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会：影响20 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

[英]戴维·雷诺兹 著

马俊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引言

第1章 通向峰会之路 从巴比伦到凡尔赛

第2章 慕尼黑，1938年 张伯伦和希特勒

第3章 雅尔塔，1945年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第4章 维也纳，1961年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第5章 莫斯科，1972年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

第6章 戴维营，1978年 贝京、卡特和萨达特

第7章 日内瓦，1985年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第8章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峰会外交 从G7到布什和布莱尔

参考资料来源和致谢

注释

版权页

本书谨献给

我的母亲

峰会外交不会让形势变得更糟。

温斯顿·丘吉尔

1950年2月14日

领导人在峰会上会谈好过相互对峙。

约翰·肯尼迪

1959年10月1日

这些会议总是一模一样……巨头们并不知道有什么可谈的，我们不得不对他们予以指教。

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

1945年2月6日于雅尔塔

君主们若期盼继续为友，在我看来他们以后应永不见面。

菲利普·德·康米尼

1490年前后

这本书描写的峰会故事跌宕起伏，正如一段登顶的旅程——与会的各方向上艰难地攀爬，为的是实现在峰顶的会面，再带着各自的成果回到山下。书中对“伟人”们和他们在峰会上的对手们所秉持的原则进行了探究，以便厘清这些参与其中的人们究竟是创造了历史，还是因为能力所限而成为时局的失败者。

图I-1　在征服了珠穆朗玛峰后，政治家们将攀登最终的高峰。图中的安东尼·艾登（英国）、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美国）、尼古拉·布尔加宁（苏联）和埃德加·富尔（法国）正在为1955年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Vicky，刊于《每日镜报》，1955年7月7日）

引言

“Summit”（峰会）这个词由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首创。在冷战时期的黑暗日子里，1950年2月14日，丘吉尔在爱丁堡（Edinburgh）的讲话里呼吁“在最高领导层面上与苏联再进行一次会谈”，并且补充说：“峰会外交 [1] 不会让形势变得更糟。”¹ 是什么原因促使丘吉尔将“summit”一词引入外交领域尚不清楚² ，但这个词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期攀登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的活动而不断地出现在英国的报刊上。1953年5月11日，丘吉尔在下议院进行演讲时再次提出要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议”，他希望在“各国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实现和平。³ 当时人类正准备第八次尝试登顶珠穆朗玛峰，而当月月底，珠穆朗玛峰终于被征服了。

无论是何种原因让丘吉尔使用了这个词，人类对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痴迷使他的这个比喻扎根于大众心中。1955年7月，美、苏、英、法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面，被《时代》（Time ）杂志宣传为“峰会外交”⁴ ，美国国务院也将“峰会”一词作为官方用语⁵ 。许多漫画家，比如笔名为“Vicky” [2] 的漫画家，喜欢把世界领导人画成要么望着顶峰，要么在山尖上如坐针毡（图I-1）。到了1958年，“summit”这个词已经成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年度热词——社会热点的有用晴雨表。如今，这个词已是我们政治语汇中的日常用词，它在很多语言中都有等效词语了。⁶

熟悉易生轻慢。丘吉尔这个引人注目的“峰会外交”的说法值得推敲。莎士比亚曾多次使用的“parley”这个古语，是指敌对的双方为达成妥协而进行的危险的谈判。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 ）中，诡计多端的塔莫拉皇后（Empress Tamora）就对罗马的贵族埃米利乌斯（Aemilius）这样说道：

你走上前去吧，做我们的使者

告诉他们皇帝要和他们谈判

去和好战的卢修斯……⁷

而“巅峰”（summit）——危险而高峻——这个词则让人联想到因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画家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等而闻名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化遗产。山为险境，“征服”它，恰能令人获得成就感和解脱感。拜伦（Byron）勋爵在诗中写道：

聚集着壮阔而险恶的无穷气象，

似向我们表白：大地能戳穿天的幕帷，

而把我们留在底层，我们这些无能为力的人类。 [3] ⁸

巅峰本身就是个奇境。在山顶，无论这个人审视角度善恶如何，他都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世界。1816年，雪莱（Shelley）第一次到达阿尔卑斯山下时也被深深地震撼了：“山峰突然在眼前出现，无比巨大的陡峰让人欣喜若狂，近乎癫狂。”⁹

丘吉尔口中的“summit”一词也是对犹太-基督教传统里圣山的再现：摩西攀上西奈山（Sinai）受“十诫”，基督欲在地上建国，耶稣登山变像，等等。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只有在立于光秃秃的巅峰之上时，才能体会到自己在宇宙间的渺小。在J.M.W.特纳（J.M.W.Turner）的名画《汉尼拔和他的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Hannibal and His Army Crossing the Alps ）里，末日般的天空背景下，汉尼拔这位伟大的将领骑在战象上的背影极其渺小。这幅画创作于1812年，被解读为拿破仑败亡的预兆。¹⁰

无论山峰有多险峻，很多登山者都难以抗拒登顶的魔力。1921年首次对珠峰考察后，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写道：“攀上群山的最高峰要具备的能力苛刻得可怕，并且每一种能力都关乎生死，聪明人会认真地谋划，战战兢兢，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可马洛里并没按照自己说的去做，1922年他再次前往珠峰，并在1924年第三次赴珠峰尝试登顶。当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他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名言：“因为山就在那里。”

和很多人一样，对于马洛里来说，登上山顶就是一个极大的诱惑。1924年6月8日，透过云层的缝隙，他小小的身影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距离登顶的营地不远处。75年后，他的被冰冻的遗体在雪中被发现，但他是否成功登顶仍然是个谜。他的一个同伴弗朗西斯·扬哈斯本（Francis Younghusband）推测，马洛里的自负战胜了理性。“有两个选择，要么第三次撤回，要么死在山上；后者对马洛里来说可能更容易点，而前者所带来的痛苦，对于一个男人、一位登山家或一位艺术家来说，是无法接受的。”¹¹

丘吉尔首次使用“峰会外交”一词时也关联了一些文化意涵。敌对双方的危险碰面，意味着无论敌我都会重视这一引人注目的行为，开创壮观的新局面；意味着一位领导人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冒险，要么成就他的声誉，要么毁掉它；意味着一旦开始就很难回头。

在峰会上青史留名会诱惑很多政治家。搞定了国内的事务之后，他们很自然地就会被国际政治峰会所吸引。很多政治家认同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0年表述的观点：“这个世界上人类所创造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伟人们的奋斗结果”。¹² 他们越接近权力之巅，也就越能理解和托马斯·卡莱尔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¹³

本书描写的峰会故事跌宕起伏，正如一段登顶的旅程——与会的各方向上艰难地攀爬，为的是实现在峰顶的会面，再带着各自的成果回到山下。书中对“伟人”们和他们在峰会上的对手们所秉持的原则进行了探究，以便厘清这些参与其中的人究竟是创造了历史，还是因为能力所限而成为时局的失败者。然而，就像是初次的约会、一场牌局，或一次意在签约的商务会谈，峰会因其史诗般的特性而深深地植根于世人心中。在峰会上，与会的领导人有没有错判对方？自己表现如何？谁又在峰会上收获颇丰？他们在会议桌上的表现也是本书的另一看点。

我们可以说，峰会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可以把这一历史追溯至青铜时代的巴比伦王国。但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认定，由于安全形势的多变和身份地位的差异，各国领导人通常会避免最高级别的会面，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峰会外交是近代史上的发明，航空助其成真，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令其有用武之地，而新闻纪录片和电视这类大众媒体使其家喻户晓。典型的说法是，峰会是指两位或三位政府首脑面对面地直接会晤商谈。从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末这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峰会外交大行其道。此后随着通信技术、军事技术的进步，上面提到的三个条件便不再适用了。本书最后一章详细回顾了这半个世纪的峰会外交，并审视了冷战后的峰会外交形势。在本书最后，我还要承认，把这些历史上纷繁复杂的重大事件付之于笔端确实要比在其中如履薄冰容易得多，正因为如此，我从相关历史资料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启示。

本书所讲述的并不是关于所有峰会事件的通史，而是对有代表性的六次峰会的个案研究。第一次峰会是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准确地说，是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三次会晤，这次峰会也开了现代峰会的先河。之后我的写作对象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丘吉尔、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三人在克里米亚的会晤决定了战后欧洲的形势。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虽然如今恶名在外，但我认为，人们压根儿就是误解了这两次峰会的意义。在冷战早期，峰会外交也偃旗息鼓。不过，1961年，当时的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和那位好斗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维也纳的会晤重新开启了峰会外交。双方火药味十足的碰撞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相比之下，1972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莫斯科的会晤则富有成效，双方的会谈使得冷战进入了缓和期。但并非所有的峰会都是在超级大国的元首之间举行。在1978年的戴维营，这一位于马里兰州的总统度假胜地被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 [4] 选中，作为在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之间斡旋的会议地址。最后，我对1985年的日内瓦会议进行了剖析，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两个人由此开始的一系列会晤让冷战最终得以和平结束。¹⁴

以上提及的六次峰会可以被简单地归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峰会，着重表现了双方领导人的对抗或碰撞。1938年9月间，张伯伦要想和希特勒谈下去就只能飞往慕尼黑；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会面的目的，谨慎地说来更像相互之间的试探和审视，但会议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第二类峰会则是与会双方的全方位峰会，双方领导人面对面会谈是在各自专家和顾问的协助下进行的，同时，与会双方也都想在峰会上解决实质性问题。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和1978年的戴维营会议可归为此类。会议上的磋商很圆满，不过，双方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这反而破坏了已达成的协议的实施，协议因此搁浅。第三类峰会可以称为成效性峰会，综合了个人峰会和全方位峰会的各个元素，但除此之外，峰会本身其实也是一系列会议之中的组成部分，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他们手下的各方面专家纷纷登台亮相。1972年的莫斯科峰会开启了这一模式，不过没有大获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偷偷摸摸、尔虞我诈的做法。相比之下，1985年的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则要归功于罕见但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双方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和他们的顾问之间的团队协作。

峰会是一种外交手段，是在最高领导人之间开展的国家间对话。对这些峰会展开分析为研究20世纪国际关系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众所周知，在这个世纪里，我们看到的要么是全面战争，要么是积极备战。在这个世纪里，1914—1918年间血战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生活在空袭的阴霾之下，因此开始尽力思考如何避免战争。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是绥靖政策在外交方面的延续，人们在之前往往把这一政策看成为实现和平而做出的牺牲和忍辱负重。不过1945年后，“绥靖”一词变得臭名昭著，恰恰是因为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带来的尽人皆知的后果。冷战早期，美国选择遏制政策——毫不退让，不与苏联磋商。1961年肯尼迪试图和赫鲁晓夫对话，其结果不亚于一场灾难。基于在国际关系上苏联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假设，1972年尼克松采取的政策成功地让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这一成果让罗纳德·里根这位古怪而又激进的冷战斗士在富有远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协助下缓和了下来，并共同改变了冷战世界。可以看到，绥靖、遏制、缓和、改变，这些原则和政策在几场峰会之中都得到了体现，由此我们能够勾勒出这个充满仇恨的世纪那并不为人所知的轮廓。

这几场峰会中的大部分会被人肤浅地理解——有些会被看成陈词滥调、老生常谈，然而还是有不少新东西值得一提。比如，慕尼黑会议如今已被视同凄惨卑微的投降，但是认真梳理过1938年张伯伦和希特勒之间的三次会晤之后，你就会发现局势其实更加错综复杂，会议的主动权在英德两国之间反复易手。战争没有在1938年爆发并非因为张伯伦，而是因为希特勒在峰会的压力下丧失了开战的勇气。雅尔塔会议往往被美国人描述成一场背叛，但当我们把眼光从波兰问题上挪开，看得更远一点的时候，就会发现实际上与会的各方势均力敌。事实上，雅尔塔会议的成果在很多方面对于西方国家并非坏事，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真正的问题源于预先的假设和后来的事态发展。

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为之后的峰会建立了基准，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会被特别提及。不过在仔细研读过这些会议的原始发言记录和相关文档并充分展开想象之后，本书对所述及的峰会的剖析结果都是很令人惊讶的。之所以说要仔细研读，是因为会议上的用词非常重要，精准的用词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图能得到正确表达，避免被误解，而赫鲁晓夫在1961年维也纳会议之前评价说肯尼迪比他的儿子还年轻（见本书第4章），这样不经意的话语则会暴露领导人的内心想法，但我们仍然要在研读这些文档的时候发挥想象力，因为我们所读的这些文档有助于解决现今的问题，而不是用来启迪未来的历史学家。保存这些文档的人们往往对所达成的协议感兴趣，而不是达成协议的过程。人们熟悉的套路是，那些人会对本国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文过饰非，却很少关心领导人在交流过程中的语气和肢体语言；他们不会花时间仔细思考在会议上谁先开口，谁退缩不前，关键议题是如何提出的，哪些话题又被刻意地遗留了下来。这些文档也是政治性文件，需要留给国内的同僚们和国际上的盟友们看。有些时候，文字也会被润色一番，使之能为政治家们的表现加分。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白厅（Whitehall） [5] 流传着这样一首作者不详的小诗：

当伟人们要把餐饭享受，

秘书却留下来，瘦了又瘦，

记录和汇报很费脑筋

要把长官认为自己本该做过的事情写好。¹⁵

因此，若要理解这些，就必须在字里行间捕捉内容，也要把官方文件和参加者的日记甚至是回忆录（即便有后知后觉的修正）相互对照，寻求真相。需要牢记的一个要点是：政府文件本身并非历史事实，但能让历史学家们重建真相；或者，说得更准确点，这些文件可以让我们还原事实，那些当时的与会者因为不知道对方的筹码而无法了解的事实。

在我的这本书中并没有太多的术语，内容都是基于政治性文献中所载的磋商和谈判。在描述过程中，我把每次峰会都划分为三个阶段：准备，谈判，执行。换句话说就是：领导人是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又是怎么坐上谈判桌的；他们在峰会上是如何针锋相对，又是如何在不胜寒的高处展现自己的外交手腕；最后，他们从峰会上带回了什么样的成果，又是怎样向怀疑论者、政敌或国内的看客们和国际盟友们交出成绩的。成书过程中，我也在最后一章里提出并进一步分析了一些对于领导人来说本应考虑却很少有机会严格或深刻领悟的问题。

本书也希望在此能促进对峰会外交重要性的讨论，这是被学者们和评论员们莫名其妙地无视的要点。¹⁶ 但复杂的国际峰会外交仍然是人类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一幕。其中，自信而又演技娴熟的领导人们为了了解并摆布对手上演了一出出好戏。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坐上谈判桌，顶着来自政治上、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沉重压力据理力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露出软肋。他们爬得很高，很危险，并相信在峰会上他们能改变世界。

[1] 原文为“a parley at the summit”，最高层次的会谈。——译者注

[2] 原名Victor Weisz。——译者注

[3] 此处引文出自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3章第62节，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译者注

[4] 本名James Earl Carter，Jr.。——译者注

[5] 伦敦的一条街道，英国政府机构多驻在两侧，这里借指英国政府。——译者注

第1章 通向峰会之路 从巴比伦到凡尔赛

尽管丘吉尔在1950年首创了“summit”（峰会）这一词语，但峰会这种活动古已有之。确实，峰会活动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发源于远古时代部落首领之间的谈判。但是事实上，历史上举行过的峰会往往规则不明、成败难料，也往往被斥为毫无益处、极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要想理解峰会外交在20世纪的繁荣兴起，我们就需要弄清在之前的历史中，它为什么毫无发展。

外交行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的近东地区。公元前18世纪中期，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流域的各国和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阿肯那顿（Akhenaton）王朝所遗留下的档案都记载了各国与其邻国经常性的使节往来，使节们带来的往往是贸易需求或者是战争威胁。这种交往很难称为成熟的外交“制度”——使节们并未驻留在对方国家，也没有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已经是被认可的外交形式。然而按照我们的定义看，那时候的外交峰会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也都是小国的统治者去向大国的国王效忠。仔细想来，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从时间上看，在那个年代，一位腿快的信使从埃及前往巴比伦也需要走上六个星期，同时，还要提防路途上的种种危险。一位小国国王要冒险走过如此长的路程就已经是低声下气了。大国的统治者们虽然在信件中称兄道弟，但从不直接会见小国来者，除非是在战争中成为对方的战利品。不过那就不是一场外交峰会，而是一次归降仪式。¹

外交活动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古典时期也很兴盛。小城邦与大城邦比邻而居，它们迫切地希望维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外交就成了必要的手段。因此，使节们（presbeis ） [1] 频繁地穿梭其间，订立盟约或商讨和平条约。这些使节并非专业的外交人士，但经常是著名的政治家，善于说服他人；有些也是雄辩家，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莱昂蒂尼城邦（Leontine）派往雅典的高尔吉亚（Gorgias） [2] 就是这样的例子。使节们在严格的指令下开展工作，在谈判中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并且，他们不仅仅要和斯巴达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们打交道，还要面对雅典五十人团 [3] 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²

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支配着一切，公元1世纪中叶，元老院授权皇帝可以缔结条约。但在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外交状况则和青铜时代的近东相似。要想保证边境的安全，帝国就要依靠卫星城邦的拱卫。不过，与其说是在平等前提下举行峰会，还不如说是小城邦的统治者们作为附庸者在监禁下被押到罗马觐见，或者说是因为国内政治诡变而避难逃亡到那里。³ 然而在公元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变得危机四伏，皇帝也越发愿意发动战争，结果就是整个朝廷随着皇帝从意大利的中心地带转战北部或者东部边境。随着帝国根基日趋不稳，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这对共治皇帝——共治皇帝在此后的罗马历史上很常见——在公元2世纪60年代首创一种做法，即在边境的不同地点，皇帝不仅会见外国使节，而且会直接与外国最高统治者会面。例如，369年，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Valens）在多瑙河河畔与哥特人的首领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五年后的374年，在莱茵河河畔，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和阿勒曼尼（Alamanni）国王马克利努斯（Macrianus）举行了和平会谈。这样的峰会见证了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落以及帝国皇帝和蛮族仇敌间相对平等的地位。峰会常常在帝国边界的界河——多瑙河、莱茵河或幼发拉底河——河畔举行，因为那里是无主之地，不归属于任何一方，对于双方统治者来说，增强了平等的含义。37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站在船上与莱茵河岸边的马克利努斯谈判。615年，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 [4] 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和波斯统治者沙欣（Shahin）将彼此的船并排停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进行了双方最高层次的会谈。⁴

东罗马帝国盛期的统治者们曾试图在君士坦丁堡掌控一切。他们将外国的统治者们带（或押）到面前，或通过信件和自称是“国王之音”⁵ 的使者们（legati ） [5] 进行谈判。在1096年和1097年，帝国皇帝阿列克塞一世（Alexius C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特别重视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们会面，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C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在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是如此。不过当东罗马帝国在14世纪走向衰落的时候，皇帝则像西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那样四处奔走，但远没有先辈那样强势。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1391—1425年在位）则被迫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各王室间寻求帮助，以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的境遇低微到将珍贵的书籍分发给这些国家，还拿所谓的基督的圣袍诱惑这些国王。这是绝望中的外交：就在曼努埃尔二世死后不到30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⁶

相比之下，在后罗马时期的西方，个人外交更加常见，这样的例子往往出现在王室成员打算把国家分而治之的时候［类似于《李尔王》（King Lear ）开场的那种情形］。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在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期，“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 [6] 死后所举行的一系列峰会，特别是843年的凡尔登（Verdun）会议和870年的墨尔森（Meersen）会议。 [7] 尽管领土的安排已经事先由专人经过数月的实地勘察之后不辞辛劳地研究拟定，但仍为自己的君主们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这样的会议由他们亲自发誓或交换人质做保证。在其他时候，召开峰会则是要缔结精心准备好的和平协议，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 [8] 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在1177年于维也纳的会面正在此列。这次会议在中立国领土上召开。而像罗马帝国晚期那样，其他的峰会是在边界上召开的。无论在哪里举行峰会，所选择的地点都要保证双方君主的地位平等以及人身安全。⁷

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峰会是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萨（Canossa）的会面，这次会面生动地诠释了地位平等的重要性。这次峰会在德语中被称为“der canassagang ”，意为“卡诺萨之行”，而在意大利语中则是“l’umiliazione di Canossa ”，意为“卡诺萨之辱”。确实，这次会议就是一场羞辱。在主教叙任权这一问题上，皇帝和教皇展开了权力斗争。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结果被教皇宣布开除其教籍。这一教皇敕令不仅危及了皇帝不朽的灵魂，还使他面临德国贵族的叛乱。于是皇帝试图和教皇见面，但教皇因为惧怕流血而选择在帕尔马（Parma）南部的安全之所——卡诺萨城堡中静修，迫使皇帝前来拜见他。当年的历史场景传说颇多，但人们一般认为，亨利四世在深深的积雪中跣足褐衣等了足足三天，期待和教皇见面。1077年1月28日，亨利四世终获召见，这位君主在教皇面前跪求宽恕。教皇赦免了皇帝，这两位基督教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还一起做了弥撒。两个人的和解很短暂——亨利四世在第二次被宣布开除教籍后带领大军横跨阿尔卑斯山脉进军教廷，还拥立一位“伪教皇”取代了格列高利七世——围绕这些事件的传说远远比事件本身精彩。在德国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四世被奉为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天主教教皇的灾星常常被封为“新教第一人”。在对抗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 ）中，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2年5月14日于国会大厦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们不会去卡诺萨，肉体和灵魂都不会去。”这被视作新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不接受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亨利四世站在卡诺萨城堡门外瑟瑟发抖的形象成为19世纪晚期德国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形象，那句“去卡诺萨”（nach Canossa gehen ）在德语里成了被迫赎罪的代名词。对于德国人来说，“卡诺萨”一词就相当于英美两国民众心中慕尼黑会议所代表的意义。⁸

对于峰会的参加者来说，安全问题和地位平等问题一样重要。1419年，因为和英国的战争、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不时发作的精神错乱，再加上和他的远亲勃艮第公爵约翰（John，Duke of Burgundy）的权力斗争，法国国内陷入了动荡之中。同年9月10日，公爵和王太子（Dauphin） [9] 相约在鲁昂（Rouen）附近的一座桥上会面。双方都由侍卫重重保护，桥中间立有栅栏，栅栏上开有一扇门，门的两边都有门闩，只允许双方都认可的人通过。但在会谈过程中，公爵被说服穿过了那扇门，结果被王太子殿下的侍卫们乱刀砍死。王太子殿下后来登基称王，是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他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了大部分的法国领土。他的儿子路易十一（Louis XI）于1475年和来自约克家族（Yorkist）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IV）前往法国亚眠（Amiens）附近的皮基尼（Piquigny）签署和平条约之时，约翰公爵的遭遇仍然历历在目。编年史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如此描写在索姆河（Somme）桥上的这次峰会：路易十一坚持要他的工匠们在桥的中间搭建一排“木头格栅，结实得要像关狮子的笼子一样，格栅的栏间距不能宽于一个人的手臂”。不过两位国王还是设法隔着格栅拥抱了对方，安全融洽地展开了会谈。⁹

中世纪晚期是前现代峰会外交的全盛时期，其原因和我们在后面要讲述的故事息息相关。在1500年左右，欧洲大陆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当然，它们的国运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君主的作为。在当时，峰会外交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能力。最负盛名的碰撞之一就是1520年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在被后世称为“金锦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10] 的会面。英国这位仍然拥有着“法兰西国王”头衔的年轻君主于1512年与法国重开战端。在他的顾问——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的斡旋下，双方停战，并决定举行峰会，希望达成一项完美的、长久的和平协议。会议的地点就位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块飞地加来（Calais）的边界上（就在如今的海底隧道出口附近）。那是一处浅浅的谷地，名叫瓦勒多尔（Val d’Or）。峡谷两边的地面被小心翼翼地重新修整，确保任何一方都不会居高临下。特别修建了一座大帐，周围环绕着数千顶帐篷和一座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的木城堡。国王的会议和宴会都会在大帐中进行，而其他的与会人员则会待在那座木城堡之中。光是亨利八世的随员就有5000人以上，而法王则用了10年才还清这场峰会的花费。不单单是峰会的会场，峰会的程序也是小心谨慎地拟定的。1520年6月7日，那天恰好是圣体节（Feast of Corpus Christi） [11] ，两位国王在约定的时间带领部下全副武装地分别到达峡谷的两侧。双方都害怕对方布有埋伏，气氛紧张而沉闷，双方都一言不发。两位国王催马向前，来到了约定的位置——由立在地上的一支矛做标记，他们相互拥抱，沉默终于被打破，两个人下马携手走进大帐开始会谈。在之后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双方相互比武，不停地宴饮，举办一场场的舞会。会议的最后，在英法双方合唱的赞美诗中，一场大弥撒（High Mass）露天举行，布道的内容就是和平的价值。当时有人认为，这场峰会可称得上世界第八大奇迹。¹⁰

金锦之地的峰会和如今的峰会在成本和精心安排上很接近，形式远大于实质。英法两国在1521年重开战端。在很多方面，两国天生就是对手，而且亨利八世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利益上都和法国的敌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 [12] ，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在金锦之地的峰会之前和之后，亨利八世都和查理五世见过面。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史时，史学先驱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认为那是个人外交“最富有成效”的时代。相比之下，他把这场峰会看成个人外交“奢华壮丽”的顶点。近代为亨利八世作传的作者之一艾莉森·韦尔（Alison Weir），也把这场峰会戏称为“奢华的装腔作势”¹¹ 。不过其中也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策略。英法两国骑士们在两个星期的相处过程中只是相互比武，而并非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在整件事情的安排上，沃尔西自然会为自己留下好处，不过他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为两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建立联系，以便同仇敌忾。如果这次会议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此后各国都能“有勇气召开这样的会议”¹² 。

沃尔西对于峰会外交的设想和16世纪的欧洲政治体制格格不入，而且也被好斗的君主们破坏殆尽。在峰会的准备阶段就可以看出，骄傲自负无处不在，无论真假，双方都对对方获得的利益十分敏感。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康米尼在字里行间就对这些会议表达了难以容忍的反感。他写道：“任谁也不能妨碍国王亲随的长长的队列和装满用具的马车，国王们总想着自己的要比对方的更奢华壮丽，没什么会比受到嘲笑更令人敏感的了。”有时候，麻烦仅仅就是双方营盘里流行的服饰不同。在这点上，他指的是1463年法王路易十一和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Castile）的会面。双方闹翻就是因为“相互嗤之以鼻和蔑视”，“两位国王后来再也不全心全意地热爱对方”。康米尼相信，峰会即使不是在相互指责中落幕，也很少会有成效。虽然1475年路易十一和爱德华四世在皮基尼的会面“罕见地按照安排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过双方所有的表现都是伪善的”。总之，康米尼的结论是：“两位伟大的君主最轻率的举动就是相互见面，显示双方的平等。……让富有智慧和忠诚的大臣们想出法子来调解双方的分歧岂不更好？”他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语在20世纪不断应验，言中了所谓的官僚主义者对峰会外交的看法。¹³

事实上康米尼的建议在16世纪越来越被人接受。正如我们所见，千百年来，各国之间互派肩负明确使命的使节已是惯例。15世纪中叶，包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在内的意大利北部相邻而又不睦的几个城邦邻居，发现在对方城市中派驻长期的使节来搜集情报和缔结同盟都很方便。没过多久，各个城市就开始建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相应的文件。从1490年开始，在西班牙的带领下，各个欧洲大国也纷纷开始效法这个模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之间的相互敌对关系则促进了这种做法。向各大国的宫廷派驻使节变得很平常，亨利·沃顿（Henry Wotton）爵士一语双关地形容他们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被派到国外撒谎的家伙”。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朝代更迭和宗教信仰都会引发战争的时代，考虑到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和经历的磨难，长期驻留在外的大使们送回的报告比起个人的外交峰会可是要省事得多。还有就是，所获得的错综复杂的情报需要专门的官员来梳理判读。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an I）时期坐镇伦敦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和腓力二世（Philip II）宫廷里的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érez）正是其中的代表。君主们不必再顾虑日常的外交活动。¹⁴

外交方式的改革部分原因是政府组织的官僚化，政治思想的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从“state”一词用法的变化上发现端倪。在14世纪，拉丁语中的“status ”（在其他语言中写成estat、 stato 或者state ）一词主要用于指代在位的统治者本人，就像今天我们使用的单词“status” [13] 。例如，编年史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在1327年描绘法王爱德华三世（King Edward III）款待外国高官的时候就曾提到，他的王后“看上去拥有无上高贵的地位（estat ）”。逐渐地，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政府机构。在马基雅维利16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作品中，lo stato 指代的已经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再是在位统治者的一部分权力。无独有偶，英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16世纪30年代也认为当权君主的“职位和责任”就是在位期间“维护已取得的国家利益”。这些观点的核心就是认为公众利益理所应当地高于君权，从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在激进分子的眼中，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权推翻暴君统治，于17世纪40年代开始的英国内战则体现了这样的观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在回应这次统治危机的时候把辩论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把“state”一词定义为“人造之人”（an artificial man），指称全体人民，接受一位国王的绝对君权统治。（他的“人造的灵魂……赋予身体以生命，使其能行动”。）从中世纪君主们的地位到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那个“人造之人”，词意上逐渐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变化对于政治思想来说十分重要。同时，这也让君主们的外交峰会加速落幕。像政府的管理一样，外交也不再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了。¹⁵

不过，驻在外国的使节们所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被破坏殆尽，这场改革一直持续到1648年广为人知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签署之后。达成此和约并不是通过高层的峰会，而是代表109位国王的176位全权大使进行长达5年的具体磋商的结果。¹⁶ 这109位国王大多是德国领土上的小国统治者，他们之间的宗教信仰之争激烈到连使节都不能面对面坐下来商谈——信仰天主教的使节们聚集在明斯特（Münster），信仰新教的使节们则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集合。两座城市相距30英里（约48公里），谈判全靠双方中间人辛苦地传递信息。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后的欧洲局势大体上是和平的，人们普遍接受各国皆为君主国且有宗教自决权的原则。17世纪下半叶，两个世纪前意大利各城邦之间建立的使节制度已在欧洲大陆上得到巩固。路易十四（Louis XIV）治下的法国首先向欧洲各国——无论是天主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都派出了一系列的使团，这迫使他的敌人也做出同样的回应。各国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外交活动也变得规律起来；法语也取代拉丁语成为外交领域的通用语。外交峰会有时也会举行。1697—1698年，俄国沙皇彼得（Peter）游历欧洲，特别是他和英国的爱德华三世的几次会面，让沙俄搭上了末班车，加入了欧洲外交圈。沙皇陛下还设立了“外交大臣”一职，并按照欧洲惯例在各国建立了大使馆。¹⁷

除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各国派出的大使主要是贵族成员，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能更恰当地代表国王本人。使节们常把这一使命当成一种流放，带着将来能升职的希望上任。与此同时，在他们的祖国，16世纪的那些专门负责情报研判的官员在18世纪已经发展成了拥有自己所辖部门的外交大臣。法国在这方面再次领先于人——法国外交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26年，而英国要到1782年才有所行动。新兴国家美国紧随其后，在1789年建立了相关机构，不过，美国人很快就把“外交部”这个名字改成了“国务院”。¹⁸ 外交机构的发展进一步限制了峰会外交的范围。不过当权者们还是保留着自己的个人外交渠道，路易十五（Louis XV）就是个突出的范例。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14] 成立了自己的内阁，或者可以叫作私人办公厅，把外交部门最为重要的事务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因此他尝试举行峰会也就不令人惊奇了。为了和奥地利和睦相处，他于1769年在尼斯（Neisse），1770年在诺伊施塔特（Neustadt），两次和奥地利大公约瑟夫二世（Joseph II）会面。¹⁹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是腓特烈大帝进行个人外交的原因。1792年到1815年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Napoleon）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影响了整个欧洲。拿破仑是个天生的独裁者——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也是个“流氓头子”²⁰ ，常常干涉外交活动，原因是外交活动和战争行动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还有就是他对不能立刻获得解决的问题很不耐烦，以上因素使他走上了峰会的舞台。1807年6月，俄国人在弗里德兰（Friedland）战役中被击败之后，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求和，拿破仑则要转向西面和英国人对抗。他们两个人像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一样在双方控制的边界上见面，地点就在靠泊在涅曼河（Niemen）上的一只木筏上。法国人搭建了两顶帐篷，用白色亚麻布做篷布，大一点的帐篷就是给两位皇帝用的。6月25日的第一次会面令人激动：尽管沙皇陛下要比对方高6英寸（约15厘米），但他对会见毫无信心，拿破仑的魅力令他倾倒；而这位小个子的前炮兵少尉则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和一个欧洲老牌国家的皇帝平起平坐。在一年前的耶拿战役（Battle of Jena）中被拿破仑大败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只能在瓢泼大雨中立于岸边作壁上观。作为仪式象征的木筏几天后被拆掉了，但两位皇帝的会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拿破仑在各种场合都在奉承沙皇，他宣称：“我俩在一个小时内达成的共识比我俩的代表谈上几天所达成的都多。”²¹ 事实上俄国人接受了法国人提出的条件，加入了反英同盟——还包括背弃自己之前的盟友普鲁士——两手空空而归。1807年7月，条约在提尔西特（Tilsit） [15] 签署，这标志着拿破仑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也表现出峰会的诱惑力。通过面对面的会谈，亚历山大一世把自己“置于他人掌控之中，在会面中被人征服”。²²

拿破仑骨子里的好斗基因给欧洲带来了威胁，也迫使那些与其为邻的国家最终不情愿地联合了起来。在双方对抗的后期，君主、大臣在军队的配合下，让彼此间的磋商变得容易起来。1813年1月，亚历山大一世就带着他的军队一路打出俄国，直到1814年8月才班师回朝；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子爵 [16] ）于1814—1815年间在欧洲大陆上长驻达一年半之久。在维也纳会议上，这种合作成为一种制度。旷日持久的和平会议就是要终结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尽管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加了会议，但其实真正的工作是由来自四个主要同盟国家（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加上法国的外交大臣完成的。其他国家的使团代表们在会议上无所事事，消遣度日（由此还诞生了一个有名的双关语“le Congrès ne mache pas; il danse ” [17] ）。²³ 接下来的几年中，依靠战时结成的关系，结盟的外交大臣们在各种会议上继续私下会晤。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Clemens von Metternich）在和卡斯尔雷子爵于1821年10月会晤之前说：“我能在几天的会晤中获得很多……比用6个月相互写信获得的多。”²⁴ 在这些会晤中，俄国代表常常就是沙皇本人。不过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沙皇和卡斯尔雷子爵相继去世之后，外交活动却衰退到拘泥于形式。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构建的人际关系破裂了；此外，欧洲大陆上也是一片平和景象，看上去已经不再需要个人外交活动了。偶发的危机也常常会由使节们开会讨论解决，这样的会议一般是由主办国的外交大臣主持。²⁵

在通信缓慢的年代里，使节们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一封从伦敦寄往圣彼得堡的信件要走上一个月。根据1822年的文献记录，一封加急邮件寄到维也纳需要一周的时间。²⁶ 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里，铁路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生根延伸，蒸汽船也极大地缩短了海上旅行的时间。电报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通信领域，处理紧急事务的时候，加了密的电报取代了手写的信件。由于信息的发出和回复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即使是地处偏远国家首都的大使馆也能每天都接收到国内的指示。1904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弗朗西斯·伯蒂（Francis Bertie）爵士颇多抱怨，认为在外交部的操纵下，大使们已经退化成“十足的提线木偶”²⁷ 。

交通变革让政府首脑们再一次插足外交领域。1878年6月至7月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在很多方面都堪称现代峰会的前身。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亲王 [18] 主持会议，饱受病痛困扰的俄国首相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公爵和来自奥匈帝国的首相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assy）伯爵 [19] 均参加了会议。英国的代表团由刚刚被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的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Lord Beaconsfield）率领。这是欧洲历史上关键的一次会议。1876年，奥斯曼帝国在治下的巴尔干地区对民族主义者的残酷镇压，使其饱受欧洲诸国的谴责；1877年，俄国借斯拉夫基督徒问题和土耳其开战则广受好评。不过好评在俄国挟胜利之威于1878年3月签下《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之后出现了转向。这项条约建立起了一个大保加利亚，其版图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起黑海，向西几乎达到亚得里亚海。大保加利亚和俄罗斯帝国紧密的关系引起了奥匈帝国的恐慌，还导致了德、俄、奥匈“三皇同盟”（League of the Three Emperors）的解体，而“三皇同盟”恰恰是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础。俄国人势力的增强引起了英国国内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沙文主义者”一词由此成为流行语。俄国人的举动也让迪斯累里颇为警惕，他的新外交目标是在巴尔干地区扶持土耳其，以平衡俄国人的扩张。俾斯麦召开这次柏林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涉及整个欧洲的危机。²⁸

保守党的宣传和迪斯累里的官方传记将其描写成会议的胜利者。74岁高龄的首相在哮喘和痛风的摧残下勇敢地挽救和平。他被柏林的上流社会和会议代表们交口称赞，尤其是俾斯麦自己也发出了著名的感慨：“这个老犹太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迪斯累里在大保加利亚问题上的强硬反俄演说故意使用了英语，而不是外交领域里惯用的法语，这一招更是险中求胜；他还命令一列火车整备待命，准备随时返回国内，据说这一举动让与会各方都迅速倒向他的立场。²⁹ 经过30天的磋商，20次的全体会议，以及一顿搭配恰当、适合各国人士口味、包括“青豆”（菜单上用的是英文）³⁰ 在内的最后晚餐之后，于1878年7月13日，《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最终签署。该条约体现了英国人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的意愿：保加利亚被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仍由土耳其控制，但基督徒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英国人获得的额外好处是获得了塞浦路斯岛。7月16日，迪斯累里返回伦敦，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从查令十字车站（Charing Cross Station）到唐宁街10号（10 Downing Street）首相官邸的道路上挂满了彩旗。在首相府楼上的阳台上，他告诉欢呼的人们，他从德国带回了“光荣的和平”。

在英国国民的眼里，《柏林条约》就是这样签订的，峰会上的首相是位英雄。不过，《柏林条约》的基础早在会议之前就已打好。迪斯累里手下的能臣，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侯爵 [20] 和俄国、土耳其、奥匈帝国三国分别展开了秘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这些谈判非常重要，近来一名为侯爵作传者称，“柏林会议上的重大问题”其实是“早已达成的结论”，在首脑碰头前就得到了解决。柏林会议本身除了是“闻名遐迩又多彩多姿的欧洲盛会”，也“不甚要紧”。³¹ 身为塞西尔家族贵胄的索尔兹伯里侯爵并不相信首相，还把他看成一个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者和“拙劣的骗子”。侯爵抱怨说，在柏林会议上首相只是“依稀了解状况”，“看起来已经把我们之前达成的各种协议抛诸脑后”，需要不断地用便笺提醒他以便备忘。至于迪斯累里，他确保在会议上英国能拿到想要的利益，执意要索尔兹伯里侯爵共乘敞篷马车从车站前往首相官邸，在窗口一起向群众致意。当首相从他敬爱的女王手中接过嘉德勋章（Order of Garter） [21] 时，他请求也给索尔兹伯里侯爵颁发同样的勋章。（这让一位改革党议员嘲讽说，他们确实获得了“光荣的和平”。）³²

关于参加峰会的领导人是不是外交傀儡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有个折中的判断。索尔兹伯里侯爵确实完成了重要的基础工作：若是真的存在失败的风险，峰会压根儿就不会召开。另外一方面就是，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仍未妥协，即使是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协议也满是分歧，所以柏林会议并非仅仅要完善细节。进一步说，有关保加利亚的议题极有可能因为俄国的抵制而搁浅，因此迪斯累里的反俄演说给众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若要求不被满足的话，英国将不惜一战。³³ 真实的情形是，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侯爵配合完美——彬彬有礼的首相大人在会上施展了圆滑的社交手腕，在商讨阶段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冷静理智的外交大臣在幕后操劳，商定协议，敲定细节。³⁴ 他们在柏林签订的条约并没有解决长久以来的巴尔干危机，但缓和了英国国内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外交政策激烈火爆的辩论。

很大程度上，让柏林峰会得以成功举办的原因是铁路。迪斯累里从伦敦前往柏林花了四天时间，还要算上因为他要节省体力而中途停站过夜的时间；带着胜利的喜悦，他回程用了不到三天。政府首脑们并非唯一在交通变革中获益的人群，君主们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数都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子辈或孙辈，有着相互联姻的复杂关系。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亲身践行的君主外交臭名昭著。1888年登基后不到两年，他就解除了功勋老臣俾斯麦的职权，还宣称：“我是德国政策唯一的制定者，整个国家都该跟随我的脚步。”³⁵ 无论是像宣称的那样还是真实的情况如此，他都喜欢四处出击，喜欢坐火车或者轮船去拜访他的皇室亲属们，但是他的政策缺乏连续性，摇摆不定。他的个人外交颇令大臣们头疼，其中的一位——菲利普·楚·奥伊伦堡（Philipp zu Eulenburg）伯爵——曾不耐烦地表示：“两位君主之间的交流只有在谈论天气的时候才会让人长出一口气。”³⁶ 大臣们不得不疲于奔命，应付皇帝的情绪，还要消除他到处插手产生的影响。

这位德国皇帝在外交方面最让人记忆深刻的离经叛道是1905年7月在芬兰湾的比约克岛（Björkö）和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峰会。两位表兄弟把自己的游艇并排停泊，双方在整个晚餐过程中的对话相当激烈。第二天上午，双方签署了一份条约，结盟防止任何一方受到他国攻击。德皇对自己的外交胜利喜出望外，不过他的宰相大人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对此却以辞职相威胁。沙皇的顾问们也指出，《比约克条约》（Treaty of Björkö）内容与俄国和法国之间牢固的同盟关系相悖，而法国自1870年被德国击败后，便与德国结为仇敌。条约中的一项条款要求法国也要在条约上签字，不过俄国外交大臣弗拉基米尔·兰布斯多夫（Vladimir Lambsdroff）伯爵告诉沙皇：“向两个相互之间有利益冲突的敌对国家承诺同样的事情是万万不可的。”沙皇讪讪地回答道：“我和你一样无法理解《比约克条约》。”³⁷

随意性很大的君主外交在当时不值得一提，外交政策还是要掌握在外交大臣们手中。君主们的会晤在国事访问中逐渐成了象征性的仪式，如此举动在现代社会中代表着国家接受国王统治的合法性。³⁸ 不过外交官或外交大臣无法解决1914年7月的那场危机，也没能让随后那场可怕的消耗战和平告终。由贵族们关起门来缔结密约的“旧外交”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批评家们希望看到能顾及选民利益而不是狭隘的国家利益的“新外交”来谋求国家间的长久和平。这些思想在英国国内被像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大加宣扬，但是被大西洋彼岸的、自许为救世主的白宫主人采用。

美国在整个19世纪都置身于主要外交圈之外，距离吵吵闹闹的欧洲诸国3000英里（约4800公里），让这个国家的外交看起来更像在装腔作势，对国家安全毫无裨益。驻外使团和领事们都是非专业人士，高层的外交人士则是政治分赃制的得益者——在总统选战中提供政治上和资金上的支持而获得回报。直到20世纪，美国政府在国外还没有任何外交驻地，新任大使上任时要先找到并租下一处符合他身份的官邸。³⁹ 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的头10年才慢慢好转，这不仅体现在外交队伍的专业化方面（是欧洲外交强有力的挑战者），还体现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面。1905年8月，在复杂曲折的秘密沟通之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将日俄战争的双方邀请到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Portsmouth）的美国海军基地谈判。总统本人并没有出席，但也自始至终紧密关注着谈判，有几次还把谈判会议的地点挪到自己在长岛的家里。《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的签订多亏了罗斯福的外交斡旋，这也为他带来了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⁴⁰

罗斯福的目的是要实现地区势力平衡，但他没有简单地沿用欧洲外交法则。恰恰相反，他让美国在参与世界事务时独树一帜，认为：“我越了解沙皇、德皇，还有天皇，我就越对民主感到满意。”⁴¹ 他的继任者，1913年至1921年在任的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则强化了美国的使命感。美国在1914年严守中立，是“一个心向和平的伟大国度，时刻准备为居中调停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协商和平与和解代言”⁴² 。威尔逊并不认为这场战争只需要德国负责。即使是1917年无限制潜艇战迫使美国参战后，他也自觉地把美国定位为“协助”角色——加入协约国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也很坚决地向协约国推行国际新秩序。1917年7月，他对自己的顾问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 [22] 上校这样说道：“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对和平的看法上和我们大相径庭，战争结束后，我们要让他们像我们一样看问题，因为我们捏在手里的还包括他们的经济……”⁴³ 1918年1月，他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其中就包括建立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的设想。国联的宗旨是要在有条件的基础上维持和平，条件包括公开外交、海上航行自由、最大限度的裁军至“与国内安全相一致”的水平，以及兼顾当地民众利益和殖民政府要求的“自由、无偏见、绝对公正地调解所有殖民地问题”。威尔逊的观点抓住了世界上自由主义者的想法，协约国的领导人却对此充满怀疑。⁴⁴ 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冷淡地评论说：“上帝授‘十诫’给我们，我们打破了它们；威尔逊就给了我们‘十四点’，那就走着瞧吧。”⁴⁵

1918年的秋天，美国的物资和金融援助加上美军在大战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让威尔逊风头正劲。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写道：“从没有过一位哲学家能用这样的手段约束住世界上的君主们。”⁴⁶ 德国和它的盟友们最终被战败之时，它们越过欧洲诸国直接找到威尔逊。11月11日的停战协定内容明显是建立在“十四点计划”之上的，这使英法两国相当愤怒，但豪斯警告两国，若不遵守协定，两国将失去美国的援助。最终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做出让步，允许在和会上讨论海上航行自由和德国的赔偿问题。之后，他认定“十四点计划”的其他条款也“给我们的解读留下了足够的余地”⁴⁷ 。不可否认的是，威尔逊确实用自己提出的条件终结了这场战争，不过是否能维持和平还有待观察。

其实总统不必亲自参加和会。历任美国总统也从未在任职期间离开过西半球 [23] ；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ey）总统在美西战争之后曾想出访欧洲，不过要因在外访问而延长任期让他觉得法理不足。起初，威尔逊是想在大洋彼岸遥控会议的，他对自己的内弟说：“豪斯会出席，我会获知每天的会议进展。”他还认为政府首脑进行谈判并非惯例。⁴⁸ 很多民主党内的高层也同意这种看法，倾向于采用老罗斯福在长岛遥控朴次茅斯会议的办法。新闻编辑弗兰克·科布（Frank Cobb）警告豪斯，如果威尔逊前往巴黎，“而不是坚持做人类自由的仲裁官”，他“就只是个和别的谈判者讨价还价的谈判者”。留在华盛顿，总统可以“在指挥岗位上”，也是“在世界民主最后的审判庭上”⁴⁹ ，进行裁决。

强势的建议在威尔逊身上适得其反，潮水般的反对言论反倒说服威尔逊前往巴黎。他声称个人名望要是不能被用作外交武器就毫无价值，“一棵植物如果因为太娇气而无法在公众面前展示，它还是枯萎吧，越快越好”⁵⁰ 。他也认为自己只要能参加预备会议，协商解决条约的主要内容就行，这样他在欧洲就不会逗留太久。⁵¹ 威尔逊注意到他最主要的两位对手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也会在会上扮演积极角色；会议所在地巴黎就是前者的主场，后者可以在伦敦和巴黎两地方便地往来。威尔逊觉得自己有必要出席会议来制衡这两个人的阴谋。他在私下评论说：“我之所以要去欧洲，就是因为协约国政府不想让我去。”⁵² 对于总统来说，这些都是令人信服的观点，不过说到底，他还是沉醉于权力。威尔逊开始相信，自己不仅代表着美国，也为全世界人民代言。1918年，在巴黎、伦敦和罗马等地受到的热烈欢迎让他心中确信自己肩负着重任，要将个人声望转化成一个持久民主的胜利。一位持怀疑观点的英国外交官认为，总统前往巴黎就像“一位初入社会的名媛被她的首场舞会盛况所吸引”⁵³ 。

不过和会的真实情况却和威尔逊的希望相左。从1918年12月3日到1919年7月8日，他在美国国内仅仅待了两个星期，而在国外的时间却超过了六个月，这样的缺席任期在美国历任总统当中还真是独一个。⁵⁴ 原因是协约国还未准备妥当，和会在他到达欧洲将近一个月之后才开始。预备会议就已经证明，唯一要紧而又错综复杂的是，利益相互冲突的28国代表团很难达成一致。事后看来，威尔逊的谈判方式很容易受到批评。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果有必要，我可以越过统治者拉拢欧洲人民。”⁵⁵ 不过在和人民建立联系以及构建外交关系来助他达成目标这方面，他还是动作缓慢。他在1917年9月就组建了一个由学者和记者组成的被称为“咨议会”的智囊团。尽管这个智囊团拟出过大量有用的参考报告，但总统在听取专业人士意见这方面远不如英国人。在像“自决”的概念和他极为重视的国际联盟组织架构这样的关键问题上，总统的模棱两可也让人感到惊讶⁵⁶ ；而在国联架构问题上，他不得不和一个庞大的英国团队合作。他远不是凯恩斯名言中的那位“哲学家”，而“仅仅是位预言家”。⁵⁷ 正因如此，在会议进行到艰苦的讨价还价阶段时，在四人理事会［威尔逊、克列孟梭、劳合·乔治以及意大利领导人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上，他特别不擅长像国会辩论那样的唇枪舌剑。在这方面，正如弗兰克·科布警告过的一样，总统仅仅是一个谈判者——还是一个不够机敏的谈判者。

在另外一方面，威尔逊的地位比看上去的要弱势一些。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德国在革命中的崩溃使美国人面对协约国的时候手里的筹码缩水了。威尔逊让英法独自面对战争的威胁现已不重要了：德国人的军队靠不住。再者，与总统认为欧洲公众和自己观点一致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是，1918年年底在英法两国的选举中，民意戏剧性地倒向了右翼。民意逼着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面对和平时要采取严酷的态度。这两个人起码还能代表民意，而在1918年11月进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赢得了多数票。威尔逊要想通过任何和约都得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这意味着应当采取两党都主张的方法调停战争，但总统的代表团中连个有分量的共和党人都没有。值得再提的是，他对扫清障碍达成目标依然充满信心。

因此，威尔逊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形势都相当不利，乍看上去仅仅是从他的角度出发的不妥协立场，切实反映出了他对所有问题的认识。预备会议没能速战速决的主要原因就是总统阁下坚持认为缔结任何和约必须有国联的参与。尽管这让会议拖延了几个星期，但威尔逊还是相信，如果不这样做，欧洲盟友和国内的参议院就不会接受这个观念。他明白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需要这项和约，他也认定国内对国联持批评态度的共和党人不会把他们的反对者逼到破坏和平进程的地步。威尔逊的想法不都是空中楼阁：美国人在维护自己国家自由的同时也打算成为影响世界的力量。1918年12月，他对一位英国听众说，美国“对欧洲政治不感兴趣”，但很关心“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伙伴关系”。⁵⁸

威尔逊在第一局取得了胜利：到1919年2月中旬的时候，国联的盟约被牢牢地确立了下来，不过代价高昂。威尔逊之后立即赶回国内处理急务，这时他才发现政治上的反对派力量到底有多强大。等他返回巴黎已经是3月中旬，总统不得不寻求对条约进行修改，特别是要确保美国在西半球的优势地位——就像1823年问世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所表明的那样——不受国联干涉。作为一个痛恨力量对比和势力范围影响的总统，这让他十分尴尬，他也意识到，作为回报，协约国需要他做出妥协。协约国的策略，用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Billy Hughes）的话简单说来就是：“只要给他国联，他就会把其他的东西都给我们。”⁵⁹ 威尔逊并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会让步，不过在关键问题上还是会为协约国留有余地，这包括德国的战争赔款、对莱茵河西岸15年驻军计划和美英对法国的安全保证。总统疲惫不堪，在席卷世界的流感大潮中不幸病倒。不过和劳合·乔治一样，他很清楚解决和平问题的必要性，也很清楚应该重建德国，防止革命。豪斯在他3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布尔什维克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匈牙利刚刚屈服。我们正坐在一座露天的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点燃。”⁶⁰

就这样，在预备会议上没有字斟句酌的相互商定，也没有和德国相互磋商，条约就直接强加在了德国人的头上。这一做法不仅和原来的停战协定相悖，条约的内容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也相差甚远，还引起了德国国内的强烈反抗。最终，德国人被告知，要么在24小时内接受条约，要么就面临被入侵。6月2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Hall of Mirrors）里，两位战战兢兢的德国代表在1000位敌对国家代表面前签下了条约。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一刻甜美异常，因为1871年的时候，俾斯麦同样也在镜厅里宣告了普法战争的胜利。然而威尔逊的自由主义计划和这个“迦太基”式的和平条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在德国人心里埋下了长久的仇恨，希特勒在后来的演讲中巧妙地把这个说成“背后捅刀子”。协约国领导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在仪式结束后准确地评论说：“我们在25年之后会以3倍的代价重演这一切。”⁶¹

此外，威尔逊带回国内的和约没能在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票，美国没有加入国联，这使得这个国际组织自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虽然几个月以来在大西洋对岸的会议使他筋疲力尽，亢奋的总统阁下还是在国内进行了最后一次跨越8000英里（约1.3万公里）的巡回演讲。1919年10月，一次中风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也使他瘫痪着度过了剩余的总统任期。这对于个人外交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提示，他的命运也萦绕在之后的总统继任者头上。就坐在轮椅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来说，据说“威尔逊的悲剧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当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在越南战争中于1969年黯然结束总统任期之时，常常梦到自己像威尔逊一样瘫痪着躺在白宫的红厅（Red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24] 里。他会惊醒过来，踉踉跄跄地到走廊里找到威尔逊的画像，抚摸着画像安慰自己，威尔逊已经去世，而自己还活着呢。⁶²

1919年的巴黎和会常常被认为是现代峰会外交的开端，但也许是曲解。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次峰会仅仅是偶然。在头两个月里，十人理事会（Council of Ten，由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首脑和外长组成）和他们的顾问以及秘书们在运作和会。3月24日，这个人数激增到50人（消息泄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威尔逊提议加速会议进程，四巨头抛开日本，只带着一名口译员单独会商。直到4月中旬，他们才在会议上增加了一名会议记录员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英国内阁秘书）来保证已经取得一致的议题被记录下来。⁶³ 即使如此，会议议题也常常要通过专门的委员会而不是政治家们来解决。还有就是，《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仅仅是和各战败国签署的五个条约中的一个而已，和会在此后仍然继续进行，直到距会议开始时间一年之久的1920年1月。从很多方面来看，巴黎和会其实是一场混合式会议，是峰会与旧式和会不稳定的嫁接产物。

在20世纪20年代，各国对巴黎和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强烈反应。按照一位大失所望的英国前外交官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的说法，“民主外交”的“超级缺陷”就是代表国家的使节们“必须降低自己预想的标准去迎合其他人的感受”。为此，“自由开明”的劳合·乔治不得不向下议院做出回应，而那里充斥着被尼克尔森嗤之以鼻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 ）式的想法”。⁶⁴

巴黎和会激发了劳合·乔治出访的热情，他之后也有几次个人的外交出访（尤其是当会议地点安排在宜人的地中海度假胜地的时候），顶点是在1922年4月的热那亚会议上，他希望把德国和苏维埃俄国拉回欧洲政治圈。劳合·乔治得到了新成立的内阁秘书处的支持——秘书处因位于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中临时处所，被俗称为“花园别墅”。秘书处成员与外国领导人见面和起草文件都极少和外交部沟通，菲利普·克尔（Philip Kerr） [25] 就曾是其中一员。外交大臣柯曾（Curzon）爵士有好几次想用辞职来抗议“劳合·乔治的独裁”⁶⁵ 。1922年10月，“威尔士巫师”（Welsh Wizard） [26] 辞职之后，外交部才重新掌握了外交事务的执行权和决定权。除了1929年10月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 [27] 和赫伯特·胡佛总统为尝试解决英美海军竞赛举行的会晤之外，已经不再是政府首脑而是外交大臣统领外交事务了。这很像是1815年之后的那段时期：世界局势似乎再次进入足够安全的状态，可以把外交事务放心地交托给外交官们了。

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会议于1925年10月在意大利北部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湖畔的洛迦诺（Locarno）举行。参加者是外交大臣和部长们——英国的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 [28] 、法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德国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会议的主要成就是保持了法德两国莱茵河西岸的边界现状，并同意德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些协定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磋商，大多由张伯伦协调安排，几个月后他获得了19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在1926年同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看上去同样重要的还有在洛迦诺会议上的友好气氛。尽管“和乡巴佬一样迟钝和淡漠”，英国外交官迈尔斯·兰普森（Miles Lampson）承认，他被“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的雄辩和显而易见的真诚”“感动到极点”。⁶⁶ 所谓的“洛迦诺精神”成了会议外交模式的参照基准。

然而，回顾一下，洛迦诺会议的成果看上去更是模糊不清。不用放弃任何东方的领土要求，施特雷泽曼成功地使德国重整旗鼓；对东方，特别是波兰的领土要求，为下次大战提供了借口。然而，大多数的荣誉都归于张伯伦。在维多利亚车站（Victoria Station）举行了特别的欢迎仪式，而且更像1878年迪斯累里的是，他立即就获得了嘉德勋章。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称赞他解决了“难倒自大战以来所有政治家”的问题。鲍德温的前任之一贝尔福（Balfour）伯爵 [29] 说，张伯伦的名字将和这个很可能的“文明转折点”“密不可分”。⁶⁷ 对一位在父亲“激进的乔”（Radical Joe） [30] 的盛名之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来说，这种赞美令人欣喜若狂。张伯伦这样告诉他的妹妹：“我对我所取得的圆满成功和紧随其后的褒奖大吃一惊，甚至有点害怕。”⁶⁸ 1925年10月22日，在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内维尔（Neville）单独进餐的时候，内维尔注意到奥斯汀的日记：“从早上8点到夜里11点，他在洛迦诺的磋商几乎没有停顿过。也许对他来说，其他的东西都自然而然地被忽略了……回顾会议，他发现自己自始至终没犯过任何错误。”⁶⁹ 内维尔难以掩饰他对奥斯汀的嫉妒，我们在此后也会看到，他没忘记哥哥的成绩。

1919年的巴黎和会的混合特征和20世纪20年代对个人外交的反对是巴黎和会无法被明确地称为现代峰会开端的两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它缺少构成现代峰会的关键因素。

关键因素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飞机。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1903年开创性地飞上了天，但第一班定期客运航班（始于佛罗里达）和第一条空中邮政航线（始于德属非洲）到1914年才开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岁月里，飞行器逐渐成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突的主要力量已经开始使用大规模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编队，法国人再次走在前列。1917—1918年，德国戈塔（Gotha）轰炸机对伦敦的突袭造成了恐慌和暴乱，让诸如意大利的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英国的休·特伦查德（Hugh Trenchard）、美国的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这样的飞行员在推断之后做出了战略轰炸将在未来的战争中成为决定性武器的预言。空袭误导了对伤亡数字的估计，20世纪30年代，火力和航程都有极大提高的单翼机让军事计划的制订者对伤亡数字的估计飙升。飞机可以用来打仗，也可以是一种交通工具。航空邮政便是主要的促进因素，不过航空旅行也有所发展：根据1934年的记录，世界航空客运里程已经达到近20亿英里（约32亿公里），各国的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经成立，在美国有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在欧洲则有法国航空公司、汉莎航空公司和英国的帝国航空公司。1927年5月，航空旅行进入了神话时代，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首次单人单机飞越大西洋，成了国际偶像。⁷⁰

政治家们也抓住了航空旅行的潜力。1932年3月的德国大选第二轮中（政府限定的选举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以此将纳粹党的暴力活动降到最低），阿道夫·希特勒包下一架飞机以便在21座城市进行演讲，他甚至还顶着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在全国停飞的情况下前往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这种前所未有的航空旅行带有未来主义的色彩，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赋予了纳粹党的口号“元首统治德国”（The Führer over Germany）另外一层含义，仿佛这位自称为救世主的人真的从天堂降临，向他的人民发表演讲。⁷¹ 几个月之后的7月间，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效仿了希特勒在德国的飞行。他打破传统（候选人应该在“前廊”等候党派代表的通知），直接飞往芝加哥向民主党大会发表演讲。这是步好棋，向党内显示了他不会被身体上的伤残束缚，也凸显了他的承诺——“给美国人民的新政”。次日的一幅漫画上，一个虚弱的农夫正抬头望着一架腹部喷上了醒目的“新政”字样的飞机飞过。另外一方面，在顶风飞行而且中间落地两次的情况下从纽约州的奥尔巴尼（Albany）到芝加哥才用了9个多小时。一直到他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峰会之前，罗斯福再没坐过飞机。⁷²

飞机本身的表现就能证明，它是现代峰会的必要前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政治领导人们想去拜访外国同行只需要几个小时而不是好几天（正如蒸汽机车时代和蒸汽轮船时代），更不是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卡诺萨之行便是如此）。作为一种军事武器，飞机也是现代峰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原因就是飞机能向平民投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1938年的9月间，一位英国首相坐飞机去阻止灾难从天而降。

峰会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声电影：电影和新闻纪录片从默片时代走出来。在林白飞越大西洋之后几个月，华纳兄弟（Warner Brothers）于1927年10月在纽约举行了新片《爵士歌王》（The Jazz Singer ）的首映式。影片里阿尔·乔尔森（Al Jolson）说出了那句不朽的台词：“你们还什么都没听到呢。”他在银幕上的口形和录在唱片上的声音完美同步。⁷³ 20世纪30年代早期，“音画同步”在美国和欧洲的电影院里变得平常。最初，和娱乐大众一样，电影也可以作为新闻的载体。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的呼吁以及巴黎和会凭借默片时代的影像传遍全世界。收音机把政治家们的讲话带入了千家万户，富兰克林·罗斯福借此证明了自己熟练于“炉边谈话”。在30年代，新闻纪录片结合了图像和声音。1934年，英国约有4300家电影院，每周的上座人数约有1850万人；5家新闻片制作公司，每家每周会拍两部新闻纪录片用于电影正片开始前的暖场。⁷⁴

像飞机一样，新闻纪录片的影响是把双刃剑。例如，它们将1937年格尔尼卡（Guernica）遭受的轰炸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5家新闻片商之一的高蒙电影公司（Gaumont）首先播出了这样的片段：“现代历史上最为恐怖的空袭可以说成……5个小时地狱般的凶残施虐。”接下来的18个月里，高蒙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有关预防空袭的新闻纪录片，为影片里的飞机配上了可怕的字幕“遮天蔽日”，或“如同大群蝗虫过境”。这些影片引起了猜疑，人们认为1938年伦敦会遭受轰炸。⁷⁵

英国的观众们也从新闻纪录片中了解了夸夸其谈的希特勒，后来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电影《大独裁者》（The Great Dictator ）对希特勒的讥讽摧毁了这个形象；人们也从新闻纪录片中获得了对自己国家政治家的牢固印象。要是没有新闻纪录片，你就无法理解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担任保守党领袖的斯坦利·鲍德温在全国上下的巨大号召力。鲍德温是位很棒的演员，谈吐自如，说起话来就像和你在聊天，而不是在会议上高谈阔论，每句话都简明清晰，还会巧妙地使用他那只朴素的烟斗。（在一次早期的电台讲话中，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在麦克风前划着火柴点上烟斗。）观察家们发现，选民们“觉得通过电影了解鲍德温，比了解之前的首相更多”。这些经验在鲍德温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的身上也没有被丢弃。⁷⁶

现代峰会的舞台已经布置完毕——航空助其成为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其有了用武之地，新的大众媒体使其家喻户晓。1938年9月15日，现代峰会舞台上的大幕被戏剧性地拉开了。

[1] 希腊语“代表”。——译者注

[2] 古希腊哲学家和修辞学家。——译者注

[3] 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译者注

[4] 即东罗马帝国。——译者注

[5] 拉丁语，大使。——译者注

[6] 指路易一世，813—840年在位。——译者注

[7] 这两次会议基本奠定了法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的雏形。——译者注

[8] 腓特烈一世又被称为“红胡子”或“巴巴罗萨”，著名日耳曼君主，后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译者注

[9] 法国王太子专属称号。——译者注

[10] 也有的译为“金缕地”。——译者注

[11] 基督教节日。——译者注

[12]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同时也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译者注

[13] 意为“地位”。——译者注

[14] 即腓特烈二世，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在位。——译者注

[15] 又译蒂尔西特，今俄罗斯苏维埃茨克市。——译者注

[16] 本名罗伯特·斯图尔特，第二代伦敦德里侯爵。——译者注

[17] 意为“参加会议没干别的，就是跳舞”。——译者注

[18] 他于1871年获得亲王称号。——译者注

[19] 此说貌似有误，安德拉希伯爵仅担任过匈牙利首相，当时并非奥匈帝国的首相，而是外交大臣。——译者注

[20] 本名罗伯特·塞西尔，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首相。——译者注

[21] 英国最高荣誉勋章。——译者注

[22] 美国外交家，其上校军衔为荣誉军衔，本人并非军人。——译者注

[23] 西方人概念中，西半球一般指南北美洲。——译者注

[24] 白宫里总统夫人接见来宾的客厅。——译者注

[25] 曾任英国驻美国大使。——译者注

[26] 劳合·乔治的外号。——译者注

[27] 时任工党首相。——译者注

[28] 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同父异母的哥哥。——译者注

[29] 哲学家，1902—1905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30] 其父约瑟夫·张伯伦的外号，英国著名政治家，曾担任殖民大臣和贸易大臣。——译者注

第2章 慕尼黑，1938年 张伯伦和希特勒

“慕尼黑会议”在现代外交中是声名狼藉的一幕。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政治家们把它当成一个可怕的提醒：如果民主屈服于独裁将会发生什么。¹ 然而发生在1938年9月29日—30日的慕尼黑会议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之前还有9月15日在位于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下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召开的会议和9月22日—23日在莱茵河河畔的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亦译巴特戈德斯贝格）召开的会议。而慕尼黑会议则是波澜壮阔的两周之中的最高潮，以此张伯伦创造了现代峰会。²

1917—1918年，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相继崩溃，这在中欧和东欧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此前还在各个帝国统治下保持低调的各个民族一窝蜂地开始了自己的建国大业。在这一进程中，他们的民族思想变成了各国民族主义团体的“圣经”：拿1918年之后的波兰为例，之前被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统治的领土上的人口中，波兰人只占三分之一；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仅仅占到总人口的一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被称作“苏台德人”（Sudetendeutsch ）的德意志人。苏台德人为争取完整公民权所进行的抗争给了希特勒充分的借口来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他最初的企图是吞并苏台德地区，不过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将所有讲德语的人口所在的地区并入第三帝国，进而蚕食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是德国的宿敌——法国和苏联。德国一旦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就会消除这个威胁。更重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矿产和工业可以满足贪婪的德国的战时经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上将坚称，后凡尔赛体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是“不可忍受的”，“一定要找出对策消除德国的这个威胁，有必要的话可以采取军事手段”。³ 1937年间，陆军起草了一份应急计划——“绿色方案”（Case Green）——准备闪击捷克斯洛伐克。不过贝克和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希望逐步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连像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这样的狂热纳粹分子也持同样看法。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会让德国过早地陷入和英法的战争，而且德国人认为，美国人很快也会参战。德国的军队不仅没准备好面对这样的硬仗，过快的整军备战也会引起国家资金周转不灵，只能靠大规模的借贷相抵。财政部长警告说，若是在1938年开战，战争就会在金融市场上摧毁帝国的信用，更不用提发动世界大战了。⁴

衡量过这些建议之后，希特勒还是决定立刻使用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他开战的欲望是此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当然，张伯伦对和平的愿望也同样强烈。在哈布斯堡王朝曾统治过的德国领土上，希特勒成长的地方，仇视捷克人很是常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希特勒把战争视为一种自然的合理的事情，它能考验并加强种族在国际上的生存竞争能力。他想争取主动还有更直接的原因。1938年的5月20日—22日，在这个周末里，关于德国军队正向捷克斯洛伐克开进的谣言加上捷克人和苏台德人之间爆发的冲突引起了恐慌，仿佛战争一触即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动员了部分的后备军以应对。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伯爵 [1] 告知德国政府，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按照条约有义务介入战争，而英国“也会根据情况或政治需要参战”⁵ 。这哪里算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事实上，德国也没有入侵的打算。媒体认为，希特勒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国的坚定态度而退缩的，这使一直对自身形象十分敏感的元首大人十分愤怒。在5月30日，他指示将军们：“在近期通过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是我坚定不移的决定。”“绿色方案”“最迟”在10月1日前必须执行。⁶

地图1　德国和周边邻国（1919—1938），显示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失去的领土和1938年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获得的领土

国内的压力也是希特勒做此决定的原因之一。1938年2月，他就用担任过驻英大使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换下了自1933年起就担任外交部长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Constantin von Neurath）。里宾特洛甫之前曾是酒商，在希特勒上台的过程中也只是个次要角色。他一直都是个亲英分子，还酷爱戴圆顶礼帽，并随身携带一把雨伞。但在伦敦任职期间，他僵硬的外交作风和咄咄逼人的纳粹思想令人退避三舍。更糟的是，他经常失礼，例如向国王致敬时居然会行纳粹的举手礼，这使他成为笑柄，并被称作“砖头大使” [2] 。原本亲英的里宾特洛甫因此打心底里对英国充满仇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抓住各种机会怂恿希特勒开战，还劝说希特勒认定西方大国不会参战。⁷

1938年2月，希特勒利用德国军官团的丑闻攫取了德国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权。这位前陆军下士决心将他的意志强加给将领们，而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小试牛刀。⁸ 他不顾贝克的反对一心备战，8月中旬，这位总参谋长被迫辞职。他还三番五次近乎无理地干涉“绿色方案”的细节制订，强迫心中不快的将领们把正面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防守严密的西部边境作战计划改成南北夹击的钳形攻势。希特勒内心还是不希望看到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德国军队“把血流干”的教训——不过这些也显示了他在争夺霸权的战争中那不入流的指挥才能。⁹ 到了1938年夏天，希特勒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必须经由战争解决：从根本上说，这将是一次对他人格的考验。

在北海的对岸，我们看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对于张伯伦来说，努力实现和平几乎成了他追求个人满足的方式。在伦敦没人会反对受捷克人歧视的苏台德人获得某种自治权。这和英国多数人认为《凡尔赛和约》已经不能再合理规范欧洲秩序的想法密不可分。作为欧洲一个主要强国的德国，其权利不能被剥夺；德意志民族重归祖国的要求不该被否认。正因如此，德国在1936年4月重占莱茵河西岸以及在1938年3月兵不血刃地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英国人并没有提出抗议。英国的保守派同时还厌恶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同盟关系。但也有人对苏台德问题有着不同的解读。在欧洲大陆上崛起的独裁统治面前 [3] ，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仅存的民主国家之一挺身而出。这种政治上的稳定现在受到了德国的复苏和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政治的威胁。此外，德国空中力量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英国直接面对的新威胁，而英国的海军力量已大不如面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 II）、法国的拿破仑和德皇海军的那些时期，不能为国家提供足够的保护了。在下议院饱受了温斯顿·丘吉尔等人的尖锐批评，政府从1934年开始着手实施一项重要的空军重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是攸关欧洲整体稳定和安全大局之中的一环。希特勒仅仅是想纠正《凡尔赛和约》的错误吗？或者想成为另一个拿破仑，应该在萌芽时就被掐灭？在这些问题上，英国国内的意见是有分歧的。

和法国政府不同，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任何官方的义务，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就是绝不和法国在东欧地区的联盟体系产生瓜葛，而这一体系就是为了让复苏的德国陷入双线作战之中。然而以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为首的法国联合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派认为应该信守法国对其做出的承诺，而另一派则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平，达拉第则在其间举棋不定。从根本上说，一个羸弱分裂的法兰西是无法抛开英国而独自开战的；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巴黎要听伦敦的——用历史学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François Bédarida）的话说就是听“英国老师的”¹⁰ 。

说到英国老师，其实就是在说内维尔·张伯伦，他在1937年5月以68岁高龄接过了斯坦利·鲍德温的首相之职。尽管他出身于政治世家，但显得很另类。他的父亲约瑟夫即便不曾担任过首相一职，也算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晚期的政治要人；同父异母又大他6岁的哥哥奥斯汀注定是传承家族传统的人选：在剑桥大学攻读完历史专业后就直接进入政界，40岁就当上了财政大臣。相比之下，内维尔则是在家乡的伯明翰大学学习冶金专业，后来经商，然后才开始从政，这使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姗姗来迟；而在国家兵役总监职位上的经历也让他受挫不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不过在1924—1929年间，充沛的精力、勤劳的工作作风和改革的热情使他在卫生部长的职位上大显身手。进入20世纪30年代，在哥哥奥斯汀退出政坛后，内维尔先是担任了财政大臣，后就任首相。

在财政大臣位子上将近六年的工作经历让张伯伦巩固了自己积极主动且能力出众的形象。除关心使英国在经济衰退中复苏之外，他也是最早支持重整空军军备的人之一。在新闻纪录片中，他还是位演技高超的演员，在摄像机面前庄重而又健谈，善于引导舆论。带着对鲍德温摇摆不定的外交政策的失望，张伯伦入主唐宁街10号之后决心直面威胁日益严重的欧洲和平态势，重塑英国外交政策。1938年1月，他将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爵士从外交部常务次官的位子上换下，让这位强烈反对希特勒的官员担任位高权寡的政府首席外交顾问，接替罗伯特的是更听话的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爵士。2月间，神经极易敏感紧张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因不满张伯伦对意大利的政策而请辞，个子高挑、面容阴郁的保守党同事哈利法克斯伯爵成为他的继任者。哈利法克斯伯爵本性容易妥协——无论是在印度担任总督时处理甘地（Gandhi）问题，还是在外交大臣位子上面对独裁者，都是如此。张伯伦也是在后来才发现哈利法克斯其实有着自己的小算盘，不过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确实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团队。首相大人在1938年5月私下里写道：“我要感谢这位沉着稳重的外交大臣，他从未让我担心过。”¹¹

在修复了和意大利的外交关系之后，张伯伦接下来希望和德国达成一项协议，以在欧洲的领土问题和非洲的殖民地问题上的妥协来换取对德国军事力量扩张的严格限制。这就是所谓的“绥靖政策”，或者可以称之为“欧洲和平”。1938年5月的战争恐慌之后，苏台德问题必须在各方进一步行动之前得以解决已是势在必行。因此，英国政府从法国政府的背后走向前台，意图担任调停人。8月初，一个由实业家、前政府大臣朗西曼（Runciman）爵士 [4] 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布拉格，试图让双方坐下来就苏台德自治问题达成协议。不过在伦敦，人们辩论的却是要不要比5月份更加坚决地重申：英国绝不会袖手旁观法国独自参战，以此让希特勒再次退让。很多人相信，如果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英国政府能明确表明这样的态度，德国人就不会参战了。

德国国内也有人这么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一个特征就是英国人很了解希特勒政策的根本所在，这还多亏了德国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们。8月中旬，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津（Ewald von Kleist-Schmenzin），这位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作为密使代表贝克和军队中的温和派前往伦敦，和范西塔特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他坚持认为，战争目前“注定会发生”，时间就定在9月末；他补充说：“把5月21日的事情当成个人失败的希特勒不想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极力想抹去这段记忆。除了他，德国上下没人希望开战。”克莱斯特解释说，里宾特洛甫说服了希特勒，使他相信英法两国会袖手旁观，只有通过态度坚决的警告——英国不会独善其身——才会阻止希特勒开战。这也会鼓舞德国国内的“对现政府不满”并意图推翻其统治的政治力量。¹²

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是知道这些谈话的，不过克莱斯特是一位“激进的反希特勒分子”，还热衷于“煽动德国国内的朋友”推翻纳粹统治，因此张伯伦认为“他说的话要大打折扣”。¹³ 其他的消息来源表明，希特勒还未决定是否开战。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Nevile Henderson）爵士和戈林有联系，这位现任的德国空军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如今贪图享受的胖子，是那些不愿意和英国产生冲突的要员之一——至少在德国做好战争准备前不愿意。因为担心在东欧的经济扩张会受到影响，他尽全力反对里宾特洛甫煽动战争，还向英国人提供消息并安慰说希特勒是希望避免冲突的。

8月30日，在一次特别召集的内阁会议上，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对这些相互矛盾的情报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德国领导人会在1938年年内解决苏台德问题，但尚未决定是否使用武力。哈利法克斯说，以开战相威胁极有可能将国内的和帝国统治区 [5] 的意见割裂开来（而英国所倚仗的恰恰是帝国统治区大量的军事人力资源）。一旦遏制措施失败，英法两国便无法阻止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¹⁴ 用张伯伦自己的话说，他的外交政策仅有两条原则：“没有国家，当然是说没有民主的国家，在外交方面应该以战争相威胁；除非是做好了开战准备并决意开战。”他在夏天的时候读过的哈罗德·坦珀利（Harold Temperley）的《坎宁的外交政策》（The Foreign Policy of Canning ） [6] 更是“强化”了这个信条。张伯伦在几天后的信件中写道，这位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外交大臣所秉持的规则是：“反复实践过的是，永远不要威胁他人，除非你具有相应的实力。”张伯伦还在内阁中对希特勒的心理进行了评价：一个态度坚决的警告也许会吓退某些政治家，不过“希特勒先生会抛开他的部长们，沉醉于自己的想法中”。在给他的妹妹们的信里，张伯伦则是更直接地说：“让上亿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半疯癫的人手里，这样还不够可怕吗？”¹⁵

张伯伦和他的阁僚们讨论战争的危险时，并不只是在讨论中欧地区的冲突或德国向法国开战的事情。他们相信希特勒的空军有能力立即对伦敦地区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伦敦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居住着英国五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还是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港口和铁路枢纽。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眼里，用鲍德温的话说就是“轰炸机总会突破进来的”。对从天而降的“致命一击”的恐惧萦绕在大众的脑海中，更有书籍和电影加深了这种恐惧，在官员的眼里这一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1966年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 [7] 回忆道：“我们在1938年对空袭的想法和如今人们对核武器的想法一样。”军方联合参谋委员会在1936年10月的估算表明，遭到空袭的第一周内伤亡数字就会达到15万人（这个数字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遭受空袭的伤亡总人数还多）。回想起来，这个官方的预计在对德国空军的估算上几乎就没有正确的地方——飞机的数量、飞机的载弹量、每吨炸弹造成的伤亡人数都被夸大了。事实上，在1938年，纳粹轰炸机的航程还无法满足从德国起飞去轰炸伦敦，直到1940年希特勒控制了比利时和法国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才使德国具有了这种能力。这是对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的严重误判，严重影响了空军力量的防御策略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¹⁶

绥靖政策的批评者也夸大了空中威胁。温斯顿·丘吉尔在1934年的讲话认为，在空袭的前10天内，造成的伤亡会达到三四万人；而在1936年，他则暗示在第一轮全面空袭下，伤亡人数会达到15万人。¹⁷ 危言耸听让政府把精力放在了本土防御上，而不是放在向法国部署飞机和地面部队上。1938年9月，丘吉尔敦促政府在对德问题上设置底线，并揭穿希特勒的虚张声势，不过他仅仅是位在野议员。张伯伦才是要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误读希特勒并让伦敦毁于空袭负责任的人。这严重考验着首相的良心和政策。

8月30日，内阁同意不发出正式警告，并且继续“让德国人摸不透”英国的意图。¹⁸ 哈利法克斯审慎的声明得到了内阁高级官员们的谨慎响应，并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不过，也有一些内阁的低级官员表示了担忧，希望以加快海军部署来表达英国的坚定态度，主要的倡议者就是脾气火暴的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 Cooper，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他和四位持不同意见的阁僚都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在全局中的重要性”：若是捷克斯洛伐克崩溃了，东欧其他国家也会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他们认为，无论形势如何，法国都会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入侵之后开战，这会使欧洲陷入全面战争，而英国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则小心翼翼地把议题定得很死，仅仅讨论开战是否有利于协防捷克斯洛伐克。¹⁹

库珀把内阁讨论的内容泄露给了像丘吉尔一样的国会反对派。这让张伯伦把讨论限定在四个人的小圈子里：他自己、哈利法克斯、约翰·西蒙（John Simon）爵士和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爵士。作为财政大臣和内政大臣，西蒙和霍尔手上掌管着国家两大关键政府部门，而且两人还都在30年代早期担任过外交大臣。张伯伦很看重他俩的忠诚，尤其是西蒙，此人因为是个声名狼藉的禄虫 [8] ，劳合·乔治对他的评价是：“坐在篱笆上太久以至于灵魂都已经变得铁石心肠。”²⁰

在外交方面，张伯伦最倚重的外交顾问并非贾德干爵士，更不是范西塔特，而是霍勒斯·威尔逊（Horace Wilson）爵士。这位职业公务员以他的数字处理能力和劳资谈判而名声在外。威尔逊的官方身份是政府的首席工业顾问。《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 ）称他：“看上去很像一个上了年纪又默默无闻、下个星期就会破产的书记员。”不过张伯伦在财政部的时候就很倚仗威尔逊，而且在当上了首相之后，还在唐宁街10号给威尔逊留出了一间办公室，向他咨询各方面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在内。“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很有权势。”《每日先驱报》一本正经地表示，“不过不受欢迎。”²¹

随着危机的升级，首相将决策制定转移到自己有信心掌控的渠道上来。但这个小圈子也不是铁板一块，哈利法克斯被来自范西塔特的备忘录淹没了，后者坚持认为：“我方一份态度坚决的声明加上［苏台德地区的］地方自治……德国的对手会强大到令希特勒不得不重视起来。”范西塔特还尖刻地评论说，英国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成功地让“德国人摸不透”，不过“德国人猜错了，之后战争就到来了”。²² 9月4日，他的提议动摇了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打算让亨德森向希特勒递交一份警告，表明如果法国履行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英国也将参战。但张伯伦和其他高级阁僚们坚决不同意，原因是亨德森发来的一些夸饰的警告：“希特勒很有才能，但他近乎疯癫……再来一次5月21日那样的事件会让他疯掉的。”希特勒向纳粹党代发表演讲在即 [9] ，他们不想“冒险触怒希特勒，使他做出比他宣称的更野蛮的事情”。²³

9月12日，在纽伦堡大会上，希特勒宣称，“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所遭受的痛苦难以言表”，而且形势正在变得“不可忍受”。²⁴ 不过这距离希特勒设定的军事行动期限还有两周，他仍然没有迈出这一步。霍勒斯写道：“有喧哗，有骚动，不过对话的桥梁还没有断。”²⁵ 就在英国人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希特勒的演讲却使苏台德地区爆发了新的骚乱。9月13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出戒严令，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领导人康拉德·亨莱因（Konrad Henlein）中断谈判，逃往德国。法国人担心战争迫在眉睫，似乎已经失去了勇气：达拉第提议，他和张伯伦应该与希特勒见面会谈，和平解决这一危机。不过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张伯伦的回应。那天晚上，首相决定实施“Z计划”，单独与希特勒会面。

张伯伦和四人小圈子已经在8月末讨论过这个想法。最初的提倡者是谁已不可考，不过劳合·乔治和哈利法克斯这样的英国政界高层都曾和希特勒会晤过。8月下旬，哈利法克斯考虑过让“重量级人物”和希特勒会面，“以便促使德国方面接受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有人推荐朗西曼，不过哈利法克斯没有同意。²⁶

如此看来，“Z计划”并非全新的提议，但张伯伦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确实“让哈利法克斯倒吸一口冷气”²⁷ 。一个原因是首相大人坚持要乘飞机前往。这个计划只有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午夜前的11点” [10] 才会实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张伯伦不可能像迪斯累里在1878年那样花上几天时间坐船或者坐火车前往德国。首相需要一种引人注目的姿态来阻止希特勒在战争路上一路狂奔，并抓住主动权。正如他向妹妹们说的那样，让希特勒来伦敦这一想法“并不适合我，因为这会使我吸引眼球的策略失去关注度”²⁸ 。这一想法的另一惊人之处在于，张伯伦是自愿赌上自己的名声来进行个人外交斡旋的。他认为：“英国首相这样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会大大满足希特勒的虚荣心。”他还相信，“和一个人面对面聊的总要比在信里写的多”，而且“对英国态度的怀疑也会通过讨论消除，比其他方式好”。²⁹ 毕竟，希特勒异于常人。张伯伦始终认为自己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这个想法支持他去和这位孤僻的独裁者会面。³⁰ 这不仅可以判断出希特勒是不是个正常人，还能消除他身边幕僚（尤其是里宾特洛甫）的谗言带来的影响，阻止德国领导人的疯狂举动。

张伯伦也考虑到了这一举动对国内的影响。在1938年6月，保守党研究部的主任约瑟夫·鲍尔（Joseph Ball）爵士曾警告说，如果目前国内的政治氛围持续下去，下次大选的时候“政府的反对党将大获全胜”；他预计在1939年秋天的大选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³¹ 张伯伦也肯定预见到了外交成功对他在国内名声的潜在影响。

然而，抛开外交和政治不谈，对于张伯伦来说，很显然，这次和平调停成了一项个人使命，很大程度上出于他的一厢情愿。1937年10月，他曾写道：“我所考虑的是深远的计划，是在欧洲和亚洲的绥靖政策，是要最终解决军备竞赛问题。”在财政大臣任上，他告诉自己的妹妹们：“我压根儿不用搬起石头，现在我只需要动动手指，整个欧洲都会脸色大变。”1938年3月，在获赠赫伯特·阿尔伯特·劳伦斯·费舍尔（Herbert Albert Laurens Fisher） [11] 的新作《欧洲史》（History of Europe ）的时候，张伯伦回复道：“现在的我正忙着创造欧洲历史，而没有时间阅读大作。”³²

张伯伦甚至希望解决一个困扰了英国政界几个世纪的问题，他告诉妹妹们：“如果我能解决爱尔兰问题，这将在我们家族史上留下奇妙的一章。”³³ 这些话让我们得以窥探到张伯伦的内心深处。对于外界，张伯伦一家上下一体，团结如一。然而，内维尔·张伯伦总是把自己与父亲和哥哥相比。1932年2月，他推行了极其重要的帝国特惠制，张伯伦把这一政策明确形容为关税改革的“奠基”，而关税改革则是他的父亲在29年前提倡发起却未竟的心愿。³⁴ 在张伯伦飞往贝希特斯加登之后，他的妹妹希尔达（Hilda）在写给他的信中表示，她为首相感到“无比的骄傲”，并相信：“在我的想象中，只有我们的父亲才能构想出并实践这一壮举！”希尔达“很对”，张伯伦在回信中说，“这也是出自爸爸的本心”。³⁵ 可以同样肯定的是，张伯伦一定没忘记1925年的那个漫漫长夜，他所读到的奥斯汀在洛迦诺会议之后自鸣得意的内心独白。³⁶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豪感的家庭里的边缘成员，内维尔感到，现在是时候在名望的战场上胜过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了，这也是人之常情。

首相小心翼翼地为“Z计划”保密，他最初的意图是，不告知德国人他的到访，直到他起飞之后。不过亨德森警告他说，如果希特勒不想和他见面，或者希特勒觉得自己受到逼迫的话，只需要轻描淡写地说一声自己感冒了，这样的话对于首相就是一个奇耻大辱。张伯伦听从了这个劝告，事先向希特勒发出了询问，却没向内阁征求意见。³⁷ 9月初，几位可靠的大臣被告知了这一消息，不过却严令“不得在内阁内外”谈及此事。怒气冲冲的范西塔特告诉张伯伦，这“就像亨利四世前往卡萨诺对教皇卑躬屈膝的重演”³⁸ 。9月13日，就在把张伯伦出访的消息告知希特勒之前，霍勒斯·威尔逊打起了退堂鼓，在一张便笺上匆匆写下几个问题来询问西蒙：“您认为在首相这样做之前召集内阁会议是不是更妥当一些？”而这位财政大臣的回复则是：“我认为绝无必要，内阁会支持首相的，这点你也同意。”³⁹ 张伯伦在等待希特勒回复的同时，直到9月14日中午11时才把这件事通知他的内阁成员们。根据达夫·库珀的回忆，“大家毫无异议，热情同意”⁴⁰ 。即使是常常批评首相的哈利法克斯，也为张伯伦的大胆之举吃了一惊。

张伯伦于9月13日发出的消息在很晚才被亨德森交给德国外交部，内容如下：

鉴于局势日渐紧张，我计划立即前往和您会面，以期得出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我打算乘飞机出行，也已准备好在明日启程。请告知您会在何时何地与我见面。若能尽早答复，我将不胜感激。

希特勒当时还在上萨尔茨山（Obersalzberg） [12] ，而里宾特洛甫则在慕尼黑，两地距离100多英里（约160公里），而且这两个人都不习惯于早起。9月14日上午9点30分，外交部副部长欧内斯特·冯·魏茨泽克（Ernst von Weizsäcker） [13] 打电话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里宾特洛甫。12点15分，焦虑不安的亨德森给外交部打去电话询问，被告知里宾特洛甫正在赶往向希特勒汇报的途中。到了下午2点40分，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魏茨泽克，表示希特勒“大方地欢迎张伯伦的到来”。关于希特勒是否应该去伦敦或者在北海的游艇上与张伯伦会面，这个问题在德国人内部还有过争论，不过两个建议都被否定了。张伯伦获邀于15日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如果他愿意，可以带上夫人一同前往），亨德森则要自己从柏林赶过去。⁴¹

当里宾特洛甫带着张伯伦来访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在9月14日上午驱车赶往上萨尔茨山向希特勒汇报的时候，希特勒的反应如何呢？⁴² 两个星期前，元首私下里说，不想看到英国军事介入这场危机，并补充说，他对德意志民族称霸充满信心。他认为英国是在虚张声势，拖延时间，并宣称拒绝任何英国政府官员来访。⁴³ 希特勒向波兰驻德大使承认，张伯伦玩弄的把戏让他有些不快。当然，他也说自己不会拒绝英国首相的来访，但他认为“张伯伦是来郑重其事地宣布英国会出兵远征”⁴⁴ 。在德国高层决策者中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9月14日，仔细分析张伯伦的提议带来的“巨大震撼”时，纳粹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les）认为，“狡猾的英国人”正试图通过“道德上的借口”自保，还要把开战的责任推到德国的身上。⁴⁵ 在外交部紧急调来的从柏林开往慕尼黑的专列上，魏茨泽克心情阴郁：“明天，在贝希特斯加登，两国要么获得和平，要么走向战争。”⁴⁶

9月14日晚9点，伦敦媒体被召集至唐宁街10号的一场特别发布会上，时间的精妙安排使该消息能通过夜间广播和第二天的报纸传播出去。激动的报界记者们冲出会场，挤进每个电话亭联络编辑把消息发出去，围观的群众则贴在玻璃窗外急切地聆听内容。站在战争纪念碑（The Cenotaph） [14] 下的一位女士说：“希望仍在。”⁴⁷ 张伯伦的举动突然之间驱散了看上去不可避免的战争阴霾，资深记者比佛利·巴克斯特（Beverly Baxter）如此描写道：“我这辈子都在报道激动人心的重大新闻，但从未收到过如此引人注目、如此激动人心、如此令人感动的消息。”⁴⁸ 德国驻伦敦代办西奥·科尔特（Theo Kordt）也感同身受，向柏林汇报说：“我从未见过气氛转变得如此之快……报纸上报道的男男女女在街道上喜极而泣，这毫不夸张。”⁴⁹ 在大西洋对岸，《纽约时报》称，这是个“惊人的决定……还没有哪位英国首相做出的姿态能如此不同寻常，如此勇敢，还是以如此谦逊的方式”。不过在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看来这还不够谦逊，却是相当丢脸。他惊叹道：“这仗是打不起来了，不过也要清算一下英国人的赫赫威名了……英国已被打倒了。”⁵⁰

第二天早上，这次出访成了英国报纸上的主要新闻，而报纸上的额外报道又提高了这件事的关注度——也是在头版——贝克因德军尚未就全面战争做好准备而辞职；对迪斯累里在1878年出访柏林的记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几乎所有的编者按都是一边倒地表示赞许。亲保守党的《每日邮报》大力宣传说：“这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它将改变整个国际局势。这一重要决定是由张伯伦首相自己做出的，这体现了他伟大的政坛经历中充满智慧、富有远见、勇往直前的优秀品质。”⁵¹ 即便是常常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党报纸《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 ），在不确定这次会谈是会“拯救和平”还是会“背叛民主”的情况下，也在头版社论里说道：“英国首相今天以一个在现代外交史上也是大胆且令人激动的举动赢得了尊重。无论以什么名义，内维尔·张伯伦一定会青史留名。”⁵²

这个国家在9月14日—15日一夜之间国民情绪的转变可谓意义深远。过山车般的公众情绪变化也为解释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为什么在人们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启迪。9月15日，星期四，张伯伦早早动身离开唐宁街10号，留出时间在门阶上让记者们拍照。《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 ）记者写道：“首相打扮得就像是去公园散步一样，手里还拿着把雨伞。”那把雨伞引发了国际讨论，后来沦为了笑柄。不过《星报》（Star ）提醒读者们说：“这只不过是张伯伦的老把戏，用‘道具’使你印象深刻。”——在维多利亚时代，内维尔的父亲约瑟夫常把一朵新鲜的兰花用胸针别在上衣的扣眼中，戴一副镶金边的单片眼镜，这让他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就像是丘吉尔的雪茄和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 [15] 的烟斗一样，张伯伦也有符合自己形象的标志，《星报》猜测就是雨伞：“紧紧地、直直地、硬硬地、牢牢地卷着，像它的主人，在历史上也留有自己的一笔。”⁵³

图2-1　张伯伦将乘飞机前往德国会见希特勒的消息看上去在外交界是一场革命（刊于《每日快报》，1938 年9 月16 日）

张伯伦坐车从唐宁街前往伦敦西面的赫斯顿（Heston）机场。他的座机是英国航空公司所属、由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伊莱克特拉（Lockheed Electra） [16] ，他在飞机的舷梯上摆好姿势让记者们拍了很多照片，还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提高了人们的期望：“我的政策一直是力求捍卫和平，元首阁下准备接受我的建议则让我有信心期望和他的会面不会无果而终。”⁵⁴ 陪同首相前往的有霍勒斯·威尔逊和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后者是外交部中央司司长（负责处理法国和德国事务）。还有一架飞机载有两位女秘书和两位保镖 [17] 。故意地——其原因之后我们会谈到——张伯伦没有带上外交大臣，而且，即使加上斯特朗这位在外交部做得风生水起的新人，代表团也没有人会说德语。⁵⁵ 张伯伦要依靠德国外交部派来的翻译和书记员，这在之后也造成了麻烦。不过和之后的峰会相比，这次出访的简单之处正如张伯伦强调的想法一样：就是两位领导人私下里的会面，要建立并培养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

大多数报纸报道说，张伯伦从未乘过飞机，不过这其实并不准确：张伯伦曾在伯明翰机场的一次飞行演示中上天转过一圈⁵⁶ ；不过那次和今天飞越英吉利海峡直抵德国的4个小时空中旅行比起来是天壤之别。上午8点35分，飞机起飞，张伯伦在几天后回忆说：

我必须承认，在伦敦上空我看到下面的房屋离我有几千英尺的时候有点晕；不过这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享受闪亮的白色云朵之上那壮阔无边的景色。接近慕尼黑的时候，我们飞入了风暴之中，有段时间在云中盲飞，飞机摇摆颠簸得就像大海中的孤舟。后来空乘人员过来告诉我们说飞机将要降落，我在降落的时候更是紧张了好一会儿。不过在看到领航飞机为我们导航的时候，我的疑虑被打消了。很快我们就滑行到了机场主楼……⁵⁷

这些文字来源于张伯伦每周写给他未婚的妹妹们的信件，在信里，他总把自己说得漂亮一点，因此，我们不妨认为他其实更紧张。

当然，为丈夫担心的张伯伦夫人也收到了连续的报告⁵⁸ ：

“9点20分，飞机飞过敦刻尔克。”

“10点35分，已飞过科隆38公里，一切正常，天气晴朗。”

“11点15分，到达法兰克福，一切正常。”

中午时分，一袭黑衣的安妮·张伯伦（Anne Chamberlain）独自从白厅走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 Abbey），参加了一场为和平特别召集的祈祷。只有教堂管理员把她认了出来，她和其他祈祷者一起围坐在被虞美人花环绕的无名英雄墓碑旁。在晚上，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见之后，她又来到教堂。当天前往大教堂的人数接近4000人。⁵⁹

压力固然不小，不过所有的观察家都认为，当首相大人在12点35分降落在慕尼黑的时候，他看上去神清气爽，泰然自若。迎接首相的队伍中的一员，驻德大使亨德森，是这么认为的。张伯伦回应说：“我可是顽强而又结实的。”当里宾特洛甫向他致以正式欢迎问候的时候，张伯伦回答得也很轻松。

“以元首和国家的名义，向您致敬。”

“谢谢您。”

“您的旅途还愉快吗？”

“很愉快，谢谢您，相当不错。”

《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 ）的记者塞尔柯克·潘顿（Selkirk Panton）对这个非正式而又不那么“德国式”的欢迎仪式很是吃惊。没有仪仗队，没有乐队，也没有什么致敬礼——也许是太仓促来不及准备。有些人向首相行纳粹礼，并以“Heil”致敬，张伯伦则脱下礼帽挥舞着回礼。潘顿称之为“民主的敬礼”⁶⁰ 。

使团乘专列由慕尼黑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并于下午4点刚过抵达。在那里还有一场欢迎仪式，更多的群众以“Heil”致敬（大部分人穿着巴伐利亚民族服装），首相也多次脱帽回礼。驱车很短一段距离就到达了张伯伦下榻的当地一家大酒店。酒店的老板也是突然接到命令，要为英国客人和包括里宾特洛甫在内的德国部长们腾出24间客房。张伯伦的房间是皇家套房，常常是为前德皇的妻子准备的，套房里包括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和一间早餐厅。不过首相并没有在此享受服务，只是稍事休息，把灰色的礼帽换成了一顶黑色的。威尔逊则抓紧时间和白厅1234号 [18] 通了电话，还让张伯伦的秘书保证和国内的电话线路畅通。抵达酒店半小时之后，首相和里宾特洛甫以及两名随员乘车赶往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山的别墅——在距离镇子不远的山上。《纽约时报》把这一举动形容成穆罕默德（Mahomet）前往山上。⁶¹

希特勒在1922—1923年间的冬天迷恋上了巴伐利亚地区阿尔卑斯山脉。处于德奥边界山脉间那高耸的峭壁和深不可测的峡谷成为他最喜欢的度假胜地。他常常在上萨尔茨山的旅馆中居住，在那里口述了《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一书的一部分；还于1928年租下了附近的一栋房子，在当上总理之后，房子被修建成了一幢宏伟的别墅。在它周围，戈林之流的纳粹党的领导人们也纷纷在周围修建了自己的别墅。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萨尔茨山已俨然成为帝国的第二统治中心。⁶²

从贝希特斯加登开车上山大约需15分钟，这也留给张伯伦一些调整自己呼吸进行放松的时间，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像其他的峰会参加者那样——他非常激动。下午4点55分，车队到达别墅外。张伯伦没有像哈利法克斯那样冒失地把希特勒当成为他拿帽子和大衣的侍者⁶³ ，不过却和哈利法克斯一样，几乎无视了这位元首。他告诉自己的妹妹们，希特勒看上去“一点都不起眼，站在人群里你是注意不到他的，真的会把他当成油漆工一样的小角色”。在内阁会议上，张伯伦更是直白地说希特勒是“我见过的最普通的男人”。⁶⁴

在德国外交部的翻译官保罗·施密特（Dr.Paul Schmidt）的翻译下，几句欢迎词之后，希特勒和张伯伦两人跨上台阶，走向会议室。那间屋子用油画、挂毯、名贵家具和很多裸体塑像装饰着（张伯伦讽刺地评论说）。最大的特点是一扇占满墙的巨大窗户，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上萨尔茨山的景色；但是张伯伦来访的时候正下着雨，只能看到山谷的底部。喝过茶，张伯伦试图打破沉闷，但发现，希特勒和很多人一样，不擅长寒暄。

“我常听说这间屋子，不过比我想的要大多了。”

“您在英国可是有比这还大的屋子的。”

“那您一定要来英国参观一下。”

“迎接我的应该是示威的反对者吧。”

“嗯，也许该选个好时候。”希特勒听到这句话脸上似笑非笑。东拉西扯了一阵后，希特勒唐突地询问张伯伦要如何进行会谈，是否要双方各有两三个人出席。首相说他希望一对一地面谈，这个在会谈开始前的约定把恶毒的里宾特洛甫排除在外，这也是与其相对应的哈利法克斯没出现在代表团之中的原因。于是，下午5点20分，在施密特的陪同下，两位领导人走上楼去，进入希特勒的会客厅开始会谈。出乎张伯伦意料的是，他们谈了三个小时。⁶⁵

在各自表达了改善英德关系的愿望后，张伯伦开始出牌。⁶⁶ 他建议用余下的时间“表明各自的立场和看法，以便相互准确地了解对方的意图”，第二天再谈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换句话说，张伯伦是想从整体形势逐渐过渡到具体问题，在解决棘手问题之前先了解对手。这和他的整体策略相符，要把苏台德问题放在缓解整个东欧紧张局势的背景下讨论。不过希特勒很快就识破了张伯伦的这个想法，坚持“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刻不容缓”，因为当天已有300名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被杀，还有更多的人受伤，这种情况需要立即解决。有关300名德意志人被杀的事情完全不实，而且很可能是故意捏造的，不过这却让希特勒占了先机。“好吧，”张伯伦说，“那就先谈吧。”⁶⁷

接下来，希特勒开始口若悬河——他说话常常拐弯抹角——不过目的明确。他坚持说自己不是一个独裁者，因为他的立场是建立在民族信心之上，反过来，民族信心又取决于他给出的承诺。这包括要把德国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让周边国家的德意志民族并入第三帝国。奥地利的700万德意志人已有先例，现在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300万德意志人想要如此。元首痛心地说，远离此地 [19] 的德意志人则不在此列——他还是明白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的。于是，张伯伦就这样听着希特勒在施密特的翻译下夸夸其谈，但是他现在已被推到了一个重要关口之上。首相打断了希特勒：“等一下，您是说300万德意志人必须并入帝国吗？这样您就满足了？没有其他的要求了？我这么问是因为很多人认为您的胃口更大，您还想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回应说，如果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的目的被满足了，那么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境内的少数民族也会效法这个模式而脱离当局统治⁶⁸ ；这暗示着捷克斯洛伐克会自行解体。不过他也坚称，他只对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感兴趣。希特勒把这一问题说成在他身边的“矛尖”，他的情绪也高涨到了这次会面的最高点：“我想回到现实中来。不过300人在苏台德地区被杀，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样的问题必须立刻得到解决：我一定要解决它，我不在乎是不是会发生世界大战。”⁶⁹

张伯伦再一次妥协了。不过他抓住了希特勒话里关于300万德意志人并入德国的要求，强调“元首做出了保证，之后不再对其他地区提出任何可能使德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领土要求”。他还冷淡地说道，他们两位领导人也许会“阻止一场因为300万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而发生的世界大战”。⁷⁰ 首相提议他们应共同呼吁捷克斯洛伐克对该地区的暴力事件保持克制，进而为进行建设性讨论创造条件。不过希特勒再一次生气地提出了300人被害的事件，要求立刻解决问题。张伯伦也失去了冷静，质问希特勒，如果元首态度是如此坚决，为什么还同意他前往德国会面？“我是在浪费时间。”⁷¹ 希特勒做出了让步，表示在当天或者第二天还是可以讨论达成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的；不过当张伯伦再次提出停止备战的建议之后，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英国是否同意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所居住的区域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希特勒声称，这符合《凡尔赛和约》中有关自决权的内容。

官方层面上，朗西曼的使团提出的解决方案中，苏台德地区可以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统治下获得自治权，所以希特勒的要求完全改变了游戏规则。从策略上说，张伯伦如果能表明这要求是一个新的情况，需要和内阁商议，不失为明智之举；但是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毫无表示⁷² ，而且没有经过讨价还价就做出了让步，他害怕因为一个和英国利益毫不相关的问题会立刻触发一场战争。首相告诉希特勒，他个人接受关于人口和领土转移 [20] 的提议，不过他需要和自己的同僚们以及法国政府商量，检验提议的可行性也是个复杂的过程。同时首相还要求希特勒尽最大努力阻止形势恶化。元首谈到了德国庞大的战争机器，警告称一旦机器开动，就没有停下来的可能（这和1914年的说法一样）。按照张伯伦的话来说，最终双方都同意“若元首能安抚德国人民，我也会尽我所能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保持克制”⁷³ 。之后双方起草了一份声明，表示“针对现状双方充分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张伯伦第二天将返回英国和内阁进行磋商，“几天之内，将会进行进一步的会谈”。⁷⁴

在下楼的时候，和之前上楼的时候比起来，希特勒的态度显得非常友好，还提议张伯伦应当在“一切都结束之后”⁷⁵ 再次来访，观赏山景。和英国代表团其他人员——他们在楼下尴尬沉默地干等，可供闲聊的话题早就用光了——会合后，张伯伦一行在晚上8点15分离开了别墅，去酒店过夜，第二天飞回英国。

会谈的结果和英国人期望的不同。报界认为这次出访会持续三四天；内阁成员，甚至还包括张伯伦的妻子，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首相已在回国途中的消息时大吃一惊。⁷⁶ 张伯伦自己还打算在第二天下午和希特勒进行一次全面对话，并在第三天着重详谈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实际上在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在苏台德问题上做出了妥协。难怪希特勒要鼓掌欢呼，“就像受到了一次极为成功的款待”。甚至忠心耿耿的威尔逊也承认，在晚餐时当听说“不会再有会谈”的时候也是非常“震惊”的。⁷⁷ 不过张伯伦也不是好惹的。口译员施密特对首相的印象很好，他在1925年于洛迦诺也为张伯伦的哥哥奥斯汀担任过口译——奥斯汀脸上的表情总是波澜不惊，不过“内维尔·张伯伦可不像他哥哥那样冷漠拘谨；正相反，他面对希特勒的各种要求时表现得都很灵活”，敢于直面对手。此外，施密特还惊讶地发现，当希特勒在叫嚣要冒险一战的时候，张伯伦那句生气的回应，“那您为什么还让我来这里！”事实上逼退了对手。⁷⁸ 由于希特勒公开宣称要在9月末用武力解决苏台德问题，他对张伯伦许下的约束部队和推迟时间的承诺中一半是因为这个情绪的转变。

从这个角度看，张伯伦获得了他需要的喘息机会。尽管如此，希特勒的胃口还是从苏台德地区自治变成了对领土的要求。首相也不知道内阁同僚们会不会认可这个要求。为了增加说服力，张伯伦在9月16日晚上把这次会谈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在内阁小圈子里讲述了出来，也在第二天的午餐前后向全体内阁成员告知了会谈内容。他说，在到达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形势很明显是“急切紧迫的，如果他不去的话，敌人如今就已经开始行动了；气氛极其紧张”。张伯伦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己威胁要回国，这“也许就是这次会谈的转折点”，在那之后，“希特勒先生变得安静了”，而且会谈也更加理性了。内阁高级成员们一致支持首相，讨论的话题也变成要不要进行全民公投和说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话题上来了。⁷⁹

达夫·库珀认真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即使目前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也不会是麻烦的结束；只要纳粹在统治德国，欧洲就不可能有长久的和平。”不过没有几位阁僚表示不同意见，就连库珀自己在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承认“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很可怕”。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苏台德问题是希特勒的“最终要求”，还是“开胃小菜”？首相大人则说，这是个“只能靠实践才得出的判断”，他的看法是：希特勒说的是实话，他也没发现希特勒“有精神失常的迹象，只不过很容易激动而已”，有时候会“忘掉自己在说什么而滔滔不绝地长篇大论，这个人的能力很难被忽视……在某些方面他很难接受不同意见”。不过，张伯伦宣称，“相当重要的一点”是，他认为希特勒的要求已经被“严格限制住了”。⁸⁰

张伯伦所说的话都是仔细斟酌过的，也很重要。他否定了在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之前的想法，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疯子。他反而认为这位德国领导人是一个意志坚定、难以对付而且性格反复无常的对手，但是这个对手会满足于有限的目标，也会恪守诺言；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可以与之展开有意义的谈判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内维尔·张伯伦理想的谈判对象。张伯伦向内阁成员表示，在分别时希特勒提出要再一次举行会谈，他还补充道，“其他渠道得来的消息”（德国外交部的官员拍霍勒斯·威尔逊的马屁时说的）称，希特勒对首相“印象不错”。首相对内阁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之后的谈判会主要靠个人感情”。事实上，首相把自己看成了外交改革的先驱者。他告诉内阁诸位官员：“万众瞩目的出访会谈具有伟大的意义，因为我们要面对的特殊形势要求我们采用一种全新的依靠个人的外交手段。”⁸¹

即使是一些张伯伦最亲密的同僚也表示怀疑。内阁里一直在批评库珀的国防协调大臣 [21] 托马斯·英斯基普（Thomas Inskip）爵士私下指出：“首相大人讲述的故事令人难过……明明是希特勒占了主动，他就是在敲诈首相。”⁸² 不过在9月17日的会议上，包括库珀在内，没有人愿意因为布拉格而搭上伦敦。

在内阁的支持下，或者说，默许下，张伯伦向法国寻求支持。第二天，9月18日，星期天，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和他的重要阁僚以及顾问抵达伦敦（他们也是乘飞机抵达的——再一次地提示了飞机已替代火车成为危机外交活动中的交通工具）。早些时候，当张伯伦通知达拉第要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时，法国总理“看上去并不太高兴”，他在巴黎告诉英国驻法大使，一些人建议他和希特勒进行双边会谈的提议被他拒绝，是因为他认为英国应该派代表参加会谈。⁸³ 不过当天英法之间的会谈还是亲切友好的，对张伯伦来说，是富有成效的。法国人是不希望在苏台德地区出现全民公投的，他们怕德国人会用这个方式解决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少数民族问题。不过他们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德意志人口超过半数的地区的主权交给德国。作为回应，法国人说服了英国人（到目前为止，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和捷克斯洛伐克有任何条约上的义务）一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其他的领土“不受侵犯”。

从上午11点到半夜，从正式会谈到私人会面，这一天让双方都筋疲力尽。最后，两国政府于9月19日清早联合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Eduard Beneš）发信，简述了提议。两国要求最晚于21日获得回复，因为张伯伦计划在那天再次会见希特勒。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抗议这一提议会“完全肢解”国家的时候，得到的回复却是，任何拖延都会加速德国入侵的进程。在布拉格的英法使节被命令“无论何时收到这条消息都要立即转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于是他们在9月21日夜里2点叩开了赫拉德欣宫（Hradschin Palace）的大门。贝奈斯刚刚睡下，这是三天来他真正睡着的时候，不过还是被叫醒来接受这条消息。在21日的晚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主要政治派别都选择了屈服。⁸⁴ 然而英国的报纸上确实空空如也，张伯伦要霍勒斯指挥报界大亨们和自己站在一起，结果几乎所有的人都按要求合作了。⁸⁵

其实贝奈斯原则上接受对领土有限的割让，希望能借此满足德国人的胃口，并在17日秘密告知了达拉第。法国总理又告诉了张伯伦，张伯伦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默认当成了维护他自身政策的正当理由。同样，英法两国在21日发出消息之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米兰·霍查（Milan Hodža）密询法国政府，希望能获得一份最后通牒来解释在国内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政府的投降之举。⁸⁶ 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们看上去就像是自愿的受害者一般，很清楚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来自英法两国的压力极度残忍，就连平时说话很委婉的哈利法克斯也“毫不客气地表示，如果贝奈斯不把这事情交到我们手里，那我们就撒手不管了”⁸⁷ 。

9月20日，张伯伦的小圈子里有人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在这次危机中陷得太深的担忧。为什么英国政府不是直接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回复转给德国人，让希特勒和贝奈斯两个人敲定细节就行了？霍勒斯·威尔逊说：“这样就和首相之前扮演的主导力量前后矛盾了。”但如果按照他的阁僚们的建议，张伯伦继续在公众的眼里扮演主要推手的话，他也“十分渴望”能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一些让步来作为希特勒“从我们这里获得巨大让步”的回报。把主权转让的标准从德语人口占50%提高到80%？或者说服希特勒停止调动部队来缓解紧张局势？第二天，霍勒斯从报业大亨们那里获得了证实，他们一致认为，公众“很期盼”张伯伦能第二次访问德国，“以显示他已经从希特勒那里获得了让步”⁸⁸ 。把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推向峰会，首相大人也把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声望推到了悬崖边上。

9月22日，星期四，张伯伦于上午10点45分再次从赫斯顿机场起飞。和之前那次一样，他向等待的记者们强调，苏台德问题的和平解决是英德关系更好发展的“重要开端”，也是他真正追求的“欧洲和平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德国外交官西奥·科尔特再次前去送行，他向柏林汇报的时候说，反对之声也有所抬头，他引用一天前丘吉尔和艾登以及工党和贸易联盟的话说，张伯伦是“充满焦虑地离去的”。⁸⁹

这一次英国代表团只能飞到科隆，从那里坐车前往位于伯恩南面的温泉小镇哥德斯堡，那里的豪华酒店——彼得斯贝格酒店（Hotel Petersberg）——可以鸟瞰莱茵河的美景。希特勒就住在河对岸的德尔森酒店（Hotel Dreesen），1934年他就是在那里策划了恶名昭著的清洗计划 [22] 。张伯伦一行不仅包括威尔逊和斯特朗，这次还有外交部法务处负责人威廉·马尔金（William Malkin）爵士 [23] ，亨德森也从柏林再一次赶了过来，加入了代表团，这次他还带上了他的一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此人可以流利地使用德语，去年还为哈利法克斯和希特勒的会谈担任口译。在上次会谈里，张伯伦只能靠德国官方的口译员保罗·施密特和希特勒交流，他在会后生气地拒绝了由施密特记录的会议纪要，自己靠记忆整理了一份。有些说法认为是里宾特洛甫故意为之，意在激怒张伯伦，以此报复自己被排除在会谈之外；更有可能的是希特勒授意，想要最大化体现其意愿，不过却让张伯伦有苦难言。⁹⁰ 在亨德森的强烈抗议和宿敌戈林的调解下，外交部长才勉强拿出一份过得去的记录副本。⁹¹ 就这样施密特仍然在会谈中担任口译员，但柯克帕特里克会在场证明他翻译的准确性，并为英国方面做准确的会议记录。这也是张伯伦在峰会进程中手段逐渐成熟的一个标志。

不同于上次会谈，哥德斯堡星期四下午的天气很好。下午4点的时候，张伯伦和他的代表团在一大群记者和观察家的注视下乘车穿过莱茵河渡口——这让亨德森想起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年度赛艇对抗赛。⁹² 在德尔森酒店，希特勒和张伯伦握手致意，之后施密特与柯克帕特里克两人陪同双方上楼进行会谈。会议室里有一张长条桌，上面铺着绿色的台布；屋子里至少可以坐20个人。希特勒走到桌子的一端坐下，张伯伦则坐在他的右边，施密特和柯克帕特里克坐在他的左边。在静坐了一刻之后，希特勒向张伯伦举手示意，仿佛在说：“该你说了。”⁹³

张伯伦开始向希特勒陈述已准备好的当前形势总结，他说到了上次会面时形势的僵局，也说到了在过去的一周里已经取得的进展；他还简要地介绍了现在已经被伦敦、巴黎、布拉格三方接受的方案——在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之下进行领土主权的转移；他也提出了目前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一些问题。他说完之后坐了回去，施密特回忆，他的脸上“带着满意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干得不错吧？”⁹⁴

希特勒先是表示很感谢张伯伦为危机的和平解决所做的努力，然后他问起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同意这些提议。

张伯伦说：“同意。”

“很遗憾，”希特勒回答说，“不过这已经没什么用了。”⁹⁵

张伯伦坐直了身子，脸因为生气而变得通红。⁹⁶ 希特勒则开始对形势的变化进行抨击，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与德意志人一样的声明，还谈到了德国边境逐渐升级的冲突和“不断涌来的难民”所造成的“岌岌可危的局势”。希特勒说，边界问题必须在10月1日之前“获得最终而且全面的解决”。

直到希特勒的话被口译员翻译完，张伯伦才回过神来。他用外交辞令表示对希特勒的立场“既失望又不解”。上次两人见面时希特勒曾说，如果张伯伦能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为解决问题做出努力，德国很愿意就此展开程序磋商。张伯伦向希特勒快速地说明了自己是如何努力劝说自己的内阁、法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他说他事实上已经“丝毫不差地满足了希特勒，而且还不用任何德国人流血牺牲”。他越说越生气，认为“必须要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张伯伦将他第一次访问德国时受到热烈支持的情形与这次访问做了对比，那天在赫斯顿机场遭人批评，有人还向他发出了嘘声。为什么这些讨论过的提议不再被接受了呢？

希特勒做出了一点让步——柯克帕特里克推测他是不想看到会谈这么早就破裂。⁹⁷ ——他说目前只有一个方法能和平解决目前的危机。各方必须立刻认同一个新的边界划分——而且不需要任何国际委员会的监督。希特勒提出的新边界划分方案将“遵照已有的可信地图，按照语言划分边界”。他认为，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拒绝接受边界划分，那他就会按照公民投票结果，立刻出兵占领这一地区。最后，两位领导人一起下楼和里宾特洛甫、威尔逊、亨德森共同研究地图，其上标明了希特勒画好的边界。张伯伦试图逼迫希特勒划定具体范围，不过希特勒总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过错而火冒三丈。（整个会议过程中，希特勒不断地收到新的有关边境冲突的报告。）又累又饿的首相和元首相约第二天上午继续会谈，不过要在各方各自进行深刻讨论之后进行。张伯伦旧调重弹，认为如果希特勒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达到目的，那他就不会冒险开战。希特勒在告别的时候表示自己不相信这次危机会和平解决，也承认自己从未认为张伯伦可以为危机做出如此的努力。⁹⁸

希特勒再一次打乱了张伯伦的计划。和上次一样，这次张伯伦到达哥德斯堡的时候带来的是合理而又吸引人的建议，但是每一次希特勒都提高了要求。希特勒在哥德斯堡会谈之前就和戈培尔谈过他的想法。通过研判张伯伦在之前会谈中的表现，他猜测张伯伦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将向张伯伦展示那张地图，然后就大功告成了，棒极了！”⁹⁹

不过，抛开元首在面对英国人时的第二次战术胜利，希特勒的政策和几个星期之前一样不够明确。一方面，他还是在探讨开战的可能性，并积极备战，严格按照他划定的9月末的最后期限做准备。希特勒心里急需证明自己是位称职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洗刷5月耻辱的想法也半点没有减少。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和他们的首相大人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比希特勒预想的要积极，这也让情况复杂了起来。在哥德斯堡会谈中所使用的策略，比如地图和公投，都意味着希特勒正试图逐步蚕食捷克斯洛伐克，而不是靠军事行动一蹴而就。¹⁰⁰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希特勒的选择会是哪一个。

换言之，对于为什么希特勒在能通过和平手段满足他所提出的所有要求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开战，张伯伦感到不解，这也揭示了他在认知上的一个重要盲点。在贝希特斯加登的会谈使他相信希特勒并不是一个疯子，他的一切准备都基于对希特勒个性的判断。然而希特勒现在的表现却是毫无理性的，提出的要求也是张伯伦的内阁和英国公众意见已经表示过不可接受的。首相大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就寝，用威尔逊的话说就是“烦心倦目”；而柯克帕特里克则和一位秘书为了整理会谈记录忙到了凌晨4点。早餐的时候，英国代表团人人情绪低沉，很明显，会谈将完全破裂。张伯伦取消了原定于上午11点30分举行的会谈，并向希特勒去信，说明他的提议为什么不会被英国和法国的公众甚至“基本上全世界”所接受。威尔逊后来声称，这个想法来自他之前的工业谈判经历，目的在于逼迫对方清楚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为将来应对公众以及万一谈判破裂做辩护。下午3点55分，施密特带着希特勒的回信抵达，只不过是重申希特勒的抱怨。张伯伦再次写信，表示在没有备忘录也没有划分好细节的地图的情况下，不会把提议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午5点45分，亨德森和柯克帕特里克过河前往德尔森亲自向里宾特洛甫表明态度。两个小时后，他们带回了承诺：稍后在晚上举行的会谈将只有备忘录。¹⁰¹

在哥德斯堡逗留期间，张伯伦受到了来自伦敦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9月22日，星期四，下午3点，就在他和希特勒举行会谈之前，内阁就在讨论一旦会谈失败，战争迫在眉睫，英国将采用什么样的对策。傍晚时分，在接到威尔逊和张伯伦有关会谈“相当艰难”和“极不满意”的密电之后，阁僚们也因为没有可靠的信息逐渐感到沮丧；也没人从次日上午威尔逊的消息“身处雾中，不过今天也许放晴——其实，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中得到什么帮助。¹⁰²

到现在为止，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严厉警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不要动员任何部队，以免激怒希特勒；不过法国人现在想收回这话，但是出于对张伯伦的尊重，内阁在9月22日并没有同意。第二天，内阁内部认为这已经不是阻止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正当理由了，张伯伦必须同意这一决定。英国军方也已经开始失去耐心，若是开战，他们需要提前48小时整备出发。9月23日下午，内阁向张伯伦去电，希望在他缺席的情况下获得授权动员部队。午饭后，威尔逊回电说，明天他们就会返回，这些预先措施可以先等等。不过他的有关德方备忘录和把备忘录发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却引发了新的问题。哈利法克斯在晚上9点30分电告内阁，首相在思考如何结束会谈，但是他觉得会谈会以“某种简单但强烈的声明”结束。在和报业大亨们有密切关系的霍勒斯的强烈支持下，外交大臣向张伯伦强调：“从公众的意见看，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因我们已经让步到底线而变得强硬。”“如果能专门会见他”，这消息也应该告诉希特勒；要警告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妥协之后，德国若是宣战“就是对全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行”。这封电报没来得及加密就发向哥德斯堡，哈利法克斯希望张伯伦在过河会谈之前就能收到，不过他很可能也希望德国人收到这封电报。¹⁰³

张伯伦被希特勒搞得手忙脚乱，自己的阁僚们又来添乱，在走进德尔森酒店开始第二轮峰会会谈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紧张的。这次两位领导人和各自的口译员在楼下的客厅里举行会见，他们围坐在茶几边，在座的还有亨德森、威尔逊、里宾特洛甫、魏茨泽克¹⁰⁴ ，讨论在晚上11点后才开始。希特勒想努力表现得亲切一点，不过张伯伦这次省去了客套，直接建议讨论德国的备忘录问题。里宾特洛甫是备忘录的起草人，希特勒表示，这份备忘录基本上代表了他个人的想法和在昨日通信中的态度。和之前一样，他暗示说如果会谈能达成和平协议，那将会是英德关系的转折点；他还补充说，这是“最后一个能沟通的议题”。不过张伯伦这次没有再次上当。作为对哈利法克斯发出的警告的响应，他表示必须让英国民众看到会谈的成果作为回报——但直到现在希特勒“只有一丁点儿回应”。希特勒十分激烈地反驳这一说法，不过张伯伦态度坚决，提出10月1日应为德国人的最后期限：“我不信元首阁下会为这区区几天就已经准备好放弃合作。”

局面越来越僵的时候，一份情报送了进来。里宾特洛甫拿过来扫了一眼，煞有介事地宣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宣布总动员。希特勒大叫道：“还有什么可说的。”张伯伦则反问：“怎么了？”动员只不过是预防措施，又不是进攻的手段。两个人又就是德国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首先动员争论起来。希特勒又一次生气地要求对目前的局势采取立即有效的解决方式，他还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长痛不如短痛。”¹⁰⁵

和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张伯伦现在要打出王牌了。他声称不会再进行谈判了：他会带着一颗沉重的心飞回英国，不过良心上毫无负担。但是这次里宾特洛甫拿出了撒手锏：他敏锐地指出，张伯伦和他的代表团员们压根儿就没仔细阅读这份备忘录。确实，英国人事先并没读过备忘录，他们的翻译柯克帕特里克一直忙于整理会议纪要；这使他们落了下风。不过亨德森还是用英语草草记下了其中的要点；威尔逊也清楚地记得，备忘录明确表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必须在9月26日—28日交出会谈所涉及的领土。

张伯伦气愤地表示：“这份备忘录完全是一份最后通牒，而不是在谈判。”

亨德森插嘴道：“是一份强制命令（Ein Diktat ）。”¹⁰⁶ 引用的是希特勒声讨《凡尔赛和约》时使用的众所周知的“Diktat”。

希特勒反驳说：“文件名字可是写着‘备忘录’三个字。”

张伯伦也不甘示弱地驳斥说：“我更在意内容而不是标题。”他表示，整个备忘录的内容留给英国人的感觉十分不好，会让希特勒看上去“像个征服者”。

希特勒打断了首相的话：“不，像个财产的主人。”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再次重申，英国代表团没有完整地读完德国方面的备忘录。也许这时候（备忘录有些混乱）英国人离席“私下里交谈了一会儿”¹⁰⁷ 。双方同意让施密特把文稿全部口译成英语。在施密特翻译的时候，张伯伦对其中最令人反感的地方进行了指责。听到了这句“德国政府做出以下要求”后，首相说，这样的用词恰恰让公众感到冒失无礼。希特勒表示，只要条件得到满足，他不在乎用词是“要求”（demand）还是“建议”（proposal）。张伯伦也强烈不满这份文件的“强硬而又严苛的时间要求”，包括所提到的距离当时不到48小时的生效时间。希特勒让了一步，同意将时间延至10月1日。而且，英国代表们也尽力压缩了德军将要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最终，张伯伦表示将会把这些提议尽快转交给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会谈在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之后于夜里1点45分结束。¹⁰⁸

据柯克帕特里克的回忆录记载，在会谈即将结束的时候，希特勒“用敏锐的眼神盯着张伯伦，用嘶哑的声音怏怏地说：‘您还是第一个让我做出让步的人。’”¹⁰⁹ 他留下的官方记录给人的印象是会谈的结束很突兀而又不友好。¹¹⁰ 不过施密特的回忆录里也同样记录了希特勒这次罕见的退让，不过他声称气氛很轻松，两位领导人“在分别的时候气氛随和，在我的翻译下，两个人还单独交谈了一小会儿”。在他的官方记录中，两个人在门厅交谈了一会儿，张伯伦“衷心地向元首告别”，还说到几天来两人之间增进的“对彼此的信心”，这让两位领导人可以相互坦诚而又毫无戒心地进行交流。张伯伦再次表达了他的愿望，他希望目前的危机解决之后，两个人可以继续以这种精神商讨未解决的“更大的问题”，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希特勒。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张伯伦离开的时候，“真诚地说了声‘再见’” [24] 。¹¹¹

哥德斯堡会议的结果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希特勒的得寸进尺再一次让张伯伦做出了退让，只不过这次困难了许多，也是第一次让希特勒把自己的要求述之成文并加以修正。希特勒还是表现得盛气凌人，而张伯伦也没有退出谈判。相反，首相大人和他的智囊团还是决定把希特勒的要求转发给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张伯伦仍然希望苏台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希望英德关系得以和解。无论怎样，张伯伦在这次峰会上已经赌上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24日这个星期六的早上，英国代表团在睡了几个小时之后从哥德斯堡启程返回。（柯克帕特里克可没睡，再一次熬夜整理会议记录。）亨德森和柯克帕特里克则是乘车前往科隆的，又从那里坐火车返回柏林。为了打发时间，两个人参观了科隆大教堂，情绪低落的亨德森还在教堂正厅中跪了下来祈祷和平。¹¹² 张伯伦和其他人乘飞机回国，并在午饭时分抵达伦敦。下午3点半，首相大人向内阁核心阁僚们汇报了本次会谈的内容，两个小时之后，全体内阁成员听取了首相的报告。¹¹³ 在这两个场合，张伯伦都冗长地叙述了这次出访的内容，详述了第一天的僵局，要求德国人用书面文件表达立场，还有这份书面备忘录里强硬专横的内容，但他对这次峰会做出了积极的总结。张伯伦承认自己在第一天听到希特勒提高了要求的时候十分愤怒，不过经过进一步的商谈后，他改变了看法。首相对内阁严肃地表示：“要想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很有必要了解他的动机和思考方式。”张伯伦觉得自己现在在这一点上比第一次会谈更有信心。根据内阁会议记录，张伯伦认为：

希特勒心胸狭窄，在某些问题上存在极端的偏见；不过他不会故意地欺骗一位他所尊敬的也是一直与之谈判的对手。他笃定地相信希特勒对他有所敬重。希特勒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关键问题是希特勒是否真的如他所说把苏台德问题当成一个必须解决的民族问题来对待，他的政策目的在于民族统一，而不是统治欧洲；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希特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首相相信希特勒是在说实话，而且希特勒也表示，一旦目前的问题获得解决，就不再对占领欧洲领土拥有任何野心；他还说，若当前的危机可以和平解决，将会是英德关系的一个转折点。¹¹⁴

以上就是张伯伦在总结时的辩解。他声称他已经和希特勒建立了私人感情，可以相信这位德国领导人是会遵守其诺言的——他的目的有限，苏台德问题的解决为将来达成更广泛的协议铺平道路。首相告诉阁僚们，除非是在昨晚的谈判所修改过的哥德斯堡会谈备忘录基础上进行操作，否则他看不到当前问题和平解决的出路。内阁可以自行比较这份备忘录中的要求和他前往哥德斯堡的时候准备的条件，看看是否能成为英国开战的正当而又充分的理由。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张伯伦还动情地提到了上午飞回英国时经过泰晤士河的情景，还设想到若一架德军轰炸机以同样的航线飞过伦敦上空，扪心自问自己的政府会为机翼下数以千计的家庭提供什么样的保护。张伯伦说自己感到不应该以威胁开战的手段来阻止战争。¹¹⁵

张伯伦希望内阁暂时休会，以便大家能细读备忘录条款，并给予考虑。尽管达夫·库珀要求立即进行动员，他还是决定如此。海军大臣表示，在开战和苟求和平之间，看到了第三种选择：“耻辱地开战”，即政府迫于公共舆论的压力，被迫参战。¹¹⁶ 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内阁小圈子成员在当晚进一步展开讨论，为了兜售哥德斯堡备忘录，他们甚至还请到了一位工党领导人。与此同时，威尔逊正在起草一份提议，让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割让更合民意，他尤其小心地“把‘占领’一词说得像是保证一项协议得以实施的手段”¹¹⁷ 。

在上一个星期里，张伯伦的外交活动把外交官们扔在了一边，而且还把他们的专业意见置若罔闻。外交部的很多官员都觉得首相是带领着国家滑向一个危险境地，外交部副常务大臣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就是其中之一；他看上去是位沉默寡言的官员，但其实是个情绪十分外向的人，这在他每天用来吐露心事而随手记下的日记里表现得很直白。

当内阁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之后把立场从“民族自决”退让到领土割让的时候，贾德干把这是一次在国际社会监督下“有秩序的”行为作为借口宽慰了自己良心上的不安。他在张伯伦前往哥德斯堡的备忘录里强调：“我们已在用底线来满足希特勒所谓的主张”，如果希特勒索求更多，“那就退无可退，只有对抗”。9月24日下午的核心内阁成员会议上，贾德干之所以出席是因为讨论需要就相关事宜向他咨询，政治家们明显是在梦游一样地走向“全面投降”，而在场的他安静得可怕。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催眠”了张伯伦，贾德干在日记里写道，“首相很明显也催眠了哈利法克斯”。外交大臣向核心内阁成员们表示：“尽管还存在政治上的困难，他还是对接受希特勒的建议带来的坏处相当于走向战争的说法持怀疑态度。”贾德干在日记中提到，“好斗的”西蒙在张伯伦前往哥德斯堡期间几乎“火冒三丈”，但如今也“见风使舵” [25] ，他表示要考虑的只不过是领土割让的“形式问题”。晚上10点30分，贾德干开车送哈利法克斯回家的时候，“向他提了我的想法，不过没有打动他”，贾德干在睡觉前写道：“我知道我们不会开战了，不过我宁可参战也不愿接受这种耻辱。这件事之后我们在各国人民面前何以自处？我们对埃及、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统治又会怎样？……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伤心的一天，也没有如此沮丧和气馁过。”¹¹⁸

和大部分同事一样，贾德干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没什么感情，他所关心的东西现在被我们称作“软实力”，是英国在世界立足所深深倚仗的名声。他深信张伯伦现在的做法会彻底毁掉这个东西。第二天，9月25日，他在内阁进行商讨的时候痛苦地等待着结果，终于在晚上6点抓住机会和哈利法克斯谈谈。

外交大臣说：“艾力克，你很让我生气，你让我辗转难眠。我在夜里1点醒来就再也没睡着。但我知道你是对的，首相若是要我带头表态，我会选择拒绝希特勒的条件。”

贾德干松了一口气，心怀感激地向外交大臣表示歉意。

哈利法克斯很严肃地问道：“你早知道你会让我睡不好的吧？”

贾德干回答道：“是啊，不过我睡得很好。”¹¹⁹

在25日上午10点30分开始的内阁会议上，张伯伦重申了哥德斯堡会谈的条件：德国军队立即占领苏台德地区。和哈利法克斯跟贾德干的表态不同，他并没有真正地“带头”表示反对。首先发言的是霍勒斯，他在会上质疑，德国人在备忘录条款中并没有表示让步，他还暗示说现在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条件是“巨大的责任”¹²⁰ 。不过哈利法克斯的发言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审慎低调的发言方式也使他陈述的内容更加具有分量。在一天前，他还表示自己认为哥德斯堡方案和一周之前内阁会议一致通过的内容之间的不同不会成为开战的理由。但现在他不敢肯定了，他认为“有序主权转移和无序主权转移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在于后者对待被割让领土上少数民族的态度”。他就此发出警告表示，摆脱不开的事实是希特勒“对我们毫无退让，条件都是他说了算，仿佛一枪不发就赢得了一场战争”。外交大臣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是“摧毁纳粹主义，只要纳粹存在一天，和平就毫不稳定。因此，他认为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条件并不正确”。德国反对派的存在也让他暗示如果希特勒开战，“那就会帮我们搞垮纳粹的统治”。¹²¹

哈利法克斯并没有把自己的看法当成“最终结论”，不过也“应时地”“试探性地”表达了他本人的“犹豫”。无论话语如何委婉，意见都很清楚。他在发言结束时承认，尽管“和首相在这次漫长的危机中合作最亲密”，但他“不太确定两个人的想法是否还相同”。¹²² 张伯伦感到被哈利法克斯出卖了，在其他大臣发言的时候，他向哈利法克斯递了一张草草写就的字条——“在昨晚会面之后，您完全改变了看法，这对我是个可怕的打击。”——还暗示说，如果这次法国把英国拖入战争，他就辞职。

哈利法克斯草率地回复：“我知道这样做有些残忍，但我整夜都无法入睡，受着良心的折磨……”

张伯伦的回答很尖刻：“在夜里得出的结论很少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¹²³

就像历史学家阿拉斯泰尔·帕克（Alastair Parker）赞扬的那样，哈利法克斯看起来“除了高智商之外，还是英国贵族的典范”¹²⁴ 。他本能地在冲突双方之间寻求中立，也会很灵活地，甚至是似是而非地，用各种手段应对各种结局。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爵士给他起了个“灵狐”（Holy Fox）的外号。¹²⁵ 哈利法克斯也是一名圣公会教徒，对自己的德行要求严苛，当原则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会努力坚定立场。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哈利法克斯在9月4日并没有认真考虑向德国发出明确警告；但在25日，他的总结不同于张伯伦，他认为正在和自己这一方打交道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可以与之谈判的有理性的领导人。哈利法克斯在会谈期间待在伦敦，更清楚国内和党内对首相日益增多的批评。身为一名有眼光的政治家，哈利法克斯以自己的见识清楚地意识到，艾登在争议声中辞职之后，张伯伦无法接受一年之内再有第二位外交大臣辞职。¹²⁶

星期日的内阁会议延时到午饭后继续，一些官员们明确表态支持张伯伦，其他人则站在哈利法克斯一边。后者表达了他们之前心中的焦虑，还表示有人会因此辞职。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驳回了哥德斯堡备忘录中的条款，认为这些条件“绝对地、完全地不可接受”。现任驻英大使，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缔造者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之子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送给外交部的外交照会明确表示：“由圣瓦茨拉夫（St.Wenceslas）、扬·胡斯（John Hus） [26] 和托马斯·马萨里克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决不为奴。”扬·马萨里克还呼吁英法两国“在困难之时与我们共进退”。¹²⁷

为了争取时间，张伯伦告诉内阁应该在他确定法国领导人的态度之后再次召开会议，英国肯定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友法国置身事外的情况下开战。驻法大使埃里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和博内（Bonnet） [27] 以及其他绥靖主义者们关系密切。张伯伦在会上朗读了他发回的一条信息，其中陈述了“法国人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的立场，还提醒要防备“出现极其危险的少数聒噪而又腐败的好战分子”。菲普斯的评估吓坏了外交部的高层们，大臣副助理奥姆·萨金特爵士认为这“并不公正且具有误导性”，菲普斯的妹夫范西塔特则直接称之为“发癔症”。¹²⁸

在当天晚上的核心内阁成员会议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些陈述都和法国领导人的底线不相符。达拉第曾表示他和他的内阁成员把希特勒的新条件看成想“用武力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并控制这个国家”。张伯伦也想尝试确认法国是否会采取抵抗措施。达拉第则回复得模棱两可：“各方都会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约翰·西蒙爵士也试着请达拉第表明态度：法国军队是会在马其诺防线后保持守势，还是会进攻德国？法国空军是否也会参与进攻？西蒙是一名出色的律师，他的诘问激怒了达拉第——这位法国总理企图在这位英国来的判官面前扭转局势——英国人接受希特勒的条件了吗？张伯伦的回复言不由衷，表示英国政府只是一个中间人而已。¹²⁹

西蒙将和达拉第的会谈描述成“相当令人不快”。作为一个不发言的旁观者，斯特朗评价道：“这是我不幸参加过的令人最难过的会议之一。”¹³⁰ 双方都试图推卸责任。达拉第很可能想用这样的言语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立场辩护，也想以此牵制住狡猾的英国人，以防他们背信弃义 [28] ；张伯伦和西蒙则是想曝光法国人不愿意为捷克斯洛伐克开战的想法，并以此逼内阁里的反对派就范。在两个小时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张伯伦在晚上11点40分暂停了会谈，自己的内阁再次开会。他试图说明法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无关紧要，可哈利法克斯坚决反对，各位大臣的意见也仍然没有变化。首相这次决定改变自己的立场，向内阁表示他将派威尔逊前往柏林进行最后的磋商，请求希特勒重新考虑一下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引入国际委员会进行监督。如果希特勒拒绝的话，威尔逊就口头警告德国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积极应对”，进行支援，那么英国也会参战。¹³¹

9月26日，星期一，张伯伦和达拉第私下里保持着沟通，以期弥合双方的分歧。法国人同意了威尔逊的出访，法军总参谋长莫里斯·甘末林（Maurice Gamelin）特意从巴黎飞到伦敦，他谈及军事部署的时候在没有泄露太多机密的同时也成功打消了英国人的疑虑。但之后哈利法克斯在威尔逊刚刚降落在柏林的时候告诉他：“法国人明确表示了他们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的时候采取进攻措施，这会把我们也卷进来的，您要清楚地和希特勒说明，和平才是唯一的选择。”外交大臣还让外交部新闻办公室的雷克斯·利珀（Rex Leeper） [29] 准备好了一份公报，其内容是：如果德国不顾首相为和平解决苏台德问题的外交努力而悍然向捷克斯洛伐克开战，那么“直接的后果就是法国将不得不伸出援手”，英国也“一定会和法国站在同一阵线”。首相府方面十分生气，因为这份公报和通知威尔逊的消息一样，进一步显示了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立场已经分道扬镳。¹³²

希特勒于下午5时在柏林总理府会见了威尔逊。威尔逊向他转交了张伯伦的一封信。施密特仍然担任翻译。因为希特勒在准备当晚于体育宫（Sportpalast）发表的一场重要演讲，他情绪高涨，不断地用在柯克帕特里克的官方记录中写下的“不同意的手势”和“反感的叫嚷”打断施密特和威尔逊。最终，希特勒同意就领土割让问题会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不过条件是布拉格方面要接受哥德斯堡备忘录的条件，并在10月1日撤出苏台德地区。施密特回忆称：“这是我所参加过的最激烈的会谈之一。”以他出色的翻译能力也无法保证谈话和翻译的顺利进行。鉴于希特勒的情绪，威尔逊决定还是不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以免激怒希特勒，使他在演讲中就宣布国防军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威尔逊还是成功地约定了在第二天上午和希特勒再次会面。在伦敦的内阁反对派官员得知威尔逊的决定后十分愤怒。张伯伦回复说：“我们认为，如果会谈毫无进展，您还是会在离开之前向他传递这个特别的信息的，我们对法国人也是这么说的。不过递交这一警告应该是出于悲哀而非愤恨。”¹³³

9月27日，星期二，威尔逊在中午12点15分再次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¹³⁴ 希特勒昨晚在体育宫的演讲恶意满满却毫无新意，在苏台德问题上他还是毫无让步——施密特回忆说：“早上的时候是没办法和希特勒讲道理的。”威尔逊不情愿地站起来宣读了警告：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且法国按照条约义务“对德国采取战争行动”，英国政府“将有义务支持法国”。正如张伯伦所想，希特勒把这当成了法国将对德国开战的威胁，并声明自己没有入侵法国的企图。威尔逊缓慢清晰地重复了整个照会的全文，但也再次被希特勒打断。很显然，这位元首有自己的打算，想把法国人当成侵略者。张伯伦的政府最终还是在强硬派几周以来的要求下发出了警告，也许威尔逊在离开时私下说的话会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个警告的效果有所减轻——“我还是想让那些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白。”——英国人现在做到了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没能做到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明确地告诉德国人，如果德国和法国开战，英国将不会置身事外。¹³⁵

但希特勒还是想要在10月1日星期六那天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在威尔逊离开之后不久，他于下午1点20分命令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先头部队开始前进，保证在9月30日之前进入集结地。晚上6点，他又批准了西线德法边境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的动员令¹³⁶ ，而总动员的命令将在28日星期三下午2点发布。

同样，在伦敦，紧张气氛也达到了顶点。首相最终同意向海军舰队发出动员令。这个消息第二天见报后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即使自己身心俱疲（“我全身都在发抖。”他有一次这么说¹³⁷ ），张伯伦还是没放弃和平的希望。在9月27日晚上8点的全国广播讲话结束时，他承诺：“我会为和平努力到最后一刻。”他还发出了至今还声名狼藉的声明：“就因为我们所不了解的两个遥远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争斗，我们的人民就要去掘挖防空洞，还要戴上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和荒诞。用和平原则早已解决的分歧现在却成了战争的原因，这似乎更不可能。”¹³⁸ 不过，也许看上去确实荒诞不可能，但在9月28日，星期三，整个英国却真的在为一场很显然是于己不利的战争做准备。

战斗机司令部现有29个中队可供作战，但其中只有5个中队装备了最新的飓风式战斗机，而且没有一个中队拥有1.5万英尺（约4600米）以上的高空作战能力。沿海的雷达预警系统仅部分完工，无线电通信原始落后；用于伦敦要地防空的必要的阻拦气球、防空火力和探照灯仅仅有三分之一就位。¹³⁹ 从9月26日开始的那一周里，政府向家庭和单位发放了一份名为“空袭中如何保护家园”的40页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如何制作遮光窗帘，如何搭建“避难屋”，以及如何囤积适当的物资。各地方政府临时组建了900个急救站，大约开挖100万英尺（约30万米）的防空洞来作为紧急避难所；英国人还构建了大量地下掩体，仅在伯明翰一地的掩体就可以容纳1万人。正如霍勒斯在回顾这次危机的时候承认，在防空准备上，“国家还未准备好”，而且“细节上存在的问题数不胜数，影响广泛”¹⁴⁰ ；这包括预警人员和消防设备的短缺，还有医护人员、救护车、医院床位的严重匮乏。尽管铁路部门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可以在三天内从各主要城市撤出400万人，其中伦敦一地就可以占到一半，但可行的方案压根儿不存在。¹⁴¹

当时的情形十分混乱，尤其缺乏防空洞；特别是1914—1918年西线战场的可怕情形唤起了大众对毒气攻击的恐慌，在分发给公众的3000万副防毒面具中，还没有为婴儿和幼儿准备的型号。每一个在星期三早上的餐桌前读完小册子的人都充满了无助感。手册详细地指导人们如何从地板到天花板加固房屋，“但在准备施工前最好向建筑工人详询”；还有诸如此类的建议：为防止毒气渗入，用胶带密封“避难屋”，用浸湿的报纸塞严缝隙，“如果家里有壁炉，用纸、布或者麻袋堵塞烟囱，在此之后绝不能再于炉格中点火”。¹⁴²

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一封于10月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一个地域狭小却人口密集的国家里，想表达清楚人们面临被空袭轰炸时的心情几乎不太可能。要不是我身在伦敦，就无法说清这种感受。（我们曾预计仅一个晚上伦敦的伤亡就会达到3万人，就在那个星期三的早上，我记得没错，我们相信离开战只剩下3个小时。）就像面对世界末日一般，在我们的脑子里，再有几分钟时钟就会停摆，生命就会走到尽头。这些有关毁灭的景象就是源于“英国”和“欧洲”，这比仅仅想象一下一个人的家人和自己被炸成碎片还要可怕。在伦敦的七八百万人都是这么过来的。¹⁴³

在9月28日的那个星期三上午，张伯伦为避免战争灾难的发生做了最后一次努力。11点30分，他向希特勒发去电报，表示如果法国和意大利也可以与会，他将再次前往德国商谈领土割让的问题。他认为“您可以不用开战就能得到所要的东西，毫无拖延”会有说服力。在同时拍发的电报中，张伯伦请求墨索里尼敦促希特勒再次召开会议。¹⁴⁴ 之后，他完美地敲定了当天下午在下议院要发表的声明，想要对政府就本次危机发行的白皮书中的关键文件进行补充和解释。张伯伦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措辞，他想向议员们说明自己为寻求和平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并且还想继续尝试下去。不过他也明白，政府要对战争做好准备。当天早晨，威尔逊向德国使馆的新闻官表示，首相在演讲中仍然希望“让和谈的大门开着”，但如果德军在下午2点开拔，那首相就会宣战。¹⁴⁵

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件事情的转折点在9月24日—25日，哈利法克斯带领内阁成员反对哥德斯堡备忘录中的条件，并且亡羊补牢地为张伯伦的峰会外交努力设下了底线。在柏林，危机的关键时刻则是9月27日—28日，在那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希特勒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把欧洲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

星期二的大半个下午，一个德军机械化师隆隆作响地开过了柏林的街头，沿着威廉大街，经过总理府、外交部和英国驻德使馆。喜欢视察部队的希特勒，这位从《凡尔赛和约》的灰烬中重建了整个德军的元首在窗边站了三个小时。这件事情就是故意要让外交官们和记者们深深体会到德国军队的实力，但是让他们（和希特勒本人）都感到诧异的是柏林市民的情绪。在街道上几乎没有欢呼，人们纷纷把目光移开，躲进了门廊。德国人看上去对再一次的欧洲冲突和战争似乎毫无胃口。正如希特勒一次次说过的那样，打仗拼的不仅仅是资源，更是意志。元首对此十分生气，但被劝住了。

第二天的早上让希特勒备感压力，英国人的态度现在明朗了，这还多亏了外交部的照会，还有威尔逊不情愿的警告和皇家海军动员的消息。另一个公开渠道传来的消息是，法国人召回了预备役人员。那个上午，柏林的总理府比往日还要忙乱，官员们进进出出，激动地相互议论着最新的传言，但是心里的想法肯定还是不希望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里唯一还比较激进的是里宾特洛甫和党卫队帝国长官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戈林把自己对和平的观点详尽地向希特勒进行了说明，后来还当面指责里宾特洛甫在煽动战争。他大嚷道：“我可是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元首下令开战，“我会跳上参战的第一架飞机，而你必须坐在我身边的那个座位上！”¹⁴⁶ 外交部前任部长诺伊拉特也认为：“我们还没到开战的时候。”宣传部长戈培尔则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人不能仅仅因为一些细节问题就发动一场世界大战。”¹⁴⁷

11点15分，一直在本次危机中扮演着无足轻重角色的法国驻德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特（André François-Ponçet）抵达总理府，向希特勒警告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将使欧洲陷入全面战争。因为他会说流利的德语，在对话中不需要翻译，这更深深地刺激了希特勒。11点40分，希特勒接见意大利驻德大使贝尔纳·阿托利科（Bernardo Attolico），大使急匆匆地赶过来向元首传递了来自墨索里尼的消息，墨索里尼敦劝希特勒延迟开战计划，接受张伯伦关于四方峰会的建议，这些都是由施密特在场翻译的。希特勒想了一会儿，说：“告诉领袖 [30] ，我接受他的建议。”这时已接近中午——距离下午2点德军总动员还有两个小时。¹⁴⁸

在各方面的压力中到底是哪一方面对希特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现在仍有争议。一些评论家相信是因为英国人的决心。¹⁴⁹ 在那个星期三一直作为希特勒随员的施密特觉得是弗朗索瓦-庞赛特有力的表态为阿托利科做好了铺垫。戈林后来说，改变希特勒态度的可能是对德国民众情绪的疑心和对墨索里尼有可能背弃他的恐惧¹⁵⁰ ，也有可能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提议让他有了可以退让的借口¹⁵¹ 。无论希特勒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他的举动震惊了柏林政府的核心成员，尤其是他在这几个月里一直主张开战的态度的转变。一位高层官员在日记中写道：“没人能理解这个转变，元首最终还是退让了——这才是根本上的不同。”¹⁵²

希特勒或许是丢了面子，不过这么做确实救了他一命。夏季的时候，军队内部反对派对他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不惜与英法开战这个与自杀无异的想法充满非议，因为德国压根儿没准备好开战。这个想法并没有因为总参谋长贝克的辞职而消失，他的继任者弗朗茨·哈尔德将军也被希特勒顽固不化的想法吓住了，他也加入了由保守政治家和持异见官员们组成的阴谋团体，策划着想要夺取柏林的控制权，包围总理府，推翻希特勒。贝克这样的组织内的高级成员还想活捉希特勒，让他接受法庭审判；但年轻而又激进的成员们想的则是直接刺杀元首。在这个计划的一个设想中，激进派秘密组织了一个突击队部署在柏林各处，大部分成员是下级军官，也有学生和工会成员。星期三上午，正要前往总理府的埃尔温·冯·维茨莱本（Erwin von Witzleben）将军 [31] 看到了希特勒拒绝了张伯伦的最后建议。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德，哈尔德又把消息传递给了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将军 [32] 。尽管两个人都认为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但布劳希奇认为必须确认希特勒确实决定开战，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总理府。与此同时，外交部的埃里克·科尔特（Erich Kordt）作为内应已经打开了总理府的两扇大门，以便突击队能冲进来，而且希特勒的身边也没有特别的安全人员护卫。但这时候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动员令推迟了；另外一次会议即将召开。密谋者们此时毫无选择，只有停手。¹⁵³

当然，这次仓促的暴动是否成功没人能够保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是众多企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了，比1944年7月20日的炸弹阴谋更加缜密协调。在战后，一些当年的密谋者把失败的过错全部推给了张伯伦，甚至错误地宣称，他们在9月中旬就已经准备好一切，结果却被张伯伦的贝希特斯加登之行搅了局。¹⁵⁴ 能肯定的是，张伯伦在8月间以坚决的态度公开拒绝了他们的抵抗计划，也坚决地遏制了密谋者们的行动。不过在9月的最后几天里，他们精神紧张，但准备完毕。从根本上说，是希特勒自己救了自己一命，政变者们需要用开战来说明自己行动的正当性，而希特勒最后一刻的悬崖勒马挽救了自己。

这些事情英国人一无所知。本来休会到11月1日的下议院于9月28日召开特别会议，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展开辩论。几百万人在那个星期三的清晨醒来时充满恐惧，战争离他们只有几个小时之遥；上了点年纪的人们想起了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 [33] 于1914年8月4日这个重要的日子里在下议院的演讲。会议厅中挤满了人，大家都在聆听张伯伦如何开始这次辩论。他的妻子在画廊里和几位皇室成员一起等待消息；坎特伯雷大主教和约克大主教坐在贵族厅等待，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的前任斯坦利·鲍德温也在座；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国家派出的使节挤满了外交旁听席，心神不安地等待开始。在等待期间，很多人对首相面前摆放的被议员哈罗德·尼克尔森称为“奇怪的金属蜂巢”的东西很感兴趣。那是一个麦克风，是特意为把首相的讲话广播出去而安装的——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不过最后各党领袖都不愿意开此先例，这个麦克风也没真正打开过。更加让气氛紧张的是，议会按照成立以来的规定在下午2点45分进行了祷告，通告了最近去世的议员，之后还进行了就诸如失业问题之类的常规议题进行了质询和解释。¹⁵⁵

2点54分，张伯伦站起身来，开始就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他与希特勒的会面以及两个人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进行了漫长而详尽的说明和解释，其中一些问题已经在政府发行的白皮书中写明。整个议会鸦雀无声地听取了他的陈述，张伯伦按照时间先后的叙述方式更加重了会场的紧张气氛。在重点问题上，首相大人取下眼镜，微微抬头望着天窗；这是令人信服的表演，不过张伯伦也很苦恼于他的演讲中缺乏点睛之笔。在离开首相官邸前，亨德森打来电话，告诉他希特勒已决定推迟动员令24小时，但是还看不出希望首相来访的迹象。张伯伦倒是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但不是一个清晰准确的结果，更算不上令人开心了。¹⁵⁶

但是，结局则像张伯伦后来写的那样：“没有什么文学作品可以超越眼前的这一幕。”¹⁵⁷ 下午3点30分，亨德森给外交部打来了电话，送来了希特勒邀请张伯伦、墨索里尼和达拉第于次日前往慕尼黑会面的消息，而且意大利领袖已经接受了邀请。贾德干带着消息几乎是一路小跑地赶往下议院——都这个时候了，他倒还没忘记带上雨伞。想把这个消息传递给张伯伦可不容易，每次传递都需要靠下议院通信员接力。这个消息由贾德干传给了正在贵族厅里的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紧急赶往楼下来到演讲台后面的门旁；另外一名通信员把消息传递到了坐在官员席上的霍勒斯手里。在写着亨德森消息的字条背后，外交大臣写上了：“您该马上看看这个，我认为首相应该在演讲结束时宣布这个消息。我觉得我们应该认为法国人也同意了。”¹⁵⁸ 威尔逊向张伯伦的私人秘书邓格拉斯（Dunglass，本名Alec Douglas-Home）爵士示意，让他把这个写有消息的字条传给坐在前排挨着首相的约翰·西蒙爵士。整个下议院都可以看到有重要的事情在发生；但张伯伦沉浸在他的演讲之中，西蒙也无意打断他。在一次鼓掌的间隙，他把字条递给了张伯伦。¹⁵⁹

大约在下午4点15分，在提到当天早上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出的最后倡议的时候，首相停顿了下来，扶了扶眼镜，把字条上的消息读了出来。尼克尔森说，当时“他的脸，他的全身，看起来都起了变化……看上去像是年轻了10岁”¹⁶⁰ 。首相向下议院表示，为了回应墨索里尼的倡议，希特勒把动员令推迟了24小时。他向着阳光抬起头，微笑着说：

我还没有全部说完，还要补充一些。希特勒先生现在告诉我他想请我明天上午到慕尼黑会晤。他还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经同意参加会议，我也相信达拉第先生也会同意，那么我就不需要向大家说明我的意见了。

下议院沸腾了，很多议员站到座位上，把他们手中的议事表扔向空中。在欢呼声中，首相提议休会几天，“也许我们会在更加愉快的情况下”继续开会。这是一场令人惊叹的边缘政策。张伯伦后来称之为“孤注一掷地抓住了在悬崖边上的最后一簇野草”。¹⁶¹

第二天，9月29日，星期四，伦敦城里的气氛就像两个星期之前张伯伦决定首次飞往德国一样，几乎所有人都为避免了战争松了口气，感到压力骤减，至少现在如此。内阁全体成员都到赫斯顿机场为张伯伦送行。张伯伦向记者们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像《亨利四世》（Henry IV ）中霍茨波（Hotspur）那样说：‘抛去烦恼和危险，让我们安全地采下这朵花。’”他还回忆了“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常常重复的格言：“如果一开始你没成功，那就尝试，尝试，再尝试。”¹⁶² 对谈判不抱幻想的批评家们改成了：“如果一开始你没退让，那就飞去，飞去，再飞去。”不过，在那个星期四，批评家们都没把这句话说出口，生怕首相会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但对此又无能为力，只能等待。

作为一次峰会，慕尼黑会议和在贝希特斯加登以及哥德斯堡举行的会议大不相同。一方面达拉第和墨索里尼都会出席——法国总理对此有些闷闷不乐，不太自在；意大利领袖则是很享受作为中间人的角色。从罗马开来的火车在路上要跑一整夜，墨索里尼在晚餐的时候大谈特谈他对英国社会充满蔑视的观察结果，把这个国家对和平的热爱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性别的失调。“400万缺了男人的女人……不能抱着男人，只好对人道主义张开双臂了。”¹⁶³ 和先前的会议做进一步的对比可以看到，慕尼黑会议的安排相当混乱。¹⁶⁴ 张伯伦中午降落，当然还有威尔逊随行，斯特朗和马尔金爵士也一同前往。他们从机场直接乘车前往元首宫——那是位于慕尼黑西北、邻近国王广场的纳粹党总部——并被告知会议马上开始。张伯伦事先没和达拉第进行磋商，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交流了很长时间。两个独裁者的外交部长也都支持他们的行动，但哈利法克斯再一次被留在了伦敦。会议的参与者们并没有坐在桌边，而是坐在椅子上围成一个大圈；英国人和法国人离得太远，没法相互沟通——这并不是说张伯伦不想沟通。¹⁶⁵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施密特宣布各方的讨论将按需要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墨索里尼三种语言都懂，而且自恃是个语言高手¹⁶⁶ ）。墨索里尼首先宣读了一份自己准备的备忘录作为讨论的基础。很快，大家就弄清了这份备忘录就是基于上次德国对英法两国提议的回应。张伯伦和达拉第同意在书面备忘录准备好之前逐字逐句地研究条款。午餐很晚，会议在下午3点15分才开始休会，进餐。4点30分，会议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晚上，只是在晚餐的时候短时间被打断（张伯伦和达拉第谢绝了和希特勒还有墨索里尼共同进餐的邀请）。英国方面很关注领土割让的时间表和所割让的具体地区，但对英法做出保证的性质和德国对所占领土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财产的补偿问题也出现了长时间的争论。马尔金和亨德森也参加了讨论，前者正带领着一个小型起草委员会试图把领导人们拼凑起来的意见进行整理。这让意见草案的打印和分发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协议最后在9月30日的凌晨2点准备完毕。四方代表一起走进希特勒的办公室，那里有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还摆着一个大号墨水瓶。在一切就要完美收官的时候，希特勒蘸了蘸自己的笔，不料却发现墨水瓶里没有墨水了；于是，一个新的墨水瓶在签字之前被换了上来。¹⁶⁷

图2-2　到街上去！为了保证慕尼黑民众热烈欢迎元首和他的客人们，纳粹党印刷了几千份通告，把他们于1938年9月29日经过的详细路线加以说明

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没有参加讨论。张伯伦在28日的最后倡议里提出过把他们列为参加者，不过在他急匆匆地赶过来签订协议的时候，这个念头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最终，达拉第和张伯伦会见了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前来的两位代表，他们在旅馆里苦等了好几小时才获得召见。他们早就得到了，用威尔逊的话说，“相当明显的暗示”，要做好“严肃的选择”。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来说，接受才是最好的选择。¹⁶⁸

哥德斯堡备忘录中的条款和慕尼黑协定重要的不同点在于，被割让的领土减少了一点，割让的过程将会有10天的时间，而不是必须在10月1日完成。不过这些只是细节上的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张伯伦明白自己必须获得更多才好向国人交代。在9月29日的协商之余，他执意要和墨索里尼交流西班牙问题，建议再举行一次四方会谈来解决这个国家持续的内战问题。29日凌晨1点，在等待起草文件的小组完成文件的时候，张伯伦请求希特勒和他在30日上午进行私下会谈，地点就在位于风景美丽的慕尼黑东部城郊的希特勒寓所，在那里可以远眺摄政王广场。

在会谈之前，张伯伦让斯特朗起草一份有关未来英德关系简短的声明，他希望希特勒可以在上面签字。在下榻的旅馆中，斯特朗于早饭时分完成了任务，声明中强调要用磋商而不是战争来解决分歧。张伯伦对声明进行了修改，加上了这句话：“我们双方将昨晚签署的协定和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视为两国永不作战的愿望的象征。”斯特朗认为，1935年的那份英德海军协定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正相反，张伯伦的回答是，他认为这才正是英国应该和德国达成的协议；他还无视了斯特朗认为应该知会法国的建议。协议被重新打印出来之后，张伯伦拿起两份揣在上衣口袋中，前去会见希特勒。¹⁶⁹

张伯伦希望这次会面能成为已经被再三推迟的对当前国际问题的“概述”（tour d’horizon ）。这在施密特的记录和张伯伦自己用铅笔在一个白色小记事本上记录了14页的笔记上体现得很清楚，张伯伦用缩写“HH”代表“希特勒先生”（Herr Hitler）。张伯伦和希特勒就西班牙内战、东南欧形势、德国对经济包围的担心和裁军问题进行了交流。希特勒表达了将空中轰炸对象仅限于战斗人员的想法。“他很厌恶婴儿被毒气弹杀死的想法。”张伯伦匆匆写就的笔记上如此记录；显然，从这句话上可以看出希特勒还有基本的人性。最后张伯伦表示，他不想耽搁元首的时间，不过他认为，如果慕尼黑会议“除了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毫无建树”是个遗憾，因此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内容是有关两国希望共同改善英德关系，加强欧洲稳定。张伯伦把声明从口袋中拿了出来，问希特勒是否会签字。在后世臭名昭著的“那张纸”在当时张伯伦心中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他整个9月进行峰会外交的最高潮，它预示着两位领袖正朝向张伯伦最渴望的欧洲和解迈进。¹⁷⁰

在后来写给妹妹们的信里，张伯伦说，希特勒是“欣然接受”私下会晤的，而且双方的交流也是“愉快而又友好的”，希特勒是很愿意签署这份宣言的。但是在施密特看来，他认为希特勒是不情愿地接受了邀请，连签字也是为了不扫张伯伦的兴。按照施密特的说法，希特勒在整个会晤期间“情绪阴郁低沉”，“心不在焉地听着张伯伦讲话”，还在会谈中“寡言少语”。施密特把这些归咎于慕尼黑民众对张伯伦表现出的发自内心的极大的热情。¹⁷¹ 无论张伯伦到哪里去，街道两旁都有人欢呼，蜂拥而至的致敬花束几乎挤爆了他下榻的旅馆。希特勒却没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许是在那天上午的会晤中他意兴阑珊的原因之一。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希特勒现在肯定要忍受他所做的一切，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退缩了；他对张伯伦的恼怒并不是他想分享和平缔造者的荣耀，正相反，他恼怒的是因被骗而没有获得在战争中取胜的荣耀。更让他恼怒的是，他自己欺骗了自己。

图2-3　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和希特勒签署的臭名昭著的“ 那张纸”

不过希特勒还是签字了，张伯伦把一份文本交给了希特勒，把另外一份放在了外衣口袋里。回到旅馆，首相大人满意地拍拍口袋，对斯特朗说：“我拿到了。”当他们在当天下午飞回英国的时候，他要求斯特朗把哥德斯堡备忘录的条款和慕尼黑条约内容进行比对：这在政治上十分重要，可以展示他带回的东西比希特勒的最终要求更有价值。¹⁷² 达拉第可是明白两者没什么区别的。他心怀恐惧地飞回巴黎，但在飞机舱门打开的那一刻欢呼挥舞的手臂驱散了心头的乌云。他嘟囔道：“人们都疯了吧。”¹⁷³ 欢迎张伯伦的场面更是隆重。在那个星期五的傍晚5点40分，当张伯伦的飞机降落在赫斯顿机场的时候，相当多的人冒雨前来迎接。他当众宣读了他和希特勒签署的宣言，随后乘车前往白金汉宫，国王在那里向他表达了谢意，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他还受邀在面向林荫路（Mall） [34] 的阳台上接受伦敦市民的欢呼；最后，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再次坐车回到唐宁街首相官邸，然后在一楼的一个窗口前向聚在一起的民众发表了演讲。

这时候，张伯伦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公平地说，这几天乃至这两个星期以来局势戏剧性的密集变化让他筋疲力尽。（第二天，他在乡间别墅告诉妹妹们，他自己几乎要精神崩溃了，“这辈子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¹⁷⁴ 。）但是虎口拔牙般的经历让他欣喜若狂，而且当天晚上的伦敦盛景会让所有人都铭记在心。在唐宁街10号的门厅上，有人要他重复60年前迪斯累里从柏林会议上归来时的著名讲话，不过张伯伦冷冷地回绝了：“不，我才不会做那种事情。”但是他走到楼上向群众致意时，他有意走到了迪斯累里当年发表讲话的那扇窗户前。很可能是受内心深处想超过爸爸和哥哥的欲望的驱使，他的情感战胜了理智，张伯伦说：“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了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和平。”他的前任私人秘书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Alec Douglas-Home）在经年后不加掩饰地评论说：“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且无法自圆其说，在他的余生中一直念念不忘。”¹⁷⁵

后来，和很多外交部的官员一样，斯特朗直接就把慕尼黑会议称作“溃败”。¹⁷⁶ 毫无疑问，张伯伦的个人外交行为按照后来的峰会标准来看也是很不成熟的：对对手的心理毫无研究；没有现在我们叫作“意见书”或者“简报”之类的东西；首相大人还把包括外交大臣在内的专业外交官们甩在一边；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甚至连己方的口译员和记录员都没带在身边。在谈判中，他对自己的底线坚持得不够坚定，一味地满足对方却没获得任何回报。不过张伯伦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方法问题，而是臆断。飞往贝希特斯加登是因为他害怕欧洲的命运会被掌握在一个疯子手里；就因为他相信从本质上看希特勒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返回的时候他又幻想着已经和希特勒建立了私人感情，并且可以以此取得成果。更加危险的是他的理想主义（和骄傲自大），他认为身为一位政治家他可以给欧洲带来和平，也许还有作为一个被忽视了的小儿子想要超越父亲和哥哥的雄心壮志。张伯伦和他的大部分同僚们都深信不疑，因捷克斯洛伐克而开战就意味着伦敦大部分地区会被毁掉。这并非英国首相最后一次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大错特错。

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张伯伦政治上的同僚们最终还是对他的这次峰会行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为了避开来自内阁的批评，张伯伦把重要的讨论限定在一个内部圈子里，他飞往贝希特斯加登这一勇敢的举动让那些怀疑论者闭上了嘴巴。不过身为谈判者，他的软弱使他在苏台德地区割让问题上一再退让，让内阁成员们不知所措。即使是他的核心内阁成员也警告他在下一次会议上必须也让希特勒有所退让，并在哥德斯堡会议上一致对他施加压力，哥德斯堡会议后哈利法克斯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人们都知道，早在9月4日，这位外交大臣就主张向希特勒发出警告，不过在这次危机中为什么哈利法克斯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却令人费解。也许在接连两次被排除在峰会会谈之外后，有人也许会希望在飞往慕尼黑的飞机上能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也许是9月28日下议院的掩饰不住的狂喜，又把张伯伦推上了主导地位，就如同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前夜一样。

那么作为一位峰会参与者，希特勒的表现又如何呢？他并不是贝希特斯加登会议的提倡者：张伯伦要飞来见他的时候，他是毫无准备的。曾有一刻希特勒认为这意味着战争威胁。和张伯伦一样，希特勒对这一系列的峰会也缺乏准备：他是一位服从本能的政治家。不过在谈判桌上，希特勒却比张伯伦更加灵活，用算计好了的大吼大叫使对手不安，令其退让。就像身为口译员的施密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就认识到的那样，张伯伦可不是个好对付的对手，但他在实质问题上还是进行了退让，而希特勒只在细节问题上让步。直到9月28日那一天，就在哈利法克斯和霍勒斯带领内阁成员反对进一步退让的时候，希特勒先退缩了；直到那时，他还在策划战争而不是想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外有英法的压力，旁侧有墨索里尼左右，内有柏林民众表现出的反战情绪的动摇——希特勒还是勒住了缰绳，接受了峰会的要求；他这么做的同时，也在不经意间救了自己一命。在慕尼黑会议上，有墨索里尼的协助，希特勒精心策划，取得了和平割让苏台德地区的结果，事实上和哥德斯堡备忘录上的条件相差不多。总之，希特勒作为一位谈判者可比张伯伦更加合格，不过他可从来没想过谈判，而张伯伦，一位蹩脚的战术家，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和平，而不是战争。

这是一次虚伪空洞的胜利，希特勒从没有想过要遵守《慕尼黑协定》，事实上他很快就把自己在9月末的懦弱表现一脚踢开。1939年3月，占领了其余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之后，希特勒的企图并不仅仅是他声称的要为德意志人建立帝国，他还撕毁了在慕尼黑所签署的协定。幻想破灭的张伯伦不得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有可能在纳粹侵略名单上的国家提供安全保证，手忙脚乱地想要阻止德国的进一步扩张。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张伯伦仍然希望能获得和平，但是希特勒现在毅然决然地对波兰开战，也决定不再退缩。希特勒认为他已经看清了他的对手们。在1939年8月，他告诉自己的将军们：“我们的敌人只是爬虫，在慕尼黑我就看清了。”¹⁷⁷ 他相信由里宾特洛甫炮制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阻止英法两国为波兰开战。但是现在他口中的“爬虫”不再软弱，这次轮到希特勒出现误判了。他最终和波兰开战，代价是英法两国比他预想的提前数年就加入了战争。

在生命的最后几周里，希特勒深信，在1938年9月就应该开战——“那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把战争限制在局部的机会”——他是被“狡猾的资本家的代表张伯伦和他带有迷惑性的雨伞”欺骗了；张伯伦前往他的伯格霍夫别墅，心里“早就知道自己要和我们打一场残酷的战争”。希特勒大骂张伯伦：“和我说的一切都是精心准备好的，以便能骗过我的疑心，他前来的唯一目的就是争取时间。”¹⁷⁸ 当然，这并非事实，张伯伦希望也是真正地为改善英德关系做出了努力。不过，争取时间这个说法也确实是最坏打算里的一个次要目的，因为张伯伦很清楚，在1938年开战，他的国家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为张伯伦所辩护的人们后来强调，在争取到的这一年时间里，英国完成了海岸线雷达警戒系统的布置，新的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机也入列服役——这在1940年的不列颠空战中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英国情报部门夸大了德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和对空袭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的预估，希特勒在1938年还没有对伦敦进行毁灭性轰炸的能力。张伯伦要是知道了这个，肯定会嘲笑希特勒吹牛的。

不过张伯伦不是个赌徒，我们看到的是，他认定政治家在没有果断的行动力之前不应该虚张声势。在此把他和丘吉尔的外交风格相比较对研究者们很有裨益。丘吉尔也相信德国空军可以对伦敦进行毁灭性的空袭，但是他嗜赌成性，认为如果英国人可以硬撑下去，希特勒就会停止战争。他赞同在苏联的支援下英法两国联手对德作战，把张伯伦前往希特勒的乡间别墅的举动称为“迄今为止最愚蠢的行为”。在整个下议院因可以在慕尼黑举行下一次峰会的好消息而狂喜的时候，他是为数不多的仍然坐在位子上的议员之一。尽管最后他还是走过去祝愿首相“一路平安”，但是让张伯伦十分恼火的是，他还补了一句：“你只是幸运而已。”¹⁷⁹ 在10月5日的下议院会议上，丘吉尔把《慕尼黑协定》描述成“一次全面彻底的失败”，他坚持认为，贝希特斯加登、哥德斯堡和慕尼黑三次会议的区别很小：“当有人用枪指着你要1英镑，你把钱给了，会有人用枪指着你要2英镑，到最后，独裁者同意拿走1英镑17先令6便士，留下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的承诺。”换句话说，张伯伦的峰会不是进行外交谈判，而是在被拦路抢劫。¹⁸⁰

在丘吉尔的演讲之后，他和首相相互写信讽刺对方，信中包含着“不合身份的”和“无礼的”词语。¹⁸¹ 两个人的关系直到1939年的秋天才有所改善，张伯伦把丘吉尔带到了自己的战时内阁；而丘吉尔于1940年5月在继任首相后才发现，自己的前任是一位忠心耿耿、勤勉踏实的政治家，丘吉尔还盛赞张伯伦在和肠癌斗争中的坚韧精神。1940年11月张伯伦去世时，他名誉扫地，“慕尼黑会议”一词也成为一个贬义词。“没人知道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命运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张伯伦在去世前反思自己的时候充满悲伤。¹⁸² 不过丘吉尔没有直接为他解围。在下议院的悼念会上，丘吉尔的讲话是他众多演讲中措辞最为考究的一次，部分原因是他对张伯伦产生了新的敬意，但还有就是他也被绑在了命运的车轮之上。丘吉尔对座无虚席却鸦雀无声的下议院说道：“对于一个人来说，唯一的指导者是他自己的良心，记忆唯一的护卫是他品行的正直和真诚。希特勒用疯狂的语言和姿态表示他只想获得和平，在内维尔·张伯伦的灵前，这些胡言乱语和宣泄又算得了什么？”¹⁸³

峰会外交成就了张伯伦的名声，然后又毁了它。丘吉尔相信，大英帝国的首相应该待在自己的国家，而不应该跑到国外，拿捷克斯洛伐克做嫁妆向独裁者大献殷勤。不过这不意味着丘吉尔在原则上反对峰会；恰恰相反，他把这个当成了首相生活的一种方式。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也被指责犯下了和慕尼黑会议一样的错误。

[1] 本名爱德华·伍德。——译者注

[2] 原文为“Ambassador Brickendrop”，这和里宾特洛甫的名字“Ribbentrop”对应。——译者注

[3] 此处作者应指纳粹德国。——译者注

[4] 曾任政府贸易大臣。——译者注

[5] 殖民地。——译者注

[6] 此处的坎宁应该指乔治·坎宁，英国著名外交家。——译者注

[7] 1938年时任保守党下议院后座议员。——译者注

[8] 指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报答任命的官员。从史料上看，此公出身自由党，但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他一直在内阁担任要职；其行事风格是迎合在任首相几乎毫无原则，故作者有此一比。——译者注

[9] 此处应该指1938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译者注

[10] 军事行动往往以当日零时为准，此处作者应指战争爆发前最后一刻。——译者注

[11] 简写为H.A.L.Fisher，英国史学家。——译者注

[12] 贝希特斯加登附近山中的一个小镇，鹰巢所在地，但1938年时鹰巢尚未完工。——译者注

[13] 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之父。——译者注

[14] 又称和平纪念碑。——译者注

[15] 战后英国首相。——译者注

[16] 代号为L-10，当时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多发动机运输机。——译者注

[17] 原文为“two detectives”，但也有资料显示第二架飞机上是两位来自军方的随行人员。——译者注

[18] 战争部，英国国防部前身机构之一。——译者注

[19] 欧洲。——译者注

[20] 实为割让吞并。——译者注

[21] 也译作国防协作大臣。——译者注

[22] 作者所指应该是1934年对冲锋队势力的清洗。——译者注

[23] 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记载，此人是外交部法律顾问。——译者注

[24] 此处原文为“Auf wiedersehen”，应该是在说张伯伦用德语向希特勒道别。——译者注

[25] 原文为“seeing the way cat was jumping”，英语俗语“see how the cat jumps”，意为“观望形势而后行动”。——译者注

[26] 也称Jan Hus。——译者注

[27] 此处作者应指Georges Bonnet，时任法国外交部长。——译者注

[28] 作者在此处使用的是法语“Albion perfide”。——译者注

[29] 英国外交家，英国文化协会创始人。——译者注

[30] 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担任法西斯党领袖。——译者注

[31] 也是密谋团的一员，步兵上将，时任柏林城防司令。——译者注

[32] 当时军衔为陆军上将。——译者注

[33]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此公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34] 白金汉宫正门前的道路。——译者注

第3章 雅尔塔，1945年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整个冷战期间，于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声名狼藉。¹ 在戴高乐时期的法国，这次会议被描述成几个超级大国把欧洲划分成两大阵营的重要时刻。在美国，共和党人批评这次会议就像是另外一次懦弱的绥靖。60年后，乔治·W.布什在提到“小国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放弃”的时候，仍然把雅尔塔会议和慕尼黑会议相提并论。他声称，这种“为了稳定而牺牲自由”的做法，事实上“分裂了欧洲大陆，并且使之动荡不安，中欧和东欧的几百万人民所受到的禁锢将作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被铭记”。² 和大部分共和党人一样，布什指责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卑躬屈膝；但是他所尊崇的伟大英雄温斯顿·丘吉尔也参加了协议的谈判过程。

内维尔·张伯伦是现代外交峰会的先驱实践者之一，但是他的继任者温斯顿·丘吉尔把峰会外交当成了家常便饭，甚至他还比张伯伦更乐意在国际外交关系中发展个人关系。在当上首相的第一个月里，丘吉尔就五次跨过海峡，一次比一次急切地想要阻止法国人向德国人投降。在英国孤悬一线之时，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美国人的身上；后来，他自己评论道：“我对待罗斯福总统就像一个小伙子认真对待他的情人的每一个奇思怪想一样。”³ 这份“爱慕”不仅是通过将近2000份电报和信件来传达的⁴ ，还有多次面对面的会晤。罗斯福是一位“轮椅总统”⁵ ——40岁的时候他患上了脊髓灰质炎，从那以后他必须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移动——丘吉尔常常因此前往北美。在1941年8月于纽芬兰的海上会晤并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后，两个人又在华盛顿见面三次，在魁北克见面两次，还在卡萨布兰卡、开罗和马耳他进行了会谈。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曾两次和斯大林一起举行了会议——一次是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另外一次就是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丘吉尔还分别于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前往莫斯科。总统和首相都很享受这期间的旅程，尤其是这些会议在温暖的异国他乡举行的时候，这可以让他们在饱受首都的政治压力之后放松一下。1943年1月，在选择北非而不是阿拉斯加作为峰会地点之后，罗斯福告诉丘吉尔：“我更喜欢沙漠中的绿洲，而不是提尔西特的木筏。”这个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7年在涅曼河上会面的典故使我们意识到，这些领导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过往君主的继任者。丘吉尔在北非的特使哈罗德·麦克米伦也是个典故爱好者，他把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的会议描述成为东西方帝国统治者的会面，因为会议看上去“特别像罗马帝国晚期的会议模式”⁶ 。

但是这些现代的统治者前往峰会的路途很艰辛。丘吉尔前两次和罗斯福的会晤是乘船前往，但是1942年1月从美国返回时乘坐的是水上飞机，这为之后的出行方式开辟了新的途径。丘吉尔在同年4月份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也许天气变得好一点的时候，我计划在周末飞去见你。我们两个人还有很多事情要谈，这样会让会谈更加方便。”此后，丘吉尔常常飞来飞去，在战争期间，他共计飞行了10.7万英里（约17.2万公里），大部分时间是在乘坐没有加热设备和高空加压设备的改装轰炸机，还经常处在敌机的威胁之下。⁷ 1942年8月，丘吉尔借道开罗和德黑兰飞往莫斯科，来回里程1万英里（约1.6万公里）；并不亲英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就此评论说，丘吉尔能独自踏上这样的路程就配得上一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 [1] 。在德黑兰，有人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个人就好像是三位一体的结合 [2] ，斯大林开玩笑地说，那丘吉尔就一定是圣灵，“他总是飞来飞去的”⁸ 。

战争期间，英、美、苏三巨头在一起召开过两次峰会，德黑兰会议往往被人忽视，然而很关键的是，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国的“转折点”。⁹ 我们要想对雅尔塔会议有所解读，就得从这里开始。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两年里，英国人一直是美欧关系的资深伙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兵力可以投向欧洲战场，英国可以无视美国尽早直接入侵法国的主张，而将盟军拖入北非和意大利战场。到1943年11月，美军的动员也已经基本完成。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于是，盟国决定于1944年6月6日，也就是D日，登陆诺曼底，行动代号为“霸王”。这比大多数乐观的美国战略规划家的预计其实还晚了两年，就美欧盟军是否应该尽早登陆法国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止。¹⁰ 盟军在1943年的夏季确实打算进行登陆行动，不过手头的资源不够，尤其缺乏航渡运输的民用船只和登陆艇，这是从太平洋战场上杀气腾腾、横冲直撞的日本军队以及1942年在北非的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登陆经验上学来的。罗斯福本人也曾认为在1942年的秋季对德国发动进攻十分必要，这是因为他希望能减轻自珍珠港事件的耻辱后来自国内所泛起的“太平洋优先”观点的压力。

图3-1　在航空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峰会外交也随之腾飞，这幅漫画描述了1943年1月丘吉尔和罗斯福正飞越地中海前往卡萨布兰卡峰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一角上抬头向上观望（刊于《标准晚报》，1943年1月28日）

盟军若是在1943年发动跨海作战能否成功，这一直存在争论；不过实际上，英国和美国1944年之前没有攻入法国，如此的后果就是，欧洲战场的局势很大程度上由东线的战事所左右。1941年6月到1944年6月（从希特勒入侵苏联到诺曼底登陆期间），德军93%的战斗损失是由苏联红军造成的；从冷酷的数字上可以看出，这意味着在东线战场上有420万德国军人伤亡或者失踪，而在同时期的北非和意大利战场上，这个数字只有32.9万人。¹¹ 1943年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扭转了战局，并在7月的库尔斯克会战中实施了反击；他们进军东欧必定势不可当。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表现——他确实很乐意离开自己的老窝前往德黑兰，会晤罗斯福和丘吉尔——恰好反映了当时地缘政治的现实情况。

1944年的6月在美国人、英国人和各盟国看来不仅仅是诺曼底登陆的成功，还有苏联在东线的大规模夏季攻势，苏联人对德国人大规模进攻的行动以法俄战争中俄国名将巴格拉季昂（Bagration）命名。在西方，这次军事行动几乎无人知晓，但是它的意义不亚于“霸王”行动，而且行动更加迅速猛烈。仅仅5个星期，苏联红军横扫白俄罗斯直抵波兰，突击前进近500英里（约800公里），歼灭德军近30个师——这比盟军在意大利面对的整个轴心国军队人数还要多——苏联人也承受了比斯大林格勒战役多将近一倍的损失；而英美士兵们还在诺曼底地区的沼泽里困顿不前。7月末，苏联红军已经抵近华沙郊区。¹² “巴格拉季昂”行动其实是1944年夏季至初秋苏联红军实施的5次大规模进攻战役中的一次。这些战役收复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被占领土，也解放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大部分的波兰领土。

这戏剧性的变化改变了欧洲战场的平衡，也促使丘吉尔在1944年10月再次访问莫斯科，还和斯大林达成了他口中“百分比”的协定 [3] 。首相大人在心里到底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无从得知，不过他大体上的目标也显示了大英帝国对东南欧国家的关注程度——尤其是希腊（英国人要达到90%的优势）和南斯拉夫（一半的优势）。反之，斯大林则取得了罗马尼亚90%的控制权、保加利亚80%的控制权，还全盘拿下了匈牙利。实际上，和希腊（英国军队介入）、南斯拉夫（铁托的游击队解放了那里）不同，苏联人在那些由红军解放了的国家之中可以为所欲为。这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4月的评价：“只要他的军队有能力，每个人都可以推行自己的体制。”¹³

到1945年2月，当三巨头在雅尔塔见面的时候，苏联人已经控制了东欧的大部分领土，以武力将他们赶走压根儿不可能，而这样和自己的盟友翻脸对于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法国人和美国人关于雅尔塔会议掩饰了以上事实的传说很多。如果说是西方盟军失掉了东欧国家，那么也是1942—1943年它们的战略所致，而并非1944—1945年的外交策略。有趣的是，这些关于雅尔塔会议的讨论不是关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会上退让了多少（斯大林已经把那些国家捏在手里了），而是他们两个人对于和这位苏联领导人建立长久的相互合作关系有什么样的信心。正如慕尼黑会议一样，这再一次带我们进入了对认知、权术以及自大的范畴之中。

罗斯福总统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做事凭借的是直觉和经验的有机结合，这在他对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人的看法上可见一斑。罗斯福很了解德国，或者说，至少他很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意志帝国。在求学和旅行的过程中，他对德国人的“个性”形成了持续一生的坚定看法。他在1940年曾说过，他对“那些想把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区分清楚的人没什么耐心”。他还曾回忆过1893年在国内读书的时候第一堂地理课就是从德国的“当地历史”开始的，在一年之内，学生们就从小村小镇开始了解了整个黑森州。第二学年，学生们又学习了“在去法国边境的路上”会看到什么。罗斯福没有参加第三学年课程的学习，他知道，这门课就是要“前往”法国——“条条大路通巴黎”。¹⁴

秉持着自己长久以来对源自普鲁士时期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固有印象，罗斯福从一开始就反对希特勒和纳粹。入主白宫后不久，他就读了经过删减的英文版《我的奋斗》，还在扉页上挖苦地写道：“这个版本的翻译删减得太多，让人对希特勒的真实面目和他想说的话产生了完全虚假的认识。德文的原版说的一定不一样。”¹⁵ 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全神贯注于大萧条的调整，把英国和法国推上了与纳粹作战的前线；但是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希特勒的交谈使张伯伦相信这人并不是一个疯子，但来自驻欧各国的美国大使们发回的有关英法领导人和希特勒之间会晤的生动描述使总统得出了相反的看法。1939年1月，在向参议员们发表的演讲里，罗斯福把希特勒说成一个“野蛮人”，会在房间里连续几个小时转来转去，“敲着桌子发表演说”。罗斯福问，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我们会叫他‘疯子’，但是叫他‘疯子’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他掌握着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¹⁶

这些对德国和希特勒的认识十分重要。¹⁷ 这迫使罗斯福在1938—1939年开始重整军备，激励他在1940—1941年支持英国，并在1943年提出了让德国“无条件投降”。他相信，只有希特勒的失败和德国从制度上的根本改变才会成就一个和平安全的欧洲：不和这样的一个人或一类人进行谈判。这种敌意是互相的，深信种族改良学说的元首把美国总统看成一个跛着脚的杂种民族领导人。事实上，罗斯福和希特勒的对抗已成了一次私人争斗，然而，丘吉尔的仇恨则更直接地针对着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独裁统治。

相比之下，罗斯福对苏联则知之甚少，忧虑也更少。纵观历史，他把苏联看成没有殖民地野心的陆地大国，和英法两国比起来与美国更像是一类。罗斯福从未特别担心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扩张，把革命看成对压迫和不平等的暂时性反应。1933年上台之后，他很快就承认了苏联。 [4] 1943年4月，罗斯福表示，他相信“1917年革命的成果也许会在战争中消耗掉”，他还预测苏联在将来会按照“体制进化的要求”发展，也许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1944年12月，他告诉英国外交官：“他不害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很多形式，并非所有的形式都有害。”¹⁸ 罗斯福的看法代表着当时典型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看上去存在本质的不同。尽管对苏联人的扩张充满恐惧，但是他们相信苏联不再专心于掀起世界革命浪潮。¹⁹

罗斯福在战争期间优先处理的，主要是让苏联人克服自己被孤立的怀疑，把他们拉进一个持久的战后体系之中。他计划要让新成立的联合国来倚仗大国——也就是他称之为世界政治“警察”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他需要和苏联领导人坐下来谈谈。1942年3月，罗斯福用他典型的口吻轻松地告诉丘吉尔：“我认为我私下和斯大林打交道比你的外交部和我的国务院打交道还要有效。他讨厌你们这样的顶层人物的胆量，他觉得还是喜欢我多点，我希望他会继续这样下去。”²⁰ 深信自己说服力的总统在1942—1943年间不倦地为会晤斯大林做了很多工作。罗斯福并没有因为东欧问题而感到特别苦恼，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对那个地方并没有实际上的影响力。他在德黑兰会议上开玩笑说：“我不在乎在波兰问题上的争论，等谈到德国问题的时候再叫醒我。”²¹ 1944年5月，他告诉驻苏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他不介意苏联边境的国家是否会被共产主义化。”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达成一项解决方案，既能让斯大林满意，又能使欧洲在不违反美国意愿的情况下获得稳定。哈里曼认为总统过于乐观，坦率地说让人不安，罗斯福认为他能“说服斯大林在很多问题上改变看法”，而哈里曼肯定的是斯大林“绝不会同意”。²²

乍看起来，丘吉尔对苏联人的态度则完全不一样。他曾在十月革命期间激烈批评过“粗鲁笨拙的布尔什维克”，他曾带领英国代表团援助列宁的敌人，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还曾批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简直就是奴隶制国家，政府在进行专制统治。”²³ 丘吉尔一直以来对苏维埃思想充满敌意，也对苏联人的帝国主义思想存在恐惧。他告诉自己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说：“如果苏联人野蛮地推翻欧洲古国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一场让人束手无策的灾难。”²⁴ 和美国人不同，英国毗邻欧洲大陆，丘吉尔有着对力量制衡的敏锐感觉，如果苏联人将东欧收入囊中，他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再进一步和罗斯福相比，我们会发现，丘吉尔自觉对波兰人有着特殊的责任。1939年，英国政府向波兰做出保证，会维护波兰的独立——这确实也是英国宣战的直接原因——伦敦也成为希特勒和斯大林肢解波兰后其流亡政府的驻在地。作为首相，丘吉尔在努力争取达成一项让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者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之行中，他没能达成在波兰境内获得一半的控制权的秘密协议。

综上所述，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关注苏联人的举动。他的心境也是很多变的：1943年4月，他承认英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苏联人占有压倒性多数而且在未来会实际控制”的欧洲，不过他还是坚称“我们肯定会试着和它友好相处”²⁵ ；然而在当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的困境中，他就预见到了另外一场“更加血腥的战争”，“人类将毁灭自己并摧毁文明”²⁶ 。总之，在他的思想中主线就是苏联领导人会在谈判中很容易被说服。在1944年1月，丘吉尔曾评论说：“要是我能和斯大林每周都有一天共进晚餐，那就压根儿没有什么麻烦了，我们可是一见如故。”²⁷ 为了理解丘吉尔认为斯大林很容易被说服的错觉——这与丘吉尔对希特勒的冷静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究西方人对斯大林的看法。

和20世纪30年代可以得到的纳粹德国丰富的信息不同，苏联政权完全就是一本合上的书。外交官们极少有机会和苏联的官员们接触，更不用说接近平民了，即使是驻苏大使们也很少能和斯大林见面。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 [5] 是一位以严厉著称的“说不先生”。此外，苏联的媒体也没有什么实际有用的政治情报，这和华盛顿的媒体完全不同。丘吉尔在1939年把苏联的政策贴切地比喻为“闷葫芦里的谜中之谜”²⁸ 。突然之间，克里姆林宫的大门猛地打开了。1941年的下半年，罗斯福的代表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埃夫里尔·哈里曼 [6] 以及丘吉尔得力的助手马克斯·比弗布鲁克（Max Beaverbrook，本名William Maxwell Aitken） [7] 和安东尼·艾登都和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丘吉尔有五次和斯大林进行了额外的会晤，其中有两次还有罗斯福在场。

尽管所有见过斯大林的人都明白自己是和一个把成千上万人送进坟墓的人打交道，但是他在外貌上并非如此。他的身高有5英尺5英寸，比丘吉尔矮差不多一英寸，脸上长满麻子，手臂干瘪，缺乏魅力。斯大林说话很轻，但是直截了当，从不浪费口舌，不苟言笑。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承认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在战时发生了变化，即便没有赤化，也是“有点左倾”，斯大林回嘴说：“这意味着健康。”²⁹ 1942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个人在会晤的时候都还没有和斯大林见过面，就给他起了两个亲切的外号：“乔”和“乔大叔”。³⁰

斯大林衣着并不张扬。1942年随丘吉尔前往莫斯科的一位代表团随员伊恩·雅各布上校（Colonel Ian Jacob）这样形容斯大林：“淡紫色的制服上衣，扣子扣到脖子下面，棉布的裤子塞在靴子里”，走路“步履蹒跚”，“像一个小个子的农民，背上一把镐头走在乡间小路上”。³¹ 在那次访问中，丘吉尔私下也提到了斯大林像个“农民”，自己完全了解如何和他打交道。³² 事实上，斯大林穿着的是标准的共产党员制服，把他看成一个乡下土包子，参加会晤的英国人找到了曲解他粗暴性格的原因。一位外交部官员的说法倒也不是完全在开玩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上过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 [8] 真的太糟了，但我们对此又能做些什么呢？”³³

战争后期，斯大林的着装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1943年夏天，在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后，他穿上了元帅制服，把自己的形象和高歌猛进的红军联系起来。前往他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人们只要有点洞察力就会发现，原来在墙上挂着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共产主义杰出人物的画像已经由参与对抗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的将军们的画像所取代，“卫国战争”这个叫法是在目前进行的战争被称作“伟大卫国战争”之后出现的。³⁴ 斯大林的这一转变并没有让西方的盟友们不安。比起希特勒穿上军装的凶恶和墨索里尼身着军装的滑稽，斯大林元帅在各种会议上的举止算得上镇定自若，坐在那里信笔涂鸦、抽着烟斗的神情简直就是对前两位的嘲讽。很多英国外交官在战前就领教过希特勒的夸夸其谈或墨索里尼的大话连篇；但即使身着军装，斯大林看上去也不像一个独裁者。³⁵

当然，这位苏联领导人有时也不好对付。1941—1942年间，哈里曼，还有比弗布鲁克、艾登和丘吉尔，都领教过他的三段式会议的厉害：斯大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的阶段都显得很热情，在中间阶段则强硬激烈。同样重要的是，这个被历史学家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称为“在第二阶段惹人不快”的手法渐渐被斯大林的访客所熟悉，知道那是斯大林的谈判策略之一。³⁶ 战时同盟进入第二阶段后 [9] ，从德黑兰会议开始，这种会议策略就不那么多见了，人们认为这是盟国间信任加深的迹象。

因为对苏联人的政策制定知之甚少，和斯大林建立友好关系看上去就加倍重要了。即使是华盛顿和伦敦的高层核心人士对克里姆林宫也只有最粗浅的了解。当斯大林在1941年突然成为焦点的时候，莫斯科长久以来不为人知的其他方面逐渐浮出水面，这使他看上去更加让人放心和重要。1943年3月，丘吉尔告诉艾登：“我最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在苏联有两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是斯大林本人，私下里和我亲热；二是会谈中的斯大林，骨子里有着冷酷的一面，我们要提防他的这一面，斯大林自己也要面对。”³⁷ 丘吉尔设想中的这种对立帮助他处理了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的起起伏伏，表示友好的电报是来自斯大林的个人信息，而恶声恶气的则是“苏维埃统治机器”的手笔。丘吉尔在1943年10月告诉罗斯福：“苏联人十分相信可以通过恐吓得到所有的东西。”³⁸

这并不是英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作为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在制定对苏政策时发展了自己的两大阵营理论，1944年9月，他向国务院汇报：“斯大林的很多顾问和我们看问题的深入程度一样，然而也有人不一样……通过我们的行动，应该尝试着促使斯大林对前者提供的意见更有信心，并且要让他意识到听别人的会带来麻烦。”³⁹ 哈里曼和罗斯福倾向于把苏联人表现出来的好斗归咎于政治局内对西方不友好的派系所为，或者苏联外交部和情报部门没有给克里姆林宫提供准确的情报。斯大林本人总是能在这种疑心中获得好处。⁴⁰

对于丘吉尔来说，1944年10月第二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更是坚定了自己对斯大林的认识。他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妻子：“我和这只老熊聊得相当不错，再次见他让我更喜欢他了；现在他们对我们很敬重，而且我肯定他们是希望和我们合作的。”⁴¹ 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考验就是他是否允诺尊重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核心就是丘吉尔脑子里所谓的“百分比”。在斯大林允诺后，在德国人为了阻止共产党掌权离开希腊的时候，丘吉尔就能放开手让英国军队进入雅典。这件事对首相大人的影响深远。1944年12月，在写给艾登的信中，丘吉尔把斯大林称作“伟大的好人”，还说“在诱惑和压力之下，斯大林仍然忠实地按照我们的意愿放弃了希腊，这让我（到现在为止）越来越钦佩他了”。⁴²

那么这位苏联领导人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西方盟友的呢？当然，从背景上说，他们和他有着极大的差异，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个人都出身于资本主义国家中拥有大片土地的舒适家庭，而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Josef Vissarionovich Dzugashvili） [10] ，则出身于赤贫的格鲁吉亚农村的一个破败家庭。那些早年间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斯大林思想敏锐而且记忆力惊人，他也总是因为缺乏正式教育而具有一种复杂的自卑感；他还有深深的排外情结，常常猛烈抨击国内艳羡那些“自由的”西方文化的行为迹象。作为一个革命恐怖分子，逃避追捕的16年造就了他孤立、野蛮的个性，这在他于列宁去世后获取布尔什维克党权力的过程中，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对敌手或虚或实的清洗中一再表露出来。身为一位马列主义者，斯大林（这其实是他参加革命期间的化名，意为“钢铁”）的内心毫无疑问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是有敌意的，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立国之初，这些国家都在1918—1921年的内战期间资助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他认为主要的敌人就是不列颠和其身后的庞大帝国：1941年，他其实更害怕英国会怂恿他对德国开战，而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苏联，即使德国的军事集结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候他也是如此。⁴³

对于斯大林来说，他比盟友们更深刻地认为，这种战时的同盟就是一桩权宜之下的联姻。他的脑子里从来都挥不去英美会单独和希特勒媾和的想法；1944年10月丘吉尔访苏期间，他就曾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过暗示⁴⁴ ，西方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迟缓更是被看成了有力的证据。斯大林相信，在苏联抵挡了纳粹入侵之后，必须也能为战后自身安全提供保障，这意味着要阻止德国人再一次成为威胁，也许可以肢解这个国家，让它回到俾斯麦时期之前那种公国林立的状态。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一个安静听话的波兰——历史上一直是阻止德国入侵的门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斯大林想拿回苏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去的领土，包括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领土；他还打算把影响扩大至传统的苏联疆域之内，尤其是黑海周边（那里是苏联进出地中海的必经之地）和太平洋地区。这种领土安全实际上就是“统治的基石”⁴⁵ 。

从这个角度上说，斯大林和狂妄的希特勒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过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和苏联近些年来的遭遇，斯大林对安全的渴求是“难以满足的”——他总是在要求得到更多的领土，获得更多的影响力——这也是他和西方不断增加摩擦的原因之一。⁴⁶ 进一步说，作为一位马列主义者，斯大林从未放弃最终发动国际革命的希望。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革命可以由政治手段达成——“如今的社会主义也可以在英国的君主制下实现”⁴⁷ ——不过他也相信，战争引起的动荡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部分。1945年1月，他表示，苏联加入资本主义者的“民主”阵营来对抗“法西斯”阵营只是暂时的，因为希特勒现在是更大的威胁；但“在未来”苏联人民会和之前的盟友针锋相对。⁴⁸

在1944—1945年间的那个冬天，斯大林主要关注的还是红军在欧洲的胜利，之后是向日本开战，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领土目标；同时，他明白，分裂的国家是无法在未来的新冲突中立足的。事实上，他预料到了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到来，间接地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战争赔偿和直接地从美国人的非战时《租借法案》那里获得的。这意味着和自己的战时盟友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在战时的抵抗运动使得它们具有了强大的声望，但也被警告不要通过革命获取政权，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英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丘吉尔在希腊问题上表明了英国的特殊利益之后，斯大林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在另一方面，他把这次“百分比”协定的剩余部分当成了他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控制的全权委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之下，他本能地仇视资本主义强权，也对英美之间的政策差异大加利用。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张扬敲打了丘吉尔，这本来是想减少斯大林对英美联合作战的疑心，不过看上去倒是巩固了斯大林这种策略的适当性。他觉得可以和西方盟国在合作的时候脚踩两只船。1944年11月6日，斯大林在那次被广泛传扬的演讲中详尽叙述了“反德盟国”的价值。他坚称，这种关系“并非基于偶然和短暂的动机，而是建立在极其重要的长期利益之上”，尤其是要阻止德国目前的进犯，因此要“由和平国家建立一个特殊组织”，而且“组织的领导机关”应有“至少能保证阻止侵略行为的一支武装部队”听其调遣。⁴⁹

即使考虑到战时宣传的华而不实，斯大林想要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联盟关系的承诺也是发自内心的。正如威廉·陶布曼所主张的，斯大林并不想要再来一次热战，也不想要冷战；他更倾向于“长久协议”，不过他希望正在热切争取自己的西方领导人们也能接纳这些条件。斯大林没有一个清晰的外交规划，不过很喜欢把从“最小的”到“最大的”目标都囊括在怀中。⁵⁰ 前者包括重要的安全问题，比如说波兰和德国问题；然而斯大林最大的目标则要视情况发展而实现。和罗斯福一样，斯大林的外交手段是直觉本能和机会主义的混合体。丘吉尔也擅长抓住机会，不过他更偏爱诉诸纸上：“百分比”协定就是他外交风格的例证。

根据现有的参考资料可以看出，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是可以和他们进行严肃谈判的人。张伯伦就在这点上看错了希特勒。不过他俩也错误地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和他们志同道合。斯大林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看法压根儿就和他们南辕北辙。这场峰会又一次在各方相互间错误的假设之上拉开了帷幕。

尽管国务院不喜欢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但是这份协定符合罗斯福防止欧洲领土问题成为破坏三巨头联盟的大目标。1944年10月11日，他打电话给哈里曼，表示他的主要目的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来“确保巴尔干半岛不会把我们拖进一场在将来发生的国际战争”⁵¹ ，但罗斯福仍然相信，要把斯大林拉过来并建立一个和谐的战后关系，他当这个说客要比丘吉尔当更妥当。他很渴望在战争结束前就开展建立新联合国组织的进程。罗斯福因此在三巨头会议上也做出了进一步的努力，不过华盛顿政治圈子的压力让他在1945年1月20日的第四任总统任期就职典礼之后才能如此施为。

对于地点的选择，斯大林占了主导地位，他拒绝了地中海周围的几个会议地点——塞浦路斯、西西里、亚历山大港、耶路撒冷——而是坚持在黑海周边，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认为那里过于遥远，对领导人的身体健康无益，而且布设的水雷对战舰也有着一定的威胁。⁵² 斯大林把这一固执的决定归因于“自己的健康开始恶化”——他前往德黑兰要花上两个星期——他的医生们不希望他乘飞机。斯大林说，只有像丘吉尔——“那个胆大妄为的家伙”——那样精力充沛，才能受得了这样的旅行。⁵³ 斯大林的健康在战争期间确实有所恶化，他的心脏确实出现了问题，不过这也确实是个借口。事实上，斯大林害怕飞行，更害怕自己处于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 [11] 的安全控制范围之外。当苏联红军在东欧大地上势如破竹，苏联又被视作太平洋战场上决定性力量之时，丘吉尔和罗斯福比斯大林更迫切地需要召开这次峰会；于是，尽管不情愿，他们也还是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鉴于前往会议地点的路程颇为漫长艰难，丘吉尔把本次会议的代号称为“阿尔戈英雄”（Argonaut），引自古希腊神话典故，暗示着对“金羊毛”的无畏追寻。

罗斯福1月22日自华盛顿出发，花了10天，海上航行5000英里（约8000公里）才到达马耳他；丘吉尔则是于1月29日乘飞机前往马耳他。两位领导人于2月2日在马耳他共进午餐和晚餐，不过和在德黑兰会议之前一样，罗斯福不希望给斯大林留下英美联手的印象，回避了丘吉尔想讨论公事的努力。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因此提醒罗斯福的心腹密友哈利·霍普金斯：“我们要参加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而到现在两国还没有就会议议题和如何对付那只清楚自身想法的老熊达成一致。”⁵⁴ 这并没有让罗斯福有所担心，他对自己为峰会外交做出的构想很有自信，他告诉斯大林：“我想进行的是非正式会谈，我也没有理由为此展开正式会谈。”⁵⁵ 罗斯福还做出安排，除了来自各自国家拍摄正式宣传材料的官方摄影师，把所有媒体都排除在整个峰会过程之外。然而，雅尔塔会议在规模和形式上都和张伯伦在1938年的个人峰会外交截然不同，因为这次会议有各国的外交部长们和军事参谋们参与；而且，虽然罗斯福对丘吉尔有所轻慢，但两国的外交官在马耳他会见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会晤，还共同研究制定了这次雅尔塔会议大多数主要议题的共同立场底线。如此一来，两位元首都很喜欢的私下会面被当成了正式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起初，英美两国商定各方随员为35人，不过到了马耳他之后，两国随员已经增至700人。⁵⁶ 于是在2月2—3日的夜间，一架一架的运输机从马耳他起飞，飞往1400英里（约2300公里）之外的克里米亚。英美两国还向黑海各派出了一艘指挥舰停靠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英国的是经过改装的弗兰科尼亚号（Franconia ）邮轮，美国的是凯托克廷号（Catoctin ） [12] ——用于处理和国内的重要联络。船员们也被看成“阿尔戈英雄”行动的参与者：仅英国一方的人数就达750人，其中包括与会代表团200人，以及300人的军官团和空运司令部成员，另外还有海军陆战队员、司机、军医和海军通信人员。⁵⁷

丘吉尔和罗斯福从马耳他飞往位于克里米亚西海岸的萨基（Saki）。飞行时间超过7个小时，接着还要坐4个半小时的车穿越仍然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区，前往东南海岸边的雅尔塔，那里曾是沙皇的夏日行宫。一路之上他们都看到了前一年在击退纳粹的血战中留下的处处战场。尽管有山峦阻隔了冷风，雅尔塔的2月仍然只有零上几摄氏度。⁵⁸ 这个地方被德国人蓄意劫掠一空，苏联人不得不在几个星期之内从零开始布置会议。哈里曼大使的女儿（和父亲一起驻在大使馆）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说：“莫斯科所有的旅馆的人员、家具、盘子、瓷器、厨房用具都被征调来为我们服务……除此之外，邻近的乡村里诸如剃须镜、挂衣架和洗手盆之类的东西也被搜寻征用……我们在一个烟灰缸下面发现了一个瓷器厂的宣传语：五位沙皇‘指定用品’！”⁵⁹ 当英国人想为丘吉尔要一张单人床的时候——他喜欢在床上工作，把文件铺在床上——苏联人勉勉强强地从莫斯科运来了一张双人床，在首相到达之前才刚刚运到。⁶⁰

会议在雅尔塔西南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 Palace）举行，这座宫殿于1911年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所建，其上可以观赏黑海的全景。考虑到罗斯福的身体残疾，美国人也选择住宿在这里，总统的房间就挨着沙皇的舞厅，在那里会举行全体会议。丘吉尔和英国代表团被分到了沃伦佐夫宫（Vorontsov Palace），那里位于海岸南12英里（约19公里）处——那座宫殿是具有摩尔人风格和哥特风格的混合体——斯大林和他的随员住在了老尤苏波夫宫（Yusupov Palace），也就是现在的科雷斯别墅，位于里瓦迪亚宫和沃伦佐夫宫之间。三方代表团轮流举办宴会：比如说2月5日，斯退丁纽斯（Edward R.Stettinius，Jr.） [13] 就在驻地设午宴款待另外两位外长，这顿饭有六道菜，包括西柚汁、华盛顿清炖鸡和加利福尼亚馅饼（一种涂满奶油、以苹果为原料的甜食）。⁶¹ 从实际角度出发，英国人和美国人共同面对的是上下水和卫生问题。大多数代表团成员，即便是高级军官，都要共用一间卧室，还得排队上厕所和洗澡。他们还得靠喷洒大量杀虫剂DDT来驱赶自己床上的虱子。

还有另外一种恼人的“害虫”无处不在，那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团驻地，甚至是花园之中都布满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事先安放的窃听器，每天斯大林都会收到关于窃听内容的报告。苏联人还从伦敦和华盛顿的高层间谍那里源源不断地得到重要情报，其中之一就是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他曾是雅尔塔会议中美国国务院代表团随员。这一切都暗示着斯大林对会议桌上的对手了如指掌，这次会议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但是这个假设还是有争议的。在克里姆林宫，阴谋论是如此普遍，以至于苏联的间谍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被怀疑是盟军的双重间谍：他们拿到的情报过于真实。再者，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每天的情报汇总兴趣寥寥，甚至不如他在德黑兰会议上上心，那时他可是每天早上都很关心这个，仔细地对照窃听到的盟国代表说话的细节和语气。斯大林看上去很“了解”他的对手，并充满了自信心。⁶²

从自身角度出发，英国人和美国人很清楚窃听的危害，并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私下”交谈时预先采取了预防措施。他们也对和国内的通信进行了保护。雅尔塔和停在塞瓦斯托波尔中继舰船之间的信息传递使用电传，在几天之后，他们就谎称“线路故障”，让美国工程师铺设了一条全新的线路，长达80英里（约130公里）。至于丘吉尔，他也收到了警告，由于安全原因，他无法收到日常破解的德军电报。⁶³ 简而言之，即使斯大林能猜到罗斯福和丘吉尔手中的牌，也无法让他拥有决定性的优势：真正有意义的是会议桌上的每个人如何打好手里的牌。

这就需要发挥才智和毅力，而且前往峰会的漫长行程往往让与会者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德黑兰会议之后，丘吉尔就得过严重的肺炎，还伴有心房纤颤，曾有一段时间他的医生认为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罗斯福的健康则是从德黑兰会议之后从未有过好转，1944年年初的慢性病让他不得不接受建议，进行了一位心脏病专家全面的健康检查，专家的结论是：总统的健康状况“糟透了”，患有贫血、高血压和心脏病。⁶⁴ 罗斯福同意减少吸烟和喝酒，不过他灰白憔悴的脸庞、下降的体重和减弱了的注意力都表明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从健康方面考虑，他压根儿就不该参与第四次总统竞选，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对公众是保密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健康存在问题。

1945年年初，丘吉尔的医生莫兰（Moran）爵士 [14] ，发现他的身体每况愈下；首相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丘吉尔的工作效率比大战初期降低了很多，内阁同事们也对他冗长又毫无重点的发言十分不快。⁶⁵ 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艾登对丘吉尔抓不住重点的长篇大论感到十分恼怒。⁶⁶ 莫兰在萨基机场看到罗斯福的时候也是掩不住地惊讶，总统“看上去苍老、瘦弱而且疲惫……目光直视前方，嘴张开着，仿佛没有呼吸”。大多数英国代表团成员在前往会址的路上议论罗斯福“身体垮掉了”，“怕是掌控不了什么事情”。⁶⁷ 丘吉尔，尤其是罗斯福，两个人的健康问题是否影响到他们在峰会上的表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安排了和斯大林进行一对一的会谈，不过都是在正式会议议程之中的插曲。⁶⁸ 每天下午，在里瓦迪亚宫的大厅都有全体会议，包括三巨头和约20名顾问，他们在一张圆桌边围坐商讨，会议往往在下午4点开始，开上三四个小时。即便有喝茶歇息的时间——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大玻璃杯放在银杯托上——会议的讨论也是漫长复杂，在这些过程中有人会逐渐地沉不住气。会议上有个笑话，是说丘吉尔的雪茄消耗量和他的焦虑是成正比的。他和罗斯福在听斯大林的发言时都很认真：丘吉尔会在听着翻译的时候注视着斯大林；罗斯福常常是点头，或是通过表情回应斯大林。⁶⁹

全体会议一共召开了8次，会议每一天都会召开，从这个星期日的2月4日至下个星期日的11日。三国的军队代表和外交领导人也举行了会议，这常常是在午餐时分，会议是轮流在三国代表团驻地召开的。军事方面的会议和欧洲战场的最后阶段相关，包括如何避免在德国境内作战的各方军队遭到误炸。美国和苏联的军官们还商讨了红军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问题。与此同时，三国的外长和外交官员们也在把三巨头会议中抛出的问题一一处理干净，并在关键文件的措辞上斤斤计较：他们常常在晚餐之后碰头，也随自己的领导人参加非正式的会谈。

罗斯福和美国代表团在会上有两个首要的目标：第一个就是在外交层面上为建立新的联合国组织扫清障碍，以便于尽快举行成立大会。罗斯福自己对细节问题不甚上心，不过联合国在政治问题上的重要意义就是让美国民众体会战后的秩序，避免出现如同1918年一样的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罗斯福还相信，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国联的疏远，如果获得苏联对联合国的承认，这将会是苏联对战后安全的一个愿意合作的保证。美国人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希望苏联能早日对日本开战。尽管罗斯福在1944年年末就收到了第一颗原子弹会在1945年8月完成的消息⁷⁰ ，但还没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决定战争输赢的武器。美国的战略家们仍然相信，他们必须通过全面的登陆战进入日本的本岛，这一行动不会早于1946年春天，因此，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十分渴望得到苏军的援助。斯大林在德黑兰做出过一个笼统的承诺，他答应在德国投降之后加入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军方希望敲定细节，国务院是在设法弄清斯大林的领土要求是什么。罗斯福倒是希望军方和外交部门的努力能和自己的一个强大目标——联合中国作为战后亚洲的桥头堡——结合起来。

英国人的想法是欧洲的未来要比成立联合国更加重要。苏联红军已经占领了半个波兰，那么确定新的波兰国界显得至关重要，而且，组建一个让伦敦的波兰流亡者满意的新政府也事关重大。对于罗斯福来说，细节问题并不重要——他的头等大事就是阻止波兰问题破坏同盟国内部的团结——不过他也不会对华沙有一个共产主义政府的存在放任自流。英国人也害怕再次重复《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的处置所犯下的错误，特别是打破国际经济平衡的战争赔偿和丧失大量领土激起了德国人要求归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上了一课”的英国外交部对美国人会在战后欧洲安全问题上扮演主要角色充满疑虑。艾登逼着丘吉尔保证法国在三巨头计划占领控制德国的计划里获得一席之地，使复兴中的法国也成了欧洲的主要力量。英国人还很希望能在会上获得一份有关遣返盟军战俘的正式协定。苏联红军从德军手中解放了很多英国战俘，也有数以千计的“苏联公民”获得盟军的解救。原则上，双方的交换很简单，不过在此之中会涉及很多实际操作问题和道德问题。

因为少有苏联方面的参考资料流出，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首要任务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难猜测，不过还是能从他的举动中清晰地感受得到。在大多数会议时间里，他的插话发言简短但直击要点；丘吉尔和罗斯福总是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并占据主动。斯大林确实在提出诸如分割德国之类的问题上占据了主动——要把德国分割成一些小一点的国家——他还在对战败国要求巨额赔偿的议题上准确地表达了要求。波兰问题也很重要，这在斯大林不同寻常的长时间讲话中暗示了出来。除了长久以来提过的自身领土和安全问题，他还想确保在苏联红军进军德国的时候，身后出现的是一个有秩序而且友善的国家政府：他抱怨攻击苏联红军的波兰游击队员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借着交战区域的掩护，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部队正在有条不紊地消灭非共产党的波兰领导人。日本问题对斯大林也有一定的分量，不过他让美国人先提了出来，正如他们本来打算的那样。

三巨头带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和首要任务坐在了会议桌前。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比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要多。事实上，在如分割德国和决定法国未来的问题上，美国人和苏联人采取的方式十分相像，但是反过来看，英国人和斯大林对美国人有关联合国的计划都持有怀疑。峰会外交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妥协和交易解决分歧，没人会获得所主张的一切，所有人都会在某方面做出让步，并在其他方面获得利益。这就是雅尔塔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会议的头两天，三巨头把大部分的外交问题都摆在桌面上，从2月6日的那个星期二开始，协议才慢慢开始达成。

在成立联合国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可以追溯至1944年8—10月间的敦巴顿橡树园（Dumbarton Oaks）会议。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漫长会议上确定了联合国的总体框架，包括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的设置，还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执行机构的设立：三巨头代表的三个国家再加上法国和中国，后两者分别是英国和美国的盟友。还有就是英联邦内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会成为有表决权的成员。美国则是想把没有正式对德宣战的拉丁美洲各国拉进联合国大会。这些动作都让苏联人警觉了起来，他们可不希望新的国际组织会凌驾于自身的利益之上。苏联人希望确保的是安理会一致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有效否决权的问题——他们还希望把自己的16个加盟共和国纳入进来，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自治权。1944年12月5日，罗斯福在信中试着向苏联人澄清有关表决权过程的问题，不过苏联人还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固执己见。这些提到的问题都需要在联合国大会召开之前的雅尔塔会议上得到解决。

联合国问题从未成为斯大林特别关心的话题，他深信安全是要靠军事力量和大国之间的协定维持的。不过鉴于这一问题对美国人的重要意义，他也准备合作，并做出一定的让步。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表现得相当灵活，利用了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没有认真注意到的美国国务院提出的细节规划这一点。⁷¹ 在2月6日的全体会议一开始，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就宣读了一份有关表决程序的详细声明。斯大林承认，这比之前的提议“有小部分修正”，需要时间来研究一下文件的内容。在这期间，苏联人仍然坚持对16个加盟共和国的席位要求。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宣布苏联接受这一提议，苏联现在将寻求两个或三个加盟共和国成为创始会员国。可能是斯大林在当天得到了英国人的保证：放弃自己最初的条件，于是他接受了美国人有关投票权的提议。更有可能的是，斯大林和自己的顾问团队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拖延时间以表示对提议接受的不情愿，还放弃了为加盟共和国争取16个席位这个看上去冲动的要求，这些都是为了在其他议题上获得更大利益。其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的这些让步都是为了在波兰问题摆上桌面之前获得讨价还价的资本。

对于罗斯福来说，苏联接受有关联合国的条件是“真正的进步”——他表示自己“相当满意”苏联态度的转变。总统参谋长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 [15] 在2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这是总统的重大胜利。”⁷² 联合国的框架基本就绪，罗斯福才能就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成立大会，和各方达成一致。至于苏联人要求的额外投票权问题，美国国务院还是希望能坚持原来的立场，怕的是国内因此会出现强烈反对，不过2月8日的三国外长会议上，艾登支持了苏联折中的提议。艾登心里的打算是：虽然印度曾是国联成员，但仍是大英帝国的附属国，英国需要苏联对这种怪异关系的长久支持。⁷³ 背着美国外交官，英国和苏联私下认同了罗斯福有关苏联额外投票权的协定。雅尔塔会议的最终协议上是如此陈述的：美国和英国“支持”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提议”。当罗斯福告诫斯大林在国内可能会出现公开的反对意见的时候，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示他会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再拥有三个投票权作为回报。⁷⁴

在太平洋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得到的结果也令他们相当满意。苏联不仅确认了它们参战的计划，还同意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在莫斯科展开具体商谈和定期会议。斯退丁纽斯在离开雅尔塔的时候对马歇尔说，在布满虱子和老旧水管的雅尔塔，军方毫无疑问在这一周里相当开心。马歇尔回复道：“对于在这里收获的成果，我倒是宁可待上一个月。”⁷⁵ 和军方的谈判同时进行的是埃夫里尔·哈里曼对苏联人领土要求的试探，不过罗斯福和斯大林在2月8日进行了私下会谈之后，总统对此毫无异议地接受了。

种种迹象表明，罗斯福并不认同军方认为只能靠代价高昂的登陆战来战胜日本的说法。他告诉斯大林，他“希望通过密集轰炸来摧毁日本和其军事力量”，这样就既不必要考虑登陆日本，还能挽救很多美国人的生命。⁷⁶ 这也许是在暗示美国已拥有了原子弹，更有可能的是预示着美国陆军航空队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燃烧弹轰炸。然而无论罗斯福想表达的是什么，所带来的问题都是：罗斯福为什么在有能力结束太平洋战争而且知道斯大林希望参战，甚至斯大林还担心在自己参战之前战争就结束的情况下，还愿意以利益交换苏联加入战争？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却能找出一些迹象。首先，美国人确实把斯大林的欲望想得过于天真了，还一厢情愿地相信他能被收买。不过这份协定是为了把苏联这个两次大战之间外交的可疑局外人拉进国际合作的框架。罗斯福很可能将这些让步（大多数是让苏联人重新获得在日俄战争期间失去的领土和沙皇时期在中国失去的经济利益）当成获得成果过程中相对微小的损失。特别是一旦苏联红军扑向满洲 [16] ，其行动还可以和自己的亚洲政策互为倚靠，那么现在达成一项协议来预先约束苏联人的攫取是有好处的。罗斯福把这个写进雅尔塔会议的最终协定里暗示了在中国利益上的让步必须由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同意才行，因此，苏联人已经准备好和蒋介石政府签署一项“友好同盟”条约。⁷⁷

尽管丘吉尔被排除在雅尔塔会议的远东问题协约讨论之外，后来他也在回忆录中刻意与这些讨论保持距离，但他在2月10日与斯大林的私下会晤中赞同了这些条件。⁷⁸ 这不是一时冲动，早在1944年10月，丘吉尔就谨慎地对艾登表示，斯大林在莫斯科峰会期间做出的“远征日本”的承诺是在整个出访过程中“最重要的声明”（在这次出访中还达成了丘吉尔自己有关巴尔干地区的“百分比”协定）。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几天，他告诉自己的外交大臣：

靠苏联对日宣战而迅速结束对日战争会毫无疑问地为我们节约数十亿英镑。参谋部认为苏联成为太平洋大国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不会反对你所提到的苏联人的野心，你尤其高估了他们的要价比我们可能要撤出中国的损失还要大。⁷⁹

真正的分歧不是存在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而是存在于他们两个人和英国外交部之间。艾登于2月1日告诉斯退丁纽斯，如果苏联人加入太平洋战争，那就是因为他们想获取利益，并不想让英国和美国独吞胜利果实；所以“不需要为了他们的加入开出一个高价”。如果西方大国接受了苏联的领土要求，那么他们就该因为在与己相关的问题上妥协以获得“高回报”。艾登对形势的看法十分透彻，不过在雅尔塔会议上却是毫无用处。是否应该依靠利益交换才能使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⁸⁰

在联合国和东亚问题上，罗斯福获得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斯大林也是如此。在对德问题上，结果却不一样。斯大林离开雅尔塔的时候对会议的决议并不满意，但是丘吉尔离开的时候带着的是个自己努力寻求的好结果。⁸¹

1943—1944年间，苏联人对战后处置德国的初步想法是：即便在西方盟军的严密控制下，德国也要维持统一。⁸² 然而在1944年冬天，也许是因为盟军方面也在考虑这个方法，斯大林开始接受分割德国的建议。在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了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的提议，接受一个分裂而且“农业化”的战后德国。尽管后来两个人在非工业化问题上改变了主意，但在斯大林看来也是一个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那个月的莫斯科会晤中，丘吉尔激动地表示要对德国采取“苛刻的态度”，并要“分割”德国。当年的12月份，斯大林向法国人表示，他希望英国人对德秉持强硬立场。⁸³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希望把这些想法确定下来，如何分割德国？分割后的各地应该自治还是仍然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他希望在会议上获得一个原则性的决议。不过很快，斯大林就清楚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分割德国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一个思路清晰的建议，而且，他们两个人连想法都不一样。罗斯福想把德国分割为5—7个小国；丘吉尔则觉得可以少一些，也不想在会上做出任何承诺——部分原因是他在处置德国这个问题上对建议都持开放态度。斯大林在2月5日试探了美英的态度，却发现盟军方面没有什么明确的政策可言，于是他直接提出三点建议：三方原则上同意德国应该在战后被分割，将细节问题的讨论交给外长们去协商，在德国的投降条款中做出分割声明。丘吉尔企图逃避回应最后一点，但是在罗斯福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表示了同意。⁸⁴

外长们在领导人会议后进行了细节问题的商讨。由于对丘吉尔的让步不满，艾登想要削弱在投降条款里声明的力度（用“解散”代替“分割”）。莫洛托夫却要加强文字的语气。斯退丁纽斯想要从中调和。2月6日，在艰难的午餐会之后，外长们又把皮球踢回给了三巨头，不过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收回了加强文字的建议。受到广泛认可的“分割”德国一事已经成为盟军的政策，但是英国的官员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施展的空间”。⁸⁵

如果说在分割德国的问题上，苏联人还是想试探出应对英美的政策，但在战争赔偿的问题上，他们在雅尔塔有着清晰的想法。前驻英大使伊万·迈斯基（Ivan Maisky）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已经估算出了苏联在战争中的“直接物质损失”，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的国民总资产或者三分之一的美国国民总资产。迈斯基提醒斯大林，西方盟国会抵制过度的战争赔偿要求。于是在2月5日的会议上，迈斯基提出的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同盟国的总体赔偿额为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用于赔偿战争期间造成的巨大损失。所有的赔偿都可以以实物方式——工厂、货物和原材料——在战争结束后立即赔付一半，余下的数额按10年期每年等额偿还。迈斯基还详细地解释说明了德国赔款的原因和方式。⁸⁶

尽管苏联人的计算方式自认为合理，但是西方盟国并不甚满意，他们手中的筹码比斯大林所设想的还要多，分割德国这套牌还没有打出去呢。⁸⁷ 英国和美国拒绝在雅尔塔会议上就战后赔偿做出任何决议：各方同意这一问题将由在莫斯科的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莫洛托夫表示，200亿这个数额是在各方商讨下得出的，斯退丁纽斯表示同意，而艾登和丘吉尔表示反对。斯大林对罗斯福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反对英国人而感到惊讶，他开始担心美英两国暗中达成了统一。⁸⁸ 在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即便已经有过商讨，丘吉尔和艾登仍然反对对赔偿数额加以确定。这明显是惹怒了斯大林，有几次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进行发言；他甚至告诉英国人：如果他们不想让苏联获得任何战争赔偿，可以公开地说出来。⁸⁹ 在当晚的最后晚餐会上——这种晚餐会本应该是那种充满相互吹捧的社交场合——斯大林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各方达成了一致：至少在会议的最终公报中要声明这一原则，德国应对所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也要涉及赔款委员会的职责。⁹⁰

在2月10日的全体会议上，丘吉尔从伦敦的内阁获得了协助，那是一份被称作“意义重大”的有关战争赔款的电报。他在会上给斯大林和罗斯福读了出来。⁹¹ 战时内阁关于这一问题讨论很激烈，财政大臣约翰·安德森将苏联的提议称作“难以置信”，内阁总体上同意，任何的战争赔偿应该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之内赔付完毕，而不是和20世纪20年代一样，用整整10年。⁹² 值得一问的是，为什么丘吉尔会给内阁发电报征求意见？赔款问题在英国国内十分敏感，因为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混乱的债务状况削弱了国内经济，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出手相助，同时也使纳粹党之类的极端分子在德国国内强烈反对。丘吉尔可不是因为他善于向内阁同僚咨询意见而著名的，外交策略和宪法的正当性一样会左右他的行为。这么做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策略，在几次战时会议上他都这么做：发报给内阁商议谈判中的困难之处，以便在谈判桌上强化自身力量。

雅尔塔会议上，关于德国的另外一个议题是法国在盟军占领区内的地位问题。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都没接到雅尔塔会议的邀请函，部分原因是法国在1940年丧师辱国被德国打败后所处的劣势地位，但最重要的是因为三巨头一致认为他的出席会搞乱会议。即使是三个人中最亲法的丘吉尔也认为：“如果戴高乐出席，会议上的商谈就全毁了。”⁹³ 在艾登的压力下，首相还是在雅尔塔会议一开始的时候就促成了一项协议，法国在占领区中可以分得一杯羹。罗斯福和斯大林把这看成一种“善良”的行为，而不是对法国地位的认可。苏联领导人在2月5日的全体会议上暗示，他反对法国在盟军设立的管制委员会中拥有席位，罗斯福也表示同意。当丘吉尔在2月7日再一次尝试说服各方时，主张控制区各国都应该有一个代表席位时，没人同意：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想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在谈判桌下面，罗斯福承受了来自哈利·霍普金斯和弗里曼·马修斯（Freeman Matthews）的巨大压力。马修斯是美国国务院欧洲司的负责人，在战争期间曾担任驻维希政府的美国外交官，他很了解法国人敏感的性格。2月10日，在事先知会过斯大林的情况下，罗斯福宣布他改变了主意；斯大林也从善如流，表示不会反对；于是三国在法国加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尽管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斯大林是怎么改变主意的，但可以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成员数量十分敏感，这对他来说是第二重要的问题。只不过，没有丘吉尔在艾登的压力下的坚持，就没有这个结果。⁹⁴

为了这个提议，丘吉尔想出了很多办法：他甚至表示他不想让法国人参加三巨头会议，起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在德国问题上的退让会“满足他们的自尊心”。为了打消斯大林的疑心，丘吉尔声称：“能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是高级俱乐部成员，准入资格是能拥有至少500万人的军队或与之相当的力量。”⁹⁵ 更令丘吉尔感到心中有谱的是，罗斯福坦白地表示他不希望国会同意在战后欧洲长期保留军事力量：“期限或许是两年。”⁹⁶ 总统在德黑兰也有同样的愿望——不过在这次会议上的重申让丘吉尔觉得要在欧洲再找出一个伙伴压制德国——也许还可以像某些英国军事战略规划者们主张的——也要抵消日益增长的苏联影响力。

因此，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的策略并没有起作用。他在抵达雅尔塔的时候似乎还认为西方盟国会在分割德国的问题上想和他达成一致；他已经准备在赔偿问题上做出交换，不过这个想法错了，也在赔偿问题上减少了他的筹码。最后，他还是让英国人为法国在占领德国的问题上分走了更大一块蛋糕，比他想的还要大。很有意思的是，在2月5日的会议上斯大林对法国占领区的问题做出退让后，于第二天还告诉莫洛托夫不要再对固执的艾登在“分割”德国条款上的强力措辞方面施加压力。斯大林走到这位英国外长面前，神秘兮兮地说：“你又赢了。”当然，有时号称自己做出很大让步是种对付对手的狡猾策略。但看看斯大林对艾登说的话，再想到他的怒火，我们就会知道在德国问题上，斯大林感到自己得到的没有盟国多。

三巨头在会上的中心问题是波兰，很明显，苏联在这一问题上很强势：苏联红军已占领了大半个波兰，在他们的支持下，波兰还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英美领导人在前往雅尔塔之前就已经了解斯大林的优势所在。1月11日，在与参议员们的私下会晤中，罗斯福说过：

占领军在各自的占领区里说了算，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不能强行提出什么议题。总统说明，苏联人在东欧说了算，很显然我们不可能和他们翻脸，所以唯一可行的方针就是利用影响力改变这种情况。⁹⁷

丘吉尔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力理解更深，有时态度还显得黯然悲观。1月23日，他告诉自己的私人秘书：“想得不要太美，整个巴尔干地区，除了希腊之外，都会布尔什维克化；我是无法阻止的，我也没办法为可怜的波兰人做些什么。”⁹⁸ 可这不是他所考虑的政策：和罗斯福一样，他希望能逐步“改善”这种状况，起码要在波兰问题上的两大方面——边界划定和政府组成——做出更大的努力。斯大林等着另外两个人提起波兰问题直到2月6日，这也是这次会议上力量平衡的一个表现。英美两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表现更有点像是向斯大林乞求让步以便平息国内的不同看法。

波兰的东部边界在德黑兰会议上已经被确定，那时候西方盟国接受的是寇松线（Curzon Line），这条线是在1920年由当时的在任英国外交大臣 [17] 提出的。要是这个决定得以实施，苏联人就会比1938年的时候再向德国方向推进100—200英里（约160—320公里）；在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也大体上按照寇松线划定了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1945年2月6日，罗斯福坚决主张把位于寇松线东部的利沃夫（Lwów） [18] 和其周边的油田划归波兰。“这会让我减少来自国内的压力……我希望斯大林元帅能在这个方向上做出姿态。”不过斯大林不让步，他假惺惺地表示，寇松线这一概念毕竟源自英国的提议。⁹⁹

作为对失去的东部领土的回报，波兰在北部和西部的边界划分上获得了补偿，这也是在德黑兰会议上确定的。斯大林希望尽可能大地扩张波兰的西部边界。原因也许是可以在经济上削弱战后的德国，也能使得波兰人在面对德国的怒火时可以倒向苏联。因为害怕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人和英国人试图在西部边界的划定上对波兰有所限制，正如丘吉尔所说：“我不想让波兰这只鹅因吞下德国而撑死。”¹⁰⁰ 因此，他们阻止了斯大林要按照奥德河（River Oder）上游至西尼斯河（Western Neisse）一线划分波德边界的企图。英国人希望把边界划在奥德河上游至布雷斯劳（Breslau） [19] 一线——这样能为德国夺回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西里西亚的煤矿，还能避免在未来出现200万到300万德国难民——不过罗斯福不想在最终的和会召开之前把这些都正式确定下来，丘吉尔向内阁发出的询问得到的答复也是倾向于如此。然而，丘吉尔在2月10的全体会议上又一次提起了这个话题，并且把一项声明放进了最后的公报中，内容是，为补偿在寇松线东边边界上做出的修改，“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¹⁰¹ 。

地图2　1945年，美国国务院为雅尔塔会议绘制的德国和波兰地图，显示了不同的战后边界要求和相应的领土和人口转移

丘吉尔在最后时刻的动作，其动机是想展示自己为波兰边界问题做出的努力，都是因为他在第二个问题——波兰政府的组成上取得的成果有限。现在，西方国家嘴里的“卢布林波兰人”已经在苏联人的支持下于华沙建立了临时政府 [20] ，这让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很惊愕：他们很希望波兰国内成立一个把共产党人排除在外的新政府，成员要由流亡伦敦的波兰人组成，这样才会有全面自由的选举。可是目前他们手里能用得上的仅有（微小）的筹码只不过是斯大林希望他们能承认新的波兰政府。

在几次全体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清楚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自己国内的敏感性。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包括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 Beria） [21] 的一些苏联代表团成员都偏向于在最初阶段建立共产党人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不过斯大林不肯让步。¹⁰² 他还挡住了西方领导人把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邀请至雅尔塔的请求，令人难以置信地声称打电话找不到这些人。2月7日，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在联合国问题上的“退让”时机，其实就是打算在波兰问题上获得回报。在接下来三天的漫长争论中，西方领导人逐渐地退让了下来。起初他们还想着在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问题上站稳立场：这样的话，现有的政府会“在一个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获得承认”。2月9日，由罗斯福决定，在几个月内举行的选举必须由英国和美国驻波兰大使认定为是“自由开放的”，这一选举原则比现政府的组成更加重要。丘吉尔为争取这一监督权更加努力，把战时内阁在2月8日会议上所表达的强硬立场拿了出来。可是随着美国人的让步，他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在2月10日和斯大林进行私下会晤之后的结果——也只是在会议公报里的一行文字：美英两国根据大使报告“将经常获悉波兰局势”¹⁰³ 。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美国人对会议公报的总体内容更感兴趣。国务院提出并草拟了《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清晰地指出一条首要原则：在轴心国统治下的所有国家都该拥有“主权和自治权”。英国人和苏联人都接受了宣言，却都不那么热心。丘吉尔在得知自治原则会被用于日不落帝国的所属地区时，他发起火来，大叫着：“绝不！绝不！绝不！”莫洛托夫则是把美国人最初的提议弱化成了当各国认为宣言中的原则受到损害的时候，“要立即建立合适的机制”来保证原则的实施。在会议协约的最终版本里，只有简单的声明，在那种情况下，盟国“将共同协商必要的举措”。尽管罗斯福强调了这份宣言针对波兰问题的适用性，不过在最后的文件里，宣言也是一个粗略的通则。¹⁰⁴

美国人事先并没有和艾登在策略问题上通气：让波兰问题的僵局持续下去而不是简简单单就认同了卢布林政府。¹⁰⁵ 最终，丘吉尔也同意了这一想法。当然，英美两国领导人约定，现存的卢布林政府必须被“承认”，不过这是个模模糊糊的表态。相似的是，从莫斯科派出大使对选举一事的监督也被削弱了：这需要在波兰和各国建立有效的外交之后才可行，但是丘吉尔意识到，只有“承认”波兰政府才能在华沙开设使馆。这么一来，不仅斯大林夺得一分，还意味着丘吉尔必须和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关系，这将导致在战争中和英军并肩作战的10万名勇敢的波兰士兵对盟友离心离德。对于丘吉尔来说，波兰问题的解决所付出的代价是直接而且巨大的。另一方面，苏联人也做出书面许诺，“按照民主法则，容纳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重组现有波兰政府，“根据普遍选举与不记名投票方式举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举”。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已是我能获取的最好结果”。根据莱希将军的会议，当他告诫提醒总统这份协议内容的伸缩性的时候，罗斯福在雅尔塔说的话也是一样：“此时此刻，这是我能为波兰人获取的最好结果。”¹⁰⁶

斯大林很显然是个很难与之讨价还价的人，不过和捉摸不定且情绪冲动的希特勒完全不同。雅尔塔会议前一个月，艾登就对这次峰会表示了忧虑：“斯大林是三位领导人中唯一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而且是个强硬的谈判对象。首相大人在这些问题上全凭感情，而罗斯福含糊暧昧，还嫉妒另外两位。”在1965年回忆起这场会议的时候，艾登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丘吉尔喜欢讲话，不喜欢聆听，很难让他坐等发言或放过发言机会。外交赛场上的奖励可不一定会发给最希望发言辩论的人。”对于斯大林，艾登这样写道：“30年的国际会议经验告诉我，如果我得带着一个团队进入会议室，那么斯大林会是我的第一选择。”当然，这些话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后诸葛亮般的表示，不过这和英国外交部的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当时的看法不谋而合：

我必须承认我觉得乔大叔（Uncle Joe） [22] 是三位领导人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位。他的表现稳重克制。会议第一天，有一个多小时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没人要他这么做。总统在夸夸其谈，首相情绪激动，乔大叔只是坐在那里仔细聆听，看上去还有点愉悦。当他插嘴说话的时候，从不拖泥带水，直接切中要害。

这确实是一位看不起政客，尤其是外国政客，习惯于冷嘲热讽的英国外交官发出的高度赞美。¹⁰⁷

这并非贾德干对雅尔塔会议的全部看法。“我认为这次会议很成功，”这是他在2月11日写给国内的信件中的话，“我们在波兰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这有助于消除分歧，至少会管用一段时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波兰人民的独立。”这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认同，不过也算是在本质上的乐观和对会议整体的积极反应：“我从来不知道苏联人如此平易近人，特别是乔大叔更是绝对的好人。”¹⁰⁸ 丘吉尔的军事秘书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将军 [23] 这是在战时第四次和苏联人一起开会，对能和苏联高级军官进行相对自由的讨论充满了新奇感，当然，得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在场的时候。他认为雅尔塔会议是“一个大成功，并非伟大，也许是因为达成的协议，也是因为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磋商中一直贯彻的真诚合作精神”。¹⁰⁹ 无独有偶，丘吉尔在给内阁发去电报的时候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友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苏联人。”¹¹⁰

美国人那边，莱希曾预测在雅尔塔达成的和平条约框架会“让苏联人成为欧洲的控制者，这份文件里就包含着未来国际争端的必然性和另一场战争的可能”¹¹¹ 。他只不过是不多的几个悲观主义者之一。包括罗斯福在内，美国代表团内部的主流态度在他们离开雅尔塔的时候是“极其兴奋的”。美国人不仅达成了两个主要的目标——联合国问题和太平洋战争问题——他们还深信这次会议并不是一次单向让步。霍普金斯在2月10日对罗斯福说：“苏联人在这次会议上让步很多。”¹¹² 斯退丁纽斯在1949年也说过，苏联人“做出了巨大让步”，比获得的回报还多；罗斯福“即使这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在雅尔塔会议的重大问题上总统也没有‘投降过’（例如，苏联红军在波兰的地位问题）”。¹¹³ 而且，除了贾德干和艾登对斯大林简明扼要的外交风格的赞美，应该注意的是，这两位外交家彻底受够了这些年来丘吉尔式的长篇大论。其实，首相大人固执地坚持冗长的发言已经瓦解了伦敦的内阁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反对意见，这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诸如战争赔款和西部波兰边界问题的时候获得了回报。

那么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有没有影响到会议的结果呢？总统去世两个月后，有报纸编辑重新翻出了雅尔塔会议的照片，罗斯福看上去疲惫不堪、憔悴，甚至神志不清（张着嘴）。在会议结束的时候总统毫无疑问是累坏了，不过所有与会人员在经历过那样一个使人筋疲力尽的星期之后都是那样的：霍普金斯累到卧床不起，总统的侍从官埃德温·沃森（Edwin Martin Watson）将军因病在回国途中去世。传记作家罗伯特·谢伍德（Robert Sherwood）在1948年曾表示，罗斯福的疲惫使他在与斯大林就太平洋战争问题进行商讨时准备不足，不过谢伍德并没有去过雅尔塔，在他进行写作时，美国国内正就远东协定展开热火朝天的辩论。根据记录，我认为疲惫也许让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准备不足，不能像丘吉尔那样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过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相当坚决，而且，他的最大任务就是保证盟军内部团结。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个观点：恶化的健康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罗斯福在会议上所采用的态度——这是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明确了的，或是改变自己的外交风格——友好，随便，依靠直觉而不是详尽的研究和分析。¹¹⁴

比争辩罗斯福的健康问题更有建设性意义的是西方盟国是否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例如，曾有建议说让英美两国在是否移交“苏联公民”给斯大林的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这些人并没有为纳粹作战，只是成了战俘。各方在2月11日于雅尔塔签署的文件中取得了一致。¹¹⁵ 这份协议的实施意味着数以千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会被处死，或被送进古拉格（Gulag）劳改营，原因就是斯大林对某些民族，比如哥萨克人，积怨已久；而且他还把战俘视作逃兵。“雅尔塔会议的受害者们”的命运在20世纪70年代成了臭名远扬的丑闻，但是协议的起草是在这里开始的，起草者大部分是外交官和军人，他们写下的文字也反映出了在数月前就已经出现的政策框架。英国内阁在一年前 [24] 便同意了移交行动，他们知道这也许就意味着会让很多人因此送命。战俘的移交在雅尔塔会议开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曾有一度，有人提议将1000名战俘装在英国的通信船弗兰科尼亚号上带往克里米亚进行转交。¹¹⁶ 回想起来尽管有些冷漠，不过英美两国在当时的首要任务都是保证己方被德国俘虏后关进战俘营再由苏联解放的战俘能安全回国。已经有报道说这些战士在被苏联人虐待；艾登在1944年10月11日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晤中事实上已经达成了一项有关相互交换战俘的协议。毫无疑问，在《雅尔塔协定》中，“苏联公民”这个词被定义得更加严谨——当地的盟军指挥官后来就试着不把那些人转交出去，例如，拥有波兰国籍和波罗的海各国国籍的战俘——而交换数字的不对等则更是显得冷酷无情，一方大约有200万名苏联战俘，另一方大约只有6万名英美战俘。但是在重要的议题上，丘吉尔和罗斯福发现没什么回旋余地：自己的人民命悬一线，身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不愿意把人命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¹¹⁷

更有希望作为潜在筹码的是苏联对战后美国经济援助的渴求，《租借法案》只不过是一个单纯的战时应急方案。莫洛托夫向美国人提出了6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用来采购美国制造的卡车、火车机车和其他工业设备，以恢复被彻底破坏的经济。1945年1月，美国财政部曾提出过一项慷慨的方案，为了在雅尔塔会议上获得苏联的合作，可以向苏联提供高达100亿美元的贷款。哈里曼和美国国务院更想要的是一个等价的交换，把所有的援助都和美国外交计划的进展紧密地联系起来。所有人都同意在雅尔塔会议上谈及这个问题。莫洛托夫也确实在2月5日的外长会议上把这个议题抛了出来，他表示，会议上就战后贷款问题达成协议“最为重要”，和从德国获得战争赔偿一样重要。此外，也许是一个重要的暗示，斯大林在2月8日的会议上两次出乎意料地赞扬《租借法案》是罗斯福“最为卓越和重要的成就……没有《租借法案》，胜利就会被耽搁”¹¹⁸ 。总统之前曾说过，他将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就贷款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这么做过，也许是因为他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在参会前也对参议员说过：“我们的经济地位不能在任一方面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意在指出，面临可能存在的战后经济衰退，美国和苏联一样也需要一份这样的协议。¹¹⁹ 罗斯福也明白，任何一揽子计划在国会都会面临漫长、艰难而且内容不定的提案刁难。目前，经济手段在外交上还是一张有着实际意义的牌，总统认为还没有到打出来的时候。1月10日，他告诉亨利·摩根索：“我觉得我们手里握着的这张牌还要再握一阵子，在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在经济上不要给他们任何承诺。”¹²⁰

这么一来，战俘交换问题和经济援助问题都没有成为雅尔塔会议桌上的筹码。西方盟国还有其他选择吗？在当时，有些知情人士曾质疑过英美两国对会议做出的可以在战后和苏联继续合作的假设。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25]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曾给查尔斯·波伦（Charles Eustis Bohlen） [26] 写过一封慷慨激昂的长信。他坚持主张美国应该接受苏联已经在东欧和中东欧占有主导地位这一现实，但是要在道义和政治上否认苏联已经获得了以上优势，经济援助只会让苏联巩固这样的优势。凯南承认：“这不是一个令人开心的项目。”这么做意味着“一个分裂的欧洲”，不过至少“有着坚实的事实基础”，而不是“把整个欧洲的未来押注在一个包括苏联人在内的利益共同体的假设上，对此我们没有任何实际证据，只有痴心妄想”。从长远角度看，凯南相信，苏联人不可能维持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帝国，不过就眼前来说，没什么能阻止他们的帝国主义扩张，同理，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值得认可的。简而言之：“坦率地把欧洲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让我们远离苏联人的势力范围，让他们也远离我们的。”凯南表示，采取那样的方针才是“最好”“最坦诚”的。¹²¹

当然，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者声称雅尔塔会议事实上制造了一个分裂的欧洲。不过，即便丘吉尔在1944—1945年间也是主张欧洲要有两个势力范围：他的“百分比”协定，是要让西方在苏联控制的国家仍有一定的发言权，比如在罗马尼亚，苏联的影响力就被限制在90%，而不是100%。凯南强硬的实用政策当然不可能是华盛顿会采取的态度。美国国务院的战后政策规划者们如此区分势力范围：“专属”的——这样是不可接受的——和更加开放与非正式的势力范围，对于后者，苏联将通过互助条约使当地政府依靠莫斯科为自己提供安全保证。作为回报，苏联人会保证绝不干涉自己邻国的内政问题，并且同意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关系。这也是《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的重要意义所在。此外，凯南的建议也意味着要放弃罗斯福战时的基本目标——基于各大国力量建立合作的战后国际秩序。无论他们对莫斯科的怀疑是什么，少部分美国或英国的政策制定者在1945年确实是如此考虑的。身为唯一随罗斯福前往雅尔塔的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在一封闲聊式的回信里如此回应老朋友凯南对会议的批评：“不管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想约束住自己，正如英国人所说，我不得不承认这个答案还不清楚。清楚的是联盟（苏联）已然成为影响世界的主要力量因素。要和他们吵架很容易，不过我们能接受这样的局面。”¹²²

波伦的最后一句话暗示了雅尔塔会议上常常被遗忘的某件事情：这并非对欧洲的未来定论。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以为这会是一次全面的和会，一个（更好）版本的1919年巴黎和会。1945年2月的这次会议是要维持现状，应对诸如波兰的政府问题、太平洋战争问题和战俘问题这类急需解决的问题，维持盟国内部团结以做好最终击败德国的准备（美国人和英国人起初都不认为战争会在7月之前结束）¹²³ 和对日作战的胜利（也许会再打上一年）。总之，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以为还会有很多机会和斯大林讨价还价。不过此后，罗斯福于4月去世，5月份德国就已经投降；波茨坦会议被新总统杜鲁门推迟到了7月底，后来证明这个时间距离日本投降也只有几个星期。

就会议本身来说，雅尔塔会议不同于慕尼黑会议，各方在会议上都相互让步。最终的协议反映出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的强势地位，而在德国问题上则弱势得多；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协定中比实际需要退让得更多——比如说远东问题——这是盟国方面在战时和战后相互合作的远大目标中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雅尔塔会议上并非完美无瑕，不过也并非一无是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会后，尤其是在西方盟国之间过度吹嘘会议成果的方式。

丘吉尔清楚自己将会在向内阁和议会说明《雅尔塔协定》的时候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内阁党鞭在发来的电报里说：“在波兰问题上会有相当多的看法，主要来自保守党，都表示担忧。”2月19日，首相一回到伦敦就设法用一份乐观的会议记录安抚战时内阁，他还说自己“很肯定”斯大林“对世界充满善意，对波兰也一样”，还引用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声明：尽管苏联在以前对波兰犯下过很多“罪行”，但是这样的政策在将来不会再出现。丘吉尔说自己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真诚的”表示，再次赞扬了斯大林不染指希腊是对他们之间的于1944年10月达成的“百分比”协定的“恪守与尊重”。他表示，这有力地支持了他对苏联人的看法，他们“达成了协议，就希望遵守它”¹²⁴ 。

这完全让人记起了1938年9月张伯伦在与希特勒会面之后的样子，在重大事件上只做最好的打算。事实上，丘吉尔总是想起张伯伦，也忍不住要提起他。2月23日，在一次特别召集的全体阁员会议上，他做出了那个著名的声明：“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相信自己可以信任希特勒，他错了。但是我不认为我看错了斯大林。”但是在当天晚间的时候，喝醉了的首相大人却没有什么把握。他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Jock Colville）发现他“相当沮丧，认为苏联人总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还说张伯伦相信希特勒就和自己现在相信斯大林一样（尽管首相觉得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当丘吉尔在准备就雅尔塔会议向下议院发表演讲的稿子时，他甚至还加上了这句话：“苏联不仅仅是在追求和平，还得是体面的和平。”在草稿上，科尔维尔批注上：“真的要这么说？省略了吧。慕尼黑的重演。”这句话被及时地删掉了。¹²⁵

2月21日，丘吉尔告知战时内阁，所有的条款都要看苏联人是否遵守有关波兰的协定。首相觉得苏联人会这么做；要是不这么做，“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会转变”。为了给自己也留有后路，丘吉尔表示他希望可以授予那些和英国军队共同作战而且不愿意回到波兰接受新政府统治的波兰士兵英国国籍。¹²⁶ 2月27日，他在下议院发表了一份冗长却又乐观的声明——没否认事情的发展“难以估量”，但也承认“整场战争中我从未像在雅尔塔一样感到如此责任重大”——他坚持认为在边界问题和新政府问题上这次会议为波兰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待遇：“我从克里米亚带回来的东西给所有人的印象就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领导人们希望和西方的民主国家维持体面的和平和平等。我认为他们会说话算话。”¹²⁷

经年之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引用了这些话，他写道：“我不得不表明我相信苏联是有诚意实现这一想法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的希望是大于恐惧的，但愿这只是因为要考虑另一种选择实在过于沮丧。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丘吉尔读到了一份从驻苏使馆发来的充满悲观的文件，其中坚持认为，只有“对德国的共同敌意”才会使盟国之间保持团结；文件还提出要建立战后西方联盟。在备忘录中，丘吉尔匆匆写道：

有问题吗？道义问题！

1.胜利者之间的唯一纽带是共同的仇人。

2.想得到大不列颠的安全，国家就必须对一堆羸弱国家的安全负起责任。

我们应当找出比这更好的解决方案。¹²⁸

“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所主张的一切。另一种方案就是一个分裂而又相互敌视的欧洲——一句话，就是冷战。

内阁党鞭们倾向于就雅尔塔会议结果举行一次休会辩论，这可以让下议院在不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就公开表达意见，但丘吉尔在战争期间一贯的信念是，如果想让批评人士闭嘴，只有来一次彻底的分组表决，实际上是让他领导的政府通过票选获得信任。¹²⁹ 即便如此，批评的声浪也推出了一项修正案，对“把一个盟友的领土割让给另一个强权国家的决定”表示遗憾。3月1日，政府以396票对25票的绝对优势阻止了这一修正案，但是这个数字还是掩盖住了反对意见的影响程度和重要性——11名政府部长在表决时弃权，1人辞职。对雅尔塔会议最激烈的批评是那些慕尼黑的强力支持者，其中包括1938年时任张伯伦私人秘书的邓格拉斯爵士。在演讲结束后，丘吉尔和同为反绥靖主义者的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爵士一起嘲讽了国会里“慕尼黑会议时期的战争贩子们现在变成了绥靖主义者，而绥靖主义者们这次成了战争贩子”，但是他对投票结果“得意扬扬”——用尼克尔森的话说，“就像个小学生一样”。¹³⁰

至于美国方面，最开始的舆论引导是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发起的，他是国防动员局局长，罗斯福要他随同前往雅尔塔参加会议是想借此让国会和公众更好地接受这次会议的结果。2月13日，白宫新闻办公室为伯恩斯安排了一个大型的广播新闻发布会。虽然伯恩斯手里有详细的记录（他曾受过速记训练），但是他只参加了几次全体会议、午餐会和晚宴；他并没有参加过外长会议，并不清楚在波兰和战后赔偿问题上各方尚未解决的分歧所在；他也没参加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达成远东协定的私人会晤。伯恩斯离开得较早，在10日就已经启程回国，对西方盟国在波兰问题上的退让也一无所知。简而言之，尽管伯恩斯带给美国媒体的是来自会议核心的消息，但是事实上也只是会议内容的边边角角。2月13日这次令人欢欣鼓舞的发布会徒有其表，只是一面之词，重点强调《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和波兰问题的解决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回想起来，很明显，这煽动了公众产生危险的错觉；无论如何，这正是罗斯福在当时情形下在舆论宣传上所需要的效果。白宫向罗斯福报告说，“这是一次反响强烈的发布会”，获得了两党的政治领袖们“狂热的赞同”。¹³¹

3月1日，返回华盛顿的第二天，罗斯福就出席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并提交了《雅尔塔协定》。在以往这样的场合下，他都是扶着助手的胳膊走过通道，双腿靠支架站立，而这次，他是摇着轮椅进入会议厅的，没有僵硬地站在讲台上，而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请国会迁就他“不同以往的姿态”，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腿下面带着10磅重的钢铁，轻松多了”。这是罗斯福健康状况恶化最公开的标志。他的演讲也不是完美无瑕的。演讲撰稿人萨姆·罗森曼（Sam Rosenman）“很惊讶于总统在演讲时的停顿、毫无用处的表达”和大量的即兴评论，“有些近乎可笑”。另一方面，这种非正式的坐着的方式让这次演讲看上去轻松自如，又有说服力。¹³²

总统强调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军国主义”祸端以及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对于战后和平的重要性。他坚称美国必须肩负起自己应该肩负的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还坦白表明在这方面的决定将“是相互妥协的结果”，并非美国，并非苏联，并非英国能“百分之百”承担下来。总统引用了雅尔塔会议上波兰东部边界问题的解决为例：“无论如何，我都是根本不同意的”，他还表示丘吉尔和斯大林也是不同意的。他没有提到作为交换，自己同意让给斯大林三个联合国大会席位的事情。罗斯福还把对于波兰政府的协议认作“一个由三大主要盟军力量共同行动的出色范例”。他还大肆称赞这次会议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还即兴说道：“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总统还表示，这次会议“应该意味着一直就没成功过的单边行动体系、相互拆台的同盟、势力范围、力量平衡，以及几个世纪以来曾尝试过的权宜之计，已经终结了。我们提出要取代所有这些东西，要建立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最终都有机会加入的有普遍性的组织”。¹³³

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在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演讲中表现了对协议最美好的设想，掩盖了各方之间的分歧。首相大人放肆地宣扬对斯大林的信任；总统阁下则谈起了废除势力范围，然而在去雅尔塔开会之前他私下里还承认自己只希望能“改善”苏联对东欧地区的掌控。如此说来，两位领导人都是在撞大运而已，只不过赌注相当高昂：丘吉尔很害怕这份有关波兰问题的脆弱协定会被流亡伦敦的波兰人和他们在议会上的盟友所破坏；饱受病痛折磨的罗斯福决意不让任何事情危及4月25日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两个人都相信自己和斯大林有所改善的关系将有助于解决未来会出现的问题，例如在后来几个月里出现的事情。那些已经很明显却又常常被遗忘的事实值得再一次重申：罗斯福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4月12日去世，丘吉尔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三个月之后的大选中失败。他们两人都希望自己还可以继续掌舵，指挥这一伟大联盟赢得战争，继而驶向和平。

在西方，雅尔塔会议被过分地渲染，在东欧，雅尔塔会议制造了分裂。苏联人在战俘问题上拖拖拉拉，也没有派出代表前往伦敦着手建立新的管制委员会。在罗马尼亚，他们逼着国王任命了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新政府。在波兰，他们让共产党人的临时政府否决了主张“重建”政府的候选人，驱逐了西方的观察家们，在国内的潜在竞争者被共产党人杀的杀，关的关。斯大林还表示，由于莫洛托夫过于繁忙，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将由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这位中级外交官率领。这不仅是公然轻慢，还对整个战后协作体系摆出了威胁的姿态。

把1945年3月间的这些事件摆在一起，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们感觉到了苏联政策在根本上的危险转变，然而对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并不清楚。大多数人试着解释这些的时候还是会假定斯大林本意是善良的：这看上去就是从雅尔塔会议上学来的，总的来说，这确实还算是一次战时峰会。因此，斯大林态度的转变被算在了他的顾问们的头上——那些游荡在克里姆林宫阴暗角落的黑暗邪恶势力。英国内阁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很快他就担任了外交大臣）暗示这种变化应该归咎于莫洛托夫。英国外交部的另外一种假设是：“在幕后的党内领导人”或者“前线的将军们”想在混乱的东欧局势中仗势欺人。¹³⁴ 丘吉尔也一样不愿意指责斯大林，4月5日，他写了一封阴郁的信给罗斯福，认为“就算是苏联领导人，谁都有可能”。¹³⁵

在华盛顿，人们的猜测也是差不多：一般认为苏联态度转变的原因包括政治局的审查、反美情绪的回潮、仇外因素等等。按照波伦的说法，所有在雅尔塔待到5月的美国国务院官员都“感到苏联不可能将完整地执行协定，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在返回途中受到的来自政府内部的反对意见”¹³⁶ 。罗斯福自己也曾开玩笑地提过这样的想法。总统据说在1945年3月末的时候曾经告诉过一位美国编辑，尽管他真心相信在月初自己向国会说过对斯大林履行协定有信心，但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罗斯福说“斯大林要么说话不算话，要么就是无法掌控苏联政府，他原以为自己是有这个能力的”¹³⁷ 。

如何对苏联人的行为进行回应更是令人不解。在两位领导人中，丘吉尔更强硬一些，也常常更情绪化一点。从3月8日开始，他就向罗斯福接二连三地发出电报。首相意识到自己和斯大林在去年秋天达成的“百分比”协定使本国在罗马尼亚的行动被绑住了手脚，因此他请求罗斯福带头向苏联提出抗议。在波兰问题上，他已经说过有“邪恶势力”或“铁幕”降临——“毫无疑问，我认为苏联人很害怕这些事情在我们的注视下发生”——丘吉尔还敦促能尽快和总统一起恳求斯大林，因为“只有他才能阻止莫洛托夫”。首相坚持认为波兰“是我们和苏联人之间的试验实例，关乎民主、主权、独立、代议政府和自由选举的意义”。丘吉尔一直在强调波兰问题在英国政界的敏感性。他在2月27日的下议院会议上为之承担了风险，建议对雅尔塔会议持批评意见的人相信斯大林，在3月的时候他还反复警示罗斯福，如果波兰的僵局不能被解决，他将不得不公开向国会做出汇报，并由国会商讨出结果。¹³⁸

相比之下，罗斯福会从长计议。他恶化着的健康已是一个现实，但不应该夸大。尽管已不能亲自起草给丘吉尔的回信，他还是认真研读别人起草的内容，直到满意才签字发出。¹³⁹ 总统批准了美国在罗马尼亚问题上借助《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的内容进行抗议，也提醒丘吉尔“这可不是什么合适的试验实例”。在波兰问题上，他说服了丘吉尔留给两国驻苏大使更多的时间搞清情况，把向斯大林进行质问作为最后的手段。当这一手段最后还是在3月末被使出来的时候，罗斯福煞费苦心地把这次争端控制在《雅尔塔协定》的框架之内，而不是把不相干的抱怨一起拿到桌面上来。但是斯大林在4月7日的回复中说，他正是遵照协定内容在重组现有的临时政府。这份回复暴露了协定上模糊不清的内容，这是莱希将军在那时就已经指出过的。¹⁴⁰

陷入驻意大利的德军向驻瑞士伯尔尼（Bern）的美国使团求和的争论之中让罗斯福失去了冷静。一份于4月3日收到的电报中，斯大林指责美国和英国正在背着他和德国人做交易，德国人将允许两国军队在不受抵抗的情况下继续进军，借此换来更宽松的和平条件。他暗示，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解释为什么盟军在西线进展神速，而苏联红军此时仍然面对着凶猛的抵抗。当罗斯福读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十分愤怒——脸色潮红，眼睛里充满愤怒——波伦回忆道：“这是仅有几次中的一次我看到他生气。”总统的回复使用了诸如“怨恨”和“卑鄙的误传”这样的字眼。开心的丘吉尔把这条信息称作“在外交活动里我见过的最火爆的事情”；而且这看起来起了作用，因为斯大林在4月7日的回信中保证自己从未质疑过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正直和信用”。¹⁴¹

斯大林有关波兰和德国的信件在4月10日才送到罗斯福手中，两天后，总统因脑出血去世。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罗斯福仔细考虑了自己对苏联的政策。不过他在4月12日向丘吉尔发出的倒数第二封信中是如此陈述的：“我将尽可能地消除苏联问题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些问题，无论以什么形式，看上去都会不断地出现，而且就应该像伯尔尼事件一样，应该得以解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态度坚决，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事实上，这是过去几个星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通信之一，罗斯福实际上是想让自己在他人眼中被看成可靠的发言者。¹⁴²

更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另一封罗斯福在4月12日发出的信件，在信里他感谢斯大林有关伯尔尼事件的“真诚解释”，现在“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他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绝不会相互怀疑，就连微小的误解都不会在未来出现。”驻莫斯科的大使哈里曼对其中的一个形容词“微小的”（minor）表示不解，发电报给罗斯福说：“我承认，误解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主要特征。”就在罗斯福去世前几个小时，他得到的回复是坚决的：“我不想删去‘微小的’一词，我就是要把对伯尔尼事件的误解看成一个微小的插曲。”¹⁴³

这两封分别发给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电报代表的方针相同：罗斯福仍然决心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即便这意味着要忽略分歧。也许他的政策会在联合国正式成立之后有所转变，不过还有其他紧迫的缘由让他避免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全面破裂。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本质上在处理波兰问题时仍然在追求和罗斯福一样的政策思路，这值得注意。尽管在4月23日的一次简短会面上他反复告诉莫洛托夫，希望苏联人能尊重《雅尔塔协定》，但是这不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强硬态度。¹⁴⁴ 仅用了几个星期，他（和伯恩斯）就意识到这些协定内容要比在会议后向美国公众说明的还要含糊不清。5月末，杜鲁门派遣病中的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达成一项折中方案。总统在日记里说，给霍普金斯的指导意见就是向斯大林表明：

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南斯拉夫、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对美国的利益没有影响，只是与世界和平有关。波兰应当进行“自由选举”，至少应当可以让人民像弗兰克·豪格（Frank Hauge）、汤姆·彭德格斯特（Tom Pendergast）、乔·马丁（Joe Martin）、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在自己的选区内那样活动参选。 [27] 乔大叔应该做出某种姿态——无论是真心的还是在我国公众面前装装样子——表明自己会信守诺言。任何一位聪明的政治领导人都会这么做的。¹⁴⁵

杜鲁门的话揭示了自己对斯大林的假设，希望他可以像一位美国体制下的政治家一样行事，只要在波兰民主选举的问题上做出必要的退让就可以了。罗斯福可不会在这件事上如此冒失，不过他的继任者确实是按照他的基本路线行事的。

虽然有这样的起起伏伏，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的政策比丘吉尔的更加有连续性和逻辑性。《雅尔塔协定》只是敷衍了事。罗斯福很清楚这一点，杜鲁门则是后来才发现了这一点；而丘吉尔看上去是对事实充耳不闻，然后又恍然大悟。他在3月份发给罗斯福的那些近乎惶恐的电报比罗斯福稳坐钓鱼台的态度更需要一个解释。历史学家沃伦·金博尔（Warren Kimball）曾暗示过，首相这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是国内政治形势使然——战时联合政府摇摇欲坠，大选有可能在夏天举行。我本人怀疑这个有关选举的考量过于狭隘，并不能让人信服：丘吉尔没想到自己会输掉选举；还有就是，在波兰问题上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保守党内部。不过我确实也同意金博尔的看法，是丘吉尔的“公众形象”而并非“苏联的扩张”，才是他慌乱的根本原因。¹⁴⁶ 事实上，“形象”问题也不能充分说明一切：看起来丘吉尔已经认为自己的政治信用危如累卵。究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波兰问题在英国国内的政治敏感度：如果苏联人的强硬路线继续下去，他要么完全置伦敦政府于不顾，一意孤行，要么就和苏联盟友翻脸绝交。丘吉尔这么强烈的反应也反映出一个事实：他公然把自己的信心下注在斯大林身上，却发现这种怪诞的感觉和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相似，却无法忍受相同的恶评。丘吉尔的对外政策就建立在峰会外交以及与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之上。不过在1945年的3月和4月间，这些都成了桎梏；他和斯大林之间融洽的关系不再是影响克里姆林宫的关键，罗斯福则更难被他所影响，而且还突然去世了。

这样一来，也许应该讨论的其实是一个信任危机，而不是丘吉尔在1945年早春时分的政策转变。在高层政治变化发展的同时，看看这一幕小插曲仍然可以给人以启示：丘吉尔的夫人克莱门汀·丘吉尔在那个春天应邀访问了苏联。她是应苏联红十字会的邀请前往查看对苏支援的物资和设备的使用情况，这些物资和设备都是在她作为援助苏联基金的资助人协助下提供的。4月的第一周她是在莫斯科度过的，确切地说是在斯大林指着英美两国背地里在与纳粹进行谈判的时候，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这次访问。在波兰问题上饱受谴责的莫洛托夫“相当和蔼可亲地”在克里姆林宫款待了丘吉尔夫人；他和妻子特意为丘吉尔夫人准备了一次“友好的宴会”。斯大林亲自向丘吉尔夫人表示欢迎，并向丘吉尔发去电报说他的夫人给自己“留下了深刻印象”。首相曾因这次波兰问题的危机考虑过推迟妻子的访问，但是也没有在这份电报里读出有什么冲突的味道。在4月6日给妻子发去的电报中，丘吉尔详述了有关波兰、罗马尼亚问题和伯尔尼事件上面的“重大”困难，不过也解释说：“毫无疑问，你的出访真是一件乐事。”就在前一天，苏联驻英国大使费奥多·古谢夫（Feodor Gusev）拜访了艾登，外交大臣本以为是又一次的指责抗议，但古谢夫是来转交从莫斯科发来的一则消息，苏联人赞扬了克莱门汀付出的努力，并询问是否能颁发劳动红旗奖章给她。丘吉尔告诉自己的妻子：“让我迷惑的是这种前后矛盾的事情。”¹⁴⁷

那么，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这几个关键的星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证据表明在克里姆林宫里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要平衡各种势力的说法只不过是西方人的妄想而已。伯伦在近30年之后做出了成熟的判断：“斯大林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在收到了相关情报，意识到自由选举只会让波兰出现一个反苏政府之后做出的。¹⁴⁸ 不过斯大林对于苏联和波兰之间相互仇视的观念早已存在，而且他的清算计划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顺利进行了。正如英美两国驻苏大使所强调的那样，斯大林更愿意把雅尔塔会议看成能分上一杯羹的场合。苏联人打算在东欧重点地区划出一条警戒线，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在不破坏和美英之间良好关系的情形下实现。¹⁴⁹ 丘吉尔于1944年达成的“百分比”协定在斯大林看来是明确表示了势力范围的划分，其中就把罗马尼亚划给苏联，希腊划给了英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也希望自己在波兰的重要利益同样得到美英的认可。他一定是看出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完全的自由，不过看上去他从来没理解美国人关于开放的势力范围和专属的势力范围的区别。他凭什么要理解？丘吉尔和罗斯福要向国会和参众两院反复说明，并征求意见，这对于建立在恐怖活动之上的一党专政国家的领导人毫无意义。确实，斯大林认为对此加以评论是难以置信而且使人不快的。正如我们所见，两位西方领导人并没有对在波兰问题上自己能有所作为抱有幻想，不过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措辞含糊的让步被他们当成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必要的遮羞布。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需要曲解了协定，却没意识到自己正在破坏反法西斯联盟。当莫洛托夫私下里在雅尔塔抱怨说美国人起草的《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太过分了”的时候，斯大林告诉他不要担心，“以后我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个。关键是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¹⁵⁰ 。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斯大林对他的同盟伙伴的误解有多深，同样，对方对他的误解也是如此。很有可能雅尔塔会议之后几周局势的发展动摇了他的想法：1945年3月，“力量对比”不再像会议召开时那么有利。1月末苏联红军兵锋逼近奥德河，距离柏林只有40英里（约64公里），那时的盟军才刚刚从突出部战役（Battle of the Bulge） [28] 的恶战中恢复元气，还没有突入德国境内。不过在2月初，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在进攻德国首都之前，他们必须对侧翼的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地区进行清剿，这需要花上几个星期。苏军还被德国人于3月初在匈牙利的一次反攻拖住了脚步。¹⁵¹ 与此同时，盟军已经于3月23日开始大规模地横渡莱茵河，并于4月的上半月在几乎没遭遇抵抗的情况下迅速穿过德国。希特勒把他手中最精锐的部队和装甲师拿出来对付苏联红军；此外，德国人都认为如果向西方盟军投降会得到比较好的对待——在东普鲁士，苏联人强奸、掠夺的行为看上去坐实了纳粹有关亚洲野蛮游牧民族的宣传。4月12日，美军的先头部队跨过了易北河，这是柏林最后的大型天然屏障，距离纳粹老巢只有75英里（约121公里）。¹⁵²

4月初，斯大林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试探与在莫斯科发生的信任危机相互对应。对于这位苏联领导人来说，这看上去让他利用军事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国东部和波兰的短暂机会失去了。3月29日，他告诉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i Zhukov）元帅，德军的西部战线“已经完全崩溃”，还给元帅看了有关德国人和西方盟军在进行谈判的报告。根据朱可夫的回忆，斯大林说：“我认为罗斯福不会违反雅尔塔会议的协定，不过丘吉尔嘛，你知道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斯大林在3月31日收到了一封来自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的电报，希望双方能在军队的行动方面提高协调性，在电报中，他声明自己的部队正在向柏林南部的莱比锡突击，没有指向柏林。这个消息无疑被克里姆林宫当成了一份危险的假消息。斯大林在第二天就召见了朱可夫和科涅夫（Ivan Koniev）这两位麾下顶尖的元帅，他问道：“谁来占领柏林？我们还是盟军？”在当时只可能有一个答案，科涅夫立即回答道：“我们将占领柏林，我们会在盟军之前做到的。”在侧翼被肃清后，斯大林精明地放开了手脚，让朱可夫和科涅夫——这对竞争对手——在攻克柏林的战役中展开竞赛。同日，他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称柏林“已经失去了之前的战略重要性”，苏联红军将只派出二流部队于5月发起进攻。“然而，这一计划将会依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整。”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hony Beevor）将此称为“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愚人节玩笑”。¹⁵³

这样看起来，在4月初，三大盟国的领导人都担心《雅尔塔协定》会被破坏。¹⁵⁴ 尽管原因不同，莫斯科、伦敦、华盛顿都一样忧虑。不过危机还是最终被暂时解决了——杜鲁门，还有并不情愿的丘吉尔，在6月承认了仅有一部分非共产党员象征性地加入的波兰政府——不过这件事情对相互间信任的伤害还在持续。7月底，三巨头最后一次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了会晤，不过这次会议和雅尔塔会议完全不一样了。罗斯福已经去世，丘吉尔在会议期间败选下台，被在战时贡献有限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换了回去。在一份由伯恩斯（已经是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起草的协议中，苏联人在英国人的反对下划定了波兰的西部边界（奥德河至西尼斯河沿岸），但否决了战争赔款的总额，也不同意以现金支付。各盟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从占领区拿走自己想要的工业设备、食品物资和原材料，苏联人还可以从盟国控制区那里接收转让的物资。这个赔偿协定比雅尔塔会议上的决议走得更远，把苏联人控制的东部德国从西方盟国手中分割了出来。¹⁵⁵

但是“雅尔塔会议”成了美国人嘴里的讨厌字眼——其实这在波茨坦会议开始前就已经叫开了。3月29日，关于向苏联让出三个联合国大会席位的报告见诸报端，这本该在总统向出席旧金山大会的美国代表团通报情况后严格保密。这条新闻和明显的掩盖手段让平常还甚是友好的报纸和评论家们的批评声此起彼伏。罗伯特·谢伍德写道：“从那时起，‘雅尔塔会议’一词在公众眼里逐渐成了秘密还有些可耻的交易的代名词。”¹⁵⁶ 8月底，国会开始质询为什么苏联军队可以占领千岛群岛，伯恩斯觉得有必要在远东问题上第一次提及雅尔塔会议上的秘密协定。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都否认曾达成过这样的协定。偏激的共和党人报纸在1945年时就公开宣称雅尔塔会议等同于绥靖和欺瞒。¹⁵⁷

在华盛顿，峰会外交也给政治家们上了一课。1945年4月10日，就在罗斯福去世之前，哈里曼把前往雅尔塔的决定判定为一个错误。在和斯大林就会议地点商讨过多次之后，总统“忍受着不便，冒险接受”了斯大林的选择。哈里曼写道：“看起来很清楚，总统的宽宏大量被人看成了懦弱的表现。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于是便得寸进尺。”¹⁵⁸ 1945年6月，乔治·凯南写了一篇长长的控诉书，指责西方国家在苏联人面前没有正面对抗。这使莫斯科的领导人们认为他们总能依靠强硬的政策获得想要的结果，他说道：“可以指出在个人之间的会晤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可以强调苏联人在尝试推行新政策时也没什么损失，就是因为无论何时，形势如果升温，他们只要和西方的领导人再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就能重新开始，既往不咎。”¹⁵⁹

那么时至今日，对雅尔塔会议的评价又是如何呢？不同于1938年9月的峰会外交，这次峰会涉及了多方面的谈判，各方怀揣着自己的目的而来。罗斯福完成了他的首要任务——有关联合国的协议和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保证。丘吉尔设法避免了在波兰西部边界问题上拿到确定的答复，还有关于分割德国和战争赔偿的问题，后者的讨论使斯大林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英国人同样也为法国人在战后欧洲争取到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比别的伙伴都多。对斯大林来说，他达成了在亚洲的主要领土目标，还有看上去承认了他在波兰问题上拥有主导权的协议。三巨头中每个人都在分手时认定战时联盟将在战后继续下去。实际上，这也是他们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国都希望把峰会变成一个议事程序。

和张伯伦的峰会外交不同，三国领导人前往雅尔塔的时候都带着详细情况简报和一个有专业顾问组成的团队，其中包括三位外长，很多场合下他们都按照规定的政策行事。例如交换战俘协议或者苏联有关亚洲的领土要求问题，这些都已经被写进了会议大纲。迈斯基的赔款说明也是按照他在这个冬天里起草的一份报告中的方针实施的。在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上，领导人们采取的是自己的做法。斯大林在波兰政府组成这一问题上没听进去贝利亚和其他人要给西方留有面子的意见。罗斯福也无视了顾问们的建议，屈从于英国的压力，决定给苏联让出三个联合国大会席位。至于丘吉尔则是否决了艾登有所倾向的问题：为什么西方盟国需要讨好苏联才能加入远东战场？但是英国外交大臣在为法国争取战后更高地位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全然不顾苏美已有主意。1938年9月，哈利法克斯在内阁发挥了自己的影响力——但姗姗来迟——之后他再也没出现在会议现场。相比之下，艾登出席了雅尔塔会议，在是否放弃远东和法国的影响力问题上慷慨陈词，还在德国问题上有力地支持了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他的存在比自己的同行们，尤其是和斯退丁纽斯相比，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正如艾登和贾德干的评论所说，斯大林确实是一位很有技巧的谈判专家，把发言机会留给别人，自己则等待时机做出简明扼要的评价。不过，丘吉尔夸夸其谈的表现也不应被过低地评价：这个方式在法国问题和赔款问题上瓦解了另外两个人的策略。罗斯福在波兰问题上要比传言中说的态度更加坚决。真正的问题并非在于谈判之中，而是在于各方做出的假设。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在千里之外洞悉希特勒，却在活生生的斯大林面前双双上当。两个人都希望在苏联褪去表面上的革命面纱之后，可以看到一位能和他们进行有实际意义的谈判的人士。两个人都希望，在很大程度上相信，这个人可以被信任。当怀疑的念头涌上来的时候，特别是丘吉尔，他也在自省 [29] ，承认即使是对峙，也是“不可想象的”，更别提战争了，他还是会继续寻找合作的途径。¹⁶⁰

和法国人的传言不同，雅尔塔会议并非几个大国坐在一起分食欧洲。丘吉尔和罗斯福仍在抵制乔治·凯南所提倡的那种赤裸裸地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的做法。雅尔塔会议也并非像共和党右翼说的那样把东欧出卖给苏联：很明显，苏联在东欧地区具有支配地位。这是在1942—1943年的战场上由苏联人决定的，在1944年6月之前，西方盟军并没有能力开辟第二战场，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和1944年10月的莫斯科磋商中各方都已经达成了相互理解。当他们坐在雅尔塔的会议桌上的时候，丘吉尔和罗斯福只能寻求“减轻”苏联的影响。

为了弥补自己在波兰问题上本质懦弱的表现，两位领导人都希望斯大林会做出表面上的让步，因为斯大林本人也希望维护盟国团结。他们在后一点上猜得很对，但是在前面的问题上则犯了错误。波兰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甚至是本能上关心的关键问题，他在此问题上所期望的不受约束的想法还是被丘吉尔去年秋天在莫斯科提出的露骨的“势力范围”建议所鼓励产生的。他不会理解自己那些民主国家的盟友为什么会希望在东欧的一些关键国家里为他的影响力设下限制条件。他们需要的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开放，以便于劝说自己国内发出的对这位冷酷的独裁者毫无用处的意见。换句话说，雅尔塔会议上的误解两边都存在，不仅仅西方盟国才有。

不过，协定实施的失败也同样重要。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回国之后过分夸大了协议的意义，尤其是所谓“雅尔塔精神”。这给未来留下了大量的隐患。有鉴于在1938年他对张伯伦尖锐的批评，丘吉尔不惜一切地公开夸大其词，在波兰问题上对斯大林加以信任尤其令人侧目。很多人在当时被这种举动吓得不轻，不过丘吉尔在1946年3月用著名的“铁幕”演说再次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坚定的冷战斗士；而去世的罗斯福没有能恢复自己在此间的名声。然而斯大林还是反应过度了。当1945年3月西方盟军大举突入德国境内时，斯大林的忧虑再次泛起，他还是怀疑盟军和纳粹在私下里单独媾和。这将威胁他在德国的优势，这体现在——现在看起来是装腔作势——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不合作的态度。斯大林了解自己的盟友比对方了解自己要深刻得多，这多亏巧妙安放的窃听器，不过就如同1938年的情报失误一样，对会议的理解和获得的情报一样重要。如果丘吉尔和罗斯福被他们自己的期望所左右，斯大林就会成为自己疑心病的受害者。

1938年的那场峰会断然地改变了历史，挽救了希特勒的统治，把世界大战推迟了一年，纳粹德国和苏联借此机会签订了协约来抗衡西方盟国。相比看来，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并没有美国人和法国人传言的那么重要。西方盟国把东欧拱手让给了苏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件事情发生得早了一些，因为英国和美国在开辟第二战场上的迟缓，他们也缺席了这一过程。正式对欧洲的分割要来得晚一些，1947—1949年，在马歇尔计划的推动下，两个德国出现在大陆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简称北约，NATO）也随之成立。不过雅尔塔会议的结果确实在反法西斯同盟的解体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造成了各方都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感觉，也因此产生了诸多探究原因的传言，并塑造了外交峰会的历史。苏联人又回想起了和罗斯福相互合作后来却被罗斯福的继任者所摒弃的黄金时代。在美国，有关雅尔塔会议的传言所具有的政治敏感程度萦绕在政策制定者们心头达几十年之久，也阻碍了他们为缓和冷战局势而“进行最高层次的会谈”。

[1] 英国最高荣誉勋章。——译者注

[2] 这里是用基督教中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作为比喻，后文斯大林的玩笑与此相对应。——译者注

[3] 实际是势力范围和控制权的划分。——译者注

[4] 美苏两国1933年建交。——译者注

[5] 当时应该称外交人民委员。——译者注

[6] 当时是总统驻英国特别代表，并未任驻苏大使。——译者注

[7] 受封比弗布鲁克男爵。——译者注

[8] 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对学生着装和仪表要求很严。——译者注

[9] 一般指1942—1944年上半年的战略相持和战略转折阶段。——译者注

[10] 斯大林的本名。——译者注

[11] 后改组为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译者注

[12] 作者此处提到的凯托克廷号编号为AGC-5，为阿巴拉契亚级两栖登陆指挥舰，按照美国海军级别定义为“战斗辅助舰艇”。——译者注

[13] 时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14] 本名Charles Wilson。——译者注

[15] 美国海军上将。——译者注

[16] 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译者注

[17] 作者是指乔治·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译者注

[18] 乌克兰城市。——译者注

[19] 现波兰城市。——译者注

[20] ，立即得到苏联承认。——译者注

[21]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译者注

[22] 英美官员私下对斯大林的称呼，前文已提到。——译者注

[23] 时任英国战时内阁副秘书长、国防参谋长、战后首任北约秘书长。——译者注

[24] 1944年。——译者注

[25] 冷战期间曾任驻苏、驻南斯拉夫的大使。——译者注

[26] 美国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多国大使，雅尔塔会议美国代表团成员，时任国务卿助理。——译者注

[27] 上面几个人均为美国政治家。——译者注

[28] 也称阿登战役。——译者注

[29] 原文为“look into the abyss”，引自尼采的话：“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译者注

第4章 维也纳，1961年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冷战冻结了高层峰会达一代人之久，这并非丘吉尔的本意：他在1950年创造了这一词语是想当作他对“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后来被称为“缓和政策”。不过随着大英帝国的崩解，英国已不再可能和美国与苏联相提并论了。引用一位沮丧的英国外交官的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三巨头就已经变成了两个半巨头了。¹ 在西方，美国领导人说了算。这个国家对整个世界持二分看法—这是善与恶的斗争，他们对和苏联人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都持怀疑态度。从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得到的教训暗示，在峰会上谈判特别危险。1961年6月在维也纳的那场灾难性的会晤恰好证实了这一政策。

1945年7—8月间的波茨坦会议是最后一次战时峰会。外长会议在此后持续了几年，但是在1948年夏天，美国和英国因斯大林对柏林盟军占领区的封锁差点儿与苏联开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西方盟军向这座被围困的城市空运给养供应，与此同时，在英、美、法三国的占领区基础上成立了西德 [1] 。柏林封锁也促使美国人和西欧国家史无前例地结成了和平时期的联盟：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北约组织成立。1955年5月，西德加入北约，而东德 [2] 则加入了苏联领导下的华沙条约组织。希特勒的帝国倒下刚好10年的时候，欧洲再次被分割成两大武装阵营，分割线横穿了德国。

两大集团都拥有核武器。1949年8月，苏联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宣布美国人在核武器方面的垄断被打破了。在1953—1954年间，两国相继进行的氢弹试验则预示着威力更大的武器的诞生。读到美国人进行氢弹试验报告的丘吉尔低声咕哝说，这个世界现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和原子弹时代相比差距就像原子弹和弓箭相比。² 战术核武器成了双方在欧洲战场上制订计划时应考虑的一部分，这让传统战争很容易就升级为全球战争。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表明，苏联已拥有远程导弹技术，这使他们具备了在30分钟之内将核弹头扔在美国人头上的能力。作为大陆国家的美国史上首次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面前显得脆弱不堪，这也引发了就像英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公众恐慌。冷战双方开始了核武军备竞赛，都在寻求阻止对方的核打击和核讹诈，但是这种竞赛带来的代价就是双方的经济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953年3月，斯大林的去世让克里姆林宫吹进了改革的新风。起初由三驾马车主导：尼古拉·布尔加宁（Nikolai Bulganin）、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和格奥尔基·马林科夫（Georgian Malenkov），这让人们看到了冷战缓和的希望。1953—1954年间，再次当选首相的丘吉尔曾试图再次举行三国峰会，重拾1945年的套路；在大西洋的对面，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迫切希望限制这种核竞赛。但是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为元首们踩住了刹车，坚持认为峰会只应该在专业外交人士为真正获得突破做好铺垫之后才能召开，而且这种会议所要承担的政治压力很难克服。因此，1955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冷战峰会在议题的选择上十分谨慎。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们，在万国宫内围坐在方桌旁边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身边陪坐的是己方的顾问团队。各方共计前往日内瓦的人数大约有1200人，让这场会议更像是老套的国际会议，而不是丘吉尔说过的“峰会外交”。这次会议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宣传作用，受众目标就是西方公众，他们害怕核武器，也害怕东欧的那些不稳定的苏联卫星国。³

地图3　1949年，冷战时期的欧洲

“日内瓦精神”如昙花一现，此后，峰会外交在西方国家仍然前途不明。“我不太喜欢这种个人交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欧内斯特·贝文在丘吉尔1950年的演讲之后对此嗤之以鼻，“张伯伦和希特勒就实践过，但毫无用处；雅尔塔会议实践过，也是行不通。”⁴ 在美国，共和党人把雅尔塔会议看成他们攻击民主党外交政策的法宝。参议员威廉·詹纳（William Jenner）声称：“雅尔塔的背叛”让“共产主义肆虐了半个地球”。1952年的共和党党纲几乎就是对峰会外交的一个攻击，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三次峰会都是“悲剧般的失策”，罗斯福和杜鲁门“用我们具有的压倒性胜利换来了一个新的敌人和新的压迫”。⁵

共和党人在玩弄政治，但是在更深层次上，美国对待冷战的方式妨碍的不仅仅是峰会外交，还有所有的谈判形式。1947年3月，所谓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它把世界描绘成“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中选择其一”，而且这种选择“大都不是自由的选择”，一种方式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以“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和其他基本自由权来区分；而另外一种则是“基于强加于多数人头上的少数人意志”，依靠的是“恐怖和压迫”。杜鲁门承诺，美国将“支持各自由民族，他们抵抗着企图征服他们的掌握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的压力”，无论他们处于世界的何处。⁶ 尽管有些巧言令色，杜鲁门主义把冷战定义为不太可能有妥协的全面的全球性斗争。特别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以预见的威胁就是共产主义，而不是苏联的扩张。作为回应，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制定了一项“遏制”政策，该政策的主持人就是外交家乔治·凯南，而这项政策的基础就是他对雅尔塔会议的那不甚乐观的分析。他把这一政策说成是“在苏联显露出侵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每一个方面，都要使用不可更改的抵抗力量”。凯南自信地认为，苏联在自身的国内压力之下终将崩溃——预见性地暗示这会发生在新领导人试图寻求广泛支持的权力移交过程中——不过同时美国可以坚持到胜利。凯南强调：“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作为各国之中普通一国的全部价值。”这几乎就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调。⁷

这样的世界观几乎关闭了外交对话的窗口，尤其是峰会外交对话的窗口。相反，丘吉尔对峰会外交的热情则是基于对外交手段的一个基本信念。他并不害怕使用今天在美国已是句脏话的字眼。他在1950年12月警告称：“弱者的绥靖政策都是没有用的，而且是致命的”，但是“对于强者来说就是宽宏大量的和崇高的，也许有可能是实现世界和平最有效的唯一途径”。⁸ 1945年后他坚持不懈地认为要基于实力和苏联展开磋商：众所周知的、于1946年3月发表的“铁幕演说”就是这种看法的延伸（那次演讲中他的题目其实是《和平砥柱》，“The Sinews of Peace”）。1953年5月，他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朝圣之旅”，前往莫斯科会见新的苏联领导人，他们当中几乎没人“在苏联之外有认识的人”；丘吉尔打算和他们进行“真诚、毫不掺假”的会谈。谈到美国的态度，丘吉尔说他发现“很难相信我们会从完全否定的态度中获得些什么”。⁹ 丘吉尔还很肯定，西方国家应该和苏联阵营展开广泛的社会交往。1948年10月，他宣布说：“如果铁幕可以抬起来，如果能在两大阵营数以百万计的善良人之间允许进行商业和文化的自由交往，这个邪恶的莫斯科寡头统治很快就会被削弱，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的好日子就会被打破。”¹⁰ 尽管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实现自我价值的旅程，丘吉尔设想的这次莫斯科之行根本原因很清楚：高层峰会将有助于缓和冷战，并最终打破铁幕。这和美国人的拒不谈判、坚守待变的遏制哲学南辕北辙。

当然，大西洋两岸并非绝对地被分割开来。两国的外交官们对让自己的领导人在峰会上自由行事充满怀疑，也并非所有美国人都认为和苏联展开对话毫无意义。但是共和党人利用有关冷战和雅尔塔会议的虚构传言让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无论意向如何，想要制订相对灵活的政策时尤其困难。因而，召开峰会的倡议往往来自欧洲。

50年代后期，在西方诸多盟国之中，是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首先带头倡导召开峰会；很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过去。1938年，他是为数不多反对慕尼黑会议的托利党议员之一。他还认为雅尔塔会议是“一场失败和灾难”，原因是“在如此热烈而又匆忙的气氛中，在仅仅几天之内做出那么多的决定”。1957年2月，在就任首相后几个星期，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据传我已经无法获得英国的民意，就因为我还没准备好前往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这些实在是太张伯伦主义了。岂有此理。”可正如丘吉尔所观察到的一样，“当一个人走上权力巅峰之时，最高层次的会晤看上去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¹¹ 在就任首相后，麦克米伦看到了峰会外交在政治上的好处。1959年2月，他计划了一次前往莫斯科的私人访问。从政治上来看，这次访问是很大的成功，帮助麦克米伦于当年晚些时候在选举中赢得完胜；但和法国一样，英国不再是宴会主桌上的一个重要角色。50年代末期，想要召开一次峰会的真正呼声并非来自西方，而是来自克里姆林宫。

尼基塔·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是俄国南部贫苦农民的儿子。他天生聪慧，雄心勃勃，却没受过多少教育。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是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他投身于政治，很快便成为统治集团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到1938年时，他已经是乌克兰第一书记。就像赫鲁晓夫后来承认的那样，他是斯大林的“宠儿”——精力充沛，忠心耿耿，而且卑微的出身背景使他不具有威胁性，他还十分健谈，尤其是5英尺1英寸（约165厘米）的身高，甚至还矮于这位很是在意身高的独裁者。¹² 50年代早期，赫鲁晓夫是莫斯科核心领导圈内的一员。在斯大林去世后，他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的领导集体中同志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把这个粗鲁的小个子当成真正的威胁。像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所作所为一样，赫鲁晓夫和对手斗智斗勇，在1955年完全成为国家的领袖。然而他对自己缺乏教育和修养耿耿于怀，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真实情况还是臆想，他都对别人的优越感倍加戒备。斯大林也有这样的情结，但是赫鲁晓夫更不擅长掩饰。不像前者，他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火暴脾气，有些时候常常把幽默的段子变成了口出恶言的侮辱。1955年在日内瓦两人首次会晤中，赫鲁晓夫和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麦克米伦相比确实“令人厌恶”。这使得英国首相很好奇：“这个肥头大耳、庸俗不堪、贪婪成性、滔滔不绝的家伙”真的是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吗？¹³

在国内，赫鲁晓夫的闻名是因为揭露斯大林的过分行为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痛骂，他还把几百万人从劳改营中释放了出来。身为一个对共产主义的未来深信不疑的人，赫鲁晓夫希望通过更好的食品供给、住房和消费品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意味着会从苏联的军工产业中拿掉很多投资，在进行了30年的武器生产之后，反反复复的战争恐吓已经成为它们大肆赚钱的理由。逐渐地，赫鲁晓夫在国内推行的政策项目的成功体现在了对外政策上。如果他可以让西方国家承认苏联在东欧尤其是在德国的主导地位，那么这将会为苏联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如果他能通过和平手段使苏联成为冷战的赢家，那么他就可以平息国内的危机，并且减少军备开支。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对新的导弹计划欣喜若狂，还利用1957年的首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将这一能力公之于众。这在当时意味着苏联拥有了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也使他有理由大规模削减常规武器。他在1960年1月吹嘘道：“在我们国家里，武装部队应当大规模地转型为导弹部队。”¹⁴ 那时候这位苏联领导人很飘飘然，比平时更爱夸夸其谈。“我们将会埋葬你们。”他就是这么警告西方的。不过后来他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指资本主义将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它。”¹⁵

不过“共产主义阵营”不再统一团结。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和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睦这是公开的秘密。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两人之间的私人恩怨，还有中国人对苏联停止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怨恨；其实问题的核心是赫鲁晓夫所持的与西方“和平共处”的原则。他认为这条原则并不意味着相互竞争的结束，而是苏联在不用承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扩张；他很有信心自己国家的实力发展更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的这一计划都依赖于和美国关系的缓和。但是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原则。¹⁶

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赫鲁晓夫实际上没有什么外交经验。“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跑腿的。”他回忆道。从“老板”那里，他学到了斯大林对世界本质的看法：西方世界一直都在削弱苏联，在内战时期 [3] 密谋策划包围孤立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企图让苏联“把血流干”，然后再培养德国重整军备。但是现在他想超越自己的老师，摆脱冷战早期受到孤立的局面；自己治下的国家还要向西方展示出苏联面对核威胁时可以无动于衷，这是斯大林没有做到的。他热衷于召开峰会有一个原因是：他需要对付自己的敌人。1955年，在离开日内瓦的时候，赫鲁晓夫得意扬扬地感觉到“我们的敌人也会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害怕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连连向艾森豪威尔递出字条，总统还“像个学生一样认真研读”，增长了赫鲁晓夫的自信心。峰会也和地位有关。在日内瓦机场，赫鲁晓夫大受羞辱，因为自己的双引擎伊留申客机在其他代表团乘坐的四引擎的怪物面前像是一只“虫子”。此后，他用上了最新型的图波列夫喷气式客机 [4] ，在西方人面前炫耀，并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桌上摆上了一架大型飞机图-114的模型向客人骄傲地展示。¹⁷

克里姆林宫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份邀请赫鲁晓夫前往美国的邀请函。如果他能恫吓美国人进行军备控制，那么他就为在国内的改革赢得了一个真正的喘息空间。不过杜勒斯和美国国务院仍认为，除非是双方的外长在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才会有峰会的召开。于是赫鲁晓夫采取了“休克疗法”，在柏林制造了一场新的危机。¹⁸ 尽管德国已经被分裂成两个国家，而且作为前首都，被英、法、美、苏四国分区占领的柏林深处东德腹地，但是西方大国仍然拒绝承认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所领导的东德政府，而是支持德国的最终统一。在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要求英、法、美三国，若在6个月内不能达成一项德国和平条约的话，他将把苏联在柏林的权力移交给乌布利希政府，西方国家要是想保持和柏林的联系就要和它打交道。赫鲁晓夫挥出了自己的一棒 [5] ，毫无耐心地终止了和西方没完没了的争论。但是他的重要盟友，比如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 [6] 对赫鲁晓夫的这次冒险和“对党内纪律的明目张胆地违反”感到十分惊诧。华盛顿对苏联人在这个政策上的争论一无所知，即便是中央情报局（CIA）也认为赫鲁晓夫现在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但是这有助于解释在之后几年中柏林的危机时断时续。¹⁹

赫鲁晓夫的愿望是苏联可以拿到一份正式的德国条约来承认新秩序，否则西方就要加深对东德政府的认可程度。他评论说：“柏林就是西方国家的睾丸，每次我想让他们尖叫，捏一下就好了。”²⁰ 不过这座城市确实是莫斯科帝国雄心的软肋所在。东德居民可以坐飞机或者火车前往西柏林，在那里他们可以拥有公民权，于是他们正大量地逃往那里。1949年9月至1961年8月间，大约270万东德人逃往西德，使得东德成为苏联阵营中唯一一个人口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净下降的国家。²¹ 此外，逃亡的大多是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技能和劳动力在经济上至关重要。乌布利希曾想要吞并西柏林，但是赫鲁晓夫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就真的会引起一场重大的危机。可苏联必须采取些措施，否则自己阵营中的东欧国家就会从内部瓦解掉。赫鲁晓夫也很忧虑西德会重新武装起来。1941年，苏联就遭受了德国发起的毁灭性的闪电战；所以，担忧和怀疑的加深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西德方面在英法之后拥有核武器，赫鲁晓夫的武器削减计划将在国内失去信任。

这样看来，柏林问题对于冷战双方都存在高度的危险性。起初，赫鲁晓夫的边缘政策颇有成效。哈罗德·麦克米伦相信苏联领导人表现出的是自大和狂热。“赫鲁晓夫会像希特勒一样做出蠢事吗？”²² 阻止他更使麦克米伦前往莫斯科拥有了充分的理由，这更像是张伯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之行，不过麦克米伦认为这更像是1914年的历史时刻，而不是1938年。他仍然支持在当时英国很流行的看法：如果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 [7] 在1914年7月能前往参加一次峰会，而不是去钓鱼度假，那次战争也许会避免。²³

当麦克米伦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这位苏联领导人出言恐吓并且气势汹汹——他还和一位被吓坏了的助手说，他“用电线杆干了麦克米伦一家伙”——但是他确实摆出了6个月的最后期限，并提议召开外长会议来解决这次危机。但是这毫无进展，还有18个月就要离任的艾森豪威尔十分焦虑核武军控的实际进度。1959年5月，杜勒斯去世，这样就使怀疑的声音减少了一点；9月，赫鲁晓夫应邀访问美国，这令他感到欣喜若狂。“20年前，谁又能猜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邀请一个共产主义者？这真是不可思议。”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如今，他们不得不正视我们了。这是我们拥有的实力所致。”²⁴

在访问期间，艾森豪威尔也同意举行四国峰会。赫鲁晓夫——现在很有信心在柏林问题和军控问题上会达成协议——则是砍掉了更多的常规部队。尽管他也承认还有忠实的冷战斗士存在于“很有影响力的阶层”中，他相信艾克（Ike） [8] 已经意识到杜勒斯的政策会让美国走进“死胡同”。²⁵ 1960年的上半年，举行峰会的愿望因为迟迟没有外交突破而渐渐弱了下去。5月1日，就在计划中的巴黎峰会召开前两个星期，苏联在乌拉尔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间谍侦察机，还俘虏了飞行员。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留出了机会，让他把责任推到“五角大楼里的军国主义分子”身上，但是总统拒绝推卸责任。赫鲁晓夫因此在飞到巴黎后彻底搅乱了这场他鼓动已久的会议。和官方的看法不同，赫鲁晓夫是真的想召开一次这样的峰会的：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有同样的想法，不过被中情局和国防部拖了后腿。²⁶

赫鲁晓夫还收回了对艾森豪威尔来苏联访问的邀请。这本来被安排在6月10—19日，其中包括5天的莫斯科会晤，还有前往列宁格勒和基辅的参观访问，以及在苏联电视台和电台的3次讲话。²⁷ 艾森豪威尔对失去这次莫斯科峰会的机会感到十分懊悔，本来这次访问可以为他的任期锦上添花；赫鲁晓夫也同样是输家，他所寻求的在柏林问题和军备竞赛问题上的进展不得不等待一位新的美国总统来配合了。

1961年1月21日，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国会大厦前发表了自己的就职演说。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性的时刻。43岁的总统不顾寒冷，没戴帽子，没穿大衣，宣布“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的美国人——他们生于这个世纪”。他的前任，从年龄上说已经可以当肯尼迪的父亲了，静静地聆听着总统的许诺，这种言语是艾森豪威尔刻意回避的：“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重任……使自由得以维系，并取得胜利。”这样的话语会被解读成号召冷战对抗的号角。不过肯尼迪同样保证“要重新着手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出的黑暗的破坏力量在有意或无意中使全人类沦于自我毁灭”。²⁸ 肯尼迪的演讲让他可以自由地选择道路。赫鲁晓夫，这些年里让西方提心吊胆的人，这次却是要靠自己去猜了。

肯尼迪对苏联的看法是逐步形成的。他仅仅去过那里一次，那还是1939年的夏天，那时他就发现苏联是一个“未开化、落后、充满无药可救的官僚主义的国家”。10年后，代表着波士顿天主教区，他言不由衷地随着当时的风潮，猛烈批评“病态”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中国的行为；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警告说：“野蛮人也许会拿出刀来露齿而笑，但是这刀可还握在他的手里呢。”²⁹ 1959年8月，肯尼迪私下对苏联政策背后的动机进行了仔细的思考；这“仅仅是要提供安全保证”还是在“鼓吹”——“不断地向我们施加压力”以最终实现“世界革命”？肯尼迪“猜测”很可能是因为“两者兼有”，这意味着没有“魔法”，不可能有“你按下去就能和不懂变通的苏联达成和解的按钮”。这是一场“和一直想要增强自己的实力的敌人日复一日持续下去的搏斗”。肯尼迪谨慎地表示，也许“每个人都想独立的心愿”会“最终搞翻苏联人”。³⁰ 他还谈到了教育对转变的促进作用：“一旦关于学习的潘多拉盒子被打开，真相将在苏联的土地上自由地传播——这些真相能解放苏联的人民。”³¹

肯尼迪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策将不仅仅是遏制。不过这些都是长期的计划，而且在核武器的时代里，人类生存的机会在短期内看上去不高。这就是肯尼迪谨慎表态但坚决支持召开峰会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控制损害的方式。就在赫鲁晓夫刚刚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后，肯尼迪在1959年10月1日的一次演讲中承认：“美苏冲突的真正根源并不能简单地由谈判解决。”实质性转变的出现要靠苏联的“所作所为，而非信口开河”。但是肯尼迪相信召开一场峰会会有助于阻止美苏之间的冷战竞赛升级成热战：“我们在峰会上相见总比在危机边缘对峙好得多”。他也从赫鲁晓夫的演讲中了解到了双方有“潜在的共同利益的萌芽”。这包括避免可怕的核战争、核试验污染和军备竞赛的“惨重”经济代价。³²

1960年6月，肯尼迪声称，在U-2侦察机摔在苏联领土上之前，巴黎会议“注定要失败”，因为艾森豪威尔在任内一直没能“建立对成功谈判至关重要的长效威慑地位”。³³ 这个问题肯尼迪在多年之前就已经思考过。1940年，在哈佛大学读大四时他就写过一篇有关“慕尼黑绥靖政策”的论文，后被出版，名为《英国为什么沉睡》（Why England Slept ）。³⁴ 肯尼迪对慕尼黑会议基本的理解是建立在战略层面而非私人交往之上：他希望将责任从个人身上推掉，消除了美国人心中把张伯伦看成完全被“‘欺骗’了的垂垂老朽”的陈旧观点。他强调，首相实行的“双轨政策”，在建设英国国防的同时也要寻求消除潜在的战争根源。尽管最终张伯伦让自己追求和平的“真诚而又强烈的愿望”压倒了自己的政策，但是肯尼迪坚持认为，在1938年9月“张伯伦不可能开战，即使他是想这么做的……单就军备匮乏这一点，慕尼黑会议就是不可避免的”。³⁵

这是对绥靖政策在力量平衡和20世纪30年代后期修正主义史学家所预见到的因素基础上的一次结构上的解读。³⁶ 然而，这结果是故意淡化了张伯伦峰会外交的更多私人因素，尤其是他作为谈判者的弱点。此外，《英国为什么沉睡》在1940年出版之时，纳粹战争机器正让全世界在自己实力下战战兢兢。肯尼迪并没有认识到1938年的德国和英国一样没有准备好打世界大战。1938年的峰会上，虚张声势十分重要，这在1961年的峰会上也一样。

在肯尼迪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读到了有关慕尼黑会议的资料，他从中吸取了两点持久性的经验教训。第一点，从短浅的角度出发，在面对极权对手时，决策系统中缺乏民主。由于本性热爱和平，追求一致，民主政体下的人民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做好战争准备。第二点，准备战争对于实现持续稳定的和平十分重要，否则你就无法和自己的对手在平等的基础上讨价还价。³⁷ 这就是肯尼迪（或者可以说是西奥多·索伦森，他的演讲撰稿人）提炼出的并用在20年后就职演说上的令人难忘的经验教训：“让我们永不因畏惧而谈判，但让我们永不要畏惧谈判。”³⁸

肯尼迪掌权之后，对峰会外交有着明确且多少有些丘吉尔式的原则。但是他的方式从不只是理智第一，也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他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Kennedy），一个无情的百万富翁，很坚决地希望自己家里会有人当上美国总统。当他的大儿子小约瑟夫（Joseph P.Kennedy，Jr.）在战争中阵亡之后，这份家长的抱负就落在了约翰身上。小约瑟夫看上去天生就是位政治家——充满活力，随和友善，易于交往——约翰，在他父亲的眼里则是“相当害羞，孤僻而且安静”。“如果小约瑟夫还活着，”肯尼迪后来回忆说，“我可能已经去上法学院了。”³⁹ 他并没有为了满足父亲的志向而从政——在和其他政治家们近距离交往之后，他认为自己起码能胜任这一职业——不过想在这方面拾级而上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力，而且相当劳神。拥有俊朗的外表和运动员般外形的约翰实际上有点跛腿，自幼起便患有溃疡和腹泻的毛病；他服用的这些药物使他的肾上腺出现了严重问题，患上了艾迪生氏病 [9] ；他那长期虚弱的背部下方，在1954年植入了一块金属板；他还常常受到尿道和膀胱问题的困扰，浪荡的个人生活使他可能患有性病。他还经受着鼻窦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折磨。

因此，肯尼迪每天要靠鸡尾酒药物疗法进行治疗，给他用药的很多医生对可能的副作用知之甚少。他还因为自己连穿上鞋子或者坐在椅子上都困难而感到极度痛苦。这些疾病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他能选择平静生活的借口，但是这激励了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没有利用自己的健康问题和有政治影响力的老爹逃避服兵役，不仅加入了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还自愿承担了风险很大的任务，成了一名鱼雷艇的艇长。在1943年8月，他的鱼雷艇被击沉，此刻他表现出了英雄般的气概——在水中游泳数个小时来营救自己的艇员——这使他成了一名全国英雄。10年后，他在背部手术恢复期中，写出了一本名为《当仁不让》（Profiles in Courage ）的书，描写了8名著名参议员面对潮流坚持原则的故事。和大多数肯尼迪的书一样，研究由其他人完成，不过写作的思路是他自己的。身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家庭，肯尼迪很欣赏道义与政治上的胆量和魄力。这一个个人品质，正如在峰会之上的明智之举，成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反击。

两个人在1959年9月17日匆匆见过一面。当时赫鲁晓夫应邀访问美国，正在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黄褐色衣服——翻边袖口——矮、壮、两条红色绶带、两颗金星。”肯尼迪如此记住了赫鲁晓夫。只有资深议员才有机会提问，不过在握手之后，赫鲁晓夫告诉肯尼迪自己已经听说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政治家，看得出他当名参议员还年轻了点。一直对“不够庄重”“缺乏经验”这样的评论很敏感的肯尼迪记住了这句话。⁴⁰ 这次会面消除了肯尼迪脑子里关于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个“喝伏特加的政治小丑”的幻想。在10月1日的演讲中，他把赫鲁晓夫说成是一个“有坚定信念、能言善辩、立场强硬的代言人，他代表着一种他自己熟知并完全相信的意识形态”⁴¹ 。

赫鲁晓夫在肯尼迪于1960年7月赢得民主党党内提名之后对他加以更多的关注。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提供的材料中强调了肯尼迪秉持的信念，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是“持续的斗争”之一，还注意到了他在柏林问题上的“好战”立场。不过，材料中也强调了肯尼迪对军控问题和禁止核试验的兴趣，这是因为他也有通过双方共同努力避免核战争的愿望。驻美大使说：“因为这个，肯尼迪在原则上主张和苏联进行对话。”⁴²

从1960年11月8日的大选之日开始，赫鲁晓夫就开始为召开峰会施加压力。苏联驻美大使米哈伊尔·缅希科夫（Mikhail Menshikov）就着手游说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美国驻苏大使的老牌美国政客和肯尼迪团队的内部人士，向他们解释赫鲁晓夫希望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苏合作精神的回归”。哈里曼将消息转交给了肯尼迪。⁴³ 缅希科夫持续向美方施加压力，不断地纠缠着能和肯尼迪说得上话的人。1961年1月10日，身为当选总统的肯尼迪向乔治·凯南问起为何苏联领导人如此热心地想要召开峰会，睿智的遏制政策缔造者提示说，赫鲁晓夫的政治地位已经因为U-2事件、巴黎峰会的失败和与中共交恶造成的紧张局势而被削弱。他认为现在“莫斯科是真的迫切想要在裁军问题上达成协议”，还推测认为这位苏联领导人希望以个人努力达成如此一项协定是为了重振“他失败的政治命运”。但是凯南主张肯尼迪不要急着召开峰会，他说，会议提倡者应当表明，所争论的话题“为什么不能在更低或者更正式的级别上更好地得到解决”。⁴⁴

这是从外交角度来看传统的处理问题的态度。时任肯尼迪政府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也同样反对在新总统任职期间这么早就召开峰会。在去年巴黎会议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腊斯克祭出了反对峰会的经典论点：“想象一下两个人要坐下来谈论有关影响自己所代表的体制的生存的有关问题，每一个人都能发动难以置信的毁灭力量……赌得这么大真的很明智吗？两个人就不能保持距离等到其他人在他们之间为会议构建一个确定的和解基础之后再说吗？”⁴⁵ 另一方面，民主党的鸽派人士，例如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也告诉肯尼迪任内的“重中之重”，是要“搞清赫鲁晓夫是怎么想的”。斯蒂文森自告奋勇地想作为高级使节前往会见赫鲁晓夫——这个提议对肯尼迪并没有吸引力。他同意斯蒂文森有关优先处理事项的想法，但是决定亲自去搞清苏联领导人的想法。⁴⁶

1月6日，赫鲁晓夫对党务工作者们发表了一次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口号，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胜利会在全球产生“一次彻底的革命影响”，他坚信核武器时代的世界大战将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他还警告说，让“帝国主义者”参与“局部战争”，在他看来，这样很容易让战争升级为全球核冲突。不过为了证明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对中国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定义了一种特殊的局部战争——“民族解放运动”，是指诸如越南、阿尔及利亚或者古巴的情况，应该获得共产党“全心全意的”“如同战争般的”支持。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声明，“将有助于民族解放运动获得成功”。⁴⁷

美国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建议华盛顿当局把这次讲话“让涉及苏联事务的每一个人都完整地读上一遍”，因为这次讲话的内容聚焦在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和宣传者”所秉持的观点。汤普森还补充道：“他也有另外一面。”大使也注意到，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针对中国的，这在国务院交给总统的报告中画了出来。⁴⁸ 肯尼迪是在就职典礼之后才拿到了讲话的翻译文稿，但他倾向于把这个看成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清晰声明。“你们要理解这个讲话，”他告诉自己的高层官员们，“这是我们和苏联未来关系的线索。”⁴⁹ 这位苏联领导人会在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介入多深成了肯尼迪的主要问题之一。小危机也很容易升级，例如麦克米伦，他一直铭记着1914年7月的那场危机就是由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针对奥匈帝国的袭击所引起的。⁵⁰

为了整理自己对苏联的想法，肯尼迪在1961年2月11日那天于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特意安排了一个星期六的晨间研讨会。他想把三位前任驻苏使节——哈里曼、凯南和波伦——的想法汇总起来，同时也听听来自为此特意召回的汤普森的意见。汤普森——很享受自己和苏联领导人的特殊关系，甚至还和赫鲁晓夫以及他的家人在郊外别墅共度周末——强调，赫鲁晓夫才是关键人物。“虽然苏联政府是一个集体领导团队，”他说，“却越来越像是由赫鲁晓夫支持者们所组成的了。”汤普森相信赫鲁晓夫想要的是“在对外事务上大体平稳的时光”，才好集中力量取得经济上的成就，因此，他在1961年需要的是一些看得见的外交成绩。汤普森认为苏联在军控问题上的兴趣是真诚的，与对待德国和中国问题是一样的。在另一方面，正如波伦所强调的，德国是“一根撬开大西洋联盟之间缝隙的铁棍”。同样，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苏联正在利用“机会目标”，例如老挝、刚果共和国和古巴。波伦继续警告说，这是苏联政策的“两面性”，既需要“彬彬有礼”，也需要“坚定不移”，后者在柏林问题上至关重要。⁵¹

在2月11日的研讨会上，“专家大多认为在合适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有机会进行礼节性的交流，还能让双方相互认识一下，也许会很有用”。不过专家们也一致同意，“就严肃的谈判而言，峰会之上不应达成任何协议，应该认为这是对目前有益处的”。在接下来的10天里，这种趋势逐渐加强。最主要的原因有可能是总统自己不耐烦地想认识一下这位主要对手。正如波伦后来评论说的，在这些事情上“总统真的认为必须由自己来证实”。⁵² 也正如汤普森已经说过的，一次会晤能让肯尼迪说服赫鲁晓夫相信他不会用武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相信他已经准备好展开谈判——从而为两个人的交往定下基调。如果两个人的会见太早举行的话，将会有助于避免实质问题的讨论，因为总统还不能就有争议的问题详细地阐述美方的立场。波伦特别指出还有一个要涉及的问题是阻止赫鲁晓夫在3月份来参加联合国大会。1960年10月，赫鲁晓夫参加了联大会议，想利用这一场合达到宣传目的，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辩论中用皮鞋敲打桌子来强调自己的发言。如果肯尼迪前往东方，就能占得先机阻止这一幕重演。⁵³

综合这些考虑，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总统决定加速这一进程。在一封署名日期是1月22日的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件中，肯尼迪表达了自己的希望，“用不了多久”两个人能就一些存在分歧的问题“私下会晤，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当然，总统表示，这样的一次会晤将依靠的先决条件是“当时的国际总体形势”和“我们双方的安排”。肯尼迪让汤普森在回到莫斯科的时候转交这封信给赫鲁晓夫，并和他讨论会晤的问题。⁵⁴ 波伦还建议肯尼迪加上些进一步的个人条件。总统在会见美国主要的欧洲盟友之前不要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因为这个特殊安排的行程会使期望提高，所以总统应该在欧洲举行会晤。还有，为了公平起见，令人满意的会晤地点应该位于中立国家，比如奥地利或者瑞典。⁵⁵

汤普森大使在把信递交给赫鲁晓夫的时候遇上了些困难。赫鲁晓夫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一次漫长的农业巡视，汤普森最后获得允许赶到距离莫斯科2000英里（约3200公里）之外位于荒凉的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市见到了他。在那时，美国国务院已经在着手安排总统和盟国领导人们的会谈了。汤普森建议在肯尼迪安排会见夏尔·戴高乐总统（Charles de Gaulle）之后就在维也纳或者斯德哥尔摩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这位爱发脾气的法国领导人可不准备像他的英国或者西德同行们一样跨过大西洋前往华盛顿。）赫鲁晓夫告诉汤普森，他需要仔细研读肯尼迪的来信，不过也暗示出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会晤，并在地点选择上偏向维也纳。汤普森事后汇报说，这位苏联领导人“显然很满意总统的主动”⁵⁶ 。4月1日再次见到汤普森的时候，赫鲁晓夫坚定了自己对召开一次峰会的意愿。⁵⁷ 这消息也开始泄露给了美国媒体。⁵⁸

就在“双方的安排”有条不紊地进行时，肯尼迪的另外一条峰会先决条件，“国际总体形势”，却对美国起了一个决定性的反作用。1961年4月12日，苏联成了首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尤里·加加林绕地球飞行了90分钟，并安全返回。这位年轻漂亮的宇航员有着很上镜的微笑，他成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偶像。尽管美国宇航员艾伦·谢泼德在5月5日追平了这一成绩，但是他仅仅进行了15分钟的飞行，像是一颗炮弹一样从佛罗里达的海岸边被打到了大西洋上空。这也不能抵消一个基本事实：所谓的导弹差距。美国人再一次发现在高科技方面自己已经落后。当然，真相大不相同。苏联在军工产业的关键领域确实领先一些，但是经济基础远远落后于美国。加加林在克里姆林宫获得嘉奖的当天，英国驻苏联大使弗兰克·罗伯茨（Frank Roberts）爵士从莫斯科驱车前往列宁格勒。430英里（约690公里）的路程上只有两处加油站。罗伯茨在其中一处停下来加油，可是加油泵坏掉了。在加油员手动为他的劳斯莱斯加油的时候，罗伯茨看了看加加林的海报，眼神充满了嘲讽。⁵⁹

不过知觉和现实一样重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警告说：“首次进入太空就是第一，仅此而已；第二个进入太空就样样都是第二了。”到目前为止，肯尼迪在这个问题上还兴趣寥寥，但是在4月19日，加加林飞行之后正好一周，他要求约翰逊确定一份空间计划来“保证有个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我们获得胜利的结果”。⁶⁰ 在强大的国防和航空业的游说团的支持下，约翰逊推动了载人飞船登月计划。艾森豪威尔曾拒绝展开太空竞赛，但是他这位年轻的继任者别无选择。这并不仅仅因为加加林的成功羞辱了美国人，另一件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国身边的外交惨败，全归咎于总统一个人身上。

1959年1月，游击队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夺取了古巴政权，推翻了捆绑在美国经济利益上的腐败独裁政府。这一岛国距离美国的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约145公里）。卡斯特罗起初并非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在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美国对他逐渐增加的对抗情绪让他倒向了苏联阵营。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宣称南美地区是自己的利益范围，常常出面干涉或替换对它与其作对的政府，最近一次是在1954年对危地马拉的全面干预。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岁月中，中情局就起草了一份计划，打算结束卡斯特罗的统治；肯尼迪入主白宫后，这份报告落在了他的桌子上。尽管起初对古巴革命充满同情，但是肯尼迪已将卡斯特罗视作赫鲁晓夫在全球推行共产主义革命的计划在拉丁美洲的先行者。总统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就是于1961年3月成立美洲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一项面向拉丁美洲的大规模援助计划。另一方面，他在美国公开推翻卡斯特罗的行动上也小心翼翼。中情局因此将一个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主的传统介入行动改成了使用最少美国支援、以古巴流亡者为主的介入方式，但美国国务院和一些高级顾问仍然持反对意见。不过在4月1—3日的那个复活节周末，总统做出了决定。他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父亲的家中过节，4日一回到华盛顿就决定着手行动。

到底为什么非动手不可，无从得知，多种因素都在其中起了作用。中情局在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 [10] 的支持下使这项计划在政治上能得到接受。总统得到了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 [11] 的保证，这次行动的前景比1954年在危地马拉的行动还要好。没什么经验的新任总统发现很难对此提出什么异议。不管怎样，肯尼迪都想要卡斯特罗被推翻下台，这个行动很合他勇敢大胆作风的胃口。在他那个有着大男子主义气概的老爸的家中度过的周末也许对他有影响。在棕榈滩的时候，肯尼迪收到了驻苏大使汤普森的电报，确认了赫鲁晓夫很愿意在总统于5月份结束巴黎之行的时候在维也纳举行一次会晤。现在，通往峰会的大门打开了，肯尼迪也许觉得自己在处理卡斯特罗的问题上更加有施展的空间了。⁶¹

中情局的批评家们对此充满怀疑。身为总统特别助理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有预见性地告诫说，这一计划极有可能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无论‘古巴人’的装备和人员素质如何，美国人都会为此行动负上责任，我们的声誉可都押在了成功这一边。”同时，没有美军的火力支援，这次行动将因为无法推翻卡斯特罗而“成为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⁶² 施莱辛格是正确的。这项“可以被拒绝的”计划导致了一场“无法抵赖的惨败”⁶³ 。当古巴流亡者在4月17日登陆猪湾（Bay of Pigs）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空中支援，几天内就被击溃了。到了4月19日，肯尼迪既掩饰不了他们的失败，也洗不清美国参与的事实。他要公开体面地接受“唯一的责任”⁶⁴ 。但是私下里，他的情绪是愤怒悲伤的；在一些场合他都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泪水。严重的腹泻和尿路感染加重了他的痛苦。罗伯特·肯尼迪，时任司法部长，总统的弟弟，痛斥肯尼迪的核心圈子成员：“是你们这群聪明的家伙让总统卷入这件事的；要是你们还不赶快做点什么，我哥哥会被苏联人看成一只纸老虎的。”⁶⁵

1961年4月16日，赫鲁晓夫向肯尼迪发了一封措辞强烈的电报，怀疑总统要改善关系的说法是在撒谎，并警告说：“任何被称作‘小冲突’的事情都会在全球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肯尼迪回以坚定的反击，他强调了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独裁统治”下有寻求自由的权利，却不曾想收到了署名时间为22日一封冗长的回信，长篇大论了一通他现在正走在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上”。⁶⁶ 1960年5月的U-2侦察机事件让赫鲁晓夫有理由大闹巴黎会议，肯尼迪政府意识到这也许还会发生。在紧随而来的猪湾事件中，肯尼迪看上去没那么迫切地想召开这次会议——这也许会让人看成绥靖退让。但是如果他逃避这次计划中的会面，将暗示自己是一个懦夫。如果这个想法全面终止，总统会失去说服赫鲁晓夫的机会，尽管有古巴这档子事情，肯尼迪可不是个轻易言败的人。⁶⁷ 一开始是赫鲁晓夫比肯尼迪更希望召开峰会，但是现在，在猪湾事件之后，双方更像是扯平了。

5月4日，莫斯科打破了沉默。汤普森应邀拜访了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葛罗米柯表示自己不会重复赫鲁晓夫对猪湾事件的评论。但是葛罗米柯接下来说，最近在古巴问题上的“不和谐”强调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同住一个地球”，两国之间“必须建立沟通的桥梁”。他请汤普森确定肯尼迪是否真诚地想举行一次私人会议。葛罗米柯解释说，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这样对双方都“有利”。白宫很快做出回复，告知葛罗米柯：“总统还是希望能和赫鲁晓夫会面，他希望能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在6月初于维也纳举行会晤，但是鉴于目前的状况无法做出确定的决定。”美国人承诺在两星期内给予苏联方面一个明确的答复。⁶⁸

肯尼迪的回复表明，老挝危机的和平解决进程将有助于峰会的成功举行。在老挝，美国人支持的军政府正受到由越南帮助的老挝共产党人的进攻。老挝是一个贫困、微小的内陆国家——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也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肯尼迪的驻印度大使，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嘲笑说，在军事方面“老挝全国都明显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营的逃兵”。在冷战环境下，老挝的意义却更为重要。因为越南是受到共产党中国支持的，在华盛顿的很多人看来，美国早晚得为对抗中国的扩张画一条界线。参联会副主席海军上将阿利·伯克（Admiral Arleigh Burke）警告说：“每一次你的让步都会让你在下一次难以表明立场。”他还认为，放弃老挝意味着要为南越和泰国出兵。不过军方持续热炒的部队、空袭甚至核战争都让肯尼迪忧心忡忡，特别是在猪湾惨败让他对所谓“专家”意见的尊重大打折扣。他更喜欢的解决方案就是让老挝成为真正的中立国家。为此，在4月的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所以，总统向葛罗米柯告诫称，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将会使维也纳会议在国内和国外“从公众角度更容易被接受”。⁶⁹

老挝问题其实也只是拖延峰会召开的部分原因和借口罢了。5月9日，在葛罗米柯收到回复的三天之后，罗伯特·肯尼迪秘密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馆的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Georgi Bolshakov）。博利沙科夫表面上是一位新闻记者，但其实他为苏联军情部门工作，还是赫鲁晓夫女婿的密友。他们的会晤由美国新闻记者弗兰克·霍尔曼（Frank Holeman）从中安排，时间是晚8点30分，地点在司法部后门。两个人走到了位于华盛顿中轴线的国家广场（Mall）草坪上。罗伯特开始的时候态度很坚决，而且针对最近在古巴和老挝发生的事件。他表示，苏联看起来低估了美国和总统的能力。如果局势继续这样下去，美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措施纠正，改变政策方向”。在摆明底线后，罗伯特暗示，自己的哥哥对在维也纳举行的峰会能取得进展抱有期望，首要的希望就是签署一个禁止核试验的条约。在政府方面，这个问题目前陷入了僵局，原因是这个条约将依靠核查执行，美国人希望每年进行20次现场核查，而苏联人坚持只能有3次。现在，罗伯特秘密地表示，如果能让人看上去是苏联的提议，美国政府很愿意在数字上让步至10次。美国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通过外交渠道完善细节，以便两位领导人在维也纳可以签署条约。他清楚地表明，总统“对领导人只能交换意见的峰会没有兴趣”⁷⁰ 。

罗伯特·肯尼迪和博利沙科夫在5月9日的会面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两个人持续到1962年10月的频繁会面中的第一次，这开创了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通信渠道，还是猪湾事件后，总统越来越信赖自己的弟弟，这也是把他当成一位外交政策顾问的标志。罗伯特后来通过博利沙科夫表示：“可惜而又愚蠢的是……我没有把很多事情记录下来。我只是把口信传给了哥哥，让他采取行动；我认为有时候他应该告诉国务院，也许有时候，他没那么做。”⁷¹ 这是言不由衷的：非正式的方式恰好是肯尼迪在官方外交限制之外所需要的运作形式。5月9日的谈话表明肯尼迪对维也纳会议的期望和国务院的有多大偏差。白宫2月11日的研讨会认可了一次“私下结交”的机会，但是主张“就严肃的谈判而言，峰会上不应达成任何协议”⁷² 。然而，罗伯特现在把话传递给了赫鲁晓夫，他哥哥希望在会上达成协议而不是仅仅社交聊天。总统加大了筹码。

从那天起，维也纳会议的准备工作就由两个渠道分别同时进行：汤普森大使和缅希科夫大使管理的官方外交渠道，以及由罗伯特和博利沙科夫运作的秘密外交渠道。5月12日，赫鲁晓夫向总统发来一封正式信件，这是8天前美苏大使会面的时候苏方发出的。在信中，赫鲁晓夫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构建“相互理解的桥梁”的必要性，证实了自己已准备好参加在6月3—4日的会晤；同时，他还强调了老挝问题、裁军问题和德国问题是这次要商议的主要议题。缅希科夫在5月16日将信件转交给了总统。不出所料，肯尼迪再次把第二个议题改成了核试验问题，他表示这一领域更容易取得进展。他还担心“两国人民会对会议所达成的结果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因此，总统提议在公开这次会议时仅用“一次全面的观点交流”这样的词语。博利沙科夫引用赫鲁晓夫信上末尾的话说，这也是苏联方面的立场。⁷³

在这次会面中，肯尼迪承认自己现在“很怀疑这次访问欧洲会在老挝问题上或者核试验问题上达成某种协议”⁷⁴ 。但是并没有任何消息通过秘密渠道传来，几天后，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赫鲁晓夫仍然不在莫斯科，还在中亚进行视察。博利沙科夫带来的回复是由外交部和国防部做出的。关于老挝中立的问题，博利沙科夫被告知要制造一些鼓舞人心的消息来表明“两国政府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在核试验问题和柏林问题上，他被要求重申一直以来的苏联政策，强调在达成禁止核试验协议过程中存在的障碍，还要威胁美国说，苏联会和东德达成一项单边协议。博利沙科夫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了罗伯特·肯尼迪。⁷⁵ 但是总统依然不肯罢休，他在入主白宫之前就一直在力求达成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条约。总统逼迫五角大楼的怀疑论者和原子能委员会重新考虑美国的立场，特别是核查次数和苏联人的要求：不能仅由单一国际组织进行核查，应该由三名分别来自共产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的代表组成三人团进行核查。在维也纳无论是否能达成一项坚实的协议，肯尼迪都希望取得真正的进展。实际上，他很可能认为在古巴事件和在老挝问题上的敷衍之后，在某些方面取得成果是至关重要的。⁷⁶

尽管赫鲁晓夫也开始着手准备峰会事宜，但是他采取的方法不同。“我不了解肯尼迪，”他在猪湾事件后对儿子说，“他怎么样，真的是那样优柔寡断吗？”肯尼迪没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来对抗卡斯特罗的决定让这位苏联领导人更加相信现在正是举行会晤的时机；弱势的总统对举行会晤的强烈愿望令人吃惊，这更使赫鲁晓夫产生更多的信心。⁷⁷ 和肯尼迪相似，赫鲁晓夫对维也纳会议的期望也不仅仅是聊天交谈，但是他的计划大相径庭。正如博利沙科夫收到的指示，克里姆林宫对禁止核试验前景并不看好，而且这在它所列出的议事清单中的优先级别也很低。苏联人的首要议题仍然是柏林问题。5月21日，罗伯特告诉博利沙科夫，总统“将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讨论这一问题，但只是讨论，不会在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⁷⁸ 。双方领导人都在勇敢地朝峰会靠近，但是所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

5月17日，美国驻北约大使托马斯·芬勒特（Tomas Finletter）向各盟国使节通报了这次峰会的消息。他强调这次峰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交换意见，而不是谈判或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若有的话，也会和各盟国进行全面磋商”。但比利时人认为，交换意见和全面谈判的区别是“模糊的”。西德方面和荷兰人希望对会议议程了解得更多一些。法国大使回忆起了最初美国有关私人会晤的警告，老奸巨猾地问起了是什么让总统改变了主意。美国国务院在做出回应的时候把责任甩给了苏联人，强调了葛罗米柯于5月4日发出的倡议，声称政府不想被看起来“断然拒绝了苏联人的友好建议”。⁷⁹ 这一解释相当程度上淡化了肯尼迪想要召开峰会的热情，但是和波伦跟总统强调的一样，美国方面一样要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召开峰会的想法“并非归因于最近一系列事件”，白宫没有因此“焦虑或者铤而走险”。⁸⁰

相似的语言也出现在5月19日上午一份对外发布的正式新闻稿里：

总统和赫鲁晓夫主席都认识到这次会议并非要就主要的国际问题进行谈判或者达成协议，其中还涉及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然而，这次会晤将适时恰当地给予两位领导人进行私人接触的机会，并就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全面地交换意见。⁸¹

在接下来的一场非正式的媒体通气会上，波伦不得不频频招架那些充满怀疑态度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和赫鲁晓夫在“我们束手无策”的时候进行会晤？波伦坚称这应该被看成“一件相当正常的事情，两个人在这个圈子里都还没进行过会晤”。这将“不会是冗长的官样文章上记录的那种峰会”，而是“真正要讨论问题的峰会……但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一位新闻记者问道，这不是丘吉尔在提到“峰会外交”时最初的设想吗？波伦玩起了文字游戏，坚持认为“峰会”如今已经意味着“讨论问题”，在此之上“你可以对你想解决的问题进行磋商”，同时，他也拒绝对麦克米伦的莫斯科之行、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甚至是1960年5月的巴黎会议进行归类。官方的说法就是：维也纳会议将是“一次相互试探”，而并非“一次峰会”。⁸²

即使这是一次看上去低调的谈话，为之做准备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而且这些必须在不到三周的时间之内完成。尽管峰会会在维也纳或者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传言已经传了一个多月，国务院也只是在缅希科夫大使拜访白宫后于5月16日接触了奥地利政府。⁸³ 由白宫分管总统会见事务和媒体事务的秘书肯尼思·奥唐纳（Kenneth O’Donnell）和皮埃尔·塞林杰（Pierre Salinger）率领的一个特别先遣团突访了维也纳，为5月23日—24日的会议进行先期准备和计划。这个代表团有31人，乘坐代号为“空军一号”的波音707总统专机，这样也能让飞行员熟悉会议期间在机场的起降。⁸⁴

很快，双方达成约定，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将下榻在各自驻奥地利的大使官邸内。两处官邸都位于维也纳西南近郊，这也减少了让奥地利人头疼的安保压力，不过美方还是要求奥地利方面提前两周为代表团在室内准备将近100间顶级的旅馆套房，要知道这可是在旅游旺季。最终，奥地利人为美国官方代表团征用了布里斯托尔酒店（Hotel Bristol），为苏联人准备了帝国酒店（Hotel Imperial），美国方面的其他人员住满了另外两家酒店。各路媒体也接受了款待，但是并非以这种形式，同样位于维也纳西南近郊的法桑军营（Fasangarten Barracks）也能容纳500名男性和60名女性，向他们提供通勤车前往媒体中心。媒体中心坐落在新霍夫堡宫（Neue Hofburg）内，这座完成于19世纪晚期的宫殿是帝国宫的附属建筑，曾是维也纳国会于1814—1815年举行会议的地点。在当时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在地，有一个配备了同声传译设备的大会议厅，还配有一些广播和电视设备以及大约130部电话电传设备，奥地利人还为此次会议增加了更多的设备。⁸⁵

地图4　美国新闻署向媒体提供的1961 年维也纳会议地点示意图（在各地点标注的时间为从霍夫堡宫媒体中心出发到达此处的平均车程时间）

美国先遣团还和由尼古拉·扎哈罗夫将军（General Nokolai Zakharov） [12] 率领的苏联同行们就会议议程展开了密集的讨论。按照协商，第一天的会议会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第二天则是在维也纳市中心的苏联大使馆。后者不用说有更大的空间，苏联人可以为美国总统的随行人员准备更多的房间，而美国大使官邸只能提供一间。美国大使哈里森·马修斯（Harrison Matthews）问道：“这样够吗？”对方的回复是：“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们也不能再盖出一栋房子来。你们提供什么我们都满意。”⁸⁶ 6月1日，双方用了一个下午检查两处会议地点。苏联人想要把全部的安排精确到分钟，还在听到总统要求在美国大使官邸进行不设座位“完全非正式”的会晤的时候“惊愕不已”。他们对美国人要求在苏联大使馆内能获得拍照机会更加“震惊”，但是这两个问题都令美国人满意地解决了。双方的讨论在相互祝愿会议成功的祝酒词中一直都是同心协力、欢快轻松的。另一方面，很明显，苏联先遣团的人员主要关注的是领导人的安全问题，塞林杰和同事们则是想着“把‘故事’传递出去”⁸⁷ 。

美国代表团还坚持要求搭建自己的通信系统，保证总统能和华盛顿方面进行全面并且安全的通信联络，还要保证在必要时刻，总统能随时下令发射美国的核武器。在手机没有出现之前，这需要总统出行的目的地具有一个完全被隔离、使用最先进技术的固定电话网络。塞林杰坚称，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的电话系统“最初就是由白宫通信处（White House Signal Agency） [13] 建设安装的”，专门用于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访问。即便在更加发达的欧洲国家的首都，例如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议之前访问的巴黎，特殊的白宫专用电话也必须安装，不仅仅要通到所有核心随员的旅馆房间，还要沿总统出访的路线在城里架设线路——哪怕是在凯旋门那里，也在距离肯尼迪向法国阵亡将士敬献花环地点的不远处设立了电话机。在维也纳，苏联人同意了在自己大使馆的一间书房里安装临时电话，这是第二天谈判的处所。毫无疑问，他们意识到这也能让肯尼迪终止向莫斯科发射的导弹。⁸⁸

当维也纳会议的准备工作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也正在准备着彼此的相会。肯尼迪发现自己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准备这次会议之上。他私下里排除了美国军事介入老挝的计划，但是为日内瓦会议做的准备一塌糊涂，而保持中立也希望渺茫。国内方面，他一直困扰于亚拉巴马州的种族危机：一群“自由骑士”乘坐公交车前往该州示威，为消除种族隔离而行动的时候，被一群白人暴徒殴打。这件事情在联邦政府责任和州政府权力划分方面激起了争端。5月17日，总统在渥太华进行访问的时候伤到了自己脆弱的背部，当时他正在弯腰栽种一棵纪念树，疼痛十分剧烈，使总统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私下里拄上了拐杖，这还是几年来的第一次。

现在这次峰会的前景看上去并不如几个星期前预期的那么美好。苏联人没有积极回应肯尼迪的有关禁止核试验问题的提议，总统正承受着来自军方要求结束目前非正式暂停核试验的状态并恢复核试验的巨大压力。肯尼迪还提议要在空间方面展开合作，也被冷眼相待。5月21日，罗伯特·肯尼迪约见了博利沙科夫，确认了总统接受了关于原子能机构方面“三人核查团”的提议。他又在23日和24日进一步和博利沙科夫会面，敦促对方于维也纳会议之前和美国在核试验和空间合作问题上取得进展，他补充说，对苏联的无动于衷，总统正失去耐心。罗伯特还表示，总统对23日汤普森和赫鲁晓夫的最新谈话十分关心。⁸⁹ 苏联领导人直截了当地表明，美国人前往柏林的通道将应东德提出的条约关闭；还告诉汤普森，只要柏林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裁军一事就“绝无可能”。不过这些话的效果被汤普森后继的电报掩盖了过去，在追加的电报中，汤普森说赫鲁晓夫为在维也纳如何处理柏林问题“深受困扰”，还建议肯尼迪在除口译员外无人在场的情况下商讨这一问题。这话的言外之意是暗示了赫鲁晓夫比他的那些鹰派作风的同僚更容易被说动。⁹⁰

肯尼迪已经在1月30日发表了国情咨文演讲，但是他还是在5月25日向参众两院发表了特别演讲，以期能为猪湾事件自圆其说，同时为维也纳会议进行造势。总统坚信这次前往维也纳是要“表明美国对和平和自由长久以来的关切”，但他也强调，这次会议的重点在于“在世界斗争中”“守护并发展自由”。因此，肯尼迪请求国会为武装部队和民防事业拨款——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核庇护所——在演讲的最后，他对“在这个10年结束之前，目标就是让一个人登上月球并安全返回”给予了支持。他坚持认为，这次峰会并非只是一次探险，而是“在世界各处进行的自由与暴政的战斗”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人类首次进入太空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他说，要做出的承诺是巨大的，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登陆月球，而是整个国家”。⁹¹

相比肯尼迪在公众面前的强硬讲话，赫鲁晓夫个人态度在私下里却是更加强硬。为了准备维也纳会议，外交部起草了意见书。尽管精准地确认了美国人在会议上会优先考虑的问题，苏联人也没有做出任何积极回应，仅仅是重申了苏联政府在核试验、太空飞行和德国问题上的标准说辞。意见书在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没什么异议地通过了。⁹² “我和肯尼迪的会晤有很大的意义，”赫鲁晓夫告诉自己的同志们，“因为我们必须解决德国问题，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通过汤普森和博利沙科夫的试探，赫鲁晓夫摸清了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不会比艾森豪威尔更加冲动。这位苏联领导人表示他现在已经准备和东德政府签署一项条约，把所有进出柏林的通道都转交给东德方面管理，这其中包括空中航线，要知道在1948—1949年的大封锁期间那可是西柏林的生命线。赫鲁晓夫向他的同志们保证：“我们的冒险将证明，有95%以上的可能实现和平。”只有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进行了反驳，他再次提到了对赫鲁晓夫1958年玩弄军事威胁的批评，当时也是预测北约不会采取行动的。米高扬还质疑了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议上的策略：他建议要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肯尼迪的建议，而不是把他逼进死胡同。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发了脾气，咄咄逼人地表示他不仅会关闭控制通道，还会击落任何一架企图降落在西柏林的西方盟国飞机。尽管葛罗米柯和其他人都有着和米高扬一样的怀疑，但都吓得不敢吱声。在会议的最后，有人问赫鲁晓夫，把一些顶级的鱼子酱罐头和一套银质的咖啡用具作为送给肯尼迪和他的妻子的礼物如何。他表示了同意：“即使在战争之前，也可以互赠礼物。”⁹³

赫鲁晓夫把维也纳会议当成了一次对一个弱势总统施加压力的绝好机会。在这点上，他不仅受到了最近美国遭受的挫败的影响，还有他对这个国家和它的总统的理解。根据1961年时任驻美大使馆参事的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Georgii Kornienko）的记载，缅希科夫大使——用他认为赫鲁晓夫想听到的东西满足于他——一直在告诉莫斯科方面，肯尼迪两兄弟嘴上说得强硬，但是对他们施加压力，他们就会被吓住做出退让。⁹⁴ 赫鲁晓夫从马列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相信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是五角大楼、华尔街和美国军工产业的傀儡。猪湾的溃败为他提示了在U-2事件中的教训。4月，他甚至告诉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政府背后的力量可以总结成一个词：“洛克菲勒”（Rockefeller）。在自己的专栏报道里，李普曼写道，对于纳尔逊·洛克菲勒——共和党的纽约州州长——来说，要是知道“是自己在管理肯尼迪的政府”，还真算是个“新闻”。⁹⁵

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蔑视有着个人和思想上的原因。5月23日，在和汤普森谈话的时候，他说自己还没和肯尼迪见过面。这个记忆上的小差错就暴露出1959年9月两个人简短的会面中的那位美国参议员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到底如何。汤普森还记下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的评价：“比他的儿子还年轻，经历得也要少些。”⁹⁶ 这隐晦的话语很有启示。赫鲁晓夫的大儿子莱昂尼德（Leonid）和肯尼迪一样出生于1917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名勇敢的飞行员，在1943年的战斗中被击落牺牲。也许是因为悲伤，赫鲁晓夫很少谈及此事，但是更有可能的原因是，莱昂尼德在战前酗酒颓废，而且生活放荡。因此，赫鲁晓夫实际上在1937年就已经把他赶出了家门。⁹⁷ 这位苏联领导人把肯尼迪和莱昂尼德相比其实很难算得上是一种恭维。肯尼迪不仅是比赫鲁晓夫小了23岁，从克格勃的报告上，赫鲁晓夫也一定知晓肯尼迪也是一个积习难改的风流公子。如果赫鲁晓夫下意识地把在维也纳会议上坐在自己对面的肯尼迪看成自己的儿子，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很难重视肯尼迪了。

中情局对赫鲁晓夫的人物侧写——这是肯尼迪要在维也纳会议之前了解的背景资料——也提到了莱昂尼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不过没提到他的出生日期。如果总统能看到1917这个年份，这也许就能告诉他赫鲁晓夫对他的看法是什么样子的了。即便如此，美国中情局和国务院在简报中毫无疑问地确认了赫鲁晓夫好斗的性格、敏捷的思维和他的辩论技巧，尤其是提到了他会或真或假地突然发怒借此把对手推向防守态势的能力。中情局指出：“他具有一个离奇的能力，会让人违背了对自己的表现的评估，而不是去形容他的表现。”这些简报还着重指出，赫鲁晓夫很骄傲自己靠奋斗打败了受过更多教育的对手而登上权力顶峰，他对蔑视自己出身的行为很敏感，对苏联建设的新发展也是一样。尽管是一位实践家而并非理论家，赫鲁晓夫还是被人认为是从“政治信仰”中获得灵感，并“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解世界，还真正是位信仰此道的领导人。他常常告诉西方人，他们的孙子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⁹⁸

总统本不应对他要面对的这位苛刻的对手抱有什么幻想，他的举止行为总是在“天真无邪”和“暴躁易怒”之间波动变化。⁹⁹ 简报还表明，柏林问题会是赫鲁晓夫的首要目标，当地的局势正朝着爆发危机方向发展。美国国务院建议：“为了减少误判，须使苏联方面理解，柏林问题对于美国方面的重要性，这点绝对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评论说：“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从鹰派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 [14] 到温和派的沃尔特·李普曼——现在赫鲁晓夫“只能从你手里得到”。¹⁰⁰ 这是肯尼迪前往维也纳时在所有关于柏林的简报文件中最为重要的信息。和赫鲁晓夫收到的关于核试验问题的简报差不多，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人也表现得毫无灵活性可言，甚至连探究对方的动机一事也兴趣寥寥。但赫鲁晓夫的态度则越发强硬。5月25日，汤普森从莫斯科电告华盛顿，自己和英、法、西德的大使进行了会谈，四方都“完全相信”赫鲁晓夫将采取行动，于年末之前和东德方面单独达成一项条约，这会引发“大规模的危机”。¹⁰¹

然而，美国和西方盟国准备应对的危机只不过是1948年柏林大封锁的重现，但有一点除外，他们令人沮丧地承认，在导弹时代，任何企图保证路径开放的举动都会很容易地把危机升级为核战争。赫鲁晓夫不禁揶揄道，政治局在重复和1948年一样的方案，但是他坚信，拥有核武器意味着这一次的胜利者一定是苏联人。基于实际公开的资料看，所有美国人的简报资料都没有提及让赫鲁晓夫认为此事如此紧要的重要原因：东德难民在汹涌地逃入西柏林。国务院干脆仅仅声明说双方对“德国和柏林的局势是可以接受的”。“苏联不会相信西柏林的继续存在能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什么威胁——对东德政权的存在也是一样。”¹⁰² 乌布利希也确实在这一点上向赫鲁晓夫施加了压力。1961年的上半年，10万名东德人逃往西德。赫鲁晓夫的助手们还说过这样的冷笑话：很快，乌布利希和他的部长们就会在东德国内唱空城计了。5月19日，苏联驻东德大使警告葛罗米柯，即便会引起和西方国家的危机，即便会让苏联解决德国问题的努力复杂化，“我们的德国朋友”也想要立即关闭“通往西柏林的大门”，封锁东柏林地区和城市其他部分的边界。赫鲁晓夫并不想封锁柏林，他希望把这座城市当成筹码，逼迫西方在德国问题上进行认真谈判。¹⁰³

唯一一位明显察觉到赫鲁晓夫意图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其实是大使汤普森。和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的米高扬的角色一样，他几个月来一直在敦促自己的政府在德国问题上要表现出一些灵活性，让赫鲁晓夫看到可以达成阶段性协议的希望。他的理由之一就是目前的形势已经威胁到了东德政权的统治，使得乌布利希向莫斯科施加压力；汤普森还把5月23日和赫鲁晓夫那使人不安的对话拿出来，再一次催促华盛顿方面拿出“在德国问题上更有利的立场”。可即使是汤普森也没发现东德外逃人口的规模有多大。23日那天，汤普森向赫鲁晓夫问道，难民问题是不是柏林问题最重要的方面？赫鲁晓夫“回避了这一问题”。异常敏感的赫鲁晓夫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软肋：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还曾偷偷取笑过西柏林的人口只相当于苏联的夫妻们在床上“一晚上的活动”¹⁰⁴ 搞出来的。

美国方面的简报基本上是乐观的，其中就假设肯尼迪强硬的态度将表现出自己不会由人摆布，也会让赫鲁晓夫更容易被驾驭。虽然这种策略表现得“怒气冲冲”，国务院还是相信赫鲁晓夫会“把这当成合理的坚决态度”，更倾向于“会谈将按部就班地结束”。他们大多期望，如果会议上谈得不错，苏联方面将会邀请肯尼迪访问莫斯科。这将是艾森豪威尔访苏因U-2侦察机事件被取消后，苏方重新发出的邀请。¹⁰⁵

简单地说来，两位领导人都有各自的要紧事项想和对方磋商，他们还都信心满满地认为，如果自己能表现得强硬起来，对方就会接受自己的意见。双方都对对方在认识上存在重要的盲点。在希特勒和张伯伦之后，世界已经全然不同——通信形式有了改变，信息更加完善——但是峰会外交中存在的心理障碍大体相同。

这次持续两天的峰会计划于6月3日星期六召开。¹⁰⁶ 赫鲁晓夫一周之前就已经动身，在基辅休息之后，乘火车经由利沃夫和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到达维也纳，在布拉迪斯拉发他还会见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6月2日，星期五，赫鲁晓夫于下午5点抵达维也纳。对于肯尼迪来说，之前的这一周可不如赫鲁晓夫那么惬意。5月30日，星期二，他还在纽约的一个晚宴上发表了讲话，之后乘“空军一号”直飞巴黎，并于次日上午10点30分到达；之后便是对法国进行的两天国事访问，拜访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了这次访问法国，肯尼迪做的准备不比要和赫鲁晓夫会晤少。

在很多方面，美国和法国这对盟友意见并不统一。法国人有着自己痛苦的经历，戴高乐尤其严肃地提醒了肯尼迪卷入印度支那冲突的后果。不过令美国人大松一口气的是，两位总统还算合得来。法国驻美大使写道：“有史以来第一次，戴高乐发现了还有个美国人能谈得来。”尽管如此，肯尼迪还是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在法语环境下感到不知所措；但是他那位会说两种语言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得心应手。戴高乐和法国公众都被她深深迷住了，以至于肯尼迪在6月2日的媒体午餐会上自我介绍的时候自称“陪着杰奎琳来巴黎的那个男人”¹⁰⁷ 。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肯尼迪都忍受着剧烈的背痛。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在奥赛宫（Palais d’Orsay）房间的金浴盆里长时间地泡热水澡。白宫医生珍妮特·特拉维尔（Janet Travell）在背部下方为他注射了普鲁卡因，还给总统用了各种药物控制他的腹泻、失眠、肾上腺机能不全、尿路感染，其中还有一些其他营养品。此外，肯尼迪还秘密地要求在竞选期间为他做治疗的纽约医生马克斯·雅各布森（Dr.Max Jacobson）飞往巴黎，并陪他前往维也纳。雅各布森擅长使用安非他命，在肯尼迪的欧洲之行期间，他每天都为总统进行注射以便总统能不用拄着拐杖。罗伯特对雅各布森的治疗方法持怀疑态度，但是总统轻松地表示：“我才不管这是不是马尿，起作用就行。”¹⁰⁸ 他坚持认为自己不能一瘸一拐地去见戴高乐或者赫鲁晓夫。¹⁰⁹ 在1949年，肯尼迪就批评过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的表现如同“病人”，如今他不想自己的维也纳会议也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在巴黎期间，肯尼迪收到了关于他和赫鲁晓夫会晤最后的建议。戴高乐说，在柏林问题上一定要态度坚决。“那才是你能为整个世界，包括苏联，提供的最好的帮助。”要明白“不是我们在乞求什么，而是他在寻求改变”。戴高乐将军深信，苏联反反复复地最后通牒表示出赫鲁晓夫就是在虚张声势，“如果他想因为柏林问题而开战，早就动手了”。¹¹⁰ 但是资深苏联问题观察员埃夫里尔·哈里曼，就赫鲁晓夫个人向总统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建议：“记住，他会和你一样地害怕……他的风格就是进攻，之后看看自己能不能摆脱恐惧。对这个要一笑而过，别和他吵；不要受他的影响，就当是在看笑话。”总统的演讲撰稿人同时也是密友的泰德·索伦森（Ted Sorensen）的一份备忘录表明了总统的立场介于戴高乐和哈里曼之间。“不要在大庭广众下质疑他——这只能让他在众人面前更加强硬……注意翻译，如果你要说的话在开头很不友好，那么他会听不进去，还会拒绝往下听。”索伦森还写道，“记住，赫鲁晓夫可是一个反击型的拳击手，他因为你的无动于衷、含糊不清和保持沉默，或者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感到泄气。”¹¹¹

肯尼迪于6月3日星期六那天飞往维也纳。一路上，他脑子里的两种相互矛盾的建议还在纠缠，一直在研读简报。¹¹² 上午10点45分飞机降落后，总统会见了奥地利总统阿道夫·谢尔夫（Adolf Schärf）。施韦夏特机场（Schwechat）位于维也纳东南，美国大使官邸位于城市的西南，比美泉宫（Schönbrunn）还靠西一点。尽管下着雨，肯尼迪还是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和在巴黎一样，总统夫人也同样受到了欢迎。《时代》杂志夸张地描写道：维也纳“来了一位新的女神”¹¹³ 。一群自称“青年欧洲”的人却在向人群散发印有历史“警告”的传单：

雅尔塔会议，1945年，罗斯福把东欧出卖给了斯大林。

维也纳会议，1961年，肯尼迪将把西欧出卖给赫鲁晓夫。

肯尼迪先生——欧洲没有忘记雅尔塔会议。¹¹⁴

肯尼迪一行到达大使官邸时已是午后12点45分。不过雅各布森医生还是抓紧时间给总统打了一针。肯尼迪告诉他：“这可以撑几个小时了，我的后背已经不能再有什么其他问题了。”¹¹⁵ 苏联代表团的车队到达官邸外面的时候，肯尼迪——充满激动，毫无疑问，也有药物原因——跑下台阶，似乎有了年轻人的活力。两人握手时，矮胖的赫鲁晓夫——今年67岁，总统则只有44岁——个子只到总统的下巴。两个人摆好姿势给记者们拍照时还互相开起了年龄的玩笑。当肯尼迪提到了他们在1959年那次短暂的会面时，赫鲁晓夫——那个在5月份和汤普森谈话后记忆有了改善的赫鲁晓夫——还回忆起了和时任参议员的肯尼迪说过他是“一位有前途的年轻政治家”。肯尼迪肯定地回应了他，还补充说，当时赫鲁晓夫还觉得他看上去十分年轻。¹¹⁶

美国大使官邸是一栋灰泥粉刷的别墅，占地数英亩。第一天的会议会在音乐厅举行，从此处的玻璃门可以鸟瞰花园。两位领导人在一张咖啡桌前面对面坐着，各自身后坐有一名口译员。顾问们则坐在两旁。美国方面出席的有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大使汤普森、波伦和处理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Foy Kohler）；在旁陪同赫鲁晓夫的是缅希科夫大使和外交部美国司负责人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¹¹⁷ 在关于双方共同对和平的渴望之类的客套话过后，赫鲁晓夫先发制人，他说道，西方国家和美国的领导人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共产主义已然存在，也赢得了发展的权利。”肯尼迪反驳说，苏联正在试图消灭和美国结盟国家的自由政府，还说对于他的国家是一个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于是两个人开始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冗长的发言在经过交替传译之后变得更加呆板。赫鲁晓夫大声地指出，苏联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取得胜利，不是通过军事力量，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也会取代资本主义。但是肯尼迪坚称，不能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历史的必然性，“我们的立场是，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赫鲁晓夫暗示，美国“想要建筑一个堤坝来阻挡人类思想和觉悟的进步”，并把这比喻成西班牙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 [15] 。肯尼迪再次试图解释美国对历史必然性和政治自由的立场，强调双方出现“误判”的危险后果。这种西方国家常用的“很模糊的字眼”激怒了赫鲁晓夫。这看上去就像是美国要求苏联“像个小学生一样坐着，把手放在桌子上”。肯尼迪解释说，误判就是“没能准确预见其他国家的举动”。他提到了美国人的“某些误判”，例如“古巴的问题”和之前的对中国加入朝鲜战争的判断失误。总统认为，他们两个人的会晤应该是进一步厘清对方将做出的下一步动作。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于是，在会晤进行了1小时15分钟后，两个人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停下来一同吃已经错过饭口的午餐。¹¹⁸

“他总是这样吗？”肯尼迪悄悄地问汤普森。大使回答说：“司空见惯。”不过私下里大使还是因为肯尼迪看上去被苏联领导人一次次地攻击而感到吃惊。¹¹⁹ 总统努力想进行理性的讨论，但是在意识形态辩论中变成了守势，甚至还妥协地认为在猪湾事件上存在错判。¹²⁰ 午餐的菜品是盛在贝壳盘里的鹅肝和惠灵顿牛肉，佐餐的是三种上等红酒。谈话的气氛开始轻松了起来。在交谈中，赫鲁晓夫问肯尼迪：“你和葛罗米柯相处得如何？”

肯尼迪答道：“不错，我妻子觉得他笑起来很漂亮。干吗这么问？”

赫鲁晓夫说：“很多人觉得葛罗米柯看上去像尼克松。”¹²¹

在午餐的时候，总统扳回了几分。在谈到加加林的太空飞行时，肯尼迪问道，为什么两国在登月任务上不能合作呢？放松了警惕的赫鲁晓夫咕哝着抱怨，太空飞行会被当作军事优势，不过之后又说：“好吧，为什么不呢？”¹²² 肯尼迪还问到了赫鲁晓夫胸前挂着的一列勋章。赫鲁晓夫用下巴指指胸前，回答说：“这一个是列宁和平勋章。”肯尼迪回击道：“我希望你能留得住。”——这是媒体办公室向记者们发出的说法。传记作家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评论说：“这是两场峰会，私人的和公开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全世界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在公众面前，总统是赢家。”但是在私下里，这故事就完全不一样了。¹²³

午餐之后，两个人在花园里散了散步，又回到了音乐厅，这一次除了口译员没别的人在场。肯尼迪也许记住了汤普森的建议：没有他人在场时，赫鲁晓夫会易于驾驭。但是在谈到例如老挝问题、德国问题和核试验问题之类的具体话题之前，总统说他想“回到总体问题上来”聊聊历史变化，他可能还想继1月6日的演讲后再次警告赫鲁晓夫，苏联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很容易被误判，因此引发整体危机。总统声明，当“体制在转变”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特别是如今，手中还握有现代化武器的时候”。肯尼迪再次承认他“在古巴局势上做了误判”，还重申了他希望得到“更准确的”保证，让两国“在不危及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能共同度过竞赛的时代”。

这次赫鲁晓夫没有爆发，他把肯尼迪的观点引向了他擅长的地方。他表示，肯尼迪相信“人民反抗暴君，就是苏联进行活动的结果”，不过并非如此。在伊朗，人民“贫困潦倒，这国家已经变成了一座火山，变革终归会发生，无论早晚”。对伊朗王室的支持使美国让伊朗人民对它产生了“敌意”，而对苏联产生了“好感”；在古巴也是如此，美国对巴蒂斯塔（Batista）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支持，这就引发了古巴的反美情绪，肯尼迪支持的登陆事件“只能强化革命武装，巩固卡斯特罗的地位”。肯尼迪又一次退到了防守位置上，他表示伊朗国王需要进行改革，而自己并不支持巴蒂斯塔，但是赫鲁晓夫不依不饶地就他的主题继续发挥，说“美国支持的都是腐朽、垂死、反动的政权”。总统还想把话题引回到总体方面。美国关注的根本是所有人民应当通过自由选举享有“自由选择”权，但赫鲁晓夫逼着他对西班牙的佛朗哥（Franco）政府发表意见。美国在西班牙建有军事基地，但是那里没有希望举行民主选举。肯尼迪表示美国第二关注的是：维持地区力量的平衡；总统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发展。赫鲁晓夫把这个问题当成了攻击美国支持中国台湾和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获自己的联合国大会席位的开端。“成员国里缺少了一个6亿人口的大国，那联合国算什么？”话题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赫鲁晓夫处处让肯尼迪处于下风：刚果、安哥拉和阿尔及利亚，美国都是在背后支持了欧洲殖民者对抗寻求自由的人民。两位领导人看起来唯一达成共识的事情就是一致同意老挝问题需要和平解决。

下午的会晤进行了差不多三个半小时。与此同时，腊斯克、葛罗米柯和外交官们在讨论裁军问题，不过没什么进展。总的来说，这是令人沮丧、毫无成果的一天。波伦在此前就向肯尼迪建议，“意识形态的话题”和“对共产主义的全面威胁”这两点“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不应该拿这个做应对或者联系到苏联的政策”。¹²⁴ 但总统不仅和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拥护者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辩论，还和人家从上午讨论到下午，而且不去商讨具体的问题。当两个人的话题转移到世界事务上时，赫鲁晓夫把话题聚焦在几个令人感到尴尬的话题之上，在这些问题上，美国看上去都是在支持反动势力对抗“自由”。在此过程中，肯尼迪在“中苏实力”和美国加上西欧盟国的力量“近乎平衡”的讨论中做出了退让，这是苏联外交的重要目标。¹²⁵ 还有就是因为两个人在全局问题上长时间的争辩，所有要讨论的重大议题都不得不被排到了第二天。

汤普森后来承认，在讨论之前“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他很后悔双方进行了意识形态的辩论，在这一方面，赫鲁晓夫绝不会让步。“我认为总统并不满意这个”，波伦坦白地表明，肯尼迪“有点力不从心”。¹²⁶ 按照赫鲁晓夫的助手奥列格·特洛亚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y）的说法，赫鲁晓夫从第一天的会议上回来后就宣称“那个人没什么经验，还不成熟”。他还尖刻地补充说，和肯尼迪相比，艾森豪威尔才是个“聪明有远见的人”。¹²⁷

会晤在下午6点45分结束——比计划晚了45分钟。晚上8点，两位领导人和夫人前往美泉宫，作为嘉宾参加奥地利总统举行的晚宴和音乐会。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十分劳累，尤其是肯尼迪，他背部现在肯定很痛。两项活动之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让他洗个热水澡，想来菲尔古德医生也是在总统乘车前往晚宴之前又给他注射了一次安非他命。肯尼迪迟到了5分钟，一度差点坐到突然换了座位的赫鲁晓夫夫人腿上。赫鲁晓夫因为穿了一身西装而不是晚礼服而吸引了众人的眼球（资产阶级所喜爱的东西并不能影响到他和同志们）。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和杰奎琳闲聊，翻来覆去地讲那些牵强附会的逸闻，还逐一列举苏联的建设成就。杰奎琳叹道：“主席先生 [16] ，就别用数字来烦我了。”在赫鲁晓夫对苏联的航天努力进行长篇大论时，他提到了一条试验狗如今已经生下了一窝小狗。杰奎琳问道：“可以送我一条吗？”两个月之后，缅希科夫大使和两名助手前往白宫，还带着一条吓坏了的幼犬。总统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恐怕是我在维也纳向赫鲁晓夫要来的狗，”总统夫人抱歉地说，“我当时只不过是没什么可聊的了，说说而已。”¹²⁸

6月4日，星期日，会议的第二天上午，肯尼迪参加了9点于圣斯蒂芬大教堂（St.Stephen’s Cathedral）举行的弥撒；赫鲁晓夫则去向维也纳苏联英雄纪念碑致敬［本地人对这座纪念碑上的巨型雕塑就像是“掠夺者”伊万（Ivan the Plunderer）一样没有什么感情］；之后两个人分别乘车前往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是赖斯纳大街（Reisnerstrasse）附近的一座18世纪晚期风格的漂亮大厦。10点15分，峰会在一楼的会议室继续进行。和前一天下午相比，峰会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两个人都再一次有顾问相助——葛罗米柯这次出席了会谈——肯尼迪终于把话题从全面形势转移到了具体问题上来。他的口气仍然坚定，但是想进行理性讨论，试图为美国的政策做出解释和辩护；然而赫鲁晓夫还是不断在辩论中得分。辩论甚至发生在老挝问题上，这可是昨天双方难得取得一致的地方，最后肯尼迪提议把这一问题留给外长们讨论。¹²⁹ 接下来，讨论转到了核试验问题，肯尼迪希望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赫鲁晓夫并没有坚持苏联的立场——三人核查团和每年三次的核查——强调只要进行“整体全面的裁军”，这些条件都可以再谈。这很明显，总统很难如愿重启日内瓦的正式谈判。结果就是，肯尼迪的结论可能是他将不得不恢复核试验。¹³⁰

最后，他们终于聊到了德国问题，赫鲁晓夫在一开始就宣读了一份冗长的声明，表示需要按照一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框架下和德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来定底线。如果美国拒绝，那么苏联就会和东德单独签约，由此终结所有西方国家进出柏林的权力，除非他们和乌布利希政府重新谈判。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没什么新的提议，按照建议，他坚持维持现状，看到自己昨天的表现后，一条坚定的路线显得更加重要。当两个人你来我往地进行辩论时，所使用的语言也变得更加夸张。肯尼迪坚持说，如果美国接受失去柏林的结果，那么就“没人还会对美国做出的承诺和保证抱有信心了……如果我们抛弃了西柏林，就也将不得不放弃欧洲”。就赫鲁晓夫而言，他表示希特勒还说过德国需要的生存空间要一直延伸到乌拉尔（Urals），还声称一些“希特勒的将军们”现在就是“北约的高级指挥官”。赫鲁晓夫还不断地曲解之前美国做出的给自身带来麻烦的声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曾表示美国军队只会在欧洲驻扎几年，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会议上还承认过柏林的形势“不正常”。¹³¹

双方的争论在紧要关头也有真情流露。赫鲁晓夫两次提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2000万苏联人民，他还隐晦地补充说，自己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米高扬失去了一个儿子，葛罗米柯则失去了两位兄弟。肯尼迪以沉默回应，他在战争中也失去了自己的哥哥。赫鲁晓夫动情地表示，“美国母亲们和苏联母亲们都深深地哀悼自己的儿子们”；但是他指出美国人的实际伤亡人数只有35万。沮丧而又激动的两个人开始谈论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如果美国打算在德国问题上开战，那就来吧。”赫鲁晓夫说。肯尼迪则回答道：“一项否定我们应有的规定权利的和平协议就是一种挑衅。”赫鲁晓夫强硬地表示，自己会和东德签订和平条约。此后，双方共进这次会晤的最后一次午餐。¹³²

苏联人准备的午餐比美国人的那一顿丰盛得多，包括鱼子酱、鱼肉馅饼和冰激凌，佐餐的有四种上等红酒。¹³³ 就餐时的气氛也比正式会晤时要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相互敬酒祝贺这次面对面会晤的成果，即使如赫鲁晓夫承认的那样，“毫无理解可言”。毫无疑问的是肯尼迪想在会晤中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他再一次就太空合作问题向赫鲁晓夫发问。不过赫鲁晓夫这次收回了在星期六午餐时的含糊赞成态度：他表示登月飞行耗资巨大。美国“应该首先登月，因为美国富有得多，然后苏联会跟上的”。总统用年龄的问题结束了聊天。肯尼迪说，昨晚他还问过赫鲁晓夫，44岁的时候他在做什么；赫鲁晓夫告诉他，当时自己已经是莫斯科计划委员会的主任了。 [17] 肯尼迪说，自己在67岁时——也就是赫鲁晓夫现在的年龄——他希望自己成为波士顿计划委员会的主任。赫鲁晓夫插话说，也许你就是世界计划委员会的主任了。总统坚持说，不，只要是波士顿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就行。¹³⁴

官方的说法是，午餐是这次峰会的最后一项活动。¹³⁵ 下午3点15分，按计划总统此时要离开苏联大使馆，但是肯尼迪希望再和赫鲁晓夫私下聊聊。两个人回到台阶上，只有口译员陪同。总统再次提起了柏林问题。肯尼迪后来回忆认为，这一次交流起了“坚果钳子”的作用，下意识地回应了赫鲁晓夫有关柏林是西方国家“睾丸”的说法。¹³⁶

总统表示，有关东德的决定是苏联的事情。但是西方国家进出柏林的权力和美国利益息息相关，他还重申了自己希望避免两国出现“对抗”的愿望，再一次，肯尼迪希望自己的发言听上去坚决而且合理，但是赫鲁晓夫突然大怒起来，他表示：“美国意在羞辱苏联，这是绝不能接受的。”按照美国官方的记载，峰会的最后一幕是这样的：

总统表示他“觉得苏联的意思是，要么接受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动作，要么就面对面地进行对抗”。

“如果美国意图开战，那是美国的意愿。”赫鲁晓夫反击道，“这不是苏联在进行战争威胁，而是美国在这么做。”

肯尼迪反驳说，并非他，而是赫鲁晓夫希望强加变革于此。

“应当由美国决定是战是和。”苏联领导人回复道，签署和平条约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若是不能达成协议，他将在12月签订条约。

美国方面的新闻报道记载：“总统评论此次对话的时候总结道，这将会是一个寒冬。”¹³⁷

肯尼迪在这次峰会后接受了来自《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的特别采访。莱斯顿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之一，这次采访就在总统刚刚告别赫鲁晓夫几分钟之后于美国大使馆进行。这次采访的难处是如何将会议内容向美国媒体保密。肯尼迪不同寻常地戴了帽子，而且并没有摘下来。总统突然咳嗽起来，压低帽檐，之后他长长地舒了口气。

莱斯顿问道：“谈得相当困难吗？”

肯尼迪回答说：“是我这辈子最困难的事情。”他告诉莱斯顿，在了解到赫鲁晓夫对依靠杜勒斯的艾森豪威尔充满蔑视之后，他就下决心要和苏联领导人进行一次一对一的会谈。他表示，事实上，自己尝试向对方伸过手去，“我打算告诉你我能做什么和我不能做什么，我的问题和我的期望是什么，也希望你这么做”。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攻击，攻击美国是帝国主义，更是攻击了美国在柏林问题上的政策。

我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觉得他认为让任何一个如此年轻没有经验却陷入其中的人，或是任何一个参与进去却没有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没有胆量的。所以他大胜于我，所以我想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的经验不足，毫无胆量，那在消除这些想法之前，我们没法达成任何的共识。¹³⁸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奥地利总理布鲁诺·克莱斯基（Bruno Kreisky）在机场为肯尼迪送行。他后来告诉赫鲁晓夫：“总统很沮丧。看上去心烦意乱，连脸色都变了。”在回程的“空军一号”上，气氛沉默压抑，一位助手说：“就像是和一支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上打输了的棒球队同机返回。”¹³⁹ 伦敦是返程的第一站，总统取消了正式会晤，向麦克米伦大倒苦水；后者发现肯尼迪“很关注，甚至吃惊于赫鲁晓夫近乎粗暴的坦率和自信”。首相认为，这有些就是“表演——赫鲁晓夫一直是这样”。然而肯尼迪很明显是被“震惊”了。在写给女王的一封信里，麦克米伦说这“让我想起了哈利法克斯爵士和内维尔·张伯伦试图与希特勒进行对话的情景”。¹⁴⁰

当肯尼迪总统在星期日的下午赶往机场的时候，皮埃尔·塞林杰和克里姆林宫的同行米哈伊尔·哈尔拉莫夫（Mikhail Kharlamov）在霍夫堡宫媒体中心向1000多位记者联合通报了会晤的内容。这份双方认可的声明中说，几次谈话都“很有益处”，但是所提及的唯一确定了的话题是：两位领导人再次重申支持“一个中立独立的老挝”的立场。白宫新闻秘书拒绝用“富有成效”一词来形容会谈，他还回避了有关世界是否能“呼吸得更为自由”的提问。¹⁴¹

很快，人们就了解到，苏联人对这次会议的叙述评价明显比美国人更加乐观。赫鲁晓夫提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开头”，哈尔拉莫夫则声称这两天里会谈的气氛“平等愉快”。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消息承认在柏林问题上的讨论“紧张不安”。莱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信息来源相当可靠，但是他自然没有提这是亲耳听来的——表示，“会议在昨天的开头不错，却在今天的激烈争论中结束”。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美国媒体把肯尼迪会后的郁闷情绪和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时“精神奕奕”进行了对比。6月6日，这位苏联领导人还在印尼总统苏加诺（Sukarno）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又唱又跳，还敲起了鼓；“精力充沛，很显然这源自他自以为获得的维也纳会议的外交成功。”一位资深的记者形容赫鲁晓夫看上去比他的同龄人“更加生气勃勃、轻松自在”。¹⁴² 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表彰赫鲁晓夫同志在维也纳会议上“富有成果的工作”和在会谈中“高超的谈判技巧和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在世界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左翼领导人中广泛流传。¹⁴³

肯尼迪在6月6日通过广播和电视向美国民众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他提到，在两国存在分歧的主要议题上，双方“全面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总统表示，这是“十分审慎”的两天。赫鲁晓夫表示，“目前，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看上去是徒劳的”，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我们最为严肃的谈话”——双方仅仅是各自说明了存在分歧的立场。但是肯尼迪把所有这些都说得像是符合预期：“没有计划或做出任何重要决议，没有取得或佯装获得重大的进步。”总统说，这种“非正式的交流不会像有固定议程和一大群顾问、真正准备完善的峰会那样有成效。那种峰会是要尝试进行谈判并寻求达成新的协议，不过这次会谈的本意并非如此，也不是那种形式，我们也并没有在维也纳召开进一步峰会的计划”。然而，总统继续说道，这次会议“相当有益”，因为他获得了对赫鲁晓夫直接的观感，而对方也相应地了解了美国的“政策”和“实力”。¹⁴⁴

6月15日，赫鲁晓夫在峰会之后发表的广播讲话更为乐观。他说，最高层次的会议“绝对必要”，因为“传统外交渠道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政府首脑们的会晤磋商”。赫鲁晓夫声明，“总体说来”他很“满意”维也纳会议：“双方都没有逃避，都提出并讨论了最为敏感的问题”，谛听了对方的意见，他还尤其感觉到肯尼迪理解了“两个如此强大的国家政府”对和平负有的“重大责任”。然而在回顾探讨过的话题时，赫鲁晓夫承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比肯尼迪还直接地向公众宣传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比如说把造成裁军僵局的责任推到了想从军备竞赛中“攫取巨额利润”的“垄断资本家们”身上。在德国问题上，赫鲁晓夫把交给肯尼迪的备忘录公之于众，坚称“必须在年内达成”一项和平条约；他还凶恶地警告说，冷战和热战之间只存在模糊的分界线：“无疑，冷战很清楚就是准备阶段，积蓄力量准备开战。”¹⁴⁵

大多数在维也纳会议结束后不久见到肯尼迪的人都发现总统被吓得不轻，而且表现焦虑。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这还是第一次总统真正遇到一个不能与之进行有意义的思想交流的人。”总统跟一位朋友提到，这次会议“就像是要对付我老爸——要付出所有，空手而归”。把这次会议比作慕尼黑会议也让他耿耿于怀。¹⁴⁶ 总统背部的疼痛如今已经十分严重，以至于他不得不在佛罗里达进行全面休养。6月8日，塞林杰向媒体承认，总统不得不拄拐行动。还有，正如肯尼迪所忧虑的那样，这条新闻加深了公众对自己软弱的印象。他在佛罗里达期间，苏联备忘录的公开毫无疑问为柏林问题营造了一场危机。肯尼迪考虑，在猪湾事件上的拙劣表现和在老挝问题上的退让之后，自己不能再有第三次失败，但是他也被坚持立场付出的代价吓得够呛。在回到白宫之后，总统立即要求得到一份数据，预测在一次和苏联的全面核战争中美国的死亡人数。国防部的估算是7000万——差不多全国一半的人口。如果一颗导弹突破防御落在一座城市附近呢？答案是死亡人数会达到60万。肯尼迪认为这已经能和美国内战时期的总伤亡人数相当，“而且这距离我们还不到100年”¹⁴⁷ 。

维也纳会议后，总统的首要任务就是先审查了为应对柏林危机所做的军事计划。这才是考验他领导能力的时刻。¹⁴⁸ 五角大楼里强硬派的代言人是迪安·艾奇逊，他曾任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如今是有关柏林问题特别任务小组的负责人。他坚称这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决心”的考验，“其结果能够深刻地决定欧洲——其实是全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在这次“意志之争”解决之前，任何想要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的努力都不仅仅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老实说还是“危险的”，因为谈判让赫鲁晓夫坚信美国和它的盟国将“不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他。艾奇逊坚信，要改变这一判断，需要美国在必要时刻承受核战争的打击。¹⁴⁹ 更多的温和派人士，包括腊斯克和索伦森以及塞林杰在内的白宫幕僚们，都被猪湾事件吓坏了，他们和总统一样，对军方的建议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们相信在谈判中保持坚定可以平衡力量，有助于逼退赫鲁晓夫。东德难民危机的重要性美国人后来才清楚。仅在6月份，就有2万东德人越境进入西德，7月份，这个数字达到3万。这不仅冲击了东德经济——人口的减少造成了东德食品工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劳动力短缺——还给西柏林的当权者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绝望的东德方面在这座城市东西两半的交界处和向西的高速公路上实行了极其严格的检查；他们还派遣军队包围了整个柏林市。¹⁵⁰

柏林“脱逃窗口”将会关闭，但是以何种方式关闭尚不清楚。华盛顿的大多数官员仍然希望能重复过去的故事，也许苏联人会像那样试图封锁整个城市（像在1948年那样），需要借助空中和地面的军事行动才能保证西柏林的开放。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苏联的压制会激起一次群众起义（像在1953年那样），这样会使德国问题发酵成战争。只有一些人，大多是驻在西柏林的官员，认为东德的目标也许就是对东西柏林边界实施军事化控制，可以预见的还有更严密的边界管控，而不是靠天然屏障。一个耐人寻味的预兆——乌布利希在6月15日的一次记者会上张牙舞爪地声称“没人想要建一堵墙”——在嘈杂声中被淹没了。¹⁵¹

尽管肯尼迪和幕僚们都不喜欢艾奇逊的提议，但是他也同意自己要在和赫鲁晓夫的“意志之争”里扳回一局。总统已经从峰会后和莱斯顿的访问克制到了现在。6月25日晚，拄着拐杖的肯尼迪一瘸一拐地走到椭圆办公室向美国民众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他第一次发表这样的讲话还是6周前。总统表示，柏林问题已经成为“摆在西方国家面前对勇气和意志的巨大考验”，“我们不能独善其身”。总统反驳了西柏林“在军事上不堪一击”的论调。巴斯通是如此，“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也是如此”——总统提到了世界大战期间美苏两国标志性的围城战。“只要有人——勇敢的人们——愿意坚守，再岌岌可危的地方都能守住。”总统还宣布为军队拨款再增加30亿美元（这是4个月以来第3次增加军费），增加军队招募人数和预备役，而且还要为民防工程增加大量开支。肯尼迪声明：“我们追求和平，但是我们决不投降。这就是本次危机的重要意义。”¹⁵²

这次演讲在国内赢得了一片欢呼：在明显地自暴自弃几个星期之后，肯尼迪重新竖起了美国领导能力的大旗。他的讲话看上去让赫鲁晓夫紧张不安。在维也纳会议之前，赫鲁晓夫告诉部长会议，西方国家为西柏林开战的可能只有5%，他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当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领导人在8月3日于莫斯科相聚召开会议的时候，他承认战争是“可能发生的”，并把责任推给了美国的反动势力，他们已经在国内压倒了总统。¹⁵³ 这位苏联领导人现在已不再考虑和东德签署单独的和平条约以对抗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议上对此的抨击，反而集中精力想通过更缓和的手段解决柏林危机。在莫斯科峰会期间，赫鲁晓夫同意了乌布利希封锁东西柏林的计划。他警告乌布利希要从架设铁丝网开始，在开始建筑水泥墙壁之前要密切注意西方国家的反应。¹⁵⁴

8月13日凌晨，铁丝网布设了起来，乌布利希把这说成是为了阻挡西方的“煽动者”和“破坏分子”。西德方面表示了强烈的愤慨，但白宫保持了沉默，其中部分原因是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一样，很惊讶苏联人的解决问题方式。更重要的是，尽管肯尼迪官方保证要维护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但也看到了这件事情带来的好处。总统私下评论说，这让赫鲁晓夫“摆脱了困境”，而这“困境”正是威胁整个中欧地区稳定的因素；总统还风趣地说：“一堵墙可比打一仗好太多了。”在7月25日的演讲中，肯尼迪重申了对西柏林的承诺，也向赫鲁晓夫发出了信号，表明自己可以在己方控制的城区内自由地采取行动。¹⁵⁵

这么说来，柏林墙也算是肯尼迪的胜利，当然，也是在维也纳会议的失败后扳回来的一局。这也是西方宣传机器的一场大胜。对于世界上那些声称自己不理解“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区别”的人，肯尼迪在1963年的演讲中宣布，“那就让他们来柏林吧”。¹⁵⁶ 但是这在1961年8月时尚不清晰。原因之一是这次危机还在继续，肯尼迪无法确定苏联下一步的政策是什么，他对柏林的增员导致了几次紧张的对峙，尤其是在10月份发生在查理检查站（Checkpoint Charlie）的美苏两国坦克对峙事件。西德民众认为自己被出卖了，西柏林市民则感到意志消沉。除了官方渠道上的慷慨陈词，肯尼迪没有支持德国统一，没有维护历史悠久的首都的安全。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后来描写，在1961年8月，“幕布拉起，只露出空空的舞台”¹⁵⁷ 。

尽管赫鲁晓夫很快就失去了勇气——有点像慕尼黑会议上的希特勒——但是他没有改变自己对肯尼迪的认识。总统接受了柏林墙，看上去更是坐实了他在压力下的脆弱。对这些事件的解读激发了赫鲁晓夫鲁莽的政治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赌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他把这个主意叫作“往山姆大叔的裤子里扔了一只刺猬”。这个主意在1962年的春天才成形，但事件在当年的10月就结束了；这次事件的根源就是赫鲁晓夫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上所得到的结论。就像在柏林问题上一样，肯尼迪平衡了坚定和挑衅：他不同意空袭古巴，而封锁古巴岛把时间和外交空间留给了赫鲁晓夫，让他去迁走导弹。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对峙，莫斯科先让了步。赫鲁晓夫的虚张声势被戳破了：他明白自己的核武库和肯尼迪的比相差巨大——220枚对大约4000枚。据赫鲁晓夫的助手奥列格·特洛亚诺夫斯基回忆，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赫鲁晓夫才不再怀疑肯尼迪的“意志和才智”：最终，恐吓威逼让路于肯尼迪所期盼的维也纳会议那样的谈判。但为时已晚。赫鲁晓夫的同志们明白，在导弹危机中，他被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这也成为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下台的原因之一。¹⁵⁸

导弹危机戏剧化地证明了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议上有关误判的警告。很有意思的是，总统在峰会上没有提过的一个有实用价值的提议也许在这里可以帮上忙。美国驻苏大使馆和苏联驻美大使馆在国内进行通信的时候使用的是商业公司电报公司的有线加密电报。两国政府都不允许安装使馆屋顶天线进行无线通信，这是因为害怕所在国情报部门进行窃听。赫鲁晓夫曾建议在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架设电话——他称之为“白色电话”——1961年5月，由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率领的一个高水平小组认同了这一建议。他们倾向于在美国国务院和驻苏使馆之间架设直拨电话，以便双方领导人在紧急情况下进行通信，但这也并非领导人专线。1961年5月25日，腊斯克建议肯尼迪在维也纳讨论这一想法，把它当成“误判导致的战争危险”这一话题的一部分，但被总统忽略了；究其原因，大概是这次峰会缺乏建设性的对话。结果就是，在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问题的解决却滑稽得要靠西联公司（Western Union）的报务员发出的商业电报，甚至还有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的声明。这次危机的一个积极结果就是双方在1963年6月同意在两国政府所在地之间架设24小时值班的电报系统，在美国被称作“热线”，在苏联被称为“红线”。还好，维也纳会议上的这个疏忽没有造成毁灭性的后果。¹⁵⁹

在美国这边也出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误判，几乎和赫鲁晓夫在古巴的冒险一样。就在峰会刚刚结束时肯尼迪和莱斯顿在美国大使馆进行的采访中，两个人的对话提到了越南——在老挝问题得到解决后印度支那地区 [18] 里另一个严酷的考验。莱斯顿告诉作家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肯尼迪说：“我们的问题是要让自身的力量变得可靠，越南这个地方就可以证明。”而后莱斯顿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声称这是他自己的推断，而不是肯尼迪说的。¹⁶⁰ 若肯尼迪没有在1963年遇刺，他会如何应对越南问题，历史学家们仍然各执己见。有些人强调，在向南越派兵支持摇摇欲坠的政府这一问题上肯尼迪再次谨慎了起来。“就像是喝酒，”阿瑟·施莱辛格回忆起1961年肯尼迪说过的话，“酒劲过了你就得再来一杯。”¹⁶¹ 肯尼迪坚持认为这场战争只能由越南共和国方面打赢。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显示肯尼迪会在越南问题上收手：正相反，总统在自己的任期内大大地增加了美国的承诺，他提供经济援助，向南越派遣1.6万名“军事顾问”。就在他遇刺之前，肯尼迪还同意推翻了越南共和国那位问题百出的领导人吴庭艳（Ngo Dinh Diem）。¹⁶²

很难说，如果在1964—1965年，南越政府在内有越共游击队外有北越威胁的情况下崩溃，肯尼迪会做些什么。他会用美国的方式开战吗？他会轰炸越南，派兵介入，就像自己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所做的那样吗？或者他会寻求以某种谈判的形式撤出越南？在成功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肯尼迪在国内和国际上肯定要比1961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比约翰逊的影响力大得多——所以也许他能不丢面子地进行退让。纵观他的整个总统任期（还包括参议员任期），肯尼迪一直把越南问题置于聚光灯下，作为对美国意志和信任在冷战中的考验。即使他没有把这些话对莱斯顿讲出来，也把自己的态度表现了出来。虽然总统比较谨慎，但他还是把越南问题当作证明美国实力的机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需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任人摆布的。至少，肯尼迪使自己和自己的继任者从越南抽身变得更加困难。维也纳会议标志着美国深深陷入了越战的泥潭。

在战略层面上，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为1961年的峰会做好了准备。赫鲁晓夫很关心西方是否承认存在于欧洲的冷战秩序，特别是德国问题，他认为如果要解决的话也只能在最高层次的会议上才能解决。肯尼迪和丘吉尔的理念一致，遏制政策在核时代还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肯尼迪才说出了有关高层会晤要好于在危机边缘对峙的格言，并在就职演讲中宣称美国不因恐惧而谈判，但也永不恐惧谈判。

然而从策略上看，两位领导人都没有好好地准备在维也纳的会晤。肯尼迪说服自己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位理性的领导人，情绪容易受到争论的影响，而且能理解自己的首要目的和底线。他没有理解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固执和苏联在柏林问题上陷入两难的程度之深，他也没有理解为何赫鲁晓夫把肯尼迪和自己同龄的儿子莱昂尼德相提并论。赫鲁晓夫则相信，在古巴猪湾事件和老挝问题之后，肯尼迪会被吓退，而且有点矛盾的是，他认为肯尼迪只不过是美国资本家的一个政治马前卒而已。两位领导人都忽视了少数人主张在对方所重视的问题上拿出认真对策的建议——米高扬提出的核试验问题和汤普森提出的柏林问题。他们还对从直接渠道和秘密渠道得到的清楚的证据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表明两个人若是强推自己所选中的议题，就会碰壁，当然，这是事后才清楚的。而在维也纳会议之前，他们可能都相信自己具有说服对方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他们在各自的政治体制中爬到了顶端。也许当他们注意到时已经来不及回头了——这是在峰会外交上常常出现的状况。

肯尼迪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使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受到了影响。我们现在所知的是，总统对混合用药的依赖是令人担忧的。肯尼迪用药之滥甚至比对女人还要严重，这一评价还是蛮贴切的；然而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药物会影响他在维也纳会议上的表现：就像将死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一样，肯尼迪的会议方针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很清楚了。¹⁶³ 可问题就是，那些用于治疗的药物，尤其是治疗让总统疼痛难忍的背痛的药物，肯定是造成他糟糕表现的原因之一，比如，他没能在第一天的那个长长的下午改变方针摆脱意识形态之争。在总统结束令人精疲力竭的巴黎峰会后于那天上午飞到维也纳的时候，药物也没能帮到他。从健康角度讲，总统在渥太华伤到背部之后就该取消整个欧洲之行，但是这和肯尼迪的自我形象相抵触，也将让他继猪湾事件后再一次丢脸。官方的计划至少应该考虑到他的身体条件，留出更长一点的时间等总统恢复，但是这一切都被掩盖在肯尼迪的卡米洛传说之中了。 [19]

也许有人会后知后觉地问，肯尼迪是不是应该接受赫鲁晓夫的催促，早一点召开峰会？当然，官方的说辞是维也纳只不过是两位领导人见面结识的一个机会：波伦绞尽脑汁想要避免使用“峰会”一词，坚称这个词应该用在有正式议程和一群顾问参与的全面谈判上，但无论话怎么说，两位领导人都并非只为聊天而来。事实上，在这样的会晤上不谈实质性的政策问题是几乎不可能的。每个人都希望在自己重视的领域取得突破，比如肯尼迪的禁止核试验议题和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但是收获的只有深深的失望。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他们在公众面前都坚称这次会议很有益处，获得了面对面的接触，进行了坦诚的探讨。肯尼迪在离开的时候展示给赫鲁晓夫的无疑是有力坚定的印象：他不会任人摆布。这是唯一需要做到的：因为赫鲁晓夫在维也纳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相同的品格。

但是我们也可以更加积极地看到，如果像罗伯特·肯尼迪暗示的那样，会议搞清了赫鲁晓夫异于常人的想法，那么总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达到了。1938年9月，张伯伦遇上了一位和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同的领导人，他说服自己认为希特勒是可以与之谈判的对象。1961年6月，肯尼迪希望和自己举行会晤的领导人也可以和他进行谈判，但是铩羽而归。如今，总统彻底相信，在着手进行理性的讨论之前，必须在意志的竞赛中赢得一场胜利。肯尼迪在柏林问题、古巴问题以及更具毁灭性的越南问题上确定了立场。如果总统没有遵从自己的本能亲自对这位苏联领导人做出估量，也不会这么清楚和直接地做出决定。

对于苏联人来说，对维也纳会议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最初的情绪是对胜利充满信心的炫耀——小个子的赫鲁晓夫把另外一位西方领导人摆布得团团转——但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就不是这样了。像米高扬一样持怀疑态度的人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维也纳会议中的对峙把肯尼迪逼进了墙角，到头来，在1962年，肯尼迪的反击狠狠地羞辱了苏联人一把。在很大程度上，这又是一场虚张声势的峰会。但是，如果说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人们看到的是强硬的领导人可以侥幸得到什么，那么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回头再看1961年的维也纳会议，我们看到的就是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的危害和局限。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在接下来的10年里努力加强他们的导弹力量，以防在另一次危机中再被吓阻。他们也明白了，维也纳会议上和古巴危机上的鲁莽行事只会适得其反。在未来的时光里，克里姆林宫只会态度坚决，不会采取威吓手段。

1961年6月之后，再没有哪位新任美国总统主张急匆匆地和自己的冷战对手进行早期会晤，也再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出言恫吓美国的领导人了。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维也纳会议似乎证实了对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判断：峰会外交过于冒险，而且常常事与愿违，在和强硬者打交道的时候并不管用。对于苏联人来说，从维也纳会议和古巴危机中得到的教训与肯尼迪从张伯伦身上学到的一样：谈判只能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再次尝试郑重其事地召开峰会已是10年以后的事了。

[1] 全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全称为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本书中缩写为FRG，作者称其为“西德”。——译者注

[2] 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全称为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本书中缩写为GDR，作者称其为“东德”。——译者注

[3] 此处应指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内战。——译者注

[4] 按文中所述，赫鲁晓夫的伊留申专机型号应为伊-14，图波列夫专机型号应为图-114。——译者注

[5] 原文为“act off his bat”，是棒球用语。——译者注

[6] 苏联政治家，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第一副主席，著名飞机设计师米高扬的哥哥。——译者注

[7]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8] 艾森豪威尔的昵称。——译者注

[9] 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症。——译者注

[10] 简称“参联会”，美国最高军事参谋机构。——译者注

[11] 美国著名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中情局局长。——译者注

[12] 国家安全委员会保卫局即克格勃第九局局长。——译者注

[13] 后改名为White House Communications Agency。——译者注

[14]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任国务卿。——译者注

[15] 天主教宗教法庭，以迫害异端而闻名。——译者注

[16] 赫鲁晓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译者注

[17] 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按照其个人简历，1938年他44岁时在乌克兰任职。——译者注

[18] 即中南半岛。——译者注

[19] 卡米洛传说（Camelot myth）源自英国传说中的亚瑟王故事，传说亚瑟王正义勇敢，追求真理，他的王宫卡米洛就是其象征。肯尼迪在执政期间使美国人看到了希望，故此有这一比。——译者注

第5章 莫斯科，1972年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

尽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约翰逊都希望能再前往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举行一次峰会，但是他们都没能真正做到。但是在1972年5月，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飞到了那里，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苏联首都。他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共同签署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简称SALT）是超级大国之间第一个规范控制核武器竞赛的和解协议。两位领导人还达成了包括经济和社会合作协议在内的其他协议。迄今为止，这是冷战过程中最富有成效的一次峰会，它的基础就是美苏双方领导层都相信应当从对峙转向谈判。这让世界看上去进入了一个持续缓和的阶段，但是这些期望很快破灭了。事实上，缓和紧张局势失败的种子在莫斯科峰会的准备阶段就已经萌发。¹

理查德·尼克松曾是1961年维也纳会议的一位敏锐的观察者。1969年2月，刚刚就任总统的他在一次记者会上对“立即举行峰会”持悲观态度，这尤其是在与会者们之间“存在很深的观点分歧”的情况下。他不反对“一切准备就绪的峰会”，但是表示需要时间认定在哪些领域可以获得进展。² 尽管尼克松表明不会像1961年那样急匆匆地召开峰会，但两个超级大国都有缓和相互之间紧张局势的需要。³

让尼克松最头疼的是越南问题，50万名美军士兵陷入了这场严重分裂美国社会的冲突之中。约翰逊总统为在经济上支持作战而做出的努力——借而不征——引发了通货膨胀，削弱了曾经无比强大的美元体系。1968年春，因为越战的不光彩名声，约翰逊决定不再寻求连任。因此，把美国从越战泥潭中拯救出来相当必要，这不仅能为提出新的外交策略扫平道路，还能挽回总统的形象。1968年11月的大选过后，尼克松告诉身边的一位助手：“我不会像约翰逊一样黯然结束自己的任期，躲在白宫里不敢上街面对民众。我要结束这场战争，尽快。”⁴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约翰逊让越战成了在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对美国信誉的公开考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从慕尼黑会议时的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绥靖政策的成功只会满足侵略行为的胃口。”⁵ 尼克松要做到的是让撤军看上去不像被击败，他常常以张伯伦的口吻念叨，美国不仅要和平，还要“体面的和平”。1969年3月，尼克松批准了秘密轰炸为共产党游击队提供庇护的柬埔寨的计划。在接下来的14个月里，美国投下了11万吨炸弹——这要比英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承受的炸弹吨数还多50%。⁶ 与此同时，尼克松在军事行动升级之外也在施加外交压力，希望让支持北越的中国和苏联这两个共产主义国家，停止援助。尼克松外交政策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联动”，尝试在超级大国的关系中的某一点上（比如军控问题）退让以获得在美国面对的首要问题上的进展，尤其是越南问题。在总统任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项声明作为基准，他告诉自己的阁僚们：“应该让苏联领导人明白，他们不能期望既能从某方面的合作中受益，又能在其他方面的紧张局势或者对峙中讨到便宜。”⁷

然而，尼克松潜在的优势比肯尼迪在1962年10月时还要弱，因为核武器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坚决不想再像古巴导弹危机那样被吓退，他们有条不紊地增加着苏联的核武库。到1969年，苏联已经比美国部署了更多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s，简称ICBMs）。美国在战略武器“三驾马车”的另外两个方面——潜射弹道导弹（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s，简称SLBMs）和核轰炸机——仍然占有很大优势，但是从全面看，美国的核武库在1969年时仅仅是苏联的两倍，而在1964年，对比可是四比一；而且这一差距现在是以月为单位在缩小。⁸ 在其他两个方面，技术的发展也令人不安。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简称ABM）防御系统已经可以实现，苏联已经开始在莫斯科地区部署这一系统。如果部署成功，导弹防御将微妙地改变建立在恐怖平衡上的核威慑。1968年，美国的五角大楼开始测试分导式多弹头（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s，简称MIRVs）技术，这样的导弹能携带多个核弹头，各个弹头都可以独立打击不同的目标。和反弹道导弹技术一样，分导式多弹头技术也会刺激某一方冒险对另外一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些新技术和正在进行的全面军备竞赛，都需要由尼克松政府应付解决。

深陷越战泥潭和苏联的核武库增强都标志着美国相对力量在20世纪60年代的削弱，但是苏联自身也一样存在问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本质上讲依然是效率低下的。农业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问题焦点，收成低，产出不足，不能满足耕作期望。经年以来，恶劣的天气和可怜的收成使得苏联不得不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大量的农产品。1972年的年景十分差，工业增速也很缓慢，在先进技术方面苏联很明显落在了西方国家的后面。和赫鲁晓夫信心十足的经济爱国主义不同，他的继任者们希望促进西方技术的转让。鉴于整体经济形势存在的问题和不断增加的居民消费期望，削减武器负担这个办法是可取的。这些都是提出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原因。⁹

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在赫鲁晓夫时代大幅度升温。毛泽东公开指责苏联的“和平共处”思想，号召重新开始针对资本主义的“武装斗争”。他对北越的支援让苏联也不得不加入进来，否则就会在共产主义世界大丢面子。1964年10月，中国倾注全力，也加入了核俱乐部，中国人认为，发展核武器在维护自己国家的安全和地位过程中不可或缺。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也被排外的民族主义所笼罩。

中国和所有国家的关系都受到了损害，但是苏联仍然是首要目标。尤其是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国人担心自己就是名单上的下一个。于是双方在漫长而且有争议的边界线上陈兵百万。1969年3月，中苏在东部边界乌苏里江地区发生冲突，导致了几百人的伤亡。为了报复，苏联方面试图计划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尽管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但战争恐吓给中国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¹⁰

曾有一个苏联的笑话说，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总统打电话：“我听说你们有一台新的超级计算机能预测公元2000年以后的事情。”尼克松当然很自豪地回答：“是啊，总书记阁下，我们美国是有这种玩意儿。”“嗯。总统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姓名呢？”

对方沉默了颇长一段时间。“哈哈！”勃列日涅夫讥笑地叫了起来，“你的电脑不怎么先进嘛！”

“不，不对。总书记阁下，”尼克松认真地回答说，“电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我不认得，这些姓名都是中文的。”¹¹

当时，在1969年，中国似乎认为苏联“修正主义者”比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更大。中国若是和美国改善关系，就会令苏联感到不安；同样，莫斯科方面也把和美国关系的缓和放在这种三角关系之中进行考量，把这个当作孤立中国的手段；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再那么具有优势的美国则会从与特立独行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更稳定关系中受益。中美关系的解冻会有助于中国人从河内抽身，美国也能从越南脱身。尼克松早已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他在1967年写道：“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我们不能就这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1969年1月，毛泽东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授意中国的媒体全文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虽然也附上了批判性的评论）。显然，原因是这位新总统说过，美国希望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建立良好的关系。¹²

因此，在报纸上，人们是能看出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改善的明显迹象的；但是政治是靠人，并非报纸。要想发生这样的变化，就需要进行心理革命，或者至少在三国国内都打破政治平衡，打倒那些强硬的冷战斗士。这些包括错综复杂的政治手段和权力斗争在内的调整到位后，峰会才有可能召开。

理查德·尼克松在当国会议员的时候，就是一个出了名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在苏联间谍阿尔杰·西斯（Alger Hiss） [1] 一案听证会上起的重要作用让他进入了艾森豪威尔的视野，后者把他列为副总统人选。1960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显然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终结。之后的几年，尼克松返回法律界重操旧业。但是，他学着像丘吉尔一样（丘吉尔是他的偶像之一）从在野重返权力的顶峰。

再次上任的尼克松自许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主张后越战时代的美国应该接受更加平均的世界权力分配。这意味着可以与盟友分担负担，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我们不能提供所有的构想和资源。”¹³ 在他的设想中，这还需要和苏联阵营构建一个新的关系，接受这将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新常态。“在对抗时代之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尼克松在他的就职演说上这么宣布，“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我们交流的渠道是畅通的。”这是在模仿8年前肯尼迪的冷战斗士言论：“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不管它祝福我们，还是诅咒我们，我们都会付出一切代价，忍受一切重负，应付一切艰辛，支持一切朋友，反对一切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与实现。”1963年6月，从导弹危机中清醒过来的肯尼迪谈到了“和解”，谈到了要“为世界的多元化保证它的安全”；在1969年1月，尼克松要美国“为人类保证世界安全”。两个人的话都是受了伍德罗·威尔逊的启发，他在1917年心怀全世界，喊出了“为了民主的安全”¹⁴ 的口号。

但尼克松仍然准备谨慎但坚决地使用美国的力量，1969年他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正是这样的表现。他也毫不怀疑美国具有的全球优势。事实上他把威尔逊看成“本世纪我国最伟大的总统”，就是因为威尔逊“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有卓越的远见”。尼克松坚持认为，威尔逊的失败缘于“他不够实际”。¹⁵

在尼克松的判断中，一项具有实际意义的外交政策需要一个强势而且观点明确的总统才能实现。美国宪法所定下的权力分割常常让总统在国会面前任其摆布。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政治化的官僚机构和咄咄逼人的新闻媒体使制定一项具有连贯性的政策并将其保密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尼克松在走上权力巅峰的时候就明白，他必须尽最大可能为自己的外交政策保密，他的性情也促使他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尼克松不甚合群，没有安全感，也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他在政治上斤斤计较，痛苦的遭遇使他总是觉得“敌人”想要对他不利，自己必须先发制人。送到他那里的白宫新闻简报总是写满了例如“打他”“阻止他”“收拾他”一类的注释。¹⁶ 作为一名对历史和政治传记痴迷的读者，尼克松也决心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留下自己的印记。这看上去也需要对白宫采取权力集中化的举措。

尼克松任命了自己在法律界的老伙伴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为国务卿。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掩护。尼克松最重要的顾问和协作者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一名从纳粹德国逃到美国的难民，他用才智和抱负为自己赢得了在哈佛大学的教职。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梅特涅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协调机制，此文表达了他始终相信地缘政治、现实政治和维持势力均衡的好处，也揭示并赞美了富有才华的政治家能认识现实并左右局势的能力。一本有关核战略的畅销书又让他成为知名的防务智囊，他还是肯尼迪政府的兼职顾问。在1968年的总统竞选中，雄心勃勃的基辛格和民主党及共和党都保持着联系。但他公开贬低尼克松，称他为“不适合做总统”的“祸害”。¹⁷ 在选举之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我不相信亨利，但我能用他。”尼克松在私下里是这样评论的。¹⁸ 于是这种带着相互猜疑和不满的棘手利益联合开始了。

尼克松后来承认，乍一看这是一次“不太可能”的联合：“出生于惠特尔（Whittier）的杂货店店主的儿子，加上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难民、政客和智囊。”¹⁹ 此外，基辛格还有着尼克松明显缺乏的幽默感，他甚至还拿自己的自大开过玩笑：“我曾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还是个奇迹的创造者。我知道，因为我记得住我说的每一句话。”他刻意把自己的形象展示得“放荡不羁”，和电影女明星丽芙·乌曼（Liv Ullmann）、吉尔·圣约翰（Jill St John）约会，大多数时候恐怕都是出于公关目的。他的一位女友说：“我觉得亨利对性没兴趣，他都没时间干这个，权力才是他的春药，还是他的性高潮。”²⁰ 在基辛格背后，尼克松挖苦过他的“女友们”和浓浓的德国口音。基辛格也在自己那群高智商的朋友面前拿尼克松笨手笨脚和贪杯的传闻开过玩笑。虽有这些不同和较量，但基辛格和尼克松一样没有安全感且孤僻。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尼克松首席内政助手，回忆说：“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把指甲咬得那么秃，都快露肉了。”1972年11月，在一次采访中，基辛格以少有的坦率说：“我总是单枪匹马。”他把自己比成“孤身一人骑着自己的坐骑走进镇子的牛仔”。²¹

和他的领导一样，基辛格认为白宫必须把外交政策牢牢抓在手中。他在1961年写道：“大多数伟大的政治家都受到自己外交部的‘专家们’的反对，因为他们伟大的构想让那些把安全问题和风险最小化当成首要目标的人很难理解。”²² 尼克松在1969年和高级外交官谈话时也流露出了这种优越感：“如果国务院在过去的25年间有过什么新点子，我也从不知晓。”²³ 在就职当天，总统发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由基辛格起草，意在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及其领导人的中心地位。2月17日，尼克松在重要问题上绕过国务院，和基辛格一起直接邀请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秘密到访白宫。这条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秘密渠道——早由罗伯特·肯尼迪和格奥尔基·博利沙科夫预设但更加系统化——成了尼克松时代美苏的主要联络渠道。多勃雷宁常常和基辛格在罗斯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白宫一楼的地图室见面，他的车从白宫服务人员入口进出以躲避记者。

在他的回忆录里，多勃雷宁还记得这一秘密渠道使用的范围之广，在他的经历里“是史无前例的，也许在外交史上也是如此”。他还把很多在缓和时代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这一渠道。²⁴ 但是代价也是高昂的。这一秘密渠道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收到的信息和讨论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排除在外，例如越南问题、军控问题和峰会问题等。为了保守秘密，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往来电报副本要经过特殊审查后才会拿给华盛顿的官员们看。这一秘密渠道还令美国驻苏大使显得消息闭塞。在得知多勃雷宁是重要的外交渠道之后，苏联领导人们就没什么理由再把美国大使雅各布·比姆（Jacob Beam）这位职业外交官当回事儿了。

事实上，这个秘密渠道在莫斯科的权力斗争中也发挥了作用。尽管苏联常常被描绘成一个人说了算的国家，但是只是在斯大林如日中天的时候如此。在苏联历史上的很多时候，这个国家是由官僚统治集团领导的，在其中，一些高级官员为谋取权力而相互斗争。这在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以及赫鲁晓夫下台后的继任斗争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也和苏联复杂的体制不无关系。1964年，赫鲁晓夫的地位由勃列日涅夫取代，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则接过了总理职务，不到一年，尼古拉·波德戈尔内（Nikolai Podgorny）成了国家元首 [2] 。

起初，柯西金看上去是三驾马车的领头人。身为部长会议主席，他在经济政策上可以发号施令；作为政府首脑，他还着手实施了大多数外交政策，包括和林登·约翰逊进行联系。事实上，这两个人在1967年6月于新泽西的葛拉斯堡罗（Glassboro）曾有过简短会晤，那是在柯西金前往纽约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之后；约翰逊希望在苏联举行一次全面峰会的希望因越战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告吹。柯西金的技术官僚背景也让他成为裁军的强烈支持者，他坚信局势的缓和对处境艰难的苏联经济有利。尽管波德戈尔内看上去权力比较小，因为个性温和，职务也是名义上的，但他是一个天生的冷战斗士，还是乌克兰内部一个强大派系在莫斯科的代表。

最开始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是执政三人团里看上去最不重要的一个——自负，酗酒，喜欢豪华轿车。不过就像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各自时代里一样，他利用被低估了的书记处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基础，和关键部门结盟。到20世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已经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挑战柯西金的主导权，逐渐成为缓和政策的代表。这是个需要小心处理的工作，他不能因此就破坏掉和国防建设方面的紧密关系。他还必须保护好自己不要受到来自波德戈尔内和诸如有影响力的党内思想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一样的强硬派领导人的攻击，要知道，苏斯洛夫可是1964年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主谋。党内各派都在谋划于1970年召开新一届党代会，在这届会议上将重新确定领导人排名，并向全国和全世界公布。当尼克松于1969年间建立了自己和莫斯科之间的秘密渠道之时，苏联的权力斗争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²⁵

这一通往克里姆林宫的秘密渠道由葛罗米柯一手掌握，这位职业外交官自1957年来就担任外长。“阴郁的格罗姆”（Grim Grom）在西方被看作一台缺乏幽默感的政治机器，赫鲁晓夫曾开玩笑地说，只要是命令，他的外交部长甚至可以脱了裤子在冰块上坐上一个月。不过葛罗米柯是忠诚勤恳的，总是能在谈判中忠于原则；他靠顽强和耐心让对方一点一点地不断让步，并因此而出名。在1961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他被美国人评价为比一个“跑腿的”²⁶ 做的还多，他的影响力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得到了扩大。在和中国人的摩擦中，葛罗米柯看到了和美国发展更稳定关系的好处。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两人间的秘密渠道使他能避开强硬派和军方采取缓和举动，这很像是白宫把其他华盛顿官员都排除在渠道之外的手段。他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为政治局准备简报——很像尼克松和基辛格，把所有不合适的东西都处理干净。当然，柯西金是局内人，不过勃列日涅夫也是，他和葛罗米柯在赫鲁晓夫时代就是朋友。60年代期间，葛罗米柯帮助勃列日涅夫逐渐介入外交事务，甚至把自己的助手派去为勃列日涅夫工作，这其中包括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xandrov-Agentov） [3] 。葛罗米柯喜欢猎鸭子，这个爱好成了他和党中央领导人们紧密联系的手段。²⁷

1969年11月，两个超级大国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会议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交替进行。尽管在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真正的议程是在私下里通过秘密渠道完成的（尼克松在军控谈判上的主要谈判专家杰拉德·史密斯（Gerard Smith）愤怒地表示，正是这种不协调的“双轨”谈判进程才导致了“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²⁸ ）。多勃雷宁发现基辛格在召开峰会的问题上闪烁其词，还企图把它联系到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进展等其他议题上。我们已经知道，尼克松对通过峰会解决问题持怀疑态度，而且，以他的性格，他一贯回避面对面的对抗。他还目睹过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会晤期间民意支持率大增，但在会晤毫无成果地结束后民意支持率又戏剧化地大跌。这些都是双方没有急于在1969年召开峰会的原因。²⁹

1970年，失意的苏联人在欧洲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他们利用了在波恩的新中左翼联盟，而这一联盟的首脑正是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威利·勃兰特。迄今为止基督教民主党还按照阿登纳的政策选择忽视东德政权，期盼着德国按照西方条件重新统一。但是勃兰特，这位无能为力地注视着柏林墙在1961年建起的前西柏林市长，相信在不放弃最终统一的希望的条件下，现在应该在冷战的鸿沟上架设沟通的桥梁。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埃贡·巴尔（Egon Bahr）宣称，他们的目标就是“通过和解进行改变”，“小步也聊胜于无”（一句德语双关：“kleine Schritte sind besser als keine ”）。³⁰ 在1970年也有几次引人注目的小型峰会，勃兰特和波兰、东德、苏联的领导人分别进行了会晤，签署了几项协议，事实上接受了缩短的1945年边界，还将协商利用西德技术和贷款修建一条起点在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道。尤其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在1970年3月19日。勃兰特访问了东德城市爱尔福特（Erfurt），在那里会见了东德总理威利·斯多夫（Willi Stoph）。不顾秘密警察的阻拦，超过1500名民众突破了设置在勃兰特所下榻的旅馆周围的障碍，在外面高呼他的名字。爱尔福特会议对于东德领导人来说就是一次严重的公关危机，生动体现了他们的统治事实上有多么不受欢迎。³¹

在1970—1971年的那个冬天，四国占领军和东西德双方开始谈判，以达成开放西德和西柏林之间通道的协议，也希望实现西柏林人在受限条件下前往东柏林的想法，这将成为冷战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最终消除笼罩在柏林上空的战争阴云。可基辛格并不喜欢勃兰特这种热情的东方政策。不仅是因为勃兰特破坏了本届美国政府制定的联动原则——把德国问题的解决和美国的全球战略安排捆绑在一起——还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激起苏联反应的危险开端。克里姆林宫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让欧洲被一分为二的状态获得正式承认。为圆满实施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的协议，苏联人希望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确定1945年所划定的边界，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局势。“这简直就是个梦魇。”基辛格警告总统说。他担心苏联人会“利用缓和下来的气氛证明北约是没有必要存在的”。³²

尼克松也为欧洲局势缓和的节奏感到不安，因为这与越南战争的升级形成了鲜明对比。基辛格和越南方面在巴黎的秘密谈判毫无进展。1970年春，总统派兵进入邻国柬埔寨，对越南共产党的庇护地进行打击。他在4月30日的声明里强调说，这只是一次短期行动，目的在于削弱越南在谈判桌上的抵抗。但是入侵柬埔寨在国内激起了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5月4日，四名学生在俄亥俄的肯特州立大学被国民警卫队开枪射杀。接下来的这个周末里，抗议的人群全部涌向了华盛顿，在白宫就能看到（和听到）他们的行动。5月9日，星期六，焦躁不安的尼克松让自己的司机开车载他到林肯纪念堂，在那里，他和学生们聊了起来。为了和学生们拉近距离，总统表示他理解学生们的感受，回忆了自己在他们那个年龄里听到张伯伦从慕尼黑飞回来大谈“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时激动的心情。1938年，尼克松刚刚从法学院毕业，他认为张伯伦是“在世的最伟大的人物”，批判丘吉尔是“一个疯子”。他告诉学生们，但时至今日，他认为张伯伦是“一个好人”，而丘吉尔是“一个智者”：他的政策尽管不受欢迎，却是正确的。³³

可私下里，尼克松在那个春天还是陷入了和张伯伦一样的困境。通往和平道路上的障碍和大规模的国内抗议促使他向峰会舞台迈进了一大步。他相信这将出其不意地打击国会的反战游说团，并在秋天的中期选举里有利于自己的党派。基辛格很怀疑这个想法，认为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做好准备，而且还没有构建好有效的联动态势来当作和苏联人交换的筹码。尼克松却很坚决。于是，在1970年4月7日，基辛格向多勃雷宁暗示，如果能在重要问题上获得突破，召开峰会的要求将很快被接受。不过和基辛格预测的一样，苏联人利用尼克松对峰会的渴望，要求美国在重要问题上退让，甚至要求联手对抗中国。克里姆林宫手伸得太长，让基辛格松了一口气的是，尼克松最终在这个问题上后退了，承认不惜代价召开峰会，将让他看上去更像是张伯伦而不是丘吉尔。³⁴

不管怎样说，苏联人自己也麻烦缠身，莫斯科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1969年12月，勃列日涅夫在一次演讲中当着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的面为苏联的经济状况叹息。这是对柯西金工作的间接批评，也是勃列日涅夫掌控部长会议的第一枪。注意到他的政治潜台词之后，苏斯洛夫和其他人讥笑这种表现是“歇斯底里”，于是勃列日涅夫引用了列宁的话谴责他们是“派系主义”。1970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一次重要外交政策讲话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工作领域。当时的柯西金因健康问题提出退休，勃列日涅夫想趁机获得对部长会议事实上的控制。7月间，政治局决定让柯西金留任，但是当时要筹划在当年召开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已经太迟。³⁵ 9月25日，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莫斯科偏向于在第二年春天的党代会后举行峰会。

1971年3月30日，苏共第二十四次党代会召开，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做了6个小时的施政演说，这也是唯一被全部直播的讲话。他概述了一项“和平共处”的计划，包括慎重地缓和与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这次讲话为外交政策设定了方向，还确立了勃列日涅夫在苏联领导集团中的首要位置。大会在4月9日结束后，政治局开会重新考虑了召开峰会的问题。在秘密渠道工作中起到的作用让多勃雷宁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向会议建议，有迹象表明现在是举行峰会的好时机。柯西金和其他几名成员表示同意，但出乎多勃雷宁意料的是，葛罗米柯要求他们利用尼克松渴望召开峰会的机会完成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葛罗米柯表示，这个问题已经“从一届美国政府落到了另一届美国政府手里”。勃列日涅夫表示赞同，接下来，大多数的政治局成员同意“和尼克松的会晤可以再等等”。后来，勃列日涅夫私下里告诉多勃雷宁，大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必须尊重；但是他也补充说，多勃雷宁应该按照峰会将于1972年举行这一假设继续推动进程。³⁶

也许这是葛罗米柯和勃列日涅夫为孤立柯西金而玩弄的另一个手段，但是这也反映出葛罗米柯在以强硬的态度和白宫打交道时的信心。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有些高看自己了。4月12日，一支美国乒乓球队受邀访问北京。

乒乓球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但是这些年来，中国代表队因“文化大革命”而没能参加国际比赛。然而在1970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中国代表队出征于第二年春天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锦赛。中国队获得了七项比赛中的四块金牌。在比赛期间，中美两国运动员有过几次友好的交谈，美国代表团访问北京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外交部官员当时的结论是时机“尚未成熟”，周恩来表示同意，毛泽东也同意，但是毛泽东后来改变了想法。一份邀请被加急发出，白宫方面批准了这次访问。美国代表队访问北京在国内外的电视节目中成了焦点。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运动员。令所有人惊喜的是，他谈到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还预测两国恢复友谊将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³⁷

实际上，这次迈出的一步并非出人意料。几年来，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官们不时在华沙秘密会晤，也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政府相互试探，但是进展缓慢，双方政府中都存在相当大的阻力。“中国游说团”在美国国会中地位稳固，即使在1949年共产党人取得政权，国民党残余逃往台湾之后，他们仍时刻提醒美国政府兑现承诺。在官方意义上，美国仍然承认国民党政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至于在北京，很多人认为，中国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绝不可能向美帝国主义让步。和莫斯科一样，对外政策也受到了权力斗争的影响。在苏联的威胁之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要更小心地向美国做出姿态。在这种环境下，乒乓球提供了一个既突然又安全的机会。这既能把信号传递给华盛顿和莫斯科，还能利用人民对此项运动的热爱团结中国上下，而且这也是一种让强硬派无从批评的方法。乒乓外交抓住了全世界的想象力，正如周恩来所说：“小球转动了大球。”³⁸

4月12日，基辛格就预测这次乒乓球队的访问将使苏联感到不安，“有利于我们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峰会的召开”。当多勃雷宁于4月23日来访举行另一次会谈的时候，他坚持葛罗米柯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定下的方针，把召开峰会和柏林问题的进展联系起来。基辛格生气地拒绝了。³⁹ 5月20日，通过秘密渠道就关于战略武器削减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沟通后，两国政府突然宣布将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上：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冻结导弹发射平台。这些谈判将相互关联，一个问题出现僵局将妨碍另一个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这个声明和美国早些时候强调的并不一样：美国方面想达成的是一个广泛的针对所有进攻及防御性武器的限制协议。尼克松的退让暗示着他的政治需要：取得进展。这也反映出他意识到退让的气氛已经出现，他想抢先居功。⁴⁰ 葛罗米柯肯定地认为尼克松正处于守势，于是继续坚持把召开峰会和柏林问题联系起来。这个立场在7月5日的电报中得到了重申，同时，苏联方面还建议尼克松最早可以在当年年末的时候访问莫斯科。基辛格的副手亚历山大·黑格将军（General Alexander Haig）把这一举动说成是“拖延行为”，也是在就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⁴¹

然而在当时，中美关系跑在了前头。在乒乓球队访问过后几天，周恩来就通过巴基斯坦政府发出一则消息，暗示想要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只能通过直接会晤。他表示，公开欢迎基辛格、罗杰斯甚至尼克松来北京。5月10日，总统建议基辛格先前往中国铺路，但是强调必须“严格保密”。周恩来更倾向于一次公开访问，因为可以借此影响苏联人。尼克松自然怀疑这个消息是否能保密，中国方面回复一定保密。⁴² 基辛格在知道自己即将访华的情况下仍然和多勃雷宁进行了夏季的会晤，商谈了有关莫斯科峰会的事宜。他现在很高兴苏联人在自己拖自己的后腿，因为他的访问会在消息公布之后增加自己手上的筹码。

基辛格把自己的中国之行隐藏在一次对巴基斯坦的官方访问之中。到达伊斯兰堡之后，他让巴基斯坦人以腹痛作为掩护，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Yahya Khan，他也是将白宫的信息转交给周恩来的人）请基辛格前往在山中的一处总统别墅休养。这只是个托词。实际上，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在7月9日的早上戴上帽子和眼镜做掩护，心怀历史责任感，偷偷跳上了一架由叶海亚的私人飞行员驾驶、中国领航员导航的巴基斯坦飞机。这也许是他这一生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飞抵乔戈里峰 [4] ，横跨沙漠，最后抵达中国的心脏北京。基辛格这次来只带了三名助手和两名特勤局的保镖，只能靠中方提供口译员——就像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样。

在北京，基辛格和周恩来进行了17个小时的会谈，这位总理是一位有才智、修养和魅力的人，也很会讨价还价；和葛罗米柯不同，周恩来的目光长远。后来，基辛格对尼克松说：“会谈中没有苏联式的诡计、好胜、强硬和恐吓。”周恩来“口才很好，讲话清晰，实事求是”，几乎不用提示。“他对哲学的了解，对历史的分析，对策略深入的探寻，妙语连珠的应对，都游刃有余。他有渊博的知识，特别是对美国相当了解。”简单说来，基辛格夸奖周恩来是“和戴高乐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家”。⁴³

实际上，我们如今才知道，毛泽东把周恩来当成了自己外交方面的忠心耿耿的助手。⁴⁴

在举行峰会的问题上，基辛格感觉到了北京方面的一丝犹豫。设想一下毛主席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者坐下来会晤，这对于老革命者来讲打心底里难以理解和接受。基辛格相信，中国人“很担忧苏联人对自己国家领土完整的威胁”，把美国看成“平衡力量”。周恩来试图把美国人当成为召开峰会而来的请愿者；最终，他和基辛格在公报中找到了合适的语言，强调双方希望一起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周恩来极力坚持把尼克松的访问安排在1972年的夏天，总统访问莫斯科之后。他表示中国“不惧怕任何人”，但也“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基辛格判断，这“也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信号”：“中国人对和苏联人对抗表示担忧。”⁴⁵ 美国方面则是偏向于将行程颠倒过来：首先是在中国举行领导人峰会——象征性意义很强，但由于台湾问题仍很棘手，估计会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这会让美国在莫斯科的实质性谈判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尼克松直率地向基辛格回复说：“我们处理中国问题是要给苏联人压力，促成解决越南问题……也许在这个过程中也跟中国建立点关系。”⁴⁶

除去他们这些怀疑论调，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对这一突破感到欣喜。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把会谈称为“最紧张、最重要、对我的白宫生活有深远影响的经历”。欣喜若狂的尼克松回复道：“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全力以赴地做好这件事情，历史将把你的这次访问写成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他用并不明显的反语补充说：“当你回来之后，我会放你一天假作为你对国家出色服务的补偿。”⁴⁷ 7月15日晚，尼克松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电视讲话。在讲话中尼克松提到，基辛格已经和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自己也接受了邀请，将在“1972年5月之前的适当时候”⁴⁸ 亲自访问中国。

尽管这一消息让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盟友感到不安，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几乎所有美国人）都表示赞同。让尼克松难过的是，大部分赞扬直接送给了基辛格，基辛格一举成了媒体的新宠，被誉为“现代的梅特涅”和“超级德国人”（Superkraut）。火冒三丈的总统要求基辛格停止向媒体讲话。当这一招不奏效的时候［就像建坝去阻挡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他只好吹嘘说自己是“唯一准备好”应对峰会的人，和周恩来一样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考虑到这些相同点，尼克松评价周恩来：“冷静、清醒，是一位坚强勇敢而且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他能在必要的时候抓住机会，有着长远的眼光，从不用担心明早的头条而是去关心数年之后政策的效果，富有哲学家的气质，不用在别人提醒下工作。”基辛格向总统保证自己将做好本分工作，例如，他已经告诉一些来自右翼、担心在总统峰会上遭遇背叛的国会议员，尼克松正是恰当的人选，他“坚强，不动声色，一丝不苟”。大多数峰会上的美国人都会带着“愉悦的感觉”离开，因为那是一个社交场合，但是尼克松不会；基辛格告诉议员们（用典型的明褒实贬的语气），因为总统“从不出现在社交场合，他总是在工作”。⁴⁹

在尼克松于1971年7月15日发表讲话之前，基辛格已经给多勃雷宁打过电话，他强调和中国缓和关系并非针对苏联，但是他也明确地暗示，是苏联人自己拖慢了莫斯科峰会的脚步，让中国人占了先机。多勃雷宁后来写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只能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⁵⁰ 中国人的开放对苏联政策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有争议的，一些学者怀疑，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声明是否能让苏联人更加愿意通融让步。⁵¹ 7月19日，就在总统发表讲话之后，基辛格和多勃雷宁进行会晤时，基辛格说：“打我认识多勃雷宁以来，第一次发现他完全失去了信心。”⁵² 尽管两个超级大国在柏林问题和削减战略武器问题上的协议已经达成，但还是有很多细节需要解决。葛罗米柯也不再为召开峰会设置什么先决条件，实际上，要是按照他之前的标准，现在可是他在积极地催促确定会议时间，话虽这么说，但双方还是花了几个星期在文字上下功夫，避免让自己看起来像主动送上门的请愿者。尼克松还必须把这件事情对罗杰斯造成的伤害减到最小，后者现在还在因为基辛格的中国之行把自己蒙在鼓里而愤愤不平。最终，总统利用9月29日在白宫和葛罗米柯的会面的机会，装作苏联外交部长向罗杰斯发出了访问莫斯科的意外邀请。10月12日，尼克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1972年5月下旬将在莫斯科举行峰会。他表示自己将和苏联“领导人们”，并非单独某人，进行会晤；不过他也承认，勃列日涅夫是“权力核心”。按照多勃雷宁的建议，自8月以来，尼克松就已经面向勃列日涅夫而非柯西金进行沟通。⁵³

在那个秋天，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准备迅速，中国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也帮了不少忙。9月13日，一架载有林彪和其家人及随行人员的飞机坠毁在蒙古国。⁵⁴ 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这次是公开访问——商定了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日程，并起草了最重要的双方公报。

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2月21日上午抵达北京，这是星期日晚上收视收听节目的黄金时段，时间计算得恰到好处，可以在美国国内产生最大的效应。先遣团的成员们确保了所有关键位置上都有摄像机在拍摄。仍然对基辛格自抬身价的行为耿耿于怀的尼克松在飞行过程中多次强调，当他和妻子走下“空军一号”的时候，不要有其他人在场。为了保证这一效果，一位体格结实的特勤处特工在降落后拦在了过道处。考虑到1954年时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在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曾拒绝和周恩来握手，尼克松走下舷梯的时候先伸出了手。周恩来后来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与我握手——我们25年没有交往了！”⁵⁵

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样对周恩来印象深刻，但两个人这次访问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毛泽东的礼节性拜访。这位病中的中国领导人生于1893年，比尼克松大20岁，在前一年的冬天，差点儿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而去世。毛泽东的下肢肿胀，有十分严重的高血压，因为肺积水还在不断地咳嗽。医生们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打消了毛泽东对使用抗生素的疑虑，在尼克松到访之前使他有所好转。即使这样，在卧床几个月后他也要在坐下和走路的时候有人帮助，因为身体水肿，还不得不为他定做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鞋。⁵⁶

美国客人来访的时候，毛泽东的表现很出色，他避开了所有实质性的话题，灵活地和客人进行辩论。基辛格感到，这间摆设陈旧、不整洁、堆满了书的书房可以更好地表现这位伟人特有的力量，这不是盛大正式的国事场合能比的。⁵⁷ 尼克松对毛泽东长时间友善的握手印象深刻，这当然留在了纪录片里，流传后世。官方宴会上的相互祝酒也体现了积极的氛围。在幕后，基辛格把他对多勃雷宁的保证放到了一边，向中方传递了有关苏联在中苏边境武器部署的高级别情报。⁵⁸

在周恩来主持的磋商环节中，尼克松想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之间进行“权衡”。他的态度是：

1.贵国人民希望在台湾问题上有所行动。

2.我国人民希望在越南问题上有所行动。

两国都不可能立即采取行动——但这两个问题都是绕不开的。⁵⁹

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无法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尼克松坚持他回到国内的时候必须说明自己没有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任何“秘密交易”。可他也相应地表示，自己的长期目标就是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如果我能赢得大选，我就能有五年时间去实现它”——这只能靠美国撤出台湾来实现。就周恩来而言，他坚持认为，如果越南战争不停下来，“远东的紧张局势就不可能出现缓和”。中国将不得不继续援助越南的正义斗争，但无权干涉他们的立场，也无权替他们谈判。但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中，周恩来在向越南领导人通报尼克松访华的情况时警告说：“如果印度支那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就不可能实现。”⁶⁰

北京峰会的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双方都能理解在台湾问题和越南问题上的权衡，但是并没有形成书面文件，磋商的内容也是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之前就已基本确定的。在访问期间，也是他们两个人进行的细节讨论决定了最后的公报。在讨论过很多议题后，双方都同意阐明存在分歧的观点，不过有关台湾问题的文字形式还是使双方产生了长达数小时的争执。这就像基辛格以前与周恩来及其助手的会晤一样，没有征求国务院的意见。罗杰斯也随行来到了中国，但是并没有参加顶层会谈，他被排除在会见毛泽东的活动之外，被支使去谈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如签证。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这位国务卿和他的下属们才看到公报的草案。他们提出的批评有些是因为气愤而鸡蛋里挑骨头，但是他们也确实发现了两处严重的问题。首先，基辛格承认：“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显然是一个温和的声明，美国外交官指出，这一声明忽视了有很大影响力的“台湾独立运动”。其次，公报的草案重申了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防务责任，但是疏漏了中国台湾。在华盛顿，很多人都相信，1950年任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没把韩国列入美国在亚洲的防务范围，此举鼓励了共产党的大举进攻。这些被忽略的问题相当重要，尼克松大发雷霆，基辛格不得不重启公报磋商。中国人坚持第一点，但在第二点上做出了让步，可预见的是，他们在其他地方获得了美国人的让步。这件事情的提醒作用是：没有任何人，即使是“超级德国人”，在关键时刻能完全顾及所有议题。这个问题在几个月后的莫斯科再次发生了。⁶¹

尼克松称自己的北京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英国驻美大使在空气中感觉到了“不寻常的味道”，好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5] ⁶² 不过当美国代表团欢天喜地地返回国内后，尼克松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之间却几乎爆发了公开的冲突。尼克松后来评论说：“罗杰斯认为基辛格不择手段、谎话连篇、自私自利、傲慢自大、粗鲁无礼。基辛格觉得罗杰斯自命不凡、故步自封，无法保守秘密，完完全全地受控于国务院的官僚主义作风。”⁶³ 尽管有时也给基辛格画饼充饥，但总统基本上还是站在他的一边。被排斥在越南问题的谈判和与中国人的峰会之外、颜面尽失的罗杰斯急迫地想要接管莫斯科峰会的安排。3月17日，尼克松不得不亲自告诉多勃雷宁，基辛格仍然是负责人；在很多情况下，有关峰会的文件会单独向罗杰斯提供一份，他显然还不清楚秘密渠道的存在。基辛格在向苏联大使通报的时候，甚至还要告诉大使国务卿到底知道不知道这本该由他进行监管的外交活动。⁶⁴

峰会已经在望。这次峰会在两国看来都颇有诱惑力。一些互利的双边协议已经近乎达成，包括医疗卫生、空间开发和环境等方面。苏联就尚未偿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租借法案》涉及的款项也已开始谈判，这意味着会有新的贷款和增长的贸易额，还包括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美国过剩谷物买卖协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也在进行，关注着各自国内批评者的双方领导人希望在5月的会晤期间签署协议。如果所有一切都能取得成功，那这将是有史以来最具有实质性成果的一次峰会，也将为在未来的会晤中取得进一步成果奠定基础。用总统助理的副手德怀特·夏平（Dwight Chapin）的话说，莫斯科峰会将“更像是去谈正事的，中国之行只不过是开拓渠道”⁶⁵ 。身为精明的政客，尼克松想要抑制住媒体的猜疑——否则的话，他告诉基辛格：“当我们的的确确达成了正式协议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就不算什么真正的新闻了。”总统甚至还想表达“对也许会取得的成果抱有悲观的态度”，尤其是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以防止他讨厌的 [6] 杰拉德·史密斯在峰会前贪功为己有。⁶⁶

勃列日涅夫所关注的和尼克松一样，所有的议题都应该在峰会上取得进展。他指示参与军控谈判的官方代表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Vladimir Semyenov）拖延谈判，时刻向自己汇报。⁶⁷ 谷物协议现在尤其重要：3月，中央委员会曾紧急讨论冬小麦的减产问题。和白宫一样，克里姆林宫在关键问题上想得很多，这要比一些获得经济和政治收益的实质性协议更重要。很明显，尼克松政府现在很愿意把苏联当成一个平等的伙伴，这代表着冷战平衡中一个戏剧化的倾斜。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不仅仅着眼于军控协议，还希望能在峰会上达成一项放弃核武器的条约和另外一项清楚说明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的协议，再加上于1971年9月签署、正等待西德联邦议院正式批准的《西柏林协定》，这些协议将减少在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表达了美苏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态度。这会给中国人好好地上一课，也会向世界证明，苏联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苏联人还期望能在中东问题上达成一项协议，以抵消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 [7] 之后的力量增长，进一步展示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

苏联人的目标有一些干脆就不切实际。白宫无意放弃核武器，这是核威慑的基本前提和北约的基本原则。美国更没准备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尤其是在大选之年，以色列的游说团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有目共睹。多勃雷宁在3月17日抱怨说，基辛格在中东问题上“不断地制造话题来回避实质性的争议”⁶⁸ 。但不管苏联人是不是能在这次峰会上达成全部的愿望，勃列日涅夫都会从和尼克松的会晤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不过，北越军队在3月30日向南越方面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不仅占领了大量的领土，还让南越军队分崩离析。这深深震撼了尼克松，他本来认为在大选之前应该逐渐停止战争，计划在莫斯科峰会后就宣布将美国军队大批撤出越南。⁶⁹ 这个策略现在面临夭折。此外，北越的突破性进展表明它还在从中国和苏联接受大量的援助——尼克松很希望两国为了与华盛顿方面改善关系而压制河内的行动。总统因此升级了轰炸，他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要不要取消莫斯科峰会？苏制坦克在自己的盟友身上碾过时，他怎么能和苏联人在克里姆林宫觥筹交错？

对于尼克松来说，越南问题和连任选举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他毫不怀疑，如果他的政府在越南被视为失败，那么他的政治生涯就会随之结束。如果苏联人可以帮这个忙，那还不错；如果他们不帮忙——就像这个春天里发生的事情一样——他就会继续轰炸越南，把他们炸到谈判桌上，才不管这会对莫斯科峰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⁷⁰ 相比之下，基辛格认为峰会更为重要，部分原因是他相信手中的筹码会让莫斯科向河内施加压力，而且他认为，从政治上说，两次成功的峰会要比一次在越南的失败更有价值。从更私人的角度来讲，莫斯科峰会将使基辛格获得外交家的名声。有鉴于自己和尼克松关系的起起落落，还有总统在其任期内对自己的敌意，基辛格不太肯定自己会在下一个总统任期被留用。⁷¹

紧张的局势暴露出一个问题，基辛格是否应该前往莫斯科解决5月份峰会的议程问题。苏联人从去年秋天开始就在此问题上施加压力，部分原因是要应对基辛格在总统访华之前飞往北京进行的预备会议。尽管这个想法也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尼克松害怕会进一步激怒罗杰斯。⁷² 在越南的进攻发起之后，多勃雷宁加大了压力，坚称基辛格的访问和峰会一样将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机会。4月12日，尼克松同意在此基础上——这是安抚罗杰斯的一个很便利的托词——让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总统改变了工作重心，指示在莫斯科的时候，越南问题是首要任务。只有在苏联人做出“可靠的提议”之后，基辛格才可以就峰会问题展开讨论，否则的话，“你就赶紧回来吧”。由于担心和约翰逊一样被越南战争毁掉自己的总统任期，尼克松已经是心烦意乱。“我们要把越南炸得屁滚尿流，要是谁敢干预，我们就拿出核武器来。”基辛格如此明显地对莫斯科之行充满渴望加剧了尼克松的猜疑。尼克松告诉白宫办公厅主任哈里·罗宾斯·霍尔德曼（H.R.Haldemann）：“亨利想去讨论峰会问题，他就喜欢用这个借口到苏联走一趟。”尼克松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摇摆不定。最后他还是同意了这次出访，一份要求以越南问题为主的总统令发给了正在路上的基辛格。国家安全顾问回复道：“请向他保证，这会被一丝不苟地完成。”⁷³

和1971年7月的北京之行一样，这次出访也对大部分政府人员保密，罗杰斯也只是在基辛格出发之前几个小时才接到通知。采用间谍小说里惯用的手法，基辛格、多勃雷宁和一位苏联领航员被偷偷送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飞过大西洋，秘密地在英国的一个美军基地进行加油。到达莫斯科后，基辛格被安排在城外列宁山附近的苏联政府招待所里。直到基辛格在飞回华盛顿之前召见美国大使雅各布·比姆，美国使馆的外交官们才得知他的到来。虽然苏联人的热情好客值得信赖，但是基辛格肯定还是不能相信东道主。为了防范无孔不入的窃听，基辛格使用了“嘈杂者”——一个能同时用好几种声音播放一些毫无干系的胡言乱语的盒式录音机，这可以掩盖美国人机密讨论的声音，不过只能用上一小会儿，因为这东西会摧残人的神经。基辛格的工作人员还买来了老式打字机，生怕克格勃在电子设备上进行“遥测”。由于没有通知大使馆，和华盛顿的联系不得不通过基辛格座机上的特殊设备，这离下榻地点可有一个小时的车程。⁷⁴

这次会面对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而言一样关系重大。这是这位苏联领导人第一次面对美国顶层人物，在4月21日上午的会面中，他显然很紧张。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勃列日涅夫一直安静不下来——总是在弹雪茄的烟灰，或者突然递过来一种小食品，在谈话中突然加进来一个无关紧要的逸事趣闻。他在口译员进行翻译的时候还会起身来来回回地走动，偶尔甚至会不做解释就离开房间。有一次，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他出去还带了一个玩具火炮回来。当这个玩具没法点着雪茄的时候，他似乎连客人都不管，自顾自地把这东西摆弄好，然后开心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些这样的不耐烦也是一种巧妙的策略，能让他的谈话对象感到不安；但是勃列日涅夫压根儿比不上温文尔雅、雍容大度的周恩来。另外，不像周恩来，这位苏联领导人总是按照稿子说话。基辛格在汇报时说，勃列日涅夫“个性坚定，极其神经质，思想高度僵化，很聪明，但和我们见过的其他领导人无法相提并论”⁷⁵ 。

第一天的会晤长达5个小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讨论越南问题。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最近轰炸越南事件相对温和的批评鼓励了基辛格。他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对峰会的热情，特别是这句“世界上某些势力”会因为看到中国人的峰会成功了而苏联的没有而“沾沾自喜”。⁷⁶ 第二天，4月22日，两个人又进行了5个小时的磋商，基辛格拿出一份大纲，表示如果越南方面同意于5月2日和他在巴黎举行私人会谈，他将按照大纲提出要求；他的重点是，建议越南方面恢复3月30日之前的态势，立即交换长期关押的战俘，在一定的期限内做出最大努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很迫切地想商讨有关峰会事宜，于是他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把这些提议转交给河内方面。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基辛格把这些当成自己坚忍不拔个性的胜利。⁷⁷ 他并没有提到美国向河内递出的“胡萝卜”。在前一天，他告诉勃列日涅夫，美国在越南问题上有两大主要目标：“体面地撤出我方所有军队”和“在撤军与即将开始的政治进程之间要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我们准备让越南的真正的力量平衡来决定越南的未来……我们不会长期介入越南的政治事务”。换句话说，尼克松政府将允许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统治的越南存在，只要这不被看成自己撤军的直接后果就好。⁷⁸

基辛格这么做超出了自己接到的指示。事实上，在21日晚间，尼克松就命令黑格告知基辛格：“在越南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要就峰会问题做深入的讨论。”⁷⁹ 总统已经前往戴维营休假，以此掩饰基辛格的出访，但这只会让自己焦虑不安，特别是通信问题耽搁了基辛格的会晤信息时更是如此。好友比比·雷博佐（Bebe Rebozo）的到来和沉醉于杯中之物也没有让总统的情绪好起来。结果就是一封又一封急促的电报，可等这些电报送达时，已经太迟了。基辛格没有使用国务院官方通信系统，因此他可以便宜行事，随心所欲，就像是独行侠 [8] 。⁸⁰

勃列日涅夫只是保证把基辛格的提议转交给河内，并没有强迫对方接受。基辛格在判断出双方已经不会再在越南问题上取得什么进展之后，就无视了总统的命令，让勃列日涅夫把自己有关峰会的计划拿了出来。基辛格的理由是，总统若是想摊牌，随时都可以拒绝这些方案。这很可能是正确的。⁸¹ 在桌子上和勃列日涅夫面对面，基辛格能感觉到——这种方式尼克松是无法感觉到的——苏联领导人热切希望和总统会晤。但是基辛格也有更加个人的原因希望讨论峰会事宜。在秘密谈判中，他在军控问题上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最终的谈判开始之前，他必须挽回局面。

1971年5月20日，尼克松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声明暗示，双方将会寻求在两个相关领域达成协议：限制反弹道导弹的发展和被模糊地称为“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⁸² 。基辛格的大部分精力在1971—1972年放在了反弹道导弹系统上，部分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在首要目标上的分歧，还有就是华盛顿内部意见的不一致。在和勃列日涅夫的磋商中，双方确认了协议的一个要点：两国可以各自部署两处反弹道导弹系统，其中一处用于保护首都安全。更难的其实是要决定另外一个问题，即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在通过秘密渠道的磋商中，这个词已经成了陆基弹道导弹的同义词，基辛格之所以关注此事，是因为国防部对苏联核武库的担心。可是基辛格没有明确地把潜射弹道导弹包括在内，显然，他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潜艇建造计划因为“三叉戟”导弹系统的悬而未决而处于搁置状态，然而苏联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展则是突飞猛进。这是基辛格独行侠行事方式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当他所忽略的问题的重要性变得清晰起来时，基辛格希望五角大楼能接受仅仅包含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协议，五角大楼方面拒绝了这一提议，让基辛格在1972年的春天遇上了一个真正的麻烦。⁸³

基辛格的所作所为，用雷蒙德·加特霍夫（Raymond Garthoff） [9] 的话来讲，让苏联人得到了“一个他们不能拒绝的条件”，把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列入了协议草案，不过“上限很高，因此在实际当中苏联将不受限制地继续生产潜射弹道导弹”。3月，基辛格建议多勃雷宁将潜射弹道导弹的数量设定在950枚，勃列日涅夫在4月22日接受的就是这个。松了一口气的基辛格抓住了这个机会，没有进一步讨价还价，宣布：“我方同意这一数字，这个数字没有问题。我会让你看到我是多差劲的外交官。”⁸⁴ 后来在华盛顿，基辛格称，如果没有军控协议，苏联制造的导弹可能会多得多，他就这么掩盖了过去。幸运的是，美国国防部常常把可能存在的威胁夸大，这让他占了便宜。⁸⁵ 基辛格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干涉是他第二次抢军控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的风头了。1971年5月的协定就让史密斯认真地考虑过辞职；当得到关于1972年5月的磋商通报时，史密斯“对基辛格再一次越俎代庖绕过代表团我行我素大吃一惊”，说基辛格让谈判“在毫无准备的方面遭遇了挫折”。史密斯曾尝试改变在莫斯科达成一致的内容，这激怒了基辛格；尼克松把一个修改提议称作“胡扯”。当然，史密斯也“感觉到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的约定是木已成舟”。⁸⁶

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协议的框架是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第二天磋商时勾勒出的。第三天，4月23日，星期日，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又谈了几个小时，成功地顶住了苏联在中东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最后这一天，他和葛罗米柯的会晤是紧张的，大部分时间双方都在就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会晤最后公报的措辞你来我往。虽然尼克松有自己的要求⁸⁷ ，公报中也没有明确地提到越南问题，但是基辛格想确保在公报中出现双方“讨论的涉及两国政府利益的国际问题”，这句话放在了讨论双方为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在5月会晤“做出的准备”的文字之前。这让他可以声称越南问题已经在峰会之前讨论过了。他还希望在公报中表示这些会谈是“坦诚和有意义的”。葛罗米柯指出“坦诚”一词在暗示“分歧”，当然，这就是基辛格想要让华盛顿方面听到的内容，也是苏联不想让北京方面知晓的内容。在这点上，基辛格做出了退让，但是他不寻常地对葛罗米柯发了火——“你知道吗？你有个习惯，当有人掉了5分钱的时候，你会不惜一切地去捡起来，哪怕你会因此丢掉价值100万美元的好声誉。”——这揭示了他所承受的压力。⁸⁸

基辛格和葛罗米柯讨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项有关美苏关系“基本准则”的声明。几个月以来，多勃雷宁在秘密渠道磋商时一直向美方施加压力；3月17日，在尼克松的准许下，基辛格向多勃雷宁拿出了第一份草稿。不过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直到4月22号，勃列日涅夫才拿出了一份苏联人修订的版本，添加了基辛格称作“《真理报》口吻的修辞”，还请他“润色一番”。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和两名工作人员连夜改写了一稿；在做出一些修改之后，葛罗米柯接受了这一文件，并表示将等待峰会的最终批准。对于基辛格来说，这些“基本准则”只不过是个小问题：在他的回忆录里，基辛格说这些不过是冗词赘语，但苏联人对此“相当着迷……也许在俄国历史中的某些东西让他们很看重仪式和严肃的声明，以及看得见的象征”⁸⁹ 。对于苏联人来说，这份声明宣扬了超级大国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这在后来让美国相当尴尬。在这里要再一次强调的是，无论出发点是好是坏，国家安全顾问都再一次自行决定了美国的政策。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基辛格在处理“基本准则”这一问题的漫不经心反过来困扰了他。

基辛格于4月24日飞回国内，这是个漫长劳神的一天，华盛顿和莫斯科有8小时的时差，而且他还要在落地后马上前往戴维营与总统会面。基辛格带着这次峰会的框架大纲飞回，但是大部分只是他所提出并磋商的内容，忽视了尼克松要把越南问题放在所有其他问题之上的指示。两人一直在争执。基辛格反复强调，勃列日涅夫为峰会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尼克松（再一次）把这个当成了“胡扯”。尼克松不断地指示黑格发电报，坚持解决越南问题要比苏联峰会更加重要。“我对向华盛顿方面清楚地表明立场这事儿感到绝望。”基辛格在4月23日回电，言不由衷地补充道，“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出了那么多让步，我们却几乎没有。”他想把这次出访的成就吹嘘一番——宣扬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事实上保证了这次峰会的成功”——不想引起尼克松的嫉妒：“我的角色可以轻易地被略去，我要的是结果不是名声。”尼克松并不相信。他害怕基辛格回国后立刻就会向媒体做出通报，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为自己邀功，而不是等待峰会的召开。因此，他坚持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必须直接被接到戴维营。⁹⁰ 。

察觉到自己在晚上将面临困难的会面，基辛格决定，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他事先告诉黑格，那些从华盛顿发来的吹毛求疵的电报让他感到被“刻意阻挠和削弱”；在到达戴维营的时候，他表现得“十分冷淡”。霍尔德曼说，总统“想狠狠地收拾一下亨利”，但是在真的面对他时，又和以往一样本能地退缩了。（总统忘了拉上裤子的拉链，这可无助于增加威严。）这次会谈开始的时候，气氛“相当紧张”，结束的时候“气氛良好”。在读完基辛格关于这次访问的完整报告之后，尼克松随手写下了“干得漂亮！”基辛格后来认为，“这也许反映了总统真正的判断”，或者“他接受了这个事实”。⁹¹

在基辛格秘密出访的时候，白宫先遣团在德怀特·夏平的率领下公开抵达莫斯科。“最初的24小时进行得十分顺利，”夏平在4月20日发给霍尔德曼的电报中说道，“他们很配合工作，上级告诉他们不要耍什么花样，只要把工作做好就行。”⁹² 其中一个问题是确定美国的媒体随行人员数量，这是尼克松在大选之年所关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被这个封闭社会的领导人深恶痛绝。美国人曾希望带来300人，苏联人则认为这“完全不可理喻”，提议只能允许100人。⁹³ 双方最终互让一步。其他的问题更是难以解决。苏联人希望对总统在苏联的广播电视讲话进行事先录制，美国人则希望进行直播以阻止苏联人的审查；苏联人还想让总统在苏联国内进行活动的时候乘坐苏联飞机和汽车，称这都是出于苏联人的国家自豪感，但是美国人充分明白其中用意，就是想窃听总统的谈话。夏平的谈判并没能从基辛格的会谈中借力，因此一塌糊涂。最后，这些问题在他回到美国之后才得到折中的解决：总统的讲话将以直播形式播出，也可以乘坐自己的车出行，但是飞往列宁格勒和基辅的时候要乘坐苏联的飞机。⁹⁴

在实质问题上和后勤问题上，这次峰会的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局势再次出现了反复。5月1日，美军驻越南指挥官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General Creighton Abrams） [10] 直接向华盛顿警告说，南越军队也许已经失去了战斗意志。尼克松突然要面对的是在印度支那完全失败的可能性。第二天，基辛格在巴黎和北越首席谈判代表黎德寿（Le Duc Tho）举行了秘密会晤。这是8个月以来首次进行的这个级别的会晤，这被证明是完全在浪费时间：“Ducky” [11] 还是那么强硬，没做任何改变，没做任何解释。在经历了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天后，基辛格刚过一周，就得第二次飞越大西洋回国，面对总统进行一场更困难的会谈。

北越方面显然认为胜利唾手可得，甚至不用装出要谈判的样子。对尼克松和基辛格来说，苏联的压力压根儿没起作用；河内忽视了这个，莫斯科方面也没有发挥作用。5月1日，尼克松收到了勃列日涅夫发来的消息，更确定加深了这一印象。苏联领导人敦促美国在越南问题上保持克制，加速完成谈判以挽救两国峰会。尼克松不想让美国的越南政策被这次会议绑架。他不得不再次下令毫不留情地轰炸北越，但是这会让举行莫斯科峰会变得十分困难。无论是哪种情况，他的政治本能都要他在苏联人之前先取消峰会。他说服自己相信，赫鲁晓夫在1960年取消莫斯科峰会让共和党在国内大受其辱，让自己败选。基辛格5月2日晚从巴黎飞回时，总统正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次和他站在了一起。⁹⁵

尼克松现在很激动，在以往重大决策尚未决定时也是如此。白宫录音带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记录下了一系列的总统和自己的助手们气愤、杂乱无章的谈话。但是总统对抢在勃列日涅夫之前取消峰会的主意开始有了别的想法。黑格怀疑，可能一开始总统就有了这样的想法，用唱反调来向基辛格施加压力，但基辛格坚持应在战争大规模升级的基础上抢先取消峰会。尼克松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相信基辛格一定因为把希望都寄托在勃列日涅夫会对河内施压上而感到深深的愤怒，这只给他带来了羞辱般的挫败感。总统说，基辛格取消峰会的想法“基本上是虚张声势的表现”，“因为他失败了，我是说因为这些手段没能像他所期盼的那样奏效，无论是对莫斯科还是河内都是如此；他想说的其实是‘该死的，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们’”。到底要怎么做，这很难决定——尼克松总是很喜欢看到基辛格吃瘪——但是如果他是正确的，鉴于前两个星期紧张的努力，基辛格的情绪就很好理解了。峰会外交，就是基辛格现在正在努力所做的一切，是对身体和神经的残酷考验，在此期间，一个人是很难保持心态平和的。⁹⁶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另外两位顾问对尼克松的想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总统的命令之下，霍尔德曼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无论越南国内形势如何，峰会都应该继续进行。在这一点上，他反对基辛格的意见，表示“人民需要希望，不能总是流血流汗还流泪”。在此事上发挥同样重要作用的还有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一位有见识的得克萨斯政治家，他也是内阁中仅有的几位能向尼克松进言的阁僚之一。康纳利认为，取消峰会会让尼克松在国内捞不到任何好处，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把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踢给苏联人。他不认为取消峰会将是苏联人必然的选择。霍尔德曼和康纳利的坚定态度起到了稳定作用，尼克松改变了对历史的看法，做出决定：“1960年时，苏联人取消了峰会也没能伤到艾森豪威尔……该死的，美国人民可不喜欢被欺负。”⁹⁷

5月8日，总统发表了全国性讲话，宣布将“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来结束战争”。美国不会在北越方面的“大规模入侵面前”和“在谈判桌上的拒不合作”上袖手旁观。尼克松表示，“阻止屠杀的唯一办法”是“让北越的不法之徒无法从国际上得到作战用的武器”。为此，总统宣布将在北越港口入口处布雷。这一点是基辛格在争论中做出的主要贡献：他说服尼克松，封锁比轰炸效果更好——这是一个新举措，而不是之前手段的升级。⁹⁸

不过在私下里，基辛格对目前他们所处的僵局感到十分沮丧。和康纳利不同，他期望苏联人取消峰会：5月5日，他谈到这个有75%的可能，5月8日，他提到这是个取消峰会的“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基辛格告诉一位为尼克松准备演讲的撰稿人：“我们在20分钟之内就让三年半以来的心血付诸东流。”他的感受还泄露给了媒体。觉察到基辛格含糊其词的态度后，尼克松的疑心在最后一秒钟被霍尔德曼引爆，想要强迫基辛格做出一个确定性的声明来支持行动升级；白宫秘密录音机录下了这个过程。⁹⁹

美国媒体对总统讲话的反应是大规模的批评。《纽约时报》担心的是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条约，《华盛顿邮报》则预测峰会岌岌可危。尼克松只能保持观望，5月9日，霍尔德曼在日记里写道：“苏联人那边仍然没有反应，我们要熬到最后才能知道结果。”5月10日，多勃雷宁打来电话，照例提出了抗议。白宫上下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是通过秘密渠道表达的，而不是公开抗议，这使苏联的态度显得相对温和。第二天，苏联贸易部长仍然按计划礼节性地拜会了尼克松，气氛热烈。这清楚地显示，苏联人还是希望按计划召开峰会的。“我们全体，包括亨利，”霍尔德曼5月11日写道，“都认为峰会还是如期举行的好，最好别取消。”5月12日，基辛格和多勃雷宁还讨论了双方领导人所要交换的礼物。¹⁰⁰

多勃雷宁后来在回忆录里声称，在莫斯科看来，当时“峰会确实岌岌可危”。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 [12] 在研究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时也表示：“在冷战的后半段，双方都会做出同样重要的决定，不过没有比这更有戏剧性的了。”¹⁰¹ 现在我们知道，克里姆林宫里的气氛证明基辛格在4月访苏期间最初的直觉是准确的：勃列日涅夫几乎不惜一切代价地想召开峰会，包括政策层面上，比如《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贸易、中国问题立场，还有政治上的代价，因为他想通过支持冷战的缓和来巩固自己的新地位。5月9日，当葛罗米柯的工作人员在起草苏联对尼克松演讲的回应文件时，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态度是“保持冷静，态度要坚决，强烈谴责”，但是不要谈及任何反击和报复行为。峰会的重要性是压倒一切的。“无论如何，都要按计划进行。”¹⁰²

另一方面，即使有着柯西金和葛罗米柯的支持，勃列日涅夫也要小心行事。以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Marshal Andrei Grechko） [13] 为首的苏联军方就反对这次峰会，波德戈尔内也是如此。很多强硬派在形势最好的时候也对美国不感冒，现在更是不能容忍欢迎一位正在轰炸苏联重要盟友的美国总统到访的想法。勃列日涅夫的政治对手、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彼得·谢莱斯特（Pyotr Shelest）声称：“我才不会和一个手上沾满越南人民鲜血的人握手。”越南共产党方面表现得也很傲慢，没有告知莫斯科方面自己的计划，也没有就苏联方面的外交重点进行同步协调。如果政治局决定取消峰会，这就是允许河内方面控制苏联的政策，那就喧宾夺主了。进一步的影响还有和德国的条约，尽管有基督教民主党方面猛烈的抨击，但这个条约目前正在等待波恩方面的议会批准。最后的投票计划在5月17日和19日进行，苏联的领导人们不希望这一进程受到任何阻挠。¹⁰³

图5-1　我的和你的：在尼克松布雷封锁北越港口后，英国卡通漫画家描绘了勃列日涅夫（坐着的）和柯西金（右侧站着的）将如何在莫斯科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基思·韦特作品，刊于《星期日镜报》，1972年5月14日）

5月10日，即使有政治局大部分成员的支持，勃列日涅夫还是想采取预防措施使自己的计划更加稳妥。他已经收到了一些地区党组织书记发来的电报，其中充满了反美的词句，他们要求取消峰会。“我不要承担全部的责任。”勃列日涅夫告诉身边的一位助手。于是他在5月19日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按计划，尼克松将在三日后到达苏联。在他的讲话中，勃列日涅夫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但也坚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越稳定越正常，世界核战争的威胁就越小”。他坚称，放弃峰会对越南问题也于事无补，反而会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勃列日涅夫强调：“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不管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威信还是军事力量方面，现在都对我们更有利。”尽管这位党的领导人已经发出了权威的声明，但谢莱斯特还是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过勃列日涅夫轻松地获得了胜利，而且不到一周就解除了谢莱斯特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职务。¹⁰⁴

接下来，克里姆林宫对党员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教育运动。怀疑论者们回想起了赫鲁晓夫在1960年坚决取消美苏首脑峰会的情景，在当时，美国的挑衅还没有尼克松对北越的行动直接。官方的回应是“绝大部分的人只会做出感性选择，取消峰会”，不过这将是一个短视的行为，因为和前往中国的“钓鱼之旅” [14] 相比，美国人“把和苏联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当成绝对首要的任务”。因此，这“值得苏联人着手准备这次访问”，将要在峰会上磋商的协议被一一列举了出来，包括有“相当大可能性”的贸易协定，尤其是谷物方面——在冬天之后年谷不登的情况下，这对于普通苏联人有着实际意义。批评者们也获得承诺，美国总统的接待规格会被“严格限定”，而且“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将十分艰难”。¹⁰⁵

5月14日，尼克松质问基辛格和包括中情局在内的大部分核心圈子成员，为什么他们没能准确预见苏联人的态度。基辛格承认：“我们低估了他们想要召开峰会的迫切心情。”不过他也发现了“不祥”的一面：“我认为他们决心在明年对中国实施打击……苏联人想先搞定自己的后顾之忧，然后腾出手来收拾中国。”¹⁰⁶

5月18日，酷爱电影的尼克松在戴维营观看了经典007电影《俄罗斯之恋》（From Russia with Love ）。两天后，总统搭乘“空军一号”飞往莫斯科，他的心情是乐观的，几乎是得意扬扬的。“这一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成就之一！”基辛格告诉总统，“三个星期之前，所有人都预言峰会将要流产，而今天，我们已经上路。”¹⁰⁷

尽管很高兴自己能成为首位访问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但尼克松还是没有像北京之行时那样兴奋。他已经去过苏联三次：第一次是在1959年7月，当时他还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第二和第三次分别是1965年4月和1967年3月，不过这两次都是以私人身份前往苏联的。每一次他的角色都是好战的冷战斗士，最出名的就是1959年他和赫鲁晓夫在一个美式理想家居展示台前就两国体制和价值观的辩论。这次“厨房辩论”让尼克松在国内声名大噪，被视为可以勇敢对抗赫鲁晓夫的勇士，但是很多莫斯科人仍然对他充满怀疑。¹⁰⁸

在前往峰会的路上，美国代表团在萨尔茨堡（Salzburg）停留了两天以调整时差。在飞机上，尼克松以特有的勤奋认真研读了手头的简报。不过他也花了很长时间处理“罗杰斯问题”，与基辛格和霍尔德曼一起考虑了如何让国务卿针对峰会前所要达成的协议加快速度工作，又不让他发现多勃雷宁这一秘密渠道，还不再重演和北京之行一样的不满情绪大爆发。尼克松甚至开玩笑说，他希望葛罗米柯“为我们工作”。基辛格表示同意：“他就是你所需要的那种国务卿。”——办事有条不紊，工作勤奋，而且“从不僭越”职权。¹⁰⁹

5月22日，星期一，尼克松的飞机于下午4点降落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前往迎接。接待的规格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既不失外交礼仪，又不会让仍然在承受美国轰炸的北越一方产生被极大冒犯的感觉。总统和妻子下榻在建于15世纪的一座酒店的豪华套房内，这里穿过红场，对面就是克里姆林宫。这一待遇不同寻常——1966年戴高乐来访时也只在克里姆林宫内住过一晚，其余时间只能住在别处——苏联人希望借此表达他们对构建新的美苏关系的认真态度。¹¹⁰ 尼克松刚刚安顿下来，就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会晤邀请。苏联人总是喜欢在峰会过程中做出令人惊讶的举动，让对手猝不及防，可是这次的邀请却暴露了勃列日涅夫的迫不及待，他就像毛泽东在2月时一样，想要面对面会谈。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就安排在1959年尼克松和赫鲁晓夫举行会见的那间办公室。身为赫鲁晓夫的门生，勃列日涅夫在上一次名声在外的“厨房辩论”时就站在他的身边。¹¹¹

让基辛格很恼火的是，勃列日涅夫特别重视与尼克松进行私下会晤。不过这也很适合总统：在基辛格完成了峰会安排之后，尼克松不想再被人认为是在依靠自己的顾问了。他还希望避免这个同北京之行一样的安排再次惹怒罗杰斯，当时尼克松也带着基辛格去和毛泽东进行历史性的会谈。除此之外，尼克松还拒绝让美国口译员随行，而是同意让维也纳会议上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做口译的苏联资深口译员维克托·苏霍德列夫（Vicktor Sukhodrev）担任本次的口译员。尼克松认为，勃列日涅夫在这样的交谈中会更愿意和自己多聊些东西，他也希望自己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对国务院保密。整个峰会期间的口译都是交替传译。根据基辛格的说法，尼克松曾有一次想使用同声传译，但是五分钟之后就叫停了，因为这种方式“让他紧张”。¹¹²

勃列日涅夫从越南问题入手，强调在美国最近的行动之后，自己想举行峰会困难重重。尼克松觉得这种表示只不过是必要的例行公事。勃列日涅夫渐渐活跃起来，谈到了在两个人之间建立私人关系的必要性，还有罗斯福留给苏联人民的友好印象。尼克松表示他曾研究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巨头的关系，注意到下级之间的分歧常常会通过顶层领导人达成一致解决。他说，这是“我应该和总书记建立的那种关系”。勃列日涅夫回答说，这样的话自己会十分高兴。“如果我们把决定留给那群官僚去做，”尼克松接着说，“那就不会有什么进展了。”勃列日涅夫敲着桌子大笑起来：“他们只会用文件把我们埋起来！”在一起嘲笑了各自的官员之后，两位领导人又谈起了自己阁僚和同志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解释说，在大多数会谈中让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参加是有必要的；尼克松暗示，罗杰斯并不知道基本原则草案的事情，还要勃列日涅夫帮忙在讨论的时候由苏方提出这一文件。¹¹³

建立了亲密的政治伙伴关系后，两位领导人共同出席了因为他们的临时会晤而推迟到8点的国宴。苏联的所有领导人都来到了多棱宫（Granovitaya Palace）的大厅。勃列日涅夫指着一幅绘有基督和使徒们的壁画开玩笑说：“这就是那时候的政治局。”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的回答是：“总书记和教皇有很多地方是一样的。”勃列日涅夫听罢拍手大笑起来。¹¹⁴

当然，在这些场景之后，冷战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实际上已经公开的无孔不入的窃听。有一次，尼克松的随行人员和自己的秘书聊天说他想吃个苹果；几分钟之后，一位苏联女服务员就走进来把一个装着苹果的碗放在了桌子上。基辛格和葛罗米柯甚至公开拿这种监视开玩笑。美国的一台复印机坏了，基辛格表示自己要举着文件送到吊灯下面看看能不能复印出来。葛罗米柯回答说，灯里的摄像机自沙皇时代就安上了，只能拍人，拍不清文字。美国人这次预防窃听比基辛格在4月访问时要容易一些，这次有了美国大使馆的参与，美国代表团可以和华盛顿方面进行安全迅速的通信。不过尼克松还是无法忍受那些用于保密的“嘈杂者”，所以他和基辛格的重要交谈都是在停在外面的总统专车里进行的，他们认为（希望）防弹玻璃能阻挡窃听。¹¹⁵

5月23日，星期二，双方正式会谈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上午11点举行，地点就在圣凯瑟琳大厅（St.Catherine’s Hall）内。参会人员面对面坐在一张长桌子两边，桌子上铺上了米色的台布，中间摆有水晶杯和矿泉水。会议的气氛亲切友好，双方还相互说笑打趣。尼克松提到自己可是有“具有冷战思维的强硬反共人士”的名声，柯西金干巴巴地说：“我之前就听说过。”当会谈谈到贸易方面时，苏联人强烈希望尼克松进口伏特加酒——他们表示这比苏联流亡者在美国生产的同类产品好很多——勃列日涅夫还建议基辛格和自己一起开一家公司。很多的实质性内容是程式化的：勃列日涅夫把很大一部分时间让给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他和尼克松还在不暴露秘密渠道存在的情况下重温了已经打下基础的协议，让大部分美国代表团成员了解了内容。总统建议两位外长应该重点关注欧洲安全问题，这是为了讨好罗杰斯，不过也暗示基辛格将负责其余的事务，按照尼克松的意思，勃列日涅夫建议葛罗米柯和基辛格一起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展开工作，他还假装忸怩地提议两位领导人就美苏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探讨。他把草案文件加进会议日程的熟练手法让基辛格印象深刻。¹¹⁶

第一次全体会议为本次峰会定下了基调。很多事先就已谈好的重大问题将在会议期间通过政治上能接受的方式正式确定下来。峰会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经济和社会方面双边协议的签字仪式。这些都是在会前就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现在尼克松只是率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前来签字而已，他很享受精心安排过的媒体采访时间。至于罗杰斯，尼克松把这位国务卿派去就经济问题和欧洲问题进行谈判，成功避免了他在北京之行时的那种愤怒，同时还保证了自己和基辛格可以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越南问题和中东问题抓在手里。

在勃列日涅夫这边，他也掌握了关于重大问题的谈判，但柯西金拿走了自己擅长的经济方面的谈判。勃列日涅夫还要小心对待送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览的峰会会议记录，记录要表明这些谈判是由三个人组织实行的，尼克松只是美国方面的发言人，而且还要把他的发言评论掩盖成“苏方意见”。不过，勃列日涅夫的同事们并不是很安分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勃列日涅夫的方针是把经济关系看成对己方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不想像尼克松所期盼的那样把经济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相互联系起来。波德戈尔内突然插话说，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比贸易问题重要。勃列日涅夫没能阻止他的发言，柯西金也在这个问题上插嘴表示赞同。这一争论反映出在克里姆林宫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不过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在首次全会上发表意见，很可能是打算表明自己并非勃列日涅夫的配角。¹¹⁷

苏联人最完美的表演手段出现在5月24日，星期三。下午5点钟，在有关空间问题的协议签字仪式之后，勃列日涅夫拉着尼克松坐上自己的吉尔轿车，偷偷跑到位于莫斯科河上游森林中的一处别墅之中。基辛格和手忙脚乱的特勤处特工们尽其所能快速追赶了过去。勃列日涅夫还兴致勃勃地请尼克松乘坐水上飞机，飞机也是开得飞快。等到他们回到别墅的时候，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已经到了。这时候气氛突然一变，这三个人开始挨个儿公开指责尼克松在越南的政策。爱敲桌子的勃列日涅夫冲动地抨击说，这是一场“不体面的战争”，是“纯粹的侵略”，几次露骨地用希特勒来影射。柯西金“冷漠地赞同”，但是在基辛格看来，实际上柯西金才是三人中最好斗的。波德戈尔内的话毫不留情：“你们就是凶手。”他在说到一个问题时大叫道：“你们手上沾满了老人、妇女和儿童们的鲜血。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尼克松坚决而冷静地回应了他们谈到的问题，并没有被激怒。讨论进行了三个小时，突然之间，气氛再次有了转变；到晚上11点时，气氛已经是轻松愉快的了。各位苏联领导人把客人们请上楼去，那里有一顿四道主菜的晚宴，他们不停地在席间劝酒。柯西金看上去特别想把美国人都喝到桌子下面去，会故意刁难任何一个没喝光杯子里酒的人。到最后，尼克松几乎没法从房间里走出去。但是勃列日涅夫坚持让葛罗米柯等待基辛格回到莫斯科商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而尼克松已经是“酩酊大醉”，并没有表示异议。¹¹⁸

当然，在酒桌上分出胜负是苏联人举行峰会的特色，美国和英国的与会人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领教过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整体上看会让人联想起斯大林的三段式会谈方式——从友善到粗暴再回到友善。基辛格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在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还意识到，有关越南问题的围攻事实上是为了留下记录，以安抚苏联国内的强硬派并取悦河内。勃列日涅夫的助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证明，这出戏在别墅里上演——“几乎就是在偷偷地上演”——比起在两个代表团的众人面前上演给会议气氛带来的破坏小得多。¹¹⁹

然而基辛格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峰会期间对越南问题的让步上。在上个月他所说的话的基础之上，基辛格于5月27日告诉葛罗米柯，美国人已经准备好，如果停战就撤出越南，“让越南人自己争斗去吧……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定的时间，好让美国人离开得体面一点”——换句话说，不是尼克松强烈主张的“体面的和平”，而是挽回面子的时间间隔。“我们不会在越南共产党肯定获胜的情况下才撤出。无论如何，我们准备好撤军了，不排除共产党获胜的情况出现。”¹²⁰

峰会的重头戏在于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还要随时关注对外宣传，因此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都故意留下了一些问题放在峰会上解决。勃列日涅夫特别热衷于表现自己作为谈判者的技能，于是他在5月23日的宴会之前和之后两次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他没有让葛罗米柯参加，只带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这个全程一言不发的助手和口译员苏霍德列夫。按照基辛格的说法，勃列日涅夫在第一次会见的时候态度坚决，很自信地在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井的数量上采取了和苏联官方截然不同的立场。在第二次会见时，他和尼克松就两处反弹道导弹系统之间的距离问题产生了争执，提出的数字也和已经达成一致的不同。基辛格的插话让勃列日涅夫变得激动起来，最后还宣布说基辛格应该“静静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让总统和我完成所有还没解决的问题”。基辛格无奈下只能闭嘴，改成向总统递条子，其中一张字条上写着：“我惹他生气了。”第二天，葛罗米柯取消了接下来的会谈以便搞清楚这件事情，并重新组织会谈。基辛格说，这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是最后一次美国人在没有顾问的情况下单独面对勃列日涅夫。在他看来，这两次会谈“说明了政府首脑们有多不应该就复杂的问题进行谈判”。¹²¹

不过国家安全顾问怕是也该受到这样的批评。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基辛格在潜射弹道导弹问题上的拙劣表现让他不得不在4月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偷偷摸摸采取行动，扳回这一局面。这件事本该给他上一课，让他意识到专家意见的价值，可惜并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井数量上出现的问题很可能是他和两位领导人同时犯下的一个错误。¹²² 莫斯科峰会期间，双方有关限制战略武器的官方谈判代表也在赫尔辛基进行磋商。引发很多混乱的原因就是协议分别在两个不同地点进行商讨，而起决定作用的谈判——在莫斯科的——是由一群业余选手进行的。在条约内容文本方面的争论中，基辛格自己承认：“我的助手们没有一位是苏联问题专家。”¹²³ 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把美苏两国军控谈判代表团召至莫斯科即可，这样他们就能和峰会一起协同工作。不过正如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的那样：“鉴于尼克松对谁将获得功劳的想法，我怀疑他是否真的能同意我的这一建议。结果不得而知，因为我并没有提出来，这受到了虚荣和想要掌控最后谈判的欲望的影响。”¹²⁴

基辛格坦率的话语暗示，除了让他们在签字仪式上扮演象征性的角色，他和尼克松都绝对不想让杰拉德·史密斯和美国《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否则，两个人都很讨厌的史密斯就会贪天功为己有。于是，在峰会召开的这一周里，只能让身处克里姆林宫的基辛格和在赫尔辛基的史密斯之间互通消息，而他们出于政治需要而绕过国务院的通信方式，互通消息就更难了。史密斯显然非常不满，在多年后写下的回忆录中还表露了这种情绪。不过苏方的代表谢苗诺夫和苏联代表团也被要求留在赫尔辛基，得到的消息甚至还没有史密斯多。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样，想把自己刻画成一位外交大师，还想靠最后的协议赢得政治声誉。¹²⁵

但是两位领导人在5月23日那天笨拙的讨论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因为两个人都不顾一切地想在峰会上达成《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间安排现在严重脱节。因此，5月25日，星期四，在上次因越南问题在别墅里产生争论后，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在上午举行了会谈。当天晚上，双方又进行了更多的讨论，两边在“重型”导弹的定义上争执不下，又想在双方目前潜艇的基数上达成一致。苏方政治局在星期五的上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花了大半个上午的时间对最终的提议进行审查。中午时分，史密斯被通知要求他飞往莫斯科参加晚上11点举行的签字仪式，他的代表团只有小部分人员随行。他和谢苗诺夫，还有他两人的工作人员，花了整个下午把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改写成能接受的条约文字，在飞机上完成了书面工作。抵达莫斯科后，经罗杰斯提醒，史密斯出现在签字仪式前的媒体发布会上。基辛格掩饰了自己的惊讶，邀请这位又累又饿还满腔怒火的首席谈判代表向大家说明他没有参与谈判的协议。尼克松和霍尔德曼担心国内媒体对条约做负面报道，于是禁止史密斯和媒体再有进一步的接触。签字结束后，正在庆祝自己49岁生日的基辛格于夜里1点在莫斯科的一间夜总会里召开了临时的媒体发布会，在会上他终于挽回了之前的错误。¹²⁶

后来，史密斯和自己代表团里的资深苏联专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对这个过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也是公正的抨击。基辛格的独角戏策略意味着和在中国的峰会一样，他会犯下错误。使用苏联口译员的策略让美国人很难在关键问题上阐明观点，也很难得到文档记录。白宫把史密斯和他的同事们排除在莫斯科峰会的聚光灯之外，这一做法不仅妨碍了谈判，还在最后把自身拉低成了一个可悲的小气鬼。不过史密斯和加特霍夫虽然多有批评，但也承认，峰会的参与者们往往在“次要的非核心问题上”争执不休，莫斯科条约已经是在当时能谈出来的最好结果了¹²⁷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只是一个不完全的临时协议：我们将看到，真正的问题是控制战略武器的势头并没有被保持住。

和尼克松进行首次会面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表示他把美苏关系之间的“基本原则”看得比《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还要重要，不过总统的看法相反。尼克松实际上对这份文件不感兴趣，基辛格也把它看成在4月份的访问中已经“基本同意”了的东西。¹²⁸ 关键性的就是第一条，它肯定了双方“出于在有核时代只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的共同决心”。这显然毫无恶意，这样的措辞在基辛格4月份访问时就已经被接受，只做出了一点文体上的修改；但是对这份文件，华盛顿和莫斯科方面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平共处”这四个字是列宁的话，也是勃列日涅夫1971年在党代会上提出的“和平项目”中最重要的一环。把这一说法加进这次峰会的文件，在政治上对勃列日涅夫赢得和强硬派批评者的争论而言十分重要。尽管这反映出苏联想避免核战争的真诚愿望，但也可以被理解成核平衡可以让正在发生阶级斗争的世界更加安全，还意味着马列主义在世界上将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正如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所宣称的那样：“和平共处的形势将有助于解放斗争的成功和各民族革命任务的完成。”¹²⁹

因为有这种对“和平共处”的解读，苏联外交部美国司的资深工作人员都不相信美国人会接受这一“基本原则”。政策规划部门的工作人员倒是更乐观一些，他们还在不断推动这一文件获得接受。在峰会之后，一份上交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着重指出了这一提法的重要性。“和平共处”原则现在不仅有“法律基础”，而且，尼克松认为自己有义务签署这么一份有利于苏联的文件，正说明“力量对比”已经倾向于苏联了。最为重要的是，这份文件表现了两个大国之间潜在的平等态势，这不仅对勃列日涅夫是一个巨大的帮助，还提升了苏联的国际威望和自信。¹³⁰

基辛格看上去并不怎么理解这种感觉。如果他能与国务院的一名苏联事务专家共事，他的感觉就会更敏锐。不过他只让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丁·希伦布兰德（Martin Hillenbrand）加入，这还是为了避免罗杰斯在北京的一幕再次上演。这并非在说基辛格应该拒绝签署“基本原则”文件，正相反，这些文件是缓和的象征，而且显然在政治上对于勃列日涅夫十分重要。正如英国外交官对此做出的直接抱怨一样，基辛格应该对草案更加上心才是。比如说，和法苏宣言不同，这份文件中谈到的更加自由的人员和信息交流是没有任何参照的。¹³¹ 和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所做的一样，基辛格应该发表一个声明来阐明美国对“和平共处”之类关键条款的理解。不这么做的话，苏联人就会，也确实会，宣称美国方面接受了自己这一方的解读；苏联人还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国在这个缓和的新时代是相对弱势的一方。¹³²

然而在当时，这些瑕疵被掩盖了起来。在峰会的末尾，双方都对已经获得的成果表示满意。作为对《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基本原则的补充，还有有关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外层空间利用、科学技术、避免海上冲突和建立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六项协议被签署。这些协议代表双方在世界事务中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最终就利率问题进行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租借法案》债务问题也得以解决，这为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事件画上了休止符，也为新的贷款和贸易活动打开了新篇章。两位领导人宣布，勃列日涅夫将在第二年夏天访问美国，这代表着本次峰会外交的延续。在个人层面上，这次访问因礼物的交换而圆满。勃列日涅夫对豪华轿车的热爱众所周知，于是尼克松送给他一辆凯迪拉克。苏联人则遇上了棘手的问题：即便是外交部的美国问题专家也不知道尼克松有什么爱好。葛罗米柯说：“我认为他的真正爱好是保证自己永远住在白宫里。”最后苏联人决定向尼克松赠送一架水上飞机，因为勃列日涅夫就有一架，而且很喜欢它。¹³³

尽管没有摆脱对难以捉摸的尼克松的疑心，但是苏联领导人们也确实明白了，他是一个可以在现实政治基础上展开对话的人。勃列日涅夫在峰会后说：“你可以和尼克松一起谈正事，是时候准备回访美国了。”他喜欢惹基辛格生气，但是他也相当喜欢“聪明的亨利”。葛罗米柯手下的外交部工作人员也是，他们管基辛格叫“基萨”（Kisa ）——小猫，这不是说基辛格很软弱，而只是一个表示亲昵的外号。他们的上司有些矛盾：葛罗米柯佩服基辛格的外交才能，也嫉妒他的受崇拜的程度。¹³⁴ 就尼克松而言，他对勃列日涅夫的风度和十足的“野性魅力”印象深刻，这让他想起了林登·约翰逊。他“不禁认为如果勃列日涅夫和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举行真正的会晤，两个人会十分相配”。尼克松认为：“柯西金是满脑子的工作……流露出的热情很少，用共产党人的话说，他就像一位贵族；而波德戈尔内更像是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参议员；勃列日涅夫就像爱尔兰工头。”给尼克松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三个人对自己国家的自卑情绪没有了，这种情绪他在1959年访问莫斯科时有所察觉。和有意强调无产阶级出身的赫鲁晓夫不一样，这三个人都穿得不错，勃列日涅夫手拿烟斗和打火机的样子还有点“时髦”。基辛格则没有见过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人，而且被北京之行迷住了，他就觉得苏联领导人们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相比显得粗鲁野蛮。但是他也很喜欢对方善意的玩笑话，也很感谢苏方特意为他生日烘焙蛋糕。这些私人的接触尽管还有些肤浅，但看上去却预示着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更为全面、更人性化的双边关系。¹³⁵

莫斯科的媒体把这次峰会宣传成苏联对外政策的一次伟大胜利，说它体现了“解决国际问题的一个富有建设性的方法”，击退了“帝国主义的进攻尝试”。这似乎是在为勃列日涅夫在第二十四届党代会上所说的与美国进行“务实合作”辩护。《真理报》在“人民支持党的政策”的标题下刊登了一系列的来信，尽管这些很显然都是精心安排的，但是不必过于怀疑。在这个国度里，人民一直被灌输自己会受到进攻，因此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进步都很受欢迎。贸易方面的具体协议在媒体上被大肆宣传了一番，也引起了民众的共鸣。社会上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人们认为峰会外交能真正地给人民带来益处。¹³⁶ 尽管大部分基础工作是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在4月份完成的，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自由发挥的勃列日涅夫也不像技艺高超的谈判专家，但是勃列日涅夫也赢得了政治上的赞扬。这一激动人心的成功让他继续掌权10年。和赫鲁晓夫不同，即使国家日益衰弱，也再不会有人企图推翻勃列日涅夫。

尼克松借道伊朗和波兰回国，于6月1日星期四晚间抵达华盛顿。几周以来，白宫的工作人员一直在争论如何把总统本次的出访完美地展现给美国人民。他应该和出访中国后一样，在飞机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发表电视讲话吗？还是在白宫南草坪举办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更有效果？但是后一个想法遭到了安保人员的反对，原因是华盛顿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者会造成安全威胁。霍尔德曼建议，总统应该直接前往国会山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这样既有象征性也兼顾了安全问题。夏平热烈支持这个想法：“一出好戏，一档棒极了的电视节目。”当时也是电视收视和新闻杂志出稿的黄金时段。不过埃利希曼认为这个方式“太做作”，其他助手则担心国会会感到自己被利用了，尤其是1972年还是大选之年。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了5月31日，尼克松最后果断地选择了霍尔德曼的想法。¹³⁷

在飞抵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后，总统转乘直升机飞往国会山。尽管长达13天，距离1.6万英里（约2.6万公里）的出访让他十分劳累，但是尼克松还是为争取公众和后世对自己的正面评价而竭尽全力。他没有引用张伯伦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发表的讲话，而是说，他从莫斯科并没有带回“立即实现和平的承诺”，这也不是“通往永久和平的开端”。不像之前那些只带来了“短暂愉快情绪”的冷战峰会，尼克松表示莫斯科峰会是“一次务实的峰会”，创建了“解决棘手问题进度的可靠记录”。总统列出了已签署的各种协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军控条约。“今天，地球上五分之三的人民都活在可能被大国之间军备竞赛触发的核战争的阴影之下。上星期五，在莫斯科我们见证了从1945年开始的这一时代终结的开端。”如果美国可以抓住这“前所未有的”和平机会——尼克松用丘吉尔式的修辞结束了这次演讲——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这样记载：1972年，美国在这一年不是走向峰会又回到低谷，而是带领全世界人民走出了持续战争的洼地，攀上了永久和平的高原”。¹³⁸

看到国内对这次峰会的反应，尼克松十分高兴，比看到他出访北京之后的反应更甚。他认为莫斯科峰会解决了“人民所担忧的实质问题”——世界和平问题——还激起了“更好的反响”。一份有关美国盟国对这次会议的看法的报告称“莫斯科峰会不能被看成一次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竞争，而是一次双方获得相互理解的会议”¹³⁹ ，尼克松在这一评语的下面写上了“很好”两个字。在美国国内，《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常常提出批评的媒体也向总统表示了敬意。资深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称赞尼克松“和共产主义世界达成和解的努力”是“战后一代人最为勇敢的主动外交行为”。防务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15] 则主张，两国之间的协议“虽然没有终结对抗，但是把‘游戏规则’定了下来，这意义重大”。不过，尼克松不得不再一次和基辛格共享赞誉——用《芝加哥太阳报》的话来说，基辛格不再仅仅是“非凡角色”，而是成了“传奇人物”。“芳心杀手”基辛格也为“国内矮胖、大眼的中年单身汉们送去了帮助和安慰”。¹⁴⁰

像对待在北京的会议一样，基辛格在莫斯科峰会前就秘密完成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不过，也只有像尼克松一样坚决的右翼人士才能向共和党内部鼓吹两次峰会。他可以说，莫斯科峰会是迄今为止最富有成果的冷战峰会，保证了曾面临危机的美苏关系能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时代。有关反弹道导弹的条约尤其重要，如果能被遵守，将会消除双方发展防御系统的诱因，而这样的防御系统恰恰会破坏双方建立在保证相互摧毁的威慑力之上的力量平衡；更不用说让人满意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对进攻性导弹发射装置的冻结，尽管存在很多漏洞也明显偏向苏联方面，但是美国还是在核弹头数量上确保了大于二比一的优势。¹⁴¹ 《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意图就是为能真正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实质性协议搭建平台。这类协议即将在当年的秋天开始准备，尼克松希望在1973年勃列日涅夫访美期间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当然，越南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基辛格希望在幕后提出的条件会起到作用。5月的危机着实证明了苏联人是不同意越南方面绑架自己的外交行动的。1972年确实是冷战期间的缓和时刻。虽然在大选之年的宣传有所夸张，但尼克松有理由把这个看成在自己第二任期内取得更大进步的机会。

6月16日，星期二，尼克松飞往巴哈马，随身带着丘吉尔回忆录的最后一部《胜利与悲剧》（Triumph and Tragedy ），原因是他想就这位英国战时领导人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展开思考。“我们一定不能再重复历史，”尼克松评说道，“雅尔塔会议带来了关系的改善，但是在此之后又急剧恶化。对雅尔塔会议的解读会让人认真思考，在会上所达成的协议不是重点，苏联人没能遵守协议才是，这导致了在那以后出现的所有麻烦。”对于尼克松来说，正如他在那个周末所想的一样，莫斯科峰会确实是一个和平进程的开端，他已经考虑到了第二年夏天勃列日涅夫对美国的回访。除此之外，尼克松还设想了两国政府高层的年度峰会和常态化交流。¹⁴²

那一晚，总统在睡梦中的时候，华盛顿警察逮捕了5名企图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办公室的嫌犯。

在警察逮捕这几个人前，总统未必知道“水门事件”（Watergate），但是在此后，尼克松违法地积极参与了对这一事件的掩盖——隐瞒证据，贿赂被告，指使联邦机构阻碍调查。此外，这次非法闯入水门大厦的根源就是尼克松白宫团体的观念。总统怀疑的主要目标就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劳伦斯·奥布莱恩（Lawrence O’Brien），总统担心他手里有自己经济方面的丑闻。尼克松不断地命令要找出这东西，促使属下铤而走险——很像是亨利二世（Henry II）和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之间的故事——在奥布莱恩的办公室里放置窃听器。¹⁴³

“水门事件”没有立刻破坏尼克松的总统任职生涯。尽管闯入者是由尼克松连任竞选班子资助的，但白宫在那个夏天成功地洗白了自己。当民主党人还在内斗的时候，“白宫却在尽力为1972年的选举而创造一个经济繁荣的局面”，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yn Laird）回忆时如是说。国防部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一次性预订了两年的卫生纸。¹⁴⁴ 11月，尼克松如愿以偿地获胜，开始了第二任期，除了马萨诸塞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他拿下了所有州的选票。圣诞节时，又一轮猛烈的轰炸让越南方面最终同意停火，尼克松趁机撤出了美国的部队。总统坚持用另一句张伯伦式的话来形容，说这是一个“体面的和平”。¹⁴⁵

1973年，“水门事件”发酵，成为全民皆知的新闻，这多亏了联邦法庭和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为了自保，下级工作人员开始指证自己的上司。4月，就在证据逐渐指向总统的时候，尼克松强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自己最亲密的两名助手——辞职。7月，一位白宫工作人员确认，尼克松把自己的大部分私人谈话都录了音，这促使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要求总统交出证据。尽管尼克松用一年时间顽强地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但是从那一刻起，他的总统生涯已经注定要结束了。

他的外交政策也深受其害。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用一周的时间出访了美国，在戴维营、华盛顿和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San Clemente）的家里做客。两位领导人相处融洽，身为约翰·韦恩粉丝的勃列日涅夫很喜欢尼克松送给他的六发左轮手枪和枪套。在实际问题层面，峰会还是延续了缓和的趋势，并且在航空、农业、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达成了一些更加有实质性的协议，但是在限制反弹道导弹规模等方面没有进展，此外，在全面军控方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也没有真正地取得进展。最重要的是，苏联人在这一周里从美国媒体上看到尼克松正因“水门事件”受到极大的政治压力。于是，勃列日涅夫也在个人层面上疏远了尼克松：把自己的个人威望和一位失败的总统联系起来实在是没什么意义。还有就是，他在不断巩固苏联对缓和紧张局势的承诺——4月，勃列日涅夫把主要批评者谢莱斯特开除出政治局，同时让自己的盟友葛罗米柯当选政治局委员，但华盛顿方面似乎在趁总统越发软弱、大受批评之时破坏缓和。在军控方面，由于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临时冻结的内容不满，五角大楼停止了进一步的谈判。和犹太人穿一条裤子的知名鹰派参议员亨利·杰克逊（Henry Jackson）则联合人权组织，把与苏联的贸易关系和要求苏联在犹太移民问题上做出让步捆绑在了一起。¹⁴⁶

在对外政策上，“水门事件”的主要受益者是基辛格。《时代》杂志把他和尼克松并列评为1972年的“年度人物”，这让总统十分恼怒；基辛格甚至都去恳求编辑们不要做出这样的报道。如果“水门事件”没有发生，基辛格可能会因为尼克松的嫉妒成为其第二任期的牺牲品。但是随着白宫关键幕僚们在这场越来越深的政治危机中被迫离开，“超级德国人”已经成为这个名声受到污损的政府最为重要的助力。1973年9月，罗杰斯离去后尼克松指定基辛格接任国务卿。不过基辛格不会允许国家安全顾问像他挤对罗杰斯那样挤对自己，因此尼克松也让他留任国家安全顾问，这使基辛格成为唯一一位同时兼任这两个职位的人。总统对这事缺乏明显的热情：在向媒体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言不由衷地大大夸奖了罗杰斯，然后简单地说，基辛格的资历“你们所有人都很清楚”。在宣誓仪式上，尼克松故意表示，任何方面的成功，“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都不是“仅靠一个人的努力”能实现的。事实上，指定基辛格上任，就意味着总统承认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争斗。在第二任期余下的时间里，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其实就是基辛格的政策。¹⁴⁷

但是鉴于这次政治危机的深度，外交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累。白宫计划在苏联再召开一次峰会，但尼克松——政治上和身体上都大势已去——能和勃列日涅夫讨价还价的东西很少。他的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公开反对《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在峰会前一周，尼克松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警告说，勃列日涅夫会拒绝来自五角大楼的强硬提议。“但是，总统先生，”施莱辛格讥讽地说，“每个人都知道你在厨房辩论时让赫鲁晓夫印象深刻的辩论能力。我肯定，你要是能在谈判中也使用这种能力，就能让他们接受这个提议。”¹⁴⁸

尼克松最后一次和苏联人举行峰会是在1974年，这次峰会索然无味。在他的公开讲话中，总统一直在强调，缓和的局势有多么有赖于自己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苏联人则把这样的话从官方记录中删去，而勃列日涅夫则直接强调了苏联与美国国会和人民的关系。直到峰会的最后，公关问题一直困扰着尼克松。勃列日涅夫希望他们之间的部分会晤在雅尔塔进行，因为自己在那里还有一处别墅，这也和1973年他访美的时候前往圣克利门蒂的举动对等。可是尼克松就是以猛烈批评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出卖东欧而在政坛上闻名的。在这件事上苏联人既然无法改写历史，就只能在确定会议地点的问题上耍耍花样了。因为正式的会晤在位于雅尔塔海滨的奥兰达旅馆（Oreanda Hotel）进行，所以这一地区被更名为“奥兰达镇”，苏联人更换了新涂刷的指示牌以显示新地名。官方将1974年的峰会称为“莫斯科-奥兰达峰会”。¹⁴⁹

这次峰会远远无法和1972年6月的美好日子相比，那时，尼克松从莫斯科返回，预言以后将有年度峰会，缓和也会得到巩固。没有达成“持久和平”的“稳定状态”，尼克松从顶峰落到了绝望的“谷底”。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声称‘水门事件’并非导致这一切的重要因素，并指责说：“美国民主政治的起起落落大多数都发生在‘水门事件’之前。”基辛格则承认“尼克松的能力导致了像‘水门事件’一样的失败结果”；他还断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尼克松“也许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能把这一切实可行的外交政策转化为持久的行动原则”。这话很接近于事实，但是在基辛格的想法里，“水门事件”只是与外交政策关系不大的政治问题。但事实上，导致“水门事件”发生的冷酷多疑的执政方式恰恰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执行外交政策时的风格。¹⁵⁰

和丘吉尔的回忆录一样，基辛格的回忆录也灵活地重塑了历史，基辛格为自己的秘密外交进行了辩护，他认为在到处信息泄露、内斗严重、迟钝怠惰的华盛顿，这一行为是必要的。例如，他在1972年4月访苏的时候绕过美国驻苏大使，是因为“我们政府奇特的体制”；他坚持把杰拉德·史密斯排除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外，则要怪“尼克松政府的实际执政能力”。基辛格认为，“总统想通过‘体制’来做出改变是困难的”。¹⁵¹ 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没有秘密渠道，尼克松就不太可能在不受国内危机影响的情况下安排中国和莫斯科之行。但基辛格夸大了秘密渠道的效用。他嘴里的“实际执政能力”跟人的性格和实用主义思想有关，而基辛格的性格和尼克松的差不多。拿白宫录音系统来说，这一装置最终被用来扳倒总统，却是由基辛格倡议建立的。录下重要的电话谈话并不稀奇——约翰逊和腊斯克都这么做过——可基辛格把这件事系统化了，利用专业的记录员在一夜之间写出记录。尼克松从1971年2月起开始记录自己的电话和谈话，部分原因是打算留给自己写回忆录用，但还有就是想要防备基辛格，他很容易在总统面前逢迎拍马，面对记者们则尖酸刻薄。基辛格直到1973年才得知总统有录音带，他的反应是强烈愤慨，显然没注意到其中的讽刺意味。¹⁵²

秘密渠道反映了他们的多疑，也体现出他们在政治体制约束下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这种不信任也破坏了已经达成的协议。基辛格把国务院排除在外，也就不能期望从心怀怨恨的国务院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什么支持。他就任国务卿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中被排除在外的五角大楼几乎肯定会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基辛格又不能再去兼任国防部长。尼克松相当多疑，即使是自己党内的国会高层议员也被排除在重要的磋商之外。这就使总统很难赢得他们对峰会上所达成协议的支持。然而，正如基辛格在研究梅特涅和卡斯尔雷子爵时说的，“对一项政策的严峻考验是得到国内的支持”¹⁵³ 。一直到最后，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各自扮演着“独行侠”的角色，自始至终把其他人都当成唐托（Tonto） [16] 使唤。¹⁵⁴ 他们的方式也许有助于在短时间内赢得外交胜利，但是也削弱了政府的长期支持，最后搞垮了政府。尼克松运作峰会的手段实际上就已经决定了他不会在那个位子上坐很久。¹⁵⁵

尼克松峰会外交的最终受益人是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了和美国人“和平共处”的政策上。这有经济和国防两方面的原因，更不用提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1972年春天，勃列日涅夫不会让任何事情——甚至是美国在越南布雷——阻挡自己举行峰会。5月，在莫斯科签署的军控协议让批评他的人闭上了嘴，而且看上去苏联已经获得了和美国在世界上平起平坐的地位。“基本原则”的声明还暗示美国接受了苏联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条件。若是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内仍能处于强势地位，他就能让克里姆林宫真正对此负责，他相信这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没能做到的。然而，尼克松不断衰落的总统权势让苏联及其盟国渐渐不受约束，进而为所欲为。在1975年年中，越南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整个印度支那。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苏联人按照自己对缓和的理解，把影响力扩展到了东非和南非地区，他们认为，缓和就是建立一个可以安全地进行阶级斗争的世界，但这显然不利于美国人对缓和的支持。1976年，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Gerald Ford）下令禁止在官方外交文件中使用“缓和”（détente）一词。¹⁵⁶

换句话说，尼克松的失败让峰会外交的地位降低，外交手段成为次要手段，和莫斯科对话的作用也不断减少。1979年年末，在苏联派兵入侵阿富汗之后，美苏关系退化到了被称为“新冷战”的阶段。共和党内对缓和政策最不留情面的批评家之一正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76年时，他公开指责基辛格的政策是“软弱退让”，表现得好像是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而现在“已经是苏联做主了”。¹⁵⁷ 在里根就任总统的早期，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好像又回到了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时期的紧张态势。但是，和尖锐批评张伯论的丘吉尔很相像的是，里根在机会到来时也没有置身于峰会外交之外。

[1] 美国国务院官员，1948年被控是苏联间谍。——译者注

[2] 按照苏联政府架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是国家元首，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一职。——译者注

[3] 后来任勃列日涅夫的外交顾问。——译者注

[4] 喀喇昆仑山脉乔戈里峰，世界第二高峰，国际常用K-2称呼。——译者注

[5] 此处请参照张伯伦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的讲话。——译者注

[6] 原文为法语“bête noire”。——译者注

[7] 即第三次中东战争。——译者注

[8] 原文为“Lone Ranger”，是一部美国西部片的英雄主角。——译者注

[9]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军控专家。——译者注

[10] 四星上将，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译者注

[11] 基辛格私下给黎德寿起的外号。——译者注

[12] 时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译者注

[13] 时任苏联国防部长，值得一提的是，此人曾在1969年力主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译者注

[14] 暗讽尼克松访华没有实质性内容。——译者注

[15] 著名学者，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译者注

[16] 独行侠电影里主角的跟班。——译者注

第6章 戴维营，1978年 贝京、卡特和萨达特

罗纳德·里根曾希望在1976年的大选中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但是他不得不在冷板凳上看着杰拉德·福特参加竞选并败选，这位半路出家的总统并没有在大选中赢得民众的支持。1976年11月大选的胜利者是民主党的站在局外的选手吉米·卡特。追求世界和平的热情让他主持召开了20世纪里最大胆的一次峰会。

1978年9月，为解决长达30年的尖锐冲突，在戴维营召开了一次会议。问题的核心就是在1948年建立的以色列国，当时英国人撤出了巴勒斯坦，让当地居民为争夺地区霸权而斗争。自1919年起，英国就把这里当成替国联托管以备将来独立的地区。托管的主要条件是英国尊重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做出的承诺，推进“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不对“非犹太民族的公民和宗教权力”造成损害。¹ 然而，这一承诺涉及的双方不能相容。为逃离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迫害，许多犹太人移居至此，犹太人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升至近三分之一，这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在1945年后，英国严格限制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涌入此地区，以防激起犹太人起义和由此产生的报复与暴行。当英国人在1948年5月最终撤出该地区后，犹太定居者在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的领导下接连取得了对巴勒斯坦人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战斗的胜利。犹太游说团在美国国内势力强大，人们因大屠杀而同情犹太人，因此他们建立的新以色列国被美国人火速承认，这一举动大大地帮助了犹太人。苏联人出于削弱英国人的想法——英国人仍然是中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也出手相助。苏联人的帮助是短暂的，但他们提供的武器对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至关重要，这一仗让以色列取得了原巴勒斯坦托管区80%的领土（约旦人占领了剩下的大部分地区）。

1948—1949年的第一次阿以战争 [1] 建立了以色列国，但也让这个国家陷入了特有的不安全感之中。60多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逃亡或被以色列军队驱逐，滞留在约旦和加沙海岸边的难民营中。加沙地带是一块28英里×5英里（约45公里×约8公里）的狭长地带，却容纳了约20万名难民，后来那里成了很多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温床。此外，以色列在1948年的胜利使阿拉伯邻国对它长久怀恨，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等国家都拒绝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权利。这个新成立的小国——在最狭窄处仅有9英里（约14公里）宽——一直处于被围攻的状态，承受着战火再起的威胁和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领导下的埃及游击队的骚扰。1956年秋，本-古里安和英法结盟，急迫地想要推翻纳赛尔，因为后者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入侵埃及的行动失败了，这使得纳赛尔成为发展中世界的明星，但是以色列摧毁了游击队的基地，并击退了埃及军队。

在1956年战争后的10年间，以色列得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不过纳赛尔在1967年春天向以色列施加的压力导致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战争，这次战争的主导者是新任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General Moshe Dayan），他是1956年战争中的英雄人物。6月5日，以色列人当场摧毁了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大部分的空军力量；接下来，他们将埃及人驱逐出西奈半岛，兵锋直指苏伊士运河；他们还占领了约旦河沿岸的约旦领土，完全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此前，约旦从1948年开始就一直占有这座城市的东部地区。最后，以色列人击退了叙利亚人，攻占戈兰（Golan）高地这一对控制加利利（Galilee）高地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1967年6月的这场“六日战争” [2] 让以色列获得了约2.8万平方英里（约7.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用仅仅死亡759人的代价把国土面积扩大了两倍。

但是阿拉伯人在此之后和以色列打起了消耗战，开始进行沿海突袭和炮击。以色列并没有遵从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没有在谈判中以土地换和平，而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开始建设定居点，那可曾是百万阿拉伯人的家园。1967年的第三次阿以战争大大地添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把超级大国卷了进来：苏联人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破裂，站到了叙利亚和埃及一边；美国则成了以色列的主要军火供应商，但也从中斡旋。巴勒斯坦人对前线的状况失去了信心，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解组织，PLO），这一组织成为约旦国内的国中之国。侯赛因国王（King Hussein）在1971年将其驱逐出境后，巴解组织落地在黎巴嫩，并以此为基地，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里不断骚扰攻击以色列。

地图5　1967年战争前后的以色列版图

重病缠身的纳赛尔于1970年9月去世，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接手的是一个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收益被剥夺，还不能增加税收，否则可能激起民变。1973年2月，他秘密提出的外交解决方案被亨利·基辛格和以色列拒绝。当年4月，萨达特警告说：“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现在都在为重新开战进行调动——这场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基辛格把萨达特当成一个“夸夸其谈的小丑”² ，拒绝理会。失意的埃及领导人为了外交目的策划了一场有限战争，目的是收复苏伊士运河，把超级大国拉到谈判桌前来。

在打赢三次战争，尤其是1967年的大胜之后，以色列人开始变得自鸣得意。一个有关以色列国防部长达扬和他的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将军（Defense David Elazar）之间对话的笑话是这么说的：

达扬：好闲啊，没什么事做。

埃拉扎尔：入侵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如何？

达扬：那下午干什么？³

但是以色列在1973年10月6日被狠狠地打醒了：那天是犹太人的赎罪日，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那天下午，叙利亚的坦克把以色列人赶出了戈兰高地，埃及人通过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杀出一条血路，越过苏伊士运河深入西奈半岛。萨达特于开罗在数万民众的簇拥下被赞誉为“越河英雄”。

然而就在几天之内，被突袭的以色列人重组部队，重新夺回了戈兰高地，直插北部，剑指大马士革。在西奈半岛上，埃以之间爆发了自1943年库尔斯克（Kursk）战役后世界最大的坦克战，参战坦克达到2000辆，大胆的以军将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在埃及人的防线上撕开了一个口子，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桥头堡，还包围了整个埃及第三军。与此同时，两个超级大国也是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中东事务。苏联人大量空运物资给叙利亚和埃及，美国人则是同样支援着以色列。10月24日—25日，基辛格下令全球美军进入三级戒备状态（Defense Condition Three，简称DEFCON3），这是国家处于核警报但没有核打击威胁情况下的最高级别。基辛格到底有多担心苏联的军事介入才有如此动作？在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自顾不暇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基辛格）这次又下了多大的决心？以上问题仍然存在争论。然而在当时，重要的是中东的冲突已经成了全球问题。尽管在美国人的争取下双方实现了停火，危机却随着阿拉伯石油供应商对以色列的盟友们展开经济战而越发深入，三个月内，石油价格上涨了四倍，面向美国的石油出口被禁止。

尽管萨达特在战场上打输了，但他也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人现在开始积极开展地区外交活动，因为核对峙和石油危机凸显了解决中东问题的需求。1974—1975年，基辛格经过紧张的穿梭外交，将脆弱的停火协议变为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的停战协定。作为回报，阿拉伯人改变了自己的石油禁运政策。⁴ 不过，停战并非实现和平，和平成了吉米·卡特在1977年1月就职之后的重要任务。

身为佐治亚州前州长，卡特是美国自内战以来第一位来自深南部 [3] 的总统。他故意在竞选中扮演了一位华盛顿现行体制的批评者，这让他在民众对共和党因“水门事件”产生强烈幻灭感的时候讨到了便宜。另一方面，他身为局外人的形象让别人很难用对国会和官僚主义的怀疑来攻击他。他所依靠的被称为“佐治亚黑帮”的秘书团队和华盛顿有权有势者的关联极少。还有很多段子在说自视甚高的下级和他顶嘴的事情：有次卡特的妻子要白宫工作人员看看他们能否准备一桌总统一家爱吃的南方菜，得到的回答是：“好的，夫人。我们早就会做那种给仆人们吃的东西了。”⁵

卡特是位理想主义者，在越战之后，他主张的是一种更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在他的外交议程中，人权问题排在很高的位置上。他也表示了对中东问题的特殊兴趣。作为一名虔诚的美南浸信会会友，卡特熟读《圣经》，他几乎把圣地（耶路撒冷）看成了自己的家乡。1973年5月，他带着家人对以色列的访问充满了纪念意义，这让他看到了这一犹太人国家的微小和脆弱。十几年后，他仍然记得他第一眼看到约旦河时的印象：“我们一生都在解读它，研究它，歌颂它，所以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河水浩浩荡荡，近乎神迹。我们很惊讶，实际看到的河居然还不如佐治亚州河流的支流。”⁶ 这次以色列之行让卡特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也对以色列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深深的钦佩感。而他在就任总统之前只见过一个阿拉伯人，还是在佛罗里达的赛马场上的偶遇。和很多对以色列友好的美国人不同，卡特也因巴勒斯坦人的窘境而深受触动，认为他们的境遇有如美国黑人，而卡特自己正是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冷战和石油危机的确算是诱因，但说到底，卡特在中东问题上的承诺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和性格。接受过海军工程师训练的他是位实干家，喜欢解决问题，对自己应对困难和关注成功细节的能力很有信心。他相信在自己任期的第一年里可以在中东问题上取得进展，可以抢在1978年的中期选举和1980年第二任期大选的压力到来之前有所作为。⁷

总统有一支卓越的外交政策团队。他的国务卿是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身为一名长期关心国际事务的律师，万斯曾为约翰逊政府服务。万斯是一位能注意到细节而且很有耐心的谈判者，他的“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广受尊重。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他的一家最早是波兰移民，他是一位国际政治学教授，在综合推理与概念化方面具有天赋。他还善于使用政治手段，常常因为万斯依法办事的方式感到泄气。在对苏政策问题上，两人的关系往往很紧张，但是在中东问题上，两个人一致同意有必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达成全面的解决方案。和尼克松时期比起来，两位阁僚在一起工作算得上亲密。⁸

卡特就职之时，安瓦尔·萨达特已经是国际名人了。他出生成长于开罗北边的乡村，他的妈妈是苏丹人，因此他皮肤黝黑。早年间，他曾坚决支持推翻英国统治，他所崇拜的民族英雄不拘一格，包括甘地甚至希特勒。1942年，身为军官的他卷入了一次拙劣的密谋，企图带领埃及军队投降隆美尔，结果导致他第一次被判入狱。他第二次入狱是在1948年，罪名则是共谋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此后他又做过很多工作，记者、商人，甚至还在杂志上给自己打过广告：“我会喜剧表演，可以在戏剧和电影里扮演任何角色。”1952年，他重新回到自由军官组织参加了政变，成为纳赛尔忠心耿耿的副手，被人戏称为“好好少校”。他扮演的“自嘲甚至滑稽的角色”是出于对纳赛尔的迎合，但这也是有意为之。在1970年就任总统之后，萨达特表现出了更宽的戏路，他不但能演低俗的喜剧，还能演扣人心弦的正剧到低俗的喜剧。1973年的战争是一场豪赌，但是它成功地把美国人拉到了和平进程中来。萨达特意识到，美国人的经济援助规模庞大，只有他们有能力向以色列人施加压力。⁹

悄然绕过了苏方阵营，萨达特从西方国家拿到了大笔贷款来支撑急剧上升的军费和国防开支：1975年的预算里有一半的款项来自借贷。但是援助也有代价：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埃及收紧开支作为借贷条件时，埃及政府被迫削减了基本粮食补贴。1977年1月18日，在报纸头条宣布面包（在埃及被称为“aish ”，意为“生活”）价格翻倍的消息后，开罗觉醒了。随之而来的骚乱导致几百人死亡。民众的情绪已经和1973年10月时恭维萨达特时大不相同。一首歌唱道：“Ya Batl al-Ubuur,Feen al-Futuur. ”意思是：“越河英雄哦，我们的早饭在哪里？”¹⁰

骚乱几乎和卡特1977年1月20日就职典礼同时发生。当两位领导人在4月4—5日于华盛顿会晤时——这是卡特第一次和一位阿拉伯领导人会面——萨达特看上去有点灰头土脸。这位埃及总统在看到卡特时不太自在，后者在自己的竞选过程中发表了不少支持犹太人的言论。¹¹ 但是与卡特总统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zhak Rabin）在前一个月里冷淡的会见相比，在私下里卡特和萨达特倒是很合得来。有鉴于卡特和萨达特的私人关系是这一故事的重要因素，两人的关系又在1981年萨达特遇刺后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他们的惺惺相惜。

“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友情就是轻松自然的。”卡特在1982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很快他的魅力和真诚就显露了出来，他是一位强壮而又勇敢的领导人……几乎无所畏惧。”在萨达特遇刺之前，他写道：“吉米·卡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曾长时间担任萨达特新闻发言人的塔辛·巴希尔（Tasheen Basheer）在1995年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卡特打动萨达特的三件事情：“首先，他是位来自小地方的农民。萨达特不喜欢油滑的城里孩子。其次，他是位有原则的信教者，有着不被政治玷污的内心。再次，他当过兵，萨达特也是一样。”¹² 毫无疑问，两个人对彼此的看法都有些失实。卡特在美国的政治圈子里表里如一地简单，坦白地说，自己就是个勤勤恳恳种花生的，甚至没有让他经营着有丰厚利润生意而且在政治上也颇有影响的爸爸把他弄进海军学院。同样，萨达特的爸爸是当地的一位公务员，他自己也追求生活品位和漂亮衣服（和纳赛尔相比有显著区别），并因此登上了1977年世界十大最佳着装男士榜，但萨达特也喜欢回忆自己的“农民出身”。萨达特还喜欢表达亲昵。1974年1月，他在亲吻基辛格之后宣布：“你不仅是我的朋友，你还是我的兄弟。”¹³

可以说，卡特和萨达特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想要看到的特质。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亲密热络的。在1977年4月的第一次会晤时，萨达特就表现出了自己在外交方面的两个特点：第一个，他想要快速见效，对细节没什么耐心；第二个，他愿意把自己最新的谈判情况告诉卡特，敦促总统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相应的让步。尽管美国人没有充分理解这个，但萨达特看上去已经把和美国联手牵制以色列人当成了实现和平的最好办法。¹⁴

可是历史让任何一位以色列政治家都对这一手小心提防，在1977年5月17日的大选之后更是如此。让外国观察家们大跌眼镜的是，工党——自1948年独立以来一直在执政——被梅纳赫姆·贝京所领导的中右翼利库德集团联盟（Likud ）击败。以色列分裂的政坛上，联合执政是不可避免的，贝京组建的政府恰好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从工党到利库德集团的转变也意味着以色列社会的深层次变革。贝京的核心支持者是来自地中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西班牙系犹太人，他们在这个由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建立的国度里自认为是二等公民。更重要的是，贝京直言承诺，要守住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所获得的全部领土，他把这些土地称作据《圣经》所述留给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的遗产。简而言之，贝京拒绝接受“以土地换和平”，该原则是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和卡特外交政策的基础。

贝京和萨达特有一个方面是相同的——早年间他们都是抗英分子——但是他们走上权力巅峰的方式不同。贝京是波兰犹太人，1913年生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Brest-Litovsk），该地后来被划归沙俄。他在华沙大学拿到了法学学位，但从未执业，而是被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创始人弗拉基米尔·亚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的个人魅力和理想迷住了。和那些温和的犹太复国主义决裂之后，亚博廷斯基想要直接建立犹太国家，领土包括整个巴勒斯坦托管区，而且将由“一堵刺刀之墙”保护其不受阿拉伯人的侵害。贝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组建波兰修正派青年军事组织的工作，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切努力都被迫停止。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贝京的父母、兄弟和两个侄子都成了希特勒“最终解决”计划的受害者。他后来的奋斗都是为了让犹太人不再经受这样的痛苦，他常常把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当成例子，解释说小国不应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他人，而应靠自身实力。¹⁵ 他的战争经历也给他带来了同样的认识。1940年9月，贝京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逮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里熬了9个月，常常缺乏睡眠，还要忍受连续审讯。抱着活下去的决心，他把这一切看成生死攸关的棋局，要以智取胜，坚持信念，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错误；他日复一日固执甚至迂腐地反驳对方。在维尔纽斯的监狱里，贝京的生存本能和谈判风格都在这几月中得到了锻炼。负责审讯他的官员在和他吵过之后大叫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¹⁶

活下来并不意味着自由。贝京被押往斯大林的劳改营，再次忍受了数月的繁重体力劳动，在苏联和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后被突然释放。贝京加入了波兰军队，前往巴勒斯坦。1943年时，他成了反抗英国当局的修正派军事组织伊尔贡·兹瓦伊·卢米（Irgun Zvai’ Le’umi） [4] 的司令。最让他声名狼藉的行动是在1946年7月炸掉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King David Hotel），那里当时是英国当局的政府所在地，91人在爆炸中丧生，其中三分之二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英国人处决他的部下或对他们处以鞭刑，贝京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报复，其中一次他们吊死了两名英国军士，还在尸体上放置了饵雷，这一做法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终其一生，贝京对伊尔贡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可英国人把他当成一名恐怖分子。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甚至把贝京和希特勒联系起来，把他看成会危及以色列草创的民主政权的准法西斯运动领导人。¹⁷

以色列独立以后，贝京进入了主流政治圈，但是他的自由党（Herut，意为“自由”）仍是边缘政党。在30年中接连输掉8次大选，这让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醉心于自己的原则，喜欢打架，沉浸在敌意中疑神疑鬼。最后，还是他的支持者们推动他达成了跨党派协议，扩大了政治基础，赢得了1977年的大选。

贝京是拒绝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的，尤其排斥其中“从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所有以色列军事力量”的目标，而这一条在世界上被广泛认可为实现中东和平的前提条件。他还不停地侮辱萨达特，说他是“埃及的暴君”，并警告说他想成为和平缔造者的想法是“一个骗局”。¹⁸ 他也没忘记这位埃及领导人早年崇拜希特勒的事情：1953年，萨达特曾在开罗的一个刊物上表示，尽管元首“犯了一些错误，比如说开辟了太多的战线”，但希特勒应该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所原谅。¹⁹ 对于一个挥不去大屠杀阴影的以色列领导人来说，这种言论实在是令人厌恶。上台之后，贝京对和埃及展开谈判持更乐观的态度。让大多数人惊讶的是，他任命了当时仍是工党忠实拥护者的摩西·达扬为外交部长。达扬讨厌贝京的夸夸其谈和极端作为；如果能真正加强以色列的安全，那么他是能接受用约旦河西岸的土地换和平的协议的。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要不了多久就会浮出水面。但是在短期内，任命达扬也向外界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让贝京政府获得认可，因为这暗示了贝京并非完全反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对于贝京在大选中获胜，卡特政府和其他人一样吃了一惊。在寄出的贺信中，布热津斯基承认，当贝京在一年前告诉自己有可能在1977年的大选中获胜的时候，他“还不怎么相信”²⁰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费力寻找他的生平背景信息，最后找到了研究伊尔贡组织的《锡安的恐怖》（Terror Out of Zion ）。布热津斯基把这本书交给了总统，还将写有贝京名言“吾战，故我在”²¹ 的几页标注了出来。坦率地说，总统自己也被贝京胜选“震惊了”。当这位新的以色列领导人在美国电视上接受采访时，卡特在日记里写道：“对于一些堪称中东问题解决前提的问题，他的立场十分强硬，这实在可怕。”²²

贝京参选之前，卡特就在着手处理有关以色列的中东问题。1977年3月，卡特表示，尽管“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之一——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权已经被周边国家所承认，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一处家园，他们已经痛苦了很多很多年”。²³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做出过这样的承诺，这让以色列和美籍犹太人一片哗然。总统助理汉密尔顿·乔丹（Hamilton Jordan）后来承认，政府低估了犹太游说团的能力。在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中，他提醒卡特，犹太游说团的筹款能力很强大：1976年，美国红十字会的募捐额是2亿美元，而犹太人的捐款募集净额是36亿美元。借助以30多个各类组织为代表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简称AIPAC），美籍犹太人有“无与伦比”的能力通过同情犹太人和回忆大屠杀来推动全国的政治力量。在成员为100人的参议院里，他们可以得到31票坚定支持自己，还有43票可以在“关键时刻”动用，这让他们在上议院拥有了有效的否决权。乔丹评论说，AIPAC是在“真空”中运行的，因为“没有什么政治对手”会为阿拉伯人或者巴勒斯坦人摇旗呐喊。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些现象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民主党人来说；但是“在佐治亚州和南方政治生活中并非如此”，乔丹告诉总统，“所以不太好理解”。²⁴

在夏天的时候，白宫针对犹太游说团制定了新的策略，拉近和关键领导人的关系，保证政府关于中东问题的行政发言不必全部通过总统进行。从表面上看，强硬的犹太领导人上台，卡特追求和平就更难了。但是乔丹和布热津斯基都注意到，很多美籍犹太人也对贝京上台感到不安，担心他会破坏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贝京的极端主义行为也许会让他们更能接受卡特那公平的和平计划。²⁵

7月19日—20日，贝京和卡特在白宫的首次会晤更是说明了很多问题。在此之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塞缪尔·路易斯（Samuel Lewis）就通过电报发回了一系列的背景材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威廉·昆特（William Quandt）为布热津斯基标注了关键信息，包括贝京“深深的信念和原则”，为什么“怎么强调大屠杀的影响都不为过”，以及他受到的法律教育是如何影响他在谈判中的风格和方式。在第一天的会晤之后，卡特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贝京这个人不错，尽管让他改变立场很难，但我们在以色列的公众民意调查显示，那里的人民很容易被说服……而且真心希望和平。”贝京像往常一样大谈历史，讲犹太人有权占有犹大和撒马利亚全地，他在定居点问题上毫不让步，还向大家展示了“一张国家安全地图”来说明以色列有多少领土处于阿拉伯人的炮火射程之内。但是卡特并没有逼得太紧，这和新实施的对以色列和犹太游说团的安抚策略相一致。贝京温文尔雅的举止也暂时掩盖了双方分歧的深度。²⁶ 在白宫内部有一个倾向，就是认为贝京的极端主义立场是过时观念、选举用语和巧妙策略的大杂烩，是可以通过谈判软化的。和对待萨达特一样，卡特想知道贝京要的是什么。

在贝京访问结束后，万斯在1977年8月对几个关键的中东国家进行了穿梭访问。美国人寻求的是全面的地区和平解决方案，涉及各主要方面和两个超级大国。当时，美国人正在筹备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日内瓦是基辛格1973—1974年外交活动的筹备基础。但这遇上了不小的麻烦。卡特很清楚应该有巴勒斯坦的代表出席，但是只要巴解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权利，贝京就不会参加谈判。总统还想让以色列只和一个阿拉伯联合代表团谈判，可先不说贝京对此的保留意见，萨达特对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就很不耐烦，还很看不起叙利亚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sad）。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告诉万斯，期望阿拉伯人“表达统一的意见”就像在等“基督再临”一样。²⁷ 事实上，萨达特从未真正喜欢过在日内瓦召开多方会谈的想法，正如4月时向卡特暗示过的一样，他更希望美国直接向以色列施压。在总统的坚持下，美国和苏联在10月1日发表了一份有关和平框架的联合公报。可其中包括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字眼不仅惹恼了AIPAC，还让反对在中东问题上出现任何苏联因素的铁杆冷战斗士们感到不快。²⁸

布热津斯基注意到，卡特随后打破限制的尝试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总统从以色列方面和朋友们那里“受到了压力”。萨达特无疑会感到不安。10月21日，卡特给他寄去了一封手写信件，表示他们已经到了寻求和平的“一个关键性时刻”，还“私下恳请您的支持”。总统表示，他的目的仍然是“推动各方前往日内瓦”，但萨达特看上去是把这封信当成了绝望的呼喊。几天之后，他向白宫建议召开一次峰会，召集相关利益各方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共同参加，会议在东耶路撒冷举行。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这个想法未免“荒诞”，因为以色列人恐怕不会欢迎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前往他们1967年征服的圣地中心，更不用提巴解组织的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fat）了。卡特礼貌地回信拒绝了这一建议。萨达特下一次发声时，就不再事先和白宫打招呼了。²⁹

11月9日，萨达特在埃及议会年度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讲话仍然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在其中，他发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宣布他愿意为追求和平“将走遍天涯海角”，甚至“到以色列的议会中去”。贝京过了好几天才把这话当真，不过最后，他还是发出了正式的邀请，这次访问定了下来。这是萨达特进行的又一次豪赌，和1973年跨过运河相似，表现了他对和平的迫切需求。不过代价也是高昂的：萨达特的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Ismail Fahmi）辞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表示谴责，巴解组织将之称为“叛教”。11月19日晚，萨达特在本古里安机场走下自己的波音707的舷梯，和面露喜色的贝京握手，还拿在1973年一举扭转战局的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开起了玩笑。这场面简直不像真的。“萨达特总统正在检阅以色列国防军的仪仗队，”一位以色列记者喘着粗气说道，“我正目睹着这一切，但是我不敢相信。”这次访问有意让西方媒体参与——萨达特在半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接受了三家美国主流电视台的采访——这件发生在11月的大事让他成了媒体明星。在争取美国民众意见的较量中，贝京也不得不迎合大众，把自己展现得温和一些。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感叹道：“别管什么诺贝尔和平奖了，他们两个人都该得奥斯卡奖。”³⁰

萨达特两日的以色列之行使和平进程成了与他们个人相关的事，让和平进程有了动力。“埃及和以色列成了彼此的人质，”一位贝京的传记作者如是写道，“和平进程的失败很可能让其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受到严重的伤害。”³¹ 尽管萨达特冒了更大的风险——受到阿拉伯世界孤立自己的威胁——但贝京必须迎合各方面猛增的期望。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转变自己的核心立场。11月20日，萨达特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讲，动情地说出了自己对和平的热爱——“在战争中消失的生命都是人类的生命，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他还表示，应当打破双方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碍”，这被他说成“整个问题的百分之七十”。不过让贝京和内阁成员们愤怒的是，萨达特还是倔强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从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所有“1967年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撤军，承认包括“建立国家”在内的“巴勒斯坦人的基本权利”。任何协议都必须纳入以上要求，埃及和以色列不会单独媾和。作为回应，贝京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期盼，“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全面和解带来的和平”；他还提出“任何问题都可以谈判”。不过他的讲话大部分还是在讲述大屠杀的教训和为“被灭绝的这一代”而发动的1948年独立战争，他们许诺：“我们绝不让民族再次陷入危机。”³²

1977年12月25日，贝京回访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河畔的伊斯梅利亚（Ismailia）和萨达特进行了磋商，他仍然坚持不撤出犹太人定居点。贝京还提出了一个“自治”方案，允许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选举出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自治管理委员会。尽管主权一事在该计划中仍然含糊不清，但这表明，贝京不想放弃对领土的控制，不想承认第242号决议。萨达特原本很期待通过突破“心理障碍”获得以色列的巨大让步，但收获的是深深的失望。³³ 在伊斯梅利亚，他同意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军事方面，一个负责政治方面，来研究这些成败难料的问题，可他实际上拒绝了所有贝京提出的实质性的建议。萨达特宣称：“我绝不同意让出哪怕一寸神圣的阿拉伯土地。”贝京反驳道：“总统先生，我也不能放弃任何一寸神圣的以色列土地。”³⁴

对卡特来说，1977年下半年发生的这两件大事大大改变了他的中东外交政策。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通知了美国人，但是没有向他们征求意见，在一段时间内看上去是把他们推到了圈外。贝京提出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自治计划——尽管在埃及和美国看来还存在缺陷——已经成了摆在桌子上的文件。布热津斯基尤其认为这也许将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过渡性协议的基础。³⁵ 在美苏主持下重开日内瓦会议的想法也被放弃了：目前看来，最好解决办法是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直接谈判。不过，在伊斯梅利亚的会晤很难说是鼓舞人心的。1978年1月18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新成立的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因为萨达特命令代表团撤回开罗而失败，他失望地抱怨贝京只要土地不要和平。这表明，两位领导人都不愿意或至少都不能靠自己获得根本上的突破。

两天后，1月20日，卡特和布热津斯基讨论要邀请贝京和萨达特到戴维营召开峰会。卡特很热心；他的笔记上写着他还想“敞开大门让侯赛因参加”，因为他发现约旦的参与对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取得进展十分重要。³⁶ 但是在1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万斯公开反对召开贝京和萨达特参加的峰会，他担心时机仍不成熟，还有政治风险。布热津斯基收到了来自美国驻埃及大使的警告，警告称萨达特正对美国承诺的公平的和平进程失去信心，因此布热津斯基退缩了。为了应对这一“信任危机”，布热津斯基现在倾向于单独和埃及领导人举行会晤。汉密尔顿·乔丹成了唯一一位主张召开联合峰会的人，他告诉总统：“要是只让萨达特来，你能帮他。但是萨达特不是问题，贝京才是问题所在。”布热津斯基的新策略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和部下们想通过会晤来帮萨达特制定一项合理建议，这位埃及领导人可以加入一些极端的要求，然后美国再“说服”他放弃那些要求，敦促以色列做出同样“让步”，最终形成一个萨达特同意的美国的“折中”态度。更为谨慎的万斯希望利用一次美国和埃及的峰会找出萨达特真正关注的问题。尽管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国务院还是同意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策略，至少在当时如此。³⁷

萨达特是带着自己的议程前往戴维营的。2月4日上午，在他和卡特的第一次实质性会晤中，他描述了自己从重大的耶路撒冷之行开始为推动和平所做的一切，公开表示他对贝京的失望越来越深，尤其是在犹太定居点问题上。萨达特愤怒地表示，他现在肯定贝京不想要和平，还表示自己将宣布终止在伊斯梅利亚会晤中定下的军事和政治谈判。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卡特说，自己在2月4日把萨达特从危机边缘拉了回来。布热津斯基则认为，这更像是演员萨达特来到戴维营，要逼卡特积极参与和平进程。当然，美国人本来就打算这么做。在一天的会议之后，美国方面和埃及人将之前构思的计划充实了一番，其中就包括一份粗略的时间表，可以在4月初形成一个由美国提出的全面折中方案。³⁸

第一次戴维营峰会结束，布热津斯基精心策划的美埃联合向以色列施压的策略似乎成功了。卡特夫妇和萨达特夫妇的私人会晤和晚宴也加深了双方的私人关系。当贝京于3月21日—22日到达华盛顿进行会谈时，卡特不寻常地对以色列的政策进行了直接批评——部分是因为要向以色列施压，但另一方面原因是总统在得知贝京把自己的耐心举动当成了软弱的标志后，真的十分生气。这次会议被贝京的核心圈子看成整个谈判进程中的低谷，卡特冷静指出了贝京立场的所有问题。脸上并没有他标志性的微笑。他还向几位重要的国会议员通报了会晤内容，后者很快就把贝京的“六个不愿意”³⁹ 泄露给了美国媒体。

但是在那年的春天，卡特放弃了布热津斯基的策略，原因有几个。首先，萨达特对细节没有耐心，在这一需要精密协调的策略中并算不上理想的搭档。其次，一项向以色列、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同时进行军售的计划经过艰难博弈才获得通过，这让卡特看到了犹太游说团在国会山上拥有的巨大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卡特开始考虑先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和平的想法，而不是他最初追求的这一地区的全面和平协定。在此期间，总统没有做出什么明确的决定——总统只是让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了一下可能的影响——但是布热津斯基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昆特认为关于这个双边协议的初步想法，总统在和萨达特举行戴维营会谈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当时他发现萨达特并没有强烈要求以色列从各处前线全部撤退。⁴⁰ 如果情况属实，那么万斯召开峰会以弄清埃及人底线的策略就没有白费功夫。但是萨达特的行事方式让自己的外交部警觉了起来，时任外交部长的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迈勒（Mohamed Ibrahim Kamel）希望能和苏联方面还有阿拉伯世界保持开放的联系，以寻求全面的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⁴¹

时间到了1978年的夏天，和平进程明显已经失去了动力。“双方高层若再不重视中东问题，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恐怕都看不到出路。”汉密尔顿·乔丹在7月10日如此告诉总统，他还补充说，这需要“基辛格一样成功的个人外交手段”。⁴² 但是万斯与埃及和以色列外长在7月17日—19日于英国的会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第二天的早餐会上，总统告诉自己的顾问们，他将重拾在1月份时被丢在一边的想法：和萨达特还有贝京共同召开一次峰会。卡特走到自己的书房里，注视着地球仪。按照布热津斯基的说法，总统表示“由于政治原因，他想要一次相当引人注目的峰会，也许会在国外举行”。他想要的是“一个真正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于是，布热津斯基提议把地点定在摩洛哥，还提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峰会。⁴³

这是一次给人启发的交流。现在对卡特来说，政治和原则一样重要。1978年，他的支持率持续下降，6月时已经降至38%，而在1977年4月的最高点则是64%。中期选举将在11月开始，总统也在打算在1980年争取连任，而他的对手很可能会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卡特在7月1日任命了杰拉德·拉夫肖恩（Gerald Rafshoon）作为自己的通信助理。拉夫肖恩是一位成功的广告制作人，来自亚特兰大，曾在卡特竞选州长和总统的时候为他提供建议。拉夫肖恩的一个任务就是利用他所谓的“媒体事件”阐明“总统主题”。峰会显然在此范畴之内。⁴⁴

7月30日，卡特重提召开峰会的想法，不过这次他偏向于把戴维营当成会场所在地，因为他可以控制谈判环境，将泄密的可能性最小化。美国国务院相信，最近在英国举行的会议，由于埃及和以色列代表不断为跟踪报道的记者们举行发布会，已经被破坏掉了。⁴⁵ 因此，总统给贝京和萨达特分别寄去一封落款日期是8月3日的手写书信，建议三个人在恰当的时间“在最高层次上以最大的决心为实现和平再次努力”⁴⁶ 。卡特表示他“对地点选择没什么特别偏向，不过戴维营可以用来开会”。他还提到了“相对清静”的地点的好处。早在2月份，卡特在和萨达特在戴维营单独会晤的时候，他就考虑过布热津斯基提出的美埃联手向以色列施压以达成协议的想法。不过在放弃了这个想法后，总统的目的是和贝京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反对他。⁴⁷ 然而，萨达特并不完全清楚这些。卡特在写给萨达特的信中说，他希望“寻找额外的手段解决和平问题，就像我们在戴维营已经计划过的一样”。他们两人的不同方法在会议中被证明十分重要。

万斯亲自将这两封信分别交给了贝京和萨达特，并获得了他们的同意。8月8日上午，白宫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Judy Powell）告诉一脸惊讶的记者们，三位领导人将于9月5日在戴维营相聚召开会议，“寻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框架”。他说，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少数”重要顾问随行，会议的持续时间尚未确定。⁴⁸ 消息公布后，白宫高速运转了起来，取消休假，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工作着。他们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为这次古怪又错综复杂的峰会做准备。最近的先例还是在1905年，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西奥多·罗斯福把俄国人和日本人召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的峰会。不过当时西奥多·罗斯福坐镇长岛，也没有参加任何实质性的谈判。⁴⁹ 这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要主持会议，还要设法让会议取得成功。这次的赌注真的很大，对中东局势和卡特的总统生涯来讲都是如此。

戴维营坐落在华盛顿西北约75英里（约121公里）处，位于马里兰州凯托克廷山（Catoctin Mountains of Maryland）之中。它始建于1939年，是新政时期的一处休闲营地，于1942年被罗斯福总统征用，因为他希望能在距离首都较近的地方找到一处静养之所。并非所有的继任者都喜欢这里——杰奎琳·肯尼迪就把它的风格戏称为“早期假日酒店”——不过用孙子的名字给此地命名的艾森豪威尔曾在戴维营接待赫鲁晓夫和其他几位外国领导人，尼克松经常使用这里，还翻修升级了很多设施。修建好的一处直升机停机坪意味着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华盛顿。这里占地200英亩（约0.8平方公里），还是一处军事设施，被双重围栏包围，还有海军陆战队员沿围栏巡逻，想进入只能沿着一条小路通过一处门禁才行。媒体可以被阻隔在外围，在有必要的时候，记者们会获准进入一处被常绿树木覆盖的特殊区域，可以看到总统的直升机起降。食物、清扫和其他的服务由军事人员负责，当时还没有移动电话，所有打进的电话都会由陆军通信兵设立的一部中央总机转接。在峰会期间，没有任何的电话谈话会被录音，但是以色列和埃及方面不敢相信。这些设施让参与者可以尽可能多地彼此交流，又不受外界干扰。⁵⁰

但是白宫方面深知媒体不会因此保持沉默。厌恶新闻真空的记者们会用小道消息和谣言填满空虚，对这个历史性事件的猜测越来越多。卡特的公关团队无论如何都希望找到最安全的办法利用媒体的兴趣，让峰会提升卡特的支持率。“我们应该在会议上确立这样的主题：卡特掌控全局。 ”拉夫肖恩如此告诉总统。他向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提出，在戴维营内每天都留出拍摄机会，之后再拍总统发表重要声明的情景。但是卡特反对任何破坏所需隔离氛围的安排。⁵¹ 于是鲍威尔和属下决定采取过去偶尔使用的办法，在大约6英里（约9.7公里）以外的小城瑟蒙特（Thurmont）建立一个媒体中心。他们租下了一个退伍军人协会活动中心——讨价还价到200美元一天——建立了办公室，在楼下设了餐厅，在楼上设了新闻发布区，媒体中心还配备了打字机、电传设备和200部长途电话。至于那些不想孤零零待在这个偏僻的森林地区的媒体人员，他们每天都可以搭乘国务院提供的通勤车来往这里。万斯还建议鲍威尔担任这次峰会的唯一发言人。尽管在一开始有些抵触——鲍威尔的以色列同行宣称要把自己的新闻发布会“开得比美国人更有气势，更轰动”——萨达特和贝京都同意了。让鲍威尔很吃惊但也松了一口气的是，最后每天都只有他一个人开通报会。⁵²

在计划应对媒体策略的同时，万斯、布热津斯基和各自手下的工作人员为总统准备了会议的情况介绍汇编。有了为此准备的大量意见书和心理侧写文件，戴维营峰会成了美国历史上准备得最为周密的峰会之一。和1961年的维也纳会议不同，这次的峰会甚至连每天要做什么的方案都有。

8月底，万斯把国务院做出的厚厚的简报交给了总统。他们预计这次峰会会开上六天，主张总统应该“先拿出两天到三天做宏观讨论，再研究细节”。万斯表示，这个方法适用于峰会安排，因为萨达特和贝京将在9月5日星期二这天抵达，“从星期五下午到星期六的日落期间，有必要让他们两个在各自的安息日时间里获得清静的时间”。就把这段时间当成在总体讨论和艰难谈判之间的过渡。万斯和工作人员把这次会议的目标定得很保守：“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最高层的政治会晤中打破目前的僵局，以便部长级的谈判可以朝具体的协议努力。达成具体协议不是我们的目标。”⁵³

在国务院看来，主要的需求是“改变以色列和埃及对中东和平性质及其获得方式的思维模式”。换句话说，就是要帮助各方对自认为正确的原则进行有创造性的灵活思考。以色列需要看到，自己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安全可以通过“主权”之外的方式获得保证；同样，埃及必须接受的是，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撤军将会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而不能一蹴而就。在宏观层面，国务院强调，贝京仍然深恶痛绝的第242号决议，其执行需要考虑这一文件通过之后的这10年里实际发生的变化，尤其要注意，在以色列和邻国之间日益开放的边界让双方的劳动力得以流动，以色列的经济现在对此有很大的依赖。这进一步表示，传统的主权观念已经过时，需要的是双方合作获得安全。“我们工作的重点，”国务院颇有创意地表示，“是用新办法解决老问题，这样的话，谈判就会专注于解决争议，而不会纠缠于1967年以来那些回避真正问题的托词。”⁵⁴

美国国务院的文件也对贝京和萨达特做出了犀利的评论：

两个人都是摆布他人的高手，以各自不同的性格来获得权力掌控国家。贝京很注意技巧和细节，而萨达特着眼于大局，常常会做出夸张的举止。他们会用自己的方法来避免做出艰难的决定……和贝京相处，要避免陷入用词之争，要让他表明自己的基本观点，不要打断，然后把他引到想谈的问题上来……相比之下，萨达特需要更多引导、指示和限制。要是任他发挥，就会陷入模糊和笼统之中。⁵⁵

国务院还注意到了两个代表团的组成。有人问：“我们如何能让达扬控制贝京向更灵活的方向发展呢？”而针对埃及外交部长，“我们又该如何消除谨慎成性的卡迈勒的影响？”他的过度谨慎很容易让“整个谈判出轨”。国务院还提出让领导人们“私下面对面交流”，并“稍微扩大一下会议”，带上一些关键顾问。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可能的会谈安排方案，即从星期二晚各方抵达到接下来的星期一之间，每天每人在上午、午餐、下午和晚上的各个环节的目标。⁵⁶

计划虽然很周密，但还有值得注意的盲点。大家对上次在戴维营所发生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在以军撤出西奈半岛的问题上，国务院异乎寻常地没有加以强调，只是简单评估了萨达特会认为撤军和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权利问题有多大关联。国务院认为确定二者的关联程度将是谈判的“核心问题”。卡特则似乎感到了这位埃及领导人并不像国务院设想的那样认为二者密切相关，也许这是源自他2月份于戴维营和萨达特的交流。在这方面，卡特似乎是对的，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也没能猜到西奈半岛问题本身会是多么严重的一个谈判障碍。⁵⁷

总统比国务院更关注两位领导人的基本心理状态。他希望能帮两人超越相互之间的怀疑，说服他们直接和对方展开对话。卡特认为这可以通过向贝京和萨达特反复强调“失败的后果”做到。总统还对国务院那本厚厚的简报资料持保留态度。他在首页上随手写道，他希望看到“更有野心的目标”。尽管没有像基辛格那样对官僚主义充满蔑视，卡特还是认为他们常常倾向于获得“最低的共同目标”。总统还被《若戴维营会谈出现僵局当如何退让》这篇文章惹恼了。在回忆录中，他写道：“我们冒着全面失败的风险和大丢面子的可能，以成功为目标的我们不会输得那么惨。”⁵⁸

8月初，当他将最初的邀请函递交给萨达特和贝京的时候，万斯发现埃及领导人更热心于召开峰会，特别是当万斯承诺美国将“全面合作”时，这一立场可是萨达特长期希望得到的。不过，万斯观察到，“在得知真相后，萨达特不再是以往那个兴高采烈的他了”。埃及总统阁下意识到，除非戴维营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否则他将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强烈抵制。对于贝京来讲，他明白万斯带来的邀请无法拒绝，但是他担心卡特和萨达特会联手施加压力。⁵⁹ 不仅他有不好预感，而且用一个以色列代表团成员的话说，他们到达戴维营的时候“没有做充足的准备，没有预备背景材料，没有拿出可变通的提议”。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总理的专断作风，达扬尤其不能忍受，但是这也反映出贝京的深层想法：这次峰会将会是试探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⁶⁰ 在8月16日对高级军官的讲话中，贝京仍然坚持在约旦河西岸不让出一寸领土，还暗示中东不太可能实现全面和平。他表示，在戴维营峰会上自己要提出的是“部分持久和平”的概念，这意味着很可能在不签署全面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和埃及单独达成协议，就像东西德在最近事实上扩大相互承认的范围一样。“部分持久和平”的概念正说明了贝京在这次峰会上的目标。⁶¹

同样，在开罗，萨达特也在编排自己的剧本。8月28日，外交部长卡迈勒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冗长的战略备忘录。他表示，埃及的目标应该是在全面解决的原则下达成一个总体一致，需讨论的问题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巴勒斯坦自治等问题。埃及人认为这次会议将持续一个星期左右，他们应该在一开始“相对强硬”，然后“在之前达成一致的限制之内逐步表现出灵活性”以回应美国的倡议，前提是卡特表现的确是要做搭档而不是做调解人。他们可以在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逐步撤军等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⁶² 萨达特在会议之前的交流中也表现强硬。8月26日，他告诉美国驻埃及大使赫尔曼·艾尔茨（Hermann Eilts）说，不会有单方面的和平；只有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西奈半岛，拆除当地的犹太定居点，他才能考虑接受。但是作为对2月份戴维营会议的一个回应，埃及总统也提到了自己将向卡特声明他的立场和策略：美国不必在这一阶段推动自己的提议。萨达特表示，事实上，他考虑“在关键时刻再请卡特出手”，他还谈到了“边缘政策的实践”，这让人想起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尽管萨达特没有详细地说明这些隐晦话语的意思，但它们也说明了萨达特在戴维营会议上的战术。和贝京一样，他在外交方面也很专断。⁶³

在峰会之前的分析中，布热津斯基让卡特注意艾尔茨大使的电报——“萨达特看上去要准备带来更多惊喜”——强调了两位领导人会议目标的不同之处：“萨达特认定的成功将是实质性的东西，特别是以色列原则上在各个战线上撤退的承诺；贝京眼中的成功则主要是程序方面的，他会很抵触要求做出实际让步的压力。”和国务院一样，布热津斯基看上去也低估了西奈半岛问题，但是他观察全局时很敏锐：“萨达特明白自己输不起，他和贝京都认为总统你也输不起，但是贝京很可能认为戴维营峰会的失败会让你和萨达特都受到损害，而他不会。”⁶⁴

这个看法很犀利。峰会上，想讨价还价成功，很重要的是能承受空手而归的结果。这是一个政治判断，并非“纯粹的”外交政策。布热津斯基这位有见地的政治助手已经接近了这一问题的核心，比雾谷（Foggy Bottom） [5] 里那些大谈创新思维的中东问题专家高明多了。

9月4日，星期一，劳动节 [6] ，卡特飞抵戴维营，随身带着很多的简报资料、上次会议的记录，还有他那本带有注释的《圣经》，他（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在和贝京争执时，这本《圣经》会起重要作用。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将尽量在华盛顿管理好其他事务。卡特已经准备好，如果有必要就花一整个星期在峰会上。他在星期二上午仔细研究了有关文件，在看上去可能取得一致和出现分歧的地方分别做了标记。他的妻子罗莎琳（Rosalynn）在午餐时分抵达。下午2点30分，萨达特从华盛顿飞到了戴维营，贝京和夫人阿莉扎（Aliza）也在下午随后到达。萨达特的夫人吉安·萨达特（Jihan Sadat）因要照顾患病的孙辈必须待在巴黎，这让卡特感到遗憾，因为他曾希望三位夫人在场可以“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还能创造更合适的交流环境”⁶⁵ 。

这次峰会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安排，卡特还精心考虑了环境。戴维营建于山顶，郁郁葱葱的树林之间是一排排小巧但内部宽敞的房屋。卡特夫妇住“白杨”客房，萨达特住“山茱萸”客房，贝京夫妇则下榻“桦树”客房。 [7] 各个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客房里合住——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同意只带8名部长或高级助手随行，话虽这样说，但是在戴维营的营房内还是增加了额外的安保人员、通信人员和设备，以及媒体工作人员。美国人还考虑过对以色列和埃及代表团的屋子进行窃听，但是卡特——布热津斯基都觉得他有些“过于彬彬有礼”——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项建议，因此他并没有获得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那样的先手。然而，另外两个代表团都认为自己在被监听，所以在谈敏感话题时总喜欢去门廊。三位领导人在各自的下榻处进餐，但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则在被称为“月桂”的公共餐厅吃饭，那里提供犹太洁食，猪肉也从菜单中被删去了。贝京夫妇也常在“月桂”就餐。每个代表团都有一间28英尺（约8.5米）长的拖车房，可以作为办公区使用，里面还布置有桌椅、复印机和打字机（视情况备有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键盘）。戴维营还为有需要的代表们准备了网球场、游泳池、保龄球馆和小型高尔夫球场，此外，还有全天候的电影放映室和用于在戴维营内骑行的自行车。为了营造轻松的氛围，卡特常常穿着牛仔裤和T恤，萨达特则是穿起了雅致的休闲装。大部分参会者也都融入了营地氛围，脱下了正装：贝京则不同于常人，几乎一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⁶⁶

因为三个代表团的成员都能很流畅地使用英语（这要多亏了大英帝国留下的共同遗产），就不需要口译员了。但这不是说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就可以随意交谈了，恰恰相反。前几次战争还历历在目（很多参战的领导人这次都来到了戴维营），他们的关系是冷淡疏远的。第一天晚上，在“月桂”餐厅里就餐的两个代表团就冷冰冰地分开就座。只有以色列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Ezer Weizman）——他在开罗算是位知名人物——和埃及人相互说笑了几分钟，但是也没有打开局面。⁶⁷

同样的冷漠局面在顶层会谈上也很明显。第一天下午，贝京带来的新提案让卡特诧异不已，萨达特坚称以色列领导人不能信任。9月6日，星期三，布热津斯基在早餐时发现总统“很沮丧，一直在摇头表达他的失望”。萨达特支配了峰会的第一阶段。正如之前暗示过的，他带来的全面持久的和平框架非常苛刻，毫无妥协之意，而且充满了反对以色列的言辞。卡特在星期三上午翻阅了这份11页的备忘录之后，他的心沉了下去——他明白贝京将拒绝其中的大部分条件——但是萨达特解释说这并非自己的最终立场。他又交给卡特一份3页纸的让步事项清单，让卡特可以在恰当时机拿出来。萨达特显然是想采取2月份戴维营会谈时他们讨论过但之后放弃的策略：埃及方面提出极端要求，美国人从中斡旋，最后达成折中方案。萨达特只和代表团中的外交部长卡迈勒讨论过这个办法，卡迈勒被吓着了，这意味着萨达特在峰会一开始就毫无保留。但是萨达特很坚决：“到头来，一切都要看卡特是不是真的会做我们的全面合作伙伴，会不会向贝京施加压力。要是他没准备好，那干吗要浪费时间，打包回家，该我们准备下一步的计划了。”⁶⁸

地图6　1978年的戴维营地图（来源：吉米·卡特图书馆）

星期三下午3点，贝京和萨达特都来到卡特的屋子里参加第一次三方会晤。贝京先到，卡特趁机提醒他萨达特将会拿出一个“十分有挑衅性的”提议，卡特要他不要反应过度。两位来客显然很紧张，萨达特说英语时更是结巴了起来，不过在商定有关程序之后，三个人开始进入正题。萨达特宣读他的文件之后，贝京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气氛明显紧张起来。埃及的提议全都是他绝对不会同意的，包括“以色列从被占领土”及东耶路撒冷撤军、拆除所有犹太人定居点，还有建立和约旦接壤的巴勒斯坦国。文件甚至还要求以色列“立刻全部”赔偿武装行动和“在被占领土上进行的自然资源勘探”所造成的损失。萨达特说完之后，三个人陷入了沉默。卡特试图让气氛轻松一些，他对贝京说，要是他能按照这个文件上的内容签署协议，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了。三个人爆发了一阵大笑。“你会建议我这么做吗？”贝京微笑着问道。卡特表示，如果三个人都和自己的助手商讨一下，第二天早上再讨论会更好。出于礼貌，贝京表示他很满意收到这样的文件，很希望能仔细研读一下。让卡特高兴的是，这次持续了90分钟的会议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三个人都拍了拍对方的后背。当时，总统并没有理解这种氛围。后来他觉得萨达特松了一口气是因为贝京没有直接退场，贝京的轻松则是因为这份文件“苛刻得荒唐”⁶⁹ 。

十分气愤的贝京、达扬和魏茨曼与卡特在第二天上午（9月7日，星期四）进行了会谈，对萨达特的条件，贝京当然会用“苛刻得荒唐”来形容。卡特极力表示这是萨达特的开局策略。最终，尽管对萨达特怒火中烧，但是达扬和魏茨曼还是接受了卡特的解释，不过贝京没有。也许这反映出了他多疑的性格，但更有可能的是，他趁机发作，好强调谈判并无真正基础。“这简直像胜利者发号施令强加所谓的和平给战败者！”贝京一度大声说道。10点45分，三位领导人再次会面的时候，贝京的情绪还是没有平复下来。卡特坐在自己“白杨”客房的书桌后面低头写着笔记。他打算不参与谈话，让贝京和萨达特直接对话。两个人之间充满仇恨的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⁷⁰

贝京一条一条地回复了萨达特文件上的内容；卡特注意到，他的态度“坦率直接”。这次轮到萨达特面无表情静静地坐着听。但是最后，他也爆发了，激烈反驳，提起“战争的非法所得”——这是贝京极其敏感的第242号决议的核心内容。萨达特向前探出身子，用手指着贝京：“你要的是领土。”贝京重申，没有任何一位以色列领导人会拆除西奈半岛上的犹太人定居点。萨达特大叫：“安全，可以！领土，没门！”他捶着桌子，强调阿拉伯人的土地是不可能用来谈判的。“所有的克制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卡特回忆说，“两个人的脸都变得通红，外交上的精准语言和礼仪都不见了。”争执的话题转向了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问题，贝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话题引向细节和语义，而萨达特——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想要把问题引到大原则上来。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萨达特直言不讳地说，自己访问耶路撒冷所创造出的良好氛围已经被毁掉了：“贝京总理的不诚实让最微小的信心都不复存在。”在他们打算休会的时候，贝京宣布自己对萨达特还是有完全的信心，而萨达特在这个场合却没有对这一恭维做出回应。⁷¹

后来卡特坦白：“我都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做了。”下午他和万斯、布热津斯基以及副总统蒙代尔就一些事情反复磋商，蒙代尔还和两个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发现进展同样困难。之后总统与贝京和萨达特于下午5点再次会晤。贝京现在表示不想在这次峰会上再谈及重大问题，建议把西奈半岛问题交给军方去谈。萨达特表示这是完全浪费时间——没有领导人的指示，谈判无法取得进展。贝京确实说过要让萨达特拿回西奈半岛，但在他的观念里，这应该是有条件的阶段性撤军，要保留犹太定居点和几处以色列飞机场，这对萨达特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在会谈中还是有三个人的情绪一致的时候，有一次萨达特宣布：“我的梦想还是和你们两位一起在西奈山上举行会议，代表着三个国家和三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这就是我对真主的祈祷。”不过他们还是没有取得进展。到最后，萨达特站了起来，生气地宣布峰会进入了僵局，还狠狠地盯着卡特。总统拼命地想要再约定时间提出自己的建议，不过他的两位客人开始向门口走去。卡特不得不冲过去拦住他们，恳请他们不要中断会谈。贝京欣然接受，卡特盯着萨达特，后者也最终点头。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离开时没有相互道别。事实上，这是本次峰会上最后一次三人会晤。⁷²

当天晚上，卡特安排了“娱乐节目”。在直升机的停机坪上，负责警戒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向客人表演了精准的操步演练。陪伴着两位来宾的总统一脸严肃地坐在前排特意搭起的看台上，招牌式的微笑不见了踪影，萨达特和贝京之间也没有交谈。他们的肢体语言表达了一切，有关会谈破裂的传言很快流传开来。⁷³ 10点30分，卡特和萨达特带着各自的主要顾问进行了会谈。萨达特还是很激动——“贝京还没准备好迎接和平……过于坚持己见”——但是在这次两个小时的会谈里，萨达特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包括同意给以色列两到三年的时间分阶段拆除西奈半岛的犹太人定居点。万斯在白天和达扬、魏茨曼的会谈显示，并非所有以色列人都像贝京一样顽固。而大多数埃及人显然是鹰派，比他们的领导人激进。特别是他们的外交部长卡迈勒，他担心萨达特对卡特过于信任。⁷⁴

戴维营峰会的头三天是对抗冲突的三天。萨达特的强硬提议促使贝京做出了攻击性的回应，因此卡特为挽救峰会做出了承诺，提出了自己的折中建议。（萨达特还在埃及的媒体上公开了自己的提议，以免在后方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在很多方面，这次会议目前还都是按照萨达特的剧本来进行的，这也是卡特在2月份时考虑过的安排。不过贝京和萨达特的争执却失控了：他们的表现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很显然两个人都无法忍受对方，这殃及了卡特的核心目标——建立私下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很了解两人的美国驻埃及和以色列的大使都在事前主张卡特不要在峰会一开始就让萨达特和贝京会面。）⁷⁵ 于是，总统现在将不得不开始进行穿梭外交：把想法告诉一方，得到回应后再和另一方谈。卡特还考虑到了双方代表团的不同状态：在埃及方面，要和萨达特本人沟通，而不去面对他的那些持强硬态度的助手；在以色列方面，他和贝京交流时要带上比较好说话的达扬和魏茨曼。在这种横向交流中，峰会进入了第二阶段：为美国的斡旋做准备。

9月8日，星期五（峰会第四天），这一天要安静许多。美国代表团继续试探以色列温和派的意见，寻求施展策略的空间。下午时分，卡特和万斯与贝京、达扬和魏茨曼进行了90分钟的会晤，之后又和萨达特单独交流了一个小时。卡特把自己打算提出美国方面全面建议的计划告诉了两个人。萨达特自然是十分积极，表示他会支持任何卡特提出的建议，只要不破坏他的关键领土诉求——西奈半岛的主权问题和戈兰高地问题。贝京则闷闷不乐地请求卡特不要提出什么建议，他感到自己也许会在压力下让步，或者因为拒绝提议而受到公众抨击。总统的态度很坚决，他表示自己会先把提议交给贝京，这样以色列人就不会觉得是被突然袭击了。总统还会把文稿按照以色列人的意见修改过之后再送给萨达特。这样几轮过后，三个人就能再召开一次“最终”会议。⁷⁶

在他们讨论的尾声，贝京邀请卡特来和代表团共进星期五晚餐。 [8] 总统问道：“那萨达特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不会请他，这次不会。”大概贝京还是想和卡特改善关系，不希望被孤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策略是成功的。美味的食物、优美的歌声和友好的气氛与过去的几天都完全不同。卡特在走回“白杨”客房的时候感觉到备受鼓舞。与此同时，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Saunders）开始起草一份美国方面提出的框架文件。在峰会结束之前，这份文件改了23稿。⁷⁷

9月9日，星期六（峰会第五天），没什么事情发生，两个代表团也没有进行正式会晤。卡特则花了很多时间处理伊朗不断升级的危机，国王在9月8日颁布的戒严令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几百人被警察和军人打死。美国外交官们则紧张地起草着和平倡议，和万斯、布热津斯基、总统都进行了讨论。总统给起草文件的班子列出了一份“协议的必要内容”，其中包括：

1.不允许通过武力取得领土。

2.相关国家的安全问题。

3.以色列从被占领土上全线撤军。

4.结束交战状态。

5.周边水域的自由通行。

6.难民问题的公正解决。

7.巴勒斯坦人民各方面的合法权益问题。

8.外交关系正常化。

9.通过以色列和埃及签署和平条约来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10.以色列拆除机场和定居点，将西奈半岛归还给埃及。⁷⁸

不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则想办法放松一下。卡特是个健身迷，在峰会期间打网球和骑车让他排解了紧张情绪。他和夫人有几天晚上还在自己的屋子里看电影。贝京也喜欢看电影——还点名要看经典的西部片《正午》（High Noon ），这看上去是个恰当的选择。萨达特的主要休闲活动是每天早上的2.5英里（约4公里）快步走。他和贝京都有心脏病，在午餐之后都要休息一会儿。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喜欢打网球，大部分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喜欢台球，所有参加峰会的人都试着补上自己的阅读量，也都多少取得了成果。达扬在一开始还把自己的新书《与圣经共处》 [9] 送给与会人员，只有布热津斯基把它读完，他说自己通过这本书读懂的达扬比读懂的《圣经》还多。⁷⁹

当天晚上，布热津斯基去找以色列人下棋，以色列人认为他不怎么友好，不像万斯（魏茨曼认为布热津斯基会让贝京想起在布列斯特欺辱过他们一家的贵族们）。布热津斯基很快击败了魏茨曼，之后又和贝京玩了起来。两个人棋风都很凶狠，而且“交流”也毫无顾忌。就在他们开始棋局的时候，贝京说，这是他自1940年9月被苏联人逮捕之后第一次下棋。这句话很有力，也很让人不安。后来，贝京的夫人过来说：“梅纳赫姆很喜欢下象棋！”布热津斯基这才意识到他也许是贝京心理战的又一个实践对象。⁸⁰

9月10日，星期天（峰会第六天），这天的第一件事情是卡特和他的高层顾问们审核了美国方案的草案，并要求在下午修改出一个版本。同时，总统想打破这种透不过气的局面。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个峰会的举办地勾起了少年夏令营的回忆（每位参会者都拿到了一件背部印有“戴维营”标识的防风夹克衫），不过他们的客人们习惯了干旱广袤的中东，被森树覆盖的阴暗山顶让他们觉得很受拘束。萨达特因此回忆起了在英国监狱里的岁月；以色列人则开玩笑说，这里很像“集中营”。⁸¹ 因此，在星期日的上午，卡特做完礼拜后邀请两个代表团成员一起到距离戴维营45分钟车程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参观。他们用两个小时游览了这个残酷战役的战场遗址，葛底斯堡战役爆发于1863年7月，是美国内战的转折点。以色列和埃及的很多军人都在军校里学习过这一战役，也很向往这一战场遗址。贝京更感兴趣的是林肯发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的那块墓地，他很赞赏那篇演讲，而且似乎将其熟记于心。让萨达特（还有以色列代表团里的达扬）印象深刻的是美国南方人卡特讲述这场战役时的激情，他打断了官方导游干巴巴的解说，给大家讲述衣衫褴褛、常常打着赤脚的南方邦联战士们受了多少苦，又是多么勇敢。这在美国和埃及的两位总统之间建立了另一种联系：萨达特感到卡特能够理解卷入一场苦战意味着什么，也能体会在战后重建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和外在面貌有多么困难。⁸²

安排参观葛底斯堡，也是为了安抚越来越灰心丧气的媒体。即使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这样的著名记者，也只能在摄像机前站在山脚下写有“戴维营”的标识牌边上读稿子，记者们每天要么在位于瑟蒙特的新闻中心干等鲍威尔利用午餐时间召开通报会，要么相互拍摄对方的工作场景。“你见过这么针插不进的会议吗？”一名不满的记者这样抱怨。鲍威尔的目标始终是用零星的新闻拖住这些渴望新闻的媒体，但是不让他们真的接触到核心内容。他会详细解释在过去的一天里峰会上发生的事情，把“萨达特总统昨天下午在散步时偶遇贝京总理和卡特总统，当时两人正乘电瓶车游览”这样的小新闻加上，不过他会回避关于谈判内容和气氛的问题，也不会正面回答峰会将持续多长时间的问题，星期四他发表声明说：“我们只是在这里进行几天的会谈。”然而当天晚上，媒体就获准进入戴维营观看海军陆战队会操表演。尽管他们被要求待在停机坪的对面——这让他们更是火冒三丈，卡特、贝京、萨达特的肢体语言清晰可见，生动地说明了一切。鲍威尔停止宣布举行三方会谈的举动更是引起了媒体的疑心。为了阻止种种猜测，鲍威尔在星期六上午提供了一份有记录可查的声明：“看来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⁸³

尽管记者们私下里的怀疑还在增长，但这字斟句酌的两句话还是有助于让记者的报道保持平衡。尽管峰会据说有成为“戴维营政治惊悚片”或是现代版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 ）的嫌疑，但星期日报纸上的特刊和电视上的报道还是基本乐观的。星期日对葛底斯堡的参观让白宫总算转移了记者们的注意力，他们被允许在战场遗址周围指定的位置上拍摄。星期一的报纸专栏上都是关于这次活动的报道和图片。⁸⁴

星期一午餐时，鲍威尔应对了一堆表示怀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从星期四开始就不再召开正式的三方会谈了？”还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说明峰会陷入僵局了吗？”这位新闻秘书的回答还是让人绝望的老样子：“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乐观和悲观都不合适。”在被追问到峰会是否会持续到星期三之后时，他的回答是：“我不清楚。”⁸⁵ 老实说，总统也不清楚。在那个星期日，与会者们不仅惊叹于邦联军队的“巅峰之战”，也为这次峰会所代表的新高度而感叹。当天下午，卡特最终把美国的提议草案拿了出来，将这次峰会带入了危机加剧的新阶段。

把与会代表们拉回轨道之后，总统审阅了最新的美国提案草稿，加入了自己的“必要元素”，压低了文字调门。下午4点，他把美国提出的全面解决方案交给了以色列人。贝京还是对此感到不满：埃及人拿出了一个提议，现在美国人也拿出了一个；他表示自己要起草一份以色列的提议，这样各国都能公布自己的方案。卡特拒绝了，强调除了最后那份各方都同意的文件，不会有任何文件公之于众，但是他也同意休会到晚饭之后，这样贝京可以更仔细地研读这份草案。晚上9点30分两人再次会面时，以色列人刚刚完成对草案的逐条审阅。正如预想的一样，贝京很生气，在不允许通过武力取得领土这一点人，他希望把提到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地方全部删去。卡特没能控制住自己，大声说，若不是贝京之前承认第242号决议，他才不会请贝京来参加戴维营峰会。在一番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魏茨曼建议继续讨论，但是进展甚微。会谈持续到了凌晨3点，几乎在文件的每一句话上都纠缠不休，在引起争论的词语上，例如“自治”“主权”“权利”等词上，常常要用到词典。以色列方面重新提出了已经取得一致的问题，贝京甚至试图加入“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这类有争议性的字眼。卡特明白了，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正在重复峰会开始时萨达特所做的一切，拿出一个极端的立场。不同的是，萨达特私下告诉过卡特自己的底线，但是贝京并没有暗示自己要优先对待的问题是什么，而且还在每一点上都挑起争论。⁸⁶

9月11日，星期一（峰会第七天），卡特只睡了4个小时就再次投入工作。疲惫的总统还生着贝京的气——在看到贝京昨晚的表现之后，卡特私下里把贝京称作“疯子”⁸⁷ ——他把以色列人的一些意见加进了修改过的文件里，从上午10点30分开始和萨达特举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把这份文件交给了萨达特阅读。尽管萨达特接受了这一文件，但是埃及代表团成员在下午和万斯进行会晤的时候很不满意。为了留住贝京继续进行会谈，美国方面把最有争议性的问题都排除在外，特别是归还约旦河西岸、加沙被占领土和东耶路撒冷问题。外交部长卡迈勒和大多数助手都认为，这是阿拉伯世界方面所认定的核心问题，不能在没有以上内容的情况下达成任何协议。尤其是卡迈勒，他认为卡特在以色列和犹太游说团的压力下屈服了，而忽视细节的萨达特则是他的帮凶。卡迈勒希望至少听听侯赛因国王和沙特阿拉伯方面的意见，萨达特一向轻视其他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认为埃及地位特殊，他很不情愿做这事，但是最后还是给侯赛因国王打去了电话。⁸⁸

星期一晚间，卡迈勒为萨达特起草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敦促他在埃及目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离开峰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第二天早上（9月12日，星期二，峰会第八天），埃及代表团内部就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发生在萨达特下榻的木屋的门廊上（想来是为了避免美国人窃听），卡特在骑车运动归来时恰巧看到了争论的情景。萨达特在二人会晤时的迟到和烦躁更是让他心生担忧。萨达特手中拿有一份文件（可能是卡迈勒的那份备忘录），卡特明显感觉到萨达特是来告诉他自己要离开峰会回国的。为了阻止萨达特，卡特开始和他讨论一般性的中东问题，尤其是苏联在这一地区扩张的危险；但萨达特还是把话题引到了以色列缺乏诚意之上，离开的时候，他并没说出让卡特担忧的消息。不过，当埃及人和万斯以及布热津斯基在下午举行会晤的时候，他们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对美国提议的主要反对意见，指出了他们认为偏向以色列的内容。⁸⁹

美国人在星期日下午拿出自己的全面框架方案，不到48小时，就被逼到了墙角，贝京和以色列人首先发难，然后是埃及代表团成员，他们显然向自己软耳根的总统施压了。为了不让卡特对以色列的“让步”抱有幻想，以色列领导人贝京在星期二这天表现得相当强硬。上午的晚些时候，贝京邀布热津斯基散步，指责他把以色列设定居点称作殖民活动，情绪激动起来的贝京大叫道：“除非你们挖出我的右眼，砍掉我的右手，否则甭想让我同意拆除任何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当天晚上他去见卡特，说：“除了和亚博廷斯基就以色列未来进行的那次谈话外，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谈话。”之后，贝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表示自己绝不会在一份包含第242号决议中撤出被占领土内容的文件上签字；他还表示，拆除犹太人定居点和撤出东耶路撒冷也不可接受。“除非是我的右手不听话才会签署这个东西。”贝京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当然，他很自然地在自己的话语中带上了《圣经》里的语言，越说越激动，在他觉得自己的国家正在受到威胁时甚至表现得有些偏执。但是我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故意夸张的行为是为了让卡特退居守势，免得他听了埃及人慷慨激昂的鼓动转过头来向以色列人施压。总统那天晚上肯定十分不快，他后来告诉布热津斯基他“不太肯定这些人是不是都很理智”。卡特在早上和萨达特会晤之后，那天晚上的事进一步证明了他这两位客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美国的提议本来是折中方案，却很明显制造了危机，要想挽救这次峰会，需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新方法。⁹⁰

峰会下一阶段的特征是在低一级的会谈中寻求达成单独协定。与埃及和以色列代表团成员进行政府首脑之外的接触是在高层会谈出现僵局之后合乎逻辑的反应。贝京显然是以色列代表团中最缺乏灵活性的人，卡特也已经和达扬进行了几次一对一的会谈。（达扬私下里威胁说，如果贝京仍然故意不合作，自己就要回国。）在另一方面，美国人必须找到能让卡迈勒和他的同事们满意的措辞，否则埃及代表团里也会出现后果极为严重的分裂。但是星期一和星期二发生的危机说明，要想达成一项内容和语言让双方都满意的协议是非常难的。于是，把一项协议分为两份单独文件的想法浮出水面：一份是专注于西奈半岛问题的埃以条约纲要，另一份是宽松的有关中东和平的全面框架协议；前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让萨达特满意，后者则是利用含糊的文字以期赢得贝京的支持。

采用分别达成协议的策略的想法，萌发于星期一卡尔和达扬还有以色列司法部长阿哈隆·巴拉克（Aharon Barak）举行的两小时的会谈。卡特之前还没有和巴拉克进行过会谈，总统发现这位以色列的法律界人士给峰会带来了新想法——后来更是把他当成了“戴维营会谈的真正英雄”。在西奈半岛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巴拉克没有和他的上司一样情绪激动地东拉西扯，而是帮助卡特了解了贝京顽固态度背后的一些可靠原因，特别是说明了，根据经验，任何在西奈半岛问题上的退让都影响位于以色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戈兰高地，那里的犹太人定居点更具战略意义。在讨论之后，卡特提出，完全放弃西奈半岛问题，先关注更为全面的和平框架文件。不过达扬建议总统把自己的提议草拟出一份交给萨达特，看他的反应如何。卡特在星期二带着自己的黄色便笺本和地图为此工作了一个下午。他用3个小时拿出了第一版草稿，让他高兴的是，萨达特不到20分钟就同意了这份草案，只做了几处修改。从那时起，卡特亲自完成了西奈半岛协议的大部分修改工作。⁹¹

卡特想到拆分协议，也是出于他对萨达特心态和意图的独特理解。从2月在戴维营的会晤和这次峰会（具体会谈的内容尚未完全披露）中，总统得到的印象是萨达特的最高目标是和以色列达成一项和平协议，而阿拉伯问题是放在第二位的。这位埃及领导人需要在后面的这个问题上取得某种协议，以免受到广大阿拉伯国家（和他助手们）关于单独媾和的指责，不过卡特还不清楚萨达特想要的协议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萨达特事先知会卡特，他有可能做出退让，这种做法鼓励了卡特，使美国总统感觉到他的埃及朋友将会灵活应对。贝京表现得很顽固，实际上也是，因此埃以若能签署一份双边条约和一份有关地区和平的框架文件，似乎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过获得埃及代表团的合作也显得越发重要——如果美国方面想要和埃及联手，那么代表团的底线就比萨达特的想法更加重要。如此一来，峰会的新阶段开始了：美国人将起草两份协议。美国人会先和以色列方面那位态度坚决、作风务实的法律专家巴拉克打交道，然后是埃及的外交部副部长乌萨马·埃尔贝兹（Usama el-Baz），乌萨马之前在批评美国提出的建议时一马当先，可以说是埃及方面的强硬派。如果美国人能让这两个人在提法用词上达成一致，那么就有机会让双方代表团接受自己的草案。

9月13日，星期三（峰会第九天），美国人、巴拉克、埃尔贝兹几乎开了一整天的会。卡特发现这两个人都是“精明的文件起草人，精通英语”，善于用词句掩盖或避免争端。例如，贝京讨厌任何有关被占领土的表述，因此，框架文件只会在序言部分提一下第242号决议，决议全文则放在附录里（序言和附录并不算入条约正文）。贝京与众不同的用词也成了问题。对于美国人和埃及人口中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贝京称之为“犹大和撒马利亚”，他也倾向于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这是因为他不喜欢“巴勒斯坦人民”这个带有国家意味的称呼。最后各方面都同意在文件的希伯来语版本中使用贝京的称呼，英语版本和埃及的版本里则不用。

在长达11个小时的决议起草过程中，各方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也有受限的地方。巴拉克拒绝讨论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埃尔贝兹在萨达特的支持下不愿把开放边境的承诺和在外交上完全承认以色列写进文件。此外，在最后的时候，埃尔贝兹令人吃惊地在约旦河西岸难民问题上保持强硬，但是在追问下，他承认自己还没有和萨达特讨论过这一问题。这件事多少破坏了卡特在这一天里对他建立起来的信任。⁹²

这也导致了这次奇怪峰会上的怪诞一幕。在和埃尔贝兹争执过之后，卡特给萨达特打电话，得到的回复却是总统已经睡下了，睡前嘱咐过不要让人打扰。这可是不同寻常的——萨达特是个夜猫子——而且这个时候他屋子里的灯还亮着。卡特躺下之后一时难以入眠，想起他看到的门廊上的一幕，埃尔贝兹令人不安的表现，还有他打去电话的奇怪回复，总统开始担心起萨达特来。于是在凌晨4点，他打电话给特勤局并召来了（穿着睡衣的）布热津斯基。总统说：“我很担心萨达特是不是还活着。”两人都同意派遣特勤局人员对埃及领导人的房子进行一次抵近观察，看看谁进去了，谁出来了。卡特在星期四的早上看到萨达特之后才松了口气，但是也没说起这件事，他担心萨达特会被埃及强硬派清除掉这件事情表明卡特和自己的客人一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⁹³

要感谢起草文件的班子兢兢业业、充满想象力的工作，一份拆分协议终于成形。但是在9月14日星期四（峰会第十天）的时候，这次峰会看上去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大半要归咎于之前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一个问题：西奈半岛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不仅是贝京，大部分以色列代表都希望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不碰，但是萨达特坚持要获得拆除定居点的承诺，这是他签署条约的前提。午餐时分，卡特总统很郁闷，他告诉万斯和布热津斯基，这次峰会也许会以失败收场，自己将因此成为替罪羊。即便是平时很克制的国务卿万斯，在后来和贝京的争论中也升高了调门。“万斯很生气。”达扬后来回忆说。美国人开始计划止损，副总统蒙代尔也被从华盛顿召来帮忙。一种可能性就是美国和埃及签署一项协议，这显然会把以色列推到聚光灯下。达扬自然偏向于做出声明，说明两边的分歧：卡特把双方差距形容得很小，他简直因此“心碎”⁹⁴ 。卡特不知道该如何结束峰会，焦虑地想要寻找一个心平气和的退出方式。9月15日，星期五，他给贝京和萨达特各送去一封手写的短笺，提出：“今天我们收到你们最有建设性的提议，明天（星期六）我们将全力进行起草方案的工作，后天的某个时间，我们会为这次戴维营会议画上句号。”⁹⁵ 星期五是峰会召开的第十一天，需要处理的华盛顿政务现在已堆积如山，伊朗局势更是不断恶化。

不过卡特希望按部就班地从峰会中脱身的计划很快就被打破了，星期五中午时分，万斯面色苍白地赶到“白杨”客房，通知总统：“萨达特打算离开。他和助手们已经打包好了行李。他让我为他安排一架直升机。”总统惊呆了，让身边所有人都退出去之后，他坐下来，虔诚地祈祷了一会儿，祈求还能找到实现和平的方法。然后——因为这一时刻的重要性，他换上了正装——他走到了“山茱萸”客房。⁹⁶

萨达特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在门廊上，一些美国工作人员也在和他们告别。卡特走进了屋子，萨达特跟了进来。他们静静地对视了一会儿，埃及领导人的脸色憔悴，神情紧张，美国总统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最后，还是卡特开了口：

“我知道你要走了。”

“是的。”

“你有没有想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明白。”

“那我来告诉你，”卡特说，“这首先意味着美国和埃及两国之间关系的结束。我俩都没法向本国的民众做出解释。这也意味着我为维持和平做出的努力、付出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这也许还意味着我的总统任期的结束，因为我的努力让我丢尽颜面。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这将意味着对我来说最珍贵的东西——我和你的友情——的结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萨达特大受触动。他告诉卡特，自己和达扬在前一天举行了会晤，试图建立沟通的桥梁，这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以色列人不会签署任何协议，自己还是现在离开的好。如果自己只和美国人签署协议，那么以色列人就会利用那些单方面的让步，将其作为未来谈判的基础。卡特表示，如果是这样，美国方面就会解释说萨达特单方面做出的任何承诺都是无效的。萨达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基于对这种情况的理解，他将留下来。对于那些泄气的助手，萨达特只是说，卡特是个“伟人”，他会“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卡特总统的任何提议我看都不看就会签字”。⁹⁷

图6-1　1978年9月15日，星期五，卡特在戴维营峰会最高潮的时刻向贝京和萨达特送出的最后呼吁（吉米·卡特图书馆收藏）

尽管萨达特让步了，但他以离开相威胁还是刺激了卡特的态度向他倾斜。卡特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昆特起草一份发言稿，以便在谈判失败后向国会发表。发言稿只需要说是两个因素阻碍了谈判：贝京反对放弃西奈半岛上的犹太人定居点，以及他拒绝承认有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终谈判应包括以色列撤军，这是第242号决议所要求的。在这两点上，卡特都支持萨达特。卡特审阅了昆特写完后被他们称为“失败演讲”的草稿，并给予了有条件的批准。不过他把这个当成最后的手段，仍然希望会得到一个更积极的结果。⁹⁸

星期五这一天的焦点是找出解决西奈半岛问题的办法。魏茨曼和美国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商定了一个协议：美国帮助以色列在内盖夫（Negev）沙漠修建新的空军基地，以补偿后者在西奈半岛上失去的。这会让美国人花费30亿美元，尽管卡特一直对“买来的和平”很谨慎，但他还是同意了。魏茨曼还为打破犹太人定居点问题的僵局提供了帮助。在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长阿弗拉罕·塔米尔（Avraham Tamir）的建议下，他们给在国内的阿里埃勒·沙龙（利库德集团的开创者，也是定居点政策的主要倡导者）打了电话，希望他也向贝京施压。几个小时后，深受感动的贝京告诉自己的同僚们，沙龙打来电话表示，如果西奈半岛的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和埃及谈判过程中唯一仍然无法克服的障碍，他支持放弃那些定居点。关键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立刻公布这一让步：星期日上午，达扬还是告诉卡特他自己不同意在20年内拆除犹太人定居点，而贝京则永远不会同意这么做。⁹⁹

9月16日，星期六（峰会第十二天），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就约旦河西岸和一些其他问题进行了讨价还价，美国方面倾向于在这些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以期换得贝京在西奈半岛问题上的支持。结果是他们都能接受巴拉克在上午提出的折中建议，巴拉克在美国人心里已经树立了“好人”形象。以色列的司法部长表示，他认为摆在眼前的有两条路。如果大家想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上找出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就还要再谈上两个星期。但继续进行那么长时间的谈判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卡特已经表明这次峰会将在第二天结束的情况下，于是所有人都倾向于采纳巴拉克的第二个建议，也就是说他们会回避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第242号决议的内容，大家需要找到恰当的表述方法，让美国人和埃及人能将其解读为决议适用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而贝京则可做另一种解读。在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比如耶路撒冷问题或“巴勒斯坦人”和“约旦河西岸”等词的解读问题，各方将通过协议附件中的换文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卡特说服了萨达特同意这个提议。¹⁰⁰

当天晚上，卡特和万斯试着对贝京采取新的策略。在西奈半岛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表现得相当夸张，在激烈的讨论中，他大叫着说这是“最后通牒”和“政治自杀行为”，如此表演让卡特认为这个讨论是无法结束的。然而在最后，贝京同意将“如果在西奈半岛问题的其他方面达成了一致，以色列定居者是否能撤出西奈半岛？”这一问题在两星期内提交给以色列议会讨论。尽管贝京没有承诺在投票中投出赞成票，但是在卡特的压力下，他表示将允许自己党内的议员自由投票。当他们谈到更广泛的“和平框架”时，卡特回忆，谈判的气氛变得“惊人友好”起来——那是自然，巴拉克在当天上午取得的突破已经偏向于以色列方面。比如，当贝京接受“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一措辞，令卡特欣喜不已时，已达成一致的换文却使贝京能将其解释为等同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还因此把这个称谓整合进了在以色列的“犹大和撒马利亚”实行永久自治的计划中。讨论从晚上8点持续到午夜。在快结束的时候，筋疲力尽的卡特相信自己从贝京那里得到了一个承诺，就是在就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问题进行谈判期间，全面停止所有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这也会在换文中得到体现。讨论在积极的气氛中结束了。¹⁰¹

我们来总结一下星期六发生的事。昆特注意到，在这样的谈判中，“有时人们会面临选择：是非要说个明白，哪怕因此无法达成协议也在所不惜，还是先保留模糊性，日后再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上，我们选择了把今天无法解决的问题推迟到晚些时候再说”¹⁰² 。他在备忘录中对这个最后一分钟才取得的突破做了精准的分析。从与以色列相互羞辱的对抗中再次退让，卡特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但得按照贝京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峰会之外，全世界的媒体还在徒劳地等待，想一睹“十诫” [10] 的内容。鲍威尔还是对会议内容遮遮掩掩，不过媒体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12日，一位记者大喊说：“我们已经受够你每天的唠叨了！”当另外一位记者问到是否“今天基本上又是一个没有新闻的通报会”时，鲍威尔的回答是：“在我看来，是的。”14日那天，鲍威尔向记者们提供了“当前情况的概述”，他表示，会议的目标是讨论出一个构建中东和平的总体框架，“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和变通，但是我们还没有达成框架协议”。在谈判时间上，他的陈述还是很中立的，峰会很可能进入了“最后阶段”，不过他也笑着补充说：“最后的阶段也可能是最长的。”因此，相关猜测此起彼伏。14日晚间，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晚间新闻”报道说，这次峰会将在星期五或者周末结束，而它的对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取得进展的希望渺茫，峰会有可能会拖到星期一。¹⁰³

在星期五的午餐会上，鲍威尔被问到是不是在前一天白天或是晚上的时候，萨达特曾打算离开。他的回复是：“并没有。”这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正确的：萨达特威胁要离开的时间是当天上午。卡特直到发布会结束之后才把这事告诉鲍威尔。因为媒体认为萨达特和贝京的意见完全相左，所以鲍威尔那天在这个问题上回答了不下13次，甚至这位白宫新闻秘书眨眨眼都被当成新闻发了出去。难缠的海伦·托马斯（Helen Thomas） [11] 见鲍威尔再三回避，不肯谈为什么没有举行三方会谈，忍不住愤怒地表示：“别告诉我们这很正常，不要跟我们说什么戴维营一切正常！”16日，当鲍威尔宣布三个代表团一致同意第二天将是峰会的最后一天时，媒体记者们爆发出了一阵掌声。不过他也留下了悬念：“在重要问题上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各方也在尽最大努力解决……但是在星期日的时候峰会是否能有结果或成功解决分歧，现在还不好说。”¹⁰⁴

天有不测风云。9月17日，星期日（峰会第十三天），峰会再次面临危机。最大的问题出现在有关耶路撒冷的换文上。美国的草案阐明了一贯立场，在1967年和1969年的联合国会议上，美国明确指出，东耶路撒冷并非以色列的合法领土。以色列方面十分愤怒，贝京宣称如果美国不在给埃及的换文中写明耶路撒冷问题，他将不会签署任何文件。总统此时再一次从足智多谋的巴拉克那里得到了帮助，逐渐找到了打破这个僵局的方法：删去具体引用美国过去声明的地方，只注明发言人和日期。卡特同意尝试用这个方式和贝京沟通。卡特也在这次峰会的一些照片上签名，打算送给贝京的孙子孙女，卡特的秘书苏珊·克拉夫（Susan Clough）问到了这些孩子的名字，这样来自总统的礼物就显得更亲切了。卡特在和贝京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带上了这些照片，看起来起到了一些作用；贝京在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显得很激动，不断地念叨着自己孙子孙女的名字，还和卡特聊了聊每一个孩子。不过，之后贝京虽然不像以往那样夸张，但也冷静地表示，他很遗憾，但是他不会签署美国有关耶路撒冷的文件。卡特把贝京还没看过的修改过的文稿交给他阅读，自己失望地走回了“白杨”客房。几分钟之后，贝京打来电话，表示他能接受这种说法。¹⁰⁵

下午，会谈遇到了进一步的挫折，贝京在有关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提出，他们将只会冻结定居点计划3个月，3个月时间足以让埃及和以色列就条约细节进行谈判了。卡特认为各方并未就此达成一致，他向巴拉克读了自己前一天晚上的记录，但是卡特之后还是同意贝京在第二天再拿出提议，巴拉克没有异议。后来，卡特承认这在峰会上“也许是最严重的疏忽”¹⁰⁶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3点，卡特希望在晚上让所有人都赶到华盛顿，以便在白宫举行《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的签字仪式，所以他很关注萨达特是否赞同这份又用了两个半小时才拿出的最后文件。萨达特是能看到他所达成的协议的局限性的：埃及代表团大部分成员闷闷不乐，外交部长卡迈勒更是告诉萨达特自己想在峰会结束之后辞职。¹⁰⁷

事实上没有人表现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大家的主要情绪是终于可以走出“牢笼”的轻松。对于回国后要面对的反应，贝京的担心不比萨达特少。但是他们在下午还是进行了相当热情友好的谈话，这是十天来第一次。两人还共乘一架直升机飞往华盛顿参加签字仪式。一位美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返回华盛顿的飞行遭遇了猛烈的雷雨，这给峰会加上了“瓦格纳”式的终曲。¹⁰⁸ 晚上10点30分，在白宫的东厅，摄像机架到了卡迈勒本该坐的椅子上，但这也抑制不住人们的兴奋和善意。萨达特在讲话中恭维了自己“亲爱的朋友”美国总统卡特。大笑声中，贝京表示这次峰会应该改名为“吉米·卡特的会议……他的工作比我们的祖先在埃及建造金字塔还辛苦”——恭维和揶揄都是典型的贝京风格。说到协议中承诺他和萨达特将在3个月内达成和平条约，贝京表示他们应该保证尽快完成。¹⁰⁹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卡特被如潮的称赞淹没，连基辛格都把这次峰会称为“十分重要的成就”。哥伦比亚新闻在星期二晚间宣布，卡特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上升至51%，比6月的时候上升了13个百分点。《华盛顿星报》（Washington Star ）的杰克·哲蒙（Jack Germond）和朱尔斯·惠特科威尔（Jules Witcover）写道：“漂亮的一击，总统改变了政治形势。”《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这确实是吉米·卡特的会议。我们要向他致敬：这次他干得太漂亮了。”¹¹⁰ 对于饱受批评的政府来说，这件事让人兴奋不已。卡特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Stuart Eizenstat）喜出望外地表示：“不用说，戴维营峰会已成为本世纪历史上伟大的外交成就。”¹¹¹

然而在贝京离开华盛顿之前，他告诉媒体，自己的国家将不会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撤军，也不会在巴勒斯坦人建国的问题上谈判。贝京坚称，他所认可的是“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权利，至于“合法的”一词，他讥讽地说这是“累赘”：“会有不合法的权利吗？”¹¹² 更严重的是，贝京没有在全面终止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给卡特发去确认文件。总统认为贝京没有信守诺言，便把记有他确定在星期六晚上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的备忘录发了过去。在对已有的证据进行研判后，昆特得出结论：贝京很可能没有对文件中的表达做出明确的承诺，但是允许卡特做出贝京已经同意了的推断。与其说是贝京玩起了惯用的文字游戏，不如说是美国人没能在离开戴维营之前逼贝京表态；这个问题可是萨达特在峰会上为数不多的巨大成就之一，他可以以此应付广大阿拉伯国家的要求。¹¹³

9月26日，以色列国会批准了协议，协议包括终止建设西奈半岛犹太人定居点的内容。第二天，贝京和萨达特被宣布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白宫对卡特被排除在外很不满）。但是详细的埃以和平条约制定工作进展缓慢。谈判于10月在华盛顿开始，但是贝京对谈判团队的控制相当严密，谈判并没有像卡特预想的一样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圆满结束，各方争论不休，谈判一直持续到了新年。“你在戴维营获得了成功，因为……你把两方面都握在手里。”布热津斯基告诉他。协议之间“脱节”的原因是形势起了变化，两位领导人也受到国内意见（对贝京而言）和阿拉伯世界的批评（对萨达特而言）的压力，压力比他们在美国的时候大得多。汉密尔顿·乔丹附和了布热津斯基的分析，他告诉总统：“我真的认为你必须更加深入地参与进来。”总统也许能通过访问中东向萨达特和贝京再次施压。¹¹⁴

还有其他的问题在占用总统的注意力，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现在席卷全国，卡特只愿意把访问中东当成最后的手段。他先试着邀请埃及和以色列的两位外长访美，于1979年2月举行“第二次戴维营会谈”。这招没有奏效，于是他又邀请贝京3月初来华盛顿，但是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拖延阻挠的做法最终激怒了卡特。总统几天之后在开罗和耶路撒冷进行了一周紧张的穿梭外交，落实协议的各个细节。这一次，萨达特不顾助手们的反对，做出的让步多于贝京，足以弥补双方的分歧。1979年3月26日，《埃以和约》在白宫草坪上签署，在场众人深受感动，特别是当萨达特拥抱了魏茨曼的儿子时。魏茨曼的儿子当过伞兵，在战争中被埃及狙击手打中，造成永久性脑部损伤。对卡特的赞扬再一次如潮水般涌来。基辛格表示，总统让他无法再去做批评政府的评论家。卡特则在日记里写道，自己是使用了“所有可能的方法来完成这项谈判任务的”¹¹⁵ 。

从个人层面上看，三位领导人都为戴维营峰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尽管卡特在1980年大选中败北要怪国内政策和政治形势，但他接连进行的高层外交活动——比如戴维营峰会和《巴拿马运河条约》——毫无疑问转移了他处理国内事务和问题的注意力，也占用了许多精力。卡特败选也反过来影响了和平进程：很多观察家都和萨达特一样相信，卡特如果能有第二任期，他一定会尽力寻求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¹¹⁶ 对于萨达特来说，戴维营峰会的代价更高，他被阿拉伯世界排斥，还在1981年10月的阅兵式上被极端分子刺杀。萨达特去世后，卡特始终保持着对他的尊敬和钦佩。卡特在2006年回忆说：“我在总统任期内会见过将近100位外国首脑，他是我最喜欢的人，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¹¹⁷

相比之下，贝京和卡特之间的关系就很冷淡疏远了。总统认为，这位以色列领导人背叛了自己在戴维营峰会上做出的郑重承诺，尤其是有关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但是无论贝京在1978—1979年得到了什么都没有长久地持续下去。他四处出击，打击或真实存在或臆想出来的以色列的敌人。他还授权沙龙在1982年6月进攻亚西尔·阿拉法特所领导的巴解组织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基地，沙龙还允许亲以色列的黎巴嫩民兵屠杀了至少700名难民营中的难民。起初，贝京仍然是那副挑衅的做派，把以色列的这一行动比作派兵进入柏林“消灭藏在地堡里的希特勒”¹¹⁸ 。但是随着国内外示威抗议活动的升级，他意识到这损害了以色列在大屠杀后道德观中的光辉形象。贝京逐渐消沉下去，他挚爱的夫人去世，更让他的身心饱受摧残，他最终于1983年辞去了总理职务。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在戴维营的这次峰会呢？美国方面无疑事先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卡特为中东和平进程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源。从1月开始，他就在考虑通过举行峰会来打破僵局。万斯和布热津斯基之间因为处理冷战问题而紧张的关系在中东问题上并没有明显体现。与基辛格和罗杰斯在尼克松时代的不和不一样，布热津斯基大体上还是只做顾问的分内事，让万斯去参加谈判——这位国务卿常常坐着电动高尔夫球车飞快地在戴维营内各间屋子之间穿梭。¹¹⁹ 事实上，跟埃及人（领导人比助手们更像是鸽派）与以色列人（领导人比助手们更像是鹰派）相比，美国代表团在峰会上是个很有效率的团队。美国方面还为峰会做了最细致的筹备。由鲍威尔巧妙实施的媒体隔离策略，防止了紧张局势和会谈僵局暴露在公众面前。国务院细致的会前简报也指出了另外两位领导人的精明之处，还为如何应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问题”提供了缜密的方案。

然而，国务院的方式和卡特的方式之间也出现了矛盾。首先总统想要实现的是更宏大的目标，至少是一个全面解决地区和平问题的框架文件。（1979年时，他在和勃列日涅夫于维也纳举行的会议上显示出了同样的雄心。）¹²⁰ 其次，总统在初期的讨论中就感到，只要他能让埃及和以色列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在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这两个问题上满足萨达特就会比国务院想象的容易。尽管这更像是直觉而不是策略，但在之后的峰会过程中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多少有些天真，认为可以引导与会者先进行初步的总体讨论，再进入细节谈判，颇像是张伯伦在贝希特斯加登打算的那样。大部分峰会的气氛是动荡混乱的。之所以要召开这样的峰会，是因为危险的问题无法在较低层次上解决，因此，峰会的参与者很可能在一开始就发作。在戴维营峰会上首先发难的是萨达特，部分原因是压力，但这也是出于总体策略的考虑。在国务院观察者看来，这位年轻时想当演员的埃及领导人喜欢动作夸张的肢体语言，就像他在1977年11月的耶路撒冷之行表现出来的那样。现在，万斯承诺卡特会在会谈中充当“全面合作伙伴”让他抓住了机会，萨达特用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埃及的立场，这样做部分是为了避免受到阿拉伯世界的批评，主要是为了确保卡特会自告奋勇地拿出自己的折中方案。尽管风险很大，但这种策略确实不荒唐，2月份和卡特在戴维营的讨论更是鼓励了他。但是这在一些方面仍有瑕疵。首先，在追求和美国构建与众不同的关系时，萨达特没有理解美国和以色列相互之间关系的深厚程度，这有着地缘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国内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虽然卡特有时会冒险和贝京当面对抗，但他可是每次都做出退让的。其次，正如外交部长卡迈勒所强调的，萨达特在峰会的头两天就把自己大部分的底牌亮出来肯定是个错误。美国驻埃及大使艾尔茨认为，萨达特是被总统“吸引住了”：“我此前从未见过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是这个样子的。”即使是卡特也在后来写道：“萨达特看上去太相信我了。”¹²¹ 实际上，他一直想弄清萨达特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是来参加谈判的。在萨达特看来，关键就是让卡特主动提出建议，之后其他人就会跟上。

和萨达特一样，贝京也自行其是，而且很显然没有准备好来开这次峰会。贝京不得不在最初采取守势，因为萨达特一开始就挑衅，卡特又决心推销折中方案，还没能如贝京所愿充当调解人。以色列代表团内部也有严重的分歧。不过以色列总理也开始了反击。在星期日的时候（峰会第六天），他以一份阐述以色列观点的坚定声明做出了回击而没有提到底线。此外，他的顾问们——尽管在私下里和他有所争执——在对外的表现上都一样强硬，让美国人和埃及人对以色列能做出多少让步拿不定主意。要想讨价还价成功，就得在己方的最小目标上释放出不确定的信号，在这方面，以色列人做得很好。相比之下，“萨达特才真的是业余选手，”当时埃及代表团的一位成员、后来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评论道，“他的行动往往草率而且容易预测。”¹²²

贝京另一大有价值的表现就是他的谈判风格。这听上去像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因为他更愿意发表长篇大论而不是参加谈判，但是他的技巧被证明是很有效的，有点像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用雄辩术和叫人为难的顽固强迫对方退让。1978年8月，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塞缪尔·路易斯在峰会前表示，不能从理论上判断贝京态度坚定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妥协的强硬派”，还是因为他是“一个难缠的谈判者”¹²³ ，但是白宫方面偏向于后者。的确，贝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被邀请到戴维营的。其实贝京既是“一个不妥协的强硬派”，又是“一个难缠的谈判者”。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罗德·桑德斯后来承认，他们低估了“说动贝京的难度……还以为能与之共事，不至于遇上一堵意识形态方面的石墙”。贝京很刻板，总是纠缠用语，常常就《圣经》历史发表长篇大论，情绪起伏很大，这些都让与他进行谈判的对手不舒服。卡特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耐心，但是很看重时间和精力。“你无法想象和贝京打交道有多困难，多折磨人。”这句评论在桑德斯看来能解释为什么卡特没能在终止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和贝京达成明确协议。¹²⁴

如果贝京一直那么让人反感，那么这次峰会的结果一定会事与愿违。在其他场合下，他还是友善礼貌的，这部分是来自传统的波兰习惯，部分是受他的偶像亚博廷斯基影响。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塞勒斯·万斯这样看待贝京：“他是旧约先知和温文尔雅的欧洲人的合体……钢铁意志和情绪化性格的奇怪混合体……有时尖酸刻薄，但下一秒就热情和蔼。”贝京的刻薄有刻意的成分，布热津斯基十分惊讶于这位以色列领导人的这种表现，虽然他嘴上的态度十分强硬，可他最后还是在有关西奈半岛犹太人定居点的协议上签了字。¹²⁵ 不过贝京的行为确实可以追溯到他的性格、他的过去、他的不安全感，甚至是他的猜忌，这都是战争和大屠杀留给他的。他可以让情绪收放自如，但他所承受的压力一直都有，只是被强压在表面之下。

正因为这样，在戴维营峰会的后半段，贝京和以色列人挫败了赢得萨达特支持的美国人。时间也对以色列人有利。总统的策略是隔断客人们和华盛顿方面的联系，在戴维营里与世隔绝，这个做法在一开始确实很有成效，但最后总统反受其害，因为他必须返回首都，不能再待一周了。峰会开始的时候，萨达特和贝京被绑架在戴维营；到结束时，被绑架的却成了卡特。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达成某种协议要比一无所获好得多，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顽固不化的贝京底线尚不清楚，萨达特的易于相处说明他比以色列人更容易向压力屈服——这个例子说明在政治上向自己的“朋友”施加压力要比对敌人下手容易得多。贝京在西奈半岛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反应比预想的激烈得多，卡特在地区和平框架协议上的缓和，是为了换取西奈半岛问题上的协议。因此，用一种困难重重、曲折复杂的方式，贝京最后拿到的和自己的真正目标相差无几：和埃及实现和平，对阿拉伯世界做出最低限度的退让。

虽然如此，贝京真正担心的是他在西奈半岛问题上的退让会让国内利库德集团的支持者们如何看待。回国之后他在条约问题上的拖拖拉拉体现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氛围——国内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不过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人在外交方面的盘算。根据昆特的记录，1979年时，卡特已经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第二次大选，很难再去兼顾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问题，还有巴勒斯坦人问题。¹²⁶ 如果这确实是贝京的策略，那也确实获得了回报，中东问题的总体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

虽然如此，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条约还是成了自以色列立国以来中东和平方面最显著的大突破。1948—1973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以色列和自己的阿拉伯邻国一共进行了4次全面战争。1973年之后的35年间，战争销声匿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78—1979年达成的各项协议。另一方面，潜在的冲突仍没有得到解决，冲突只是换了个形式。巴勒斯坦人感到自己被埃及人和其他冲突国家背叛，于是自己动手，用游击战和恐怖主义行动攻击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但是因为最强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在1978—1979年置身事外，所以紧张的局势从未升级成另一次让超级大国深陷其中的地区战争。这加强了全球的稳定，但也让各个大国对巴勒斯坦人的关注减少了不少。通过在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的顽固，贝京维护了以色列殖民化所占领土最重要的手段，保证犹太人定居点长期存留下来。¹²⁷ 戴维营峰会留下了这个有争议的结果，让埃及代表团强烈反对萨达特签署这份单独的和平协议。

三位领导人都为在这次峰会上达成协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萨达特对耶路撒冷奇迹般的访问让和平进程和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挂钩，也鼓励了卡特单方面采取行动；这次访问还打破了埃及和以色列两国之间构建和平的心理障碍。不过萨达特不具备把这种构想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更不用说贝京了。让双方来到精心准备好的峰会舞台上，通过细致谨慎的沟通来打破最初的僵局，这要归功于卡特。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中东问题抱有如此大的个人兴趣，能为谈判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如此大的政治资本。但在《戴维营协议》和最终和平条约的实际内容上，贝京的贡献更大。这位以色列领导人保卫了他心目中的核心国家利益。他的国家是否变得更加安全？这个问题在以色列人和全世界人民之中仍有争论。

[1] 也称“中东战争”。——译者注

[2] 即第三次中东战争。——译者注

[3] 美国南部诸州，和所谓“上南部”相对，尤其指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等州。——译者注

[4] 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曾以恐怖袭击方式进行斗争。——译者注

[5] 代指美国国务院。——译者注

[6] 美国的劳动节为9月第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7] 以上三座屋子都是代号，并非指建筑材料。——译者注

[8] 星期五晚是犹太人安息日的开始。——译者注

[9] 该书全名为：Living with the Bible: A Warrio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 of His Forebears。——译者注

[10] 根据《圣经》，摩西在西奈山上停留40昼夜，领受“十诫”后下山。——译者注

[11] 海伦·托马斯，知名女记者，首位白宫女性通讯员。——译者注

第7章 日内瓦，1985年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1985年11月的日内瓦会议，对抗双方是一位新上任、很上镜的领导人和一位上了年纪的冷战老将，二人多次激烈交锋。针对美国军火工业和苏联违反人权行为的指责你来我往。这听上去蛮像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维也纳会议的翻版。但是这次的新人来自苏联，上了年纪的冷战斗士来自美国；而且，虽然和维也纳会议很相似，但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明显不同。这次峰会开启了美苏关系全面转型的峰会外交进程。¹

双边外交峰会想有成效，前提是领导人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实力基本平衡。这在1972年全盛时期的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峰会上有所体现，不过此后因为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权力衰落和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惨败，情形发生了改变。1974年11月，尼克松的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举行了会晤，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纲要上取得了一致。但是当这份条约准备在1979年6月卡特与勃列日涅夫的峰会上签署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已是迟暮之年，两个人的维也纳会议被小心翼翼地安排，以照顾他虚弱的身体；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要比戴维营峰会上的短兵相接含蓄得多。

有成效峰会的另一个前提是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苏联人对卡特尝试就《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开始重新谈判而感到愤愤不平。1979年条约签署的时候，卡特缺少让这一文件在参议院通过的政治影响力，这让苏联人的疑心更重了。1979年圣诞节，苏联红军开往阿富汗，在这个动荡的国家里建立了一个亲苏政府。卡特将自己的政策来了一个大转弯，他对苏采取了限制贸易措施，还向美国运动员施压，要他们联合抵制将于次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这些制裁反映的是政治上的谋划——卡特想在1980年11月总统大选的民意测验中争取领先——但是，卡特也是真的愤慨了。他告诉一位记者说，苏联的入侵“让我对苏联最终目标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比我上任后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过分”。这一评论过于率直，白宫只好不公开相关记录。²

在大选中打败卡特的罗纳德·里根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冷战斗士。20世纪40年代中期，身为过气电影明星的他领导了好莱坞的反共运动。进入20世纪50年代，他对艾森豪威尔遏制政策的幻想破灭后，坚持认为美国应当对苏联加大经济和军事压力，因为“这是一次全力以赴的赛跑，我们的体制更强大”，而且最终敌人将会放弃较量。他简单鲜明的美式价值观让他成为20世纪50年代通用电气公司的巡回代言人。他在这个职位上向全国公众发表演说，所获得的经验比当演员得到的更多，也因此成了“伟大的交流者”，并以此为跳板跻身政界，于1966—1974年连任两届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对外政策方面，里根坚持极右立场，在尼克松辞职后公开批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1976年，在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失败后，里根告诉自己的儿子，他“想成为美国总统，这样就能和勃列日涅夫坐下来”就另一份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展开谈判。他说：“也许我会听他讲上20分钟，然后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过去，弯下腰去在他耳边小声说‘不行’。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听过美国总统说这个词了。”³

和尼克松在1969年时的看法一样，里根也认为在总统就任早期便召开峰会意义不大。一次有实际意义的会议需要精心准备，还要和美国的盟国磋商；峰会必须有“真正的目标”，还要采用“合理的谈判”方式。简而言之，正如里根用平实的话表达的那样：“你不能直接打去电话说：‘好，让我们聚一下，吃个午饭吧。’”⁴ 但是里根的言论在1981年就职之后可比尼克松激进得多。1月29日，在就职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里根就表示，“目前，局势的缓和只是单方面的行为，而苏联正打算利用这个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人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推动世界革命，让整个地球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根声称，苏联领导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公开坦率地宣布什么有助于他们的事业，什么就是他们认可的道德准则，这意味着他们为自己保留了犯罪、撒谎和欺骗的权利”。同年5月，他在圣母大学（Notre Dame University）直截了当地说：“西方不会包容共产主义，它会超越共产主义。”⁵

两年后，里根在1983年3月8日公开指责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实际上是“现代世界里罪恶的中心”。他还预言说：“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又一个悲剧怪诞的章节，它的最后一页正在书写。”尽管这些话大部分出自一名极端保守的演讲撰稿人安东尼·多兰（Anthony Dolan）之手，但是“邪恶帝国”这个词是里根的独创：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常常使用。⁶ 更戏剧化的是，1983年3月23日，里根宣布将开发一个防御系统，拦截并摧毁核武器。白宫称之为“战略防御构想” [1] ——SDI（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不过批评家们给这个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起了个外号“星球大战”，这成了这一计划的标志性称呼。在苏联和大部分西欧国家看来，这一计划是在发出威胁，要把军备竞赛拓展到外太空；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那么美国或许就能向“邪恶帝国”发动核攻击而不用担心遭受反击。

不过里根也有另外一面。这位铁杆反共人士也是一位热诚的核武器反对者。里根坚信，基于对等保证摧毁机制——缩写为MAD（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冷战威慑政策实在是荒唐至极。1979年7月，他参观了位于科罗拉多的绝密指挥中心 [2] ，这里将在核战争爆发时协调指挥美国军事力量。那是一座地下城市，在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中开凿，由数英尺（1英尺约为30厘米）厚的大门保护。他问这里的指挥官，如果一枚苏联导弹落在门外会怎么样？对方耸耸肩：“会把我们都炸飞。”里根十分震惊，即便是美国国防的中枢也在核导弹面前毫无抵抗力，这坚定了他的想法：要把相互摧毁换成共同生存。⁷

本质上，战略防御构想是里根自己的想法，他这一想法突然提出，让国务院措手不及。一些国防部的鹰派人士把这个计划当成加强美国对苏联发动先行打击手段的方法加以支持。不过里根在1983年3月提出这一计划时绝对是认真的，他表示自己的目的就是“让这些核武器毫无用武之地并被淘汰”。白宫里和他关系最近的顾问们都怀疑，他会不会在美国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同意发射己方的核武器。⁸

里根的这一面很少为人所知。批评家们嘲笑他那非黑即白的世界观，批评他处理细节问题时不够坚定，还说他更爱讲故事而不是脚踏实地，他们把里根叫作“演员总统”，说这个被好莱坞抛弃的演员用自己的名声和相貌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角色”⁹ 。不过里根的自我形象并非如此。在一生之中，他总是想起自己在伊利诺伊州罗克河（Rock River）当少年救生员的那些夏天。他坐在高高的木椅上，俯视着沙滩，晒成棕色的健硕身体使他成了广受追捧的偶像。根据里根自己的估计，他曾从河中救起77名遇险人员。救生员的经历塑造了他的内心追求。¹⁰ 传记作者卢·坎农（Lou Cannon）写道，那是“完美匹配他性格的一个角色，救生员是受人们崇拜的对象，他们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英雄般的表现拯救那些在生活中毫不相干的人们”¹¹ 。同样，里根任职期间的一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Robert Macfarlane）评论说，总统“深信自己具有改变历史的英雄人物的能力”。是的，他坚决抵御了苏联的威胁——因此就有了1981年2月防务支出的大规模增加——他也希望超越苏联，峰会外交恰好是这样一个手段。用另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弗兰克·卡卢奇（Frank Carlucci）的话说，里根“深信自己可以通过劝说将‘邪恶帝国’转变为‘善良帝国’”¹² 。

里根由母亲抚养长大，笃信新教福音派，有着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他的信仰是个私人问题，却已深入内心；在他就任总统两个多月后，1981年3月30日发生的事情更是巩固了他的信仰。在华盛顿的希尔顿酒店发表演讲后，里根被一名精神病患者开枪击中，一颗子弹就卡在距离心脏1英寸（约2.5厘米）的位置上，他良好的身体素质加上及时快速的外科手术挽救了他的生命。他在手术台上说的俏皮话在民间传开了：“请告诉我，你们都是共和党人。”不过濒临死亡的经历让他受了不小的震撼。此后，里根一直在想为什么上帝会救他一命，最后他断定，自己有上帝的使命在身。在受难日（Good Friday）当天，他告诉一位前来拜访的枢机主教：“我已经决定，余生为上帝而活。”虽然里根对早日召开峰会仍然公开表示兴趣不大，但是第二天他起草了一份私人信件寄给勃列日涅夫，谈起了他们对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¹³

这就是里根总统的矛盾之处：他既是坚定的冷战斗士，又是想要成为和平先驱的改革者。苏联人发现很难看得出哪个才是真正的里根，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总统自己也没能弄清。军控谈判高级代表肯尼思·阿德尔曼（Kenneth Adelman）说，里根“天生拥有特别的能力，能够接受相互矛盾的观点而不会觉得尴尬”¹⁴ 。

更严重的是，里根的政府也反映出了这种矛盾。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和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都是激进的鹰派人物，对苏联的每一个举动都充满怀疑。即使是在1990年，在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以及柏林墙倒塌之后，顽固的温伯格仍然警告说：“戈尔巴乔夫面带微笑，穿着时髦，远不足以说明苏联的目标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¹⁵ 在1982年6月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就任国务卿之后，国务院的态度更加务实。1983年2月，舒尔茨终于让里根在上任后首次与苏联驻美大使、克里姆林宫里有分量的顾问、外交老将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举行了会晤。当年夏天，舒尔茨拿出四点谈判计划，寻求在军控问题之外进行接触，改变苏联人的地堡心态。“力量和现实主义可以阻止战争，”国务卿告诉参议员们，“不过只有直接对话和谈判才可以打开通向持久和平的大门。”舒尔茨认为对话应该从政府的低级层面开始，由专门官员渐次提升等级至大使级和外交部长级，最后才是峰会。他还认为尼克松时代的联动手段常常适得其反。在超级大国的谈判中，美国应该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都取得进展，“如果死板地采用联动手段，那么就会把主动权让给苏联人”¹⁶ 。

里根的强项说来简单，就是用精心设计、语言通俗的演讲来传达宏大的想法。他在规划有效政策方面并不擅长。“他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他不懂如何得到。”他的助手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评论道。而这就是舒尔茨发挥作用的地方。¹⁷ 身为经济学家和大学教授，舒尔茨精通出谋划策，能够将目光放长远，善于分析体制问题。数年的劳资纠纷调解经验让他成了一位谈判专家，可以在强硬和幽默之间掌握好平衡。舒尔茨还做过美国大企业柏克德公司（Bechtel）的总裁，知道如何管理大型机构。而且身为尼克松政府的资深阁员，他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财政部长。这些都让舒尔茨在华盛顿的政治丛林里屹立不倒。

虽然国务卿最终被证明是里根走向峰会的决定性助力，但这一过程曲折残酷：和温伯格还有鹰派人物们的斗争结果是两败俱伤，舒尔茨至少四次走到了辞职的边缘。¹⁸ 他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尽力构建某种有一致性的政策，这种尝试的结果就是里根连着更换了六位国家安全顾问，是历届总统中换人最多的。¹⁹

里根政府内部的分歧并非其峰会外交进程缓慢的唯一原因，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很难算得上有利。苏联军队仍然滞留在阿富汗；克里姆林宫逼波兰的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新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 [3] ；1983年年末，北约为对抗苏联对自己中程核打击力量的现代化升级，也在西欧部署了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Pershing missiles），苏联政府因此退出了所有军控谈判。但在这一年，让局势更为紧张并彻底破坏了舒尔茨对话希望的，是大韩航空KE007航班在9月1日那天凌晨的遭遇。这架飞机迷航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方面击落，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一生还，其中包括一些美国人。苏联方面起初拒绝对此事负责，直到权威机构播放了苏联飞行员和地面控制中心的最后对话，才改口称KE007航班是一架美国间谍飞机。整个事件的处理让笨手笨脚的官僚们搞得一团糟，华盛顿的强硬派却激动地把这件事渲染成“精心策划、怀有恶意的故意谋杀”，是苏联邪恶帝国做派的典型事例。²⁰

不管怎样，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也不能胜任峰会外交了。衰老的勃列日涅夫重病缠身，几近失明，已经病入膏肓。在与卡特的1979年维也纳峰会上，他是被两名强壮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克格勃）人员搀扶着进出大使馆的。²¹ “停滞时代”私下流传的笑话数不胜数。有个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在机场向到访莫斯科的撒切尔夫人（Mrs Margaret Thatcher）致意，按照提示卡说道：“我们欢迎你，甘地夫人。”一名助手跑到身边悄悄告诉他：“是撒切尔夫人。”勃列日涅夫把他推开继续说：“我们欢迎你，甘地夫人。”“列昂尼德·伊里奇 [4] ，”助手生气地说，“她不是甘地夫人，她是撒切尔夫人。”“你个蠢货，”勃列日涅夫咕哝着说，“我知道她是撒切尔夫人，不过这张卡片上写着‘甘地夫人’呢。”²²

勃列日涅夫最终于1982年去世，里根召开峰会的希望落在了继任的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身上。这位前克格勃的首脑也想成为一位改革者，但是很快他也因肾病而倒在了建立有效率政府的改革路上，举行峰会压根儿就不可能。虽然每个星期接受几次透析治疗，但他还是在1984年2月去世了。苏共中央选举出克里姆林宫的老管家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接任。在15个月内第二次参加苏联的国葬之后，时任副总统的乔治·布什（George Bush）跟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打趣说：“明年今天再见。”²³ 他没说对，但也只差一个月，契尔年科逝世于1985年3月。

老人政治也意味着老套的思维方式。那一代的苏联领导人从未忘记1941年希特勒的突然入侵，那时开始的战争几乎摧毁了他们的国家，造成了战前人口的七分之一，即大约2800万人死亡。他们把担忧遭到突然袭击的习惯带入了新的时期——核时代，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敌人——美国。这种猜疑在1983年11月到达了顶峰。里根的强硬发声和在西欧部署的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让克里姆林宫把一次北约的演习（代号“优秀射手”）误判成美国在欧军事基地进入全方位戒备的迹象。这也许就是美国先发制人的前奏？战争恐慌不仅仅存在于官方宣传中——安德罗波夫深信不疑——也波及普通民众。在苏联的媒体上，里根被描绘成一个有意愿而且有能力按下核按钮的人，几乎就是个现代版的希特勒。²⁴

当里根从情报部门得知自己的这个形象时，他十分震惊。数十年来，他一直在说苏联政府会不择手段甚至通过发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今他发现，对方显然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同月，美国广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简称ABC）播出了电视电影《浩劫后》（The Day After ），这部大片讲述的是堪萨斯州的劳伦斯市（Lawrence）这座美国中部的大学城遭受核弹打击的故事。戏剧化的情节和有关烧伤、辐射病和饥荒的生动画面让里根——用他自己的话说——“深感沮丧”，但是也坚定了他“要实现消除核战争”的决心。²⁵

作为对这些震惊的反应，总统发表了迄今为止最有和解力的演讲。1984年1月16日，在一次特别电视讲话中，他坚称：“双方互不喜欢对方的体制，这一事实并不是拒绝谈判的理由。我们生于这一有核时代，谈判势在必行。”在结尾部分，里根用的是自己写的内容：他畅想着有一天，美国夫妇“吉姆和萨利”（Jim and Sally）可以坐下来和来自苏联的“伊万和安娅”（Ivan and Anya）聊聊天。他认为双方很快就会发现工作、爱好、家庭和尤其重要的和平是可以超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他们将证明，”总统称，“人类不需要战争。”战争是政府的错误。²⁶

第二天，里根会见了苏珊·马西（Suzanne Massie），这位作家的《火鸟之国》（Land of the Firebird ）是一部生动描绘俄国革命前历史文化的作品。白宫顾问们清楚，若是把要消化的内容以逸闻逸事的形式拿出来，再加上对人性的细节描写，总统就能更好地理解、记忆；要是不用干巴巴的备忘录而是请一位漂亮健谈的女士来讲述，效果会更好。里根和苏珊很合得来：这是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和她的22次会面中的第一次。苏珊对自己的事业倾注了很大热情。“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苏联人也是人啊，”她会说，“他们就是和我们一样的人。”²⁷

这种把苏联人也当成普通人民的看法鼓励里根为和平做出努力，也鼓励了他再次参选总统。在夫人的提醒下，他还越来越关心自己的总统生涯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一笔。但是里根始终没能解决自身的矛盾。1984年8月11日，在进行广播讲话前的试音时，他说道：“美国同胞们，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已经签署法令，宣布苏联政府为永久的非法政府。我们将在5分钟之内开始对其进行轰炸。”这些话传出后，加重了苏联和全世界对总统的真正意图的疑心。政府方面宣称批评家们对这个轻松愉快的玩笑进行了过分的解读，但是把苏联夷为平地这个笑话从自诩为和平调解人的里根嘴里说出来也实在是怪异。²⁸

然而，这位性格矛盾的总统在1985年1月开始了他的第二任期，这位和平调解人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乔治·舒尔茨开始努力让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过程更有条理。最重要的是，在契尔年科于3月去世后，里根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能与之展开谈判的对象。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比勃列日涅夫年轻25岁，比契尔年科年轻20岁。后两人深受斯大林和“二战”经历影响，在面对国家安全问题时总摆脱不了无端的恐惧和担心。相比而言，戈尔巴乔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在赫鲁晓夫的改革中崭露头角。和赫鲁晓夫一样，他相信苏联的体制需要很大的改变，最重要的就是削减军备开支负担，和西方国家建立更加和平的合作关系。不过，戈尔巴乔夫并非赫鲁晓夫那种刻板的共产主义者。从大量阅读和不同寻常的西欧出差经历中，他已然倾向于认为西方的社会主义有很多值得苏联学习的地方。“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在获得提名的前一天晚上，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²⁹ 同样，他相信苏联也可以教会整个世界很多东西，前提是苏联能克服斯大林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回到对列宁主义的信仰上来。“你们必须把列宁主义贯彻到底。”这是他在1986年2月时对党内领导人说过的话。³⁰ 里根的冷战斗士形象掩盖了他复杂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改革（perestroika ）和公开（glasnost ）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则扭曲了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的形象。他1985年常挂在嘴上的时髦词是uskorenie  ——加速。换句话说就是让政府行动起来，而不是用新的东西取而代之。³¹ 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的思维是在工作中形成的，而与外国领导人的会晤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84年12月，当时还是副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问了伦敦，这次出访具有早期的里程碑意义，动摇了他对东西方分裂的固有想法。撒切尔夫人——“铁娘子”——在苏联名声并不好，被看成一个比里根还狂热的冷战斗士，不过她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真诚而且算得上热烈的对话。撒切尔夫人发现戈尔巴乔夫聪明、自信，而且善于表达，和其他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有天壤之别。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合作。”³² 在和里根举行戴维营会晤几天后，撒切尔夫人表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不寻常的苏联人……没那么拘谨，更有魅力，对讨论和辩论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不过，她也补充说：“越有魅力的对手就越危险。”³³ 撒切尔夫人的简评也给里根政府提了个醒，里根由此开始重视戈尔巴乔夫。³⁴

契尔年科在1985年3月去世，里根再次派出副总统布什和舒尔茨参加克里姆林宫的葬礼，但是这次他捎去了一封写给戈尔巴乔夫的私人信件。总统写道：“我想邀请你在方便的时候尽早来华盛顿和我会晤。”信中并没有附加任何条件。³⁵ 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给美国客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舒尔茨告诉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说：“他自信但不傲慢，能够做出决断，务实而且聪明，具备幽默感，会被激怒。”——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但能控制情绪。”总之，他是一个和他的前任们“十分不一样的人”，“具有与生俱来的领导力”。³⁶ 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认为美国人“很一般……并不是认真的”。他毫不留情地评论布什一旦脱稿就“不知所措”，还抱怨说，尽管美国人“唯一执着推动的话题是召开峰会”，但是里根有关这件事的信件“过于模糊和概括”。³⁷

苏联人也没有忘记里根冷战斗士的那个形象。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 [5] 告诉他，里根发出峰会邀请主要是为了宣传目的，为要让批评里根强硬政策的评论家们闭嘴。尽管苏联哪怕是为了探探里根，也应该同意举行会面，但雅科夫列夫建议不要着急，会议的举行地点要定在欧洲，而不是美国，这样一来，就不会给人以美国总统掌控全局的印象了。雅科夫列夫明确地警告说，不要期望美国的政策有任何实质上的转变，这部分是因为“里根自己就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还因为美国目前正处于“过渡期”。虽然“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将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雅科夫列夫预测它会逐渐衰落成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占统治地位的伙伴”，最后双方会达到“相对平等”。雅科夫列夫暗示，美国采取“严厉”的政策，是因为感到了自己的实力将衰弱下去。³⁸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他是深信要向西方学习的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这些评论并不代表苏联会在美国的实力面前下跪。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拖延回复里根召开峰会的建议。他虽然表示对这一建议抱有“积极的态度”，但他还是提议双方“再次回到召开会议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上来”。他还用“化身博士”（Jekyll and Hyde）的形象影射里根，提醒他“信任是一件特别敏感的事情”，“私下里一套，明面上另一套的人是无法获得信任的”。³⁹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联方面表现得很不配合。当他们终于开始就峰会问题认真讨论的时候，苏联人又提出要在莫斯科或者日内瓦举行峰会——后者和维也纳一样，是一个很合适的中立国家的首都。美国政府内部的强硬派，比如温伯格和凯西，原则上反对举行峰会，要举行的话，也得是戈尔巴乔夫恭恭敬敬地来华盛顿才行。但是在舒尔茨的鼓励下，里根接受了在日内瓦举行峰会的想法，两国在1985年7月3日宣布，峰会将在11月召开。

苏联人还宣布了一条更让人吃惊的消息。安德烈·葛罗米柯，这位在位长达28年的外交部长，被几乎默默无闻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所取代，后者是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6月30日，谢瓦尔德纳泽突然接到了戈尔巴乔夫打来的电话，要他第二天前往莫斯科报到。谢瓦尔德纳泽坚持说自己完全没有外交经验。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好吧，这也许是件好事，我们的外交政策需要新的观点、新的勇气、新的活力、新的方式。”很多专业外交官尖刻地批评说：“我们的外交政策会被毁掉的。”多勃雷宁大使告诉舒尔茨：“他们任命了一个搞农业的来管我们。”对谢瓦尔德纳泽的任命确实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改变，不过也是戈尔巴乔夫个人实力的清晰体现。只要葛罗米柯仍然在位，戈尔巴乔夫就无法更改外交政策，戈尔巴乔夫需要一位坚定而且忠诚于自己的改革派人物接手。权力集中体制的新领导人能比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快更激进地重整官僚机构。5月时，葛罗米柯就提醒过舒尔茨，戈尔巴乔夫有“很漂亮的微笑和一嘴钢牙”；不过他自己却成为这位新领导人下嘴的第一个对象。⁴⁰

图7-1　致命的诱惑？1985年3月13日刊于《每日快报》，对在纸牌屋顶端举行的峰会提出了警告

尽管起初谢瓦尔德纳泽对外交一窍不通，但后来证明他的学习能力很强。在几个月里，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体重掉了24磅（约11公斤）⁴¹ 。同样重要的是，他很快就和对手舒尔茨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关系。和戈尔巴乔夫一样，谢瓦尔德纳泽对真正的讨论感兴趣，不喜欢只念出准备好的意见书。他还喜欢用话语反击对手。7月31日，在他们在赫尔辛基的首次会晤上，舒尔茨谈到了苏联糟糕的人权问题，谢瓦尔德纳泽微笑着听完之后问道：“当我去美国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谈谈失业问题和黑人问题？”在得知谢瓦尔德纳泽的夫人也来到赫尔辛基之后，舒尔茨也带着妻子参会。这是他计划利用个人关系消除障碍的举动，没过多久，两对夫妇就建立了真挚的友谊。但是对于1985年的夏天来说，那些都是后话了。美国国务院方面表示，赫尔辛基会议“明显表明双方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存在深刻分歧”。尽管回避了“葛罗米柯式的说话方式和详尽的反驳”，但谢瓦尔德纳泽“重申了苏联的立场，毫无改变”。⁴²

与此同时，负责后勤保障的先遣团队已经开始工作，和往常一样，美国人要比他们的苏联同行工作得更为细致，他们至少五次前往日内瓦，但有两件事迫使他们工作得更辛勤。那一年春天，里根打算参观德国波恩附近的比特堡（Bitburg）军人公墓。他的本意是把这个举动当作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归于好的标志，可这一提议惹得群情激愤，因为在那里还埋葬着近50名党卫军成员。这样的情形让里根措手不及，他只好在5月5日参观公墓之后再前往参观位于贝尔森（Belsen）的纳粹死亡营。尽管白宫工作人员曾两次前往比特堡考察，但是他们到达时，墓地恰好被大雪覆盖，当时他们没多想，便接受了德国方面不会有任何尴尬事物的保证。这次公关危机让他们在日内瓦会议的准备阶段倍加小心。⁴³

他们倍加小心，另一个原因其实是总统的夫人南希·里根（Nancy Reagan），她曾是好莱坞年轻女星，用她的后半生陪伴着里根。她有强烈的保护欲，认为峰会会弱化自己丈夫冷战斗士的形象。她还十分痴迷于占星。在1981年的那次遇刺事件后，她坚持要去旧金山，和自己最喜欢的占星师琼·奎格利（Joan Quigley）一同为总统所有重要的行程和地点进行占卜。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被第一夫人对“她的朋友”的言听计从搞得心烦意乱，他在桌子上摆了一个彩色日历，用不同颜色来标记哪些日子是“好日子”，哪些是“坏日子”，哪些是“不确定”的。在比特堡的公关危机爆发之后，南希坚持要白宫工作人员按照奎格利占卜出的准确时间安排对西德的访问，这名“御用”占星师也深度参与了日内瓦会议的计划。7月，白宫先遣团的人员确定了两处可供里根下榻的地点，但是南希在问过奎格利之后否决了第一个地点，坚持要住在索绪尔之家（Maison de Saussure），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也在此下榻。唐纳德·里甘对她的插手气愤不已，不过后来他也承认夫人的选择是正确的，住在这栋典雅的18世纪别墅里，可以欣赏日内瓦湖的景色，还能远眺勃朗峰（Mont Blanc），是总统一家理想的下榻地点。即使外围有一队瑞士军队环绕保护，前门部署了防空系统，也没有破坏这里的魅力。⁴⁴

此时，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罗伯特·麦克法兰担心的是总统对形势“时好时坏”的掌握和了解苏联“泛泛的表述甚至口号”的依赖（他对“尼古拉”·列宁的大多数“引用”是从右翼组织约翰·柏奇协会的一本小册子中得来的）。所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深苏联专家杰克·马特洛克总结出了一系列共24份文件交给里根，每份文件大约8至10页。有3份文件是马特洛克自己写的——有关苏联人的心理特点、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以及苏联人是否几乎都是俄国人或共产主义者（马特洛克表示都是）。其他的文件大多数都是中情局和国务院研究者们的成果，涵盖了内外政策、国家安全和美苏关系等内容，其中两份文件是关于戈尔巴乔夫以及他在本次峰会上的目标的。这事实上就是一本导论性质的大学课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这些文件起了个“苏联基础知识入门”（Soviet Union 101）的绰号——总统仔细地研读了这些材料。马特洛克的文件聪明地利用了里根的兴趣和偏见，达到了一般简报很少能达到的效果：

是的，他们会撒谎骗人。就算感到符合己方利益，他们也还是可能拖延阻碍议事。都说东方人有傲气，讲面子，但跟苏联人比就不算什么了。不过在私下里，苏联人面对自己信任的人时也会坦诚说明自己的过错——对自己国家的弱点表现得低声下气——而且有的时候会诚实得过分，比如忘记归还一支铅笔，却好像是多么大的事似的，这反而让人讨厌。⁴⁵

马特洛克还安排总统和政府内外的专家会面，尤其是苏珊·马西，总统在飞往日内瓦的飞机上还在读她写的书。马特洛克还就相关内容为总统准备了视频资料，其中包括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公开场合的表现。在会议之前的最后几个星期，他还从苏联大使馆搞到了几部恰当的苏联电影。11月2日—3日的那个周末，总统观看了《莫斯科不相信眼泪》（Moscow Doesnt Believe in Tears ），这是一部在1980年很叫座的电影，讲述了三名年轻女性在1957年来到大城市的故事。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总统看了《雁南飞》（The Cranes Are Flying ），这是一部20世纪50年代的经典电影，描写了一对年轻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故事。⁴⁶

但是无论是先遣团队还是里根的辅导教员们，都没能解决困扰着美方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的基本问题，那就是没能就峰会政策达成一致。战略防御构想尤其引起了争议：总统坚持自己的看法，打算和苏联人共享这项技术；温伯格和国防部方面认为这很疯狂，他们认为，通过这一计划，可以在新的军备竞赛中把苏联人远远甩在身后；麦克法兰则认为这是可以用来在削减苏联核武器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某种程度上，舒尔茨也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是否可以在不违反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缓和标志的情况下对战备防御构想进行研究和实验，舒尔茨和麦克法兰也有分歧，这一争执在10月初被曝光。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很少有达成一致的时候，大多数场合下他们都是相互反对的。例如，联邦调查局（FBI）认为在几乎所有华盛顿官员看来都是好事的文化和教育的交流会培养更多的苏联间谍。舒尔茨和麦克法兰在大方向上一致——即便在白宫内部和国防部里都存在强硬派，也要保证峰会成功举行——他们的合作也不愉快。在舒尔茨眼里，麦克法兰企图调解舒尔茨和温伯格之间的纷争，却差点搞砸，他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毫无用处甚至还有些敌意。此外，麦克法兰还想降低媒体对日内瓦会议的期望，就像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1961年维也纳会议之前所做的那样，让媒体不要把这次会议称为“峰会”。⁴⁷

到了10月，苏联受够了，美国方面内部不和，总是拿不出日内瓦会议的准确议程。苏联人的补救办法很简单：重新启用在1971—1972年起了重要作用的多勃雷宁秘密渠道。但是美国国务院很坚决地表示这次绝不能缺席，坚持美国驻苏联大使也要参与。⁴⁸ 基辛格的个人外交在里根执政期间被深恶痛绝，据说所有的国家安全顾问都应该是协调员而并非谈判专家。打破僵局的是舒尔茨，他发现苏联人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认真对待这次峰会，于是在10月10日通过多勃雷宁提出要飞去莫斯科进行访问，表面上是要去讨论诸如两位领导人交换礼物和两国代表团的组成方式之类的“会议细节”，但这只不过是为了瞒住华盛顿鹰派人物。事实上，舒尔茨想为避开官僚主义造成的麻烦做最后的努力。戈尔巴乔夫不快地说：“除了空话，我们从美国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他同意了这次访问。这次访问的结果是一次小型的峰会。⁴⁹

在表面上，舒尔茨扮演了1972年4月时基辛格的角色，但其本质不同。舒尔茨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外交部门的领导者，而不是嫉贤妒能的对手，而且他还和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一同前往。在预备峰会方面，这比1972年那种孤胆英雄式的外交活动有效得多。

11月4日，舒尔茨到达莫斯科，他是7年来首位到访苏联的美国国务卿。他和谢瓦尔德纳泽一起研究冗长的简报，气氛十分融洽。舒尔茨还用“下一页是空白，为了奖励我，能不能让我用下厕所”这样的笑话活跃气氛。双方为日内瓦峰会制定了大致日程：第一天上午用来回顾美苏关系，下午讨论军控问题；第二天上午的会谈将聚焦在地区和双边问题上，双方在下午会展望未来，包括“为我们双方的谈判代表指导方向，还有关于未来峰会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的内容上，双方取得的成果不足。距离峰会仅有两星期时间，国务院只提出了4个归类为“在11月19日那天可以达成一致或可能达成一致”的问题，而在“需要进一步工作/可能但不确定”清单上的问题有17个，其中包括人权问题、总统重视的社会和文化交流协议，以及在基辅和纽约开设领事馆的问题。被认定为“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热点问题有5个，包括阿富汗问题、柏林问题和核试验问题等。事实上，当讨论到军控问题时，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和助手们只是走了个过场。“美国人不拿出点什么来，就没有好处给他们。”苏方高级谈判代表尤利·柯维辛斯基警告说。这就意味着美国如果不放弃战略防御构想，苏联就不会削减战略进攻武器。⁵⁰

11月5日，舒尔茨和麦克法兰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这位苏联领导人精力充沛，不断地指责美国“故意散布有关苏联的谣言”，不尊重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还发展愚蠢至极的军工产业。他的话说得很直白：“你们被错觉迷惑了……你们应该停止这一做法。”他在语气和讲话内容上想要消除这种印象：莫斯科是因为军备竞赛和经济低迷才被迫走向谈判桌的。他表示，“苏联人民清楚要如何面对挑战”。他还强调，达成军控协议的前提就是禁止太空军事化。“如果你们想通过战略防御构想取得优势，我们不会让你们如愿。我们会让你们破产……我们会开始增加进攻力量来击破你们的防御。”但这并不只是赫鲁晓夫式的咆哮。“日内瓦会议是一个重要的起始点，”戈尔巴乔夫声称，“但是仅仅利用会议来相互结识就太小看它了，只为未来拟定计划也是如此……最重要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发展对话以减少对抗、促进缓和，实现和平共处。”⁵¹

舒尔茨和麦克法兰都被这番谈话中所表现出的与众不同的想法打动了。共产主义信条很明显束缚了戈尔巴乔夫对美国的认识，这种束缚也在他老式的列宁主义用语“和平共处”中得以体现。这也清楚地表明他对战略防御构想忧心忡忡，几乎是神经过敏。戈尔巴乔夫很可能是要全力以赴地表现他在日内瓦会议上不会是个好对付的人。不过美国人同样感觉到了想要展开对话的真诚意愿，他甚至可能愿意讨论人权之类的敏感问题。此外，戈尔巴乔夫也善于倾听。他对舒尔茨精心准备后发表的有关现代经济的讲话表现出从善如流的样子。

有一段时间，舒尔茨试图让对方理解美国关于人权的看法。尽管这很明显是西方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手段，但舒尔茨认为这是撬动苏联社会、促其开放的起始点。没有这样的一个开始，他认为美苏关系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转变：缓和状态时好时坏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还有就是，在就人权问题发表讲话的时候，谢瓦尔德纳泽一直在回应说苏联将会做出对自身有利的行为。于是有着经济学家头衔的舒尔茨决定指导一下戈尔巴乔夫，让他明白整个世界已经从工业时代走入了信息时代，驱动力就是已经无处不在的计算机，它已经改变了科技、金融、制造业，事实上在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新的时代所依靠的是人口和思想的自由流动——舒尔茨强调：“成功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人权问题如此重要。一些美国方面的随行人员认为他总在人权问题上喋喋不休地说教太不恰当。“这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上课，”一名助手这样说，“太盛气凌人了。”但是国务卿无动于衷，在这次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摆明了自己的立场，而“戈尔巴乔夫压根儿没有被冒犯的感觉，反而很开心”。他的眼睛里闪着兴奋的亮光，对舒尔茨说：“你下次来莫斯科的时候，要以一个商人和经济学家的身份来这里。”⁵²

舒尔茨的讲话戳中了苏联经济的软肋。苹果公司于1977年率先推出了个人电脑，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把这个生意在美国做大。《时代》杂志因此把个人电脑评为1982年的“年度人物”——这是55年来首次由非人类获得这一称号。相比之下，苏联仍然困在计算机的史前时代，还在研发从IBM盗版而来的主机结构。他们新的十二年计划的设想是，到1995年要让130万台电脑进入学校，但是在美国，1985年时，学校里的电脑就已经达到300万台了。苏联最主要的个人电脑“阿加特”（Agat）实际上是已经过时了的苹果二代主机（Apple II）的低劣仿品。⁵³

信息技术的差距在双方高层通信上，尤其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反映得尤为明显。苏联人还在使用电传打字机，而里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开始使用IBM数据管理系统，甚至开始应用电子邮件的雏形。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水平还很落后——需要通过主机操作，然后保存在5.25英寸软盘和微缩胶片上——但也远胜当时克里姆林宫的水平。⁵⁴ 难怪“信息化”（informatizatsiya ）成了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流行词，或者说，这是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的说教做出的积极回应。在这方面，他已经意识到，这可能是和美国构建新的关系所能得到的好处之一。这也是最高领导人会晤确实可以有助于改变观念的一个范例。

舒尔茨还把另外一个技术上的创新带给了苏联人，这对改善美苏关系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同声传译。在前文提到过的所有峰会之中，除戴维营峰会外，在会上使用的都是交替传译：一位领导人讲话时，译员用笔做记录，之后在适当的停顿间歇里用另外一种语言进行转述。这种方式的结果很准确，但是浪费时间。尽管同声传译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印记的只是在1946年期间的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als）中。同声传译在联合国会议上被应用，但在其他国际会议上仍不见使用，美国政府也是直到1981年才尝试在总统和别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谈中采用同声传译的。⁵⁵

在1985年7月的赫尔辛基会议上，舒尔茨说服谢瓦尔德纳泽尝试适应同声传译，戴上耳机，直接听到的是译员从隔音的传译间中说出的译文。舒尔茨在会后问道：“你觉得这怎么样？”谢瓦尔德纳泽的回复是：“我们用4个小时就完成了8个小时的内容。”同声传译确实为节约时间带来了好处。同样有价值的是，聆听者可以将说话人的话语和语气以及肢体语言联系起来——这是进行实时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舒尔茨在11月4日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进行会晤的时候，会议室已经改装了可以进行同声传译的设备。“我希望你喜欢这种技术上的转变。”谢瓦尔德纳泽微笑着说。双方一致同意在日内瓦会议的全体会议上使用同声传译，但是领导人之间的一对一会谈仍然会用交替传译。谢瓦尔德纳泽的高级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后来对此评论说，同声传译让美苏关系“走上了全新的道路”。⁵⁶

舒尔茨谨慎地向总统表示自己的莫斯科之行是积极的。他承认“要取得对谈判中主要问题的基本理解和成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在回顾和谢瓦尔德纳泽谈过的议题时说：“问题比答案多。”尽管如此，苏联方面还是承诺，未来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峰会将“在近期举行，双方将共同回顾进展并协调为达成我们的目标而应采取的措施”。舒尔茨表示，这“可是这次峰会最重要的成果，可以建立一个决策机制”。政府可以“把这次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看成一个开端，看成着手处理积累下来的大量问题的机会”。他告诉里根，真正重要的是两位领导人“建立相互关系”——他们第一次面对面的会晤将决定会议的基调——舒尔茨很有信心地认为，戈尔巴乔夫将在单独会面时“少讲立场多谈实事”。当多勃雷宁发来消息说，戈尔巴乔夫不会像对舒尔茨一样对里根做出强硬姿态时，国务卿很是高兴，也许松了一口气。⁵⁷

另外一种大不相同的建议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资深峰会参与者理查德·尼克松在《外交》（Foreign Affairs ）杂志上的文章。在这本杂志1985年秋季刊的头条文章中，前总统称赞了事前准备充分的超级大国峰会的优点；他倾向于每年举办一次这样的峰会，让领导人理解彼此的政治局限，并让官僚机构行动起来。但是他也警告说不要只看个人关系。“只有当有着共同利益的两国领导人存在误解，而且通过相互了解才能解决的时候，感情和语气才有作用。如果两国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私人关系就毫无用处，据目前看来，苏联和美国之间正是如此。”尼克松在结尾处谈到了所谓的“美苏关系中一个绝对确定的因素”，即“我们双方的对抗将持续下去，持续时间不是数年，而是数十年”。⁵⁸

虽然尼克松认为苏联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里根确信它已做好改变的准备，而且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里根比身为现实主义者的尼克松更有信心，相信私人关系可以成为促成这种巨大变革的方法。但是即使在他最不切实际的想法里，里根也没能预见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冷战的结局。

那么，克里姆林宫的看法又如何？虽然对舒尔茨的经济思想倍加青睐，但戈尔巴乔夫还是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舒尔茨“没有认真看待”这次峰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戈尔巴乔夫降低众人期望的一个策略，也反映了莫斯科方面与日俱增的失望。鉴于里根是出了名的政策强硬、细节软弱，戈尔巴乔夫感觉到，这么快就召开峰会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尤其是双方在战略防御构想一事上没有任何共同点。但是和自己的美国对手一样，苏联领导人对自己说服人的能力深信不疑。苏联最新的条件大致上是以削减50%的核武器来换取美国终止战略防御构想。无论舒尔茨在莫斯科说过什么，戈尔巴乔夫都希望自己能用劝诱方式引导里根在日内瓦会议上以此为基础签订协议。如果不能，这次会议也仍然是会会对手的宝贵机会。⁵⁹

但是克里姆林宫想要开展有意义的讨论的希望在峰会前夕开始动摇。经过几个星期的工作，美国国务院和苏联外交部草拟了一份可能在会议上发表的联合公报的基本内容。在这个类型的国际会议中，这是标准的做法，也方便各方查看在哪些领域能取得一致。1972年，基辛格在峰会前的莫斯科之行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商讨公报草案内容。1985年10月，里根批准了一份公报概要，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在莫斯科的会晤中对此进行了完善。舒尔茨尽可能推迟把草案副本交给温伯格的时间，总统也在舒尔茨、麦克法兰和唐纳德·里甘的压力下放弃让温伯格随行前往日内瓦。温伯格把火发到了联合公报草案上，对其中如“严重分歧可以通过持续的对话解决”之类的用词百般挑剔。（温伯格表示这是废话，分歧只能靠迫使苏联人改变主意的军备竞赛来解决。）更重要的是，他说服总统相信，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公报将阻碍他和戈尔巴乔夫进行坦率的私人讨论。温伯格利用了里根对1981年G7峰会的糟糕印象。那一次，总统震惊地发现最终的声明在讨论开始之前就已经写好了。1985年11月13日，距离峰会召开还有6天，舒尔茨不得不告诉多勃雷宁，有关公报的进一步工作必须停止。在得到了莫斯科方面愤怒的回应之后，多勃雷宁警告舒尔茨，这表示美国政府背弃了之前的诺言，对峰会不够尊重。舒尔茨回避了问题，并表示抗议，但是美国的立场并没有因此转变。⁶⁰

尽管这最后一分钟的挫折并不为公众所知，媒体却是对召开峰会的障碍了如指掌。随舒尔茨前往莫斯科的一位记者问道：“新闻的标题写什么？”国务卿笑着回答说：“峰会前夕的僵局。”《纽约时报》记者想知道，在日内瓦会议上是否有可能达成面子上还过得去的军备问题协议，舒尔茨回答说：“我打赌《纽约时报》不会这么想。”大多数记者都把舒尔茨这次对莫斯科的11个小时访问视作在峰会前达成协议努力的失败。原因很明显。在8月末，戈尔巴乔夫向《时代》杂志表示世界局势“十分紧张”，甚至战争“一触即发”。他最为关心的就是战略防御构想：“如果当前美国对太空武器的立场是最终结论，那么在日内瓦的谈判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在9月17日的一次记者会上，里根被直接问到是否会用战略防御构想来换取苏联大规模削减核武器。他表示，与其进行那种谈判，不如想想“怎样用防御性武器替代赤裸裸的核威胁，在那种核威胁之下，各方都在叫嚣着要把对方炸掉”。他重申了自己的期望，表示如果战略防御构想被证明切实可行，“那么我们就能在现实中消灭那些令人恐惧的进攻性武器——核武器，而且彻底消灭”。⁶¹

媒体据此预测，两位领导人会在战略防御构想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某些人认为，里根这位伟大的交流者也许会棋逢对手。他在细节问题上的含糊不清是出了名的，峰会之前他在接受BBC采访的时候说，俄语里没有“自由”一词。俄语里当然是有的。马特洛克在第二天提醒他的时候，他愉快地说：“哎呀，杰克，你懂的，我给记混了。”这些都远远比不上峰会会谈中的唇枪舌剑。戈尔巴乔夫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表现极好，西方媒体也在猜测他和自己那位时髦聪慧的夫人能不能让好莱坞出身的总统夫妇相形见绌。即便是白宫工作人员也在私下里表示担心。用《时代》杂志的话说，里根的助手清楚，当里根面对“在日内瓦会议上利益更大、意志坚定的苏联人”的时候，必须表现得“更加有魅力，更友善”。⁶²

美国代表团于11月16日（星期六）的早上启程——准确的起飞时间是上午的8点35分，很显然这个时间是占星师占卜得来的。里根夫妇和舒尔茨、麦克法兰、唐纳德，还有其他亲近的助手以及几位经过挑选的记者一同乘坐“空军一号”。媒体代表团主要成员乘坐的飞机已经在一小时前起飞，机上搭乘着白宫记者团的200名记者、40名媒体助手和新晋的总统传记作者艾德蒙·莫里斯（Edmund Morris）——这是里根很看重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的另一个证据。美国人在日内瓦时间星期六深夜抵达目的地。总统对时差问题特别“敏感”，希望能有几天恢复时间，白宫医生也为他准备了详细的医嘱来帮助他尽可能顺利地调整生物钟，其中就包括在峰会前的一段时间里调整饮食，这几天吃得多些，接下来几天就吃得少些。⁶³

里根夫妇下榻索绪尔之家，他们的占卜结果是选择这座湖边的别墅，高级随员住在紧邻的波梅塔别墅（Villa Pometta）中，这两处别墅都被所有者大方借出。总统利用星期六和星期日两天进行了休息和最后的准备，还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模拟会议的角色扮演。马特洛克扮演戈尔巴乔夫，他还说着俄语，这可以提供通过口译员交流的经验。工作人员发现里根很疲惫而且心事重重，在听取最后的简报时常常盯着自己的鞋子。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上帝啊，我希望我已经准备好了，也不至于训练过度。”这体现了里根的另外一面。在1984年大选的第一场辩论中，里根很紧张，心烦意乱而且缺乏气势。他的夫人称这是“里根政治生涯中最糟的一晚”。总统后来解释说这是受了排练的不良影响，他的脑子里全是资料和数字，无法集中注意力听自己的对手沃尔特·蒙代尔在说什么。他在峰会前夜的日记记录反映了对重蹈覆辙的担心。⁶⁴

与此同时，各路媒体也会集在日内瓦，当地旅馆的1.2万间客房和200名专职司机在几个月前就被预订一空。白宫包下了日内瓦顶级的会议中心洲际酒店（Intercontinental Hotel）供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们住宿，架设的电话线长度达1300英里（将近2100公里），设置的直线电话达3000部，在瑞士的花费超过了100万美元。说客，尤其是那些关心核武器和人权问题的游说者，也大批到达。在美国国内，解放苏联犹太人联盟（Coalition to Free Soviet Jews）特地在《纽时时报》上买下一整版刊登广告，广告画面是面对面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两个人的侧脸之间是大字标题“对于几百万犹太人来说，这是西奈山之后最为重要的峰会”。这个广告说，“你们不可离开苏联”是苏联政府给250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它“并没有被刻在石板上，是可以更改的……戈尔巴乔夫先生有权力这么做，如果他能想象到完成这件事的荣耀的话”。⁶⁵

11月19日，星期二，破晓时分天气寒冷阴沉，时不时还飘上一点儿雪花，不过总统现在充满活力，也很健谈：演出即将开始，上台前的紧张一扫而光。里根乘车前往水中花宫（Fleur d’Eau），那是另一座临湖而建的别墅，美国人将在那里主办第一天的会议。总统在别墅的屋子间来回踱步，等待着戈尔巴乔夫的到来。特勤局的特工们不停地把苏联车队的位置接力报告上来。“总统先生，他距离这里还有两分钟。”之后是“他正穿过大门”。里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走到了阳台上，这时，黑色的轿车车队已绕过房子，依次停在了碎石路上。两位领导人紧紧地握手，亲切地微笑，但是让所有在场记者和电视观众们惊讶的是他们的装束。戈尔巴乔夫因为天气寒冷而穿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系上了围巾；里根极其优雅地穿着他那套深色海军蓝西装——看上去几乎就是位年轻人。戈尔巴乔夫立刻领会了其中的意思，他摘下了帽子，但是这暴露出他的头发比里根的少。他的助手对里根的这个公关策略愤怒不已，但实际情况也许不像他们想的那样阴谋重重：总统在此之前和工作人员因为要不要穿大衣而争论不休，他不喜欢这么累赘，但是外面确实很冷，在最后一分钟他才决定不穿大衣，这也显示出里根的演员本能占了上风。⁶⁶

走进室内，两位领导人摆出姿势让记者们拍摄了不计其数的相片——这对于里根如同例行公事，但是戈尔巴乔夫掩饰不住他想要尽快开始会谈的愿望。最终，媒体记者们被请了出去，两位领导人坐了下来，开始进行他们的首次会晤，只留下了口译员。这一举动打开了局面，很显然对接下来的所有事情都相当重要。里根很关注语气和情绪，希望消除戈尔巴乔夫对他和美国方面意图的疑心。里根表示，他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消除相互之间的怀疑，“我们互不信任，是因为我们都拥有武器，我们用武器装备自己，是因为我们相互怀疑”。只要美国和苏联多多了解对方，双方就会“发现有很多共同点”，而且“两国的友谊会得到增进”，毕竟，是政府而并非人民创造发明了武器。这些都是里根的老一套说辞，却被他说得极为深刻，戈尔巴乔夫很快就会发现这些陈词滥调很烦人。不过现在他还是保持着自己良好的幽默感。他更为正式的开幕词表明了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首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结束军备竞赛相当重要。”当谈到世界局势时，他提出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的精神，对于所面临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他认为需要用“新的政治路线”来解决。在多勃雷宁的事先提醒之下，戈尔巴乔夫以十足的幽默感回避了沉重的话题。在最后，里根挖苦说，他们不信任美国，部分原因是苏联人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和马克思主义制度必定胜利的信心”。戈尔巴乔夫回应说：“美国不应认为苏联是无所不能的，我也不是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想我要在哪个国家发动革命。”气氛总体上还算热烈，两位领导人都故意没有使出全力。⁶⁷

这次公开会面原定用时15至20分钟，因为采用的是交替传译的方式，所以这么短的时间不太现实。在房间外，美国和苏联代表团的成员们走来走去，烦躁不安地相互交流，急切想知道会面进行得如何。半个小时过去了，唐纳德·里甘开始担心这会耽误时间表上的安排。当会谈进行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他缠着总统最重要的助手吉姆·库恩（Jim Kuhn），要他去问问舒尔茨是否应该进房间，给里根一个结束谈话的借口。“如果你笨到会这么做，”舒尔茨对库恩发了火，“你就不该干现在这个工作了。”国务卿无疑充分认识到，恪守时间表远没有让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交谈富有成效重要。但是粗暴的表现也反映出他内心的紧张焦虑。⁶⁸

地图7　日内瓦会议第一天的会场水中花宫一楼平面图。该图由白宫先遣团绘制。阳台在房子的后面，有草坪延伸至湖边。首次领导人会晤在标有“备选地点1”的房间内进行，全体会议在阳台后面的大房间内进行

两位领导人终于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微笑。第一次全体会议在11点30分开始。在一对一的——外交俚语叫“四目相对”——会谈之后，两国之间进入了“人墙对人墙”的会晤模式，两个代表团面对面分别坐在6英尺（约1.8米）长的椭圆形会议桌两侧，这张桌子是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特意运到日内瓦的。身为主人，美国人慷慨地允许苏联方面坐在面向湖景的那一侧（要是出了太阳，阳光也会直射苏联人的眼睛）。在全体会议上，同声传译走进了美苏峰会，于是在各个代表团中都有一名口译员和一名书记员。戈尔巴乔夫很明显对这项技术很感兴趣。因为凭直觉就能理解里根的意思，所以戈尔巴乔夫常常在翻译说完话之前就插话进来。相比之下，里根的右耳听力不好，必须佩戴助听器，他不得不把助听器关掉才能听清左耳耳机里传来的口译员的声音，这减少了戈尔巴乔夫的表现所带来的影响。⁶⁹

基本上，两位领导人大部分的想法在单独会晤时就已经明确表达出来了，内容也和他们所准备的会谈要点很相近。戈尔巴乔夫先讲话，他说了大约半个小时，一直在讨论“战争与和平”，里根的主题则还是相互的猜疑。“话题很拘束，气氛很客气，”唐纳德·里甘回忆道，“双方都不希望在峰会正式开始之前出什么岔子。”但是在最后，总统还是间接地提到了战略防御构想，重申他们应该共享这项“防御性”的技术。里根清楚戈尔巴乔夫在午餐之前不会有时间回复，于是借着双方在上午培养起来的信任，希望他认真考虑自己的提议。但是戈尔巴乔夫兴趣寥寥。会间休息时，他向自己的工作人员抱怨：“这个人真是像化石一样。”⁷⁰

双方的午餐是各吃各的，这让两位领导人都有时间和自己的助手商谈，充分消化上午的内容，并针对下午的会议做出调整。根据拟定的这份宽松的议程，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议题大体上是有关军控的，美国人认为苏联方面会全力以赴地攻击战略防御构想。他们猜得很对。戈尔巴乔夫公开谴责了美国看待世界问题的“低劣方法”：把世界上所有“冲突的温床”都怪罪到苏联头上。这要么是个错觉，要么就是“故意歪曲”。他质疑里根有关苏联军备增长的言论，坚称美国仍然保有更多的核武器。他警告说，战略防御构想将导致“一场太空军备竞赛，这不只是防御性的，也具有进攻性。太空武器将更难被判定，会引起猜疑和怀疑……我们不会在这一计划上提供帮助”。他还告诉总统：“我们反倒会增加军力击破你的防御”。这些话都很重，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有几处并没有注意到语法，这些话难住了翻译。他的肢体语言十分有力，常常显得很夸张：为了表示强调，他会用手掌的掌沿有节奏地敲击桌子；有时他还会用一根手指指着美方进行责问；还有些时候，他坐回自己的椅子，双臂张开，表示怀疑。但是里根也不甘示弱，他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表现说明了“我们之间缺乏信任”。看着自己的提示卡片，里根一口气举出了好几个苏联言行不一的事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到现在，从核武器到阿富汗。“战略防御构想是我的主意，”总统坚持道，“我要说的就是一个防御性的问题。”总统表示，目前这个项目正在进行研究，“如果能建立一个防御体系，我们将更愿意坐下来谈判，除掉核武器及与之相伴的战争威胁”。⁷¹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几乎是25年前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议上相互指责的场景再现。确实，戈尔巴乔夫在几年后回顾这次谈判的记录时说，这读上去像是“‘第一号共产主义者’和‘第一号帝国主义者’尝试在争论中压倒对方”⁷² 。同声传译很可能让气氛变得更糟，因为两位领导人都会立即做出冲动的反应。不过里根突然提出到外面走走，缓和了紧张的气氛，这是总统事先为应对这种局面而计划好的办法。虽然戈尔巴乔夫欣然接受了提议，但他想起了他上午到达时的一幕，直到看到里根穿上了大衣，他才穿上了自己的。在外面，两个人聊了聊里根在好莱坞那些年的经历。总统对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最近对自己的评价感到十分恼火，后者是苏联科学院有影响力的美加研究所（U.S.-Canada Institute）所长，他说里根只是“一位还算不错的电影演员”。里根说：“告诉阿尔巴托夫，我可是拍过不少好片子的。”戈尔巴乔夫最近看过电影《金石盟》（King’s Row ） [6] ，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部电影。这个举动很精明，因为里根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一部电影，他因影片里的一句台词而出名。他扮演的角色在发现医生蓄意报复而将他的两条腿都截肢之后说道：“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⁷³

里根一直在考验戈尔巴乔夫的幽默感，他把这当成他们能否继续交往的一个重要标志。他讲了一个笑话：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苏联人争辩在各自的国家里什么是自由，美国人说他可以走进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Oval Office），拍着桌子说他不喜欢里根治理美国的方式；“那又怎样？”苏联人回应说，“我能和你一样，走进克里姆林宫，拍着桌子说我不喜欢里根治理美国的方式。”⁷⁴ 里根讲的大多数有关苏联人的笑话都有点反苏的意思。他似乎没有认识到，哪怕戈尔巴乔夫有幽默感，也会觉得这些笑话不好笑。

回到主会场后，气氛仍然很紧张。里根坚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甚至不让对德国进行穿梭轰炸的美国轰炸机在苏联领土降落加油，这让美国承受了不必要的人员损失，这些话让苏联副外长格奥尔基·科尔尼延科十分愤怒。他恼火地表示这并非事实，并用波尔塔瓦空军基地当例子：“我个人就是保卫这个基地的部队的一员，还因此受了伤。很多人在那里战死。我还知道在那里负责指挥的美国将军是谁……里根总统得到的信息又是从哪里来的？”舒尔茨突然插话：“如果里根总统是错的，我会告诉他的。我们还是谈谈别的话题吧。”但是个很公平的建议。下午，美国代表团紧急向华盛顿方面打电话，最终弄清了事实：1944年夏天，在苏联的合作下，确实有这样的基地为美国的轰炸机提供了至少14次的任务支持，苏方的协助至少是“充分的”。为了达成这样的战时协定，双方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此问题上反复讨论，但是这样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多久。总统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与之前常常发生的一样，他用的例子并不准确。科尔尼延科个人的介入体现了苏联方面对里根的始终不变的猜疑。⁷⁵

与此同时，两位领导人已经信步来到了湖边的一座小屋，屋内已经点起了熊熊的炉火。里根交给戈尔巴乔夫一份美方最新的军控提议翻译稿，两个人很快又把话题拉回了战略防御构想。戈尔巴乔夫不停地批评“太空武器”的愚蠢。里根坚持强调战略防御构想计划只有防御性质，而且他还会共享研究成果。戈尔巴乔夫这才回归讨论，他问里根“部署一种尚不存在也无法预测功效的武器”意义何在，“在新的空间范围内开始军备竞赛”的逻辑又在哪里。里根又引用了他最喜欢的矛和盾的比喻。两个超级大国应当“共同前进，让世界免于核武器的威胁”，但是还是要保留防御手段以防“没能预见到的核导弹时代回归”。最后，戈尔巴乔夫表示他能从“个人角度”理解里根的感觉：很显然，战略防御的想法已经深入里根的内心。但是，“身为一位政治领袖”，戈尔巴乔夫表示自己不可能赞同。科学界的共识是，战略防御也具有威胁的意味。美国可以发射核弹发动攻击，然后使用防御系统保护自己不受苏联的报复打击。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向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我坚信，”戈尔巴乔夫说，“我必须尽我所能来阻止这一项目的实施。”⁷⁶

在峰会之前，舒尔茨就告诫过总统，戈尔巴乔夫将不遗余力地反对战略防御构想项目。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好吧，这是针尖对上麦芒了。”不过这个冲突并没有像1961年维也纳会议上发生的情况那样搞砸这次峰会，两位领导人再一次各退一步。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从湖边小屋走回来，戈尔巴乔夫讲了一些有关重视未来会晤的套话，里根随即邀请他访问华盛顿。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邀请，也提议请里根回访莫斯科。未来的领导人峰会就此提上了日程，不过里根的顾问们曾告诉他不要一开始就提到这个话题。舒尔茨和其他人在听到总统宣布自己和戈尔巴乔夫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的时候大为吃惊。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总统还在用自己外交上的“成功之举”笑话他们。⁷⁷

两位领导人在告别的时候，“双手紧紧相握，眼睛里流露出真诚的感情”，里根的官方传记作者说，他“很少看到这样的关系”。戈尔巴乔夫还记得“两个人之间闪耀着相互信任的电火花，就像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弧”。上午，他还告诉自己的助手，在里根“按照纸上写的东西咕哝着陈词滥调”的时候只能看到“空洞、茫然的眼神”。但是他表示在湖边小屋谈完后，两人还是进行了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即便认为里根在这个问题上被完全地误导了，戈尔巴乔夫也意识到了里根在战略防御构想问题上的真诚态度。对于里根来说，让他震惊的是戈尔巴乔夫在那天的交流中好几次提到了“上帝”，里根想知道这些举动是不是暗示戈尔巴乔夫是一名隐藏的基督徒。⁷⁸ 他肯定很喜欢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热情和直率；撒切尔夫人之外的大部分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待里根，就像是对待自己家里年迈的亲戚，但是戈尔巴乔夫可不会那样毕恭毕敬。“你几乎会喜欢上这个人，”总统在那天晚上告诉唐纳德，“我一直在告诉自己决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可能会变。”⁷⁹

晚宴在苏联代表团驻地举行，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在此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他们轻松地聊着电影、旅行和他们的家庭。两个人都很放松，也很风趣。戈尔巴乔夫注意到里根很喜欢听奇闻逸事，就讲了几个自己的笑话，还谈到了一幅在峰会之前发表的漫画，两个人站在一处深渊的两边。“戈比（Gorby） [7] ，”里根喊道，“我可是要从我这边跳了哦。”戈尔巴乔夫挥挥手：“那就跳过来吧。”⁸⁰

但是两位领导人的夫人之间仍有分歧。第一夫人之间的邂逅在之前的几个星期里被西方媒体热炒不已。赖莎·戈尔巴乔夫（Raisa Grobachev）这位第一夫人（在当时毫无风度的老套传言中）不仅是第一位体重低于丈夫的苏联第一夫人，还很有魅力，善于表达，穿着得体。“这会是一场不亚于日内瓦谈判桌上较量的舆论竞赛。”一名白宫助手提醒南希。美国的第一夫人在下榻的索绪尔之家招待赖莎来喝下午茶。虽然两国之间互访的邀请已经发出并被接受，但两位夫人之间的交流还是很拘谨：她们谈天气、时差，后来又谈到了最喜欢的花。两个女人的生活截然不同——一个是将自己的生活融入丈夫事业的前好莱坞明星，一个是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博士。对于赖莎来说，“教授”一词才是重点。在晚宴上，她长长的讲话分析了俄国历史，强调这个国家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一直都在扮演欧洲和亚洲游牧部落之间的缓冲带。她还向里根夸耀了苏联的建设成就，总统彬彬有礼地聆听了她的讲话。在这种场合从不怯场的南希却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她在晚宴之后恼怒地说：“那女人觉得自己是谁啊？”⁸¹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坐得离赖莎很近，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让赖莎继续枯燥地讲述苏联的建设成就。在一段轻松的对话之后，麦克法兰谨慎地把话题转移到了瑞士的趣事上来，尤其说到了那里的巧克力。“我们苏联也有好吃的巧克力。”赖莎又在这个新话题上开始发挥。麦克法兰只好自言自语道：“我肯定你们是有的。”“这就对了，毋庸置疑。”赖莎说。晚宴结束的时候，麦克法兰才松了一口气。当晚，他还没有回到美国代表团驻地，一辆黑色轿车就已经停在那里等他回来了，一名信使给麦克法兰带来了一盒苏联产的巧克力。⁸²

11月20日，星期三，这天早上确实是很令人疲倦。里根十分疲惫而且烦躁不安。来自舒尔茨最后时刻的指导并不顺利，根据他的传记作家记载，里根在早餐的时候喝了太多的咖啡，之后会有一上午紧张的会议，“这对他的膀胱不好”⁸³ 。第二天的会场是苏联驻联合国使团的驻地。总统在人权问题上和戈尔巴乔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在此前已经达成一致，里根可以在当天议程之初的一对一会谈上谈及此事。苏联方面很清楚美国人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就此问题施压，美国人也明白苏联人对这种干涉内政的做法十分气愤，因此私人会谈被认为是处理这一问题的最佳方式。不过里根带着极大的热情提起了苏联国内五旬节教会信徒（Pentecostals）的问题，这是他喜爱的话题。戈尔巴乔夫生气地表示，人权问题被某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利用了，“包括总统”。不过他也举例提到了苏联在放松控制，例如在美苏跨国婚姻和对待犹太人的问题上。在进行了这些象征性的交流之后，他暗示自己已经准备好开全体会议了。但里根还有很多话要说，他还拿出了几件事要戈尔巴乔夫进行调查。苏联领导人现在十分生气。在前一天，他就在苏联使团驻地的大厅里毫无准备地遇上了美国人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后者在苏联犹太人的问题上惹恼了他。⁸⁴ 他问里根：美国国内黑人问题如何解决？妇女问题又如何解决？他抱怨说，总统一直在说“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权利”，“在民主国家里却繁盛健康”。里根坚称，在人权方面的让步可以让自己回国之后面对反苏压力集团时好过一些，也是对军控协议的促进。“我明白身为一位政治领导人，总统在有需要的时候会怎么做，”戈尔巴乔夫尖刻地回复说，“要是他不想这样，他就会谈到压力集团之类的东西。”最后，戈尔巴乔夫不等翻译就打断了里根，相当不耐烦地把这个环节草草结束掉。⁸⁵

地图8　瑞士日内瓦苏联使团驻地平面图。苏联驻联合国使团位于和平大道，距离日内瓦市中心不远。峰会第一天的晚宴在别墅举行，第二天的会议在行政楼举行

和在第一天一样，这一开始进行的私下会晤大大地超时了：两位领导人进行的会谈长达70分钟。但是比起星期二面对面会晤时的良好氛围，星期三的会晤带给两个人的是沮丧和愤怒，这样的情绪也被带进了最终于11点30分召开的全体会议之中。这次全体会议本应就地区和双边问题进行讨论，但是里根希望讨论前一天下午没来得及探讨的军控问题中的某些议题。他有条不紊地把自己的讲话要点一一宣读了出来，这也许更增加了戈尔巴乔夫的怒火，他对里根要依靠简报和提示卡来发言不屑一顾。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终于找到机会做出回应时，很快就把讨论的话题转向了战略防御构想。戈尔巴乔夫的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他的话也越来越直接：“你们把我们当成傻瓜吗？”他又一次说：“我认为在我们的交流中加入那些在新闻发布会上才用的陈词滥调是不合适的。”双方再一次讨论了共同基础，戈尔巴乔夫还是在谈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的威胁，里根重新翻出了这一计划是防御性的而并非进攻性的论调。⁸⁶

“为什么我说苏联不会首先发动进攻你就不相信呢？”戈尔巴乔夫气势汹汹地问道。

里根开始回应。

“请回答我，总统先生，你的回答是什么？”

再一次，里根在说话之前就被打断了。“我需要你的一个答案。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

最后，里根还是插上了嘴。“你看，”他说道，“没有一个人能告诉美国人民，他们应该依靠自己的信念而不是这么可靠的防御。”⁸⁷

戈尔巴乔夫又换了一个方式：“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分享战略防御构想研究成果的诚意和意愿？你们可是连先进技术都不会和盟友分享的。说得更现实点，我们其实是做好了妥协的准备的。”他再一次提出了苏联的条件——如果美国放弃战略防御构想，苏联将“大幅度削减”核武器。

会场上静了下来。静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舒尔茨觉得至少有30秒。终于还是戈尔巴乔夫把铅笔随手扔在桌子上，坐在椅子上向后一靠，大大张开双臂：“总统先生，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能看得出来你对自己说过的话是认真的。”之后，他又冷静地说：“也许这种讨论有点激烈。我只不过是想把我们对战略防御构想深深的担忧向你表达清楚。”⁸⁸

虽然会谈继续进行，但美国人把这看成这次会议的转折点：戈尔巴乔夫眨了眨眼睛。可戈尔巴乔夫后来告诉自己的助手们，他打算尽快结束讨论，很明显在日内瓦会议上不可能说服里根放弃战略防御构想。他表示自己会在将来的峰会上再次尝试，而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冒着破坏峰会的风险继续强推。⁸⁹ 这再次证明，戈尔巴乔夫不像1961年维也纳会议上的赫鲁晓夫那样斤斤计较。戈尔巴乔夫考虑得更长远，他把峰会外交设想成一个过程，而不只是一次活动。

午餐之后，两位领导人重新恢复了微笑和客套。按照计划，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要为本次峰会做出总结。两个人都对峰会的积极方面进行了赞扬，强调了持续对话特别是在未来召开峰会的重要性。苏联人谨慎地提出了发表联合声明的问题，里根现在更乐于提供帮助。他为之前造成的任何“困惑”表示道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反对“预先准备好”的任何东西，还认同这样一份文件将会是“有价值的”。苏联和美国代表们曾非正式地讨论过一个纲要，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两位领导人相谈甚欢之际迅速拿出成果。⁹⁰ 几步之外就站着他们各自的军事助手，两人手里都还拿着著名的“橄榄球”——一个里面装有发射核武器打击其他国家的密码的公文箱。肯尼思·阿德尔曼曾想知道两位拿着这个箱子的军官是否知道对方的存在，不过这两位军官只是专心地盯着各自的领导人。⁹¹ 就像在1961年6月的维也纳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在苏联使馆设置了特别的通信室一样，这一幕体现了核武器时代的超现实感。

在苏联使团驻地的另外一个房间里，两位第一夫人又一次在茶会上熬着时间。赖莎拿了一些孩子们做出的海报炫耀，主题是“在我眼里世界是什么”，还坚持解释每一幅画。南希觉得这么做有点盛气凌人，差点想说“你不必告诉我什么是导弹，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次见面，总是很时髦的赖莎身上穿着黑色裙子、白色衬衫，打着黑色领结。对此充满疑惑的南希后来才知道赖莎穿的是苏联教师的标准制服，因为这是本次峰会上唯一一次要把赖莎的照片发回苏联国内。虽然在西方人眼中赖莎很时髦，但她很清楚自己的举止和穿着在国内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议。⁹²

当天的晚宴安排在索绪尔之家，气氛轻松愉快。两位领导人再次相谈甚欢，两位夫人也放松下来。里根表示他和戈尔巴乔夫是第一次在这一层面上进行会晤，两个人都没什么经验，在读过之前的峰会历史之后，他从中总结出，之前的领导人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果，于是他建议两个人说：“去他的历史！我们要自己来做成这件事。”戈尔巴乔夫点头同意。生气的舒尔茨在喝咖啡时插嘴抱怨说，科尔尼延科这个葛罗米柯时代的留任者在联合声明的某些问题上阻碍了协议的达成，戈尔巴乔夫微笑着对里根说：“让我们开始做事吧。”两个人各自把代表团成员叫到一边开始布置工作。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整理事情的时候还是依靠自己的助手更多一些。⁹³

虽然如此，两个代表团还是花了大半夜的时间在文字上反复讨论，逐步解决在草案中有争议的内容。苏联方面希望达成恢复在大韩航空KE007航班事件之后暂停的两国间直航航班协议，同时可以同意进行美国提出的文化交流项目。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做事”的内容。美国方面也很满意他“在合作精神的指导下解决人道主义问题”的承诺。苏联人也拿到了一份声明，内容是双方“一致同意，核战争没有赢家，绝对不应发生”——这是在1983年那次战争危机之后政治局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有一项“阻止太空军备竞赛并最终结束军备竞赛”的概括性承诺。最重要的是，双方都保证“在各层次上加强定期对话”。这一过程将包括“更远的路程和人与人的沟通”，以及双方外长的定期会晤，还有其他部长级的会议。双方还承诺“不久的将来”先在华盛顿、后在莫斯科召开峰会。⁹⁴

11月21日，星期四，联合声明在上午10点发布，两位领导人对媒体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不出所料，戈尔巴乔夫着重提到了军控谈判，里根谈到的是未来两国关系中美国的打算，不过两个人都对所开创的良好开端做出了乐观估计。之后，戈尔巴乔夫前往布拉格和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会面，里根飞去布鲁塞尔向北约领导人通报会议内容。总统再次描述两个人的首次会晤“本身并不是分水岭，而是一个长期重要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大多数北约国家领导人都发出了祝贺，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比较谨慎：“苏联领导层所表现出的风格有所改变，但是本质还是一样。”90分钟后，里根飞过大西洋回国，于华盛顿时间晚间9点20分向国内的参众两院发表了讲话，这次演讲也同时通过电视和收音机直播。⁹⁵

和尼克松在1972年时一样，里根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解读这次峰会。他承认这次会议没有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层面上“达成一致”，不过他强调了他所谓的“炉边峰会”的成效和两人的坦率：在15个小时的会谈中，一对一的会晤长达5个小时。他还说两个人一致同意将来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举行峰会，这一共识是“在停车场里”达成的。总统的演讲效果极好，他在日记里写道：“自从我被枪击以来还没有受到过如此热烈的欢迎。”这个结果对这一天奔波了20个小时的里根来说是圆满的，表现出里根能在关键时刻应付自如。⁹⁶

那么，他的个人意见如何呢？里根演讲撰稿人中的激进者们，尤其是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和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一直试图在演讲中加入贬低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内容，但是总统删去了这些内容。“这次会议很不错，我认为我可以和这个人共事，”里根坚称，“我不能就这么照着他的眼睛打上一拳。”在面对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时，戈尔巴乔夫把日内瓦会议夸大成“一次真正的冲突”，他声称，里根后来告诉他“还没人这么直接粗暴地跟总统说过话”。但是在回国的飞机上，他对自己的随行人员说，尽管里根“既顽固又保守”，但是他“并不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不可救药”。尽管没有有力的支持，但戈尔巴乔夫还是认为自己和里根建立了联系，并且能和他共事。⁹⁷

在峰会之后，注定会产生失望。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面对的是指责他在日内瓦会议上缺乏成果的批评。提出批评的不仅有保守派政治家，例如乌克兰第一书记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Vladimir Shcherbitky），还有苏军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Sergei Akhromeyev）元帅。在华盛顿，麦克法兰因高层领导之间不和而辞去了国家安全顾问一职，身心俱疲、怀着同样想法的舒尔茨被人劝住了。⁹⁸

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日内瓦会议上的高昂情绪消失了。戈尔巴乔夫认为，除非美国方面保证达成一项军控协议，否则自己不会前往华盛顿——“相互认识一下”的会议有一次就够了。里根显然不会放弃战略防御构想，他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也在丧失，这位苏联领导人似乎不会遵守诺言来美国参加峰会以保证双方的对话。尽管戈尔巴乔夫这个人在日内瓦留给里根的印象不错，可他还是常常退回去使用老式的列宁主义话语激烈地攻击美国。看上去里根在1986年初还是最担心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面。此外，戈尔巴乔夫的注意力也很明显地集中在战略防御构想和军控问题上，对美国的其他议题几乎不感兴趣，特别是阿富汗问题和人权问题，而美国政府则把这两个问题看作克里姆林宫能否真正转变的考验。在得知苏联方面没有什么行动后，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等到他们行动为止，然后再说我们怎么做。”⁹⁹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日内瓦会议带来的负面影响掩盖了积极的一面。1986年2月，他对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里根说过的很多东西坦率地说都是些“老生常谈”，他看上去“满脑子的陈腐思想，很难和他讲道理。只要我和总统谈到细节问题，他立即就让舒尔茨接过话题。在他所谓的‘炉边谈话’之中，里根总是按照准备好的稿子照本宣科”。戈尔巴乔夫表示，日内瓦会议“对于相互表明立场”并且展开对话很有必要，但是再召开一次峰会必须是“跨越式的一步”，要“在我们双边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¹⁰⁰

失去了来自高层的动力，在日内瓦会议上建立的由外交官和行政官员们组成的工作组也停止了工作。军控问题的协商还都掌握在两国的保守派手里，双方已经争论了数年，立场十分固定。“整件事情就像是存了好久的衣服，”戈尔巴乔夫大发脾气，“我们应该把它们好好地抖抖。”但是里根的兴趣不再，他认为美国没理由采取主动。¹⁰¹

戈尔巴乔夫如今公开主张的是“新思维”，这是受外交部之外的顾问们的鼓励，制定这一政策最出名的智囊是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虽然还充满着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但也有新的见解，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也可以“相互依存”，把之前“和平共处”的老说法远远抛在一边，极力主张核武器时代的国家安全只能是“相互的”，让两边都满意要好于零和博弈（zero-sum game） [8] 。但官僚机构中层在接受“新思维”上比华盛顿方面还慢。这在1986年4月的乌克兰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反应堆爆炸事件中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虽然只有两个人当场死亡，但这次灾难显示了任何程度的核泄漏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也比KE007航班事件更能证明苏联官僚机构效率低下、遮遮掩掩。新的口号渐渐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口头禅——“公开”，意为执政的透明或公开；“改革”，意为结构调整。他没有放弃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但是1985年的“加速”——在旧体制下加速发展——他已经不提了。他现在的目标是激进地改革。¹⁰²

那年的夏天，两位来访者重新点燃了戈尔巴乔夫对峰会外交的激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不仅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个法国人，因此非常不喜欢里根。1981年7月，在他们参加的第一个G7峰会上，里根大谈趣闻逸事，密特朗当时就在想：“这个人到底正不正常？”不过在思考之后，他对里根做出了敏锐又带点轻蔑的肯定判断：“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文化的人……但是在表面之下，你会发现他并不蠢，判断力很好，而且充满善意。”¹⁰³ 1986年7月，密特朗在短时间内会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试图居中调解。里根同意密特朗的看法，认为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位举止还像个“现代人”的苏联领导人，但是他接着表示：“我们能相信他会放弃他们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放弃扩张和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吗？到目前为止，戈尔巴乔夫还没有过这样的表示。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不会签署条约。”三天后，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气冲冲地说里根就是一个美国军工产业的工具，但是密特朗马上阻止了他。确实，里根受到了来自军工产业的压力，但是他也有十分不同的想法，而且采取“先知立场”。密特朗接下来说，虽然里根在之前有着自己的政治立场，但他还是“在直觉上力求打破目前的紧张局面。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机器，他喜欢大笑，谈到和平时反应格外热烈”。密特朗对里根矛盾人格的认识说服了戈尔巴乔夫。“这极为重要，”他表示，“我会特别留心这一点。”¹⁰⁴

10天后，戈尔巴乔夫从另一位重要人物那里听到了同样的内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坚持说里根对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里根把美苏关系看作“他自己的个人责任”。尼克松强调，里根是个保守派，和民主党总统不一样，里根能让协议生效。而如果他在任期内没能达成协议，就可能激起国人的强烈反对。尼克松也就自己的苏联之行向里根交上了一份报告，强调了戈尔巴乔夫的才能、精明和善意。和密特朗一样，这位资深的峰会参与者视自己为潘达罗斯（Pandarus） [9] ，试图让不情愿的“情人”再次相会。¹⁰⁵

8月，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读到了外交部交给他的有关在未来与里根举行峰会的提纲，他不怎么喜欢，也想起了尼克松和密特朗的建议。切尔尼亚耶夫同意他的看法：“这样不好。”戈尔巴乔夫直率地表示：“这简直是废话。”令他恼怒的是外交部为什么还没有学会“考虑长远点”，净在细节上纠缠不休，害怕丢面子。戈尔巴乔夫告诉切尔尼亚耶夫，他希望外交部起草一封信件，提议两国领导人“在9月末或者10月初在伦敦或者”——他停顿了一下——“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举行会晤”。

切尔尼亚耶夫问他：“为什么选雷克雅未克？”

“因为这个地方在我们国家和他们国家中间的位置上，这样做没有哪个国家会觉得不合适。”¹⁰⁶

这封信最后由谢瓦尔德纳泽于9月19日在华盛顿转交。戈尔巴乔夫列举了一大堆近来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太空武器”，以及在欧洲部署的中程核力量和核试验问题，他表示问题出在美国谈判代表身上。“日内瓦会议已经过去将近一年，这些问题都没有进展。”戈尔巴乔夫告诉里根，谈判的问题“除非你我亲自见上一面，否则不会有进展”。他还提议：

一次简短的一对一会晤，例如在冰岛或者伦敦，也许只需要一天，我们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私下里坦诚交谈（可能只会有双方外长跟随）。会谈——也许不会涉及细节，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表明政治意愿——将得出指导性的结论，让我们双方的代表部门可以在两个或者三个具体问题上起草协议，在我访问美国期间就可以签署。¹⁰⁷

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典型的峰会外交手法——借一次顶层会议重新启动在较低层次上陷入僵局的谈判。

然而，这一进展差点又被任性的官僚们搞砸了。目光短浅的联邦调查局选在8月末诱捕了杰纳迪·扎哈罗夫（Gennadi Zakharov），一名联合国秘书处的雇员。他们很为联合国身份掩护下的苏联间谍之多担心，由于扎哈罗夫并非外交官，没有豁免权，因此他可以被送上法庭以儆效尤。不出所料，苏联人以牙还牙，他们逮捕了尼古拉斯·丹尼洛夫（Nicholas Daniloff），一名驻在莫斯科的美国记者，他被控间谍罪。开始时官僚机构间睚眦必报的寻常小事，很快升级为双方最高层的针锋相对。这恰好是里根所关注的那种人权案件，这正表明苏联的体制仍然是邪恶的。“我非常生气。”里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虽然里根个人保证丹尼洛夫并非间谍，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以此称呼丹尼洛夫。（里根的话严格意义上是对的，但是丹尼洛夫确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中情局利用来传递情报，国务院的法律顾问告诉里根，苏联人手里有充分的间接证据让丹尼洛夫即使在美国的法庭上也会被宣判有罪。）最终，这一事件通过被马特洛克称为“几乎是赤裸裸的交易”解决，两个人被分别释放。美国方面可以说，双方没有直接交换两人，因为苏联方面奉送了一个异见人士。这个交易由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商定，两个人都只能依靠对方的口头承诺，相信对方能把这三个人从固执的官僚部门手里救出来。这一事件的成功解决，让双方在构建个人信任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¹⁰⁸

这件事情也让美国把会议地点定在了雷克雅未克。冰岛政府把政府的会议中心霍夫蒂楼（Hofdi House）在周末让了出来。里根这次下榻美国大使馆，戈尔巴乔夫则住在一艘停在港口的苏联客船上。和在日内瓦会议上一样，大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其中就包括刚刚被释放的丹尼洛夫。起初，两位第一夫人都决定不前往参会，因为这次峰会仅仅是一次简短的国事会议。后来，赖莎改变了主意，但是南希还是决定不去为好，免得再来一次无聊的茶会，不过这却让她的这位苏联对手在聚光灯下独占风头。

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在军备竞赛问题上采用“大胆”甚至“冒险”的方法来“让里根飘飘然”。他希望这么做能避开官僚部门造成的障碍。多勃雷宁和部分政治局成员认为戈尔巴乔夫对战略防御构想问题“盯着不放，不够理智”——这只会促使美国人继续在这方面施加压力——切尔尼亚耶夫劝戈尔巴乔夫不要把其他问题和这一问题联系起来，唯恐这次峰会还会“走进死胡同”。虽然戈尔巴乔夫在一些场合表示“必须摆脱对战略防御构想的恐惧”，可他看上去还是想要阻止美国人利用这一问题来威胁自己。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上的目标仍然是终止战略防御构想计划，他甚至打算以更大幅度削减核武器为交换条件，而且他对美国会议议程上的其他问题仍然毫不关心。“新思维”并没有压倒旧思想。¹⁰⁹

美国的保守派强烈批评政府的这一行为，说政府“草草接受了一个草草准备的会议的草草提议”；一些人认为苏联人正在给里根政府“挖陷阱”。¹¹⁰ 里根对这次雷克雅未克峰会无疑不如对日内瓦会议上心——也许日内瓦会议是他整个总统任期内准备得最仔细的一件事。¹¹¹ 毕竟，这次准备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政府方面成立了几个计划小组，再一次听从了占星师的意见，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预料到戈尔巴乔夫“大胆”的方式——他们认为他对峰会表现出的会是“腼腆”，甚至是“犹豫不定”，并告诫里根有“揭穿他”的必要。¹¹² 白宫希望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协议，特别是有关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打击力量（intermediate nuclear forces，简称INF）的事情，并说服戈尔巴乔夫确定华盛顿峰会的具体时间。里根坚持自己“不会允许这次会议只关注或长时间地讨论军控问题”，承诺“在地区问题、双边关系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也进行“全面探讨”。¹¹³

总统也确实在10月11日的公开会晤中这样做了，但是被戈尔巴乔夫连珠炮似的发言堵了回去。戈尔巴乔夫概述了新的提议：削减核武库中的50%武器数量，签署一项有关中程核打击力量的条约，不把英法两国的核武器数量计算在内。在午餐时，里根的工作人员草拟了一份谈判要点作为回应，这让总统——手拿稿子让他心里更加有底——把下午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宣读这份东西上。戈尔巴乔夫对此很是厌烦，但也同意双方工作人员应尽快调和立场。两个工作小组因此建立，其中一个负责军控，另一个则处理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后者其实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是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军控问题上以清晰确切的决定扫清了传统的障碍。处理这些问题的节奏令人兴奋，也让人不安。当天夜里，历来依赖高科技的美国人发现他们找不到计算机甚至复印机。他们只能靠苏联代表团送来的复写纸来准备和传阅一系列新的提议。¹¹⁴

第二天，10月12日，星期日，会议的节奏明显加快。和日内瓦会议不同，这次峰会没有全体会议来约束两位领导人：他们可以在口译员和外交部长的陪同下进行一对一的会谈。工作小组的专家们被告知要照领导人的意思办，而不是让领导人和他们保持一致。起草的工作干得火热。有一阵子，在发现所有房间都被占用之后，罗伯特·林哈德（Robert Linhard）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 [10] 只好在浴缸上架起白板写字。¹¹⁵ 下午5点30分，他们拿出了成果，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一揽子军控计划。双方将在接下来的10年内继续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换句话说，在此期间战略防御构想不会部署——首先在未来5年内各自削减50%的“战略进攻性武器”，然后在接下来的5年内销毁所有“进攻性弹道导弹”。但是戈尔巴乔夫仍在两个问题上不满意：他希望针对战略防御构想的研究被限制在“实验室里”；他还指出，这两个5年的时间段对于双方并不对称。的确如此，销毁所有弹道导弹将让装备有大量战略轰炸机的美国拥有巨大的核优势，正因为如此，几个月来温伯格才一直在推动这个精明的谈判策略。里根不太明白“导弹”和“武器”的区别，但任何时候都痛恨与“核”沾边的东西，他说：“如果我们销毁所有的核武器，我不会有意见。”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们做得到，那就销毁它们吧。”舒尔茨没有异议：“那就这么办吧。”里根接着表示，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军控谈判代表们，由他们商讨起草一份条约，戈尔巴乔夫访问纽约的时候就可以签署；戈尔巴乔夫同意了。¹¹⁶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突破。不过戈尔巴乔夫仍然希望战略防御构想研究要被明确限制在“实验室内”，这成了这次会谈的症结所在。“我不会让步的。”总统表示。“这是我的最终态度。”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两个人都能言善辩，这次交谈十分激烈。里根这次不再需要提示卡，他问戈尔巴乔夫是不是会只因“一个态度”就把所有事情抛在一边。“我也可以这样问你。”戈尔巴乔夫回答。这是一个有关自己国家的原则性问题：没有这样严格的限制，美国人就可以在10年内研究并测试太空武器系统，并在下一个10年部署这一系统，而苏联却放弃了自己的核武器。如果他带着这样一份协议返回莫斯科，就会被称作蠢货。¹¹⁷ “我在人民面前和你的面前都问心无愧。”戈尔巴乔夫宣称，“我已经尽力了。”¹¹⁸

根据美国方面的原始记录，会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这次最终会晤相当重要，因此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备忘录，设法更完整地记录这次激烈的辩论。根据这一记录，最后行动的是里根，他在听到戈尔巴乔夫的发言后站了起来，于是两个人收拾东西，向门外走去。戈尔巴乔夫表达了向南希·里根的问候，然后“两个人握手分别”。但是苏方的备忘录还记录了两人在房间里的进一步谈话。

“这样分别太让人伤心了。我们离达成协议就差一步了。”里根如此说，还表示自己感到戈尔巴乔夫并不想达成协议。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我希望达成协议，我也为此尽我所能。”

“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见面。”里根加上了一句，“不知道会不会很快再见。”

“我也不知道。”戈尔巴乔夫说。¹¹⁹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里根还记下了两人走到车边时的另一次交流。“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戈尔巴乔夫说。“我知道。”里根回答说，“你本可以答应的。”雷克雅未克会议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在错综复杂的记录和传说中几乎无法明确。¹²⁰

会后，总统十分疲惫，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无论如何，允许自由提问而且风险很大的新闻发布会都不是他的专长。所以，舒尔茨主持了雷克雅未克会后的新闻通报会，之后在“空军一号”上的新闻发布会则由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代劳。这两个人试着让自己的话听上去积极一些，不过他们阴沉沮丧的表情更生动：挂在脸上的“失败”两个字就这样形象地传递给了美国媒体。戈尔巴乔夫则亲自主持了在峰会后仅仅20分钟就召开的苏方新闻发布会。他起初想强烈批评美国人阻挠了世界和平：这是赴会前在莫斯科就编好的说辞。但是当他走进拥挤的会议厅时，戈尔巴乔夫感觉到这里到处弥漫着焦虑紧张的气氛。他把自己的疲惫和沮丧抛开，对会议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强调两国在很多问题上已经达成了一致。“虽然这次会议颇富戏剧性，但雷克雅未克会议并非一次失败——这是一次突破，让我们第一次看得如此长远。”在回国的飞机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马特洛克在研究过口译员对最后一次磋商的记录后，也得出了一样的结论。双方达成共识的关键问题数量之多是空前的：把这些问题一一列出，能在黄色拍纸簿上写满一整页。他把整理出来的东西拿给里根和波因德克斯特看，但是在那时美国媒体对此次会议的报道已经定型。¹²¹

这次会议后，里根受到了西方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原因就是为了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牺牲了世界和平，但是包括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和多勃雷宁在内的一些资深苏联官员认为，戈尔巴乔夫对战略防御构想过分执着。¹²² 西方的保守派倒是因里根几乎在此让步而惊骇异常。撒切尔夫人觉得自己的脚下“发生了地震”，她飞过大西洋到美国把里根拉回了保证相互摧毁的老路上来。尼克松也重申了自己的老看法，表示峰会召开之前应有充分准备，他写道：“自雅尔塔会议以来，还没有哪次峰会能像雷克雅未克两日会议这样损害西方国家的利益。”¹²³

在某种程度上，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在日内瓦会议上让里根暂停战略防御构想计划却以失败告终的时候，雷克雅未克会议的结果就已经可以预见了。1986年10月时，戈尔巴乔夫的要求是对研究和实验进行限制，而不是完全禁止，但关键问题还在，里根不大可能改变立场。然而雷克雅未克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相比简直就是量子跃迁一般的巨大飞跃，因为两位领导人摆脱了在全体会议上受制于自己顾问的情况，能够让自己反核的激进思想起到作用。这次会议产生了协议的框架大纲，至1996年，双方将销毁全部核武器。也只有在一对一峰会那种令人陶醉的气氛中，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惊人的新进展。¹²⁴ 最重要的是，两位领导人开始调和他们到那时为止仍然相互矛盾的看法。对雷克雅未克会议的不满消散之后，他们都看到了对方做出的努力和想法的激进之处。乐天派的里根巩固了自己在日内瓦会议上对戈尔巴乔夫的乐观印象，他的直觉是，戈尔巴乔夫身上人性温情的一面将胜过他秉持的列宁主义教条。戈尔巴乔夫也理解了密特朗的看法：里根热爱和平的本性要比他刻板的美国精神、他对提示卡的依赖和他嘴里那些乏味的逸闻更加重要。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之前，戈尔巴乔夫嘴里的里根还是一个“傻瓜、小丑”，不适合做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而在会议之后，他再也没有这样说过里根。切尔尼亚耶夫认为，就是这次会议让戈尔巴乔夫相信，自己和里根之间的问题会“得到解决”，“两人之间闪烁着理解的火花，他们交换眼神，仿佛对未来心照不宣”¹²⁵ 。

虽然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之后双方相互指责，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双方的合作不断增加。备受瞩目的苏联异见人士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于1986年12月被释放，这证明克里姆林宫重视美国的人权议题。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放弃将军控问题进展与限制战略防御构想挂钩。在这个问题上，他终于听从了他的顾问们的意见，不过这也是对美国新形势的反应：在1986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战略防御构想计划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享受慷慨的拨款了。里根政府也因“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affair）而大受打击，该事件在雷克雅未克会议结束几个星期后被曝光，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后来查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这违反了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以换取在黎巴嫩被绑架的美国人质，并同样违法地用所得款项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往好里说，里根是个不称职的政府管理者；往坏里说，他可能是这桩新水门事件的同谋。结果是，被削弱的政府需要一次外交政策上的成功，因此，里根积极回应了戈尔巴乔夫做出的努力，双方在中程核力量问题上协商并缔结条约，条约将于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时签署。

“伊朗门事件”的余波同样让舒尔茨加强了对官僚机构的掌控，波因德克斯特因此辞职，常常和舒尔茨明争暗斗的唐纳德·里甘也被迫去职。接替他们的是弗兰克·卡卢奇和霍华德·贝克，就舒尔茨而言，这两个人和他的合作要顺畅得多。威廉·凯西，反苏的中情局局长，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以健康为由在几个月后辞职。其他的鹰派人物在1987年期间也相继离开，其中包括演讲撰稿人帕特·布坎南和国防部的理查德·珀尔，同年11月，温伯格也最终辞职。虽然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不能说完全和谐，但在频繁的交流中，两个人建立起了真正的信任。往下一级，两人的高级助手——例如罗珊·李奇微（Rozanne Ridgway）和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Alexander Bessmertnykh）——之间也建立了高效的工作关系。1985年日内瓦会议的对话开始开花结果。

1987年12月7日下午4点，戈尔巴乔夫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这是14年来在华盛顿举行的首次美苏首脑峰会，也是仅有的三次之一（其余两次是1959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的峰会和1973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的峰会）。戈尔巴乔夫是前来签署刚刚由谈判代表在日内瓦商定的《中导条约》 [11] 的。虽然这只涉及双方核武库（弹头总数约为5万枚）的5%，但是这是两个超级大国首次消减核武器：20世纪70年代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只是限制了扩张。这一条约还销毁了一整个级别的武器，其中就有在1983年差点儿让欧洲卷入战争的巡航导弹、“潘兴”导弹和SS-20导弹。这项条约的基础是新的核查程序，包括不事先通知的突击核查。这是神秘国家苏联的巨大转变，在某些方面，美国人也被证明没那么激进。¹²⁶

任何军控体制的核心都是核查——这是20世纪70年代“缓和”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该条约也表现出了美苏新关系的特点。里根在（按照占星师指示的时间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炫耀了自己最喜欢的俄罗斯谚语：“信任，但要有所查证。”（Doveryai, no proveryai. ）这也是在暗指这一特点。“你在每次会议上都会重复。”戈尔巴乔夫插嘴说。里根点了点头，微笑着说：“我喜欢这句话。”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两位领导人现在已经熟到可以直呼对方的名字，但他们在峰会上还是争执不下。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挖苦苏联的笑话感到厌烦，他们谈到人权问题，又是针锋相对。戈尔巴乔夫一度不耐烦地大声说道：“你不是检察官，我也没有站在法庭之上。”¹²⁷

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让人情绪激动的高潮发生在12月10日。当时他突然命令自己的司机把车停在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大街上，走进了一群看热闹的路人之中——路人很高兴，但安保人员大惊失色。美国人民似乎被戈尔巴乔夫迷住了（或者说是“戈尔巴乔夫热”，这个词是对此不满的保守人士发明的）。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在美国受到如此欢迎，不免精神焕发。这次在美国公众面前的亮相虽然只是表面文章，但也是峰会外交宝贵的副产品。“在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报告说，“我们也许是第一次如此清楚地了解了国际政治中人的因素有多么重要。在这之前，我们只满足于相当平庸乏味的方案规划。”他谈到了“私人交情”的价值，认为这只有在“两个相对立的体制所派出的代表们”之间的交往中才能发现。现在他认为政策的制定者们必须还要“代表普通人民的人性品格、利益和愿望”。戈尔巴乔夫表示，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是“极其重要的”，而且也“结出了具体的成果”。他在华盛顿“非常非常清楚地”感受到了。¹²⁸

这种顿悟是双方都有的。在白宫的晚宴上，舒尔茨和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聊了起来，当时元帅是戈尔巴乔夫极其重要的盟友，在向日益难以控制的国防建设部门推行军控计划上起了很大作用。那天晚上，阿赫罗梅耶夫敞开心扉，讲起了自己十几岁时参军抵御希特勒入侵的事。在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兵里，只有他还是现役，用他的话说就是“最后的莫西干人”。国务卿对这样的表达方式大吃一惊：这证明和很多那一代的苏联人一样，阿赫罗梅耶夫读过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小说的俄文版。“我是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激动地说，“我在军旅生涯中获得了很多荣誉，但是我最骄傲的是自己曾作为基层军官在列宁格勒为国奋战。”然后他平静地补充说：“但现在，我有了更引以为傲的事。我的国家陷入了危机，我在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Mikhail Sergeyevich） [12] 并肩拯救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就中程核打击力量问题签署这样一份不平等的协议……我们想要重建自己的国家，想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分子。我们不能再这样继续被孤立下去了。”舒尔茨被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¹²⁹

1988年5月末，里根终于访问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拿里根现在喜欢用俄罗斯谚语这件事开玩笑，用一句恰当的格言来欢迎里根：“百闻不如一见。”¹³⁰ 有关洲际导弹的协议还没有准备好，大部分是因为华盛顿保守派的反对；事实上，相关条约直到1991年之后才被签署。不过这次峰会的象征意义弥补了实质内容的缺憾。里根也学着戈尔巴乔夫的模样在阿尔巴特大街上来了一次漫步，现在那里已经成了步行街，不过苏联警察对待围观群众的粗暴让效果打了个折扣。在一座巨大的列宁半身像冷冰冰的注视下，里根于戈尔巴乔夫的母校莫斯科国立大学发表了有关自由和民主的演讲，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高潮。里根用电影和经典俄国作家的典故润色了自己的演讲，之后还和学生进行了一次轻松的问答交流，表现出了最佳的状态。即使只有一个小片段在电视上播出，这也让他在普通苏联民众眼中的形象和蔼可亲起来。最令人感动的一刻发生在他和戈尔巴乔夫在红场上漫步时，戈尔巴乔夫问里根，他是否还认为苏联是一个邪恶帝国。“不是，”里根坚定地回答说，“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了。”¹³¹ 两位第一夫人的关系也变得好了起来——有那么一次，她们手拉着手拍照片。赖莎机灵地送给了里根一句俄罗斯谚语“Kooi zhelezo poka Gorbachev ”，意思是“趁戈尔巴乔夫还热，赶紧打他的铁”。¹³²

确实，两个人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抓住难得的机会。这首先是要靠他们的私人关系。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告诉南希·里根，他和她的丈夫有“一种特殊的化学反应”，他还补充说“这十分不寻常”。里根同意这一看法，并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现在回想起来，戈尔巴乔夫和我之间很显然有着奇妙的反应，产生了十分接近友情的关系。”尽管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公开讨论双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里根表示，这种关系“让我们的交流建立在诚恳公开的基础之上，不掺杂仇恨或敌意”。¹³³ 这种化学反应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两位领导人在1988年年中都很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1985年以来已经共同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莫斯科峰会“显示出我们在日内瓦选择的这条路有多么正确”，戈尔巴乔夫在会议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里根评论说，两个人在莫斯科峰会上“建立了我认为两个人在日内瓦初见时就开始形成的工作关系”。¹³⁴

一些峰会参与者建立了私人关系，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不仅建立了私人关系，还促成了双方主要顾问和官员的良好关系。乔治·舒尔茨在其中尤其重要。自1983年以来，他就被总统分裂的世界观中追求调解缓和的一面所吸引，不断地提出策略或手段帮助里根把想法变成实际的政策。身为一名熟练的管理者和官僚主义的反对者，舒尔茨使华盛顿上下团结一致，抗击了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并最终建立了一支高效的团队，还促成了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的加盟。鲍威尔是里根任期内最后一任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开玩笑说，历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关系自从基辛格同时兼任两个职位之后就不再和睦了。¹³⁵ 但是基辛格高超的个人外交手段没能像舒尔茨那样促成上下一致；正相反，他的方法破坏了自己最引人注目的成就。相比之下，舒尔茨拥有总统的信任和外交机构的支持。在他关键的创新之中，有一条就是放弃了基辛格的联动原则。换句话说，在努力实施自己的计划时，政府方面并没有把军控和苏联的动作捆绑在一起，在阿富汗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都没有。没有这位国务卿，里根就不可能作为和平缔造者留下这样一份持久的和平遗产。杰克·马特洛克将舒尔茨称为“20世纪最有效率的政治家”¹³⁶ 。

虽然谢瓦尔德纳泽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少了一点，但他和舒尔茨的合作关系（后来发展的友情）协助保持并促进了在峰会之间处于低谷的美苏对话。在拘谨冷淡的葛罗米柯时代之后，苏联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务实的会议成了常态。谢瓦尔德纳泽表示：“舒尔茨和我举行了35次或者37次会晤。”低层级的联络同样重要。李奇微和别斯梅尔特内赫的共同努力就是戈尔巴乔夫所总结的在国际政治活动中“人的因素”。“他们的联系是直觉层面的——这就该是这样，我们能做到，我们不必担心。”戈尔巴乔夫说道。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所属的阵营，“只是清楚自己责任的普通人”。¹³⁷

有这样的突破，不仅是因为私人关系，也是因为冷战两极格局发生了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和自己的顾问们开始谈论加速苏联体制发展，后来又提出了公开和改革的口号，并最终接受了民主的基本原则。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来源于很多方面，尤其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不过他在峰会上的对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984年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到后来的里根，戈尔巴乔夫从他们身上发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比马列主义信条所描述的更加复杂，更加吸引人。虽然里根有时会让人沮丧，但他让戈尔巴乔夫开始思考并抱有希望，特别是在雷克雅未克会议之后。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甚为尊敬。“真是一个聪明正派的人，一位真正的政治家。”他在1988年4月评论说。除了谈判之外，舒尔茨还在其他方面指导克里姆林宫：在信息时代，只有开放的社会才能是最终的赢家。戈尔巴乔夫也继续聆听。“我们应当进行更多这样的会谈。”他评论说。¹³⁸ 最重要的是，这些和美国人进行的会晤让他相信，核时代的安全是相互促进的，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换句话说就是，只有美国感到安全了，他的国家才能感到安全。而在冷战的信条里，一方的安全要建立在另一方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在按照“充分合理”的准则而非压倒性优势来判断核武库的适当规模上，他比一般美国人甚至比舒尔茨走得更远。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输掉军备竞赛”，美国分析家雷蒙德·加特霍夫评论说，“他是取消了比赛”。苏联历史学家迪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Dmitri Volkogonov）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颂扬者，但他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为“消除全球战争威胁”所做的，比任何人做的都多。¹³⁹

峰会外交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有帮助，对里根也是如此。如果没有那些私人会晤，里根骨子里怀有希望和理想主义的那一面很可能不会表现出来。在日内瓦会议上，他开始察觉到自己那位意识形态的对手也有人性温情的一面，这在之后的峰会中越发清晰。如果他不够放松，戈尔巴乔夫也不会选择相信西方国家，不会冒着风险和他合作。当然，苏联也在承受军备竞赛的压力。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后工业时代已经过时。但若是温伯格、凯西之流控制了美国政策，苏联可能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继续强硬。长期看来，这样的强硬政策会恶化国家的结构性问题，如果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不改变方针而是继续对抗的话，上面的情形完全有可能发生。华盛顿方面确实改变了方针，这一事实确保冷战最后获得了和平结局。1989年，坚持人性价值超越阶级和国家价值的戈尔巴乔夫相信，必须平和地允许东欧国家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像1956年的赫鲁晓夫、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那样，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失去控制并转变为革命的时候拒绝批准动用武力。¹⁴⁰ 他持这一立场是出于自己的原则，也是因为他很有信心，认为华盛顿不会趁机谋求私利。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罗纳德·里根在峰会上犯了很多错误。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双方顾问之间结下的友情和美苏双方坚持对话都显示出，峰会外交若是被恰当利用，就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从1985年11月严寒的日内瓦开始，对峙的双方利用峰会，让冷战没有在核弹的爆炸声中或呜咽声中完结，而是在一次握手中和平结束了。¹⁴¹

[1] 国内也有译为“战略防御倡议”和“战略防御设想”的。——译者注

[2] 按照作者的描述，应该是北美防空司令部。——译者注

[3] “团结工会”，也译作“团结工联”。——译者注

[4]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名字。——译者注

[5] 雅科夫列夫，时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译者注

[6] 《金石盟》是里根主演过的电影之一。——译者注

[7] “戈比”是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译者注

[8] 零和，指对抗双方的损失和获得相加为“零”，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译者注

[9] 潘达罗斯，古希腊神话中人物，在中世纪文学中是牵线人的形象。——译者注

[10] 两人都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译者注

[11] 条约全称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译者注

[12] 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译者注

第8章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峰会外交 从G7到布什和布莱尔

峰会外交在20世纪发展成熟。我在第一章就提出，虽然顶层的会晤在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总是有安全和地位等方面的理由让领导人们倾向于避免这样的面对面会谈；再者，从16世纪起，各国已经由驻外大使和专门的外交部全盘主持外交工作。现代峰会的先行者是内维尔·张伯伦，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让峰会外交兴盛了起来。航空让峰会成为可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其有了用武之地，大众媒体使其成为寻常百姓的谈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形势的变化让这三个条件不再适用于解释峰会的必要性了。

飞机让距离概念发生了彻底改变，张伯伦在1938年可以在4个小时内就飞到慕尼黑，而60年之前的迪斯累里要花4天时间才能赶到柏林。喷气式飞机让旅行更加快捷舒适——里根的“空军一号”实质上就是个移动的旅馆。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电信系统的革命出现了。五角大楼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率先使用互联网；在20世纪80年代，这项技术开始面向个人电脑应用，电子邮件的发展让领导人们和他们的手下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对应人物进行即时不断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还见证了电话技术的革命，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英国电信这样的国家级垄断企业也开始参与竞争。新的微波通信技术让政坛的领导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和自己的同级官员交谈。通过电视会议，他们能在屏幕上看到对方。简而言之，峰会已不是唯一一种面对面谈判的手段了。¹

20世纪的峰会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变得必不可少。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的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词流行了起来，甚至被妖魔化了，不过这个词早已存在。1938年让张伯伦恐慌的战略轰炸以及肯尼迪、尼克松和里根企图限制的核武器都具有大规模的杀伤性。它们威胁巨大，但也受到了限制：只有几个国家拥有这样的能力。如果它们的领导人易于和解或较容易被安抚劝阻，那么这样的威胁就能被控制住。相比而言，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没有那么集中了。拥有核技术的国家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南亚和中东，这让军备竞赛远不像美苏两极对立时期那样容易被规范。所谓“脏弹”的出现和发展意味着小规模的恐怖组织也有可能对大城市发动核攻击或生化武器攻击，而不需要导弹或者其他复杂运载工具。峰会外交也许会在面对这些新的威胁时起作用，但再也不会像1972年莫斯科峰会或者1987年华盛顿峰会那样对军控协议具有重要意义了。

21世纪的峰会在公众心中将不会像上一个世纪的峰会那样引人注目。1961年维也纳会议和1978年戴维营峰会通过大众传媒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新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也能了解会议的信息，不过只能通过一些特定的渠道。在苏联，这样的渠道几乎全部由国家控制，但是即使是在“自由世界”，政府也对新闻有着强有力的管控。例如，1978年，卡特的新闻秘书乔迪·鲍威尔就知道，如果他可以向三大电视新闻网、通讯社和主要的报纸编造一个故事，那么他就可以塑造全世界对戴维营峰会的认知印象。然而在21世纪，媒体已经从大众化走向了个性化。光纤和卫星打破并绕过了全国电视网，向普通大众提供了多样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在何地、何时观看峰会等政治新闻，也可以自己决定看不看。互联网上的网站和博客也会发出大量的独立消息、谣言和评论。政府因此发现要统一对峰会的解读难了很多，他们甚至无法让民众只关注几家电视网和报纸的新闻报道。

从张伯伦和希特勒到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半个世纪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我所说的典型峰会外交所需要的条件也在弱化。峰会上两三位政治领导人的谈判对全世界不再有那么大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了。但这不能说明峰会外交已经过时。正相反，随着峰会外交制度化的发展，峰会如今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各集团内的各国领导人在庞大官僚机构的支持下定期会晤。虽然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是在最近20年才逐渐成熟。在冷战之后的世界中，很多最为迫切的贸易、安全和环境问题需要通过多边而不是双边会晤解决。

峰会外交制度化的两个重要范例是欧洲理事会——一年两次的欧盟（EU）政府首脑会议——和每年夏天在情调各异的成员国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即八大工业化国家领导人会议。

这两种峰会其实都是从另一种个人峰会发展而来的，就是战后法国和西德的领导人之间的峰会。两国曾是死敌，在四分之三个世纪里爆发过三次代价极其高昂的战争——分别发生在1870年、1914—1918年、1939—1945年。普鲁士赢得了第一次战争，建立了新的统一的德国，为了让法国人记住，他们选择在凡尔赛宫宣布此事。而法国人以惨痛的代价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至少150万名法国人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1940—1944年的4年中法国还成了德国占领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经济崩溃，虽然在1940年取得了大胜，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被分割占领。很明显，两国的“胜利”都是表面上的。还有其他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荷兰，夹在法国和德国的对抗中深受其害。1945年之后，重修法德关系对整个西欧地区极其重要。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和在1958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简称EEC）归根结底是为了让法德两国再度联手。各个国家的经济主权都因此削弱，无法再发动战争。其中暗藏的道理就是：“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

但是这不是个轻松的和解过程，1958年5月，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通过军事政变重新回到了总统的宝座上，这次他拥有的是近乎独裁的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德国战俘营里度过两年半时光的戴高乐，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领导法国军队抗击德国，还想在1945年兼并莱茵兰地区。他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对欧洲经济共同体持怀疑态度，他的国家还将很快拥有核武器。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将一切都赌在了“向西方一边倒”（Westbindung ）政策上，将西德和北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捆绑在一起，并和法国建立新关系。他看得出新的法国领导人在其中非常重要，但是他也很不愿意前往巴黎；输掉了战争的同胞们也许会把这一行为看成像“卡诺萨之行”一样的侮辱。最后，戴高乐提议说，阿登纳可以和自己在巴黎东面科隆贝双教堂村（Colombey-les-deux-Églises）的家里举行会晤，并住上一夜，这里地处乡村，离巴黎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这一建议更能让人接受。但阿登纳的车队在1958年9月14日穿过阿尔萨斯-洛林（Alsace and Lorraine），那里曾是法德两国数次交兵的战场，那时，他仍认为这次访问虽然“必要”，他却“不大喜欢”。²

之后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邀请阿登纳前往科隆贝本身就意义非凡：还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被邀请和戴高乐一同在此过夜。³ 这反映出戴高乐对阿登纳这个西德强有力的民主领导人的钦佩，还有就是，他确信法德两国关系的和解是极其重要的。如同家庭聚会般轻松但也很庄重的气氛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信息。对于阿登纳来说，他很高兴地发现戴高乐会说一些德语，能听懂的更多；在场的口译员在这两天里几乎无所事事。他还看到，戴高乐的民族主义“要比通常认为的温和得多”，法国总统“很了解国际局势，特别清楚法德关系的重要性”。总而言之，阿登纳承认：“我想象中的戴高乐和我遇到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⁴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峰会。虽然蜜月般的好时光没能持续很久（戴高乐很快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要求：北约应当由美、英、法“三国共同指挥”），但两国的交好却很持久。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两位领导人定期会晤，其结果就是1963年1月在巴黎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两位领导人都相信他们结束了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对抗，这一条约定下了法德合作的新组织原则，包括双方一年两次的峰会，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每三个月一次的会晤，还有——为了让这一协议在各个阶层生根发芽——学校之间、青年组织之间、军队之间的交流，以及在两国国内加强对方国家的语言教学。这一历史性的法德和解条约在兰斯（Reims）哥特式大教堂的和解弥撒上具有仪式感地签署了，场面十分感人。这座教堂于1914年在战争中被德军摧毁，后又重建，如今两位领导人肩并肩跪在圣坛之上。

1963年年底，在阿登纳辞去总理一职后，他的继任者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努力想恢复和美国的关系。在当年年末，他出访美国，时任总统的林登·约翰逊在自己的得克萨斯州农场上欢迎他共度圣诞节，他们一同打猎，约翰逊还送了一顶牛仔帽给他。德国总理坦率地说道：“我喜欢约翰逊总统，他也喜欢我。”不过这话中的煽情意味相当明显。⁵ 在艾哈德任期内，西德巩固了和这位大西洋对面的盟友之间的关系；他的继任者威利·勃兰特和苏联阵营的国家，尤其是东德，建立了联系。同时，戴高乐的反美和仇英心理让法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直到他于1969年辞职后才有所缓解。尽管如此，法德轴心还是经受住了考验。

毕业于大学校（Grandes Écoles）的德斯坦·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是法国政坛上的中右翼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是一个犹太商人的私生子 [1] ，也是一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各自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就很合得来。1974年5月，两个人在成为国家元首之后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德斯坦和施密特将法德峰会带入了正轨。两个人常常打电话，在波恩、巴黎和布拉施海姆阿尔萨斯人小镇上一家名为“金伯夫”（Au Bœuf）的餐馆安静地共进工作晚餐。最著名的一次是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在爱丽舍宫（Élysée Palace）进行他们的首次会晤后，德斯坦步行陪施密特回到旅馆。还有几次，德斯坦受邀前往施密特在汉堡的家中做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个人的交流是用英语进行的，因为他们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⁶

他们让欧共体再次焕发了活力。戴高乐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是1969年12月海牙峰会上的活跃角色，这次峰会是欧共体历史上最有深远意义的峰会之一，六国首脑打破数年来的僵局，在资金预算、货币联盟和接受英国申请加入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72年6月，蓬皮杜在巴黎再次举行了成功的峰会，此后这个势头慢了下来。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表明顶层存在权力真空，这不是欧洲委员会的官员们和未经选举、羸弱不堪的议会所能填补的。在就任法国总统之后，德斯坦就在推动新的领导人峰会。1974年9月和12月的巴黎峰会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当时成员国已经增加到包括英国的9个）一致同意将峰会制度化，就采用德斯坦的提议将其称为“欧洲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3月在都柏林举行。理事会每年举行三次会议（1985年后改为两次），参加会议的人员包括各国元首和委员会主席。为了照顾小国，理事会主席每六个月轮替一次，每次峰会都在轮值主席国或布鲁塞尔举行。20世纪70年代，德斯坦和施密特在欧洲理事会中处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在对抗通货膨胀和开创新的货币合作方面，他们共享了一系列的经济优先权。两个人最重要的成绩就是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⁷

和大多数机构一样，欧洲理事会也有它的萧条时期，但它一直是欧盟内部大多数后续改革浪潮的核心。这是因为欧盟的基础是最终要对选民负责的各国政府。所有的重要改革措施最终也都落在政治问题上——国内的选民们是否会同意——所以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的首脑决定。1985年的米兰和卢森堡峰会一致通过了《单一欧洲法案》，试图消除货物、劳动力和资本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的障碍。1991年12月，领导人们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荷兰城市）通过了建立全面货币联盟的进程和时间表，其基础是具有决定性的法德协议：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接受了货币联盟，并且将所珍视的德国马克的地位让出，以此换取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对冷战结束后德国迅速统一的支持。这次峰会还进一步签署了《欧洲政治联盟条约》，以保证体量庞大的新德国仍然会坚定地和它的邻国和谐共处。用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德国式的欧洲，我们要的是融入欧洲的德国。”⁸

德斯坦的欧洲理事会被证明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创新之举，把共同体的一些权力从欧洲委员会官僚手里夺了过来，交到了定期召开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手中。但是法国总统也有担忧，因为西方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面前没能团结合作。1975年年初，他提出召集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召开峰会来解决某些紧迫的经济问题。施密特表示同意：“我们需要的是在世界上有分量的人物私下里进行的非正式会晤。”⁹ 政府首脑们可以站在整体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而不是按照各部门的责任片面地认识问题，他们在国内的政治权力会有助于推动会议决议的实施和通过。和其他相似处境的国家共同分担最高权力机构的负担，也有助于防止一家独大，培养分担责任的观念。根据德斯坦提出的模式，五大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数年来都定期会晤，会晤成果显著。他、施密特和乔治·舒尔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正是这一会晤机制的创始人，而且舒尔茨对德斯坦新理念的支持对后者争取杰拉德·福特的支持至关重要。

他们筹划的结果是一次于1975年11月15日—17日在朗布依埃（Rambouillet）召开的会议，此地位于巴黎西南大约30英里（约48公里）处。那座城堡庄严宏伟，不过已经成了法国总统的夏季避暑地，德斯坦试着让这次会议看上去像一次非正式的周末“别墅聚会”。最初四国的领导人加上日本和意大利的两位领导人都有充分的时间相互交往，也可以商讨紧迫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如何规范新的浮动汇率制度。德斯坦主张召开的是临时性的峰会，会谈是非正式的，也没有满满的议程、密集的随员和媒体的闪光灯，他希望以这样的形式来促进重要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但是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他们喜欢能够产生决议的定期会议，要有随员的支持，而且还认为和媒体保持距离只会降低效率。在朗布依埃会议取得成功后，福特总统迫不及待地将下一次会议约定在1976年6月，地点是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附近的埃尔多拉多沙滩酒店（El Dorado Beach Hotel，San Juan），同时也邀请了加拿大的领导人。这样就让这一团体扩展至7个国家，简称G7——七国集团。很多人怀疑福特真正的目的是要赶在秋季的选举之前提升自己的形象，至少维持自己的气势。卡特上任后对此表现出强烈兴趣，各方一致同意于1977年6月在伦敦举行进一步的会议，使这些经济峰会成为每年一次的例行会议。

现在，一个清晰的模式出现了。集团中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会选择一位高级官员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他们被恰如其分地称作珠穆朗玛峰的“夏尔巴人”（sherpa） [2] 。来自主办国的代表将和负责的官员进行磋商，规划会议议程，就可能达成一致的问题草拟最终公报。峰会同样也是外交部长们和财政部长们的会议，要想做好准备，每位部长也要指定一位“下级代表”（sous-sherpa），这增加了会议的复杂程度。因为峰会常常在大城市召开，避开媒体就变得很难，而且也很难约束领导人，要他们不向公众炫耀自己。加拿大人在1981年7月于蒙特贝罗别墅（Le Château Montebello）主办了渥太华峰会，努力想让峰会回到最初的轨道上来。蒙特贝罗距离首都约50英里（约80公里），是一处独立的狩猎地，别墅对外宣传为“世界上最大的木屋”，可以容下所有领导人和参会随员，这就节省了时间，也能让各方之间有充分的接触，还把新闻记者们留在了渥太华。“平静，完美的平静，让亲人们离得远远的。”一位有偏见的新闻发言人这样说。¹⁰

1983年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峰会开启了一个具有非凡连续性的西方领导人时代：里根、撒切尔夫人、科尔和密特朗都接连出席了六次峰会。在他们的支持下，会议的议程进行了扩充，加入了政治议题。在威廉斯堡峰会上，对在西欧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导弹的争议尤其值得注意，而在1986年的东京峰会上，各方一致同意发表有关恐怖主义的联合声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七国峰会被证明是处理东欧各国政体过渡问题的一个有效的论坛。1998年，俄罗斯正式加入，G7变成了G8。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峰会全力应对的是债务免除和国际毒品贸易等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然而，峰会似乎在失去意义。会议的公报越来越长。1975年的朗布依埃会议公报有1100个词，但到了1990年的休斯敦峰会上，公报总词数已经达到6000。在会议之前几个月里，人们会辛苦地起草公报，但是公报和实际讨论的内容常常毫无瓜葛：1989年的巴黎峰会上，公报内容几乎三分之一都是有关环境的，但是这个话题仅仅在一次工作餐上被简短地讨论过。公报的文字也有些过分修饰。1992年一份针对头15次峰会公报的分析得出结论，在209个“承诺”当中，只有三分之一在各国政府行动下得以实施，美国和法国则尤其拖沓。¹¹ 各代表团和随员也越来越难约束。1994年的那不勒斯（Naples）峰会上，计算机、复印机和媒体用电给城市的电力供应造成了极大的负担，英国和加拿大代表团共同下榻的酒店因此突然停电，陷入一片漆黑，后来部长们和随行官员居住的房间只能留一个灯泡照明。¹²

1998年5月的伯明翰（Birmingham）峰会对于峰会改革是一次重要的尝试，英国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正是积极的推动者。政府首脑们单独与会，身边并没有阁僚们的支持。在会议期间，领导人们在韦斯顿公园的一座政府会议中心举行会晤，这里远离媒体。会议的议程很少——集中在就业、犯罪和债务免除问题上——会议公报也相对简短。分析家尼古拉斯·贝恩评论认为，伯明翰峰会要比之前其他的G7/G8峰会更接近“创立者们设想的非正式私人会晤”。“仅有首脑”的论坛在后来几年中连续举行，有一段时间，各位领导人和布莱尔期望的一样，成功执行了精简过的议程，主要讨论了全球化的挑战。不过代价就是在下级官员中日益增长的官僚作风，因为更多的事情被交给了随行官员和部长们操持。2001年之后，恐怖主义和相关安全问题被加进了工作内容。总之，会议议程总是能反映出东道主国家的倾向：2003—2004年在法国和美国的两次峰会上讨论的议题宏大宽泛；但在2005年，布莱尔再次尖锐地把焦点放在了非洲问题和气候变暖问题上。¹³

在代表团规模的问题上，各方也没能取得一致。2001年的热那亚（Geona）峰会上，英国代表团有27人，美国代表团则有900人（其中很多人不得不住在停泊于港口的游轮上）。峰会也会吸引大批非政府组织（NGO）人员和抗议者，其中有些人会采取暴力行为。2002年峰会期间，加拿大将各国代表团的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并将他们安置在卡那那斯基（Kananaskis），那是落基山中的一处度假胜地，远离示威者。¹⁴ 但是在2003年，当峰会从野外回到了法国阿尔卑斯山下的埃维昂（Evian）时，会议引发了在邻国城市日内瓦和洛桑（Lausanne）持续数日的骚乱。2005年7月，布莱尔将峰会安排在苏格兰佩思郡（Perthshire）的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酒店。这表明会议可能会建设性地加入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会晤——邻近的爱丁堡就是“让贫穷成为历史”运动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的终点。以G8（公认低下）的标准来看，各国领导人承诺给非洲的援助相当可观。但是，除了英国，大多数G8成员国都明显没有兑现他们援助非洲的承诺。¹⁵

在很多的批评家看来，G8是一个花费高昂的论坛。绿色和平组织声称，这八个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4%，却控制着全球财富的65%。G8的行动能力大部分要由美国的政策决定，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信奉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而且没有在环境问题上说到做到。¹⁶ 批评家们还指出了峰会的花费问题。在有关会议的网页上，英国政府计算出的格伦伊格尔斯峰会“组织费用”就达1270万英镑，大部分是2375名代表团成员和2100名记者的住宿、招待和交通费用。¹⁷ 不过其中不包括安保费用，苏格兰行政院称之为“英国最大的一次安保花费”，数字达到了7200万英镑。¹⁸ 面对差不多有8500万英镑的花费，批评家们会问，这样的会议是否值得花费如此巨大？

欧洲理事会和G8只不过是冷战后盛行的制度化峰会外交的两个范例。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简称OAU） [3] 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963年。由于大部分非洲国家的独立十分突然，因此，新成立的国家很少能够有效地处理外交事务或在前殖民宗主国以外拥有强有力的邦交伙伴。非洲统一组织的峰会成了这些新生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的手段，还能帮助还没有什么经验的国家领导人走进国际社会这个竞技场。非洲统一组织对联合国施加的压力在结束南非少数白人统治的政治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之外，非洲统一组织的外长定期会议和常设的秘书处在调停地区冲突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耗资巨大，腐败丛生，而且对成员国内部侵犯人权的问题有意庇护，但非洲统一组织仍然为非洲大陆上众多弱小的新生国家提供了各种政治机制支持。¹⁹

另一制度化峰会的范例是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该组织的首次会议于1961年召开，成员国已从当时的25个增加到现在的118个 [4] 。尽管不结盟运动领导人峰会像非洲统一组织一样每三年举行一次，但还是能促进新晋领导人们相互结识了解，并协调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行动进退。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简称CHOGM）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也由常设的秘书处具体筹划。虽然被一些人看作可有可无［1991年峰会的举办地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Rarare）的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玩笑说，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的意思就是“Cheap Holidays on Government Money”——“花费政府开支的免费假期”］，但是这个不起眼的组织在弥平种族鸿沟上起了作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还举办了一系列全球参与的峰会，尤其是有关环境问题的峰会，例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Earth Summit）就有来自183个国家的4万名代表和观察家参加，超过100位政府首脑出席，其中一些领导人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²⁰

这个世界已经被制度化峰会外交编织的网络联系在了一起，领导人和各国官员之间这种程度的联系以前从未有过。不过，我所谓的典型峰会——两个或者三个国家首脑共同讨论国家大事——也在继续发挥作用：政治家们认为他们之间仍然需要有直接的个人联系。有时，这样的会面给国际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亚于本书中描写的各次会议。最近几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托尼·布莱尔和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的几次会晤。可以说，伊拉克战争直接源自布莱尔对峰会外交的滥用。

和很多登上了国内政治顶峰的政治家一样，1997年工党赢得大选后，布莱尔很快就对国际峰会产生了兴趣。在某种程度上，他喜欢结交能够撼动世界的人物，也喜欢和其他想要成为巨人却总是被国内宵小拖住后腿的政治家们打交道。峰会外交还迎合了布莱尔基督教信仰中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想法，以及对自己能完成这一任务的极端自信。2000年9月，他告诉一名记者说：“我是肩负使命之人。”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传教之地。他算得上是自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以来英国最狂热的战士。²¹

布莱尔有着超强的语言能力和非凡的个人魅力，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峰会外交家，他最初在和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以及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交往中声名鹊起。克林顿起初就像一位“大哥哥”，教会了这位初出茅庐的英国领导人国际社会的人情世故。²² 不过布莱尔很快摆脱了自卑感，部分是因为克林顿和莫尼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丑闻，更多是因为克林顿并不认可布莱尔对道德干涉主义的热情。要知道，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是布莱尔而并非克林顿提出要在空袭无法阻止针对阿尔巴尼亚难民的暴行时动用地面部队的。

布莱尔和乔治·沃克·布什的第一次会晤发生在2001年2月23日的戴维营，就在小布什就职典礼的一个月后。布莱尔和克林顿的个人关系是真诚融洽的，不过现在英国人不能肯定首相和这位强硬的共和党人相处得如何。“我并不指望他们和我们一样期盼这次会晤。”布莱尔的夫人切丽（Cherie）在从华盛顿飞往戴维营的直升机上悲观地说。²³ 不过他们很快打破了冷场，托尼和乔治的交往步入了正轨。布莱尔很迷人，能言善辩，见多识广，他发现布什虽然表现出牛仔形象，还在公众面前出洋相，但其实相当敏锐，也有能力。他们共进晚餐，一起看电影，第二天早上轻松愉快地共进早午餐，两个人的关系得到了巩固。布莱尔赠予布什一份丘吉尔1941年《大西洋宪章》的草稿摹本，这使人想起了那个英美外交峰会的全盛时期。

两位领导人共同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他们都滔滔不绝地谈论两个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之间毫无拘束。”布什对媒体记者说，“电话的另外一头永远都会是一位朋友。”记者们想在双方背景和观点的不同上做文章，问两个人是不是有“共同的个人爱好”，“也许在信仰或者运动或者音乐方面？”两个人都顿了一下。布什说：“好吧，我俩都用高露洁的牙膏。”尴尬的笑声过后，布莱尔不安地开玩笑说：“他们会想你是怎么知道的，乔治。”不过答案很简单：高露洁是戴维营的牙膏供应商。2001年2月的这次会晤因此被称为“高露洁峰会”。²⁴ 不过，尽管两个人没有公开地讨论过，但是宗教信仰确实让他们产生了更深的互信。两个人的基督教信仰明明大不相同：布什是福音派信徒，拒绝饮酒；而布莱尔的个人信仰奇怪地融合了英国国教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然而，两个人的宗教信仰都在2001年9月11日那场引人注目的事件中经受住了考验，并鼓励了他们。

2973名美国人在那天伊斯兰极端分子实施的恐怖袭击中丧生。这次针对世贸中心双子塔和五角大楼的“偷袭”造成的伤亡比60年前的珍珠港事件还大。“我们身处战争之中。”布什总统直言不讳。²⁵ 事实上，“9·11”是现代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本土受到直接攻击的事件，这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都没有发生过。²⁶ 2001年的9月让美国的不安全感骤然上升，让适用于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和缓和政策全无用武之地，故而布什政府开始了一场“反恐战争”——这个口号故意含糊其词，别有用心地不下结论。“9·11”事件赋予了布什和布莱尔新的使命感，作为领导人，他们显而易见地饱受琐事和国内政治的困扰；作为基督徒，两个人都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正邪之间的末日之战。布什那个“十字军”的比喻虽然因为不恰当而很快就收回了，但是也揭示了他的想法。²⁷ 美国政府重新启用在19世纪时就已抛弃的先发制人战略，声称这次威胁性质特殊，才要先发制人。²⁸ 从加沙地区到巴尔干地区的批评家们强调，“9·11”事件只不过是让美国懂得了现代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

布什最初进行报复的决定不仅仅针对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还针对供其落脚的塔利班（Taliban）政权。这一决定在西方盟国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布莱尔的穿梭外交起了很大的作用，俄罗斯和巴基斯坦这个阿富汗的重要邻国都表示了支持。“托尼是一位伟大的说客。”一位助手说，“即使看上去没有机会，他也觉得自己能说服别人。”不过布莱尔并非总能成功——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叙利亚新上任的总统，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他在10月31日的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谴责了阿富汗和以色列，重重地羞辱了布莱尔。一位英国外交官后来说：“他的幼稚让我们大吃一惊。”如果布莱尔问过外交部的话，就该知道阿萨德这么做有其国内政治的原因。在大马士革的惨败让国内外对布莱尔个人外交方式的批评声浪此起彼伏。“我们认为他需要认可，需要被当成行动的核心。”一位法国高层官员这样说，“布莱尔认为，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在非洲，都没有他一个人的私下活动不能解决的事。问题在于，世界形势要比这个复杂一些。”但是布莱尔并没有回头，他表示，这个世界事实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在某些方面，现代政府已经不再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在紧要关头它们“实际上是十分强大的”，而且“人与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至关重要”——远比外界看上去的重要得多。布莱尔说：“你要明白你可以相信他人。”²⁹

布什在塔利班政权倒台、本·拉登逃过抓捕之后继续扩大他的“反恐战争”，布莱尔面临的问题也在增加。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伊拉克实行专制统治，蔑视联合国武器核查，一直让共和党人很不舒服。布什的父亲 [5] 在1991年时错失了推翻这个政权的绝好机会，当时美国所领导的多国部队已经将伊拉克从其入侵的科威特领土上赶走。身为国际主义者的老布什并不希望多国部队的行动超出他的控制范围，甚至得到苏联的支持。他还受到了警告：一个没有政府首脑的伊拉克将分崩离析，进而发生种族和教派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最终受益的只有伊朗。但是小布什本身是一个单边主义者，他的宗教信仰中对正义与邪恶的认识遭到了萨达姆野蛮统治的冒犯；而且小布什一直想要超越自己的父亲。他的重要顾问也对伊拉克问题有着极大的热情。诸如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 [6] 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宣称，在美国看来，推翻萨达姆将是整个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开端。布什政府的强势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是国防部长，2001年，他如同着了魔一样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2001年11月21日，布什指示自己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开始计划伊拉克战争。布什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令人吃惊地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指为“邪恶轴心”，含糊地把这三个国家和支持恐怖主义、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系起来。“这些政权构成了日趋严重的极大危险。”总统坚称，“当险情迭起时，我不会消极等待。”³⁰ 朝鲜的先进核武器项目和统治确实是一个国际问题；伊朗在中东政治版图里是一个重要的核心成员，它在宗教激进主义和实现西方现代化之间摇摆不定；伊拉克成了布什的选择对象。他在3月份曾在资深参议员们的面前爆粗口：“他妈的萨达姆，我们就是要干掉他。”³¹

布什对“反恐战争”的扩大和重新定义是可以预见的，其基础就是“你不可能和邪恶政权进行谈判”的假设。这是典型的冷战信条。但是取代遏制政策的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这撕裂了“9·11”事件之后形成的国际社会反恐同盟，也让布莱尔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成了美国唯一的重要盟友。对布莱尔的指责体现在很多漫画中，他成了布什的猎犬，恭顺地听从布什的吩咐。这种形容有失偏颇，布莱尔只不过是在执行英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固定外交政策，即紧跟美国。法国人在不赞同美国政策的时候，会公开大声对美国人说“不”，但英国人的格言是“永不说‘不’”，而要说“好的，但是”——“好的”要说得坚决而公开，其他的话要关上门再说。布莱尔毫无疑问是个中高手——“支持美国人是托尼的DNA决定的。”一位内阁大臣如是说。³² 不过在推翻萨达姆这事上，布莱尔也是认真的。

在就任首相之初，布莱尔就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流氓国家”，尤其是伊拉克，有所警惕。“他对此深信不疑。”一位美国外交官如是说。³³ 1998年12月，布莱尔和克林顿向伊拉克实施了4天的大规模空中打击，希望借此强迫萨达姆和联合国武器核查员进行合作，但毫无成效。因此，2002年年初，布莱尔完全同意了布什的看法：如今美国人所谓的“政权更迭”应当得到实现。伊拉克并非他清单上唯一的国家：他对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和缅甸军政府的看法也是这样。“好的，让我们把他们都处理掉吧。”这就是布莱尔在回答为什么要针对萨达姆的问题时的答案，“我不做是因为我不能，但是当我可以的时候，我就应该这么做。”³⁴ 布莱尔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后帝国时代的英国只能在美国同意的情况下这样做。

为此奋斗的首相大人没时间应付那些怀疑论者，也没有时间顾及细节。“你们把这些安排好。”他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官员的。³⁵ 和他的政坛宿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不同，布莱尔没有仔细地斟酌政策，对时间、地点和形势也没有历史概念。和其他能干的首相一样，布莱尔刻意避开了外交部，那里的地区问题专家总是会提出实际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维持现状要比其他的做法更加安全，而且他很信任自己圈子里的人。目前的形势要好于内维尔·张伯伦和霍勒斯·威尔逊的时代：首相如今已经有了两位专业的外交官做他的外交政策顾问。不过处理欧洲以外“世界事务”的大卫·曼宁（David Manning）爵士 [7] 和布莱尔对美国的态度是一样的，而且也支持道德干涉主义。³⁶ 首相大多数重要顾问更关注国内的意见和媒体的管控，工党在白厅的“政治顾问”中的乔·摩尔（Jo Moore）在他那封恶名在外的电子邮件里用一句话总结说，“9·11”是“用来掩盖坏消息的好日子”³⁷ 。在政府的顶层，关键的人物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他曾是一名小报记者，1997年以来他以冷酷无情的做事方式掌管着唐宁街10号的媒体公关。有了这层保护，首相凭直觉行事就不会受到什么严峻的挑战了。布莱尔准备好了开战，还希望通过在峰会上和布什会谈来解决国内的这些问题。

双方的联盟形成于2002—2003年的三次重要会议之中。2002年4月6日，两个人在布什的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Crowford）附近的牧场进行了会晤，当时在是否对伊拉克开战的问题上两个人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更不要说何时开战了，但是布莱尔离开时对美国政府的筹划毫无疑心，后来还公开地和这一筹划保持一致。“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面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给我们的威胁。”他宣称，“如果有必要，就采取军事行动。要重申的是，如果有必要而且理由充分，我们就应该考虑政权的更迭。”³⁸ 很明显，布莱尔在原则上同意了。虽然在“好的，但是”这一传统习惯的驱使下，他会设法得到一些回报。根据内阁办公厅的摘要记录，布莱尔在克劳福德告诉布什：“英国将支持更迭政权的军事行动，但前提是我们有一个政治联盟，能引导公众意见，巴以危机不至于爆发，通过联合国核查行动根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已告失败。”³⁹

在克劳福德会晤之前，曼宁就强调，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反对和指责之下，布什确实很需要布莱尔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支持。“这就让你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他告诉首相，“在公关策略上如此，在联合国和武器核查行动上如此，在美国谋划任何军事行动的时候都是如此。这是相当重要的。”但是看起来布莱尔从未试着在峰会上使劲地讨价还价：他在宣布基本支持美国立场之后就不那么坚持条件了。美国国务院的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告诉英国驻美大使：“你们那个‘好的，但是’策略的问题就是太容易听到‘好的’，而忘了后面还有个‘但是’。”⁴⁰ 在科林·鲍威尔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还是对“但是”很上心的——事实上，利用英国人来表达争议，就不需要在白宫举行一次意见听证会了，不过布什政府的要员们——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心开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虽然私下里和总统关系不错，但并非这些大人物中的一员。在很多华盛顿局内人看来，切尼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顾问”⁴¹ 。8月26日，切尼在一次演讲中嘲笑了联合国的核查，宣称：“毫无疑问，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切尼还强调说：“毋庸置疑，萨达姆正在积攒这种武器，打算向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国和我们发动进攻。”总统和中情局都没有说过如此夸张的话，但是副总统的这番话被人当成了政府政策，这让鲍威尔十分恼怒。⁴² 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Richard Dearlove）爵士在访问过华盛顿之后告诉布莱尔，军事行动“看起来不可避免，布什想以萨达姆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与恐怖主义有关为由，出兵除掉萨达姆。但是情报和事实要根据政策进行调整”。迪尔洛夫还警告说：“军事行动之后［迪尔洛夫的原话如此］的后果在华盛顿几乎没人讨论。”这是一个常常被外交部专家提起的问题，现在摆在了布莱尔的面前。⁴³

局势在没有满足他要求的情况下滑向战争，布莱尔为此感到吃惊，横跨大西洋和布什举行了另外一次峰会。这次峰会于2002年9月7日在戴维营举行。和往常一样，首相只带着曼宁、坎贝尔和自己圈子里的核心人物随行，英国外交部被抛到一边，驻美大使克里斯托弗·迈耶（Christopher Meyer）爵士则主要与首相府打交道。在最后一刻，迈耶发现，切尼将参加所有的会议，这也显示到底是谁在发号施令。英国随行官员回忆说：“他就像个慵懒笨拙的人一样坐在那里。”这样拒人千里的形象让布莱尔打消了和切尼培养关系的想法。按照英国内部人士的说法，两位领导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布什承诺，如果联合国可以让伊拉克真正地解除武装，他将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布莱尔承诺，如果上述努力失败了，他将同意开战。”虽然这次会议和另外一次布什与布莱尔的峰会的有关记录仍然处于保密状态，但看起来很像是布莱尔过早地打出了自己的“王牌”，同意给予美国军事上的支持。他的应允让布什政府认为他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还再一次弱化了他的其他“条件”的影响力，尤其是希望改善巴以关系态势的条件。难怪布什在会后对一头雾水的布莱尔随行人员说“你们的领导人真有种”，而且用的还是西班牙俚语。⁴⁴

即使是在联合国武器核查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也很激烈。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他已经将开战日期圈定在了2003年2月15日）受到了激烈反对。布什于9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光是稿子就改出了24稿之多，他表示自己肯定会寻求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再次派遣核查人员的问题。“布莱尔和这有很大关系。”布什后来这样说。⁴⁵

虽然布莱尔首相得到了他想要的喘息空间，但布莱尔和布什发动战争未公开的原因是想实现政权的更迭，公开原因则是萨达姆拥有而且试图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者出现了分歧。首相很清楚他不能让英国为了推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而卷入一场野蛮的战争：国际法上说不过去，英国民众也不会接受。和安东尼·艾登面对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一样，布莱尔需要正当的理由来为所谓的政权更迭正名。为了让国内的意见和自己在峰会上达成的协议相统一，首相展开了宣传攻势，依靠的是情报部门揭示出的大量秘密材料和伊拉克人认为自己已经隐藏起来的证据。2002年9月24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英国政府的评估》（Iraq’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这份长达50页的报告出炉，其中就包括后来变得臭名昭著的一句话。布莱尔在前言中声明，萨达姆的军事计划中“有一部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以在45分钟之内准备完毕并进行部署”⁴⁶ 。这份情报实际上源自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后来被发现来自“一个单一的、未经证实的情报来源”⁴⁷ 。虽然英美两国一直在这个问题上支吾搪塞，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此类武器在伊拉克被发现。在战后，布莱尔声称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情报仅指地面武器。⁴⁸ 但是在他这份前言的一个草稿里有这么一句话：“不是说萨达姆可以对伦敦或者英国其他地区进行核打击（他做不到）。”这句话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被删除了。⁴⁹ 把萨达姆的“威胁”阐明说清并不符合政府的利益，因此，这份报告尽其所能地进行了夸大。

在数以百万计的布莱尔的批评者看来，这句“45分钟”的声明证明他不可信——“布谎者”（BLiar）成了布莱尔一个具有双关意义的外号。不过，指责他有意自欺欺人可能还更准确些。“我们希望自己是正确的。”一位官员说，“我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⁵⁰ 可他们需要证明。布莱尔的峰会外交加快了战争的脚步，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是唯一可以倚仗的借口，因此政府一再地操纵证据。我们在这里不应忘记布莱尔的职业训练。一名法律顾问的本职工作就是选择并修改证据，使其对自己有利，以此让客户获得最好的判决结果。但是在法庭上，对方也有一位律师要让己方的故事看起来同样有理有据。身为首相，布莱尔把分歧边缘化，而且对于己不利的证据视而不见。他自己现在既是公诉人，又是法官，还是行刑者。

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了近两个月的辩论之后，2002年11月8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各国为这项决议争论了六个星期——并非起初预计的两个星期——法国和俄罗斯都对情报证据持怀疑态度，也不想为美国和英国开出一张战争的空白支票。所以虽然联合国1441号决议把武器核查强加于伊拉克，但若萨达姆拒绝遵守，决议也仅仅能以“后果严重”相威胁，而且即使这样也只能是在安理会进行进一步磋商之后才可能采取行动。⁵¹ 虽然萨达姆最终于11月末允许核查团重返伊拉克，但核查员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复杂困难的核查工作。同时，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几乎破裂，法国和德国在尽全力阻止战争发生，拉姆斯菲尔德公开指责两国是“老欧洲”，和全球新形势脱节。

布莱尔再次跨过大西洋，和布什在白宫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的战前峰会，这次峰会的时间是2003年1月31日。布什很愿意推迟战争，但只是因为五角大楼需要更多的时间。关于授权开战需要第二份联合国决议这个问题，布莱尔发现所有人，甚至包括鲍威尔，都站在他的对立面：这个过程将耗费太长的时间，而且投票很难获得一致。在这次峰会上，布莱尔强调，第二份决议是他应付国内意见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以一位政治家的身份向布什发出了呼吁。“如果这是你所需要的，我们会竭尽全力尝试帮你。”布什回复道。⁵² 准确地说，这并不是无条件地表示同意。布什在之后记者会上的发言并没有起太大作用：“联合国应该通过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二份决议，如果决议释放的是一个解除萨达姆武装的信号，我们将很欢迎。不过1441号决议已经授权我们在不需要第二份决议的情况下采取行动。”⁵³

布莱尔支持开战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取得进展。他在峰会之前争取到了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同意，任命一位新的巴勒斯坦总理。在会议上，布莱尔相信这会说服布什在战争结束后确定一份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进度“路线图”。“克林顿糊弄了你们，”布莱尔在回国的飞机上对一位助手说，“但是布什对自己的承诺会认真对待。”布什的“承诺”的真正意义只能等到这次峰会档案公开之后再说了（如果能公开的话）。布莱尔很可能用在这种会议上常见的模式误导了自己，只记得他想听到的东西。目睹了这两人的三次峰会的一位官员回忆起了这个模式：

布什客气地听取意见，同意对方所表达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他会这样说：“我会尽我所能。”一旦托尼坐上飞机回国，布什就会忘记在交谈中说过什么。我们知道他忘了什么。有几个月，托尼真的认为布什明白自己所表达的观点。首相会这样说：“我们的意见真的是一致的。布什终于明白了。”几个小时后，他就会清醒过来，意识到其实布什并没有明白。⁵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莱尔也是这么对待自己的支持者的。按照英国自由民主党前领导人帕迪·阿什当（Paddy Ashdown）的说法就是，布莱尔“有个习惯，就是把他认为民众愿意听到的轻而易举地说出来，给人留下已经达成了一致的印象，但事实上没有，或是在需要履行时却发现压根儿不可能，留下的只有居心不良的怀疑和破碎的诺言”⁵⁵ 。布莱尔的继任者戈登·布朗就是被这样鼓励了多年。但是很显然首相很难在别人对他做出同样的事时有所觉悟。像张伯伦对希特勒以及丘吉尔对斯大林一样，布莱尔过于信任布什，在双方的关系之中过于诚实，以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布什与布莱尔的1月31日会晤带来的影响还说明了长久以来在峰会之后存在的一个问题。无论在谈判桌上说过或暗示过什么，双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其实都是美国。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才是说了算的人：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准备让美国独自行动，鲍威尔和国务院——个性上和制度上都倾向于国际合作——现在已经被边缘化。布什政府为获得第二份联合国决议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并没有阻止战争。至于有关巴勒斯坦的“路线图”问题，布什的决定一直是由国内强烈支持以色列的保守派说了算的。总统将在2004年寻求连任，他不会忘记，自己的父亲在1992年的大选中疏远了保守派，又让第三位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分走了共和党的选票，因此没能进入第二任期。面对政治现实，总统在峰会上针对巴勒斯坦问题一时兴起说过的话和做出过的暗示很快成了空话。

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虽然他把其他提供后勤支援的国家也算作盟友，但布莱尔才是他唯一的真正的盟友。和艾登在1956年的表现不同，布莱尔让内阁和国会都有机会来对这一行动进行讨论，但是用于讨论的基础信息是坎贝尔的宣传机器精心修改过的。尽管有些让人担心的时刻，但军事行动取得了短平快的效果——4月4日，美军就已兵临巴格达，5月1日，布什宣布“在伊拉克境内的主要战斗”告一段落。他是在航空母舰“林肯号”的甲板上发表这一讲话的，他的头上悬挂着一个写有“任务完成”的条幅。白宫后来将悬挂这个条幅的责任推给了海军，但是在布什的最初草稿里确实写着这句话，只是演讲内容被修改了，但是作为背景的条幅并没有拿掉。⁵⁶ 这是布什公关团队犯下的极少的错误之一。伊拉克政权倒台后，当地陷入无政府状态，美国难以脱身，条幅的事也一直困扰着他。截至2003年5月1日，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仅付出了139人死亡的代价，而到了2006年年底，死亡人数已经突破3000人——这已经超过了“9·11”事件中的死亡人数。⁵⁷ 不过布什仍然顽固地坚持着，他在2007年2月追加的拨款让这次伊拉克战争的花费实际上超过了越南战争。⁵⁸

美国急匆匆地发动战争也让和平计划胎死腹中。拉姆斯菲尔德自大地将自己的战略强加给军事将领们，造成美军兵力不足，在巴格达解放后腾不出手来抓捕萨达姆政权的部长和官员们。布什政府看上去也相信自己的说辞：一旦“暴君”被推翻，伊拉克人民就会获得“自由”，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下去。面对可以预见的抢劫和无政府状态，拉姆斯菲尔德只是回答说：“自由是杂乱无章的。自由的人民可以无拘无束地犯错误、犯罪、做坏事。”⁵⁹ 虽然美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资金，但伊拉克还是分崩离析，爆发了内战，这一局面的受益者成了什叶派穆斯林和伊朗。据传说，老布什1991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危险的局面，他试图告诫自己的儿子，但是毫无效果。⁶⁰

在强大而却毫无建树的美国面前，布莱尔还能怎么做呢？他本可以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领导人一样，认为布什发动战争的根据站不住脚，但是这样做和他的道德干涉主义信条相悖。他本可以对美国的战后计划提出深刻全面的质疑，但是白厅的大多数中东问题专家被排除在了政策制定过程之外。他本可以拒绝开战，但是这又违背英国支持美国政策以期从内部促成调整的传统战略。他的工党前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在20世纪60年代曾顶住林登·约翰逊的一再施压，拒绝出兵越南，英美关系也没有因此受到长期损害。

布莱尔并没有从和布什的合作中得到什么利益。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行事的时间比华盛顿鹰派们所预想的要长，但是最终英国和美国还是抛开联合国发动了战争，而且他们在巴以问题上毫无进展。在另外一方面，布莱尔给布什带来的好处是决定性的。虽然美国具有单独动武的军事实力，但是在外交层面上，英国的支持是极其宝贵的。拥有一个真正的盟友有助于左右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布莱尔在“9·11”事件之后甚至受到了美国民众的追捧。若是他坚决地说了“不”，而不是结结巴巴带着“但是”的“好的”，布什可能就不会自行开战。

托尼·布莱尔常常被拿来和安东尼·艾登这位前首相做比较，后者用虚假的借口将英国带进了一场糟糕的战争。不过布莱尔的峰会外交还重复了在本书开头讲的另外一个故事：一位出于好意的领导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对自己说服别人的能力充满信心，近乎自大；他把重要的专业建议排除在外，把政策制定和信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内部；他在会议桌上过早地打出了手里最好的一张牌；他的言辞越来越夸大、越来越有迷惑性，他表现出来的天真可能只是表象，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已经骑虎难下。这些提醒了我们什么？尽管有不一样的地方，但布莱尔的峰会外交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和内维尔·张伯伦如出一辙。⁶¹

布什和布莱尔的故事说明，即便是在今天这个峰会制度化的世界上，20世纪的双边会晤模式仍然起着作用。那么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结论甚至教训呢？

在会议桌上让政客们面对面地理解对方的需求和目的，这是信件、电话和电子邮件做不到的。峰会还可以越过阻挡事情往下发展的官僚主义的障碍。当然，潜在的危险也是巨大的。个别领导人虽有力，却也无法在紧要关头掌控所有问题。他们也许会对对手从根本上产生误解和认识盲区。在会谈进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也无法时刻保持警惕和敏锐，自己的言语会被翻译扭曲，时差也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在峰会上没有退路可走。借用杜鲁门时期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比喻就是，一国的政府首脑一旦“丢球”，“球门就在背后四敞大开了”⁶² 。正如我们所见，真正有效的峰会外交不仅仅要依靠领导人之间融洽的关系，还要有各级官员们的团队合作，在准备阶段和会谈中都是如此。虽然峰会需要保密才能成功，但是国内也需要有公众政治共识做基础，否则，峰会取得的成果就无法持续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本质上的个人峰会，例如张伯伦在1938年9月间的举动或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1961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都不可能成功。就会议本身而言，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不足以开启一系列可持续的连锁反应。1961年的峰会就证明这样反而容易引起争端。在全方位峰会上，领导人之间的个人碰撞得到出席的专家和顾问们的平衡和补充，这样的峰会成功的概率更大。1978年的戴维营峰会，甚至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都归于此类；会上的谈判十分成功。但是这两次峰会依靠的都是错误的假设，这反而破坏了已达成协议的实施。但这两个峰会都不属于领导人和专家参与谈判的“成效性峰会 ”。1972年的莫斯科峰会就是设想中这样一个进程的开端，但是没有大获成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尼克松和基辛格偷偷摸摸、尔虞我诈的做法，他们固然借此让会议得以举行，但来自国内的支持也因此削弱了。相比之下，1985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一系列会议的开始，而这些会议让冷战走向了和平的结局，其原因就是罕见但是至关重要的合作关系——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和他们顾问之间的团队协作，还有乔治·舒尔茨在其中扮演的主要促进者和协调员角色。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些峰会能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时代。战争的对立面是和平，这是平常的理解方式。但是战争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方式，这时它的对立面就是外交：国家之间的对话和谈判。⁶³ 就像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读到的那样，外交活动由来已久，却在1914年之后名誉扫地。欧洲诸国的外交机构显然没能阻止一场灾难性的冲突，而且在一个民主意识日渐流行的时代，外交这种重要活动似乎不能只由外交官们把持。因此，民选政府的领导人开始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这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就有所预示，在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试图促成和平的独角戏中达到了高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来自大国的政治家们不断地在外交活动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温斯顿·丘吉尔创造了“峰会外交”一词，他还在1954年说过“动口总比动手好”⁶⁴ 。

政治家的峰会外交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除了战争，还能有哪些实施国家政策的手段。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意味着通过谈判中的委屈妥协换来和平。1937—1938年，张伯伦对绥靖政策的应用让它成为外交活动中一个令人熟知并被人接受的概念；丘吉尔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在试图重新提出绥靖，并区分好和坏的绥靖政策——前者是利用强势的力量取得的绥靖权力，后者则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被迫采取绥靖政策。绥靖政策对国力衰弱却肩负过重责任的国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英国自19世纪晚期以来的外交手段。⁶⁵ 丘吉尔试图向斯大林寻求和解，20世纪50年代，哈罗德·麦克米伦面对斯大林的继任者也采用了如此的做法。罗斯福在1944—1945年实际上尝试了欧洲的绥靖模式。

不过，尤其是在美国国内，慕尼黑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使“绥靖”成了一个贬义词。美国的领导人们把他们对希特勒德国的那种非黑即白的看法转移到了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身上，他们遵从乔治·凯南的建议，认为苏联的威胁可以“通过巧妙而谨慎地应用对抗力量来遏制”，但无法通过“个人魅力或者话语来终结其存在”（对罗斯福的一个挖苦）。用亨利·基辛格的话来说，遏制政策的原则就是：“在最后一幕的高潮——好人接受坏人的回心转意——之前，外交手段都没有用处。”⁶⁶ 20世纪50年代期间，美国人对峰会外交的怀疑总的来说反映出他们内心对利用外交手段和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充满了疑虑。精通欧洲历史的人——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和苏联人谈判行得通，他们关注的是相关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他们的目标是缓解紧张的局势，缓和政策的基础就是超级大国接受彼此平等的事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身为一位冷战思想倡导者，罗纳德·里根却结束了冷战。冷战终结，并不是因为里根的军备竞赛把苏联拖垮出局，而是因为里根的观念远远超越了遏制政策甚至缓和政策，他的想法让国际社会体系从疯狂的核威慑中转变了过来。

若是苏联没有出现大的改变，冷战也许就不会结束。回想1917—1919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看起来就要席卷全球，和民主的外交手段相比，这是对西方传统国际体系的更大挑战。革命丧失最初的动力后，苏联人成立了外交部，和其他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不过他们在运用外交手段的同时也在找机会输出革命。在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没有哪位政治家可以应付得了希特勒，但是斯大林犯下了比张伯伦还要严重的错误，结果让苏联被孤立，而且面临一场几乎毁灭国家的战争。1945年之后，他和他的继任者们在东欧建立了一系列卫星国，为自己建立了缓冲地带；他们还建起了强大的苏联军备，尤其是核武器，来阻止像1941年6月那样可怕的突袭再次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他们认为外交手段，特别是峰会外交，是一种防御手段，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德国的威胁，让东欧各国认可自己的地位。这些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基本目标，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议上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的莫斯科峰会上更是这样；他们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想和西方国家缓和关系的愿望。

虽然苏联领导人们比美国那些强硬的冷战斗士更热衷于使用外交手段，但他们也看到了其中的局限。他们所有人都希望通过外交努力来解决欧洲问题，这和他们在动荡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的行动相辅相成。斯大林在朝鲜问题上的冒险主义、赫鲁晓夫在古巴和勃列日涅夫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在峰会上获得的成果大打折扣。苏联安全问题若要有新思路，就需要一位比里根还激进的畅想家。戈尔巴乔夫的激进主义是在和身边顾问一同工作、在峰会中与西方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在有意无意间深刻改变了苏联外交政策——提倡“欧洲共同的家园”而不是一个被分隔开的大陆，在国防方面提出“合理足够”而不是保证相互摧毁。他的行为给苏联带来的影响还有待历史做出结论。

换句话说，对峰会的态度往往反映了对外交的态度。从策略上说，虽然专业的外交官们常常对让领导人们在峰会上自由发挥的理念持有怀疑，但是在思想层面上，领导人和外交官们常常步调一致。四种外交政策——绥靖、遏制、缓和、转变——全都在峰会上得以体现，而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关系。

最后，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会议在峰会外交方面教会我们的东西。举行一次峰会有三个明显的阶段：准备，谈判，执行。对于每个阶段，人们都应该更细致地思考和追问，领导人们应该在一些问题上反思自己，但人们很少这么做。⁶⁷

首先要说的是峰会的准备阶段。若是考虑召开一次峰会，就要先问问是否有可以进行真正谈判的机会（没有哪次峰会仅仅是为了让领导人相互认识一下）。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就不要参会。肯尼迪在1961年的春天就应该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判断一下谈判在外交部长们或者双方大使之间进行是否更有利。1938年时，张伯伦就应该让哈利法克斯和其他高级外交官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峰会看上去恰逢其时，那就要确定你或你们的利益所在和峰会目标，还有就是你或你们的底线：你无法做出的妥协，以及为实现峰会目标而必须从对方那里得到的妥协。这里之所以用“你或你们”，是因为大多数领导人都分不清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个人的政治目的，尼克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领导人们还将发现，猜测对手在这些问题上的想法更是难上加难。凭直觉判断峰会对手的需求或目的，并把对方领导人看成政治动物而不仅仅是新交的“朋友”，这是基本常识。从偏向政治而并非外交的角度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领导人能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从峰会上空手离开。贝京自己能接受空手离开，同时清楚知道对手们不能，因此是他而非卡特和萨达特左右了1978年戴维营峰会的结果。

了解谈判“对手”涉及棘手的军事和政治情报问题。本书中提及的每一场峰会几乎都围绕情报展开。1938年，张伯伦相信和德国开战的代价将是伦敦被完全摧毁，而轮到布莱尔时，他也在拼命地寻找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有成效的峰会依靠的是良好的情报工作，而举行峰会的原因常常是情报不够充分；因此举行峰会为的是在最高层上可以穿越迷雾，看清对方。1961年，肯尼迪前往维也纳，就是要亲自估量一下赫鲁晓夫这个人；1985年，戈尔巴乔夫只能通过和里根面对面碰撞来看清美国方面对战略防御构想到底有多认真。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在1972年时对尼克松如此重要。峰会之前，他在北京和莫斯科厘清了存在的问题，也敲定了很多协议，同时给总统留了后路。基辛格是G8峰会筹备官员们的先驱。

这是个怪圈：你需要得到情报才能前往峰会，却发现只有在峰会上才能拿到情报。因此，我列出的峰会准备清单并不那么符合实际。另外一点就是领导人只有在被逼无奈时，才会真正地亮出自己的底线，而这种时候，他们既凭理智，也凭直觉发挥，因而各方都很难预测冲突发生的时间和场合，这对于1978年戴维营峰会上的三方尤其适用。由此可见，峰会外交真的是一次探险之旅。

一旦峰会的大幕被拉开，谈判阶段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另外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了，但忙乱的领导人往往顾不上这些问题。我的总体策略是协调合作还是改变对方？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存在共同的立场？我们是不是只需要微调一下协议的细节问题就行了？张伯伦飞往哥德斯堡和希特勒举行的第二次会晤就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却没有想到希特勒提高了价码。或者说，我是不是需要换一种方式进行思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施加威胁，还是诱之以利？大多数政治家在峰会上都会避免露骨的威胁，以保持私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但是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最后冲突可归因于过分的威胁。通常情况下，领导人们会巧妙地暗示威胁，清楚坦率地利诱对方；两种方法的准确使用比例某种程度上要由双方总体的力量对比来决定。尼克松以自己的方式精心策划和苏联人的峰会之时，他的能力因与中国关系的惊人开端而大大增强。一个超级大国在施加压力或者进行利诱的时候要比一个小国有效得多，但在1978年时，以色列这个小国的决绝使它从一个超级大国的手里获得了令人惊喜的结果。

成功的谈判也和策略手段大有关系。意外有时也是强有力的武器。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议上，希特勒富有戏剧性的夸张咆哮让张伯伦坐立不安，迫使他在割让苏台德地区的原则问题上不断让步。一位领导人需要在阐明自己的目标和不过早地亮明自己的底线之间找到平衡。斯大林尤其精于此道（和罗斯福以及丘吉尔不同），他说话不多，却听得很仔细。同样重要的还有，要把退让妥协留在最合适的时机以获得更为重要的回报。张伯伦、萨达特和布莱尔三个人全都过早而且毫无保留地把手中最好的牌打了出去。

个人的性格也是举足轻重的，再次注意，我们必须分清个人和公务之间的界限。良好的个人关系可以带来外交利益，峰会外交正建基于这个观念，这也让大多数领导人不愿意在峰会谈判桌上公开翻脸——戈尔巴乔夫于日内瓦会议上在战略防御构想问题上的退让就是个例子。好好先生在谈判桌上占不到便宜。恶人也许收获颇丰，但是他也要揣测对手的忍让度，比如赫鲁晓夫就在维也纳会议上吃了苦头。不过，雅尔塔会议上的丘吉尔在德国问题上坚定不移的立场获得了回报，戴维营峰会上的贝京在谦恭和冷酷之间的转换证明了他善于控制局势。在峰会外交中，团队协作与个人职责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张力。

张伯伦有意只身赴会，但是其后的大多数政治家从他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外交部长们和专业外交官的协助下参与峰会。他们之间也需寻求平衡。峰会的关键就是直接对话，所以，让顾问们参加重要会晤只会放缓商讨的节奏，并妨碍领导人之间的坦诚交流，特别影响领导人之间关于政治需求的交流。在大多数峰会上，政府首脑们都会安排自己的顾问参加全体会议，但也会自己进行一对一的会晤。当然，一对一会晤常常会在关键的细节上出问题，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莫斯科峰会上就把军控谈判搞成了一团乱麻。而基辛格虽然外交知识比较丰富，却没有让美国有关《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谈判代表参加峰会，而是把所有的功劳归给了自己和尼克松，这就不太明智了。其实在峰会上，很少有领导人像吉米·卡特那样在关键时刻熟知要讨论的话题。专家们的低层级谈判也很重要；他们还可以给领导人们留下空间，以便拒绝已经初步达成的共识，正如卡特所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你直接参与了这一切，那么想拒绝真的很难。

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们，从丘吉尔和罗斯福到布莱尔和布什，都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卡特、贝京和萨达特在戴维营峰会上也都使用英语，但是大多数峰会上都需要口译员，这就干扰了对话交流中自有的方式和活力，也干扰了对话本身的私密性。张伯伦和尼克松都愿意用对方的口译员和书记员以放大亲近感，但是这让精准的交流和获得会谈的记录都变得困难重重。本书中提及的大多数峰会都使用了交替传译，这让交换意见变得更复杂了。198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同声传译首次亮相于冷战峰会。这让交流中的提问和插嘴更接近于正常的交谈，还能使聆听者把语言、声调和肢体语言联系起来。然而，在很多峰会上，很多人渴望看到的个人交流的火花就在翻译中消失了。

峰会外交活动会使人精疲力竭，即使是在航空时代，前往峰会举办地也会让领导人们因时差而疲倦。这就是为什么年长的里根常常要早一天到达目的地；相比之下，布莱尔年轻得多，精力极其旺盛，但是人们都想弄明白他如此疯狂的穿梭外交又会怎样削弱他用于有效谈判的精力。峰会上的紧张和亢奋情绪会加大压力，更不用说出访国外和陌生的食物所带来的消化系统问题了。人人皆知的例子就是在1992年1月，在摄像机全程录制的情况下，老布什总统在国宴上吐了时任日本首相的宫泽喜一一身。可以想见，很多领导人在举行峰会的时候都苦于健康问题，兴奋之后，疲惫就会袭来，让人很难在变幻莫测的讨论中保持机警敏锐。要知道，能抓住正确的时机提出主张或做出让步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领导人还在忍受强烈的病痛并使用药物，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更难了，维也纳会议上的肯尼迪就是如此。逐渐增加的疲惫和积累起来的国内政治问题会让大多数领导人不耐烦地结束峰会。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就因为急于赶回国内而没能坚持到底。

但是从峰会上返回并非整个过程的结束，因为会议成果的执行也同样重要。如何把会议成果展示给国内的民众是领导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这往往会影响整个峰会的组织工作——正如白宫先遣团的工作人员做出的大量工作所表明的那样。尼克松在1972年峰会上的所有外交活动都在为当年11月的大选服务，这并非出于狭隘的个人原因，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第二任期对美国与中国及苏联建立稳固的新关系非常重要。他和里根都在结束与苏联领导人的第一次峰会后直接前往国会，赶在媒体发难前对这些事件做出解释。

达成协议也需要政治上的支持。张伯伦在哥德斯堡会议上与希特勒会面后，没能说服自己的核心内阁成员，若不是这位元首（指希特勒）在最后一刻退让，英国就会陷入战争。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求得政治局对他与尼克松会晤的支持，之后再利用峰会成果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在美国，峰会外交活动达成条约协议后，还需要批准方可实行，至少需要一份立法机构批准的声明。丘吉尔和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对此过于苛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过于冒失地宣扬自己的成就。

执行阶段的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称其为履行——是最为艰难的，这让在峰会上因为急于达成协议而暂时被掩盖的关系裂痕暴露出来。希特勒在翌年春天违反1938年慕尼黑协议，英国向波兰提供安全保证，加快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议上的协议在1945年春天告吹，是因为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嗅到了背叛的味道。而在戴维营峰会后卡特看到贝京的拖沓和欺瞒，对他们后来的关系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领导人也会采取欺瞒的方式来调整国内形势以顺应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就像布莱尔政府在2002—2003年所做的那样。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握手标志着他们在那一刻达成了共识。在返回之后，在严峻的国内形势下，信守承诺变得极端困难，甚至在政治上无法做到。

分析过去的峰会很有指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想在一个被学者忽视的话题上打开辩论的大门。很多事件的参与者本身就热衷于阅读历史：肯尼迪写过慕尼黑会议的教训，尼克松仔细阅读过丘吉尔对雅尔塔会议的描述，他们是不是从中学到了很多，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峰会外交其实就是高层领导人极尽个人之能事，他们更多的是被个人意愿所驱动，而非出于理智。即使得到了有效的团队协作，领导人在峰会上的表现也会因个人的能力而异。他们必须决定自己是不是要冒险参加峰会，他们需要具有洞察力、敏捷的反应和付诸行动的毅力，在筋疲力尽的边缘，他们还必须继续坚持，将成果带回国内并加以推动。在完成这些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自己的局限，暴露自己的弱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有那么一点点的古典悲剧意味：张伯伦身上同时存在理想主义和骄傲自大，这种性格因素至今仍能发挥推动或威慑的巨大威力。尼克松身上现实主义和偏执的结合让他登上了权力的巅峰，然后又把他击垮。

1816年，诗人拜伦（Byron）将自己心目中的浪漫主义英雄描绘为一位登山者：

谁如果向山峰攀登，将会发现：

最高峰多被云雾和白雪遮盖；

谁要是胜过人类或者征服了人间，

那他必然会藐视下界的愤慨，

虽然在他头上闪耀的是灿烂的阳光，

俯伏在他脚下的是大地和海洋，

但是他周遭却是些冰冻的石块，

怒吼的狂风吹在他赤裸的头上；

费尽了力气爬上山顶，收获呀，却不过这样。 [8] ⁶⁸

攀登马特洪峰（Matterhorn）或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者往往是年轻人，身体也处于最好的状态。相比而言，参与峰会的人们则通常都已年迈，有的还身体虚弱。不过他们为获得成功也耗尽了心力和体力，让自己直面即将到来的谴责和抨击。登山者挑战山峰，而对政治家来说，峰会外交就是最大的考验，这就是为什么丘吉尔的比喻如此恰当。不过攀登者们只是用自己和同行者的生命在冒险，政治家们却深知自己在峰会上的谈判将会决定数百万人的命运。很多领导人都梦想着改变世界，通常这也只是一个宏伟的幻象——站在权力顶峰总会让人飘飘然——但是有时他们也是正确的。还有，布莱尔和布什的故事告诉我们，峰会外交仍然有塑造历史的力量。

[1] 也有资料说，他的父亲才是犹太商人私生子。——译者注

[2] 若想攀登珠穆朗玛峰，夏尔巴人是必不可少的向导，作者以此比喻会议的筹备官员。——译者注

[3] 非洲统一组织是非洲联盟前身。——译者注

[4] 本书英文版成书时，安提瓜和巴布达以及多米尼加尚未获得成员国身份。——译者注

[5] 布什的父亲即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译者注

[6] 此人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译者注

[7] 曼宁于2003—2007年任英国驻美国大使。——译者注

参考资料来源和致谢

写作这本书的想法源自我在剑桥大学的执教经历。在那里担任教师的几年里，基于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我为历史专业的大四学生开设了一门有关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战时盟国的课程。作为作业的一部分，我要求学生进行角色扮演，重现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等战时会议，这有助于活灵活现地讲述这些档案。除去所带来的乐趣之外（一些最棒的斯大林扮演者是女性——你可以自行理解），表演常常能揭示历史的重要一面。

建议我把这一方法拍成有趣的电视片的人是罗素·巴恩斯（Russell Barnes）。在他的指点和布莱克韦制作公司（Blakeway Productions）的支持下，我为BBC（英国广播公司）写作并呈献了三部影片，内容分别是有关慕尼黑、维也纳和日内瓦会议的。罗素是一位很优秀的导演——他对史实很敏感，在艺术上很有创造力，还很能干（一个很罕见的组合）。和他一起拍摄这些电视片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对这些事件的理解。

我也非常感谢BBC广播四台的主管珍妮丝·哈德洛（Janice Hadlow），感谢她对历史和对这些电视片做出的奉献。感谢她的编辑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他在不干涉我们自由创作和提出建议之间保持了理想的平衡。我还要感谢我们的出品人德尼斯·布莱克韦（Denys Blakeway），是他给我们带来了在拍摄历史纪录片方面无与伦比的经历。

若不是和BBC合作，我就无法开拓这一领域。我很感谢各处历史古迹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的热心相助。我还要感谢助理制片人安德里亚·劳克斯准备好的所有协议。在哥德斯堡的德尔森酒店和彼得斯贝格酒店，还有慕尼黑的元首行宫（现在已经是音乐学院）进行拍摄让人极为激动。在维也纳，我们被慷慨地允许拍摄俄罗斯大使馆和美国大使馆［要特别感谢维丽娜·巴特（Verena Bartl）女士］。在日内瓦，我很感谢水中花宫的现产权人Alimenta SA［尤其要感谢M.本亚明（M.Beniamin）和维格丽-基诺德（Wiggli-Genoud）女士］，感谢俄罗斯驻联合国使团的马克西姆·科奇特科夫（Maxim Kochtekov），还有丹尼尔·波姆塔博士和夫人（Dr.and Mrs.Daniel Pometta），他们为我们敞开了美丽的索绪尔之家的大门。

尽管大多数峰会的记录在网上都可以查到，但是本书的写作仍然主要基于各档案馆的资料。我得到了来自英国、德国和美国下列机构工作人员的大力协助：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牛津大学图书馆现代手稿部、英国国家档案馆、剑桥大学丘吉尔档案中心、肯特大学英国漫画档案馆、慕尼黑历史研究所、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约翰·肯尼迪图书馆、吉米·卡特图书馆、罗纳德·里根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分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国家安全档案馆、拉尔夫·本奇图书馆。

本书的大部分资料来自官方档案以及公共资料。我引用了来自张伯伦档案馆的资料文件，并得到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允许。对卡通漫画和插图的所有者和版权人，我也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有一些版权人，作者和出版人都未能查到，我们将在本书未来的版本中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在此还要感谢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的亚历山大·丘巴安（Alexander Chubarian）教授以及欧列格·拉热谢夫斯基（Oleg Rzheshevsky）教授，是他们安排了我对莫斯科的数次访问，还特别帮助我前往雅尔塔参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巨头举行重大会议的地点。

我很感激在美国时热情款待我的家庭和朋友们，尤其要感谢马萨诸塞州的戴维和罗宾·哈泽德·雷（David and Robin Hazard Ray）一家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杰夫和玛莎·梅沃因（Jeff and Martha Melvoin）一家。几位同事为我的草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特别感谢沃伦·F.金博尔（Warren F.Kimball）、弗雷德里克·洛奇沃（Fredrik Logevall）和哈米什·斯科特（Hamish Scott）。我还要感谢我的经纪人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他代表我辛苦地工作，并为我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将手稿成书的过程中，我再次体验了企鹅出版集团的斯图尔特·普罗菲特（Stuart Proffitt）和他的同事们的专业服务——企鹅出版集团是一家绝佳的出版历史书籍的出版商——还有纽约巴西克出版社的劳拉·海默特（Lara Heimert），虽然参与的时间较晚，但是她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投入了工作。文字编辑伊丽莎白·斯特拉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在很多问题上为我提供了帮助，使文字更加清晰流畅。

剑桥大学仍然是一片教书著史的乐土。我要感谢历史系让我完成这本书，还要感谢基督学院宜人的办公室和鼓励我的同事们，也要感谢剑桥大学图书馆，这座版本图书馆有权免费获得在英国出版的每一版本的书，也允许人们借阅和浏览。最重要的是，我对玛格丽特和吉姆的兴趣和支持仍然心存感激，这本书献给我的妈妈，她被峰会的魅力深深地吸引。在很多方面，她让我成了一名历史学家，并对峰会进行了研究。

注释

缩写

引言

第1章 通向峰会之路 从巴比伦到凡尔赛

第2章 慕尼黑，1938年 张伯伦和希特勒

第3章 雅尔塔，1945年 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第4章 维也纳，1961年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

第5章 莫斯科，1972年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

第6章 戴维营，1978年 贝京、卡特和萨达特

第7章 日内瓦，1985年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

第8章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峰会外交 从G7到布什和布莱尔

峰会：影响20 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

[英]戴维·雷诺兹　著

马俊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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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

字 数：40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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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8183-2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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