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玛/（以）奥兹著；范一泓，尉颖颖，徐惟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447-1689-5

Ⅰ.① 费… Ⅱ.① 奥… ② 范… ③ 尉… ④ 徐… Ⅲ.① 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2685号

Fima by Amos Oz

copyright © 1991by Amos Oz and Keter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borah Owe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9-228号

书　名 费　玛

作　者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译　者 范一泓　尉颖颖　徐惟礼

责任编辑 范红升　彭　波

原文出版 Keter Publishing House，199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2年6月第2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89-5

目录

第一章 希望和慈爱

第二章 费玛起床上班

第三章 一罐虫子

第四章 翻开新篇章的希望

第五章 费玛在倾盆大雨的黑夜里淋得全身透湿

第六章 好像她是他的姐姐

第七章 一双瘦弱的拳头

第八章 在印度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第九章 “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供我们讨论、比较……”

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

第十一章 直到最后一根灯柱

第十二章 他和她之间的固定距离

第十三章 万恶之源

第十四章 弄清一位著名芬兰将军的身份

第十五章 临睡前讲的故事

第十六章 费玛得出结论：还有机会

第十七章 夜生活

第十八章 “你自己倒忘了”

第十九章 在修道院

第二十章 费玛迷失在森林里

第二十一章 然而萤火虫已经消失了

第二十二章 “就这样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舒服”

第二十三章 费玛忘了他忘了什么

第二十四章 羞辱感和犯罪感

第二十五章 不是手指的手指

第二十六章 琳

第二十七章 费玛拒绝屈服

第二十八章 伊萨基岛，在水边

第二十九章 安息日前夕

第三十章 至少应该尽可能地

第一章
希望和慈爱

在悲痛事件发生前的第五个夜里，费玛做了一个梦。凌晨五点半，他把梦中的情景都记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里。这个棕色的笔记本总是放在他床腿旁边的地板上，压在一堆杂乱无章的旧报纸和旧杂志下面。每天清晨，当第一缕微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照进房间，费玛总是坚持从床上坐起来，把梦中的一切都记在笔记本里。即使他在梦中什么也没有看见，即使他已经忘了梦中所看到的情景，他也会拧亮台灯，眯缝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拿一本厚杂志支在膝盖上当作书桌，写上这样的话：

“十二月二十日——空白的夜晚。”

或者：

“一月四日——是一个和狐狸和梯子有关的梦，细节记不清了。”

他从不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日期。接着，他就下床小便，然后又上床躺下来，直到外面鸽子咕咕叫，一条狗在汪汪叫，附近的一只鸟在吃惊地唧唧喳喳，好像不能相信它自己的眼睛。费玛向自己保证：立即起床，几分钟之后，最多不超过一刻钟。但有时他又睡了过去，直至八点或九点才醒来，因为他在诊所的当班时间是下午一点。他发现，睡眠状态中的谬误比在清醒状态时要少。尽管他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他无法触及真理，但他想尽可能地远离那些像渗透到罅隙的细灰一样充斥他日常生活的微谎。

星期一凌晨，当一缕朦胧的橘红色光亮透过百叶窗照进屋里，费玛从床上坐起来，在笔记本里记入了以下内容：

“一个与其说是美丽倒不如说是妩媚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她没从服务台前面走来，而是出现在我身后，全然不顾‘闲人莫入’的告示。我说：‘对不起，有问题请到服务台前面来。’她朗声大笑说：‘好，埃弗雷姆，可算听到你说话了。’我说：‘女士，如果您不出来，我就得摇铃报警了。’（只不过我根本就没什么铃铛）。女人听到这里又笑了，笑得那么悦耳，那么优雅，仿佛一泓清澈的溪水。她双肩纤弱，颈上有些轻微的皱纹，但她有着圆润的胸脯和小腹，小腿上裹着由弧形棱线构成的长统丝袜。那种丰满匀称和那种弱不禁风结合在一起让她显得性感、动人。或许，动人的倒是那匀称的身材和一位像是劳累过度的拉比[1]才有的面庞之间所形成的反差。我有个与你生养的小姑娘，她说，现在该是让我们的女儿见见她生父的时候了。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应该离开诊所，跟随这个女人会有危险，尤其是在我赤脚的情况下（我突然发现自己光着脚），但某种暗号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下：如果她用左手将头发理在左肩上，我就不得不离开了。她是知道这个暗号的。她轻轻地抄起了脑后的头发，让头发披散在连衣裙上，盖住她左边的胸脯，然后说：跟我来。我跟着她穿街走巷，然后爬上一级一级的台阶，经过一道又一道大门，穿过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市许多铺满石头的庭院，只不过巴利亚多利德市其实跟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大同小异。尽管我并不认识这位身着女孩子棉裙和性感长统袜的女人，以前也从没看见过她，但我仍想见一见那个小姑娘。于是，我们穿过一座又一座建筑物的大门，来到一个又一个后院，那里挂满了晾衣绳，晾衣绳上挂满了衣服。穿过后院，我们穿过一条又一条小巷，来到一个亮着一盏街灯的古老的雨中广场。因为雨刚刚开始下，所以并不大，并非瓢泼大雨，其实只是零星的几滴，只不过是愈来愈黑的天空中的一层浓雾罢了。一路上，我们没碰见任何人。甚至连一只猫也没有。我们来到一个走廊，四周残存着当年富丽堂皇的痕迹，这个走廊好像是一座东方宫殿的过道，但很可能只是两个潮湿庭院间的地道而已，这里满地都是破碎的信箱和瓷砖。女人在走廊里突然停下来。她把我腕上的手表取下来，又指指台阶下面一个角落里的一条破烂的军毯，好像取表只是某种裸露状态的前奏。现在，我不得不给她一个幼女了。我问她我们现在在哪里，那些孩子又在哪里，因为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也不知怎么的，她的女儿一下子就变成了好几个孩子。女人说了一声：琳。我弄不清这是那个小姑娘的名字还是女人自己的名字。女人紧紧地攥着我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胸脯上。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觉得寒冷，因为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女儿个个赤身裸体。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在怂恿我搂着她，给她以温暖。我搂着她，她浑身颤抖，那不是因为欲望，而是因为绝望。她对我低语道：别害怕，埃弗雷姆，我认识一条路，我能安全地把你送到雅利安人那边[2]。在梦里，这低语充满着希望和慈爱。我就这样信任着她，亢奋地跟在她的后面，以致梦中的她变成了我母亲时我也一点不感到惊讶，更没有问她雅利安人那边在哪里。最后，我们见到了水。水边站着一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他留着金黄色的将军须，两条腿张得很开。他说：一定得分开。

“现在很清楚了，她是因为水而感到寒冷，我也不会再见到她了。我在悲哀中醒来。直到写完这篇日记，这种悲哀依然困扰着我。”

【注释】

[1] 拉比，希伯来语译音，意为“老师”，指接受过正规犹太教教育、系统学习过《圣经》和《塔木德》等犹太教经典、担任犹太人社团或犹太教教会的精神领袖或在犹太经学院传授犹太教教义的人。

[2] 在本书中，“雅利安人那边”这个表达法象征着对另一种美好所在或现实的渴望。

第二章
费玛起床上班

埃弗雷姆穿着汗津津的内衣起了床，将百叶窗撩开一条缝隙，望着耶路撒冷冬日的晨景。附近的建筑看上去并非近在眼前：它们似乎离他很遥远，各个建筑彼此相隔也很遥远，其间游荡着一缕缕低垂的云朵。外面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好像梦境仍在延续。只不过现在没有用石头铺成的小巷，只在约韦勒村西南边缘有一条失修的马路，还有一排偷工减料地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低矮公寓。阳台大多用焦渣石、石膏灰泥板、铝板和玻璃封了起来。不时可见锈迹斑斑的铁栏杆上立着空空如也的窗口花坛和无人问津的花盆。向南远眺，伯利恒[1]群山与乌云融合在一起，在这个早晨看上去既不妩媚，又显邋遢，与其说是座座群山，倒不如说是一堆接一堆的矿渣。有个邻居在费力地发动汽车，因为空气寒冷又潮湿。马达一声接一声地喘息着，如同一个晚期肺病患者仍在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一种强烈的念头再次控制着费玛：此刻他站在这里是个错误，他现在应该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错误呢?他现在应该在什么地方呢?他今天早晨不得而知。事实上，他从来就不得而知。

汽车的喘息声引起了他自己的咳嗽，他离开了窗户。他不想就这样无聊、忧伤地开始新的一天。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懒杂种！然后就在镜子前做些简单的运动，弯弯腰，伸伸胳臂。镜子镶嵌在三十年前父亲给他买的那个棕色的旧衣橱前面，斑斑驳驳的，上面有几块黑色的岛屿和大陆。他本当问问那个女人，他应该把什么分开。可他错过了机会。

通常，费玛讨厌有人站在窗口。他尤其讨厌女人背对房间向窗外张望的情景。离婚之前，约珥经常站在窗前眺望街景和群山，每当这时，他就大发牢骚，让约珥气愤不已。

“怎么回事?我又犯规了吗?”

“你知道的，你这样做让我心烦。”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埃费[2]。”

这天早晨，连在镜子前做操都让他心烦倦怠。一两分钟过后，他停止了运动，又骂自己是“懒杂种”。他喘着粗气，用讥讽的口吻又补了一句：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

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多年的单身生活使他养成了自言自语的习惯。他把这看作他这个老单身汉的缺点之一。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缺点。他总是记不清把果酱瓶的盖子放在了什么地方。修剪完一个鼻孔里的毛之后，他总是忘了要修剪另一个鼻孔。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没到盥洗室就把裤门解开，开始小便时却又对不准马桶；或者在小便到中途的时候就拉开冲水拉手，他想让湍急的流水克服他的尿潴留。他总想赶在马桶冲水结束前完事，因此，他身体里的水和水箱里的水总要展开一场比赛。在这种比赛中，他总是失败，每次都要恼羞成怒地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要么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玩意儿，直到水箱里再次注水，让他再来一次；要么承认失败，把马桶里的小便留待下一次。他不愿承认失败，也不愿浪费时间干等，于是，他总等不到水箱再次注满就会不耐烦地拉一下冲水开关。这样引起的爆发力不够成熟，不能冲净马桶，但足以让他再次面临可恶的抉择：要么，继续等；要么，放弃，离开。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费玛经历过几次风流韵事，迸发过一些思想火花，写过一本激发希望的诗集，思索过宇宙的目的，清晰地分析过国家迷失的方位，周密地幻想过组织一次新的政治运动，有过各种各样的憧憬，不断地渴望翻开新的篇章。此刻，在这间破败的公寓里，在这个灰暗潮湿的早晨，他正在进行一场令人羞辱的战斗——把衬衫的一角从裤门拉链里解脱出来。窗外，一只湿漉漉的鸟儿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三个音符，仿佛它已得出结论：费玛太愚钝了，他永远也听不懂。

就这样，费玛对自己这个中年单身汉的各种习惯努力地加以识别和分类，希望能够让自己和自己拉开距离，为冷嘲热讽辟出空间，捍卫自己的憧憬和自尊。然而，有几次，当他执着地搜索这些荒唐透顶或者说让他不能自抑的习惯时，他得到一种启示：实际上，这种搜索并不是他自己和中年单身汉之间的防线，而是中年单身汉用来驱逐他以篡夺他的位置而采取的战略。

他决定回到衣橱前，对着镜子审视一下自己。不是厌恶地、绝望地或是自怜地，而是无可奈何地审视一下自己的躯体。他在镜中看见一个面色苍白、体重远远超常的接待员，腰间是层层肉褶，内衣也太旧了，与腹部相比显得皮包骨的两条白腿上长着稀稀拉拉的黑色汗毛，头发灰白，双肩虚弱，松松垮垮的两只乳房挂在胸口没被太阳晒黑的地方，上面点缀着一些小脓包，其中一只小脓包的周围是一片紫红色。他看着镜子，用食指和拇指挤捏那些红色的小脓包。脓包破裂了，发黄的脓液溅出来，使他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急躁的快感。五十年来，这个脸部还没有成形的接待员好似大象怀胎，在由儿童到青年再到成人的子宫内不断增大。现在，五十年到了，妊娠期满了，宫颈口开了，蝴蝶产出了蝶蛹。在蝶蛹里，费玛认出了自己。

他也发现，角色已经颠倒过来，从此以后，这个四肢粗笨的大眼睛小孩就将永远地躲藏在这蚕茧一般的子宫深处了。

有时，伴随着一些嘲弄的那种无可奈何包含着相反的一面：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子宫里孕育出蝶蛹的儿童、青年和成人的渴望。所以，有时他能在刹那间体验到一种绝不可能恢复的东西被恢复了，这种恢复以一种净化的状态存在，不会腐烂，不会憧憬和忧伤。好像囚禁在玻璃气泡中一样，他刹那间就觉得约珥的爱又恢复了。她贴着他的耳根吻他，舔他，并低声说：“这里，摸我这里。”

在盥洗室里，费玛发现剃须膏已经用完了，这使他有点左右为难，但他突然有了巧妙的主意——在胡须上厚厚地涂抹一层普通香皂。只不过那种香皂有一股腐臭味，就像滚滚热浪里人们的胳肢窝。他使劲地刮着胡子，直到刮疼了嘴上的皮肤，却忘了刮下巴上的胡茬儿。接着，他淋了个热水浴，在即将洗好前，竟有勇气冲了三十秒钟的冷水，陡然之间，他感到精神焕发、活力四射，打算翻开他人生的新篇章，直到他把浴巾重新裹在身上。那条浴巾从前天或者是大前天甚至是更久以前就潮乎乎的了，上面有他自己在夜晚留下的汗臭味，仿佛有人强迫他穿了一件肮脏的衬衫。

冲完淋浴，他来到厨房烧水，准备冲咖啡。他在水池里拿了一个脏杯子洗了洗，放入两块糖精和两匙速溶咖啡，然后去铺床。他和床罩的较量持续了几分钟之久。回到厨房，他发现自己让冰箱的门敞了一夜。他取出人造黄油、果酱和前天打开的一瓶酸奶，发现一只弱智的昆虫不知什么缘故竟选择了酸奶瓶作为自杀的场所。他试图用汤匙把尸体挑出来，结果却让尸体陷到了酸奶里面。他把酸奶瓶扔进垃圾箱，将就着喝了一杯清咖啡。他没经检验就认定牛奶必然坏了，因为冰箱的门已经开了一夜。他想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内阁的会议开到了深夜。特种空降突击队已经降落到大马士革并逮捕了阿萨德[3]总统?要么，亚西尔·阿拉法特想到耶路撒冷对议会发表讲话?费玛宁愿此次新闻至多不过是谢克尔[4]贬值或是某桩腐败案而已。他想象着在午夜时分召集自己的内阁开会。当年参加青年运动的革命情绪使他把这次会议安排在卡塔门的一所破败的学校，教室里摆着漆皮剥落的长凳，黑板上用粉笔写着算术题。他自己则穿着工人的夹克衫和绽了线的裤子，并不坐到讲台前，而是坐在窗台上。他会把现实描绘得残酷无情，把迫在眉睫的灾难描述得让每位议员都目瞪口呆。到了黎明时分，他就会将大多数议员争取过来，让他们做出决议，首先从加沙地带撤出我们所有的军事力量，即使达不成协议。“如果他们向我们的定居点开火，我就向他们实施空中轰炸。但是，如果他们保持沉默，或者表现出谋求和平的诚意，那我们就等上一两年，并同他们就约旦河西岸的前途展开谈判。”

喝完咖啡，他穿上一件棕色的旧针织套衫，是约珥留给他的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他看看表，发现自己已错过了七点的新闻。于是，他下楼到信箱里取晨报。但他忘了带钥匙，只好从信箱的缝隙里掏那份报纸，结果把第一版给弄破了。他一边上楼一边浏览新闻标题，读着读着，他得出一个结论：国家已经落入一伙政治狂徒的手中，他们无休止地谈论希特勒、大屠杀[5]，总是迫不及待地扑灭和平的曙光，把和平看作旨在消灭他们的纳粹式策略。来到门前，他意识到他又一次违背了自我，于是警告自己不能像以色列知识分子那样歇斯底里、干叫干吼：我们必须提防那种历史终究要惩罚罪人的愚蠢观点的诱惑。冲第二杯咖啡的时候，他将刚才的思想统统抛开，在头脑里酝酿与尤里·格芬和茨维卡之流进行政治讨论时要使用的论点：我们最终还得学会如何生存，如何在要持续好几年的过渡局势下学会行动，而不是对现实忍气吞声。我们缺少在前途未卜的局势下谋求生存的心理准备，我们急于一竿子到底并想立即确定结局，诚然，这些都是我们政治无能的真正原因。

读完电视评论员对头天晚上自己本打算看却又忘了看的节目所作的评论，时间已过了八点，他又错过了新闻节目。他很是恼火，认为自己应该立即坐下来工作。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梦中的那句话：一定得分开。把什么与什么分开呢?一个非男非女但温暖、柔和、饱含深情的声音对他说：埃弗雷姆，你在哪儿?问得好，费玛回答。

他坐到桌前，看到了那些尚未回复的信件和星期六晚上列的一张购物单，又突然想起自己今天早晨应该给什么人打个电话，他有一件很紧急的事要谈，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要给谁打电话。于是，他拨了茨维卡·克鲁泡特金的号码，把克鲁泡特金叫醒，他觉得很是尴尬，先结结巴巴地对他说了一长串抱歉的话，然后竟唠唠叨叨地聊了二十多分钟，从左派的政治手腕谈到美国立场正在出现的变化，又谈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枚炸弹正在我们四周滴答滴答响个不停。最后，茨维[6]打断了他。“费玛，对不起，你别生气，可我得穿衣服了。我要去上一堂课，都迟到了。”跟开始时一样，费玛又是一番冗长的抱歉才结束了谈话，但他还是记不清今天早上要不要给某个人打个电话，或者就在那里等一个紧急电话，而这个紧急电话或许由于他和茨维的交谈已经被错过了。转念一想，与其说是交谈倒不如说是独白。于是，他打消了再给尤里·格芬打电话的念头，开始查对电脑打印的银行结单，但他弄不清账单上是存入六百五十谢克尔、取出四百五十谢克尔，还是存入四百五十谢克尔、取出六百五十谢克尔。他的脑袋耷拉在胸前，双目紧闭，脑海中浮现出一群又一群的穆斯林狂热分子，他们激动地吟诵《古兰经》，呼喊口号，遇见什么就将其砸烂、烧毁。接着，广场上空空如也，只有发黄的碎纸片在微风中飘荡，混合着噼里啪啦的雨点。雨从这里一直下到被紧裹在灰色云雾中的伯利恒群山。埃弗雷姆，你在哪里?雅利安人那边在什么地方?如果她觉得冷，那她为什么觉得冷?

一只厚重温暖的手在抚摩他，费玛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看到父亲的一只棕色的大手正贴在自己的大腿上，就像一只乌龟。那是一只苍老、厚实的大手，指甲已经泛黄，皮肤像山脉和峡谷那样起伏不平，一道道深蓝色的血管纵横交错，上面点缀着一块块色斑和几簇稀稀拉拉的绒毛。费玛一阵惊慌。接着，他意识到那是自己的手。他醒过来，把星期六所拟的几个标题读了三遍，这是他答应今天交稿的一篇文章的标题，今天是交稿的最后时间。可他原本打算写作的内容、昨天还令他兴奋不已的辩论游戏，到了今天似乎就索然无味了。写作的冲动已经被钝化了。

稍作一番思考，又并非一切都无法补救：只不过是个技术上的困难而已。因为阴沉沉的天空和潮湿的晨雾，房间里没有足够的光线。他需要光线。就是这样。他拧一下台灯开关，希望借此来重新开始那篇文章，重新开始这个早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但台灯坏了。或许需要更换一只灯泡。他非常气愤，赶紧跑到大厅的橱柜前，还真的找着了一只灯泡，他本以为会空手而归的。他顺利地将旧灯泡换掉了。但这只新灯泡肯定不中用，要么就是受了前一只灯泡的感应。他返回大厅去找第三只灯泡，中途又想起应该试试大厅里的电灯，事后他才不得不为那两只灯泡平反，因为整个房子都停电了。为了摆脱无聊，他决定给约珥打电话。如果是她丈夫来接，他就马上挂断。如果她正好在那里，他自然会立马产生灵感，而灵感会告诉他应该说些什么。就像有一次，两人都勃然大怒，吵完之后，他抚慰她说：要是我们没有结婚该有多好，我会求你做我的妻子。她微笑着，眼里闪动着泪花说：如果你现在不是我丈夫，我想我可能会答应你。电话铃空响了十次，要么就是二十次之后，费玛明白，约珥要么是不想跟他说话，要么就是特德正俯身站在电话机旁不让她拿起听筒。

不管怎样，他感到很疲惫。昨夜在巴利亚多利德市小巷的漫游把他的整个早晨都给毁了。下午一点他必须赶到约韦勒村他工作的那个私人诊所，按时坐在接待员的位子上，而现在已经九点二十分了。费玛把他写着文章标题的那张纸，还有电费单、购物单和电脑打印的银行结单统统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最终让桌面上干干净净，他可以行动了。他来到厨房，准备给自己再冲一杯咖啡。在等着冷水沸腾的当儿，他站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回想起大约三十年前耶路撒冷的一个黄昏，那是在伊甸园电影院外的阿格里帕大街上，当时他从希腊旅行回来才几个星期。那个黄昏，约珥说：真的，埃费，我真的太爱你了，我就是喜欢爱你，喜欢你说话的样子，但到底是什么使你觉得如果你停止说话哪怕是几分钟，你就会停止存在呢?他像受到妈妈训斥的孩子那样闭上嘴巴。一刻钟过去了，壶里的水仍然没开，虽然他两次想起把插头插好，但是最后，他意识到没有电是喝不成咖啡的。于是，他又和衣躺到床上，盖上厚重的冬用毛毯，把闹铃拨到十一点四十五分，把他记录梦的笔记本藏到床脚旁边那堆报纸和杂志底下，把毛毯拉到下巴，然后集中思绪想女人，直到让自己勃起。他用十根手指抓住勃起物，像一个顺排水管爬墙的梁上君子，或者——他窃笑着——更像一个抓住救命稻草的落水者。然而，疲惫比欲望要强烈得多，他松了手，又睡着了。外面，雨越下越大。

【注释】

[1] 伯利恒，著名城镇，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八公里处。希伯来古代的族长都曾在伯利恒附近一带活动。亦为耶稣基督的诞生地。

[2] 埃费，埃弗雷姆的昵称。

[3] 即哈菲兹·阿萨德（1930——2000），叙利亚总统（1971——2000），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反对者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支持者。

[4] 谢克尔，1980年2月开始采用的以色列货币单位，相当于十以色列镑。

[5] 大屠杀，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

[6] 茨维，茨维卡的昵称。

第三章
一罐虫子

在正午的新闻节目里，费玛听说有一名阿拉伯少年在上午的投掷石块事件中被橡皮子弹击中身亡；据推测，橡皮子弹可能来自杰伯里耶难民营一名士兵的步枪；死者的尸体在加沙的一家医院被一群蒙面青年抢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费玛思忖着这则通告的措词。他特别讨厌“被橡皮子弹击中身亡”这样的表达方式。“可能”一词更使他怒火中烧。不仅如此，从一般意义上说，他对被动词正在接管官方声明，并似乎在感染着整个语言体系也很是恼火。

然而，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健康的、完全值得赞扬的廉耻感在起作用，这种廉耻感不让我们简单明了地宣布：一名犹太士兵开枪打死了一名阿拉伯少年。另一方面，这种被污染的语言时刻在告诉我们，错误是步枪造成的，是正在调查中的原因造成的，是橡皮子弹造成的。仿佛所有的罪恶都是上帝的过错，一切的一切都是注定的。

可事实上，他自言自语地说，谁知道呢?

毕竟，“上帝的过错”这个表达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又生起自己的气来。其实根本没有魔力，也不神秘。不要把上帝扯进来。

费玛用叉子瞄准自己的前额、太阳穴和后脑勺，试图猜测或感觉一下弹片射进头颅并爆炸的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或许没有疼痛，没有声音，他就这样想象着，或许只是刹那间的烧灼和疑惑，像一个孩子正准备挨父亲的一记耳光，可结果，他的眼球却被炽热的火棍给捅了一下。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觉得眼前突然出现了亮光吗?有谁知道呢?七重天的亮光[1]?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一生都觉得模糊混沌的东西一下子都豁然开朗，然后黑暗才降临下来吗?有这样的一瞬间、一刹那，让你觉得好像这些年来你一直在为一个复杂的难题寻找一种复杂的答案，但在最后的时刻，一种简单的解法一下子闪现出来了吗?

这当儿，费玛对自己愤怒地嘟囔了一句：你别他妈的胡思乱想了。“模糊混沌”这一表达让他感到恶心。他站起身，走出房间，随手关上房门，一边留意把钥匙放在了哪一个口袋。走到大楼门厅时，他透过自己信箱的缝隙，瞥见一封信的白边。可口袋里唯一的钥匙是开房间大门的。开信箱的钥匙可能还躺在书桌上。要么，在另一条裤子的口袋里。要么，在厨房长台面上的拐角。一阵犹豫之后，他耸了耸肩：这封信很可能没什么，只不过是一张水费单，要么就是一张话费单，或者只是一张传单而已。在街对面的小餐馆里，他吃着萨拉米香肠煎蛋、色拉、水果蜜饯。透过玻璃窗，他突然吃惊地发现，自己房间里的电灯仍然亮着。他思索了片刻，万一也有可能他此时是一身同在两地，但他更愿意这般设想：故障已被排除，电流又接通了。他瞥了一眼手表，要是爬上楼，熄了灯，找到信箱的钥匙，再去把那封信取出来，他上班就会迟到了。于是，他付了饭钱，说：“谢谢你，沙因鲍姆太太。”像往常一样，她又纠正费玛说：

“是沙因曼，尼森大夫。”

“当然当然，”费玛回答说，“对不起！我要付你多少钱?我已经付过了?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不可能是偶然。我刚才肯定是想付两次钱，因为您的炸小牛肉片——是叫炸小牛肉片，对吗?——特别美味可口。对不起。谢谢。再见。我得赶紧走了。您看这雨下的。您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疲倦?不高兴?很可能是这天气的缘故。很快就会放晴的。明天见。”

二十分钟后，公共汽车停靠在国民礼堂站台，费玛突然觉得，在这样的雨天出门却不带雨伞，这也太荒唐了。向小餐馆的老板娘承诺这样的天气不久就会放晴，这也太荒唐了。你有什么根据?突然，一道微红的亮光穿透云层，照射在希尔顿大厦高处的一扇窗户上，就像给那扇窗户点了一把火，反射过来的光芒使费玛感到一阵晕眩。尽管如此，费玛还是看清了大厦十层或是二十层的阳台护栏上飘荡着一条毛巾，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的鼻孔里充满了刚用那条毛巾擦干身体的女人的体香。瞧，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连一点点小奇迹都不会出现的时刻还几乎是没有的。或许，凡事最终都会有转机的。

约韦勒村边缘的这个两居室公寓是费玛1961年第二次结婚时他父亲给他买的，那时，他从耶路撒冷一所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还不到一年。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别人也都相信费玛前途无量。他获得了奖学金，差点儿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甚至想过要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学术研究。但在1960年夏天，费玛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和复杂的变故。时至今日，每当费玛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只要话题转到“费玛的公羊年[2]”，而费玛又不在场，他们就开心、友善地笑个不停。事情是这样的：七月中旬，就在费玛刚刚结束期终考试的时候，他在拉契丝波纳女修道院[3]的花园里爱上了一位法国小姐，她是一个天主教徒旅游团的导游。当时，他坐在一条长凳上，等一位女友，这位女友是护校的一名学生，名字叫舒拉，数年后嫁给了费玛的朋友茨维·克鲁泡特金。一枝欧洲夹竹桃在费玛的手指间开放着，一群小鸟在费玛头顶上唧唧喳喳地辩论着。坐在另一条长凳上的尼科尔对他说话了：这附近有水吗?他会说法语吗?对这两个问题费玛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哪儿有水，他的法语也只是一鳞半爪。从那一刻起，在耶路撒冷，无论她走到哪里，他都会尾随而至；她一次又一次礼貌地请他离开，但他就是不肯；有一次，尼科尔的旅游团团长警告他说，如果他再纠缠不休，就要对他提起诉讼了，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当她前往长眠修道院[4]望弥撒，他就像条狗一样，在门口等了她一个半小时。每当她从圣地楼[5]对面的大卫王饭店走出来，她总会与站在旋转门前、眼里闪耀着光芒的费玛相遇。她前往博物馆，他就在每间展厅里潜行。她飞回法国去了，他也跟着到了巴黎，甚至来到她在里昂的家中。耶路撒冷这边的人说，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深夜，她的父亲冲出家门，端起双筒猎枪，对着费玛砰地放了一枪，子弹擦伤了他腿上的皮肤。在方济各会[6]的一家医院里，他待了三天，其间，他向别人讨教成为一名基督徒必须做些什么。后来，尼科尔的父亲来到医院，请求他的宽恕，主动帮助他皈依了基督。与此同时，尼科尔对父亲也受够了，她决定弃家出走，不理父亲，也不理费玛。她首先来到马德里的姐姐家，后来又去了马拉加[7]的表姐家。费玛尾追着尼科尔，乘了一辆又一辆肮脏的汽车，换了一列又一列肮脏的火车，直搞得他蓬头垢面、心急火燎，到直布罗陀时，他已身无分文了。最后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他差不多是被强制登上了一条开往以色列的巴拿马货船。货船到达海法[8]港时，费玛遭到逮捕，因为他的归期超过了预备役士兵条例上规定的离境时间。在军事监狱里，他被关押了六个星期。据说，在遭受磨难之初，费玛的体重是七十二公斤，可是，九月在监狱医院量体重时，他已不到六十公斤。他父亲跟一位高级官员求情，费玛才被释放出来。那位高级官员的女人是一位尽人皆知的风流女人，还搜集了一批蚀刻画珍品，在费玛获释后不久就狂热地爱上了他。她比她丈夫小十岁，但比费玛至少大八岁。秋天，她怀上了费玛的孩子，搬到了费玛在穆斯拉拉区的寓所。他们成了全城百姓的谈资。十二月，费玛又登上一条货船，这回是一条南斯拉夫的货船，他来到马耳他，在马耳他的一家热带渔场工作了三个月，一边写他的组诗《奥古斯丁[9]之死及在杜尔西内亚[10]怀中的复活》。次年的一月，费玛住在瓦莱塔[11]一家便宜的旅馆，旅馆的老板娘迷上了他，把他的行李搬进了自己的房间。为了避免又一次未婚先孕的尴尬，费玛决定行世俗婚礼将她娶作妻子。这次婚姻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因为在这期间，他父亲在罗马几个朋友的帮助下设法查到了他的下落。他通知费玛，他在耶路撒冷的情人流产了，沮丧得都要垮掉了，现在又回到前夫身边，重新拾起了她搜集蚀刻画的爱好。费玛感到不能原谅自己，他决定立即离开女房东，也永远地避开女人。他认为，爱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灾难，但没有爱情的交合只能招致屈辱和伤害。费玛站在一艘土耳其渔轮的甲板上，身无分文地离开了马耳他。他计划到萨摩斯岛[12]去，在那里的某个修道院至少隐居一年。途中，想到刚刚被他抛弃的妻子也可能怀孕了，他感到一阵恐慌，思忖着应该不应该回到她的身边，但转念一想，自己处理得还算明智，因为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她，但没有给她留下地址，她无法找到他。他在萨洛尼卡[13]登陆，在一家青年招待所过了夜。这一夜，他在甜蜜和痛苦中梦见了他的第一个情人——那个在直布罗陀就无法追踪的尼科尔。在梦中，她的名字变成了泰蕾兹，费玛看到父亲背着上了膛的猎枪，正搂着她和耶路撒冷基督教青年会地窖里的那个婴儿囚犯，只不过到梦的结尾时，费玛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被关押的孩子。第二天早晨，他出门寻找犹太会堂[14]，尽管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上犹太会堂的犹太人，尽管他坚信上帝根本不信宗教，也不需要宗教。但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费玛决定到犹太会堂试试看。在犹太会堂门口，费玛遇到了三位以色列姑娘，她们正肩负背包，在希腊境内作徒步旅游，因为春天已经来临了。她们此刻正打算北上到山区旅游。费玛于是与她们同行。据说，在北上途中，费玛对其中一位来自海法、名叫伊利亚·阿夫拉瓦纳尔的姑娘爱得神魂颠倒。在费玛的心目中，这位姑娘就是他见过的一幅画中那位抹大拉的马利亚[15]，但他记不清到底在哪儿见过这幅画，也记不清是谁画的。因为伊利亚不屈从他的攻势，费玛便和她的女友利亚特·西尔金睡了几次。他们几个宿营于高地狭谷或者圣林，利亚特·西尔金邀请费玛同宿一只睡袋。利亚特·西尔金让费玛感受到了一两次非同寻常的、达到极致的快乐。但除了肉体上的刺激外，他也模糊地感觉到一丝精神上的欢愉：他几乎整日沉醉在一种身处山林的窃喜和亢奋之中，这种窃喜和亢奋使他视力大增，他从未体验过这样超乎寻常的视力。在希腊北部山区的那些日子里，透过橄榄树丛看日出时，他能够看到《创世记》中的图景。在赤日炎炎的正午，打羊群旁边经过的时候，他百分之百地确信，这不是他第一次活着。坐在乡村酒店阴凉的露台上，喝着葡萄酒、品着奶酪和色拉时，他能清楚地听到极地荒原上雪暴的呼啸。他用芦苇做了一支长笛，对姑娘们吹着小曲；他毫不害羞，像一个野孩子一样在她们面前蹦呀，转呀，直到把她们逗得那么开心，发出一阵阵天真烂漫的笑声。那些日子里，他爱着伊利亚，却跟利亚特睡觉，但他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矛盾，不过，他几乎注意不到第三位姑娘，因为她多数时候都默不作声。尽管有一次，碎玻璃扎伤了费玛的脚，给他包扎伤口的就是这第三位姑娘。这三位姑娘，连同他生活中以前所有的女人，其中也包括在他十岁时死去的妈妈，在费玛的心目中已几乎合成了一个女人。并非他把女人仅仅看成女人，而是因为他内心深处的光亮使他有时觉得，人与人之间，任何人之间——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孩子也好——的差别都是微不足道的，只不过或许在外表上有些短暂的不同而已。正如水有多种形态，或雪或雾或蒸气或冰块或云团或冰雹。或者正如修道院和乡村教堂的钟声，它们除了在音高和节奏方面不同外，其他含义完全一样。他把这些想法说给三位姑娘听，其中两位认同，第三位却一边说他是傻瓜，一边心满意足地为他缝补衬衫。从这里，费玛又看到了同一语句的不同表述方式。月朗星稀、暖意融融的夏夜，她们要是发现泉水或溪流，这第三位姑娘，来自亚夫内埃勒的约珥·莱文就毫不犹豫地脱光衣服，和大家一起裸泳。有一次，他们藏在远处，偷偷摸摸地看一个十五岁的牧羊少年将自己的冲动发泄在一只母羊身上。又有一次，是炽热的正午，他们看到两个虔诚的老妇人，身着寡妇穿的黑丧服，胸前都挂着一个木制的大十字架，正默默地坐在一块耕地中间的岩石上，她们一动不动，相互将手指交叉在一起。一天夜里，他们听到音乐声从一个空荡的废墟那边传来。一天白天，他们看到一个干瘪的老人怀抱一架破旧的手风琴从他们身边走过，走的是反向，他边走边弹，却没有一点儿声音。第二天早晨，下了一场短暂的暴雨，空气于是变得特别明朗，她们看见，在远处峡谷的小村庄里，红瓦屋顶上树影婆娑，还差不多能看清山侧面那些柏树和松树上的一根根针叶。有一座山峰仍然覆盖着积雪，在深蓝色天空的衬托下，那雪冠看起来不像白色，倒更像是银色。头顶上，一群群小鸟在表演着一种披巾舞。费玛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话，引得几位姑娘大笑不已。

“这才是，”他说，“问题的关键。”

伊利亚说：“我感觉这会儿比在梦幻中还要梦幻，又比清醒时还要清醒。我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

利亚特说：“是光亮。就是这样。”

约珥说：“你们有谁觉得口渴吗?我们到水边去吧。”

希腊之旅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费玛来到亚夫内埃勒寻找第三位姑娘。他发现，约珥·莱文是海法的以色列工学院航天工程专业的毕业生，现在耶路撒冷西部山区一个超级机密的空军基地工作。几次约会之后，他发现，有她在场，他感到踏实；有他在场，她感到有趣。他犹豫不决地问，她是否觉得他们俩彼此般配。她回答：“我特别喜欢你说话时的样子。”费玛认为，这是钟情的信号。他特别珍视这个感情信号。接着，他设法找到了利亚特·西尔金，在一家海滨小餐馆同她坐了半个小时，目的只是为了弄清自己到底有没有让她怀孕。但紧接着，他又无法自控地和她在巴特亚姆一家便宜的旅馆里睡了一觉，这样，他又无法弄清楚了。五月，他把三位姑娘统统请到耶路撒冷的家中来见自己的父亲。老人以传统的待客方式，对伊利亚彬彬有礼，让她陶醉。款待利亚特的方式就是给她讲奇闻轶事和富有哲理的寓言。但他最喜欢约珥，他认为约珥看上去“内秀”。费玛同意父亲的看法，尽管他并不完全明白那种“内秀”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他继续与约珥约会，终于有一天，她对他说：“看看你的衬衫，一半在裤子外面，一半在裤子里面。等等。我帮你整理一下。”

1961年8月，约珥同埃弗雷姆·尼森结婚了，新房就是费玛父亲在耶路撒冷市郊约韦勒村的边缘地带为他买下的一小套公寓。结婚前，父亲为他起草了一份协议书。在协议书中，费玛得庄严承诺，从今以后绝不做任何他父亲可以定义为“冒险”的事。费玛屈服了，在一位公证人面前于协议书上签了字。他还承诺，在荒废了一年之后，自己要重新学习，攻读硕士学位。他父亲呢，则同意资助儿子完成学业，资助约珥完成最后阶段的培训，甚至还同意在他们婚后五年内按月给他们提供适度补贴。从那时起，耶路撒冷人闲言碎语时便不再提及费玛的名字了。各种冒险结束了。“公羊年”结束了，“乌龟年[16]”开始了。但他并没有返回大学校园，只不过当他有一两个设想要讲给朋友茨维·克鲁泡特金听时才到校园去。而茨维·克鲁泡特金呢，他一步不停，从文学硕士一直念到了博士，将来是要撰写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和著作的，现在已经为自己的学术大厦打下坚实的基础。

1962年，在朋友们的敦促下，也是在茨维卡的大力帮助下，费玛出版了他在马耳他那次短暂婚姻生活中所写的组诗《奥古斯丁之死及在杜尔西内亚怀中的复活》。随后的一两年，一些评论家和读者都认为埃弗雷姆·尼森有望成功。但一段时间后，连希望也开始破灭了，因为费玛的灵感停顿了。他写不出诗了。每天早晨，约珥总要被军车接去上班。费玛不知道约珥的基地在什么地方，对她从事的技术开发也一窍不通，也不想弄懂。整个上午，他在寓所里来回转悠，一条不落地听新闻广播，洗劫冰箱，站在冰箱前面吃东西，跟自己高声辩论，扯着嗓子同新闻播音员争吵，怒气冲冲地铺床。约珥临走前没有铺床，事实上是无法铺床，因为那时他还酣睡在被窝里呢。然后，他把晨报读完，出门到杂货铺买一两样东西，再带两份下午出版的报纸回来，接着又一头沉浸在报纸里面，直到暮色降临，并把报纸散落得乱七八糟，满屋子都是。在看报纸和听新闻的间隙，他迫使自己坐到书桌前。有那么一会儿，他迷上了一本基督教的书，这是神父雷蒙·马丁尼的《信仰之剑》。此书1651年出版于巴黎，目的是为了一了百了地驳斥“摩尔人[17]和犹太人”的信仰。费玛原打算从基督教的角度重新探讨一下反犹主义的起源，但“自隐的上帝[18]”这个概念使他模模糊糊地觉得有趣，打断了他的研究。接着，他一头扎进了独居修士圣哲罗姆[19]的传记中。这位独居修士跟一位犹太拉比学会了希伯来语，公元386年定居伯利恒，曾把《旧约》和《新约》翻译成拉丁文，或许还有意加剧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分裂。但这一研究并没有满足费玛的渴望。无力的感觉占了上风，他陷入了无聊的状态。他会一页接一页地翻看百科全书，一边又忘了要查找什么内容，于是就按字母顺序一条接一条地读下去，为此他会浪费两三个小时。几乎每天晚上，他都会戴上破帽子，到朋友家串门，与朋友们聊拉翁事件[20]、对艾希曼的审判[21]、古巴导弹危机[22]、德国科学家在埃及[23]、教皇访问圣地[24]的重要意义，一直聊到凌晨。约珥傍晚下班回家，问他吃饭了没有，费玛就会暴躁地回答：为什么?书上哪个地方写着我非得吃饭不可呢?接着，她在淋浴，费玛就隔着门，对她解释谁是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真正幕后指使者。过了一会儿，她问他要不要出门，跟尤里或茨维卡再吵一架，他会回答：不，我要去纵酒作乐。同时，他会问自己当初怎么就答应父亲，让自己和这样一个女人绑在了一起呢?但也有不同的时候。傍晚下班后，当她用强有力的手指揉捏她那小巧的脚踝时，他会一下子重新爱上她那强有力的手指。或者一下子爱上她一边揉眼睑、一边陷入沉思的习惯。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像一个羞涩而又多情的青年那样向她求欢，直到她允许他给她的胴体灌注快乐，接着，他就会以一种极度的体贴和温存，迫不及待地、准确到位地使她的身体震颤起来。有时发生了小吵小闹，他就对她说：等一等，约珥，就会过去的。要不了多久我们的生活就会走上正轨的。星期五晚上，他们俩有时会一起去耶路撒冷北区那些无人的胡同散步，这时，他会无法压抑自己的兴奋，对她谈起古代神秘主义[25]者眼中肉体与光亮的结合。这使她觉得无比幸福和感动，她依偎着他，原谅了他在发胖，原谅了他在周末又忘记换洗衬衫，原谅了他动辄纠正她的希伯来语的习惯。然后，他们回家，没命地做爱。

1965年，约珥接受了一份特别合同，去西雅图的波音公司研究中心工作。费玛不愿跟她一起去，他的理由是：分别一段时间或许对他俩都有好处。他留守在约韦勒村那个两居室公寓。在施缪尔村，他有一份朴实的工作：在一家私人妇科诊所当接待员。他远离学术生活，除非茨维·克鲁泡特金强行把他拖到诸如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历史学家作为见证人之类的为期一天的研讨会上去。周末，他会去尤里·格芬和尼娜·格芬夫妇家，或者其他朋友的家里，而且动辄就卷入他们的政治辩论。有时，他会语惊四座，冒出一通尖刻的结论，或者似非而是的预测。得理时，他从不知道见好就收，而像一个嗜赌成性的赌徒那样穷追不舍，滔滔不绝地就那些他一无所知的话题进行争论，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细节问题，直到连他最忠心的朋友都感到精疲力竭了为止。有时，如果朋友夫妻俩赴宴去了，他就会随身带上几本书，一边看书，一边帮着照看他们的孩子。或者满怀喜悦地主动帮他们写文章，要么校对，要么编辑文字，要么写提要。有时，碰到夫妻之间发生口角，他又会展开穿梭外交，帮着调停冲突。偶尔，他会在《国土报》上就当前政局的一个侧面发表一篇笔锋犀利的短文。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独自一人到沙龙平原[26]北部一个较早的定居点，在那里的一家私人开的家庭旅馆度几天假。每年夏天，他都带着重新焕发的热情去学开车，但每年秋天的驾照考试他总是通不过。时不时地，总有一个女人，要么是他在诊所里认识的，要么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会来到他那凌乱的单身公寓，爬上那张床单需要换洗的床上。女人很快就会发现，费玛对她的快乐更感兴趣，而不是他自己的快乐。有的女人认为这种做法令她欢愉，令她感动；有的女人则为此惴惴不安，赶紧脱身而去。他能够花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对她尝试调皮的游戏，讲色情笑话，使她感受到绵绵不绝的、变化无穷的、强烈火爆的快感，然后才瞅准机会，不经意地让自己满足一下，但马上，在性伙伴还几乎没有注意到他已经索要了微薄的佣金之前，他又会再次投入到女人身上。任何一个试图与费玛保持某种持续或稳定关系的女人，任何一个成功地拿到了他家房门钥匙的女人，一两周之后都会使他到帕尔代斯汉纳或马格迪埃勒去找一家破败的家庭旅馆栖身，让他一直不能回家，直至被她抛弃。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里，甚至连这些经历也变得罕见了。

1966年初，约珥从西雅图寄来一封信，说她的生活中已有了另一位男人，费玛对这种俗套的表达哈哈大笑。现在看来，他“公羊年”中的风流韵事、他与约珥的婚姻、约珥本人都似乎同他在中学读书时试图修建的地下革命指挥部一样俗套，一样过分，一样幼稚。他决定给她写上一两句话，只是为了向她和她生活中的另一位男人表示衷心的祝愿。当天下午，他坐到书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啊，一直写到第二天正午。在这封三十四页的狂热的长信中，他倾吐了自己对她深沉的爱。通读一遍之后，他觉得不妥，便把信撕得粉碎，扔进洗手间的抽水马桶给冲走了。你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爱情，如果你能，这就是爱情已经不复存在的信号了。至少是在消失的过程中。最后，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方格纸，在上面胡乱地写道：“我对你的爱无法了断，因为这并不取决于我，你是个行动自由的人。长期以来，我是多么盲目啊！如果需要家里的什么东西，尽管告诉我，我会给你寄过去。同时，我将给你寄一个包裹，里面有你的三件睡衣、毛绒拖鞋和照片。如果你不在意的话，我想保留我们在加利利地区伯利恒的合影。”收到这封信后，约珥自以为费玛不会在他们离婚的道路上设置任何障碍。她回到耶路撒冷，把一个缺乏特色、没有表情、长着一个宽得离谱的下巴、眉毛厚得像两撇浓须的男人介绍给了他，对他们说：这是埃弗雷姆·尼森，这是特德·托拜厄斯，我们大家做个朋友吧。费玛这时却一下子改变了主意，他坚决不同意离婚。于是，特德和约珥飞回了西雅图。他们和费玛中断了联系，除了为生活琐事彼此之间通了几封航空邮件和几张明信片。

几年以后，那是1982年初一个冬日的下午，特德和约珥突然出现在费玛的公寓门前，身边还带着他们三岁的儿子。这孩子看起来像个小哲学家，长着一双轻度的对眼，患有白化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穿一身美国宇航员的航空服，航空服上面别着一枚闪亮的金属牌，金属牌上写着“挑战者”。小家伙很快就显示出构造复杂条件句和回避尴尬问题的能力。费玛一下子喜欢上了小迪米·托拜厄斯。他后悔当初没有同意约珥的离婚要求，这时主动向约珥和特德提出离婚，愿意为他们提供一切帮助，跟他们做朋友。然而，此时的约珥对她与费玛在宗教意义上的离婚已经无所谓了，觉得与费玛做朋友也没有必要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她曾两度离开特德与别的男人苟且，最终才打定主意，回到特德身边，在就她而言几乎是最后一刻的情况下才决定怀了迪米。费玛给迪米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是一只野狼决定放弃野性，试图加入到一群兔子当中。凭着这个故事，费玛赢得了沉思的小挑战者的心。故事结束时，迪米要自己给故事编一个结尾，费玛发现他的结尾符合逻辑，感觉敏锐，也不乏趣味性。

由于费玛父亲的介入，他与约珥的离婚处理得非常谨慎。特德与约珥住在拜特哈凯雷姆郊区，两人同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他们把每年的时间分成三块：夏季住在西雅图，秋季住在帕萨迪纳[27]，冬季和春季住在耶路撒冷。星期五晚上，他们有时会邀请费玛同克鲁泡特金夫妇、格芬夫妇等一帮人到家中做客。有时，他们把迪米留在约韦勒村，让费玛照看，他们自己则到埃拉特[28]或前往上加利利玩它两三天。费玛成了毋需付费的保姆，因为他随叫随到，因为他与迪米之间已经有了感情。不知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奇怪逻辑，迪米称费玛叫爷爷。他称费玛的父亲也叫爷爷。费玛自己学着用火柴棒、火柴盒和胶水做房子、宫殿以及带观察孔的城堡。在朋友的印象中，在约珥的印象中，在费玛自己的印象中，这种形象与费玛完全相左，也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觉得他天生就是个长着两只左手的笨拙的粗人，根本掌握不了更换阀门垫圈或钉衣服纽扣之类的诀窍。

除了迪米和迪米的父母外，还有一大帮可亲可敬的人。其中有些人从费玛念书时就了解他了，并被间接地卷入了“公羊年”的种种磨难中。也有一些人仍然希望小伙子将来有一天能醒悟过来，按部就班地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征服纷争不已的耶路撒冷。确实，他们说，他有时候会聒噪得让你心烦意乱，讲话过头，没有分寸，但另一方面，他聪明的时候也确实聪明。说不定哪一天他真会有所创举的。他是值得投资的。比如说，上周五傍晚，他最后模仿政客们的样子，让自己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但在此之前，他迅速接过茨维刚出口的“程式化”一词，说“一切都是程式化的”，接着向我们口若悬河地讲述他的理论。那样子让我们四周在座的人都像小孩一般，被魔力给控制住了。整整一周，我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要么就谈论他就卡夫卡和果戈理这两位作家和哈西德派[29]民间传说随口说出的但又让人吃惊不已的对比结果。

多年来，有些人已渐渐喜欢上了费玛身上奇特的矛盾统一：他既聪明睿智又无所用心，既郁郁寡欢又热情洋溢，既敏感多思又无能为力，既满腹文章又插科打诨。不仅如此，有人劝他帮着校对文稿或一起讨论草稿时，他总是有求必应。在背后，他们不无善意地说：确实，他是个——怎么说呢?——是个有独创见解的人，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可问题是，他懒得出格了。他没有雄心大志。他根本不去为明天着想。还有，他已不再年轻了。

除了这种矛盾统一外，还有一些魅力也隐藏在他那胖墩墩的身体里，在他那心不在焉的拖步里，在他那俊美突出的额头上，在他那疲惫的双肩上，在他那越来越稀薄的头发里，在他那总是迷茫，要么内视、要么远眺群山和沙漠的温良的眼神里。还有一些魅力隐藏在他的面容里。见到他的脸，他们心中便充满关爱和喜悦，便会开心地微笑，哪怕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看到他，看到他正在街道对面，在市中心徘徊，就好像不知道是谁把他带到了那里，也不知道如何再从这里走出去。他们说：看哪！费玛在那儿呢，他在挥舞着手臂呢！他一定又和自己争论上了，可能他得理了。

久而久之，费玛与父亲巴鲁赫·农贝格之间产生了一种尴尬的和睦关系，这种和睦包裹着恼怒和矛盾。父亲巴鲁赫·农贝格是有名的化妆品制造商，右翼自由运动党[30]老牌党员。就是现在，就在费玛已经五十四岁、父亲已经八十二岁的情况下，每次和儿子会面后，父亲总要将两三张面额为十谢克尔或一张面额为二十谢克尔的钞票塞入费玛的口袋。与此同时，费玛心中有个小秘密，他以特德和约珥夫妇儿子的名义开了一个户头，每月都往户头上存入八十谢克尔。小迪米已经十岁了，但看上去仍然只有七岁，爱幻想，容易轻信别人。在公共汽车上，有人注意到迪米与费玛之间有一丝相像，有的认为下巴形状像，有的认为额头的轮廓像，有的认为走路的姿势像。去年春天，迪米要求拥有一小块地方，好让他饲养一对乌龟和一些蚕，费玛和特德于是在约韦勒村公寓那间凌乱的厨房的阳台上清理出了一块地方。尽管别人，甚至费玛本人都认为他懒散懈怠、无所用心，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但整整一个夏季，他还没有哪天忘了照料“我们的一罐虫子”。他喜欢这样说。现在已是冬天了，蚕已经死了，两只乌龟也拿到干河[31]旁——一个耶路撒冷突然到了尽头、另一面就是乱石丛生的荒原的地方——放生了。

【注释】

[1] 根据犹太传说，“七重天的亮光”是为义人预备的一种亮光。

[2] 费玛的公羊年，这里意指费玛放荡的年份。

[3] 拉契丝波纳女修道院，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座女修道院，由原为犹太教徒的法国天主教徒兄弟阿尔方斯·拉契丝波纳和西奥多·拉契丝波纳建造。

[4] 长眠修道院，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一座修道院。根据基督教传说，圣母马利亚长眠于此。另据信，耶稣与其十二个门徒在此共进了最后的晚餐。

[5] 圣地楼，耶路撒冷的一座修道院，希伯来大学在其斯科普斯山校区处于约旦统治之际将此楼用作教学楼，直至在耶路撒冷另建了一所校区。

[6] 方济各会，天主教修会，13世纪初由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1——1226）创立。

[7] 马拉加，西班牙南部港市。

[8] 海法，以色列著名港口和海法区首府。

[9] 奥古斯丁（354——430），通称古代基督教会最伟大的思想家。396年至430年任罗马帝国非洲领地希波（今阿尔及利亚境内）主教。

[10] 杜尔西内亚，《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想象中所钟情的农家女子。

[11] 瓦莱塔，马耳他首都。

[12] 萨摩斯岛，希腊岛屿，位于爱琴海东部。

[13] 萨洛尼卡，希腊中北部城市。

[14] 犹太会堂，犹太人的公共祈祷场所。

[15] 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女门徒，耶稣曾从她身上逐出七个恶鬼。她和耶稣的母亲共同见证了耶稣的复活。见《新约》四部福音中的有关内容。

[16] 乌龟年，这里意指费玛消极的年份。

[17] 摩尔人，这里泛指穆斯林。

[18] 自隐的上帝，西方近现代神学的重要话语，其基本含义是指上帝以自己的苦弱承担人类的原罪，以一种隐身不现的方式守护着人的心灵。

[19] 圣哲罗姆（?347——419或420），早期西方教会教父、《圣经》学家、《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译者。

[20] 拉翁事件，指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色列政府内部发生的情报工作失误事件，该事件引起了执政的巴勒斯坦工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平哈斯·拉翁（1904——1976），以色列国务活动家，犹太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被指控对以色列特工人员1954年7月在埃及的惨败负责，这件事以后演变成拉翁事件。

[21] 阿道夫·艾希曼（1906——1962），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活动。1946年越狱，1960年5月被捕，1962年5月被执行绞刑。

[22] 古巴导弹危机，由于前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使美苏两国于1962年10月接近战争边缘的一次重大对抗。

[23] 20世纪60年代早期，以色列特工组织获悉，埃及正在秘密雇用德国的前纳粹科学家生产导弹，以对付以色列。以色列方面采取了各种外交步骤和其他措施，德国科学家最终撤离埃及回国，对以色列的威胁宣告解除。

[24] 教皇保罗六世（1897——1978）于1964年访问以色列，但他不承认以色列国，所以访问全程属私人性质。

[25] 犹太神秘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产生的背景是犹太人的苦难。犹太神秘主义者试图通过神秘的方法来获得神奇的力量，以解救犹太人的苦难。他们有的试图预言犹太人获得拯救的年代，有的在人们对弥赛亚降临的热切盼望中自称弥赛亚或者弥赛亚的替身。

[26] 沙龙平原，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平原之一段，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27] 帕萨迪纳，这里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一城市。

[28] 埃拉特，以色列最南端的港口城市。

[29] 哈西德派，18世纪中叶在波兰犹太人中出现的宗教神秘主义团体。该派反对《塔木德》，宣传泛神论，强调通过狂热的祈祷与神结合，认为禁欲苦修违背神意，相信弥赛亚即将来临解救其苦难。其宣教师称“柴迪克”，意为“义人”，职务世袭。

[30] 自由运动党，以色列一政党，成立于1948年。该党一贯主张在《圣经》所示意的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大以色列”国，同时主张在阿以冲突中应对阿拉伯人持强硬态度。1965年与以色列自由党联合，组成加哈尔集团。

[31] 干河，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北非等地区仅在夏季有水的干涸河谷。

第四章
翻开新篇章的希望

沿着一条用耶路撒冷石头铺成的小径，穿过大楼后面的花园，就到了施缪尔村的私人诊所。因为已是冬天，小径上覆盖着浸透了雨水的滑溜溜的松针。费玛完全陷入了沉思：刚才，他瞥见一只冻僵了的小鸟立在一节矮树枝上，小鸟这时能不能听见由西向东正在隆隆轰鸣的雷声呢?小鸟的头和嘴都深深地埋在翅膀的羽毛下面。猛然间，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于是转过身，看看那到底是不是一只小鸟，或者只是一颗湿漉漉的松果而已。就这样，他打了个趔趄，跪在了地上。他干脆就这样蹲伏在地上，倒不是因为他痛得站不起来，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尴尬进行自我嘲弄有一种喜悦。他轻柔地说道：干得不错，伙计！

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一跤摔得活该：他来这儿的路上，在希尔顿饭店外面体验到一个小奇迹，所以摔跤是顺理成章的事。

最后，他爬了起来，心不在焉地站在雨中，看上去像个茫然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去向何方的人。他抬头向楼上看去，只看到紧闭的百叶窗，或者打开的却挂着窗帘的窗户。几乎每个阳台上都放着一盆天竺葵。雨水使天竺葵散发出肉感的光亮，让费玛想起一个荡妇那两片涂着口红的嘴唇。

诊所入口有一块用黑色玻璃制作的雅致的牌子，上面用银字写着：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费玛第一千次问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治疗男性疾病的专家呢?他对眼前这个希伯来短语也很反感，这个短语包含着一种希伯来语所不能容忍的结构。继而他又发现自己荒唐可笑，竟使用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表达方式。他对正午那条新闻的反应是那般恼怒，不是因为杰伯里耶难民营死了一个阿拉伯男孩，而是因为新闻中所用的那个短语“被橡皮子弹击中身亡”，想到这里，他感到羞愧而又茫然。

好像子弹才是杀人凶手似的。

他自己是不是疯了?

他召集内阁再次开会，地点仍在那间破败的教室里。在教室门口，他布置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哨兵。哨兵身穿咔叽短裤，头戴阿拉伯头巾和手工编织的帽子。有的部长坐在他脚边的光地板上，有的倚靠在贴满教学图表的墙上。费玛字斟句酌、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在六七年战争[1]中所征服的土地和我们自身身份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接着，部长们还在群情激昂、人声鼎沸时，他让大家投票表决。他的意见赢了。他立即向部长们宣布了自己的周密部署。

在我们赢得“六日战争”之前，他思忖着，国家的状况并不像现在这样具有危险性和毁灭性。说危险性或许不完全对，是不像现在这样让人泄气和沮丧。对我们来说，直视灭绝的危险真的要比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容易吗?灭绝的危险能给我们带来民族自豪感和团结意识，然而现在，由于面对谴责，我们的意志正在渐渐地崩溃。但这不是做选择的正确方式。事实上，谴责只能让俄罗斯裔和原本来自西方世界的那些世俗知识分子意志崩溃，普通百姓也绝不会怀念大卫智胜歌利亚[2]的民族自豪。不管怎样，“普通百姓”这个表达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同时，因为你滑倒了，你的裤子沾满了污泥，你用双手擦拭裤管上的污泥，两只手也弄得脏兮兮的，暴雨仍然哗哗地浇在你的头顶上。已经一点五分了。无论怎么赶，你也不可能准时上班了。

诊所由两幢公寓的一楼连接而成。窗户上都装有精致的格栅，透过窗户便能看见一个标准的后花园。花园里潮湿又荒凉，茂密的松树投下一片浓阴，松树的根基周围钻出了一些灰色的卵石。微风轻轻一吹，树梢便沙沙作响。此刻，刮起了一阵大风，费玛的脑海里飞快地闪现出一个在波兰或某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遥远的村庄，风暴在那里呼啸着穿过周围的森林，抽打着冰雪覆盖的田野，肆虐着茅草屋的屋顶，把教堂的钟吹得叮当作响。不远处，狼群在嗥叫着。费玛脑海中当即构思了一个小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庄，讲的是纳粹、犹太人和敌后游击队员。今天晚上，他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迪米听，跟他换一只用果酱罐装着的瓢虫，或者用橙子皮刻成的宇宙飞船。

二楼传来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声音，那是三个老妇人在演奏。她们就住在二楼，以私人身份教授音乐。她们很可能也开独奏会，在纪念集会上、在意第绪文学颁奖仪式上、在社团老年人中心或日间老年人中心的落成典礼上演奏。费玛在诊所已工作了几个年头，但此刻听到她们的演奏，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心被揪扯得生疼，好像他内心深处也有一只大提琴，以无声的思念在应和着楼上的大提琴。好像一楼用不锈钢钳对女人身体的作为和楼上大提琴发出的忧思之间有一条神秘的纽带，这条纽带随着岁月的流逝正越发地变得结实。

看到身材矮胖、头发蓬乱的费玛在难为情地笑着，手掌和膝盖上全是污泥，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又像往常一样，不禁好笑，心中充满了爱怜，同时又止不住要斥责人的强烈冲动。瓦尔哈夫提格大夫是一个温和的人，特别腼腆，容易动感情，因而常常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尤其是当别人向他道歉、请他原谅的时候。他总是摆出严厉的架势，总是呵斥周边的人，借以吓唬他们，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他的呵斥喊出来总是很温和，没有一丝伤害力。

“哈！阁下！冯·尼森少将先生！看得出来，您刚从战壕里出来！我们应当给您戴上一枚勋章！”

“我迟到了一会儿。”费玛害羞地回答，“很抱歉。我在花园小路上摔了一跤。外面湿得很。”

“原来是这样！[3]”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吼道，“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迟到！又是一次不可抗力！”接着，他开始第N次复述一位死者参加自己葬礼迟到的笑话。

他是个敦实的人，有着深沉男低音歌手的身材，面部像酒鬼一样红润、松弛，上面的血管纵横交错，病态地外现出来，你差不多可以根据这些血管的跳动来测量他的脉搏。在任何场合他都可以讲一个笑话，而且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开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说的是……”还有，在就要抖出包袱之前，他自己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费玛早就听说了那个死者没有赶上自己葬礼的原因，尽管他都听腻了，但还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因为他喜欢这位心慈的暴君。瓦尔哈夫提格经常用洪钟般的声音发表长篇大论，讲饮食习惯和世界观的联系，讲“社会主义”经济，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滋长懒惰和诈骗，因而如何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瓦尔哈夫提格会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赞美上帝的创造一样，用神秘、伤感的语调说出最后这几个词。

“今天这里真安静。”费玛说。

瓦尔哈夫提格回答说，他们正在等待一位随时到达的著名艺术家，她的管子有些阻塞。这个医学意义上的“管子”让他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便把这个故事讲给费玛听。

与此同时，加德·埃坦大夫像猫一样，偷偷摸摸地从办公室溜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塔马·格林威治护士。塔马·格林威治看上去像个早期的拓荒者，四十五岁上下，穿一条浅蓝色棉布连衣裙，头发整齐地别在脑壳后面，活像一个小小的羊毛球。由于色素特殊，她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是棕色的。她搀扶着一位面色苍白的病人穿过接待大厅，将其护送到疗养室。

动作轻盈自如、肌肉结实发达的埃坦大夫靠在桌子上，嘴里嚼着口香糖，下巴一上一下悠闲地运动着。费玛向他打招呼时，他下巴一挪，算是向对方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也下巴一挪，算是回答；赶上费玛向他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或许也只下巴一挪，就算是既向费玛打了招呼，又回答了瓦尔哈夫提格的问题。他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盯着墙上莫迪里阿尼[4]画作复制品最上面的一块地方。他挂着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长着稀疏、金黄的胡须，在费玛看来，他就像一个尽管不情愿却仍被派驻到外蒙古的傲慢的普鲁士大使。他让瓦尔哈夫提格讲完了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然后，他像一只懒洋洋的豹子，差不多没有嚅动舌头，轻轻地说：

“别在喋喋不休了，接着干吧。”

瓦尔哈夫提格立即遵命，跟他走进了治疗室。治疗室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一开一关的间隙，一股刺鼻的防腐剂味道便散发开来。

费玛洗了洗手，为疗养室的那位病人冲了一杯咖啡。然后，他为塔马和自己各冲了一杯，穿上一件白色的短外套，在办公桌旁边坐下来，开始翻阅病人就诊登记簿。登记簿上，他也用希伯来文书写数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他将已付账目、拖欠账目、化验日期、化验结果和所有预约变更情况都记在登记簿上。他还掌管装着病历、详细处方、超声波检查和X光检查的档案柜。这些，加上接电话，就是费玛的全部工作。另外，每隔两三个小时，他还要给两位大夫和护士各冲一杯咖啡；偶尔，如果病人在治疗时疼痛难忍，他也为病人冲上一杯。

接待大厅与费玛办公桌相对的一端有一张小咖啡桌、两把扶手椅、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德加[5]和莫迪里阿尼画作的两幅临摹。这就是候诊区。有时，为了帮助病人度过难熬的候诊时间，费玛就找一些中性的话题与对方闲聊起来，比如日益上涨的物价啦、头天晚上播出的电视节目啦等等。然而，大多数就诊病人情愿一声不吭地等在那里，浏览杂志。在这种情况下，费玛就会埋头看自己的报纸，尽量淡化自身的存在，以免发生尴尬。大门紧闭的治疗室里在发生什么事呢?费玛有时听到或者自以为听到的呻吟声是怎么回事呢?形形色色的女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进来，又带着各种各样的表情离去，这些表情是什么意思呢?诊所里刚刚结束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在这儿刚刚开始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或那个女人身后的阳刚的影子是什么呢?那个没生出来的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呢?真的生出来了会是什么样的呢?费玛每每尝试着破解或杜撰这些问题。他猜测着，斗争着，因为一方面他觉得反感，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参与各种形式的痛苦，至少应该在想象中参与这些形式的痛苦。有时，他觉得做女人就是一种极度的不公，差不多是一种残酷的疾病，它让人类的一半饱受苦难，使这一半人遭受堕落和屈辱，而人类的另一半却可以幸免。但有时候，又有一种朦胧的嫉妒在他的内心翻腾起来，那是一种被剥夺感或失落感，好像他受到了欺诈，被人骗走了一种神秘的本领，这种本领可以让她们能够同世界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而他却永远做不到。他越是这样想，就越难分清自己是在怜悯还是在嫉妒。子宫、受精、妊娠、生产、产褥期、哺乳，甚至月经，甚至流产和堕胎——他想象着所有这一切，一遍又一遍地用力感受原本不该由他感受的感觉。有时，他这样想着，就会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撩拨自己的乳头。他的两只乳头像是一个空洞的笑话，一个悲哀的古迹。接着，一阵怜悯的潮水袭上他的心头，那是对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一种深沉的怜悯，好像男人和女人之间在性别上的分离只不过是一场残酷的恶作剧。他觉得该是反叛的时候了，是带着同情或理智来采取行动、结束恶作剧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把因为恶作剧导致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时，尽管没人找他，他也会站起身来，到冰箱里取一杯凉水，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递给一位正在候诊的女人，并喃喃地说：就会好的。或者说：喝点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受些。一般情况下，他这样做只能让对方感到些微的诧异。但偶尔也会博得对方感激的微笑，这时他会点点头，好像在说：这算不了什么。

在接电话和登记的间隙，费玛会阅读一本英文小说或某位政治家的传记。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不读书，而是在上班的路上买两份晚报，然后在这里一字不落地阅读。他看得十分仔细，连短新闻、评论和小道消息都不放过，像什么塞费德莫沙夫贪污案、阿什凯隆的一桩重婚案、萨巴村一个单想思的爱情故事啦，等等。任何事都会让他关注。把报纸的东西都搜索一遍之后，他会坐下来，开始记忆有关内容。要么就召开内阁会议，把部长们个个打扮成革命游击队员，对他们发表讲话，预言上帝何时烈怒、何时抚慰，拯救以色列的儿童（不管孩子们愿意不愿意），把安宁带给这片土地。

给病人治疗的间隙，两位大夫和护士要出来稍事休息，喝点咖啡，在这种时候，费玛偶尔会突然失去听力。他会疑惑自己正在这里做什么、他和这些陌生人有些什么共同的地方。还有，如果他不该待在这里，他应该上哪儿呢?可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他痛苦地觉得：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正在等他，对他迟迟不来很是吃惊。接着，在几只口袋里摸索半天之后，他会掏出一片胃灼热药，吞下去，继续浏览报纸，以免漏看了确实要紧的内容。

加德·埃坦曾是艾尔弗雷德·瓦尔哈夫提格的女婿，他当时娶了瓦尔哈夫提格的独生女，可她在耶路撒冷书市上碰到了一位参加书市的诗人，并对他一见倾心，就跟他一起私奔到墨西哥去了。瓦尔哈夫提格是诊所的创始人和资深合伙人，加德·埃坦对他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敬畏感。瓦尔哈夫提格会在他面前毫不吝啬地做些不经意的姿势，表达他的顺从和敬意，却故意对他礼貌地呵斥，借以掩饰自己。埃坦大夫的特长是治疗不育症，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当麻醉师。他是一个冷若冰霜、沉默寡言的人。他有一个习惯，总是直勾勾、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手指。好像生怕手指会掉落，好像手指的存在时时刻刻都让他吃惊不已。他的手指优雅、颀长，非常适合演奏音乐。他走起路来像一头昏昏欲睡的野兽，或者像一头刚刚睡醒的野兽。有时，他的脸庞会铺上一层淡淡的冷笑，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却没有任何笑意。很明显，他的冷漠会在女人身体里激起一种信任和兴奋，一种要帮他摆脱冷漠或者融化其残酷的冲动。埃坦对挑逗性的暗示一概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对女病人的表白都是干巴巴的一句话，比如：“哎，是啊，但没有别的办法。”或者说：“怎么办呢?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瓦尔哈夫提格的故事刚讲到一半，埃坦有时便会飞快地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像坦克上的回转炮塔，迈着轻盈的猫步，消失在自己的诊察室门后。似乎所有的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让他隐隐约约地觉得反感。另外，他好几年前就知道塔马暗恋他，所以他偶尔也乐得对她放一句尖酸刻薄的话：

“你身上今天什么味儿?”

或者：

“把你的裙子拉直好吗，别在我们面前露腿，白搭！这种风光我们一天至少得看二十次。”

这一次，他说：

“请你帮个忙，把那个女艺术家的阴道和子宫颈放在我桌上好吗?对，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女士。对，是她的化验结果。你以为我指的是什么?是的，是她的，我要你的没用。”

塔马的双眼，绿色的左眼和棕色的右眼，充满了泪水。而费玛呢，他则像从恶龙嘴里救出公主一样，神气地站起身来，把埃坦刚才提到的资料搁在他的办公桌上。埃坦冲他茫然地瞥了一眼，接着又把他那冷若冰霜的目光移到自己的双手上。在手术室无影灯的强光映照下，他那女性化的手指泛着一种不自然的粉红色光亮：所有的指头看上去几乎都是透明的。他觉得有必要给费玛也来上致命的一击：

“你也许知道月经是怎么回事吧?那么请你告诉利希特夫人，就是今天——对，用电话通知她——我要她在下次月经结束后恰恰第三天到我这里来。如果这种话在电话里说起来不好听，你可以说下次例假后的第三天。我才不管你怎么说呢。你也可以说在她节日后的第三天，这不关我的事。重要的是根据她的情况敲定就诊时间。谢谢你！”

瓦尔哈夫提格这时赶紧插嘴，就像一个人突然看见失火，赶紧奔过去，随手就把附近桶里的东西往火上泼，根本不看桶里面装的是水还是汽油。他说：

“节日——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有名的故事，说的是贝京[6]和亚西尔·阿拉法特。”

接着，他第N次向大家讲起了贝京有一次如何用自己的老谋深算战胜阿拉法特的流氓无赖的故事。

埃坦回答说：

“我恨不得把他们俩都绞死。”

“加德今天太辛苦了。”塔马说。

费玛这时也掺和进来：

“时事到处艰难。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试图压制我们在占领地上的行为，结果，到处都充满着恼怒和挑衅的气息，人们彼此间都在激烈争吵。”

这时，瓦尔哈夫提格问拉马拉[7]和蒙特卡洛[8]两者区别何在，紧接着又讲起另外一则轶事。在蒙特卡洛和拉马拉之间，他突然开怀大笑。接着，他记起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一下子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两个面颊涨得通红，上面道道青筋暴突，他小心翼翼地吼道：

“好了！休息到此为止。对不起。费玛！塔马！请把这座露天啤酒店立即关闭！我们整个国家比亚洲还要亚洲！还不止是亚洲！是非洲！但至少在我的诊所里，我们大家仍然在工作，就像在文明国度里一样。”多余的号召，因为埃坦早已缩回自己的办公室，塔马洗脸去了，而费玛不管怎样并没离开过自己的办公桌。

五点半的时候，有一位高个儿金发女人身穿一件漂亮的黑色连衣裙走了出来。她站到费玛的桌前，几乎是呢喃地问：显形了没有?她这副样子看上去是不是很丑陋?费玛没有听清她的后一个问题，就对第一个问题做出了回答，而对方却以为是在回答她的第二个问题。

“当然，塔德莫夫人。没人注意的。你放心吧。我们这里做事绝对谨慎。”费玛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故意不与她对视，但还是感觉到了她在哭泣，于是又说道：

“盒子里还有些面巾纸。”

“你也是大夫吗?”

“不是，夫人。我只是这儿的接待员。”

“你在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了吗?”

“一开业就来了。从医院开业的那天起我就在这儿。”

“你肯定见到过各种各样的情景。”

“我们确实有过尴尬的时候。”

“你说你不是大夫?”

“说得对，夫人。”

“你们每天要做多少次人流?”

“这个问题我恐怕回答不了。”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生活突然给了我残酷的一击。”

“我能理解。我很难过。”

“不，你不理解。我没做人流。只是一个小小的治疗。但令人觉得很屈辱。”

“我很难过。希望您现在感觉好点了。”

“你很可能都已记录下来了，把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一点不差地记录下来了。”

“我从来不看治疗记录，如果你指的是治疗记录的话。”

“你没投胎做女人，真是走运。你甚至猜想不到你因此避免了多少我们要经历的东西。”

“我很难过。要我给您冲杯咖啡吗，要么冲杯茶?”

“你总是很难过、很难过。你为什么要这么难过?你竟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你一直在朝旁边看。”

“对不起。我没有在意。速溶咖啡还是土耳其咖啡?”

“有点奇怪，不是吗?不是你告诉我的话，那我就敢发誓说你也是大夫。倒不是你穿白外套。你是学生?在见习?”

“不，夫人。我只是个小职员。您干脆就喝杯水吧。冰箱里还有些矿泉水。”

“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你有什么感觉?对男人来说，这算是一种什么工作?你难道没有对女人产生反感?甚至是肉体上的反感?”

“我没有这样想。不管怎样，我只能说我自己。”

“那就说你自己好吗?你对女人不反感?”

“不反感，塔德莫夫人。如果有什么感觉的话，那也是恰好相反的感觉。”

“噢！‘反感’的反义词是什么?”

“也许是怜悯?好奇?真是不好解释。”

“你为什么不看着我?”

“我不愿意引起尴尬。哦，水开了。到底喝什么呢?咖啡?”

“是你自己尴尬还是我尴尬?”

“很难说得清楚。或许两者都是。我不敢肯定。”

“你总得有个名字吧?”

“我的名字叫费玛。埃弗雷姆。”

“我叫安妮特。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夫人。两次。差不多是三次。”

“我快要离婚了。说得准确一点，是他要跟我离婚。你是不是因为怕羞而不敢看我?要么害怕我让你失望?要么也有另外一种可能，你打算在街上遇见我的时候绝不理睬我，这样就用不着为要不要向我打招呼而犹豫再三了，是吗?”

“加糖和牛奶吗，塔德莫夫人?安妮特?”

“你倒适合做妇科大夫。比那个荒唐的老头儿要合适。那个荒唐的老头儿戴上乳胶手套，将一根手指头插到我的身体里面，同时总要讲个笑话，比如弗兰茨·约瑟夫[9]皇帝决定惩罚上帝什么的，借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能用一下电话吗?”

“当然可以。我到病历室去一下，马上就回来。打完电话请您叫我一声，我们还要把下次看病的时间约好。您还需要预约一次吗?”

“费玛·埃弗雷姆。行行好。看着我。不要害怕。我不会对你施什么妖术的。以前，我还年轻，男人就像苍蝇一般追逐我；可现在，连诊所里的助工也不愿看我一眼了。”

费玛抬起头。但顿时又缩了回去，因为他看到女人脸上交织着痛苦和讥讽，这种痛苦和讥讽让他充满了欲望，让他的身体抽搐着。他垂下眼皮，看着面前的报纸，小心谨慎地说：

“可你现在仍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你不想打电话了吗?”

“不打了。我改变主意了。此时此刻，我对很多事情都在改变主意。这么说，我并不丑陋?”

“恰恰相反。”

“你自己倒并不十分好看。可惜的是你把咖啡已经冲好了。我可什么都没有要。没关系。你可以自己喝嘛。噢，谢谢你。”

她在门口停下来，又说了一句：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在你的档案柜里找。”

费玛思忖着这句话。“新篇章”一词似乎十分廉价，可他心里明白，要是在别的什么时候，他或许已经爱上这个安妮特了。但为什么非得在别的什么时候呢?最后，他用约珥的老话，对自己说道：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

接着，他整理好报纸，关上病历室的房门，洗好所有的杯子，单等关闭诊所大门了。

【注释】

[1] 六七年战争，又称“六日战争”、“六·五战争”，爆发于1967年6月5日。当时，以色列为防止埃及总统纳赛尔组织的阿拉伯联合军团的进攻，抢先发动战争。经过六天的战斗，以色列占领了包括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在内的大片阿拉伯土地（这些地方后来被称为“占领地”）。

[2] 《旧约·撒母耳记上》十七章记载，以色列英雄大卫年轻机智，用机弦甩石，杀死了敌邦非利士族巨人歌利亚。

[3] 原文为德语Ach so！

[4] 莫迪里阿尼（1884——1920），意大利画家。

[5] 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早年为古典派，后转为印象派，主要作品有《芭蕾舞女》、《洗衣妇》等。

[6] 即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以色列反对党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1979年代表以色列同埃及签署和平协议。

[7] 拉马拉，或译腊马拉，约旦河西岸一城市。

[8] 蒙特卡洛，摩纳哥公国城市，濒地中海，为世界著名赌城。

[9] 即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奥匈帝国成立后兼匈牙利国王（1867——1916）。

第五章
费玛在倾盆大雨的黑夜里淋得全身透湿

锁好诊所的门，他乘车到了市中心，在离锡安广场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他找到一个便宜的饮食店。他就着可口可乐吃了一块蘑菇比萨饼，然后嚼了一片胃灼热药。因为现金不够，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付账，但店家说不行。他提出把身份证留下来，等第二天早晨再来付钱。可是，他搜遍了口袋也没找着自己的身份证：星期天，或者是周末之前，他买了一只新的电水壶，旧的已经烧坏了，当时带的现金也不够，他就把身份证抵押在商店了。或许抵押在斯泰马茨基连锁书店了?最后，正当他绝望的时候，一张皱巴巴的五十谢克尔钞票从他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掉了出来：肯定是几周前他父亲塞到那里的。

在这番搜索过程中，他口袋里的一枚电话代用币得以重见天日。他在锡安广场的桑萨大厦旁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于是就给尼娜·格芬打电话。他隐隐约约地记得，她丈夫尤里正打算去罗马，或者已经去了。或许，他可以引诱她去猎户座电影院，同他一起看让·迦本[1]主演的一部法国喜剧。还是塔马在喝咖啡的间隙告诉他的，但他记不清这部电影的名字了。

然而，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却是特德·托拜厄斯那沉闷的腔调。他用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干巴巴地问道：“这次是什么事，费玛?”费玛嘟囔着：“没什么。下雨了。”因为他搞不清特德此刻在尼娜·格芬家干什么。这时，他意识到是自己心不在焉，错打了约珥家的电话，不是尼娜家的。他为什么要撒谎，对特德说正在下雨呢?下午到这会儿，一滴雨也没下。最后，他回过神来，赶紧问迪米怎么样了，他们的封闭阳台封得怎么样了。特德提醒他说，这个工作他们在冬天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约珥带迪米看儿童电影去了，恐怕要到十点才能回来。他想不想留言?费玛盯着手表，估计时间还不到八点，突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问特德，他可不可以过来“侵略”他一下，这“侵略”当然是带引号的。有个问题他想同他讨论讨论。他又急忙说自己吃过饭了，另外，无论如何他待在他们家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好吧。”特德说，“行。那就上来吧。不过要记住，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忙。”

费玛认为特德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不要过去，无论如何不应该像往常那样一直待到后半夜。他一点也不生气，豪爽地提出改时间再来。但特德坚定而又礼貌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半小时还是可以的。”

外面没有下雨，这使费玛特别高兴，因为他没带雨伞，他不愿意像落水狗似的去拜访他心爱的女人。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断定可能要下雪了。这使他更加高兴。透过车窗，借着街灯的光亮，他看到马哈耐·耶胡达自由市场附近的一面墙上涂着一条黑字标语：阿拉伯人滚出去！他把标语翻译成德文，并把“阿拉伯人”替换成“犹太人”，他感到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当即任命自己为总统，并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措施。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他将正式访问代尔亚辛[2]这个阿拉伯人村庄，在村庄的废墟中间发布一条简洁、犀利的声明：先不要追究哪一方面更应受到谴责，我们以色列的犹太人心里应该明白，在过去四十年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为了结束这种苦难，除自杀之外，任何事，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愿意做。这样一则演讲会立即回荡在每个阿拉伯人的茅屋内；它将点燃他们的想象之火，或许还能帮助滚动他们的情感之球。在“滚动他们的情感之球”和“实现情感的突破”之间，费玛颇费了一番思量。他打算明天上午给周末报写一篇短文，哪个做标题更好呢?接着，他将两个标题都放弃了，也放弃了为报纸写短文的念头。

乘电梯上特德在拜特哈凯雷姆的七楼公寓时，费玛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冷静、友好，与特德平起平坐地交谈，即便是讨论政治话题也好。通常情况下，对方讲话的样子、慢条斯理的语调、美国口音、有些干巴的逻辑条理、像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那样把他那昂贵的开襟羊毛衫扣上又解开的动作都会一下子让他上火。

费玛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都没按门铃。他在门口地垫上把鞋底擦了又擦，以防把泥土带进房间。正当他玩着这种没有球的足球游戏时，门开了。特德帮他脱下大衣。由于衬里上的一个裂口，大衣已经成了一张网。

“这鬼天气！”费玛说。

特德问他外面是不是在下雨。

尽管在他离开诊所之前雨就停了，但费玛还是可怜兮兮地回答说：“下雨?简直是洪水滔天！”

没等特德邀请，费玛就径直走进特德的书房，在客厅留下了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书房的地板上放着一摞一摞的书、图表、草图和打印样，费玛在中间稳健地挪动着脚步，一直来到一张硕大的写字桌前。写字桌上放着特德的一台电脑。屏幕上，一幅神秘的绿黑两色的图像在不停地闪烁，费玛没有得到允许就凝视着这幅图像。他一边拿自己在电脑方面的绝望开玩笑，一边礼貌地敦促特德坐下来，好像他是主人，而对方是客人。“坐下来，特迪[3]，坐下来。不用拘束。”说完，他毫不犹豫地抓住电脑屏幕前的办公椅。

特德问他想喝点什么，费玛回答说：

“随便什么都行。来杯水吧。别浪费时间了。要么来点白兰地。或者来点热饮。真的没关系。我只不过是顺便过来坐上一会儿。”

特德用他那浓重、缓慢的美国口音说话了，就像电话接线员那样，干巴巴的，每个句子结尾都不用问号。

“好的。我给你拿一杯白兰地。还有，你确信、肯定是吃过一些晚饭了。”

费玛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撒谎，想说没吃，因为事实上他这会儿饿得要死。可他最终克制了自己。

特德坐在摇椅里，一声不吭，烟草的浓雾将他包裹了起来。费玛很喜欢他烟斗里那种优质烟草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味。他同时也注意到，特德正冷静地、带着一丝人类学家的好奇观察他。即使客人突然放声歌唱，或者放声大哭，他好像也不会抬一下眼皮。费玛没有放声歌唱，也没有放声大哭，他说：

“哦，约珥出去了，迪米也出去了。我忘了给他带些巧克力了。”

“对。”特德一边憋着哈欠，一边说。他又吐出了一股好闻的蓝色烟雾。

费玛盯着那堆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机械平面图，像翻阅自己的东西一样随意地翻看着，并特意将第六页和第九页做了一番比较，好像他当场做出了决定，自己也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航空工程师似的。

“你在这里为我们捣鼓些什么呢?能发射橡皮子弹的宇宙飞船?还是飞砂枪[4]?”

“这是我们给一家英国期刊在撰写的一篇论文。其实还只是在试验阶段：喷气式汽车。你很可能知道，约珥和我研究这个课题已经有好些年头了。你也曾经好几次要我给你解释解释，可每当我说了两三分钟，你总求我别再说了。我向他们保证要在周末完成这篇稿子。有截稿期的。顺便问一下，你就不能教我‘保证’和‘截稿期’这两个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吗?作为诗人，你肯定知道。对不对?”

费玛绞尽脑汁，差点想出了特德所用的两个英文单词在希伯来文中的对等词。可它们好像在他记忆的门槛旁边朝他窃笑，又像两只淘气的小猫崽，在他两手之间来回蹦跶，可就是抓不住它们。接着，他记起来了，张开嘴正准备回答，可它们却从他舌边逃走，又一次消失在黑暗之中。费玛觉得很尴尬，说：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

“谢谢，费玛，”特德回答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可是，你坐到客厅里，等他们回来，肯定要舒服得多?你可以看看电视新闻。”

“请把迪米的塑料积木给我，”费玛说，“我给他搭大卫塔[5]。或者做拉结的坟墓[6]。或者别的任何东西。我不会打搅你工作的。”

“没问题。”特德说。

“你是什么意思嘛，没问题！我可是来这里看望你的！”

“那么，就谈谈吧。”特德说，“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这样的，”费玛开始说话，可他一点儿也不知道接下去他要说些什么，让他吃惊的是，他竟然听到自己在说，“你知道，占领地目前的局势让人无法忍受。”

“看上去是这样。”特德平静地说道。这时，费玛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异常生动而清晰的画面：眼前这个眉毛浓厚的白种公驴正用粗重的双手揉搓着约珥赤裸的胴体，既而趴在她的身上，用阴茎在她小巧而又坚实的乳房之间擦过来，又擦过去，那节奏吃力又单调，就像在锯一块木板。约珥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费玛也突然热泪盈眶，他急忙用自己那块脏兮兮的手绢捂住鼻子。从口袋向外掏手绢的时候，他又抖落出一张纸币，这次是一张二十谢克尔的钞票，可能是锡安广场旁边那个饮食店老板给他的找零，也可能是父亲上一次塞到他口袋里的。

特德把钞票捡起来，交给了费玛。然后，他往烟斗里重新填满烟丝，再次将烟斗点燃，同时在空气中又铺上一层费玛想讨厌但却发现自己很喜欢的密密的雾幕。

“噢，”特德说，“你刚才是在谈占领地的局势。那儿的局势肯定错综复杂。”

“占领地的局势，你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费玛咆哮道，“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欺骗。我谈的并不是占领地的局势，我是说以色列的局势，就是这里。在绿线[7]以内。在以色列社会内部。占领地只不过是我们自身的阴暗面。“六日战争”以来，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话，如果不是从一开始的话，我们一直在堕落，现在每天在占领地发生的一切只是这种堕落过程的具体化。是的，我们每天早晨都读报纸，白天听新闻，晚上看‘最新报道’，我们叹息，我们彼此都说再也不能这样了，我们经常在请愿书上签名，可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没做。零。啥也没做。”

“对。”特德说，他想了想，慢条斯理、聚精会神地填满烟斗，重新点上火，然后柔声细语地补充道，“约珥每周都到宽容促进会做两次义工。可他们说，促进会要发生分裂了。”随后，由于拿不准希伯来文中“请愿书”的意思，他问道：“你说‘请愿书’是什么意思?”

“请愿书?”费玛回答说，“一张烂纸。手淫。”他怒火中烧，不经意之间竟用拳头猛击电脑的键盘。

“嘿，当心！”特德说，“你就是砸坏了我的电脑，也帮助不了阿拉伯人。”

“谁他妈在谈论帮助阿拉伯人?”费玛受伤地爆发出一声号叫，“我谈的是帮助我们自己……说我们在帮阿拉伯人的是他们，那帮蠢货，右翼分子！”

“我搞不懂。”特德一边说，一边抓挠着自己蓬乱的头发，好像在夸张地模仿一个反应迟钝的人，“你是说我们不是在为改善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尽力吗?”

于是，费玛强压怒火，从头讲起。他认为，左派温和主义者在“普通百姓”看来似乎就是敌人，这有其策略上和心理上的各种因素，费玛用简洁明了的希伯来语把这些因素跟特德解释了一番。他为使用了“普通百姓”这个拙劣的表达再次对自己感到恼火。在演说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特德不时将目光转向一边，偷瞥散落在地毯上的图表，还用他那毛茸茸的手指不停地往烟斗里补烟丝。他手指上的婚戒在闪闪发光。

费玛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同样是这根手指，以一模一样的动作，正在来回摩擦着约珥的阴唇。他努力想摆脱这样的画面，却总也挥之不去。紧接着，他产生了一种怀疑，以致不能自拔：有人正在对他撒谎，他上当受骗了，约珥此刻正躲藏在卧室里，故意不见他。她正在无声地哭泣，双肩颤抖，用枕头止住泪水，就像她有时候在做爱的时候突然哭泣一样，就像迪米有时候意识到他自己或父母或费玛遭受了不公后在无声地哭泣一样。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费玛继续说，他不自觉地借用了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喜爱的短句，“现在都会发生非暴力抵抗运动。一个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统一战线会迫使政府方面立即终止恐怖行为的。”

“我再给你倒杯白兰地吧，费玛。它会使你镇静下来。”

费玛处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之中，像电影中俄罗斯人喝伏特加一样，把脖子往后一仰，一口喝干了第二杯白兰地。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眉毛像钢绒的原木在星期六早晨把一杯橙汁端到尚未起床的约珥面前，他能清清楚楚地看见约珥睡意蒙眬，披散着浓发，双眼半睁半闭，伸出手，摩挲着他那无疑是真丝的睡衣的开口处。这样的画面在费玛的胸中并没有激起嫉妒、恼怒或者愤恨，相反，让他惊愕的是，他倒对这位勤奋正直的男人，这位为了完善汽车喷气发动装置而没日没夜地坐在电脑前、使人甚至联想起驮兽的人，这位在全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一个朋友的人，产生了深深的怜悯之情。

“最令人悲哀的是，”费玛说，“是左翼被弄得瘫痪的样子。”

特德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越战时，我们碰到的情况同此一模一样。喝点咖啡吗?”

费玛跟着他来到厨房，激动地补充道：

“同越南相比较，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特德。这里不是越南，我们也不是佩花嬉皮士[8]。第二个错误是指望美国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把我们从占领地赶出来。我们要完蛋，他们才不在乎呢！”

“正确。”特德用赞扬迪米做对算术题时的口吻说，“完全正确。没人会为别人帮任何忙的。人人都为自己。可他们并不能时时意识到这一点。”他把水壶插头插到插座上，开始清空洗碗机里的碗碟。

费玛激动地把特德推到一边，自告奋勇地为他帮忙，好像非要证明他错了不可。他从洗碗机中拿出一大把刀子、叉子和勺子，抱着它们在厨房里打转转，将一扇扇柜门砰砰地打开来，将一只只抽屉抽出来，寻找搁置战利品的地方，同时一刻不停地继续演讲，阐述越南与加沙的区别、尼克松综合征与沙米尔[9]综合征的差异。几把离群的餐具从他的手指间滑下来，散落在厨房的地板上。特德俯身去拾这些餐具，一边说他对“综合征”这一希伯来文词汇不大熟悉：这是一个新词吗?

“综合征，同你在美国经历的越南综合征一样。”

“你刚才不是说同越南相比较是一种错误吗?”

“对。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也就是说，或许我们有必要将综合征与症状区分开来。”

“搁这儿，”特德说，“就搁这儿，中间的抽屉。”

可费玛已经放弃了折腾，把一摞餐具放到了微波炉上面。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把鼻子擦了擦，接着又开始心不在焉地擦起了餐桌。这会儿，特德还在根据型号和大小，将碟子一一归类，井然有序地、一摞一摞地放到水池上面的碗柜里。

“费玛，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寄给报纸呢?你应该将它发表，让更多的人能够读到它。你的语言特别丰富。这样做对你的灵魂也有好处：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你在忍受着煎熬。你对政治的自我意识太强烈了。你对时局的焦虑太重了。约珥和迪米还要过三刻钟才能回来。现在我得做点事情。再问你一下，‘截稿期’用希伯来文怎么说?我看，你最好还是把咖啡端到客厅里去，我给你把电视打开。你还可以看下半段新闻。好吗?”

费玛立即同意了：他压根儿就无意打扰人家整个晚上的时间。但他并没有端起咖啡往客厅走去，而是把杯子忘在了厨房的滴水板上，执意紧跟特德穿过大厅，直到特德借口离开，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费玛对着关闭的门把自己的话说完了：

“你们倒是没有任何关系：你们有美国护照，你们可以随时乘喷气驱动的交通工具离开这里。但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将会怎么样呢?好吧，我看新闻去了。我不打扰你了。但唯一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你家的电视。”

可他没去客厅，而是折进了小男孩的卧室。一进门，一阵异常疲惫的感觉就袭上心头。由于找不到电灯开关，他在黑暗中躺到了小床上。迪米的小床四周都是机器人、飞机和时间机器的影子；头顶上方，一架发着磷光的巨型宇宙飞船由一根看不见的线悬吊在天花板上，宇宙飞船的鼻子直指费玛，一丝气流就会让它缓慢地、威胁地旋转起来，就像一根问罪的手指在指向他。最后，费玛闭上眼睛，突然自言自语道：

“说了这么一大通，有什么意义呢?木已成舟，覆水难收。”

接着，睡意袭上来。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地感觉到特德把一条柔软的毛毯盖到自己身上。他本能地咕哝着：

“实话，特德?就我们俩说说?阿拉伯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他们不能把我们扔到大海里。然而悲哀的是，如果没有人要把犹太人扔到大海里，犹太人就很难生活下去。”

特德轻轻地说：

“对。看来形势确实不妙。”说完，他走了出去。

费玛蜷缩在毛毯里。他原本想叫特德在约珥一回家就把他叫醒，但他太疲倦了，出口的话竟是：

“别把约珥给吵醒了。”

他睡了约莫二十分钟。隔壁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来，他一伸手，碰翻了迪米的一个用塑料积木搭建的塔楼。他试图把毯子叠起来，但最终又作罢，因为他急于找到特德。他仍然得跟特德解释一下今天晚上他到这里来为的是什么。但他没有进书房，而是不由自主地到了卧室。卧室里亮着夜明灯，散发着红色的温暖的柔光。他看到一张宽阔的大床已经铺好，可以在上面过夜生活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枕头，两条套在丝质床单里的深蓝色毛毯，两张床头小几，每张小几上都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正面朝下。他将自己的脸和整个脑袋深埋在约珥的睡衣里。突然，他镇定下来，冲出卧室去找自己的外套。他像梦游者一样将公寓的每个房间仔仔细细搜了个遍，可他既没有找到特德，也没有找到他的外套。最后，他瘫坐在厨房里的一张凳子上，左顾右盼地寻找他先前找不着地方搁置的那些刀子。

特德·托拜厄斯手里拿着一把滑尺，从黑暗中出现在他的面前，像士兵用短波电台发报一样，慢条斯理、铿锵有力地宣布道：

“你睡着了一会儿。这表明你很疲劳。我用微波炉把你的咖啡给热一下。”

“不用了，谢谢！”费玛说，“我得赶快走了。我已经迟到了。”

“噢。迟到。什么迟到了?”

“一个约会，”费玛连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竟用坦率的口吻说，“我今晚还有个约会，但忘得一干二净了。”接着，他走到大门旁边，使劲地拉扯着门闩，最后，特德对他动了恻隐之心，把外套递给他，给他开了门，还对他轻柔地（费玛则觉得是依依不舍地）说：

“你看，费玛，虽然不关我的事，但我还是劝你要休息一下。你看上去有点儿虚弱。我应该对约珥说些什么呢?”

费玛一边将左臂伸进外套袖子的破衬里中，一边觉得奇怪：为什么袖子成了死胡同呢?他发火了，好像他的外套衬里弄翻了，特德应该负责。

“对约珥什么也别说。”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没什么可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不是来看她的。我来这里为的是要和你说说话，特德，可你是个十足的笨蛋。”

特德·托拜厄斯并没有生气。他可能不理解最后一个词的含义。他用英语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不好吗?”

费玛立刻感到深深的羞辱和懊悔。

“谢谢你，特迪。”他说，“不用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今天一天都不顺畅。我所做的就是妨碍你的工作。请告诉约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每天晚上都有空过来照看迪米。我可以告诉你‘保证’一词用希伯来文怎么说，但‘截稿期’我就想不起来了。或许你可以直译成‘死线’。顺便问一下，我们要喷气驱动的汽车干什么?我们现在这样东奔西颠还不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发明一种让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里面的交通工具呢?对不起。再见，特迪。你不该给我倒第二杯白兰地。我这样说的蠢话也够多了。”

迈出电梯门的当儿，他与黑暗中的约珥撞了个满怀。她背着裹在她的短夹克中的酣睡的迪米。约珥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叫，差点儿把孩子给摔下来。随后，她认出了费玛，疲惫地说道：“你真是一头蠢驴。”

费玛没有道歉，他用那只空着的手臂和陷于瘫痪的袖子将母子俩粗鲁地拥抱着。他像一只饥饿的小鸡，在昏沉沉的挑战者的头上啄米似的发疯般地亲吻着。他又去亲吻约珥，黑暗中他摸到什么就亲吻什么。因为没有摸到她的脸，他就弯下腰，疯狂地亲吻起她那湿漉漉的后背，从一只肩膀吻到另一只肩膀。然后，他冲到门外，在大雨滂沱的黑夜中寻找公共汽车站。因为，此时此刻，他的预言成了现实。此前，他对特德说过：“下雨?简直是洪水滔天！”眨眼之间，他浑身透湿。

【注释】

[1] 让·迦本（1904——1976），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法国最受欢迎的影星。

[2] 代尔亚辛，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阿拉伯人村庄。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约有一百三十名以色列士兵奉命占领该村庄。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这一百三十名士兵（多为右翼分子）杀害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约二百五十名阿拉伯村民。屠杀行动当时在以色列公众之间引起了强烈抨击，至今还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议的话题。

[3] 特迪，特德的昵称。

[4] 飞砂枪，一种用来驱散游行人群的武器。

[5] 大卫塔现指耶路撒冷的一座塔楼，为大卫王的墓地，是现今耶路撒冷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6] 拉结的坟墓，典出《旧约·创世记》。拉结是希伯来族长雅各的妻子，在久婚不育后生了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悯，但在第二次生产时难产而死。死后葬在以法他（即伯利恒）的大路旁。雅各在她的坟上立了一个墓碑，以示纪念。

[7] 绿线，指“六日战争”前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疆界线。

[8] 佩花嬉皮士，主张“爱情、和平与美好”的美国嬉皮士，因以花朵象征其主张而得名。

[9] 即伊扎克·沙米尔（1915——），以色列总理（1983——1984，1986——1992）。

第六章
好像她是他的姐姐

事实上，那天夜里费玛还真的有了一个约会。十点半刚过，浑身湿透、鞋子咕唧咕唧地向外冒水、差不多都要冻僵了的费玛按响了格芬夫妇家花园大门的门铃。格芬夫妇住在德国侨民区一幢若隐若现的厚墙壁的石头房子里，四周是古老的松树，位于被石头墙护围起来的一大块地皮的深处。

“我正好路过，看见你家还亮着灯，”他嗫嚅地对尼娜解释说，“所以我决定进来打扰你一两分钟。把尤里手上那本讲莱博维茨[1]的书拿走，还想告诉他，转念一想，我觉得我们俩关于两伊战争的观点都对。我要不要换个时间再来?”

尼娜暗自发笑，抓起他的一只胳膊，把他拖进屋里。

“可尤里这会儿在罗马。”她说，“你星期六夜里还打电话跟他告别来着，你还在电话里做了一番长篇演讲，说如果伊拉克击败伊朗将对我们如何有利。你看看你：整个一副狼狈样！都已经深夜十一点了，你还说你只是路过这里，碰巧在我们这条路上溜达溜达，我真的应该相信你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费玛?”

“我有一个约会。”他咕哝着，费力地挣脱身上正在滴水的大衣。他解释说：

“袖子卡住了。”

尼娜说：

“在取暖器旁边坐下来。你得把身上的衣服烘干。另外，我想你还没吃晚饭。我今天还想你来着。”

“我也想你来着。我想勾引你到猎户座电影院，一起去看让·迦本的一部喜剧片。我给你打了电话，但没人接。”

“我原以为你有约会。我在办公室走不开，一直忙到九点。一位性用品进口商破产了，我还在替他清算。债权人是极其虔诚的连襟俩。你能想象这有多滑稽。我压根儿就不想看让·迦本的电影。没关系。得了，把你那些衣服脱下来。你看上去就像一只溺水的猫。等等！你先喝上一小杯苏格兰威士忌。真可惜，你这会儿看不见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然后我再给你弄些吃的。”

“是什么让你今天想起了我?”

“周五报纸上你发表的那篇文章。写得很好。可能有一点点歇斯底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告诉你，茨维·克鲁泡特金正在秘密策划着组织一支搜查队，闯到你的公寓里，把你的所有抽屉抄个底朝天，把你的诗歌全部拿去发表。他确信你还在写诗。这样你就不至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你今天跟谁约会?美人鱼?你连内衣都湿透了。”

脱得只剩下一条长衬裤和一件发黄的冬用汗背心的费玛哈哈大笑起来。

“就我而言，他们可以把我忘掉。我已经忘掉了自己。什么?你叫我把内衣也脱了?嗨，你这会儿还在为你那爿性用品店铺做清算吗?你打算着把我移交给你那两位极其虔诚的债权人吗?”

尼娜是一名律师，是约珥的朋友，和约珥是同龄人，抽起内尔森牌香烟来是一支接一支。她戴着一副眼镜，使她看上去总是一脸苦相。她头发灰白，稀稀拉拉的，剪着一个平头，平得都快要贴头皮了。她身材弱小，瘦得皮包骨，就像一只营养不良的母狐狸。她那三角形的脸让费玛想起被困得走投无路的母狐狸。但她的两只乳房饱满、诱人。她还有一双非常美丽的手，就像远东少女的手。她把尤里的一摞刚刚熨烫过、散发着清香的衣服递给他。

“把这些穿上。”她命令道，“再把这个喝了。过来，坐到火旁边。克制一下，争取歇上几分钟不说话。没你帮忙，伊拉克照样会赢得这次战争的。我去给你做一份煎蛋饼、一份色拉。要么，我给你热一点汤怎么样?”

“什么也不用做，”费玛说，“我再过五分钟就走。”

“还有一个约会，是吗?”

“今天上午出门的时候我连公寓里的灯都忘记关了。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开车送你回家。”尼娜说，“不过，你先得把衣服烘干，暖和暖和，吃点东西。”

“约珥给我打过电话了，”她又补充说，“她对我说你还没吃晚饭。她说，此前你一直在打扰特迪。你是约韦勒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2]。现在安静下来。什么也别说。”

尼娜的丈夫尤里·格芬曾经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后成为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行员。1971年，他以个体身份经商，启动了一个复杂的进口商网络。在耶路撒冷，他以追逐已婚妇女闻名。整个耶路撒冷的市民都知道，尼娜对丈夫在外面猎艳现在是听之任之，数年来他们夫妇之间的婚姻关系纯粹是柏拉图式的。有时候，尤里的情人到头来却成了尼娜的朋友。尤里和尼娜没有孩子，但他俩可爱的家每到星期五晚上就成了一帮律师、军官、公务员、艺术家和大学讲师的聚会地点。费玛很喜欢他们夫妇俩，因为他俩都一直照顾他，只是照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任何人，只要能够容忍他，费玛都一律喜欢。对自始至终对他充满信心、想尽办法鞭策他、经常叹息他如何蹉跎岁月以致浪费了聪明才智的那帮亲爱的朋友，他更是怀着无限的爱意。

餐具柜上、壁炉架上和几个书架上都放着尤里的照片，有的穿着军装，有的没穿军装。他是一个块头大、体格敦实、总是闹腾个不停的人，散发着一种粗野的体格亲和力，这种体格亲和力使女人、孩子甚至男人都会产生想抱他一抱的感觉。从脸部看，他与安东尼·奎恩[3]约略相似。他的举止总是既粗鲁又热忱。同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管说话对象是男是女，他都习惯性地要么摸你一下，要么捅一下你的肚子，要么用一只胳膊搂着你的肩膀，要么将一只长满色斑的大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要么模仿集市中心一个摊贩的腔调，要么扮演成阿巴·埃班[4]在临时收容所对一群移民发表演讲，要么不经意地分析一下费玛的一篇关于阿尔贝·加缪[5]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逗得一屋子的人都笑出了眼泪。有时候，他会当着朋友和妻子的面坦率地披露他在情场上的征服经历。他说得兴高采烈，说得温文尔雅，他从不拿他的情人开玩笑，从不公开情人的身份，从不自吹自擂，而是用令人回味的幽默将一次次浪漫的历程娓娓道来，好像他早就深知爱情与荒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就深知勾引者和上钩者都被固定的程式所引导着，深知肉欲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的他那不知疲倦的征服欲是多么幼稚可笑，深知谎言、矫饰和虚伪甚至被编织进真正的爱情里，深知流逝的岁月已将我们兴奋的能力以及渴望的能力剥夺殆尽，就像任何事物都要慢慢地磨损直至消失一样。在星期五晚上这种类似《十日谈》中所描写的聚会上，他总让大家感到他有些荒唐可笑，就好像作为演讲者的尤里·格芬正透过显微镜在观察作为情人的尤里·格芬，一边不动声色地将滑稽可笑的东西分离出去。有时，他会说：等你刚刚明白一件事情的意义时，你的任期就满了。要么就说：有一句保加利亚格言，即一只老猫能够记得的要事就是怎样叫唤。

在尤里面前，而不是在尼娜的怀里，费玛总觉得有一种令他头晕目眩的感官上的亢奋。尤里在他体内激起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让对方觉得钦佩、感到震惊。让对方在辩论中理屈词穷。让对方那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他的胳膊肘，让他体验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而，费玛不一定总能让对方感到理屈词穷，因为尤里也是学识精深、才智过人，并不亚于费玛。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倾向于轻松自然地、几乎不假思索地从嘲弄切换到悲剧性的移情，又从悲剧性的移情切换到嘲弄，三言两语就让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所建构起来的论点土崩瓦解。

在尤里和尼娜家中星期五晚间的那些聚会上，费玛把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只要一开口，他就能够讲上一套一套的悖论，让大家开心到黎明，就能够用他的政治分析让大家目瞪口呆，就能够让大家哄堂大笑、兴奋不已。

“世上只有一个费玛。”尤里这时就会带着慈父般的爱意说道。

而费玛自己呢，则会帮着对方把话说完。

“……可他却是一个多余的人。”

尼娜就说：

“看看你们这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说更像劳莱和哈代[6]。”

费玛并不怀疑尤里早就知道他与尼娜偶尔偷欢。他或许觉得这事很有趣。或者说很动人。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是这部小喜剧的编剧、导演和制片。有时，费玛想象着尤里早上起床，用高级剃须刀刮脸，在膝盖上放一块雪白的餐巾，坐下来吃早饭，浏览着他的袖珍日记本，忽然注意到那上面一个月画两次的小叉叉，在捧着报纸喝咖啡的同时对尼娜说，又到为费玛提供常规服务的时间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至于彻底干枯。但这种怀疑既没有削弱他对尤里的感情，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与这位魅力无穷的朋友在一起时总能体会到的那种肉体上的快感和亢奋。

每隔几个星期，尼娜事先也不打招呼，就会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来到费玛的住处。她把那辆满是灰尘的菲亚特停在约韦勒村那幢低矮的公寓楼前面。她总提着两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她从办公室来这里的路上所采购的食品和洗涤用品。这时，她看上去就像个临危不惧、将脑袋提在自己手心里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正在走进贫困线的前沿地带。喝完咖啡后，几乎是一言不发，她就站起身，果决地将衣服脱下来。他们急匆匆地性交，刚完事就爬起来，好像战壕里的两个列兵在趁着炮击的间隙慌慌张张地吃上点东西。

做爱之后，尼娜就立刻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擦完她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后，她就习惯性地开始擦洗抽水马桶和脸盆。然后，两人才坐下来，再喝一杯咖啡，聊一聊政治观点鲜明的诗歌或者全国团结运动。在说话的同时，尼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费玛则一片接一片地吞食着蘸果酱的黑面包片。他压根儿就无法拒绝她在一个格鲁吉亚人的面包店为他购买的这种香喷喷、热乎乎的黑面包。

费玛的厨房看上去总像是被主人在仓皇之中撇下了似的。洗涤槽下塞满了空瓶和蛋壳，案台上放着几个没盖的罐子，饭桌上是已经凝固的果酱污渍、吃了一半的酸奶、炼乳、面包屑和黏糊糊的斑点。有时，尼娜带着传教士般的狂热，挽起一只袖子，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擦洗碗柜、冰箱外表和瓷砖。她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嘴角上叼着的那支香烟就像用胶水粘在了她的下嘴唇上。半小时后，她就可以把加尔各答变成苏黎世。在这场战斗中，费玛则在过道里懒洋洋地溜达，虽是多余但却心甘情愿，一边同尼娜和他自己展开辩论，谈共产主义的垮台，谈驳斥乔姆斯基[7]语言理论的思想派别。尼娜已经踏上归途，耻辱、爱恋、思念和感激则交织在费玛的心头，让他不能自拔。他想含泪追赶她。他想说：谢谢你，亲爱的。他想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多忙，可我不配。可是接着，他就会镇定下来，急忙打开所有的窗户，将污染他厨房的烟雾放走。他迷迷糊糊地想：他病了，躺在床上，尼娜在床边照顾他；或者，处于弥留之际的尼娜躺在病榻上，他用水湿润她的嘴唇，用毛巾擦干她额头上的汗水。

从雨中走进房间还不到十分钟，费玛就坐在了尤里那张制作精巧的扶手椅里。费玛将这张扶手椅描述成“吊床和摇篮曲的合成物”。尼娜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味道鲜美的豌豆浓汤，给他斟满一杯威士忌，然后递给他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和一件红色的针织套衫。这些衣服都是尤里的，虽然嫌大，但费玛还是觉得很舒服。她把他的脚套进尤里从葡萄牙买回来的一双毛皮拖鞋里。他自己的衣服则被尼娜挂在椅子上，放在火炉旁烘烤。他们谈论现时的拉美文学，谈论魔幻现实主义。尼娜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卡夫卡传统的延伸，费玛则认为是塞万提斯和维加[8]传统的庸俗化。他说，依他看来，这套南美马戏虽然叫声喧天但却比不上契诃夫的一页作品。《百年孤独》则连一个《带叭儿狗的女人》也比不上。这把尼娜给惹恼了。

尼娜又点燃一支烟，说：

“悖论。好吧。但你将来能成就什么?”

她接着又补充说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握自己呢?什么时候你才不再逃避呢?”

费玛说：

“我最近注意到，至少有两个迹象表明沙米尔开始认识到没有巴解组织是不行的。”

尼娜则透过厚厚的镜片和浓浓的烟雾说：

“有时候，我觉得你败局已定。”

费玛尖刻地反驳道：

“我们所有人不都一样吗，尼娜?”

这时，他对坐在他对面、穿一条开拉链裤门的破旧男式牛仔裤和腰身裁得很宽的男式衬衫的女人充满了柔情蜜意，好像她是他的姐姐，他自己的骨肉。她没有美丽的脸蛋，也没有女人味，但却让他突然觉得，这就是令人心痛的温柔和妩媚。她那两只硕大、柔软的乳房在对他呼喊，求他把脑袋埋在它们中间。她那灰色的短发在牵引着他的指尖。他精确地知道如何把这张疲惫的母狐狸面容从她脸上抹去，换上她那被娇惯坏了的小姑娘的神情。想到这里，他的生殖器开始在尤里长裤的裤裆深处抖动。对费玛来说，对一个女人的体贴、慷慨和怜爱总是欲望搏动的前奏。他的腰际燃起了近乎痛苦的欲望的火焰：他已两个月没跟女人睡觉了。黑暗中在约珥家公寓楼入口处他吻约珥后背时所嗅到的湿羊毛味道这时和他挂在炉火旁烘烤的湿衣服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他的嘴唇张开着、颤抖着。像一个孩子的嘴唇。尼娜见他这样就说：

“等一会儿，费玛。让我把烟抽完。再等一两分钟。”

费玛虽然羞涩，但此时欲火中烧，怜悯之情顿起，他没有理会尼娜的话，就跪在她面前，摇着她的大腿，最后，他将她拽倒在地，两人一起滚在小地毯上。随后，两人在桌脚旁笨拙地拉扯对方的衣服。他一边好不容易把她嘴里的香烟和脸上的眼镜拿下来，一边不停地摩擦她的大腿根，拼命地亲吻她，让她透不过气来，好像是以此来分散她对更为狂暴的摩擦的注意力。最后，她把他推开，脱光了两人的衣服，一边喃喃地说着：“轻点儿，费玛，你这是在活吃我。”但他根本不听，他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她身上，一边不停地亲吻她的脸颊，向她低声哀求，结结巴巴地请她原谅。后来，她终于动了恻隐之心，说：“好吧，那就上来吧。”但他的生殖器却突然萎缩下来，就像一只受惊的乌龟，缩到了老巢的深处。

尽管如此，他仍在亲吻她，搂抱她，向她道歉，说他太疲倦了，说他昨天夜里做了一个噩梦，今天晚上特德在灌了他一些白兰地后将他赶出门外，这会儿又喝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似乎今天他活该不顺当。

两颗泪珠从尼娜两只近视的眼睛的角落滚出来。不戴眼镜时，她看上去是那样脆弱、那样梦幻，好像她的脸庞比她的身体更加裸露。两人紧紧地拥抱着，久久地躺在那里。感到屈辱，又被屈辱感连在一起。最后，她挣脱开去，摸出一支香烟，用火点燃，说：“没关系，孩子。”她想让他知道：此时此刻，他已经到了她的最深处，比他用生殖器进去的要深得多。她再次喊他“孩子”并对他说：来，洗一洗，然后我带你上床睡觉。

费玛既快慰又忧伤，他将脑袋枕在她的肩头。他将她的眼镜推到一边，因为他为他俩的赤身裸体感到害羞，为他萎缩的器官感到害羞。他只想拥抱着她，不想看到她的身体，也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被她看到。他们摊开四肢，躺在小地毯上，旁边的炉火已是奄奄一息。两人紧紧地挨在一起，一言不发，在那里听狂风呼啸、冷雨敲窗，听排水管里的自来水在汩汩地流淌。两人都感到舒服和满足，好像他们刚才的做爱非常温馨，让彼此都体验到了快慰。突然，费玛觉得有必要问尼娜一个问题：

“你觉得不觉得，尼娜，约珥和尤里也有过一手?”

魔力被解除了。尼娜果决地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抓起眼镜，把台布裹在身上，呼啦一声又点上一支内尔森牌香烟，说：

“你没有哪一次能将嘴巴连续闭上五分钟，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然后，他问她到底喜欢星期五报纸上他那篇文章的什么地方。

尼娜说：

“等一下。”

他听到啪的一声门响。过了一会儿就传来浴缸冲水时哗哗的响声。他在自己的衣服堆里捣腾着，摸遍所有的口袋找他的胃灼热药片。他自嘲地重复着特德的话：

“你看上去有点虚弱。”

又学着约珥的话说：

“你真是一头蠢驴。”

二十分钟后，当擦洗得干干净净、浑身散发着香气的尼娜身着一件棕色浴衣从浴室里走出来急于化妆时，她发现丈夫的衣服七零八落地散放在地板上，炉子里的火快要灭了，尤里在葡萄牙购买的那双毛皮拖鞋像两个死猫崽一样躺在门口。费玛消失了。她发现，他喝完了杯里的威士忌，但忘了带走那本关于莱博维茨的书，还落下一只袜子挂在火炉旁的椅背上。火苗用它最后的一丝力量忽闪了一会儿，灭了。尼娜把衣服和拖鞋拾起来，把酒杯、汤碗和那只袜子捡起来，又把小地毯的一角拉平了。她那美丽的中国女孩般纤细、匀称的手指摸索出一支香烟。她透过泪眼微笑起来。

【注释】

[1] 即耶沙亚胡·莱博维茨（1903——1993），化学、医学和哲学教授。呼吁政教分离。在犹太教、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等问题上撰有大量文笔犀利的著作。

[2] 俄国诗人普希金同名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具有先进观点和敏锐观察力的才华横溢的青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但他生活态度冷漠，意志薄弱，消极逃避斗争，不能把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到底；作为贵族，他不愿同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不愿和普通大众融为一体，成了社会的“多余人”。

[3] 安东尼·奎恩（1915——2001），电影演员。具墨西哥和爱尔兰血统，由于相貌奇特，常扮演莽汉、歹徒、印第安人之类的配角，曾两次获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

[4] 阿巴·埃班（1915——2002），以色列外交家、政治家和史学家。以色列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和驻美大使（1948——1959）。1959年回国，当选议会议员。1966年，在艾希科尔内阁中任副总理和外交部长。一生酷爱学术研究，从政期间一直兼任魏兹曼研究院院长，并坚持史学研究和写作。因在外交和史学研究上的辉煌成就，他被誉为“以色列的声音”。

[5]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剧本《卡利古拉》、哲学随笔《反抗的人》等，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6] 劳莱即斯坦·劳莱（1890——1965），哈代即奥利弗·哈代（1892——1957），他们为第一对杰出的好莱坞滑稽影星，体形一瘦一胖，1926年开始搭档演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共拍有二百多部滑稽影片。在一些极为荒谬的剧情中，配角劳莱总是扮演到处闯祸的傻瓜，而哈代总装出自以为是但对劳莱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7] 即诺姆·乔姆斯基（1928——），美国语言学家，转换语法或生成语法的奠基人之一。

[8] 维加（1562——1635），西班牙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确立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艺术形式，创作剧本一千八百部，存世近五百部，还著有长诗《安赫卡利的美丽》、长篇小说《阿卡迪亚》等。

第七章
一双瘦弱的拳头

早晨六点一刻，费玛就把昨天夜里他所看到的一切都记录在那个棕色的记录梦的笔记本里了。他拿起一本常放在咖啡茶几上做摆设用的关于希伯来诗歌中的耶路撒冷的书，屈起膝盖，将书斜着放在膝盖上，权且当作写字台。像往常一样，他用希伯来语记下日期，而不用阿拉伯数字。

在梦里，战争已经爆发了。战场与戈兰高地相似，只是更加荒凉而已。好像月球的表面一样。他身着军服，但没系皮带也没配枪，正走在一条荒凉的小土路上。他心里明白，小路两边布满了地雷。他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天空沉闷而又阴暗，仿佛暴风雨即将来临。远处传来悠长的钟声，一声之后是很长的间歇，接着又是一声，回荡在看不见的峡谷之间。没有别的生命。连一只鸟也没有。也没有人类栖居的痕迹。敌人又在攻我不备。敌人的一支装甲纵队正一步步逼进一个狭窄的山口，那山口像一个峡谷，费玛走在渐渐出现崎岖不平的高地的小路上，离着老远就看见了。他明白了，刚才阴暗的天空是高地小路上升腾起的灰尘所致。在钟声背后，他还隐隐约约地听到马达低沉的轰鸣声。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被分派的任务就是在峡谷中小路和群山交会的地方守候他们。跟他们说话，拖延他们的时间，直至增援部队赶到并封锁峡谷。他拼命地向前跑去。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热血在他的太阳穴里突突地跳动。他肺部感到疼痛。肋部也在剧烈疼痛。尽管他竭尽全力，可实际上是寸步未移，他几乎是在原地跑动，与此同时，他火急火燎地在脑海中搜索词语来拖延敌人。无论如何，他得找到一样东西，一个词组也好，一个主意也好，一条消息也好，哪怕是一则笑话也好，反正是语言，让正在朝他挺进的装甲纵队停下来，让从回转炮塔伸出的脑袋听他说话。如果不能让他们回心转意，他至少得争取到时间。争取不到时间就完了。可是，他已浑身乏力，双腿直打趔趄，脑袋空空如也。一个词语也想不出来。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他已经能够听到小路拐弯处敌人步枪的噼啪声和机枪的吼叫声。在弥漫峡谷、眯住他双眼、让他喉咙冒火的烟雾或者灰尘里，他看到了闪光。他太迟了。无论如何也赶不到了。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语言能把这头正向他猛冲过来的疯牛拦住。他马上就要被踩扁了。最可怕的不是恐惧，而是失败的羞耻，是找不着词语的羞耻。他疯狂的奔跑渐渐慢下来，变成了蹒跚的行走，因为有一个沉重的物体压到了他的两个肩膀上。他用力转过头来，发现有一个小孩正骑在他的身上，用一双恶毒、瘦弱的拳头雨点般地击打他的脑袋，又将自己的脑袋挤进他的两个膝盖之间。直至他感到窒息。

费玛在笔记本里还写道：

“我的床单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今天我应该将一堆衣物送到洗衣店了。还有一件事：梦醒之后，我却摆脱不掉一种怀念，我怀念那些荒凉的群山和那怪异的光亮，特别是那钟声，它回荡在无人的峡谷里，间隔很长才又是一声长鸣，好像从一个无法想象的遥远的地方传来。”

第八章
在印度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上午十点，费玛站在窗前数雨滴，突然看到巴鲁赫·农贝格正在和出租车司机告别。费玛的父亲是一位整洁的老人，他身着西服，打着领结，尖尖的白胡须就像阿拉伯人的短弯刀那样向上翘开去。虽然已经八十二岁了，但他仍牢牢地掌管着他在三十多岁时建立的化妆品厂。

他父亲趴在出租车的车窗前面，很显然，他这是在对司机发表演讲。他满头的白发在微风中飘逸着，左手拿着帽子，右手拿着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费玛知道，这老头并不是为车价在与司机没完没了地争论，也不是等待司机给他找零。他正在把他中途就开始讲述的一件轶事讲完。五十年来，他一直同耶路撒冷的出租车司机就哈西德派故事和敬神故事在开一个漫长的学术研讨会。他是一位热忱的故事大王。他还有一个不动摇的习惯，在讲完一则趣闻后他总要加上自己的评论，指出其中的道德教益。每讲完一个笑话，他也总是给你解释一下其中的要点是什么。有时他则更加唠叨，既给你解释表面意义又给你解释真正的含义。他的评论总是博得听众们哈哈大笑，这又让老人越发得意，讲述更多的故事，并对其一一作相应的解释。他确信，大家都没有听出故事的要点，他有义务让众人明白。

青年时代的巴鲁赫·农贝格从哈尔科夫的布尔什维克人手中逃到布拉格，在那里学习了化学，接着又来到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家庭化学厂，生产口红和面霜。就这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建成了一个成功的化妆品工厂。他是个爱调情又爱唠叨的老人。作为一个鳏夫，几十年来他总被女友和女伴包围着。耶路撒冷的人都传言，她们围着他团团转，只不过是看中他的钱而已。费玛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他父亲尽管唠叨个没完，却是一位心地善良、慷慨大方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为每一项他认为值得的或者令人感动的事业提供经济援助。他是无数个委员会、协会、学会、联合会和小组的成员。他经常参加募捐活动，为帮助无家可归者，为吸收移民，为让亟需去国外做复杂的外科手术的病人得到治疗，为在占领地购买土地，为出版纪念文集，为修复古迹，为给弃儿和弃妇创建栖身之所集资。他支持拮据的艺术家，支持结束动物实验，支持为残疾人购买轮椅，支持防止环境污染。他赞同教育上的传统价值观念，也为阻止宗教高压的运动提供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并不觉得这两者有什么矛盾。他给少数部族的学生捐款，给暴力犯罪的受害者送钱，还为穷凶极恶的罪犯的重新改造提供赞助。虽然每次活动他都斥资不多，但这些加起来显然已占到了他化妆品工厂总收益的一半左右，还要占去他的大部分时间。此外，他钟情于跟合同和附属细则有关的任何东西，甚至到了上瘾的地步。每当要购买新的化学药品，或者处理二手设备，他就会雇上一批名副其实的律师、顾问和会计师，以堵塞可以设想的一切漏洞。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经过公证的鉴定、签署的备忘录的副本都会在他的身体里涌起一种人们在观看一场艺术上近乎出神入化的比赛时的激动。

他把空余时间打发在陪伴女人上面。现在虽然他都八十出头了，仍然喜欢泡小餐馆。无论酷暑还是严冬，他总是穿正装，打领结，上衣口袋里放一条熠熠生辉的白色手绢，将三角露在口袋外面，就像热浪中的一片雪花，他衬衫上的袖口链扣是银制的，一枚镶宝石的戒指在他的小指上闪闪发光。他的白胡须向前撅着，像一根在打手势的指头。他把那根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搁在两膝之间，将礼帽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这个肤色白里透红、脸庞光洁清亮的老人身边总有一个气质高雅的离婚女人或者善于保养的寡妇。这些女士都是欧洲人，颇有修养，举止优雅，年龄都接近六十或六十刚出头。有时，他同两三个这样的女人在小餐馆里他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来吃饭。他给女士们点浓咖啡和果馅卷，自己通常则点一份甜酒、一碟新鲜水果。

出租车开走的时候，老人按照自己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对出租车挥舞着礼帽，以示告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把每一次再见都看成是最后的诀别。费玛去迎接他。费玛似乎能听到父亲一边爬楼梯，一边独自哼哼着一首哈西德派的民歌小调。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即便有人在跟他说话，他也会吟唱这种独特的曲调，咿咿呀呀个不停。费玛有时暗自思忖，他在睡梦中是否也会哼哼这些小调：就像从某个看不见的温泉里喷出的音乐，充溢着父亲那干瘪的身体，或者从他那由于衰老而形成的许多小罅隙中渗漏出去。费玛几乎还能嗅到在楼梯上飘拂的父亲身上那种特殊的气息。他从襁褓时代就记得这种气息，甚至在满屋子的陌生人之间他也能分辨得出这种气息：那是一种空房间、老家具、热腾腾的炖鱼和煮胡萝卜、羽绒褥垫、黏稠的甜酒的香气。

父子俩漫不经心地拥抱了一下，就在这当儿，那种东欧式的香气在费玛的心头激起一阵反感，交织着因为反感而产生的羞愧，伴随着想找茬同父亲吵上一架、践踏他某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揭穿他观点中所有令人恼火的矛盾、让他稍稍发发脾气的由来已久的冲动。

“Nu[1]，”老人开口了，爬楼需要费力气，让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我尊敬的教授先生今天有什么向我报告的吗?救世主降临锡安了吗?阿拉伯人已经回心转意，决定爱我们了吗?”

“你好，巴鲁赫。”费玛极力控制着自己。

“好。你好，我亲爱的。”

“有什么新鲜事吗?你的后背还在折腾你吗?”

“我的后背?”老人说，“幸运的是，我的后背命中注定永远只能待在我的身后。我在这里，它在那里；它永远无法赶到我的前面。如果，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它真的赶到我的前面，噢，那我只要掉头不理它就行了。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气短。就和我的脾气一样。这里，两者的角色颠倒了：现在，不是它在追赶我，而是我在追赶它。那么，在这些个令人惊叹的日子里，埃弗雷姆先生在忙些什么呢?还在致力于纠正世人的行为，以便让他们将来进入上帝的国吗?”

“没什么新鲜事，”费玛一边说，一边接过父亲的手杖和礼帽。然后又说道：

“除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之外。”

老人耸耸肩膀。“五十年来我一直能听到这样的讣告——这个国家就要这样了，这个国家就要那样了——然而，当年发表讣告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深埋在地下六英尺的土里，这个国家还在一天天发展。你的抗议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个国家遭受的抗议越多就越繁荣。不要打断我的话，埃弗雷姆。我给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从前，就在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之前，在哈尔科夫，有一个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趁着深更半夜，在一座教堂的墙上涂了一条标语：上帝死了。弗雷德里希·尼采宣。他指的是那位已故的疯哲学家。Nu。于是，第二天夜里，有一个更聪明的人走过来，在墙上写道：弗雷德里希·尼采死了。上帝宣。等等，我还没讲完呢。请你允许我把这个小故事的涵义给你解释一下，同时，你不妨把电水壶插上，给我倒一小滴我上周给你带来的橘味白醋。顺便说一下，你该请人把你这座破旧的废墟重新装修一下了，费姆奇卡[2]。趁着邪灵还没有将它占领之前。[3]只要打电话请一个搞装潢的师傅来，然后把账单寄给我就行了。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地方了?对，茶。你那亲爱的尼采是一个毒性传染原。我压根儿就不理睬他那一套。来，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尼采和纳赫曼·克罗克马尔[4]两人有一次乘火车去维也纳相遇时的故事。”

和往常一样，父亲坚持要加上自己对故事要点的解释。费玛笑了起来：故事本身倒并不可乐，但他的解释特别打趣。费玛的反应让父亲分外开心，分外鼓舞，于是，他又给儿子讲了一则与火车旅行有关的趣闻，这次讲的是一对正在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他俩迫于无奈，不得不请列车长帮忙。“埃弗雷姆，你当然明白，不是吗，这个故事的内涵不是新娘举止荒唐，而是新郎蠢笨无知。他是一个十足的施勒麻痴。”

费玛自言自语地背出了一句前一天他从埃坦大夫那里听来的话：“我恨不得把他们俩都绞死。”

“埃弗雷姆，你知道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5]有什么区别吗?施勒密尔要是把茶弄洒了，这茶就总会泼在施勒麻痴身上。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但事实上，在这则笑话的背后有着某种神秘而又深邃的东西。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都是永远不死的。他俩手牵手，从一个国家溜达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溜达到另一个世纪，从一个故事里溜达到另一个故事里。就像该隐和亚伯[6]。就像雅各和以扫[7]。就像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8]。或者说就像拉宾和佩雷斯[9]。甚至，谁知道呢，也许就像上帝和尼采。谈到火车这个话题，我索性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次，我们国家铁道部门的主管去参加一个各国铁道部门主管出席的世界性会议。是一种‘学术捻（研）讨会’。现在，上帝让驴子开口说话了[10]，我们的那位小丑说啊，说啊，就是停不下来。他就是不愿从讲台上走下来。最后，美国铁路部门的主管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他举起手，问我们的铁路主管：‘对不起，科恩先生，恕我直言，但贵国到底有多少英里铁轨值得您作这么长时间的发言呢?’Nu，但我们的代表并没有张皇失措，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11]，他回答说：‘准确的长度我记不清了，史密斯先生，但我们国家铁路的宽度与你们国家的却是一模一样。’顺便告诉你，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笨蛋也讲过这个故事，不过他搞错了，把美国说成了俄国。他把整个故事的内涵都给弄砸了，因为俄国铁轨的轨矩和我们国家的不一样，事实上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原因，只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罢了。要么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拿破仑·波拿巴想卷土重来，再次侵犯他们，他就无法将马车运到莫斯科了。我们刚才谈到哪儿了?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事实上，你没有理由不行动起来、娶上一位可爱的女士。如果你愿意，我将很乐意帮你物色一位女士，也乐意帮你其他的忙。但务必要行动起来，我亲爱的：你毕竟不是小伙子了，至于我呢，nu，夺命的丧钟随时会为我敲响，我到时就不复存在了。巴鲁赫·农贝格死了。上帝宣。度蜜月的新婚夫妇这个故事有趣的部分并不是新郎不得不向列车长讨教如何摆弄新娘。不是的，先生。而是同给车票打孔所发生的联想。然而转念一想，你告诉我，有什么好笑的呢?真的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哈哈大笑吗?你难道不为自己的窃笑感到羞愧吗?这个故事实际上很令人悲伤，甚至令人心碎。事实上，大多数笑话都是不正当地建立在从他人不幸中获得快乐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费姆奇卡?你是一位历史学家、一位诗人、一位思想家，或许你愿意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人的不幸能使得我们感到快慰?让我们浪笑?给我们这种奇特的满足感?人是一种矛盾，我亲爱的。的的确确是一种奇特的动物。异乎寻常的动物。该哭的时候反而笑。该笑的时候反而哭。他们没有感觉地活着，没有欲望地死去。脆弱的人类啊，他的年日如草一样[12]。告诉我，你最近见到约珥了吗?没有?你的小男孩呢?以后你可得提醒我给你讲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是我从利岑斯克的以利梅勒克[13]拉比那里得来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离婚和思念的比喻。他本意是把它当作一个关于以色列社会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比喻，但我有我个人的见解。首先你还是给我讲讲你的生活情况和所作所为吧。全错了，埃弗雷姆：我在这儿就像我们那位亲爱的铁路部门主管那样喋喋不休，而你却一言不发。就像荒岛上的赞礼员[14]那个故事一样。这故事我以后再给你讲。可别让我忘了。这位赞礼员由于船只失事竟发现自己在敬畏节[15]期间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看看，我又来了，唠叨个没完，而你却默不作声。说点什么嘛。给我讲讲约珥和那个忧郁的孩子的事。以后务必要提醒我给你讲讲那个赞礼员的故事：毕竟，从某个方面看，我们都像流落荒岛的赞礼员；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日子都是敬畏节。”

父亲每呼吸一次，费玛就听到他胸膛里发出一种微弱、低沉的喘息声，差不多就像猫的呼噜声一样。似乎老人为了开玩笑在他的喉咙里放了一枚哨子。

“喝茶吧，巴鲁赫。茶都凉了。”

老人说：

“埃弗雷姆，我向你要过茶吗?我要你说话。我要你跟我谈谈那个忧郁的孩子，那个你一直隐瞒真相、让别人都以为是那个美国傻瓜所生的你的儿子。我要你的生活有些条理。我要你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16]。我要你为未来操操心，不要日日夜夜总为你那些可爱的阿拉伯人操心。”

“我没有，”费玛纠正说，“为阿拉伯人操心。我都跟你解释过一千遍了。我是在替我们自己担忧。”

“当然，埃弗雷姆，当然。没人能指责你正直的动机。悲哀的是，你试图使之上当受骗的人恰恰就是你自己。好像你的阿拉伯人只是措辞得体、态度礼貌地问，他们能否把纳布卢斯[17]和希布伦[18]收回去，然后就会高高兴兴地回家，和平就会降临以色列人和以实玛利人[19]。但这并不是他们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东西。他们想要的是耶路撒冷、费姆奇卡，还有雅法，还有海法，还有拉马拉。把我们的喉咙划开一条口子，这才是他们想要的一切。将我们彻底消灭。要是你能劳神听听他们在一起说些什么就好了。可悲的是，你只听你自己的，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又一声低沉的、拖腔拉调的哨音从父亲的胸膛里溜出来，好像他被儿子的幼稚弄糊涂了。

“事实上，爸，他们最近说的与以前迥然不同。”

“说。多么动听啊。让他们尽情地说吧。嘴上说起来容易。他们只不过从你这里学会了把话说得冠冕堂皇的规则。要滔滔不绝。用动人的词藻。态度上要目空一切。他们说些什么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真正想得到的东西。就如本·古里安[20]那个流氓在谈到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时常说的一样。”老人显然打算在这一主题上发挥发挥，可突然间他上气不接下气，于是一阵喘息，最后就是一阵咳嗽。似乎他身体里面有一扇松松垮垮的门，安在嘎吱嘎吱作响的铰链上，一阵微风在这时吹开了他体内的这扇门。

“他们现在想找一个妥协方案，巴鲁赫。而我们却拒绝让步，拒绝妥协，甚至拒绝同他们对话。”

“妥协。当然。说得好。没什么再比妥协更美妙的了。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妥协。说到这里，他们讲过一个关于考茨克的梅纳赫姆·门德尔拉比[21]的精彩故事。可是你跟谁妥协呢?跟那些渴望着毁灭我们的不共戴天的刽子手?现在，你给我叫辆出租车，以免我迟到了。在我们等出租车的时候，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亚博廷斯基[22]有一次见到沙俄那位反犹的内务大臣普列韦[23]。你知道亚博廷斯基对他说了什么吗?”

“是赫茨尔[24]，爸爸。不是亚博廷斯基。”

“聪明蛋先生，你最好不要亵渎赫茨尔和亚博廷斯基这两个名字。来到他们圣化的墓地前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每当你和你的朋友喋喋不休地嘲弄犹太复国主义时，他们必定会在各自的坟墓里辗转反侧的。”

费玛突然暴怒起来，全然忘记了要自我克制的誓言，差点儿就屈从于一种邪恶的冲动，想扯起父亲的山羊胡子或者把他尚未沾唇的茶杯摔个粉碎。他受伤地爆发出一阵吼叫：

“巴鲁赫，你又瞎又聋。睁开你的眼睛吧。我们现在是哥萨克[25]人，阿拉伯人才是大屠杀的受害者，是的，每天都是，每小时都是。”

“哥萨克人。”父亲开心又冷漠地说道，“Nu?那又怎么样?我们这回也做一次哥萨克人，又有何过错呢?《圣经》里哪一章哪一节上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不得交换分工，连偶尔一次也不行?一千年左右只交换一次也不行?亲爱的，你要是哥萨克人气多一点、呆子气少一点就好了。你的孩子长得像你：一只披着羊皮的羊。”

由于忘了这番谈话自何处开头，父亲便又从头解释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的区别，解释这两个词为何能够构成不朽的一对，手挽着手走遍世界，与此同时，费玛则愤愤然地将火柴棍一根接一根地弄断。接着，他提醒费玛，阿拉伯人从印度到阿比西尼亚[26]共有四十个大国，而我们只有一个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小国。他开始掰着瘦骨嶙峋的手指数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名字。当他把伊朗和印度也数进去时，费玛再也无法沉默了。他伤心地、绝望地号叫着打断了父亲的话，他跺着脚，任性地喊道，伊朗和印度不是阿拉伯国家。

“Nu，那又怎么样?这对你有什么差别吗?”老人用他那惯常的平板语调拖着长腔说道，一边狡黠地、开心地格格直笑，“对于谁是犹太人这一悲剧性的问题，我们最终找到满意的答案了吗?要想说明谁是阿拉伯人，我们现在也得绞尽脑汁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了吗?”

绝望的费玛从椅子里跳起来，冲到书橱前面去拿百科全书。他希望最终将父亲彻底击败，让他永远哑口无言。然而，他像在做着一场噩梦，怎么也想不出应该在哪个词条里查找阿拉伯国家的名单。甚至哪一卷他也弄不清。他一边生着闷气，一边像个疯子一样，从书橱里一卷接一卷地往外抽。突然，费玛发现父亲已经站起身来，一边轻轻地哼着一首哈西德派小调，一边轻轻地干咳，拿起礼帽和手杖，在转身出门的时候把一张折叠起来的钞票偷偷放进儿子的裤兜里。

“不可能。”费玛嘟囔道，“我简直无法相信。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呢。真是疯了。”

但他并没有试图解释究竟是什么事，因为父亲又站在门口说话了：

“Nu，不要在意。我放弃。把印度人忘了吧。我们就算三十九个国家好了，了结分歧吧。但即使是这个数字也太多了，远远超出了他们应得的数字。我们绝不能让阿拉伯人妨碍我们俩的关系，费姆奇卡。我们不能让他们幸灾乐祸。俗话说，爱总会克服不和。我的出租车很可能等在外面了，我们可不能耽误人家的工作。而且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谈上正题。我想谈的是，我的心很疲惫。过不了多久，费姆奇卡，我就要上路了。全能的上帝宣。到那时，亲爱的，你会怎么样呢?你的幼子会怎么样呢?考虑考虑吧，埃弗雷姆。用心想想吧。你毕竟是个思想家，是个诗人。请你仔细想想，然后告诉我：我们大家到底要往何处去?我有我的罪，所以除你之外就没有孩子了。你和你的孩子除我之外似乎也没有别人了。日子一天接一天地流逝，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欢乐，没有任何收益。再过五十年或一百年，这个屋子里无疑将住上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伟大的英雄，而我和你以前是不是在这里生活过，如果的确生活过，又是为什么活着，我们是怎样度过一生的，我们是高尚还是邪恶，是快乐还是痛苦，我们是否做过善事，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还没有一颗盐粒那么重要。他们对我们不会作任何思考。他们就那么着住在这里，过他们的日子，就如同你、我和其他所有人，大家只不过是去年的雪而已。一把尘土而已。你这里的空气也不够人呼吸的。空气也不新鲜。你不仅需要一个搞装潢的师傅，你还需要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把账单寄给我。至于哥萨克人，埃弗雷姆，你就随他们去吧。你这样的年轻人对哥萨克人能知道些什么呢?别再为哥萨克人绞尽脑汁了，你最好现在就停止挥霍你宝贵的生命财富。就像荒原上的一株柽柳。再见了。”

费玛本打算送送父亲，可老人并没有站在那里等他，他朝费玛挥挥帽子，像是在作永久的诀别。他开始下楼梯，一边用手杖有节奏地敲击楼梯的扶手，一边在嘴里又哼起一首哈西德派小调。

【注释】

[1] Nu，意第绪语译音，为感叹词，可表示疑问、惊讶、强调、怀疑等。

[2] 费姆奇卡，即费玛。

[3] 通常的迷信说法，认为邪灵常出没于废墟和破旧的建筑之中。

[4] 纳赫曼·克罗克马尔（1785——1840），波兰出生的犹太教育家、哲学家，所著《当代迷途指津》在犹太宗教、文学特别是史学方面颇有创新。

[5] 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均为希伯来语音译。“施勒密尔”意为“笨拙的人”，“施勒麻痴”意为“倒霉的人”。大量的希伯来幽默故事都是围绕这两类人物编造的。

[6] 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和次子。该隐种地，亚伯牧羊，上帝看中亚伯和其贡物，但看不中该隐和其贡物，于是该隐愤然杀死了弟弟亚伯。

[7] 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后出生的雅各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以扫的长子名分。

[8] 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斯维德里盖洛夫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拉斯科利尼科夫是一个贫穷的法律系大学生，他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斯维德里盖洛夫是一个恶霸地主、好色之徒，他毒死了自己的妻子，逼死了用人，糟蹋了自己的使女，又觊觎家庭女教师。

[9] 拉宾，即伊扎克·拉宾（1922——1995），以色列军事家、政治家、总理（1974——1977，1992——1995）。1992年2月取代佩雷斯担任工党主席。同年6月当选总理，其终生敌手佩雷斯则担任外交部长。佩雷斯，即西蒙·佩雷斯（1923——），以色列政治家、工党联盟领导人、总理（1984——1986，1995——1996）。

[10] 上帝让驴子开口说话的典故出自《旧约·民数记》二十二章“巴兰和他的驴”。

[11] 见《旧约·约伯记》三十二章八节。

[12] 《旧约·诗篇》一百〇三篇十五节和十六节上说：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

[13] 以利梅勒克（1717——1787），犹太教教义师、著作家，波兰加利西亚的哈西德派创立人之一。

[14] 赞礼员，犹太会堂中负责掌握祈祷程序并领唱颂歌的人。担任这一职位的人须经专门训练，除了具有音乐才能和演唱能力外，还须对犹太礼拜仪式和祈祷书有较为深刻的了解。

[15] 敬畏节日，指从犹太教历新年（罗什·哈舍纳）至赎罪日的连续十个忏悔日。犹太教认为，在新年的第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接受审判，而判决将在赎罪日宣布。因此，在这十天里，人们要回顾一年的言行，反省自己的罪愆，举行赎罪仪式，表示对上帝的敬畏。

[16] “受人尊敬的人”原文为意第绪语mensh。

[17] 纳布卢斯，约旦河西岸城市。

[18] 希布伦，即哈利勒，约旦河西岸城市。

[19] 即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是希伯来先祖亚伯拉罕的长子，在伊斯兰教传说中为阿拉伯人的先祖。

[20] 本·古里安（1886——1973），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以色列国第一任总理。

[21] 梅纳赫姆·门德尔拉比（1787——1859），哈西德运动中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杰出领袖。考茨克为波兰地名，在卢布林附近。与传统的哈西德运动不同，考茨克严厉、苛刻，只对那些献身《托拉》和《塔木德》研究、甚至为此放弃家庭的少数精英信徒感兴趣。

[22] 即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1880——1940），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新闻记者、演说家、作家。

[23] 普列韦（1846——1904），俄国政治家。

[24] 赫茨尔（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现代以色列之父。

[25] 哥萨克，居住在黑海沿岸和里海以北内陆的一个民族，17世纪曾屠杀过数以万计的犹太人。

[26] 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第九章
“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供我们讨论、比较……”

离上班还有两三个小时。费玛想着要把床单换一换，同时干脆也把衬衫、内衣、茶巾和浴巾都换了，在上班去诊所的路上将它们统统扔进洗衣房里。他走进厨房，正准备把毛巾从钩子上取下来时，发现水槽中堆满了脏碟子，滴水板上有一只煎锅，里面的残余也没洗，桌子上一个丢了盖子的罐子中，果酱已经结成块了。窗台上，一只烂苹果招来了一群又一群的苍蝇。费玛用食指和拇指小心翼翼地将苹果拈起来，好像苹果能够传染疾病给他，然后把苹果扔向满满的水槽下面的那个垃圾桶。可垃圾桶也是满得不能再满了。烂苹果从垃圾堆顶部滚下来，最后在那些旧罐子和洗涤液瓶子中找到了栖身之所。要想拿到它，只有四肢趴在地上才行。费玛下定决心，这次绝不妥协，不能像往常那样放弃努力，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将逃犯捉拿回来。如果成功了，他就将此视为绿灯，一鼓作气地把垃圾桶拿到楼下倒掉。回头上楼时，他还要记住把报纸和信件从信箱里钩出来。接下去就是洗碟子，收拾冰箱，还要冒着上班迟到的危险把床单换掉。

可是，当他趴在地上在垃圾桶后面寻找那只失踪的苹果时，他发现了半个面包卷和一张油腻腻的人造黄油包装纸，还有昨天停电时烧掉的那只灯泡，这时，他一下子明白过来，这只灯泡也许根本就没有烧坏。突然，一只蟑螂朝他晃晃悠悠地爬过来，看上去疲惫又冷漠。它并没有试图逃跑。费玛顿时产生了追逐蟑螂的冲动。他仍然趴在那里，从脚上脱下一只鞋，挥舞着，然而他马上就后悔了：他想起当年斯大林的特工们就像这样，用锤头向脑袋上一击，将流亡的托洛茨基[1]杀了。他吃惊地发现，生前最后一组照片上的托洛茨基与刚才还在这里求他结婚的父亲长得还有些相像呢。那只鞋僵在他的手里。他惊讶地观察着小动物的触角，那些触角正在缓缓地画着半圆。他看到一簇簇短小坚硬的刚毛，像胡须一样。他研究着那些似乎长满了关节的细长的腿。长翅膀的巧妙组合。他对这只动物的精密而细腻的艺术性充满了敬畏之情，好像它已不再是那么令人憎恨，反而显得无比完美了：一个受仇视的种族的代表，这个种族饱尝迫害之苦，只能生活在阴沟里，却善于顽强生存的艺术，在黑暗中敏捷又灵巧；一个沦为远古憎恨牺牲品的种族，这种憎恨产生于害怕，产生于纯粹的野蛮，产生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是否正是由于它动作敏捷、态度谦卑、相貌平常和生命力强大，我们内心才感到恐惧吗?是对一看到它就激起我们心中杀戮的本能的恐惧?是因为对一种既不会叮又不会咬、与人类总是保持距离的动物居然具有神秘的长寿力感到恐惧吗?于是，费玛崇敬地、默默地向后退去。他重新穿上那只鞋，并不理会袜子发出的恶臭。他轻轻地关上洗涤槽下面的碗橱门，免得让小动物吃惊。接着，他咕哝着直起腰杆，决定把家务推迟到第二天早晨，因为要干的家务太多了，所有的家务又似乎都繁重得不行。

他把电水壶的电源开关打开，准备给自己冲一杯咖啡，又把收音机调到音乐节目，及时听到了福莱[2]的《安魂曲》，那哀伤的序曲使他朝窗外伯利恒群山的方向凝视了好一会儿。父亲刚才提到的那些现在还没有出生的人，一百年后将生活在他脚下的这间公寓里但对他和他的生平一无所知的那些人，他们对1989年初究竟是谁居住在这里就真的一点儿也不好奇吗?可他们为什么要好奇呢?他的生命中有没有对父母都尚未出世的那些人们有用处的什么东西呢?有没有什么东西至少可以提供给2089年某个冬日的早晨站在这个窗前的人们作为思想食粮呢?毫无疑问，一百年之后，喷气驱动的汽车将司空见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去记住约珥和特迪，或者尼娜和尤里与他们的那帮子人，或者塔马和那两位妇科大夫。到那时，连茨维·克鲁泡特金的史学研究很可能也都过时了。能够保留下来的至多不过是某部过时巨著的一个脚注而已。费玛对茨维的嫉妒似乎没有来由，没有目的，荒唐可笑。他执拗地否认这种嫉妒，甚至对自己也不予承认。他给茨维打电话，冷不丁地问他一个关于阿尔巴尼亚流亡国王的问题，或者为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或巴尔干历史辩得不可开交，让两人都怒火中烧，费玛用没完没了的争论来淹没茨维恶毒的抨击。毕竟，在学士学位课程考试中，费玛的成绩要比他的朋友略胜一筹。而且，他是一个有独到见解的人，茨维就曾引用了费玛的某些闪光的见解，尽管费玛竭力抗议，茨维还是在脚注里对他作了鸣谢。要是他能够克服疲倦就好了。他在心里仍想着要来一次飞跃，把在公羊年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在两三年之后赶上那个爱穿花里胡哨的上装、总讲些枯燥乏味的老生常谈、已经被糟蹋掉的守旧的教授。克鲁泡特金所有的学术大厦将不会有一块石头得以保存下来。费玛会像飓风一样将其全部粉碎并夷为平地。他将制造一场地震，奠定新的基础。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至多，下个世纪末的某个学生会在一个括号里顺便提及尼森克鲁泡特金学派的一种已经过时的方法，这个学派在20世纪晚期、在社会经验主义衰退阶段的耶路撒冷有过短暂的流行，社会经验主义因为极端感情主义和拙劣学术工具的使用而遭到破坏。这位学生甚至不愿费神去区分他们两人的差别。他会用连字符将他们两人的名字连起来，然后就用括号将他们括起来。

下世纪将居住在这所公寓里的那个学生在费玛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名字，叫约泽尔。他在想象中可以看到这位学生正站在相同的窗户前面并向外凝视着眼前那些相同的群山。他对他说：不要嘲笑了。多亏了我们，你现在才站在这里。有一次，拉马特甘[3]举行植树仪式。拉马特甘首任市长老亚伯拉罕·克里尼茨站在上千个孩子前面。这些孩子来自各个幼儿园，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棵小树苗。市长也握着一棵小树苗。他的任务是要给孩子们作一次演讲，但他不知道说什么为好。突然，一句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的演讲词冲破他混乱的思维从他嘴里迸发出来：“哦，亲爱底（的）孩几（子）们，你们是树苗，我们是肥料。”就像囚犯在自己牢房的墙上刻字一样，将这句话刻在这里的墙上，留给那位傲慢自大的约泽尔看一看，这样做是不是有意义呢?迫使他想起我们?可到了那时，这些墙肯定已被重新粉刷过，重新抹过灰泥，甚至可能都推倒重建了。百年之后，生活将更有活力，更有力量，更有理性，更为快乐。想起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人们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只将其看作一种荒唐可笑、周而复始、不足挂齿的部族冲突而已。就如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历史一样。我想，约泽尔不会像我这样浪费时间，上午在追捕蟑螂，晚上到锡安广场后面那些脏兮兮的饭店里去吃东西。这些地方到时很可能都被夷为平地，代之以充满活力和乐观主义风格的建筑。他们不吃油腻的煎鸡蛋、果酱和酸奶，大概每隔几小时吞吃两三颗胶囊就行了。再也没有肮脏的厨房了，再也没有蚂蚁和蟑螂了。人们白天将忙于有用的和激动人心的事情，晚上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和享受美好的事情。他们将生活在理性的光辉里，万一有爱情的搏动，他们大概会有某种方法可以通过远距离交换细微的电脉冲，以便事先判断有无必要把这种爱情转化为肌肤上的亲昵行为。冬雨将从耶路撒冷永远地销声匿迹。将被转移到农作物地区。可以这么说，每个人都将被安然无恙地送到雅利安人那边。没有人身上会发出怪味，没有东西会散发出怪味。“痛苦”这个词在他们听起来就如同我们听到了“炼金术”这个词一样。

又遇上一次停电。两三分钟之后，灯又亮起来。这很可能是在暗示我要冲进银行赶快缴费，否则他们就要切断我家的电源，让我坐在黑暗中。我还欠食品杂货店一大笔钱。昨天在路对过施奈德夫人的店里买她的炸小牛肉片时付的是现钱吗?我是不是又记账了?我忘了把那本书带给迪米。是什么在拦着我们呢?我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还不站起来，撤出去，把耶路撒冷留给那些后来的人呢?问得非常好，他低声说道。

这一次，他将自己的内阁召集到雅法路上的舍阿雷泽代克医院旧址，这是一幢壮观的弃楼，自医院迁入新址后就开始败落了。借着台灯光，在破长凳和生锈床架的废物堆里，他让部长们围成一个半圆。他请每位部长依次向他简要介绍各部的形势。然后，他让在座的人都目瞪口呆。他宣布，他打算在黎明时分飞往突尼斯，对巴勒斯坦国民大会发表讲话。他将把导致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苦难的主要历史责任公正地放到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那些极端主义的领导人的双肩上。他不会不表示我们对他们的愤怒。但是，他会提议摆脱流血冲突这种恶性循环，在妥协和媾和的基础上共同建设一个理性的未来。谈判的唯一条件只能是双方完全停止暴力。黎明时分，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任命尤里·格芬为国防部长。加德·埃坦接受了外交部长的职位。茨维主管教育，尼娜主管金融，瓦尔哈夫提格主管社会福利，特德和约珥主管科学、技术和能源。信息和国内安全临时由他亲自负责。从现在起，他的内阁将更名为革命委员会。革命过程将在六个月内完成。届时，和平即将降临。紧接着，我们大家就能够重返各自的岗位，不再干预当选政府的工作。我本人将彻底隐退。我将更名改姓、销声匿迹。现在散会，我们从边门一个一个地离开。

要不要把迪米也安置进来呢?

寒假的一个上午，迪米在罗梅马的那个化妆品工厂的实验室里。费玛赶来接他去圣经动物园时，却发现老人早将自己和孩子关在实验室里，教孩子怎样利用丙酮制造炸药。费玛对父亲教坏小孩子的做法非常生气：我们现有的杀人犯还不够多吗?为什么还要毒害他的心灵呢?可迪米像个调停人一样温和地说了一句话，打断了两人的争执：

“爷爷的炸药只用来涂指甲的。”

三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窗户左边大约四英尺开外的墙上，在一个灰泥开始脱落的拐角，费玛看到一只灰色的蜥蜴，它一动不动，同他一样，正在渴慕地凝望着伯利恒群山。或者正在观察一只费玛看不见的苍蝇。很久以前，在伯利恒群山上面和其蜿蜒的峡谷中间游荡着士师[4]和国王、征服者、预言上帝何时抚慰何时烈怒的先知、改革世界的救主、骗子、梦想家、祭司和自以为听到什么声音的人、叛徒、民族救星、古罗马的长官、拜占庭帝国的总督、穆斯林将军、十字军亲王、禁欲苦修者、隐士、创造奇迹的人、受苦受难的人。时至今日，耶路撒冷教堂里的钟声仍然回响着他们的记忆，教堂光塔的顶部仍在呜咽地诉说着他们的名字，耶路撒冷城仍在用神秘的咒语召唤他们回来。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城市似乎没有留下一个活物，除了他自己、那只蜥蜴和电灯。

在他年轻一些的时候，每当他走在耶路撒冷的小巷里和布满鹅卵石的荒地上，他也常常想象自己能听到一种声音。他甚至尝试用语言记录那些他在想象中听到的声音。在那些日子里，他也许还能够拨动某些人的心弦。就是现在，在托拜厄斯或格芬家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上，他有时也还能让一些人，特别是女人感到痴迷。有时，他会抛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一时间满屋子的人都会屏住呼吸。然后，他的见解就被人们传播开来，偶尔还会登上报纸上的专栏。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造一个新的词组，用以前人们从未用过的词语来阐发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表达一个鞭辟入里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耶路撒冷城会不胫而走，直到几天之后他会在收音机上听到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些看法这时就不再和他有关了，就将和他的名字割裂开来，而且经常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作为一种温和的责备，他的朋友们喜欢跟他说，有那么一两次他显露了自己真正的预见力，例如1973年就是这样[5]，当时，他四下奔走，为让以色列饱受折磨的盲目主义和迫在眉睫的灾难悲叹，都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还有在入侵黎巴嫩[6]的前夜。还有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之前。每当他的朋友们提起这些预言时，费玛便会做出不敢接受的样子，带着一丝悲哀的苦笑回答说：没什么，字在墙上都写着呢[7]，连孩子都能看得懂。

茨维·克鲁泡特金有时会把文学副刊或文学期刊里引用《奥古斯丁之死》的某些文章抄给他看。那时，某些批评家不厌其烦，把他的那些诗歌从湮没的旧纸堆里拽出来，在赞成或反对现行诗坛潮流的论战中作为辅助性的弹药。每当这时，费玛总会耸耸肩膀，咕哝着说：好了，茨维卡，扔掉它算了。他的诗歌，如同他的预言一样，对他似乎已变得遥不可及，和自己毫不相干。根本就不知道为何痛苦的心灵为什么要痛苦呢?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只是表象的存在?当你已经忘却丢掉的是什么东西时，你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丢掉的东西呢?在他的公羊年里，就在同瓦莱塔旅馆老板娘的短暂婚姻期间，费玛有一次坐在码头旁的一家水滨小餐馆里，看两个渔民玩十五子游戏[8]。事实上，与其说他在看那两个渔民，倒不如说他在看坐在他们中间一把椅子上直喘粗气的那条德国牧羊狗。狗的耳朵向前竖起来，一副认真的样子，好像它正在倾听下一步走棋。它紧盯着两个棋手的手指、滚动的色子和来回移动的筹码。对费玛来说，它的那双眼睛似乎充满了痴迷、恭顺和惊奇。为理解晦涩难懂的东西而做出这般专注的努力，费玛还根本没有见过，之后也没有见过，仿佛在渴慕破解这个游戏的过程中那条狗已达到了一种遗形物外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在看待未知事物时所应采取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理解，或者至少要理解我们在理解上的无力。有时，并不完全信奉上帝的费玛把宇宙的创造者想象成一个具有中东血统的耶路撒冷商人，六十岁左右，身体瘦削，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被香烟和亚力酒[9]消耗得弱不禁风，下身穿着绽了线的棕色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并不十分干净的白衬衫，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他那瘦得皮包骨的脖子上，但他从来不打领带，脚穿一双棕色的破鞋，外套一件有些嫌小的破烂的老式夹克衫。这个造物主昏昏欲睡地坐在兹克伦摩西区他那个零星服饰用品商店门口的一张柳条凳上，面对着太阳，一双眼睛半睁半闭着，脑袋耷拉在胸前。一颗已经熄灭的香烟头挂在他的下嘴唇上，一串琥珀珠链僵在他的手指中间，手指上有一颗宽大的戒指，不时闪烁着光芒。费玛停下来，夸张地表示着自己的礼貌，犹犹豫豫地斗胆问道：我能否打扰阁下片刻，向阁下请教一个问题呢?老人布满皱纹的、苍老粗糙的脸上抽搐了一下，掠过一抹嘲讽的表情。或许只是一只嗡嗡叫的苍蝇?阁下能否屈尊思考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10]?伊万与魔鬼的辩论[11]?米佳的梦魇[12]?或者宗教大法官的一段经历[13]?不?阁下会怎样屈尊回答这个问题呢?虚空的虚空[14]?不知阁下是否又要诉诸古老的论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15]我是自有永有的。[16]老人好像打了一个饱嗝，散发出烟草和亚力酒的浓烈气味，举起两个像抹灰工那样坑坑洼洼的手掌心，然后把两只手掌心空着摊放在膝盖上。只不过他手上的戒指忽闪了一会儿，接着就暗淡了下去。他在咀嚼什么东西?微笑?打盹?费玛放弃了自己的请求。道歉之后，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不是奔跑，不是急急忙忙，然而却像正在奔跑、也知道自己正在奔跑、还知道奔跑是徒劳无益的这么一个人。

站在窗口，费玛看太阳奋力挣脱云层。一种难以描述的变化就要降临街道和山峦。与其说是一片光亮，不如说是各种色调的轻微的震颤，仿佛空气本身正在经受着犹豫和怀疑的折磨。充斥这帮人——尤里、茨维、特迪，还有其他人——生活的一切事物，激发他们的憧憬或者热情的一切事物，对费玛来说，就像花园里光溜溜的桑树下正在腐烂的枯叶一样可怜。这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块被遗忘的应许之地——不，不是土地，也不是应许的，更不是被真正遗忘了，只是正在向你召唤的什么东西。他问自己，如果自己今天就死，他会不会在意呢?这个问题没有在他心里激起任何反应：既没有激起忧虑，也没有激起欲望。死亡好像同瓦尔哈夫提格所讲的故事那样枯燥无味。然而，他的日常生活也是墨守成规、沉闷乏味，就和他父亲的说教一样。他顿时从思想上认同了老人，不是关于印度人身份的问题上，而是父亲说，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没有欢乐，也没有目的。施勒密尔和他的朋友确实值得同情，而不是嘲弄。可是，对他来说，他们到底是谁呢?当然，他，也就是费玛，脑袋里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智，只不过由于疲倦，他一时还不能发挥自己的这些才智。就像一个人正在等待精确的计时。或者正在等待捣毁地幔的一记重击。比方说，他可以辞去在诊所的工作，从老头子那里弄一千美元，乘一艘货船离开家园，到外面开辟新的生活。去冰岛。去克里特岛。去塞费德。他可以成天把自己关在马格迪埃勒的那家旅馆里，写一部戏剧。或者写一部忏悔录。他可以设计一套政治方案，挑选一些追随者，发起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将粉碎那种无动于衷的情绪，像野火一般席卷民众。或者，他可以加入某个现存的政党，花五六年时间投身公共事务，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让人们对国内局势有全新的认识，直至让最冷淡的心也被他震动，最后他就亲手掌舵，把和平带给这片土地。1977年就有一位平民，名叫兰格或者朗格，他奋力拼搏，通过选举进了新西兰议会，到1982年年底就大权在握了。[17]或者，他可以谈恋爱，要么就参与父亲的生意，把化妆品工厂逐渐转变成一个大型联合企业。要么，他可以迅速攀登学术阶梯，超过茨维和他的那帮人，当一个教授，开创一个新的学派。他可以再出一本诗集，让整个耶路撒冷都为之倾倒。“让整个耶路撒冷都为之倾倒”，多么荒唐可笑的表述。要么就把约珥赢回来。还有迪米。要么，他可以把这座废墟卖了，然后用所得的钱修复一幢位于上加利利群山之中一个遥远村庄边上的弃房。要么正好相反：找一帮建筑工人、木匠、装潢的师傅，把整座公寓翻修一新，把账单送给父亲，然后翻开新的篇章。

太阳忽然从吉洛山脉上空的流云里露出脸来，在其中一个山峦上撒下一片柔和的宝光。这一回，费玛并不觉得“宝光”这个说法有任何夸张的成分，但他宁愿不用。但不是在他大声说出“宝光”、感受到一阵内心回应和愉悦之前。他接着又说“就是这样”，于是，他又体会到了一种伴杂着嘲讽意味的愉悦。

楼下花园里的一片玻璃在燃烧着，好像它已经找到了方向，在示意费玛跟它走。费玛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父亲的话。去年的雪。一把尘土。然而，他说出来的不是“去年的雪”，而是“去年的骨头”。

伏在墙上一动不动的蜥蜴和厨房洗涤槽下面的蟑螂有何共同之处，又有何不同之处呢?表面上看，它们谁也没有浪费生命的财富。即使它们也逃脱不了巴鲁赫·农贝格关于没有感觉地活着、没有欲望地死去这一条铁的定律。但至少没有幻想着攫取权力、给这片土地带来和平。

费玛蹑手蹑脚地打开窗户，极力不惊动正在沉思的爬虫。即使朋友们和他自己都认为他是个手脚粗笨的傻瓜，他还是试着一声不响地打开了。此刻，他坚信小动物正在注视空中的某个点，而这个点也是他这会儿应该观看的。眼前的小动物带着一种焦虑和慈爱的神情从不到三英尺之外的地方凝视着费玛，它是从进化王国里哪一个遥远的省份而来呢?从远在词汇和知识产生之前，远在一度游荡于群山之间的那些国王、先知和救世主存在之前就到处都是向外喷发烟雾的火山、丛林、从地面升腾起来的水雾的哪个阴暗又原始的地带而来呢?像一个关心你健康的远房亲戚。对，一只完美的小恐龙，已经收缩到庭院蜥蜴一般大小。费玛似乎引起了小动物的好奇心，要不然它为什么在那里慢慢地左右摇晃着脑袋，好像在说：看到你我真是吃惊。或者，好像正在为费玛此刻不明智的行为感到遗憾，为自己无法帮他感到遗憾。

它确实是一个远房亲戚：毫无疑问，它属于这个家庭的一个遥远的分支。你我之间，伙计，我俩和托洛茨基之间，共同点远远多于不同点：头颈项脊椎骨好奇心食欲四肢性欲分辨明暗和冷热的能力肋骨肺衰老消化和分泌系统感受疼痛的神经新陈代谢记忆危险意识错综复杂的血管迷宫生殖机制设计成最终要自我毁灭的有限再生机制。还有具复合水泵功能的心脏和味觉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和逃亡隐藏伪装的天才和方向识别系统和大脑，很显然，还有孤独感。有那么多东西可以供我们讨论、比较、互相学习、互相传授。或许我们应该考虑把我们三人都联系到植物界的一种更为遥远的亲缘关系上。比如，把你的手放在一片无花果的叶子上，或者葡萄叶上：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它们在外形上的相似，否认手指、传输营养和排泄废物的纵生的导管和叶脉在扩展性上的相似。还有，谁能说在这种亲缘关系的背后，我们所有人和矿物质之间，或者我们所有人和无生命世界之间，是否潜藏着一种更为微妙的亲缘关系呢?这一点有谁能说得清楚呢?每一个活细胞都是由一团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这些无生命的物质其实并不是真的没有生命，而是每时每刻都在搏动着极其微小的电荷。电子。中子。或许也有一种既不能融合也不能分离的雌雄体模式?费玛笑了。他决定最好还是和一百年后站在眼下的窗户前面、也凝视着一只蜥蜴的年轻的约泽尔妥协。我对未来的约泽尔来说无足轻重，可能还不如一颗盐粒重要。我身体中的某种东西，一颗分子、一颗原子、一颗中子，有可能还真的留存于这个房间，有可能真的就留存于一颗盐粒之中。假如从现在算起的一百年后人们还在用盐的话。

但他们为什么不用呢?

要是可以把这些幻想说给什么人听听的话，迪米则是唯一的人选。

不管怎么说，让他的头脑充满先知、蜥蜴和葡萄叶总比充满用指甲油制成的炸弹要好。

忽然，蜥蜴蠕动着爬走了，将自己藏到阴沟里，要么就是阴沟后面。蜥蜴消失了，就是这样。福莱的《安魂曲》放完了，接下来的是鲍罗廷[18]的《波罗维茨人之舞》，费玛不喜欢这首曲子。耀眼的阳光刺得他两眼生疼。他关上窗户，开始找一件针织套衫，但是太迟了，他已经来不及拯救他的电水壶了。电水壶里的水烧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会儿正散发出一股烟味和烧焦的橡胶味。到底是上班的时候顺路把它带去修一下，还是去买一个新的，费玛看来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他自言自语道。

他嚼了一片胃灼热药片，做出了不予处理的决定。他给诊所打了个电话，告诉塔马他今天不去上班了。没有，他没有生病。对，他能肯定。安然无恙。对，有点私事。不，没有什么不舒服，他不需要任何帮助。不过还是谢谢你，请对他们说我很抱歉。他翻看着电话簿，你瞧，在字母T的下面，他发现在米瓦谢鲁特镇（这是一个郊区）竟然有两个姓塔德莫的，一个叫安妮特·塔德莫，另一个叫耶罗哈姆·塔德莫。

接电话的正是安妮特本人。费玛说：

“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昨天在诊所的接待员。埃弗雷姆。费玛。还记得吗?我们在诊所里聊过。我原以为……”

昨天的谈话安妮特记得很清楚。她说她非常高兴。她建议到市区见面。“一小时之后怎么样?一个半小时?你觉得合适吗，埃弗雷姆?我就知道你今天会打电话来的。你就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了。我就是有一种直觉。昨天我们见面时，噢，还有些话没有说完。那么，一小时以后行吗?就在萨维扬餐馆?不见不散。”

【注释】

[1] 托洛茨基（1879——1940），苏联托洛茨基集团领袖，十月革命后历任外交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后被开除出党（1927）、逐出苏联（1929），曾组成“第四国际”（1938），在墨西哥遭暗杀，著有《不断革命》等。

[2] 福莱（1845——1924），法国作曲家，作有钢琴曲、歌曲、室内乐曲等，代表作有《安魂曲》、声乐套曲《美好的歌曲》等。

[3] 拉马特甘，以色列城市，在特拉维夫东北。

[4] 士师，指在以色列历史中自进入迦南到君主制度成立前这段期间领导人民抵抗外侵的民族英雄。参见《旧约·士师记》。

[5] 这里指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的情况。战争爆发的第一天（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故又称赎罪日战争。

[6] 即黎巴嫩战争（1982——1985），指以色列国防军和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的战争。

[7] 墙上的字，喻指凶兆或灭亡前的预兆。典出《旧约·但以理书》五章。

[8] 十五子游戏，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投色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9] 亚力酒，一种亚洲产烈酒，用椰子汁、糖蜜、米和枣酿制。

[10] 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米佳、伊万和和阿廖沙分别是老卡拉马佐夫的长子、次子和幼子。

[11] 伊万与魔鬼的辩论，见《卡拉马佐夫兄弟》十一卷九章《魔鬼。伊万·费奥多罗维奇的噩梦》。

[12] 米佳的梦魇，见《卡拉马佐夫兄弟》八卷八章《梦魇》。

[13] 宗教大法官的一段经历出自《卡拉马佐夫兄弟》五卷五章《宗教大法官》。《宗教大法官》是伊万为了向阿寥沙说明自己的思想而杜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6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是实行宗教裁判所制度最可怕的时代。基督出现了，他使躺在小棺材中的一个七岁女孩起死回生，又使一个盲人老者重见光明。人们热烈地欢迎他。而宗教大法官看到基督后，却命令人们把基督作为破坏稳定和秩序的人囚禁起来。夜里，宗教大法官到牢房去看望基督，与基督谈话，但基督却痛苦地沉默不语。宗教大法官被这种沉默所震慑，放弃了清晨烧死基督的企图，把基督从牢房里放了出来。

[14] 见《旧约·传道书》一章二节。

[15] 见《旧约·约伯记》三十八章四节。

[16] 见《旧约·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17] 实际是指兰格，即戴维·兰格（1942——），新西兰政治家、总理（1984——1989），1977年进入新西兰议会，然后青云直上，于1983年成为工党领袖，其非核武器防御政策使他在1984年的大选中获胜，成为新西兰在整个20世纪最年轻的总理，在第二任中辞职。

[18] 鲍罗廷（1833——1887），俄国作曲家，作品具有俄罗斯民歌特色。其杰作《波罗维茨人之舞》是歌剧《伊戈尔王子》第二幕芭蕾场景中使用的一连串合唱与乐队曲。

第十章
费玛的宽恕和忘却

费玛在小餐馆一侧的一张桌子旁坐下，等了有一刻钟，然后点了一杯咖啡、一块蛋糕。他身边的一张桌子旁坐着议会的一位右翼成员，议会右翼成员的旁边坐着一位身材纤细、容貌俊秀、留着胡须的青年，费玛看他像一个争取在占领地创建犹太定居点的行动主义分子。年轻人说道：

“你们也都是阉人。你们忘了自己从何处而来，又是谁把你们安置到了目前的处所。”

他们压低了说话的声音。

费玛想起自己头一天晚上如何离开了尼娜家，如何在尼娜那里自取其辱，在特德的书房里又是如何自受屈辱，黑暗中在门厅里又如何使自己和约珥都感到难堪。事实上，这会儿要是能同这两个阴谋分子挑起论战那就再好不过了。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两个家伙撕成碎片。他估计安妮特·塔德莫已经改变了主意，已经另有打算，不会信守诺言了。她为什么非要信守诺言呢?她那丰满、圆润的体态，她的痛苦，她那朴素的像女学生一样的棉质连衣裙，所有这一切在他体内撩拨起一丝混合着自我嘲弄的欲望：她改变了主意也好，给你免去了又一次屈辱。

年轻的殖民者站起身，向前跨了两大步就来到费玛的桌旁。费玛吃惊地发现，年轻人的腰带上别着一把手枪。

“对不起，你也许就是做律师的布拉格先生吧?”

费玛考虑了一下，一时间他还真想给出肯定的回答。他对布拉格总是容易动情。

“我想我不是。”他说。

殖民者说：

“我们在约见一位我们从未见过的人。我刚才还以为就是你呢。对不起。”

“我不是，”费玛铿锵有力地宣布，好像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你们当中的成员。我觉得你们都是瘟疫。”

年轻人挂着一副纯真、甜美的笑容和一副犹太一家亲的表情。他说道：

“干吗不把诸如此类的说法留给敌人呢?是无缘无故的恨才让我们的圣殿[1]倒掉的。我们不妨改变一下，尝试一点无缘无故的爱，这该不会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伤害。”

想到论战就产生的一种绝妙的震颤像佳酿一般流遍费玛的全身，而且他舌尖上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尖锐辛辣的回答，但就在这时，他瞥见安妮特站在门厅里茫然四顾。他几乎有些失望。他迫不得已，向她挥了挥手，把殖民者放到一边。她为自己迟到了向费玛道歉。她在他对面一坐下来，他就说她来得非常及时，正好将他从真主党[2]手中解救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真主党从他的手中解救出来。接着，他向她阐明自己观点的实质。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该向她道歉，她还没来他就为自己点了东西。他问她想喝点什么。出乎他的意料，她说来一杯伏特加。然后，她向他详细地讲述她离婚的经过。此前，他们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且她认为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费玛给她要了一杯伏特加，又为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他还点了面包、奶酪和一块鸡蛋三明治，因为他仍然觉得饿。他还在听她讲她的经历，只不过是分神地听着，因为这时来了一个穿灰雨衣的光头男人，他在邻座坐了下来。想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布拉格先生。费玛觉得这三个家伙正在密谋分裂国家检察部，于是留神窃听他们的谈话。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但他对安妮特说，他简直无法相信她已结婚二十六载，因为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岁，一天也不多。

“你真可爱。”安妮特回答说，“你身上散发着善良。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听众，把我的经历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或许能够有助于我理清自己的思路。有助于我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旦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能理解的东西就越发地少了。你有这份耐心吗?”

那位政客说：

“至少，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时间：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

穿雨衣的男人，想来就是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说：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就像耶里和我一言不发地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安妮特说，“靠着栏杆，俯身看下面的花园和树木，肩并肩地挨着，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他抓住我，将我抛了下去。就像扔一个旧的柳条箱。”

费玛说：

“太惨了。”

接着又说：

“太恐怖了。”

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桌子边缘。费玛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到她的手上，因为她两眼又一次盈满了泪水。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殖民者说，“保持联系。不过打电话时要格外小心。”

“注意，”安妮特说，“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总有这样一些神秘的女人。反复无常，不可捉摸。她们像夜游症患者一样坠入爱河，又像小鸟一样飞向他方。葛丽泰·嘉宝[3]，玛琳·黛德丽[4]，丽芙·乌曼[5]，各种各样的荡妇[6]。女人内心的各种秘密啊。请不要取笑我在大中午喝伏特加。毕竟，你本人看上去并不是很开心。我让你感到烦吗?”

费玛唤来招待，给她又点了一杯伏特加。他自己则点了一瓶矿泉水，又要了一些面包和奶酪。三个阴谋分子起身准备离开。当他们打费玛的桌旁经过时，殖民者对费玛甜美地、圣徒般地微笑了一下，好像他能够看透费玛的心思，并宽恕了他。他说：

“再见，祝你一切如意。别忘了，等关键时刻到来时，我们大家都会在同一条船上。”

费玛在脑海中将这个时刻挪到魏玛共和国末日，将地点挪到柏林的一家小餐馆，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殉难者：卡尔·冯·奥西埃茨基[7]，库尔特·图霍尔斯基[8]。猛地，他彻底取消了在他脑海中的画面，因为这种比照是荒唐可笑的，差不多是歇斯底里的。他对安妮特说道：

“好好地看看他们吧。正是他们这帮家伙使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堕落。”

安妮特说：

“我可是已经堕落得不能再堕落了。”

费玛说：

“接着说下去。你刚才谈到了‘致命的女人’。”

安妮特把第二杯伏特加喝干了。她的双眼闪烁着光芒，话语中也不知不觉有了一丝卖弄风情的意味。

“埃弗雷姆，你身上有个优点，那就是，我在你面前并不真正在意我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我还真感到不习惯呢。通常情况下，当我跟一个男人讲话时，我感到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对我的印象如何。像现在这样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坐在一起，无拘无束地向他讲述我自己的经历，却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信号，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发生过。只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而已。你没有生气吧?”

当她用“陌生的男子”这个说法时，费玛下意识地笑了。她注意到他在微笑，于是就像一个受到安抚后破涕为笑的孩子一般冲他露出满脸笑容。她说：

“我刚才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没有男子汉气质，我只是想说，我在和你交谈时能把你当成哥哥。我们不得不忍受诗人写的那么多的狗屁胡话，忍受他们的贝雅特丽齐[9]、他们的大地母亲、他们的瞪羚、他们的雌虎、他们的海鸥、他们的天鹅，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但我告诉你，在我想来，做男人要比忍受诗人的狗屁胡话复杂一千倍。要么就一点也不复杂，只是令人恶心的讨价还价罢了。你跟我做爱，我就给你一点温存。或者只是温存的印象。既当娼又当娘吧。白天做一条小狗，夜里做一只小猫。有时，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男人喜欢性交，但憎恶女人。别生气，埃弗雷姆。我只是笼统说说。肯定有例外。比如像你就是。现在我感觉好多了，你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的样子让我感觉好多了。”

费玛向前倾过身体，为她点着她从手提包里拿出来的一支香烟。他在想：在大中午光天化日之下，在耶路撒冷的市中心，他们皮带上插着手枪，已经在那里四处逛荡了。疾病从一开始就潜伏在复国主义思想中吗?除了通过成为人渣的方式，犹太人就没办法重返历史舞台了吗?每一个饱受摧残的孩子长大后都得成为暴徒吗?在重返历史舞台之前，我们不已经是人渣了吗?我们是不是非得做残害者，要么就做暴徒呢?没有第三种选择了吗?

“二十五岁的时候，”安妮特继续说道，“在我谈了两三次恋爱、堕了一次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我认识了这位年轻的矫形外科大夫。一个文静、腼腆的男人，根本不像以色列人，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他小心翼翼地向我求爱，甚至每天都给我寄一封情书，但从没试图碰我一下。一个勤奋、诚实的男人。他喜欢为我搅咖啡。他认为自己是个平平常常、走中庸之道的人。作为一名资历较浅的大夫，他工作起来就像个疯子，一当班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要候诊，还要值夜班。他有一小帮知心朋友，那些朋友都很像他。他的父母是难民，像他一样有教养、识礼仪。认识不到一年，我们结婚了。没有任何波澜，没有任何动荡。他待我就像我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费玛差点儿就打断了她：可我们都是这样；这正是我们亡国的原因。但他控制住了，什么都没有说。他只不过刻意将安妮特放在烟灰缸边上、这会儿正在阴燃的香烟头小心翼翼地给掐灭了。他将自己的三明治吃完了，可仍然觉得饿。

“我们把各自的积蓄和父母给我们的零花钱凑在一起，在吉瓦特扫罗买了一个小套住房。我们买了一套家具、一个冰箱和一个电饭锅。我们一起选购窗帘。我们从没有发生过争执。彼此尊重，相互友好。他就是喜欢让着我，至少这是我那时的想法。友好是描述我们俩关系的恰当词汇：我们俩总是尽力待对方好。待对方公平。我们展开比赛，看谁做得更体贴。接着，我们的女儿出生了。两年后，我们的儿子也出生了。耶里自然是一个通情理、尽责任的父亲。始终如一。从不动摇。准确的用词应该是可靠。他乐意洗尿布，他知道怎样洗蚊帐，还从书本上学会了烹调和园艺。只要工作闲下来，他就带两个孩子到城里玩。一段时间之后，他在床上的功夫甚至也有了进步。渐渐地，他认识到我并不是玻璃做的，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偶尔在吃饭的时候他还讲上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养成一两个让我颇为气愤的习惯。都是没什么害处的小毛病，但他就是改不掉。比方说，用一根手指敲击东西。并非像大夫那样敲击病人的胸口。倒像敲门。坐在那里读报纸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敲击椅背，一下都停不了。好像他要竭力进到房间里去。他还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在浴缸里向四处洒水，一洒就是半小时，同时还不停地敲击浴缸上的瓷砖，好像正在寻找一个密仓。他还有一个习惯：你对他说话，他总习惯性地用意第绪语Azoy[10]回答你。我对他说我发现电费单上有个错误，他就说A z o y。我们家的小姑娘对他说她的布娃娃对她生气了，他就笑着说A z o y。我干预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偶尔也听听孩子们在跟你说些什么呢?他所说的还是那句话，A z o y。他还会通过门牙牙缝吹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口哨。也许既不是口哨，也一点不具讽刺意味，仅仅是撅起嘴唇将气流释放出来而已。我不知对他说过多少次他这样做会把我逼疯的，可他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他甚至似乎意识不到自己又做这样的事了。但诸如此类的习惯毕竟都是让人心烦的小毛病；你能够学会容忍这些小毛病。毕竟还有酒鬼丈夫、懒骨头丈夫、与人通奸的畜生、性变态者和疯子呢。不管怎么说，我自己说不定也养成了某些他不喜欢的习惯，只不过他从来不说罢了。对他压根儿就无法克服的习惯，像敲击东西和吹口哨之类，我没有理由大惊小怪的。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把阳台封闭起来，又做成了一个房间。我们一起去欧洲旅游，买了一辆小汽车，更换了当初购买的家具。我们甚至还买了一条德国牧羊犬。我们把双方父母都送进了一家私人养老院。耶里尽了自己的本分。他努力让我开心。他对我们共同取得的一切很满意。也许只是我认为这样。然而，他仍然吹口哨，仍然敲击东西，偶尔还咕哝一句A z o y。”

费玛在想：坦克将议会大厦团团围困，空降部队占领电台，上校们发动政变——这事不会在这里发生。在这里，我们只会慢慢地腐烂。一天一英寸。人们甚至注意不到灯光的熄灭。因为它们不会一下子熄灭：灯光将慢慢地变弱。要么，我们终将齐心协力，有目的地促成一次严峻的全国性危机；要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固定的危机时刻。他说：

“你描述得栩栩如生，我好像都能看得到。”

“我没有让你感到乏味?我又抽烟了，请你不要生气。说这些事情，我真的觉得不舒服。我的样子肯定很难看。我一直在哭。行行好，请你不要看着我。”

“恰恰相反。”费玛说。稍稍犹豫了一下，他又补充说道：

“你的耳环看上去也很漂亮。很特别。就像一对萤火虫。其实我压根儿就不晓得萤火虫是什么模样。”

“跟你在一起真是愉快。”安妮特说，“很久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么开心。尽管你几乎什么也没说，只是听我讲，在一旁理解。我们的两个孩子长大一些的时候，耶里鼓励我到耶路撒冷市议会找一份兼职工作。我们开始攒钱了。我们买了一辆新车。我们还梦想着自己盖一幢红瓦房，带一个真正的花园，地点在市郊，就在米瓦谢鲁特镇。晚上，孩子们都上床睡觉了，我们有时就坐在那里看美国出版的家政杂志，草拟各种各样的设计。有时，他用手指击打着我们的设计草图，好像要试试到底有多结实。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展露出音乐天赋，于是我们决定在这方面进行投资，供他们上音乐课，请家庭教师，送他们上音乐学院。夏天，我们一家四口就到纳哈里亚[11]的海滨去度假。到了十二月份，我们就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去埃拉特租一套平房。十年前，我们卖掉了他父母的套房，买下了我们现在居住的平房。到了星期六晚上，我们家通常就有好几对夫妇聚集在一起。埃弗雷姆，如果你觉得厌烦，不想听了，那就别不好意思，只管打断我好了。或许我讲得太琐碎了?后来，这位可靠的男人当上了所在部门的副主任。他开始在家里以私人身份为患者看病。这样，我们在米瓦谢鲁特镇购买一幢花园别墅的梦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我们两个于是都成了大理石、瓷砖和房顶瓦的专家，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些年来，除了一些表面上的争吵外，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丝阴影。或许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想法。每次争吵过后，我们都互相道歉。他说他对不起，我说我对不起，他还咕哝一声A z o y。接着，我们要么一起换床单，要么就一起做晚饭。”

五千男人，费玛想，我们当中要是有五千人拒绝到占领地服预备役——这么多就够了。整个占领计划就会崩溃。但正是这五千人结果都变成了房顶瓦的专家。那些杂种说得对，他们需要的只是争取时间。等她把自己的经历讲完，她就要跟我上床了。她在将自己一步一步向这上面引逗呢。

“有好几年的冬天，”安妮特继续说道，一丝狡黠的、凄苦的皱纹出现在她的嘴角，好像她能够读懂他的心思似的，“他每周都要到贝尔谢巴[12]过一夜，因为那儿的医学院邀请他去教授什么课程。他生活中是否出现了别的女人呢，这个想法我可从来没有过。我只是想象不出他能有这种想法。一个特别的原因是，这些年来他甚至在家中的消受也越来越少了，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还要个情妇干什么呢?正如我无法想象，比如说，无法想象他是个叙利亚特工一样。就是不可能。我了解他的一切。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接受了他的一切，包括那种讽刺意味的口哨。当然，我现在已经确信，那种口哨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口哨，也就绝对谈不上什么讽刺意味。从另一方面说——对你说这个我还真的觉得尴尬，但我确实想对你原原本本地讲清楚——八年前，那是在夏天，我到阿姆斯特丹去看我的一个表姐，在她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和一个比我小二十岁的金发碧眼的愚蠢的大使馆保安员产生了一段旋风般的恋爱关系。他在床上真像个野兽，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但那家伙很快就现了原形，是一个自恋的弱智。你听了说不定要哈哈大笑，竟然有人认为在女人肚皮上涂抹蜂蜜能让女人达到高潮。你想象一下！一句话，他只不过是个心理畸形的孩子罢了。连我家大丈夫的一根小指都比不上。”

费玛没等她说就又为她点了一杯伏特加。由于忍受不了饥饿的阵阵折磨，他又为自己要了一碟面包和奶酪。最后一次了。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耐心，一定要温和。不可以冲她猛扑上去。不谈政治。只是泛泛地谈谈诗歌和孤独感。最最重要的，是要耐心。

“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家中，心里充满了犯罪感。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对他忏悔，我很难抵挡这种冲动。可他没产生任何怀疑。恰恰相反。多年来我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孩子们一睡着，我们有时就躺在床上，一起读杂志。我们从杂志上学会了各种各样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妥协、体谅和让步给我们的生活涂上了一层单调沉闷的色彩。是的，我们并没有很多话题。毕竟，我对矫形外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一次又一次的沉默并没有让我们觉得沮丧。我们可以整整一个晚上就那么坐着，读杂志，听音乐，看电视。有时，在上床睡觉之前我们还会喝上一杯酒。有时，我酣睡一小时后就醒了，因为他无法入睡，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敲击床头边的架子。我请他停下来。他向我道歉，停止了敲击，接着我睡过去，他也躺下来睡着了。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互相提醒要坚持节食，因为我们俩都呈现出发胖的趋势。我是不是有点胖了，埃弗雷姆?你敢肯定吗?这期间，我们购买了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我们还雇了一个保姆，每周来帮忙三个上午。我们看望双方的父母——我俩把他们四个人都送到了同一家养老院。他曾到加拿大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没有带我去，但去法兰克福参加矫形外科研讨会的时候，他邀请我一同前往。在法兰克福，有一天晚上我们甚至还出门见识了一下表演脱衣舞的地方。我当时觉得特别反感，但这会儿想来，我当时这么对他说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应该闭口不言的。事实上，埃弗雷姆，如果我让你再给我点一杯伏特加，我真不敢想象你会怎么看我。再给一杯，不会多要了。太难受了。你可真是一位好听众。一个天使。我接着说吧，六年前，我们终于搬进了在米瓦谢鲁特镇的房子。这是我们自己建造的房子，和我们当时梦想的差不多一模一样，有供两个孩子单独居住的厢房，还有一个像阿尔卑斯山区山上小屋一样的三角墙阁楼卧室。”

还是一个长着勃起物的天使，就像一头犀牛，费玛想着，不觉暗自发笑，同时再一次感到，在怜悯的过程中他体内涌起了欲望，在欲望的过程中他体内又涌起了羞耻、愤怒和自嘲。想到犀牛的当儿，他又记起了早晨那个冲他点头的史前蜥蜴那一动不动的样子。他又想起尤内斯库[13]的《犀牛》。在提醒自己当心肤浅的比较时，他不得不笑了笑，因为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看上去不像犀牛，倒更像水牛。

“告诉我，安妮特，你就一点不觉得饿吗?我在这里一刻不停、狼吞虎咽地吃面包和奶酪，而你面前的蛋糕你连碰也不碰。我们看一下菜单好吗?”

可是安妮特充耳不闻，又点燃一支烟，费玛把服务员刚刚倒空的烟灰缸和为她端来的那杯伏特加给她递过去。“或者也来杯咖啡?”

“不用，真的不用。”安妮特说，“你让我感觉很愉快。我们昨天刚刚见面，但我现在的感觉就好像找到了一个哥哥。”

费玛在心里差点儿就说出了她丈夫的那句口头禅，A z o y。但他克制住了，差不多是下意识地，他将手伸到桌子对面，摩挲着她的脸颊。

“继续说，安妮特，”他说，“你刚才谈到了阿尔卑斯山。”

“我当时真是个傻瓜。瞎了眼。我还以为那幢新房子是幸福的象征呢。能住在城外了，我们当时是多么激动啊！景色美，安宁，静谧。一天下来之后，我们就走出房间，到花园里测量那些小树又长高了多少。然后，在夕阳的余晖里，我们就坐在阳台上看群山慢慢地变成黑色。差不多是不说一句话，但就像两个朋友一般。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就像一对已经毋需在语言上进行交流的战友，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觉得连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我觉得，他用手敲击阳台上的栏杆，那是他正用一种摩尔斯电码在传递什么信息，并等待我的回复。有时，他会透过眼镜上方看着我，同时将下巴颏垂在胸口上，脸上挂着一丝微微吃惊的表情，就好像我在他看来是一个陌生人，就好像我已经彻头彻尾地变了，然后，他轻轻地吹出一声口哨。要不是和他相识已有这么多年，我可能还以为他爱上了吹挑逗唿哨呢。现在我倒觉得，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明白他那种表情的意思。接着，我们的女儿应征入伍。一年前，我们的儿子也应征入伍，他进了军乐队。家里好像空荡荡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俩在十点半就上床睡觉。我们留一盏灯通宵亮着，这样，夜晚的花园就不会显得一片漆黑。两辆汽车默默地停在外面的车棚里。不过每周有两次例外，他要到医院值夜班，于是我就坐在家中的电视机前面，一直看到节目播送结束。最近，我开始学画画。这只是我个人的爱好。没有任何虚荣的想法。尽管耶里曾建议我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一位行家看看，以便知道它们是否还有些价值。我说，不管值钱不值钱，我对这个想法不感兴趣。耶里说，A z o y。后来我一下子明白了。有一天，那是六周前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当时要是闭口不说一句话就好了——我对他说：耶里，如果慢慢衰老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为何要担心衰老呢?衰老有什么不妥呢?他突然站起身来，对着墙上约瑟尔·布尔内[14]的《吃蝴蝶者》——你知道这幅画吗?——这是原作的复制品，有一次我过生日，他将这幅画送给我做生日礼物。他就这么着站在那里，浑身紧张，从牙缝里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像他刚刚注意到画面上有一个以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看到过的线条，他说：说说你的理由吧。我到现在甚至还没有思考过衰老的问题呢。他的嗓音有些异样。后背也有些突出，似乎僵硬起来了，驼起来了，就像鬣狗的后背。他的后脖子也有些异样，是那么红——我以前从来没注意到他的后脖子有多么红——让我恐惧地瑟缩成一团，跌坐到扶手椅里。出什么事了吗，耶里?是这样的，他说，我非常抱歉，可我得搬出去了。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务必要理解。二十六年来，我一直像一只驯服的狗熊，跟着你的指挥棒打转转；但现在我想改变一下，跟着我自己的指挥棒打转转。我已经租了一个小套。都安顿好了。除了我的衣服和书，还有那条狗，我什么东西也不带走。你务必要理解：我别无选择。我已经受够了撒谎。然后，他转身进了自己的书房，提着两个小提箱出来了——他肯定是夜里就把箱子装好了——然后径直朝前门走去。可是我做错什么啦，耶里?你务必要明白，他说，不是你，而是她。她无法再忍受那些谎言了。想着我被用作你的门前擦鞋垫她无法容忍。我呢，没她则不能活。我劝告你，他站在门口说，你不要刁难，安妮特。不要吵，也不要闹。这样做会让孩子们好接受一点。就当我被人杀了。你务必要理解，我快要窒息了。说完，他轻轻地敲击着门柱，对小狗吹了一声口哨，发动标致汽车，接着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过程所花的时间可能只有一刻钟。第二天，他打来电话，我把电话挂了。又过了两天，他又打来电话。我本想再把电话挂了，可我没有那份力量。我向他肯求着：回来吧，我保证往好里改。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我再也不那么做了。他用大夫的口吻，好像我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病人，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你务必要理解，一切都结束了。我哭了，倒不是因为我感到气愤，埃弗雷姆。我哭了，因为我觉得受到了侮辱和屈辱。两个星期前，他派来一个这么一点高的律师，但却礼貌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显然是波斯血统。他直挺挺地坐在耶里常坐的椅子里，他并不敲击椅子的扶手，也不从齿缝里对我吹口哨，让我倒有些诧异，接着他对我解释：你看，夫人，你从他那里将至少得到任何一个拉比法庭或民事法庭所能梦想判给你的两倍的财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提议，因为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夫人，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我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人，作为主动的姿态，他愿意把两人的共同财产立即悉数让给对方。当然，除了标致汽车和在埃拉特的平房。但其余的财产全是你的了，尽管他不得已地忍受了来自你这方面因素的所有折磨。如果他诉诸法庭，他会说自己受到了精神虐待，并获得全部财产。我那时压根儿就没听见他在说些什么。我央求那个类人猿告诉我我丈夫在哪里，只要让我见见他就行，至少让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但他对我解释，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了各方的利益，最好不要这样。他还告诉我，我丈夫和他的朋友当晚无论如何要去意大利，两个月之后才回来。再来一杯伏特加，就一杯，埃弗雷姆。我不会再喝了。我保证。我连香烟也没有了。我现在是为你落泪，不是为他，因为我这会儿记起了昨天你在诊所里待我太好了。现在，请你劝我安静下来吧，你对我开导开导，就说这样的事在以色列肯定是每隔九分钟左右就发生一次，或者类似的话。不要理会我在哭泣。事实上，我觉得好受多了。昨天从诊所回家之后，我就一刻不停地反复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他会不会打电话来?我有一种感觉，你会的，但我不敢指望。你不是也离婚了吗?你不是对我讲过你结了两次婚吗?你为什么要把她们甩了呢?你愿意跟我说说原因吗?”

费玛说：

“我没有甩她们。恰恰相反。”

安妮特说：

“不管怎样，还是要跟我说说。换个时间吧。今天就不说了。今天我听不进去。我只是需要你把整个原委都告诉我。我枯燥乏味吗?自私吗?以自我为中心吗?令人反感吗?你认为我的肉体令人反感吗?”

费玛说：

“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自己跟你十分般配。可我仍然情不自禁地觉得我俩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可是你瞧，安妮特，天气放晴了。耶路撒冷美丽的冬日啊，阵雨之间的太阳啊，好像天空这会儿正在唱歌似的。我们出去走走好吗?并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这么溜达溜达好吗?现在是四点半：很快就要黑了。如果我可以斗胆一次的话，我想对你说你是一个漂亮又妩媚的女人。请别误会。我们走吧?只是溜达溜达、看看晚霞好吗?你会觉得冷吗?”

“不了，谢谢。我已经占用你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事实上，可以。我们就溜达溜达吧。如果你不是太忙的话。真美，你刚才说的，好像天空这会儿正在唱歌，这句话真美。什么话只要经过你的嘴说出来就是那么美。你要向我保证，你这会儿并不指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这样你到时就不会失望了。你知道，我就是做不出来。你千万别在意。我不该说这个。对不起。我们就边走边谈吧。”

当天夜里晚些时候，费玛为没有及时换洗汗津津的床单感到羞愧难当、后悔不迭，他为家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安妮特感到十分尴尬，家中只有一块煎蛋饼、一只软塌塌的西红柿和父亲带给他的那瓶甜酒。他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脱下她外层的衣服，就像一位父亲在帮自己的女儿上床睡觉。他递给她一条穿过的法兰绒睡衣。从衣橱里把睡衣拿出来时，他嗅了嗅，犹豫了一下，可他再没有别的睡衣了。他把毛毯披在她身上，然后一边贴着她跪在冰冷的地板上，一边代散热器和床垫道歉，因为散热器供热不足，床垫又高低不平。她将他的手心朝她的脸颊拉过去，一时间，她的双唇触到了他的手臂。他慷慨地向她回报，一边揉搓、抚摩着她的长发，一边吻她的前额、她的眉毛、她的面颊、她的下巴，但不敢接近她的双唇。在抚摩她的当儿，他低语道：哭吧。别在意，没关系的。她不停地呜咽着，到最后脸都哭丑了，浮肿得像颗甜菜，这时，费玛关掉电灯。他十分小心地触摸着她的双肩、她的脖子，就这样磨蹭了一刻钟后，他顺着她双乳的曲线慢慢地滑下去，但他克制着自己，没有触摸两个乳峰。与此同时，他仍然一刻不停地吻她，慈父般地亲吻，他想通过亲吻把她的注意力从他的手指上分离出去，因为他的手指正在她的两膝之间滑动着。我感觉糟透了，埃弗雷姆，我感觉糟透了，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费玛咕哝着：你真了不起，安妮特，你让我觉得亢奋。这样说着，他的手指一点一点地挨近她的性器官，停下来，做好被排斥的准备。接着，他感到再清楚不过了，她已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困境中，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他在弄些什么，她断断续续地咕哝着，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她所遭遇的不公，这时，费玛便开始温柔地挑逗她，同时竭力排解脑海中她丈夫用手指敲击东西的习惯，直到最后，她叹息着，一只手搂着他的脖子，一边呢喃着：你真好。这一声呢喃使他获得了勇气，他开始触摸她的双乳，并把他的性欲集中在她身体的一侧，不过还是不敢用自己的身体摩擦她的肉体。他只是继续摩挲着她的身体，这儿摸摸，那儿揉揉，一边寻找她的衣带，喃喃地说着慰藉和安抚的话，但他自己却不听自己在说些什么。最后，他意识到他的耐心即将得到回报：他感到一阵回应的波动，一阵轻微的拱起，一阵战栗，尽管她仍在那里诉说，在伤心，在对自己和他解释她错在什么地方、她可能是怎样招致了耶里的憎恶、她如何委屈了丈夫和两个孩子，在黑暗中，她还向费玛坦白，除了阿姆斯特丹的那起风流韵事外，她还有两件风流韵事，是和他的两个朋友，自然是轻浮、愚蠢的行为，但这可能就意味着她目前是罪有应得。与此同时，他的那根手指找到了恰到好处的节奏，于是她的叹息中交织着呻吟；当他把自己的勃起物贴着她的大腿来回摩擦时，她也没有反抗。于是，费玛继续假装着她已悲痛欲绝，以致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内衣已被脱下。她的胴体还在回应着，她的两条大腿紧紧地夹着他那音乐家般的手指，她自己的手指则在那里摩挲着他的脖子。就在他断定时机已经成熟、正准备用肉体代替手指的一刹那，她的胴体突然弯得像一张弓，她发出了一声孩童般柔和、惊喜的叫喊。紧接着，她全身松弛下来。又一次放声大哭起来。她柔弱无力地用拳头连连击打他的胸脯，悲泣着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你为什么要羞辱我?在你之前我就已经饱受摧残了。然后，她冲他背过身体，像个婴儿似的哭起来。费玛知道自己太迟了。他错过了时机。刹那间，他的身体里翻腾起狂笑、愤怒、沮丧和自嘲，全都混合在一起：那一瞬间，他本可以将那个笑容甜美的殖民者一枪打死，还有那个律师和议员。这时，他对自己叫了声“白痴”。接着，他冷静下来，顺从了宽恕和忘却的需要。

他站起身，用床单盖住安妮特，温存地问她要不要再倒一杯甜酒。要不，给她沏点儿茶?

她狂暴地坐起来，紧紧地抓起那个脏兮兮的床单，将床单掩在胸前，摸索出一支香烟，忿忿然点着了之后说：

“你他妈是个混蛋！”

费玛一边掩盖自己那根让他害羞的犀牛角，一边折腾着穿衣服，他像个受罚的孩子似的咕哝着：

“我做什么啦?我对你可什么也没做啊。”

他知道，这些话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他差点儿就爆发出一阵冷笑，差点儿就咕哝了一句A z o y。但他克制住了，他主动道歉，他责备自己，他不理解自己究竟是怎么啦，和她在一起之后，他竟感到惊慌失措，忘乎所以，她有意宽恕他吗?

她像个愤怒的老太婆，背对着他，急忙草草地穿上衣服。她火爆地梳理着头发，擦干泪水，又点上一支香烟，叫费玛帮她叫一辆出租车，并对他说：从今以后再也不要给她打电话。他问她是否可以送她下楼，她单调、冷淡地回答道：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再见。”

费玛站在淋浴器下面。洗澡水半温不热的，差不多还是凉的，但他坚持着，将全身上下涂满肥皂，在喷头下就那么着待了很久。三个人当中，他沉思起来，真正的恶棍还是那个律师。然后，他穿上干净的内衣，愤怒地把所有肮脏的床单和浴巾，还有一条茶巾和一件衬衫收拢在一起，把它们统统塞进一只塑料袋里，然后把塑料袋放在前门附近，这样，明天上午他就不会忘了将它带到洗衣店去。在用新床单铺床的时候，他试着从门牙缝里向外吹口哨，可就是吹不出来。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这是那个俊美的殖民者说的话，但费玛颇为惊奇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话是对的。

【注释】

[1] 圣殿，古代以色列人崇拜上帝的中心场所，也是犹太民族的象征。

[2] 真主党，黎巴嫩政党和抵抗组织，致力于在黎巴嫩推行伊斯兰激进主义，因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组建。真主党仇视以色列和犹太人，组织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行动以及对以色列军队的游击战争。

[3] 葛丽泰·嘉宝（1905——1990），生于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女影星，以超群的美丽和卓越的演技出名，主演过二十四部影片，代表作有《急流》（1926）、《肉与魔》（1927）、《安娜·卡列尼娜》（1935）等，获1954年奥斯卡特别奖。

[4] 玛琳·黛德丽（1901——1992），美籍德国女影星，1930年主演影片《蓝天使》一举成名。

[5] 丽芙·乌曼（1939——），挪威裔著名演员，所演影片大部分由英格马·伯格曼执导。

[6] 原文中“荡妇”二字为法语。

[7] 卡尔·冯·奥西埃茨基（1888——1938），德国和平主义者、新闻记者，因揭露德国秘密重整军备遭监禁（1931），希特勒执政后再度被捕，死于狱中，获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

[8] 库尔特·图霍尔斯基（1890——1935），德国记者和讽刺作家。1933年，他的作品受到纳粹政府的攻击和查禁，他本人被剥夺德国国籍。1935年自杀身亡。

[9] 贝雅特丽齐，但丁《神曲》中一个理想化了的佛罗伦萨女子。

[10] A z o y，意第绪语译音，意为“可不是嘛”。

[11] 纳哈里亚，以色列西北部城市，位于地中海沿岸。

[12] 贝尔谢巴，以色列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和南部区首府。

[13] 即尤金·尤内斯库（1912——1994），法国荒诞派剧作家。

[14] 约瑟尔·布尔内（1920——），画家。生于维也纳。1937年移居澳大利亚。1950年起定居以色列。1980年获以色列绘画奖。

第十一章
直到最后一根灯柱

整理完待洗的衣物，他来到厨房清除安妮特留下的烟头。打开洗涤槽下面的仓门时，他发现了托洛茨基，那只蟑螂，正四脚朝天地躺在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垃圾桶旁边，死了。是什么杀死了它呢?没有任何暴力痕迹。说一只蟑螂饿死在我家的厨房里，这也是不可能的。想到蟑螂，费玛认定，蟑螂和蝴蝶之间的差异只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而已。在我们看来，蝴蝶象征自由、美丽和纯洁，蟑螂则象征一切令人恶心的事物。但这种变奏上的差异自然不足以构成蝴蝶和蟑螂之间地位悬殊的理由。那么，死因究竟是什么呢?费玛想起那天上午自己在托洛茨基头顶上挥舞着一只鞋，随即又改变了主意，但小动物居然没有做出逃脱厄运的任何努力。它当时可能已经病了，可他竟没有帮它任何忙。

费玛弯下腰，用报纸叠成的一个漏斗将蟑螂轻轻地铲起来。他并没有将蟑螂抛进垃圾桶。窗台上有一只花盆，里面什么花也没种，他为蟑螂在花盆里掘了一个坟。葬礼之后，他开始进攻洗涤槽里的一摞碗碟。他洗完了所有的盆子和啤酒杯。轮到那只凝结着厚厚一层油脂的煎锅时，他感到疲倦了，不愿擦洗它，于是当即决定，煎锅和其他的东西必须耐心等待，到明天再说。他无法沏茶，因为在他凝视进化的深渊、寻求一个共同特点的时候，电水壶早已烧干了。他去小便，但他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在中途就拽了一下拉杆，以鼓励自己潴留在膀胱里的小便快点撒出来。他又一次在比赛中失败了，他没等水箱重新注满就撤退了，并随手关了里面的电灯。一定要尽力争取时间，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想来你明白我这话是什么意思。

临近子夜时分，他穿上安妮特扔在小地毯上的那件法兰绒睡衣，钻到床上，享受着洁净的床单，一边阅读茨维·克鲁泡特金发表在《国土报》上的文章。他觉得这篇文章如同茨维卡一样，学究气十足，枯燥乏味，可他只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帮他尽快进入梦乡。把灯熄灭的时候，他记起了安妮特将大腿紧紧夹住他那根手指时从喉咙里突然爆发出的喊叫，那种欢愉、柔和的喊叫，那种充满孩童般亢奋的喊叫。欲望伴随着怨恨和委屈又一次涌上心头。距上次和女人睡觉大约已有两个月过去了，而现在他却连着两个晚上错过了两次机会，尽管他也确实将她们都搂到了自己的怀里。由于她们的自私自利，他现在是无法入睡了。刹那间，他觉得耶里，也就是塔德莫大夫，离开安妮特是正确的，因为他都被谎言窒息死了。差不多就在同时，他自言自语道：你是个混蛋。他下意识地开始用手慢慢地抚慰自己的阴茎。突然，他发现一个陌生人，一个温和、达理、其父母在目前甚至尚未出世的男子，一百年之后某个冬日的夜晚将住在这所房间的男子，正在黑暗中用一双似乎一半怀疑、一半好奇，但差不多是觉得好玩的目光审视着他。费玛放纵地喊叫起来：

“还用不着你来对我进行审判。”

接着，他又挖苦地补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一百年以后这里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一切都将会毁灭。”

他又补充说道：

“闭嘴，你！你刚才是在和谁说话呢?”

听到这句话，约泽尔和他都沉默了，他的欲望也慢慢地平息下来。与此同时，他体内勃发出夜间所特有的精力，他神志高度清醒，思维高度明晰，他感到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此时此刻，他有能力挑战萨维扬小餐馆的那三个阴谋分子，轻而易举地击败他们；此时此刻，他可以写一部史诗，成立一个政党，或者草拟一份和约。一个个词语和片言只语自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由于清晰和精确在那里闪闪发光。他掀开毯子，冲到书桌前面，这次他没有召集他的革命委员会举行子夜会议，他只用半小时就为周末报纸写了一篇文章，而且没有删除一个字，没有改动一个字。这是一篇针对在暴力显得司空见惯的时代中道德的代价和不道德的代价这个问题答茨维·克鲁泡特金的文章。这些日子里，各种各样的豺狼和准豺狼都在鼓吹一种原始的达尔文主义，他们吼叫什么在战争情况下，道德就像妇女和儿童一样，应该待在家里；吼叫什么只要能够对道德的负担不予理睬，我们就能够无所顾忌地消灭阻挡我们前进道路的任何人。在竭力用实用主义的论点反驳这一观点的时候，茨维陷入了僵局：如果我们继续像豺狼一样，他说，文明世界就要惩罚我们。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所有的暴虐政体最终要解体，要消亡，生存下来的所有社会和国家正是培育人文道德观念的那些社会和国家。从历史的观点看，费玛写道，与其说你在捍卫道德，倒不如说道德在捍卫你，如果没有道德，就连最凶恶的豺狼的毒牙也注定要腐烂掉。

接着，费玛穿上干净的衬衫和裤子，穿上从约珥那里继承过来的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再穿上大衣，这次，他的动作灵敏有加，没有被大衣的袖子绊住。他嚼了一片胃灼热药片，走到大街上，两步并作一步行，胸中荡漾着一种幸福的责任感。

费玛阔步走在大街上，好像伴着军乐队的鼓点。他感到那么轻松，那么清醒，全然察觉不到夜晚的寒气，陶醉于身边的宁静和空旷之中。湿漉漉的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耶路撒冷已经移交给了他，由他来保护，使其免受自身的伤害。黑暗中，一幢幢公寓庄严凝重地耸立着。所有的街灯都笼罩在黄色的薄雾之中。每个楼梯入口处的门牌号都在微弱的电灯光里闪烁着，电灯光又被门前所泊汽车的挡风玻璃朝不同的方向反射出去。自动化的生活，他想着，一种舒适又有成就感的生活，积累财富，荣誉，日复一日的吃饭、交媾，富人的金融习惯，堕落在层层肉褶下的灵魂，社会地位的各种程式。《诗篇》的作者写到：“他们心蒙脂油。[1]”这正是作者的意图所在。这就是与死亡不打交道的满足意识，它唯一关心的就是保持满足。安妮特和耶里的悲剧就在于此。正是那些饱受蹂躏的心灵才在那里年复一年无望地敲门，敲击没有生命的物体，乞求紧闭的大门重新打开。从上下门牙的缝隙里吹出嘲讽意味的口哨。去年的雪。去年的骨头。我们同雅利安人那边有什么关系呢?

你怎么样，我亲爱的总理大人?你都做了些什么?你今天又做了些什么?要么昨天呢?

恍惚中，费玛朝一只马口铁罐头盒踢过去，罐头盒在街道上乒乒乓乓地滚起来，把垃圾桶里的一只猫吓得跑了出来。你嘲笑可怜的塔马·格林威治，仅仅因为染色异常使她天生就是一只眼棕色一只眼绿色。你厌恶埃坦和瓦尔哈夫提格，但你又究竟比他们好多少呢?特德·托拜厄斯可是一个诚实、勤奋的人，从来就没有伤害过你，而你却无缘无故地对他粗暴无礼。换了另外一个在他这种位置上的人，是不可能纵容你的，甚至连家门也不会让你进。更何况由于他和约珥的努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用上喷气式汽车了。

你利用生命的财富都干了些什么?你做过什么有用的事呢?除了在请愿书上签名之外。

好像还嫌不够，你竟然没有必要地让父亲感到难受，是他养育了你呀，是他的慷慨大方每天让数十人蒙恩受惠呀。那个加沙的阿拉伯男孩被我们的人用枪击中头部身亡，你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你当时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你竟被那则报道的措词激怒了。还有，在深更半夜的街头，你被大雨淋得里外透湿，还一身污泥，是尼娜把你拉到她家，给了你光明，给了你温暖，甚至还主动向你献上她的身体，可之后你却那般羞辱了她。还有，你是那么憎恨那个年轻的殖民者，但他毕竟是别无选择，不得不别上一把枪，因为在夜间，甚至在你已经考虑到政府的愚蠢和群众的盲目这种情况下，驱车行驶于希布伦和伯利恒之间也确实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你要他怎么做呢?——把脖子伸出来等着被屠杀吗?还有安妮特呢，你这个道德的监护人?你今天都对安妮特做了些什么?她可是瞥了你一眼就信任你的女人啊。她相信你愈合创伤的能力，就像匍匐在某个正统派修道院里一位圣人脚下、向他倾诉衷肠的一位单纯的农妇。你有生以来喊你哥哥的唯一的女人啊。被一个陌生女人称为哥哥，你将来再也不会收到这样的厚礼了。她还不了解你就信任你，以至于让你脱掉她的衣服，让你抱她上床，称你为天使，而你却狡猾地装扮成圣人，以掩盖你的欲望。更不必说刚才受你惊吓的那只猫了。这些差不多就是你全部的最新业绩了，你这个革命委员会的首领，你这个和平的缔造者，你这个弃妇的安抚人。或许还可以加上两条：借故请假，没有完成的手淫。还有，这会儿还在盥洗室抽水马桶里漂流的小便，你给有史以来因肮脏而死亡的第一只昆虫举行的葬礼。

想着想着，费玛走到了最后一根灯柱旁边，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也是住宅区的尽头和耶路撒冷的尽头。向前延伸的便是一片泥泞的荒原。他感到一种冲动，他想继续往前走，一直走进黑暗，穿过干河，爬上山坡，只要他的力气能够坚持他就不停地前进，以完成他作为耶路撒冷守夜人所分配到的任务。但是黑暗中，从远处传来一阵狗吠，一颗流弹的响声，沉寂了一会儿又是一颗流弹的响声。第二颗流弹响过之后，乍起一股西来的微风，送来一阵奇怪的沙沙声和一种潮湿的泥土味。身后狭窄的街道上传来一种模模糊糊的敲击声，好像是一个盲人正在用手杖摸索着前进的道路。空旷的天空开始弥漫着毛毛细雨。

费玛浑身颤抖着，转身回家。好像是为了给自己施加苦行，他洗完了所有的碗碟，包括那只油腻腻的煎锅；他把厨房的台面擦了个干干净净；他把盥洗室的抽水马桶也冲洗了一下。唯一没做的事就是把垃圾送到楼下——因为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三刻了，因为他害怕外面那个在黑暗中敲击手杖探路的盲人。还有，干吗不留点事等明天再做呢?

【注释】

[1] 参见《旧约·诗篇》一百十九篇七十节。

第十二章
他和她之间的固定距离

在梦中，他看见了母亲。他梦到一个灰暗、废弃的花园，花园绵延在好几座矮山之上。有一块块干裂的草坪，草坪上长满了大鳍蓟。还有一些光秃秃的树和几个花坛。他下面的山坡上有一张破长凳，他看到母亲就在破长凳旁边。死神已把她变成一个宗教寄宿学校的女生。从身后看，她很年轻，一个虔诚的少女，穿着一件端庄的长袖连衣裙，连衣裙很长，盖住了她的脚踝。她正沿着一根生锈的输水管朝前走。每隔一段固定的时间她就停下来，弯腰拧开一个龙头。所有的喷水装置都不旋转，只是在那里冒出像薄雾一般的灰棕色水流。费玛的任务就是要跟着她下山，把她拧开的龙头一个一个地关掉。所以他只能从后面看她。死神把她变得轻盈又妩媚。使她动作优雅，但也带有某种孩童般的笨拙。在新生的小猫身上就能看到这种轻盈和笨拙的复合状态。他在后面喊她，喊她的俄罗斯名字利扎韦塔，喊她的绰号丽莎，喊她的希伯来名字叶利舍娃。没有丝毫作用。母亲没有转过身来，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于是他跑起来。每跑七八步他就得停下来，蹲下去，关掉一个龙头。所有的龙头都是由一种质地柔软、摸上去黏糊得就像海蜇一样的东西做成的，里面冒出来的不是水，而是一种黏糊糊的液体，摸上去就像鱼冻一样。他奔跑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就像一个体重超常的孩子，他呼喊着，呼喊声隐隐约约地回荡在灰暗的远方，不时和一种让人联想到绳索突然绷断的尖厉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可无论如何就是不能缩短他和她之间的固定距离。他陷入绝望的恐惧之中，他害怕输水管将永远没有尽头。但是在树林边，她停了下来，对他转过身来。她那妩媚的脸庞是一张被杀害的天使的脸。她的额头在月光下熠熠生辉。她塌陷的双颊像白骨般苍白。她那没有嘴唇包盖的牙齿在那里闪着寒光。她那根淡黄色的辫子是用干草编的。她的一双眼睛隐藏在盲人用的墨镜后面。在她那宗教学校的女生校服上，他能够看到已经干了的血迹，就在被铁丝刺穿的地方：她的两个膝盖，她的腹部，她的喉咙。好像她已经被做成了一个掏空内脏、装满填塞物的刺猬标本。她对费玛伤心地摇了摇头，说道：看看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笨蛋。她抬起手腕，用她那干枯的手指摘去墨镜。费玛吓坏了，他拔腿就跑。接着就醒了。

第十三章
万恶之源

在笔记本上记完之后，他起身站到窗户旁边。他看到的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在一根光秃秃的树干上蜷伏着一只小猫，它想爬得近一点，以便听听那群小鸟儿都在唱些什么。可别掉下来呀，朋友，费玛亲切地说。甚至伯利恒群山也像是近得触手可及。附近的楼房和花园都沐浴在清冷的光里。阳台、花园墙、汽车，经过昨夜一场雨的洗礼之后，一切都是那么晶莹夺目。尽管他睡眠时间还不足五小时，他仍然感到精神抖擞、充满活力。他站在镜子前面一边做操，一边不停地和收音机里那个正在播报七点钟新闻的女播音员辩论。女播音员在那里能够毫不犹豫地宣布叙利亚人正打算做什么，甚至还能提出一个简单的反击措施。费玛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轻蔑，他说：你可真是聪明到家了，女士。他觉得有必要再加一句：你瞧，外面的天气是多么可爱呀！天空这会儿正在唱歌。愿意和我散一会儿步吗?我们就沿街溜达溜达，我们就到树林里和干河中溜达溜达。在溜达的过程中，我要跟你讲解一下我们对叙利亚人真正应该采取的政策、他们的致命弱点和我们无知的所在。

他继续思忖着新闻播音员的生活：她得在一个冷酷的冬日的早晨起床，五点半就离开温暖的被窝，赶到播音室，及时播报七点钟新闻。试想有一天早晨她的闹钟没响怎么办?要么试想一下闹钟准时响了，但她经受不住诱惑，就是想在床上再偎依几分钟，而最后又酣睡过去，那该怎么办?要么，试想她的汽车由于天气寒冷无法发动，他的邻居就是这样，每天早晨都要对付那个发动机总是咳嗽的汽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可能这姑娘——费玛在脑海里想象着她的模样：个头偏小，脸上有雀斑，长着一双明亮、欢笑的眼睛，还有一头拳曲的金发——夜间就睡在播音室的一张折叠床上。就像医院里值夜班的那些大夫一样。她丈夫，那个保险推销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在孤寂的夜晚，他是不是在彻夜想象着她和电台技师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狂野场景呢?没有一个值得你羡慕的人，费玛断定。或许除了约泽尔。

正是因为约泽尔，费玛在刮胡子时才割破了脸皮。为了止血，他先用一张卫生纸，接着用一团棉絮，最后又用一块潮手绢，但都没有成功。这样，他忘了去刮下巴下面的层层褶皱。反正他也讨厌刮这个地方，因为那层层褶皱让他联想到肥鸡的嗉囊。他一边用手绢捂着伤口，好像他正在忍受着牙痛的折磨，一边穿衣服。同时得出一个结论：昨夜的丢脸也有它积极的一面，他至少用不着担心安妮特怀孕了。

在寻找他从约珥那儿继承过来的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时，他的目光突然瞥见一只小虫在扶手椅里闪闪发光。夜晚已经结束了，但还有某只愚蠢的萤火虫忘了熄灭自己，真的有这种可能吗?事实上，他至少有四十年都没看见过萤火虫了，根本不知道萤火虫看上去是什么模样。费玛像一个老练的猎手一样，诡诈地俯过身去，右手的动作如同闪电一般，先是张开，最后攥了一个拳头，以便不加伤害地抓住那只小生灵。人们都说他是个笨拙的粗人，但他的动作迅速又准确，正好驳斥了这个恶名。他松开手指，想看看抓到的究竟是什么。他思忖着会不会是安妮特的一只耳环，要么就是尼娜皮带上的一只搭扣，要么就是迪米玩具上的某个部件，要么就是父亲衬衫上的一只银质袖口链扣。经过一番仔细察看，他选定了这些可能性中的最后一种。尽管暂时存疑。

来到厨房，他打开冰箱，把持着冰箱的门，就那么若有所思地站在那儿。他被牛奶和奶酪后面那种神秘的闪光给迷住了，他在脑海里重新思考着他在夜里所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道德的代价”。他觉得没有理由改动这一标题。是有道德的代价和不道德的代价，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代价的代价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其他的一切问题都发端于这个问题。或者说应该是这样。包括我们在占领地上的行为。

费玛关上冰箱，同时决定今天早晨到外面吃早饭，到街对面沙因鲍姆太太家的小餐馆去吃早饭，他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不想破坏自己刚刚清理过的、现在是纤尘不染的厨房，另一方面是因为面包放的时间太长了，人造黄油则让他联想到梦中那些可怕的像海蜇一样的水龙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电水壶昨天烧坏了，没有水壶就无法冲咖啡。

八点一刻，他离开自己的公寓，并没有注意到紧贴在自己脸颊伤口上那团浸血的棉絮。但他确实记得要把垃圾带到楼下去，他也没有忘记要把装有昨夜写好的那篇文章的信封塞进口袋，他甚至还没有忘记要带上信箱的钥匙。在三个街区之外的购物中心，他买了鲜面包、奶酪、西红柿、果酱、鸡蛋、酸奶、咖啡、三只灯泡，以便日后备用，还买了一只新的电水壶。但他立即就后悔了，因为他没有检查一下，看看那只电水壶是不是德国生产的：他竭力避免购买德国的产品。让他庆幸的是，他发现那只电水壶是韩国的产品。打开所买的东西后，他又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不去沙因鲍姆家的小餐馆了，早餐还是在家里吃的好。然而，转念一想，韩国也是个以压制民权、以砸烂示威学生头颅而臭名昭著的国家。在等待壶里的水沸腾的当儿，他在脑海里再现朝鲜战争，杜鲁门、麦克阿瑟和麦卡锡时代，最后想到了广岛和长崎的毁灭。下一次的核武器劫难将不会由超级大国来挑起，将由我们在这里来挑起，他想。从我们的地区冲突开刀。叙利亚人将开着一千辆坦克入侵戈兰高地，我们将轰炸大马士革，他们则向我们的海滨城市发射一排导弹，我们接着就发射那团世界末日的蘑菇云。一百年之后，这里将没有一个生命。没有约泽尔，没有蜥蜴，也没有蟑螂。

但费玛排斥“劫难”这个词，因为“劫难”这个词也有可能和自然灾害如洪水、传染病以及地震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纳粹分子的所作所为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应该冠以一个符合事实的名字：谋杀。核战争也会是一种犯罪行为。“劫难”不行，“世界末日”也不行。费玛还排除了“冲突”一词，因为这个词或许可以用来描述安妮特和她丈夫之间的行为，或者是茨维·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助教之间的行为，但不能用来描述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血淋淋的战争。事实上，甚至连安妮特和耶里两人这一可悲的例子也根本不能用“冲突”这一无力的词语来归类。至于“血淋淋的战争”则是陈词滥调。甚至“陈词滥调”也是陈词滥调。你已经把自己弄糊涂了，伙计。

突然，他对自己在语言上的讲究感到讨厌起来。他一边大口大口地吞食着厚厚的果酱面包片，呷着第二杯咖啡，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当整个星球都被原子弹或氢弹摧毁了，我们用“冲突”来描述也好，用“劫难”来描述也好，用“世界末日”来描述也好，用“血淋淋的战争”来描述也好，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还会有谁能留下来去评判哪一种说法最贴切呢?所以，巴鲁赫所用的说法如“一把尘土”、“一杯腐臭的酒”、“一个飞逝的影子”都是正确的。议会中那个利库德集团[1]成员关于争取时间的建议也是正确的。甚至那位纵欲无度的播音员关于从中可以汲取教训的说法也是不无道理的。

但到底是什么教训呢?看在上帝的分上，是什么宝光呢?

去年的雪。去年的骨头。

我恨不得把他们俩都绞死。

看看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笨蛋。

你自己的问题，伙计。

这必定就是万恶之源，费玛独自在厨房里突然大叫起来，好像他得到了非同小可的启示，好像他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解决喷气式汽车难题的简易方法。这就是原罪。另一边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因为根本就没有你自己的问题、我的问题、她的问题、他的问题或他们的问题这些说法。全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瞧，韩国水壶里的水又烧开了，如果你不把插头拔掉，它就将遭受和它的前任一模一样的命运。究竟有谁要咖啡了呢?我已经喝了两杯了。不要喝咖啡了，你最好再到购物中心去一次，因为你虽然记得要在那个装有文章的信封上贴上邮票，并把信封塞进口袋，可你在买水壶的时候却忘了把信封从口袋里掏出来，并把它邮寄出去。你究竟要变成什么样子，先生?你何时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注释】

[1] 利库德集团，由贝京领导的以色列右翼政治联盟，1977年至1981年为以色列执政党，主要成员是以自由运动和自由党组成的加哈尔集团。

第十四章
弄清一位著名芬兰将军的身份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费玛来了灵感，他说了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故事说的是在“六日战争”期间，他被征召上前线去服预备役，他同一位画家和两位大学教授被抛在阿尔诺纳区边上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军方发给他们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部野战电话，并告诉他们不能睡着了。在相邻的那座山上，一些约旦士兵正在架设迫击炮和一顶机枪。他们从容不迫地做着这一切，就像军营里的童子军。他们准备就绪了，就趴下来，向费玛和他的伙伴们开火。“你们能猜到，”费玛问，“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吗?不，不是逃跑。也不想开火还击。不。干脆给警察局打电话，向他们告发这里有一群疯子正在朝我们射击。尽管他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座山上有人。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朋友还是熟人?我诱奸过他们的老婆吗?他们到底对我有些什么了解呢?我得叫警察赶快到这里来把他们修理一下。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国土报》上有条新闻，似乎暗示着政府立场稍稍有了一些缓和。是一种标志政府方面愿意重新思考官方路线中至少一个要素的信号。费玛从中看出对他关于小型运动理论的一种认证。因此，他将革命委员会召集到茨维卡在斯科普斯山校区[1]的讨论课教室，在早晨开一个短会。他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推迟飞赴突尼斯的计划。和平进程这次绝不会按贝京和萨达特[2]的风格以歌剧序曲的形式开始，而是一开头就要求双方都做出一些小姿态，这样或许能渐渐打破仇恨与愤怒的障碍。或许能够触动情感缓释的第一阵震颤。是乔伊斯的涟漪，不是莎士比亚的碎浪。不是剧烈变革，而是向性运动。建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意帮助解救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要么是也门的。我们给他们的突尼斯总部写封感谢信，借此在僵局上打开一条裂口。茨维希望美国方面来施加压力，这是错误的。尤里·格芬坚持认为形势在有所改善之前必定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观点也绝对是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表明，温和的左派虽然不说，但都倾向消极坐等，指望现实在将来会发生变化，而不愿站起来干点事情。哪怕是有限的事情也好。

他突然觉得非常渴望尤里站在眼前：他宽阔的双肩，他讲的笑话，他深沉亲切的笑声，他那年轻领袖的风度，他还有个庄稼汉式的习惯，就是搂着你的双肩，朝你的肚皮就是一拳，一边说着：过来，你这个萨尔曼·拉什迪[3]，你最近都躲到哪儿去了?然后，他偷偷摸摸地擤擤鼻子，又引人注目地将鼻子挤上一挤。你上一次换衬衫是在什么时候?是参加本·古里安葬礼那时候吗?然后又是老一套：好啦，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就接着干吧，就基督教各禁欲派给我们做个讲座吧。但首先请吃一片熏火腿。怎么，你在我们面前变成穆斯林了?

对尤里温暖的声音和身体的渴望使他产生了一种欲望，他想把自己苍白的手指放在他朋友那长满斑点、就像石匠那样粗糙的大手上，他想激发出智慧的火花，让讨论每到一个论点都弄上几个出人意料的来回。就像三周前在克鲁泡特金家一样，当舒拉谈到她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时，费玛打断了她，让在座的人都为之倾倒。他辩论说，我们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宿怨只不过是一个上百年的事件，仅仅是土地之争，然而真正的危险以前一直是、现在仍然是犹太人与基督教之间的鸿沟。尽管渴望尤里，但费玛却希望他仍然留在罗马。他拨了尼娜办公室的电话，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最后，秘书给他接了过去。电话里传来尼娜那种被香烟烧焦了的声音：是啊，费玛，但请你长话短说，我正在开会呢。他试图引诱她晚上一道出去，到猎户座电影院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影片的晚场。前两天晚上我真是出尽了洋相，他说，但今天晚上我会拿出我的最佳表现。你到时就能看得出来。我保证。

尼娜说：

“真是巧了，我今天要工作很长时间。不过，你可以在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给我打电话，就打到我办公室，到时我们再看情况。同时，费玛，你数数看你脚上一共穿了几只袜子。”

费玛并没有生气，而是在那里讲开了，他对她叙述他的新作要点，就是那篇关于道德的代价及背离道德的代价的文章，对她讲述持不同价值观的人对“代价”一词的不同理解。尼娜打断了他的话：这会儿我们恰巧在开会，屋子里全是人，我们换个时间再谈吧。他打算问会议是不是在讨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的问题，但他想了想，还是作罢，说了声再见。他在那里停了将近一刻钟，然后就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电话，跟他讲昨天晚上他针对他的文章所写的那篇文章。他暗暗希望打一场漂亮的电话胜仗：只消四五步就把他将死。可是茨维正要去上课，他已经迟到了。费玛，我们何不改日再谈呢?等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报上读到你的新福音时再说吧。

他猛然想起要给父亲打个电话，给他读一读有关印度的材料，迫使他承认错误，并告诉他，他落下了一只袖口链扣。除非萤火虫确实是安妮特的一只耳环。他决定最好还是放弃给巴鲁赫打电话的主意，免得他纠缠。

没有其他可以通电话的人了，费玛于是又在厨房里待了几分钟，一边拈起早餐时丢下的面包屑，以保持厨房清新的面貌，一边欣赏着熠熠生辉的新水壶。只要有一点意志力，他想，只要有一点精力，只要有一点苦干精神：掀开新篇章并非那么困难。得出这个结论后，他给约珥打电话。他希望接电话的不是特德。他把自己交给即兴灵感，灵感会把语言放到他的嘴巴里，告诉他该对她说些什么。

“这必定是心灵感应，”约珥喊了起来，“我正打算叫特迪给你打电话呢。你只比我们超前还不到半分钟。是这样，特迪和我要到飞机工业部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们今天晚上才能回来。我不知道具体要到什么时间。我们家的邻居会把迪米从学校接回来，并在剩下的时间里照看他。你能不能帮帮忙，下班后把他从她那里接回来?然后安排他上床睡觉，照看他，直到我们回家，好吗?你要留意他到时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口袋里我们家的钥匙没有丢。要是没你我们可就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特迪这会儿正在楼下喊我呢，他说他们已经过来接我们了。你真好。我走了。万分感激，我们夜里见。如果他睡不着，你可以给他服半片安定。冰箱里什么东西你喜欢就尽管吃。”

费玛喜爱“我们夜里见”这句话，好像这句话里有一个秘密的许诺。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竟如此得意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就开始整理床脚旁边的那一摞报纸和积满灰尘的杂志。他的目光落在耶霍沙夫特·哈尔卡比[4]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上，于是便读起来，一边思考着犹太起义[5]的失败。他认为，作者用我们当今时代来做类比可谓新颖独到，如果说在某些方面还过于简单化的话。

上班途中，他看到车上有一个妇女，是从某个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正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哭泣，边上有一个小姑娘，很可能就是她女儿，七八岁的样子，在那里安慰她。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他那样做不是带有什么目的的。”就在这当儿，“目的”这个词，好的目的，坏的目的，不带有什么目的，似乎突然间就包含了生存的一个秘密：爱情，死亡，孤独，欲望，嫉妒，光的奇迹，森林，山脉，平原，水——这些事物里有目的还是没有目的呢?你和蜥蜴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葡萄叶和你手掌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你的生命正在烧毁的水壶、死去的蟑螂和犹太起义的教训中一天天地滴漏，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滴漏”这个词，他多年前在帕斯卡的《思想录》中偶然读到过，给费玛的印象是极其妥帖，就好像帕斯卡是作了一番精心选择，在定夺之前深入研究了他费玛的生活，如同他自己也研究那个连生身父母都还没有出生的约泽尔的生活一样。坐在零星服饰用品商店前面一个柳条凳上正在打盹儿的那个干瘪的塞法尔迪[6]，他对帕斯卡的赌可能有什么想法呢?根据作者的观点，在这种赌中，赌者不可能输。只有赢家的赌能名副其实地称为赌吗?顺便问一句，这位大人是否愿意解释一下广岛或者奥斯威辛呢?要么解释一下那个阿拉伯小孩的死亡?要么解释一下以撒燔祭[7]和以实玛利燔祭[8]?要么解释一下托洛茨基的命运?我是自有永有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位大人缄默不语了。这位大人不说话。这位大人在打盹儿。这位大人在微笑。这位大人在窃喜。阿门。这样想着的时候，费玛坐过了站，他不得不在下一站下车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向司机表示感谢，同司机告别。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

到了诊所，他发现只有塔马·格林威治一个人。两位大夫到税务所解决什么问题去了，不到四点左右不会回来。“昨天，也就是你没来上班的一天，”塔马说，“真是把人忙得焦头烂额。可今天整个儿就清静了下来。除了接电话之外，无事可做。我们都可以来一场狂欢了。只不过你的衬衫纽扣扣错了。你缺了一颗纽扣。告诉我，费玛，东欧有一条河，由三个字母组成，开头的字母是B，你能想得到是哪条河流吗?”

她坐在服务台旁边他坐的那把椅子上，正埋头钻研一本纵横字谜杂志。她有一副像老军事长那样宽阔坚实的肩膀，身材矮胖，一张脸显得善良又率真，丝绸般的秀发柔软而有光泽。她裸露在外的每块皮肤都布满了雀斑。被衣服遮盖的其他部位大概也同样布满了雀斑。由于非同寻常的染色原因，她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眼睛是棕色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一种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的开心，相反，他感到疑惑，甚至感到有某种恐惧。他自己也有可能一生下来就长着一只父亲的耳朵和一只母亲的耳朵。他有可能从进化的深渊里被遗传上了蜥蜴的尾巴或者蟑螂的触角。卡夫卡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格雷高尔·萨姆沙，他有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9]，这个故事在费玛看来似乎既不是寓言，也不是讽喻，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塔马不了解这个故事，但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卡夫卡是一个贫苦的南斯拉夫人，在反抗官僚的战斗中被杀害了。费玛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就把卡夫卡的方方面面和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都给她说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已经吊起了她的胃口时，便趁势把《变形记》的故事梗概也对她叙述了一番。他告诉她，这部小说的希伯来文译本的书名翻译得不准确，但他没能解释清楚错在什么地方、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什么。

塔马紧盯着她的纵横字谜，头也不抬地说：

“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他是想说那个做父亲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杀人犯?或许他是想开玩笑，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我本人就处在与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的环境里。还没有哪一天他不开我的玩笑。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羞辱我的机会。事实上，昨天，你没有来这儿上班，他却压根儿没有侮辱我。他还算是把我当人来对待。他甚至还送了我一粒润喉糖。你能想得出一种由七个字母组成、结尾字母是L的鸟吗?”

费玛悄悄地给自己找到的一只橙子削皮：他很小心，没有割破手指，只不过把那只橙子弄得不堪入目。他递了几瓣给塔马，回答说：

“也许他昨天感觉不舒服，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你难道也得拿这个开玩笑吗?你难道看不出这让人有多么痛苦吗?你为什么不就这事和他谈谈呢?你就不能问问他为什么总对我那么残酷吗?”

“一定是seagull（海鸥）。”费玛说，“可你为什么一开始就和那个怪物搅和到一起了呢?他憎恨人类，尤其憎恨女人。”

塔马说：

“你务必要理解，费玛，这事由不着我。”

“脱身好了。”费玛说，“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你爱的呢?要么，也许你爱的并非是他这个人，而是爱你自己的这份单相思?”

“你在卖弄大道理。”塔马说，“当你尽力表现得聪明的时候，你恰恰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白痴，费玛。”

“对，一个白痴。”费玛说，他的嘴唇上绽开一丝腼腆的笑意，“我知道。不过，我想我已经为你找到了答案。Bug。”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塔马说，“你为什么就不安静一会儿，让我把这个纵横字谜做完呢?”

“Bug，亲爱的。由三个字母组成的东欧的那条河流。顺便提一下，从历史的观点来说，Bug河是……”

“打住，费玛。我难得说两句有关我自己的话，你为什么非得要改变话题，要从历史的观点来说呢?你为什么就不能倾听别人那么一会儿呢?我压根儿就插不上一句话。和别人谈话也总是这样。”

费玛向她道歉。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她的。他要为她沏一杯茶，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他就闭紧嘴巴，同蛤蜊一样。他要帮她做纵横字谜，再不卖弄大道理了。

可等他们一起坐下来喝饮料时，费玛就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开始向塔马概述自己的和平计划。今天夜里，就在今天夜里，他要召开内阁会议，他要狠狠心肠，向部长们描述一下为了拯救国家他们必须立即施行的外科手术。说到“外科手术”时，他的脑海中突然清晰地现出了加德·埃坦脸上像普鲁士人那样的傲慢表情。也许这是因为埃坦大夫不仅仅是个出色的妇科大夫，而且也是该诊所的麻醉师。一旦需要，他就可以给他自己的病人和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的病人实施麻醉。

塔马说：

“我的不幸，费玛，就在于我一刻都不能停止对他的爱。即使在他那里我连百万分之一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我也很早就知道他是个残酷的人、他讨厌我。我该怎么办呢?好多年了，我一直感到在他残酷的背后躲藏着一个受伤的小男孩，一个并不憎恨女人的孤独的小男孩，他害怕她们，他害怕第二次打击来临时自己承受不了。也许这只是一种粗鄙的揣测。要么，他依然爱他那位离他而去的妻子?也许他正在等着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他之所以那么恶毒，也许是因为他肚子里吞满了泪水。要么，你觉得我是爱情影片看得太多了?当他折磨我时，我常常感到他其实是在向我呼喊，就像迷失的小男孩那样。试着和你自己的感情辩论辩论吧。这是一个非洲国家的名字，由十一个字母组成，第三个字母是E，第八个字母还是E，是哪一个国家?”

费玛的两只眼睛透过敞开的门搜寻着疗养室，搜寻着接待区和服务台，好像他此刻正在为她的问题寻找答案。一台空调。一张德加画作的复制品和一张莫迪里阿尼画作的复制品。水基沙砾中种着两棵朴实无华的植物。一支白色的荧光灯管。铺满整个地板的淡绿色地毯。一只标有罗马数字的挂钟。一部电话。一个既挂外套又挂雨伞的架子。一只装满杂志的篮子。桌子上散落的几本杂志。一本蓝色的小册子：“骨质疏松——骨骼的加速变质：为妇女而写的手册。哪些妇女特别容易骨质疏松呢?高危人群：体重偏低的妇女。骨骼纤细的妇女。卵巢被切除了的妇女。接受过放疗因而不再产生雌性激素的妇女。从未妊娠过的妇女。有骨质疏松家庭病史的妇女。吃低钙食物的妇女。吸烟的妇女。缺乏体育锻炼的妇女，或者是酒精摄入过量的妇女，或者是患甲亢的妇女。”

他凝视着眼前桌上的另一份介绍性的小册子，这回是一本紫色的小册子。“我的小秘密……绝经期：荷尔蒙替补疗法。什么是绝经期?什么是雌性激素?雌性激素是如何产生的?绝经期开始阶段有什么显著表征?雌性激素减少会引发哪些变化?雌性激素和黄体酮的对照曲线图。什么是潮热?潮热什么时候到来?雌性激素、高血脂和心脏病之间是什么关系?在生命的这一阶段，是否有可能增强你对肌体所发生变化的感情承受能力?”

费玛看了这些大标题就觉得行了。同情的泪像决堤的洪水突然从他的双眼倾泻而出，不过并不是为哪个具体的妇女，比如尼娜、约珥、安妮特，或者塔马，而是为所有的妇女。人类的两性分割让他觉得是一种残酷的行为和一种无法修补的不公。他感到自己也参与了不公，所以，他也要负部分责任，因为有时他也意外地从其后果中捞到好处。接着，他对小册子上的标点符号斟酌了一会儿，想着怎样才能改得好些。将这些小册子愚蠢地放在这儿的人，不管是谁，就是忘了男人有时也会来诊所，包括有宗教信仰的男人：什么不育症啦，等等。诸如此类的小册子可能会让他们觉得尴尬的。妇女坐在那里候诊，一边看男人读这种文字，也同样会觉得尴尬的。接着，他想起把小册子散放在这里的人正是自己：在这之前他压根儿就没看过这些小册子。另外，尽管冒着招致尴尬和失策的危险，墙上和架子上还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照片、装饰品和纪念品，感激的病人在上面写着感谢词。所有赠品上的签名都是病人姓名的首字母缩写，要么就是名字加上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比如那只黄铜做的碟子就是卡梅拉·L赠送的。“永远感激献身医学、手到病除的全体医护工作者。”费玛没有忘记这个卡梅拉，因为有一天他听说她自杀了。尽管在他的印象中，她一直是个异乎寻常地勇敢、开朗的人。耶路撒冷市市长应该禁止“永远”这个词，至少在耶路撒冷市区范围之内。

他开始在脑海中梳理非洲地图，从北到南，从埃及到纳米比亚，接着又从东到西，从马达加斯加到毛里塔尼亚，就为了寻找那个正耽搁塔马做纵横字谜的国家。在梳理非洲地图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加德·埃坦，那个狂傲的像猫一样的北欧海盗，在非洲丛林和沙漠中孤苦伶仃地游荡着的一个凄惨的、没人疼爱的孩子。他就是找不到答案。他问自己，我们的后来人，百年之后将居住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约泽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那些人是不是也做纵横字谜呢?那些人也会遭受单相思的羞辱吗?那些人也会扣错衬衫上的纽扣吗?那些人最终也要终止分泌雌性激素吗?百年之后，被遗弃的孩子要继续孤苦伶仃地在赤道周围游荡吗?费玛能够感到悲哀正牢牢地揪着他。悲哀中，他想俯身拥抱塔马。将她宽阔的脸庞紧紧贴在自己的胸口上。摩挲她的秀发，她的头发在脑后收成一个光洁的髻，就像上一代人当中的拓荒者的发型一样。如果他提议她此时此地和他睡觉，就在疗养室的长沙发上，她无疑要惊恐不已，脸色通红，既而煞白，但最终她是不会拒绝的。毕竟，至少四点以前是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的。他能够让她体验到她平生从未享受过的快感，让她大笑，让她哀求，让她呜咽，让她喃喃地说出自己的要求，让她发出吃惊的低吟，让她发出这样的声音，在他体内也激发出他所知道的最最甜蜜的快感：利他主义的快乐。那么，如果她不漂亮怎么办呢?漂亮的女人只会让他自惭形秽、卑躬屈膝。只有那些没人要的、被人抛弃的才能够在他的体内激起他那慷慨的火花，而这种火花总要点燃起他的欲火。但是，如果她没有保护措施怎么办呢?要是她不在别的地方，却偏偏在这里，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怀孕了，那又怎么办呢?

他没有给她爱，而是给了她一只橙子，只不过他事先并没有检查一下，以便确认在他桌子下面的抽屉里有一只橙子。他补了一句，说她那件浅蓝色裙子把她的身材衬得很漂亮，她应当经常穿它。还有，他认为她的头发很美丽。这句话把她吓了一大跳。

塔马说：

“住嘴，费玛。这样说话不好玩。”

费玛说：

“我想这就像一条鱼：它第一次被人从水里捞出来时，才会意识到它需要活在水里。别放在心上。我只想告诉你我刚才并不是在开玩笑。关于你这件浅蓝色裙子和你的头发，我是怎么说的就是怎么想的。”

“你自己也特别可爱。”塔马怯生生地说道，“你知识非常渊博，你还是个诗人，诸如此类的。一个好人。可问题在于，你还是个孩子。你太幼稚了，简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有时候我都想在早晨过来一下，由我亲自给你刮胡子，免得你把自己给刮破了，把你的脸颊和下巴给刮破了。瞧，你今天又把自己给刮破了。你压根儿就是个婴儿。”

然后，两人面对面地坐着，差不多是一言不发。她聚精会神地解她的纵横字谜，他则从篮子里挑了一本过期的《妇女》杂志在那里翻看起来。他发现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位前应召女郎的故事，她嫁给了一位英俊的加拿大百万富翁，后来又离开了他，去塞费德和一群布拉特人——斯拉夫人后裔的哈西德派信徒待在一起。

一阵沉默之后，塔马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加德要我们把他的房间打扫打扫、收拾收拾。瓦尔哈夫提格要我们把镊子和内窥镜消消毒，还要把毛巾和白大褂给煮一下。只不过我这会儿就是不想动。我要先把字谜做完。”

“这事你就甭管了。”费玛热情地说，“你就像皇后那样静静地坐着吧，一切都由我来做。包你满意，你等着瞧吧。”

说着，他站起身，拿着抹布走进埃坦大夫的房间。他首先把那卷用指尖摸上去既毛糙又舒适的卷纸换掉。然后，他一边收拾药柜，一边琢磨父亲给他讲的那个有关铁轨长度和宽度的趣闻。他发现自己为那个以色列代表而感动：他拒绝向美国对手屈服，作出了辛辣的回答。仅从表面看，这件事显得荒谬可笑。事实上，那个美国人的立场才是真正荒谬可笑的。他的话暗示着他的一个主张：在铁道部长云集的国际会议上，各国代表的发言长度应该和所代表国家的铁路长度成正比。仿佛他这种隐含的主张有什么道理似的。如此粗鲁的想法在道义上站不住脚，在逻辑上也是荒谬的。顺着这条思路追下去的时候，他竟心不在焉地试图用他在埃坦桌子上看到的仪器测量自己的血压。或许正如他曾开玩笑地对塔马说过的，加德·埃坦有可能是昨天身体不舒服，因为他昨天居然没有对她蛮横粗暴地耍态度。费玛试图用空着的一只手把那个类似经文护符匣[10]的橡皮管绑到手腕上，可他的努力失败了，于是他就放弃了。他凝视着墙上的一幅彩色招贴画，那是一幅幽默画，画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男子腆着一个孕妇肚，怀里还抱着一个胖娃娃，父亲和娃娃的脸上都露出开心的笑容。上面写着：“孕宝160——你的维他命添加剂。服用方便。无气味。无味道。该领域的顶端产品。倍受美国孕妇青睐。只能严格按照医疗处方购买。”“只能”和“严格”这两个词有一个是冗余的，费玛想，可不知怎么的，他无法决定该删除哪一个。“顶端产品”这一说法给他的印象很拙劣，而“倍受美国孕妇青睐”又实在令人反感。

他一面走着一面将他想象中存在于诊察台上的一粒灰尘轻轻拂去。突然，他心里升腾起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在诊察台上两腿分开地躺上一两分钟，只是为了体验一下那种感觉。他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的冲动。他敢肯定，塔马的纵横字谜里必定有一处错误：含有十一个字母的非洲国家他只能想到South Africa（南非），但这个答案不合要求，因为它并不包含两个E。好像这个国家如果含有两个E，那么那儿的一切就都完美了！

费玛打量着用来帮助清除宫颈黏稠物的不锈钢内窥镜。他想象着那个暴露在外并被金属钳扩张开来的神秘入口，隐隐约约地感到一阵反胃。他发出一种透过紧咬的齿缝吸气的声音，就好像他被烫伤时却坚持着不发出尖叫。在内窥镜旁边一丝不苟地摆放着长刃剪刀、镊子和宫内节育环，都密封在消过毒的塑料袋里。医务台左后方的一个小担架车上放着吸附泵，费玛知道这个吸附泵是通过吸附的方法来终止孕妇妊娠的。他想，这是某种倒置的灌肠器，做女人是一种无法修补的不公，这种冷酷的想法让他不寒而栗。

他们怎么处理那些胚胎呢?把它们装进塑料袋，然后丢到每天下班前他或塔马必须倒空的那些垃圾桶里吗?成了胡同里猫儿的食物?要么，他们就放到厕所里冲走，然后用消毒剂清洗一番?去年的雪。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11]

一个小架子上放着复苏设备，是一只氧气瓶和一只氧气罩。旁边是麻醉设备。费玛打开电热器开关，等着电热丝发热变红。他一边数着输液袋，一边试图读懂印在输液袋上面葡萄糖和氯化钠的分子式。他举着抹布，在那里思考麻醉和复苏、生殖和死亡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究竟如何彼此会聚到了一起。这其中有着某种荒唐的东西，某种无法忍受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他可说不上来。

过了一会儿，他镇定下来，用抹布轻抚超声图记录仪的显示屏。超声图记录仪的显示屏与特德的电脑显示屏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特德问他“截稿期”用希伯来语怎么说，可他就是想不出答案。他唯一能够想得起来的对等词听上去牵强无力。“无气味，无味道。”就像倍受美国孕妇青睐的那种顶端产品一样。与此同时，他碰翻了一摞子堆得整整齐齐的透明乳胶手套，这些手套是一家名叫波拉克的公司所生产的，每只手套都密封在同样透明的经过消毒的包装袋里。他一边小心翼翼地把那一摞塑料手套重新理好，一边问自己，这种透明在这儿无处不在，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水族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最后，他到了附属生活设施间，那是用乳浊玻璃封闭阳台所形成的一种开式小房间。他把一堆毛巾放进洗衣机，又把抹布塞了进去，把使用说明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连自己也感到吃惊，他竟然让洗衣机运转起来了。在洗衣机的左边是消毒柜，消毒柜的一面印着英文的使用说明：摄氏二百度，一百一十分钟。费玛决定暂时不打开消毒柜，尽管里面已放有两三把手术剪和几把镊子，还有一些不锈钢碗。或许他觉得这么高的温度有让人致命的危险。来到盥洗室，他呼吸着消毒剂散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鸡尾酒味，顿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他试图排空膀胱里的尿液，但失败了，可能是想到了那些溺婴的缘故。他忿忿然放弃了小便，咒骂着自己的生殖器，拉好裤子的拉链，又来到塔马身边，继续他俩刚才的谈话。“为什么不与他一刀两断呢?对他的粗鲁不理不睬不就行了吗?从现在开始就对他不做任何表示，只有完全彻底的冷漠，这还不行吗?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擦过了、收拾好了，把洗衣机也打开了。只当他是个子虚乌有，这就是对付他的办法。”

“我怎么可以那样呢，费玛?我爱上他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理解呢?但有一件事我应该要做，真的：我不该愁眉苦脸的，倒应该扇他几个耳光。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他正在等着我去扇他的耳光。我想扇耳光或许对他有好处。”

“可事实是，”——费玛咧嘴笑着——“他着实自作自受，理应要遭你扇一耳光。瓦尔哈夫提格说什么来着?‘就像在文明国度里一样。’我倒真乐意看到这一场面。尽管原则上我并不热衷暴力。噢，我给你找到了。”

“给我找到了什么?”

“你的那个非洲国家。试试Sierra Leone（塞拉利昂）。我没有开消毒柜，因为消毒柜里面差不多是空的。浪费电。”

塔马说：

“不要再爱他。这将是拯救我的唯一办法。就那么戛然而止。但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你什么都懂，费玛。这个你也知道吗?”

他大笑起来，耸了耸肩膀，嘴里咕哝着什么，然后又后悔不该这么说，最后，他定了定，说道：

“我对爱情知道什么呢?以前我常觉得，爱情是残酷与怜悯的交会点。如今我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扯淡。现在看来，我以前似乎什么也不懂。但我也会自我安慰，我这样想：很显然，其他人比我懂得甚至还要少。没关系的，塔马，尽管哭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哭出来你会感觉好受些的。我来为你沏杯茶。千万不要在意。百年之后，爱情和痛苦将和恐龙有着同样的结局，和血仇、圈环裙和鲸须紧身褡有着同样的结局。男女之间将通过交流小小的电化脉冲的方式来进行性生活。那样将不会有任何差错。你想就着饼干喝茶吗?”

沏好茶之后，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他对她讲各国铁道部长在一起开会的那个故事，并向她解释为什么在他看来科恩先生是对的，而史密斯先生是错的，直到最后，她一边含泪一边露出朦胧的笑意。在服务台的抽屉里，他找到了一只卷笔刀、一支铅笔、几只回形针、一根直尺和一把裁纸刀，可就是没有了橙子，饼干也没有了。塔马说，没关系，谢谢。她已经感觉好多了。他总是这般好心肠。她那凸出的亚当的苹果[12]与其说是有趣，似乎更具悲剧性。由于这种悲剧性的感觉，他开始怀疑后来的人，就是约泽尔和他的朋友们会不会真要生活得比我们更有理性。顶多，残酷和愚昧将采取更加微妙和老练的表现形式罢了。对那些意识到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的人来说，喷气驱动的汽车又何用之有?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13]”，《圣经》里的这句话使他感动不已，使他痴迷，以致他不得不对自己呢喃着这句话。突然，他感到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一个宏伟壮丽的、让人陶醉的乌托邦竟裹在这句普普通通的日常话语里。他决定不把这事告诉塔马，免得她在伤害的基础上又增添侮辱。

塔马说：

“喂，油汀里的煤油快要空了。你在那里自言自语干吗?”

费玛说：

“我把加德房间里的那只电热器打开了。可我压根儿就没到阿尔弗雷德的房间里去。我马上就办。”

接着，他领会了对方的要求，赶紧出门去把油汀里的煤油加满。当他重新回到房间时，天空中雷声隆隆，一阵紧似一阵，似乎一场坦克鏖战已经开始了。费玛猛然想起一句经文：“他摸山，山就冒烟。”[14]他这会儿差不多就能看到这种情景了。他颤抖着。从楼上的公寓里传来大提琴的声音，缓慢、庄严、柔和，两个沉重的乐句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尽管才三点半，可房间里已经非常昏暗，塔马不得不打开电灯开关，否则就看不清她的纵横字谜了。当她背对着他站在那里的时候，费玛下定决心要站到她身后，拥抱她，将她疲惫的脑袋埋在他的脖弯里，关掉彼此思想的闸门，吻遍她的脖根。她的秀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可爱的小髻，这个发髻一下子就能松开，使全部的头发垂下来。他也要吻遍她的秀发的根部。但他转念一想，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于是他们在一起又花了一些时间试图弄清一个著名的芬兰将军的身份，这个将军的名字由十个字母组成。这时，费玛认识到，说到底，他自己并不是杰出领袖这块材料做成的，他没有能力创造历史、结束战争、治愈被怀疑和绝望耗尽力量的普通百姓的心灵伤口。他听任自己的这种想法泛滥着。但接下去的想法又让他得到了些许安慰：现在当权的领导人也不是这块材料做成的。甚至比不上我。

【注释】

[1] 斯科普斯山校区，以色列最著名的大学希伯来大学最早的一座校区。

[2] 萨达特（1918——1981），埃及总统（1970——1981），和平解决埃以冲突，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共获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后遇刺身亡。

[3] 萨尔曼·拉什迪（1947——），英国作家，生于印度孟买，其长篇小说《撒旦的诗篇》激起了穆斯林世界的强烈义愤以及一系列外交纠纷，并招致暗杀威胁，因此一度隐藏自己的行踪。

[4] 耶霍沙夫特·哈尔卡比（1921——1998），以色列将军、希伯来大学教授，从事政治学和战略研究，在政治学、战略研究、核战争与和平、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的立场等方面写过多部著作。

[5] 犹太起义，通指犹太人反抗罗马统治的两次大起义。这两次大起义分别发生于公元66年和公元132年，后均遭惨重失败。

[6] 塞法尔迪，西班牙系犹太人。源自希伯来语，原指第一圣殿被毁后犹太人的流散地。中世纪时指西班牙的犹太人。1492年被驱逐后迁居北非、意大利、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尔干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等地。后与葡萄牙被逐犹太人汇合。在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波尔多、巴约讷以及西欧、西印度群岛、北美等地均建有社团。在希伯来语口音、礼拜祷词、律法传统和宗教礼仪上与阿什肯纳齐（参见二百八十三页关于“阿什肯纳齐”的注解）有所不同。在地中海沿岸各国，操拉第诺语。人数少于阿什肯纳齐，大多居住在以色列。以色列国大拉比院由两系犹太人各设一名大拉比组成。

[7] 以撒是古以色列民族的先祖、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独生子、雅各的父亲。《旧约·创世记》二十二章记载，亚伯拉罕在年满一百岁时，蒙上帝赐福，妻子撒拉生了独生子以撒。因以撒为父母年老时所生，父母对他非常珍爱。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曾在以撒年少时让亚伯拉罕将其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遵命而行，显示出他对上帝的绝对顺服和忠心，于是上帝就让他用山羊替代以撒献上。

[8] 在伊斯兰教里，亚伯拉罕是将以实玛利而不是将以撒献作燔祭的。

[9] 英文版中此处为cockroach（蟑螂），但因《变形记》中文本中通译为“甲虫”，此处保留“甲虫”的译法。

[10] 经文护符匣，指两个成对、内装写有特定经文的羊皮纸条的小匣，由犹太男子佩戴，一个在左臂，另一个在额部，用以提醒佩戴者遵守律法。

[11]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

[12] 亚当的苹果，即喉结。

[13] 《新约·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上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14] 《旧约·诗篇》一百〇四篇三十二节上说：他看地，地便震动；他摸山，山就冒烟。

第十五章
临睡前讲的故事

迪米·托拜厄斯是一个白化病患儿，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长着一双红色的小眼睛。他已经十岁了，但看上去显小。他沉默寡言，但说起话来却文质彬彬的，语句条理清晰，连大人有时都为他那非同凡响的术语和文雅率真的样子感到吃惊。费玛觉得他自己能从中捕捉到一丝讽刺的意味。他爸爸有时把他称为黎凡特[1]的爱因斯坦，可约珥却抱怨说她养了一个诡计多端、连父母也要受其操纵的孩子。

他坐在客厅里，一言不发地蜷缩在他爸爸那个宽阔的扶手椅的一角，看上去就像丢弃在公园长凳上的一只细长的包裹。费玛试图诱导他说出到底哪儿不舒服，但徒劳无功。整个傍晚，迪米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他的一双兔子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巴。他渴不渴?他要一杯牛奶吗?果汁?费玛认定这孩子口渴难当，需要流质的补充。要么，来点儿冰水?一杯威士忌?

迪米说：

“住嘴。”

费玛能肯定自己此刻的做法不对，可他压根儿就想不出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于是，他打开一扇窗户，让外面清凉的空气吹到房间里。接着，他又突然想到这样有可能会使孩子患上流感，于是连忙将窗户关上。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矿泉水，然后回到客厅来喝，他可能是希望迪米会跟他学，也来喝点什么东西。

“你肯定不渴吗?”

迪米微微抬起他那苍白的脸，惊愕地看着费玛，就像在看一个陷入困境但你又无法给他帮助的大人。费玛又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

“那好，我们来玩扑克牌吧。要么，下一局强手棋[2]怎么样?要不和我一块儿看新闻?给我示范一下你们家的这台电视机怎么打开。”

“你摁按钮好了。最上面的那个。”迪米说。接着，他又补了一句：

“你不应该唆使孩子喝酒。”

费玛说：

“当然不应该。我刚才这么做为的只是引你发笑呢。告诉我，你这会儿想做些什么。我来模仿一下沙米尔和佩雷斯好吗?”

“不。我都已经告诉你三遍了。”

费玛建议一起讲冒险故事、玩电脑游戏、说笑话、来一场枕头打闹战、玩多米诺骨牌，但他的建议都是白搭。有什么东西正压在孩子的心上，尽管费玛在那里查问他学校的情况，查问他下午在邻居家的情况，问他累不累，是不是肚子疼，问他美国的太空计划，他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住嘴”。这会不会就是扁桃体炎的前兆呢?肺炎?脑膜炎?费玛自己也挤到扶手椅里，迫使这个皮包骨的挑战者越发往角落深处蜷缩。他用一只胳膊搂住孩子那柔弱的双肩，执着地问：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迪米说。

“身上哪儿疼吗?”

“不疼。”

“我们俩在一起稍稍疯一点好吗?要么，你这会儿想上床睡觉吗?你母亲说过要给你服半片安定。你想听我给你讲个故事吗?”

“你已经问过了。”

费玛觉得忐忑不安。一件棘手的事，一件严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事正在他的眼前发生，而他此刻却一筹莫展。如果特迪此刻在这儿，他会怎么做呢?他将手指伸进白化病患儿的头发里抚摩着，一边咕哝着：

“但你显然感到不舒服。他们把安定放在什么地方?告诉我。”

迪米从他的抚摩中退缩出来，然后就像一只正在休息却突然被惊醒的猫儿那样溜开了。他踉踉跄跄地跑向另一只扶手椅，把自己埋在一堆靠垫中，只露出脑袋和一双鞋。他的一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背后眨巴着。

费玛的焦虑开始变成惶恐，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他说：

“我要给你叫个大夫。但首先我们要量一量你的体温。他们把温度计放在哪儿了?”

“别在那里耍小丑了。”迪米说，“你干吗不看看新闻呢?”

好像有人扑面给了他一拳，费玛狂乱地跳起来，试图把电视机打开，可他摁错了按钮。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丢丑了，他后悔溺爱了这个孩子，于是对他吼叫起来：

“我给你六十秒的时间，你想好了再告诉我到底是哪儿不舒服，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

“那你走好了。”迪米说。

“很好。”费玛厉声说道，一边还试图模仿特德的严厉态度，甚至他的口音，“我这就走。好。但在我走之前，我给你四分钟时间做上床睡觉的准备，就四分钟，这儿有钟。不许吵闹。要刷牙，要喝一杯牛奶，要换睡衣裤，服安定，等等。不要再搞什么荒唐表演了。”

“搞荒唐表演的人是你。”迪米说。

费玛走出客厅，来到特德的书房。他无意把这个生病的孩子撇在一边。但另一方面，他又不知道如何收回他的最后通牒，于是，他在特德电脑前面那把铺着坐垫的椅子上坐下来，也没有开灯，在那里敦促自己做一番理性的思考。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孩子生病了，立即需要治疗；要么，这孩子是在故意折磨他，使他费玛这会儿的一举一动就像小丑。突然，他觉得自己对这个面色苍白、饱受折磨的挑战者充满了无限怜悯。对他自己也充满了无限怜悯。“他俩甚至都没劳神丢一个电话号码。他们这会儿很可能正在特拉维夫过夜呢，正在一家富有异国情调的饭店或者夜总会里狂欢呢，连想都想不到我们。如果某件可怕的事即将发生该怎么办?我怎样才能同他们取得联系呢?如果他已经吞食了什么东西该怎么办?要是感染了一种致命的病毒呢?阑尾炎?小儿麻痹症?要么，也许这会儿遇到麻烦的正是他的父母?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发生了撞车事故?要么，恐怖袭击?”

费玛决定去问问楼下的邻居。转念一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能对她说些什么，而且也害怕再一次丢丑。

于是，他局促不安地回到客厅，哄着迪米说：

“你生我的气吗，迪米?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呢?”

一丝疲惫老人的暗笑掠过孩子的嘴角。他用实事求是的口气对他说道：

“你烦死我了。”

“既然是这样，”费玛说着，一边拼命克制重新涌上心头的一股怒潮，拼命克制想给这个诡计多端、傲慢无礼的家伙来一个小小的耳刮子的强烈冲动，“你就让你自己被烦死吧。晚安。我已经对你失去兴趣了。”

但他并没有离开，而是狂热地将手伸向书架，把手指碰到的第一本书从书架上拽了下来。原来是一本橙黄色的布面装帧的大部头英文著作，讲的是18世纪或者19世纪的阿拉斯加史。他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在那里草草地翻看着，至少要尽力领会全部插图的内容。他决心不去理会那个小敌人。可他就是不能集中精力。他时不时地瞅一眼手表。每次看表的时候，时间总是九点二十五分，他恼极了，不仅因为时间似乎在那里永远停滞不前，而且因为他错过了电视上的新闻。灾难的感觉就像磐石一般压在他的胸口。一件糟糕透顶的事即将发生。这件事将令你追悔莫及。这件事将每天、每年都在困扰着你，而你还在那里无谓地希望将时钟拨到眼前的这个时刻，以便纠正这个可怕的错误。想做那件瞎子或白痴这会儿都不做的简单、明显的事。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他时不时地偷着瞥一眼迪米，迪米正躺在扶手椅里用靠垫垒成的窝中，在那里眨巴着眼睛。最后，他竭力要看懂其中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早期的捕鲸者，他们从新英格兰来到阿拉斯加，在阿拉斯加建立了海岸驻地，但他们的驻地经常遭受穿过白令海峡来到这里的西伯利亚野蛮游牧部落的袭击。就在这时，迪米突然发话了：

“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是水肿?”

“我知道得并不确切。”费玛说，“是一种疾病的名字。怎么啦?”

“什么种类的疾病?”

“你指给我看看你是哪儿疼。去把温度计拿来。我来叫大夫。”

“不是我。”迪米说，“是温斯顿。”

“温斯顿是谁?”费玛突然想到这孩子可能是神志不清了。但让他吃惊的是，这一发现倒使他好受多了。现在，他怎样才能和某个大夫取得联系呢?给塔马打电话，听听她的意见吧。不能找我们的大夫，这是肯定的。也不能找安妮特的丈夫。可是，行行好，以前的水肿到底是什么症状呢?

“温斯顿是一条狗。茨利尔·魏因特劳布家的狗。”

“那只狗这会儿病了?”

“他曾经病了。”

“你是担心你可能已经感染上这种病了吗?”

“没有。我们把他杀了。”

“把他杀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们说他得了水肿。”

“是谁把他杀了?”

“只不过他还没死。”

“他没活，也没死。”

“他活着，也死了。”

“给我解释一下好吗?”

“我解释不了。”

费玛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放在迪米的额头上，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但他感觉不出有什么差别。可能他们俩都病了?

“是谋杀。”迪米说。从他嘴里说出的话使他自己非常恐惧，他突然又抓起一只靠垫，把脸藏在靠垫的后面，接着便呜呜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的窒息般的啜泣，听上去就像是在打饱嗝。费玛想把靠垫扯开，但迪米将靠垫紧紧地抱着，就是不松手，他只好放弃了。这时，他意识到孩子没有生病，也没有发烧，只不过他心中痛苦，对此你需要耐心，需要沉默。他在扶手椅前面的小地毯上坐下来，拿起迪米的一只手，这时他感到自己也快要流泪了，他感到他爱这个古怪的孩子，爱他那厚厚的眼镜，爱他那白得像纸一样的头发，爱他的固执，爱他了解一切的样子，爱他那永远的孤独又老成的样子。费玛的全身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把持着，让他觉得浑身生疼，他真想把这个呜咽的小东西从扶手椅中一下子抓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将他紧紧地挤贴在自己的胸口。这是一种比他平生对女人胴体的欲望还要强烈得多的欲望。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听任小东西啜泣着。直到迪米停了下来。奇怪的是，就在他停止啜泣的当儿，费玛也温柔地发话了：

“哭到这会儿也够了，迪米。”

突然间，孩子从扶手椅里滑下来，钻进他的怀里。他使劲地向费玛怀里依偎着，好像正在挖掘一条洞穴以便钻到他的身体里面。他说：

“我说。”

他接着就讲开了，声音亮亮的、柔柔的，没有一丝颤抖，没有呜咽，也没有为了寻找措词而哪怕是停顿一会儿，甚至眼睛也不像刚才那样眨巴得厉害了，他向他讲述他们找到那只狗的经过，当时，那只狗正蜷伏在被垃圾桶包围的污物中间。这是一只那种看着令人生厌的狗，背部生满了疥癣，有一条后腿上全是裸露的伤口，伤口上是成群的苍蝇。他原本是他们的一个朋友茨利尔·魏因特劳布家的，但后来，魏因特劳布家去了国外，此后他就没人要了。他只能靠吃残羹剩饭活着。那只狗在垃圾桶后面躺着，像个抽烟过量的人那样咳嗽不停。他们给他做了个体检。之后，亚尼夫说：“他不会活多久了，他得了水肿。”然后，他们掰开他的嘴巴，给他灌下了满满一汤匙由宁加·马梅斯坦发明的一种药水：从池塘里舀来的泥水混上一些沙子、树叶和一些水泥灰，还有从亚尼夫妈妈那里拿来的一些阿司匹林。然后，他们就决定用毯子将他裹起来，送到干河去，用他做以撒式的燔祭，就像他们从《圣经》里学到的那样。这是罗能的主意，他甚至还跑回家取了一把切面包的刀。去干河的途中，这个温斯顿一直都安安静静地躺在毯子里。事实上，他似乎很高兴，在那里感激地摇晃着尾巴。说不定他还以为他们是要把他送到兽医那里去呢。不管是谁，只要挨近他，他就会舔一舔你的脸，或者舔一舔你的手。到了干河，他们捡来一些石头，筑起了祭坛，接着就把那只不做任何抵抗的狗放到祭坛上。他带着一种好奇的神情看着他们每一个人，那样子就像一个婴儿，他是那么信任他们，似乎他确信自己这会儿正处在一帮充满爱心的朋友中间，似乎他确信自己懂得这个游戏的玩法，他也很高兴同他们一起做这个游戏。他的那些伤口令人作呕，可他有一张俊美的脸，有一双棕色的能够表达思想和感情的眼睛。有时候是有这种事的——难道不对吗，费玛?——你看着一只动物时，你会认为他能记得我们人类已经忘记的事情。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可无论如何，他是一只肮脏的、让人极不舒服的狗，身上生满了跳蚤和壁虱，还一直在那里讨好众人。还有，他喜欢把脑袋送到你的两只膝盖上，在你身上流口水。

迪米建议采集一些青枝绿叶和鲜花，把祭坛装饰装饰。他甚至做了一个小花冠戴在温斯顿的脑袋上，就像他们在幼儿园里每逢有人过生日时做的那样。他们把他的前爪和后腿紧紧地捆在一起，但即使这样，他还在那里讨好大家，在那里高兴，在那里一刻不停地摇晃着尾巴，好像成为众人的注目焦点他真的感到很开心。哪个不留神，就要被他舔上一口。接着，他们开始抓阄：宁加·马梅斯坦做祷告，罗能掘墓，而他，迪米，抓到了亲手屠杀的差事。起初，他想不干——他找了一个借口，说自己的视力不太好——可他们取笑他，还生气了，说抓了阄就得算数，别他妈的软心肠了。所以，他别无选择。只不过就是杀不死他。切面包的刀在他手里颤抖，狗也在一刻不停地活动着。他没有割断他的喉管，反倒割下了他的半只耳朵。狗发疯了，开始在那里娃娃般号叫着，一边似乎是在向空中乱咬。迪米只好再次下刀，动作飞快，以便制止他的号叫。但这一次又没有刺中喉咙，面包刀刺中了他腹部附近一块柔软的地方，因为温斯顿在那里不停地扭动，不停地尖叫，血流如注。亚尼夫说：有什么关系呢?没那么可怕，只不过是一只臭气熏天的阿拉伯老狗罢了。宁加说：再者说了，他得了水肿，无论如何是要死的。第三次，迪米用尽了全身气力猛扎下去，却扎在一块岩石上，面包刀折成两截。握在他手里的只剩下了刀柄。宁加和亚尼夫于是就按住温斯顿的脑袋说：来，快点，你这个蠢货。把刀子捡起来，下手务必要快。但是，捡起来的刀子又不够长，根本不可能锯断他的喉咙。狗的喉咙所在的部位淌满了血，变得滑溜溜的，所以他每次都刺不到该刺的地方。到后来，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血。一只狗哪来那么多的血呢?或许是因为他患了水肿的缘故吧。亚尼夫、宁加和罗能于是就跑开了，那狗也把绳子咬松了，从祭坛上下来了，可松绑的只是前爪，两条后腿还是牢牢地绑着。他一路尖叫着，不是狗的尖叫，倒更像女人的尖叫。他肚皮着地，一路把身子拖了过去，既而消失在灌木丛中。迪米意识到其他人都不在现场了，于是惶恐地朝他们追赶过去。最后，他在公寓楼下面的车库里找到了他们，原来他们正在车库里躲着。车库那儿有个水龙头，他们设法洗掉了身上的血迹，但他们不让他洗，他们责备他。温斯顿这会儿不活不死的，这是对不能说话的动物的残忍，而这全是他的错；罗能从家里拿来的面包刀也折了，这也是他的错。他们责备他，还因为他会告发他们，他们了解他这一点，他们于是用脚踹他。他们还剩余一些绳子，宁加说：现在，这里举行英蒂法特[3]。我们来绞死迪米。只有罗能还比较公道，他对他们说：首先让我把他的眼镜放在一边，这样眼镜就不会弄碎了。所以，他没有看清是谁把他捆绑起来的，在他们揍了他之后，他也没看清到底是谁站在那里冲他身上撒了一泡尿。他们就任凭他被捆绑在楼下的车库里，然后就跑开了，一边还大叫着：他这是活该，谁叫他要杀死温斯顿的呢?他没有告诉那位发生这事时应该在照看他的邻居。他只说是在池塘里玩脏的。如果爸爸妈妈知道的话，那他可就完了。

“你准备告诉他们吗，费玛?”

费玛想了想。在迪米忏悔的时候，他一直在摩挲他那患白化病的头发。他仿佛在做着一场噩梦，他感到那只狗、迪米和他自己已经合为一体。“他们心蒙脂油。”这句话所在的《诗篇》还说：“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4]”他认真地说道：

“不，迪米，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小男孩歪起脑袋，久久地斜视着他。厚厚的镜片背后，那一双兔眼似乎极度痛苦，但却满含信任，好像他这会儿正试图通过那只狗的双眼来表现他起先所描述的一切。这就是爱。

费玛颤抖起来，仿佛他的一双耳朵从外面，从黑暗深处，从凄风冷雨中，捕捉到了一种号叫的隐隐约约的回音。

他摩挲着小挑战者的脑袋，把他拽到自己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里。好像他是在怀着这个孩子。过了一会儿，迪米挣脱开来，问道：

“可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答应不告诉他们?”

“因为就是告诉了他们，也救不了温斯顿，再者，你的苦也受够了。”

“你真好，费玛。”

接着又说：

“尽管你是个十分滑稽的人。有时候，他们在背后叫你小丑。不过，你还真的有那么点儿像小丑。”

“现在，迪米，你要喝杯牛奶。还有，你妈说你要服安定，你告诉我安定放在哪里了。”

“我也有点儿像小丑。但我不好。我本该说不。我不该被他们弄昏了头脑。”

“可他们是逼你做的。”

“尽管如此，还是谋杀。”

“还说不准呢，”费玛猜测地说道，“或许他只是受伤了而已。”

“他流了很多血。整个就是血的海洋。”

“有时，就是一点儿擦伤也会让你流很多血的。在我还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墙头上练平衡，突然摔了下来，我流了很多的血，但只是头上划了个小口子而已。你巴鲁赫爷爷当时差点儿晕了过去。”

“我恨他们。”

“他们只不过是孩子，迪米。孩子有时会干出一些非常残忍的事，只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还不够，不知道疼痛是什么滋味罢了。”

迪米说：

“不是那些孩子。是他们。如果他们可以选择的话，他们是不会生我的。我也不会选择他们的。这不公平：你能选择跟谁结婚，却不能选择谁来做你的父母。而且，你也不能跟他们脱离关系。费玛?”

“你说。”

“我们拿把手电拿些绷带拿些碘酒然后出发到干河里找他好吗?”

“天这么黑，雨又这么大，根本没指望能找到他。”

“对，”迪米说，“你说得对。根本没指望了。可是，我们就去吧，无论如何要找一找。这样，我们到时至少可以说我们试过了，但失败了。”说这话的时候，他那副模样在费玛看来简直就是他那个沉稳、理性的父亲的袖珍翻版。甚至连语调也跟他父亲一模一样：是一个思想稳健、生性孤僻的人所发出来的那种轻柔的声音。迪米一边擦眼镜又一边补充说道：“茨利尔的家人也应该受到谴责。为什么要到国外去，把他们家生病的狗给撇下呢?他们原本是可以把他带走的。至少他们是能够提早给他做些安排的。他们为什么就那样把他抛弃到垃圾堆里呢?切罗基人[5]有一条法律，禁止抛弃任何东西。即使是一只破罐子他们也保存在棚屋里。任何东西，只要你用过了，你都不能将其扔掉。它说不定仍然需要你。他们甚至也有十诫[6]之类的法律，也可能不到十条，第一个诫条就是：不可抛弃。我在储藏室里有一个箱子，里面装满了我从这么高的时候就开始玩的玩具。他们总是冲我吼叫，要我把它们扔掉：这些个玩意儿有谁要呢?留着它们只会占地方，只会招惹灰尘。但我不同意他们的看法。‘抛弃就如同杀戮。’雪姑娘用纤细的手指紧紧地攥住狼石，一边对嘘风湖这样说道。”

“你说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切罗基女孩的故事。嘘风湖是被放逐部落的首领。”

“给我讲讲看。”

“我讲不了。我无法思考任何别的事情。那只狗不停地对我号叫，那两只棕色的眼睛是那么温顺，那么乖巧，能够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他是那么开心，他在那里不停地摇晃着尾巴，你只要冲他一俯身他就用他那温暖的舌头舔你一下。甚至在罗能捆绑他两条后腿的时候他还舔了罗能一下。他的耳朵被割了下来，就像一片面包那样掉在地上。我脑袋里一刻不停地回响着他的号叫，或许他真的还活着，这会儿正在干河岩石丛中的一个水坑里作垂死挣扎，在那里号叫着、等待兽医的到来。我干了错事，上帝夜里要过来杀我的。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整夜不睡觉。不然，因为我恨他们，上帝也要来杀我的，恨自己的父母是绝对不可以的。谁叫他们生我啦?！我从没有请他们帮忙。当然，在这里你什么事也不能干。无论你做什么，到头来都会变成坏事。只会招致麻烦和吼叫。不管我做什么，只会招致麻烦和吼叫。你曾经和我妈咪是夫妻，后来你就不要她了。要么就是她不要你了。只会招致麻烦和吼叫。爸爸说，发生这一切都因为你有点儿像小丑。他是用英语对我这么说的。他们要我也没有多大用处。他们需要的只是每时每刻都保持公寓的静谧和安宁，什么东西都要井井有条，放在该放的位置，不可以砰的一声把门带上。每当门被砰的一声带上的时候，她就冲我和爸爸吼叫起来。要是有支钢笔在该找的地方找不到了，他每次都要冲我和妈妈吼叫起来。要是牙膏的盖子没有旋紧，每次他们俩就都要冲我吼叫起来。不，他们没有吼叫，只不过是向我指出来而已。就像这样：更为可取的做法是，以后你每当……要么，他就对她用英文说：你想点儿办法，免得这孩子在我跟前碍手碍脚的。她就说：他可是您的孩子，先生。你在小的时候，费玛，难道就没从心底里盼望你的父母死掉吗?你当时就不想成为孤儿，就像哈克贝利·费恩那样自由自在吗?你当时难道不是个小小丑?”

费玛说：

“似乎每个孩子都有过这样的想法，不是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另一个阶段。这是自然现象。可他们并非真的希望这样。”

迪米什么也不说。他那患白化病的眼睛又一次飞快地眨巴起来，似乎灯光在刺痛着他的眼睛。接着他又说道：

“喂，费玛，你需要个孩子，不是吗?我们俩一道远走高飞，你愿意吗?我们俩可以去加拉帕戈斯群岛[7]，我们俩用树枝搭建一个小屋。我们俩可以捕鱼、拾蛤蜊，还可以种蔬菜。我们俩还可以追踪那只你曾经跟我讲过的千年老龟。”

唉，又来了，费玛想着：越发渴望雅利安人那边。渴望琳。他把迪米抱在怀里，把他抱到他的房间。给他脱了衣服，然后给他换上睡衣裤。加拉帕戈斯群岛没有冬天。那里四季如春。所有的千年老龟都长得差不多像这张桌子一般大，因为它们不猎食，不做梦，也不出声。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美好。他把孩子再次抱起来，带他去刷牙。接着，他们俩一起站在马桶边上，费玛说：“预备，对准了！”他们于是展开一场比赛，看谁先完事。这中间，费玛昏昏沉沉、一刻不停地叨咕着安慰的话，可他自己也压根儿听不清自己说的是什么：别在意孩子雨很快就会停下来冬天很快就会结束春天很快就会结束我们将要像千年老龟那样睡觉然后我们起床一起种蔬菜然后我们大家都会非常愉快你会看到这一切将有多美。

尽管耳畔回响着这么多安慰的话，两人还是快落泪了。他们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像天气这会儿越发冷了。费玛没有把迪米放进被窝里，而是让这个穿着绿色法兰绒睡衣裤的孩子骑在自己的肩上，把他背到他父母的卧室里，然后就挨着他在那张双人床上躺下来，一边小心翼翼地摘下他那副厚眼镜。两人紧紧地依偎在一条毛毯下面，而费玛就在那里一个接一个地给他讲故事，讲蜥蜴，讲进化的深渊，讲犹太人无谓地反抗罗马而导致的失败，讲铁道部长国际会议和铁轨的宽度，讲非洲塞拉利昂的森林，讲阿拉斯加的捕鲸，讲希腊北部群山中已成为废墟的神庙，讲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的温水池里繁殖热带鱼，讲圣奥古斯丁，讲那个可怜的赞礼员竟然发现自己在敬畏节日期间流落到了一个荒岛上。十二点四十五分，特德和约珥从特拉维夫回来了，他们发现费玛竟和衣睡在他们的双人床上，就像个胎儿那样蜷缩在毛毯下面，脑袋还枕着约珥的睡衣，而穿着绿色法兰绒睡衣裤的迪米此刻正坐在他父亲书房里的电脑前面，那智慧的面庞上是一副极其严肃的神情，他在聚精会神地玩一个复杂的、需要运用战略战术的游戏，他要赤手空拳地击败一大帮海盗。

【注释】

[1] 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地区。

[2] 强手棋，由两到六个人下的一种棋，按色子所掷点数走棋，以筹码币进行房地产交易，以赢得多数房地产为胜。

[3] 英蒂法特，阿拉伯语译音，指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当局统治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一系列游行、罢工、骚乱和暴力活动。这里泛指反抗当局的各种起义。

[4] 参见《旧约·诗篇》一百十九篇二十八节。

[5] 切罗基人，属于易洛魁族系的北美印第安民族。现居住在田纳西州东部和北卡罗来纳州及南卡罗来纳州的西部。

[6] 十诫，参见《旧约·出埃及记》十九章和二十章。

[7] 加拉帕戈斯群岛，一名科隆群岛，属厄瓜多尔，由十六个大岛、许多小岛以及岩礁组成，散布在约六万平方公里的海面上，由火山喷发形成。大陆上已绝迹的巨龟在岛上仍存在（“加拉帕戈斯”在西班牙语中意为“龟岛”）。

第十六章
费玛得出结论：还有机会

一点过后，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了，费玛坐上特德为他叫来的出租车往回赶，途中，费玛想起父亲上一次对他住所的造访。是两天前呢，或者就是昨天上午呢?他在想老人如何一开始说的是尼采，到最后却说上了俄国的铁路，那俄国的铁轨造得就是怪，侵略者就是用不上。父亲当时究竟想要对他说什么呢?费玛这会儿觉得，老人当时和他的谈话事实上是围绕着某个观点在打转转，他只是无法直接表达或者不敢直接表达罢了。他说了那么多故事，阐发了那么多寓意，还有他那些哥萨克人和印度人，可费玛就是没有注意到他一直在抱怨空气不够。但父亲从不谈论他身体状况欠佳，除非拿他的背痛讲讲那些他通常所说的俏皮话。此刻，费玛想起了他的气喘，想起了他的咳嗽，想起了可能是从他喉咙里或者是从他胸口中发出的吹口哨般的声音。要走的时候，老人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可你根本不想听。现在，他自言自语地说：可你竟然想就赫茨尔和印度跟他吵一吵。他说了那一通幽默、智慧的妙语究竟要暗示什么呢?还有，他的告别总是具有史诗般的特点。如果他要到小餐馆坐上半小时，他就祝你的生活充满意义。如果他去买一份报纸，他就会提醒你不要浪费生命的宝贵财富。他这次到底要说什么呢?你没有弄懂。你当时沉浸在占领地胜利的喜悦之中。就跟往常一样。你以为，只要能在辩论中占上风，那么和平的种种障碍就会被清除，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就跟你很小的时候一样，一个尖刻的孩子，最强烈不过的愿望就是捉住大人的错误或者口误。和大人辩论时获得胜利，迫使对方挂起白旗。家中有来访的客人或者其他什么人如果使用了“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这样的表达法，你就会乐不可支地插进来，说什么“大多数当中的大多数”实际上只代表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换句话说，是少数，而不是多数。假如你父亲说本·古里安是一个驽钝的演讲者，你就会指出，如果他驽钝，他就不可能尖利。昨天他来看你的时候，他那赞礼员般的男高音好几次都由于喘不上气给憋住了。的确，他是个喋喋不休的老家伙，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惹人厌烦的人，一个情场老手，还有，他还是那种极度自以为是的、让人怒不可遏的政治盲的受害者。但是，他用自己的方式表明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心地善良的人。他在对你的爱情生活说三道四并试图操办你整个一生的时候也把钱塞进你的口袋。而且，如果没有他，你现在会在哪里呢?

出租车在赫茨尔山交叉口的红灯前停下来。司机说：

“外面冷得很。我车上的采暖设备坏了。该死的交通信号灯又不起作用。整个国家简直是他妈的一团混乱。”

费玛说：

“何必要夸张呢?在这个世界上或许还有二十五个国家比我们要有样子，但从另一方面看，在另外的一百多个国家里，如果你胆敢这样说话，你会被枪毙的。”

司机说：

“外邦人应该被烧死，他们所有的人。他们全都卑鄙无耻。他们憎恨我们。”

湿漉漉的路面上晃动着奇异的灯光。一缕缕雾蔼在黑漆漆的楼群周围飘荡着。最靠近眼前的雾霭同交叉口处强烈的橘黄色的街灯亮光碰到一起，形成了鬼火般的亮光。费玛想：这必定是神秘主义著作所称的“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光亮”。这个古老的阿拉米语[1]表达法突然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好像这个说法来自那里，来自另外的世界。没有一辆车从身旁开过。看不见一个亮灯的窗口。沉闷的柏油，街灯的强光，笼罩在雨中就好像所有大门都永远关闭上了的朦朦胧胧的松树，所有这些都在费玛心里激起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仿佛他自己的生命也在外面这冰冷的雾霭中越来越暗，以致要最终熄灭。好像在附近一座湿漉漉的墙壁背后有一个人就要断气了。

司机说：

“今天晚上真他妈的倒霉透了！这些该死的信号灯就是换不过来。”

费玛安慰他说：

“着什么急呢?我们就在这儿再等上一两分钟吧。不用着急：我正在付钱呢。”

妈妈死于脑溢血的那年，费玛十岁。一贯急躁的巴鲁赫·农贝格同以往一样，连一个星期都没有等满：葬礼之后的周末，他把她的所有遗物都抛进木箱子里，包括所有的衣服、鞋子和书籍，还有她那个镶着俄罗斯圆镜的梳妆台、绣着她姓名首字母的床单和枕套，然后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东西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麻风病人收容所。他抹去了她全部的生存痕迹，好像她的死亡是一种背叛行为。好像她是和另一个男人私奔了。可他也确实将她离校就业时的那张照片放大了，挂在餐具柜的上方。于是这些年来，她就带着渴望又怀疑的笑容和一双羞怯地低垂着的眼睛，从餐具柜的上面俯视着他们俩，好像她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为所犯的错误在那里忏悔。葬礼之后，巴鲁赫立即着手儿子的教育问题。他对儿子严格要求，但偶尔也马虎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做一些情感姿态，展示他那像暴君一样的好脾气。每天早晨，他都要逐一检查费玛书包里的练习本。每天晚上，他又将双臂抱在胸前，就那么站在盥洗室里，看费玛刷牙。他强行给费玛请了家教，分别给孩子上数学、英语，甚至讲犹太传统。偶尔，他还会采用你觉察不出的手段，把费玛的一个同班同学贿赂到家里来，让他和费玛一起玩耍，以免自己的孩子过于孤单。然而遗憾的是，他常常习惯性地参与他们的游戏，甚至在为了教育的原因他原本打算失败的时候却偏偏情不自禁而忘乎所以，在那里为自己的胜利欢呼。费玛现在还在使用的宽大的书桌就是他当年为费玛购买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他都逼迫小男孩穿上过于暖和的衣服。那些年里，家里的那个俄国式电茶炊总是开着，在那里冒着热腾腾的蒸气，直到凌晨一两点钟。总在一定年龄的那些文雅的离婚妇女和有教养的寡妇不断地到他们家做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甚至在睡梦中费玛都能听到客厅里传来的浓重的斯拉夫语方言，偶尔还被大笑声、哭泣声和二重唱所打断。就像抓住他的头发拖着他一样，父亲强暴地把懒散的费玛从一个课堂拽到另一个课堂。他没收了他全部的课外读物，以便让他专心看课本。他让费玛从初级入学考试一直参加到高级入学考试。他毫不犹豫地激活了一张名副其实的关系网，使得他的儿子最终没有在作战小分队服兵役，而是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施内勒尔兵营安排了一个负责文化活动的工作。为国家服完兵役后，费玛对参加商船队的可能性发生了兴趣，至少是在商船队里待上一两年。他被海洋迷住了。但父亲否决了这种可能性，强迫他学习商务管理，目的是让他在将来经营他的化妆品公司。只是在一场艰苦的消耗战之后他们才达成了妥协，那就是学习历史。当费玛在文学学位考试中取得一等成绩时，兴高采烈的父亲立即决定送他进一所著名的英国大学继续深造。可费玛进行了反抗，他坠入了爱河，又一次坠入了爱河，他的“公羊年”爆发了，学业也就被耽搁下来。是巴鲁赫把他从一个接一个的羁绊中解救出来，把他从直布罗陀解救出来，把他从马耳他解救出来，甚至把他从军事监狱里解救出来。他说：“女人，需要的，绝对需要的，但只是为了寻找快乐的，而不是用作自我毁灭的目的。从某些方面来说，埃弗雷姆，女人和我们男人没什么两样；但从其他方面来说，男人和女人又是截然不同的。至于哪些方面一样，哪些方面又不一样——这是我正在研究的问题。”

是他买下了约韦勒村的那套公寓。在经过仔细考察之后，是他淘汰了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来自海法的伊利亚·阿夫拉瓦纳尔，那个看上去就像一幅古画中的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姑娘；另一位是美丽的利亚特·西尔金，她曾在希腊北部群山中和费玛同寝一个睡袋，让费玛度过了许多甜美的夜晚，最后，父亲让费玛和约珥结婚。而且，当一切都无法挽救了，为两人安排离婚事宜的也是他。甚至那件袖子上带陷阱的大衣也是他从前穿过的。

费玛还隐隐约约地记得老人最喜欢讲述的趣闻之一，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哈西德派圣徒和一个臭名昭著的拦路强盗之间的故事，他们相互交换了外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相互交换了身份，于是产生了许多既悲又喜的故事。可是，相对其外在意义来说，父亲认为这个故事的真正寓意是什么呢?他竭力回想着，但他的脑海里只是稍纵即逝地闪现了一下一个路边客栈，客栈是用粗劈的木梁搭成的，在乌克兰一个一片黑暗、狂风肆虐、冰雪覆盖的平原中央，狼群在附近嗥叫着。

司机说：

“真他妈的见鬼！我们就应该在这里坐到天亮吗?”

说着，他用脚一踩油门，闯过红灯，然后，就好像为了弥补自己和费玛所损失的时间似的，他一边发疯般地奔驰在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道上，一边抄近道，刹车于是嘎吱嘎吱叫个不停。费玛说：

“你这叫什么呢，六分钟战争?”

司机说：

“诚心所愿，阿门。”

明天，费玛打定主意，我上午第一件事就是要把他送到医院做体检。如果有必要还得采用武力。这种口哨声倒是新现象。除非他又在扩展他的招数，在那里滑稽地模仿火车的叫声，给他的铁路故事拟音。除非只是因为轻感冒，只是因为我正在失去分寸感。不过，我从来就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我又怎能失去呢?他既没有失去分寸感，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首先，我应该给茨维打个电话。他哥哥是斯科普斯山上哈达萨医院的一位会诊医师。要尽力给他安排一个单人病房以及所有必不可少的豪华小设备。这个顽固的修正主义分子太倔了，他甚至连“医院”这个词都不愿听见。他会像维苏威火山一样爆发起来。事实上，干吗不先请约珥来软化软化他呢?他向来就宠爱她。称之为“怜悯”。或许是他认定迪米是他孙子的缘故。就和他认定印度是阿拉伯国家、克罗克马尔遇见了尼采一样，就和他认定我原本可以成为汤因比[2]一样，就和他认定我是个精神错乱的普希金一样。这都是拒绝面对现实、拒绝逼视现实的人所犯的典型的荒唐错误。

当“逼视”这个词闪过他的脑际，费玛突然想起了那只狗，它睡在黑漆漆的干河里，正在那里流血，很快就要死了。他在脑海里看到了一幅逼真的画面：这个垂死的生灵身上裂开的伤口正在那里渗出最后一滴血，它最后的一阵痉挛。刹那间，他茅塞顿开，他意识到这种恐惧是占领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所造成的结果。

“我们得谋求和平。”费玛对司机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不认为我们应该为此做出努力并与他们开始谈判吗?谈判有什么恐惧的呢?谈判又杀不死人。不管怎么说，在谈判方面我们比他们要强上一千倍。”

司机说：

“我们应该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杀死他们。不能让他们抬头。让他们诅咒他们疯狂得竟然想和我们对抗的那一天。这就是你家的房子吗?”

费玛一下子慌了，因为他不敢肯定自己的口袋里还有没有足够的钞票来支付车费。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身份证押在司机那儿，明天上午再到出租车公司付费。可要是能找到身份证就好了。不过，特德·托拜厄斯事先就预见到这种局面，已经为他支付过车费了。费玛谢过司机，祝他好运，临下车的时候又问他：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认为我们这样相互残杀还应该持续多久?”

司机说：

“再过一百年，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圣经》时代就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并没有和平之类的东西可言。要么，他们在我们上面，我们在他们下面；要么，他们在下面，我们坐在他们身上。或许等弥赛亚[3]降临的时候，弥赛亚会指明双方应该所处的位置。晚安，先生。没必要为他们伤心。当犹太人开始为彼此感到伤心了，那这个国家可就好了。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在门厅里，靠近楼梯底部，费玛看见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信箱下面，蜷缩在一件厚重的大氅里。费玛吓得差点儿转身就跑，去追赶那辆出租车，可是出租车已左弯右拐地掉过头，朝街道远处开走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揣摩着这个不幸的人可能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就坐在这里，等待天空破晓，因为他丢了自己公寓房门的钥匙。接着，他把这种想法归咎于自己过度疲劳的缘故：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人，只是一堆卷起来的破床垫罢了，想必是一个邻居扔在那儿的。但他还是打开电灯，在几只口袋里发疯似的搜索起来，终于找到了要找的钥匙。信箱里露出了一张报纸，要么就是一封信，但他决定等到早晨再拿。如果不是这么疲惫不堪、这么昏昏沉沉的话，如果不是这么晚的话，他是不会就这般轻易放弃的。他绝不应该就那样放他过去的。他应该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让司机改变观点，同时自己还要镇定自若、心平气和，这样做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因为毒害而引起的冷酷和恐惧的最底层必定潜伏着一丝理性的微光。我们应该相信，只要深入挖掘，把深埋在瓦砾下面的善良拯救出来还是有可能的。还是有机会来改变一些人的思想并在这里翻开新篇章的。无论如何，我们有责任继续努力。我们绝不应该屈服。

【注释】

[1] 阿拉米语，亦称亚兰语，属闪米特语族西北语支。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逐渐排挤阿卡德语成为近东的共同语，后来又变成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影响最大的时候在公元前300年至公元650年，后被阿拉伯语取代。

[2] 即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英国著名史学家，其《历史研究》提出一种以分析各种文明的循环发展和衰落为基础的历史哲学。

[3] 弥赛亚，源于希伯来语，原意为“受膏者”。犹大国消亡后，犹太人中传说，上帝终将重新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大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复国救主”的专称。

第十七章
夜生活

因为出租车司机使用了“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杀死他们”这个说法，费玛想起了托洛茨基的神秘命案。就寝之前，他到厨房倒一杯水，顺便朝洗涤槽下面的垃圾桶凝视了一会儿，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尸体。接着，他注意到新买的韩国水壶在那里闪烁着铝光，于是决定要沏点儿茶。在水还在那里沸腾的当儿，他吞咽了两三片厚厚的果酱黑面包。马上又不得不吞了一片胃灼热药片。他站在打开的冰箱前面，沉思着安妮特的不幸。他觉得自己能够分担她所遭受的残酷和不公，他能够分担她所经历的屈辱和绝望。但与此同时，他又毫不矛盾地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那个做大夫的丈夫，那个可靠、勤奋的男人，他都憋了数十年了，只是偶尔才从门牙的牙缝里吹吹口哨，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轻轻地击打击打，直至他感到了开始衰老的恐惧，意识到了这是停止亦步亦趋地跟随无聊的老婆、开始过上自我生活的最后机会。此时此刻，在意大利的某家饭店，他正睡在他那年轻女友的臂弯里，他的膝盖夹在她的两个膝盖中间，一个恢复了青春活力的男人。但是要不了多久，他肯定就会发现，她也会在衬裤里贴上卫生巾，她也会使用一种芳香的除臭剂来抑制她身上汗腺的异味和其他分泌物的异味，她也会站在镜子前面往身上涂抹各种滑腻的油膏，甚至也可能在头发上卷满了发卷的情况下就睡到他的身边，就跟他自己的老婆一样。还将她的内衣晾在淋浴间布帘的横档上，让水滴到他的脑袋上。就在他性欲开始勃发的当儿，她却偏偏假装偏头痛发作，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矫揉造作的样子。

“Mannerheim[1]！”费玛突然兴奋地喊叫起来：耶里女友的矫揉造作的样子[2]让他想起了那位芬兰将军的名字，正是这个名字难住了塔马，使她到现在还没能做完她的纵横字谜。他决定给塔马打个电话，尽管此刻已差不多是凌晨两点了。要不要给安妮特打个电话呢?再三考虑之后，他端起他那杯这会儿已经凉透了的茶水，在书桌旁坐下来，半小时不到就为报纸的周末副刊写就了一篇短文，谈的是占领地日益恶化的局势和人们逐渐滋长的麻木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所说的麻木比如表现在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方面，因为无谓地在那里一次接一次地排队等候手术，或者因为双方不能就连续二十四小时值班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有许多心脏病患者实际上已被判处了死刑。又如，我们对失业者、新移民和弃妇们所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再如，我们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精神失常的人和遭逢艰难时世的孤独的人带来了种种羞辱。但首先，我们的兽性表现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粗暴上面，这种粗暴在官僚政治生活中、在大街上、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中，甚至很可能也在我们卧室的私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在贝埃尔雅各布，一个身患癌症的丈夫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他不能接受妻子皈依上帝。在霍德哈夏伦[3]，有四个少年，都是出自有教养的家庭，他们把一个精神有残疾的跛女人关在地窖里持续轮奸达三天三夜。在阿富拉，一位恼羞成怒的父亲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横冲直撞，致使六名教师受伤，校长神志昏迷，只因为他女儿在高级英语考试中没有及格。在霍隆，警察抓获了一个流氓团伙，他们一直对数十位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实施恫吓手段，把他们所有的退休金掠夺得精光。所有这些都只是昨天报纸上的内容。在文章末尾，费玛做出了尖锐的预言：麻木、暴力和残忍来回流淌，从国土到占领地，又从占领地到国土，积聚着灾难性的动量，以几何级数成倍加强，给绿线两边制造灾难。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除非我们按照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4]在一百零一年前奠定的方针，毅然决然地、全面彻底地解决冲突。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话简洁明了：“先犹太人，后犹太教；先在世的活人，后先祖的遗产。”不用再做任何补充了。几年前，他在约珥父亲家里发现了一本过期刊物，刊物上有一篇题为《摧毁和建设》的随笔，这句引文就是他当时在这篇随笔中发现的。他将引文抄了下来，贴在收音机的正面。他很高兴这句话终于发挥了用场。转念一想，他删掉了“冲突”和“恶性循环”。接着，他又恼火地删掉了“几何级数”和“灾难性的动量”，但到底该用什么词来替代呢，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尽管他喝了茶，服了胃灼热药片，但还是摆脱不了恶心的感觉。他真应该听从迪米的要求，找一把特别亮的手电筒，走进黑夜之中，寻找那只受伤的狗，设法挽救它的生命。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两点半，他脱掉衣服，冲了个淋浴，因为他感到恶心。倾泻下来的水流并没有让他打起精神来。香皂似乎黏糊糊的，甚至水也是黏糊糊的。他气鼓鼓地站在镜子前面，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在那里冷得瑟瑟发抖，看到自己苍白病态的皮肤、皮肤上黑乎乎的软毛和腰际那一圈肥肉他不禁往后退缩了一下。他开始不自觉地挤捏胸口上那些红色的脓包，直到最后，他让两只松松垮垮的乳房喷出了几滴白色的液体。还在少年时代，他脸颊上和额头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脓包。巴鲁赫禁止他挤捏这些脓包。有一次，他对费玛说：“只要有了女朋友，这些脓包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如果到了十七岁生日你还没有找到女朋友，而且，亲爱的，我也有理由认为你自己是找不到了，我自然要为你安排一个的。”他想起他十七岁生日前的那个夜晚，嘴唇上铺满了一种懊悔、无力的苦笑：他彻夜难眠，在那里期望父亲忘记了自己的许诺，又在那里祈祷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许诺。不出所料，老人只不过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你当时却像平常一样，没有理解对方真正的用意。

可现在呢，亲爱的总理?第二个青春期即将开始了吗?或许第一个青春期还没有结束?就在同一天，你有两个女人投怀送抱，你却把两个女人都丢了，让她们尴尬，或者更为恶劣的是，你给她们带来了羞辱。很显然，如果让你父亲能最终记起自己的许诺，那你还得继续等待下去。看看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笨蛋。在梦中，他母亲对他说道。此刻，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浑身战抖，气鼓鼓地给了她一个迟到的回答：够了。不要管我。

这样说着，他想起几小时之前约珥打开卧室的电灯，发现他竟然和衣躺在他们的床上，盖着他们的毯子，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她的睡衣，当时，约珥的脸因为震惊和厌恶都扭曲了！她提高嗓门，恼羞成怒地喊了起来：快，特迪，你来看看吧。就好像有只虫子，和格雷高尔·萨姆沙差不多，竟爬到了她的床上。他恍恍惚惚地醒过来，伸了伸懒腰，然后从床上坐起来，浑身上下睡得皱巴巴的，一边绝望地在那里试图向他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那时的样子看上去如果不是精神错乱，也一定是愚蠢到家了。似乎要是他能够解释清楚的话，他们俩就会可怜他，让他蜷缩身体接着睡下去。结果，他越解释越糊涂，开始的时候还声称迪米感到不太舒服，说着说着就削弱了自己的防线，改变了自己的辩词，做出了一个与起先完全相反的情况汇报：迪米的身体很好，可他本人觉得不舒服。

托拜厄斯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制。他冷若冰霜地说了一句话：

“这一次，费玛，我觉得你做得是有点儿过头了。”

约珥把迪米抱上床的当儿，特德打电话叫来出租车，他甚至还帮费玛将胳膊伸进那只难以对付的衣袖里，将他的那顶破帽子放到他手里，陪他一道下楼，还把费玛家的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好像是要万无一失地确保他不再改变主意、又回头来敲他们家的大门。

事实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他还没给他们解释清楚呢。

此刻，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洗着黏糊糊的淋浴的他决定立即穿好衣服，打电话叫上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赶回去，把他俩叫醒，诚恳地和他们谈一谈，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谈到凌晨为止。他有责任提醒他们关注孩子的痛苦。提醒他们关注广泛意义上的痛苦。使他们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尽管我对喷气驱动的汽车尊敬之至，我仍然以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在孩子身上。这一回，他是不会让步的，在去他们家的路上他还要让出租车司机擦亮双眼，把所有那些顽固不化的和冷酷无情的人都驳得体无完肤：他将抵制所有的洗脑，最终要迫使每个人都承认灾难就在眼前了。

可是，出租车公司没人接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安妮特·塔德莫拨了过去。电话铃响了两遍他就放弃了。凌晨三点，他上了床，手里捧着没征得特德和约珥同意自己就迷迷糊糊地带回家中的那部关于阿拉斯加历史的英文著作。他随意地翻着，忽然，他的双眼捕捉到一个颇为让人好奇的章节，这一章节讲的是爱斯基摩土著人的性习惯：每年春天他们都要把一个在冬天刚刚成为寡妇的成熟妇女，交给那些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们，作为他们成人式的一部分。

十分钟后，他熄灭电灯，蜷缩起身子，命令阴茎安静下来，命令自己赶快睡觉。可这时，他又一次感觉到有个盲人徘徊在外面空旷的大街上，一边用手杖在那里敲击着人行道和矮墙。费玛从床上爬起来，一边打定主意要穿好衣服到外面看个究竟，看看在无人观看的夜晚的耶路撒冷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他凭一种在夜晚所特有的清醒，意识到他必须把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夜生活”这个陈腐的词汇突然从它的字面意义里走了出来。在费玛的头脑中，“夜生活”与拥挤的小酒店、灯火通明的林荫大道、戏院、广场和卡巴莱[5]割裂开来，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既辛辣又冰凉的含义，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浮意味。那个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sitra de-itkasia[6]（隐藏的或掩盖的一面）像黑暗深处一把大提琴上的一个音符穿过了费玛的全身。一阵恐惧的战栗疾速穿过他的全身。

于是，他打开电灯，从床上爬起来，只穿着他那套发黄的长衬衣，在棕色衣橱前面的地板上坐了下来。他不得不用力将卡住的底层抽屉拽出来。他在旧笔记本、小册子、草案、照片、便条和剪报堆里翻找了二十分钟左右，忽然看到一个破旧的硬纸夹，纸夹上印着“内务部：地方政府部门”。

费玛从纸夹里抽出一摞旧信件，每封信都装在原来各自的信封里。他仔细地、一封一封地、有条不紊地看起来，这一回决不能被困倦击败或者耽搁下去。最后，他发现了约珥给他的那封分手信。信纸上标有“2，3，4”。所以，第一页显然是丢了。要么只是散落到别的信封里了。他注意到信的末尾也不见了。他就那么穿着内衣躺在地板上，阅读约珥在1965年只身一人去西雅图时写给他的信。她的书法个头小小的，就像珍珠一般，既不阴柔也不阳刚，但却浑圆流畅。或许这就是上个世纪那些上流学校里所教授的那种书法。费玛在大脑中把约珥那素洁的书法和他自己的涂鸦做了一番比较。他的书法看上去就像一股溃败的士兵那样惊慌失措，在亡命的过程中一个个你推我搡、夺路而逃。

【注释】

[1] Mannerhe m，曼纳林，即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林（1867——1951），芬兰军事领袖，后任该国总统（1944——1946）。1931年任芬兰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任职的八年间，芬兰在列宁格勒对面横跨卡雷利亚地峡处建曼纳林防线，以阻挡苏联的入侵。1939年12月苏联军队发起攻势时，曼纳林任芬兰军总司令，指挥若定，在强敌之前屡屡获胜。

[2] “矫揉造作的样子”英文为mannerisms。

[3] 霍德哈夏伦，以色列中部小镇。

[4] 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1865——1921），俄国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家，生于乌克兰，其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出版小说集数部，其中《越出藩篱》和《大墙之间》影响较大。

[5] 卡巴莱，指有歌舞表演或滑稽短剧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

[6] sitra de-itkasia，阿拉米语译音，源自犹太教神秘主义。

第十八章
“你自己倒忘了”

“……对你来说这太糟糕了，我以前就是弄不明白。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已经判若两人。从前的你是一个热情奔放、妙不可言的年轻人，在希腊北部的群山之中启发我们三个女孩子的灵感，和我们三个女孩子打趣。现在的你是一个懒散又多舌的诊所接待员，每天上午都在家里瞎转悠，自己和自己辩论，每个小时都在听新闻，读上三份报纸，读完之后又把报纸胡乱地扔掉，弄得屋子里到处都是报纸，把碗柜的门一个个打开却又忘了关上，把脑袋伸进冰箱四下里寻找，还一边抱怨冰箱里这个没有、那个也没有。还有，每天晚上你都要急急忙忙地离开家门，到你的那些朋友家里，不等人家邀请你就闯进去，衬衫领子脏兮兮的，帽子也是20世纪40年代留下来的，然后你就故意同众人就政治方面的话题争吵起来，一直争吵到第二天的凌晨，直到朋友们简直要为你尽快离开在向上帝祈祷了。甚至你的外表也像二手货那样陈旧了。你发胖了，埃费。或许这不是你的过错。以前那双机警、柔和的眼睛慢慢地暗淡下去，现在是完全呆滞了。在希腊，你给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你讲伊流欣努秘仪[1]的故事，你讲狄俄尼索斯[2]崇拜仪式的故事，你讲疯狂的复仇三女神厄里倪厄斯[3]的故事，你讲命运三女神[4]的故事，你讲冥府的珀耳塞福涅[5]的故事，你讲传说中名叫忘川[6]和七循冥河[7]之类河流的故事，你从日出讲到日落，让利亚特、我和伊利亚如同着了魔一般。我什么都没有忘记，埃费：我是一个很好的小学生。只不过，有时我在琢磨着你还能不能记得什么。你自己倒忘了。

“我们挨着一泓泉水在地上躺下来，你就在那里吹长笛。在我们的眼里，你让人惊讶，让人陶醉，但也有一点儿让人畏惧。我现在还记得，有一天晚上，伊利亚和利亚特用橡树叶做了一个花冠，然后把花冠戴在你的脑袋上。在那样一个时刻，你即使当着我的面跟她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睡觉我也不会在意。要么，甚至同时和她们两人睡觉。四年前，在希腊的那个春天，你是一个诗人，虽然你一个字也没写。而现在呢，你每天晚上都坐在那儿，一张接一张地读报纸，但是当年的诗人已经不复存在了。

“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痴迷的是你那孤苦无助的样子。一方面，你是那么叫人不可捉摸；另一方面，你又是一个小小丑。像孩子差不多。人们百分之百地肯定，如果山谷里只有一片碎玻璃，你的光脚就会踩上这片碎玻璃；如果整个希腊境内只有一块松动的石头，这块石头准会落在你的脑袋上；如果巴尔干半岛各国只有一只黄蜂，这只黄蜂就会蛰你。你在一座农家小屋外面或是在一座山洞洞口前面吹起长笛的时候，我时不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你的身体不是身体，而是思想。反之亦然：到了夜里，每当你跟我们谈论各种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似乎能够触摸到这些思想。我们三个人都爱你，但我们并不彼此嫉妒，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相互之间反倒更加友爱了。这真是奇迹。实际上，利亚特在晚上是代表我们三人和你一起睡觉的：通过利亚特，你和我睡在一起，也和伊利亚睡在一起。对此我无法加以解释，我也不需要解释。你原本可以拥有我们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同时拥有我们三个。但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即便后来的赢家是我，魔法就破除了。你邀请我们三人去耶路撒冷看你父亲，这时魔法就不复存在了。后来，要筹备婚礼了，你却疲惫不堪、心不在焉的。有一次，你把我一个人忘在了银行。还有一次，你竟然把我喊成伊利亚。你和你父亲当着公证人的面签署那份神经病的协议时，你突然说：“歌德此刻应该在这里，看看魔鬼如何为了一碗红豆汤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8]你父亲哈哈大笑起来，我拼命地憋住了自己的泪水。你父亲和我在安排结婚的全部事宜，而你却在那里发牢骚，说你的生命正在蜡扦和煎锅里熔化、崩溃。又有一次，你对我大发雷霆，又喊又叫，说你不能容忍卧室里没有窗帘：连妓院里都有窗帘！你在那里跺脚，就像个被宠坏了的小顽童。我在意的不是这个：我不反对挂窗帘。可那一刻是希腊的终结。你露出了琐碎的一面。有一回，因为我浪费了你父亲的钱，你和我大吵大闹起来；又有一回，那是因为你父亲的钱没有按时送到；还有其他好几回，那是因为我过多地使用了“因为”。我说两句话你就要纠正一次我的语法。

“你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我只要用镊子拔眉毛了，或是用热蜡除去腿上的汗毛了，你就总在那里死盯着我，好像你在你的色拉里发现了一只蜘蛛似的。可如果我要指出你的袜子有臭味时，你就会在那里唉声叹气，说什么我不爱你了。每天晚上你都要嘟囔：该轮到谁把垃圾拿到楼下去呢?昨天的碗碟是谁洗的呢?到底是昨天的脏碗碟多还是今天的脏碗碟多呢?接着你就问：在这个屋子里，我们谈论的话题只有洗碗碟和倒垃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知道，埃费，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琐事。这些琐事我们可以去做。我们也可以不做，或者对其听之任之。你总不能因为臭袜子就拆散家庭吧。你经常就空气动力学和喷气式发动机所说的那些俏皮话甚至也不再让我激动了。在你看来，空气动力学和喷气式发动机只同战争和杀戮相关。就好像你的妻子是在为一个杀人辛迪加工作。我已经习惯了你那些无聊的笑话。习惯了你整天没完没了的抱怨。习惯了你把脏手绢扔在餐桌上。习惯了你把冰箱的门就那么开着不关。习惯了你那些关于到底是谁杀害了肯尼迪总统和为什么要杀害这位总统的没完没了的理论。你肚子里的话太多，你都在腹泻了，埃费。你甚至还喜欢同收音机辩论，纠正新闻播音员的语法。

“如果你问我到底是什么时候我和你有了隔膜，在什么样的时刻，或者你对我做了什么错事，那我无法回答你。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在希腊时你是活的，而在这里，在耶路撒冷，你却不是活的。你只是存在着，但你存在得好像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麻烦。你是一个像婴儿一样的三十岁的男人。差不多就是你父亲的复制品，但还没有他那种传统的魅力，没有他的慷慨大度，没有他的风流倜傥，另外，目前还没有他那样的山羊胡子。甚至在床上，你已经开始用顺从来取代爱情了。你差不多已变成一个逢迎拍马的人了。但只拍女人。深更半夜和尤里、米佳、茨维卡之类的好朋友在一起辩论时，你就处于一种无休无止的战斗状态。你时不时地记着对尼娜或者我或者舒拉说上一句夸奖的话，不分彼此，都是一样的夸奖，实际上是一种小奉承，那就算是你对我们的回报了：这蛋糕真好吃，你新剪的发型很可爱，那棵植物很漂亮。尽管蛋糕是从外面买来的，尽管发型不是新做的，尽管植物其实只不过是一瓶花而已。只不过是为了让我们闭嘴，不要打断你和你的朋友，以便让你们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辩论拉翁事件，要么就是迦太基的衰落，要么就是古巴导弹危机，要么就是对艾希曼的审判，要么就是庞德[9]和艾略特[10]的反犹主义，要么就是初冬时节有你在场的一次辩论中谁预见到了什么东西。

“十二月，为了庆祝茨维获得博士学位，舒拉给她丈夫在尤里和尼娜家里开了一个惊喜晚会，我们俩都去了。但你却喧宾夺主，垄断了整个晚会。你心怀一股恶意。我注意到，每次我要开始说什么的时候，你就在那里看着我，那样子就像小猫在看一只昆虫。你就单在那里等我停一会儿、吸上一口气或者寻找一个字眼，然后你就一下抓住机会，将我的话夺过去，由你自己来说完。生怕我说出愚蠢的话来。要么就是怕我站在你的反对派一面。要么就是怕我浪费了你的时间。要么就是怕我照搬了你的什么理论。因为是你在那里表演，整个晚上都是你在那里表演。总是这样。但在你说话的时候并不妨碍你搂抱我一下，你也搂抱尼娜和舒拉。你开玩笑说，我或许是个能够让空军待在天上的人，但在这场辩论中，你不需要空中掩护，自己一个人就能对付。事实上，你做到了。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你就像拆墙一样，一块砖接一块砖地拆毁了茨维的论文，即使他坚持在鸣谢中向你表示了感谢，在脚注中引用了你的观点。然后，你让众人都为之倾倒，你从碎砖堆里构建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一篇针锋相对的论文。茨维卡越是为自己维护，你就越是冷酷恶毒。你压根儿就没让他说过一句整话。直到最后，尤里站起身来，在自己的想象中吹了一个口哨，然后宣布说，对手已被你击昏，无法站立，你获得了胜利，茨维可以出去到公共汽车上找一份工作了。可你却说：为什么是公共汽车呢?说不定约珥可以用她的一只火箭把他径直发射到斐迪南[11]和伊莎贝拉[12]的宫殿里去，这样他就能弄清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就可以重写一篇论文了。尼娜最后好不容易设法转换了话题，让我们聊起费尔南德尔[13]出演的一部影片，可你干脆在扶手椅里睡过去了。你甚至还打起了呼噜。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拖回家。我们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了，但你却猛然清醒过来，你嘲弄他们所有的人，你一丝不苟地向我重新描述你所取得的胜利。你接着宣称，他们理当赏给你一个娇美的妙龄女郎供你消魂，这是靠你的辛苦劳动挣来的。就是过去获胜的日本武士被奖赏的那种女郎。我看着你，突然，我发现眼前的你并不是日本武士，倒像是一个世俗化了的犹太经学院[14]的学生，他被诡辩法和决疑法引入了歧途，虽然充满热情，可是一点儿也不聪明。你已经彻底忘记了。

“你必须明白，埃费，我这会儿重提你在格芬夫妇家度过的那个辉煌的夜晚不是要来解释我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事我甚至都没有对自己尝试过。至少没有尝试过要用语言来解释。毕竟，你腆起了肚子并不是你的过错。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配偶一方剪了一只鼻孔里的毛而忘了另一只鼻孔里的毛就把两人的婚姻关系一笔勾销的。忘了冲洗厕所也不会的。尤其重要的是，我还知道，虽然你琐碎，虽然你说过刻毒的话，但你仍然用你自己的方式喜欢我。或许你现在比那时更加喜欢我，那时我们一道从希腊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成了幸运儿，尽管你简直就没有办法在我们三人之间做出取舍。现在的情况或许可以这样解释：你和我处在爱的状态，可你并不真的爱我。你肯定会说我只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而已。但我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对你来说，处在爱的状态就是想成为婴儿。你想有人给你喂饭，给你换衣，重要的是，有人不分白天黑夜、一刻不停地宠爱你。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夸奖你。

“我知道我是在自相矛盾：不错，当初我嫁给你，是因为我喜爱你在希腊时的那种幼稚；而现在我要离开你，我却在抱怨你幼稚。这下好了，我的自相矛盾被你捉住了。好好享受其中的快乐吧。有时我在想，如果你不得不在性方面的快乐和捉住我自相矛盾时的快乐这两者之间做出抉择的话，你会觉得更为让人激动、让人快意的倒是后者。尤其重要的原因是，还没有让我受孕的风险。你每个月都是那么歇斯底里，生怕我会偷偷地给你怀上一个孩子，把你牢牢地拴住。不过，这并不妨碍你向自己的朋友们暗示：真正的原因是，喷气发动机就是约珥的孩子。

“两三个月之前——我想你已经忘了——有一天，天还没亮，我醒过来，我对你说：埃费，我是受够了，我要走了。当时，你没有问我为什么，你没有问我要到哪里去，你问的是：怎么个走法?是抱一把喷气式扫帚吗?你这话此刻又让我想起你对我所从事工作的那种赤裸裸的嫉妒。这种嫉妒从你说过的那些俏皮话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有关方面不允许我泄露这个项目的详情，确实是这样。可你却视这种保密为背叛。好像我有了情人。不对，并不是情人，而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一个卑鄙下流的人。一个有殊荣做你妻子的女人到头来竟然不满意，这究竟是怎么啦?除了你之外，她怎么还有别的兴趣呢?竟然还有这么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即使他们允许我向你介绍这个项目，你也不会去理解的。你甚至不会表现出丝毫兴趣的。相反，两分钟之后你就要开小差了，要么就睡着了，要么就改变了话题。毕竟，你连电风扇的工作原理都弄不懂。是这样。现在，让我们切入正题吧。

“六周前，我收到西雅图方面的邀请，那两位空军上校也于星期六晚上到我们家里和你交谈，他们对你解释说，实际上是他们主动发出邀请函的，在未来的两三年里我要同美国合作的项目具有民族意义，你只是在那里嘲弄他们俩和我。你认为‘民族意义’这个词语同无休无止的疯狂行为息息相关，并以此为题对我们发表演讲。你那副样子就像个沙特阿拉伯酋长。在演讲结束之际，你大致上对他们说，不要碰我的财产，然后就把他们撵出了公寓的大门。直到那天晚上，我心里至少还有一块地方仍想着能说服你同我一道。他们说，西雅图的风景就像梦境一般。有峡湾，有白雪皑皑的群山。你还可以到大学里听一些讲座。换换空气，换换风景，隔绝以色列的报纸和新闻广播，这些或许能够释放受阻的思想泉水。远离你的父亲，远离你的朋友，远离耶路撒冷，或许这样你就能重新握笔，最终写出真正的杰作来。而不是那种夹杂着嘲讽和调侃的不足挂齿的批评文章。

“要学会理解，埃费。我知道你看我的一贯方式：约珥·莱文，那个来自亚夫内埃勒的小姑娘。有点蠢头蠢脑的，尽管特别甜美。招人喜爱，但很有限。但是，我们的专家和美国人都相信，我的这个项目可以成就大气候。我对他们很重要。这就是我决定离开的原因。我对你无关紧要，尽管你现在还处在爱我的状态。或者说处在爱处在爱我的状态的状态。要么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腾不出时间或精力来终结对我的爱。

“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过来。我给你寄一张机票好了。要么你父亲也可以给你付票钱。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要看将来的发展了。我故意没有提及我内心深处的痛苦。就是你觉得要不了一会儿就可以自愈的东西。我现在谈论的压根儿就不是这个，你也没有。或许我们分开也好。有时候我在想，必须来一次真正的打击，一场灾难，才能拽你走出迷雾——你的那些报纸，你的那些辩论，你的那些广播新闻。从前的你很深刻，而现在的你似乎在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得很浅薄。不要生气，埃费。还有，不要想方设法地反驳我所写的每句话，不要想方设法地提出反诉，不要想方设法地将我的话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拆毁，不要想方设法地将我击败。我不是你的敌人。击败我对你没有任何帮助。也许我这次的美国之行对你是个震撼，会帮你唤醒自我。好了，陈词滥调。我知道你会这样说的。一旦我离开了，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坠入爱河了。要么，你可以继续保持爱我的状态，冬天也不必容忍我放在卧室散热器前面以便烘烤的那些刚刚洗过的衣物了。还有一点：要集中精力。不要整天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不要在那里小题大做，不要见人就修正、听话则纠错。不要变成总是咽喉痛的人。不管怎么说，没人听你在说些什么。也许你应该去找找利亚特或者伊利亚?回到希腊去?有时候，我正好需要一连两三天地工作，于是我就在那里一个人通宵达旦地忙碌，为节省时间就抓点小吃，边吃边干，这时我突然就有……”

费玛把这封没头没尾的信重新叠好，放回原来的信封里，接着把信封又放回地方政府部门的内务部的硬纸夹里。他把硬纸夹放回底层的抽屉。已经超过凌晨三点半了。一只雄鸡正在远方啼鸣，一只狗正在黑暗中没完没了地狂吠，那个盲人还在用手杖在空旷的大街上击打。有一瞬间，费玛觉得他好像听到了拜特萨法法村传来的宣礼员[15]的呼喊。他重新爬上床，熄灭电灯，开始在脑海里构想这封信缺损的结尾。不一会儿他就睡着了。他的这一天可真漫长啊。

【注释】

[1] 伊流欣努秘仪，希腊秘传宗教伊流欣努派的一种秘密仪式。相传，农业女神得墨忒耳的女儿珀耳塞福涅被冥王哈得斯在宙斯纵容下掠至阴间为冥后。得墨忒耳寻遍天地不得，怒而降灾大地，使五谷不收。宙斯无奈，只得同意珀耳塞福涅每年部分时间回到大地，与得墨忒耳团聚。又传，得墨忒耳寻找女儿时经过伊流欣努，得到该地人民礼遇。为了报答，珀耳塞福涅向当地人民传授农耕技艺，并令每年举行秘仪。参加者每年于珀耳塞福涅回到阳世期间前往伊流欣努得墨忒耳神庙举行祭祀，祈求丰收及来世幸福，并举行演剧、宴会等活动。

[2] 狄俄倪索斯，希腊宗教中酒、水果和葡萄之神。在希腊曾有长期、广泛的影响。

[3] 厄里倪厄斯，希腊宗教中的复仇三女神，对有恶行的人施行诅咒和惩罚。据赫西俄德所著《诸神谱系》，她们是地母神的女儿，住在阴间，有时上升到地面，严惩作伪证者、谋杀亲人者和苛待外乡人者。但犯罪者一旦赎罪便可得到她们的宽恕，因此也被称为“仁慈者”。

[4] 命运三女神，希腊宗教中司命运的三个女神。据荷马的说法，命运本为无人称的自然规律，连宙斯也不能违抗。但在其所著《伊利亚特》中，命运已被人格化，成为掌管人们命运的女神。据赫西俄德所著《诸神谱系》，命运女神共三位，第一位在人诞生时纺出生者的生命之线，第二位决定生命之线的长短，第三位在人死亡时负责切断生命之线。

[5] 参见本页关于“伊流欣努秘仪”的注解。

[6] 忘川，希腊神话中冥府一河流，人饮其水便完全忘却过去的一切。

[7] 七循冥河，希腊宗教相信人死之后进入冥府所必须渡过的一条河。河流曲折蜿蜒，共有七个转弯，河上有一年老卑鄙的船夫，死者必须付给他一枚硬币才能由他摆渡过河。只有妥善安葬的人才能得以摆渡；凡未妥善安葬者只得长期徘徊于阳世和冥界之间，过着悲惨的漂泊生活。因此，希腊人非常重视对死者的埋葬，并在死者口中放一枚硬币，作为渡河费。

[8] 在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浮士德为了在超世获得世俗的享乐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撒旦；“一碗红豆汤”的典故可参见《旧约·创世记》二十五章里的相关内容“以扫出卖长子名分”。

[9] 即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在罗马电台发表了数百次广播讲话，为意大利法西斯宣传，攻击美国战争政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下狱（1945），后在精神病院度过十二年，控告撤消后（1958）定居威尼斯，代表作为长诗《比萨诗章》。

[10] 即T.S.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20世纪英美现代派文学和新批评派评论起了开拓作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艾略特和其诗作因反犹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色彩不断受到抨击。

[11] 斐迪南（1452——1516），西西里国王（1468——1516）、阿拉贡国王（1479——1516）、那不勒斯国王（1504——1516，称斐迪南三世）、卡斯蒂利亚国王（1479——1504，称斐迪南五世），为统一西班牙奠定了基础，设宗教裁判所（1478），支持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推行扩张政策。于1492年颁布将所有犹太人逐出西班牙的法令。

[12] 即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1474——1504）和阿拉贡王国女王（1479——1504），与其夫阿拉贡国王斐迪南实行联合统治，使两国合并（1479），为统一西班牙奠定了基础，支持哥伦布航海探险。

[13] 费尔南德尔（1903——1971），法国喜剧演员，以面部歪扭的滑稽表情和龇牙咧嘴的笑容为特征，曾出演一百多部影片。

[14] 犹太经学院，亦称“耶希瓦”，学习、教授犹太教经典的专门机构，早期主要为研读、注疏、阐释经典的场所，现在主要为培养犹太教拉比的学院。

[15] 宣礼员，又称“穆安津”，伊斯兰教清真寺塔顶上按时呼唤信徒做礼拜的人。

第十九章
在修道院

在梦中，尤里冒着暴风雪出现在他面前，叫他去向安妮特告别。安妮特现在一家英国海军医院，因为生孩子出现了并发症，已经奄奄一息了。他们乘雪橇，穿过一片白色森林，最后来到一座建筑物前面，这座建筑有些像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修道院。肢体碎烂的伤员和垂死的人在走廊的地板上打滚、呻吟、流血，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尤里说：他们只不过是哥萨克人而已，你可以踩他们身上走过去。最后，他们在修道院后面发现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小花园，花园里有一个希腊式的小酒店，酒店里有一个青藤蔽日的露台，露台旁边摆放着一张张饭桌。在饭桌之间立着一个像担架一样的东西。费玛分开天鹅绒帘布，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正在那里泪流满面、火急火燎地和一个干枯的深肤色男人做爱，男人躺在她下面，发出无力的呻吟。突然，他一阵恐惧，接着就明白了：她是在同一具僵尸做爱。这具僵尸就是新闻广播上的那个阿拉伯少年，是我们在加沙用一颗子弹击穿头部而杀死的那个人。

第二十章
费玛迷失在森林里

在笔记本上记完之后，他就在那里打盹儿，一直打到七点。睡衣裤皱巴巴的，头发乱蓬蓬的，身上在夜间发出的汗臭味让他讨厌，于是他强迫自己下了床。在镜子前做早操这次就免了。他开始刮胡子，不过没有刮破脸。他喝了两杯咖啡。一想到果酱面包或者酸奶他就感到胃灼热。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今天早上他必须处理一件耽搁不得的事情，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为什么那么急迫。于是，他决定到楼下的信箱看看，把昨天晚上在信箱里看到的信件取出来，也要把那份报纸拿出来，但这件事所花费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刻钟。然后，他将立即在书桌旁坐下来，毫不动摇地把昨天晚上没有完成的文章写完。

他打开收音机，发现新闻差不多播送完了。预计，今天白天有时晴天。沿海平原一带有零星小雨。但在北部山谷仍有严重霜冻的危险。驾驶员应被提醒注意的是，路面潮湿，要防止打滑的危险，他们被请求注意减速慢行，尽量避免急刹车或者急转弯。

他们都怎么啦?费玛咕哝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少管闲事呢?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司机?北部山谷的农夫?沿海平原游泳的人?在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应当说“我请求，我提醒”时，我们为什么要被请求、被提醒呢?全疯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但他们却在为霜冻的危险担忧。事实上，只有急刹车加上急转弯或许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灾难。甚至连这样做都非常让人怀疑。

费玛关掉收音机，接着就给安妮特·塔德莫打电话：他还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向她道歉呢。至少，他应该对她的安康表现出一些兴趣。说不定她丈夫已经听够了意大利小歌剧，在深更半夜忐忑不安地回来了，拖着两三只行李箱，一边跪到地上，亲吻着她的双脚。她会不会把他俩发生的事情向他坦白了呢?那个做丈夫的有可能拿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在我眼前吗?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由于早晨他脑子糊涂，费玛误拨了茨维·克鲁泡特金家的号码。茨维格格直笑，他说，事实上，他这会儿正在刮胡子，刚刮了一半，但他刚才还在心里问自己，费玛今天早上这是怎么啦?他把我们都忘啦?费玛没有听出茨维的话中暗藏着讥讽。

“你是什么意思，茨维卡?我自然是没有忘记你。我绝对不会。我只不过想着要改变一下，我不应该一大早就给你打电话。你知道，我在一点一点地进步。我或许还是有点希望的。”

克鲁泡特金保证五分钟之后就给他打过去，一刮完胡子就打过去。

半小时之后，费玛把自尊吞到肚子里，又给茨维拨了过去：

“喂，是谁忘了谁呀?你能否给我两三分钟时间?”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接着说，他昨天晚上写了一篇文章，但到了今天早上他就连自己还要不要坚持昨天晚上的观点都没有了把握，他想听听他的意见。问题是这样的：两天前的《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有关君特·格拉斯[1]在柏林给学生演讲的报道。那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很有分量的演讲。格拉斯首先谴责纳粹统治时期，接着就谴责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行和希特勒的种种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把以色列和南非放在一起所做的比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费玛，”茨维说，“这篇报道我读过。我们前天还在一起讨论过呢。快切入正题吧。把你的问题解释给我听听。”

“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个了。”费玛说，“但首先，你给我解释一件事情，茨维卡。为什么这个格拉斯坚持把纳粹分子称作‘他们’?可是这些年来，你也好，我也好，只要写到军事占领、价值沦丧、占领地上的反抗，甚至是黎巴嫩战争，我们总是无一例外地使用‘我们’这样的代词。格拉斯实际上还在纳粹国防军当过兵！和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就是海因里希·伯尔[2]。他每天早晨和其他人一样，都得行纳粹军礼，高喊‘哈依，希特勒！’然而现在，他却称他们为‘他们’。而我，作为一个从没有涉足黎巴嫩的人，一个从没有在占领地服过兵役、双手自然绝对比君特·格拉斯洁净的人，却常常说的是‘我们’、写的是‘我们’。‘我们的罪过’。甚至还有‘我们白流了的鲜血’。这个‘我们’是什么?是从独立战争[3]遗留下来的东西吗?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帕尔马赫。[4]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我和莱文杰拉比[5]吗?你和卡亨拉比[6]吗?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教授?也许你、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仿效格拉斯和伯尔的时候到了。也许，从现在起，我们都应该无一例外地、自觉自愿地、铿锵有力地说：‘他们’。你是怎么想的?”

“听着，”茨维·克鲁泡特金疲惫地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这就是给你的解答。”

“你疯了吗?”费玛勃然大怒地插进来，“你能听见你这会儿在说些什么吗?你说，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一切’到底他妈的指什么?根据你的说法，那件在柏林已经结束了，但仍在耶路撒冷发生着的事，你讲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教授?你正在做的是把我们和他们相提并论！更有甚者，你言下之意是说德国人在道德上比我们优越，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老傻瓜还在这里忙乎着。你以为你是谁?乔治·斯坦纳[7]?大马士革电台?这恰恰是那种腐朽的比较，连格拉斯这位纳粹国防军的毕业生都对其加以强烈谴责并称之为煽动主义的！”

自驎费玛的激情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悲哀。常常有那些倔强的孩子，他们对大人的劝告置之不理，结果就用螺丝刀弄伤了自己的手，费玛这时就用大人对这样的孩子说话的口吻对茨维说：

“你自己就可以看看，茨维卡，掉入陷阱有多么容易呀。你看看我们不得不在上面行走的绳索有多细呀。”

“冷静些，费玛。”茨维·克鲁泡特金向他发出了哀求，尽管费玛已经冷静下来了，“这会儿才八点呢。你干吗要这么迫不及待地跟我说话?你哪天晚上干脆过来好了。到时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我这里有一些法国产的拿破仑白兰地。是舒拉的姐姐带回来的。但是这一周不行。本学期快要结束了，我忙得是焦头烂额。他们准备培养我当系主任。下个星期你过来好吗?费玛，听上去你不太舒服，费玛，还有，尼娜刚才还在和舒拉说你又有些消沉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现在还没到八点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对语言的责任在办公之外的时间就停止了吗?只在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还除了午餐时间的时候里有效?我可是在谈正经的。你暂且忘掉舒拉、尼娜和你的白兰地吧。这会儿倒是喝白兰地的好时候。我之所以消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局势，你们剩下的这些人似乎都谈不上真正的消沉。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过了吗?我希望你能把我说过的话看作议事日程的提案。标题就是‘抵御越发加剧的语言污染现象’。我建议，从现在起，至少鉴于占领地上的各种暴行，我们干脆停止使用‘我们’。”

“费玛，”茨维说，“你稍停片刻。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哪是第一个‘我们’，哪是第二个‘我们’?你把你自己给绕住了，伙计。我们干吗不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呢?我们下周再探讨吧。面对面地。我们无法在电话里就这样的论题达成共识的。而且，我得赶紧出门了。”

可费玛就是不屈不挠，也不把电话搁下来。

“你还记得阿米尔·吉尔博亚[8]诗作里那个著名的诗句吗?‘一个男人在一天早晨突然醒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便开始徒步出发。’这正是我要探讨的荒唐说法。首先，教授，实际上，请你扪心自问：你早晨醒来，突然就觉得你是一个国家，这种事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最早最早也是午餐之后嘛。到底有谁能在早晨醒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呢?居然还要徒步出发?也许吉乌拉·科亨[9]是这样。有谁早晨起床不觉得难受的呢?”

克鲁泡特金大笑起来。这下更鼓舞了费玛，他又一次越发不可收拾地说道：

“但是，你听着。要严肃。已经到了不可以自我感觉像是一个国家的时候了。停止行走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别再说这些废话了。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就去了。不管我们被派到哪里——我们都要去。这是半法西斯的思想。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谁能成为一个国家。在早晨不行，在晚上也不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也成不了一个国家。至多，我们好像是一个部落。”

“你又来了，又在那里说‘我们’了。”茨维格格地笑起来，“你应该拿定主意了，费玛。现在就请你做出抉择：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到了一个上吊者的家里，你不应该先把他脚底下的木桶踢倒再为他解开绳索。别多心。抱歉，可我真得挂电话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尤里这个周末要回来。咱们星期六晚上安排点什么活动不好吗?再见。”

“毋庸置疑，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费玛还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不想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同时自以为是地怒火中烧，“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社会渣滓，这就是我们。尽管如此，那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没权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圣人。更不用提他们当中的其他人了。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看到沙米尔昨天在纳塔尼亚[10]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在阿什杜德海滩对那位阿拉伯老人都干了些什么吗?”

当茨维抱歉地放下听筒时，费玛还冲着电话在那里无动于衷地、自以为是地咕噜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吃够苦头了。”

他在这里泛指以色列国、温和派、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可是放下话筒之后，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千万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他差点儿又把电话给茨维打了过去，他要提醒他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四周的绝望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他对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如此聪颖博学的人，到现在还难能可贵地发出理性声音的人居然粗暴无礼，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他还是有点儿感到悲哀，这样一个平庸的学者现在居然要做系主任了，要坐在他那些杰出的前任所坐过的交椅上；相比之下，他茨维只不过是一个弱智。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十八个月前，他因为要切除阑尾入住哈达萨医院，是茨维卡设法争取到自己那位当大夫的哥哥为他帮忙的。他自己来帮忙，还让舒拉来帮忙。事实上，那些天他们两口子几乎就没有离开他的病床。出院后，茨维又同格芬夫妇和特迪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来照看他。他当时发高烧，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折腾他们。可此时此刻，他不但在伤害茨维，而且在他刮胡子的中间打扰他，说不定还导致他去大学里讲课迟到呢。而且还恰恰就在他要做系主任的节骨眼上。就今天晚上，费玛决定，他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向他道歉，可他仍然要把自己的立场给他重新解释一遍。不过，这次一定要克制，要冷静、犀利、合乎逻辑。还有，他不能忘了给舒拉送去一个吻。

费玛赶紧向厨房奔过去，因为他觉得，和茨维卡谈话之前他就把新买的电水壶插上了，在那里烧开水，到这会儿大概已经步上其前辈的后尘了。刚刚跑在半道上，电话铃响了，于是停在那里，不觉进退两难。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对父亲说：

“稍等一会儿，巴鲁赫。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他冲进厨房一看，水壶安然无恙，正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闪烁着让人愉悦的光芒。看来又是虚惊一场。然而匆忙之中，他把架子上的那台黑颜色的晶体管收音机给撞了下来，收音机摔裂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话筒说道：

“一切正常。我在听着呢。”

原来，老人给他打电话只是为了告诉他，他给他找到了一些工匠，工匠下周就可以来，给他的公寓墙重新抹泥灰、粉刷。“他们都是阿布迪斯村的阿拉伯人，所以根据你的口味，这是绝对的可食[11]，埃弗雷姆。”这番话让老人想起了一个迷人的哈西德派故事。根据犹太传说，天堂上的义人能够允许在吃利维坦[12]还是吃野牛上随便选择，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或许总有那么一个极端挑剔的犹太人，他坚持要吃鱼，因为他不能依靠上帝本人的饮食规定来生活。

接着，他给费玛解释这个笑话的外在意义和内在意义，到最后，费玛甚至觉得父亲身上那股特别的气味已经通过电话线传进了自己的鼻孔：那是一种东欧的鸡尾酒气味，将一股淡淡的香气和没有晾晒的被子的味道混在一起，是一种胡萝卜烧鱼的味道和黏绵的烈酒的清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他心里充满了反感，他又为这种反感觉得羞愧，他又产生了由来已久的冲动，他要向父亲挑衅，挑战一切他认为神圣的东西，直到他大为光火。他说：

“听着，爸爸。仔细地听着。首先，说说阿拉伯人。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上千次了，他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圣人。你难道就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在可食和不可食的问题上，也不在地狱和天堂的问题上。这只不过是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

巴鲁赫立即表示同意。

“毋庸置疑，”他用诵读《塔木德》[13]的那种不温不火的声音说道，“没人会否认这个阿拉伯人也是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除了阿拉伯人他们自己，费姆奇卡，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表现并不像上帝按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人的表现。”

费玛顿时忘记了自己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和父亲进行政治辩论的神圣誓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那里动情地对父亲解释说，我们绝不能像一个喝得烂醉的乌克兰马车夫，当他的马不再驯服地为他拉车时，就抽打自己的马，直到把畜生给打死了。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难道是我们的役马吗?你是怎么想的，你以为他们会一直为我们劈柴、汲水，直到永远永远，阿门?你以为他们会心甘情愿地、子子孙孙地扮演我们家奴的角色?他们难道不也是人吗?如今，每一个赞比亚和冈比亚都独立了，所以，为什么占领地上的阿拉伯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也还要在那里默默地擦洗我们的茅房、打扫我们的街道、刷洗我们餐馆里的盘子、擦拭我们老人病房里老年人的屁眼，之后还要说‘谢谢您’?如果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为我们犹太人规划了这样的一个未来，你会作何感想?”

“家奴”这个词，要么也许是“那些最为卑贱的乌克兰反犹主义分子”让老人想起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事实上就发生在乌克兰的一个小镇上。和平常一样，讲述完了之后他总要拖泥带水地附上一长串解释和道德寓意。

最后，费玛绝望地放弃了，他喊了起来，他压根儿就不需要什么装修的工匠，巴鲁赫你他妈的不要老是干涉他的私人生活，不要给他补贴，不要给他的墙壁抹灰泥，不要给他介绍配偶。“你可能忘记了，爸，可我今年碰巧已经五十四岁了！”

费玛喊完之后，老人平和地说道：

“很好，亲爱的。很好。看来我过去的想法是错了。我犯罪了，我犯错误了，我离开道路了。既然这样，我还将尽力为你找一个手艺高超的犹太装修工。一个没有任何利用殖民地劳动力污点的人。假如这样的完人在我们国家还存在的话。”

“说到点子上去了。”费玛得意地欢呼起来，“在我们这样一个悲惨的国度，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也找不着一个犹太建筑师，或者是男性护士，或者是园丁。这就是你们占领地对复国梦所干的好事！阿拉伯人在为我们建设国土，而我们却坐在那里，大吃特吃利维坦和野牛。然后，我们就出去杀他们，还杀他们的孩子，只因为他们心存抱怨，不为弥赛亚到来之前上帝选民所享受的源源不断的特权觉得幸福和感激。”

“弥赛亚，”巴鲁赫忧伤地说，“说不定他已经在我们中间了。有些人就是这么说的。也许只是因为有一些像你这样的优秀人物他才没让我们大家知道。我这儿有个故事，说的是斯特里斯克的尤里先生，那个神圣的撒拉弗[14]，著名诗人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5]的爷爷，有一次，他在森林里溜达，结果迷路了……”

“那就让他溜达好了！”费玛打断了父亲的话，“让他永远地迷失在那里吧！还有他的孙子。还有弥赛亚，你也不要再说关于他的什么屁话了。”

老人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就像一个准备滔滔不绝地训导的老教员似的，可他并没有训导费玛，而是忧伤地问道：“这么说，这就是你的人道主义?这就是来自和平阵营的声音?热爱人类的人希望自己的同胞迷失在森林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祈祷谦卑慈爱的犹太人消亡?”

一时间，费玛觉得很是窘迫。他为诅咒那个迷失在森林中的拉比发生不幸而后悔不已。但他很快就将力量集结起来，从侧翼给他来了个出其不意的反击：

“听我说，巴鲁赫。仔细地听着。是关于伊斯兰教的。我想把百科全书上关于印度这一条的内容逐字逐句地给你念一念。”

“你自己去印度吧！”老人格格地笑了起来，“可这跟印度有什么关系?钻到你和你那些朋友身体里的魔鬼，费姆奇卡，不是从印度来的。完全是从欧洲来的。你这样宝贵的年轻人，突然要决定变卖全部的犹太遗产，以换取欧洲虚假的和平主义这样一碗红豆汤，这真是奇耻大辱啊。你想成为拿撒勒人耶稣。你想就转过另一边脸由人打[16]这个题目给基督徒上一课。你爱我们的敌人，你恨尤里·茨维，甚至恨他那个如同撒拉弗的爷爷。可臭名昭著的欧洲人道主义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我们的背脊至今还有你那可爱的西方文明烙下的伤疤。我们一直是这一切的接受者，从基什尼奥夫[17]到奥斯威辛都是这样。我给你讲一个辛酸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赞礼员，他有一次居然给困住了——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困在了一个荒岛上，而且早不困晚不困偏偏困在敬畏节日期间。在世界和时间的中央，一位孤独的犹太人站在那里思考……”

“等一下，”费玛脱口而出，“你和你那些思考的赞礼员。说赫梅利尼茨基[18]和希特勒等于西方文明，就正如印度等于一个阿拉伯国家。真是荒唐可笑的想法！如果不是西方文明，我告诉你，亲爱的先生，我们就没有一个对着墙壁小便的人[19]能够留存下来。为打败希特勒，你认为是谁让上千万的生命牺牲了?不正是西方文明吗?包括俄国吗?包括美国吗?拯救我们的是谁，是你那个斯特里克斯的圣徒拉比吗?给了我们一个国家的是弥赛亚吗?把坦克和喷气式飞机送给我们作礼物，每年向我们投放三百万美元作为我们的零花钱，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像小流氓那样为非作歹了，这人是尤里·茨维吗?注意这一点，爸：有史以来，犹太人每次只要发疯，不用真实的、通用的航海图，而是用弥赛亚的航海图去航行世界，就要有上百万的人付出生命。很显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让我们闻名的犹太人头脑明白，弥赛亚事实上是我们的终结天使。一言以蔽之，巴鲁赫：弥赛亚是我们的死亡天使。所以，我们何去何从，尽可以见仁见智，这是个合法的争论话题。但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先决条件：不管我们决定去哪里，我们都要用真实的、通用的航海图，而不是弥赛亚的航海图。”

老人突然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好像为费玛的聪慧抑或是自己的愚蠢感到吃惊。他咳嗽了几声，呻吟了几声，可能是想插几句话，可费玛已经一发不可收了。“有人对我们洗脑，要我们相信人类平等的概念是不属于犹太教的东西，是一种污秽的非犹太人的商品，是一种受到污染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而某个弥赛亚拉比，信仰者集团[20]的鼻祖，那个把黑格尔、犹大·哈列维[21]和布拉格的罗尔[22]拉比的破烂拼缀到一起的人所酿制出来的一团糟的东西却突然被认为是直接来自西奈山[23]的犹太教的精髓。这到底他妈的是怎么回事呢?这叫什么呢?纯粹的发疯！根据你的观点，‘不可杀人[24]’难道不属于犹太教，不可触摸?基督教的和平主义。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拉比那个原始纳粹分子的思想却突然成了真正的犹太遗产！我告诉你吧，爸，约瑟·哈伊姆·布伦纳[25]一根小拇指上的犹太性就比所有你那些穿着礼服大衣的老顽固和你那些戴圆帽的变态者身上的犹太性要多。一部分人冲着以色列国小便，说这是不合法的，因为弥赛亚还没有降临；另外一部分人也冲着以色列国小便，说这只不过是临时搭建的脚手架，现在我们可以将其拆除了，因为弥赛亚此刻就站在大门口。两个派别的人都冲着“不可杀人”这条诫律小便，因为他们都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禁止解剖尸体，或者是发现我们女先祖耶洗别[26]的坟墓。”

“费姆奇卡，”父亲叹了一口气，“行行好吧。我是一个老犹太人。这些神秘的东西我理解不了。我或许是个与时代不合拍的人——谁知道呢?我自己亲爱的儿子竟像一个背叛自己创造者的‘有生命的假人[27]’。不要生气，我亲爱的。我用了‘有生命的假人’这个说法，只是因为你觉得提及布拉格的罗尔拉比并没有什么不妥。事实上，我很喜欢你关于通用航海图的说法。阿门，诚心所愿。你击中靶心了。唯一的问题是，或许阁下能告诉我到哪个商店去买这样的航海图?你能开导开导我吗?你能不能帮你父亲一个真心的忙呢?不能?那就别放在心上了。我来给你讲讲那个布拉格的罗尔拉比有一天打教堂经过时说过的一句寓意深刻、十分美妙的话。顺便问一下，你知道‘真心的忙’的本意吗?”

“好了，好了。”费玛屈服了，“诚心所愿。咱们俩来个公平交易。你不要给我讲什么罗尔拉比的故事了，我在你那些粉刷工的事情上也就依你了。让他们星期天上午过来好了，就这样吧。”为了阻止父亲答话，他赶紧把他朋友早先说过的话给用上了：“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再谈其他的事吧。我可真的要跑着去了。”

他打算嚼一片胃灼热药片，然后到购物中心将那个摔坏的收音机修一修，有必要的话就换一个。可突然间，他眼前出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是那么清晰，仿佛触手可及，那是一个虚弱又近视的东欧犹太人，披着一条祈祷披巾，他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溜达着，自言自语地念叨《圣经》的经文，尖利的石头划破了他的双脚，与此同时，雪花轻柔、悄无声息地飘落，一只夜鸟发出一声不祥的尖叫，狼群在黑暗中发出一阵干嗥。

恐惧感攫住了费玛。

就在他把电话听筒放下来的当儿，他突然想到自己还没有问一问父亲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把要带父亲到医院做检查的打算给忘了个精光。他甚至忘了留意老人的胸口是不是还有口哨声。他觉得当时听到了一声细细的尖叫，但转念一想他就不再肯定了：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轻微的感冒而已。要么也可能是父亲一直在哼哼着一首调子比较高的哈西德派小调。要么那噪音就是因为电话线路出了什么故障。这个国家的一切系统就要瘫痪了，只不过没人理会罢了。这也是我们痴迷于占领地而导致的一件副产品。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将来的某位历史学家肯定会发现，赢得1967年战争的人其实是纳赛尔[28]。我们的胜利注定了我们要走向毁灭。复国主义试图密封在瓶子里的弥赛亚精灵在羊角号[29]于哭墙旁边吹响的那一天突然就会蹦出来。他笑的时间最长。而且，顺着这条推理线路执着地推理下去，直到其痛苦的终点，或许最终的结论是：笑到最后的人其实也不是纳赛尔，而是希特勒。说到底，他现在还在那里残酷地迫害犹太人。现在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都这样那样地源自希特勒。好了，我刚才准备要干什么呢?去打个电话。是一件什么紧急的事。可打给谁呢?是什么事呢?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也迷失在森林中了。就跟那位老圣徒一样。

【注释】

[1] 君特·格拉斯（1927——），德国著名作家，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铁皮鼓》、《猫与鼠》、《狗年月》等。参加过希特勒青年运动，十六岁应征入伍，在战斗中负伤并被美军俘虏（1944——1946）。

[2]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在德军服役六年，所写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德国艰苦生活的讽刺小说取得广泛成功。作品有《火车正点》（1949）、《亚当，你到过哪里?》（1955）等。

[3] 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建国后与阿拉伯国家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从1948年5月15日开始，到1949年7月20日结束，以色列获胜。

[4] 《帕尔马赫之歌》中的歌词。

[5] 摩西·莱文杰拉比（1935——），生于耶路撒冷，希布伦极端右翼定居者的领袖。

[6] 梅厄·卡亨拉比（1932——1990），生于美国，在美国创建犹太防御联盟。1971年移居以色列，后在以色列创建了一个极端右翼的党派，并于1984年进入以色列议会。他所创建的党派由于反阿拉伯的种族煽动于1986年被宣布为非法。1990年在纽约遭一埃及杀手杀害。葬于以色列。

[7] 乔治·斯坦纳（1929——），英籍犹太裔文学批评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人。

[8] 阿米尔·吉尔博亚（1917——1984），以色列诗人，主要作品有《朕兆》（1942）、《七块领地》（1949）、《清晨之歌》（1953）等。

[9] 吉乌拉·科亨（1925——），以色列女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以色列政界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10] 纳塔尼亚，以色列中西部城市，位于特拉维夫雅法与海法之间的地中海沿岸。

[11] 可食，符合犹太教饮食规定的洁净食品。“可食”现已作为一种比喻，表示“可靠”、“正统”、“纯洁”之意。

[12] 利维坦，犹太教神话中的一种兽。各种资料以利维坦为鲸、鳄鱼或蛇，众说不一。

[13] 《塔木德》，犹太教的口传律法总集，是犹太教仅次于《托拉》的主要经典，也被称为“口传《托拉》”。

[14] 撒拉弗，一种生有六个翅膀的天使，于上帝呼召以赛亚作先知的时候在上帝的宝座旁边侍立。见《旧约·以赛亚书》六章。

[15] 尤里·茨维·格林伯格（1896——1981），杰出的现代希伯来诗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强烈主张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家园，强调作为犹太民族语言的希伯来语的复兴，这一切都成为其诗作所表达的主题。主要作品有《严重威胁和月亮》（1925）、《男子气在增加》（1926）、《军团幻景》（1928）、《家犬》（1929）等。

[16] 语出《新约·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17] 基什尼奥夫，前苏联摩尔达维亚首都。1903年4月6日于基督教复活节时这里曾发生了一起残酷迫害犹太人的事件，欧美社会舆论深为震惊。1905年10月席卷俄国的反犹浪潮也波及基什尼奥夫，共造成该市多名犹太人被打死打伤。

[18] 即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约1595——1657），哥萨克人首领（1648——1657），曾大肆屠杀犹太人。

[19] 对着墙壁小便的人，即男丁。

[20] 信仰者集团，以色列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兼具定居与政治双重性质的组织，出现于1968年。该组织强调“以色列国土的不可分割性”、“全部以色列国土都是犹太人民的专有财产”，反对撤出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所占领的任何一部分阿拉伯土地，认为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有权尽量征收这些地区的阿拉伯人地产，不受限制地在这些地区建立犹太移民定居点，使这些土地上的犹太人口和阿拉伯人口比例最终变得对犹太人有利，并将这些地区正式吞并。

[21] 犹大·哈列维（约1075——约1141），西班牙希伯来语诗人、中世纪犹太哲学家。其许多诗歌日后都成为犹太会堂礼拜仪式的内容，为人们永久传唱。

[22] 即犹大·罗尔（约1520——1609），《塔木德》学者、犹太哲学家。通称马哈拉。1553年作为捷克尼科尔斯堡拉比享有声誉。1579年起担任布拉格犹太大拉比，直至逝世。他认为，犹太人在圣地以外的生活属于一种不正常状态，犹太人要想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就必须结束这一非正常生活状态。

[23] 西奈山，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见《旧约·出埃及记》十九章。

[24] 不可杀人，十诫之一，见《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

[25] 约瑟·哈伊姆·布伦纳（1881——1921），以色列作家，现代希伯来小说的开拓者之一，生于乌克兰，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尖端四周》、《伤痛和死别》，中篇小说《在冬天》、《神话》和《从各地而来》等。

[26] 耶洗别，希伯来王国分国时期北国以色列国国王亚哈的妻子。据《旧约·列王纪》记载，耶洗别性情乖张，阴狠毒辣，主张暴政统治。她甚至为丈夫出谋划策，霸占平民财产。耶洗别和亚哈王的倒行逆施招致了天怒人怨。亚哈王死后，将军耶户发动政变，命令宦官将耶洗别从窗户扔了下去，她被活活摔死。其尸体未及埋葬就被野狗吃尽，只剩头骨、脚和手掌。在西方语言中，耶洗别这个名字泛指无耻恶毒的女人。

[27] 有生命的假人，犹太民间传说中被赋予生命的泥人。在现今希伯来语中，其含义包括“蠢人”、“不会动脑子的人”、“容易上当的人”、“不会为自己考虑的人”和“机器人”。

[28] 纳赛尔（1918——1970），埃及总统（1956——1970），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起义（1952），废除君主制，成立埃及共和国（1953），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1956），抗击英、法、以色列武装入侵，提倡不结盟，著有《革命哲学》等。

[29] 羊角号，犹太教宗教礼仪用品，由公山羊角制成，用于重要的公共活动和宗教活动。犹太教认为，号声有报警、敬畏和欢庆之意，象征犹太民族对上帝的顺从和虔诚。

第二十一章
然而萤火虫已经消失了

因为他早晨下楼取报纸回来的时候忘了关门，也因为他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但又徒劳无功地试图将那个摔坏的收音机重新装好，所以他猛一抬头就看到安妮特·塔德莫站在了自己的眼前。她身穿一件红色外套，头上歪戴着一顶海军贝雷帽，看上去活像一个法国村姑。她的一双眼睛亮闪闪的，脸颊被外面的冷风冻得红扑扑的。她看上去是那么幼稚，那么温顺，那么单纯，那么令人心痛地美丽。他当即想起自己两天前对她的所作所为，便有了一种肮脏的感觉。

她身上散发出名贵香水的气味，可能还伴着一丝丝白酒的气息，他的心中涌起一股悔恨和欲望相互交织的感觉。

“我一个早上都在给你打电话，”她说，“可老是占线。就这样闯进来实在抱歉。我只待一分钟，真的。你这里凑巧有一杯伏特加没有?没关系。听着。我必定把一只耳环丢在你这里了。我当时的脑子乱得一团糟。你想必以为我这会儿是疯了。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有个好处，费玛，就是事实上我压根儿就不用考虑你对我是怎么想的。就像咱俩是兄妹一样。上次我在那里嘟嘟囔囔、喋喋不休的那些话，这会儿我事实上一句也记不起来了。你真好，你当时没有嘲笑我。你没有看到，是吗?银子的，有点儿长，上面还有一颗闪闪发光的小宝石的?”

费玛犹豫了一下，接着便打定主意，把占在扶手椅上的那份报纸抛向一边，将安妮特按到椅子上。但他马上又让她站起来，把她的两只胳膊从那件红色外套的袖子里给倒腾出来。她今天早上看上去是那么漂亮，那么体贴，那么迷人。他赶到厨房，以便把电水壶的插头插上，看看他父亲那瓶法国产的橘味白酒还有没有剩下一点。转身回来的时候，他说：

“昨天夜里我梦到你了。在梦里，你是那么妩媚，那么高兴，因为你丈夫又回到了你的身边，你也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但你这会儿甚至比在昨天夜里的梦中还要妩媚。这个海军贝雷帽真的很适合你。你以后应当经常戴这顶帽子。前天发生什么事我都忘了，你说是什么呢?我真的为自己感到羞耻。但你的到来让我惊慌失措，我刚才的行为就好像那个众所周知的哭泣的强奸犯[1]。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和女人在一起了。但此时我并不是为自己像猪一般的行为做任何辩护。你能教我怎样向你赔罪吗?”

安妮特说：

“够了。别说了。你又要让我哭了。你帮了我那么大的忙，费玛；你是那么好的一个听众，你是那么理解人，那么富有同情心。我想在整个世界上还没人像你那样聆听过我的倾诉。可我当时是那么古怪，那么自私，那么专注自己的问题。伤害了你的情感我感到很难过。”

她接着又补充说道，她一直很相信梦。事实上，就在昨天夜里，当费玛梦到她的时候，耶里还真的从米兰给她打来了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低沉。他说，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时间会告诉他们答案的，她应该尽力不要恨他。

“时间……”费玛正准备张口说话，但安妮特将一只手按在了他的嘴上。

“我们什么也不要说。我们那天夜里说得够多了。让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上一两分钟，然后我就离开。我在城里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可我就是喜欢待在你身旁。”

他们一言不发。费玛坐在她椅子的扶手上，一只胳膊差不多要擦上了她的肩膀。这时，他为自己感到害羞，因为屋子里一片狼藉：摔在沙发上的那件长袖冬用汗背心，昨天晚上他没有关上的底层抽屉，放在桌子上的那些空咖啡杯，到处散放的报纸。他在心里暗暗诅咒自己搏动的欲念，他向自己发誓，自己这一次的行为一定要无可指摘。

安妮特沉思地发话了，但与其是对他说，倒不如说她是在那里自言自语：

“我错怪你了。”

这句话差点儿就让他流下了泪水。打他还是一个孩子起，每当有大人对他说这样的话，他就感到那么甜蜜、那么快慰。他拼命地克制着想跪在她面前的冲动，同梦中她的丈夫一模一样。不过，严格地说，并不是在梦中，而是在他今天早晨的思想里。但他看不出两者有什么差别。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说，“你的耳环在我这里。我当时就是在你坐的这把椅子里看到的。我真是一个白痴：今天早晨我一睁眼，借着第一缕曙光，我还以为那是一个忘了熄火的萤火虫呢。”

他壮了壮胆，又说道：

“你知道，我可是一个爱敲诈勒索的家伙。我不会白白地就让你把它拿回去的。”

安妮特忍不住地哈哈大笑起来。她大笑不止，他就乘机靠在她的身上。她捉住他的头发，把他往自己怀里拉，接着在他的鼻尖上吻了一吻，好像他是她的婴儿。

“这样行了吧?现在我可以拿回我的耳环了吗?”

费玛说：

“你这样我消受不起。我来给你换个方式。”

让他吃惊的是，他猛然抱住她的一双膝盖，把她的身子从椅子拖到地板上，身体里的欲望使他急不可耐、头晕目眩，他甚至没有停下来扯开她的衣服，而是盲目地但又像梦游者那样自信地在那里横冲直撞，一下子插入了她的身体，同时觉得被紧紧包裹并溶化在她子宫里的并不是他的阴茎，而是他的整个身体。他立时吼叫着射出了精液。最后，他再次清醒过来，感到全身的储备都耗尽了，就像阳光那样没有重量，似乎他把自己的整个肉体都放进了她的身体，这时他意识到，他又一次侮辱了她和自己，顿时感到一阵恐惧。他知道，这一次他是把一切都彻底给毁了。安妮特缓缓地、温柔地抚摩着他的脑袋和脖子，直到他快慰地打了一个冷战，身上的皮肤激灵灵地抖了起来。

“哭泣的强奸犯。”她说。

接着又对他轻声说道：

“别出声，孩子。”

她又一次问他还有没有伏特加。也不知什么原因，费玛担心她可能觉得寒冷。他笨手笨脚地试着帮她整理衣服。同时还想说话。但她很快地再次将手放在他的嘴巴上，对他说：

“现在给我安静点儿，你这个小话匣子。”

站在那里对着镜子梳理她那秀美的头发时，她又接着说道：

“现在我得走了。我在城里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快把我的耳环给我吧：我已经理所当然地挣来了。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我们一道去看部电影。猎户座电影院今晚放映一部非常精彩的由让·迦本主演的法国喜剧片。”

费玛走进厨房，把瓶子里剩下的橘味白酒都倒进一只杯子里，端给她。在电水壶即将烧干的最后一分钟，他及时地将其拯救出来。可是，尽管他翻来覆去地寻思，就是想不出自己把那只耳环给怎么处置了。他向她发誓，他要把自己的公寓翻个底朝天，当晚就把她那个魔幻的萤火虫纤毫无损地还给她。他送她到门口的时候，他可怜兮兮地对她咕哝着，说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安妮特哈哈大笑起来。

【注释】

[1] “哭泣的强奸犯”这个说法和曾在以色列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有关。据报道，有一男子接连强暴了数名妇女，所有的受害者都称，强暴之后，强奸犯就号啕大哭，于是各报纸都将该强奸犯称为“哭泣的强奸犯”。

第二十二章
“就这样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舒服”

两人在楼梯上就分手了。安妮特刚一离开，剪着一头朴素灰白短发的尼娜·格芬就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手里拎着一只沉甸甸的购物篮。她把篮子稳稳当当地放在他的桌子上，搁在报纸、酸奶罐和脏咖啡杯的中间。接着，她气呼呼地点燃了一支内尔森牌香烟，她没用嘴巴将火柴吹灭，而是用手摇晃着。她从鼻孔里冲出两股烟柱子。费玛下意识地咧嘴笑了。造访他的异性客人一个走了，另一个又来了，这种情形让他猛然想起在父亲公寓里进进出出、穿梭不息的那些女宾。或许他自己也到了要惹人注目地拄一根箍着银箍的手杖的时候了?

尼娜问：

“什么事乐成这个样子?”

她的两只鼻孔透过烟雾肯定嗅出了一股香气。还没有等他回答，她又问道：

“刚才我在楼梯上撞上的那个红衣服女人也龇牙咧嘴地在笑，就像一只吃到奶油点心的猫。你刚才是否碰巧就接待过一个客人?”

费玛正打算抵赖。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客人来访?整个大楼上有八套公寓呢。可他心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对这个脆弱、苦楚的女人撒谎，不让他对这个看上去就像一只走投无路的雌狐撒谎，对这个他有时称为“我的爱人”的女人撒谎，对这个其丈夫他也喜欢的女人撒谎。他低下头，自我辩护地说：

“是我们诊所的一个病号。不知怎么的，我们就熟悉了。”

“你在自家开了一个诊所分部吗?”

“是这样的，”费玛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徒劳地尝试着把那台摔碎的收音机重新组合起来，“他丈夫可以说是离开了她。她刚才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请我给她一些建议。”

“此处修补破碎的心。”尼娜说，她本想让自己的话在对方听来显得幽默风趣，但费玛听着却差不多要落泪了，“圣费玛，离婚女人的庇护神。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通过预约来会客了。”

她走进厨房，从她的购物篮里拿出一只袋子，袋子里装满了喷剂和洗涤用品，她把袋子暂时放在操作台的边缘。费玛感到，她紧紧地夹着那支烧了半截的香烟的两片嘴唇在那里颤抖。她把为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食品一件一件地解开来，接着打开了冰箱的门，顿时惊恐得直往后退缩。

“真是脏透了！”她喊叫起来。

费玛窘迫地解释说，事实上他刚刚做了一个全面彻底的大扫除，可就是没来得及清理冰箱。

哎，尤里什么时候回来呀?

尼娜从购物篮的底部掏出一只小塑料袋。

“星期五深夜，也就是明天。我估摸着你们两个都快等不及了。噢，你们在星期六晚上可以共度蜜月了。给你，我把这本讲莱博维茨的书给你带来了。你当时跑了，把书搁在了地毯上。你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费玛?你看看你自己。”

还真是的，安妮特走了之后，费玛忘了要把衬衫下摆给塞到裤子里面，他那件发黄的法兰绒汗背心的下摆也露在那件鼓鼓囊囊的针织套衫外面。

尼娜无情地把那些经年累月的蔬菜、金枪鱼、已变成化石的奶酪的发霉遗骸和一个打开盖子的沙丁鱼罐头从冰箱里扔了出去，把冰箱给彻底清空了。她用一块擦布饱蘸洗涤剂，用力地擦拭着冰箱里的每个搁架和隔仓。与此同时，费玛从她带来的在格鲁吉亚人面包店购买的那种香喷喷、厚墩墩的黑面包片里挑了好几片，往上面涂黄油，又大勺大勺地涂上果酱，接着就狼吞虎咽地嚼起来。他一边嚼，一边在那里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讲，阐述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事实上是整个北欧左派的垮台我们以色列应该汲取哪些教训。突然，有句话刚刚说到一半的当儿，他就换了另外一种声调：

“喂，尼娜。咱们谈谈前天晚上的事。不，是前天晚上之前的那天晚上。我突然闯进你们家，那样子看上去就像一条淹了个半死的狗，我满口胡言，我扑到你身上，我把你弄得心烦意乱，然后我又不做任何解释就走了。我这会儿真觉得羞耻。我想象不出你对我持什么看法。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认为你不够迷人或者其他什么的。不是这样，尼娜。恰恰相反。我确实认为你很迷人，比以前要更加迷人。只是因为我那一天很不顺。这一个星期我特别不顺。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其实不是在生活，只是存在而已。在日复一日地爬行。没有思维，没有欲望。《诗篇》里有一首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沉。恰如其分的总结：消沉。有时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么，就那么整天逛荡，就像去年的雪。来了又走。写了又删。在办公室里填写各种表格。穿衣服又脱衣服。打电话。骚扰大家，把你们逼得发疯。故意刺激我的父亲。怎么还有人能够容忍我?你怎么还没有将我送进地狱呢?你能教我怎样向你赔罪吗?”

尼娜说：

“安静点儿，费玛。你就别再说话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把新买来的食品一样一样地摆放在冰箱里这会儿已经光灿灿的搁架上。她柔弱的肩膀在那里颤抖着。从身后看去，费玛觉得她就像一只囚禁在笼子里的小动物，他顿时生出了一股柔情。她仍在那里背对着他，说：

“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听着。一个半小时前，我还在办公室，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你遇到麻烦了。你碰到了糟糕的事。说不定你是病了，这会儿正独自一个人躺在床上，在那里发烧。我于是使劲地给你打电话，但你这边总是占线。我琢磨着你有可能忘了挂听筒了，就跟以前一样。我当时正在那里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一个刚刚破产的保险公司的有关事宜，会议开到半截我就冲了出来，马不停蹄地直奔你处。更准确地说，我在路上只停了一下，是为了给你买点儿东西，以免你活活饿死。好像尤里和我把你给收养了，当成了我们的孩子。唯一的区别是，尤里似乎能从中得到极度的乐趣，而我所能得到的只有沮丧。总是这样。我时常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你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事，然后我就抛开一切事务，一路奔跑到你这里。那是一种令人极度恐惧、极度痛苦的感觉，就好像你正在遥远的地方向我呼唤：尼娜，快点过来！但你不做任何解释。帮帮忙，费玛，你不要往肚子里塞面包了。你看看你现在胖成什么样儿了。不管怎样，我这会儿既没有力气也没有兴致听你那些关于密特朗[1]和英国工党的石破天惊的理论。留着说给尤里听吧，留着星期六晚上再说吧。我想要你说的只是你究竟怎么啦。你到底出了什么事。正在发生着一件奇怪的事，但你在瞒着我。比平常的还要奇怪。好像你被人轻度麻醉了。”

费玛立即遵命。他搁下了手中的那片面包，心不在焉地将面包放到洗涤槽里，就好像洗涤槽是一只空杯子。他于是结结巴巴地说，跟她在一起有一点非常好，跟她在一起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他不怕显得荒唐可笑。在她面前，他甚至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很可悲、很愚蠢，就像那天夜里的情况一样。就好像她是他的姐姐。现在，他要说一些陈词滥调的话，但那又如何?陈词滥调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反义词。他要说的是，对他来说，她是个好人。还有，她的手指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手指。

尼娜·格芬仍背对着他，在洗涤槽旁边弓着腰，把费玛刚才扔在那里的面包片拈出来，使劲地在那里擦洗着瓷砖和水龙头，小心翼翼地洗手。她忧伤地说道：

“你把一只袜子留在我那儿了，费玛。”

接着又说：

“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有一起睡觉了。”

她掐灭了香烟，用一只娇美得就像远东少女那样的手抓住了他的胳膊，对他耳语道：

“快点来吧。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得回办公室了。”

两人向床边走去的时候，费玛心中为尼娜的近视暗暗叫喜，因为她刚刚用来掐灭香烟的烟灰缸里有什么东西忽闪了一下，费玛推测必定是安妮特丢失的耳环。

尼娜拉上所有的窗帘，把床罩卷到一边，把两只枕头理好，又摘去眼镜。她的动作是那么平常，那么简练，好像她正在准备接受大夫的检查。在她脱衣服的时候，他赶紧转身背对着她，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意识到再也无法逃脱了，于是也不得不脱去自己的衣服。不雨则已，一雨倾盆，他施虐狂地对自己说道。他飞快地钻进被单里，免得她注意到自己的松弛状态。回想起上次在她家小地毯上让她失望的情景，他不禁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紧紧地贴着她，可他的阴茎软塌塌的，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就像一块皱巴巴的手绢。他将脑袋埋在她那两只沉甸甸、暖呼呼的乳房中间，好像他要企图藏到她身体里面去躲避她。他们一动不动地躺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就像冒着枪林弹雨的两个士兵正紧紧地依偎在战壕里。

她喃喃地求他：

“别说话。什么也别说。就这样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舒服。”

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显现出那条被宰杀的狗：他躺在湿漉漉的灌木丛和垃圾中间的一堵矮墙下面，在那里痛苦地扭曲着，在那里渗出最后一滴血，在那里呜咽着。他像是酣睡一样地在她的两个乳房中间喃喃低语着一些她听不清楚的话：回希腊去吧，约珥。我们会在那里找到爱情的。还有同情。

尼娜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十一点半了。她吻了吻他的额头，一边摇晃着他的一只肩膀，一边慈爱地说：

“醒醒吧，亲爱的。活动一下。你都睡着了。”

她急促地穿上衣服，戴上她那厚厚的眼镜，接着又点燃一支香烟，她没有吹熄火柴，而是用手摇晃着。

离开之前，只听得轻轻的咔哒一声，她将摔裂的收音机给合了起来。她旋转着旋钮，突然间，国防部长拉宾的声音一下子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表现出最强耐力的一方必胜！”

“行了，修好了。”尼娜说，“我得走了。”

费玛说：

“别生我的气。好几天了，我一直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好像什么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晚上我根本睡不着觉。我坐在那里写文章，就好像有人在听着我。没有一个人在听，一切似乎都迷失了。我们大家将来到底会怎么样呢，尼娜?你知道吗?”

已经走到门口的尼娜把她那戴着眼镜的、像狐狸一般的面庞转向他，说道：

“今晚上我有可能相对早一点下班。你从诊所下班后就直接到我办公室来，然后我们一起到基督教青年会听音乐会。要么我们就去看那部让·迦本主演的电影。然后再一起回我那里。不要垂头丧气的了。”

【注释】

[1] 密特朗（1916——1996），法国总统（1981——1995），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71——1981）。

第二十三章
费玛忘了他忘了什么

费玛返回厨房。他又拿出四片尼娜刚刚从格鲁吉亚面包师那里买来的新鲜黑面包，在上面厚厚地涂上一层杏仁酱，便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国防部长说：

“我敦促大家不要诉诸各种各样没有把握的捷径。”

最后一个词的发音有些走样了。费玛一边嘴巴里塞满了果酱面包，一边模仿着他的腔调说：

“大家也敦促你不要锁住各种各样没有把玩的结晶。”

他立即从这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中退缩出来。把收音机关掉的时候，他向拉宾道歉说：

“我得赶紧走了。我要迟到了。”他一边嚼着胃灼热药片，一边又莫名其妙地将安妮特的耳环装进口袋里，那是他从尼娜放烟蒂的烟灰缸中间发现的。他一边穿上外套，一边特别留意着不让自己的胳膊卡在衣袖的衬里中。因为面包并没有缓解他的饥饿感，因为他事实上只把面包当作早餐，他决定到公寓对面的小餐馆去吃上一点儿午饭。他记不清老板娘的名字是叫施奈德曼太太，或者干脆就叫施奈德尔太太。他决定把赌注押在施奈德尔曼太太上。像往常一样，她并没有生气。她那一双孩童般的眼睛冲他闪烁着欢快的光芒，让他想起了一幅俄罗斯农民肖像。她说：

“是沙因曼，尼森大夫。没关系。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上帝应该将健康和繁荣赐给全体以色列人民。和平最终应该降临我们这个可爱的国家。总是有这么多死亡，真是叫人受不了。今天我们大夫要炖牛肉，还是要鸡肉?”

费玛想了想，点了一份炖牛肉、一份煎蛋饼、一份什锦色拉和一盘水果。另一张餐桌旁边坐着一个身材矮小、满面皱纹的男人，在费玛看来，他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身体还有些不舒服。他在那里懒洋洋地读着《新闻报》，一页一页地翻着，凝视着，剔剔牙齿，接着又一页一页地翻起来。他的头发似乎抹了发动机的润滑脂，紧紧地贴在前额上。一时间，费玛在心里揣摩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从昨天或者前天起就粘在这张餐桌旁边的人正是他自己，夜里和早上的所有事件压根儿就没有发生过。要么就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了，这个人在某些地方长得和他非常相像，只是在某些毫不重要的细处和他不同。开放的可能性和终结的既成事实之间的区别十分简单。说到底，他父亲或许是对的：压根儿就不存在通用的现实地图之类的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都得借助不可靠、不准确的地图在森林里寻找自己的路径，这些地图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包裹着我们的地图，要么就是我们在途中某个地方所拾到的地图。所以，我们都迷路了，在那里兜圈圈，彼此之间不知不觉就发生碰撞了，在连天国光辉的一丝遥远光亮也看不见的黑暗中彼此走散。

费玛差点儿没有憋住，他想问老板娘那个绅士究竟是谁，他在绿白相间的油布覆盖着的餐桌旁就那么浪费生命财富地坐着已经有多长时间了。最后，他决定将就一下算了，问她为尽快实现和平她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沙因曼太太做出了怀疑的反应。她迟疑地朝四周扫了一眼，然后腼腆地回答道：

“我们能知道些什么呢?让上层人物去决定吧。就是我们政府的将军们。上帝应该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上帝也应该赐给他们相当敏捷的思维。”

“我们应不应该对阿拉伯人做出某些让步呢?”

显然是害怕特工，要么就是害怕说漏了嘴，要么只是害怕词语本身，她朝门那边和厨房的窗帘扫了一眼，然后小声地说：

“我们得心存一些怜悯。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费玛追问：

“怜悯阿拉伯人还是怜悯我们自己?”

她又对他胆怯地、卖俏地微笑了一下，就像一个乡下姑娘，在突然被人问及她的内衣是什么颜色或者从这里到月球的距离有多长时感到十分窘迫。她优雅、睿智地答道：

“怜悯就是怜悯。”

邻桌的男人看上去很憔悴，好像受够了折磨，油腻腻的头发紧贴着脑壳，在费玛的想象中他是一个长了痔疮的小职员，可能就是一个被解雇的清洁工。这时，男人插话了。他一刻不停地在那里剔牙，一边用带着罗马尼亚口音的平坦语调说道：

“先生。请原谅。请问，什么阿拉伯人?什么和平?什么国家?谁需要呢?活着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享受。你干吗要他妈的关心世人呢?世人又他妈的关心你什么呢?就好好地享受吧。能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目的就是为了开心。做其他任何事情你都是在浪费时间。请原谅我的插话。”

费玛并不觉得说话的人看上去特别像是个日子过得很快乐的人，倒像一个时不时就自己邻居的收入隐情向所得税部门告密因而赚取几个小钱的人。男人的双手在那里颤抖着。

费玛很有礼貌地问道：

“您是说，我们应该将一切都交给政府处理吗?我们应该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不要掺和公共事务?”

忧郁的告密者说道：

“政府的人他们很快活。阿拉伯人政府的人也快活。外邦政府的人同样快活。整天快活。但不管怎样，总有一天我们都要死的。”

沙因曼太太没有理会那个遭解雇职员的存在，对费玛诡秘地微笑了一下。像是为他被迫听讲而感到抱歉，她巴结地说：

“你别答理他，大夫。他的小姑娘是死底，他的妻子是死底，他的兄弟们也是死底。还有，他口袋里没得一个子儿。他说话不经过脑袋。这个人是一个上帝已经忘了他的人。”

费玛在自己的几个口袋里乱抓，可找到的只是零散的小钱，他请老板娘将饭钱记在账上。下周吧，到时候他就有来自……可她欢快地打断他说：

“千万别在意。不用着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没等费玛说话，她又给他端来一杯柠檬甜茶，一边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来自上帝。”

在这点上，他不同意她的看法，但她的话语是那么悦耳，就像爱抚一般触动了他，他突然将自己的手指头按在她的一只青筋暴突的手上，向她表示感谢。他夸奖她做的食品，热情地表示同意她刚才说过的话：“怜悯就是怜悯。”

迪米八岁那年的一天，上午十点，特德和约珥惊恐万状地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帮忙寻找他们的孩子。小迪米显然是逃学了，因为其他的孩子都欺侮他。费玛一刻也没有迟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罗梅马的化妆品工厂。果不其然，他发现巴鲁赫和迪米把自己关在小实验室里，在一条长凳旁弓着腰，银白浓密的长发紧挨着白化病的鬈发。两人把试管放在加热装置上，正在对里面的一种淡蓝色液体进行蒸馏。他走进去，老人和孩子当即停止了说话，就像两个密谋的家伙被人当场捉住了一样。在那些日子里，迪米还习惯把巴鲁赫和费玛都叫做“爷爷”。胡子像托洛茨基触须、上翘得就像阿拉伯短弯刀的父亲拒绝向费玛透露他俩实验的性质：你无法知道他站在哪一边。可迪米一副不苟言笑、讳莫如深的样子，他说他相信费玛不会出卖他们。我和爷爷正在开发一种抗愚蠢的喷剂。愚蠢什么时候露头了，你只用拿出一个小盒子，喷一下，愚蠢就消失了。费玛说：那你们首批至少就得生产十万吨。巴鲁赫说：我们也可能是在浪费时间，迪明卡[1]。聪明的人不需要这种药剂，至于傻瓜嘛，你们告诉我，我两位亲爱的孩子，我们干吗要为傻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呢?我们这会儿干吗不找点快乐呢?他马上按铃叫人送来一盘糖果、干果和水果。他叹息着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摞小游戏棒，叫迪米锁上门。于是，三个人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就沉浸在挑棒游戏的竞赛之中了。那个放纵的上午是那么快乐，那种快乐费玛甚至在童年时代都没有体验过，它像一片幸福的阳光照耀在费玛的脑海里。就这样到了正午，他才不得不作罢，将迪米送还给他的父母。特德把孩子在盥洗室里关了两小时禁闭，又将他在家中软禁了两天。费玛也受到了责备。他差点儿就为他们放弃了抗愚蠢喷剂的实验工作感到后悔了。

乘车上班的途中，他将舍恩贝格太太就那个忧郁的告密者所说的话在脑袋里想了一想，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被上帝遗忘并不一定意味着到了末日。相反，可能还意味着像沙漠蜥蜴那样轻松快乐、自由自在。他暗自思忖着两个希伯来语动词的相似性，一个动词的意思是“遗忘”，另一个动词的意思是“渐渐减少”或“渐渐消失”。最悲惨的命运不是被遗忘，准确地说，是慢慢消失。意志、渴望、记忆、肉欲、好奇心、激情、快乐、慷慨——一切的一切都在渐渐消失。正如风到群山之中就消失了，精神也一样要消失。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痛苦也会或多或少地弱下来，但接着，伴随痛苦的其他的生命迹象也会慢慢地减弱。那些简单的、无言的、原始的事物，那些令每个孩子见了都会激动和惊讶的事物，比如四季的更迭、一只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小猫咪、在铰链上转动的大门、植物的生长周期、越长越大的果实、飒飒摇曳的松树、在阳台上爬行的蚂蚁纵队、阳光在山谷里和山坡上的嬉戏、月亮的苍白和月晕、清晨缀满露珠的蜘蛛网、奇妙的呼吸和话语、日落时分的晚霞、水的沸腾和结冰、正午时分的太阳照在一小块玻璃上所形成的耀眼的光芒，这么多原始的事物，都是我们一度拥有的，可是已经丢失了。一去不复返了。要么就更糟糕，它们会稀罕地回来几次，柔弱的光亮在远方摇曳着，而当初的兴奋却永远地消失了。一切都模糊了，都溶解了。生命本身在慢慢地变得灰扑扑的、脏兮兮的。在法国，谁将获胜呢?利库德中央委员会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为什么那篇文章被退稿了呢?一个总经理能挣多少钱?部长对针对他的指控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要迟到了。我赶紧得走了。”今天早晨，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别人说，我也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这样说。但是为什么呢?上哪儿去呢?去做什么呢?毋庸置疑，就连拉宾部长也肯定因那些原始的事物激动过，那是一千年前，他还是一个腼腆的、长着姜黄色头发的孩子，一个瘦削、脸上长着雀斑的孩子，他脚上没穿鞋子，就那么站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后院里，站在晾衣绳中间，时间是一个秋日早晨的六点钟，一群鹤突然打他头顶上飞过，在黎明时分云彩的映衬下显得洁白洁白的，就像我一样地向他许诺会呈现一个纯洁的世界，一个到处是寂静和蓝色的世界，一个远离词语和谎言的世界，只要我们敢于把一切都抛在身后、站起来、出发。但我们是在这里，这位国防部长和天天在报纸上攻击他的那些人一样，我们都在遗忘，我们都在渐渐枯萎。我们都是死魂灵。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身后留下一连串没有生命的词语，而从这些没有生命的词语到占领地上每天被杀害的阿拉伯孩童的尸体只有一步之遥。一步之遥的还有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干脆就不假思索地把前天在前往阿尔费梅纳什途中被一个莫洛托夫汽油弹活活烧死的移民家庭的孩子们从死亡名单上给抹去了。我为什么把他们给抹去了?是他们的死亡不够无辜吗?还不配进入我们一向自封为其保护人的那片充满苦难的圣地吗?只不过是因为那些移民让我惊恐、让我恼怒，而那些阿拉伯孩童又让我良心不安吗?像我这样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可能已经堕落到要在不可容忍地屠杀孩童与不是那么不可容忍地屠杀孩童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的卑鄙田地了?舍恩贝格太太只对我说了句“怜悯就是怜悯”，正义本身就从她的嘴里出来了。国防部长拉宾正在背叛我们基本的价值观念云云，但从拉宾的观点看，我和像我这样的人都在背叛根本原则云云。但对于一个秋日早晨第一缕光辉的遥远呼唤来说，对于在天空中飞翔的那一群鹤来说，我们毋庸置疑都是叛徒。部长和我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甚至毒害了迪米和他的朋友。所以，我应该给拉宾写上几句话，向他道歉，试着向他解释我俩毕竟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要么，就约他见上一面?

“够了，”费玛苦笑了一下，“我们犯罪了。我们越界了。够了。”

下了公共汽车，他就像一个好找茬儿的老头那样咕哝着：“文字游戏。空洞的文字游戏。”突然间，他觉得自己刚才玩弄意为“遗忘”和“渐渐减少”或“渐渐消失”这两个词语的行为是那么庸俗，所以在下车的时候他甚至没对司机道谢或是道别，但他平时总是非常注重这一点，即使在心不在焉的时候也不会忘记；昨天由于疏忽，他下错了站，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没有忘记。

在昏暗的街道上，在随风飘零的枯叶和纸片之间，费玛站了一两分钟。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石墙后面那些湿漉漉的松树的飒飒声，凝视着正在离去的公共汽车。他把什么东西落在公共汽车上了呢?一本书?一把雨伞?一只信封?要么就是一个小包裹?塔马的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安妮特·塔德莫的什么东西?“鹤群盘旋又盘旋”，这是一首儿歌中一句被遗忘的歌词，此刻又突然回到他的记忆中。要是落在位子上的东西不过是一份他原来就是在位子上发现的《晚报》就好了，他用这种希望安慰着自己。因为部长和鹤群的缘故，他甚至连报纸大标题上讲的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注释】

[1] 迪明卡，迪米的昵称。

第二十四章
羞辱感和犯罪感

在花园里，走在那条铺着石子绕过小公寓楼直达诊所的小路，费玛突然停下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从二楼，透过紧闭的窗户，透过风声和飒飒作响的松树，传来了大提琴的声音。是那几个老妇当中的一个，要么就是一个学生，正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同一个音阶。

费玛试着识别那个音符，可就是听不出来。他站在那里，愣愣地听着，就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打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得到哪里去的人。如果这时他能改变自己惯常的形态，变成空气、石头或者一只鹤就好了。他身体里也有一把大提琴在演奏着，以它自己的语言在应和头顶上的那把大提琴，这种语言是一种渴望和自嘲的声音。他在脑海里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三个演奏音乐的老妇的生活：她们一连几小时地乘出租车，在冬雨扫荡的马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着，为的是到上加利利尽头的某个遥远的基布兹去开独奏会，要么就是参加老兵联欢会的开幕式。在冬天无事可做的夜晚，她们都干些什么呢?洗了碗碟、收拾好厨房之后，她们三个很可能就聚集在她们共同的客厅里。在费玛的想象中，这是一个极度清教徒式的房间，里面有用罗马字母表示时间的摆钟、餐具柜、沉重的粗腿圆形饭桌和黑色的直背椅子。在房间一角的地毯上蹲着一只用灰羊毛做的卷毛狗。在那架合上盖子的大钢琴上面，在饭桌上面，在五斗橱上面，到处都铺着蕾丝护垫，就像他父亲在雷哈夫亚的公寓一样，那里所有能放东西的表面都铺上了这种蕾丝护垫。这里还有一个沉重的老式无线电收音机，一只细长的花瓶里插着一些蓝色的干花。所有的窗帘都拉了起来，所有的百叶窗也都是紧闭着的，取暖器里散发出一束蓝色的火焰，当煤油从油槽缓缓流入油绳的时候，蓝色的火焰就时不时地在那里发出无力的噗噗声。其中一个老妇正在用轻柔的声音给大家念一本旧的德国小说，也可能是她们轮流着念。比如说《绿蒂在魏玛》。整夜里都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朗读的声音、钟摆的滴答声和烧煤油的噗噗声。十一点整，她们都站起身，各自回到各自的卧室里。三扇门就那么一直紧闭到第二天早晨。而在客厅里，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摆钟一刻不停地在滴答作响，每逢整点还发出柔和的报时的声音。

在诊所的入口，费玛看到那块高雅得体的牌子上写着：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像往常一样，他对这种希伯来语不能容忍的搭配感到特别恼火。

“是不能容忍。可不能容忍又怎么样呢?”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的独生女诺拉，就是那个曾经嫁给加德·埃坦、十年前又和一个出访的拉美诗人私奔了的女人，她有没有遭受乡思的煎熬呢?良心的煎熬?羞辱感和犯罪感的煎熬?在这里，从来就没人提及她的名字。也从没人说起她，哪怕是间接地说起过也好。好像她压根儿就不存在。只是塔马偶尔对费玛嘀咕几句，说是来了一封信，但被他退给了寄信人，要么就是来了个电话，但他一句话不说就给挂上了。塔马总想说服费玛，让他相信加德其实人不坏，只是受了惊吓和伤害而已。不过，她偶尔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只要是女人，都会离开这样一个毒如蛇蝎的家伙的。

费玛穿上他那件白色的短外衣，在接待处的桌子旁坐下来，翻看着预约登记簿。就好像他正在那里下意识地猜测还有哪个病人将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他的第二个安妮特·塔德莫。

塔马说：

“里面有两个病人。深沉男低音歌手大夫的病人长得有点儿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埃坦的那位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很漂亮。”

费玛说：

“昨天午夜时分我差点儿就给你打电话了。我找到你那个芬兰将军的答案了，就是那个首尾字母都是M的将军。是Mannerheim（曼纳林）。他其实叫von Mannerheim（冯·曼纳林）。是个德国名字。他就是在1938年抵挡斯大林入侵因而震惊全世界的人。他率领弱小的芬兰军队抵御了强大的苏联军队。”

塔马说：

“你什么都知道。你本该当大学教授的。要么就该当内阁成员。”

费玛想了一下，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说法，因而热情地说道：

“你是那种理想的女人，塔马。至今还没人把你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对我们男性可真是耻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今还没有一个活着的男人能够配得上你的。”

她那敦实、健壮的身躯，她那在脑后挽成小髻的柔软的金发，还有她那一只绿色、一只棕色的眼睛，这一切都一下子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稚气，那么令人心动，他问自己：干吗不走到她跟前，抱紧她的两只肩膀，将她的脑袋深埋在自己的胸口，就好像她是他的女儿呢?可这种安慰的冲动马上就和另一种冲动混在一起：他想对她夸口，说有两个女人千里迢迢地于这天早晨造访了他的公寓，向他献身，一个刚走，另一个就来了。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便镇定下来，什么也没说。这个敦实的身躯上次被男人抚摩是在什么时候呢?如果他突然伸出双手，把她的两只乳房捧在手心里，她会有什么反应呢?震惊?愤怒?歉疚地屈从?你这个傻瓜，他对自己的阴茎说：这下你可要记住了。就好像他能感觉到她的两只乳头偎依在他那两只柔软的手心里似的，他握紧了左右拳头，脸上露出了微笑。

塔马说：

“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费玛记不得她的上一个问题是什么，但他兴高采烈地回答说可以，似乎在模仿着父亲那种傲慢的样子。

“我用我的半个王国来担保。”

“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

“什么?”

“这上面就是这么说的。你认为是印刷错误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屿，也是游泳衣。’六个字母。这差不多是最后一条线索了。”

“我不知道。”费玛说，“试试Tahiti（塔希提岛）吧。我有一个孩子，他老要我带他去太平洋。他想我们两人用枝条搭一个小屋，就靠鱼和水果过日子。确切地讲，我并不是说他是我的孩子。噢，他既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孩子。你就别管这一点了。再试试Hawaii（夏威夷）。你愿意和我们一道去吗?住在用枝条搭建的小屋里，什么东西也不吃，只吃鱼和水果?远离残酷和愚昧?远离这样的雨水?”

“你是用I还是用Y结尾来拼写Tahiti呢?不管是I还是Y都不合用，因为第二个字母必须是I，第三个字母必须是K。你是指约珥家的小男孩迪米吧?你的那个挑战者?也许我不该多管闲事，费玛，但你偏偏想做人家的父亲，你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没在使这个孩子的生活过于复杂化。有时我在想……”

“Bikini（比基尼）。”费玛说，“这种游泳衣当初是根据世界末日来命名的。比基尼原来是一个小岛，在岛上居民被疏散之后，他们用原子弹将其炸成了碎片。它是世界末日的试验地。位于南太平洋。我们得另找其他的岛屿了。事实上是另找其他的海洋。毕竟，我如何能够用枝条搭建小屋呢?我连一个书橱都做不起来。我的书橱还是尤里·格芬给我组装的呢。行行好吧，塔马，你别那样背冲我和房间站在窗户跟前了。我都跟你说过上千遍了，我受不了你这样。是我的问题，我知道。”

“怎么了你，费玛?有时你还真滑稽。刚才我只不过是在拉上窗帘，因为这雨我看得都腻了。我们没必要寻找其他的岛屿了：Bikini就是正确答案。你认为尼加拉瓜的执政党叫什么名字呢?”

问题的答案就在费玛嘴边上，但就在这时，埃坦大夫诊室那扇紧闭的房门后面突然传来女人的声音。那是一种短促、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恐惧和愤怒，当一个小孩子受到了强烈的不公时就有可能从其喉咙里拼命地发出这种声音。正在被屠杀的是谁呢?有可能是注定要成为约泽尔父亲或者祖父的人。费玛浑身上下都绷紧了，同时竭力堵塞自己的思想，让自己坚强起来，让自己不去想象那双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正在那里干些什么。那张长沙发上覆盖着白油布和一张用粗糙的白纸做成的一次性床单，旁边有一个白色的担架车，担架车上放着一整套消过毒的手术刀、内窥镜、大大小小的剪子、镊子、注射器、一把剃刀、缝合皮肉的特殊针线、夹钳、氧气面罩和点滴瓶。女人在这里被最大程度地暴露着，没有一丝躲藏的地方，从大夫脑袋后方还有一盏强烈的照明灯，亮光倾泻在她的身上；粉红粉红的，外皮也擦破了，就如一个伤口，看上去就像一个没有了牙齿的老人那种大张的嘴巴，在那里向外渗出深色的血液。

他还在那里苦苦挣扎着要摆脱脑海中的画面，尽力不看、不听、不感觉，而又无法做到这一切，这时，塔马轻柔地说：

“现在你可以放松下来了。一切都过去了。”

可费玛仍然感到羞愧。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了，他觉得自己无法摆脱犯罪感。他也应该为紧闭的房门背后的痛楚负责。今天早晨，他首先羞辱了安妮特，接着又羞辱了尼娜，这和那张洁白无瑕的长沙发上的疼痛和羞耻是有一定联系的，当然，那张长沙发这会儿无疑已经不再洁白无瑕，而是流满鲜血和其他分泌物了。他的阴茎萎缩下去，就像个小偷一样地藏了起来。一种模模糊糊的、让他反感的疼痛感突然在他的睾丸里抽动起来。如果塔马不在身边，他就要把手伸到下面，把来自裤子的压力给缓解一下。不过，其实就这样要更好一点。他一直企图说服茨维，让他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理由为自己开脱，不必为那些以我们的名义所犯下的暴行负责，但现在，他必须放弃这种可怜的企图。我们得承认自己的犯罪。我们得承认，所有人的痛苦都应该由我们来承担。占领地上的压迫，在垃圾箱里捅来捅去的老人所经受的屈辱，深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用手杖敲击着路面的那个盲人所经受的屈辱，在破败的孤儿院里那些孤僻的孩童所经受的痛苦，患水肿的狗惨遭杀害，迪米内心所经受的煎熬，安妮特和尼娜所受到的羞辱，特迪内心的孤独，尤里没完没了的逛荡，这堵墙的另一面刚刚进行的手术，深深地插进受伤的阴道里的那些不锈钢镊子——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我们承担。梦想着逃往穆鲁罗瓦[1]或者加拉帕戈斯群岛，简直就是徒劳。甚至被放射性蘑菇云污染的比基尼岛也要由我们来承担。有那么一会儿，他在思忖着一个令他好奇的事实：在希伯来语中，表示“怜悯”的单词似乎与“子宫”有关，而“镊子”似乎是从“汲取教训”这个单词派生过来的。可接着，他就为这些文字游戏和他的诗意化行为责备自己，这种东西和国防部长的行为一样卑鄙：国防部长心里的意思是“死亡”，但从嘴里说出来的却是“代价”。

“奥尔特曼[2]有一首诗，”他对塔马说，“叫《埃及十灾歌》，其中一节是这样写的：暴民很快聚集起来，//带着声讨的绞索，//要处死国王和大臣，//洗刷他们的耻辱。这基本上就是全部历史的总结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的历史，浓缩成了几十个字。我们来给她冲杯咖啡吧。给加德和艾尔弗雷德也各冲一杯吧。”

塔马说：

“好的。你就不用忙了。我已经把水壶插上了。不管怎么说，等她苏醒并且站起来还有一段时间呢。也不用你来清洗了。我来做好了，你只要照看消毒柜和洗衣机就行了。你怎么什么都能记得住呢?奥尔特曼，比基尼，还有一切的一切?一方面，你是那么粗心大意，连自己衬衫的扣子都扣不好，刮脸的时候还总是刮破脸皮；可另一方面，为了寻找纵横字谜中的一个线索，你能把世界弄它个天翻地覆。你还为别人安排生活。你看看你的套衫吧：一半在裤子里面，一半在裤子外面。还有你衬衫的领子也是一样，一半窝在里面，一半翻在外面。就像个婴儿。”

说到这里她便沉默下来，然而热情的笑容依然萦绕在她那张单纯的阔脸上，似乎笑容被遗忘在那里了。冥思苦想了一会儿之后，她又悲哀地开了口，但却没有解释她马上要说的话和刚才所说的话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父亲在亚历山大[3]的大都市饭店上吊自杀了。那是1946年。没有发现他留下任何信件。当时我才五岁半。我现在差不多记不得他了。我记得他抽西蒙阿茨特牌香烟。我还记得他戴的手表：黄色的，方形的，指针上发磷光，在黑暗中亮闪闪的，就像鬼眼。我有一张他穿着英国陆军军服的照片，可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像军人。他看上去很邋遢。很疲惫。事实上，照片上的他看上去一头金色的头发，一脸的笑容，一口漂亮的白牙，两个眼角都有可爱的细小的皱纹。不是哀伤，只是疲惫罢了。他怀里还抱着一只猫。我在琢磨着他是不是也在被单相思折磨着。我妈妈跟我从来不说他的事。唯一的一句话就是：他也不想我们。然后她就改变话题。我妈妈有一个情人，一个高个儿的澳大利亚船长，船长的一只胳膊是木头做的，他还有一个俄国名字，叫撒拉弗。有一次人家给我解释说，这个名字源自希伯来文单词‘撒拉弗’。后来，我妈妈又碰着了一个动不动就流泪的银行家，银行家带她去了加拿大，又把她给甩了。最后，她用波兰语从多伦多给我寄来一封信。我当时还得找人把它给翻译过来。她一直没有学会用希伯来文写信。她在信中说，她想重返内斯锡安纳，开始全新的生活。可她根本就没能回来。她患肝癌死了。我是在劳动妇女委员会开办的孤儿院里长大的。现在说说奥尔特曼：告诉我，费玛，人们都说他有两个妻子，是真的吗?”

“他死于，”费玛说，“大约二十年前。”他正要就奥尔特曼这个题目给她上一堂速成课，埃坦大夫的门突然开了，一股刺鼻的药水味马上飘散开来。埃坦大夫将脑袋探出门外，对塔马说：

“嘿，碧姬·芭铎[4]。快给我拿一安瓿哌鱼詖啶。”

费玛于是被迫推迟自己的讲座。他把正在沸腾的水壶从插座上拔了下来，然后决定把疗养室的一台取暖器打开。之后，他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接着一个：他为伯格森太太安排了一个预约，时间是在本月底；他又对吉拉·迈蒙解释说，他们这里从不在电话上公布化验结果，她得亲自到诊所来一趟，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会告诉她答案的。也不知为什么，他对她们两人说话的时候是那么窘迫，好像他对她们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当安妮特·塔德莫嘲笑对诸如葛丽泰·嘉宝、贝雅特丽齐、玛琳·黛德丽、杜尔西内亚等神秘女性所作的陈词滥调的描写时，他打心眼里同意她的观点，但她试图把神秘的外衣披在男性的肩膀上，这时她可就错了。我们都深陷在虚伪之中。我们都在伪装。毋庸置疑，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怜悯，都清楚地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表现怜悯，因为我们当中每个具体的人都渴求哪怕是一点点的怜悯。可到了我们应该打开怜悯大门的时候，我们却都装作一无所知。要么就装作认为怜悯和仁慈只不过是一种对别人显示优越感的方式，是一种太过时、太伤感的东西。要么就装作认为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能有什么办法呢，人有那么多，可为什么偏偏让我来怜悯呢?帕斯卡说‘灵魂的死亡’，说人类的苦楚就是被废黜国王的苦楚，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为了不再想象墙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做出了种种努力，但这些努力让他觉得懦弱、卑鄙、丑陋。他试图把自己的思绪从塔马父亲的死转移到奥尔特曼私生活的谣传上来，这种努力也是同样的性质。毋庸置疑，至少做到直视痛苦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他是总理，他就会让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在加沙或者希布伦同某个预备役部队在一起待上一个星期，在内盖夫某个拘留营周围待上一段时间，在破败的老年精神病房里住上两三天，在黎巴嫩边境的电网旁边睡着泥巴和雨水从黄昏到黎明度过一个冬日的夜晚，或者同埃坦和瓦尔哈夫提格没有任何障碍地待在这个堕胎的地狱里。堕胎的地狱这会儿又弥漫着从楼上传来的钢琴声和大提琴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为自己的这些思考感到作呕，因为转念一想，这些想法在他看来就是19世纪俄国庸俗文学的化身。“堕胎的地狱”这个说法就是一种歪曲：毕竟还有例外，事实上这里有时是在创造生命的。费玛还记得有个叫萨拉·马塔隆的病人，首席专家都建议她放弃努力，去领养一个孩子得了，只有加德·埃坦认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地努力了四年，终于，他打开了她的宫颈。诊所全体员工于是应邀参加她儿子的割礼[5]。做父亲的突然宣布，他孩子的名字就叫加德。费玛注意到埃坦大夫在那里拼命地咬着自己的皮质手表带。事实上，费玛自己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也湿润了。人们只好让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代劳一下，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则不亦乐乎地把婴儿抱在自己的怀里。

一个年龄在十七岁左右、脸蛋白得像床单、身材瘦得像火柴棍儿的头晕眼花的姑娘在塔马的搀扶下正摇摇晃晃地向疗养室走去，费玛赶紧跳起来去帮塔马。就好像是为全体男性赎罪似的，费玛东奔西窜，忙碌得不可开交：跑着拿来了一床柔软的毯子，一玻璃杯冷矿泉水，里面还放了一片柠檬，还有卫生纸、阿司匹林。最后，他还给她叫了一辆出租车。

四点半是喝咖啡休息的时间。瓦尔哈夫提格大夫走过来，靠在服务台上，让一股药品和消毒剂的气息飘拂到费玛的脸上。他那像沙皇总督一样鼓囊着的宽厚的胸脯和他那又阔又圆的臀部，配上他那沉重的身躯，倒确实让他像个深沉男低音歌手。他的脸颊上纵横交错地覆盖着淡蓝色、红色和粉红色的病态的血管，这些血管从脸皮上就可以看出来，你差不多都能够看着它们的搏动来计算他的脉搏。

步伐轻捷，悄无声息，一举一动就像热铁皮上的猫，埃坦大夫也来了。他在那里慢悠悠地、冷冰冰地、连嘴巴也不张一下地咀嚼着口香糖。他撅着两片薄薄的嘴唇。瓦尔哈夫提格说：

“这是一次非常罕见的剖腹产[6]。可你还是给她缝合得既漂亮又紧凑。”

埃坦说：

“我们让她脱险了。当时的情形看来可不太妙。”

瓦尔哈夫提格说：

“说到输血，你当时的意见绝对正确。”

埃坦说：

“没什么。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摆着的。”

瓦尔哈夫提格又说：

“上帝给了你一双灵巧的手指，加德。”

费玛温和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喝咖啡吧。快凉了。”

“冯·尼森阁下先生！”瓦尔哈夫提格吼了起来，“这些天阁下都藏到哪儿去了?他在给我们大家写一部新的《浮士德》吗?要么就是一篇《科尔哈斯》[7]?我们差点儿都忘了尊容是什么样儿了！”他接着就给大家讲述“一个著名的笑话”，说的是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但他还没讲到第三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时自己就憋不住了，发出一阵爆笑。

陷入沉思的加德·埃坦突然说道：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应该在这里通过局部麻醉来施行手术。应该到大医院去做，施行全身麻醉。我们差点儿把这事给弄得一团糟。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艾尔弗雷德。”

瓦尔哈夫提格声音都变调了，他说道：

“什么?你担心吗?”

加德·埃坦显得不慌不忙。停了一会儿之后，他说：

“不。现在我非常自信。”

塔马犹豫再三，她的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你穿这件白色的高圆翻领套衫很帅气，加德。你不喝咖啡，来杯柠檬茶怎么样?”

加德·埃坦说：

“行，但是行行好，不要在那里摇头摆尾的。”

瓦尔哈夫提格是个拙劣的和事老，他赶忙将话题转移到时事上来：

“哎，那个波兰的反犹主义分子你们诸位有什么说法?他们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没忘记。你们在收音机上听到那个红衣主教在华沙就奥斯威辛修道院发表的讲话了吗?完全是老调重弹：犹太人为什么如此争强好胜呢?犹太人为什么这般大惊小怪呢?犹太人为什么要鼓动全世界来反对可怜的波兰呢?犹太人为什么还要利用他们的亡人呢?毕竟也有几百万波兰人遭到了杀害。但我们那可爱的小政府，以犹太人旧式的谄媚，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我们早就朝他们国家代办的——你知道是什么地方——猛踢一脚，把他们踢回老家去了。”

加德·埃坦宣称：

“你不用担心，艾尔弗雷德。我们是不会屈服的。找个晚上我们派空降突击队去对付他们。来个闪电式的偷袭。对奥斯威辛的一次恩德培突袭[8]。我们要把那个修道院炸到天上去，之后，我们的全部军事力量将安然无恙地返回基地。绝对要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全世界都将屏住呼吸，就像在我们以前那些辉煌的日子里一样。然后，沙龙[9]先生和沙米尔先生就要一句等不得一句地叨咕以色列国防军无远不及的威力和以色列威慑力量的更新问题。他们可以将其命名为‘焚尸炉和平行动’。”

费玛心中的怒火当即就被点着了。如果我是总理的话，他想，但还没等他想完，他的怒火就已经喷发出来了：

“谁他妈的还要搞这一套?我们都发疯了。我们都精神失常了。我们都在这里干些什么?居然和波兰人就到底是谁拥有奥斯威辛这个问题在喋喋不休地争吵。听起来都有点像‘祖先的权益’、‘祖先的遗产’和‘我们绝不退还我们已经解放了的土地’这类老生常谈的延伸了。从现在开始的任何一个时间，我们那些干劲冲天的拓荒者都有可能开到那里，在那些毒气室环绕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在相互争夺的土地上确立各种事实。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奥斯威辛成了犹太人的地盘呢?它是纳粹的地盘。德国人的地盘。它倒真应该成为基督教的地盘，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和波兰天主教的地盘。让他们用修道院、十字架和悬钟来覆盖那一整片死亡集中营好了。不落下任何一块地方。每个烟囱上都放一个耶稣。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个地方更适合基督教国家彼此融为一体的地方了。是他们，不是我们。让他们去那里朝圣，去捶胸忏悔也好，去庆祝他们在神学历史上所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也好。他们可以通过洗礼把他们的奥斯威辛修道院命名为‘耶稣温柔的复仇’，这不关我的事。我们火急火燎地跑到那个到处是抗议的人群和标语牌的地方去干什么呢?我们都发疯了吗?有一种说法非常正确：一个到那里和死难者亡灵交通的犹太人应该在他周围看见一片十字架的森林，除教堂钟声之外什么也听不见。只有这样他才能理解他处在波兰真正的中心。基督教欧洲中心的中心。就我而言，如果他们把梵蒂冈搬到那里，那倒是一件大好事。干吗不呢?让教皇从现在开始就坐在烟囱之中的一个黄金宝座上，一直坐到最后审判日全部死者都复活为止[10]。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你别在那里恍惚了。”埃坦发出尖厉的嘘声，一边把自己那优美的手指举到灯光下面，冷峻地打量着，他好像突然焦虑起来，担心自己的手指说不定已经发生了某种突变。他没有费神向他们表明自己是不是持不同观点。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瓦尔哈夫提格说道，他试图把话题重新拉上正轨，“人们都不会允许你们两个就这么一个悲剧性话题说这样一些毛骨悚然的话。有些事情人们绝对不可以拿它开玩笑，就是关起门来私下里聊聊也不可以。但我们的费玛却醉心于悖论，而你加德呢，你只是在有机会拿政府、奥斯威辛、恩德培突袭、六百万[11]和任何能够激发争论的话题开玩笑的时候才感到开心。你们在内心已经死了。你会把他们全部绞死的。你这个阿尔法西[12]街的绞刑手。因为你们两个都憎恶这个国家，而不是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都要跪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他赐给了我们在这里的一切，包括亚洲的一切和布尔什维主义。你们不能只盯着奶酪上的小孔。”突然，老大夫佯装心中充满了怒火，并且好像决心要扮演一位令人畏惧的独裁者似的，满面通红，一张醉醺醺的脸在那里颤抖着，纵横交错的血管看上去好像马上就要爆裂开来，然后，他温文尔雅地吼叫起来：

“现在不要扯淡了！大家都快回去工作，齐步走！我的诊所可不是议会！”

加德·埃坦几乎没有咧开嘴唇，他透过自己金黄色的胡须发出了一声尖厉的嘘声。

“可事实上就是国会。一个老人国会。艾尔弗雷德，到我房间来一下。我也需要你，你这个性饥饿的世界小姐，带上伯格曼太太的有关记录。”

“我怎么你了?”塔马眼泪汪汪地叨咕着，“你为什么老要折磨我?”接着的刹那间，她战战兢兢地鼓起勇气，又说道：

“总有一天我要揍你的。”

“好极了。”埃坦咧嘴一笑，“随你处置。我甚至会把另外一边脸也转给你打，如果这样做能让你的荷尔蒙镇静一些的话。然后，这儿的圣奥古斯丁可以安慰你，还有我，还有所有那些哀悼锡安和耶路撒冷的人，阿门。”这样说着，他来了个转体动作，就像军人的动作那般到位，然后体态轻盈、昂首阔步地走开了，一边把他那件白色的高圆翻领套衫给抚抚平，把一片寂静留在了身后。

两个大夫消失到了埃坦大夫的房间里。费玛在口袋里使劲地翻找，他想拿出一个皱巴巴的、已经不是那么干净的手绢，把它递给塔马：她的两只眼睛这会儿是泪汪汪的。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一个小物件从手绢的折层里掉了出来，落到了地板上。塔马弯腰把它拾起来，还给他，还一边透过泪眼冲他微笑着。那是安妮特的耳环。然后，她用衣袖擦了擦眼睛，那只棕色的眼睛和那只绿色的眼睛，把所要的文档抽出来，赶紧冲两位大夫追过去。到了门口，她转过身来，将她那张愁苦的脸冲着费玛，用极度哀婉的声音，就像是拿她最最心爱的东西发誓说：

“总有一天我要抓一把剪子把他杀了。然后我就自杀。”

费玛并不相信她的话，可他还是把裁纸刀拿起来，藏到了桌子的抽屉里。手绢和耳环他则小心翼翼地重新搁到口袋里。接着，他撕下一张纸，将纸放在前面，心想着把自己有关世界基督教中心的想法都记下来。说不定还可以扩展成为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的周末增刊上。

可他的思想开了小差。昨天夜里他睡了还不到三个小时，早晨又被两个不知劳累的情人给弄得精疲力竭。她们究竟把他看作什么人了?一个激发了她们母性本能的孩子，一个需要她们打襁褓、喂奶的孩子?一个为她们拭眼泪的兄长?她们渴望着为其扮演缪斯角色的一个黯然失色的诗人?还有，是什么让女人为加德那样残忍的欧洲轻骑兵激动呢?是什么让女人为像他父亲那样喋喋不休的花花公子激动呢?费玛好奇地想着，露出了笑容。也许安妮特到底还是错了，女人确实有神秘的一面?女人嗜好之谜?也许她并没有搞错，只是故意对敌人隐瞒了一个秘密。狡猾地掩盖了这个秘密的真实存在。毫无疑问，今天早晨她并非真的想我，她只是觉得对我有愧，于是决定为我献身，然后也就这么做了。我呢，才隔半小时，也并不想尼娜，我只不过觉得愧疚于她，因而尽力向她献身罢了，可单在生理机能上她们毫不费力就可能做到的我却无法做到。

于是他咕哝道：

“可这不公平。”

然后，他又自嘲地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某个请愿书上签个名呢?”

他用一只疲惫的手在面前的那张纸上胡乱地画着，画的是圆、三角、十字架、六角星、导弹和硕大的乳房。在这些胡乱涂画的东西中间，他下意识地写上了他起先想起来的那句歌词：“鹤群盘旋又盘旋。”在下面他又写道：“马车辗转复辗转。”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划掉。他把整张纸揉成一个团，对着废纸篓抛去。偏了。

接下来，他想着要利用空闲时间写两封信，一封是公开信，是就犯罪和责任对君特·格拉斯的答复，另一封是私信，是对约珥二十四年前所写的那封分手信的迟到的答复。当年，两位空军上校于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专程来到他们家，目的就是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相信约珥去西雅图或者帕萨迪纳工作上一两年是有民族意义的，但他对他们的态度极为粗鲁。在信中跟约珥和他自己解释一下当年他为何对他们态度粗鲁，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至今仍坚信，“国家利益”这样的字眼通常都是掩盖各种各样丑恶行径的幌子。然而现在，在他生命已经过半的时候，他竟发现自己没有资格说教别人了。凭什么权利呢?你一生都有些什么成就呢?从前，在耶路撒冷，住着一个让人讨厌的游手好闲的人，他老是纠正别人在语言上的小错误，惹得人人都心烦意乱，但这样说对一百年后将居住在这里的约泽尔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好处吗?说他和有夫之妇通奸呢?说他谩骂、侮辱内阁阁员呢?说他同蜥蜴和蟑螂辩论呢?说连加德·埃坦这样卑鄙无耻的人还治愈了生病的妇女、打开了她们不孕的子宫呢?

电话铃响了，但他这次没有像平常那样问候对方说“这里是诊所，晚上好”，脱口而出的却是“这里是诊所，做梦好”。他赶紧向对方道歉，结结巴巴地解释着，用一句玩笑话来掩饰他口头上的失误，结果非但没有收效，而且把局面弄得一团糟，于是又更正自己的话，又试图为自己的更正做解释，然后为雷切尔·平托安排了一个紧急预约，时间就在下周，但事实上她只不过是要求做一个常规检查。

谁知道呢?说不定她丈夫也离开了她。要么就是找到了一个比她年轻的情人。要么就是在占领地服预备役的时候阵亡了，反正已经没人来安慰她了。

【注释】

[1] 穆鲁罗瓦，太平洋中南部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环礁，在土阿莫土群岛的东北端，为法国通过太平洋实验中心进行核武器试验的地点，无人居住。

[2] 即内森·奥尔特曼（1910——1970），以色列诗人、剧作家。生于华沙，1925年移居特拉维夫。他的诗作表达了强烈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曾遭英国托管当局查禁。他写诗重意象、韵律和形式美，被称为“希伯来诗歌中先锋派的领袖”。

[3] 亚历山大，埃及北部港市，亚历山大省省会。

[4] 碧姬·芭铎（1934——），法国女演员，以性感著称。

[5] 割礼，犹太教重要宗教仪式，指用石刀割损男婴的包皮。以色列人中男孩诞生后第八天都得接受割礼。

[6] “剖腹产”一词原文为德语Schnitz。

[7] 《科尔哈斯》，即《米夏埃尔·戈尔哈斯》，为德国剧作家和小说家亨里希·冯·克莱斯特（1777——1811）的一个短篇小说。

[8] 恩德培突袭，以色列突击队于1976年7月3日和4日营救一架法国喷气式飞机中一百零五名以色列人质的行动。该飞机原定从以色列飞往法国，中途在雅典停留，但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劫机者将二百五十八名乘客中所有的以色列籍乘客扣押为人质，以此要求以色列释放其所逮捕的五十三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7月4日，以色列派遣三架大力神C-130H运输机装载了一两百名士兵，由鬼怪式战斗机护航，抵达乌干达。以色列突击队在着陆后一小时内即营救出人质。有七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以色列方面损失一名士兵和三名人质。

[9] 即阿里埃勒·沙龙（1928——），以色列身经百战并屡建奇功的将军，政治家。

[10] 参见《新约·启示录》二十章。

[11] 六百万，指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杀害的六百万犹太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战前欧洲犹太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全世界犹太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12] 即伊萨克·本·雅各·阿尔法西（1013——1103），犹太学者，《塔木德》评注家，其巨著《律法之书》被认为是自迈蒙尼德《迷途指津》发表以前最重要的一部研究《塔木德》的经典，直到现在仍与《塔木德》印行在一起，供研究者所用。

第二十五章
不是手指的手指

七点的时候，他们放下百叶窗，锁上诊所的大门。雨停了，风也住了。一股清冷的空气降临到了耶路撒冷。星星在那里发出耀眼的寒光。东边传来基督教堂响亮、凄凉的钟声，仿佛此时此刻耶稣正在各各他[1]被钉在十字架上。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乘出租车回家，顺道捎上了塔马，因为他像往常一样，又主动邀请塔马搭车，让她在雷哈夫亚中学对面下车。加德·埃坦趁着黑暗，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了小路上，他的跑车就停在那里。费玛则穿着一件厚重的大衣，将衣领竖着，脑袋上戴着他那顶油腻腻的破布帽，在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站上站了十来分钟，等着发生奇迹。他真想马上就去位于加沙路上茨维·克鲁泡特金和舒拉·克鲁泡特金夫妇的公寓，接受茨维向他许诺的那瓶拿破仑白兰地，将双脚跷放在取暖器旁边，跟他阐发他自己关于原本一家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在分歧上正越发加剧的理论。我们和穆斯林的争吵，相比较而言，只不过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引发的短暂的争执，不出三四十年就会被忘掉。然而，就是到了一千年之后，基督徒仍会把我们看作杀基督者，仍会把我们看作应受诅咒的老大哥。“老大哥”这个词猛然刺穿了他的心脏，让他想起母亲在半世纪以前、他才四岁时生下的那个婴儿。很明显，那个婴儿生下三周就夭折了，是死于某种先天缺陷，到底是何种缺陷费玛则一无所知：有他在旁边时，大人从不谈论这件事。他不记得那个婴儿的模样了，家人哀伤的情景他也不记得了，可他清楚地记得摆放在妈妈小床头柜上的那顶淡蓝色的针织小童帽。母亲去世后，父亲把他妻子所有的遗物都抛了出去，那个蓝色的针织童帽也随之消失了。是巴鲁赫将其连同她所有的衣服都捐给了塔勒比耶的那个麻风病人收容所了吗?费玛对公共汽车绝望了，于是步行着向雷哈夫亚走去。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答应过尼娜要在她下班之后去她办公室接她，然后带她去看让·迦本主演的那部电影，在想他们是不是约好了要在电影院碰头，他使劲地想着，可就是想不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连自己预约碰头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绝对不是安妮特·塔德莫都没了把握。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一时心不在焉，结果糊里糊涂地把两个女人都约了呢?他搜遍了口袋也没找出一枚电话代用币，于是只好继续往前走，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旷的街道，没走多远就看见一盏发出黄色光亮的街灯，但街灯的光亮又被一片薄雾给遮住了。他就这样冒着刺骨的寒风往前走着，一边回想着同样喜欢寒冷、讨厌夏天的母亲。他问自己，他的好友尤里·格芬此刻在罗马正做些什么呢?他很可能正坐在某个广场上一家拥挤不堪的小餐馆里，四周围满了谈吐诙谐的男子和妖冶撩人的女人，他粗着嗓门放声大笑，四周的听众如醉如痴地听他讲自己亲身经历的空战的故事，要么就是他在远东的艳遇；像平时一样，他还会就欲望的变化无常这个话题于不经意之间下一些错误的论断；他还会字斟句酌地描述一种人们躲也躲不掉的名叫嘲弄的影子，这个影子总会跟在行为的后面，又不可避免地将人们的真实动机遮盖起来；最后，他还会用他所热衷的陈词滥调作结，从而最终为他所讲的故事，为那些情人和谎言，为他自己刚刚宣布的论断铺上一种既可认为是抚慰又可认为是调侃的面纱。

费玛渴望尤里那只粗糙的大手触摸自己后脖子时的感觉。他渴望看到他滑稽的模仿，闻到他身上的气息，感受他粗重的呼吸，听到他热情爽朗的笑声。但与此同时，他又为他的朋友几天之后就要从国外回来而感到有些遗憾，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矛盾感。他为自己和尼娜所发生的那些风流韵事感到羞耻，尽管他有些怀疑，说不定尤里早就知道了这项性福利事业，甚至还是他出于对费玛和尼娜他们俩的善意和慈爱，同时还可能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得意心情或者高高在上的嘲讽姿态而亲自发起的呢。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每次做完后他都要求尼娜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而每次他也都会得到这样一份详细的报告呢?他俩就坐在那里，用慢镜头把电影又放了一遍，还一边放纵地笑出声来?两三天前的晚上，他让尼娜失望了，就在她家的小地毯上；今天早晨，由于安妮特的缘故，他又让她失望了，在他自己的床上。他的心猛地一缩，突然记起她用她那娇美动人的手指摩挲着他的额头，喃喃地对他说：就这样，虽然他的阴茎软塌塌的，但实际上他要比在性交的时候更能深入地插到她的身体里。这些话现在听上去似乎是那么稀罕，都近乎玄妙了；想了一想，他觉得这些话似乎在那里闪烁着宝光，于是他渴望着修复自己所破坏的一切，给她和安妮特，还有塔马、约珥和世界上的每个女人，包括那些相貌平平、没有男人想要的女人，给她们适当的肉体之爱、慈父之爱和兄长之爱，还有精神之爱。

一只看不见的狗在一个黑暗的花园里愤怒地狂吠起来。费玛吃了一惊，回答道：

“怎么了?我做什么了?”

接着，他恼怒地补了一句：

“对不起：我相信咱俩根本就没有谋过面。”

他想象着眼前这些墙壁后面，百叶窗、窗户和窗帘的后面，在冬日里的家庭生活。一个男人穿着便鞋，温暖惬意地坐在扶手椅里，阅读一本有关水坝历史的书。扶手椅的椅背上放着一小杯白兰地。妻子冲完淋浴出来，裹着一件蓝色的法兰绒睡衣，头发湿漉漉的，肤色粉红，浑身散发香气。在小地毯上，有个小孩在默默地玩耍多米诺骨牌。在窗户的格栅上，一朵娇嫩、火红的鲜花正在花瓶里开放。待会儿他们就要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吃晚餐一边看家庭喜剧了。之后，他们就把孩子抱上小床，给他讲一个故事，吻他一下，以示晚安。然后，夫妻俩并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把他们穿着长袜的双脚跷放在咖啡桌上，在一起咕哝着，渐渐沉默下来，可能还手拉着手。窗外会响起一辆救护车的呜咽声，之后只听得轰鸣的雷声和呼啸的风声。男人站起身，检查厨房的窗户是否关紧了。回来的时候，他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两杯柠檬茶和一碟剥了皮的橙子。一盏小壁灯给他们两人投下一道红棕色的家的光亮。

黑暗中，费玛感到一阵剧痛。这些画面不但激起了他对约珥的思念，也让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渴望自我的感觉。好像在这些亮灯的窗户后面隐藏着另外一个费玛，一个真正的费玛，体重没有超常，没有惹人讨厌，没有开始歇顶，没有穿着发黄的长内衣，而是一个勤奋、坦率的费玛，理性地生活，远离羞辱或者谎言地生活。一个沉着、审慎的费玛。尽管他早就认识到真实遥不可及，但他内心深处仍有一种渴望，渴望逃脱像细灰一般渗入他生活中每个角落甚至是罅隙的谎言。

另外一个费玛，就是那个真正的费玛，此刻正坐在一个温暖舒适的书房里，他的四周环绕着书橱，书橱里随处可见前几个世纪的旅行家和朝圣者所著的有关耶路撒冷的图书。他的脑袋在台灯的光影里浮动。他的左手放在他妻子的膝盖上，妻子紧挨着他，就坐在桌子的拐角，晃荡着她的两条长腿，与此同时，他们就免疫系统或者量子力学的某种新理论彼此交换看法。虽然费玛对免疫系统或量子力学都一窍不通，但在他的想象中，温暖舒适的书房里那个真正的费玛和他的妻子都是专家，要么是免疫系统领域里的专家，要么是量子力学领域里的专家，正在共同寻找某种新的构思，以减轻世界的苦难。琳，或者说就是他的妈妈，在梦中呼唤他到雅利安人那边去，她所指的就是这间书房吗?

在斯摩棱斯金街的拐角，就在沙米尔总理的官邸附近，费玛发现有个小姑娘正坐在垃圾桶旁边的一摞毯子上面。她正在进行绝食吗?她是晕过去了吗?她是被人杀死了吗?是一个来自伯利恒的伤痛欲绝的母亲将被我们杀死的她女儿的遗体放在这里了?他吃了一惊，弯腰去看那个娃娃，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湿漉漉的装满了花园剪枝的大袋子。费玛在大袋子旁边停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主意：他就躺在这里绝食抗议。因为这样做似乎引人注目，地点又恰到好处。他抬起头，发现楼上最后一个房间在紧闭的窗帘后面透出一抹黄色的灯光。他想象着伊扎克·沙米尔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从窗户走到门口，从门口又走到窗户，双手背在身后，为一封电报在那里愁眉不展，电报就放在他前面的窗台上，但他不知道如何答复，说不定由于上了年纪他还寒肩和寒背。毕竟，他已不是年轻人了。他也参加过数年地下革命。比较好的做法说不定还是暂时抛却怨恨，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鼓舞，消除他的孤独，通宵达旦地和他交谈，推心置腹地交谈，不要心胸狭窄地争执不休，不要相互说教，不要相互谴责，而要像一个好朋友对另一个好朋友那样，缓缓地开启对方的眼睛，因为他被坏人拖下了水，参与了一项卑鄙的交易，表面上看来已经没有办法逃脱了，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理智的、直接的也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要交谈上几个小时，冷静地、抚慰地交谈上几个小时，那么，哪怕是最固执的脑袋也会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的。假如这个陷入困境中的朋友不是缄口不言，不在谎言和修辞的壁垒后面寻求庇护，而是主动敞开心扉，谦卑地聆听你的讲话，仔细地考虑那些不是因为孤傲，而是因为偏见、僵化的思维习惯和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被他排除在外的各种可能性。妥协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沙米尔先生?各方虽然都只得到了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一部分，但噩梦却从此结束了。伤口也开始愈合。另外，你自己获得了目前的职位，当初不也是一种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吗?毋庸置疑，你肯定也时不时地和你的同僚达成妥协?或者是和你的妻子?你就没有过吗?

就这样，干吗不去敲门呢?他肯定会被请进屋里，有人递上一杯热茶；他会脱下外套，向他一了百了地解释理性在规定什么、历史正指向何方。要么正好相反，他会劝说总理穿上自己的外套，和他一起趁着夜色到外面散步，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无一人的、被冷雨横扫的、时不时就有一盏裹在雾气和昏暗中的湿漉漉的街灯的街道，长时间地交谈，推心置腹地探讨。耶路撒冷，一个严厉、肃穆的城市，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但什么都没有丢，沙米尔先生。还有翻开新篇章的希望。血迹斑斑的序言已经横跨了一百年，现在我们就达成妥协，进入正题吧。让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来生活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安宁吧，让他们最终展现他们一直被深埋在恐惧、怨恨、屠杀、残害和灭绝下面的天生的创造力和更新力吧。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先生?谨慎地试一下?一小步一小步地、深思熟虑地试一下?

在住宅前面岗亭里坐着的警卫将脑袋探出来，问道：

“嘿，说你呢，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吗?”

费玛答道：

“是的。我在寻找明天。”

警卫有礼貌地建议说：

“噢，那么还是请你走开，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先生。请你挪动脚步。你不能待在这儿。”

费玛决定采纳他的建议。挪动脚步。一直走。不要放弃。只要有力量将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串联在一起，能够将一种想法和另一种想法区分开来，他就要一直坚持下去。问题是，他能向哪儿挪动脚步呢?他这会儿应该在做些什么呢?他连开始都还没有开始这个说法难道正确吗?但开始做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呢?怎样开始呢?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镇定、理性、平淡的声音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喊他的名字：“费玛，你在哪里?”

他停下脚步，立刻热切地答道：

“哎。我在这儿。我在听着呢。”

但是，唯一的声音就是发情的猫儿在湿漉漉的石墙后面叫唤着。紧接着就听到空荡荡、黑洞洞的花园里那些松树在风中发出的飒飒声，就像一块将一切都能擦得一干二净的海绵。

Sitra de-itkasia：隐藏的一边。

他缓缓地走着。圣地楼耸立在一片黑暗之中。在巴黎广场，他就那么站了好几分钟，等交通信号灯变绿，然后才拖着步子，沿乔治五世大街向市中心走去。他全然不顾那透过大衣穿刺他筋骨的寒风，也不顾脑袋上那顶水津津的旧帽子，更不顾打他身边走过的几个行人，他们的步子都很快，有几个也许还斜眼看了看他这个古怪的、蒙着头脸的人，看他迈着艰缓、疲惫的步伐，还显然忘乎所以地在和自己进行一场激烈的辩论，同时还不停地打手势、做鬼脸。太糟糕了，早上他忘记采取预防措施了。如果他把安妮特·塔德莫弄怀孕了那可怎么办?那他就得再次跳上一艘不定期的货船逃跑。到希腊去。到尼尼微[2]去。到阿拉斯加去。要么就到加拉帕戈斯群岛去。在安妮特子宫的昏暗处，在一条条湿润隧道组成的黑暗的迷宫里，他那盲目的种子此刻正在摆动着荒唐可笑的尾巴，拼命地拥挤，在温暖的液体里一路上左右摇晃，圆溜溜的、光秃秃的费玛式的脑袋，说不定还戴着一顶用显微镜才能看见的湿漉漉的布帽子，没有年龄，没有大脑，没有视力，不知所以地渴望那个隐秘的温暖所在，只不过是一颗脑袋、一条尾巴，以及冲击、偎依和撞击卵壳的冲动，从各个方面都像它的父亲，它的父亲一心渴望着把自己一劳永逸地深裹在女性的黏液里，舒舒服服地蜷缩起身子，在那里进入梦乡。费玛内心充满了焦虑，但同时对自己的种子也有一种奇怪的嫉妒感。在耶舒伦犹太会堂前一盏黄色的街灯下面，他停下来瞥了瞥手表。猎户座电影院的第二场电影他还是能赶得上的。让·迦本肯定不会使他失望的。可他到底应该上哪儿去接安妮特呢?要么是接尼娜?要么她们俩到底应该上哪儿去接他呢?看来今天晚上他注定要使让·迦本失望了。当他拖着步子缓缓经过老议会大厦附近的拜特哈马洛特时，一对唧唧喳喳的少男少女从他旁边走了过来。小伙子说：

“好吧，那我们俩都让让步好了。”

女孩子说：

“现在太晚了。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费玛加快了脚步，指望着还能多听几句他们俩的谈话。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想了解他们到底在谈论何种让步、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的事到底是什么。他俩今天晚上也忘记采取预防措施了吗?然而，小伙子突然愤怒地转过身来，跳上路缘，挥了挥胳膊。立即就有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小伙子于是弯腰就往车里钻，连瞥都没瞥他的同伴一眼。费玛立刻意识到，要不了一会儿眼前的女孩子就会被孤零零地撇在湿漉漉的街道中央了，而他已将开场白在口头准备好了，是措词谨慎又令人鼓舞的话，不会让她受惊的，是一句悲哀的、睿智的话，会让女孩子含着泪水微笑的。然而，他并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女孩子喊了起来：

“回来，约阿夫。我依你了。”

小伙子甚至连车门都懒得关上就折身冲了回来，伸开双臂，将她的腰身紧紧抱住，一边还在她耳边嘀咕着什么，使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司机冲他背后甩过来一句恶狠狠的谩骂，而费玛也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就当即认定：这时候他的职责就是要给司机一个公道。于是他钻进出租车，关上车门，然后对司机说道：

“出了一些小乱子，对不起。请开往约韦勒村。”

司机是个体格粗壮的男人，一头油腻的银发，长着一双小眼睛，蓄着整齐的拉丁人的胡须。他大为光火地发起了牢骚：

“这儿都怎么了?你们这些人一开始就喊车，然后才想起来要考虑考虑到哪里去。你们这些人难道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么吗?”

费玛意识到，原来司机误以为他和那对少男少女是一伙的。费玛抱歉地嗫嚅着：

“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花了半分钟都没有定夺下来。大家在意见上有分歧。你没必要为此激动啊。”

他决意要再次引发一场政治辩论，只不过这次他不会默默地忍耐嗜血的残忍了，而要运用简洁明了的论点和无法反驳的逻辑。他打算把刚才开始对总理的讲话继续下去，就从他思路中断的地方接上去。他小心谨慎地摸索着，就像牙科医生在探察牙痛的所在，以便打探司机对占领地问题与和平问题的感受，然而司机却和蔼地打断了他：

“先生你就别说了，好吗?我嘛，我的观点只能招致别人激动。他们一开始都会听我说，但说着说着就不欢而散了。所以我老早就不和别人讨论了。你别发火。但如果让我来负责这个国家，三个月我就可以让它复苏。可是以色列人已经不再用脑袋思考了。他们只用肚子思考。用睾丸思考。所以，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地浪费我的健康呢?每次我要参与讨论，只会让人激动。简直是没治了。这里是暴民统治。比阿拉伯人还要恶劣。”

费玛说：

“如果我向你保证我不激动，也不会让你激动呢?我们总能够求同存异嘛。”

“那好，”司机说，“只不过你要记住，这是你自找的。嗯，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只要有所谓真正的和平，有保证、担保和全方位保卫措施的和平，只要有这样的和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宁愿把除西墙之外的所有占领地都给他们；如果他们要从我的屁股下拿走拉马拉和加沙，我甚至还会对他们说声‘谢谢’。从1967年那堆狗屎落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衰亡。他们已把我们弄得一团糟了。噢，怎么样?我要让你心烦了吗?你打算引用《圣经》来对我发放一通屁话吗?”

费玛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等到了最后，”司机疲惫地说，“人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也说不定非得要等到我们再损失数千人的性命之后。没有其他的办法，先生。阿拉伯人是不会消失的，我们也不会消失的，而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就如同猫和老鼠在一起生活的可能性一样大。这就是真正的生活，也是公正的。《托拉》[3]上写着：如果两个顾客同时抓住一条祈祷披巾，两人都喊叫着祈祷披巾是自己的，那你就可以抄起一把剪刀，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这是摩西自己做出的决定，不过你可以相信我，摩西可不是个白痴。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总比不断地把婴儿剪成两半[4]要好。刚才你说的是哪条街道来着?”

费玛说：

“很好！”

司机说：

“你是什么意思，很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一只学会了飞行的猫?如果你刚才和我的观点碰巧一致，我不会这样就对你说很好的。我现在要对你说的是，你听好了，在这个国家只有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能够把祈祷披巾剪成两半而不至于让自己也被剪成两半，这个人就是阿里埃勒·沙龙。除他之外，没有别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将从他手里拿走祈祷披巾。”

“尽管他的双手还沾满鲜血?”

“不是尽管，是因为。首先，双手沾满鲜血的并不是他，而是整个国家。你我都是一样。不要把一切都归罪于他。而且，对流血事件我并不存在哭泣的良心。难过嘛，是的，但不是耻辱。耻辱是阿拉伯人的，不是我们的。并不是我们好像愿意流血。是阿拉伯人逼迫我们的。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压根儿就不想引发暴力冲突。甚至梅纳赫姆·贝京，他是一个自豪的爱国者，如果还是有一个爱国者的话，当萨达特到我们议会说了一声‘对不起’，于是他要什么我们贝京就当场给他什么，只要流血冲突停下来就行。如果阿拉法特到我们议会来说一声‘对不起’，他也会得到一些东西的。所以?就让阿里埃勒去做一笔交易吧，流氓对流氓。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应该让某个心慈手软的约西·萨瑞德[5]或者其他什么人去跟阿拉法特那个人渣做交易吗?约西·萨瑞德嘛，阿拉伯人会把他剁成肉馅的，然后，我们这边的一个人还会让他吃一肚子铅弹，结局就是这样。最好还是让阿里埃勒去剪。不论何时，如果你得和一个迷人的野兽做交易，你就要雇一个猎人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不能雇一个跳肚皮舞的人。这就是你所住的公寓楼吗?”

费玛这才发觉身上没带足够的钱来付车费，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身份证交给司机，要么他就向哪个邻居借上几个谢克尔，如果司机不介意，只要等上几分钟就行。可司机说：

“得了吧。还没到世界末日呢。明天，要么后天，你过来，往埃利亚胡出租车公司丢八个谢克尔就行了。就说是给齐扬的。你该不是圣经联合会的吧?要么就是类似的组织?”

“不是。”费玛说，“怎么啦?”

“我感觉好像在电视上看到过你。想必是一个跟你长得相像的人。说话也很得体。等等，伙计：你把帽子给落下了。这玩意儿你是从哪里赢来的?是什么，‘大屠杀’留下的一件遗物?”

费玛连停也没有停一下就从信箱旁边走了过去，尽管他能看见信箱里有东西。他从那堆卷起来的床垫绕了过去。到了楼梯灯底下，他掏出钥匙，一张叠成小四方形的十谢克尔钞票从他的口袋里掉了出来。他急忙笨拙地往回跑，希望司机还没到马路尽头转弯。司机在黑暗中咧嘴笑了。

“你着什么急呀?担心我要离开这个国家?担心我明天早上就走了?让那个人渣离开吧，我要一直待到演出结束呢。我想看看是怎样收场的。晚安，先生。不要伤痛欲绝哟。”

费玛决定把这个司机吸收到他的内阁。他要解除茨维的情报部长职务，把该职让给司机。因为司机刚才说到“演出结束”，他突然想起来安妮特这会儿很可能正在家里等他的电话呢。除非她这会儿正在电影院外面等他。除非等他的人其实是尼娜。他没有答应尼娜自己要到她的办公室接她吗?有没有可能他由于粗心大意和她们俩都约会了呢?要么约的是塔马?一想到自己又要被迫陷入谎言和借口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费玛就感到分外恶心。他应该打电话解释一下。老道地解开这个死结。向尼娜道歉，然后就冲出去会见安妮特。要么就向安妮特道歉，然后就冲出去会见尼娜。

但如果事实上他只同她们当中的一个人有约会，而他这时在电话上说谎为自己开脱，结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只落得个弄巧成拙，那该如何是好呢?如果此时此刻她们两个都站在电影院的门厅里等他，彼此互不相识，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让她们失望的人其实是同一个白痴，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让谎言见鬼去吧。从现在起，他要翻开新的生活篇章。从现在起，他要公开地、理性地、诚实地生活。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说的来着?并不存在“哭泣的良心”。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情人隐藏起来，使得彼此不能谋面。如果她们都喜欢我，那她们两个为什么就不该相互喜欢呢?几乎可以肯定，她们马上就会成为朋友，两人都感到开心。毕竟，她俩有那么多共同的地方。她俩都是仁慈、善良、慷慨的人。她俩似乎都欣赏我的无助。碰巧，如果真是碰巧的话，她俩的丈夫此时此刻也都在意大利纵情享乐。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做丈夫的都已经见过面了。也许耶里·塔德莫和尤里·格芬此刻正坐在罗马的那家小餐馆里，被一群欢快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包围着，在那里相互交流有关恋爱和失恋的刺激性故事。要么就是探讨中东的前途，此时尤里就使用从我这里借过去的论点。而我在这幕直接出自斯蒂芬·茨威格或者萨默塞特·毛姆作品的情景闹剧中的作用就是引见这两位弃妇，她们今晚将友好、团结甚至还有些亲昵地走到一起，因为她俩都希望我好。

在想象中，他看见自己这会儿正坐在电影院的黑暗深处，银幕上的让·迦本与一帮冷酷无情的杀手纠缠在一起，而他自己则用左胳膊搂着安妮特，同时将右手的手指轻轻下滑到尼娜的两只乳房上面。逼真地模仿着一个下流的尤里·格芬。电影结束后，他将邀请她们俩去锡安广场后面的那家小餐馆。他会神采飞扬地、轻松自如地对她们谈论淫猥的逸闻趣事和闪光的学术见解，让她们对古老的问题一下子有了全新的认识，让她们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他说了声“对不起，稍等一下”，就到洗手间去了，两个女人就在那里热烈地叨咕开了。在那里比较关于他的身体状况记录。划分任务，确立一个护理费玛的轮值表。

这些幻想撩拨得他心里甜蜜蜜的。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喜欢想象着有大人——对他负责的人——趁他不在旁边的时候谈论如何把一切都给他做得好好的，等他睡着了之后再谈论为他的生日做什么样的安排，在讨论着要购买什么样的礼物让他惊喜一下的时候就换成了俄语。在小餐馆吃宵夜之后，如果他鼓足勇气，提议安妮特和尼娜两个到他居住的地方去，大家在一起过夜，或许会出现短暂的尴尬局面，但最终他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他从尤里那儿知道，这样的组合也会令女性着迷的。这样，他终于可望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希腊之夜了。他就重新焕发出青春。一个新的公羊年将要开始了。

他在脑海里反复琢磨着有关细节，一边分派角色，导演场景，就这样折腾了好一会儿。接着，他抓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尼娜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又试着拨了安妮特的号码。还是一样，回答是无声的沉默。他把两个号码交替着拨了五六遍，可就是没有声音。这个国家所有的系统都出故障了。通讯线路阻塞，医院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大学破产，工厂纷纷倒闭，教育和科研水平跌落到了印度的水平，公共服务萎缩，一切都是因为同正在渐渐毁灭我们的占领地纠缠不休的缘故。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说的来着?“从1967年那堆狗屎落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衰亡。”费玛将电话拿在空中使劲地挥舞，往桌子上猛擂，拼命地摇晃，砰砰地敲打，跟它恳请，对它咒骂，摔打它，捶打它，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一切只能怪他自己。信箱里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次那种印刷格式的缴费通知单了，可他总是不予理睬。这下可好，他们报复上了。他们将他与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就像荒岛上的一个赞礼员。

他又狡猾地拨开了，缓慢缓慢地，轻柔轻柔地，就像一个夜盗，就像一个情人。他不记得碰到此类紧急情况应该拨打的号码是14，还是18，或者干脆就是100。他愿意此时此刻就结清自己的账务，亲自或者书面向他们道歉，对电信工人做一次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讲座，交一笔罚款或是给他们一笔贿赂，只要他们马上过来，让他家的电话立刻活过来。明天一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银行。要么是邮局?他要付了账单，以便让自己从荒岛上被解救出来。可明天，费玛想起来了，是星期五，所有的办公机构都关门。也许他应该给他父亲打个电话，请他动用一下他的关系。下周，他父亲就要把他那些粉刷工和灰泥工向他这里放过来了。也许他应该逃到塞浦路斯去?或者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或者至少是马格迪埃勒的那个家庭旅馆?

他又一下子改变了主意。他开始从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情景。他立刻感觉好受多了。命运之神必定是干预进来了，使他免了让·迦本和纵欲。“荒岛”一词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在家里过上一个平安的夜晚那该有多好啊。外面的风暴可以尽情地吹打窗户：他就把煤油取暖器点上，在扶手椅里坐下来，一点一点地往另一个费玛——那个真实的费玛身边靠拢，而不必运用自己的外交手腕来抚慰两个被冒犯的女人，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然后还要彻夜不息地满足她们的胃口而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尤其让他高兴的是，就像是有人挥动了一下神杖，他不必再次穿戴上衣帽，尔后走进这座空荡荡、冷冰冰、被雨水抽打的城市了。他真的决定要模仿尤里·格芬的行为吗?步父亲的后尘?他这样一个破烂、邋遢的老熊又要开始像一只公羊般活蹦乱跳?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看你没有潴留地小便一次吧。

不要做傻事了，现在最好还是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拧亮台灯，给君特·格拉斯的那篇演讲写一篇措词犀利的答复性文章。要么就给伊扎克·拉宾写一封信。要么就把那篇关于基督教世界中心的文章写完。有史以来第一次他还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把九点钟的新闻看完。要么就看一部不用你动脑筋的情节剧，看到中间就在电视机前面酣睡过去。还有更好的做法，就是蜷缩在床上，手里捧着从特德家里借来的那本书，研究阿拉斯加捕鲸人的生活，想象原始游牧民族的淳朴，津津有味地欣赏爱斯基摩人奇怪的性习惯。把一个成熟的寡妇交给一群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作为他们成人式的一部分，这种风俗突然在他的腰际激起了一种愉悦的搏动。明天早晨他会原原本本地给他的情人们解释清楚，而她们也肯定会原谅他的：毕竟，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一个不可抗力的例子。除了解脱感和他腰际的信号，他还感到饥饿。他一个晚上什么东西都没吃。于是他走进厨房，连坐都没有坐下来就吞了五块厚厚的果酱面包，连切都没切就囫囵地吃了两个西红柿，喝了一罐酸奶，咕咚咕咚地灌了两杯蜜茶，作为结束，他又吞了一片胃灼热药片。为了鼓励犹豫不决的膀胱，他中途就拉动水箱冲洗便池，结果比赛输了，只得等水箱再次灌水。但他等得烦了，于是在房子里走了一圈，把所有的灯都熄了，然后站在窗户前面，仔细地观察绵延至伯利恒的那些空旷的田野里有些什么新的东西：说不定远处已经有光亮的迹象了。黑暗的窗外，锐利的寒风肆虐着窗玻璃，让玻璃窗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

黑暗的山坡上不时有地方闪现出一丝微弱的光亮：那是散布在果园和鹅卵石中间的阿拉伯人的石头小屋。小山的影子让他产生了错觉，好像那些小山正以他所不理解的、这个世界所没有的方式在那里彼此爱抚。很久很久以前，国王和先知、救世主、世界的改革者、自以为听到什么声音的狂人、奋锐党人、禁欲苦修者和梦想家都在耶路撒冷四处游荡。将来，一百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的某一天，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新一批的人就将生活在这里。认真、持重的人们。毋庸置疑，他们会觉得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可思议、难以理解、令人困惑。与此同时，在目前，在过去和将来之间，我们受委派居住在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已委托给我们来管理。而我们却让这座城市充满了压迫、愚蠢和不公。我们相互羞辱、相互阻挠、相互折磨，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傲慢，而仅仅因为懒惰和恐惧。我们追求善良却招致邪恶。我们努力抚慰却造成伤害。我们希望增加知识却增加了苦痛。

“还用不着你来对我审判！”费玛对约泽尔大声地抱怨道，“安静一点吧。毕竟，你这样一个空泛的人能理解什么呢?到底有谁在跟你说话呢?”

硕大闪亮的星星在他疲惫的眼前放射出光芒。费玛不知道它们的名字，他也不想理会哪个是火星，哪个是木星，哪个是土星。可他渴望知道这种模糊的感觉来自哪里，渴望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渴望知道以前他就来过这个地方，在往昔的日子里就来过这个地方。渴望知道他已经在一个荒凉、寒冷的冬夜见过这些闪闪发光的星星。不是站在这座房子的窗户旁，说不定是在对面黑色鹅卵石丛中一家低矮的石头房子的过道上。当时，他问自己：天上的星星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黑暗中小山的影子正在说些什么?就在当时，他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但现在已经忘却了。被抹去了。尽管一时间他觉得那个答案正在他记忆的门槛挣扎，是那么近，近得触手可及。他的额头碰到了窗玻璃，他冷得哆嗦起来。举个例子，比亚利克[6]声称星星曾经欺骗了他。说星星没有信守诺言。说它们没有守约。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它们并没有欺骗我们，倒是我们欺骗了它们。没有信守诺言的人是我们。它们召唤我们，但我们却忘了跟随过去。它们说话，但我们却不听。鹤群盘旋——飞走了。

说一个字吧。给我一个小小的指引，一个暗示，一条线索，一个眨眼的动作，我就会站起来，立即就走。我甚至都不会停下来换件衬衫。站起来就走。要么就匍匐在你的脚下，睁大双眼地陷入昏睡状态。

窗外，风刮得更猛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雨水透过窗玻璃击打在他的额头上。伯利恒群山上空乌云之间的那个洞穴是刚才星星透出光亮的地方，这会儿也黑下来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尖叫，好像有一个婴儿被包裹在一张湿漉漉的毯子里并被丢弃在干河的斜坡上了。好像他得立即奔跑着去帮他妈妈找回她那个失去的孩子。然而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可能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嘎吱作响的百叶窗罢了。要么就是邻居家的一个孩子。要么就是一只在院子里快要冻僵了的小猫。他使劲地瞅着，可不管怎么用力，他能看到的只是一片黑暗。没有出现任何迹象，矮山上没有，山坡上那些石头房子里的微弱光亮中间没有，黑暗的天空中也没有。召唤我过去，但连一点点目的地线索也不给，这不是无理又恶毒吗?不透露会面地点在哪里。不透露到底有没有会面。不透露受召唤的人到底是我还是其实只是我的一个邻居。不透露这片黑暗之中到底有什么东西还是没有任何东西。

但就在此刻，费玛确实感到了覆盖耶路撒冷的那片黑暗的全部重量。黑暗覆盖着尖塔和圆顶，黑暗覆盖着高墙和塔楼，黑暗覆盖着石墙围成的院子，覆盖着古老的松林，覆盖着修道院和橄榄树，覆盖着清真寺、山洞和墓冢，覆盖着王陵和真假先知的陵墓，黑暗覆盖着曲曲折折的胡同，黑暗覆盖着政府大楼，覆盖着废墟，覆盖着城门，覆盖着石块累累的田野和大蓟丛生的荒地，黑暗覆盖着阴谋、欲望和疯狂的幻想，黑暗覆盖着矮山，覆盖着沙漠。

西南方向，在环绕艾因凯雷姆村高地的上方，乌云已经开始移动，好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拉扯着窗帘。以前，到了冬天的晚上，他妈妈就要在屋子里转上一圈，将所有的窗帘都拉起来。他三四岁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她忘了拉他卧室的窗帘。醒来的时候，他看到窗外有个模糊的影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是一个瘦长的影子，周围是一圈微弱的光环。接着就消失了。然后在另一扇窗户旁又突然出来了，就像被月亮触摸过的云雾一样。接着又消失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一睁眼就吓得惊魂不定，坐在床上哇哇地大哭起来。他妈妈穿着一件散发出异香的睡衣走进了他的房间，俯在他的身边。她看上去很颀长、很白，也像被月亮触摸过似的。她把他抱在怀里，向他保证外面其实什么也没有，那个影子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然后她把两个窗帘都小心地拉扯起来，把他的被子重新叠好，在他额头上吻了吻。虽然他最终停止了哭泣，把脑袋深深地钻进毯子里，虽然她一直待到他再次睡着了才离开他的床边，费玛到现在都依然坚信，那不是梦，他妈妈也知道不是梦，而她对他撒谎了。甚至现在，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仍然确信，当时窗外确实有一个陌生人。不是在梦中，而是在窗外，在窗玻璃的另一面。他妈妈其实也看见他了。他认为这个谎言是别人向他所说过的最最恶劣的谎言。正是这个谎言才劫走了他那年幼的弟弟，注定了他妈妈英年早逝，让他自己这些年来在这里又不在这里，茫然地寻找他其实并没有丢失的什么东西，而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是什么样子、上哪儿去找、怎么找。

即使哪一天他真的找到了，可他又怎么知道他已经找到了呢?

说不定他已经找到了，可又把它扔了，继续往前走，继续像个盲人那样在搜索呢?

鹤群盘旋又飞舞，飞走了。

呼啸在玻璃窗上的风渐渐平息下来。冻僵了的宁静笼罩着大地。十点四十五分，费玛改变了主意，他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走进了寒气彻骨的空旷的大街。他走到住宅区另一端购物中心里面的公用电话亭。可他拿起听筒时，公用电话里传来的同样是死一般的宁静。说不定整个地区都出什么问题了。公用电话人为地遭到破坏了吗?要么，整个耶路撒冷又一次与内部彼此隔绝，也与外部世界隔绝了?他放弃了努力，轻轻地放下听筒。他耸了耸肩膀，说道：“很好，伙计。”这时他才想起自己身上原来没带电话代用币。

明天，他一清早就起来，原原本本地对他的两个情人解释清楚。

要么，他就离开这里，逃之夭夭。

湿漉漉的松树发出的飒飒声，彻骨的寒气，空荡荡的大街，所有这一切很适合费玛的心境。他继续朝斜坡和田野的方向慢悠悠地走过去。他妈妈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总喜欢朝食物上吹气，即使食物已经凉下来了，即使原本就是凉食，比如说色拉或者果盘。吹气的时候，她的两片嘴唇就撅成亲吻的形状。他的心疼痛起来，因为此时此刻，就在她去世四十四年之后，他想回吻她。他想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就是为了找到那顶带松软绒球的蓝色童帽，把它还给她。

他走到了街道的尽头，也就是住宅区的尽头和这座城市的尽头，这时费玛突然意识到有什么透明的东西充满了这个世界。好像有数千个温柔得像丝绸一般的脚步声在四周回响。好像他的脸正在被不是手指的手指抚摩着。好奇感过去之后，他发现天空中飘起了小小的雪花。很细很细的雪开始降临耶路撒冷了。只不过一碰到什么东西就融化了。还没有力量让这座灰色的城市变成白色。

费玛回到家中，在桌子下面的废纸篓里翻找那张昨天要么就是前天被他揉成一团并扔掉的话费通知单。他没有找到话费通知单，却挑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国土报》。他把报纸展平，拿到床上，阅读着有关当代假弥赛亚的报道，最后慢慢地合上眼睛，睡着了，报纸就盖在他的脸上。凌晨两点，小雪住了。冻僵了的耶路撒冷屹立在空旷的黑暗中，就好像灾难已经发生了，所有的人又流散了。

【注释】

[1] 各各他，又称髑髅地，即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见《新约·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三十三节，亦可参见《马可福音》十五章或《约翰福音》十九章的相关内容。

[2] 尼尼微，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亚述的首都，遗址在现今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附近。

[3] 《托拉》，犹太教名词，广义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教导或指引，狭义指律法书或《摩西五经》。

[4] 这里的说法与所罗门王审断一件疑难案件的典故有关。有两个同居一室的妓女前后各生了一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妓女在自己的孩子夭折之后将对方的孩子和自己的死婴偷着调换过来。两个妓女都声称活着的婴儿是自己的，请所罗门王审断。所罗门王命人把活婴给分成两半，一个女人于是大呼不要，宁愿放弃对婴儿的所有权，而另一个女人则赞成一人一半。于是，所罗门王说，大呼不要的女人是孩子的生母。见《旧约·列王纪上》三章十六节至二十八节。

[5] 约西·萨瑞德（1940——），以色列左翼政治家。

[6] 比亚利克（1873——1934），犹太民族主义诗人，现代希伯来诗歌的奠基人。

第二十六章
琳

梦中，加德·埃坦乘一辆军用吉普车来了，吉普车上有一挺机枪，就架在童帽上面，他招呼费玛去和总统会面。总统办公室原来就设在警察总局后面俄国大院[1]边上一个作为地下室的小犹太会堂里。一个像纨绔子弟的英国军官坐在桌子后面，一条皮带斜挂在他那黑色的制服上面。他敦促费玛在一份自供状上签字，招认是他杀害了那只小狗。小狗在梦中变成了一个女人，女人的尸体裹在一张被黑血玷污的床单里，就那么躺在藏经柜的脚下。费玛请求看一看死妇的脸。审问的家伙面带微笑地回答说：有什么用?叫醒她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还是琳，她为你冒生命危险，她把你带到了雅利安人那边，她三番五次地挽救你的性命，而你却背叛了她。费玛鼓起勇气问：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惩罚?国防部长说：哎，你真是一个十足的笨蛋。犯罪本身就是惩罚。

【注释】

[1] 俄国大院，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块地皮。原由俄国教会购买。1858年，俄国教会在这块地皮上建造了一座修道院、一所教堂以及数个为朝圣者服务的客栈。在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期间，该地成了监狱和军事堡垒。现在，这里设有以色列警察总局、监狱以及一座纪念堂（纪念在这里被英国托管政府处决的犹太地下自由战士）。

第二十七章
费玛拒绝屈服

早晨六点半，他惊醒过来，因为一个沉重的东西落在了楼上的公寓里，紧接着传来一个女人的喊叫声，喊叫声不长，也不是很高，但听上去很恐怖、很绝望，就好像她见着了自己的死神。费玛跳下床，套上裤子，然后赶紧跑到厨房的阳台上，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楼上的公寓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一只不见踪影的鸟儿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三个轻柔的音节，好像它已经得出了结论：费玛太迟钝了，他肯定理解不了。他不应该立即上楼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主动帮忙?抢救?叫警察或者叫救护车?但他想起自家的电话被切断了，所以他自然也就免去了要干预的责任。更何况那哗啦一声和尖叫声有可能是他在睡梦中听到的，上去询问只会招致尴尬和嘲笑。

他没有回到床上，而是穿着那件长袖背心继续站在厨房阳台上，站在残余的笼子、罐子和盒子中间，那是他和迪米当时饲养那罐虫子的地方。这些东西这会儿发出一股腐败的恶臭，一股湿锯末混合着发黑的粪便和胡萝卜、黄瓜皮、卷心菜叶、生菜之类腐烂食物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冬天开始的时候，迪米决定把他们俩从干河捕捉到的那些乌龟、昆虫和蜗牛都放生了。

昨天夜里的雪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下过似的。

已经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耶路撒冷以南那些光秃秃的矮山似乎被洗过似的，沐浴在蓝色的光辉里，差不多都能分辨出远处拜特贾拉山脉一带橄榄树叶子下面的银色闪光了。那是一种寒冷又耀眼的光芒，就像水晶般透明，发送到这里说不定就是向遥远未来前进的信号，到那时，痛苦将会终结，耶路撒冷将摆脱所有的折磨，到时取代我们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将镇定地、体贴地、理性地、有品味地生活着：到那时，天上的光亮就永远像这个样子了。

空气是彻骨的寒冷，但穿着那件发黄冬背心的费玛竟然感觉不到一丝寒意。他依在栏杆旁边，让肺里充满了醇酒一般的空气，一边对自己能够在这样的美丽中还会感到痛苦惊讶不已。这天早晨，下面的后院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一棵性情古怪、脾气急躁的杏树突然做出了开花的决定，好像它是把日子给弄错了。杏树上铺满了在黎明到来时分却忘了熄灯的小萤火虫。无数的雨滴在粉红的花朵上显得晶莹夺目。闪闪发光的杏树让费玛想起了一个苗条、妩媚的女人，她哭了一整夜，到现在还没有将泪珠擦掉。这种意象让他感到了孩子一般的快乐，让他感到了爱，让他产生了一种对约珥的朦胧渴望，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所有女人（不论是谁）的渴望，让他产生了翻开生活新篇章的坚强决心，就从今天早晨开始：从现在开始，做一个理性的、直率的人，一个好人，彻底抛弃谎言和虚伪。这样想着，他穿上了一件洁净的衬衫，还把约珥的套衫也穿上了。他坚定地，坚定得让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爬上楼梯，用力按响了楼上邻居的门铃。过了一会儿，在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半扣半敞晨衣的皮赞蒂太太开了门。她那张稚气的宽脸让费玛觉得像是扭曲了，甚至像是被打烂了。但也有可能刚睡醒的人看上去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样子。在她身后，在门厅氖灯微光的映照下，她丈夫的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他是个多毛的、看上去好像运动员的家伙，比他妻子要高得多。她焦急地问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费玛说：

“恰恰相反。对不起。没事儿。我刚才琢磨着你们家说不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要么就是打碎了?我刚才只是琢磨着，我是想象来着，我是听到了……有这样的事吗?我想必是弄错了。说不定是弥赛亚的坚信徒众把圣殿山[1]给炸了，把圣殿山变成了一个泪谷[2]。”

“您说什么?”皮赞蒂太太问道，一脸疑惑，甚至还有些诚惶诚恐地盯着费玛。

她那个X光技师的丈夫以一种费玛听上去不太诚实的腔调从她身后回答说：

“这儿的一切都百分之百正常，尼森大夫。你按门铃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不定你出什么问题了。没有?你缺什么东西吗?又没有咖啡了?保险丝断了?我过去给你换了好吗?”

“谢谢你，”费玛说，“你真是个好心人。我的咖啡足够喝的，家里的供电也很正常。碰巧我家的电话出故障了，但事实上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我终于能够享受一点安宁和清净了。很抱歉这么一大早就来打扰你们。刚才我只是想……千万别放在心上。对不起。谢谢你们。”

“没关系，”皮赞蒂先生豪爽地说，“我们总是在六点十五分起床的。如果你需要打什么电话，尽管打好了。不用交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下楼把你的各个接头给检查一下。说不定是哪儿松了。”

“我正在琢磨着，”费玛说，同时被从他自己嘴里出来的话吓了一跳，“给一个说不定从昨天夜里就在等我的女朋友打个电话。实际上是两位女性朋友。可现在我倒觉得，让她们等一等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不是什么紧急的事。很抱歉打扰你们了。”

就在他要离开的当儿，皮赞蒂太太犹豫地说：

“可能是外面的什么东西被风吹下来了。比如洗衣盆什么的。不过我们家一切正常。”

这番话让费玛确信，有人又一次对他撒谎了。可他原谅了两个邻居，因为事实上他没有理由指望他们俩把他们当时肯定在争吵的实情告诉他，也因为他自己就没有把给两个女朋友打电话的实情告诉他们。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他说道：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可他也原谅了自己，因为他本意是好的。

他站在镜子前面做了十来分钟的体操，然后刮胡子，穿衣服，茫然地梳着头发，用那个新买的电水壶烧了一点开水，铺床叠被，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顺顺当当地完成了这一系列任务。他揍她了，他想着，他说不定更为过分，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他也许差点儿就把她给杀了；谁知道呢，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这么做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早晨。希特勒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从1945年就结束了；仍然在继续，看起来要永远继续下去。每一扇大门的后面都在延续着不可告人的行为。各种惨无人道、铤而走险的行为。整个国家的外表下面，一种潜藏的疯狂将一触即发。每周三次，我们无远不及的威慑力要把杀人犯从他们的老巢里给揪出来。不对哥萨克人来上一点集体迫害我们就无法入睡。每个上午我们都要绑架艾希曼，每个晚上我们都要将希特勒掐死在萌芽状态。在篮球赛中，我们要击败赫梅利尼茨基；在欧洲电视网上，我们为基什尼奥夫的死难者报仇。但是，我有什么权力干预呢?我倒是乐意跨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奔驰向前，解救这个叫皮赞蒂的妇女，要么是他们夫妇俩，要么是整个国家，如果我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如果我知道从哪里着手的话。眼前又出现了巴鲁赫的影子，他蓄着托洛茨基式的山羊胡子，拄着他那根雕花手杖。父亲捐款捐物，为矫正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也许昨天夜里我还是应该说服那个警察让我进去见见沙米尔?彼此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也许我本应该把沙米尔介绍给我的出租车司机?

他突然想到应该坐下来，对鹰派右翼分子写一份言简意赅又发自肺腑的呼吁书。在《国土报》上对他们提出他自己的总体框架，保证能取得部分国民的一致认同。是温和派和不相信弥赛亚的鹰派分子（如果不是因为左派有无限制绥靖主义的倾向，鹰派分子也许仍想把归还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土地给吞回来）之间的一种新政。出租车司机说得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严肃对待皮赞蒂先生和皮赞蒂太太以及数十万同他们一样的以色列人的情感。阿拉伯人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愤慨、恐惧和怀疑等实实在在的情感。这些情感毋庸置疑不应该受到蔑视，相反，我们应当用智辩的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的、富于理性的努力，来平息这些情感。但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说理，而是把整整一尿壶高高在上者的嘲弄的小便都浇在他们的脑袋上了。因此，要是能制订一个协议，明确规定我们温和派愿意对阿拉伯人让步的限度，那就显得有意义了。这样，这么说吧，他们就不会像巴鲁赫那样以为我们是在吆喝关门大甩卖了。这样他们就知道，如果事实证明阿拉伯方面食言或者是糊弄我们，我们左派甚至准备再次开战是为了什么目的了。如此一来，我们说不定还能够平息部分鹰派分子的情绪并带来一次解冻。

“解冻”一词让他想起自己还没把取暖器点上。当他弯下腰，他欣慰地发现，剩下的煤油还多着呢。点着了取暖器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咨询一下茨维·克鲁泡特金，然后再坐下来写那篇呼吁书。此时此刻，他情绪高涨，才不管茨维是不是正在刮胡子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新思想可能大有裨益，确实非常紧急。可电话又一次沉默无语。费玛觉得，这次沉默的程度要比昨天夜里轻一些。差不多还可以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的辘辘声，就好像磨牙似的。就像从深渊里发出的一种呻吟。费玛诊听出一丝微弱的生气，是那种复活的最初迹象。他可以肯定，这架机器并没死，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深度昏迷状态罢了；尽管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知觉，但已经有微弱的反应了，是一种微弱的痛苦的呻吟，是一种轻微的颤动，让你还有抱希望的理由。尽管有一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厨房里的那台冰箱刚才在那里隆隆作响了。因此，可能是希望得过早了。

甚至“鹰派分子”这个词也突然让他觉得反感：把人类描述为“分子”是错误的。而且他觉得，将右翼思想家放在精神病医生诊察台上的做法也是荒唐的：我们的阵营似乎并不是心智健全的象征。我们现在也被绝望、挫折和愤怒所困扰。我们也陷入了情感纷乱状态，跟我们的敌手一样纷乱。跟阿拉伯人一样纷乱。可是“我们的阵营”这个说法也荒唐透顶。“我们的阵营”是什么意思?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阵线，整个民族就是一支军队。一切都被划分成了阵营。和平力量。维和部队。共存的打击力量。裁减军备观察员。多国联合突击队。调停的先头部队。

费玛并没有立即去写呼吁书，而是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整理自己的思路。这时，他看着冬天的光线像一种贵重的物质一样覆盖在山顶上和斜坡上。费玛知道也喜欢“贵重的金属”，只不过他不知道哪些属于贵重金属。有一次，在雷哈夫亚他父亲的公寓里，巴鲁赫和迪米试图强行给他上一堂基础化学课。可费玛就像个执拗的孩子，在那里讲各种各样的俏皮话，耍弄文字游戏，以此自卫，直到后来，迪米说：“得了吧，爷爷，这玩意儿不适合他。”于是，他们两人就将他晾在一边，开始了对酸碱领域的探索，而费玛则因为自己的胃灼热对他们的试验一肚子不悦。

光线亲吻着一道道山脊，在峡谷里流溢，把每棵树和每块岩石中这些年来被一层层无生命的灰色程式所掩埋的发光特性都给唤醒了。似乎耶路撒冷在好几千年之前就失去了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力量。好像只有经过这种陶醉了的光线亲切地接触一下，万物才能恢复从往昔的日子起就被掩盖的原初状态，不管是多么短暂。如果我双膝跪倒，向你谦卑地祷告，表达我的感激，阁下会屈尊对我轻轻点一下头吗?阁下有什么事希望我去做吗?阁下到底对我们大家是否感兴趣呢?您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里呢?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耶路撒冷呢?阁下还在听吗?阁下在微笑吗?

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如“往昔的日子”、“不属于这个世界”和“隐藏的一面”，让费玛充满了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觉。一时间，他觉得，光线、泥土、杏树上和月空里的萤火虫，从这里向东一直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向南一直延伸至位于阿拉伯半岛尖端曼德海峡的不毛之地，实际上还有他破旧的公寓，他越发显老的身体，甚至他那部破旧的电话，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相同存在的不同表现罢了，最终还是要化解成带裂痕的、易消亡的无数具体形式，即使从其自身来说是完整的、永恒的、一体的。难道绝对不可能这样说吗?只有在这样一个冬日的早晨，在清澈光线织成的婚纱（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天国的光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的覆盖下，大地和你那双审视的眼睛才能重新获得那种原初接触所带来的震颤。一切都恢复到最初的纯真状态。就像在创世之日那样。刹那间，那件肮脏的长期以来披在身上的疲惫和谎言上的外衣被揭掉了。

于是，费玛想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3]”这个陈腐的名词，但他对这个概念有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同他当时那个特定时刻的感受相吻合。他思忖着，有时候，睡眠时的谬误似乎比清醒时的要少；有时候就恰恰相反，而那种绝对的清醒状态也就变成了最被渴求的理想。这时他想，或许存在着三种状态，而不是两种状态：睡眠，清醒，还有今天早晨一开始就从体内和体外充满他的这种光线。由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称，他私下里把这种光线描述为第三种状态。他觉得，这不仅仅是覆盖在群山之上由纯洁光线做成的一种物质，事实上也是从群山之中和他自己身体里流淌出来的光线，正是在这些光线的混合中产生了第三种状态，它同完全的清醒和最沉的睡眠都隔着相等的距离，但和两者又截然不同。

在整个世界，他想，再没有比错过第三种状态更可悲的损失了。但是，因为收听广播上的新闻，因为忙碌，因为有各种各样虚空的欲望，因为追求虚幻和琐碎的东西，错过第三种状态的情况也就发生了。所有的苦痛，费玛自言自语地说，所有荒唐或者淫秽的东西，都纯粹是错过了第三种状态的结果，要么就是由于那种模糊、恼人的感觉，它时不时地提醒你说，在体内和体外差不多触手可及的地方都有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这种东西你似乎总是在寻找，但又总是迷路了。有人呼唤你，可你又忘了跟随过去。有人对你说话，但你没有听见。一扇门打开了，可你离开得太迟了，因为你想满足这种或那种渴望。沉默之海将秘密冲到岸边[4]，可你却在全神贯注地处理琐碎的事务。你想给某人留下印象，但那个人却没有注意，因为他自己也想给另一个人留下印象，而这另一个人他也……如此等等。直至归于尘土。你一次又一次拒绝现存的东西，热衷那些现在不存在的、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的、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加德·埃坦曾经嘲弄说，这里浪费现象横行，他这样说是对的。他的妻子及时从他身旁逃开也是对的。轻重缓急的顺序，费玛哀伤地、差不多是喊着说，统统错了。真可惜啊，比如茨维·克鲁泡特金这样勤奋的人居然花费了三年时间来详细追溯天主教会对麦哲伦和哥伦布航海的态度，就好像有人还为早就成为破烂的衣服挑选纽扣一样。还有，一件风流韵事接着一件风流韵事的尤里·格芬，他醒着，但他的心却沉睡着。

想到这里，费玛决定不再这样无所事事地站在窗户旁边，该把屋子收拾收拾，为装潢的人做好准备，他们过了周末就要来了。墙壁上所有的画都得拿下来。他曾经用铅笔标记了合理折中边界的那幅以色列地图也得拿下来。所有的家具都得挪到房间的中央，再用塑料布盖起来。所有的书也要收拾好。所有的陶器和锅碗瓢盆也得这样。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些成摞成摞的旧报纸、旧杂志、小册子和时事通讯都处理掉呢?书架得拆开来，这就意味着需要请求尤里的帮忙了。他今天夜里回来吗?要么是明天?要么就是后天?到时尼娜就可以向丈夫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了，在报告中对他说，她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试图向我提供其常规服务，对他说她却发现那个水龙头堵塞了。说不定还可以让舒拉·克鲁泡特金作为增援力量，让她帮着把厨房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一边。安妮特·塔德莫可能也乐意助一臂之力。皮赞蒂夫妇也表示乐意帮忙，但前提是他们俩还没有彼此谋杀。特迪自然愿意过来，把所有的窗帘和壁灯都揭下来。兴许他还会把迪米也带过来。老头子的话太对了：这个老巢自从上次装修已足足超过二十年了。天花板污秽不堪，整个儿就被煤油取暖器熏得脏兮兮的。拐角处结满了蜘蛛网。盥洗室潮乎乎的。瓷砖都裂了。墙皮正在一块一块地脱落。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霉斑。这地方长年累月都有一股霉味和汗臭味，一股老单身汉的臭味。发出异味的不只是阳台上那个装满虫子的旧罐子。你对这种气味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根本不在乎了。

毋庸置疑，习惯是万恶之源。帕斯卡写“灵魂的死亡”时他想到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在书桌的一角，费玛发现了一份绿颜色的广告，上面是当地超市商品大幅度打折的消息。在这份广告的一角，他潦草地写着：

习惯是死亡的开始。习惯是第五纵队[5]。

在下面他又接着写道：

按部就班==各种谎言。

习以为常——衰败——坍毁。

他的用意是提醒自己在周末时间对这些思想进行加工和拓展。可他想起来明天是星期六，既而推断出今天是星期五，从而得出结论：他应该去采购一些东西。但星期五是他的休息日，诊所关门，这样说来，他干吗要急急忙忙的呢?干吗早晨七点就开始在家里把家具推过来推过去呢?最好还是等着增援来吧。没什么紧急的。尽管他瞥了一下手表，发现时间并不是七点，而是八点二十了。是跟茨维卡说上一两句话的时候了，他这会儿想必已经结束他的刮胡子仪式了。

电话的状态是不是有了进一步改善呢?费玛又试了一次。他差不多能够听见一种微弱的声音，但依然没有回升到拨号音的程度。尽管如此，他还是拨了约珥家的号码。得出的结论是，他应该等待病人彻底康复，因为焦躁而反复试拨说不定会推迟康复的进程。要么，约珥家的电话也出故障了?全城都被切断了?有没有可能是罢工呢?蓄意破坏?制裁?电话局在晚上挨炸了?一个右翼恐怖集团占领了全部通讯系统和其他能源中心了?叙利亚又一次导弹袭击我们了?要么就是特德·托拜厄斯此刻又靠在电话旁边，不让约珥去拿听筒。费玛觉得厌恶，不是厌恶特德，而是厌恶自己的文字游戏。他把超市的广告揉成一团，向废纸篓抛去。他没有投中目标，可这并没能够让他费神爬到桌子底下去找。没有必要。为了迎接装修工人的到来，这个地方反正很快就要被抄个天翻地覆了。

他又冲了一杯咖啡，吃了几片果酱黑面包，以平息一阵阵饥饿的绞痛，接着又吃了两三片药片以平息由于胃灼热引起的绞痛。然后，他去小便。他对自己的身体很恼怒，它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来烦他，让他无法完成任何思考或是评论。他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脑袋侧向一边，嘴巴半张半合，似乎陷入了沉思，就那样把阴茎捏在手里。尽管膀胱里憋得厉害，可就是撒不出一滴尿来。他只好诉诸惯常的伎俩，把冲水拉手一拉，指望着奔流的水声会提请他那个功能欠佳的器官不要忘了自己的职责。但这样一个屡见不鲜的老把戏已经让它无动于衷了。它似乎在对他说：你该给我想一个新花招了。作为对他的特别恩赐，它老大不情愿地憋出了一条细细的小便，但马上也就停了。水箱里的水停止了，那可怜巴巴的细流也同时停止了。他的膀胱依然是涨得满满的，处于十分急迫的状态。费玛轻轻摇晃着那个令人恼火的玩意儿，接着又粗暴地摇晃了几次，然而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又拉了一下冲水拉手，可时间没到，水箱里的水还没冲满，并没有吼叫着像瀑布般倾泻出来，而是发出了一种空洞、蔑视的咕哝声，好像是在嘲笑费玛的不幸。好像它正在做出抵抗的姿态，以表示和电话团结一致。

然而，他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他没有撤退。他要和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打一场消耗战。我们倒要看看谁先挺不住。捏在手指中间的那个软塌塌的、像带壳水生动物的肉条让他突然想起了蜥蜴，从进化的深渊里爬出来、此刻正令人恼火地紧附在他身体上的一种丑八怪似的动物。再过一两个世纪，人们很可能就可以用一种呱呱叫的机械装置来取代这种讨嫌的附着物，只要轻轻一触就能放空身体里多余的液体了。用同一个器官来完成排泄过程和性交过程，这让他产生了一系列的荒唐联想，让他觉得是青少年黄色笑话的一种粗俗表达：如果人类通过彼此向嘴巴里吐唾沫的方式或者是通过彼此向耳朵里擤鼻涕的方式来繁衍，其令人反胃的程度也不过如此。

与此同时，水箱又满了。费玛再一次拉动拉杆，结果又断断续续地排出了一些小便，但哗哗的水流停止的当儿，小便又再次停了下来。他恼怒不已：这个娇生惯养、自私自利、腐朽堕落、欲壑难填的爬虫，这个把你变成纯粹的载体，让你载着它在女性中间穿梭享受而后竟这般以德报怨的爬虫，想想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为了满足这条爬虫每一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和胃口你所付出的所有巨大努力吧。

就好像是在对一个淘气的孩子训话，费玛说：

“对。我再给你恰恰一分钟，让你拿定主意。我的手表再走五十五秒，我就要拉上裤门的拉链走人，然后你就是涨破了也不关我的事。”

这一番威胁似乎只是强化了爬虫的桀骜不驯：它好像在他的手指中间趋于萎缩了。费玛决定，从此之后他再不会屈服了。他恼羞成怒地拉上裤门的拉链，将抽水马桶的盖子砰的一声合上。他啪的一声带上了盥洗室的小门。五分钟后，他啪的一声带上公寓的大门，大步流星地从信箱旁边走过，而没有屈服于要把报纸从信箱里取出来的诱惑，然后坚决地迈向购物中心。他打定主意要去银行办理四件要事，为了不至于忘记，他一边走一边背诵着。第一，取一些现金。口袋里一文不名地四处游荡，这种滋味他可是受够了。第二，把所有的账单都给付了，有电话费、水费、煤油费、污水费、煤气费和电费。第三，最终看看自己的账目情况。可当他来到街角的报刊零售点和文具店时，他竟忘了第四件事到底是什么。他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可就是想不起来。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商店关闭的大门内侧展示着最新一期的《政治》。他走进商店，仔细地读了一刻钟，突然震惊地发现了茨维·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文章认为，和平的可能性为零，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这样。他必须过去见见茨维卡，就今天上午，费玛当即做出决定，严正警告他知识分子的失败主义：并不是我们的右翼鹰派敌手强烈谴责我们的那种失败主义，而是另外一种失败主义，一种更为深刻、从长远角度来说要更为严重的失败主义。

他突然间怒火中烧倒也成就了一件好事：从商店一出来，他就径直穿过一块荒地，走进一幢还没有竣工的大楼里，等不得拉开裤门的拉链，他的膀胱就倾泻一空。他充满了成功的喜悦，以至于鞋子上和裤脚上弄得泥迹斑斑他也毫不在意。接着往北走的时候，他打银行旁边经过却没有注意到银行，但兴奋地看到他家后花园的那棵杏树并不是不等树木新年[6]就开花的唯一一棵杏树。尽管转念一想，他也不敢确定，因为他不知道根据犹太教历现在是什么日期。事实上，他连俗历的日期也记不住。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现在才二月，而春天已经开始抬头了。费玛觉得其中有一个简单的象征：他没有自问象征着什么，但他感到很开心。好像没有人请求他他就担起了负责全城的担子，而且让他吃惊的是，在履行职责上他竟然没有彻底失败。清晨淡蓝的天空此刻变成了深的蔚蓝，似乎大海被颠倒过来悬在了城市的上空，正在那里向城市喷洒幼儿园里的那种快乐。天竺葵花和叶子花在前花园发出夺目的光芒。低矮的石墙在那里熠熠生辉，好像它们正在被爱抚着似的。“不错吧，嗯?”费玛在心里对一个看不见的客人或者游客说。

在进入巴伊特韦甘区的拐角处站着一个小伙子，他穿着一件军队的防风夹克衫，肩上背着一只冲锋枪，四周摆放着一桶一桶的鲜花。他建议费玛买一束菊花过周末。费玛问自己：这人是不是从占领地过来、在别人的土地上栽种鲜花的移民呢?他当即认定，准备同阿拉法特媾和的人不应该将自己在本国的敌手开除教籍。尽管他能明白双方的论点。可他在心里既找不到憎恨也找不到愤怒，或许是因为夺目的光亮的缘故。今天早晨的耶路撒冷似乎是一个人人都应该尊重别人不同意见的地方，于是，他将一只手伸进裤子的口袋，并且轻松地摸到了三枚面值一谢克尔的硬币，毫无疑问是昨天夜里他新任命的情报部长找给他的零头。他将鲜花紧紧抱在胸前，好像是护着它们，以免它们感冒了。

“你说什么来着?”费玛说，“刚才你说什么了吗?对不起，我没有听清你说了些什么。”

卖花的小伙子咧嘴微笑着说：

“我只是说周末快乐。安息日[7]快乐。”

“绝对。”费玛表示同感，这就为新的国民舆论奠定了基础，“谢谢。也祝你周末愉快。”

空气清冷清冷的，就像玻璃一样，尽管没有起风。似乎光线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清亮得令人炫目的寒冷成分。“清亮得令人炫目”这几个字眼让费玛感到了一种陌生的、神秘的震颤。他想一个人必须避免恶意，甚至在恶意伪装成原则的时候也得这样。他应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真正的敌人是绝望。至关重要的是，不能与绝望妥协，不能屈从于绝望。年轻的约泽尔以及和他同处一个时代的人，就是继我们之后将居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将过着经过精心调节的生活的那些稳健、理性的人，他们会对我们为自己制造的痛苦感到震惊。但至少他们回忆起我们的时候是不会轻蔑的。我们并不是没有经过搏斗就屈服了。我们竭尽全力地坚守在耶路撒冷，尽管面临着无法比拟的巨大困难和比我们要强大得多的军队。我们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垮下去。即使我们最终被打败，我们也仍然占有帕斯卡所谓“能思想的芦苇”的优势。

就是这样，情绪激动，头发乱蓬蓬的，身上溅满了斑斑点点的泥浆，手上攥着一束菊花，由于寒冷在那里瑟瑟发抖，费玛于上午十点一刻按响了特德和约珥家的门铃。前来开门的是约珥，她穿着一条灰色的灯芯绒裤子和一件绛紫色的针织套衫。他没有一丝尴尬地对她说开了：

“我碰巧打这里路过，就决定到你这儿看看，就一会儿，以便祝你安息日快乐。我希望没有打搅你吧?要么我明天再来如何?下一周那些搞装潢的人就要到我家了。没关系。我给你带来了一些鲜花，祝你安息日快乐。我能到屋里坐上一两分钟吗?”

【注释】

[1] 圣殿山，被毁的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所在地，现为著名的大石圆顶清真寺所在地。

[2] 泪谷，原指耶路撒冷的一座山谷，这里作象征的用法。

[3] 天上的耶路撒冷，犹太传说中的精神上的圣城，只有义人才能进到这座城市。

[4] 比亚利克一首诗的名字。

[5] 第五纵队，原指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部下进攻马德里时在市里做内应的人，现泛指敌人派入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

[6] 树木新年，犹太节日，日期为西旺特月十五日（约公历一至二月），是欢庆自然的节日。以色列国成立后，又将这天定为植树节。

[7] 安息日，犹太历每周的第七日（自星期五日落至星期六日落），犹太人谨守这日为圣日，不从事任何工作。

第二十八章
伊萨基岛，在水边

“好吧。”约珥说，“进来吧。只是你要记住，过不了一会儿我就得出去。等等，我来把你衬衫的扣子扣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换的这件衬衫?”

费玛说：

“你我得谈一谈。”

约珥说：

“下次可别这样了。”

他跟着她向厨房里走。途中，他向卧室里瞥了一眼。他朦朦胧胧地希望看到自己这会儿还睡在那张床上，从前天夜里到现在还依然睡在那张床上。可是那张床已经铺好了，上面还盖着一个深蓝色的羊毛床罩。床的两侧各有一盏一模一样的台灯，放在与台灯匹配的床头小柜上，每个小柜上又放着一本孤零零的书，还像饭店里一样放着一杯水、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居然还有两个一模一样的闹钟。

费玛说：

“迪米的状况不好。我们不能继续假装着他一切正常了。你最好还是把鲜花养在水里。是给你买的，祝你安息日快乐。我是从一个移民的手里买的。另外，二月末左右是你的生日。你不愿意给我冲杯咖啡，是吗?我是从约韦勒村一直走过来的，现在我冻得快半死了。今天凌晨五点，住在我家楼上的邻居企图谋杀他的妻子：我赶紧冲上去解救，却只落得个笑柄。得啦。我是特意来和你谈迪米的。前天夜里，你们两个出门，我照看他的时候……”

“听着，埃弗雷姆，”约珥打断了他的话，“你干吗非得搅和别人的私生活呢?我知道迪米是不太好。要么就是我们对他管教不好。你跟我讲的并没有什么是我所不知道的啊。说到这个话题，你自己就过得不怎么好。”

听了这句话，费玛明白他应该告辞了。可他却在一个厨房小矮凳上坐了下来，像小狗一般专注地抬头看着约珥，眨巴着他那双棕色的眼睛，然后就向约珥解释说，迪米是一个忧郁的、孤独得都有些危险的孩子。前天夜里他照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就显露出问题了，说细节就没有必要了，但他有一种印象，就是说这个小男孩，怎么说呢，也许需要些帮助。

约珥插上了电水壶的插头。她往两只玻璃杯中各倒入一些速溶咖啡粉末。费玛觉得，她将一扇又一扇橱柜门、一只又一只抽屉拉开又砰地关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没有必要。她说：

“好。很好。这么说，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就孩提时代及其各种问题给我做讲座了。特迪就有这样的朋友，是南非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我们也时不时向他咨询。所以你就打住吧，不要在那里寻找什么灾难和你要为之焦虑的事情了。不要再打搅大家了。”

约珥提及南非的时候，费玛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费了好大一番气力才克制了这种冲动。他想跟她解释，在不久的将来，当种族隔离政权垮台的时候，他设想那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敢肯定将会有一场血浴，不仅仅是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而且也在白人和白人之间、黑人和黑人之间。有谁能断定在以色列就不存在类似的危险呢?但“血浴”这个字眼让他觉得陈词滥调。甚至想到陈词滥调这个念头这会儿也让他觉得十分陈词滥调。

在他身边的厨房餐桌上放着一盒打开的白脱饼干。他的手指不知不觉之间伸了过去，接着就一片接一片地吃将起来。约珥将冲好的牛奶咖啡递给他，他于是有些转弯抹角地向她描述前两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向她描述自己是怎么在她床上酣然入睡，而迪米到了凌晨一点还在那里处于清醒状态的。你们两个到特拉维夫玩了一个晚上，事先连一个急用的电话号码都懒得留下来，你们这种做法也太不像话了。你想想，假如孩子胆病发作了怎么办?要么，触电了怎么办?要么，中毒了怎么办?费玛把自己弄得一团混乱，因为他不愿意对她泄漏祭狗的事，即使间接地泄露出去他也不愿意。尽管如此，他还是咕哝出了一些情况，说邻居的那些孩子显然让迪米生活在痛苦之中。“你知道，约珥，他跟其他的孩子还不一样，他戴着眼镜，他是那么严肃，他是个白化病患者，他近视，你差不多可以说他是半个瞎子，相对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个头显得太小，或许是由于某种荷尔蒙紊乱，对此你应该想些办法才是，他神经过敏，他是一个内心的孩子——不，这样说还不对——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就连这个词也不算精确——也许是深情的或是心灵的孩子：下定义可真难。他很有创造力。说得更精确一点，他是一个创新的、有趣的也许还能说是深邃的孩子。”

说到这里，费玛转而谈论成长在普遍残忍和暴力的时代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每天晚上迪米都要跟我们一道看电视新闻，每天晚上电视屏幕上都要漫不经心地表现谋杀。他还说他自己在迪米这么大的时候的情况：那时他也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他还没有妈妈，而他的父亲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要把他逼得神经错乱。他说，很显然，这孩子唯一的情感纽带就是和他连在了一起，在所有的人当中竟然和他费玛连在了一起，尽管约珥也很清楚，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成能作父亲的那种类型的人，为人父的念头也总是把他吓得要死，虽然这样，他有时仍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情况本来是可以截然相反的，只要……

约珥再次打断了他。她冷若冰霜地说：

“快把你的咖啡喝完，埃弗雷姆。我得走了。”

费玛问她得上哪儿。他非常乐意和她一道。不管是哪儿都成。他今天上午无事可做。他们还可以接着交谈。他相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刻不容缓。要么，他就待在这儿等她回来，然后他们再继续交谈，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他不在乎等待。今天是星期五，是他休息的日子，诊所关门，而星期天那些搞装潢的人就要到他家里来了，所以，待在家里他唯一想着的就是拆卸、包装之类的令人沮丧的任务。她是怎么想的?星期六上午她能否把特迪给他借用一两个小时，帮着他取下……得啦。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荒唐的，跟要紧的事根本就不沾边儿。他可以熨烫一些衣服，一直到她回来吗?要么把那些干净的衣服给折叠起来?改天吧，换个时间，他想对她讲讲最近一直萦绕他心头的想法，一种他称为“第三种状态”的思想。不，这不是什么政治观念。倒更像是存在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还能说“存在主义”而不让人听上去觉得陈腐的话。“什么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只要说‘第三种状态’我就会立刻记起来的，就会给你解释的。尽管这种思想也许愚蠢透顶。这会儿它显得并不重要。毕竟，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差不多每两个人当中你就能看到一个一半是先知、一半是总理的人。包括茨维卡·克鲁泡特金，包括沙米尔本人，我们当中的那个勃列日涅夫[1]。与其说耶路撒冷像一座城市，倒不如说它像一座疯人院。可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跟你谈论沙米尔和勃列日涅夫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同你谈论迪米的。迪米说，你和特迪在背后叫我‘小丑’。如果你知道你儿子现在也喜欢自称‘小小丑’你说不定会感到吃惊的。这还不足以让你震惊吗?我倒不在乎别人叫我小丑。被自己父亲视为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的人你叫他小丑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荒唐可笑。我指的是老头子。巴鲁赫。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我和迪米要更加荒唐可笑。他是又一个耶路撒冷先知，有自己关于分三个阶段轻松地实施救赎行动的个人方案。他会讲一个故事，是一个赞礼员的故事，那个赞礼员在敬畏节日期间竟然只身羁留在一个孤岛上。这个并不重要。顺便说一句，最近他喜欢弄出一些口哨一样的声音。我指的是气喘。我感到十分焦虑。我这说不定是在想象而已。你是怎么想的呢，约珥?也许你可以找个时间跟他聊一聊，让他住院做些检查?你总能够软化他。你说不定还是唯一能抑制他那修正主义般顽固情绪的人。我说过，每两个耶路撒冷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想成为弥赛亚，而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我的这层意思。可这又怎么样呢?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来说，我们所有的人想必看上去都同样地荒唐可笑。甚至你约珥，连同你的喷气式汽车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唯一真正缺乏的东西就是一点点怜悯和常识，这里有谁还需要喷气式汽车呢?然而，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高山看来也都是荒唐可笑的。要么也可以说在沙漠看来。你不愿意说特迪也荒唐可笑吗?那个会走动的板条箱。茨维卡呢?就在今天上午我还看到一篇他写的歇斯底里的文章，文章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政府与现实隔绝了。似乎现实就生活在茨维卡小小的衣兜里。尽管不容否认，政府充斥着愚蠢透顶的人，有些人甚至还相当程度地精神错乱。但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方式同政府发生联系呢?这样的情况总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就这一次，我们决定要就我们俩、这个孩子和那些重要的事情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哎，可不知怎么的，政府却闯了进来。你这么急急忙忙地非得要上哪儿去呢?你哪儿都不必去。这是在撒谎。星期五你也休息的。你对我撒谎，其目的就是要把我赶走。你想叫我离开。你是害怕了，约珥。可你究竟害怕什么呢?害怕思考迪米为什么自称‘小小丑’吗?”

约珥背对着他，在那里折叠茶巾，又把茶巾一条一条地收到抽屉里，这时平静地答道：

“埃费，我再一次提醒你，也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你并不是迪米的父亲。现在，快点将咖啡喝完，赶紧离开。我和理发店已经约好时间了。二十五年前本该属于你的那个孩子我把它杀了，因为你不想要它。所以，现在就不用说了。我有时仍觉得自己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从那种麻醉药的作用下完全清醒过来。可现在，你又到这里折磨我。我告诉你，如果特迪不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不是一个你所说的‘会走动的板条箱’，那你老早就被扔出这间公寓了。这儿没你什么事。特别是在你前天夜里的所作所为之后。甚至在没你的情况下这里也是烦透了。你这个人可真难缠，埃弗雷姆。难缠，还招人讨厌。我到现在还无法确认你是不是导致迪米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慢慢地，但肯定地，你会把这个孩子给逼疯的。”

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道：

“真的很难判断这是你的某种诡计或者只是闲聊而已。你总是不断地说话，没完没了地说话：或许说了这么多之后，你就真的让自己相信你是有感情的。让自己相信你现在正处于恋爱之中。让自己相信你在部分程度上是迪米的父亲。各种各样诸如此类的空洞幻想。我这会儿干吗要跟你谈什么感情和爱情呢?你甚至连这些词语是什么意思都还没有弄清楚呢。以前，就是在你还看书而不只是读报纸的时候，你想必读过有关爱情和不幸的东西，而且从那时起，你就在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溜达，卖弄你对这个课题的学问。我刚才差点儿就想说你只爱你自己，但是就连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你甚至连自己都不爱。你什么都不爱。或许除了在辩论中获胜之外。得啦。穿上你的外套。因为你的缘故我已经迟到了。”

“你让我待在这儿等你好吗?我会耐心地等着你。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将一直等到晚上。”

“你希望特迪在我之前回来吗?希望特迪再次发现你盖着我的毛毯、在我们的床上酣然大睡吗?”

“我保证，”费玛小声地说，“这次我一定会行为检点。”

似乎为了证明自己，他跳起来，把咖啡倒进洗涤槽。他一滴咖啡也没沾，虽然他心不在焉地把所有的白脱饼干都吃光了。他看到洗涤槽里堆满了脏兮兮的碟子和煎锅，便立即卷起一只袖子，拧开水龙头。他急切地等着热水的到来。约珥说：“你疯了，埃弗雷姆，放下，我们吃过午饭就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到机器里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听，而是兴致勃勃地洗刷起来，把那些沾满洗涤剂泡沫的碟子都摆放在大理石滴水板上。“这是一种放松。”他说，“只要冷水最终决定变成热水，要不了几分钟我就会洗好的。我很高兴免了你打开洗碗机的麻烦，而且经我洗刷过的碟子比洗碗机洗过的要干净得多，还有，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会儿了。哪个是冷水龙头，哪个是热水龙头?我们应该居住在哪儿呢，美国吗?这个国家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可如果你真的非走不可的话，那对我来说也好。你走好了，约珥，过会儿再回来吧。我向你保证，我将把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厨房里。我不会在屋子里随意溜达的，我甚至连盥洗室都不用。我把你家的银器擦擦亮好吗?要么清理一下冰箱?我就一直待在这儿等你回来，不管你出去多长时间。就像一个男佐尔法伊格[2]。我有这本讲阿拉斯加捕鲸人的书，里边谈到这样一个习俗……得啦。不要为我担心，约珥，哪怕是等上一整天我都不会介意的。你不应该为我担心，相反，你应该为迪米担心才是。借用特德的那个令人发笑的表达法，你可以说迪米很消沉。依我看，我们首先应该给他找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或许是找一个专门为特殊天赋孩子开办的寄宿学校?要么恰恰相反，驯服驯服一两个邻居家的孩子……”

突然，就好像要把反感转换成愤怒一样，约珥一把抓过他手中那个粘满洗涤剂泡沫的海绵洗碗布和煎锅。

“好了。这种闹剧我可是受够了。我对你们这种人腻味透了。跑到这里来，然后洗刷碗碟，总是企图让我为你感到内疚。我无法为你感到内疚。我不想做你们大家的妈妈。那个孩子，他总是在那里想什么坏主意，尽管我确实不知道他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没给他买，已经有一个录像机、一个电子游戏机、一个CD机了，每年还去一趟美国，下个星期他甚至还将在自己的房间里拥有一台私人电视机呢。你会觉得我们这是在养育王子了。还有，你老是跑过来，让他发疯，让我感到内疚，问我们这父母是怎么当的，让迪米的脑袋里塞满了和你脑袋里同样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实在是受够了。别到这里来了，费玛。你假装着是一个人生活，可你老是缠着别人。我就恰恰相反。人人缠着我，而我唯一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最终能够独处。现在你走开吧，埃弗雷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任何人。就是有，我也不给。我为什么要给?我并不觉得我欠任何人任何东西。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要求。特迪总是百分之百的好。从来就不仅仅是百分之九十九。他就像一个年度计划人一样，告诉你得做什么，做好之后，你就将这件事擦掉，再写上其他要做的事。今天早晨他主动提出要把家里重新布线，做成三相电源系统，作为我的生日礼物。你听说有哪个丈夫把三相电源系统送给妻子作为生日礼物了?还有，迪米从早到晚都给家里的盆栽植物浇水，从早浇到晚，直到把它们都浇死了为止，然后特迪又买新的盆栽植物，而这些植物最终也同样涝死了。迪米甚至还会使用吸尘器，是特迪有一回教他的。他现在逮着什么吸什么，连照片和镜子他也吸。甚至还吸我们两人的脚。根本没办法制止他。你还记得我父亲，可爱的忠诚的纳夫塔利·茨维·莱文同志，具有历史意义的亚夫内埃勒定居点的创建人吗?他现在可是一个老拓荒者了，八十三岁，整个人都老糊涂了。他坐在阿富拉的养老院里，整天就盯着墙壁。如果你问他一个问题，比如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新闻吗、你要些什么、你是谁、我是谁、哪儿疼啊，等等，他的回答无一例外总是三个字的反问：‘啥意思?’他用意第绪语的欢快节奏说道。他读《圣经》，读《塔木德》，读《米德拉西》，读哈西德派故事，读关于哈斯卡拉[3]的书，读比亚利克的诗，读布伯[4]的著作以及所有其他犹太经典著作，也一度烂熟于心，可他现在能记得的也就剩下这三个字。我跟你说，埃弗雷姆，要不了多久我也将只剩下三个字了。不是‘啥意思’，而是‘别烦我’。别烦我，埃弗雷姆。我不是你妈妈。我手头有一个项目，到现在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就是因为有一大堆蹒跚学步的孩子总在拉扯我的衣服袖子，要我给他们擦鼻子。从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那个拓荒者父亲叫我记住：男人才是真正脆弱的性别。这是他的一句玩笑话。噢，既然因为你的缘故我已经耽误了和理发师的预约，我可不可以告诉你一点什么呢?早知今日，我早就做修女了。要么早就嫁给一辆喷气式汽车了。我会远远地躲开这个脆弱的性别，非常乐意。你给他们一根手指，他们就想拉住你整个一只手。你把整个一只手给他们，那他们甚至连一根手指也不要了。你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吧，冲杯咖啡，不要打搅我。不要吸引别人对你注意。你就洗刷碗碟，熨烫衣服，休息休息，紧闭嘴巴。你暂时不考虑他们，但不出半个月，他们就会四肢着地地爬回来的。你今天究竟打算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埃弗雷姆?在上午的时间小搞一次，以纪念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实际上，你连这个都不想，你们都是这样的。百分之十的色欲加上百分之九十的做戏。你琢磨着特迪出门了，于是就来我这里，满载鲜花和花言巧语，你在安抚孤儿和寡妇方面是一个专家，你希望这次我终会怜悯你，和你上床睡它一刻钟。用这种方式来贿赂你，使得你走开。我曾经和你睡了五年，你所想要的，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就是赶紧结束，把你自己泄空，擦干净，然后开灯，继续读你的报纸。现在你走吧，埃弗雷姆。我都是一个四十九岁的女人了，你也不再是小伙子了。那个故事结束了。没有补考的机会了。我给你怀过一个孩子，可你不想要。所以，我就像良家少女一样把它杀了，以免把你诗人的命运给搅和了。可你为什么倒老是往我这里跑，来搅和我的生活，还搅和其他人的生活呢?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你把你所拥有的东西都给挥霍掉了，把你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都给挥霍掉了，把你在希腊所发现的东西都给挥霍掉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生命流逝，时光啮噬着一切的一切，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我们每天都要一点一点地死亡，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你还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费玛像受到责罚一样，卑微地站起身来，咕哝了一句道歉的话，接着就寻找自己的外套，突然又羞怯地说道：

“现在是二月，约珥，要不了多久你就过生日了。我都忘了。也许你已经过过生日啦?我记不清是什么日期了。我连个三相电源系统也给不了你。”

“现在是星期五，1989年2月16日。时间是上午十一点十分。那又怎么样呢?”

“你刚才说，我们大家都想从你这儿得到什么东西，而你已经没有更多的东西可给了。”

“吃惊，吃惊啊：这么说，你毕竟还是设法听懂了半句话。”

“可事实上，我不想从你这儿得到任何东西，约珥。恰恰相反，我倒想找到能给你带来些许快乐的什么东西。”

“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我。你的两只手空空如也。但不管怎么样，你用不着为我快乐不快乐的问题担忧。偏偏凑巧的是，我现在每天，或者可以说差不多是每天，都能获得真正的愉悦。在工作的时候，我伏在我的绘图板上，要么就待在风洞[5]里。这就是我的生活。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能真正地存在那么一点儿。也许你应该开始做些什么了，埃弗雷姆。这就是你的全部症结所在：你什么也不做。你光是看报纸，然后就是激动。你干吗就不做做家教，做民防志愿者，翻译翻译，给士兵们开几个讲座，对他们谈谈犹太道德体系的含义呢?”

“有个人，我想就是叔本华，他曾经写道：知性把一切都分解开来，而直觉却把失去的整体联合、恢复起来。可是我告诉你，约珥，我们的闹剧不是分解成两幕，而是像拉宾总说的那样，分解成三幕。叔本华和他们那些人都忽略了第三种状态。等等，别打断我。给我两分钟时间好了，我来给你解释解释。”

可是接下来他却默不作声了，尽管这次约珥并没有打断他。

最后他说：

“我要把我拥有的一切都给你。我知道也并不是很多。”

“你什么也没有，埃费。只不过是那些从我们这里讨来的一鳞半爪的玩意儿罢了。”

“你们俩重新回到我这里好吗?你和迪米回来好吗?我们可以一道去希腊。”

“靠希腊神话传说中众神享用的琼浆玉液和珍馐美味来生活?”

“我会找一份工作的。我要给我父亲的公司做一名推销员。一名守夜人。甚至是一名侍者。”

“那当然，一名侍者。你会让什么东西都掉到地上去的。”

“要么我们可以去亚夫内埃勒定居，就我们三个人。就住你父母的那个旧农庄。我们可以在温室里栽培鲜花，就跟你姐姐和姐夫一样。我们还要将果园重新弄起来。巴鲁赫会给我们一些钱的，一点一点地我们就会让那片废墟重新焕发出生机。我们将会拥有一个模范农庄。白天，迪米和我就照看牲畜。我们要为你辟一间书房，里面放上几台电脑，还有一块绘图板。还要做一个风洞，如果你能向我解释一下风洞是什么东西就好了。晚上，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三个就一起去看果园。就我们三个人。天色渐渐变黑的时候，我们就将蜂巢里的蜂蜜给采集起来。如果你真想把特迪也带在身边，那我也不反对。我们大家就可以组成一个小小的社团了。我们将生活在一起，没有谎言，没有一丝恶意的阴影。你会看到：迪米将健康发育，事实上将开始茁壮成长。而你我将……”

“是啊，那你每天早晨肯定四点半就起床，然后穿上靴子，抗上鹤嘴锄和锄头，心中唱着歌，手上拿着一棵植物，去排放沼泽地的涝水，去徒手征服荒地。”

“别开玩笑了，约珥。我承认，我得从零开始来学习怎样爱你。所以，好吧，我将一点一点地去学。你会看到的。”

“那当然，你会的。你将学习一门函授课程。要么就在开放大学学习。”

“你可要教我。”

虽然胆怯，但他也不知从哪里突然爆发出一股勇气，突然说道：

“你很清楚，你刚才所说的并非全部是实情。你自己当时也不要那个孩子的。你甚至还不想要迪米呢。对不起，我把这话也说了。可我不是这个意思。这话只是顺嘴溜出来的。可我要迪米。我爱他，甚至超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费玛蜷缩在长凳上的当儿她就站在他身边，下面穿着她那条旧的灯芯绒裤子，上面穿着她那件稍微有些绽线的红色针织套衫，好像她正在竭力克制自己不要朝他那张肉乎乎的脸上猛击一拳。她的一双眼睛干巴巴的，闪烁着光芒，她的脸上布满皱纹，显得那么苍老，好像俯身站在他面前的并不是约珥，而是她那位衰老的妈妈，浑身还散发出一股橄榄黑面包和普通香皂的气味。她绷着脸，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笑容，不是对他，也不是对她自己，而是对着空中，疑惑地说：

“当时也是冬天。也是二月份。我生日才过了两天。1963年。那时你和尤里完全沉浸在拉翁事件里。在约韦勒村，咱们家厨房后面的那棵杏树已经开花了。那天的天空也和今天一样，清澈清澈的，碧蓝碧蓝的。那天早晨，收音机里播放着绍莎娜·达玛丽[6]演唱的歌曲。我坐一辆咔嚓咔嚓的旧出租车，去找先知街的那个俄国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我让他想起了朱列塔·马西纳[7]。两个半小时后，我往回赶，就像命运安排好了似的，我乘坐的还是来时的那辆出租车，在司机脑袋的上方还挂着摩纳哥王妃格蕾丝[8]的小玉照，这下子一切可都结束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关上了百叶窗，拉上了所有的窗帘，然后就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在播放舒伯特的一首即兴曲，接着就是一个有关西藏和达赖喇嘛的讲座，我一直躺到傍晚，这时天开始下雨了。你一大早就和茨维一道走了，去特拉维夫大学参加一个历时一天的历史学研讨会。没错，你是主动提过不去参加会议，以便和我一道去。我也确实说过：看在上帝的分上，没什么大不了，和拔智齿没有什么两样。傍晚的时候，你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因为塔尔蒙教授在发言中有个小的地方显得自相矛盾，被你设法抓住了。我们俩把它杀了，而我们现在却缄口不言。直到今天我都不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处置它们的。比出壳才一天的小鸡还要小啊。会将它们放在抽水马桶里冲走吗?是我们俩把它杀了。只不过你就是不想听我说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你想从我这里听到的就是：一切都完了，都处理结束了。你真正想告诉我的就是你如何让那个了不起的塔尔蒙不知所措地站在讲台上，就像一个口试失败了的一年级大学生。还是那天夜里，你一路奔跑，冲到茨维卡家里，因为你们俩在乘车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就拉翁事件的各种启示展开了争论，但时间不够用，你们还没有争论结束。要是还活着，现在他该是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了。他自己也该做父亲了，有一两个自己的孩子。最大的说不定都有迪米这么大岁数了。你我还会到城里为我们的孙子买一个水族箱，买一些热带鱼。你认为耶路撒冷那些下水道的水会排放到哪里去呢?经舒瑞克河排放到地中海吗?地中海同希腊相连，伊萨基岛[9]国王的女儿说不定已把他从波涛中捞了起来。现在，他已是一个长着一头鬈发的青年，正坐在伊萨基岛的水边，在月光下弹奏着里拉[10]。我相信塔尔蒙好几年前就去世了。要么就是那个叫普劳厄的?还有，朱列塔·马西纳前一段时间不也去世了吗?我再冲点儿咖啡。现在我已经错过了和理发师预约的时间了。剪头发不会对你构成任何损失。当然也不会给你带来多大好处。你至少还记得绍莎娜·达玛丽吧?‘一颗星在空中闪耀，胡狼在干河中嗥叫。’她现在也被人彻底遗忘了。”

费玛早已闭上了眼睛。他神经紧绷，但看上去并不是害怕挨打，而是期望着挨打，每个神经末梢都期望着挨打。似乎俯身站在他眼前的并不是约珥，甚至不是约珥的妈妈，而是他自己的妈妈，要求他立刻将那只被他藏匿起来的蓝色童帽给还回来。可她为什么觉得是他把童帽给藏匿起来的呢?还有，为什么约珥会觉得那孩子是个男孩呢?要是事实上就是一个女孩呢?长着松软的长发，脸蛋就像朱列塔·马西纳那样的小约珥呢?他将两条胳臂放在桌上，还是闭着双眼，将自己疲惫的脑袋埋在臂弯里。他差不多能够听见塔尔蒙教授正用他那学者般的鼻音在宣称，卡尔·马克思关于人性的理解幼稚、教条，更不用说原始了，而且不管怎么说都很片面。费玛在心里用约珥老父亲那永远不变的反问句回答了对方：

啥意思?

他越是思考，就越是想不出答案。在墙壁的另一侧，在隔壁公寓里，一个少妇正在唱一首已被人遗忘的歌，几年前人人都会唱这首歌，歌词说的是一个叫约翰尼的男人：没有哪个男人像我的约翰尼，//像他们称为约翰尼·吉他的男人。[11]唱出来的旋律柔弱、幼稚，差不多让人发笑，厨房墙壁另一侧的那个女人不会唱歌。费玛突然想起同约珥做爱的情景，那是半辈子以前的一个下午，地点是在卡尔迈勒山上一家供吃饭的小旅馆，他当时是陪她到以色列工学院参加一个会议的。她突然心血来潮，让费玛装做一个陌生人，而她则装做一个以前从没有被男人碰过的少女，天真，腼腆，又紧张。他的任务是要从容不迫地将她诱奸了。他成功地让她体会到了一种近乎疼痛的快感。他使得她一声接一声地呼救，哀求，发出柔情的惊叫。他越是扮演陌生人，这种快感就越是强烈，越是深入，到最后，他每个指尖、身体的每颗细胞都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听觉，使他能够精确地知道如何让她舒服，好像他已经在她脊椎骨那黑暗的神经网络中安插了一个间谍。好像他们两人的肉体已经合二为一。直到他们不再像男女那样在一起相互触摸对方、相互被对方触摸，而是变成了一个整体，在那里满足这个整体的饥渴。那天下午，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和年轻女人性交的男人，倒像是他一直就生活在她的子宫里，她的子宫现在已经不是她的而是他们两人的了，他的阴茎也不是他的而是他们两人的了，他的皮肤包裹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而是他们两人的身体了。

黄昏时分，他们穿好衣服，到卡尔迈勒山侧一条苍翠的山谷去散步。他们在郁郁葱葱的木草中走着，不说一句话，也不触摸对方，直到夜色降临，直到一只小鸟在对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叫唤着一个短促、尖厉的乐句，被费玛模仿得惟妙惟肖，约珥呢，她则温柔地浅笑着说：我的先生，你能不能自圆其说地给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下子就爱上了你，尽管我们俩并不是什么血亲或者其他什么关系?

他睁开双眼，发现他的前妻还站在那里，仍然背对着他，在一旁折叠茶巾，她看上去皱巴巴的，差不多要枯萎了，简直就是一个正在衰老的朱列塔·马西纳，她穿着一条灰色的灯芯绒裤子和一件深红色的针织套衫。不可能，他想，不可能有那么多茶巾，好像她一辈子都叠不完似的。除非她是在那里将茶巾重叠一遍，因为她不满意第一遍的叠法。于是，他站起来，像一个完全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男人那样，用两条胳膊从后面将她抱住，同时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一手捂住她的眼睛，亲吻她的脖子，亲吻她的发根，亲吻她的后背。一股普通香皂的气味混合着一丝特德烟斗里的烟草味直扑他的鼻孔，让他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欲望，让他感到晕眩，还有一种将欲火熄灭了的哀伤。他将她小姑娘般瘦弱的身体抱起来，就像他前天夜里抱她儿子一样，他现在抱起了约珥，还是把她放到她卧室的那张床上，接着，就像抚摩迪米一样，他抚摩着她的脸颊。可他并没有打算将床罩掀掉，也没有企图脱下自己的衣服或者她的衣服，而是将自己的身体紧贴在她的身体上，让她的脑袋深深地埋在他的肩窝。他本打算说我想你，可他太累了，结果却叨咕成了我脏你。他们俩肩并肩地躺着，挨得是那么近，但没有相互拥抱；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他的体温辐射到她的身体里，她的体温辐射到他的身体里。最后，她咕哝着说道：好了。现在听话，走吧。

费玛默默地顺从了。他站起身，找到外套，将和第一杯一样变得冰凉的第二杯咖啡的残余喝了个干净。她叫我进城，给迪米买一个水族箱，买一些热带鱼，他在心里这样想着，所以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了。出门的时候，他尽量轻手轻脚地带上门，没有让门发出一丁点儿响声。接着，他向北走去，街上依然是那么寂静，他的思想也依然是那么寂静。他慢腾腾地走完了拓荒者大街，让他吃惊的是，他竟一边走一边吹那首关于约翰尼·吉他的老歌。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可以说一切都丢失了，你也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丢失，这两者之间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那种情景似乎很奇怪，然而很奇妙：他没有同自己的妻子睡觉，但他并没有感到体内缺失了什么，而是恰恰相反，他感到了一种振奋，一种欣快，一种满足，似乎他们事实上用某种神秘的方式进行了一次深入的、精确的性交。似乎这次同她的性交终于给他带来了他的儿子，他的独生子。

啥意思?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从某种没有意义的意义上来说。但这又怎么样呢?

到达赫茨尔街的时候，天空中飘下了蒙蒙细雨，这让他想起把帽子丢在约珥家了，就放在餐桌边上了。但他并不着急，因为他知道他还会回去的。他还得向她和迪米解释一下第三种状态的秘密，另外，干吗不对特德也解释一下呢?但不是现在。不是今天。无须着急。甚至就在他想起一百年后将取代我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约泽尔和其他那些理性、明智的人时，他也没有觉得痛苦，而是恰恰相反，他在心里露出了一抹腼腆的笑容。怎么回事?干吗着急?让他们等着好了。让他们静静地等着他们的一轮吧。我们还绝对没有完成在这里的事务。这是一件缓慢的事务，一件破烂的事务，这是不容否认的，但不管怎样，我们仍然没有说出我们的最后一个字。

几分钟后，他登上靠站的第一辆公共汽车，也没有费神去核实一下是几路、目的地是哪里。他在司机后面坐下来，继续哼哼着那首关于约翰尼·吉他的老歌，虽然不成曲调，但他一点也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他找不出什么理由要在碰巧是撒母耳先知街的终点站之前就下车。尽管寒意袭人，冷风嗖嗖，但费玛的精神非常好。

【注释】

[1] 勃列日涅夫（1906——1982），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4——198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6年升为苏联元帅。

[2] 佐尔法伊格是挪威剧作家亨里克·易卜生五幕诗体戏剧《培尔·金特》中的主人公。英俊、孤傲的乡村青年培尔·金特，他周游世界，寻求幸福，找到了财富和声誉，但始终没有找到幸福，当他成了一个心灰意懒的老人回到挪威时，年轻时就对他一见倾心的姑娘佐尔法伊格依然对他一往情深，一直在等待他的归来，使这个回头的浪子终于得救。

[3] 哈斯卡拉，指犹太人的理性运动。“哈斯卡拉”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启蒙”，所谓哈斯卡拉运动即启蒙运动，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流行于中欧和东欧犹太人中的社会和文化活动。

[4] 即马丁·布伯（1878——1965），生于奥地利的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圣经》翻译家，1938年被迫离开德国，其哲学思想接近哈西德派和存在主义，认为生存就是神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对话。

[5] 风洞，用来检验飞机等飞行物体空气动力学技术参数的一种装置。

[6] 绍莎娜·达玛丽（1923——），以色列歌唱家，由于对以色列声乐的重要贡献获1988年度以色列国家奖。

[7] 朱列塔·马西纳（1921——1994），意大利女演员。

[8] 即格蕾丝·凯利（1929——1982），美国著名影星。1956年息影，嫁给摩纳哥王子兰尼埃三世。1982年死于车祸。

[9] 伊萨基岛，亦译伊萨卡岛。希腊凯法利尼亚州岛屿，伊奥尼亚群岛七个主要岛屿之一。由于该岛的地形与荷马史诗中所描绘的伊萨基岛十分相似，学者们为确定两者是否为同一岛屿进行了大量考证。

[10] 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竖琴。

[11] 歌词源自20世纪60年代风行于美国的一首流行歌曲《约翰尼·吉他》。演唱者约翰尼·温特（1944——）是美国著名滚石乐歌手、音乐天才，擅长弹奏吉他。

第二十九章
安息日前夕

他太开心了，压根儿就不觉得饥饿，尽管从一大早开始他就没吃任何东西，只不过在约珥家的厨房里啃了几片饼干而已。他从公共汽车上下来的时候，雨就停了。在一缕缕污浊的云雾之间是一座座蓝色的小岛在那里放射出光辉。不知怎么的，那缕缕云雾好像在那儿静止不动，而那些蓝色的小岛正在向西飘动。费玛觉得，那蓝色是冲着他的，在那里召唤他紧紧跟上。

费玛走上了以西结街。那首关于约翰尼·吉他的老歌的头两句歌词依然回响在他的心里。但接下去怎么唱呢?约翰尼怎么样了?他这会儿正在哪里弹奏吉他呢?

尽管时间还是十二点半，但布哈拉区已经散发出安息日前夕的气息了。这种浓郁的气息让他回想起自己的孩提时代，回想起安息日来临前流遍自己全身和整个耶路撒冷的那种美好的兴奋感觉。费玛迷迷糊糊地试图分辨出这种浓郁气息所包含的成分。这种气息有时在星期四下午就伴随着洗涮烹煮的各种声音开始在空中弥漫开来。女仆常常烹煮塞满添料并用针线缝合起来的鸡脖子。他妈妈会做上一份很甜很甜、又黏得像胶水一样的李子蜜饯。还有甜味的炖胡萝卜、鱼丸冻、馅饼，要么就是果馅卷，要么就是用葡萄干做馅的糕点。还有各种各样的果酱和橘子酱，其中有一种在俄语里叫做varyennye。他走着走着，紫红色的罗宋汤的气味和形象就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是一种半流质的浓汤，表面漂浮着一团一团的油脂，好像一个个金戒指，他小的时候就常用汤匙去捞那些“戒指”。

每到星期五正午，妈妈就准点来到学校大门口等候他。她那金黄色的辫子就像花冠一样盘在脑袋上，一个棕色的玳瑁壳梳子别在她那金黄色的后颈上。他俩一起到马哈耐·耶胡达自由市场做最后的采购。他背着书包，她则攥着柳条编制的篮子，手上的一枚蓝宝石戒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自由市场上充满了各种气息，是那种浓郁、芬芳的东方气息，让他们两人心中充满了孩子般的欢喜。好像他俩正在秘密策划着要抵制家里馅饼的那种浓重的阿什肯纳齐[1]所喜欢的甜味，抵制使人腻味的胡萝卜、果馅卷、蜜饯和各种各样黏糊糊的果酱。他爸爸实在不喜欢这种对自由市场的星期五洗劫。他挖苦地抱怨说，孩子应该做功课，要么就锻炼锻炼，增强身体素质，更何况他们雇用女仆可是付了一笔钱的，女仆的工作就是做采购，而且在雷哈夫亚附近肯定就可以采购到任何需要采购的东西，所以没必要拽着孩子，在人行道上污水横流的那些肮脏摊点之间转悠来转悠去。黎凡特病菌密集，那个人声鼎沸的地方所发出的浓烈香气其实什么也不是，只不过给污秽披了一层伪装罢了。他嘲笑妻子对《一千零一夜》中各种魔法的痴迷，嘲笑她“对阿里巴巴的每周追踪”，这是他自己创造的说法。黑橄榄发出几乎是难闻的气息，尝起来是一股令人头晕的强烈的味道，他帮妈妈从各种各样的黑橄榄中挑选着，心中产生了一种放纵的快感。回想起那种快感，费玛内心深处不禁颤抖起来。有时，他隐约地注意到个别摊主直勾勾地盯着妈妈时那种闷燃的目光，尽管他当时岁数太小，还不知道其中的含义，但他就如同在梦中一般，恍恍惚惚地感到了一种传遍妈妈身体，又似乎充溢自己身体的颤抖所发出的回声。现在，他能听见她在远处对他说话：看看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笨蛋。但这次他却快乐地回答说：不用担心，你知道，我依然没有说出我最后的一个字呢。

从自由市场回家的路上，他总是坚持自己提着柳条篮子。另一只胳膊挽着她的胳膊。星期五的午餐他们总是在乔治五世大街的一家小素菜馆吃，那是一个带红窗帘的小餐馆，让他想起他从电影中了解到的外国。餐馆是一对难民夫妇——但泽先生和但泽太太——开的，他们是一对可爱的夫妇，他们看上去太像了，人们完全有可能误以为他们是兄妹俩。事实上，费玛想着，他们说不定就是兄妹俩。谁能说得准呢?他们温文尔雅的举止给他妈妈的脸上带来了阳光一样的笑容。想着想着，费玛感到了一阵渴望的苦痛。吃完午餐之后，但泽太太总要在费玛面前放上两块四四方方的杏仁巧克力，既不多也不少。她还面带微笑地说：

“这是专门送给将盘子里的食物吃得一点儿也不剩的豪（好）孩子的。”

她说起“豪孩子”来就像“豪孩子”是他名字似的。但泽先生呢，他是一个圆滚滚的男人，一边脸颊看上去就像一块新鲜的生肉：费玛不知道他是不是得了一种慢性皮肤病，或者只是一块奇怪的胎记，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一次大面积烧伤之后所留下的一块神秘的疤痕。在那些星期五午餐之后，但泽先生总像履行仪式一样地吟上一首诗：

“埃弗雷姆时（是）可爱的小孩，

他池（吃）完了他的午饭，

所以他回（会）又壮又摔（帅），

在我们城里最棱（能）干——

森（什）么城?”

在这个仪式中，费玛的作用就是回答说：

“耶路撒冷！”

但是有一次，他就是不肯，而故意回答说：“但泽！”这个地名是他从父亲的集邮册中知道的，父亲那张沉重的德国地图里也有这个地名。他以前常常双手叉腰、两腿分开地站在客厅一角的地毯上，一连几个小时地阅览地图，在冬天的夜晚就更是如此。这一回答让但泽先生愁苦地微笑起来，还让他说了一些以“我的孩子”[2]结尾的话。与此同时，他妈妈的眼里不知怎么就充满了泪水，她突然将费玛的脑袋紧紧地搂在胸口，然后在他的脸蛋上一口等不得一口地飞吻起来。

但泽夫妇现在怎么样了?他们想必很多年前就死了。一家银行的分行在当年小餐馆的位置上已经待了很多年了。那家小餐馆一尘不染，光亮夺目，即便是现在，即便是过了一千年之后，费玛还能够在鼻孔里嗅出那种感觉，而且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在他闻起来就像是刚刚飘落的雪花。每张桌子都铺着一块一尘不染的白台布，台布上总是放着一只玻璃花瓶，花瓶里立着一枝玫瑰。四周的墙上装饰着宁静的风景画，画的都是湖泊和森林。有时，在拐角尽头，在盆栽棕榈附近的一张桌子旁，一个身材细长的英国军官会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吃午饭。他僵直地坐在那儿，将他那顶鸭舌帽搁在玫瑰花的脚下。那些湖泊和森林的风景画现在都怎么样了?那个孤独的英国军官这会儿究竟在什么地方吃饭呢?一座充满渴望和疯狂的城市。是一座难民营，不是城市。

但你还是能够逃离这儿的。你可以带上迪米和约珥，逃离这儿，到沙漠上的某个基布兹去。你也可以向塔马或者安妮特·塔德莫求婚，和她一道在马格迪埃勒定居下来，找一份工作，可以在银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或者国民保险机构当一个小职员，晚上就重新写诗。翻开新的篇章。朝第三种状态再靠近一步。

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将他领到了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这就是布哈拉区。横挂在这条灰色街道上方的是一条条装饰得花里胡哨的晾衣绳，他拖着脚步，缓缓地从这些晾衣绳下面走过去。在那些围着生锈的熟铁栏杆的阳台上，他可以看到住棚节[3]留下来的棕榈帐篷的干枯的残骸，还有一堆堆废铁和破烂、专门用于煮衣服的悬在空中的大铜锅、腐烂的装货箱、容量为五加仑的扁平容器，以及这些破败公寓中所有的废品。这儿的每扇窗户差不多都拉上了花哨的窗帘。窗台上摆放着一只只玻璃坛子，坛子里是用大蒜、小茴香和荷兰芹做成的腌汁，腌汁里是正在慢慢腌制的黄瓜。费玛突然觉得，这些建在带古老石井的庭院的周围，散发出烤肉、洋葱、各式烘烤糕点、各种喷香菜肴的气息和烟味的房子给他的一个已经完全无法提问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简单、直接的答案。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急迫地从里外捶打他的胸口，轻柔地拨弄和啮噬，就像那首早就被人忘却的有关约翰尼·吉他的曲子，就像以前每个星期五在自由市场采购之后他妈妈总要带他去吃饭的那家小餐馆四周墙壁上悬挂的风景画中的湖泊和森林。他自言自语地说：

“够了。打住吧。”

就像一个抓挠疮口的人一样，尽管他知道应该停下来，可就是停不下来。

在格尔绍姆拉比大街，他从三个丰满的矮个儿女人身边走过。她们长得太相像了，费玛都以为是姐妹三个，说不定还是一个做妈妈的和她的两个女儿呢。他痴迷地打量着她们。她们都是丰腴、肉感的女人，就像一幅描绘某东方国家后宫的油画中的那些女奴一样有着迷人的曲线。他在脑海里想象着她们全都脱光了衣服，胴体横呈，然后就顺服地屈从了他，就像女招待给排成长队的一群饥肠辘辘的男人大量分发滚热的食物，也不费神去区分接受食物的对象是谁，不区分分发给对方的食物是什么，她们三个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礼品，木然地、习惯性地、带着一丝厌倦地送给了他。此时此刻，对于费玛来说，这种木然和厌倦似乎要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感官刺激都更加性感，更具挑逗性。过了一会儿，他心里涌起了一阵羞愧的潮水，熄灭了他的欲望之火。今天早晨他为什么要放弃约珥的身体呢?只要他多一点狡诈和耐心，只要他锲而不舍，她肯定就屈服了。没有了欲望，但又怎么样呢?是欲望的问题吗?

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三个妇女在拐弯处消失不见了，费玛仍站在原来的位置上，如同被钉子钉住了一般，他茫然地凝望着，心里既激动又羞愧。事实肯定是这样：今天早晨他根本就不渴望约珥那个瘦削的身体。他当时倒是隐隐约约地渴望一种不同的融合，不是肉体上的融合，也不是母子之间的融合，也许根本就不是什么融合，而是一种费玛无法叫上名字的东西。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种东西，虽然捉摸不定，美好得无法定义，但如果他能有幸得到一次，仅仅一次，那就有可能让他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

转念一想，他又改变了主意。“让他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这样的措词似乎只适合一个糊里糊涂、脸上堆满粉刺的青少年，而不适合一个有能力领导国家摆脱危机、让国家走上和平之路的人。

然后，费玛逛到一个同时用作修鞋店的小鞋店门口，他在门外滞留了好一会儿，就是为了闻生橡胶的味道，那种让人陶醉的修鞋的胶水味。就在这时，他无意中听到了两个人谈话的片段。有一个是中年的教徒，看上去就像某个慈善基金会的财务主管，要么就是某个犹太会堂的小执事；另一个穿着一身不得体的劳动服，是个后备役军人，肥胖肥胖的，全身破破烂烂的，脸上的胡子也没刮。

当兵的说：

“他们俩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个小男孩总是照看着奶奶。他整天都不离开她的身边半步。每隔三十秒他都要检查一下，以确保她没有再次离开。上帝保佑，千万别这样！她的脑袋是崩溃了，但她仍有两条腿好使，你相信我的话好了，她跑动的速度就像长着两条人腿的猫那样快。”

年长一些的财务主管哀伤地说：

“脑袋里面的思想看上去就像一片干酪。有点像黄白色，上面有好多皱纹。电视上放过的。如果你的记忆力在开始下降，科学家已经发现，记忆力源自尘土。是好多的小虫子钻了进去，啃那片干酪。直到干酪全烂了。有时你甚至还会嗅到一丝干酪的臭味。”

当兵的很有学识地纠正道：

“不是小虫子，是细窘（菌）。像一粒沙子那么大小。就是用放大镜你也看不见的，而且，每小时要生出好几百呢。”

费玛继续向前走去，心里一边在思考着刚才听到的话。他的鼻孔一时间差不多都能闻到腐烂干酪所发出的臭味了。接着，他又在一家蔬菜水果零售店的门口逗留了一会儿。一箱一箱的茄子、洋葱、生菜、柑橘和橙子都摆放在人行道上。这些蔬菜和水果的四周嗡嗡地盘旋着苍蝇，还有一两只黄蜂。要是将来有一天能带迪米到这些胡同里散散步就好了。他这会儿就能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心里小男孩手指所散发出来的温暖。他还试图想象他们俩一起在这儿溜达时他能从那个沉思的挑战者嘴里听到什么样充满智慧的话语，试图想象他到时将不得不从什么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所有这些景象。迪米肯定会注意到费玛注意不到的那些方面，因为他缺乏这个小男孩的观察力。迪米是从哪里获得的这种观察力呢?特迪和约珥总是聚精会神地集中处理他们面前的各种任务，而巴鲁赫总是沉浸在他的趣闻轶事和道德故事里。最佳行动方案说不定就是搬到他们家里，和他们住在一起。一开始，他可以，比如说，就说是临时打扰，过渡一下，用装修工作为借口，一开始就让他们全家放心，只不过是一两天时间而已，顶多一周，他不会讨嫌的，在厨房阳台的杂用间放个床垫，他睡在那上面也就心满意足了。一上来就给他们做饭、洗碗、熨衣服，在他们出门的时候照看迪米，帮迪米做家庭作业，帮约珥洗内衣，帮特迪擦烟斗。毕竟，他们动不动就要出门，而他则是个悠闲的人。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适应这种安排的。他们会非常喜欢这种安排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他们会渐渐依赖费玛在家务上的帮助。没有他，他们就无法生活。看出这种全方位利益的人说不定还是特德，一个心胸开阔、没有偏见的人，一个思维清晰的科学家。这样，迪米就不会整天无人过问，孤身一人游荡，依赖邻居的同情，听任邻居家那些恃强欺弱的孩子的侮辱，或者是不得不幽禁在电脑屏幕的前面了。特德本人还会解除一件负担，他就不用和约珥在一起朝夕相处了，这样也就能解脱一点了。至于约珥那可就难以预测了：她说不定会冷漠地耸耸肩膀，接受这种安排，说不定只是像偶尔做的那样发出一阵无声的大笑，也说不定干脆就离开家门，到帕萨迪纳去，把迪米撇给特德和我。最后一种可能性让费玛的思想沐浴在一片神圣的光亮之中。似乎确实让人激动：一个社团，一个城市基布兹，三个男性朋友，彼此忠诚，彼此体贴入微，被感情的纽带和相互关心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左邻右舍都在狂热地准备安息日的来临。家庭主妇都拎着满得快要溢出来的购物篮；小商小贩们在嘶哑地叫卖；有一辆破破烂烂的小卡车，上面的一只尾灯碎了，就像一个被打得青肿的眼眶，它前一拐，后一拐，来回折腾了四五次，最后竟奇迹般地挤进了人行道上的一个停车场，泊在两辆同样破烂的卡车中间。对小卡车成功地找到泊位费玛一阵喜悦，好像这就预示了他在将来也会有一丝机会似的。

过来一个面容苍白的东欧人，他长着一副削肩，生着一双突出的眼睛，看上去就像得了溃疡，如果不是什么恶疾的话，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婴儿车，婴儿车上装满了纸包的或塑料袋包装的各种食品，还有成批的软饮料。他一边将婴儿车向上坡推去，一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这堆东西的最上面是一份晚报，报纸被微风吹得哗哗作响。费玛伸出手，小心翼翼地将报纸掖到那些瓶子的缝里，以免被风吹走，同时眯眼瞥了瞥上面的新闻标题。

老人只是用意第绪语说道：

“啊，好的。”

一只近乎鹿毛色的狗夹着尾巴巴结地溜过来，怯生生地朝着在它看来有些恐惧的费玛的一只裤脚嗅了嗅，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于是就低头走了。八十年前，那个尽人皆知的巴勒[4]在这里发疯了，在痛苦地死去之前它又让眼前的这些街道充满了恐惧，费玛沉思道，这只狗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巴勒的女儿的女儿的儿子的儿子呢?

在一个前院里，他看见一个孩子们用板条箱和破烂的装货箱搭成的塔楼的废墟。接着，在一座名叫“救赎锡安”的犹太会堂，也就是麦什德[5]人社团小修道院的墙上，费玛看到了几条涂鸦标语，他于是驻足观看。“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费玛认为自己在这个希伯来文句子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错误，虽然他吃惊地发现他也并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卡享（亨）是大师——工堂（党）真该死。”“愿诽谤者没有希望。[7]”这个句子精确吗?他又一次拿不定主意，于是决定等到了家里再核对一下。“舒拉米特·阿洛尼[8]和阿拉法特在一起噪（操）。”“记住你是从土而出的。”费玛同意最后一条格言，他甚至还点了点头。“拉结·鲍鲍伊奥弗是婊子。”在这条标语的左边费玛还痛苦地看到了这样的话：“立即和平[9]——回头付账。”但他一向知道，向纵深处挖掘是至关重要的。这儿又是一条：“以眼还眼[10]”，这句话让费玛不觉微笑起来，在心里琢磨着这个诗人究竟指的什么意思。一个不同的笔迹写道：“叛徒马尔米连[11]——出买了他的妈妈！”费玛知道，写标语的人原本打算写“出卖”的，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这种讹误十分可爱。好像是一种诗人的灵感在左右着写字人的手，让他写出了自己根本意识不到的东西。

在救赎锡安犹太会堂所处街道的对面有一家小小的文具店，其实只不过是墙壁上的一个洞穴罢了。文具店的橱窗上点缀着一些死苍蝇的尸体，还能看到为了抵挡爆炸的冲击力而纵横交错地贴在上面的那些胶带的痕迹，那是我们劳而无功地赢得的某次战争所留下的纪念品。小橱窗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灰扑扑的笔记本、由于时间久远因而边缘都翻卷起来的练习本，还有一张摩西·达扬[12]的褪色相片，他穿着中将制服，站在哭墙前面，但也未能逃脱苍蝇的骚扰，另外还有指南针、尺子、廉价的塑料铅笔盒，有的铅笔盒上还印着满面皱纹、身着华丽服饰的阿什肯纳齐拉比或者是塞法尔迪托拉圣贤的画像。在所有这些文具中间，费玛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个厚厚的练习本，是灰色的硬壳封面，有好几百页，一定是上几代作家和思想家用过的那种。他突然渴望回到自己的书桌旁边，对那些正在威胁他日常生活程式的装修工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厌恶感。

从现在开始，再过三四个小时这儿就要拉响汽笛，宣告安息日开始了。喧哗的大街小巷就要慢慢地沉寂下来。一种美丽、温和的寂静，是松树、石头和铁质百叶窗的寂静，将要从环绕城市四周的那些山峦的斜坡上流淌下来，覆盖整个耶路撒冷。男人和男孩穿着得体的节日服装，背着装祈祷披巾的绣花包，他们将沉着地前往点缀各条狭窄街道的无数小会堂，到那里做晚祷。家庭主妇点上蜡烛，做父亲的则用动听的东方人的语调祈神赐福。家家户户将团聚在饭桌旁边：辛苦劳作的穷人，他们把信赖寄托在遵循各条诫律上，而不深究那些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心中充满希望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他们深信当权者知道怎样办最好的事，当权者也聪明睿智地行事。青菜水果零售商，商店店主，沿街叫卖的小贩，学徒，市政府的小职员和文职人员，小商人，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售货员，手艺人。费玛试图在脑海里想象这样一个地区在工作日的情景，以及在安息日和其他节日时的魅力所在。尽管他没有忘记，这儿的居民肯定要辛苦劳作才能勉强度日，肩上还背着许多沉重的负担，他们要为债务着急，要为收支平衡担忧，要为抵押契据焦虑，但他仍然觉得他们都过着体面、真实、平安的日子，人们内心都充满喜悦，那是一种他从来就没有体味过、将来也不会有机会体味的喜悦，直到他垂死的一天也不会。他突然渴望这会儿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也可以坐在雷哈夫亚他父亲家中那个雅致的会客厅里，四周是上漆的家具、东方小地毯、中欧的大枝形烛台、书籍、细瓷器和玻璃器皿，最终来凝神思考真正重要的东西。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奉上帝的名，到底是什么呢?

或许是这样的：从今天开始，从这个安息日的起点开始，将那些空谈、那些荒废和那些埋没他生活的谎言一下子扫除出去。他愿意恭顺地接受自己的痛苦，他愿意最终和自己招致的孤独妥协，直至最后一刻，放弃呼吁的权利。从现在起，他将生活在寂静之中，他将把自己隔绝开来，他将在公寓里和生活中切断同那些云集他身边的所有行善女人的令人作呕的关系，他将不再用诡辩来骚扰茨维、尤里和其他人。他将从远远的地方爱约珥，不会让她觉得厌烦。说不定他还不愿费神去找人修理他的电话机呢：从现在开始，电话机也可以一言不发。这样，它也就可以停止吹嘘、停止撒谎了。

可是迪米呢?

他要写本书献给他。因为，从下周起，他将在上班前到国家图书馆的阅览室泡上五六个小时。他将系统地检阅馆内现存的资料，包括最隐晦、最艰涩的资料，这样，过不了几年他就有能力从客观的角度写上一部犹太复国梦的兴衰史。要么，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将加略人犹大的生、死和复活写成一种怪诞的、近乎疯狂的小说。

事实上，还是不要写书的好。从现在开始，也最好永远地同报纸、收音机和电视告别。至多，他会听听古典音乐节目。每天早晨，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天一亮他就起床，在公寓下面干河旁橄榄园里散步一小时。接着，他要悠闲地吃上一顿早餐：青菜，水果，一片不带奶油的黑面包。他要刮脸——不，干吗要刮脸呢?他要蓄上一副浓密的胡子——然后坐下来阅读、思考。每天傍晚下班之后，他还要花上一两个小时在城区溜达溜达。他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了解耶路撒冷。他要一步一步地挖掘这座城市所隐藏的珍宝。他要探寻每一条胡同、每一家后院、每一个隐秘的所在，他要发现每堵石墙后面都隐藏着什么。他那疯疯癫癫的父亲如果再给他钱的话，他是一个子儿也不会要了。夜里，他就独自一人站在窗户旁边，聆听他内心的声音——他一直用蠢话和笑话来让它闭嘴，一直到现在。他要跟约珥的老父亲学点教训，就是那个老拓荒者纳夫塔利·茨维·莱文，他成天地坐在那里，盯着墙壁，不管你说什么，他的回答都是一个问句：“啥意思?”事实上，问得不赖。尽管转念一想，就连这个问题也可以免去不问，“意思”这个术语本身明显没有任何意思。

去年的雪。

Azoy。

费玛厌恶地想起上个星期五，正好一周以前，就在舒拉和茨维·克鲁泡特金夫妇家里，到了午夜之后，话题突然就转到对各派复国主义产生了强烈影响的俄国成分。茨维卡嘲弄A.D.戈登[13]和他那些追随者所坚持的幼稚的托尔斯泰主义；尤里·格芬则回忆说，这个国家一度充斥着斯大林的崇拜者，到处都传唱着有关布琼尼[14]骑兵的歌曲。就在这时，费玛站了起来，微微地弓着身子，开始用他那清脆、洪亮的嗓音朗诵早期俄国文学译本中一个代表性的段落，让整个房间的人笑得直不起腰来。

“我住在斯帕索夫附近，老爷，在B修道院旁边的镇子里，替阿夫多佳·谢尔盖耶夫娜的妹子玛尔法·谢尔盖耶夫娜当差，说不定您老人家还记得，她坐马车去参加舞会，从车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现在她老人家住在修道院旁边，我给她当差。”[15]

尤里说：

“你都可以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了。”

特迪说：

“活脱脱就是《猎鹿人》[16]中婚礼一场的台词——这部电影当时用希伯来语叫什么来着?”

约珥呢，她则干巴巴地发话了，差不多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还要怂恿他呢?看看他正在对自己做些什么吧。”

费玛这会儿接受了她的话，这话就像劈脸给了他一记耳光，让他眼里流出了感激的泪水。他决心从现在开始再也不在她面前出丑了。也不在其他人面前出丑了。从现在开始，他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

他站在那里，为自己的新生活做准备，一边盯着一幢灰色石楼过道里写在一排破烂信箱上的那些住户的名字，并且吃惊地发现这里也住着一户叫皮赞蒂的人家，但皮赞蒂这个名字下面却没有他的名字这倒让他有些吃惊。这时，一个伶牙俐齿的塞法尔迪拉比学院的学生，是一个戴眼镜、穿着阿什肯纳齐哈西德派服饰的瘦个青年，他很有礼貌地对他说话了。他说得非常小心，好像担心对方会做出粗暴反应似的，他请费玛履行戒律，当场佩带好经文护符匣。费玛说：

“这么说，按你的观点，我要是这样做了就会使弥赛亚早点降临了?”

年轻人好像早就为这个问题做好了准备，立刻用带着意第绪语节奏的北非口音热切地回答了他的提问：

“这对你的灵魂有好处。你立刻就会感到释然，感到喜悦，有一种神奇的感觉。”

“啥意思?”费玛问。

“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先生。检验过了，也得到证实了。手臂上的经文护符匣能清除你身体上的污秽，头上的经文护符匣能洗涤你灵魂中所有的尘埃。”

“可你如何知道我的身体上有污秽、灵魂上有尘埃呢?”

“上帝禁止我说出这样恶毒的话。免得我因嘴唇犯罪。每个犹太人，哪怕他是一个罪人——但愿不要发生在我们头上——他的灵魂都在西奈山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每个犹太人的灵魂都会像天国的光辉一样向外发出光亮。然而，由于我们自身的各种问题，由于尘世生活总往我们头上倾倒的垃圾，有时也会发生悲哀的事情，我们灵魂深处的天国光辉就变得灰蒙蒙的，姑且这么说吧。如果一个人的汽车发动机有尘埃，他该怎么办呢?当然，他要把它拿出来，清洗清洗。这就是对灵魂中尘埃所作的比喻。遵守佩带经文护符匣这条戒律就能马上清除你灵魂中的尘埃。要不了一会儿你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崭新的人。”

“如果一个不信上帝的人把经文护符匣佩带一次，然后又继续犯罪，那有什么用呢?”

“噢，你明白，是这样的，先生。首先，即使佩戴一次也是有用的。可以起到促进作用。遵守了一条戒律就能导致遵守下一条戒律。这同汽车也是一个道理：在行驶了许多许多公里之后你就得保养它，清洗化油器，换机油，诸如此类。自然，一旦你在保养方面有所投入，你就越发要看顾你的汽车了。这样就物有所值了。慢慢地慢慢地，你就形成了习惯，每天都要保养，我们姑且这么说吧。我给你说这个例子仅仅是为了解释上的方便，以便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我没有汽车。”费玛说道。

“没有?真的?你知道，有一句话倒是千真万确的：一切源于上帝。我这儿有个东西给你。你从来就没有见过的划得来的交易。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但首先还是让我们注意一下敬神与渎神的区别。”

“我不会开车。”费玛说。

“全部包括在内，只要三百美元，我们就能让你通过驾照考试。学不会者下期可以免费再学，直到会了为止。要么，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三百美元也放到买车的钱里。这可是非常特别的情况。只对你才这样。但首先你要佩带好经文护符匣：你会发现，你戴上了经文护符匣就会感觉像头狮子似的。”

费玛哈哈大笑道：

“不管怎样，上帝已经将我忘了。”

“第二，”年轻人不听他的这句话，情绪越发高涨地继续说道，“你永远都不应该说什么‘不信上帝的人’。没有什么‘不信上帝的人’这类说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犹太人会是‘不信上帝的人’。这种说法本身就等于诽谤——或者更为过分——上帝不会容许的！——等于渎神。书上写着的，人不应该认为自己邪恶[17]。”

“我碰巧，”费玛坚持说道，“就是一个百分之百不信上帝的人。任何一条戒律我都不守。只有六百十三种犯戒。[18]”

“你错了，”年轻人礼貌又坚决地说，“完全弄错了，先生。是犹太人，却不守某些戒律，在全世界也没有这样的事。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有人遵守得多一些，有人遵守得少一些罢了。正如我们先生所说，这是数量问题而不是质量问题。正如根本没有从不犯罪的义人这种事一样，也没有从来就不曾行过某些义举的罪人这种事。只是义举少一些罢了。甚至你，先生，请你允我直言，你每天都至少是在遵守一些戒律的。即使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不信上帝的人，他也是每天都在遵守几条戒律的。比如，你现在活着，这是事实吧?你活着，这就已经在遵守‘你要拣选生命[19]’这一条戒律了。每隔一两个小时，每当你过马路时，你就选择生命，即使你本可以选择相反的做法，上帝不容许我这样说！我说得对吗?然后，你有孩子——他们应该个个健康——这是事实吧?你有孩子了，你就已经遵守了‘要生养众多[20]’这一条戒律。还有，你现在是生活在应许之地上，这是事实吧——这就又守了六七条戒律了。然后，如果你有时觉得幸福，那你就又是在遵守一条戒律了。人人都是赢家！有时，你也许在天国透支了，可他们绝不会冻结对你的信贷。无限量的信贷，这就是你所得的东西。与此同时，为了奖励你确实遵守的那几条戒律，那地方还为你准备了一个私人储蓄存折，这样，你每天都在往存折上存一点，再存一点，他们每天也都会给你计息，并且加到你的投资总额上。你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变得非常富有，你甚至会惊诧不已的，先生。书上写着，分类账本摊开着，一只手在写着。[21]佩带经文护符匣只需五分钟，甚至连五分钟也不需要的——相信我，不会弄疼你的——这样你就会因为安息日积累一笔额外的津贴了。相信我，在尘世间，不管你从事哪行职业，你投资五分钟，都绝不可能得到这么高的回报。这是一个经过检验并且被证明了的事实。不戴?即使这样也不是十分可怕。说不定只是你佩带经文护符匣的时间还没有到来罢了。时间一到你就知道了。你会收到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的。重要的是，先生，不要忘了：忏悔之门永远开着。正如人们所说，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绝不关门。包括安息日和节日在内。现在，关于汽车和驾照考试的事，在这儿，你记下这两个电话号码吧。”

费玛说：

“这会儿我家里连一部电话也没有。”

宣传戒律的人忧心忡忡地瞥了他一眼，好像他正在脑子里做着某种估测，接着，他犹豫地，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对他说：

“你没有碰到什么麻烦吧，是不是，先生?我们要不要派个人过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你什么?尽管说好了，别不好意思。要么，最好的办法说不定是这样，你倒不如和我一道，我们一起来过安息日?别拘束，就当是在兄弟中间好了，就这么一次行吗?”

费玛说：

“不，谢谢你。”这一回，他的语气使得年轻人胆怯地祝他安息日快乐，然后转身走了。他两次回过头来，朝费玛望去，似乎生怕对方追了上来。

有那么一会儿费玛感到很遗憾，他原本可以给这个推销虔诚行为和二手汽车的小贩一个刻薄的答复，从神学的角度将他当场击昏，让他不至于马上就忘掉。比如说，你要杀了一个五岁的阿拉伯小姑娘能够在那里得到五个点的利息吗?要么，让一个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但你和妻子都不要它，这是义行还是罪行呢?但是过了一会儿，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竟然为没有接受对方的邀请感到某种后悔，要是能给这个穿着沃利尼亚[22]或加利西亚服饰的北非青年带来一点小小的喜悦也是好的。虽然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狡诈，但在费玛看来他似乎还是天真、善良的。毫无疑问，他这会儿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纠正无法纠正的东西。

与此同时，他拖着步子经过了一个木匠铺、一个散发着浓烈咸鱼气味的食品杂货店、一个让他觉得血迹斑斑的肉铺和一个脏兮兮的专卖女用发网和假发套的商店。他在附近的一个报摊上买了周末版的《消息报》、《新闻报》和《晚报》。就这样，费玛夹着一摞报纸（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他还第一次购买了一份极为虔诚的《诚钩报》），走进西番亚街拐角的一家小餐馆。这是一种家庭经营的小餐馆，只有三张餐桌，上面铺着正在剥落的粉红色的塑料贴面，一盏微弱的电灯泡从上面投下一种发黏的黄色光线。懒洋洋的苍蝇到处游荡着。一个长得像狗熊似的男人正在柜台后面打盹儿，咬着自己的胡须。有那么一会儿，费玛在考虑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事实上是他自己正坐在由于魔法被挪到这儿来的诊所的服务台后面。他一屁股坐到一张似乎脏得怕人的塑料椅子上，然后在那里尽力回想着一千年前在但泽夫妇的那家小餐馆里，每逢星期五他妈妈通常会给他点些什么。最后，他点了鸡汤、炖牛肉、什锦色拉、空心圆面包和泡菜，还有一瓶矿泉水。他一边吃一边翻阅那一摞报纸，直到最后，他的手指黑了，每张报纸也都被弄得油腻腻的。

《晚报》的第二版有一篇报道说，在杰宁，有一个阿拉伯青年企图点火焚烧一辆泊在该镇主要街道的军用吉普车，导致自己被活活烧死。据报道，调查发现，当时聚集在着火青年四周的一群阿拉伯暴徒阻止勤务兵对其进行急救，还不允许士兵靠到近前泼水将火扑灭，显然，他们相信正在眼前焚烧的青年是一名以色列士兵。他在自己点燃的烈火里烧烤了大约十分钟，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叫”，最后才断了气。然而，在阿奇巴之光镇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一个五岁的小男孩从楼上摔了下来，头部受了重伤，自从赎罪日[23]就一直昏迷不醒。所有的医生都已宣布他为不治，把他放到一个收容所，意思是让他在那里作为植物人度过余生。可男孩的妈妈，一个目不识丁的淳朴女人，她就是拒绝放弃哪怕是一线希望。大夫们告诉她，这孩子没指望了，只有奇迹才能挽救他的生命，她却匍匐在欢呼之子镇一位著名拉比的脚下。拉比叫她去请一位以脑部受伤而闻名的拉比学院的学生，让这位拉比学院的学生夜以继日地向那个没有反应的孩子（他的名字要么是伊扎克，要么是以撒）的耳朵里重复《光辉之书》[24]上关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那页内容。果然，四天四夜之后，小男孩开始现出了生命迹象，而现在他已经完全康复了，到处奔跑着，唱圣歌，还上了一家教会寄宿学校，在学校里他获得了一项特别奖学金，还赢得了一个“含苞待放的天才之花”的美名。为何不把《光辉之书》里的这段内容也向伊扎克·拉宾和伊扎克·沙米尔的耳朵里念一念呢?费玛不觉暗自发笑，接着他把一些汤汁泼到了裤子上，又抱怨起来。

在宗教报纸《诚钩报》上，他浏览了一下有关针对逃离基布兹行为所发表的七嘴八舌的恶毒评论。根据这份报纸的观点，基布兹较为年轻的一代现在都在远东地区和印度山区一带晃荡，委身于各种各样可怕的异教教派。翻回《晚报》，一位资深专栏作家提出异议，他认为我们的政府不应该急急忙忙地奔赴各种各样靠不住的和平会谈。我们应当耐心等待，直到我们以色列恢复了威慑力量。英蒂法特之剑，我们姑且这么说吧，就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万万不可坐在谈判桌卑微的位置上。关于和平的各种讨论或许是需要的，但必须等到阿拉伯人最终认识到他们既没有了政治机会也没有了军事机会，事实上是一丁点儿机会也没有了，然后夹着尾巴过来向我们乞求才行。

在《新闻报》上，他看到一篇讽刺小品，大意是不应该将艾希曼绞死，我们当时就应该有远见卓识，赦免他的罪行，这样，在现在这个当口我们就可以利用他的经验和各种组织技巧了。在那些折磨阿拉伯人的人当中，在那些想将阿拉伯人集体驱逐到东部（我们都知道，他对这一地区可谓了如指掌）的人当中，艾希曼是会大受欢迎的。接着，在《最新消息报》的周末专栏上，他看到一篇文章，还配有数幅彩色照片，说的是一个一度颇为知名的歌星的磨难。这位歌星曾经吸食毒性很大的毒品，以致上瘾，而现在，就在她同毒瘾搏斗的时候，一名无情的法官却剥夺了她对自己幼女的监护权。这名幼女的父亲是一个拒绝透露身份的足球明星。法官裁定将这名幼女移交给一个寄养家庭，而不顾这位歌星的抗议：那个养父事实上是个南斯拉夫人，没有名正言顺地皈依我们犹太教，说不定还没有行过割礼呢。费玛将裤子、衬衫和大衣的所有口袋都搜了一遍，就在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最终却偏偏从外套的里面口袋中摸出了一张叠成方块的二十谢克尔的钞票，是巴鲁赫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设法安放在那里的。他付了款，咕哝着道歉的话就离开了。他把所有的报纸都拉在了餐桌上。

到了餐馆外面，空气更加寒冷了。空气中有一丝傍晚的凉意，虽然还只是下午半晌的时候。开着裂缝的柏油马路，锈迹斑斑的熟铁大门（有些大门上刻写着“锡安”的字样），商店的招牌，作坊，托拉学校，房地产公司，慈善团体，沿人行道停放着的一排垃圾桶，透过荒废的花园依稀可见的远山——一切的一切都被包裹在层层灰色之中。偶尔还有异样的声音穿透街道的喧嚣：教堂的钟声，要么响亮而舒缓，响过之后是一片寂静，要么微弱，要么尖厉，要么沉重而哀伤；远处高音喇叭的声音；风钻的声音；汽笛隐隐约约的叫声。所有这些声音都不能覆盖耶路撒冷的寂静，那种永恒的、内在的寂静，如果你在耶路撒冷的任何一种噪音下面寻找，你总能够发现这种寂静。一个老人和一个小男孩慢悠悠地打他身边走过，有可能是爷孙俩。小男孩问道：

“你说世界内部是火，但地面为什么不是滚烫的呢?”

爷爷说：

“首先你得学习，优素尔。你越学习就越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提问。”

费玛想起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个年迈的小贩推着一辆嘎吱作响的破手推车，背着一只口袋，从耶路撒冷的一条大街走到另一条大街，专门买卖二手家具和破旧衣服。费玛到现在还能刻骨铭心地记得老人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绝望的叫喊。起先，你在几个街区之外就会听到，隐隐约约的，有一种不祥的征兆，就像是幽灵的叫声。慢慢地，似乎老人是肚皮着地，从一条大街向另一条大街爬行，那喊声越来越近，是那么沙哑，那么恐怖——al-te za-chen——有一种凄凉感和穿透力，好像是绝望的呼救，似乎有人正在遭到谋杀。也不知怎么的，在费玛的脑海中，这种喊叫声和秋天联系在一起，和阴霾密布的天空联系在一起，和滚滚的雷声和开始几颗混合着尘埃的雨滴联系在一起，和松树神秘的飒飒声联系在一起，和暗淡的灰光联系在一起，和空旷的人行道和听任狂风肆虐的花园联系在一起。一听到那声音就有一种恐惧将他抓住，到了夜里，恐惧有时就侵袭他的梦乡。就像是已经开始的一场灾难的最后一次警告。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并不理解al-te za-chen是什么意思，还以为那种毛骨悚然、断断续续的声音是在对他说话，是在用希伯来语对他说：Al tezaken（“不要变老了”）。妈妈对他解释说，alte zachen是意第绪语，意思是“旧东西”，但尽管如此，费玛总是摆脱不了一个让鲜血也会冷冻起来的预言，这个预言穿过一条又一条大街，一步一步地逼近，敲打着花园的大门，老远就警告他衰老和死亡即将来临，那种喊叫声是某个受害者的声音：这个人已经成了这种可怕预言的牺牲品，这会儿正提请众人注意，他们自己的末日也快要来到了。

此刻，在他记起了那个幽灵的时候，他微微地笑了笑，用在沙因费尔德太太小餐馆里遇见的那个遭解雇的职员、那个被上帝遗忘了的男人的话来自我安慰：“别管它，我们都要似（死）的。”

上了施特劳斯大街，费玛打一家极度虔诚的名叫“鹰之翼”的旅行社的花窗旁边经过。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打量着一幅色彩亮丽的宣传画，画面上的埃菲尔铁塔耸立在大本钟和帝国大厦之间。在不远处，比萨斜塔向别的塔倾斜过去，在比萨斜塔的旁边是一架荷兰风车，还有两头圆滚滚的母牛在下面茫然地吃着青草。宣传画上写着：“在上帝的帮助下：赶快上车——旅行无比快乐！”在宣传画的下方，用通常专供宗教图书使用的字体写着：“从容不迫，六次分期付款，不计利息。”还有一张俯瞰雪山的照片，照片中间印着一行蓝字：“我们的做法不冷不热——绝对可食。”

费玛决定进去询问一下到罗马的特价机票一张要花多少钱。他父亲肯定不会拒绝借钱给他买机票的，要不了几天他就会跟尤里·格芬以及安妮特的丈夫坐在一起，坐在贝内托大街一家舒适的小餐馆里，在一些放纵不羁的女人和寻欢作乐的男人的陪同下，一边呷着卡布奇诺，一边妙语连珠地谈论萨尔曼·拉什迪和伊斯兰教，还可以一饱眼福地看着那些曲线毕露的姑娘们打自己身边走过。要么，他就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带老式木质结构的绿色百叶窗的小客栈里，就坐在窗户旁边，直勾勾地盯着那些年深日久的墙壁，偶尔还将自己的直接印象和简练的沉思结果草草地记录在眼前的笔记本上。堵塞的泉水说不定就会打开一道裂口，几篇新的诗章就会奔涌而出。也许会有几次逢场作戏的交流，轻轻松松，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是在充满流口水的先知的这个耶路撒冷压根儿就不可能发生的那种无足轻重的两性关系。最近，他在报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说，信仰上帝的旅游代理懂得如何花言巧语，以致让你相信他们差不多能够一个子儿不要就将机票卖给你。在罗马巧夺天工的宫殿里和由石头铺成的广场上，人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充满乐趣，不存在犯罪感和羞辱感，即使那儿也存在残忍行为或者不公正行为，但在那儿，不公正并非你的责任，苦难也不会压迫你的良心。

里面是一个肥胖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粉红色的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的，头上戴一顶宽大的黑色无边圆帽，他放下手中的书，抬起一双天真的眼睛，同时赶紧将书藏起来，放在一份《宣告者报》后面，一边用一种自我陶醉的阿什肯纳齐口音向费玛打招呼：

“您好，先生。”

他只不过二十五岁左右的样子，可他看上去财大气粗、目空一切，却又渴望取悦他人。

“我们能为您做点儿什么呢，先生?”

费玛发现，除了办理境外旅游，这个机构还出售国家彩票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抽彩。他拿起一本小册子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小册子上向游客推荐“假日综合游”，住塞费德和太巴列[25]的豪华宗教饭店，由称职的医护人员负责身体保健，还可以通过“在《托拉》雄师和智慧之鹰[26]的圣墓前”举行祈祷式的方式来获得灵魂上的净化，这就将身体保健和灵魂净化结合在一起。这时，也许他注意到年轻的旅游代理身上那件经过浆洗的白衬衣的领子和袖口都是脏兮兮的，就和他自己的衬衣一样，费玛改变了主意，决定推迟他的罗马之行。至少要等找个机会和他父亲谈一谈，并且向尤里·格芬咨询一下才是。尤里·格芬今天或是明天就要回来了。要么是星期天?尽管如此，他还是显得不慌不忙，又悠闲地拿起另外一本小册子，上面是一些犹太宾馆的照片，都在“风景如画的瑞士”，在国家彩票和每周足球普尔[27]之间犹豫不决，最后，为了不让在一旁耐心、礼貌地等他定夺的代理失望，他决定买一张以色列红十字会的彩票。可是以色列红十字会的彩票他也买不成，因为除了安妮特的耳环之外，他在口袋里只能找到六个谢克尔，这还是他在西番亚街那个沾满了苍蝇屎的自助餐馆就餐之后的找零。于是，他千恩万谢地从代理手中接过一些带图解的小册子，小册子上有为信守《托拉》的犹太人所组团旅游的路线以及极为详细的介绍。在一个使用希伯来语、英语和意第绪语三种文字的小册子上，他发现，在全能的上帝的恩典之下，现在又可能到波兰和匈牙利那些“令人敬畏的圣徒”的墓地前做祈祷仪式，又可能拜谒“被迫害者破坏的那些犹太圣地，愿他们的名字被涂抹！”，又可能享受“雅弗的令人大开眼界的佳丽[28]了——一切都处在一种真正的犹太氛围中，在合格的、虔诚的、得体的导游的负责下符合严格的可食标准，一切都经过《托拉》巨擘的祝福和推荐”。旅游代理说：

“先生，也许您会改变主意的，等您有空想好了之后再过来光临我们这里?”

费玛说：

“也许吧。看看吧。不过还是要谢谢你。非常抱歉。”

“没关系，先生。这是我们的荣幸。祝您安息日快乐。”

朝犹太工人总工会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这个长着香肠般手指、穿着领口和袖口都是脏兮兮的浆洗衬衣、阿谀逢迎、吃喝过度的年轻人和约珥在距离这儿步行仅需两分钟的先知街上某家诊所里流掉的儿子差不多是一样大的年纪。他对自己苦笑了一下，因为除了无边圆帽和赞礼员一样的男高音之外，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或许能够发现你和那个胖墩墩、脏兮兮、花言巧语、急切地取悦他人的年轻旅游代理之间还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在赞礼员一样的男高音这个问题上还很难肯定。这个夸口的尤物，厚厚的镜片下面是一双灰暗的蓝眼睛，两个面颊像猪肉那样粉红粉红的，约珥会对这样的人萌生出什么母爱吗?她会坐下来给他编织一顶上面带一只绒球在那里晃来晃去的蓝色羊绒童帽吗?她会挎着他的胳膊，一起上马哈耐·耶胡达自由市场并让他给她挑选芬芳的黑橄榄吗?那么，你自己呢?时不时的，你真觉得有必要将一张折叠起来的钞票塞进他的口袋里吗?或者帮着他请装修房子的工人吗?这就证明约珥当时的抉择是对的。她总是对的。她生下来就是对的。

可是，费玛挖苦地想，说不定还是一个女孩呢。一个小朱列塔·马西纳，长着一头柔软、光亮的头发。可以用他妈妈的名字来给她起个名字，就叫丽莎，或者用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变音，叫叶利舍娃。不过可以肯定，约珥会否决这个提议的。

一个冷酷的女人，他吃惊地自言自语道。

难道真是你一个人的过错?仅仅因为你对她的所作所为?仅仅因为你在希腊许下的那个没有兑现的、也根本无法兑现的、其他人同样不可能兑现的诺言?有一次，在尼娜·格芬的床边，他看到一本很旧的翻译小说，是一本破烂的平装本小说，书名是《一个没有爱的女人》。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29]写的?要么是安德烈·莫洛亚[30]写的?要么是阿尔贝托·莫拉维亚[31]写的?找个时间他一定要问问尼娜，这本小说到底是讲一个找不到爱的女人还是讲一个不会爱的女人。小说的名字用这两种解释都能讲得通的。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两种解释的差别让他觉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和约珥很少使用“爱”这个词。希腊之行的那段时间可能是个例外，不过，那时他和三个姑娘并不讲究什么措词。

马车辗转着。消失不见了。

就在他穿过街道的当儿，突然听到一阵刹车尖厉的声音。面包车司机冲费玛怒骂起来：

“嗨，说你呢，你疯了吗?”

费玛想了想，好久才打了个冷战，然后窘迫地咕哝道：

“对不起。真的。实在是对不起。”

司机尖叫道：

“你他妈的弱智：你的运气比你的脑子要多。”

费玛将这句话也想了想，等他走到另一个路缘时他在心里认同了司机。他也认同了决定舍弃他儿子的约珥。他还认同有这样的可能性：在这个安息日的前夕，他没能逃往罗马，而是被汽车压倒在这条大街上。就像两天前我们在加沙杀害的那个阿拉伯孩子。就那么突然消失了。变成了石头。转世再生了。说不定就像一只蜥蜴。同时将耶路撒冷留给了约泽尔。他决定，今天晚上一定要给父亲打个电话，坚决地告诉他要取消房子的装修计划。不管怎么样，他不久就要离开这里了。这一次，他不会屈服了，不会妥协了。他要坚持到底，让巴鲁赫的手指永远地离开他的口袋，离开他的生活。

在施特劳斯街和先知街的拐角，靠近医疗中心的地方，聚集着一小群人。费玛走到近前，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个鼻子像小鸟、说话带浓重的保加利亚口音的小个子男人告诉他，发现了一个可疑物体，大家都在等着警察局的爆破专家呢。一个戴眼镜的姑娘说：你说什么呀?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是一个孕妇在台阶上晕过去了，救护车就要到了。费玛向人群中央挤过去，因为他很好奇，很想知道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他在心里没忘记他们两人都有可能是错的。但也确实存在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们两人都是对的。想想看，如果看到可疑物体并且由于惊吓而晕厥过去的人就是那个孕妇呢?

一辆闪着灯光、鸣着警笛的警察巡逻车开了过来，车上有个人拿着麦克风，喊着让人群马上散开。费玛凭着一个良好市民的习惯性反应，立刻服从了命令，可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个鸭舌帽滑稽地歪着扣在脑袋上、浑身大汗淋漓的中年警察粗暴地将他推搡了一下。

费玛很是气恼。

“好了，好了，没必要推推搡搡的，我这不是散开来了嘛！”

警察带着连珠炮似的罗马尼亚口音冲他吼了起来：

“你最好少跟我耍聪明。快点儿！要不，让你尝尝苦头。”

费玛竭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朝探望医院的方向挪过去。他问自己，他要不要一直这样散开去，直到有一天他自己也瘫倒在大街上，要么就在家里像一只蟑螂一样断了气，就躺倒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周以后，当难闻的臭气飘到楼台上，于是楼上的邻居，就是皮赞蒂夫妇，叫来警察和他父亲，直到这时他的尸体才被人们发现?他父亲肯定会想起一个哈西德派故事，讲的是当即、无痛的死亡，通常称作“一吻而终”。要么，他就会习惯性地发表一些评论，说什么人类就是一个矛盾，该哭的时候却笑，该笑的时候反而哭，没有感觉地活着，没有欲望地死去，脆弱的人类啊，他的年日如草一样。还有机会阻止这种疏散吗?最终能够将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来?可如果真能这样，又如何开始呢?以上帝的名，真正重要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走到雅法路拐角的马艾延施图卜百货大楼时，他心不在焉地向右一拐，朝大卫广场走去。因为两只脚感到酸痛，他上了开往约韦勒村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他没有忘记向司机说安息日快乐。

四点差一刻，安息日就要开始了，他在靠近自家街道的一条街下了车。他没有忘记向司机道谢和道别。晚霞给伯利恒群山上轻盈的云彩镀上了一层金色。费玛突然强烈地、心中带着一丝莫名痛苦地意识到，又是一天逝去了，永远地逝去了。他家所在的街道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只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十岁小男孩，在那里拿着一把木头制成的冲锋枪对着他，逼迫费玛举起双手投降。

一想到自己的房间就让他觉得恶心：从现在挨到夜里还有那样漫长的又了无生气的一段时间啊，事实上，还要一直挨到星期六晚上，到时那伙人说不定又要聚集在舒拉和茨维家里了。所有那些他打算今天做而最终又没能做成的事情啊，现在是太迟了：采购，上邮电局，打电话，上银行取现金，还有安妮特。还有一件紧急的事，可到底是什么紧急的事他就记不起来了。另外，他还得为装修工的到来做好准备。把家具挪一挪，盖上东西。把书和厨房里的餐具收拾好。把墙上的画揭下来，还要把那张他用铅笔标好协议边界的全国地图也揭下来。请皮赞蒂先生帮他把书架都给拆散开来。但首先，他得立即给茨维·克鲁泡特金打个电话。向他解释一下，他在最近一期《政治》上发表的文章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幼稚的假设前提上，这一次他要讲究策略，不能让他生气，不能让自己显得是在讽刺挖苦。

假如家里的电话机这时已经恢复过来了。

紧靠大楼的入口处停着一辆白色的小汽车，两边的车窗紧闭着，费玛发现一个大块头男人弓身坐在车里，两条胳膊趴在方向盘上，脑袋深埋在胳膊里，很显然是在打盹儿。如果事实上是心脏病发作了怎么办呢?谋杀呢?遭遇了恐怖分子的袭击呢?自杀呢?费玛鼓起勇气，轻轻地叩击了一下车窗。尤里·格芬立即直起腰身，摇下车窗说：

“你可回来了。等候你多时了。”

费玛吃了一惊，他试图说一句巧妙的话来回应他，但尤里打断了他。他轻柔地说：

“我们上楼去。我们得谈一谈。”

尼娜把一切都告诉他了。说我和她发生了关系。是说我没有。说我羞辱了她。可他在这儿究竟是干什么呢?他这会儿不是应该在罗马的吗?要么他有了一个隐秘的替身?

“听着，尤里，”他说，同时脸上的血色一下子没了，血液都流到肝脏里去了，“我不知道尼娜都对你说了些什么，可事实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打住。上楼再说吧。”

“事实上，我打算了很长时间……”

“我们到屋里再说吧，费玛。”

“可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上午。十点半。你的电话总是打不通。”

“你在这儿等我多久了?”

“四十五分钟左右。”

“出什么事了吗?”

“等一会儿。到楼上我们再谈吧。”

进了公寓，费玛主动提出要为对方冲杯咖啡。尽管牛奶似乎已经变质了。尤里看起来是那样疲惫不堪，那样心事重重，以致费玛都不好意思向他提起帮着拆书架的事。他说：

“我先来烧一点儿水。”

尤里说：

“等等。你坐下。仔细听着。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这样说着的时候，他将自己温暖的、像橄榄树皮一样粗糙的、农民般的大手放在费玛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这只大手一碰上他的肌肤，费玛就愉快地颤抖了一下。他像一只受到摩挲的小猫一样闭上了眼睛。尤里说：

“我们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就一直找你。茨维到你这儿来过两次，还在你的门上留了一张条子。因为你们诊所星期五关门，特迪和舒拉就一直不停地奔忙，跑了两个小时，试图找到你们诊所的大夫。你离开约珥那里之后我们就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我也是刚刚放下行李就径直过来了，以便在你一到家的时候就把你截住。”

费玛睁开双眼。他带着焦急的、恳求的、孩童般的表情，抬头看着尤里那伟岸的身躯。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吃惊，因为他一直就预计到要发生类似的事情。他轻轻地启动双唇，没发出一丝声音地问道：

“迪米?”

“迪米他很好。”

“约珥?”

“是你父亲。”

“他身体不好。这我知道。好几天……”

尤里说：

“是的。不。还要糟糕。”

莫名其妙地，也令人惊奇地，费玛也感染上了尤里那种习惯性的沉着和冷静。他轻柔地问道：

“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正午。四小时以前。”

“在哪儿?”

“在家里。当时，他正坐在扶手椅上，和两三个为某个慈善机构前来请求赞助的老太太喝俄罗斯茶。是盲人协会什么的。她们说，他正要给她们讲个笑话，要么就是故事，就突然呻吟着去世了。就像这样。坐在扶手椅上。他没有时间去体验任何感觉。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到处找你。”

“我知道了。”费玛说着又披上了外套。他觉得充满他心脏的并不是悲哀或是痛苦，而是肾上腺素在冲动，镇定的、实用的能量在冲动，这让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甜蜜的感觉。

“他现在在哪儿?”

“还在家里。在扶手椅上。警察来过了。转移他遗体的工作是有些耽搁了——不过现在没关系了。住在楼下的妇女是个医生，她两三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她经过检查发现，一切都结束了。很明显，她也是他的一个密友。茨维、特迪和舒拉这会儿应该在那儿等着你呢。尼娜这会儿在办公室，等安排就绪、所有的手续都办妥之后就会回来的。”

“好的。”费玛说，“谢谢你。我们上那儿去吧。”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道：

“你怎么样，尤里?才下飞机?你刚刚放下行李就来这儿找我了?”

“我们就是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费玛说：

“我至少应当给你冲杯咖啡的。”

尤里说：

“得了吧。你就将注意力集中一会儿，仔细想想你有没有什么必要的东西得带上吧。”

“没有。”费玛当即用军人般的嗓音坚定地但没有个性地回答道，“没时间可以浪费了。我们走吧。我们在路上谈好了。”

【注释】

[1] 阿什肯纳齐，德系犹太人。源自希伯来语，原指莱茵河流域的犹太人，后包括德国、法国北部、北欧、波兰、立陶宛和俄国等地的犹太人。20世纪前广泛使用意第绪语。在以色列，与塞法尔迪各设一名大拉比，地位平等。

[2] “我的孩子”原文为德语。

[3] 住棚节，又称“结庐节”或“收藏节”，同逾越节和收获节并称犹太民族和犹太教的三大节日，每年自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公历九、十月间）十五日开始，庆祝七天或九天。犹太教以此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前的帐篷生涯。节日期间，除病弱者外，犹太人都住进临时用树枝搭起的棚中，棚内可以装饰鲜花和水果，献上很多祭品，以感谢上帝赏赐一年谷物丰收之恩。

[4] 巴勒，这里指以色列著名希伯来小说家阿格农（1888——1970）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逝去的岁月》（1945）中一条假想的疯狗，它在耶路撒冷街道上四处狂奔，让全城的市民都惊恐不已。

[5] 即马什哈德，伊朗东北部城市。

[6] 见《旧约·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三十一章十四节。

[7] 出自《阿米达祷词》（犹太教祈祷文，指早、午、晚三次礼拜所用祈祷文的主要部分）。

[8] 舒拉米特·阿洛尼（1929——），以色列女政治家，曾创建一个以维护人权为主要目的的左翼政党梅雷茨，在数届政府中担任过内阁阁员。

[9] 这里暗指“立即实现和平”运动。该运动为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之后以色列和平主义者为推动以色列政府同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所成立的一个非政党性质的和平主义组织，自1978年3月以来一直积极组织、开展和平运动。

[10] 《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上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11] 即尤里·马尔米连，一个深受喜爱的以色列足球运动员，曾离开自己一直效力的球队，加盟原球队的敌手球队，所以他原来球队的球迷将他视为叛徒。

[12] 摩西·达扬（1915——1981），以色列将军和国务活动家。

[13] A.D.戈登（1856——1922），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哈鲁茨运动的创始人、哈鲁茨运动思想家和精神领袖。1909年激励其他拓荒者建立第一个以色列基布兹。其思想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把托尔斯泰回归自然的主张付诸实施，认为体力劳动乃心理和灵修生活所必需，可以打破知识与经验之间的隔阂，认为人参与劳动（例如耕作）可以消除人脱离自然、脱离宇宙的现象。

[14] 即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1883——1973），前苏联元帅。

[15] 这段文字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群魔》第三部第七章。这里采用的是南江的译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月版《群魔》第八百四十八页。

[16] 《猎鹿人》，一部以越南战争为背景的美国电影，获1978年奥斯卡奖。

[17] 出自《塔木德》中的“论犹太教公会”。

[18] 《塔木德》中共列戒律六百十三条，其中训戒二百四十八条，禁戒三百六十五条。

[19] 《旧约·申命记》三十章十九节上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20] 《旧约·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上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21] 出自《密西拿》十七《箴言》三。

[22] 沃利尼亚，乌克兰西北部一地区。

[23] 赎罪日，犹太教重大节日。节期在犹太教历提市黎月初十（公历九、十月间），是一年中最庄重的斋戒日，称“安息日中的安息日”。为求上帝赦罪施恩而设，人们在这一天应停止一切工作和娱乐，禁止饮食男女之事，全天祈祷和默念。该日前夜，要在会堂集体祈祷，反复吟诵古代祷词“一切誓约，祈求废除”，请求上帝免除一年中未践的誓约。在此之前则有连续十天的苦行忏悔。

[24] 《光辉之书》，又译《佐哈尔》或《光辉》，犹太教喀巴拉派主要典籍，主要用阿拉米语写成，成书于13世纪后半叶，大部分章节出自13世纪西班牙著名神秘主义者摩西·德莱昂之手，少数章节为后人所加。书的内容主要是对《托拉》、《雅歌》、《路得记》和《耶利米哀歌》加以诠释。

[25] 太巴列，巴勒斯坦犹太教四大圣城之一，位于加利利海西岸，现为以色列国内游客最多的城市。太巴列和塞费德均为历史上许多著名犹太学者的安息之地。

[26] 《托拉》雄狮和智慧之鹰，指杰出的犹太学者。

[27] 普尔，一种赌博方法，把赌注押在足球等比赛的结果上，输赢按比例分摊。

[28] 雅弗是挪亚三个儿子当中的一个（另两个是闪和含），可参见《旧约·创世记》五、六、十、三十二章。在犹太传说中，雅弗是欧洲国家的先祖，所以，“雅弗的令人大开眼界的佳丽”即指西方文化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29]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法国小说家、诗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爱的荒漠》、《蝮蛇结》、《黛累丝》等，获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

[30] 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法国作家，尤以《雪莱传》、《拜伦传》、《雨果传》、《追忆普鲁斯特》、《乔治桑传》、《巴尔扎克传》等传记著作闻名。这里提及的小说《一个没有爱的女人》也是他的作品。

[31]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1990），意大利小说家、新闻记者，作品多以心情孤寂及世态炎凉为主题，主要作品有《冷漠的人们》、《违抗》、《愁闷》等。

第三十章
至少应该尽可能地

尤里将汽车停在本·迈蒙大道上，这时已是五点一刻了。太阳已经落到松树和柏树的后面去了，但还有一片浅灰色的奇异的光亮逗留在空中，光亮中充满了朦朦胧胧、忽隐忽现地闪烁的东西，那是一种既非白天又非晚上的光亮。本·迈蒙大道和所有的石头建筑上空弥漫着一种难以察觉的、啮噬人心的安息日前夕的忧郁。似乎耶路撒冷已经不再是一座城市，而是又变成了一场噩梦。

雨停了。空气湿润湿润的，费玛的鼻孔捕捉到一股烂树叶的强烈气味。他想起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现在这样的时间，在安息日开始的时候，他在死一般寂静的街道上来来回回地骑自行车。朝这幢大楼一看，他看到父亲和母亲都站在阳台上。他们僵直地站在那里，同样高的个子，都穿着黑色的衣服，靠得很近，但没有挨着。就好像是一对蜡像。在费玛的印象中，他们是在哀悼一个迟迟不来、都已经让他们苦等得绝望了但他们还是要期待下去的客人。当时，他平生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他整个童年时期，父母之间那连绵的沉默中隐藏着深深的羞耻。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抱怨，没有任何分歧。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沉默。他下了自行车，腼腆地问是否到他进屋的时间了。

巴鲁赫说：

“随便。”

母亲什么也没说。

这段回忆唤醒了费玛心中一种迫切的需求，他要澄清什么，他要问问尤里，他要打听打听。他觉得自己忘了核实那件最最要紧的事情。可最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他可就不得而知了。虽然他觉得自己此时无知的程度要比平常浅些了，就像后面能见到模糊影子在活动的蕾丝窗帘。或者就像一件只供蔽体但再也无法保暖的破烂衣服。同时，他在骨子里知道，他是多么渴望继续无知下去啊。

他们爬楼梯上三楼的时候，费玛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尤里的肩膀上。尤里似乎很疲惫，很忧伤。费玛觉得有必要通过碰触的方式来鼓舞一下他这位大块头朋友。这位大块头朋友一度是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就是现在，他走到哪里也都将脑袋咄咄逼人地向前突出着，腕上戴着一只精密的航空表，那一双眼睛有时让人觉得，他无论看什么都是从上到下地俯视。

可他仍是一个热情、诚实、衷心的朋友。

大门上固定着一块长方形黄铜门牌，门牌上是几个灰底黑字：农贝格宅第。门牌下面是一张四四方方的卡片，巴鲁赫在卡片上遒劲有力地写道：下午一至五点，请勿按铃。费玛下意识地瞥了一下自己腕上的手表。不过也没有必要按铃了，因为门是半敞着的。

茨维·克鲁泡特金在大厅里截住了他们，就像一个一丝不苟的参谋，受命向新来的人介绍情况，然后才可以让他们进入作战指挥室。尽管救护车司机罢工，他说，安息日又即将来临，不知疲倦的尼娜还是通过她办公室的电话做了妥当的安排，让他的遗体转到了哈达萨医院的太平间。费玛觉得又一次喜欢上了茨维那种腼腆的窘态：他看上去不像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和系主任，倒更像一个外来的、双肩已经开始下垂的青年活动领导人，或者是一个乡村教师。费玛也喜欢茨维那双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面不停地眨巴的样子，似乎光亮突然强烈起来了似的；喜欢他心不在焉地触摸凡是他手指能够碰到的东西的习惯，碟子啦，家具啦，书啦，人啦，似乎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在私下里怀疑是否坚固，似乎他总要跟自己秘密的怀疑搏斗。如果不是出于对耶路撒冷的狂热，如果不是希特勒，如果不是他对犹太人责任的执着，这个谦逊的学者说不定已经在剑桥或是牛津定居下来了，然后就平平安安地活到一百年，把他的时间分割在高尔夫球场和十字军东征上面，或者分割在网球和丁尼生[1]的诗歌上面。

费玛说：

“你们将他转移走了是对的。让他整个周末都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在客厅里，朋友们将他团团围住，从四面八方向他伸出手来，轻轻地碰一下他的肩膀、他的脸颊、他的头发，似乎通过他父亲的死，他继承了病号的角色。好像他们有义务要认真核实一下他是不是感到太热，还是感到太冷，还是在发抖，还是在心里打算着不辞而别。舒拉将一杯蜂蜜柠檬茶塞到他手上。特迪则轻轻地将他按坐在散落着刺绣坐垫的织锦面沙发的一端。大家似乎都在期待地等着他说些什么。费玛说：

“你们都太好了。我很抱歉就这样把你们安息日前夕的时间都给搅和了。”

父亲的扶手椅立在那里，恰好面对着他：深深的，宽宽的，红皮面子，还有一个红皮头靠，整个看上去就像是用生肉做成的。脚凳似乎已被人轻轻地推到了一边。那根像君主权杖的箍着银箍的雕花手杖靠在扶手椅的右侧。

舒拉说：

“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没有遭受一点儿痛苦。一会儿就结束了。是以前人们通常所谓的‘一吻而终’：只有义人才被赐予这样的死法，过去的人们通常都这样说。”

费玛微笑着说道：

“义人也好，不是义人也好，反正接吻一直是他全部本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说着的时候，他注意到一种他以前从没注意到的情况：舒拉，这个三十多年前他与之约会的女人，在公羊年前他与之约会的女人，当时还有着一种脆弱的少女般的美丽，如今已经衰老了，头上已经出现了那么多白发。事实上，她的两条大腿已变得那么肥胖，以致看上去就像一个由于生儿育女而被弄得疲惫不堪但却彻底放弃抵抗地接受了老朽状态的极度虔诚的女人。

在房间里放置了多年、摞成一厚堆一厚堆的地毯以及古董家具发出一股浓烈逼人的气息，久久地萦绕在房间里，费玛于是不得不提醒自己：这气息一直就在这里，并不是克鲁泡特金教授夫人衰老的气息。与此同时，他的鼻孔捕捉到了一丝烟味。朝四周一看，他看见一只烟灰缸的边沿上放着一支香烟：几乎一点着就给掐灭了。他问是谁一直在这儿抽烟的。原来是他父亲的两位女友，那两位前来募捐的老妇人当中的一位，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马上就将其掐灭了。是她注意到巴鲁赫在大喘气才将香烟掐灭的吗?还是当一切都已结束了的时候?还是就在他呻吟着断气的当儿?费玛要求将烟灰缸挪走。看到特迪立即跳将起来执行他的命令，他不觉高兴起来。茨维用他那修长的手指抚弄着中央暖气管道，问他愿不愿意上那儿去。费玛不明白这个问题。简直无法控制尴尬情绪的茨维对他解释说：

“上那儿。到哈达萨医院。去看他。说不定……”

费玛耸了耸肩。

“上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想他还会同平时一样地衣着整齐。干吗要打扰他呢?”他嘱咐舒拉给尤里冲一杯浓郁的清咖啡，因为他上午一下飞机就在忙个不停。“事实上，你还应该给他做点儿东西吃才是：他这会儿肯定饿坏了。我估摸着他必定是凌晨三点的样子就离开了他在罗马所住的那家酒店，所以他实际上过了漫长又辛苦的一天。不过真的，你自己看上去也很疲惫，舒拉；事实上，你看上去像是精疲力竭了。约珥和迪米这会儿在哪里?我想让约珥到这儿来。还有迪米。”

“他们俩在家里。”特德抱歉地说，“小男孩简直接受不了。可以这么说，他对你父亲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接下去又说，迪米将自己独自锁在杂物间里，他们于是不得不给南非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朋友打电话，向他讨教该怎么办。心理学家告诉他们，随他去好了。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迪米就出来了，接着就黏在了电脑上。南非的朋友建议他们……

费玛说：

“混蛋。”

接着，语气平静地，但是坚定地，他说：

“我要他们俩都到这儿来。”

说这话时，他为在父亲去世后他重新获得的这种果决感到惊奇。好像父亲的去世让他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次提拔，让他从此以后就能随便地发号施令，并且让自己的命令一刻也不耽搁地得到服从。

特德说：

“当然。我们是可以把他们俩叫来。可是根据心理学家所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最好还是……”

费玛趁这个请求还没有出口就将其扼杀了。

“你最好还是别介意。”

特德犹豫了一下，又和茨维叨咕着商量了一番，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好吧，费玛，不管你想要什么都成。好的。我立马回去，把迪米带过来。如果尤里不介意把钥匙借给我使用一下的话，约珥把我们两人的车子拿去用了。”

“请把约珥也带来。”

“好的。我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呢?看看她是不是能来?”

“她当然能来的。告诉她，我坚持要她来。”

特德出去了，这时尼娜又到了。她身材矮小瘦削，办事讲究实际效果，动作像剃刀般麻利，狐狸一样的瘦脸上透露出对世事的通达和生存适者的机敏，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似乎她这一天不是在安排葬礼，而是在烈火中抢救了一天的伤亡人员。她穿着一条浅灰色的裤套装，眼镜片在那里闪着光亮，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只硬邦邦的黑色公文包，就在她飞快地侧拥了一下费玛并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的时候也没有将公文包放下来。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舒拉说：

“我打算到厨房里给你们每人都弄点儿喝的。有谁要喝的?喝点儿什么?有没有人要煎蛋饼呢?要么是面包片夹点什么?”

茨维吞吞吐吐地说：

“还有，他是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是那样充满活力。他眼睛那么一眨巴可有意思了。他对生活、对美食、对生意、对女人、对政治等等都是那样热爱。前不久他还到我在斯科普斯山的办公室去了，对我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耶沙亚胡·莱博维茨是在蛊惑人心，通过迈蒙尼德捞取资本。我试图表示异议为莱博维茨辩护的时候，他又哇啦哇啦地讲开了一个故事，是说一个来自德洛霍维茨[2]、在梦里见过迈蒙尼德的拉比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挚爱。我以前总以为他会活到高龄的。”

好像是在对一起并非由他引起的争执发布最后裁决似的，费玛宣告说：

“事实上，他已经活到高龄了。准确地说，他毕竟不是英年早逝。”

尼娜说：

“我们将所有的安排都办理妥当了，这可纯粹是奇迹。一切都安排在星期天了。相信我好了，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可真是一场同时钟的疯狂赛跑。[3]我们的耶路撒冷现在比德黑兰还要恶劣。我们没有等你，你不生气吧，费玛?你等于消失不见了，我这才擅自做主，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免得你头痛。我已经安排在《国土报》和《晚报》上刊登讣告了。也许我还应该安排在其他报纸上刊登告示的，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了。葬礼的安排我们也做好了，是后天，星期天，下午三点。原来，他已经为自己预购了一块地皮，但不是在桑海德里亚，即你母亲旁边的墓地，而是在橄榄山。顺便说一句，他还为你买了一块临近的地皮。就在他旁边。关于葬礼，他还在遗嘱里作了详细、周到的交代。他甚至还选定了赞礼员，是他的一个犹太同乡。也纯粹是一个奇迹，我还是设法打听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就在安息日到来前的一分半钟在电话里将他逮住了。他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墓志铭上的措词。是一篇韵文什么的。不过墓志铭的事可以等到第一个月结束，如果不是等到周年结束的话。如果因他乐善好施而得益的人有四分之一来参加葬礼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至少五十万人的估计。包括市长、各色拉比和政客在内，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肝肠寸断的寡妇和离婚妇女了。”

费玛一直等她说完了，这才轻声地问道：

“你自己把遗嘱打开了?”

“在办公室里。当着几个证人的面。我们只是以为……”

“谁许可你这么做的?”

“非常坦白地说……”

“在哪儿呢?我是说遗嘱。”

“在这儿，在我公文包里。”

“给我。”

“马上?”

费玛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那只黑色公文包。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棕色信封。他默默地走了出去，独自站在阳台上。一千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傍晚，他父母就站在阳台上，看上去就像一对遭遇船舶失事而身陷孤岛的幸存者一样，此刻他就站在他们当年恰好站立的地方。最后一缕光亮早已暗淡下来了。本·迈蒙大道上的寂静飘拂上来。街灯闪烁着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其间飘流着一片片云雾。所有的石头大楼都无声地立在那里，每家每户的百叶窗都关闭着。大楼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好像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偶尔刮过一阵风，传来十字架谷[4]的狗吠声。第三种状态是一种恩赐，只有放弃一切欲望，只有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时间、没有比赛、没有任何东西地站在夜空下，才能达到。

可有谁能够这样站立在夜空下的呢?

在他童年时代，就在这儿的雷哈夫亚居住着一些个头矮小、举止优雅的学者，就好像瓷人似的，一个个都是迷惑不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在街上举起帽子彼此打招呼。好像要在脑海里抹掉希特勒似的。就好像要在脑海里构想一个从不存在的德国似的。因为他们宁愿让人觉得心不在焉或是荒唐可笑也不愿让人觉得傲慢无礼，所以甚至在他们还无法肯定正朝他们走来的人到底是不是朋友或熟人的情况下也会把帽子举起来，只是看上去像是朋友或熟人时也把帽子举起来。

费玛九岁的时候，就在妈妈去世前不久的一天，他和爸爸正在阿尔法西街散步。巴鲁赫停下脚步，和一个穿一套老式西装、打一条黑色蝶形领结、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人用德语（也可能是捷克语）没完没了地聊开了。最后，小孩子的耐心给耗尽了，他一边跺脚，一边在那里拉扯着爸爸的胳膊。父亲朝他脑袋就是一巴掌，用俄语冲他吼叫着说：“你这个白痴！你这个鼻涕虫！”后来，他对费玛解释说，那人是个教授，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学者。他对他解释“世界闻名”是什么含义，如何才能“世界闻名”。费玛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那番解释。这个词语至今还让他既感到敬畏又觉得鄙夷。又有一次，是七八年之后的事了，是一天早晨的六点半，他和父亲在拉什巴姆街上散步，他们忽然看见本·古里安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短步走过来，本·古里安当时就住在本·迈蒙大道和乌色什金大街的拐角，喜欢每天凌晨轻快地散上一会儿步，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巴鲁赫·农贝格抬起帽子说：

“先生，能否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呢?”

本·古里安停下脚步惊呼道：

“是卢帕廷！你在耶路撒冷干什么?谁在守卫加利利?”

巴鲁赫平静地答道：

“我不是卢帕廷，而你，先生，也不是弥赛亚。你那些近乎瞎眼的追随者肯定在你耳朵旁边小声叨咕着什么，但我建议你不要听信他们的话。”

总理说：

“什么，你不是格里沙·卢帕廷?你肯定没有弄错吗?你看上去太像他了。这么说，这回是弄错对象了。如此说来，你是谁呢?”

巴鲁赫说：

“我碰巧是属于敌对阵营的。”

“相对卢帕廷来说吗?”

“不，先生，相对你来说。还有，如果我能够冒昧地说一句……”

但本·古里安已经开始向前迈开步子了，他只是一边走一边说：

“好吧，敌对，敌对。可不要过于忙着敌对，以致没能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抚养成以色列的忠实爱国者、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土地的捍卫者。其他的都是不着边际的事。”这样说着，他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后面跟着一个其作用显然是防止他受到骚扰的英俊的男性保镖。

巴鲁赫说：

“成吉思汗！”

然后又补充道：

“埃弗雷姆，你自己想想上帝选择谁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了：是约坦所说‘树的寓言[5]’里的荆棘。”

当时，十六岁的费玛每当想起他吃惊地发现本·古里安原来个头比他自己还要矮，大腹便便的，生着一张大红脸和一双侏儒短腿，嗓音就像骂街泼妇的那样又粗又大，他就暗自好笑。父亲要对总理说些什么呢?现在，经过思考之后，他自己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呢?那个忽略了加利利守卫任务的卢帕廷或者卢帕特金到底是谁呢?

约珥不想保留的那个孩子长大后难道就没可能世界闻名吗?

还有，迪米怎么样?

突然，费玛来了一阵灵感：他明白，从事喷气式汽车研究工作的约珥事实上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更有可能取得巴鲁赫一直为他所梦寐以求的荣誉。他问自己，他到底是不是约坦所说“树的寓言”中的荆棘呢?茨维卡，尤里，特迪，尼娜，约珥——他们都是会结果的树，只有你，约韦勒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先生，一辈子都是在制造愚蠢和谬误。对着别人喋喋不休尽说些无聊话，骚扰大家。同蟑螂和蜥蜴争论。

他为何不做出决定，从今天就开始，或者是从明天就开始，把自己余下的日子都用来为他们铺路呢?他要肩负抚养迪米的重担。他要学习做饭和洗涮。每天早晨，他要把画图板上的所有彩色铅笔都削好。他要经常为电脑更换色带。如果电脑有色带的话。因此，和那个他并不知晓的士兵一样，他要谦卑地为喷气式汽车的开发和约珥摘取“世界闻名”的桂冠做出自己的些微贡献。

在他的童年时代，在雷哈夫亚这儿，每到暖烘烘的夏夜就能听到一架钢琴透过紧闭的百叶窗发出寂寥的声音。甚至连沉闷的空气也似乎在模仿那些声音。而如今，那些声音都去了，被人忘记了。本·古里安和卢帕廷已经死了。那些戴着无边圆帽、打着领结的难民学者也死了。在他们和约泽尔之间，我们这些人撒谎、通奸、屠杀。留下来的是什么呢?松林和寂静。还有书脊烫金字已经开始褪色的某些破烂的德语巨著。

突然间，费玛不得不忍住自己由于渴望而想流的泪水。并不是对那些死者的渴望，也不是对曾经在这儿存在过、如今又不复存在的东西的渴望，而是对那些本当有可能存在但事实上又没有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的一切的渴望。他脑海里突然想起“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他不管怎么费力去想，就是想不起来他是听谁在最近两三天里说出了这句恐怖的话。

现在，他突然觉得这句话是那么精当，那么鞭辟入里。

耶路撒冷周围山顶上的光塔，将阴森森的修道院团团包围起来的、上面是锋利碎玻璃的废墟和石墙，沉重的铁门，生铁做的格栅，地窖，阴暗的地下室，一个沉思、愤恨的耶路撒冷，深陷于那些被石头砸死的先知、被十字架钉死的救主以及被斧头劈成碎块的救赎者的噩梦里，被一带草木不生、岩石密布的山峦团团围住，被山洞和沟壑弄得凹凸不平的斜坡的那种空旷，差不多不再是树木而已经加入了无生命王国的背信的橄榄树，跌宕起伏的开裂山谷中那些寂寥的矮小的石头房子，远方向南延伸到曼德海峡、向西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向北延伸到哈马和巴尔米拉的一片片浩瀚的沙漠，毒蛇横行的土地，由白垩和盐组成的广袤的土地，领着一群群黑山羊、外袍褶皱里塞着复仇利刃的游牧牧民时常出没的所在，沙漠中的黑帐篷，环绕在所有这些之中的是雷哈夫亚和它在黄昏时分从那些小房子里传出的忧郁的钢琴声，它那些羸弱的老学者，它那些层层书架上摆放着的德语巨著，它那种彬彬有礼，向上高高举起的无边圆帽，下午一至五点的寂静，水晶枝形吊灯，流放的上漆家具，织锦和皮革做成的扶手椅面子，成套的细瓷餐具，餐具柜，父亲那种容易激动的俄罗斯人脾性，还有本·古里安和卢帕廷，那些忧郁学者书桌旁苦行僧般的光轮，他们正在积累别人引用他们文献时所做的脚注，正通向“世界闻名”之路，而我们呢，我们无助地、无望地、迷惘地循着他们的足迹，茨维卡研究哥伦布和天主教会，特德和约珥研究他们的喷气式汽车，尼娜为她那个极其虔诚的性用品商店安排清算，瓦尔哈夫提格在他那个堕胎的地狱奋力捍卫一块文明的地盘，尤里·格芬漫游世界，征服女人，用他那冷嘲热讽式的幽默来调侃自己的征服经历，安妮特和塔马，没人需要，你自己则研究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和蜥蜴争论，在深更半夜给伊扎克·拉宾写信，探讨在道德衰败时期暴力的代价。还有，迪米在想着他那只被惨杀了的狗。所有这些都将何去何从呢?前往雅利安人那边的琳又是在什么地方迷路了呢?

似乎这儿并不是一座城市的一个分区，而是那些在世界尽头定居的捕鲸者的一块遥远营地，位于阿拉斯加被上帝遗弃了的一个海岸上，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在嗜血的游牧部落中间匆匆建起几个晃晃悠悠的房屋和一个摇摇欲坠的篱笆，接着，他们就一起出发，到了灰茫茫的大海深处，追逐一条并不存在的鲸鱼。上帝已将他们遗忘了，正如路对过那家小餐馆的老板娘昨天所说的那样。

费玛清晰地看见自己孤零零地站在黑暗之中，立在那个被遗弃的捕鲸人的营地上方守卫着。一根树竿的顶部挂着一盏发出微弱光亮的灯笼，灯笼在风中晃过来晃过去，在黑漆漆的荒原上忽闪着、摇曳着，而且，在北至北极、南达火地岛尖端的所有太平洋荒原上，再没有其他灯光了。一只孤零零的萤火虫。荒唐。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6]。然而，这种宝光。你的责任就是要尽最大可能让它一直亮着。在白雪覆盖的冰川脚下那片广袤的冻原深处，这盏灯绝对不能停止忽闪。防止它被狂风吹灭就是你的责任。至少是在你站岗的这段时间以及约泽尔到来之前。压根儿就不要考虑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你得如何对付那些从不存在的捕鲸人，不要考虑你的近视眼、你松弛的肌肉、你软塌塌的乳房和你那臃肿笨拙又荒唐可笑的身躯。这责任就是你的。

啥意思?

他把一只手伸进口袋，打算找一片胃灼热药片，但他并没有摸到那个小小的锡盒，而是用指头挖出了那个银耳环，银耳环闪了一闪，好像在从他后面房间照射进来的光线里着了魔一般。他将耳环抛进黑暗深处，这时他似乎听见了约珥那种挖苦的声音：

“是你自己的问题，伙计。”

他面对黑夜，用一种低沉、果决的嗓音答道：

“正确。是我的问题。而且我还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又暗自笑了。但这次并不是那种习惯性的自贬的苦笑，而像一个长时间地为一个复杂问题在苦苦寻求一个复杂答案却突然发现了简单答案的人一样，他吃惊得将嘴唇撮了起来。

这样想着，他转身进去了。他发现约珥和尤里·格芬促膝坐在长沙发上，在一起谈得正酣。费玛觉得，他进屋的一刹那，笑声就凝结在了他们的嘴唇上。但他并不感到嫉妒。正相反，一阵窃喜涌上他的心头，他想到自己和这个房间里所有的女人都睡过，舒拉、尼娜和约珥。昨天还和安妮特·塔德莫。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这时，他看到迪米正跪在墙角的地毯上，一个少年老成、像个哲学家似的孩子，他用一根手指慢悠悠地转动着巴鲁赫那只内置发光系统的大地球仪。电灯光将片片海洋涂成蔚蓝色，将块块陆地涂成黄金色。小男孩是那么聚精会神，那么超脱物外，他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他正在做的事情上面。如同在脑子里记忆一只手提箱或是一个电闸所在位置的人一样，费玛自言自语地说，他爱这个孩子，胜于他曾爱过的任何人。包括女人。包括小男孩的母亲。包括他自己的母亲。

约珥站起身，向他走过去，似乎拿不准到底要和他握手还是只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袖子上就可以了。费玛并不等她拿定主意，而是紧紧地抱住她，将她的脑袋压在他的肩上，好像需要安慰并且理应得到安慰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她。好像他正将自己的新孤作为一件礼物送给她。约珥在他胸口咕哝了一句什么，费玛没有听清，他甚至连听都不想听，因为有个发现让他感到分外欣喜：就像本·古里安总理一样，原来约珥差不多也比他矮一个头。尽管他自己也并非高个子。

接着，约珥挣脱了他的拥抱，赶到厨房，或者说是逃到厨房，帮舒拉和特迪为众人做露馅三明治。费玛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他想请尤里或者茨维代表他给两位妇科大夫打个电话，把他们叫过来，还有塔马，还有，干吗不把安妮特·塔德莫也叫过来呢?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他要把所有与他新生活有关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他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打算着举行一个仪式。要向他们布道。试图告诉他们一些新闻。宣布从现在开始……不过，他或许是将丧礼和告别宴会混为一谈了。告别什么呢?他能对他们做什么样的布道呢?像他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可以发布呢?你们所有的人，要圣洁，为第三种状态做准备?

他改变了主意，打消了聚会的念头。

然而，他突然决定不坐尤里旁边刚才由约珥空出来的沙发位子，而是坐在父亲的扶手椅上。他将两条腿舒舒服服地搁在蒙着皮面的脚凳上。他爱这个将他身子容在里面的软乎乎的位子，就好像是为他定做的。他想也没想，就拿起那个箍着银箍的手杖在地板上週週地敲了两下。但当大家都停止了谈话，聚精会神地看着他，准备随时听命，准备主动给他关爱和安慰时，费玛却和蔼地微笑了一下，接着就叫了起来：

“干吗这么寂静无声的?继续！”

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茨维、尼娜和尤里试图拉扯他和他们说话，可以就他喜欢的话题轻松地交换一下意见，可以谈一谈占领地的局势，可以聊一聊意大利电视台对占领地局势的报道方式，因为尤里一直都是在罗马看电视的，还可以讨论一下美方表态其意义何在。费玛就是不愿被他们拉扯进去。他满足于将那种心不在焉的微笑一直挂在脸上。刹那间，他想起巴鲁赫这会儿正躺在哈达萨医院地下室的一间冷库里，躺在像是蜂窝一样的一只冷柜抽屉中，躺在那里的全是，也可能部分是耶路撒冷新近死亡的人。他试图在骨子里感受感受抽屉中的那种严霜，那种黑暗，鲸油提炼站下面黑暗的北部海洋的海床。但他没有在心中找到痛苦的感觉。或者是恐惧的感觉。没有。他的心里很轻松，他几乎觉得太平间里那个硬邦邦的、带许多陈尸抽屉的蜂巢也有滑稽的一面。他想起父亲关于以色列铁道部门主管和美国铁道部门主管之间发生争论的趣闻、著名拉比和拦路强盗交换外袍的故事。他意识到他得说点儿什么才行。可他不知道能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些什么。然而，他无知的程度现在越来越浅。就像一块只能遮住他半张脸的面纱。他起身向盥洗室走去，又一次发现父亲这儿的抽水马桶是用一只可以随意开关的水龙头冲洗的，没有比赛，没有失败，也没有无休无止的羞辱。所以，担心的事又少了一样。

从盥洗室出来，他来到迪米身边，跪在地毯上，问道：

“你知道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吗?”

迪米说：

“我当然知道啦。教育电视台曾播放过一个有关亚特兰蒂斯的节目。准确地说，不是传说。”

“那是什么呢?事实吗?”

“当然也不是。”

“那么，如果既不是传说又不是事实?”

“是个未解之谜。未解之谜和传说并非一码事。它更像一个远古的故事。”

“大致说来，这个亚特兰蒂斯过去究竟在哪儿呢?”

迪米将那个内置发光系统的地球仪转了一转，轻轻地将一只苍白的小手放在非洲和南美洲之间从纵深处向外发出电灯光亮的海洋上，小男孩的一根根手指头也被一种幽灵似的灯光照得通亮。

“大致就在这儿。不过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它更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

“告诉我，迪米，你认为我们死后还会有什么东西存在吗?”

“为什么就没有呢?”

“你相信爷爷这会儿能听见我俩在说话吗?”

“没什么可听的。”

“但他能听得见吗?”

“为什么就听不见呢?”

“那我们能听见他吗?”

“在我们脑海里，能。”

“你难过吗?”

“难过。我俩都难过。但这并不是诀别。你可以继续爱他。”

“那么——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了?”

“不，这是不可能的。”

“告诉我，迪米，你晚饭吃什么东西了没有?”

“我不饿。”

“那么，把你的手给我。”

“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感觉一下。”

“感觉什么?”

“没什么特别的。”

“得了吧，费玛。回你的朋友当中去吧。”

这时，两人的谈话被打断了，因为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突然闯了进来，他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大声嚷嚷着，似乎他是为了阻止什么丑闻才到这里来的，而并不是前来吊唁的。费玛突然注意到瓦尔哈夫提格和四十年前在拉什巴姆街上冲他父亲大声嚷嚷的那个本·古里安还有些相像，于是禁不住露出了笑容。塔马·格林威治和瓦尔哈夫提格大夫一道来了，她看上去紧张兮兮的，眼泪汪汪的，怀着一片好意。费玛转身面对他们，耐心地接受了握手和拥抱，但他们正在对他说的话他一句也没有听明白。也不知怎么的，他的双唇茫然地嘟哝着：

“不要在意。没受到什么伤害。都是常有的事。”

很显然，他们也没有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很快就有人给他们递上了一杯茶水。

八点半，费玛又一次坐在父亲的扶手椅上，舒舒服服地跷起了二郎腿，他将特迪放在他面前的酸奶和腌鲱鱼面包卷推到一边。他推开了尤里放在他肩膀上的胳膊。他谢绝了舒拉要往他膝盖上盖上一个毯子的好意。突然，他把刚才从尼娜公文包里拿出来的那个棕色信封还给了尼娜，要她朗读遗嘱。

“现在?”

“现在。”

“尽管通常的情况是……”

“尽管通常的情况是……”

“可是费玛……”

“就现在，请吧。”

尼娜犹豫了一下，然后又同茨维、约珥和尤里飞快地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决定从命。她从信封里抽出两张打印得密密麻麻的文件。在一片寂静中，她开始朗读起来，开始还有几分尴尬，但接着就换成了她那职业化的声音，镇定而又超然。

首先是有关葬礼、追悼仪式和墓碑的详尽审慎的指示。接下去是遗产。鲍里斯·巴鲁赫·农贝格将二十四万美元遗赠给事先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个名录上的十六个基金会、组织、协会和委员会，每个受惠团体数额不等，他在团体名称旁边写上了相应的数额。名录的最上面是宗教多元化促进协会，名录的最下面是关心托拉正统派协会。在最后一项以及死者、公证人和几个证人的签名下面是这样的话：

“除附件中提到的位于特拉维夫赖因斯街的财产外，我特此将我所有的财产遗留给我唯一的儿子，精于区分美好和邪恶的埃弗雷姆·农贝格·尼森，希望他从今以后不仅仅满足于这种区分，还要将自己的精力和杰出的才华用来从事美好的事业，尽可能地避免邪恶的事情。”

签名的上面是用粗黑笔迹所写的另外一句话：“五千七百四十九年（对应公历公元1988年，以色列不完全恢复行使主权的第四十个年头）多雨的海西旺月遗嘱人在思维健全的情况下于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签字、密封并寄送。”

从附件得知，位于特拉维夫莱因斯街的财产（费玛以前根本就没听父亲说过）原来是一幢不大的公寓。老人将它留给了“我亲爱的孙子，我灵魂深处的慰藉，西奥多·托拜厄斯和约珥·托拜厄斯夫妇的儿子以色列·迪米特里，并交由我亲爱的儿媳约珥·农贝格·尼森·托拜厄斯女士（娘家姓莱文）代为保管，直到他年满十八周岁。我的儿媳将在以上时段内享受此项财产的用益权，但其资本将留给我的孙子专用。”

从附件进一步得知，费玛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中等规模但却资金雄厚、利润可观的化妆品厂的唯一业主了。他出生和成长的那套公寓，也就是他父母在相隔四十多年后都逝世在一处的那套公寓，也将归他所有。这是一套位于三层楼的大公寓，处在安静又繁荣的地段，有五个宽敞的房间，窗户很高大，家具应有尽有，质地结实，都是老式的中欧风格。他还接受了各种各样的证券和股票、位于塔勒皮约特的一块建筑地皮、在以色列和比利时几家银行里已经公开以及还没有公开的存折、一个保险柜（里面装着现金和贵重物品，包括母亲那些镶嵌着宝石的金银首饰）。他还继承了一个私人图书馆，里面有数千册藏书，包括一套《塔木德》和其他用搓纹革装帧的经书，一套《米德拉西》（有些还是罕见的版本），另外还有用俄文、捷克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出版的数百部小说，两书架同样是用俄文、捷克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出版的化学书，尤里·茨维·格林伯格的诗歌选集（包括某些非常罕见的版本），以色列·埃尔达德[7]博士有关《圣经》研究的著作，格雷茨[8]、杜布诺夫[9]、克劳兹内尔[10]、考夫曼[11]和乌尔巴赫[12]的著作，还有一个贮藏柜，里面陈列着一些费玛无法看懂的著作，都是用德文和捷克文写成的古旧的色情文学著作。此外，从今以后，他还将拥有许多的集邮册和古钱币，九套冬装和六套夏装，大约二十五条式样保守、很是老套的领带，还有一个箍着银箍、令人着迷的手杖。

费玛没有问自己应该如何处理所有这些东西，他在思忖像他这样的人对化妆品的生产和化妆品的销售能懂得多少。因为希伯来语不能容忍这样的文法结构，他在脑海里纠正了自己的说法：化妆品的生产及其销售。

他突然自言自语道：

“无法容忍?那就让它不要容忍好了！”

十点的时候，他将迪米送进一间卧室，给他讲了一个简短的历险故事，是阿尔戈英雄和金羊毛的故事，然后，他将所有的朋友都打发回家了。他挥却了众人的请求和抗议。不，非常感谢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必要留下来过夜。不，非常感谢你们，他也不想让别人开车送他去约韦勒村的公寓。他也不想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待在一起。他是要在这里过夜的。他想一个人待着。是的。绝对。谢谢你们。不。绝对。没有必要。你们主动提出来，真是一片好意。你们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

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时他真想打开一扇窗户，放一些新鲜空气进来。但转念一想，他决定还是不将窗户打开，而是要把双眼合上一会儿，试图鉴别出这幢公寓里那股异味的确切成分。是一种死亡的味道。尽管这股异味和今天早些时候发生在这里的伤痛事件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联系。这幢公寓一向收拾得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至少外表看来是这样。无论是在母亲去世前还是在母亲去世后。家务女佣每周来两次，将每样家什都擦拭一遍，甚至包括蜡烛架、黄铜台灯和用作宗教仪式的银质高脚酒杯。父亲每天早晨都要用冷水冲个淋浴，不论冬天还是夏天。而且，这幢公寓每隔五年都要按时重新装修一次。

那么，这股异味的来源在哪儿呢?

因为服役之后他就不住这里了，每次回来看望老人的时候，他一嗅到这种气味鼻孔就禁不住要皱一下。那是一种总要半遮半掩地躲藏在其他气味后面的什么恶臭的东西所轻轻飘拂过来的气味。是一个很久没倒的垃圾桶?在盥洗室的洗衣篮里放了很久的肮脏衬衣裤?排水系统出了什么故障?衣橱里的樟脑丸?做那种黏稠的、甜得让人发腻的东欧食品时所发出的隐隐约约的气味?在果盘里放了很久的水果?是花瓶里没有更换的死水，尽管里面的鲜花每周两次定期更换?在雅致和整洁的后面总是有一股酸臭的气味经久不散，诚然，那种气味很小很小，很难察觉，但暗藏在深处，就是不走，就像沼气一样。他父母之间延展着一种令人不解、了无生气的礼貌，最终在这里凝固了，甚至在母亲死后还没有消失，那么，是这种礼貌的一种无法消除的残余吗?有没有可能现在就会蒸发掉呢?

别人还以为，费玛挖苦地思忖着，你自己在约韦勒村那个公寓里的空气是用乳香[13]和没药[14]来熏的，而你本人则是用你家托洛茨基定居的厨房、你家阳台上的那罐虫子和你家破败的盥洗室来熏的呢。

他站起身，打开一扇窗户。过了一会儿他又将窗户关上了。倒不是因为天气寒冷的缘故，而是因为失去这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味道会使他感到很难过，一旦让这种气味散开去他很可能就再也收不回来了。让它再待几天吧。未来才刚刚开始。但现在最惬意的事就是能够坐在厨房里，喝上一杯热气腾腾的俄罗斯茶，和老人一直争论到深夜。不再嘲弄对方，也不再出言轻率。而像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对手。远离哈西德派故事，远离诡辩，远离俏皮话、趣闻轶事和聪明的双关语。不要刺激老人，不要用故意不敬的语言去惹恼他，而要怀着真情实感。就像一对在纠纷中分别代表两个国家但他们本人却友好地、认真地在为确定边界而协同工作的勘测员。就像一个男人对待另一个男人那样。最终弄清一直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已经结束的是什么样子，以及只要我们不遗余力就仍有可能成就的是什么样子。

但他必须和父亲弄清的是什么呢?需要划分的边界是什么呢?他得向老人证明什么呢?要么向约珥?或者向迪米?除了一句引语，除了一句似非而是的隽语，除了一句反驳的话，除了一句俏皮的话，他还得说些什么呢?

继承的遗产既没有让他忧心忡忡，也没有让他欢欣鼓舞。是的，他对化妆品一无所知，但事实上，他对任何东西都不真正了解。这样说不定还有某种好处呢，尽管费玛此刻还烦不了来给这种好处下个定义。而且，他没有任何需求。当然除了最简单、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和栖身。他也没有任何欲望，但也许要除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愿望，那就是抚慰所有的人、调解纠纷、到处播撒和平的种子。他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怎样才能让别人在心理上调整过来呢?他很快就得会见公司的全体雇员，弄清他们的工作条件，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思考的结果是：他需要学习。而学习是一件他确实明白的事。那么，他要学习。循序渐进地。

明天他就开始。尽管实际上明天已经到了：已经是午夜之后了。

一时间，他思忖着要不要和衣钻到父亲的床上睡它一觉。一会儿之后，他做出了决定：将这个独特的夜晚荒废掉真是可惜。他应该将这座公寓搜索一遍。发现它所有的秘密。从现在就开始初步适应新领域的各种方式。

费玛一直找寻到凌晨三点，他打开所有的衣橱，搜索那个沉重的黑色高脚五斗橱的深处，审视每一格抽屉，将手伸到床垫底下、枕头之间和父亲那堆还没来得及熨烫的白衬衣里。摩挲扶手椅的织锦皮面。用手指拨弄银质蜡烛架和高脚酒杯，又拿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抚摩老式家具上漆的表面。比较所有的茶盘。发现平纹细布下面罩着的那架无声无息的辛格[15]缝纫机，从熠熠生辉的贝歇斯坦[16]钢琴上敲出一个空洞的音符。他挑选了一个刻花玻璃做的高脚酒杯，为自己倒了一些法国白兰地，将酒杯举向那六个装着高高的唐菖蒲的花瓶。在玻璃纸一阵沙沙的声响之后打开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品尝里面细腻爽滑的内容。用他在桌子上发现的一根孔雀毛撩拨所有的水晶枝形吊灯，让它们痒痒。很小心很小心地，让那些罗森塔尔[17]细瓷器发出清脆、细小的颤音。翻看一摞一摞的绣花餐巾、散发着幽香的手绢、蕾丝织物、羊毛披巾和各式各样的小山羊皮手套，还有一些雨伞，其中，他发现了一把年代久远的蓝色丝质女用阳伞。一张接一张地搜索那些意大利歌剧唱片。他父亲喜欢在那架老式留声机上播放这些歌剧唱片，放着最大的音量，用他赞礼员一般的男高音和演唱者一道吟唱，有时还有他的一两个女友陪伴他，她们一边弯着小指头呷着茶水，一边朝他投过来如醉如痴的一瞥。他将雪白的餐巾从她们的镀金戒指（上面刻着大卫星，还用希伯来字母和罗马字母分别刻着“锡安”的字样）中间抽出来。他仔细打量着客厅墙壁上的绘画，其中一幅表现的是一个英俊的吉卜赛人，吉卜赛人带着一只会跳舞的狗熊，狗熊的脸上似乎带着微笑。他轻轻地拍了拍赫茨尔和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的青铜胸像，彬彬有礼地问他们今晚感觉如何，接着又斟了一杯法国白兰地，又吃了一块巧克力，然后在一个通常情况下很难发现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些镶点着珍珠和半宝石的银质鼻烟盒，在那些鼻烟盒中间，他一眼就瞥见他母亲以前常常戴在她脖子后面那个发髻上的玳瑁壳梳子。但那顶上面带羊毛绒球的蓝色针织童帽怎么找都找不着了。浴缸立在四只黄铜做的狮爪上，在浴缸后面的壁架上，他发现了一包一包的外国浴盐、润肤油、美容霜、药品和神秘的油膏。他吃惊地发现了一双后面有一道裂缝的旧的丝质长统袜挂在那里，长统袜让他腰际感到一阵轻微的搏动。走进厨房，他默默地记住了冰箱里和面包箱里的所有东西。然后，他返回卧室，把卧室里整整齐齐地叠放在隔板上的那些丝质内衣嗅了又嗅。有那么一会儿，费玛觉得自己是一个锲而不舍、有条不紊的侦探，正在一寸一寸地彻底搜索犯罪现场，以寻找一个虽是蛛丝马迹但却至关重要的唯一线索。但，是什么线索呢?什么样的犯罪呢?他懒得思考，因为他的酒劲一下子就上来了。这些年来，他一直苦苦渴求一个让他感到自在的地方，可他一直没能如愿，他自己的公寓不是这样的地方，妇科诊所不是这样的地方，他朋友们的家中不是这样的地方，他所在的城市不是这样的地方，他所在的国家不是这样的地方，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这样的地方。也许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自拆台脚的愿望。让他遥不可及。让任何人都遥不可及。今夜也是一样，置身于所有这些令人激动但又坚持对他隐藏那个真正要紧东西的物件中，这个愿望似乎仍然遥不可及，于是他自言自语地说：

“对。逃离这个地方。”

接着，他又补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呢?”

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王枉然地喊着要拿自己的王国换一匹马[18]；埃弗雷姆·尼森，在接近凌晨三点的时候，也愿意交出自己的所有遗产，以换取一天（一小时也行）内心完全自由的状态和那种自在的感觉。虽然他怀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甚至可能是一种矛盾，这种矛盾连一百年后将居住在我们这里的约泽尔和他那些幸福的朋友也解决不了。

凌晨五点，他和衣睡着了，一直睡到了十一点。即便到了十一点他也不是自动醒过来的：他的朋友们又回来了，陪他坐在一起，缓解他的悲痛。女人们带来了一锅一锅的炖肉，她们和男人们一道，想方设法，用关爱、温暖和情感将成为孤儿的费玛包围起来。他们一次又一次想将费玛拉扯到他们的政治讨论中去，费玛不愿意卷入他们的讨论，但偶尔也屈尊朝他们微笑一下，或是点点头。然而他却给迪米打了个电话，并且欣喜地得知：迪米对他的那些邮票和古钱币很感兴趣，如果他能和费玛成为合伙人的话。对他童年时代玩过的数百个锡兵，费玛则只字未提，他刚刚在一只抽屉里找到了这些小锡兵。这些小锡兵到时会让他的挑战者大吃一惊的。

星期六傍晚，安息日结束了，费玛突然披上父亲的冬大衣，让他的朋友们待在家里，继续守丧，自己一个人走到门外，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许诺一刻钟之后就会回来。

明天早晨八点，他打算去位于罗梅马工业区的化妆品厂，到各个办公室看一下。反正葬礼定在下午三点，这样他就能够事先了解一些情况了。但今天晚上他自然可以做他最后一次漫无目的地闲逛了。

天空黑暗而晴朗，星星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试图吸引他的注意力。似乎第三种状态是明明白白的、不言而喻的。耶路撒冷夜晚的空气让费玛陶醉了，他忘了自己的许诺。散步之后，他没有回到朋友们身边，而是干脆不顾丧礼，决定稍事休息。终于有机会了，他干吗不独自一人把那部获得一致好评的、由让·迦本主演的喜剧影片趁首轮放映时看它一场呢?他耐心地排了二十分钟的长队，买了一张票，在电影刚开演不久之后走进电影院，在差不多是空空如也的最后几排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最初几分钟还迷惑不解，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让·迦本的片子这一轮已经放完了，从今天晚上开始上映的是一部新片子。于是，他决定离开电影院，去查看一下纳哈拉特希瓦的那些漂亮又古老的胡同里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他从孩提时代起就喜爱那里，几天前的一个夜里他还和琳一道在那里走过呢。因为他感到很疲倦，也许还因为他的心情很轻松、很清净，他就一直待在电影院里，就那么坐在位子上，蜷缩在父亲的大衣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银幕，自言自语地问：影片中的人物彼此之间究竟为什么老要制造各种各样的痛苦和侮辱呢?到底是什么东西作怪，让他们偶尔地相互怜悯一下都不行呢?如果他们愿意听上一会儿的话，他不难向那些主人公解释清楚：如果他们想自在，就应该互不干扰，也不要干扰自己。还要努力行善。至少应该尽可能地。至少，只要眼睛能看得见、耳朵能听得见，哪怕是面对愈来愈强烈的疲倦。

行善，但，啥意思?

这种提问像是一种诡辩术。因为一切的一切事实上就是那么简单。他一点儿也不动脑筋地跟着银幕上的故事情节。直到最后，他的两只眼睛合上了，他在位子上睡着了。

【注释】

[1] 丁尼生（1809——1892），英国桂冠诗人，主要诗作有《夏洛蒂小姐》、《尤利西斯》、组诗《悼念》和《国王叙事诗》等。

[2] 德洛霍维茨，现今乌克兰的一个城镇，曾有许多哈西德派拉比居住在这里。

[3] 犹太葬礼尊从一切从简、迅速下葬的习俗，一般不准在安息日、赎罪日和节日举行。

[4] 十字架谷，耶路撒冷的一个山谷，因其所在的十字架修道院得名。

[5] 参见《旧约·士师记》九章。“树的寓言”说：有一时，树木要膏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作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树说：“请你来作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作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作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地膏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

[6] 原出《旧约·诗篇》一百〇三篇十六节。

[7] 以色列·埃尔达德（1910——1995），以色列作家、记者、思想家，为极右派的代言人。

[8] 即海因里希·格雷茨（1817——1891），普鲁士犹太人，第一部犹太通史巨著《犹太通史》（共十一卷）的作者。

[9] 即西蒙·M.杜布诺夫（1860——1941），俄国犹太人史学家，率先根据苦心搜集的原始资料系统而公正地研究哈西德派，所著《世界犹太民族史》一书内容丰富，考据精确，立论公允，着眼于社会经济问题，综述犹太人历史。

[10] 即J.G.克劳兹内尔（1874——1958），以色列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希伯来语民族文化复兴的倡导者之一。著述颇丰。

[11] 即J.考夫曼（1889——1963），以色列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圣经》和犹太教研究者，其主要著作《犹太信仰史》（八卷本）分析了犹太教的形成，《散居地和异国他乡》对整个犹太历史进行了基本的社会学研究。

[12] 即埃弗拉伊姆·乌尔巴赫（1912——1991），作家、《塔木德》和拉比文学研究者。

[13] 乳香，一种贵重的香料，可作敬神之用，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亲友。

[14] 没药，由树液制成的一种香料，气味馨香，犹太人用作药材，也用来涂抹遗体。

[15] 辛格，又译胜家，即艾萨克·梅里特·辛格（1811——1875），美国发明家，研制出第一台实用的家庭缝纫机。

[16]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卡尔·贝歇斯坦（1826——1900），德国钢琴制造家。

[17] 即菲利普·罗森塔尔，19世纪80年代德国巴伐利亚一家瓷器厂的创办人。

[18] 邪恶的理查王在战场上由于战马被杀，枉然地提出要拿自己的王位换一匹战马，最终被杀。见莎士比亚戏剧《理查三世》第五幕第四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