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非洲

［丹麦］卡伦·布里克森◎著

周国勇 张   鹤◎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非洲／（丹麦）卡伦·布里克森著；周国勇, 张鹤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675-0697-8

Ⅰ.走… Ⅱ.①卡… ②周… ③张… Ⅲ.①自传体小说－丹麦

－近代 Ⅳ.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6051号

走出非洲

著  者 （丹麦）卡伦·布里克森

译  者 周国勇 张 鹤

特约编辑 宣慧敏 祝柯杨

项目编辑 许    静

审稿编辑 史芳梅

内文设计 叶金龙

装帧设计 第7印象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ll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http: //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9.7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0697-8/I.984

定  价 29.00元（精装）

出版人 朱杰人

卡伦·布里克森

卡伦·布里克森(1885-1962)，丹麦著名女作家。生于丹麦鲁斯特，曾在哥本哈根、巴黎、罗马攻读艺术。婚后不久即旅居肯尼亚经营咖啡种植园。1931年返回丹麦，一直从事文学创作。

卡伦·布里克森曾获得安徒生奖和彭托皮丹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与安徒生并称为丹麦的“文学国宝”。她的成名作为1934年出版的《哥特故事七则》。她最知名的作品莫过于自传小说《走出非洲》，同名电影曾一举斩获奥斯卡七项大奖。她的小说集主要有：《冬天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女神轶事》(1958)、《草地绿荫》(1960)、《埃赫雷加德》（1963)，等等。她的作品饱受海明威、杜鲁门等人的广泛喜爱，瑞典学院的常任秘书彼得·恩德格曾经将诺奖委员会未颁发文学奖给卡伦称为“一个失误”。

浅语寄读者

呈献在你眼前的丹麦女作家卡伦·布里克森的名著《走出非洲》，这不是一本寻常的散文集——将分散发表的单篇汇编成册，或按题材的门类分辑结集，而是一部精采纷呈、风格独特的散文长卷，各篇既单独成章，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全书又内涵着统一性，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卡伦·布里克森以其在东非肯尼亚十八载的风雨历程为基础，从咖啡庄园这一基点辐射、生发开去，描绘了非洲大自然的一幅幅胜景，非洲乡镇的一组组风情画，非洲男女老少的一幅幅剪影，以及她自己与其他外来移民在非洲大陆上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微妙的感情世界。雄奇瑰丽的景物与多难的人和事融为一体，撼人心旌的非洲众生相与带有神秘色彩的传奇故事交相辉映。作者的思绪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跳跃、穿梭，作者的视野由东非高原扩展到欧亚大陆。时空的跨度如此宏大，人事景物如此丰富，作者在作品内在统一性的把握中却如此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她匠心独运，以咖啡庄园的兴衰作为各种人、事、景、物的联结点，形成一种辐射形的艺术布局，全面展现出那一片热土上的风情、世情与人情，足见作者在散文长卷上的独到功力。

当然，布局的匠心毕竟还是体现在表层结构上的巧思经营。真正使《走出非洲》中的各篇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的，乃是融会于字里行间的、作者对非洲与非洲人民怀有的真挚情感。正如《企鹅当代名著丛书》的编者所评论的：这是卡伦·布里克森写给非洲人民的“一份情书”。这种强烈而深沉的情愫表现为对非洲人品格、尊严及创造才能的尊重与赞美，对非洲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他们疾苦的热忱关注。在《走出非洲》的篇章中，非洲的人、事、景、物常常通过作者丰沛的情感获得升华，进入一个隽永、肃穆、富于启迪的哲理世界。

毋庸讳言，作者对非洲人民的认识、判断、见解并非都是完全正确的，但她至少是善意而公正的。《走出非洲》得以在全世界，特别是在肯尼亚等东非国家畅销不衰，不正是其内涵丰厚、以情相归，足以引起读者心灵共鸣的明证吗！

这本书的艺术魅力还得力于作者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凡响。每当我们试图对此作出恰当的评价时，不知怎的，总会联想起东非高原上的一种珍奇动物：角马——俗称四不象。这种动物身躯似马，线条俊美，却长着一对弯如新月的牛角，它的面庞黝黑瘦小，胡须蓬松，酷似温良的土羚羊；而当它扬蹄奋击，与猛兽格斗时，那强劲的后肢又恰如长颈鹿。

《走出非洲》堪称散文领域中的“四不象”，兼有游记、速写、抒情小品、小说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但又突破了其中任何一种文体的固有格局。作者以游记的手法写景状物，描摹非洲景物中原始的、充满生机的风采，流美而富神韵。她以速写之笔出色地捕捉瞬间即逝的绚丽场面，声貌飞动，“定格”于读者之脑际。她以小说的手法，描述非洲的众生相，不但有情节、有悬念、有结局，而且刻画出一群极富个性、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她又利用散文的抒情手段，注入自己的灵性与情感，道出人、事、景、物之底蕴，使作品弥漫着浓重的诗情氛围。

卡伦·布里克森不愧是大手笔，博采众长，熔铸一炉，写出独具魅力的《走出非洲》，吸引着亿万读者神游其间，流连忘返。而这部散文长卷问世四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依然光彩照人，一举荣获五十八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并在戛纳电影节获奖。

卡伦·布里克森的作品，还未在中国系统地译介过。如果《走出非洲》能为我国读者打开一扇小小的明净的窗，那么，作为译者，我们在灯下劳作之余，也可以额手称庆了。

周国勇 张鹤

于京华秋馨斋

恩戈庄园

我的非洲庄园坐落在恩戈山麓。赤道在这片高地北部的一百英里土地上横贯而过。庄园海拔高达六千英尺。在白天，你会感到自己十分高大，离太阳很近很近，清晨与傍晚那么明净、安谧，而夜来则寒意袭人。

地理位置和地面高度相结合，造就出一种举世无双的景色。这里的一切并不丰饶，也不华丽。这是非洲——从六千英尺深处提炼出来的——浓烈而纯净的精华，质地如此干燥，像是经过燃烧，如同陶器一般。树木挂着轻盈而微妙的叶片，枝叶的形状显然与欧洲树木相异，不是长成弓形或圆形，而是一层一层地向水平方向伸展。几株高树，孤零零地兀立，犹如伟岸的棕榈。那骄矜而又浪漫的气势，俨然一艘艘八面威风的舟楫，刚刚收拢它们的风帆。树林边缘的线条别具韵致，仿佛整个林子在微微颤动。弯弯扭扭的老荆棘树，枝杈光秃，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不知名的蒿草送来阵阵香波，如同麝香草、爱神木。有些地方的香气浓烈得能扎痛你的嗓子。那些花儿，不论是草原上的，还是原始森林藤葛上的，都使人感到即将凋谢，点点簇簇，不胜纤弱——只是在大雨季开始时，莽原上才绽开一丛丛硕大、馥郁的百合花。在这里，你的视野开阔、高远，映入眼帘的一切，汇成了伟大、自由与无与伦比的高尚。

在这样的景色以及这里的生活中，最使人难忘的便是天空。当你回首在非洲高原度过的日日夜夜，一种感觉倏然而过：自己恍若曾一度生活在空中。天空不是浅蓝色，便是紫罗兰色。大片大片的云彩，轻柔而瞬息万变，在空中升腾、飘荡。苍穹充满着蓝色的活力，将近处的山脉与林莽涂上了鲜亮、深沉的蓝色。正午的天空十分活跃，像喷薄而出的滚滚岩浆，又像一池碧水潺潺流动，闪耀着、起伏着、放射着。它返照出的一切景物都放大了，变幻出奇妙的海市蜃楼。在这样高渺的天空，你尽可自由自在地呼吸。你的心境无比轻松，充满自信。在非洲高原，你早晨一睁眼就会感到：呵，我在这里，在我最应该在的地方。

恩戈山长长的山脊自北而南，绵延伸展。它那四座王冠般庄严的顶峰，像青黑色的波峰凝固在蓝天下。恩戈山海拔八千英尺，东侧高出周围原野两千英尺，而西侧的山势却陡然下降，分外险峻，猛地跌入东非大裂谷。

高原的风，总是从北面、西北面吹来。就是这股风，直下非洲海岸与阿拉伯半岛，人们称之为季风。这里的大地向浩茫的穹宇铺展，像是对天庭的抗衡。季风迎面吹拂恩戈山，那一处处山坡是我停放滑翔机的理想场地。乘着风势，滑翔机腾空直上，飞向山巅。随风飘游的云彩，常萦绕着山峦，或静悬于半空，或积聚于峰顶，化为雨水。而那些飘浮在更高处的云朵，无拘无束地作逍遥游，最终在恩戈山西侧——大裂谷炙热的大漠上空消融殆尽。多少次，我从我的住处远眺，追踪这些阵容强大的队列行进，我惊异地看着它们在空中壮游，看着它们登上峰巅，然后消逝在蓝天深处。

我庄园外的山峦，在一天中不时地交叉变换它们的性格，时而显得如此亲近，时而又那么遥远。薄暮时分，天色渐暗，当你凝视群山，天空好像有一条细细的银边勾出茫茫峰峦的轮廓。随着夜幕低垂，那四座顶峰又磨掉了棱角，依稀圆润起来，仿佛是由于山脉自己的舒展伸长而致。

登上恩戈山，放眼望去：南面，是广袤的平原，野生动物聚居之处，直逼乞力马扎罗山；东面和北面，是秀美如公园的原野，远处山脚下有一大片森林，吉库尤(上)①自然保护区起伏蜿蜒一百多英里，与肯尼亚山相连——其间错落着一块一块的玉米田、香蕉园和牧草地，这里、那里，飘绕着浅蓝色的炊烟，还有一丛丛丘陵；可是西面大地骤然下跌，横亘着非洲盆地——一片干燥、月球般的景象。褐色的大漠不规则地点缀着小小的圆点——荆棘丛、弯弯曲曲的河床连着一条条暗绿色的带子，那是含羞树的林带——树冠如盖，枝条四展，荆刺如针。这里是仙人掌的家园，也是长颈鹿和犀牛的故乡。

山野——当你深入其中——寥廓、神秘，美丽如画，而且极富变化：有时为漫长的峡谷，有时是一片灌木丛，有时是绿草茵茵的山坡，有时是嶙峋遒劲的巉岩。有的山峰上甚至还簇拥着茂密的修竹。山中也不乏清泉，水井，我曾在那里野营。

我在的时候，恩戈山聚居着野牛、旋角大羚羊、犀牛等。在土著老人的记忆中，还曾有大象出没。恩戈山区未能全部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区，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划归保护区的一小部分以南峰上的灯塔标志为限。随着这块殖民地的繁荣，首府内罗毕发展为大城市，恩戈山区完全可能规划为无与伦比的野生动物园。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许多在内罗毕经商的年轻人，每逢星期天便骑着摩托车进山，随意打猎。我想，那些大动物是远离山区，穿过荆棘灌木丛和石质地带，往南迁徙了。

在山峦的边缘或四座山峰上，步行并不难。那里的草短短的，犹如草坪，灰色的岩石也多见风化。环着山边，峰顶上下，有一条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有如平缓的S形。野营的一个清晨，我来到这里，沿小径信步，发现一群大羚羊新踩出的脚印和冒着热气的粪便。这些温和的大家伙一定是日出时来到山边，排成一长溜散步。你难以想象，它们来此唯一的目的只是俯视足下的大地。

我们在庄园里种植咖啡。对咖啡来说，这儿的地势略高了些。维持咖啡园，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我们从未因此发财，但它却足以把你死死粘住，总有活等着做，没有空闲的时间，而一般来说，你总是落后一步。

在荒芜、凌乱的莽原上，开拓出一片土地，按规矩种植、照料，是令人神怡的。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乘飞机飞越非洲上空，一见到这片土地，我所熟悉的自己庄园的风貌，心中就充满骄傲——它静卧在灰绿色的原野里，显得那么鲜艳、青翠。我蓦地领悟到人类的心是怎样思慕有规则的几何图形。内罗毕四周的田野，特别是城区北部，展现出相似的风采。这里生存着这样的人民：他们想的、谈的、做的，是咖啡的种植、修枝、摘果，就连夜里躺在床上，考虑的也是如何改进加工咖啡的设施。

咖啡生长非一日之功，并不如你想象中那样一蹴而就。在你年轻、充满希望的年华里，你冒着淅淅沥沥的雨水，从苗圃里搬出一盆盆鲜绿的咖啡幼苗，与庄园里的帮工们一起，把它们栽在一排排湿润的土坑里——它们将在此扎根生长。你还得到野地里砍些树枝，为咖啡苗搭架遮阳——小苗需要在温馨、朦胧的环境里予以特别的关照。四五年后，咖啡树才开始结果。与此同时，你可能会遇到旱灾、病虫害，还有，那些顽强的野草会在你的田里骚扰——有一种叫“海盗旗”的野生豆类，外壳扁长、多刺，一碰上就缠到你的衣服、袜子上。有些咖啡苗移植不当，主根受伤，正当含苞欲放时，却枯萎夭折。一英亩地要种六百多株咖啡。在我那六百英亩的咖啡园，耕牛拖着爬犁在田间来来往往劳作，坚忍不拔地走着成千上万英里的路程，耐心地期待着未来的犒赏。

咖啡园里也时常呈现一片赏心悦目的美景。雨季初始，咖啡花盛开。细雨霏霏，薄雾蒙蒙，垩白色的花朵，犹如一片白云覆盖在六百英亩土地上，光彩动人。咖啡花有一股黑刺李般的淡淡的、略带苦涩的香味。一旦咖啡豆成熟，园里就变得一片艳红。这时节，妇女和孩子们随同男人一起，前来采摘咖啡豆。四轮车、两轮车吱吱呀呀地把咖啡豆拉到河边的加工厂去。我们的机器算不得上乘，但加工厂毕竟是自己规划、自己建设的，我们十分珍爱。它曾经毁于大火，我们又重新修建起来。巨大的咖啡干燥器转动着、转动着，咖啡豆在它的铁肚子里“嚓啦啦嚓啦啦”地翻滚，恰如卵石在海滩上经受波浪的冲刷。有时，在半夜里，咖啡豆干燥了，就得马上把它们从大罐里取出来。那真是有声有色的时刻——昏暗的大厂房里，点着许多盏防风灯，每个角落都悬挂着蜘蛛网，遍地是咖啡豆荚。在灯光的辉映下，一张张黝黑的脸庞充满期待、神采飞扬地围着干燥器。整个加工厂——你会感到——在这不寻常的非洲之夜，就像一颗明灿灿的宝石，镶嵌在埃塞俄比亚王的耳坠上。之后，咖啡豆要去壳、定级，手工整理分类，装入麻袋，用缝马鞍的大针缝口。

最后，在凌晨，天色尚暗，我在半睡半醒之间，忽听得吆喝声、四轮车轱辘声、车夫前后跑动声四起。一辆辆大车摞满咖啡豆麻袋——十二袋一吨——每辆车由十六头牛拉着，沿着上坡路向内罗毕火车站进发。我感到庆幸的是他们途中只有这一段上坡路，因为庄园的海拔比内罗毕高出一千英尺。傍晚时分，我走到外面迎接归来的车队。牛累了，在空车前低垂着脑袋，一个小孩有气无力地引着它们。车夫们乏了，在道路上的尘土里拖着他们的鞭子。至此，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咖啡在一两天内便送往港口海运出去。我们只有企望在伦敦的大拍卖市场上能交上好运气。

我的六千英亩土地，除了种咖啡，零零散散还有一部分是天然森林，还有一千英亩分给佃农，他们称之为“夏姆巴”(亩)①。这些土著佃农，每人在白人庄园里占上几英亩地，然后每年为庄园主无偿劳动一段时间，作为回报。对于这种关系，我觉得佃农们并不这样想，因为他们大部分，甚至他们的父辈都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更愿意把我视为他们庄园里的高级佃农。在我的庄园里，佃农的土地显然更有生气，随着季节的更替呈现不同的景象。你走在踩得十分坚硬的小路上，两旁是沙沙作响的绿色帷帐，当玉米长得高过了你的头时，不久就要收获入仓了。田里的芸豆熟了，妇女们前来采撷、打壳，豆秧、豆荚堆在一起，就地燃烧。在一年的某些时节，庄园里四处腾起缕缕青烟。吉库尤人也种白薯。白薯秧子像葡萄，在地上蔓生，犹如一张密密缠结的草席。田野里还可见到品种各异的大南瓜，黄澄澄的、绿油油的，夹杂着点点花斑。

不论什么时候，你穿行在吉库尤人的“夏姆巴”间，首先扑入你视野的总是一位老农妇弓腰翻地的背影，就像鸵鸟埋首于沙土。每个吉库尤家庭，都有几幢圆顶的茅屋和粮仓。茅屋间的空地热闹而繁忙，地面硬如水泥，大人们在这里碾米、挤牛奶，孩子们则追逐着小鸡奔跑。在蓝色的黄昏，我常到佃农茅屋周围的白薯地里打野禽。扁嘴鸽在枝干高大、叶片如穗的树上咕咕地清唱。我的庄园最初是一片大森林，这些树木是当年拓荒开田时留下来的，散立在“夏姆巴”四处。

我庄园里还有两千多英亩的牧草地。这里，高高的牧草在劲风中海浪般起伏腾跃。吉库尤小牧童放牧着他们父亲的牛群。在凉季，他们随身带着小小的旧柳条筐，里面装着从家里带来取暖的炭火，有时免不了使草地失火，给庄园牧场招来灾祸。干旱的年月，斑马和大羚羊常下山来光顾牧草地。

我们的城市内罗毕坐落在群山中的一块平地上，距庄园十二英里。城里有政府大厦和许多大的中枢办公室。人们在这里管理着整个国家。

一个城市对你的生活不可能不产生影响，你对它是褒是贬倒无妨。根据精神上的万有引力法则，它能将你的心吸引过来。夜晚内罗毕上空发亮的雾霭——我可以在庄园的某些地方眺望——使我浮想联翩，回忆起欧洲的一些大城市来。

我初来非洲时，肯尼亚还没有汽车，我们骑着马或驾着六匹骡子拉的两轮车去内罗毕，到了城里，把牲口安置在高原运输公司的马厩里。我在那儿的时候，内罗毕还是一个混杂的城市——有富丽的石砖新建筑，有一大片瓦楞铁屋顶的老店铺、办公室以及带廊子的平房。尘土飞扬的马路两旁是长长的两排桉树。高级法院、土著事务部、兽医站，都是乱糟糟的。我真钦佩那些政府官员，他们居然能在炙热、阴暗的斗室中办理一切公务。

尽管如此，内罗毕毕竟是一个都市。在这里，你能买东西、听新闻，在饭店进午餐或晚餐，或者，在俱乐部跳跳舞。内罗毕是生机勃勃的地方，它在运动，有如流动的水，它在发展，有如新生事物。它的面貌，一年一改，甚至你远足打猎归来，都会感到其变化。新的政府大厦盖起来了，这是一座堂皇、阴凉的建筑，里面有精美的舞厅，秀丽的花园。大饭店建起来了，大型的农业展览会令人印象深刻，姹紫嫣红的花卉展览叫人流连忘返，本殖民地的准雅座剧社还时常上演小情节剧，为城市增添几分情趣。内罗毕在对你说：“充分利用我，充分利用时间——无拘无束地，贪婪地！”一般来说，我与内罗毕互相理解，颇为默契。有时我驾车穿过城区，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没有内罗毕的马路，也就没有世界。

土著和有色人种移民的居住区，与白人区相比，要大得多。

斯瓦希里区处在通往姆萨依加俱乐部的路旁，从任何意义上来说，名声都不太好。那是一个喧闹、脏乱、俗气的地方，一天到晚都有一系列的事情发生。绝大部分房屋是用敲平了的煤油箱铁皮搭起来的，锈蚀程度不一，酷似珊瑚石。在那化石般僵固的结构中，一度发展的文明精神正渐渐消逝。

索马里区位于内罗毕远郊，我猜想这与索马里人幽禁妇女的习俗有关。那时有几名俏丽的索马里少妇——全城闻名——来市场街居住。她们聪慧而令人迷醉，可把内罗毕的警察折腾坏了。正经的索马里妇女从不在城里抛头露面。索马里区四面受风，无遮无挡，尘土飞扬。这种情景，大概能令索马里人回忆起自己帝国的沙漠。多年来，甚至几代以来，居住在这里的欧洲人，对于游牧民族无意将住宅环境建设好这一点，是极为反感的。索马里人的房屋，拉杂地搭设在光秃秃的场地上，看上去好像是用一堆四英寸的铁钉钉在一起的，只能维持个把星期。然而，奇怪的是，无论你进入其中哪一间，都会惊喜地发现里面竟如此整洁、清新，洋溢着阿拉伯熏香的气息。室内有考究的地毯、帘幔，摆着铜器、银器和锋利的象牙柄短剑。索马里妇女举止端庄，生性好客，乐观豁达，她们的笑声如银铃一般悦耳。我的索马里仆人法拉赫——我在非洲期间始终与我在一起——常带我去索马里村做客，我感到十分舒心，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索马里人的盛大婚礼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我作为贵宾，被引进新房。四壁和婚床上挂着闪光的古老编织物和刺绣。黑眼睛的新娘，好似元帅的军杖，直挺挺地站着。她身披丝绸，戴着沉甸甸的黄金、琥珀首饰。

全肯尼亚的索马里人都做牲口买卖。他们在村里饲养一批灰色的小毛驴作为运输工具，我在那里还见到过骆驼——大沙漠傲慢与艰难的产物，像仙人掌一样，经受得起地球上的一切磨难。索马里人就是骆驼。

部落间可怕的纠纷，是索马里人自己惹来的横祸。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受、观点与众不同。法拉赫属于哈布尔-尤尼斯部落，这使得我在纷争中站在他们一边。有一段时间，索马里区的两个部落——杜尔巴-汉蒂斯与哈布尔-查奥罗——发生大规模械斗，枪声四起，火光闪烁，约有十至十二人身亡。这场火拼迫于政府的干预而终止。那时候，法拉赫有个同族的年轻朋友，名叫赛义德，常来庄园看望他，是个很潇洒的小伙。当仆人们告诉我赛义德出了事，我委实痛惜。原来，那天赛义德在哈布尔-查奥罗部落的一户人家做客，恰巧杜尔巴-汉蒂斯部落一个怒气冲冲的族人打那里经过，随心所欲往墙上放了两枪。子弹穿墙而入，不偏不倚把赛义德的一条腿骨打断了。我向法拉赫表达对他朋友不幸遭遇的慰问。

“什么？赛义德？”法拉赫声嘶力竭地喊道，“赛义德算是万幸了。他为什么要到一个哈布尔-查奥罗人家去喝茶呢？”

内罗毕的印度人控制着市场街的大部分商店。那些印度巨商在城外修了小别墅，诸如杰瓦杰、苏莱曼·费杰、阿里丁那·费思拉姆，等等。他们都有一种癖好，喜欢雕花的石头台阶、栏杆、瓶饰，采用肯尼亚出产的软石雕刻而成，工艺十分拙劣——就像孩子们用粉红色的积木搭起来的屋架。他们在花园里举行茶会，用印度糕点招待宾客，那风味和他们的别墅一样。这些印度人很机敏，见多识广，彬彬有礼。在非洲的印度人，都是抱成团的商人。和他们打交道，你永远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个人还是代表公司的头目。我曾去过苏莱曼·费杰的住宅。一天，我发现他大库房上的旗帜降了半旗，便问法拉赫：

“是不是苏莱曼·费杰去世了？”

“他半死。”法拉赫回答说。

“怎么？半死也降半旗么？”我认真地问。

“苏莱曼死了，”法拉赫说，“费杰还活着。”

我在接管庄园前，酷爱打猎，经常外出旅行。可是我忙于庄园的事务后，就把来复枪搁置一边了。

马赛依人——拥有牛群的游牧民族——是我的邻居，住在河的对岸。他们常有些人到我家来，抱怨狮子吃了他们的母牛，求我去为他们除害。只要可能，我总应允下来。多少个星期天，后面跟着一大帮吉库尤少年，我徒步在奥龙基草原上行猎，打一两只斑马给庄园劳工解馋。在庄园里，我打野禽、石嘴鸡、珍珠鸡——都是美味佳肴。但后来有好多年我不曾外出行猎。

尽管如此，在庄园里我们常谈论起过去狩猎的经历。那些野营过的地方，在你心中永难磨灭，似乎你一生中有很长一段时光在那里度过。你会清晰地记得四轮车在草原上轧出的曲线，就像记着一位友人的面容特征一样。

外出行猎时，我曾见到过一群野牛，在古铜色的天空下，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晨雾中走出来，一共有一百二十九头。这些魁伟、铁铸般的动物，长着水平弯曲的犄角，仿佛不是向我走来，而是在我眼前浇铸着，铸成之后就走过去。我也曾见到一群大象，在密密的丛林里穿行。阳光洒落在浓密的蔓藤之间。象群挺进着，似乎在赶赴世界尽头的约会。那是一块巨大的、珍贵无比的波斯古毯的边缘，点染着绿色、黄色和深褐色。我还一次次地观望过长颈鹿横穿原野的队列。它们的风度是何等古怪、和蔼，充满生命力。使你感到这不是一群动物，而是一组珍奇的长茎、色斑点点的巨大花卉在缓缓移动。我尾随过在清晨悠闲散步的两只犀牛。它们正在凛冽刺鼻的空气中嗅嗅闻闻，喷着鼻息。它们恍若两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在狭长的山谷里嬉戏，共享天趣。还有，我曾在日出之前，一弯下弦月下，见到一头雄姿英发的雄狮，它正横越灰蒙蒙的平原，走在捕猎的归途中，在闪着银辉的草丛间投下浓浓的阴影。它的面孔一直红到耳根。非洲狮的乐园挺立着枝干粗壮的金合欢树，那微妙的、弹簧似的绿阴下，有一片低矮的草丛。中午休憩时分，雄狮踌躇满志地蹲坐在它的家族之中。

在庄园那些单调乏味的日子里，每每回想起这一切，总是令人欢欣鼓舞。庞大的野生动物群依然在它们的领地里。只要愿意，我可以去看望它们。它们近在咫尺，给庄园增添了活跃、欢畅的气氛。法拉赫——虽然有时对农事兴趣颇浓——和我行猎过的土著佣人都时时渴望再次远行。

在莽原里，我学会了谨慎行事，防止突如其来的意外。你正在打交道的生灵，虽然小心翼翼，胆小害羞，可它们的天赋是在你意料之外突然发起袭击。没有一种家畜能像野生动物那样静如处子。开化的人们已经失去了静谧的天性，他们只有向野生动物学习，补上这个空白，才能为其接受。

轻轻地移动，不作任何突然的举动，是猎人的第一课，拿照相机的猎人更须这样。猎人们不可自行其是，必须顺应原野里的风、色彩与气味，必须统一行动。如果野生动物多次重复一种动作，猎人也要随着它动作。

你一经掌握了非洲的节奏，就会发现在它的一切乐曲里，都有着相同的音符。我从野生动物那里学到的东西，在同土著打交道的时候也不无用处。

爱女人及其气质，是男人的特征；爱男人及其气质，是女人的特征。而南欧国家与民族却有一种偏见，认为那只是北欧人的脾性。诺曼底人一定是对外国产生了感情，首先是法国，其次是英国。这些旧绅士——在十八世纪的史书和小说中时有出现——经常云游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在他们的个性中丝毫没有南方的影响，他们迷恋迥然相异的事物。昔日斯堪的纳维亚的画家、哲学家和诗人初到佛罗伦萨和罗马时，对南方是何等顶礼膜拜！

这些缺乏耐心的人们，对于遥远世界却表现出离奇的、不合逻辑的耐心。女人几乎不可能激怒真正的男子汉，只要男人保持男子气，决不可受到轻视，决不能被拒之门外。而那些性情急躁、一头红发的北欧人正与赤道国家和民族长期地、无休止地发生摩擦，吃尽了苦头。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国家或亲属的无聊之举，却可以屈从地忍耐非洲高原的干旱，烈日下的中暑，给牛群种痘，以及土著佣人的无能，他们的个性意识已在可能性中失落，而可能性意识存在于和那些善于协调、同化的人们的交往之中。南欧人和混血种人不具备这一品质，却反过来谴责之、蔑视之。因此那些鄙夷多愁善感的情人的男人和那些对自己的男人缺乏耐心的理性女子，不约而同地对格林赛尔达①(擦)愤愤不平。

至于我，从来到非洲的最初几周，就对土著萌发了深厚的感情。这是一种面向男女老少的非常强烈的情感。假设一个生来就同情动物的人，在没有动物的环境里成长，忽然与动物又有了接触；假设一个天生热爱树木森林的人，到二十岁时才第一次进入森林；假设一个和音乐有奇缘的人，偏偏到长大成人后才第一次听到音乐——那么，这些人便是现在的我。与土著相识后，我将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转为管弦乐。

我的父亲是丹麦、法国军队的军官。作为杜帕尔驻军的一名年轻的中尉，他在家信中说：“回想在杜帕尔，我一直是纵队的一名军官，这固然是份苦差事，但十分荣耀。如同其他欲望一样，对打仗的盛情也是一种欲望。你爱士兵，就像爱年轻女郎——爱得发狂，姑娘们最清楚。但是爱女人在一定时期只是爱一个人，而对你的士兵的爱，却十分广泛，遍及全团，而且只要可能，你还愿扩大。”我和土著之间正是这样。

了解土著并非易事。他们听觉灵敏，感情细腻。你要是吓唬他们，他们就会缩回自己的世界，之后在一秒钟之内像野兽那样突发一个动作，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除非你很了解那个土著，否则想从他口中得到直率的回答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你提一个直接的问题：“你有多少头牛？”他的回答永远叫人捉摸不透：“跟我昨天告诉你的一般多。”这样的回答，无疑有伤欧洲人的感情，正像提出那样的问题，同样会令土著在感情上为难一样。如果我们劝说或逼迫他们，以获得对他们行为的解释，只要有可能，他们便尽量退让，还会用古怪、幽默的想象，将我们引入错误的轨道。在这种环境里，甚至连小孩都具有玩扑克的老手的素质——不在乎你猜测他手中的牌是高是低，只要你捉摸不透真正的底牌。当我们一经突破他们的防线，探入到他们生存的里层，他们的行为宛如蚂蚁，你把小棍捅进他们的蚁丘，他们则以不屈不挠的毅力，迅捷地、默默地将蚁丘的损坏部分清除干净，仿佛要抹掉不体面的行为。

我们无从了解，也难以想象，他们对我们手中的牌究竟有什么可惧怕的。我个人认为，他们对我们的行为举止更为惧怕——因为你怕吃苦、怕死，但更怕突如其来的恐怖之声。尽管如此，有时很难分辨，因为土著精于以假象惑人。在“夏姆巴”，有时清晨你会遇到石嘴鸡从你马前穿过，好像它的翅膀已经折断，生怕被猎犬捕获。而实际上，它的翅膀安然无恙，也不曾担心会被猎犬追捕——它能选择适当的时机“呼”地一下子飞走——让它们的一群雏鸡安然地待在附近什么地方。原来它是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和石嘴鸡一样，土著出于其他一些更深的、我们难以预料的原因，也会假装害怕我们。或者说到底，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许竟是某种奇异的戏谑。这些腼腆的人们根本不怕我们，土著在生活中的冒险精神远不如白人。有时在狩猎中或庄园里，逢到紧张的关头，当我的目光与土著伙伴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我感到了彼此间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我甘冒风险漠然不解，这使我得到反思：在生活中，他们本质上也许更喜欢深水下的鱼——我们永远不会这样——他们一辈子也不会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恐惧。我觉得，他们之所以有这种信念，有这般游泳的艺术，乃是赖于他们保持着我们祖辈早已丧失的一种常识。非洲，较之其他大陆，更能给我补上这一课：上帝和恶魔是同一的永恒、并存的权威，不是彼或此的永恒，而是同进共退的共同永恒。土著既不混淆不同的个性，也不分割本质。

在游猎中，在庄园里，我渐渐对土著熟悉起来，并结成了稳定的个人关系。我们是好朋友。我不能不正视这样的事实：虽然我永远不可能深刻地了解或理解他们，但他们对我却看得很透很透。在我自己尚未下定决心的时候，他们就悟出了我将要作出的决定。有一个时期，我在吉尔吉尔地区有一处小庄园，住的是帐篷，我坐火车往来于恩戈与吉尔吉尔之间。吉尔吉尔一下雨，我会突然决定返回恩戈。正当我抵达吉库尤车站之际——离庄园还有十英里——我的一名佣人会牵着一头骡子来接我回家。我追问他们何以得知我归来的消息，他们转过脸去，显得特别不自然，好像是受了惊吓或是被惹恼了。这种神情我们也会有的，如果一个聋子执意要我们向他解释交响乐的话。

每当土著面临突发的事件或声响，因我们而产生安全感时，他们会无拘无束地与我们倾谈，其坦率程度远超过欧洲人之间的交谈。他们并不是可以依赖的，但极为真诚。一个好名声——威望——对于土著是举足轻重的。有的时候，他们似乎是共同编排一套对我们的溢美之词，事后没有一个伙伴出尔反尔。

庄园生活往往是孤独的。在夜的寂静里，分分秒秒从时钟滴下来，生命也恍如伴随着分分秒秒，从你身上滴落。你是多么渴望与白人侃侃而谈啊。但我始终感到这沉寂掩盖了土著的存在——他们好像与我分乘两架飞机，平行飞翔，回音此起彼伏。

土著从肉体到血液都是非洲的。高耸在大裂谷里的龙戈诺特死火山，河岸边一棵棵粗壮的含羞树，大象与长颈鹿，所有这些都比不得土著——寥廓风景线上的渺小生灵，他们才是真正的非洲。一切都是同一意念的不同表述，一切都是同一主题的不同表现。这不是异类原子的同类汇聚，而是同类原子的异类汇聚——恰似橡树叶、橡树果与橡树制品的关系。而我们自己，穿着长靴来去匆匆，与大地景观不时地发生冲突。土著与风景则协调一致。当这些高大、瘦削、黑肤、黑眼的人们旅行时——总是一个接一个地行走，因为土著的交通要道也都是狭窄的小径——他们翻地，放牧，举行盛大的舞会，给你讲故事。这是非洲在漫游，在起舞，这是非洲在给你欢娱。在这高原之上，你想起了诗人的佳句：

我发现

土著之伟大高贵

移民之枯燥乏味 

自从我来到这里，这块殖民地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我尽可能精确地写下我在庄园的经历，写下有关这块国土以及栖息在高原、森林的人与动物的轶事，而所有这些，也许会有一种历史的意义吧。

一个土著小孩

卡曼坦是个吉库尤小孩，我佃农的儿子。我对佃农家的孩子们很熟，因为他们也在庄园里为我干活。他们喜欢在我房子四周的草地上放羊，因为他们相信这里总会有趣事发生。在我认识卡曼坦之前，他肯定已在庄园里住了好几年，我猜想他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就跟一头病兽似的。

我是有一次在庄园里骑马时遇见他的，他正在那儿放羊，是你所见到的最可怜的土著。他脑袋大大的，身子出奇的瘦小，胳膊肘和膝盖鼓出来，俨若木棍上的痈疮。与大草原相形之下，显得格外渺小，给你一种奇异的印象：如此深重的苦痛也可以浓缩成一个小不点儿。我停下来同他说话，他一声不吭，似乎对我视而不见。他的脸扁平、瘦削，饱经折磨而极富耐心。他的双眸黯然无光，像死人一般。看这副模样仿佛他活不了几个星期。你甚至依稀看到专与死尸为伴的秃鸢从浅蓝的、炙热的空中冲下来，在他的头顶上盘旋。我让他第二天早晨到我家来，我好想法子治疗他的脓疮。

几乎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我给庄园里的土著看病，就像所有的江湖医生，我也有一大堆病人围着，一般都有一二十人。

吉库尤人惯于承受不测之事，对意外变故习以为常，泰然处之。他们与白人不同，绝大部分白人都竭力逃避未来的厄运。黑人对命运女神十分友善，安于一辈子在她手心里。在某种意义上，命运女神是他的家——茅屋里那熟悉的黑暗的、他扎根的深坑。对于生活中的任何变化，他镇定自若。他在主人、医生及上帝那里寻找的禀性之中，我想当首推想象力。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哈里夫·哈龙·拉希迪(命)①才得以在非洲及阿拉伯人的心中保持着理想的统治地位。和他在一起，预料不到下一步将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在何处能见到他。当非洲人谈及上帝的个性时，他们就像在讲述《天方夜谭》，或是在叙说《约伯》的最后一章。恰恰是这些无穷的想象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也沾了土著这一特点的光，享有“医生”的美誉。我第一次来非洲时，曾与昔日的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乘一艘汽船。这是他第二十三次出门，进行睡眠症的医疗试验。汽船上有他随身携带的一百多只兔子和天竺鼠。他告诉我，他与土著打交道的困难决不是他们缺乏勇气——面对病痛和大手术，他们很少流露出惧怕心理——而是他们对常规的极为厌烦，不论是周而复始的疗程还是整个操作的规范化。德国名医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当我渐渐了解土著后，他们的这一素质也成为我最欣赏的禀性之一了。他们具有真正的勇气：对危险由衷的热爱，对宣布他们命运的创造性的回答——大地对天堂之声的回音。有时我猜想，在土著的心底，真正值得忧虑的倒是我们卖弄学问的习气。在自诩为能者的那些人手中，他们死于悲伤。

我的病人等候在我房间外的平台上。他们蹲伏着——瘦骨嶙峋的老人，一个劲儿咳嗽，眼珠骨碌碌转；苗条的年轻妇女，示意嬉闹的孩子保持安静；这些嘻嘻哈哈的儿童，眼睛黑亮，可惜嘴角擦伤了；母亲背着发烧的孩子，像晒蔫的花儿挂在颈子上。我常给一些烧伤病人进行治疗。吉库尤人夜里睡在茅屋里的火堆旁。那些燃烧的干柴或木炭会滚坍下来，滑到他们身上。有时我的药库里断了药，我会觉得蜂蜜不次于治烧伤的油膏。平台上的气氛活跃，惊心动魄，犹如欧洲的夜总会。我一走出屋子，窃窃私语的声浪渐渐平息。安静孕育着种种不测的可能，而此刻，不测之事来到了他们面前。土著总是顺从地任我自己挑选第一位就诊的病人。

我并不精于医道，只是知道一些急救常识而已。我这医生的名望是因为碰巧治好的几个病例而传播开来的，而且并不因我犯下的灾难性失误而减弱。

说是我在每个病例中都能保证病人康复，又有谁晓得他们的健康周期在我的治疗下，也有缩短的时候呢？那个时期我真该获得专业特许——明摆着我是一位来自伏拉维亚的高明医生——他们确信上帝与我在一起么？有关上帝的信念来自于那些大旱之年，来自于夜间大草原上的狮群，来自于在孩子们独处的房屋附近转悠的花豹，来自于降落在大地上的蝗虫群——无人知晓它们从何而来，所过之处，片叶不留。他们对上帝的信念，也来自于神秘莫测的欢乐时光——蝗虫群飞过玉米田竟未曾停留，或者春季雨水来得早、来得多，原野花草茂盛，五谷丰登。于是，我这个来自伏拉维亚的“高明医生”在真正的生活大事中，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

出乎我的意料，卡曼坦果真在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我的房前。他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与另外三四个人稍稍隔开。那张半死的脸似乎流露出他毕竟留恋生活的某些情感，现在决心碰碰运气，作一次最后的尝试，以争取留住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病人。叫他什么时候来，他就什么时候来，从未错过。告诉他隔三四天来，他一准来。能记住这个数，在土著中可谓出类拔萃了。他以我前所未见的淡泊与坚忍承受着治疗痈疮的痛苦。在这些方面，我也许早该将他树为榜样，但我没能这样做，因为与此同时，他给我带来了许多忧虑和不安。

极少，极少我遇上这么一个充满野性的创造物，一个如此与世隔绝的人，以某种坚定的、执著的顺从，脱离周围的生活，把自己封闭起来。我能够让他回答我的问题，但他从不主动说一个字，也从不正面看我一眼。他没有任何怜悯心，总是带一点儿轻蔑的嘲笑，说明他比别人懂得多一点儿。当其他病孩流着泪清洗、包扎伤口时，他从来不屑一顾。他无意与周围世界发生任何接触，他经历过的接触把他伤得太重了。他在痛苦中所显示的灵魂之刚毅，乃是古代武士的那种刚毅。再没有比惊吓他更坏的了。他的放牧职能、他的哲学，使他对最坏的可能持有充分的准备。

所有这些都体现于高贵的举止中，使人想起普罗米修斯的宣言：“痛苦是我的要素，恰如仇恨是你的要素。今日你将我肢解，我也不屑一顾。”“啊，你把最坏的事都干出来吧，你是万能的！”但对于卡曼坦这小小的躯体，这是令人不舒坦的，令人寒心的。上帝的意下如何？当上帝面对着这个小人物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时。

我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看着我，向我叙述他的经历时的情景。这该是我们相识一段时间之后，我已经放弃了第一种治疗手段，正在尝试新的办法——我在书中查到的热泥敷法。我急于求成，以至将泥弄得太烫。当我把热泥糊在他的腿上，绑纱布时他叫了一声“姆沙布”，并扫了我一眼。土著借用这个印地词语来称呼白人妇女，只是发音稍有不同，又赋之以不同的涵义，变成了非洲语汇。此刻，卡曼坦口中发出的是求助的声音，也是警告的声音，就像一个忠实的朋友在劝阻你不要再干那些事。事后，我是怀着希望回味这一幕的。我有当医生的雄心，我为泥敷得太烫而不安，但我毕竟还是高兴的，因为这是野小子与我之间的第一次理解的目光。这位沉溺于苦难中的不幸儿，所能期望的除了苦难还有什么呢？而今，从我的身上，他所期望的却不再是苦难了。

然而，虽然我给他的治疗有进展，可情况却不见转机。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为他清洗、包扎腿疮，但这种腿疮远远不是我所能治愈的。常常是一处腿疮稍有好转，不久，在新的部位又长出脓疮。最后我决定送他到苏格兰教会医院去就诊。

这一决定是至关紧要的，它孕育着充分的希望，给卡曼坦的触动很大——他并不愿上医院。他的牧童天职、他的哲学造就了他的与世无争。我坚持开车送他去到教会，安排在一长溜的病舍之中。他在这全然新奇、神秘的环境里，禁不住瑟瑟发抖。

苏格兰教会的教堂邻近我的庄园，在西北十二英里处，海拔高出五百英尺。而法国的罗马天主教会在庄园以东十英里处，地势较为平坦，低出五百英尺。我对这两个教会都没什么偏见，个人关系上都很友好，但对他们互相之间那种无法调和的仇视感到遗憾。

法国教士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常与法拉赫一起骑马到那里去，参加礼拜日早晨的弥撒，一则可以讲讲法语，二则是去教堂的路上，骑马别有一番兴味。这中间有很长一段路穿过森林局种植的金合欢树林带。在早晨的空气里，这些树散发的新鲜、雄浑的松树般的芬芳，甜美得令人雀跃。

真是超群绝伦，罗马教堂不论在哪里，都笼罩着自己特殊的氛围。教士们自行设计、修建了教堂。土著团体给予了协助，他们为此感到自豪。这里有一座巧夺天工、灰色的大教堂，配带一座钟楼。大教堂矗立在开阔的庭院里，上面有平台和阶梯，周围是教会种植的咖啡园。这是本殖民地最古老的教堂，管理上也颇见功力。庭院两侧是带拱顶的餐厅和修道院建筑。教会学校和面粉厂位于河畔。你得登越拱桥才能进入教堂前的马路。教堂全由清一色的灰色石块砌成。当你骑马下坡来到它跟前时，它显得那么整洁、富有魅力，仿佛应该坐落在瑞士的南方州区或意大利的北部。

弥撒做完时，我的教会朋友们会聚集在教堂门口等候我，邀我到庭院对面那宽敞、阴凉的餐厅小酌。在那里，听他们纵论本殖民地的种种现状，以至僻远角落里的奇闻，挺有意思。在亲切、仁慈的交谈中，他们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你那儿掏走你可能有的任何新闻，就像一群活泼、棕色、多毛的蜜蜂——他们都留着又长又浓的胡须——停落在花朵上吮蜜。虽然他们对殖民地生活如此津津乐道，却始终过着法国式的海外生活。对于某些高层次的神秘性，则颇有耐心，颇为敬慕而且达观。你会感到如果不是那个未知的权威的安排，他们不会在这里，那带有高高钟楼的灰色教堂，那拱顶回廊，那学校，还有他们那整个的种植园以及教会所在地，也都不会出现在这里。一旦调令下来，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撂下殖民地的种种事务，像蜂群似的飞回巴黎。

在我巡游教堂，出入餐厅时，法拉赫一直牵着两匹小马。在我们回庄园的路上，他能感觉出我欢快的情绪——他本人是个虔诚的穆斯林，滴酒不沾，但他将弥撒与饮酒视为我宗教的协调仪式。

法国教士们有时骑摩托车来庄园做客，与我共进午餐。他们给我讲拉封丹寓言故事，并对我的咖啡园予以指导。

苏格兰教会我不太了解，教区的上方以及周围的一大片吉库尤土地，风景都很壮观。可是苏格兰教会给我一种盲目的印象，它似乎对外界的一切视而不见。该教会费了不少力气让土著穿欧式服装，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于土著无益。但它有一所很不错的医院。我在庄园的时候，这医院由慈善家、聪敏的主治医师阿瑟博士负责。他们挽救了庄园里许多人的生命。

卡曼坦在苏格兰教会医院住了三个月。他住院期间，我去探望过一次。有一回我骑马去吉库尤火车站，路过教会，那里有一条路曾一度通往医院花园。我发现卡曼坦一个人在草坪上站着，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伙正在养病的患者。那时候，卡曼坦好多了，能奔跑了。他见到我，便跑过来，隔着篱笆与我赛跑。他在篱笆里头小跑，就像围场里的一匹小马驹，眼睛老盯着我的小马，但没说一句话。到了花园的角上，他不得不停下来。我继续打马前行，回过头去见他像块木桩似的站着，仰着脑袋，目光追逐着我，酷似小马驹离开母马的神态。我频频向他挥手，开始他无所反应，继而突然高高扬起一只手臂，就像一支矗立的长矛。可惜他再没有举第二回。

卡曼坦在复活节的礼拜日上午返回庄园，交给我一封医生写来的信，内称患者大有好转，基本痊愈了。他一定知道信中的部分内容，在我读信时，他凝视着我的脸，但又无意向我谈他的身体状况，他心中有更重要的事哩。他总是很含蓄地保持着他的尊严，可这回却神采飞扬，透着抑制不住的胜利的喜悦。

所有的土著对急剧的效果具有强烈的意识。卡曼坦仔细地用旧绷带把他的双腿从下包到膝盖，存心要让我大吃一惊。很显然，他不是从自己幸运的角度来看待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而是出自忘我，愿给我以欢乐。也许，他依然记得我是怎样一次次因治疗失败而陷入苦恼的，他也深知医院的疗效是令人惊喜的。他慢慢地、一层一层地揭开绷带，从膝盖到脚踝展现出一双平滑的小腿，只有几块淡淡的灰色伤疤。

当他以其特有的冷静风度，足足让我乐不可支之后，又一次令我高兴得目瞪口呆。他宣布他已经是基督教徒了！“我喜欢你！”他说，又补充说他想我会奖他一个卢比，因为这一天恰巧是基督升天之日。

他转身离开，去拜望自己的亲友。他的母亲是个寡妇，住在离庄园很远的地方。从事后我从他母亲那里听到的情形来看，我相信那一天是他性格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他对母亲畅叙了医院里的奇人异事之后，回到了我这儿，好像他理所当然是属于庄园的。此后，整整十二年，他一直是我的仆人，直至我离开肯尼亚。

我第一次遇到卡曼坦时，他看上去好像才六岁，可他有个兄弟好像已经八岁。他的兄弟们说他是老大，那么，他起码九岁了，一定是由于长期患病，他的发育才如此缓慢。现在他长大了，但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矮个儿，或者说在某些方面的发育有点畸形，虽然谁也说不确切。日复一日，他枯槁的脸圆润了，走起路来也灵便多了。我并不认为他丑陋，但也许我是以创造者的目光审视他的。他的双腿永远细如木棍。他的形象总是令人疑惑，一半是滑稽的小丑，一半是神秘的魔鬼，稍加修饰，他完全可以坐在巴黎大教堂顶上俯视下界。他内心具有某些闪光及充满活力的东西，在一幅油画中，他可以成为浓墨重彩、不同凡俗的一个斑点。基于此，他在我家庭的画面上是别致的一笔。他的头脑并非总是那么清楚，至少在白人看来是异常古怪的。

卡曼坦是一个富于思想的人。也许他常年在磨难中生活，养成了一种对一切事物的反应能力以及作出自己结论的习惯。他一生都是一个孤独的特殊人物。即使他和别人做一样的事，其方式也是与众不同的。

我为庄园的农民办了一所夜校，有个土著教师执教。我从教会轮流聘请教员。我在的时候，那三家教会——罗马天主教会、英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都曾派教师来过。肯尼亚土著教育在宗教界很活跃。据我所知，那时除《圣经》和赞美诗集外，还没有什么书被译成斯瓦希里语。我在非洲期间，曾计划翻译《伊索寓言》，但总抽不出时间实现这一计划。尽管如此，夜校对我来说不失为庄园的一块乐土、我们精神生活的核心。我在这狭长的瓦楞铁顶的仓房里，不知度过了多少美好的夜晚。

卡曼坦会与我一起来夜校，但他不和其他孩子一道坐在课椅上。他站得稍远，似乎有意识地捂住耳朵不听讲课。他为这些孩子的纯真而感到欢欣，他们是心甘情愿被送来听讲的。我曾见到卡曼坦一个人在厨房里，郑重地、慢慢地回忆、摹写他在夜校黑板上看见过的字母和数字。我心里明白，他不会和其他人一起上夜校，即便他很想上。在他生活的早年，他内心有些东西是扭曲的，或封闭的；而现在，可以说正常的事也非正常了。他以自己孤傲的心灵感觉到这种隔膜。当他发觉自己与整个世界不协调时，便认定世界是扭曲的。

卡曼坦在钱上挺精明。他花销很少，曾与其他吉库尤人做了一系列合算的羊交易。他早早完婚。婚事在吉库尤世界里是十分昂贵的。我听到过他对钱财之无价值发表的颇有哲理的、高妙的见解。从总体来说，他与存在保持着奇异的关系，他能驾驭存在，却并不看重存在。

他的天性里缺乏钦佩。他承认、赞赏动物的智慧，但在我与他相识的全部时日里，我只听到他称赞过一个人。那是一个索马里少妇，曾在庄园里居住过。他在任何环境里，特别是面对他人的自信与自夸时，常常发出一种轻轻的嘲笑。所有的土著对于事情出了毛病或失败，总是怨天尤人或幸灾乐祸，这使欧洲人很反感，也很伤感情。卡曼坦则将这种个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而至于自我嘲讽，无论是对别人或他自己的挫折、患难，他都异乎寻常地高兴。

我发现吉库尤老年妇女也有这种心理。她们曾多次被篝火灼伤，倍受命运的创伤。无论何时何处遇到命运的捉弄，总是万般情愿，似乎这种命运是其他姐妹的。在庄园里，我常让小男仆在礼拜天早晨向老太太们出售鼻烟，每逢这个时候，往往我还没起床，房子四周就有不少顾客拥着挤着，俨然一个陈旧的、乱哄哄的、光秃秃、干巴巴的家禽饲养场。她们压低嗓门嘀嘀咕咕——土著很少高声喧哗——从开着的窗户传进我的卧室。有一个礼拜日早上，吉库尤人轻柔、活泼的交谈声突然升调，变为欢快的潺潺流水、哗哗的瀑布般的音调。屋外准有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我把法拉赫叫进来询问。他不太愿意跟我直说，因为这一切是由于他忘记买进鼻烟引起的。老太太们从老远赶来，扑了个空。这件事后来成了她们取笑的话柄。有时我在玉米田的小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她也会直挺挺地站到我面前，对我伸出一根尖细弯曲的手指，黝黑、苍老的脸上堆起笑容，皱纹都缩在一起，好像被一根神秘的线绷着。她准告诉我，那个星期天她和老姐妹们一起，走了多么长的路到我那儿寻觅鼻烟，结果我忘了采购，以至她连点烟末都没买到——“哈哈，姆沙布！”

白人常抱怨吉库尤人不懂感恩，可卡曼坦绝不是那种不知报答的人，他甚至在言谈举止中就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意。我们相识多年后，他曾一次又一次别出心裁地为我做一些我并未要求过他的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要不是我，他早就死了。当然，他也用别的方式表达谢意。他对我特别仁慈，特别乐于帮忙，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对我特别克制。也许他心中对于我与他归属同一宗教念念不忘。在愚人世界里，对他来说，我是白痴之一。自从他来我这里当仆人，将他的命运依附于我，我感到他那双专致的、富于洞察力的眼睛在注视着我，期待着清晰、公正的批评。我相信，从一开始，他就将我为他治病所经受的烦难视作一种毫无希望的古怪举动。但他不论何时总对我表示出莫大的兴趣与同情，他竭尽全力引导我走出无知的境地。在有些场合，我发现他对问题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并且细心解释他的指点，以便使我更容易理解。

卡曼坦在我庄园上的仆人生涯始自照管家犬，以后又成为我看病的助手。我这才发现他的双手是怎样的灵巧，虽然那双手从外表看很难使人得出这种印象。之后，我派他进厨房当老厨师爱萨的帮手，爱萨被人杀害后，他取而代之，一直是我的厨师。

土著通常对动物的感情很淡漠，但卡曼坦却与众不同，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他堪称养狗专家，与我家的几只狗相处得很融洽，还经常向我通风报信——狗在想些什么，想要些什么，或对外界有什么反应，等等。他养的狗从不长虱子。不知有多少回，我与他半夜里被狗的嗥叫惊醒，然后借着一盏防风灯的光亮，从狗群身上一个个地把“希亚福”——非洲大蚂蚁捉下来。“希亚福”专注地向前继续进军，一路上遇到什么就吃什么。

卡曼坦在教会医院住院时，也一定是留心观察——哪怕是与他直接有关的事，他也既不敬畏、亦无成见——他是个爱动脑筋、有创造才能的医生助手。离开诊疗所后，他还常常从厨房里过来，参与诊治，向我提供很有益的建议。

但作为厨师，他又判若两人。在他身上，自然力向前飞跃了一步，摆脱了才能与天赋的序列限制。事情变得神秘、不可思议，犹如你与天才打交道那样。在厨房，在烹饪世界，卡曼坦具有天才的一切禀赋，甚至天才的厄运——在自己的力量面前却无能为力。如果卡曼坦生在欧洲，并师承明智者，他极可能成为名人，以怪才留名青史。而在非洲的此时此地，他鹤立鸡群，在自己这门做饭的艺术上，堪称大家。

我对烹饪颇有兴趣，我第一次返回欧洲游历时，曾在一家有名的饭馆拜法国名厨师为师，学习掌灶。我觉得，在非洲能做一手好饭菜，是很有意思的。由于我对烹调艺术这么入迷，这位皮罗切特破例允许我与他合营饭馆。现在，眼前的卡曼坦也如此热衷此道，不禁又勾起我的兴致。与他合作，证明了我眼光之远大。我想，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掌勺儿的艺术如醉如痴更神奇的了。不管怎么说，它在某些方面是神授的、命中注定的。我觉得就像一个重新皈依上帝的人，颅相学者向他指出人类头脑中神学理论的位置。如果神学理论得到验证，那么，神学本身就能成立，最终，上帝的存在也就确定无疑。

卡曼坦的手在烹调上之灵巧令人惊奇。厨房里那些诀窍、门道，那些绝技，对于他这双黑黝黝、弯曲的手来说，如同变戏法一般。这双手无师自通，精于炒鸡蛋、烙馅饼、调卤汁、制蛋黄酱。他具有一种特殊的化繁为简的天赋，就像传说耶稣小时候用黏土捏成小鸟，让它们飞上天一样。所有复杂的炊具他都不放在眼里，似乎老用这些东西很不耐烦。我给他一个打蛋器，他搁在一边任其生锈，而将我修整草坪用的除野草的刀子拿来打蛋白。他打出的蛋白蓬松高耸，好像一片片轻巧的白云彩。作为厨师，他的眼光锐利，极其敏感，他能一眼挑出养鸡场里最肥的鸡。他用手掂一下鸡蛋，就能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他琢磨出一整套改善伙食的方案，还通过某些关系从远方一位替医生干活的朋友那里，为我搞来了正宗莴苣种子，而这正是我多年来未能觅到的优良品种。

他对食谱的记忆力极强。他不识字，也不懂英语，那些烹饪书对他毫无帮助，他一定是运用自己特殊的系统化方式——对此我永远无从懂得——将学到的一切储存在他那其貌不扬的脑袋之中。他给每道菜都起了一个与请客时节有关联的名字。他称有的卤汁为“劈树的闪电”，有的则冠以“死去的灰马”。奇妙的是他从不将这些东西混淆。只有一样，我试图让他记住但未成功，那就是每顿饭上菜的次序。为此，在晚宴前我必须给我的厨师画一张示意图：第一是汤，第二是鱼，第三是鹧鸪或洋蓟。我不太相信卡曼坦的这一失误是记忆缺陷所致，我觉得，他心中肯定坚持认为一切事物都有限度，在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不必浪费自己的时间。

与一个怪才共事是令人激奋的。名义上，这厨房是我的，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感到不仅是厨房，而且整个我们合作的世界，都转移到了卡曼坦手中。在这里，他透彻地理解我对他的希望，有时不等我说出来，他就把我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但是说句实话，他究竟怎样或为什么干得如此出色，我还不得而知。一个人能在一门艺术上如此出类拔萃，可实际上却并不真正理解这门艺术的真谛，而且对它除了轻蔑之外，毫无感情可言，这真令我感到莫名其妙。

卡曼坦可能对我们欧洲菜的味道究竟应该如何没有概念。尽管他的言谈、他与文明的联系并不逊色，可从心灵上来说，他毕竟是不折不扣的吉库尤人，扎根于自己部族的传统，扎根于他对传统的信念，这是唯一有价值的做人之道。他有时也品尝自己烹制的饭菜，但脸色马上变得充满怀疑，就像一个巫婆从自己的煮皂大锅里蘸一点巫水尝尝。他专爱吃土著祖传的食物——玉米。在这方面，他有时也会忘乎所以，给我送来一份吉库尤风味——烤白薯或一团羊脂——活脱一条文明的狗，长期与人相处，会衔一块骨头来放在地板上作为礼物。我感觉得出，他在心灵深处将我们极端讲究地烹调食品视作绝顶愚蠢的行为。有时我试图从他嘴里套出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但每次都没有结果。虽然他在许多问题上都极为坦率，但在某些方面又守口如瓶。这样，我们在厨房里充分合作，求同存异——而各自对烹饪的看法就束之高阁，不去论它了。

我曾派卡曼坦去马莎依加俱乐部、我内罗毕朋友们的厨师那里学习——只要我发现他们那里有道新鲜菜。所以在他当厨期间，我家在整个殖民地总是以美味佳肴著称。这使我无比愉快。我渴望有人品尝我的艺术，很高兴有朋友来共进晚餐。卡曼坦却对任何人的赞誉都不动心。不过，他能记住常来吃饭的朋友们各自的口味。“我给伯克里·考尔先生做白葡萄酒炖鱼，”他说得很严肃，似乎说的是一个狂人，“他给你送来了炖鱼的酒。”为了得到权威的意见，我邀请我的老友、内罗毕的布尔帕特先生来庄园吃饭。他是老一辈大旅行家，费尼思·福格家族的后裔。他周游全世界，遍尝各地美食佳肴，他从不为未来伤脑筋，只要现在能尽情享受。五十年前的体育及登山书籍，叙述了他运动家的业绩，也谈到过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的登山壮举。有一本专述打赌之最的书《来得容易去得快》，可以读到他为了打赌怎样穿着晚礼服、戴着高帽子横渡泰晤士河；继而又更浪漫地畅游赫勒斯滂海峡，像林达尔、拜伦那样。我是多么高兴他来庄园与我共进私人晚餐。为一个你十分崇拜的人物奉献亲手制作的佳肴，怎么不令人兴奋呢！作为酬谢，他谈论起对饭菜以及其他世事的见解。他告诉我，他在别处从未吃到过比这更好的晚餐。

王尔斯王子驾临庄园晚宴，是我的极大荣耀。他对坎伯兰卤汁大加赞赏。这是唯一的一次，我向卡曼坦转达王子对他手艺的表扬时，他兴致勃勃地听着，十分入神。土著对国王不胜景仰，也喜欢谈论他们。好几个月以后，卡曼坦还很想再听听王子的赞扬，突然问我，就像法语读本的句子那样：“那个苏丹王的儿子喜欢猪肉汤么？他全喝下去了么？”

卡曼坦在厨房之外，也处处表现出对我的关心。根据他对生活中的祸福利害的特有观念与判断，他总是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

一天夜里，午夜之后，他突然蹑手蹑脚地走进我的卧室，手里提着一盏防风灯，好像在巡夜一般。那还是来我家帮工不久的事，他还很小，站在我床边就像一只迷失方向的黑蝙蝠飞了进来，一双大耳朵张开着，又像是一小簇非洲磷火——那盏小灯。他讲话的神情特别严肃。

“姆沙布，”他说，“我想你最好起来。”

我起身坐在床上，十分窘迫。我想，要是有什么大事发生，该是法拉赫来接我。可我第二次让他离开时，他仍站在那儿。

“姆沙布，”他又说，“我想你最好起来。我想是上帝来了。”

一听他这么说，我真起来了，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郑重其事地领我走进面西临山的餐厅。此刻，透过窗户，我见到了一幅奇特的画面。外面的山上，一股大火正在从山顶蔓延到平原，荒草漫天燃烧。从我宅子看去，山火好似一条垂线。看着真像是某种庞然大物在行进，朝我们走来。我伫立良久，注视着山火，卡曼坦在我旁边观察着。后来，我向他解释山火的起因，我意在安慰他，我感到他十分害怕。但我的解释没能让他真正信服。显然，他来叫我，是在执行某种使命。

“是的，”他说，“也许是这样。但我想你还是起来好，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

庄园里的狂暴斗士

有一年，大雨季久久没有盼来。

那真是可怕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所有体验过这一天灾的农民都不会忘怀。即便是多年之后，远离非洲，当他置身于北欧潮湿的气候环境，偶尔在夜间听到蓦然而至的雨声，也会在梦中惊醒，高喊：“盼到了！盼到了！”

在正常的年头，大雨季始于三月的最后一周，持续到六月中。雨季降临前，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一天比一天干燥，其灼热的程度，较之欧洲大雷雨来临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赛依人——我对岸的邻居——每当这个时候，就放火烧荒，待第一场雨下来后，才能有新鲜的绿草供牧牛吃。草原上的大火在风中摇曳。长长的、闪烁着彩虹的青烟在草丛间弥漫。烧草的热气和焦味，就像从火窑中飘散出来，笼罩在耕地上空。

极目远望，大片大片的云彩汇聚在一起，转瞬间又消逝得无影无踪。淡淡的雨雾给地平线涂上一道蓝色的斜线。整个世界只有一个念头。

在傍晚，日落之前，大自然的景色靠得更近了，山峦也近了。在那清晰的青蓝、翠绿的色调之中，显得生意盎然，意境隽永。一两个小时后，你走出屋子，星星隐退了，夜间的空气如此轻柔、深邃，孕育着众望所归的善举。

当那急促的、由弱而强的声响掠过你的头顶上空时——那是高高的树林里的风，不是雨；当它贴着地面席卷而去时——那是灌木、草丛间的风，不是雨；当它在低处沙沙作响时——那是玉米田里的风，它的动静酷似雨点儿，时不时使你真假难辨，甚至从声音中领受到雨水的些许润泽，仿佛，至少是在舞台上展现了你向往已久的东西，这也不是雨。

然而，待到大地像一张音响板，发出深沉凝重的回响，世界在你的四周上下齐声轰鸣时，那才是雨。这雨就像要奔腾归海，如此急切；又像投入了久别情人的怀抱，如此真切。

但是那一年，大雨久久没有盼来。那时候，似乎整个宇宙都与你离异。有时天气变得凉些，有几天还很冷，但大气中没有湿润的征兆。一切的一切，变干了、变硬了，恍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力量和优雅都泯灭了。无所谓坏天气还是好天气，而是对一切天气的否定，好像雨季被无限期地推迟了。阴沉沉的风像一股细细的气流掠过你的头顶，万物的全部色彩都消退了，田野、森林的一切气味也消散了。一种失宠于巨神们的感觉缠着你。南方，横亘着火烧之后的草原，黑糊糊的，荒凉极了，到处是一条条灰白色的灰烬。

盼不到雨，庄园的前景和希望日益暗淡，终成泡影。最后几个月的翻耕、修枝和栽种，都无异于傻子的劳作。庄园的活计渐渐停顿下来，寸步难移。

草原、高山的泉眼干涸了，许多陌生的野鸭、野鹅飞临我们的池塘。在庄园边缘的池塘畔，斑马们赶在清早和落日时分前来饮水，一大排，足有两三百头，野禽乱哄哄地拥着踩着，当我骑着马在它们当中穿行时，这些小生灵竟毫无畏惧。但为了我们的牲口，我们得想方设法把它们轰走，因为一方方池塘的水位在下降。尽管如此，到池塘去仍不失为赏心悦目之事，那里，泥水间的喧闹似乎给褐色的景观打上了绿色的补丁。

土著在旱灾之中变得沉默。关于雨水的前景，我从他们嘴里听不到片言只语，虽然你会认为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天气的征兆。他们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天气如何。对于他们，乃至他们的祖辈，在大旱之年丧失十分之九的牲畜的事并不罕见。他们的“夏姆巴”龟裂了，只有稀稀拉拉枯萎的白薯苗和玉米苗匍匐在地。

过了一段时间，我从土著那里了解到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面前只字不能提起或抱怨灾难，就像切不可对蒙受耻辱的人提起往事一样。但我是欧洲人，在这里的日子还不长，不像在这儿生活了几代的某些欧洲人，能学会土著的这种听天由命的消极性。我还年轻，会本能地自我保护，我得把精力集中于某些事业上，如果我不想随同庄园路上的尘土、草原上的青烟一起飘逝的话。我开始在夜间写小说、神话和爱情故事，这能使我的心力远远地转移到其他国度、其他年代。

我对一个常住在我庄园的朋友讲了不少故事。

当我起身外出时，无情的风吹着，天空碧澄，闪着无数颗冷酷的星星。一切都是干枯的。

开始，我只在夜间写作，后来，也常在早晨写。在田间，我很为难：要不要再翻一遍土地，再种上一次玉米？要不要摘掉那些凋零的咖啡果，保住咖啡树？日复一日，我犹豫不定。

我习惯在餐厅里写作，把纸张摊在餐桌上，写作间隙，我还要做庄园的账，做估算，还有一些农场主的信函要复。我的佣人们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在试着写一本书。他们把这本书当作拯救庄园的一项最后努力，非常关注书的进展。后来，他们常打听这本书怎么样了。他们会走进来，久久地站在一旁看着我写作。在嵌板的房间里，他们脑袋的颜色很接近嵌板，在夜晚，他们似乎只剩下一片白大袍，靠着墙与我做伴。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对着整个的平台、草坪和树林。地势渐降，直至河边。河水成了我与马赛依人的分界线。你从屋子里望不见河水，但可以从岸边高大、墨绿的金合欢树的分布上，了解河的曲折走向。在河的另一侧岸上，又升起一片树木覆盖的大地。森林过去，便是青色的草原，一直延伸到恩戈山脚下。

“精诚所至能移山，山能朝我走过来。”

风从东方吹来，我餐厅的门在下风，总是开着。因为这个缘故，土著很熟悉这屋子的西侧。他们在周围铺了路，时常与房间里进行的一切保持联系。出自同一动机，小牧童们也把羊群赶来，任其在草坪上吃草。

这些小男孩赶着父辈的山羊、绵羊在庄园转悠，给羊群寻找一方嫩草地，这就在我文明的房子与野生动物之间架设了一条生命的纽带。我的佣人对牧童不太信任，不愿他们走进我的房间来。但孩子们对文明具有真正的爱与热情。文明对于他们构不成危险，因为他们随时可以离开。在他们眼里，文明的典型象征是挂在餐厅里的一座德国制造的杜鹃自鸣钟。钟在非洲高原纯属摆设。一年到头，你完全可以从太阳的位置得知时辰。既然你不跟铁路打交道，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意愿安排庄园的生活，钟的存在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但这座钟工艺颇为精细。每走一小时，粉红色玫瑰丛中便有一只杜鹃会撞开小门，蹦出来以清脆、高傲的鸣啭报告钟点。这神乎其神的机关，每回都能激起庄园儿童的兴奋感。根据太阳的位置，他们能精确地判断即将来临的午时打鸣时刻。十二点差一刻，我可以见到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我家来，后面跟着羊群——他们不敢把羊群留在远处。孩子们和羊群的脑袋，透过灌木丛和蒿草聚在一起，就像池塘里成群的青蛙的头一样。

他们将各自的羊群留在草坪上，光着脚丫，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大的有十来岁，小的才两岁。他们举止庄重，保持着某种自行设计的来访仪式——他们可以在屋子里自由走动，只要不触动任何东西，除了回答问题，不能说话，也不能坐下。当杜鹃跳出来与他们见面时，孩子们爆发出一阵狂喜与抑制的笑声。有时还有这样的事：一个很小的牧童，他对放羊还没有什么责任感，却会在第二天一早一个人赶来，在钟前——此时机关闭合，并无鸟鸣——站立许久，用吉库尤话轻声曼唱对钟的热爱，然后规规矩矩地走出去。我的仆人笑话这些孩子，向我嘲笑说他们太无知，还真相信杜鹃是活的。

此刻，我的仆人们自己进来看我打字。有的傍晚，卡曼坦倚着墙，默然不语。他的眼球滴溜溜转，就像睫毛下有一对黑色水滴。他的神色似乎是一定要把这机关学到手，不但能拆开，而且会装上。

一天夜晚，我伏案疾书，偶一抬头，正遇上这对凝聚着丰富思索的眼睛。

“姆沙布，”过一会儿他问，“你自己相信你能写一本书么？”

我答道：“我不清楚。”

任何人要与卡曼坦谈话，必须设想在每一个词组前有一个长长的、含蓄的、似乎是很经心的停顿。所有的土著都是停顿艺术的大师，停顿，乃是为交谈开拓更广的言路。

卡曼坦此刻作了长长的停顿，又说：“我不相信你能写。”

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一起讨论我的书，便放下稿纸，问他为什么。我这才发觉他早就在考虑今天的谈话，并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站着，手背在身后拿着《奥德赛》，又慢慢把书放在桌上。

“瞧，姆沙布，”他说，“这是一本好书。从这头到那头订在一起，就是你举得高高的，使劲摇晃，它都不会散开。那个写书的人是非常聪明的。可你写的，”他继续说着，带着轻蔑，又带着某种友好的同情心，“有的在这儿，有的在那儿。要是别人忘了关门，就吹散了，掉在地板上，你又生气。这不会是本好书。”他断言。

我于是向他解释，在欧洲自有人能把所有的纸装订在一起。

“装订完了，你的书有这本沉么？”他边问边掂掂《奥德赛》。

看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索性将书递给我，以便我自行判断。

“不，”我回答，“不会这么重，可图书馆里有些书，你也知道，轻得多。”

“那么，也很硬吗？ ”他又问。

我告诉他，把书装得这么硬，是很贵的。

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表示他对我这本书抱有更大的希望。也许是出于他对此书产生怀疑，随后又悔悟，他把散落在地的稿纸一页页捡起来，码放在餐桌上。他仍没有离开，依然立在桌旁，好像在等待什么。良久，他一本正经地问我：

“姆沙布，书本里讲的是什么？”

作为解释，我给他讲了一段《奥德赛》中主人公与独眼巨人的故事。讲奥德修斯怎样自称“非人”，怎样把独眼巨人的眼睛剜出来，又怎样逃脱被绑在羊腹下的厄运。

卡曼坦兴致勃勃地听着，并发表自己的见解：那头羊一定与朗先生的绵羊是一个品种，他在内罗毕畜展上见到过。他又反过来提起独眼巨人，问我那是不是吉库尤那样的黑人。我说不是。他又想知道奥德修斯是否与我同一部族或是一家人。

“他怎么说，”他问道，“这个词，‘非人’，用他自己的土语么？请你说一遍。”

“他说‘欧蒂斯’，”我告诉他，“他自称‘欧蒂斯’，在他土语里的意思就是‘非人’。”

“你也得写同样的事么？”他问。

“不，”我说，“人们可以写任何他们喜爱的事，我可能会写你。”

刚刚打开话匣子的卡曼坦，这会儿又闭上了嘴。他低头看着自己，悄声问我写他的哪个部分。

“我可能写你患病的事，写你怎么出去放羊，”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的眼睛在房间里扫视，最后含含糊糊地回答“西求伊①(的)。”

“你害怕吗？”我问。

停了半天，他肯定地说：“是的，草原上所有的牧童有时总会害怕的。”

“你怕什么？”我追问。

他默然不语，过一会儿，他望着我，脸色变得镇定而沉重，两眼灼灼闪光：

“我怕欧蒂斯。草原上的牧童害怕欧蒂斯。”

没几天，我就听到卡曼坦向其他仆人讲述，我正在写的书到欧洲可以装订在一起，还说要做得像《奥德赛》那么硬实，得花好多好多钱。说话间还把那本书拿出来展示。然而他不相信我这书的封面能制成蓝色。

卡曼坦有一种天赋在我家显得很有用。他什么时候想哭——我相信——他就一定会哭。

要是我很认真地斥责他，他会笔直地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的脸，神色专致而哀伤。这样的伤神在吉库尤人是偶尔才显露出来的。接着，他的双眼鼓起来，充盈着泪水。慢慢地，大泪珠一滴一滴地从眼眶滚出来，顺着脸颊流淌。我知道，这纯粹是鳄鱼的眼泪，换了别人，我根本无动于衷。可是卡曼坦流泪则另当别论。在这种时候，他扁平的、木头般的脸，仿佛又陷落在黑茫茫的、无限孤独的世界里——他曾在这个世界里漂泊多年。如此沉重、无言的眼泪，他会像放羊娃那么擦拭。这泪珠使我不安，并从知罪感的角度看待他的过失，无形中缩小了他的过失，我也就不忍再继续数落他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心烦意乱的事。但我相信，基于我们之间存在的人类真正的了解，卡曼坦心里明白，我看穿了这些后悔的泪水，并无一丝一毫过高的估价——而实际上，他自己与其说是把眼泪看作哄骗的手段，倒不如说是在更高的权威面前摆出的一种仪式。

卡曼坦宣称自己是个基督教徒。我不知道他对这一名词寓以什么含意。我曾有一两次试图盘问他，可他却回答说，我信什么，他就信什么；更绝的是，他说我本人一定明白我信的是什么，既然如此，我再问他就毫无意义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遁词，在某种程度上，倒真是他的信仰的袒露。他将自己置于白人的上帝之下。在服侍人的工作中，他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却不屑于去探究工作的制度是否合理——这制度恰恰很可能被证实为不合理的，如同白人自己的制度那样。

有时碰上我的行为与他皈依的苏格兰教会的教诲有了冲突，他会问我究竟是谁对谁错。

土著处世不执偏见，真令人吃惊，因为你满以为能在未开化的人们中发现愚昧的禁忌。我以为个中原因是他们对各种民族、部族都不陌生，也有赖于非洲地区人际交往频繁，首先是古老的象牙商人与奴隶，我们的时代乃是移民与狩猎大动物的猎人的时代。几乎每个土著，乃至草原上的小牧童，在他的岁月里都与一系列的不同民族面对面打过交道，从西西里人到爱斯基摩人，英国人、犹太人、布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人、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依人，卡维罗多人，等等。随着不断接受种种外来思想，土著遂成为具有世界性的人，而不是乡下佬、省城人或传教士——这些人是在一个统一模式的社会里成长，养成了一套固定的观念。白人与土著之间的误解，大都源出于此。

以你个人的名义向土著表示你代表基督教，是颇有风险的。

有一个名叫基他乌的年轻吉库尤人。他来自吉库尤自然保护区，在我家当仆人。他是一个爱观察、爱思索、细心的佣人，我很喜欢他。三个月以后，有一天他求我为他写一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谢赫·阿里·比·萨里姆——蒙巴萨沿海县县长。基他乌在我家见过此人。现在他说他愿意去那边干活。我不高兴他刚熟悉了家里的常规便匆匆离去。我对他说我宁可给他加工资。不，他说他离去不是为了更高的工资，而是他不能再待下去了。他告诉我，他的决心已定。早在自然保护区，他就打主意，要么信基督，要么当穆斯林，只是还不知道究竟该信哪一位。为此，他来我庄园干活，因为我是基督教徒。他在我家干了三个月，考察基督教徒的行为与习惯。他准备再到阿里那儿干三个月，考察穆斯林的情况，然后再作抉择。我相信，即使是主教遇到了这样的事，也该与我同感：“我的上帝，基他乌，他应当在来到这儿时就告诉我呀。”

按传统观念，穆斯林不吃任何外人宰杀的肉类。外出狩猎，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你只能带少量的干粮，仆人的食物要靠你打到的猎物。你击中一只羚羊，你的穆斯林仆人飞也似的冲上去，以便赶在羚羊咽气前亲手割断它的喉咙。你注视着他们燃烧起来的眼睛，内心十二分的不安。如果你看到他们站住，双臂和脑袋耷拉着，那就意味着羚羊死在他们动刀之前，而你必须另找一只，不然你的搬运夫们要挨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坐着牛车外出，在我出发前的夜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我问他是否能依照法规豁免一下我的仆人，待我们射猎归来再说。

谢里夫是位年轻人，但很明智。他同法拉赫与伊斯梅尔谈了谈，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门徒。她开枪时会说或至少在心里说‘以上帝的名义’，这就使她的子弹与正统穆斯林的刀一样干净。在这次旅行中，你们可以吃她打的东西。”

基督教在非洲的优势被各教会之间的互不容忍削弱了。

在非洲时，每逢圣诞之夜，我总骑马去法国教会望午夜弥撒。一般这个时候天气很热。当你穿过金合欢树林带，你能听到远处教堂悠扬的钟声在清新、郁热的空气里荡漾。当你到达教堂，愉快、活泼的人们已聚在四周，内罗毕的法国和意大利店主也都携家带眷赶来了，修道院的修女们也全都到场了。成群结队穿着色调明快的服装的土著拥着挤着。壮观的大教堂燃起几百支蜡烛，辉映着教士们自制的彩色玻璃画。

卡曼坦来我家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来临时，我告诉他，作为教友，我将带他一起去望弥撒，我还以教士的口吻向他描述了在那里能看到的种种美丽景观。卡曼坦听了显得很激动，穿起了最好的衣服。可是当车到门口来接我们时，他焦虑不安地折回来，说不能跟我走了。他不肯向我透露原因，而且回避我的追问。是的，他不能去，他发现我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而他住院时苏格兰教会曾严厉警告他不得与之来往。我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他得马上跟我走。一言未尽，他在我的眼前忽然变得石头般僵硬，昏迷过去，翻着白眼，满脸冷汗。

“不，不，姆沙布，”他喃喃地说，“我不跟你去。在大教堂里，我知道，有一个姆沙布很坏很坏。”

我听了这话，感到非常伤心，但我想还是应该把他带上，圣母玛丽亚能打通他的思想。教堂里有一座与真人大小差不多的圣母塑像，蓝白相间。土著一般对雕像印象很深，尽管绘画对他们是难以想象的。于是，我许诺一定保护他，才把他带上了车。当他紧随着我步入教堂时，他的忧虑烟消云散了。这刚好是法国教会首次举办的圣诞弥撒。教堂里还有一尊巨大的雕像——耶稣出世、一个神龛及圣神家族，刚从巴黎运来，沐浴着蓝天那闪闪的星光。雕像周围有一百多只玩具动物、木牛以及洁白的棉毛羊羔，所有这些都丝毫没有考虑到它们尺寸的大小，一定在吉库尤人心中激起阵阵狂喜。

卡曼坦信奉基督教后，不再害怕接触死人的身体。

在这之前，他怕死人。当人们用担架把病人抬到我房前的平台上，那个不幸的病人死在那里时，他不像其他人搭一把手帮着把死者抬回去，也不随同别人退回到草坪上。他纹丝不动地站在路边，俨如一尊小小的黑黑的碑。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怕死的吉库尤人却一点不敢碰尸体，而怕死的白人倒敢于搬动尸体。这里，你又一次感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我们大相径庭。所有的农民都知道，这是你难以支配土著的一个领域。要是你能马上放弃这个念头，无疑可以免去不少麻烦，因为土著的确是宁死也不改变自己的方式的。

而今天，恐惧感已从卡曼坦心中消释，他的亲友害怕死人，也遭到他的数落。他甚至在现场炫耀，以夸示他的上帝的力量。偶尔遇到机会，我也考验他一番。在庄园那段日子里，我和他曾抬过三次死人。一个是吉库尤姑娘——在我屋外被牛车轧死；第二个是位吉库尤小伙子——在森林砍树时被砸死；第三个是白人老头——他曾在庄园住过，为庄园出过力，又死在那里。他是我的同乡，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丹麦人，名叫克努森。那一次在内罗毕，他跌跌撞撞摸到我的车前，自我介绍之后，央求我在庄园里给他一间房子，因为他在世上无立身之地。那时我正在裁减咖啡园里的白人职员，有一间空平房可以租给他。他在庄园安顿下来，住了六个月。

在高原上的庄园里，他可谓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是地地道道的大海的创造物，好像与我们在一起的是一只折了翅膀的信天翁。他整个被生活磨垮了，又是患病又是酗酒，佝偻着背，红头发转白，变成一种奇异的颜色，仿佛是灰烬撒落在他的头上，又像是在盐里渍过，显出点点花斑。但他身上迸射的火焰，却是任何灰烬都不能掩盖、压抑的。他出生于丹麦的一个渔民世家，当过水手，后来成为非洲探险的先锋之一——且不论是什么风将他吹来的。

老克努森这一辈子尝试过不少事业，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同水、鱼、鸟打交道，但哪一样都没弄好。有一次，他告诉我，在维多利亚湖畔，他曾经营过水平很高的捕鱼企业。绵延几十英里，张着世界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艘摩托艇。但是在二次大战时，他失去了一切。他追忆的悲剧中，最伤心的是一场致命的误会，或者说是一位朋友对他的背叛。我不大清楚究竟是哪一种情形，因为这个故事他给我讲了很多遍，几乎每遍都有所不同。每讲到此处，老克努森的心境都异常沉重。不管怎么说，他的故事里总有些是真实的。为赔偿他的损失，在他居住在庄园期间，政府每天支付他一先令的养老金。

所有这些，都是他来我这儿拜访时讲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感到不舒适，常常到我这儿来散散心。我派去侍候他的土著小孩，一次又一次地逃离他。他时不时拄着手杖，踉踉跄跄地一头扎向孩子们，把他们吓坏了。但他兴致高的时候，常坐在我的阳台上，边喝咖啡边给我唱丹麦民歌，显得神采飞扬。讲讲丹麦乡土语，对他对我都不失为一件乐事。庄园里发生的事，哪怕无关宏旨，我们也交换看法，目的无非是享受谈话的乐趣。但我对他并不是总有耐性，因为他话匣子一打开，就很难截断。他坐下来就不想走。在日常交往中，不难想象他是一位古代航海家或《老人与海》中的主角。

他编织渔网，可谓精美绝伦——他自诩那是世界上最精致的鱼网。在庄园的小平房里，他编结皮鞭子——土著用的鞭子，材料是河马皮。他从土著或那依万霞湖边的农民那里买一张河马皮，如果运气好的话，可制成五十根鞭子。我至今保存一根他送我的马鞭，精巧而又适用。他这活计，弄得平房周围恶臭难闻，就像某些专食腐肉的鸟的巢窝四周一般。后来我在庄园里挖了个池塘，总见到他站在池塘边陷入沉思，身影倒映水中，就像动物园里的海鸟。

老克努森胸膛凹陷，看上去虚弱不堪，却有一颗野孩子的心。单纯、暴躁、鲁莽、燃烧着好斗的火焰。他霸道十足，是一个罗曼蒂克的角斗士。他也是别具一格的卓绝的衔恨者：几乎对所有他接触过的人、所有的机场他都愤恨、暴跳如雷。他呼唤上苍降大火、下硫磺雨在这些人头上，用我们丹麦的说法，“把魔鬼画在墙上”，叫仇人们心惊肉跳。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能煽动别人争吵斗殴，就十分开心，如同小男孩逗引两条狗或狗与猫撕咬那般。令人望而生畏又难以忘怀的是，他经历了漫长的艰难岁月，最终被生活的激流冲到宁静的小河滩上，本该收拢风帆颐养天年，可他依然孩子般地为自己的地位与逆境愤愤不平，大声疾呼！对此，我肃然起敬，并想起了北欧传说中的狂暴斗士。

他从不谈自己，除了以第三人称“老克努森”，也从不停止炫耀与夸示，人世间没有老克努森干不了的事、通不过的路，也没有一个桂冠斗士不能被老克努森击倒。对于他人，他是个极端悲观主义者，他预见这些人终将因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招致理所当然的、灾难性的下场，可对他自己，他又是个狂热的乐观主义者。他临终前，在我为他保守秘密的许诺下，向我透露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实施将使老克努森最终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而令他所有的敌人都无地自容。他告诉我，他将从那依万霞湖底，打捞成千上万吨创世纪以来水禽积存的鸟粪。作为最后一次巨大的努力，他曾从庄园跋涉到湖畔，去考察，制定他伟大计划的细则。他在宏愿的玄光中溘然长逝。这计划包容着他最心爱的一切：深水、鸟类、隐秘的宝藏。所有这些，真切到甚至散发出不可言传的女子的神奇气息。在这项夙愿的顶端，他心灵的眼睛看到了老克努森手持海神的三叉戟，脚下踩着被征服的海涛。至于怎样把鸟粪从湖底打捞上来，我记不清他是否向我泄露过。

老克努森的伟大探险与成就、他对一切事物所显示的超绝——他对我讲的这一切——明显地带着老人的种种弱点与力不从心之虞。于是，你会感到，你交往的是两个迥然相异的个人，背景上崛起的是老克努森的巨大形象——不可击败的胜利者、探险的英雄；而我熟识的却是他那佝偻着背、老态龙钟的仆人形象，就是这个“仆人”不断地向我唠叨老克努森的故事。这位矮小、卑贱的老“仆人”，一生中执行了老克努森的使命：维护、颂扬老克努森的威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唯有他——除了上帝之外——真正见到过老克努森，因而他死后，那个离经叛道的家伙在任何人的心目中也就不复存在了。

只有一次，我听到老克努森使用第一人称代词讲他自己。那是他死前两个月的事。他患有极其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也死于此病——那时整整一周我没在庄园见到他，便到他的小平房里去探望。在河马皮的阵阵恶臭中，我发现他躺在床上，屋里空荡荡的，十分肮脏。他面如死灰，眼睛也深深凹下去。我跟他说话，他不搭言，也不出声。只是好久之后，我起身要离开时，他突然轻轻地、含糊地说了句：“我病得很重。”此时，听不到老克努森的口若悬河——他是永远不会病倒、不会被征服的。这是他作为另外一个人，他的“仆人”，仅有的一次允许他表达自己个人的苦难与哀伤。

老克努森对庄园感到十分乏味，他常常锁上小屋外出，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掉。我猜想，这多半是他得到了消息：其他一些拥有光辉的过去的开拓者来到了内罗毕。他会出走一两个星期，直到我们将要忘记他的存在时，他又会回来，那么憔悴疲乏，几乎拖不动病弱的身躯，也打不开门上的锁。而后，他独处几天。我相信，在这些日子里，他怕见我，他一定认为我不赞成他不辞而别，而且会利用他的体弱来压倒他的精神优势。老克努森，虽然时时歌唱水手的豪情，热爱着大海的波涛，但在心灵深处，他对女人十分不信任，视之为男人的敌人，认定她们的天性与原则就是要阻止他的人生探险。

他死的那天，人们已有两周不见他的人影，庄园里无人知晓他外出是否归来。但这一回，显然他自己下定决心要干出破例的事，因为他是在到我住处的途中，一条穿过咖啡园的小道上突然倒下辞世的。我和卡曼坦是在傍晚去草原采蘑菇时，发现他躺在道上刚长出来的矮草丛中——时值四月，大雨季之初。

确切地说，是卡曼坦发现他的。在庄园所有的土著中，唯有卡曼坦同情他，甚至关心他，这也可谓寻常之中的不寻常。卡曼坦常主动给他送鸡蛋，并监督服侍他的那个小仆人，以防其溜走。

这位老人仰躺着，帽子在他倒下时滚在一边，他的双眼没有完全闭上。他死了，却显得那么充实丰满。啊，老克努森，你终于找到了归宿！我想着。

我想把他抬到他的平房里，但我知道，叫旁边的或在近处“夏姆巴”干活的吉库尤人来帮忙，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弄清我为什么叫他们时，会马上跑开。于是我吩咐卡曼坦赶紧跑回去，把法拉赫找来帮我。可卡曼坦却一动不动。

“你为什么让我跑开？”

“嗯，你自己明白，”我回答，“我一个人哪抬得动老先生？你们吉库尤人都是蠢货，连死人都不敢抬。”

卡曼坦露出一丝无声的讥笑：“姆沙布，你又忘了，我是基督教徒哇。”

说着，他抬起老人的双脚，我抬脑袋，向老人的平房走去。我们不时地停下来，把老人放下，歇歇脚。卡曼坦挺挺身子，直视老克努森的双脚。那模样，我看完全是从苏格兰教会里学来的。

把老人安置在床上后，卡曼坦在屋里转了一圈，又走进厨房，想找条浴巾之类遮盖老人的脸，可他只找到一份旧报纸盖上。“基督教徒在医院里都是这样做的。”他解释道。

这之后很长时间，卡曼坦一想到我在这件事上的无知，就好像分外满足。有时他和我在厨房里干活时，他心中充满兴奋，会突然笑出声来。“姆沙布，你记得么，”他说，“那次你忘了我是基督教徒，以为我害怕帮你抬那老人的尸首哩。”

卡曼坦信教后，也不再怕蛇。我听到过他对其他男孩炫耀说，一个基督教徒在任何时候都敢踩住蛇头，踩扁它。我没有见到他这么干过，但有一回，一条鼓蝮毒蛇在厨师房间的屋顶上出现时，我见到他在距屋子很近的地方，直挺挺地站着，表情沉着，双手交叉背后。我家里所有的土著小孩就像风吹稻草般散开来，围成一个大圈，口中尖叫着。法拉赫进屋取来我的猎枪，把鼓腹蛇打死了。

事后，余波平息，赛爱思的儿子尼约莱问卡曼坦：“卡曼坦，你为什么不踩住毒蛇头，踩扁它？”

“因为它在屋顶上。”卡曼坦答道。

有一次我想试一试用弓箭射击。我体质健壮但很难拉开法拉赫给我搞来的硬弓。经过多日的练习，我终于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

那时卡曼坦还很小，常看着我在草地上弯弓射箭，似乎对我摆弄这玩意疑虑重重。一天，他终于开口了：“你拉弓射箭，还配当基督教徒吗？我想基督教的方式是用来复枪。”

我打开《圣经》，指着哈加儿子的故事插图：“上帝和这位少年在一起，他长大了，住在旷野里，成了一名射手。”

“好，”卡曼坦说，“他跟你一样。”

卡曼坦诊治土著病人和医治病兽都有一套。他曾从猎犬脚上取出过无数破碎的木头、玻璃硬片，还曾医好了一只被毒蛇咬伤的狗。

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养着一只断了一个翅膀的鹳。它堪称从容勇敢的角色，它在各个房间里穿行，到了我的卧室，便投入一次次的决斗：时而与挂在墙上的短剑，时而与镜子里的自己。它跟着卡曼坦进进出出，使人不能不信服，它是在有意识地模仿卡曼坦呆板的步态。他们的腿几乎一样细。土著小孩很善于发现这种滑稽的模仿，见到他和它过来，便高兴地叫唤。卡曼坦知道这种玩笑，却从来不太计较别人对他的捉弄。逢到这种时候，他就吩咐孩子们去泥沼地捉青蛙给鹳吃。卡曼坦也是羚羊鲁鲁的总管。

羚羊鲁鲁

鲁鲁从树林里来到我家的时候，卡曼坦早已从草原来到我的庄园，进入我的生活。

庄园的东面，是恩戈森林保护区。那时候保护区里几乎都是原始林子。说心里话，把古老的林木砍倒，换种桉树之类，是一件悲伤的事。古老的森林可以成为内罗毕一个风情独特的胜地。

非洲的原始森林是一块神秘的土地。你骑着马进入这古老的织锦深处，有的地方有些褪色，有的地方因年深而黯淡，而奇妙的是绿阴如此浓密。在那里，你见不到太阳，只是阳光穿过树叶，玩着种种游戏。灰色的真菌如一缕缕长长的胡须低垂在树上，蔓藤纵横交错，互相盘绕。这一切给原始森林平添一层玄妙、幽渺的氛围。每逢礼拜日，在庄园里无事可做，我常与法拉赫骑马到这里来，坡上坡下盘桓漫游，间或跨越一条条曲曲弯弯的林间小溪。林子里的空气清凉似水，洋溢着植物的芳馨。当大雨季初临，藤葛盛开鲜花之际，你骑着马穿行在一团团缭绕的花香之中。有一种非洲月桂树，它那奶白色的细小花朵有点粘手，散发出极为浓烈的甜香味，犹如紫丁香及峡谷里的野百合。随处都可以见到一节节空心树干用皮绳挂在枝杈上，这是吉库尤人为了采蜜而吸引蜜蜂作蜂房用的。有一次，我们从林子里刚拐出来，便见到一头挂毯似的花豹横卧在道路上。

这里，在地面的上空，聚居着一个喧闹而不知疲倦的家族——小灰猴。只要一群猴子走过林间道路，那里的空气中便久久地弥漫着它们的气味——干燥、腥臊、耗子般的气味。你继续向前行进，会突然听到头顶上嗖嗖的匆匆的跑动声，那是猴群在赶路哩。如果你停在原处，静候一会儿，你会瞥见一只猴子正端坐树上。再过片刻，你又会感到周围整个林子都活跃起来了，这个大家族像果实悬挂在枝头。光线或明或暗，它们有的呈灰色，有的呈青黑色。它们发出一种奇特的声音，就像出声的响吻，紧接着一小阵咳嗽。如果你在下面模仿这种声音，便可以看见群猴亲昵地左右晃悠着脑袋。可是你若突然一动，那么一瞬间，它们便都逃散了。你只能追逐着那渐渐减弱的窸窸窣窣的声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树顶上拨开枝叶夺路而去，像一群鱼蹿入波涛之中，消失在林木深处。

一个炎热的中午，在恩戈森林，我穿过茂密的树丛，在狭窄的小道上，还见到了极为罕见的大野猪。它从我跟前倏然掠过，带着它的母猪与三只小猪，整个家族就像黑纸的剪影，形状相同，大大小小，背后是一片阳光照射的绿色。这是绝妙的景致，像森林池塘中的倒影，又像千年之前发生的奇景。

鲁鲁是一只小羚羊，属于南非羚羊种。这个品种也许是非洲羚羊中最漂亮的。它们比欧洲黇鹿略大一些，栖息在树林或灌木间，性情羞涩，四处流动，不像平原羚羊那么常见。恩戈山及其周围地域却十分适合这种羚羊居留。你若是在山地野营，清晨或黄昏出去行猎，常会见到它们从灌木丛中蹿出来，闪进林间通道，在阳光下，它们的皮毛闪着红铜似的光泽。雄羚羊有一对奇妙的旋角。

鲁鲁是这样成为我家的一个成员的——

一天早晨，我坐马车从庄园去内罗毕。前不久，我的碾面厂失火烧毁，我得一次次进城打官司，索取保险赔偿。那个清晨，我脑子里装满了数字与估算。当我沿着恩戈路行进时，路边有一小群吉库尤儿童朝我呼喊，循声望去，他们举起一只小小的羚羊给我看。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在野地里发现这头小羚羊的，现在他们是想将它卖给我。可内罗毕那头的约会我已经迟到了，哪还有心思想这类事，于是继续赶路。

等我傍晚从城里归来，路过老地方时，又听到那熟悉的呼叫，那伙孩子还在那里，显得有点疲乏、失望。他们也许整整一天都在想法儿把小羚羊卖出去，此刻，更是急不可耐，要在太阳下山前达成交易。他们把羚羊举得高高的引诱我。但我在城里待了整整一天，保险金又遇到一些麻烦，所以顾不得停下来搭话，只是扬长而过。回到家里，我也没想这些，吃了晚饭便上床了。

可是，我刚合上眼，就被一种恐怖感惊醒。那些男孩和小羚羊的形象——此时已纷纷汇聚成形——站立在我面前，那么清晰，像画出来似的。我起身坐在床上，惊骇得像有人要掐死我一样。我想，那在它的捕捉者手里的小羚羊该怎样了呢？那些孩子整整一天冒着酷暑站在路边，将小羚羊双腿交叉高高举起。小羚羊还小，不能自己觅食。我自己一天路过两次，既像祭司，又像利未人(是)①，根本不顾及小羚羊。而此刻它在哪里？我惶惶然起床，把所有的仆人叫醒。我命令他们，必须找到这只小羚羊，早晨给我送来。他们马上开动脑筋。有两个小仆人那天曾同我坐在一辆车里，对外面的孩子与羚羊也都没在意。可现在他们站了出来，详详细细地告诉别人时间、地点和那些小孩的家庭情况等。那是一个月色皎丽的夜晚，我的仆人们都走出屋子，分散在田野里，热烈地议论着。我听到他们在计较一个事实：如果找不到羚羊，谁都保不住饭碗。

第二天一早，法拉赫给我送早茶时，朱玛跟进来，双臂抱着小羚羊。那是一只雌羚羊，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鲁鲁，据说是斯瓦希里语，意即珍珠。

那时候，鲁鲁才有猫那么大，长着一双又大又文静的紫色眼睛。它的双腿那么纤细伶仃，以至使你担心它一蹲一起时，怎能经受得住一屈一伸。它那光滑如丝绸的耳朵，极富表现力。它的鼻子黑亮亮的，犹如长在地下的块菌，而那小巧的蹄子又活脱带有旧私塾里中国小姐的风采——一双玲珑的缠足。抱着这样完美无瑕的艺术品，乃是罕有的机遇。

鲁鲁不久便适应了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人，它的行为举止如同在自己家里一般。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房间里的打蜡地板成了它生活中的难题。它一离开地毡，前后腿便往四面滑，看似岌岌可危，它却毫无惧色。后来，它学会了在光溜溜的地板上走路，发出一种连续的就像生气地敲桌子的声音。出奇地整洁、有条理，是它的习性，它又像小孩那样任性，可当我阻止它干那些它想干的事时，它的行为似乎在说：和为贵。

卡曼坦用奶瓶喂它，夜间还得将它关在屋里。天黑后，豹子常在我住所四周出没，我们要非常小心地照管鲁鲁。它跟卡曼坦的关系很不错，老跟在他后面。卡曼坦不赞成它干什么事情时，它常常用小小的脑袋往他的腿上抵撞一下。它是那般漂亮，当你看到它与卡曼坦在一起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把它和他视作美与善的绝妙的新图解。正因为这出众的美与潇洒，鲁鲁在我家为自己赢得了支配的地位，每个人都很敬重它。

在非洲，除了苏格兰猎犬外，我从不养其他种类的狗。再没有比苏格兰大猎狗更忠实、更通人性的狗了。它们一定与人类相处几百年了，深谙我们的环境及生活，懂得怎样在其中周旋。你还能在古代绘画和花毯中找到它们的形象，它们的容貌、举止随着环境多见变化，但始终带有某种封建气息。

我的第一条苏格兰猎犬名叫达斯克，是我新婚时收到的礼物。我一开始非洲生活——可以这么说，在“五月花”轮船上——它就伴随着我。它生性活泼、慷慨。在二次大战最初的几个月，我为政府搞运输，它总跟着我随牛车穿越马赛依保护区。可惜两三年后，它被斑马伤害致死。那时鲁鲁已来我家，我还养着达斯克的两个儿子。

苏格兰大猎犬对于非洲水土、非洲土著都能适应。这也许应该归功于海拔——高地赋予这三者的主旋律。大猎犬在蒙巴萨的海平线上就显得不谐调。高原上雄奇、寥廓的风景线，有了山峦，有了草原，有了江河，倘若没有大猎犬，似乎就不是完美的。大猎犬都是狩猎能手，虽然嗅觉比灵缇更灵，却主要凭视力捕捉动物。观赏两只大猎犬合作捕猎，是极为新奇的事。我骑着马，带它们闯入野生动物保护区——按规定是不允许的。在那里，它们会惊扰一群群狮子、角马，在草原四处迅跑，就像天堂所有的星星在空中东蹿西跳。我在马赛依区打猎，只要身边有大猎犬，从未漏掉过一只击中的动物。

它们在原始森林里也显得很美，深灰的身影镶嵌在一片暗绿的树阴下。有一条大猎犬，单枪匹马咬死一只庞大的雄狒狒。在格斗中，它的鼻子被狒狒咬穿了，使其高贵的气质受到了损伤。然而，庄园里每个人都视之为光荣的伤疤，因为狒狒是害人之兽，土著深恶痛绝。

大猎犬很聪明，知道仆人中谁是穆斯林，不得接触狗类。

我初到非洲时，有一个索马里扛枪夫，名叫伊斯梅尔，他过世时，我还在非洲。他是旧时扛枪夫之一，如今没有这种职业了。他是那些本世纪初的狩猎行家培养出来的——那时非洲是真正的行猎乐土。伊斯梅尔对文明的了解全限于猎场，他讲的是行猎世界的英语，对我的猎枪，无论新式老式都能评论一番。他返回索马里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收信人写的是“母狮布里克森”，信的开头是“尊敬的母狮”。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穆斯林，一辈子都不肯与狗接触，这给他的职业生活造成不少忧虑。但他对达斯克例外，从不计较我把它装在有他乘坐的同一辆骡车上，他甚至允许它和自己同住一个帐篷。他说这是因为达斯克认得出穆斯林，不会碰他、摸他的。实际上，是伊斯梅尔让我确信达斯克能一眼看出谁是真正的穆斯林。他曾对我说：“我现在知道了，达斯克与你属一个种族，他总是对人欢笑。”

鲁鲁在我家的权利和地位，现在连我的大猎犬都明白。这两位行猎大将的傲气，在鲁鲁面前化为乌有了。它们在自己最爱待的牛奶盆前、火炉前受到鲁鲁的排挤。我在鲁鲁的颈圈上系了一只小铃铛，有一度，猎犬们一听到叮铃声从别的房间传来，就会顺从地从炉前温暖的地方爬起来，躺到其他地方去。当然，鲁鲁的举止风度优雅、洒脱，也实在无与伦比。它走来，卧下，完全像一位姿容秀美的大家闺秀，娴雅地提一提拖地的长裙，落落大方地坐下。它以彬彬有礼、略带挑剔的神采喝着牛奶，仿佛为女主人过分的恩宠而有点不安。它总是要人搔它的耳朵背，那种富于自制的神态，就像年轻的妻子娇嗔地任丈夫抚爱。

鲁鲁长大了，像一枝充满朝气的可爱的花朵，亭亭玉立。它苗条而又丰腴，从鼻子到脚，透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美。它的形象就像是海涅一首诗的工笔插图：恒河水畔，有一群聪敏、温柔的小羚羊。

但鲁鲁并非真正温柔，其内心隐藏着所谓的邪魔。它具有最典型的女性特征，全副身心地进行自卫，以保护自己的完美无缺，同时又全力以赴，决意进攻。它对抗谁？对抗整个世界，如果我的马惹它不高兴，它的情绪会失去控制，一头撞过去。我记得汉堡的海根贝克老人曾说过，在所有的动物中，包括食肉类，鹿是最不可靠的动物。你可以信任花豹，但你若是对牡鹿不备戒心，则或迟或早会遭到它从你背后发起的袭击。羚羊鲁鲁有的也正是这种气质。

鲁鲁是我家的骄傲，即使当它的行为如一个真正不知耻的风骚娘们那般。尽管我们对它呵护备至，也未能使它高兴。有时，它一连几小时或整个下午外出。有时，它像中了邪一样，对环境的不满达到了高潮。为了寻求自己心灵的满足，它会在房前草坪上跳起武士舞，就像撒旦跟前转圈狂舞的祈祷者。

“啊，鲁鲁，”我心潮起伏，“我知道你出奇地健美，你能跃过你自己的高度。而此刻你是在向我们发怒，希望我们都死去。实际上，只要你下得了手，我们一定会死的。但使你烦恼的不是你此刻想象的那样：我们设置了过高的障碍让你跳跃。我们又怎么可能那样做呢，你伟大的跳高能手？事实是我们任何障碍都没设置。伟大的力量在你体内，鲁鲁，种种障碍也都在你的身上。关键是时机尚未到来。”

一天傍晚，鲁鲁没有回家。我们在外面找了整整一周都没找到。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张贴了布告，可别人家也没见到它。我想到了河边的豹子。一天晚上，我向卡曼坦说起了豹子。

他照例停顿了一会儿，没回答我，大概在消化我所缺乏的洞察力。几天后他才来找我谈这件事：“你相信鲁鲁死了，姆沙布？”

我不愿说得如此直率，只是告诉他我奇怪鲁鲁为何久久不归。

“鲁鲁，”卡曼坦说，“它没死，但它嫁人了。”

这是个惊人的喜讯，我问他是如何得知的。

“嗯，是的，”他说，“它结婚了，它与它的波瓦拿（斯瓦希里语，意即先生、丈夫、主人）一起住在森林里。不过它没有忘记我们。早晨它常回到这里来。我在厨房后头的地上给它撒了一些玉米粒，在太阳出来时，它从树林那边回来吃玉米。它的波瓦拿跟它一起来，但怕见人，波瓦拿跟这里的人不熟，站在草坪另一头的大白树下，始终不敢接近我们的房子。”

我吩咐卡曼坦下次见到鲁鲁来时叫我。没过几天，日出前他来叫我出去。

那是个可爱的早晨，我们等候的时候，最后一些星星消失了。天空一碧澄澄，而我们周围的世界仍是一片暗淡，分外寂静。草是潮湿的，树下的坡地上闪着露珠，犹如发出淡光的银子。早晨的空气带着寒意，脸上感到些许刺痛，这要是在北欧，就意味着快要霜冻了。不管你有多少回经验，我想，这仍然是难以置信的，在这凉意与树阴之中，再过一两小时，太阳的炎热、天空的光亮都会令人忍受不了。灰蒙蒙的雾笼罩山峦，勾勒出奇异的形状。这时候，野牛若在山边吃草，就像在云里一样，这是十分寒冷的。

我们头上的天穹渐渐地变得透明，就像一只盛着葡萄美酒的酒杯。刹那间，山顶轻轻地披上了第一束阳光。慢慢地，随着地球向太阳倾斜，山脚的草坡变成一片瑰丽的金黄，马赛依树林显得低矮了。河岸这一边，高树的顶端涂上了深褐色。此刻正是树林里的野紫鸽腾飞的时候，它们在河彼岸巢居，飞到我庄园的林子里寻觅野栗子。它们一年只有短短一段时间栖息在这里。这些野鸽子来得出奇地迅捷，简直像空中铁骑发动的袭击。我内罗毕的朋友们常到庄园来，趁早晨打野鸽。为了在太阳刚刚升起时赶到这里，他们常很早出发，到达时车灯还亮着哩。

伫立在清澈平静的树阴下，眺望金色的山峦、明净的天空，你会得到一种感觉：实际上你行走在海底，水流从身边淌过去，你仰望着大海的表层。

一只鸟开始鸣叫。接着我侧耳聆听，在树林不远处，传来铃铛的叮铃声。啊，喜从天降，鲁鲁回来了，回到它的老地方了！它近了，更近了，我能从它的节奏中获悉它的动作：它走走，停停，又走走，停停。拐过一所茅屋，它奇迹般出现在我们眼前。见到羚羊离房子这么近，我们一下子变得兴奋难抑。此刻，鲁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似乎对见到卡曼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见到我却感到意外。但它没离去，它望着我，不害怕，没有任何对过去小小冲突的记忆，也忘记了自己不知感恩、不辞而别的行为。

树林里的鲁鲁，自强自立，层次更高了。它的心灵发生了变化，具有一种占有感——波瓦拿。假设我偶尔认识一位流亡之中的年轻公主，当时她还是一个王位的觊觎者，而后来我再遇见她时，她已经获得了她的权利，成为名副其实的王后，我与鲁鲁的重逢正带着这种色彩。当年路易斯·菲利浦国王宣称法国国王对奥林斯公爵不记恨，而今鲁鲁并不比路易斯更具有内疚之情，它现在是彻头彻尾的鲁鲁了。进攻精神在它身上已消逝，它进攻谁？为什么要进攻？它安稳地自立于神圣的权利。它完全记得我，并不感到可怕。它凝视我约有一分钟，那紫色的朦胧的双眼，十分冷峻，一眨也不眨。我想起来了，唯有上帝或圣母才不眨眼。我感到自己面对的是牛眼海拉。它从我身旁走过，轻轻地勾了一片草叶儿，又向前跃了一小步，继续往厨房后院走，那儿的地上有卡曼坦撒的玉米。

卡曼坦用手指碰了一下我的臂膀，接着指向树林。顺着他指的方向，我看见一棵高高的野栗树下，有一只雄羚羊——像一幅茶色的小剪影衬在林子的边缘——长着一对漂亮的旋角，纹丝不动，木桩般立在那里。卡曼坦观察它一会儿，笑了起来。

“你看这儿，”他说，“鲁鲁向它的波瓦拿解释，房屋那边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但雄羚羊仍不敢过来。每天早上，它想，今天一定要走近一些，可是一见到房子、人群，它又像肚子里落下一块冰冷的石头，”——这是土著世界的习语，常用来形容庄园农活的棘手——“于是，便又停留在树下。”

很长一段时间，鲁鲁一清早来到我的宅子，它那清脆的铃铛声预示太阳出山了。我常假寐以待，倾听着它的铃声。有时候一两个星期不见它来，我们很挂念它，便开始打听谁进山里打过猎。可不久我的仆人又通报：“鲁鲁来了。”就像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一般。我几次见到树丛中雄羚羊的剪影。卡曼坦是对的，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走到房子跟前来。

一天，我从内罗毕归来，卡曼坦正在厨房外瞭望。他迎过来，神色激动地告诉我鲁鲁来了，而且带着它的“托托”——小羊羔。几天后，我也幸运地在仆人的茅屋外遇见鲁鲁。它很警觉，不许人们靠近，足下有一只小小的羊羔，其动作之缓慢、美妙，恰好与我们初识时的鲁鲁一模一样。那天正值大雨季结束不久。在那些热季的日子，每逢黎明和下午，总能见到鲁鲁在住宅附近。有时连中午它也来，在茅屋的荫凉处休憩。

鲁鲁的小羊羔不怕猎犬，任它们上下嗅闻。但它还不习惯与土著或我接触。要是我们试图抱抱它，母子俩会迅即离去。

鲁鲁由于一度较长时期地离开我们，再不会靠得我们很近，让我们抚摸它了。但在其他方面，它仍是友好的。它理解我们想看看羚羊羔的愿望，也愿意接受一节喂它的甘蔗。它会走到餐厅敞开的门前，若有所思地张望朦胧之中的房间，但再没有跨进过门槛。那时它已丢失了小铃铛，来来往往，悄然无声。

我的仆人请求我允许他们把鲁鲁的托托抓回来，像当初收养鲁鲁那样喂养它。但我总觉得，这样会糟蹋鲁鲁对我们的君子式信任。

我还觉得我家与羚羊之间的自由联合乃是罕见的、弥足珍贵的事。鲁鲁从野性世界来到这儿，是来表示对我们的友好的怀念。它将我的屋舍当作非洲自然景观之一，所以没有人能辨别在什么地方，一种景观消逝，另一种景观开始。鲁鲁知道森林里的野猪窝在哪里，也曾见到过犀牛交配。在非洲，有一种杜鹃鸟，每当热季的正午在森林深处鸣唱，就像世界心脏的铿锵有声的搏跳。无论是我，还是我认识的任何人，都一直无缘见到这种杜鹃。没人能告诉我它的模样。但是鲁鲁也许曾在细长的、绿色的鹿径上行走，头顶的树杈上正好有杜鹃栖息。那时我正在读一本书，写的是中国古代女皇的故事，其中说到生了皇子后，这位年轻的叶赫那拉氏衣锦还乡。她从紫禁城出发，坐在金色、绿色相间的轿子里，好不威风。我想，我的庄园现在也酷似年轻女皇的娘家了。

两只羚羊，一大一小，整个热季都在我房舍周围转悠，有时间隔两三个星期，有时天天见到。在下一年雨季开始时，仆人们告诉我，鲁鲁这回又带了一个新生的羊羔来，我没见到，因为那时它们回来，距我家较远，但后来我在林子里见到了它们娘儿三个。

鲁鲁及其家庭与我家的关系持续了好多年。这些羚羊常在邻近我宅子的地方，它们在树林里进进出出，似乎我的庄园是野生动物园的—个省份。它们来的时间，绝大多数是落日之前。开始，它们走进树丛，像精巧暗淡的投影，背景是深绿色。而当它们步出树丛，来到草坪，在夕照下觅食时，它们的皮毛又如红铜般闪光。其中之一便是鲁鲁，它走得更近，步态安闲，车辆驶来或窗户打开时，它会竖起耳朵倾听。猎犬也辨别得出它来的动静。随着岁月的推移，它的皮色渐深。一次，我与一个朋友驾车来到房前，见到三只羚羊在平台上围着盐巴——我撒在那里给母牛食用的。

令人称奇的是，除了那只大雄羚羊——鲁鲁的波瓦拿站在野栗树下，昂着头——以外，来这里的没有一只雄羚羊，似乎我们在与森林中的母系氏族打交道。

本殖民地的猎手和自然学家们对我们的羚羊颇感兴趣，野生动物监察官专程驱车前来看望它们，他还真见到了。一位记者采写了它们的通讯发表在《东非旗帜报》。

鲁鲁及其一家来与我们做伴的那些岁月是我在非洲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出于这个原因，我终于将自己与森林羚羊的交往视为上天的一种莫大的恩惠、非洲友谊的标志。整个山野都处于这种温馨的气氛之中，吉祥的兆头，古老的契约，还有那首歌：

“快来，快来

我的爱，

随你喜欢——

美丽的牡鹿还是

飘香的山坡上

年轻的雄鹿。” 

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鲁鲁和它的家属越来越少见了。在我离开非洲的前一年里，我认为它们已有很久不曾来过了。世事变了。我庄园南边的土地分给了农户，森林砍伐、清理了，一幢幢房子盖起来了。许多新来的移民都是些瘾头很大的运动家，来复枪声在田野里回荡。我相信野生动物搬向西边，进入了马赛依保护区的树林里。

我不知道一只羚羊能活多久，也许鲁鲁死了很久了。

在黎明宁静的时光里，我时常，几乎总是梦到我听到了鲁鲁清脆的铃声，在我的睡眠里，我的心欢快地搏动。我醒来，期望十分离奇而又甜美的事情发生——快快发生，马上发生。

当我这么躺着，思念鲁鲁时，我不知在它的生涯里，会不会梦到过铃铛。在它的心境里，是否掠过人与猎犬的画面，就像水上的倒影那样。

如果我会唱非洲的歌，我想唱那长颈鹿，以及洒在它背上的新月；唱那田中犁铧，以及咖啡农淌汗的脸庞；那么，非洲会唱我的歌吗？草原上的空气会因我具有的色彩而震颤吗？孩子们会发明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游戏吗？圆月会在我旅途的砾石上投下酷似我的影子吗？还有，恩戈山上的苍鹰会眺望、寻觅我的踪影吗？

自从离开非洲后，我一直没听到鲁鲁的音讯，但我有卡曼坦的音讯，其他非洲仆人的音讯。此刻接到卡曼坦最后一封来信还不到一个月哩。连这些来自非洲的信件，都好像是以一种奇异、虚幻的方式抵达我这里的，与其说是现实里的消息，毋宁说像影子或海市蜃楼。

卡曼坦不会写字，也不懂英语。当他或者我的其他仆人打算告诉我一些近况时，就去找专职代客写信的印度人或土著，告诉他们要写什么。他们坐在邮局门口的写字桌前，桌上铺着纸，放着钢笔和墨水。他们也不大懂英语，而且很难恭维他们懂得写作，但他们自信能胜任代人写信。为了炫耀他们的技巧，不惜在信中添加一系列的华丽词藻，使得信件艰深难以读通。他们还有个癖好，喜欢用三四种不同的墨水书写。不管其动机如何，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缺少墨水，只好把不同颜色的墨水瓶底最后一滴墨水都吸出来。经过这些非凡的努力，写出来的信件就像来自古希腊特斐尔城的神谕。我收到的这些信自有深度，你会感到这里蕴含着某些一直积压在发信人心上的重要的信息，使得他徒步从吉库尤保护区走了漫长的路程，来到邮局寄发。然而，这些信息却包裹在一片混沌之中。当那廉价的、脏乱的小纸片越过千山万水，抵达你手里时，似乎对着你絮絮叨叨，言之不尽，甚至大喊大叫，可是展开一读，又空空如也。

但，卡曼坦在这方面，如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与众不同，另有一功。作为通讯，他有自己的表达方法。他将三四封信装在一个信封里，标上记号：一号，二号……这几封信内容相同，一再重复。也许他想通过重复来加深我的印象。这种手法，他在交谈时常用——每逢有什么事情他特别想让我了解或记住的时候。他感到相隔万里迢迢，与一位朋友保持联系殊为不易，而要中断这种交往，又于他十分困难。

卡曼坦在信中说，他好长时间没有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惊讶，因为他确实曲高和寡茕茕孑立。我培养了一个第一流的厨师，把他留在一块新的殖民地上。他的状况如同《天方夜谭》里的“芝麻开门咒”，而今开门咒丢失了，石头门永远关闭了，那些神秘的宝藏也从此不见天日了。这位伟大的厨师，思想深刻，知识面广，可人们从他身上见到的，只是两腿向外弯曲的小吉库尤人，只是脸孔扁平、毫无表情的矮个子。

当卡曼坦徒步来到内罗毕，在代客写信的贪婪、傲慢的印度人面前站着，向他详细叙述要周游半个世界时，他该作何感想呢？信中的一行行字是歪斜的，用词是紊乱的。但卡曼坦具有伟大的灵魂，了解他的人仍可以从这支离破碎的音乐中听出动人的曲调，听出牧童大卫那张琴的回音。

这是“二号信”：

“我不忘记你，姆沙布，尊敬的姆沙布。现在你所有的仆人都不高兴，因为你离开了这里。如果我们是鸟，我们会飞来看你。我们再回来。再说你的老庄园是好地方，有母牛小牛黑人。现在它们没有了，母牛山羊绵羊没有了。现在所有坏人心里高兴，因为你的老仆人们现在穷了。现在上帝在他心中知道这一切，有朝一日帮助你的仆人。”

在“二号信”中，卡曼坦倒是列举了一个实例——土著以怎样的方式对你述说扣人心弦的事。他说道：

“如果你回，请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想你回来。为什么？我们想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为什么？我们想你还记得我们大家的面孔和我们母亲的名字。”

一个白人若要跟你说句亲热的话，会写道：“我永远不忘记你。”非洲人则说：“我们不想念你，因为你会忘记我们。”

枪 祸

十二月十九日的夜晚，上床前，我步出屋外，去看看天色会不会下雨。高原上的许多农民，我相信，此刻也在仰望苍穹。在幸运的年份，有时圣诞节前后会下一场大雨。这对小咖啡果来说，至关紧要。它们是在十月的小雨季开花结实的。今晚没有下雨的兆头，天空晴朗，繁星灿烂，悄悄地为胜利而喜悦。

赤道的星空远比北欧丰富多彩。你能见到的星多，夜间你出来得也更勤。在北欧，冬夜太冷，你无从赏心悦目地凝望星空。夏天呢？夜空疏朗，如野紫罗兰那般暗淡，你又很难细细鉴赏繁星。

赤道之夜具有罗马天主教堂与北欧耶稣教堂对比之下的某些特征，使你产生一种忙碌感。这就像在一间大厅里，人们进进出出，种种事务在运转。在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中午的太阳热死人，夜间才是旅行、冒险的好时光。星星在这里命名，多少世纪来，它们一直是人类的向导。一列列长长的队伍在星星的引导下，跨越沙漠，跨越大海，走向世界的东南西北。车辆更适合在夜间行驶，骑着摩托，在星光下疾驰，是何等快活。在高原，你习惯于在月圆之时安排约会，拜访朋友。新月初上，你开始外出行猎，此后，有多少个月光溶溶的夜晚，是属于你的。于是，当你返回欧洲时，你会感到惊异：你那些城市朋友们生活的节奏竟然脱离了月球的运行，几乎对此一无所知。对于哈迪加的骆驼夫来说，新月标志着行动。一旦新月临空，骆驼商队即要登程远行。当他对着月亮仰望，他成了一名哲人，“在宇宙的月光之网中穿梭”。他望月望了多少回？月亮也成了他征服世界的象征。

在土著中间，我享有一种声誉。在庄园里，好多次是我首先见到新月如一弯细长的银弓出现在落日的余晖之中，特别是一连两三年，我最早发现闭斋节的新月——穆斯林神圣的斋月。

农民们缓慢地环顾天宇：先看东方，有雨的话，则来自东方，处女座闪着明亮的角宿一星；继而看南方，那南十字星座，大千世界的守门者，深受旅行家爱戴的忠实朋友，在它之上，闪闪烁烁的银河之下，有半人马座的阿尔法与贝他星；西南方向，天狼星放出异彩，实为天宇之胜景，还有似在沉思的天蝎星；西方，恩戈山隐隐的轮廓之上，此刻出现三颗星星——天鹰、小马与海豚，犹如未经琢磨的闪光的钻石首饰。最后，转向北方，因为最终我们要回到北方，他们的目光扫视大熊星座，为天宇之浩渺而陷入冷静的思索。大熊星座透示着一种笨拙的幽默感，使来自北欧的移民发出会心的欢悦。

夜间酣睡中入梦的人，深谙某种特异的欢乐——那是白天世界所没有的乐趣，安谧而令人神怡，犹如舌尖上的蜂蜜。做梦的人还知道梦的真正美妙在于无限自由的意境。这不是独裁者的自由——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而是艺术家的自由，他没有意志，超脱了意志。真正的寻梦者的乐趣，不在于梦的内容，而在于梦的一切不受其干预，而完全在其控制力之外。梦乡里壮观的风景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斑斓的美景，丰富而神妙的色彩，条条道路，幢幢房屋，所有这些，做梦者甚至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梦境中出现一个个陌生的人物，或友善，或敌对，尽管做梦的人从未与之打过交道。梦中还反复出现飞天求索的意念，同样也令人欣喜若狂。人人都对那些美妙、富于情趣的奇遇津津乐道。所有这些，若在白天回忆起来，便会失去光彩、失去神韵。诚哉斯言，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而一旦做梦者在夜间躺下来，意识流又开始接通，梦的精华又出现在他的记忆里。彻底自由的感觉时时盘绕着他的心灵，像空气，像光，在他周身运行，这是人世间寻觅不到的福分。做梦的人是享有特惠的人，他无所事事，可万物皆降于斯人，给之以欢乐、以富有。在梦中，塔尔什的国王们向他顶礼膜拜。他将参与一场伟大的战役或盛大的舞会。他为自己在一切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感到茫然，梦给他带来殊荣，当一个人失去了自由的感知，当必需的意念闯入世界，当无论何处都充满急迫与紧张——要复信，要赶火车……当你必须工作，使梦之马疾驰迅跑，或使来复枪四处射击，只有在这些时候，梦开始衰竭，变成梦魇——那在层次上属于最贫乏、最粗俗的梦。

觉醒世界里最接近梦的乃是都市之夜，那里谁也不认识，或是非洲之夜，那里也是无限的自由。正是在那里，事物在运转，命运在你周围演变。四面八方充满生机，而一切与你无关。

在非洲，每当太阳一下山，空中的蝙蝠触目皆是，它们无声无息地巡游，仿佛汽车在沥青路上行驶。夜鹰也飞掠而过，它蹲伏在路旁，双目因车灯的照射透出红光，蓦地在你的车轮前腾空直上。路上的小野兔们蹦着跳着，时而突然蹲下，又忽地蹿起来，宛若微型的袋鼠。高草丛中蟋蟀在不息地吟唱。田野里飘荡着种种气味，天边流星坠落，俨如面颊上挂一串泪珠。你是享有特权的人，你享有这一切。塔尔什的国王们将礼品奉献于你。

在马赛依保护区，几英里之外，斑马正在更换它们的牧场。它们一群群地漫游在灰色的草原上，像一条条飘带在草丛中起伏。野牛也出来了，在长长的山坡上觅食。我庄园的小伙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一个个在草地上投下狭长的影子。他们快步走着，径直朝着自己的目标，他们不为我工作，与我没什么关系。他们自己突出了自己的地位，放慢了脚步，因为见到了我丢在屋外地上的还在燃烧的烟蒂。他们边走边打招呼：

“姜博（你好），姆沙布！”

“姜博，莫拉尼（武士），你们去哪里？”

“我们去卡赛古村，今晚那里有恩戈马（鼓乐伴奏的土风舞会）。再见，姆沙布。”

如果他们的队伍更大，会自带羊皮鼓赴会。你在远远的、远远的地方，便能隐隐听到鼓乐，犹如夜的手指上一根小小的血管在搏动。而突然间，在你的耳朵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传来一阵与其说是声响不如说是空气的强烈振荡——那是远处狮子的短促吼叫。狮子也在漫步，在行猎。事物运行在它所到之处。这一切不是周而复始，而只是扩大了视野。奉献给你的是，绵长的动物粪便，以及一眼泉井。

我正在房前站着，一颗子弹落下来，掉到离我不远的地方。一颗子弹。接着，夜的寂静又一次笼罩四野。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蟋蟀们在草丛中奏起它们单调的小曲儿，仿佛它们刚才停顿下来倾听四下里的动静，而此时又重整旗鼓。

夜间一颗孤零零的子弹，蕴含着某种奇异的、至关紧要的内涵。仿佛有人向你大声疾呼一个词的、不再重复的信息。我久久地伫立在那里，思索着其中的涵义。在夜间这个时候，没有人会瞄准什么东西，而要想吓跑什么东西，那应该打两三枪。

也许是碾面厂的印度老木匠波莱·辛格，开枪射击几条溜过院子的鬣狗。它们正在嚼吃挂在那里的羊皮带——下面吊着石头，用来制作马车的缰绳。波莱·辛格并非英雄，但他可能因为这些缰绳将茅屋的门虚掩着，扣动了扳机。他一经尝到了英雄主义的甜头，一定会扳动双管猎枪，也极可能再压上子弹射击。但又怎么可能是一颗子弹，接着是一片沉寂呢？

我等待着第二颗子弹，许久未见动静。我又一次仰望天空，仍然没有来雨的征兆。于是，我上床了，拿起一本书，让灯亮着。在非洲，当你从来自欧洲的海运货物中拣出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时，你会那么认真地阅读，就像一个作者企望自己的书被他人阅读一样。你一边读一边祈祷上帝：愿这本书全像开头这几行引人入胜。在崭新的、深深的绿色轨道上，你的心在驰骋，在运输。

两分钟后，一辆摩托车以可怕的速度在道上兜了个圈，停在宅子跟前。有人使劲地敲打我客厅的长窗。我套上裙子，披上大衣，穿上鞋子，拿过风灯往外走。屋外是庄园碾面厂的经理，在灯光下，双目圆睁，汗流浃背。他的名字叫贝尔克奈普，是美国人，一个特别能干、极有灵气的机械工，但他的心境总不安宁。对于他来说，事物要么是近乎百年盛业，要么黑暗得一丝希望之光都没有。我刚雇用他时，他对于生活，对于庄园前程及环境的观点变化不定，令我心烦意乱，就好像他将我置于一具庞大的精神秋千之上。后来，我渐渐习以为常了。这些忽上忽下的振荡，对活跃的亟须锻炼的气质而言，不过是一种日常的情绪而已，而极少有实质性的结果。对于精力旺盛的年轻白人，特别是早年生活是在都市度过的人，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但是，他刚从悲剧的手掌中走出来，尚未决定是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智，以使饥渴的灵魂得以充分满足呢，还是尽少地显露才智，以便逃脱灵魂的冷酷无情？他处于这种进退维谷的状态，显得像一个非常稚嫩的男孩，向着生活迅跑，却又宣告大祸临头。他的语调如此结结巴巴。最终他运用了一小部分才智，因为这才智中并没有可供他戏耍的部分。命运又一次压倒了他。

此刻，法拉赫从他的屋子里出来，与我一起听他叙述。

贝尔克奈普告诉我这一悲剧是怎样平静地、愉快地开始的。他的厨师休假一天，趁其不在，厨房里开了一个招待会，主人是七岁的小伙夫卡贝罗——我一位老佃农的儿子，庄园近邻老狐狸卡尼努的儿子。天色渐晚，晚会越发欢腾，卡贝罗把主人的枪拿进来，在他那帮哥儿们面前，充当白人的角色。贝尔克奈普是一个地道的搞养殖副业的农民。他会侍弄阉鸡和肉鸡，在内罗毕展销会上推销纯种鸡。在他的走廊里，挂着一把枪，用于轰赶老鹰及黄鼠狼。以后我们说及此事，他坚持说枪未上弹药，是孩子们找来子弹，自己装上膛的。不过，这里我以为他记错了，孩子们即使想这么干，也很难做到，更大的可能是枪曾经上了弹药，忘记退出来就挂在席子上了。不管子弹怎么上膛的，卡贝罗在炫耀自己百般能干，大出风头时，子弹已压上了枪膛，他对着客人们瞄准，扣动了扳机。“啪啪啪”一串子弹穿到屋外。三个轻伤的孩子，吓得逃出厨房。有两个重伤或死亡。贝尔克奈普临讲完所发生的事故，又长时间地作了一番非洲大陆式的诅咒。他讲述的时候，我的仆人们轻手轻脚地走出来。他们又进去拿来一盏风灯。我们取出了纱布、绷带与消毒剂。发动汽车会延误时间，我们便撒腿飞跑，穿过树林，直奔贝尔克奈普的住处。摇曳的防风灯将我们的影子忽而投向小路的这边，忽而投向小路的那边。一路上，我们时时听见短促的、断续的尖叫——孩子垂死的尖叫。

厨房的门被甩向后面，似乎死神闯进去后又冲出屋子。屋里留下浩劫之后的惨景，犹如鸡棚里钻进了黄鼠狼。一盏厨灯在桌上点着，烟雾飘缭。小屋里仍弥漫着弹药味。枪横在灯旁。厨房地上血流四处，我脚底下打滑。昏黄的防风灯难以照亮任何细处，但使整个屋子笼了一片亮色。借着风灯的光亮，我所见到的那一切，便形成了我的记忆。

我认识那些枪伤的孩子，他们曾在庄园的草场上放牧羊群。瓦玛依——乔戈那的儿子，一个活泼的小男孩，一度上过学，此刻却倒在房门与桌子间的地面上。他尚未断气，但快要死去，轻声呻吟着，却失去了知觉。我们将他抬到一边，以便转移。尖声叫喊的是瓦娘盖里，他是厨房夜晚聚会中最小的一个。他坐着，在灯光前倾斜着身子。血从他的脸上——如果还能称为脸的话——涌出，像水从管子里溢出。开枪的时候，他一定站在枪口的正面，整个下巴被打掉了。他的双臂上下舞动，就像水泵的摇臂，又如鸡被宰了脑袋，扇动着双翅扑腾。

当你突然被带到这一灾难的现场，似乎只有一条路——射击场及田野的补救办法，你必须迅速地、不惜任何代价地以牙还牙，大开杀戒。然后你深知不能以杀戮复仇，你的头脑又转向恐惧。我的双手捧住孩子的头，绝望地按着他。仿佛是我害了他，他同时停止了叫喊，直挺挺坐着，双臂垂下，俨然木头人。我这才明白过来，该医治枪伤了。

很难为一个半张脸被打掉的病人包扎。你想法儿止血，又有令他窒息的可能。我得将瓦娘盖里放在法拉赫的膝盖上，让法拉赫为我扶住他的脑袋。他的头向前倾，我就无法包扎；他的头向后仰，血又要流下来，灌满他的喉咙。终于，他总算坐稳了，我将绷带一层层包好。

我们把瓦玛依抬到桌上，举着防风灯仔细观察。他的喉部、前脚都中了弹。他出血不多，只有细细一道血从嘴角流下。这个小羊羔般充满活力的土著小孩，此刻这么安宁，真叫人惊诧不已。我们看着他时，他的脸色有所变化，显露出十分惊异的表情。我叫法拉赫回家把车开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孩子们送往医院。

趁等车的功夫，我打听卡贝罗的情况——他开了枪，造成一场血祸。贝尔克奈普对我讲了一个关于卡贝罗的古怪故事。几天前，他从他的主人那里买了一条短裤，准备从他工资里支付一卢比的裤款。枪响时，贝尔克奈普跑到厨房，他正站在屋子中央，手里拿着冒烟的猎枪。他看了贝尔克奈普一眼，然后用左手从新买的短裤——特地为这次聚会穿上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卢比，放在桌上；同时右手把枪也放在上面。交代完这最后的事，他逃离了。他实际上——虽然当时无人得知——是以这样的高姿态从地球表面消失。对土著来说，这是不寻常的举动，因为他们一般很会想办法拖欠债务，特别是欠白人的钱，他们不大放在心上。也许那时对卡贝罗来说，颇似审判之日，他感到自己必须凛然视之。也许他是试图在危急时刻保护朋友。或者，面对这突发的事故，这呯呯啪啪的枪响，他朋友们的死亡，这个小男孩小小的意识深受震撼，他凌乱的神经末梢一下都凝聚到他的良知之中。

那时候，我有一辆奥佛莱旧车。我无意描述它的任何缺陷，因为它为我尽心服务多年。但它极少能以两个以上的汽缸行驶。它的照明系统也老出故障。我常驾着它去参加姆莎依加俱乐部的舞会，用一盏包着红绸巾的防风灯作为尾灯。发动时，得推着它走几步。在这样的夜晚，可耗费了宝贵的时间。

来庄园的客人抱怨我家的道路太不好走。那天夜里赶路的时候，我体会到他们言之有理。起先，我让法拉赫驾驶，我总以为他是存心往坑里或马车的旧辙里开，于是我索性接过方向盘来自己开。为此，车在池塘边停下，我摸黑在水中洗洗手。那一晚，到内罗毕的路似乎无穷远，我觉得走了那么久，足以从庄园开到丹麦了。

内罗毕医院坐落在进城入口处的山坡上。此刻，夜沉沉，一片安寂。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敲开了大门，总算抓到了一个印度果阿族的老医生或助理医生，他穿一件古怪的长袍，人很胖，性情温和。他的举止挺奇怪，同一个手势，先用一只手打，再用另一只手重复一遍。当我帮着把瓦玛依从汽车里抬出来时，我感到这孩子挣扎了一下，可到了明亮的候诊室，他却断气了。老果阿人对他挥了一下手说：“他死了。”又朝瓦娘盖里挥一下手，“他还活着。”我以后一直没再见到这个老头，因为我再也没在夜间到医院去——也许他值的是夜班。他的举止令人生厌，但后来我感到，在一层层的白色大褂之中，命运本身似乎站立在门槛前，冷酷地支配着生与死。我们把瓦娘盖里送进医院后，他从昏迷中醒来，一阵阵可怕的剧痛开始折磨他。他使劲地抓住我及身旁的其他人，呼天抢地地哭叫着，陷入极度的痛苦。果阿老头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从眼镜的上面瞧着我说：“他活着。”我离开了他们——两副担架上，不同的命运：生与死。

贝尔克奈普骑着摩托车随我们同来，好在路上帮我们推车发动马达，要是汽车抛锚的话。这时他认为我们该向警察局报告枪祸，于是我们驱车直奔小河街警察局——一路上是内罗毕夜生活的氛围。赶到那里，白人警官不在，办事员出去找他，我们在外面的车里等着。马路上有一条栽着高大桉树的绿地。桉树是高原老城的街树。夜间，长长的桉树叶散发出芬芳的特异的气味，在路灯的光芒下，桉树显得非同一般。几个土著警察推推搡搡地把一个健壮高大的斯瓦希里妇女带进警察局。她竭尽全力地反抗，抓他们的脸，猪一般地嚷叫。一伙打群架的也被带进来，走在台阶上仍指手画脚地吵吵嚷嚷。一个小偷——我判断——从马路上走来，后面跟着一大帮“夜游神”，有的为小偷说话，有的站在警察一边，为这案子高声争论不休。最后，一位年轻的警官驾到，我一眼看出，他刚从一个欢乐的晚宴那里赶来。他真使贝尔克奈普大失所望。他先是以极浓的兴趣、极快的速度记录枪祸的始末，继而陷入沉思，拿着铅笔在纸上慢慢地移动。末了，他停下来，把铅笔插回口袋里。在夜间的空气里，我感到寒冷。谢天谢地，我们总算能驾车回家了。

翌晨，我还未起床，从屋外出奇的宁静中，我感到有许多人围在那里。我能想见他们是谁，庄园的老人们，蹲在石头上，撮着、嗅着他们的鼻烟，吐着唾沫，交头接耳。我也能推知他们要干什么：准是来告诉我，他们想就昨天的枪祸及孩子的死亡召集一个“基亚马”。

“基亚马”是庄园的元老会议，经政府批准，处理农民间的任何纠纷。“基亚马”成员开会研究某桩刑事案或事故案。他们将为此座谈几个星期，一边吃着羊肉，一边谈论灾祸。我知道，这些元老现在想同我交谈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也想——如果能办到的话——最后让我出席会议，作一裁决。此时我不想参加关于昨夜悲剧的无休止讨论，我起身牵马外出，避开他们。

不出我所料，我一走到屋外，便见到元老们在屋子的左侧仆人住房附近围成一圈。出于他们会议的尊严，他们佯装未见到我，直至发觉我打算出门去走走，他们这才急不可耐地踉踉跄跄站起来，朝我挥动手臂。我也向他们招手，策马而去。

骑马走荒原

我骑着马，走向马赛依保护区。到那儿要过一条河。再往前骑一刻钟光景，便可到达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住在庄园里，要寻找一块能骑马过河的地方，可费了一番周折：坡道上遍布坎坷的石块，对岸的山坡又那么陡，而“一旦身临其境，欢悦的心会怎样兴奋得叫起来”。

面前展现出一百英里一马平川的草原，空旷、起伏的原野。这里没有篱笆，没有一块块补丁似的地方，也没有道路。除了马赛依村落外，没有别的人居住。而那些马赛依村落有半年是空荡荡的。在这半年里，这些伟大的流浪者赶着牛羊去别处的牧场。低矮的荆棘树有规则地散布在草原上。狭长、幽深的峡谷，裸露出干涸的、又大又平的石板河床。在那里，你得找一条蜿蜒的小道引你过河。过一会儿，你渐渐感到旷野里是多么宁静。见景生情，我曾写下一首诗：

高草在旷野起伏推进

劲风一阵阵吹拂

孤独与寂寞之中

旷野、劲风与我的心一起游乐

现在，当我回首在非洲的生活，我感到这首小诗从整体上来说是抒发一个来自匆忙、紧张、嘈杂世界的人，在一片深寂的国土上的心境。

雨季头几天，马赛依人放火烧去干枯的旧草。当荒芜的原野如此袒露黑色的胸膛，你漫游其间并不赏心悦目：马的四蹄扬起焦黑的草木灰，沾得你浑身都是，迷住你的双眼。烧剩的草秸，玻璃般锋利，你的猎犬免不了划破四足。可是当雨季来临，旷野上绿油油的小草是那么鲜嫩，你恍若在弹簧上骑马，马儿乐颠颠的，有点儿狂放。各种各样的羚羊来到草地吃草，就像一个个动物玩具排列在铺着绿色绒布的台球桌上。你可能会闯入旋角大羚羊群。这些温顺的大个儿动物会让你接近，随即又蹦跳着离开你。它们的长角呈流线形，竖立在抬起来的脖子上；它们胸脯上的皮肤松软低垂，使它们看上去像个长方形，缓缓行动时又不住地晃悠。它们似乎是从古埃及的墓碑上走下来的，可是在那里，它们翻土犁地，又焕发出稔熟的、驯养的神采。长颈鹿则在保护区的深处。

在雨季的头几个月里，一种粉白色的野花散着幽香盛开在原野。远远看去，旷野犹如覆盖一层白雪。

从人的世界转向动物世界，我的心仍为昨晚的悲剧而哀伤。那些坐在我房前的老人，使我深为不安。在古时候，人们一定会有这么一种感觉，认为悲剧是邻近的女巫在作祟；或是在那悲伤的时刻，女巫将一个蜡制的小孩隐在衣袍之下，用亡孩们的名字为她洗礼。

在庄园法律事务方面，我与土著的关系带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因为位于一切之上的是，我需要一个和平的庄园，我离不开土著。土著佃农间的纠纷，如不能严肃地解决，就像你在非洲得的痈疮——人称“草原疮”：你若漫不经心，它们会表面上痊愈，而内层却继续溃疡，直至你动大手术从根上剜除，彻底清理才行。土著们也了悟这点，所以如果他们真正想把一件案子解决好，往往会来请我裁决。

我对他们的条法一无所知。在那神圣的正义法庭上，我作裁决，常常如同一出戏的主演，连一句台词也记不住，而由于其他角色的提携才得以表演下去。这一任务，我的老人们将完整地、耐心地承担下来。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主演受到冒犯，为其担任的角色震惊，拒绝演下去，离开舞台。逢到这种变故，我的观众会将它视作命运之掌的沉重打击，是超越他们理解的上帝的行为。他们默默地对待之，或喋喋不休地争辩着。

关于公正的概念，欧洲与非洲不一，这一世界的公正却为另一世界所不容。对非洲人来说，只有一种方式用来抗衡存在之灾，即换位，他不追究一个行为的动机。不管你是埋伏待敌，在黑暗中扼杀之，还是你砍倒一棵树，一个过路人无意中被砸死，就惩罚而言，土著认为应是一样的。不论谁在什么地方给社团造成的损失，必须补偿——土著无暇也无意去衡量功罪。也许他是害怕这样做太过分，或他认为这类事是与他无关的。但要是罪过或灾祸须以羊群进行补偿，土著便会投身于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之中，时间对他无所谓。他引导你进入诡辩的神圣迷津之中。在那时候，这种行事方法有悖于我对公正的见解。

在这些名堂中，所有的非洲人都一样。索马里人在心理上与吉库尤人大为不同，而且十分看不起他们。可是索马里人在自己的家乡也会十分认真地坐下来，对凶杀、强奸或诈骗等罪行处之以赔偿牲畜——他们十分钟爱骆驼、马匹，心中刻着它们的谱系与名字。

有一回，从内罗毕传来消息，法拉赫十岁的弟弟——名叫布拉姆——用石头砸另一部族的男孩，打落两颗门牙。双方的代表们在庄园会面，坐在法拉赫家中的地板上成夜成夜地讨论这一事件。瘦削的老头赶来了，他们都曾到麦加朝圣，戴着绿色的头巾；神气十足的小伙子赶来了，他们尚未见过大世面，只在欧洲旅行家或猎手那里当扛枪夫；黑眼圆脸的男孩们也来了，腼腆地代表各自的家庭，一言不发，只是专心地听着，学着。法拉赫告诉我，这个祸闯得够严重的，因为那个男孩的容颜被毁了：到了男大当婚的时候，他会犯难的。他会借口因为缺了两颗门牙而不能正常生育或相貌丑陋影响新娘对他的爱情，而要求更高的补偿。最后的裁决是赔偿五十头骆驼。这些骆驼将从遥远的索马里买来，在此后的十年里作为对新嫁娘的补偿——让她不要计较新郎缺两颗门牙。也许婚姻悲剧的种子已经播下。法拉赫自己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庄园的土著永远理解不了我对他们法律体系的看法，他们找我，首要目的是补偿所蒙受的不幸。

有一次，在摘咖啡豆的季节，一个叫瓦姆波依的吉库尤小姑娘在我房前被牛车轧死。牛车将田里的咖啡豆运到加工厂去。我是禁止任何人爬到牛车上去坐的，不然的话，每趟都有一大帮嬉闹的摘咖啡豆的姑娘和男孩抢着搭牛车——他们跑得比牛快——在庄园里慢悠悠地逛荡，这就使拉车的牛负荷过重。可是驾车的小伙们并不把我的禁令放在心上，也不忍心轰赶在路旁奔跑着央求搭车的小姑娘——她们长着一双双梦幻般的眼睛。他们能做到的是，临近我的住房时，叫姑娘们跳下车去。可是瓦姆波依跳下时绊了一跤，车轮轧过她小小的黑发脑袋，轧碎了脑壳。车辙里淌着一道细细的血流。

我把她的老父亲和母亲找来，他们从田里赶到这儿，趴在女儿身上号啕大哭。我知道，这对他们也是重大的损失，姑娘已到了结婚年龄，将给他们带来一份丰厚的聘礼——绵羊啦，山羊啦，还有一两头小母牛。这一切都是姑娘生下来后，他们一直盼望着的。我正在寻思该给予他们多大的帮助，他们将我拦住，将怨与恨发泄到我头上，要我重重包赔。

不，我说，我不予补偿。我对庄园的姑娘们说过，我不允许她们搭乘牛车，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个老人点头称是，没表示任何反对，但仍强硬地要我赔偿。他们的理由是：总得有人支付这笔赔偿。他们这样做，与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原则并不矛盾，也不超越相对论。当我中断讨论，转身返回宅院时，他们紧紧跟在我后面，并非出于贪婪或恶意，而是遵循一种自然法则。我仿佛成为一块磁铁。

他们就地坐下，守在我屋子外。他们是穷人，又瘦小，又营养不足。他们就像我草坪上的一对小貛。他们坐在那里，直至太阳下山，我几乎分辨不出草丛里的他们。他们陷于深深的哀伤之中。骨肉之丧离，钱财之损失，交织成压倒一切的绝望。法拉赫那天不在庄园。掌灯时分，我送钱给他们买羊吃。这一举动实属不妙，他们视之为一座被包围的城市灯枯油尽的第一个征兆，又坐下来准备过夜。我不知道他们离开时是否怀有这一想法，如果当时并非如此的话。入夜，他们产生一个念头，得找驾牛车的小伙子索赔。这驱使他们默不作声地离开草坪，在第二天一大早赶往达戈莱蒂，那里住着我们的区长助理。

这给庄园带来了一桩旷日持久的人命官司，招来了一大帮趾高气扬的年轻土著警察。可是区长助理所能为他们做的一切，充其量是把驾车的小伙子当作杀人犯绞死，但因为证据不足，又把他放了。在我与区长助理对此事不予理睬后，元老们也没召开“基亚马”。于是，那两位老人最终如同其他人一样，只有屈从于相对论的条法，尽管他们对此只字不懂。

我渐渐对“基亚马”的元老们感到厌烦，我向他们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你们元老们，”我说，“只会对小伙子罚款，为的是不让他们积攒自己的钱。小伙子违拗你们不得，于是你们自己把姑娘们买到手。”元老们仔细地听着，小小的黑眼珠在他们干巴巴、皱巴巴的脸上闪亮，薄薄的嘴唇在轻轻地翕动，似乎在重复我的话——他们愉快地听着，一个无懈可击的原则第一次以语言表达出来。

由于观点上的种种不同，吉库尤人的法官的身份使我拥有充分的周旋余地，对此，我还算满意。那时候，我还年轻，对于一切公正的或不公正的意见，主要是从被告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官的角度予以考虑。为了裁决得当，为了庄园的安定，我耗费了很多精力，经历了种种周折。遇到棘手的难题时，我常常闭门谢客，长时间地进行思考，以理智支配自己的头脑。这对于庄园的人们来说，不失为有效的办法。隔了很久，我还听到他们怀着敬意谈及某件案子如何复杂，以至没有人在一周之内能透彻了解。要使土著感觉到事情之难办，只消耗费更多的时间来显示罢了。

至于土著为何愿意让我做他们的法官，为何如此看重我的裁决，对于这些，须从他们的神话心态或神学意识上寻找解释。欧洲人已丧失创造神话或教条的能力，我们在这方面的匮乏，乃是由于我们的历史未能为我们提供这些能力，而非洲人的精神意识却十分自然地、顺利地通过了这么幽深的曲径。他们的此种天赋，在与白人的关系上极为强烈地显露出来。

你能从他们给有过交往的欧洲人起的外号中领略到这种天赋，你若派人给一个朋友送信，或在车上打听去某位朋友家的路，就必须熟悉这些外号，因为土著世界只认可这些“名字”。我有一个离群索居的邻居，他家从不招待客人，于是被诩为“沙哈尼·莫加”——一只盘子。我的瑞典朋友艾里克·奥特有个外号叫“里沙西·莫加”——一颗子弹。他枪法颇准，只须一颗子弹便能打死猎物，这自然是尊称。我还有一个喜好赛车的朋友，雅号“半人半车”。土著也给白人起动物外号，诸如鱼、长颈鹿、大公牛，等等。他们在起这些绰号的时候，心中一定掠起过有关的古老寓言或神话。我相信，在土著的潜意识里，这些白人是被分解为人与兽的。

此类外号具有一种魔力——一个人长年以其动物名字著称于周围世界，最终他自己也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感情上的联系：他有了一种认同感。当他回到欧洲后，才会感到奇怪——再没人那么叫他了。

有一回，我在伦敦动物园与一位退休的文官相逢。他在非洲时人称“波瓦拿坦姆包”——大象先生。他一个人站在大象馆前，久久地凝视着大象，陷入幽幽的沉思。也许他经常去大象馆。他的土著佣人也会顺理成章地料想他会去那里。可惜在伦敦，没有任何老朋友，除了我这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对他算是知音。

土著心理活动的方式颇为特异，与历史人物的精神相通。他们会自然地想象奥丁——北欧神话中掌管一切的至神——是为了看穿整个世界而剜掉了一只眼睛，他们也将爱神描绘成一个对爱情一无所知的孩子。同样，庄园里的吉库尤人对我这个法官奉若神明，而实际上我根本不懂据以判案的任何条法。

也是由于在神话上的天赋，土著还会做出一些你无法防备、难以逃脱的唐突之事。他们能将你转化为一具偶像。我深谙这一过程，并对此有一评语供自己玩味——在我心目中，他们是将我神化为“厚脸皮的撒旦”的。与土著长期相处过的欧洲人会理解我的意思，尽管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此词用得不确切。我认为，即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开拓着种种事业，即便我们取得了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即便我们享有英国统治下的某种和平，但在实用这一点上，土著着实胜过我们一筹。

当然，他们不可能对一切白人都加以利用，而且利用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在他们的世界里，他们根据我们可资利用为“厚脸皮的撒旦”的程度，将我们加以排列。我的许多朋友——戴尼斯·菲乞-汉顿、戈尔波莱斯、贝克里·考尔、诺思劳普·麦克米伦爵士——都被土著据其能力排于前列。

德莱米尔勋爵居“厚脸皮的撒旦”之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高原旅行，适逢田野里蝗灾泛滥。上年蝗虫大肆活动撒下的虫卵已破土而出，大吃剩余之食。蝗虫所及之处，草叶荡然无存。这对土著是可怕的打击。尽管他们历尽磨难，可这场虫灾严重到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们的心碎了，呻吟着，嚎叫着，犹如垂死的犬，试图干那些绝无可能的事。那时，我偶尔向他们谈起我穿过德莱米尔庄园时见到遍地的蝗虫——围场、牧场无处不有。我还补充说，德莱米尔对蝗虫恼怒极了，失望极了。话音刚落，听的人就立刻安静下来，紧张情绪顿消。他们询问德莱米尔对自己的不幸有什么说法，并一再要我重复，而后便不再说什么了。

作为“厚脸皮的撒旦”，我虽比不上德莱米尔勋爵那样举足轻重，但是，在不少场合，我于土著还是很有用的。

在大战期间，土著世界对由非洲人组成的运输部队的命运颇为关注。庄园的佃农常常聚坐在我的宅子周围。他们一言不发，互相之间也无言以对，只是眼巴巴地盯着我，把我当作他们的“厚脸皮的撒旦”。他们毫无害人之心，我也不便把他们轰走，再说，即使轰走了，他们也会在别处团聚。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不过，以下一个事实使我得以度此难关——我兄弟的军团那时正在最前线——瓦埃米·里奇：我可以望着他，将他奉为我的撒旦。

吉库尤人每逢大难降临庄园的时候，把我当作首席悼念者或亡夫之妇。这在那次枪祸中也是如此。因为我对伤亡的孩子表示哀悼，庄园里的人们便在心中得到宽慰，暂时将此事搁置起来。在不幸之中，他们把我当作全体教徒的代表，在以他们的名义独饮苦酒。

这几近于巫术，一朝施行于你，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我感到这是一个痛苦的、极为痛苦的过程——被绑在杆子上，我企求挣脱出来，却难以办到。不仅如此，许多年之后，你还常常会想：“我居然遭受这样的待遇，我竟成了一个‘厚脸皮的撒旦’！”

我骑马返回庄园，正涉水过河时，遇到了卡尼努的儿子们——三个青年，一个小孩。他们手执长矛，急速跑来。我拦住他们，打听他们的兄弟卡贝罗的近况。他们在齐膝的河水中神情紧张，双眼无光，有气无力地慢声讲话。卡贝罗，他们说，还没有回来，自从那天夜里潜逃后，一直没有消息。现在他们肯定卡贝罗死了。他要么自杀了——因为自杀的意念在土著间很普遍，连小孩也不例外——要么在野地里迷路，被野兽吃了。他的兄弟们四处搜寻他，此刻正赶往保护区，试图在那里找见他。

我到了河对岸——我自己庄园的这边，转过身放眼眺望草原。我的庄园地势高于保护区。大草原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除了遥远的地方有斑马在吃草、奔跑。那几个寻人的青年出现在河对岸的旷野里，他们急急地向前赶路，一个跟着一个。他们俨如小小的蚱蜢在草地上东跳西蹦。阳光不时地辉映他们手中的长矛。他们似乎对前进的方向很有把握，但那该是什么方向呢？在寻找走失的小孩途中，他们唯一的向导是那些在草原上的尸体上空盘旋的苍鹰。它们将向你指明狮子捕杀物的确切方位。

但那将是一个很小的躯体，远不足为空中饕餮者的盛宴。不会有多少苍鹰为你指示出事地点，它们也不会久久盘旋于某一空际。

想到这一切，我不禁哀从中来，策马归家。

土风舞盛会

我们庄园有许多来访者。在拓荒的国土，好客不仅是旅行者、而且是定居移民的生活之必需。一位来客就是一个朋友，他带来的信息，无论是好是坏，对于孤寂之地的饥饿心灵无异于诱人的面包。来庄园的挚友是天堂的信使，他带来了福音。

戴尼斯·菲乞-汉顿从一次漫长的探险归来，十分渴望与人交谈。他发现我在庄园里亦有同感，于是和我坐在晚餐桌旁交谈，一直聊到黎明时分。我们什么都谈，凡是能想到的，时而分析评述，时而相对而笑。长期孤身一人与土著相处的白人，养成了一种实话实说的习惯，因为他们没理由，也没机会矫饰一番。他们相逢时，说的话都带有土著调。我们由此得到一种印象：粗犷的马赛依部族在他们山下的村落里，仰视庄园住宅一片光焰，犹如夜空中的星星，就像恩伯利亚的农夫见到圣法朗西斯与圣克莱亚畅谈神学的房子那样。

庄园里规模最大的社会活动是“恩戈马”——盛大的土风舞会。在这些时候，我们要招待一千五百至两千名客人。庄园所能提供的款待却是中等水平。对跳莫拉尼舞（武士舞）的光头老妇人，还有“恩迪托”——少女们，我们分发鼻烟，孩子们——这些舞会总带孩子来——给白糖，由卡曼坦拿木勺一勺勺地分。有时，我请求区长开恩，允许我庄园的佃农们自酿“坦博酒”——利用甘蔗作原料的烈性酒。但是，真正的表演者，那些年轻的舞蹈家，浑身焕发出节日的光华，他们对外界的引诱无动于衷，沉湎于内心的甜美与激越。他们有求于外部世界的只是一方起舞的平地。这在我的宅子附近就有：树阴下的大草坪，平展开阔；我仆人的茅屋间，原是林中空地，也十分平整。为此，这一带的年轻人对我的庄园评价甚高，对庄园舞会的邀请，无不格外看重。

“恩戈马”有时在白天举行，有时在夜晚举行。白天的“恩戈马”需要更开阔的场地。跳舞的多，看跳舞的也多，常在大草坪上。大多数“恩戈马”上，舞蹈者站成一个大圈或几个小圈，上下腾跳，头往后仰，或有节奏地踩踏地面，或金鸡独立向前倾斜，或换脚独立往后仰身。时而又缓缓地、神情肃穆地缘圈而行，脸朝着圈的中央。一些出众的舞蹈家从圈上跳着跑着进入中心表演。白日的“恩戈马”在草坪上留下了大大小小干燥的褐色圈痕，仿佛青草在这儿被焚烧一光，这些神奇的圈圈只有慢慢消失。

就特色而言，白天的“恩戈马”与其称之为舞会，不如说是集市。看热闹的人熙熙攘攘，跟随着舞蹈者，在树下自行结为一群群、一簇簇。有时举行“恩戈马”的消息传开后，在这里还能见到内罗毕的风骚女人——人称“马拉亚”的窑姐儿，斯瓦希里语的一个动人的名字——翩然而至。她们坐着阿里汗的双轮骡车，身上围着耀眼的大花布。她们在草坪上坐下来时，恍若绿地上绽开一朵朵硕大的花。正经的庄园姑娘穿着传统的服饰——上了油、擦得锃亮的皮裙和飘逸的披风，挨着“马拉亚”坐下来，毫无忌讳地谈论着她们的服装与做派。可城里来的美人盘着腿，犹如嵌着玻璃眼珠的乌木玩偶，依然故我，处之泰然，抽着细细的卷烟。一群群孩子被土风舞迷住了，急不可耐地学着，模仿着，从一个舞圈涌向另一个，或者被大人赶到草坪一边，组成自己的小小舞圈，尽情地跳跳蹦蹦。

吉库尤人赴“恩戈马”，要用特殊的粉红色灰膏擦遍全身——这种白垩灰膏需求量很大，可自由买卖——给他们以白里透红的奇异肤色。这种颜色既不属于动物世界，也不属于植物世界。涂上灰膏，年轻人好像变成了化石，酷似岩壁的雕像。姑娘们穿着经过鞣制的镶有珠串的皮裙，也用这种灰膏涂抹全身，形成同一形象：穿衣裙的塑像。那上面的皱褶、条纹，恰似一位技艺高明的艺术家精心刻画出来的。小伙子们跳“恩戈马”几乎一丝不挂，但在这些场合，他们的头饰却十分讲究，刘海与辫子上也拍了白垩粉，仰着石灰石般的脑袋阔步走着。

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政府禁止在头上敷白垩粉。不论男女，套服最具魅力。钻石及昂贵的装饰品并不能给佩戴者增添更多的迷人风采。不管什么时候，当你远远发现一群身涂粉红色灰膏的吉库尤人向前行进，你便会感觉周围的空气因欢乐而震颤。

白日露天舞会的缺陷是没有一定的范围。舞台对舞蹈来说太大——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一个个舞蹈者小小的身躯也许周身都涂上了白垩粉，他们披着鸵鸟后背的羽翎，又像是从头到脚由哥伦布斯猴的毛皮装扮起来的勇敢的吐绶鸡，显示出骑士般的神采。可他们在高树之下又不能不显得零零落落、星星点点。那场面——大大小小的舞圈，一堆堆分散的观众，还有来回奔跑的孩子——将你的视线从一处急促地拉向另一处。整个景象有些类似那些战事的古画。从高处鸟瞰，但见一侧是骑兵在挺进，另一侧是炮兵在坚守阵地，而那些孤零零的军官却在视野里斜线疾奔。

白日“恩戈马”也是喧闹的。笛子、羊皮鼓奏出的舞曲常被观众的欢叫所淹没。当舞蹈中的一个角色被男子汉“处死”时，正在欢舞的姑娘们会发生一种古怪、尖细而绵长的叫声，这时你还可见到一个武士以极为优美的姿势向上腾跃，或举起长矛在头顶上挥舞。坐在草坪上的老年人那意趣相投的谈话，就像一条小溪不息地流淌。在这里，你能愉快地见到两个年逾古稀的吉库尤老妇，一边围着酒葫芦痛饮，一边沉浸于欢快的谈话之中。也许是追忆着她们在舞圈中扮演角色的时光，她们的面孔兴奋得神采奕奕。随着午后时光的推移，太阳下沉了，酒葫芦里的坦博酒也渐渐见底了。有时，还会凑上来一对老头，这时，其中一个老妇往往会回想起她年轻的岁月，情不自禁地踉踉跄跄走出来，扇动双肩，以真正的少女风韵迈出一两个舞步。虽然一般人对她不屑一顾，但她却会博得那一小圈同代人热烈的喝彩。

但是，夜间的“恩戈马”则在认真、诚挚的气氛中进行。

“恩戈马”夜会只在秋天举行。玉米收获之后，在圆月的银辉下，鼓乐声四起。我不认为土著赋予“恩戈马”夜会任何宗教的含义，但他们偶尔为之抑或有之。表演者和观众的举止神态透示出这是一个神秘而又神圣的时刻。这些舞蹈也许有一千年的悠久历史。其中有些舞蹈——为舞者的母亲们、祖母们高度赞赏——却被白人移民视作有伤风化，必须明令禁止。有一次，我从欧洲休假回来，正值摘采咖啡豆的大忙季节，我发现庄园里有二十五个年轻武士被我的经理送往监狱，原因是他们在庄园夜会跳了一个禁舞。我的经理告诉我，他妻子实在容忍不了这种舞蹈。我责备老佃农在经理住宅附近跳“恩戈马”，可他们认真地向我解释，他们是在四五英里外的卡赛古大院里跳的。我只好赶往内罗毕与区长商谈此事，他才将那伙跳舞的人全放回庄园摘咖啡豆了。

夜舞的景致美极了。这时，你不必担心何处是表演的场地。它由一堆堆篝火组成，延伸到光亮的尽头。火，不愧是“恩戈马”的核心。其实，跳舞未必真需要火光，非洲高原的月光奇迹般清朗、皎洁。火是用来造成一种效果，它使舞场成为最好的舞台，将一切色彩、一切动作融会成一个统一体。

土著很少使这种效果过火，他们点燃的不是熊熊烈焰。庄园农妇在头一天把木柴搬到舞场，她们以宴席女主人的派头活动着，又将木柴堆到舞圈中央。老妇人很看重这种夜会，晚间亲临舞场，围坐在中心木柴堆四周观舞，老妇圈外，夜间又点燃一堆堆篝火，犹如星星的光环。舞蹈的人们又以夜的森林为背景，在篝火之外舞啊跳啊。舞场要相当大，不然那热气、那烟雾会涌进老观众的眼里。但场地再大，在世界上也不过是一个封闭之处，恰似一幢大房子，里面什么都有，却不为人所知。

土著既没有对比感，也没有对比的兴趣。自然的脐带还没有完全与他们割断。只是在月圆之时，他们才开“恩戈马”夜会。月光越亮，他们舞得越美。当大地沐浴、沉浸在来自天宇的柔和、明亮的清辉之中，在非洲上空的灿灿明光之中，土著又添上了他们那小小的、艳红灼热的光华。

宾客们三三两两地赶来，有时十四五个——有的是朋友相约同来，有的是路上结伴而行。这些跳舞的人，有不少是步行十五英里来到这里的。许多人一起行走时，随身带上笛子、羊皮鼓。于是，在土风舞盛会之夜，乡间的大道小路都回响着乐声，就像风铃在月亮的脸庞上摇响，美妙的声音漫天飘荡。在舞圈的入口处，匆匆赶到的人们徘徊、张望，等着放他们入场。有时，远方的来客、邻近部族酋长之子会受到优待，由佃农中的长者或舞蹈能手、夜会的主持者亲自出来迎他们入场。

夜会的组织者也是庄园里的年轻小伙子。他们负责夜会的程序、仪式，个个都尽心尽责。舞蹈开始前，他们皱着眉头，板着脸孔，神气活现地在舞蹈者面前指指点点；舞兴正酣时，他们在舞圈的两侧来回跑动，确保一切都顺利地进行。他们还有精良的装备，手执一捆细棍，一头点着火，怕火灭了，不时地伸到篝火中烧一烧。他们警觉地巡视着舞蹈者，发现哪里有不轨行为，就迅即赶去。他们一边虎着脸厉声斥骂，一边挥舞火棍，着火的那头直捅犯事人的身子。那倒霉的家伙蜷成一团，但一声不吭。也许，从“恩戈马”夜会带出来的烙痕并非是光彩的印记吧。

有一个舞蹈片断：姑娘们娴静地站在小伙的脚上，双手搂着他的腰；年轻的武士们双臂隔着姑娘的头伸过去，双手紧握长矛，竭尽全力，时而高举，时而插地。这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画：部族的少妇在年轻的丈夫怀抱里避难脱险；保卫她们的男子汉甚至让她们站在自己的脚上，以防毒蛇或地面上的其他险情。这个舞蹈持续几个小时，跳啊跳，舞蹈者的脸上泛起一种天使般的欣喜之情，仿佛他们每个人真都准备为了姑娘而万死不辞。

还有动人的舞蹈哩——跳舞的人们在篝火堆之间跳来跳去，领舞的连续作一系列的腾跃、前扑动作，手中的长矛嗖嗖地旋转……我相信这个舞蹈是以猎狮为原型改编的。

“恩戈马”夜会上有笛声、鼓乐声，也有歌声。歌手中有些是全国闻名的歌星，从远方特邀而来。他们的歌咏，与其说是唱歌，不如说是有节奏的吟诵。他们都是即兴歌手，随口编唱歌谣，配之以舞者迅速的、聚精会神的合唱。在夜间的旷野里，聆听那轻柔的歌声响起，聆听那有规则的复沓，那年轻的、有韵律的声调，是那么令人愉快。而后，当这些歌声彻夜不息地回旋，又伴随为加强效果而不时敲击的鼓声，就变得极为单调，出奇地折磨听觉，似乎让你欲听不能、欲罢也不能。

那时，最著名的歌手来自达戈莱蒂。他有一副清晰、洪亮的嗓子，本身又是一位出色的舞蹈家。他一边唱着，一边大步流星地走进或跑进舞圈中，每一步都是半蹲着身子。他将一只手掌捂在嘴角上，这也许是为了集中音量，但给听众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某种危险的信息秘而不宣。他的形象如同非洲的共鸣者。他常能随心所欲地调动听众的情绪。时而幸福愉快，时而战争般狂热，时而又笑得前仰后合。他曾唱过一支可怕的歌，一支战歌。歌声中——我感觉——歌手正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动员打仗，向人们宣讲屠杀与抢掠。要在一百年前，这支歌会使白人移民的热血冷却下来。但一般说来，歌手并不那么可怕。有一晚，他唱了三支歌，我请卡曼坦给我翻译。第一支歌是幻想曲，随着歌声，全体舞蹈者恍若登船向佛拉依亚进发。第二支歌，卡曼坦对我解说，全是赞美年老的妇女、歌舞者的母亲与祖国的。这支歌，我们听来很亲切，歌词很长，一定是细细地叙说那些掉牙秃顶的吉库尤老太太的智慧与慈祥，她们正坐在舞圈中央的篝火堆旁倾听着，不时地颔首。第三支歌很短，却激起了每个人朗朗的笑声。歌手不得不加强他的高音以压倒笑声。而他自己，唱着唱着，也不禁开怀大笑。那些老太太们，在歌曲中受到如此的奉承，不由眉开眼笑，拍拍自己的屁股，张大嘴打哈欠，好似鳄鱼一般。卡曼坦不愿意翻译这首歌，他说这很无聊，只简略地提了两句。歌的主题很简单：在一次流行瘟疫后，凡上交给区办公室一只死耗子，政府都按定价予以收购。歌词说的是到处逮耗子，耗子只好躲到老太太与年轻妇女的床上避难而发生的一切。歌中的细节一定很有趣，可惜我不得而知。卡曼坦本人一边很勉强地为我翻译，一边不时地露出苦笑。

在一次“恩戈马”夜会上，发生了富有戏剧性的事件：

那一回的夜会是饯行宴会，是专为我赴欧洲短期访问举行的。那年我们的收成不错，夜会排场很大，约有一千五百名吉库尤人参加。舞蹈已进行了几小时。我走出门，想再看一会儿就上床休息。他们给我放了一把椅子，背对着仆人的住房，有两个老佃农陪着我。

突然间，舞圈里发出一阵骚乱，那惊恐的动作，那奇异的声响，犹如大风吹过一堆灯芯草。舞蹈的节奏渐慢，但还没停下来。我问一个老人出了什么事，他压低声音急促地答道：“马赛依瓦拿库加。”——马赛依来了。

这消息该是一个奔跑者传递的，因为有好一会儿没发生更大的动静。也许吉库尤人把话传过去，可以接待这些不速之客。对马赛依人来说，参加吉库尤人的“恩戈马”是违法的。因为在过去，这类事常引起太多的麻烦。我的仆人们都赶来了，站在我椅子边。每一个人都将目光投向舞场的入口处。终于，马赛依人进来了，舞蹈戛然而止。

十二位年轻的马赛依武士步入舞场。走了几步后，他们停下来，稍稍等候，目不旁视。他们对着篝火眨巴眨巴眼睛，除了武器与华美的头饰之外，他们一丝不挂。其中一位戴着战时武士用的狮皮头饰，从膝盖到脚趾，涂上了一道宽宽的猩红色带，仿佛鲜血顺大腿淋漓而下。他们双腿笔直地挺立着，脑袋微微后仰，静默无声，出奇地严肃。他们的神态既有征服者的，又有被征服者的。似乎能觉察到，他们来“恩戈马”夜会并非出于本意。羊皮鼓单调的节拍飞越河面，飞入马赛依保护区。“哒姆，哒姆”不停息地敲着，敲着，敲乱了那边年轻武士的心。这十二个人再也抵御不住鼓乐的召唤了。

吉库尤人也被深深激怒了，但还是彬彬有礼地接待客人。庄园的舞蹈领队欢迎他们进入舞圈，他们沉默着站好了自己的位置。舞蹈又开始了，但却失去了刚才的气氛，空气变得凝重了。鼓乐更响，节奏更快。倘若“恩戈马”能继续下去，我们一定会观赏到某些惊人的表演，吉库尤人和马赛依人会竭力向对方显示自己舞蹈的技巧与活力。可惜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有些事情，即使以每一方的善意都理解不通。

我也不知怎么回事。蓦然见到舞圈晃动了，冲垮了，有人高声尖叫。刹那间，我跟前的一切都乱了，人们奔跑着，拥挤着。击拳声，身体倒地声隐隐传来。我们的头顶上，夜间的空气因飞舞的长矛而震颤。我们都站起来了，连舞圈中央的明智的老太太们也都趴在柴堆上看个究竟。

当情绪平静下来，狂乱的人群又一次消散时，我发觉自己被围在当中，四下只有一小块空地。两个老佃农朝我走来，勉强地把发生的事情讲了一下：是马赛依人违反了法规。现在的情形是，一个马赛依、三个吉库尤重伤，“砍成碎片了”——用他的话说。他们认真地问我乐意缝合他们的伤口么——不然的话，谁都得惹出“赛里卡里”——政府的麻烦。我问老人格斗者什么地方被砍断了。“脑袋！”他骄傲地答道，带有一种土著临危不惧的个性。此刻卡曼坦匆匆赶来，手里拿着穿了长线的织补针和我的顶针。我仍犹豫不决。就在这时，老阿瓦鲁走上前来，他在坐牢的七年中学得一手裁缝手艺。他一定是找机会一试身手，显示技艺，竟然自愿接下这一病例。人们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他身上。他确实将伤口缝合了，而且伤者在他手下恢复了健康。他在此后大肆炫耀这一成功，但卡曼坦对我说，肯定当时脑袋并没有分离。

因为马赛依出席舞会是非法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将受伤的马赛依藏在专门安置白人来客的佣人住房里。在那里，他复元了；他终于从那里消失了，连对阿瓦鲁说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我想，对马赛依来说，被吉库尤人击伤并治愈，是从心底里难以接受的。

在“恩戈马”之夜快破晓时，我走出去询问伤员的情况，看见在凌晨灰蒙蒙的天色中，篝火仍在微微燃着。一些吉库尤青年正围着火堆，在一位年迈的妇人——瓦依那依那的母亲指导下，跳跃着，将长棍插入余烬之中。原来他们正发出一种符咒，以防马赛依人获取吉库尤姑娘的爱情。

索马里妇女

有一批来客在庄园里很有影响，但我不便写得太多，她们讨厌这样。她们是法拉赫家的女人。

法拉赫结婚时，从索马里带回了他的妻子，伴随而来的是一小群微微发黑的“鸽子”，活泼而又温柔：他妻子的母亲和妹妹，还有从小在她家长大的小表妹。法拉赫告诉我，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在索马里，婚姻由家长做主安排，年轻人的名声、财富、生育能力都在考虑之列。在那些名门望族中，新娘、新郎直到举行婚礼时才见面。但索马里是个骑士气概的民族，从不让他们的女人孤苦无援。按礼节，新婚的丈夫要在婚礼后去妻子家里住六个月，在此期间，新娘仍保持女主人的身份，在家中具有权威。有时候新郎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新娘的女眷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陪伴她来到男家过一段新婚生活，尽管这样做对她们意味着远离故土，四处漂泊。

在我家里，索马里妇女的圈子后来又添了一个自幼丧母的索马里小女孩。她是法拉赫领养的，我想，他未必没有一点念头，想在小姑娘将来结婚时捞一点实惠。这女孩出奇地聪明、活泼。有趣的是，随着她长大，你可以看到那些索马里女人是怎样手把手、一丝不苟地将她培养成一个合乎礼仪的处女。她刚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时才十一岁，常摆脱家里的控制，到我这儿来围着我转。她骑上我的小毛驴，扛起我的枪，她与吉库尤的“托托”们一起跑到池塘边；她提着裙子，光着脚丫，绕着挂网的灯心草河堤快步小跑。通常，索马里小姑娘的头发都剃了，只剩下一圈乌黑的卷发，头顶上打个长长的发结。这发型挺美，给孩子带来一种非常快活而又恶作剧的小僧侣的神采。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在大姑娘们的熏陶下，她变了。她本能地为变化的过程所迷惑、所支配。就像双腿被系上了重物，她不得不缓缓地迈步，缓缓地走路。她学着最佳的姿态，将眼睛往下瞥。她在陌生人来到时起身回避，并以此为尊贵。她的头发不再剪掉，留到够长时，就像其他姑娘那样分开、梳理，编成一根根小辫。这位见习修女，严肃、自豪地献身于神圣的礼仪。这使人感到，她宁肯不活，也不能在礼仪上有半点差错。

那位老太太，法拉赫的岳母——据法拉赫告诉我——她在国内以教育女儿有方而深受崇敬。在故里，她们被公认有风度，是少女的典范。果然名不虚传，眼前是三位最高贵、最端庄的青年女子。我再没见过更具女性风采的女士。她们的衣着又使其少女之温柔更为楚楚动人。她们穿着雍容、宽松的长裙。我清楚——因为我常给她们买丝绸或花布——一条长裙得用十码料。在这些宽大的衣料之中，她们细长的双腿以一种曲折而又神秘的节奏移动。

“你高贵的双腿腾跃着，追逐着

暗淡的欲望在旋转中更为困惑

如同两个巫婆

将黑色过滤，又翻转在深瓶里”

老母亲本人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身板健壮，具有母亲那种温和宁静的性格，强而有力，自信，又乐善好施。我从未见过她发脾气。教师们、学究们真该嫉妒她，嫉妒她那极富感召力的内在素质。在她的手中，教育既非强迫的，亦非苦涩的，而是一种崇高而伟大的耳提面命——她的学生们以接受其神秘的教诲而感到荣耀。我在树林里为她们盖的小屋是一所小型的白魔法(种)中学。这三位年轻的姑娘，何等轻盈地行走在林间小道上，就像三个年轻的巫士，正在尽心努力学习。待学业告终之际，那巨大的神力将属于她们。她们以志同道合的精神竞相争优，正如你身处市场上，你的价格任凭人公开评议，竞争具有坦率、诚挚的特色。法拉赫的妻子的价值，不再悬而未决。她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就像一个已经取得巫术奖学金的好学生。也许人们在观察她与老巫师的秘密谈话，这样的荣耀，一般姑娘们是永难享有的。

所有的年轻女人对自己的价值总是估计甚高。一位伊斯兰处女不可能嫁给低于自己的男人，这样的事会给她的家庭招致最严厉的谴责。男人则可以娶低于自己的女人——那对他再好不过——年轻的索马里男子就以娶马赛依老婆闻名。但是，虽说索马里姑娘可以嫁到阿拉伯半岛去，而阿拉伯姑娘却不能嫁到索马里来，因为阿拉伯人与先知的关系更接近，种族更优秀。就是在阿拉伯人内部，属于先知家庭的少女也不能嫁给外家族人。依照她们性别的长处，年轻的女人可以要求一个上等的社会生涯。她们自己毫无杂念地将这一原则与纯种种马场的原则相比，因为索马里人很看重母马。

到了我们之间十分熟悉时，姑娘们问我她们听到的是否正确——欧洲一些民族，无代价地出嫁自己的女儿。她们甚至还听说，但不可能理解这样的观点：有一个民族如此腐败，因为嫁姑娘而要支付给新郎一笔款项。呸！真羞死人——这样的父母！真羞死人——这样屈从的姑娘！她们的自尊哪里去了？对妇女、处女的尊重又哪里去了？这三位姑娘愤愤地说，如果她们出生于那样的民族，宁可终身不嫁。

我们那时在欧洲，可没有机会学习少女自视高雅的技巧，从那些故纸堆里，我也捕捉不到其魅力。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祖父、曾祖父当初是怎样被迫委曲求全的。索马里的习俗同时又是一种自然需求，一种精美的艺术。它渗透着宗教、策略，又有如芭蕾舞剧。人们执著地、灵巧地、一丝不苟地将它运用于各个领域。这种习俗最妙之处在于将对立面置于自己的掌心，随意摆弄。在辩驳的永恒原则背后，却不乏慷慨之举。在卖弄学问的背后，又有多少滑稽可笑之事，以及对死的轻视。这三位好战民族的女儿，通过了一本正经的礼教仪式，仿佛刚跳完盛大而优雅的军事舞蹈。她们口中的奶油尚未化尽，她们也不会休息，除非品饮了敌人心脏之血。她们酷似三只披着羊皮的残忍的小母狼。索马里人是坚忍的民族，在沙漠与大海中经受磨炼。生活的重负、紧张的压力、滔天的白浪、久远的岁月，自然而然地将索马里妇女锤炼为如此坚硬、如此光彩夺目的琥珀。

这些女人将法拉赫的房子收拾得如同游牧民族的故居——墙上挂着许多壁毯与绣花罩单——他们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搬迁。熏香对于他们是家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索马里香的很多品种都十分令人神怡。在庄园的日子里，妇女我见得很少。一天将尽，暮色之中我习惯于与法拉赫家的老太太、姑娘们安静地小坐一小时。

她们对一切都感兴趣，一点小事也会使她们高兴不已。庄园里的小灾小难、当地的趣闻轶事，都能令她们笑声不绝，有如房中的铃铛奏出和谐的乐声。我打算教她们编织毛衣时，她们又是咯咯笑个不止，好像是观看滑稽木偶戏似的。

她们的纯真无邪之中，不带有无知或轻视。不论是接生小孩，还是料理丧事，她们都帮着忙活，并冷静自若地与老母亲商量有关的细节。有时，为了让我消遣，她们就讲类似《天方夜谭》的神话故事，都是喜剧风格的，对爱情的处理十分坦率、诚挚。这些故事的特色都是：女主角，不管是否贞洁，都强似男性人物，以胜利而告终。那位老母亲坐着，听着，脸上漾出几许笑意。

在这个封闭的女性世界里——不妨这么说——在它的高墙与防御工事的背后，我感到了一种伟大理想的存在。若无这种理想，卫士就不可能如此豪侠般地巡行。那理想便是百年盛世——女人取得至高至尊的地位。在那样的时候，老母亲就换新貌了，她将坐在王位御座上，犹如远古时代——先知的真主之前——威力赫赫的女神，作为庞大的、黑色的象征。姑娘们对她一直敬重之至，但她们毕竟是讲求实际的人，一只眼睛还盯着现时的需要，随时都可以接受娱乐。

姑娘们好打听欧洲的风俗，对于白人女子的风度、教育、衣妆的介绍，听得都很仔细，仿佛全神贯注地要汲取远方的男人如何被征服、如何变得低三下四的知识，以充实她们的战略教育。

她们的衣服在生活中可谓举足轻重。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就她们而言，衣服同时也是战争的物资、战利品、胜利的象征，犹如征服者的旗帜。她们的丈夫，本性上是克己的，对吃喝玩乐无所用心，其坚强与博大，如同他的祖国，唯有女人是他的奢侈物。在女人面前，他贪婪而永不满足。女人是其生活中最高财富。马匹、骆驼、牛羊，都可以列为财富，且令人思慕，但这些东西决然超不过妻子的分量。索马里妇女对丈夫个性的两种倾向予以鼓励，对男人身上的任何软弱之处，她们严加训斥，同时又以极大的自我牺牲来提高丈夫的价值。除了自己的男人，她们连一双拖鞋都不收受，她们不属于自己，而必须从属于男性：父亲、兄弟或丈夫。但她们依然是生活中众人争求的最高奖品。叫人惊讶的是，为了双方的体面，索马里妇女从男人那里得到很多丝绸、黄金、琥珀及珊瑚。那漫长而紧张的商旅，那千辛万苦、出生入死，那种种心机、久久忍耐，到头来都化为奉献给女人的服饰。那些尚无可榨取男人的姑娘，则在她们帐篷似的小闺房里精心梳理那美丽的卷发，期待着有朝一日去制服征服者，去敲诈勒索者。她们擅长互相借穿华美的服装，乐于打扮小妹妹——她穿上已婚姐姐最好的衣装，该是美中之美。她还说笑着戴上镶金的头饰——这在习俗上是不许处女佩戴的。

索马里人命里注定是诉讼人和常年冤家。我们几乎没有一桩案子不需要法拉赫多次奔赴内罗毕或出席庄园里的部族会议。在这些时候，老太太见到我便滔滔不绝地告诉我案子的情况，她的神情是那么安详而明智。她可能已问过法拉赫。法拉赫很敬重老岳母，凡她想知道的，都照实告诉她。但我想，她是从外交手腕上另辟蹊径，了解到情况的。在这方面，她依然能保持——只要她认为合适的话——女人对男人事务的无知，女人理解男人的话的无足轻重。如果她提出建议，就必定以女巫的神态表达，神妙而富灵感，没人能让她承担责任。

逢到庄园里索马里人集会或重要的宗教庆典，妇女们在安排活动、准备饭菜方面，尽可大显身手。她们本人既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清真寺，但人人雄心勃勃，志在宴会的丰盛与成功。就是她们之间，也不透露各自心中的设想和打算。每当这种时候，索马里妇女总使我深深地怀念起我家乡的老一辈，我心中浮现出她们忙得不可开交的神情，拥挤在又长又窄的车厢里的样子。我母亲、祖母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妇女——性情善良的野蛮人的文明奴隶——也无一例外地在那些盛大、神圣的男性节日里大显身手。男人的节日有猎野鸡节、秋季大狩猎，等等。

世世代代以来，索马里人是奴隶主，索马里妇女与土著和睦相处。她们的处世哲学是明哲保身，平稳随和。对土著而言，为索马里人或阿拉伯人服务，较之为白人服务的难度小些，因为有色人种的禁忌处处都是一样的。法拉赫的妻子在庄园里的吉库尤人中颇有威信，卡曼坦多次告诉我，她很聪明。

对于常来庄园小住的我的白人朋友，如伯克里、戴尼斯，索马里少妇们也很友好。她们常谈论这些人，对他们出奇地了解。一旦遇到伯克里或戴尼斯，这些小姑娘会双手抚着裙子的皱褶，以妹妹的口吻与之交谈。但关系毕竟很复杂，因为伯克里、戴尼斯他们都有索马里仆人，这些男仆是姑娘们一辈子都不能结交的。只要贾马或比里亚——戴头巾，黑眼珠，身材瘦削——在庄园里一出现，我的索马里姑娘们便随即消失，一点踪影都不现。若是这种时候她们想见我，会悄悄地来到房角前，扯起长裙一角遮住脸。英国朋友说，他们很高兴得到姑娘们的信任，但在他们的内心，我相信，对于被奉为如此正派无邪，多少有点受宠若惊。

有时，我带着姑娘们去兜风、访友。每一次我都小心翼翼地请教老太太，这样做是否符合规矩，因为我不想让她们如狄安娜(时)①面容那般纯洁的名声沾上灰尘。在庄园的一隅，住着一位已婚的澳大利亚少妇，那几年一直是我的一位可爱的邻居。她常邀请索马里姑娘去喝茶。那可是非同一般的场合，她们打扮得像一束鲜花那么漂亮。在我们驶向澳大利亚邻居家的路上，我后面的车厢就像鸟笼似的，嘁嘁喳喳不停。姑娘们对房子、对服饰，甚至对我朋友的丈夫——他正在远处骑马或犁地——都饶有兴趣。上茶时，我发现只有已婚的姐姐及其孩子能享用。姑娘们禁茶，因为茶太兴奋。她们只能尝几块饼干，而品尝的风度优雅而端庄。大家议论那个随我们一起来的小女孩是否能用茶，抑或已到了喝茶危险的年龄，已婚的大姐姐认为她可以喝茶，但女孩却瞥了我们一眼——深沉、自豪的一瞥，拒绝喝茶。

这位小表妹是个爱思索的姑娘，长着一双红棕色的眼睛。她能读阿拉伯文，会背诵《古兰经》的一些片断。她精神上正处于神学的转折。我常与她讨论宗教，也谈及世界的奇迹。从她那里，我听到了约瑟与波蒂法尔妻子的故事的真正解释。她承认基督耶稣是贞女所生，但不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上帝不可能有肉体的儿子。玛丽亚，处女中最可爱的一个，在花园漫步。天主派遣的大天使用羽翼碰了她肩膀一下：她受孕了。一天，在争辩中我给她看了印有哥本哈根大教堂里由索凡尔逊雕塑的基督神像的明信片。从此，她温顺而入神地对救世主发生了感情。她永远听不够耶稣的故事，每当我讲述时，她感叹着，脸色也随之变化。她对犹大很关切——他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有此等人——她本人唯有剜了犹大的眼睛才高兴。这真是一种极为热切的情感，令人感到奇异而爽神，犹如索马里人屋里焚的熏香，采自于远山上墨绿的树木。

我曾询问法国教士，能否带我的穆斯林少女来教会。他们友好而快活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兴奋地期待着有好戏可看。一天下午，我们驱车到了那里，一个接一个，肃穆地步入阴凉的教堂。她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建筑，仰望时，双手捂着脑袋，以防高楼坍塌砸在身上。教堂里有许多塑像，除了在明信片上，她们生来从未见过这些东西。法国教会有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玛丽亚塑像，是白色、浅蓝色，一手持百合花。圣母像旁是圣约瑟的塑像。他的一只手臂上托着圣婴。在这些塑像前，姑娘们目瞪口呆，圣母玛丽亚之美令她们感叹不已。关于圣约瑟，她们早已了解，并对其评价甚高——如此忠诚的丈夫、圣母的保护者，此刻她们投之以感激的目光，因为他也为妻子抱小孩。法拉赫的妻子那时正盼望生儿育女，在教堂一直守在圣像旁。教士们为教堂的窗子颇为得意，是用仿彩色玻璃的花纸糊成的，象征着基督的激情。小表妹对这些窗子入了迷。她在教堂巡视时，眼睛老不离窗子，扭着双手，屈着双膝，似乎处在十字架的重负之下。在回家的路上，她们很少说话。她们担心，我想，怕提任何问题而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只是在几天后，她们才问我，教士们能否将圣母或圣约瑟从底座上招下来。

小表妹从庄园出嫁了，住在一幢漂亮的平房里——那时没人住，我借给索马里人的。婚礼可谓壮观，持续了七天。我出席了首场仪式——一队妇女唱着歌，领着新娘去迎接唱歌的男队，他们给她送来新郎，直到那一刻，她还没有见到过她的新郎。我不知道她是否将他想象成索凡尔逊手下的基督形象，也不知她是否模仿那些骑士传奇，孕育着两个理想，天堂之爱与人间之爱。在那一周里，我不止一次驱车到她家。不论我什么时间到达那里，她家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息，缭绕着新婚的香气。短剑舞，还有种种妇女的舞蹈，正跳得情深意浓；老人们正在做着牲口大交易；礼枪在鸣放；骡车马车往来不息。夜晚，在走廊防风灯的光亮下，车上车下，屋里屋外，阿拉伯、索马里的种种最美丽的花布飘拂着，闪掠着：洋红、紫红、苏丹褐、玫瑰红，还有桔黄色。

法拉赫的儿子生在庄园里，名叫艾罕默德，小名唤萨乌费，其意——我想是“锯子”。在他的小心眼里，任何吉库尤小孩都不在话下。他还是小不点儿的婴儿时，裹在襁褓之中活像一粒橡树籽，几乎没有什么躯体可以支撑他那黑黝黝的圆脑袋。当他笔直地坐起来，直视你的面容，你抱起他，他就像你掌上的一只小猎鹰，又像你膝上的一只小雄狮。他继承了他妈妈的开朗性格。当他能蹒跚地迈步跑动时，他成了一个快活的大探险家——在庄园年轻土著的世界里，他具有广泛的影响。

庄园逃亡之夜

有一个逃亡者，来庄园只住一夜就走了，一去不复返。从此，我时常想起他，他名叫埃曼纽松，一个瑞典人。我初识他时，他在内罗毕一家旅馆里当管事。他是个胖墩墩的小伙子，脸儿红红的，圆乎乎的。我在那家旅馆吃午饭时，他习惯于立在我椅子旁边，用一种古老国度的圆润声调应和。我与他就在那儿熟识起来。他总是那么絮絮叨叨，以至于有一度我不得不换到另一家旅馆去进餐——这在当时，是我们在城里仅有的两家旅馆之一。那时，我只能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他好像有一种天赋，陷自己于纠葛之中。他的爱好、他对生活乐趣的见解也与众不同，异乎寻常。因而，他与居留在肯尼亚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合不来。一天下午，他突然出现在庄园，显得颇为烦恼与惊恐。他求我借一笔钱给他，以便马上动身去坦噶尼喀(的)①，不然的话，他自信会被抓进监狱去。要么是我的帮助为时过晚，要么是埃曼纽松耽搁在其他事务上了，没过多久，我听说他已在内罗毕被抓起来了，但他没有蹲班房，而是从我们视野里消失了一阵子。

一天晚上，我骑马回到家，天色很晚，星星已出来了，我忽然看见我房外的石头上，有个男人正守候着。那是埃曼纽松。他以亲切的语调向我宣告：“巴伦夫人，瞧，流浪汉又来了。”我问他怎么会在我家门口相遇，他告诉我，他迷了路，被引到我的宅邸来。他应当赶哪条路去坦噶尼喀？

这不大可能是实话——去坦噶尼喀的路是一条大公路，很容易找，而我的庄园并不在路边。打算坐什么去？我问他。准备步行去，他回答。我又说，那对任何人都办不到。那意味着在马赛依保护区穿行三天，没有水喝，而狮子正闹得凶。就在那一天，马赛依人还抱怨过狮害的情形，要我出去为他们射杀一只。

是的，是的，埃曼纽松清楚这一切，但仍要徒步去坦噶尼喀。因为此外他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这会儿，他迷了路，不知能否打扰我，在庄园里吃顿晚饭，住一夜，明天一早就上路。要是我有所不便，他就即刻趁星夜明朗兼程而去。

我跟他谈话时，仍骑在马上，隐隐地暗示他并非我家的客人，我不愿他与我共进晚餐。但从他言谈话语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也不指望我一定会邀请他。他对我的好客程度及他恳求的分量并不抱有信心。在屋外的黑暗之中，他是一个孤苦的人物，一个没有朋友可求的人物。他这种恳求的模样所起的作用，不是挽回他的面子——那已成为过去，而是给了我下台的台阶。如果我拒之于门外，也并非不仁，而可说完全在理。对一个遭受捕猎的动物，这是一种礼节。我把仆人叫来牵着小马，从马上跳下来。“进来吧，埃曼纽松，”我说，“你可以在这里吃晚饭、住宿。”

在灯光下，他的形象真可怜。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长大衣，这在非洲没人会穿。他没刮脸，也没理发，那双旧鞋已经开了口。他两手空空，什么行李也没有。我似乎是在扮演将一头活山羊奉献给天主的教士，又把它赶到旷野里去。我觉得这会儿需要喝点酒。伯克里总是使我家不断酒，前不久刚给我送来一箱十分稀贵的法国勃艮第葡萄酒。我吩咐朱玛开一瓶送来。我们坐下来用晚餐，埃曼纽松的酒杯斟得满满的，他一口干了半杯，把剩下的酒放在灯前，凝神注视良久，那神态就像聆听音乐一样。“名酒，名酒，”他说道，“这是一九○六年入窖的。”此语非虚，我对他陡生敬意。

此外，他没有多少话题，我也不知跟他说些什么好。我问他何以弄到这个地步——什么工作都找不到。他说这里人搞的行当他一窍不通。他已被旅馆解雇，何况他也不是真正科班出身的管事。

“你懂点会计么？”我问。

“不，一窍不通。”他说，“两个数相加，我总犯难。”

“你懂点畜牧么？”我继续问。

“是牛么？”他问道，“不，不，我怕牛。”

“那你会开拖拉机么？”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希望之光：“不会，”他说，“不过我想我能学会。”

“但不是拿我的拖拉机来学，”我说，“埃曼纽松，你告诉我，你一直干些什么？你在生活中究竟干哪一行？”

他站起来，直挺挺的，“我是干什么的？”他叫道，“奇怪，我是一个演员。”

我心想，我的天！我完全无力对这位迷路的人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现在该谈谈广义的人生了。

“你，是演员？这是一个好职业。你在舞台上喜欢扮演什么角色？”

“噢——我是一个悲剧演员，”埃曼纽松说，“我喜爱的角色是《茶花女》里的阿曼德，《群鬼》里的奥斯瓦尔德。”

于是，我们议论起这两出戏，谈及我们在这两出戏里看到过的演员，谈及我们对表演的看法。埃曼纽松环视了一下室内：“你这儿没机会搞到易卜生的剧本么？要有的话，我们可以合作表演《群鬼》的最后一幕，如果你不介意扮演欧文夫人的话。”

我可没有易卜生的剧本。

“但也许你还记得住，”埃曼纽松还在挽救他的计划，“我自己从头至尾能背诵奥斯瓦尔德的全部台词。最后一幕极佳。你知道，真正的悲剧效果，是不可能磨灭的。”

屋外星光灿烂，好一个温暖而晴朗的月夜。大雨季不太远了。我问埃曼纽松是否真的打定主意去坦噶尼喀。

“是的，”他回答，“我要去的，现在我得给自己提台词。”

“你幸好没有结婚。”

“是，是，”他嗫嚅着，过一会儿又谦卑地补充说，“可是我已经结过婚了。”

言谈之中，埃曼纽松抱怨，在外面，白人没法和土著竞争，他们太廉价了。“要是在巴黎，”他说，“我总能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份工作，比如在这家或那家咖啡馆里混个招待当当。”

“那你为什么不留在巴黎，埃曼纽松？”我问他。

他迅速地扫我一眼，“巴黎？”他说，“不，不，说实话，我不干。我离开巴黎正是时候。”

埃曼纽松在世界上有一个朋友，那天夜晚他多次提及。似乎他只要再遇到这位朋友，一切将会改观，因为那人既富有又慷慨。他是一个魔术师，周游世界。埃曼纽松最近得到的消息是这位朋友正在旧金山。

我们不时地谈及文学、戏剧，而后又回到埃曼纽松的前程上来。他给我讲他的本国老乡在这里是怎样一个个地背叛他。

“你处在困境之中，埃曼纽松，”我感慨道，“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想出比你更走投无路的任何一个人。”

“是的，我自己也这么想。”他说，“但有一点，我近来想到了，可能你还没想到：总有人——不是你就是我——要受最大的罪。”

他喝干了那瓶酒，把杯子稍稍往外推了推。“这次旅行，”他说，“对我来说是一种赌博，不是红就是黑，成败在此一举。我有机会摆脱困难，我甚至可以摆脱一切。另一方面，我要是到了坦噶尼喀，我就可能有转机。”

“我想你一定能到达坦噶尼喀，”我说，“你可以搭公路上来往的印度人的卡车。”

“是的，但是有狮子，”埃曼纽松顿了顿，“还有马赛依人。”

“你信上帝么，埃曼纽松？”

“信，信，信，”他答道，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我说出了我要说的话，也许你会认为我是一个极端的怀疑主义者。说实在的，除了上帝之外，我绝对什么都不信。”

“埃曼纽松，我说，你有钱么？”

“是的，我有。八十分。”

“那不够，”我告诉他。“我这屋子里没有钱。但也许法拉赫有一点。”法拉赫有四卢比。

第二天清早，日出前，我叫仆人喊醒埃曼纽松，并给我们俩准备了早餐。夜里，我一直在想，我应该用车送他走完第一个十英里。对埃曼纽松来说，这无济于事，他还有八十英里要走。但我不愿看到他从我的门槛直接迈入他那吉凶未卜的命运。此外，我还想让自己在这一喜剧或悲剧中留下点痕迹。我给他装了一包三明治和煮得硬硬的鸡蛋，还送给他一瓶一九○六年入窖的佳酿，因为他识货。我想，这说不定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瓶酒了。

天亮后的埃曼纽松，显得像一个传奇行尸，其胡须在地下长得特别快，可是从墓穴中走出来时，却风度翩翩。我们驱车前行时，他十分镇静安稳。来到姆巴嘎西河另一侧时，我让他下了车。早晨的空气清新，天空一丝云彩都没有。他要向西南方向进发。我环视对面的地平线，太阳刚刚升起，暗中透红，像煮得很老的鸡蛋黄，我想着。再过三四个小时，它将变为白炽，在漂泊者的上空肆虐发威。

埃曼纽松向我道别，开始踏上征程，接着又折回来，再次向我告辞。我坐在车里，凝望着他。我在想，当他行进时，他会高兴有人在身后目送他。我相信，他那戏剧家的气质是那么突出，此刻，他一定深切而生动地感到自己正在离开舞台，正在消失，以他观众的眼睛，他会看到自己在离去。埃曼纽松出走了。这山峦，这荆棘树，这尘土飞扬的道路，难道不该予以怜悯，为他竖一块丰碑？哪怕只有一瞬间。

在晨风中，他的黑色长大衣飘卷在他的双腿上，酒瓶的长颈在一个口袋里露出来。我的心充满怜爱与感激之情。这种情感常从居家者的心头涌起，当他们想起那些徒步旅行者、世间的漂泊者，想起水手、探险家和流浪汉。当埃曼纽松登上小山顶时，他回过身来，摘下帽子向我挥舞。风吹得他的长发在前额飞扬。

法拉赫与我同坐车内，问道：“波瓦拿到哪里去？”法拉赫尊他为“波瓦拿”——先生，是因着他在我家留宿，显示了他是有身份的人。

“去坦噶尼喀。”我答道。

“走着去吗？”

“是的。”

“愿真主与他同行。”法拉赫祝福道。

整整一天，我老惦着埃曼纽松，还走到屋外，向通往坦噶尼喀的公路眺望。到夜里十点钟左右，我听到西南方隐隐传来狮子的吼声。半小时后，那吼声又传过来。我不知那狮子是否正蹲伏在那件黑色的旧大衣上。此后的一星期，我设法打听埃曼纽松的消息，还让法拉赫去问问他那些在坦、肯之间跑车的印度朋友，有没有见到埃曼纽松，或者从他身边驶过。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音讯。

半年以后，我惊奇地收到一封来自多多马①(年)的挂号信——那里我不认识任何人。啊，这是埃曼纽松寄来的！信中有五十卢比——那是在他最初试图离开肯尼亚时向我借的，还有四个卢比是还给法拉赫的。除了这笔钱款——这是我期望再次见到的世界末日的钱币——埃曼纽松还有一封充满感情、极富魅力的长信。他在多多马找到份差事，酒吧管事。不管是什么酒吧，反正混得不错。看来他具有感恩知报的天赋。那天晚上在庄园里的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信中还多次提到自己在这边有不少朋友。他详尽地叙述了他去坦噶尼喀的旅程。他对马赛依人作了很多好评。他们在路上发现了他，把他带回部落，给予热忱的款待，表现出伟大的仁慈。大部分路程，他们轮流和他结伴而行，轮回了多次。他写道，他对马赛依人也够意思，给他们讲了他在许多国家的历险故事，以至于马赛依人都不想放他走。埃曼纽松一点也不懂马赛依话，要表现他的“奥德赛(满)②”，他一定重新拾起了哑剧的技艺。

我想，无论是埃曼纽松向马赛依人求助、避难，还是马赛依人接待、帮助了埃曼纽松，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世界上真正的贵族与真正的无产者都理解什么是悲剧。对于他们来说，悲剧乃是上帝的基本信条、生存的基调——低音调。在这方面，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迥然不同，资产阶级拒绝悲剧，忍受不了悲剧，对于他们来说，悲剧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不愉快。白人中产阶级的移民与土著之间的许多误会皆源于此。表情严峻的马赛依人既是贵族又是无产者，在穿黑大衣的孤独漂泊者身上，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辨认出悲剧的轮廓，而悲剧演员，则在他们中间又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朋友来访

朋友们来庄园做客，是我生活之中的一大乐事，我的兴奋溢于言表，庄园上上下下无人不晓。

有一次，戴尼斯的长途旅行即将结束，一个早晨，我无意中发现有个马赛依青年站在我的门前——一条修长的腿支在另一条腿上金鸡独立。“贝达（戴尼斯的别称）正在路上，往回返，”他宣布，“两三天就到。”

当天下午，有个佃农的孩子从庄园外边赶来，在草坪上坐等，见我出来便说：“河边上有一群珍珠鸡。贝达回来，你要想为他打几只，等太阳下山我可以带你去。”

我的友人中不乏大名鼎鼎的旅行家。对他们来说，庄园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它已成为一个稳定的落脚点，无论什么时候来这里，都保持素有的风貌。他们的足迹散布在广袤的异域土地上，他们的帐篷在多少地方支起，又在多少地方被折断、倒伏。现在他们回来了，都乐意沿着我庄园的小径徜徉。这小径恰如行星的轨道，经久不变。他们愿意见到那些熟悉的面孔——我在非洲的整个期间，手下的仆人都没有变动。我身在庄园，向往远行；他们远行归来却渴望书籍、亚麻布床单，还有带百叶窗的大房间里的阴凉。篝火旁，他们一直沉湎于庄园生活的欢乐。他们一回来，就急切地问我：“你教会厨子做猎人蛋卷了么？”“上次邮班带来派特罗乞卡公司的唱片了么？”我外出时，他们也来这里逗留。我回欧洲访问的时候，戴尼斯就占用我的房子，伯克里则称庄园为“我的森林疗养地”。

作为对物质文明的回报，徒步旅行家们给我带回他们的猎获物。可制作巴黎皮毛大衣的花豹和猎豹皮，可制皮鞋的蛇皮与蜥蜴皮以及秃鹳羽毛。

为使他们愉快，在他们出门期间，我从破旧的名菜谱中挑出一些新鲜的菜试着做。我还设法让欧洲的花卉生长在我的花园里。

有一次在丹麦老家，一位老妇人送给我二十五个芍药球茎，我费了一些周折将它们带回肯尼亚——因为植物进口的规定很严。我栽下的芍药成活了，几乎当天就拱出了一丛丛深红色的弯曲的芽芽，不久便伸展成轻盈的叶片，又抽出圆圆的蓓蕾。第一朵绽开的芍药被称为“内穆尔公爵夫人(二)①”，这是一朵又大又白的单头花，丰满而高贵，散发出清新、甜美、馥郁的芳香。我把它剪下来，插在客厅里的小瓶中。每一个踏入客厅的人都要在花前驻足品评一番。为什么？因为它是芍药花！可是，此花开放不久，其他的蓓蕾都凋零了，我再也没有过第二朵芍药。

几年后，我同麦克米伦夫人的花匠谈及芍药。“我们在非洲种芍药尚未成功，”他说，“只有想办法让进口的球茎在这里开花，然后取它的种子，才能成功。翠雀花就是这样引进来的。”照此说来，我早该将各种各样的芍药引进肯尼亚了，而我的名字也早该和公爵夫人那样不朽了。可惜的是我毁了这已向我走来的荣耀，将那朵独一无二的花摘了下来泡进水中。多少次，我梦见那朵白芍药长势旺盛，我高兴之至，庆幸自己没有把它摘下来。

到我这里来的朋友们，有的来自内地的庄园，有的来自城里。修斯·马丁在土地局供职，他从内罗毕赶来为我消愁解闷。他很出众，精通世界经典文学。他这一辈子是在东方的文官生涯中平安地度过的。在那里，他还发挥了一种天赋，显得如同一个中国的弥勒佛。他把我称为“老实人(消)①”，而他自己则是庄园的“邦葛罗斯博士”。对于人类本性中的平庸与卑劣，对于宇宙之浩渺莫测，他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信念，并以此自怡——难道不该如此么？他往大靠椅上一坐，就懒得动弹。眼前有酒，脸上放光，他慢条斯理地宣扬自己的人生哲学，那思想的火花不时迸发出来，恰似物质与意识的磷光，倏忽而过，令人痴迷。这个胖家伙在人世随遇而安，在魔王那里又逍遥自在，魔王的信徒们在他身上盖下了清白的印记，较之主耶稣的许多信徒更受宠爱。

古斯塔夫·穆赫尔是一位大鼻子青年，来自挪威。他常像一只鹰似的在傍晚突然飞临我的宅邸——他自己的庄园在内罗毕的另一头。他是个出色的农夫，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的农活中帮助我，要比在肯尼亚的任何朋友出的力都多。他那种随时助人为乐的劲头，单纯得就像他分内的义务。在他看来，北欧人似乎理应和衷共济。此刻，他又急如星火地飞临庄园，活像火山爆发飞出的一块石头。他说在这个国度里，人们一味谈论牛群与剑麻，他都要发疯了。他的灵魂空虚而饥渴，他再也不能忍受了。一进门他就絮絮叨叨，直至午夜时分。他什么都说——爱情、共产主义、《圣经》、卖淫，等等。他吸着劣质烟叶，麻醉自己。他不想吃，也不想听他人的话。我要是插一句嘴，他会咆哮起来，气冲牛斗。那野性的小脑袋在空中乱撞。他内心有许多苦楚想摆脱，可他越说，那痛苦就越甚。到了半夜两点，他突然哑口无言，于是，稍稍平静地坐一会儿，脸上一副苦相，就像医院花园里一个恢复期的病人。接着，他就以可怕的速度一溜烟地驱车而去，准备再一次地抖擞精神，暂且也沉湎于牛群与剑麻之中去。

英格丽特·林斯特劳要是能摆脱一下自己在恩乔罗的农场、火鸡和花卉销售，也总是抽身来庄园小住一两天。她的父亲、丈夫都是瑞典军官。她皮肤白皙、心地纯正。她同丈夫带着孩子来非洲，原想作逍遥游，像搞一次野餐似的，可是为了赚点运气钱，置办了一片亚麻地。当时亚麻每吨售价高达五百英镑。可好景不常，这价钱一下跌到四十英镑，亚麻田和加工机器等同废物。这时，她全力以赴挽救庄园，支撑家庭。她规划了饲禽场、花卉种植园，像奴隶似的卖命干活。在奋斗中，她深深爱上了自己的庄园，爱上了她的牛群、猪群与蔬菜，爱上了土著，爱上了她自己的那一方非洲土地。她的激情是那么狂热，为了保住庄园，她简直能把丈夫、孩子都卖了。我和她在流年不顺之时曾抱在一起哭泣，为可能失去土地而忧郁。英格丽特来陪伴我，那真是快乐的时光。她具有瑞典农妇传统的那种宽厚粗犷的性格，活泼快乐而讨人喜欢。她那饱经风霜的脸庞总是笑容可掬，露出一排洁白坚固的牙齿。这种性格使瑞典人赢得了世人的偏爱。即使在悲哀之中，他们也能将一切归揽于自己的胸怀，如此豁达开朗，感人至深。

有一个吉库尤老头在英格丽特家帮佣、做饭。他名叫凯莫沙，常随女主人外出办事，将她的一切事务当作自己的事一样尽心照料。凯莫沙在花圃和饲养场里为英格丽特玩命干活，对她的三个小女儿，又像保姆似的接送于庄园与寄宿学校。我去恩乔罗庄园做客时，英格丽特告诉我，凯莫沙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也失去了对一切的控制力，操办了盛大得不能再盛大的宴会来招待我，还宰了许多火鸡，这是因为法拉赫的慷慨给他的印象太深了。英格丽特告诉我，凯莫沙把与法拉赫结交视为他生存的最大荣耀。

恩乔罗的汤普逊夫人与我素昧平生，却也来见我。医生通知她将不久于人世。她对我说，她刚在爱尔兰订购了一匹小马——跳马赛获奖者。马匹对于她，不管在世与否，都是生存的理想和光荣。而现在，医生谈话后，她也曾打算电告家里停止发运小马，可后来终于决定将它留给我——一旦她谢世。我没有太往心里想，然而，当她仙逝半年后，那匹小马——玻尔·鲍克斯却出现在恩戈庄园。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后，它证实了自己不愧是庄园最聪明的马。从外表看，它不太美，又矮又壮，比实际年龄显得老。戴尼斯常骑它，我却不太骑。但是就其机敏与谨慎，就其深知自己的使命而言，它从一群俊美而年轻的烈马之中脱颖而出，被肯尼亚的大富翁们挑出来，参加由王尔斯王子主持的卡贝坦跳马赛，并光荣获胜。它带着惯常的谦逊稳重的风采与表情，捧回来一枚银质大奖牌。在我们整整一周的焦虑不安之后，它在我家以及整个庄园激起了喜气洋洋的、征服与凯旋的热浪。六个月后，它不幸病死，安葬于马厩外的柠檬树下。多少人哀悼它，玻尔·鲍克斯的英名长年不朽。

布尔派特老先生，在俱乐部人称查尔斯大叔，常来与我共进晚餐。他是我的一位崇高的朋友，也是我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我们在一起十分自在。他曾经横渡赫勒斯滂海峡，也是最早登上曼德角山峰的旅行家之一。在他的青年时代——也许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是奥坦萝(尔)①的情人。他告诉我，奥坦萝将他毁了，又抛弃了他。我俨然是与阿曼德(的)②或格里沃克斯共进晚餐，他有许多奥坦萝的精美画片，很喜欢谈起她。

有一次，在恩戈庄园的晚宴上，我问他：“我见到奥坦萝的回忆录出版了，里面有没有你呀？”

“是的，”他回答，“我在里面，换了个名字，只是在书里。”

“她都写了你什么？”

“她写道，”他说，“我是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她，六个月花了成千上万镑钱，但我花得完全值得。”

“那你认为，”我笑了，“你的钱真花得那么值么？”

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说：“是的，完全值得。”

在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我、戴尼斯与他在恩戈山顶上野餐。我们一坐定便开始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可以有一对真的翅膀，永远不能卸下，我们是否愿意。

老布尔派特坐着，眺望着我们脚下那片广袤的国土，那恩戈山区的绿色土地，以及两边的大裂谷，仿佛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起飞。

“我愿意接受这对翅膀。再没有比翅膀更令我向往的了。”他沉吟片刻又说，“我想，要是我是一位女士，这个问题倒是需要考虑考虑。”

飞行记

戴尼斯在非洲，除了我们庄园没有另外的家。他狩猎的间歇住在我这里，书籍、唱机之类也留在这儿。每当他回到庄园，一切都向他敞开。庄园也会说话，如同咖啡园会絮语一样。当雨季的第一场新雨过后，咖啡花开了，湿漉漉的花朵汇成一片白垩般的云朵。我等待着戴尼斯归来，听到他的汽车声响亮地由远及近，我会听见庄园里的一切都在叙说真实的故事。戴尼斯在庄园是愉快的，他只有在想来的时候才来。庄园深谙他心中的一种品性——世上他人不理解的——谦卑。他干的都是自己愿意干的事，从不越轨。他的嘴也很严谨，从来不耍滑头。

戴尼斯的性格中有一点很值得我珍惜——喜欢听别人讲故事。我总以为在佛罗伦萨遭灾之际，我可以崭露头角。时尚更迭，听故事的艺术在欧洲失传了。非洲土著不识字，却依然保持这种艺术。你只要对他们讲个开头：“从前有个人，走在草原上，在那里遇上了另一个人……”就会把他们都吸引过来，他们的心运行在草原上那个人不可卜测的轨道上。而白人，明明感到该听那个故事，也不屑一听。要是他们安静下来，记不起马上要干的事，他们就会入睡。这些人会向你要点什么读读，会坐到深夜，沉浸于他们拿到的任何印刷品，甚至连一篇演讲都会读下去。他们惯于用眼睛摄取对外界的印象。

戴尼斯则常年用耳朵生活，较之读故事更愿意听故事。他来到庄园便会问：“你有故事吗？”在他出门游猎期间，我编了许多故事。多少个夜晚，他津津乐道，在火炉前铺上垫子，像客车车厢似的，与我一起席地而坐，盘上腿。他忽闪着明澈的双眸，聆听那些长长的故事，从头至尾，兴致勃勃。对故事情节，比我记得还清楚。在某个人物戏剧性地出现时，他会打断我说：“这人在故事开头就死了，不过没关系的。”

戴尼斯教我拉丁文，教我读《圣经》和希腊诗歌。他能背诵《旧约》大部分篇章，外出时总带着《圣经》，这在穆斯林中赢得了高度评价。

他还送我一台留声机，这真叫我快活。留声机给庄园带来新的生命，变成了庄园的声音——“哥鸲是林间空地的灵魂”。有时我在咖啡园或玉米田里，戴尼斯会不期而至，带来新的唱片，打开唱机。当我沐着夕阳，骑马归来时，美妙的乐曲弥漫在黄昏清凉的空气中，如一股溪流向我涌来，宣告他的到来。仿佛他一直在冲我大笑，像平时那样。土著们也喜爱留声机，常常站在房子周围倾听唱片中飞出来的音乐。有时我单独与他们在屋里，他们会点一支爱听的曲子，要我播放。真有意思，卡曼坦出于偏爱，总是要求欣赏贝多芬的C大调钢琴协奏曲。他头一次要我放这张唱片时，不知费了多少功夫才解释清楚他所需要的乐曲。

可我和戴尼斯的音乐趣味并不一致。我喜欢古典的作品，而戴尼斯，似乎有必要弥补其与时代的不和谐，在一切艺术领域里，他的兴趣是尽可能地具有现代感。他爱听最新潮的音乐。“我也喜欢贝多芬，”他说，“如果他不平庸的话。”

我与戴尼斯在一起，不论什么时候，都有幸遇上群狮。有时他出猎两三个月归来，正在大伤脑筋自己未能为欧洲客商捕获一只健美的狮子，恰好马赛依人来到我的宅子，求我出去打一只正在吃他们牛羊的雄狮或母狮。要是我和法拉赫赶到野外，在马赛依村落里宿营，守候狮子，或在清晨巡视，收获都不大，很少发现狮子的影踪。可是我和戴尼斯骑马出去，草原的狮群又好像总在附近一带恭候我们。有时野餐时能遇到，有时能见到它们走过干涸的河床。

一个元旦的清晨，日出之前，我与戴尼斯登上通往那罗克的新公路，路面很差，我们尽可能地开着快车。

头一天，有个朋友去南方赴狩猎会，戴尼斯借给他一支重步枪。到了夜里，他忽然想起来忘了向朋友交代步枪上的某个机关，弄不好会使微火触发器走火。他十分担心那个猎友不会操纵而误伤。于是我们想，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尽早出发，抄新公路在狩猎会之前赶到那罗克。路程有六十英里，穿过几处坎坷不平的地段。狩猎队跟着重载的汽车，走的是老公路，行进较慢。唯一的麻烦之处是我们不清楚新公路是否一直通往那罗克。

非洲高原的清晨，空气之新鲜、冷冽几乎是可以触知的。一种幻觉反复地萦回在你的脑际：你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暗暗的深水之中，沿着海底向前行走。你甚至不敢肯定你是在移动，那冲着你的脸吹来的寒流，也许是深海的涌流；而你的汽车，就像有点呆滞的电动鱼正蹲伏在海底，朝着前方目不转睛地亮着光闪闪的灯眼，一任海洋生物掠过身旁。星星如此之大，它们不是真正的星星，而是星光的反射，在水上闪闪烁烁。沿着你的海底之路，种种生物，色彩比其周围更暗，不时地出现、蹿跳，闪进长长的水草里，就像螃蟹与沙蟹夺路遁入细沙之中。光线越来越亮，在日出前后，海底升出海面，像一座新升起的岛屿。各种气味在你身边急速地回旋，有橄榄林新鲜的气味，有野草燃烧后的咸腥味，也有腐烂物令人窒息的气味。

卡努西亚，戴尼斯的仆人，坐在方匣般的车厢后排，他轻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肩头，指着右边。路旁，十二至十五码处，有一大堆黑糊糊的东西，俨若海牛憩息在沙滩上。它顶上不知有什么东西，在深水中搅和。过一会儿我才看清，原来是一头死去的大雄长颈鹿，看样子遭枪击有两三天了。长颈鹿系禁猎之物，事后我和戴尼斯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否定杀鹿之过。我们能证实在见到它时它已死去好几天了，虽然一直没有破获是谁、为什么枪杀它。在长颈鹿庞大的尸体上，一只母狮正津津有味地大嚼特嚼。此刻，它抬头耸肩，观望着跑过的汽车。

戴尼斯停下车，卡努西亚拿起他肩上的步枪。戴尼斯轻声问我：“我可以打它么？”——他在恩戈山历来是服从我的狩猎助手。我们那时穿越的地方，正是马赛依人到我住宅报告牛群接二连三地受害的地方。现在终于到了结束这头害狮的性命的时候。我点点头。

戴尼斯从车上跳下来，往后退了几步。这时候，母狮也蹿下来，躲在长颈鹿尸体后头。戴尼斯绕着长颈鹿跑了几步，站在射程之内，呯呯开枪。我没有见到母狮怎样倒下。当我下了车赶到那儿时，母狮已倒毙在一个黑色的大池塘里。

我们没时间剥下狮皮，为了及时赶到那罗克，我们必须迅速驱车前进。我们环视四周，记住了这个地方。长颈鹿的尸臭味是如此强烈，我们不至于在返程中错过。

但是，我们又行驶了两英里，前方没路了。修路工的一堆工具扔在那里。工具堆的另一边是一大片石头地，在清晨看上去灰蒙蒙的，似为人迹所未至。我们看看这堆工具，又望望那片石地，看来只有让戴尼斯的那个朋友靠自己的运气别出事才好了（事后我们得知他一直没有机会用那支步枪）。我们只好往回返。我们掉转车头，眼前东方的天空正映红草原和山峦。我们驶向东方，一路上谈论着那只母狮。

长颈鹿尸体渐渐出现在视野内，这回我们可看得一清二楚了——光线投在它的一侧——皮毛上散布着深色的斑块。驶近它时，我们发现一只雄狮站在它身上。距离越来越近了，我们的位置稍低于长颈鹿尸体。雄狮直立其上，面部光线暗淡，它身后的天空正燃得通红。好威武的雄狮，一缕狮鬃随风飘拂。我从车内站起来，雄狮的形象如此令人印象深刻。这时，戴尼斯说：“你该开枪了。”我从来不喜欢用他的步枪，那枪太长太重，后坐力太强。然而，这一枪却是爱的宣言，这步枪难道不该是口径最大的么？我开枪时，依稀感到狮子腾空而起，又伸腿扑地。我站在草丛中喘息着，为远距离命中而喜形于色。我绕着长颈鹿尸体盘桓，那里正是经典悲剧之第五幕，它们都呜呼哀哉了。长颈鹿显得出奇地庞大、严峻，四腿挺直，长颈挺直，腹部被狮群撕破。母狮仰面倒毙，面庞上还留着干号咆哮的表情，它是悲剧中的女角色。雄狮倒在离它不远的地方。这雄狮怎么不记取母狮命运的教训呢？它的脑袋埋在两只前爪间，那威武的鬃毛覆盖着它，犹如一件王室的大氅。它安息在一个大水塘中。此刻，晨光如此美妙明亮，这水塘竟染成一片猩红。

戴尼斯与卡努西亚卷起袖口，在日出的时候剥取狮皮。休息时，我们喝起红葡萄酒，吃着葡萄干和杏仁。我带了这么多食品在路上吃，因为今天是元旦。我们坐在矮草中，吃着、喝着。那两只死狮子离我们不远，剥皮之后显得那么健美：它们身上没有一丁点儿过剩的脂肪，每一块肌肉都是一道遒劲的曲线。它们无需任何装饰，它们从头至尾都是天生的风采。

我们坐着，坐着，骤然间一个阴影投在草地上，投在我的脚上。抬首仰望，在高高的蔚蓝的天空中，我能辨认出几只秃鹫在盘旋。我的心顿时轻飘飘的，犹如风筝系在一条细线上飞入高空。我即兴做诗一首：

苍鹰的影子在草原上盘桓，

飞向那远处蔚蓝的无名山峦。

斑马圆鼓鼓的影子，

一个个投落在它们潇洒的四蹄之间，

凝固着，一动也不动，

它们在等候黄昏，等候将四肢舒展；

等候草原上的一片瓦蓝，被夕阳涂染，

镀上砖红色，等候

去池塘边徘徊唱晚。

我和戴尼斯还有过另一场与狮子戏剧性的遭遇。实际上它发生于我们友谊的初期。

那是小雨季的一个早晨，尼考尔斯先生，一个南非人，那时是我的经理，火急火燎地赶到我的住房，告诉我夜间两只狮子来到庄园，咬死了我们的两头牛。它们闯进了牛圈的篱笆，把咬死的牛拖到咖啡园。其中一头牛被它们在园里大嚼一顿，另一头倒卧在咖啡树丛中。我要不要给他开个条去内罗毕搞点“士的宁”药来？这样他可以马上往牛尾上撒药，他认为那两只狮子当晚肯定还会来的。

我考虑了一下，我不愿意给狮子投放“士的宁”毒药。我告诉了他。他一听，不由从激动转为恼怒。这些狮子，他说，如果放任不管，它们下次还会来。它们咬死的公牛是我们庄园里最强健的工作牛。我们蒙受不起再多的损失。他还提醒说我的马厩离牛圈不远，不知我想到这一点没有？我于是解释，我无意在庄园养狮子，只是认为不应毒死，而应枪杀它们。

“那谁去开枪？”尼考尔斯问，“我不是胆小鬼，可我是有家小的人，我不愿无谓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的确，他不胆小，他是一个有勇气的小人。“枪杀并不明智，”他说。不，我说，我无意强迫他去打狮子，戴尼斯先生头晚来了，住在庄园，我和他一起去打。“噢，那行。”尼考尔斯说。

我返身进屋，去找戴尼斯。“来吧，”我对他说，“让我们去无谓地冒险一下。如果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得到任何价值。生活自由自在，谁想去死？”

我们下山去，果然如尼考尔斯所言，我们发现了咖啡园里的死牛。它健壮得令人想象不出狮子能触动它。狮子在潮软的地面留下深深的清晰的足迹，两只大狮子夜里来过这儿。顺着足迹，很容易便穿过咖啡园，跟踪到贝尔克奈普住房附近的树林。可待我们来到树林边时，大雨倾盆而泻，很难看清任何东西。无论草丛还是灌木林，我们再找不见狮子留下的踪迹了。

“戴尼斯，你以为它们今天晚上还会再来吗？”我问。

戴尼斯对猎狮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告诉我，狮子今夜会早早赶来吃掉剩肉。我们得给它们点时间，稳住它们。等九点钟我们下来到达现场，我们从行囊中取出手电筒，用于射击照明。他让我自己选择我做些什么，我宁可让他开枪，而自己在一旁为他打手电。

为了在黑暗中能顺路摸到死牛那里，我们裁了一些纸条，系在我们穿行的咖啡树两侧，并用白石子撒在我们走的道上作标记。这条道直通行凶现场。在尽头，离死牛二十码处，我们在树上系了一大张纸片。在这里我们停下来，打手电、射击。黄昏时分，我们拿出手电试了一下，电池的电不足了，光线太昏暗，可又没时间去内罗毕买新的，只好凑合着用。

那天正是戴尼斯生日的前夕。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忧心忡忡，流露出低沉的情绪——他至今在生活中未得到满足。我安慰他，也许在他生日之晨到来前，会有什么好事降临。我吩咐朱玛拿出一瓶葡萄酒准备我们回来喝。我一直在想那两只狮子：此时它们在哪里？它们正在过河么？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慢慢地、悄悄地走来么？小河中轻柔凉爽的水流正淌过它们的胸脯和两胁么？

九点整，我们出发了。

天还下着小雨，但有月亮。月儿不时地在高高的夜空透过一层层的厚云，露出朦胧的白皙的脸庞，淡淡地返照在百花盛开的咖啡园里。我们远远地路过小学校，那里灯火通明。

见此情景，我心中不由掠过一阵胜利、欣喜的波浪，我为我的村民感到骄傲。我想起了所罗门国王的名言：“懒散的人说，一只狮子正在路上，狮子是在马路上。”此时此刻，两只狮子正在学校门外，而我的学童们并不懒散，并未为狮子而弃学离校。

我们找到了做了标记的两行咖啡树，稍稍停了一会儿，便一前一后在树间穿行。我们穿着鹿皮软鞋，悄悄地走着。我因激动而有些摇晃、颤抖，不敢走得离戴尼斯太近，怕他觉察出我的兴奋，把我赶回家。可我又不能离他太远，因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需要我打手电。

不久，我们发现那两只狮子已在其猎物的尸体上大啖其肉。它们听到了我们的动静，或是嗅到了我们的气味，从牛尸体上下来，悄悄走进咖啡田里，仿佛是为我们让路。也许它们觉得我们过得太慢，有一只狮子在我们前方和右侧发出低沉、嘶哑的吼声。那声音如此低沉，以至我们把握不定是否真的听到了狮吼。戴尼斯停了一秒，头也未回地问我：

“你听见了么？”

“是的。”我问答。

我们又朝前走了几步，那沉沉的吼声又响起来了。这回直接来自右侧。“打上手电！”戴尼斯命令。这可不是一件易事，他个子比我高得多，我得将手电光打过他的肩头，为他射击及前方照明。我亮起手电，整个世界骤然间变成一个明亮灿烂的舞台，咖啡树湿漉漉的叶片闪着光亮，地上的泥块也清晰可见。

手电的光最先惊动了一只瞪着眼睛的小豺狼，模样很像狐狸。我继续晃动手电，这下照到了一只狮子。它迎面站着，显得很轻松，身后是黑沉沉的非洲夜色。一声枪响，就在我近旁。我毫无精神准备，甚至听不出是什么音响，像是雷鸣，又像是我的身子被推到狮子那头。狮子像块石头般地倒下了。“继续照！继续照！”戴尼斯冲我大叫。我挥舞着手电，挥啊挥，我的手颤抖得如此厉害，以至那光圈——控制着整个世界，在我的指挥下——跳起了舞蹈。我听到了戴尼斯在黑暗中的笑声。事后他对我说：“照见第二只狮子时，那手电光有点儿晃悠。”在电光舞的中央，是第二只狮子。它避开我们，半躲在一棵咖啡树后。当手电光扫到它时，它将脑袋转了过来。戴尼斯正好开枪。狮子倒在光环之外，可又站起来，进入光圈，踉踉跄跄地朝我们扑过来。第二颗子弹出膛，狮子发出一阵长长的、暴怒的呻吟。

非洲，在刹那间变得无穷寥廓，而我与戴尼斯站在非洲大地上，显得无限渺小。在手电光之外，除了黑暗，还是黑暗。在黑暗之中，两个方向陈放着两只狮子的尸体。天空中细雨霏霏，当那深沉的吼叫消逝之际，任何动静都没有了。狮子安详地躺着，脑袋侧向一边，似乎是一种厌恶的姿势。就这样，咖啡田里有两只死去的大动物，夜的沉寂笼罩着一切。

我们向狮子走去，步量着距离。从我们站的地方到第一只狮子是三十码，离另一只狮子二十五码。它们都是发育完全、年轻、健壮的雄狮。这一对亲密的朋友，进出山峦，周游草原，形影不离。昨天刚作了惊险的壮举，而今却因这壮举而丧生。

这时，所有的学童都从学校出来，涌向通道，看见我们便停下脚步，低声呼叫：

“姆沙布，是你在那里么？是你么？姆沙布，姆沙布？”

我坐在一只狮子身上，大声应道：“是的，是我在这儿。”

于是，他们走过来，壮着胆提高了声音：“是贝达打死的么？两只狮子都是他打的么？”当他们听到果然不出所料，就轰地一下子散开，俨然夜间的小野兔，蹦蹦跳跳。他们即兴而唱，歌词是：“三枪。两狮。三枪。两狮。” 一边唱，一边变化调门，高音低音此起彼伏。他们信口编唱：“三枪打得准，两只大狮凶又猛。”然后齐声合唱令人陶醉的副歌：“A、B、Ｃ、D——”他们刚放学，头脑里充满着智慧。

不一会儿，许多人都赶到现场，提着防风灯。碾面厂的工人，附近村落的农民，还有我的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围着狮子谈论着。卡努西亚和他的助手拿来了刀子，开始剥狮皮。其中一张狮皮后来被我赠送给印度的大教主。波莱·辛格也出现在现场，穿着一件长袍，显得说不出的轻快。他那印度人特有的甜笑绽开在浓密的黑须之中，他高兴得说话都结结巴巴了。这个印度人急切地要为自己搞些狮子油——他们很稀罕这种油脂，认为是一种妙药。从他打的手势中，我猜想此油治疗关节炎和阳痿有奇效。咖啡园里异常喧闹、活跃，雨也停了，月亮的清辉临照在所有的人身上。

我们回到家中，朱玛拿来那瓶酒，打开瓶盖。我们淋得太湿了，浑身是泥浆、血污，脏得坐不下来。于是就站在餐厅燃烧正旺的壁炉前，一杯接一杯地痛饮那欢乐、喜庆的醇酒。我们一言不发。在狩猎中，我们配合默契，融成一体，互相之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可说。

友人们从我们的历险中汲取了不少乐趣。后来我们去俱乐部跳舞时，布尔派特老先生整整一个晚上没有跟我们讲话。

我想，正是有了戴尼斯，我的庄园生活才享有了那最激动心灵的、最大的愉快：我曾与他一起飞越非洲上空。非洲公路稀少，有的地方甚至没有，你尽可在草原上降落，飞行会成为你生活中至为重要的乐事。它为你打开了另一个世界。戴尼斯带来了他的“莫斯”型小飞机，能降落在庄园的草原上，离我的住宅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几乎天天在空中飞行。

当你飞越非洲高原之际，你的视野中会出现如此壮观的景致：那令人惊喜的光线与色彩的组合、变化，那阳光普照的绿色原野上的一挂彩虹，那巨大的垂直的云朵，那气势非凡的黑色暴雨，这一切的一切在你周围追逐、舞蹈。急泻而下的雨水将天空冲得白茫茫一片。真没有恰当的词语来描绘飞行的经历，新的词汇须随着时光的流逝创造出来。当你飞越大裂谷和苏斯瓦、龙戈诺特火山时，你会感觉自己来到了遥远的月球背面的大地上空。有时候，你又能超低空飞行，清晰地观赏草原上的动物，就像上帝刚刚创造出这些生灵，你感到它们如此亲近，只差亚当为它们起名了。

但是，令你兴奋愉快的，不是幻觉，而是行动本身。飞行者的乐趣与荣耀全寓于飞行之中。常年住在都市的人们真是苦极了，像被奴役的奴隶，在一切运动之中，他们只知道一维空间的事物。他们沿着一条直线行走，恰似被一根线牵引的木偶。当你信步穿越田野、树林，从直线登上了飞机，你进入了二维世界，那是辉煌的奴隶解放，如同法国大革命。但只有在空中，你才进入三维世界彻底自由的王国，经过漫长岁月的流亡与梦想，那思乡的心扑入了宇宙的怀抱。重力与时间法则：

“……蕴蓄于生命的绿树之中，

运动仿佛是被驯服的野兽，谁人知晓

它们将何等的温顺谦恭！”

每当我坐着飞机升起，俯瞰大地，感到自己离开了地面，我就会产生一种豪壮的发现新大陆的意识。“啊，我明悟了，”我想着，“这正是我追求的观念。此刻，我无所不知。”

一天，我和戴尼斯飞往纳特隆湖，该湖在庄园东南九十英里处，海拔两千英尺，比庄园地势低四千英尺。纳特隆湖盛产碱，湖底、湖岸有如白色的混凝土，散发出强烈的碱味。

天空一碧万顷，可是当我们从草原起飞，进入荒凉的岩石耸立的低地上空，一切色彩宛若被烧焦、烤糊了。我们下面的大地近乎微妙地布满斑点的龟壳。蓦然间，龟壳之中现出一方湖泊。那白花花的湖底透过水波折射出——从空中看来——一种强烈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蔚蓝。色彩是那么鲜明，你凝望一会儿，就会闭上自己的眼睛。浩瀚的湖水横嵌于光秃秃的茶色大地之中，活像一大块耀眼的海蓝宝石。我们一直向上飞升，此刻又开始下降。低飞时，我们的投影在浅蓝的湖面上映出深蓝色的色块，在我们下面抖动。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只火烈鸟，虽然我不明白它们是怎样生存在含碱的水中——那里面什么鱼也没有。我们靠近时，火烈鸟飞散开来，形成一个个大圆圈或扇面，恍如正在升起的太阳放射的光芒，又像丝绸或瓷器上中国的艺术图案。这些图案在我们眼前不时地变幻着。

我们登上白花花的湖岸，那热烘烘的劲头犹如烤箱。我们在机翼下的阴凉处席地午餐。你要是把手伸出阴影，那炙热的太阳会灼痛你的手。我们的瓶装啤酒，刚从飞机上取出时还十分凉爽，可一刻钟光景，我们还没喝完，这手中啤酒就如同一杯热茶了。

我们午餐时，一队马赛依武士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匆匆朝我们赶来。他们一定是在远处发现飞机降落了，决意过来仔细瞧瞧。徒步路程多远，即使在这片土地上，对马赛依人也无所谓。他们走来了，一个挨着一个，裸着身体，又瘦又高，手中的武器闪闪发光。那黑黝黝的形象，使人想到黄灰色沙地上的一块块泥炭。他们的脚下移动着小小的阴影——除了我与戴尼斯的，这些是这片土地上眼睛所能见到的仅有的活动的阴影。他们走到我们跟前时，站成了一排，互相交头接耳，评论着飞机和我们俩。要是在上一辈，遇到他们，简直会要我们的命。过了片刻，其中一个马赛依人走上前来跟我们搭话。他们只能讲自己的土话，我们又只能听懂片言只语，交谈很快就停顿了。那武士退回同伴们那里。几分钟后，他们转过身，一列纵队鱼贯离去，前方的盐碱地白炽刺眼，火烧火燎。

“你想飞往那依万霞湖么？”戴尼斯问，“不过这段路的地面崎岖不平，途中我们没法降落。我们只有拉高飞行高度——一万二千英尺。”

从纳特隆湖飞到那依万霞湖是九死一生的冒险。我们飞直线，一路保持一万二千英尺的高度——真高哇，底下什么也看不见。在纳特隆湖，我脱下了小羊皮的帽子，现在到了高空，空气冷得像冰水，直扎我的前额。我的头发全往后飘，脑袋好像都吹掉了似的。这个路线，实际上与阿拉伯传说中的大鹏每晚飞的路线一样，只不过方向相反。那只大鹏的两只利爪各擎一头小象，从乌干达返回阿拉伯半岛。你坐在你的驾驶员前头，你的前方是浩渺的宇宙。你觉得你在他伸出的手掌上飞行，就像迪金①(爪)在空中挟持阿里王子那样，托举你的正是他的翅膀。我们在那依万霞友人的庄园里降落。那些小巧的房屋及四周更小的树木，在我们降落时，仿佛纷纷向后倾倒。

有时我和戴尼斯没有时间出远门，就在恩戈山上空作短途飞行，一般是在日落时分。这些山峰——居世界最美的山峰之列——也许从高空俯视最为壮观。这四座山峰轮廓分明，随着飞机忽而上升，忽而前进，忽而又猛地下沉，恍若平展展的小草坪。

在山里有野牛。我年轻时——执意要将每一种非洲野生动物都打一个，制成标本——就在这儿打死过一头公野牛。后来，我打猎的劲头不如观赏的瘾头大，我在野外常见到野牛。我曾在半山腰的泉水旁宿营，带上我的仆人、帐篷和口粮。我和法拉赫还在黑沉沉、冷冰冰的清晨到灌木丛和高草里攀援、爬行，希望能发现野牛群。可是有两次都失败而归。野牛们生活在那里，是我西边的邻居，在庄园生活中颇有价值。不过，它们是心灵敏感、自给自足的邻居。山峦的古老风尚现在多少减弱了。它们接受的恩赐不多。

但是，一天下午，我正在与内地来的几位朋友喝茶，外面戴尼斯从内罗毕飞来，越过我们上空向西飞去。过了一阵，他返回来降落在庄园之后，我和迪莱米亚女士驾车去草原接他。可他没从飞机里走出来。

“野牛在山上吃草，”他说，“走吧，去瞧瞧它们。”

“我去不了，我家里有一个茶会。”我说。

“可我们去看一下，十五分钟就回来。”

这对我简直像在梦中得到人们的恩惠。迪莱米亚女士不想坐飞机，我便登机随行。我们在阳光下飞行，可山坡却处在一片半透明的褐色阴影里，我们很快飞了进去。不一会儿，我们就在空中望见了下面的野牛。在一处长长的、翠绿的山坡边——如一块巨大的苫布的皱褶，从山顶延伸到恩戈山的一侧——有二十七头野牛在吃草。起初，我们看到它们一长溜地徜徉，犹如一队老鼠缓缓行进在地板上。可当我们俯冲下去，在距它们一百五十英尺上空的最佳射程之内盘旋，点着数时发现，它们原来是在安详地组合、分散，分散、组合。牛群中有一头又大又老的野牛，一两头刚成年的公牛，还有一些牛犊。它们活动的草地开阔平展，处于灌木丛的环抱之中。一旦有陌生者接近，它们马上就会听出和闻出来。但它们从未提防来自空中的进击。我们必须一直在空中盘旋。它们听到马达的声音，停止了吃草，却似乎没有反应过来，不往上看看。最后，它们终于意识到附近出现了非常怪异的东西。老牛率先走到前列，昂起它那对沉甸甸的牛角，向看不见的敌人示威，四足牢牢地支在地上。突然，它向山坡下走去，一会儿又慢跑起来。整个家族都跟随它惊跑惊蹿。它们扬起了一阵阵尘土与碎石片，转入灌木林。在丛林深处，它们停了下来，互相紧挨着。看上去，山里的这片空地像被深灰色的石头铺垫起来。在这里，它们自信不会被发现，严阵以待准备随时迎战任何地面来客。可是它们毕竟躲不过天空中飞鸟的眼睛。我们拉高飞开了。那经历俨如沿着一条秘密、未知的小路探进了恩戈山的心脏一般。

等我回到茶会上，石桌上的茶罐还热得很，把我手指都烫了。先知穆罕默德也有同样的经历，当他打翻了一罐水，天使长哲布勒伊莱(我)前来接他，带着他遨游七重天，待到先知回到世上的时候，那罐水还未溢出来。

在恩戈山还栖息着一对老鹰。每当下午时分，戴尼斯常说：“让我们去拜访那对老鹰。”有一次我曾见到其中一只老鹰蹲在山顶附近的一块石头上，又冲上天空。当然，它们的整个生命都是在空中度过的。多少回，我们追逐老鹰，在机舱中时而向一侧倾斜，时而被抛向另一侧。一定是这目光锐利的飞禽在戏弄我们。有一次，我们与老鹰比翼齐飞，戴尼斯在半空关了引擎，我都听到了老鹰的尖叫声。

土著们喜欢飞机，有那么一度，画飞机成为庄园里的一种时髦。我常在厨房的纸片上、墙壁上发现飞机的速写，连那四个字母ABAK也小心翼翼地模拟在上面。但我相信，土著并不是真正对飞机或我们的飞行产生兴趣。

土著不喜欢高速，正如我们讨厌嘈杂。高速，对于他们，至少是经受不住的。他们对时间也十分看重，脑子里从未有过消磨或浪费时间的打算。而实际上，你给他们的时间越多，他们越高兴。你若派给吉库尤人一个任务，要他在你外出时，牵着你的马，你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希望你走得越久越好。他不试图打发时光，而是坐下来，过日子。

土著对机器或机械也没有多少热情。有一伙年轻人为欧洲人开汽车的热情所倾倒，但一个吉库尤老头却对我说，他们会早死的。看来他好像是对的，叛徒往往出自一个民族的弱处。在文明的发明中，土著欣赏、信服的是三大件：火柴、自行车和步枪。可是一说起母牛来，他们又会将这三大件弃置一旁。

福莱克·格莱斯沃特·威廉斯，移居在凯东峡谷，曾带着一名马赛依助手去英国。他告诉我，马赛依人到那里一周后，便在海德公园里骑马，就像他生来就住在伦敦似的。后来，这个马赛依人回到非洲，我问他英国什么最好，他神情严肃地思考我的问题，良久，才彬彬有礼地回答：白人的桥修得非常精美。

凡是未经人力或自然力的明显干预而自行启动的事物，老土著除了不相信或对其怀有某些羞耻感觉外，我从未见过还有什么表示。人类从心底对巫术感到厌恶，如同厌恶什么不体面的东西。他可以对其效应发生兴趣，但对其内中隐秘不予探究，从不试图从巫婆那里掏出其酿酒的确切配方。

有一次，我和戴尼斯飞行归来，刚降落在庄园的草原上，一位年迈的吉库尤老人走来，跟我们攀谈：

“今天你们飞得太高，我们都看不见你们了，只听到飞机像蜜蜂似的唱歌。”

我承认我们飞得很高。

“你们见到上帝了么？”他问。

“没有，恩特维蒂，”我答道，“我们没见到上帝。”

“哈，那你们飞得还不够高。”他又说，“可是，告诉我，你觉得你能飞得高高的，高到能见到上帝么？”

“我也不知道，恩特维蒂。”我说。

“那你，贝达，”他转向戴尼斯，“你觉得怎么样？你能把飞机升得高高的，见到上帝么？”

“我真的不知道。”戴尼斯说。

“那么，”吉库尤老人说，“那我就一点儿也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要飞行了。”

萤火虫

高原上，大雨季一过，六月第一个星期的夜晚，天气开始变凉，我们的树林里就有了萤火虫。

在一个傍晚你将见到三两只萤火虫，像几颗孤零零的探险的星星，在微风中浮动，忽上忽下，仿佛在波浪上，又仿佛在行屈膝礼。随着飞舞的节奏，它们亮起微弱的灯盏。你可以逮住一只，放在你的手心上，让它闪亮，发出奇异的光彩，传出神秘的信息，而它身体周围，又映出一个萤绿色的光圈。到了第二天夜里，树林里就有成百上千只萤火虫飞来飞去。

也许是出于某种缘由，它们总是保持一定的高度——离地四五英尺。人们会不由得想象：一群六七岁的孩子，举着蜡烛穿过黑暗的树林，小小的棍子在神火里蘸亮。萤火虫们上蹦下跳，追逐嬉戏，兴奋地舞动小小的、淡淡的火炬。树林里洋溢着狂热的、快活的生命，而这一切又如此安谧。

野生动物互救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的庄园经理为军队收购牛。他告诉我，他那时曾深入马赛依保护区，从那里买回一批小牛。据说这批小牛是马赛依的牧牛与野牛杂交的后代。家畜能否与野生动物交配是争议颇多的问题。许多人试图通过家马与斑马相交而培育出一个适于当地的小型马种，尽管我本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杂交马。我的经理则一口咬定那些小牛确有一半的野性。马赛依人告诉他，这种牛比家牛长得慢得多。原先以这种牛为自豪的马赛依人，这会儿却巴不得送走它们，因为其性子太野了。

人们发现要驯服这种牛去拉车或拉犁，实在太困难。有一只杂交牛，身强力壮，却没少给我的经理和土著车把式捣乱。它对人暴躁易怒，挣脱牛轭，喷着白沫干号，好不容易把它套上，它又会铲得土块高扬，俨如掀起一片片黑色的浓云。它的眼球会充血，鼻子会流血。驯牛者如同牲畜一般，一场搏斗后，汗流涔涔，浑身酸疼瘫倒在地。

“为了打掉这头牛的蛮劲，”我的经理说，“我把它扔进公牛的牛圈，四足绑在一起，鼻子套上缰绳。即便如此，它无声地躺在地上时，鼻子里仍长久地喷出灼人的蒸气，喉咙里发出可怕的鼾声与呻吟。我期望将来总有一天能看到它被套在牛轭中劳作。我回帐篷睡觉，夜里不时地梦见这头黑牛。突然，一阵扎耳的吼叫将我惊醒。狗在狂吠，牛圈旁土著们在叫嚷，喧闹。两个牧童冲进我的帐篷，告诉我说，他们感觉有狮子闯进牛圈了。我们一起奔向现场，手中提着灯，我还拿着步枪。快跑到牛圈时，嘈杂声小了一点。借着灯光，我见到一只带斑点的东西倏然而逝。原来是花豹蹿到被捆绑的黑牛旁，把它右边的后腿吃了。现在，我们再也不会见到这只牛套着牛轭劳作了。”

“于是，”经理说，“我端起步枪，把黑牛打死了。”

艾萨的故事

在大战期间，我有一个厨师名叫艾萨，是个感情丰富、性情温和的老头。一天，我在内罗毕麦基诺杂货店买茶叶、调料，一位面容透着精明的小个子女士走上前来，说她知道艾萨在我家工作。我说是有这么回事。

“但他以前在我家干活，”她说，“我想让他回我家去。”

我告诉她，很抱歉，她请不到艾萨了。

“唔，我不管请得到请不到，”她说，“我丈夫是政府官员。请你回去告诉艾萨，我想让他回来，他要是不回来，就派他当运输兵去。我知道，你没有艾萨，仆人也足够了。”

我没有马上把这些事告诉艾萨，直到第二天晚上我记起来了，才对他说我遇到了他以前的女主人，以及她对我讲的一番话。令我吃惊的是，艾萨当场就害怕和沮丧起来。

“哎呀，你为啥不马上对我说，姆沙布？那个太太对你说的话，她都干得出来。我今晚就走。”

“那都是废话，”我说，“我不认为他们会那样对待你。”

“上帝保佑我，”艾萨说，“我怕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可是，艾萨，我该怎么办？这里的厨师怎么办？”我问道。

“唔，”他回答说，“你不会有我当你的厨师了，我要么去运输大队，要么一命呜呼——这结局肯定是很快就会到的。”

在那一阵子，人们对运输大队是何等恐惧。艾萨根本听不进我说的话。他求我借给他一盏风灯，当夜就赶往内罗毕，随身夹着一个布包——他在世上的所有财富。

艾萨离开庄园将近一年。这期间我几次在内罗毕见到他，有一次在马路上相遇。这一年里，他变得老了，瘦了，脸上皱巴巴的。他那黑色的圆脑袋，头顶开始变得灰白了。在城里，他不敢停下来跟我讲话。可是到了平坦的马路上，再次相遇时，我停下车来，他也放下头顶着的鸡笼，踏踏实实地跟我说话。

他还像以前那样，慢条斯理的，但他毕竟变了，很难触及到他的内心。在整个谈话中，他始终心不在焉，像是远距离交谈。他被命运折磨坏了，出奇地恐惧，不得不借助于我所陌生的一种力量以支撑自己。在这些经历中，他变得与世无争。我感到自己就像在与一个进入修道院见习的老熟人交谈一般。

他问起庄园的事务，如土著仆人惯常的那样，总以为他不在，他的伙伴准不会为白人主人好好干活。

“这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他问我。

我说，听别人讲，这战争不会拖得太久了。

“要是还得十年，”他说，“你要知道，我会把你教我的菜谱全忘了。”

这个吉库尤小老头，牵挂草原、庄园的心灵，与法国名厨师沙文利如出一辙。沙文利说过，要是大革命还继续五年，蔬菜炖鸡的技艺就失传了。

很明显，艾萨的遗憾主要是看在我的名分上，为了结束他的怜悯，我问起他本人的情况如何。他考虑了一分钟，似乎在回答之前，那些思想要从遥远的地方捡拾来。“你记得么，姆沙布，”他终于开口了，“你说过太难为印度木柴商的牛了，天天负重，从不停歇，就像庄园里的牛一样。现在，我在太太那头，就像印度木柴商的牛一般。”说完，他的头侧向一边，一副凄然模样。土著本身对动物感情甚少。我关于印度木柴商的牛的说法，当时他也许感到未免牵强附会了一些，而此刻在他身上却应验了。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大战期间，我所有收发的信件都被内罗毕的邮检员——一个睡眼惺忪的瑞典小个子拆开。这使我十分恼火。尽管在信件中他找不到半点儿可怀疑的东西，但我相信，在单调的生活中，他渐渐对邮递对象产生了兴趣，读我的信就像阅读刊物上的连载。我常在自己信中加几句对邮检的警告，存心让他看。这种警告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战争一结束，也许他记起了这些警告，也许他自己悔悟了，不论是哪种情况，他派了一个邮差到庄园报信儿：停战了。邮差赶到时，我一个人在家里。后来我出去到树林散步。林子里非常安静，一想起法国和佛莱达斯前线也静下来了，一切枪声都停息了，真有点不可思议。在这般宁静之中，欧洲与非洲显得如此接近，似乎沿着森林小径，你就能走到前线要塞维米里奇。我回到宅子里，一眼瞥见有个影子立在房前。那是艾萨提着他的包袱。他见我就说，他回来了，有件礼物给我。

艾萨的礼物是一幅画，嵌在镜框里。画上有一棵树，用墨水笔精心描绘，数百片叶子，每一片都涂上鲜绿色。每片叶子上都用红墨水写着淡淡的阿拉伯语词汇，我估计典出于《古兰经》。可艾萨无力解释其含意。他不住地用袖子擦拭玻璃一再叫我相信这是一件好礼品。他告诉我，这是他在艰难的一年里，请内罗毕的大阿訇绘制的。一定花了大阿訇许许多多的时间。

后来艾萨在我这里工作，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鬣 蜥

在自然保护区，有时能见到一种大蜥蜴，人称鬣蜥。它常伏在河床里的石板上晒太阳。其模样有点丑陋，但皮肤的颜色却远比想象的更为绚丽，像各种宝石竞放异彩，也像古教堂的窗玻璃璀璨夺目。当你接近鬣蜥时，它会嗖地遁逃而去，身后的石板上掠过一道天蓝、翠绿、浅紫的闪光，犹如彗星拖出的尾巴，明灿耀眼。

有一次，我用猎枪打了一只鬣蜥，满心以为能从它的外皮上撷取几许美色，可紧接着发生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令我终生难忘。那只鬣蜥伏在石板上正奄奄一息。我迈步上前，才走了几步，眼见着它的肤色渐渐变暗变淡，随着一声长长的喘息，它身上所有的色彩都消失了！当我伸手抚摸时，鬣蜥就像一堆混凝土，灰突突的，毫无光泽。鬣蜥之所以绚丽夺目，分明是它一腔奔腾的热血所迸射的光彩，而此刻，生命之火熄灭了，灵魂飞逝，它便如沙袋似的瘫在地上。

也许是因为我亲手打死了鬣蜥，它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记忆里。在梅鲁山上，我曾遇见一个戴着手镯的当地姑娘。她的手镯是一截两英寸宽的皮革，上面缀满了小小的绿松石珠子。珠子的颜色略有变化，有的青翠，有的淡蓝，有的藏青。这手镯非常奇妙，富有活力，似乎在姑娘的手臂上进行生命的呼吸。我真想戴戴，便叫法拉赫把手镯买过来。然而，这物件一到我的手臂上，竟然失灵了：它显得毫无出众之处，不过是一件小小的廉价装饰品。它在当地姑娘的手臂上那么生机盎然，恰恰在于色彩的变化与协调：绿松石与泥炭、黑陶般的肤色交相辉映。

我曾在南非彼得马里茨堡的动物博物馆见到陈列柜中的深水鱼标本，那色彩真是栩栩如生。我当时不禁有些茫然：在海底居然有这样的生命向陆地奉献蓬勃的生机与风采。而今我在梅鲁山上，凝视我那灰白的手臂，那死气沉沉的手镯，它显得那么寒碜、凄凉，好像圣洁之物受到了亵渎，又像真理受到了压抑。我忽然想起儿时读过的一本书中主人公说的话：“我征服了一切，却站在墓群中间。”

生活在异国风情之中，必须设法衡量事物的永恒价值。我愿向前来东非的外国人进上一言：为了你赏心悦目，请不要枪杀鬣蜥。

法拉赫与《威尼斯商人》

有一次，老家的一位朋友写信给我，说到《威尼斯商人》重排上演。晚上，我又读了一遍来信，那出戏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闪现出来，似乎整个房子都洋溢着戏剧气氛。我把法拉赫叫来，与他谈戏，向他介绍这部喜剧的情节。

法拉赫，如同所有非洲血统的人一样，喜欢听故事，但又只有在他确信房间里除了他与我而没有第三个人时，才乐意听。仆人们已回自己的茅屋，庄园里的任何过路人向窗口瞥一眼，都会认为我和他正在讨论家务。此刻，我开始讲《威尼斯商人》，他聆听着，一动不动地站在桌子一头，神情专注，直盯着我的脸。他庄重地听着安东尼奥、巴萨尼奥和夏洛克三个人物的故事。这是一桩复杂的买卖纠葛，多少涉及法律的界限，竟打动了这个索马里人的心灵。他对一磅人肉那一段提了一两个问题：对他来说，那情节显然是十分古怪的，但他又未必会反对，因为人是有可能沦落到那个地步的。故事发展到这里开始有血腥气了——他的兴趣也随之而上。当波希亚出场时，他侧耳细听。我想象得出，他一定把波希亚当作一位自己部族的妇女，法蒂玛，踌躇满志，狡黠而又含蓄，出手就想制服买卖圈的油子。黑人一般对于故事的枝枝节节不予关心，他们的兴趣在于情节的起伏跌宕。而索马里人在实际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价值观以及仗义执言的天赋。在他们的小说中，正是以这些道义为基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法拉赫这回却同情索赔金币的夏洛克。他对夏洛克的失败愤愤不平。

“什么？”他说，“那犹太人放弃了他的要求么？他不该那么做。那一磅肉应当归他，只要一点点就足以拿到那笔钱了。”

“但此外他又能做什么呢？”我说，“条件是他不得割出一滴血。”

“姆沙布，他可以用烧红的刀子，那样不就不出血了吗？”他说。

“可是，”我告诉他，“只许他割一磅，不能多，也不能少。”

“这条件有什么可怕呢？特别是犹太人。他可以一次割一点，手头有一台小秤，一点点称，一直到正好一磅。这犹太人没有朋友给他出主意吗？”法拉赫问。

所有的索马里人，要赞成、支持某件事时，格外富有戏剧性。法拉赫几乎还是刚才那种风采与姿势，此刻却扮演一个危险的角色，仿佛他真的站在威尼斯的法庭上，面对一大群安东尼奥的朋友，为他的朋友或伙伴夏洛克打气、鼓劲。他的双眼朝着面前的剧中人威尼斯商人上下打量，他袒露着前胸，似乎准备挨刀。

“看，姆沙布，”他又说，“他可以一点点割，一点点。在割到一磅肉时，他可以使对方吃更多的苦头，遭更长时间的难。”

我说：“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那个犹太人没那么干呀。”

“是的，那真是太可惜了，姆沙布，”法拉赫无比遗憾。

波那马斯贵族之医生

我有个邻居是白人移民，在母国曾当过医生。一次，我的一个仆人的妻子难产，生命危在旦夕，我没办法送她到内罗毕——大雨季把所有的路都冲毁了。我写了一封短笺，请那位白人邻居屈驾来我这儿帮忙接生。多蒙他好心，在可怕的雷鸣声中，冒着赤道豪雨赶来，在最后一分钟里，他以高明的医术，救了土著母子两条性命。

事后，他给我来了一封信，说虽然他应我的吁请来诊治一名土著，但我必须理解，此事下不为例。我当然能够充分理解他的自信与尊严。据他告诉我，以前在他的国家时，他是波那马斯贵族的私人医生哩。

尊 严

由于邻近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在庄园地界外，栖息着众多的大动物，这赋予我们的庄园一种特殊的光彩：我们仿佛是一个伟大王国的邻居。我们为此殊感尊严，倍觉亲切。

未经开化的人，珍爱自己的尊严，厌恶或不相信他人的尊严。我自然十分开化，我爱我的敌人、我的仆人、我的情人的尊严。我的宅邸虽然十分简陋，可在荒野之中也堪称一片文明乐土。

尊严乃是信仰，是上帝在创造我们时所具有的观念。自豪的人自觉地意识到这一观念，渴望兑现它。他并非为幸福或舒适而奋斗，那也许与他心中的上帝的观念相悖。他的成功是上帝的观念，他成功地奋斗，他钟爱自己的尊严。正如一个好公民在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职责中寻求幸福，有尊严的人在实现自己的命运中获取幸福。

人无尊严感，则有负于上帝创造人类的观念，有时这种人使你怀疑，世上是否存在这种观念，或这种观念是否已丧失殆尽，又有谁来重新发现它？他们只得接受别人的成功，在消磨时光中追求乐趣。他们在命运面前颤抖，是理所当然的。

将上帝的尊严置于一切之上，加以珍爱。珍爱你的尊严，也珍爱邻人的尊严。珍爱狮子的尊严，不要将它们囚禁在动物园；珍爱狗的尊严，不要让它们过于肥胖；珍爱你伙伴的尊严，让他们无私。

珍爱被征服的民族之尊严吧，让他们维护父亲与母亲的尊严。

牛

礼拜六下午是庄园享福的时光。首先，一直到礼拜一下午都没有邮班，这段时间里便不会有任何令人头疼的商业信函寄达。庄园似乎因此被封闭起来，就像处于围廊之中。其次，每个人都盼望着礼拜日，可以整天休息、玩乐，佃农们也得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在周末，一想起耕牛，我就特别愉快。我常在傍晚六点下山去它们的围场。这时候它们已结束一天的劳作和几小时的吃草，悠然归来。明天，我想，它们就能整天在草原上吃草而不必干任何活计了。

在庄园，我们有一百三十二头耕牛，分成八个小组，还有几头备用。此刻，夕阳下，道路上的尘土也透着金黄色。它们排成长长一列，穿越草原，悠闲地在暮色中归来。它们慢条斯理地走着，如同干一切事那样。我怡然地坐在围场的篱笆上，安安稳稳地抽着烟，观望着它们。走过来了，尼约赛、恩古夫、法鲁，还有姆松古——意即白人。这些都是给耕牛起的斯瓦希里语名字。驾牛的人又给它们起了非常合适的白人名字，迪莱米尼是牛常见的名字。走来了，老马林达，这是一头健壮的黄牛，是我最喜欢的一头牛。它的皮肤上出奇地点缀着一些影影绰绰的图案，就像海星似的。由于它这种花斑，人们贴切地叫它马林达，意即围裙。

在文明的国度，所有人对贫民窟都抱有一种惯常的内疚心理：一想到贫民窟，就感到不舒坦。在非洲，你见到耕牛的时候，一种内疚之感也油然而生，心中一阵剧痛。对于庄园里的耕牛，我感到——我想是这样——就像一个国王对贫民窟的感觉——“你们即是我，我即是你们”。

非洲的耕牛背负着发展欧洲文明的重担。无论何处，哪块新垦地不是它们开垦的呢？它们在齐膝深的土壤里喘着气，拉着犁。长长的鞭子在它们上空甩响。哪一条道路不是它们开拓的呢？在没有任何道路的地方，它们沿着尘土与高高的草丛中的小径，在驭手的吆喝声、叫嚷声中，步履维艰地拖着铁器与工具。天未破晓，它们就被套在车上，大汗淋漓地在漫长的山坡爬上爬下。在炙热的白天，它们穿越荒漠，穿越干涸的河床。皮鞭在它们周身留下血痕，你经常可以见到独眼的、失去双目的耕牛，那是长长的锋快的鞭子抽掉的。许多印度人、白人承包商的拉车牛天天劳作，终生劳作，根本不知安息日是什么。

我们给耕牛的待遇是令人惊异的。公牛时时处于暴怒状态，转动着眼珠子，掀铲土块。在它视野里的一切都惹它恼火，然而，它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生活，从咽喉里产生火一般的热力，从肾脏里产生新的活力。它的日子充满渴望与满足。我们从牛那里获取一切，作为回报，我们却要求它们为我们生存。牛啊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跋涉，时时刻刻拉着重负，牛啊牛，没有自己生活的生灵，供我们使唤的生灵，它们有着湿乎乎的、明净的紫罗兰般的眼睛，有着柔软的鼻子，有着丝绸般的耳朵。在一切方面，它们都那么呆滞而富有耐心，有时，又显出沉思的样子。

我在肯尼亚时，有一条法规，禁止没有刹车的牛车上路。车把式都必须在下山坡时拉上车闸。但这法规没有被完全遵循，一半的牛车没有闸就上路，另一半有闸也不用。这就使下坡路成了牛的鬼门关。它们得用全身的力气挡住载重的车滑坡，它们的脑袋费劲儿地向后仰，以至于牛角碰到背上的脊梁骨。它们的两胁成了一对风箱。有许多回，我见到柴火商的牛车沿着恩戈路，一辆接一辆地开往内罗毕，就像一条长长的百足虫，在森林保护区的山下加速，一头头牛拉着车，走成了锯齿形的路线。我也曾在山脚下，见到牛承受不住重负，跌倒在地。

牛也许在想：“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世道。它们是艰难的，艰难的。一切都须忍受——别无他法。拉车下山太可怕，太困难。这可是生死攸关的事，谁也帮不了忙的事。”

如果，内罗毕大腹便便的印度商人——牛车的主人，能花两个卢比把刹车调试好；或者，货车顶上心安理得的土著青年能下车合上车闸，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助牛一臂之力，使它们稳稳当当地下山来。但牛对这一切茫然无知，一天天地干着，一天天地跟生活的困境作着殊死斗争。

战时旅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丈夫和庄园的两个瑞典助手自愿从军，开赴德属边界。那里有迪莱米亚勋爵组建的临时情报处。我当时孤身一人留在庄园。不久，有消息说所有在肯尼亚的白人妇女都要进入集中营，因为人们担心这些妇女留在土著跟前不安全。我害怕极了，心想，要是让我进妇女集中营待上几个月——谁知道这场战争何时了结呢——我会被困死的。几天后，我得到一个机会，与我们的邻居——一位年轻的瑞典农民结伴去基加贝车站。在那里，我们负责一个联络站，信使将边界的消息带到那儿，再由联络站发电报传递到内罗毕总部。

在基加贝，我的帐篷搭在车站附近，周围是供火车机车燃用的一堆堆木柴。因为信使随时都会来，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都得与那位印度果阿族的站长打交道。他个子矮小，性情温和，求知欲很旺，毫不受身边战事的影响。他问了我许多关于丹麦的事，还让我教他一点丹麦语——他认为迟早会很有用的。他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叫维克托。一天，我去车站，透过长廊的栅架，我听见他在教维克托语法：“维克托，什么叫代词？什么叫代词，维克托？你说不出来？我告诉你五百次了！”

边界的部队不时地要我们送粮食、弹药过去。我丈夫来信嘱我装满四辆牛车尽快给他们送去。但是一定要，他写道，要配一个白人押车，因为没人知道德国人潜伏在什么地方，而马赛依人一想到打仗，都跃跃欲试，在保护区四处流动。那时候，德国人可能到处活动，我们在基加贝铁路大桥设了岗哨，防止他们炸桥。

我委托一个名叫克莱波罗特的南非青年押车，可是刚装好车，就在出发前的傍晚，他被当作德国人抓了起来。其实他并不是德国人，而且不难验证身份，事后没有多久就被放了出来。他换了一个名字。可在他拘留期间，我感到这阴差阳错全是上帝安排的，只好由我亲自押车了。凌晨，星星还在空中闪烁，我们踏上征程，沿着基加贝山的漫长坡道下山。在黎明的微弱光线中，马赛依保护区的草原显得一片铁灰色。我们举步跋涉，借着牛车下系着的风灯，曲折前行。一路上鞭声、吆喝声不绝于耳。我有四驾牛车，每驾车由十六头牛拉，另有五头备用牛。随同我的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吉库尤青年、三个索马里人：法拉赫、扛枪夫伊斯梅尔，还有一个老厨子，也叫伊斯梅尔，为人正直。我的猎犬达斯克跟在我身边。

很遗憾，警察在逮捕克莱波罗特时，把他的骡子也扣下来了。在基加贝，我找不到其他骡子，开始几天，我只得徒步随车在尘土中跋涉。幸好不久我在保护区遇到一个人，从他手里买下一头骡子和鞍子。后来我又给法拉赫搞到一头骡子。

那次，我在野外奔波了整整三个月。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又被分派一个任务，去收拾一支美国狩猎队的仓库。他们在边界宿营，听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后，匆匆弃营而去。从美国人的营地，我们又将去其他地方。在行程中，我熟悉了马赛依保护区里的许多小河和泉眼，学会一点马赛依话。路的情况到处都出奇的坏，积土深厚，巉岩高过牛车，挡住去路。后来总算好了一些，多在草原上穿越。非洲高原的空气沁入我的头脑，如同葡萄酒那般，整天使我醉意微微。那几个月的乐趣实在难以名状。尽管以前我也曾外出狩猎，但唯有此次，我才是单独一人与非洲人在旷野里活动。

我和索马里伙伴对政府财产都具有一种责任感，时刻担惊受怕，唯恐狮子吃了我们的牛。狮群经常出没在道路上，尾随着浩浩荡荡的粮食与牛群的供应车队。而现在，我们进入了草原，继续护送着车队，向边界行进。每到清晨，我们赶着牛车时，都能见到狮子沿着长长的牛车车辙在尘土中新留下的足迹。而夜间，牛休息的时候也不得安宁，狮子总来营地转悠，恐吓牛群，把它们惊扰得在野地里四处乱逃，见不到影踪。为此，我们不得不在宿营地用荆棘树围成高高的篱笆，手持步枪，守在篝火旁。

这会儿，法拉赫、伊斯梅尔和老伊斯梅尔也许觉得在远离文明的地方，说话放开一点也不至于惹什么麻烦。他们讲起索马里的奇闻怪事或《古兰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法拉赫与伊斯梅尔都在大海上航行过，因为索马里是濒海之国。我相信，在古代，索马里人曾是红海上的霸主。他们向我讲述陆地上的每一种生物，在海底都有复制品，马、狮子、女人、长颈鹿等等，都在那里栖息，水手们常常能观察到它们。还有怪马的故事。那些马生活在索马里的江河底下，月圆之时，从河底游上岸来，与草原上的索马里雄马交配，生下奇美的马驹，日行千里。我们席地围坐，夜的苍穹在我们头顶往后倾滑，新的星座从东方升起。篝火的青烟在凛冽的空气中载着火星缭绕，带湿的柴火散发出阵阵酸味。牛群常常猛然间骚动，乱拥乱挤，把鼻子伸向空中嗅闻。老伊斯梅尔这时就得爬上重载的车辆顶上观望，摇晃风灯，轰赶篱笆外的一切动物。

我们与狮群有不少次的遭遇。“到了西亚瓦，千万当心，”路上，我们遇到一支向北行进的土著运输队，他们的头领告诉我们说，“不要去那里安营，西亚瓦有三百头狮子。”于是我们抓紧赶路，以便在天黑前通过西亚瓦。谁料得到，在野外赶路越是匆忙越出乱子。到暮色苍茫的时候，最后一辆牛车的轮子偏偏堵在一块大石头上，怎么也动不了。我打着灯，给拉车的伙计照明，一头狮子在离我三码的地方，叼走一头我们的备用牛。我的步枪都在车上，只有一边甩牛鞭一边轰叫，总算把狮子吓跑了。那头牛被狮子仰面拖着，虽然回到了我们身边，终因挫伤严重，没几天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还遇到过其他一些怪事。有一次，一头牛把我们的煤油喝光，当场死去，弄得我们没有办法照明。后来我们在保护区发现一家印度铺子——主人已弃店而去，在铺子里我们居然找到一些完好的煤油。

我们曾在马赛依武士营房驻扎一个星期。那些年轻的武士，涂着打仗的油彩，手执长矛与大盾，头戴狮皮头饰，白天黑夜地围着我的帐篷，打听战事和德国人的消息。我的同伴们都喜欢这个营地，他们在这儿可以买到牛奶。武士们随行带着羊群，由莱伊奥尼——不够武士龄的小牧童放牧。马赛依娘子兵十分活跃，英姿飒爽，也曾来我帐篷里拜访。她们来是找我借我的小手镜。当她们挨个传递照镜子时，镜子里映出两排闪光的牙齿，就像怒气冲冲的食肉兽那般。

有关敌军行动的一切消息，都得由迪莱米亚勋爵的军营中转。但勋爵在保护区内四处流动，行军那么迅捷，没人能知道他的营地所在。我自然与情报工作无关，但我不明白这种制度对其工作人员能起多大作用。有一次，我的旅程离迪莱米亚的营地很近，才一两英里，我与法拉赫骑马去营地，并和他们一起用茶。那个地方，虽然勋爵翌日便要拆营，可还是像小城市一样挤满了马赛依人。他与马赛依人历来十分友好。他们在他的营地里那么欢快活跃，简直成了传说中的狮子窝那样：所有的足迹都是往里走的，没有往外走的脚印。一个马赛依信使送信到营房，却没有见到他带着回信出去。迪莱米亚是喧嚷中心，他个子不高，极有礼貌，又懂礼节。白白的长发披在肩上，在战时显得尤为潇洒、轻松。他详尽地给我讲有关战事的一切，请我喝加热牛奶的茶——这是马赛依的习惯。

我对牛、缰绳、选择道路一无所知，而我的随从们却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实际上他们与我一样，急切地要走完全程。一路上，他们为我干得真不错，从不抱怨，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我得到的显然比期望他们干的更多——无论是人还是牛。他们在草地上长途跋涉，用头顶来洗澡水给我用。午间休息时，他们用长矛支着毯子，为我搭凉棚遮阳。我们有点儿惧怕原始的马赛依人，而一提起德国人，他们不由火冒三丈，有不少关于德国人的流言都奇异得很。在这种处境里，远征队的伙伴关怀我如同保护天使或吉祥之神。

战事发生前六个月，我首次离家来非洲，与伏贝克将军同船抵达。他现在是德军在东非的最高司令官。那时我不知道他将成为一个英雄人物，我们只是在旅途中结成好朋友。在蒙巴萨，我们共进晚餐，之后，他赴坦噶尼喀，我去内地。他送我一张戎装骑马照，上面题有：

人间的天堂

就在马背上

女人的怀抱

赋予你健康

法拉赫，他前往亚丁接我时，也见过将军，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并在途中与他合过影。他将合影照片与远征队的钱币、钥匙保存在一起，万一被德国士兵俘虏，可出示照片。他把照片视如珍宝。

日薄西山，我们一长列的队伍有时在河边小憩，有时在泉眼旁休息，马赛依保护区的傍晚何其美丽。荆棘树丛生的草原上，夜幕已低垂，但空气却如此清澈。在我们两侧的上空，有一颗孤零零的星——随着夜色渐深，它愈益变大、变亮——此刻刚刚出现，呈玉石般的柠檬色，成为夜空中一个银光闪闪的点。空气清凉，沁人肺腑。高高的野草，滴着露珠。草原上的药草散发出冲鼻的异香。不一会儿，四处的蟋蟀开始鸣唱。这青草是我，这空气、这远处隐隐的群山是我，这疲乏的牛群也是我。我吸进荆棘树间的阵阵轻风。

三个月后，我突然被召回家。一切开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来自欧洲的常规部队已到达这里。我想，我的这支远征队就多少显得有点不正规了。我们以沉重的心情离别多日的宿营地，返回庄园。

这次军旅我永志不忘。这之后，我也曾多次旅行，但出于某些理由——也许是因为那时属于政府公务，我们自身也是某种官员；也许是因为战争的气氛笼罩着这次特殊的远征，它对于所有当事人的心灵都那么亲切。与我随行的那些人，都把自己诩为“旅行贵族”。

许多年以后，他们还会来我的宅邸，谈起这次远征，重现记忆中的壮举，又抖擞精神，投身于新的探险。

“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

在非洲，整整四个月的炎热、干燥的旱季过去之后，大雨季于三月开始。处处清新、芳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农夫的心却仍然踌躇不安，不敢相信大自然的慷慨。他们侧耳细听，担心那急泻的雨声突然减弱。大地正在痛饮雨水。庄园里所有的蔬菜、牲畜和人的生活，在未来四个月的旱季里，都要依赖这个季节的雨水。

这是何等可爱的景色：一条条庄园小道，变成了流动的小溪，农民走出屋子，心在歌唱，双脚蹚着泥水，走向鲜花绽放的、湿漉漉的咖啡园。但是，在雨季中间，有的晚上，星星也会偶尔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来。于是，农夫站在他的房前，抬头仰望，仿佛悬浮在半空，要挤出更多的雨水来。他向着苍穹呼唤：“下吧，下个够，再多下点。我的心此刻向你袒露，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你愿意的话，可以把我淹死，但可不要用时下时不下来折磨我。不要停止，不要中断，苍天，苍天！”

雨季后的几个月里，那凉爽无云之日，令人回想起大旱的灾年。在那些日子里，吉库尤人常把他们的牛放在我房子周围吃草。他们中有一个男孩，随身带着笛子，时不时地吹奏短曲。当我又一次听到这种曲调，不由记起过去的某一时刻——痛苦与绝望交织的时刻，泪水渗着咸味的时刻。可同时，我又在这笛声之中出乎意料，惊喜地听到一支充满活力、格外甜蜜的歌。莫非是那些艰难岁月蕴含着这活力和这甜蜜么？那时，我们中间有青年——未经开拓的希望。恰恰是在那些漫长的时日里，我们所有的人融成一个整体。将来就是到了另一个星球上，我们互相都能认出来。那里万物都互相呼唤：自鸣钟和我的书本在呼唤，草地上瘦骨嶙峋的牛群和哀伤的吉库尤老人在呼唤：“你当年也在那里，你也是恩戈庄园的一部分。”那个灾年终于赐福于我们，又流逝而去。

庄园的朋友来了，又离去。他们不是那种长久地居留在一个地方的人，不是那种颐养天年的人。他们死了，永不复返。但他们曾在壁炉旁惬意地坐着，房子把他们幽闭在里面，对他们说：“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他们开怀大笑，赐福于房子，房子就让他们出去了。

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老女士谈起她的生活。她宣称，她愿意从头再生活一遍，想以此证明她并非虚度年华。我想，是的，在你能说自己不虚此生之前，你的生活已成为真正应该过两遍的生活。一曲咏叹调，你可以从头再唱，但一部完整的乐章——交响乐或五幕悲剧——你怎能重复？希冀生命重复，是因为他虚掷年华，碌碌终生。

我的生命啊，我不让你流逝，除非赐福于我，而一旦得到你赐予的福气，我当让你离去。

土著与诗歌

土著对诗歌一无所知，至少在上学前一无所知。学校里教唱赞美诗，他们天生有强烈的节奏感。一天傍晚，我们正在玉米田里收玉米，把棒子掰下来，扔到牛车里。为了逗逗乐，我对田里的小伙计们朗诵斯瓦希里歌谣。这些歌谣本身没有多大意义，纯粹是为了好听的节奏而编出来的。

“牛爱吃盐巴

窑姐儿坏透啦

爱吃蛇的部落是瓦卡巴。”

这顺口溜儿引起了男孩们的兴趣，将我团团围住。他们很快就明悟诗歌里的意思是不连贯的，也不问问诗说的是什么，只是热切地等候着韵脚，一押上韵，他们就哈哈大笑。我试图让他们自己找韵，接着我开头的几句往下编，但他们表示编不了，或许不愿编，将头歪到一侧。他们渐渐熟悉诗歌后，便央求我：

“再说一遍，说得像雨水那样流畅。”

他们为什么会感觉诗歌如同雨水，我不明白，但这一定是一种赞美，因为在非洲，人们渴求雨水，欢迎雨水。

非洲鸟小记

三四月之交，大雨季刚刚开始，我就听到树林里黑云雀的鸣叫。那不是一支完整的曲子，只是几个音符——协奏曲开首的一小节，而且是在排练，一会儿叽喳齐鸣，一会儿戛然而止，仿佛有人在湿漉漉的寂静的林子里调试小提琴的音色。然而，这同一个旋律，同样的甜润婉转，不久将充溢从西西里一直到爱尔西诺雷的欧洲森林。

在非洲，我们有黑鹳、白鹳，这类鸟也在北欧的茅屋顶上筑巢。不过在这里不如在北欧那么引人注目。在这儿，还有相似的庞然水禽——秃鹳、鹭鹰之类与它们匹比。非洲鹳在习性上也与欧洲的不同。欧洲鹳成双结对地活动，是家庭幸福的象征。而非洲鹳则成群聚居，它们有个别名：蝗虫鸟。每当蝗虫蜂起，它们就紧随不舍，以啄食蝗虫为生。它们也在平原上空飞翔，特别是在烧荒季节，围着向前跳跃的火苗儿，时而盘旋其间，时而扶摇直上，透过虹霓般闪耀的光环及灰蒙蒙的烟雾，搜寻从火堆里脱逃的田鼠、草蛇。鹳在非洲的日子过得逍遥自在，但它们真正的生活却不在这里。当春风吹来，配偶、巢居的意念萌动，鹳的心开始转向北方，它们思念起往昔的岁月与旧居。于是，它们双双飞离，用不了多久，它们又将在故乡寒冷的沼泽里蹚水漫步了。

雨季来临了，曾一度是莽莽焦草的原野又萌发新绿。新绿丛中活跃着成百上千只鸻鸟。鸻鸟好像是沙滩上徜徉的海鸟，在草丛间急步走一程，待到你策马趋前，它们又腾空而飞，发出尖厉的欢鸣。于是，碧澄的天空也因鸻鸟的鼓翼与鸣啭而充满生气。

在新播的玉米田里，冠鹤纷纷飞落，偷吃土中的玉米种子。不过，作为回报，它们是预卜吉兆的鸟——报道雨水将至，而且还以舞姿欢娱我们。这些颀长的鸟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那振翅起舞的情景，真是美不胜收。它们的舞蹈婀娜多姿，但缺少感情色彩。它们忽上忽下飞腾，莫非地面上有一股磁力在牵动着么？整个队形透出一种神圣的气息，恍若某种宗教仪式的舞蹈。也许，冠鹤试图在天地间上下求索，如同两肋生翅的天使，沿着天梯上上下下。那黑天鹅绒般的小小脑袋。那扇形的冠冕，配之以美妙的浅灰色羽毛，富有壁画般明快的风采。舞毕，它们又凌空远飞，依然保持表演时那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它们展翅引吭，发出清亮的欢鸣，就像教堂的大大小小的钟齐鸣，钟声在空中飞旋，流荡。冠鹤飞得很远了，你还能听见它们的歌声，甚至它们在远处的天边消逝了，云彩里还传来一串隐隐约约的钟声。

驾临农场的另一位客人是大犀鸟。它们是来吃树上板栗的。犀鸟可谓一种奇异的鸟，与其相遇，也称得上长一番见识。当然，这种经历并不全是愉快的，犀鸟显得过分骄矜老练。日出之前，屋外一阵响亮、急促的鸣叫将我惊醒。我步出门庭，只见草坪的树上有四十一只犀鸟，与其说它们是鸟，不如说是小孩子在树上树下置放的奇妙的装饰品。它们全是黑色的——那圣洁的、甜蜜的非洲黑色，蕴含着沉沉的年华，使你感到无论优雅、力度、生气，黑色都是无与伦比的。这些犀鸟正在尽兴地交谈，但带着一种有克制的彬彬举止，俨然葬礼之后一些子孙后嗣的聚合。早晨的空气明静如水晶，肃穆的聚合沉浸在清新、纯洁的氛围里。太阳从树木与犀鸟的背后升起来了，像只模糊的火球。在这样一个早晨之后，对于这一天将会带来什么，你一定会有茫茫然之感。

火烈鸟在非洲鸟类中羽毛最为美丽。那粉色的、红色的羽毛酷似一束飞舞的夹竹桃花枝。它的两腿又细又长，令人惊叹。其脖颈、身躯的曲线又是异乎寻常地优美。仿佛由于某种传统的风度与拘谨，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小心翼翼。

我曾搭乘一艘法国轮船，从塞达港赴马赛。船上载有一百五十只火烈鸟，准备运往马赛的外国动物驯养园。这些火烈鸟十只一组，挤在一个个四周围着帆布的笼子里。押运员告诉我，这一路上死亡的火烈鸟占百分之二十。它们不习惯海上生活，在恶劣的气候里失去了平衡，有的断腿折足，有的互相挤压。夜晚，地中海刮起大风，波浪猛烈地撞击船舷，轮船上下颠簸。每一次风浪袭来，我都听到黑暗中传来火烈鸟的尖叫。每天早晨，我都看到押运员拖出几只死鸟摔在甲板上。啊，尼罗河高雅的涉水禽，白荷的姐妹，在气象万千的大地上低回飞旋，恍若一朵晚霞。而此刻，却成了一堆粉色、红色的羽毛连接着两条直挺挺的细棍。死鸟在水面上飘浮，随着波浪起伏，不一会儿，便沉落海底。

小狗帕尼亚

大猎犬，多少年来一直与人类生活在一起，感染上了人的幽默感，能发出笑声来。它们对笑话的概念近乎土著——事情出了差错就乐。也许只有在你掌握了一种艺术、执著于某种宗教之后，你才能超越这一层次的幽默。

帕尼亚是我的猎犬达斯克的第二代。一天，我带它外出散步，来到池塘附近，那里有一排细高的桉树。帕尼亚向一棵桉树跑去，跑到一半，又折回来，让我随它一起去。我到了那棵桉树跟前，看到一只非洲狸猫在树端蹲着。非洲狸猫专门吃鸡。我招呼过路的小孩，叫他到我家取支猎枪来。我拿到猎枪，旋即开了一枪，狸猫啪的一声从高树上掉下来。帕尼亚应声蹿上去踩住它，踢几脚，又拖着它，玩得兴致勃勃。

过了几天，我又路过这个池塘，这回是出来打鹧鸪，可一无所获，我和帕尼亚都十分沮丧。突然，帕尼亚飞也似的向最近的一棵桉树奔去，它围着树一个劲地吠叫，情绪十分亢奋，接着跑回我身边，又奔向那棵桉树。我很高兴，拎着猎枪，满以为可以打到第二只非洲狸猫了，它们带花斑的毛皮是很美的。我疾步跑到树下，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家猫端坐在晃晃悠悠的树顶。我十分恼火，放下了猎枪。“帕尼亚，”我叫道，“你这笨蛋，这是家猫！”

我转身看看帕尼亚，它站在不远的地方瞧着我，笑得两胁鼓鼓的。当它的目光与我相遇时，它便跑到我跟前，蹦跳着，摇着尾巴，发出哀鸣声，将两只前爪搭在我肩头，鼻子嗅着我的脸，然后又跳开，自由地嬉笑。

它表演哑剧般地向我表示：“我知道，我知道，那是一只家猫。我向来都不会搞错，你真该原谅我。不过你也出丑了，拿猎枪去打一只家猫！”

整整一天，它时不时地兴奋，像在池塘边那样表达对我最友好的感情，然后又跑到一旁发笑。

在它的友好表示中透着一种暗讽．“你要知道，在这个家中，我不取笑你和法拉赫，还能取笑谁呢！”

到了夜晚，它在壁炉前入睡之后，我还听见它在睡梦中发出的声响里带着微微的笑意。我相信，以后只要我们经过池塘和桉树林，帕尼亚还会笑的。

地 震

有一年，临近圣诞节，我们这里发生了地震。地震强度够大的，不少土著的茅屋倒塌了，这也许是大象发怒的力量。震了三回，间隔一会儿，又震，每回持续几秒钟。地震间歇时，人们脑中编织着当时的感觉。

戴尼斯那时正在马赛依保护区野营，他睡在卡车上。事后回到庄园，他对我说，他被惊醒时，只有一个念头掠过脑际：“犀牛钻到卡车底下了。”我呢？正要上床，第一阵晃动时，我心想：“花狗上屋顶了。”第二阵晃动，我又想：“这下我要死了，死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可是在第二三次地震的间歇中，我终于明悟到这是地震，我从未想到过会活着碰上地震。过了一会儿，我自信地震已经过去，可是当第三次即最末一次震动来临时，却给我带来了如此压倒一切的欢快，我不曾记得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更突如其来、更铭心刻骨的激奋了。

超凡的天体，在其运动周期中，有力量使人的精神亢奋到未知的高度。我们一般意识不到这一点。一旦这种力量降临在我们面前，便展示出壮阔的景观。开普勒①(到)在多年潜心研究之后，最终发现了星球运行的定律，他写出了自己的感觉：

“我完全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大局已定。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我颤抖，我的热血在奔涌。上帝已等了六千年，等待一位观察者潜心研究。上帝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所不知的及我们知之甚少的，都包容其中。”

真的，在地震的整个过程中，正是这种欣喜、狂热的情绪支配着我，震撼着我。

巨大的快感主要蕴含在这样的意识之中：你认定凝固、静止的东西，竟然自行运动起来。这也许是世间最欢快、最充满希望的感觉之一。那呆滞的地球，那死去的众生，那大地本身，在我脚下耸起，伸展，给予我一个信念，一个极其微弱的触动，却包含无限的深意。它在大笑，于是土著的茅屋应声倒塌。它在呼喊：动啦，我也动啦！

第二天一早，朱玛送茶来，说：“英国国王死了。”

我问他何以得知。

“你没感觉到么，姆沙布？”他说，“昨天夜里地动山摇，那意思就是英国国王死了。”

所幸的是，在地震后的许多年，英国国王一直健在。

基齐科

我有过一头肥壮的骡子，我给它取名叫毛里。可是骡夫却另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它基齐科——意即勺子。我问骡夫为什么管骡子叫勺子，他回答说：“因为基齐科长得像勺子。”我围着骡子，前后左右打量，想找出他起这个名字的依据，可我从哪个角度都看不出这头骡子像勺子。

过后不久，我偶尔驾起骡车——基齐科和其他三只骡子拉车。我登上驭手的高座，对骡子进行一番居高临下的观察。我惊喜地发现骡夫的话不无道理。基齐科的肩头出奇地窄，后腿部却又壮又肥，那圆鼓鼓的样子，简直太像勺子了。

如果我本人与卡马乌——我那骡夫，各自为基齐科画一张像，那肖像无疑大相径庭。但在上帝和天使的眼里，定会如卡马乌观察的那样，来自上面的，高于一切，他所见到的必能接近真实。

卡罗梅尼亚

庄园里有个九岁的小男孩，名叫卡罗梅尼亚，又聋又哑。他能发出一种短促、生疏的号叫，但很不容易听到，因为他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声音，总是马上停下来，喘息一阵。其他孩子怕他，抱怨他老是打人。我与他的初识是这样的：与他一起玩耍的小孩用树枝敲打他的脑袋，他的右颊肿了，化脓了，许多细刺扎在里面，得用针挑出来。这对卡罗梅尼亚来说，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折磨。的确，这使他痛苦，但也给他提供了与他人接触的机会。

卡罗梅尼亚长得很黑，一双黑眼睛水灵灵的，睫毛浓浓的、密密的，煞是可爱。他的表情认真、严肃，几乎看不到脸上的笑容。他整个形象很像一头土著的小黑牛犊。他是个主动的、积极的生灵，由于与外界的语言联系已隔绝，打架便成了他自身的宣言。他擅长掷石块，出手很准。他曾拥有一副弓箭，可是却使不好，似乎耳朵也是射手拉满弓的必要组成部分。他在同龄人中堪称体魄健壮。也许他并不想用这些优势与其他男孩的听与说的能力进行交换，我觉得他对那种能力没有什么钦佩之意。

卡罗梅尼亚尽管好斗，却并非不友好之人。如果他觉察到你在向他讲话，他的脸立刻为之一亮，不是堆起笑容，而是显露出一种明快、欣喜的表情。他也干点儿顺手牵羊的事，有机会，就随手抄些烟哪、糖哪，但他转眼间就把抄来的东西分给其他孩子。有一次，我还遇见他站在中央，给围了一圈的小伙伴发糖。他没看见我。这是我唯一见到的一次，他几乎要笑起来了。

我曾作过一些努力，让他干点厨房或住房里的活，可他干不好，没多久便厌烦了。他喜欢干的是搬动重物，从一处拖到另一处。沿着我庄园的汽车道，有一溜刷白粉的石头。为了让这路墩排列得更匀称，一天，在他的帮助下，我将其中一块石头移位，一直向上翻滚到居宅前。第二天，我走出屋子一看，卡罗梅尼亚居然把所有的路墩都搬起来，滚到房前，垒成一大堆。我不相信像他那样的人竟会有那般能力。他一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卡罗梅尼亚仿佛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随遇而安，专注不二，他既聋且哑，然而非常强健。

世间万物，卡罗梅尼亚最需要的是一把刀子，但是我不敢给他。我担心，在他与外界接触的努力中，准会用刀子伤害庄园里的其他孩子，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会有一把。他的这个欲望如此强烈、迫切，只有上帝知道他会用刀干什么。

我给卡罗梅尼亚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我送给他一只哨子。这哨子原是我用来招呼猎犬的。我刚给他看哨子时，他并没表示什么兴趣。后来，我教他把哨子含在口中一吹，两边的猎犬争相跑到他跟前，他大吃一惊，脸色更黑了。他又试着吹了一下，发现了同样的效果，不由惊喜地看着我，目光异常明亮。哨子吹熟了，他又开始琢磨这玩意儿的功效从何而来，可他并没有研究哨子本身，而是吹哨把猎犬召来，皱着眉头，仔细端详它们，仿佛要从它们身上找出受刺激的地方。从此，他非常喜欢猎犬，具体说，他常来找我把猎犬借出去，带它们散步。当他领猎犬外出时，我向他比划西方天空太阳的位置，示意到什么时候他必须返回来。他也指指同样的位置，每次回来都很准时。

一天，我骑着马出去，见到卡罗梅尼亚带着猎犬，在马赛依领地，离我宅邸很远很远。他没发现我，只以为他完全是一个人逍遥自在，无人觉察。我在马上凝望，但见他忽而放开猎犬任其迅跑，继而又吹响哨子把它们召回，然后再放它们飞奔……足有三四次。在他认为无人知晓的空旷的草原上，他发挥着新的想象力，沉浸于生活的新天地。

他用绳系着哨子，套在脖子上，可是一天，他颈子上的哨子不见了。我打着手势问他哨子怎么啦，他比划着告诉我，哨子飞啦——丢了。他没有向我再要一只哨子。要么他认为不会有第二只哨子的，要么他的意思是不再保留生活中不真正属于他的东西。我想，哨子未必不是他自己扔掉的，因为他无力让这哨子与他生存的其他思想协调一致。

五六年之后，卡罗梅尼亚也许又经受了许多苦难而突然升入天堂。

波莱·辛格

波莱·辛格的小打铁铺在山下碾面厂附近。从铺子里里外外的情形来看，即便是最保守的评价，也不能不说它堪称庄园里一个小小的地狱。小铁铺的房子用瓦楞铁搭成，太阳当空，直射屋顶，铁匠炉的火苗在屋内往上蹿，屋里屋外的空气灼热到了白炽化的程度。一天到晚，这里回响着锻砧震耳欲聋的嘈杂声——铁与铁的反复敲砸。屋里满地是斧头、断裂的车轮，俨若一幅古老而可怕的刑场素描。

尽管这样，打铁铺仍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下山去看波莱·辛格打铁时，总见到铺子周围的人熙来攘往。波莱·辛格的工作节奏是超人的，似乎他的身家性命都维系于五分钟之内必须干完的特殊活计上。他时而跳起来，跃过锻炉，时而咆哮着，向两个吉库尤徒工发布命令，那声音尖厉，如高空中的飞禽。他的一切行为都像一个在铁砧上燃烧着的人，或者像一个暴躁的超魔鬼在干活。然而，波莱·辛格绝不是魔鬼，正相反，他是个性情最温顺不过的人。工余之际，他的举止甚至于还带点少女的风韵。他是我庄园里的“风迪”——通晓各种活计的技工，不仅是铁匠，还是木匠、鞍匠、细木工。他为庄园制造了不少辆畜力车，完全由他一手操持。但他最喜欢干的还是锻工。看他装车轱辘的架势，透着一种美，一种自豪的神采。

从外表看，波莱·辛格有点像狡诈的骗子。当他穿上外套，盘上白头巾，一身盛装，配之以黑黑的大胡须，活脱一个魁伟庄重、步态蹒跚的男人。可是到了铁匠炉旁，光着上身，他又如此瘦削、灵敏，有如一座印度时钟。

我喜欢波莱·辛格的打铁铺。它之所以受到吉库尤人的欢迎，有两个原因。

首先，在于铁的本身。铁在一切原料中最有魅力，最能激发人们悠远的想象。铁犁、铁剑、铁炮以及铁轮——人类的文明——人类征服自然的象征。铁是朴素、平实的，连原始人也理解它，估得出它的意义。波莱·辛格锻打的就是铁。

其次，打铁铺吸引土著世界之处还在于它那铿锵的歌声。打铁，节奏单调而又活泼，高亢有力，撼人心魄，具有神话般的力量。它雄浑，极富男子汉气魄，足以震慑、融化女人的心。它直率，毫不装腔作势，道出的是真理，只是真理。有时，它甚至过于直露。它的力量充沛有余，它不仅是强健的，而且是欢快的。它为你效力，为你做大的贡献，既心甘情愿，也逍遥自在。土著爱其节奏，围着波莱·辛格的铁匠铺，个个心旷神怡。按照北欧的古老习俗，人在打铁铺说的话，可以不足为据，可以不承担责任。人到了非洲，在打铁铺里，舌头无拘无束，话就更多了，真可谓口若悬河。打铁的歌声激起多少海阔天空的想象！

波莱·辛格与我合作多年，在庄园可算得上收入不错的。他的工资与他的需求不成任何比例，他是第一流的苦行僧。他不吃肉，不沾烟酒，也不赌博，一件旧农服可以穿到丝丝缕缕。他汇钱回印度，供孩子们上学。他的小儿子戴利浦·辛格沉默寡言，曾从孟买来这里探望父亲。戴利浦与铁已没有什么缘分，我见到他身上唯一的金属是插在口袋里的铱金笔。神奇的素质在下一代身上已失传。

可是波莱·辛格本人，却执著于打铁的生涯，他头上神奇的光环在庄园期间依然放射异彩，我愿他一辈子神采斐然。他是诸神的仆人，在白热之中经受锻烧。他是自然界的精灵。在波莱·辛格的打铁铺，铁锤在欢唱，唱出你想听的歌声，仿佛赋予你的心声。这铁锤于我，唱的是一首古希腊的诗歌，一位朋友翻译如下：

就像铁匠挥舞铁锤

厄洛斯（爱神）在锻打中翻飞，

我的淡漠里迸出星星火花

仿佛火红的铁在溪流中沉浸

厄洛斯将我哀伤的心灵抚慰。

奇事一则

我在马赛依保护区为政府运送物资那一阵，曾有一回奇遇，凡我认识的人都从没遇到过。事情发生在一天中午，我们正在草原上行进。

在非洲，大气层对于大地景观的影响远甚于欧洲。大气中充满影影绰绰的形象与海市蜃楼。在某种意义上，大气成为变幻无穷的真正的舞台。正午时分，炙热异常，空气恍若小提琴的琴弦，隐隐振荡、颤悠。荆棘树丛生的草原，草原上起伏的山峦，所有的层次仿佛都升高了。干枯的草地变幻成一片片闪着银光的汪洋。

我们在这炙热、变幻不定的空气包裹之中跋涉。我一反自己的习惯，领着法拉赫、猎犬达斯克，还有照管达斯克的小仆人走在前头，把车队拉下长长一段距离。我们默默地走着，天太热了，热得人懒得说话。蓦然间，地平线上的草原开始移动、奔驰，一大群野生动物远远地从右前方向我们逼近。

我叫法拉赫：“瞧，那些角马！”但是过一会儿，我又拿不准它们是否真是角马。我举起望远镜向前望去，可是在正午，望远镜也看不清楚。我问法拉赫：“你说呢，它们是角马么？”

这时，我发现达斯克警觉起来，全神贯注盯着前方的动物。它的耳朵耸起，锐利的目光追踪着动物。我常放达斯克去追逐草原上的大小羚羊，可今天，我想，奔跑起来太热了，就叫小仆人系牢它颈项上的带子。然而，说时迟，那时快，达斯克发狂地大叫一声，猛地向前蹿起，小仆人一下被掀翻在地。我接过带子，全力拉着。我望着动物群，又问法拉赫：“它们到底是什么？”

在草原上很难估测距离。震颤的空气、单调的景色，又怎能叫你双目清明呢？还有，散布在草原上的荆棘树，那造型酷似原始森林的巨木，可实际上才十二英尺高，长颈鹿的脑袋与脖子时时从树顶伸出来。远处的动物常使你辨不清大小，受骗上当。过了一会儿，法拉赫才说：“姆沙布，它们是野狗。”

可通常见到的野狗，往往是三五成群，这回遇到的却是大群的野狗。土著怕野狗，会提醒你野狗凶得很，要吃人的。有一次我在庄园附近的保护区骑马，遇上了四只野狗，它们在后面十五码处跟着我。我随身带着的两只小狗吓得紧跟着我，确切说是躲在马腹下。就这样，我们过了河朝庄园走去，才甩掉了野狗。野狗不如鬣狗大，它们与法国种的鬈毛大狗差不多。野狗的皮毛是黑色的，尾巴尖上、耳朵角上，都有一撮毛毛，它的皮毛低劣，粗而不匀，并有一股异味。

更前方大概有五百只野狗，它们慢慢地向我们跑来，也不左顾右盼，那架势十分古怪，仿佛被什么惊吓住了，或者是朝着固定的目标匆匆赶路。

野狗离我们近了，稍稍改变走向。它们好像仍然没有见到我们，以原来的速度行进着。渐渐地，它们距我们只有五十码之遥了。它们列成纵队跑着，两三只或三四只并排而行，好一会儿，整个队伍才在我们跟前走完。这期间，法拉赫曾说：“这些野狗太累了，它们赶了很长路了。”

野狗远去了，消失了。我们看看后面的车队，想着还有一段路要赶。刚才那一阵心绪激动、焦虑弄得我们精疲力竭，我们就地坐下来，直至车队赶上我们。达斯克烦躁极了，一个劲蹿跳，要追赶野狗群。我抓着它的项圈，要不是我及时系上带子，我想它此刻早就喂了野狗了。

车队的驭手们纷纷跑上前来，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法向他们或自己解释是什么使野狗大群而来，奇态惊人。土著则将这一现象视作凶兆——战争的凶兆，因为野狗专食尸体腐肉。事后，他们中间也没有太多的议论，不像旅途中其他遭遇那样，常成为他们的话题。

我对许多人讲过这一奇事，没人相信。可这毕竟千真万确，有我的仆人们为证。

鹦 鹉

一位丹麦的老船主坐着，追忆他的青春岁月，飞回他十六岁那年在新加坡一处青楼里度过的良宵。他是随同父亲船上的水手去那里的。他坐在那儿与一位中国老妇人闲谈。她听说这小伙子是远方异邦的来客，便拿出她的老鹦鹉。这还是很久很久以前，她告诉他，自己年轻时的情人——一位出身名门的英国青年送给她的。丹麦小伙估计这只老鹦鹉该有百岁之寿了。它能说几句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是从青楼的国际气氛中拾取的。但有一段话是那个情人在送她之前教给鹦鹉的，她听不懂，其他所有的来客也都讲不出其中含义。现在，她打听的念头早已断绝多年了。可是，眼前的丹麦青年来自远方，说不定这会是他的乡音，能翻译出来哩。

老妇人的信任使年轻的丹麦人深深感动，也极为惊诧。他打量着鹦鹉，一想到从其可怕的喙中可能说出丹麦话来，他几乎撒腿跑出屋子。只是为了给老妇人做件好事，他才待下来。哪料到，当老妇人引着鹦鹉说出那几句话，竟然是正统的希腊语。那鹦鹉讲得很慢，年轻人的希腊语知识足以听得懂。这是萨福(妇)①的一首诗：

月亮下沉了，连同繁星，

子夜退去了, 悄然无声，

时光在流逝，流逝，

我独自倒卧，孤零零。

老妇人听着丹麦青年翻译的诗句，咂着嘴，转动着小小的、斜视的双眸。她请他又说了一遍，轻轻地点点头。

艰难岁月

要说种植咖啡，我庄园的地势偏高了点。在凉季的那几个月，低洼地偶尔还有霜冻。清早，咖啡树的嫩枝、树上的小咖啡豆，都冻蔫了，变成褐色。一阵阵劲风从大草原吹来，即使是好年景，我们这里每英亩的咖啡产量也比不上地势较低的、海拔四千英尺的西卡、基亚布地区。

在恩戈山区，我们还缺雨水。一年里总有三次干旱，咖啡产量锐减。在年降雨量五十英寸的年头，我们收获八十吨咖啡豆，降雨量达到五十五英寸，则能收上近九十吨。可是有两个坏年头，雨水才二十五英寸、二十英寸，我们只收到十六吨、十五吨咖啡豆。那两年真是庄园的灾难。

与此同时，咖啡价格猛跌：以前一百英镑一吨，而今只卖到六十或七十英镑，庄园的日子越发艰难了。我们无力偿还债务，也没钱经营种植园。远在丹麦老家的人们——庄园的股东们，写信让我把庄园卖了。

我想了许多办法来挽救庄园。有一年，我试图在富余的地里种亚麻。种亚麻固然不错，但需要高水平的技艺与丰富的经验。我请一位比利时难民给我出主意，他问我打算种多少亩，我说三百英亩。他一下惊叫起来：啊，太太！那可不行。他说，要想成功，只能种五英亩、十英亩的，多了可不行。可是十英亩于我们何补之有！我种了一百五十英亩。亚麻地盛开天蓝色的花朵，那景致真是美不可言，就像一方人间的天堂。世界上还有哪种产品能像亚麻纤维那样令人心满意足呢？坚韧、有光泽，你摸一摸，会感到润滑如丝。亚麻纤维装运出去后，你不妨随之神游，想象这些美丽的纤维是怎样织成布、制成睡衣的。可惜的是，由于人员不稳定、缺乏经常性的监督，没有教会吉库尤人怎样正确地抽麻、沤麻、打麻。我的亚麻种得并不成功。

在那些岁月里，肯尼亚的许多农民都从事过不同的种养业，最终还是只有少数人在成功中受到鼓舞。恩乔罗的英格丽特·林斯特罗终于走了运。在整整十二年的艰苦奋斗中，她搞过花圃，养过猪、火鸡，种过蓖麻、大豆，眼巴巴地看着这些项目一一失败，她伤心，她痛哭，但最后她终于拯救了家庭、拯救了自己——她种植除虫菊，畅销伦敦，在那里加工成各种杀虫剂。而我自己的种种尝试却并不走运。干旱的气候，阿西平原吹来的劲风，使咖啡树枯萎，叶片发黄，部分咖啡园还闹起病虫害，诸如专啃枝干的木虫和黑斑虫。

为了提高咖啡产量，我们往田里施肥。我素来受欧洲农事的影响，清除庄稼而不施肥的做法，我怎么也接受不了。庄园的佃农闻讯赶来帮忙，他们送来自家牛圈、羊圈里的陈年粪肥，像泥炭似的，很容易处理。我们在咖啡树的行距间，用新从内罗毕买来的小铧犁、单牛犁，犁出一条条垄沟。牛车开不进田里去，庄园妇女们背上一袋袋粪肥，在垄沟里撒，一棵树撒一袋，然后让牛拉犁再覆盖上。那忙碌的情景真令人愉快，我是多么期待丰收的回报，谁知到头来，产量依旧，肥效丝毫不见。

真正挠头的是我们缺乏资金，钱在我接管庄园之前就已经花完了。我们无力进行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我们的日子刚够糊口——在最后几年里，这种生活习以为常了。

我若是有资金，我想，我早就不种咖啡了，把咖啡树砍掉，换种林木。非洲的树木长得很快，雨季里，你从苗圃搬来一个个土箱，每箱十二棵幼株，依次栽上，十年功夫，你就能在高高的桉树、金合欢树下舒适地漫步了。到那时，我肯定，它们能畅销于内罗毕的木材、木柴市场。在很早以前，庄园里有一大片一大片的原始林，但不幸的是，在我接管之前这些林子就卖给了印度人，他们专事砍伐制材。我自己在困难时期也砍伐加工厂附近的树林，用来作蒸汽机的燃料。这片林子——高大的树木，充满生气的绿阴，多年来一直充当我的梦魇。我一生中的所作所为，最可内疚的便是伐倒了这片林子。在我有能力时，也栽过一些桉树苗，但成活者不多。要是持之以恒，不用五十年，我就能植树数百英亩，将庄园改造成歌声不绝的树林，科学地进行管理，河边设一个木材厂。庄园的农民，虽说他们的时间概念与白人不同，但也一直企盼着有朝一日人人有足够的木材——在起初那些年头，人们都是这样的——至于木材，无可非议地来自于我即将计划的林子。

我还计划在庄园里养牛，经营牛奶房。可是我们位于不洁之地，东海岸的黄热病常常流行。你真要饲养优良品种的奶牛，就得经常将它们放在药水中浸洗。这就更难于同内地的牧场主竞争。不过，我也有地利之便，离内罗毕很近，每天早上可送鲜奶进城。有一度，我们曾有一群良种奶牛，并在草原上为它们砌了一个很好的澡池。可是到了后来，我们又不得不忍痛割爱，把这些奶牛拍卖了。那个澡池，也长满了野草，像一口枯井，又如一座倒扣的古堡废墟。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傍晚挤奶时分，我便走到马乌盖或卡尼努的牛圈前，闻闻那奶牛的甘美气息。我是多么渴望有自己的奶牛栅与奶牛房啊。我的内心不由一阵剧痛。当我骑马走在草原上，恍惚见到草原上点缀着一头头花斑奶牛，如同一朵朵野花。

但这种种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变得遥远，最终几近淡忘了。不过，我不太耿耿于怀，只要咖啡能赚钱，庄园能维持下去，我就谢天谢地了。

维持一个农场，可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的土著，我的白人，甚至任凭我一个人为他们担惊受怕。有时，我感到仿佛庄园的咖啡树和牛群也不饶我。无论会说话的生灵，还是不会说话的哑巴，似乎一致认为，正是由于我的过失，雨水才迟迟不来，使夜间寒冷得难以忍受。我晚上安稳地坐下来读读书，好像也不应该。我害怕失去庄园，不得不外出巡游。法拉赫了解我所有的哀伤，他不赞成我夜间外出。他提到花豹，说是太阳下山时，它们就在房子四周转悠。法拉赫常站在回廊里巡守——一个白长袍的轮廓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直到我夜出归来。但是我的心情异常沉重，任何关于豹子的事都顾不得放在心上。我知道，夜间我巡游庄园的每条通道也无济于事，但我仍天天去转转，就像鬼魂夜行，没有任何明确的动机和固定的目标。

在离开非洲的两年前，我正在欧洲访问。到了咖啡收获季节，我返回非洲。可是直到抵达蒙巴萨之后，我才能得到收成好坏的消息。船上的日日夜夜，我心中反复衡量着：当我心绪较好，生活显得友好可亲时，我估计这次能收七十五吨；可当我心情抑郁、紧张时，又想到，不管怎么样，这回六十吨总能收到手。

法拉赫赶到蒙巴萨接我。我不敢直接问他咖啡的产量。我们聊了一会儿庄园里其他的事。可是到了晚上，我准备上床时，却再也忍不住了，于是问法拉赫他们总共收了多少吨咖啡。索马里人一般是乐于报忧的，但此刻法拉赫却很不高兴，神情极为呆板，靠在门口，脑袋后仰，半合着双目，克制着内心的痛苦说：“四十吨，姆沙布。”一听到这个数字，我就明白我们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我周围的世界失去了一切色彩与活力。暗淡、令人窒息的旅馆房间，那水泥地板，那陈旧的铁床架，那破旧的蚊帐，不带一丁点儿人类生活的装饰，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作为萧条世界的象征。我没有什么话可对法拉赫说，他也默不作声地离开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对我友好的人。

然而，人的精神具有自我更新的伟大力量。到了半夜，我想，若是老克努森，这四十吨咖啡就够了不起了，而悲观才是最致命的。不管怎么样，现在回庄园去，我将又一次沿着车道盘旋而上。我的人在那里，我的朋友们会到庄园探访我。在十小时之后，我将从铁道的西南侧又一次见到碧空下恩戈山那一片蓝色的剪影。

祸不单行。这一年蝗虫又飞临庄园。据说它们是从阿比西尼亚(不)飞来的。那里一连两年大旱，蝗群便开始南迁，将途中的庄稼一扫而尽。蝗虫还未见到，那些遭灾的地方便开始流传种种奇异的传说——在北方，蝗虫一过，玉米地、小麦田、菜园子都一下变成大荒漠。移民们派出信使向南方的邻居们通报蝗虫来了。可是，即使得到了预报，你对蝗虫也无可奈何。所有的庄园，人们都准备好一堆堆高高的木柴垛、玉米秆垛，蝗虫一到，立即点火。庄园里所有的工人都被派往田间，拿着空油桶、空罐头，一边敲打，一边哄叫着，不让蝗虫降落。但这仅仅能暂缓一阵，不管农民怎样惊吓，蝗虫不可能永远在空中停留。每个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蝗虫往南轰赶到下一个庄园。蝗虫飞越的庄园越多，落下的时候就越饥饿、越疯狂。我在马赛依保护区的北侧有一大片草原，我寄希望于蝗虫越过草原，越过河岸，向马赛依那儿飞去。

从邻近的移民那里，我得到三四次关于蝗虫的通报，但没有更多的情况发生，我便自信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一天下午，我骑马到庄园杂货店去——此店由法拉赫的弟弟阿卜杜拉经营，专为庄园工人、佃农供应日用品。小店设在路边，一个印度人正在店铺外摆弄骡车车套，抬头见我，忙从车套中站起来，跟我打招呼。

“蝗虫来了，太太，请小心，别让它飞到你的田里。”我到他跟前时，他说。

“蝗虫来了，蝗虫来了，我听到多少回了，可一个影子也没见到。也许事情并不像你们传说的那么严重。”我说。

“太太，请你往四周看看。”印度人说。

我四下里打量，只见北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有一片阴影，犹如一道长长的烟雾，俨若一座城市在着火。百万人口的城市在明亮的空气中喷烟吐雾，我心想。

“那是什么？”我止不住问。

“蝗虫！”印度人回答。

我策马返回庄园，在草原小道上，我发现二十来只蝗虫。我经过庄园经理的房子。吩咐他做好一切准备，对付蝗虫。我们俩一起北望，空中的那道黑色烟雾升得更高了。我们眺望的当儿，空中偶尔有一两只蝗虫从我们面前掠过，飞落到地上爬行。

翌晨，我推开房门向外望去，旷野里一片低沉、单调的褐黄色。树木、草坪、车道，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覆盖着褐黄色，仿佛夜间土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褐黄色的大雪。蝗虫糜集旷野。我伫立着、凝望着，那景观开始振荡、破碎，蝗虫活动起来，向上飞腾，没几分钟，周围全是扇动的蝗翅，它们飞离了。

这一回，它们对庄园的破坏不算厉害，它们只是与我们一起度过一夜。我们见到了蝗虫的模样，长约一英寸半，灰褐色中带点粉红，摸上去有点粘手。它们仅仅是停落在树上，就把车道上的几棵大树压断了。你打量着这些树木，想起每只蝗虫不过十分之一盎司，就不难想象它们有多少万只了。

蝗虫去而复归。在两三个月里，我们的庄园连续遭到它们的袭击。我们很快放弃了恫吓、轰赶它们的尝试，那纯粹于事无补，是悲剧般的举动。有时，一小群蝗虫飞来，那是脱离大队人马的自由小分队，匆匆掠过。但有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整天持续不断地在空中横冲直撞，足足折腾几天才飞去。当蝗灾达到最高潮时，恰似北欧的暴风雪，呼啸着，打着唿哨。你的四周、你的头上，都是那小小的坚硬的蝗翅在扇动着翅膀。在阳光下，蝗翅犹如薄薄的钢片闪着光亮，但太阳终于被它们遮掩，变得暗淡昏黄。蝗虫的队列保持常态，从地面到树顶，蝗虫带的后面，天色明净。它们呼呼地迎面向你飞来，钻进你的衣领，袖口和鞋子。它们在你周身上下乱舞，你眼花缭乱，胸中奔涌着一股特殊的病态的狂热与绝望，你充满对蝗虫的恐惧。它们当中的一只两只无足轻重，打死了也无关大局。蝗群越过庄园，飞向遥远的地平线，就像一道细长的烟雾。它们飞走了，可你的脸，你的手，那被它们爬过的恶心感，将久久缠扰着你。

紧随着蝗虫袭击的，是大群飞禽。它们在蝗虫上空盘旋，一旦蝗虫停留在田里，它们也随之降落，大模大样地漫步其间。它们是鹳与鹤——高贵自负。

蝗虫有时栖息在庄园里，对咖啡树危害不大。咖啡叶，如同桂树叶，很坚韧，蝗虫咬不动。它们只是把田间各处的咖啡树压断。

可是蝗虫洗劫过的玉米田却是另一番悲惨景象。折断了的玉米杆上挂着几片干枯的叶子。我河畔的花园，原先一直精心浇灌，常年青翠，而今却像一堆灰土——鲜花、蔬菜和草药都被席卷一空。佃农的“夏姆巴”——农田就像燃烧过的荒凉的旷野，那高高低低的垄沟，已被爬行的蝗虫填平。尘土中，随处可见到几只死蝗虫。佃农们伫立着，注视着蝗虫。亲手翻耕、播种“夏姆巴”的老妇人，踩着蝗虫的脑袋，朝着天空中最后一道正在消逝的淡淡的阴影挥舞着她们的拳头。

蝗虫大队人马过后，死蝗虫触目皆是。在公路上，它们曾经栖息的地方，牛车、马车碾着蝗虫而过。此时，蝗群已远去，车辙明显可见，就像跑火车的轨道，铺满死蝗虫的小小尸体。

蝗虫在土里产卵。第二年大雨季过后，小小的黑褐色生灵就出现了——这是蝗虫生命的第一阶段，虽然还不会飞，但四处乱爬，见什么吃什么，一路扫荡。

我一没有更多的资金，二赚不来钱，便只好变卖庄园。内罗毕的一家大公司买下了我的庄园。他们认为那地方太高，不宜种植咖啡，就不打算再搞农业。但他们决意把所有的咖啡树都作为抵押品收受，将土地重新规划，并修筑道路。待到内罗毕向西部扩展时，他们就出售地产。变卖庄园的事宜忙完，已近年尾。

即使在那时，要不是为了一件大事，我并不认为我内心深处已放弃了这个庄园。庄园的咖啡树属于它的旧主人，或者说产权归了银行——它是庄园第一受押的。要到来年五月后，咖啡才能采摘、加工、出售。在此期间，我将留下照管庄园，一切一如既往，不管他人如何认为。我想，在这段时间，可能会发生变化，局面或许全然改观也未可知，因为世界毕竟不是一个有规则的或可以预料的舞台。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进入了庄园生活的奇异时代。从根本上讲，各方面的事实都表明，庄园不再属于我。但尽管如此，无力认识真理的人，仍可以忽视真理，这对于日常事务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期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是在学习生活的艺术——现实生活或永恒的艺术，至于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只能产生极小的影响。

说来真稀奇，在那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会放弃庄园或离开非洲。我周围的人们对我说，我必须这么办。他们都是一些有理智的人。从丹麦来的信，都在证实这一点，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实，都在指明这一点。然而，我的思想毫不动摇，我始终相信自己必须葬身于非洲。基于这一坚定的信念，我没有其他理由或原则去想象此外的任何事情。

在这几个月里，我心中筹划着我的计划或战略来对抗命运，对抗我周围的人们——命运的同盟者。我思忖，自今往后，事无巨细，我都将认真对待，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我要让我的对手无论书面上，还是口头上，日复一日地陷于他们的事务，因为最终我仍将胜利而出，保有我的庄园及庄园里的人们。失去这一切，我想，我不能。连想象都不可能的事，怎么会发生呢？

就这样，我成了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的人。当我回首在非洲的最后岁月，我依稀感到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都远远先于我感知到我的离别。那一座座山峦，那一片片森林，那一处处草原，那一道道河流，以及旷野里的风，都知道我们即将分手。当我开始与命运达成协议，当变卖庄园的谈判拉开序幕，大地的景观对我的态度也开始变化了。在那之前，我一直是其中一部分：大地干旱，我就感到自己发烧；草原鲜花怒放，我就感到自己披上了新的盛装。而这会儿，大地从我这里分开，往后退着，以便我能看得更清晰，看到它的全貌。

山峦在下雨前的一周里，会作出同样的表示。在一个傍晚，你凝望着它们时，它们会突然剧烈运动，卸去一切遮盖，变得豁然开朗，无论造型还是色彩，都格外清晰，格外生动，仿佛它们决心将蕴含的一切都向你和盘托出，仿佛你能从你坐着的地方一直步行到绿油油的山坡上。你会想：如果一头野猪从空旷地冒了出来，我可以在它转动脑袋时，看见它的眼睛，看到它耳朵在动；如果一只小鸟停落在树杈上，我能听到它婉转歌唱。在三月，山峦间这种惜别的景象意味着雨水将至，而现在，对我却意味着分离。

我以前也曾在其他地方有过类似的经历。当即将离别之际，大地的一切向你袒露，但其中含义，我已淡忘了。我只是想，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可爱的国土，似乎仅仅凝视着它，就足以使你终生欢乐。光与影将大地交织，彩虹耸立于天际。

当我与其他白人——内罗毕的律师和商人，或与为我旅行出谋划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感觉到的孤独十分怪异，有时犹如一种可以触摸的物质——某种窒息感。我将自己视为他们当中的一个明智者。但偶尔有一两次，我却感到在神志清醒的人们中，我是一个疯子。这种感觉也是理所当然的。

庄园的土著，出自他们灵魂中的彻底现实主义，很了解庄园的形势及我的心境，其了解之透彻，就如同我向他们作了专题讲座，或者为他们撰写了一本专著。然而，他们仅仅指望我的帮助、扶持，任何一件事，他们都不试图为自己的将来盘算。他们作了很大努力使我待下去，为此，他们悄悄向我泄露，他们已经为我想出好多计划。变卖庄园的事宜了结之后，他们聚拢来，从早到晚坐在我屋子周围，与其说是为了与我攀谈，不如说只是想追随在我的左右。在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关系，追随者必定将领袖的每一个弱点、每一个失误看得一清二楚，有能力以不偏不倚的精确度来鉴定之，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倒向他，似乎生活的唯一出路就是跟随其左右。羊群也许对牧童持有这种态度，它们对环境与气候的了解远胜于牧童，但仍心甘情愿跟随他，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直下深渊。吉库尤人对环境的应变能力强于我，因为他们对于上帝与魔鬼更具洞察力，却围坐在我房子四周，听候我的吩咐，而在平常的日子里，他们很可能始终在自由地谈论我的无知、我的低能。

你也许会想，既然我明白对他们爱莫能助，既然他们的命运如重负压在我的心头，那么，他们无休止地在我房前屋后静坐，我不是难以忍受么？但事实并不如此。我相信，在最后的关头，我们会在相依为命之中感到一种异常的舒坦与慰藉。我们互相了解之深刻，超越了一切理性。在这几个月里，我常常想起拿破仑撤离莫斯科的情景。一般都认为，他见到他的大军在自己周围遭难，奄奄一息，会极度痛楚。然而，同样可能的是，拿破仑如若没有这支溃军，他会倒毙于现场。夜里，我掐算着钟点，盼望着那一时刻到来——吉库尤人再度出现在房子周围。

酋长之死

同年，基那朱依酋长仙逝。一天夜里，他的一个儿子来我的住宅，请我随之到酋长的村子去，他正处在弥留之际。“阿那塔卡库法”——他要死了——土著这么说。

基那朱依那时已垂垂老矣。不久前，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马赛依保护区的传染病隔离令刚刚撤销，这位吉库尤老酋长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带上几个随从，亲自南下，长途跋涉赶到马赛依区，同马赛依人清理种种债务，接回寄养在那里的母牛和牛犊。他在那里染疴不起。据我所知，他的大腿被一头牛抵撞了，伤口坏疽，竟成为酋长之死因。基那朱依在马赛依人那里滞留过久，也许在他想往回返的时候，他的病体已经受不起长途旅行的劳顿，他又决意将自己所有的牲口都带回。也许他先是让他的一个嫁到那里的女儿照料他，而后又为拖累了女儿感到不安。最后，他终于踏上归程。无疑，他的随从尽了最大的心力，吃尽了辛苦，才把他送回家——他们用担架抬着这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走了那么长的路。此刻，他躺在自己的茅屋里，不久于人世了，特派人请我去看看。

基那朱依的儿子赶到我家已是晚饭之后。我，法拉赫与他，一行三人驱车前行，已是夜色沉沉了。新月初升，露出四分之一的脸庞。路上，法拉赫引起话题，谁将继承基那朱依，当吉库尤酋长。老酋长有许多儿子。显然，种种不同的势力在施加影响。法拉赫告诉我，酋长的两个儿子信基督教，但一个为罗马天主教徒，一个皈依苏格兰教会。两个教会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自己的教徒继任酋长。可吉库尤人自己则似乎倾向于老三——那个不信教的小儿子。

到酋长家的最后一英里路，简直是沼泽地里的牛道。野草上闪着露珠，一片灰蒙蒙。在进村前，我们还得穿过一道河床，河床中间淌着一条弯弯曲曲的银色小溪。我们在白茫茫的夜雾里穿行。赶到酋长的大院落，但见月色溶溶，高高低低的茅屋、粮仓的小尖顶，还有一个个牛圈，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谧。我们拐弯进院，借着车灯光，我看见一个茅草棚下停着酋长从美国领事那里买来的汽车。那车显得孤零零的，铁锈斑斑，破旧不堪。看得出，基那朱依现在已顾不上它了。他转而向往父辈的传统，要见见周围的牛群与妇女。

村里黑洞洞的，但并未沉睡。人们听到汽车声纷纷出来，围住我们。然而，气氛变了，不再如往常那样了。基那朱依的院落历来是喧闹、活跃的地方，就像一口井泉从地上喷涌出来，流向四面八方，部族的各项计划，各个项目均在这里酝酿，从这里向部族各个角落展开。而这一切活动都处于浮华而慈善的中心人物基那朱依的监督之下。而今死亡之翼覆盖在院落之上，像一块强力磁铁，打乱了原先的格局，组成了新的星宿与群体。家庭、部族的各个成员的利益都到了关键时刻。这样的景象与阴谋诡计历来在君王临终的床前床后发生，而此刻，在牛群的强烈气味之中，在朦胧的月色之中，你也会突出地感受到。我们下车之后，一位提灯的小男孩迎上来，引我们去酋长住的屋子，一大群人尾随我们，在屋外站着。

从前我从未进过基那朱依的屋子。这幢酋长“王室”远比普通的吉库尤茅屋大，但进去一看，屋内陈设并不奢华。一个用木棍与绳索编织的床架，几只木凳，踩得光溜溜的黏土地板上，有两三堆火在燃烧，那热气令人窒息，那烟雾浓得我走进去都看不清里面的人，虽然地上立着一盏防风灯。我稍稍适应屋内环境后，发现里面有三个光脑袋的老头，兴许是基那朱依的叔伯或调停人。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床前。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和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在酋长驾崩之室，他们是怎样的新的星宿啊！

基那朱依平躺在床上，他的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他已一半登上死亡之途。他周身发出冲鼻的恶臭，吓得我开始都不敢开口讲话，害怕染上疾病。老人赤裸着全身，躺在我从前送他的那块花格毯子上，他那条中毒的大腿也许支撑不住任何分量了。那大腿令人惨不忍睹，肿得非常厉害，你都分不出哪儿是膝盖。在风灯的灯光下，我依稀看到他从臀部到脚背，划有一道道黑色的、黄色的条纹。他腿下的毯子又黑又湿，似乎水终日从那里流出。

基那朱依的儿子——那个到庄园接我的小伙子，搬来一把欧式旧椅——其中一条椅子腿短于另三条，放在床跟前，让我坐下。

基那朱依的头部与肢体瘦得只剩下一副又大又硬的骨架。他看上去像一尊用刀子粗粗刻出的黑木大雕像。他的牙齿和舌头露在嘴唇间，双目半暗半明，黝黑的脸庞上呈现乳白色，但他仍有视力。我走到床前，他两眼转动着看我。我在屋里逗留时，他的目光始终盯在我的脸上。

他将右手缓缓地、一点点地移过身子，碰碰我的手。他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但他依然是他，举足轻重，裸露在床上。从他的表情上，我可以感知他是凯旋而归的，除了他的几个马赛依女婿外，他带回了所有的牲口。我坐着凝视他，忽然想起他以前有个弱点：怕打雷。那次我见他在我那儿遭到雷雨，吓得跟兔子似的，想钻地洞而去。而此刻，他不再怕闪电，也不再怕滚石般的雷声。我想，他已经完成了人间的使命，叶落归根，安然等待，可谓心满意足了。他倘能清醒地回首一生，他会感到这一辈子的遗憾之事寥寥无几。那巨大的生命力，那怡然自得的气度，那丰富多彩的业绩，而今到达了终点。基那朱依安宁地躺着。“基那朱依，你堪称完美无憾。”我心中默念。

屋子里的几位老人肃立着，似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唯有那个我们进来时就在屋里的小男孩——我猜想他是酋长近年生的儿子——走到父亲病榻前，陪我说话。我觉得这是在我到来之前他们商量好的。

教会的医生，男孩对我说，得知基那朱依患病，也来看过。医生告诉吉库尤族人，他下次会来接垂死的酋长到教会医院去。这天晚上，他们等着教会的车来。可是基那朱依不愿住院，这便是叫我来的缘故。他希望我把他接走，接到我的住地，他的意思是现在就走，赶在教会的车来之前。男孩说话时，酋长直看着我。

我坐着，心情沉重地听着。

要是基那朱依在过去任何时候病危，一年前，甚至三个月前，我都能应他的要求把他接到我的住所。可是今天却不行了。不久前，情况变得很糟，而且我担心会越来越糟。我这一阵天天奔波于内罗毕的一些办事机构，听取商人与律师的咨询，会见庄园的债权人。这房子，基那朱依要我接他进去住，可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坐着，看着基那朱依，心想，他快要咽气了，不会有救的。他会死在到我家去的路上，或一到那里便死去。教会的人会因他的死来指责我。谁得知这情况时都会加入他们一起来指责我。

我坐在屋里那把破椅子上，这一切于我似乎是难以接受的重负。我内心不再能抵挡得住这世间的种种权威。我现在根本无力冒犯权威，更不必说冒犯所有的权威。

好几次，我试图鼓起勇气接走基那朱依。可是哪一次都缺乏足够的勇气。于是我想，我应该离去。

法拉赫站在门口，听着男孩讲话。他见我默默坐着，便走过来轻声而热切地向我说明抬酋长入汽车的最佳办法。我起身与他一起走到屋子的背静处，多少避开一点床上老人的目光与气味。我告诉法拉赫，我不准备把基那朱依接回去。法拉赫对这一拒绝毫无准备。他的眼睛和整个脸庞因吃惊而显得阴沉。

我愿意再陪坐一会儿，但不想等着看到教会来人把他接走。

我走到基那朱依床前，对他说我不能接他到我的宅邸。没有必要陈述理由，我们告辞了。屋子里的老人们得知我婉拒了，便围上前来，十分不安。小男孩倒退几步，愣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也无能为力。基那朱依神色泰然，没什么紧张不安。他只是凝视着我，如同刚才那样。他的神色显得仿佛他曾遭遇过类似的事，而这种事是合乎情理的。

“夸海里，基那朱依。”我说——再见。

他那发烫的手指，在我的手掌上轻轻划动了一会儿。我还没走到房子门口，回首看他时，暗淡的灯影、弥漫的烟雾已将我们的吉库尤酋长那魁伟、直挺的轮廓吞噬。我出了房门，一阵寒意袭来，月亮已下沉到地平线，该是过了午夜吧。这时，院子里酋长家的一只公鸡啼叫了两遍。

基那朱依当夜在教会医院里去世。第二天下午他的两个儿子到我这里报丧，同时邀请我参加葬礼。酋长的葬礼定于隔天在村庄附近的达戈莱蒂举行。

吉库尤人，按他们的习俗，并不埋葬死者，而是陈尸野外，一任鬣狗、秃鹫处理。这种习俗对我素有吸引力，我觉得这是颇为美妙的——让遗体暴露在太阳与星星之下，被清理得如此迅捷，如此干净利索，与大自然融而为一，成为大地景观普通的一部分。那时，庄园里正流行西班牙感冒，鬣狗们整夜在“夏姆巴”间巡游。那一阵之后，我常在树林的蒿草中发现褐色、光滑的骷髅，就像一颗核桃掉落树下或草原上。只是这种习俗与文明生活的环境不相协调。政府费了不少口舌让吉库尤人改变习惯，教他们土葬死者，但吉库尤人全然反对。

可现在，他们告诉我，将为基那朱依举行葬礼。我想，吉库尤人因为死者是酋长，同意开个先例。兴许他们想在那一天搞个盛大的土著集会。隔天下午，我驱车前往达戈莱蒂，期待着见到肯尼亚所有地方民族的老酋长，领略一番吉库尤人的隆重治丧活动。

可惜的是，基那朱依的葬礼完全是欧化的、牧师的事务。来了几个政府代表，还有区长、内罗毕的两名官员。那一天的场面都让教士占去了。草原在下午的阳光下，因教士们而显得毫无生气，法国教会、英格兰教会、苏格兰教会来了不少人。如果他们想给吉库尤人这样的感觉——他们已为去世的酋长祝福，现在酋长属于他们，那么，他们已取得成功。他们是如此具有影响力，使人感到基那朱依要脱离他们，是绝无可能的。这是教会惯用的手段。在葬礼上，我第一次见到，不知有多少教会少年、信教的土著，也不管他们充任什么角色，却都穿着祭司的服装。我见到胖墩墩的吉库尤青年戴着眼镜，交叉双手，显得像冷漠的阉人。也许基那朱依的两个儿子在那里，暂时将宗教分歧搁置一旁，可惜我不认识他们。一些老酋长出席了葬礼。凯奥伊在场，我与他谈了一会儿基那朱依的事。但老酋长们多不出头露面，只是混在参加葬礼的群众之中。

基那朱依的墓穴挖在草原上几棵高高的桉树下面，用一棍绳子围着。我那天到得早，得以站在绳前，距墓穴很近。在那里，我可以观察越来越多的人犹如一群蝇子汇集并停留在附近。

他们将基那朱依从教会的卡车上抬下来，放到墓穴近旁的地上。我不认为在我生平中有比那次我见到他的情景更令我惊心动魄的了。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随从的簇拥下，健步来到庄园的形象，我也忘不了就在两夜之前他躺在床上的模样。可此刻，他们抬他来的棺材几乎是一个方形的盒子，肯定长不过五英尺。我乍一见到，根本没想到这就是棺材。我只想一定是个装葬礼用品的木盒。但这就是基那朱依的棺材。我一直不明白那些人是怎么挑选的。也许，这是苏格兰教会里的存货，可他们怎么装殓？他又怎么躺在里面？他们将棺材放在地上，距我站的地方很近。

棺材上有一块带铭文的大银牌，事后我得知，这是教会送给基那朱依酋长的，上面有一段《圣经》语录。

葬礼持续得很长，教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讲话。他们布道劝诫，不厌其烦。可是我什么也没听到，我紧紧地抓住揽在基那朱依坟墓四周的绳子。一些土著教徒随着传教士的布道，也在绿色的草地上哼哼唧唧。

最后，基那朱依的棺木放到了地下，故国的热土覆盖着他。

我去达戈莱蒂时带着我的仆人们，以便他们也能参加葬礼。他们在那里与亲友交谈，步行回来。我与法拉赫开车回家。法拉赫沉默得像刚刚离开的坟墓那般。对法拉赫来说，很难容忍这一事实——我没将基那朱依带回家。两天来，他一直失魂落魄，深深陷于巨大的疑虑与苦恼之中。

我们的车来到庄园大门前，他终于开了腔：“不必过虑，姆沙布。”

山丘陵墓

戴尼斯狩猎归来，在庄园小住一阵。当我开始收拾房子、打点行装时，他就待不下去了，住到内罗毕修斯·马丁家里。他每天从那里开车到庄园，与我共进晚餐，这样一直到我拍卖家具。我们坐在一个木箱上闲聊，吃饭则在另一个箱子上。我们一坐就坐到深夜。

有几次，我们之间的谈话，真像我即将离开肯尼亚似的。戴尼斯把非洲视作故乡。知我者，概莫如他。他给我以慰藉，尽管他也笑话我由于要辞别庄园的人们而过于伤感。

“你觉得么，你离开西龙嘎——庄园之地就活不下去。”他说。

“是的。”我回答说。

但大部分时间，我们的言行仿佛未来并不存在。他为人的方式是从不为未来担忧的，似乎他心中有底，如果需要的话，他可汲取不为人知的力量。他很自然地与我的观念不谋而合，对事，任其自然；对人，任其去想、去说。他来庄园，并非异乎寻常的事，因为我们的情趣相投嘛。我们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坐在包装箱上。他引了一首诗给我：

你该将伤感的小调

变奏为欢快的曲子

我决不因怜悯而来

我为欢乐而至

在那几个星期里，我们常驾机高高飞越恩戈山峦，或在野生动物园上空低低盘旋。一天早晨，戴尼斯早早来到庄园接我去飞行。太阳刚刚升起，我们就在恩戈山南麓的草原上见到一只狮子。

他老是叨咕要将多年来存放在我那里的书籍整理一下，包扎起来，可又只是说说而已，并不付诸行动。

“这些书你留着吧，”他说，“我现在无处可放。”

他根本拿不定主意，我房子一旦封存，他何去何从。有一回，在朋友的一再劝告下，他跑了一趟内罗毕，去看看那儿待出租的平房。他回来后颇为沮丧，不愿提及所见的房子。晚餐时，当他开始向我述说那里的房子及家具时，竟然一反常态，停下话头，一语不发，满面愁云，显得很不耐烦。为生存而奔波的观念，在他是不可容忍的。

然而，他的不满纯粹是一种客观的、非针对某个人的情绪。他忘记了，他自己决心成为生存的一分子。我谈到这一点时，他打断了我的话。

“嗨，至于我，在马赛依保护区住一顶帐篷，或者在索马里村借一间屋子住，就十分幸福了。”

可这一回，他破天荒地谈到我在欧洲的前途。他认为，我在那里要比在庄园更幸福，因为脱离了我们在非洲所处的那种文明。

“你知道，”他继续说，“在非洲这块大陆上，人们颇以讥讽挖苦为能事，人情淡薄极了。”

戴尼斯在海滨有一块土地，位于蒙巴萨北面三十英里的塔卡翁加湾。那里是古阿拉伯居民点的遗址，有一座造型质朴的尖塔，一口水井，盐碱地上是风化剥蚀的灰色石块，几株老芒果树散立其中。戴尼斯在他那块土地上盖了一幢小屋，我曾在那里住过。那里一派大海的景致：明朗而带有一种神性，寥廓而一片荒芜。你的眼前是蔚蓝的印度洋，你的南侧是深深的塔卡翁加湾，而极目之处，绵延着漫长的、陡峭的海岸线，由浅灰、淡黄的珊瑚岩构成。

退潮之际，你从小屋出来，可以在大海中步行数英里，恍若置身于辽阔的、未经平整的大广场，尖角长长的贝壳、海星俯拾皆是。斯瓦希里渔民在这里盘桓，他们围着缠腰布，戴着红色或蓝色的头巾，活脱是水手辛巴德①(潮)再世。渔民向你兜售色彩绚丽、带尖刺的鱼，有的味道甚美。小屋下的海滨有一排潮汐冲刷而成的洞穴，你可以在那里的阴凉处坐下，眺望远处闪闪烁烁的蓝色海水。大海涨潮时，海水淹没了洞穴，漫到小屋外的地面。在多孔的珊瑚石中，大海在以最奇特的方式歌唱、感叹。你会感到你足下的土地似乎是充满活力的，而那一排排波涛奔腾来到海湾，就像一支风暴大军。

我在塔卡翁加湾小住时，适逢月圆。那些月明之夜的恬静、幽美，多么令人倾心。你睡觉时，对着大海敞开房门，暖和的风，带着声声悄悄话，拂过松软的沙地，吹到石头地板上。一天夜里，几只阿拉伯帆船驶近海岸，乘着季风，静静地泛行，月光下呈现一排褐色帆篷的剪影。

戴尼斯曾谈到要将塔卡翁加作为他在非洲的家，从那里出发，到野外狩猎。我提到自己不得不离开庄园时，他要把塔卡翁加的房子给我，因为在高原，他曾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可是白人在海滨住不长久，除非有许多舒适的家庭设施，况且那里对我来说地势过低、气候过热。

在我离别非洲那年的五月，戴尼斯去塔卡翁加待了一周。他计划在那片土地上盖一间大屋，种些芒果树。他驾着飞机离去，途中绕道佛依地区，看看那里有没有可捕猎的大象。土著一直说佛依一带有群非洲象自西方迁徙而来，特别提到有一只大公象，个头比其他象大一倍，而且孤身在佛依的旷野上活动。

戴尼斯历来自恃是地地道道的理性主义者，却为某些特殊的情绪与先兆所左右。在这些情绪与先兆的影响下，他有时一连几天，甚至一周都郁郁寡言，尽管他自己感觉不到。我若问他有什么心事，他会感到惊讶。他启程赴海滨的头几天，正处于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似乎陷入冥想之中，而我提醒他时，他却笑我。

我求他把我带上，在空中俯瞰大海，该何等美妙。开始，他满口应承，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不行，他不能带我去。他告诉我，绕行佛依的旅程很艰难，得下飞机，睡在野地里，因此，他需要随身带一名土著仆人。我提醒他，他曾许诺要驾机带我遨游非洲上空。他说，不错，他说过此话。如果佛依真有大象，他了解了降落与宿营的地点后，会带我齐飞。这是戴尼斯仅有的一次不愿带我与他同机而行。

他在五月八日星期五离开庄园。

“下星期四出来接我，”他走时说，“我会及时赶回，与你共进午餐。”

他发动汽车，沿着车道下山，驶向内罗毕的机场，可一会儿又折回来，找一册他送给我的诗集，想把它带在身边。他站着，一脚踩着汽车踏板，手指头点着书页，向我念诵起我们那一阵经常赏析的一首诗。

“请听，你的灰天鹅。”他说着念起来——

我看见一群灰天鹅在草原上空飞翔

它们在高天充溢着活力——

穿过一重重蓝天，引颈向上

怀着不屈的魂灵——

为苍宇挂起灰白色调的徽章

起伏的山峦上

太阳辐射道道光芒

诵毕，他挥着手，驱车而去。

戴尼斯在蒙巴萨飞降时，撞断了一片螺旋桨。他电告内罗毕为他准备好他所需的配件。东非航空公司派一名当差把配件送到蒙巴萨。戴尼斯安装好后，又要登机飞行，并叫那个当差随他一起飞回内罗毕，可那人不愿同行。他常常与许多驾驶员一起飞来飞去，在此之前也随戴尼斯飞过。戴尼斯是优秀的飞行员，不仅在驾驶员当中，而且在土著中享有盛名。但这一次，当差的却不愿与他同飞。

事后很久，当差在内罗毕遇到法拉赫，闲聊中还对法拉赫说：“那回就是出一百卢比，我也不跟贝达先生同飞。”命运的阴影——戴尼斯在恩戈庄园最后的日子里感觉到的先兆，此刻被一个土著更明显地察觉了。

于是，戴尼斯带上自己的仆人卡马乌飞往佛依。可怜的卡马乌很怕坐飞机。在庄园时，他告诉我，当他离开地面升到空中时，他的两眼始终盯着自己的脚，直至飞机降落地面。他只要扫一眼机侧，看见高空下的大地，就会吓得半死。

礼拜四，我出去接戴尼斯，心里计算着，他日出从佛依起飞，飞到恩戈庄园，也就是两个钟头光景。可是他没到。适逢我在内罗毕有事要办，便驱车进城去了。

我在非洲，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病了，或是为某件事担惊受怕，就总会被某种心血来潮的古怪意识所折磨。每逢这种关头，仿佛我周围的一切都岌岌可危或混乱不堪。在这种祸患之中，我本人不知怎么回事，总是处于错误那一边，人人都不信任我，惧我三分。

这些梦魇，实际上是第一次大战的一些旧时回忆。那期间有一两年，在肯尼亚人们的心目中，我被认为是亲德分子，因此对我缺乏信任。他们的疑惧源出于这一情况：大战爆发前不久，我曾在那依万霞湖区为德属东非的弗莱顿将军买过一批马。还是六个月前，我们一起来非洲时，他托我给他买十匹阿比西尼亚种的母马。可是初到肯尼亚，我有其他许多事情要操心，把这件事忘了。不久前，他接二连三写信给我，我这才动身去那依万霞为他买马。可是，紧接着，战争爆发了，母马再也运不出肯尼亚。尽管如此，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一事实——在战争爆发之际为德军购置马匹。不过，对我的怀疑并没有持续到战争结束。我兄弟志愿参加英军，在罗耶战区北部的亚明斯战役中荣获维多利亚红十字勋章。这一成功也洗刷了我的嫌疑。《东非旗帜报》还登载了这一消息，题为《一位东非十字勋章荣获者》。

那会儿我对自己的孤立处境不以为然，因为亲德与我并不沾边，如果必要的话，我能澄清事实真相。可是这种遭遇毕竟对我影响颇深，远超过我的感知程度。多年之后，每逢我过分疲乏或是发高烧时，这种受怀疑的孤独感又会萌生。在非洲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一切都不顺遂时，有时这种感觉会突然袭来，像一层黑雾笼罩，在某种程度上，这使我不寒而栗，恰似害怕某种精神错乱。

星期四我在内罗毕，这梦魇又不期而至，而且感觉十分强烈，我怀疑自己是否开始发疯了。不知怎么回事，内罗毕及我所遇见的人们，都透着一种深切的悲哀。而在这种氛围里，谁都回避我，没人停下来与我交谈。我的朋友们，远远见到我，就钻进他们的汽车，一溜烟开走了。甚至邓肯老先生——苏格兰杂货铺老板，我多年在他那里采购物品，还曾与他在政府大厦的大舞厅里跳过舞——见到我进去，恐惧地看着我，离店而去。我开始感到，在内罗毕，就像到了荒岛上那么孤单。

我将法拉赫留在庄园接待戴尼斯，我身边无人可以交谈。吉库尤人在这种情况下于事无补，原因在于他们对现实所执的观念以及他们面临的现实，都与我们相异。我要去乞罗莫参加麦克米伦夫人的午餐会，我满心以为到了那里我一定会找到可交谈的白人，恢复一下内心的平衡。

我开车来到乞罗莫一幢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那长长的竹林道尽头，便是午餐会的场所。可是乞罗莫的情况与内罗毕街头毫无二致，每个人都极度悲伤。我走进去的时候，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我坐在我的老朋友布尔派特身边，他双目下视，寡言少语。我想拂去沉重地压着我的阴影，与他谈起他在墨西哥的登山壮举，可他似乎将这一切淡忘了。

我心想，这些人对我没什么价值，我回我的庄园去好了。戴尼斯这会儿该回来了。我们会有理智地交谈和正常的处事。我的神志会再度清醒，一切都会明了起来。

但是，午餐结束时，麦克米伦夫人请我与她一起到客厅去。在那里，她告诉我，佛依出了一桩事故。戴尼斯坐机的引擎失灵，机坠人亡。

一听到戴尼斯的名字，我豁然明悟。是的，真相大白了，一切我都明白了。

不久，佛依区区长写信给我，详告事故的有关细节。戴尼斯在区长家过夜，早晨从佛依机场起飞向庄园进发，随机的有他的仆人。起飞后，他很快又折回来，低空飞行，距地面两百英尺。突然间，飞机剧烈摇晃，开始旋冲起来，接着像一只猛扑而下的飞鸟直冲地面，一撞到地面，旋即着火。赶到机场的人们，因为高温而受到阻碍。他们抱来树枝，运来沙土，扑打火焰。火终于熄了，人们发现飞机已摔成碎片，两个人在坠落时丧生。

许多年过后，本殖民地的人们还感到戴尼斯之死是无可弥补的一大损失。在一般的殖民者对他的态度中，出现了一种良好的倾向，一种超乎他们理解的、对价值的尊重。他们谈论戴尼斯，最经常地将他当作运动家。他们评价他作为板球、高尔夫球运动员的探索精神。这些业绩我闻所未闻，只是在这时我才了解到他在一切运动项目上的盛誉。于是，当人们向作为运动家的戴尼斯致以敬意时，自然而然地加上一句评价：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但人们真正纪念他的还是他那毫无自我的意识、毫无自私自利的意识。这种无条件的真挚忠诚，除了他以外，我只在白痴身上见过。在殖民地，这些品质一般来说，并非仿效的榜样，可在一个人死后，人们也许比在其他场合更真诚地钦佩他。

土著比白人更了解戴尼斯。对土著来说，他的死无异于丧失了一位亲人。

我在内罗毕听说戴尼斯遇难身亡时，曾设法赶往佛依。航空公司派遣汤姆·布莱克前往现场报告事故情况，我驾车到机场，请求他带我一起去。可待我赶到机场，他的飞机刚好起飞向佛依进发。

原先这段路程还能通车，但正值大雨季，我得了解一下公路状况。在我坐等路况报告时，我想起戴尼斯曾对我说过，他愿意死后葬于恩戈山。真怪，以前我怎么就没记起他的遗愿，而此刻，我的意念又决心无论如何一定要亲自为他安葬，就像有一幅图片提醒我似的。

在恩戈山区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第一个分水岭，有一处地方，我一度曾想自己老死非洲时，将它作为我未来的墓地，我曾指给戴尼斯看过。一天傍晚，我们坐在屋子里向外眺望时，他表示过自己也愿葬在那儿。从那以后，有时我们驱车进山，戴尼斯会说：“让我们开到我们的墓地去。”有一次，为了寻觅野牛，我们在山里宿营。下午，我们步行到山坡上，以便观察得更清楚。在那里，扑入视野的是渺无涯际的宏伟景象：落日的余晖下，两座名山——肯尼亚山与乞力马扎罗山，我们都见到了。戴尼斯躺在草丛里，吃着桔子，说他愿意长眠于斯。我选的墓地则在稍高处。从这两处，都能见到我掩映在遥远的东方丛林里的屋舍。当时我想，明天我们还要回到那里去，永远回到那里。尽管广为流传的理论是人人都要死的。

古斯塔夫·莫尔听到噩耗，从他的庄园赶到我的住宅，没见到我，又来内罗毕找我。不一会儿，修斯·马丁也来了，与我们坐在一起。我向他们讲了戴尼斯生前的遗愿，以及山上的安葬处。他们立即电告佛依的有关人士。在我返回庄园前，他们通知我，翌晨用火车将戴尼斯的遗体送来，这样，中午即可在山上举行葬礼。我必须在午前把他的墓地整修好。

莫尔随我回庄园，在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就帮我张罗。我们在日出前上山，确定墓址，及时开挖、修整。

雨彻夜不止。到早晨我们出发时，依然细雨蒙蒙，道上的车辙里灌满了水。开车上山，就像进入了云雾之中。右面，我们不见下方的草原；左面，不见山坡与山巅。随我们同来的坐卡车的仆人们，在我们后面十码，便看不见人影。路越往上，雾就越浓。从路旁的路标上，我们方知到了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某一处，于是又行驶一两百码便下了车。我们将卡车与仆人们留在公路上，先去寻找我们所需的地方。早晨的空气冻得手指生疼。

墓址既不可离道路太远，地势又不能太陡，卡车还得上得去。我们几个徒步走着，议论着弥漫的大雾。走了一阵，我们又分道去选墓址，几秒钟之后便钻进大雾之中，互相看不见了。

山野时而显得开阔，时而又局促封闭，气候酷似北欧的雨天。法拉赫与我同行，提着湿淋淋的来复枪，我寻思我们有可能会闯入野牛群。周围的一切，蓦然从雾中展现在我们面前，显得格外大。灰蒙蒙的野橄榄树叶子、比人还高的野草，滴着水珠，散发冲鼻的气味。我穿着雨靴、雨衣，可不多一会儿便淋得透湿，仿佛在溪流里跋涉。山野里静极了，只是雨下大了，四周才传来一阵阵淅淅沥沥的声响。雾散开时，但见前后绵延茫茫的深蓝色，犹如一块巨大的石板——那该是远处的一个山峰吧——一会儿又被飘浮的灰色雨雾所吞没。我走啊走，最后驻足静默，在天气放晴之前，我在这里什么也干不了。

莫尔大声喊了我三四次，找到了我的位置，走到我跟前，脸上、手上淌着雨水。他告诉我，我们已经在雾中转悠了一个小时，要是还定不下基地，就来不及准备了。

“可我不清楚现在何处，”我说，“我们不能将戴尼斯葬在视野不开阔的地方。让我们再找一会儿。”

在高草丛中，我们静静地站着，我抽了一支烟。我正要扔掉烟蒂时，雾散了一些，我们周围苍白、凛冽的世界开始显露出来。十分钟后，我们能看清所在的地方。大草原就在我们的底下，我的目光可以沿着我们进山的道路扫视——它随着山坡蜿蜒，顺着山势上升，向我们奔来，拐个弯，又逶迤而去。在南边遥远苍茫的地方，变幻的云彩下，横亘着乞力马扎罗山断断续续的深绿色丘陵。当我们转身朝向地面时，天色更为明亮，刹那间，一道道柔和的光线在天空中斜射，肯尼亚山的肩头镶上了闪闪的银色条纹。在我们下方的东侧，近处一片灰色与绿色之中，倏然出现一个小小的红点，那是我房子的瓦顶挺立在森林里的开阔处。我们不必往远走了，我们所在处正是个好地方。没多久，雨又下起来了。

在我们上方约二十码处，有一块天然的窄窄的平台。我们标定了墓址，并用罗盘确定墓地为东西向。而后，我们招呼仆人们上来，分派他们用砍刀割草，开挖湿土。莫尔带领几个仆人去修卡车道——从公路到墓地。他们平整场地，砍下杂树枝铺在路上，地面很滑，极易摔跤。我们无法把路通到墓前，这里太陡了。此地宁静极了，一俟仆人开始挖起来，我听到了山峦的回音。挥铲刨土的声响在山谷回荡，俨若一只小狗在吠叫。

几辆从内罗毕赶来的车出现了，我们派一个仆人给他们引路。在广袤的山野里，他们不会注意到灌木丛中墓地旁的几个人。内罗毕的索马里人也来了，他们将骡车停在大路上，步行缓缓而上，三五成群，以索马里的习俗表示哀悼，仿佛包裹着脑袋，从人生中摆脱出来。戴尼斯的一些内地的朋友，闻讯从那依万霞、吉尔吉尔及埃尔梅太塔驱车而来，他们的汽车在长途疾驰中溅满了泥浆。此时，天气更加晴朗了，恩戈山的四座顶峰展现在我们的上空，直指青天。

午后不久，人们抬着戴尼斯去坦噶尼喀的老路，将他的遗体从内罗毕运至这里。车辆在泥泞的道路上慢吞吞地行驶。他们来到最后一个陡坡前，将狭长的覆盖着旗帜的棺木搬出汽车，抬着往前走。当灵柩安放在墓穴中那一刹那，整个旷野骤然变得像陵墓一般静谧，两者浑然一体。群山肃立，它们知道，也理解我们在其环抱中所做的一切。接着，它们自发主持仪式，这是它们与戴尼斯之间的交流。出席葬礼的人们在这旷野里反倒成了一小群旁观者了。

戴尼斯对非洲高原上所有的路径都观察过，行走过。他比其他任何白人更了解非洲高原的土壤与节令、植物与动物、四面的来风、八方的气息。他考察过气候的变化、变幻的云朵、夜间的星星，还有高原的人们。就在这山野里，不久前我还见过他不戴帽子，伫立在午后的烈日下，眺望大地，带着他的望远镜，寻觅着山野的一切。他将自身融会于山野之中。在他的眼里、心里，山野变了，处处带有他个性的标记，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此刻，非洲接受了他，又将造就他，他果然与这块热土合而为一了。

听说内罗毕的主教不想来参加葬礼，因为来不及在墓地举行祭奠仪式。不过，另一位教士赶来了，诵念葬礼的祭文。这祭文我是前所未闻的，在寥廓的苍宇间，教士的声音宛如山上的鸟鸣，尖细而清脆。我想，在这一切料理完毕后，戴尼斯会心满意足的。教士朗诵一段圣诗：“我仰首注视苍山”。

我和古斯塔夫·莫尔，在其他人离去之后又坐了一会儿。所有的穆斯林，等我们走后，走向墓地，进行祈祷。

戴尼斯死后的几天里，和他一起狩猎的仆人们都来了，汇聚在庄园。他们没说为何而来，也不乞求任何东西，只是背靠在房子墙壁上席地而坐，手背摊在路面上，几乎终日默默无语，一反土著常态。马里姆来了，萨西塔来了，他们是戴尼斯的扛枪夫与打猎伙伴，精明顽强，勇敢无畏，一直陪伴戴尼斯出远门打猎。他们曾随王尔斯王子打猎，许多年后，王子还记得他们的名字，说他们都是坚不可摧的人物。而今这两位杰出的猎手，迷失了行动的方向，木然地坐着。卡努西亚，戴尼斯的摩托司机，曾在崎岖的山野纵横千里，而此时此刻，这位身材修长，双目如猴子一般敏锐的吉库尤青年，坐在房前，神情沮丧冷漠，犹如笼中之物。

贝里亚·伊萨，戴尼斯的索马里佣人，从那依万霞赶来。他曾两次随同戴尼斯赴英国，并在那里就学，讲一口绅士英语。几年前，我与戴尼斯参加了在内罗毕举行的贝里亚婚礼，排场很大，持续七天。在婚礼上，贝里亚——这位出色的旅行家与学者，恢复了古老的传统。他身着金色长袍，跪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他跳起剑舞，狂放、豪壮，洋溢着沙漠斗士的风采。贝里亚去拜谒他主人的陵墓，在墓地静坐良久。他归来后，寡言少语，继而又与其他人一起，背靠墙壁席地而坐，也把手背摊在地面。

法拉赫从屋里走出来，站着与哀悼者交谈。他自己也十分沉郁。他对我说：“只要贝达还在这里，就是你要走，情况也不至于这么糟。”

戴尼斯的仆人们在庄园哀悼了大约七天，才一个个离去。

我时常开车到戴尼斯的墓地去。从我的住宅到墓地，直线距离不过五英里，可走盘山道，得十五英里。他的陵墓高出我宅邸一千英尺。这里的空气也大不一样，洁净如一泓泉水。你脱下帽子时，轻柔的风吹拂你的头发。在那几座峰顶上，云朵从东方飘游而来，在广阔、起伏的大地上不时投下移动的影子，然后又在大裂谷上空飘散、消逝。

我在小铺里买了一码白布——土著称之为“亚美里卡尼(在)”。我与法拉赫在陵墓的背面竖起三根杆子，将白布绑在上面，这样，从我宅院能清晰地辨认出坟墓的确切位置，宛如青山里的几朵白花。

大雨季雨水充沛，我担心野草疯长，掩盖墓地。一天，我们将汽车道旁刷白粉的石块全起了出来——就是卡罗梅尼亚费了不少力气拔出来，堆在房前的那些石块——装在车厢里，运到山上。我们砍倒坟墓四周的野草，将石头码成一个方形，作为标志。一切安置停当，墓地再也不会被湮没了。

我常带庄园的孩子们一起去墓地，连他们都十分熟悉那里。有外人来时，他们能帮着引路。他们还在墓地附近搭了一个小凉棚。在旱季，阿里·宾·萨利姆，戴尼斯的朋友，从蒙巴萨来这里，躺在墓地上，痛哭失声，按阿拉伯习俗悼念戴尼斯。

有一天，我在陵墓旁见到修斯·马丁，我们坐在草地上，谈了很久。戴尼斯的不幸遇难，使他内心极为悲痛。世上如果真有什么完全的隐居者，戴尼斯便是。可典范是奇异的东西，你既难以相信修斯·马丁对戴尼斯如此怀念，也想不到他心中的典范戴尼斯之死给予他的影响竟如失去了自己的重要器官一样。自从戴尼斯过世后，马丁老了，变化很大，脸庞上起了老年斑，皱纹也多了。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中国弥勒佛似的安详与微笑，似乎深谙在平凡之中蕴含着某种极乐的事物。交谈时，他告诉我，在一天深夜，他突然想起一句最合适的墓志铭。我猜想他是从一位古希腊哲人那里摘录的，他只引用了希腊文原句，然后翻译出来，让我理解其中含义。引文是：

冥冥之中，火与我的尘炎相溶，我却泰然如故，我的一切得到了解脱。

以后，戴尼斯的兄长、温切尔西勋爵在他墓前也立了一块方尖碑，上面有一段引自诗篇《古老的航海家》的铭文。这首诗戴尼斯非常崇拜，我却从未读过，我记得戴尼斯第一次给我朗诵此诗是在我们共赴贝里亚婚礼的途中。我没见到那块石碑，因为它是在我离开非洲后立的。

在英国，也有戴尼斯的纪念碑。他的老同学们为了纪念他，特在伊顿公学里间隔两个板球场的溪流上建了一座石桥。有一根栏杆上镌有他的名字以及在伊顿就学的日期；另一根栏杆上则刻着：“板球场上著名的选手，许多人钟爱的挚友。”

在丰美的英格兰大地的河流与峻拔的非洲山梁之间，绵延着戴尼斯的生命之路。这条路在视觉中似乎萦回九曲，那是周围的环境扭曲之故。弓弦在伊顿石桥上松弛，弓箭在苍穹中勾画出轨道，直指恩戈山里的丰碑。

我离开非洲后，古斯塔夫·莫尔写信告诉我，在戴尼斯墓旁发生了一件怪事，类似之事为我前所未闻。“马赛依人，”他写道，“向恩戈区长报告，有很多回日出或日落时分，他们在戴尼斯的墓地见到狮子。有一对狮子长久地在那里盘桓，或蹲坐，或躺卧。一些坐火车去卡加多的印度人，路过时也见到那对狮子。您走后，陵墓四周的地面平整成一个大平台。我猜想，平地对于狮子不失为一块宝地，可以在那里放眼草原、牧牛及野生动物。”

狮子驾临戴尼斯陵墓，为他竖起一块非洲的丰碑，可谓合乎情理，顺乎礼仪。“让你的陵墓享誉人世。”我记得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内尔逊勋爵就有他的狮子守在雕像旁，尽管仅仅是石狮。

变卖家当

现在我在庄园孤苦伶仃。庄园不再属于我了，但买主优惠我，我仍可以住在房子里，愿住多久就住多久。出自法律上的原因，算是租给我的，租金一天两先令。

我正在变卖家具。我和法拉赫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得把所有的瓷器和餐桌上用的大玻璃杯陈列在晚餐桌上。后来，桌子被买走了，我们便在地板上将它们摆成一排排的长队。自鸣钟的杜鹃居高临下地报着钟点，好不神气，不久，它也有了买主，远走高飞了。一天，我卖掉了大玻璃杯，可到了夜里，又怀念起它们。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前往内罗毕，请求买玻璃杯的女士把它们退给我。我没有地方可存放这些杯子，但许多朋友的手指、嘴唇都接触过它们，我也用这些杯子品尝过友人们送我的美酒。杯子回荡着昔日餐桌上的欢快言谈，我不忍心失去它们。但我想，玻璃杯毕竟是易碎物品。

我有一架古旧的屏风，上面绘有中国人和黑人，群狗在前面引路。这屏风摆在壁炉旁边。多少个夜晚，壁火正旺，在火光的映照下，屏风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就像我给戴尼斯讲的故事的插图。我对屏风凝视良久，下决心将它折叠起来，装在木箱里，屏风上的人物将暂时得以憩息。

那时，麦克米伦女士在内罗毕为她丈夫诺思罗普·麦克米伦爵士建造的纪念馆已近竣工。那是一座精美的建筑，内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她驾车前来庄园，坐谈往昔的日子，不胜悲凉。她买走了我从丹麦带来的绝大部分古旧家具，用以装备图书馆。我欣喜地看到，那些箱子、柜子也将一起留下，留在书籍与学者的周围。它们多像一小群女士，在变革的动乱年代，于一所大学寻到了避难之处。我对这些箱箱柜柜感情颇深，甚至感觉它们具有活泼、聪睿、好客的人格。

我自己的藏书，装进了木箱。我在上面就座，在上面进餐。书籍，在殖民地的生活中起的作用与在欧洲大为不同。你生命的整整一个方面，都由它们主宰。书与书也有差异，有的书使你对之感激不尽，有的则令你恨之入骨。这些情感的宣泄，远远超乎你在文明的国度里的表示。

书中那些虚构的人物，会与你的马并肩驰骋庄园，也会行走在玉米田里，就像机敏的士兵，自己会立即找到合适的位置。在彻夜阅读《克鲁姆庄园》(中)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从前没听说过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本书从内罗毕书店信手拈来，竟使我像发现大海中新的绿岛似的欣喜若狂——当我骑马横穿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峡谷时，一只小羚羊跳出来，刹那间变成一匹小马，恭候着赫科尔爵士和夫人，还有他的三十只黑色及鹿毛色的哈巴狗。王尔德·司各特笔下的所有人物也都在这里活跃起来，随处可见。同样，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和他的随从也都如此。奇怪的是，还有不少人物来自法国剧作家拉辛。彼得·谢莱米尔穿着七里格的皮靴①(之)，徒步上山；克劳恩·亚格罕伯吟咏着：“蜜蜂栖息在我河边的花园里”。

其他一些东西也变卖了，打入箱子，发走了。在这几个月里，房子变得像自在之物那般高尚，成了冷清、宽敞的所在，说话都听得见回音。草坪上的草也长到了门口的台阶上。最后，所有的房间里都空空如也，而在我的心目中，这种光景似乎比以前更适于居住。

我对法拉赫说：“这才是我们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有的境遇呵。”

法拉赫知我甚深。所有的索马里人都具有某种苦行僧式的禀性。法拉赫在这个时期竭尽全力帮助我处理一切事务，同时他愈益显得像一个真正的索马里人，酷似当初我来非洲，他受命去亚丁接我那样。他对我的旧鞋颇为关切，他悄悄对我说，他准备天天祈祷上帝，愿这双旧鞋一直能让我穿到巴黎。

这几个月，法拉赫天天穿最好的衣服。他有许多好衣服，我送他的绣金线的阿拉伯马甲，伯克利·考尔送他的镶金边的制服马甲，色泽猩红，十分潇洒。还有那色调美丽的头巾。一般情况下，他将这些衣物珍藏箱中，只在重要的场合穿一下，而现今他穿的是最好的。在内罗毕的街头，他走在我后面一步，在政府机构、法律事务所，他守在肮脏的楼梯口等我。他穿得富丽堂皇，犹如所罗门(几)①那般。

现在，我还得安排我的马匹、猎犬的命运。我一直决心让它们饮弹而逝，可是我的许多朋友写信给我，请求我让他们养这些犬马。读了来信之后，不论什么时候我骑马外出，带着狗同行，想到要让它们饮弹而尽，总感到似乎对它们是不公平的——它们的生命力还相当旺盛哩。我久久打不定主意，而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并非如此犹豫不决，反复掂量。最后，我还是决定将它们移交给我的朋友们。

我骑着心爱的马——罗杰进入内罗毕，我们走得很慢，时而环顾北方，时而眺望南方。我心想，罗杰一定十分惊异：沿着内罗毕大街进城，而且一去不复返。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安顿在去那依万霞的列车马厩里。我站在马厩里，最后一次感受它那丝绸般的口鼻嗅抚我的双手和脸庞。罗杰，我不让你走，除非你赐福于我。我与你一起。走出了田头茅屋间通往小河的马道，在陡峭溜滑的下坡路上，你行走敏捷如骡子；在褐色的流水中，我看见我的头与你紧挨在一起。此刻，我祝愿你到了云雾山谷，在左面养精蓄锐，在右面饱餐石竹。

那时我养着两条小猎犬——戴维与迪那赫，帕尼亚的后代。我把它们送给庄园在吉尔吉尔附近的一位朋友，那里是狩猎的好地方。这两只小猎狗长得健壮、活泼。我将它们装在汽车里送走，它们神采飞扬，呼呼地喘着气，脑袋凑在一起，伸着舌头探出车子，好像在追踪新奇而堂皇的猎物。那敏锐的眼睛，那轻捷的四肢，那充满活力的心灵，告别了我的宅邸与草原，在新的土地上，愉快地呼吸、嗅闻、奔跑。

我的一些雇员开始离开庄园。不再种咖啡，也无需去加工厂，波莱·辛格感到无所事事，可是他不愿在非洲另谋职业，最后终于下决心返回印度。

波莱·辛格，虽精于五金矿产，可在打铁铺之外，却像孩子那般单纯。他一点儿也意识不到庄园的末日已经来临。他为庄园伤感，晶莹的热泪流下来，淌入那簇浓黑的胡须里。他一再设法挽留我，想出种种维持庄园的计划。他的这些努力，久久地令我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眼下，他一直为我们加工机械而感到自豪，这种自豪仿佛牢固地与蒸汽机、咖啡干燥机凝结在一起。机器上的每一个螺母，都被他那双柔和的黑眼睛所溶化。最后，当他确信事情已无可挽回，便骤然放弃了一切努力。他依然十分伤感，却逆来顺受，有时我见到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述说自己旅程的安排。他离别时，随身什么行李也没带，只有一小箱工具和一套锡焊装备，似乎他已将自己的心和生命付诸大海，剩下的仅仅是他的锡料、他的焊盘，还有这谦逊、棕肤色的躯壳。

我想在他临别时赠他一件礼物。我希望在我的财物里有他所喜欢的东西，可当我向他提起这一想法时，他当即大喜，宣布他要一枚戒指。我没有戒指，也没钱买给他。那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戴尼斯来庄园吃饭时，我向他讲了自己的这一处境。戴尼斯曾送我一枚阿比西尼亚的软金戒指，可以调节大小，适于任何手指。戴尼斯听了我的苦经后，估摸着我是在打这只戒指的主意，有心将它转送给辛格。他也常常抱怨，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他送给我什么东西，我转身就会送给我的有色朋友。这回为了避免这类事发生，他把戒指从我手上取下，戴在他自己手指上，说在波莱·辛格离开之前，这枚戒指由他来保管。过了没几天，他便去蒙巴萨了，这样，戒指便成为他的陪葬物了。在波莱·辛格临行前，我卖了家具，凑足了钱，终于到内罗毕买了一枚他向往的戒指。这戒指是重金的，镶有一块红宝石，显得像玻璃似的。波莱·辛格高兴得又流下了眼泪。我相信这枚戒指帮助他度过了与庄园、与他们的机器难舍难分的时刻。在他离开前的最后一周，他天天戴着戒指，每回来我这儿，总要扬起他的手，含着温柔而欣喜的微笑，向我显示他的戒指。在内罗毕车站，我见到他的最后一眼，是他那只瘦长黝黑的手，那只以何等炫目的速度锻打铁件的手。这只手从土著车厢异常拥挤、闷热的窗口伸出来。波莱·辛格在车厢里，坐在工具箱上，上下挥舞着那只手。啊，再见了！手上的红宝石像一颗小星星在闪光！

波莱·辛格回旁遮普老家。他多年未见亲人了，但亲人们一直与他保持联系，寄照片给他。他将照片珍藏在加工厂近旁的小瓦楞铁屋子里，小心翼翼、充满自豪地拿出来给我看。我收到了他在赴印度的海轮上写来的几封信。这些信开头都是一样的：“亲爱的夫人，再见了。”然后向我报道他的消息和旅途纪事。

戴尼斯死后一周，一天早晨，我遇到了一桩奇事。

我假寐在床上，回想着近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我极力想理解这些事情的内涵。我依稀感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一定是越出了人类生存的正常轨道，卷入了我永远不该进入的大漩涡。我走到哪里，哪里的地面就在我脚下塌陷，星星从天穹坠落。我记起了一首关于雷格奈罗克的诗，诗内描述了群星纷落的情景；我还想起了关于矮神的诗歌，这些矮神在山洞里长吁短叹，死于惊恐之中。所有这些，我想，不可能仅仅是境遇的巧合，即人们所谓的厄运的回环，内中肯定有某些贯通的原则。我若能发现这些原则，它们将拯救我。我觉得，要是我能观察到点子上，事物的连贯性将更为显而易见。我想，我该起床，捕捉一下有关的先兆。

许多人认为，寻找先兆是非理性的。此种观点源于这一事实：要能做到这一点，必须具有特别的心境，并非很多人感知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你若怀着这种心理状态去寻觅先兆，答案不会使你失望的，它随需求的自然结果而至。同样道理，一个具有灵感的牌手在桌上摸十三张碰运气的牌，占有一把搭配协调的牌。当其他牌手看不出任何叫花色的可能时，他却蓦然瞥见大满贯就在面前向他微笑哩。牌中有大满贯么？有的，对于独具慧眼的牌手的确是有的。

我步出屋子去寻觅先兆，不知不觉中走向仆人们的茅屋。一群群鸡刚放出来，在茅屋之间四处跑动。我停下脚步，凝视着它们。

法西玛的大白公鸡在我眼前高视阔步。突然，它停下来，左顾右盼，鸡冠耸立。在小路的另一侧，一条灰色的变色龙从草丛里爬出来，和公鸡一样，开始早晨的搜索活动。公鸡径直向小变色龙走去——鸡常吃这类爬虫——得意地咯咯叫了几声。一见到公鸡，小变色龙立即停止前进，如死了一般。它受到了惊吓，可又很勇敢，四肢紧抓地面，嘴巴张得大大的，想吓退它的敌手。它闪电般地向公鸡射出细棍状的舌头。公鸡愣了一秒钟，似乎吃了一惊，继而，它那锤子般的尖喙迅捷有力地啄下去，扯下小变色龙的舌头。

两者的遭遇战进行了十秒钟。我把法西玛的公鸡轰走，捡了一块大石头，砸死了变色龙——没有舌头，变色龙就活不成，它们全凭舌头捕食昆虫。

这情景真使我害怕，虽然场面不大，却令人厌恶、惊心。我离开现场，在房边的石块上坐下。我枯坐许久，法拉赫把茶水给我送来，放在桌上。我低头盯着地上的石块，不敢往上看，我似乎感到整个世界就是如此的险恶。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渐渐明悟，我寻得了最切合我需要的精神上的答案。我以奇异的方式获取了尊严与荣誉。我渴求的神灵就伫立于我的尊严之上，而不在于我自身的孜孜追求。难道还有其他答案可以赐予我么？显然，神灵并非对我溺爱，它们只是对我的召唤予以默契。神灵笑我，笑声回荡山野。在号声中，在公鸡与变色龙之间，神灵笑道：“哈！哈！”

我十分喜悦，那天早晨我外出正是时候，将变色龙从缓慢、痛苦的死亡之中解脱出来。

大概在这个时候——我将马匹送出以前——英格丽特·林斯特朗从恩乔罗庄园赶来，陪我小住。这是英格丽特交情的表示。要知道，她离开自己的庄园谈何容易。她的丈夫，为了挣钱支付他们在恩乔罗的这片土地，远行坦噶尼喀，在一家剑麻大公司谋职，终年在海拔两千英尺的高地茹苦含辛，就像英格丽特为了庄园的生存，把他租赁出去承受苦役。丈夫外出，英格丽特就自己经营庄园，扩大饲养场、花圃，养猪、养火鸡，忙得不可开交。要抽出几天功夫的确很难得。尽管如此，为了我，她还是把庄园委托给仆人凯莫萨照管，急匆匆赶到我这里，就像朋友的房子着火，跑来救火似的。这回她没带凯莫萨来，也许对于法拉赫是个福音——眼下的处境，何以款待他的好友呢？英格丽特以其自身的感受力从内心深处明白、理解一个庄园女主人要放弃庄园，离开这片热土，该是何等的心境。

她和我待在一起时，我们不谈过去，不谈未来，也不提及我们的朋友或熟人。在灾难的时刻，我们的心灵闭关自守。我们在庄园里携手而行，从这一处到那一处，走到哪里，就点一下那里植物的名字。仿佛我们在心里点存我们的损失，又好像英格丽特在为我搜集素材，写一本对命运的抗议之书。她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可能有这样的书，然而，对命运的抗争的确是女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来到牛圈，坐在篱笆上，点着归圈的牛群。我无言地向英格丽特指点：“这些牛啊。”她也默默地作答：“唔，牛啊。”将它们载入她的书中。我们转到马厩里，喂糖给马儿吃。它们吃完了，我摊开黏糊糊、淌满口涎的手掌递给英格丽特看，口里叫道：“这些马啊。”她也哽咽着叹息道：“唔，马啊。”又记录在册。在河边的花园里，她得知我不得不将那些从欧洲引来的花木遗弃，内心十分不平静。她的双手紧紧攥住薄荷树、洋苏叶、薰衣草，之后又一再谈起这些花木，她似乎在考虑某种计划，好让我安排一下，把花木带走。

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对我那一小群正在草地上吃草的驼牛凝视冥想。我重温了这些牛的年岁、个性及牛奶产量。英格丽特则对它们的命运长吁短叹，大鸣不平。她一头一头地细细打量，但不是以做买卖的眼光——因为我的牛准备留给仆人们——而是在估算、掂量我的损失。她搂着柔软、散发着乳香的小牛犊。她在自己的庄园里经过长期奋斗，养了几头生牛犊的母牛。我遗弃牛犊，与一切理性背道而驰，也违背了她的意愿，她那嗔怪的双目扫了我几眼。

假如一个男人，与一位居丧的友人同行，他的内心一直会重复一句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我相信，他本人会反感，并企图抑制这种感觉。可是在两个建立起友谊的女人中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中一位对自己朋友的灾祸深表同情，不言而喻，幸运的一个不免在心中会重复同样的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这在她们当中不会引起反感，而恰恰相反，这将使她们更为亲密，并在礼节上增添个人的色彩。男人，我想，不会轻易地相互忌妒，也不会和谐地竞争。新娘自然远胜于女傧相，留宿的客人也会忌妒孩子的母亲，这自不待言，然而这对各方都不会引起不快。失去孩子的母亲会把孩子的衣服拿给朋友看，明知朋友的心中在重复一句话：“感谢上帝，幸亏不是我。”这对她们俩都是颇为自然而合适的。英格丽特与我正是如此。当我们漫步庄园时，我知道她在惦念自己的庄园，庆幸自己走运，尚未失去庄园，正在全力掌握着庄园的命运，对此，我们俩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除了旧卡其外衣与长裤，我们实际上是一对神奇的女子，各自包裹在白与黑之中，是一个整体，是非洲务农生活的守护神。

几天以后，英格丽特向我告辞，搭乘火车回恩乔罗了。

我的马匹送了人，我再也不能骑马外出，没有了猎犬，徒步行走也非常沉闷、寂寞。不过我还有汽车，这是颇值得庆幸的，在这几个月中，我有不少事须办。

庄园佃农的命运如重负压在我心头。庄园的买主们计划清除咖啡树，将土地重新划分，当作房地产出售，他们用不着佃农。变卖庄园的事一成交，买主们便向佃农发出预告，限他们六个月内离开庄园。这对佃农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窘迫为难的决定，因为多年来他们始终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土地是他们的。许多人生于庄园，还有些人从小就随父辈来到这块土地上。

佃农们知道，为了能在这里居住，每年须为我工作一百八十天，每三十天拿十二先令。这些款项都在庄园办公室里落账。他们也知道，他们须向政府缴纳茅屋税，每幢十二先令，这对一个当家男人是个沉重的负担。在这个世界上，他别无多少来源可支撑两三幢茅屋——根据其妻子的数目而定，因为作为吉库尤丈夫必须给每个妻子一幢茅屋。我的佃农们常因违反法规受到威胁，要他们离开庄园，他们肯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其地位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他们非常讨厌茅屋税。我在庄园里替政府收税款时，他们真叫我费劲操心，还得耐着性子听他们满腹的牢骚。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将这些事情视作艰难人生的家常便饭，从不放弃以某种方式来逃避纳税的希望。他们从未想象过，世上竟然存在一条普遍的基本原则，对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更不知晓这原则将以致命的粉碎性的方式，在适当的时机自行宣告。他们有时还宁可将庄园新主人的决定视为吓唬人的玩意儿，不予理睬。

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白人在土著心目中的位置，恰恰是上帝的意愿在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我曾与一位印度的木材商签订一份合同，内中有一句条文：上帝的行为。我不太了解此词的含义，起草合同的律师曾向我作过解释。

“不，不，夫人，”他说，“你还不理解此词的含意。凡是不可预见的、与任何条文、理由相悖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行为，意即不可抗拒之力。”

后来，佃农们终于明悟到庄园新主人要他们撤离的预告并非一纸空文，于是，他们垂头丧气、成群结队来到我的住处。他们认为这是我离开庄园的后果——我的厄运有增无减，现在又波及他们。他们并不为此指责我，因为我早就向他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只是问我，他们何去何从？

我从多方面感到难以回答他们。依照法律，土著自己不得购买任何土地，据我所知，也没有其他庄园足以全部接受他们。我告诉他们，我在询问此事时，别人告诉我，他们必须迁往吉库尤保护区，去那里找土地。对此，他们很认真地问我，在保护区能否找到大片无人占有的土地足以容纳他们和所有的牲畜？他们还问，他们能否在同一地方找到土地，以便来自庄园的人都留在一起，不必分离。

他们共同生活的决心如此之大，真令我吃惊。在庄园里，他们很难和睦相处，互相间说好话的也不多。然而，此刻他们却一起来了，来自自高自大的大牧主，诸如卡赛古、卡尼努和马乌盖，也来自那些贫贱的、既无份额土地也无一头羊的帮工，诸如瓦维鲁和乔萨，携手而来——不妨这么说，同心同德，坚持保留牲口，坚持互不分散。我感觉到他们不但是向我要一块地方居住，而是要求生存的权利。

你从人民那里夺取土地，又岂仅是土地？你夺走了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根。如果你掠取他们见惯的、期望见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你就是剜掉了他们的眼珠。这一点更适于尚未开化的人们。就连动物，也会长途跋涉，历尽险阻，饱尝苦难，回到他们熟悉的环境，恢复失去的尊严。

马赛依人从铁路线北面——他们的故土搬迁到现在的保护区时，将故乡的山、河、平原的名字也一起带来，重新命名新地方的山河平原，这习俗使旅游者左右为难。马赛依人随身带着草药，在漂泊的生涯中，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

这会儿，我的佃农们团结一致，出自同一自我维护的天性，他们若是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周围必须有了解故土的人，以便验证他们的尊严。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他们仍可谈论庄园的地理、历史。即使一个人忘记了，他人也会记起。基于此，他们不能不感到消亡的耻辱正在降临。

“去吧，姆沙布，”他们对我请求，“为我们找一找政府吧，让他们同意我们把全部牲口带上，到新的地方去。走到哪里，都让我们待在一起。”

为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朝圣，或谓乞讨的旅程，足足耗尽了我在非洲最后几个月的时光。

受吉库尤人的派遣，我先去内罗毕和基亚布两个区的区长那里，然后又去土著局与土地办公室，最后去找总督约瑟夫·伯恩爵士——适逢他刚刚从英国来此地上任，我都忘记了自己奔波的目的。我像是被潮汐冲击，时进时退。有时我一整天泡在内罗毕，有时则一天去两三次，每逢我返回庄园时，总有一群佃农等候在我的宅前，可他们从不打听我有什么消息。他们一直守候在这里，为的是向我表示他们办事的持久力。

政府官员都是有耐心、乐于助人的。这件事的困难并非他们造成的，在吉库尤保护区的确难找到一块空地足以接纳庄园所有的人与牲口。

绝大部分官员在本殖民地多年，对土著非常了解。他们只是含蓄地建议使吉库尤人明了出售部分牲畜的好处，因为他们深知吉库尤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这么做的。而将所有的牲口安排在一块小地方，又势必将造成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护区里邻近土著无休止的纠纷，要惊动其他区的区长们前去处理、平息。

可是，当我们讨论佃农们的第二项要求，即继续住在一起时，当局人士却说无此必要。

“唉，何必问有无必要，”我想，“最卑贱的乞丐才乞讨最可怜的东西。”如此等等。我平生历来认为你尽可以根据人们对李尔王(唉)的态度将他们分类。但你不能去与李尔王论理，也不能与吉库尤老人论理。从一开始，李尔王就向每个人索取过多，但他是一个国王。非洲土著并非落落大方地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白人，这是确实的，因而问题在某些方面异于老国王及其女儿，白人是作为保护国接管殖民地的。然而，我印象颇深的是，在不太遥远的年代，一个可以记起的年代，土著无可争议地占有他们的土地，也从未听说过白人及其法规。他们的生存环境总的来说，不太安全，但土地之于他们却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基石。他们中有些人被奴隶贩子抓去，在奴隶市场出卖，但有些人一直留在故土。那些被贩运出去的土著，在整个东部世界里流放、受奴役，却渴望返回高原，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土地。那年迈黑肤、眼睛明亮的非洲土著，与年迈黑肤、眼睛明亮的大象何等相似。你看他们伫立在大地上，沉稳而魁伟，周围的世象在他们暗淡的心灵上缓缓地积累、堆砌，他们本身就显示出这块土地的特色。他们两者中任何一个都为周围正在发生的巨变而感到困惑不解，都可能会问你他身在何处，而你得用一句名言回答：“先生，在你自己的王国里。”

到最后，正当我开始感到自己得驱车来回奔波于内罗毕与庄园之间，在政府办公室详谈我的生活时，我突然收到通知，我的申请获准了，政府同意在达戈莱蒂森林保护区拨出一块土地给我庄园的佃农。在那里，他们可以组建新的定居点，而且离老地方不远。在庄园消逝后，他们还能作为一个社团，不忘各自的面容，永志各自的名字。

这一决定的消息在庄园传开，人们怀着深重、沉默的情感接受之。从吉库尤人的脸庞上，看不出他们是否始终对此事抱有信念，也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绝望。事情一定下来，他们就提出五花八门的要求与建议，被我一一婉辞。他们仍在我屋舍附近逗留，以新奇的眼光注视着我。土著对于运气的感觉与信念是这样的：一次成功之后，一切将顺遂。他们居然还相信，我将在庄园待下去。

至于我，佃农命运的圆满解决，于我是极大的满足，我很少这么心满意足过。

两三天后，我感到自己在肯尼亚的事务己告终，现在我可以走了。庄园的咖啡收完了，碾面厂里静悄悄的，住宅空空如也，佃农们已得到了土地。雨季结束了，草原、山丘上的新草长得老高老高的。

当初我所抱的宗旨是，一切小事都置之度外，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事，这种设想实际上已失败了。我心甘情愿将我的财物一一赠送出去，作为我自己生命的某种赎金。可当我一无所剩时，我又成了命运中最微不足道的东西了。

在那些时日里，圆月射进空荡的屋内，在地板上投下窗棂的图案。我顿生奇想，月亮也许是在窥视，并想知道在这一切都离去的地方，我打算再耽延多久。“唔，不要多耽搁了，”月亮说，“时不汝待呀。”

我极愿再耽延一阵，好亲眼看到佃农们在新的土地上安顿下来。但勘察土地颇费时日，很难确定他们何时才能搬入新居。

辞 别

那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邻近的土著老人决定亲自举行恩戈马盛会，为我送行。

在往昔，这些古老的土风舞兼有多种重要职能，而现今极少举行这类舞会。我在非洲这么久，从未观赏过一次。我自然很向往一饱眼福，就连吉库尤人自己，也十分看重。老人们的舞蹈盛会要在庄园里举行，这是莫大的荣耀，庄园里的人们在舞会前很长时间就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甚至法拉赫，他一般看不起土风舞，这回却被土著老人们的决定深深打动。“这些都是老人，姆沙布，”他说，“非常、非常老的人。”

狮子般勇猛的吉库尤年轻人，谈论起即将举行的老年土风舞表演，那敬畏的神情令人感到好奇。

关于这些土风舞，有一点我一直百思不解，即这些舞蹈何以被政府禁止。我不明白禁舞的道理。吉库尤人一定知道禁令，但他们宁可置若罔闻。他们要么认为在多难的时代，平常不能干的，这会儿都可以干；要么是在土风舞狂热的情绪中早已将禁令抛于九霄云外了。在恩戈马盛会之前，他们怎能无动于衷呢！

老舞蹈家们来到时，情景之壮观极为罕见。他们上百人，浩浩荡荡同时到达，一定是在途中某个地方集合的。土著老人们平时沉默、冷峻，整天用皮毛、毯子裹着身子，而此刻，他们却赤身露体，仿佛在严肃地宣告某种令人生畏的真理。他们不事浮华，通常的武士文身也不多见，只有少数人光秃秃的前额上戴着黑色鹰翎的头饰，这头饰常见于青年跳舞者的头上。老人无需任何装饰，单单是他们本身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并不像欧洲舞厅里的那些“老来俏”，竭力使自己的容颜年轻动人。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观众，他们舞蹈的分量与吸引力恰恰就在于高龄。他们身上涂有我从未见到过的标志，一条条白色的条纹顺着弯曲的四肢延伸，似乎在毫无掩饰的真实中渲染、突出那黝黑的皮肤下硬直、脆弱的骨骼。当他们缓缓地步入舞场时，那动作、那姿态，如此怪诞，我简直想不出自己将要观赏的是什么样的舞蹈了。

我伫立着，凝视着他们，一种曾萦绕在脑际的幻觉又浮现出来：要离开的不是我。在我的感知中，我没有离开非洲，而是非洲正在缓缓地、庄重地从我身边离去，俨若退潮时的大海。经过我面前的队伍，实际上是昨天、前天的那健美、充满活力的年轻舞蹈家在我眼前衰老，一去不复返了。老人们以特有的风度，从容地进入舞台。他们曾与我在一起，我曾与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称心如意。

老人们没有发表讲话，互相间也不交谈，他们在为即将开始的舞蹈养精蓄锐。

舞蹈者刚刚摆开阵势，一名当兵的从内罗毕赶来送信给我，内称恩戈马舞会不得举行。

我很不理解，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得将来信一读再读。送信来的士兵本人也深知他扰乱的舞会有多么重要，他一反常态，既不趾高气扬，也不大摇大摆——当兵的历来乐于显示他们对其他土著的威势。他在老人们和我的仆人面前一语不发。

我在非洲的所有日子里，还未曾有过如此痛苦的时刻。我从未感到过我的心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中如此激跳起伏。我哑口无言，此时的无声，我心领神会了。

吉库尤老人们呆立着，像一群老绵羊。皱巴巴的眼皮下，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的脸。他们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放弃向往已久的东西。有人在稍稍摆动双腿。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一定要跳的。可最终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恩戈马舞会取消了。

这一消息，无疑在他们心目中激起迥然相异的反响，至于更具体的，我也不得而知。也许他们立即意识到，恩戈马将完全消失了，理由是：他们还跳给谁看呢？那里不再有我了。也许，他们想，在实际上，舞会已举行过了。那是无与伦比的恩戈马，那是具有某种神力的恩戈马，它使其他一切都毫无价值。一旦恩戈马结束，一切将随之告终。

草坪上，一只农家小狗趁着这片刻的寂静，汪汪地狂吠起来，其回声在我心中流荡：

一只只小狗——

“圆盘”、“白毛”，还有“小贝贝”

瞧，它们都在对我吠叫

卡曼坦，原定由他负责在舞会后分送鼻烟给老人们，他一向沉静、机敏，这时意识到该把鼻烟送上了。他手里拿着一只装满鼻烟的大葫芦走过来。法拉赫挥手让他回去。可卡曼坦是吉库尤人，他深通老人们的心，仍然径直走来。鼻烟是实惠的。我们将烟叶分给来这儿的老人们。不久，他们都快快地归去了。

庄园里的人们中，对我的离别最伤感的，我想，莫过于那些老太太们了。吉库尤老妇们的生平都是坎坷艰难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们变得十分倔强，就像老骡子，惹急了会咬你一口。在给她们治病的实践中，我体会到，她们要比男人更能抵抗病魔的纠缠。她们比男人更为犷放，更不崇拜他人。她们生儿育女，眼睁睁看到许多儿女夭亡。她们无所畏惧。她们头顶沉沉的木柴——前额盘有一圈绳索，用以固定木柴——在三百多磅木柴的重负下，她们摇摇晃晃，却从不退却，她们在自己“夏姆巴”的硬地上埋首劳作，从清早到夜晚。“此后，她寻求猎物，她的双目远眺。她的心坚如磐石，硬似磨盘。她嘲笑胆小。她升入空中，傲视马匹及其驭手。她难道会向你哀怜乞求么？难道会对你喁喁细语么？”庄园老妇精神充沛，活力横溢。庄园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她们都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会步行十英里，去观赏年轻人的恩戈马。一个笑话，一杯土酒，能令她们皱纹纵横的脸和牙齿脱落的嘴都舒展于开怀的笑声之中。这种生气，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在我看来，不仅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是一种荣耀、一种魅力。

我与庄园里的老妇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们亲昵地叫我叶丽埃，男人与孩子们——除了年纪很小的以外，从不如此称呼我。叶丽埃是吉库尤妇女的名字，具有特殊的内涵——在吉库尤家庭里，最小的女孩，且与其哥哥姐姐的年龄差一大截的，才取这个名字。我估计，这名字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老妇们此时都舍不得我离开。在临行前夕，我的脑海里仍然闪现一位吉库尤妇女的形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跟她不熟。我想，她大概是卡赛戈村的，是卡赛戈的一个儿媳妇或正在守寡。在草原的一条小路上，她朝我走来，背着一大捆长长的细竿子——吉库尤人用来搭屋顶的——这是妇女的活计。这些竿子可能有十五英尺长，背之前，将一端绑住，人就背着这种圆锥体的重物，行走在野外，整个背影恰似史前动物或一只长颈鹿。这位妇女背的竿子都是又黑又焦，那是被茅屋里多年的柴火烟熏的。看来她拆除了旧屋，正将这些材料运往新的屋址。我们相遇时，她愣在那里，堵住我的去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神情宛若你在旷野里见到的长颈鹿，其生活、饮食、思维的方式都不得而知。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脸上淌下来，就像草原上的一只母牛伫立在你的面前。我与她相对无言。几分钟后，她让开路，我们分手，各奔东西。我庆幸她总算有材料可以开始营造新屋，我想象着她怎样开工，怎样捆扎竿子，自己搭屋顶。

庄园里的小牧童，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过我不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时候，一想到我要远行了，他们就情绪波动，坐立不安的。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要想象没有我的世界是十分困难、极需勇气的，似乎唯有天意才令人退位。当我在草原上经过时，他们会突然从草丛里冒出来，叫喊着问我：

“姆沙布，你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还有几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离别庄园。我学到了一种奇异的经验，事情总会发生的，而我们自己不可能想象到，无论在事情发生前、发生中，还是在发生后我们回顾的时候。环境具有一种动力，凭借这一动力，它们造成事件，无须借助人类的想象或明悟。在这些情形中，你自己时时刻刻与正在进行的一切保持接触，恰似盲人被别人引着，一只脚跨到另一只脚前面，小心翼翼，却又心中无数。事情在你面前发生了，你感觉到它的发生，但除此之外，你与事情没有什么联系，你也没有钥匙来解开其根因与内涵。马戏团里作表演的野兽，我认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它们的动作的。那些经历过这类事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经历了死亡——想象力范围以外的渠道，但仍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

古斯塔夫·莫尔一大早便驱车来庄园，陪我去车站。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天空、大地只有淡淡的一层色彩。莫尔心猿意马，显得脸色苍白。我想起在南非德班的一位挪威捕鲸船老船长告诉我的，挪威人在任何风暴中都镇定自若，可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是忍受不了平静。我与莫尔一起在磨盘石桌上喝茶，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喝茶。西面，山峦耸立，一小片灰色的雾浮动在狭狭的山道上。千百年来青山巍巍，风采依旧。我感到很冷，仿佛自己刚刚从山巅下来。

我的仆人们都在空空的房子里，不过，他们的生存空间已移往别处，他们的家庭、财物都迁往新居。法拉赫家的妇女们，连同莎乌菲在前一天已坐卡车到内罗毕的索马里村去，法拉赫本人一直陪我到蒙巴萨。朱玛的小儿子杜姆波也送我到那里，这是他最向往的，作为临别的馈赠，我让他选择：要一头牛还是到蒙巴萨送我。他选择了后者。

我向每一个仆人道别。我谆谆叮嘱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可当我走出屋子时，他们在后面却大门洞开。这是典型的土著作风，仿佛预示我将重返庄园，或者，他们这么做是想强调，房子里已空空如也，再不必紧闭门户，敞开天门，迎接八面来风。法拉赫为我开车，车走得慢极了，就像骑骆驼似的，缓缓地沿着车道绕行。渐渐地，我的屋舍从视野里消失了。

车到池塘近旁时，我问莫尔有没有时间稍稍停留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岸边点支香烟，水中游鱼往来，啊，这些鱼将要被那些不认识老克努森的人们捕捞、吃掉了。在池边，我见到了佃农卡尼努的小孙子西龙加——患有癫痫病，他向我最后道别。在我临行的那几天里，他老是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我们上车继续赶路，他紧随车后，竭尽全力地飞跑，俨若被风卷进尘土中。他的个头太小了，恍如从我的火堆中飞溅出的最后一点火星。他一直跑着，跑到了庄园便道与公路的交接处。我担心他还会在公路上追着我们奔跑，仿佛整个庄园已被旋风刮得七零八落，犹如玉米那一层层外皮一般。可是，西龙加在拐弯处停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属于庄园。他呆立在那里，目送着我们，一直到便道上的那个拐弯处从我们眼中消失。

赴内罗毕途中，我们在草丛、路旁见到一群蝗虫。有几次被风兜进车内，看来蝗虫好像要再一次光临这个国家。

许多朋友来车站为我送行。修斯·马丁来了，体态臃肿，神情淡漠。他上前与我话别时，我又见到了“邦葛罗斯博士”，他是一个孤独者，一个英雄人物。他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孤独。他简直成了非洲的象征。我们友好地分手，谈笑风生，话锋充满智慧。迪莱米亚勋爵，比起战争爆发之初，我带着运输队进入马赛依保护区，与他一起喝茶那个时候，显然更老、更白，头发理得更短，但依旧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内罗毕大部分的索马里人也来站台送行。牲口商老阿卜达拉赶来，送我一枚银戒指，上嵌绿松石，祝愿我交好运。贝里亚，戴尼斯的仆人，很认真地请我转达他对在英国的戴尼斯兄弟的问候。他以前曾在戴尼斯家里住过。法拉赫在上火车时告诉我，索马里妇女们乘着人力车赶到车站，可一见到站台上那么多的索马里男人，又失去了勇气，快快地回去了。

我从车厢里伸出手，与古斯塔夫·莫尔握别。现在火车即将起程，已经往前挪动了，他的心灵才恢复平衡。他多么希望我鼓起勇气，直面人生。他激动得满脸通红，仿佛在燃烧，那双明亮的眸子冲着我闪光。

在中途的沙布鲁车站，机车加水时，我下了火车，与法拉赫在站台上徜徉。

从站台向西南方遥望，我又见到了恩戈山。巍巍的山峰，像波涛起伏在平展展的大地环抱之中，一切都呈现出天蓝色。它们是那么遥远。四座峰巅显得那么渺茫，令人难以分辨。这景象与我从庄园里见到的迥然不一。迢迢旅途，犹如一只神手，将恩戈山的线条磨圆了，磨平了。

跑出肯尼亚

［英］亚德哈罗南德◎著

沈慧◎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引文】

我听到别人的闹钟先响了起来。而我在半梦半醒中，等着自己的闹钟响。“博曼”（BOMEN）——印成绿色的旅馆名字横陈在薄被单上，在薄被单下面我发出轻浅而急切的呼吸。走廊里的灯光为房间带来了一点光亮，可以看见空空的四壁呈现出一种深粉色，而在白天，墙壁看上去是令人沉醉的亮桃红色。一只连着电线的节能灯泡在我的头顶上方悬着。

电话响了。戈弗雷（Godfrey）睡在几米开外的一张床上，他一下子就接起了电话，好像他一直把电话握在手上，等着它响似的。他冷静地说了几句卡伦津[1]①语，然后就挂了电话。

他知道我醒着。“是克里斯（Chris），”他在黑暗中唤道，“你知道克里斯，他想下来吃早饭。”

这时我的闹钟响了起来，在床头柜上嗡嗡地叫着。我把手够过去摁掉了闹钟。凌晨四点，该起床了。

旅馆里充斥着锅碗瓢盆的哐啷声，还有人们的交谈声。肯定有客人在床上翻来覆去，纳闷发生了什么事，甚至看手表确认这会儿的时间。我来到走廊上，走廊尽头是一堆棕榈树叶。我碰见了比阿特丽丝（Beatrice），她正站在阴影里，拿不准是不是要下楼去。她微笑起来，深色皮肤映衬着她的一口白牙。

“我们走吧。”我说。

她没有回话，跟着我走下了楼梯。

侍者已经在餐厅里准备就绪，他们半夜里就被拖下了床，不情不愿地穿上制服，这会儿他们的脸色不太好看。

“茶还是咖啡？”领班问道，他走到我们跟前，手里端着一个摆着茶壶和杯子的托盘。我们俩都摇了摇头。我在桌边坐了下来，比阿特丽丝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外边的街道一片寂静，我看着比阿特丽丝。

“准备好了吗？”我问她道。

她笑了笑。“我能做到。”她说着点了点头。

贾费特（Japhet）和谢德拉克（Shadrack）走了进来，他们才20岁刚出头，都不曾离家这么远过。贾费特很兴奋，露齿大笑着，而谢德拉克看上去永远是一个样子，始终像是见到了什么令人震惊、难以置信的东西。他眼角尖尖的，眼睛向外鼓着。领班端着托盘站在桌边。

“茶还是咖啡？”

“肯尼亚茶。”谢德拉克说得太小声，不得不重复了两遍才让侍者听明白。贾费特只是点点头。侍者心满意足地倒起了茶。

“你们两个都准备好了吗？”我问道。谢德拉克一脸疑惑地看着我，像是我在问他是否恋爱过。

“我们准备好了，必须的。”贾费特咧嘴笑道。侍者这会儿正干得得心应手，他为我们端来了一盘水果。谢德拉克紧张地用叉子叉起西瓜，递给了比阿特丽丝。侍者接着为我们送来了面包和煎蛋。

戈弗雷前一天晚上对我们说：“千万不要在早饭时吃鸡蛋。”我看着他们。

“你们喜欢在比赛前吃鸡蛋？”我问道。但他们已经狼吞虎咽起来，我决定还是不要小题大做，但没有动我的鸡蛋。两片面包和黄油，这样就够了。我很快吃完，回到了楼上的房间里。

我本来计划早饭后再睡个回笼觉，但这会儿太清醒了，于是我收拾好包，坐在了床上。脚部感觉不错，我揉了揉脚进行确认，用大拇指按了按脚底受伤的部位，然后拿出一罐强效薄荷镇痛软膏，这还是我在埃藤[2]①的药房买的。我把软膏抹在脚上，把袜子拉了上来，又坐回到床上，缓慢地、深深地呼吸着，一个小时后就该出发了。

黎明向停车场洒下微弱的光线，我们都站在面包车边上等着戈弗雷。他还在房里梳头发，于是我丢下他，先来到了停车场。他理了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平头，但每天早上还是要花五分钟打理。其他人安静而耐心地站着。他终于现身了。

“抱歉，大家伙儿。”他说道，一边推开了面包车的车门。贾费特、谢德拉克、比阿特丽丝这些年轻队员爬到了汽车的后座上。克里斯、保罗（Paul）和菲利普（Philip）是比较老练的跑者，他们占了中间那排座。身为唯一的姆宗古②，也就是白人，他们让我坐到前座上，挨着戈弗雷。戈弗雷是我们的教练兼司机。

车子颠簸着驶出车道，沿着土路开到铺筑过的主干道上。道上人们来来往往，有的在放羊，有的肩上扛着大麻袋。拥挤的出租面包车和公共小汽车停到路边，人群一拥而上。这一天已然拉开了序幕。

车子里我们都没有说话。戈弗雷摆弄着收音机，其实他早就知道这玩意儿已经不管用了。他开着车，马路笔直地向前延伸，路的一边是辽阔空旷的草原，道路沿着大草原渐渐拔高；路的另一边是一些临时住房和小块的玉米地，中间的电话亭被刷成了鲜亮的颜色，上面有为电话公司做的广告。

大约2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通往里瓦（Lewa）的正门口。里瓦是一个野生生物保护区，占地约22258公顷，位于内罗毕[3]①北部，与内罗毕相距大约274公里。一长串四轮驱动汽车正排着队通行，人们则在路边走着，我们也加入了这股车流和人流。路的两边是铺展开的大草原，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片草原给占据了。这是典型的非洲风景。干燥的草原上，金合欢树结着穗状的花序，星星点点地分布着。

坐在后面的那几个人突然兴奋了起来，指着车窗外。

“看见什么了？”我问道。

“看啊。”戈弗雷指着一旁说，一头大象正站在几米开外，像座雕塑般岿然不动。

“是真的大象吗？”菲利普问，他探着脖子，眼睛越过我的肩膀看着外面。

我们继续颠簸着，穿行在其他车辆驶过时扬起的尘土里。大象的出现让车厢里的气氛活跃了起来，戈弗雷开始为我们鼓舞士气。

“好了，大家伙。我们到了，我知道冠军就在这辆车里，你们都完成了训练，现在是比赛的时候了。记住，这是马拉松，一开始你们不能跑太快，但你们得始终跟着领跑的人，你们知道自己能做到的。”

戈弗雷把车停了下来，虽然这会儿才刚过早上6点，已经有上百号人排着队，站在一根绳子后面，被保安向后推搡着。跑者们穿着短裤和背心，胸前别着号码布，正沿着跑道涌向起点。等我回过神来，大家已经下了车，消失不见了。

“他们直接去起点了。”戈弗雷说，“你去吧，我在那儿等你们。”天已经暖了起来，于是我脱下运动衣，把衣服扔在车里。运动衣里面是我的黄色背心，我的“22号”号码布就别在背心前面，背心的背面印着“埃藤镇猎狗队”的字样。

起点处有不下一千名跑者，我在混乱中瞅见了一伙黄背心，那是我的队友。他们正跟我的妻子玛丽埃塔和我两岁大的儿子奥西恩待在一起，我的女儿们则在赛道边上的某个地方观看着。玛丽埃塔正等着我，好给我们拍集体照。

我们拥在了一起。戈弗雷不想拍照，但我们把他拽了过来。没有他，我们做不到现在这样。他站在后面，帽子的阴影遮住了脸庞。

“好了，谢谢你们。”玛丽埃塔说道，将我们从摆好的姿势里解放了出来。“祝你们好运。”我们带着她的祝福排着队，大伙互相握着手，但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这样。长达数月的训练，胜败在此一举。眼前是非洲的旷野，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直升机在我们的头顶盘旋着，握着麦克风的男人并没有明说，但我们知道是在等几只狮子离开赛道。直升机降到了离它们很近的地方，想逼它们离开。我们似乎还要站上很久，我伸展了一下胳膊。26英里，42公里，但这些只是数字。一步一个脚印，一口口呼吸。早晨的热气从尖尖的草丛后面蒸腾了上来。孩子们带着大大的笑容，在路边朝我挥手。然后我们开始倒数。五……我感觉呼吸进来的气息正在让我兴奋起来……四……人们抬起前臂，盯着腕上的手表，弯下腰……三……二……来了……一……出发。

[1]① 卡伦津（Kalenjin）：东非肯尼亚民族。 ——译者注

[2]①埃藤（Iten）：肯尼亚小镇。 ——译者注

②姆宗古（Mzungu）：音译，东非英语，意为白人。 ——译者注

[3]①内罗毕（Nairobi）：肯尼亚首都。 ——译者注

Chapter 1

第一次留意到肯尼亚跑者

肯尼亚人特立独行，他们总是遥遥领先，以突然掉速告终，或是从发令枪响开始就疯狂地冲刺。

我们正跑着穿越茂密的长草地，往比赛的第一个拐角进发。我跑在前面，四周都是甩动着的腿，还有同学们急促的呼吸，这些催促着我不断向前。我们跑到了球门柱下，然后又转向操场那头的石墙附近。现在身边安静些了，我四处看了看，有个男孩子跑在我身后，但其他人都已经落在了后面。我看到了前方飞舞着的胶带，它标志着下一个转角。我继续跑着，肺里的空气还是冷的，头顶上方高高的白杨树好像也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了。

我们沿着一条碎石路跑出了学校的运动场，那里通常是禁区。脚落地时发出的吱吱喳喳的声音，是此时唯一的声响。一位推着自行车的老先生看到我跑过，便往路边让。我沿着胶带奔跑，又跑回到操场上的一个陡坡下，回到了终点。我比别人都到得早，站在寒冷中等待着他们回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冲过终点线。看着他们或是躺倒在地上，或是跪下来、脸涨得通红，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得意。这是我在新学校里的第一堂体育课，老师让我们所有人出去跑了一趟越野跑。以前我从没跑过比足球场一圈更长的距离，但这趟越野跑我跑得很轻松，着实有些惊讶。

“他甚至连气都没喘一口。”老师这么说道，把我当成了大家的榜样。别的孩子还在往回跑的时候，他让我把手放到腋窝下取暖。

几年之后，我12岁时，有几个男孩为了帮助他们的朋友获胜，试图在起点堵住我，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破了校运动会800米跑的纪录。五分钟后，我又跑了1500米，同样获得了冠军。我的父亲觉得我有些天赋，建议我加入当地的跑步俱乐部，还在电话本里找到了俱乐部的电话号码。我听到他在电话里跟人说话，询问了去俱乐部该怎么走。从那时起，我的人生道路就被设定好了：我要成为一个跑者。

但是几周之后那个晚上的开局却相当不顺。我穿上运动短裤和运动服，从位于北安普顿（Northampton）郊区的家中出发，步行穿过了通往附近购物中心的桥。购物区里人烟稀少，只有零星几个很晚才来购物的人走出庞大的乐购超市。我坐电梯下到停车场里，然后穿过马路走到了一条没有标记的泥土跑道上，北安普顿凤凰跑步俱乐部（the Northampton Phoenix running club）的成员就在那儿集合。那天晚上很冷，所有跑者都挤到了一面红色大砖墙旁的门廊上。门里走廊边的墙都被漆成了血红色，墙上画着些下流的涂鸦。走廊深处是更衣室，男人们响亮的笑声盖过了淋浴的哗哗声。我对一个坐在一张小桌边的女士说了我的名字。

跟我想象中不同的是，我没有被带上跑道，而是和一群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一起，被带回到了马路对面购物中心的卸货区。那段路的一边都是百叶窗遮蔽着的装货间，路上覆盖着厚厚一层漏出来的油。一个穿着紧身裤和黄色跑步夹克的人让我们从路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每次跑到头时都摸一下路缘。两次冲刺间隙，他会让我们做一些俯卧撑、分腿跳跃之类的练习。我仰天躺在冷冰冰、硬邦邦的柏油碎石路面上，准备做仰卧起坐时，我开始想，我来错了地方。这不是跑步。我想象中的跑步训练情景是一群群体态轻盈的运动员绕着跑道猛冲，我父亲肯定搞错了，他肯定打错了俱乐部电话。

我当时坚信那不是一家跑步俱乐部，打算第二年不来参加了。

我回到俱乐部里，他们问我是想在“隧道”里训练，还是外出跑长距离，我想“隧道”就是指购物中心的装卸区。我选择了长距离跑，于是就被带到了另一伙人那里，他们大约有40个人。这才比较像话。我们沿着碎石路出发了，那些路蜿蜒在北安普顿东面的市建住房群周围，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跑在一伙人中间是什么感觉。我们的双腿在身体下方自在地流动着，树木、房屋、湖泊浮现于前，人们侧过身让我们通过。虽然大部分跑者年纪更大些，还总在开着玩笑，但当我在他们中间安静地随波逐流时，我还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种归属感。

接下去的大约6年时间里，我一直是俱乐部的忠实会员，大部分周末都在跑径赛或者越野比赛，一周至少训练两次。在我成长的大部分岁月里，我都在用脚步敲打着路面。即便是我蓄起长发，开始在乐队里演奏吉他的时候，我也坚持训练。别的跑者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博诺[1]①。

我18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遇上了一伙学校里的朋友，他们刚从酒吧回来。当时我的长距离跑还剩最后1.6公里，正在全速前进。当我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时，同学们张大了嘴盯着我看，其中一个感到不可思议地喊道：“你在干嘛呀？”而我已经消失在了远方。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差不多是我加入跑步俱乐部的同时，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肯尼亚跑者。当时，英国人史蒂夫·克拉姆（Steve Cram）和摩洛哥人萨义德·奥伊塔（Said Aouita）本来称霸于赛跑圈，而肯尼亚人突然间异军突起。克拉姆迈步时腿抬得高高的，气势汹汹；身材稍小一点的奥伊塔跑起步来总是愁眉苦脸，肩膀左摇右晃，他擅长短程、快速的800米和远距的10000米之间的所有距离。我非常崇拜那两个伟大的跑者。

但在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上，男子中距离和长距离径赛项目的单项金牌被肯尼亚人收入囊中，只有一项比赛除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跑步的方式。传统观点认为，保持匀速是最有效率的跑步方式，在长距离的比赛中尤为如此，人们也正是用这种方式跑大部分比赛的。然而肯尼亚人却特立独行，他们总是遥遥领先，以突然掉速告终，或是从发令枪响开始就疯狂地冲刺。我喜欢看电视评论员对他们感到大惑不解的样子，他们预言某个肯尼亚运动员跑得太快，结果却发现那个运动员突然间跑得更快了。

我记得在1993年8月中旬一个温热的夜晚，我们在北安普顿的家里观看了世锦赛的5000米决赛。我母亲不断地在房里进进出出，建议我出去坐到花园里去。那是一个可爱的夜晚，但我被粘在电视机前了。赛前最被看好的是来自摩洛哥的奥运冠军哈立德·斯卡赫（Khalid Skah），但摄像机也对准了一位名叫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Haile Gebrselassie）的年轻埃塞俄比亚运动员，他在前一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上获得了5000米和10000米的双料冠军。运动员们挨在一起，站在起跑线上，望着摄像机镜头。广播里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他们便紧张地笑笑，用各不相同的姿势漫无目的地挥手。

比赛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非洲运动员一个接着一个飞速地冲到了前面。斯卡赫曾经同肯尼亚人多次交手，也多次战胜他们，他追踪着他们的每一个动向，始终是领跑者。罗布·登马克（Rob Denmark）是比赛中唯一的英国跑者，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还剩七圈的时候，BBC的电视评论员布伦丹·福斯特（Brendan Foster）感觉到了观战带来的紧张情绪。“这真是一场恶战。”他说。赛跑队伍里，一个年轻的叫伊斯梅尔·奇鲁伊（Ismael Kirui）的肯尼亚人冲到了前面，一圈之内就同其他选手拉开了大约50米的差距。这是自杀行为，福斯特宣称。“他只有18岁，还没有真正的国际比赛的经验。我觉得他有些忘乎所以了。”我简直被钉在了椅子上，有几次画面被切到了标枪比赛，我就朝着电视大喊大叫。当画面被切回来时，奇鲁伊仍然领先。一圈又一圈，斯卡赫和三个埃塞俄比亚人跟在他后面，但他们都无法缩小跟奇鲁伊的差距。摄像机把画面拉近到奇鲁伊的眼睛，他目视前方，仍在继续加速，简直像头受到追捕的动物一样疯狂。“这场比赛真凶残。”福斯特说道。

最后一圈的提示铃声响起了，仍没有人跑近奇鲁伊。最后第二个直道上，奇鲁伊豁出性命般冲刺，但那三个埃塞俄比亚人也加速了，差距正在缩小。只剩最后100米的时候，奇鲁伊侧转身体瞥了一下，他看到格布雷西拉西耶正在向他逼近。万物仿佛都在瞬间静止了下来。就是那一刻，致命一击即将到来。奇鲁伊带着震惊，发狂般地将身体转回到前方，再度鞭策起他精疲力竭的身体，他疲惫的双腿终于设法冲过了最后的直道。他率先冲过了终点线，只领先格布雷西拉西耶不到半秒。但他做到了，他获得了胜利。他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带着些许茫然，他跑起了象征荣誉的最后一圈，肯尼亚国旗再度在胜利中高高扬起。

那天晚上，我去跑步俱乐部上了一堂训练课。我试着像奇鲁伊一样奔跑，双眼直视前方，从一开始就尽我所能地加快速度。那是我表现最好的训练课之一。通常情况下，如果你一开始就跑得太卖力，你会担心自己稍后的状况，你能在身体里感到将要来临的痛苦，这会让你慢下来，所以就要为自己设定配速。但那天晚上，我不管不顾。我想要除去自己的枷锁，像个肯尼亚人一样自由地奔跑。

那个夜晚，我看完伊斯梅尔·奇鲁伊的比赛后，睁大双眼绕着跑道飞奔，那是我跟俱乐部一起进行的最后几堂训练课之一。一个多月后，我把行李收拾进了我父母的车里，把车一路开到了利物浦去上大学。在那里，虽然我也加入了大学的赛跑队，但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活让我渐渐不再关注训练。我跟很多年轻人一样，突然间来到一个万事皆有可能的新世界，跑步似乎成了过去的生活，虽然我从未对之完全放弃。

到了第二年三月，英国大学生越野锦标赛（the British Universities Cross Country Championships）即将举行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对训练有多么懈怠。比赛前夜，我同三个朋友说走就走，一起去威尔士作了一趟公路旅行，第二天早上我爬上队车，准备睡上一觉。我能撑过去简直是个奇迹。

160公里外的达勒姆，天气寒冷，狂风大作。在赛场，我系好钉鞋的鞋带，开始慢跑和拉伸的例行预热程序，我对此如此熟悉，但等到比赛开始，我的双腿就像陷入了淤积的污泥，不战而败。我慢慢跑着，没法让自己兴奋起来，跑得更快些。我以第280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夏兰·马圭尔（Ciaran Maguire）是第2名，他是我在北安普顿的跑步生涯里结交的朋友兼对手。就是几年前，我们在郡越野锦标赛中还一路齐头并进，直到最后他险胜了我。而现在，在这里，我和他之间相隔了300号人。赛后我跟他见了一面。“你只需要让自己好好训练一年。”他安慰我道。我点点头，但心底深处知道这不会发生。

多年来我遇到过一些跟我一样的人，他们是曾经的跑者，偶尔翻出旧跑鞋，绕着当地的公园慢跑，隐约盼望着能记起奔跑的感觉。我们报名参加了当地的10公里或者半程马拉松比赛，决心恢复奔跑的状态。但就是有东西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生活、伤病、无畏精神的缺乏，于是我们停下了训练。但死灰也会复燃，我们不愿意扔掉那双已经发霉了的跑鞋，我们知道自己会再度需要它们，知道想要跑步的欲望还会回来。

有了孩子之后，要找到时间训练就难上加难了，最后我找到了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为《跑者世界》杂志（Runner’s World）撰写赛事报告，这才有了跑步的时间。虽然报酬不多，但这份工作让我在跑步这件事情上少了一点自我放纵。以前我只是为了找回一些失却的童年痴狂，而现在，跑步成了一份工作。

《跑者世界》会定期给我安排任务，得益于此，在接下去的几年里，我开始频繁地训练，但是带着年幼的孩子，一星期要出门跑两次以上还是很难。我走出办公室来到楼下，只见小奥西恩正拽着玛丽埃塔的屁股，而玛丽埃塔在忙乱着准备午饭，我的一双女儿，莉拉和乌玛，正在抢一本书，同时还尖叫着。花园的植物已经茂盛得过了头，垃圾需要清理一下，电话正在响。这种情况下我不能说：“我要出去跑个长跑，大概一小时后见。”所以，即便我开始规律地参加比赛，我的成绩却没有进步。29岁的时候我跑了我的第一个半程马拉松，成绩是1小时30分钟。七年后，我又跑了3个半程，成绩还是一样。

我不断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努力训练，跑得快起来。我不确定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个3小时内的马拉松，或许吧。但时光在悄悄溜走。每当看到电视上报道有35岁以上的运动员获得冠军时，我就对自己说我还有希望。我也不是有明确的目标，我只是不想在将来的某天回顾往昔时，后悔从没给过自己一个像样的机会，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

[1]①博诺（Bono）：爱尔兰摇滚乐队U2的主唱博诺·沃克斯（Bono Vox），博诺曾经蓄过长发。 此处因“我”留长发被别人称作“博诺”。——译者注

Chapter 2

我有一个肯尼亚跑步梦

年少的时候，我就想象过自己跑在非洲的平原上。

在去参加一项10公里慈善比赛的路上，我坐在车里望着窗外，比赛就在我们在德文郡（Devon）的家附近举行。那是个狂风大作的九月的早晨，我感觉不舒服。要不是为《跑者世界》写比赛报道，我可能就不会去跑了。我决心以较慢的配速出发，只是去享受沿途的风景，那样想才好过了一点。赛道围绕着可爱的保德汉姆城堡（Powderham Castle），沿途会经过鹿群，并沿着埃克斯（Exe）河口展开。跑步的时候能欣赏周围的环境，转换一下心情，那样会很好。停车的时候，我还全然不知将会发生一件事，一件让我反思我整套跑步方法的事情。

一站到起跑线上，我就忘记了生病这回事，凭着本能向前蛇形奔跑着。我不能一开始就让自己和那些来找乐子的跑者跑在一起，不论我感觉有多糟糕。几乎有千名选手参赛，但其中大部分只是为了享受比赛的乐趣而来，或者是为了募集慈善基金，跑步本身只是一个借口。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和朋友闲聊，为了在草地上野餐，为了获得一种亲临现场的郑重其事的感觉。

不过后来我也意识到，当我们完赛的时候，话或许就得反过来说了。赛后，人们只想谈论——你跑了多久？我简直跑不下去。我出发得太快了。人们喜形于色，相互倾诉着自己有多累，他们容光焕发，换运动外套时身体还在极度地兴奋着。或许，其他东西才是借口。如果它伪装成了有队服和野餐的慈善活动，那么人们就有了一个奔跑的上佳理由。他们蜂拥而来，一千个人，事后几乎所有人都感觉更好。或许跑步本身就是最大的魅力。后来坐在草地上的时候，一位女士告诉我，她觉得比起喝醉，跑步是反其道而行之。喝酒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很棒，但接着你就会感觉糟糕。跑步的时候，则是一开始感觉糟糕，跑完后却会感觉很棒。听起来跑步真是一笔划算得多的买卖。

发令枪一响，我们就穿过草地疾速向前。跑到第一个拐角时，我跑在靠近领先人群的地方。一个急转弯把我们带上了通往城堡的碎石路。正跑着，跑在我旁边的一个男人问我，我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多少。“我不知道。”我说。几年前我确实跑过一个10公里比赛，用时47分钟，但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跑得更快一点。

我们啪嗒啪嗒地跑过城堡的拱顶入口，穿过一个小庭院。我的女儿莉拉和乌玛，同我的岳母比（Bee）外婆站在一块儿。

“他在那儿。”外婆告诉孩子们，把我从慈善T恤的海洋里指了出来。“加油，德哈[1]①。”她喊道。我的女儿只是看着我跑过。我朝她们笑笑，好让她们对我放心，我还清醒着呢。然后我们就跑出了拱门，跑进了院子里。

赛道沿着一条短坡陡降，接着便沿着埃克斯河口展开，航船在水面上起伏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我仍然跑在前列，我决定迈开双腿，好好利用身后吹着的风。其他人似乎都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任由我前进，在前方跑开，像火种一样被风吹过赛道。2公里的标距似乎转眼就跑到了。他们肯定把标距放错了地方——我们还没跑到那么远呢，不是吗？我回头看了看。我这会儿正遥遥领先，40米内都没有人。如果我这样保持下去，我想，我可以以前十名的成绩完赛。我已经在脑子里排练起了赛后我将怎样讲述这个故事。“3公里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领先位置。”我会这样告诉大家。

跑过3公里标距的时候，我修改了一下我的故事：4公里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领先位置。接着4公里又变成了5公里。

我一直在等着一众选手超过我。他们人呢？怎么回事？只有我一个人的感觉真奇怪。我几乎觉得我不是在比赛，而是在一个人练跑，幸好我还知道有一千个看不见的跑者聚在我身后、追着我。我像个亡命之徒，每次一感到放慢了脚步就强迫自己加快步伐，一鼓作气跑上坡，跌跌撞撞跑下覆满青草的河岸。更多地，我依靠着某种求生本能在奔跑，而不是取胜的欲望。

最终，我圆满地完成了比赛，将个人最好成绩大幅提高到了38分钟35秒。冲线的时候我的女儿们朝我跑了过来，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一位地方报纸的记者走上前来，开始向我提问。我感觉就像是得了奥运冠军似的。

坐在比外婆的车里回家的时候，我又开始思考大学毕业后便想过无数次的问题：如果我好好训练，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按照夏兰说的，给自己一年的时间真枪实弹地训练一番，会发生什么呢？但我怎么安排时间呢？

汽车呜呜地往前开着，雨刷来回摆动，姑娘们安静地坐在后座上，因为跑了一早上而感到疲惫不堪，而我则开始构想一个疯狂的计划。玛丽埃塔的姐姐乔菲（Jophie）在肯尼亚生活，几个月前，她建议我去那儿跑里瓦马拉松。里瓦马拉松比赛要穿过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号称是世界上最难跑的马拉松之一，并因此而闻名于世。

“那儿有狮子四处漫步。”她说，似乎这样讲会更吸引我，“不过天上有直升机，确保狮子不会跟人靠得太近。”

我没往心里去。我还没做好跑马拉松的准备，而且，我不能只是为了一场马拉松就跑去肯尼亚。生活不是那样过的，对吧？但现在，坐在车里，在通往埃克塞特（Exeter）的A379公路上，我却觉得去非洲是个好主意。

多年来，我经常向人们讲述安内玛丽·桑德尔的故事。她来自芬兰，曾是一名很有天赋的青少年运动员。1995年，她去了肯尼亚，在东非大裂谷训练了六周后，参加了在英格兰的达勒姆举办的世界越野锦标赛。那天下午，大雨滂沱，非常寒冷，16岁的桑德尔竟然甩开了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选手，最终夺得冠军。而我就在现场观看。她在肯尼亚经历了什么？是什么样的发现使她成了世界冠军？而我是否能像她一样有所发现呢？

肯尼亚人显然是世界上最好的跑者。跑步，尤其是长跑，是世界上最流行、最容易进行、也是进行得最广泛的运动，所以小小的肯尼亚能将这项运动发挥到这个程度，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场精英路跑赛事中，不出几分钟就会有一伙肯尼亚人冲出来，一马当先。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和数据可以证明他们在跑步上的统治地位。在全世界举办过的速度最快的20场马拉松中，有17场是肯尼亚人跑出来的。（顺便说一句，剩下的三场是肯尼亚人的东非近邻埃塞俄比亚人跑出来的。）[2]①

从1991年在东京举办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始到2009年在柏林举办的世界田径锦标赛，这18年间，肯尼亚人在中长跑项目中一共赢得了93块世界奖牌和奥运奖牌，其中32块是金牌。同一时期举办的10场世锦赛、5场奥运会中，英国国家队无缘任何中长跑项目奖牌。即便是强大的美国队也仅仅获得过3块金牌，其中两枚是在2007年的大阪，由一位20岁时才成为美国公民的运动员获得的，那位运动员出生、成长、训练在——没错，你猜对了——肯尼亚。[3]②

年少的时候，当我在北安普顿的居住区中穿行时，我就想象过自己跑在非洲平原上的情景。过去，我喜欢在炎热的天气里奔跑，热气会在马路上闪烁着微光，好像可见的实体，我想象肯尼亚也是那样的。去肯尼亚的想法让人沉醉，不只是去跑里瓦马拉松，与肯尼亚人一起训练也同样如此，我要像安内玛丽·桑德尔那样去揭开他们的秘密。当然，首先我得让玛丽埃塔接受这个想法。如果我要去肯尼亚，我想让她和孩子们跟我一起去。

我第一次遇见玛丽埃塔是在利物浦的大学里，她当时把头发剪成了男式的平头，除了米饭和种子之外什么她都不吃，还喜欢现代电子乐。我那时根本猜不到她来自德文郡的一个贵族家庭。她那种沉默寡言的独立姿态吸引了我，我们最后成为了好朋友，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最后是我的一个朋友提醒了我。

“我觉得你爱上玛丽埃塔了。”有一天晚上他在酒吧里对我说。

“什么？”我说，“你疯了吗？”但他说对了。

向她捅破那层窗户纸有点不太合适，因为那时我们和另外三个朋友一起住在一幢合租的房子里，而且她有男朋友。她一开始对我并不热情，但我完全被少年的恋爱情怀占据了，凄凉地凝视着雨点敲打着窗户，熬夜写诗。大概有一个月，我没法让自己不去想她，我一刻不停地想着她。然后，突然间，那种感觉消失了。

我感到如释重负。那天下午，我走进房子，看到她正站在厨房里。没关系的，我想告诉她，我已经走出来了。但她跑过来吻了我。八年后，我们的大女儿莉拉出生了。

自打我们有了孩子，玛丽埃塔和我就一直想带他们去旅行，让他们经历一番冒险，打开眼界，看看这个世界的广大。

我第一次遇见玛丽埃塔的时候，她刚刚结束在南美洲为期一年的旅行。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我从没有离开过不列颠群岛。在一起之后，我们抽出时间，一起去了委内瑞拉，几年后我们又回到了那儿，于是我们把南美洲看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玛丽埃塔总说要带孩子们去那儿。“你是说去度假？”我问，“不，更久一些。六个月，一年。想想看，他们会学会西班牙语，那对他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教育方式。”我总是找借口拒绝，害怕离开由工作、我们的小房子和我们的家庭编织成的安全毯。

所以，我觉得玛丽埃塔不会被长期旅行的想法吓到。为什么不是非洲呢？她的兄弟生活在坦桑尼亚，她的姐姐生活在肯尼亚。也许，我们的拜访已经迟到了很久。唯一的障碍可能是我该在什么时候告诉她我想去那儿跑步。

玛丽埃塔对跑步没什么兴趣。大学的最后一年里，我曾试着让她喜欢上跑步。我们住在一个公园边上，绕公园一周大概是3.2公里。每过几天我就会在晚上带着她出去慢跑，艰苦地跑了几周后，我们终于能不间断地跑完全程。

那天晚上玛丽埃塔偏头痛痛得厉害，她躺在床上责怪我和我的训练计划。她的跑步生涯似乎就那样结束了。

几年后，我觉得或许她擅长中距离跑，比如800米。或许那个公园太大了。那时我们住在伦敦，于是我想方设法说服她去当地的跑道上进行了一次400米跑测试。如果她能在90秒内完成，我想，我们就能做些什么了。当我带着她做过例行的热身运动、让她踮着脚尖站在起点线后的时候，她觉得我疯了。我举起胳膊，看着手表。预备，出发。

我们出发了，慢慢跑着。“只有一圈，”我说，“你能再跑快点儿吗？”她看上去就要揍我了。

不，跑步不适合她。有时候，我们在晚上面对面坐在桌边，我不知不觉地列举着几项新的世界纪录，告诉她运动员们是怎么在60秒之内跑完一圈、或者冠军是怎么用52秒跑完最后一圈的，那时候我总会看到她的目光很呆滞。所以，对于我的举家搬迁到跑者之地的计划，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

那天晚上，等到孩子们都上了床，我说出了我的想法——去肯尼亚待六个月。我们会有一场历险。她可以去拜访她的姐姐，我们会看到大象、斑马，坐在吉普车后座上开过灌木丛——孩子们会喜欢的。我还能跑步，是真正的跑步，和世界上最棒的跑者们一起。如果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我就能闷声发大财了。

她在桌子对面看着我。“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

[1]①德哈（Dhar）： 亚德哈罗南德（Adharanand）的昵称。 ——译者注

[2]①2011年速度最快的20场马拉松都是肯尼亚人跑出来的。 ——原注

[3]②在2011年的韩国大邱（Daegu）世锦赛中，生于索马里的莫·法拉赫（Mo Farah）获得了5000米跑金牌和10000米跑银牌，那是过去二十多年来英国在中长跑项目上首度斩获奖牌。尽管肯尼亚人没有在那两项赛事中获得奖牌，他们在那次锦标赛上最终一共获得了17枚奖牌，那是他们有史以来在世锦赛上获得奖牌数目最多的一次奖牌大丰收。——原注

Chapter 3

出发去肯尼亚前

在肯尼亚，只有运动员。

“你们真勇敢。”村子里一个邻居听说我们要去肯尼亚时说道，“不过，你们这些人是这样的。”

她尽量表现得友好，嘴上是说我们勇敢，但她的实际意思是我们疯了。每当我们提起我们的计划，人们总是流露出嘲弄的表情，但我们继续为计划做着准备。当然，孩子们平静地全盘接受了这个计划。一天晚上，我在安顿莉拉和乌玛去睡觉的时候对她们做了一个模拟的电视访问，假装她们是有名的探险家。奥西恩不自觉地激动了起来，穿着睡衣跑来跑去，像头狮子一样吼叫着，大笑着。我问乌玛她觉得非洲是什么样子的。

“很热。”她说。

“还有呢？”我试探性地问道。

她露出深思的样子，抬头看着天花板。“还有不冷。”

这差不多就是我们所有人当初对非洲的了解。

除了为旅行做准备，我还要尽量提升体能，如果我希望能赶上肯尼亚运动员的话。一天晚上，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一篇文章，写的是一群在伦敦西南部的特丁顿（Teddington）生活和训练的肯尼亚跑者，我决定前去拜访他们。或许在我出发去肯尼亚前，他们能给我一些启发。

于是几天后的一个周二早晨，八点钟，我站在了一所郊区小房子的门外。我又细细查看了一遍门牌，确实是18号，就在乐购停车场对面。那是一栋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风格朴实的排屋，灰色的百叶窗被放了下来，盖着窗户。房子前面，水泥浇筑的停车位上有野草正从裂缝中冒出来。

前门被安在了墙体凹进去的部分，于是我不得不冒昧地走进了砖块砌成的昏暗门廊，按响了门铃。我等了几分钟，退回到外边安静的街道上。一个叫里基·西姆斯（Ricky Simms）的爱尔兰运动员经纪人告诉我，他们会等我去的。他甚至还说，他们会带着我跑一段。我又按了按门铃，又过了几分钟，门缓缓地开了。一个身形苗条、穿着运动服的男人打开了门，睡眼惺忪地看着我。我自我介绍了一下，他点点头，让我进了屋子。

他把我带到了楼上的一个乱糟糟的起居室里，心不在焉地用遥控器对着电视机，花了大约五分钟才打开电视。他只说了他叫迈卡，除此之外没有一句话。一打开电视，他就转身离开了房间。

迈卡的全名叫迈卡·科格（Micah Kogo），他是10公里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北京奥运会的同一赛事铜牌获得者。他是去换衣服了。

我坐着看新闻的时候，身后的门里不时出现张望的脑袋。这栋房子里一共住着六个肯尼亚人，他们似乎觉得我的出现挺有趣。我听见他们在楼梯平台上说话。最后，恩达（Enda）出现了，他为经纪人里基工作，也是爱尔兰人，他把我介绍给了大家。他们软绵绵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在向我介绍谁打破了哪项世界纪录，或者谁赢得了哪个项目的世锦赛奖牌时，他们互相微笑着。

“你要跟他们一起跑一下吗？”恩达问我。

我点点头，不确定这么做是不是明智。“你觉得没问题？”

“当然，”他说，“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穿过房子的小后院，我试着表现得平静些。几辆自行车靠在篱笆上，隔壁花园里的老斗牛犬声嘶力竭地朝我们吠叫着。我们走到了一条小胡同的尽头，接着就走上了主街。运动员们跟恩达聊着他们最近的比赛，开着玩笑。似乎没有人急着要真的跑起来。其中一个运动员向我解释说他们不喜欢在水泥路上跑步，所以他们会一直走到草地。在肯尼亚，他们只在土路上跑步。

附近的布希公园[1]①有一大片平坦的草地，还有鹿群、错综复杂的碎石路和极其适合奔跑的跑道。这些肯尼亚人之所以会在远离家乡时选择伦敦的这一角作为基地，邻近布希公园是原因之一。

走进了公园大门，我们站着消磨了好一会儿，聊着天，又三心二意地做了会儿拉伸，然后，毫无征兆地，我们开跑了。

配速出人意料地轻松，至少一开始是这样，我不用太费力就能跟上。由于他们都处在比赛阶段，所以他们只进行轻松跑。我暗暗期待着人们会在我们跑过时惊奇地瞧着我们。“哇哦，看啊，肯尼亚人。你看到那个白人了吗？他肯定是个有头有脸的跑者。”但公园里几乎空无一人，除了几个遛狗的人，他们也不会对我们多看一眼。

跑了大约3.2公里后，前5000米跑冠军肯尼亚人迈克·基根（Mike Kigen）、迈卡·科格和女子5000米跑世界冠军维维安·切鲁伊约特（Vivan Cheruiyot）[2]①都突然加速了。他们谁都没说话，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才几秒钟的工夫，他们就像受了惊的动物一样跑开了，他们点着脑袋，跑向了远方。剩下的人仍然保持着轻松配速（至少对肯尼亚人来说是轻松配速），跑在一块儿，直到跑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喘得厉害，但勉强能跟得上他们。

回到房子后，迈卡为大家煮了乌伽黎[3]②和绿色蔬菜作为午饭。乌伽黎是跑者们最喜欢的食物，是把玉米粉和水混合在一起，煮到变成一团黏稠的白色面团为止。迈卡用刀切了一大片给我，把它盖在了盘子里的蔬菜上面。乌伽黎吃起来软趴趴、湿乎乎的，但味道不浓。不管怎样，运动员们喜欢吃。他们半开玩笑地告诉我说，这是肯尼亚人跑得成功的秘诀。不论真假，我注意到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堆着从肯尼亚带来的袋装玉米粉。

吃饭的时候，迈卡向我讲述了他打破10公里世界纪录那天的情况。他说，他记得当时身体热了起来，感觉很轻盈，但是又感觉很有力。“那么轻盈，但又那么有力。”他说着，用几乎充满敬意的口吻回忆起往事。说到跑步的时候，所有的运动员都活跃了起来。维维安是一个小个子女人，体重不会超过38公斤，她向我讲述了她获得世锦赛冠军那天的情况，她在那天的比赛中击败了传说中坚不可摧的埃塞俄比亚人。“太有趣了。”她咧开嘴笑着说。

那天他们睡过午觉、做了按摩之后，临近傍晚的时候，800米选手理查德·基普拉加特（Richard Kiplagat）和维维安又出门去进行轻松跑了。我决定再跟他们跑一次。后来，我们站在公园里做拉伸的时候，一个45岁上下、略微超重的男人从我们身边慢慢跑过，他浑身被汗水浸湿了。

“在肯尼亚，你们有那样的跑者吗？”我指着那个慢跑者，问他们，“只是为了健康而跑步的人？”我猜想那人的目的就是减肥，他看上去并不是为了纯粹的跑步之乐而跑，他当然也不指望用跑步来谋生。

理查德朝我咧嘴一笑，摇了摇头。“没有。”他很坚定地说。他在几个月后的英联邦运动会（the Commonwealth Games）上获得了一枚银牌。

“在肯尼亚，”维维安说，“只有运动员才跑步。”这不是吹嘘，仅仅陈述事实。在肯尼亚，只有你是运动员，你才跑步，如果你不是，那就不会跑。

“或许在某些地方，在大城市里，”理查德想要说得清楚些，“在有钱人居住的地方，你可能会看到像那样的跑者，但你不会在肯尼亚看到。”

我要去的正是肯尼亚。做计划的时候，我曾想象过怎样在一群肯尼亚人中间艰难地跑过平原，我们的双脚撞击着地面，撼动着干燥的土地。不过说正经的，我在开什么玩笑啊？

“在肯尼亚，跑得最慢的运动员跑得有多快？”我问道，想要获得些微小的希望。或许按肯尼亚人的标准我也算是一个运动员呢。我获得过保德汉姆城堡10公里比赛的冠军，成绩是38分钟35秒。“比如说10公里的最慢成绩是多少？”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这显然是个难回答的问题。“青少年也算在里面吗？”理查德问我。他指的是18岁和19岁的少年。我点点头，我可以和青少年一起训练，为什么不呢？或许这正是解决和成人选手之间存在差距之道。“女孩子也算？”我又点了点头，人越多越热闹。“大概35分钟。”他说。

所以，在10公里项目上，我比肯尼亚青少年组最慢的女运动员还要慢3分半钟。距离去肯尼亚的日子只剩不到六个月了，这下我有事要做了。

事情的开局很顺利，几个月后，我在德文郡的达特穆尔（Dart moor）举办的一场地形起伏的比赛中，跑出了令人激动的1小时26分，终于把我的半程马拉松成绩提高到了1小时30分钟以内。但就在我的体能提升的时候，我开始了一项实验，那项实验推迟了我的旅程。

跟很多人一样，事情是从我读了克里斯托弗·麦克杜格尔（Christopher McDougall）的书《天生就会跑》（Born to Run）开始的。书里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一个叫作塔拉乌马拉（Tarahumara）的超级跑者部落在墨西哥铜峡谷（Copper Canyons）进行的比赛。那是个令人神往的故事，但书中最有趣的一点是提出了“赤足跑”的概念，这也让那本书成为世界畅销书。

麦克杜格尔谈到了由哈佛科学家发展出来的一个理论，即人类之所以如此进化，部分是因为我们捕猎地面上奔跑的动物。虽然比起猎豹、马、兔子或者其他上千种四足动物，我们奔跑的速度慢得要命，但在长距离奔跑上，我们却是动物王国的冠军。我们的关键优势是能够通过出汗散发掉大部分热量，能在移动中让自己降温，而其他大部分动物在感觉太热时，却需要停下来喘气，以散发掉自身的热量。我们的祖先甚至能追逐像羚羊那样跑得最快的动物，一直追到那些动物由于身体过热而倒毙。书中还讲述了一个居住在纳米比亚[4]①喀拉哈里沙漠（the Kalahari Desert）中的布西曼族人的故事，他们至今仍沿袭着那样的狩猎方式。

科学家们声称，人类天生就适合长距离奔跑，我们的身体构造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才有阿基里斯腱、足弓、大屁股和脖子后面的颈韧带（能在跑步的时候保持头部平衡）的。他们还说，我们天生适合赤足奔跑，穿上跑步鞋只会适得其反。

在读到这些内容的前几周，我给自己买了一双新的训练鞋。伦敦的商店里配备有一套可以评估跑步步法的高科技系统。在店里，有人让我穿上几款训练鞋，然后跳上跑步机。接着，商店里的营业员给我的脚拍了录像，并把连续镜头回放给我看。他告诉我，我跟80%的跑者一样，跑步时用脚跟落地，这使得我的腿“内旋”，就是说我每跨一步，双腿就在我的身体下面弯曲。他对我说要矫正这一点，我需要一双在一侧有额外支撑的跑步鞋。

我感谢他的建议，买了一双他推荐的有额外支撑的鞋子。一周后，我打破了我的半马最佳成绩。不幸的是，我左腿腓肠肌的上端也受了点小伤。受伤对跑者来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并没有恐慌。每年有60%到80%的跑者至少要受伤一次，所以，要想从不受伤，我必须得非常幸运。一处小小的肌肉拉伤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

然而，麦克杜格尔却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说，跑者之所以会如此频繁地受伤，是因为他们用脚跟着地，而他们之所以用脚跟着地，是因为他们穿着稳定型训练鞋。这听上去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但根据麦克杜格尔和哈佛科学家的见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脱掉鞋子。他们说，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台完美的跑步机器，经过了上百万年的产品测试和精细调整而成，我们不需要穿现代的跑鞋跑步，跑步本来就是一千年前我们光脚就能驾轻就熟的事情。

像大多数人一样，起先我只是认为那是一个有趣的理论，生活中你不可能赤着脚到处跑。碰到碎玻璃怎么办？碰到狗屎呢？但后来我在那本书中读到了一些让我洗耳恭听的东西：一位叫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n）的科学家通过对肯尼亚跑者的研究发展了他的理论。

肯尼亚人从小就赤脚奔跑，他们有着全然不同的跑步方式，他们不是脚跟着地，而是前脚掌先着地。这不仅降低了受伤的风险，而且还是更高效的跑步方式。大部分西方跑者用脚跟着地，相当于每迈出一步都在踩刹车，难怪我们跟不上肯尼亚人。

一天晚上，我决定在当地的公园里尝试一下赤足跑。我穿着鞋跑到那儿，跑到一片空空的草地后，我脱下了鞋，把鞋藏到了灌木丛里，然后开始绕着一个足球场跑步。虽然我的双脚很害怕触碰地面，我的跑步方式立刻变了，变成了更短、更快的步伐。我跑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就觉得跑得差不多了。那很有趣，随后穿上鞋的感觉真好，鞋子穿起来又温暖又舒适，就像软绵绵的大枕头。

为了对赤足跑有更多的了解，我决定去拜访生物力学专家李·萨克斯比（Lee Saxby），他是教麦克杜格尔赤足跑的人之一。他能教会我像肯尼亚人一样奔跑吗？我对此感到好奇。

李在一家拳击馆外面工作，那里位于伦敦北部的铁路轨道旁。一开始我怎么都找不到地方，沿着路来来回回地走，夜晚下班的通勤者从我身边急匆匆地跑过，去赶回家的火车。我把地图掉了个头，但还是没什么用。突然，我意识到他的办公室藏在一条后巷里，那条后巷位于两幢四层楼高的房子之间。我沿着一条窄窄的通道走到了一扇没有标志的黑色大门前。肯定就是这里。我按响了门铃，门自己开了，我走进了一间很宽敞的房间，屋子中间有一个空的拳击台。一面墙上方有个高高的小阳台，我看到阳台里有个人在往下看。他朝我点头致意，然后指了指拳馆边上的一扇门。我走了过去，一个瘦瘦的男孩打开了门。

“我是来拜访李的。”我说。他点点头，指了指楼梯的方向。楼梯顶上就是李的办公室，李正微笑着站在门口。

“进来吧。”他说。

我带着满腔的疑问走了进去。几小时后，我离开了那里，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肯尼亚人奔跑的秘密。

“对其他运动来说，要想表现好你就得学习技巧。”他说，“但对于跑步来说，人们觉得他们没法改变他们的跑步方式。哈，这是胡说八道。”

他坚定的语气让人不容置疑。“顶尖的非洲跑者为什么不在比赛中赤脚跑呢？”我问道。“那会导致经常踩在尖利的石头上，就算是顶尖跑者也不可能避免那个。”他说，“但他们穿平底跑鞋，平底跑鞋没有稳定性系统或者缓冲，能让你用赤足的方式奔跑。平底鞋不会像大部分跑鞋那样迫使你先用脚跟落地。”

他眼中闪烁着一种戏谑的神采。“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跑步领域的切·格瓦拉。”他说，“我演示给你看。”他让我站到他的跑步机上，先拍摄了我按平常方式跑步的样子，然后他让我脱掉鞋，又拍了一遍。我立马出于本能地用前脚掌着地。

“如果你赤脚，你的身体不会让你先用脚跟落地。”他说，“这样太痛苦了。”穿着鞋子时我们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感觉我们的步伐可以随便多重。然而脚跟先落地引起的冲击力仍会直抵腿部，震动着膝盖、臀部、背部，无论你在脚下安置了多少缓冲软垫。麦克杜格尔将此类比为在鸡蛋外面裹了一层隔热手套，然后用锤子敲鸡蛋。实际上，由于穿着鞋子时你感觉不到地面，你的身体出于本能会期待稳定感和更坚硬的路面，这就迫使你更重地落地。然而，不穿鞋则会迫使你步态轻盈，轻轻地掠过地面，你的身体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然。

不过，根据李的见解，应留意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前脚掌落地。他告诉我要抬起头，用胸部引导身体，带动双腿跨过地面，就像踩独轮自行车一样。光这样想还不够，他又启动了一个节拍器，节拍器打着“啪啪啪”的快节奏，我必须让步伐跟上节拍器的节奏。最后，他把三段视频播给了我看。

观看这些视频让我很震惊。穿着训练鞋时，我看上去像个超重的办公室人员出门慢跑。（我得承认，那可能就是我的样子，但在我想象中自己可不是这样跑的。）我看上去腰部向后下沉，似乎正没精打采地半坐在一张看不见的扶手椅上，脱下鞋跑步时看上去要好一点，在李传授过要诀之后我才像一个恰如其分的跑者。“你看上去像个肯尼亚人。”他那样说可能有点夸张了。

窗外，晚上的通勤火车正嘎啦嘎啦地进出伦敦。我还需要去肯尼亚吗？我在西汉普斯特德[5]①的拳馆里找到那个秘密了吗？我有点气恼自己没能在几年前就发现这些，那时我还足够年轻，可以将这些知识用到刀刃上。在那一刻，看着那些录像，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肯尼人如此擅长跑步的关键原因。这完全说得过去。

接下去的几周里，我的新发现带来的最初的激动开始平息下来，我意识到能证明我发现的证据就在奔跑之中。赤足跑的整个观念都很吸引我，我深信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了做某件事情的最自然、最原始的方法，在科学家和企业染指之前我们就一直在使用的那种方法，归根结底就是最佳方法。我喜欢这种自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尽管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赤脚奔跑的穷困的肯尼亚人还是比我们略有优势。我喜欢这个事实。李的理论太绝妙了，但事实呢？验证理论的唯一方式就是去尝试。

李认为，很少有运动员尝试改变跑步方式，其中一个原因是那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学习跑步，因为新的方式会用到不同的肌肉，你得从短距离的1.6公里跑开始，等到1.6公里的跑程不会让你第二天腿脚难受时，你才能慢慢地增加距离。

我曾经希望能将赤足跑和我惯用的方式结合起来，双管齐下，避免体能下降，但李说那样是行不通的。“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他说，“思维会悄悄采用它最习惯的方式，如果你大部分时间里是用脚跟落地，你的身体就会自动那样做。”

我离开之前，李答应日后寄给我一双跑步穿的赤足跑鞋。这听起来很矛盾，但赤足式跑同真的赤脚没太大关系，而主要是一种跑步方法。赤足式跑鞋最大程度地削减了对足部的缓冲或支撑，但它们同时拥有一个坚固的鞋底，可以让你的脚避开玻璃和狗屎。我决定，等我习惯了新的跑步方式，我要像肯尼亚人一样穿平底鞋跑步。比起赤足跑鞋，平底鞋会提供稍微多一点的支撑，但它们不同于西方跑者通常穿着的又大又重的传统训练鞋。

于是，在接下去的六周里，我开始重新学习如何跑步。跑短距离自有它的好处，跟我过去的跑步时间相比，它只占用一小会儿时间，所以，我能更容易地把它们排进日程。

“别担心，”我出门时告诉玛丽埃塔说，“我十分钟后就回来。”那段日子里，在工作日的午休时间跑步时，我不必限定自己一小时内必须回到办公桌前了。

正如李所预料的，前几次跑完后，我的腿感到酸痛，但跑得越多，我就能跑得越远，感觉也越自然。我甚至还发现自己在街上跑步时不由自主地用上了新方式。过去不穿跑步鞋总要小心翼翼慢跑的地方，现在不管穿什么鞋我都很乐意去跑。跑步鞋似乎成了跑步最糟糕的选择。我一般在上班时穿的鞋稍微有点后跟，我发现穿着它们我能轻易地用赤足的方式跑步。我跑得越多，感觉就越有活力。

现在的问题是，到我们整装待发准备前往肯尼亚时，我才刚刚进展到跑4.8公里。我的体能显然下降了不少，我的腰围也显然变大了。我的体能还没法跟上肯尼亚人，但实验得继续。如果赤足式跑真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我将很快就能恢复到我之前的状态，然后会怎样呢？好吧，最终结局如何，谁又会知道呢？

[1]①布希公园（Bushy Park）：英国第二大皇家公园，位于伦敦西南部。 ——译者注

[2]①维维安·切鲁伊约特（Vivan Cheruiyot）在2011年获得了5000米跑的世界冠军，同时还获得了10000米跑的世界冠军和世界越野锦标赛的冠军。 ——原注

[3]②乌伽黎（Ugali）：肯尼亚主食。 ——译者注

[4]①纳米比亚（Namibia）：非洲西南部国家。 ——译者注

[5]①西汉普斯特德（West Hampstead）：位于伦敦西北部的卡姆登区。 ——译者注

Chapter 4

踏上肯尼亚的土地

埃藤，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

十二月末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的飞机降落在了内罗毕。我们蜷着身子走出狭窄的机舱，非洲温热的空气立刻触到我们恹恹的肌肤，突然感觉很轻柔。那时，从我们驾车驶离德文郡的小屋、离开白雪皑皑的花园和周围的田野算起，已经过去了24个小时。

我们计划在东非大裂谷里一个叫作埃藤的小镇度过在肯尼亚停留的大部分时间。我以前阅读了很多有关埃藤的资料，在我的脑海里，它已经差不多成了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在网上看了一篇埃藤当地的新闻报道，报道说小镇的出租车司机们抱怨跑步的人堵住了马路，那让他们没法好好干活。那只是一个小镇，大约有4000名居民，但我惊讶的是，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1000名顶尖运动员在那儿生活和训练。

在前往埃藤前，我们去里瓦和玛丽埃塔的姐姐共度了一周，在这趟旅程的末尾，我会在那儿参加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马拉松。

2004年，乔菲第一次来到肯尼亚，为一个保护猴子的项目做志愿者工作。一天晚上，在海岸边的一间酒吧里，她邂逅了阿拉斯泰尔（Alastair）。阿拉斯泰尔的祖先是苏格兰人，但他出生在非洲，在非洲长大成人，他是一个强悍的男人。玛丽埃塔的兄弟开玩笑说他就像鳄鱼邓迪①[1]，在野外就像在家一样自在。在肯尼亚，人们把他们那种人称为KC[2]②，或者称他们为肯尼亚牛仔。那些穿着皮靴和牛仔短裤的大个子壮男，常常无所事事地坐着喝塔斯克啤酒[3]③，用缓慢、从容的声音谈论着钻井、打猎、摩托车之类的事情。但即便在KC中，阿拉斯泰尔还是算很强悍的一个。

乔菲和阿拉斯泰尔有两个小女儿，他们居住在丛林中的一个帐篷营地。除夕夜那天，等孩子们睡着后，我们四个就围坐在火边喝着塔斯克。火里横卧着一节树干，火焰燃烧着树干的中部。阿拉斯泰尔说他要去找些柴火，回来时肩上扛着一整棵树。

他沉默地坐在那里，喝了点啤酒后，眼睛里开始闪现出富于野性的古怪神色。

“那儿的那些家伙，他们真的能跑，你知道的。”他谈着埃藤的运动员。

“我知道。”我说。

“你准备怎么赶上他们？他们可没在那儿浪费时间。那些家伙能跑。”

我还没想出来怎么才能赶上他们。我在内罗毕旅馆里的跑步机上跑步时弄伤了小腿，那个时候几乎都没法走路。但喝了一些酒后，阿拉斯泰尔就不再期待我的答案了，他的问题已经慢慢消融在了黑暗中。他正在讲一个他在博茨瓦纳[4]①当徒步旅行导游时的故事。

“有一次我跟一对富有的美国夫妻去旅行。他们有钱，老兄，劳力士金表在他们的手腕上嘀嘀嗒嗒地走着。我们三个正在穿越一片丛林，那时候一头公象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开始攻击我们。于是我把他们两人推到了地上。”边说边演示他是怎么推他们的时候，他差点从他的折椅上摔了下来，“我推倒了他们，然后我转过身去攻击大象。”

我看了乔菲一眼，她没有让他住嘴。

“发生什么了？”我问道。

“如果有头公象在袭击你，唯一能逃生的做法就是回击它。我在空中乱挥手臂，要多响就有多响地朝公象咆哮着。”

他停了下来，啜了一口啤酒。柴火在夜晚噼啪作响，我们头上的天空撒满了星星。

“它停住了。”他说，“转过身跑掉了。”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开始自己跟非洲的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晚上在营地里，你必须很快地在帐篷间走过，打着手电以防遇到蛇或者其他野生动物。可是，我们在埃克塞特的TK Maxx[5]①买的廉价发条式手电筒[6]②几乎照不亮我们前方的地面，更不用说在噬人的黑暗中辨识出一头狮子来了。“注意眼睛。”阿拉斯泰尔说，晃着他手电的强光，光线刺透了黑暗。“那儿。”在不到28米远的地方，有一双瞪大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守候着。

“水牛。”他说。

之后，我们走到帐篷里去睡觉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可怕的低吼声。一开始是从远处传来，但随之每一声都变得更响、更凶猛，听上去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朝着我们跑来。我们急忙往帐篷跑去，我把莉拉先扔进了帐篷，然后玛丽埃塔和我才钻了进去，拉上了帐篷拉链。乌玛和奥西恩已经在床上睡着了。

“那是什么？”

“狮子。”玛丽埃塔说。她在前几晚听到过这种声音，但离帐篷要远得多。这时，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开始听上去很远，但最后它的轰鸣声让人感觉到空气都在颤动。莉拉被吓坏了，但努力着不哭出来。

“我到你床上陪你。”我说，好像我能击退一头狮子似的。

阿拉斯泰尔告诉过我们，狮子分不清帐篷和石头，一旦我们进了帐篷，就会非常安全。但外面恶狠狠的低吼声一直持续不断，我开始对他的话产生怀疑。狮子肯定能闻到我们吧？石头里可没有人。然后我记起来帐篷后端的拉链坏了，帐篷底下实际上有一部分是开着的。我试着忘掉我刚刚想起的东西。

里瓦和埃藤相距10小时的出租车车程，所以我们决定晚上在尼亚胡鲁鲁（Nyahururu）停留，那也是一个大的跑步中心。我们住进了镇上最高档的旅馆，汤姆森瀑布酒店（Thomson’s Falls Lodge），酒店还雇佣了一个当地的运动员带客人出门跑步。他的名字叫作约翰·恩东古（John Ndungu），他同意第二天早晨7点在我们出发前带我出去跑一下。我感觉7点出门对他来说有点晚了，但他朝我狡黠地笑了下，说没关系。

于是，在一个晴朗、凉爽的早晨，在海拔2400多米高的地方，我出发跟肯尼亚的运动员们跑了第一次步。我发现约翰和另一个人一起在酒店的大门口等我，那是一个神情严肃的18岁少年，和他来自同一个村子，名叫卢卡斯·恩东古（Lucas Ndungu）。他们告诉我，他俩不是亲戚，他们对我的猜测感到惊讶。

我告诉他们我需要跑慢点，不要跑太远。我不仅担心会跟不上，还顾虑如果我那么快就逼自己跑得太远，我新掌握的赤足跑方法可能会让我受伤。为了给小腿一些额外的保护，我决定穿平底赛跑鞋，而不是赤足式跑鞋。也就是说，我不用穿新款鞋模拟肯尼亚人不穿鞋跑步来自讨没趣了。不知怎么的，虽然我人已经在这里了，要那样做还是觉得挺奇怪。

我们沿着旅馆车道慢跑的时候，两只在草坪上漫步的狒狒转过头来看了我们一眼，然后就急匆匆地跑开了。门口的保安向我们敬了个礼。一跑出旅馆的建筑群，我们就转上了一条土路，朝着主路往镇里跑。

我首先注意到了卢卡斯穿着大块头训练鞋，而且是用脚跟先落地的。约翰穿着的平底赛跑鞋跟我的有点像，他是前脚掌先落地的。当然，要做出任何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发现卢卡斯的脚跟先落地是我始料未及的。

跑步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好几群从对面跑来的运动员，他们都没有赤脚，大部分跑者穿着那种在鞋跟周围带很多支撑的训练鞋。面朝着他们跑的时候，很难辨别他们是不是脚跟先落地，但他们中有些人看上去是这样。我有点糊涂了，赤足跑者们都在哪儿呢？

虽然海拔很高，但跑步的感觉却出奇地温和。我们跑了30分钟，最后1.6公里的时候稍微提了点速。我正要恭喜自己跟上了他们，他们却告诉我，他们从村子跑来见我时已经跑了9.6公里，而且他们计划几小时后还要再进行训练。

“你呢？”他们问。

我计划几天内都不再跑了。

“我还在适应海拔。”我说道，“我不想做过头，不想受伤。”不过我的小腿感觉不错，即便这是我习惯赤足方法后跑过的最长距离。

放松完以后，玛丽埃塔和孩子们出门来找我们。莉拉和乌玛的笑容里还带着睡意，头发都翘着，她们同两位男士握了握手，炫耀起自己的洋娃娃来。约翰转过身对我说这下我有四个孩子了。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算我啊。”他笑着说道。但他比我还年长。

[1]①鳄鱼邓迪（'Crocodile' Dundee）：澳大利亚电影《鳄鱼邓迪》的主角，邓迪从小被非洲土著抚养长大。 ——译者注

[2]②KC：即Kenyan Cowboy的缩写。 ——译者注

[3]③塔斯克啤酒（Tusker）：肯尼亚的啤酒品牌。 ——译者注

[4]①博茨瓦纳（Botswana）：非洲南部的内陆国。 ——译者注

[5]①英国有名的折扣购物商场。 ——译者注

[6]②不需要电池、通过上发条来提供电力的手电筒。 ——译者注

Chapter 5

肯尼亚退休运动员的房子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肯尼亚人都不觉得跑步可笑。他们几乎对跑步带着尊崇之心。

在东非大裂谷的底部，通往埃藤的公路会穿过一个很深的峡谷，司机停下来休息时，我们都下了车。向峡谷深处望去，只见四只张大着嘴的鳄鱼在沙滩上沐浴着阳光。眼前的道路在酷热中闪着微光，路边有一个摇摇欲坠的卖蜂蜜的货摊，蜂蜜瓶子排成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处，大地爬升了不止1200多米高的地方，埃藤高坐在克里奥（Kerio）悬崖的边沿。

“爸爸，我渴了。”我们在路上差不多已经有5小时了，孩子们在后座上撞来撞去，在座椅上爬上爬下，把笔和三明治洒了一地。但我们就快到目的地了。

公路从底部蜿蜒而上，前后迂回，围绕着锥形的丘陵扭动着，大地变换了色彩，公路越爬越高，绿色也越来越多。司机一直指着温度计，每隔几分钟温度计的示数就往下降一点。越凉快的地方，我们就能看到越多的房屋，就有越多的人坐在路边，或者沿路而行。他们对我们草草一瞥。爬坡时，汽车的引擎变得沉重起来。在印有勒林营地（Lelin Campsite）字样的路标旁，车子拐下了公路，开上了一条土路，汽车一路颠簸着，底面刮擦着石子，直到我们开到了一扇蓝黄相间的设计精巧的大门前，门上的拱形部分写着“Karibu”①[1]（“欢迎光临”）。

我们离开英格兰前，我曾试着安排好在埃藤的住所，但要在世界的另一头找到一幢肯尼亚小镇的出租房谈何容易。大部分来到镇上的人，要么住在一个由劳娜·基普拉加特（Lornoh kiplagat）运营的高档运动员训练营（她持有四项世界纪录），要么住在克里奥观景旅馆，那家旅馆位于悬崖边上，俯瞰着山谷。

然而，住那两个地方的开支都超出了我们的预算，所以我们略带担心地决定住在勒林营地，那里距离山谷大概有8公里远。

下午很早时候我们就到了，营地的主人从他位于邻近山坡上的家下来迎接我们。他同所有人都握了手，带我们去了我们的房间。在他新造的小木屋里，我们有三个房间，两个是卧室，还有一间是厨房。厨房的桌子上有一个野营炉，床上有几个罐子和盘子。他显然很高兴我们能入住，所以他带我们看房的时候，我尽量不把失望的感觉表现出来。卧室里刚能放下床，枕头就是几块破旧的硬海绵，卫生间的马桶不是坐式的，浴室里没有水池，只在墙上安了一个水龙头。我问他水池在哪儿的时候，他的笑容僵住了。我做出刷牙、洗手的动作。他指指水龙头。

“噢，你们用那个？”我说，“当然啦，好极了。”

虽然我没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我却联系到了一个住在埃藤的人，一个叫戈弗雷·基普罗蒂奇（Godfrey Kiprotich）的前运动员。我们离开里瓦前几天，他打电话跟我说他帮我们找到了可以租用的地方。我正指望着他能过来带我们去看看房子，但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有车。

“车在修理厂里。”他说，“不过让我看看有没有别的法子吧。”

他回电话说他为我们找到了可以搭乘的车。果不其然，20分钟后，一辆低车身的白色汽车开进了营地，车窗上安着有色玻璃，一个穿着整洁、戴着金表的男人走下了车。

他边说他叫克里斯托弗·切波里波奇（Christopher Cheboiboch），边小心翼翼地环顾着营地，好像这儿会弄脏他的衣服似的。“你跑步吗？”我问道，心想他可能年纪有点太大了。他微笑起来。“是的，”他说道，“我是纽约马拉松赛史上跑得第五快的人。”

汽车载着我们，慢慢开上了通往埃藤的最后一段陡坡，我们与路上源源不断的行人擦身而过，孩子们手里拿着棍子，站着看他们的牛在草地上吃草，要不就是光着脚在跑，消失在高高的草丛和灌木丛中。山谷顶端，马路对面一块生锈的指示牌欢迎着我们来到埃藤。

当我们的车驶入小镇，并沿着主街向上开的时候，由于是第一次看到眼前的景象，禁不住凝视着车窗外那已经倾颓了一半的木料市场摊位、驴子拉着的车、坐在代售的衣服堆上的女士们。这天是集市日，到处都是人。牛羊自由自在地四处漫步着，把鼻子凑到被弃置在土路边的垃圾堆里。一些人踩着自行车驶过，自行车上堆叠着床垫、成箱装的鸡和柴火，差不多有三米多高。我们前面的一辆小型公车驶离的时候，车门外还挂着两个人。

克里斯托弗冲街上的一个男人喊了一下，他就走到了车跟前。他们握了握手。克里斯托弗给了那男人一点钱，又开起了车，我们的车沿着马路缓慢地向上开，经过了一家小超市。安放在超市外的两个扩音器发出响亮刺耳的音乐声，音乐里混淆着杂音。路的另一边有一座古朴的白色清真寺。缘坡而上，生了锈的锡制屋顶在坡两边耸立着，红土路从成排的屋顶间穿过。这里看上去就像我们从里瓦一路驶来时经过的其他那些路边小镇。

等我们缓过神来时，我们已经穿过了镇子，出现在了路的那一头，驶离了马路。我们的车沿着一条车辙行驶，经过了一家已经封了门窗的木造酒吧，前往劳娜·基普拉加特的训练营。警卫打开大门的时候，克里斯托弗表情庄严地把车开了进去。这是镇上最顶尖的训练营，配备有一个健身房和一个游泳池，没有肯尼亚运动员居住在这里。恰恰相反，这里迎合的是外国跑者。我们一下车，我就看到英国的国际级跑者海伦·克利瑟罗（Helen Clitheroe）跟她的教练一起坐在桌边，在笔记本电脑上浏览着她的训练日程。一个蓄着长长的山羊胡的希腊跑者从我们身边走过，完全沉浸在他的iPod的音乐声里。一个一头金色长发的男人跳出了健身房，他看上去不像一个运动员，更像一个冲浪者。那是托比·坦泽（Toby Tanser）。上周在里瓦的时候，我在报上读到了他的故事。我包里还有他的书《更多火焰》（More Fire），内容讲的是如何像肯尼亚人一样奔跑。我叫住了他，向他打了招呼。

关于肯尼亚人的奔跑，托比有着百科全书一样渊博的知识，他跟这儿的每位运动员都是朋友。他还在领导着一个叫作“为非洲捐鞋”（Shoe4Africa）的慈善组织，这个组织正在埃藤附近建造学校和儿童医院。他对所有事情都表现出乐观，当我告诉他我们正在找出租的房子时，他说：“在埃藤找住宿是小事一桩。”他正说着，一群年轻的肯尼亚男青年走了过去。

“伊拉斯塔斯（Erastus）。”他向其中一个人叫道，那人慢悠悠地走了过来。伊拉斯塔斯穿着一件整洁的皮夹克，咧着嘴露着大大的笑容，手里拿着一部昂贵的手机。

“你家现在是什么状况？”他们握手的时候托比问道，“能租吗？”

那人点点头。

“你找到了。”托比对我说，“他的房子是埃藤最好的。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他匆匆离开前，提出要带我跑步游览镇子。这简直是个我无力拒绝的邀请。

我们正说着的时候，我的联系人戈弗雷出现了，他有别的房子可以租给我。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看上去肯定已经45岁上下了。我把玛丽埃塔和孩子们叫了过来。我在跟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四处闲逛，尽量不挡着运动员们的道。戈弗雷像失联已久的朋友那样招呼了我们，蹲下身跟孩子们握手。他对没有及时为我们提供车充满了歉意。车在修理厂里，他说。他雇了辆出租车，跟另一名叫威廉·科伊拉（William Koila）的前运动员一块儿过来的。戈弗雷、科伊拉、司机和我们五个人坐一辆车，挤是挤了一点，但我们全都钻进了车，出发了。

我们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土路行驶，那条土路感觉就像一条人造的猫跳滑雪道[2]①，戈弗雷对我们说，房子在“一个非常好的小区”里。在英格兰，我根本就不会去尝试在这种路上开车。我们经过了几幢小房子，窗玻璃都碎了，花园里植物疯长，这辆负载沉重的出租车擦过了路上的凸块。车停在了一扇带瓦楞的黑色铁门前，司机按了按喇叭。外面的街道上，两个男人坐在一家木造小卖部的柜台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另一边，一幢两层高的房子被圈在了一道高高的木篱笆里，数双眼睛透过缝隙向外看着。莉拉和乌玛向车窗外探出身子，回看着他们。

“看到这是个好地方了吧？”我们等着的时候戈弗雷说，他和科伊拉一起挤在前座上。我不知道在这里一个糟糕的地方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很难判断。我看着玛丽埃塔和孩子们，他们看上去都稍微有点透不过气，好像顷刻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玛丽埃塔握住了我的手，奥西恩像船长一样站在她的大腿上，望向车前窗外面，表情有点焦虑。

一个穿着工装裤的工人拉开了大门，这时，一个一览无余的大花园展现在我们面前。花园里有一个倾颓了一半的小屋，屋子被漆成蓝白相间的颜色，上面有个红色的锡制屋顶。在房子后面可以俯视整个山谷的风景。

“他们把这幢房子造错了方向。”我们绕着房子走的时候，玛丽埃塔说道，“房子肯定应该面朝那片风景吧？”与之相反，所有的窗户都朝着花园和圈着花园的金属瓦楞板篱笆，篱笆大约有2.4米长。这一面面向的都是邻居房子的屋顶。

“那幢房子是伊斯梅尔·奇鲁伊的。”科伊拉告诉我说。奇鲁伊就是那个赢了我最喜欢的比赛的运动员，1993年的世锦赛5000米比赛上，当时还剩七圈的时候他就开始冲刺了。趁我还没变得太兴奋，科伊拉又说奇鲁伊并不住在这儿，他把房子租了出去。

埃藤的很多房子都属于以前的一些运动员，但就像奇鲁伊的房子一样，全都出人意料地又小又丑。前10000米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已故的理查德·切里莫[3]①是首位在埃藤投资的运动员，他的遗产是几排水泥造的一居室单元，现在都已经荒废了。之后我们去看了托比·坦泽给我们找的房子。“埃藤最好的房子。”他说。房子实际上是伊拉斯塔斯的妻子西尔维娅·奇贝特（Sylvia Kibet）的，她是某场5000米跑的银牌获得者。房子隐没在加油站后面，有三间小卧室，从卧室望出去能看到几堵砖墙，一间光线暗淡的客厅里有些刨花板做的旧柜子，还能看到一个和别人共用的小院子。

相比之下，戈弗雷那造反了方向的房子有宽敞的花园和可以一览山谷的视野，简直可以算是奢华级别。我们第一次看到那幢房子的时候，房子正在重新装修，里面稍有点乱，但人们向我们保证房子几天内就能准备好。花园里有四只绵羊，桩子上还拴着一只怒气冲冲的狗。房子一分为二，我们被告知狗的主人住在那半边房子里，就在遮着窗户的脏脏的聚酯纤维窗帘后面，但他会搬走的。

“房东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戈弗雷向我担保说，“他理解隐私这回事儿。”科伊拉说得更直白：“还有姆宗古。”言下之意是，不愿和一个带着条野狗的陌生人合住一幢房子，是因为我们太挑剔太紧张了。老实说，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这样。但他会去哪儿呢？

“他仍然会是你们的邻居。”戈弗雷说，模糊地指着后篱笆的方向，就在一大片种着百香果的园地后面，那里是他将来的住所。事实是这个男人已经在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还种着百香果。我们同意让他每周回来一次浇水、收果实。我们终于搬进房子的那天，他出现了，让人不安地咧嘴笑着，在我周围像头无法预知的小马驹一样踮着脚尖走路。他对我说他想成为一个跑者，如果我资助他的话。我得承认，就连让他每周进一次房子我都觉得有点担心。但戈弗雷似乎觉得他没什么危险，一边自己摘着百香果吃，一边跟他开着玩笑。

“他说你可以随时吃他的水果。”戈弗雷对我说，那个男人咧嘴笑了下以示许可。

我们答应了租戈弗雷的房子，但几天后我们被告知房子要再过一个星期才能准备好。在埃尔多雷特（Eldoret）的时候我接到了电话，埃尔多雷特是旁边一个再大点的镇子，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去欧洲风格的纳库马特超市。纳库马特是一家大型的24小时营业的时髦商店，思乡的欧洲人能在那儿买到所有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从童车到浴衣、芭比娃娃和冰激凌。

在我们的小营地里，我们在野营炉上煮饭吃，睡在肮脏的枕头上，这样住了几天后，现在，我们就像回到了被我们抛在脑后的那个舒适有序的世界。我突然意识到过去那几天的生活对孩子们来说是多么艰辛，虽然我的连襟阿拉斯泰尔借了辆汽车给我们。我们开着这辆车把孩子们带到东带到西，在房子间穿梭又回到营地，然后再出发去拜访训练营里的运动员，我们完全处在酷热的天气中，与许多谈论着跑步的人见面。无论去哪儿，他们都会被人注视着。有时候他们欢迎这种注视，会向所有人招手，大笑着与孩子们握着手，那些孩子兴奋地尖叫着，奔跑着随行在我们旁边，但有时候有点过头了。

我们的孩子一直在跟我们说他们更喜欢英格兰。“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情况就会不一样了。”玛丽埃塔说道，她正在厨房兼卧室里用一把钝刀削着洋葱，“他们只是有点心神不宁。”

孩子们不高兴的时候，整个冒险就成了一件蠢事。我感觉把他们拖离了他们的朋友、拖离了家，都是为了某个异想天开的目标，为了在一场跑步比赛里跑得更快？这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开始想着我应该把他们带回英格兰的家。

我们从纳库马特开车回家的时候，经过埃尔多雷特的郊区，马路边上都是摇摇欲坠的房屋，小商店是用金属片、纸盒子或者人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造成的。孩子们在污黑的水塘里玩耍，或者和流浪狗一起坐在垃圾堆里，男人们鞭打着精疲力竭、负载过重的驴子，赶着它们迈出缓慢、痛苦的步伐。

接着，等我们到了埃藤，我们经过了一群欧洲跑者。他们的白皮肤和身上朴素的衣服让他们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造物。他们远道而来，以某场比赛为目标精心磨砺着自己，这看上去有点可笑。当地的人们挣扎着，只为了赚取足够的钱来买面包和水，这样的混乱和贫穷中，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在这儿，沿着马路来来回回地进行着练习。

然而，讽刺的是，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受激励。为了居住在顶级跑者中间，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他们都不会觉得跑步可笑，正相反，他们看重跑步以及跑步所带来的机遇，他们几乎对跑步带着尊崇之心。即便你从未成为过奥运冠军，或者甚至从未出国比赛过，在这里，仅仅运动员这一身份就能让你凌驾于日常生活的喧嚣之上。它使你脱颖而出，成为了特殊人群中的一个，他们选择了一条奉献以及承诺的道路。当跑者们同你讲话的时候，你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这些。即便是跑得最慢的跑者也会带着近乎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谈论他们的训练，他们也许住在简易房里，没有自来水可用，每晚坐在烛光里，但提起他们的半程马拉松的最好成绩，却会让人油然而生敬意。跑步，至关重要。

[1]①斯瓦希里语。 ——译者注

[2]①指在有一定坡度且布满雪包的场地中进行的滑雪活动，很有难度。 ——译者注

[3]①理查德·切里莫（Richard Chelimo）：前10000米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获得10000米跑银牌。 ——译者注

Chapter 6

肯尼亚跑步界的教父

没有哪一场比赛始于起点线。

托比·坦泽让我早上6点半在劳娜训练营的门口等他，就是我第一次碰到他的地方。

黎明的时候我就醒了，穿上我平摊在地上的准备好的跑步运动服，感到一阵兴奋。莉拉和乌玛在她们的床上蜷成一团熟睡着，脑袋从硬枕头上滑落了下来。我悄悄地出了屋子。门外，苏醒中的东非大裂谷影影绰绰，威严的山谷上空，回荡着小公鸡的叫声。这就是了，在埃藤的第一次奔跑。让表演开场吧。

汽车在一阵呜呜声中发动了起来，我小心地将车驶出了营地精巧的大门，驶上了通往埃藤的颠簸的道路。我到的时候，托比已经在那儿等我了，正踮着脚尖跳来跳去。我们用很温和的强度出发跑了30分钟，向下穿过镇子，跑过了著名的圣帕特里克学校，沿着一条布满尘土的红色跑道跑进了乡村之中。我们跑的那条小径实际上是条公路，它蜿蜒着穿过农田和点缀着雪松的绿色田野。我们唯一相遇的一辆机动车是一辆摩托车，上面载着两个男人和两个孩子。它嘎噔嘎噔开过来的时候司机朝我们摁响了喇叭。

路上看到的跑者要比我预期的少。托比说我们稍微晚了点，他们大多数人都出发得更早一些。我们遇到的那少数几个人要么单独在跑，要么三五成群。我没有看到会堵住出租车司机前路的大片人群。

每过几分钟，托比就会指着一幢房子告诉我住在那儿的运动员的名字，他们跑出了多么让人难以置信的成绩，或是在世锦赛上获得了什么奖牌。他还有一个私房故事，是关于有一次他对他们所有人做的一个野蛮的恶作剧的。

我问他，为什么这儿的人都那么会跑步。可能是因为他们赤脚跑步吗？

“他们不赤脚跑步。”他说，“孩子们赤脚跑步，但这不是他们跑得快的原因。”我没想说服他，并没指望赤足跑的理论会广泛流传开来，即便是在这里。我问他，他觉得是什么让他们跑得这么快。

“不是单单一个因素造成的，”他说，“你会遇见许多人，会得到许多答案。而这些答案都是正确答案。”

我们跑步的时候，学童们跟在我们旁边跑着。有几个喊道：“你们好吗？”但大部分人跑着的时候似乎无视我们。关于肯尼亚人为什么能跑得这么好，其中一个时常得到列举的原因是他们每天跑着去上学，运动员们自己往往会这样解释。

“他们是不是已经在盼着成为运动员了？”我问托比，以为他会知道答案，“所以他们才在跑步？”

“不是的。”他说，“他们跑是因为如果迟到了他们会受罚。”

尽管在2001年的时候官方已经禁止肯尼亚学校的体罚，但是之后有很多肯尼亚人证明了托比说的是对的。几周后，国家报上有一则关于费斯·基耶根（Faith Kipyegon）的故事，她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少年跑者之一，她曾经遭到学校老师的毒打，严重到受了伤无法训练。世界越野锦标赛近在眼前，这个时机很不好，报纸上这样报道。文章中明显缺乏愤怒之情。

当然，学校里的体罚不可能是肯尼亚人在跑步上成功的秘密，这可不像赤足跑一样是个传奇式的秘密。戈弗雷后来告诉我，他小时候每天跑6公里去上学是因为他觉得跑步时感觉很好。

“我注意到跑步后白天我的身体感觉更好，”他说，“我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不跑步的时候，我整天都觉得很累，昏昏欲睡。”或许他感到更清醒只是因为跑着去上学可以让他多睡一会儿，但听到他谈跑步让他有好感觉却很有趣。在西方，正是这种健康的感觉促使人们外出跑步，而不是因为需要跑步才去跑步，但我想知道，在这儿，有多少跑者会去想跑步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感觉。

戈弗雷向我坦承，我是第一个让他如此坦言的人。其实，他刚才说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我们正坐在埃藤的平价咖啡馆——临山旅馆咖啡馆（Hill Side Hotel Café）里，戈弗雷的脸上洋溢着一股兴奋之情，似乎他刚刚体会到了一些深刻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否出于巧合，但那天晚些时候，他告诉我他想跟我一起去跑里瓦马拉松。他已经好几年没有跑过步了，但他突然间对跑步充满了愉悦之情。他想做我的训练伙伴，不断地对我说着谢谢，好像我除了听他说话和点头以外还做了什么事似的。

我们到达埃藤几天后，镇子上迎来了全国越野联赛。那是七场系列比赛中的最后一场，比赛组织得很好，跑者们在镇子中心的操场上绕圈，或者绕着操场跑。那是个温暖的日子，来了很多人聚在操场两边的小坡上。现场甚至还有一套音响系统，在卡车后面轰轰作响，两个女人在舞台上应着这自命不凡的音乐扭着屁股。在起点和终点区，合作赞助商KCB——一家肯尼亚银行——搭建了几座瞭望台。我们在人群里开出条路来走了过去。玛丽埃塔一开始和孩子们坐在前排，有个人正在那儿发放免费的瓶装水。但有人递去了几个严厉的眼色，还很拙劣地假装咳嗽了几声，然后她意识到她占了VIP帐篷里的主观赛席——那是为军队头目和肯尼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头头这样的显贵预留的座位。

在起点区瞎转的时候，我碰到了托比和戈弗雷，他们把我介绍给了数不清的跑者和教练。他们介绍时说的不是名字，而是每个人的一个成绩或是一项成就——往往是一项世界纪录或者一项奥运会头衔。有一个人很特别，似乎大家都在同他握手。那是位面色红润、戴着顶棒球帽的小个子白人，最先到达的青少年组女运动员们经过时，他双臂紧紧地交叉着抱着自己浑圆的身体，用很重的爱尔兰口音对跑在第二位的女孩子轻轻说道“保持下去，保持下去”。不用介绍，我就知道了他是谁。

20世纪70年代末，一位没有任何运动背景的爱尔兰神父来到埃藤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圣帕特里克执教，任期两年。那时候还没有运动员在埃藤训练。虽然那时学校已经出了一个奥运奖牌获得者迈克·博伊特（Mike Boit），他获得了1972年的800米跑铜牌，但后来，圣帕特里克却是在来自爱尔兰的新雇员科尔姆·奥康奈尔修士（Colm O’Connell）的影响下，转变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体育学校，埃藤也随之变成了今天这样的跑步中心。

在他开始教书以后不久，学校的田径教练回到了英国，科尔姆修士顶了他的空缺。他的队伍开始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佳绩，1986年，他应邀为在雅典举办的第一届世界青少年锦标赛挑选肯尼亚队队员。他挑了9位跑者，其中7位来自圣帕特里克。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他不知道该对他的队伍寄予什么样的期望，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获得了9枚奖牌，包括4枚金牌。

“就是那时我意识到了这儿正发生着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后来告诉我。三年后，1989年，他开创了肯尼亚的第一个跑步训练营。训练在学校假期期间开展，一开始只是针对女孩子们。

“我只是想给运动员们更多一点的关注。”他说。但这个理念流行了起来。圣帕特里克继续催生出数不清的世界冠军和奥运会冠军，如今，在埃藤和埃藤附近有120多个训练营。科尔姆修士已经从学校退休了，但他仍然住在学校的地域内。他朴实无华的房子后面就是他的训练营——一幢小房子，跑者们共用着房间。目前他的训练营里只有四名运动员，但他从他们很小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训练了。其中一员是22岁的大卫·鲁迪沙（David Rudisha），在两度打破十三年来一直未被打破的800米跑世界纪录后，他被冠上了IAAF[1]①年度世界运动员的称号。在他之前保持这项纪录的是威尔逊·基普凯特（Wilson Kipketer），另一位圣帕特里克的老学生，曾经投于科尔姆修士门下。

戈弗雷是科尔姆修士曾经教导过的又一奇才，在埃藤的比赛中，他把修士作为肯尼亚跑步的传奇人物介绍给了我，但科尔姆修士马上就阻止了他那种语调夸张的介绍。

“传奇要大过人。”他说，目光望向远方，仿佛他正赶着去别的什么地方似的。戈弗雷告诉他，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埃藤和跑者们的书，还说我很想找个时间跟他聊聊。

“你要跟我聊些什么呢？”他说，“这儿还有其他更有意思的人呐。”我阅读过的每一篇关于埃藤的文章都在谈论科尔姆修士的影响，运动员们自己也将他称为肯尼亚跑步的教父。正如戈弗雷所言，对他们来说他就是个传奇人物。但我猜他不喜欢受到这种注目，因为还没等我找到机会说些什么，他就离开了。

第二天晚上，我在克里奥观景旅馆的酒吧里又撞见了他，他跟一位年轻的肯尼亚女人坐在一起。“我在跟踪你。”我半开着玩笑说。当我告诉他我的父母是爱尔兰人、我的父亲来自戈尔韦[2]②时，他才对我稍稍热络了一些。“我是在戈尔韦上的大学。”他说，并开始向他的同伴讲起康尼马拉[3]①美丽的野外。他讲话的时候，带着已经离家很久、只记得对最弥足珍贵的瞬间无限留恋的语调，仿佛那样的瞬间就像盒子里的珍宝，只是偶尔才会取出，精致地端立掌间，将之翻看一番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

说回到埃藤的比赛，很快一长列人在灰扑扑的田野上散布开来，几个官员冲到队伍的最前面，试图维持秩序。我站在第一个转角处，想要拍摄出发的照片。很难看到是什么让大家跑了起来，但突然间有一半的跑者穿过田野向我冲了过来。比赛的典礼官冲上赛道制止跑者们的时候，人群中传来一声叫喊。他们中有些人不想停下来，于是差不多是被人拉倒在了地上。他们最终都回到了起点线，准备重新开始。

这里集齐了所有最好的跑者，竞争非常激烈，一个好的出发至关重要。第二次没出什么岔子，排成一线的运动员很快就拥成了一窝蜂，争抢着要跑到前面。人群像离弦的箭一样向我冲了过来、从转角飞奔而过的时候，我举起了相机。他们就像是在用生命冲刺，但他们还有不止11.2公里的赛程要跑，在近30℃的高温下。

这是你能看到的世界上最激烈的比赛之一。打个比方，在世界越野锦标赛中，每场比赛只有6个肯尼亚人，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以前十名的成绩完赛，而在埃藤每场比赛中有300个肯尼亚人。这可有得看了。

在英国的越野公开赛中，你总能看到一些白发老人和弓形腿的参赛者，还有许多只是为了乐趣而跑的跑者，这里却有所不同，在肯尼亚，所有参赛者都是40岁以下，而且跑得很快。我曾经短暂地盘算过要参加这场比赛，但看了比赛后，我很庆幸自己没跑。下一次我会跑的，我当时这样告诉自己，并不知道下一场比赛就在几星期之后。

比赛中有一名外国人，一位穿着温切斯特体育俱乐部跑步背心的金发男人，他跑在最后几名，我在想他能去参加比赛就已经很勇敢了。后来，我发现他的名字是汤姆·佩恩（Tom Payn），是英国跑得第四快的马拉松跑者。

人群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安静地看着跑者，只有在最后才偶尔爆发出一阵激动的欢呼，期待着冲刺时刻到来。在女子比赛中，人们朝着世界5000米跑银牌获得者西尔维娅·奇贝特尖叫着，她差点成了我们的房东，最后她完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冲刺，获得了第3名。戈弗雷的一个朋友莉内丝·切普库鲁伊（Lineth Chepkurui）获得了冠军。

男子比赛由杰弗里·穆塔伊（Geoffrey Mutai）获得了冠军，几个月后，他又相继赢得了波士顿马拉松和纽约城市马拉松的冠军，并在两场比赛中都创下了赛会纪录。而青少年组的男子冠军是以赛亚·科伊基（Isaiah Koech），仅仅几周后，他就打破了青少年组的室内5000米跑的世界纪录，将之提高了让人难以置信的40秒之多。最后，青少年组的女子比赛由费斯·基耶根夺冠，几天后就出现了她在学校挨打的报道，几个月后她问鼎了世界冠军。而现在，这只是一场全国联赛。

跑步的才能在我的孩子们身上已经轻微地丧失了，他们一开始还挺享受观看比赛，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太阳太晒、比赛时间太长了。

“爹地，比赛快结束了吗？”乌玛不断地问我，最后玛丽埃塔不得不把他们带回车里。

奥西恩可能没怎么注意谁赢了比赛，但那天过后他开始玩一个新游戏。我们在勒林营地的三个房间前面有一个长阳台，他站在阳台的一端，叫着“预备，各就各位，出发”。然后他就开始跑了起来，他的双臂在空中伸展着，咧着嘴，脸上露着大大的笑容。看上去，肯尼亚人的魔力已经开始显灵了。

一周后，我们在埃藤的房子终于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搬进去了。我们出现的时候，唯一待在那儿的是施工人员，他还在完成最后几项工作。那地方闻上去一股油漆味和灰尘味，房间里光秃秃的，只有几张还没做好的床，客厅里有一张做工精巧的手工沙发，新的漆布地板都是用透明胶带贴的，贴得很拙劣，地板边上已经翘了起来。

种百香果的男人原来栖居的那个地方，一张没有床垫的半成品的床填满了暗淡的小房间。主卧室完全是空的，第三间房里则堆满了垃圾——一台旧电视、一点木头、一些磨破了的引线。弗洛拉（Flora）是一位年轻女人，是玛丽埃塔的姐姐雇来为我们干活的，她应该会住在房子的这半边里。感觉房子有点寒碜，洗手间污黑一片，抽水马桶也不能用。

过了大概一小时，女房东带着许多铺床的床单毯子出现了。她是位和蔼的老妇人，穿着件大花裙子，一来就直接给我们拖地和铺床。跟肯尼亚的所有女人一样，她想要拥抱孩子们，要把他们抱起来，但他们害羞地躲开了。这却让她更加坚持，在房间里四处追着他们的时候自顾自地咯咯笑着。

等房子剩下的部分都整理好了，我们把莉拉和乌玛留给了弗洛拉，返回埃尔多雷特的超市去配齐汤勺、盘子、刀具、罐子和平底锅，以及其他家居用品。这是项大工程，我们天黑了才回家。回家路上我们开始担心起女儿们，在我们的想象中，她们顷刻间显得那么弱小，无法待在肯尼亚小镇一幢空空如也的房子里，和一个她们都不怎么认识的女人一起消磨一天的时间。不过，当我们的车驶入大门时，她们正微笑着站在前门口，身后是一束温暖的黄色光线。她们跑进夜色中来迎接我们。屋子里面，桌上摆着她们做的汤。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在埃藤的家庭生活就此拉开序幕。

[1]①IAAF：国际田联（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s）。 ——译者注

[2]②戈尔韦（Galway）：爱尔兰城市名，位于爱尔兰西部、大西洋畔。 ——译者注

[3]①康尼马拉（Connemara）：爱尔兰西部的一块地区，没有明确的官方边界。 ——译者注

Chapter 7

埃藤的晨跑初体验

团体练习对于改善表现，具有不可轻视的重要性。

“5点35分，该起床了。现在是5点……”在闹钟吵醒奥西恩前我赶紧把它摁掉了。我朝他看过去，他正香甜地睡着。我爬下床，穿上跑步的衣服：紧身裤和长袖上衣。我打开门，发出了砰的一声，但房子里没有人受到惊扰。

我走出房门，步入月光辉照的夜色。为了唤醒整个山谷，公鸡和狗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当我步行穿过埃藤、前往集合点的时候，仍没有黎明降临的迹象。集合点在一条土路和铺筑过的主干道相交的地方，别人告诉我，运动员们每天早上六点刚过就会在那里集合。

尽管埃藤有上千名跑者，但当你初来乍到，你并没有训练计划可以加入，也没有什么训练中心可以让你签下名字就开始训练。许多外国运动员来到这儿，待在劳娜训练营，每天自己跑步，或是跟他们在训练营里遇到的运动员们一起跑步。到目前为止，我和戈弗雷一起跑了几次，他在停跑多年后刚刚开始恢复训练，正为了里瓦马拉松而努力锻造着自己的体能。但如果我想跟那些无处不见、呼啸而过的大部队一起训练，那我就得像出现在埃藤的肯尼亚人一样行动，站在路边，等着人群经过，然后加入他们。

在早晨的这个时刻，镇子很安静，我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走着。已经有人在外面跑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清那些高高隆起或者坑坑洼洼的地面，而且可以平安越过它们不扭伤脚的。也已经有孩子在跑去上学了，当他们跑过时，铅笔盒在他们的书包里唰啦唰啦地响着。

我是第一个到达集合点的，到了后我做了点拉伸，来回慢跑着以保持温暖，偶尔有出租面包车缓慢地开过，摁着喇叭招揽乘客。

过了大概10分钟，开始有跑者从四面八方出现了，他们冲出黑暗，渐渐显形。几分钟之内四周已经站了差不多60个肯尼亚运动员，其中一些人在轻声聊天、做着拉伸。大部分跑者都是男人，紧身裤包裹着他们细长的腿，有些人还戴着羊毛帽。当更多的运动员从坡上跳下来，或者从树丛中冒出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力不能及，一阵恐慌，但现在掉头回去为时已晚。

没有人一声令下，我们就这样开始跑了起来，沿着土路跑了出去。开始了，我对自己说，然后跟着他们跑进黑暗之中。坚持到底。刚开始的配速并没有快到让人害怕，所以我挤到了队伍的中间，尽量保持平静，专注在跑姿上，感受着双脚掠过地面时轻柔的啪啪啪的节奏。满月照亮了前方的路，而在我们身后，黎明正蔓延过天空，路容易看清了些。我们飞驰着跑出镇子，跑进非洲的乡野大地，这时，最后那几颗星星也黯淡了下来。

我喜欢像这样跑步，成群结队地跑。你经常会听到电视里的评论员说，某个运动员跑在人群中时跑得顺风顺水。在某种程度上这样说不太对。你还是在用你自己的力量奔跑，在用同样的能量驱策自己前进。风阻在跑步中通常不是特别重要的因素。但不知怎么的，跑在一群人中时感觉就要轻松些，感觉似乎是整群人在跑，而不是你单独在跑，似乎是你周围那些人的移动在让你加速，并一路带动你前进。腿的前后摆动使大脑得以专注，并与双腿同步，从而为身体设定了一个可以保持的节奏。一旦你脱离了群体，这种力量就会消退，前进时就感觉更困难了。

当我在英格兰独自跑步的时候，尤其是在镇上或者城里时，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不断地越过障碍物，比如路缘、人行道、停着的汽车、灯柱。在这儿则是坑坑洼洼的路面、牛群、自行车。但跑在一群人中时，这些东西全都不经意地飕飕而过，当你经过的时候，一切都好像已经被扫荡干净了。

我旁边的几个跑者有时会很小声地聊天，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很安静地跑着。我们跑过了圆形的泥土小屋组成的小村落，沿着红色的土路奔跑，土路开始延伸，蜿蜒着通往越来越远的地方。通常在我单独跑过时会大叫大嚷、兴奋异常的孩子们这会儿却只是站着、看着。我迷失在了从身边掠过的模糊的影像中。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几公里后，速度开始加快了。爬坡的时候我的感觉最为强烈，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掉到了队伍后面。我问别人我们已经跑了多远。

“1小时10分钟。”他说。我们现在肯定是以大约每公里3分45秒的配速前进，而且还在不断加快速度。我得拼了命跑才能不掉队。

幸运的是，有两个女人也开始对逐渐加快的配速感到吃力了，最后，剩下的路程，我跟她俩跑在了一起。我一落后她们就开始亲切地鼓励我。临近终点时，我们爬上了一个特别陡的坡，我的腿终于开始不听使唤，拒绝跟上那两个女人啪嗒啪嗒的节奏，其中一个转过身，对我说道：“试试看。”

我情不自禁地照着她的话去做，终于跟着她们跑到了最后。我们回到埃藤，在劳娜训练营外的山坡顶上停了下来。其他跑者都在明媚的阳光下站着，开着玩笑，做着拉伸。有些人开始步行回家。我精疲力竭，但还是保持站着的姿势。这正是我所希冀的事情。

谢过两个同伴之后，我慢慢地穿过埃藤，往家里走去。镇子现在才开始苏醒，男人们走来走去，在路边兜售着报纸，骑着自行车的男孩们向遍布镇子的木造小卖部派送着面包。我们房子的大黑门外就有一家这样的小卖部，它正面的窗户上装着铁栅。小卖部卖茶和大米，以及其他即便没有人买也能保存很久的东西。外面的柜台里总是有人坐着，好像把这里当成酒吧似的，打发着时间，看着我们在路上来来回回。我走过去跟他们握了握手，只认出其中一个人的脸。“很好，很好。”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边门走出来跟我打招呼。

他笑着告诉我说，他叫杰弗里。他以为我们是德国人。一个懒洋洋地坐在商店柜台里的男人是他的兄弟亨利，他是一个运动员。“半程马拉松。”他说。

另一个矮一点的男人穿着件破了洞的黄色运动衣，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笑容，露出了他的龅牙。他叫贾费特。

“你也是运动员吗？”我问他。

“是的。”他说。他的运动鞋已经被磨破了，衣服也很旧，他显然不是埃藤最成功的运动员，但我想他应该还是跑得相当快。

“2小时28分。”他说。他说的是马拉松。对肯尼亚人来说这是个慢得出奇的成绩，埃藤大部分马拉松跑者的最好成绩至少在2小时15分钟以内，即便是2小时10分钟的成绩也已经是很一般的水平了。但贾费特说那是他的第一场马拉松，是在肯尼亚的基苏木（Kisumu）跑的。他说他跑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但我一路跑下来了，”他笑着说，“第27名。”

我问他是否是全职训练，还是有份工作，他摇摇头。

“如果你有工作，你就没法跑步了。”他说，“你会疲劳，过于疲劳。”

我对他说，我也要在肯尼亚跑一个马拉松，或许我们可以一起训练。

“里瓦马拉松，”我告诉他，“你知道吗？”

“里瓦？”他问道，“我知道。非常难跑，天非常热。”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去跑个步，我们三个？”

“好啊，”贾费特说，看着亨利，亨利点头表示了应允，“那很好啊。”

一小群牛正沿着印有车辙的道路漫步，后面跟着一个穿金色的丝质晚礼服的年轻女孩，衣服的一个肩膀被扯破了。她的光脚丫上粘着泥巴，头发剪得短短的，手里握着根赶牛的棍子。她经过时一直盯着我们瞧。

“我看到你有个士兵保护。”杰弗里说。

他是指我们的守夜人。所有人都跟我说埃藤是个治安良好的镇子，但他们也说我们应该有个保安，以防万一。外国人在肯尼亚的其他地区遭到抢劫的可怕故事，我已经听得够多了，以至于头几晚睡在房子里的时候，每当听到一点声音，我就凝神听它是不是还会出现，如果出现了的话，我就会跳起来看着窗外，这成了每小时一次的折磨。第一天晚上，凌晨4点的时候，莉拉醒了过来，她大叫着。我进到她的房间里去看她。

“那咚咚的声音是什么？”她几乎有点歇斯底里。

“嘘，什么也不是。”我说。我留神听着是不是有什么咚咚声，真的有。“安静。”我说道，及时让她安静了下来。她看看我，我看看她。“等在这儿。”我说。那咚咚声似乎是从厨房传来的。我迅速打开门，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

玛丽埃塔在卧室里叫出声来，我进房去看她怎么了。“是屋顶上的鸟。”她说，“它们吵了整晚。”

没有守卫的问题就是，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不一定能叫到警察。

“如果有人破门而入，我们该怎么办？”我问戈弗雷，“报警？”

“是的。”他说。他接着想了一想，笑着说道，“不，先叫科伊拉。”科伊拉住在我们家附近。“或者打电话给我。”戈弗雷住在48公里以外，在埃尔多雷特附近。

我们最后雇了个守卫，他是跟另外八个穿制服的男人一起坐一辆装甲车来的，他们来时全都跳下车，像特攻队队员一样向我敬了礼。最后一个从车里谨慎地走出来的是个能言善道的经理，他穿着衬衫，打着领带，一边指着装甲车，一边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

“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会从埃尔多雷特派车过来。”他说道。

“那要多久？”他对我微笑着，“这是你的守卫。”他说着转向了那个个子最矮小的男人，那人不安地朝我敬了个礼。其他人看上去都很强壮、结实，就像士兵一样。我们的守夜人亚历克斯（Alex）看上去更像个跑者。

那天晚上七点钟，他准时出现了，开始在花园里四处查看，他的制服和守卫帽，以及持在胸前的警棍让他看起来像是漫画书里的守卫。他检查了篱笆，注意到一个大碗柜上有东西掉了下来。

那晚上后来的一个时间，我从窗户向外看时，看到他的手电光沿着篱笆下的地面移动。他又在巡察了。

或许他和他的警棍，以及在埃尔多雷特的后援部队并不特别有用，但自打我们搬进来以来，那天晚上我是睡得最好的。我把对声响的担忧留给了待在我们花园里的那个人。

“是的。”我对杰弗里说，他是小卖部的店主，“你看到他了？”

“是的。”杰弗里说。他友善地笑着，“安全就最好了。”

接下去的几周里，我发现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戈弗雷一起跑步，或者是跟镇子里的其他外国人一起，我试图在参加群跑时再提升点体能。但在这儿所有人速度都很快，我遇到一个叫安德斯（Anders）的年轻美国学生，戈弗雷似乎一直在照顾他。

“他妈妈，”戈弗雷告诉我说，“跑过有史以来第一个马拉松，在奥运会上。她就那么奋不顾身地和男人们一起跑了起来，然后把他们全都打败了。”

他已经把这个颠三倒四的故事重复说了无数遍，每次都是以别人茫然的表情告终，而不是戈弗雷期待的那种被震惊、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表情。我最后终于搞明白了安德斯的母亲原来就是琼·贝努瓦（Joan Benoit）。戈弗雷想要讲的，是她在1984年的奥运会马拉松项目上获得冠军的故事。那年第一次设立女子奥运会马拉松项目，琼没有奋不顾身地跟男人们一起跑，男女比赛是分别进行的。琼不仅是奥运会冠军，还是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并在波士顿马拉松中获过两次冠军。她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子马拉松选手。

安德斯自己也不差，他的10公里成绩是33分钟——比我的最好成绩要快5分钟。一天早上，我和他还有戈弗雷进行定速跑，我们的路线会穿过森林。几分钟后，我能赶得上的训练伙伴戈弗雷停了下来，他抱怨膝盖痛。戈弗雷曾经是个很棒的运动员，但45岁的他正在艰难地恢复体能。

“抱歉伙计们。”我们让他瘸着腿回镇上去的时候他说。我们跑步的时候，安德斯对我说，他不确定戈弗雷是不是真的会跑里瓦马拉松。戈弗雷绝对是世界上最友善、最能帮得上忙的人，但有时候这可能是个问题，因为他对所有事情都会说好。

“计划有变”是他最有名的口头禅，就在你期待着跟他一起干些什么的时候，他总在接听从内罗毕或者肯尼亚西部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妻子在那儿当警官。所以当安德斯说他可能不会跑里瓦马拉松时，我并不觉得惊讶，但这让我失去训练伙伴。想到要独自一人去跑马拉松让我突然之间觉得有点势单力薄，我应该组个队，我想着。那样我就能有个一起跑步的队伍了，这能更接近某些运动员，发现他们的动力所在。如果戈弗雷不跑，或许他可以做教练。

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向戈弗雷提起了组队的主意，他觉得这是个很棒的计划。“克里斯也会跑。”他说。他是指克里斯托弗·切波里波奇，在我们到达埃藤的第一天，去勒林营地接我们的那个跑者——纽约马拉松史上第五快的男人。

“真的吗？你这么觉得？”

“当然，”他说，“我们只想要最好的运动员。”

Chapter 8

专注、献身精神、训练营

奔跑是种自由，是一种表达，是我们内部的生命力在向着外界诉说。

多年来我一直说，有朝一日我要跑一场马拉松，而现在，就在几个月后，我就要实现我的愿望了。

我的体能在逐渐变好。每次戈弗雷看到我，他都会说我瘦了——我肯定瘦了不少。然而，只要我向其他跑者提起里瓦马拉松，他们就会一脸怪相。“那个很艰苦。”他们说。天很热，赛道起伏很大，还是在土路上跑。肯尼亚人通常更偏爱能让他们跑出好成绩的赛道。一个好成绩可能意味着受邀参加大城市马拉松的机会。从很多方面来说，在一条难出成绩的赛道上跑对他们来说只是在白费力气。

不过，我的邻居贾费特说他愿意和我一起跑。他不断地告诉我他如何在早上的群跑里跑在前面。

“我在组一支队伍。”我说，“你愿意加入吗？”他咧嘴一笑，“愿意。”他回答道。

原来贾费特和克里斯托弗·切波里波奇是一个村子的，克里斯托弗也同意了加入我们的队伍。他们的村子坐落在一条山脊上，位于悬崖顶的正下方，绵延起伏的田野后面有一块轮廓鲜明的岩壁拔地而起，他们的村子就被夹在岩壁间，而大裂谷就在村子前方陡然而下。那是个美丽的地方。克里斯说他记得贾费特出生时的情景，他俩父母的家其实就紧挨着。

每个肯尼亚跑者都有一个故事。从肯尼亚的乡村、从山边的一小块森巴（shamba）[1]①——小块土地——背井离乡，去赢取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举行的马拉松的冠军，这毫无疑问是个充满了戏剧性和冒险性的故事。克里斯对我说，他第一次来到埃藤的时候只有十四岁，那次甚至是他第一次见到小镇。他步行穿过街道，对所有的人和建筑感到新奇。十年后，他差点就赢了纽约城市马拉松，跑过巨大的摩天大楼时，成百上千人向他欢呼。

有一次，克里斯带我回到他的村子去见他的家人。他穿着熨过的衬衣，随和地微笑着，在衣衫褴褛的农民中间显得格格不入。无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朝他挥手，或者停下来同他说话。这位回乡的成功人士来看望他故乡的人们，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距离。他的汽车发出温和的呜呜声，他隔着汽车的窗玻璃和人说话。我们跟一个劳工说完话后，他把手伸进了汽车要跟我握手，一天的艰苦工作后，他的衣服上满是尘土和泥巴，克里斯向我转过身。

“他是我的一个同学。”他说道，心中了然他们在财富上的差距。他继续开着车带我们前行的时候，这番况味还在空气中徘徊不去。

克里斯的老家就跟别家一样，是一座简单的泥土小屋，但他在周围买了很多地，要记下他拥有多少地并不容易。

“那些牛是我的。”他指着远处说，“我给我兄弟买了那两块地。”在他的农庄里，他的姐姐为我们准备了一席盛宴。屋子里装饰得就像是克里斯的神龛，墙上贴着关于他的剪报的照片，它们都嵌在了相框里，四周装饰着毛条彩带。

吃完饭后，他的母亲来了。她是个顽强的女人，有些漠然地向我咕哝了一声“你好”。克里斯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消失了，自那之后，他母亲就开始务农，独自将六个孩子抚养长大。她一脸愁容，戴着曼联队的帽子，这副样子显然让克里斯有些为她感到难堪。他们几乎不怎么说话，稍微咕哝了几句，后来，我们就离开村庄返回了埃藤。

虽然克里斯现在42岁，几乎就像所有的肯尼亚男跑者一样，他的官方年龄要年轻得多，他对外宣称的年龄是34岁。我从来没有打破砂锅似的问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年龄改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故事通常还牵涉到另一个人，比如经纪人，他弄错了选手出生的日子。奇怪的是，根据官方记录，几乎有一半的肯尼亚跑者在1月1号这天出生。当我和贾费特一起为他填写里瓦马拉松的报名表时，我问他的出生日期是什么时候。

“1987年。”他说。

“几月几号？”我问他。他看着我，开始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让我去查一查。”他说。

2002年，克里斯34岁的时候（官方年龄25岁），他在波士顿和纽约城市马拉松中都获得了第2名。作为意大利经纪人罗莎博士（Dr. Rosa）卓越的训练机构中的顶尖运动员之一，他雄心勃勃。不过，他马上就开始分心了。他用他的钱造了一所学校，以他家乡的村子萨拉巴（Salaba）命名。

就跟所有肯尼亚跑者一样，小时候克里斯必须跑步去上学，一趟4公里，每天来回两次。

“不知不觉地，我们已经是在训练了。”他说，“但条件很艰苦。”他说他造萨拉巴学院就是为了不让他自己的孩子们遭受他曾经受过的苦。

“这也是一项投资，为了他的退役生活。”戈弗雷说。

萨拉巴学院就在埃藤外，是一所付费寄宿学校，它的出现占用了克里斯的很多时间。为了学校，他似乎什么都干，从买做乌伽黎的面粉，到出席内罗毕的教育官员的会议。有一天我们计划早上五点出发晨跑，他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学校接他。

“那个时间你为什么会在学校？”我问。

“我一直都很早去学校。”他说。

“但有人醒了么？”

“他们已经在上课了。”他受到了冒犯般地说道，仿佛我在暗示他的孩子们很懒。

“早上5点？”

“他们就快考试了，必须努力学习。”

等到克里斯的学校建立起来并开始运营后，他再也没能在跑步上达到他从前的水平。

克里斯短暂的辉煌在这里的运动员中是很常见的，这也说明了专注和献身精神对肯尼亚跑者的成功是多么重要。

伟大的运动员反为成功所扰的最有名的例子要数萨米·万吉鲁（Sammy Wanjiru）了，他21岁就在2008年的奥运会马拉松项目中脱颖而出。但在我组建完我的里瓦团队几个月后，肯尼亚跑者中最少年老成、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万吉鲁，在他尼亚胡鲁鲁的家中，从阳台坠楼身亡。在运动员中间，万吉鲁是个众所周知的酒鬼。别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见他，应该去埃尔多雷特的酒吧四处问问。据说，他会定期去一家夜总会，请所有人喝上一杯。他去世的当晚，他的妻子回到家发现他和另一个女人在床上。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万吉鲁以死亡收场。

一个温暖、寂静的下午，一位滑翔伞运动员正在空中打着转，我发现意大利传奇教练雷纳托·卡诺瓦（Renato Canova）正坐在他窗边的座位里，那面窗占据了克里奥观景旅馆的一整面墙，他面前的桌上摆着一杯牛奶。除了徘徊在厨房门口轻声说话的侍者，他是那儿唯一的人。我问他我是否能够坐下来。

“请坐吧。”说着他替我把椅子挪了出来。雷纳托在旅馆有间长包房，一年里他要花很多时间坐在这儿，栖息在高空中，读着报纸，或是凝神注视着窗外。从他1998年第一次来到埃藤以来，他就一直在训练肯尼亚运动员。他的徒弟几乎都获得了世界级的头衔。

一个女侍者过来问我要喝点什么，我点了一杯百香果汁。她没有问雷纳托，他有他的牛奶。他晚点还要回来吃晚饭，一如既往地在同一个时间。

“那么，你想知道些什么？”他说。我问他为什么肯尼亚人的职业生涯往往很短，不像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和科内尼萨·贝克勒（Kenenisa Bekele）那样的伟大的埃塞俄比亚跑者，大部分肯尼亚人有几年跑得不错，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他的手搁在桌上，双手合十，摆出祈祷的手势，他的目光越过竖起的手指尖看着我。

“跑者们都来自贫穷的环境，受过的教育更少，”他说，“当他们获得了胜利，整个村子都会庆祝他们的胜利，所有人都向他们索要扶持。成功的运动员仿佛成了村里的首领，所有人都会带着个人问题去找他们。”

他说，他曾经的一个运动员在参加世锦赛的时候，每两个小时就会接到一个肯尼亚同胞打来的电话，询问在他们正建造的一幢大楼里，应该把窗户安哪儿。

“运动员需要专注在他们自己的训练上，”他说，“但他们却要规划自己村民的生活。”

训练营正是由此产生的，为了让运动员们不受他们的家人、亲戚以及外部世界其他部分的干扰。但等他们一获得成功，运动员往往就会决定不再居住在营地，因为在那儿日常生活被删减到只有跑步、睡觉和吃饭这些最基本的部分，于是他们就搬了出去。“他们开始操心建筑工程、借钱，”卡诺瓦说，“这对肯尼亚人来说是正常的举动。”这在大部分国家也是正常的，哪怕是对运动员来说也是如此。不同寻常的是居住在训练营里的生活，训练营生活造成的差异是悬殊的。没有了极端的献身精神和专注，没有了休息的时间，运动员从训练营的离开往往标志着他们事业的终结。万吉鲁不是唯一一个把金钱全都奉献给埃尔多雷特酒吧的伟大运动员。克里斯至少还在跑步。他告诉我，里瓦马拉松之前那个月他会从家里搬出来，搬去旅馆，以便专注地训练。

“当然啦，”他说，“你得专心。”

我无法想象那种极端的方式，离家在简陋的训练营里一下子待上数月，但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运动员看来，那是正常的。然而，肯尼亚有上百个这样的训练营，里面全都是富有献身精神的运动员。在我的笔记本里，在“秘诀”这个标题下，我草草地记下了“专注、献身精神、训练营”这几个词。

戈弗雷在埃藤的一家旅馆里组织召开了里瓦团队的会议。贾费特来时穿着一件无袖的旅行夹克，夹克太大，好像是挂在肩膀上。他贴着座位边缘羞涩地坐着，认真地听着戈弗雷讲加入团队是怎样的一种荣耀，比赛将会在电视上直播，届时全世界都会观看比赛这些信息。他正说着，克里斯到了，他又带来了一位跑者。

“这是乔瑟法特（Josphat），”他说，“他也想跑。”

乔瑟法特握了握我的手，愉快地朝我笑了一下。跟克里斯一样，很难判断他的年龄，但他原来是克里斯的童年伙伴，跟他来自于同一个村子。

“好的，”我说，“那么我们总共有五个人，如果戈弗雷一起跑的话。”他一直在跟我说他的膝盖太疼了，“不然的话，戈弗雷同意做我们的教练。”

戈弗雷和克里斯轮流做着波澜壮阔的演讲，讲着团队的意义，他们也毫不吝惜对我的谢意，不断感谢着我把队伍张罗了起来。

“我们代表着埃藤，”戈弗雷说，“之后你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看着贾费特说道，“你们必须好好说话，你们千万不能害羞。”

“乔瑟法特，你自己有什么要说的吗？”克里斯转向他的朋友说道，“比赛后你会说些什么？”

乔瑟法特来了之后还没说过一句话，看上去并不情愿参加比赛。旅馆的女侍者拿来了五个茶杯，这给了他一些时间思考。她缓慢地将杯子放在了桌上，一句话也没说，一个人也没看。

“那么，乔瑟法特。”克里斯说，他听上去像个老师。

“我不知道。”他说。

“啊，那可不妙。”克里斯烦恼地说道。

后来，等其他人都走了，戈弗雷看上去有些忧虑。

“我不知道克里斯为什么要带乔瑟法特来。他没为团队带来任何东西，他年纪太大了，我们需要一个冠军。”

一周后我接到了戈弗雷的电话。“芬恩，”他说，“我想我找到我们的冠军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冠军，我答应了要支付比赛的报名费，并安排赛前那晚的住宿。没想到突然间似乎所有人都想加入队伍了。

“他有多棒？”我问道。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他很棒，明天过来见见他吧。明天有一个为参加非洲锦标赛的运动员举办的接风会，科曼会来的。”他说的是伟大的丹尼尔·科曼（Daniel Komen），3000米中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好的。”我说，但还不清楚将会发生什么。

沿着悬崖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后，我们拐进了坎姆沃索（Kamwosor）村学校的车道。“我们能停了吗？”戈弗雷问道。我停下了车。“我觉得就是这儿。”他说，“但先让我去看一下。”他下了车，穿过我们后面的大门，渐渐消失在了我们眼前。

“戈弗雷要去哪儿？”莉拉问我，像是我知道戈弗雷要干什么一样。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都坐着，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一座金属瓦楞板建成的长长的大楼坐落在泥土车道的尽头，我揣测着那就是学校。有几个头从一堵墙边冒了出来，旋即又消失了。突然间，整座学校的人都跑上了车道，向我们跑了过来，那是一大群穿着红上衣的孩子。孩子们攀附上来的时候，我们被困在了车里，他们大笑着，互相聊着天，盯着我们瞧。他们从半开着的窗户伸进手来，想要握手、得到钱和糖果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莉拉和乌玛搞不清这是有趣还是吓人。乌玛从后座上站了起来，莉拉爬到前面，蜷在了我的腿上。汽车在这片狂热中晃动着。

“芬恩，芬恩。”我能听到戈弗雷就在外面喊，但我看不见他。他从人群中挤出了一条道来。老师们在哪儿？“芬恩，我们回头再来吧。”他说。我发动了引擎，引起一大片欢呼，然后开始慢慢向后倒车。戈弗雷把孩子们拉出了车道。我们终于把车开了出来，回到了街道上。孩子们站在打开的大门口，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控制住了。我们掉头的时候，他们笑着朝我们挥着手，戈弗雷上了车。

“抱歉，”他说，“我们往这条路走吧。”

我们开进了村子，路两边林立着刷过涂料的木造商店和几座不结实的蔬菜棚，穿着大裙子的女人手里握着长刀，站在路边盯着我们瞧。我们停好车，戈弗雷带我们走进了一幢蓝色的小楼，墙上刷着“旅馆”两个字。这其实是家咖啡馆，里面有几个男人坐在木桌子边，我们坐下的时候，他们一言不发地看过来。墙边摆着摇椅和长椅，地板是红色的，上面满是灰尘。屋子的一角是木制柜台，玻璃柜后面有一个架子，架上摆着一堆石头般的圆面包。另一角则是一家肉店，铁钩上悬着一头被剥了皮的无头牛身。

戈弗雷问我们想喝什么，我们告诉他后，他就穿过前门消失了，留下我们坐在那儿。

“他这会儿又去哪儿了？”莉拉悄悄问我，从桌子那头凑过身子。

“我不知道。”我看着玛丽埃塔说道。她耸耸肩，对他不断地来来去去感到好笑。奥西恩爬上了他妈妈的大腿，开始敲桌子唱歌，看样子他很高兴能下车。屋里的其他人已经不再看我们了，转过身去继续着他们的谈话。戈弗雷终于提着一大袋苏打水回来了，有两个男人跟他在一起。其中一个是谢德拉克，就是他跟我说过的那位跑者。

“嗨，”戈弗雷为我们做了介绍后，我说道，“我听说你想跑里瓦马拉松？”

“啊？”他看着我，好像我疯了。

“里瓦，你知道的，马拉松？”

“是的。”他说。

“你想跑？”

他点点头，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想跑。”他说。

我们原路开回了那所学校，大概比原计划晚了三个小时，接风仪式终于要开始了。村子里有四个孩子刚从在开普敦举办的非洲越野锦标赛上回来，尽管肯尼亚只派了支替补队去参赛，他们还是将每一块奖牌都收入了囊中。

老师们的出现意味着这次我们不会再受到刚才那样闹哄哄的接待了，而是可以自在地停好车，走去举行欢宴的地方。作为贵宾，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根毛条彩带做成的用于戴在脖子上的花环，并被指引到了一个小营帐下的阴凉处坐下。学童们则在烈日下围着帐篷席地而坐。

其中一位致辞者就是丹尼尔·科曼，他是当地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主席，正闷闷不乐地坐着听其他要人致辞，别人都在笑的时候他仍不苟言笑。他偶尔把戈弗雷叫到近旁，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着什么，说话时眼睛环视着四周，确保没有别人在听。

科曼个子很高，穿着得体，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跑者之一。1996年，他20岁，像只火球一样蹿上了国际舞台。那时伟大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主宰着长距离跑步的领域，他随便玩玩就能打破世界纪录。突然之间他有了挑战者。那时，由于没有入选肯尼亚的奥运代表队，科曼觉得很沮丧，但是，1996年的赛季末，他跑出了迄今为止最惊人的跑道成绩之一。九月一个凉爽的夜晚，在意大利的列蒂（Rieti），他着了魔般地飞奔了七圈半，打破了3000米跑世界纪录，比以前的纪录快了4秒多。此后，尽管所有伟大的运动员都曾经尝试过，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接近他那天晚上跑出的成绩。

然而，此后还不到两年，他的职业生涯就差不多结束了，那些了解他的人将此归罪于他赢取的奖金。当人们谈到运动员赢取了奖金，并在之后受到了奖金的干扰时，常常将科曼拿出来作为最佳案例。不过，科曼自己却将他职业生涯的短暂归罪于伤病，而非金钱。一天，我在高档的埃尔多雷特高尔夫俱乐部缠着他聊起了这个话题，星期天时他经常坐在那儿，在遮阳伞的阴影下沉思，而他的孩子们则在泳池里玩着深水炸弹。

“我受了很多伤。”他注视着远方说，似乎有点恼火。

“你都受了什么伤？”

“从高中开始。老师们想要为队伍赢得分数，所以所有比赛他们都让我跑。有时候我一天得跑两场比赛。埃塞俄比亚人上高中的时候可没那么大的压力，但在肯尼亚这是个大问题。”

尽管对此很反感，科曼却深入地参与到了肯尼亚的青少年比赛中。作为当地体育运动委员会的主席，他出席了每一场我去观看的学校赛事，虽然他说他明年要辞去职务，专注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上。他还资助有天赋的运动员前往美国学习。

“但我们有许多问题。”他说着，面色愠怒，“人们不跑步，他们光拿钱。”就在几个月前，他资助的一名在阿拉斯加跑步的运动员上吊自杀了。目前，这一切在科曼的世界中并没有太多光明。

接风仪式上，讲话声音低沉地继续着，科曼阴沉着脸坐在一边，金色的毛条花环别扭地挂在他的脖子上。大约三小时后，戈弗雷被叫起来讲话，他用英语讲了起来，对孩子们说着教育的重要性，说着他们应该努力学习。玛丽埃塔带着三个孩子离席，去营帐后面玩了，但想要跟他们合影的人已经排成了队。天色开始暗了下来，所以我们决定偷偷溜走。镇长拿起麦克风的时候，我们就仓皇出逃了。有些人跟着我们往车子那儿走。戈弗雷一边同每个人握着手，一边被莉拉拖着离开。一个当地电台的人走了过来，想要采访我，我上车的时候，他让我对着他的录音机说话。我倒车的时候，有人从车窗探进身子，一嘴酒气地对我说他是个很棒的跑者。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沿着悬崖边沿的公路往回走，一路上经过了圆形的泥土小屋、忽隐忽现的木栅栏、自行车、行走着的人们、填满了午后时光的绿色坡田，还有互相嬉笑追逐着的孩子们。而在路的某一边，东非大裂谷在我们下方急剧地伸展下去，那片空旷的地域始终一路相伴。

[1]①森巴（shamba）：特指东非的耕地。 ——译者注

Chapter 9

一天睡16个小时也是训练重点

练跑很重要，但一天睡眠16个小时更是积蓄训练能量的关键。

找不到人一起跑步的时候，我会穿上我的平底赛跑鞋，独自一人去跑步。虽然我喜欢和一伙人一起跑，但在肯尼亚，有时候独自跑步却是一种宽慰。用我自己的配速奔跑，我可以单纯地享受着小径、乡村、运动的感觉，感受着土地触碰双脚的感觉，而不用觉得自己跑得慢，不用绝望地落在队伍后面，为拼命赶上别人而几乎炸破了肺，不用等着瞧自己被抛下前还能撑上多久。

这次独跑中，我因为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石头而扭伤了一个脚趾。在埃藤的诸多理疗专家中，我请了一位来按摩我受伤的脚趾，几天后就没事了。经过这件事，我重新考量了一下我每次跑步都穿平底赛跑鞋是否明智。

伦敦的赤足式跑专家李·萨克斯比告诉过我，肯尼亚人就是穿这个跑步的，但这显然不是事实。跟所有跑者一样，肯尼亚人比赛时才穿这种赛跑鞋。大多数时候，他们穿着带缓冲的大块头训练鞋跑步，跟步伐沉重的普通西方慢跑者一样。

不过奇怪的是，与李的理论正相反，这些大鞋子并没有迫使肯尼亚人跑步时用脚跟先落地。他们几乎都是以一种优美、流畅的前脚掌先落地的方式在跑步——正是李所说的“赤足方式”。鞋子似乎没有造成什么不同。

“你的脚还不习惯这儿的地形。”理疗专家告诉我，我躺在劳娜·基普拉加特训练营的治疗室的桌子上，他快把我的脚趾按碎了。劳娜居然带着遗憾的表情走了进来，跟我握了握手。

“你需要能提供多一点缓冲的鞋子，因为地上全是石头。”理疗专家告诉我说。

于是我兜了一大圈，最后又回到了原处。要像肯尼亚人一样奔跑，似乎需要回到我开始的地方，给自己准备一双配有缓冲垫的大训练鞋。

但我却没法下定决心。

那天下午，我们都去了当地的米通巴（mitumba），那是一个一周举办一次的市集，贩卖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从欧洲和美国运来的慈善捐助的二手衣物。衣服堆在或铺在地上的麻袋上，堆得老高，从欧洲商业区的零售货品到设计师品牌，应有尽有。对喜欢找便宜货的人来说，这里有一大堆便宜衣服，是千载难逢的旧货大甩卖。玛丽埃塔超级爱这里，她和孩子们大部分周六都会去那里淘货。

“我可以把我们接下去两年要穿的衣服都准备好。”她说道，不是在开玩笑。

我的家人在米通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玛丽埃塔消失在了层层叠叠的衣服下，同一个像女王般高坐在衣服堆成的王座上的女人砍价；莉拉试穿着一件人造皮草的粉色马夹，对着一面破镜子照着自己的样子，引起了一阵咯咯的轻笑；接着是乌玛，她紧紧抓着一件芭比运动衣，将它折好夹在了腋下。奥西恩甚至也凑上了一脚，他坐在地上，踢掉了鞋子，试穿那数不尽的高跟鞋和人字拖。

在埃藤，米通巴有几个货摊在出售跑步鞋。一排排清洗干净的训练鞋在阳光下闪耀着光彩。我扫了一圈，想找双鞋底最薄的鞋子。我的目光停在了一双橙色的亚瑟士鞋上。

“没错，我的朋友。”卖家感觉到我有了看中的鞋，“你从哪个国家来？”

这双鞋已经有些磨损了，但这样更好，不是吗？当时我有点困惑。我是要接近地面还是保护自己不让脚接近地面？那是唯一一双后跟下没有弹性海绵体又合我双脚尺码的鞋子。我买了。

但穿着新鞋第一次跑步时，我落地时又重重地踩到了一块石头。我感觉到疼痛直蹿上了我的腿，几分钟后痛感平息了下去，但关于赤足式跑的整个疑团仍未散去。显然，我的脚还不够结实、强壮到能用前脚掌着地，就算穿着训练鞋也不太行。但我已经回不了头了。我已经到了习惯用前脚掌先着地的阶段，而且我仍然相信这是更有效率的跑步方法。

我记得在埃克塞特的那天，就在来肯尼亚前夕，我买了平底的赛跑鞋。我已经练习了几周用赤足式方法跑，已经能跑到3.2公里，腿也不太疼，但我很担心店员会让我上跑步机测试，然后分析我的步伐。他可能会告诉我，我不应该买平底鞋，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支撑、缓冲垫和其他东西。我挑选了一双我能找到的底最平、支撑最少的鞋子，尽量不引人注目。但我是商店里唯一的顾客。

“这款鞋有9号[1]①的吗？”我问道。

那人从我手中接过鞋。“你的脚内旋吗？”他问道。

“呃……我不知道。”因为怕他从我刚才走路的姿态辨别出来，所以没敢直接撒谎。

“上跑步机看下吧。”他说。

真想直接冲出门去，但我克制住了这样的冲动。相反，我顺从地穿上了鞋，走上了跑步机。

机器缓慢地运转了起来。用胸部带动步伐，我这样告诉自己。腿就像蹬独轮自行车，跑步机越转越快。啪，啪，啪。他弯下身子，试图看清我的脚底。我努力装出随意的样子，好像这就是我自然跑步的样子，而不是我努力达成的结果。这会儿他正在侧面观察我。大约30秒后，我按下了停止按钮，机器停了下来。

“你真幸运，”他说，“你前脚掌落地的姿势很好，这是最有效率的跑步方式。”

偶尔，我在肯尼亚单独跑步的时候，我会试图改回脚跟先落地的方式，那仅仅出于怀旧。就像汽车突然被降档一样，我感到整个身体都退回到了更慢的动作中。不，我相信我必须保持赤足方式，只是需要再加强一下双脚。托比·坦泽告诉过我为时已晚，他说经年的赤足奔跑让肯尼亚人的脚踝和足弓要强壮得多，也更灵活，我们休想比得上他们。但我没想比过他们。我其实也不是在赤足跑，只是在运用一种赤足方式，这当然是可能做到的。

当一位有抱负的跑者来到埃藤，找到一起训练的伙伴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跑得快到能引起某位经纪人的注意，这位经纪人会同他签约，送他去国外比赛。作为对他的服务的回报，经纪人会抽取一定比例的奖金。几乎所有的经纪人都是在埃藤和埃藤附近建立了训练营的外国人。一旦运动员签了约，他通常住在经纪人的训练营里，他在那儿吃住，和其他运动员一起训练。大部分营地里还配有按摩师，负责让运动员疲惫的肢体得到恢复，还治疗所有的小伤病。大力度的指压通常能将受伤的运动员治好，那是很神奇的，好像运动员是橡皮泥做的似的。

我从未打算要给某位经纪人留下印象，在埃藤周边跑了几周后，我渐渐认识了一些运动员，其中一位邀请我到他的营地里去待一天。“快跑”训练营是埃藤最新的训练中心之一，名字很有想象力。有十位运动员居住在那儿的五间小卧室里，每间卧室都有淋浴、一张沙发和一张双层床。其中九名运动员是肯尼亚人，还有一位就是我在埃藤的越野赛中见过的英国跑者。

汤姆·佩恩以前是朴茨茅斯[2]①一家过滤设备公司的技术销售工程师，后来他决定放弃所有来肯尼亚训练。他的马拉松最好成绩是2小时17分钟，他希望能把体能提高到能入选英国的奥运代表队。

我被告知早上6点20分和汤姆以及其他运动员在位于埃藤主干道上的旅馆外集合，开始我在训练营里的一天。我到的时候，那儿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除了训练营里的那十位运动员，“快跑”还有一组二线跑者，他们不住在训练营里，但会来参加训练。我去那儿的前两天，训练营里有两位跑者被通知离开，因为他们的训练或者比赛不如预期的好。他们十分沮丧。营外组的两位跑者被邀请入营替代他们。

“快跑”的经纪人是一个叫彼得·麦克休（Peter McHugh）的英国人。他告诉营员们这周结束的时候他会挑选六个人去欧洲参加一系列比赛，等他们到了那儿，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跑出肯尼亚人的样子来，然后看着钱滚滚而来。去年，训练营的明星跑者赢取了足够的奖金，他回来的时候在埃藤给自己买了块地。

这时候队伍里的气氛很紧张，因为跑者们都在等待结果，不知自己是否会入选这六人之中。他们中大部分人从没有出国比赛过。他们站在应许之地的门槛上，这正是他们为之训练的目标，他们的梦想所在。但倘若他们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他们就会受到冷落，被留在局外站着，眼巴巴看着他们的朋友抛下他们上路。

其中一个运动员叫埃利乌德（Eliud），他已经跑了12年，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共赚到了1000肯尼亚先令——或者说大约8英镑。而一场国外的小比赛也能净赚1000英镑，但前提是他能入选。

彼得告诉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为肯尼亚人找比赛报名参加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全球经济的不景气，比赛奖金变少了，人们也厌倦了看肯尼亚人赢走一切。比赛的组织者对除肯尼亚以外其他国家的顶级跑者求贤若渴。当一位经纪人致电一位比赛主管，提出让几名名不见经传的肯尼亚人参加比赛时，回应通常是一个表示厌烦的耸肩：你只有这些吗？更多的肯尼亚人？

彼得最近才建立起了他的快跑训练营，其他跟我谈过话的经纪人并不觉得他有很大的胜算。并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这个领域已经被一小部分超级经纪人给主宰了。

“主管部门最近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一位美国经纪人解释道，他已经和这儿的运动员合作了20年，现在却正在撤出肯尼亚。“合同每年都得更新。这对运动员来说很好，因为这意味着如果买卖对他们不公平，他们可以另谋高就。所以运动员们更容易被别的经纪人挖走。”

他说，一旦像彼得这样的小经纪人发现一位很有前途的天才，更大牌的经纪人就只需要插一脚，向运动员提供短期的诱惑，就可以让那个天才转投他的髦下。

“再也没有忠诚可言。”他告诉我说，“肯尼亚跑者不理解长期的愿景。所以如果你预先给他们500美元，他们就会欣然接受，即便从长期来看，合同条款会让他们得不偿失。”

我向彼得提起这些的时候，他只是耸耸肩。“希望那不会发生。”他说，“如果他们对我满意，我觉得他们不会想要有所改变。”

尽管小道消息在传，但埃利乌德没有被选中，这对他来说很难接受。“一个运动员没法永远保持很好的状态。”他告诉我说，“我现在状态很好，但有什么用呢？我没有比赛可跑。”他看上去就快要哭了。几天后他离开了训练营，留了条口信给彼得说要毁约。但他还能去哪儿呢？他搬去和一些朋友住在一起，继续训练。

“他是个白痴。”汤姆·佩恩对我说。他喜欢埃利乌德，并为他的离开感到难过，“我觉得彼得本来正要给他一场比赛，但现在他没机会了。”他的情形或许适合用墨菲定律[3]①解释，他在就要得到一场比赛的时候离开了，或者，比赛对他而言永远只是海市蜃楼，永远只是快要发生。埃利乌德太自负了，没法再坐着干等下去。他宁愿选择一条不可能的单干的道路。除非他在肯尼亚赢下一场大比赛，不然游戏就相当于结束了。

虽然跟当地其他高标准的训练营比，“快跑”训练营是二流的——比如说，营里面一个国际级的肯尼亚运动员也没有——但在我看来，在早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站在那家小旅馆外面的依然是一批让人赞叹的运动员。每一个前来的人都同其他人握手，然后站着等待营里的其他运动员出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我的邻居兼里瓦队的队友贾费特。他不安地握了握我的手，他一贯的大微笑在那天早上有点收敛。

我们挤在一辆敞篷货运卡车的后车厢里，一起前往埃尔多雷特大学的跑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还是早上7点，但已经有好几组跑者展开了训练，在周围飞奔了起来。

“快跑”的日程是让他们跑12组600米和12组400米。我决定在他们跑600米的时候我跑400米，他们跑400米的时候我跑200米。我希望更短的距离和两组间稍长的休息能让我跟住他们。我能跟住的。

然而，从第一组开始，我就发现事情显然不是那么回事。我发现自己在泥土跑道上几乎是在冲刺，跌跌撞撞地跑在内道被脚步磨出来的沟道里。一个回到埃藤的俄罗斯人对我说，如果你和肯尼亚人一起在跑道上跑步，你会觉得自己像个残疾人。现在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我只能跟在汤姆后面，但其他人已经绝尘而去了。

汤姆是这群人中最慢的跑者，但他反而是唯一一个有赞助商——阿迪达斯——赞助的运动员。而且他比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希望参加奥运会。这似乎不太公平，但当我向肯尼亚人提到这点的时候，他们只是悲伤地笑笑。他们来这儿只是为了跑步，似乎并不会细想这一切公平与否。

彼得来观看训练，他说就算那样英国跑者反而会声称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回英国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他说，“英国跑者不喜欢我把肯尼亚人带去比赛，他们抱怨肯尼亚人只会谈奖金。但那是公开赛。”

我坐在草地上看着别的跑者继续训练，而彼得跟我聊着天。我挣扎着完成了四分之一的训练，越来越落在后面。我决意要继续下去，于是转到了女子组。女子组有三名跑者，她们正在费力地跑着，看上去配速像是要慢得多。我走近她们，询问是否可以加入的时候，她们羞涩地点点头，几乎没有抬眼。我紧跟着她们中跑得最慢的那个跑了几个间歇，甚至还有一两回超过了她。但她只是继续前进着，一圈又一圈，直到我筋疲力尽地退出。

她跑完之后我走过去同她握手。

“你跑得太快了。”我说。她笑笑。“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比阿特丽丝。”她看着别处说道。

男子组仍然在跑道上飞奔，有几个人退出了，汤姆没有落下多少。小贾费特似乎对配速有点力不从心，落在了第一集团后面，就连汤姆也差点赶上他。他在显然没什么胜算的情况下还选择成为一名全职运动员，以此为生，为此训练，这真让人惊奇。希望，或是乐观，或是没有其他选择，使得许多肯尼亚人坚持着。但你不能用希望果腹。

除了大群大群的肯尼亚人，我还发现有一个意大利运动员和另一个英国跑者也在训练。塞尔维亚队的人也在这儿，那些留着爆炸头的粗壮男人碾压着跑道。

“快跑”的队员终于停了下来，该回埃藤吃早饭了。

在营地，我们每个人领到了一个芒果和一根香蕉。接着我们坐了下来，喝着茶，吃着干面包。食物是在大家找椅子休息的时候，由训练营厨师发放的。在下午5点跑步之前，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用来休息。

对肯尼亚跑者来说，休息是很严肃的事情。运动员们都没有工作，就连不住在训练营里的运动员也很少做跑步、睡觉、吃饭之外的事情。我遇到一个曾经在埃藤的临山咖啡馆干过一阵的运动员，他告诉我说他不干了，因为这份工作让他累得没法跑步。没有工作，他们大多数人只能依靠亲戚或者其他成功跑者的接济来渡过难关。他们所求不多，过着很简朴的生活，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饮食很简单，只吃米饭、豆子和乌伽黎。

训练营里的运动员不用操心找食物和煮食物，他们每天会在塑料的花园椅上坐上好几个小时，聊天或者只是发呆。他们如果无聊了，就去睡觉。劳娜·基普拉加特在进行严肃训练期间，每天要睡上16个小时，这已经广为人知。我同几个来肯尼亚训练的顶尖英国运动员聊过，我问他们，他们和肯尼亚人的训练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休息。”他们一致同意。

“在英格兰，我们不跑步的时候就去购物、烹饪，跟朋友聚会，在这里他们只是休息。”

这可以被称为专注或者富于献身精神，就像赤足式跑，科学研究在试图解释肯尼亚人的方法时倾向于直觉性和简单化，但如果你问一个肯尼亚运动员，他为什么要睡那么多觉，他不会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最新发布的论文——论文里会说，篮球运动员增加睡眠时间后在计时跑中跑得更快，投篮命中率也有9%的提高。不，他会告诉你睡得更多只是因为他的身体很疲惫。

斯坦福的研究员谢里·马（Cheri Mah）说，其实这种智慧不独见于肯尼亚人。

“许多美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凭直觉也知道休息和睡眠的重要性，”她说，“但这往往是第一件被牺牲掉的事情。”而在肯尼亚，每天的日程就只是跑步、睡觉和吃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牺牲掉这些。我在我的秘诀清单上记下了“休息”。“赤足式跑、训练营、跑着去上学、休息……”清单越变越长。

下午3点左右，我们吃过午饭，我发现我是唯一一个还在花园里坐着的人。运动员们已经一个接一个地起身走开，消失在那一小排房间里。我起身去看他们都去了哪儿。有些人在睡觉，在汤姆的房间里，有四个跑者在看音乐录影带。

无所事事了一整天后，下午5点，“快跑”的运动员们显然对他们的夜跑不太热衷。有几个人说自己太累了，而我们剩下的人则出发去跑了40分钟。在这个时间沿着埃藤附近的小道跑步真是惬意，空气刚刚凉爽下来，光线逐渐昏黄。对我来说，一天跑两次是很少有的，但感觉出奇地好。当然，对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个轻松跑，但在我的脑袋瓜里，我觉得我们是在一起赛跑，风吹拂着头发。人们看着我们飞驰而过，仅仅凝集在一起。我的肺可能都快炸开了，但我就在这儿，在到达埃藤一个月后，正同肯尼亚人一起奔跑着，而且没有落后。

在痛苦中，我的体能越变越好，这是可以料知的。在跟“快跑”一起跑步后不久，我又一次回到了早晨的群跑队伍中。

一天晚上，我正看着莉拉和乌玛在屋外一条街的泥土带上跟小区的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这时我又碰到了贾费特。乌玛喜欢打开大门门闩，像个名人一样跑到门外和她的粉丝们打成一片，她造成了巨大的轰动，她带上的一只可以充气的沙滩球，引得孩子们四处追逐着。

贾费特侧过身，伸出一只手臂，另一只手则搁在伸出的手腕上，以示尊重。[4]①我们握了握手。“他们玩得很开心，”他说，“真好。”他问我什么时候和我们的里瓦队进行第一次训练，我告诉他我会跟戈弗雷商量的。我还不是很清楚团队训练要怎么进行，于是贾费特提出暂时和我一起进行早晨的群跑。他说他一路上都会跟着我的配速跑。这是个很慷慨的提议，就是说我不用担心掉队了。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5点50分在小卖部处见。

我们的守卫亚历克斯打开门让我出去的时候，外面一片漆黑。黑暗中，只能隐约看到有两个人影在站着等候，是贾费特和他的朋友亨利，小卖部老板的兄弟。我走过去跟他们握手，他们看上去很冷。

月亮没有出来，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沿着崎岖不平的道路慢慢走去集合点，用脚探索着前路。今天我们会和一群叫作“mwisho wa lami”[5]①或称“道路尽头”的跑者一起跑步，因为他们集合的地方就在铺筑道路的尽头。他们告诉我，史上跑得最快的马拉松跑者之一，威尔逊·基普桑（Wilson Kipsang）也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我停了下来，假装背转身去，引得他们大笑起来。

“没关系的，”贾费特说，“今天会很轻松。”

亨利点头表示赞同。“轻松着呢。”他说道。

几个跑者从黑暗中冒了出来，从我们边上慢慢跑过，用卡伦津语向贾费特和亨利喊着什么。小公鸡们不知怎么地发现了东方天幕中的一点点鱼肚白，在零零落落的锡制屋顶间闹腾了起来。

大约已经有60个人聚在了一起准备跑步，有的向天空伸展着长长的胳膊，有的互相握着手，有的静默地缩着身子。有人开始对着团队讲话，解释着要跑的路线。贾费特用胳膊肘捅了捅我。“基普桑。”他说着，向着说话的人扬了扬头。有几个人在提问。我像胶水一样粘着贾费特。尽管他身材瘦小，穿着邋遢，但对所有人都很热情友好，就连拿路线开个玩笑也能招来其他跑者的窃笑。我提醒他我跑得很慢，在跟别人说笑的时候可别忘了我，但他说没关系，我想让他跑多慢他就跑多慢。

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还黑着。“Pole，pole。”[6]②当我们跑上通往镇子的主干道时，基普桑说道。

我们在圣帕特里克学校向右转到了一条岔道上。第一抹微露的曙光开始让树木显出了轮廓。当我在人群中跑到贾费特边上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没落在后面。即便当配速开始增加，我的呼吸还是很平顺，近乎有力。

偶尔有车迎面开来，大家不得不放慢速度，聚拢在一起，于是我得以追上落下的那几米，振作起精神。然后我们再度向前。刚开始的40分钟里，我一直在分散的步伐和运动衣的摩挲声中运动着，感觉良好。

最后，冲向终点的配速有所提高，我开始落于人后，贾费特说到做到，跟我跑在一起，我们在还看得见团队主体的情况下跑完了剩下的路程。在终点，我们站在路边拉伸，这时亨利慢吞吞地沿着跑道跑了过来。当他停在我们边上的时候，他已经汗水涟涟。

“你跑得真快。”他说，显然上气不接下气。我四下看了下他是在跟谁说话，这才明白他是在跟我说话。

[1]①英国尺码9号相当于中国尺码的44码。 ——译者注

[2]①朴茨茅斯（Portsmouth）：英国汉普郡的港口城市。 ——译者注

[3]①墨菲定律（Sod's law）：简单说来，就是“有可能出错的事情，就会出错”。 ——译者注

[4]①东非一些讲斯瓦希里语的国家的握手礼节。 ——译者注

[5]①斯瓦希里语，意为“道路尽头”。 ——译者注

[6]②斯瓦希里语，意为“慢点儿，慢点儿”。 ——译者注

Chapter 10

赤脚跑第一名的人，奖品是一双运动鞋

穿鞋或赤脚跑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有强壮、如弹簧一般的脚踝。

和贾费特以及“道路尽头”团队一起的晨跑给我了激励，两天后，我站在了当地一项越野比赛的起点线上。

这天埃尔多雷特的天气炎热，风又大。我们都早早醒来，这样莉拉和乌玛就能参加儿童组的比赛了。那次在埃克塞特的大西部半程马拉松[1]①中参加欢乐跑的回忆激发了她们的热情。那天乌玛不愿意跑，比外婆不得不带着她一起绕着那个3.2公里的圈子跑了一圈。但今天的比赛只有一公里，而且她现在已经五岁了——她那时候只有三岁半。

她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的比赛装束——短裤、训练鞋和Hello Kitty牌的T恤。在驶往赛道的路上，我们在车里谈着比赛策略。到达埃尔多雷特体育俱乐部（Eldoret sports club）的时候才早上8点半，但那里已经人声鼎沸了，别着参赛号码布、赤着脚的人们在四周飞奔。我们进去的时候，人们回过头来看着我们，孩子们咯咯笑着，用手挡着嘴小声议论着。桌子边的一个男人看到莉拉和乌玛后就叫我们过去。但是莉拉变了主意，她不想跑了。那么多的人和早晨的喧嚣声让乌玛变得迷迷糊糊的，她让我替她去注册。比赛就要开始了，于是我带着她穿过了人群，走上了赛道。阳光变得毒辣起来，有线广播里正高声通知着什么事项，到处都有孩子穿梭。瘦骨嶙峋的孩子们身手敏捷。乌玛是年纪最小的孩子之一，她看上去一脸不解。

“没关系的。”我说，“看啊，那个女孩儿比你还小呢。”边上有个小女孩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她胸前别着参赛号码布，但似乎并没要走到起点去。

“如果你不想跑，那就别跑。”我说。乌玛看着我，跳到我怀里，把头埋在了我的脖子上。对一个刚刚7岁、一个刚刚5岁的两个英国小女孩来说，这样的场面挺吓人的。我深有同感。三个小时后就轮到我了。

我们没有去比赛，而是带着姑娘们和奥西恩坐到了俱乐部会所边上的一个小看台里。我们在里面看到了戈弗雷，他和一些朋友在一起，正如鱼得水，和一些退役的跑者聊着天，追忆着旧时光。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个穿着棕色时髦夹克、戴着太阳眼镜的男人。他在2001年的世锦赛上获得过马拉松项目的银牌，与冠军只有一秒之差。

“我距离他那么近。”他举起大拇指和食指说。

坐在看台里的还有中国国家队，他们的教练告诉我，他们是来这里观摩和学习的。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方越野赛，整个赛事由耐克赞助，旨在发现一些突起的新秀。传奇经纪人罗莎博士作为赛事组织者，可以从中挑选出几名最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邀请他们到他的训练营进行训练。

服务员在看台里给大家发水的时候，两位播音员正在有线广播里一搭一档地播报着。他们每句话都说两遍，用斯瓦希里语和英语各说一遍，两个人轮流说，扬声器就设在看台前，于是噪音不断地从扬声器里轰隆隆地传出来，不见消停。

与此同时，比赛正在缓慢地进行着。时不时有一群赤着脚的孩子从我们身边飞过。有趣的是，每场比赛中都有一些孩子穿着跑步鞋，但他们全都无一例外地跑在同组选手的后列，在年纪较小的组中尤其如此。

一周之后，我在克里斯·切波里波奇的学校萨拉巴学院里观看一场比赛，同样的情景再度出现：穿鞋子的孩子全都跑在后列。我似乎是唯一注意到这一点的人。无论何时我向人指出这点，他们总是笑着说：“哦，是的，多有趣。”好像那只是一个巧合似的。他们似乎并没有从中联想到，赤脚跑步可能就是肯尼亚秘诀的一个关键部分。

证据确凿。在埃藤的一个训练营里，一位顶尖马拉松跑者告诉我，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他父母稍微有点钱，于是就给他买了一些跑步鞋。但没穿鞋的孩子们还是可以一直击败他，于是他脱掉了鞋，结果开始横扫比赛。

讽刺的是，在克里斯的学校里，比赛的冠军奖品就是一双跑步鞋。组织者似乎不仅不赞赏赤脚跑步的好处，还将它视为某种劣势。每场比赛第一名跑者得到的东西，却是会让他变慢的东西，这似乎很可笑。在一场比赛中，跑在越后面的女孩子，她们的鞋子就越好，结果甚至夸张到这样的程度：穿着最新、最时髦的鞋子跑步的女孩名列最后，而穿着稍次鞋子跑步的女孩则获得了倒数第二名。不穿鞋的跑者每个都看上去更敏捷，更优雅，而那些穿着训练鞋的跑者则看起来沉重、缓慢，受缚于脚上的重量。

在埃藤的越野赛举办的几周前，青少年组的女子冠军费斯·基耶根（Faith Kipyegon）生平第一次试穿了一双跑步钉鞋。

“穿着这鞋感觉不舒服。”她说，“虽然它们很精致，但感觉穿着跑步太重了。”于是她坚持着她知道的最舒服的方式，继续赤脚跑步，她获得了胜利。几个月后，她会继续赢得世界越野锦标赛的冠军，同样是赤脚。对费斯来说，她已经习惯了赤脚跑步，即便是钉鞋这种最轻的鞋子，似乎也很沉重。

尽管西方最近涌起了赤足跑的热潮，这却并不是一个新概念。1962年，一个叫布鲁斯·塔罗（Bruce Tulloh）的英国年轻人在没有穿鞋的情况下，获得了欧洲的5000米跑冠军。这位布鲁斯·塔罗在之后备战1972年奥运会期间，曾执教于肯尼亚国家队。我在前往肯尼亚前夕遇到过他，请教他为什么选择赤脚跑步。

“那些日子里，我在草地上跑得很多，不穿鞋跑只是方便得多而已。我能更快地适应不平坦的路面的变化。另外，赤脚跑步的时候，我的步幅更短，步频更快。”

塔罗曾同意做格里菲思·皮尤（Griffiths Pugh）博士的小白鼠，格里菲思·皮尤博士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运动生理学家。“他成功地在鞋子的重量和跑步消耗的能量间建立起了线性关系。”塔罗说。

很少有人像运动科学家扬尼斯·比兹莱迪司（Yannis Pitsiladis）那样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过肯尼亚人跑步，他来自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过去十年一直致力于研究东非跑者跑得那么好的原因。他多次前往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与许多运动员成为了亲密的朋友，现在他身兼埃尔多雷特的莫伊大学（Moi University）和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大学（Eldoret and Addis Ababa University）[2]①的客座教授。

最近，扬尼斯受到伟大的埃塞俄比亚跑者、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3]②的邀请，主持一场主题是“怎样让人在两小时内跑完马拉松”的研讨会。他聆听了整场颇有预见性的演讲，和与会者讨论人们为达到那个目的将会需要些什么，在他看来，如果像海勒这样直到少年时代行将结束时都一直不穿鞋跑步，并且继续保持赤足，那样会有所助益。

扬尼斯说，即便是海勒，现在也没法赤脚跑马拉松，因为他的双脚已经习惯了穿鞋跑步。但他说，如果让海勒不穿鞋上跑步机并测量他的氧气摄取，根据他以往的研究，他确信比起穿着鞋，海勒的效率会至少提高5%。

但在水泥路上赤脚跑马拉松肯定会有受伤的风险吧？

“我们研究的那些肯尼亚孩子，”扬尼斯反驳道，“他们的脚底就跟鞋子一般结实，他们能走在碎玻璃上，那样伤不了他们。”

除了可以让你更敏捷，扬尼斯说，赤脚跑步还能让你的双脚更强壮，这能让你得以进行更艰苦的训练，而且降低受伤的风险。

然而，既然赤脚跑步的优势如此明显，为什么肯尼亚所有的成人运动员都要穿训练鞋跑步呢？这是个有趣的难解之谜。埃塞俄比亚的阿比比·比基拉（Abebe Bikila）在获得1960年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的时候打破了世界纪录，他光着脚跑遍了罗马的大街小巷。在四年之后的东京，他再度获得了金牌，并再度打破了世界纪录，而那次是穿着鞋的。那么他穿鞋时表现更出色还是不穿鞋时表现更出色呢？

赤脚跑步为你带来的最大优势是，它迫使你采用更好的跑步方法。不穿鞋的时候，双脚上的所有感觉会被突然激活，内置在你体内的跑步软件在经过数百万年的开发之后，随即被启动了。你本能地开始控制在地面上的冲击力，用双脚轻轻地落地。你很快就获悉，你注入地面的能量会返还回来，继续推动你前进。在我身上，我亲历过这些情形的发生，赤足跑对提速真的管用。那些对此不习惯的人的问题是：我们的双脚是软的，足弓是平的，赤足奔跑时需要用到的脚和小腿的肌肉却是走样的。如果我们尝试赤足跑，即便跑得很短，我们可能也会因疼痛的脚和小腿收场。

所以我们必须慢慢开始。赤足跑鞋可以为我们保护脚底，使之不至于擦伤，但我们还是需要从短距离慢跑开始。这会花些时间，我们的体能会有所下降。但如果我们坚持，肌肉就会得到加强，我们运用的方法就会开始发挥作用。当我们脚上的肌肉变强时，足弓也会耸起。就像弹簧一样，足弓越高，步子里的弹性就越足。

在弄清楚赤足会有多大作用的过程里，还注意到有趣的一点，即有一个特定项目更是肯尼亚人的强项，那就是障碍赛跑。障碍赛跑是一项3000米场地赛，跑者们必须在每一圈里跨过五个91厘米高的栏架，其中一个栏架前还设有水池。要跑好那项比赛，你的脚步需要有不错的弹性，而且比其他任何比赛更需要。然而，尽管肯尼亚没有设施可以训练障碍赛跑，而且他们障碍赛跑的专项教练也非常少，但自1968年（除了1976年和1980年两届奥运会肯尼亚被联合抵制）以来的奥运会上，肯尼亚人还是收获了所有男子个人障碍赛跑的冠军。

一旦你拥有了良好的弹力和正确的跑姿，当你穿上传统跑鞋的时候，这些优势并不会马上就消失不见。所以即便肯尼亚人穿着鞋跑，他们仍在用人们称为“赤足方法”的方式跑步。本质上，赤足跑的关键优势得以留存了下来。

教会我赤脚跑步的李·萨克斯比说，肯尼亚人穿鞋是为了让自己踩在尖利的石头上时不至受伤。肯尼亚的道路都是泥土路，但有时候你会踩到半埋在地里的石块，那真的会伤到你——我的两个扭伤的脚趾即是明证（而且我还穿着训练鞋）。但那并不是把鞋子完全丢掉的理由。你还是可以像布鲁斯·塔罗那样干，在脚下的环境有益于赤足跑的时候赤脚跑比赛，比如在场地赛和草地越野赛道上。但很少见到顶尖的肯尼亚跑者到处都不穿鞋比赛。塔罗告诉我，他在肯尼亚的时候，有时候会赤脚跑比赛。

“我是唯一一个。”他说，“他们都把我当成了一个疯子。”

成人跑者转而穿上那些大块头鞋子的一个原因是为了让训练变得更困难。一位跑者告诉我，他们总是在搜寻他们能找到的最大、最笨重的训练鞋。

“这样的话，当你穿上平底赛跑鞋时，你就会觉得很轻了。”他说，仿佛那是个魔术似的。

但他们为什么会想要穿平底赛跑鞋呢？以埃藤为训练基地的自行车教练尼古拉斯·梁（Nicholas Leong）认为，这其实是文化上的原因。

“肯尼亚人过于尊崇欧洲人。”他说，“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没有那么多自信，所以他们说不出这种话：‘你看，我从小就是赤脚跑步的，我赢过比赛，我会继续赤脚跑步。’”

尼古拉斯来自新加坡，是一个体育迷，他说他目睹过越来越多的黑人运动员逐渐在一项又一项运动中崭露头角。

“我还记得英格兰的第一位黑人足球运动员。”他说，“然后就是非洲跑者的统治地位。接着是打网球的威廉姆斯姐妹（Williams），甚至还有打高尔夫的泰格·伍兹（Tiger woods）。”但尼古拉斯是自行车痴迷者。

“在自行车领域却没有这样的情况，”他说，“到目前为止，环法自行车赛[4]①上还不曾有过一位黑人骑手。我自己在想，如果没人对此做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会做的。”他认为开始这项工作的最佳地点就是肯尼亚。如果他们这么擅长跑步，他想，或许他们也擅长骑车。

他制订了一个“寻找肯尼亚跑者”的疯狂计划。他为自己定好了举办新加坡马拉松那晚飞往内罗毕的航班，他想，说不定会在飞机上遇到一些顶尖的肯尼亚跑者。当然，他在候机的时候，的确看到了一群穿着跑步运动衣的非洲人漫无目的地四处转悠着。他走过去问他们是不是刚跑完马拉松。的确如此。

“谁赢了？”他问道。其中一个男人咧开嘴笑了，别人都指着他。

“你住在哪儿？”尼古拉斯问那个人，他说他住在埃尔多雷特。

“你介意我跟你一起回家吗？”

他最后来到了埃藤，在这里他组建了一支自行车队。他用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方法来招募骑手，其中一个是在克里奥山谷的谷底放了一个指示牌，任何人只要在1小时8分内骑完从谷底到海拔约为1219米的埃藤的25公里路，就能得到20万肯尼亚先令[5]①的奖金（约为肯尼亚人平均年收入的三倍）。只有一个人做到了，但尼古拉斯和所有接近这个成绩的人都签了约，在他们接受他的训练期间，向他们提供不赖的月薪和食宿。

“过去人们看过非洲人骑车，他们说非洲人的大问题是他们没有合适的自行车。”尼古拉斯流露出勘探者常有的那种疲倦的表情，好像他正在参加一项寻找黄金公式的比赛，从而能打造出和肯尼亚跑者同级别的肯尼亚骑手。

“除了站在马拉松起点线上的肯尼亚跑者，很少有其他来自非洲的东西能引起人的敬畏、惧怕和毫无保留的尊重。”他说，“这真是一项成就。我们得利用这一点。”

不过，事情的结果却是，崭新的自行车反而让他们无所适从，他说。

“我们这儿有人直接从森巴过来，就能踩到每公里5.8瓦的功率。那是骑车的行话，不过相信我，那是很高的水平，跟顶尖车手的能力相当。然而你给了他们一辆新的自行车，他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用自行车，所以才会感到无所适从。我是在将一套欧洲的系统强加给他们，没错，现在他们应该照我们说的做。但那就是不管用。”

那就好比让他们穿鞋子跑步，他说。

待在肯尼亚的短暂日子里，我常常为我们仅仅因为肤色而受到特别尊崇感到吃惊。我们每去参加一项活动，会立即得到VIP待遇，得到最好的座位。那天下午我们在“快跑”训练营里享受日光浴，一位运动员告诉我，肯尼亚人需要欧洲教练和经纪人，“因为你们比我们更有头脑。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在我参观的一所学校里，校长开始向孩子们讲述英国人的所有伟大事迹，以及英国人是如何把文明带到了肯尼亚。这种观点我在肯尼亚经常听到，但我本来以为我会听到相反的意见：英国人偷取了他们的土地，破坏了他们的文化。

所以，当西方人出现，看到他们光着的脚，想到，哦，看看这些到处乱跑、没鞋穿的可怜的孩子们啊，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帮帮他们，而肯尼亚人也开始相信赤脚跑步必定是错误的，或是低人一等的，是件让人看不惯的事。讽刺的是，他们是看到西方跑者穿着鞋后，才想要仿效他们。

“你同科尔姆修士谈过了吗？”尼古拉斯问我。

“简短地聊了下。”我点头道。

“他对你‘尤达’（Yoda）了吗？”

我不确定他的‘尤达’是什么，但我想没有。“当他说到用双脚感受大地的时候？”尼古拉斯说科尔姆修士是唯一一个让他的运动员赤脚训练的教练。他是一个没有欧洲执教经验的人，主要跟年轻人在一起工作，他说他的知识都是“从观察运动员”学来的。他也是肯尼亚最成功的教练之一。我记下了笔记，下一次看到他时要向他讨取些秘方。

[1]①大西部半程马拉松（Great West Run）：是在英国埃克赛特举办的半程马拉松路跑比赛。 ——译者注

[2]①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是埃塞俄比亚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 ——译者注

[3]②此后，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2小时3秒59分的马拉松世界纪录由肯尼亚人帕特里克·马卡乌（Patrick Makau）于2011年9月25日打破，他以2小时3分38秒的成绩赢得了柏林马拉松。 ——原注

[4]①2011年，我跟尼古拉斯聊过几个月后，法国的约翰·热内（Yohann Gène）成了环法自行车赛上的第一位黑人自行车手。 ——原注

[5]①约合14164元人民币。 ——译者注

Chapter 11

在肯尼亚，跑步犹如一种信仰

跑步的技巧很重要，但为跑步而活的信仰才是关键。

这就是在埃尔多雷特举办的由耐克赞助的越野赛，每场比赛中，光脚的孩子们都在前面快马加鞭。12岁以下的女子比赛中，前两位冲线的跑者不仅光着脚，还穿着褶边真丝裙。她们真是一道风景，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快跑在队伍前面，就像两个午夜后赛跑回家的灰姑娘。这显然不是什么市场策略——她们可能没有其他衣服可穿，但耐克的星探似乎很高兴，因为冠军是那天“发现”的两位运动员之一，她受邀到卡普塔伽特（Kaptagat）附近罗莎博士的训练营进行训练。领奖的时候，她在裙子外面套上了免费的耐克赛事T恤。整个仪式中，她都直直瞪着前方，摄影师给她拍照、重要人物给她颁发奖状的时候，她看上去可恼火了。当所有流程都结束时，她急匆匆地跑进了人群。

比赛缓慢地进行着：14岁以下男子组和女子组，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我的比赛排在最后。我站在一条运动员排成的长龙中，等待注册比赛。周围的人身上都显出一种严肃跑者的风采，而我肤色苍白，胡子拉碴，身上还有多余的脂肪，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极了。到达肯尼亚后，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我感觉自己像是一直在自告奋勇地驾驶一架飞机，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不知道该如何操作的控制装置前。

排得最长的一列运动员队伍是20岁以下青少年男子组。肯尼亚跑者对待年龄似乎很随意，他们根据自己职业的进展程度来选择要报名参加的组别，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年龄。“我准备好的时候就会参加12公里（年长组比赛）的，或许是明年。”他们很多人都这么告诉我，尽管大家都知道他们已经25岁上下了。

然而，裁判们却有略微不同的看法，有人专门负责沿着队伍走，把看上去年纪太大的报名者从队伍里揪出来。

注册完之后，我就回到了大看台那里。奥西恩拖着玛丽埃塔坐到最高的座位上去了，那里空着没有人，他要去那儿玩他的玩具汽车。乌玛说她饿了，但没有可以买食物的地方。莉拉坐在戈弗雷的腿上，在他试图跟跑步界的老朋友聊上几句的时候，她把他扯来扯去。我坐下来的时候，乌玛爬到了我腿上，接着她开始用双手吊在我的脖子上，告诉我她想回家了。这对我的比赛来说可不是理想的消息。

最后终于到了我该热身的时候了。我脱下运动服交给了玛丽埃塔，女儿们看上去很担心。

“祝我好运。”我说完就一路小跑奔向了起点。

出发区后面，上百名运动员围成一个大圈子，在圈子里进行着慢跑，就像亮马圈[1]①一样。我不声不响地加入了进去。烈日依然让我汗流不止，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匹拉车的马，不知怎么地入错了围场。

有人在谈论我，我能知道是因为我听到了“姆宗古”这个词。我望了过去。

“你是哪里人？”那个跑者问道，他实在很友好。他问我今天想怎么跑。我自信满满，说我的目标是不做最后一名，至少打败一个人。他一边往胸前别着号码布，一边看着我。

“我敢说你能打败两个。”他说。

没过多久我们就被叫去了起点。我尽量躲在人群后面，避开过会就要蜂拥而出的人群，但有个组织者沿着队伍走的时候注意到了我。要注意到我并不难。

“是啊，我的朋友。”他说，一百张脸全都回过头来看着我，“你是哪里人？”

“英格兰。”我说。他写了下来。

“叫什么名字呢？”

“芬恩。”我想说得简易一点。

“文恩？”

我给他拼了一遍我的名字。

他念叨着字母，把我的姓写了下来。

“还有呢？”他想知道我名字的其他部分。好吧，这可是你要问的。

“亚德哈罗南德。”

20世纪70年代初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母是嬉皮士。他们跟随着一位名叫马哈拉吉（Maharaji）的13岁的印度古鲁，在环绕着他们的和平与爱中洁净着自身，他们为我取名为亚德哈罗南德。在梵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永恒的祝福”。

当我说出我的名字时，那个组织者看着我，假装吓了一跳，然后什么都没写就把笔放下了，这招来了一些笑声。几分钟后，我听到有线广播里喊着“英格兰的芬恩今天也在这里参加比赛”，要是他们知道我有多好就好了。

我没有听到发令枪响，但我们突然就出发了。我的计划是跟在队伍的最后面，但我仿佛中了弹一般，当他们都疾冲出去的时候，我就像是穿过空气倒退了回去。我奋力地跑着，试图保持直立，但没有用。那就像是一个噩梦，在噩梦里，你的腿就是无法动弹。

跑到第一个转角的时候，前方异常拥挤，幸而我得以赶上了队伍的末尾。当我们第一次经过看台的时候，我漂亮地插入了人群。我前面有将近400名跑者，但我敢肯定有些人出发得太快了，不用多久我就能逐个超过他们。但出发太快的人其实是我，没过多久，我要跟上谁都显得很困难。我挣扎着想跟上一个跑在我前面的年纪比较大的人，但他太强了，很快就只剩我独自一人在后面游荡了。我觉得我后面还有一个人，但其他所有人都消失在了远方。

赛道是沿着一条路线跑六圈，这条路线会多次折返，这样人们就差不多能观看到整场比赛了。等我们跑到了赛道上唯一没有观众的位置时，我发现自己超过了大概15位运动员，他们站在一边，羞怯地互相看着对方。还没跑完1.6公里，他们就退出了比赛。如果我能继续跑下去，那么至少已经击败了他们。

跑到路线上人群最多的区域时，人们无声地看着我跑过。是我的笨拙把他们惊到说不出话来了吗？我得到了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猜是因为我的努力，我还听到稀稀拉拉的声音中有人喃喃低语着“姆宗古”，但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些观望着的脸庞。我试图专注在奔跑上，但感觉不太好。我的双腿沉重，脚陷进了土里，每迈一步就感觉这些土变得更软。我不知道是我的脚跟先落地还是前脚掌先落地。我已经不在乎。第一圈快结束的时候，我试着吃了点东西，但差点吐了出来。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比赛。

我迷迷糊糊地继续往前跑着。眼前不停地掠过柔软的泥土地、观看比赛的脸庞、飘动着的标示赛道的塑料带，我还不断听到“姆宗古”这个词。人们似乎在笑。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说了句“芬恩”，我举起手感谢他，不管他是谁。

第三圈跑到一半时，领跑者疾驰而过，超了我一圈。一个接着一个，接着又是一个，再接着一个，他们从我身边飞奔而过。这让我觉得自己跑得更慢了。我敢肯定人们这会儿正在笑。在谦恭和羞耻感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我想我已经越过了这条界限。

当我们第三次跑过看台的时候，我看到玛丽埃塔和孩子们在看着我。他们看上去很担心。我才刚刚跑到半途，却发现已经很难让自己坚持下去，要停下来简直太容易了，我已经见过够多放弃的人了。我挥动着双手，好像有什么不对头似的。不是，是我的身体承受不了了。我慢跑到边上坐了下来。我退赛了。

只是坐在草地上就让我感觉充满了喜悦。我脱下鞋袜，放松着双脚。我的脚看上去真白。我看着一个跑得很慢的跑者在所有奔驰着的运动员中挣扎着跑过。接着又是一个，这人肯定已经有70多岁了，所以有两个跑者跑在我后面，但他们还在继续比赛。突然之间我感觉很糟，我的身体现在感觉不错。我本可以继续前进的。我考虑了一会儿要不要重新回到比赛中。我甚至可以赤着脚跑，但已经太晚了，那两个跑者已经跑开了，在令他们疲乏的道路上绝尘而去。我站了起来，走回到看台。我坐下的时候人们朝着我微笑。

“谢谢你参加我们的比赛。”一个人说道。我没法回答，所以我只是耸耸肩，晃了晃脑袋。“下一次你会完成的。”他说。

当我后来获知伦敦马拉松的三届冠军马丁·莱尔（Martin Lel）在那场比赛中只跑了第33名，当届1500米奥运冠军阿斯贝尔·基普罗普（Asbel Kiprop）跟我一样退赛了时，我的失败感稍稍缓和了些。

赛后我和玛丽埃塔及孩子们一起坐在会场的俱乐部里吃薯条，角落里的屏幕上，无声地播放着肯尼亚版的MTV。

“爸爸，”乌玛一只眼睛盯着电视问我道，“你赢了吗？”

就在一年多前，在英格兰，我确实赢了一场比赛，但在肯尼亚的东非大裂谷这儿，情况就非常不同了。我感觉好像落入了一个文化的深渊，但我并不确信自己是否能跨过这个深渊。在英格兰，跑步主要是一种爱好，爱好者们带着热情练习着跑步，他们会把训练跑安插到生活的诸多事务之中。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会更严肃地对待跑步，他们规律地训练，在寒冬早晨和他们本地的体育俱乐部成员一起参加比赛。而在肯尼亚，跑者将整个生活都奉献给了跑步，那种奉献似乎还在扩展。现在的训练营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出现了更多的跑者，所有人都互相竞争，催逼着对方每一天都更刻苦地训练。在这儿，运动就像是一门宗教。在去比赛的路上，玛丽埃塔评论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天主教热情的地方，在周日举办比赛似乎不是个好主意。但这并没有妨碍上千人出现于此，他们从周边的村庄一车一车地到达，既是来跑步的，也是来观赛的。

在一片如此推崇跑步的土地上，我要跑一场马拉松的目标，或是打破我自己个人最好成绩的目标，似乎显得无力而漫不经心。这里的人们跑步是为了改变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打破世界纪录。

“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对玛丽埃塔说，“这实在是有些超出我的能力了。”

她看着我。我们都知道我这么说只是在寻找一些安慰。那是难熬的一天。“你才刚开始呢，”她说，“你只需要给自己一次机会，你从来没想过你会获胜，你来这儿是向肯尼亚人学习的，不是来打败他们的。”

我当然不能够放弃，为了这个目标我已经走了很远。跑步是一项简单的活动，只需要系上鞋带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就像每一口呼吸一样。但问题是，我要从这儿去往何方呢？

[1]①亮马圈（parade ring）：赛马前，赛马在赛道上围成圆圈，骑手可以在圆圈里遛马，热身。 ——译者注

Chapter 12

两百块手表同时响起的法特莱克集训

肯尼亚跑者训练时不计算跑程，不戴手表，也很少思考，完全地专注当下。

埃尔多雷特的比赛之后，我决定稍微增加训练量。我仍然处在我的老思维中，隔天训练一次，把跑步作为次要活动。我需要像肯尼亚人那样有献身精神，我是为此而来的。日子在一周一周地过去。我给戈弗雷打了电话。

“戈弗雷，我们得组织里瓦队跑一次步，离马拉松只剩几个月了。”没想到他已经开始着手张罗了。

“我知道，芬恩。”他说，“我正是这么想的。这周六我们得跑个长距离，30公里。我已经同克里斯说过了，谢德拉克说他会来的。你只需要告诉贾费特就行了。”

为了让自己为集体长跑做好准备，我决定勇敢地开始埃藤每周都在进行的法特莱克训练（Fartlek session），这事情其他跑者已经跟我说了好几个星期了。

在埃藤，每周四早上，所有的团队和训练营都会聚到一块儿。法特莱克是一种全世界风行的训练方法，这种方法要求跑者交替进行加速跑和慢跑。法特莱克来自于一个意为“速度游戏”的瑞典词语，对大部分运动员来说，那是一周中最艰苦的训练之一。

“爹地，你要去哪儿？”我系上训练鞋的鞋带时，乌玛问我。阳光正透过花园的大门倾洒下来。弗洛拉正在往桌上的碗里舀麦片。平时这时候我已经跑完步回来了，但法特莱克训练要直到九点钟才悠闲地开始。

“我要去跑步了。”我说。

“为什么？”她问道。问得好，但现在，在就要去跑步的时候，却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好时机。在就要出门跑步的当口，要记起你究竟为何而跑是很困难的，你得克服一种让人不得安宁的无价值感，系上鞋带，告诉自己无论跑步看上去有多不可能，但跑完之后你会对自己去跑了而感到很高兴的。只有在事后这才会变得有意义，虽然就算在那时也很难理出“为什么”的头绪。你就是感觉很舒适，跑完步后，你会感到同世界浑然一体，就好像一些不明确的、内在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因为很有趣。”我说。她笑了，这是一个对她而言说得过去的回答，“有趣”始终是做某件事的好理由。

我花了20分钟慢跑到了“速度游戏”的起点，那地方在一条长坡的坡底，长坡沿着悬崖边缘一直延伸到埃藤以外。一路上都有人跑出边道、商店、门廊，加入到川流不息的跑者中，沿着同一条路，向着同一个起点前进，好像我们都是一场大型庆祝活动的一分子。我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有约两百名运动员集结了起来，他们四处转悠着，聊着天。男人们站在路的一边，而为数不多的女人们安静地站在路的另一边。越靠近起点，人群就越拥挤，我走进了人群之中，看到无数纤细的长腿，一大片褪了色的、沙沙作响的夹克和T恤。然后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一个队长样子的人正站在一个土堆上，像《圣经》牧师一样向跑者们解释这天的训练。即便我能说卡伦津语，站在队伍末端我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有人告诉我是“25、1、1”，就是说我们会慢跑一分钟，然后快速艰苦地跑一分钟，这样跑25次。

我还没反应过来，人群的水闸门就打开了，我被裹挟着沿着泥土路顺流而下，跑进了乡村之中。配速很轻松，但只有一分钟。我像是跑在跑者的海洋之中，人们在我前面上下跳动着，我仿佛跑进了波涛起伏的水域中。

道路两边，农民们站在土堆上休息，看着我们跑过。这幅画面感觉很不协调，这一大群穿着莱卡面料衣服的人，在人们耕作的农田和非洲边远村落的泥土小屋间跑过。当两百块记时手表同时开始哔哔响的时候，事情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但在埃藤，这却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大家在手表的指令下出发了，就像发条玩具上紧发条，被松开，飞奔出去。我试着跟上大家，摆动着双臂，跑在跑道上最平坦的部分。但很快我就落在了后面，跑者们从我两边飞快地跑了过去。

一分钟后，纷纷响起的哔哔声截住了奔突着的人群，让他们停了下来。当人们开始放慢速度进行慢跑时，人群又开始聚拢到了一块儿。几个跟我一样落后的人已经开始掉队了，我后面还有别人，大多数都是女人。他们前后摆动着手臂，试图重新赶上队伍。

但这是个残酷的游戏。还没等我们赶上大部队，手表就又开始叫了起来，于是大部队再度远去，排成一列沿着远方的跑道而去。

我们在后面三两结对，互相支持着。我发现自己跑在一个高个子的短发姑娘边上。我希望她不介意我跑在她边上。

“我没有手表。”我这样解释道。

“三——二——一——跑。”她说，于是我们再度出发了。

我肯定是这里唯一一个没有带表的人。来肯尼亚之前，我天真地想象着大家在一块儿比赛的情景，根本没有想过需要什么像秒表这样可以进行时间控制和数据分析的装备。我以为，跑者和敞开的道路就是所有，他们的光脚丫不费吹灰之力地敲打着地面，风会吹拂过他们的发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然而，虽然在西方，我们为了测量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或是为了了解我们奔跑的配速，以判断是否需要减速或者加速，同样无时无刻不在计时，但肯尼亚人使用手表的方式跟我们完全不同。

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肯尼亚人对待时间是很随便的。如果有人跟你约好下午两点见面，这通常是个散漫的约定。你在下午两点零五四处徘徊，疑惑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为何同你约定的人没有出现，这种疑问毫无意义。但论到跑步，肯尼亚人却跟运转良好的大本钟一样准时。如果他们说在早上6点10分开始跑，那么你在早上6点11分到的话，就会错过一起出发。

就跟着手表统一的哔哔声跑的间歇跑来说，肯尼亚人实际上是从奔跑中去除了思考和分析。当手表鸣响时，他们就加速，当手表再度鸣响，他们就减速。虽然他们在进行25组间歇跑，实际上他们是在一刻不停地跑，不停地加速和减速，直到抵达道路的尽头。最后，没有人能确切告诉你他跑了多少组间歇，没人有训练日志，或是总结每周跑量。每次训练一结束，这次训练就被遗忘了。计时只是一种用来使训练结构化的方法，一种用来告诉他们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方法。

肯尼亚人进行跑坡训练的时候，他们也是跑上跑下直到一定量的时间，通常是一个小时。这省去了他们计算跑坡次数的麻烦，而且听上去可能没那么难，但当你疲惫的时候，大脑就很容易变得混乱。我经常独自进行跑坡训练，只是跑到第三轮我就开始拼命想已经跑了多少轮了。我不得不一直对自己重复着那个数字，而这样可能会让人很累。用表来计数就意味着你可以只管撒腿跑，什么都不用想，来来回回，上上下下，直到哔声告诉你停下来。

“在西方，我们拆解一切，分析一切。”我第二次找到科尔姆修士的时候，他这样说。此时他正在圣帕特里克高中的操场上看着大卫·鲁迪沙进行例行的热身活动。“但有时候，这么做的话就会丢失重点。肯尼亚人或许是戴着手表，但他们不用手表来分析训练。他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这种方法要更简单。”

肯尼亚的大部分运动员实际上都在完成相同的训练日程，托比·坦泽告诉我，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布鲁斯·塔罗在肯尼亚时设定的日程。别人则将之追溯到更久远以前，一直到殖民地时期的英国体制。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早晨6点的常规晨跑。我经常问运动员们，为什么他们总是早上6点开始跑，那时候天还没亮呢。他们只要再等30分钟，天就会亮了，就能看清路了。

他们只会说“最好早点跑”，在我试图论争的时候，就哈哈大笑。

只是接受日程，而非质疑它，这让事情简单了许多。早晨他们不会躺在床上说服自己起床。5点45分，闹钟如同咆哮的军士长一般响起时，他们会自动起床，像纪律良好的士兵一样出门跑步。

即便只是慢跑，也需要遵守惯例。“如果你总是艰苦训练，”科尔姆修士告诉我，“一想到训练你的身体就会变得紧张。但如果有时候你放松点，你的身体就会更愿意接受训练。等到需要给自己压力的时候，你就做好了准备，这样更容易些。”

当然，训练中如果没有分析和仔细的思考，你就没法像鲁迪沙那样打破世界纪录。但运动员通常并不参与这个过程。

“我可能会在他的训练中看到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科尔姆修士说，“但我不会跟鲁迪沙讨论这些。我会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对训练略微进行调整。”对那些没有教练的人来说，是手表承担了所有思考的工作。

“三——二——一——跑。”我的同伴说道，于是我们再度出发了，她的表一直哔哔叫着。

最后我们终于赶上了在路边慢慢走着的人群，他们就像不知所措的幸存者一样，正从某场可怕的大灾难中择路而行。我们沿着泥路，经过了那些穿着汗湿的T恤、双腿和跑步鞋都被汗水湿透的人们，他们把手叉在屁股上，一言不发。看样子似乎已经跑完了法特莱克训练，正要步行走完剩下的路途，返回埃藤。

但我的同伴没有停。

“三——二——一——跑。”她的手表再度响起。我们迂回着穿过了人群，他们全都转身看着我们——姆宗古和一个姑娘，还在继续前进。

跑上回到埃藤的最后一个坡时，我慢了下来。她太强了。爬坡的时候，海拔仍然会击溃我。她在坡顶停了下来，我赶了上去。这会儿她在走路了，那一定就是终点了。

“Asante sana[1]①。”我握着她的手说，第一次瞥到她的脸。她看上去很年轻，还是个青少年。我想知道她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里瓦队，她跟我的速度差不多。

“你跑马拉松吗？”我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神躲闪着，低下头看着地面。我感觉像是打破了某种禁忌，可能是我表现得过于友好了。

“不跑，只跑田径比赛。”她说。其他人出于好奇走到了我们边上，紧紧盯着我瞧，仿佛是要弄清楚我是不是真实存在。我们无声地走完了剩下的路回到镇里，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我的脖子，我很累，但还能站着，我完成了我的第一次法特莱克训练。

[1]①斯瓦希里语，意为“谢谢”。 ——译者注

Chapter 13

“埃藤镇猎狗队”起跑

如果一个人能够一直奔跑而不疲倦，我想他就不会想干别的事了。

“感觉像是要去打仗似的。”我们涌出敞篷货运卡车的后车厢，开始把衣服脱到只剩汗衫短裤的时候，戈弗雷开玩笑道。玛丽埃塔跑来跑去地拍着照，而孩子们坐在车里，看上去睡眼惺忪，他们腿上堆着许多瓶装水，汽车仪表板上放着一串香蕉。

我们正准备开始第一次里瓦马拉松团体训练跑。队伍已经正式命名为“埃藤镇猎狗队”。其他队员没有完全参与到起名字的讨论中，我提出若干选项的时候，他们只是茫然地看着我。他们说他们都喜欢。戈弗雷想要尽量迁就我，于是就参与了进来，但他只是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像“埃藤跑者”，或是“埃藤战士”之类的名字。

这好比向艰苦劳作的农民询问他们想要什么颜色的铁锹把手。这是一群严肃跑者，而我不知不觉陷入到了欢乐跑的领域里，提出了队名的问题。接下去我要问他们想穿什么颜色的背心。

最后我自己做了决定：黄色。

我在私底下暗暗惊奇，这样一次团体跑到底还是发生了。前一天晚上，戈弗雷打电话给我，说他想借的那辆货车被别人占用了，不过克里斯会再找一辆的。克里斯在进行组织工作的时候我感到很紧张。他总是告诉我放松点，始终信任他就行了。他言而有信，早晨6点，我们家的黑色大门被打开了，一辆又大又闪的敞篷货运卡车顺利地开了进来，戈弗雷带着笑容驾驶着车子，克里斯跑在他后面，刚才是他打开了大门。

这辆车其实是一位叫作艾萨克·松科（Isaac Songok）的顶尖跑者的，他是科尔姆修士的运动员之一。他要我们九点把车还回去，所以我们得快点动起来了。

我们最新的队员谢德拉克为了这次跑步从坎姆沃索远道而来，他前一天晚上就到了埃藤。对一次训练跑来说，这可谓是大费周章。戈弗雷对我说谢德拉克一直在同大卫·巴马塞（David Barmasai）一起跑步，这两人从儿时起便是最好的朋友。然而，巴马塞刚刚赢了内罗毕马拉松和迪拜马拉松，迪拜马拉松是世界上奖金数额最高的赛事之一，巴马塞在迪拜马拉松中获得了25万多美元的奖金。我猜想谢德拉克感到自己有点儿落后了。

“但他们说巴马塞在训练中跟不上谢德拉克。”戈弗雷告诉我。

如果那是真的，那么谢德拉克有很大的潜力，他能加入我们的队伍让人很兴奋，虽然我感觉得到克里斯不怎么高兴。他向谢德拉克点点头，看着我，想要一个解释。“戈弗雷认识他，”我说，“他说他很棒。”

“啊哦。”他用他不太高兴时会用的那种掷地有声的方式说道。

两位跑者握了握手，彼此之间互不言语。在我们周围，埃藤正在苏醒过来，在早晨黄色的辉光中伸展着四肢，打着哈欠。戈弗雷为我们做了一番鼓舞士气的讲话。

“这不是比赛，”他说，“前15公里跑得轻松些，然后再加把劲。我会留在卡车里，车里有水，每隔5公里我会告诉你们各自的分段时间。这样大家都可以吗？贾费特，你可以吗？”贾费特对于自己被挑出来单独询问咧嘴笑了一下。“芬恩，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好的，那我们就出发吧。”

计划是跑30公里，但如果能跟着他们跑完15公里我就很高兴了。玛丽埃塔、弗洛拉和孩子们跟戈弗雷一起坐在车里跟着我们。

我们以比较温和的配速开始（第一个5公里我们跑了24分钟），我和克里斯一起跑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沿着主干道边上的道路跑着，上上下下，最后跑出了镇子，向着埃尔多雷特前进。前一天的按摩让我的双腿如获新生，我甚至能一边跑步一边跟克里斯聊天。

大约十分钟后，卡车沿着铺筑路面驶过了我们身旁，孩子们向着我们挥手，玛丽埃塔蜷在后车厢里，像战地摄影师般拍着照。

“有那么多人支持你真好，”克里斯说，“你整个家庭都在这里支持着你。”

玛丽埃塔后来告诉我，跟着我一起来让她觉得很享受。我意识到自己通过跑步已经对周边的乡野有了很多探索，而她和孩子们很大程度上还是囿于我们的住宅和那个挤挤挨挨的居住区。偶尔我们也会走得更远一些，但在每个拐角都有想和我们聊天的人拦住我们，和孩子们握手，或是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喝茶。如此受大家欢迎，我们感觉很好，但那也意味着我们很少能走得更远。

跑完5公里后没多久，路线就偏离了主干道，我们穿过埃藤四周错落有致的繁茂农田，继续前进。泥土路缓缓地蜿蜒着穿过小小的宅地，小屋成群，如同大窑炉般点缀着风景。偶尔，一辆汽车或一辆摩托车驶来，卷起一团红色的尘土，向我们摁着喇叭示意我们让路。

10公里的时候，戈弗雷停下了卡车。莉拉和乌玛从车里递出水瓶来，我们边跑着边接了过来，戈弗雷在一旁喊着刚刚结束的5公里我们花了22分钟。我们正在加速。

“跟上。”戈弗雷说，“芬恩，你看上去很有力，只要保持下去就行了，保持。”他是个好教练。

“克里斯在哪儿？”我们四下张望，但哪儿都看不见他。我们继续跑着，遇到一个长坡，长坡顺着田野的地势拔高，最终又回到了主干道上。我加了把劲，虽然这儿的坡让我很挣扎，我还是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去攻克它。如果我对它缴械投降，放慢速度，它就会让我粉身碎骨，耗尽我双腿的气力，直到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拄起拐杖。

如果我快速把它跑完，那么在它有机会逮住我之前，我就已经通过了它。当然，这个策略很有风险。如果坡太长，我只跑到半途它就会苏醒过来，带着讽刺的笑容观察着我，然后，它会故意跟我作对般仿佛在突然之间升高了坡度，那么我就完蛋了。

但今天却感觉不错，我带头冲上了坡，途中将我的水瓶递给了谢德拉克。他跑步的时候一直在咳嗽，擤鼻子，流汗流得很厉害。他这会儿看上去可不太像个里瓦冠军。

我在坡顶看到了汤姆·佩恩，那个英国马拉松跑者，他跟在他的配速员后面吃力地跑着。好比四处奔忙的火车，我们是穿过道路和跑道形成的无穷网络的跑者。

我们继续跑着，越过了主干道，跑入了另一头的乡野之中。听到后面有快速的脚步声，我们都回头瞥了一眼，克里斯一言不发地跑到了我们前面。我们继续跟上，距离他很近，但配速已经增加了。我不知道克里斯是不是在宣示他的权威，但突然间，讲话声和玩笑声都停了下来。

这段路似乎稍稍有点下坡，我们的配速没有任何懈怠的机会。乔瑟法特一直和克里斯一起跑在前面，这时他示意我过去接替他在第一线上的位置。我答应了他，但我们现在真的是在冲锋了，我不确定自己能把这个速度维持多久。克里斯回过头来对我笑笑。

“你还好吗？”他问道。

出人意料的是，我挺好，我甚至很享受这个新配速。但我感觉这靠的是运气。克里斯的话里透露着怀疑，各种借口在我的脑袋里咻咻地响着。还没等我完全做好决定，我就脱口而出：“我只打算跑15公里。”

“没问题。”克里斯说。我感觉像是给了他期待中的答案。“我们差不多就要跑够15公里了，”他说，“再转两个弯就到了。”

我应该继续的，但话已经说出口了，一旦你决定了要在哪里停下，得有一股高涨的莽撞劲才能推翻你自己的决定。你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告诉自己，你已经坚持了这么远。这只是第一次跑。理智，理智，理智。这是最后的决定。我看到卡车停在前面15公里的点上。

“我就在这儿停。”我开始冲刺的时候宣布道，只是为了清楚起见。我把他们甩在了身后一小会儿，朝着小莉拉冲了过去，她正拿着瓶水跑来迎接我，这时我听到了几声窃笑。

停下来的感觉很好。其他人跑了过去，继续跑着，沿着覆满尘土的道路，消失在了树丛中。

“最后5公里刚好在20分钟以内，”戈弗雷告诉我说，“速度很快。”还不坏，但我情不自禁地觉得自己退出得太早了。我爬进了卡车敞开着的后车厢里，坐在了乌玛旁边的备用轮胎上。

戈弗雷启动了汽车，我们开着车去追赶其他人。开了大约3.2公里，我们看到克里斯在沿着跑道走路，他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

“我扭伤了脚踝。”他说。

“疼吗？”

“不疼，老兄。还算好。”他说，向我露出了他的千金一笑，“我只是不想逼自己罢了。”

我们开车经过其他人，戈弗雷在驶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把水递了过去。“该是加把劲的时候了，”他说，“只剩5公里了。”他们飞奔了起来。小贾费特正在坚持，他的双脚不断交替着落地时，他的破鞋几乎就要在脚下支离破碎了。

最后那段路上，年轻的小伙子谢德拉克继续前进着，贾费特跟住了他的每一步。让克里斯气恼的是，乔瑟法特开始掉速。

“加油啊，乔瑟法特。”他说。他转过身，朝着我们傻笑了一下。“乔瑟法特跑得太慢了。”

几分钟后，他们跑完了。他们还在喘着气的时候，我们聚到了卡车边。戈弗雷发着香蕉，而玛丽埃塔让我们在卡车边上排好队拍集体照，她已经进入了官方随队摄影师的角色。接着，我们慢跑了最后一公里回到埃藤，以此来放松自己。看着我们跑步，莉拉受到了激励，或者她可能只是在卡车上坐烦了，也加入了我们，她像上学路上的肯尼亚孩子一样，在路边的土埂上跳上跳下。

最后她对自己感到非常满意，克里斯把她抱回卡车后面的时候，她神采飞扬。回到埃藤后，戈弗雷把我们都放下了车，我们各自踏上了归途，决定几周后再集合起来进行一次团体跑。“埃藤镇猎狗队”似乎正在壮大，正在跑起来。

将近黄昏时，克里斯带着一个朋友来到了我家。几天前，他打电话问我里瓦马拉松是否会为大师跑者（超过40岁的人）的第一名设立奖项。事实证明确实有，头三名完成比赛的40岁以上的跑者会获得奖项，但并没有说奖品是什么。没关系，克里斯找到了一个跑者，已经年满40岁，克里斯希望他也能加入我们的团队。因为我已经提出要为大家支付报名费和住宿费，有点担心正在上涨的开销，于是我当时只好告诉他我们的跑者似乎已经够了。加上谢德拉克，我们有五个人，那是个好数字。不过，就像戈弗雷会说的：“你了解克里斯的。”

我打开门，他悄悄地把车开了进来。他走下车，身上穿着一件平整的衬衫。孩子们现在已经熟悉他了，他们跑过去拥抱了他。另一个人从另一扇车门里走了下来。

“这是菲利普，”克里斯说，“我跟你说过的大师跑者。”

“你好。”我说。他看起来面相友善。

“你好。”他说。

原来菲利普其实已经51岁了，但是由于肯尼亚人惯用的延长年龄的技巧，他的官方年龄只有42岁。不过，这个年纪已经足够让他带着得奖的呼声加入进来了。

“你要跟我们一起跑里瓦马拉松？”我问道。

“是的。”他说，亲切地看着我。菲利普已经跑过大约五十个马拉松了，很多是在欧洲跑的，他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8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人，有他在身边对我们会有好处。

“你还需要更多的跑者吗？”克里斯问我，好像是我在招募跑者似的。不过，我在想或许队伍里有名女性平衡一下会不错。一个跑得不是太快的人，一个我或许能跟上的人。

“或许需要一名女性？”我建议道。

“好的。”他说，深思熟虑地点了点头。突然，我意识到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他会为我找到一个这样的人的。

Chapter 14

肯尼亚人以为运动员都很有钱

训练并不被认为是打发时间的无聊方式，而是被看作严肃的工作，即便是那些几乎食不果腹的人也是这样认为。

“你好吗？”一个小小的声音从什么地方传了出来。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一声童稚的、一丝不苟的呼唤，重音都放在了“你”上。那是一个问候，而不是一个问题，没有对回答的期待。只有奥西恩还会对此有所回应，他会跑出门去，从花园一路找到大门口。翻板门开着，一张小脸向里面张望着。“你好吗？”他唤道。

“有人在那儿。”奥西恩说道，咔嚓咔嚓地跑回了房子里。

“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是谁呢？”玛丽埃塔向莉拉和乌玛建议道。但她们没什么兴趣，继续玩着游戏，无视玛格丽塔的建议。对她们来说，当地人对她们的关注似乎过头了，她们开始从花园篱笆外的那个肯尼亚世界慢慢撤退。直到弗洛拉带她们俩去当地的发廊编辫子那天，她们才停止了撤退。

像书本里的迪士尼公主那样有一头垂落的长发，一直以来都是我女儿们的梦想，从她们会做这样的梦的年纪起就开始了。不幸的是，她们的头发长得很慢，如果头发真的在长的话。有时候她们的头发看上去反而变得更短了。有一次她们听说其实可以“做”长发，她们想知道怎么做。更重要的是，什么时候能做。

所以，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走出了大门，沿着灰蒙蒙的土路进了镇子。顺着一条小小的后街下行，我们看到一段木棍搭成的破了个口的篱笆，利莫发廊的招牌就在篱笆那头。我们赶紧从那个缺口越过了篱笆，沿着一条窄道走过去，那地方感觉像是某户人家的后院，洗衣桶朝下放着，旁边还悬着一根空荡荡的晾衣绳。小道尽头的广场上，有三家小发廊。发廊外面安置着漆成蓝黄两色的木质小长椅，门上挂着垂下的褶带，外墙上有一幅梳着发辫的女人画像。我们撩起第一个门廊上的门帘，走进了发廊。发廊里有四个女人正坐着喝茶，嘈杂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卡伦津音乐。她们看到我们时很兴奋，向孩子们提出握手，遭到拒绝时咯咯咯地笑着——莉拉和乌玛太痴迷于那一排排的假发和接发了，都没工夫和别人打招呼。

墙上除了强制要挂的肯尼亚总统的肖像，还贴着各种发型的女人图片。尽管发廊里尽是装满了发饰的柜子，她们却没有足够多的浅棕色接发来帮莉拉和乌玛做头发，于是她们不得不派人出去买。两个女孩儿安静地坐在塑料座椅上，四下张望着，座椅前的墙镜上有许多裂纹。我们一直等到一个女人提着满满一塑料袋的接发回来。

“好的。”她边说边将接发递给了另外几个女人，她们抬高了座椅，编发就此开始。整个过程花了四个小时，每人的头发都由两个女人在做。乌玛大部分时间里都高高兴兴地坐着，同镜子里的自己聊着天，但这对莉拉来说就显得太漫长了。到最后，四个女人一起心急火燎地替她做头发，以期快点做完，莉拉哭了起来，央求着离开。

“已经做完了。”她泪眼汪汪地看着我说，“告诉她们已经做完了。”

尽管流了眼泪，她们还是蹦蹦跳跳地跑回了家，急着要向玛丽埃塔和奥西恩展示她们的头发。弗洛拉和我看着她们跑着，“我觉得她们挺喜欢新头发的。”弗洛拉说。

从那天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不知道这辫子是怎么回事，这种和当地潮流的融合不知怎么地打破了某条壁垒，或者她们因为有了一头长发而精神抖擞了起来，突然间，她们又开始想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打那时候起，每天晚上，其他孩子放学回家以后，莉拉和乌玛就会冲出门去跟他们见面，披散着她们飘逸的发辫蹦来蹦去。为了找她们，我不得不穿行在小木屋之间，弯腰钻过晾衣绳，把头探进一个个四壁饰有花边的房间。

“打扰了，你见过我的女儿们吗？”

我有时会发现她们和另外八个孩子一起蜷在天鹅绒沙发上，观看着电视上的天主教布道节目，或是在某家人门前的阶梯上喝茶、闲聊。她们可能一出门就是好几个小时。

她们跟小区里的三个女孩子成了特别好的朋友，她们是莫琳、希尔达和布伦达。莫琳是个生龙活虎的孩子，长着一头毛茸茸的、电过似的头发，脸上永远带着淘气的笑容。每次我问她年纪多大了，她都会给我一个不同的答案。希尔达和布伦达是姐妹，据我所知，她们是住在隔壁的贾费特的侄女。布伦达12岁，是最大的孩子。她动作很慢，很容易犯迷糊，总是最后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希尔达10岁，打扮得很整洁，她特别喜欢乌玛。

“她们什么时候来我们学校上学？”三个女孩子坐在我们家后门的阶梯上，和莉拉及乌玛一起做着百香果果汁时问道。她们齐心协力，差不多把百香果园的果子都采完了，已经不剩什么可以让那个种百香果的可怜人拿去市场上卖了。他一句牢骚也没发，但不再来得那么勤快了。

“你们想去上学吗？”我问两个女儿道。她们都朝我点点头，一副三心二意的样子。玛丽埃塔对送她们去学校有些担心。我们见过当地学校的教室，一百来个孩子挤在教室里，坐成一长排，死记硬背着学习，了无生气地重复着他们上的课。我们听说过孩子们挨打的故事，因为他们在测验中得了低分，或是因为上学迟到了两分钟。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学校的伟大拥护者。在英格兰，她们上的是华德福学校[1]①，那里直到7岁才开始正式的学习。“在这里她们一直都是引人注意的焦点。”玛丽埃塔说。她说得没错，这对孩子们来说不会是一件容易适应的事。但上学是这儿社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她们似乎想去上学。我们决定让她们作一天尝试。

于是几天后，早晨6点，我叫女孩子们起床去上学。前一天晚上她们已经整理好了书包，甚至还摆好了准备要穿的衣服，但当我拉开窗帘时，莉拉把毯子拉过了头，说她不想去上学。乌玛已经起床了，正四处忙碌着，穿上衣服，说着：“来啊，莉拉，我就不怕。”

我向莉拉保证，如果她想的话，我会留在她身边，就这样，早晨7点30分，我们来到了日出学院（Sunrise Academy）的大门前。大部分孩子已经在学校了，几个来得晚的孩子拖着步子跟在我们后面，边走边盯着我们瞧，从我们身边跑过时还扭过了头来。他们最多只有三四岁大。

校长走出办公室来迎接我们。希尔达和莫琳冒了出来，她们带莉拉和乌玛去了她们的教室，为集合做准备。另一名学生搬来了几把白色的塑料椅，让我和玛丽埃塔坐下。金属瓦楞板搭建的教室围绕着一个草木茂盛的小广场，关着的教室门后面，不断传来阵阵聊天、嬉笑的声音。接着，门被打开了，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排着队走进了广场。我看到了我的孩子们，她们那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中的两个金发小脑袋很容易识别。

集合后，孩子们都回到了各自的教室里——没有窗户的小棚屋，光线从墙壁和屋顶间的缝隙间泻入，一对对木质书桌排成了排。莉拉和乌玛坐到了长凳上，挤到了她们的朋友中间。她们看上去不错，于是我们就把她们留了下来，我们离开时她们正从书包里拿出铅笔和笔记本。

午饭时，我回到学校看看她们过得如何。走进学校时，最高年级的一个班在小操场的一边排着队，他们都把双手举在空中，跪在他们的老师面前，老师的一条胳膊下夹着一根大红棍子。他们异口同声地重复喊着一句有点骇人的话：“我们不会再不及格了。我们不会再不及格了。”喊声一遍又一遍。

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来到了院子里，校长、副校长和另外一个老师正坐在院子里的塑料椅上晒太阳。他们看上去像是在那儿坐了很久，言谈举止慢悠悠的，不慌不忙。

“她们怎么样？”我问道。

“她们很好。”校长说，“她们马上就出来了。”莉拉是第一个跑出来的，她向我走了过来，看上去有点茫然，把头埋进了我的上衣里。乌玛却在人流里，企图装作没看见我。她是班上最小的，比班上的正常孩子年龄小了5岁，大家都围在她身边，争相照顾她。

“爸爸，我想留下来吃午饭。”她说。

“好啊。”但她已经走开了，被孩子们组成的人流裹挟着，朝着吃午饭的仓房走去。校长高兴地笑着。

“你呢，莉拉？”他问道。但莉拉把头埋得更深了。

“你想回家吃午饭吗？”我问她。我可以感觉到她在点头。

往外走的时候，我们偷偷瞄了一眼那个充当食堂的仓房。在东奔西走着的黑头发、灰制服的海洋里，坐着一个穿着浅蓝色裙子的金发小女孩，她的脸蛋红扑扑的，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叉子，和别的孩子一起笑着，开着玩笑。我们让她留在了那儿，然后就回家了。

我们吃完午饭回到学校时，其他孩子把乌玛带到了教室外面。她正在哭，看上去不知所措。她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而莉拉溜回到了光线暗淡的教室里，找到了她的书桌，拿出了课本。

乌玛想要回家。往学校外面走的一路上，她像一个正在走向自由的上尉那样握着我的手。我能从她的步伐和她的声音里感觉到她的如释重负，当我们走出大门时，她变得几乎有些忘乎所以了。

我直到5点才回去接莉拉。但她没有冲我奔过来，而是同莫琳、布伦达和希尔达一起径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她和朋友们手握着手走着，背着帆布背包，为了尽量不妨碍她这副派头，最后我和她相隔了一段距离，跟着她回到了家。她走在其他孩子们中间，俨然就是小团体中的一分子，像是度过了学校里的又一天后回了家。埃藤的居民就那么站着，看着她走过。

可是到家后，她瘫倒在沙发上，筋疲力尽。乌玛围着她转，好奇这天剩下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但莉拉好像得了炮弹休克症似的，两眼直直地瞪着前方，一言不发。我有一种感觉，很多年过去后，她仍然会记得这个日子。

那天晚上她们坐在床上时，我问她们还想不想再去学校。

“想。”她们俩都说。但她们听上去不是很确定。

“明天？”

“或许不是明天吧。”她们说。

几天后，克里斯的车又开进了我的大门，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位女运动员。她20岁刚出头，刚刚以76分钟的成绩跑完了当地的一场半马比赛，这个成绩对于高海拔地区的比赛来说是相当快的。她走下车时，我觉得有些眼熟。她的名字是比阿特丽丝。跟“快跑”训练营一起跑步的那天，我跟她一起在跑道上跑过。我依稀记得我能跟得上她，这说明她跑得并不像她自称的那样快。克里斯用笔将她的半马成绩写在了一张纸片上，好像那就是她做到过的证据似的。比阿特丽丝有着动人的微笑，她很快就和孩子们在草地上玩在一起了，还和玛丽埃塔聊着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团队的一分子。

她告诉我她才跑了两年步，以前从来没跑过全程马拉松。她说她知道里瓦马拉松很难跑，但她有信心能够跑好。

“你也是跑者吗？”我们都在桌边坐下时，她问玛丽埃塔。

“不是。”玛丽埃塔举起双手说，以表明短时间内她不会加入到这种跑步狂热中。“我只是喜欢看。”

“你看上去像个跑者，你应该试试。”比阿特丽丝坚持道，“你很苗条，我觉得你会跑得不错。”

比阿特丽丝不像大部分运动员那样，上学时就在跑步。她说她不喜欢跑步。她15岁时小学毕业，之后在家待了五年，帮她妈妈干活。

“我过去块头很大。”一天，我们在她的小房子里，坐在煤气炉对面时，她告诉我。“有这么大。”她说，把两只手伸得老远。当厌倦了和她妈妈一起坐在家里时，她决定追随她搬到埃藤的哥哥，成为一名运动员。她在一家喧闹的咖啡馆后面找到了一间小房间，要去那儿，就得穿过咖啡馆，走到咖啡馆的后院里。除了几个木头搭建的房间，旁边还有一间小屋，人们在屋里的一台电视上播放英国足球赛和大型跑步比赛。

一天晚上，黑暗中，我被贾费特和比阿特丽丝挤在中间，坐在一张长木椅上观看波士顿马拉松。不到一个月前，萨米·万吉鲁去世了，而那天晚上他就坐在我们前面的一张长椅上，当肯尼亚人杰弗里·穆塔伊以2小时3分钟2秒的成绩赢得冠军时，萨米和其他人一道高兴得发狂，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马拉松成绩。

比阿特丽丝搬到埃藤后，她开始在早上五点跑步，那时天还没亮，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她。渐渐地，她的体重开始往下掉。两年之后的现在，她是一名半马成绩为76分钟的跑者（至少，她自己是这么说的）。跟一般的肯尼亚跑者相比，她块头还是很大，但跟通常的指标相比她还是非常苗条的。

虽然比阿特丽丝的母亲一开始并没有作出过承诺，但她还是同意资助女儿跑步，给她足够支付房租、营养品和食物的那一丁点钱，房租大约是每个月4英镑。你离开穷困潦倒的家庭，说想要成为一名运动员，然后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休息和睡觉，而家人回答说很好，我们必须资助你一丁点钱。在这个世界上，会发生这种状况的国家并不会太多。但肯尼亚的父母就跟他们的孩子一样，明白跑步可能带来的回报是什么。

许多肯尼亚人错误地以为所有的运动员都很富裕。一位比较成功的跑者告诉我说，他跑步的时候，孩子们会冲他喊“给我买辆车”。

“是谁告诉他们的，只是因为我是个跑者，我就有钱？”他说道，“他们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个想法？”但这种想法促使许多穷困的男人和女人踏上了跑步之路。训练并不被认为是打发时间的无聊方式，而是被看作严肃的工作，即便是那些几乎食不果腹的人也是这样认为。在东非大裂谷一带，到处都是证明跑步能为人带来财富的楷模。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跑步明星，某个打包好行李、动身去夺取世界冠军或者国外的大型路跑比赛冠军的人，回来时成了有钱人，至少以肯尼亚人的标准来看是这样，他驾驶着四轮驱动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造了一栋砖房，买了头牛，还买了些地用来种玉米。

正如布鲁斯·塔罗向我指出的，肯尼亚式奔跑的广泛流行跟经济回报的增长是同步进行的。在跑步仍然是一项业余运动的时候，肯尼亚通过军事系统或是美国大学的体育奖学金，培养出了几名伟大的运动员。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职业化开始起步，跑得最快的运动员可以获得奖金和出场费，肯尼亚跑者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称霸的。

最近，肯尼亚在世界路跑巡回赛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在跑道上的表现，而世界路跑巡回赛是目前奖金最丰厚的比赛。实际上，在所有的大城市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中，从布鲁塞尔到波哥大[2]①再到波士顿，冠军几乎都是肯尼亚人。然而，在前两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中，肯尼亚男子只在5000米跑和10000米跑项目中收获了一枚铜牌。

当然，逃离穷困的愿望并不仅限于肯尼亚或者东非。全世界都有人光着脚跑去上学。区别在于，肯尼亚已经建立起了一种可以盈利的跑步文化，这种文化的起源是蒙昧不清的，它建立于民间流传着的基普乔格·凯诺（Kipchoge Keino）的故事的基础上，他曾在1968年和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过金牌，是由科尔姆修士和别人一起建立的跑步训练营培养出来的。

正如扬尼斯·比兹莱迪司所说的：“在印度和玻利维亚又有多少运动员训练营呢？”

跑步已经稳固地成为了肯尼亚人的一种人生出路，就像巴西的足球或者印度的板球，在东非大裂谷，成千上万个像比阿特丽丝和贾费特这样的人正在从事跑步这项运动，所以结果是，肯尼亚现在在长距离跑步上的霸主地位更甚从前。

[1]①华德福学校由奥德利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Rudolf Steiner）根据自创的人智学理论创办，根据儿童不同阶段的意识发展设置课程。 ——译者注

[2]①波哥大（Bogotá）：哥伦比亚首都。 ——译者注

Chapter 15

肯尼亚的体育观光节

如果穿鞋，肯尼亚跑者会选择轻便且有弹性的跑鞋。

埃藤并非一直都是为肯尼亚输送跑步人才的源头。肯尼亚人在跑步上获得的最初的辉煌成就，主要是来自更南部的南迪山的跑者，他们称霸一方。

“我1976年来这儿的时候，”科尔姆修士说，“埃藤一个跑者也没有。”我坐在他昏暗的起居室里，一屁股坐进了一把旧扶手椅里。房间的一角有一台小电视，电视下面的矮柜上堆着一摞摞的录像带。戈弗雷告诉我，科尔姆修士会录下电视上播放的所有比赛。房间里家具寥寥，墙上挂着一只钟和一幅圣徒像，旁边还有一张免费的拖拉机日历。他没有请我喝茶，桌上摆着一包还没拆开过的姜汁饼干。

镇子之所以会转变成今天的跑步中心，是因为受了科尔姆修士和他的圣帕特里克男子学校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邻近埃藤的西尼奥雷女子学校（Signore girls’ school）的影响。随着这两个学校的队伍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接连取得成功，埃藤开始获得了训练圣地的美誉。

“圣帕特里克和西尼奥雷是让埃藤成为跑步中心的指路人。”科尔姆修士送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说道。他拉低了帽子，让帽子盖过眼睛，这样他就能在阴影中行走。“我们把凯里乔（Kericho）（埃藤地区）放在了地图中心，现在，一切都发端于凯里乔。”

我们站在门口的时候，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走下车，开始同科尔姆修士握手。“亨利，你好吗？”科尔姆修士说，他看着我。“亨利是我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大学讲师。”亨利转过身同我握手。

“我们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他指着科尔姆修士说，显然很高兴能再次碰巧遇到科尔姆修士。

在埃藤每年的体育节和旅游日，人们都会庆祝埃藤带来的影响。“埃藤是肯尼亚跑步的工厂。”体育节和旅游日的发起人告诉我，我们正站在镇子中心的运动场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工厂日。”

日程很合宜地以一场比赛开始。路线从炎热的、长满仙人掌的山谷腹地开始，向上蜿蜒了21公里，抵达凉爽、清新的埃藤。一场半马比赛，全程都是上坡。我正匆匆忙忙地给孩子们穿衣服。比赛应该是上午8点30分开始，但我刚听说，比赛不但准时开始，而且是在距离公路仅仅800米远的地方开始的，所以大概五分钟后跑者们就会经过镇子。

乌玛说她不想去看，我感觉她对跑步的热情正在逐渐消失。不过莉拉似乎很高兴跟去，于是我们把乌玛留给了弗洛拉，急匆匆地下到了镇子里。

旁观者很少，但我们瞧见了几个“快跑”训练营的人站在路边。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握手，跑者们就已经出现在了视线里，他们正在努力地爬着坡。贾费特从人们攒动着的身影中冒了出来，他勇敢地参加了比赛。当地的委员会组织了这次比赛，只提供了很少的赛事奖金，于是许多顶尖跑者没有参加比赛。对像贾费特这样的人来说，这种状况很理想，因为他赢的机会很大。即便他获得第6名，他也能赢得大约八千肯尼亚先令[1]①，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份挺体面的月薪。

跑者们跑过的时候我们鼓着掌，接着他们就消失了。

“他们会在一小时后再回来。”我说，心想着这段时间里我们该干些什么。我们决定上街溜达，看看结束前是不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出发的时候，一辆侧面印着“圣帕特里克高中”字样的20世纪70年代的校车从我们边上驶过。我拿出相机拍了张照，正拍着的时候，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人走了过来，他问我们想不想坐公交车。一大群穿着运动服的女人正要开始上车。

“好啊。”我说，“是去哪儿的车？”

“去女子比赛的起点。”原来，委员会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赛道，因为他们没法找到足够的公交车把所有运动员都送到山谷底下。于是，这辆圣帕特里克的公交车要把女运动员们送去10公里外的通往埃尔多雷特的公路，那条公路更平坦。她们会从那儿直接跑回埃藤。

起跑时间、赛道和比赛距离都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消息又都是口口相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运动员们要怎么为这些比赛做准备。但不知道怎么的，他们似乎总是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莉拉对能坐公交车感到很激动。

“这是校车吗？”我们坐下时她问我，“这就像架飞机。”

一位叫罗丝的运动员坐到了玛丽埃塔和奥西恩旁边，奥西恩正透过他的弹弓无精打采地瞄着外面。罗丝告诉玛格丽塔，她有四个孩子，但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没钱送她的两个女儿去上学。

“她们现在在哪儿？”玛丽埃塔问道。

“在家。”她说。

“但谁来照看她们呢？”

“她们自己待着。”她说，眼睛看着窗外。她们一个六岁，一个四岁。

罗丝来埃藤是希望成为一名运动员，但她已经受伤七个月了，所以她一直在尼古拉斯家做女佣，就是那个新加坡来的自行车教练。

差不多10分钟后，车在路边停了下来。一位陆军军官站在路边，胳膊底下夹着根棍子，双眼从帽檐底下向外凝望着。

女运动员们急匆匆地换上了跑步装备，然后都跳下了车，跑去了起点线。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人正在喊着指令，四下挥动着手臂。那是克里斯·切波里波奇，他看到了我。

“嘿，老兄。想要搭车吗？”他问道。

“好啊。”我说。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返回埃藤。我直接把莉拉从公交车里抱进了汽车，她看上去有些被搞糊涂了，但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赶在跑者们前面加速离开。克里斯的工作似乎是提醒迎面而来的车辆注意比赛。他履行职责的方法是，以最高速度驾车迎向对面开过来的所有车辆。有一次一辆迎面而来的车被逼着开下了公路，他在车旁停了一小会儿，连珠炮似的吐出了一大串指示，要司机小心跑者。这真是一趟受罪的返镇之旅。

比赛在埃藤中心的运动场上结束。克里斯到得正及时，他跳下车，让人赶在领先的选手冲过运动场前拉起终点线。

克里斯似乎一手包办了比赛的组织工作。他跳回车上，开着车冲了出去，也不管连条明显的终点线都没有给后面的跑者设置。他们不得不继续跑下去，从那些试图记录他们的比赛成绩和给他们递瓶装水的人身边跑过。最后终于有人意识到发生了些什么，于是在地上放了一点胶带，凑合着作为终点线。

贾费特最后大概名列第25名。我后来看到他的时候，他似乎挺高兴，手里像握着金牌一样握着他的免费瓶装水。

“你跑得开心吗？”我问他。

“开心啊。”他说，高兴地笑着，“我跑得很开心，是的。”

男选手到达后女选手也到了。不幸的是，罗丝瘸着腿走过了运动场，几乎在队伍最后面。对她的职业生涯来说，这并不是好预兆。这无疑是我来到肯尼亚后看过的最慢的比赛。

最后一位跑者抵达的时候，一辆卡车驶上了运动场，停在了终点旁。两个男人走下车，开始往下卸帐篷和一堆白色塑料椅。这会儿搭建观众区似乎有点晚了，但这两人继续干着，不慌不忙地把椅子排得整整齐齐。

后来，我遇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在周围转悠。戈弗雷的朋友科伊拉也在那儿，他告诉我，帐篷和椅子是为了之后的活动准备的。比赛只是开胃菜而已。然而，在一切开始前，我们得先等待贵宾的到来。运动场上有小道消息说，贵宾是肯尼亚的副总理穆萨利亚·穆达瓦迪（Musalia Mudavadi）。

这会儿已经是上午11点了。

“我最好回去看看乌玛怎么样了。”玛丽埃塔说，显然她对政治集会没什么热情。太阳出来了，人们开始聚集了起来。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将会是一场冗长、拖沓的集会，那种会让孩子们又热又不安的活动。“我带莉拉和奥西恩一起回去。”她说。

中午的时候，戈弗雷出现了，他在VIP帐篷的前排找了个座位坐下。但副总理还没驾到，我决定回家吃点午饭。

下午两点，我打电话给戈弗雷打听情况怎么样了。

“我建议你现在过来。”他说，没再多说什么。乌玛因为早上错过了乘公交车而有点垂头丧气，于是她想跟我一起去。莉拉担心自己也会错过什么，于是也一起来了。

我们到运动场的时候，一群群的学童正在进行传统的歌舞表演。我们在戈弗雷旁边坐下，观赏起了表演。

孩子们训练有素，表演达到了完美的程度，他们表演的时候，脸上的表情令人惊异。莉拉和乌玛心醉神迷地看着，尤其是当她们的朋友希尔达和莫琳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然而，贵宾还是没到。

我们坐着等待的时候，看到运动场远端的公路上，大约有15辆亮闪闪的四轮驱动车一辆接着一辆呼啸而过。“是副总理。”汽车护卫队飞驰到运动场上的时候，戈弗雷对我说。汽车依次停了下来，车门开了，几个西装革履的大块头男人走下了车。

哪个才是穆达瓦迪先生，这一点昭然若揭。他的宽脸膛上展露着洋洋自得的大大的笑容。人们簇拥着他，他友善地朝着各个方向挥手。

报幕员突然变得兴奋起来，开始让学童们再排成队，好让他们再为客人们表演一遍。除了副总理，大约还有三十名市政官和当地政要跟在后面。等他们都入了座，互相祝贺完毕，孩子们又开始了他们的歌唱表演。

每一次表演都会有一位贵宾起身，和孩子们一块儿跳起舞来，接着又有一位贵宾加入了进去。有时候，副总理自己也会起身，跟着音乐摇摆着身体，向为他拍照的相机微笑。有人在帐篷里分发纸张，是这天事项的日程安排表。根据时间表，整个活动下午两点就应该结束了，现在是下午3点30分。

报幕员催促着歌手们加快速度。“我们有很多场演讲要听，”他说，“所以，每人只能唱一首歌。”

这会儿，已经有好几千名观众集结了起来，观看着活动的进程，玛丽埃塔和奥西恩也在人群里面，他们好奇是什么让我们在这里驻足了那么久。已经快下午四点了，演讲时间终于到了。

他们没完没了地继续着，一位政客接着一位，一会儿用斯瓦希里语，一会儿用英语谈着腐败、联盟、政党和很多我不明白的事情。丹尼尔·科曼一度勇敢地站了起来，开始痛斥政治家们。

“你们政治家，”他说，“你们把钱从肯尼亚拿走，存在外国的银行账户里，然后运动员们不得不再去把它们赢回来。”政客们的脸色可不太好看。

几个小时后，我们带着孩子们回了家。不过，因为好奇这天会怎么结束，我一个人又回到了运动场上。

现在已经过了6点，他们还在讲话。我坐在了科曼旁边。“他们还在讲？”我问道。

“这是肯尼亚。”他说，“有25个人呢，还有两个要讲。”

最后，副总理说了句“Asante sana”[2]①，活动就此结束。群众礼貌地拍了手。什么地方隐约传来了正在努力爬上山的拖拉机的声音。九个多小时前完成比赛的跑者获得了被颁发的奖项，一切落下了帷幕。

我穿过运动场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比阿特丽丝。她停了下来，很惊讶会看到我，黑暗中我不确定那就是她。

“嗨，比阿特丽丝？”

“嗨。”她说，伸出一只软绵绵的手同我握了一下。

“你今天跑了吗？”

“没有。”

“为什么不跑？”她没有回答，只是窘迫地笑笑，好像我问了一个隐私问题似的。

“你可能得奖的。”我试探道，还是不很清楚她到底跑得有多快，“前十名都有奖。”

“前十名？”她看上去很惊讶，摇着头，“女选手也是？”

我点点头，她似乎若有所思，但什么都没说。一辆出租面包车的前灯突然晃到了我的眼睛里，接着便开走了。

“我该回家了。”我说。她只是羞涩地点点头。“好吧，那么晚安。我会让你知道下次跑步的时间的。”她缓缓步入了夜色。埃藤没有街灯，一旦夜幕降临，不带手电筒就很难看清楚路。我趁着还能看清地面，就飞跑着回家了。

比阿特丽丝或许话不多，但对于一名肯尼亚运动员、尤其还是女选手来说，她其实是相当外向的。尽管这个国家在一项世界上最流行的运动中不可思议地称霸着，但是你在任何一个西方城市的街道上拦住一个陌生人，要求他说出一位肯尼亚跑者的名字，他也很可能说不上来。原因之一就是运动员们的羞涩，置身于媒体前时，他们尴尬的表情和只有一个字的回答能把他们的经纪人逼疯。在一个已经饱和的领域里要营销一位肯尼亚跑者，这已经够困难的了。

不像来自其他地方的跑者，诸如牙买加人尤赛恩·博尔特（Usain Bolt），肯尼亚跑者很少会主动去寻求聚光灯。即便是在他们获得金牌的时候，他们也总是会带上队友一起荣誉绕场一圈。队友可能刚刚获得了最后一名，但他看上去就跟冠军一样高兴。肯尼亚跑者往往也会以一个团队的姿态进行比赛，其中一名运动员会牺牲自己获胜的机会，为他的同胞充当配速员。所有这些无私的奉献仅仅只是反映出了肯尼亚人是如何被养育的。

“很少有肯尼亚冠军是在一个家庭的支持下成长起来的。”一天，托比·坦泽坐在我们家花园的草地上，向我解释道，“相反，他们是作为村庄这样一个更广泛的社群中的一分子，被抚养长大的，差不多就像自行车链条的一环。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哈兰比。哈兰比是一种肯尼亚传统，在这种传统里，整个社群成员都会团结在一起互帮互助。它的字面意思是‘齐心协力’，这是肯尼亚的官方格言。”

“当一个肯尼亚人赢得了奖牌或是一大笔钱，”托比说，“他会回顾将他带到这一刻的整个旅程，他会意识到，或许会比我们更好地意识到，没有人能在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成就。”

玛丽·凯特尼（Mary Keitany）是肯尼亚目前跑得最快的跑者之一，但她也是最羞涩的跑者之一。我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克里斯·切波里波奇的学校，萨拉巴学院的一场越野赛中。她作为嘉宾出席了那次比赛，为获胜者颁奖的时候，她和大家一起坐在那个被风吹得不停抖动的帐篷下面。她穿着一身紫色的套装，可以轻易混迹于学校的行政人员之列，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坐在一排排的塑料椅子里。

当我在埃藤举办的比赛中再次看到她的时候，她穿着同样的紫色套装。这时她刚刚打破劳娜·基普拉加特的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获得了七万五千美元的奖金。我问她我可不可以去拜访她。作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女运动员之一，或许她能在肯尼亚跑者为何如此优秀的答案拼图中再添上一小块。

“快跑”训练营的一位跑者雷蒙德是玛丽的小叔，雷蒙德的哥哥查尔斯同玛丽结了婚。当雷蒙德听说我要去拜访时，他说他也想来。那里离埃藤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但他说他想开车过去。第一次看到我的车时，他就开始觊觎它了。对我来说，它看着就跟肯尼亚其他的汽车一样，是一辆经历过一点风吹雨打的白色旧丰田。但对我遇到的大部分肯尼亚男人来说，这辆汽车就是他们的梦想。无论我去哪儿，他们都会盯着车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这样的车你可不常见。”他们说，“你能看得出来这是一辆姆宗古的汽车。姆宗古知道怎么护养汽车。”雷蒙德要求我把车卖给他，但这不是我的，这是我的连襟阿拉斯泰尔借给我的。而且我已经向戈弗雷承诺，如果阿拉斯泰尔愿意的话，就把车卖给他。但雷蒙德锲而不舍。他对我说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想要这辆车。我不知道他的策略是什么，但我同意保守秘密。

我们驶出了镇子，接着立即驶下了铺筑公路，沿着一条泥土道行驶，红色的尘土结成团状，在我们身后飞扬。之前车子关着车窗停在了正午的阳光下，现在车里就像蒸桑拿的浴室一样热。前方，一个穿着运动裤和亮黄色T恤的女人站在路边，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他们看着我们驶过。

“刚刚那个就是玛丽。”我们驶过后，雷蒙德说道。

“真的吗？我应该停车吗？”

他什么都没说，我向他看过去，他正朝我笑着。他点点头，我把车停下来等着。我能从镜子里看到她正在朝我们这儿走来，我摇下了车窗。

“你好。”她过来的时候，我说道。但她的目光越过了我，直接望向了雷蒙德。他们仓促地交谈着，好像有什么问题似的。我向后靠到座椅上，好让他们能互相看到。雷蒙德看着我，向前指指大门。

“开进去。”他说。我看着玛丽，她微笑着，往后退了退，好让我开过去。

“她本来要去邻居家，她忘了我们要来。”雷蒙德告诉我。我们开进了门里的小院子。院子的一边放着些农业机械，两个男人站在那儿。其中一个是玛丽的丈夫查尔斯，我停车的时候，他狐疑地看着我们。我走下车向他挥挥手。

“你好。”我说。他向我微微一点头，没有回以微笑，玛丽和男孩子跟在我们后面走了进来，接着又消失在屋子里面。雷蒙德走下车，站在车边，将双手伸向天空，仿佛我们刚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儿。

查尔斯终于走了过来，跟我握了手，示意我们往前门走。

“Karibu，”他说，“欢迎光临。”

我走进了一间小起居室，那里挤满了沙发和咖啡桌，几乎连站的地方都没有。玛丽正在准备两杯看上去加了有毒色素的橙汁，她到现在还没跟我说过话。我坐在了一张扶手椅上，雷蒙德跟在我后面，坐到了房间较偏僻的角落里。玛丽把饮料给了我俩，坐在了我们中间的某个位置。

我环顾了一圈房间。墙上贴满了照片，大部分都是玛丽或者查尔斯跑步的照片，最大的照片都是查尔斯的，有几幅照片的角上挂着奖牌。门上挂着一条金光闪闪的写有“圣诞快乐”的字幅。

“上礼拜你打破了世界纪录，一定很高兴吧？”我说。她困惑地看着我，或许是被我的口音惊到了。

“你之前知道你能打破纪录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惊喜？”

“一个惊喜。”她看着别处说。查尔斯和他们的儿子一起走了进来，坐到了玛丽旁边。他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电视在我后面，所以我看不到。他们都瞧着电视，那感觉就像他们都在瞧着我。几周后玛丽要跑伦敦马拉松，我问她觉得自己会不会赢，她笑了。我不知道那是对我的问题的回答，还是因为看到了电视上的什么东西。

我们呆板的对话持续了将近10分钟，每当我问玛丽问题时，她都羞涩地看着别处，查尔斯和雷蒙德则一直沉默地看着，他们的目光在我和我头上的电视间来回转移着。

“好吧，我最好放你去准备你下午的跑步了。”我最后说道。玛丽只是点点头。

我们一出门，玛丽就消失了。查尔斯带着我去房子后面看牛。我问他会不会用玛丽打破世界纪录的奖金来建一幢大点的房子。他不解地看着我。“为什么呢？”他问道。我感觉自己似乎冒犯了他。他们的家很不错，但也相当简朴。这不是你想象中世界纪录保持者会住的房子。

金钱无疑是个尴尬的话题。玛丽的事业发展得相当晚，她已经29岁了，但才刚刚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留下印迹。直到最近，查尔斯一直都是这个家庭里的明星跑者，或许房子就是用他赢来的奖金造的。

一个农场工人正在给一头牛挤牛奶。“这牛奶卖吗？”我问他。他又用那种我简直像是疯了的表情看着我。“不卖，”他说，“我们自己喝。”大部分生活在东非大裂谷地区的人都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所以当运动员们赢得了奖金时，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头产奶的奶牛。我情不自禁地想，每天去商店买牛奶要更方便更便宜。每条街上都有个小卖部出售新鲜牛奶，花费很少。但他们的思维认为要拥有一头奶牛，一个没有奶牛的人算不上是个真正的人。你可以通过一个人拥有的奶牛数量来判断他的地位。

查尔斯告诉我，他们小时候会给牛放点血，把牛血加到穆斯克（mursik）里，那是一种经过发酵的牛奶饮品。他们会在奶牛的脖子上割一个小口让血流出来，之后再将伤口缝合，这样奶牛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饮料能让我们身体强健。”他说。即便卡伦津人，如今也已经不太喝这种饮料了，但跑者们还是常常将血液和穆斯克的混合物当作卡伦津人善跑的秘诀。穆斯克中混有煤灰，味道不好，却是很有效的补药。当运动员获得了一场大赛的胜利凯旋而归后，人们往往会在机场用一个庆祝用的葫芦装上穆斯克迎接他们，运动员们喝下时便会引起一阵响亮的欢呼。

查尔斯和玛丽也有一小块玉米地在附近。

“用来做乌伽黎。”查尔斯告诉我说。又一个肯尼亚秘诀，玛丽肯定是靠着这个秘诀才跑得这么快。几周后，她果真在伦敦马拉松中夺冠，跑出了史上第四快的成绩。

雷蒙德正站在车边，等着离开。我们走了过去，查尔斯想知道我是从哪儿弄到的这辆车。

“KXE，”他说，他指的是牌照。“这是辆非常好的车，你看不到保养得这么好的KXE。”

他问我能不能打开车盖看看，他着迷地瞧着引擎。“这车你想卖吗？”他问。我告诉他这是我连襟的车。“好吧，告诉他，”他说，“如果他想卖的话……”

我向他保证我会的。雷蒙德已经爬进了座位，像个喜怒无常的少年一样等着离开，我挥手告别。

“替我向玛丽说声谢谢和再见。”我说。我们驶出了大门，又回到了通往埃藤的颠簸的公路上。

[1]①约合565元人民币。 ——译者注

[2]①斯瓦希里语，意为“非常感谢”。

Chapter 16

肯尼亚人除了跑步还是跑步的童年

肯尼亚人不得不从很年幼时就开始辛苦地干活。他们到处跑，到处走。对于耐力运动员来说，这是完美的根基。

第二天，我又跳上了那辆让人觊觎的丰田卡罗拉，向着内罗毕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戈弗雷和我早先计划要进行一段朝圣之旅。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只是又一场比赛，一伙人绕着运动场跑步。但肯尼亚全国越野锦标赛可能是世界上最艰辛、竞争最激烈的跑步赛事。为了谋得令人馋涎的国家队席位去参加世锦赛而互相角逐，各年龄组的前一百名肯尼亚人聚到了一起。他们是跑得快的人中跑得最快的，这是世界上跑步高手云集的比赛。我一定要亲临现场，来见证这盛事，也希望能获知更多关于肯尼亚人跑步的秘密。

戈弗雷本来说他可以载我去，但几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说计划有变，他的车还在修理厂里。他现在要同安德斯一起提前一天坐公共汽车去内罗毕，因为他得帮一个运动员拿到一个签证。

于是，那天下午，我来到一个距离埃藤大约80公里远的天气炎热、漫天尘土的小镇，站在自己的车边，等着另一位跑者和他的妻子。戈弗雷安排了他们来搭我的顺风车，这样他们就能和我做伴，帮我指路了。

我在那儿站着的时候，一个穿着条纹衬衫的男人腋下夹着件宽大的夹克走了过来，他伸出了手。

“是的，我的朋友，”我们握手的时候他问，“你打算去哪儿？”

“内罗毕。”我说。

“我也去。”他说。这都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我说不清他只是因为我给了他启发才决定要去内罗毕，还是本来就是要去的。他看出了我的疑虑，说道：“我是个警察。”

我同意让他搭车，他是要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周末。没过多久，我在等的那个跑者和他的妻子也出现了，他们看上去疲惫不堪，正抱怨着从他们村子搭出租面包车来这儿的旅程。

正午的阳光投射出片片光晕，炙烤着整个镇子，我们都钻进了车，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出发，驶入了一片散布着仙人掌植物和干涸河床的土地。仙人掌冒着刺，河床里满是石头。

到内罗毕需要连续驾车四个小时，我们一路上经过了在岔道边草草建起的小村落、学校大门，驶上了山坡，赶超了拖拉机和货车，避开了迎面而来的出租面包车和冒着烟的轿车。我们还一度经过了一群坐在路边的狒狒，成年狒狒们正在给小狒狒们梳着毛，它们漠不关心地看着来往车辆。最后，公路终于向下转入了内罗毕。

途中，我的乘客们努力地说着英语，想让我参与到谈话中，但他们不知不觉地就说起了斯瓦希里语。我由着他们去了，我的视线转移到了雨中的山峦上。这里草地青翠、柔软，一排排长势良好的玉米在山坡上破土而出，灰蒙蒙的天空就像英国的天空。在这样的天空下，人们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经过。

等到抵达内罗毕，我们按计划在YMCA[1]①和戈弗雷以及安德斯碰了头。据说戈弗雷为我们三个人订了一间房，但结果这间房只有一张单人床。

“没关系的，”他说，“我知道附近还有个地方能住。”

我停好了我的车，和大家一起上了一辆戈弗雷不知从哪儿设法搞到的车子。他载着我们越开越远，渐渐驶出了镇子。路上经过的房子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已经开了大约45分钟的车了。夜幕降下，车终于转上了一条岔道，沿着那条岔道我们开到了一个看上去像是废弃的会议中心的地方。入口的指示牌上写着“肯尼亚商业银行领导中心”（KCB Bank Leadership Centre）。这里看上去不太像是个旅馆。安德斯带着怀疑的目光瞥了我一眼，戈弗雷一如往常般自信。

“相信我，”他说，“你会爱上这个地方的。”

门卫看到我们时显得很惊讶。戈弗雷带着大大的笑容摇下了他的车窗，但门卫有点为难，他似乎是在告诉戈弗雷这个地方只是用来开会的，不是旅馆。

戈弗雷向那个人道了晚安，就将车倒了出去，回到了公路上。

“住满了，”他说，“有个会议正在召开。”

几分钟后，我们停在了树荫旅馆（Shade Hotel）门口。这里有便宜而怪异的房间，还有个餐厅。我们又累又饿，就住了下来。

埃藤似乎有一半的人都来到了位于内罗毕中心的自由花园（Uhuru Gardens）的比赛现场，他们绕着赛道跑来跑去，试图尽可能多看几眼跑者们。除了像我这样的狂热分子，教练和经纪人们也都悉数到场，嘶哑着声音大叫着为他们的跑者加油鼓劲。若是他们的运动员获得了胜利，他们就会如同看着自己的股票正在增值的股民一样，龇牙咧嘴地笑起来，互相击着掌。

当地有几千名崇拜者前来观赛。对一场越野比赛来说，这已经算是有很多观众了，但我还是禁不住想，这里可是世界上对跑步最狂热的国家的首都，观众应该再多点才是。

不过，一些崇拜者还是对此心存感动。领跑的女选手跑过时，一个男人笑容满面地冲我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了莱内特·马萨伊（Linet Masai）（最终的冠军），不是在网上看到哦。”

每场比赛开始的时候，运动员们就像士兵一样列队来到起点，他们摆动着手臂，踮着脚尖上下跳跃着。这是一个暖风吹拂的早晨，我花了很多时间跑来跑去地拍照。我想以某种方式捕捉到这整个壮观的场面，感受他们四下奔突时所用到的力量和速度。但公园敞开的广阔空间似乎失落了这种壮观。偶尔有飞机俯冲着飞过天空，降落在附近的威尔逊机场（Wilson Airport）上，它们让跑者们显得更趋渺小。或许，这是因为我想要被赛事完全征服，因为我从那么老远跑来看比赛，于是我竭尽所能，只想彻头彻尾地赞叹跑者们跑得有多么快。接着，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当男子冠军杰弗里·穆塔伊就在我前面猛冲过最后一个转角时，他差点跑错了路。这好比试图将一列高速行驶中的火车扭转回赛道上。他径直向我们飞奔了过来，为此我们不得不跳出赛道，他又要开始下一圈的征程，仿佛可以永远这样跑下去。典礼官不知怎么地拽住了他，将他送回了通往终点的通道。

一个刮风的日子，他在高海拔地区，跑过了崎岖起伏的地形，以让人目瞪口呆的34分钟35秒的成绩完成了12公里的赛程。

为了说明这些比赛有多艰难，四位当前的世界冠军——成人组的男女冠军和青少年组的男女冠军——都跑了比赛，但他们四个人都没能跻身前十名。伦纳德·科门（Leonard Komon）几个月前刚刚打破了15公里和10公里的世界纪录，他在男子比赛中仅名列第六。

我走之前，戈弗雷将我介绍给了一个年轻女孩，她来自东非大裂谷某处的一个小村庄。她像其他肯尼亚女学生一样剃去了头发，牙齿有点黄，在田里种了一天玉米后，刚刚才赶到这儿。我被告知她就是默茜·切罗诺（Mercy Cherono），前一年的青少年组世界冠军，她尴尬地同我握了握手。但今天，她跑了第13名，她被一群来自漫天尘土的小村庄的女孩子超了过去。

同默茜·切罗诺的会面引起了我的思考。她身上的有些东西似乎集中反映了肯尼亚人跑步的特点。她的才华中有些偶发性的、甚至无意识的东西。

几周之前的一个晚上，玛丽埃塔和我在埃藤的克里奥观景旅馆的露台上遇到了一对正在喝酒的夫妇。男人来自埃尔多雷特地区，现在是位于内罗毕的肯尼亚最大的电信公司萨法利通讯（Safaricom）的一名管理人员。我问他，肯尼亚人跑步的秘诀是什么，他看着我，目光越过酒杯。

“问问随便哪个顶尖跑者的背景，”他说，“你会发现他来自于一个穷困的家庭。”我当时认为那是种有点愚昧的见解，但我越去想，就越觉得它意味深长。同默茜·切罗诺的交谈让我觉得她的成功显然不是来自于经年累月的奉献，她的父母也没有驱使她去参加训练课程。可能她的学校甚至都没有用来训练的跑道。恰恰相反，坚忍不拔的个性是她日常生活中固有的元素，一个跑得比全世界都快的天才仅仅是催生于此。

所有肯尼亚跑者都出身贫寒，当我向科尔姆修士提出这一论点的时候，他点头称是。“我还有所补充，”他说，“他们都来自于贫困的农村家庭。我们还没有过来自城市的优秀跑者。”

在肯尼亚农村，穷人的生活是非常艰辛的，他们不得不从很年幼时就开始辛苦地干活，放羊或是耕田，他们到处跑，到处走。黎明时分，你会看到他们在小径上拖着步子去上学。对于耐力项目运动员来说，这是完美的根基。

我还记得我在埃尔多雷特高尔夫俱乐部同丹尼尔·科曼吃午餐的那天，他穿着一件深绿色西装。那天很热，孩子们在游泳池里玩耍着，一场自助烧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侍者们穿着挺直的白衬衫，端着盛有“旭日”（Sunburst）饮料的托盘穿过草坪。

“过去，我习惯了每天给牛挤奶，跑去学校，跑回家吃午饭，跑回学校，跑回家，照看奶牛。”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笑，那不是快乐的回忆，“这就是肯尼亚人生活的方式。”

克里斯·切波里波奇曾告诉过我类似的故事。“我们已经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进行了训练，”他说，“每天都是跑、跑、跑。”

他们不仅从年幼时就开始训练，而且在高海拔的地域进行训练。有一个达到广泛共识的科学见解，就是在海拔高的地方训练能增强血液在身体里的携氧能力，由此耐力运动员就能跑得更快。几乎每一位国际级的长距离跑者都会在他们的日程中加入一段时间的高海拔训练。但肯尼亚人生于并长于高海拔地区，从年幼时便开始到处跑来跑去，这是个很大的优势。

我回到克里奥观景旅馆去找雷纳托·卡诺瓦，发现他正坐在相同的座位上，桌上放着他的牛奶。他看到我时便招呼我坐下，给我点了一杯百香果果汁。就艰辛的成长过程把肯尼亚人造就成了优秀的跑者这个理论，我询问了他的意见。

他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好像能用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似的。“确实，”他说，“在西方，我们过着高质量的生活，不是吗？但如果你想一下‘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更少的操劳，让事情变得更容易。从另一方面来说，跑步是件你能操劳多少的事。”

我的清单在变长，但我发现，所有的原因和秘诀也开始互为关联。需要艰辛劳作的成长过程、赤脚跑步、高海拔、跑步去上学，这些都是肯尼亚人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出现的，没有哪一样是出于想要成为运动员的意图。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在东非大裂谷的山丘上成长，远离城市，远离西方人发明出来的让生活更舒适的科技，仅仅是通过这些，他们就在世上最自然的运动中已然登峰造极。

当我的孩子们来到埃尔多雷特参加越野比赛时，那感觉并不像之前在英格兰让她们乐在其中的欢乐跑。这里没有胖乎乎的肉腿或是红扑扑的脸蛋，没有跑起来踉踉跄跄的可爱孩子，喜欢活动换换花样。在埃尔多雷特，孩子们全都能量满满，东奔西跑着，在起点线上来回奔驰。这些孩子早已经开始上路了，远在任何运动训练开始之前。莉拉和乌玛看了一眼，被吓到了。

“一个运动员，要打造一幢有氧房屋，要有坚实的耐力基础来跑长距离，需要耗费大约十年。”卡诺瓦告诉我，“而肯尼亚人到了16岁，他就建好了他的房子。”他笑着说。他就是这么说的，好像他正在把所有东西都归结为简单的一小点，都归结为你可以随身带走的一个简短的小片段。

与此同时，在内罗毕，我正准备开始另一场跑步。随着里瓦马拉松日益临近，我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训练。训练开始成了每天的惯例，就像贾费特、比阿特丽丝和所有其他的埃藤跑者那样。只是这里是在城市，情况非常不同。

“马上，大家不要游手好闲了，集合。”

这是一支鱼龙混杂的队伍，集结在恩贡（Ngong）鸟巢旅馆（the Nest hotel）的停车场上一辆红色的大四轮驱动车周围，恩贡是一座卫星镇，就在内罗毕北面。这群人大概有40个，大部分都是超重人士。有几个人在喝着汽水，一位女士正在抽烟，她的脸活像咆哮着的狗脸。大家都穿着跑步装备。

“今天的长路线是10公里，”负责人说道，“短路线是8公里。尽情享受吧。”

大多数人看上去要走上酒吧的楼梯都得挣扎一番，但我们带着温和的微笑，开着玩笑，鱼贯跑出了停车场，跑上了公路，然后开始慢跑。

回埃藤前，我来探望了几位布鲁斯·塔罗的老朋友：雷（Ray）和多琳·梅涅克（Doreen Meynick）。雷告诉我说，他和两位肯尼亚最伟大的传奇跑者是好朋友，他们就是凯瑟琳·恩德雷巴（Catherine Ndereba）和保罗·特加特。雷住在绿化植物繁茂的格伦（Karen）郊区。而他们就住在他住的那条街的转角，他这样告诉我。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晚餐。我希望他们也能在肯尼亚人为什么是这么优秀的跑者的话题上加添点内容，但不幸的是，他们都没有接电话。

雷坚持我应该去见见一些能在内罗毕找到的非精英肯尼亚跑者。一般来说，在肯尼亚，娱乐跑者是个不太寻常的概念。“和肯尼亚人一起跑步？”他说，犀利地看了我一眼，“好吧，可他们也是肯尼亚人。”

“小饭馆猎狗队”（the Hash House Harriers）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大城市都有小组会合点，数量超过了1700个，它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性组织。比起一般的跑步俱乐部，它更像是个社交俱乐部——其成员喜欢将自己描述为“有跑步问题的喝酒俱乐部”，不过，他们还是会穿越各自的城市进行常规跑步。他们不沿着固定路线奔跑，而是沿着预先用白粉笔标示出来的小径奔跑。

跑者们费力地沿着恩贡路前进，差点被满载着下班回家的通勤者的公共汽车撞倒，跑在队伍后面的组员的配速慢得让人难以忍受。

队伍最前头，几个精瘦的跑者已经绝尘而去。我在后面追着他们，但我刚追上他们，他们就站到了一堵墙后面，停了下来。他们都咧着嘴在笑。

“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人，一个掉了颗门牙的年长男人，指着地上两条白色的粉笔线。

“说明这条路是错的。”他说。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至少不想让他们在像我一样沿着这条尘土飞扬的小道一路跑来前知道。这跟在埃藤的跑步大相径庭。

等我们回到正轨，全体回到了主路上，取道另一条画着粉笔线的小道时，还是那几个跑者冲到了最前面，我紧跟着他们。我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正跑着穿过一些摇摇欲坠的木头房子的后院，弯着腰钻过晾衣绳，跳闪着避开正在泥地里玩耍的小朋友们。

但我们又跑丢了路。我们站着商量的时候，附近住宅门廊上有个男人指了指两幢房子间的狭小空隙。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我们就沿着那儿跑了过去，毋庸置疑，那儿有更多的粉笔印迹。

“上，上。”其他人扯着嗓子高声喊着，跑得较慢的人开始奋力追赶。

我们就这样继续着。每当我们在转角受困时，就给了其他跑者追上来的机会。当我们找到正确的路时，我们就喊着“上，上”，进攻复又开始。

尽管一开始我的态度有所保留，但还是发现整个过程很有趣。我们就像疯子一样从破烂不堪的后街跑过，寻找着白色的粉笔印迹。我甚至发现自己在找到一条印迹时也不由大声叫着。

“上，上。”我喊道。两个女人坐在门廊里看着我跑过，后面跟着一长队步履沉重的肯尼亚人，他们穿着运动衣和反光背心。

大概在半途的地方，我们看到了一辆行李箱打开着的汽车。里面有水、切成片的瓜和可以嚼的甘蔗，坐在汽车前面的是那个开始时在停车场抽烟的女人。

我是率先到达终点的人之一，但没过多久大家都赶了上来。我们站着吃东西、喘气的时候，有人提议：“我们唱首歌吧。”

他们不由自主地全都唱起了活泼版的《雨中曲》[2]①，一边还扭着屁股，吐着舌头。后街上有几家积着灰尘的发廊和几个芒果摊，住在这里的人们成群结队站在附近，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

虽然队伍里还有几个姆宗古，“猎狗队”主要是由肯尼亚黑人组成的。他们都驾驶着大型汽车，非常乐意只是为了跑步而缴纳150肯尼亚先令①[3]——这要比许多肯尼亚人一天的工钱还多。

跑完步后，“猎狗队”队员们喝了一晚上酒，他们喝着特价啤酒，给那些醉得回不了家的人订了几间房。我已经听说过活动中会有为像我这样的“处子”准备的让人出丑的启蒙仪式，所以我没有再继续深入调查，而是在昏暗的天空下，怯生生地悄悄溜走了。

说到跑步质量，我在“小饭馆猎狗队”的经历就像是坐着一艘小太空船，一夜之间回到了英国的跑步俱乐部，身边只有那些以6:15的配速出发的罗圈腿和啤酒肚们。对东非国家在长距离跑步上称霸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因素之一是，西方的跑者正越跑越慢。尽管我们在训练技术、营养、物理疗法上有着进步，比赛的质量和数量都在提高，奖金被引入了比赛，我们却被困在了一条转错了方向的传送带上。比如说，在1975年，英国跑者在23场马拉松中跑出了2小时20分以内的成绩，美国跑者有34场马拉松，肯尼亚跑者一场都没有。然而到2005年，英国人只在12场马拉松中跑出了2小时20分以内的成绩，美国人减少至22场，肯尼亚人则是令人瞠目的490场。

就算明白所有促成肯尼亚人成功的原因，我们在西方还是只能看到相反的状况。当肯尼亚人过着无比活跃的童年生活时，在西方，我们却坐得越来越久。最近，一项由英国埃塞克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ssex）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最近十年中，普通的英国十岁儿童变得更虚弱了，他们的肌肉含量变少，进行简单体力活动的能力也变得更弱。这种体力活动不是每天跑两次4.8公里去学校，而是指最基本的活动，比如用手悬在体育馆里的壁杆上。进行这项研究的学者将矛头指向了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研究的作者加文·桑德考克博士（Dr. Gavin Sandercock）说：“这可能源于活动模式的变化，比如体育课上越来越少安排像攀绳这样的活动，孩子们也越来越少爬树玩儿。”

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也并没有当真赤脚跑步，但大部分跑步鞋都是薄底的轻量鞋，非常类似于如今热卖的“赤足式鞋”。更甚的是，我们是穿着这些鞋长大的，也就是说我们有好的姿势、强健的小腿和较高的足弓。

我们的饮食也每况愈下。肯尼亚人吃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乌伽黎的时候，我们吃的盐和高脂肪食物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肥胖和糖尿病在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声称，自1980年起，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肥胖率已经至少增加了3倍。

肯尼亚人还有许多成功的楷模，这些楷模鼓舞着他们尝试跑步，让他们相信他们长于此道。遍地都是成功故事。新加坡的自行车教练尼古拉斯说，他的自行车队就不具备这种优势。

“15或者16岁的自行车手并不想加入我们。”他说，“他们没有跑步领域里那样的楷模。他们不是自行车领域里的保罗·特加特。”

当然，肯尼亚人获得的成功越多，其他国家的跑者的机会就越少，其他人的楷模也就越少。

科学家们发现，肯尼亚人是更好的跑者，这种看法在比赛中给了肯尼亚人一种心理上的优势。如果一位欧洲跑者默认同一场比赛中的肯尼亚人要比他跑得更快，这就会对他的表现有潜在的负面影响，当他周围所有人都持这样的信念时，情况尤为如此。相反，如果一位肯尼亚跑者也这么认为，即因为他是肯尼亚人所以他跑得更快，这就会对他的表现有正面影响。

当其他国家的跑者突破重围获得了成功后，那些案例对于下一代人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比如说，当凯莉·霍姆斯（Kelly Holmes）在2004年的奥运会上获得800米跑和1500米跑金牌时，英国人在女子中长跑领域里几乎没有取得过如此辉煌的历史。到了五年后的2009年，英国的女子中长跑选手成了英国队的主力，她们获得了那年世锦赛的1500米跑银牌和800米跑铜牌。

楷模越少，能成功的潜在机会越小，愿意放弃所有、从事运动员生涯的人就会越少。全职运动员越少，可能脱颖而出的明星就越少。

综合起来看，这些变化因素是一边倒的。这就难怪肯尼亚人要更优秀了。从某些方面来说，像葆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这样能在对她如此不利的赛场上成功打破世界纪录，这实在是个不小的奇迹。

[1]①YMCA：基督教青年会旅馆（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译者注

[2]①美国电影《雨中曲》（Singing in the Rain）的同名插曲。 ——译者注

[3]①约合10.6元人民币。 ——译者注

Chapter 17

随时等待改变命运机会的肯尼亚跑者

肯尼亚跑者夺冠的原动力就是对成功的极度渴望。

埃藤邮局外面的地上有一根金属柱子，所有运动员都把它作为长跑的起点。我们在柱子旁边排着队，凝视着路面，道路一直延伸到黎明时分的天际。地平线上有两个人影向我们跑来。玛丽埃塔和孩子们看上去很困，他们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而我们正准备出发进行第二次的里瓦队团体跑。戈弗雷告诉我们，我们这次需要跑快点。他说我们上一次跑得太慢了。“但不要加速，克里斯。”他说，“只要维持匀速就好。”克里斯傻笑了起来，像个没有认真吸取教训的淘气的男学生。戈弗雷和克里斯是好朋友，不过他们两人都认为他们的关系是老搭档。这就是说克里斯不喜欢听从戈弗雷的建议。

出发时，克里斯跑在了前面，像是要表明他的立场似的，但他没有跑得太用力。速度稳定地跑了5公里后，我们转下了公路，沿着以前跑过的那条路前进，然后跑进了田野里。然而，比阿特丽丝已经开始掉速了。我回过头去看，她的步伐短而沉重，胳膊举得高高的，在胸前交叉着。贾费特退到了后面，去看看她是不是还好，我们其他人则继续前进。

这次我决心要跑到20公里，所以当跑到12公里左右、配速一点点往上升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先跑了。玛丽埃塔在卡车后面看着我，一副很关切的样子。

“你还好吗？”我又落后了一点的时候她问我。

“还好。”我说，“告诉戈弗雷他不用等我。”卡车加速去追大部队的时候她又拍了几张照片。

我其实感觉仍很有力，维持着我的跑姿，高抬着腿，肩膀放松。我比上次提前三分钟通过了15公里的标记处，然后就开始加速了。通往20公里标记点的最后一段路都是上坡，等我到那儿的时候，我的腿已经像断了。我能做到的只是迈着可悲的小步子，一点一点向前挪动，我从一群群看热闹的孩子们身边跑过，他们正呼唤着田野那头的同伴快过来，来看这个姆宗古跑步。他们像兴奋的小狗一样冲过犁过的土地，来看这幅奇观。“不错，不错。”我喘了口气，回应着跟了我一路的大合唱般的“你好吗？”

坡顶上，克里斯已经在卡车后面，坐在乌玛边上了。这一次他没有就他为什么停下来给出任何借口。我赶到后，穿上夹克，拿了瓶水。

大约五分钟后，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的比阿特丽丝隐隐约约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里，她自称的76分钟的半马成绩这时显得更加可疑了。

“你还好吗？”她穿上运动上衣的时候我们都问道。她灿烂地笑了起来，很高兴终于能停了下来。“是的。”她说，似乎对她落后了这么多并不怎么感到郁闷，“还不错，非常好。”

我们都跳上了卡车，匆匆去追其他人。戈弗雷本该在每个5公里的标记点给他们递水，向他们报分段时间，但我们拉得太开了，直到快到30公里的时候才追上他们。我们首先赶上了乔瑟法特，然后是菲利普，最后我们赶上了贾费特和谢德拉克。这会儿他们正在全速前进，在小道上飞奔着。戈弗雷边开着车窗给他们递饮料，他们从容地接了过去，没有打乱步伐，喝完后又递了回来。“只剩一公里了。”戈弗雷说，开着车跟在他们身边，“现在加速，加速，最后一公里。”他们你追我赶，跑上了最后一个坡。谢德拉克仍然穿着他那件跑步夹克，夹克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小贾费特，捣动他的火柴棍般的双腿，保持着速度，一步接着一步，让人惊异。

“欢迎来我家。”当我从今天埃藤连绵着的雨水里走过，穿过木门，走进一间昏暗的屋子时，贾费特说道。一张床靠着后墙放着，床上方拉了根细绳子，上面挂着些衣服。几条床单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将房间分成了好几块。

“有时候我叔叔会待在这儿。”贾费特指着后面一块被遮盖起来的地方说。一个野营炉、几个罐子和平底锅、两个装茶水的保温瓶一一靠在另一堵墙边，组成了一个小厨房。整个地方大概是我在英格兰的卧室的一半大。

墙上糊满了报纸。贾费特把有关运动员们的报道钉在墙壁的最上面一层，到处都是。他把这些报道指给我看，充满感情地回忆着报道描述的赛事，好像报道里说的都是他自己的功绩似的。他有一张传统的农业日历，糊着纸板的天花板上挂着几块奖牌。门后面是一个很大的装水的容器，用来做饭和洗东西。外面院子里的水龙头开着时，他就用这个容器装满水。不然他就得走到河边去打水，或是收集雨水。

“有时候，如果我在晚上听到雨声，我就起床把罐子放到那下面去。”他指着屋顶的排水沟说。

我坐在仅有的一张椅子上，他坐在床上。他小心翼翼地从一个文件夹里抽出了他的大学申请书。他从未将之寄出，因为他无法负担学费。但他将这份申请书保存着，作为他的抱负的一种证明。他取出他的简历给我看，上面居然也提到了这份申请书。在“才能和成就”下面，他用蓝色的圆珠笔写道：“填写过莫伊大学的申请书”。

他从一个保温瓶里给我倒了点小米粥。粥带着甜味，还是温的，给冒雨前来的我带来了一丝安慰。

贾费特会不时从他的叔叔那里得到一小笔钱，用来购买食物和支付房租，他的叔叔在埃藤的加油站工作。我问起他的父亲，他也资助他吗？

“我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贾费特笑着说道，或许有点惊讶我会想知道那个，或者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想起过他父亲了。回忆让他咯咯笑了起来。“他结了六次婚。”他告诉我说，“他想要孩子，但他的头五个老婆都没生孩子。”不过，贾费特的母亲，也就是第六个老婆，在贾费特年纪很小的时候发了疯。

“她杀了我的兄弟。”他说。

他又为我倒满了杯子。下午很安静，人们都待在屋子里，等着雨停。

“怎么杀的？”

“她躺在他身上。她以前还会烧房子，袭击我父亲。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我父亲躺在地板上，流着血。以前他在社区里挺有势力的，有很多牛，但他不得不卖了很多东西来给我母亲治病。”

在贾费特还是婴儿的时候，有一次，邻居们撞上他母亲正试图把他淹死在河里。于是他们把她送去了内罗毕的一家精神病院。她在那儿待了七年，接受着治疗，最后终于获准回家了。医生们给了他们家几副手铐，好在她有暴力举动的时候把她铐起来。

“有一天，她在家里把一头牛绑了起来，用一把大砍刀把牛给杀了。”

在贾费特长大的风景如画的山坡上开车驶过或者走过时，很难想象在那表面平静的乡村中会隐藏着这样的疯狂，那里有植被繁茂葱郁的小丘，松松软软的白云在蓝天上飘过，空气柔和温暖。

克里斯有一次带我们去探望贾费特的家人。克里斯坐在他的车里，而我们沿着小道跑到了一座宁静的小宅地前，宅地中间有一座盖着茅草圆屋顶的小屋。一位老人躺在草地上睡着了。听到我们的声音时，他一跃而起，好像见了鬼一样。

“你带谁来了？”他惶恐地用卡伦津语问贾费特道，环顾着四周，仿佛正努力回忆自己身处何地。另外住在那儿的只有贾费特的嫂子和她的孩子，他们住在宅地边缘的另一座泥土小屋里。她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很害羞，但样貌美得惊人。一台收音机挂在她的小屋外墙上的钉子上，在远处模糊不清地响着。

乔瑟法特也跟我们在一块儿，他告诉我们说得走了，克里斯在等我们。于是我们离开了，留下他们站在绿色的田野中，诧异着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

贾费特的母亲在1999年去世，要么是死于她的疯狂，要么是死于她不得不服用的药物。当时贾费特12岁。他正是从那时开始跑步的。

“我还保持着5000米跑和3000米跑的学校纪录。”他告诉我，将最后的一点小米粥倒进了我的杯子。

某年夏天，克里斯说服科尔姆修士把贾费特收进他的一个训练营。

“我还在练习我学到的那些东西。”他说。

虽然他付不起学费，他学校的校长还是让他留在学校里，因为他跑得很好。

“有时候他会送我回家，但比赛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把我叫回去。”

他试图在跑步比赛中找一个教练，但他说他们没有帮上他。他没有电话，又住在一个偏远的地方，所以交流是个问题。他21岁的时候，决定搬去埃藤，成为一名运动员。

“一开始，为了提高体能，我就自己跑。”他说，“我看着那些运动员，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试着参加了一些团体，但‘道路尽头’是最好的。他们互相交谈，解释着路线，长跑的时候会开辆车来。还有基普桑在那儿。”

雨停了。一个穿着羊毛雪地装的小男孩走了进来，看到我后他大叫着跑开了。在我们被他打断前，贾费特似乎正想告诉我别的一些什么。

“切波里波奇说他会帮我，但他丢下了我。”他说。他是说克里斯。那男孩又从门口探进头来，头巾下面戴着顶羊毛帽，流着鼻涕。我转过身去看他时他又叫着跑开了。

“现在，我在学习怎么跑步。”贾费特说，“以前我回家帮我父亲种田、养牛的次数太多了，我是在浪费时间。我一直在改正我的错误。看到基普桑去了巴黎，我也想那样。现在我回家没那么频繁了，我就是专注在跑步上。我看到别人常回家，不太认真。”

我想象着在里瓦赢得些什么名次对贾费特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会让这么多年来的坚持变得值得。终有一天会得到报偿，在这样的信念下他跑过了成千上万公里，在这样的几率面前，他的奉献是谦卑的，或许里瓦会成就他的加冕。在我们的训练跑中，他跑得比一些优秀的运动员还快。戈弗雷给了他几双新鞋。

“希望你能在里瓦马拉松获得好成绩。”我说，“前五名都有奖品，记住。”

“我会的。”他说，灿烂的笑容让他显得容光焕发，“我会的。”

Chapter 18

与世界顶尖的跑手一起练跑

真正的跑步，是像肯尼亚人一样自由地奔跑。

“一对一”训练营只是一个由几排小宿舍楼圈着的绿茵庭院。庭院中间立着一座水塔，提供了一些遮阴。庭院的一角有几座门上写着“厕所”和“淋浴”的棚屋。这是全国最顶尖的训练营之一，住着肯尼亚最优秀的运动员。

戈弗雷和我是在正午左右到的，跑者们都在休息。我们走了进去，坐在了草地上。戈弗雷认识教练，有几个运动员走了过来，坐下和我们聊天。我问其中一个比较健谈的跑者他的专项比赛是什么。

“马拉松。”他说。

“这是伊曼纽尔·穆塔伊（Emmanuel Mutai），”戈弗雷说，“去年纽约的第2名，也是伦敦的第2名。”他在世锦赛上也获得了第2名。

那个嚼着片青草、亲切地看着我的是尼克松·切普瑟巴（Nixon Chepseba），他把一双长腿盘在身子底下，活像一只正在祈祷的螳螂。虽然他只有21岁，离开肯尼亚比赛的次数并不多，教练对他却满口都是赞誉之词，说他最近在当地的跑道上将1500米的世界纪录提前了三秒。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打破一项当地的田径纪录只是一项小成就，但可以想象在埃尔多雷特的克普巧格·凯诺体育馆（Kipchoge Keino Stadium）比赛的运动员名单中，他的成绩是引人注目的。

“最后一圈的时候他还在看书，他跑得轻松极了。”教练赞扬他道。

运动员们邀请我和他们一起训练几天，于是，几周后，我开着我的车一路颠簸来到了训练营，训练营就位于埃尔多雷特和小镇卡普塔伽特之间靠近主干道的地方。我开过一幢用树枝和塑料临时搭建的小房子，停在了两扇乏善可陈的金属大门前。在这堵草砌成的砖墙后面住着几位世界上最棒的跑者，这谁能猜得到呢？我下车去推开大门时稍稍有些紧张。

一开始没人过来帮我，他们都坐着，止住了谈话，看着我。然后有几个人明白了过来我是谁，或者是明白了过来我正在干什么，于是就过来帮我把住门，而我开着我的小卡罗拉进了大门，然后把车停在了一辆亮闪闪的丰田陆地巡洋舰旁边。

有几个运动员躺在草地上的旧垫子上聊天，我看到伊曼纽尔·穆塔伊坐在一张凳子上，正在一个水桶里洗跑鞋。我走过去坐在了他旁边，希望他能想起来我是谁。

他向我点头致意了下，又继续擦洗起他的比赛鞋，他有三双鞋要洗。

“你记得我吗？”我问道，“我几周前来过这儿，和戈弗雷·基普罗蒂奇一起。”他点点头，没有抬眼。另一位运动员给我端来了一杯茶，还在我的椅子边放上了满满一瓶水。

“谢谢。”我们握了握手。

“托马斯。”他说着，走开坐到了一张椅子里。

我把椅子转了一点过来，好面朝院子坐着。一个运动员正弓着背在看报纸，像个需要眼镜的人一样盯着报纸看着。尼克松·切普瑟巴在一张小桌子边和另一个运动员玩着牌。沿着院子边沿拉起的绳子上晾着跑步穿的衣物。地上放着一只哑铃，是用两个旧油漆桶做的，桶里灌满了水泥。

“你为去伦敦做好准备了吗？”我问穆塔伊。几周后他将再度参加伦敦马拉松。他抬起了头。“是的。”他说，接着他又继续擦洗起鞋子。他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合群。

“你早上要跟我们一起跑步吗？”他突然问道。

我问他他们训练会干些什么。

“38公里。我们早上5点出发。”

“好啊，当然可以。听上去不错。”听上去吓死人了，这才是我想说的。我以前从没跑过21公里以上的距离。但希望他们能用比较慢的速度开始，就像里瓦队的团体跑那样，我没力气的时候就能退出。

“会有卡车跟着吗？”

“有。”他边说，边把鞋子放到草地上晾干。然后他就走开了，消失在了他的房间里。

之后的几个小时，我坐着听跑者们用卡伦津语聊天，他们的话语在午后静止的空气中飘荡着、碰撞着，太阳缓缓地炙烤着我的脸。训练营里只有一个运动员不是卡伦津人。丹尼尔·萨勒尔（Daniel Salel）是马赛人，他是一名10000米跑项目的跑者。别的运动员同他讲话时，说的是肯尼亚的国家语言斯瓦希里语，但等他们自己聊起来时，他就被撇在一旁干坐着，跟我一样，他什么都听不懂。

我看到切普瑟巴和另一个运动员一副跑步装束跨着大步走出门来，这时下午的阳光刚刚开始减弱。

“你们要去跑步了吗？”我问道，“我能来吗？”

“当然。”

我们一起走出了门，肯尼亚最好的两个运动员和我。向着森林慢慢出发的时候，我们组成了一个怪异的三人组。他们俩都长着肌肉发达的长腿，在树林中轻巧地掠过，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他们旁边跑得磕磕绊绊的小丑。

他们刚结束他们人生中的首次欧洲室内比赛，切普瑟巴以全世界最快的1500米跑成绩结束了赛季。然而，幸运的是，这是一次恢复跑，配速始终没有高过慢跑的配速。森林里很静。这里不像埃藤周边的那些小径，没有孩子们在我身后追逐或是跑在我身边。只有无尽的森林，树上洒满了下午斑斑点点的阳光，我们排成一行整齐划一地跑着，脚下的小径很松软。

某刻，我们跑到了一个正在放牛的男人身后。牛群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就开始在我们前面沿着狭窄的道路奔跑了起来，我们继续跑着，仿佛西班牙奔牛节[1]①的逆向版本般追逐着牛群。最后我们跑到了一片空地，牛群转身跑出了我们奔跑着的道路，它们危险地转着大牛角。我们跟它们一起跑了很长一段路，我很好奇，牛的主人要怎么再找到它们的行踪。

回到训练营时，天气开始凉爽了起来。切普瑟巴赤裸着上身，递给了我一个桶。他在外面的水龙头下开始往他的桶里倒水。“这是用来洗澡的吗？”我不确定地问道。他朝我笑笑，点点头，被我的不解逗乐了。我们把桶提到了淋浴间里，然后用手舀水，把冷水泼到了自己身上。

后来，我问跑者们训练营里为什么只有这么基本的设施。水泥地上挖了几个洞就算是厕所了，这在肯尼亚很普遍，但这是些有钱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那些停在门里的崭新的汽车就是明证。运动员们甚至还会自己打扫厕所，公共休息室的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轮值表，上面写着每个人做家务的排班时间。

“我们习惯了这样。”伊曼纽尔·穆塔伊说。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将他带到了他现在的所在，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不啻是一种冒险。运动员们知道，那些选择离开训练营去过一种更舒适生活的人往往会失去他们的优势。在世界的这一个小小角落里，竞争是那么激烈，优势是一种一旦丧失就难以弥补的东西。

天黑后没多久，就到了吃晚饭的时间。我们都坐在公共休息室里。灯管在天花板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房间一角堆着建筑垃圾，墙壁光光的，只贴着一张关于汽水为什么对孩子有害的剪报。二十来个运动员挤在屋子里，坐在白色的塑料椅上，兴奋地聊着天。几乎所有人都穿着同一款宽大的黑色阿迪达斯外套。

厨师从紧连着休息室的厨房窗口递出一托盘高高堆起的乌伽黎，然后是一盆sukuma wiki[2]①，其实就是炖甘蓝。几页旧日历被拿了出来垫盆子用。切普瑟巴像是负责分食物的，他给大家传着食物，用面包刀把乌伽黎切成条，又加上一份炖菜作为配菜。穆塔伊则在电视旁边的椅子上放上了一台手提电脑，我们打算看场电影。

有人关上了条形灯。寂静降临了，我们全体坐着，用手指拿着东西吃，看着穆塔伊，他正试着让他的DVD在电视机上播放出来。最后响起了一阵不太由衷的欢呼声，电影开场了。

电影说的是一个美国少年的故事，他是一个武术迷，最后他来到了中国，向成龙学习功夫。一开始他毫无希望，茫然不知所措，受着怀疑的折磨。

“不要忘了呼吸。”成龙告诉他。这是个好建议。他在树林中投入地练习了数月，每天拂晓时分就开始起床训练，渐渐地，他的技艺开始高超起来。然后他回到了他位于中西部的家乡小镇，把他走之前欺负过他的恶霸都痛揍了一番。

这跟我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在发生蜕变后回到家去，像肯尼亚人一样飞驰时，我的速度会不会也把人们惊得目瞪口呆呢？我四下张望了一下，只剩下我还在看电影，其他人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去睡觉了。明天早上我们要跑38公里。我关上了电视，穿过院子回到了我的房间。闪电在夜空中一闪而过。穆塔伊给我多留了一条毯子，以防我感冒，但没有枕头。我用被单和毛巾充当枕头，然后就爬上了床。有位跑者说他会叫我起床，但为了保险起见，我把闹钟定在了早上4点30分，然后便关上了灯。

门上响起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我翻了个身，看了眼电话上的时间，早上4点40分。我一定是又睡着了。

“好的。”我说道，把腿摆到了床下。外面天还黑着，于是我打开了灯，刺眼的灯光逼着我又闭上了惺忪的睡眼。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试着清醒过来，天太冷了，但我必须开始穿衣服。十分钟后我们就得出发。

5点稍微差一点，我们出了大门，在星空下向着主干道的方向走着。到了道边，运动员们在黑暗里四下站着，在等车来接。一个刚刚20岁的年轻人问我准备跑多远。

“要看配速怎么样。”我说，“你每个5公里准备跑多快？”

“可能16分钟吧，或许17分钟。”他随意地说道，好像这是38公里跑的正常配速似的。早上六点，海拔大约是2348米。几个月前，我在埃克塞特平坦的赛道上跑了一个5公里比赛，我跑了18分钟多，而且跑得疲惫不堪。

一辆面包车停了下来，车门开了。车里困倦的脸庞们回望着我们。车子已经满员了，但我们大概还有十个人等在外面。然而我们还是全都想方设法挤了进去，一个坐在另一个的大腿上，或者弯腰站着，头顶着天花板。我挨着一个窗边座的边沿坐着，望着沿途的风景，司机调高了轻快的卡伦津音乐的音量。没有人说话。

6点不到，车子停在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一条孤零零的泥土路上。黑暗中有几个人走过，看着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下车，几个运动员消失在了黑暗中，抓紧最后一刻去方便一下。剩下的人像等着开工的早班工人一样站着。我还在烦恼着配速，我甚至连第一个5公里都撑不过去。一轮新月挂在空中，东边的天空开始染上一抹橘色的晨光。这是个美丽宁静的早晨。

我们似乎是在等待些什么。

“怎么了？”我向一个跑者问道。

“我们在等女士们呢。”他说，冲着三个女人站着的地方点了点头，她们正拿着表，听取着两位教练的最后指示。“她们比我们提前十分钟开始。”

提前开始正是我需要的，我跑了过去。“或许我应该跟她们一起跑？”我对着教练们说，“当然可以。”他们说道，几秒钟后我已经跑了起来。一开始配速比较和缓，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稳定地前进了。肯尼亚人很精通在长跑中慢慢加速，所以你几乎注意不到你在变快。5公里的时候，我们超过了自行车，从上班途中的人流边跑了过去。在每个转角，道路都再度向着远方延展开去，但我们继续跑着，一言不发，我们的双脚拍打着地面，随着新的一天的展开，脚下的距离在一公里一公里地逝去。

17公里的时候，男运动员们超过了我们。一开始传来的是匆匆忙忙的脚步声，然后他们就从我身边跑了过去，他们步伐有力，肩膀前倾着，双脚蹬起小团小团的尘灰。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跑了过去。跑在前面的是伊曼纽尔·穆塔伊和一个叫斯蒂芬·基普罗蒂奇（Stephen Kiprotich）的乌干达运动员，他在最近的世界越野锦标赛中名列第6。其他人落得也不远。

他们跑过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感觉不好起来，速度上的强烈反差仿佛夺去了我感觉自己正有力地奔跑着的信念。女运动员们现在也离我远去了，她们也要跑38公里，但还在加速之中。我听到身后有汽车的马达声传来，车子开过我身边的时候，边门被推开了。教练对我笑笑，他是曾经的奥运会银牌获得者。

“你想上车吗？”他问道。这真是个美妙的邀约。我跳进了车门，一屁股坐在了一个长长的空座位上。我的心脏在猛烈地跳动着，身体因为停了下来而有些刺痛。

“你知道，”教练说道，“这里海拔很高。”他是在为我找借口，他这么做是出于善意。但这也是他的借口。让我上车的邀约更像是命令，而不是询问。车子得从队伍后面一直开到前面，分发饮料，报时间，为选手们给予鼓励。我落在越后面，这些事就越难做。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实际上，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用1小时14分跑了17公里，还是在高海拔地区。这要比我和“埃藤镇猎狗队”的头几跑稍稍快些，是3小时多一点的马拉松配速。我能在相似的地形里继续跑25公里吗？我对此表示怀疑。

我坐在车里做着心算，我们绕过了领跑的运动员，向着20公里的标记点开去。他们现在真的跑得飞起来了，但看上去还是那么轻松。穆塔伊远远跑在前面，起码把五六个世界级的马拉松跑者抛在了身后。我们从他身边开过向他递水时，他看上去很平静，仿佛是在进行晨间漫步。他喝了点水，盖好瓶盖，把水递了回来。只剩18公里了。

我读了一些对即将到来的伦敦马拉松的预测文章，没有人把穆塔伊视为可能的夺冠人选，尽管他去年夺得了第2名。为什么会这样？我向教练请教了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给报纸写文章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转过身对着我说，脸上挂着笑容。他知道我为一家报社工作。“但伊曼纽尔已经准备好了，毫无疑问。”

他在我们之前跑到了38公里的终点，我们开到的时候，他正在一些木头房子边散着步，双手叉在腰上。教练把他的夹克递了过去。木头房子后面，两座画册风景画一般的小山间，一团轻柔的薄雾缓缓飘移着，红色的公路在山后继续蜿蜒向前。

其他的跑者也一个接一个地到了。伯纳德·基普耶格（Bernard Kipyego）后面跟着的是乌干达人基普罗蒂奇，几周之后，伯纳德在巴黎马拉松中夺得了第二名。他们都停了下来，一言不发地拿过自己的饮料。即便是对实力非凡的跑者来说，38公里也是格外艰难的训练。托马斯是最后到达的人之一，他显然是训练营里的初级成员，这不是指年龄，而是指取得的成功。他没有车，但当他在训练营里感到无聊了，他喜欢替别的跑者洗车。

“他们付你钱吗？”我问他。

“不，我喜欢洗车。”他说。

托马斯听到我要跑里瓦马拉松时变得很兴奋。

“2008年的时候我跑过里瓦马拉松。”他告诉我。因为有信心能跑好比赛，他设法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凑到了报名费。然后，他在比赛前夜到了里瓦，住到了保护区的社区教养所里。最后他跑了第三名，得到的奖金远足以偿还他借来的那些钱。“一对一”训练营的经纪人米歇尔也因此同他签了合约。

跑到车子边上时他却没有停下来，而是径直跑过了我们，向着两座尖尖的小山跑去。我们又开出几公里才赶上了他，他正在路边等着我们。

“我想跑40公里。”他说，用严肃的眼神看着我。加入训练营后，他一场比赛也没跑过，他很渴望能再度比赛。

回到营地后，运动员们都精神高涨。这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现在只需要休息。厨师准备好了茶水，但几乎没有人吃东西。跑了那么多公里，肚子里只有昨晚吃下去的乌伽黎，而早餐仅仅是一杯茶。感到饥饿的人，比如我，有几片干的白面包可以吃，不是很多，但吃起来很美味。

跑完步后，穆塔伊看起来放松多了，他和其他运动员一起站着看我的车。我走了过去。

“你在哪儿弄到的？”他问道。

“是我连襟的。你喜欢？”他点点头，若有所思的样子。

伯纳德·基普耶格微笑着。“KXE。”他晃着脑袋说。

在我看来，在他们那几辆崭新的四轮驱动车边上，这辆车就像是破烂货。但它不论到哪儿，似乎都能把成年男人给吸引住。前天我来的时候，训练营的田径教练梅托（Metto）没有认出我来，接着他看到了车。他绕着车转着，脸上挂着快乐的笑容。

“哦，你啊，还有你的车。”

穆塔伊还在看着车。

“你想看看引擎吗？”我问道。这听上去几乎像挑逗。他点点头，于是我打开了引擎盖。他们都拥了过来，用卡伦津语交谈着。然后穆塔伊看着我。

“你想卖吗？”

就在两个多星期后，我坐在埃尔多雷特的大普里餐馆（Grand Pri）里，等着伦敦马拉松的开赛。餐馆老板是半程马拉松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和10000米跑世界冠军摩西·塔努伊（Moses Tanui），他承诺过要办一场伦敦马拉松的派对，现在整个地方都被红气球和海报装扮好了。摩西和他的朋友们都穿着红色的维珍伦敦马拉松[3]①的夹克，满脸笑容，向大家分发着口哨。

楼下的地下酒吧里坐着上百人，他们都在等待着大屏幕开启。唯一的问题是没有电，而比赛就要开始了。

摩西似乎并不担心，他说他有一个发电机，只需片刻，一切就能准备就绪。大概过了45分钟，当电终于来了的时候，这些电视不知怎么地只能调到一个叫“周日福音”的节目。

我们坐着，等待着。摩西把我邀请到了他的私人办公室去看比赛，那里有着我见过的最大的电视。在这儿看比赛的还有一伙前明星跑者，包括伊曼纽尔·穆塔伊的教练在内。

我们正在错过比赛，似乎没什么人对此感到困扰。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却平静地坐着聊天。过了一会儿，我决定去看看熙攘的酒吧里是什么气氛。下楼的时候，我遇到了楼梯上的摩西。

“抱歉。”他走过的时候说道，着急地接着电话。他看上去有点受伤。酒吧里空无一人，最后一个人刚刚离开。

“克里克旅馆，”他对我说，“那儿有屏幕。”

我撇下了正在为一队工程师烦恼的摩西，去了街角的克里克旅馆。那里人山人海，大家欢呼着，吹着口哨。

我到的时候，玛丽·凯特尼已经在女子比赛中领先了很大一段。几周前我还坐在她拥挤的起居室里，尴尬地沉默着，喝着橙汁。而现在她上了电视，奋勇跑向前，要赢下伦敦马拉松。

男子比赛刚刚热烈起来，伊曼纽尔·穆塔伊仍然跑在领跑集团中，他跑姿流畅，感觉轻松，就跟几周前在卡普塔伽特尘土飞扬的跑道上一样。30公里左右的地方，当他冲到了人群前面，开始把别人撇在身后时，大家都热烈地欢呼了起来。我发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也在欢呼着，吹着口哨。

他像是飘过了伦敦街道似的，我能看到人们站在路边，惊叹不已，好奇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能跑得这么快，这么轻松。他的爆发看起来蔚为壮观。他跑出了马拉松赛程史上速度最快的10公里比赛（28分钟44秒），其他人挥舞着双臂跑着，却被他远远抛在了身后。他以史上第四快的马拉松成绩获得了冠军，创下了一项新的赛会纪录。他确实是准备好了。

赛后，当我和大家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出酒吧时，我感到心底有一股融入感，如同暖流般流淌着。在外面的街道上，我遇到了训练营里的另外几个跑者。

他们微笑着同我握手。“伊曼纽尔跑得很好。”他们平静地说，似乎这正是他们期待的结果。他刚刚跑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拉松之一，但对他们来说，这只是又一天的工作。

[1]①西班牙奔牛节中，牛会在后面追赶跑在前面的人。 ——译者注

[2]①斯瓦希里语。 ——译者注

[3]①伦敦马拉松目前的主要赞助商是维珍理财（Virgin Money），所以也被冠名为维珍理财伦敦马拉松。 ——译者注

Chapter 19

偷牛习俗与肯尼亚人的跑步基因优势

在早年，衡量耐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去逮住一头羚羊。

科尔姆修士说，他已经来肯尼亚这么久，久到觉得自己现在就是个肯尼亚人。而他也像一个肯尼亚人一样，很难给个准话。一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他，问他可不可以来看他的明星运动员大卫·鲁迪沙训练。他说他不知道鲁迪沙什么时候跑步，然后我逼问他可以不可以改天来，他突然被我惹恼了。

“日程不是我定的。”他明确地对我说道，发音就像他平时对运动员说话时那样夸张，“昨天晚上鲁迪沙对我说他感冒了，所以今天可能不会训练了。但他可能会在埃尔多雷特跑。或许他会出现在这儿（埃藤）。我没法说‘我们10点的时候会在做这或者做那’。我的运动员是精英运动员，八月（世锦赛）前他们都不需要处在巅峰状态。他们跟其他你在埃藤看到的运动员不同，不用到处去跑步，希望某个白痴会看到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去某个地方参加某项比赛。我是说，他们在外面跑步是好事，要好过在埃尔多雷特吸强力胶[1]①，但他们中有一半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比赛。”

说到他的复活节训练营时，他的脾气稍微好了点，他让我在节日期间任何一天的上午10点过来。这些训练营是肯尼亚最早的训练营之一，当然也是埃藤的第一个训练营，由科尔姆修士在20世纪80年代创建，旨在培养当地有天赋的青少年跑者。

贾费特17岁的时候去了其中一个这样的训练营。他家的墙上贴着一张珍贵的训练营照片。我问他在那儿都学到了些什么。

“姿势，”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教会了我跑姿。”这是个常见的回答。“一对一”训练营的1500米跑选手尼克松·切普瑟巴也在圣帕特里克上过学，和科尔姆修士一块儿训练过。他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同样的回答，说科尔姆修士教会了他跑姿。

这是个有趣的答案。大部分肯尼亚人的跑姿都很漂亮、流畅，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从小赤脚跑步的关系。那么科尔姆修士的秘诀怎么会是教授姿势呢？

当我来到他家的时候，他刚要出门，看上去充满了使命感。你能看得出来，他正在做他热爱的事情——培养未来的冠军。

训练开始前，他带着我去学校厨房转了一圈，那儿有个男人在一个工业生产用的大桶里煮豆子。科尔姆修士想确认下厨师是不是已经收到了他送来的乌伽黎面粉。我跟在后面，穿过灯光暗淡的食堂大厅时，我微笑着同路遇的每一个人握手。一排排桌椅的另一头，是学校的名人墙，墙上满是镶着相框的跑者照片。凑近瞧的话，你能认出一连串肯尼亚最有名的运动员，其数量让人难以置信。其中有前圣帕特里克的学生威尔逊·基普凯特（曾三夺世界冠军，前800米跑世界纪录保持者）在学校操场上种树，理查德·切里莫、马修·比耶尔[2]①和科尔姆修士一起坐在沙发上，炫耀着他们在1992年奥运会中获得的奖牌。另一张有点模糊的照片拍摄的是1988年的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彼得·罗诺（Peter Rono）飞奔在一条尘土飞扬的跑道上。

科尔姆修士穿过大厅，走向了学校正面的操场。年轻运动员们正一群群聚集起来，从宿舍出发，慢慢地穿过草坪。正等着大家到来的是一个年轻人，名叫伊恩（Ian）。虽然他只有25岁，科尔姆修士已经将他聘为自己的助手。伊恩长着一张娃娃脸，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不太有教练的气场，但等运动员们准备好了，他就站在他们面前，解释起这天的训练来。

科尔姆修士由着他说着，和我一起站在几米开外。

“我挑了伊恩是因为他有体操背景，”他对我说，“他懂姿势。”

伊恩让运动员们绕着小操场慢跑，他们慢慢地跑着，排成一队。

“我们想看看他们中哪些人的节奏感比较好。”科尔姆修士解释道，“他们应该能自然地找到跑在前面的运动员的节奏。”

“如果他们没节奏感呢？”我问道，看着一个姑娘似乎正挣扎着融入到别人整齐划一的流动中。

“那我们就会好好教他们。”他说。

我看到鲁迪沙在其中一群人里跑着。年度世界级运动员，有史以来最快的800米跑者，正在参加学校的节日训练营，不是作为指导者或者老师，而是作为运动员之一。这正是这些学童正在致力达到的专业水准。他们的表情专注、严肃，每一个都是科尔姆修士花了一个冬天的时间，观摩了这个地区各个学校的比赛后亲手挑选的。受邀参加训练营是一项荣誉，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遇。有那么多人来到了这里，又继而成为了职业运动员。科尔姆修士说他的成功率大约是60%。我环顾四周，好奇这些年轻人中有哪些将会踏上下届奥运会的跑道。毫无疑问，他们中会有这样的人的。

我注意到所有的运动员都穿着鞋子。

“你怎么看赤足跑？”我问道。不知怎么的，这听上去像是个天真得近乎愚蠢的问题，就好像我是在问他，如果运动员的头发更短一点，他觉得他们会不会跑得更好。

“我们在学校的所有训练都是赤脚进行的。”他看着我说道，确认了下我是不是在听。“在西方，我们在孩子们会走路前就给他们穿上了鞋子。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呢？我们教他们的是，地面是危险的，他们需要保护自己。但肯尼亚的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地面，所以他们和地面有着更和谐的关系。他们学会了在跑步的时候如何小心地落地，而不至于伤到自己。他们学会了轻柔地落地，学会了轻轻掠过地面，而不是重重地敲击地面。”

科尔姆修士说，他教授跑姿并不是觉得肯尼亚人的姿势有问题，而是他想把好的姿势变成完美的姿势。破世界纪录、赢得金牌，这些都需要好好打磨天赋。赤脚跑步是催生出这种天赋的一个部分，他说。这是一种完全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获得的天赋。

“这是一种要用到体力的艰苦生活，一种让他们变得强壮、自律、对成功心向往之的生活。”他说，“当这些运动员们在十五六岁的年龄来到我这儿时，他们已经做好了60%的准备。”他对他们姿势的打磨，是在赋予他们培养那种天赋和力量的工具，它们源于艰苦的生活，而他要把它们点石成金。

训练结束后，我们回到了食堂大厅，享用了一份抹了果酱和蓝带黄油的三明治来作为上午的点心。我和科尔姆修士以及伊恩坐在一起，运动员们坐在邻桌吃着干面包片。

“他们不喜欢果酱。”科尔姆修士说，他伸手又拿了一个三明治，然后背靠着斑驳的墙壁，脚搁在长凳上。“所以这些只是给教练吃的。”

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津津有味地吃着三明治，厨房里满是叮叮当当的碗盘声。我还在细细琢磨着他在操场上说的话。我问他们俩有没有听说过“天生就会跑”这个理论，人类是通过跑步一路进化而来的。

“丹尼尔·利伯曼曾经在这儿做过研究，”伊恩说，“他是个好人。”利伯曼是发展出这一理论的哈佛科学家之一，他通过研究肯尼亚运动员而发展出了他的理论。我感觉我正置身于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这位退休了的爱尔兰牧师和他25岁的肯尼亚助手，他们不像是一对智者组合。

“迈克·博伊特获得英联邦运动会的金牌后，”科尔姆修士挺直了上身，将脚放回到了地上，说道，“有人在他家乡的村子里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迈克·博伊特是圣帕特里克以前的学生，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过800米跑项目的铜牌。1978年，他获得了英联邦运动会的金牌。“庆祝会上，他童年的朋友来到了他面前，他们两个小时候经常一起跑来跑去。他同博伊特握了握手，‘真是太好了。’他指着博伊特的金牌说，‘但你还能抓住羚羊吗？’”

他前倾着身子，看着我，脸上半挂着笑容。运动员们起身往外走的时候，我们身后的椅子在地板上刮出了刺耳的声音。他们刚才是那么安静，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存在。科尔姆修士靠墙坐着，像是在说关上书本吧。就那样，我的课已经上完了。这些年来，他见过那么多人前来发掘肯尼亚跑者的秘密，甚至那天早上就有一个来自爱尔兰的电视摄制组，张罗好了准备要跟着科尔姆修士过一个星期，无疑是想发掘肯尼亚人的秘密。

“我们甚至还碰到一个瑞典人，他想对乌伽黎进行分析。”他说着把保鲜膜拉回到放三明治的盘子上。“我让他带点面粉回家去测试，但他说他需要在高海拔地域用肯尼亚的水、在肯尼亚的锅子里烹饪。”科尔姆修士对这种愚蠢的想法感到难以置信。

“他发现什么了吗？”我问道。

“什么都没发现。”他几乎是很高兴地说道，“你们来这儿寻找秘密，但你们知道秘密是什么吗？就是你们以为有一个秘密，但其实没有什么秘密。”我没有提起过什么秘密，但他现在看上去有点怒气冲冲的，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

伊恩坐在他的对面，像诗人一样安详，他提议我们趁着运动员们还没去午睡，再出去看看他们。

科尔姆修士或许相信肯尼亚人在跑步上的成功并无秘诀可言，但这并没有阻止无休无止的科学家们前来肯尼亚进行研究，试着揭开那神奇的公式。

让许多科学家感兴趣的是，肯尼亚的大部分顶尖跑者都出自同一个民族，即卡伦津族。2011年，世界顶尖的100名马拉松跑者中有66名来自肯尼亚，几乎所有人都是卡伦津人。长距离跑是世界上民众参与最广泛的运动之一，而卡伦津人仅占全球人口的0.06%。这种优势实在让人惊愕，是体育史上最让人瞩目的现象之一，以至于大部分人，尤其是作为外行的旁观者们，会直接双手一举说：这肯定是基因决定的。

基因对运动表现有着重大的影响，这是科学事实。一个人可以连月训练，每天早晨闻鸡起舞，打开电影《洛奇》（Rocky）的配乐，吃健康食品，但要在半程马拉松中突破两小时还是要费尽气力，而另一个人，成长经历与前者相似，却可以以最少的训练轻松跑出1小时20分的成绩。这只能归为基因问题，或者，如同我们在谈论非东非跑者的时候常会提到的那样，是天赋问题。

基因会决定我们能长多高、我们对训练的反应会有多好，会决定我们的肤色，以及我们是男是女。性别因素对运动表现有显著影响，以至于我们得划分出两个组别。所以，基因对人们跑得多快造成影响，这一点很清楚。顶尖运动员都是那些在训练上享有基因优势的人，这点的证据也相当确凿。然而，肯尼亚人，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卡伦津人，是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有着更优良的奔跑基因，这点仍不是那么确定。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他们有着更优良的奔跑基因。扬尼斯·比兹莱迪司已经在这个课题上不知疲倦地工作了至少十年，还在埃尔多雷特的莫伊大学的实验室里，连续进行了几个月的实验，而十年后，他说他没能找到任何一个或是任何一组东非人独有的基因，可以用来解释他们在跑步上的惊人成就。

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鉴于卡伦津人口的规模和他们在跑步上的主宰地位之间的强烈反差，许多人已经开始在别的方面寻找基因优势的证据。

有个理论建立在卡伦津人过去的一项习俗上：偷牲口。英国人于20世纪初在这块地区定居、给卡伦津人带来新的作物和农业技术之前，卡伦津人大部分都是以放牧为生，还经常会抢牲口。其中卡伦津人的分支南迪族（Nandi）和基普西吉族（Kipsigi）在偷牲口上特别有闯劲。他们经常会离家数百公里去抢牲口，在动物的主人能追上他们前，他们会带着偷来的动物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回家。这是个危险的游戏，只有最健康、最强壮、跑得最快的跑者才能存活。一个年轻男人越擅长抢牲口，他积聚起来的牲口就越多。卡伦津人过去是以一夫多妻制为主的社群，某种程度上现在也还保存着这种制度，所以，一个男人拥有的牛越多，他能买的老婆就越多，也就可能生更多的孩子。

那个理论是，这种生育优势可能使得卡伦津人的基因组成在过去数百年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让他们成为了更优秀的跑者。

美国记者约翰·曼内斯（John Manners）的一部分童年时光是在东非大裂谷中度过的，他相信事实即是如此。“如果你不擅长奔跑，”他说，“你就更可能被杀。如果你能跑，你就更可能生儿育女。”

几年前，约翰开始了一个叫作“KenSAP”（肯尼亚奖学金运动员工程）的项目，这个项目会把尖子生送去诸如哈佛、耶鲁这样的美国精英院校。这个想法建立于约翰的一个信念，即几乎所有卡伦津人都能跑步。他认为，如果他从东非大峡谷地区挑选出一些尖子生、那些能在高中测验中获得最高分的学生，他们中有半数的人能凭借自己优秀的奔跑能力获得美国大学的田径和越野教练的赏识，他们可能会帮助这些学生进行申请。第一年，他成功地为六名学生争取到了奖学金，其中两人在他看来十分优秀，于是把他们直接送到了哈佛的田径教练跟前。

“但结果不太成功。”他告诉我说，“他们到了那儿之后，对训练不够投入。他们怕落下学业。他们真是中看不中用。”

那么这个实验失败了吗？它至少说明了不是所有的卡伦津人都能跑步，不是么？

“不完全是。”他说。约翰并没有就此止步，第二年，他让他的奖学金候选人经历了六周的训练，让他们跑了个1500米的计时跑，这样他就能更了解该把哪些人作为跑者送去美国的院校。

“七年里，我们将76个孩子送去了美国顶尖的学校。”他说，“当然，其中28个是作为有潜力的运动员送去的。有14个没有成功，主要是不够投入。加入美国大学的运动队意味着每天大约要训练三小时。”

可是，他的76个一等生中，有14人优秀到成功加入了大学田径代表队或是大学越野代表队。这14人中，有四人是他们大学里最优秀的运动员，其中三人获得了全美最佳选手的称号，这是一项授予某个赛季中最优秀跑者的荣誉称号，还有一人九度斩获了三级全国锦标赛[3]①冠军。

“本质上这是对卡伦津人进行的随机选择，考虑到这一点，这些成就是相当惊人的。”约翰恰当地指出，“我们因而可以总结说，卡伦津人的确有特别之处。”

他说得对，当然，卡伦津人的确有特别之处，但我不像他那样确信这一定就是一种基因优势。虽然他送去美国的学生在去美国前没有一个是运动员——他们太忙于学习了，但他们还是能从活跃的童年生活中得益，他们无疑是跑着来回学校的，而且很可能是光着脚，或是穿着鞋底轻薄的橡胶底帆布鞋。他们在高海拔地区长大，也得益于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低脂肪饮食。所以，他们来到约翰这儿时，已经具备了内在坚实的耐力基础——用意大利顶尖教练雷纳托·卡诺瓦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房屋已经建造好了。于是当他们被逼着跑步时，他们在身体上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当然，有些人天生就不是伟大的跑者，但如果像科学家们指出的那样，我们真的都是天生就会跑的话，那在76个体能良好、身体健康的青少年里挑出了14个优秀的跑者，那可能就不足为奇了。

当我们在英国或者美国学生中选择一组学生跟肯尼亚学生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出他们在生活中极少进行体育锻炼，而且还吃着糟糕的食物。把他们放在跑道上，并要求他们跑1500米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可能会把你当成疯子看待。他们此生中很可能从来都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或许一年级时被迫参加的某项越野赛是唯一的例外。如果发现他们中只有一两个人（如果有的话）能跑步，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惊奇的吗？

扬尼斯·比兹莱迪司说他听说过牧牛的理论，但这个理论并不太合情理。“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已。”他说，“遗传进化要耗费数千年时间，除此之外，卡伦津人的基因库不是孤立的，他们一直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但仅此而已。”

当然，只因为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并不就意味着肯尼亚人，说得更具体些是卡伦津人，就没有基因优势。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仅仅基于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就假设他们有基因优势。因为这样不科学，而且似乎还存在着其他的决定性因素可以综合起来解释肯尼亚人在跑步上的主宰地位。

仅仅归因于基因优势就抹杀了肯尼亚运动员所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如果他们的确具有内在的基因优势，那我们看待他们的胜利的方式就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对他们所有的努力、决心、勇气的钦佩之情也会随之减少。

其他运动员对竞争机会的看法、甚至对尝试去竞争的看法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来自一个民族的许多人赢得了那么多的比赛，因而他们一定具有基因优势，这样总结是很危险的。如果情况真是如此，那世上的其他人还是选择放弃的好。

[1]①即嗅吸强力胶中的挥发剂（俗称丁那油），嗅吸大量强力胶后会产生快感、幻觉，有一定成瘾性。 ——译者注

[2]①马修·比耶尔（Matthew Birir）：曾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3000米障碍赛中获得金牌。 ——译者注

[3]①即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三级全国锦标赛。全美大学体育协会设有一级、二级和三级这三个等级。 ——译者注

Chapter 20

顶尖的运动员要带点疯狂，而不能像会计师

跑步是一种简单、原始的运动。奔跑是让我们成之为人的一部分。

“芬恩，”我打电话给戈弗雷的时候，他欢呼雀跃地说，“你回来了真是太好了。”

我去了一趟与肯尼亚北部接壤的邻国埃塞俄比亚，那是又一个伟大的奔跑国度。我在那里的小镇阿瓦萨（Hawassa）跑了一个半程马拉松，小镇位于亚的斯亚贝巴[1]①以南270多公里。海勒·格布雷西拉西耶组织了这次比赛，他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跑者——1993年至2000年间，他赢得了所有10000米跑重要比赛的金牌，包括两届奥运会在内；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让人目瞪口呆地打破了24项世界纪录。这个伟大的男人在阿瓦萨湖边拥有一座奢华的旅馆。

半程马拉松前夜，我在旅馆大厅里遇到了英国的前马拉松跑者休·琼斯（Hugh Jones）。他告诉我，他现在是IAAF的官员，是来这里测量赛道的。

“这不是条适合跑出PB[2]①的赛道。”我说我希望能跑出个人最好成绩的时候，他对我说，“它沿湖展开，是条越野赛道，路很崎岖。”

但训练了这么多，即便小径崎岖，海拔又高（大约1500多米），我还是有希望的。我从未像最近这么艰苦地训练过，我感觉我比过去这几年更精瘦了，有生以来，我的腓肠肌第一次清晰可见。

在起点线上，当我发现比赛没有埃尔多雷特的越野比赛那般令人生畏时，我松了口气。参赛选手被分成了两拨，进行两场比赛，一场是精英比赛，一场是群众比赛。我参加的是群众比赛，另外还有许多外国人参赛，他们主要是驻扎在亚的斯亚贝巴的救援人员。据我所知，参加比赛的埃塞俄比亚人大部分也都是救援人员。

比赛开始的喇叭声一响，我随即就发现自己是在独自跑着，大约六名选手组成的领跑集团遥遥领先，其他人都消失在了我的身后。赛道沿着一条通往镇子的公路展开，然后又绕到了湖边的一条泥土路上。我们跑过的时候，渔民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像照片一样定格在了原地，他们的网只收了一半。皮毛闪着光泽的马群好不容易把自己拽出了水域，正在过着马路。我前面的跑者设法从另一边绕了过去，这让马群向后跳了起来。我瞅准时机，悄悄从同一个空当穿了过去。我感觉很有力，和领先选手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了。

跑到三大圈的第二圈半途时，我瞥了一眼铺筑路面上自己的影子，惊讶地发现自己看上去还真像个运动员，正沿着宽敞的大道大踏步前进。已经跑了12公里，我感觉好极了，配速很不错。“很好，很好。”我跑过的时候人们说道。

然而，第三圈跑到相同的地方时，就不是这样一副让人心旷神怡的景象了。我的步幅变小了，手臂停止了摆动。我正在跟岔气作斗争，于是不得不在湖边停了一会儿，做了会儿拉伸。岔气时好时坏，我跑得慢一点，就会稍微缓解一些。或者，是我的理智在对我耍花招吗？我想尽我所能跑得快些，而我的身体却想放慢脚步，我陷入了一场身体与意志的较量中。

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跑了多少时间，或是在哪儿停下来，这些并不真的重要，没有人在乎这些，我应该享受这次经历。这个声音盖过了我想要跑快的欲望。我向着海勒的度假酒店前进，跑过了一群模样寒碜的白马，它们正在造了一半的公寓大楼间吃着草，最后，我几乎是慢跑着跑完了最后一公里。

终点处，路边都是列队观看的观众，里外围了三层，他们安静地拍着手，或者只是在裹着的围巾下面向外望着。跑在我前面的跑者领先太多，我已经没法追赶了，我也看不到后面有任何人。当终点进入眼帘的时候，我看到了玛丽埃塔和孩子们兴奋的脸蛋。他们都微笑着、鼓着掌，为了向他们致意，我奋力一搏冲过了终点。

尽管我说服自己不要太逼自己，但我还是获得了第7名，跑出了1小时26分47秒的个人最好成绩。秒数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最好成绩只提高了7秒钟。

伟大的男人格布雷西拉西耶正站在那儿，像招呼失联已久的朋友那样招呼我。我汗淋淋地拥抱了他，接着便走去领我的奖牌和免费T恤了。

“能跑出PB真是太棒了。”当我告诉戈弗雷我的成绩时，他说道。要明白我赛后的感受如何是很难的。和世上最棒的跑者们一起训练了四个月后，我把自己的半程马拉松最佳成绩提高了7秒钟。离里瓦马拉松只剩六周时间，我真的很希望我取得的进步能更大些。

“你跑得棒极了。”当我表示自己不太高兴时，玛丽埃塔说道，“你离领跑集团很近。”这当然要好过我在埃尔多雷特的表现，所以，至少我正在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旅馆的无边际泳池[3]①边，俯瞰着阿瓦萨湖幽暗的湖水，仍然在想比赛的事。我认真地思考着我是如何在那场心理战中败下阵来的。跑在那条又长又直的公路上时，我的决心就像风中的丝绸围巾一样远远飘散了。困境来临的时候，我就是没在心理上做好准备。

“你以前也这样说过，”玛丽埃塔说，试着给我些帮助，“你能对此做些什么吗？能学到些什么吗？”

她说得对，以前在别的比赛中，这种情况也曾经发生过，理智在我的耳边低语：“急什么呢？谁在乎？”它会一直嘀咕到我说“好的，你说得对”，然后我就松懈了下来。

肯尼亚人在比赛中可没那么脆弱，因为他们通常都更靠近领跑集团。我在保德汉姆城堡获胜的时候，就没有受到这种想法的侵扰。我确能获胜的信念越变越强，受此激励，我得以专注地一直跑到了终点。

但事情还不仅限于此。对一名肯尼亚跑者来说，他是受着决意改变人生的想法的激励，这份赌注可要高昂得多。即便是对顶尖的西方跑者来说，赢得一场比赛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也不可能与肯尼亚跑者相比。对一直都是糊口度日的人来说，就算只是1000美金也会带来改变。

肯尼亚人也更适应日常生活中的艰苦，于是当接近比赛终点的时候，这种困境愈演愈烈，他们更不容易被吓住。有一种理论认为，卡伦津人在心理上之所以如此坚韧，是因为所有卡伦津男孩在少年时期必须经历的割礼仪式，至少男人们是这样。他们需要站在村子里的长者面前，眼睛一眨都不眨地忍住疼痛，脸上不能流露出一丝一毫表情。只要皱一下眉，他们通往成年的旅程便永远地沾染上了瑕疵，他们就会被社群当作懦夫抛弃。许多运动员告诉过我，经历过这样一种严酷的考验后，他们在生活中需要面对的其他挑战，诸如在比赛终点冲刺，都成了小菜一碟。

肯尼亚人在心理上保持坚韧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似乎不会在跑步的时候花太多时间进行分析。如果你问一个肯尼亚跑者，比赛的时候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通常会说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我感觉很好，所以我跑得更快了”，或者“我觉得累了，于是停了下来”。相比之下，西方跑者可以确切地说出他在每公里处的想法，他的分段成绩是多少，他是怎么改变比赛策略的。我遇到的许多肯尼亚跑者告诉我说，他们比赛的时候不会戴表，他们更喜欢跟着感觉跑。对大部分西方跑者来说，这样是很危险的，就像是要开车作长途旅行，却关掉了速度计和汽油表。

雷纳托·卡诺瓦的一个肯尼亚选手最近在美国赢得了一场大城市马拉松的胜利，就像雷纳托在赛后说的那样：“如果你想成为顶尖运动员，就得稍微狂野一点，而不能像个会计师那样。”就像1993年伊斯梅尔·奇鲁伊在斯图加特[4]①时一样狂野，他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还剩七圈的时候就开始加速到了一个疯狂的配速。那天晚上他没有计算他每圈的平均耗时，他就是感觉不错，于是就这么做了，最后他获得了世界冠军。

所以，我在阿瓦萨的比赛中学到的，或者说正在学习的是，下一次我需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将专注力和意志力都锁定在目标上，让那些分散我注意力、让我软弱的想法销声匿迹。我不希望我参加里瓦马拉松的结局，像个参加徒步游猎的游客一样，慢吞吞地往家赶，告诉自己已经累得跑不动了。我应该观看野生生物，而不用担心流逝的时间和从我身边飞奔而过的人。我并不是为了瘫倒在终点才来到这儿并进行所有这些训练的。

然而，没有肯尼亚人那样的动力催我向前，我应该怎么干呢？我听别人说过，他们有自己特殊的口号可用。我记得葆拉·拉德克利夫有一次说过，她靠着在脑子里重复地诵念着“我爱你，伊丝拉”（伊丝拉是她的小女儿），才战胜了伟大的埃塞俄比亚人格塔·瓦米（Geta Wami），赢得了纽约马拉松的冠军。或许下一次我也应该试试，虽然我已经能听到我的理智在说，我的孩子们可不怎么在乎我的比赛排名或者跑了多少时间。

但是，我肯定伊丝拉也不怎么在乎她母亲的赛绩。真正鼓舞了葆拉的是她对她女儿的爱，而不是她女儿的认可。但为什么爱能让她跑得更坚韧呢？

演员肖恩·康纳里（Sean Connery）曾在一次访谈中被问道，如果有什么能让他落泪的话，那是什么。想了一会儿后，他答道：“运动。”我经常有相同的感觉。跑者们为了奔向终点而跑着，除了靠自己和自己的意志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助力同他们的极限做着斗争。他们在百分百的专注中双眼目视着前方，经年的艰苦训练刻蚀在了他们的脸上。看到这样的景象会让我热泪盈眶。跑步是一种残酷的运动，也是一种有感染力的运动。它还是一种简单、原始的运动。作为人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会感到饥饿，会觉得困倦，我们渴望爱，我们习惯奔跑。只需看看那些无人监管的玩耍着的孩子们，他们简直没法停下奔跑的脚步。奔跑使我们成之为人。

或许，跑者们和慢跑者们每天早晨起床，在世界各地的城市街道上敲击着路面，正是为了满足这股原始的冲动，为了感受我们内心深处某些原始的骚动，为了体会“有点狂野”。跑步一点也不有趣，跑步会带来疼痛，跑步需要付出努力。随便问问哪个跑者他为什么跑步，他很可能会带着一丝苦笑看着你说：“我不知道。”但某些东西在促使着我们前进。

我们可能会痴迷于PB和跑量，但仅仅这些并不能让我们出门奔跑。要制订计划，测量什么东西，我们能找到更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变成铁道迷去火车站搜集铁路机车号码，或者变成会计师。不，时间和计划仅仅是我们悬在自己的理性和过度分析的大脑面前的胡萝卜，好让我们找到理由去跑一跑。真正驱使我们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是这种感受人之为人的需要，是越过社会加之于我们的诸多角色和责任、越过公司的姓名牌，甚至是越过父亲、丈夫、儿子的标签，抵达那纯真、原初的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理性就会显得多余，我们从思考转向了感觉。

除非我们的理智就是停不下来。许多跑者说，他们跑步的时候也能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整天都在不断地翻腾，让我们这样，让我们那样，但这一点儿也没有扰乱我们。而当我们开始从它小心构筑的理性世界离开，进入狂野内心的那一刻，我们的理智恐慌了起来。我们的思维试图挽回我们，试图让我们放慢脚步。但就像日本比叡山的马拉松僧侣一样（他们为了寻求开悟，要在1000天里跑1000个超级马拉松）[5]①，如果我们继续逼迫自己，我们就会开始拥有一种关于我们究竟是谁的刺痛感。那是一种强大的感觉，强到足以让我们反复来回寻求更多这样的感觉。

爱也将我们带离了理性王国，将我们和我们内心深处的原始感觉联结在了一起。所以葆拉反复的呼唤才会奏效。她感受到的她对女儿的爱和跑步的原始情感同出一源。虽然从理性的角度看那些呼唤不会带来什么不同，但心中唤起的爱助了她一臂之力。她的女儿听不到她内心的呼唤，即便她听到了，九个月大的她也不会了解马拉松的一分一毫。但凭着这样一种被唤起的强烈的情感，葆拉得以超越了理性。她理智的大脑毫无疑问在敦促她放慢脚步，而她攻克了它。

等到下一次我在跑步中奋力挣扎的时候，我决定试一试同理智作斗争。

[1]①亚的斯亚贝巴（Addis Ababa）：埃塞俄比亚首都。 ——译者注

[2]①PB（personal best）：即个人最好成绩。 ——译者注

[3]①无边际泳池：通过对泳池边缘的特殊设计，使得泳池看上去像是没有边缘和池壁。 ——译者注

[4]①指1993年在德国斯图加特举办的世锦赛。 ——译者注

[5]①比叡山的天台宗僧侣有一种长跑修行法，此处所述细节略有出入。——译者注

Chapter 21

肯尼亚跑者的食物

肯尼亚人喜欢吃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低脂饮食。

正值周一，复活节下午的埃藤镇美丽、慵懒。整个早上街上都杳无人迹，因为全镇人都拥到了简易教堂里，这些教堂几乎遍布到了每一个街角上。牧师们使出了浑身解数，要一较高下，他们的布道声从街道上安置着的扩音器里高声传出，努力要将真理传播得尽可能遥远。

这是玛丽埃塔和孩子们在埃藤的最后一天。接下去的几周里，他们要去里瓦和乔菲及阿拉斯泰尔待在一块儿，留下我独自沉浸在奔跑里。玛丽埃塔让我和她一起在小区里进行最后一次散步，我们一直走到能俯瞰山谷的那个瞭望点。莉拉和乌玛在外面和她们的朋友们一块儿玩耍，在一排排的房子间奔跑着，笑着，后来消失在了门廊那头。于是我们带着奥西恩，沿着紧挨着我们家高高的金属篱笆的那条巷子漫步着，走过了小卖部。一位女士正和她的女儿一块儿掘着一小方土地，我们经过的时候她站了起来，丢下了手里的手推犁，擦了擦眉尖上的汗水。

“玛丽埃塔，”她说道，“你要去哪儿啊？”

“只是散散步，”玛丽埃塔说，“今天是我在埃藤的最后一天。”

女人看上去很震惊。“为什么？”她说，“你应该留下来，在这儿买一小块地。”这女人是一位单身母亲，有两个孩子，她在医院工作，开着一家小商店，种着玉米，还有两头产奶的牛。她问我们在英格兰的家乡是否有自己的牛，当玛丽埃塔告诉她我们没有时，她向我们流露出了一副不相信和遗憾的表情。“那你回家的时候一定要买一头。”她说。

她的一头牛正穿过泥地朝着篱笆慢慢走着，这让奥西恩很兴奋。他手里拿着根棍子，正往篱笆桩间戳着，嘴里还发出牧牛人般的声音。

“啦，啦。”他喊着，用他的小树枝打着篱笆。我们又继续走起来的时候，女人大笑起来。

“我要干活了。”她朝着我们的方向挥着手说道。

一路上，我们路过了一户户小小的人家。主人们坐在门外，或是准备食物，或是喝茶聊天。每一次，孩子们都会跑过来，咯咯笑着伸出手，而孩子的母亲们向我们挥手示意。

“Iyamune？”我们说。在卡伦津语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好吗？”。“Chamage。”他们答道，意思是大家都很好。

“现在就走似乎有点遗憾，”玛丽埃塔说，“我觉得我们才刚刚安顿下来，这儿开始有家的感觉了。”我们转过街角，天空在我们眼前延展开来。小小的房舍继续点缀着向下延伸的坡面，渐渐消失在了雾蒙蒙的远方。

“真漂亮。”她说，停下了脚步欣赏着这片景色，奥西恩还在我们后面悠闲地走着，“我喜欢你在这儿的早晨醒过来时的样子，你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门。在英格兰，我们总是把自己关在房子和车里，就像一个个小气泡，和所有其他人都隔离了。”

“你觉得你能在这儿生活？”我问她。虽然她说得很对，这里的生活的确有种让人称羡的单纯，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做出这么大的改变，到这儿来生活。我并不知道这种感觉的确切原因，但不知怎么的，我觉得自己和英格兰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不知道。”她说。

尽管在埃藤有一种安定感，我们还是没有改变计划，我送走了玛丽埃塔和孩子后，独自一个人从里瓦返回了埃藤。我开着阿拉斯泰尔的小汽车驶上了乌干达高速公路，一路躲闪着卡车和出租面包车，沿着错落有致的坡道蜿蜒上行，经过了诸多事故现场，终于回到了这个跑者小镇。

一如往常，回到埃藤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就是在路边奔跑着的众多跑者。他们不断地跑着，日复一日，击溃了一公里又一公里，就像科尔姆修士所言，他们希望能有某个白痴送他们去比赛。好吧，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来说，那个白痴就是我。

我给埃“藤镇猎狗队”的其他成员都打了电话，问了问他们的近况，并安排那个周末再进行一次长跑。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这一次该是我完成30公里的时候了。

我打算在基姆比亚（Kimbia）训练营度过在埃藤的最后几周。这是戈弗雷工作的地方，他之前已经邀请我过去。然而，我渐渐意识到，他并不真的在那儿工作。这是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每一次讲的人不一样，故事也就不一样。训练营最开始是由一个美国经纪人设立的，他雇了一个德国教练来训练运动员，但那个教练后来自己也开始成了经纪人，于是他们把训练营一分为二。戈弗雷在那曾是个身负多项职责的经营者，一方面是教练，一方面是星探，还有一方面是协调者。但德国教练不喜欢他懒散的作风，于是禁止他出现在房子里。然而，这两个经纪人都不住在肯尼亚，所有的运动员又都喜欢戈弗雷，于是当他需要在埃藤有个落脚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时不时溜回来。他也会邀请他的朋友过来住。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房子里只有安德斯待着。他似乎很高兴能有个同伴，带着我去了我的房间。

“你这间房是最好的。”他说，“墙上有幅很棒的画。”这幅画是一幅世界地图，是在这儿住过的美国和平部队的志愿者们画的。除此之外，房间看上去还是比较寒碜的，有着开裂了的血红色水泥地板、系着蚊帐的两张单人床，还有一条晾衣绳从房间的这头拉到那一头。

几天后，训练营里的三个运动员结束了在德国的比赛回到了这里。一天晚上他们闹闹嚷嚷地住了回来，同我握完手后，连忙就坐到了电视机前。他们好久没看墨西哥肥皂剧了。与其说电视房是个放松的地方，不如说更像个储藏室。电视正前方有张折叠桌，一个角落里塞着一张按摩床，门口堆着三摞塑料椅和一堆跑步训练鞋，再旁边是一个空玻璃柜。运动员们给每个人都拿了把椅子，在电视机前围成一圈坐好，训练营里的厨师奇贝特大娘（Mama Kibet）拿来一个小煤炉，放在了房间正中的地板上。当她把乌伽黎端过来的时候，他们三个简直快活似神仙。

他们如狼似虎地吃着饭的时候，我问他们在德国的时候想不想念乌伽黎。他们都用力地点了点头，因为嘴里塞得太满而讲不了话。

我们在埃藤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吃的是肯尼亚食物和意大利面、汤这些孩子们更熟悉的食物。我们偶尔会吃乌伽黎，但现在，在训练营里，乌伽黎成了我每天饮食的一部分。我把乌伽黎塞进嘴里，试着去喜欢上它，告诉自己要享受它清淡的味道。奇贝特大娘把乌伽黎和甘蓝混在一起炖，做得很好吃，但单吃乌伽黎的话，显得淡而无味，当它冷掉的时候尤其如此。其他运动员正处在亢奋中，想让我多吃点，但我真的已经吃够了。

肯尼亚人总是开玩笑说乌伽黎让他们跑得这么快，这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牵强。虽然单独看来，它并不是肯尼亚人奔跑的秘诀，但它是我逐渐拼凑起来的那个拼图的一小部分。正如扬尼斯·比兹莱迪司经过多年研究后所言：“起作用的不是单独任何一个因素，而是所有这些因素。”

除了肯尼亚人在生理方面极具活力的特性、生活在高海拔地区、赤脚跑步、经历过极度辛苦的乡村童年生活这些因素，运动员们的饮食也在发挥着作用。

在东非大峡谷，所有人都是吃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低脂饮食长大的。大豆、米饭、乌伽黎和绿色蔬菜是他们的主食。跑者们偶尔会吃肉或者喝牛奶。很难找到蛋糕、冰激凌、芝士、汉堡、比萨这些我们西方人如此钟爱的高脂肪食物，至少在埃藤是这样。这些食物干脆就不存在。我们的邻居希尔达开十岁生日派对的时候，她妈妈不得不从埃尔多雷特给她运了只蛋糕回来。

扬尼斯说了一个有关一群想要研究肯尼亚人生理的德国科学家们的故事，但他们不是在肯尼亚进行研究，而是带了些跑者回德国。“对我来说有趣的部分是，”扬尼斯说道，“在德国待了仅仅两周之后，他们都长胖了5公斤。”

来肯尼亚前，当我去拜访住在特丁顿的那些运动员的时候，其中一个运动员正站着搅拌乌伽黎，他问我有多重。其他人都坐在厨房里听着我们谈话。我上一次称体重时是80公斤，但我已经艰苦地训练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甩掉了几公斤。“77公斤。”我说道。那个跑者惊讶地看着我，甚至有一秒钟的时间他停下了手中的搅拌工作。另一个运动员用卡伦津语说了什么，但我能从他说话的语调听出来，他是在向他的朋友确认他刚刚听到的是不是真的。

“77公斤？”那个运动员向我确认道。“是的。”我说，“很重吗？”他点点头，还是不确定他有没有听错。

他说自己重59公斤，而另一个运动员只有51公斤。

离开埃藤去里瓦的前两周，我设法在贾费特叔叔工作的加油站找到了一个秤。我现在的体重是69公斤，离开英格兰后我已经轻了8公斤。当然，跑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饮食也是。现在，我的饮食里几乎不含任何脂肪，我正在和体重搏斗。

那天晚上戈弗雷打电话给我，看看我在基姆比亚之家过得怎么样，另外他还告诉我，我们第二天的里瓦队长跑计划有变。卡车被重复预定了，他听上去似乎没有再找一辆车的精力。我建议干脆就开我的车去埃尔多雷特，沿着铺筑公路往回跑。他答应说这是个好主意，听上去有些心不在焉。

我们决定模拟里瓦马拉松的出发时间，早上7点出发，但我打电话给克里斯的时候，他不太高兴。

“太晚了。”他说。他对路线也不满意。“只有姆宗古才会在铺筑公路上跑步。”他说。但我们没有可以开下公路的卡车。他不情愿地答应我早上7点去他学校外面接他上车。

早上6点半，我的电话响了，是克里斯。

“你好，先生。”他说，“我在学校，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得开始了。”

安德斯也决定一起来，于是我们穿完衣服、灌满水瓶后，就开车出了大门，去接贾费特和比阿特丽丝。比阿特丽丝带来了一个朋友，我猜她觉得只有她一个女性有点寡不敌众，有个朋友在身边，也能让她有个跑步的同伴，但这也意味着我们车里现在有五个人。幸运的是，今天谢德拉克和菲利普不跑，队里人没到齐，乔瑟法特也还没到。

“他去美国了。”贾费特告诉我们说。

“去干吗？”我惊讶地问道，“他还回来吗？”

“他去比赛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虽然克里斯是乔瑟法特的好朋友，他听到这个消息时也很惊讶。

“那可不妙，老兄。”他说，“他至少应该通知下别人。”戈弗雷同样惊愕不已。“他必须尊重这个团队。”戈弗雷摇着头说，“这样可不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不太介意。乔瑟法特是个问题人物。有一次我们去山谷下面拜访他家，他已经有至少一周没见过他的妻子和孩子了，但他只是冲进家门，拿了一只包就又离开了，一句问候的话都没对他的妻儿说。他的孩子们围站着，光着脚，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睁着他们沉默的大眼睛看着我们上了车。克里斯发动引擎的时候，只有我向他们挥手再见，我们就这样离开了。

不，乔瑟法特的缺席对队伍来说并不是大损失。实际上，大家都建议用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保罗·塔努伊（Paul Tanui）来替代他。保罗是埃藤最好的人之一，大家因为他对宗教的热情而称呼他为“牧师”。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在他眼里一切都是“妙极了”。

保罗跟乔瑟法特一样，已经是个四处参赛的老运动员了，在世界各地赢得过许多小型比赛的胜利。当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去里瓦比赛时，他表现得很激动。

“愿意，”他说，这个词就像气球升入空中一样嗖的一声滑出了嗓门，“当然愿意。”

我们一到埃尔多雷特，克里斯就向戈弗雷提出了他对路线的不满。我们为什么要沿着公路跑回埃藤？他想知道。戈弗雷也拿不准主意。

“芬恩，你真的想在公路上跑吗？”他问道。肯尼亚人很少在水泥路上跑步，刚才从埃藤开过来的一路上我也看到这不是跑步路线的最佳选择。但我有些担心我的车能不能开下公路。

“我知道附近的另一条路线。”戈弗雷说，“沿着公路开几公里就到了，非常平坦，你的车应该能应付。”

于是我们挤上车，开始沿着另一条铺筑公路前进。不幸的是，这条路太坑坑洼洼了，简直就像是在踏脚石间开车。我不得不痛苦地保持着缓行，每过一分钟，早晨的太阳就又升高了一点。克里斯朝着我笑。“我告诉过你，”他说，“7点钟太晚了。”

我绕着公路曲折前行，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开了大约20公里，每到一个转角戈弗雷就说我们就快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承诺开始变得毫无意义。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能下车来真是种解脱。我们正置身于一个非常小型的村落，它围绕着两条公路的交会点而建，有几幢房子，一座加油站和一所学校。戈弗雷向我们解说着路线时，我们做好了准备。这一次我要跑30公里——我有生以来跑的最长的距离。

我们在起点排好了队，戈弗雷照旧为我们鼓舞了一番士气，而克里斯照旧表现得像是在完全忽视他。

“好的，我们都知道，这座镇子叫作……”戈弗雷开始了讲话，四下里张望着。他看着克里斯。“这座镇子叫什么来着？”他问道。

安德斯、比阿特丽丝、她的朋友和我提前10分钟先跑，我们沿着一条笔直平坦的公路跑了开去。这条公路像一条细细的铅笔线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将我们眼前的景观一分为二。我戴着顶帽子，那是安德斯的妈妈琼·贝努瓦给我的，她刚来埃藤探望安德斯。我不太了解琼的职业生涯，于是上网查了一下，我找到了一段她在1984年的奥运会上获胜的视频。她出人意料地在还剩35公里多的地方就冲出了人群，就这么一直坚持着，当她继续勇往直前、不屈不挠地跑到终点的时候，她的脸上闪现着钢铁般坚强的表情。她的帽子始终低低地扣在刚刚露出眼睛的位置。

我拉低了帽檐，就像戴着眼罩一样，全神贯注着，除了双脚的起落就不再关注其他任何东西。大部分时候，我们四个人都是并肩跑着，一言不发。我们跑过了一公里又一公里。这一次，比阿特丽丝能跟上我们了。安德斯偶尔会稍稍加点速，但我们每次都凭着稳健的步伐把他追了回来。我们偶尔会经过一幢房子，除此之外沿途只是一片荒芜。这里的空气要比埃藤干燥，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正朝我们发散着它的热量。

戈弗雷坐在我的小汽车里，时不时探出头来，伸出他挂满水瓶的胳膊，告诉我们要“坚持，坚持”。10公里、15公里……17公里附近，我们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急的脚步声，然后克里斯和贾费特从我们身边跑了过去。没有人说话。

不久，比阿特丽丝开始掉速，然后安德斯在20公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克里斯也停了下来。我跑了过去，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继续跑着。我的脑袋感觉太热，已经戴不上帽子了，所以我把帽子扔给了戈弗雷。我感到一阵解脱，似乎到目前为止，所有一切都只是热身而已。我继续前进着，把比阿特丽丝的朋友甩在了身后，攻克着这些里程，感觉自己就像是个长距离跑者。现在，道路变得更起伏了，但我的双腿很有力。汽车载着其他人从我身边开过。

“干得好，芬恩。”安德斯透过车窗说。他们经过我身边，去追独自跑在前面不知道什么地方的贾费特。我看到比阿特丽丝坐在车上，从后车窗里望向外面。她肯定也是在20公里的地方停下的。

汽车卷起的尘土在空气中逗留了一阵。现在只剩下我自己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奔跑着。我发现自己在笑。这感觉就像是一次童年时代的奔跑，我在想象中正奔跑着穿越非洲平原。我感觉很好。到了下坡，我觉得自己有力地迈着步子，速度快过以往任何时候。我能看到车就停在前面，他们都在等着。我向着他们冲了过去，停下的时候一把抓过我的水瓶。30公里，而且我还能站得住。

“干得好，芬恩。跑得真好。”戈弗雷说。我站在车边，微笑着说了声“谢谢”。

我用2小时7分钟跑完了这条30公里的路线，考虑到海拔和土路这两个因素，这个结果还不坏。在53分钟内再跑12公里，我就能以三小时以内的成绩完成马拉松了。突然间我感觉胜利仿佛唾手可得了，即便是在里瓦。我们今天出发跑的时间晚了，里瓦不会比今天更热，其他地方的海拔也会更低。突然，我进步的程度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

贾费特走了过来，他用1小时48分钟跑完全程后看上去还是精神抖擞。我们握了手，我们是今天唯一坚持到最后的两个人。

等我恢复好了，我们又挤上车，向着埃藤展开了缓慢又颠簸的回程。开到铺筑公路上后情况就好了很多，虽然我们还得小心警察的检查。在全肯尼亚，警察都是站在路边挥手示意人们停车，然后他们就绕着车走走，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头。什么都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碎了的镜子、光胎、车里有太多人。一开始我好像从来没有被他们叫停过，要么就是当他们果真招手让我停车时，看到我是个姆宗古后又示意我继续开走。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开始看上去更像当地人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被叫停了。有一次，一个警察招手让我停车时，我正开车载着安德斯和他妈妈。他绕着车巡视的时候，一脸严肃。我坐着不动，不想惹恼他。他转了一圈，然后停在了我的车窗边，让我下车。他说我刚刚开车开得很危险，在一个交通事故多发地段超了一辆货车。马路在来回两个方向上都是笔直的。

“那怎么会是交通事故多发地段？”我问道，张望了一下公路。

他朝我微微一笑，仿佛那一点儿也不重要。我们开车的时候，琼一直想停下来上洗手间，所以当我在这时看到她跳下车急急跑向灌木林时，我知道她是要去干吗。警察看着她，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白种妇女，长着一头灰色的短发。安德斯下了车过来帮忙说话。

“我们想赶上我们的朋友，他开得太快了。”他解释道。这是真的，我们正开车跟着戈弗雷，他开着另一辆车。但这真算不上是个好借口。这警官看着安德斯的跑步鞋。

“你是运动员么？”他问道。

“是的。”我说，注意到他的态度里有了一丝缓和，“你看到刚刚走开的那个女人了吗？”他点点头，耐心听着我说话。“她是个奥运会冠军。”我说。他笑了，好像我是在耍他似的。“那位女士？她是什么冠军？”

“马拉松。”他听出来我说的是真的。他摇摇头，但这是出于惊奇，而不是怀疑。这时，琼正从灌木林那儿往回跑。

“琼·贝努瓦。她1984年的时候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金牌。”我告诉他。琼向我们走来。

“夫人，我能跟你握个手吗？”他低下头说。琼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跟他握了握手，看着我们寻求解释。“很荣幸能遇到你。”他说。然后他转向我，笑得像只泰迪熊，“我就警告下你们，你们可以走了。”

“谢谢。”我说，于是我们都跳回车上，继续踏上了寻找戈弗雷的旅程。

Chapter 22

没跑过萤石矿就不能离开肯尼亚

田径明星是美丽的人儿。

基姆比亚训练营里的时间在缓慢地流逝着。晨训后，运动员们坐在塑料椅上，奇贝特大娘站在厨房里为午饭煮着米饭和豆子。一只小公鸡正在花园里昂首阔步，驱赶着偶尔误入花园的乌鸦，而奇贝特大娘的绵羊则在花园边缘紧张不安地搜寻着饲料，用牙齿拔着矮草。

奇贝特大娘是个热心肠的女人，总在哈哈大笑。你只需要告诉她你很喜欢你的午饭，她就会咯咯笑着走开了。有天我问她戈弗雷为什么被禁止入营，有人会不喜欢戈弗雷，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他貌似是地球上最和蔼的人了，总要确保大家都能满意。实际上，没有一份正经工作的他，似乎把帮助大家作为了他一生的事业。

“你知道，在肯尼亚，人们不太直来直去。”她告诉我。她不想细讲下去，但这在戈弗雷的性格上又增加了一层谜团。安德斯和我经常坐在花园里，我们好奇，戈弗雷是否表里如一。他告诉我们，他的老婆在肯尼亚西部做警官，他的儿子在学费昂贵的基普·克尼奥学校（Kip Kenio school）上学，他的房子和土地就在刚出埃尔多雷特的地方，另外在山谷里还有幢房子。然而，虽然戈弗雷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我们却谁都不曾见过他个人生活里的一丝一毫情况。他曾三次邀请过我去他家和他妻子一起共进晚餐，但每次他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约定。

我向训练营里的运动员们问起他的时候，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只是笑笑，摇摇头，说：“哦，戈弗雷，他多有趣呀。”所以一天早上，当我和他一起出发去拜访他住在山谷老家的母亲时，我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

如同戈弗雷以往的风格，办这事得遵照一个非常复杂的计划。我们需要沿着悬崖边缘开两小时车驶出埃藤，在那儿同谢德拉克的训练伙伴大卫·巴马塞碰面。下到山谷里的路对我的车来说太陡太颠了，所以巴马塞把他的四轮驱动卡车借给我们，卡车是他用他在迪拜马拉松赢到的奖金买的。之后我们会在谢德拉克的父母家再同他碰头，据说我在那儿会成为一场盛宴的贵宾。

“他们要为你宰只山羊。”我们坐着等巴马塞的时候，戈弗雷对我说。我们把车停在了一小排靠着悬崖边缘打桩起地基的木造商店旁。店铺的后方和下方，天空在山谷上一直延伸到远方。人们站在商店外面看着我们。

“我告诉他，”戈弗雷大笑着说，“‘你宰羊前就应该知道，芬恩是个素食主义者。’他很高兴不用杀羊了，他准备杀只鸡。”

戈弗雷试着打电话给巴马塞，但没有人接电话。他四十分钟前就应该到这儿了。一个男人在我们身旁停住自行车，他的车篮里有一头四脚朝天的绵羊。他松开羊的腿，然后把羊拉出了车篮，将羊脖子上的绳子系到了一丛草上。

“那草肯定很强劲。”我看着那只羊说。那羊没有一丝犹疑，只是执行着它这一生无休无止的任务——吃。戈弗雷又试着给巴马塞打了个电话，这一次他打通了。

“他在路上。”他打完电话后对我说，“他说他们今天跑得比平常要晚些。我告诉他没关系，我们是运动员，能够理解训练第一。”骑自行车的男人又带了一只羊回来，他把第二只羊放在了第一只羊旁边，然后就又骑着车走开了。

我们等着的时候，戈弗雷向我讲述了他多年前带一个美国朋友回他山谷里的家的故事。当时他已经离家比赛了好几个月，回到家时已是半夜。

“我试着打开门，但门纹丝不动。”他说，“真奇怪，我想。然后我就听到了响声，那种嘶嘶的声音，噢，我的老天。”

“怎么了？”

“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是白蚁发出的嘶嘶声。我家门后有个白蚁窝，就在我家里。我的朋友看上去很紧张。我告诉他里面可能有蛇，因为蛇喜欢坐在白蚁窝上。我一提到蛇他就远远地跑开了。”戈弗雷边讲着讲着便咯咯笑了起来，“他回到车上，锁上了车门。我过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只把车窗摇下了一小点，刚够听见我讲话，他紧张得不行。接着他又把车窗摇了上去。”

戈弗雷找到一把刀，他把刀往门的各个方向插去，设法捣翻了白蚁窝。白蚁窝翻在了他的床上。“到处都是土。我进去的时候很害怕，因为可能有蛇。我不得不睡在另一个房间的地板上。”他早上醒过来的时候，他的朋友还在车里。

“他直到看到了我才肯下车。”戈弗雷想起这一幕时摇起了头。

最后，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大约两小时，巴马塞来了，换完车后，我们就出发了。

下到山谷里的这条路肯定是我开过的最壮观的车道，沿着一座突然出现的陡峭悬崖的一侧，道路下降了1200多米，渐渐让位给了一片陡斜的坡耕地，这些坡耕地最后又悄悄潜入了底下干涸的山谷。我们沿路经过了不同的气候，从沉闷的丛林空气带跌入底部萤石矿上干燥、炙热的日晒之中。托比·坦泽曾经告诉过我，离开肯尼亚前我一定要跑一下萤石矿。这对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运动员来说都相当于一项成人礼。摩西·塔努伊声称他在1996年赢下波士顿马拉松前，每两周就要跑一次萤石矿。从山底的萤石矿到顶端我们同巴马塞碰面的商店距离恰好是21公里，一个半程马拉松，全程上坡。

“里瓦马拉松前我们要跟队员们一起跑一次吗？”我问戈弗雷。

“当然，肯定要啊。”开到底下花了几乎一个小时，路太颠簸了。我无法想象一路跑上去要花多久。

我们到达戈弗雷家的大门口时，已经差不多是下午3点了。这地方有一种时间静止、生活慵懒的感觉。人们坐在树下看着我们驶过，热得没有精力对我们表示惊奇。他家大门里面有一片小小的绿草地和几棵高高的松树，还有两座整洁的小房子，看上去像是底部偎依在一起的瑞士农舍。

“欢迎来到我家。”我们开车进去的时候戈弗雷说道。

我们跨下卡车时，戈弗雷的妈妈走了过来招呼我们。她有着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庞，脸上流露着一种自尊的神情，目光锐利。她穿着一件灰色的两件套套装，戴着一条彩色头巾，穿着一双跑步鞋。

戈弗雷妈妈一生都在萤石矿工作，一开始是和男人们一起砸石头，但最后她成了办公室里的一名通信员。她和家人一起住在一个属于公司的小房子里，即便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还是努力地工作，将她第一个出生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送去了埃藤的圣帕特里克高中。他不是个跑者，但有一次他遇到了科尔姆修士，并且开始在比赛中表现出彩。有一天，他的表兄、运动员约瑟夫·切瑟瑞（Joseph Chesire）来了学校，向戈弗雷要身份证。戈弗雷还没搞清楚是什么状况就把身份证交了过去。

“对，”他表兄说，“我给你在军队里弄到个位置。”戈弗雷并不想参军，但这是一个成为运动员、领工资生活的机会，“他觉得这对我是最好的选择。”戈弗雷解释说。不幸的是，他们谁都不知道，戈弗雷去美国学习的奖学金刚刚批了下来。但为时已晚，他现在是一名士兵了。

“科尔姆修士气极了。”戈弗雷告诉我，“他至今还在生我的气。”这似乎是种耻辱，他本可以造就一个好学生。但作为运动员，戈弗雷最后却花了很多时间在美国参加路跑比赛，并获得了许多胜利。他代表肯尼亚出征了好多次，还有一次在世锦赛的半程马拉松中获得了第四名，领先于保罗·特加特和摩西·塔努伊。这个来自萤石矿的男孩子做得很好。

他用他的比赛奖金先造了房子，现在房子里面，在桌上摆着琳琅满目的食物：炖绿豆、米饭、薄煎饼、豆子、香蕉、花生、鲜榨芒果汁。我感到饿了。

房间的一角堆着六只旧箱子。

“这是我的旧东西。”戈弗雷说着，打开了最上面的那只箱子。里面满是杂志、塑料袋包装着的跑步服、奖牌、奖杯。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彪马背心和紧身衣里找到一本旧的《每周田径》（Athletics Weekly）杂志。我粗粗扫了一遍，心想里面肯定有他。我发现有一页上列着那年的世界排名，他的名字在那儿，戈弗雷·基普罗蒂，在半程马拉松项目中排名世界第十。

“真有趣。”他说着，扯出一件旧的肯尼亚田径服，“这是我少年时穿的。”

他的母亲走了进来，对他说着话。他四下看了看。

“来吧，我们得吃饭了。”他说，好像回过了神来，明白了他正置身何处，“我妈妈担心我们不吃饭。”

等戈弗雷带我去参观完当地的学校、拜访完镇长时，天色已晚了。要赶到谢德拉克的家，我们不得不在又一条泥土路上迂回前进，那条路沿着山谷边沿展开，仿佛一眼看不到头，道路忽上忽下，途经那些迷失在时光中的小村落以及沐浴在夕阳中的色彩斑斓的木头房子。最后，道路斜穿过一座咔哒作响的桥，接着又顺着一个陡坡而上。这个陡坡陡到我们试了三次才开过去，卡车轮子在松软的砾石路上空转着、打着滑。

谢德拉克的房子位于悬崖顶的后端，坐落在一条伸向天空的狭窄山脊上。房子就像一张奇幻画作中的巫师之家一样，依附在世界的边缘。周围所有的土地都消失了，感觉它就好像是悬浮在空中一般。远处的山峦线从下方向上升起，这会儿正在最后的一点日光中逐渐消逝。

我们到的时候似乎已经过了饭点。我不知道是省了一顿鸡，还是他们已经把鸡吃完了。孩子们和邻居们都拥过来看谢德拉克的异国访客。他的母亲尽管掉了几颗牙，但还是很漂亮，她穿着一件脏外套，同我握手时很羞涩，眼睛朝下看着。他的父亲年纪要大一些，笑着走了过来，为自己的儿子带来了这样的访客而感到自豪。他看上去仿佛是刚从田里回来，风尘仆仆，汗水已经在粗糙的皮肤上风干。他留着几缕胡子，同样少了几颗牙。

夜幕降临，驱走了白天的暖意，我们就傻站在那儿。孩子们嬉笑着跑来跑去，摸着我的衣服。谢德拉克还不怎么习惯招待别人，只站在一边看着。炊烟从其中一幢小圆泥房子的茅草屋顶上升了起来。

临近的田野上，有两盏车灯朝我们晃着，那是巴马塞开着我的车来了。我们走了过去，车后面跟着上百个孩子，就像花衣魔笛手[1]①一样。我已经准备好回埃藤了。我们还要开三小时的车，我还想着要跑个晨跑。

我同大家都握了手，然后就爬上了我的车。谢德拉克坐在前排我旁边的位置，戈弗雷出于某些原因和巴马塞一起坐在卡车上。我跟着他们的车驶出了田野，留下谢德拉克的父母和孩子们在我们身后注视着渐渐消失的汽车尾灯的灯光。黑暗笼罩大地前，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脸庞泛着红光，然后，黑暗又把他们吞没了。

我们跟着巴马塞，直到他停在了路边一个看似眼熟的小村落旁。破旧的木质房屋竖立在一条土路的两边。

“我们干吗停下？”我问谢德拉克。

“没错。”他点点头说。

巴马塞正站在窗边，我摇下了车窗。

“喝茶。”他说。男人们站在四周，因为寒冷而耸着肩膀，我走下车的时候他们看着我。

“这是传统。”戈弗雷说，他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像个孩子般兴奋，“你可不能不喝肯尼亚茶就走。”

我们被引进了一间小咖啡馆。这就是三个多月前我和玛丽埃塔和孩子们在接风仪式那天来过的那家咖啡馆。橱窗里挂着屠宰好的肉，人们低声交谈着，手机屏幕的光线映照在黑暗里，一些人翻着白眼望向了我。已经没电了，戈弗雷对我说。我们都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放了一只杯子。然后，他用手机灯光照明，从一只大热水瓶里给我们倒茶。

灯突然之间又亮了。大家都四下看了看，沉默了片刻。这地方挤满了人。屋子里有粗糙的木头桌子，上面摆着装有茶水的杯子。墙上贴着激励人心的话：“失败只是成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然后，紧紧拽着万物的那些脆弱的弦线一下子绷断了，谈话声和电视上的墨西哥肥皂剧的声音，陆续跌落了进来，房间里再度满是喧嚣。

一周后，我回到了萤石矿，和“埃藤镇猎狗队”的其他成员站在一起拍照。道路在我们面前无邪地延伸着，形成了一个缓坡。不过，从那儿开始，它就不断地蜿蜒回转，沿着山谷的一边向上迂回了21公里。我的目标是跑完全程。

下坡的路上，跑者们讨论着萤石矿的纪录。在这里进行的跑步都是训练跑，所以并没有什么官方纪录，但他们似乎觉得最快的时间应该是在1小时26分左右。这可是一场海拔爬升超过1200多米的半程马拉松。

戈弗雷像以往一样，以他鼓舞士气的讲话开始了训练。他开着卡车，跟在我们后面，他说，每5公里给我们发一次水。

“天很热，所以保持饮水非常重要。”

克里斯今天早上似乎特别急不可待地想要出发。他早上4点半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准备好出发了。我在设好的闹钟响之前，还有30分钟计划好的睡眠时间。跟他通完电话没几分钟，我就听到隔壁房间戈弗雷的电话响了。

除了里瓦队全员，大卫·巴马塞也参加了这次训练，这对年轻的贾费特来说应该是次很好的试练。巴马塞刚刚获选代表肯尼亚参加即将举行的世锦赛[2]①。

“好的，”戈弗雷说，“我们出发吧。”

我们一大群人一起轻松地出发了。比阿特丽丝看上去精力充沛，她跑在前面，似乎是在加速。她有着倔强的个性，让人很难不去赞扬。我们碰面的时候她不太说话，但当她说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会跑好里瓦马拉松的不容置疑的神情。每次训练跑时，她都是冲在前头出发，信心满满。而无论她掉速掉得有多严重，她还是毫不气馁。

跑坡从来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没指望能一直跟上别人，但让我吃惊的是，我在前两条之字坡道上一直跑在队伍的中间。然后他们突然改变了速度，绝尘而去。

稳扎稳打，我一边噼噼啪啪地跑着，一边告诉自己，我躲避着那些最大的石头，试图以最短路径跑过那无数个转角。我设法从比阿特丽丝和她再度加入我们的训练的朋友身边侧身跑了过去，但我每次抬头，其他人都越跑越远，最后他们完全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人们停在路边看着我跑过。一开始他们很友好，我也很高兴和他们打招呼。我感觉不错，不慌不忙地跑着。但渐渐地，我开始觉得身体虚弱。戈弗雷尚未出现，我们肯定已经跑过了5公里的点了。我跑得越累，就越觉得生气。他在哪儿？我想象着巴马塞在想这一切都太不专业了。快点，戈弗雷。我其实不怎么渴，但这是我给自己分神找的理由。我不断期盼着能在下一个转角看到他，但不见他踪影。我不知道这是否只是我的想象，但我经过的所有人似乎都在笑话我。这真像场噩梦，满是那疯狂的笑声，无尽的泥路，腿部的疼痛，曝晒着的烈日。而戈弗雷仍然不见踪影。

在某个地方，一辆慢慢行驶着的货车出现在了我的身后。这车移动的速度几乎不比我快，于是有大约五分钟时间，我感觉那车就像在跟着我，它拉紧了的引擎咆哮着让我闪到一边去。我继续跑着，当货车终于从我身边碾过时，我抬头扫了一眼司机。他从驾驶室里看着我，面无表情。至少他没在笑我。我一步步向上跑着，直到向下看去时，开跑时高耸在我面前的群山此刻成了小小的山丘。我逐步向上，兜兜转转，渐渐进入愈益凉爽的空气之中。前方，云朵攀附在高原的岩壁上。

跑步的时候，我不断估量着还剩多少路要跑，大脑建议我放慢速度。我决定试试葆拉·拉德克利夫的诵念。我告诉自己我爱我的女儿。“我爱你莉拉，”我对自己说道，“我爱你莉拉。”奇妙的是，我突然觉得脚步变轻了，仿佛脱下了一件大氅般。我的双脚开始提速，在我的身体下面来回交换着位置，处于一股自在的流动之中。“我爱你莉拉。”但接着我又开始为只念叨着莉拉一个而感到不安。“我爱你乌玛，”我说道，“我爱你乌玛。”但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我再度慢了下来。我被耍了。我的思维，就像个双重间谍，偷偷潜了进来，转移着我的情感重心，模仿着它，以此来减弱它的力量。我看着升起的山峦，它们无休无止地升起着。我又尝试了一次。“我爱你莉拉。”但现在，这感觉太刻意了。

但有那么片刻，这诵念有了效果。然而，要在这么狡猾的对手面前将之保持下去却不那么简单。或许，我只能把它留到紧要关头再用，当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并打算放弃的时候。

道路继续绵延向前，不断峰回路转，持续向上延展。就在快到尽头的时候，戈弗雷终于出现了。一个女人从乘客座的车窗里把水递给了我，这人原来是戈弗雷的姐姐，我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戈弗雷，怎么回事？”我气喘吁吁地说着，喝过后把水递了回去。

“车发动不起来。”他说，看上去心烦意乱，“抱歉。”我恢复了精力，继续向前，直到最终跑到了山顶。我停下来的时候，双腿抖抖索索的，感觉就像是埃德蒙·希拉里[3]①站在珠穆朗玛峰峰顶一样。别的跑者们都坐在草地上喝着柠檬汁，吃着花生和煮鸡蛋，好像他们只是刚刚外出闲逛了一圈。

贾费特是第一个到达山顶的，他跑在了巴马塞前面。小贾费特，我们得开始认真对待他了，我想。我告诉他我觉得这路有多难跑的时候，他露齿一笑。

“是很难。”他说。

最后我花了1小时58分跑完了全程，其他跑者善意地告诉我，任何能在两小时内跑完的人都“非常强”。当然，他们都要跑得快得多，用了1小时30分刚过一点。在肯尼亚待了这么久，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站着说话的时候，戈弗雷停下了车，车里还有比阿特丽丝。她在大约18公里的时候跑崩了，戈弗雷后来告诉我。“我很担心她，”他说，“如果她连这都没法完成那该怎么跑马拉松呢？”

回到埃藤，镇上到处都乱哄哄的。肯尼亚田径系列赛的盛典来到了镇上。几周以来，我们一直都在报纸上阅读着其他比赛的结果，和奥运冠军被赤足新贵击败这样的故事。最盛大的一场比赛，也就是日历上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埃藤的卡玛瑞尼（Kamariny）体育场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盛大演出。

此刻，我坐在看台上，等着观看比赛。戈弗雷转来转去，同过去的运动员朋友们聊着天。我敢肯定他们都是来比赛现场聊天和社交的，因为他们似乎对观看跑步不怎么来劲。

运动会本身是一种临时拼凑和光辉耀眼兼而有之的不幸产物。在某些田赛项目中，感觉组织者只是随便了拉了几个路人来比赛。穿着长裤和防水长筒靴的男人们掷着铁饼，而在撑竿跳高的垫子这儿，典礼官们坐着聊天，等着看有没有人现身，结果是没有。

跳高比赛的主角则是一伙又高又瘦的运动员，他们向着横杆疾冲，用空手道踢腿的方式把自己掷了过去。他们以各种姿态扭着身体，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并越过了横杆，尽管一点传统技巧都没有，他们还是设法使横杆高度升到了骄人的近乎两米。

这感觉完全像是在开学校运动会，既有精神可嘉的努力，又带着点趣味，直到长距离跑运动员们鱼贯入场。那一刻，这条处在远处无垠的东非大裂谷上方、坐落在云端的湿漉漉的跑道，突然成了上演着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比赛的舞台。

男子1500米跑比赛有九场预赛，每场有大约二十名运动员参加。当发令枪响起的时候，他们像陷入恐慌的短跑选手一样冲了出去。在5000米比赛中，有几乎一样多的跑者参赛，他们似乎用一样快的速度开场。

尽管这场比赛是系列赛的亮点，最负盛名的肯尼亚运动员却一个都没有参赛。

“他们知道没法在这条跑道上跑出好成绩。”一位前跑者告诉我。这条泥土跑道位于海拔2400米以上，而且据说距离长了大约10米。于是，这个舞台留给了那些想要寻求突破的人——上百个埃藤的希望之星鱼贯着走进了大门，背上的系带背包里装着借来的钉鞋，他们迂回着穿过人群，来到一张小桌子前检录。

800米跑预赛一共有八场，都飞速跑完的，每一场的获胜成绩都是在1分49秒左右。5000米跑的获胜成绩是14分钟稍过一点。在英国全国锦标赛中，这些都是非常棒的成绩——当然那些都是在海平面跑出的成绩，而且是在经过精确测量的周长为400米的全天候跑道上进行的。

贾费特到得太晚，错过了10000米跑比赛，之后他参加了一场5000米跑预赛。在其他跑者身边他看上去就像是个孩子，他的短腿得迈上别人的两倍快才能赶上，我希望他别受伤。他跑在参赛选手中游，以15分33秒完赛。他跑完后，我走过去同他说话。

“你受伤了吗？”我问他道。他似乎一片茫然，很惊讶会看到我。

“我的短裤太大了，”他说，“我不得不提着短裤跑。”他一条短裤也没有，只能从一个朋友那儿借了几条。克里斯看到了我们，走了过来。

“你们好，我的朋友们，”他说，“你跑了多少时间，贾费特？”贾费特看了看他的手表。

“15分30秒。”他说。

克里斯惊讶地看着我。“哦，老兄，”他笑着说，“那可是女孩子跑的成绩。”贾费特笑了，但我可以感觉到他被克里斯的评论刺伤了。

“别理他，”我说，“在这条跑道上跑出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这时克里斯已经走远了，走去同另一个在内场晃荡的前运动员说话。我看到丹尼尔·科曼在附近大踏步走着，一脸愁容，试图让表演如期进行。贾费特急着穿上衣服，匆忙跑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待在赛道内场观看下一场比赛。

有趣的是，一些在比赛中跑在后面的运动员是以相当慢的成绩完赛的。看到1500米跑者的完赛时间比我以前在学校时跑得还慢时，我很惊讶。我知道在这条跑道上跑者跑不快，但肯定不该跑得这么慢。

这是因为所有运动员出发时都抱着要获胜的心态。仅仅跑了200米之后，有些运动员就因为出发过快而开始退赛，他们的脸上露出讪讪的笑容，消失在了跑道外的人群中。如果不退赛，那些出发过快的运动员就会慢跑着完成比赛。

我遇到的大部分肯尼亚跑者都坚定地相信，不论对手是谁，他们都能赢得他们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他们会对他们希望跑到的比赛时间作出稀奇古怪的预测，如果后来他们没能跑出这样的成绩，他们仅仅只是笑笑说：“下一次我会做到的。”

在人群中，我遇到了科尔姆修士的助手伊恩。我问他为什么大家都出发得那么快。

“这没什么关系。”他平静地说道，“他们已经知道该如何训练，而在这儿，他们学习的是如何比赛。在这之后，他们就能在罗马或者奥斯陆跑步了。”

这就是哺育伟大的肯尼亚跑者明日之星的土壤。他们或许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我每天都能在埃藤的道路上见到有这种天赋的人——但现在，在这儿的跑道上，他们学徒生涯的最后一部分正在进行之中：比赛。而在这个领域里他们还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能看到这一点很有意思。

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保罗·塔努伊，那个在“埃藤镇猎狗队”中取代了乔瑟法特的跑者。他也在跑道上观看比赛。

“你好。”他握着我的手说。

“你为里瓦马拉松做好准备了吗？”我问道。现在只剩几周了。

“是的。”他说，“不过，听着，我们的签证怎么办？”

“签证？”

“是的，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签证？”

“里瓦就在肯尼亚啊，”我说，“我们不需要签证。”

“在肯尼亚？”我感到一股歉意，他显然以为我要带他出国比赛。在肯尼亚比赛的问题在于，这里的竞争要激烈得多，更难在比赛中获胜。

在这世界的小小一角里有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人济济一堂，我在那天下午打的一个电话就是一个例证。我一直都在试图采访威尔逊·基普桑，他是“道路尽头”晨跑队的领导者。即便在这里，他也是个相当值得敬重的跑者，他以2小时4分[4]①的成绩跻身于马拉松历史上的世界前十名。谁都认识的戈弗雷给了我他的号码，结果他弄错了，给了我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的号码，一个叫作威廉·基普桑的人。

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拨通了他的号码。

“你好。”

“你好，基普桑吗？”

“是的。”

“我是芬恩，那个姆宗古作家。”

“啊？”

“我们见过几次，昨天我在跑道上跟你谈过话。”

“啊？”

“你是威尔逊·基普桑吗？”

“不，是威廉。”

“哦，我以为你的名字是威尔逊，那个跑出2小时4分的马拉松跑者，不是吗？”

“不，是2小时5分。”

即便你在这儿拨错了号码，你还是能同一个跑得比英国纪录还快3分钟的人对上话，而这个英国纪录还是25年前创下的。难怪保罗希望能去国外比赛了。

[1]①花衣魔笛手：欧洲民间传说中的人物。花衣魔笛手吹起神奇的笛子消灭了鼠灾，村长却没有兑现诺言支付酬劳，于是花衣魔笛手又吹起了神奇的笛子，拐走了全村的孩子。 ——译者注

[2]①几个月后，巴马塞在韩国大邱举办的世锦赛中获得了第5名。 ——原注

[3]①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新西兰登山家和探险家，他是有证可循的最早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 ——译者注

[4]①2011年10月30日，威尔逊·基普桑（William Kipsang）在德国法兰克福马拉松比赛中跑出了史上第二好的成绩，2小时3分42秒，与世界纪录仅有四秒之差。 ——原注

Chapter 23

运动按摩师是一定要有的

在受伤征兆出现时立刻休息，不让伤痛找上自己。

“我担保那没什么大碍，”安德斯对我说，“只是因为你对比赛觉得紧张罢了。”我觉得脚疼。今天我一直在试图忽略它，但每次一跑就感觉每况愈下。我甚至都没法走路了。而且这一次不是因为踩到了石头而弄扭了脚趾，而是脚的整边都在疼。“那么也有可能是足底筋膜炎。”他说。

足底筋膜炎是所有跑者最糟糕的噩梦。很难说清它是怎么产生的，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停止跑步。但现在离比赛只剩一个星期了，我不能停下来。万不得已时，我会忍着疼痛去跑。无论如何，我必须站在里瓦马拉松的起点线上。

基姆比亚训练营的运动员们对我需要什么确信不疑：按摩。

埃藤最棒的一点是，这里有充足的按摩师。一些曾经的跑者在职业生涯结束后，或是没能在跑步上取得成就后，就接受了按摩培训，每个训练营里都有现成的人手，给运动员们进行定期按摩。在周围没有多少理疗专家可以治疗伤病的情况下，肯尼亚人充分意识到了按摩的价值：能够在第一时间预防问题发生。按摩释放了过度工作的肌肉里堆积起来的紧张，刺激了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随后，训练带来的小疼痛都消失了，留给你一双完好无损的腿，让你可以再重新虐过。

如果确实有伤病发生，好的按摩师可以针对特定的激痛点工作，拼命猛按这些激痛点，直到你疼得要叫起来，这样可以减轻肌肉中的结节，并缓解紧张。这并不总是管用，但往往会有些用处。

像贾费特这样负担不起按摩的训练营外的运动员，就不得不将就一下了。我看到贾费特的时候，他常常会告诉我，他每周的疗程结束后他感觉有多好。

“谁给你按摩的？”我有一天问他。他看上去有点儿沮丧，好像他正想着自己像顶级运动员一样拥有一位现成的按摩师，而我打破了这样的幻梦。

“亨利。”他说。是他小卖部里的朋友，他们互相给对方按摩，他告诉我。如果亨利不在，贾费特就给自己按摩。毕竟，只要你按得不是太重，即便是不正规的按摩，或者是自己给自己按摩，也能帮助新鲜血液流入疲劳的肌肉，并给它们带来新生。对贾费特这样的跑者来说，这聊胜于无。

在“一对一”训练营里，运动员们会慎重地见按摩师，一次只去一个，然后花大约一个小时在疼痛中大叫着。我在那儿时，有一次我进去看了看是怎么回事。按摩师正爬到桌子上，试图对伊曼纽尔·穆塔伊的小腿施加尽可能多的压力。

来到埃藤以后，我大部分时候都在逃避按摩，主要是因为按摩太疼了，但我现在瘸了腿，我开始担心以前的观念是个大错误。我打电话给那个折磨过伊曼纽尔·穆塔伊的按摩师，他说他马上就过来。

接下去的三天里，我接受了两次精心的治疗。第一次治疗是在基姆比亚训练营里，我的双腿感觉就像是进过了中世纪的酷刑室。他不停地按着，当他击中一个压觉点的时候，他对着自己咯咯笑了起来。我咬紧牙关坚持着的时候，他问了我有关英格兰和我家的情况，好像他只是在给我理发似的。就在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承受下去的时候，他终于停了下来。我在心理上觉得筋疲力尽，而我的脚还在疼。他告诉我不用担心，到比赛时就会好的。我希望他是对的，因为就在出发前几天，我还在一瘸一拐地走路。

第二次按摩时，他让我去了埃尔多雷特的一幢房子，那儿离他住的地方很近。那天我还安排了一顿同基姆比亚训练营的运动员们的告别午餐，但我确定能赶得回来。我走的时候，奇贝特大娘正在煮豆子。“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把车倒出大门，开上泥泞的道路的时候对她说。

按摩师约我见面的那栋房子是一位跑者的屋子。那是一栋水泥小房子，位于一条积满水的岔道上。他们把我领进了一间小小的起居室里，一边还把那跑者的姐姐和一个小孩子赶出了后门。我们围着一张桌子坐了下来。

“首先我们得吃点东西，”那跑者说，“因为你是我家的客人。”他的姐姐、母亲和妻子接连端来了大锅的豆子、米饭和肉，把菜肴都放在了桌子上。一个小时后我还要参加招待我的运动员朋友们的告别午餐，而我还没按摩呢。接着，她们又端来了盘子、一壶茶、杯子、叉子、餐巾。

等到我们吃完饭，终于按摩完时，已经过了下午1点了。我俯卧在沙发上，那跑者坐在椅子上，在我一脸痛苦的时候跟我聊着天。我找了个借口冲了出去，惭愧地谢绝了他们要同我再喝一轮茶的邀约。

我走的时候，按摩师给了我一小罐擦在脚上的强效薄荷镇痛软膏。盒子上有一张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在用它按擦头部的图片。

“这有用？”我怀疑地问道。

“有用，有用，”他笑道，“你会没事的，肯定。”

就这样，我拿着我的头痛药膏，瘸着腿走回了车上，开车回到了埃藤。

基姆比亚花园里已经摆好了一张长桌，桌子周围围着一圈白色的塑料椅。贾费特和亨利在那儿，穿着宽大的外套，局促不安地坐在其他运动员中间。我一进去，他们两人就站了起来和我握手。他们在训练营里似乎有点儿追星，虽然这儿没什么特别有名的运动员。比阿特丽丝也在，她羞怯地坐在角落里，试图把自己消融在背景里。她站起来跟我握手，然后又坐了回去。

有人敲门。我打开门，汤姆·佩恩和玛丽·凯特尼的小叔雷蒙德一起走了进来。安德斯在帮奇贝特大娘往外端食物，我刚吃完的午餐后还没消化，但我实在没法拒绝在自己的告别宴上吃东西。奇贝特大娘把食物堆在了一个最大的碗里，然后把碗递给了我。

“谢谢。”我对碗的尺寸大吃了一惊，这让她吃吃地笑了起来，她开始用勺子把食物舀出来分给别人。

汤姆问我希望在里瓦跑多少时间。经过了最后那几次训练跑后，我暗暗希望能在3小时左右跑完，但在埃塞俄比亚跑了半程马拉松后，加上炎热的天气、坡度、海拔和里瓦的越野地形这些因素，我觉得我有点过于乐观了。汤姆觉得3小时30分是个更实际的目标。

“埃藤镇猎狗队”的其他队员对他们的胜算的估计当然就不那么小心谨慎了。当他们听说比赛的冠军成绩一般是在2小时21分钟左右时，他们看上去可高兴了。“跑2小时25分钟你们就可能有奖金拿了。”我告诉他们，我详细地研究了前几年的比赛结果。“我会努力的。”贾费特说，努力收敛着他的兴奋。他们都觉得自己至少能跑出2小时15分，即便那是在里瓦。

比阿特丽丝也一样，当我告诉她跑进三小时内就能有奖金时，她也满怀着希望。这对肯尼亚运动员来说似乎是个很慢的成绩，但我怀疑她能否跑进。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她跟贾费特、亨利和我一起慢跑了一次，是那种轻松跑，只是为了让身体保持运转，解除肌肉的僵硬。有时候，在这些轻松跑中，对我来说配速会变得相当快，但那天晚上的配速很和缓。我们边慢慢跑过无尽的田野，边聊着天，贾费特问我英格兰的情况、那里的人们跑得有多慢。过了一会儿，比阿特丽丝就开始掉到了后面。我们放慢了速度，但她让我们继续。她岔气了，她告诉我们，捂着身体的一侧。她还在笑，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肯尼亚运动员受到岔气的困扰，或者至少是承认自己岔气了。我们继续跑着的时候，我对贾费特说我有点担心比阿特丽丝，她要在里瓦完赛都有困难。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乐观。

“她很强，”他说道，“她会没事的。”

奇贝特大娘端出一碗巨大的水果沙拉作为甜点，她实在是为我们准备了一席盛宴。

“戈弗雷在哪儿？”贾费特放下了他吃了一半的豆子，问道。

这是个好问题。我打了他的手机。“芬恩，”他说，“我就来了。”

“你在哪儿？”

“我在肯尼亚西部，”他说，“我妻子得了疟疾。”

“严重吗？”

“严重。”他沉声道。

“你不该陪着她吗？”几周来我一直在担心戈弗雷去不了里瓦，担心到最后会发生什么让他来不了的事。在戈弗雷身上，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是的，我可能不能来你的午宴了。”他说道。

“没关系。”我说。食物反正是会冷掉的，因为他远在三小时的车程外。“但是里瓦马拉松怎么办？”

“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不可能错过里瓦。”他说，“不可能。”

“但你妻子怎么办？”

“她会没事的。”距离我们出发只剩两天了，我希望他是对的。

我回到了午宴上。那是一幅快乐的景象，即便没有戈弗雷在场。比阿特丽丝在跟雷蒙德聊天，雷蒙德穿着一件整洁的白衬衫，小心翼翼地端着碗，以免洒开来。贾费特在跟训练营的跑者聊天，我很高兴他能在比赛前几天丰盛地吃上一餐。

外面有人在按着喇叭唤我们去开门。训练营的两个运动员打开了门闩，拉开了大门，克里斯的车徐徐开了进来，差点撞到了桌子。他下了车，脸上流露着顽皮的灿烂笑容。

“抱歉，老兄，”他说，“我不得不在学校处理一些事务。”

Chapter 24

对成功的渴望是肯尼亚跑者的原动力

力量并非来自于强健的体力，而是来自于坚不可摧的意志。

一如之前几个月，我的闹钟在早晨5点45五分响了起来。我把手从蚊帐底下伸了出去，关掉了闹钟的响声。我换上跑步服，步入了黑暗之中。虽然我觉得我应该在比赛前让脚休息休息，大家都建议我在出发去里瓦前再最后跑上一次。这是一种跟埃藤告别的方式。

我走在静默无声的房屋间，经过了臭气熏人的垃圾堆，向着主干道走去，脚的感觉还挺好。晚上下了雨，但雨势并不大。黑暗中，一个人影打我边上经过。镇子里，已经有出租面包车在亮着灯绕着圈子，搜罗着乘客。“好啊，姆宗古。”我走过的时候一个售票员说道，“埃尔多雷特？”我摇了摇头。我走过圣帕特里克学校，开始慢跑起来。我的前方，半轮月亮在明空中散发着辉光，当我跑着的时候，月亮在树梢间轻轻颤动着。一些穿着校服的孩子从对面走来，看着我跑了过去。

我跑过了镇子边缘，跑进了乡野之中，蓝色的雾气弥漫在下坡路上，浓重而迷幻。尖耸着屋顶的小屋和播种整齐的田野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红色的跑道在我面前向远方延伸。我继续跑着，像多萝西（Dorothy）[1]①一样，跑过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这会儿看见的是谁？他正向着我跑来，他鲜艳的黄色夹克在太阳的第一缕辉光中闪着光芒。是稻草人吗？是贾费特，看到我时他冲我笑着。他转过身跑到了我身边，沿着他跑来的路原路返回。

我们一起跑着，悠然自得地从大队的人马身边跑过，人们卖力地跑着，汗水在他们凝重的前额上凝成汗珠，他们逼迫着自己继续向前，寻找着难以企及的奥芝国[2]①，相信总有一天，只要他们继续跑下去，他们就能抵达那里。

贾费特告诉我他的小腿伤了，他似乎并不太担心。

“我已经伤了很久了。”他说，“不过会没事的。”我猜如果你打算为了马拉松而训练，你就得做好准备去应付各种琐碎的麻烦事，就算你是肯尼亚人也是如此。尽管这里的跑者从小就赤脚训练，但他们还是会受伤，不过他们受伤的类型不太一样。这是个有意思的现象。

“我没见过太多严重的伤。”劳娜训练营的理疗专家有天对我说。西方常见的伤病，像跑步膝、外胫炎、足底筋膜炎和应力性骨折，通常都是最严重、影响最大的伤病。但我在肯尼亚的时候，没见过一个运动员受这些伤病的困扰。即使有人受伤了，伤也不怎么严重，诸如腘绳肌紧张或者小腿肌肉拉伤，又或者是割伤了腿。克里斯来参加我在基姆比亚训练营举办的告别午宴时，腿上就有道很深的口子。他说他外出跑步的时候跌倒了。伤势看上去挺严重，伤口被包扎得严严实实的。

给我看了他的腿之后，他告诉我他早上四点起床训练。这么做挺奇怪的，早上4点，天黑得还没法跑步，难怪他会跌倒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早跑步呢？“为了进行额外的训练。我会让你大吃一惊，以前十名完赛。”他说话的样子像在自吹自擂。我们第一次训练的时候，他说要赢下比赛。这是在纽约马拉松中跑出过2小时8分成绩的男人，他没必要向我作出任何证明。

前几天晚上，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他和他的妻子及五个孩子一起住在圣帕特里克学校附近的一所小宅地里。房子里面就跟其他肯尼亚跑者的家一样，墙上贴满了圣诞装饰、壮丽的阿尔卑斯山风景招贴画、励志引语以及免费的日历。架子上则是来自波士顿、圣地亚哥[3]①和其他地方的巨型球状奖杯。

他带我到院子里参观他的娱乐室。那里以前是个车库，里面放着几张破旧的沙发、一张按摩台和一张漂亮的桃花心木躺椅。隔壁是给家庭雇员住的房间，不过房间似乎都空着。所有的建筑都互相层层叠叠，在他的小片土地上挤挤挨挨，外面只剩下很小的空间。他带我去参观了其中一个房间。房间中间立着一面背朝门放着的大橱，橱后面藏着一张破床。

“你看到这儿保存得有多么好了吗？”他说。

我们坐着等着开饭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他的相册，里面是他和他妻子在内罗毕拍的照片，他看上去年轻而天真，站在几幢高楼旁自豪地摆着姿势，运动裤的裤腰带被扯得老高。尽管克里斯有些油滑，但他仍然是个好人。他在跑步上的天赋使他背离了简单的务农生活，而置身于一个复杂得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被视为楷模和一种成功人物。一个肯尼亚跑者要同时做到这一切是很困难的。

在条形灯闪烁着的灯光下，他像个国王般坐在他的大扶手椅里，他的脑袋后面是束起的粉色丝绒窗帘。他的孩子们在狭窄的房间里嬉闹着，他们长着俊俏的深色面庞，身上穿着厚外套，看上去文静而彬彬有礼。他的妻子准备了丰盛的一餐，有米饭、小扁豆、烤香蕉、肉和鲜榨芒果汁及菠萝汁。

“我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的，老兄，”他笑着说，“世事难料。”

最后一次晨跑结束后，我打包完毕，向安德斯和基姆比亚训练营里的其他运动员道完别，就将车驶出了车道，去接克里斯。

“你迟到了，老兄。”他看到我时说。然后我们把车开回镇上，去接贾费特和比阿特丽丝。但我们怎么都找不到贾费特。我们打电话给他，没人接听。最后，克里斯在车库里看到了他，他叔叔正在对他进行临别的鼓励。

“快点儿，你迟到了。”克里斯佯装生气道。贾费特看着我俩，眼神中现出一股担忧。“没关系的。”我说，感觉到他被玩笑搞得太紧张了。克里斯偷偷窃笑起来。

我们去接比阿特丽丝的时候，她好像是在往反方向走。

“比阿特丽丝，”我叫道，“你要去哪儿？”她看到我的时候跑回了家，然后提着她的包走了出来。她坐在后排贾费特的旁边。我们的计划是在埃尔多雷特和其他人碰头。

“好的，我们走吧。”我说着就驶上了山坡，最后一次从劳娜训练营旁边经过。“再见，埃藤。谢谢你给我的回忆。”

克里斯为我们的旅行雇了一辆面包车，但他决定和菲利普一起坐我的车去，而其他人就和戈弗雷一起坐面包车。我本来计划跟贾费特一块儿上路，但这也没什么好争的。

菲利普穿着一身白西服，戴了一顶巴拿马草帽，而其他人都穿着跑步服。戈弗雷在巴士上整理行李的时候，我们就坐在车里等着。他的妻子似乎已经从疟疾中完全康复过来了。

“我们走吧。”克里斯说，还是那么不耐烦。

“我们最好等他们一起开车走。”我说。

“不，我们走吧。”菲利普说道，“他们会追上来的。”我理屈词穷，于是就把车开出了车库，驶上了通往里瓦的公路。我开得很慢，等戈弗雷赶上来，但半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没出现在我的后视镜里。我决定打电话给他。

“芬恩。”他说。我能听到他正在开车。

“你在哪儿呢？”我问道。

“抱歉，保罗说我们出发前必须祈祷，但我们现在就在你们后面。”

我们在路上花了几乎一整天时间。克里斯坐在前排，兴致勃勃，把我们路过的所有指示牌都读了一遍。菲利普则显得老谋深算，坐在后座上捻着他的胡子。他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末他还在军队里的时候，他曾在里瓦附近住过。我们驱车前行时，他跟克里斯侃侃而谈，而克里斯像个孩子般兴奋地坐在那儿，仔细聆听着。

在面包车里，戈弗雷后来告诉我，他们也在新奇地望着窗外。

“对他们来说这就像过节一样，”他说，“尤其是贾费特，你该看看他的样子。谢德拉克和比阿特丽丝也一样，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肯尼亚这边的景象。他们不停地说着‘哇哦，看啊’。”他自顾自笑了起来，像是很享受他们的兴奋劲儿。

大约下午5点的时候，我们终于到了伊西奥洛（Isiolo），那是离里瓦最近的镇子。我们一到旅馆，他们就都换好衣服出去跑了会步。我因为旅途太劳顿，没有加入他们，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也需要让我的脚休息休息，于是我只在镇子里闲逛了一圈。

伊西奥洛是个熙熙攘攘的聚居地，灰蒙蒙的街上，人们穿着破烂的T恤和人字拖，忙忙碌碌地寻找着财路，摩托车飞驰而过。这里有着一种埃藤的轻松氛围里所没有的咄咄逼人的氛围，感觉像是一座边境小镇，从很多方面来说它确实是的。虽然距离索马里边境还有500公里，这里却是前往索马里途中最后一座主要城镇，有很多索马里人在这儿生活。

当“埃藤镇猎狗队”的队员们像六支箭一样穿过喧嚣的小镇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差不多黑了。他们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物，一种神秘的兽类，毫不费力地掠过高低不平的路面，他们的肌肉抖动着。克里斯拔得头筹，疾速跑过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笑容。比阿特丽丝在胸前高高地摆动着双臂，追赶着克里斯，保罗和菲利普紧紧跟在后面。贾费特和谢德拉克放松地跟在最后，贾费特看到我的时候朝我招了招手。

我们提前一天到达了伊西奥洛，好让大家都有充足的时间从旅途的劳顿中恢复过来，这就是说接下来我们有整整一天的休息时间。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我躺在旅馆房间的床上，盯着鲜艳的桃红色墙壁，开着的窗户外面市井声不绝于耳。我的腿非但没得到休息，反而开始莫名地感到疲累，几乎是在疼痛。这可能是出于紧张，或者是因为我在想我的腿有多累。我应该去睡觉，但我现在太清醒了。我躺在那儿，想着事情。

六个月来，我一直在拼凑肯尼亚人为何成为如此优秀的跑者这幅拼图，最终却没发现有什么灵丹妙药、跑步基因或者训练秘诀，可以让你将其麻利地包装起来，然后在闪光灯和焰火的映照之下将之呈现出来。耐克再也无法复制和营销出类似最近的跑步热那样的狂热现象了。不，原因太复杂，却也太简单了。那是所有一切，又什么都不是。我在脑子里列举着它们，那些秘密：贫穷、活跃的童年、赤脚奔跑、海拔、饮食、楷模、简单的训练方法、跑步训练营、专注和奉献、成功的欲望、改变生活的欲望、对胜利的期待、心理上的坚韧、别无选择、充足的可以用于训练的小径、休息的时间、跑着去上学、普及的跑步文化、对跑步的敬畏之心。

扬尼斯·比兹莱迪司在这个课题上比任何人都探索得更深入，和他谈话的时候，我硬要他举出一个高于所有其他一切的因素。“哦，那很困难。”他说，很认真地思索了一会儿。接着他尖锐地说道：“对成功的饥渴。”

“瞧，”他说，“我女儿的体操很棒，但她可能不会成为一名体操运动员。她会去上大学，成为一名医生。但对肯尼亚孩子来说，他走到河边去取水，跑步去上学，如果他不成为一名运动员，他别无选择。当然，他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这种饥渴是一种驱动力。”

对成功的渴望不仅激励着肯尼亚人成为运动员，而且在他们比赛的时候，也对他们有所助益。当困境在比赛中到来，当你的身体朝你嚷着要你放慢速度时，正是这股要获胜的内驱力在推动着你继续向前。

我曾经开玩笑般地向科尔姆修士的助手伊恩抱怨，我跟一伙肯尼亚人跑步的时候，每当我们跑到坡道跟前时，他们会齐齐开始加速，而我的自然反应是慢下来。

伊恩对我笑笑。“那是因为他们比你更想要，”他说，“他们看到坡道时，他们把它看成了一个机会。一个可以更艰苦地训练、更卖力地劳作的机会。”

当东非大峡谷的人们决定成为运动员时，他们不是像我们在西方一样，在工作或者大学课程之余穿插训练，他们将自己完完全全地投入了进去。吃饭、睡觉、跑步，这就是日常生活。仅仅在埃藤，就有大约一千名这样生活着的全职运动员——而这是一个仅有四千人口的小镇。每天早晨路上都是活动着的人们，就像别的城市里的通勤者一般，但他们所有人都穿着跑步服，飞快地跑上山坡，训练，训练，训练。

有一次，科尔姆修士和我站着看他的一队运动员反复跑上通往圣帕特里克学校的长坡时，他向我说，“这是人们在寻找肯尼亚秘诀的时候所忽略了的细枝末节。”

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成跑者是为了生存，而不是因为跑步多有趣。能不能追到羚羊事关生死。所以，如果你跑步是为了生存，那么你就会更擅长跑步，即便是在21世纪，这样说也是成立的。

我沉浸在肯尼亚跑者的世界里，和他们一起生活、训练，和他们一样投身于跑步，和他们一样过着近乎僧侣般的生活，指望自己能沾染到一点儿他们的魔力。我希望如此，但实际上，37岁的我，在舒适的西方生活了这么多年，除了跑步的乐趣、希望发挥我的天赋和我的基因优势外，便再没有其他东西驱动着我跑步，所以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有敲门声。戈弗雷走了进来。

“芬恩，天黑了，我们要去找地方吃晚饭吗？” 就是这样，里瓦前最后的晚餐。

“好。”我说着就坐了起来，“其他人呢？”

“他们都在楼下等着呢。克里斯说他找到了最佳选择，他说那里又便宜又干净，还有很多素食主义者的食物。”

“太棒了，我们走吧。”

他们都站在大厅里，头发凌乱，眼神蒙眬，像是刚从熟睡中醒来。我跟着克里斯和菲利普出了门。戈弗雷向大家微笑着，他是明天唯一不参加跑步的人。他很放松，保持着他一贯的健谈，而我们其他人安静地走着路。

餐馆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两张小塑料桌，房间的其余部分都是光秃秃的水泥地。我们拥到那两张桌边的时候，一个耳朵后面夹着铅笔的男人走了过来。他递给我们一份彩色的包膜菜单，菜单里差不多有一千种不同的菜肴。

“他们有米饭和豆子吗？”我问戈弗雷，困得没能自己问服务员。戈弗雷同那个男人说着什么，他们似乎说了很久。

“他们只有米饭。”戈弗雷对我说，看上去一脸关切。

“有下饭的东西吗？有什么蔬菜吗？”戈弗雷用英语问了那个男人，但他摇了摇头。“你们有什么素食者吃的东西吗？不是肉的东西？”他看着我，拼命想着。他在脑子里过着菜单的时候，那种静止真是让人痛苦。然后他摇了摇头。“只有米饭。”他说。

谢德拉克脸上的震惊甚于以往。他用斯瓦希里语对服务员咕哝着什么，但男人还是摇摇头。另一名服务员给克里斯和菲利普端来了两盘肉，他们坐在另一张桌子旁。

“戈弗雷，我不能在比赛前夜只吃米饭啊。”我说。

又有几道荤菜上来了。他们把一盘菜放在了谢德拉克面前，谢德拉克被吓了一跳，他拽了拽戈弗雷的手。他们讨论谢德拉克的饭菜的时候出现了一阵骚乱。戈弗雷对我说，谢德拉克想吃乌伽黎，但这家餐厅没有。他建议我带他去其他餐馆，那里可能有素食主义者的食物。

“怎么了，老兄？”克里斯坐在那张桌子边说，他沾了肉汁的胡子正泛着光泽。

“没什么。”我说，“我们旅馆见吧。走吧，谢德拉克，我们去找乌伽黎吃。”

我们在繁忙的街道上七歪八扭地走着，躲避着将耀眼的车前灯射向我们的摩托车和公共汽车，小心翼翼地避开道路上的坑洼，谢德拉克走在我后面，离我两步远，我问他为什么那么想吃乌伽黎。

“比赛前我一直都是吃乌伽黎的。”他说，双眼定定地目视着前方。

另一家餐馆很安静，摆着一排排雕琢过的水泥桌子，墙上挂着艺术品。我问柜台后的女人有没有乌伽黎的时候，她死命想着，最后点了点头。有蔬菜吗？她又点了点头。我点了两盘菜，我们坐在窗边。窗外，穿着索马里长袍的人们缓缓走过，一个男人的背上绑着一只山羊。我们安静地吃着。就是这样，较之我的旅程终点，我感觉这里更像是世界的尽头。在这片荒凉的景象里，厢式货车和卡车抛了锚，一阵轻风扬起尘土，继而又在逸出窗户的灯光里搅动着尘土。我的对面坐着一名孤身的战士，我们的冠军，正在为当前的大战做着准备。比赛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抬头看着我，嘴里半塞满着食物。“好吃。”他说。

“那就好。”好好吃吧，我的伙伴，因为时候将至。

[1]①美国作家莱曼·弗兰克·鲍姆（Layman Frank Baum）的代表作《绿野仙踪》（Wizard of OZ）中的主要人物。 ——译者注

[2]①奥芝国是《绿野仙踪》一书中虚构的国家。 ——译者注

[3]①圣地亚哥：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 ——译者注

Chapter 25

横越狮子领地的里瓦马拉松赛

肯尼亚跑者生性乐观，不会因为一场比赛或练习表现不好而感到沮丧。

乌玛和莉拉被玛丽埃塔和戈弗雷高高地举在空中，正在边线上朝我挥着手。我的腿抵住了身着鲜艳夹克的保安们拉起来的一根小绳子。在我们前面是空旷的草地，赛道向前穿过一片小树丛，渐趋狭窄。除此之外，便是42.195公里的蛮荒。一个拿着麦克风的男人正在讲话，他向我们解释着比赛对当地慈善事业的卓越贡献。他在拖延时间。偶尔有直升机在空中飞过。

“我想我们就快收到清场完毕的信号了。”他说。有狮子在赛道上。直升机正在试图把它们吓跑，免得它们像捕食迁徙中的牛羚一样捕食我们。不过，要靠开直升机向狮子俯冲来赶走它们，我猜这差事可不太容易。

“今天赛场上有几位知名的运动员。”那个男人说道。我一直在跟克里斯说他是比赛中的明星跑者，尽量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特别，因为这整个计划谈不上得到了他的认可。我从埃塞俄比亚回来后，有一次戈弗雷告诉我，克里斯口口声声说要退赛。我对此不感到奇怪。每次跑长距离时，他似乎都有点训练不足。他对比赛的热情一直都不高昂。他不停地问我有关比赛的问题，我总是觉得他那是在找退出的借口。所以我不断地激起他的热情，好把他留在队伍里。戈弗雷告诉我们大家，国家电视台会对比赛进行直播。“这是肯定的，”他说，“这是场大比赛，他们一直都是直播的，大家都会看。”我对克里斯说，组织方对他的参赛感到很兴奋。他名声响当当的。他们给了他一个免费参加比赛的名额，甚至在宣传资料里也提到了他。最后那点不太符合实情，但我吹牛吹得收不住了，想要满足他对赞赏的需要。戈弗雷也一直在试图逗克里斯开心，他用力的程度不亚于我，甚至还走得更远。他告诉我们，他遇到了美国电视频道ESPN的两个影片制作人，他们为了制作新闻片正在拍摄比赛，听到克里斯要参赛，他们兴奋坏了。他还说，他们想要在比赛前拍摄克里斯，然后再在赛后采访他。克里斯听到这些说法后高兴地笑了。这都是真的吗？你能确定？但我说我敢肯定开赛的时候播音员会提到他的名字。我用电子邮件把我们全队人员的详细信息发送了过去，克里斯的名字在最上面，我还把描述他成就的文字字体设成了粗体。

比赛前一天，我们发现肯尼亚电视台根本不会在电视上直播比赛。然后，当我去拿比赛号码布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免费名额可以给克里斯。我不得不拨通了赛事主管的手机，她显然正在忙着别的什么事情。

“你好，”我说，“你答应过要给克里斯托弗·切波里波奇一个免费的参赛名额的。”

“谁？”

“克里斯托弗·切波里波奇。”

“他是谁？”

“他是个大名鼎鼎的跑者，在纽约马拉松和波士顿马拉松中跑过第二名。”我感觉自己像是某位不太有名的人的经纪人，试图给自己的艺人弄到当地超市开业的邀请函。

“抱歉，我们没法这么做。”

“但你答应过的，我可以发邮件给你证明你答应过。”

“我答应过？好吧，他可以有个免费名额。”

肯尼亚有那么多出色的跑者，十年前在纽约得到过第2名，这让克里斯的地位差不多等同于某个曾在街上被采访过关于汽油价格的人。除非赢过奥运会，不然在肯尼亚，一个运动员很快就会遭到遗忘，即便在赛事组织者中也是如此。

起点线上，ESPN电视台的职员就在那儿，正沿着起点线摇着镜头，慢吞吞地走过干草地。在我们踏上我们的奥德赛之旅前，一架大摄像机捕捉着开赛前的最后的瞬间。他们从克里斯身边走过的时候并没有逗留。“我们有一支精英跑者组成的队伍在这儿，叫作埃藤镇猎狗队。”播音员说道，看起来进展顺利。“他们是——克里斯（念名字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不确定应该怎么念）……切波里奇，他曾在纽约马拉松中获得过第2名。”他念错了。我没有望向克里斯。播音员念起了我们其他人的名字，但没有人在听。人们聊着天，正做着跑马拉松的准备。播音员只是背景里的一点噪音，一个外界的干扰。现在该全神贯注起来了。只有在他告诉我们可以准备出发，并开始从五倒数起来的时候，我们才真的听到了他在说什么。整个世界、所有其他声音、曾经存在过或者发生过的一切似乎都被那些逐渐减少的数字给吞没了，直到三、二、一，然后绳子被扯了下来，我们出发了。

出发速度很快，大家都在全速跑着。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跑者，我觉得自己被堵住了，像条仍然系在码头上的船一样落在了后面。我用眼角扫到了克里斯，他在前面飞奔着，而其他人则像我一样，似乎被这么快的出发速度坑到了。他们就跑在我前面，像人海一样朝树丛趋近，道路渐趋狭窄，他们迈着小步子，把手臂挡在自己的身体前面，免得撞到别人。菲利普从我身边挤了过去，但领跑的人已经跑得远远的了，跑到了很远的前方。有我们好追的了。

比赛既有马拉松，也有半程马拉松，这两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其中马拉松跑者要绕赛道跑两圈。前一天晚上我们已经聊过，参加半程马拉松的人可能会出发很快，但我们不应该恐慌，因为他们参加的不是同我们一样的比赛。但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是半程马拉松的选手。

跑了大约1.6公里后，我开始超过别人。有些人似乎已经开始疲倦了，他们跑得很慢，迈着笨重的步子，腿型粗大，浸透汗水的T恤沉重地挂在他们身上。我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土路上拥堵严重，我就跳上了路边的植草带。我很着急，自己似乎已经落下太多了。但我需要冷静下来，我告诉自己。这是一场马拉松。我把帽子往下扣了扣，盖过眼睛，回忆着YouTube视频里琼·贝努瓦坚定的眼神，渐渐地我的步伐开始变得更稳健了。比阿特丽丝正跑在我前面几米的地方，其他人已经在追赶中跑远了，跑在向着地平线曲折前进着的一长列队伍中，跑在某个地方。

过了大约十分钟，比赛状况似乎稳定了下来。现在我周围的人差不多都是在用跟我一样的速度奔跑。跑着的时候，我们脚下柔软、灰白的泥土轻轻地飞溅开来，除此以外，万物都静默着。我看到我前面还有一个姆宗古，我开始缩小跟他的距离，没有太过逼迫自己，只是保持着步伐的稳健，沉着地从他身边跑了过去，然后继续在跑道上前进着。我的双腿感觉轻快，我的赤足跑方法温和地配合着我脚上的平底比赛鞋。

3公里标距的地方，我们拐了一个大弯，跑上了第一个坡。我保持着相同的配速，没有降速，双腿感觉很有力，就这样超过了其他跑者，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难关。坡顶上是第一个水站，一伙穿着卡其色猎装的白人妇女已经就位，活蹦乱跳地给大家鼓着劲。

“第一个姆宗古，第一个姆宗古。”我跑过的时候，她们疯狂地叫道，“干得好，干得好。”她们递了些水给我。我喝了几口，像个匆匆忙忙的人一样丢掉了剩下的水。第一个姆宗古。半程马拉松的选手都跑哪儿去了？

继续往前跑的时候，我发现远处有一群斑马。我想把它们指给别人看，但现在只有我孤身一人跑着。我往下扣了扣帽子，继续前进。

跑到5公里的时候，我开始好奇我这会儿跑得有多快。我最后关头才决定不戴表，安德斯觉得我疯了。不过，每次训练跑的时候我都没有戴表，基姆比亚训练营的肯尼亚跑者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跟着感觉跑，他们总是这样说。

赛道突然下降，进入了一个促狭的山谷。这里感觉就像是那种野生动物会栖息的地方，隐蔽且阴暗。我试着不去想这些。这会儿，人群散得更开了，但我还在超过别人，超过那些出发太快的人。我跑了过去，一个接一个地甩下了他们，我的身体正在苏醒。

某个时候，一个男人又反超了我。他的坚持不懈打乱了我坚定不移的节奏，让我感觉自己在比赛中第一次用了力。我们跑到8公里了，这会儿正爬上一个延伸出深谷的陡坡。爬坡的时候，我艰难地加了速，把他甩在了后面，我们扭来扭去地穿过布满岩石的草地，不断向上跑着。坡不算很陡，但每次我觉得我们已经跑到坡顶的时候，它又继续向上拔起。更糟的是，这儿的地面更软，更像沙土，我每跨一步，地面都在吞噬着我的能量。我不断从跑道的一边跨到另一边，因为另一边的地面看上去要更硬一些。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的思维在逗我玩，我想到，跟自己半开着玩笑。我正在产生错觉。前方，平原在炎热中开始闪烁起微光。天气正在变热，现在是26摄氏度多，而且温度还在上升。

接下去的几公里，赛道像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接着下下上上，只不过这是架你不得不自己推动起来的过山车。我试图大步跑下坡，但我岔气了，我用手指按压着胃部，这确实管用，但随着坡度变化，岔气总是反反复复，每当下坡的时候就会复发。

每跑到一个水站，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我是第一个姆宗古。他们一直在等着看第一个姆宗古要花多久才能跑到，我看得出来。终于，我来了。

跑到大概15公里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玛丽埃塔和孩子们。他们正在为我鼓劲，奥西恩用他漠不关心的眼神瞧着我，像是在说“你在干啥”。玛丽埃塔的姐姐乔菲也在那儿，她看上去似乎就要哭了。

“加油，德哈，你是跑在最前面的姆宗古。”她好像难以置信般地说道。戈弗雷也在那儿。

“加油，芬恩，你跑得太棒了。”

我大步跑过水站，仿佛我正在伦敦马拉松中领跑似的，猛地拿过一瓶水，朝我的孩子们笑着，接着面前又复归到静默、广阔的平原中。我还有活儿要干呢，孩子们，我们待会儿见。

18公里的时候，他们又冒了出来，我跑过的时候，戈弗雷看了看表。

“18公里，1小时16分钟，看上去不错，芬恩。”

这让我的脑袋开动了起来，我试图算出我跑得有多快，但这会儿酷热正重击着我的脑袋。我猜我会在1小时30分钟内跑完半程，这是相当快的，所以我有可能跑进3小时。当我们快到达半程点，准备跑第二圈的时候，有片刻时间我在想象着自己只是在跑半程马拉松，于是打起精神向着终点冲刺了起来。我不确定，如果我想的话，我是不是还能跑得更快一点。我感觉已经筋疲力尽了。

比阿特丽丝仍然跑在我前面，但我已经开始赶上她了。如果我感觉这么疲倦，她现在肯定也特别挣扎。我怕她跑得太卖力了。我为她感到抱歉。她那么自信，她的大大的笑容告诉我，她会做到的。最后几分钟，有两个女人超过了我，她们步伐有力地跑着。她们现在在追着比阿特丽丝，像两头捕猎中的狮子一样跑着。令人不忍卒视。

半程点的时候，我遇到了雷，我跟他在内罗毕一起待过，就是他送我去和“小饭馆猎狗”的人一起跑步的。他的职责是确保半程马拉松选手往终点跑去，并让全程马拉松选手出发再跑一圈，从头来过。我看得出来，他看到我时很兴奋，因为他从他的塑料椅里站了起来。

“加油，”他尖声叫道，“死命跑啊。”

跑过了几个转角后，我遇到了愁容满面的克里斯，他正在和一辆摩托车商量着要搭车，他退出了比赛。他腿上的伤口是退赛的官方理由。

“运气真差，克里斯。”我说，跑过的时候我伸出了手。

“好的”是他唯一能说出的话，他几乎都没有看着我。我们本想击掌，但却没击上。不知怎么的，感觉这有点象征意义。

与此同时，谢德拉克和贾费特两人出发时都太慢了，但他们正稳健地在人群中行进着。半途的时候他们已经跑进了前15名，一步一步地并肩作战着。保罗和菲利普跑在他们后面的什么地方。

当我再度跑过起点线开始跑第二圈的时候，周围一片怪异的寂静。就在90分钟前，这地方还吵吵嚷嚷的，充满跑者、观众、在麦克风里说着话的播音员的喧哗，但此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期待，有一种史诗般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感觉。而现在，这里只有我。仿佛表演已经结束，但我却因为某种原因还在跑着。

我继续跑着，把起点线抛在了身后。现在每迈出一步，就感觉离终点更近了一点。我已经跑过的路和还需要跑的路之间的天平已经颠倒了过来。我正在跑下坡，只需要慢慢跑到终点就行了。或者说我以为是这样。当然，现实是我才刚刚跑过大本营，接下去的路不是继续向下，而是继续向上，坡度越来越陡。真正的爬升这才开始。

前方的坡上，我一点儿也追不上比阿特丽丝了。实际上，她似乎正在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她的肩膀左右摇晃着，继续向前迈进。对她来说真不错，我想到。我能看到那两个女人还在追她。她能坚持住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跑呢。

与此同时，我对没能追上她有点儿扰心。通常我会在某个地方超越她，但现在我的腿很疲倦。这会儿，地面要比第一圈时感觉更软了。几条长长的直线穿过这片焦渴的风景，似乎延展到了比以往更远的地方。轻柔的风声，和双脚在地面上击起的“啪、啪、啪”的声音，是此时唯一的声响。我朝身后瞥了几眼，但我目力所及之处一个人都没有，只剩下那条我已经跑过的长路，空空如也，我仿佛成了地球上最后一个跑者。

我后面的口袋里有一支能量胶。我本来是计划在30公里的时候吃掉它的，但现在，在24公里的地方，它是我唯一能够想到的东西。有人告诉过我，能量胶就像魔法一般。我把它拿了出来，一管黄色的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撕开了它，把它挤进了嘴里。它吃上去有柠檬的甜味，甜得发腻。我吸吮着包装袋，急着要吃完它，往外挤着里面那最后一小团。现在哪怕只是拿着它，似乎也是在浪费我正在迅速消散的珍贵能量。我转过身开始爬之前的第一个坡的时候，把包装袋重新塞回了口袋里。然而这一次，我似乎没法把自己带出缓慢、辛苦的状态，我扭着身体向上爬着坡，摆动着手臂，双腿迈着窄小的步伐。

坡顶，水站里动不动就很激动的女人们也已用尽了气力。“干得好。”其中一个在给我递水的时候，轻轻说道。

我一饮而尽，整整一瓶水。突然间我渴得要命。但水站已经过了，我不得不等到下一个水站。

因为能量胶的补充和下坡的驱使，我开始把速度提了上来。但这儿实在太安静了。当我再度潜入那个狭窄的山谷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四下观望，我正置身在灌木林中。一个人。这里有狮子、猎豹、美洲豹。我还记得我们初到肯尼亚在某处宿营时帐篷外面狮子的低吼声，那里离这儿只有几公里远。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有个男人正坐在路边。我差点就没看到他。他穿着绿色的制服，大腿上斜插着一支枪。他友好地朝我挥了挥手，好像我只是碰巧经过似的。

没过多久，在大约30公里的时候，我又经过了一个水站。一个男人拿着个大袋子，正在收拾第一圈时被跑者丢弃的瓶子。我从一个年轻的男孩那儿拿过了一整瓶水，喝了个底朝天。

我继续出发了，开始了一连串陡峭的爬升。这些坡连绵不断，上上下下，但上坡占了多数，大约有10公里长。我现在几乎都没法慢跑上坡了，相反，我只能低着头，尽量稳当地拖着步子。某个时候，一个女人超过了我。

“加油。”她说道，鼓励我跟她一起跑，“不要放弃。”

我没有放弃，但我真的没法跑得更快了。我感觉我的腿像是被灌满了铅，已经耗尽了生命。我几乎动不了了，几乎需要用双手拉着腿前进。

“加油。”我告诉自己。我试着诵念“我爱你莉拉，我爱你莉拉”，但没有用。一股将我压倒、让我虚弱的沉重的倦意吞噬了所有的诵念，消耗着它们，直到我连诵念的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为止。这一次不再是意志力的问题，这一次我并没有在心理战中被打败。不，我的注意力很集中，我尽可能地逼迫着自己。这一次纯粹是生理上的问题。我挣扎着，只为了能继续前进。每经过一个水站，我都要喝更多水。两瓶水，葡萄适[1]①。但我的渴意就是不消停。我往头上挤着吸满冰水的海绵，有那么幸福的一刻，我觉得自己又恢复了精神。但炙热的道路继续向前延伸着。

公里标距成了我唯一能头脑清楚地注意到的事物，那是唯一的证据，证明着我还在继续向前移动，而不是在干渴的海洋中漫无目的地漂移。我开始把它们叫作我的神奇小标距，向着这些被敲进地面的小标志自言自语着。

“啊，你在这儿啊，我的神奇小标距。是什么拖住了你让你来得这么迟？”

突然，戈弗雷独自站在地平线上，呼唤着我的名字。至少，我觉得他是在叫我。我眯着眼睛，想看清我是不是在做梦。当我跑向他的时候，他跑到了我身边。

“玛丽埃塔很担心你，你感觉怎么样？”

他几乎得慢慢跑起来才能跟上我。

“其他人怎么样？”我问他，我的声音听上去出人意料地沉着，好像我们只是在埃藤的马路上散步似的。我的呼吸很平稳，只是我的腿在拖着后腿，还有无法抗拒的干渴。

“谢德拉克现在跑在第8位，他正在奋力向前。他还有机会赶上领跑的人，但我告诉他现在必须得好好加把劲了。”

“贾费特呢？”

“他在谢德拉克后面。”他担心地看着我，“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筋疲力尽，我的腿就是迈不动。”

当我们爬过坡顶的时候，我看到莉拉站在水站里，伸出的手里拿着一瓶水。当我跑到她边上的时候，我一把抓过了水。“谢谢。”我笑着对她说。

“第一个跑到的姆宗古。”乔菲向聚在那儿的所有人宣布。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我的速度越来越慢，肯定会有人赶上我的。但我继续跑着，终于恢复了精神，感觉又拥有了理智，至少暂时如此。我试图在调整自己的跑姿上集中注意力，保持双腿有序地迈动着，让身体前倾着。我的身体仿佛正绝望地想要罢工，而我需要尽我所能地让它持续运转。

在每个神奇标距间，我都不知道我已经跑了多远，我也不确定下一个我会看到的数字是多少。它们的排列似乎是不规律的：34公里、36公里、35公里、36公里。但即便我数不上数，它们每一个都代表着进步，证明我仍在移动。

还没有别的姆宗古超过我。比阿特丽丝很久之前就已经消失在了远方，但神奇的是，没有别人跑上来。现在，我跑过了跑得最慢的半程选手，他们还在跑第一圈，大部分人在走路。我试图在他们中间穿过，但我跑得实在不比他们快多少。

39公里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水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去拿饮料，然后就停了下来，完全定住了。我的腿，充满了甜蜜的慰藉，我感觉它们仿佛正在唱着赞美诗。我拿起一瓶葡萄适，一口气喝了下去。半程选手腆着大肚子，正站在周围喝着水，说笑着。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派对。我感觉自己像个不速之客，双眼圆睁着。人群后方是派对举办的地方。这是真正的活动发生的地方。就当我想着生活可没法更甜蜜了的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过来，冲我头上挤了差不多八块湿海绵。冰凉的水，此刻我身处天堂。

但我还得继续。我告诉自己要停止这种享乐，振作起来。我又出发了，跑进了干巴巴的不毛之地，尘土这会儿沾上了我湿了的鞋子，我的嘴里冒出了脏水的味道。我想知道我是否能走完剩下的路，而且仍然是第一个到达的姆宗古。不，那太冒险了。我得继续前进。只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不论跑得多慢，只要不停地跑下去。我低下头，看着我的脚，它们正前后移动着。

最后，我奇迹般地跑到了雷坐着塑料椅的地方，他跳了起来。

“加油，”他大声喊道，“你怎么样？”我情不自禁地朝他咧嘴一笑。这里距离终点只有不到一公里了。

“谢谢，雷。”

然后无所不在的戈弗雷出现了。“加油，芬恩，你就要赢了。”

他指的是姆宗古的比赛。这也算是种胜利，我想着，虽然现在还很难看出来是不是这样。我举步维艰，感觉到的更多的是悲惨，而不是英雄主义。戈弗雷，这一环上真正的英雄，在我身边跑着，鼓励着我。不知怎么的，在他的帮助下，我又开始动起来了，再一次像跑者一样迈起了双腿。当我转过最后一个弯后，漂亮的终点拱门挺立着出现了，迎接着我。时钟定格在了3小时20分。然后，我到了，我做到了，我赢了，我完成了，我活了下来，我终于停了下来。

玛丽埃塔在那儿自豪地微笑着，拉着我的手。孩子们在那儿。这场面真美，我想哭。我几乎站不住了。一个男人扶着我往前走，把我带到了一把椅子那儿。我扶住椅子，免得自己倒下。女孩子们在我身边叽叽喳喳的，递给我一个她们为我做的纸杯蛋糕，融化了的巧克力美妙极了。但我需要的是水、葡萄适，一切液体的东西。我瘫倒在椅子里。很多手朝我伸了下来，想要握住我的手。保罗在那儿，他露出大大的笑容。“妙极了。”他说。克里斯走了过来。莉拉跑上前去，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戈弗雷在帽子底下笑着，我不得不看着远方，以防自己哭出来。此刻，情感压倒了我。我站起身，试着四处走走。阿拉斯泰尔走了过来。

“老兄，那可真是一场好跑啊。”他说，重重地握了握我的手。我不忍直视，步履蹒跚地向一个写着“恢复区”的标志走去了。恢复区里像个战区，到处都是瘫倒在地的筋疲力尽的人们。那些躺在干草堆上的人正在做按摩，而地上的那些人似乎只是在等死而已。我躲开了外面奔腾四溢的情感，悄然来到了一个干草堆旁，这里没有太阳，只有刺鼻的汗味和深层热疗的味道。我需要喘口气。

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是雷。至少我得谢谢他，我站了起来。他想让我见见一个来自运营这次赛事的慈善组织的人，但当他介绍我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哽咽得几乎都没法说出我的名字。我等下回来，我告诉那人道。我只需要喘口气。他会意地笑笑。他以前见过这场面，当然是这样。

当我终于再度泰然自若地现身的时候，其他人仍然待在那儿。比阿特丽丝正和弗洛拉说笑着。她最后得了第4名，在她人生的第一场马拉松中，她赢到了奖金，4万肯尼亚先令[2]①，足够让她支付三年多的房租了。她哪儿来的这股力量？

“天很热。”当我祝贺她的时候，这是她唯一能说出口的话。就在半程后，也就是我差不多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跟住了一个来自伊西奥洛的马赛跑者。他的鼓励让其他追赶她的女跑者都无计可施，直到大约26公里的地方，她开始神奇地提了速。

“我离开了那个马赛跑者。”她说。她抑制不住地微笑着。“但比赛非常艰难，40公里的地方，我的腿开始觉得疲弱。”她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跑在前5名，但她继续加着速。

“我以为我是第10名。”她说，把弗洛拉逗笑了。她们用斯瓦希里语互相说了些什么，然后开始咯咯笑了起来。

贾费特和谢德拉克不在那儿，戈弗雷说他们去洗澡换衣服了。我问他，他们跑得怎么样。

他摇了摇头。“不好。”他失望地说，“是我的错，我应该让谢德拉克多喝点水的。”谢德拉克和贾费特在比赛里花了很多精力追赶前面的人，但他们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谢德拉克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尽管追到了第八名，还剩一公里的时候，他几乎因为脱水昏了过去。

“贾费特从他身边跑过，对他说‘我们一起跑吧’，”戈弗雷告诉我说，“但他腰都直不起来。‘别管我，跑吧。’谢德拉克说。最后，贾费特以2小时38分获得了第十名，一分钟后，谢德拉克挣扎着跑到了终点，获得了第11名。保罗比赛前几周刚得过疟疾，他跑了2小时45分，而菲利普是第一个完赛的四十岁以上选手，他赢了一部崭新的手机。”

我们站在公共汽车旁，等着比阿特丽丝。他们决定直接回埃藤，而我留在里瓦，和玛丽埃塔还有孩子们待在一块儿。我们的明星小贾费特拥抱了我。“你什么时候回埃藤？”他问。我摇摇头，“我不知道。”克里斯迫不及待地要离开，他拉开了面包车的车门。“芬恩，很荣幸。”他说道，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悦耳。冒险结束了，现在他可以回到他的学校，去塑造他的传承之物了。菲利普握了握我的手，爬上了车。保罗留恋地轻声跟我说着话，告诉我向我的家人问好，将来有一天要回埃藤来。比阿特丽丝现在也来了。“实在太谢谢你了。”她说，运动服的腰带里藏着装着现金的信封。

“看好钱。”我告诉她。从此之后，她的生活就要有所变化，至少暂时如此。大家都想从她的奖金里分一杯羹。“如果你需要建议的话，跟戈弗雷谈谈。”

她笑了。“我会的。”她说道，“谢谢。”

戈弗雷是最后一个。“再见，芬恩。”他轻轻说道，眼里闪着泪水。

“戈弗雷，如果没有你，我们没法做成这些。我会联系你的，我保证。”他点点头。

“再见”是他唯一能说出口的话。他爬上驾驶座，把车掉了个头。他们都向车外看着，挥着手。我好奇我是否能再见到他们。能认识他们、跟他们一起跑步，我觉得很荣幸。

我驻足观看汽车在尘土中慢慢驶离，车子在路上颠簸着，将他们带回到了埃藤，带回到了那片跑者之地。

[1]①葡萄适（Lucozade）：一种产自英国的功能饮料。 ——译者注

[2]①约为2790元人民币。 ——译者注

【尾声】

四个月后

当我们像鬼魂一样从40米高的皇后区大桥[1]①上跑过时，周围安静得出奇。如果我能把头伸得够长的话，就能看到在我下面，曼哈顿的摩天大楼沿着东河[2]②的边缘拔起。但我正专心致志地关注着我的脚步声和呼吸。终于，陡峭的桥爬升到了尽头，我们开始沿着桥的另一边下坡。利用坡道，我开始从其他跑者中间蛇形般地穿过。我用了1小时23分钟通过了半程点，这是我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佳成绩，提高了有3分多钟，而且我仍然感觉身体很有力量。桥上有个指示牌写道：“如果越跑越轻松，意味着还有16公里要跑，欢迎变得更轻松。”

前方，熙攘的人声正在聚集。下桥时，我们跑进了阳光里，太阳把我的脖子晒得暖暖的。人们里外围了五层，人群中蹿出了一阵巨大的欢呼声。我感到身体里冒出了一股能量，情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赛道在下一个转角处转到了第一大道上，这是一条空荡荡的宽敞街道，似乎有无穷长，一大块空间从中间地带穿过，向我敞露着，供我奔跑。欢呼的人们拥在街道两边，挥舞着旗帜和手写的纸板标语。这里和里瓦静默的炎热相隔着千山万水。

从肯尼亚回家后，我想看看我在海平面举办的比赛中会有怎样的表现。托比·坦泽设法给我弄到了一个纽约马拉松的参赛名额，让我作为他的“为非洲捐鞋”慈善队伍的一员参加。首先，我在埃克赛特河边的对决中跑出了我的10公里个人最好成绩。

那场比赛波澜不惊，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紧跟着另外两名运动员跑，感觉很舒适，步履轻盈地掠过地面。转过最后一个拐角时，终点上的大钟显示的是35分钟，我跨过终点线时秒针指向了50。这个最好成绩差不多比原来的进步了3分钟。我一下子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赛后我四处走着，心满意足，满脸红光，和其他完赛者握着手，此时我能够感觉到这一点。35分钟。肯尼亚的训练终究还是带来了回报。我现在是一个10公里成绩为35分钟的跑者了。放松慢跑的时候我觉得很兴奋。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接下去是一场半程马拉松，然后就是纽约。

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几乎走不了路，似乎是伤到了大腿肌肉。

过了四周我才能再开始训练，就这样，两个月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十一月早晨，我来到了纽约，还在担心着自己的体能状况。比赛前几天，我去中央公园跑了几次轻松跑。那地方满是跑者，比埃藤还多。

“这座城市已经跑疯了。”托比对我说。他住在纽约，比赛前两晚，他在他朋友的公寓里，为所有“为非洲捐鞋”跑团的跑者举办了一个意面派对。我来到大楼前，再度看了一下交通指导图。我发现他没给我公寓的门牌号，只说是十一楼。我告诉门房我是来这儿参加一个意面派对的。

“十一楼。”他说，打开了电梯。这里没有门牌号，是一整层十一楼。托比的朋友是个知名演员，他的公寓很大。

厨房里有一群肯尼亚妇女在煮乌伽黎。托比生龙活虎，跑来跑去跟所有人都聊着天。我走进另一间房间，房间里，在觥筹交错的酒杯声和纽约人兴高采烈的聊天声中，有三个肯尼亚运动员在那儿。他们仍然穿着他们的外套，一声不响地坐着，耐心地等待着乌伽黎。我走过去朝他们打招呼。

中间的男人是杰弗里·穆塔伊。我告诉他，一月的时候，我在埃藤的一场越野比赛里看到过他获胜。他看上去很吃惊。“怎么会的？”他问我。

“我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我告诉他。

那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虽然只过去了几个月——那些满是跑者的长长的红色小径，大笑着跑去学校的孩子们。在动身来纽约的前几天，我打电话给比阿特丽丝询问近况。

“我很好。”她说。她听上去很高兴。我问她用里瓦的奖金干了些什么。她说她买了台电视，付了五个月的房租。

“剩下的我都给我母亲了。”她说。

有人走了进来，那人对杰弗里·穆塔伊轻声耳语着。他看着我。“乌伽黎已经准备好了。”他说着站起了身。他旁边的女人是卡罗琳·基雷（Caroline Kilel），她也站了起来。杰弗里和卡罗琳都是这年春天波士顿马拉松的冠军。第三个肯尼亚人也是个女人，她站着原地不动。我不认识她。她说她叫卡罗琳·若提克（Caroline Rotich）。她是个肯尼亚跑者，所以她一定赢过什么比赛，我揣测到。

“你赢过什么比赛？”我问她。

“我今年赢了纽约半程马拉松。”她说。但这是理所当然的。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决定要在跑赛中戴手表。我将它设成每6分40秒响一次——2小时55分的马拉松成绩的每1.6公里所用平均时间。那意味着要一气跑两个接近我的半程马拉松PB的半马，尽管有伤，我却觉得我能做到。那个半程成绩是在肯尼亚跑出来的，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比赛的头3.2公里路程沿着宽阔的韦拉札诺海峡大桥（Verrazano-Narrows Bridge）上下起伏，在那里可以看到曼哈顿城区在地平线上沐浴于阳光之中。我领先于计划时间跑完了第二个1.6公里，但我感觉还不错，于是决定继续下去。我不想受手表的操控，我想到，奇怪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戴着表。但每跑完1.6公里，我都会检查一下时间，而每跑完1.6公里，我都更加领先于计划的2小时55分成绩的时间表。

全程中都有人群为我们加油助威。当有跑者用一个击掌、一记挥手或者其他什么回应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但我试图专注在跑步上。纽约城的喜剧演员写了不少标语，其中一条写道：“你们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另一条写道：“你耐力真棒。打电话给我。1-834-768756。”还有一条写道：“在我们心中，你们都是肯尼亚人。”

就在我以不错的配速行进着的时候，遥远的前方，肯尼亚人正在为全世界上演另一场表演。杰弗里·穆塔伊在托比·坦泽的意面派对上吃完乌伽黎后精神抖擞，遥遥领先地获得了胜利，将赛会纪录打破了两分多钟。这是令人震惊的一年，这年里的每一场马拉松大赛都由肯尼亚人夺冠，并都创下了新的赛会纪录。如果他们以前就很优秀，那么他们现在更加炉火纯青了。

我那来自“一对一”训练营的老朋友伊曼纽尔·穆塔伊以第2名完赛，他也打破了赛会纪录。我好奇远在埃藤的克里斯会怎么想。他已经不再是纽约历史上第五快的人了。

女子比赛中，曾在她狭小的起居室里跟我害羞地聊过天的玛丽·凯特尼，像个疯狂的出租面包车司机一样冲出了起点，以世界纪录般的配速奔跑着，一路上她一直同其他女选手拉开三分多钟的差距，直到终点前才被人追上并被超了过去。这是场勇气十足的奔跑，赢得了许多观众的衷心赞赏。

沿着第一大道前进的时候，我仍然稳稳地跑在我的目标时间内。路两边拔地而起的高楼让我顿觉自己的渺小，但脚踩着坚实的土地、呼吸着凉爽空气的这种感觉真好。吸取了在里瓦口渴难忍的教训后，我随身带着充足的水，跑到29公里的时候，工作人员递给我们的都是能量胶，我拿了两个。

继续跑着的时候，标距要比我预想的出现得更快，但我渐渐开始慢了下来。我富余的时间正在逐渐减少，手表的响声越来越接近于标距，我把它们当作继续加速的提醒。“加油！”我这样告诉自己。我加快了速度，越过了几位跑者，发现了前方一个配速不错的人，于是就紧随在他后面，尽量不让自己踩到他的脚跟。我要将爱的诵念留待急需时再用，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已经跑进了中央公园，开始逼近终点线。跑到最后一个拐角的时候，我脸上堆满了止也止不住的笑容。我闭上眼睛，向着天空抬起了头，伸展着双臂，情不自禁。人群向我欢呼着，拥抱着我凯旋的那刻，我知道我做到了。当我恰好以2小时55分的成绩跨过终点线的时候，我已经征服了这场3小时内的马拉松。

然后，情感开始爆发了。我几乎站立不住，小腿正处于剧痛之中。一个女人扶着我，将我扶到了终点旁的VIP区——认识托比真好。那里东西并不多，只有几张椅子、一箱苹果和几瓶饮料。太阳正照耀着。我刚刚跑完了纽约马拉松。狂喜像毒品般流过我的血管，在我的体内汹涌着。一个男人站在门边，像喜气洋洋的街头公告员般道尽了我们所有跑者的缘由，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这所有一切的缘由。他看到我连走路都困难，便用他浓重的纽约口音堂而皇之地宣布道：

“欢迎来到天堂。”

[1]①皇后区大桥（Queensboro bridge）：位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译者注

[2]②东河（the East River）：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市内的一条潮汐型海峡。 ——译者注

【致谢】

我最先并且最需要感谢的人是你，玛丽埃塔。在某些方面，我感觉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写了这本书。你自始至终坚定地影响着我，你的冒险精神、你的坚持和你的善良都是非常宝贵的。

其次，我要感谢我美好的孩子们，他们像三个超级小英雄一般从容地应付着这所有一切。

还要谢谢我的向导和导师，戈弗雷·基普罗蒂奇，你是世上最帮得上忙的人，一个真正的朋友。

谢谢“埃藤镇猎狗队”的其他队员们，尤其是克里斯和贾费特，谢谢他们的帮助，并谢谢他们前去参赛。

谢谢乔菲和阿拉斯泰尔鼓励我们来肯尼亚，并在我们初到肯尼亚时照料我们，还把东非最让人梦寐以求的车借给了我们。

谢谢雷和多琳的热情好客，让我们在内罗毕时住在他们奇妙的“跳蚤之家”里，还帮我联系到了戈弗雷。

谢谢安德斯在基姆比亚训练营里一直以来的陪伴，谢谢奇贝特大娘供应的源源不断的米饭、豆子和乌伽黎，谢谢艾萨克·艾鲁士（Isaac Arusei）让我觉得自己那么受欢迎。

谢谢“一对一”训练营的米歇尔·博埃藤（Michel Boeting）和所有让人不可思议的运动员们。

谢谢弗洛拉帮我们全家手洗了所有的衣物，还和奥西恩成为了那样好的朋友。

谢谢埃藤凯普秀（Kapshow）的希尔达、布伦达、莫琳、琳达和所有其他的孩子们，谢谢他们对莉拉、乌玛和奥西恩的善意和友情。

谢谢杰夫（Jeff）和凯里（Carey）、乌胡鲁（Uhuru）和阿波罗（Apollo）组织的训练跑、意大利面和孩子们的玩耍约会。

谢谢凯莉·福尔克纳（Kelly Falconer），她曾经是个编辑，谢谢她花时间将我指引到了正确的方向上，虽然我们不曾谋面。

谢谢我的经纪人奥利弗·芒森（Oliver Munson）看到了这本书的潜力，把书拿了过去，还把书卖得这么好。

谢谢我的合作编辑萨拉·萨维特（Sarah Savitt）和瑞安·多尔蒂（Ryan Doherty）分享我的所见，以及对原稿进行技艺纯熟的修改。

谢谢贝蒂（Betty）和罗宾（Robin）从一开始就那么支持我。

谢谢我的父母瓦尔（Val）和约翰（John）带着冒险意识将我抚养长大。

谢谢普仁罗华让我看到了其他一切事情的起点。

最后，我要谢谢其他所有曾经在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尤其是内罗毕穆海咖俱乐部（Muthaiga Club）的斯图尔特（Stewart）和琼·维奇（June Vetch），克里斯和卡罗琳·索利斯（Caroline Thouless），里瓦的斯瑞考伊训练营（Sirikoi Camp）的威利（Willie）和苏·罗伯茨（Sue Roberts），里瓦的南希（Nancy）和罗西（Rosie），萨马尼·萨姆维尔·印达西（Samani Samwel Indasi）和他的马术师团队，特拉·普拉纳（Terra Plana），克里奥观景的皮特（Pieter），HATC的劳娜·基普拉加特和皮特·朗格豪斯特（Pieter Langerhorst），玛格丽塔·诺斯-刘易斯（Marguerita North-Lewis），埃尔多雷特高尔夫俱乐部的保罗修士，小卖部店主杰弗里、他的兄弟亨利和我们在埃藤凯普秀的其他友好的邻居，守夜人亚历克斯，肯（Ken）、埃德温（Edwin）、雷蒙德、埃利乌德和“快跑”训练营的其他成员，汤姆·基普罗普·佩恩，科尔姆修士和伊恩·基普罗诺，菲利普·基普琼巴（Phillip Kipchumba）和他在恩贡的训练团队的其他成员，塔拉（Tara）和尼尔（Neil），佩特拉（Petra），内罗毕华德福学校，亚的斯亚贝巴的摄政酒店（the Regency Hotel），塔德勒·杰乐缪·穆鲁格塔（Tadele Geremew Mulugeta），威廉·科伊拉先生及太太，西蒙·比沃特（Simon Biwott），埃藤的日出学院，纳纽基（Nanyuki）的布瑞本学校（Braeburn school），萨拉·沃森（Sarah Watson），“一对一”训练营的按摩师西蒙，汤姆·拉特克利夫（Tom Ratcliffe），里基·西姆斯，迈卡·科格和其他住在特丁顿的运动员，托比·坦泽，安（Ann）和赫布·库克（Herb Cook），还有我的两个兄弟吉瓦（Jiva）和葛文达（Govinda）。

【后记】

几个月后……

“芬恩。”一记停顿，然后，电话在我耳边劈啪作响。“芬恩，我是贾费特。戈弗雷说签证有个问题。”

我站在窗口，在我德文的家里。屋外，光秃秃的树枝在阳光下战栗着。孩子们正在厨房里烤纸杯蛋糕。埃藤，和它灰蒙蒙的小径以及成群的跑者一起，正在转变为一段遥远的记忆。

因为里瓦马拉松的出色表现，贾费特和比阿特丽丝都受到了邀请，去荷兰参加2012年的乌特勒支（Utrecht）马拉松。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突破，是埃藤每个有抱负的跑者梦寐以求的事情——出国参加比赛。但首先，他们得拿到签证。

要搞到前往欧洲旅行所需要的文件最终成了一套棘手的操作，都能封它个代号了，这其中包括由“可靠”的海关官员来保存护照，从乌干达高速公路上打来的匆忙电话，以及贾费特睡在内罗毕机场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的地板上，身上只盖着他的夹克。

但两周后我在这儿，和彼得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Schiphol）机场的入境大厅里等待着贾费特，彼得是《跑出肯尼亚》的荷兰版的出版商。遗憾的是，比阿特丽丝没能拿到签证。

“我希望他成功上了飞机。”我们看着许多肯尼亚人走出阿姆斯特丹的入境大厅的时候，我对彼得说。人群中晃动着大大的微笑，时髦的夹克，金表。但没有贾费特的踪迹。接着走出来的是肯尼亚航空的员工。还是没有贾费特。

突然，彼得向空中一指，广播里在叫他的名字。

贾费特被海关官员拦住了。他没有带任何行李——除了一个装着破破烂烂的跑步鞋的网袋，他穿着从埃藤的二手市场里买来的旧衣服，拿着封信，声称自己是一名精英运动员，下榻在乌特勒支价格昂贵的豪藤酒店（Houten Hotel）里。这一切都看上去可疑极了。

十分钟后，他睡眼惺忪地从自动门那儿走了出来，彼得和一名安全官员分别走在他左右两边。他看着我，微笑了起来。

“欢迎来到欧洲。”我说。

我们穿过机场往彼得的车那儿走，他对一切都惊奇地左顾右盼着。“你的国家很漂亮。”他说，小心地迈着大步，仔细聆听着。这是一个雕花玻璃的世界，灯光斑驳，地面亮堂，充斥着西方富裕生活平静而甜蜜的气氛。

“在活动地板上走路我有点费力。”他笑着说。就在几分钟前他走在那些漫长的走廊里的时候，他还在祈祷自己不要被拦住，现在再想起这份不确定却已经没有丝毫惧意了。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比赛的前一天，我接到一个打到酒店房间的电话。是肯尼亚人。除了贾费特外，还有两名肯尼亚人在这儿准备参加马拉松。他们是薇奥拉·基梅托（Viola Kimetto）和文森特·基普科莫伊（Vincent Kipkemoi）。薇奥拉几年前赢过这场比赛，文森特是2011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冠军卡罗琳·基雷（Caroline Kilel）的丈夫。我们大家准备一起去跑个轻松跑。

我们沿着酒店的唯一一条路慢慢跑着，穿过一个郊区住宅区。那是一个宁静的周日上午，懒洋洋的灰色天幕像条毯子似的罩在城市的上空。所有房子和花园看上去干净利落，有着修饰过的树篱和树丛、整洁的小篱笆和齐整的草坪。那三个肯尼亚人对此惊奇不已。贾费特咧着嘴笑着。他不仅喜欢待在这里，也很喜欢和他的肯尼亚伙伴待在一起。他们一起指着遛狗的人们。这场景突然变得奇怪起来，所有这些默默行走的人们，牵着他们的狗。

“他们有些人甚至把狗养在家里。”薇奥拉告诉贾费特，贾费特看着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跑步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慢跑者，我们跑过时他对我们笑了笑。但大部分时候周围都很安静，只有成排的房屋。

“你的国家很漂亮。”贾费特再度对我说。

“他打算穿着牛仔裤跑吗？”比赛前半小时，贾费特和文森特一起出发去做热身的时候，一名工作人员问我，笑容里有种嘲讽的味道。

布鲁克斯制鞋公司（Brooks）同意赞助贾费特参加这天的比赛，他们从马拉松博览会他们自己的展台上拿了一双新鞋给他，还有些比赛时穿的跑步服。前一天晚上，贾费特给我看了他从肯尼亚带来的鞋。这些鞋比他的脚大了三个尺码，磨损严重，鞋底都秃了。城里下雨的时候，感觉就像是穿着溜冰鞋跑步。

然而，出于某些原因，布鲁克斯没有给贾费特提供运动裤，于是当运动员们出发去热身的时候，贾费特还穿着他的牛仔裤。

那天早上在酒店里的时候，比赛组织方跟运动员们要他们的私人水瓶，好带到补给站去。三十多个精英运动员，每个人都递过去一个塑料瓶，瓶子里装满了经过试验和测试的能量饮料。贾费特看了看我，我以前也从来没这么干过，脑子里压根就没想过要准备饮料。他的全部补给就只有一条过了期的能量胶，是戈弗雷以前给他的，他把它塞在了短裤的束腰带里。

“赛道上会发水的。”我说。

于是，他站在比赛起点的队列里，周围尽是身材高大的东欧运动员和荷兰运动员，他们的教练正拥在他们身边，进行着最后的指示，他们的饮料正在赛道上等待着。贾费特脸上带着一种茫然，好像一个刚刚下山来的可怜羊倌，发现不知怎么地时间已经过去了两百年。

然而抛开所有这些，其他运动员都小心地提防着他，因为贾费特有一项大优势——他是一个肯尼亚人。

比赛在狂风大雨中开始。贾费特这辈子都没经历过这样的寒冷。他踉踉跄跄地迈着大步，跟在配速员的身后慢跑着，而我进到了运动员区，在一个大屏幕上观看着比赛。

比赛前期，只有当地人的最爱奥法特·莫兰胡伊斯（Olfert Molenhuis）跟配速员跑在一起，贾费特跑在第二集团，落后了大约二十米。我看到他在四处张望，奋勇前进着，一脸惶惑，仿佛他正在试着想起要干些什么。在这个新世界里，跑步还是同一回事吗？

几公里后，他跑到了第二集团的前面。他和文森特跑在一起，他们两个一起在缩小和领跑者间的差距。

“你是个跑者。”那天早上他们准备离开酒店的时候，文森特跟他说，“无论在欧洲还是在肯尼亚，都是一样的。你只管跑。”这会儿，他似乎想起了这些。

又过了几公里，电视画面切到了同时进行着的10公里比赛，于是我走开去马拉松博览会看了看。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其中一个教练。

“你的人情况不是太好。”他告诉我，“他掉到了后面。”我的心稍稍往下一沉，但并不真的感到吃惊。贾费特是个最好成绩是2小时28分的马拉松新手跑者。各种借口在我心里纷至沓来。天气要比他了解的更加寒冷；他已经吃了两天奇怪的食物了；出发前夜他睡在内罗毕机场的地板上。当然没法指望他跑好比赛。

我坐回去观看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时候，摄影机正跟着跑在第四位的选手，来自捷克共和国的彼得·佩切克（Petr Pechek），他的帽子向前倾斜着，正好戴在一个诙谐的角度，让他看上去就像卡通片里的醉鬼。摩托车摄影机接着沿着路面推进，搜寻着第三名跑者的身影。它似乎开了好几公里，直到发现了前方跑在一起的三名领跑者。随着它的靠近，我意识到贾费特是这三者之一。

他紧紧挨在荷兰人奥法特·莫兰胡伊斯和乌克兰人亚历山大·巴巴利卡（Aleksandr Babaryka）这两具高大的身躯后面。他看上去很平静，跑步的时候眼睛似乎是闭着的，他跟着两名领跑者，靠着他们来遮挡风寒。

我听不懂荷兰电视台的评论，但我能听出来他们正在谈论贾费特。他们可能正在试图弄明白他是谁。摄像机被拉到了他边上，从拉近的画面上看到，他正在摆弄短裤上的抽绳。绳子被绑成了一个松垮垮的结，就像摆在商店里展示的那样。他显然正在试图系紧它，但做不到。

在我坐着的房间里，人们聚拢在屏幕前看着比赛，那三名跑者正一言不发地逼迫着自己跑过那灰蒙蒙、湿漉漉的郊区，两名高大的金发欧洲人和长着龅牙的小个子肯尼亚人在体型上的巨大差距加强了某种戏剧效果。三名跑者一起以2小时8分的成绩跑过了39公里。只剩下3公里多了。接着，一切都乱了套。

当他们跑过最后几公里赛道上的人群时，贾费特落到了领跑者的后面，越跑越慢。他现在一脸苦相，睁大着眼睛，眼神飘忽。

“我一点儿水都没喝。”他后来告诉我说，“天太冷了。”他还对风雨进行了一番抱怨。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迷失在了那些铺着鹅卵石的荷兰街道上，正如这次繁琐的旅行给他带来的困扰，让他应接不暇，无所适从。当他跑向终点、跑完这条又长又直的道路的时候，他看上去不知所措。这不是一个赛跑的男人，而是一个失落在不再有意义的奇异梦境里的男人。

他最终用十三分钟跑完了最后三公里多，跟我的马拉松配速差不多。又有两个跑者超过了他，先是那个曾经落后了好几公里、戴着诙谐帽子的捷克跑者，接着，另一个跑者在终点线上超过了他。他举着双臂越过了终点，仿佛赢得了胜利。

贾费特在最后三公里的退却让他损失了700欧元——第三名和第五名奖金的差值。他最终赢得了300欧元，但足够他在埃藤维持六个月的生活了。但他似乎并不在意钱，反而止不住地咧嘴笑着。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我们坐在酒店里，有人问贾费特结婚了没。

“没有。”他说，“我还只是个男孩。我告诉我父亲我梦想出国旅行，跑大比赛，见识见识别的国家。”他看着我们，脑海里仿佛拉起了一块风帆。

“这是我的梦想。”他说，“这，现在，是我的梦想。”

2012年的跑步盛事自然是伦敦奥运会。肯尼亚队大摇大摆地来到了镇上。他们在2011年的马拉松主要赛事和世界田径锦标赛取得绝对主宰之后，肯尼亚体育协会的头头荒唐地预言，肯尼亚能在800米以上的所有项目中都拿下金银铜牌——光是跑步项目上就有36块奖牌。这种虚张声势最后反过来让他自食其果。

肯尼亚队里的许多跑者都是我在肯尼亚的那六个月里认识的。首先是维维安·切鲁伊约特，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伦敦西南部的特丁顿的那幢房子里。作为2011年的三料世界冠军，她是第一项径赛决赛、女子10000米项目的冠军有力争夺者。然而，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两届奥运会冠军、埃塞俄比亚的蒂鲁内什·迪巴巴（Tirunesh Dibaba）经过两年的伤病治疗后已经恢复了状态。

比赛很快就演变成了埃塞俄比亚人和肯尼亚人之间的战斗，但是当迪巴巴在还剩一圈的时候发动起她传奇性的长冲刺时，维维安挣扎着跟上了她，后来她在非终点直道上逐渐落后，被她的队友超了过去。最后她只能勉强拿了块铜牌。

一周后的5000米比赛中，维维安予以了回击，她在终点线上险胜迪巴巴，但也只是拿了块银牌。这又是一项由肯尼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称霸的比赛——前六名都由她们取得，这场比赛再度由一名埃塞俄比亚选手摘得了金牌。

女子马拉松比赛中肯尼亚的遭遇也没有好上多少。玛丽·凯特尼曾在一个下午在她邻近埃腾的住所里用橙汁招待过我。在几个月前的伦敦马拉松中轻松卫冕后，她显然是众望所归的金牌获得者，但她最后严重掉速，只获得了第四名。又是一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了金牌。

在肯尼亚这边，不满的呼声开始浮现。有媒体谴责肯尼亚奥运委员会管理团队的方式，教练们被禁止在奥运村里看望运动员，与此同时，1500米的男选手们出发走上了赛道，展开了战斗。

我第一次遇到尼克松·切普瑟巴是在他出国比赛的第一个赛季前，那时，他刚刚打破埃尔多雷特当地的跑道记录。他的教练大赞他的潜力，说他身上拥有某种自信，使他即便置身于所有成功的运动员中也能脱颖而出。

然而在2011年，尽管他是那年世界上跑得第三快的1500米跑者，却没能入选肯尼亚队参加世锦赛，而他的队友们在世锦赛中获得了金牌和银牌。

2012年，他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他在国家选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于是稳稳地进入了奥运代表队。包括切普瑟巴在内，他们这支伦敦战队拥有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三个男人，肯尼亚队对这项比赛抱着殷切的希望，希望能够斩获前三名。

但是，可悲可叹！奥运会之后，肯尼亚队对他们团队的表现失望至极，政府还因此进行了公开听证。而搞得最砸的比赛就是男子1500米。

切普瑟巴习惯了跑在配速员身后，他似乎不知道是该坚持这样的策略，还是打破惯例冲到前面。他没有跑出最好的冲刺，没有展开果断的行动，而是宁可在前方阵列徘徊着，以沉稳的配速领导着比赛，自己为自己设局，让自己陷入了在最后一圈中几乎被所有人超过的局面。他最后获得了第十一名，跑在他的队友、前奥运冠军阿斯贝尔·基普罗普前面，阿斯贝尔获得了最后一名。

与此同时，在报纸的各种指责和揣度中，科尔姆·奥康奈尔修士低调地回到了埃腾，躲避着来自世界各地媒体的电话。在他的得意门生大卫·鲁迪沙踏上800米的决赛跑道的前几天，我跟他进行了一次谈话。

2010年，鲁迪沙在一周内两度打破800米的世界纪录。接着，在2011年，他在世锦赛上获得了他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在世界水准的赛事上有三件事是你能够在运动领域达到的。”科尔姆修士告诉我，“鲁迪沙已经达成了两项，还少一项。赢下奥运会可以让他声名不朽，他知道这一点。”

奥运会之后，很多人过来跟我说比赛的亮点是看大卫·鲁迪沙赢下800米。“这是几近崇高的。”许多天后我的邻居告诉我，依旧难以置信般地摇着头。

比赛阵容强大，开赛时鲁迪沙像列火车般冲在了前面，以49.28秒艰难地完成了第一圈。然后他继续发挥着。他优雅地奔跑着，带着一种在圣帕特里克高中前的足球场上磨炼出来的风格，和他的队友排成一列奔跑，跟随着跑在前面的运动员的节奏，前前后后，反反复复，一切都被科尔姆修士警醒的眼睛看在眼里。鲁迪沙是科尔姆修士在肯尼亚35年的运动员教练工作的成果，他所学到的每一件事都在奔跑的时候展现了出来。在2012年的8月9日，一个温暖的夜晚，全世界都带着全然的敬畏坐观了这个结果。

鲁迪沙以1:40:91的成绩跨过了终点线，这是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在一场奥运会决赛中诞生。他在整场比赛中都跑在前面，他不需要配速员，他就是配速员。实际上，参加比赛的八名跑者中有七位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有三项国家记录被打破。

“尤赛恩·博尔特（Usain Bolt）很棒，但鲁迪沙堪称华丽。”这是2012年的奥运会组委会主席科勋爵（Lord Coe）的评断，科勋爵还曾两度获得过奥运会1500米冠军。

科尔姆修士回到他在埃腾的家，在电视上观看了这场比赛，他用“典范”来形容这场表演。几天后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说：“比赛后我有一种解脱感。对于我们两个几个月来所作的准备和牺牲，这是个公平的回报。”

而他又是如何庆祝的呢？

“我去克里奥景观饭店安安静静地喝了一杯。”他说。

奥运会最后一场比赛是男子马拉松。2011年世界上跑得最快的25个人全都来自肯尼亚，这本该是他们的至高荣耀。当然，首要问题是从那25人中挑选出区区3人，因为每个国家至多只允许派三名运动员参赛。肯尼亚和世界媒体对这个难题心醉神迷，每个人都发表了谁应该成为这前三名选手的观点。

最后他们选中了世界冠军阿贝尔·基鲁伊（Abel Kirui）、贾费特所在的“道路尽头”晨跑训练团体的老大威尔逊·基普凯特，以及伊曼纽尔·穆塔伊，他曾是我的训练伙伴。

他们没有挑选在2011年打破世界纪录的帕特里克·马卡乌（Patrick Macau）和2011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及纽约城市马拉松的冠军杰弗里·穆塔伊，这一点颇有争议。

“在这个国家里，任何跑者都和其他跑者一样优秀。”当争论甚嚣尘上，肯尼亚体育协会的头头相当轻率地如是说。

人们预期最大的威胁像往常一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但这是奥运会，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说回到那天在卡普塔伽特，我在卡车的后车厢里亲眼目睹了伊曼纽尔·穆塔伊在38公里的训练跑中从容地在道路上飞奔，唯一接近他的运动员是一个叫斯蒂芬·基普罗蒂奇的乌干达人。

再早几周，我在附近另一个训练营里和戈弗雷一起遇见过他。那是一个安静的日子，大部分运动员都在睡觉，或是在什么地方转悠着。基普罗蒂奇和他的教练坐在一起，教练把他介绍给了我们，说他是“其中一个年轻人”。戈弗雷被逗乐了，他俩的名字都是基普罗蒂奇，意思是“出生在奶牛回家挤奶的时候”。

“你知道的，我们肯尼亚人必须小心这些年轻的乌干达运动员。”戈弗雷告诉我，基普罗蒂奇正咧开嘴羞涩地笑着，“他们正变得很强。”

戈弗雷的话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因为奥运会以肯尼亚的又一个意外落败告终。正是这个乌干达人斯蒂芬·基普罗蒂奇，在肯尼亚人每一次的加速中都顽强地紧跟着，他最后终于冲将出来率先越过了终点线。

男子马拉松的颁奖仪式是奥运会闭幕式的核心环节。在伦敦所能给予的所有激动、喧嚣和色彩中，一位来自乌干达的羞涩年轻人站上了领奖台去摘取他的金牌，左右两边各是一名肯尼亚人。基普罗蒂奇从十七岁起就离开了乌干达的家，前往肯尼亚进行训练，现在，与肯尼亚人共同奔跑了六年后，他在这儿站上了世界之巅。

或许我应该在肯尼亚待得更久一点。