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罪

（马修·斯卡德系列）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易萃雯　译

版权信息

书名：父之罪

作者：[美]劳伦斯·布洛克

译者：易萃雯

书号：ISBN 978-7-220-10671-2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

他是个大个子，身高与我相仿，但骨架粗大，比我多了些肉。他弓形的眉毛漆黑，颇为显眼。铁灰色的头发笔直往后梳，令他的巨大头颅宛如凛凛雄狮。他原本戴着眼镜，此时已搁在我俩中间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断在我脸上逡巡，想找秘密信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没透露。他的五官如雕塑般分明——鹰钩鼻，嘴唇丰润，下巴的线条宛如悬崖峭壁——但他的脸孔引人注目，主要是因为它活似一块空白石板，只等着别人刻下诫令。

他说：“我对你了解不多，斯卡德。”

我对他所知甚少。他的名字叫凯尔·汉尼福德，约莫五十五岁。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尤蒂卡，是批发药商，拥有几处房产。他那辆去年出厂的凯迪拉克停在外头的路沿。他的太太在卡莱尔饭店的房间等他。

他的女儿躺在市立太平间的一方冰冷的钢屉里头。

“也没什么好知道的，”我说，“我以前干过警察。”

“表现优异，据凯勒副队长说。”

我耸耸肩。

“而你现在是私家侦探。”

“不是。”

“我以为……”

“私家侦探领有执照。他们窃听电话，跟踪别人。他们填表格，他们存档案，诸如此类的事。那些我全不干。我只是偶尔帮人忙，然后他们给我礼物。”

“原来如此。”

我啜口咖啡。我喝的咖啡里加了波本威士忌酒。汉尼福德面前摆的是帝王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清水，但他兴趣不大。我们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墙壁嵌有暗色木板，配上有花纹的锡制天花板。现在是一月的第二个星期二，下午两点，这地方等于是我俩的天下。罗斯福医院的几个护士坐在吧台远远那端，护着酒杯细细品尝；一个冒出几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汉堡。

他说：“实在很难跟你解释，我想请你帮什么忙。”

“我不确定我真能帮上什么忙。你女儿死了。这点我可没法改变。杀她的男孩当场被逮捕。我从报上得来的印象是：这案子不查自破，跟看影片播放谋杀经过一样清楚明白。”他的面色一黯，仿佛眼前影像重现：刀起刀落。我赶紧开口道：“他们逮到他，把他扣押起来，然后踢进‘死牢’。那天是星期四？”他点点头。“然后星期六早上他们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结案。”

“你是这么想的吗？案子已经结束？”

“从执法人员的观点来看。”

“我不是这意思。警方当然必须从那个角度看。他们擒服凶手，而他已经不能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倾，“但有些事情我必须知道。”

“譬如？”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遇害。我想知道她曾经是个怎样的人。过去三年我跟温迪形同陌路。老天，我甚至连她是不是住在纽约都不确定。”他的眼睛避开我的视线，“他们说她没有工作，没有明确的经济来源。我看过她住的大楼。我想上楼进她公寓，可是我办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将近四百块钱，你说她钱从哪里来？”

“有个男人帮她付。”

“她跟范德普尔，那个杀死她的男孩同住。他帮一个古董进口商做事，周薪大约一百二十五块。如果有男人包养她，他应该不会让她找范德普尔当室友，对不对？”他吸口气，“我看她摆明了是妓女。警察没有跟我明说，他们很小心。报纸可就不管了。”

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再说这案子又是报纸最爱炒作的那种题材。凶案发生在格林威治村，死者是漂亮的女孩，而且案件性意味浓厚。而且他们逮到理查德·范德普尔时，他浑身是血跑在街上。纽约稍微值几个屁的老编，都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大显身手。

他说：“斯卡德，你知道为什么这案子对我来说还没结吗？”

“大概吧。”我命令自己深深地看进他幽暗的眼睛，“凶案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你想知道房里藏了什么。”

“你的确了解。”

的确，何其不幸。我不想要这工作。我尽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没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赚钱。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费很低。再说，我没有理由讨厌此人。我一向比较爱跟讨厌的人收钱。

“凯勒副队长搞不懂我要什么。我敢说他给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礼貌地打发我走。”也不尽然，但我没吭声。“我非知道不可。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温迪到底变成了什么人？而又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她？”

为什么有人会想杀人？纽约一天就有四五起杀人案。去年夏天某个炎热的星期，案件更是高达五十三起。杀朋友，杀亲人，杀恋人。长岛有个男人砍死他两岁的女儿，他几个较大的孩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他表演空手道。人为什么会变成野兽？

该隐杀弟后向上帝辩解说：他不是亚伯的守护者。人只有这两个选择吗，守护或者杀害？

“你愿意替我工作吗，斯卡德？”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我该改个口。你愿意帮我忙吗？天大的忙。”

“我有些怀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开了的门。房里也许有些东西你不想看。”

“我晓得。”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对。”

我喝完咖啡，放下杯子，深吸一口气。“好吧，”我说，“我姑且试试。”

他坐回椅子上，掏了包烟出来点上一根。这是他进门后的头一根。有些人紧张时得抽烟，有些人刚好相反。他现在比较自在，看来好像自觉完成了什么使命。

我眼前添了杯咖啡，记事本添了几页笔记。汉尼福德还在跟同一杯酒奋战。他跟我讲了许多我根本无须知道的事——关于他女儿。不过话说回来，他说的任何事以后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只是难以预知是哪件事。我早就学到，不能漏听别人想讲的每一句话。

所以我得知温迪是独生女，高中成绩优异，人缘不错但不常约会。我的脑中开始浮现她的形象，虽然轮廓不清，但终究会与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惨死的妓女合而为一。她离家到印第安纳念大学以后，形象模糊起来。他们显然就是那时开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辅修政治。毕业典礼前两个月，她提了行李悄悄离开。

“学校通知了我们。我非常担心，她的行为实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然后我们收到一张明信片。她在纽约，有个工作，说是有些事情她必须理清头绪。之后几个月我们又收到迈阿密寄来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里，还是只是去度假。”

然后就音讯杳然——直到电话铃响，他们获悉她的死讯。她高中毕业时十七岁，大学退学时二十一，被理查德·范德普尔割死时，她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画下休止符，不会再长半岁。

他开始告诉我凯勒日后会提供更详尽资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时间。我让他讲下去。有个什么叫我困惑不安，我搁在脑里让它慢慢成形。

他说：“杀她的男孩，理查德·范德普尔，他比她小，才二十岁。”他想到什么，蹙起眉心。

“当初我一听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我恨不得杀了他。我要亲手杀死他。”他紧握双拳，然后缓缓松开，“但他自杀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内心起了变化，我意识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亲是牧师。”

“嗯，我晓得。”

“在布鲁克林一间教堂。我有个冲动想找那人谈谈——虽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说些什么。不过再想一下，我就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他。只是……”

“你想了解那男孩，为的是要了解你女儿。”

他点点头。

我说：“你知道嫌犯组合像吧，汉尼福德先生？或许你在新闻报导上看过。通常警方找到目击证人后，他们会用一组透明重叠胶片组合出嫌犯的长相。‘鼻子是这样吗？耳朵呢？哪对耳朵最像？’如此这般，直到五官凑成一张脸孔。”

“嗯，我见过。”

“那你或许也看过嫌犯本人的照片与组合像并排放置的样子。它们其实不像——尤其对没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但不可否认，五官分开来看是有部分相似，而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加以利用。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儿和杀她那男孩的照片，这点我办不到，没人办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够的事实，综合多方打探来的印象，为你拼凑出组合图像，但结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会有出入。”

“我了解。”

“你还是要我去查？”

“呃，当然。”

“我或许比那些响当当的大侦探社收费还高。他们为你工作，可以论日或者论时计酬，调查花费另计。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笔钱，花费从中扣除。我不爱做记录，不爱写报告，也不会为了讨好客户定时跟他联络。”

“你要多少呢？”

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定价。我的时间只有对我才有意义，它对别人而言能值多少我怎么知道？如今我已经刻意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尽可能不要介入别人的生活。那我又该跟强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得先拿两千。我不知道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决定不想再看那间暗房。这一路下去，或早或晚，甚至结束以后，我都有可能会再跟你收钱。当然，你也可以一个子儿也不给，主动权在你。”

他突然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牌理出牌。”

“大概吧。”

“我从来没聘过侦探，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开支票可以吗？”

我告诉他我收支票，而在他填写的时候，我想到之前困扰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说：“温迪退学以后，你一直没雇私家侦探？”

“没有。”他抬起头，“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我考虑过雇人追查，当然。但后来知道她没事后，我就决定作罢。”

“但你们还是不晓得她人在哪里，或者她过得怎样。”

“对。”他垂下眼皮，“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当然。我现在后悔莫及，工作全部停摆。”他的眼睛和我的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但做不到。“我得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

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许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那种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

他把支票写好，交给我。该填我名字的地方他空着没填，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于是他又拔下笔套，在右边横线写下“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折起，放进皮夹。

我说：“汉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略过没提。你不认为那很重要，但这很难说，而你也知道这很难说。”

“你怎么晓得？”

“直觉吧，我想。我有多年经验，观察别人苦于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什么，但……”

“唉，其实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但——唉，也罢。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是养女？”

“我收养了她。我太太是温迪的母亲。温迪的父亲在她出生前过世，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他移开视线，“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从一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等我发现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以后，我对她更是加倍疼爱。就是这样，说不说有关系吗？”

“不知道，”我说，“也许没关系。”但知道总是好的，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还没结婚吧？”

“离婚了。”

“有小孩吗？”

我点点头。他嗫嚅着，欲言又止。我开始祈求上天快点让他离开。

他说：“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

“还不赖。我有警察直觉，也学到如何见机行事。这样就已掌握了九成功夫。”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将近十六年。”

“如果做满二十年，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

“没错。”

他没问下去。奇怪的是，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

我说：“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师一样？”

“差不多吧。不过也不完全一样。失去信念还继续当警察的大有人在。有些人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日子。总之我辞掉，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或者当丈夫，或者当父亲，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

“看尽局里所有的贪污腐败？”

“不，不。”腐败从来没有干扰到我。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

“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吗？也罢，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高地山庄一处酒吧，那里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在那儿抢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着他们上街，打死其中一个，另一个打到大腿。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

“我懂了。”

“不，我想你不懂。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死掉了一个我很高兴，而且我很遗憾另一个最后复原了。”

“那……”

“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子弹反弹，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①的话，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但没有大碍。可是射进眼睛里，都是软组织，自然就直捣进大脑里。他们告诉我她是当场毙命。”我看着我的双手，抖得不厉害——肉眼难以察觉。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我说：“不可能定我的罪。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

他离开后，我多坐了几分钟。然后我迎上特里纳的视线，她为我端来另一杯加了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没啥酒量。”她说。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的音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上汉尼福德的椅子，轻按我的手背。

“有麻烦吗，马修？”

“也不算。有事待办，但我宁可不办。”

“你宁可坐在这儿，把自己灌醉。”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时候看我醉过？”

“从来没有。不过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纤长，摸起来清凉而舒服。“天下有什么事是对谁有好处的？”我说。

“咖啡跟酒，奇怪的组合。”

“是吗？”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摇摇头：“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它只能让你撑着不睡。拿壶咖啡送给酒鬼，两个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

“这就是你的写照吗，宝贝？睁眼酒鬼？”

“我眼睛睁不开，但也没醉倒，”我告诉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点过后不久，我抵达我存钱的银行。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部提取现金。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此，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计利息。有台机器一眨眼工夫就算出多少，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烦机器浪费时间。

我在五十七街上，折回第九大道，然后往上城走去，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跟罗斯福医院，抵达圣保罗教堂。弥撒已近尾声。我等在外头，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步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妇女。然后我走进去，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款箱里。

我照圣经所说，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已养成习惯，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我是搬进旅馆“定居”之后不久，开始这样。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坐在那里头思考。目前这家，我是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钟，也许更久。

两千块钱从凯尔·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款箱里。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给穷人，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

天主教堂从我身上拿到的钱比别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不是周末的话，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了门不做生意。

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点蜡烛。我一路出门时点了三根。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汉尼福德，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有，当然，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里韦拉。

① 一英寸等于2.54厘米。

2

第六分局位于西区十街。我到那儿时，埃迪·凯勒正在他的办公室审阅报告。他看到我并无讶色。他把文件推到一旁，朝桌沿一张椅子颔首示意。我一屁股坐下，伸手跟他握了握。两张十块和一张五块的钞票从我手上滑入他手中。

“我看你得添顶帽子。”我告诉他。

“此言不假。帽子再多，我也永远觉得少了一顶。你看汉尼福德怎么样？”

“可怜哪，我只能说。”

“唉，也只能这么说。事情发生太快，他只有愣着下巴傻在那里。击垮他的就是这个，你知道。时间因素。如果我们逮到凶手得花个十天半月，或者说开庭审讯，拖他个一年左右。那样一来他就好过多了，他可以有机会跟着案情发展慢慢适应。但照现在这样子，砰一下，事情接二连三赶着来，他连女儿死掉都不知道我们就已经拿住凶手，等他妈的好不容易回过了神，坐飞机赶来，男孩已经吊死。汉尼福德适应不来，因为他时间不够。”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所以我想到该找个老相识，让他趁机捞一笔。”

“是啊，为什么不？”

他从烟灰缸里拿出一根熄灭的雪茄重新点上。换根新的抽，他绝对负担得起。第六分局炙手可热，而他的职位又有不少油水可捞。他大可三言两语打发走汉尼福德，犯不着为了抽那二十五块蝇头小利把他引荐给我。积习的确难改。

“摸沓便条纸，到现场附近散个步，找人问个话。花几个小时就好收摊了。到时候跟他报上一个星期的工作量，狠狠揩他个一天一百块，花费另计。全天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差事，我看你打着灯笼往哪儿找去。”

我说：“我想瞧瞧这案子的档案。”

“何苦呢？那上头你啥也找不到的，马修。案子还没开审就已经结了。我们连那狗娘养的干了什么好事都不知道，就已经把他上了铐。”

“只是例行公事，意思意思。”

他的眼睛稍稍眯了一下。我们年龄差不多，但我比他要早进入警界，当他还在警校受训时，我就已经做了退休打算。凯勒现在看来老了很多，下巴松垮垮的，长期的办公桌生涯让他臀部坐得全是赘肉。他眼里有些什么东西我不喜欢。

“浪费时间，马修。何必自找麻烦？”

“就当这是我的办案方式好了。”

“档案不对外人公开，这点你该清楚。”

我说：“让我看一眼，就再给你添顶帽子。另外我也想跟逮住犯人的警官谈谈。”

“这个我可以帮你问问，安排碰面。不过答不答应还是在他。”

“当然。”

二十分钟后，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皮夹里少了二十五块，我面前的书桌多了个牛皮档案夹。我这钱花得有点冤枉，档案没提供什么新的资料。

巡警路易斯·潘科夫，擒服罪犯的警官，这厢开始报告。我有一阵子没读这种东西，这份报告让我重温旧梦：从“例行的徒步巡逻任务，目标往西的方向行进”一直到“在此时刻，据报的肇事罪犯被移往男囚狱责行监禁”。他的警察术语很特别。

潘科夫的报告我读了两遍，记了些笔记。报告如果用白话来说，其实还算挺清楚的事实陈述。四点十八分，他沿着银行街往西走。他听到一阵嘈杂声，没多久便有人告诉他说，贝休恩街有个浑身是血的疯子在那儿手舞足蹈。潘科夫立刻跑过街角到贝休恩街，发现“据报的刑事犯人，其后查证出是贝休恩街194号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他的衣衫不整，沾满看似血液之物，口里高嚷猥亵之语，并对路人展露他的私处”。

潘科夫当机立断把他铐住，好不容易才问出他的住处。他领着嫌犯上了两层楼梯，进入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同住的公寓。他在那儿看到温迪·汉尼福德，“显然已经身亡，身无蔽体之物，割伤致死，显然是利器造成”。

潘科夫马上致电警局，其后便是例行公事。验尸人员看过后，证实潘科夫的判断正确——温迪确已死亡。摄影小组拍下照片：几张血迹四溅的公寓照片，多张温迪尸体的特写。

无从得知她生前的长相。她因失血过多死亡，这点麦克白夫人颇有体会。实在难以想象，人体在死亡过程中流失的血液可以多到什么地步。要是拿根冰锥刺入心脏，衬衫前胸有可能连滴血也看不到。但范德普尔割了她的乳房、大腿、肚子以及喉咙，整张床如同血海。

他们拍下尸体以后，移尸解剖检验。由验尸官简吉尔进行全程验尸。他表示受害者是二十多岁的白种女性，最近有过性交，包括口交及性器接触；遭利器割了二十三下，很可能是剃须刀，但没有戳刺伤口（他判断是剃须刀的原因或许正在此）；在这非人道过程中，许多动脉、静脉（他一一指出名称）遭全部或局部割开；死亡时间大约是当天下午四点，误差是二十分钟；而且照他推断，伤口不可能是自行造成。关于最后这点他的立场如此坚定，实在叫我佩服万分。档案夹其余部分全是零星记载，日后都得由司法机关的其他部门发出正式报告加以补充说明。有条附注指出，犯人在被捕的第二天就被带到法官面前，正式控以杀人罪名。另一条则注明法庭指派的律师名字。还有一条指出，理查德·范德普尔在星期六早上快六点的时候，被人发现死于牢中。

档案夹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厚。这案子已经宣告侦破，但第六分局的档案会像尸体上的头发和指甲一样不断生长。查监时发现理查德·范德普尔吊死在蒸汽管上的狱卒得交份报告。同样得交报告的是宣布他死亡的医官，以及斩钉截铁判定他死因的那位。他是撕开床单绑结成绳后，系住自己的脖子吊死的。最终法医的检验报告会总结说：温迪·汉尼福德遭理查德·范德普尔谋害，而理查德·范德普尔则畏罪自杀。第六分局，以及其他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已经下定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的前半，他们早在范德普尔入狱之前就已下定。

我回头重阅某些资料。照片我一张张拿来细看。公寓本身不会显得特别凌乱，这表示凶手是她的熟人。我回到验尸报告。温迪的指甲缝没有皮肤，没有明显的挣扎痕迹。脸部瘀青呢？是有。这样看来，他在割她时她有可能已经昏迷。她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死亡。如果他先割喉咙，而且把颈静脉划开，她应该可以走得快点。问题是她躯干上的伤口失血太多。

我挑出一张照片，塞进衬衫。我不确定我目的何在，但我知道没人在意。我认识布鲁克林圆石丘一名内勤警员，他习惯把他经手的每张恐怖照片复印收藏。我从没问他原因。凯勒回来时，我已收拾好所有文件，摆回档案夹里。他换了根雪茄抽。我从他书桌后站起，他问我是否满意。

“我还是想跟潘科夫谈谈。”

“都安排好啦。我知道你他妈的死脑筋，不可能改变主意。那堆垃圾里头你捞出啥宝贝没？”

“我怎么晓得？连要找什么都搞不清楚。听说她拉客，有证据吗？”

“没铁证。不过要找的话，准能找到。衣柜里都是名牌，手提包里有好几百块，看不出她靠啥过活。答案再明显不过。”

“她为什么跟范德普尔同住？”

“那小子有根十二英寸长的舌头。”

“不开玩笑。他帮她拉皮条吗？”

“可能。”

“他们俩都没前科，对吧？”

“没有，没坐过牢。等他割了她以后，两人才上官方记录。”

我阖了一下眼睛。凯勒叫一声我的名字，我抬起头。我说：“只是个念头闪过。你说过一切发生太快，汉尼福德措手不及。除了你提的情况以外，我还想到一层：如果杀她的人身份不明，你就得把她过去两年多的生活查个一清二楚，放到显微镜下看个仔细。问题是案子还没开审就宣告落幕，调查她的过去不再是你的工作。”

“对啊。所以现在变成你的工作。”

“嗯。他拿什么杀她的？”

“医官说是剃须刀。”他耸耸肩，“也是猜的。”

“凶器下落呢？”

“是啊，我就知道你少不得要问这个。我们没找着。不过你可抓不到我们小辫子。有个窗户开着，搞不好是从那儿扔掉的。”

“窗户外头是什么？”

“通风井。”

“你检查过？”

“唉。任谁都有可能捡到，随便哪个路过的小鬼。”

“检查过通风井里有没有血迹？”

“你开啥玩笑？在格林威治村的通风井？有人从窗户往外撒尿，还有人丢卫生棉、垃圾什么的。十个通风井有九个可以找到血迹。你会去查吗？何况凶手已经畏罪自杀。”

“不会。”

“反正啊，忘了那个通风井吧。他手里攥着把刀窜出公寓。或者是剃须刀，管他什么鬼。他把凶器扔在楼梯。他冲上街以后把它扔到人行道上。他把它扔进垃圾箱里。他把它丢进下水道。马修，我们没有人证看到他跑出大楼。必要的话，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不过那狗娘养的在他干掉那女孩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死翘翘了。”

讲来讲去老回到这点。我现在做的是警察的分内工作——如果他们有必要做的话。但理查德·范德普尔省了他们的麻烦。

“反正我们不晓得他是啥时闯上街的，”凯勒说，“潘科夫逮到他的前两分钟？十分钟？这么长的时间，他要嚼掉那把刀吞下肚里都没问题。”

“公寓里头有剃须刀吗？”

“你是说直形剃须刀吗？没有。”

“我是说男用剃须刀。”

“唉，他有把电动的。你他妈的怎么念念不忘那把剃须刀？你也知道天杀的那些验尸报告是怎么回事。我几年前接的一个案子，验尸处那儿一个他奶奶的混账居然说凶器是把斧头。我们在寓所逮到那狗杂种时，他手里抡的可是棒球棍。你说说看，连人家脑袋瓜是被斧头劈碎的还是棒球棍捣烂的都搞不清楚，这种人还分得清刀口跟私处吗？”

我点点头。我说：“我在想他的动机何在。”

“因为那狗杂种他妈的脑子坏了，就这么简单。他在街上来回乱跑，全身都是血，吼得震天响，还把老二抖给大家看。问他为什么这么干，呸，他自个儿也搞不清楚。”

“什么世界。”

“老天在上，别开这种话头，小心我讲个没完。我们这一带可是世风日下。”他朝我点个头，我们便一道踏出他的办公室，穿过侦缉组出去。打字机前坐着身穿便服和制服的人，一个个啪嗒啪嗒地敲出篇篇故事——主角是假想的罪犯和据报的嫌疑人。有个女人抽抽搭搭地用西班牙文在向一名警官报告。不知道她是犯人还是被害人。

侦缉组的人我全不认识。

凯勒说：“巴尼·西格尔的事你听说了吧？他们给他终身职。他现在是十七分局的局长。”

“嗯，他人不错。”

“百里挑一的人选。你退休多久了，马修？”

“几年吧，我想。”

“安妮塔跟儿子怎么样？都还好吧？”

“很好。”

“跟他们一直有联络？”

“偶尔。”

我们走近前门时，他清清喉咙：“有没有想过再戴上警徽，马修？”

“门都没有，埃迪。”

“妈的实在太可惜了。”

“时候到了，自己清楚。”

“嗯。”他挺直腰杆，言归正传，“我跟潘科夫讲妥了，他今晚大概九点会跟你碰头。约翰尼·乔伊斯酒吧。在第二大道，我忘了是跟哪条街交叉。”

“我知道那地方。”

“他是常客，你只要找酒保指给你看就成了。今晚他休假，我跟他说了你不会亏待他。”而且他也讲过，有一部分油水得回头孝敬副队长。不用说。

“马修？”我扭回头。“妈的你到底打算问他什么？”

“我想知道范德普尔骂了什么脏话。”

“当真？”我点点头。“我看你跟范德普尔一样，头壳坏了，”他告诉我，“给顶帽子钱，全世界的脏话都可以让你听个够。”

3

贝休恩街始于哈得孙大道，往西延伸向河，街道狭窄，两旁都是住户。有些树是新种的，树底下围上矮栅栏，挂着牌子恳求狗主制止他们宠物的天性：“我们爱我们的树／拜托管住你们的狗。”194号是栋整修过的褐石建筑，前门颜色宛如人造草皮。共有五间公寓，一层一间。前厅里的第六个门铃上标着“管理员”三个字。我按铃静候。

应门的女人年约三十五。她穿件男式白衫，敞开领口两个纽扣，褪色的牛仔裤斑斑点点。她体态仿若消防栓，一头短发好像是拿把钝剪刀随意喀嚓几下的结果。不过看来不坏。她站在门口，仰头看我，五秒钟之内就判定了我是警察。我报上名字，得知她叫伊丽莎白·安东内利。我告诉她我想跟她谈谈。

“谈什么？”

“你三楼的房客。”

“呸，我以为已经完事了呢。我还在巴巴等着你们开锁，清出他们的东西呢。房东要我带人参观公寓，可我连进都进不去。”

“还上着挂锁？”

“你们这些人都不沟通的啊？”

“我不是局里派来的，这是私人调查。”

她的眼神千变万化。她对我稍有好感，因为我不是警察，不过现在她得知道我目的何在。而且如果我不是公家派的，那就表示她没有义务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她说：“听着，我很忙。我搞艺术，有很多工作要做。”

“回答我几个问题，我保证比你打发我走来得省时。”

她想了想，猛地转身走进大楼。“外头冻死了，”她说，“跟我下楼，咱们可以谈，不过可别占用我太多时间。”

我跟她走下一段楼梯，到了地下室。她有个大房间，厨具置于一角，西墙摆张行军床。仰看全是暴露在外的水管和电线。她的艺术创作是雕塑，现场有几件作品作证，但她正在创作的那件我没法看到——有块湿布盖住。其他几件都是抽象作，形体庞大，呆钝，仿如海怪。

“我没法跟你说多少，”她说，“我当管理员是因为可以免缴房租。我手巧，无论什么东西坏了，我基本都能修好，而且我够凶，敢跟拖欠房租的人大声嚷嚷。大部分时间我都不理人，大楼有什么事我很少注意。”

“你认识范德普尔跟汉尼福德小姐吗？”

“打过照面而已。”

“他们什么时候搬来的？”

“我搬来以前，她就在这儿了。到今年四月我才待满两年。他大概是一年多一点以前搬来跟她同住，我想。没记错的话，我想是圣诞节前没多久。”

“他们不是一道搬来的？”

“不是。在这之前，她有过别的室友。”

“男的？”

“女的。”

她没留记录，不知道温迪的前任室友叫什么名字。她给了我房东的名字和地址。我问她记不记得温迪什么事情。

“少之又少。我只注意找麻烦的人。她从来没开舞会放音乐什么的吵到人家。我去过她公寓几次，她卧室暖气机的活塞裂了，暖气漏得太多，他们没法调节温度。我换个新活塞上去。才两个月前的事。”

“他们公寓保持得很干净？”

“干净极了，非常赏心悦目。他们把窗沿和门沿都上了漆，家具摆设也很别致。”她沉吟一下，“我想也许是他带来的改变。他搬来前我就在这儿了，我记得以前没那么好。他挺有点艺术气息。”

“你以前就知道她是妓女？”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报纸上总有太多谎话。”

“你不认为她是？”

“我正反意见都没有。没听房客抱怨过。不过话说回来，她在那上头就算一天接了十个客人，我这儿也啥都听不到。”

“她有过访客吗？”

“我才跟你讲过，有的话我也不知道。上楼不需要通过我这关。”

我问她大楼还住些什么人。总共有五间整层公寓，每层房客的名字她都给了我。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当然可以找他们谈，她说。不过顶层那对夫妇可不行——他们在佛罗里达，要到三月中才会回来。

“你问够没？”她说，“我想回去工作了。”她弹弹指头，一副等不及要捏泥土的样子。

我告诉她，她帮了我很大的忙。

“我觉得好像没跟你讲什么。”

“倒是有件事你可以告诉我。”

“什么事？”

“你不认识他们，两个都不认识，我也晓得你对这大楼的人没多大兴趣。不过长时间经常看到的人，多多少少总会在心里留下一点影子。你对他们所知不多，但他俩总会给你什么感觉，什么特殊印象。也许这个星期来发生的事，会模糊你原来的印象，不过我还是想知道你以前对他们有什么看法。”

“说出来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他们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何况你是艺术家，观察想必非常敏锐。”

她啃起指头。“嗯，我懂你的意思。”她顿一下后说，“不过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杀了她，你很惊讶。”

“每个人都很惊讶。”

“因为跟你原来对他们的看法出入太大。你本来是怎么看他们的？”

“只是房客，只是很普通的——等等，好吧，你搅乱了我的脑细胞。以前我从没想过要把这个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不过你知道我是怎么看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像姐弟一样。”

“姐弟？”

“对。”

“为什么？”

她闭上眼睛，攒起眉心。“没法说得很清楚，”她说，“也许是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不是他们做的事情，只是他们散发的能量，他们走在一起时给人的印象，他们互动的关系。”

我等着。

“还有件事。我倒也没常去想，我是说没人问的话我是不会提，不过我好像自然而然就认定他是同性恋。”

“为什么？”

她本来一直坐着，这会儿却站起来，走向她的一个创作——铁灰色的多角凸面体，比她本人还高还宽。她背对着我，粗短的指头顺着一个曲面画过去。

“体型吧，我想，举手投足的样子。他高挑纤瘦，讲话的方式特别。其实我这种人实在不该讲这种话。我的身材、我的短发，我喜欢用手，电器和机械又是我的强项：一般人很容易认定我是女同性恋。”她转过身，眼睛有挑衅意味。“我不是。”她说。

“温迪·汉尼福德是不是？”

“我怎么知道？”

“你觉得范德普尔可能是同性恋，对她，你是不是也有过同样的猜测？”

“噢。我还以为——不，她不像。我只要看女人对我的态度，就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我觉得她是个异性恋。”

“而你却认定他不是。”

“对。”她仰头看我，“知道吗？我到现在还很肯定。”

4

我到格林威治大道一家意大利饭店吃点晚餐，然后上两家酒吧消遣后，才拦了辆出租车到约翰尼·乔伊斯酒吧。我告诉酒保我要找路易斯·潘科夫，他指指后头一方雅座。

其实不用别人指点我也能找到他。他高高瘦瘦，四肢细长，发色淡黄，刚刮过胡子，一脸毫无心机的样子。我走近时，他站起来。他身穿便服，廉价的灰色格子呢西装配上淡蓝色衬衫和条纹领带。我说我是斯卡德，他说他是潘科夫，然后伸出手来，我便握了一握。我坐在他对面，服务生过来时点了双份波本。潘科夫面前还有半杯没喝完的啤酒。

他说：“副队长说你想见我，是要问我汉尼福德谋杀案的事吧？”

我点点头说：“干得好。”

“全凭运气，误打误撞上的。”

“帮你添了笔光荣记录。”

他脸红了。

“搞不好可以拿个嘉奖。”

脸更红了。我在想他到底几岁，外表看来，呃，就算二十二吧。我想到他的报告，我看他一两年内应该可以升任三级警探。

我说：“我看过你的报告。细节不少，不过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你补充一下。你跑到出事地点时，范德普尔站的地方离发生凶案的那栋建筑有两个门面。他当时到底在干什么？手舞足蹈，还是在跑？”

“应该说是站在原地不动，不过身体动作很大。就像精力过剩需要发泄，就像喝了太多咖啡两手会抖个不停。不过他是全身都在抖。”

“你说他的衣衫不整，怎么个不整法？”

“他的衬衫从裤子里扯了出来。皮带是系好的，不过长裤没扣，没拉拉链，那话儿露出来了。”

“他的阴茎？”

“对，他的阴茎。”

“你看他是故意的吗？”

“呃，那玩意都露出来了，他自己应该晓得。”

“不过他没有自慰，或是猛扭屁股，或是做什么不雅动作之类的？”

“没有。”

“他有没有勃起？”

“我没注意。”

“你看到他的老二，可是没注意有没有勃起？”

他脸又红了。“他没有。”

服务生拿来我的饮料。我举起杯子，朝里头看看。我说：“你在报告里说，他当时说了脏话。”

“是吼出来的。我还没绕过转角就听到他的声音。”

“他说的是……”

“你知道的。”

他很容易发窘，这小菜鸟。我忍着没发他脾气。“他用的字眼。”我说。

“我不想重复。”

“勉强一下。”

他问这重要吗，我说也许。他倾身向前，声音压低。“我操。”他说。

“他就那么一直嚷着‘我操’？”

“也不完全是。”

“你就照着讲。”

“呃，好吧。他说的是，他不断地喊：‘我操，我操，我操了我妈！’这话他嚷了又嚷。”

“他说‘我操’，还说他操了他妈。”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当时怎么想？”

“我觉得他疯了。”

“你有没有想到他杀了人？”

“噢，没有。我马上想到他是受了伤。他全身是血。”

“他的手？”

“全身。他的手，他的衬衫、长裤，他的脸，他浑身上下都是血。我本以为他给人砍了，但仔细看看他其实没事，血不是他的。”

“你怎么看得出来？”

“我就是晓得。他没事，不是他的血，那应该就是别人的。”他擎起杯子，一饮而尽。我挥手招来侍者，为潘科夫再点一杯啤酒，我则点杯咖啡。侍者拿来饮料之前，我们就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潘科夫过去几天拼命想排出脑外的事情，现在又统统给逼回来了。他面容惨淡。

我说：“所以你就猜到公寓里有具尸体。”

“我知道会有，嗯。”

“你当时以为会是谁呢？”

“我以为会是他妈妈。他一直嚷嚷，‘我操，我操了我妈’，我以为他发了失心疯还怎么的，把他妈妈杀了。我连走进去了都还以为那真是他妈，你知道，因为起先根本看不出她年龄什么的，就是那么个血淋淋的女人光着身子，床单、毛毯全浸在血里，暗红……”

他的脸白里泛绿。我说：“放轻松点，路易斯。”

“我没事。”

“我知道你没事。把头搁在两膝中间，来，离开桌子侧过来，头低下。你没事的。”

“我知道。”

我以为他会昏倒，结果他还是稳住了。他的头保持一两分钟没抬，然后直起身来。他的脸现在有点血色。他做了几次深呼吸，咕噜噜狠狠灌下几口酒。

他说：“老天。”

“你现在好了。”

“嗯，对。她在那里，我只看一眼就忍不住想吐。我不是没看过死人。我老爸，他心脏病发死在床上，头一个走进他房里看到的就是我。而且当了警察以后——你知道。可我从来没看过那种惨状，我非吐不可，可我又跟那混账铐在一块，他的老二还甩在外头晃着。我把那狗杂种死命拖到角落，然后开始大吐特吐，就那样，在房里一个角落，然后你知道怎么样吗？我突然咯咯笑起来。我没法控制，我站在那儿像个白痴一样，咯咯笑个不停，哪想到跟我铐在一块的家伙，竟然停了他满嘴的胡言乱语问我说：‘什么那么好笑？’你信吗？就像他要我跟他解释这个笑话，好让他也开开心。‘什么那么好笑？’”

我把我剩下的波本酒全部倒进咖啡，拿汤匙搅一搅。我开始知道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一些片片段段。目前这些片段根本凑不到一块，但它们最终很可能会拼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不过它们也有可能永远带不出任何具体结果。有时候全貌还远不如局部分开看来得清楚。

我又花了二十分钟左右和潘科夫奋战，来来回回重温我们走过的路，但没有斩获。他谈了些他对谋杀现场的反应，他想呕吐，歇斯底里。他不知道这种事情得过多久才能适应。我想到我从档案里抽走的照片，看那照片我没什么感觉，但如果我跟潘科夫一样进过那间卧房，我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你慢慢会习惯一些事情，”我告诉他，“不过偶尔还是会冒出新的状况，叫你恨不得一头撞死。”

我看着实在挖不出旁的东西，就把一张五块放在桌上付账，另外塞了二十五块给他。他不肯收。

“收下吧，”我说，“你帮了我忙。”

“呃，没错，我只是想帮忙而已。拿钱我觉得好怪。”

“你这样就太不上道了。”

“啊？”蓝眼珠瞪得老大。

“不上道。这不算贪污，这钱干净得很。你帮人一个忙，拿点酬劳。”我把钞票推过桌子给他。“听好了，”我说，“你才立下一个小功，写了篇精彩的报告，处理得当，没多久就要轮你坐巡逻车了，不必再徒步巡查。不过如果坏名声传出去的话，可没人敢跟你搭档。”

“我不懂。”

“仔细想想。如果人家塞钱给你你不收的话，多少人会给吓到。你不用当坏人，有些钱你可以拒收，而且你也用不着四处跟人伸手要钱。不过行有行规，你总得遵守游戏规则。钱就拿了吧。”

“老天。”

“凯勒难道没告诉你会有油水？”

“当然讲了。不过我跟你谈为的不是这个。嗯，我每回轮完班都会过来喝两杯。我跟我女友常约了十点半在这儿碰面，我才不是……”

“凯勒帮你赚了二十五，会要分个五块红利，你想自己掏腰包给他？”

“老天。要我怎么样？闯到他办公室给他五块钱？”

“这就对了。你可以编个什么理由，像说‘还你借我的五块’类似的话啦。”

“我看我要学的还很多。”他说。他对这个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你是有很多得学，不过他们会让你轻松过关。制度本身会带着你一步步往前走。这个制度就是好在这里。”

他坚持要用我刚给他的钱请我一杯。我坐在那儿静静地听他告诉我，当警察对他有何意义。我不怎么专心，只偶尔在恰当时机点个头应应。他的话我听不进去。

我走出酒吧，沿着五十七街穿城回到我的旅馆。《纽约时报》才刚摆上第八大道的书报摊，我买一份带回去看。

前台没有给我的留言。我上楼回房，脱下鞋子，拿了报纸瘫在床上。凶案的报道跟路易斯·潘科夫的谈话一样，乏善可陈。

我打算更衣就寝。脱下衬衫时，温迪·汉尼福德的尸体照片掉到地板上。我捡起来盯着它看，假想自己是路易斯·潘科夫，手腕铐上凶手闯进那个场景，想象着他穿过房间吐在角落，然后歇斯底里地咯咯狂笑——直到理查德·范德普尔神志清明地问我在高兴什么。

“什么那么好笑？”

我冲个澡，把衣服穿上。先前一直断断续续下着雪，现在开始积雪。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找张吧台的高脚凳坐下。

他跟她像姐弟一样住在一起。他杀了她，然后大吼他干了他妈。他冲到街上，全身沾满她的血。

我知道的事实太少，而且没有交集。

我喝了几杯酒，避过几个搭讪。我四下寻找特里纳，但她轮完班后走了。我静听酒保告诉我，今年尼克斯队何以出了状况。我不记得他说的话，只记得他口沫横飞，一脸激情。

5

戈登·卡利什办公室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是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瞟眼看它，跟他的腕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悟到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熨斗大厦①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本。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留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不关心。”

“安东内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份，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交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结果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问到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回钟上，然后回到他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数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星期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迟五天，就会给他撵上街的。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交握，“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他当初买的大部分大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休恩街194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看都没看过，只是每年由我们寄四次支票给她。”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都没抱怨过就是了。”

“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房租都按时缴？”

“偶尔晚一个星期，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对。”

“租约她是什么时候签的？”

“我租约搞哪儿去了？噢，在这儿。我瞧瞧，嗯，1970年，10月23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又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吧？”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是上班族，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捧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有，”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好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

“所以当初你们的确有人打过这个号码，对方也有人接，而且还帮她撒谎。”

“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角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音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角再投回去，打到卡莱尔饭店。我要前台转接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你说过她是春天退的学。”

“我记得是三月。”

“第一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退学后两三个月之内，我记得。我问问我太太。”他一会儿之后回来，“我太太说第一张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记得是五月底。第二张，佛罗里达那张，是隔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抱歉我没办法讲得更明确。我太太说她大概还记得把卡片收在哪儿。我们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温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还是之后。”

猜得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答了声是。我告诉他一两天内我会再打给他。我已经有了他尤蒂卡的办公室号码，但他又把家里电话告诉我。“但请你尽量打到公司。”他说。

伯盖什古董进口公司位于十一和十二街之间的大学广场。我站在一条走道上，周遭环绕的是西欧残剩的古董。我眼睛定在一座钟上——和戈登·卡利什墙上那座一模一样。标价是二百二十五。

“你对钟有兴趣吗？那可是口好钟。”

“这钟准吗？”

“噢，这些钟摆挂钟永远坏不了，而且准极了。你只要调一调重量，就可以控制它们的快慢。你看的这个，钟框还保存得像新的一样。这不是稀品，当然，不过要找个品相跟这一样好的恐怕很难。如果你真有兴趣，价钱我们还可以商量。”

我扭头仔细打量他。他约莫二十七八岁，干干净净一个年轻人，穿件法兰绒长裤，粉蓝色高领毛衣。发型看来非常昂贵，鬓角齐耳，两撇八字胡修剪得一丝不苟。

我说：“其实我对钟没有兴趣。我是想找人谈谈以前在这儿工作的一个男孩。”

“噢，你说的一定是理奇（理奇是理查德昵称）！你是警察吧？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你跟他很熟吗？”

“陌生得很。我感恩节前不久才开始到这儿上班。我以前在这条街下边不远的拍卖画廊工作，不过那里实在吵得我受不了。”

“理奇在这儿做了多久？”

“我不清楚。伯盖什先生可以告诉你，他就在后头办公室里。发生那件事以后，这儿真被搞得鸡飞狗跳。我到现在还是没法相信。”

“案发当天，你在这儿工作吗？”

他点点头：“我那天早上看到他。星期四早上。然后我整个下午都在送货，一卡车丑毙了的法国乡间家具，运到赛奥西特一栋丑死的叠拼别墅。在长岛。”

“我知道。”

“呵，我可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可真好命，不晓得天下还有这么个叫赛奥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们原来严肃的话题，神色又凝重起来，“我五点左右回到这里，刚好赶上帮忙收摊打烊。理奇早就提前走了。当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吧？”

“谋杀时间大概是四点左右。”

“我那时候正在长岛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奋战。”他戏剧化地打个哆嗦，“我到当晚十一点收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消息。我实在没法相信凶手就是我们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但他们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叹口气，两手垂下，“天下事真的很难讲。”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根本没时间跟他混熟。他一脸和气，彬彬有礼，非常殷勤。他对古董懂得不多，但是挺有感觉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你知不知道他跟一个女孩同住？”

“这我哪会晓得？”

“他也许提过。”

“他没提。问这干吗？”

“他跟女人同住，你觉不觉得奇怪？”

“这问题我没想过，也没什么好感觉的。”

“他是同性恋吗？”

“我哪知道？”

我逼上前去，他缩缩身子，但脚没移动。我说：“省省你这套吧。”

“啊？”

“理查德是不是同性恋？”

“我对他可没半点兴趣，而且也没看过他跟别的男人一道。没见他勾搭过什么人。”

“你想过他是同性恋吗？”

“呃，我一直都这样想啊。看老天的分上，他一副标准的同性恋长相，只差没写脸上。”

我在办公室找到伯盖什。他身材矮小，满额皱纹几乎波及头顶。下巴才刮没两天，八字胡蓬乱一团。他告诉我，找他的警察和记者实在多得烦不胜烦，他还有生意要做。我告诉他我不会花他太多时间。

“我有几个问题，”我说，“我们再回到星期四，案发当天。那天理奇的表现跟平常不太一样是吧？”

“我不觉得啊。”

“他没有坐立不安什么的？”

“没有。”

“他提早回家。”

“没错。他吃完午饭回来以后，说人不舒服。他在转角那家印度餐馆吃了咖喱，肚子觉得怪怪的。我常提醒他味道不要吃太重，普通的美国食物吃了最安全。他的消化系统特别敏感，可又老爱尝些跟他体质不合的外国菜。”

“他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我没留意。他吃完午饭回来很难过，我马上要他回家休息。肚子绞痛哪有办法专心工作。不过他想硬撑，这小子事业心强，工作卖力。有时候他像那样消化不良，然后撑一个小时他又好了，但这回只有愈来愈糟，我看不过去，硬把他逼回家。他走的时候，呃，不晓得，大概是三点吧，还是三点半？差不多就那个时间。”

“他帮你做多久了？”

“大概一年半。他是前年七月来的。”

“他前年十二月搬去跟温迪·汉尼福德同住，你有他在那之前的住址吗？”

“二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他当初来应征时，住的就是那里。然后他又搬过几次，但没给我住址，他搬到贝休恩街我想就是十二月。”

“关于温迪·汉尼福德你知道些什么吗？”

他摇摇头：“从没见过，名字也没听过。”

“你以前就知道他和一个女孩同住？”

“他是那样跟我讲啦。”

“哦？”

伯盖什耸耸肩：“我看他应该是跟人合租房子，如果他要我以为那人是女的，我又何必反对。”

“你觉得他是同性恋？”

“对啊。我们这行也不是没听过这种事。我的员工就算跟非洲大猩猩上床，我也无所谓。下班时间他们爱干什么，是他们自家的事。”

“他有没有哪个朋友是你知道的？”

“没有，我没一个知道，他有话都闷在肚里。”

“他工作表现很好。”

“非常好，非常谨慎细心，而且对这行有感觉。”他眼睛盯着天花板，“我看得出来他有私人问题。他从来不谈，但他，呃，该怎么说才对？绷得紧紧的。”

“紧张？敏感易怒？”

“不，不完全是。绷得很紧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形容。你可以感觉到，有什么心事在拖着他往下沉，绑得他动弹不得。但你知道吗？他刚来这儿做时，这种情况要明显多了。过去这一年他稳定很多，好像已经找到纾解的方法。”

“过去这一年？也就是说，从他搬去跟温迪同住以后？”

“我倒没那样想过，不过的确没错。”

“他杀了她，你很惊讶。”

“我吓坏了，根本没法相信。我到现在还没恢复过来。一年半来，他每个星期帮我做五天事，我以为我很了解他。然后我才发现我根本不认识他。”

出门的路上，穿高领毛衣的年轻人叫住我。他想知道我有没有问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

“但这案子已经结了，”他说，“不是吗？他们俩都死了。”

“对。”

“那你这样四处刺探，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也不晓得，”我说，“你看他是为什么要跟她住在一块？”

“人跟人住在一起是为了什么？”

“假设他是同性恋好了，他为什么要跟女的住？”

“也许他掸灰跟打扫的工作做腻了，洗自己的衣服洗烦了。”

“我不晓得她那么贤惠。听说她是妓女。”

“我也听说了。”

“男同性恋为什么会要跟妓女同住？”

“天哪，我也猜不透。也许她让他接收她过剩的嫖客，也许他们是失散多年的姐弟。反正我呢，就算打死我，也不会去跟别人住，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我跟我自己住就已经麻烦一箩筐了。”

这点我没法反驳。我朝门口走去，然后又扭过头。太多事情说不通了，而且根本兜拢不到一块。“我只是想寻出个道理来，”我说——跟我自己，也是跟他，“他好端端的干吗杀她？先奸后杀。为什么？”

“呃，他是牧师的儿子。”

“那又怎么样？”

“他们那伙人全是疯子，”他说，“不是吗？”

① 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座落于纽约曼哈顿岛第五大道。

6

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找我的记者太多了，”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给你，斯卡德先生。我对我的会众负有重任。空闲的时间，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是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范德普尔牧师。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现在他想再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沉寂良久。有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我会等你，呃……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拨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健谈多了。事实上，这通电话似乎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是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清秀，肤色黝黑。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上，问我要不要咖啡。我说好。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而这些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他说，“他父亲是牧师，想来他应该会找个刑事律师取代我。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星期五快傍晚的时候。”他用食指搔搔鼻翼，“本来还可以更早去的，我想。”

“但你没有。”

“没有。我一直在拖。”他两眼平视着我。“我本以为会被换掉，”他说，“如果接手的人马上要来，我想我应该可以省掉见他的那一面。不过倒也不是因为不想浪费时间。”

“怎么说？”

“我不想看那婊子养的。”

他从书桌后站起来，走向窗口。他拨弄着百叶窗上的白绳，拉了几英寸上去又放下来。我耐心等着。他叹口气，然后转头面对着我。

“那家伙是个冷血杀手，二十几刀活活把个女孩割死。我不想看到他，这点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

“一点也不会。”

“不过我有点愧疚。我是律师，照说为人出面是不该设想他到底有没有犯罪。我应该全力以赴，为他做出最佳辩护。至少绝不该在还没跟自己的客户谈话以前，就假设他是凶手。”他回到书桌边，再度坐下，“但我做不到。警察在犯罪现场逮到他。如果这案子带到法庭上辩，我也许可以找出什么漏洞向他们挑战，但当时我心里其实已经审过那个杂种，而且判他有罪。再加上我认定了这案子会转给别人，我自然就想尽办法避免见到范德普尔。”

“但你那个星期五下午终究还是去了。”

“嗯。他关在纽约市立监狱的囚室。”

“那你是在他牢房里见到他的。”

“嗯。我没怎么注意周遭环境。搞半天他们终于拆掉女囚狱了。好多年前我和我太太住在格林威治村时，我常常都会经过那栋建筑。好可怕的地方。”

“我晓得。”

“真希望他们也能拆掉男囚狱。”他又抓抓鼻翼，“我想我是看到了那可怜虫上吊用的蒸汽管，还有他拿来绑脖子的床单。我们谈话时他就坐在床上，他让我坐椅子。”

“你跟他在一起待了多久？”

“我想应该有半个多小时，但感觉好像久多了。”

“他开口了吗？”

“起先没有。他神游天外，我试着要引他话头，可是徒劳无功。他的眼神看来好像是在跟自己进行一场无言的激辩。我想引他开口，一边开始寻思如果有机会帮他辩护的话，我要采取什么策略。这是纯粹假设性的头脑演练而已，你知道，我没预期真会有机会跟他上庭。总之我大致决定了，要以精神失常的理由为他脱罪。”

“大家好像都认为他是疯了。”

“这跟法律认定的疯狂还是有差别。结果会变成专家大作战——你请一排证人，检方也请一排。反正啊，我当时就那么不断地跟他讲话，好引他开个口，没想到他倏地扭头看我，像是在纳闷我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就好似他一直不知道我原本就在房里。他问我我是谁，于是我又把原先讲过的话再讲一遍。”

“他看来神志清不清楚？”

托帕金琢磨一下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他神志是不是清楚，”他说，“我只知道他当时看起来神志清楚。”

“他说些什么？”

“我希望我能一个字一个字记得很清楚。我问他有没有杀掉温迪·汉尼福德，他说……让我想想，他说：‘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他应该就是那么讲的。我问他记不记得杀了她。他表示不记得。他说他胃痛，起先我以为他是说我们谈话时他胃痛，但后来我想想他应该是说他案发那天胃痛。”

“他那天因为消化不良提早下班。”

“唔，他记得自己胃痛。他说他胃疼得不得了，所以先回公寓。然后他就开始讲起血来。‘她躺在浴缸里，到处是血。’据我所知，他们是在床上发现她的。”

“对。”

“不是从浴缸移过去或什么的？”

“她在床上被杀，警方报告是这么说的。”

他摇摇头，“他头脑不清吧，他一口咬定她躺在浴缸里，浑身是血。我问他他有没有杀她，问了好几次，但他一直没有真的回答。他一会儿说他不记得杀了她，一会儿又说杀她的一定是他，因为她不可能是自己干的。”

“这话他说了不止一次？”

“嗯，好几次。”

“有趣，有趣。”

“是吗？”托帕金耸耸肩，“我不觉得他在撒谎。我是说，他说他不记得杀了那女孩，这我相信。因为他承认他做了一件，呃，更可怕的事。”

“什么事？”

“跟她性交。”

“这会比杀她更可怕吗？”

“事后跟她性交。”

“噢。”

“他并没有试图掩饰。他说他发现她倒在血泊里，然后跟她性交。”

“他是怎么形容的？”

“我记不清了。你是说性交吗？他说他干了她。”

“在她死了以后。”

“显然。”

“他记住这一点而没有一点困难？”

“没有。我不知道他跟她性交到底是在事前还是事后。验尸看得出来吗？”

“天晓得，反正报告里没看到。不过我怀疑他们是否真能验出奸跟杀的时间是不是很接近。为什么问？”

“不知道。他不断地说：‘我干了她，她死了。’意思好像是，他跟她性交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

“但他根本不记得杀了她啊。我看他是下意识抹掉了这个记忆，只是搞不懂他怎么没忘掉性交那段。呃，过程我再讲一遍看看，他说他一进门就发现她倒在那里？”

“我其实也记不全，斯卡德。他走进门，她死在浴缸里，他是那么说。其实他也没特别讲到她死了，只是说她倒在一缸血水里。”

“你问了他凶器的事吗？”

“我问了他怎么处置凶器的。”

“他怎么说？”

“他不知道。”

“你有没有问他凶器是什么？”

“没有，我不用问。他说：‘我不知道剃须刀跑哪儿去了。’”

“他知道用的是剃须刀？”

“显然。他有理由该不知道吗？”

“呃，如果他不记得行凶，怎么记得凶器？”

“也许他听人谈到过，说那是把剃须刀。”

“也许。”我说。

我徒步一会儿，大致是朝西南方走。我在第六大道靠三十七街的地方歇个脚喝一杯。隔我两张凳子坐了个男的正在告诉酒保，他做牛做马赚的钱，都给拿去供领社会救济金的黑人买凯迪拉克了。酒保说：“你？老天在上，你一天他妈的在这儿混八个小时。付的税给他们买个轮胎轴都不够。”

我往西南方再走一小段路，进了家教堂坐了一下。是圣约翰教堂，我想。我坐的位置靠近讲台，看着别人一个个进出告解室。他们出来和进去时，表情完全没有两样。我在想，如果真能把自己犯下的罪留在一间隔帘小密室的话就好了。

理查德·范德普尔和温迪·汉尼福德。我揪着手上的线头，想找出来龙去脉。有个结论不断缠着我，但我不愿轻易上钩。这个结论不对，一定不对，但它锲而不舍苦苦纠缠，不去面对我就没法办案。

我知道下一步绝对逃不掉。我一直躲躲闪闪，但它老不松手，我没法永远躲着不理。现在不做，更待何时？总不能等到三更半夜才动手吧。

我又晃了一下，点上两根蜡烛，往救济箱里塞进几张钞票，然后在宾州车站前拦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开往贝休恩街。

一楼的房客出去了。二楼那位哈克太太说她和温迪、理查德甚少接触。她记得温迪的前任室友是深色头发。有时候，她说，她们会在深夜把收音机或音响开得很大，但从没有糟到她得提出抗议的地步。她喜欢音乐，她说。她喜欢所有的音乐，古典、半古典、流行——各种音乐。

三楼的公寓门上有把挂锁，要撬开不难，但一定会惊动邻居。

四楼还没人回来，我暗自庆幸。我继续爬到五楼。伊丽莎白·安东内利说过这楼房客要到三月才会回来。我揿了下电铃，静候反应。悄然无声。

门上有四道锁，包括一道防窃最得力的泰勒锁。解决其他三个锁我用的是赛璐璐片——某家石油公司的信用卡，不用白不用，因为我现在已经是无车阶级。然后我便踢开泰勒锁，得踢两次，门才朝里飞开。

进门后我锁上其他三道锁。这儿的房客要猜出泰勒锁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话，可有一顿好忙，不过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且也要等到三月了。没一会儿工夫我就找到连上防火梯的窗户，我把它打开，往下爬两层到了汉尼福德和范德普尔的公寓。

他们的窗户没锁。我打开来，窜身跃进，然后关上窗户。

一小时以后，我爬出窗户，走防火梯回到楼上。四楼现在有了灯光，还好我得经过的那面窗户帘子已经拉下。我重返五楼公寓，由前门走到外头甬道，把门锁上，然后下楼走出大楼。我有足够时间可以在见马丁·范德普尔以前吃个三明治果腹。

7

我搭BMT地铁线，在六十二街和新乌得勒支大道的交叉口下车，然后走过两条街，穿过布鲁克林湾脊区和本森赫斯特交界的地带。此刻，一场绵绵细雨开始融掉昨天的雪。天气预报说，今晚还要下雪。我早到了一点，便停在一家小店的餐台上喝杯咖啡。柜台尾端一个小鬼正在跟他两个朋友展示他的重力弹簧刀如何砰的一声即开。他迅速瞄我一眼，随即收起刀子，这才提醒了我，我还没脱掉一身警察味。

我喝掉半杯咖啡，一路走到教堂。那栋建筑宏伟壮观，是由白石砌成，但因年代久远，展露出各种不同色调的灰。一方角石显示，此栋建筑于1886年落成，捐款促成此事的会众在当地已有220年的历史。一面图文并茂的公布栏上写着，这是湾脊区的第一复兴教会，驻堂牧师是马丁·范德普尔，每星期天九点半举行礼拜。这个星期天，范德普尔牧师预备要讲的题目是：通往地狱之路布满善心。

我绕过转角，发现牧师会馆和教堂紧邻：楼高三层，建材也是同样醒目的白石。我揿了铃，站在阶前雨下等了几分钟。前来应门的是个矮小的灰发女人，她抬头瞥眼看我。我报上名字。

“唉，”她说，“他吩咐过请你进来。”她领我走进客厅，指了张沙发要我坐下。我面向通电发光的壁炉坐下。壁炉两旁的墙壁排满书架，木地板的绝大部分铺着色调阴晦的东方地毯。房内家具清一色沉暗庞大。我坐在那里等他，心想刚才路上真该叫杯老酒，不叫咖啡。这房间暮气沉沉，别想喝酒。

他让我在那儿坐了五分钟。然后我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他进房时，我站起来。他说：“斯卡德先生？抱歉让你久等，我刚才在讲电话。请坐，请坐。”

他很高，瘦得像根铁杆。他穿套黑色西装，戴着教士领，脚上一双黑皮拖鞋。他的头发已白，间杂几抹亮黄。以几年前的标准来看，他的头发或许嫌长；但现在看来，那头浓密的鬈发则显得保守。玳瑁镜架框着两只厚厚的镜片，很难看清他的眼睛。

“要咖啡吗，斯卡德先生？”

“不了，谢谢。”

“我也不喝。晚餐我只要多喝一杯咖啡，就会大半夜都睡不着。”他坐上的那张椅子和我的配对。他上身前倾，两手搁在膝上。“好，开始吧，”他说，“我实在不晓得是不是真能帮上什么忙，请你说吧。”

我把凯尔·汉尼福德托付我的事再解释得清楚一些。讲完后，他两指夹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汉尼福德先生失去女儿，”他说，“而我失去儿子。”

“对。”

“我们这个时代要为人父实在很难，斯卡德先生。也许一向如此，但我老觉得时代在与我们作对。嗯，我是非常同情汉尼福德先生，尤其我的遭遇又跟他类似。”他转头凝望火光，“但我恐怕没法同情那个女孩。”

我没答话。

“这错在我，我很清楚。人是不完美的。有时候我觉得，宗教最大的功用不过是让我们警觉到我们有多不完美。唯有上帝无懈可击。就连人，他最伟大的创造，也是无可救药地充满瑕疵。很讽刺，斯卡德先生，你说是吗？”

“我同意。”

“我有个很大的瑕疵是，我觉得温迪·汉尼福德死有余辜。你晓得，她父亲无疑认定我的儿子得为他女儿的死负责。而我，从我的角度看来，却认为他的女儿得为我儿子的死负责。”

他起身走向壁炉。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背脊挺直，烤热双手。他扭头看我，欲言又止。他慢慢踱回椅子，再度坐下，这回跷起腿来。

他说：“你是基督徒吗，斯卡德先生？”

“不是。”

“犹太人？”

“我不信教。”

“可怜哪你，”他说，“我问到你的宗教，是因为如果你有信仰的话，也许你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为什么对汉尼福德那女孩深恶痛绝。但也许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你相不相信善与恶，斯卡德先生？”

“是，我相信。”

他点点头，满意了。“我也是，”他说，“不管一个人的宗教观如何，都很难不相信这点。只要瞄一瞄报纸，恶的存在就昭昭在目。”他顿一下，我想到他是在等我开口。然后他说：“她就是罪恶。”

“温迪·汉尼福德？”

“对，一个罪大恶极的蛇蝎魔女。她把我儿子从我身边抢走，叫他远离他的宗教、他的神。她把他引入歧途，远离正道。”他的声音提高一个音阶，我可以想象他在面对会众时的强大威力。“杀她的是我儿子，不过是她先扼杀了我儿子的灵魂，是她引动了他杀人的心。”他的声音又沉下来，两掌搭在体侧。“温迪·汉尼福德死有余辜。取走她性命的是理查德，我觉得遗憾；他自杀身亡，我更觉遗憾。但你客户的女儿死掉我觉得毫不足惜。”

他双手下垂，头低下来。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但看得出他神色苦恼，一张脸笼罩在善与恶的纠葛盘结之中。我想到他星期天要布的道，想到所有通往地狱的路，以及所有路上的引诱。我脑中浮现的马丁·范德普尔宛如希腊神话里瘦长的西西弗斯，任劳任怨地要把不断滚下的巨石推上山顶。

我说：“你儿子一年半前就去了曼哈顿，在伯盖什古董公司做事。”他点点头。“所以说，他搬去和温迪·汉尼福德同住之前六个月，就已经离开这里。”

“没错。”

“但你觉得是她把他从你身边抢走。”

“对。”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吐出。“我儿子高中毕业后没多久就离开家了。我不赞成，但也没有强烈反对。我本希望理查德能上大学。他很聪明，进大学一定会有优异表现。我有我的期望，这很自然，希望他能接我衣钵，做个神职人员。不过我并没有强逼他走这条路。人各有志，他的前途只能由他自己决定。我在这方面是很开明的，斯卡德先生。与其让他将来变成个自怨自艾的传道人，我宁可看到我的儿子成为事业有成、心满意足的医生或者律师或者商人。

“我了解理查德必须找到他自己。这年头年轻人都流行讲这套的，不是吗？他必须找到他自己，这我了解。我盘算着，这段自我追寻的过程顶多一两年，之后就会把他带回大学。这是我的如意算盘，我知道，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理查德当时有个正当工作，他又住在正派的基督教兄弟之家，而且我感觉到他并没有走上歪路。那或许不是他最终要走的路，但至少是他当时必须经过的考验。

“然后他碰上了温迪·汉尼福德。他和她一起活在罪里。他跟着她一起腐化朽败。然后，最终……”

我想起一句厕所文学：快乐是当你儿子娶个和他信仰相同的男子。理查德·范德普尔显然当过同性恋，而他父亲一直蒙在鼓里。然后他搬去和一个女孩同住，老爸因此雷霆大发。

我说：“范德普尔牧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流行同居。”

“这点我清楚，斯卡德先生。我不赞成这种事，也不可能视而不见。”

“但他俩同居，你好像不只是不赞成而已。”

“对。”

“为什么？”

“因为温迪·汉尼福德是妖孽。”

我的头开始隐隐作痛。我拿指尖摩搓前额正中。我说：“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她父亲提供有关她的资料。你说她是妖孽，这话怎么说？”

“她以年长女人的身份，引诱一个天真无知的年轻人和她发生不正常关系。”

“她只比理查德大三四岁而已。”

“对，论岁数的话。但论起涉世程度，她比他大了几百岁。她人尽可夫，她淫荡无行，她该下地狱。”

“你到底有没有见过她？”

“有，”他说。他吸口气再吐出来：“我跟她见过一次。一次就够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实在记不太清楚。我想是春天吧。四月或五月，应该。”

“他把她带到这儿来吗？”

“不，不。理查德不会笨到把那女人带来家里。我去了他们同居的那间公寓。我特意去找她，跟她摊牌。我选了个理查德上班的时间过去。”

“于是你见到温迪。”

“没错。”

“目的何在？”

“我要她结束跟我儿子的关系。”

“而她拒绝了。”

“哦，是的，斯卡德先生。她拒绝了。”他仰靠在他椅背上，阖起眼睛，“她血口喷人，满嘴脏话。她嘲笑我。她……这事我不想多谈，斯卡德先生。她斩钉截铁地说她无意放弃理查德。她打定主意要跟他同住。那整个谈话是我这辈子最最不愉快的经验。”

“然后你就再没见过她。”

“对。我跟理查德见过几次面，但不是在那公寓里。我想尽办法要他离开那女人，一点用也没有。他对她迷恋得完全失去理智。性——邪恶、纵淫无度的性——让某些女人牢牢控制住脆弱的男人，叫他们无力自拔。男人是软弱的，斯卡德先生，面对蛇蝎女妖肉体的诱惑，他们往往无力招架。”他沉重地叹口气，“而最终毁掉她的，就是她邪恶的本性。她施加到我儿子身上的魔咒，正是导致她死亡的工具。”

“你把她说得像是中古时代的女巫。”

他淡淡一笑：“女巫？我的确是这么想。未经启蒙的世代是会把她当女巫一样，绑上火柱活活烧死。现在我们讲的是精神失常、各种心理情结、强迫症；过去我们讲的是巫术、妖魔附身。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现在是不是真像我们说的那么开化，而我们的开化又是不是真的带来了什么好处。”

“不都一样吗？”

“啊？”

“我只是在想，又有什么是真的带给了我们什么好处。”

“啊。”他说，他拿下眼镜，立在膝上。我到现在才看清他眼睛的颜色：淡蓝色闪着金点。他说：“你没有信仰，斯卡德先生。也许这就是你愤世嫉俗的原因。”

“也许。”

“照我看，神的爱对我们大有好处。在下一个世界里——如果不在这个的话。”

我更愿意一次只对付一个世界。我问他，理查德有没有信仰。

“他信仰不坚。他的心思全放在自我实现上，没有余力遵随神意。”

“噢。”

“然后他又被汉尼福德那女人的魔法蛊惑了。我这话可不是信口胡诌的，他的的确确是被她蛊惑了。”

“在那之前他是什么样子？”

“是好孩子。头脑清楚，对世事充满兴趣，很有抱负。”

“你跟他从来没出过问题？”

“没有问题。”他把眼镜戴回去，“我无法不怪自己，斯卡德先生。”

“为什么？”

“很多原因。他们那句话是怎么说的？‘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也许这句俗话也适用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为我的会众花费太多心力，相形之下给儿子的时间就减少很多。我必须独自把他抚养长大，你知道。当时我并不觉得那有多难，也许我是低估了养儿育女的难度。”

“理查德的母亲……”

他闭上眼睛。“我是将近十五年前失去我妻子的。”他说。

“噢？”

“她的死对我俩打击不小。日子难过，理查德和我。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应该再婚。我从来——从来没有起过这个念头。我后来雇了个管家，而我的职业也让我能比一般父亲多花些时间陪他。我一直以为那就够了。”

“而现在你的想法有了改变？”

“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人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我们一生的路都在命定之中。”他笑一下，“相信这点，可以活得比较安心，但也可能正好相反，斯卡德先生。”

“我懂你的意思。”

“有时候，我又觉得应该有什么是我该做而没做的。理查德非常内向，他害羞沉默，几乎是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有过什么社交生活吗？我是说他念高中住家里的时候。”

“他有过朋友。”

“约会呢？”

“他那时候对女孩没兴趣。他在掉进那个女人的魔掌以前，对女孩一直没有兴趣。”

“他对女孩不感兴趣，你不担心吗？”

我在暗示他理查德只对男孩有兴趣，但只是点到为止。就算会了意，他也没露出声色。“我不担心，”他说，“我认为理查德迟早会跟异性发展出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然后结婚生子。他当时没有四处约会，我一点也不烦恼。如果你站在我的立场，看到我所看到的，斯卡德先生，你就会了解许多麻烦都是源自两性之间过从太密。我见过未成年的少女怀孕，我见过年轻男子在不谙世事的年纪被迫结婚，我见过年轻人染上难以启齿的恶疾。理查德在这方面晚熟，我只有高兴的份，哪来烦恼的心？”

他摇摇头。“但话说回来，”他说，“也许，如果他经验能多一些，如果他没那么天真无知，或许他就不会那么轻易地让汉尼福德小姐玩弄在股掌之间。”

我们默默坐了一会儿。我又问了他几件事，但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答案。他再问一次我要不要咖啡，我摇摇头，表示我该走了。他没有挽留我。

我从玄关的柜子里拿出管家为我叠在里头的外套。我边穿边说：“听说案发以后，你去看过你儿子一次。”

“嗯。”

“在他牢房里。”

“对。”回忆到这段，他微微缩了下身子，“我们没讲很久。我能力有限，但还是尽可能劝慰他，让他宽心。显然我失败了。他……他决定要以他自己的方式赎罪。”

“我跟分派到他案子的律师谈过，一位叫托帕金的先生。”

“我们没碰过面。理查德……自尽以后……呃，我觉得没有必要见那律师，而且我没那勇气。”

“我了解。”我把外套扣好，“托帕金说，理查德不记得谋杀过程。”

“哦？”

“你儿子跟你提过什么吗？”

他犹豫一下，我以为他不打算回答。然后他不耐烦地甩甩头。“现在说出来也无妨了，是吧？也许他跟律师讲的是实话，也许当时他的记忆模糊起来。”他又叹口气，“理查德告诉我，他杀了她。他说他突然变了个人。”

“这话他有没有解释？”

“解释？我不知道对你来说那算不算是解释，斯卡德先生。对我来说，那是。”

“他说了什么？”他越过我的肩膀往前看，寻思恰当的措辞。终于他说：“他告诉我他在一片刺眼的光照之下，看清了她的脸。他说他仿佛乍见魔鬼现形，只知道他必须毁了她，毁了她。”

“哦。”

“我没有因此原谅他犯的罪，斯卡德先生，但我仍然认为汉尼福德小姐必须为她自己的死负责。她设下罗网引他入彀，她蒙住他的眼叫他看不到她的本相，然后有那么一会儿面纱滑落，蒙布自他眼前松脱，他终于见到她的真面目。而且也看到，我很肯定，她对他、对他的一生做了什么。”

“听你的口气，好像他杀她是替天行道。”

他瞪着我，眼睛睁得老大。“噢，不，”他说，“那可行不通。人不能扮演上帝。奖惩取予，这是上帝的职司，人怎么能越俎代庖？”

我的手伸向门把，有点迟疑：“你跟理查德说些什么？”

“我记不太起来。本来就没什么好说的，我当时又因为震惊过度，更是无话可说。我儿子要求我原谅他，我为他祈福。我告诉他，他应该求神原谅。”近距离看，他的蓝眼在厚厚的镜片下放大了，眼角渗出泪水。“我希望他求过。”他说，“我希望他求过。”

8

我起床时天色仍暗，上床时的头疼现在又原封不动带下床来。我走进浴室，吞下两颗阿司匹林，然后强迫自己花点时间站在热水莲蓬头下。等我擦干身体换上衣服，头疼已经去了大半，天际也开始现出曙光。

我的脑子还塞满前一天晚上谈话的片段。我从布鲁克林回来时头痛欲裂，口干舌燥。我止渴的功夫做得比止痛彻底许多。我记得和前妻安妮塔谈话的大概——儿子们都好，他们当时已经入睡，他们想来纽约看我，如果方便的话也许在此过夜。我说很好，但我目前手头有个案子待办。“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我告诉她。我想她大概没有听懂。

我抵达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正好赶上特里纳下班。我请她喝两杯威士忌苏打，跟她约略提到我的案子。“他母亲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过世，”我说，“这我一直不晓得。”

“知道又怎么样呢，马修？”

“不知道。”

她离开后，我独自坐着，又喝了几杯。本想吃个汉堡再走，但他们已经关了厨房，我不知道我是几点回到房间。我没注意，或许是不记得。

我到我旅馆隔壁的火焰餐厅吃早点，喝了不少咖啡。我本打算打到汉尼福德的办公室，但想想不急。

克里斯多福街邮政分局的一名职员告诉我，转寄地址通常他们只保留一年。我建议他查阅过期档案，他说那太花时间，而且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再说他又工作过量。我看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破天荒第一个工作过量的邮政人员。我接过他这招暗示，偷偷塞了张十元钞票给他。他似乎颇为惊讶，可能是因为钱数，也可能是因为我没叫他挨顿臭骂。他闪进里头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就拿到玛西亚·梅塞尔在东八十四街、靠近约克大道的地址。

那是栋高楼，有地下停车场。休息室可以媲美小型机场的大厅，有个小瀑布，配上碎石和塑胶植物。房客名册上，我找不到姓梅塞尔的，门房也从没听过她。我找到管理员，他马上认出这名字。他说她几个月前结婚搬走了，现在是杰拉德·塔尔太太。他有她在马马罗内克的地址。

我从韦斯特切斯特区的询问处要到她电话，然后拨过去。拨了三通都是忙音，第四回响了两下，有个女人来接。

我说：“塔尔太太吗？”

“对，请问哪位？”

“我叫马修·斯卡德，想跟你谈谈温迪·汉尼福德。”

停顿好久，我开始纳闷是不是找错了人。我在温迪公寓一个柜子里发现一沓旧杂志，上头写了玛西亚·梅塞尔的名字和贝休恩街的地址。我这一路查来或许哪里出了差错——邮局职员给的可能是另一个梅塞尔的地址，管理员搞不好查错了档案卡。

然后她说：“你想怎么样？”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问我？”

“你以前跟她合租过贝休恩街的公寓。”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以前，而且在另一个星球。再说，那妓女已经死了。“我跟温迪几百年没见了。连她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呢。”

“但你以前认识她。”

“那又怎么样？等等好吗？我得拿根烟。”我等着。她一会儿之后回来说：“我看到那条新闻，当然。杀她那男孩自杀了，不是吗？”

“对。”

“那干吗又要把我扯进去？”

她不想被扯进去就算得上是个理由，但我没说。我跟她解释我的任务特别：凯尔·汉尼福德想要知道他女儿的近况——因为她已经没有将来。我讲完后，她说她也许可以回答一些问题。

“你是前年六月，从贝休恩街搬到东八十四街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好，算了，说下去吧。”

“不知道你是为什么要搬？”

“我想一个人住。”

“噢。”

“再加上我希望住得离工作的地方近一点。我在东区上班，从格林威治村每天来回实在很累。”

“你当初怎么会找到温迪合租房子的？”

“她住的公寓对她来说太大，而我又刚好在找房子。当时觉得很好。”

“后来开始不好了？”

“呃，地点，而且我又需要隐私。”

她只是想随便搪塞一些答案，快快把我打发掉。我真希望能跟她面对面问清楚，但又实在不想耗掉一天的时间开车往返马马罗内克。

“你们是怎么变成室友的？”

“我才说过，她有间公寓……”

“你是看广告找去的吗？”

“噢，我懂你意思了。不，我是在街上碰到她的。”

“你们以前就认识？”

“噢，我以为你知道。我们是大学同学，不很熟，点头之交，因为学校很小，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认识。总之我在街上碰到她，两人就开始聊起来。”

“你是在学校认识她的？”

“哎，我以为你知道。我很多事情你好像都很清楚，奇怪怎么这个你会不晓得。”

“我想跟你当面谈谈，塔尔太太。”

“不成，电话谈就可以了。”

“我知道会占用你的时间，但……”

“我只是不想介入这事，”她说，“你还不懂吗？老天！温迪不是已经死了吗？重提旧事对她能有什么帮助？”

“塔尔太太……”

“我要挂了。”她说。然后挂了。

我买份报纸，找个小店叫杯咖啡。我给她足足半小时时间纳闷我有没有那么容易打发，然后又拨了她的号码。

有件事我早就学到：不需要知道对方怕什么，知道他在怕就够了。

第二声铃响一半她就接了。她话筒凑着耳朵，好一会儿没讲话。然后她说：“喂？”

“我是斯卡德。”

“听着，我不……”

“闭嘴，你这笨女人！我已经打定主意要跟你谈。我可以当着你老公的面跟你谈，也可以跟你单独谈。二选一。”

沉默。

“你考虑一下。我要租辆车，一小时内可以到达马马罗内克，再一小时我就会回我车上，永远不再烦你。这办法实行起来容易。如果你想来硬的，我也可以奉陪，不过我看对我俩都没有多大好处。”

“哦，老天。”

我让她考虑。鱼钩已经撒下了，现在她想甩也甩不掉。她说：“今天不可能。几个朋友要来喝咖啡，他们随时会到。”

“今天晚上？”

“不行，杰拉德会在家里。明天呢？”

“早上还是下午？”

“我十点跟医生有约，那之后我都有空。”

“我中午到你住的地方。”

“不行，我不希望你来我家。”

“你选个地方我们碰面。”

“等等，给我几分钟。老天。这一带我根本不熟，我们几个月前才搬过来的。我想想。斯凯勒大道上有家餐厅附设鸡尾酒吧，名字叫卡力欧卡。我看了医生以后，可以到那儿吃午饭。”

“中午？”

“好，不过我不晓得具体门牌号。”

“我会找到的。斯凯勒大道上的卡力欧卡。”

“对。我忘了你名字。”

“斯卡德。马修·斯卡德。”

“我怎么认你？”

我想道：看来跟大家格格不入的那个就是啦。我说：“我会在吧台喝咖啡。”

“好吧。我们应该会碰到头的。”

“当然，这我可以打包票。”

我前一天晚上非法闯入民宅，除了发现玛西亚·梅塞尔的名字以外，没有多大斩获。我的搜查质量大打折扣，多少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要找什么。如果你想把哪个地方搅得天翻地覆，脑里有个特定目标应该会有帮助；而如果你不在乎留下痕迹，想必也能省点力气。举例来说，搜书架时，如果可以任意翻阅，然后往地毯随手一丢，工作效率自然可以大大提高。如果你得把每本书整整齐齐地摆回原位，二十分钟的工作准可以拖上两个小时。

温迪的公寓藏书不多，而我也没有多加理会。我对刻意藏好的东西兴趣缺缺。我当时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现在事情过后，我也搞不清我到底找着什么。

待在那里的一个小时，大半时间我就是在几个房里晃来晃去，一会儿坐坐椅子，一会儿墙上靠靠，想感觉出一点前任两位房客遗下的精魂。我看着温迪死时躺的床铺，那是张矮脚床，铺了个双层弹簧垫。他们还没有换下渗血的床单，虽然换不换都一样；床垫浸满了她的血，整张床都得刷干净。有那么一下子，我手捧一块红锈的血，脑里旋着一波波教士手持圣餐的图像。我摸进浴室干呕许久。

既然人在里头，我索性掀开浴帘，检查浴缸。缸里有圈痕迹，是上回洗澡留下的，排水孔积了些头发，但没有任何杀人的迹象。倒也不是我怀疑会有。理查德·范德普尔的回忆原本就是颠颠倒倒，语无伦次。

打开医药柜，我就知道温迪有服避孕药的习惯。药一颗颗嵌在一张小卡片上，中央一个数字盘注明是星期几：哪天服没服可以一目了然。星期四的药没有了，所以我知道她被杀那天做了一件事：服避孕药。

除了避孕药以外，我还找到好几瓶有机维生素，看来这公寓的房客至少有一个是健康食品推崇者。有个小罐子贴了处方标签：理奇有花粉热。他们的化妆品名堂很多，还有两瓶不同品牌的除臭剂，一把专剃腿毛和腋毛的小型电动刮毛刀，一把大型电动剃须刀。我找到其他一些处方药——速可眠和达尔丰止痛片（他的），标签上说明是减肥用的德克斯瑞恩①（她的），以及一个没贴标签的瓶子——里头装的好像是利眠宁。药都还在，我很讶异。警察一向喜欢顺手拿药；尤其那些不愿拿死人钱的警员，更是无法抗拒兴奋剂或镇定剂的诱惑。

我顺手摸走速可眠和德克斯瑞恩。

卧室里的衣柜和五斗柜摆满了她的衣服。花样不多，但其中几件时装有博洛茗百货和罗德与泰勒百货这两家高级服装店的标签。他的衣服摆在客厅，衬衫、短袜和内衣裤他都放在一张西班牙式写字台的抽屉里。

客厅的沙发可兼床用。我把它摊开，发现里头已经铺好床单跟毛毯。床单上次洗后有人睡过。我阖上沙发，一屁股坐下。

厨房设备齐全。铜底炒锅，一套橘色的搪瓷铸铁锅——深浅都有，一个柚木架上摆了三十二罐香料。冰箱的冷冻室里有两份电视快餐，但其他空间塞得满满的全是生鲜食品。橱柜里也是琳琅满目。这个厨房以曼哈顿的标准来看算是大的，里头还摆一张橡木圆桌。桌旁立了两张高背扶手大椅，我坐上其中一张，想象起一幅家居安乐图：其中一个兴致勃勃地准备大餐，然后两人一起坐下开怀大嚼。

我离开公寓，两手空空。没有地址簿，没有支票簿，没有银行结单，没有一大沓深具启发性的作废支票。这两位不管是如何分配开销，一切花费显然都是以现金支出。

现在事隔一天，我回想我对那间公寓的印象，实在很难理解马丁·范德普尔为什么会把温迪比成魔鬼化身。如果她是色诱理奇，他又何必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而那整间公寓又为什么会散发出那样宁静的家居气息，那种卧室里再多的血也无法淹没的家居味道？

① 德克斯瑞恩（Dexedrihc）一种中枢神经刺激剂。

9

我回到旅馆时，前台有我的电话留言。凯尔·汉尼福德十一点一刻打过电话，要我回电。他留下一个号码，是他已经给过的，他的办公室电话。

我从我房间打过去，他在吃午饭，他的秘书说他会回电。我说不用，我一个小时之内再打给他。

这通电话提醒了我该试试科特雷尔公司——温迪租房申请表上填的雇主。我在记事本上找到电话，再试一次，心想或许头一回拨错了号码。结果还是同样的录音回答。我查电话簿找科特雷尔公司，没有登记。我问查号台，一样没有。

我想了几分钟，然后拨了个特殊号码，有个女人拿起话筒。我说：“巡逻警员路易斯·潘科夫，第六分局。我这儿有个电话目前给暂时切掉，我得知道号码是登记在谁的名下。”

她问我号码，我告诉她。她要我等着别挂。我坐在那里，话筒紧贴耳朵，等了将近十分钟她才回到线上。

“这是空号，”她说，“不只是暂时切掉。”

“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号码上回是分配给谁？”

“恐怕没办法，警官。”

“这种资料你们都不存档的吗？”

“应该是有，但我没法找到。我有最近切掉的号码，但这个是一年多以前切的，所以我查不到。奇怪竟然到现在还是空号。”

“所以你就只知道，这号码已经停了一年多没用。”

她就只知道这个。我道谢之后挂断。我倒杯酒喝，酒杯见底时，我想到汉尼福德应该已经回到公司。没错。

他告诉我，他总算找到了明信片。第一张的邮戳盖着纽约，是六月四日寄的。第二张是九月十六日从迈阿密寄的。

“这告诉了你什么，斯卡德？”

这告诉了我，她最晚也是六月初就到了纽约。这告诉了我，她的迈阿密之旅是在签租约之前。除此以外，这没告诉我什么伟大的线索。

“还有些疑问，”我说，“卡片在你手边吗？”

“嗯，就在我前面。”

“麻烦你念给我听好吗？”

“其实也没写什么。”我等着。然后他说：“唔，也没有不念的理由。这是第一张卡片。‘亲爱的妈妈爸爸：希望我没让你们担心。一切都好。我人在纽约，很喜欢这里。退学是因为烦人的事太多。以后见面时，我会解释清楚……’”念到这行，他的声音有点嘶哑，但他赶紧咳嗽一声再念下去，“‘请别担心。爱你们的温迪。’”

“另一张卡片呢？”

“等于什么也没写。‘亲爱的妈妈爸爸：还好吧？我一直以为佛罗里达只能冬天来，没想到现在也很棒。再见。爱你们的温迪。’”

他问我进展如何，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我一直在忙，查来的片片段段还有待慢慢拼凑组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有点具体结果可以向他报告。“范德普尔出现以前，温迪跟另外一个女孩合租过几个月。”

“那女孩是妓女吗？”

“不知道。我是挺怀疑的，不过不敢肯定。我约好明天跟她碰面。她是温迪大学时代的朋友。温迪有没有跟你们提过一个叫玛西亚·梅塞尔的人？”

“梅塞尔？应该没有。”

“她大学的朋友中，你有没有哪个知道名字的？”

“好像都不知道。我想想。我记得她提过一些名字，没讲姓就是了。不过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也许不重要。科特雷尔这名字，你有印象吗？”

“科特雷尔？”我拼出来，他大声再念一遍。“不，一点印象也没有。该有吗？”

“温迪签租约的时候，雇主名字填的是他。我找不到他开的公司。”

“你为什么认为我该听过？”

“只是随口问问，看能不能误打误撞。近来我常常这样，汉尼福德先生。温迪会做菜吗？”

“温迪？就我所知，不会。当然她有可能念大学的时候培养出烹饪的兴趣，这我就不清楚了。住家里的时候，她了不起也只会自己弄个花生酱或者果酱三明治吃吃。为什么问？”

“不为什么。”

他另一个电话响了，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事。我正要说没有，却又想起打开头就该想到的问题。“明信片。”我说。

“明信片怎么了？”

“另一面是什么？”

“另一面？”

“她寄的是风景明信片对不对？翻个面，我想知道另一面是什么。”

“我瞧瞧。是格兰特将军墓，这解决了你的疑问吗，斯卡德？”

我没理会他讽刺的语气。“这是纽约那张，”我说，“我对迈阿密那张比较有兴趣。”

“是家旅馆。”

“什么旅馆？”

“哦，天哪，我根本没想到这点。也许暗藏了什么玄机，对不对？”

“什么旅馆，汉尼福德先生？”

“伊甸石。这是重要线索吧？”

不是。

我找到伊甸石的经理，告诉他我是纽约警方，正在调查一件诈欺案。我要他翻出1970年9月所有的住宿登记卡。我电话在线等了半个小时；他在那头翻出卡片，一张张查对有没有姓汉尼福德或科特雷尔的人登记住宿。空等一场。

我不很惊讶。科特雷尔不一定是带她到迈阿密的男人。而就算他是，那也不表示他非得在登记卡上签下真名。如果他签真名，事情就好办多了；但截至目前，有关温迪的事情——不管是关于她的生还是死——没一件好办。我不可能奢望现在突然事事顺心。

我又倒杯酒，决定今天要放假一天。我好胜心切，想把沙漠里所有的沙子统统过滤。没必要嘛，因为我在找的答案，跟我顾客问的问题八竿子都打不着。理查德·范德普尔是谁并不重要，他为什么在温迪身上画红线也没人想知道。汉尼福德想要的只是温迪死前不久的一点生活轨迹。杰拉德·塔尔太太，前玛西亚·梅塞尔小姐，明天就可以提供正确答案。

所以在那之前我大可闲散度日。看看报，喝喝酒，闷在房里快得自闭症时，不妨一路踱到阿姆斯特朗酒吧。

只是，我办不到。那杯酒我慢慢喝了将近半个小时，喝完后我清洗杯子，穿上外套，搭A线地铁前往市中心。

要是选个非周末的下午闯进同性恋酒吧，你会纳闷这些店为何名不副实。到了晚上，一大堆人又喝又闹，你勾我搭，空气里才开始弥漫着同性恋者乐陶陶的气氛。这气氛也许有点勉强，你也许可以感觉到一股压抑得不太成功的绝望暗流，但用快乐形容大抵还是不差。不过找个星期四下午三四点的时候跑去，这种地方就只剩无处可去的几只小猫在那儿纯喝酒；还有个酒保，拉得老长的脸告诉你他知道世风日下，他晓得事情不可能好转。

我一家家登门拜访。银行街一个地下室俱乐部，有个白发长长、八字胡像打过蜡的男人独自一人在玩滚球机，啤酒摆一边都走了味。西十街一个大房间，装潢和气氛面向的顾客群是大学球员和球迷，地板上有锯木屑，砖墙挂着写上希腊字母的旗子。算一算，贝休恩街194号方圆四个路口以内总共有半打同性恋酒吧。

很多人瞪眼看我。我是警察吗？或是潜在的性伴侣？或者两者皆是？

我有报上剪来的理奇照片，谁愿意看我就拿给谁看。几乎每个人都认出是谁，因为他们都在报上看过。命案才发生不久，又是在这附近，而且病态的好奇也不是异性恋者的专利。总之他们大多都认出照片，而且不少人表示在这附近看过他，但没有人记得他来过酒吧。

“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常来这里，”我听了不止一个人说，“只是偶尔喉咙发痒时，过来喝杯啤酒。”

在一个叫辛西亚的酒吧，酒保认出了我。他很夸张地做了个要信不信的惊诧样。“我没看走眼吧？来人真的是独一无二的马修·斯卡德吗？”

“嗨，肯恩。”

“你老兄该不会是终于转向了吧，马修？听说你离开条子窝时我就已经吓得够呛了。要是马修·斯卡德真的想通了，觉得当个同性恋者也挺好的，那我可是真要晕过去了。”

他看来像是只有二十八，但其实他应该都快这年龄的两倍了。金发是他自己的——虽然颜色是瓶里倒来的。凑近了看，你可以发现整容的痕迹；但站在几码①以外，他看来并不比十五年前——我以腐化未成年人的罪名逮捕他时要老半岁。那回逮他，我没什么好自豪的。所谓的未成年人当时十七岁，而且腐化的程度已经达到肯恩这辈子都别想有幸攀登的高峰；但这位未成年人有个父亲，而这个父亲一状告上法庭，于是我也就只好对不起肯恩。他找了个挺像样的律师，结果宣判无罪。

“你看起来棒极了。”我告诉他。

“烟酒加上众多美男，想不年轻也难。”

“看过这个年轻美男吗？”我把报纸剪照丢在吧台上。他看一看，然后还给我。

“有趣。”

“你认得他？”

“是上星期撒野的那个家伙，不是吗？好恶心。”

“对。”

“你又是怎么扯进来的？”

“一言难尽。在这儿看过他吗，肯恩？”

他两肘支在吧台上，两手撑出个V形，然后把下巴搁进凹口。“我说有趣，”他说，“是因为《邮报》登这照片时，我就觉得好眼熟。我记人体的某些部位特别有一套，脸孔也包括在内。”

“你以前见过他。”

“我是那么想过啦，现在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你何不买两杯酒咱们喝喝，我好一边儿梳理梳理我的记忆。”

我抽张钞票放上吧台。他为我倒杯波本，为他自己调了杯橘色的酒。他说：“我不是在拖时间，马修，我是要回想那张脸的主人做了些什么事。我知道我很久没看过他。”

“多久？”

“至少一年。”他啜啜饮料，直起腰，阖上眼睛，“最少也有一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了。他很有魅力，很年轻。他来这儿的第一次，我问他要身份证，他好像一点也不奇怪，大概是习惯了别人跟他要年龄证明。”

“他那时候只有十九岁。”

“呃，要说是早熟的十六岁也有人相信。有几个星期他几乎每晚都来这里，然后我就没再看过他了。”

“我猜他是同性恋。”

“呃，他总不会是来这儿钓女人的吧？”

“他有可能只是好奇才来这儿逛逛的。”

“话是不错。是有不少人抱着这种心态来这儿，不过理奇可不。他酒量很小，你知道。他点杯伏特加，可以喝到冰块融化。”

“这种顾客还是愈少愈好。”

“唔，他们年轻貌美的时候，你不会在意他们花钱太少。他们是我这儿的最佳室内摆饰，你知道。他们可以招徕顾客。从看人的逛逛心态演变成被看的室内摆饰？不，不是这样，咱们这小伙子绝对不只是看看就算了。来这儿的每个晚上，他都让人带出场去。”

他移到酒吧的另一端，帮人添酒。他回来时，我问他他自己有没有带范德普尔回家过。

“亲爱的马修，如果我带过的话，我不会花那么久时间回想吧？”

“很难说。”

“去你的！你错了，那时候刚巧碰上是我的一夫一妻期。亲爱的你眉毛别挑得那么老高好不好，怪难看的。我承认我可能有点禁不住诱惑，不过他虽然秀色可餐，毕竟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

“我还以为他就是。”

“噢，那你显然并不了解我，是吧，马修？我偶尔喜欢打几只童子鸡吃吃，这我承认。老天明鉴，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天大的机密。不过光年轻还吸引不了本人，你知道，得是腐化的年轻。”

“哦？”

“青涩的堕落散发出糜烂的光华，年轻的果实在枝头乱颤。”

“你可以写诗了。”

“可不是吗？不过理查德完全不够格，他天真得叫人不敢侵犯。就算你是他今晚的第八个，你还是会觉得你在勾引处男。而这，亲爱的老兄，这种游戏我可不爱玩。”

他又为自己调了杯酒，拿找我的零钱付账。我的波本还剩不少。我说：“你说什么今晚的第八个，难道他卖肉？”

“不可能。他喝的酒永远有人抢着付账，不过他一晚顶多也只能喝个一杯。不，他没有拉客的打算。”

“那他是想多找几个，通宵狂欢？”

“也不对，我看他好像只想一晚一个。”

“然后他就不再到这儿来了，为什么呢？”

“也许他开始对这儿的室内摆饰有意见。”

“他有没有特别常跟谁出去？”

肯恩摇摇头。“从来没跟过同一个。我记得他好像连着三个星期左右常到这儿，总共来了十七八次，每次身边都换张新脸孔。这种情形挺常见的，你知道。很多人就爱变化，尤其年轻人。”

“他是不再来这儿以后，才开始跟温迪·汉尼福德同住的。”

“大概吧，不过时间上我就不确定了。”

“他为什么会跟女人同居，肯恩？”

“我其实不算认识他，马修。而且我也不是心理医生。我有过心理医生，不过咱们现在讨论的好像不是这个话题。”

“一个男同性恋为什么会跟女人住在一起？”

“天晓得。”

“讲正经的，肯恩。”

他的指头开始敲起桌面。“讲正经的？好吧。他可能是双性恋，你知道。这你也不是没听过吧，都什么时代了。每个人都来这套，就我所知。异性恋想试试跟同性上床合不合口味，同性恋想实验看看跟异性做爱的滋味。”他夸张地打个呵欠，“我恐怕我只是个没药可救的保守派。一个性别对我来说已经够复杂了，两个都来我可招架不住。”

“还有别的解释没？”

“没有。如果我认识他的话就好办了，马修。不过他对我来说，只是一张漂亮脸孔。”

“有谁认识他？”

“谁又真的认识谁了？要说有点认识的，应该是带他上床的人了。”

“谁带他上过床？”

“我又不是计分员，亲爱的。再说最近几个月这儿又换了不少新面孔。老顾客有不少都另辟战场，找更嫩的草去了。我们这阵子来了不少流里流气的阿飞，一个个皮衣皮裤。”讲起这个他眉头就攒起来，可是一想到皱眉容易起皱纹，他的脸孔又回复原状，“这群苍蝇真叫人不敢恭维，赶都赶不走。飞车党的，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我可不希望有人死在酒吧里，你知道，尤其是在下我。”

“怎么不想个办法呢？”

“老实跟你说吧，他们吓得我屁都不敢放一个。”

我喝完我的波本。“有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愿闻其详。”

“到第六分局找埃迪·凯勒副队长谈谈。告诉他你的问题，请他来这儿突检几次。”

“开什么鬼玩笑。”

“你考虑看看。塞点钱给凯勒，他会安排几次临检，叫你的飞车朋友吃不了兜着走。你什么罪名都不会有，卖酒执照也不会吊销。飞车党跟一般人一样，也受不了警察一再骚扰，他们会找别的地方去闹。当然你的生意头几个星期难免会受到影响。”

“反正已经受到影响了。那帮小骚货只喝啤酒，而且不给小费。”

“那你就没什么好损失了。只要再过个把月，你的顾客群又会合你的意了。”

“你可真够毒的，马修。我看搞不好还真行得通。”

“应该可以。而且不必太佩服我，这已经是行之有年。”

“你说五十块够吗？”

“应该够。差不多是我以前在警队时的价码，不过最近什么都涨，红包也一样。如果凯勒想要更多，他会让你知道。”

“这我相信。呃，倒也不是我从没付钱给纽约的人民保姆。他们每个星期五都固定来收钱。圣诞节得花我多少，说出来你一定不信。”

“我信。”

“不过我给钱一向也只是为了生意能做下去，我可不晓得还能请他们助我一臂之力呢。”

“警察也得多开几道门来做生意啊。”

“有道理。我大概会试他一试。来，我请你一杯，谢谢你的锦囊妙计。”

他往我杯里倒了满满一杯。我举起杯子，从杯口上方朝他看。“还有件事你可以帮我忙。”我说。

“哦？”

“帮我打听一些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事情。我知道你不愿意讲名字，这我完全了解。不过看看你能不能问出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会很感激。”

“不要寄望太高。”

“我不会。”

他手指叉过他美丽的金发。“你真的在乎他是什么样的人吗，马修？”

“是的，”我说，“我的确在乎。”

也许是因为造访了太多有名无实的同性恋酒吧，我不确定，总之去搭地铁的路上，我停在公共电话亭旁边，从记事本里翻出一个号码。我丢个铜板拨了号。她喂一声后，我说：“伊莱恩吗？马修·斯卡德。”

“哦，嗨，马修。你还好吗？”

“马马虎虎啦。现在去你那儿方便吗？”

“欢迎。给我半个小时行吗？我正要淋浴。”

“没问题。”

我叫了咖啡和小面包，翻看《邮报》。新任市长任命的副市长老出问题。他的调查团发现，他提名的一个个理想人选，都逃不了贪污嫌疑。有个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迟早会想到：他得解散调查团。

昨天的报纸出刊后，又有几个市民互相残杀。两名值完勤的巡逻警员，在伍德赛德区一间酒吧喝了几杯酒后，拔出警枪决斗，结果一死一重伤。一男一女因为虐待儿童，服刑九十天后出狱，他们上诉要求取回他们小孩的监护权，结果竟然胜诉——孩子在养父母家已经住了三年半之久。一名少年的裸体躯干，在东五街一栋出租公寓的屋顶被人发现。有人在他胸上刻了个X，我们可以假设是截掉他四肢的那人干的。

我把报纸留在桌上，叫辆出租车。

她住在第一和第二大道之间的五十一街上一栋相当好的楼房里。门房确定她在等我之后，朝电梯点点头，示意我上去。她就等在门口，穿条低腰的宝蓝色紧身裤，套件柠檬绿衬衫。她戴了副金色圆圈耳环，身上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麝香味。

她把门关上后闩好，我把外套披在一张现代感十足的塑胶椅上。她投进我怀里，张嘴吻我，娇小的身躯贴了上来。“嗯……”她说，“好棒。”

“你看来不错，伊莱恩。”

“让我仔细瞧瞧你。你也不坏啊，粗犷，饱经风霜，有你独特的魅力。近来如何？”

“很好哇。”

“保持忙碌？”

“嗯。”

她的音响上摆了一摞室内乐唱片。最后一张唱片才刚放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走到唱机旁，把那摞唱片全部翻面。我暗自纳闷，不知道她臀部一扭一扭是为了给我养眼，还是她天性如此。这疑问已经跟了我好久。

我喜欢这个采用大量原色与铬黄的房间。纯白的长毛地毯盖住整个地板，光秃秃的现代家具实际上比它们看上去的要让人舒服，墙上几幅抽象油画。要我住这种房间我可不干，不过偶尔过来坐坐倒是不错。

“饮料？”

“现在还不要。”

她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谈起她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她聊天很有一套，我想这也是干她这行得会的技巧。

我们吻了又吻，然后我摸起她的乳房，一手摆在她圆滚滚的臀上。她性感小猫样似的发出咪呜咪呜的声音。

“上床吧，马修？”

“当然。”

卧室很小，颜色比较暗。她打开一盏小巧的彩色玻璃灯，然后啪一声关掉大灯。我们脱下衣服，一起躺在特大号的床上。

她热情，年轻，主动，柔软的皮肤散发出阵阵香气，肌肉紧实富有弹性。她的手和嘴动作灵活，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几分钟后我从她身上爬开，轻抚她的肩膀。

“放轻松些，小宝贝。”

“不行，今天不行。”我说。

“我该做些什么特别动作吗？”

我摇摇头。

“喝太多了？”

不是。我脑里想的事情太多放不开。“也许。”我说。

“这种事难免。”

“也许是时间不对。”

她笑起来。“对，你也有你的月经。”

“应该是。”

我们穿上衣服。我从皮夹抽出三张十块，摆在梳妆台上。跟往常一样，她假装没有看到。

“现在要来一杯吗？”

“唉，好吧。波本，如果你有的话。”

她没有。她有苏格兰威士忌，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她为自己倒了杯牛奶，我们一起坐上沙发，默默听着音乐。我觉得非常放松，跟做完爱没两样。

“这阵子在工作吗，马修？”

“嗯。”

“呃，人人都得工作。”

“嗯。”

她从烟盒取出一根烟，我帮她点上火。“你有心事，”她说，“问题就出在这里。”

“也许吧。”

“绝对没错。想谈谈吗？”

“不很想。”

“好吧。”

电话铃响了，她到卧室去接。她回来时，我问她有没有跟男人同居过。

“你是说跟皮条客？从来没有，以后也不可能。”

“我是说跟男朋友。”

“从来没有。我们这行交的男友说起来很好笑，他们到头来一定都是皮条客。”

“真的吗？”

“不骗你。我认识好多女孩。‘噢，他不是皮条客，他是我男朋友。’结果搞半天他好像永远都失业，在找工作；好像求职是他的终生职业，而她得负担所有的家计。不过他可不是皮条客，只是男朋友。她们自欺欺人的功夫都很到家，那些女孩。这我做不来，所以我连试都不试。”

“你看得很清楚。”

“我可养不起男友。忙着存钱养老。”

“房地产，对不对？”

“嗯。皇后区的公寓房子。别人要玩股票是他们的事，我要的是我能摸得到、看得到的东西。”

“你当起了房东，真好玩。”

“噢，我从来不见房客什么的。有家经纪公司帮我打点。”

我在想会不会是鲍登房产经纪，但我没问。她问我还想不想上床试试。我说不想。

“不是要赶你走，不过有个朋友四十分钟内要过来。”

“没问题。”

“再来杯酒吧。”

“不用，我该上路了。”她陪我走到门口，帮我拿着外套。我吻她一下。

“下回别又是隔好久才来。”

“保重了，伊莱恩。”

“嗯，我会的。”

① 一码约等于0.914米。

10

星期五早上天高气爽。我在百老汇大道的欧林租车公司租辆车子，然后开上东缘大道出城。车子是雪佛兰迈锐宝，小小的车身不太稳定，碰到弯道时得小心伺候。我想这种车大概挺省油的。

我开上新英格兰直通公路，经过佩勒姆和拉奇蒙特到马马罗内克。我在加油站问路，帮我加满油的小伙子不知道斯凯勒大道在哪里。他进店里问他老板，结果老板亲自出来告诉我方向，他也晓得卡力欧卡餐厅。十二点二十五分我把雪佛兰停在餐厅的停车场，然后走进鸡尾酒吧间。我坐在黑色塑胶贴面吧台尾端的一张塑胶椅上，点杯加了波本的咖啡。咖啡很苦，是前一天晚上剩的。

咖啡喝了一半，我抬眼看到她迟疑地站在餐厅和鸡尾酒吧之间的拱门旁边。要不是早知道她跟温迪·汉尼福德同龄，我会以为她要再大个三四岁。黑色及肩长发圈了张鹅蛋脸。她穿条黑色格子呢长裤，珍珠灰毛衣底下挺显出丰满的胸部。她肩上挂了个很大的棕色皮包，右手拿着一根烟。她看到我后不是很高兴。

我等着她过来，犹豫一会儿之后她过来了。 我缓缓侧过头看她。

“斯卡德先生？”

“塔尔太太？要找张桌子坐吗？”

“嗯。”

餐厅人不多，领位的把我们带到后头一张隐蔽的桌子。这房间装潢太过，煞费周章地要布置成某人脑中弗朗明哥舞的格调，太多的红、黑和冰蓝色。我把我苦涩的咖啡留在吧台上，点杯波本酒加水。我问玛西亚·塔尔要不要也来一杯。

“不了，谢谢。等等。嗯，我想我还是叫一杯好了。没理由不喝吧？”

“我也想不出理由。”

她越过我看着女侍，点了杯威士忌鸡尾酒加冰块。她的视线迎上我的，移开，又转回来。

“到这儿我不是很情愿。”她说。

“我也一样。”

“这是你的主意。你把我制得死死的，对不对？强迫别人照你意思做，一定是你的最大嗜好。”

“我从小就爱拔苍蝇翅膀。”

“我一点也不奇怪。”她想狠狠瞪我一眼，可是却忍不住笑了起来。“唉。”她叹道。

“你不会被拖下水的，塔尔太太。”

“希望如此。”

“保证不会。我只是想多了解一点温迪·汉尼福德的过去，我可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我们的酒送来了。她拿起她的，仔细端详起来，就好像这辈子从没见过那玩意。我看那不过是杯最普通的威士忌鸡尾酒。她啜一口，放下杯子，挑出里头的樱桃一口吃掉。我啜了点波本，等她开口。

“你要的话可以点些吃的。我不饿。”

“我也不饿。”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真的不知道。”

事实上，我也不确定该从何问起。我说：“温迪好像一直没做事。你刚搬去和她住的时候，她有工作吗？”

“没有。可是我当时不晓得。”

“她当时跟你说她有工作？”

她点点头。“但每次提起工作，她都含糊其辞。老实说，我也不是很留心听。我对温迪有兴趣只是因为我能跟她合租，月租一百。”

“她只跟你收那么多？”

“对。当初她告诉我公寓月租两百，我们平摊。我没看过租约，所以难免假设我付的大概比一半要多些。这我无所谓，家具全是她的，而且对我来说已经够便宜了。在那之前我住福音小筑，你知道那地方吗？”

“西十三街？”

“没错。是人家介绍我去的，适合单独在大都市讨生活的年轻女性，环境单纯。”她扮个鬼脸，“他们有宵禁之类的规定，说起来实在挺可笑的。我跟一个女孩合住一个小房间，她好像是浸信会教徒，一天到晚祷告，而且我们不准有男性访客。住那儿实在单调乏味得很，房租又跟我后来付给温迪的差不多，所以就算她多收我的，我也不在意。我是到后来才发现公寓的租金远不止两百块。”

“而她又没有工作。”

“对。”

“你有没有想过她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原本没有。我慢慢才开始发现她好像从来不用出去上班。我提起来，她会承认她在找工作。她说她有钱，如果一两个月找不到事也无所谓。哪晓得她根本没在找事。我下班回去后，她会提到职业介绍所还有面谈什么的，我给唬得死死的。”

“她是妓女吗？”

“用这字眼好像不太对。”

“怎么说？”

“她是从男人身上拿钱没错。我猜她大概租这公寓以后就是这样，不过很难说她算不算妓女。”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情况有异？”

她拿起酒，再啜一口。她放下杯子，指尖不断揉搓前额。“是慢慢发现的。”她说。

我等着。

“她常约会，跟年纪大很多的男人，不过我一点也不奇怪。而且通常，呃，她跟她的男伴都会上床。”她垂下眼睛，“我也不是好管闲事，但这种事不可能没感觉。那公寓她睡卧室我睡客厅，客厅有张沙发床——”

“我看过公寓。”

“那你应该知道公寓的格局。要进卧室，一定得穿过客厅，所以如果我在家的话，她会带着她男伴穿过我房间到卧室里，他们会在里头待上半个一个小时，然后温迪会送他到门口，要不就是他独自出去。”

“你会不自在吗？”

“你是说她跟他们上床？不，我不会，我该不自在吗？”

“不知道。”

“我搬出福音小筑有个原因是我不愿意像小孩一样处处受限。我已经不是处女。温迪带男人到公寓，就表示我要的话也可以。”

“你带过吗？”

她脸红起来。“当时我还没有特别知心的男友。”

“你晓得温迪滥交，但你不知道她拿钱？”

“当时是不知道。”

“她跟很多不同的男人交往？”

“我不太清楚。有几回我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男人，尤其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通常都碰不到她男伴，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公寓。要不就是我回到家时，她已经跟人进了卧室，而我有可能出去喝杯酒什么的，回来时他已经走了。”

我端详起她，她把视线移开。我说：“你应该是打开头就起疑心了，对不对？”

“我不懂你的意思。”

“那些男人有点特别。”

“也许吧。”

“怎么个特别法？都长什么样？”

“年纪大，当然，不过我一点也不奇怪。而且他们都西装革履的，呃，商人、律师、专业人员之类的。而且我觉得大多是已婚男人。说不出为什么，我就是有那种感觉，很难解释。”

我又点一次酒，她慢慢松弛下来。图像开始补白成形。温迪出门时她接了些电话——对方留下她得负责转达的暗语。有个晚上温迪不在家时出现了个酒鬼，他告诉玛西亚她也可以胜任，还跟她笨手笨脚地调情。她好不容易把他打发走，但仍然没有意识到温迪的男伴是她的经济来源。

“我还以为她只是行为不检，”她说，“我不是自命清高，斯卡德先生。那时候我可以说是往反方向极端发展——我说的不是行动，只是我对事情的看法。我受够了福音小筑那些正经八百的处女，所以我对温迪的感觉变得满复杂的。”

“怎么说？”

“我觉得她的做法好像不对，因为那对她的心理会有负面影响，你知道，负面的自我评价。因为真正的她其实非常天真。”

“天真？”

她啃起指甲。“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她有那种小女孩的味道。我觉得她不管性生活多乱，心里永远都只是个小女孩。”她想一想，然后耸耸肩，“总之，我觉得她的行为有自毁倾向，迟早会受到伤害。”

“你不是指身体伤害。”

“不，我是说感情上。不过我也得承认我蛮羡慕她的。”

“因为她自由？”

“对，她好像完全没有顾忌。在我看来，她一点罪恶感也没有，完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羡慕她这点，因为我认同这种自由，至少我自以为认同，可是我没办法做到。”她蓦地咧嘴而笑，“我羡慕她，也是因为她日子过得比我要多姿多彩。我是有约会，但没什么意思。约我的男孩年纪都跟我差不多，又没什么钱。温迪外出晚餐去的都是大饭店，而我就只能去小馆子。所以我实在没法不羡慕她。”

她起身表示要上洗手间。她走后，我问女侍有没有新鲜咖啡。她说有，于是我点了两杯。我坐在那儿等玛西亚·塔尔回座，心想温迪当初为什么想找室友，尤其对方又不清楚她的营生。一个月一百块，这动机实在不足。何况照玛西亚刚才的描述，室友对她卖肉的生涯显然会造成种种不便，而这当然远非玛西亚提供的小额进账所能弥补的。

她回座时，女侍刚好端了咖啡过来。“谢谢，”她说，“我开始感到酒力了，是需要喝点这个。”

“我也是，待会儿还得开长途车回去。”

她拿出一根烟，我擦根火柴为她点上。我问她是怎么发现温迪上床要收钱的。

“她跟我讲的。”

“为什么？”

“妈的，”她说，吐出一线烟雾。“她就是告诉我了，可以吗？别再问了。”

“统统说出来，对你对我都好。”

“你凭什么认为还有别的好讲？”

“她怎么做？把她一个男伴推荐给你？”

她的眼睛喷出怒火。她闭闭眼，猛吸一口烟。“差不多就是那样，”她说，“不完全是，不过相当接近了。她告诉我她有个朋友的生意伙伴从外地来，问我想不想跟那人约会，我们可以来个四人行。我说恐怕不好，于是她就开始讲起我们可以一道欣赏精彩表演，然后吃大餐什么的。然后她又说：‘别傻了，玛西亚。你会玩得很开心，而且可以赚几个钱。’”

“你怎么反应？”

“呃，我没吓到。所以我大概是老早就起疑心了。我问她这话什么意思——当时问那种问题实在很蠢，于是她说跟她约会的男人都很有钱，而且他们也知道年轻女孩讨生活不太容易，所以分手前，他们通常都会给钱什么的。我说那跟妓女有什么两样，她说她从没开口跟男人要钱，不是那样，不过他们总是会给她一些。我想问多少，但没问出口，结果她还是讲了。她说至少二十，有时候有人甚至出一百。今晚她约会的对象一向给五十，她说，所以如果我跟着去，那就表示他的朋友应该也会给我五十。她问我这钱是不是很好赚——我们有表演可看，有大餐可吃，然后只要花半小时陪个高贵有礼的绅士上床就好了。她就是那么说的，‘高贵有礼的绅士。’”

“约会结果怎么样？”

“你这么肯定我去了？”

“你去了，不是吗？”

“我当时周薪八十，又没有人带我去吃大餐，或者看百老汇表演。我连个我愿意做爱的对象都没碰到。”

“那个晚上你玩得愉快吗？”

“不愉快。我脑里只有一件事：我得跟这个男人睡觉。而他又那么老。”

“多老？”

“不知道。五十五或者六十吧，我最不会猜年龄。总之我只知道，他对我来说太老。”

“不过你还是没借故溜掉。”

“没有。我已经同意要去，而且我不想扫他们的兴。晚餐很棒，我的男伴非常殷勤。可是表演我一点也没心情看，没办法。我一想到晚上的压轴戏就焦虑不安。”她顿一下，眼睛盯住我的肩膀上方。“是的，我跟他上床，是的，他给了我五十。是的，我也收下了。”

我喝下一些咖啡。

“你不打算问我为什么要收下那钱？”

“我该问吗？”

“我要那肮脏钱，我想知道那感觉怎么样——当个妓女。”

“你觉得你是妓女吗？”

“我干的不就是妓女的行当吗？我让男人睡我，然后收了他钱。”

我没说话。一会儿之后她说：“管他的，索性都说出来好了。我后来又做过几次，大概平均一个星期一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为钱，不完全是。或许可以说……不知道，算是实验吧。我想知道我对这种事有什么感觉。我想……了解我的某一面。”

“你了解到什么？”

“我了解到我比我想的还要保守，我了解到我不喜欢在我脑里黑暗的一角不断看到的东西，我了解到我想过个比较，呃，干净的生活。我想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传统的那一套我都要。绕了一大段路，我才知道这是我要的。有了这个结论以后，我就知道我非搬不可。我不能再跟温迪住下去了。”

“她有什么反应？”

“难过得不得了。”回想到这点，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我挺意外的。我们其实不亲，至少我从来不觉得我们有多亲。我没跟她讲过心里话，她对我也不是推心置腹。我们常在一起，尤其是我开始接待男伴以后，而且我们聊很多，不过都是很表面的事。我觉得我住不住那里她应该都无所谓。我告诉她我得搬出去，也讲了原因，没想到她反应那么强烈，还求我再待下去。”

“有意思。”

“她告诉我，她可以分担更多房租。我就是那时候才发现她付的钱一直都是我的两倍。我想如果我要的话，她大概会让我免费住下去。而且她也提到我不需要接待男伴，说是如果我不自在的话，就不要再做。她甚至提议，她会把她的活动限制在我上班的时间——事实上，她很多男伴都是晚上没法从家里脱身的生意人，他们也只能下午过去，我搞那么久才知道真相，这是原因之一。她说晚上的男伴得带她上旅馆或什么的，还说我下班以后公寓就是我们两个的，不会有别人。但她没搞懂，我非得完全脱离那种生活不可。因为那对我诱惑太大，你知道。我当时卖命工作周薪才不过八十，辞职不干开始变成很大的诱惑。会起这种念头，我觉得非常害怕。”

“所以你搬出去了。”

“对。我打包离开时，温迪哭了。她不断说她不知道没有我的日子她该怎么过。我告诉她，她要找室友绝对不难，该找个比较能适应她生活方式的人。她说她不要太能适应的人，因为她不只是一重人格。我当时没听懂。”

“你现在懂了吗？”

“大概吧。我想她是需要一个比她稍微保守的人，能跟她滥交的性生活保持距离。回想起来，当初我同意和她一起赴约，她好像有点失望。她使出浑身解数说服我，可是我答应以后她却有点不对劲。你懂我意思？”

“大概吧。她这种表现也跟其他一些事情连得上。”玛西亚先前提到的某件事一直在烦着我，我打开我的记忆库，四处翻检搜索。“你说过她跟年纪大的人约会，你一点也不奇怪。”

“对。”

“为什么？”

“呃，因为学校发生的事情。”

“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她攒起眉心没说话，所以我又问一次。

“我不想给别人带来困扰。”

“她在学校卷入桃色纠纷？跟年纪大的男人？”

“我说过我跟她不熟，只是点头之交，我们好像哪个学期一块修过一两门课，不过谈不上认识。”

“她毕业前几个月离校，就是因为那事？”

“那事我其实知道的不多。”

我说：“玛西亚，看着我。那件事就算你不说，我也可以查出来。只是你可以帮我节省很多时间跟精力。我实在不想大老远跑到印第安纳找一缸子人问一缸子尴尬的问题。我……”

“噢，千万不要！”

“我也不想，不过这要看你了。”

她的资料支离破碎，主要是因为她所知有限。温迪离校前没多久闹过丑闻。她和教艺术史的一个中年教授有了婚外情，他的孩子跟她差不多年纪。他想离开他太太，娶温迪为妻。结果那位太太吞下大量安眠药，给紧急送医洗胃，保住了一条命。接下来自然是谣言满天飞，轰动整个校园，温迪只有收拾行李离开。

据学校谣传，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和年长的男子发生关系。她的名字曾经和好几个教授扯在一起，他们全都比她年长许多。

“我敢说有不少加油添醋的说法，”玛西亚·塔尔告诉我，“我觉得她不可能跟那么多男人发生关系，还能瞒着大家那么久。不过那次事情爆发以后，有关她的流言就愈传愈多。我想总有一部分是真的吧。”

“所以当初你要搬到她那儿时，就已经知道她作风大胆。”

“我跟你讲过，她的放荡我一点也不在乎，跟很多男人睡觉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只要她想，有何不可？”她斟酌了一番，“那之后我的想法是有了改变。”

“这个教艺术史的教授叫什么名字？”

“这我拒绝回答，不重要。也许你查得到。应该可以，不过我不想讲。”

“是叫科特雷尔吗？”

“不是。”

“在纽约，她认不认识什么叫科特雷尔的人？”

“没有吧，这名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有没有哪个人她固定见面？比别人要熟？”

“没有吧。当然下午她是有可能常跟某个人约会，不过我不会晓得。”

“你看她大概赚多少钱？”

“不知道，我们不太谈这个。我想她的价码应该是三十左右，平均下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很多男人给她二十。她提过有男人给她一百，不过我想那是少数里的少数。”

“你看她一个星期大概接几次客？”

“我是真的不晓得。有些人她也许一个星期见三次，也许四次。不过白天也有人找她。她不想赚大钱，只要够她过她想过的生活就行了。她常拒绝人家，一个晚上绝不超过一个客人。而且节目也不一定排满，吃晚餐看表演统统来。有时男人过来，她就直接跟他上床。不过她回绝不少人，要是跟谁合不来，就不会再有下一次。而且如果约见的生人她不喜欢的话，上床一定免谈，当然对方也不会付钱。还有些人是跟别的男人要到她电话，她会跟他们出游，不过如果不合意什么的，呃，她就会推说头痛回家。她没打算当富婆。”

“看来她一个星期应该可以赚个几百块。”

“差不多吧。比我赚的当然是多多了，不过长远看来其实也还好。我觉得她做这行不是为钱，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我恐怕不太懂。”

“人尽可夫，她乐在其中。”说这话时她脸红起来，“她热爱她的工作，真的。这种生活还有男人还有其他种种，我觉得她需要那种刺激。”

我从玛西亚·塔尔身上得到的比我预期的要多，也许不用再多。

你得适可而止。你永远不可能查出所有真相；不过你永远可以查到比已知的多，而你得知道从哪一点开始你问到的资料于事无补，你花掉的时间都是白费。

我可以飞到印第安纳，我会得知更多，不用说。但完事以后，我不认为我知道的一定比现在还多。我可以问出名字和日期，我可以找不同的人问他们各自对温迪·汉尼福德的看法。但我能为我的客户多要到什么呢？

我招手示意结账。女侍算账的时候，我想到凯尔·汉尼福德。我问玛西亚·塔尔，温迪有没有常常提到她父母。

“有时候她会谈到她父亲。”

“她说了他什么？”

“哦，猜测他是什么样的人之类的。”

“她觉得她不了解他？”

“噢，当然。他在她出生前就死了，她怎么可能了解他？”

“我说的是她继父。”

“噢。没有，我记得她从没谈过他，只除了隐约提过她该写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她一切都好。她说过几次，所以我猜她大概一直在拖。”

我点点头：“她是怎么说她父亲的？”

“不太记得，只有个印象她好像把他神化了。有回我们在谈越南，她说不管那场战争是好是坏，去打的毕竟都是好人，另外她还讲到她父亲是怎么死在朝鲜战争中的。她好像说过：‘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想一切都会很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她没说。”

11

两点过后不久，我把车交还欧林公司。我进餐厅叫份三明治和柠檬派，然后翻阅笔记，看看能不能把已知的资料串连起来。

温迪·汉尼福德对年长男子情有独钟。如果想要的话，大可照心理学的说法，把这归因于她对她从未谋面的父亲的一种情感转移。念大学时，她意识到自己的魅力，跟几个教授发生关系。其中一个为她陷得太深，出了意外，事情闹开以后，她卷了铺盖独自来到纽约。

纽约有很多年长男子，其中一个带她去了迈阿密海滩。她租公寓的时候，同一人，或者是另一个，给她提供工作证明。而这一路下来，一定有过许多年长男子带她出去晚餐，塞个二十块给她坐出租车，在她的五斗柜上留下二十或三十或五十块。

她一向不需要室友分担房租。她补贴玛西亚·梅塞尔，向她收的房租远不及一半。她也有可能补贴理查德·范德普尔；而她找他当室友，动机或许跟她当初邀玛西亚同住是一样的——也跟她恳求玛西亚留下的理由一样。

因为这是个孤寂的世界，她一向是孤孤单单地活着，只有亡父的鬼魂跟她作伴。她得到的男人，对她有吸引力的男人，都属于其他女人——是和她春宵一度后都得回家的男人。她需要有个在贝休恩街公寓同住，但不会想和她上床的人，一个可以当好朋友的人。先是玛西亚——而玛西亚同意和她双双赴约时，温迪不是有点失望吗？我想没错，因为她虽然找到约会的同伴，但相对的，她却失去了纯真世界的伴侣——玛西亚在温迪身上感觉到的纯真。

然后来了理奇，他或许是更恰当的搭档。理奇，羞怯而又沉默寡言的男同性恋，他为她美化居家环境，煮大餐吃，带给她家的温暖；但他衣服放在客厅，和她分房而睡。而她相对地也提供给理查德一个家，她给了他女人能给的慰藉，但不像其他女人一样有性的需索。他搬去和她同住，从此不再光顾同性恋酒吧。

我付账离开，沿着百老汇大道一路走回旅馆。一个红着双眼睛、衣衫褴褛的乞丐挡住我的去路，想知道我有没有多出的零钱给他。我摇摇头，冲着他直走，他立刻闪到一边，一副想鼓起勇气骂我一声脏话的模样。

这事我还想多深入？我可以飞到印第安纳，在温迪学到如何定义她自己的那个校园到处打听招惹人厌。我可以轻易得知和她的关系曝出如此戏剧化结果的教授姓甚名谁。我可以找到那名教授，不管他是不是还在那所学校。他会跟我谈，我可以强迫他跟我谈。我可以一一访谈其他跟她睡过觉的教授，其他认识她的学生。

但他们又能告诉我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是要写她的传记，我只是想了解“真正的温迪”，好对凯尔·汉尼福德有个交代，告诉他她是什么样的人，而她又是为什么变成那样。我手头的资料应该已经可以轻易做到这点，我不需要到印第安纳访查更多。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凭良心说，我跟汉尼福德的约定不只是为了规避侦探执照法以及逃税。他给我的钱是礼物，正如我给凯勒和潘科夫和邮局职员的一样。为了回报他的馈赠，我要帮他的忙，正如他们帮我一样。我不是在为他工作。

所以我不能因为已经取得凯尔·汉尼福德需要的解答，就放手不管。我自己也有一两个问题，但答案尚未完全揭晓。我有了大半解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但仍有几处空白需要填满。

我走进去时，文森特坐在前台。不久前他给我不少脸色，现在他还不确定我有没有记恨在心。我才给了他一张十块钱的圣诞节礼金，这应该已经充分表明我的宽大为怀，但我靠近时他还是会不由自主地缩缩身子。他现在缩了一缩，然后递上我房间的钥匙以及一张肯恩的留言条。上头写了个我能联络到他的号码。

我从我房间打过去。“噢，马修，”他说，“真高兴你打来。”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啊。我只是忙着在享受今天的休假。休假和坐牢，二选一，而我对牢房一向都没多大兴趣。我敢说一进里头，准保会留下生动不快的回忆。”

“我听不懂。”

“我讲话有那么暧昧吗？我听了你的话，跟凯勒副队长谈过。我的店预定今晚某时要遭到突袭。俗话说得好：事前有准备，到头不吃亏。所以我已经做好准备工作，要我一个酒保今天下午和晚上帮忙看店。”

“他知道为什么吗？”

“我还没那么坏，马修。他知道他会坐牢，也知道他很快会被保释出狱，而且不消多久就可以宣判无罪。他也晓得走这趟路，口袋里可以多五十块钱。我自己哪，老实说，就算给我十倍的价钱，我也不愿意灰头土脸地给揪送法办。不过俗话说得好：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嗯，还有啊，你那位凯勒副队长蛮合作的，只不过他跟我收了一百块，比你说的要多五十。我没跟他讨价还价应该没错吧？”

“应该没错。”

“我也是那么想。总之，如果事情有了结果，这价钱只是小意思而已。你不介意我提了你名字吧？”

“一点也不。”

“这样我以后找他办事应该就方便多了。不过这一来我就欠了你的情，我打算马上奉还。”

“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事你有了消息？”

“没错。我在一家地下酒吧花了好几个小时，问了好多一针见血的问题。你知道休斯敦街那家吗？”

“不知道。”

“是我最爱的地下酒吧。有兴趣的话，哪天晚上我带你过去坐坐。”

“再说吧。你问到什么？”

“呃，我想想。我到底问到什么？我跟三个绅士谈过。他们回忆起是怎么把我们的星星王子带回家喝牛奶、吃饼干。我还跟另外几个男人谈过——我很想发誓他们做过同样好事——不过他们的记忆雾蒙蒙的不太清楚，很不幸。我说过他应该不是男妓，看来的确不假。他从没跟人要过钱，有个家伙说他想塞些钱给理查德坐出租车回家，但小伙子硬是不要。出淤泥而不染，你说是不是？”

“嗯。”

“现在这个年头尤其难得啊。事实部分全讲完了，剩下的就是印象了，不过我想你最有兴趣的大概就是这个。”

“对。”

“看来理查德不是什么性感小猫。”

“哦？”

他叹口气：“小男生不太喜欢性，技巧也不甚高明。我想不是因为胆子不够，虽然他的确是神经紧张兼焦虑不安。说来应该是因为他对床上那套作业无法苟同，而且性本身也没带给他多大乐趣。而且他拒绝亲密关系。脏的那套他会乖乖做完没有怨言，不过你可不能握着他的手或者摸他肩膀。这种事也不是没听过嘛，你知道，就有那种同性恋，只要高潮不要爱。他们所有的朋友都注定了只能做完就算。不过他好像连性交都没法享受。”

“有意思。”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还有哪，只要一做完，理查德就会巴巴地赶着上路。不是过夜型，连留下来多喝一杯咖啡跟白兰地都不肯。就是砰——磅——谢了——先生，然后拍拍屁股拜拜。而且没有兴趣再续前缘。有个家伙实在很想和星星王子重温旧梦，不是因为性交愉快——一点也不，而是因为他大感好奇，以为再给个机会，他就可以戳破他硬绷绷的外壳。理查德死不答应。谁跟他同床共枕过，谁就别想再跟他讲话。”

“这三个男人……”

“不给名字，马修。我有我的原则，我是有的。”

“我对他们的名字没兴趣，我只不过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同一型。”

“哪方面？”

“年龄。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吗？”

“差不多。”

“都是五十以上？”

“你怎么知道？”

“只是猜的。”

“猜得好，依我看他们都在五六十之间，年龄全写在脸上，可怜虫，跟我们这种在青春泉里洗过澡的人真是没得比。”

“嗯，全都说得通。”

“怎么说？”

“一言难尽。”

“意思是要我滚蛋？我无所谓。只要知道我帮上忙了，我就已经心满意足，别无所求。反正我也不需要多你这个故事，在我老掉牙的时候跟我孙子献宝。”

12

埃迪·凯勒不在他的书桌旁。我留话要他回电，然后下楼到大厅的书报摊买份报。电话铃响时，我正看到《阿比夫人信箱》。

他谢谢我把肯恩介绍给他，但声音听来有点戒心。我已经不在警方，他用不着给我回扣。

我撤除他的戒心：“你可以帮我个小忙做回报。找个人打几通电话，或者查查档案。我自己大概也可以办到，不过得花三倍的时间。”

我把要做的事跟他讲清楚。要还我人情这对他来说再容易不过，于是他欣然接受。他说他会再打来，我说我不出门，就等他电话。

一小时以后，几乎一分不差，电话来了。科特雷尔公司在松树街上的克兰汉斯大楼有过办公室。该公司发行一份华尔街通讯达十二年之久，直到老板过世才停刊。这个老板名叫阿诺德·莱弗里特，两年半前过世。没有什么叫科特雷尔的人跟公司有过关系。

我道声谢挂断。这算是圆满的解释，我一直找不到科特雷尔是因为原本就没这个人。莱弗里特在温迪·汉尼福德的生命里扮演过某种角色，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事，不过这角色是大是小，现在已经无从得知。除非借助灵媒，我不可能找到他求证。

反正也没事干，我打了个长途到伊甸石，又找来那个经理。他还记得我。我问他是否可以帮我查个叫莱弗里特的先生，而这回他花的时间要少多了，因为他一听就知道该查哪些档。如我所料，他们的记录上指出，阿诺德·莱弗里特夫妇从九月十四号到二十号都住在伊甸石。

我终于查到她生命中一个男人的名字。如果莱弗里特留下个寡妇，我可以跑去骚扰她，不过这样做弊多于利，不必跑这趟无谓的差事。现在我可以忘了是谁带她到佛罗里达，也不用一天到晚纳闷那天杀的科特雷尔是哪号人物。他不是个人，只是家公司，而且已经倒闭。

我绕过转角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吧台。这天真是够我受了，开车来回马马罗内克比我预计的还要累人。我打算今晚就坐在吧椅上，好好品尝掺着波本的咖啡消磨时间，混到夜深再回房睡觉。

结果天不从人愿。两杯下肚以后我想到有件事该办，没法说服自己不办。这样做八成是浪费时间，不过我做的事其实全是浪费时间，看你从什么角度看。显然我心里头有个什么，命令我非得浪费时间不可。

搞半天结果其实不算浪费。

我在第九大道搭上出租车，一路听司机抱怨汽油的价钱。这全是阴谋，他说，然后开始解释起内幕。大石油公司都是锡安教徒在把持，经由减产他们可以影响大众意见，鼓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起来，强占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土地。他甚至还找了个说法，把这跟肯尼迪的谋杀兜到一块。我忘了是哪个肯尼迪。

“这是我的理论，”他说，“老兄你觉得怎么样？”

“是个理论。”

“听来蛮有道理的，不是吗？”

“这方面我不太清楚。”

“嗯，当然，美国老百姓个个都跟老兄你一样。一问三不知，啥事都没人关心。随便啥事拿来做民调，有一半的人都没意见。没意见！所以我说这个国家快完了。”

“我就知道是有个原因。”

他在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的图书馆前把我放下车。我穿过石狮之间，拾级而上到了微卷室。我查查我笔记本上阿诺德·莱弗里特的死亡日期，填在纸条上。一个眼神忧伤，穿着牛仔裤和格子衬衫的女孩把一卷胶片交给我。

我把影片卷上扫描机，然后开始找。在微卷上看过期的《纽约时报》很难不分心。其他报导会吸引你的视线，浪费你的时间。但我强迫自己找到正确日期的讣文版，看到阿诺德·P.莱弗里特的讣文。

他没占多少空间，四段，全都平淡无奇。他心脏病发，死在华盛顿港的家中，留下妻子与三个小孩。他上过某些学校，为某些股票经纪人做过事，然后1959年开办一份有关华尔街时讯的《科特雷尔每周分析》，死时五十八岁。只有最后这个陈述跟我的调查能沾上边，而这点其实我早已推论出来。

不知道人的脑子是怎么转的。也许是眼角无意中瞄到别的报导，搅动了我脑里的什么。我不知道触媒是什么，而且是一直到离开微卷室，走下一半楼梯时我才意识到脑里的骚动。我马上转身回去，找到1959年的《纽约时报》索引。

这是莱弗里特开办他那份通讯报的年份，所以触媒或许就是这个。我翻阅索引，得知马丁·范德普尔太太正是这年过世。

我其实没有预期会看到讣文。她只是个牧师娘，而他又没什么名气，不过是布鲁克林蛮荒地一个小教区的牧师而已。我本想顶多也只会登个不起眼的死亡公告，但其实却上了讣文版。

等我把该年的胶片上了扫描机，找到登她讣文的那页后，我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认为她有那个价值。

马丁·范德普尔太太，前弗朗西丝·伊丽莎白·海吉曼小姐，自杀身亡。她在湾脊第一复兴教会牧师会馆的浴室割腕自杀，发现她陈尸浴缸的是她年幼的儿子理查德。

我回到阿姆斯特朗酒吧，但我此刻的心情和这里格格不入。我在第九大道上往北走，再踏上哥伦布大道。我闯进好几家酒吧——走累了就停下来快饮一杯。哥伦布大道有好多酒吧。

我在找个什么，但我一直要等找了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我其实应该早就猜到。我以前也有过像这样的经验：走过一条条黑街，想逮个机会把积压在心里的恶气统统发泄出来。

我在哥伦布大道，靠近八十几街的地方逮着机会。我踏出一家挂着爱尔兰招牌，而顾客全讲西班牙话的酒吧。我跌跌撞撞，步伐和酒鬼跟水手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看到正前方十到十二码的门廊有点动静，但我还是继续往前迈进。等他拿把刀从门廊一跃而出时，我知道我已经找了他好几个小时。

他说：“快，快，乖乖把钱拿出来。”

他没有毒瘾。大家都以为他们全有毒瘾，其实不然。有毒瘾的人会闯空门，拿走电视、打字机，可以马上变现的一些小东西。五个抢匪里顶多一个真有毒瘾，另外四个干这行当是因为他们懒得工作。

而且也可以借此证明他们勇猛过人。

他有意让我看到刀锋。我们位处阴影底下，但刀面还是映上一点光线，邪恶地对我猛眨眼睛。那是把菜刀，木头柄，刀刃有七八英寸长。

我说：“放轻松点。”

“让老子瞧瞧你他妈的钞票。”

“没问题，”我说，“只是刀子请你小心点，我一看到刀子就紧张。”

我看他约莫十九二十岁。他没几年前脸上爆过很多青春痘，灾情惨重，现在两颊和下巴全是坑坑洼洼。我作势要往上衣内侧胸袋掏东西，然后自自然然地颠跌一下，斜只肩膀，右脚跟站稳，然后左脚往他腕上踢过去。刀子从他手里飞开。

他伸手要抓，犯下大忌，因为刀子落在他后头，而他当时又是踉踉跄跄。他其实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是直接扑到我身上，要不就是扭头跑掉。但他却做了不智的决定，想把刀子夺回去。

他连离刀十英尺①的距离都不到。当时他失去平衡，步履蹒跚，于是我一手抓住他肩头，把他像陀螺一样旋过来。我张开右手甩过去，手掌根正好击中他的人中。他咿呀大叫，两手护住脸孔，我趁机往他肚子连捶三四下。他折下腰时，我两手捧住他的后脑勺，抬起我的膝盖撞上去。

这一撞可真是结结实实，力道十足。我放开他，他昏昏糊糊佝着身子，膝盖处弯成直角。他的身体不知道是该直起身，还是倒下去。我捧起他下巴用力一推，算是帮他做了决定。他身子挺起来，倒下去，然后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我在他牛仔裤的右边口袋找到厚厚一卷钞票。他抢钱不是为了买牛奶给他饿扁了的弟弟妹妹，不，谢谢，不是，他屁股上已经塞了将近两百块钞票。我往他口袋塞回一块零钱让他搭地铁，剩下的全部入了我的腰包。他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目睹整个过程。我看他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弯下一只膝盖，左手抓起他的右手，把脸凑向他。他目瞪口呆，一脸惊惶。我很满意，因为我的本意就是吓他。我要他知道恐惧是什么，感觉怎么样。

我说：“听着。要在这些黑街讨生活，你可得又狠又快又准，这三点你都做不到。我劝你还是早点找个正经工作，不要误了自己，因为你在这儿混不下去。你以为干这行非常容易，这你就大错特错了，今天算是让你缴费学到一课。”

我把他右手的指头一根根往后扳断，只扳四根，大拇指留着没碰。他没有尖叫或什么的。我想大概是吓麻了吧。

我拿走他的刀，丢进我碰到的第一个下水道栅口，然后走过两个街口到百老汇大道，叫辆出租车回家。

① 十英尺约合三米。

13

我觉得我根本没有睡着。

我褪下衣服爬上床。我阖上眼睛，滑入可以不需要完全睡着就能梦见的那种梦，心里明白这是场梦，我的意识保持距离站在一边，像剧评家冷冷坐在一旁看戏。然后一串串事件涌上来，于是我知道我不可能睡着，也不想睡着。

于是我把莲蓬头开到最热，关上浴门站在浴缸旁，算是即兴的土耳其浴。我在里头待了半小时左右，让积在体内的劳累和酒精借着流汗排出去。然后我把莲蓬头的温度调到可以忍受的程度，开始淋浴，最后一分钟我以冰水冲洗。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真的有益健康。我看这只是斯巴达式的磨人方式。

我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西装。我坐在床沿，拿起电话。亚勒格尼航空公司刚好有我想搭的班机。飞机五点四十五分由拉瓜迪亚机场起飞，七点多一点可以把我送到我想去的地方。我买来回票，回程时间未定。

五十八街和第八大道交叉口的童年餐厅通宵营业，我点了碎牛肉加蛋，灌了好多黑咖啡。将近五点时，我坐上一辆出租车的后座，请司机把我载到机场。

这班飞机绕路在奥尔巴尼市停一站，得多花不少时间。飞机准时在那里落地，几个人下机，另外几个人上机，然后驾驶员又带着我们腾空而起。第二趟起飞，飞机根本没有机会保持水平飞行：我们才停止升空，就开始降落。在尤蒂卡机场，我们颠簸了一下，但没什么好抱怨的。

“祝各位旅途愉快，”空中小姐说，“保重。”

保重。

我觉得大家好像是近几年来，才在道别时说这两个字。人人开始有了危机意识，整个国家陡然意识到，我们住在一个随时需要保持警觉的世界。

我是打算保重。至于旅途是不是能够愉快，我可不太确定。

我从机场搭车到尤蒂卡市，七点三十左右抵达。十二点过几分我打到凯尔·汉尼福德的办公室，没有人接。

我打到他家，是他太太接听。我报上名字。“斯卡德先生，”她试探性地说，“你，呃……有进展了吗？”

“是有些眉目。”我说。

“我叫凯尔过来。”

他拿起话筒后，我表示想和他碰面。

“噢，我懂。有些事电话上讲不方便。”

“嗯。”

“那……你能到尤蒂卡来吗？除非是绝对必要，我现在恐怕抽不开身到纽约，不过你可以搭今天下午或者明天的班机过来，很快就到了。”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到了尤蒂卡。”

“哦？”

“我在杰佛逊和莫好克街交叉口的雷克斯药房，你可以到这儿接我，我们一起去你办公室。”

“没问题，十五分钟？”

“可以。”

我认出他的林肯轿车。他停在药房前面时，我跨过人行道走上前去。我打开车门，坐在他旁边。他也许平常在家都习惯穿西装，要不就是他为了见我特地换上的。西装深蓝色，条纹不很明显。

“你要来应该事先跟我讲一声，”他说，“我可以到机场接你。”

“不必，我想借这个机会游览你住的城市。”

“这地方不坏。也许以纽约的标准来看，太安静了，不过这也不见得就是缺点。”

“没错。”

“以前来过这儿吗？”

“来过一次，好几年前了。这儿的警察抓到我们通缉的嫌犯，我来这儿把他押回纽约。那趟我是坐火车。”

“今天这趟飞行怎么样？”

“还好。”

他巴不得赶紧问我，为什么突然不告来访。但他可是有教养的人，吃午餐的时候要等咖啡上桌才能谈生意，我们的公事也得到了他办公室才能讨论。汉尼福德药业的仓库偏处城西一角，而他接我的地方则在城中。我们一路往城外开，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他把他认为我会有兴趣的东西指给我看，我也只有嗯嗯啊啊佯装有一点兴致。终于到了库房。他们一周上五天班，此时除了几辆闲在一旁的卡车外，没有其他车子。他把林肯停在一个卸货台旁，然后领我走上坡道进到仓库里。我们穿过一条长廊，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打开天花板的灯，指张椅子给我，然后坐到书桌后头。

“怎么样？”他说。

我不觉得累。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应该非常疲倦。没睡觉，昨晚又灌了少许黄汤，但我精神还好。不算抖擞，但也不累。

我说：“我是来跟你报告的。你女儿的事我能查的都已经查到了，我想你也不用知道更多。我可以再多花我的时间，多花你的钱，不过我看没必要。”

“没花你多少时间。”

他的音调不带感情，我听不出这话有没有弦外之音。他是佩服我的效率，还是不高兴他的两千块只买到我五天的时间？

我说：“够久了。如果你一开始就对我毫无隐瞒的话，不知道会不会省点时间。也许不会。不过至少我查起来应该容易一点。”

“我不懂。”

“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没想到这点。你觉得我该知道的你已经都告诉了我。如果我要找的只是事实，那你或许没错，但我要找的是能够拼凑出图像的事实。如果事情全都摊在我面前的话，我查起来应该比较容易。”他一脸迷惑，浓黑的眉毛挑高到眼镜上方。“我没事先通知你我要来，是因为我在尤蒂卡有事要办。我是大清早搭机过来的，汉尼福德先生。我花了五个小时才知道你五天前就可以告诉我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

“我去了几个地方。市政厅的人口统计处、户政事务所、警察局。”

“我没雇你到尤蒂卡来问问题。”

“你根本就没雇我，汉尼福德先生。你娶你太太是在——呃，我不用告诉你日期。你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结婚。”

他什么也没说。他摘下眼镜，放在他前面的书桌上。

“你早该告诉我温迪是私生女。”

“为什么要讲？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你确定？”

“嗯。”

“我可不敢这么确定。”我吸一口气，“韩国仁川港一役，不幸阵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里，有两名是尤蒂卡去的。其中一个是黑人，不用考虑。另一个叫罗伯特·布娄，已婚。他是不是温迪的父亲？”

“嗯。”

“我不是要揭旧疮疤，汉尼福德先生。我想温迪知道她是私生女。当然也有可能她知不知道都无所谓。”

他站起来，走向窗口。我坐在那儿，暗想温迪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我赌十比一她知道。罗伯特·布娄是她成长过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她一辈子都在寻寻觅觅，找他的替身。她对他产生暧昧难解的感情，似乎是因为知道了什么汉尼福德和她母亲都没透露的秘密。

他在窗旁站了好一会儿，然后扭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或许我早该告诉你，”他终于开口道，“我不是故意隐瞒。我是说，当时我完全没想到温迪是……私生女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根本不提此事，我压根儿没想到要讲。”

“这我了解。”

“你说你有事报告。”他说。他回到椅子坐下：“请讲，斯卡德。”

我回溯到印第安纳。温迪念大学时，对同龄的男孩没有兴趣，只喜欢年长男子。她跟几个教授发生关系，或许都只是逢场作戏，但至少有一个认起真来，至少男方如此。他想离开他太太。这位太太服药自杀，或许是真的想死，或许是为了挽救她的婚姻才耍的手段，也或许连她也搞不清自己动机何在。

“总之，轰传出一段丑闻。整个校园沸沸扬扬，不过有没有上校方记录我不知道。温迪在毕业前两个月离校，这就有了解释。她没法再待下去。”

“当然。”

“她消失后学校没有急得抓狂，道理一样。我原本还很纳闷，因为照你所说，他们的反应好像不很强烈。显然他们当初是想通知你她走了，但又不打算告诉你她离开的原因。总之，他们之所以不在意她的去向，是因为他们知道其中内情。”

“噢。”

“她去了纽约，这你已经知道。她几乎是马上和年长男子发生关系。其中一个带她去了迈阿密，我可以给你他的名字，但这其实并不重要。他两年前死了。很难说他在温迪的生命里到底扮演了多重要的角色，但除了带她去迈阿密以外，他还让她在申请租屋时，借用他的名字。她在雇主栏写下他的公司，而经纪公司打去查对时，他也帮她圆谎。”

“房租是他付的吗？”

“有可能。到底当时他是帮她付了全部还是部分家用，只有他才能告诉你，只是你已经问不到了。不过照我看，她不是他的禁脔。”

“那同时她也跟别的男人交往？”

“我想没错。这个男的已婚，家在郊区，就算他想花很多时间跟她在一起，恐怕也做不到。而且依我看，温迪自己也不想跟任何一个男人固定下来。教授的太太吞药自杀，对她想必是一大打击。如果他对她迷恋到可以抛家弃子，想来她也可能对他用情很深——至少她可能是这么想。遭到那次挫折以后，她会提醒自己不能对任何人过于专情。”

“所以她结交很多男人。”

“对。”

“而且跟他们拿钱。”

“对。”

“你知道这是事实？或者你只是凭空臆测？”

“是事实没错。”我跟他提了点玛西亚·梅塞尔的事情，谈到她是怎么逐渐发现温迪维生的方式。我没补充说明，玛西亚也下海试过。

他垂下头，浆硬的西装两肩有点塌。“报纸还真说对了，”他说，“她是妓女没错。”

“也不完全是。”

“什么意思？这就像怀孕一样，不是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我觉得比较像诚实。”

“哦？”

“有些人比别人诚实。”

“我一向以为诚实只有是与不是两种。”

“或许吧。不过我觉得有不同层次。”

“卖淫也有不同层次吗？”

“我是这么想的。温迪没到街上拉客，没有一个个嫖客轮番上阵，也没有把钱交给什么皮条客。”

“我还以为范德普尔做的正是这个。”

“不。稍后我会讲到他。”我把眼睛阖上一会儿。我睁开眼睛说：“这话我没法证实，不过我很怀疑温迪的本意是真的要卖肉。她也许是从好几个男人手上拿了钱以后，才醒悟到自己是在干什么。”

“我不懂。”

“我们假设有个男的带她外出晚餐，送她回家，结果跟她上床。他出门时，也许交给她一张二十元钞票，他也许是跟她说：‘我本想送你一束鲜花或者礼物，不过你何不就拿这些钱买点你喜欢的东西呢？’也许前几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她一再回绝，但后来她就开始习惯收下了。”

“我懂了。”

“不消多久，她就会开始接到素不相识的男人打的电话。很多男人喜欢把女人的电话广为传播，有时候是因为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觉得可以借此提高他们的形象。‘这女孩很不错，她不能算是妓女，不过事后给她一点钱好了，因为她没工作，你知道，小女孩在大都市里讨生活实在很辛苦。’所以她有一天醒来，才猛然醒悟到她已成了妓女——至少是字典上定义的那种。可是当时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方式，而且感觉也很自然。照我看来，她从来没跟人伸手要钱。她一个晚上最多只见一个男人。如果哪个男人她不喜欢，以后的邀约她会回绝。而外出共进晚餐时，如果她觉得眼前的男人看不顺眼，她也会假称头疼，不和他上床。所以她是靠那方式赚钱没错，但她目的不在钱。”

“你是说她喜欢。”

“反正绝对不讨厌就是。她又没被人贩子绑架为娼，想要的话，她应该可以找到工作，她也可以回尤蒂卡的家，或者打电话跟你们要钱。你是想问她是性欲亢进吗？这我没有答案，不过我怀疑不是。我觉得她是得了强迫症。”

“怎么说？”

我站起来，移近他的书桌。桌子是暗色桃花心木做的，看来至少有五十年历史。桌上井然有序，摆了本记事簿，还有双层文件盘、纸插、两张镶框的照片。他看着我拿起照片仔细端详。其中一张照的是个年约四十的女人，两眼迷茫，脸上挂着隐约的笑容。我感觉到这个表情是她的注册商标。另一张照片是温迪，头发不长不短，两眼发亮，一口白牙可以去拍牙膏广告。

“这是什么时候照的？”

“高中毕业典礼。”

“这是你太太吗？”

“嗯。我忘了那是什么时候照的。六七年前吧，我想。”

“我看不出她们哪里像。”

“嗯，温迪像她父亲。”

“布娄。”

“对。我从没见过他，我太太说她长得像爸爸。我当然是无从判定，不过我太太是这么说的。”

我把汉尼福德太太的照片摆回原位。我深深看进温迪的眼睛，我们过去这几天变得非常亲密，她跟我。我现在对她的了解恐怕已经超过她能接受的限度。

“你刚刚说你认为她有强迫症。”

我点点头。

“强迫她的是什么？”

我把照片摆回原处。我注意到汉尼福德刻意避免对上温迪的眼睛。他没做到。他望进那对明亮的大眼，脸部抽动一下。

我说：“我不是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医生什么的，我只是当过警察的普通人。”

“我知道。”

“我只能猜测。我猜她一直都在找寻父亲，想尝尝做女儿的滋味，而他们一个个都想和她上床。不过她倒也无所谓，因为她爸爸正是这样的人。他是跟妈妈上床，让她怀孕，然后到韩国去，然后再也没有消息的人。他是已经跟别人结婚的某某人，所以吸引她的男人一定都是别人的丈夫。要找爸爸很可能大祸临头，因为如果不小心的话，他可能太喜欢你，而妈妈就有可能吞下一大堆药，然后你就得打包走路。所以仔细想想，如果爸爸给你钱的话，应该比较安全。这样一来，一切就是单纯的金钱往来，爸爸就不会为你发狂，妈妈不会吞药，你也可以待在原处不用离开。我不是心理医生，我不知道教科书上是不是这样写。我从没读过教科书，也从没见过温迪。我是到她生命结束以后，才开始走进她的生活。我一直想走进她的生活，结果却得一再地面对她的死亡。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喝的？”

“啊？”

“你有没有什么喝的？譬如波本。”

“噢，我想是有一瓶什么酒。”

怎么可能有人连自己屋里有酒没酒都不知道？

“拿来吧。”

他的脸上闪过几种不同的表情。有意思。刚开始他是在想，我他妈的以为我是什么人，竟敢这样指使他，然后他领悟到此时此刻这种小事不必斤斤计较，于是他便起身走到酒柜前打开门。

“是威士忌。”他宣布说。

“很好。”

“我没什么可以调酒的。”

“无所谓，把酒跟玻璃杯拿来就好了。”而且找不到杯子也没关系，先生。

他把酒跟一只平底大玻璃杯端过来，然后带着研究的兴味，在一旁看着我把威士忌往杯里倒到三分之二满。我喝掉一半，把杯子放到桌上又拿起来，因为我想到可能会留一圈水渍。我动作迟疑不定，他会过意来，递给我几张便条纸充当杯垫。

“斯卡德？”

“嗯？”

“你说当初找个心理医生对她是不是会有帮助？”

“不知道，搞不好她试过。虽然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不过是有可能。我觉得她是在想办法。”

“以她那种生活方式？”

“嗯。她的生活算满稳定的。也许外人看来不觉得，不过我看法不同。她找玛西亚当室友，为的是给自己安定的感觉，后来找上理查德原因也是一样。她的公寓给人一种温馨祥和的居家感觉，家具搭配得宜，是居住的好环境。我想她生命里的男人是她必须通过的阶段，我看她应该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代表的是她肉体和感情上，在过渡阶段需要的求生工具，我觉得她的眼光已经放到将来她不再需要他们的那一天。”

我又喝了些威士忌。对我来说稍嫌甜了点，而且过于温和。不过下肚后，劲道倒也还差强人意。

我说：“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对理查德·范德普尔比对温迪了解得还要多。我访谈过的人里有一个跟我说，所有牧师的儿子都是疯子。我不知道这句话真实性有多少，不过我想他们大部分一定都没好日子过。理查德的父亲是那种烦忧易怒型的人物，严峻，冷漠，我很怀疑他是否懂得什么叫做父爱。理查德的母亲在他六岁的时候自杀。他没有兄弟姐妹，就这么个小孩和他父亲以及一个干瘪的老管家在坟墓样的牧师会馆里过活，这种成长过程让他对他父母产生非常矛盾的感情。他这种对上一代非常混杂的感情，跟温迪的情况倒是蛮类似的。所以他们才能那样互惠互助。”

“互惠互助！”

“对。”

“拜托你好吗，他可是杀了她！”

“他们的确配合得很好。她是那种他不需要提防的女人，而他是那种她不会误当做父亲的男人。他们共度的家居生活带给他们一种两人都没经历过的安定感觉，而且也没有性关系来破坏这种和谐。”

“他们没有上床？”

我摇摇头。“理查德是同性恋。至少在他搬去和你女儿同住前，他一直是以同性恋姿态出现。他不喜欢那种角色，很不自在。温迪给他机会脱离那种生活，他终于可以跟一个女人同住而不需要证明他的男子气概，因为她并不需要他当她的性伴侣。他自从碰上她以后，就不再去同性恋酒吧。我想她在那同时也改变了生活方式，不再约会。我没法证明，不过以前她一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会外出与人共进晚餐，但我进她公寓看过，厨房储满各色食物，我想理查德大概每个晚上都为两人准备晚餐。我刚说过，我觉得温迪在想办法解决她的问题，照我看，他们两人是一起在想办法。也许到头来他们会上床，也许温迪会出去找个工作，不再以职业性的方式跟男人约会。我这只是在猜测而已，当然，不过我还想讲得更远一点。我想他们最终也许会决定结婚，一切或许会有个圆满的结局。”

“纯粹是假设。”

“我知道。”

“你说得好像他们在谈恋爱。”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谈恋爱，我只知道他们之间一定有爱。”

他拿起眼镜，戴上去又摘下来。我往杯里再倒些威士忌，啜一小口。他久久坐着不动，看着自己双手，偶尔抬眼瞄瞄立在他书桌上的两张照片。

终于他说：“那他为什么杀了她？”

“这问题我没法回答。他完全不记得杀了人，而且在他的记忆里，这整个过程又跟他母亲的死纠缠不清，混在一起。再说，这并不是你想追究的问题。”

“是吗？”

“当然。你想知道的是，你女儿的死你得负多少责任。”

他什么也没说。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女儿时，发生了什么事？想跟我说吗？”

他不想，不是很想，他花了好几分钟才做完暖身。他模模糊糊讲到她是什么样的小孩，多么聪明活泼热情，还有他多爱她。

然后他说：“在她大概——实在记不太起来，不过我想她当时应该有八岁大，八岁或九岁。她喜欢坐在我怀里，搂我……搂我，吻我，而且她习惯扭来扭去，而——”

他得停下一会儿。我没说话。

“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不过有一天她坐在我怀里，而我——哦，老天。”

“慢慢来。”

“我兴奋起来，身体上的兴奋。”

“难免会。”

“是吗？”他的脸看起来像彩绘玻璃，“我实在——实在无法想象。我觉得自己好恶心，我爱她就像爱女儿一样，至少我是一直那么以为，等我发现我对她有性欲……”

“我不是专家，汉尼福德先生，不过我想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是一种身体反应。有些人坐火车也会勃起。”

“我不只是那样。”

“也许。”

“我很清楚，斯卡德。我被自己在心底看到的东西吓坏了，我担心那结果，担心那对温迪可能带来的伤害。所以我那天就做了个决定，我不再和她那么亲近。”他垂下眼睛，“我退缩了，我强迫自己限制对她的感情，我是说感情的表达。也许连带我对她的感情吧，不知道。不再有那么多拥抱、亲吻和抚摸。我下定决心不能再旧事重演。”

他叹口气，盯住我的眼睛，“这你猜中了多少，斯卡德？”

“一点点。我以为还会再往下发展。”

“我不是禽兽。”

“很多人做的事情你根本无法想象，但他们也不见得个个都是禽兽。你最后一次看到温迪时，发生了什么？”

“这事我从来没跟人讲过，为什么又要告诉你呢？”

“你不用，但你想。”

“是吗？”他又叹口气，“她从大学回来，我们的关系还跟以前一样，但她好像哪里变了。我想她当时大概已经发展出和年长男人发生关系的模式。”

“对。”

“有天晚上她很晚回家。她是单独出门的，也许有人来接她，我不晓得。”他阖上眼睛，回忆起那个晚上，“她到家时我还没睡。我没刻意等她回来，我太太早已入睡，而我有本书想看。温迪大约凌晨一两点回到家。她喝了酒，倒也没有跌跌撞撞，只是有点醉意。

“我看到了她的另一面，她想……她勾引我。”

“就那样？”

“她问我想不想上她。她说了……一些脏话，告诉我她想跟我做些什么。她试图抓住我。”

“你怎么做？”

“我甩了她一巴掌。”

“噢。”

“我告诉她她醉了，要她上楼睡觉。我不知道那巴掌是不是打醒了她，她脸色一暗，一句不吭就转身上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到也许应该到她那儿跟她说声没关系，忘了也就算了。结果我什么也没做。我又坐了一个小时，就回房去睡了。”他抬起眼睛，“到了早上，我们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以后也没再提起那件事情。”

我喝光杯里的酒。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每个细节。

“我没去找她的原因……我觉得她那样做很恶心，我想吐。但我心里头的欲望却给……挑了起来。”

我点点头。

“我不太确定那晚进了她房间以后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斯卡德。”

“不会有事的。”

“你怎么知道？”

“每个人心里头都有一些小小阴暗的角落，只有浑然不觉的人才会控制不住。你看到了自己这点，所以应该会有能力把持住。”

“也许。”

一会儿之后我说：“我觉得你不需要怪罪自己。照我看，那种事其实不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温迪躺在你怀里扭动引起你的性欲，那其实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她在挑逗你——不过我相信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都说得通——跟她母亲竞争，想在每个她觉得有吸引力的男人身上找到她父亲的影子。很多女学生都想勾引教授，你知道，而大部分教授也都在学习怎么挡驾。温迪的成功率算是蛮高的，她显然功夫到家。”

“真奇怪。”

“什么事？”

“你原本把她讲得像受害者，现在她听来却像害人精。”

“每个人都有这两面。”

一路开车到机场，我们都没什么话说。他好像比先前来得放松，但我很难看出，这到底有多少是表面装的。如果我对他有什么正面影响，与其说是因为我帮他查出什么，倒不如说是因为我叫他吐露了一些事情。他其实该找的是牧师或心理医生，他们可能都会做得比我好。只不过他拣选的是我。

我开口道：“不管你决定给自己安上什么罪名，有件事你要记得：温迪是在复原。我不知道她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找到比较正常的谋生办法，不过我想最多应该不会超过一年。”

“这点你不可能确定。”

“我当然没法证明。”

“这样想反而更糟，不是吗？更叫人痛心。”

“是更叫人痛心没错，是不是更糟我就不知道了。”

“嗯？噢，我懂了。你这样分倒满有意思的。”

我走到阿勒格尼航空公司的柜台。他们有个班机一小时内会飞到纽约，我划好机位，转过头时，汉尼福德站在我身边，手里拿张支票。我问他那是干吗，他说我没提到要钱，而他也不知道该给多少才算合理，但他对我的成果非常满意，想给我一点谢礼。

我也不知道要拿多少才算合理。但我想起我跟路易斯·潘科夫讲过的话：有人把钱送上，一律收下就是。我收下了。

我一直到上飞机才把支票摊开来看。一千块。我到现在还不太确定他为什么要拿钱给我。

14

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丽·戈雷蒂的故事。她1890年生在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1937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丽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服务生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凯尔·汉尼福德星期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星期六。感觉上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星期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头远早于那天。我啜饮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一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而那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终的结果。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娄死在韩国那天，弗朗西丝·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是特里纳，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脸后逐渐消失。“嗨，”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生，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她谈到前一天晚上服务的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触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我飞到州北，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这儿星期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她的手盖上我的。“天晚了。”她说。

“是吗？”

“有点。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抛给她一个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诉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哇。”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个很大的房间，挖进一方凹室摆张窄床。她告诉我外套能挂哪里，然后放了张唱片。她说她已经在煮咖啡，我说我不想喝。她为我俩倒了酒，然后蜷坐在一张红色的厚绒沙发上，我坐在一张有点磨损的灰色扶手椅上。

“好地方。”我说。

“快要有点样子了。我想在墙上挂些画，有些家具以后也得换新，不过我现在住得还算喜欢。”

“你在这儿多久了？”

“十月搬过来的。我本来住上城，实在很讨厌每天搭出租车上下班。”

“你结过婚吗，特里纳？”

“结了三年，将近。我已经离婚四年了。”

“跟前夫还见面吗？”

“我连他住哪一州都不知道。我想他应该是在东岸，不过我不确定。干吗问？”

“只是随便问问。你没小孩？”

“没有，他不想要。后来处不下去了，我很庆幸没生。你呢？”

“两个男孩。”

“一定很不好带。”

“不知道。有时候吧，我想。”

“马修？要是刚才真是抢劫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什么也不做，或许。的确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怎么了？”

“你没看到你自己的表情，好像随时准备扑过去的野猫。”

“反射动作。”

“当了那么多年警察的结果。”

“大概是吧。”

她点上一支烟。我拿起酒瓶为我们两人再添些酒，然后我就坐到沙发上，靠着她，讲起温迪和理查德。几乎什么都讲。我不知道是她还是酒还是两者的结合，总之突然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起这件事，而且觉得非讲不可。

然后我说：“难就难在得知道能告诉他多少。他怀疑是他对她造成伤害，不管原因是在于他克制住了他对她的感情，还是他曾不自觉地想引诱她。我跟他一样也没法找出答案。但还有别的事。命案，他女儿是怎么死的。那有多少是我能告诉他的？”

“呃，那些他统统都知道了，不是吗，马修？”

“他知道的是他想知道的部分。”

“我不懂。”

我嘴唇开始嗫嚅，但又放弃了。我往我们的杯子里再倒些酒。她看着我：“想把我灌醉？”

“把我们两个都灌醉。”

“我看酒精已经开始起了作用。马修……”

我说：“很难决定自己的权限到底在哪里。我想我大概是在警界待太久了吧，也许我不该离开。你知道我那件事吧？”

她移开视线：“好像哪次听人说过。”

“呃，如果没碰到那件事，我是不是迟早也会离开呢？这点我一直都在纳闷。当警察非常安全，我不是说工作稳定那种安全，我是指感情上的安全。不会碰到那么多问题，而真要碰上的话，也都有很明显的答案——至少当时看来是这样。

“听我说一个故事。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也是发生在格林威治村，女主角二十多岁。她在她的公寓被人奸杀，尼龙丝袜绑在她的脖子上。”特里纳打个哆嗦。“那回没有马上破案，没有人浑身沾着她的血跑到街上招摇。那种案子你就只能不断地挖，调查每个嘘过那女孩的人、那栋大楼的每个人、跟她在工作上有过接触的人、在她生活里扮演过任何角色的男人。老天，我们起码找了几百个人谈过。

“呃，有个男的我打开始就很怀疑。浑身横肉的狗杂种，是她那栋大楼的管理员，当过海军，因为行为不检给踢出来。我们有他的前科记录，两次攻击别人被抓，但都因为被害人拒绝起诉，没有受审。两个案子的被害人都是女的。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把他的身家背景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说到做到。而且我跟那狗杂种谈得愈多，就愈肯定是他干的没错。有时候你就是知道。

“但他有很好的掩护。我们判定死亡时间是在某一个小时之内，但他太太口口声声说她发誓他一整天都没离开她的视线，而我们也没有证据推翻她的说法。没法证明他在命案发生的那段时间去过那女孩的公寓，完全无能为力。连个他妈的指纹都没有，而且就算有，也等于没有，因为他是管理员，他有可能是去修水管或什么的才把指纹留在那里。我们啥也没有，一丝线索都没。我们知道他是真凶的唯一原因是我们就是知道，没有哪个地区检察官会蠢到根据这个理由找陪审团审这案子。

“所以我们只好去调查其他每个有那么半点可能的人。当然，我们毫无进展，因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前进，于是那案子就给归到‘开放档案’中，意思是我们知道它永远不会结案，意思也就是它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已经结了，因为不会有人吃饱饭没事干还去管它。”

我站起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我说：“不过我们知道是他干的。这都快把我们逼疯了。知道每年有多少人杀人不偿命吗？比大家想的要多多了。而这个洛德，我们知道他就是凶手，可是我们动不了他。他就叫这名字，雅各布·洛德。

“案子归入所谓的开放档案以后，我跟我的伙伴还是放不下，每天总要提上一回。后来我们跑去找这个洛德，问他有没有测过谎，你知道这种测验吧？”

“嗯，电视看过。”

“用测谎器。我们对他非常坦白，告诉他他可以拒绝接受测验，也告诉他测验结果不能列为不利于他的证据——的确是不行。我不晓得这种规定合不合理，不过法律是这么说的，我们也没办法。

“他同意接受测验。别问我为什么，也许他是怕拒绝的话太可疑；虽然他应该晓得我们他妈的本来就认定是他杀了她，不管测不测验，他都脱不了嫌疑。也可能他是真的以为他可以胜过机器。反正他做了测验，我们找来最好的测谎员帮忙，测验结果跟我们想的完全一样。”

“他有罪？”

“毫无疑问，他铁定有罪，可是我们又能怎么样？我告诉他机器说他说谎。‘呃，那些机器偶尔总会犯几个错啊，’他说，‘因为这回它就出了错。’然后他就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他知道我不相信，也知道我他妈的拿他没办法。”

“老天。”

我走过去，再度坐在她旁边。我啜了些酒，眼睛阖上一会儿，回忆起那狗杂种的眼神。

“你们怎么做？”

“我跟我伙伴讨论半天，我的伙伴想把他推到河里。”

“你是说杀了他？”

“杀了他，用水泥封起来，然后丢到哈得孙河。”

“你一辈子做不出这种事来。”

“不知道。当初我是有可能附议。你知道，是他干的，他杀了那女孩，他迟早再干一票的几率实在很大。呸，妈的，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啦。知道是他干的，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是他干的，然后还要把这个混账放回家——好像只有把他扔进河里才能消我这口气，要不是想到了更好的办法，我搞不好真会动手做了他。”

“想到什么？”

“我有这么个朋友在毒品侦缉组。我告诉他我需要海洛因，要很多，我也告诉他以后全都会拿回来。然后有一天下午洛德和他太太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偷溜进去栽他的赃。我把毒品塞到毛巾架里头，放进他的马桶浮球里，我把那鬼玩意藏进每一个我能想到的明显的可藏匿的地方。

“然后我就去找我毒品组的朋友，告诉他我知道他上哪儿可以来个他妈的大丰收。他一切照手续来，拿到搜索令什么的，洛德那时候人在州北的丹尼莫拉城，啥都不知道。”我忍不住要笑。“审判后等裁决时，我到牢里看他。他唯一的辩解是说他根本不知道海洛因怎么会跑到他家，不用说，陪审团没有被这句话搞得整晚睡不着。我去看他，我说：‘你知道，洛德，可惜你没法去测个谎，搞不好还真能说服人家你不知道毒品的来路。’他只有光着眼看着我，因为他知道他是给谁害的，这回可是换了他拿我们没辄。”

“老天。”

“结果是二十比十判他私藏毒品。服刑大概三年的时候，他跟别的囚犯因为一些小事打架，给一刀捅死了。”

“老天。”

“问题是，你开始会想，到底你有多大权利可以那样子扭转局面。我们有权利陷害他吗？我无法想象让他逍遥法外，总得想个法子定他的罪吧？要是办不到的话，我们有权利把他扔到河里吗？这个问题我更没法答了，我想了很久。对与错之间总该有条界线，可是实在很难知道该画在哪里。”

一会儿之后，她说快到上床时间了。

“我这就走。”我说。

“你想留下也可以。”

我们还蛮合的。有那么一会儿，所有难解的问题都不见了，躲在阴暗的角落。

完事后，她说我应该留下：“我们可以一起吃早餐。”

“好。”

然后，她睡眼惺忪地问：“马修？你刚刚说的那案子，关于洛德那个？”

“怎么？”

“你为什么会想到要讲？”

我有个冲动想说出来。不过这点我可得守住关口，就像我也隐瞒了凯尔·汉尼福德一样。

“只是两个案子的一些共同点啦，”我说，“同样是女孩在格林威治村被人奸杀，联想到而已。”

她模模糊糊嘟哝些什么我没听懂。我等她睡沉了以后，赶紧溜下床，穿上衣服。我走过几个路口，回到我的旅馆房间。

我本以为我会失眠，结果还好。

15

我抵达时，礼拜才开始进行。我溜到后排一个座位，从椅背架上抽出一本小黑皮书，找到引述的经文。我错过了祈祷文及第一首诗歌，但刚好赶上牧师引述律法。

他看来好像比我记忆中要高，也许是因为讲坛给人崇高的感觉。他的声音浑厚有力，读起十诫威严十足。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房间不挤，约莫八十人出席，大多跟我同龄或者更大，带小孩的父母没有多少。教堂能容纳的人数，应该是到场人数的四或五倍。我想大多数会众在过去二十年大概都已陆续搬到城郊，取而代之的是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而他们过去的居处，现在住的则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今天来做礼拜的人会比往常多吗？他们的牧师才刚经历过重大的家庭悲剧。上周日他没有主持礼拜。这是他们在命案和自杀发生后，第一次有机会在正式场合见到他。好奇心会引来较多的人吗？或者压抑及羞愧的心——以及今早的寒意——会让许多人留在家里？

“不可杀人。”

斩钉截铁的宣告，这些诫令不容人争辩怀疑。不是万不得已，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我揉揉太阳穴。他能看到我吗？我想起他厚厚的眼镜，知道他应该不能。何况我又坐在后头靠边的地方。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

我们站起来，合唱赞美诗。

礼拜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念了一段《旧约·以赛亚书》，又念了一段《新约·马可福音》。又唱了首诗歌，作了一段祈祷，再唱一首诗歌。奉献盘传下来，我放了张五块钞票。

讲道内容正如题目所示，讨论的是：通往地狱之路布满善心。心怀至善、正义的目标行事是不够的，马丁·范德普尔说，因为伴随崇高目的而来的行动如果不义、不善的话，目的本身的价值就大有问题。

我没注意听他怎么周延地解释这点，因为我的心思已经完全被这个中心议题占满，开始活动起来。我在想，目的正确手段错误，跟目的错误手段正确，到底哪个较糟。这不是我第一次思索这个问题，也不是最后一次。

然后我们站起来，他手臂伸开，袖袍垂下，宛如巨鸟的双翼。他的声音在室内振荡回响。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全能的神，圣父、圣子、圣灵，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有几个人没跟范德普尔牧师寒暄几句就溜出教堂。其他人排好队等着和他握手，我排到最后。终于轮到我时，范德普尔对我眨眨眼睛。他看我眼熟，但想不起原因何在。

然后他说：“噢，是斯卡德先生！你来参加我们的礼拜，真是难得。”

“很棒的经验。”

“真高兴你这么说。没想到会再看到你，当然更是做梦也没想到我们无意的一次会谈，会把你引来寻找上帝。”他越过我的肩膀看向远方，嘴上挂着半抹笑容，“他的旨意凡人无法测度，是吧？”

“看来是。”

“像你这样的人会因为别人的一桩悲剧有了改变，将来哪一天，也许我可以拿这个来当布道的题目。”

“我想跟你谈谈，范德普尔牧师。私下谈。”

“哦，”他说，“今天我恐怕抽不出时间。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宗教方面的疑惑，我了解这种迫切需要解答的感觉，但——”

“我不想谈宗教，先生。”

“哦？”

“我要谈的是你儿子和温迪·汉尼福德。”

“我知道的我已经都告诉你了。”

“这回恐怕是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先生。我们最好能现在谈，而且非得私下谈不可。”

“哦？”他专注地看着我，我凝神观看他脸上多种感情的变化。“好吧，”他说，“我的确有事得马上处理，不会太久。”

我等着，不到十分钟他就过来了。然后他亲密地搭着我的肩带我走到教堂后面，穿过一扇门进入牧师会馆，踏进上回我们谈过话的房间。壁炉里点的是电能火，他跟上次一样，站在那前头烘暖他纤长的手。

“早上的礼拜结束后，我习惯喝杯咖啡，”他说，“你也要吗？”

“不了，谢谢。”

他离开房间，然后捧杯咖啡进来。“怎么，斯卡德先生？什么事情这么急？”他的语调刻意放得轻松，但隐伏着紧张。

“今早的礼拜我很喜欢。”我说。

“嗯，你刚才说了，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过……”

“我本以为你会引述另外一段《旧约》经文。”

“《以赛亚书》是蛮难理解的，我同意。他是诗人、先知。有兴趣的话，今天那段我可以介绍你读些有趣的评注。”

“我本想你会引用《创世记》的一段。”

“噢，我们要等到圣神降临节才会从头开始讲经。为什么特别提《创世记》？”

“我说的是《创世记》里的某一段。”

“哦？”

“第二十二章。”

他闭了会儿眼睛，蹙眉专心思考。他睁开眼，抱愧地耸耸肩。“以前我章节一向记得还算清楚，这大概是老化过程带来的一点小祸害。要我帮你查吗？”

我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

“亚伯拉罕的试炼。‘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很美的一段。”他的眼睛盯着我，“你能背诵经文实在很不简单，斯卡德先生。”

“前些天我有个理由需要读这一段，一直忘不了。”

“哦？”

“我在想你也许能把这章解释给我听。”

“以后我们当然可以找个时间谈，不过我搞不懂这有什么好急……”

“搞不懂吗？”

他看着我。我起身往他那儿迈近一步。我说：“我想你应该懂。我想你或许可以跟我解释亚伯拉罕和你之间有趣的共通点。你可以告诉我如果神不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的话，结果会怎么样。你可以再跟我多谈谈，通往地狱之路是怎么布满善心的。”

“斯卡德先生——”

“你可以告诉我你怎么狠得下心杀死温迪·汉尼福德，还有你为什么让理奇代你一死。”

16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你知道，先生。”

“我儿子犯了一宗惨绝人寰的谋杀案，我敢说动手的那一刻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原谅他所做的，我也向上帝祈祷，求他原谅他……”

“我不是你教堂的会众，先生。我知道所有你以为没有人会发现的事情，你儿子唯一一次杀人是他自杀的时候。”

他坐那儿愣了好一会儿，慢慢消化我讲的话。他的头稍稍下垂，姿势像在祷告，但我不认为他在祷告。他开口时，语气与其说是要自我防卫，倒不如说是好奇，每个字听来都有认罪的意味。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斯卡德先生？”

“很多我查到的事情，还有它们拼凑起来的结果。”

“告诉我。”

我点点头。我想告诉他，是因为我一直想找人倾谈。我没有告诉凯尔·汉尼福德，我差一点就告诉特里纳——开始暗示她，但终究还是没有开口。

范德普尔是我唯一能讲的人。

我说：“这案子不查自破，警方是那样看，因为只能那样看。不过我接这案子要找的不是凶手，我本来只是想多了解些关于温迪和你儿子的事。结果我知道得愈多，就愈难相信是他杀了她。

“他被定罪是因为他浑身沾了血跑到人行道上，而且歇斯底里。不过如果先搁下这点，他是凶手的说法就开始漏洞百出。他下午过了一半突然请假离开，那原本是可以事先设计好的，不过他没有。他是消化不良拉肚子，结果老板好不容易才把他劝回家。

“他到家的时间算一算，根本就没剩几分钟可以让他奸杀她后又跑上街。当天他的举止如常，唯一明显的不同是他胃痛。理论上说，他是无意撞见她，而她不知怎么引得他当场抓狂。

“但到底是怎么回事？突然起了性冲动？他跟那女孩住一起，我们应可以很合理地假设说，他随时都可以跟她做爱。而对他我了解得愈多，就愈肯定他从没跟她上过床。他们同住，但没有同寝。”

“你怎么知道？”

“你的儿子是同性恋。”

“不可能。”

“是事实。”

“在神的眼里，男人之间发生关系是可耻的行为。”

“也许吧，我不是这方面的权威。理奇是同性恋，这点他觉得很不自在。照我看，他对任何性关系都没办法觉得自在。他对你，以及他母亲，有种非常矛盾暧昧的感情，所以任何性关系对他来说都是负担。”

我走向那窝假火。我在想，搞不好连壁炉也是假的。我转身看着马丁·范德普尔。他的姿势没变，仍然端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膝上，两眼看着他脚间的那方地毯。

我说：“理奇跟温迪一起，好像就沉稳很多。他开始能够规律地安排他的生活，我会说他变得比以前开朗。然后有个下午他回到家，不知道什么逼得他发起狂来。到底会是什么？”

他没吭声。

“他也许一进门就撞见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不过这样讲没道理，因为照说他不会因此发飙。他早该知道她的营生，知道他上班时她会约别的男人到家。再说，应该有另外那个男人的痕迹，他总不会在理奇拿刀割人的时候跑掉。

“何况，理奇又是从哪儿拿来的剃须刀？他是用电动的，现在二十岁的年轻人不可能还用刀片刮。有些孩子随身携带剃须刀就跟带刀一样，不过理奇不是那种孩子。

“而他事后又是怎么处理剃须刀的？警方宣称他把刀扔出窗外，要不就是丢到别处，给路人捡走了。”

“听来不是挺合理吗，斯卡德先生？”

“嗯，如果他原本真有剃须刀的话。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拿刀子而不是剃须刀干的，他们厨房有很多刀子。不过我去过厨房，所有的柜子和抽屉都关得好好的，你总不可能一时冲动随手抓把刀子干掉某人，却还记得要把抽屉关好。不，我看只有一种说法讲得通：理奇回家，发现温迪已经死了或者快要死掉，他会歇斯底里原因在此。他没办法应付。”

我的头痛又回来了，我拿指节摩搓太阳穴。没多大用处。

“你告诉过我，理奇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过世了。”

“对。”

“你没说她是自杀死的。”

“你怎么知道她自杀？”

“只要是有记录的事，有心人一定可以查到。那种资料我不必费心去挖，重点是得想到去查。你太太在浴缸割腕自杀，她用的是剃须刀吗？”

他看着我。

“你的剃须刀吗，先生？”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重要的。”

“真看不出吗？”我耸耸肩，“理奇走进去，发现他母亲死在一摊血里。然后，十四年后，他走进贝休恩街一间公寓，发现跟他同住的女人死在她床上，也是剃须刀割死的，也是躺在一摊血里。

“从某种角度来看，我认为温迪·汉尼福德对来说他就像母亲一样。他们在彼此的生活里，一定扮演过很多不同的代理角色。但突然一声霹雳，温迪变成他死去的母亲，理奇没法应付这个变化，结果我想他做了这辈子从没干过的事。”

“什么事？”

“他跟她性交——完全是无法控制的反应。他连衣服也没想到要脱，就那么躺到她身上和她媾合，事毕后他冲上街，开始扯着喉咙大声嘶喊，因为他脑里满满的就是他和他母亲交媾的画面，而现在她死了。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想法，先生。他以为他把她干死了。”

“我的上帝。”他说。

我在想，这四个字他以前应该从没用这语气说过。

我头疼得更厉害了。我问他有没有阿司匹林。他告诉我怎么到一楼的浴室，医药柜里有阿司匹林。我服了两颗，喝下半杯水。

我回到客厅时，他仍然保持原来坐姿。我坐回原位，看着他。还有很多话得讲，但我想等他打开话头。

他说：“实在意想不到，斯卡德先生。”

“是啊。”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理查德有可能是无辜的，我打开始就认定是他干的。如果你说得没错……”

“错不了。”

“那他等于平白死掉。”

“他是为你而死的，先生。他是燔祭用的羔羊。”

“你总不会真以为是我杀了那个女孩。”

“我知道是你，先生。”

“你怎么可能知道？”

“你跟温迪在春天碰过面。”

“对。我想你上回到这儿时，我就告诉过你。”

“你选个你知道理奇上班的时间过去。你想跟这女孩碰面是因为理奇和她活在罪恶里，你于心难安。”

“这话是我跟你讲的。”

“对，是你讲的。”我吸口气，“温迪·汉尼福德偏好年长男子——可以扮演她父亲角色的男人。碰到吸引她的男人，她会非常积极主动。念大学时，她引诱了好几个教授。

“她碰到你，深深迷恋上你。这点不难理解。你有威严，严苛冷峻，令人望而生畏。最重要的是，你就是理奇的父亲，而她和理奇一直像姐弟一样生活在一起。

“所以她就开始挑逗你，我想她这么做应该是驾轻就熟，而你又非常脆弱。你当了多年鳏夫，你的管家或许分内的事办得很有效率，但你当然不可能把管家当做泄欲的对象。上回在这儿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后来回想起来，觉得应该为理奇再婚。我想你真正的意思是，你应该为你自己再婚，这样你就不会对温迪·汉尼福德的诱惑毫无抵抗能力。”

“这全是你凭空臆测而已，斯卡德先生。”

“你跟她上床。也许那是你太太过世以后，你第一次做爱。我不确定，不过这也不重要。反正你是跟她上了床，而且我想你还蛮喜欢的，因为你又不断去找她。你自谴自责，但你没有因此回头，还是继续沉沦下去。

“你当然恨她。连她死了以后，你还特意告诉我她有多邪恶，我本以为你是要为你儿子的罪行，找个合理化的解释。当时我并没有认定他是凶手，不过我以为你是那么认为。

“然后你告诉我，他承认有罪。”

他没说话。我看着他拭掉前额的涔涔汗水，然后抹抹袍子。

“那其实也不代表什么。你可能一直想说服自己相信，理奇是带着悔罪的心死掉；要不也许他是真的跟你认了罪——因为事后他也糊里糊涂，根本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告诉过律师他发现温迪死在浴缸里，也许再多想一下，他就算不记得经过，也会总结是自己把她杀了。

“不过对温迪了解越多，我就越难把她跟邪恶联想在一起。我不怀疑她给某些人的生活的确带来负面影响，但她为什么会给你邪恶的感觉？这其实只有一个解释，先生。她引诱你做了你觉得可耻的事，而这又让你做了更可耻的事——你杀了她。

“你事先计划好了，把剃须刀带去。杀她之前，你和她上了最后一次床。”

“一派胡言。”

“一字不假。我甚至可以告诉你，你做了什么。验尸报告说，她死前不久有过口交和阴道交。理奇跟她应该是性器交合，所以我看你是脱下衣服，要她为你口交，然后亮出剃须刀把她割死。事后你就回家，让你儿子背这黑锅。”

我站起来，走到他椅子前站定。“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你是他妈婊子养的。你当时知道理奇再过两个小时就会到家，你知道他会发现尸体，你不见得预料到他会崩溃，但你知道警察会把他扭送警局，逼他认罪。你设计害他。”

“没有！”

“没有？”

“我本打算……报警，我想打匿名电话。他们会在他下班前发现尸体。他们会推断他跟命案没有关系，他们会把目标锁定在她某个性伴侣身上。他们永远不会想到……”

“你为什么没有照原定计划进行？”

他很困难地咽口气。他说：“我离开公寓，头晕目眩，我……被我做的事吓坏了。然后我看到理奇往公寓的方向走去。他没看到我，我看着他爬上楼，我知道……知道来不及了。他已经来到犯罪现场。”

“所以你就让他上楼。”

“对。”

“那你去探监的时候呢？”

“我想告诉他。我想……跟他说点什么。我……我开不了口。”

他上身前倾，两手抱着头。

我让他像那样坐了一会儿。他没哭，没发声音，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灵魂某处的黑洞。最后我站起来，从我口袋掏了瓶半品脱①装的波本。我打开瓶盖，递给他。

他不想要：“我不喝酒，斯卡德先生。”

“这是特殊情况。”

“我不喝酒，我家里不许有人喝酒。”

我琢磨后头这句话，心想他已经没有资格设定规则了。我咕噜咕噜灌了好几口。

他说：“你没法证明。”

“那么肯定吗？”

“只是你一些猜测而已。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猜测。”

“到现在你还没否认什么。”

“没有。事实上，我等于承认了，不是吗？不过我会否认我跟你说过这些话。你没有一丁点证据。”

“你说得再对也不过了。”

“那我就搞不懂你到底用意何在。”

“我没法证明什么。不过警方可以——如果我报案的话。以前他们没有必要展开调查，不过现在他们会开始挖，然后会挖出东西。他们首先会要你交代命案当天你的行动。你当然说不出来，不过这本身不足以构成罪名，但他们这就有理由追查下去。他们现在还封着那公寓，一直没理由动手采集指纹。现在他们可有理由了，而且一定可以找到你的指纹。我敢说你没有四处抹抹擦擦。

“他们会问你要剃须刀。如果你有把新的，他们会觉得纳闷。他们会翻出你所有的衣服找血迹。我想你杀她时应该是光着身子，不过你总会在哪儿留下一点血渍，没法洗掉。

“他们会一点一滴拼凑出整个案子来，事实上他们也不需要统统拼出来，因为你在拷问之下要不了多久就会崩溃。你会碎成破片。”

“我也许比你想的要坚强，斯卡德先生。”

“你是冷硬，不是坚强。你会垮的。我盘问过多少嫌犯你一定没法想象，哪种人受不了压力我一看就知道。对付你太容易了。”

他看着我，然后移开视线。

“不过你垮不垮其实都无所谓，而他们能不能找到足够的证据起诉你，也无关紧要，因为只要警方展开调查，你就没戏唱了。看看你的生活吧，范德普尔牧师。他们一旦开始，你就完了。你就没办法每个星期日对着你的会众宣读律法，你会颜面扫地。”

他默默坐了几分钟。我掏出酒瓶，又喝几口。喝酒抵触他的信仰。啐，杀人抵触我的。

“你目的何在，斯卡德先生？我得先声明我不是很有钱。”

“你说什么？”

“我想我是可以安排定期付款。我没办法付很多，不过我可以……”

“我不要钱。”

“你不是想勒索？”

“不是。”

他蹙眉看我，一脸不解：“那我就搞不懂了。”

我让他自己想。

“你还没去报警？”

“没有。”

“你打算去吗？”

“希望不用。”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又喝了点酒。我把瓶子盖好，放回口袋。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药。

我说：“我在贝休恩街公寓的药柜找到这个，是理奇的。他十五个月以前找医生开的处方，是速可眠，安眠药。

“我不知道理奇是不是有失眠问题，不过他显然没服。这瓶子还是满的，有三十颗药。我想他当初买的时候可能打算自杀。很多人起先会那样想不开，有时候他们会改变主意把药扔了，有时候他们会留着准备下一次又有想死的念头时再服。另外还有些人觉得，自杀用品摆在伸手可及的地方比较有安全感。听说自毁的念头帮助很多人度过无眠的夜晚。”

我走向他，把瓶子放在他椅子旁的小茶几上。

“里头的分量够了，”我说，“如果统统服下，保证你可以长眠不醒。”

他看着我：“你全计划好了。”

“对。我的时间都拿来想这个。”

“你要我结束自己的生命。”

“你的生命已经完了，先生。现在只是要看你想怎么结束。”

“要是我服下这些药呢？”

“你可以留张纸条。你因为儿子自杀非常沮丧，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离事实其实不远，不是吗？”

“如果我拒绝呢？”

“我星期二早上就去警局。”

他深呼吸好几下。然后他说：“凭良心说，你真认为让我活下去不是好事吗，斯卡德先生？我的工作对众人有益，你知道。我是很好的牧师。”

“也许你是。”

“我真的认为我对世人有益。我做的好事不是很多，但多少总有一些。我想继续行善难道有什么不对？”

“没有。”

“而且我不是什么罪犯，你知道。我是杀了……那女孩……”

“温迪·汉尼福德。”

“我杀了她。哦，你认定那是悉心策划、冷血无情的谋杀，对不对？你知道我发过多少誓，永远不再见她？你知不知道我攥着剃须刀到她公寓几次？一心一意想要杀她，但又害怕犯下这天理不容的大罪。那种矛盾跟折磨你能想象吗？”

我什么也没说。

“我杀了她。以后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再杀人。凭良心说，你真认为我对社会来说是个祸害吗？”

“对。”

“为什么？”

“杀人不偿命会危害社会。”

“但如果我照你的提议去做，没有人会知道我是为那个理由结束生命。没有人会知道我在为谋杀付出代价。”

“我会知道。”

“你打算法官跟陪审团都一手包了，是不是？”

“不，得一手包的是你。”

他阖上眼睛，往后靠坐。我想再喝酒，但终究没有掏出瓶子。头痛还在，阿司匹林毫无作用。

“自杀在我看来是罪，斯卡德先生。”

“我同意。”

“真的吗？”

“当然。如果不是这么想的话，我早就自杀了。还有更大的罪。”

“杀人。”

“那是其中之一。”

他牢牢地看着我：“你觉得我是恶人吗，斯卡德先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善与恶，这种事情我一向搞不清楚。”

“回答我的问题。”

“我想你出发点是很好，这你布道时也提过。”

“而我布下的是通往地狱的路？”

“呃，我不知道你的路通往哪里，不过一路上的确出了不少事，对不？你太太自杀，你情妇被割死，你儿子发狂，还为一件他没做的事上吊。这样说来，你是善是恶？这点你得自己想清楚。”

“你打算星期二早上到警察局？”

“必要的话。”

“我自行解决的话，你会保持沉默？”

“对。”

“那你呢，斯卡德先生？你是代表善，还是恶的力量？我敢说你已经想过这个问题。”

“偶尔。”

“你的回答呢？”

“模棱两可。”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强逼我自杀？”

“我可没有逼你。”

“没有吗？”

“没有。我是好意给你自杀的机会，只有笨蛋才会放弃。我可没逼你做任何事情。”

① 半脱品约等于284毫升

17

星期一大清早我就醒了。我在转角处买份《纽约时报》，配着培根煎蛋和咖啡一起消化。一名出租车司机在东哈勒姆区遇害，有个乘客拿冰锥刺过玻璃隔板的通气孔把他戳死。现在每个读过《纽约时报》的人都会晓得，又多了个方法可以干掉出租车司机。

银行开门的时候，我到那儿把凯尔·汉尼福德给我的支票存进一半。剩下的我领现金，然后走过几条街到邮局买张汇票。我在旅馆房间里把信封写上地址，贴好邮票，拿起话筒拨给安妮塔。

我说：“我要寄个几百块给你。”

“不用了。”

“呃，买些东西给孩子们吧。他们怎么样？”

“很好，马修。他们现在在学校，当然。错过你的电话他们会很难过。”

“反正电话上也讲不了什么。我在想，我可以买到星期五晚上大都会棒球队的票。看你能不能把他们送到体育馆，赛后我会叫出租车送他们回家——如果你觉得他们愿意的话。”

“我知道他们一定愿意。我开车载他们过去，绝对没有问题。”

“呃，那就看能不能买到票了。应该不会太难。”

“要我告诉他们吗？还是等你真拿到票了再说？或者你是想亲自告诉他们？”

“不，由你讲吧，怕他们另外安排了节目。”

“为了跟你一起看比赛，他们什么都可以取消。”

“重要的事可就不能了。”

“他们也可以跟你一起回城里。你可以帮他们在你旅馆租个房间，隔天再送他们坐火车回来。”

“到时候再说吧。”

“嗯。你怎么样，马修？”

“很好。你呢？”

“还可以。”

“你跟乔治还是老样子？”

“为什么问？”

“只是好奇。”

“我们还碰面，如果你是要问这个的话。”

“他有没有考虑跟罗莎莉离婚？”

“我们已经不谈这个问题了。马修，我得走了，他们在按喇叭催我。”

“好吧。”

“票的事早点跟我讲。”

“当然。”

消息并没有登在《邮报》上，不过下午两点左右我把收音机转到一家新闻台，听到了相关报道。马丁·范德普尔，湾脊区第一复兴教会的牧师，被他的管家发现死在卧室里。验尸报告还没出来，不过死亡原因暂定是吞服大量的巴比妥酸盐。范德普尔牧师目前已知是理查德·范德普尔的父亲，理查德最近因为谋杀与他同住格林威治村一间公寓的温迪·汉尼福德被捕，畏罪自杀。据称范德普尔牧师为他儿子的死悲痛不已，显然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在此。

我关掉收音机，又坐了约莫半小时。然后我就绕过路口到圣保罗教堂，在捐款箱放了一百块钱，是凯尔·汉尼福德给我酬金的十分之一。

我在靠后头的地方坐了一会儿，思考很多事情。

离开前我点上四根蜡烛。一根给温迪，一根给理奇，一根照例是给埃斯特利塔·里韦拉。

还有一根给马丁·范德普尔，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