用这个名称。

[6] 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前63—14），古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前27年—14年在位）。原名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恺撒的养子。同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三头同盟执政。公元前31年打败安东尼，掌握政权。公元前28年被元老院封为“奥古斯都”（神圣伟大之意）。他改革军队，对外扩张，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顺应形势的内外政策，开创了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帝国初期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7] 布里昂的约翰（Jean de Brienne，又称John I，约1170—1237），耶路撒冷国王（1210—1225年在位）及拉丁帝国皇帝（1229—1237年在位）。他是法国布里昂伯爵埃拉尔二世（Erard II）的幼子，本是一文不名的小贵族，后结识法国国王腓力二世。耶路撒冷的伯爵们建议他与王国的女王玛丽（Maria）结婚，在取得腓力二世和教皇英诺森三世同意后，他迎娶女王，1210年加冕，与女王共治王国。玛丽于1212年去世后，他们的女儿伊莎贝拉二世（即约兰达）即位，约翰摄政。

[8] 耶路撒冷王国（Kingdom of Jerusalem，1099—1291），欧洲封建主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于1099年在黎凡特建立的基督教王国。到12世纪中期，王国大致领有耶路撒冷及周边大片土地，即现今的耶路撒冷、黎巴嫩、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东至今天的约旦河即叙利亚，北至西奈沙漠，南至加沙。1291年阿卡城被穆斯林攻陷后王国灭亡。

[9]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德意志宗教改革家。1501—1505年在图灵根的埃尔福特大学学习哲学。1505年进入奥斯定会修道院，1507年成为神父。1517年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罗马天主教会发售赎罪券，揭开宗教改革序幕。1521年被逐出教门。1534年完成了《圣经》的德语翻译。他还创作过赞美诗，并能作曲。

[10] 亨利七世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e von Babenberg）是当时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六世的长女。

[11] 格列高利九世（Papa Gregorius IX，约1170—1241），罗马教皇（1227—1241年在位）。生于意大利阿纳尼，本名Ugolino di Conti，1206年任枢机主教。因十字军东征问题与腓特烈二世发生冲突。1233年颁布通谕，坚持只有教会才有解释教会法规和审判宗教异端的特权，加强对“异端裁判所”的领导。1234年颁布第一部《教令集》5卷，成为天主教会法规的根本文献。

[12] 女巫审判，又称魔女审判，日本称为魔女狩猎，是14—17世纪中基督教对所谓异教徒的一种迫害方式，受害者多为女性。按照臆造的女巫形象寻找迫害对象，加以宗教审判并处死。3个世纪中约有10万人遭到杀戮。女巫审判是以中世纪社会政治、宗教的崩溃所引起的不安为背景的一种集体歇斯底里现象，是欧洲中世纪史和人类文明史上的黑暗一页。

[13] 加莱船，古代多见于地中海的一种桨帆兼用船，有1—2根桅杆，吃水较浅。用于战斗的加莱船船首装有冲击敌船用的冲撞角（ram）。根据划桨手座位的层数分为单层甲板船、双层甲板船等不同类型。

[14] 卡诺莎之辱，格列高利七世曾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生激烈冲突。1076年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召开德意志宗教会议，指控教皇玩弄权术、滥用权力等，宣布废黜教皇。教皇则发布敕令，革除皇帝教籍，解除臣民对其效忠的誓约。反对皇帝的诸侯趁机要求亨利四世“暂时放弃皇帝职位”，向教皇忏悔，否则将另立新君。亨利四世面临诸侯叛乱的危险，不得已于1077年1月15日赶到教皇居住的亚平宁山中的卡诺莎，站在城堡外雪地中赤足披毡，哀求三天。教皇终于赦免其罪过，恢复其教籍。“卡诺莎悔罪”是一件象征着帝权屈服于教权的事件，“卡诺莎之辱”成为屈辱投降的同义语。

[15] 亨利四世（Heinrich IV/Henry IV,1050—1106），德意志王（1056—1105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084—1105年在位）。1075年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就叙任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卡诺莎之辱”后回德意志扑灭反对势力。随后对教皇采取敌对行动。1084年另立“对立教皇”克雷芒三世，进军罗马，将格列高利七世逐出罗马。后格列高利七世死于萨莱诺。

[16] 格列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约1020—1085），罗马教皇，1073—1085年在位。意大利人，原名Ildebrando da Soana。任教皇期间，巩固教会权势，整肃修道院，领导克吕尼运动。1075年发布《教皇敕令》，宣称教皇权力高于一切，不仅有权任命主教，而且有权干涉各国内政，废黜君王或命令臣民控告皇帝。

[17] 伊玛目（imām），阿拉伯语中意为站在前列的人、首领。此处指清真寺的教长、率众做礼拜的人。

[18] 阿克萨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部，与岩石圆顶清真寺毗邻，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寺。主体建筑高88米，宽35米，大殿可容纳5 000人礼拜，穹顶为银灰色。相传由阿拉伯古代先知易伯拉欣始建，8世纪初由伍麦叶王朝瓦利德一世重建。

[19] “最后的晚餐室”（Cenacolo），位于耶路撒冷锡安山（Mt.Zion）的马可楼（Cenaculum，意为“用餐之处”）内。

[20] 岩石圆顶清真寺，伊斯兰教圣地，又称金顶清真寺、萨赫莱（阿拉伯语岩石之意）清真寺，欧洲人称其为奥马尔清真寺。位于耶路撒冷旧城东部，建于岩石之上，呈八角形。由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马利克于688—691年间建造，后经多次改建，形成了现在的蓝色外墙和金色穹顶外观。寺内有巨石，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在此登霄，巨石上留有其脚印。

[21] 大卫城塔，位于耶路撒冷旧城靠近雅法门处，为一处城堡式建筑，内有三座塔楼。公元前1世纪由希律王所建，后经十字军和奥斯曼帝国增建、改建。

[22] 骑士堡位于今天叙利亚塔尔图斯以东霍姆斯峡谷一座650米高山的山顶，距霍姆斯约40公里，因地处的黎波里和霍姆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内外两道城墙把城堡分为内院和外院。城堡由复杂的开阔地与壕沟构成防御体系，外墙上筑有雉堞，角落及每面墙中部有方形塔楼，构成外部防线。内墙内有厅室、库房和小教堂。骑士堡是世界上现存最重要的中世纪城堡，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第五章

坚决走向法治国家

作家通过著作表现自己。腓特烈也写过一本论述鹰猎的书。但他不是只能通过著作表现自己的作家。他属于通过行动表现自己的那类人，所以我以为应该把他的行动当作他的“作品”（Opera）。

第六次十字军远征就是他的“作品”。完成了这件“作品”之后，他又投入到了创作另一件“作品”之中。

这件“作品”就是“建成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腓特烈对十字军远征的家业尽到了责任，他也从被开除教籍的棘手问题中解放了出来。这件“作品”值得他把人生中期的全部精力投入其中。

从1231年的5月到9月之间，意大利南方内陆的梅尔菲城的居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情形。他们新的一天不是始于雄鸡的第一声报晓，也不是始于教堂的钟声，而是始于山岗上城堡传来的石阶上的马蹄声。

黎明前，浅浅的月亮还挂在天际。皇帝早早就起了床，也不用早餐，骑着已经准备好的爱马出城去。与几个同好、少数随从及鹰匠和猎犬一道，一行不超过20人。梅尔菲城最高处建有城堡，城堡东侧是斜坡，房子建在斜坡上，就像粘在上面一样。道路是石阶，在房屋间隙中蜿蜒而下，走过去回声响亮，足以打搅人们的睡眠。

不光是原来住在城里的人被吵醒，很不情愿地开始穿衣。被皇帝召到梅尔菲来的人也是一样。地位高的人在城堡里有睡觉的地方，其他随行人员都借宿在梅尔菲的一般家庭。

腓特烈在这年5月初到9月底的5个月时间里，把整个梅尔菲城变成了一个“集体宿舍”。

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结果是，晨猎成了起床号。狩猎本身不是目的，不到一个小时就会回来。但对住在梅尔菲“集体宿舍”的人来说，这回来又成了另一个号令。沿着石阶坡道回到城里的马蹄声告诉人们，把书夹在腋下进城上班的时间到了。

腓特烈的时间观念非常强，不知道该说这是巧合呢，还是该认为这是他日理万机理所当然形成的习惯。不是他严守时间，而是时间似乎引起了他的很大兴趣。很多人嘲笑他，说他被阿尔-卡米勒赠送的精巧的机械钟迷住了。在那个时代，同样的机械在教皇看来就是恶魔之物。

吸了一肚子清晨的凉气，驱马奔跑了大半小时回城后，腓特烈会利索地洗个温水浴，并用完早餐。这时，皇帝的重要合作者们也开始在会议室集中。所有人的年龄都比他大。待他们全部到齐后，36岁的皇帝就会一脸神清气爽地走进会议室。

“阁下，早上好！”

大家都出生于意大利，早晨的寒暄也该是用意大利语。

1231年这一年的夏天形成雏形的这项伟大事业，实际上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开始。

1229年6月10日，腓特烈在结束了不流血的十字军远征后，回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他在中近东待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1230年9月1日，腓特烈与格列高利教皇进行了“和平之吻”，开除教籍的处罚被解除了。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家业、与教皇之间多年未决的十字军远征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腓特烈也从被开除教籍这个困扰统治者的麻烦中解放出来。万事俱备，他终于要全力以赴着手解决最大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了。腓特烈在意大利中部城市阿纳尼同教皇进行“和平之吻”后早早就回到意大利南方，也是因为没有必要长时间在阿纳尼逗留。当时35岁的腓特烈赶早回到意大利南方后，又在那里具体做了些什么呢？

公元529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1]刊行了《罗马民法大全》。

公元1231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颁布了《梅尔菲宪章》。

《梅尔菲宪章》

《民法大全》（Novus Iustinianus Codex）就像它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是罗马帝国尚未被基督教化时就已经存在的古罗马法律的集大成，尽管收录其中的条件是这些法律也能适用于已经成为基督教国家的罗马帝国。

700年后腓特烈逐步完成了《梅尔菲宪章》（Constituiones Melphitanae）。正如他在自己所写的前言里表明的那样，宪章的内容是为把自己所统治的国家——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建成一个法治国家，政体应该如何设定，应该用怎样的法律约束这个政体。所以，这些法律中既有古罗马法律，也有中世纪拜占庭和伦巴第等时代的法律，还有在他之前统治这块土地200年的诺曼王朝的法律。而腓特烈及其合作者认为需要的新法占据了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古罗马《民法大全》对学习古罗马时代的法律提供最好基础方面大有功绩，而腓特烈则全然不想这样做。他脑子里想的是如何才能把封建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国家，想的是要排除宗教完成这个转变只能依据法律。为此，如果有用得上的法律则予以采用而不论出处，如果没有就制定，其目的最终在于有益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而不在对学问的兴趣方面。

这种区别也直截了当地表现在所用语言的差异方面。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只是“法律集”的意思，而腓特烈的《宪章》翻译成现代法律语言则是《宪法》，里面罗列了统治的基本方针和具体落实所需要的法令。

也许有人会想，为什么皇帝要亲自做这样的工作。腓特烈在前言中也明快地阐述了这一点。他明确说道，既然上帝把统治的任务交给了皇帝，皇帝就有责任究明他的统治是否根据法律正义而为。明确地说出来就等于明确了责任所在。这一点正是他的《宪法》乃至《宪章》的根本。

中世纪天主教会信奉的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因为接受了太阳的光才会发亮，而腓特烈试图自己发光去普照众人。

中世纪的人们认为，上帝是通过他在地上的代理人——历代罗马教皇——把统治权委托给皇帝和国王等世俗君主的。正因为如此，由教皇或大主教授予皇冠或王冠的加冕典礼作为象征上帝委托的仪式才具有意义。这时的权力关系是：

可是，腓特烈不这么认为，试以图解如下：

离腓特烈度过少年时代的巴勒莫王宫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座马尔托拉纳教堂。教堂内部铺满了马赛克，直到今天都很美丽。一进教堂的右面墙上有一幅马赛克壁画，描绘的是腓特烈外祖父、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的加冕情况。画中的国王罗杰正由耶稣基督亲手加冕。此外，建在巴勒莫郊外的蒙雷阿莱大教堂里同样有一幅金色打底的马赛克壁画，描绘的是诺曼王朝最后一代国王威廉二世的加冕情况。画中的威廉二世也是由耶稣基督亲手加冕的。

西西里的这些国王们既不是由教皇，也不是由大主教，而是由耶稣基督亲手加冕的。腓特烈是看着这些国王长大的。在孩提时代这些体验的基础上，长大成人后他又有了扎根于自己内心的思想。

腓特烈承认信徒精神上的关照和死后的安心归罗马教皇管辖，但他认为除此而外的世俗世界中的实际生活，终究要由皇帝或国王来承担领导责任。腓特烈一直把《圣经》中耶稣基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当作自己思想的支柱。

正因为如此，《梅尔菲宪章》中的各项法令都是以“皇帝诏曰”开头的。这是一种宣言，宣布这个法律是自己制定的，自己作为皇帝也将对法律的公正执行负全部责任。现代人听来这就是无可救药的保守和反动，但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教分离宣言”，不这样写就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是基督教世界的大胆君主所能冒的最大风险。

制定宪章的工作1230年秋天就已经在皇帝的完全主导下启动了。很多人已经持续合作了一年，从1230年秋天到冬天，又从第二年1231年5月到9月一起在“梅尔菲集体宿舍”。除了腓特烈可以通过大清早的鹰猎散散心以外，其他人都被密闭在了没有任何娱乐的山间小城里。这些人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法律专家。

威廉二世（蒙雷阿莱大教堂）与罗杰二世（马尔托拉纳教堂，右）

代表人物是贝内文托出生的罗弗莱多。他原先在博洛尼亚大学教书，被腓特烈挖过来担任了那不勒斯大学的首任校长。另外还有三个人属于这一类人。他们都是年轻的法学家，《宪章》制定完成后都去那不勒斯大学教书了。

第二类是高级神职人员。

这一类人的代表人物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卡普亚大主教贾科莫。他们二人不仅是西西里王国神职界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也是高级神职人员中的实力人物，曾随同被开除教籍的腓特烈所率领的十字军远征。

他们二人有两条参加理由。第一，尽管制定宪章的真正意图在于政教分离，但还是要让世人知道有两位宗教界人士参加了制定。即使目标是“政”与“教”的分离，但也不能单由“政”来制定宪章，“教”也参与了制定工作。展示这一点也是一种战术，可以达到在走向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消除与“教”之间无谓摩擦的目的。

第二，需要他们二人对文章的遣词造句把关，这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我甚至认为，尤其是对异端问题的处理部分，恐怕是采纳了他们两人的意见后重新改写的。

第三类是一帮可以称之为实务专家的人。1220年腓特烈着手重组王国的时候，他们都是封建领主。自那以后，他们被腓特烈录用为政府高官。身为封建诸侯却成了向中央集权转化过程中重要的齿轮，人人心情愉快。前面讲过，由于腓特烈灵活的用人术，他们起到了被用来整治黑帮的黑帮老大的作用。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恩里克·迪·莫拉。除了这位至死效忠腓特烈的人以外，原先有实力的封建诸侯担任高级官僚的人也不在少数。

还有一个人，他不属于三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但却是制定《梅尔菲宪章》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就是皮埃尔·德拉·维尼亚。此人比腓特烈年长几岁，需要他的最大理由就是他写华美文章的出色能力。内容再好，如果不用美文写出，让那些自视教养高雅的人心中佩服，文章就有看也不看被直接扔进垃圾桶的危险。在中世纪，这种对文采的强调必不可少。顺便一说，腓特烈本人不是一个文笔拙劣的人，但他有行文时切入问题核心过于直白的毛病。

腓特烈不但网罗了西西里王国各领域的重要人物，还在梅尔菲把他们封闭了一个时期，但宪章的制定工作完全不是秘密进行的。实际上，罗马教皇早就知道了这件事。1230年圣诞节前夕，参加制定宪章的人从第一次密闭状态中解放出来各回任所的时候，格列高利教皇看准时间，给腓特烈写来一封私人信件。60岁的教皇对刚满36岁的皇帝这样写道：

“最近有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说你正在准备新的法令集。我不知道你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还是受到险恶进言者的影响才这样做的。这将带来巨大弊害，所以我有必要提醒你。因为推行这一套法令会把你自己变成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破坏者，你会因此失去更多的上帝恩宠，甚于其他任何人。我相信你的理智和良知，所以更要建议你远离身边充满恶意的进言者，尽早收手，不要做使自己成为上帝和信徒敌人的事情。”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格列高利教皇还给卡普亚大主教因而也是教皇部下的贾科莫写去了一封信。在给这位部下的信里看不到只言片语的客气，教皇严厉斥责了积极参与腓特烈宪章制定工作的这位大主教，教皇对大主教身为高级神职人员却去做违背教皇旨意的工作感到不快，说他绝不会放过此事。

可是，腓特烈虽然已经着手制定宪章，但却毫无排斥基督教会的想法。他所考虑的不是排斥，而是建立在明确责任分工基础上的共存。他不过是要分清，教皇负责的是信徒在宗教方面的事务，而自己作为世俗君主则负责这些信徒现实生活方面的事务。腓特烈认为，这样做只是为了分清各自负责领域的责任所在，对基督教会也没有什么不便。

然而，这样的想法不适用于中世纪。中世纪的基督教会相信，只有用基督教约束一切才是沐浴上帝恩宠的唯一路径。他们毫无疑问地相信上帝不仅会看到人们的精神层面，还会看到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向只相信自己想法正确的人指明其他新路，不光在中世纪，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件难事。

可是，中世纪也不可能被这一种颜色所抹杀。如果真能如此，即使再过200年也无法产生文艺复兴。教皇拐弯抹角地告诫腓特烈，让腓特烈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又简单粗暴地斥责了卡普亚大主教。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给教皇写的回信。不过，他们二人都没有回到教皇所认为的“正确道路”上来，这一点千真万确。

转年的1231年5月，梅尔菲重开了“集体宿舍”，并于当年9月公布了成果。

《梅尔菲宪章》又被称为《奥古斯都宪章》（Liber Augustalis）。古罗马的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也创建了法治帝国，他是腓特烈崇拜之人。

“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始于奥古斯都。腓特烈也把建立“腓特烈治下的和平”（Pax Fridericiana）当成了自己的目标。但他没有在号称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进行尝试，因为他是靠选帝侯们的选举才坐上了那里的头把交椅。他打算在西西里王国尝试，因为那里是行使世袭权而拥有自己的领地的国度，行动可以更加自由。不过无论怎样，他的心里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南欧的实验总有一天也能成为北欧的榜样。

国体

《梅尔菲宪章》的制定让基督教会的元首罗马教皇很担心，怕这会破坏一直以来以教会为统治中心的社会秩序。那么，《梅尔菲宪章》实际上都有哪些法令呢？

首先是国家形式。

皇帝或国王君临于割据各地的封建诸侯之上，这就是直到当时为止的封建国家形式，可以说这就是中世纪本身的特征。

但腓特烈所追求的不是这样的国家形式。皇帝或国王不单要高于诸侯，而且要能发挥主导权，引领整个国家，因此要对国家运营负全部责任。

直接体现这一思想的条目是，受到不当行为侵害时，不管被侵害者是诸侯，还是老百姓或是教会人员，都不能自己随意报复处置，而要诉诸裁判所，等待法律解决。这意味着把封建诸侯以往享有的既得权中的司法权削减为零。因为腓特烈设想的秩序要靠法律，而不是靠武力或暴力来实现。

在腓特烈的王国里，仅仅召集封建诸侯的传统会议消失了，设置了一个常设的“王室会议”。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阁僚会议。议长是腓特烈，下设7个部门，相应设7位大臣。此外，还有4位高级神职人员和2位封建领主加入阁僚会议。这不光是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学识和经验，还有另一层意义，即他们代表了各自所属社会阶层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使是排除了宗教的世俗国家，也应有神职界的代表参与，即使是从封建制度蜕变而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应有旧制度的代表参与。

腓特烈的想法是君临天下同时统治天下，所以在阁僚会议上，连议长腓特烈在内总共14人之间的讨论通常很活跃。腓特烈不在时，议长似乎由皇帝最信得过的巴勒莫大主教担任。

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机构

上图是试用现代语言对西西里王国最高决策机构进行的图解。[2]整个西西里王国可以分为两部分：以巴勒莫为首府的西西里岛和以福贾王宫为中心的意大利南方。所以上图还须加上在两处分别设置的地方政府。

既然国家形式本身就呈金字塔形，阁僚会议上决定的事项当然就得向金字塔的下层传递，做到上意下达。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腓特烈经常席不暇暖地巡视各个城市。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就会立即召集只能译为“议会”的会议。被召集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种，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封建诸侯，另外的三分之一是神职人员，市民代表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面对坐在上首的皇帝，知无不言的自由气氛恐怕并不存在，但应该是允许他们说话的。这种三部分人开会的场景一直到570年以后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梅尔菲宪章》分为三卷，共260条，充满了对基督教徒现实生活无微不至的关照，反映出腓特烈要为此负全部责任的气魄。腓特烈两次让相关人士待在不能干其他事的梅尔菲住“集体宿舍”，把他们密闭在那里共计半年，如果不研究法律，他们又如何打发时间呢？每每想到这些，我便忍俊不禁。下面让我们把这些无微不至的条目按领域整理一下吧。

司法

首先是腓特烈最重视的司法方面。

只要不排除以往随心所欲行使权力的封建诸侯和神职人员的干预，就无法实现施行法律时的公平和公正。为此，需要有专家取代被排除的人来负责司法领域。正因为如此，那不勒斯大学的法学部变得重要起来。对法律专家的需求也无止境，因为腓特烈决定法官在一地的任期为一年，并将此作为保证公正的一项措施。判决也必须在任期内做出，也许腓特烈认为，判决的公正也体现在尽快拿出结果方面。然而想想现在的意大利，一个判决竟要拖10年以上，真让人叹息。

腓特烈还让法官、检察官、辩护人三方各自成立自己的同业者行会。他已经让医师和药剂师成立了行会，使这些中世纪的自由职业者第一次有了保护自己权益，同时又能以合适的经费完成职务的行会组织。

既然提倡法治国家，就需要形成任何人都能诉诸审判的环境。《梅尔菲宪章》规定，穷人、寡妇、孤儿等社会弱势群体诉诸审判的全部费用由国家负担。《梅尔菲宪章》还承认了上诉权，这明显继承了罗马法。也就是说，单凭被人起诉不能定罪。与罗马帝国时代一样，《梅尔菲宪章》还规定应直接向皇帝上诉。

经济

经济对建立有秩序的和平国家来说也极为重要。人如果饿极了就容易变为暴徒。腓特烈决定，要在国家的统制下提高西西里王国的经济水平，而不像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那样放任自流。这就是统制经济。长期以来一直执西西里海外贸易之牛耳的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们，也不再被允许拥有居留地——一种治外法权地区。总而言之，既然要以西西里王国为基地做生意，哪怕是外国人，也得缴纳关税及其他税金。此外，腓特烈还决定，西西里的产品要用西西里人的船出口。这样一来，像以前那样指望热那亚和比萨商人开拓销路就靠不住了，为此腓特烈不得不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的苏丹们缔结通商条约，以确保自己国家产品的销路。

中世纪最大的产业怎么说都是农业。“西西里王国”还是小麦的一大产地。为了进一步振兴农业，腓特烈把皇家农地用作了示范田或曰核心田。他试图通过以农民个人耕作的形态与作为企业运营的皇家大农庄并立的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力。大农庄从耕作的品种到所有事务，都由管理者负责并详细确定。皇家支付管理者薪水，并要求管理者忠实履行职责。在腓特烈设置的内阁直属审计院的工作中也有这样一条，不仅要审查这些大农庄的收入，还要审查详细费用是否正确记账。

这种大农庄可以被称为国营农场。我们再来看看农民耕作自有农地的情况。《宪章》规定，收益的十二分之一作为国税缴纳给国家，剩下的十二分之十一的收成农民可以拿到城里的市场上去自由销售，《宪章》承认所得收益归农民。

此外《宪章》还涉及扩大耕地的情况，免征开拓新耕地者10年的“十二分之一税”。

税制

我也相信公正的税制才是善政之根本，所以我认为古罗马帝国考虑并实行的“税要广收少收，税率不变”的税制是公正税制的样板。在古代，国有土地的租地金也是交给国家的，可以认为是直接税，规定租地金是该土地收成的十分之一。所以，《梅尔菲宪章》规定的“十二分之一税”忠实于以广收少收为宗旨的古罗马税制精神。

然而，中世纪的欧洲处于一神教基督教的统治之下，同古罗马因为是信仰多神教而无专门神职阶级不一样。一般认为，在中世纪，人被分为下述三种。

“祈祷的人”：意为专门的神职人员。

“战斗的人”：封建诸侯及其下属的骑士，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祈祷的人和劳作的人。

“劳作的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被视为“庶民”（popolo），属于这个阶层。

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没有被课以纳税义务，只有“劳作的人”被课以向“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两者纳税的义务，理由为“祈祷的人”是祈祷他们心灵平安的人，而“战斗的人”则是保护他们肉体安全的人。

我们在这里不谈间接税而集中说说直接税的事。腓特烈统治的西西里王国的国民除了要向国家缴纳“十二分之一税”外，还必须向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缴纳“什一税”。这项著名的税金是欧洲所有基督教国家全都要缴纳的。粗略算下来，他们要向罗马教皇缴纳几乎与缴纳给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一样多的税金。

仅此一项，腓特烈统治下的“劳作的人”已经缴纳了古罗马人两倍的直接税。但居住在封建诸侯领地里的“劳作的人”，只缴纳这些还是不行的。不管农地的所有者是封建领主，还是大主教或修道院，再有良心的所有者都会以保障领民安全为由收取农民收入的五成。五成之外，还要再缴给“祈祷的人”十分之一的税收。这就是中世纪社会。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的税收要高于古代呢？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古代没有中世纪要付给“祈祷的人”的那一成税。

但这还解释不了为什么减去这一项后还有五成的直接税。

用一句话说，中世纪与古代不一样，税金高的原因是保障安全的费用高。

古罗马帝国以被称为“内海”的地中海为中心，土地覆盖了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疆域辽阔，保障安全的费用金额庞大似乎也属当然。然而，古罗马人的安全保障费用却低得惊人。古罗马仅完全铺装的干线道路就达8万公里，加上砂石道路，古罗马道路网长达30万公里，遍布帝国全境，已经形成系统，可以迅捷地从设在每个战略要地的军团基地把兵力调动到所需要的地方。古罗马人用这个办法可以节约在帝国全境常驻兵力的庞大费用。在保卫偌大帝国的防卫力量中，作为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有15万到18万人，加上辅助兵力也不超过30万，这与日本自卫队的兵力相差无几。

可是到了中世纪，保护居民安全的已经不再是大帝国，而是割据各地的数量众多的封建领主国家。必须承担防卫责任的地域也变得很小，与古罗马已不能相比。尽管如此，他们还必须常备有防卫所需的骑士和士兵。既然是割据，他们同近邻领主的关系不可能会好，相互提供常备兵力便是梦想。所以，即使在军事上没有必要，为了一直保有“战斗的人”，他们也不得不常备防卫人员，防卫费用便居高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费用自然会转嫁为对“劳作的人”的课税。

腓特烈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自己是统治者，领土绝对比封建领主要大，但却在极度削减常备兵力，甚至削减到了只有1万人或更少。这个规模与有实力的封建诸侯的水平相当。

腓特烈注意到，诸侯们常备的兵力不仅用于对付国外的敌人，还用于镇压国内的敌人即领民。所以，腓特烈想要用低税率来减少领民的不满，而不是用军事力量阻止领民叛乱。向罗马教皇缴纳的“什一税”属于无奈。但作为领主，他想压低缴纳给自己的税金。“十二分之一税”就是这个想法的体现。

我们能理解腓特烈有模仿以“广收少收”为宗旨的古罗马税制的想法，但毕竟他生活在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封建领主们为了继续当“战斗的人”，不会削减自己的兵力。为了把这些诸侯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腓特烈需要拥有超过他们的兵力。

所以，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中规定，作为国王和皇帝，他自己拥有在必要时征收临时特别税的权力。这一点成了日后历史学家们集中批评的靶子，认为这是腓特烈合理而一以贯之的政治中唯一一个中世纪式的政策。我甚至认为，腓特烈是想一个人把历代罗马皇帝一贯的政治坚持下去，伴随着一些勉强也属无奈。

正是因为腓特烈试图尽可能减少这种勉强，他的经济政策才被批评为统制经济。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中规定了国家专卖的产品，盐、铁、黄铜、焦油等都是国家专卖品。

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国家根据财务状况以4到6倍不等的价格拿到市场上出售。顺便一说，被定为国家专卖的这四样产品被罗马教廷以不让敌方利用为由列入了禁止向伊斯兰世界出口的禁运目录，可见在当时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物资。腓特烈一边要压低税负，一边又要增加国库收入，很是操心劳神。但是，如果不改革坐收五成的封建制度，无论是提高农业生产力还是划定专卖品，随之而来的辛劳将永无止境。

《梅尔菲宪章》是腓特烈36岁时的作品，我们应该站在这个角度去解读它，毕竟里面不但讲到了公平公正地施行法律，还讲到了市场经济主义。

展销会

不论如何努力提高生产力，产品卖不出去就不能发展经济。在《梅尔菲宪章》中，甚至规定了重建“市场”。市场在意大利语中叫作“fiera”，是买卖商品的地方。以前，王国内各城市都是随意开设市场，现在皇帝对市场做出了规定。仅举留下了史料的意大利南方为例，情况如下。

阿奎拉附近的苏尔莫纳：4月23日至5月8日，共15天。

卡普亚：5月22日至6月8日，共17天。

卢切拉：6月24日至7月1日，共7天。

巴里：7月22日至8月10日，共19天。

塔兰托：8月24日至9月8日，共15天。

科森扎：9月21日至10月11日，共20天。

雷焦卡拉布里亚：10月18日至11月1日，共14天。

巴列塔：11月半至12月半。

令人愉快的是，这个时间表考虑了在各商品市场之间的移动时间，只要业者愿意，就能在所有这些市场摆摊出货。这些都是由国家与地方共同管理的一年一度的大型展销会。地方还管理各城市自己的“市场”，即使小城市也是每个周末都开市的。

商品的流通就像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是搞活国家这个居民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在这种展销会上不仅可以见到居住在卢切拉的阿拉伯人，还能见到来自与腓特烈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北非伊斯兰教徒的身影。所谓“市场”既是物产的展销会，也是谈生意的地方。

意大利南方

此外，在西西里王国的“市场”中，甚至还能见到当时连在贸易立国的意大利北方城邦国家都难得一见的犹太人的身影。腓特烈虽然规定了利息的上限，但准许他们从事兑换和贷款的业务。这些犹太人不坐在商品的前面，而是坐在一种叫作“banco”的桌子前面，一眼就能认出。“Banco”正是银行一词的词源。在所谓的“市场”，不同物产的流通引起了不同民族的交流，所以这里也就可能成为交流不同思想的地方。腓特烈热衷于搞活“市场”，不只是出于经济上的理由。

确立货币

但是，如果期望搞活“市场”，还有两件事情必须安排，那就是建立正确的计量法使任何人都难以欺骗他人，以及确立一种具有信用的货币使任何人都喜欢拥有它。

封闭在梅尔菲的皇帝及其合作者们当然没有忘记对这两大重要事项做出安排。

他们在长度、重量和数量等所有方面规定了准确的数值。他们还规定对违反者将处以巨额罚款，同时将其永远从“市场”中驱逐出去。

确立货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当时的地中海世界还没有一种货币可称得上是国际货币。其中流通较广的是拜占庭帝国的索利都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第纳尔，但都不是欧洲的货币。西西里王国有阿马尔菲的货币塔里，但自从阿马尔菲跌出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以后，塔里也失去了国际货币的地位。而下一时代的经济大国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都还没有自己国家的金币。这就是说，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东方，国际通用货币还是一张白纸。

腓特烈决定自己新造国际通用货币，并在颁布《梅尔菲宪章》的同时，在意大利南方的布林迪西和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两地开始造币。为了纪念他所崇拜的人，腓特烈将金币命名为“奥古斯塔”。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复古”，成为后来文艺复兴的口号。

被称为“奥古斯塔”的金币重5.3克，直径20毫米，纯度20.5K。正面雕有腓特烈模仿古罗马皇帝的侧面像，很像古罗马的奥里乌斯金币，周围刻着略语文字。背面雕刻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纹章鹫，周围的文字是拉丁语“FRIDERICUS”（腓特烈）。简言之，三十过半的腓特烈把自己当成古代皇帝奥古斯都了。

腓特烈的奥古斯塔金币（右）、第纳尔金币（中）、奥古斯都的奥里乌斯金币（左）

想模仿重量达7.8克的古罗马时代奥里乌斯金币的心情可以理解，“奥古斯塔”本身也足有5.3克。奥里乌斯金币并未被广泛使用。在帝政下的罗马，支付工资等使用的是价值只有奥里乌斯金币二十五分之一的第纳里乌斯银币。

然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到，确立一种具有信用的基本货币也有很大好处，因为发行这种货币可以提高发行国家的信用度。“奥里乌斯”金币存在的理由，以及模仿它的腓特烈的“奥古斯塔”金币存在的理由都在于此。简言之，一个国家拥有让人喜欢得到的货币，人们也就喜欢与这个国家保持经济关系。这也是腓特烈所瞄准的目标。

话虽如此，既然是货币，平常能得到更多的使用也是很重要的。在美观方面，据说“奥古斯塔”金币胜过中世纪任何国家的金币。但还需要有平常使用的其他货币。因而还有一些以“小奥古斯塔”金币为主的、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其他货币。“小奥古斯塔”只有“奥古斯塔”重量的一半，好像与含金1克的轻便货币“塔里”同时并用。

尽管如此，腓特烈的“奥古斯塔”金币仍然是中世纪时代欧洲最先铸造的、信用度很高的货币。听说没有一个伊斯兰商人不喜欢用自己的货币“第纳尔”去兑换“奥古斯塔”金币的。

仿佛以1250年腓特烈之死为界一般，其后“奥古斯塔”金币的铸造量一落千丈。许多意大利城邦国家也接二连三地开始铸造其他金币取而代之了。

1251年，热那亚共和国开始铸造“热那维诺”金币。

1252年，佛罗伦萨开始发行“弗罗林”金币。

虽然威尼斯通常起步较晚，但一旦开始总是做得很彻底。到了1284年，威尼斯共和国发行“达克特”金币，加入了金币铸造国家群。

以后，“弗罗林”和“达克特”这两种货币逐渐成为后来欧洲及中近东世界的国际通货。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方，谈生意都可以用“以弗罗林计价”或“以达克特计价”的方式了。人们感觉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成为文艺复兴主人公的过程中，一路上都为信用货币的铸造所伴随。而文艺复兴正产生于这两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所孕育的文明文化之中。

顺便说一下，我寻找刻有腓特烈侧面像的“奥古斯塔”金币有30多年了，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我买到了刻有奥古斯都的2000年前的金币，所以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抚摸它。我能够亲手抚摸仅仅800年前的“奥古斯塔”金币，还是因为托了意大利造币局的福，最终用他们收藏的一枚藏品方才实现。除此之外，听说德国和英国的博物馆里还存有不多的一些。

这种金币存世数量之少，原因不仅在于铸造数量本身就少。由于这枚金币被评价为中世纪欧洲的最美金币，很多人想要得到，硬币市场中不见其踪影。伊斯兰世界也有很多人热衷于弄到这枚金币，以至于连确定散失地点都不可能。也许只能认为那是梦幻金币。

在腓特烈主导下完成的《梅尔菲宪章》就这样把从封建社会向近代国家转型所需要的一切事项以法律的形式逐条罗列出来。可是，要想让这些法律实际发挥功效，还需要数量庞大的官僚。光靠那不勒斯大学的毕业生终究不够。于是腓特烈在巴列塔城里新建了一所专事培养事务办理的官僚的高等学校。从那不勒斯大学和这所官僚培养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都将成为把腓特烈这个“头脑”考虑出来的政策付诸实施的、有能力的“手和脚”。这样，腓特烈也成为中世纪欧洲关注到建立官僚机构重要性的第一人。

要用好已经建好的官僚机构，建立一个能够发挥功能的传递机制不可或缺，在那个时代更是如此。中世纪首先注意到这种制度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通商国家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但他们是生意人。若论及不是专做生意的君主，那腓特烈则是第一人。

腓特烈的公函

在盖着皇帝纹章的口袋里塞满公函，放上马背，成队的马走出城门。在腓特烈逗留的城市里，这已经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了。同样，人们也看惯了背上驮着同样口袋的马队反向走进城门的景象。

传说光是跟随腓特烈在各地走动的人就有100到150人之多。说到皇帝出行，无论是谁，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众多身着华丽服装的宫廷人员随行的景象。然而经常跟着腓特烈的却是记录公文的书记员和运送这些公文的人。皇帝的队伍等于移动的官邸。

以上是1231年腓特烈颁布的《梅尔菲宪章》及其重要部分的摘要。通常，这种重要文书应该用也是法律语言的拉丁语书写。而《梅尔菲宪章》则是通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用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读懂的俗语写成，表现了腓特烈想让更多领民阅读《梅尔菲宪章》的热切之心。

读了这份文书，人们就能知道三十过半的腓特烈想如何构建西西里王国这个自己的国家了。用一句话说，那就是脱离封建社会，向以君主为最高领袖而发挥功能的国家转型。刚听到腓特烈要制定宪章，就传来了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的担心与恐惧之声。教皇是否读了完成后的宪章便能打消他心头的担心与恐惧呢？

格列高利教皇在《梅尔菲宪章》还未公开以前就已经给腓特烈写信说，腓特烈搞的这个宪章“是对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破坏，因而是失去上帝恩宠的行为，将成为上帝和信徒的敌人，收手吧！”

但腓特烈并没有收手，《梅尔菲宪章》得以完成。完成后的宪章必定送到了罗马教皇的手上。因为尽管腓特烈自己不承认，但根据罗马教皇的说法，归根结底西西里王国是罗马教皇领土的一部分，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也是罗马教皇的一个家臣。

所以，罗马教皇是读了《梅尔菲宪章》的。那么，读了以后他的担心和恐惧打消了吗？

完全没有。非但没有，他的担心和恐惧愈发加大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认为腓特烈制定《梅尔菲宪章》就是对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基督教世界秩序的破坏，是失去上帝恩宠的行为，是跟上帝和信徒敌对的行为。他根本没有改变这个想法。

这就是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断定，《梅尔菲宪章》是腓特烈针对教皇和基督教会的反体制思想结出的果实。

梅尔菲宪章的一部分

要是以前的格列高利，大概当即就开除腓特烈教籍了。可是，教皇自己已经痛切地知道，开除腓特烈的教籍不会有效果。而且，不愿意带十字军远征同制定让国家发挥功能的法律不是一回事。单凭制定了法律是不能处以开除教籍处分的。

60岁的教皇通过“和平之吻”与腓特烈重归于好，并解除了对他开除教籍的处罚，而36岁的腓特烈却紧接着就投入了制定构筑排除宗教的世俗国家不可或缺的法令集。教皇根本不想允许腓特烈这样下去。他认为“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单单想到腓特烈处在必须服从的地位却拒绝服从，格列高利就会怒火中烧，其他一切他都视而不见了。教皇开始寻找新的“武器”，当然，这是能够有效牵制腓特烈的“武器”。

1231年9月，皇帝腓特烈二世颁布《梅尔菲宪章》。

1232年2月，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设立“异端裁判所”。

这些日期并非偶然。《宪章》的所有条目都是以“皇帝诏曰”开头的。在教皇格列高利看来，即使是约束信徒的现世法律，也必须以“教皇命令”开头。

“异端裁判所”

“开除教籍”在日本就是“村八分[3]”制裁。不过，基督教教会的规矩是必须与被开除教籍的人断绝任何关系，那就不是“村八分”，而是“村十分”了。但最坏的情况也只是被居民共同体驱逐出去，并没有规定要被处以死刑。

在基督教徒看来，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统统都是“异教徒”，只是一群信仰了跟基督教徒不一样的宗教的人而已。即使歧视他们，也只是认为他们是些尚未觉悟到真正教义的可怜人这层意义上的歧视。

与异教徒是外人相反，“异端之徒”是内部问题，指的是虽然同为基督教徒，但被断定为信仰方式与基督教会的规定不同的人。所以，“异端之徒”比“异教徒”对基督教社会更加有害。一旦这样认为也就清楚应该如何处置了。一个烂水果能害了一箱好水果。一旦发现已经烂掉的水果，就只能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扔掉。既然想到就要付诸行动。既然这是为了保护剩下的水果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名分也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这样考虑，那么，光是“村八分”或驱逐就不够了，只能是用火刑把扰乱秩序者从地球上抹去。

“异端裁判所”是找出腐烂水果的机关，正式名称是要在前面要加上一个形容词“圣”（sacro）的，因为这个机关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坚守信仰的目标，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无上神圣。格列高利教皇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把运作这个机关的具体工作交给了多明我会[4]的修道僧。

圣方济各派以贫穷为口号，力主基督教的上帝是爱之上帝。而多明我会虽然同样也是修道僧修会，但却是以一个汇集了爱好学问者的集团而为人所知。

爱好学问并不坏。相反，隶属于多明我会的僧人还是忠实抄写古人所留书籍传诸后世的重要功绩的主角。但他们也有缺点，他们的性格倾向是毫不怀疑地相信已经写下或定下的事情。于是，他们认为写下或定下的都是正确的，而与此不符的人都是错误的。也许是这个原因，多明我会修道僧在欧洲被称作“上帝忠实的狗”。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把他设立的这个“神圣异端裁判所”托付给了这些“上帝忠实的狗”。

以前也有敌视“异端”的思想，但还没有到在专门的裁判所审判“异端者”的地步。格列高利设立了一个这样的“专门裁判所”。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设立“神圣异端裁判所”的原始动机，正如现代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在于掌握一种用于牵制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武器，一旦他认为腓特烈有反体制的行动时便可运用这种武器。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腓特烈自己也在这点上启发了格列高利。

《梅尔菲宪章》中也有涉及异端问题的地方。腓特烈在这些地方规定，异端问题由罗马教皇决定。如果想遵循耶稣基督“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话语，作为皇帝自己就要对人们的现实生活负起责任，而人们信仰方面的事则属于罗马教皇负责的领域。格列高利教皇一定是咬住了这一点，认为是否是异端得由我这个罗马教皇决定。

就这样，从中世纪到近代震惊整个欧洲的“异端裁判所”启动了。这个“神圣异端裁判所”在我看来就是当时的秘密警察，是一个由直属于同样神圣的罗马教皇的“上帝忠实的狗”运营的机关。这件事发生在《梅尔菲宪章》颁布仅仅5个月之后。

皇帝主导形成的《梅尔菲宪章》和教皇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只隔了5个月就成了既成事实。我想这个现象反映出中世纪人对法律认识的差异。

法律是人们一起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规则，大致可分为下述两种。

第一种是上帝创造而授予人类的法律，《摩西十诫》就是好例。因为是上帝制定的，因而不允许人类改变。

第二种是人类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毋庸赘言，古罗马法是这类法律的代表。并且，因为是人类制定的，如果不适用了当然可以修改。

而且在罗马时代，就连法律的修改办法也崇尚简单。他们甚至考虑到了，修改旧法也可能会因为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无法实现。因而，他们不是修改旧法，而是另行制定新法，让旧法中与新法有抵触的部分自动失效。这就是古代罗马人修改法律的办法。

腓特烈《宪章》的修改条款也沿用了这种罗马式做法。《梅尔菲宪章》的基础本身在10年前制定《卡普亚宪章》时便已形成。在这10年中，腓特烈已经反复修改了4次。这反映出腓特烈的想法。他认为法律就是自己这个人为领国国民那些人所制定的、为让大家共同生活下去的规则，如果不适用了当然可以修改。

与此相反，与格列高利教皇异端裁判所有关的各项法律，自成立当初就从来没有修改过。异端裁判法的特质是，不修改已有的内容，但可以增加没有的内容。

而且，这种积累的方向是越走越严酷。例如当初没有的刑讯拷问，18年后被明确规定下来；当初只规定为死刑的刑罚，后来成了火炙活人的刑罚。

腓特烈与格列高利的第二个不同在于，法律既然已有规定，那么是否要按照法律的字句忠实执行呢？这是从前述第一个不同中他们二人对法律的不同观点派生出来的。

不消说，格列高利的立场是，法律是自己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制定的，必须严格实施。

而腓特烈呢？他当然不单是宗教界信徒，也不是法律专家，而是统治者，是政治家。他认为，法律不是简单地严格实施就万事大吉的，只有良知的介入，才能期望平等而公正，并符合共同体的利益。古时候的所罗门断案[5]很著名，正是基于良知施行法律的好例。当时的所罗门，并不是作为犹太法的忠实施行者，而是作为统治犹太这个国家的国王进行审判的。

腓特烈也向居住在自己国内的犹太教徒下令，要求他们遵循那个时代的惯例，在衣服上缀上黄色的犹太之星。居住在卢切拉的伊斯兰教徒也不喜欢穿会与基督教徒混淆的衣服。

异端裁判所虽然指责腓特烈让这些人居住在自己的国家里，但却以他们是异教徒而非异端为由，并没有把这当作一个问题。

不过，即便是异教徒，既然居住在腓特烈的领国里，也不允许做出违反腓特烈制定的法律的行为。在腓特烈逗留德意志期间，有一次德意志人中间爆发了激烈的排斥犹太人的运动，说是一些犹太教徒拐走基督教徒的幼儿，并杀人食肉。所以，德意志人认为有充分理由烧掉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居留区，杀戮居民，并告到了皇帝那里。杀人食肉是犯罪行为，所以，作为统治者的腓特烈如果想忠实地施行法律，就只能同意大量杀戮犹太人。

可是，腓特烈却以处罚罪犯是皇帝的职责为由没有同意德意志人的诉求。但搁置处理很容易成为政治灾难的源头。

于是他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找出证据。这个委员会完成调查需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狂热的反犹太情绪在相当程度上降了温。而结果，这个委员会最终未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腓特烈统治下的犹太人得救了。

法律可能成为好法，也可能成为恶法，取决于如何施行。时刻保持这样的意识是统治者的第一职责。但有些人对执法者的职责就是忠实地施行法律深表怀疑，在他们看来，就连这也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

然而，哪怕腓特烈被视为是对现有秩序的破坏者，他也会勇于应对。不过，有实例表明，即使是同样的事情，他有时也会做得更狡猾。对待异端审判，威尼斯共和国采取的态度是，也接受教皇派来的异端审判官，但接受是有条件的。他们没有同意异端审判官只能由修道僧这些直属于罗马教皇的神职者担任，而是加进了一个威尼斯政府的人。如果这个威尼斯人反对，审判就将无效。

威尼斯共和国的信条是“首先是威尼斯国民，然后才是基督教徒”，因而它不是恭顺罗马教皇的国家。在这样的威尼斯，究竟如何审判异端呢？

首先是担任检察官角色的多明我会修道僧发现的嫌疑人被带上被告席。然后由多明我会修道僧担任的异端审判官宣读起诉理由。念完后，如果坐在审判官席上的威尼斯共和国方面的人站起身来走出房间，异端审判就不成立。

威尼斯共和国没有从正面反对罗马教皇搞起来的异端审判，但他们采取了经济人国家的做法，在现实中坚持消极怠工，使包括女巫审判在内的异端审判在威尼斯共和国内没有成功过一次。他们对一般罪犯执行过斩首刑，但没有发生过一起以对基督教信仰方法不当为由的火刑。

腓特烈的《梅尔菲宪章》与格列高利教皇“异端审判”的最后一个不同，充分表现在下面这件事上。

正因为参考了古罗马法，被告方的人权在《宪章》中也得到了尊重。《宪章》规定，只有一审判决被告仍然无罪，是否有罪要等终审判决。这就承认了上诉权，也就重视了辩护人的作用。

而虽然同为审判，异端审判却是一旦在一审中被定有罪，只要没有足以推翻判决的相反证据就会被定为有罪。首先没有辩护人的辩护。而且，在被带到审判的地方之前，被告已受到了极端残酷的刑讯，哪里还能指望提出什么“足以推翻判决的相反证据”呢？所谓异端审判，只不过是把开始就认定的结果做成审判的样子而已。

而在腓特烈统治下的法庭上，辩护人非常重要。腓特烈甚至同意辩护人与医师和药剂师一样建立同业者行会，可见他的心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相反，在异端裁判所里，辩护人的存在连有名无实都做不到。上帝是绝对不会犯错的，而罗马教皇则被指定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多明我会修道僧是教皇的部下，在异端审判中既是检察官又是审判官。在这样的审判中，起反驳作用的辩护人没有了存在的理由，这在基督教会方面看来完全符合逻辑。

一句话，一个人一旦被当做异端者盯上就完了。他会被抓走受到严刑拷打，不管招不招供，都会被吊死或放在火上烧死，从地球上抹去。这就是被“上帝忠实的狗”盯上的命运。因为所谓异端者，就是那种腐烂的果实，弃置不管就会危害有正确信仰的人。

这样的“神圣异端裁判所”在西班牙存在的时间长于其他任何地方。直到西班牙被拿破仑征服[6]后，“神圣异端裁判所”才终于沉静下来。这也是因为催化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启蒙思想与异端审判的思想处在相反两极上的缘故。

但在此前长达500年之久的时间里，漂亮女人因其他女人的嫉妒而被当作女巫受到审判，有钱人因嫉妒富裕者告密而被带到异端审判官面前的状态一直持续不断。嫉妒和羡慕产生不了任何东西，相反只能毒害社会，然而却被那些戴着正义面具的人延绵不断地维系着。

一直站在异端审判最前线的修道僧们也完全不是什么恶魔，他们只是些廉洁清白、认真而信仰笃深的神职人员。但是，他们也是一群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确行为而毫不怀疑的人。

可以说，在欧洲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异端审判是基督教会的最大污点。与异端审判相比，十字军远征之类倒是可爱之举。我在这里并不是赞扬不管动机如何都要跑到别人国家去的行为，参加十字军的很多人都付出了客死他乡的代价。

相反，异端审判的当事人身处安全之地，却从未停止过把很多人一个个地逼向残酷命运的行径。他们坚信自己正在完成让上帝高兴的神圣事业，相信对腐败之人当然要采取非人道的、毫无顾忌的残酷打击。

用宗教狂热一个词来做了断实在令人悲哀。欧洲史上可耻可憎的异端审判风潮始于教皇格列高利九世1232年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它的设立并非由于把腓特烈定性成了异端，而是出于一个60岁老人害怕异端的被害妄想症。

不过，如果一味地这么想，历史将被染成清一色的悲观色彩，让人失去亲近历史的欲望。历史是人们言行的积累，其中有值得我们探寻的东西，人们通过接触历史也能得到拯救。

想出异端审判的是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人，而反抗这个潮流的腓特烈和威尼斯人也同样是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人。

公元2000年，从异端裁判所启动的1232年数起，已经过去了768年，时任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7]就长期以来基督教会所犯的几宗罪向全世界正式道歉，其中一项就是异端审判。

当初的效果

话题回到异端裁判所设立当初的1232年。腓特烈皇帝通过《梅尔菲宪章》光明正大地树立了政教分离的国家样板。对此，格列高利教皇想通过设立异端裁判所掌握牵制腓特烈的有效武器。但实际上，他根本不具备使用这件武器的环境。

如果以1232年为基准来看，尽管法兰西正在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但当时的国王路易九世[8]才17岁，尚处于母亲的摄政之下。

在英国，人称“失地王”的约翰死后，登上王位的亨利三世[9]虽已25岁，但由于“失地王”接受了《大宪章》，国王的权力下降。加上这位国王崇拜腓特烈，不会站在教皇一边。

这就是说，在当时欧洲强国的领袖中，没有一个君主拥有与37岁的腓特烈二世皇帝对抗的实力。不管62岁的教皇如何恼火，也没有一个君主能站在教皇一边向腓特烈举起战刀。腓特烈还是耶路撒冷王。对基督教徒来说，没有人比耶路撒冷王担负更大的义务去保卫圣城，他们又能以怎样的理由把他归为异端呢？

这样一来，就连教皇也不得不慎重行事。下面所说的故事就反映了这一时期格列高利的内心状态。

卢切拉作为萨拉森人（即伊斯兰教徒）的城市已经名声在外。多明我会修道僧接受了教皇的委托处理异端审判的实际事务。格列高利教皇要求腓特烈准许把他们派进卢切拉，卢切拉也是腓特烈领有的“西西里王国”的城市。

腓特烈以萨拉森人是异教徒而不可能成为异端为由拒绝了教皇的要求。

但就此退却将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于是格列高利教皇再次向腓特烈提出要求，说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僧的目的不是找出异端者，而是向伊斯兰教徒布教。腓特烈认为改信宗教是个人问题，自然答复既然如此那就好吧。

多明我会的僧人们作为布教者似乎也很有能力。据说，伊斯兰城市卢切拉的居民中有不少人就是在这时改信了基督教。其中有一个阿拉伯年轻人改名乔万尼·莫洛，日后出了名。他是因为被腓特烈启用而成名。

不过，比这故事更重要的是，卢切拉后来仍旧是继续信奉伊斯兰教的萨拉森人和改信基督教的萨拉森人共同居住的城市。在这座城市，以前只能听到清真寺塔尖上传来的宣礼声，现在也能听到教堂响起的钟声了。这意味着，腓特烈通过第六次十字军实现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在基督教统治下的耶路撒冷长期居住，这一实例也被复制在了卢切拉。

得知布教成功，格列高利教皇向腓特烈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说要派多明我会僧人去卢切拉调查，看改信基督教后继续居住在卢切拉的那些萨拉森人的信仰是否真实。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是如何答复这一要求的，但我们知道他的确没有同意，因为同意这点就等于容忍异端审判。

腓特烈看似没有敌人，但他的敌人却从完全没有料到的地方冒了出来。这就是任何家庭都可能发生的父子矛盾问题。出身再优越也是人，是人就会有这样的悲哀。

儿子亨利

身为腓特烈的长子，当然可以行使世袭权登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也最容易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帝位。因为他是时任西西里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和第一位正妻阿拉贡王族女儿所生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嫡子。他于1211年出生在巴勒莫的王宫里，与他嫡出王子的身份正相适应。他是腓特烈16岁时得到的第一继承人，腓特烈给他起了和早逝的父亲一样的名字，叫亨利七世。也就是说，从出世的那一瞬间起，命运就安排他做了腓特烈的继承人。

首先，1212年2月在他即将迎来自己1岁生日的时候，蹒跚学步的幼儿就在巴勒莫主教堂加冕成为西西里国王。当然，幼儿并不知道这是腓特烈的一个对策，因为罗马教皇讨厌把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归于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3月，17岁的父亲便出发去了德意志，把1岁的儿子和他27岁的母亲留在了西西里。当年轻父亲在德意志为落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而饱尝艰辛时，幼小的儿子在慈祥母亲的保护下，在阳光明媚的南欧茁壮成长。

不过，这段时间只有4年。1216年，在罗马举行皇帝加冕典礼成为现实。这时，腓特烈把妻儿接到了德意志。腓特烈打算在罗马完成加冕典礼后正式着手重新构筑西西里王国，他没想加冕典礼之后再回德意志。为此，他需要拿出一套方法，使他所重构的德意志在他不在的时候也能照样发挥功能。他认为，让长子这位第一继承人当首脑，在德意志这个封建色彩浓厚的社会是最自然、最现实的选择。

1216年7月，腓特烈把接妻儿来德意志的任务交给了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和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妻子康斯坦丝反对儿子去德意志，腓特烈便派平素总是帮助康斯坦丝的贝拉尔德大主教和德意志人中难得一见的灵巧外交名家赫尔曼当说客，去说服康斯坦丝。

康斯坦丝反对的理由是，她自己与腓特烈结婚之前嫁给过匈牙利王族，但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但自己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还失去了年幼的儿子，历经痛苦。尽管康斯坦丝教养并不卓越，个性也不强，但她凭女人的直觉，希望让自己唯一的儿子远离卷入政治斗争的风险。她出生在西班牙，但却嫁到了匈牙利，吃尽苦头。也许她认为，德意志人也和匈牙利人一样，都居住在阿尔卑斯山北面，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送到那种德意志人社会中，作为母亲她无法忍受。

但是，腓特烈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决定的人，一旦说出口很少会改变。贝拉尔德和赫尔曼两人太了解腓特烈了，他们也许是这样说服康斯坦丝的：这是腓特烈的命令，只能照办；他这个人并不缺少感性，不会做出那种对孩子亨利不好的事情。结果，5岁的亨利当月月底就跟母亲康斯坦丝一起在巴勒莫大主教和条顿骑士团团长的陪伴下离开了西西里。

10月，他们一行先经海路，后经陆路抵达了纽伦堡，腓特烈正在那里等着他们。5岁的幼儿4年之后再次见到了两个月后就要年满22岁的父亲。自1岁那年分别之后，这也许应该算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等着这位5岁幼儿的是授予他的领地。父亲腓特烈当着应自己的邀请汇集到纽伦堡来的诸侯们的面，把施瓦本公爵领地授予了这个孩子。施瓦本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发祥地。任命亨利当这里的领主，意味着腓特烈把亨利作为“红胡子”、腓特烈一脉传承下来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介绍给了德意志的全体实力人物。

父亲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席不暇暖、东奔西忙的人。就算亨利以后待在德意志，父亲不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来到德意志后，他也是继续跟母亲一道生活。康斯坦丝似乎不喜欢德意志人，也不喜好社交，所以母子二人在哈格瑙城里过得很平静。

然而，这样的生活4年后被打断了。腓特烈见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的机会已经成熟，决定结束已经8年的德意志生活前去罗马。他还认为，接受罗马教皇亲手加冕的不光是他这个皇帝，妻子也应该作为皇后接受加冕。所以他命康斯坦丝也同往罗马。一向听从丈夫的康斯坦丝这时也随了腓特烈。不过这次要把刚满9岁的儿子一个人留在德意志，说不定这次离别后就再也见不到了。

但是，腓特烈也为9岁儿子做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1220年8月，腓特烈命令随他去罗马的军队在奥格斯堡集结，这里是德意志传统的军队集结地。汇集而来的不光是跟随皇帝南下的将士，还有前来送行的各路诸侯。

25岁的腓特烈当着这些人的面，任命9岁的亨利当上了“德意志王”，正式告知世人，自己不在期间，德意志将由这位亨利七世统治。同时，他又任命科隆大主教担任小国王的监护人，承担辅佐9岁德意志王而实际上由自己统治的任务。

这个人事安排也是在当时德意志能够想到的最佳方案了。科隆大主教恩格尔伯特那年35岁。他出生于德意志名门贵族，同属一个阶级的诸侯们很难反对他。他还是一个修养很深的人，对反对派有充分的说服力。他身为神职人员却完全没有狂热之处。他6年前开始就与腓特烈过从甚密。腓特烈不会与狂热之人亲密相处，可以说恩格尔伯特大主教有着本真的平衡感。

此外，恩格尔伯特身居大主教之位，是仅次于教皇的神职人员，但却从不以权压人。一句话，他还是一个颇通人情之人。腓特烈把9岁的儿子托付给了这位35岁的大主教。

实际上，有这位大主教在身边相助的5年间，亨利从9岁到14岁这段时期的统治一直状态良好，没有让去意大利后再未回来的父亲操过一点点心。

母亲康斯坦丝在罗马和丈夫一起接受了加冕，两年后病逝于西西里。对只有11岁的亨利来说，母亲的去世不会不是一个打击。但在大主教的帮助下，他克服了母亲之死带来的心灵上的动摇。

然而，一些人对腓特烈重构的德意志社会心怀不满，他们暗杀了恩格尔伯特大主教。从那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大主教在从亨利居住的城堡回自己宅邸的途中，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而被杀害。失去了不是父亲胜似父亲的人，14岁的亨利当然就像被扔进了从未体验过的孤独之中。而且很快他又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尽管婚事是已经定下的。

结婚对象是奥地利公爵的女儿玛格丽特。这婚姻是腓特烈安排的，当然是一场政治婚姻。腓特烈想把势力扩大到奥地利。新郎14岁，新娘21岁。有年龄差距的婚姻并不罕见，但这场婚姻从开始就冰冷彻骨。生孩子是义务，似乎夫妻对此都很配合。但生了两个儿子后，夫妻关系依旧冰冷彻骨。

我认为，14岁时经历的这场不幸婚姻，对亨利来说，是在构筑自信过程中的第一个障碍。有哪个男人在遭到女人的冷落后不会失去自信？而且亨利才14岁。在任何意义上这都是一个微妙的年龄，而亨利却不得不吞下这个苦果。

这时，他完全可以敞开心扉，学习父亲，到处找情人，到处生孩子。但我想亨利继承的是慈祥呵护自己的母亲的性格，而不是父亲坚韧的性格。他没能这样重新开朗起来。结果他患上了女性恐惧症，进而发展成社交恐惧症。他只跟下层女人交往，只跟那些用甜言蜜语接近他的人见面。

也许，父亲在这个时候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但腓特烈身上的缺点阻碍了他把眼光投向亨利的这种需求。没有比腓特烈更特立独行的人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容易认为，我连更加恶劣的情况都挺过来了，你不可能不行。也就是说，他往往会要求别人也具有和自己相同的能力。

然而，人是不一样的，哪怕父母与孩子也是有差异的。有人能够克服逆境，但也有人是过不了这个坎的，甚至还有人会把自己逼入更差的境地。

从结婚的1225年到被父亲叫去训斥的1232年这7年间，父亲腓特烈度过了繁忙的岁月，的确没有时间关心身在德意志的儿子。

腓特烈要把西西里王国从封建社会改变为君主制国家，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

他率领十字军远征，却想只靠外交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这是十字军远征史上的首次尝试。

他功成回国，却为改善与罗马教皇的关系花了一年时间。

被解除开除教籍处罚后，他立即通过《梅尔菲宪章》开始了西西里王国向法治国家的蜕变，建立了统制经济和货币制度。

这些都是腓特烈从30岁到37岁之间成就的事业。就在同一时期，亨利在年龄上处在从14岁到21岁这段时期，而他却生活在性格逐渐分裂的地狱之中。他的做法更加恶劣，他连续不断地颁布了违背父亲所定政策的法律。

《梅尔菲宪章》颁布后不久，德意志诸侯不满亨利统治的声音也传到了腓特烈耳朵里。这种声音越来越高，已经不能再任其发展下去了。颁布了《梅尔菲宪章》，腓特烈觉得完成了一项巨大工作，遂决定于第二年1232年的复活节，召集诸侯来意大利东北部的阿奎利亚，召开一次皇帝亲自参加的“巡会”，这样的会已经很久未开了。

1232年春天，腓特烈和亨利在久别12年之后父子重逢，但腓特烈对待儿子的态度谁看着都是严厉的。37岁的父亲原谅了21岁的儿子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原谅的条件是把各种事项逐条写下，命儿子今后忠实执行。腓特烈当着在座诸侯的面吩咐儿子，21岁的亨利在德意志实力人物的面前发誓一切遵从父命。

然而，告别父亲重回德意志的亨利看不出一点儿感到屈辱的样子。在别人的眼里，他的行为就好像和父亲重逢时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是，再次回到意大利的父亲并没有注意到，从女性恐惧症发展为社交恐惧症的亨利，由于同父亲的重逢又进而发展为父亲恐惧症。

一个出众的父亲留给儿子的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是忠实地执行父亲的所有命令。

第二条是因为太想摆脱父亲的影响而走上反抗父亲的道路。

21岁的亨利选择了第二条路。

首先，他开始接近反对腓特烈统治的诸侯。德意志王亨利的这个行动自然提高了反腓特烈派的气焰。但亨利的反抗并没有只停留在德意志内部。他还去接近可说是父亲宿敌的、以米兰为中心结成的“伦巴第同盟”。接近父亲的这个宿敌的理由并不是站在父亲与伦巴第同盟中间努力改善关系。真实的理由是，如果参加伦巴第同盟的各个城邦能封锁通往阿尔卑斯山的道路，即便是腓特烈也将无法轻易来到德意志。只是因为不想同父亲见面，亨利便与父亲的敌人联手。

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同盟”是意大利半岛西北部的自治城邦联合结成的同盟。虽然意大利东北部也同样位于意大利北部，但却处在强大的威尼斯共和国的影响之下，所以很少有自治城邦参加伦巴第同盟。即便如此，在从意大利跨越阿尔卑斯山通往德意志的干线道路中，他们还是控制了从米兰和从维罗纳出发的两条路。

不过，处在伦巴第同盟下的意大利西北部，在法律上归神圣罗马帝国领有。但这些自治城邦拒绝腓特烈的统治，所以结成了伦巴第同盟。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论动机如何，亨利接近同盟都不仅仅是对父亲，而且还是对皇帝的背叛行为。在法律上，这可是相当于大逆之罪的行为。

3年前的1232年，当时腓特烈在意大利半岛最东北部的阿奎利亚召开了“巡会”，并以此为由叫来了儿子，把今后他该做的事情一条条写下来交给他，还让他发誓忠实执行，才让他再次回到德意志去。可是，这个阶段如今已然成为过去。1235年，根据《梅尔菲宪章》的国家重建已经扎实地向前推进，腓特烈决定亲自去一趟德意志。

但因为与皇帝的长子结盟而气焰高涨的伦巴第同盟自治城邦摆出了一副断然阻止皇帝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架势，走从维罗纳北上越过布伦纳山口进入德意志的这条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干线道路已经无法保证安全。腓特烈只能先从海路到阿奎利亚，再从那里经陆路绕个大弯进入德意志。

腓特烈这时去德意志，带上了7岁的次子康拉德同行。不管是对正妻的儿子还是对情人的儿子，腓特烈都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培养方法。但自己的正式继承人却必须是嫡出之子，因为即便让基督教会及其首脑罗马教皇知晓，他们也不会承认庶出之子。亨利是正妻所生之子所以是嫡子，而康拉德是腓特烈与第二位妻子耶路撒冷王国公主所生之子，所以也是嫡子。带康拉德同行表示腓特烈已有了舍弃亨利之心。

即使如此，对一位40岁的父亲而言，24岁的长子从年龄上看是托付自己身后事的理想人选。而现在，他却不得不舍弃24岁的长子，以7岁的次子取而代之。无论是作为皇帝还是作为父亲，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可能不感到痛苦。

不过，虽说被迫绕了远路，但进入德意志后腓特烈受到了以诸侯为首的德意志人的热烈欢迎，我想这也许让他的心情变得爽朗起来。德意志人从上到下已经被亨利的朝令夕改弄得极度为难。他们认为，腓特烈严厉但却一以贯之的、有条不紊的统治很好。

7月，父亲的影子越来越近，亨利感到恐惧。他首先想到了逃跑。他请求把法兰西作为流亡地，但法兰西王甚至没有给他回音。亨利没有考虑逃往米兰。他没有勇气带领伦巴第同盟军冲锋陷阵，同父亲在战场上决一雌雄。

父亲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来到了这个儿子的身边。亨利5岁那年第一次来德意志时，就是他护送的。我们不知道他如何说服了如今已经24岁的这位当年的幼童。但不论他如何说服，留给亨利的路只有一条：到父亲面前发自内心地乞求原谅。

两天后的7月4日，亨利被赫尔曼带到了腓特烈所在的沃尔姆斯城。40岁的腓特烈对24岁的儿子冷峻而严厉。如果只是儿子伏在父亲脚下乞求原谅，在座的诸侯们也许会予以同情。但是这个儿子的罪状太过明显。

父亲宣布了儿子的死罪，罪状是背叛了自己发誓效忠的人。当死罪一词说出口的那一瞬间，在座的人们震惊得面面相觑。腓特烈接着宣布亨利死罪可免，但要处以终身监禁。话音传来，又让那种像无形的空气一样的感情轻轻地飘落在地。事情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亨利被直接押进了沃尔姆斯城里的监狱。

后来不久，亨利又被送到了意大利南方，当然，并不是作为戴着镣铐的囚犯。只是这位年过25岁的亨利被完全隔离，不能见任何人，包括孩子们在内。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在意大利南方内陆的各个城寨之间换来换去。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6年，从一个城寨换到另一个城寨已成惯例。6年后的1242年，在去往另外城寨的途中发生事故。趁监视他的士兵走神，亨利连人带马从当时恰好通过悬崖的路上跃起飞向空中。那年他只有31岁。

得知消息后，父亲给主持葬礼的修道僧们寄去了一封不知道是指示还是属于私信的信件。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根据这封信我们知道，47岁的腓特烈指示，在靠近事故现场的科森扎主教堂为31岁时选择了自杀的儿子举行葬礼。他还指示，要让遗体穿上亨利曾经拥有的德意志王的正装，并命令用黄底缀有黑鹫的德意志王旗包裹入殓遗体的大理石棺。在信的最后，腓特烈写道，作为皇帝他只能这样处置，但作为父亲，他的心情自当别论。他要求葬礼要足以表达一个父亲的悲哀。也许是为了满足腓特烈的这个愿望，在科森扎主教堂举行的亨利的葬礼是一场当地罕见的壮观葬礼。

756年后的1998年，比萨大学病理学系对亨利的遗体进行了检查。根据检查，亨利身高1米72左右，骨骼结实，体格健壮。他的左膝有重大缺陷，据认为，他生前一定是拖着左腿走路的。说不定这就是妻子冷淡他的原因，也是他患上社交恐惧症的原因。研究家们进而指出，更有确实可能性的是，亨利死前10年左右得过性病。也许，性病的发展所引起的精神不稳定也是让亨利进入20岁以后痛苦不堪的原因。

亨利的两个孩子因为这样的不幸事件而失去了父亲，腓特烈领养了他们，让他们在意大利成长。腓特烈不放心把他们继续放在那位对再婚兴趣强烈的母亲身边。

后世的学者们异口同声地严厉批评这位亨利七世，理由是他“缺乏继承腓特烈所必需的素质”。

事情完全如这些人所说。腓特烈的长子缺少父亲所具有的一切资质，更具决定性的是，他缺少那种可称得上坚韧的意志力。

不过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在起点上跌倒后便一跤接一跤地跌倒。并不是历史上所有著名人物都具有马基雅维利[10]所说的领袖所需要的所有资质——力量、运气和应对时代所要求的才能。历史中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地位不高的日子过得安稳，要么觉得假如自己活在别的时代一定能发挥力量。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把力量（virtu）和运气（fortuna）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司掌命运的是女神，她心情易变。她会把好运惠及的人一转脸推到厄运的深渊里去。不管怎样，儿子所遭遇的不幸似乎也让父亲腓特烈对自己的过错有所反省。

腓特烈必须把替代亨利的次子康拉德留在德意志。在遴选辅助这位少年的人物时，腓特烈务求完美。

首先，他没有只停留在让那些各方面都能胜任的人紧紧团结在康拉德周围，他还对这些人课以义务，让他们忠实执行皇帝的政策。此外，他们还被赋予向皇帝详细报告的义务。这就是说，腓特烈建立了一个机制，不论走到哪里，父亲与儿子周围的人都能够保持密切联系。哪怕皇帝本人在阿尔卑斯山南面，也仿若就站在阿尔卑斯山北面儿子的身后。

此外，腓特烈还与康拉德频繁地相互通信。我认为这才是他从亨利的不幸中学到的。他想让儿子感到父亲总是关心着自己。

10岁的儿子写来信说，自己喜欢鹰猎，但却不喜欢拉丁语课。43岁的父亲就写回信给他说，你可以喜欢鹰猎，但自如地说和写拉丁语也是君主不容欠缺的能力，不要说讨厌，好好学习吧。为了让儿子适应拉丁语，腓特烈开始用拉丁语给儿子写信了。

在给儿子的另一封信里，腓特烈说：

“皇帝和国王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人，并非因为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因为君主们具有其他人所没有的高瞻远瞩的智慧和恰当应对的判断力。身居高位的权力也只不过是来自这种区别而已。”

每当我想起腓特烈也会和普通父亲一样去说教儿子就会哑然失笑，但他的这种关怀似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康拉德在德意志茁壮成长，既没有得女性恐惧症，也没有得社交恐惧症，更没有得父亲恐惧症。

腓特烈没有被不幸打垮，每当不幸袭来时他总会予以反击。

7月15日，他在沃尔姆斯城宣判亨利终身监禁仅仅11天后，还是在同一座城市，他举行了第三次婚礼。

新娘是英国国王的妹妹，21岁的伊莎贝拉。这场婚姻当然是不放心只有嫡子康拉德一人接班而做的准备，但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一年之前，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和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结了婚。普罗旺斯伯爵是法兰西南部的最大领主，可以说是一号实力人物。所以这场婚姻意味着将法兰西南部置于羽翼之下的普罗旺斯伯爵与统治法兰西北部的法兰西王联手，意味着法兰西南北部之间长期相争的“阿尔比十字军”终于画上了句号，并且是以法兰西王把法兰西南部收入囊中的形式了结的。

这使人预测到今后法兰西王的力量将强大起来。为不放任法兰西王的强大，让英国从背后施加压力才会有效。可是，由于前国王约翰丢失了在法兰西境内的大半领土，又因为这位“失地王”签订了《大宪章》，现在英国的王权明显衰落。但英国与法兰西之间只隔着一条狭窄的多佛海峡，这足以让法兰西王感到英国的压力。

腓特烈决定和英国联手。这当然是一项想让法兰西老实一点儿的战略。

这位21岁的英国公主美丽活泼，教养深厚，很难让人联想到她竟然是失地王的女儿。跟哥哥狮心王相比，失地王可是遭人们鄙视的。腓特烈心知肚明，婚姻的目的就是政治和繁殖嫡子，但婚姻本身似乎也教会了腓特烈愉快地享受婚姻生活。当然，只有一位英国研究家如此推断。总之，40岁的腓特烈跟21岁的伊莎贝拉的婚姻生活持续了6年，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伊莎贝拉在27岁那年死于第三个孩子的难产。这昭示着生孩子对当时的女人来说也是一项冒险，甚至伴随着死亡。

而丈夫腓特烈，好像脑子里丝毫没有自己已是结婚之人的概念，总是日复一日地埋头于他的政治。历史上有不少男人丝毫不受女人的影响，腓特烈算是一个。

[1] 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us I，482/483—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年在位），史称查士丁尼大帝，是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他先后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和意大利东哥特王国，并与波斯进行了长期战争，重新控制了西罗马帝国从前的大部分土地。他下令编篡《查士丁尼法典》等四部法典（总称《民法大全》），集罗马法律之大全，对后世西方各国法律有重大影响。

[2] 表中的官衔名称均为本书著者模仿日本的情况译出。内阁官房是日本内阁的辅助机构，负责整理内阁会议材料，处理内阁事务和收集情报。内阁官房长官为国务大臣，统辖与内阁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助手。

[3] 日本江户时代以来对违反村规的村民实行的一种非官方制裁。全村人断绝与此村民的往来，只有葬礼和火灾除外。后面的“村十分”是本书著者的引申说法，意思是全体村民对此人连葬礼和火灾也不相助。

[4] 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亦译“多米尼克派”。罗马天主教托钵修会，由西班牙人多明我（Domingo de Guzman，1170—1221）1211年创立于法国图卢兹。在法国的该派修会以雅各比修会为根据，故又称“雅各比派”。该派注重布道活动，故又名“布道兄弟会”或“道明会”。1216年获得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该派传播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讨，受教皇委托主持宗教裁判所，参与镇压阿尔比派。该会为女修道者设有“第二会”，为在俗教徒设有“第三会”。以口含火焰的犬像为徽章，会士披黑色披风，挂念珠，故又被称为“黑衣托钵教团”，会士被称为“黑衣修士”。

[5] 所罗门（Solomon），大卫之子，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第二位国王（约前973年—前933年在位）。在位时为王国最强盛时期，但因向人民征收重税，死后导致王国分裂。据载他曾于梦中得见耶和华，赐其富足、尊荣与长寿。据《列王记上》记载，两妇人因争子求所罗门评判。一个称她与对方同住一室，自己生男孩后3日对方亦生一男婴。对方睡觉时压死了孩子，便用死孩子调换了自己的活孩子。该妇人天亮后发现死孩子并非自己的，但对方却坚称活孩子是她自己的。所罗门命人拿刀来，声称要将活孩子劈为两半分给两人。一个妇人同意，另一个坚决不同意。所罗门便把活孩子判给不同意者，因为她宁可把孩子让给别人，也不愿他被杀死。这个传说表现了所罗门的高超智慧。

[6] 指拿破仑于1808年进攻西班牙，1813年底撤退为止的这段时间（半岛战争期间）。

[7] 若望-保禄二世教皇（Pope John Paul II，1920—2005），1978—2005年在位。波兰人，本名Karol Josef Wojtyla。1967年任枢机主教。1992年宣布为伽利略平反。1994年成立教廷社会科学研究院。主要著作有《人与行动》《爱与责任》等。

[8] 路易九世（Louis IX，1214—1270），又称圣路易，法国国王，1226—1270年在位。扩大领土，创设巴黎高等法院，强化中央集权。曾组织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后病死于远征途中。

[9] 亨利三世（Henry III，1207—1272），英国国王，1216—1272年在位。约翰（“失地王”）之子。1258年曾被迫接受大贵族限制王权的《牛津条例》。

[10]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论家和政治思想家，近代政治学鼻祖。他出身于佛罗伦萨，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他以独立于宗教权威和个人道德的现实主义立场，揭示了政治权术的规律性。著有《君主论》《佛罗伦萨史》等。

第六章

“腓特烈治下的和平”

腓特烈最强大的敌人贯其一生都是“时间”。

腓特烈放下了一切去追求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国家。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实现了这个目标，成为他所崇拜的先人。在他看来，只有奥古斯都才是成就了“罗马治下的和平”的人。腓特烈想通过实现“腓特烈治下的和平”成为中世纪的奥古斯都。

然而，和平却不像有良心的人们所梦想的那样。和平不是有关人等聚集一堂，敞开胸襟商量一下就能实现的。如果是那样，即使起了纷争也能立即解决，世界就将轻而易举地得到和平。可是，人类世界的现实却是解决不了的纷争已经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贯穿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

那么在现实中，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过和平呢？

一言以蔽之，在“和平”之前完成“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和平。换言之，一个人相对于所有其他人在军事上或别的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的时候，和平才能实现。只有在经过平定这个阶段之后才能得到和平。

平定与和平的关系

以“罗马治下的和平”为例，那并不是奥古斯都一个人所成就的事业。的确，是他在罗马城中心建起了一座名为“和平祭坛”的神殿，被认为象征着罗马治下的和平。但在他登上舞台之前，恺撒已使用军事力量为他平定了天下。

尤里乌斯·恺撒在他自己的著作《高卢战记》中就曾写道：“高卢和平了。”这句话如果直译就只能这样翻译，但如果按照古罗马人的想法意译，应该译为“平定这个和平的前提完成了”。在古罗马人的大脑中，“平定”与“和平”是极为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

尤里乌斯·恺撒从39岁争霸高卢开始到56岁遭到暗杀为止的17年间，平定了罗马帝国的大半领土，囊括了欧洲、中近东和高卢北部。

奥古斯都继承了恺撒的地位，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从36岁打败竞争对手安东尼那年开始，到77岁去世那年为止，他花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罗马治下的和平”，亦即“确立了罗马主导的国际秩序”。

继承奥古斯都的是第二代皇帝提贝里乌斯[1]。那么，提贝里乌斯从56岁登上帝位到79岁去世的23年间又做了些什么呢？

先说结论，他不仅把“罗马治下的和平”推及外国的敌人，而且还推及国内的敌人，即他建立了治安秩序。一个人可以自己关上自家的门，但他做不到白天黑夜都能在自家门外安全行走。向每个人提供这种安全保障是公共机构的义务。对提贝里乌斯而言，内部的敌人当然就是盗贼山匪。在提贝里乌斯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被处以活活喂给猛兽吞食这种极刑的一定是那些盗贼山匪的头目。

由于完成了这些内治，“罗马治下的和平”也臻于完成之境。居住在广袤罗马帝国里的人们，即使没有权势可以使用卫兵，也没有钱雇佣卫兵，他们也能在帝国各处放心旅行。“和平”不仅针对国外，国内也需确立。也就是说，只有外部的称霸而没有内部的治安，成就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也没有资格被称为“和平”。

“罗马治下的和平”是由能力和经验已臻老到的三个人前仆后继，连续三代接力，总共花费了80年的岁月才创造出的国际秩序。

正因为这样，后来即使有卡里古拉[2]和尼禄[3]那样不合格的统治者登上帝位，帝国也没有崩溃。到了百年之后的五贤帝时代，贤帝们所要做的，说起来也不过是维护“罗马治下的和平”而已。维护帝国当然和维护道路桥梁不同，那并不是简单的工作。这一点千真万确。但他们没有必要改造国家体制，因为恺撒、奥古斯都、提贝里乌斯这三位“罗马帝国建国之父”已经把帝国所有的基础、建造和装修工作完成得扎实而坚不可摧了。

政治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平。我们不知道腓特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有了强烈兴趣。但我们知道他的兴趣以明确的形式出台的年份，那年他25岁。

1220年，腓特烈在罗马由罗马教皇亲手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在信仰笃深的中世纪人的眼里，只有经过在罗马举行的由教皇亲手加冕的典礼之后才算正式就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25岁的腓特烈通过了这第一次考验。

其后腓特烈南下意大利，前往卡普亚，在那里颁布了《卡普亚宪章》。再后来，他于10年后的1230年开始起草，并于第二年颁布了《梅尔菲宪章》。这部《梅尔菲宪章》也被称为《奥古斯都宪章》（Liber Augustalis），与宪章中规定的新金币的名称“奥古斯塔”（Augustali）相呼应。《卡普亚宪章》与《梅尔菲宪章》的关系就好似试行版和决定版。也许定名为《奥古斯都宪章》正是因为它是决定版的缘故。不过，单凭这个名称，就已经显示出30岁刚出头的腓特烈的胆略。

我们了解腓特烈追求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秩序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和平，但他是否认识到平定作为前提的重要性呢？其实，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关心这一问题了。

他在14岁那年任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根据教皇的提亲迅速完婚，率领新娘作为嫁妆带来的500名骑兵，开始平定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在此之前，由于腓特烈是孤儿，年纪尚幼，封建诸侯便借机为所欲为，西西里王国一直处在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之中。现在腓特烈成人了，可以全面行使母亲一方的世袭权了，从而有了“平定”他们的名分。14岁的国王宣布今后不允许诸侯们我行我素，诸侯们也不得不服从。即使他们是封建社会中最具实力的成员，在社会地位上也还是国王的部下。

17岁那年，腓特烈去了德意志，花了8年时间“平定”了阿尔卑斯山北面。耗费时日的原因在于，与在西西里王国不同，腓特烈不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德意志行使世袭权。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皇帝，他的确距皇帝宝座最近。但在德意志，只要选帝侯不选你，你就当不上德意志王，而德意志王可以说就是待任皇帝。从14岁到25岁的这段时间，腓特烈所能做的只能是待在德意志，对由高级神职人员和世俗诸侯构成的封建社会进行调整。

腓特烈通过这种现实的政治方略，落实了德意志王和皇帝的宝座。“平定”德意志的目标就是罗马教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正因为如此，加冕典礼一结束，他便立即着手制定《卡普亚宪章》。在西西里王国，腓特烈最大限度利用了自己门第和地位的就是“平定”这件事。

腓特烈有着“罗马帝国建国之父”们所不必面对的障碍。

古罗马是多神教社会，没有哪一个宗教被定为国教，因而也就没有一个专事宗教的固定的神职人员阶级。即使是宗教仪式也都由拥有其他职业的人轮流主持，只要用罗马人的正装托加袍的一端遮住头就能主持仪式。

相反，在中世纪，不论是东方的伊斯兰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都是一神教的世界，需要有人进行解释，这便产生了专职的神职人员阶级。这是一个被称为“祈祷的人”的阶级，天主教会就是这些“祈祷的人”的组织。运营教会的是教廷，罗马教皇君临在所有组织之上。这就是说，“祈祷的人”不光祈祷，还是一个有着强大权力的集团。

在中世纪，人们普遍认为，这个“祈祷的人”的集团有权为自己以外的其他集团制定方针。这就是说，他们同意法律是人类社会的规则，但法律必须基于基督教会的方针。

罗马的皇帝们却认为，制定发挥人类社会功能的规则，只需要考虑居住其中的人们的需求。腓特烈生活在中世纪，他推行自己的思想必须游走于基督教会的思想缝隙之中。因为一旦触犯了教会法，也就是一旦被认为违反了教廷的方针，就会有被定为异端的危险。在中世纪，异端与被定为反体制性质是一样的。

腓特烈要建设一个模仿罗马的法治国家，还有一个考验挡在他的面前，即他无法采取宽容路线（clementia），而这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得以长久存在的最大因素。

罗马人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犯罪。他们认为，战争结束达成媾和后，撕毁当时的誓言，举旗造反则是犯罪，因为那种行为违反了罗马人最重视的道德规范——信义（fides）。

一旦有人背叛，罗马便会毫不犹豫地投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予以镇压。那些把曾经达成的媾和当成废纸，起来反对罗马的民族，等待他们的命运就是彻底灭亡。正是由于背后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宽容路线才能发挥效果。

腓特烈一生没有拥有过绝对优势的强大军事力量。祖父“红胡子”皇帝能够召集10万兵力，而腓特烈所能用的兵力经常只有1万左右。

在封建社会拥有兵力的是这个社会里的“战斗的人”——封建诸侯。祖父腓特烈一世只满足于把这些封建诸侯归拢起来，所以能让他们提供兵力。但孙子腓特烈二世热情高涨，要把封建社会改革成法治国家，同时要把封建诸侯改变成法治国家的高级官僚。

腓特烈二世由于世袭领土的缘故，原本在意大利南方征召士兵应该是很容易的事，他却为此大费周章，最后不得不在德意志征兵。这不是因为他更加信任德意志士兵而不信任意大利士兵，而是因为在西西里王国，法治国家的建设进展得更加好。由于阿尔卑斯山北方的封建制度残留情况更严重，反而只要诸侯同意就能征到兵。

顺便说一句，在中世纪的1000年间，“宽容”这个词成了没有应用场合的被废弃的词。因为在那时，不论是皇帝、国王，还是诸侯，都无人拥有足以压倒他人的军事力量。腓特烈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却想要实现“腓特烈治下的和平”。而他1236年决定进一步强力推进“腓特烈治下的和平”时已经41岁了。“时间”总在催着他。

“伦巴第同盟”

当年夏天，以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法兰西王路易、英国国王亨利为首的西欧基督教世界全体实力人物都收到了来自腓特烈皇帝从德意志发来的将要开始平定伦巴第同盟加盟城邦的通牒。腓特烈不仅给其中的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发去了信件，甚至还专门派去特使解释理由，以取得谅解。

理由简单明了，腓特烈每次从意大利去德意志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都会受到伦巴第同盟加盟城邦的阻碍，这样的现状不能放任自流。既然意大利北方的这些城市位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之上，自己作为皇帝就有权让他们停止这一反抗行为。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都因本国国内的反抗分子而面临同样的烦恼，所以很容易取得他们的谅解，唯独教皇格列高利另有想法。

以罗马为中心的意大利中部属于罗马教皇的领土。对也是领主的教皇而言，这片领土恰好被属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西西里王国的领土南北夹击，而这正是教皇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都不想看到的情况。

然而现实恰恰就是，南面和北面都被既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又是西西里国王的腓特烈控制着。腓特烈每次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都要受到伦巴第同盟阻碍的现状，在教皇看来并没有丝毫不合适。教皇甚至希望这样的现状一直持续下去。

腓特烈当然知道罗马教皇的内心所想。他也派特使去了教皇那里，但给特使的任务并非像对法王和英王那样解释原因，取得谅解，而是要求教皇召集会议，以便不诉诸战斗也能解决他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对立。简而言之，他试图让潜在的敌人作为居间人登上舞台。格列高利认为这才是祈愿和平的教皇的作用，接受了腓特烈的请求。

虽然接受了请求，但教皇的本意并不是要和平解决。皇帝方面派出了特使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可伦巴第同盟方面的代表连影子也没有见到。教皇也没有催促他们尽快前来。外交解决的尝试就这样尚未开始便结束了。

腓特烈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这次，他作为皇帝亲自在皮亚琴察召集会议，向伦巴第同盟的加盟城邦发出了召集令。同时，他亲率1 000骑兵翻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得知这一消息后，前来阻挡的人立即逃回了各自的城邦。没有一个城邦派代表参加皮亚琴察的会议。

历史上以“伦巴第同盟”（Lega Lombarda）之名而为人所知的这个同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目的而结成的呢？

又是哪些被称为“自治体”（commune）的自治城邦参加了这个同盟呢？

为什么威尼斯共和国与米兰一样，既是城邦国家，又位于意大利北部，但却没有参加这个同盟呢？

中世纪进入了后期，自治体成为这个时代意大利的一大特色。然而，自治体现象为什么没有发生于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而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是西北部呢？

那个时代，意大利出现的这些自治城邦，在领土大小方面根本无法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相比，甚至也无法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合并而成的西西里王国相比。然而，如此狭小地域的城邦却能联合起来，敢于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力量从何而来呢？

以米兰为中心的意大利西北部现在仍被称为伦巴第地区。伦巴第同盟是1167年在米兰的号召下成立的。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腓特烈一世，他在历史上以“巴巴罗萨”（Barbarossa，红胡子）而闻名。他要在法律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的意大利北方确立皇帝的统治权，为此他挥师南下。伦巴第地区的这些城邦不想让他得逞，便结成了这个同盟。

一旦确立了皇帝的管辖权，负责行政、军事和司法的长官（podesta）将由皇帝派人担任，税制也将由皇帝决定。自治体的居民不喜欢这样。历史研究家中有不少人主张他们是为了追求自由。可是在当时，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力量限制现在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自由，包括行动和言论的自由。

不过，想要自己决定司法、行政和经济政策的愿望，在现在看来是极自然不过的。所以，现在的历史学家把意大利语的“commune”翻译为“自治城邦”。可是，“commune”的实质可没有这么简单和理想。前面讲过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真实反映了“commune”的实际情况。自治城邦内部的势力斗争炽烈已极，胜利的一方排除失败的一方的手段，不是杀戮就是流放。胜利方会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人当长官，税制的决定也会对自己有利。在炽烈争斗得不出结果时，他们就会从其他城邦招人来，担任代表自己城邦的“公家人”即长官。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多，米兰的长官就是由威尼斯市民担任的。

“要自由”的心愿是美好的，但现实却是：即使付出极为惨烈的内部斗争的牺牲的代价也要保住自治，这便是被称为“commune”的自治城邦的实际情况。

这样的“commune”自然会同皇帝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也就是试图压制的旧势力与反抗压制而奋起的新兴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正因为如此，“commune”才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赋予了200年后迎来文艺复兴的中世纪后期以时代的特色。

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的“红胡子”皇帝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军事冲突历时10年都没打完。但他们并非在10年内不停地打仗，好像是皇帝南下便即刻再战，每隔几年就会打一仗。开始是皇帝占据优势，甚至有一次让米兰化为了灰烬。但是战况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开始朝着对伦巴第同盟有利的方向发展。到了1176年，“红胡子”皇帝在一场名为莱尼亚诺战役[4]的著名战役中大败亏输。

这时，一直保持中立的威尼斯跳了出来，拉上了内心并不希望皇帝胜利而支援自治城邦的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5]，在威尼斯召开了一个媾和会议。罗马教皇、“红胡子”皇帝和伦巴第同盟代表在海洋之都威尼斯聚首。当时虽然只谈成休战6年，但6年后的1183年媾和也成功了。这场媾和被称为“康斯坦茨媾和”，因为皇帝在德意志的这座城市签下了媾和协议。在意大利，只要提到“红胡子”便无人不晓的这位有名皇帝的野心就此遭到挫折。

那么，“康斯坦茨媾和”有些什么内容呢？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正式承认伦巴第同盟的各个城邦。尽管这些城邦都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但皇帝承认各自治体内部的经济、行政、司法的自治权。皇帝还承认放弃各自治城邦的长官任命权，各自治城邦派驻他国的领事遴选权也归各自治城邦。

做为交换条件，自治城邦发誓恭顺在法律上拥有领有权的皇帝。由于长官和领事的任期都是1年，于是他们每年都要向皇帝宣誓效忠。另外，协议中明确记载，除宣誓效忠以外，这些自治城邦的公务执行者们在决定外交和对外战争等重要事项之前，须与皇帝协商。

此外，协议还规定，自治城邦须向皇帝一次性缴纳1.5万里拉的赔偿金，并每年缴纳2 000里拉的年贡金，似乎很像是房客向房主支付房租。皇帝翻过阿尔卑斯山南下意大利时，自治城邦还将承担其所需的全部费用。

“康斯坦茨媾和”是妥协的产物。皇帝保了名声，自治体得了实惠。然而，德意志人不会一直相信与意大利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即使是与意大利北方人之间的协议。这就是两个民族的历史。“红胡子”本身是一个德意志男人，是代表着“战斗的人”的皇帝。对手意大利男人是活跃的手工业者，在中世纪是被视为比“祈祷的人”或“战斗的人”低一等的“劳作的人”。“红胡子”绝不是被弄来与他们讲和后就会默默退场的人。他才58岁，身体强壮。7年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夺回的圣城耶路撒冷又被伊斯兰名将萨拉丁抢了回去，“红胡子”震怒，率领全欧洲奋起组成的第三次远征十字军奔赴东方，这比狮心王理查还要早。尽管“红胡子”进军到圣城附近因无聊事故而溺亡，但他同与萨拉丁铿锵血战的狮心王相比只强不弱。那些“自治体”还在为把皇帝拉到谈判桌上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红胡子”就已经想好了出其不意的策略。

西西里王国国王、诺曼王朝的威廉二世没有子嗣。这位因没有继承人而烦恼的国王有一位一直没有结婚的31岁的姑姑。而“红胡子”有一个20岁的继承人亨利。“红胡子”想出了让这两个人结婚的点子。这样，亨利就会在作为皇帝继承人的同时成为西西里国王，以后将由康斯坦丝和亨利所生子嗣继承下去。说服工作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没有让身在罗马的教皇和意大利北方的自治体发现。西西里国王威廉二世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为没有继承人而烦恼的他看来，这使得在自己身后西西里王国的存续得到了保障。

1186年，《康斯坦茨条约》签字3年后，迟早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亨利和西西里王国的王位继承人康斯坦丝，在米兰主教堂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在“红胡子”看来，米兰毕竟在法律上是本国领土，在那里举行婚礼可以向米兰夸耀权力。米兰市民尽管明白这一点，还是为皇帝的儿子举行了婚礼。费用全由米兰承担，新郎新娘一行逗留意大利期间所需的费用由伦巴第同盟承担。

这两个人迟迟不能生子，但丈夫依旧对康斯坦丝很温柔。这让康斯坦丝内心感到对不起丈夫。结婚8年后，她终于生下一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就是本书的主人公腓特烈二世。

可是，红胡子的担心似乎还是成了现实。1190年，红胡子在奔赴东方途中溺亡。伦巴第同盟各城邦得到消息，马上把媾和协议当成了一张废纸。虽然亨利在红胡子死后继承了帝位，但他也在7年后英年早逝，享年32岁，留下了3岁的腓特烈。紧接着在第二年，腓特烈又失去了母亲，完全成了孤儿。这意味着对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而言，事实上没有皇帝的时代到来了。

他们当然不会继续遵守《康斯坦茨条约》，意大利北方又回到了“红胡子”决心南下之前的状态。既然敌人已不复存在，伦巴第同盟也就自然解散了。

然而，他们对皇帝本身的反感并未消失。同盟解散15年后的1212年，17岁的腓特烈首次出行德意志。他已经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但在这个时期他还不是德意志王，通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道路也远未确定。要从意大利南方去德意志只有翻越阿尔卑斯山这一条路。17岁的腓特烈只得带着仅有的几个随从，在热那亚弃船后斜贯意大利西北部，前去阿尔卑斯山的进山之路维罗纳。

一队米兰士兵追了过来，不让腓特烈一行去德意志。这时，腓特烈一行连人带马跳入河里，一路逃命。他们逃进了从“红胡子”时代起就一直是皇帝派的克雷莫纳城，好不容易躲过一劫。

虽然同盟处于解散状态，米兰仍是参加伦巴第同盟城邦的实际领袖。腓特烈才17岁，但既然他属于“红胡子”和亨利连续两代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霍亨斯陶芬家族，他就是最有可能成为皇帝的人。不论老幼，决不能让这个家族的任何男人自由往返于意大利和德意志之间。这个想法在米兰人胸中如烈火般燃烧不熄，同盟解散后也不曾消失。

到了1226年，伦巴第同盟在解散30年后再次结盟。这次的盟主还是米兰，目的同样还是反抗皇帝。6年前的1220年，腓特烈已经在由罗马教皇亲手加冕的仪式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为了反抗四十来岁的“红胡子”皇帝，意大利北方的自治体结成了伦巴第同盟。现在，他们又对只有一半年纪的新皇帝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腓特烈二世与祖父不同，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还是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这就等于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两处拥有领国。这些自治城邦所散在的意大利北方，正是意大利南方通往德意志的通道。仅仅出于地理上的原因，腓特烈也要比“红胡子”有更加充分的名分去平定意大利北方。

在历史上，为反抗“红胡子”而结成的同盟称为“第一次伦巴第同盟”，为反抗他的孙子腓特烈而结成的同盟称为“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结盟期为25年，这也有明确记载。难道中世纪的欧洲也有“人生五十年”这个概念吗？想来令人莞尔，好像他们在结盟时就已经估计到当年31岁的腓特烈只能活到五十来岁。

不论是当初没有确定结盟期的“第一次”，还是结盟期确定为25年的“第二次”，由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集合结成的伦巴第同盟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同盟的目的仅限于对皇帝采取军事行动，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是一样的。

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一样的。无论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背后总有罗马教皇。罗马教皇一贯憎恶力量强大起来的皇帝，他当然会这样做。伦巴第同盟与皇帝之间的对决因此成为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的对决。虽然这时宗教还未走上台面，但在本质上，这种对决就是“教皇派”与“皇帝派”的对决。

“教皇派”与“皇帝派”

如果有南欧史这个学科，伦巴第同盟的历史是不容或缺的内容。但如果提问，要求列出参加这个同盟的自治体（自治城邦），却很难准确回答。我们可以列出始终坚定的同盟派城邦和始终坚定的皇帝派城邦，它们分别是米兰和克雷莫纳。这两个都是以手工业制造立国的城邦，相互之间是竞争对手。

除此以外的其他城邦都是先参加后脱离，过一阵又回来，因而给不出准确的答案，确定旗帜的颜色也要受到自治体内部抗争情况的左右。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所根据的原始编年史即以这个时代为舞台。维罗纳是这部作品的舞台，也是伦巴第同盟的成员，其内部也分为两派。作品忠实地反映了当时自治城邦的情况。罗密欧所属的蒙太古家族与朱丽叶所属的凯普莱特家族是仇敌关系。蒙太古家族推崇皇帝派，而凯普莱特家族则是死心塌地的教皇派。

如果蒙太古家族在内部斗争中获胜，维罗纳就会脱离伦巴第同盟而成为皇帝派。相反，如果凯普莱特家族获胜，维罗纳就会继续留在同盟一边。面对皇帝坚决的进攻，这个自治城邦内部人心动摇，皇帝派取代了过去一直处于优势的教皇派而成为多数派。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这也是参加伦巴第同盟的城邦和数量始终都在变化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参加以对抗腓特烈为目的而结成的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中，有下列城市当初即表态参加。

它们自西向东是：都灵、维切利、洛迪、亚历山德里亚、皮亚琴察、米兰、克雷马、贝加莫、布雷西亚、曼托瓦、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特雷维索，靠近意大利中部的还有费拉拉和博洛尼亚。

参加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意大利北方城邦

这16个自治城邦于1226年3月响应米兰的号召派出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伦巴第同盟。此外，意大利北部还有5个拥有相当实力的自治城邦，它们是热那亚、帕维亚、克雷莫纳、威尼斯和比萨。这5个城邦并非都站在皇帝一边。可以说，公开的皇帝派只有克雷莫纳，其他4个城邦只是没有派代表去而已。

这样，腓特烈经常辛苦地往返于意大利和德意志之间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横亘在腓特烈面前的不仅是阿尔卑斯山，在阿尔卑斯山南面，还有伦巴第同盟的全线阻挡。

意大利北方全境可分成西部的伦巴第地区和东部的威尼托地区两部分。伦巴第地区的中心城邦是米兰，威尼托地区实力最强的城邦是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国不仅始终与伦巴第同盟保持着距离，还利用中立的立场成了康斯坦茨媾和的中间人。威尼斯也是打着自治旗号的城邦国家，也位于意大利北方，与其他自治城邦有着相同的条件，但为什么只有威尼斯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呢？

威尼斯共和国

威尼斯人并没有像意大利北方其他城邦那样借某个地方领主的土地建立自己的城邦。威尼斯这座城市，是古代末期在以前根本没人想居住的海上，把各处露出海面的陆地一块块连接起来建成的。进入中世纪后，神圣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查理大帝的儿子丕平[6]想把威尼斯据为己有，在9世纪进攻过威尼斯。威尼斯成功击退了他的进攻。威尼斯从来都没有被纳入过神圣罗马帝国。“红胡子”和他的孙子腓特烈都没有把威尼斯与其他自治城邦等同视之，一直把它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独立国家对待。这就是威尼斯共和国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的第一个原因。威尼斯没有被皇帝干预的风险，也就没有反抗皇帝的必要。

第二个原因出自威尼斯人独特的对国家乃至居民共同体的观点。与能够使用陆路的其他城邦不同，海洋之都威尼斯的“脚”就是“船”。如果船的内部发生争斗，船不但无法前进，搞不好还会沉没。关于威尼斯如何小心翼翼地努力建设没有内部争斗的社会，我只能请各位阅读《海都物语》这本书了。人们把威尼斯同具有卓越能力做到举国一致的古罗马做了比较，而把威尼斯称作“中世纪的罗马”。

在海上，船长和船员们的意见并不一定总是一致的。但只要船长和船员们把继续航行放在第一位，他们就有可能相互接近。威尼斯共和国靠着这个观点一路走来。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会发生在维罗纳和米兰，但却无法发生在威尼斯，因为共和国政府不允许威尼斯共和国的市民之间形成敌对关系，无论他们属于上层，还是属于下层。

对如此思维的威尼斯人而言，同在意大利北方的其他自治城邦的内斗怕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也许他们在内心也鄙视这样的内斗。在内斗中消耗的能量也是能量，这样的消耗就是浪费。在中世纪屈指可数的经济动物威尼斯人看来，这种争斗不过是充满孩子气的相互赌气，产生不了任何经济利益。

虽说如此，威尼斯还是一边同皇帝和同盟都拉开距离，一边留心保持不疏远的关系。对贸易立国的威尼斯而言，不管是皇帝派还是教皇派，他们都是买家，同时又都是卖家。“康斯坦茨媾和”就是威尼斯共和国外交成功的很好的案例。因为威尼斯不仅提供了媾和会议的场所，而且这种体现了威尼斯精神的氛围始终主导着聚红胡子皇帝、伦巴第同盟代表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一堂的媾和会议。

这样我们就能解释威尼斯共和国为什么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但还留下了一个问题。在同样认为“船”就是“脚”的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中，还有威尼斯的竞争对手热那亚。热那亚起初站在皇帝一边，后来又站到了同盟一边。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此，我只能这样回答：绝对不允许船内争斗的生存方式已经刻进了威尼斯人的DNA中，但在热那亚却没有得到那么彻底的贯彻。200年后的热那亚不但出了哥伦布，其男儿的驾船能力在中世纪的地中海世界也是出类拔萃的。但热那亚却内斗不已，四大实力家族分成多里亚和斯皮诺拉的一派，与菲耶斯科和格里马尔迪的一派，这两派之间你争我夺。

在内斗中，如果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获胜，菲耶斯科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就会被流放。然而，被流放一方的势力与获胜方的势力在伯仲之间，他们当然会策划夺回政权。只是在热那亚人那里，“策划”成了这样的做法：把与祖国近在咫尺的摩纳哥作为基地，将热那亚船也视为敌人，见船便袭，抢夺货物，把船员卖作奴隶。而菲耶斯科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族一旦夺回了政权，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也会被立即流放国外。他们也同样用和仇敌一样的做法攻击本国人的船只。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的历史就是这种反复的历史。所以，热那亚同皇帝的关系与其说取决于是否赞成腓特烈的方针，不如说取决于两派中谁在热那亚国内夺取了政权。顺便一说，多里亚家族对皇帝抱有亲近感，但菲耶斯科家族有很多人对皇帝心怀反感。这就是热那亚。在威尼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却在热那亚发生了。这方面的情况，只要看看威尔第[7]的歌剧《西蒙·波卡涅拉》就能明白。

可见，即使都是位于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其内部实质也是形形色色的。

无论是用好了，还是浪费了，这些城邦的确充满了能量。这种城邦如此充满能量的现象为什么出现在意大利北方，而没有在意大利南方和中部出现呢？难道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人是勤劳之人，而居住在意大利南方的人都是懒汉吗？

在13世纪的这个时代，这与是勤快人还是懒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只是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否发挥了国家功能而已。

首先，意大利中西部是教会领土，不论是善政还是恶政，都处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

再说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自从古罗马帝国灭亡后，这里就成了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后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进攻拜占庭并取得了胜利，他们的统治持续了200年。从北方法兰西涌来的诺曼人又征服了这些阿拉伯人，成为统治者。这些人建立的诺曼王朝也持续了200年左右，直到腓特烈的母亲身后。阿拉伯人和诺曼人都没有靠驱逐或杀戮被征服者来建立自己的统治。征服者通过同化被征服者的形式成功地建立了统治权，所以都持续了200年之久。腓特烈当国王的西西里王国，即包括西西里岛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南方在历史上没有经过权力的真空时代便进入了中世纪的后期。

另一方面，意大利北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长期由入侵的蛮族统治。由于没有一个蛮族具有足够的力量在意大利北方全境建立统治权，事实上的权力真空状态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自治城邦便产生于这样的权力真空状态之中。如果长期无人决定税收的缴纳数量，人们就会想要由自己决定缴纳数量。他们成为“劳作的人”，也是在这之后产生的结果。当初，一帮认为既然没有人做决定那便自己决定的人聚在一起，所谓“commune”的自治城邦便雨后春笋般的在意大利北方诞生了。

“commune”这个意大利语词汇本身意为“共生”。古代没有这个词语，是中世纪的创造。也就是说，这个现象纯属中世纪才有，是在发挥“国家”（Res publica）功能时所不可或缺的权力处于真空状态下产生的“居民共同体”（Res publica）。

尽管在同一个时代，地理上也很接近，法兰西就没有出现这种“居民共同体”。这个时代的法兰西是封建社会，有封建诸侯和统治他们的国王，且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还算稳定。法兰西不存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产生不了自治城邦。

可是，这些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统治的地方只有巴掌点儿大，为什么与其他同类城邦结成同盟后就有力量反抗拥有广袤领土的皇帝呢？

经过了1000年以后，中世纪进入了后期，人口也有所增长。也许是因了气候变暖的缘故，也许是由于农耕技术提高的原因，这里面说法颇多，但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人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死亡。

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自公元1095年开始，十字军从欧洲大举入侵中近东。我甚至认为，如果欧洲人口没有增加，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十字军运动后来又持续了200年。

然而，人口不断增加，光靠农业已经不能吸纳了。十字军中的很多人也因为满足朝圣心愿后返回欧洲，产生了同样的问题。那么，让他们去哪里呢？这可不能靠权宜之计，而是要找到能长期容纳他们的地方。

自治城邦的力量

现在，北非伊斯兰世界已经分为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当时，与北非隔地中海相望的是一些基督教世界的国家。在我写《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收集的资料中，有书籍研究当时基督教世界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同北非伊斯兰世界之间进口什么、出口什么。

据书上说，北非国家向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出口的是穿过撒哈拉沙漠运过来的黄金和非洲产的大理石等天然资源。而装在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船上向北非出口的却是工业制品，尽管那是手工业水平的。也就是说，北非出口原材料，进口加工制成品。

《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的主题是写罗马治下的和平崩溃后地中海的主人公海盗、海军和贸易商人。所以，如果弄清楚北非出口的是天然资源，就能最终得出由于无法吸纳过剩人口，不能就业的人就只能继续做海盗的结论。如果把同样的考察扩大到意大利，就会关系到本书的主题。

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阿马尔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出口的都不是自己国家制造的东西。只有威尼斯不久以后变身为制造业国家。但在13世纪，威尼斯也和其他海洋城邦国家一样，是以贸易为主的国家。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都是从邻近的自治城邦买进产品，把它们运到中近东和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卖掉，再用赚到的钱购买香料等东方物产运到欧洲销售。这就是贸易立国。

因而，在这个时代这些意大利城邦还不能直接依靠制造过程吸纳人口。不过，通过购买克雷莫纳、米兰和佛罗伦萨等这些把能量集中于手工业的地区的产品，它们为这些城邦吸纳人口作出了贡献。

此外，在别的方面也不能说它们没有贡献。这些海洋城邦国家的船从船长到划桨手靠的是薪水有保证的人，而伊斯兰教徒的海盗船则总是用绑架来当奴隶的基督教徒来充任所需人数最多的划桨手。仅此一点就表明，到了中世纪后期的这个时代，与其说在伊斯兰世界，不如说在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在意大利北方，正逐步形成一个社会，能够吸纳因不再容易死亡而不断增加的人口。

这一点有助于解释当时反抗“红胡子”皇帝的第一次伦巴第同盟的力量来源，但解释不了腓特烈所面临的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的力量来源。第二次同盟结盟于1226年，那一时期重叠发生了两件事，使得同盟方尤其是领袖米兰强大了起来。

第一件事是大量难民从法兰西南部移民到了意大利北方，这些人都是本身拥有生产技能的中产阶级。

1208年，由时任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倡导的“阿尔比十字军”终于接近尾声。这是一场以异端基督教徒而非异教徒为对象的战争，而最终演变成为法兰西南部与北部之间的争斗。1234年，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与法兰西南部最大的实力人物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迎来了“阿尔比十字军”的终结。这场婚姻表明，这次争斗是以法兰西北部吞并南部的形式结束的。于是，不愿意被吞并的法兰西南方人便大量流向了意大利北方。

米兰市区图

这个时期的米兰坚固了防守市区的城墙，足以防守两倍于市区的地域。单靠自然增长，人口不可能如此急剧地增加。通观整个中世纪时代，意大利南方与北方相比，北方与法兰西南部的距离更近，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着共同之处。意大利西北部成为法兰西南方人的避难地也是自然趋势。

从法兰西南部涌入到意大利北方的难民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使得米兰及意大利西北部自治城邦的人口激增。难民如果不能为收容他们的地方所用，就是那里的累赘，甚至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当时意大利西北部的自治城邦都有用好难民的体制。这些自治城邦都是制造立国的国家，可以为难民提供职业。这样难民便可以定居。这就是使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强大起来的最主要原因。

这个时代巴黎是欧洲的最大城市。法兰西的国王们把巴黎作为定居之地，巴黎的人口也有所增加。古罗马是一个人口近200万的城市，但中世纪已经没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最多的就是拥有12万人口的巴黎。仅次于巴黎的就是要同腓特烈决一雌雄的米兰。米兰那时的人口是8万到9万人。威尼斯的人口在7万左右。热那亚的人口是威尼斯的一半。新兴意志高涨的佛罗伦萨人口不超过6万，而基督教的大本营罗马才只有3万人口。古代号称“世界首都”的罗马现在人口已经少到只要修复11条古代水渠中的1条就足够用的程度。

在这个时代，拥有超过8万的人口，而且这些人都是可以从事生产的中产阶级，有着很高的生产率，这也就意味着富裕。人还有另外一面，他们热爱保障自己安居乐业的国家。如果有人来进犯，他们具有哪怕拿起生疏的武器也要保卫国家的勇敢气概。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西北部自治城邦扩大了城墙范围，有这种思想的人在里面集中住下。他们都将成为腓特烈的敌人。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使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力量强大起来的第二个原因不能不说是宗教。在这方面，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是“罪魁祸首”。这位修道僧生于1182年，死于1226年，即第二次伦巴第同盟结盟的当年。在他生前，就有很多人同他的说教有共鸣，这些人广泛渗透在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的居民之中。

我把生于阿西西并创立了圣方济各会的这个人当作文艺复兴的第一棒看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作为宗教家开展的那些活动。的确，他的说教在当时的基督教中具有革命性。是他，力劝以清贫的高贵抵抗以教皇为首的神职人员的奢华糜烂。是他，力陈基督教的上帝并非以前所说的那样会给人以严厉的惩罚，而是慈祥而饱含着爱。麻风病虽然难以治愈，但在古代也只认为是一种病。可是到了中世纪，麻风病被当作了遭到上帝诅咒的证据，麻风病患者也被当成了被上帝诅咒的人。还是他，改变了这些人的遭遇。这些可怜的人被赶出有城墙防卫的城市去生活，还被要求必须在走路时摇铃以提醒别人远离他们。中世纪的基督教会认为这些人是被上帝诅咒之人，对此情况弃置不管是理所当然。

圣方济各和与他有共鸣的年轻人最先做的是自己亲手为这些人清洗身体，整理好城外的洞穴让他们安眠，并不断向他们提供食物。

单凭这些对慈善事业的积极参与，圣方济各的思想就已经超越了他所生活的中世纪这个时代。但是，宗教学家从来都不会去说阿西西出生的这位意大利年轻人所成就的更具革命性的事业。

这就是把意大利语称之为“terza ordine”的“第三阶级”组织起来。

我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中世纪社会分成三类人：“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劳作的人”要向“祈祷的人”缴纳什一税，向“战斗的人”缴纳由他们定下金额的税。缴纳这些税，是为了请“祈祷的人”为自己祈祷活着和死后的内心平安，请“战斗的人”保障自己活着时的人身安全。但钱的流向总是与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顺序相反。“劳作的人”的社会地位只能排在“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之后，是第三阶级。

圣方济各是作为商人的儿子成长起来的。父亲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是阿西西的实力人物，但他仍然是一个“劳作的人”。圣方济各也并不是一个鼓吹彻底废除中世纪已有的“祈祷的人”阶级和“战斗的人”阶级的革命家。他或许也赞成耶稣基督“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的教诲所体现的现实主义。

这位圣方济各实行的所谓“革命”，是从“劳作的人”身上扫除他们以前所具有的劣等意识。他说：

“我选择了成为一名修道僧的道路。我将为救济那些不幸的人们献出自己的一生。赞同我的同志们也将度过同样的人生。

“但是，只做一名修道僧，社会将无以为继。我们的慈善事业也需要金钱。所以，同意我的思想但对当一名修道僧有抵触的人，可以堂堂正正地继续他的世俗生活。

“把这些人叫作‘第三阶级’吧。这也可以意味着一种组织，把那些念念不忘世间还有贫穷和不幸的人，以及为了救济这些人而不惜提供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平时则专心从事追求利润的工商业的人组织起来。如果他们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捐赠给修道会，就完成了信徒的义务。如果他们有时间，还可以到附近的修道院，和修道僧共同生活一个星期，那他们作为‘第三阶级’的一员便无可指责。”

圣方济各的这个教诲瞬间传遍整个意大利北方和中部的自治城邦，这是历史研究家们所一致公认的。被告知可以不用顾虑地专心赚钱了，意大利“劳作的人”不仅放下了一颗心，一定还增添了勇气。我甚至想说，资本主义始于13世纪的圣方济各，而不用等到马克斯·韦伯[8]所说的16世纪的新教运动。

我还是在想，尽管如此……

腓特烈比圣方济各小12岁，他们是同时代人。腓特烈还制定了《梅尔菲宪章》，他把神职人员、封建诸侯和市民代表都召进了自己国家西西里王国的地方议会，他也意识到了“劳作的人”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在把“劳作的人”的共同体自治城邦当成敌人的时候，他完全理解了其中的困难吗？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圣方济各和腓特烈都是200年后开出绚烂花朵的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两个人都没有囿于传统观念，在开明方面也很相似。但他们也有不同。不同的原因应该在于，圣方济各生为商人之子，而腓特烈则生为皇帝之子。用现在的话说，圣方济各继承的是商人的DNA，而腓特烈继承的是皇帝的DNA。

然而，在他们生活的13世纪的意大利，不断抬头的新兴势力不是“祈祷的人”和“战斗的人”，而是“劳作的人”。这些人在百年后到来的文艺复兴前期被称为“市民”。

照这样考察下去，我们还得碰到另一个问题。在不合理就不能成功的经济世界里，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邦不断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为什么能够与不合理甚至是最大旧势力的罗马教皇结成统一战线呢？为什么他们会与身为旧势力但却合理开明的腓特烈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呢？

意大利西北部总称为“伦巴第”（Lombardi），居住在那里的人完全不是信仰不深的基督教徒。非但如此，他们甚至为自己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拥有更纯粹的信仰而自负。在第一次十字军把圣城耶路撒冷夺回到基督教徒手中后不久，他们便于1101年把全由自己组成的十字军派去了东方。尽管远征惨遭败绩，但对意大利北方人来说，单凭随十字军参战这一点就值得自豪。朱塞佩·威尔第创作了一部歌剧，名字就叫《伦巴第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中》（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9]。

这件事表明，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充满了新兴精神，但在宗教方面却完全沉浸在传统观念中，甚至没有一点儿怀疑。这些人没有摆脱异教徒穆斯林即是敌人的观念。

同住意大利北方，同为自治城邦的居民，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就没有参加伦巴第同盟，即使与同盟有关系，也始终如温吞水般。我想，原因就是这些海洋城邦国家是靠和伊斯兰世界做贸易而生存的，而内陆的米兰等自治城邦不以贸易立国，与异教徒接触的需求很少。即使自己制造的产品买家是伊斯兰教徒，实际销售产品的也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同为基督教徒的海洋城邦国家。

这些伦巴第人深深地为圣方济各的教诲所折服。圣方济各跟随第五次十字军出征了，但他没有上战场，而是毫不设防地拜访了敌人的苏丹阿尔-卡米勒，并向他说教道，只要苏丹改信基督教，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就能实现和平。这次和平外交失败了。单单规劝伊斯兰教徒改信，在他们的世界里便会被定为死罪，当场被杀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是，阿尔-卡米勒却笑着赦免了圣方济各，这位在中世纪最受爱戴的圣人才没有死于东方。但失败终究是失败，圣方济各比谁都懂得这一点。阿西西的圣人后来再也没有第二次尝试赤手空拳的外交了。

相反，伦巴第人所憎恨的腓特烈即使搞以和平为目的的外交，也并非毫无防备。他虽然率领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近东，但挟军力却只期望单靠外交解决问题。当然，他没有做劝伊斯兰教徒的苏丹改信基督教的事。也许是尊重对手所信仰的宗教产生了效果，腓特烈使阿尔-卡米勒让出了基督教徒悲切祈愿的耶路撒冷。

然而，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却反对通过与异教徒交涉达到目的的做法。这位教皇竟然号召趁腓特烈去东方不在的机会进攻他的领国意大利南方。响应号召的是参加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只是由于腓特烈在他们南下之前回到了国内，1230年那年才没有发生腓特烈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战斗。

这个事件表明，神职人员和经济人之间看似不可能共同作战，但如果经济人是伦巴第人则有可能如此。十字军远征的最后目的，在于夺回对基督教徒而言至高无上的圣地耶路撒冷。但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能容忍通过与异教徒对话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罗马教皇和伦巴第人的想法一致。合理的人也未必会在所有领域都能合理地思维。

第一次伦巴第战役

1236年8月，已经41岁的腓特烈带着1 000名骑兵翻过了阿尔卑斯山。说是1 000名骑兵，如果加上辅助的步兵和马夫，人数则会超过3 000人。但主要战斗力终归还是这1 000人。腓特烈正在筹备15 000人的兵力，准备以伦巴第同盟为对手战斗一场。但这个时期，他手上只有这1 000名骑兵。

然而从头到脚穿着钢铁铠甲的1 000名骑兵，也会给人以类似现在面对100辆坦克时的威慑感，对硬挺着不让腓特烈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同盟军产生了效果，使他们逃回了各自的老家。见到这1 000名骑兵，维罗纳当即投到了皇帝一方。

不过，在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伦巴第问题以后，腓特烈仍然没有关闭外交解决的大门。尽管罗马教皇格列高利本意并不想让皇帝获胜，但腓特烈还是打算继续坚持军事和外交两面作战。腓特烈以请求教皇做他与同盟方中间人的名目，把在幕后操纵的格列高利拉到了前台。

居住在意大利南方的人给腓特烈起了“鹰”的外号，而罗马的老百姓给格列高利起的外号却是“猫头鹰”。

“鹰”是比喻，意思是脑子好使，好动，欲望大。“猫头鹰”也是比喻，但意思却是眼睛只盯着别人坏的一面，跟人交往总说人坏话，是冷漠阴险的坏人。绰号本身就是老百姓的评判。

同“猫头鹰”谈判，腓特烈也只能派出手中最好的王牌去做主要谈判者。首席代表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以前的情况已经表明，这位德意志人作为外交官，应该说作为腓特烈的外交大臣是相当有能力的。他是三大宗教骑士团之一条顿骑士团的团长，明面上是教皇一边的人。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以及条顿骑士团和其他很多非骑士集团的修道院一样，都在罗马教皇的直接管辖之下。也就是说，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的直接上司不是腓特烈，而是教皇格列高利。

且不说有多么信任，起用这种地位的人当主要谈判者，原因在于腓特烈外交的主力不得不以罗马教皇为对手。如果对手是伊斯兰教徒的苏丹，腓特烈自己就能搞定。但是，以罗马教皇为对手的外交，原本就该起用教皇一边的人。

派到罗马给这位赫尔曼做副手的是皮埃尔·德拉·维尼亚和塔德奥·达·塞萨两人。他们都出生于意大利南方，与腓特烈是同时代人。他们二人是腓特烈所用的人才，不是教皇一边的人。这三人抱团全力以赴，但“猫头鹰”依旧是一个强硬的对手。

关于消解与伦巴第同盟对决的条件，腓特烈方面说到底只有一句话，即参加同盟的自治城邦要承认皇帝的统治权。表面上看，这似乎只限于任命行政长官，在政治方面进行统治。但实质上，统治还包括了经济政策的施行。总之，这个条件就是接受皇帝任命的行政长官，按皇帝确定的税率缴纳税金。而这是伦巴第人绝对不能接受的。

政党“北方联盟”的象征徽标

顺便一说。现在意大利有一个政党叫“北方联盟”（Lega Nord）[10]。这个政党的象征徽标是一个自治城邦的士兵向皇帝军挥剑的姿势，让人联想起800年前的伦巴第同盟。威尼斯共和国早已成为过去，但威尼斯现在仍然高举以意大利北方全境为地盘的“北方联盟”的大旗，第一要求地方分权，第二要求在意大利北方所征之税不交中央政府，而应该仅用于意大利北方。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强硬坚持这个主张，却仍然能够获得意大利北方居民的选票，这也是事实。历史不会原样重演，但人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感情却会重复。

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首长的任命权和经济政策的自决权是地方分权主义的要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腓特烈是800年前的古人，他想在意大利北方建立正在意大利南方顺利推进的君主治下的中央集权国家。我们不能要求腓特烈能与生活在800年后的我们对地方分权有同样的认识。一句话，腓特烈的脑子里装不下伦巴第同盟所要求的地方分权的那些东西。他认为，《康斯坦茨条约》让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获得了地方分权，但那是祖父“红胡子”皇帝在莱尼亚诺战役中打了败仗后不得已而承认的协议。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的脑子里也装不进什么地方分权，在这一点上他和皇帝一样。说真的，对教皇而言，同盟要求的地方分权之类的东西并无所谓。他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不能消除自治城邦同皇帝之间的对立状态，这种状态今后也要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消除了对立，意大利中部以罗马为中心的教皇领土就会受到把意大利南北方都置于统治之下的皇帝的夹击。如果对立不能消除而持续下去，意大利南方和德意志之间的往来便很不容易，这会导致腓特烈因以前巧妙的政治外交而不断上升的“力量”大幅度减弱。

这就是皇帝与教皇之间的交涉一贯流产的真实原因。既然这样，打出最好的王牌去当主谈，却始终没有结果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了。

腓特烈终于把舵扳向了行使军事力量的方向上。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后，他立即进入维罗纳城，但并未久留。他定下了明确的目标，要一个个地征服参加了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腓特烈离开维罗纳之后向曼托瓦进军。事先召集的士兵开始从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追赶他。

腓特烈不光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意大利北方，他还把视线投向了罗马。他本质上不是武夫，而是政治家。如果可能，他总是选择通过对话而不是武力解决问题。这是研究他的大部分专业学者的意见。

10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军事示威后，腓特烈来到了克雷莫纳。克雷莫纳虽然是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却一贯忠于皇帝。腓特烈打算在这里落脚，等候正在罗马进行的外交战的成果。

尽管外交是不动用军事的战斗，但也有缺点，即只有对手与自己有着同样价值观的时候才会成功。腓特烈与伊斯兰教徒的苏丹做到了共有同样的价值观，但与基督教徒的教皇却很难达成共识。所以，负责谈判的三个人所取得的成果，只是撕掉了满嘴谎言的教皇的假面具，让教皇格列高利吐出了真实想法。“猫头鹰”最后说，既然那么想解决伦巴第同盟的问题，就请皇帝亲自来罗马，匍匐在教皇的脚下乞求吧。

腓特烈通过赫尔曼的汇报得知了此事。10月30日，他率领骑兵离开了克雷莫纳。埃泽里诺·达·罗马诺[11]在等着皇帝。从这个时期开始，他成了腓特烈的副将。他和腓特烈是同龄人，还是一位武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罗马教会的憎恶，放言打仗不能心慈手软。

10月31日，腓特烈率军一口气奔袭了120公里，同埃泽里诺会合。41岁的腓特烈只是在简单用餐时才下了一次马。他们又奔袭了30公里，来到了维琴察城下。

皇帝的到来完全出乎维琴察居民的预料，他们没有时间来准备防御。11月1日，进攻开始，维琴察甚至没有时间去关闭所有的城门，当天便打出了白旗。

皇帝军进了城，并没有在对方投降后结束行动。他们忠实执行了腓特烈的命令，放火、破坏，骑马驱散四处逃窜的人们，对抵抗的市民格杀勿论。伦巴第同盟的自治城邦之一维琴察遭到了彻底破坏，对其他自治城邦以儆效尤。

腓特烈把统治刚刚被征服的维琴察的事宜托付给了埃泽里诺。他走在维琴察主教宅邸的走廊上，拔出身上佩戴的匕首，一边砍着支棱在走廊树篱外的树枝，一边说道，统治用武力征服的城市只能这样做。对听他说话的埃泽里诺来说，大概不需要这样的忠告。埃泽里诺·达·罗马诺这个人，在后来但丁的《神曲》中是要被贬下地狱的，他不光会砍掉支棱出来的枝叶，还会把树连根拔起，人们都害怕他。

维琴察的惨事产生了效果。维琴察的惨状立即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北方，自治城邦接二连三地在皇帝面前打开了城门。特雷维索、帕多瓦、曼托瓦，还有皇帝军刚走就有动向要回到同盟一边的维罗纳，以及费拉拉的实力领主埃斯特家族，纷纷向腓特烈派来使节，宣誓恭顺皇帝。

意大利北方的东半部分，以及除威尼斯共和国以外的意大利东北部全境都在腓特烈的面前屈服了。10年前结成第二次伦巴第同盟时有16个自治城邦加入，其中的近一半赶紧脱离了同盟。伦巴第同盟名副其实地成了只有意大利北方西半部分加盟的同盟。这就是腓特烈从8月到11月这3个月里所取得的战果。

腓特烈于是决定离开意大利北方。这是因为阿尔卑斯山北边有问题要他去解决，同时也是因为他期待着教皇会因他这3个月里在意大利东北部取得的战果而改变态度。

已经到了11月底的冬季，但腓特烈还是翻过了阿尔卑斯山。8月的时候他是由北向南翻山而来，这时则是从南向北了。腓特烈要去维也纳。他在山路上骑马前行，迎来了自己的42岁生日。他回过头去和随从人员开起了玩笑说，候鸟可是要朝相反方向飞的吧。在意大利北方所取得的战果一定让他心情大好。

阿尔卑斯山脉与意大利北方周边

他要去维也纳，是为了给退位长子亨利所犯的政治失误收拾残局。亨利的妻子是奥地利公爵的女儿。奥地利公爵满心以为当上了皇帝继承人的岳父，自己的地位也提高了。这一切却因亨利的下台泡了汤，他很不满，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动向。尽管他不是公开造反，但却不再参加皇帝召开的“巡会”了。

制住奥地利公爵对腓特烈来说并非难事。腓特烈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广袤的神圣罗马帝国里的威势就和在意大利南方西西里王国一样巩固。腓特烈召集“巡会”，全体诸侯都会跑来参加，他所要求的事情当场就会变成法律。尽管他自己并不拥有像样规模的军事力量，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无论是实力人物，还是庶民百姓，都认为腓特烈是他们自己的皇帝，甚至为此而骄傲。

腓特烈重视司法行政的政策使德意志社会稳定，战争和饥饿销声匿迹。在腓特烈管辖的社会中，高级神职人员大主教统治的地方与世俗领主统治的地方有着共生的机制，这个机制充分地发挥着功能。这也许正迎合了喜好秩序的德意志人的秉性。

德意志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但腓特烈还是要到各地巡视，每到一个重要的城市，都要在那里召开“巡会”，继续他笼络诸侯的工作。把叛乱处理在萌芽前，这也是他惯常的做法。格拉茨、雷根斯堡……他的旅程没完没了。在格拉茨，他度过了1236年的圣诞节。第二天，他庆祝了自己的42岁生日。

腓特烈唯一的担心是他的继承人，次子康拉德还是个9岁的少年。除了这个9岁孩子以外，没有其他候补人选。于是他决定，在这次逗留德意志期间，要让康拉德正式登上德意志王位。他再度前往奥地利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召开的“巡会”上，腓特烈把康拉德正式介绍给了诸侯们。诸侯全体同意这位9岁的少年登上德意志王位，这是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第一个阶段。这样，腓特烈就确定了正式的继承人。

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针对德意志诸侯的对策。腓特烈的情况不允许他一直待在德意志，他需要用明确的形式让德意志诸侯长期看到自己的“代理”。可是，康拉德还是个孩子。于是，腓特烈指定自己的老朋友美因茨大主教西格弗里德担任康拉德的老师兼监护人。这个人属于神职界，但更是一位饱经风霜、通晓人情世故的人。腓特烈不想重蹈长子亨利失败的覆辙，即使离开也要通过密切联系，与西格弗里德两个人共同培养只有9岁的继承人。儿子已是德意志王，即使自己要回意大利，也只能把他留在德意志了。腓特烈把儿子留下，自己离开了德意志。离他上次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北边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德意志。在德意志逗留期间，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来到了腓特烈的身边。尽管已有预料，把教皇拉进来与伦巴第同盟进行的谈判还是破裂了。

破裂的原因是，即使把去年腓特烈对伦巴第同盟取得的战果摆在面前，罗马教皇也没有改变态度。无论战果如何，教皇也压制不住对腓特烈的愤怒，后者根本不想改变其一贯的做法。

腓特烈式的情报公开

无论是教皇、大主教还是主教，神职人员都喜欢与信徒保持一对一相处的关系。举忏悔罪过这个信徒的义务为例。在专门为信徒坦白罪过而设计的狭小忏悔室里，神职人员隔着隔板面对信徒。信徒在里面坦白自己做了什么什么坏事，神职人员倾听信徒的坦白，听完后让信徒连说几遍“阿维·马利亚”，然后赦免忏悔者犯下的罪过。神职人员被认为可以传达上帝的旨意，因而也被认为有资格宽恕违反上帝旨意的信徒。

这种神职人员与信徒的一对一关系并不仅限于忏悔室里。除了向众多信徒说教以外，神职人员在其他场合也经常喜欢一对一的做法。

腓特烈打破了这个做法。回溯10年以前围绕十字军远征所引起的开除教籍事件，腓特烈在那时就已经打破了这种做法。但在目前为解决伦巴第问题而与教皇进行的交涉谈判中，腓特烈更加明确地打破了这种做法。

当时的外交交涉并非采用现在我们所想象的交涉形式。交涉的当事人是教皇与皇帝，交涉是在他们二人之间以书信为媒介进行的。腓特烈派遣的赫尔曼是皇帝方面的首席特使，特使们的任务是把教皇交给他们的书信送达皇帝，以及向皇帝报告写信时有关教皇和教廷的情况，这是他们任务的一半。剩下的另一半任务是把皇帝写给教皇的信交给教皇，再把教皇读信后的反应告诉皇帝。特使们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把腓特烈的真实意图用自己的话委婉地转达给教皇。

这就是当时的外交交涉，教皇与皇帝之间频繁互通信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腓特烈并没有把教皇写来的书信公开出来。那个时代还没有尊重隐私的概念，但却有着遵守礼仪的概念。

但腓特烈皇帝公开了自己写给格列高利教皇的书信，他让人大量抄写并寄给了全欧洲的王侯。

皇帝写给教皇的书信中充满了对教皇来信所写内容的反驳。最佳的反驳方法就是使用对方的话进行反驳。如果读了皇帝写给教皇的信，就能了解教皇对皇帝说了些什么。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这种事用一台机器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但在800年前古老的13世纪，这种事只有让很多书记员用笔抄写，再让很多专事送信的仆从带着这些抄件送到欧洲各地才能实现。腓特烈走动起来，会带着上百号的随行人员。这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随行人员中很多都是从事抄写工作的书记员和送信人。

当时的抄写书记员

腓特烈用这个方法，让法兰西王、英国国王等欧洲实力人物了解了罗马教皇对他们这些世俗王侯的真实想法。腓特烈在本该是密室的忏悔室里装上了“喇叭”，让一贯在那个狭小空间内部一对一进行的神职人员与世俗人之间的对话响彻了整个教堂。这座教堂里坐满了全欧洲的实力人物，他们全都竖起耳朵听着忏悔室传出来的两个人的声音。

10年前纠结于十字军是不是要远征的洪诺留教皇性格温和，他没有识破腓特烈的这种诡计。我们不知道一味强硬的格列高利是否识破了腓特烈的坏招，但却能想象得出他怒火中烧的样子。在琢磨出史无前例招数的才能方面，腓特烈技压群雄。让整个教堂，甚至连在教堂外的一般民众都能知道忏悔室里的对话，这一招只不过是其中一例。

不过，腓特烈这样做并非出于情报要对任何人公开的想法，而是期待取得具体成果，是作为一种战略实施的。

我们不得不说他成功了。从这个时期开始，皇帝与教皇之间展开了长达15年的激烈抗争。在这15年中，没有王侯明确站在皇帝一边同教皇斗，但也没有一个王侯站在教皇一边与腓特烈敌对。王侯们明白局面很危险，现在教皇针对皇帝的敌对意识，明天就会被用于对待自己。

法兰西王、英国国王和德意志实力诸侯都知道教皇已经说过的话，自从古代末期君士坦丁大帝[12]向罗马教皇献土以来，欧洲全境就已经是教皇的领地了，王侯不过是受教皇委托进行统治而已。从王侯手中收回领土，对从那时起就已经是欧洲全境真正领有者的罗马教皇来说是行使正当权力。王侯们自然会想，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

格列高利九世作为罗马教皇，身居天主教会的最高地位，也是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却犯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错误。他暴露出了教皇与皇帝的对立并非因宗教问题而起，只不过是因为再世俗不过的领土问题。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他的伯父英诺森三世教皇所说的“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这句话深信不疑。

皇帝腓特烈二世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应该回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上来。耶稣基督的话是“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教皇与皇帝并非上下级关系，只是各自负责的领域不同而已。

腓特烈的这种想法起初还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但慢慢却扎扎实实地变成了欧洲王侯们一致的声音。当然，腓特烈采用的放喇叭的方式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在1237年，期待把教皇拉到前台来解决伦巴第问题的外交交涉事实上以失败告终。腓特烈知道，必须决策的时候到了。皇帝向阿尔卑斯山北边各地发出了命令，要在德意志南部的奥格斯堡集结兵力。第二次伦巴第战役开始了。

第二次伦巴第战役

既然外交交涉指望不上，腓特烈在这一年召集的军事力量的规模与往常相比可谓是大军了，然而也只有15 000的兵力。而拥有8万人口的米兰所领导的伦巴第同盟，即便除去作为去年腓特烈的战果而脱离的，同盟内仍有9个城邦。在这个节点上，腓特烈可用的兵力才勉强与同盟方的兵力形成对等之势。

在奥格斯堡集结的全部15 000兵力中，除2 000名德意志骑兵以外，步兵有13 000人。其中6 000人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半部，即现在的法国东部、瑞士、德国南部、奥地利，以及来自阿尔卑斯山南边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另外7 000人是居住在意大利南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士兵。

不过，这些士兵多半不是根据皇帝的命令应征而来，而是由腓特烈出钱，志愿在他手下参战的。也就是说他们是雇佣兵。如果腓特烈命令手下封建诸侯提供兵员，费用便要由诸侯承担。如果那样会增加他们的话语权。正是因为“红胡子”皇帝保留了封建社会，他才能够召集到10万兵力。而他的孙子腓特烈二世满腔热情地要把封建社会转变为中央集权国家，他甚至连士兵招募都不依靠诸侯，而只花钱雇佣。我觉得，15 000士兵恐怕就是他财力的极限。

此外，对腓特烈的指责尤其集中在让7 000名萨拉森人参战一事。伦巴第同盟的成员都是基督教徒。用仇敌伊斯兰教徒来对付他们成何体统？然而腓特烈并未予以理睬。他的想法是，既然自己军队的大部分都是花钱雇来的士兵，那么，不管他们是德意志的基督教徒，还是居住在意大利南方的伊斯兰教徒，都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萨拉森士兵的弓箭手颇为优秀，德意志人也都认可这一点。

即使士兵的数量相当，伦巴第同盟方全都是居住在意大利北方的意大利人，构成单纯。而腓特烈率领的则是各地召来的混编军，有其不利之处。即将43岁的腓特烈反复思考了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的方法。

生活在250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写道，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领袖所需要的第一资质就是想象力。人们评价腓特烈时认为，他本质上不是武人而是政治人物，但他有着超凡的想象力。也许8月份在奥格斯堡等待士兵集结的时候，他已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9月，他率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召集的6 000名士兵离开奥格斯堡，首先前往因斯布鲁克，再从那里经由布伦纳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下山后到维罗纳。在那里与在阿尔卑斯山南边召集的士兵会合。

9月15日，腓特烈在维罗纳召集将领们开作战会议。但会议只是决定在执行腓特烈的战略战术时把什么事情交给什么人。

通过上一年的战役，意大利北方的东半部分归顺了皇帝。于是，1237年的战线便放到了伦巴第同盟的根据地意大利的西北部。这次战役的前线基地安排在克雷莫纳。传统上属于皇帝派的克雷莫纳最合适作为前线基地，但克雷莫纳与维罗纳之间的安全也需要得到保障。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干线道路在德意志的入口是因斯布鲁克，而在意大利的出口便是维罗纳。此时仍是教皇派同盟方成员的曼托瓦正挡在维罗纳与克雷莫纳之间。

意大利北方及其周边

腓特烈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曼托瓦。拿下曼托瓦，不仅可以保障与德意志的联系，也可以免去对处在维罗纳、曼托瓦、克雷莫纳一线东侧的意大利东北部后方之忧，以便专心进攻同盟的根据地意大利西北部。

腓特烈让15 000名士兵在城墙外布阵，仅此足矣，无须下令猛攻。10月1日，曼托瓦接受了皇帝送来的劝降信。在米兰派出增援曼托瓦的援军尚未到达之前，事情便已结束。

投降后，曼托瓦居民的恐惧并没有消失。他们害怕一年前袭击维琴察时皇帝军造成的破坏在曼托瓦重演。可是，腓特烈只要求曼托瓦投降并且今后恭顺皇帝，除此之外，他只要求驱逐两个人，这个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

这两个人都是格列高利教皇派来的枢机主教，他们的任务是按照教皇的旨意煽动曼托瓦居民反抗皇帝。腓特烈让这两位枢机主教拿着他写给教皇的信，把他们送回了罗马。他在信中写道，这里是战场，很难保证以向上帝祈祷为本职的神职人员的人身安全。

腓特烈对曼托瓦的宽容措施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副产品。位于曼托瓦南面的帕尔马也来请求投降和恭顺。这样就形成了连接维罗纳、曼托瓦、克雷莫纳、帕尔马的对伦巴第同盟作战的最前线。

米兰派来救援曼托瓦的军队已经抵达布雷西亚附近，这里距曼托瓦仅有60公里。他们没能赶上救援曼托瓦，明知如此，但他们并不撤退。

率领这支伦巴第同盟军的是当时米兰的长官提埃波洛。由于自治城邦的内斗，让自己国家的任何人当长官都无法收拾局面，于是便从外国聘人来当长官。这种情况在这个时期的意大利自治城邦中并不鲜见。这位提埃波洛是威尼斯共和国市民，而且是现任威尼斯元首的儿子。威尼斯共和国并非伦巴第同盟的成员，却并未禁止本国市民在加盟的自治城邦就任长官。

无论是谁率领的，腓特烈都不能容许对60公里外的敌人放任不管，但要开战时机又太差。意大利北方的冬季寒气逼人，这个季节降雨还多。自西向东流过意大利北方的波河在这里还有很多支流。常识认为，冬季在这种地方打仗简直同疯子无异。实际上，腓特烈虽已到达布雷西亚，却丝毫没有进攻同盟方的迹象。

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决定主动出击。11月初，他见士兵们已经休养足够，便率领15 000名士兵中的12 000人离开了曼托瓦。他们沿着流入波河的支流之一的奥廖河向西北偏西方向挺进，一路上都能看见河水在左手边流淌。他们的目标直指在奥廖河上游构筑了营地的同盟军。

他们顺利走完了60公里的路程，到达了前沿地点。后面一连15天保持着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皇帝军由2 000名骑兵和10 000名步兵组成，在数量上胜过2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组成的同盟军。但先来的同盟军在有利的高地上构筑了营地，而后到的皇帝军只能在不利的低地上扎营。低地在河边，附近有很多沼泽。如果冲过沼泽渡河进攻高地，那就恰好成了敌人的靶子。同盟军也并不进攻，他们认为出去进攻就等于抛弃有利地形。时间在持续的对峙中流逝。

在腓特烈的面前有两种选择。现在是11月过半，撤离这里回到克雷莫纳过冬，待来年开春再来进攻，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是在这个季节发起进攻。

两种选择都伴有风险。第一种选择的风险是，给了已经处于守势的同盟军东山再起的时间。而第二种选择的风险是，一决胜负不可避免，但在不利的地形作战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兵力损失。

再过一个月就满43岁的腓特烈采取了第二种选择。同时他也在考虑，赌归赌，但不能轻易付出巨大牺牲。

腓特烈使用了间谍。他把部下派到附近的城镇和乡村，让他们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散布消息，说皇帝军要回克雷莫纳过冬。同时，他召集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将领，交给他们详细的作战方案。将领们各自率兵分头行动。在渡过奥廖河之前全军统一行动，渡过这条河是前去克雷莫纳的近路。这也是欺骗敌人的一个战术。渡河之后，大部队转为各队分别行动。一位将领率领步兵开始取道前往克雷莫纳，其他将领率领骑兵躲在树林里待命。受命担任后卫的6 000名萨拉森士兵的任务是，接到新命令后，立即后军变前军。1237年11月27日的清晨就这样来临了。

同盟军信以为真了。他们完全相信了皇帝要撤军前往克雷莫纳，皇帝军也将在克雷莫纳附近过冬的情报。他们以为皇帝要在克雷莫纳庆祝圣诞节，第二天好好欢度自己的生日。他们不了解腓特烈是一个如有重要事情会牺牲圣诞节和自己生日的人。他们自己也希望回米兰同家人一起欢度圣诞。两者掺杂在一起，让他们产生了误解。

大胜

提埃波洛一声令下，同盟军撤出了营地，向着他们认为要南去克莱莫纳的皇帝军相反的方向，开始朝米兰所在的西面行进。

侦察到这一切的士兵向皇帝做了报告。接到多个侦察兵送回的同样报告后，腓特烈并没有立即下命令。他在等同盟军离开安全的营地，走到一个想撤也撤不回的地点，一个有利于骑兵发挥的地面平坦而坚硬的地方。确认后，他按照事先的约定点起了狼烟，进攻开始。骑兵打头阵，后卫变前锋的萨拉森士兵紧随其后。

同盟军朝着自家城邦行军。也许是心情松弛的缘故，他们甚至没有排成战斗队列。发现攻势后他们想逃回营地，但已被皇帝派来的步兵堵在了中间。德意志骑兵和萨拉森士兵发起了猛攻，向进退两难的同盟军袭来。他们想逃往北面的贝加莫，又想逃往西面的米兰，可都已被绕道而来的皇帝军的步兵别动队挡住了去路。除了奥廖河方向以外，他们被皇帝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了。古代名将汉尼拔[13]拿手的包围歼灭战千年之后又在意大利北方的科特努瓦平原再次上演。

腓特烈取得了完美的胜利。8000人的同盟军战死3000人，其中半数以上是跳入冬天涨水的奥廖河淹死的。俘虏达到4000人。总司令提埃波洛也当了俘虏。还有很多米兰实力人物的子弟也都战死。不过，他们与其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士兵而战死，不如说是为了捍卫米兰的象征——“自由旗车”（Carroccio）而战死。

辞典对“Carroccio”的解释是：

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城邦所使用的4头牛拉的货车，上面载有城市的旗帜、祭坛和大钟等，作为城市的象征受到市民的尊崇，即使在市内行走，通常也会有士兵警卫。

在古罗马，军团的旗帜“鹫旗”（aquila）被敌人缴获是耻辱之事。事实上，十字军也是在十字架的带领下战斗的。与这两者相比起来，自由旗车要用4头牛拉，动作迟缓。逃跑的时候要护着它，当然跑不快。米兰名门的年轻人大多认为，如果把动也动不了“自由旗车”交给敌人，自己也不能苟活。于是，他们在科特努瓦的原野上迎来了自己的死亡。外乡人都会觉得，应该用搬运方便些的东西做象征物。现在意大利政党“北方联盟”的象征标志是一个抵抗皇帝的伦巴第同盟士兵的雄姿，这些人就把自己政党的别名叫作“Carroccio”。米兰人是经济人，做事应该更加合理。然而他们也有执拗的一面，很重视那些在外乡人看来离奇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12月1日，皇帝和他的军队从科特努瓦拉着“自由旗车”和俘虏一路走过30公里，来到克雷莫纳。克雷莫纳的居民都是坚定的皇帝派，他们狂热地欢迎腓特烈。皇帝骑在马上行进，五花大绑的米兰长官提埃波洛坐在自由旗车上跟在后面。米兰是坚定的反皇帝派，因而是克雷莫纳的仇敌。象征米兰的“自由旗车”的惨相，让克雷莫纳人更加狂热。俘虏太多，监狱收容不下。不但市政厅，就连商品交易所都塞满了俘虏。当晚，全体居民参加的宴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把那些俘虏撂在了一边。

几天后，腓特烈差人把这架自由旗车送去了罗马。米兰人引为骄傲的自由旗车附上腓特烈亲手写下的一句话后，被当成了赠给罗马人的礼物。他写道：与今天的罗马人共同赞美古代皇帝的荣耀。我苦笑了，只能说这话相当挖苦人。因为古罗马的皇帝成为过眼烟云之后，罗马教皇取而代之成了罗马的主人，腓特烈的话里含有“忘却什么教皇，想起皇帝”之意。

据说得知科特努瓦的结果后，格列高利教皇大失所望。他的表现甚至让看惯了他发怒的人都大感惊讶。当然，他一定没有心情去看放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公开展示的“自由旗车”了。

继而传来的消息令格列高利教皇更加沮丧。皇帝在科特努瓦取得的胜利让意大利北方的空气为之一变。参加同盟的城邦尚未遭到进攻就接二连三地向皇帝投降，发誓恭顺。伦巴第同盟事实上解体了，甚至连米兰周边城市洛迪、维切利、帕维亚都脱离了同盟。米兰孤立了。

1237年对腓特烈来说是自己生涯中最好的一年。他一定是在安详无虑的心境中欢度了圣诞节，在回味着两年来的成果中度过了自己43岁的生日。1237年是腓特烈告诉全欧洲谁才是皇帝，是给全欧洲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年。然而，腓特烈还不知道，命运女神有着强烈的嫉妒心。

[1] 提贝里乌斯（Tiberius Claudius Nero，前42—37），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14—32年在位）。首任皇帝奥古斯都的养子。年轻时多有战功。

[2] 卡里古拉（Caligula，本名Gaius Julius Caeser Augustus Germanicus，前12—41），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37—41年在位）。即位不久患精神方面疾病，多行暴政。后与其妻一起被杀。卡里古拉为其爱称，意为小孩的鞋子，指他小时随父在北日耳曼征战时曾穿小军靴。

[3] 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37—68），罗马帝国第五任皇帝（54—68年在位）。历史上以残暴著称，被称为“嗜血的尼禄”，是暴君的典型。但他仍有执政初期善政、兴建实业、爱好艺术的一面。

[4] 发生于1176年5月29日北意大利莱尼亚诺的腓特烈一世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一场决战。是役，同盟军15 000人对战腓特烈一世的3 000人，腓特烈一世受重伤大败。战后腓特烈一世对伦巴第同盟及教皇做了一系列让步，包括结束对教皇领土的宗主权，签订《康斯坦茨条约》等。他的怀柔政策使他得到了政治上的好处。

[5] 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1181），1159—1181年在位。本名Rolando Bandinelli。曾在博洛尼亚任法学教师。1153年任枢机主教。

[6] 丕平（Pepin Carloman，773—810），查理大帝之子，丕平三世（“矮子丕平”）之孙。781年查理大帝征服伦巴第以后成为“意大利王”，并由教皇哈德良一世加冕。

[7] 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Fortunino Francesco Verdi，1813—1901），著名意大利作曲家，一生创作了29部歌剧和《安魂曲》等许多音乐作品。他音乐技巧娴熟，善于使用意大利民间曲调，注重管弦乐的效果，刻画歌剧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细致入微，使他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之一。他的《弄臣》《游吟武士》《茶花女》是歌剧史上的里程碑。《西蒙·波卡涅拉》（Simon Boccanegra）是威尔第的第22部歌剧，描写了热那亚首任总督西蒙·波卡涅拉与其私生女玛丽娅扑朔曲折的重逢过程，表现了14世纪热那亚派系家族间争斗的历史以及对和平的向往。剧中对大海有精彩的音乐描绘。

[8]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现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之一。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后在柏林大学、维也纳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任教。曾代表德国参加凡尔赛会议，参与过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设计起草工作。他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现代社会学理论和公共行政学理论有奠基性的贡献。他在出版于1904—1905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文化角度考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认为伴随16世纪宗教改革而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有着生发上的影响。

[9] 威尔第创作的一部四幕歌剧，首演于1843年，1847年在巴黎演出的法语修订版名为《耶路撒冷》（Jerusalem）。歌剧描述了阿尔维诺和帕加诺兄弟二人为争夺姑娘维克琳达的爱情而引出的曲折故事。兄弟二人都参军或加入过第一次十字军远征耶路撒冷。

[10] 北方联盟（Lega Nord），全名为Lega Nord per l'Indipendenza della Padania，缩写LN。意大利右翼政党，成立于1989年，前身为意大利中北部6个自治联盟，创始人为翁贝托·博西（Umberto Bossi）。政治主张有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等反基督教文化的社会伦理，反对中央集权，要求地方自治，反对异文化圈移民，要求保护绿化及农业等。

[11] 埃泽里诺·达·罗马诺（Ezzelino III da Romano，1194—1259），意大利北方威尼托地区的封建领主，腓特烈二世的盟友，曾统治维罗纳、维琴察、帕多瓦等地达20年之久。历史上以残忍暴君闻名。他于1236年与腓特烈二世13岁的庶出女儿塞尔瓦吉亚（Selvaggia）结婚。

[12] 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约272—337），罗马皇帝，306—337年在位。他即位后收拾乱局，再次统一帝国，推进政府和军事改革，营造新都君士坦丁堡，巩固了拜占庭帝国的基础。他于313年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他临死前受洗成为基督徒，被称为大帝。

[13] 汉尼拔·巴卡（Hannibal Barca，前247—前183），北非古国迦太基的著名军事家。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下册）

腓特烈二世时代的欧洲

第七章

一切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

1238年过去了。转年后的1月，腓特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再次行动起来了。他已经决定，趁此机会平定意大利西北部。他去年已经平定了意大利东北部，如果此举顺利，除威尼斯共和国外，整个意大利北部都将成为皇帝的领土。这样一来，他的邻土便从北面与教皇领土接壤。由于南面已经与教皇领土接壤，他就可以实现对教皇所在的罗马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也许这样才可以让教皇只专心于宗教。达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是，要尽快巩固对科特努瓦战役后请求效忠的自治体的统治。

皇帝与“自治体”

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腓特烈不打算在军事上施加压力，而采用在意大利南部和德意志行之有效的“巡会”方式。所谓“巡会”就是皇帝巡视各个城市，把当地和附近自治体的代表召来开会，让他们在会上承认皇帝的统治权。

1月，他首先在帕维亚召开“巡会”。帕维亚自不待言，诺瓦拉和维切利等自治体的代表全员参会。

2月，“巡会”转场都灵。都灵及其附近的萨沃纳、库内奥和其他自治体的代表也都齐聚一堂。

当月月底消息传来，此前旗帜不鲜明的佛罗伦萨同皇帝特使进行了交涉，接受了皇帝派遣的行政长官（podesta）。

至此，留在同盟方即米兰方面的自治城邦只有亚历山德里亚、皮亚琴察、布雷西亚和博洛尼亚4个自治体了。孤立米兰这个伦巴第同盟领袖的圈子越缩越小了。

3月，米兰终于改变了躲在教皇背后的一贯做法，直接向皇帝请求媾和。科特努瓦彻底失败以后，时间过去了3个月，米兰在那次战役中丧失了军力的一大半。米兰所拥有的人口数量在欧洲仅次于巴黎，在意大利名列第一。即便如此，它也难以补充在科特努瓦之战中丧失的兵力。研究家们也都写道：米兰的军事力量在科特努瓦遭到了毁灭。

尽管如此，米兰人的好强性格似乎并未改变，特使提出的并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投降。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们想要恢复到“康斯坦茨媾和”时的状态。具体条件如下。

一、米兰向皇帝投降，发誓今后效忠皇帝。

二、将象征米兰的市旗置于皇帝脚下。

三、解散第二次伦巴第同盟。

四、皇帝再次率领十字军远征时，米兰将派出1万名士兵参战，费用全由米兰承担。

五、放弃纳入米兰领土的两个地方。

六、双方归还俘虏。

七、今后，米兰接受皇帝任命之人担任本国士兵的指挥官。

上面是米兰接受的条件，下面是同盟即米兰方面开给皇帝的条件。

一、皇帝允许自治体以后易帜而不作为叛乱分子予以处置。

二、皇帝同意自治体保有环绕全城的城墙和塔楼。

三、皇帝以官方名义承认自治体保有其位于城外的城堡和农庄。

四、皇帝再次认可“康斯坦茨媾和”时的协定，自治体拥有行政权和司法权。

据说腓特烈听完后没有发怒，反而笑着回答了特使。但是没有史料显示他的答复内容，我们在这里只能发挥想象了。如果考虑他的谈话方式和气质进行创作，我想皇帝可能有下面的回答。

“首先，既然打了大败仗，投降是当然之路。既然意大利北部已经成为皇帝的领土，效忠我不过是极为自然之事。

“你说要献出米兰的市旗，我们在科特努瓦已经缴获很多，再拿过来也难以处理。

“你说到要解散伦巴第同盟，那个同盟的目的是对抗我。既然你们都来我这里求和了，不用任何人说，解散也是理所当然的。”

意大利北部及周边

我认为腓特烈会回避回答特使列举的第四项条件。在第六次十字军远征时，腓特烈本人就与敌方的阿尔-卡米勒缔结了媾和条约，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基督教徒一边。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有很大的可能是情况会发生变化。阿尔-卡米勒在那年去世，腓特烈打算继续对继任苏丹采取友好政策。他当然没有再次率领十字军远征的心思。不过，在当时，只要有不关心十字军这一条，就有可能被基督教徒当作敌人。有些问题必须慎重回答，十字军远征就是公职人员必须慎重回答的问题之一。

皇帝继续回答道：“你说要放弃米兰近郊的两块土地的领有权，但那里已经归了我方。

皇帝腓特烈二世

“你说双方归还俘虏，但俘虏只有一方有，‘双方’的说法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你说让我任命指挥米兰军队的人，司令官通常要带副官等人数不一的随从。如果米兰愿意全部接受这些人，我可以考虑。

“你要求我同意的事项，第一个是让我不要把意大利北部对抗我的人视为叛乱分子。这不是我要根据你们的情况回答的问题。第二个是保留城墙等防御设施。如果是为了保卫市民的安全我可以同意，没有异议。城外的城堡和农庄，我也可以同意，没有问题。尊重私有财产也是我的信条嘛。

“但是，在包括税制在内的行政和建立法治国家必不可少的司法方面，我不能同意自治体自治。这是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权力。”

米兰方面提出了有条件投降，但腓特烈要求的是无条件投降。

米兰特使见皇帝死守这条线不肯退让一步，便撂下一句逞强话退了出去：“我们宁愿战死沙场，也绝不死在绞刑架下！”

这句逞强话成了解释所谓伦巴第同盟就是奋起对抗皇帝中央集权化的自由人集团的根据。

被称为自治体的自治城邦在自由的旗帜下集结起来，它们在自治城邦内部和与其他自治城邦的抗争中耗尽了能量，结果在后来不到百年的时间里销声匿迹。几乎所有的自治体都是因被政体为所谓“领主”（Signoria）一个人统治的国家吞并而消亡。13世纪前是所谓的“自治体时代”，14世纪开始进入所谓“领主时代”，形成了意大利从中世纪向文艺复兴发展转变的历史过程。

“自治体时代”的意大利

“领主时代”的意大利

意大利北部后来被西北部的米兰和东北部的威尼斯这两个国家整合了。米兰是公爵统治的君主国家，威尼斯虽然是共和国，但一直实行少数人领导。在“领主”时代，君主政体也好，共和政体也罢，目标都是根绝内斗，确立国内秩序，从而全面发挥市民活力。在最重视政治稳定方面，彼此都是一样的。

腓特烈一以贯之的思想是“腓特烈治下的和平”（Pax Fridericiana），100年后人们可以证明这一想法确属远见卓识，甚至在他活着的时候那么强烈反抗他的意大利北方人都接受了这一想法。

但是，1238年春天离这个将来的时代还很遥远，腓特烈皇帝与米兰谈崩了。我只能认为谈判破裂理所应当。

原因是双方的对立是先有自由还是先有秩序这样的无解对立，这也是人类世界的永恒课题。这个对立产生于神圣罗马帝国和自治体之间，这两者是中世纪的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

腓特烈想把包括意大利北部在内的自己的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变成皇帝在政治、外交、军事、司法、经济等一切方面拥有最终决定权、以法律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他已将此付诸行动。

而自治体（自治城邦）则希望自己决定这一切，并要求皇帝认可这一点。

0这样一来，即使说这是地方分权，情形也同古罗马不一样了。罗马帝国虽然承认名为“Municipia”（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体拥有自治权，但自治权仅限于自治体内部的行政方面。

所以，意大利北方自治体逼迫皇帝承认的与其说是地方的自治，不如说是国家的自治。这也并不是要求皇帝承认“伦巴第同盟”这种全体意大利北方的国家，而是要让皇帝承认每个加盟自治体各自拥有国家水平的自治权。

伦巴第同盟不是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理念而结成的同盟。不管是为对抗腓特烈的祖父“红胡子”皇帝结成的第一次伦巴第同盟，还是以其孙子腓特烈为目标结成的第二次伦巴第同盟都是如此。伦巴第同盟是一个纯粹的军事同盟。我想以现代日本的“县”打个比方。考虑到规模，自治体比不上美国的“州”，也就是日本“县”的规模。如果以日本的“县”来举例，只在抵御外敌入侵所需要的防卫问题上与中央政府合作，其他一切事务均由“县”自行决定，那么，理解地方分权的现代国家的中央政府又会如何作答呢？

在800年前的中世纪后期，如果地方的要求超越了地方分权而上升为国体问题，情况也是一样的。腓特烈皇帝面对要求“自决权”而非以往所提“自治权”的米兰寸步不让，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如果答应了米兰的要求，腓特烈实现自己治下“和平”的思想就会先为自己所否定。这很可能还会导致神圣罗马帝国自身崩溃。

有不少研究家认为，谈判破裂后，腓特烈应该立即转而进攻米兰。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众多史实所做的推测，这个时期米兰的总人口是8万到9万人。那么，可以拿起武器上战场的人数为人口的五分之一，即18 000人，减去在科特努瓦损失的5 000人后，兵员数量应为13 000人。但是，一旦得知皇帝的军队要进攻米兰，米兰的盟友贝加莫和皮亚琴察等反皇帝派自治体一定会有人赶来增援，15 000人很容易扩大到两倍。这是很现实的想法。

人们也一定会想，皇帝军队前一年11月在科特努瓦取得了完胜，未损毫发的15 000人应该都能投入战斗。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皇帝的军队在前一年年末临时解散了。这一情况且容后叙。

此外，米兰在古罗马时代叫“梅迪奥拉尼乌姆”，一直被视为意大利北部的主要城市之一。有4条古罗马时代敷设的大道在这里汇集，在1 000年后的中世纪后期仍可使用，其中两条分别通向米兰的伙伴贝加莫和皮亚琴察。

进攻围着城墙的大城市，除非把整个城市与周围隔绝，否则便不能成功。

腓特烈大概认为，在这个时候强攻米兰胜算不大。米兰同这位皇帝交涉时表现强势，这也是建立在这些事实，即米兰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基础之上的。

可是，腓特烈也不能允许跟米兰吵翻之后就放任态势恶化，而不拿出任何手段。那样就有可能使两年来的成果付诸东流。看到皇帝的怯弱，眼下已经臣服的意大利北部其他自治体也有可能立即回到米兰方面。而且，腓特烈本人也是一个无所作为便死不瞑目的人。既然进攻米兰有困难，他便决定进攻布雷西亚。

布雷西亚攻防

这个时期的布雷西亚号称有4万人口，可以出战的男子约在8 000人上下。但他们也有很多人在科特努瓦战死或被俘，残余战斗力不过6 000人出头。

而且，布雷西亚在古代并非主要城市，它位于从维罗纳到贝加莫大道的中段。维罗纳已经在皇帝的手中，只要封锁住通往贝加莫的道路，即可切断布雷西亚的补给线。然而，皇帝虽然把目标定在了布雷西亚，但却无法立即派去军队开始进攻。

常备军的概念在古罗马早已有之，这正是罗马帝国军事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真正原因。然而，古罗马的很多概念在中世纪的欧洲却已被彻底抛到了脑后，这个概念就是其中之一。除了宣誓臣服于己的少数骑士之外，中世纪的战争都是国王和诸侯带着战前临时召来的士兵，组成军队进行的。

意大利北部及其周边

同腓特烈的情况一样，米兰和布雷西亚也都没有常备军。但他们只要一声号令，住在同一城市的人便能组成军队。相反，腓特烈却要从遥远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招兵买马。腓特烈在科特努瓦打了胜仗，回到克雷莫纳后，就付钱解散了军队。

顺便提一句，古代以后第一位认识到常备军重要性的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他是佛罗伦萨的官僚，反对祖国佛罗伦萨依赖雇佣兵的防卫战略，鼓吹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然而他只是一介官僚，地位卑微，没有决定权。尽管如此，他还是坚韧不拔地不断游说，向拥有决定权的人们做工作，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建起了只有400人的小规模军队。然而这支军队也只是参加了市政厅前广场上举行的游行检阅后便散伙了。此后，需要时可以花钱招兵的观念又延续了很久，直到拿破仑才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

腓特烈也有貌似常备军的军队，那就是号称有六七千人的萨拉森弓箭兵。靠着这些异教徒，腓特烈可以把常备军的概念变为现实。这是因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腓特烈却承认他们的宗教，还允许他们集体居住在属于皇帝领土的意大利南方。他们感激并敬佩腓特烈。腓特烈把这些萨拉森士兵用作身边的警卫。由此看来，我们只能认为，皇帝与萨拉森士兵之间的关系并非基于防卫上的常备军概念，而是基于人的心理因素。

这是一个说到士兵就会想到雇佣兵的时代。腓特烈同米兰谈判破裂后不到3个月便征召到了士兵。这可不是因为他撒了钱，而是因为腓特烈通过前面所说的“喇叭方式”，使全欧洲的王侯都认为他有道理。“喇叭”使他们全知道了伦巴第同盟的背后站着罗马教皇。

响应腓特烈要求派来士兵的国家遍布欧洲全境。

把妹妹嫁给腓特烈的姻亲英王派来了100名带着随从士兵和马丁的骑士。

尽管史料没有人数的记载，但法兰西王、西班牙的王族阿拉贡家族也都派来了骑士队伍。而且，法兰西普罗旺斯和图卢兹的两位伯爵还派来了下属的士兵。这时，不仅法兰西北部，就连南部也站到了皇帝一边。

德意志当然要响应皇帝的要求，但此时德意志的派兵方式却意味深长，表现了腓特烈所推行的对神圣罗马帝国本国的统治方式。腓特烈在领土世袭的意大利南部推行中央集权化，但在选他当皇帝的阿尔卑斯北侧，他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封建社会。他并非单纯地温和对待这些既有势力，而是建立了让神职人员大主教治理的领国与世俗诸侯治理的领国并存的体制。这个策略让以往家常便饭一般的领土争议安静了下来。这就是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腓特烈治下的和平”（Pax Fridericiana），其成功的程度令人满意。德意志和法兰西东部也派兵前来，便反映出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勃艮第拥有领土的主教们从法兰西东南部派来了士兵。

在德意志，以实力领主科隆和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大主教们派来了由康拉德率领的军队。康拉德虽然刚满10岁，却是皇帝的嫡子，已经当选为德意志王。

德意志人一旦成为世俗诸侯，就是典型的“斗士”。他们拥有骑士，并与骑士结为主仆关系。诸侯们响应皇帝的要求，把这些常备军派了过来。人数似乎跟前一年一样，有2 000骑左右的规模，由后来成为腓特烈忠臣的荷亨洛赫（Hohenlohe）家族兄弟指挥。

在意大利，首先响应皇帝号召的是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西西里王国”。参战的准确人数不详，但应该有萨拉森的弓箭兵部队。没有充军参战的人们也一定心甘情愿地缴纳了腓特烈下令征收的特别税。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体也为皇帝派来了士兵。不过，这些城邦都是这两年来因腓特烈的战果而脱离伦巴第同盟的自治体，并非全体市民都愿意跟随皇帝。实际情况是，当时每座城市里都有皇帝的支持者，他们因这两年腓特烈的优势而势力大增，招募了不少人参战。然而，这些城市里也有不少人心里想着要帮助被当作进攻目标的布雷西亚。

还有史料记载，除了这些人以外，应皇帝邀请而派兵的还有希腊的尼西亚帝国[1]皇帝和埃及的苏丹。但今天人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记载受到了罗马教皇散布的假情报的蒙蔽。与同天主教会水火不容的希腊正教会和异教徒苏丹关系良好是罗马教廷谴责腓特烈的套话。而在布雷西亚战场上也根本没有见到希腊兵和埃及兵的影子。

1238年7月11日，双方开始了布雷西亚攻防战。皇帝一方约有15 000名兵力进攻，防守方布雷西亚有居民4万人，手持武器战斗的人数约为8 000人。光看人数似乎胜负已见，但战争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古代名将辈出，但中世纪为什么出不了名将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回答这个问题令人愉悦。

我们先说结论。古代战争主要是两军在平原对阵的会战，而中世纪的战争则主要是城市攻防战，一方从外部进攻有城墙护卫的另一方的城市。这就是原因。

古代名将，不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汉尼拔，不论是西庇阿[2]还是恺撒，都是在会战中取胜的。如果以广阔的平原为战场，人们就更有可能用好战略和战术。也就是说，如果指挥者具有构思战略战术的能力以及按照这些战略战术调兵遣将的能力，即使他在人数上不占优势，也可能成为胜者。不论是在伊苏斯、高加麦拉，还是在坎尼、扎马，或是阿莱西亚[3]，胜者都是兵力处于劣势的一方。他们喜欢会战的方式，是因为胜负可以定于一天之内。时间拖得越长，发生不测事态的概率就越高。

到了中世纪，通过会战一决胜负的事越来越难。中世纪的城市全都围着城墙，士兵通常也都是花钱雇佣的。在这样的时代，打起仗来不是谁都拥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派到平原上去的。换句话说，在中世纪，打仗时更多用的是一个军团左右的兵力。在古代，任何名将都不会只用一个军团去打会战。中世纪大量的战斗是双方隔着城墙的攻防战，而不是会战。

在中世纪，配称武将的人只有伊斯兰方面的萨拉丁以及挑战萨拉丁的英国国王理查。不过，他们两人也是在平原作战获胜的。尽管狮心王理查已经进攻到可以远远看到耶路撒冷的地方，但他还是不得不放弃进攻这座圣城。亚历山大能够在会战中战胜10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而进攻一个提洛斯城却要花费他4个月的时间。即使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将，在进攻城市的战役中也不会像在会战中那样顺利。正因为他们懂得这一点，他们才会选择会战。

进攻城墙环绕的城市还有一个不利之处，即防守方可以在屋檐下安睡，进攻方却不行。还不仅是睡觉，进攻方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野外进行。当然他可以支起帐篷，一如描绘城市攻防战的古地图上所画的那样，一排排帐篷可以沿着城墙外侧把城市围得像铁桶一般。

在这种状态下，军队短时间还可以坚持。但如果时间拖延，由于气候变化和卫生状况的恶化，瘟疫便会流行。小小的口角也会很容易演变为全军的争斗。如何有条不紊地打长期攻防战，这可是一个超越了总司令战略和战术能力的问题。

直到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进攻围有城墙的城市所要面临的这些问题才得到解决。那时人们已经可以使用大炮把城墙一下子轰上天。东方最大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历时50多天的攻防战后陷落了。可是，腓特烈生活在距此200多年前的时代，那时还没有装填火药的轰击型大炮。

进攻周围全部用深沟高墙围绕的城市，与进攻靠沟壑和石垣护卫的城堡可不一样。

不论是欧洲还是东方，中世纪的城市内部必定建有要塞。建要塞的目的在于即使城墙被攻破，敌人侵入城内，防守方最后还可以躲在要塞里继续战斗。这就是日本所谓的天守阁[4]。不过，这种要塞周围既没有护城河，也没有城墙。米兰、布雷西亚的护城河和城墙都是环绕全城的。日本没有这种建城概念。德川在关原获胜[5]后所进攻的只是城堡本身有护城河和石垣保护的大阪城堡及其附近地区，而不是大阪全城。也就是说，德川进攻的只是丰臣方面的“要塞”，所以短时间便可以攻陷。

进攻布雷西亚的腓特烈十分了解这些情况。他没有仅仅封锁住通往贝加莫的道路就在布雷西亚城下悠然地过起帐篷生活。

他用种种手段寻找机会，把布雷西亚的士兵引诱到城墙外边，以便在平原上作战。他取得了一次成功。一些布雷西亚士兵上了当，被等在城外的皇帝军队全歼，没有一个士兵逃回城里。

但这次成功让布雷西亚人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了一点。这一点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许就是专守防卫。他们决定接受科特努瓦之战的教训。如果他们出城与腓特烈作战一准是输。他们决定，不论发生什么事，不论腓特烈如何叫阵，绝对不越出布雷西亚的城池一步。皇帝不得不面对钻进洞里坚守不出的敌手。

这个敌手虽然躲在城里不出，但却不会老老实实地待着。他们把抛石机在城墙上一字排开，把石块抛向一排排帐篷。士兵连在帐篷里睡觉也不那么容易了。

让进攻方烦恼不已的是，米兰通过贝加莫源源不断地运来了援助布雷西亚的物资。布雷西亚拼了，米兰更是豁出去了。如果布雷西亚陷落，米兰就完全孤立了。一旦意大利北部全落到了皇帝手中，米兰人再怎么夸口拥有9万人口，也说不出“宁愿战死沙场，也绝不死在绞刑架下”这样的豪言壮语了。

一来二去之间，7月过去了，8月也过去了，连9月也接近了尾声。布雷西亚地处意大利的最北部，10月下旬就要进入冬季。如何过冬的问题摆在了腓特烈的面前。他不能在寒冬里把士兵们钉在意大利北方的荒郊野外。可附近没有可以收容15 000名士兵过冬的城镇。如果强迫他们在意大利北方过冬，说不定会把近两年好不容易归顺自己的自治体再次逼回同盟方。意大利北方人没有热情到喜欢收容别国士兵，而且还有那么多的数量。

10月10日，在开始攻城后的第三个月，皇帝撤除了进攻布雷西亚的阵地。解散命令发出后，城墙上挤满了布雷西亚的市民，围城军队在市民的骂声中各自回国去了。皇帝和他手下的将领们前往克雷莫纳。进攻布雷西亚明显失败了，皇帝需要重新制定的战略。腓特烈的敌人是同盟方，而这些敌手都已知道“出城必败，坚守不出便能赢敌”。

没有史料记录腓特烈是如何接受这次失败的。再过两个月他就44岁了。在此前的生涯中，他总是把主导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他第一次尝到屈辱的滋味，不会没有苦涩。

历时3个月布雷西亚进攻战结束了，没有任何效果。如果这场战役的总指挥不是腓特烈皇帝，而是狮心王理查，情况又会怎样呢？只有历史才会允许这样愉快的空想。

对理查令人愉快的勇将风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十字军的故事》第三卷。作为那部书的作者，我在想，如果是理查，他肯定会想出什么妙计来解决战斗，那些方法连敌将萨拉丁都会佩服不已。也就是说，无论理查采取什么方法，他都会取胜。相比之下，腓特烈也许不是一个“武将”，而是一个“政治人物”。不过，狮心理查虽然是一个特别高强的“武将”，但却根本不是一个“政治人物”。

像一个交响乐指挥家

“武将”和“政治人物”的区别，我想并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武将与一个优秀的统治者的区别。以音乐为例，那就是独奏者与乐队指挥家的区别。

皇帝腓特烈二世终其一生都是一位“交响乐指挥家”。追踪他的所作所为，我越发觉得，他能够同时考虑并处理诸多事项。研究家有义务逐一详述这些事情，但这样做就会无法表现出叙述历史所必不可少的线条。所以我会删繁就简，比较简略地写来。同时代的其他皇帝和国王也都是“交响乐指挥家”型的人吗？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只能认为腓特烈一生都是“交响乐指挥家”，他在中世纪后期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异的存在。

品味一下腓特烈作为“指挥家”的部分风采也并非浪费时间，这可以起到反映中世纪时代风貌的作用。我想在这里罗列一下腓特烈从布雷西亚撤退后思考了什么，又是如何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

意大利北方对策

进攻布雷西亚3个月以后退兵，这当然给以米兰为头领的伦巴第同盟增添了气势，但危险还不止于此。已经倒向皇帝一方的原同盟方自治体开始动摇了。挽回并消除这一事态是腓特烈的当务之急。他的应对办法是让配备在各地的军事力量进行监视。

腓特烈把意大利的西北部交给了已进入皇帝阵营的萨伏依伯爵和以前就是皇帝重臣的兰齐亚家族。

在意大利中北部，腓特烈以当地皇帝派大本营克雷莫纳为基地，他让比自己小两岁的刚刚崭露头角的武将乌贝托·帕拉维奇诺镇守此地。腓特烈把监视意大利东北部的任务交给了以维罗纳为根据地的同辈人埃泽里诺·达·罗马诺。此外，腓特烈庶出儿子中最年长的恩佐已经到了可以正式上阵的年龄，腓特烈要求他在这些老将的手下积累经验。腓特烈有意让22岁的恩佐负责意大利北方全境。

这些安排取得了成果，获得了基本令人满意的成功，并没有发生倒向皇帝一方的自治体又像雪崩一般回到米兰方面的情况。

德意志对策

康拉德虽然年方10岁，但却是皇帝嫡出的长子，还是德意志王。德意志派来了以他为先锋的军队，却从一个地方城市布雷西亚撤退了。腓特烈大概已经预测到了皇帝的威信在德意志难免会因此跌落，他没有忘记在撤退后不久便以树立康拉德的形式再次强化自己在德意志的统治组织。不过，腓特烈这是有些担心过头了。阿尔卑斯山北边的诸侯也生活在中世纪，他们也能体会到进攻有城墙围绕的城市有多么困难。他们自己平时也热衷于加固城墙。

欧洲对策

派来援军的英国、法兰西和西班牙等国的国王在布雷西亚失败后也没有改变对皇帝的态度，他们也为这种隔着城墙的战斗而苦恼。尽管如此，腓特烈还是对他们采取了连续写信的策略，可以说这是一种公开情报的方法。这是在与罗马教皇正面对决时让他们站在自己这边的最好办法。

蒙古对策

这个时期，蒙古对欧洲的入侵愈演愈烈。从亚洲涌来的这个威胁使位于欧洲东部的波兰和匈牙利陷入了困境。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面与这两个国家接壤。波兰和匈牙利国王前来求救，腓特烈派去了援军。腓特烈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他拥有俗界的最高地位，帮助受到以蛮勇闻名的亚洲异教徒进攻并陷入绝望的基督教徒，也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不清楚他派去的军队是否起到了作用，但插足欧洲的蒙古暂时被成功击退了。

伊斯兰对策

腓特烈还得操心遥远东方的事情。

那年，埃及的苏丹阿尔-卡米勒去世，他是中近东最大的实力人物，也是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腓特烈的谈判对手。他与腓特烈之间缔结的媾和条约再过一年就要到期。对此，腓特烈也放心，他派出一位意大利南方出身的家臣代表皇帝前去吊唁并祝贺新苏丹即位。在与阿尔-卡米勒的媾和条约中写明，如双方均无异议，10年的媾和期将自动延长。他派遣使节的真实目的当然在于要新苏丹确认这一条。新苏丹平日里总是听到父亲阿尔-卡米勒对腓特烈的高度评价，所以毫无问题地承诺了一年后续订媾和条约。

这就让居住在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十字军国家领土上的基督教徒在过去10年的基础上又得到了10年的和平保障。对中近东生活在被伊斯兰教徒包围中的基督教徒而言，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的事了。顺便说一句，基督教世界在10年后打破了这个状态，腓特烈在那年去世。

罗马教皇对策

腓特烈与伊斯兰教徒建立了良好关系，但他作为基督徒却说不过去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得知进攻布雷西亚失败后一下来了精神。当初他在知道腓特烈在科特努瓦获胜后，不见了平时的强势，一下子蔫掉了。时隔一年，他大概觉得终于轮到自己出手了，来了勇气。腓特烈的失败就是格列高利的喜悦，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格列高利没有喜形于色，他打算居间消解皇帝与伦巴第同盟之间的对立，以中间人的地位达到自己回归第一线的目的。

这个时期，腓特烈失去了与教皇交涉的最佳人选。平时，腓特烈总是派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去与教皇交涉，现在他病倒了。

赫尔曼出身德意志贵族，这时已经60岁了。他是宗教骑士团的团长，原本是教皇方面的人。可他一直站在皇帝一边。赫尔曼离开了以教皇为对手的外交最前线，这不啻为腓特烈的一大损失。皇帝把病倒的赫尔曼送到了萨莱诺。那里靠近那不勒斯，有一所被认为中世纪欧洲水平最高的医科学校，学校有完善的附属医院。

赫尔曼离开第一线不仅仅是对皇帝的打击。从罗马教廷整体利益的视角来看，对教皇格列高利也是一个打击，只是格列高利似乎没有理解个中意义。

赫尔曼的作用是一道富有弹性的墙，隔在企图打倒对方、动辄拳脚相向的皇帝和教皇之间。有赫尔曼挡在中间，皇帝打出的拳头不会直接落到教皇身上，而教皇挥出的拳头也无法直接打到皇帝身上。

格列高利教皇得知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离开了战场，认为这是收回对皇帝交涉主导权的大好时机。按基督教的方式来说，这是把误入歧途的皇帝拉回到正确道路的大好时机。

教皇没有任命枢机主教、大主教等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做面见皇帝的特使。他任命了身份不过是一介修道僧的埃里奥·达·科尔托纳。不过此人受圣方济各之托，成为方济各会的第二任会长。当时他的年龄是58岁。教皇期待他面对44岁的腓特烈时，能够挺起胸膛主张教皇的说法。

然而，这位修道士却一去不回。教皇得知后雷霆震怒，把他逐出了圣方济各会。

这位修道僧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的科尔托纳，所以被叫做埃里奥·达·科尔托纳，意为来自科尔托纳的埃里奥。圣方济各派里很少有人潜心修习学问，而他却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这实属罕见。可是，他毕业后没有走这所大学为毕业生铺就的成为高级神职人员或法学家的道路，而是自愿当了一名修道僧。在今天的小镇阿西西，献给圣方济各的教堂已然成了镇中之宝，埃里奥这位教堂的最初建设者也广为人知。同纯粹而富于理想的“创业者”圣方济各相比，他也许是理智而现实的“第二任”会长。

他与腓特烈见面后便彻底成了腓特烈的一位拥趸。研究家说，埃里奥本身就是一个现世的野心家。但他真的仅仅为此便会甘冒被逐出修道会的风险吗？一年以后，腓特烈被开除了教籍，他也一并被开除。当初他既没有当高级神职人员，也没有去做法学家，而选择了做一个修道僧的道路。这样的人会甘愿承受如此的重罪吗？

细想起来，我认为被奉为中世纪后期的巨人、文艺复兴先驱的圣方济各和腓特烈皇帝并不像罗马教皇所认为的那样另类。

阿西西的方济各始终提倡回到耶稣时期的基督教。腓特烈皇帝一直主张回到耶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状态。方济各曾经与第五次十字军同行，向阿尔-卡米勒游说和平的必要性，尽管他没有成功。而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与那位阿尔-卡米勒成功媾和，实现了和平。研究家一直在拼命探究，这两人年龄只相差12岁，又同样生活在意大利，他们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可时至今日没有发现足以证实这个观点的史料。

不过，假设他们见过面，我想他们会超越修道僧与皇帝的地位而相互产生共鸣。这种共鸣至少要比格列高利的多，这位教皇坚信不疑地认为“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圣方济各把建设自己所创修道会的后事托付给了埃里奥·达·科尔托纳，而正是这位圣方济各的接班人一去不复返了。

以上叙述了腓特烈从布雷西亚撤退以后同时处理的种种问题。在此期间，他一直留在意大利北方。皇帝就在现场，这本身就是对同盟方的无形压力。

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卧病于萨莱诺，一去不回的修道僧埃里奥既没有回阿西西，也没有去罗马，而是一直待在了皇帝的身边，这使教皇的怒火更旺。在这样的状况下，1239年来到了。

第三次开除教籍

基督徒最重要的节日是基督诞生祭和复活祭，一般称为圣诞节和复活节。圣诞节确定在12月25日。但因为规定复活节要在礼拜日庆祝，所以复活节的日子每年都在变化。历史史料中记录某某年复活节的，要多于记录具体日期的情况，为此人们还制作了记载每年变化不定的复活节日期的一览表。根据史料，1239年的复活节是3月27日。对基督教徒而言，这是最重要的庆祝耶稣复活的礼拜日。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世纪，复活节前三天的礼拜四是公布受到开除教籍处分人员名单的日子。我想，也许这是为了要在排除罪人后再来迎接神圣节日的缘故。可能还是这个原因，“礼拜四”也是公布教廷规定基督教徒禁止阅读的书籍及其作者名字的日子。

1239年3月24日，这一天是基督徒所称的“神圣的礼拜四”。在位于罗马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正门上醒目地贴出了教皇诏书，内容是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对皇帝腓特烈二世处以开除教籍的处分。

在那个时代，被罗马教皇开除教籍的事并不罕见，法兰西王和英国国王都各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但这是腓特烈第三次被开除教籍，三次都是被教皇格列高利开除的。

教皇诏书所叙述的开除教籍的理由从对教皇不够尊重开始，罗列了一堆老生常谈之事。而且每次都会宣布，与被开除教籍者有关人等也被开除教籍，被开除教籍之人所到之地都要受到禁止教务的处分，因为努力排除这些罪孽深重者是每个本分的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义务。

如果理由仅此而已，那便与普通的开除教籍并无二致了。但这次挥舞这个只有罗马教皇才拥有的武器之人是被现代英国研究家叫作“睚眦必报之人”的79岁老者。在罗列了通常开除教籍的理由后，他又列举了以下理由。

教皇首先旧事重提，回溯了第六次十字军之事。他说腓特烈一再拖延后终于出发远征，却又以瘟疫流行为由撤了回来。他还说腓特烈指使他人杀害了从德意志前来参加远征的图林根伯爵，谎称伯爵死于瘟疫，再次拖延出发。这不仅不被允许，而且是犯罪行为。

教皇诏书继续写道：

皇帝扬言，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是人类产生的三大骗子，说圣母马利亚是否为处女也值得怀疑，他还嘲笑基督教。皇帝的这种态度，只能表明他是“反基督”的。

按照教皇格列高利的说法，根据这些理由开除腓特烈皇帝的教籍，对基督教世界最高领袖教皇而言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腓特烈在平定意大利北方时的基地之一帕多瓦得知自己被开除教籍，当时正是庆祝复活节的高潮。同一天，他还接到了赫尔曼在萨莱诺去世的消息。这位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二十载的人去世了。但这并没有迟滞腓特烈的行动，他立即开始反击。

开除教籍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但乱用就会降低效力。所以对原来就是自己一方的人使用没有多大效果。可是，不论开除教籍的理由是什么，光是被开除教籍就有被敌人利用的风险。而且，还会让那些非己非敌但却自认为是信仰笃深的基督教徒的善男信女产生动摇，因为“反基督”就是“基督的敌人”。

腓特烈动员了比平时更多的书记员和递信员，写了反驳的信件，对教皇开除他教籍的理由逐一进行了反证，并把信件送给了选举并辅佐教皇的机构枢机主教团，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送给教皇。此外，腓特烈还使用了他惯常的做法，大量复制反驳信件，送往全欧洲的国王和实力诸侯手中。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就此罢手。

教皇格列高利把写有开除皇帝教籍的教皇诏书贴在了意大利所有城市主教堂的大门上，而皇帝则把反驳信贴在了通常位于主教堂对面的市政厅大门上。如此一来，不光是枢机主教和王侯，就连普通老百姓，只要穿过广场也都能够看到教皇开除皇帝教籍的诏书和皇帝对教皇的反驳信。想到这中世纪方式的信息公开，我不禁莞尔。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格列高利挥剑而来，腓特烈则仗剑相向。

腓特烈的措施取得了基本令人满意的成功。枢机主教团分裂了，一部分人赞成教皇的做法，另一部分人嘴上不说心里却开始认为是教皇冒进了。教皇与皇帝的正面冲突已经表面化，欧洲的王侯们对此感到担心，希望教皇三思而行的人占了一多半。此外，腓特烈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的祖国是德意志。德意志还是封建社会，只要封建诸侯坚持支持腓特烈，德意志便不会有问题。

腓特烈的自家领地意大利南方离罗马很近。教皇可没那么心慈，认为单靠公开信息就足以对付意大利南方人了。他已经派说教僧进入意大利南方，开始了反皇帝的宣传活动。

腓特烈采取了强硬政策对付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合二为一的“西西里王国”的老百姓。他把教皇派进来的说教僧驱逐出境。可那并不是单纯的驱逐出境，他把说教僧集中起来装到船上，送往耶路撒冷。把他们逐出意大利时，腓特烈还给了他们一份皇帝文书，说在圣地他们便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本职工作了。对教皇的讽刺也算到位了。

也许是这些措施见了效，在腓特烈的领土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开除教籍所带来的危害成功地减到了最小。但意大利北方却并不如此。有几个自治体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教皇诏书依旧张贴在主教堂的大门上，而贴在市政厅大门上的皇帝反驳信却一大早就被撕毁。

为了把意大利北部的这些自治体拉到自己一边，腓特烈这次毫不犹豫地动了武。他派去了一队士兵，进攻并烧毁了为这些城市“输血”的郊区农村地带。得知帕尔马又重新开始与米兰联系之后，皇帝亲率军队突袭帕尔马，成功扑灭了尚未燎原之火。这一年很快过去，腓特烈甚至没能腾出时间回一趟意大利南方。

转年到了1240年。对70岁的教皇和45岁的皇帝而言，这又是激烈动荡的一年。

教皇对开除皇帝教籍的效果不大感到失望，对派去的说教僧被驱逐到耶路撒冷感到愤怒。根据编年史作者们的说法，教皇完成了一项“奇迹”，他与腓特烈多年的宿敌热那亚和威尼斯达成了一致，联手从海上进攻“西西里王国”。

作为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中世纪地中海的主人公。这两个国家都靠贸易立国，通过贸易把异教徒的伊斯兰世界与欧洲的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一起。他们是同行，但也因此在地中海世界的所有地方存在利害冲突。

威尼斯共和国巧妙地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成功地把被推翻的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变成了自己的一大贸易基地。这意味着1204年以后威尼斯在东方占据了有利的地位。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热那亚共和国当然不想这样下去。他们企图通过搞垮起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威尼斯援助的拉丁帝国来挽回自己的不利。

这两个国家是意大利海洋城邦国家的代表，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限于地中海的海上。在整个地中海世界，它们都是竞争对手。这样的两个国家统一了步调，只能说是奇迹。威尼斯承诺派出25艘加莱船，热那亚知道后也承诺派出同样数量的加莱船参战。

腓特烈立即察觉到了这个联合所带来的危险。组成“西西里王国”的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都为海洋所环绕。两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将联手进攻这里。但是腓特烈也有海军。

使者飞奔南方，命令海军提督进入临战状态。准备迎击敌人的命令同时也发向王国的所有海港城市。完成陆海迎击布防并不需要那么多时间。

另一方面，尽管热那亚和威尼斯决定共同作战，但一直没有进展。以前的宿敌关系难以轻易消解，但这并不是理由。两个国家不仅是船舰之国，也是商人之国。他们不需花费多少时间就能想到，跟教皇搞在一起以皇帝为敌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才是最大的理由。但约定就是约定，他们开始从海上发起了进攻。然而他们根本没有联合行动，而是各自为战，消极进攻。结果，教皇的想法所带来的奇迹昙花一现地完结了。

教皇格列高利再次绝望。他只好决定召开公会议，在会上谴责皇帝为异端，剥夺他的帝位。教皇的邀请函送到了全欧洲的高级神职人员手中，通知将于第二年1241年的复活节召开公会议。

然而，要剥夺腓特烈的帝位需要事先找好替代他当皇帝的人。这个人要把拥有武力的腓特烈拉下马，没有军事力量是不行的。教皇派特使去找法兰西王，要让王弟阿图瓦伯爵当皇帝，要求法兰西王把军事力量交给弟弟。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那年25岁，与腓特烈一直关系良好。他根本不想撕毁祖父腓力二世年轻时与腓特烈缔结的德法互不侵犯条约。这位法兰西王给教皇的回复是：拒绝。但路易并没有禁止收到邀请的法兰西高级神职人员前去罗马，参加第二年的公会议。

公会议原本是以主教、大主教为主的高级神职人员应教皇之召聚集一堂，讨论基督教会面临的种种问题，达成统一见解的会议。王侯们也会派自己的代理人参会，但他们毕竟只是观察员，不参与讨论和起草形成统一见解的工作。公会议在中世纪的通用语言拉丁语中称为“Concilium”。会议集合以指导各地信徒为业的神职人员，商讨基督教徒的信仰、伦理和纪律等方面的议题，通过作为信仰规范的正式见解。这就是说，公会议应该只讨论宗教问题，而不能把讨论非宗教人士皇帝的去留作为议题。

但是，按照格列高利教皇的想法，腓特烈一事可以顺利地成为公会议的讨论议题。正是这位教皇，在10年前的1232年设立了异端裁判所。

“异教徒”（paganus）与“异端者”（haereticus）不一样。异教徒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而异端者则是与自己信仰同一宗教，但信仰方法错误的人。“异教”和“异端”用于这样的意义，是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的事情。这两个词可以反映出中世纪在宗教方面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

在创立了异端裁判所的格列高利教皇看来，腓特烈是彻头彻尾的异端者，排斥他是可以在公会议上讨论的议题。格列高利知道，将于第二年复活节在罗马拉特兰大教堂召开的公会议上，仅仅开除腓特烈的教籍是达不到目的的。

格列高利教皇就是赌上罗马教皇的权威也要让公会议绝对成功。为了不让收到邀请的主教们以经济上的理由拒绝参会，教皇通知他们，不但免除从乘船地点热那亚到罗马外港奇维塔韦基亚的船钱，就连出席公会议期间在罗马的住宿费等也都由教廷全额负担。既然腓特烈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派人参会的希望渺茫，教皇也就只能指望法兰西、英吉利和西班牙等地了。为此，他打算支付船钱，为他们做什么都行。

不过，这些地方距离遥远，要走完这迢迢之路来到热那亚，在那个时代确乎不易。1241年3月31日是复活节的日子。到这天为止抵达罗马的人数令人绝望。尽管如此，格列高利教皇召开公会议的决心并未改变，大主教和主教们只好前去热那亚。

4月25日，欧洲各地会集到热那亚的高级神职人员终于全部上了船。热那亚为了把这批重要客人送到罗马，准备了一支30艘的船队。为了不让皇帝方面察觉，所有船只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离开了港口。凌晨，港口上还不见人影，船队便出发了。除了相关人员以外，这件事便再无人知晓。然而，事情还是被察觉了。

与竞争对手威尼斯不同，热那亚共和国内部各派的斗争从未间断。国内的四大家族总是分裂成两派，两两一派，循环往复地上演着驱逐和被驱逐的闹剧。菲耶斯科和格里马尔迪是教皇派，与之敌对的多里亚和斯皮诺拉站在皇帝一边。这个时期的热那亚紧跟教皇，是因为菲耶斯科和格里马尔迪联合执政的原因。热那亚内部当然会有人暗通多里亚和斯皮诺拉这两大家族。

梅洛里亚海战

腓特烈肯定是在格列高利教皇宣布把北欧的主教也召到罗马参加公会议的时候，决定用实力说话的。这里的诉诸实力，就是在半道上俘获那些从热那亚南下罗马的出席公会议的参会者。不过，皇帝已经不需要密探跑来秘报这批人已经离开热那亚的消息，皇帝甚至也不需要在得到消息后向海军司令下什么命令，因为他已经周密部署了作战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作战由西西里王国海军实施，皇帝派的海港城市比萨配合。西西里海军司令已经率领由适合海上战斗的窄体加莱船组成的船队在比萨港待命了。皇帝只需将参会者船队离开热那亚港的消息送至在比萨待命的司令即可，这个消息便是他立即出战的信号。教皇和热那亚对这个作战计划一无所知。

我们不知道皇帝和比萨联合舰队的规模如何。但这次战斗的成功与否将取决于精锐军队的速战。所以，哪怕舰队在数量上不敌30艘热那亚南下船队，肯定也是由被称为快速加莱船的窄体船组建而成。

而从热那亚离港的30艘船中帆船似乎占了一半数量。高级神职人员平日里惯于养尊处优，不喜欢乘坐住宿条件较差的加莱船。不过，热那亚还是配备了数量足以应付小规模海战的加莱船护航。

4月到5月间是第勒尼安海最适合于游艇航行的季节，经常是天气良好，微风轻拂。船儿从热那亚南下，惬意地航行在海上。在比萨港待命的皇帝舰队先把远处海面上南下的30艘船放了过去，让他们航行到逃不回热那亚的距离以外。通过热那亚送来的情报，皇帝舰队还了解到，教皇船队里有一半是行动不便的帆船。

待教皇船队走完四分之三的航程时，皇帝和比萨的联合舰队开始出动。他们充分利用快船船队的长处，全速追击。在吉廖岛和基督山岛中间有一座名叫梅洛里亚的无人岛。皇帝舰队在这座小岛附近的海域追上了教皇船队，并且形成了皇帝海军在前堵截，比萨海军在后追击的局面。

海上作战的基本战术是，一旦开战，就要降下船帆，靠划桨来灵活行动。自然是由加莱船，尤其是窄身加莱船组成的皇帝和比萨的联合舰队能够充分利用这种优势。

第勒尼安海及其周边

5月3日，这场历史上以“梅洛里亚海战”[6]而闻名的战斗在仲春的海上开战，结果以教皇船队的惨败而告终。对一向自认为拥有地中海头号控船能力的热那亚汉子而言，这简直就是耻辱。

派去的30艘中有3艘沉没，22艘被俘获。逃回热那亚的船只，连同司令乘坐的那艘在内，总共只有5艘。

4 000人成为俘虏，其中400人是以大主教和主教为首的神职人员。败北一方的死亡人数不详。而获胜方的损失极小，编年史中写的是“数量不足为记”。不过，即便不足为记也会有少量伤亡，牺牲的只是人员，而没有损失一艘船。战败方的高级神职人员也没死一个，反映出腓特烈“抓活的”的命令得到了彻底贯彻。

捕获的人和船被带到了比萨。腓特烈的儿子、25岁的恩佐迎接了成为阶下囚的高级神职人员。恩佐不仅是出众的美男子，还以举止有品位而闻名。他一定不会怠慢这些神职人员。热那亚的船员们在比萨过起了牢狱生活。而皇帝下令将这多达400名的神职人员押送到意大利南方。命令得到了忠实的执行。

这些人收容在分散于意大利南部各地的城堡之中。梅尔菲城也是其中之一，城中一隅留下了他们被禁闭的痕迹。那是围着中庭的一串小房子，而不是地牢，环境并不使人感到不快。腓特烈此次诉诸实力的目的是阻止召开公会议，这些人都是要出席会议的人，只要把他们捉住隔离起来也就足够了。

梅洛里亚海战将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们一网打尽，使整个欧洲胆战心惊。皇帝原本的任务是捍卫基督教，现在却胆大包天地公然挑战教皇。在欧洲信仰笃深的基督教徒眼前，皇帝上演了这样的一幕。

公会议泡汤了。教皇要求皇帝释放被抓捕的高级神职人员。我们不知道皇帝是如何回应教皇的。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教皇只是给已经成为阶下囚的高级神职人员不断写信，安慰和鼓励他们。腓特烈并没有扣压或检查这些信件，他对这种只看一时的做法不屑一顾。

在另一方面，腓特烈在这个时期迈出了意义更大于梅洛里亚海战的决定性一步。他开始公然入侵被称为“圣彼得的资产”的历代罗马教皇所拥有的教皇领土。

《君士坦丁献土文献》

在现代，很多人听到罗马教廷领土一定认为那是指“梵蒂冈城国”[7]。然而，罗马教皇具有统治权的地域缩小为只限于台伯河西岸狭长一隅，只是近150年来的事情。在那以前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罗马教皇是基督教徒在宗教上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同俗界领主一样，一直拥有自己的领地。

当然，他们有这样做的名分：要维持信徒的福祉、慈善和诸般事业就需要有经费。为此他们已经征了“什一税”，人们要将相当于收入十分之一的金额缴纳给罗马教廷。这项制度在中世纪被认为理所当然。此外，教廷还有宗教组织经常都会有的捐赠和遗赠收入。总之，大本营位于罗马的天主教会一直是一个富裕的宗教团体，即使不劳作也无断收之虞。

不过，中世纪的“祈祷的人”似乎认为光有这些还不够。他们在这方面主张的根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献土文献》。

君士坦丁大帝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之一，他于公元313年发布《米兰敕令》，这使他以第一位承认基督教的皇帝为世人所知。不过，西欧基督教世界称他为“大帝”，可见他所做的并不止这一点。他还建起了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拉特兰大教堂。此外，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俄克、耶路撒冷和罗马是五座基督教会的主要城市，罗马主教不过是这五座城市的主教中的一位。但这位皇帝决定置罗马主教于其他四城市主教之上。从那时开始，只有罗马主教才被称为罗马教皇。在我看来，把这一切都说成是这位皇帝的所为是颇具疑义之事。但天主教会一直确信如此。

问题在于《献土文献》。手中掌握着罗马帝国一切的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7年去世。这份文献明确记载了他在死前16年（公元321年）把罗马帝国的西半部赠给了当时的教皇西尔维斯特[8]。

根据这份文献，罗马教皇成为整个欧洲的合法“所有者”。在握有这个后盾的教皇看来，皇帝、国王、诸侯统统不过是合法所有者罗马教皇委托的统治人而已。所以，在委托人认为不合适的时候，皇帝也好，国王也好，诸侯也好，罗马教皇都有“解雇”他的权力。简而言之就是，教皇是“房东”，王侯是“租客”。

实际上，在中世纪的历史上，屈服于开除教籍的威吓，而向罗马教皇发誓自己只是作为教皇的臣子统治国家者不乏其例。教皇拿出皇恩浩荡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献土文献》摆在面前，基督教徒是无法反对的。在罗马教皇的眼里，英吉利也好，法兰西也罢，还是西班牙，或者是腓特烈当国王的“西西里王国”，这些统统都是自己的领土。正因为如此，才有“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一说。至于国王诸侯之类，也就是些“星星”而已。不管是皇帝、国王，还是强大的诸侯，只要不合心意，教皇都可以收回他们的领土。这只是教皇行使正当权利而已。

这就是1 000多年以来基督教会所拥有的束缚欧洲王侯最厉害的武器，开除教籍不过是剥夺地位的事先警告。

即使在中世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怀疑过《君士坦丁献土文献》的可信性。大帝捐赠的如果是教堂、修道院不会有问题，但如果是整个欧洲情况就不一样了。君士坦丁皇帝是平定欧洲的人，是他在付出千辛万苦之后才再次平定的罗马帝国。在没有看到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情况下，在47岁这生龙活虎的年龄，这样的人会下决心把自己刚刚平定的帝国的西半部全部捐献出来吗？腓特烈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了意大利北方。我觉得，他也是怀疑《献土文献》真实性的人。

但是，怀疑与否定并不是一回事，否定需要拿出确凿的证据。生活在中世纪的人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直到1440年以后，《君士坦丁献土文献》才被证实是彻头彻尾的赝品。侍奉于那不勒斯宫廷的人文学家洛伦佐·瓦拉[9]采用考据学方法证实了那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文献实证主义的观点是，只有通过收集、研究各个时代形成的文献，才有可能准确客观地理解文献中使用的语言。采取这种方法，人们可以知道文献中使用的语言写于什么时期。

洛伦佐·瓦拉出生于意大利南部，当时还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他证实了《献土文献》中所使用的语言不是文献成文时的4世纪所用的拉丁语，而是11世纪以后的拉丁语。他揭示出了君士坦丁大帝根本没有把欧洲全部捐赠给教皇的事实，记载捐赠的这份文献是11世纪由罗马教廷的某人所炮制的伪作。这时距离君士坦丁大帝之死又过了700年。

对久远以来一直被信为权威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以及用实证主义来澄清这种怀疑正确与否，这些都是文艺复兴精神最重要的特质。长期以来一直用以威胁欧洲王侯的《献土文献》被证实纯系伪造，表明欧洲已经在15世纪彻底走出了中世纪。

不过，教皇格列高利向皇帝腓特烈出示《献土文献》是13世纪的事情，200年后的15世纪才证实了这一文件是伪作。腓特烈皇帝是生活在中世纪的人，即便怀疑，他也拿不出证据。

从炮制到被证伪时间长达400年，这期间人们竟然一直认为那份文献是真实的存在，这令人很惊讶。一旦相信便不再怀疑，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还有些人即使确凿证据摆到面前也会认为情况不实，因为他们自己强烈认为那不是事实。《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也是这样。长期以来，历代罗马教皇一直将其用作对付世俗王侯的武器，坚信那是真实的。而面对这件武器的王侯们，不管心里怎么想，多数人也都认为那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中世纪。

“圣彼得的资产”

可见在中世纪，人们认为罗马教皇拥有领土理所当然。因而，即使教皇们想在自己居住的罗马附近拥有直辖领土，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反正《献土文献》已经承认了教皇拥有地上的，即世俗领土的所有权。

与委托给王侯统治的欧洲其他地方不同，教皇的领土在意大利半岛。即使实际上已交给了自己任命的官僚去代理，那里也是罗马教皇直接统治的领国。

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就是这样产生的，正式名称叫作“圣彼得的资产”（Patrimonium Sancti Petri）。这是因为历代罗马教皇都被认为是基督大弟子渔夫彼得的继承人。

从现代国家意大利的大区的角度来看，罗马教皇所拥有的这块俗界直辖领地，达及拉齐奥、翁布里亚、马尔凯和罗马涅四个大区。从罗马向北，著名的城市阿西西、佩鲁贾、维泰博、安科纳、里米尼、博洛尼亚、拉文纳连成一串，其面积之大足可以把拥有佛罗伦萨、锡耶纳和比萨等的托斯卡纳地区与意大利中部分割为东西两块。

这片“圣彼得的资产”北与自治体割据的意大利北方接壤，南部边境连接着腓特烈在意大利南方的领国。

这里是君主专制政体。君主的角色由历代罗马教皇担任。这里的内政并不因为由罗马教皇直接统治而在司法上有所宽大，税负也不低。这里总体上是农业地区，但因土地肥沃而并不贫困。

这里拥有古罗马时代就有的港口城市安科纳和拉文纳，还有博洛尼亚，这里诞生了欧洲最古老的大学。此外，诞生于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父亲同法兰西之间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无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这里完全不落后。

这里占据了意大利中部土地的一半，一直以“圣彼得的资产”之名处于罗马教皇的直辖统治之下。这样的岁月实际上长达1 000多年。

公元1870年，在意大利统一运动之火燎原的形势之下，延续千年的教皇国寿终正寝。从那年开始，教皇领地缩小，只领有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城国。

然而，正是由于丧失了与世俗君主同样拥有的俗界遗产，罗马教皇重又回到了宗教领袖的原本地位。教皇也可以摆出一副面孔，说自己是耶稣“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思想的继承人了。

在此630年以前，腓特烈便断然侵犯了“圣彼得的资产”。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将此视为是迈向政教分离的里程碑。当时更多的人都像罗马教皇主张的那样，认为这是被领土欲望驱使的皇帝对教皇领土的侵略，认为皇帝到底是入侵了神圣的教皇领地，在基督教徒眼里，这是不容置疑的暴行。

意大利半岛和教皇国

在1241年整个一年里，腓特烈的行动可谓形形色色，多到无以复加。这一年，腓特烈46岁，他的组织能力发挥到了极致。不论他自己身在何处，怀里揣着他的命令驰马奔向各地的人数，有时一天超过百人。

首先是内政方面。要实施决定性军事行动，国内稳定最为重要。皇帝所谓的“国内”就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在这两个国家的各个地方，腓特烈都在各个方面配置了负责人，他们的任务是扎扎实实地实施符合他想法的政策。这是他的一贯做法，而在这一年里这个做法得到了彻底的遵循，自始至终处于良好状态。

同时，腓特烈也没有忘记外交。平时的信函外交这时也取得了成功。他已开始同罗马教皇正面对立，而法兰西和英吉利却仍在静观状态。同以前进攻意大利北方不同的是，他们这次没有派来援军。对腓特烈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军事分为防卫与进攻两个方面。关于本国防卫，在意大利南方，皇帝沿用了他的一贯做法，在明确了陆军与海军的职责以后，交给了各军种负责人去实施。在封建色彩浓厚的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只需把事情交给不愿意自家领地遭到侵犯的诸侯即可。皇帝从南北两侧开始进攻教皇领土，各方责任明确。他在最前线及基地积极起用年轻人。

要想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责任明确和指挥统一这两方面必不可少。

腓特烈这一年在组织方面没有什么毛病。总之，他是一个出色的“交响乐指挥家”。

逼迫

“圣彼得的资产”遭到了来自南北两面的进攻。皇帝军队在将领们的率领下，像收网一般朝教皇所在的罗马攻来。

恐怖攫住了罗马的居民。人们认为是格列高利教皇造成了现在的局面，把教皇逐出罗马的呼声高涨。

格列高利教皇内外交困。5月3日皇帝打了梅洛里亚海战。这一仗阻止了公会议的召开。从那时起到现在尚不满3个月。皇帝对教皇的进攻战略在各个方面都表现为速战速决。

腓特烈本人则在8月10日进到了位于罗马西面的蒂沃利。他于15日向南绕了一个大圈子，到达格罗塔费拉塔。蒂沃利距离罗马30公里，而从格罗塔费拉塔到罗马，沿拉提纳大道前进只有13公里。教皇格列高利似乎已经无路可逃，但格列高利祭出了留到最后的唯一一件武器。

8月22日，教廷公布了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去世的消息，享年79岁。全罗马所有教堂的钟楼上，响起了阴沉的钟声，连根据皇帝命令正向罗马城门逼近的先头部队士兵也听到了悼念死者的丧钟声。

想到日本的一则谚语“黄鼠狼的最后一个屁”[10]，我不禁莞尔。然而，被逼上绝境后祭出的非常手段居然取得了成功。

腓特烈已经打到了离罗马只剩13公里的地方，却下令全军撤退了。

腓特烈是基督教世界世俗君主之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不能攻入基督教世界神职人员之首教皇去世后的罗马。那条路与基督教徒该走的道路背道而驰。

罗马教皇首先是罗马的主教。对教区的居民而言，主教就是自己信仰的指路人。直到现在，罗马教皇还被称为“父亲”，对居住在罗马的人们而言，他还是顾问一般的商量对象。所以，即使教皇是外国人，人们也会要求他说意大利语。这么一位“父亲”去世了，罗马正在服丧。在这个时候进攻罗马，从做人方面来说是不能允许的。

腓特烈撤军了，返回了意大利南方自己的领国。他打算等到选出下一任教皇，罗马居民服丧完毕再说。他一定没有想到，教皇皇位空缺的时间竟会达到22个月之久。

[1] 尼西亚帝国（Empire of Nicaea，1204—1261），第四次十字军于1204年攻占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后建立拉丁帝国，出逃的拜占庭贵族建立了尼西亚帝国、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Despotate of Epirus）、特拉布松帝国（Empire of Trebizond）等流亡政权。拉斯卡利斯家族的塞奥多里一世于1206年称帝，建立尼西亚帝国，定都尼西亚（今土耳其以兹尼克）。尼西亚帝国主要在小亚细亚，人口稠密，农业发达，地理位置优越，逐渐成为原拜占庭帝国疆域内最强大的国家，最终于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后尼西亚帝国的第4代皇帝约翰四世被大贵族米海尔·帕列奥列格所废，米海尔成为恢复后的拜占庭帝国皇帝，帕列奥列格王朝取代了拉斯卡利斯王朝。

[2] 大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Major，前236—前184），古罗马的将军、政治家。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曾在扎马大败汉尼拔，获“征服非洲者”（Africanus）的尊称。

[3] 伊苏斯、高加麦拉、坎尼、扎马、阿莱西亚均为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名，当时曾在这些地方发生过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4] 天守阁为日本近代的一种城郭建筑，是耸立于城堡中央的望楼。

[5] 关原在日本岐阜县西南与滋贺县交界处，古属美浓国。1600年9月15日，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与以石田三成为首的西军在此展开决定政权归属的大会战。东军获胜，家康确立了其霸主的地位。

[6] 这场发生于1241年5月3日的海战西方一般称为“吉廖岛海战”或“第一次梅洛里亚海战”，以区别于发生在1284年8月6日热那亚与比萨之间的“梅洛里亚海战”或“第二次梅洛里亚海战”。

[7] 梵蒂冈全称为“梵蒂冈城国”（State of the Vatican），是一个以教皇为君主的政教合一的城国，位于罗马城西北梵蒂冈高地，面积0.44平方千米，除东面圣彼得广场向外敞开外，周围有高墙与罗马城隔开。政权机构名为“罗马教廷”。梵蒂冈曾为教皇国的政权中心以及世界天主教中心。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统一过程中，教皇国的绝大部分领土被陆续统一于意大利王国。1870年教皇仅据有梵蒂冈，但其主权地位一直没有得到确认。1929年梵蒂冈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签订《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的主权属于教皇，并承认其设于罗马城内的某些机构享有治外法权，梵蒂冈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国中之国。

[8] 西尔维斯特一世（Pope St. Silvester I，？—约335），罗马教皇（314—335年在位）。传说中的罗马城主教。后世天主教会称其为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时的教皇。据传曾派代表参加尼西亚公会议。324年兴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和拉特兰圣乔万尼大教堂。

[9] 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出生于罗马，研究古典文献，游历各地，供奉于那不勒斯宫廷。后在拉特兰圣乔万尼大教堂任圣职。他从文献学的角度证明了《君士坦丁献土文献》系伪作。瓦拉的工作揭穿了西方最著名的作伪，为新教改革势力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启蒙了历史学家的历史怀疑精神。他指出了文献中语言和年代的错误，继承发展了古典史学中的史料考证精神，为下一个世纪的文献校勘运动做出了范例。著有《论快乐》《拉丁语的优雅》《君士坦丁赠与的辨伪》等。

[10] 意为最后的一招，绝招。

间奏曲（intermezzo）

下面我要讲述的种种事情，并不是集中发生在教皇格列高利死后到选出下任教皇的22个月期间的事。无论是从他所处的立场，还是从他自身的气质来看，腓特烈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会同时做很多事情，乍看上去感觉这些事情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因而，人们不可能用严格的编年方式来叙述他的一生。

皇帝与教皇的正面冲突已经发展到了对决阶段。而在格列高利去世到选出下任教皇的22个月时间中，这一对决事实上进入了休战状态。在这22个月内，腓特烈行动的频率也大幅减低。从46岁到48岁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大概成了他的休养时间。

在写腓特烈时，作者很难把他的很多事情一一插进编年式的叙述中去。因为这样一来，只有编年式叙述才能产生的“历史流动”便会停滞。因此，我决定利用这段时间，把无法插进编年式叙述中讲述的种种事情做一个汇总叙述。由于这是以事件为线索的叙述，因而很多事件不是按时间的先后关系来叙述的。

女人们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被罗马教皇们视为理想的君主。他的女人，我们所知道的只有王妃玛格丽特一人，多达10人的子女全由这位王妃一人所生。国王走到哪里就把王妃带到哪里，连十字军远征也会带上她。

而比路易年长20岁的腓特烈皇帝打仗时绝对不带女伴，此外的一切也与路易正相反。仅因为他生育子女而为世人所知的女人就有11人，这些女人所生子女共计有15人。

腓特烈只是按照政治结合和非政治结合把这些女人分为正妻和情人，只要是他的女人便一律不加歧视。正因为如此，我不想把正妻和情人分开叙述，而是采用编年式的叙述方式。

路易九世与王妃玛格丽特

康斯坦丝出生于西班牙王族阿拉贡家族，14岁时嫁给了匈牙利王，第二年生了个儿子，5年后丈夫去世。国王死前把国政委托给了弟弟，约好等儿子长大成人再还政于王子。但国王的弟弟抢走了王位，康斯坦丝只好带着5岁的儿子逃到匈牙利的近邻奥地利公爵那里。可是，在这期间年幼的儿子夭折。康斯坦丝与中欧的缘分已尽，失去了安身之所。于是她又回到了西班牙，进了母亲创办的修女院。这位22岁的寡妇只能在此安身。

1209年，过了5年修女院生活的康斯坦丝再婚了。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决定让她结婚，对象是教皇监护的14岁的腓特烈。不过这个14岁的孩子可不简单。他不仅是拥有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还任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弄得监护人张皇失措。提婚的当年便举行了婚礼。14岁的新郎迎来了从西班牙沿海路在西西里王国首都巴勒莫登陆的康斯坦丝。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是基督教世界要隆重举行纪念活动的日子，他们在那天举行了婚礼。

两人在14岁和26岁上开始的这段婚姻似乎过得不错。26岁的康斯坦丝已经饱尝过人生之苦，一定是她用她那颗温柔的心包容了年轻的丈夫。对于女人而言，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的男人要比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男人更容易应对，因为她只要一旁守望着丈夫即可。况且，腓特烈自幼成为孤儿，紧张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也许他在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妻子身上，找到了缓解这种紧张的方法。1211年，他们结婚还不到两年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腓特烈用亡父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叫亨利（意大利语读音为“恩里克”）。

然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不到3年便中断了。1212年1月，德意志使节团来巴勒莫的王宫见腓特烈。撒克逊公爵奥托是这个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德意志的诸侯们对其不满。他们选中腓特烈做对抗奥托的候选人。这次他们前来邀请腓特烈去德意志，将这个选择变成现实。

这一年腓特烈已经17岁。康斯坦丝似乎反对丈夫前去德意志。但腓特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也绝不会错过如此的大好时机。

2月，他为自己不满1岁的儿子举行了西西里王国国王的即位仪式。罗马教皇忌讳让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成为一个人的领土。所以在出发去德意志以前，腓特烈需要表示一下，把西西里王位让给了自己的儿子。3月，这位17岁的丈夫把统治西西里王国的事情交给妻子，自己出发去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

在此后4年的岁月中，康斯坦丝再也没有见到过丈夫。1216年，使节团来到她的身边，带来了丈夫的信，让她带着儿子去德意志。腓特烈命令使节团，务必让母子同行到德意志，原因是要让他们同去罗马参加加冕典礼。康斯坦丝只好从命。

1220年，教皇在罗马为腓特烈举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腓特烈为此南下罗马，康斯坦丝随行。他们9岁的儿子还像是皇太子，但已经登上了德意志王位，因而只能留在德意志。从此以后，这对母子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教皇在罗马亲手为腓特烈加冕，腓特烈名副其实地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时，康斯坦丝也接受了加冕，当上了皇后。不过，丈夫在加冕后天天埋头政务，席不暇暖，而等着妻子兼皇后康斯坦丝的只是南方岛国西西里安定平凡的日子。她在加冕仪式两年后死于西西里的卡塔尼亚城，享年39岁。

因抛妻不顾而备受谴责的腓特烈得知妻子过世后，十万火急地回到了西西里。他事无巨细地亲手安排了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的庄严葬礼。康斯坦丝的遗体穿着象征皇权的红色丝绸服装，头戴皇后冠。她当上皇后时丈夫赠送的所有珠宝首饰同遗体一道入殓。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巴勒莫主教堂的珍宝馆中看到这些宝物。

腓特烈为妻子入殓的棺椁，是她以前就一直喜欢的古罗马时代的石棺。即使现在看上去，制作亦属精良。不过，她对基督教的信仰笃深。可以想象，用制作精美但一望便知是异教物件的石棺为她入殓，难免有好心办坏事之嫌。她的丈夫还让人在石棺上雕刻了文字：“你的腓特烈”。我觉得，尽管13年过去了，但腓特烈对年长于己的妻子一直保持着当初结婚时的亲爱之情。

腓特烈仅正妻就有4人，连同情人，他有11位女人。但腓特烈只允许康斯坦丝一个女人在自己将来的葬身之所西西里王国首都的主教堂里建墓。因为只有她一人与丈夫一起接受了罗马教皇的加冕，是名副其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然而，妻子对基督教信仰笃深，腓特烈却很无所谓地选了一副异教时代的石棺入殓她的遗体，理由仅仅是制作精良。这只能让人惊讶不已。

让人吃惊的还不止这一件事。腓特烈17岁那年去的德意志，两年后就找了个情妇，她是德意志贵族乌尔斯林根家的女儿，名叫阿德莱德。在那个时代，很多女人的出生年份不为人所知，但这个女孩好像与腓特烈同龄。1215年她生了一个女儿，第二年又生下了儿子恩佐。

腓特烈清楚自己和正妻的结合是政治婚姻，所以她们的姿色并不是问题。不过，他所选定的情人似乎都是美女。因为没有历史记录表明他与正妻之间所生的嫡子面容俊美，但他与情人所生的庶子却个个都是美男子。其中比较突出的美男子是恩佐和曼弗雷迪两人。因而恩佐的母亲阿德莱德大约也是一位姿色姣好的女人。但是关于这个女人，人们只知道她为腓特烈生了两个儿子，至于后来生活在哪里、哪年去世都不为人所知。她之所以史上留名，是因为她是为腓特烈生了男孩的情妇。

既然采用了编年方式来写，下一个我要写的还是一位情妇，安提俄克的玛利亚。人们对这个女人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名字。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她是腓特烈在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近东时，认识的某个安提俄克实力人物的女儿。但是我发现，不久后腓特烈就重用了这个女人所生之子。可如果按照上述说法，此时这个儿子的年龄过小。似乎还有一位研究家对此持有疑问。他调查的结果产生了另一种说法，认为腓特烈与这个女人认识于十字军出征以前，大约是他1220年在罗马加冕典礼后回到意大利南部差不多3年之后。玛利亚的娘家说是在安提俄克，其实是一个与叙利亚的安提俄克有关系的西西里诸侯。这个说法现已被认为最有说服力。中世纪后期，欧洲与东方的交流已经相当密切，这也是十字军运动的成果之一。

可见，以安提俄克的玛利亚为名留于史册的这个女人，不知道在意大利的什么地方被腓特烈看上，第二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28岁的父亲给这个儿子起了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名字，德语读作腓特烈。由于他始终活跃在意大利，这个名字便按意大利语读为费德里科。为了区别于父亲，他以“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记载于史册。人们知道这个儿子的去世年份，但他母亲的卒年却无人知晓。

一年之后，腓特烈于1225年第二次结婚，对象14岁，却已是东方十字军国家耶路撒冷王国的女王，名叫约兰达。腓特烈一次接着一次地拖延十字军远征，罗马教皇为了让他出发去远征，导演了这场婚姻。不过，结婚也好，其他别的也好，只要对自己有利，腓特烈都会接受。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海港布林迪西迎来在此登陆的约兰达，他们在布林迪西的主教堂举行了华丽的婚礼。当时有人用漫画描绘了这场婚礼，画中把教皇画在了新郎与新娘中间。其实，教皇洪诺留并没有参加这场婚礼。把教皇画进画中表明，民众已经通过漫画风格的绘画——这个唯一的途径——了解到了这场婚姻为罗马教皇一手策划。

约兰达是位少女，但作为女人她似乎没能满足腓特烈。但正式婚姻对处在腓特烈这种地位的人来说具有制造储备继承人的意义。腓特烈似乎尽到了这个义务。第二天，他就与随约兰达嫁过来的一位女官阿内丝发生了猛烈的接触。约兰达自己给父亲写信悲叹此事，这事才为外人所知。但即使没有那封信，这个插曲迟早也会被人知晓。阿内丝一年后生下了名叫比安科费奥莱（“白花”之意）的女孩儿。

正妻约兰达两年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儿，取名康拉德。这个名字和腓特烈、亨利一样，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男性的传统名字。但他的母亲于分娩后10天去世。在那个时代，不论阶层高低，女人生孩子是要豁出性命的。约兰达死后，33岁的腓特烈又成了“单身”。

然而，正妻约兰达还活着的时候，腓特烈就于1226年又有了命中注定的艳遇。

那年春天腓特烈视察了位于意大利北部最西边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地区。陪同他视察的是当地实力领主、皇帝派的重要人物兰齐亚侯爵。视察途中为了吃午饭，他们顺道去了侯爵家族一个分支居住的城堡。主人的两个女儿出来施礼，31岁的腓特烈对妹妹比安卡·兰齐亚一见钟情，她当时16岁。

在有效利用时间方面，腓特烈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他不喜欢浪费时间，在追求女人方面也是一样。腓特烈会集中接触要追求的对象。但不知什么缘故，一向速战速决的腓特烈对比安卡没有这样做。这对人一直到认识后4年才有了孩子。这4年中间，腓特烈为解决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忙得席不暇暖，之后接着又是耗时一年的十字军远征。

腓特烈大概在远征回国后立即把比安卡召到了身边，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取名为康斯坦丝。又过了两年，期盼中的男孩诞生了，取名曼弗雷迪。比安卡娘家家族的很多男人叫这个名字，德语发音为曼弗雷德。一年后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维奥兰特。同腓特烈育有三个孩子的女人仅有比安卡一人，正妻中没有一人生过三个子女。

那个时代女性的装束

有两位同时代的编年史作家写道，这位比安卡是皇帝腓特烈真心喜欢的唯一女人。从认识到去世的20年间，这个女人只为腓特烈一人而活。

然而，在这20年间，腓特烈在耶路撒冷女王约兰达死后，不但又与英国的公主结婚，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有了5位情妇，其中一位还是比安卡的侍女。我们只能说腓特烈实在令人惊讶。

40岁那年，腓特烈第三次结婚，对象是英国国王亨利三世的亲妹妹，21岁的伊莎贝拉。这当然是场政治婚姻，腓特烈的目的在于联英而牵制法兰西，并巩固与原本就崇拜他的亨利之间的关系。

不过，这位英国妻子不仅举止优雅，还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女人。在6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生育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这是腓特烈非常愉快的6年。即使如此，他在从事军务和政务的时候从来不带女人同行。我追踪了一下他的行踪，他曾经去拉文纳探望过生了孩子的妻子，但几个小时后便离开了拉文纳。即使是以正妻的身份，想在腓特烈那里得到一点特殊待遇也属徒劳。

1241年冬，这位英国公主在福贾的王宫去世，享年27岁，她是被第三次怀孕折腾死的。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之死而不得不退兵的腓特烈，至少在妻子弥留之际守在了她的身旁。

多年以来一直隐忍着这一切的比安卡，在此5年之后终于迎来了人生的变化，虽然这变化只是那么一丁点儿。1246年，第三任正妻死后5年，51岁的腓特烈与比安卡结婚。这是腓特烈的第四次婚姻，但却是36岁比安卡的第一次婚姻。

仪式由婚礼上不可或缺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主持。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也出席了婚礼。对他们的母亲而言，这可是心情畅爽的仪式。除了两年前已经嫁给希腊尼西亚帝国皇帝的长女外，14岁的曼弗雷迪和13岁的维奥兰特都出席了婚礼。

然而，罗马教廷却不认可这场婚姻。在罗马教皇看来，基督教徒的正当婚姻必须是发生肉体关系前在上帝面前起誓的婚姻。天主教会的观点是，即使娶了多年的情人她也不是正妻，情人时代所生的孩子不能是嫡子，而只能是庶子。

不过，神职人员的地位高了也会懂得妥协让步。他们也时常会认可国王离婚的事情。他们总是在得到对方相当程度的让步后，再假装不情愿地同意。不过，腓特烈却是一个绝对不让步的主儿，尤其是对罗马教皇。

比安卡心情畅爽地当上了正妻，却因为这样的情况而没有住进巴勒莫和福贾的王宫，而一直住在腓特烈以前赠送给她的位于焦亚德尔科莱的城堡里。两年后，她在这座美丽的城堡里迎来了死神的降临。

再加一句后话。比安卡死后两年，死神也降临到了腓特烈身上。皇帝的遗体由送葬的队伍运送到葬礼举行地和陵墓所在地的巴勒莫。通常可以从布林迪西上船前往巴勒莫，但这支送葬队伍绕道进入意大利南方内陆住了一宿，然后到塔兰托港，再从那里乘船去巴勒莫。儿子曼弗雷迪安排了送葬的一应事务，他是父亲去世时在场的唯一儿子。腓特烈的遗体在焦亚德尔科莱的城堡里与长眠在那里的比安卡共度了一宿。这也许是18岁的儿子曼弗雷迪对父母温馨时光怀念的表露。

我本想在这里打住关于女人的话题，但腓特烈这个人让人头疼，我很无奈。他在知道自己对比安卡·兰齐亚之爱是命中注定之后，又找了4位情人，其中3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因为她们生的都是女儿。即使是女儿，父亲腓特烈也一定会相认，并会一直关心到她们长大成人后嫁给谁。在中世纪，人们对没有生男孩的女人是很冷淡的。

在腓特烈的情妇中还有一人值得介绍。这个女人只留下了曼娜这个名字，但对腓特烈来说，她一直都是不可替代的人。她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一想到腓特烈对自己深信不疑之人的侄女都会下手，我就会感到震惊。但贝拉尔德自己恐怕也想让自己的侄女成为腓特烈的情人。虽说情人与政治无关，但腓特烈也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人。

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里卡多。他是腓特烈的庶出之一，长大成人后被父亲委以要职，受到重用。

腓特烈的11位女人为他生了7个儿子和8个女儿。这11个女人中没有一个惹过什么事。在腓特烈的正妻和情人中，没有一个人做过向罗马教皇告状、通敌、说动儿子造反这类祸事。腓特烈到处有女人，却从来没有一次为女人问题而头痛。

腓特烈这个人终其一生，从来没有对他的女人隐瞒过什么，对正妻自是当然，对情人也是这样。他有情妇的事情甚至连公开的秘密都不算。这些女人的存在人尽皆知。罗马教皇，其他国家的国王，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实力诸侯，他们全都知道皇帝的这些女人。众所周知的事实不会被作为问题提出，因而成不了丑闻。

而且，他绝对不让妻妾同住。他也从来不会把以前的情妇下嫁给某个家臣，即把自己不要的女人甩给家臣。

对腓特烈来说，她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过去的情人”，她们全都是“现在的情人”。对其中很多女人而言，腓特烈的临幸大概也会越来越少。但是对他来说她们始终是情人，他从来没有做过让她们感到不自由的事情。虽然这里我只能说他把她们照顾得很好，但我觉得实际上他可能也很累。此外，我认为值得特书一笔的是，尽管这些女人做了皇帝的情人，但她们的娘家却从来没有仅仅因此而获利。得不到好处，也就没有理由特意把女儿交给皇帝了。

还有一点我也认为是最重要的。腓特烈不仅把自己的情人照顾到最后（这一点容我后述），他对情人所生孩子也照顾到底。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哪有女人会不择手段地让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未来一切的男人生厌呢？

最成功的操纵女人的方法只有一条，这就是不隐瞒、不抛弃，做不到的可以不做，但能做到的不管什么都尽力去做。这是极为普通的公平做法。有人把这叫做“诚实”。如果得到了别人的“诚实”对待，人们还能怨得起来、怒得起来吗？

古罗马人尤里乌斯·恺撒也是拥有这种稀罕才能的主儿。他到处找情妇，却没有一个情妇怨恨他。恺撒对女人总会以诚相待，这与他对男人的态度不一样。女人没有平庸男人所想的那么傻。

孩子们

腓特烈不把女人分为正妻或情人，他的孩子也就不分嫡子和庶子。于是，我准备也同叙述他的女人一样，采用编年的方式来叙述他的孩子。

话虽如此，嫡子和庶子仍然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中世纪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大的特色，继承领国的必须是正式结婚后所生的嫡子，否则罗马教皇不予承认。腓特烈也是让正妻所生的嫡子作为自己领国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继承人。除此之外，腓特烈对嫡子和庶子一视同仁。

不仅如此，庶子断比嫡子有更多的与父亲亲密接触的机会。嫡子是继承人，少年时候就会被送到将来的任职地去。而且，腓特烈的教育方法与同时代的王侯也不同。

男孩到了7岁上下就会与母亲分开，被父亲带走。而庶子不需要送到任职地去，他们可以一直在父亲的身边长大。腓特烈不让妻妾同住，但却让不同母亲的儿子们同住在一起。在15岁成年之前，孩子们应该是寄宿在福贾的王宫里，在父亲选定的老师门下学习成长。尽管腓特烈席不暇暖地在各地穿梭，但他却是一位十分热心地养育儿子的父亲，这同他们是嫡出还是庶出没有一丁点儿关系。

成年后，儿子们开始跟着父亲实习。到了20岁前后，他们就要担任父亲任命的要职，进入发挥他们天生资质和后天教养的阶段。这就是庶子的道路。腓特烈没有把这些庶子培养成单纯的宅男，他希望庶子能发挥支持嫡子的重要作用。

腓特烈在教育孩子方面只有一次失败，那就是对长子亨利的教育。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他，这里不再重复。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往往会认为别人也会和自己一样，一个人也能干得好。于是，他把9岁的儿子留在德意志后便不管不顾了。他失败的原因便在于此。

然而，亨利毕竟不是腓特烈。如果他生来就是一个领主的继承人，他一定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可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欧洲世界的俗界最高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继承这样的父亲的事业，对亨利来说任务太重。

即便如此，比自己小16岁的长子已经24岁了，是最适合做继承人的年龄。父亲不得不废掉长子，我想他一定心情复杂，能够替代这位长子的嫡子康拉德才只有7岁。

按照年龄排序，嫡子亨利下面是1216年出生的庶子恩佐。

同时代人的笔下对恩佐无与伦比的容貌满是赞赏，说他波浪一般的金发披肩，身材苗条匀称，举止品位无人可与比肩。他身手敏捷，碧眼中充满微笑，被他看上一眼，哪怕不是女人也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然而，恩佐所拥有的何止这些。

恩佐教养颇高，可以和父亲以及身边的知识精英们平等对话。他富于诗才，爱好野外生活，尤喜鹰猎。他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无论在统治方面，还是打仗方面，他都显示出了非凡的才能。腓特烈不但钟爱这个与自己年龄相差21岁的儿子，还很依赖他。跟随父亲的实习期刚一结束，腓特烈就让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担任要职。人们甚至说，皇帝军所到之处，战场上就少不了恩佐。他已然成了父亲的左膀右臂。

恩佐22岁与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了婚。之后，恩佐活跃在整个意大利北方，发挥自己的作用，为遏制以米兰为中心的伦巴第同盟做出了巨大贡献。

27岁那年，恩佐被父亲任命为撒丁岛王。腓特烈的战略是利用科西嘉、撒丁二岛和比萨，把第勒尼安海北部纳入自己的霸权之下。冲在最前线实施这个战略的就是恩佐。

一旦这个战略成为事实，最受打击的就是与比萨同为海洋城邦国家的仇敌热那亚。后来，热那亚出生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策划了针对皇帝的阴谋，具体目标就是杀掉腓特烈和恩佐二人。这说明了恩佐在20岁到30岁这个时期有多么重要。恩佐35岁以后的生涯容后另述。

比恩佐小8岁的“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是按照始于寄宿生活的庶子课程培养起来的。16岁成人时，父亲把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阿尔巴伯爵领地交给了他。从那时起，他的实习期就开始了。同恩佐一样，他一直辗转各地战场。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不如恩佐辉煌。不过，在统治方面他也许胜过恩佐一筹。20岁以后，他这方面的才能如花朵绽放。

费德里科是从做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长官（podesta）起步的。佛罗伦萨决定站在皇帝一边，请求派遣长官，腓特烈接受了这个请求，选中了这个年纪尚轻的儿子。意大利中部重要的城邦国家佛罗伦萨能站在皇帝这边多久，便取决于21岁的费德里科了。

费德里科成功了。论派别，其他城市只分皇帝派和教皇派，但按佛罗伦萨人的气质，教皇派中还会分为“白”“黑”两派。来自其他国家的人能把佛罗伦萨人凝聚起来，这不是一般才能所能做到的。但是这位21岁的年轻人却做到了。紧接着，阿尔巴伯爵费德里科又接受了父亲的任命，担任了包括佛罗伦萨在内的托斯卡纳地区全境的皇帝代理人。托斯卡纳人的脾气是凡事不说出自己的意见便觉不爽。费德里科一连5年在这里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了解托斯卡纳人脾气的人仅因这一点就会惊叹不已。腓特烈把如此重任交给年纪尚轻的儿子，这一定为自己减了负。这个时期，罗马教皇支持的意大利北部自治体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而意大利中部却一直处在稳定状态之中。这点不同令人印象深刻。这种情况更多地也是由于这位以“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垂名青史的人物所起作用的缘故。

费德里科后面的是比他小4岁的康拉德。康拉德为腓特烈第二任正妻所生。康拉德刚一出生母亲便故去了。他在福贾的王宫里长大，但跟其他孩子一起在王宫里过寄宿生活的时间却很短。原因是长兄被废位后，他成了第一继承人，7岁就被送到了德意志。不过，他并非就此在北方的国度里成长，而与意大利、与父亲再无关系。

腓特烈不想重蹈长子失败的覆辙，他没有把养育儿子的事交给信赖之人。他经常亲自写信，不断予以关怀，密切自己与年纪尚幼的儿子之间的关系。

腓特烈的那些书信从身居高位的心理准备、勤勉学习的必要性，到应对臣下的方法，可谓包罗万象，读后让人不禁发笑。幸运的是，康拉德对父亲信上所写之事记一半忘一半。因而，他没有被在全欧洲名声如雷贯耳的父亲所压倒，朴实而健康地成长起来。

不过，与在意大利父亲身边成长起来的其他庶子不同，由于成长在当时文化水平较低的德意志，这位嫡子对学艺不太关心。他喜欢狩猎，也喜欢战场，在德意志人气很高，作为下任皇帝候选人顺利成长。

康拉德后面又是一位庶子。当年腓特烈34岁，虽然有正妻，但还是迷上了忠臣中的忠臣、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这个儿子便是那位女人所生，取名叫里卡多。他走的也是父亲准备好的“庶子路线”。

腓特烈不仅对情人，而且对她们所生孩子的照顾也无微不至。等着里卡多成人后的是基耶蒂伯爵和斯波莱托公爵的地位。父亲不只是把领土给了儿子。基耶蒂伯爵领地和斯波莱托公爵领地都位于意大利中东部。对从意大利半岛的北、西、南三面不断挤压教皇的腓特烈来说，基耶蒂和斯波莱托是战略要地。因此，里卡多也早早地结束了实习期，被派到了最前线，年纪轻轻就战死疆场。腓特烈的7个儿子中，给父亲带来失子之痛的就是自杀的亨利和战死的里卡多。

按照年龄顺序，腓特烈下一个儿子是曼弗雷迪，他的母亲是比安卡·兰齐亚。

若论容貌，曼弗雷迪与恩佐堪称双璧。但若论在后世的知名度，则曼弗雷迪完全胜过了恩佐，因为诗圣但丁写过曼弗雷迪。

但丁让很多人物在《神曲》中登场亮相，但描写了人物容貌的仅曼弗雷迪一人而已。也许是受此影响，后世有很多以曼弗雷迪为主人公的作品，拜伦还写有长诗，甚至创作了歌剧。

“biondo era e bello e di gentile aspetto”（金发、帅气、端庄的容貌），这是《炼狱》篇开篇的一部分。仅用三个词就说尽了曼弗雷迪的容颜，让人不得不佩服但丁的诗才。曼弗雷迪美丽、年轻、悲剧的短暂一生，对浪漫派艺术家自不待言，也给了但丁这位曼弗雷迪死前一年出生的佛罗伦萨人以强烈的印象。

诗是用声音朗诵的。

首先是“金发、帅气、端庄的容貌”，接下来是“但一边的眉毛被从中间断开”。然后，曼弗雷迪向活着但却迷路进入死人世界的但丁微笑着说：“我是曼弗雷迪，是皇后康斯坦丝的孙子。”

但丁在日本被称为诗圣。在欧洲，人们称颂他为“桂冠诗人”。这首诗当然要用意大利语原文朗读，我还是想尝试着把它译成日语。其中，“biondo”和“bello”译了出来，但“gentile aspetto”这两个词却让我吃了苦头。

但“gentile aspetto”这两个词是关键。因为只有“端庄帅气”“举止高雅”才能最简洁地表现出曼弗雷迪的出身和教养。仅仅是“biondo”和“bello”的男人，找起来并不费劲。但如果他还“gentile aspetto”，……后世浪漫派艺术家们对这一点一定反应敏感。

研究家在评价曼弗雷迪时说他是腓特烈所有儿子中最像腓特烈的。因为热心鹰猎而对学艺产生爱好，与伊斯兰世界交流时毫无偏见。的确，在这些方面他很像父亲。不过我想，腓特烈一生具有强烈的自负心、坚持到底的意志、合理冷静的观点和摆脱困境的能力，曼弗雷迪在这些方面远不及父亲。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曼弗雷迪才迷倒了艺术家们。但丁也让腓特烈在《神曲》中上场。但是，悔罪的曼弗雷迪是在还有可能进入天国的《炼狱》篇中上场的，而父亲则是在根本没有可能进入天国的《地狱》篇中上场。可见，但丁虽然踏入了文艺复兴，却还残留着中世纪人的观念。对天主教会定的罪，腓特烈一概不悔。但丁很难处理腓特烈。他把腓特烈放在写异端者的《地狱》篇中的第十章出场，却只点了个名就继续往下写了。人们可以用曼弗雷迪作主人公做成电影、连环画或者游戏，但是腓特烈二世皇帝今后也一定享受不到这种荣誉了。

父亲去世那年，这位曼弗雷迪只有18岁，正处于实习期的正中间。他真正意义上的生涯开始于父亲死后的第16个年头。

腓特烈7个儿子中的最后一个，是他第三次婚姻时与英国公主伊莎贝拉所生的恩里克。他是正式婚姻所生之子，是嫡子，父亲去世那年才12岁。他的名字和康拉德、曼弗雷迪、已故亨利的两个儿子一起记在了遗书中，他被授予了耶路撒冷王位。然而人们只知道，这个儿子在父亲死后3年也去世了，不知道是因为出生太晚，还是没有足够资质的缘故。

除自杀的亨利以外，腓特烈6个儿子之间的关系相当好，这在当时的一般情况下宛如奇迹。在那个时代，就是一母所生的兄弟，像狮心理查和失地王约翰那样关系失和，在战场上对决的例子并不罕见。而腓特烈的儿子们始终团结一致，既没有发生嫡子无视庶子之事，也没有发生庶子之间争斗之事。腓特烈死后，罗马教皇曾经企图在他的儿子之间制造分裂，但没有一个人响应。“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甚至断然拒绝了教皇的利诱，被开除了教籍，还被剥夺了领土。尽管如此，他仍和弟弟曼弗雷迪一起守护父亲留下的西西里王国，坚持战斗。我想，这是腓特烈不分嫡庶，把所有儿子领到身边一起培养的好结果。

腓特烈除了这些儿子，还有8个女儿。在中世纪这个时代，不能用于政治婚姻的女子是“不作数”的，如果是庶出，一般就会被送到修女院。可是，腓特烈却让她们“作了数”，而且不分嫡出庶出。对娶了她们的一方来说，即使庶出也是皇帝的女儿，形式上也许有点仅次于嫡出的味道。

在这一点上，腓特烈这位父亲对女儿的照顾也很到位。他为8个女儿中的7个安排了与皇帝女儿相称的去处。女儿们分别嫁给了希腊尼西亚帝国的皇帝、德意志实力诸侯等。其中三人嫁给了后面将要讲述的“后备干部”。腓特烈不仅热衷于家庭建设，也很热衷于巩固家庭。

在8个女儿中，只有一个女儿是否出嫁情况不详。她就是从东方嫁过来的耶路撒冷公主约兰达的随从女官阿内丝所生的叫作“白花”这个罕见名字的女儿。不过，从她卒于1279年这点来看，她在当时算是长寿的。弄不好她是腓特烈的女儿中唯一进了修女院的人。那个时代的长寿女人，要么原本身体健康，要么不需要生育。

腓特烈既没有在女人方面出问题，除了长子外，儿子们没有一个让他烦心，女儿们嫁出去之后也没有一个有过必须让他出面处理的情况。如果说这就是幸运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幸运的人。不过，私生活方面的幸运不一定会导致事业上的幸运。光靠照顾周到，事业上的合作者是不会跟着你的，需要有点什么让他们也跟进来才行。

合作者们

有一个拉丁语单词叫作“familiares”，虽然是家庭的意思，但成员间没有血缘关系。用在腓特烈身上，这个词指的就是以家庭成员一般的热情与家长合作的人。

说起厌恶腓特烈的人，那一定是站在罗马教皇一边的人。但提起腓特烈的“家庭”（familiares），即便是在教皇派研究家的笔下也不得不举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为例。

贝拉尔德1177年前后出生于一个在意大利中部拥有领地的旧家族。他很早进入神职界，也很早崭露头角，不到30岁时就被任命为意大利南部重要城市巴里（现为普利亚大区首府）的大主教。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16岁的腓特烈。腓特烈当时宣布自己已经成人，要开始重建领国。那时贝拉尔德34岁。

此后，贝拉尔德改任了巴勒莫大主教。有说法认为，这是腓特烈求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所做的人事安排。腓特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西里王国”，巴勒莫是王国的首都。但是，腓特烈改变贝拉尔德任职地的目的不仅是让他待在自己身边。在中世纪，权威之高仅次于国王的就是首都的大主教。如果说国王是统治国民的，那么大主教就是国民在宗教方面的领袖（即基督教界的牧羊人）。不过，当上了巴勒莫大主教的贝拉尔德所发挥的作用却远不止于此。

翌年，17岁的腓特烈接受德意志诸侯们的邀请，出发去了德意志，目的是要除掉现任皇帝奥托取而代之。当时的腓特烈前途未卜，跟他随行的人数也很少，其中一位就是贝拉尔德。

这一行人绕道罗马，谒见了教皇英诺森三世。4岁成为孤儿以后，教皇就一直是腓特烈的监护人，他来向教皇表示感谢。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老教皇赞成眼前这位年轻人去德意志取代奥托，他接受了17岁年轻人的请求，不但赞助了他们去德意志的旅费，还授予了贝拉尔德教皇代理的资格。

这一点在德意志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对普通的德意志人来说，教皇的话就是上帝的话。进入德意志以后，只要碰到犹豫要不要为腓特烈开城门的城市，一身正装的贝拉尔德大主教都会走到前面，向在城墙上张望的居民们大声喊话，于是城门洞开，屡试不爽。

结果，腓特烈在德意志一待就是8年。为巩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8年是需要的。但在这8年中，贝拉尔德并没有一直待在腓特烈身边。腓特烈出发前把“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托付给了妻子康斯坦丝。8年间康斯坦丝的统治相当顺利，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了贝拉尔德的帮助。贝拉尔德多次翻越阿尔卑斯山，往返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为了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腓特烈决定把康斯坦丝和儿子亨利召到身边，而送他们到德意志的也是贝拉尔德。

1220年，25岁的腓特烈在罗马接受了教皇洪诺留的亲手加冕。曾经的“普利亚少年”就此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贝拉尔德也与从德意志来到意大利的皇帝同行，列席了罗马的加冕典礼。不过，这位25岁的年轻人心里根本不想以此作为剧终（The End）。对已经43岁的贝拉尔德来说，这一年也不是“终止”。

贝拉尔德积极协助腓特烈制定了《卡普亚宪章》，正式着手进行西西里王国的法治化建设。他本人身为神职人员，却与以培养神职人员为主要目的的博洛尼亚大学相对抗，不遗余力地协助创建以培养官僚为目的的那不勒斯大学，这所大学依靠世俗学者，把神职人员排斥在执教者之外。以罗马教皇为领袖的天主教会对新建这所教授古代罗马法、世俗色彩浓厚的高等教育机构投来了怀疑的目光。

腓特烈想让居住在西西里王国的伊斯兰教徒能安全生活在基督教社会中，能生活在他们的宗教得到保护的环境中，他建设了萨拉森人的城市卢切拉。对此，这位大主教没有说一个不字，尽管这件事得罪了罗马教皇。

身为大主教的贝拉尔德明明白白地就是天主教会的人。他完全没有道理赞成和协助世俗君主腓特烈的所想所为。

然而，他却一直在协助腓特烈。也许，贝拉尔德结识腓特烈以后改变了思想，与神职人员的“义”相比，更加遵从人的“理”了。

1227年，已经50岁的贝拉尔德被腓特烈派往埃及。为了同身在开罗的苏丹阿尔-卡米勒直接交涉，他从意大利南部海港布林迪西乘船，在亚历山大登陆再去开罗。这样的埃及之行还不止一次。第二次光去开罗还完不了事，他不得不又去了一趟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不过，当时托付给贝拉尔德的任务委实重要。

腓特烈不想进行十字军远征，但却又不得不远征。于是，他打算不使用军事力量而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远征的目的。为此，事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交给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任务就是可能决定谈判成功与否的事先交涉。

罗马教皇做出开除教籍的处罚时，与被处罚者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到株连，被开除教籍。因而每次腓特烈被开除教籍的时候，巴勒莫大主教也都会一起被开除教籍。这就引出了可笑的插曲。有一次，腓特烈派遣的使节团甚至进不了罗马。因为使节团所有人都被开除了教籍。可是教皇又必须会见他们。于是，教廷紧急解除了贝拉尔德一个人开除教籍的处分，让他跟教皇见了面。

腓特烈率领第六次十字军出征时，军中从统帅皇帝到跟随他的贝拉尔德及以下全体参加者都是被开除了教籍的人，成了一支莫名其妙的十字军。但就是这支莫名其妙的十字军，实现了夺回圣都耶路撒冷这个基督教徒的夙愿。如果把罗马教会开除教籍的处分放在心上，腓特烈的合作者就没法干了。

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让十字军不流血就获得了成功，但班师意大利后他的工作并没有结束。腓特烈想通过制定《梅尔菲宪章》完成已由《卡普亚宪章》开启的建设法治国家的构想。贝拉尔德也是为了编制这部宪章而被隔离在梅尔菲城中的一员。他何止仅仅是一个成员！他是参与编制的人员中最重要的合作者。

建设法治的君主政体国家，这在中世纪不啻为一项大放异彩的大事业，也是俗界的一项大事业。贝拉尔德身为神职人员却积极支持这项事业。这个法治国家以腓特烈为最高领导人，其最高决策机构被命名为“向国王进言委员会”，由负责各部的七位大臣和六位贤人组成。被选作贤人的有两名封建诸侯、两名大主教和两名主教，共计六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

在这个时期以后，贝拉尔德似乎是只要巴勒莫大主教职务允许，他就会尽量在腓特烈的身边协助他。对皇帝来说，没有比贝拉尔德更好的顾问了。同罗马教皇谈判的主谈多由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担任。贝拉尔德上了年纪，生活也需要逐渐平静一些。贝拉尔德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却有开明的头脑，他同出入于腓特烈宫廷的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很谈得来。

腓特烈弥留之际守在他身旁的也是贝拉尔德。贝拉尔德已经73岁了，他为腓特烈鞠躬尽瘁了40年，最后作为神职人员为腓特烈进行了傅油仪式[1]。皇帝已被开除了教籍，大主教也已被开除了教籍。被开除教籍的人为另一个被开除教籍的人恕罪，这个行为并不为基督教认可。然而，贝拉尔德明知如此，却照样我行我素。也许他认为，腓特烈比罗马教皇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徒。

此外，许多见证人在皇帝的遗书上签了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贝拉尔德。他在“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签名之后又写上了“imperatoris familiaris”——“皇帝的家属”。他一直把皇帝的遗体送到巴勒莫，并主持了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的葬礼。

得知腓特烈的死讯之后，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立即写信给贝拉尔德劝说他，将解除他开除教籍的处罚，请他回到基督教者的正确道路上来。但巴勒莫大主教连回信都没有写。腓特烈死后两年，贝拉尔德在巴勒莫去世。与腓特烈一样，他也是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去世的。

腓特烈生前曾经这样评价比自己年长17岁的贝拉尔德：

“不论遇到任何事情，他总在我的身旁。为此，（作为献身神职的人）他必须忍受许多许多。”

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出生于意大利。还有一个人，再厌恶腓特烈的研究家都不能不承认其献身精神，他就是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他出生于德意志贵族家庭。不仅是德意志，当时欧洲贵族家族出生的男子只有三条路可选：要么子承父业当领主，要么进入神职界往上爬，要么参加十字军时代的产物宗教骑士团。年轻的赫尔曼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所以他也和贝拉尔德一样是罗马教皇一边的人。

腓特烈把赫尔曼用于同教皇交涉的主谈者。这并不是因为腓特烈人才缺乏到不得不用神职人员的地步，而是要以神职人员对付神职人员。

据信赫尔曼于1215年与腓特烈结识。那年，腓特烈20岁，赫尔曼35岁。他比腓特烈大15岁，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已有7年时间。

赫尔曼让人佩服，使人不得不感叹德意志人中还有头脑和行动都如此灵活之人。相较于手执武器打仗，他更擅长于用头脑打仗。他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腓特烈把他用到了极致。

与工作据点在意大利巴勒莫大主教区的贝拉尔德不同，赫尔曼的工作地点在东方，因为三大宗教骑士团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原本的任务是保护从欧洲前往圣地朝圣的基督教徒。条顿骑士团的团长不可能一直待在欧洲。

即便如此，赫尔曼还是频繁往返于中近东和欧洲之间，每次回到欧洲，他首先就会造访腓特烈。依他的身份来看，造访其上司罗马教皇应先于造访腓特烈。

让赫尔曼去同教皇交涉对腓特烈很有利，原因之一是教皇可以开除皇帝和大主教的教籍，却不能开除宗教骑士团团长的教籍。宗教骑士团团长为在伊斯兰势力包围中的中近东保护基督教徒奉献了一生，如果开除他的教籍，王侯和诸侯一般都不会保持沉默。

所以，腓特烈用肯定不会被开除教籍的赫尔曼去跟教皇谈判。腓特烈以被开除教籍之身出发远征，仅此一项，教皇格列高利就已经雷霆震怒至今。从东方班师回国后，经过长达一年坚忍不拔的交涉，腓特烈和教皇格列高利终于实现了世人所谓的“和平之吻”，即格列高利解除了开除腓特烈教籍的处分。这一切都是这位年届五旬的德意志骑士的功劳。被开除了教籍的人派遣特使，没有比赫尔曼更合适的人选了。

腓特烈懂得这个“特权”的功效，赫尔曼似乎也有感觉。他利用自己无论干什么都不会被开除教籍的身份，在因被开除教籍之人统率而得不到教皇批准的第六次十字军远征中，站在皇帝一边积极活动。而且，在皇帝对以教皇为后盾的伦巴第同盟作战而需要在德意志招兵时，赫尔曼也冲在前头积极活动。所谓条顿，就是德意志的意思。冠以此名的骑士团团长一声召唤，德意志的骑士当然会全体响应而来。

可见，使用赫尔曼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利，唯独有一件事不能让他去做，即不能让他去同伊斯兰教徒交涉。宗教骑士团的旗号是保护基督教徒，对一心想把基督教势力赶出中近东的伊斯兰势力来说，他们就是敌人。任何身着白底红十字制服的圣殿骑士团人士要想靠近苏丹，苏丹的卫兵们就会充满杀气。对身穿白底黑十字制服的条顿骑士团人士情况也一样。赫尔曼对自己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一事非常自豪，腓特烈没法让他脱下制服，只好派别人去和伊斯兰教徒交涉。

赫尔曼病倒了，就连腓特烈也慌了。他把赫尔曼从所有工作中解放出来，送到了萨莱诺，严命他专心疗养。萨莱诺有欧洲最高水平的教授医学的学校，腓特烈也为复兴这所学校出过力。学校有医师和设备都很完备的附属医院。

然而，长年累月的繁重公务已经不允许年过花甲的赫尔曼再次站立起来。尽管医师们拼命施救，腓特烈也强烈希望老友痊愈，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还是在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腓特烈这时在意大利北方。他在同一天收到了赫尔曼的死讯和教皇格列高利第三次开除他教籍的通知。许多研究家都说，如果赫尔曼还健在，也许这第三次开除教籍可以避免。我也这样认为。只有赫尔曼可以用他那德意志人少有的灵活性把自卑感很强反而会动辄跑过头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扳回正轨。

44岁的腓特烈没有把这位老友的遗体送到德意志。面海而建的巴列塔城堡是腓特烈很喜欢住的一个城堡，城堡所在的城市里有条顿骑士团的一个支部。皇帝下令把这位为自己鞠躬尽瘁长达24年的老友安葬在这个支部的附属教堂里。据说，腓特烈每次在巴列塔逗留时都会去那座教堂。

腓特烈总是用教皇方面的神职人员去对付罗马教皇，用封建诸侯去对付封建诸侯。这就像我在前面写过的那样，任命当地有实力的黑帮担任消灭黑帮的部门长官，我们且不论这样比喻是否确切。腓特烈的目标是要摆脱封建社会，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但他又不允许用军事力量压制，因为他起步时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

而拥有广阔领地、长年统治着“国中之国”的诸侯们却拥有丰富的财力和人力。要让他们跟从自己，光靠腓特烈自幼所拥有的“西西里王国国王”地位是不够的。自打腓特烈出生前100多年起，还是他母系一方诺曼国王统治的时代，这些诸侯就已经是西西里王国强者了。

直到25岁，腓特烈才第一次抓住了对付诸侯的有效王牌，他名副其实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年是1220年，他打响了宣告君主政体国家诞生的第一炮，公布了《卡普亚宪章》。

之后，腓特烈立即开始了对封建诸侯的拉拢。他首先任命他们担任以其领地为中心的区域地方长官。其中一位诸侯恩里克·迪·莫拉很快就在3年后担任了整个王国的司法首脑，相当于法务大臣。除他以外，其他强大的诸侯基本上也都被任命担任了公职。

后来，腓特烈完成了十字军远征，又与教皇言归于好，于是轻装上阵，于1231年公布了《梅尔菲宪章》，高调宣示建立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在制定宪章过程中被隔离在梅尔菲城的人中，也有如今已经当上高官的诸侯。他们这些封建诸侯不但参与了制定工作，还占据了因《梅尔菲宪章》而起步的君主政体国家的一半要职。司法大臣、建设部首脑、可作为腓特烈“内阁”的“辅佐国王委员会”六贤人中的两位都是封建诸侯。

以莫拉、阿奎诺兄弟为首的这帮人都是在中世纪这个乱世中摸爬滚打出来的封建领主，他们是不会听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跪地臣服的。这些人加起来超过10人，他们一直侍奉着腓特烈，20年、30年，直到死神不允许腓特烈继续履行职务为止。只要有能力，腓特烈就会毫无保留地使用他们，而他们也都成了腓特烈的合作者。腓特烈还让他们做规定领域的工作。最终当上代理人的恩里克·迪·莫拉经常被派去与罗马教皇交涉，阿奎诺家族的托马索一世被指派与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同行去开罗与苏丹交涉。苏丹阿尔-卡米勒派到腓特烈这里来的特使是埃米尔法拉丁。所谓埃米尔就是伊斯兰世界的封建领主。派来的是封建领主，派去的也得是封建领主。于是，这位只知意大利南方的人就得远游伊斯兰世界了，而且还不止一次，是数次远游。

这位托马索一世·达·阿奎诺的弟弟兰杜尔夫也在腓特烈手下担任高级行政官，直到去世。而兰杜尔夫的儿子在历史上可是名人。他儿子名字托马索·达·阿奎诺的拉丁语发音是“托马斯·阿奎那”[2]，他提出了经院哲学。人们说到中世纪时代的哲学，回答基本就是“经院哲学”。他是老幺，但也是强大诸侯之子。因而，这位未来的大哲学家得以在父亲侍奉的君主所创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学习。后来他还登上了这所大学的讲坛。腓特烈是一个专制君主，但这个专制君主却不妨碍家臣之子加入多明我会，并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腓特烈的合作者除了神职人员、封建诸侯以外，还可以举出第三种人，他们在理性上属于上流阶层，但出身于经济上的中流阶层。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塔德奥·达·塞萨这两个人。他们都于1190年前后出生于意大利南方，比腓特烈大4到5岁。

这二人可以说是腓特烈的同龄人。1240年前后，他们取代了已经年迈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病逝的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和已经担任要职20年的恩里克·迪·莫拉，开始作为腓特烈的合作者崭露头角。卡普亚的城门是腓特烈在这个时期建造的。城门上安放着一尊雕像，腓特烈端坐中央，这两个人分立左右。两人都曾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是卓越的“科班”之人。两个人都是俗界之人，他们之间也只有这点相似。

维尼亚还是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因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举荐加入了腓特烈的心腹团队。参与创建那不勒斯大学的时候，他才30岁出头。人们一般认为，是他把写入《梅尔菲宪章》中的政策改写为法律条文的。那年他40岁。

他是书写辞藻华丽的文章高手，除了正式文件以外，皇帝把给教皇写信的工作也都交给了他。如果不用这样的文章给神职人员写信，他们一般都会不高兴。腓特烈喜欢直截了当、简单明快的文章。要是他给教皇写信，原本不会发生的问题也会成为问题。此外，写给王侯们的信件似乎也经过了他的推敲。王侯的教养一般都很低，即使是皇帝的来函，他们也都是让伺候在身边的神职人员念的。

不过，这位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外交能力似乎不怎么样。派他当使节出使，没有一次办得漂亮。尽管他教养高，有诗才，但根儿上却是一个书斋中人，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与他同龄的塔德奥·达·塞萨却是一个外向活跃的人。塔德奥是腓特烈自己发现并重用的人，性格与内向的维尼亚成为鲜明对照。他外向，责任心强，而且热情有加。他填补了条顿骑士团团长赫尔曼走后的空缺。不过，塔德奥·达·塞萨没有赫尔曼所拥有的连教皇都不能无视的宗教骑士团团长的地位。

这里，我只是列举代表人物而已，这些人都是腓特烈的合作者。与腓特烈合作这件事情本身并不像同时代其他同业人士那样，给予崇高地位和丰厚报酬，颐指气使就能轻松做到的。在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手下当差的一个书记写给上司一封信，感叹报酬低、工作重。这封信留存了下来。要说工作重，这些下级职员的上司“合作者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诉苦，是因为他们总是在近旁看着皇帝从无歇息地干着比自己还重的工作。尽管腓特烈让手下干很重的活儿，但他在用人方面有他自己的一套。

首先，一旦任命，他就会把所有一切交给受命的人去办理。而受命的人有义务经常向皇帝汇报。

他们之间的讨论也不是皇帝对家臣的一言堂。如果自由活泼讨论的结果使腓特烈理解自己的方案需要修改，他会立即修改。他在给德意志的儿子康拉德的信中都写着要经常倾听家臣之言。如果连写信者本人都不去实践，便不会有效果。

他使每个人的责任清晰明确，给他们的指示也总是很具体。事情办不好他会大发雷霆，但从来没有人会因此被投进监狱。只有一个例外。这人在腓特烈率领十字军远征不在期间负责防卫，他竟然容忍了教皇军队的入侵。腓特烈认为这是由于他的怠慢所造成的，让他挨了几年牢狱生活。除此之外，合作者中既没有人被流放，也没有人被处以死罪。

长期协助腓特烈，有时一定是件苛刻得难以忍受之事，但工作干起来应该很容易。在明了自己所做之事的领袖手下工作，即便满足他的要求要花大气力，但工作本身很容易。相反，如果一个领袖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实施过程中又左右摇摆，那他手下的人便不易工作了。

后备干部

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valletto”，法语也叫“valet”。其词典意义是中世纪在欧洲宫廷里侍奉君主左右的仆人。腓特烈从不要求“valletto”做仆人的事。

在这些仆人中间，光是知道姓名的就达15人之多。他们全都是实力封建诸侯的子弟，除了两人来自德意志以外，其他都出生于腓特烈的王国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

他们十一二岁时就被腓特烈接过来，先住在福贾王宫的宿舍里接受教育。在这个阶段，他们和一同接受教育的皇子们上同样的课程，尽管这些皇子是可以不送到德意志去的庶子。也就是说，在到十五六岁成人前的这段时间里，他们要全面学习腓特烈所认为的统治者必备教养——文科七艺[3]。

他们成人后也同庶子们一样开始实习。他们经常与皇帝同行，侍奉于皇帝左右，但皇帝却不让他们干照顾起居的事情。皇帝要求他们通过在统治者身边工作，实地学习统治方法。

腓特烈经常要完成很多工作。在他身边工作的年轻人日常也很忙碌，甚至没有时间感叹他用人太狠。他们现在的地位是助手，是打杂的。腓特烈还会经常对这些比自己小20岁的年轻人说：我命你们做事又严又难，其中还会有无聊的问题。但胜任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命令别人时会有用处。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会变成下命令时不可或缺的明快而毫不犹豫的决断力回报给你们。

莫拉家的两个儿子、阿奎诺家的两个儿子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被投进监狱的那位防卫负责人的儿子也进入了后备干部课程。这些年轻人出身的家族几乎涵盖了意大利南方所有实力诸侯，关照如此之周到令人会心而笑。

腓特烈追求的目标是，摆脱一直统治欧洲的封建社会，创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他试图通过任命政府高官的办法充分利用父辈，通过让他们的子弟接受后备干部教育，并用让自己的儿子们与家臣的儿子们建立起同窗关系这样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从1240年前后开始，后备干部课程毕业后的子弟们便开始被任命担任要职，取代他们的父辈。

此外，即使在后备干部时代，这些年轻人平常也不只是为皇帝的统治做助手。后面我还会讲到，腓特烈的宫廷有各种人从各国前来造访和住宿，这反映了这位皇帝趣味的多样性。而年轻人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种场合。他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亲身体味异文化交流的机会。

腓特烈的宫廷中还诞生了意大利第一首用俗语意大利语而非拉丁语写成的情诗。皇帝和政府高官都对诗歌创作感兴趣，这种气氛不能不感染年轻人。

宫廷里还产生了现实的恋爱。有两个后备干部与皇帝庶出的女儿结了婚，有一个皇帝的庶子同后备干部的妹妹结了婚。

这对腓特烈而言大概也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他已经把“家庭”的圈子扩大到了庶子，现在又把这个圈子扩大到了将要取代父辈的未来干部中间。

这个做法除了一件事以外都取得了成功。1240年前后，长年由父辈们担任的要职的确明显开始转由结束了实习生活的子辈们担任了。当时已经年过45岁的腓特烈在年龄上正处在这些人的父辈与子辈之间。在合作者新老顺利交接这一点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坏。

而且，这些后备干部中的大多数在面对腓特烈死后的复杂局面时，也都能像庶子们那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曾经寝食与共的庶子和后备干部们起初一道支持嫡子康拉德，这位嫡出的继承者死后，他们又集结在出生时是庶子后来成为嫡子的曼弗雷迪旗下，继续反抗罗马教皇。腓特烈把后备干部接到身边，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的做法没有错。

朋友们

如果是讲同时代其他国家国王的宫廷故事，我大概会写“宫里人”。“宫里人”指的是由国王保障衣食住用，讨国王欢心的人们。但在腓特烈的宫廷里，就算是讨国王的欢心，那也并不意味着开开玩笑，讲讲开心事，取悦主人。他们之间肯定开过玩笑，肯定讲过有趣的事情，但他们谈论的主题并不是叫个在民众中有人气的喜剧演员来就能解决的那类事情。这就是让我对把他们称作“宫里人”（cortigiano）感到犹豫，而只能把他们称作“朋友”（amico）的原因。

说到皇帝的“朋友们”，腓特烈大致有下列两种朋友。一种是以信为媒的朋友，另一种是召到身边来长期相处的朋友。腓特烈有很多书写正式公文和信函的书记员，在私人方面他也是一个写信狂。

以信为媒的朋友，我在这里只能列举代表人物，这些人里少不了前面介绍过的贸易商、数学家意大利人列奥纳多·斐波那契。他是第一个把阿拉伯数字介绍到欧洲的人。同过去一直使用的罗马数字相比，阿拉伯数字简单且误算风险小，还有零的概念，不论在生意上还是在数学学问上的益处都显而易见。

然而，以罗马教皇为最高领袖的天主教会，仅凭阿拉伯数字是基督教徒所敌视的伊斯兰世界的东西就说那是“恶魔的数字”，反对引进，就连经济立国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也都消极对待引进阿拉伯数字。可是，罗马数字不也是基督教徒所敌视不已的古罗马人创造的吗？看来逻辑性并非神职人员所擅长。

但是，不管罗马教皇如何反对，威尼斯共和国认为引进阿拉伯数字符合国家利益而坚决予以引进。威尼斯政府立即订购了斐波那契的著作，甚至开设了教授阿拉伯数字的学校。佛罗伦萨附近普拉托的一位商人发明了会计簿记方法。威尼斯引进了这一方法，并在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基础上予以普及。

重视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现实，除经济以外，政治、外交也莫不如此。人们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数字和把握整体所需要的广阔视野。乍看上去，阿拉伯数字和复式簿记不过是经济上的问题，但在罗马教皇被当作“太阳”的时代，威尼斯共和国敢放言“我们首先是威尼斯市民，其次才是基督教徒”，这在中世纪也算是异样的存在了。

就在同一时期，腓特烈皇帝也是一个异样的存在。腓特烈在途经比萨时结识了斐波那契并听了他的介绍，意识到了阿拉伯数字的有效性。但他不是商人而是皇帝。相比于把阿拉伯数字引进自己国家，他更热衷于保障已经年过五旬的斐波那契以后的研究生活。斐波那契从皇帝那里领到终身年金后，不再做经常往返于东西方的贸易，开始专心研究数学。他的义务是把研究和著述的进展过程写信告诉皇帝和回答皇帝在信中提出的数学问题。他没有应邀去意大利南部，而是选择了住在自己出生的城市比萨继续研究。他的很多著作，尤其是被誉为欧洲数学史上里程碑的《算盘全书》（Liber Abaci）及其后的所有著作都献给了腓特烈。1240年，他在领到终身年金10年后于比萨逝世。

以信为媒的朋友中还有一位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出生的的伊本·萨宾（Ibn Sabīn）。他是伊斯兰教徒，是阿拉伯人，他的学说在伊斯兰社会也过于激进。在回答腓特烈的问题时，他正在北非的摩洛哥流亡。

腓特烈与伊本·萨宾之间的质疑问答，借用英国人研究著作的题目来说就是“Sicilian Questions”。尽管这些问答都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但涉及从神学的目的到灵魂是否不灭这样的重大问题。

这让当时的基督教很恼火。灵魂不灭的问题可以问基督教神职人员，干吗要去问伊斯兰教徒。因为提问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天主教会咽不下这口气。不仅是中世纪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无须专门去向伊斯兰教徒询问灵魂不灭等重大问题。在800年后的现代欧洲人所写的研究著作中仍然荡漾着类似的情感，让人啼笑皆非。

也许因为我出身于大学哲学系我才想说，既然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回答那个著名的“西西里问题”，就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回答得再简洁明快一些。也许这是不同时代伊斯兰知识分子中常见的共同倾向。总体来说，他们的理论展开既不简洁，也不明了。不过，敢于明确说出灵魂并非不灭，这并不只是亡命摩洛哥就能做到的。大概腓特烈也没能满意，他后来的兴趣便转向了具体问题。

即便这样，伊本·萨宾回答了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皇帝还是给了他报酬。可这位抛弃了西班牙的一切，在摩洛哥过着流亡生活的伊斯兰教徒却把报酬退了回来，同时还写信说了不接受报酬的理由。他说这件事本身体现出了伊斯兰教徒的智慧优于基督教徒，这就足够了。如果是生活在多神教时代的亚里士多德，他只要不受宗教束缚，合理冷静地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逻辑就足够了。

人们通过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腓特烈的“朋友”既不分宗教，也不分民族。仅仅是曾经在他的宫廷里待过并且留名后世的，我们就可以举出以下人物。

欧洲第一个研究兽医学的乔尔丹诺·布鲁诺，生于意大利南部，就学于萨莱诺医学校，后执教于当时医学研究的圣地萨莱诺医学校。

研究防疫学的阿达莫·达·克雷莫纳，生于意大利北部，他的研究成果很快就被皇帝转化为政策，在提高卫生水平方面做出了贡献。

犹太人扎卡里亚是同样毕业于萨莱诺医学校的眼科专业医生。他受到皇帝的邀请，开始了宫廷生活。皇帝这时随着年龄增长视力在不断衰退。

腓特烈有个像是“翻译工作室”的部门，其成员也是形形色色。

犹太人所罗门·科恩，生于马赛。他的工作是把雅各布·阿纳托利[4]的著作翻译成中世纪的国际语言拉丁语，阿纳托利因把希腊文献翻译成希伯来语而闻名于世。后述的米凯尔·司各脱也与他一起工作。

这个“工作室”里还在进行着《为行走在迷茫中的人指路》的拉丁语翻译工作。这本书的作者是犹太人哲学家马伊莫尼德[5]，他以追求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犹太教的融合而著名。我认为我在哲学系学到的就是搞清了自己是多么的非形而上。在像我这样的粗人看来，亚里士多德哲学跟犹太教的融合，连尝试都是徒劳的。但想遍尝一切的腓特烈似乎并不这样认为。

既然这样，通过阿拉伯语译本把亚里士多德《动物志》翻译为拉丁语也就是当然之事了，这本书的拉丁语书名叫作《De animalibus》。腓特烈要写《驯鹰的艺术》也是受到了这本书的启发。

腓特烈自己在相当程度上知晓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但专家的翻译则是另一码事。翻译其实是一种高深的工作，好的译者在资质方面应该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智力，如果达不到同等的智力水平，至少不能缺乏以原作者的思想进行翻译的想象力和气概。正因为如此，翻译才被视为是学问之始。腓特烈懂得这些道理。因为腓特烈的看重，中世纪的“翻译工作室”才从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班牙转移到了基督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南方。

我在想，这帮人平时用哪国语言说话呢？难道不是拉丁语、意大利语和阿拉伯语混用吗？会不会再加上英语和希腊语呢？

在腓特烈身边时间最长的是下面两个人。

米凯尔·司各脱（Michaele Scot），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据说他出生于1175年前后，因而比腓特烈年长20岁。在中世纪，爱好学问很容易会被视为异端。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他年轻的时候就当了修道士。在牛津和巴黎求学之后，他年逾四十，却去了西班牙的托莱多。当时的托莱多可说是一个文化中心，以把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而出名。

在托莱多逗留期间，这位苏格兰修道士学会了阿拉伯语。尽管把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成为阿拉伯语的著名译者阿维罗埃[6]20年前就已去世，但托莱多却仍留有他的学风。

阿维罗埃（Averroes）这个名字在欧洲很著名。他的本名叫作伊本·鲁西德（Ibn Rushd），是出生在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

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腓特烈把这些译著推荐给米凯尔译为拉丁语。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了中世纪的国际语言拉丁语，欧洲人才在千年之后又重新想起了他。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第一次知道了与柏拉图齐名的古希腊智者。

罗马教皇宫殿叫作梵蒂冈，里面有一个地方叫“拉斐尔厅”。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拉斐尔[7]在这里创作了壁画。其中有一幅作品名为《雅典学派》，画面构图是古今的学问“明星”聚集一堂。中央站立的二人是模仿达·芬奇长相的柏拉图和模仿米开朗琪罗长相的亚里士多德，学问和艺术的世界巨擘们以各具特色的姿态围绕在他们左右。画面左下角画着裹着头巾的阿维罗埃，一副阿拉伯人的形象。

拉斐尔创作的《雅典学派》

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代，梵蒂冈都是天主教的大本营。拉斐尔在梵蒂冈内部描绘了在学艺方面留下丰功伟绩的人，哪怕他不是基督教徒。每当我看到这幅作品心里都会想，没有比这更能高歌文艺复兴精神的作品了。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伟大，那么介绍他的业绩的人也做了伟大的事。因而，画中描绘了阿维罗埃也属当然。

这幅《雅典学派》里没有画上米凯尔·司各脱。我们的这位苏格兰人什么领域都要插一手，他甚至研究占星术而被当成了占卜师。但丁在《神曲》中把他贬低到了《地狱》篇第二十首中，把他评价为一个形迹诡异的人物。也许是因为这个评价，他没能进入《雅典学派》，这非常可惜。

听说研究阿拉伯数学的斐波那契把这个苏格兰人引荐给了腓特烈。司各脱离开西班牙，来到了意大利。斐波那契与他结识，两人性情相投。于是，斐波那契把他介绍给了皇帝，说他很有趣。也许腓特烈也觉得他有趣，或者是他也觉得腓特烈有趣，就此待在了腓特烈的身边直到去世。在此期间，他不但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了拉丁语，还完成了阿维罗埃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翻译工作。

如果把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简单地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反复实验，努力追求真实才愈加重要。

与理论派的柏拉图相比，腓特烈当然更喜好这位亚里士多德，也自然会与一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米凯尔·司各脱成为气味相投的朋友。不过，这位兴趣广泛的苏格兰人，有时也会因腓特烈而感到困惑。皇帝提问坦率，会问到你无法作答，而并不在意你是否会认为他幼稚。我仅举数例如下：

一、在宇宙中，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们居住的地球？

二、上帝居住在宇宙的什么地方？

三、人们都说天使和圣人围绕在上帝的身边，他们在那里都干些什么？

四、有没有天堂、炼狱和地狱？如果有，那么它们都在哪里，又有谁住在里面？

五、人死后也能知道活着的人在干什么吗？

六、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七、为什么会有涨潮和退潮？

八、地球的中心是什么构成的？

九、为什么长年静止的山会突然喷火？火山附近的水为什么会沸腾，发出恶臭？

这样的问题成年人会羞于启齿。可腓特烈却向米凯尔抛出了这些问题。这位苏格兰人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但他也是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修道士，对基督教会有所顾忌，否则很容易被当成异端定罪。这位修道士所回答的不论是宇宙、天堂，还是炼狱、地狱，都跟半个世纪后出生的但丁在《神曲》中所描写的没有多大区别。

所以，腓特烈当然会认为灵魂不灭之类的问题就只能问伊斯兰教徒了。不过，问是问了，但伊斯兰教徒的答案却不能令他满意。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以“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之说收场了。我觉得，抛给米凯尔·司各脱的问题更加具体化，这反映出那段时间的情况。

话虽如此，只要是谈论具体的科学之事，如涨潮退潮及其对动植物的影响等，米凯尔还是一个愉快而有益的朋友。而且，这个苏格兰人爱好广泛，不用担心话题枯竭。他和腓特烈二人好像对现代被称为观相学的领域也大有兴趣。

米凯尔·司各脱在他所写这方面的著作中说道：如果具有观察面相和身相的眼光，你就能了解对方的性格，预测他的行动。书中还有一行令人愉快的文字：额头上没有皱纹，脸上也平滑的人吵架嘴快，撒谎也不脸红，头脑偏于简单。不过，米凯尔就是米凯尔。他在这段文字后继续写道：“但是不能仅凭这些来判断一个人。人会因为业绩而改变容貌。”

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腓特烈正面临众多难题，一定是满头皱纹，满脸沟壑。如果不是这样，感觉再契合的朋友也写不出这样的话来。

这位米凯尔·司各脱甚至还为皇帝算命。在意大利的主要城市中，腓特烈没有踏足过的唯一城市就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在那个时代叫“Fiorentia”，是鲜花之都的意思。米凯尔对皇帝说，你最好不要去地名带“花”的城市，因为你会死在那里。

这么一说，腓特烈一辈子还真的没有去过佛罗伦萨，甚至没有靠近过。即使在佛罗伦萨共和国表态要把行政长官的任命权交给皇帝以表示归顺的时候，腓特烈也只是接受了这个请求，把儿子费德里科派去担任长官职务，自己却没有去。顺便说一句，腓特烈在出门鹰猎的途中病倒后被抬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名叫作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Castel Fiorentino，花之城堡的意思）。

我不知道腓特烈不靠近佛罗伦萨究竟是因为他相信了苏格兰人的预言，还是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想法认为“不能证明的东西不代表不存在”而不去造访。总之，“花”（Fiore）似乎成了合理主义者腓特烈的“鬼门关”。

不管怎么说，米凯尔·司各脱的确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谈话伙伴。不过很快，腓特烈就想再找一个理智交谈的话伴儿了。腓特烈写信委托以信为媒、已经成为好友的开罗苏丹选送一个合适的人。苏丹送来了出生在中近东的希腊人、基督教徒泰奥多罗。

就像米凯尔以“生于苏格兰的米凯尔”留名一样，这位泰奥多罗也是以“生于安提俄克的泰奥多罗”名留历史的。他的生年不详，出生地是十字军时代作为公国而繁盛的叙利亚古都安提俄克。他是希腊裔，所以是基督教徒，但却不属于天主教派，而是希腊正教徒。他懂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还有法语。尽管十字军国家的公用语言是拉丁语，但那些地方当时广泛通用的却是法语。这大概就是他懂法语的原因。

这人对古希腊的所有学问都感兴趣。但他学习这些学问既没有去雅典，也没有去亚历山大，而是去了伊斯兰世界。他渡过幼发拉底河，来到底格里斯河畔，先在摩苏尔，接着到巴格达求学。这件事显示了古希腊的“智慧”是怎样通过伊斯兰世界而流传后世的。

泰奥多罗在中东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了中近东，在附近的伊斯兰埃米尔手下当行政官，积累资历。苏丹受腓特烈之托寻找人才时，他被网罗进来。于是，这位“生于安提俄克的泰奥多罗”平生第一次来到了西方。

他成了腓特烈的朋友，在以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待在皇帝的宫廷里。他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典型，兴趣广泛，但专业只在两个领域:第一个是医学和疫病学，第二个是把阿拉伯文献翻译成拉丁语。

在第一个领域中，他与一位已经成为腓特烈朋友的意大利人合作，积极参与了西西里王国防疫对策的制定工作。因为有了意大利北方克雷莫纳出生的阿达莫和叙利亚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这两个人，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下水设施有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还没有达到古罗马时代上下水两方面都设施完善的程度。排水技术当时还是东方更为先进。出生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这两个人灵活运用了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技术和伊斯兰的技术，使流行病防治对策不断开花结果。

泰奥多罗专业的第二个领域是翻译。在这个领域中，他最著名的功绩是把多位阿拉伯人撰写的鹰猎指南书Moamin介绍到欧洲。原著大约成书于12世纪前后。泰奥多罗来到西欧后才为腓特烈把这本书翻译成拉丁语。这本书刺激了腓特烈，催生了中世纪唯一一本作者为皇帝的学术著作。

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涉及了所有的领域。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比他晚来，也成了皇帝的一位朋友。在全能型知识分子这一点上，二人堪称双璧。他们之间的对话据说是压轴的精华。这对话大概是用拉丁语进行的吧。对话间皇帝时不时插上一句辛辣的讽刺，腓特烈从来没有被他们两人的话语所压倒而说不出话来。

米凯尔甚至给皇帝算命，而泰奥多罗的专业中则有希腊医学。泰奥多罗曾为命中注定生活紧张的腓特烈调制饮料，还做糖果送给他，让他尽快消除疲劳。

看了饮料的成分表后我们只能说，那东西不就是运动饮料吗？不过，补充糖分对用脑有效，这却是事实。

再说糖果。这东西只是以蜂蜜为底料加了些紫花地丁的芳香而已，但腓特烈却深好这一口。听说他还下令赠送给政府高官们。在讨论严肃问题的会议上，皇帝和家臣们一边讨论，一边鼓漱着嘴里的糖果，光想象一下就会令人忍俊不禁。尽管如此，淡紫色糖果散发着紫花地丁的高贵香气，用作疲劳恢复剂的确不赖。

苏格兰出生的米凯尔是修道士，即使是最下层也属于神职人员。献身于上帝的人不允许拥有最终的安身之所。对他来说，不管是在皇帝的宫廷里还是在修道院度过余生都没有关系。但安提俄克出生的泰奥多罗是个俗界人士。所以，腓特烈让人在意大利南方准备了一处带有领地的宅邸送给他。宅邸的庭园里绿树繁茂，流水潺潺，一派东方气息。

我认为这样可是不行的。住进让他想念起故乡的地方，就是在他望乡之乡愁上又点了一把火。

这时的腓特烈与终于选出的新教皇之间关系紧张，为此劳心伤神。

泰奥多罗即使想回归故里，也不想做违背厚待自己的皇帝心愿之事，思前想后，苦恼不堪，最终选择了自杀。48岁的腓特烈在意大利中部逗留期间得知了这位朋友的死讯。

“朋友们”的最后一人还是得归阿尔-卡米勒。

腓特烈同他没有见过面。尽管如此，对腓特烈这位基督教徒来说，没有比这位伊斯兰教徒更好的朋友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欧基督教徒在“上帝所愿”的口号下大举进攻伊斯兰教徒在中近东的地盘。从那以后，十字军国家勉力支撑长达200年之久。这里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确定的原因是敌人伊斯兰方面的领袖都是阿尤布王朝的苏丹。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由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和土耳其民族所构成。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都是库尔德族出身，这个民族在伊斯兰世界至今还是少数民族。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一连三代苏丹萨拉丁、阿迪勒和阿米勒都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伊斯兰世界的神职人员哈里发和伊玛目都主张把基督教徒一个不剩地统统赶走。在仍然实行这种强硬路线的情况下，只有阿尤布王朝的苏丹采取了温和应对的态度。跟着第一次十字军打过来以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已经扎根了100年。三代苏丹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他们并没有把基督教徒赶出去，而是改变了方向，与基督教徒共存。他们看到了中近东伊斯兰社会通过十字军接触了西欧，伊斯兰社会的产品也卖往西欧的事实。

在西欧，威尼斯共和国和皇帝腓特烈最先抓住了这种形势的变化。

威尼斯领导的第四次十字军虽然出发远征，但目的地既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埃及，他们进攻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因为威尼斯政府与苏丹萨拉丁之间签有密约，双方同意只要十字军不来，苏丹将保证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徒的安全。威尼斯共和国把国家利益放在最优先位置。相比于按照十字军精神屠杀伊斯兰教徒，他们自然会选择确保和扩大贸易的路线。

但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腓特烈不能只优先考虑一国的利益。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有义务把居住在欧洲基督教世界人们的愿望变成现实。这些愿望是：第一，要夺回被萨拉丁占领后回到伊斯兰手中的圣城耶路撒冷；第二，要确保基督教徒安全前往耶路撒冷等基督教圣地朝觐；第三，确保在中近东定居已久的基督教徒的生存。腓特烈了解这些愿望，他决定通过外交手段去实现这些愿望。

这个时期，敌方身居苏丹之位的是阿尔-卡米勒。他的父亲是阿迪勒，伯父是萨拉丁。他的大本营在开罗，但他的势力圈却不仅限于埃及。同伯父和父亲一样，阿尔-卡米勒这位苏丹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西半部分置于了自己的统治之下。他继承了父亲阿迪勒的思想，认为只要十字军不来远征，就可以与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共生。

阿尔-阿米勒是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苏丹，而腓特烈是基督教世界地位最高的皇帝。也就是说，他们二人是顶尖中的顶尖，尽管这与宗教界地位最高的哈里发和罗马教皇在意义上有所不同。

这将促成问题的解决。皇帝方面发誓不进行十字军远征，苏丹方面则起誓把耶路撒冷归还给基督教一边，并承认中近东十字军国家的存在。这样就会使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两人决定达成媾和协议，有效期为10年，并写明今后可以续约。第六次十字军之所以被称为无血十字军，就是因为虽然率领军队过去了，腓特烈却没有使用军队，单靠外交就达到了目的。

然而，这次媾和遭到了来自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两方面的猛烈抨击。在东方，哈里发和伊玛目谴责这是“伊斯兰的耻辱”；在西方，罗马教皇说应该用基督教徒的鲜血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他甚至抨击率领第六次十字军的腓特烈是“基督的敌人”。这是唯一一支没有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十字军。

不分古今东西，原教旨主义总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声音总是很大。声音越大，留在编年史作家——这些当时的记者——笔下的概率就会越高，甚至会让参考这些记载的后世研究家认为，这才是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声音。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但由声音大的人书写历史的概率难道不是更高吗？

但是，不论是阿尔-卡米勒还是腓特烈，都冒着如潮的恶评遵守了媾和时的约定。有效期又延长了10年。虽然这是因为他们二人事后都有维系当时的约定，但对腓特烈而言还有考虑本国利益的一面。

西西里王国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合而成，隔地中海与北非相望。按现代的国别从东向西数过去，这些北非国家有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在中世纪，这些地方由大小苏丹和埃米尔统治着。如果同他们搞好了关系，西西里王国就可以减轻其对海上防卫的担心。这些伊斯兰的小君主都知道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的朋友关系，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违抗大国埃及苏丹的意志。

正如我在《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中所写的那样，从北非袭来的伊斯兰海盗是中世纪时代居住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基督教徒最大的恐怖。基督教方面很早就转为贸易立国，而北非却还持续着海盗立国的状态。因为这个原因，南欧海边建起了数量惊人的用于监视的塔楼——“萨拉森塔”（Torre Saraceno）。

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突出于地中海的中央，最容易受到海盗船的袭击。但今天还残留在那里的“萨拉森塔”几乎都建于腓特烈以后的时代。因为在腓特烈统治意大利南方的时代，海盗惮于袭击他的领国。

在年龄上，阿尔-卡米勒似乎比腓特烈年长十五六岁。这位苏丹经常向皇帝派来感觉像是维护关系的使节团，每次必给皇帝带来礼物。

了解了这些礼物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尔-卡米勒实际上很理解腓特烈。他没有送来阿拉伯的绝世佳人。苏丹送来的礼物更多的是使用伊斯兰社会最新技术制作的产品，如制作精巧的水钟、所有星星都是用宝石镶嵌而成的宇宙仪等。皇帝的回礼则是在北欧捕获的白熊。这的确令人发笑，但在中世纪，东方在技术方面也是领先的。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这样的状况才得以逆转。

我很同情被送到开罗的白熊。但在苏丹送给皇帝的礼物中，也有大象、豹子等猛兽和形形色色的热带鸟类。

腓特烈把这些动物放在了召集诸侯开会的地方，用在了进入一座城市，而该城市屈服并决定归顺到他旗下的时候。人们感觉就像来到了一座马戏城。但夸耀自己的权力也对行使这些权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意志诸侯对制作精巧的宇宙仪毫无反应，却会瞪圆了双眼观看异国情调的猛兽游行。

阿尔-卡米勒于1238年去世，距他与腓特烈所签的媾和协议还有一年到期。一年后，继承阿尔-卡米勒当上苏丹的长子同意无条件续签协议。我认为这是他父亲交代的。居住在中近东的基督教徒因此又可以享受10年的和平。腓特烈是在媾和破裂一年后去世的。

一位基督教徒委托一位伊斯兰教徒物色一位人物。这位伊斯兰教徒接受了基督教徒的请求，为他派去了一个生于东方却是基督教徒的人。不过，这种关系在中世纪这个时代罕见得让人悲哀。这两个人构筑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东方之地共生共存的局面。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以“圣路易”闻名，被罗马教皇称为理想君主，他率领的第七次十字军打破了这种局面。

不过，皇帝腓特烈二世不是一个只满足于把知识分子召到身边的人。他也留下了自己的作品，只举其代表作就有《梅尔菲宪章》、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和关于鹰猎的著作。

《梅尔菲宪章》

这里，我用中世纪欧洲通用语言拉丁语来写书名。

Magma Charta Libertatum（《大宪章》），公布于1215年6月。

Constitutiones Melfhitanae（《梅尔菲宪章》），公布于1231年9月。

《大宪章》越到后世越有名，而《梅尔菲宪章》却被遗忘。这也是“历史的讽刺”的一个例子。这里的原因是，后世英国历史学家评价说《大宪章》才是国王承认市民权利的最早历史文件，这个评价根深蒂固。另外，《大宪章》后来有过诸多修正，其成果成为英国国王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维持至今。这也对确立《大宪章》的名声大有裨益。

可是，人们当初制定《大宪章》时，在写进去的条款中并没有要求国王承认市民的全部权利等内容。只是因为英国国王的权力和影响力受到削弱，引起了对神职人员和封建诸侯所拥有的既得权益的再次确认。

为什么呢？在《大宪章》上签字的是英王约翰。在他手上，英国一块接一块地失去了其在法兰西境内的领土，一如他的绰号“失地王”所表现的那样。国王手下的诸侯纷纷认为，在如此无能的国王手下，连自己的领土也将不保。没有了诸侯的合作，王位也坐不稳。为了留住诸侯，约翰不得不在明确载有贬抑王权、提高诸侯权力内容的《大宪章》上签字。然而这样一来，英国就会在亨利二世[8]和狮心理查所推进的从封建社会走向君主政体国家的道路上走回头路。也就是说，在此后长达200年的时间里，英国不得不在迷茫中痛苦挣扎。

中世纪后期英国国力衰退，原因不光是因为失去了在法兰西境内所拥有的领土。在国内姑息封建诸侯才是最大的原因，而允许这样做的正是《大宪章》。

法兰西与英吉利的领土比较

法兰西一边旁观着如此这般的英吉利，一边推进着从封建制向君主制的转变。国王腓力二世是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大功臣。他是一个政治性人物，军事上则完全不行。但幸运的是，最大的敌人英国的国王从战无不胜的狮心王换成了每战必败的失地王。腓力二世还是一个巧于玩弄卑劣手法的人。原先的实力诸侯由于反复不断的十字军远征，人力、物力衰微不堪，他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的领土变成了国王的领土。他于1180年登基，1223年去世。这两个年头的法兰西地图显示了他所以被法兰西人赞扬为奥古斯都的业绩。奥古斯都可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到13世纪前半叶时，中世纪已步入后期。这是一个欧洲激烈动荡的时代。

《大宪章》公布于1215年。

腓力·奥古斯都死于1223年。

可直译为“宪法”的《梅尔菲宪章》公布于1231年。

其后5个月，罗马教皇格列高利开设了“异端裁判所”。

腓力国王和腓特烈皇帝在把封建社会转向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国家的目标方面很相似，但这两位君主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腓力脑中的君主政体国家就是通过吸收封建诸侯的领土来扩大国王的直辖领土。而腓特烈的君主政体国家尽管也是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但却是基于法律的君主政体。也就是说，在以法治国家为目标这一点上，这两人是不一样的。

腓力似乎没有注意到罗马法的存在。法的概念已经装不进他的脑子了。但腓特烈注意到了罗马法的有效性，他抱有强烈的观念即国家必须是法治的。

这就是腓力与腓特烈的不同，前者根本没有想要制定什么宪章，而后者意欲通过制定《梅尔菲宪章》来明确国家发展的方向。

顺便说一下近现代研究家作为高度评价《大宪章》的理由而使用的“市民的权利”一词。在13世纪的当时，勉强能够配得上“市民”这一概念的只有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体，因为这所谓的“comune”（自治体）就是市民自治的居民共同体。到了14世纪后半叶开始的文艺复兴时代，城邦国家的“市民”已经明确成为共同体的主人公。

不过这里的所谓“市民”并不是已经习惯了民主政体的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种“市民”。当时的“市民”大约分为“大市民”和“小市民”。能够掌握权力、决定国家方向的总是属于上层社会具有实力的市民。只有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市民的概念才扩展到下层社会。所以，“市民”定义的不明确也是夸大评价《大宪章》的原因。尽管名为《大宪章》，当初不过是遭到忤逆、慌了手脚的国王想留住那些诸侯而大幅让步的结果而已。

古罗马时代已存在、到了中世纪却被丢失的不只是“市民”的概念，“法”的概念也被忘到了脑后。

《摩西十诫》为上帝所授，相信上帝的人是不允许它被改动的。但是，除此以外的法则是人想出来的。既然如此，如果法出现了不适合的情况或不符合时代了就应该改变。这就是罗马人对法的认识。

腓特烈通过《梅尔菲宪章》复兴了这种“罗马法的精神”。

《宪章》的各项条款都以“Comanda lo Imperatore”（皇帝诏曰）开头。一般人都会想，要是改变了俗界最高权威皇帝的命令，就会伤害他的权威。然而，腓特烈的脑子里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宪章》自1231年公布起近20年间，条款修改过数次。腓特烈就像反复推敲原稿的作家，《梅尔菲宪章》和以其为基础的国家建设就是他的“作品”。因此，无论局部如何反复“推敲”，法治国家一直都是整体的主线。

那么，撇开历史研究家不谈，为什么《大宪章》都写进了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而《梅尔菲宪章》却被普遍遗忘了呢？

这里的第一个原因是《梅尔菲宪章》为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所厌恨。教皇默认了法兰西国王已经迈向中央集权国家的行为。但是，中世纪的高级神职人员相信，他们拥有不仅在信仰方面，而且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都会发挥影响力的权力。“皇帝命令”式的做法一旦得到普及，他们便会很为难。因为他们认为，下命令是只允许上帝授意的神职人员拥有的权力。《梅尔菲宪章》公布5个月后，教廷便设立了“异端裁判所”，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意味着罗马教皇对皇帝的一种牵制。

这是为了宣示“命令”的权力不在皇帝，只在上帝，亦即只在罗马教皇这个传达上帝旨意的人。

我想在这里谈清罗马法与教会法的不同之处。

所谓“罗马法”是古罗马人制定的法律，因其在中世纪对《梅尔菲宪章》的制定以及在近现代对各国的法律产生过巨大影响而广为人知。

而“教会法”则是统治中世纪欧洲的法律，今天仍适用于梵蒂冈城国。

这两种法在大学都有独立的学科，有专门学习研究这些法的研究家，详细的验证工作就交给这些专家去做吧。我在这里只谈谈关于审判的方法，连我这个外行都认为这是基本的一条。

在罗马法中，即使被起诉，只要没有证据证实就不会被判有罪。

相反，在教会法中，一旦被起诉就是有罪。被起诉后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进行反证，则可以判其无罪，但这并不存在实际的案例。

关于不服判决者的上诉权，不论是罗马法还是《梅尔菲宪章》都明确予以承认，而且明确规定接受上诉的是皇帝。因为皇帝既不属于判决方，也不属于被判决方，被认为是超越两者的存在。如果在现代，这应该就是最高法院。我在写《罗马人的故事》时，看到皇帝们所到之处都在忙于应付上诉，甚至夜里还要下判决，觉得当皇帝也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不过，腓特烈干这种艰苦的工作得心应手。他把这项工作放在了一切工作之上，认为这是皇帝作为超越原被告的第三者的一项义务而特别重视。

教会法不承认上诉权。说不承认不如说实际上是不能承认。你去向谁上诉呢？只能向上帝上诉。我们找不到传达上帝旨意的罗马教皇接受上诉而对上诉案件下判决的例子。也就是说，在根据教会法进行判决的异端裁判所，一旦成为被告也就有了结局。

话虽如此，腓特烈并没有把罗马法直接引入《梅尔菲宪章》。《梅尔菲宪章》中有一条独特的条款，规定有上诉的一般判决必须在起诉后一年内拿出结果。判决应该公正，如果一拖几年，就会加大原告和被告所蒙受的损失，连法律所追求的公正也保障不了。近来官司一拖10年的情况司空见惯，我在心里不禁叹息。

在中世纪，除腓特烈的唯一例外就是重视公正执法而被称为“中世纪罗马”的威尼斯共和国。不过，威尼斯再怎么热衷于维持法治国家，也只是停留在本国国内，不曾想过要将法治的理念输出到其他国家，实际上也没有输出过。

腓特烈不是将本国利益放在最优先地位的经济人国家的元首。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基督教世界俗界地位最高的人。他的所说所做不能以输出与非输出来衡量。他的所作所为如果被输出，影响所及，危险巨大。

罗马教廷感知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设立异端裁判所来加以阻止，裁判所用于审判违反基督教会所规定的基督教徒生活方式的人。

法兰西国王腓力实现了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转变，但他作为基督教国家的君主并没有错。而腓特烈建成的中央集权制君主政体国家依据的是教会法以外的法律，作为统治基督教徒的君主，他被认为犯了错。

《梅尔菲宪章》后来被遗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法治国家的观念直到近现代才得以复兴。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罗马法也失去了效力。所谓法律，只要没有付诸实施的“场所”，就只是学者们研究的纸上条文。

腓特烈的“作品”、法治国家的“西西里王国”在他去世16年后，因曼弗雷迪的死亡而告终。后来的意大利南方先是在法兰西国王，接着是在西班牙国王的统治下走了回头路，回到了残留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社会。这期间，《梅尔菲宪章》也变成一份历史文献，一份出自于被基督教会定罪为异端者之手的历史文献。

然而，只要读一遍这份文献，人们就不能不感受到当时三十五六岁的腓特烈的热切之心，他是在盛夏时节把全体合作者封闭在梅尔菲城执着地让他们完成这份宪章的。

《大宪章》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中世纪的正式文书都要用基督教会的公用语言拉丁语书写，这也是当时的常识。然而，只有西西里王国的正式公文《梅尔菲宪章》是用被称为俗语的意大利语写就的。当然，当时的意大利语还没有达到百年之后经过了在佛罗伦萨锤炼后的语言境界。文章的水平就像美国人、英国人或是法国人讲的意大利语，不笑便无法卒读。《梅尔菲宪章》便是用这样的意大利语写成，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读懂。

腓特烈皇帝的目标是建设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有秩序的和平国家。为此必须把那些被认为“学问”没有神职人员高的、以诸侯为首的普通世俗群众带入这项事业。按照腓特烈的想法，如果用这些人读不懂的语言去写宪章，那它就不能成为“法律”——这个人们赖以共生的规则了。

“蒙特城堡”

在中世纪，建教堂被认为是地位崇高、握有权力之人的义务。天主教会一直在说，建设教堂是感恩上帝的表现。只建城堡而不建教堂是腓特烈遭到非难的理由之一。

13世纪可以说是北欧各地一窝蜂建造哥特式大教堂的时代。那时建设的大教堂至今还展现着威容。

那时还是一个对十字军狂热的年代。那个时代的流行观念是，一般人通过参加十字军远征表示信仰坚定，而具有财力的王侯则通过建造大教堂来表示坚定的信仰。他们都认为，完成这些事情就能预订到死后在天堂的席位，因而得到心灵的慰藉。

在这个时代，腓特烈只让人建造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建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阿尔塔穆拉，不论外观还是内部，它在美术史和建筑史上都不值一提。这是一个很平凡的教堂。当地原先没有教堂，人们感觉这教堂就是为建而建，根本无法与同时代在法兰西一座接着一座建起来的大教堂相提并论。

那么，为什么腓特烈对建设教堂不热心呢？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已经有很多极高水平的壮美教堂了。

尤其在西西里岛上，已经建有很多阿拉伯、诺曼和拜占庭风格绝妙融合的西西里式的壮美教堂，其代表作是位于巴勒莫附近的蒙雷阿莱大教堂，美得我只能想到华丽一词来形容。位于西西里岛东侧的叙拉古有一座直接按照古希腊神殿翻建的大教堂，反映了这座海港城市自古以来的漫长历史。这座教堂，只能用壮丽一词来形容。

除了这两处宏大教堂以外，意大利南部根本不缺美丽的教堂。在整个中世纪，阿尔卑斯山南侧地区的文化水平一直高于北侧地区。

尽管当时很流行，但一个劲儿地向上突起、直刺苍穹的哥特式建筑，原本就不适合建于南欧这块湛蓝天空下沐浴在阳光中的土地上。

当然，腓特烈建设教堂的兴趣与同时代的王侯相比的确明显偏低。

建造新教堂需要请罗马的教皇派来主教或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请这个人举行祝圣[9]弥撒，宣告这座教堂以后将成为与上帝相会的神圣场所。可是教皇与皇帝的关系已经众所周知，腓特烈哪有心情这样做呢？他根本不相信这样做就能预订到天堂的席位。

因此，腓特烈只建造了一座教堂，但却建设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和要塞。所有这些都建在了战略要地，规模也根据战略上的重要性分成了大型城堡、中型城寨和小型要塞。它们不是孤立的防御设施，而是作为防御网络的一部分发挥着作用。

同北欧的城堡要塞相比，它们的造型更接近中近东的很多十字军城寨。其原因大概在于气候，南欧的气候更接近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而不像北欧那样。建筑的内部开放而空阔，住在里面的感觉一准不差。

在不必担心遭到飞机空袭的时代，战略要地的处所几乎不会随着时代而变化。在西西里王国，几乎在所有的战略要地都有腓特烈母系的诺曼王朝的国王们建的城寨。腓特烈所做的就是根据这些城寨在战略上的重要程度加固或改造它们。腓特烈没有新建过一处。几乎所有腓特烈进行过大规模改造的沿海城堡，直到今天还为意大利海军所用，这证明了腓特烈战略眼光的准确性。

不过，在大小数量过百的城寨中，只有一处城堡不知为何而建，这就是“蒙特城堡”（Castel del Monte，意为“山上的城堡”）。蒙特城堡由于壮美而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造访人数众多，城堡景象被印在了欧盟货币“十分之一欧元”的钞票上。

蒙特城堡

蒙特城堡所有的一切都由“八角形”构成，在欧洲任何地方、在到处都分布着十字军城寨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们见不到如此特异的城堡。

一望而知这不是一座为了防御而建的城堡。

蒙特城堡坐落在一座矗立在广阔平原中央的山岗上，老远就能见到。如果进攻方在周围的原野上支满帐篷，攻陷它易如反掌。

这座城堡也没有建在能够监视重要道路的地方。城堡边虽然有道路通过，但那路并不是从一座城市去另一座城市的必经之路，不过是些乡间小道。

走近了你就会发现，这座城堡并没有其他所有城堡都有的护城河环绕周围，因而也就没有中世纪城堡所必备的吊桥。

蒙特城堡由八面外墙构成，外墙由八座八面塔楼支撑。开在外墙上的窗户同其他城堡相比过大，如果是为了追求眺望和采光可以理解，但却完全不适合防御。

城堡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摆放弓弩，也没有适合射箭的地方。屋顶上也没有城堡必有的向爬上城堡的敌兵头上浇烫油的开孔。这里既没有马厩，也没有存粮的仓库，连独立的厨房都没有，不适合人们长时间驻留。人们不可能骑马进城堡，哪怕是皇帝，也得在城堡外面下马后走进城堡。

然而，城堡中有很好的蓄水系统。沿着八角形塔里的螺旋楼梯向上爬就能到达屋顶。屋顶有其他城堡见不到的石板铺装。通过微妙倾斜的石板和旁边窄窄的水沟，可以收集雨水而无浪费。城堡里既有冲水厕所，也有巨大的取暖壁炉。这样完备的设施在那个时代已经令人满意至极了。

室内用了很多昂贵的彩色大理石来装修，所以没有北欧城堡的那种粗糙，也没有伊斯兰式装饰过度的感觉。装修的整体风格是品质上乘，明快流畅。

不过，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内部装修已经过了800年的剥落和掠夺。当然，罗马斗兽场经历了两千年的剥落和掠夺以后只残留了当初的三分之一，但它还是斗兽场，只有把想象力发挥到最大限度，才有可能看到它当年的雄姿。蒙特城堡也同样是历史遗迹。不同的是，这里只有800年的历史，可以认为现在所能看到的是当初的二分之一。尽管如此，这里仍然是蒙特城堡。

腓特烈为什么要建这座城堡呢？由于腓特烈写给地方长官的详细指令得以留存，我们明确知道了只有这座城堡是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建造的。我们不能确切知道的是“为什么”。围绕这个题目，研究家发表了很多论文，可谓眼花缭乱。有人说是为了鹰猎，另一些研究家则主张是为了天文学和数学实验。

腓特烈狂热地喜好鹰猎，说为鹰猎而建不是没有可能。

但腓特烈大概不会在城堡顶上鹰猎。鹰一般是要从高处放才会飞的鸟，但腓特烈所喜好的鹰猎是在平原上驰马放鹰式的狩猎。在城堡顶上放鹰，又在原地等鹰回来，这样的狩猎，他怕是根本不会考虑的。在他的“书”中根本没有提及这种鹰猎方式。如果是享受野外狩猎后过来住宿，我认为这里倒是个可用之所。没有厨房的问题可以在中庭做烧烤解决。而且，蒙特城堡适合训练猎鹰。城堡坐落在高高的山岗上，城堡的屋顶应该是最适合猎鹰驯养师训练猎鹰的地方。

腓特烈是个实验主义者，说建城堡是为了天文学和数学实验也并非一点可能性没有。但人们至今没有发现可以证实这种观点的证据。此外，从八角形的外观开始，蒙特城堡里的一切都归于“八”这个数字，人们至今不清楚这是为什么。

于是，研究家中坦率的人只能以“腓特烈之谜”收场。腓特烈也是个给人找麻烦的人，他甚至让800年后的研究家都不得不认输。

不过，像我这样不重研究的人可不会那么轻易地上他的当。每次造访蒙特城堡时，我都强烈地感到，腓特烈投入了他各种各样的想法，造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要是我，即便再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无法实现在自家房子上。但腓特烈是皇帝，有充足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干成了这种事。说不定这座城堡建成之后，腓特烈才去想要用它干什么。

耸立在意大利南方普利亚平原上的“蒙特城堡”是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作品。我们要忘却各种解释，像一张白纸一样面对这件作品，这样才能欣赏腓特烈这件作品的美妙之处。

“驯鹰的艺术”

下面才是真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著作De Arte Venandi cum Avibus，直译为“使用鸟类狩猎的技能”。这里的鸟类当然指的是鹰。这本书今天仍收藏在梵蒂冈，书的每页上都有彩色插图，精美绝伦，让人感到如果不能用色彩来介绍鹰猎那将是一种遗憾。书用拉丁语写成，可能作者自己都认为，鹰猎是供贵人们消遣的体育运动，没有必要让普通老百姓读懂。

但是，这本精美的书在腓特烈生前却没有刊行。他在当上皇帝后的30年间，在政务和军事的间隙里编写，找人画插图，留下了书稿。他死后，儿子曼弗雷迪将书稿整理成书。文章完全是腓特烈所写，没有改动，表现了儿子对父亲的敬爱之心。全书条分缕析，逻辑性强，行文冷静。而且，曼弗雷迪也和父亲一样狂热地喜好鹰猎，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合适的“校阅者”。

现在说说这本书的内容。如果你认为这是一本单纯介绍鹰猎的指南手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本书完全可以发挥指南书的作用。但腓特烈的真实意图在于，在反复实践所获得的事实的基础上展开考察，这一点贯穿全书。他自己在“序言”中明确写道：

“在写这本书，这本讲述用鸟类狩猎的书时，我内心的体会只有一句话：

一切都如实写来，一如所见地写来（Que sunt，sicut sunt）。

“因为我相信，只有这样地一以贯之，才能打开迄今为止尚无人尝试过的通向科学之路——把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与作为经验才能理解的知识结合起来。”

既然开头写了这句话，我还以为科学家的观点会贯穿全书呢，然而统治者的面孔不时出现在书中。这主要表现在讲述鹰猎有效性的地方。

为什么鹰猎对社会上层人士有效用呢？腓特烈写道：因为鹰猎可以把他们从紧张的日常生活中解放出来。他说，至少在鹰猎的时候，“每天的担心”会让位于“快乐的时间”。

写到这里还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紧接着却是这样的句子。他说鹰猎被视为是贵人的体育运动，但对普通人也有有效之处。他写道：为什么对普通人也有效呢？因为鹰猎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体育运动，从事这项运动的人需要具备广泛的知识和细心的关怀，娴熟于此的人掌握了相关技能，所以容易谋到职位。

我觉得像是在读反对最近英国废止猎狐的文章。但我不知道最近是否有哪位英国贵族像解剖过鸟的腓特烈那样，也写过一本关于猎狐的科学考察书。

这本书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和考察了鹰的猎物——鸟和小动物。

第二部分详细地分析考察了捕食这些猎物的鹰的全部种类。

第三部分对鹰猎进行了考察论证。从鹰的饲养方法、饲料，到拴鹰的结绳方法等等，面面俱到，观察之精细，追求之完美，完全超越了单纯的指南书。

腓特烈的这部著作由上述三部分构成，深入细节进行分类和分析，一一进行严密的解释，着实令人惊叹。不仅如此，这本书对人人皆知的事情也进行了认真叙述，并未忽略。这种对分类的喜好一定源自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喜好。但他并不认为亚里士多德所写的一切都很好。他断言这位古典希腊的“知识巨人”所写的动物学是书桌上的产物，令人啼笑皆非。总之，腓特烈写了一本关于鸟类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作为鹰的猎物的其他鸟类。书中有很多插图，还可以用作鸟类图鉴。因此有人说，即使在鹰猎这项体育项目已经衰微的现代，这部著作仍然可以作为鸟类观察者的参考书。

腓特烈在这部书的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鹰猎是贵人的运动，并说到原因，但他却没有说到自己为什么如此喜好鹰猎的个人想法。我们如果根据他贯穿全书的想法想象一下，我想该是这样一番景象。

第一，鹰在空中翱翔高飞的姿态俊俏，本身就具有美感。

第二，鹰具有力量。射击对手腕有强烈的冲击，但无法与放鹰后手腕受到的冲击相比。那种冲击让人不能不感受到鹰所具有的力量。

第三，鹰捕获猎物的方法巧妙。发现鸟类猎物后，鹰首先会盘旋到猎物的上方，张大羽翼，阻断上升气流。这样猎物就会被来自地面的气流带飞上来并靠近自己。鹰便瞄准这个时机捕获猎物。鹰绝对不会从下方袭击猎物，它的袭击总是自上而下。

所以，鹰既漂亮又有力量，是一种聪明的猛禽。腓特烈应该在鹰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这本书还举出了会享受鹰猎乐趣之人所必备的特质。

他说，首先要喜欢鹰猎，并且要有持续的热情。他写道，单从鹰匠手中接过鹰来放飞是享受不到鹰猎乐趣的，必须充分了解每只鹰不同的性格，并据此采用不同的放飞方式。他反复说，鹰是猛禽，鹰猎就是在知道这一点的情况下去驾驭好鹰。这自然要了解并尊重鹰的性格。

可见在腓特烈的观念里，享受鹰猎最需要的资质就是智力。他写道，这不但要有智力，要有良好的记忆力、视力和听力，还要有敏捷的行动力、冷静果断的判断力以及不为愤怒所左右的自控力。他甚至提到为了早起晚上要早睡。腓特烈所说的鹰猎并非是单纯的鹰猎。他在书中甚至深入细节，详细分析了什么样的天气适合或不适合鹰猎，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气象学家。到了这个份儿上，即使是皇帝，恐怕他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富有特色的皇帝。当我读到书中写着并非年轻就好的地方时，我就会在脑子里想象年届五十的他，不禁会心而笑。

有人会问，既然这样，如果受到邀请，你会同行吗？我的回答应该是：我不会去的。

首先，星星还在天上眨眼就要叫我起床，说不去也值了。他们要骑着马从建在高处的城堡上下来，经过石板下坡路走到城外。石板路被朝露浸湿容易打滑，骑着马走过也是一大辛苦。出得城来，光是跟着皇帝驰马奔向山野就很够呛。时间这么早，山野中还下着晨露。我却不得不骑马奔驰在刚刚泛出鱼肚白的天空之下。

到达适合狩猎的地方时，周围的天色已经很亮。皇帝勒马止步。这是开始狩猎的信号。腓特烈鹰匠团队的负责人是阿拉伯人。他把一直停在他手臂上的鹰交给我。我的任务是把裹在鹰头上的红头巾解掉，把鹰交给皇帝。我刚解掉红头巾，就传来了皇帝的怒吼声：鹰会变得神经质！

选自《驯鹰的艺术》

他在说停鹰的方法不好，虽然只是停鹰，但不考虑风向不行。为了不让鹰变得神经质，人倒要变得神经质了。这就是跟随腓特烈鹰猎的负面情况。

不过，好像也不是没有人像我这样想，他的儿子们就没有全部都跟父亲同行去鹰猎。恩佐和曼弗雷迪因为喜欢鹰猎而与父亲同行。但“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似乎就说了不去。皇帝走到哪里就得跟到哪里，这应该是那些皇帝身边的后备干部的任务，但却只有一半人跟皇帝同行鹰猎。“朋友们”可以与皇帝讨论哲学和数学，但似乎没有人有随同皇帝鹰猎的记录。“合作者”中也没有人有随行鹰猎的记录。总之，腓特烈只带喜好鹰猎的人去。要是工作，他会若无其事地强迫别人干重活，但在兴趣爱好上，他却从不强迫别人。

顺便一提，都过去了800年，据说现在欧洲的鹰匠们仍会每年一次聚集在腓特烈最喜欢的意大利南部普利亚地区，一块儿过上几天享受鹰猎的日子。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读过腓特烈的《驯鹰的艺术》。

意大利语的诞生

语言不是召集相关专家讨论一下就可以形成的，只有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才能产生。因为不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都不仅要求传达意义，还要追求听起来心里舒畅的抑扬顿挫的韵律感，否则就会写也难说也难。要创造令人满意的语言，就只能依靠艺术家的感性了。直到今天都在写在说的意大利语，便产生于腓特烈的宫廷，在其产生50年后移植到佛罗伦萨，最终成为现代意大利语的标准语。

即使在拉丁语久已成为通用语言且被作为知识分子语言的中世纪，俗语也为人们所用。虽说俗语从地方方言进化而来，但意大利南方的方言本身就很复杂。由于统治者走马灯似的更迭不息，这些方言中还加进了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诺曼系法语以及德语的成分。要让这样的方言进化成俗语的意大利语也需要具备革新精神。

来自各地的人混合生活在腓特烈的宫廷里，每天各种语言满天飞。为了让更多的人读懂《梅尔菲宪章》，皇帝本人都会让人把这部本该用拉丁语书写的法典用意大利俗语写出来。他宫殿里的环境的确适合实质性提高意大利俗语的水平。

长年以来的南北法兰西之争也以北部吞并南部的形式而告结束。不愿意看到这一切而从普罗旺斯逃来的游吟诗人们也参加进来。他们创作的爱情诗，为提高俗语时代意大利语的质量点起了一把火。爱情诗必须是写者易写，收者易读，听得舒畅，因为爱情诗讴歌的是生命。似乎是顺应这种要求，在腓特烈的宫廷里诞生了一种被称为“十四行诗”[10]（sonnet）的诗歌形式，在文章的结构方面也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随着十四行诗的流行，并非爱情主题的诗也开始使用这样的形式。如同和歌、俳句和狂歌[11]意思相通一样，皇帝、政府高官、实力诸侯都流行玩一下十四行诗。皇帝的儿子们和后备干部这些年轻人自然会写一些这种形式的情歌。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被称为“西西里学派”（scholar sicilina）的诗人群体里，地位很高的官僚并不鲜见。“西西里学派”的准确含义是产生于“西西里王国”的学派，而“西西里王国”是腓特烈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的领国。这个学派后来被腓特烈死后15年出生的但丁和其他人移植到托斯卡纳地区，形成了“托斯卡纳学派”。但丁的《神曲》就是用被称为“俗语”的意大利语写成的。但丁之后有彼特拉克、薄伽丘，其后又有马基雅维利、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12]，他们持续不断地把意大利语完善成为一门语言。正因为如此，意大利语中有句话“在阿诺河水里洗洗”，意思是让你“去佛罗伦萨好好练练意大利语”。

意大利人500年前就已经拥有高质量的国语了，但追溯根源，意大利语却肇始于800年前腓特烈的宫廷，正像希腊文化产生于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却在雅典开花结果。

利用一切现有的东西创造出新的东西，这是腓特烈的常用手法。他还把这个方法用在了语言领域。他在这个方面，也同一直拘泥于拉丁语而轻蔑俗语的罗马教廷产生了碰撞。那么，当时的编年史作家是如何看待腓特烈的呢？

同时代“媒体”的评价

我在这里举三位当时的“媒体”代表。前两位在教皇派时期出生于帕尔马和佛罗伦萨，研究家把他们归类为反腓特烈派。最后一位是站在腓特烈一边的记录者。

修道士萨林裴内·德·亚当（Salimbene de Adam）

他是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帕尔马的神职人员，大约比腓特烈皇帝年轻20岁左右，在神职人员和生养地点双重意义上都被认为是教皇派编年史作家的代表。他年轻时曾经见过皇帝一面。

“不幸的是他一生都没有停止与罗马天主教会为敌，尽管养育他、守护他、援助他的正是这个教会。

“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是一个无信仰之徒和享乐主义者。他非但不相信灵魂不灭，还以《圣经》的内容为材料饶有兴趣地论证人死后一切皆无。

“他有许多恶德，狡猾奸诈，好色，不诚实，暴躁。不过，如果他愿意，待人接物也很亲切和蔼，还懂得理解对方的立场。

“他总是在行动。他中等个头儿，容貌俊美，举止优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当即喜欢上了他。他当时能不费力地讲多种语言，可以根据对方的情况迅速改变自己。

“如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忠诚于上帝和教会，那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比同时代任何一位君主都杰出的统治者。”

乔万尼·维拉尼（Giovanni Villani）

与其说他是腓特烈的同时代人，不如说他是生于半个世纪后的但丁同时代人。他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庶民阶层，曾在当时佛罗伦萨的实力金融家佩鲁济和博纳科尔西手下当银行职员，后来投身政界，曾经三次担任任期两个月的佛罗伦萨政府高官六人团成员。

不过，正如但丁所写的那样，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正像一个病人想摆脱痛苦而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是因为卷进了政治之争，维拉尼曾经被认为有贪污嫌疑而入狱。72岁那年，死神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因薄伽丘著作《十日谈》而闻名的鼠疫大流行事件的牺牲者。

他所写的编年史在后世最为有名，这并不是因为他写了腓特烈皇帝，而是因为他写作时把14世纪初的佛罗伦萨、意大利和欧洲纳入了视野。这是他的特色。在他的著作中，腓特烈只是一个刚刚过去不久的很多方面堪称之最的名人而已。

“腓特烈作为皇帝统治了30年之久。仅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一个具有伟大力量的人。如果让他写文章，他自己原来的自我也会跃然纸上。

“他的拉丁语掌握得很完美。他不但能说、能写我们的俗语（意大利语），还懂并会讲德语、法语、希腊语和萨拉森语（阿拉伯语）。他热衷于翻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书，保障给从事翻译的学者以足够的报酬。后代也会享受这些成果。

“在战场上他很勇敢，同时也很谨慎，因此敌人都害怕他。但他的私生活糜烂，沉溺于包括肉体方面在内的各种享乐。

“他不相信死后还会有今‘生’。这是他一直受到神圣的天主教会敌视的原因。”

尼科洛·迪·詹姆西拉（Niccolo di Jamsilla）

根据研究家的说法，这个拗口的名字可能是顾忌别人知道而用的假名。他撰写了从1210年腓特烈任性地宣布自己成人开始，到1258年儿子曼弗雷迪就任西西里国王为止这段时间的编年史。从他所叙述的内容来看，他在那不勒斯大学毕业后可能在皇帝手下当过公证人或国家指定辩护人。他用假名发表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正值皇帝死后教皇发起猛烈的反腓特烈运动的时期。

“腓特烈是一个具有开放精神的人，这一点千真万确。他总是言行大胆，但他懂得以自己的贤明掌握好平衡。他没有因为莽撞冒进而坠下悬崖，而是能够用谨慎的判断面对和处理一切困难问题。如果没有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主流思想妨碍他，他将留下更加伟大的业绩。

“他在一生中连续不断地遇到困难局面。不过，他会巧妙利用这之间的些许闲暇。他不仅热心于奖励学习技艺，还热衷于充实教育。他身边聚集了来自各国的各种才能的人。皇帝保障他们获得固定的收入，让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使自己的才华开花结果。对那些贫困的年轻人，皇帝也毫不吝惜地从国库里出资让他们继续学业。因为他认为，满足年轻人追求学问的愿望是统治者的义务，与他们有多少财产无关。皇帝也很热心于表现自己的学识。他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表现他这方面造诣的《驯鹰的艺术》。

“不过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他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强烈热情。他通过自己的学习，对每条法律都有着深刻的理解，但他却不单纯依靠这些，而是经常倾听精通法律的专家们的建言和忠告。他在任何障碍面前都没有动摇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念。

“在他用这样的思想统治的王国里，律师为谁辩护都不会招致厌恶。对付不起律师费的人，腓特烈会为他们安排国家指定辩护人，以保障他们的权利。不过，由于过于重视法律实施的严格公正，酌情裁量有时受到轻视。

“敌人强烈而执着地憎恶这位皇帝，使得皇帝常常陷于艰难境地，饱尝苦恼。

“然而，他们的任何敌对行为都没能毁灭腓特烈。他的智慧守护着他，直到死神降临，敌人都没能毁灭他。”

[1] 病人傅油圣事（unctio infirmorum），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一种圣事。在教徒生病或临终时，由神父行按手礼，用主教已祝圣的橄榄油敷擦病人的额和双手，并诵念一段祈祷经文，借此赋恩宠于受敷者，使其痊愈或善终。

[2]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Tommaso d'Aquino，约1225—1274），出生于意大利，多明我会会员。他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基础，创立了基督教思想体系，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体系的完成者。著有《神学大全》等。

[3] 文科七艺（liberal arts）。中世纪欧洲学校教授的作为一般修养的学科的总称，包括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七种科目。

[4] 雅各布·阿纳托利（Jacob Anatoli，1194—1256），出生于法国南部。中世纪著名翻译家。他受腓特烈二世之邀到那不勒斯，在米凯尔·司各脱的协助下将众多阿拉伯典籍文献译为希伯来语。他翻译了阿维罗埃的众多著作。

[5] 马伊莫尼德（Maimonides/Rabbi MosesBen Maimon，1135—1204），中世纪著名犹太哲学家、神学家、天文学家和医学家。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曾任犹太教拉比。他将犹太教法律整理分类成书，总结了犹太教13信条，著有哲学著作《为行走在迷茫中的人指路》。

[6] 伊本·鲁西德（Ibn Rushd，1126—1198），拉丁语名为阿维罗埃（Averroes），出生于科尔多瓦（今属西班牙）。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广泛译注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基督教经院哲学家称为“译注者”。他综合了阿拉伯哲学的成就，对西欧中世纪哲学有极大影响。他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沟通东西方哲学的关键人物。他还在逻辑学、心理学、医学、天文学、数学等诸多方面卓有建树。

[7] 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之一，确立了和谐而优美的古典主义风格。作品有《西斯廷圣母》《雅典学派》等。

[8] 亨利二世（Henry II，Curtmantle），英格兰国王，1154—1189年在位，金雀花（安茹）王朝的创建人。他在英格兰进行了司法、军制等多项改革，强化了王权。他还企图控制英国教会，未果。

[9] 祝圣（consecration）是基督教的一种仪式，由司祭（主教、神父）或牧师按规定程序，诵念规定经文，可使人或物“圣化”，以奉献上帝，为教会所用。如为人授予神职所行的按手礼，按规定程序为新建教堂或新启用的圣杯、祭服等举行的礼仪，或在圣餐时使酒和饼化为基督的血和肉的祷告仪式等，皆称为祝圣。教堂新建须按规定程序由主教祝圣，拆毁时也须行解除祝圣的仪式。

[10] 十四行诗（sonnet），又称短诗、彼特拉克体。13世纪兴起于意大利，由彼特拉克完成的最严密的格律诗，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抒情诗的形式。

[11] 和歌是日本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形式之一，是以五音和七音为基调构成的长歌、短歌、旋头歌的总称。俳句是日本独特的短诗形式之一，以5、7、5共17个音，“季语”（表示季节的词），“切字”（断句用的助词或助动词）的形式吟咏自然和内心。狂歌是以滑稽谐谑为宗旨的短歌，取材、构思、用语均不受限制，起源于《万叶集》的戏作歌和《古今集》的俳谐歌。

[12] 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Medici，1449—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繁盛时期佛罗伦萨的富豪和统治者。他保护和奖掖艺术，充分利用政治和外交手腕，使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中心。

第八章

冲突再起

日本的高中教科书把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争斗归结为叙任权问题。关于叙任权问题有两派，一派认为任命大主教、主教的权力在教皇，另一派认为既然大主教和主教拥有的名为“教区”的领土在世俗的王侯领地之内，他们的任命权也在王侯。两派意见冲突，引发了叙任权问题。

然而，叙任权问题不过是导火索。只是在这时，罗马教皇与腓特烈皇帝之间的对决点燃了这根导火索，其背后守旧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对决是他们发生正面冲突的主要原因。

单举语言为例便可明白这一点。中世纪的拉丁文已经与古代不一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拉丁语是古罗马人的语言，进入中世纪后继承了这种语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这些灭亡的古罗马的当事人。古代简洁明快的拉丁语到了中世纪变得既不简洁也不明快。在他们看来，一般信徒不懂拉丁语才好。信徒不懂拉丁语，可以通过壁画让他们懂。一旦依赖绘画，用文章传达的必要性就会降低，神职人员写文章的能力也会降低。但这对神职人员并没有什么不好。与其让一般信徒理解，不如让他们相信更有利。

这种倾向也从神职界发展到了被认为没有“学问”的俗界。结果，以既不简洁也不明快的文章为好文章的历史一直延续了下来。在这样的时代，甚至连提高俗语的质量都会被视为对神职界的挑战。

顺便一说，但丁和腓特烈这两个人到底是中世纪的人物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这个问题让学者们很苦恼。除了代表作《神曲》外，但丁还有许多其他著作，其中就有《王国论》（De Monarchia）和《论俗语》。他的著述活动是在腓特烈死后半个世纪才进入高峰期的。

只有政治稳定才能实现和平，只有提高俗语的质量才能丰富表现力。这是这两部著作的关心所在。单凭这一点，我就会把他定位成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

教皇英诺森四世[1]

与腓特烈皇帝敌对了15年之久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于1241年8月去世。22个月以后，英诺森四世于1243年6月当选新教皇。在此期间，欧洲一直处在教皇空缺的状态之中。

有资格选举教皇的人不仅要求是大主教或主教，还必须获得枢机主教的地位。他们所戴帽子的颜色不同。大主教和主教是紫红色的，而枢机主教是绯红色的。只有教皇才有枢机主教的任命权。此外，在中世纪，枢机主教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满20人。而在现代，这些人已数量过百。

为什么这20人在近两年的时间里都未能选出新教皇呢？

其实，选是选出来了，他们在格列高利死后两个月就选出了米兰出身的枢机主教任新教皇[2]。但被选出的这位不到15天便过世了。他是米兰人，出身于贵族，以性格温厚而闻名。他被枢机主教团内部的皇帝派和反皇帝派的激烈斗争打垮了。这样一来，空缺状态便又持续了20个月之久。皇帝派枢机主教指的是那些认为腓特烈的说法也有道理的枢机主教；反皇帝派枢机主教指的则是完全不认可皇帝说法的枢机主教。自1170年以来的规矩是，候选人必须获得枢机主教三分之二人数的选票才能当选教皇。教皇持续缺位的原因在于枢机主教团的分裂，哪一派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选票。不过，这两派都有小聪明，能够在长达22个月的时间里，把教皇空缺当成条件，悠悠然地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

这个小聪明是，他们知道皇帝在选举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开会期间，不会施加军事压力。

实际上，当皇帝得知教皇格列高利的死讯后，立即撤走了已经进逼距离罗马仅13公里之处的军队。而且，在选出下一任教皇的22个月中，他再也没有派兵施加压力。他甚至没有暗中做工作，以求选出对自己有利的人做下任教皇。他认为，新教皇的选举归根结底是神职界的事情。

腓特烈皇帝贯穿一生的信念基础，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信徒内心的平和、安定由上帝在地上的代理人罗马教皇负责，现实生活则是以实施公正统治为己任的皇帝负责的领域。这种责任分担的思想，到了近现代则表现为所谓的“政教分离”。

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的人都有死也不能做的事情。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原则，却又做了违背这种原则的事，就做不到始终如一了。相反，完全不考虑贯彻什么“道道”去生活的人，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违反“道道”的事情。

这一点就是皇帝腓特烈同半个世纪之后毅然决然实施“阿维尼翁之囚”[3]的法兰西美男国王腓力的根本区别。

“阿维尼翁之囚”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法兰西国王把罗马教皇幽禁在法兰西领内的一个小城阿维尼翁长达70年之久。这已经不是什么分工的问题了，因为这样一来，俗界领袖的权威、权力都在精神领袖之上了。这可不是政教分离。

而且，一方占据了优势，劣势的一方必然反抗，这也是人之常情。到了这个地步，靠建立秩序才能实现的和平会离得越来越远。明确分工是一种防范措施，用以防止发生妨碍和平的反抗。

既然皇帝这样想，等待选出下任教皇的22个月成为事实上的休战期也就无可奈何了。我想再重复一遍：有自己信念的人，死都不会做违反自己信念的事，一旦做了就会成为“耻辱”。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始终不渝的观点，也就不会感到耻辱，什么都干得出来。

以前罗马的百姓称腓特烈皇帝为“鹰”，称与皇帝敌对的教皇格列高利为“猫头鹰”。还是这些罗马百姓，用“乌鸦”的绰号称呼格列高利去世后继位的英诺森四世。在意大利语中，如果人们说哪个家伙是“乌鸦”，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本性卑劣却又冥顽不化的家伙”。

1243年6月25日，新教皇终于选出，定名为英诺森四世。新教皇出身于热那亚四大实力家族之一的菲耶斯科家族，并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由于成绩出众，年纪轻轻便站上了讲坛。后来他不知为何进入了神职界。由于受到前任教皇格列高利的赏识，他很快出人头地，当上了枢机主教。我们不知道以举止粗野而闻名的格列高利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学者风范的人。他晚腓特烈一年出生，但腓特烈出生于12月26日，所以两个人几乎可以看作是同庚。当选教皇那年，他年龄为48岁。

不过，热那亚四大家族中，多里亚家族和斯皮诺拉家族是皇帝派，而出了新教皇的菲耶斯科家族和格里马尔迪家族则被视为教皇派。目前热那亚的国政在菲耶斯科家族的统治之下。尽管在腓特烈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似乎也把教皇更迭看成一个机会，可以给多年未能解决的教皇与皇帝的抗争打上休止符。新教皇当选还不到一个月，腓特烈就向罗马派去了一个由地位、能力都毫不逊色的成员组成的使节团。

使节团由五人组成，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接替去世的赫尔曼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的杰拉尔德[4]、西西里王国海军总司令安萨尔多和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以及塔德奥·达·塞萨。

可是，这些人选触怒了新教皇，除了由于是宗教骑士团团长而不能开除教籍的杰拉尔德之外，其他四人都被开除了教籍。当时教会的观点是，任何人只要与被开除教籍的人有接触，也要被开除教籍。于是，腓特烈身边都是被开除教籍的人，无人可以派到教皇那里去当使节。

不过，教廷真是一个看上去严格却也有马虎之处的组织。我们不知道后来是如何处理的，但塔德奥·达·塞萨和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两人接触了教皇。

另一方面，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也把教皇更迭看作是教皇与皇帝改善关系的好机会。路易已经28岁了，12岁时就继承早逝的父亲登上了王位。由于他的祖父腓力·奥古斯都与腓特烈之间签订了德法互不侵犯协定，他的统治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他对腓特烈有着感恩之心。他自己虽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同时也是世俗国家法兰西的国王。明确信仰领袖和世俗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分工，对他而言完全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非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利益更大。

法兰西国王决定派法国南部实力人物图卢兹伯爵前去罗马，不是去当中间人，而是去充当皇帝使节所说事项的保证人，事实上是皇帝方面的一员。于是，以改善教皇与皇帝关系为目的的谈判就此开场了。教皇方面出席的是奥托内枢机主教，皇帝方面则是塔德奥·达·塞萨和图卢兹伯爵。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正面冲突，是一个涉及从根本上动摇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国际问题。这样的谈判同两个吵架的人之间单纯的和解并不一样。

谈判少不了迂回曲折。身在意大利南方的腓特烈在摸索让步的分寸，身在罗马的教皇英诺森也犹豫不决，确定不下来究竟是坚持过去的做法还是就此改变。于是双方都一直在讨价还价。

最终，双方决定在次年，即1244年3月31日之前签订和谈协议书。腓特烈为了赶上这个时间，于11月离开意大利南部取道海路北上，进入了托斯卡纳地区，然后弃船上岸，从格罗塞托沿奥勒利亚大道南下直抵罗马。

教皇临阵脱逃

我想，这样的状况大概引起了英诺森教皇心境的变化，事情又有了波折。他认为，大张旗鼓地宣布这事会很没面子。3月31日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尽管皇帝做了相当大的让步，和谈还是被拖延下去，解除皇帝被开除教籍的处分一事仍被搁置。

事已至此，皇帝请求与教皇直接会谈。教皇也接受了这个建议。连首脑会谈的地点都定在了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城。这座城不仅地方大，防卫也完备，还能容纳得下皇帝与教皇这种首脑会谈的众多随行人员。

腓特烈来到了托斯卡纳的内陆地区。与其说他直接来到了与教皇会谈的地方，不如说他是一边处置托斯卡纳内陆地区的反皇帝活动，一边去往会谈地点的。教皇也于6月7日出发，离开罗马前往奇维塔卡斯泰拉纳。但是，教皇离开罗马的做法令人不可思议。

既然是教皇，如果带着众多的枢机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在白天堂堂正正地走出罗马城门，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可是，英诺森教皇仿佛不想让罗马城里的皇帝派注意到自己的离开，他化装成士兵，只带着三个同样化装成士兵的枢机主教，拿上教廷金库里的所有钱，深更半夜偷偷地离开了罗马。

如果直接去会谈地点，那他们沿弗拉米尼亚大道北上不到两天即可抵达。英诺森教皇和另外几个人走的也是这条道。但是，就在快要到达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城的地方，他们离开了弗拉米尼亚大道，进入一条小道。

他们走过田间小道，来到了一个叫苏特里的小村庄，村里只有一家酒馆兼旅馆。这里成了教皇暂时的隐身之所。

教皇一定是在这个隐身之所等着事先指派好的从热那亚来的船只进港。6月29日夜里，他们又趁夜上船，从这里的港口离开奇维塔卡斯泰拉纳，去了奇维塔韦基亚。

这个季节，第勒尼安海原本该是风平浪静的，然而这时却被狂风暴雨所翻弄。大海如此狂暴，若非驾船技能堪称地中海首屈一指的热那亚船员，船上的人也许早已化为海藻屑了。一周后，教皇终于在热那亚登陆了，那模样形同死尸。

面对其他领导人，腓特烈有自信让谈判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这要建立在与“工作人员”事先谈好、准备周到的基础之上。他自然也很自负，自10来岁开始，只要是与人面对面，他总能胜出。

也许有人会认为，是不是接到教皇答应直接会谈的消息后，一直紧张不已的腓特烈也松弛了下来。在此期间，为了能够进行会谈，“工作人员”也一直在进行着交涉。教皇是扔下了派来当“工作人员”的枢机主教们逃走的。因而，等到腓特烈知道教皇逃亡时，教皇已经到了热那亚。

听说腓特烈接到教皇逃走的消息时，他的反应不是暴怒而是愕然。

迄今为止，历代教皇中确有临阵脱逃的。罗马教皇身为宗教界之首，不允许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遇到军事力量袭来就只有逃跑一途。但是，在迄今为止的天主教会史上还没有一个教皇约好见面，甚至定好了见面地点而逃跑的。

皇帝得知教皇逃亡后所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详细记录下来写成信函，寄给了欧洲全体王侯，这是他的一贯做法。然后，他把托斯卡纳地区托付给儿子费德里科，自己去了意大利北方。他担心教皇逃到热那亚后，以米兰为首的伦巴第同盟自治体势必会再次起来反对皇帝。

但他最终发现这个担心纯属杞人忧天。原因是英诺森教皇休养了一阵子后发现，即使待在自己的祖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教皇要求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地区的领主萨伏依伯爵提供保护。但萨伏依伯爵的女儿嫁给了腓特烈的儿子恩佐，萨伏依伯爵的领土现在属于皇帝派。伯爵自己没有明确拒绝教皇，但伯爵属下的领地居民却以拒绝提供住宿或不愿提供膳食的方式消极怠慢。后来又有4位枢机主教追了过来，教皇一行中仅枢机主教就有7人。他们在意大利西北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英诺森教皇最终请求巴黎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准许他流亡法兰西，但使者带回了拒绝的答复。尽管如此，教皇还是在这隆冬时分强行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法兰西。教皇及其一行从意大利一侧的苏萨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取道通达法兰西一侧的格勒诺布尔。这样相当于走了古罗马时代翻越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干线。到中世纪时，罗马大道已经被弃置了1 000多年，夜宿的旅馆和换马设施都不可能像曾经的那样完备，而且时值严冬。直到1244年12月2日，教皇一行才走到了里昂。教皇疲惫至极，根本没了宗教领袖的样子。自打他乔装成士兵逃出罗马以来，已经过去了5个月。

进入里昂

为什么是里昂呢？里昂难道不在法兰西王的领国之内吗？

如果教皇英诺森四世是在了解那个时代里昂的特殊性的基础上选择那里作为避难之所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他的确有资格站在世界最古老大学、当时的最高学府博洛尼亚大学的讲台之上。

因为这个时期的里昂还不在法兰西国王的领国之内，它是阿尔勒王国[5]境内的一座城市，而这个王国已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的治下。里昂地处帝国领土的最西端，在腓特烈看来即使在自己的国内也是边境了。所以，很久以来，里昂一直是一个大主教区。

英诺森教皇的出逃路线

中世纪的大主教区，实际上是指大主教作为领主统治的地区，其领主不是世俗君侯而是神职人员。既然是高级神职人员，在地位上即从属于罗马教皇。

这种领国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位于法兰西境内却不是法兰西领土，同时它也不是罗马教皇的领土，也不是皇帝的直辖领土。当时并非只有里昂有这样的特殊性。在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这种情况都存在。高级神职人员作为领主统治的地区就像大小不一的水滴一样洒遍了整个欧洲。这是中世纪欧洲世界的现实。正因为这样，皇帝和教皇的对立才会在叙任权问题上表面化，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对拥有这些领地的大主教或主教们的任命权究竟归谁。

里昂正是这种领土的典型：法兰西的王权不能达到这里，由于地处边境，神圣罗马帝国的力量也难以到达。这里是大主教统治的城市，而大主教的地位又在罗马教皇之下。教皇英诺森就逃到了这里。12月27日，教皇疲劳已极地来到里昂还不到一个月，就从这里向基督教世界的全体高级神职人员发出了请柬，邀请他们参加将于翌年1245年6月在里昂召开的公会议。

“公会议”就是在教皇的召集下，枢机主教、大主教、主教以及修道院长等高级神职人员汇集一堂，就基督教信仰问题统一见解。基督教会称这种统一的见解为“dogma”（教义、教条）。如果没有这种统一的见解，直接与一般信徒接触的主教和修道士等很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说教。于是，基督教会每过几年就需要集中一次，统一见解，以此作为教会的观点。因而，会议讨论的内容规定仅限于信仰上的问题，不触及世俗方面的问题。王侯们也可以派代表与会，但他们的身份只能是观察员。

异端审判

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福贾的王宫里度过了圣诞节和自己的生日。刚进入翌年1245年的1月，他便得知教皇要召开公会议。几天后，他又得知里昂公会议的讨论议题，第一个是教会内部改革，第二个是派遣新的十字军，第三个是如何对付不断入侵东欧的蒙古。

只要知道这些，年届五旬的腓特烈会立即明白，在里昂召开的公会议并非为了讨论这些难以轻易解决的问题，而是为了隐藏在公会议之名背后的异端审判。

所谓“异端”指的是那些身为基督教徒却拥有错误信仰的人。因而对异端的审判也在基督教会的首脑罗马教皇的管辖之下。

借公会议之名把腓特烈作为对象的异端审判已有先例。4年前的1241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企图在罗马召开拉特兰公会议就是先例。当时，腓特烈埋伏在海上，抓捕了经海路去罗马的高级神职人员，让公会议流产。4年后，教皇英诺森又要在里昂召开公会议。在里昂与在罗马不同，腓特烈无法在海上抓捕出席者而使公会议流产。腓特烈决定前往意大利北部，在那里准备应付里昂公会议。

腓特烈猜对了。1245年4月，教皇在里昂发出了通缉令，目标不仅是腓特烈，还扩大到了腓特烈的两个儿子恩佐和曼弗雷迪。父子三人都被张榜通缉。三个人所在之处都很清楚，所以“通缉”也只是怪谈，但这是罗马教皇反对皇帝的第一枪。

事已至此，腓特烈也需要有人站在审判现场为自己辩护。公会议只有神职人员才有资格出席，但允许俗界君王的代理人出席。皇帝任命塔德奥·达·塞萨为自己的代理人。他忠心可鉴，逻辑性强，雄辩，热情洋溢，说服力强。但是，无论是公会议，还是异端审判，都要在教会法的框架之下，亦即“检举等于判决”的范围内进行。

为了防备公会议，腓特烈必须去意大利北部。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一直不需要他担心，这对他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在15年前公布的《梅尔菲宪章》的基础上，西西里王国享受着和平，富饶且秩序井然。以恩里克·迪·莫拉为首的封建诸侯变身为腓特烈手下的高级官僚，他们发自内心地协助腓特烈实现了这个目标。但这些第一代人去世的去世，退场的退场。不过，作为他们儿辈的第二代人已经被腓特烈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起来，被任命担任要职，活跃在第一线。而且，腓特烈的儿子们比第二代人还要年轻10岁，现在也已经成长起来。后备干部往往30岁上下就被任命担任要职，而皇帝的儿子们不到20岁就被派到了第一线。

后备干部和皇子们在年龄上都是第二代，他们长大后也互相合作，推进事业。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在皇帝身边亲密无间地度过了成长期。腓特烈有他的方针，如果开罗的苏丹送来应用东方最新技术制造的水钟和宇宙仪，年轻人就会并肩观摩。他们还一起旁听皇帝与朋友们的谈话，一起随同皇帝外出鹰猎。他们之间当然有强烈的同窗意识。

托付给这些“第二代”的不只是西西里王国这一个地方。甚至连被称为“圣彼得遗产”的意大利中东部的马尔凯地区和佛罗伦萨的统治也都交给了他们。但在意大利北部，以米兰为领袖的伦巴第同盟尚未被完全抑制，所以这里被托付给了已经用业绩证明自己的能力、经验老到的两个人。一个是儿子中的最年长者、已经29岁的现任撒丁王恩佐，另一个则是封建诸侯中的能人，冷酷而富有军事才能的维罗纳领主埃泽里诺·达·罗马诺。

正如腓特烈在他的著作《驯鹰的艺术》中所表现的那样，他有着一种强烈的性格倾向：只要情况允许，他要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之后再向前迈进。突发性的临时起意也许来自跟朋友们的愉快聊天。

1245年4月，腓特烈离开意大利南方，前往意大利北方。为了防备里昂公会议，他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要去维罗纳。在维罗纳召开“诸侯会议”的请柬已经发给了阿尔卑斯山北面的诸侯们。如果定在维罗纳开会，即使是从德意志赶来，也只要翻过布伦纳山口就能到达。这一年，17岁的儿子康拉德自然也要来维罗纳。他是嫡出，是腓特烈的第一继承人。这一点他与年龄比他大但是庶出的恩佐不一样。

6月2日，世俗领主和圣职人员领主到齐，皇帝在会上做了说明。他明白坦率地讲了自己与教皇之间长年争执的起因，讲了教皇的说法和自己的说法。听说他讲话没有使用与自己帝位身份相符的拉丁语，而是用了全体与会者都能听懂的德语。德语作为一门语言，当时尚未发展成熟。

除了封建诸侯以外，奥地利公爵、摩拉维亚公爵、卡林西亚伯爵等地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但独立色彩浓厚的地方领主也都前来出席了在维罗纳召开的“诸侯会议”。腓特烈皇帝已经把话说清，为的是不管里昂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将其波及到阿尔卑斯山北侧这些地方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诸侯们回阿尔卑斯山北面去了，只有康拉德在维罗纳逗留了一段时间。而这两个星期是他们父子共同度过的最后时光。

里昂公会议

1245年6月28日，圣歌队“降临吧，神圣的造物主啊……”的歌声响彻里昂大教堂。里昂公会议开幕了。其实，这次公会议连低级神职人员在内，出席人数也不到150人。要在平时，会有500到800人参会，而这次意大利和德意志均无人参会。尽管如此，英诺森教皇还是强行召开了这次公会议。听了议长英诺森教皇的开幕演说，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都明白了，这次公会议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请柬上所写的教会改革、十字军远征和寻找应对蒙古的对策，因为教皇在开幕演说中强调的词语是“异端”。

教皇的演说刚一结束，塔德奥·达·塞萨便站起身来讲话。他主张，这次审判（他明确说出了审判一词）因为检举方、审判方都同为一方，所以无效。但他的主张只能是空话，因为只有罗马法和根据罗马法制定的《梅尔菲宪章》才重视检方的检察官和给出判决的审判官之间的角色分离。而教会法却不同。即使到了以后的时代，异端审判蔓延到整个欧洲，审判官和检察官也并不分离，这两个角色经常由同一个人担任。公会议是按照教会法进行的，腓特烈再让步，这位皇帝的话再有英、法两位国王做担保，也只能是空话。教皇英诺森只说了句“谁能相信皇帝的话呢”，就驳回了两位国王派来的代理人的请求。在决定7月5日召开下一次会议以后，当天的会议便告散会。

7月5日，公会议进入第二天。这一天自始至终都是三位西班牙人主教检察官和辩护人塔德奥·达·塞萨之间的言语交锋。在演绎法庭剧的美国电影中，辩护人举手高喊一声“审判长，我有异议”后便可以开始反驳了。塔德奥·达·塞萨在里昂所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卡伊拉斯、康博斯泰拉、特拉戈纳三位主教接二连三地举出“皇帝的罪状”，他就一次次地站起来单手拿着材料进行反驳。

教皇英诺森借1245年里昂公会议之名行异端审判之实。会场上检察官与辩护人的言语交锋留下的记录被人们视为史实。我们如果收集有关记载，尝试重构当时的场景，审判过程似乎是这样的。

检察官：皇帝不仅对嫡出长子亨利态度冷淡，还在精神上虐待他，逼他自杀了。

对此，塔德奥·达·塞萨详细列举了亨利担任德意志国王期间的种种行为，反驳检察官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

检察官：与皇帝正式结婚的三位妻子都在几年后就去世了，原因也与他让伊斯兰宦官监视、虐待身为基督教徒的妻子有关。

塔德奥：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如果你们说有这种情况，应该传唤证人让他们作证。皇帝甚至对情人都没有那样虐待过。

检察官：卢切拉原来是基督教徒居住的地方，皇帝却把他们赶走，让萨拉森人移居这里，还同意他们建造自己的城市。

塔德奥：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管是希腊正教徒、犹太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只要他们不反对皇帝的统治，皇帝就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只把伊斯兰教徒集中起来，让他们住在卢切拉，归根结底只是因为统治上的原因罢了。

何况以前卢切拉是内陆地区，农田很多，居民人数很少。而如今，卢切拉居民增加，其中的确有很多萨拉森人，但也不是没有基督教徒居民。尤其是皇帝同意前任教皇格列高利派遣说教僧的要求以来，有不少伊斯兰教徒改信了基督教。其中还有一个人被皇帝录用，就任了意大利南方的重要官职。

检察官：同伊斯兰国家的苏丹和埃米尔保持友好关系，这不是一个以捍卫天主教为己任的皇帝所可以做的事情。更有甚者，皇帝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希腊正教徒尼西亚帝国的皇帝。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这是不应有的事情。

塔德奥：如果断定与接壤或不接壤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有利于国家利益，那么，与这些国家的领袖们保持友好关系就是肩负统治国家重任者的义务。所以，不管对方是希腊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对非神职人员的皇帝而言都没有什么不便。皇帝也并没有把女儿嫁给伊斯兰教徒。即使希腊正教现在同基督教分开了，但毕竟还是基督教。

塔德奥·达·塞萨的这些反驳在近现代都是正确之论，不会有问题。可在当时，尽管教皇的权威开始受到撼动，但时代仍旧是中世纪后期。他的话并没有起到让神职人员觉醒的作用。所以，担任检察官的主教们就像牛看到红布一样愤怒不止。

检察官：听说福贾的王宫里经常开宴会，还有萨拉森女人陪酒跳舞。

塔德奥：首先皇帝并不喜欢宴会。即使设宴，也仅限于外国要人来访的时候，而且从不让女人陪席。宴席上有时候也会以舞蹈招待客人，但叫来的都是以舞蹈为职业的女性，而这种女性只会是伊斯兰教徒。

检察官：福贾的王宫里有萨拉森女人常驻。那正是伊斯兰式的皇帝后宫。

塔德奥：王宫的一角有伊斯兰教徒的女人居住，这是事实。但她们都有很好的工作，为皇帝和高官们穿的服装织布料。特意从东方花高价采购高级纺织品，不如自己在国内生产。这也是皇帝鼓励本国产业的一项政策。

检察官：皇帝手下的士兵里有不少居住在卢切拉的萨拉森人。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统率的士兵却是伊斯兰教徒，成何体统！

如果说塔德奥·达·塞萨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心里想什么，脸上和话中就会表现出来。这时他肯定已经相当不耐烦了，于是开始了冷嘲热讽。

塔德奥：这不过是因为皇帝觉得，现实中上战场就得流血，那就不要让基督教徒而让伊斯兰教徒去流血好了。

检察官：皇帝身边经常有很多年轻人出没，这反映了皇帝贪恋男色的性取向。

对此，用今天的话说，塔德奥忍无可忍了，他斩钉截铁地予以回击。

塔德奥：他们都是皇帝的儿子们或是高官的儿子们。如果你们硬要说里面有人跟皇帝有那种关系，就请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这些对话的内容简直就像是花边新闻，就连出席公会议的神职人员们也都皱起了眉头。会议记录里只记载说会场陷入了沉默，所以并没有人在座无虚席的里昂大教堂里发出嘘声。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冷静了下来。充任检察官的三位西班牙主教对此也心知肚明，于是他们改变了攻击的方向。

检察官：皇帝侵略了教皇领土马尔凯地区，犯了侵害“圣保罗遗产”罪。

塔德奥：皇帝已经明确说过要归还的。既然法兰西国王和英国国王都已经站出来说为皇帝的承诺做担保人，这事已经不成问题。

检察官：皇帝对重新发动十字军远征毫不关心。

塔德奥：因为以前一直没有那种必要，这就是原因。去年（1244年），耶路撒冷被一个鲁莽的埃米尔占领了。如果因此决定必须远征，皇帝随时准备出发。

里昂公会议（居中者为教皇英诺森四世）

这就是公会议第二天的大致情况。这天的交锋情况被逐一报告给了身在维罗纳的皇帝。

人们不知道腓特烈如何看待这个情况，只知道他离开维罗纳，转移到了都灵。

可能他认为在都灵要比在维罗纳能够更快地获悉从里昂送来的报告。

也可能是他在考虑自己亲自去一趟里昂。

皇帝腓特烈二世成了缺席审判的被告。但教皇英诺森既没有向“被告”发来传票，也没有让“被告”派出全权大使这种真正意义上的代理人。

已在里昂的塔德奥·达·塞萨起到了事实上的全权大使的作用。不过，他的地位跟法、英国王的“代理”一样，只被允许作为观察员出席只有神职人员才能参加的公会议。也就是说，塔德奥作为捍卫皇帝的人，并不是教皇请到里昂来的。

一般人们都会认为，哪怕是缺席审判，也会允许保护被告的辩护人出席，这才是审判。可那是罗马法的观点。里昂公会议是一场被告和以保护被告为己任的辩护人都没有出席的审判。

而塔德奥·达·塞萨能够起到事实上的辩护人的作用，是因为教皇不能无视在座的法、英国王代理的存在。他们认为，塔德奥秉承自己国王的意思站出来反驳是天经地义的。

5天后的7月10日，公会议开始了第三天的日程。这天，塔德奥·达·塞萨向同时为审判长的教皇请求于15天后的7月25日召开下次会议，并成功获得批准。也许塔德奥在想，事情进展到了这一步，需要等待皇帝正式任命的全权大使到来。

法、英国王的代理人也赞成这次延期。在有决定性结果之前，双方相互靠拢，以避免决裂，这也是欧洲许多王侯所希望的。他们认为15天的延期是妥当的。

教皇英诺森知道腓特烈皇帝已经到了都灵。从都灵到里昂的直线距离只有从里昂到巴黎的一半，虽然从都灵到里昂中间要翻越阿尔卑斯山，不能做简单比较。如果善骑马，从这里翻越阿尔卑斯山并非太大难事。现在又正值夏季，如果翻山下到格勒诺布，只要骑马驱驰就能到达里昂。再说，腓特烈虽已年届五旬，但现在仍少不了鹰猎运动。鹰猎是一项需要巧妙地御马奔驰的体育项目。

7月17日，教皇紧急召集公会议开会。这次会议本应于25日召开，可现在是17日，时间差了8天。

关于提前8天开会的理由，教皇只说了句皇帝连全权大使也不派，因而没有必要给他把时间延迟到25日。

然而，全权大使已经从都灵出发，正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腓特烈不管教皇是否发出邀请，已经向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委以全权，派他前往里昂了。皇帝还通过快马信使把已经派出全权大使的事情通报了教皇。所以，教皇是明知此事却提前召集公会议，还声称皇帝不派全权大使。

由于有15天的休会时间，有不少出席公会议的人不在里昂。英国国王的代理甚至为了利用这个机会与国王商量而回国去了。虽然他已经见过了国王，但还没有渡过多佛海峡。不过，塔德奥留在了里昂，等待同事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到来。

因此，7月17日参加紧急召集的公会议的人数一定大大少于当初的150人。但教皇仍然强行开会。

教皇面对与会人员宣读了审判官的判决。既然依据的是不承认上诉权的教会法，这便是最终判决了。

审判长英诺森四世教皇直接认定了三位西班牙主教检察官所列举的皇帝的所有罪状，驳回了塔德奥所做的所有反驳。教皇这天判决的主要内容如下：

皇帝腓特烈二世完全不配拥有他所占据的崇高地位。他的所作所为均为异端行为，完全违反了他自己所属的天主教会的教诲。以前开除教籍的处罚对把这个“教会的敌人”拉回到正确道路上来没有起到作用，所以不得不对他处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教皇接着说道：

“我要对德意志的选帝侯等全体诸侯进一言，赶快选出新皇帝取代腓特烈。

“决定西西里王国未来的权力在于王国真正的所有者罗马教皇，我将考虑王国国王的人选。”

听到这些，塔德奥·达·塞萨连手都没举就站了起来，巨大的主教堂中回响着他的喊声：

“今天上帝震怒，灾难降临，人类的苦难时代开始了！”（Dies ista dies irae，calamitatis et miseriae！）

塔德奥·达·塞萨的观点总是和他的君主一致。我想，他用拉丁语喊出的意思是这样的：英诺森教皇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耶稣“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上帝对此震怒。由此导致的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决定性抗争将开启使无关人们陷入苦难的时代，好似巨象在草原上激烈的冲突将更大规模地波及中小型动物。

事情已经超出叙任权问题的范围了。问题已经不是在世俗王侯领国里以教区名义拥有领土的主教、大主教的任命权是归世俗王侯，还是归神职界之长罗马教皇这样简单了。换人的对象也已经不是主教或大主教，而是皇帝或国王了。

我想请读者记起，在这次里昂公会议召开的时代，人们还普遍认为《君士坦丁献土文献》是真实的。直到1440年，《君士坦丁献土文献》才被证实是教廷在11世纪前半叶伪造的假货。但里昂公会议给腓特烈定罪是在1245年。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人们不但相信君士坦丁大帝正式承认了基督教，还相信他把欧洲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也赠送给了罗马教皇。正因为如此，英诺森教皇才会说腓特烈从母亲一方继承的世袭领土西西里王国的真正所有权属于罗马教皇。

中世纪的罗马教皇们，尤其是11世纪以后的教皇们之所以能把“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这一句话用作武器，就是因为那时《君士坦丁献土文献》尚未被揭穿是伪造之物。相反，中世纪被忘掉的恰恰是耶稣所说的“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句话。

里昂公会议所做的是，宗教界地位最高的人剥夺俗界地位最高的人的地位。这叫作“theokratia”——“神权政治”。

震撼了整个中世纪欧洲的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始于“卡诺莎之辱”，到了腓特烈时代形成了正面冲突，一直延续到“阿维尼翁之囚”。也许事情到此仍未结束，因为历史在进入普遍认为“政教分离”理所应当的现代之前，还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腓特烈在都灵得知给自己的判决后震怒了，他喊道：以前我一直对他表示敬意，以后就不客气了！我要变成铁锤！

他采用一贯的做法，向全欧洲的王侯们发去信函，信中明确表明了他的想法。全文没有一句华丽辞藻，劈头一剑，一气呵成。腓特烈没有让擅长撰写美文的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来写这封信，而是自己面对很多秘书口述内容，让他们记录而成。

信函首先斩钉截铁地说，假借公会议之名在里昂搞的异端审判根本就不是审判。

原告方没有出示一件证明罪状的确凿证据。原告方带上法庭的所有证人只是重复了原告方的说辞而已。这样的证人在任何审判中都不会得到承认。而在里昂，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被当作了证据。相反，辩护方无论什么证言的提出和无论什么证人的出庭，都被无视、被驳回。

接着腓特烈把矛头直指作为审判长和宗教界之长的教皇。

腓特烈谴责道，审判官必须在倾听原告方和辩护方陈词的基础上才能做出判决，而审判长一直到最后都没有要求被告到庭。这样，审判长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坐在这个位子上的资格。

腓特烈断言，作为宗教界之长，教皇在里昂的行为已经大大偏离了他的地位所授予他的权限，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写着，也没有任何人讲过教皇可以剥夺皇帝的地位。

皇帝的权力是上帝恩准的，就和教皇的权力是上帝恩准的一样。

即使皇帝施行恶政犯了罪，皇帝也只对上帝负责，没有必要对罗马教皇负责，因为罗马教皇的权限仅限于宗教方面，不允许涉及上帝恩准给皇帝的世俗权力。

腓特烈用这样的语气给全欧洲的王侯写了信函。他在信末这样写道：

“你们要认识到，教皇这次对我的处置明天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这次假借公会议之名在里昂搞的审判已经证明，无论谁坐上罗马教皇的位子，都可以对世俗的权威和权力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最后的这句话似乎起了作用。法兰西国王、英国国王和德意志诸侯没有一个同皇帝断绝联系，就连一直打着自由的旗号反抗腓特烈的意大利北方的自治体城邦都没有对教皇表示赞成，他们反而都沉默了。

“里昂”以后

对教皇英诺森来说，意外之处起了火。里昂主教因为教区的缘故，是里昂事实上的领主，他对原本应该讨论宗教问题的公会议以这样的结果结束流露出不快。教皇一气之下撤了这位主教的职。这位主教一直就对教皇的做法相当厌烦，现在索性躲进修道院闭门不出了。

然而这位主教因施善政而受到居民的爱戴，他们对撤职一事感到愤慨，教皇下榻的主教宅邸周围气氛险恶。教皇感到了人身危险，不得不离开里昂，转移到北边的克吕尼修道院。中世纪的大修道院都是正儿八经的城寨建筑，这里要比位于里昂市内的主教宅邸更让人放心。

不过，教皇在修道院里并不只是祈祷上帝。

他号召全欧洲举起军事大旗，打倒“天主教会的敌人”“反基督者”“可恨的异端之徒”腓特烈皇帝，结成反皇帝十字军。他也并未仅仅停留在号召的地步。

尽管中世纪已经过去了800年，但思想宣传的重要性没有变。教皇发动起来搞宣传的不是各地方大主教、主教管辖下的修道院的修士，而是罗马教皇直辖的修道院的修道士。教皇从克吕尼修道院向各地修道院发出了指示，命令他们把所属的所有修道士都动员起来，掀起一场反皇帝宣传运动。

大主教、主教管辖下的教士都在城镇教堂的祭坛上说教。而修道士却是在街头说教，他们不在教堂，而是在广场上或大街小巷里说教。

那年11月接近月底的时候，通向克吕尼修道院的路完全被雪覆盖。一队人马在路上行进。他们穿着色彩绚丽的豪华服装，带着负责警卫的士兵，看上去和上帝之家很不协调。

这一行人是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和王妃普罗旺斯伯爵的女儿玛格丽特，出身于卡斯蒂利亚王族、对30岁的国王有巨大影响力的国王生母比安卡，以及西班牙阿拉贡国王和卡斯蒂利亚国王。

他们在修道院的一个厅里与教皇相见。路易代表一行请求教皇与皇帝改善关系，以免使欧洲全境卷入骚乱。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英诺森教皇非但没有听进三位国王的请求，反说要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授予法兰西王的一个弟弟，要求国王把军队借给这个弟弟，协助他从腓特烈手中夺回西西里王国。

路易九世有三个弟弟。路易有义务给予这三个弟弟适当的地位和领土。但在这个时候，路易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教皇。

原因不仅仅是要考虑自己与年长20多岁的腓特烈之间长期的友好关系。路易对基督教的信仰之心不在人后，但他不得不醒悟，以前的开除教籍只是开除教籍，一般总会解除的。但在里昂公会议以后，开除教籍就等于剥夺领国了。如果你承认教皇有授予领国的权力并且接受了授予，那就等于你承认了他也有收回的权力。

不只是王侯级的人不同意教皇在里昂公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明显越权行为，他们手下的“骑士”甚至有了更具体的行动。法兰西境内，在街头开展反皇帝宣传的修道士被骑在马上的骑士撵走的事件越来越多。德意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诸侯担心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纷纷向教皇派出使节，要求他改善与皇帝的关系。

身在克吕尼修道院的教皇改变了战术。以前教皇只是“建议”德意志的诸侯选一个皇帝替代腓特烈，现在他亲自出马了。

教皇的“长臂”

亨利·拉斯佩是图林根伯爵的三儿子。他的长兄参加腓特烈率领的第六次十字军，但在出发前染病身亡。这个年纪尚幼的儿子便以摄政的形式统治了图林根伯爵的领地。他在37岁那年受皇帝之命，被派到东欧抗击入侵的蒙古军队。腓特烈一边与教皇对立，一边向波兰和匈牙利国王调派援兵，这两地处在抗击入侵欧洲的蒙古军队的最前线。拉斯佩这一年的积极表现也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腓特烈第二年任命他做了高官，辅佐皇帝年仅14岁的继承人康拉德。

这位拉斯佩引起了教皇的关注。教皇派遣密使前去游说这位不是自己领国的领主但却有军事才能的拉斯佩，开出的条件是准备让他当选德意志王，把康拉德赶下台，然后再让他当皇帝。42岁的拉斯佩同意了。

教皇所说的“准备”的意思是由教皇方面为拉斯佩当选德意志王拉到足够的选票。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中世纪的德意志是“世俗诸侯”和“神职人员诸侯”并立的社会，前者由自己获得领土并充当统治者，后者由教皇“叙任”的大主教以教区为名而事实上当领主。让这两种“诸侯”和平共处，是腓特烈成功统治的主要原因。而教皇英诺森采取了离间这两种诸侯之间关系的策略。

“神职人员诸侯”有软肋。那就是即使想通过让外甥等人当主教来继承以形成事实上的世袭领土，他们也不同于“世俗诸侯”，不能主张正当的世袭权。而且里昂公会议以后，被教皇开除教籍意味着被剥夺领国。被开除教籍便不能再当大主教，领国也要被剥夺，大主教就成了掉下树来的猴子。[6]

教皇搅浑了水。在逼迫之下，德意志“神职人员诸侯”中被认为有实力的科隆和美因茨的大主教就范了。这样，尽管遭到几乎所有“世俗诸侯”的反对，但拉斯佩还是成功当选了德意志王。这两位大主教站在了拉斯佩一边，拉到了其他“神职人员诸侯”的票。

当选德意志王后，拉斯佩立即逼迫康拉德让位。他以为这位17岁的年轻人会轻易退位，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断然拒绝。年轻人当然听从了身在阿尔卑斯山南侧的父亲的指示，康拉德自己也已经在德意志王位上待了将近10年的时间。

拉斯佩刚刚当选德意志王就栽了跟头，他以后再也没有得到过“世俗诸侯”的支持。世俗诸侯们都称他为“rex clerus”（靠僧人当上国王的人）。而这样称呼他的诸侯们几乎全都站在了康拉德一边。

采用和平手段更迭国王的办法失败了，拉斯佩要赌一赌使用军事力量来更迭国王。1246年8月，两军在法兰克福决战。当时拉斯佩获胜了。失败不是因为刚满18岁的康拉德缺乏军事才能，而是因为教皇向两位原本应该站在康拉德一边战斗的领主承诺，说给他们每人6000枚马克银币和康拉德领土内的一块伯爵领地。所以，失败几乎没有带来损失，康拉德自己也在一个月后同拜仁公爵的女儿举行了婚礼。

第一仗的6个月之后，拉斯佩与康拉德又打了第二仗。这次康拉德获胜。拉斯佩受了伤，逃回了出生地图林根，没有一个诸侯跟随他。拉斯佩在这样的状态下死去，距离他当选德意志王还不满一年。

拉斯佩的死并没有改变英诺森教皇的想法。但德意志诸侯中再也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着教皇与康拉德即腓特烈敌对了。教皇不得已挑中了20岁的荷兰王子威廉。如果一下子就让荷兰人登上德意志的王位，只会招致德意志诸侯的反弹。于是教皇承诺转而让他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让他同意去德意志。教皇又借助科隆和美因茨大主教的力量，在查理曼下葬的亚琛让他登上了帝位。

但没过几年，这位荷兰王子也逃回了荷兰。他在战场上被康拉德击败，连“神职人员诸侯”都抛弃了他。

以上就是英诺森教皇企图借公会议之名消灭腓特烈皇帝的里昂公会议之后，即1245年和之后一年的情况。

尽管腓特烈被开除了教籍，被剥夺了皇位和王位，但欧洲的王侯并没有改变同他的关系。至于教皇呼吁建立以反腓特烈为旗号的十字军，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诸侯响应。

这期间，腓特烈一直留在意大利北方。他在都灵、维罗纳、帕多瓦之间走动，要监视欧洲各地的动向和制定对策，待在意大利北方十分方便。

但是，腓特烈的脚底下起了火。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地的情况不断朝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着。而祸起萧墙不但他没有想到，更使他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远方玩弄策略，这在欧洲叫作“长臂”。教皇英诺森四世已经把他的“长臂”伸向了德意志，同时又伸向了意大利。教皇在德意志玩弄选举拉斯佩当德意志王伎俩的同时，在意大利还做了另一件事。

阴谋

英诺森教皇有个妹夫，名叫奥兰多·罗西。这个人在他大舅子当选教皇之前就参加了皇帝腓特烈的军队，与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伦巴第同盟作战。因此，他跟皇帝属下的将领们关系亲密。大舅子当选教皇后，他便不再在皇帝手下当差，去了妻子娘家菲耶斯科家族的领地。这块领地在皇帝属下的帕尔马附近。于是他便开始接近代理皇帝统治这里的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

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是独自承担皇帝早期教育的圭列尔莫·弗朗切斯科的儿子。皇帝很感激这位老师。在自己被人抛弃成为孤儿的时候，这位老师教给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从不扼杀这位学生对其他事物的好奇心。泰巴尔多不过是一位教师的儿子，皇帝却像对待封建诸侯即现今作为政府要员的孩子一样，把他接进宫里，让他上了“后备干部”课程。“后备干部”课程毕业后，皇帝又把帕尔马交给他统治。而帕尔马这个地方一会儿倒向皇帝，一会儿倒向教皇，很难控制。

我们不知道泰巴尔多听到奥兰多告诉他教皇的内部计划时，他的心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只知道，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按奥兰多所说，立即把这个计划转告了潘多尔福·法桑埃拉和贾科莫·莫拉。以老好人闻名的泰巴尔多大吃一惊也情有可原，因为奥兰多告诉他，教皇的意图是刺杀皇帝和他的儿子恩佐。

但潘多尔福和贾科莫二人从泰巴尔多那里得知这个计划后却没有吃惊。他们二人在腓特烈宫廷里的后备干部中属于年长的一辈。也就是说，他们从后备干部课程毕业后被皇帝任命担任要职已有10年的时间。

不过，最近在潘多尔福·法桑埃拉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他在托斯卡纳地方当皇帝代理官的地位被皇帝的儿子费德里科取而代之。贾科莫·莫拉被皇帝任命为马尔凯地方的皇帝代理官，他并未被拉下马来，还同过去一样是皇帝手下的一位要员。这两人分别招呼自己的兄弟，全家参与了这个阴谋。

就这样，阴谋在原后备干部中不断扩散，参与者增加到了九人，其中包括西西里全岛的皇帝代理官德·阿米契斯、同样作为皇帝代理官负责普利亚地方的齐卡拉，还有大领主兼高官桑塞维里诺一家。然而，问题不在于数字。

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的父辈都是实力诸侯，又被委以腓特烈政府的要职；他们都是被作为下一代的干部而培养起来；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在三四十岁，并具备了担任要职的经验。腓特烈把他们作为人才培养起来，打算把自己的身后托付给他们，还给了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然而，他们却背叛了年逾50的腓特烈。

既然这样，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要一辈子忠于腓特烈呢？在自己父亲的身边成长起来的儿辈又为什么突然翻脸向腓特烈举起反旗呢？

还有，正在同他们一样经历同样课程但更年轻的一代为什么没有加入这个阴谋呢？

最容易得出答案的是第三个“为什么”。更年轻的一代人正处于20岁上下，还在后备干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尚未被任命担任要职。因而他们还没有被教皇列入阴谋者名单，决定造反的上一代人也没有跟他们打招呼。不过，属于这一代的人里也有人被当成了阴谋的参与者。他就是贾科莫最小的弟弟鲁杰罗·莫拉。把他当作阴谋参与者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莫拉全家都参与了这个阴谋，事情败露后他们逃进了一座城堡，而这个年轻人也跟着逃了进去。

再说第一个“为什么”。人有的时候会选择忘记各自利害、共同拥有梦想的活法。

他们第一代人都是意大利南方有实力的封建领主，像过去一样继续当他们的封建领主更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所生活的中世纪后期是封建制社会。教皇极度憎恶意大利南方和德意志由同一个人统治，也希望西西里王国继续维持封建诸侯势力强盛而国王势力孱弱的社会状况。而且，当时推翻腓特烈很容易。

尽管如此，他们仍旧一辈子协助腓特烈实现其“梦想”。他们明知腓特烈的梦想是缩小他们这些封建领主的权力，却又一直与他拥有同一个梦想。腓特烈决定摆脱封建社会，实现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政体国家。

贾科莫的父亲恩里克·莫拉死于这个事件的4年之前。最重视公正执法的腓特烈把类似司法大臣的要职交给了他，他一干就是20年，直到死而后已。腓特烈把海军交给了齐卡拉，他便当了一辈子西西里王国海上防卫的最高负责人。桑塞维里诺因为其领土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便一直专司陆上防卫。

此外，并不只是这些世俗的实力人物与腓特烈有着共同的“梦想”，在已经属于神职界、成为教皇的人的神职人员中，也有人与腓特烈有着共同的“梦想”。

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勒莫的大主教贝拉尔德都不曾离开过腓特烈。条顿骑士团的团长赫尔曼也为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埃里奥·达·科尔托纳接替阿西西的方济各，成了方济各修道会的第二任会长，他受教皇派遣去腓特烈那里说教，却一去不回。哪怕被震怒的教皇开除了教籍，他也一直站在了皇帝的身旁。

正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不遗余力的合作，腓特烈才得以去德意志，去意大利北方。至于莫拉，皇帝不在时他就是以仅次于皇帝的资格统治西西里王国的人。腓特烈想把这些合作者的儿子们接到身边，作为下一代干部培养也属理所当然。这一做法在他们的父辈去世后切实地结出了果实。也就是说，合作者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传承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那么，为什么第二代合作者造反了呢？

研究家举出了两个理由。第一是他们对里昂公会议的结果感到震惊，想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第二是以前他们就对腓特烈用人的粗暴心怀不满。

腓特烈以前就受过好几回被开除教籍的处分，最后一次是1239年。所以，他的那些家臣阴谋者们从5年前开始就有机会“想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可是，就在同一时期，贾科莫·莫拉被腓特烈任命为斯波莱托的长官并赴任。尽管开除教籍的规矩是被开除教籍者的家臣可以从尽忠的义务中解放出来，但很多人都把它当成了耳旁风。5年后成了阴谋首谋者的贾科莫也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在腓特烈的宫廷里不论地位高低，任何人都得忍受他用人粗暴的情况。腓特烈自己比谁都忙，在他手下工作的高官们也都不是一般的忙，但以前并没有人抱怨过。所以，事到如今再提出这点来，还是回答不了为什么的问题。

最终，我们只能认为在这些“原因”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什么驱使这些已经进入三四十岁政治成熟期的人们走到了弑君的地步。

后备干部中年长的一代看到，腓特烈的君主政体国家越是扎实稳定，自己的父辈就越是会从领主转变成官僚。

在封建社会的中世纪，人们非常执着于拥有自己的领地。他们懂得，自己的力量基础在于领地。在那个时代，“市民”一词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领地的人”。

而且，中世纪的封建诸侯都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领地的。领地不是教皇和国王授予的，而是靠自己获得的私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个个都认为，如果一个人失去了领地，他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腓特烈并没有怠于照顾这方面的情况，即使使用封建领主做政府高官，也不会收回其领地。他只是认为在他统治的王国里，封建领主领地内也要根据他制定的法律决定一切事务，因而他也承认领主的儿子们具备拥有领地的权力。实际上，贾科莫是莫拉家的次子，没有莫拉家族领地的继承权，但腓特烈却赠送给他一块专属于他的土地，尽管面积很小。

皇帝腓特烈二世并没有企图完全废除体现中世纪特性的封建制度，把国家彻底变成君主政体国家。他是想保留封建领主的形式而改变其实质内容。如果他步伐冒进，废除全部的封建领主，恐怕也绝对创建不了基于法律的君主政体国家。

其中的原因在于，13世纪整个欧洲都是封建社会。在英国，王权因《大宪章》而被缩小，又回到了封建领主割据的社会。在貌似君主政体有所进展的法兰西，诸侯的势力依然强大，打起仗来国王也得依仗诸侯的兵力。在德意志，“神职人员诸侯”和“世俗诸侯”并立，也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

在这个时代，单在嘴上说说要摆脱靠力量吃饭的封建社会，把国家改变为君主政体国家，由君主任命的官僚负责行政，就已经就很不一般了。而更加不一般的事情，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后。那时，没有土地作为经济基础的人们汇聚起来创造了城邦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靠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定胜负。这里蕴藏了文艺复兴的革新性。

文艺复兴的文化和文明是这些“市民们”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化和文明在这50年后萌芽，100年后花朵初绽，250年后鲜花盛开，最终彻底结束了中世纪。

不过，1246年离文艺复兴还有漫长的岁月。在当时，封建领主阴谋杀害皇帝也是自然之事。他们也并非是因为自己失去了现实所拥有的什么才谋划弑君这样的大事，他们是手里握着一些，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文艺复兴时代的马基雅维利在250年后这样写道：

“人成为不安的俘虏，往往不是在已经失去现实所拥有的东西之时，而是在开始认为即将失去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感觉了。英诺森教皇所说的在腓特烈手下未来没有保障的话当然会对他们奏效。

阴谋的目的在于杀掉皇帝和恩佐二人。谁都知道，已经30岁的儿子恩佐虽然是庶出，但却可以说是皇帝的右臂。为了在成功杀死这两个人之后立即把整个意大利南方收归统治之下，他们已经决定把执行刺杀以外的所有人全部集中到意大利南部的两个城市。

执行的日子定在了复活节，1146年的复活节是4月8日。

把执行的日子定在复活节是因为圣诞节和复活节是基督教徒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全家围坐在餐桌边欢聚一堂的日子，这天的警卫自然也会松懈下来。此外，贾科莫·莫拉和潘多尔福·法桑埃拉被确定为暗杀的执行者。他们也是被皇帝当作儿子一样培养起来的人，在节日访问皇帝和恩佐也不用担心有人会觉得奇怪。

然而，这个阴谋在预定执行的一个月前暴露了。

“袭击猎物的鹰”

年轻一代的后备干部中有一个人名叫乔万尼·达·普雷森扎诺。他被这次阴谋的首谋者年长一代的后备干部拉来加入此次阴谋。当时，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但到后来，他因为事关重大而感到了恐惧，便到同一代后备干部里卡多那里，把阴谋和盘托出。

里卡多还是卡塞塔的领主，年纪虽轻，但性格冷静沉着。他立刻派了一个可信赖的手下前去确认贾科莫·莫拉和潘多尔福·法桑埃拉所在地点，命令他一旦查清两个人在什么地方，立即骑马来追自己。而里卡多自己则跟乔万尼一道，驰马奔向这个时期皇帝逗留的意大利中西部海港城市格罗塞托。

没有史料告诉我们，已经51岁的腓特烈听到这两位年轻人带来的消息后是怎样的心情。但从他以后的行动我们可以想象，他一定是愤怒至极。没准儿会比听到里昂公会议结果时的愤怒更为强烈。第二天，里卡多的手下也到了，带来了那两人已经逃亡的消息。

贾科莫和潘多尔福都知道里卡多跟乔万尼一起去了皇帝那里，醒悟到自己的企图已经暴露。在当后备干部期间，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二人都曾为腓特烈“拎包”。他们再了解不过皇帝在这种时候会采取什么行动，根本不要指望躲在城寨里能够逃过此劫。

于是，他们逃跑了。但能去的地方很有限。如果腓特烈知道他们的逃亡之地，便会集中进攻那里。他们二人直到最近还是皇帝的高官，没有城市敢救他们，因为它们无法承受皇帝军队的进攻，就连可以确认犯有反皇帝罪的米兰都不敢这样。他们只能逃到罗马去。因为任何人没有充分的理由，无法派军队进攻教皇的都城罗马。两个人便藏身在罗马市内反皇帝派枢机主教的宅邸里。

不过这样一来，这两个首谋者便只能对在意大利南方等待他们的同伴见死不救了，并眼睁睁地看着住在意大利南方的妻子和孩子遭到杀害。

1246年4月8日，假如阴谋没有败露，皇帝和恩佐就会在这一天遭到暗杀。这天，皇帝把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负责人召集到了格罗塞特，哪怕牺牲复活节也要制定对付阴谋者的对策。不过，与其说是大家讨论后做出决定，不如说是腓特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每个人。

意大利北方托付给了维罗纳事实上的领主埃泽里诺和儿子恩佐。意大利中部交给了儿子费德里科。不过，他们三人的任务并不是进攻。交给他们三人的任务是镇压各地反皇帝派因受这次事件的刺激而可能发生的叛乱。虽然事情已经败露，但事件策划的本身更令人震惊。皇帝亲自率军讨伐躲藏在意大利南部的阴谋者。两个逃亡者只能听天由命了，因为单靠一己之力形成不了任何威胁。

据编年史作家说，腓特烈虽然像一只“袭击猎物的鹰”杀奔意大利南方，但实际上他的行动做不到那么迅速。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了不使战斗拖成耗费时间的围城战，需要集中进攻，速战速决，因此必须造出很多大型抛石机运到意大利南方。腓特烈的方法是把这些东西装上船，沿第勒尼安海南下，绕过呈长筒靴状的意大利半岛的脚尖，在塔兰托上岸。而军队则由腓特烈亲自率领，由陆路南下。他们沿奥莱里亚大道南下杀向罗马，但却没有进罗马，而是在那里转向，经亚壁大道一路向南。尽管这样一来到达目的地需要时日，但却可以向知道阴谋后必定会产生动摇的西西里王国民众宣示皇帝的力量。

从阴谋者躲藏的城寨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起，腓特烈彻底变成了一只袭击猎物的鹰。大度、雅量、宽容、高洁这些他以前的特色统统不见了踪影。在皇帝亲临前线指挥的巨大攻势之下，阴谋者分两路躲藏的两个城寨全部陷落了。

阴谋者中没有人在此次攻防战中战死。被俘的阴谋者有贾科莫·莫拉的哥哥和弟弟、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潘多尔福·法桑埃拉的两个弟弟、圭列尔莫·桑塞维里诺、鲁杰罗·德·阿米契斯、安德里亚·齐卡拉共八人。没被抓捕的阴谋者只有早就逃到罗马去的贾科莫·莫拉和潘多尔福·法桑埃拉二人。

被抓捕的人全被带到了皇帝面前。对腓特烈而言，没有一个陌生面孔。其中，莫拉家族的三子鲁杰罗是一个很喜欢鹰猎的年轻人，只要腓特烈说去鹰猎，他就会放下手头的任何事情跟去，皇帝甚至拿他开玩笑。由于他的热情和技术的提高，皇帝甚至把以前总是由阿拉伯人担任的鹰匠任务都转而交给了他。这位莫拉家的三公子，只是听了哥哥贾科莫之言卷入阴谋而已。

没有任何记载显示腓特烈面对他们暴怒发火。然而，正是因为没有爆发，愤怒反倒有可能更恐怖、更深。

阴谋者们策划的是暗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腓特烈。针对最高地位者的这种行为的罪名，翻译成日语是“大逆罪”。剥夺了最高地位者的生命就会威胁他所统治的国家的命运。罗马法也把这种行为定为重罪中的重罪，就是因为杀害领袖会破坏“国家”这个“居民共同体”（res publica）的秩序。

即使在中世纪的意义上，阴谋者也犯下了重罪。这个行为破坏了“臣从誓言”，违背了信义，是一种背信行为。

中世纪的臣从之誓不是通过签订合同而有效力的。一般认为，在中世纪，只有商人才会有不签合同就不可信的想法。骑士是中世纪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世界里，日本所谓的“武士无二言”通行无阻。誓言就是信义，坚守誓言就是贯彻信义。因而，阴谋者破坏了基于信义的誓言。

除此之外，阴谋者还犯有弑父之罪，这也是自有罗马法以来的重罪。腓特烈在视同己出的环境中培养了他们。与为承父业而远离父亲、只能在德意志成长的嫡子相比，他们享受到了更加适合培养下一代领袖的环境。但正是这些人，在1246年从背后捅了腓特烈一刀。

最为重视以法律为基础的腓特烈恰恰对这帮人没有搞什么像样的审判。

腓特烈首先没收了他们所有人的财产，然后用火红炽热的铁杵戳瞎了他们的双眼。这个刑罚用的是炽热的铁棒，不但能够达到戳瞎眼睛的目的，还能防止化脓，在中世纪多用于重罪犯。

只有鲁杰罗·莫拉和泰巴尔多·弗朗切斯科两人在戳瞎双眼后得到赦免。腓特烈查明了鲁杰罗只是被哥哥贾科莫拖进来的。但赦免他却并非仅仅因为这一点，腓特烈无论如何狠不下心处死这个单纯幼稚、喜欢鹰猎的年轻人。而赦免泰巴尔多则是因为腓特烈不忍让曾经的恩师去承受独子之死这一最大的悲哀，老人虽已风烛残年但却一息尚存。

其余六个人则被处以腓特烈从来没有下令执行过的极刑。他们被绑着双手，由飞奔的快马拖着在全城游街，手脚的骨头碎裂。有的人随后便直接被处以绞刑，其他人则被塞进装有毒蛇和铅坨的皮囊扔进了大海。人们知道，这是对弑父罪犯的刑罚。

早早逃到罗马的两个人也没有被放过。这两人是首谋者。这一点已由其他被捕人的证词以及腓特烈让人搜集到的他们周围人的证词坐实。

皇帝给他们的惩罚是把他们的妻儿老小投进监狱，不给食物。两人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被投进监狱后，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这两人因逃跑而躲过一劫。但腓特烈认为他们以后已经形不成威胁了。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潘多尔福·法桑埃拉的名字从这一年起永远消失了。贾科莫·莫拉后来又活了5年，但连教皇也都不再理睬他。皇帝死后不到一年，他便音信全无了。

但腓特烈并没有把阴谋者的家族赶尽杀绝。腓特烈没有处罚那些虽属同一家族但完全不知情的人，以及有所感觉但没有进一步行动的人。如果把他们赶尽杀绝，很可能就把西西里王国运行所需要的人才也都赶尽杀绝了。正因为如此，腓特烈没有处罚那些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的人，哪怕是首谋者的弟弟。腓特烈是震怒了，但他没有因此瞎了眼，他把维护王国放在了优先位置。

在腓特烈的善后处理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比安卡的病愈发加重了。根据编年史作家的说法，比安卡·兰齐亚是唯一一个腓特烈发自内心喜爱的女人，她与腓特烈结合已有20年之久，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腓特烈与比安卡结了婚。比安卡与包括正妻在内的其他女人不同，腓特烈只有与她一人的婚姻抛开了政治因素，虽然这已是他的第四次婚姻。

我很希望那年夏天，善后处理告一段落后，腓特烈是在焦亚德尔科莱城堡这个他赠送给比安卡，后来成了比安卡居所的地方，陪伴在卧病的心爱之人比安卡身边度过的。可是，没有史料能够证实这一点，不过也没有史料能够证明腓特烈这个时期究竟在哪里，能够证实的只有比安卡是在那年夏天过世的。自她16岁那年春天与时年31岁的腓特烈邂逅以来，岁月已经逝去了20年。

秋天到了，年近52岁的腓特烈再次开始行动。他还必须做三件事。

10月，腓特烈把负责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的行政高官们全部召集到了耸立在海边的壮观的巴列塔城堡。

发给他们的邀请函上写的是参加王国行政机构重组讨论会。可是，在拉丁语中，“讨论会”（colloquium）一词除了讨论的意思之外，还有口试的意思。如果腓特烈是这个意思，那可就不是一团和气地讨论之后再做决定，而是类似皇帝向他们通报决定，让他们回去付诸实施的意思了。

腓特烈在《梅尔菲宪章》的所有条款前都冠以“皇帝诏曰”（Comanda lo Imperatore）几个字。腓特烈思想中的基于法律的君主政体国家是一个由皇帝拿主意并对实施负全责的政体。

腓特烈心知肚明，这年春季开始秋季结束的这场由高官制造的阴谋，就是一帮封建诸侯在逐步转化成高级官僚时对自身现状感到不安而策划的。

如果是一般的君主，遇到这种情况，大概会通过让封建诸侯回到过去的状况即让步来打消他们的不安。只要消除了不安情绪，他们就没有理由去造君主的反了。签署《大宪章》时的英国国王约翰就是这样做的。

但腓特烈不是失地王约翰。他绝对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通过让封建诸侯担任政府高官逐步实现从封建社会向君主制国家的转变。

这并非因为腓特烈比约翰内心更强大，而是因为约翰几乎所有的家臣都背叛了他，而腓特烈不一样，许多重臣都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恩里克·莫拉的儿子们侍奉腓特烈多年，从来不耍两面派。他们向腓特烈射暗箭，对腓特烈打击巨大。也许他心里在想，如果恩里克没有在4年前去世的话……不过，在皇帝手下的重臣中，只有莫拉和桑塞维里诺这两个家族参与了这次阴谋。实力诸侯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都留在了皇帝一边，他们都是王室会议里的封建诸侯代表。王室会议是《梅尔菲宪章》确定的君主政体国家的顾问机构。如果他们两个家族留了下来，作为他们“卫星”的中小诸侯也都会留下来。

腓特烈在这次阴谋事件失去的只是算不上有实力的几个诸侯和结束了后备干部课程担任了要职的几个人，总共不到十人。

不过，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几乎都是现役的政府高官。如果不看人数而看战斗力，腓特烈至少损失了手下战斗力的三分之一。

有几个阴谋者被快马拖着游街后处以绞刑，并被弃尸街头。遵皇帝之命，在其中一个阴谋者的胸前贴上了身在克吕尼修道院的教皇写给一个阴谋者的信件。

当然，英诺森教皇是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写得让人知道是他在背后操纵。不过，从收信人的姓名和罗马教皇的印绶来看，谁都会明白此次阴谋中也有罗马教皇伸来的长臂。

重建

借用一位研究家的话说，在巴列塔城堡进行的王国行政机构重组是“扳正了弯曲了的脊梁骨”。这次重组重视“数量”更甚于“战斗力”。“数量”很重要。不得不接受《大宪章》的英国国王约翰是导致在法兰西的英国领土“失地”的责任人，因为这一点，他没能保住“数量”。相反，腓特烈却拥有“数量”。

应该尽快填补因为逃跑、处死而空缺的职位。腓特烈没有从封建诸侯阶层，而是从中流阶层中选拔人来填补空缺。说他们是“中流”，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领地可称得上领主，但却有掌握学问的充裕资质，在意志力和能力方面并不亚于诸侯阶层。

腓特烈在录用人才时总是不光看出身，也重视能力。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与往常有什么特别。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塔德奥·达·塞萨和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出人头地的皮耶罗·德拉·维尼亚，他们都是知性上流但财力中流的人。不过，他们的知性与其说是知识，不如说是智力。辞典上解释说，这个“知性”意味着才智与力量。

皇帝完成了在巴列塔城堡的工作，他把1246年剩下的所有时间用在了事后处置的第二阶段。用一句话来说，他的战略是要通过加强血缘结合来强化后备干部人才网。

腓特烈没有改变后备干部体系。无论是否参加了阴谋，这些人在阴谋之前所表现的业绩已经证明了这个体系的有效性。所以，腓特烈只是去改变其内容实质。过去，腓特烈从来没有干涉过作为接班人培养起来的后备干部们的婚姻。但在以后，他要加以干涉了。

腓特烈恋过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总共为他生了15个孩子。这对腓特烈改变战略起了很大的作用。腓特烈甚至为只爱过一次的女人也安排了适当的安身之所。也许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而已。然而，如果是腓特烈这样做，那可就不是简单地安排安身之所的事了。

在后备干部中，不只有出生在意大利的，还有神圣罗马帝国根据地德意志的诸侯子弟。按照规矩，这些年轻人在意大利南方留学后回到德意志，将担任腓特烈任命的要职。腓特烈期待他们发挥支持皇帝接班人康拉德的作用。

失地王约翰的女儿、现任英国国王亨利的妹妹伊莎贝拉嫁给了腓特烈，成了他的第三任正妻，为他生下一男一女后去世。她留下的男孩8岁，其姐姐也还只是9岁的少女。但是，做父亲的却让这位少女同德意志实力诸侯图林根伯爵的继承人订下了婚约。在那个时代，一旦婚约成立，女孩儿经常会被立即送去夫家生活，直到举行婚礼。

当了多年情人的比安卡成了腓特烈的第四任正妻，为他生育了一男二女。长女康斯坦丝在比安卡成为正妻那年嫁给了尼西亚帝国的皇帝。

把情人变成正妻，这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中相当罕见。但腓特烈对比安卡这样做了。研究家们推测，这是因为他无法辜负比安卡不想让孩子们一辈子当庶子的哀求。但我却认为，这是因为腓特烈的庶子多于嫡子，而他想要更多嫡子的缘故。虽然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现在被赶出君士坦丁堡，流亡到了小亚细亚，但却是能够主张继承拜占庭帝国的最直接的人。嫁给这样的皇帝，庶出的女儿怕不合适。

比安卡所生的唯一儿子曼弗雷迪14岁。由于母亲成为正妻，他现在也成了嫡子。父亲要让这个儿子赶紧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婚。

萨伏依伯爵的长女已经在4年前和恩佐结了婚。自从腓特烈在那次事件中失去了嫡长子以后，庶出的恩佐就成了腓特烈最年长的儿子。这次曼弗雷迪的婚姻使得皇帝与萨伏依伯爵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不过，这也是皇帝的战略，如果伯爵的领地——以都灵为中心的皮埃蒙特坚定地站在腓特烈一边，皇帝的目光就能达及西面的法兰西、东面的米兰和南面的热那亚。

恩佐还是撒丁岛王。这样，意大利半岛西侧的第勒尼安海也都进入了腓特烈的势力范围。

比安卡所生的小女儿维奥兰特在1246年时还是个13岁少女，父亲已把她嫁给了卡塞塔伯爵的长子里卡多。得知阴谋后立刻驰马报告皇帝的就是这位里卡多。卡塞塔伯爵被认为是腓特烈王国封建诸侯中最有实力的两位诸侯之一，而里卡多是爵位继承人。

年轻的后备干部和13岁少女的婚礼在蒙特城堡举行，意大利南方所有实力人物悉数出席。耗时几天的奢华婚礼是在这座美丽城堡举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仪式。

父亲的名字在德语中读作腓特烈，在意大利语中读作费德里科。庶子费德里科需要同父亲区别开来，于是“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这个名字便固定了下来。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阿尔巴伯爵领地，并与皇帝任命的托斯卡纳皇帝代理波罗家的女儿结了婚，波罗家族在罗马北面拥有广阔的领地。也就是说，“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成了皇帝的一个棋子。

庶出的另一个女儿阿尔坦西娅并没有因为母亲出身不祥而受到歧视。在意大利南方生长的这位公主嫁给了一位德意志诸侯。这位德意志贵族也有后备干部的培养经历，夫妻之间的对话也许是用腓特烈宫廷里讲的意大利语，而不是妻子还不懂的德语。

皇帝挑来选去，最终挑中了里卡多。皇帝恋上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侄女，同她生下了庶子里卡多。父亲把基耶蒂伯爵领地给了里卡多，又让他作为皇帝代理去统治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公爵也迎娶了实力诸侯的女儿为妻。

最后一个棋子是玛格丽塔。人们完全不知道皇帝于何时何地同德意志贵族的女儿生下了她。父亲为这个女儿找的夫婿是阿切拉伯爵的长子托马索·达·阿奎诺，阿切拉伯爵和卡塞塔伯爵同为意大利南方屈指可数的实力诸侯。

我觉得托马索·达·阿奎诺和中世纪最伟大的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不是兄弟就是堂兄弟的关系，但无论怎样，皇帝的女婿是一个大领主的继承人。他是个实力人物，名字经常出现在王室会议的最高顾问机构名单中。腓特烈不但把代表自己手下封建诸侯的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两个家族的继承人培养成了后备干部，还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女婿。

后备干部体系照样延续，但以后皇帝要把女儿嫁给他们。皇帝还让自己的儿子们与后备干部的姐姐或妹妹联姻。这就是腓特烈因遭遇阴谋而改变的人脉网的建设。

意大利半岛及其周边

转年到了1247年春天，皇帝公布了事后处理第三阶段的对策。这个对策已经不仅是把意大利南方，而且是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纳入了视野，在历史上被称为“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

腓特烈决定把除威尼斯共和国领土以外的意大利东北部交给埃泽里诺·达·罗马诺负责。皇帝把自己与比安卡的侍女所生的名叫塞尔瓦吉娅的女儿嫁给了这位和自己同龄的维罗纳僭主，强化了与这位部下的关系。

意大利北部的中心地区叫作伦巴第，皇帝把这里交给了儿子恩佐。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没有解决，拥有8万人口的米兰尚未改变反皇帝的立场。31岁的恩佐接下了这块最困难的地方。

从伦巴第地区西面到阿尔卑斯山一带被称为“伦巴第西部”。萨伏依伯爵、比安卡的娘家兰齐亚侯爵和卡莱托伯爵三人在这里和皮埃蒙特地区拥有自己的领地，皇帝便决定由他们三人负责这片地区。

皇帝把意大利中部交给了另一个儿子“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他虽然才20岁出头，却已经取得了扎实的成绩。

此外，皇帝决定把意大利中东部的罗马涅和马尔凯这两个地方交给另一个儿子基耶蒂伯爵里卡多负责。

除了皇子以外，腓特烈也给孙子分配了工作。长子亨利被废位后，他的儿子便被祖父接到身边抚养。他已经17岁，与祖父同名。腓特烈把一队骑兵交给了他，目的是让这位将要继承母方奥地利公爵的年轻人积累实际经验。

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是腓特烈的心灵故乡。他把王国的统治交给了瓜尔蒂耶罗·马诺佩罗。

这人似乎比腓特烈年轻一些，曾经跟随腓特烈参加过第六次十字军。腓特烈与阿尔-卡米勒媾和成功之后，皇帝给了他一件困难的差事，监督因媾和而在中近东形成的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共存情况。腓特烈回意大利后，他又在东方逗留了一段时间。回到意大利以后，他仍旧一如既往忠诚于皇帝。

马诺佩罗虽然也出身于封建诸侯，但他家并非大领主，而是中小领主。腓特烈把他升格为以往实力诸侯才会有的地位。腓特烈不但把大领主的继承人，还把两个与皇帝女儿结婚而成为皇帝女婿的年轻人安排到他手下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说起来就是让年轻人在经验丰富的实干家手下学习统治实务。

腓特烈任命里卡多·蒙特内罗担任了自己势力范围内所有地方的法务行政最高负责人。这人也是一个智力上流而财力中流的人。在16年前完成的《梅尔菲宪章》的起草班子中，他就已榜上有名了。腓特烈从博洛尼亚大学调来了罗弗莱多，让他当了自己创办的那不勒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这位罗弗莱多的专业是民法。而被腓特烈从那不勒斯大学调来的蒙特内罗的专业似乎是刑法。腓特烈任命蒙特内罗担任了司法大臣。

腓特烈把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提拔起来，让他成了地位在所有这些人之上的“logotheta”。“Logotheta”是中世纪拉丁语，意思是“皇帝的最高代理人”。说起来，对统治这些地方的腓特烈而言，这个职位便类似于现在的政府秘书长。腓特烈使用了封建社会新兴阶层的人来担任这个要职中的要职。

塔德奥·达·塞萨在很多情况下都与维尼亚并称双雄，但他没有被赋予明确的责任范围。腓特烈和这位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人似乎是所谓意气相投的伙伴。这人的作用就是以后经常侍奉在皇帝左右。一直跟在皇帝身边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已经70岁了，到了这个年龄已经跟不上频繁走动的腓特烈了。但贝拉尔德并没有退休。他留在了意大利南方，给新一代统治者做顾问。腓特烈的口头禅就是“任何事都要先听听贝拉尔德的意见”。

研究家所说的“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始于1246年，它所依靠的是既留下了老一代，又积极使用经验丰富的老手和年轻一代。可以说，腓特烈借此机会一举完成了阶层和世代的更迭。

尽管实施了新体制，但仍有未能归入腓特烈治下的地区：在意大利半岛领土不多因而与皇帝利害冲突较少的威尼斯、被压制但仍坚持反皇帝的米兰、现任教皇的祖国热那亚这三个城邦国家以及罗马。

罗马是圣彼得的殉教之地，一直被认为是其继承人罗马教皇们的都城。恐怕连腓特烈都没有想过要把这座罗马城也归入自己的领土。他反对主张“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教皇。但如果教皇能够守住“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这条线，腓特烈也是认可的。

然而，这个新体制一旦铺开，意大利半岛可就再也没有英诺森教皇回得去的地方了。即使他想回热那亚，那里本身也已变得不再安全。陆路上有皇帝的军队追逼；海路上有归顺皇帝且与热那亚处于竞争关系的比萨严阵以待，阻止热那亚船只的行动。撒丁岛现在又成了恩佐的领土。如果撒丁都归了皇帝，那么位于撒丁北面不远处的科西嘉近海也就不再是能容许热那亚船只安全航行的海域了。

在热那亚，教皇的本家菲耶斯科家族与多利亚和斯皮诺拉两个家族常年处在仇敌关系之中。后两个家族都是皇帝派，一直在想着夺回权力。既然这样罗马的情形如何呢？罗马事实上现如今也在皇帝派的包围之中。那么逃往法兰西安全吗？还不能这样断言。

教皇由于里昂已不再安全才转移到了克吕尼修道院，但这里也在法兰西王国的领土之内。法兰西王多次前来劝他与皇帝改善关系，这让他很厌烦。但他又没有别的地方可让自己过上安全的逃亡生活。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满脑子想的是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这对教皇而言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对路易而言，在这个当口要避免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关系恶化，但他也并未请求教皇派出教皇代理在第七次十字军远征时与他同行。法兰西王尽管默认了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逗留，但他并没有重视罗马教皇。

此外，教皇伸向德意志的“长臂”也所获寥寥，并无改观。虽然对手是黄口孺子康拉德，但取代腓特烈的拉斯佩却在吃了败仗后很快死去。德意志诸侯中的世俗诸侯仍旧紧跟着皇帝。

这就是里昂公会议过去一年半后欧洲的情况。

教皇英诺森四世逃到法兰西后不再担心皇帝的骚扰，他借讨论宗教事务的公会议之名强行进行了事实上的异端审判。他要消灭被开除了教籍却毫发无损的腓特烈，硬是对他采取了剥夺皇位和王位的严厉处罚，然而成果却也不过如此。

腓特烈得知公会议的“判决”后立即给全欧洲的王侯写信，并在信中说“这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你们的问题”。

对法国国王、英国国王以及德意志诸侯而言，腓特烈皇帝是否真是异端之徒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与此相比，只要被罗马教皇定罪为异端，自己的脑袋可能搬家已经成了主要问题。

教皇在里昂的所作所为甚至在高级神职人员看来也属越权行为。作为与他们不同的世俗之人，王侯们对教皇的行为自然会有更加敏感的反应。这对神职人员而言是神学上的问题，但对世俗的王侯而言则与现实的利害相关。

容我重复一下。《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使教皇的这种行为正当化。这一文件在近200年后才被证实是教廷的伪造。然而，自我保护的本能人皆有之，即使没有科学证明，本能也会唤醒感觉。科学证明显示感觉正确的情况多得出人意料。

要问1245年的里昂公会议是怎么回事，我会这样回答：这是点亮“罗马教皇要小心”信号灯的最好机会。腓特烈皇帝想法明快，他甚至用恰当的形式公开了这个想法，堂堂正正地正面接招，奋起反击。

震骇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斗争发生在献土文献被证实是伪造的200年之前，发生在距离认为政教分离理所应当的今天800年之前。这不是一场主教任命权归谁的叙任权之争，而是一场皇帝、国王、诸侯等世俗统治者们的更换权是否在罗马教皇手中的斗争。

于1247年2月开始的新体制已经稳固。皇帝便在这年的下半年再次出手，打压意大利北方的伦巴第同盟。因为腓特烈已经53岁，“时间”已然成了他最大的敌人。

中世纪社会中的人被分为三类：“祈祷的人”“战斗的人”和“劳作的人”。

“祈祷的人”是神职人员，“战斗的人”是骑士阶级，而“劳作的人”所包含的是日本所谓士、农、工、商中做农、工、商的庶民。居住在“工”“商”崭露头角的城市里的“市民”也属于这第三阶级。

在日本，“士”是“战斗的人”。不称他们为统治者，而称他们为战斗者是因为中世纪是群雄割据的时代，在统治之前必须先称霸。

称霸有政治称霸和军事称霸之别。古罗马也存在这个区别。所谓“政治称霸”就是划定称霸区域，为高效实行计划而确定各地负责人。然后，“政治称霸”转为“军事称霸”，其后才能进行正式的“统治”。实现了政治稳定，社会也就太平了，这将给整个社会带来繁荣。

1247年2月公布了“腓特烈的意大利全境统治新体制”。这在除已经进入统治阶段的意大利南方以外的中部和北部，只不过是“政治称霸”的宣示而已。尤其在伦巴第同盟势力很强的意大利北方，还有“军事称霸”的工作要做。这也是一个强者需要经常宣示之事。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大多数人是“背靠大树”派。这就要求想要称霸者不断宣示自己是“大树”。这是对以称霸为目标的人的要求。绝对的王权政体是近代才确立的，中世纪时还不存在，那时的君主生活在比近代君主所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之中。

火烧维多利亚

我们这些现代人知道，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尔马是司汤达的小说《帕尔马修道院》[7]中故事展开的舞台，又是意大利歌剧巨匠朱塞佩·威尔第的故乡。帕尔马这座城市有着古老的历史，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在从亚得里亚海边通往米兰的艾米利亚大道边上发展起来。与起源于罗马时代的拉文纳、维罗纳和克雷莫纳等城市一样，帕尔马这个地名也一直延用着古代的读音。

进入中世纪以后，帕尔马也成了自治体。它一会儿参加伦巴第同盟反对皇帝，一会儿又脱离同盟站在皇帝一边，立场反复无常。城里有教皇派和皇帝派两个派别，两派之间争夺势力的斗争从未断绝。这与意大利北部的其他很多自治体并无二致。

不久前开始，帕尔马站在了皇帝一边，因为皇帝派在城里占据了优势。对腓特烈而言，帕尔马站在自己一边有着不可忽视的好处。原因是确保德意志通往意大利北方，进而通往意大利南方的道路畅通永远是皇帝的一项重要工作。一旦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维罗纳，就可以一路南下曼托瓦、帕尔马，直抵比萨。如果从比萨取海路到那不勒斯登陆，就可直入西西里王国。腓特烈已经完全能够通过海路往返于南北意大利之间了。

英诺森教皇的“长臂”伸到了帕尔马。教皇的表弟奥兰多·罗西要在这里采取实际行动了，连教皇代理这样地位崇高的神职人员也都被动员起来。

意大利北部及其周边

教皇代理是蒙特隆戈枢机主教，他在前教皇格列高利时代曾被派驻伦巴第同盟的领袖国米兰。教皇把这位激烈反对腓特烈的神职人员派到了帕尔马，其目的是向帕尔马居民灌输皇帝是一个异端之徒的说法。

如果你认为帕尔马是意大利北部的自治体，已经开始致力于“商”“工”领域的发展，那里的居民都是“经济人”，都像威尼斯人那样具有“首先是威尼斯人，其次才是基督教徒”的观点，那可就错了。

意大利北方的人统称为伦巴第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以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骄傲。朱塞佩·威尔第创作过一部歌剧作品，剧名就叫《伦巴第人》（I Lombardi alla Prima Crociata）。只是宗教热情未必就能导致战场上的胜利。伦巴第人参加了第一次和之后的十字军，但最终也是战果了了。不过，战斗不看结果。除威尼斯以外，所有当时意大利北方的“经济人”都认为，参加奉上帝之命组成的十字军、同异教徒进行了战斗，就算完成了基督教徒的使命。

在他们的心底里自然会经常产生一些反对腓特烈的情绪。他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却与伊斯兰敌人媾和。在他们看来，仅凭这一件事就是异端。也许腓特烈想说，他们经济实力的提高也得益于伊斯兰教徒购买了他们制造的商品，但没人会听这样的解释。他们的想法在意大利被评价为“乡下人”（provinciale）。他们就是这方面的乡下人，这种“乡下人”最容易受教皇的蛊惑。

奥兰多·罗西也出了力。他纠集起了被皇帝派放逐而流亡在外的帕尔马人。这些人不光有反皇帝的情绪，还有人员和武器。他们政变成功。至多有70人起事，只用了一天时间，帕尔马就从皇帝派一变而为反皇帝派。

腓特烈皇帝决不会放过这次事件。他立即把恩佐统率的军队派了过去。但城里居民们在教皇代理的热烈支持下躲在城墙里面展开防卫战，不出城池一步。腓特烈这时正在意大利南方。他也认为既然这样就只能把整个城市包围起来，断水断粮，逼其投降。于是，1247年夏天开始建设帕尔马包围网。只有这次，腓特烈没有急于取胜。

包围网似乎很完美。人员、食物，一切的一切从外面都进不来了。补给路线全被封锁。以米兰为首的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拼命要往城里送人送物，但终究突破不了皇帝派结成的封锁网。交在皇帝孙子手中的一个骑兵队也因为发挥了骑兵的机动性而战绩斐然。

另一方面，恩佐和兰齐亚率领的数量众多的大军开始在帕尔马周边实行焦土战。往年，郊外的农田一到秋天就会一片金黄，而现在已被烧得精光。帕尔马城孤独地矗立在被烧成焦土的平原上，风景萧瑟。城里粮食告罄，不光吃的，一切开始枯竭。教皇代理弹劾皇帝的亢奋叫声在开始挨饿的人群头上回荡，听上去好像皇帝就在面前一般。人们绝望了。绝望高涨到极限，很容易突变为愤怒。

在另外一头，腓特烈让人在帕尔马附近建起了一个基地，起名叫作维多利亚（胜利之意）。

说是基地，却又不考虑持久性，很像古罗马军团在移动中建的基地，周围挖一圈沟河，再用不留缝隙的原木栅栏围住。如果里面只有一排排供士兵使用的帐篷，那便是单纯的军事基地。但维多利亚不是这样。据说里面既有皇帝逗留所需的各种设备，又有为住在里面的人修建的教堂、店铺和食堂，建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城镇，只是建材都是木料。如果是军团基地，四面会各开一个门。但维多利亚是半基地、半城镇的设施，四面各开了两个门。这也就意味着，防御没有做到绝对安全。在这座既非基地又非城镇的维多利亚基地中，甚至还有小规模的工厂，为上到皇帝、下到士兵的人织布做衣，里面工作的手艺人大多是从福贾的皇宫带来的萨拉森女人。

1248年过去了。转年的2月初，皇帝搬进了维多利亚，他接到报告说帕尔马投降已指日可待。皇帝的皇冠、皇帝的正装衣服、嵌满宝石的皇帝宝座，甚至连皇帝放军费资金的金库也都跟着皇帝一起运进了维多利亚。腓特烈打算，帕尔马居民忍受不了饥饿投降时，他就让全体帕尔马居民住进旁边的维多利亚，然后彻底毁掉整个帕尔马城，让它在地上消失。当然，到那个时候，维多利亚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完全由木头建造而成，而会变为一座石头建造的城市。在53岁的腓特烈的脑海里，这已经是一幅现实的图景了。

这时，皇帝手上的兵力分成了两部分在行动：儿子恩佐率领的部队和比安卡·兰齐亚娘家的本家加尔瓦诺·兰齐亚率领的部队。但防卫维多利亚是兰齐亚的责任。31岁的恩佐严冬行军不在话下，而与腓特烈同龄的兰齐亚则选择了防守基地。

1248年2月过了一半，意大利北方的天气难得地连续晴好。这样一来，腓特烈忍不住了，他决定第二天外出鹰猎。也许他认为，虽然现在还处在军事称霸的过程之中，但这很快就会结束。16岁的曼弗雷迪和父亲同行，他得了父亲的遗传，特别喜好鹰猎。他们与其他同好组成了一个50人左右的队伍。对腓特烈而言，在意大利北方还不像在南方那样如处自己家中，警卫仍必不可少，这次约有500骑随行。

皇帝离开了，留守维多利亚的是兰齐亚和他手下的士兵，留在基地的重要人物还有塔德奥·达·塞萨。他在所有方面都和腓特烈意气相投，唯独没有共同拥有对鹰的挚爱。

2月18日。根据闪烁的星光预测，这天从黎明开始一整天都是晴天。皇帝照例凌晨时刻就让人牵过马来。一到基地外面，他便快马加鞭，背对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向西奔去。帕尔马在基地的东面，也就是说他奔往了更往西去的地方。曼弗雷迪、鹰匠和鹰猎爱好者一干人等紧跟在皇帝的身后。

帕尔马正等着这个机会。此时，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都把皇帝看作是恶魔的头目，但是如果面对面进攻腓特烈，谁都会畏缩不前。然而，这位皇帝现在不在基地。

帕尔马的行政长官是从皇帝这边反水到教皇那边的，自然反皇帝意志高昂。帕尔马站在皇帝一边时他正逃亡，加入米兰的军队后同皇帝的将领打过仗，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这人叫吉尔伯托，军事才能相当了得。

吉尔伯托长官把队伍分成两队，一队全由城里的士兵组成，另一队全由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居民组成。两队分工明确。士兵队首先冲出城外，摆出进攻架势，把维多利亚的兰齐亚军队引出来后佯装逃跑，从而把敌人从基地引向远方。然后，不成队形的居民成群地涌进已无防守的维多利亚。

作战取得了完美的成功。数万群众从四面八方袭击了事实上处于无防备状态的维多利亚。相比于受到严格执行作战命令的军队的袭击，遭到大群暴徒的袭击更加恐怖。栅栏被烧毁，大门被破坏，男女老幼人人手持镰刀斧头，雪崩一般涌了进来。

塔德奥·达·塞萨几乎是一个人喊破了嗓子，试图召集剩下的士兵。可手持剑矛的士兵们却被惊吓得走不动路，统统被杀。

所有木造建筑都被暴徒点火烧毁。一处起火，火势立刻蔓延开来。群众已化作暴徒，他们没忘了抢劫，能抢就抢。皇帝的皇冠、宝座、金库中的东西全被抢走。就连每页上都画有精美彩色工笔画、马上就要装订成册的皇帝处女作《驯鹰的艺术》也被抢走。人们撂下被烧光抢光的维多利亚，兴高采烈地撤回了帕尔马。他们很多人都身背成捆奢华纺织品，手牵俘虏来的男女。

维多利亚与帕尔马的攻防

编年史作家这样记载了皇帝因火烧维多利亚而蒙受的损失：死者1 500人，被俘2 000人。不过，这个数字不能轻易采信。其原因在于：第一，这个数字如果加上兰齐亚手下军队的人数肯定过万，那样规模的基地装不下这么多人；第二，这个数字是获胜方帕尔马留下的记录。研究家中也有数量不少的人认为，实际人数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即便如此，这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腓特烈的失败。

皇帝这个强大人物居然被意大利北方的一个小小城邦打败了，还是在他外出鹰猎的间隙中。腓特烈接到报告后急忙赶回，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已经化为灰烬的维多利亚。他随即调转马头去了绝对忠诚可信的克雷莫纳。

皇帝在这次事故中失去的重要人物可以说只有塔德奥·达·塞萨一人。这位在里昂公会议上雄辩天下的忠臣，在帕尔马也很知名。他被捕后被乱刀砍伤，最后被投进帕尔马的监狱，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皇冠作为胜利的象征被奉献给了帕尔马的主教堂。皇帝的宝座被抠掉宝石后损毁。金库里的金币、银币当然被直接运进了帕尔马市的金库。腓特烈失去了为此次称霸之行准备的全部资金。他保证将换用银币支付自己军队士兵的薪水，可后来也只能用皮革制成的货币来支付。

《驯鹰的艺术》被米兰商人买去，但后来似乎找不到买家，因没人懂得这本书的价值，很快便不知所终。如前所述，现在收藏于梵蒂冈的这本书是儿子曼弗雷迪在腓特烈死后收集父亲生前留下的草稿和素描等资料后重新编辑的。

腓特烈到克雷莫纳避难去了，没有任何史料告诉我们他那时的心情。腓特烈就是腓特烈，只是被抢走了一些物品，愤怒和沮丧他都能消化。不过，失去了塔德奥，他恐怕不会轻易忘掉。伤了体面他也很痛。这不是什么面子或名声的问题。他是皇帝，得必须经常示强，体面受到伤害就有招致实际危害的风险。为了规避这个风险，只能提前阻止帕尔马的个例扩散到整个伦巴第地区。

实际上，3月过半前后，事情过去还不到一个月，包括帕尔马周边在内的整个伦巴第地区的制地权（模仿制海权的说法），就掌握在了在帕尔马打了败仗的皇帝派而不是在帕尔马打了胜仗的教皇派手中。腓特烈亲自率领军队冲在确保制地权的最前线。儿子恩佐也率领别动队不断取得战果。兰齐亚也拼命冲在确保制地权的最前线英勇作战，那意思是要收复失地。

以确保伦巴第地区制地权为目的的这次军事行动，其实还有另一个目的。在腓特烈发布的命令中有这样一条，要抓活的俘虏，不要杀死对手。这是为了用于交换在火烧维多利亚时被帕尔马方面抓走的那些人。

中世纪是一个频繁交换俘虏的时代，这很让人感到意外。媾和也一定会加上双方交换俘虏这一条件。然而，即使事情还没有到媾和的程度，也就是说在处于敌我关系的情况下，双方也会经常交换俘虏。这里给人的感觉是俘虏太多便要交换，管理俘虏也得花费一定的费用，因而交换俘虏还有节约费用的意思。当然，交换俘虏不一定需要双方条件对等。有时一方的俘虏较多，而另一方却没有那么多的数量。这时，金钱就会以赎金的形式介入进来。

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交换俘虏在中世纪很普遍。这并不是因为在欧洲打仗的双方都是基督教徒的原因。即便是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打仗，也同样会交换俘虏。在十字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认为，交换俘虏的习惯也是处于不合理统治下的中世纪中所存在的合理精神的表露。

1248年夏天，腓特烈为了确保制地权和获得俘虏而大踏步迈进。就在这时，兰齐亚率领的皇帝军遭遇了奥兰多·罗西率领的教皇军。这是两军之间的决战。最终，兰齐亚大获全胜。以前总是充当教皇“长臂”爪牙的教皇表弟成为俘虏，被剑砍刀切后抛尸在帕尔马城墙前。

火烧维多利亚5个月后，腓特烈挽回了因帕尔马倒向教皇派而造成的地理损失。皇帝派把蓬特雷莫利弄到了手。这里地处帕尔马通往第勒尼安海道路的中间。这样，即使不通过帕尔马，连接意大利南北两方的道路也有了保障。

腓特烈在火烧维多利亚后所表现出的力挽狂澜的强大力量，让流亡在阿尔卑斯山彼侧法兰西境内的英诺森教皇吓得发抖。

法兰西王一直以来默认了教皇的流亡，但他现在也顾不上教皇的安全了。33岁的路易九世终于实现了十字军远征这一他多年以来的梦想。他带着三个弟弟，还让王妃同行，于这年8月15日从法兰西南部的艾格莫尔特起航了。

这次是第七次十字军远征，但结果惨淡。不到两年工夫，国王及全军就当了俘虏。对于教皇，法兰西王以前虽然态度消极，但一直充当着保护者的角色。他的离去使教皇感到在法兰西也不安全了。这也在情理之中。教皇无法预料皇帝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命令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后者现在甚至把意大利西北部的实力人物萨伏依伯爵都拉了过去。教皇的流亡地就在法兰西东部，翻过阿尔卑斯山即到。英诺森教皇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请求英国国王亨利允许他移居波尔多。由于亨利的父亲约翰“失地”的缘故，英国失去了位于法兰西境内的大部分本国领土。但波尔多一带仍然作为英国领土保留了下来。然而亨利的答复是冷冷的拒绝。教皇只好继续在克吕尼修道院过他的流亡生活，感受着皇帝在阿尔卑斯山东面不断进行军事称霸的威胁。

腓特烈尽管已把蓬特雷莫利收入囊中，随时可以回意大利南方，但他一直在北方逗留到第二年。也许他想以克雷莫纳为大本营，一直待在米兰和帕尔马附近来实现在这一地区的军事称霸。

我们完全不清楚，为什么腓特烈的存在竟然会产生胜过数万军队的军事效果。

在腓特烈个人看来，这恐怕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他理想中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君主制国家”是一种无论君主是谁都能持续发挥功能的政体，而现实却是仰仗他个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对这位年近55岁的人而言，“时间”这个最大的敌人已经不再留情。

到了第二年1249年的1月，从来不需要医生的腓特烈第一次显现出肉体衰老的征兆。他全身发痒，皮肤一挠就红，似乎是医学上所说的红斑狼疮。侍医说过段时间就会好，皇帝也一如既往地忙碌着。我想这恐怕是极度劳累导致的身体免疫力下降的结果。但腓特烈过度发挥着自我控制力，一直在做皇帝应做的事情，停不下来。

皮耶罗·德拉·维尼亚

2月，在皇帝及其宫廷逗留的克雷莫纳，发生了一件事。如果当时有大众媒体的话，这件事一定会成为头条新闻。“皇帝最高代理人”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突然遭到逮捕。如果说皇帝是“首相”，维尼亚的地位就相当于他的“秘书长”。维尼亚的罪状是欧洲人都知道的“犯上罪”（lesa maesta）。腓特烈一派的克雷莫纳居民得知这个罪状后群情激奋，袭击了从住处被带到监狱途中的维尼亚，押解他的士兵不得不成了他的卫兵。

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生于1190年前后，比腓特烈大5岁左右。他出生于那不勒斯北面卡普亚城的一个小店主家庭，自幼以聪慧而闻名。卡普亚不只是一座意大利南方的中等城市。自古罗马时代开始，通往南方的两条干线道路亚壁大道和拉提纳大道就在这里汇合。进入中世纪以后，这里虽已不再是重镇要塞，但还存有灵气。在这位头脑清晰的年轻人上大学学习期间，卡普亚市给了他奖学金。

维尼亚开始在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博洛尼亚大学学习，他梦想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然而，博洛尼亚大学的赞助人是罗马教廷，没有高级神职人员的推荐，他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维尼亚在主教和实力诸侯圈里并没有熟人，他以优异成绩从法学系毕业了，却成了一个失业者。

他在这时受到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关注，从此平步青云。我们不知道他们何时因什么机缘而相识。当时腓特烈热衷于网罗人才已经很有名，说不定是30岁的维尼亚自己主动找上门的。

贝拉尔德大主教把一生都献给了腓特烈。我们不知道大主教在这位年轻学士失业者身上发现了什么，但他把维尼亚推荐给了当时25岁的腓特烈则是清楚的事实。就这样，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开始在刚刚即皇帝位的腓特烈手下干活了。最初的时候，他只是逐一记录皇帝口述的书员记之一。这个时期完成的《卡普亚宪章》是腓特烈自己与贝拉尔德大主教以及他从博洛尼亚大学挖来的以罗弗莱多为首的法学家们制定的。在这一时期，维尼亚的参与度只限于书记员职务。

但是，维尼亚深深地参与了4年后完成的那不勒斯大学的创建工作。到7年后，即1231年公布《梅尔菲宪章》的时候，维尼亚已经出人头地，成为封闭在梅尔菲的要人之一。10年前的穷学生已经作为宪章的制定者之一，参与了中世纪划时代的伟大事业——废弃强者决定一切的封建制度，建设法律决定一切的国家。如果这时维尼亚想要实现年轻时站上大学讲台的梦想，那一定会很容易。协助完成《梅尔菲宪章》的很多法学家都跟着那不勒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弗莱多回大学去了。但年届四旬的维尼亚似乎对往日的梦想已无兴趣，《梅尔菲宪章》完成后一直作为皇帝的亲信之一在皇帝身边工作。

不过，我以前对他的评价一直就是“书生”，他当外交使节时的业绩相当不好。他作为亲信经常会被外派，但却没有一次干得漂亮。维尼亚谈判搁浅，别人就会被紧急派去替换他，这样的事情何止一两次。也许他在战场上根本就是一个弱者。腓特烈大概也了解这一点，他派了塔德奥·达·塞萨去参加里昂公会议这样的决战。尽管维尼亚最后也被派去，但他在里昂终究什么也没干成。

不过，维尼亚仍是能臣中的能臣。皇帝任命已经56岁的维尼亚当上了皇帝的代理官——“皇帝最高代理人”。直到突然被捕时，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还在这个位置上。

皇帝的第一心腹被捕，仅此一点就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消息迅速传遍整个欧洲，许多人的臆测也在欧洲不胫而走。

有人说，逮捕维尼亚的原因是在他的私人物品中发现了他与在法兰西的教皇暗通的证据。确实，维尼亚在里昂见过教皇。当时，教皇和维尼亚摒开他人，两人单独交谈。

还有人说，维尼亚已年近60，还横刀夺爱，抢走了皇帝的情人。皇帝知道后大为震怒，让人逮捕了他。

此外还有人认为维尼亚的敛财癖好招致了皇帝的愤怒。

狮心王理查和失地王约翰的父亲英国国王亨利二世让人杀害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8]的事件曾经震惊了整个欧洲。腓特烈皇帝和他的秘书长维尼亚之间的这起事件，作为两个长年关系亲近的男人之间的悲剧，与托马斯·贝克特事件很相似，也成了人们的一个饭后谈资。

这起事件发生半个世纪后，但丁也把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写进了《神曲》。但丁在书中用维尼亚自我陈述倒台原因的方式叙述了这个事件，认为个中原因是嫉妒维尼亚的高官们向皇帝进谗，而皇帝相信了他们的谗言。也就是说，但丁是个维尼亚无罪论者。但丁在向读者介绍维尼亚时用了这样一句话：维尼亚是“掌握着腓特烈心灵的两把钥匙的人”[9]。

可是，事情恐怕不是这样。腓特烈不会把打开自己心扉的钥匙交给其他任何人，要想打开心扉就靠自己。心灵是自己想打开的时候才会去打开，腓特烈更是如此。

有一位修道僧叫萨林贝内，他比但丁早出生50多年，因此实际见到过腓特烈。他写下了当时的印象。我在《同时代“媒体”的评价》一章中介绍过这个人。在那个章节里介绍的他对腓特烈的评价中，还有一点我想请大家注意。每次提到腓特烈的时候，萨林贝内都不用“皇帝”这个字眼，而通篇都用第三人称单数“他”来称呼。在萨林贝内这样的教皇派眼里，里昂公会议后腓特烈已经不再是皇帝了。

“腓特烈对谁亲切和蔼，对谁的立场表示理解，都要看他‘有无兴致’。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把打开自己心扉的钥匙交给别人。”

连如此“反腓特烈”的人都这样评价腓特烈，那么腓特烈最讨厌被别人任意摆布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说不定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认为这样做对主君有好处才握住了教皇伸过来的“长臂”。“皇帝最高代理人”这个地位上的人可以独断很多事务而无须上报皇帝，只是所下决定最终必须符合皇帝的意思。

况且，与教皇改善关系已经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事了。尽管如此，维尼亚独断专行也不是没有可能。果真如此，这明摆着就是越权行为，通俗点说就是“飘飘然”。没有比臣下飘飘然发生越权行为更让腓特烈厌恶的事情了。发现了维尼亚并在以后30年中一直支持维尼亚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在这件事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维尼亚是贝拉尔德的骄傲，但贝拉尔德却没有为维尼亚做任何辩解。

维尼亚被关进了监狱，但没有进行审判。皇帝下令对他处以用烫铁棒戳瞎双眼的刑罚，但没有下令判他死刑。维尼亚只是被从克雷莫纳的监狱转移到位于托斯卡纳地区圣米尼亚托的某个地方去了。被捕一个月后，皮耶罗·德拉·维尼亚在被关押的监狱里，用头部撞墙的方式选择了自杀，享年59岁。

尽管研究家不懈努力，但这件事的真相至今不明，比起因为王权与教会权对立的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事件还要令人琢磨不透。在罗马大学教授中世纪史的拉菲罗·摩根[10]这样写道：

“对皇帝腓特烈来说，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是皇帝树立的一个具体榜样，皇帝试图以此显示新兴阶级，即出身于封建体制之外、只能以法律为武器的新型统治阶级的有效性。中世纪出现的这个全新的阶级也和20年后灭亡的皇帝家族命运与共。”

如果摩根教授的假说成立，那么，腓特烈对这次事件的感受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绝望。

在与教皇的抗争中那么能说会道的腓特烈对这起事件却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并非历史研究家，更不是中世纪史的研究家。我只不过是一名写写历史的作家，我是这样认为的：

塔德奥·达·塞萨一年前被杀是皮耶罗·德拉·维尼亚的不幸。

事业不分大小，都需要有同龄人的合作才能做好。这是因为同龄人的合作可以在所有方面做到毫不勉强。无论是腓特烈、维尼亚，还是塔德奥，尽管年龄上有着些许差距，他们都属于同龄的一代人。腓特烈在卡普亚立了一座石雕群像，自己站在中间，塔德奥和维尼亚分立左右，一如古罗马的三主神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石雕中皇帝的头部后来遭到反皇帝派的破坏，只剩下颈部以下部分。但分立左右的两位重臣却留下了头部完好的胸像。这座雕像群建在维尼亚的出生地卡普亚。曾经的穷学生维尼亚以最华美的形式衣锦还乡了。

说起来皮耶罗·德拉·维尼亚是“书生”，而塔德奥·达·塞萨则既是“书生”，同时又是“行动者”。腓特烈皇帝也属此类。

塔德奥于一年前被杀，现在已经不在世了。腓特烈每次见到还活着的维尼亚，一定都会想起塔德奥。

如果是这样，留给维尼亚的只能是不幸了。维尼亚的地位是政府秘书长，见到皇帝的频率绝对比别人高。而每次见到皇帝，他是不是都会感受到主君视线有些许游移呢？那感觉好像在问他，为什么你还活着？

如果是这样，维尼亚握住英诺森教皇伸过来的“长臂”就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向自己伺候了30年的主君表示，塔德奥死了但自己还活着，还活着的自己一个人也可以为主君起到足够的作用。

地位已经升至“皇帝最高代理人”的维尼亚，按日本的说法已是位极人臣。从所出身的阶级来看，他也不能指望进一步出人头地，不能指望有更多的财富了。那他还希望得到什么而又去向主君背后捅刀呢？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做会变成向主君背后捅刀。他忘记了，腓特烈最憎恶的是，别人不与他商量就办掉了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塔德奥·达·塞萨死后，腓特烈一直没有去动安放在卡普亚城门上的大理石雕像。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自杀后雕像也没有动。卡普亚位于腓特烈自己的领土之内，如果他下令拆除必定做得到。但腓特烈没有下令。人们不知道个中缘由。根据反皇帝派所写的编年史，得知曾经的重臣自杀的消息时，皇帝嘴里只说了句“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这不就是他被自己从“赤条条”提拔起来的人所背叛的绝望吗？

1249年春，腓特烈身边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但军事称霸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事在此期间仍在一直推进着。儿子恩佐率领的皇帝军一直在攻打让皇帝遭受沉重打击的帕尔马。在阿尔卑斯山北面，21岁的嫡子康拉德也在德意志境内痛打教皇派。在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骁勇善战，为的是把意大利中部要地佛罗伦萨切实拉到皇帝一边。在意大利西北部，17岁的曼弗雷迪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结婚后，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腓特烈与最能牵制米兰的萨伏依伯爵的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腓特烈决定回到意大利南方。他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留在意大利北方了。克雷莫纳已经成为意大利北方的参谋本部，这里交给儿子恩佐接手。皇帝从左侧走过偃旗息鼓的帕尔马，来到了第勒尼安海边。他乘上等在比萨港的船只南下，于5月底在那不勒斯登陆。在那里逗留期间，腓特烈听到了两个噩耗。

第一个噩耗是刚刚20来岁的年轻人基耶蒂伯爵战死的消息。里卡多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基耶蒂伯爵领地，他是腓特烈与心爱的女人之一曼娜所生的儿子。他作为意大利中东部的皇帝代理被派到了由政治称霸转向军事称霸的最前线，在履行职责中战死。继被废位的长子亨利自杀之后，腓特烈遭遇了第二次丧子之痛。一位后备干部助手当即代替了战死的基耶蒂伯爵指挥作战，才使得除里卡多战死外，皇帝方面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皇帝甚至不需要再任命里卡多的后任了。

第二个噩耗是一个比噩耗更为强烈的消息。基耶蒂伯爵里卡多于5月22日战死，4天之后的5月26日发生了另一件事。

身兼撒丁王的恩佐在与博洛尼亚军队作战时被俘，被直接带去了博洛尼亚。

恩佐被俘

恩佐虽然是庶出，但在腓特烈的儿子中却是最年长的，时年33岁。恩佐被誉为无与伦比的美男子。在此前十几年中，他一直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主要活跃在意大利北方建功立业。在3年前的那场阴谋中，阴谋者把他与皇帝一起确定为杀害的目标。恩佐被敌人俘虏，这对腓特烈来说不啻为会造成巨大打击的噩耗。

俘获了恩佐的博洛尼亚方面也充分了解恩佐的价值。恩佐在战斗中负伤，博洛尼亚首屈一指的医生被叫来为他疗伤。关押恩佐的地方也不是监狱，而是在市政厅顶层，所有设施一应俱全。在身边照顾他的人不止一个，而有好几个。恩佐是一个重要的人质。博洛尼亚的实力人物也都知道，只要手上有这个恩佐，皇帝就不会前来进攻。

恩佐可以自由地写信收信。只要不是皇帝方面的人，什么人他都可以见。一向举止自然的恩佐被带到市政厅来的时候，既没有被绑住手脚，也没有被押解，而是像往常一样安静地悠然步行而来。沿途挤满了市民，希望一睹被俘的皇子。这位美男子让他们惊艳。只见恩佐长发披肩，头发卷着金黄色的波浪，容貌典雅俊美。要是但丁，一定会这样评价他：“容貌端庄”（gentile asppetto）。他可以自由会见任何人，这些人中间甚至有博洛尼亚实力人物的妻子。此言不虚，这位被俘之人甚至可以自由拥有情人了。

被俘的恩佐在博洛尼亚

父亲为了救回这个儿子用尽了种种手段。

接到消息，他当即就给博洛尼亚的长官（podesta）写了信，内容半恳求半威胁。他说服长官道：人的运气沉浮是常有之事，但察其微妙而下判断则是一个中等城市统治者的应取之道。但这一套似乎没能说通博洛尼亚长官。长官的回复只有一行字：有时小犬也能捕获野猪。

于是，皇帝采取了另一种手段，让同恩佐一起推进意大利北方军事称霸的维罗纳僭主埃泽里诺率军队向博洛尼亚施加军事压力。可是博洛尼亚不但不理睬挑衅，反而关闭了城门。

皇帝的第三招是派大主教去博洛尼亚做和平使者，说要给博洛尼亚与恩佐体重同样重量的银子，请博洛尼亚放人。但博洛尼亚仍然充耳不闻。博洛尼亚是一座大学城，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这样的博洛尼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大量的银子，而是皇帝的军队不要来犯。

恩佐并没有去享受舒适的囚徒生活。他好几次尝试逃跑。有一次，他躲在长箱子里由大车运着，已经从市政厅卫兵的面前安全地走了过去。但在大车走在街上的时候，碰巧遇到了几个妇女。她们发现了长箱子边上露出一缕发亮的金发，便叫来了卫兵。恩佐又被送回了市政厅。

以后，幽禁恩佐的“牢房”仍未成为真正的牢房。他仍和以前一样被关在市政厅的顶层。唯一变化的是卧室被钉上了铁栅栏，晚上要睡在里面的床上。

如果要提恩佐与父亲的不同之处，应该是恩佐之前都活得不坏。

这里的“坏”在意大利语里用“cattiveria”一词表示，不用于贬义。这个“坏”是指区别超一流和一流的水平。人们在输了足球比赛的时候会说“还不够坏”来反省。

有一个非凡的父亲，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不幸。只要按照父亲的命令去做，总会做得很好，也许自己也感觉不到有独立思考的必要。如果感到没有必要，就会错过机会去磨练对挫折的应对。

营救和逃跑都以失败而告终后，还不到35岁的恩佐似乎选择了甘受眼下状况的生活。他爱好诗歌，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不光从博洛尼亚，也从托斯卡纳的其他城市汇集到他的身边。在这个时代的意大利，诗歌和小说的爱好者中也有名门闺秀。恩佐和其中一个女性发展成情人关系，还育有两个女儿。汇集在恩佐身边的文学爱好者们竟发展成为始于但丁的意大利通俗文学的一翼。

大概是继承了父亲鹰猎的兴趣，恩佐自写自画，搞成了一本书。但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各个门类的深入探讨，都比不上父亲所写的那本书。从书中可以体会他对鹰猎的热爱，但在表达等所有方面都很粗糙。

恩佐被俘后的后半生都是在自己的嗜好中度过的，他也只能沉浸在自己的嗜好中了。

直到56岁去世，恩佐的囚徒人生持续了23年之久。

被俘一年后父亲去世，接着弟弟康拉德也去世，17年后另一个弟弟曼弗雷迪也去世了。恩佐以阶下囚之身知道了这些消息。所以恩佐创作的诗歌都是哀歌，也在情理之中。我在这里介绍他的一首诗歌：

“飞翔吧，我的歌，飞到普利亚平原去吧！我的心啊，朝向昼夜运行的太阳照耀着的那片大地……”

1272年，恩佐去世了。他厚密的金发卷着金黄色的波浪，里面掺进了点点白色。人们都说，只要同他打个照面，不仅女人，就是男人也会瞬间惊艳，他那罕见的容姿之美一点未变。

最后一年

恩佐的父亲在普利亚迎来了1250年。

恩佐的退场对意大利北方教皇派的影响比皮耶罗·德拉·维尼亚背叛还要大。以米兰为领袖的伦巴第同盟开始再度抬头，因为以前是恩佐在率领意大利北方的皇帝派战斗。

很难找到能够替代恩佐的人了。

康拉德正在德意志同教皇派交战。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也无法从他负责的意大利中部腾出手来。皇帝虽然给了18岁的曼弗雷迪一队骑兵，把他派出去打仗，但要他统帅大军还太年轻。腓特烈决定启用乌贝托·帕拉维奇诺担任原来恩佐的角色。

乌贝托·帕拉维奇诺比腓特烈小3岁，出生于意大利北方的封建领主家庭。他不是长子，只能找其他的谋生手段。他率领父亲给他的队伍为人打仗。这就是在始于50年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成为主流的佣兵队长的肇始。帕拉维奇诺家原来就是皇帝派，16年前他加入了腓特烈的军队，这几年也一直在恩佐的指挥下干事。为皇帝打仗最终是看在钱的分上，但他的情形却不光是为了钱。

他是一个战争专家。为人打仗，战斗业绩决定包括报酬在内的一切。从53岁的年龄上看，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又给了他这么多军队，他还没有带过这么多的兵。这个打仗的行家里手要一战定乾坤。因恩佐被俘的消息而再度抬头的意大利北方城市群，遭到了这个打仗能手所率领军队的全面进攻。

很快，布雷西亚陷落了，帕维亚投降了，皮亚琴察打开了城门。这三个自治体都是米兰的卫星城。就连火烧维多利亚，让皇帝喝下苦酒的帕尔马也在皇帝军面前屈服了。

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意大利北方的自治城市，包括领袖米兰在内，城市内总有教皇派和皇帝派这两派。皇帝派占据了优势，这些城市便由皇帝派掌权，而一旦教皇派卷土重来，市内的教皇派也会势力大增。这就是以自由为旗帜的“自治城市”的实际情况。

那些得知恩佐被俘的消息后马上认为皇帝就要完蛋的自治体倒向了教皇派，受到帕拉维奇诺进攻后便又倒向了皇帝派。

有这么一句话，“打赢战争的总是掌握主导权的一方”，虽然这不是出自昔日亚历山大大帝之口。意大利北方皇帝派的优势波及到了意大利中部。意大利半岛的形势是，由于皇帝的儿子里卡多战死和另一个儿子恩佐被俘而出现的空洞，半年后就被填补上了。

腓特烈以前就显现过力挽狂澜的强大能力，这次又是一样。那些认为皇帝就要完蛋的人，这次又错了。遭遇苦难是想做事之人的宿命。如果想逃避苦难，就只能选择无所事事的生活。问题不在于是否会遭遇苦难，而在于是否有力挽狂澜的能力。而且，如果不能及早挽回局面，就不会产生效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尽早，即早于敌人把主导权拿到手里。

面对皇帝派的优势，意大利北方的教皇派只能龟缩在市内。已经逃到了阿尔卑斯山西面的英诺森教皇，这回因感受到真正的恐惧而发抖。翻越阿尔卑斯山的道路现在控制在萨伏依伯爵的势力之下，他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皇帝派。只要腓特烈做出决断，皇帝军就可能翻过阿尔卑斯山攻进法兰西。而法兰西国王几乎带着所有重要人物，随十字军去了东方。一旦皇帝军进攻法兰西，没有任何军队可以为教皇保驾。

这时，教皇又收到了一个噩耗。

前一年夏天，法兰西王路易率领第七次十字军大张旗鼓地从法兰西南部艾格莫尔特出发，一路战果辉煌，进而占领了尼罗河口城市达米埃塔。然而，从尼罗河溯流而上的时候开始，形势发生了逆转。他们在行进中吃了大败仗，这里离目标开罗还有很远。国王及手下的全军都成了俘虏。

十字军也是军事行动。信仰笃深的路易表现得毫无战略眼光，这次的十字军行动确切无疑地以十字军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惨败而告终。

伊斯兰教徒也很在意交换战俘。如果十字军方面还握有俘虏，便可进行交换。可是，路易手上没有伊斯兰俘虏。这次号称25 000人的大军连同国王在内全军都成了俘虏。

得知失败的消息后，腓特烈给获胜的开罗苏丹写信，请求释放法兰西王路易。可是，开罗的苏丹已经是阿尔-卡米勒的孙子了，腓特烈曾经与阿尔-卡米勒合作，实现了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媾和。这时的苏丹疾病缠身，没有祖父那般的力量。结果，法兰西国王路易花了天价的赎金，买回了自己和三个弟弟以及部下的自由。路易没有战略眼光但却人格清高，他将在1254年付完赎金前一直滞留在东方。于是，在1250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整个欧洲竟没有一个当权者可以与腓特烈相抗衡。在同一时期的德意志，康拉德对教皇支持的威廉的军事行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荷兰人只好逃回荷兰。

所有这些动向，都一一报告给了身在意大利南方福贾王宫里的皇帝。圣诞节次日的圣司提芬节一到，腓特烈就满56岁了。他知道，5年前自己反抗了里昂公会议所下的判决，如今自己已经拥有比当时更为强大的力量了。

研究家中有人主张，腓特烈应该利用这个机会亲率大军进军意大利北方，把伦巴第同盟从地球上铲去，然后挟此余威进攻法兰西，彻底消灭罗马教皇的影响力。他们甚至这样评价在普利亚按兵不动的腓特烈，说他消极怠惰（apatia）。即使没这样说的研究家，也认为腓特烈已经体力衰弱。

腓特烈56岁了，这56年活得不容易。自他14岁时任性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以后，他度过了连续42年的紧张生活。他一定感到了自己体力的衰退。

不过我认为，腓特烈并不想进攻国王不在国内的法兰西，而把流亡教皇逼入绝境。

首先，那样做是违反他与法兰西王签订多年的互不侵犯协定的行为。其次，至于逼迫教皇一事，如果罗马教皇只负责上帝的事务，对腓特烈而言也并无什么不妥之处。他认为，叫它宗教也好，称它信仰也罢，普通人谁都多多少少需要这样的精神状态。即便你极力压制它，消灭它，它也一定会起死回生。如果明白这一点，那么只要明确分工，这两者就能相安无事地生存下去。

腓特烈挑战的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提出，并被后来历代教皇奉为圭臬的“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的观念。他赞成耶稣基督所说的“上帝的归上帝，皇帝的归皇帝”。如果这样去考虑，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腓特烈的思想中完全没有废弃天主教会的想法。即使这个时期的腓特烈看上去体力衰退，但他也只是没有行动，而并非没有思考。

女儿维奥兰特嫁给了卡塞塔伯爵，却总喜欢待在父亲身边。1250年9月，在她的劝请下，腓特烈终于决定休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假。

说是度假，可他是腓特烈，不可能待在福贾的王宫里虚度时光。他一边鹰猎，一边走遍了普利亚——这片走到哪里都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的地方，转遍了分布在这片被幽禁的恩佐所歌颂的“太阳照耀下的那片大地”上的所有城堡。因为是在“自己家”，所以他不必带卫兵。别名为统治机构的宫廷（corte）也撂在了福贾。

然而，他还是摆脱不了劳碌命，经常从逗留的城堡派出信使，从人事到税收，事无巨细地发出指令。在包括普利亚在内的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由于采取了腓特烈创造的政体而绝无居民叛乱，统治也一直很稳固，但腓特烈是一个见到不妥不纠正就不放心的人。不过休假似乎还是舒适快乐的。10月过去，进入了11月，腓特烈仍未回到福贾的王宫。

最后的鹰猎

冬天，在南国普利亚，也是一样的，也下雪，尽管是偶尔。腓特烈隆冬2月在意大利北方的外出鹰猎导致了敌人火烧维多利亚，在11月的意大利南方他更应该优先养生。然而，腓特烈没有这样做。

11月25日，他如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出发了。这天要在从托雷马焦雷城向卢切拉方向去的平原上鹰猎。行程正好走到一半，一阵剧痛向皇帝袭来。

回托雷马焦雷的路太远，去卢切拉还有12公里。从皇帝的状态来看，送到离此30公里以外的福贾王宫已无可能，只好把他抬到附近山上的小城堡里。

这个村子叫作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村子中间是一个为狩猎而建的城堡，腓特烈自己从未来过。不过眼下，不管在哪里，都得先让皇帝尽快休息，即使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只有小城堡，也得把皇帝抬进去。

没有人知道准确的病因。很多编年史记载说是脱水症。在中世纪，几乎所有非外伤的疾病都会被当成脱水症。

侍医被从福贾的王宫里紧急叫来。驰马奔来的侍医名叫乔万尼·达·普罗奇达，是那不勒斯湾普罗奇达岛领主的儿子，曾在萨莱诺医学校学医。他由于坦陈自己的诊断结果讨得腓特烈的欢心，前不久刚刚当上皇帝的侍医。

侍医乔万尼六天六夜服侍在皇帝的病床边。这种时候他仍旧直话直说。他告诉大家，皇帝已经无法救治。皇帝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下令召来在福贾的所有高官。这天是12月1日。

这天刚回到福贾的曼弗雷迪最先赶到。维奥兰特的丈夫、皇帝的女婿卡塞塔伯爵也一路快马加鞭赶来了。负责意大利南方的陆军司令鲁福、司法大臣蒙特内罗、最高法院长官罗伯特也纷纷在冬季的原野驱马奔行而来。年已73岁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也赶来了。大主教和曼弗雷迪二人自赶到后，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皇帝身边。

皇帝的病情时好时坏。状态好时，腓特烈可以听取高官们的汇报，发出简短的指示。看到这样的情形，城堡里的人知道皇帝的大脑还好用。侍医乔万尼拿出的药似乎对止痛很管用，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东西调制的。听了高官们的汇报后，皇帝可以安稳入睡。

然而，在时好时坏的病情中，状态糟糕的时间越来越长。12月7日，为了书写遗书，腓特烈叫来了王国专任公证人。

腓特烈用拉丁语口述了遗言。他的声音已经低弱到几乎听不见，但语句完整，言辞简洁明快。编年史作家也都写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腓特烈都保持了清醒的意识。

遗言

康拉德是皇帝第二位正妻、耶路撒冷王国的公主约兰达所生的嫡子，这年已经22岁。皇帝把神圣罗马帝国和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传给了这位最年长的嫡子。用今天的话说，康拉德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遗言里明确记载着，在康拉德去世而没有留下子嗣的情况下，嫡出的次子恩里克将继承统治权。如果恩里克去世也没有留下子嗣，统治的全权再传给曼弗雷迪。这其中的原因是，曼弗雷迪那年虽已18岁，但他是因母亲与腓特烈结婚才成为嫡子的，因而被认定为嫡子的时间较晚。腓特烈区别对待了这种情形。

恩里克的德语读音是海因里希。他是腓特烈第三位正妻英国公主伊莎贝拉所生的儿子，这年12岁。他一出生就是嫡子，父亲便把自己的称号之一“耶路撒冷王”传给了这位12岁的儿子。

塔兰托公爵领地这时直接传给了曼弗雷迪。塔兰托自古以来就是海港，位于长靴形意大利半岛抬起的鞋跟部位。曼弗雷迪成了以塔兰托为中心的这块领地的主人。这就是塔兰托公爵领地，蒙特圣安杰洛[11]圣地也在这里。从东方朝觐回来的人一踏上欧洲土地，一定要去参拜这处圣地。对从母亲一方继承了诺曼王朝的腓特烈来说，这里有着特别的意义。

诺曼人从法兰西北部诺曼底出发，前往东方朝觐，回来时参拜这一圣地后，一些骑士便直接在意大利南方居住下来。这就是诺曼王朝的肇始。这样，腓特烈把这块祖宗之地传给了自己最爱的比安卡所生的独生子。曼弗雷迪18岁就成了“西西里王国”的第一顺位大领主。

被废位的嫡出长子亨利有两个儿子，也就是腓特烈的孙子。他们两人在意大利长大。皇帝把奥地利公爵领地传给了长孙。奥地利在神圣罗马帝国里也属于实力封建领地。腓特烈考虑，康拉德当上皇帝后可以把奥地利领主当作靠山。

遗书里明确写着，免除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居民为皇帝驾崩而缴纳的特别费用，也就是说奠仪全免。

遗书里还写着大赦天下，悉数释放关押在王国牢房里的人，但因背叛罪而获刑者除外。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背叛是比因争执而杀人还要重的罪。

遗书里明确记载着王室借款应全额返还，交代在需要新的十字军远征时，可以支出资金10万盎司金币。

腓特烈交代，可以把从罗马到意大利中东部的地区，即被称为“圣彼得的遗产”的教皇领土归还给罗马教皇，但必须附加条件。

这个条件是教皇要承认皇帝的正当权力，即罗马教皇应该按照其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分工行事。

在这份遗书中，皇帝只字未提请求教皇解除开除教籍处分的事。腓特烈选择了以被开除教籍之身赴死的做法。

细想起来，腓特烈皇帝要求教皇的事情简单明了：

上帝（耶稣）认为拯救灵魂是教皇及其下神职人员的职责，拯救肉体是皇帝及其下世俗统治者的职责。教皇只须忠实执行就好。

然而，这件事正是震惊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争执的焦点。

这场抗争的中心人物腓特烈，在走到人生终点的瞬间都坚持了他一贯的观点。他要作为一个自己认可的皇帝去迎接死亡。

死

在意大利，人们把走向死亡的旅程说成是到没有日落的世界去。这意思大概是说，所谓死，就是到没有明天的世界去。腓特烈走向没有明天的世界的旅程开始了。

1250年12月13日。腓特烈过去总对曼弗雷迪说，今后你们兄弟之间也要好好配合，今天却一整天把手放在了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的手中，大主教的椅子一直靠在皇帝的病床边。

他们两人已经不必再说什么了。他们共同走过了40年的岁月。腓特烈被开除教籍，身为神职人员的贝拉尔德也随之被开除教籍。教皇震怒，收回了大主教的教区，那就收回好了。腓特烈要他去开罗的苏丹那里，他便不顾自己的基督教高级神职人员身份，去同伊斯兰教徒谈判。当腓特烈迷上他的侄女还生了孩子时，他大概也就付之一笑，遂了腓特烈之愿。从制定宪章、创建大学到与教皇交涉，为了实现腓特烈的想法，贝拉尔德总是冲锋陷阵，积极配合。他虽然出身于封建领主家庭，但却同意腓特烈从封建社会向法治国家转变的思想。我觉得，对贝拉尔德来说，在小自己17岁的腓特烈的最后日子里，他只能守在腓特烈身边而别无选择。

想起来，这真是一幅奇妙的光景。一个被开除教籍原本没有资格听忏悔、听了也没有资格宽恕的神职人员，在为另一个被开除教籍的人做临终祈祷。别人眼里的奇异在他们两人之间却一点也不奇怪。何止如此，在场的人也没有一个感到奇异。这光景就这样自然演进下去。

有位编年史作家说，当时腓特烈呼吸微弱，他对贝拉尔德说了句：“死后万事空（post mortem nihil）。”腓特烈是否真的说了这句“死后万事空”尚存疑，因为这位编年史作家那时在远离意大利南方的巴黎。我想，那位编年史作家认为腓特烈可能会这么说，于是他就这么写了。腓特烈去世时有十几个人在场。除了在遗书上第一个签字的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以及其他高官们和最后一个签字的侍医乔万尼以外，还有曼弗雷迪。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提及腓特烈的这句临终话语。而且，腓特烈本人真的就认为“死后万事空”吗？

再过两个星期腓特烈就满56岁了，死神在这一天降临了。

翌日，腓特烈的遗体被运到了福贾的王宫，为的是一丝不苟地完成皇帝的遗愿。

在西欧，即使在与埃及有很深关系的古罗马时代，也几乎不把遗体做成木乃伊。何况中世纪遵从的是基督教教义，采取尽量不动遗体的埋葬方式，遗体处理不能损伤遗体。处理遗体必须使用的药物只能从东方进口，所以只有地位崇高之人的遗体才能得到处理。

把这些药物与橄榄油搅拌在一起，涂抹在遗体上，然后用浸透着同样药油的极薄的棉布包裹遗体。古代也用这样的处理方法。如果装殓遗体的石棺密封得好，仅仅这样的处理也能收到相当好的效果。

腓特烈的遗体一定在福贾的王宫里经过这样的处理，因为如果按腓特烈的遗愿葬在巴勒莫，前面还有漫长的旅途。

在做这些事的同时，腓特烈临终在场的唯一儿子曼弗雷迪开始执行父亲之命。

第一，毫不隐瞒地立即公布皇帝驾崩的消息。

腓特烈选择了死后也要堂堂正正地正面挑战的做法，而根本不是什么“死后万事空”。

第二，通知第一顺位继承人康拉德皇帝已死，让他尽快巩固自己在德意志的地位，然后南下意大利，落实西西里王国的继承权。

18岁的曼弗雷迪给大自己4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的最后加了这么一句话：

“对法治近乎执拗的热情，彻底公正的言行，对知性不倦的探求心，多方面的丰富才能，与生俱来的真正的高贵，如果这些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灭，腓特烈今后就将继续活在我们的心中。”

把皇帝遗体送往西西里巴勒莫的送葬队伍离开福贾后，经过一个又一个普利亚的海港城市，一路向南。队伍经过巴列塔、托拉尼，从焦维纳佐进入内陆地区，从那里到塔兰托，再乘船去西西里。

走在最前面的是长年担任腓特烈卫队的伊斯兰教徒萨拉森人的步兵队。隔开一些距离，跟在后面的是载着遗体的马车，遗体上覆盖着深红色的天鹅绒。曼弗雷迪和大主教贝拉尔德骑着马紧随其后。曼弗雷迪劝年迈的大主教乘马车前往，贝拉尔德谢绝了，一直没有离开遗属队伍。政府高官和途径城市的市长骑马跟在他们两人身后。再后面是6个小队的骑兵。长长的送葬队伍由修道僧祈祷着徒步断后。

虽说地处意大利南方的普利亚以阳光普照而闻名，但这可是在12月底。一路上，人们聚集在路边，默默地目送着送葬队伍在马蹄踩踏石板路的声音和修道僧们低回的祈祷声中缓缓而过。

12年前，44岁的腓特烈在意大利北方给普利亚人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已久居皇帝之位，但我觉得把我当作一个普利亚人非但不是坏了我的名声，相反是我的荣光。

“职责经常迫使我离开普利亚，但每次我都感到，我的心境就像流离失所的流亡者。气候甜美温和，阳光毫不吝惜地照耀大地，把我温柔地包裹其中。但是，居住在这里的你们对我的态度，更让我感到普利亚就是我的家。

“当厄运向我袭来的时候，你们感同身受，为我悲哀。当我获得成功的时候，你们比我还高兴，欢呼着迎接我的归来。”

两年之后，腓特烈又从意大利中部的维泰博写来了这样的信。

“不知道为什么，回普利亚时我的脚步总会加快。在我的领国中，只有普利亚会让我一旦决定回去，便会如此急切。”

意大利南部

送葬的队伍从焦维纳佐进入内陆地区，向焦亚德尔科莱进发。在途中比通托城给皇帝送行的人中，有一位叫作马修·帕里斯[12]的编年史作家。他详细记录了送葬的情况。他写道，送葬队伍安静肃穆，只听见马蹄声和修道僧们低回的祈祷声，前来默默送行的居民络绎不绝，与统治他们长达40年之久的人做最后的告别。

在海港城市巴列塔，来自意大利南方沿海地区的人们向皇帝告别。来自内陆地区的人们将在焦亚德尔科莱城向皇帝告别。遗体只在这座腓特烈送给比安卡的城市停留了一天。比安卡是腓特烈真心爱过的唯一女人，她长期居住在这座城市，并在这里去世。

送葬队伍从焦亚德尔科莱出发，途中不再停留，直接南下前往塔兰托。在塔兰托，西西里王国海军的船只正等待着腓特烈，这是他培育起来的军队之一。

所有停泊在港内船上的船员，包括小渔船的水手，都高高举起手中的船桨。安放皇帝遗体的船只从这一排排如林的船桨中穿过，离开了港口。这是腓特烈向他热爱的普利亚诀别的时刻。

船在西西里岛的海港城市墨西拿稍事停留，旋即直奔巴勒莫而去。队伍在第二年2月抵达巴勒莫。1251年2月25日，在西西里王国首都巴勒莫的主教堂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葬礼。

皇帝的遗嘱得到了完美的实施，包括每个细节。

一、在首都举行的葬礼，除地位崇高的人以外，也允许一般居民参加。

实际上，虽是冬天，但巴勒莫天气晴朗，主教堂前广场上站满了挤不进教堂的人。

二、葬礼由巴勒莫大主教主持。

贝拉尔德大主教为他的主君更是长年的挚友主持了华美而庄严的葬礼。

三、棺材要用“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用外祖父罗杰二世从埃及弄来的大理石制作的棺材。这大理石是诺曼王朝鼎盛时期西西里国王的订货，是大理石中的极品，叫作红斑岩。棺材上雕着图案。守护棺材的四根圆立柱也是用同样颜色的大理石制成。深红色是皇帝的颜色，因为这个颜色是古罗马哈德良[13]皇帝特别喜爱的颜色。

这个大理石石棺是罗杰二世预订的，但后来他选择了西西里式阿拉伯风格的墓地，没能用上这个石棺，就留了下来。腓特烈十来岁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石棺，便决定死后用它安葬。西西里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只要说“那个东西”便能听懂。

如今，马上就要成为腓特烈最终去处的“那个东西”在主教堂里摆放已久，同外祖父罗杰二世、父亲亨利六世和母亲康斯坦丝，以及腓特烈的第一正妻阿拉贡王族出身的康斯坦丝的棺材并排安放着。这也是腓特烈之所愿。

殓入红斑岩大理石石棺的遗体穿着一身用薄丝里和多层厚丝料做成的丝绸衣，丝料的颜色都是红色。紫色是古代皇帝的颜色，但因基督教会把紫色定为丧色，所以在基督教势力强大的中世纪，红色就成了皇帝的颜色。

腓特烈在正式场合，不论是邀请诸侯的巡会，还是召集王国高官的议事会议（colloquium），抑或是在自己的婚礼上，都经常穿红色服装。皇帝走向死亡之旅时所穿的衣服也是红色的。于是，皇帝腓特烈二世被红色包裹着，踏上了通向没有明天的世界的旅程。

[1] 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ius IV，约1195—1254），罗马教皇（1243—1254年在位），意大利人，本名Sinibaldo Fieschi。拉瓦格纳伯爵，1227年任枢机主教。英诺森四世决定赐给枢机主教戴红帽的权力，提出“双剑”论，强调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1245年在蒙古帝国大举入侵欧洲的情况下，遣使前往蒙古都城说服其统治者皈依天主教，停止杀戮基督教徒，反被要求向蒙古臣服。

[2] 此处提到的新教皇即教皇西莱斯廷四世（Pope Celestinus IV，？—1241），意大利人，本名Goffredo da Castiglione。早年入西多会，1238年任枢机主教。他于1241年10月25日被选为教皇，同年11月10日去世。

[3] 13世纪末，罗马教廷与西欧各国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斗争空前激烈。1305年，在法王腓力四世的重压之下，教廷选出法籍主教戈特任新教皇，即克雷芒五世。新教皇惧怕意大利人反对，一直未去梵蒂冈，并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意边境意大利一侧的阿维尼翁（当时属于教皇国，今属法国）。天主教教会出现了阿维尼翁和罗马两地教皇并存的局面。此后70年间，先后有7人在阿维尼翁任教皇。历史上称这些教皇为“阿维尼翁之囚”（Prisoner of Avignon），以类比古巴比伦将以色列人掳至巴比伦70年的“巴比伦之囚”。1378年，为平息内乱，稳定局势，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返回罗马，并再行三重冠礼，宣布自己为正统罗马教皇，从而结束了阿维尼翁教廷时期（Avignon papacy）。这一事件标志着教皇权势的没落。

[4] 接替赫尔曼担任条顿骑士团团长的应该是第五任团长康拉德（Konrad von Thuringen，又称Konrad Raspe，1206—1240），他1239年接任团长，1240年去世，再由杰拉尔德（Gerhard von Malberg，1200—1246）接任第六任团长至1244年。

[5] 阿尔勒王国（Royaume d'Arles/Kingdom of Arles），又称第二勃艮第王国（Royaume de Bourgogne/Second Kingdom of Burgundy），存在于933年至1378年，由上勃艮第（今瑞士西部及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和下勃艮第（今法国东南部地区）组成。第二勃艮第王国于1032年加入康拉德二世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后称为阿尔勒王国。王国后因外交、与外国王族通婚等原因逐渐分裂，1378年灭亡。其时，王国的大部分土地已归于萨伏依公国，其余大部归于法国。

[6] 掉下树的猴子：日语中是比喻失去依靠、不知所措的人。

[7] 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本名Marie Henri Beyle，法国小说家。曾加入过拿破仑的军队，1814年侨居意大利，1821年回到巴黎。他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擅长人物的心理描写，著有《吕西安·娄万》《红与黑》《意大利遗事》《巴马修道院》（即《帕尔马修道院》）等。

[8] 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1119/1120—1170），曾为英王亨利二世密友，1155年被任命为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Lord Chancellor）。1162年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因捍卫教会、反对亨利二世的政策，于1170年12月29日被亨利二世手下的四名骑士杀害。罗马教廷于1173年封其为殉教圣徒。

[9] 见但丁《神曲·地狱篇》：“我就是掌握着腓特烈心灵的两把钥匙的人，那么灵巧地转动着它们，锁上和开启，除了我没人能分享他的秘密。”（张曙光译，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10] 拉菲罗·摩根（Raffaello Morghen，1896—1983），意大利历史学家，长于欧洲中世纪政治史及宗教史。

[11] 蒙特圣安杰洛（Monte Sant'Angelo），位于意大利普利亚大区，11世纪形成城镇。传说天使米歇尔曾在此现身，13世纪以“天使洞”为中心营建，成为天主教圣地之一。2011年被联合国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12] 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Matthaeus Parisiensis，约1200—1259），英国人，本笃会教士，编年史家，美术家，著有多种史书，其中《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为后人引用最多。

[13] 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76—138），古罗马皇帝，117—138年在位，五贤帝之一。他改变前代皇帝图拉真的对外政策，停止对东方的战争，着重防守，致力于内部治理，下令修筑了著名的不列颠省长城（哈德良长城）。他博学多才，在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学等领域有颇深造诣。

第九章

腓特烈死后

皇帝死于1250年12月13日，但流亡法兰西的教皇却是在第二年1月底才知悉此事。

罗马教皇英诺森欣喜若狂，立即给腓特烈的领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全体居民发出了教皇书简。

“苍天啊，大地啊，高兴起来吧！全体基督教徒去到室外，饱吸新鲜的微风，用朝露润口，准备开始新的一天吧！如今，射向我们的雷光终于消逝，封锁我们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

敦促反皇帝派行动起来的信就这样开了头。这封信不但送到了德意志和意大利，也送到了英吉利和西班牙。但光是老百姓行动起来还是达不到教皇的目的。正如第一次十字军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只要拥有自家兵力的国王和诸侯不行动，教皇便无法达到消灭皇帝派的目的。

然而，尽管教皇如此煽动激励，欧洲各国的王侯却并未行动起来。

不安

腓特烈于1214年就已经与法兰西王签订了用现在话说的所谓德法意互不侵犯条约。由于腓特烈的领国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这就事实上约定了“德+意”与“法”之间的互不侵犯。

签订这个协定的时候腓特烈19岁，正要行动来确立横跨德意的帝国。对他而言，只要法兰西王不站在敌人的一边就达到了目的。而已经49岁的法兰西王腓力·奥古斯都也正忙于用巧妙，应该说是狡猾的办法把国内封建诸侯网罗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对他而言，在法兰西迈向强大的当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介入进来则最好不过。这个协定的有效期能够持续近40年，是因为他们两者的利害一致。

德意志诸侯按兵不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里昂公会议后教皇推举的两个皇帝候选人都败在了皇帝派诸侯支持的康拉德手下。第二位荷兰公爵威廉在腓特烈去世当天大败于康拉德，逃回了荷兰。

此外，英吉利和西班牙也被腓特烈通过婚姻关系拉到了自己一边。而这时的法兰西，则因为国王留在东方料理完败的第七次十字军的后事，处于国王不在国内的情形之中。

从罗马加冕那年算起，腓特烈实际上已经做了30年的欧洲政坛老大。这个老大如今不在了。眼见得巨星陨落，王侯们首先感到的就是“不安”。那是对未来的不安：以后谁来替代腓特烈？又有谁能够替代腓特烈？

腓特烈称之为“我家”的“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们也对未来感到不安。

腓特烈从《卡普亚宪章》开始推动从封建社会向基于法律的君主制国家的转变，这一转变获得成功，并在《梅尔菲宪章》颁布时结出果实。这是因为腓特烈承认封建诸侯可以保有以前所拥有的领地。

你们可以像以前一样拥有领地。但从此以后领地内的大小事务不能由你们领主任意决断，而必须依据皇帝我制定的法律决断。这就是在西西里王国既是皇帝又是国王的腓特烈对诸侯们的要求。

正因为如此，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们才会赞成腓特烈的改革，按照他的任命担任政府高官，积极参与王国的统治。

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30年。30年来，他们一直在腓特烈这顶大伞的保护之下。也就是说，只要有腓特烈在，他们的领地就可以不受以《君士坦丁大帝献土文献》为后盾而滥用领有权的罗马教皇的侵犯。

现如今，腓特烈不在了。皇帝在遗书里明确记载了由谁来接替皇帝。可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康拉德22岁，排在他后面的恩里克才12岁，被指定为康拉德前来意大利代行皇帝权力的曼弗雷迪才18岁。真的有人能够取代已故的腓特烈吗？这种不安在这里也无法消解。

曼弗雷迪安葬完父亲后立即去了意大利南方。维持君主制政体的最好办法，就是统治者经常出现在被统治者面前。西西里是一座岛屿，但当时被称为普利亚的意大利南方却是大陆的延伸。因而如果必须现身，曼弗雷迪应优先出现在这里。他进了福贾的王宫，也在巴列塔等其他城市现身。这个策略暂且取得了成功。

教皇们的执念

整个欧洲笼罩在不安之中。唯一感到雷光消逝，暴风雨过去，可以出来饱吸微风，用朝露润唇的，恐怕就是伦巴第同盟自治城邦集中的意大利北方了。对欧洲各国王侯不能揭竿而起而大失所望的英诺森教皇，把希望寄托在了这里。他急切地起程，翻越阿尔卑斯山，时隔7年后再次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教皇前往罗马，一路上受到了久未“露面”的各地教皇派的热烈欢迎。

不过，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并没有随教皇的回归而变为清一色的教皇派。埃泽里诺·达·罗马诺和乌贝托·帕拉维奇诺等老资格皇帝派还在意大利北部严阵以待。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还坚持在意大利中部。尽管如此，回归罗马后的教皇仍未放弃消灭腓特烈二世所属并因他而闻名的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执念。教皇根本不忌讳公开表示这个决心。他警告说，不论谁继承霍亨斯陶芬血统，他的命数已定，想帮助他们的人不论是谁都是罗马教皇的敌人。

不过，里昂公会议以来，教皇已经刻骨铭心地知道，光在嘴上说说是不会有用的。他需要找到能用军事力量推翻霍亨斯陶芬家族的人。

法兰西王路易去了东方指望不上，教皇便与英王亨利商量此事，答应把西西里王国赐给国王的弟弟康沃尔公爵理查德，劝国王率英国军队进攻意大利南方。

亨利的妹妹嫁给了腓特烈，二人成了兄弟关系。而且，亨利妹妹所生的恩里克是紧跟在康拉德后面的继承人，他人还健在。英王讨厌进攻这样的国家，国王的弟弟更加厌恶。这个话题于是不了了之。

但教皇的想法仍很强烈，觉得国王不行，那么王子爱德华行不行呢？不过，结果这次又没有谈成。神职人员执念很深，这在欧洲是常识。但只有这个时期一个接着一个坐上圣彼得宝座的罗马教皇们能够如实地表现出来。

然而，康拉德在德意志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由于打败了教皇派威廉，他在这个时期的地位应该是很稳固的。在这时召集诸侯会议，在他们面前正式通知父亲去世，正式宣布父亲的遗言，是使德意志成为皇帝派一统天下的大好机会。我们不知道那天他在诸侯面前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说的。但我们知道，这位22岁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没有能够消除封建诸侯内心在腓特烈去世后的不安感。也许这位儿子没有腓特烈17岁时就已具备的、靠着言谈的内容和方式就能把对方拉过来的才能。

德意志的封建诸侯们也同样怀有巨星陨落的心情。他们因腓特烈之死而产生的不安感，在见了康拉德之后依然存在。他们还不至于向教皇低头，但对未来的不安却仍然留在心里。

这时，康拉德又犯了错。不安感不但会在信息的接受者之间传染，也会在信息的发散者之间传染。诸侯们的冷淡反应也使康拉德不安起来。他决定，与其优先稳固自己在德意志的地盘，不如先去意大利。这时是1251年秋天，离腓特烈去世还不到一年。

1252年1月，康拉德和曼弗雷迪在意大利南方会合。这是父亲死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他们拥有同一个父亲，但康拉德在德意志长大，而曼弗雷迪则生长在意大利南方。连英国研究家也这样评价：23岁的康拉德在德意志长大，严谨刻板；19岁的曼弗雷迪在意大利长大，才气焕发。这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

在旁人看来，他们兄弟关系很好。曼弗雷迪崇拜父亲，遵守了父亲要他们兄弟好好合作做事的遗愿。

但这在罗马教皇的眼里是更大的危险信号。英诺森教皇首先对康拉德处以开除教籍前的一项处罚。

3月，康拉德的第一个孩子在德意志出生，是个男孩，起名叫康拉丁[1]，意为小康拉德。

9月，巴勒莫大主教贝拉尔德去世。教皇到罗马之后立即专门给腓特烈第一忠臣的这位大主教写信，劝他回归基督教会。但是，已故皇帝最信赖的贝拉尔德虽然身为神职人员，却对教皇的的劝说充耳不闻，甚至没有写回信。与腓特烈一样，他选择了以被开除教籍者之身离世，享年75岁。

1253年，腓特烈去世过去两年，时间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康拉德率兵打仗取得了相当好的战果。弟弟曼弗雷迪与其说是武将，不如说是文人。他也在为巩固意大利南方而奋斗，这似乎是他们的分工。然而，转入攻势的教皇也毫无收剑入鞘的意思。

只要被视为皇帝派就会被开除教籍。像维罗纳的僭主埃泽利诺那样即使被开除教籍也毫不动摇的人是例外。乌贝托·帕拉维奇诺和埃泽利诺一样，也是意大利北方皇帝派势力的一根支柱。他原本就是为金钱而战的佣兵队长，所以轻易就改换门庭，成了教皇派。

更为严重的是，曼弗雷迪生母比安卡的娘家兰齐亚家族在皇帝死后也传染上了“不安”。不过染病的不是整个家族，而只是几个人。但教皇偏偏任命其中一人担任了伦巴第同盟领袖米兰的长官，像是在树立榜样。

意大利西北部的实力领主萨伏依伯爵也是传染上不安的一个人。他向教皇请求解除与曼弗雷迪的婚姻，教皇允准了。但基督教不承认离婚，便以虽然举行了婚礼，但没有实际婚姻生活为由宣布婚姻无效。曼弗雷迪已有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已经同将要继承西班牙阿拉贡王位的王子订了婚。尽管如此，教皇还是以没有同床共眠为由批准了离婚。

意大利北方就这样从皇帝派成了教皇派。整个意大利北方没有成为教皇派的只有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未参与两派争斗的威尼斯共和国。

就这样，“不安”也传染到了意大利南方。

这也直接打击了在西西里王国北部与教皇领土接壤的地方拥有领土的实力诸侯。

他们是卡塞塔伯爵里卡多·圣塞韦里诺和阿切拉伯爵托马索·达·阿奎诺。

这两个家族在王国内部也是有实力的大领主。在腓特烈制定的《梅尔菲宪章》中，有六个人与负责各部门的七位大臣共同组成王室最高会议。他们就是这六个人中的两人。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的父辈作为王国内封建诸侯的代表，一直与以建设基于法律的君主制国家为目标的腓特烈积极合作。

到了儿子这一辈，腓特烈也把他们当作下一代的后备干部予以培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其中的这二人，让他们成了自己的女婿。其中的卡塞塔伯爵里卡多就是7年前及时向腓特烈告发暗杀皇帝和恩佐阴谋的人。

连与已故皇帝缘分如此之深的实力诸侯，在皇帝去世后也都传染上了接连袭击实力人物的“不安症”。我认为，在西西里王国的诸侯中他们最先传染上“不安症”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与教皇领土接壤的地方拥有领地。也许他们不看好25岁的康拉德和21岁的曼弗雷迪能够替代腓特烈。

我总觉得嫁给这两人的腓特烈的女儿维奥兰特和玛格丽特应该能对丈夫的变心做点什么，但她们什么也没能做到。在中世纪，只有拥有自己的领地，即自己有收入来源的女人才是女强人。腓特烈甚至给庶出的儿子们封了领地，但他却没有余力也给女儿们封地。

尽管如此，卡塞塔伯爵和阿切拉伯爵都没有请求教皇允准婚姻无效。两人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背叛了自己的哥哥。后来，维奥兰特又活了10年，而玛格丽特则又活了30年。他们的丈夫优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领主地位，但妻子终归还是妻子。

可就在这一年，腓特烈指定的继康拉德之后的继承人恩里克去世了。他一向多病，人生走到15岁就谢幕了。因为他是英王的妹妹、腓特烈的第三任正妻所生的嫡子，腓特烈在遗书中指定他的继位顺序先于年长的曼弗雷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男性，从在博洛尼亚过着囚禁生活的恩佐开始，一个接着一个退场了。

康拉德之死

转年到了1254年，退场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

5月，病了几天的康拉德去世了。来到意大利后的两年中，他开展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军事行动。但他得上了疟疾，刚满26岁便死去了。

教皇方面广泛散布他是被曼弗雷迪毒死的说法。尽管没有人知道确切病名，但研究家也说，对腓特烈，教皇方面都会散布说他是曼弗雷迪用枕头捂死的，这次也只是故伎重演。

首先，嫡出兄长死后最为难的是曼弗雷迪。曼弗雷迪12岁前一直是庶子。直到10年前母亲比安卡成为正妻后他才成为嫡子。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里，嫡庶有着巨大的区别。尤其在绝对不承认庶子成为国王的罗马教皇毫不掩饰其敌意的这个时期，曼弗雷迪毒杀康拉德是完全没有任何好处的。

康拉德死后，曼弗雷迪改变了对教皇的策略。康拉德一味强硬，曼弗雷迪则改用了相互妥协靠近的策略。皇帝的两位嫡子死后，曼弗雷迪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他只要把腓特烈从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世袭遗产、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继承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北方都可以不要，只要诺曼王朝时代的“西西里王国”就好。在他看来，这样一来，一向不喜欢由一个君主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的罗马教皇也没有反对他的理由了。

康拉德死后两个月，22岁的曼弗雷迪和大他8岁的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一起，造访了教皇逗留的阿纳尼城。教皇英诺森四世在和腓特烈的两个儿子会谈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两个月后的9月，教皇宣布开除曼弗雷迪的教籍。

理由是“西西里王国”的正统国王应该是康拉德的遗子，曼弗雷迪没有任何权力却把王国拿到了手中，单凭这一点就应该开除他的教籍。然而，教皇却找理由阻止两岁的康拉丁前往意大利。他优先考虑的是斩断在意大利的霍亨斯陶芬血统。教皇的这个想法已经不是秘密。

这一年的12月，教皇英诺森四世去世。5天后，教皇亚历山大四世[2]登基。曼弗雷迪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新教皇身上，再次开展了接近教皇的策略。新教皇对腓特烈及其儿子们的憎恶似乎没有前任那么强烈。

可是，1255年过去了，情况也未见好转，现状并没有改变。到了1256年4月，哥哥费德里科战死，年仅32岁。在意大利语中，费德里科这个名字与父亲同名，所以腓特烈的这个儿子多被称为“安提俄克的费德里科”。他毫无芥蒂地接受了庶出的身份，从父亲在世时就出色地完成了他交给自己的重要任务。父亲去世以后，他仍然不惜与小他8岁的弟弟亲密合作。曼弗雷迪才24岁，他失去了比任何人都靠得住的支柱。

西西里王曼弗雷迪

时间又过去了两年。到了1258年，曼弗雷迪终于做出了决定。这时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8年，离康拉德去世也已经过去了4年。

我想曼弗雷迪已经不再犹豫了。父亲的遗书是这样规定的：“西西里王国”与帝国一道，也由康拉德继承；如果康拉德去世时没有子嗣，就由恩里克继承；如果恩里克去世时没有子嗣，就由曼弗雷迪继承。如今，康拉德和恩里克都已去世，而腓特烈死后两年出生的康拉德的儿子这年6岁，人在德意志。

如果真的想要忠于父亲的遗言，那么，同时是塔兰托公爵领地这个王国最大领地领主的曼弗雷迪就必须是摄政，直到这个6岁孩子成人。但是，康拉德的遗孀再嫁了，把儿子寄养给了别人。所以尽管时光流逝，康拉丁却一直没有来意大利。曼弗雷迪也没有硬性要求。我认为，莫非曼弗雷迪是希望德意志归康拉丁，意大利南方归自己？这也是他要求与教皇改善关系时必提的条件。他认为，德意志和意大利南方不再处于同一个人的统治之下，罗马教皇也应该同意了。然而，但丁所说的这位“金发美丽、容貌端庄”的26岁年轻人也许没有考虑到，神职人员往往比俗人的执念更深。

加冕西西里王的曼弗雷迪

1258年8月10日，26岁的曼弗雷迪在巴勒莫主教堂举行了自己作为西西里王国国王的加冕典礼。他通知了亚历山大教皇，但却没有请求教皇的批准。

曼弗雷迪统治着腓特烈创建的法治体制下的“西西里王国”，水平令人满意。父亲还留下了一份遗产，那就是王国与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隔海相望的北非伊斯兰各国的关系一直很好，甚至不需要曼弗雷迪为海防花费精力。从意大利北方撤回来以后，经济也从特别税中解放出来。王国的百姓充分享受了低税率和政治稳定带来的经济繁荣。

加冕典礼两个月后，国王曼弗雷迪实现了那不勒斯大学的复校。根据前教皇英诺森的指示，欧洲第一所全由世俗之人开办的大学“费德里科二世大学”已经被关闭了整整7年。

国王曼弗雷迪还着手建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海港。这个被称为曼弗雷多尼亚的海港城市同巴列塔、特拉尼、巴里和布林迪西一道，成为普利亚的出海口而繁荣起来。就这样，西西里王国与父亲统治的时代一样，一直是连接东方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中转之地。

意大利南部及其周边

通过这些海港城市的不仅仅是物资。许是曼弗雷迪在这方面也学习了父亲，不论是伊斯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人员的往来也盛极一时。和腓特烈在世时一样，在曼弗雷迪时代，来自开罗苏丹的使节也频繁来访。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被从古希腊语译成阿拉伯语，又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曼弗雷迪读了希伯来语版，认为这部著作会在欧洲广为阅读，便提供赞助将其译为拉丁语。尽管西西里王国在领地方面回到了诺曼王朝时代，但无论是基于法律的统治、与异文化的交流，还是与异教徒的共存，都完全延续了腓特烈时代的情形。

如果罗马教皇们引进外国军事力量的策略同以前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以后也将会一直处于曼弗雷迪的统治之下，因为曼弗雷迪是意大利南方人民所喜爱的那一类型“君主”（principe）。

1259年，罗马教皇虽不承认但已事实上确立了国王地位的曼弗雷迪已经27岁了。由于前教皇英诺森认定无效而同萨伏依伯爵的女儿离了婚的曼弗雷迪，于这年春天再婚，对象是希腊伊庇鲁斯公国[3]国王的女儿，名叫海伦。

但凡希腊女人叫海伦的，中世纪编年史作家们大概都会联想到“特洛伊的海伦”，以为都是绝世美人。于是，曼弗雷迪再婚的对象也成了绝世佳人。不过，尽管谈不上是绝世佳人，但她似乎仍是一位美女。曼弗雷迪并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到处找情人的癖好，他与这位妻子接二连三地生下了三男一女。

西西里王国在曼弗雷迪治下国泰民安。

德意志自康拉德去世整整5年时间，连续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事实上缺位的情形之中。

法兰西第七次十字军以完败而告终的伤痛难愈，人们都对责任人国王路易冷眼相看。不仅是国王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之死，还有为让被伊斯兰方面俘虏的国王及手下全体人员获释付出了巨额赎金，使得国库空虚。最大的融资方热那亚银行甚至濒临倒闭。赖账是当时国王们的常用套路。但在那个时代，腓特烈却在遗书中指示要全额还款，这实属特例。

英吉利也没能恢复《大宪章》以来一直弱化的王权。在欧洲这种状况之下，只有西西里王国在讴歌再次来临的春天。

然而，晴朗的天空未能持续很久。两年后的1261年，对霍亨斯陶芬家族一向稳健应对的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去世，耗时两个月才选出了下任教皇。在对以曼弗雷迪为代表的霍亨斯陶芬家族是稳健应对，还是恢复强硬的问题上，枢机主教们分裂了。两个月后，强硬派胜利。法兰西出身的乌尔班四世[4]当选为新教皇。

教皇的名字由教皇在教皇选举大会上当选后自己确定。通过教皇取什么名字可以推测新教皇的“施政方针”。

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倡导者，应该是煽动者，是法兰西出身的教皇乌尔班二世[5]。1261年当选的乌尔班四世也出身于法兰西，当选教皇前是耶路撒冷主教。说到耶路撒冷主教，代代都是反腓特烈的领头人。原因是腓特烈仅依靠与伊斯兰教徒苏丹的外交交涉就让耶路撒冷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尽管耶路撒冷已经回到了基督教徒手中，这些主教们也从不去耶路撒冷，一直把主教公邸设在阿卡。

这些狂热反皇帝的人中的一位当选为教皇，回到了罗马。他还是一位法兰西人。而且他还知道，仅靠开除教籍打不倒皇帝派。这位教皇当然会比前任更加热心地去做法兰西王的工作。

法兰西王的变心

法兰西王路易九世为什么会在这时起意要打破祖父腓力·奥古斯都传下的不介入方针呢？为什么会在腓特烈死后13年的1263年加入罗马教皇消灭霍亨斯陶芬的作战呢？

原因之一在于第七次十字军失败以来，路易的地位虚弱了。这个路易，面对教皇让他的一个弟弟率军进攻西西里王国的劝说，已经没有实力像以前那样坚决说不了。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无法拒绝弟弟查理想拥有自己的王国的愿望。里昂公会议后他断然拒绝了，但第七次十字军失败后他已无法拒绝。

原因之二是，路易自己一直抱有十字军远征的执念。路易已经48岁，他的脑中只想着要为13年前的第七次十字军雪耻。信仰笃深的路易对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了实现解放圣地的神意深信不疑。

哥哥都48岁了还这么想，远比哥哥现实的弟弟便轻易地用“如果西西里王国归了自己，去远征也就容易了”的说辞说服了哥哥。37岁的王弟查理被称为“安茹家的查理”。安茹伯爵领地是结婚后妻子的领地，他不过是入赘女婿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没有法律确认领地的王弟。

罗马教皇乌尔班四世也积极帮助这位王弟查理。为了说服路易，教皇还搬出了曼弗雷迪的出身，说他是庶出，作为国王他就是个“杂种”，不能把基督教徒的统治交给如此出身的“黑暗君主”云云。

路易九世也有很多孩子，但都是王妃玛格丽特所生。对一辈子与情人无缘的路易而言，所谓嫡子必须生来即为嫡出。而像曼弗雷迪那样由情人所生，12岁还是庶子的孩子，一辈子都是庶子，是“bastardo”（杂种）。

总之，曼弗雷迪是“杂种”这一点，让以前长期犹豫不决的路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路易12岁就登上了王位。他深知，对当时的自己而言，腓特烈的互不侵犯路线是多么值得感激。“杂种”说给了他背弃长期坚持的这条路线以精神上的说法。

不过，由于十字军大败带来的财政赤字，路易并无余力向弟弟提供军费资金。于是军费也交由罗马教皇考虑。教皇决定说服佛罗伦萨的金融家们，让他们向查理提供25万小金币的融资，折成金块为900公斤。

这样，路易便从资金忧虑中解放出来，于腓特烈死后13年的1263年年底，下令弟弟查理实施对西西里王国的进攻。

事已至此需要早日实施。翌年的1264年5月，法军先头部队便早早到达罗马。7月，第一军抵达罗马。

10月，教皇乌尔班四世去世。不过，这位法兰西人教皇生前任命了很多法兰西出身的枢机主教。在选举新教皇的枢机主教会议（conclave）上，法兰西出身的人成为多数派。当然，选出的新教皇克雷芒四世[6]也是法兰西人。打倒曼弗雷迪的行动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250年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是一位政治思想家，他写的主张宗教应与政治分离的《君主论》和《论李维》[7]，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他在书中这样写道：

“根据地在罗马的基督教会之所以危害意大利，就在于罗马教皇自身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解决问题，但却有能力拉来他国的军事力量。历代罗马教皇常常会依靠别国的国王来解决意大利的内部问题。意大利也因为他们而长年且反复地苦于外国势力的侵略。”

如是写来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被罗马教廷列为禁书。他还写道，让罗马教廷迁往瑞士将有益于意大利。马基雅维利这样写，其结局只不过著作被禁、升官受阻，这实为幸运之事。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个人。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圭恰迪尼[8]说他死前希望看到三件事，第一件就是神职人员不介入政治。

不过，腓特烈也好，曼弗雷迪也罢，都是活在他们之前250年的人。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即使庶出的人也可以凭实力争夺王位。然而，腓特烈和曼弗雷迪却生活在距文艺复兴时期250年之前。曼弗雷迪的例子是罗马教皇把别国军事力量拉进意大利的最早实例。

王弟查理

法军络绎不绝地抵达罗马。1264年结束，转年到了1265年的5月，国王的弟弟查理抵达罗马，受到了教皇的热烈欢迎。

6月，在位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罗马教皇为查理举行了授予其西西里王国统治权的仪式。

不能忘记的是，当时还是将《君士坦丁献土文献》信以为真的时代，这份文件200年后才被证伪。在那个因大帝献土而被认为整个欧洲的真正领有权属于罗马教皇的时代，教皇这时是把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托付给了”查理。

腓特烈皇帝对此一贯反对，但查理对这类教皇和君主统治权的争论毫不关心。查理长期寄人篱下，对他而言，当务之急只是得到自己的王国。因而，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统治权而非领有权的授予。查理跪在教皇面前起誓：“我作为罗马教皇的臣下对教皇领土的一部分西西里王国实施统治。”

然而，这次并非正式仪式。他们约定，正式的加冕典礼要到最后一名法军士兵抵达罗马后再举行。

玩弄谋略的人总是疑心重重。在教皇看来，“王国的统治权已经交给了你，你真会为我去进攻吧”。实际上，正式的加冕典礼直到下一年即1266年1月法军士兵全部进入罗马后才举行。

罗马的梵蒂冈是教皇的大本营，圣彼得大教堂象征着教皇的权力。以前，这里只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举行过加冕特别典礼。这次是第一次为地位低于皇帝的国王举行这样的特别典礼。罗马教皇为了给侵略他国的王弟查理一个名分，打破了以往的惯例。

在此期间，曼弗雷迪都做了些什么呢？

曼弗雷迪在做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的国王，实施统治。父亲死后马上就要16年了。从那时起，种种不祥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当初18岁的曼弗雷迪已经34岁，也已学会了做国王。火烧维多利亚时遗失的父亲关于鹰猎的著作，也在他的重新编辑下完成了，成为一本插图精美的图书。曼弗雷迪可谓是鹰猎专家，不论是在书的结构还是在语言选择方面，人们都可以充分认可他主编的这部作品。从文意也能看出，他打算把这部作品作为送给亡父的礼物。

但这位34岁的容貌端庄的金发美男子有两点与他的父亲腓特烈不同。

第一，如果是腓特烈，遇到任何危机都绝对不会放弃，而会用他那不屈的精神不断探索力挽狂澜之策。但曼弗雷迪却没有如此的毅力。

如果他也玩弄谋略的话，还是能够把离开皇帝派，却尚未变成教皇派的诸侯拉回来的。

曼弗雷迪没有腓特烈所怀有的那么多的“意志力”，那种只要彻底实行就会反过来帮到别人的“意志力”。

第二，曼弗雷迪这个国王并非是他在自己的强烈意志下才当上的，所以他不懂得查理的心理。查理是用尽各种手段也要得到自己的王国。如果得不到就会被轻视。

曼弗雷迪作为国王无可挑剔，但他看轻了教廷。在教廷看来，我们费尽心思都没有在腓特烈生前将他扳倒，在他死后第16个年头，才第一次抓住查理这颗具有实际效力的棋子。

可以认为，曼弗雷迪缺乏自觉意识，没有意识到查理和教皇勾结起来，于1266年进攻意大利南方，才是腓特烈死后真正的危机。

1266年1月6日，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查理·德·安茹被教皇克雷芒四世正式授予了西西里王国的统治权。

1月20日，25 000人组成的法兰西军队开始南下，沿拉提纳大道直指卡普亚。

2月10日，卡普亚在查理面前打开城门。这是查理进攻西西里王国的第一步。

曼弗雷迪也迎击了敌人。加上驻扎在卢切拉的宣示绝对忠诚的7 000名萨拉森士兵，曼弗雷迪也有超过2万人的军队。他原先打算率领这支军队在王国北部某地迎击南下的法军。

查理得知消息后，决定率自己的军队主动进攻曼弗雷迪。就是说，他决定不等敌军出动而自己先下手。

2月26日，两军在亚壁大道经过的贝内文托附近平原对阵。

曼弗雷迪之死

1266年2月26日，以“贝内文托之战”而闻名的战斗打响。这场战斗虽然在历史上很重要，但其本身却毫无值得一书之处。原因在于，就军队规模而言，法方虽略占优势，但双方却也大体上势均力敌，可是率领这些军队的两位司令官却远非名将。

34岁的曼弗雷迪虽有些争夺战的作战经验，但却毫无正式会战的经验。40岁的查理也同样如此。他虽然参加过第七次十字军，有些作战经验，但那只是十字军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经验。说是经验，也只是打败仗的经验，而且那也不表示以后查理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司令官。

没有战略战术都出类拔萃的名将统率，战斗很容易沦为混战。“贝内文托之战”也是如此。战斗一开始，双方立即陷入混战。这是一场敌我两军胡乱冲撞的战斗。曼弗雷迪方面开始露出败象。

在开始转成劣势的时候，司令官有两条路可以考虑。这两条路都是尤里乌斯·恺撒用过并取得成功的办法。

第一个做法是亲自驱马上阵，呵斥和激励己方那些开始恐惧逃跑的士兵，让他们重整旗鼓，间不容发地发起反击。

第二个做法也同样是亲自驱马上阵，呵斥激励自己的士兵，然后率领重整旗鼓后的士兵撤退，以期卷土重来。

即使曼弗雷迪不具备实施第一种做法的能力，他应该有充分的可能性去实施第二种战略。即便查理打赢了这一仗，以后对于他来说也是在敌国境内作战。退到本国的纵深之后，曼弗雷迪便有了充分的可能性去打败军粮补给及一切的一切都陷入不利的敌人。

可是，曼弗雷迪没有采取这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他冲在骑兵的前面杀入了敌阵。他也许指望着自己的士兵见状会重新鼓足勇气，跟着杀入敌阵的司令官冲锋陷阵。然而，亚历山大大帝能用这个法子取胜，是因为他手下的士兵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打法。

中世纪时代的战斗，战胜方的士兵经常会拿走敌兵遗体上的武器，脱去他们的甲胄，剥光他们的内衣，然后弃尸于荒野。如果抢来的东西能够卖掉，他们就能挣钱。

曼弗雷迪的生死直到战斗结束后都没有得到确认。查理在当天晚上给教皇的信里也写道，尚未确认曼弗雷迪的生死。

然而，“金发并容貌端庄”反害了他。有士兵注意到成堆的尸体中有一具与其他人不一样。根据他们的报告，查理叫来了认识曼弗雷迪的人。这个人是兰齐亚家族中变节投靠教皇的人，是曼弗雷迪的伯父。至此，曼弗雷迪的死才得以确认。

确认完毕，曼弗雷迪仍被弃尸原地。他已经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天主教会不允许被开除教籍的人拥有坟墓。

可是，法兰西士兵感到了一种一起拼杀的对手情分。何况曼弗雷迪是在勇敢拼杀之后倒下的敌方统帅。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起石块，码放在被弃置的敌方将领的裸体之上，为他筑起了一座坟墓。

仅仅一仗，诺曼的也是霍亨斯陶芬的西西里王国就此崩溃。

5天之后，企图从特拉尼港逃回希腊娘家的王妃海伦和子女一行四人，在登船前一刻被捕，被直接押送到了拉格佩佐莱。那里是内陆地区，远离大海。

这座临湖小城是曼弗雷迪生前最为喜爱的美丽城市，现在却成了一处短暂的幽禁之所。不久他们母子被分开，王妃被转送到了另一座内陆城市诺切拉。5年后，王妃死于此处的幽禁之所。

曼弗雷迪的一个年纪尚幼的女儿也与他的三个儿子分离。女儿贝雅特丽切一个人被带往那不勒斯，软禁在查理居城的一个角落里。她18年后才被释放，去西班牙投靠娶了同父异母姐姐的阿拉贡家族。也许是时来运转，她在那里与一个意大利贵族结婚，育有三男一女，过上了平静安定的婚姻生活。

曼弗雷迪的三个儿子被带到了蒙特城堡，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软禁生活。曼弗雷迪的儿子们在幼小年纪就成了囚徒，蒙特城堡这座美丽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囚禁他们长达30年的地方。这座城堡矗立在广袤平原的中央，适合做幽禁之所。

30年后，幽禁地点改到了那不勒斯。除了一个在迁移过程中成功脱身后逃往英吉利的王子之外，其他两位王子又在那不勒斯被软禁了20年，并死在了那里。当上了西西里王国国王的查理，大概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给继承曼弗雷迪血统的人以自由。

在贝内文托之战后只过了两年的1268年，虽未继承曼弗雷迪的血统但却因为是康拉德的遗子而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血统的康拉丁，被德意志的皇帝派诸侯逼迫着南下来到了意大利。大惊失色的教皇立即开除了康拉丁的教籍，还给查理去信，要他有所作为。查理也一样，他必须有所作为。他停止了对意大利南方的压制，率军北上。

康拉丁是德意志和意大利皇帝派的最后希望，他们集中了兵力。但康拉丁毕竟才16岁，毫无战斗经验。查理也能轻易打败这样的对手。

1268年8月23日，战斗在位于罗马东面蒂沃利以东的塔利亚科佐打响，并以查理的胜利而告终。逃跑的康拉丁被抓，立即被押往那不勒斯。战斗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在10月29日，他在那不勒斯中央广场被处以斩首刑。

单是发动战争还构不成死罪，这在古罗马法中就已确定下来。但对查理和教皇来说，重要的不是了解罗马法，而是要斩断血统。如果说16岁少年有什么罪，那就是他继承了爷爷腓特烈的血统。

两年后的1270年，法兰西王路易九世实现夙愿，再次发动了十字军远征。查理也参加了已经是第八次的十字军远征。但这次的十字军既没有征讨基督教徒称之为圣地的巴勒斯坦，也没有剑指中近东伊斯兰势力中心的埃及，而只是在突尼斯登陆后便宣告结束。法兰西王路易登陆后得病驾崩，十字军只得无功而返。

尽管如此，天主教会还是在27年后把这位路易列为圣人。基督教重视动机甚于重视结果。这就是腓特烈远征成功却被当作异端受到追究，而两度失败的路易却被授予圣人荣誉的原因。

1272年，曼弗雷迪同父异母的哥哥恩佐在幽禁地博洛尼亚去世。

一年以后的1273年，腓特烈曾经的忠臣、一直侍奉康拉德的哈布斯堡家族[9]的鲁道夫[10]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历经20年，腓特烈死后皇位一直空缺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但鲁道夫也没等到在罗马举行加冕典礼就去世了。

罗马教皇们对强大皇帝的过敏症，在腓特烈死后又持续了很长时间。

查理为了得到自己的王国，连16岁孩子的脑袋也要砍掉。他于14年后的1282年遭到了惨烈的报应。一个男人的执念和一个女人的刚强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这个男人是侍医乔万尼·达·普罗奇达。他是腓特烈弥留之际一直守护在他身旁，见证了皇帝的遗书，并在遗书上签字的皇帝心腹之一。

这个女人是嫁给了西班牙阿拉贡王族的曼弗雷迪的长女康斯坦丝。

“西西里的晚钟”

自从康拉丁被斩首后，查理对皇帝派的追讨愈加严厉，西西里王国的皇帝派都逃去了西班牙。已经成为阿拉贡王妃的康斯坦丝的宫廷就是他们流亡的去处。曾经混在群众中亲眼看到康拉丁被行刑的医生乔万尼也是其中一人。这位医生是一位皇帝派，皇帝死后就一直跟在曼弗雷迪身边，曼弗雷迪死后又投奔了康拉丁。

王妃康斯坦丝从医生乔万尼那里听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开始说服她的国王丈夫。要想让医生谋划的复仇取得成功，国王一声令下便能团结一致、共同行动的军队必不可少。而且，尽管民众对法兰西高压统治的不满愈发高涨，但要说动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参加起义也需要时间。完成这一切花去了14年的时间。这就是执念！这次起义的所有一切，全都由医生乔万尼、兰齐亚家族中剩下的皇帝派考拉德以及在曼弗雷迪手下担任海军司令官的劳利亚三人细密筹划。

1282年复活节于3月31日如期而至。那天的晚钟就是起义的信号。几天前就从巴塞罗那起航的西班牙舰队不断在附近海上现身。为了呼应陆上的起义，他们计划从海上登陆。

晚钟在所有教堂一齐响起。钟声里，人们高呼着“杀掉法国兵”，把起义切实地付诸于行动。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杀戮。西西里人的心中早已充满了对法兰西人的憎恶。登陆的西班牙兵不愧是职业军人，更精准地进行着扑杀。一夜之间，他们就把法兰西兵从整个西西里岛一扫而光。

身在那不勒斯的查理得知情况后紧急派兵，但为时已晚。西西里周围都是大海，没有强大的海军连登陆都难。而强大的海军却站在了曼弗雷迪的残部与西班牙的联军一边。

实际上，查理一夜之间就失去了由意大利南方和西西里岛组成的“西西里王国”的半壁江山。这也是查理统治的失败。他把首都设在了那不勒斯，而只把西西里岛看作征税的对象。

赶走了法兰西王以后，阿拉贡王妃康斯坦丝就任西西里的统治者。曼弗雷迪的女儿回来了。

600年后，朱塞佩·威尔第把这场起义写成了歌剧，剧名就叫《西西里的晚钟》（I Vespri Siciliani）。剧中的主人公是位男中音，这位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腓特烈的侍医乔万尼。

然而，1282年的“西西里的晚钟”并没有穿越墨西拿海峡响彻意大利南方。查理也一直还是意大利南方一侧的国王。曼弗雷迪被幽禁在蒙特城堡里的三个儿子和被囚禁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女儿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变。

尽管如此，“晚钟”对查理也是一个打击。3年后他便满怀愤怒地死去。这也是当然之事。这个时代的西西里，不但风光明媚，气候温暖，文化的馨香正浓，而且与伊斯兰各国的贸易繁盛，人民富足幸福，因而也税收丰厚。腓特烈的屡次军事行动也都在资金方面得到了西西里的支持。

“西西里的晚钟”过去了9年。到了1291年，最后的堡垒阿卡陷落了，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延续了200年的十字军国家崩溃了。伊斯兰教徒的夙愿，一定要把最后一个基督教徒赶下地中海的夙愿，200年后终于实现了。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十字军以来一直担任旗手角色的罗马教皇的权威坠落。

不过，现有权威的坠落可以成为新时代的开端。

自阿卡陷落起，十字军精神便开始了决定性的衰落。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新时代并没有走到胜利的伊斯兰一方，而是来到了失败的基督教一方。不，这也许并没有什么令人不可思议之处。“不安”带不来什么，而“危机”才会生出新事物。危机的词源是拉丁语的“crisis”，那里面就含有“复苏”之意。但这层含义只为意识到危机的人而存在。

1298年，画家乔托[11]在位于意大利中部的阿西西，开始用湿壁画法创作讲述圣方济各一生的壁画。

在同时代的佛罗伦萨，腓特烈死后15年出生的但丁正处于创作活动的鼎盛期。

宣告文艺复兴就要到来的曙光已经开始染红地平线。

这距离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仅仅过去了48年。

终焉之地

我是在盛夏造访腓特烈的终焉之地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的。那天天空晴朗，灼热的太阳无情地照晒着大地。因为造访普利亚兼有避暑之意，所以没有选在腓特烈去世的冬季，而是选在了夏季。

周围是一片广阔的麦田，中央隆起一个不高的山丘，那便是卡斯特尔菲奥伦蒂诺。腓特烈活着的时候，这里是一个小村庄，里面有专供狩猎用的小城堡和小教堂，麇集着一些农舍。农民们白天下地干农活，傍晚随着晚钟声回来。近800年过去了，现在什么也没留下。由于长年的风雨侵蚀和盗贼掠夺，这里已经成为废墟。

去废墟的道路，漫说铺装，就连踩实的痕迹都没有，我真后悔开了吉普车来。

来到山丘顶上，也没有见到一处配叫遗迹的地方。从那里远眺，盛夏的平原上杳无人迹，远方甚至没有汽车驶过。这里没有留下一处使人舒心的地方。

在曾经的村庄入口，似乎是后人做的铁门半开着，那铁门完全锈蚀成了红色。穿过铁门进到里面，也只有枯草连连。南欧的阳光甚至不容人们发出“夏草啊！士兵们的梦，梦的遗迹”[12]的感伤，只给人一种点燃星火即刻燎原的现实感想。

然而，在这座可以360度旋转眺望的山丘的最高处，立着一座据说是2000年12月13日为纪念腓特烈去世750年而建立的八角形柱碑。我想，这八角形柱碑定是模仿八角形蒙特城堡的产物。

八角柱上用拉丁语镌刻着下面一段话语，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才是腓特烈皇帝的墓碑。

——FRIDERICVS DEI GRATIA ROMANORVM IMPERATOR ET SEMPER AVGVSTVS

REX IERVSALEM ET SICILIE DVX SVEVIAE

26-XII-1194 IESI 13-XII-1250 FIORENTINO

“腓特烈，受上帝恩宠，封罗马帝国皇帝、永远的奥古斯都、耶路撒冷和西西里王以及斯威维亚（施瓦本）公爵

“1194年12月26日生于耶西1250年12月13日卒于菲奥伦蒂诺”

施瓦本地区是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肇始之地。删去施瓦本公爵这个词，就成了腓特烈经常在公文开头所写的自己的称号。

纪念腓特烈的八角形石碑

在这座八角柱剩下的三面上，镌刻着英吉利出生的编年史作家、本笃教派修道士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所撰编年史中的一句话。

在所剩的三个面上，第一面是编年史中这句话的拉丁文原文，另一面上是德语译文，最后一面上是意大利语译文。

腓特烈名字的拉丁语读音是“弗里德里库斯”，德语读音是“弗里德里希”，意大利语读音是“费德里科”，铭文当然也要用这三种语言镌刻。

这位修道士生于1220年，死于1259年，是生活在腓特烈同时代的人。他一次也没有见过皇帝。但当得知一直是当时欧洲政界核心人物腓特烈的死讯之后，这位30多岁的英国修道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一年，皇帝腓特烈亡故。他是俗界君主中最伟大的统治者，是世界惊异，也是在众多方面做出卓越而崭新成就的改革者。”

“STUPOR MUNDI”（世界惊异）后来成为腓特烈的代名词，只要提起“世界惊异”，欧洲有教养的人都知道是谁。即使到了今天，仍然不少书籍以此为大标题，以“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为副标题。

废墟上甚至没有地方可以让人坐下。孤零零的一棵树兀自立在那里，人们只能直接坐在树下的地面上。

尽管废墟上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但人们却可以思考。

难道皇帝腓特烈二世真的像几位专门研究他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历史上的失败者吗？

他自己是在帝位上去世的，但他的子孙却连施瓦本公爵都不是。如果把家族的延续作为一家之长最重要的职责，那就只能认为他在这方面是个失败者。

然而，在腓特烈死后53年、曼弗雷迪死后37年的1303年发生了一桩事件，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3]被法兰西王“美男子”腓力抓了起来。而且，从两年后的1305年开始直到1377年，史称“阿维尼翁之囚”的状态持续了72年。先后共有七代罗马教皇被法兰西的国王幽禁在法兰西南部小城阿维尼翁，他们不在罗马，也不在意大利。

依靠别人的军事力量是罗马教皇的宿命。让其中的一个人强大起来是他们绝对回避不了的事。只因为憎恶腓特烈这一个念头，教廷就要去削弱横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并因此去加强法兰西王的势力，最后得以使法兰西王再也不必顾忌任何人而决意发起史无前例的行动，把罗马教皇幽闭在了阿维尼翁。如果是这样，半个世纪以后，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难道不是那些罗马教皇吗？

顺便一说。13世纪审判腓特烈、16世纪审判伽利略·伽利雷的“Inquisizione”（异端裁判所）改名为“Congregazione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缩写CDF，信理部），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存在。不过在现代，信仰方法是对是错的审判仅限于神职人员，一般世俗之人已经不再是审判对象。可以说，走到这个程度，历史还是进步了。

我正想着，突然一个念头袭上心头：难道已经死去的腓特烈不是变为鹰从这里飞走的吗？

生前，他是那么地爱鹰，死后变成鹰也该是他之所愿吧？位于高岗之上的腓特烈的终焉之地，才是鹰腾飞的最佳之地。

对腾飞而去的鹰来说，是胜者还是败者已经没有关系，就像对已经活到头的人来说，是胜者还是败者已经无关紧要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八角柱碑文

[1] 康拉丁（Conrad，通称Conradin，1252—1268，又称小康拉德），康拉德之子，母亲为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他是腓特烈二世之孙，曼弗雷迪的侄子。Conradin在德语中称为Konradin，意大利语中称为Corradino。他是施瓦本公爵（1254—1268年在位，称为Conrad IV），耶路撒冷王（1254—1268年在位，称为Conrad III），西西里王（1254-1258年在位，称为Conrad II）。

[2] 亚历山大四世（Pope Alexadnder IV，约1199—1261），罗马教皇，1254—1261年在位。意大利人，本名Rinaldo di Segni，赛尼伯爵。1231年任枢机主教。任教皇期间，因政教冲突使教皇国丧失大片土地。

[3] 伊庇鲁斯公国（Despotate of Epirus），中世纪巴尔干国家。米海尔·科穆宁·杜卡斯建立于伊庇鲁斯（今阿尔巴尼亚与希腊交界处），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时独立。1337年被塞尔维亚王国征服，1359年重新兴起。1479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

[4] 乌尔班四世（Pope Urban IV，约1200—1264），罗马教皇，1261—1264年在位。法兰西人，本名Jacques Pantaleon。1255年任耶路撒冷主教。1264年确立“基督圣体节”。

[5] 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II，约1035—1099），罗马教皇，1088—1099年在位。法兰西人，本名Odon de Lagery/Odo of Chatillon。1070年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1078年任枢机主教。任教皇期间，因扩张教权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和法兰西王腓力一世斗争。1095年借口恢复“基督圣墓”和拯救“圣地”耶路撒冷，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他推进教会改革和教权至上政策，支持克吕尼改革运动。

[6] 克雷芒四世（Pope Clement IV，约1190—1268），罗马教皇，1265—1268年在位。法兰西人，本名Guido Falcodius/Guy le Gros。原为法王路易九世的宫廷法学家和顾问。1261年任枢机主教。

[7] 《论李维》是马基雅维利完成于1517年的一部著作，原名为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直译为《论提图斯·李维〈罗马史〉前十章》，中文书名有《李维史论》《论李维》等。

[8] 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出身于佛罗伦萨的贵族家庭，曾在帕多瓦和费拉拉的大学学习，做过律师，教授过法律。后转入政界，服务于佛罗伦萨政府和罗马教廷。他写过许多政论文章。他的历史著作引用政府官方材料，客观分析当时的人物和事件，开辟了历史写作的新路。著有《意大利史》《佛罗伦萨史》和《格言集》等。

[9] 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Haus Habsburg），神圣罗马帝国及奥地利帝国的皇室。家族起源于德意志的阿尔萨斯，11世纪初，家族建立哈布斯堡（鹰堡），因而得名。1273年鲁道夫一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使家族成为皇室。1483年以后该家族大致上一直占据着帝位。16世纪卡尔五世兼西班牙国王，王室达到鼎盛时期。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成为奥地利皇室。1918年卡尔一世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而退位，皇室没落。

[10] 鲁道夫一世（Rudolf I/Rudolf von Habsburg，1218—1291），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年在位）。他于1240年成为哈布斯堡伯爵，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创始人。他于1273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结束了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后延续20多年的帝位空缺期。他通过征战、联姻以及政治捭阖，奠定了哈布斯堡王朝强盛的基础，在哈布斯堡家族成为欧洲最重要王室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11] 乔托（Giotto di Bondene，约1266—1337），意大利画家、建筑家，文艺复兴美术的先驱，佛罗伦萨画派创始人。他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造型力创造出划时代的绘画风格，其艺术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的分界线。作品有《圣弗兰西斯科传》《圣母和救世主传》《两约翰传》等。

[12] 日本著名俳句诗人松尾芭蕉（1644—1694）的名句。

[13] 卜尼法斯八世（Pope Bonifasius VIII，约1234—1303），罗马教皇（1294—1303年在位），本名Benedetto Caetani，生于意大利的阿纳尼。1281年任枢机主教。1294年，他逼迫教皇西莱斯廷五世退位后继任教皇。1302年颁布《神圣一体敕谕》，宣称教皇权力绝对高于世俗王权。因教权与王权之争和法王腓力四世积怨。1303年被法王使者拘捕，返回罗马后抑郁而亡。

年表

代跋

盐野七生及其笔下的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者

——皇帝腓特烈二世

盐野七生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37年7月7日出生于日本东京，父母因而为她取名“七生”。她大学时的专业是哲学，26岁游学意大利，便爱上西欧。两年后，她因抗婚而辞去公司的工作，离家出走，定居意大利。在那里，她穷一生之精力苦心研习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历史。她于1968年因偶然机缘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以其独特的视角审视欧洲历史，在海量阅读和精细研究的基础上，用日语创作了大量讲述欧洲历史的写实文学作品，成为用日语写作欧洲历史的大家。

盐野七生历时半个多世纪，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屡获大奖。她的历史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下列四大系列：

（1）古罗马系列：《罗马人的故事》（1-15卷，1992起每年一卷，历时15年于2006年出齐）；

（2）中世纪欧洲系列：《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十字军的故事》《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罗德岛攻防记》《黎凡特海战》；

（3）文艺复兴系列：《海都物语》《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优雅的冷酷》《神的代理人》《文艺复兴是什么》《我的朋友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语录》；

（4）古希腊系列：《希腊人的故事》（三卷，2017年出齐）。

此外，她还写有《思想的轨迹》《生存的演习》等散文和随笔系列的作品。

盐野七生尊重历史，主张历史经验古为今用；她爱憎分明，在作品中直抒己见；她知识渊博，作品取材广泛，剪裁得当，故事精彩，风格怡人，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老少皆宜。她的作品在日本及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商界和政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信出版集团独具慧眼，获得了在中国大陆出版盐野七生全部作品简体字汉译本的版权，从而组织了一项具有远见卓识的浩大而艰辛的文化工程，影响波及大陆的出版、史学、文学、教育、政商等各界。王石、王巍、俞敏洪等著名企业家向读者倾力推荐这些译作，凸显了盐野七生作品在中国商界的影响力。

笔者作为盐野七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部分作品（到目前为止是六种）的汉译者，为能参与这项文化工程感到荣幸。尤其是在盐野于2014年访问中国大陆时，笔者有幸作为她大部分在华行程的全程陪同，担任了她生活、演讲、参观、接受采访和出席记者招待会等活动的口译工作，与她以及原著的出版机构有了直接的交往，建立了友谊，这对笔者的翻译工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是盐野七生的一部重要著作，部头较大，时间较紧，因此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打破兄弟二人合作的惯例，特邀左翼女士加盟，请她翻译了下卷中的《间奏曲》（约4万3千字）。今天，我们翻译的《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即将面世，笔者为此感到高兴。同时颇想就此书内容与读者做些交流，于是不揣谫陋，在这里以本书为依据，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文艺复兴运动是14至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旨在弘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运动，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旗号，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发出了先声，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础。说到文艺复兴，人们首先想起的是但丁、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不朽名作。再往前溯，大概就是类似马基雅维利这样的思想先驱。

盐野七生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用文风亲切的传记体裁和美好的情怀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人物、一段历史和一些故事，告诉我们在文艺复兴大幕开启前数百年的千禧之交，在黑暗的中世纪后期，有一位伟大的统治者突破宗教藩篱，打破宗教桎梏，用自己的实际统治行为，为西方世界挑开了黑夜帷幕的一角，把后来称为文艺复兴思想的一缕曙光洒向了欧洲大地。

这个人物就是皇帝腓特烈二世，这些故事发生在公元1000年前后。这部《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一书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腓特烈生于1194年，卒于1250年，享年不到56岁。腓特烈短暂而奇葩的一生中有着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出生在小城耶西主教堂前广场的帐篷里，2岁时自己站着接受洗礼，14岁时便任性地宣布自己已经成人，以后万事均由自己做主。他登基后颁布《神职君主优待法》，统治德意志，建立起“腓特烈治下的和平”。他创立了那不勒斯大学，提出成为“文艺复兴宣言”的“回归知识和教育的本源”的校训。他挑战神权，与教皇发生冲突，曾屡次被开除教籍，对教皇既斗争又包容。他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对伊斯兰教徒采取包容政策，通过外交谈判“不流血”地收复了耶路撒冷，却被教皇断为基督的敌人。他制定颁布了《卡普亚宪章》《梅尔菲宪章》，用不同于统治德意志的形态统治西西里王国，在国体、司法、经济、税制、市场等方面迈出了从封建制国家走向中央集权法治国家的坚实步伐。他发行“奥古斯塔”金币，以“复古”的精神启示了后来的文艺复兴。他以武力打击伦巴第同盟，胜利在望却被火烧军营，旋又力挽狂澜，震慑教皇。而后他突然病倒，安排王子继承遗志，力战教皇和反皇帝势力，直到贝内文托战败而使腓特烈的理想和事业付之东流……

盐野七生用其手中的彩笔将这段历史描绘得精彩绝伦，其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有一点这里不得不提。

盐野七生说，“这部作品写的是基督教世界内部的对立和围绕神权和俗权的对决。所以在感觉上，这也是我写中世纪的‘压轴’之作。”

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认为存在着两个最高领袖：一个是罗马教皇，是精神上即宗教的最高领袖，拥有神权；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俗界的最高领袖，拥有俗权。腓特烈二世与他在世时的历任教皇在神权和俗权的内涵与边界问题上都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而基督教内部的这种争斗竟也会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最有趣的例子是，教皇（英诺森七世）宣称“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月亮是靠了太阳的光芒才发亮的。而腓特烈二世则引用圣经经典语录认为“教皇的归教皇，皇帝（恺撒）的归皇帝（恺撒）”，教皇管好精神世界的事情就好，不应干涉俗界事务。这种争斗持续了腓特烈二世的一生。

盐野七生认为，宽容使罗马帝国强盛，“是‘罗马治下的和平’得以长久存在的最大因素”，所以“腓特烈要建设一个模仿罗马的法治国家”。可是由于基督教会和教皇的阻挠，“他无法采取宽容路线”。尽管如此，腓特烈二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思想，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在治理西西里王国的过程中，他在西西里王国制订和实施了包容伊斯兰教徒的政策和措施；在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时，他与伊斯兰教领袖谈判，实现了“不流血”收复圣城的大业。

然而，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不久，教皇以及保守势力便彻底摧毁了他包容伊斯兰世界的象征——卢切拉城，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从地图上抹去了它。甚至在腓特烈二世生前，在他和平收复基督教圣城耶路撒冷后尚未来得及率领十字军凯旋之前，教皇就认为“应该用基督教徒的鲜血夺回圣城耶路撒冷”，认为与伊斯兰教媾和是对基督教的背叛，认定腓特烈二世通过媾和“不流血”收复圣城不但无功，反而有罪，是基督的敌人，第四次把腓特烈二世开除教籍。更有甚者，教皇还派出军队入侵了腓特烈二世的领国西西里王国。可见，腓特烈二世包容了教皇，教皇却要置腓特烈二世于死地而后快。

我们通过这部作品可以看到，腓特烈二世最重要的统治行为几乎都是在挑战神权、与教皇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做出的。

例如《卡普亚宪章》和《梅尔菲宪章》颁布一事，在笔者看来，这是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在腓特烈二世去世后，教皇与教廷保守势力击溃了他的后辈，铲除了这两个宪章，把《梅尔菲宪章》收进了教廷，彻底阻止了这一伟大历史成就的传播，导致这个宪章的历史功绩被长期堙没，以至于许多历史学家也认为近代人权意识的发端不是《梅尔菲宪章》，而是英国的《大宪章》。

因而，盐野七生认为，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和历任教皇（至少在腓特烈二世的时代）开了历史倒车，用严酷的手段（除了前面提到的，还有异端裁判所等）阻碍了历史的发展，遮挡了进步的光芒照进中世纪。正因为如此，盐野七生非常坦诚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基督教不是那么回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逆反和反弹，才会有人在黑暗中抗争、摸索，提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观点、政策、策略和措施，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转动，为黑暗的中世纪带来文明发展和文艺复兴的曙光。腓特烈二世便是这些人的杰出代表，是文艺复兴运动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正如盐野七生所言，提及文艺复兴运动时，我们记住的的确不应该只是那些天才大师们，也不应该只是他们那些人皆称颂的绘画、文学等艺术作品，我们更应该去了解它因何而生，了解它赖以兴起的思想源头。

如果阅读这部作品能够让读者通过盐野七生的眼睛看到中世纪后期的欧洲，知晓皇帝腓特烈二世挑战神权、主张人本和法治而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能够让我们一起去不断探索发现文化传播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物与故事，梳理那些人物以及故事背后的思想渊源，发掘其源头，那将是我们作为译者的莫大幸福。

田建国

2018年6月12日

于沪上稚豚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全2册/( 日）盐野七生著；田建国，左翼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086-9231-9

Ⅰ . ①皇… Ⅱ. ①盐… ②田… ③左… Ⅲ. ①世界史－中世纪史 Ⅳ. ① K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8477号

KOUTEI FRIEDRICH NISEI NO SHOUGAI 1.2. by NANAMI SHIONO

. NANAMI SHIONO 2013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in 2013.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上、下）

著者：[ 日] 盐野七生

译者：田建国 左翼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90千字

版次：2018年10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5-424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231–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上册）

致读者

第一章 孩提时代

第二章 17岁奋起

第三章 作为皇帝

第四章 不流血的十字军

第五章 坚决走向法治国家

第六章 “腓特烈治下的和平”

皇帝腓特烈二世的故事 （下册）

第七章 一切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

间奏曲（intermezzo）

第八章 冲突再起

第九章 腓特烈死后

年表

代跋 盐野七生及其笔下的文艺复兴运动先驱者

版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